Chapter_1

杨渡：看，那个汉子！——关于野夫 - 2 -

山川何处走豪杰，弦管谁家奏太平 - 2 -

余世存：在散文的形式里招魂——序野夫先生的《尘世挽歌》 - 4 -

江上的母亲 - 15 -

别梦依稀咒逝川——悼故友如波 - 18 -

生于末世运偏消——幺叔的故事 - 26 -

坟灯——关于外婆的回忆点滴 - 31 -

瞎子哥 - 37 -

大水井的守望者 - 38 -

组织后的命运 - 40 -

地主之殇 - 54 -

是非恩仇二十年：熊召政和我必须面对的末日审判 - 64 -

卿本佳人 奈何做贼 - 68 -

残忍教育 - 71 -

童年的恐惧 - 74 -

那一代与这一代的遭遇 - 78 -

鸡的故事 - 79 -

大德无言——记老校长刘道玉 - 80 -

闲话易中天 - 81 -

闲话王朔 - 84 -

酷客李斯 - 87 -

革命时期”的浪漫 - 92 -

球球外传 - 96 -

2006岁暮致我的所有看官 - 103 -

香格里拉散记 - 104 -

颓世华筵忆黄门 - 113 -

紫竹院三记 - 116 -

味蕾上的乡愁 - 118 -

不黄不足以平民愤 - 119 -

二十年来余一梦 - 121 -

湖山一梦系平生 - 123 -

在人艺看观众 - 124 -

无边的门和一个诗人 - 125 -

杨渡：看，那个汉子！——关于野夫

作者：台湾 杨渡

一．

有一种人，站在那里，你就会看见强烈的个人风格。如吴冠中穿着朴素的白布衣，站在画作前，敏锐而干净的眼睛，对艺术有着宗教般的安静与专注，让我想到敦煌时代的老画工转世。他站在那里，分明是一种风格。

初见野夫，是在一个奇特的场合。

2001年，一个上市的文化出版集团在北京的一所占地甚广的四合院，召开文化界的招待会，野夫作为出版部门负责人，接待来自港台各地朋友。野夫曾是六四的落难者，流浪江湖无以为生，最后落魄到北京，作地下出版谋生，终于得见「天日」，朋友都为他高兴。他穿着类似军服的草绿上衣，五分平头，朴素安静，在四合院里，几分客气，几分生涩的招呼来客。

即使那场合中有一种文化人云集的气味，但野夫给人的感觉异常分明：「看，这里站着一条汉子！」古老沈静四合院都不能掩盖他那古老的游侠气质。

后来多次见面，通过野夫结识不少江湖朋友，多是中国南北各地流浪的墨客奇侠，人人拥有一番离奇身世，颓废高亢，低吟流连，以笔为剑，诗酒当歌，漂泊无迹。由于对时局的无奈，他们有时自称为「垮掉的一代」，但时而对酒放歌，独自沈吟，江湖心事仍有难掩的昂然怒目。

后来野夫流浪各地，辗转北京、云南、四川各地。在这个流浪的江湖里，野夫有一种不同的气质，那是介乎古之「侠客」与今之「颓废派」之间的特质。然而这个侠客终究以笔为剑，写下这一本散文集。

二.．

散文是一种久已不被重视的文学形式。鲁迅以后，散文大体以轻灵见长。然而野夫这一本散文集却是一个例外。它是重中之重。文字的凝炼，内容的深沈，情感的真诚自制，是近年少见的。在汉语的书写历史中，它应该被认识到。

尤其，在讨论政治的文章中，多有所谓批判他者，却少有深沈的自省。然而野夫却连同自己的童年教育，自身的残酷本性，家世的离奇遭遇，都一一拿出来细细审视，深情凝视，直到在这细致的理析中，看见人性的幽微，理性的渺茫，世间的无情，历史的残酷，以及「组织」的冰冷。这是野夫散文有别于其它散文的地方。它用鞭子打这世界，也鞭打自己的内心，并以此，指向体制与组织，以及时代里还未泯灭的良知。他绝对不只是指向他者，而是人性中更深沈幽微的所在。

更奇特者，他的散文，有一种刚正之气。让我彷佛看见一个剑客，当浊世滔滔，早已遗忘了是非黑白的界限，他还站在那里，浑身浴血，坚持人间的爱恨情仇，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把话说分明，没有打混的余地。即使他是最后一个剑客，也要战到最后一刻。

这散文，是剑客的独白，是正气的坚持，也是孤独的狼的夜歌。

三．

2008年春，初见野夫的「挽歌」，便明白这是一本应该被留下来，且必然传之于世的好文。现在，它终于在台湾面世了。

世间文字有重与轻之别。一如鲁迅与沈从文。重者如烈火、烈酒；轻者如微风与绿茶。这一本散文，是烈火，是让人燃烧起来的酒。现在，请世间真性情的人，干了这一杯！

【作者杨渡，系台湾当代著名诗人，社会活动家，国民党前文宣部长，马英九竞选团队高级幕僚，现为两岸文化交流基金会常务副会长】

山川何处走豪杰，弦管谁家奏太平

野夫《尘世?挽歌》序（作者：章诒和）

2008的年初，一个从事出版业的朋友向我推荐一本书。我们相约在建国门友谊商店里的星巴克咖啡店碰面。寒暄几句，她便从手提袋里拿出了野夫的《尘世?挽歌》。

接过一看：无出版社，无书号，无定价，白封面，白封底。我说：“这不是白皮书吗？”

我们会心一笑。彼此心里清楚，所谓的白皮书，即官府取缔的“扫黄打非”中的“非”类读物。严厉打击的，就是“非”类。

朋友说：“愚姐，建议你看看。这是散文集，看几篇就行。你肯定喜欢。”

我们各自喝完饮料，聊了几句，随即分手。

翌日下午，我打去电话。说：“你推荐的书，让我一夜无睡，让我痛哭流涕……我要认识那个叫野夫的人。”

5月中旬，发生四川大地震。下旬，我在北京见到了野夫。他个子中等，岁数中年，相貌中平，举止介乎文人、工人之间。不顾在座的其它朋友，我一把将拉他到自己身边，高声道：“我是你的粉丝！”他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见茶几上摆放着四川受灾的图片，我问：“你去四川抗震救灾了？”

答：“是的。我这次到北京是为募集救灾款。”

原来这年春天，野夫去四川德阳市罗江县的农村搞社会调查，恰遇地震。见损失惨重，决定留下来参与救灾。图片是他拍的，图片上的文字是他写的。从几句简单的介绍里，我知道了他的辛苦和能力，仁慈与悲悯。野夫不同于我，他不仅是写者，他还是行者。

果然，他主持了一个几百人的演讲会，介绍灾区的真实境况。之后，为罗江募集了近200万现金，成立了一个罗江县精神重建基金会。再后，组织灾区农民开展精神重建活动，搞基层民主建设实验。野夫还培训当地农民自编、自演、自导电视短剧。片子完成，拿到县电视台播出，百姓们高兴；拿到外面，即在（2008杭州）国际传媒大会上获得抗震救灾纪实片一等奖。最近，他告诉我：自己之所以去农村深入调研，做些实际工作，是准备写一部书《大地生民——中国基层政权运作现状的观察与忧思》。他一直想弄清楚我们这个后极权政府的稳定秘密，而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就只有从基层政府入手，发现并研究其内部运作方式及内幕。他又说，这是一部社会学意义上的田野调查报告，而非报告文学之类的玩意儿。野夫不同于我,他不仅是行者，他还是思想者。能做他的粉丝，我很得意。

野夫，土家人，重感情，硬汉子。九个字的概括，注定其人生艰辛且曲折。十六岁年纪，给女同学写情书被告发，天天检查，学校罚站，父母责打，野夫以死相拼。自杀未遂，醒来后写下血书：不考上武大（武汉大学）此生誓不为人。他是鄂西土生土长，视武汉大学为教育圣地。1986年，因“地下写作”的名分，令武大中文系系主任青眼相加。大学毕业后，野夫来到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政治处工作。本可以科员、科长、副处地拾阶而上，过着好日子。偏偏他明大理、重大义。于是，人生拐点发生在了1989年。得悉血腥镇压情况的当夜，血性的野夫听从良心的召唤，当即写下抗议和辞职报告。辞职报告里说：绝不做独裁政府的鹰犬和刽子手。在给公安局局长的信函里讲：这个内心善良清醒的人已经去世，谨此哀悼。次日上午到局里留下报告和警用配置，离开海南，千里单骑，向北漂泊。大追捕中，为营救掩护旧日兄弟出海逃亡，他自己成为了追捕对象，也开始了逃亡。1990年落入圈套，脱下警服的人穿上了囚衣，以“反革命泄密罪”判处六年徒刑。1995年出狱。服刑期间，父亲癌症去世；出狱之后，母亲投江自杀。1996年正月，野夫独自来到北京打工。这十余年间，给别人编书无数，而只有《尘世?挽歌》是属于他的。

二十年前那场带血的风波对一些人是心结，对更多的人是淡忘。开枪的军队与无辜的学生，于记忆中是一样的模糊。偶尔小聚，谈及“八九”，自己都觉得是个白头宫女。现在已无人为重大的历史挫折而焦忧，眼下最揪心的事是挣钱，买房，就业，就医，留学。这能怪谁呢？我们一起浮躁，一起世故，一起健忘，一起实用。这个民族已然入睡，谁来唤醒？政府吗？就是它唯恐大众不愚不蠢。富人吗？与权势合谋捞钱唯恐不多不快。那么，知识分子呢？请问，我们还有知识分子吗？当年“八九”风云人物，也几乎百分百地自我淘汰了。去年有一封公开信流传深广，信里说：我们在等候，等候中国出个叶利钦；出不了的话，时代会制造一个叶利钦来！这话，我不信。因为中国专制文化的长久与全面，已彻底泯灭了中国人的灵魂，彻底泯灭了中华民族之精神。

“山川何处走豪杰，弦管谁家奏太平。”（摘自野夫诗“89无题三章”）我是很悲观的！所幸在悲观中我认识了野夫，所幸还有像野夫这样的人，在社会底层默默做事，苦苦寻觅。他这样的人也许象征着未来，寄托着希望。

今天，当我们的文人艺术家都争作“圣洁天使”的时候，野夫的文字却来扮演魔鬼，发出凌厉的声和另类的光。这是当今尘世中的挽歌。我不觉得他是在写作，他在跟我说话，也是独自沉吟。笔下那些砍断骨头连着筋的血亲，是怎样被一节一寸地搅碎榨干；那些美妙温软的情感，是怎样被一阵一阵的风雨冲光刮净——我读到的是他的心，看到的是他的泪。那独立之姿，清正之气，令我心生庄严。

如果说诗歌是面对天空的话，那么散文就是面对大地了。野夫的作品正是由哭泣的大地孕育出来的。微风漾水，淡霭凄林，有着很丰富的人生意味。他的写法，很传统。我说的传统是指他的胸襟，意绪，文思以及相对应的句式，布局和节奏。每一篇，都像块状物那般结实。情感浓烈，但有控制。文字朴素，又带着优雅。对人的描写采用线性白描法，对事物的思考也是东方式的，围绕着主脉一路探究、追述下去。作品是简单里有复杂；文字是平实中有华采。中国文学传统深厚，而非落后。能继承下来，真是要下些工夫的！

我以为：作品达到什么档次，就要看作者心灵是个啥档次了。因为心灵就在文字的后面！野夫的心灵就在文字的后面。

社会禁锢，思想钳制，要靠个人坚持！坚持了，你就可以免于庸常，免于沉没。

2009年2月于北京守愚斋

余世存：在散文的形式里招魂——序野夫先生的《尘世挽歌》

——序野夫先生的《尘世挽歌》

如果我的记忆没错的话，从《别梦依稀咒逝川》开始，土家野夫从深夜的孤独里抬头，开始了他独特的散文言说。这个深夜必以酒引睡的酒鬼，这个“一流的朋友、二流的情人、三流的丈夫”，做过警察、囚徒、书商，一直在汉语写作的边缘地带寂寞地生活，能以《汉书》、《离骚》下酒的风流才子；终于破门，邀请天地、日月和历史作伴，为我们谱写了一系列的挽歌。这些带着酒劲的挽歌回肠荡气，既浇灌了野夫个人的块垒，又回馈、揭露、也荣耀了汉语世界。这些挽歌是在文明转型退潮之际的一次庄严洄溯，是乡愿和犬儒社会里的一次人格演出，具有深广的忧患意识，透露出若干重大消息。如同华夏文明需要荆楚蛮地的屈原来增富其诗性品格和灵魂维度一样，当代汉语世界在野夫那里找到了最恰当的情感形式：野夫先生为我们确立了心灵、肝胆和魂魄。这也是我要来谈论的一个事实，因为这个当代散文里最重要的收获至今仍只为少数人所认知。

一．

　野夫的散文揭示了死亡。

在野夫的文章里有大量的死亡。朋友李如波，一个才华横溢、学究天人的民间思想家，因为过早看透了时代社会的把戏，而选择隐匿的生活方式。中国之大，何处有香丘？李如波从官场退到中学，从深情到禁欲，在“清苦和落寞的光阴里”熬干了自己，在45岁的盛年从容赴死。大伯张志超，一个被组织彻底编织了命运的理想主义者，“被诊断出胃癌，他的党籍依旧因为罗明的存在而难以恢复；他依旧只能按退休人员的医疗费用来辗转病榻。当1989年他再次看见他父子追求拼命所建立的政权，又再次上演骇人听闻的悲剧之后，他彻底死心了……嘱托我给他买来一瓶安眠药。之后，他就开始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

父亲的死亡，“1994年的冬天，我在警察的陪同下赶回恩施奔丧。父亲……决意要将一切胸中块垒都化为灰烬----他唯一的遗嘱是把骨灰撒向清江，让流水带他回到老家。”

祖父的死亡，他“用捆绑他的麻绳抛上屋梁，挽一个结像打条领带，将自己苍老的头颅套了进去……他的尸体被拖到他捐建的义学的场坝里示众，而且还脱走了他身上的每一件衣服……祖父的暴尸仪式维持了几天，宋干部自己也觉得无聊时，决定命令永阶伯的儿媳，将我祖父扔到村边的天坑中去。”

伯父们的死亡，“他们被押解到巴东县城，然后，大伯神秘的死亡，被扔进了长江，尸骨无存。二伯被判刑送往着名的沙洋农场，29年后终于释放回家时，他已经老得记不清他究竟是什么罪名了。”“二伯独自回到了他的故乡，他幸存的儿女还在那深山的贫困线下挣扎。他已失去了土地，也没有了蜗居，他只好寄身于一个岩洞，放羊维持着他的风烛残年。然后早于家父一年悄然萎化。”

伯母们的死亡，“大伯母和二伯母在突然遭受这一连茬打击后，她们失去了继续生活的勇气。在没有了男人的农家里，她们深知接踵而来的将是怎样的侮辱和加害。那时她们各有四个儿女，最大的也才15岁，绝望已经使得她们无力面对这一群弱雏。妯娌俩就在两个伯父押走的那个深夜，选择了最悲怆的死，她们用同一根绳索，在同一个房梁上，投缳自尽。”

地主之子费文学们的死亡，“费文学很快就被秘密处决了，他那些忠义相随的兄弟也接着在以后的肃反等运动中在劫难逃。一个人的反抗就这样平息了，血流进土地，化为污泥，连故事也将在岁月的罡风中荒芜。”

李盖武的死亡，“在土改时，被架在火上活活烤死。”牛冠荫的父亲牛友兰的死亡，“斗牛大会开始，父亲跪在台下，儿子在台上。以乡村二流子为主所组建的农会，当场用铁丝穿进其父的鼻子，并命令他来牵牛游街。他没有办法，只好去牵。其父愤怒地摇摆，鼻骨被拉断。农民不忍，群起围攻工作组，并为其父解开脚镣。一个为中共和当地贡献多多的乡绅，中共边区的参议会议员，回家后开始绝食，三天后气绝身亡。”

地主之殇，“我一同学的母亲，因是地主婆而被反剪双手吊打；冬天的河水寒彻骨肉，几个街坊老人被驱赶下河捞枪，因为他们曾经是地主。我今天知道，这个国家那时还有许多比此更甚的邪恶。在湖南道县北京大兴，曾经短暂流行把地富全家老幼皆处死的悲剧。这种人间的仇恨，是如何被培养到丧尽天良程度的呢？”

中共党员的死亡，“吴国桢的一个叔叔是该镇的保长，但他同时也是一个地下党员。大伯他们的组织活动和会议，都在这个保长家举行，因此也获得了安全和保护，否则必将遭遇他的学长何功伟在恩施的下场。许多年之后，大伯才知道，就是这个白皮红心的保长，竟然在50年被土改工作队给镇压了。”

除了这种中共制造的死亡外，野夫也忠实地记录了20世纪的死亡，“许云的丈夫何功伟也是着名的书生报国的人——他果然忠实于他的誓言，在40年代被陈诚判处死刑，杀害于我的故乡恩施。至今他的青冢还在五峰山的烈士墓园，陪他一起长眠的还有另一个女人——刘蕙馨。”

跟张志新一样以反革命罪被枪决的杨文生，“那时的死囚还基本保留古代的形式，人被五花大绑，读完判词即被插上写有罪名的尖锐木标。我看见那削尖的木片从他后领中猛插进去时，他呲牙咧嘴显得很痛苦，但喊不出声音来。我们一些胆大的孩子骑着自行车狂追囚车，就在城郊的田野上，他被掀了下来，踢跪在冻土上。行刑者熟练地在一米之内对其后背开枪，他猛然仆倒，卷曲的身体挣扎了几下，便永远地安静了，枪声似乎还在山谷里泛出回响。无数男女老少都在围观，杀人实在是像这个无聊社会的一场喜宴，死者的血正好成为大众调味的盐。有个成人去把尸体翻过来，并解开了他的衣服，我们惊奇地看见了左胸上的弹孔还在汩汩淌血，最后的余热袅袅飘散在寒冷的大地上。”

还有幺叔的死亡，瞎子哥、仇老汉的孤独晚年，漱玉的消逝……

“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狂飙进军中，三千多万农民被活活饿死在路上。”

二．

这些死亡或弥漫着死亡气氛的场景、原因大体相同，它们都是文明变异的结果。无论主动赴死还是被人杀害，无论孤老自我生灭还是红颜薄命，都是因为文明中国发展到20世纪，无论如何革命、改良、发展、进步，这个文明或这个国家都敌视、轻视个人，漠视个人的权利和福祉。即使苦难，也绝非个人的努力或性格命运使然，而是缘自国家、社会对个人的压迫。野夫回忆母亲投江前，“她感叹物价涨了，城里生活太贵，然后说她要病了就是我们的拖累。”野夫写外婆：“她有过怎样孤独或者委屈的早年，于我则已不详了。我只知道在我童年时她每提起她的童年，总要老泪纵横。”更不用说那些组织、政权对生命的随意处置，予取予求。

野夫也对死因做过天问般的揭示。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中，杀人就像一件庄严的事业。“在当年，这些人都是国家的读书种子，是人中龙凤，他们为何会选择对一面画着凶器的旗帜起誓，要去从事一件确实违背当时政府法律的危险事业呢？那么多的才子才女要投奔延安，要不惜斧钺加身地去造反革命，他们并非热衷于杀人越货的人啊？”野夫更做了揭露真相的工作：“当我现在拿着他们这些通信含泪阅读时，我看到的不仅是两个可怜的‘组织’下的男女，被莫名陷害的情缘和一生，我更加惊觫的是，我看见了一个如此卑鄙阴险的党领导的黑暗内心。这个组织从40年代开始，就这样慢慢剪除那些真正的理想主义者，而留下这样一些人来把持朝纲，建立自己的残酷庙堂，继续进行着对所有善良人们的加害。”

在国家政权的大舞台上，杀人的中国就像退化到洪荒丛林世界里的一场游戏：“他的部下之一建议杀俘，向上级报告说匪俘逃跑被他们处决。他是头，他得承担责任，为了自己人的安全，他只好默许－－部属先去解开绳索，要匪俘各凭天命逃生，他们三人在月光下点杀那些四散而逃的生命，能侥幸逃出他们神枪的大抵所剩无几。”

在组织、意识形态、路线斗争的笼罩中，杀人就像是一串逗乐的插科打诨。“那个冬天，我们被组织起来去参加一个公审公判大会——要枪毙一个叫杨文生的反革命。在那些含糊不清的判词中，我们隐约听出，这个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人，其罪行原来是在上面抓了那四个人后，他依据传统演义小说的推理和经验，坚持认为这是一次宫廷政变。他不断到处演讲和张贴大字报，反对华的中央，号召人们要继续捍卫毛，坚决反对走资派的复辟。在此之前，他还是小城着名的造反派，当然，也肯定迫害过一些基层干部。”

野夫的招魂意味是显然的。“一个个给过我少年养分的老人，似乎都在夕阳中列队，向一个叫着彼岸的地方出发。此岸的悲苦伴随了他们一世，我没有任何信心和能力，足以把他们留在尘世今生。”

招魂的野夫甚至如鲁迅所说“抚哭叛徒的吊客”：“一个生命就这样打发了。在此之前，北方还有个叫着张志新的女人，死得更惨。这两个人的罪名完全一样，但罪行的内容恰好又完全相反。我们可以称张是死于她的智慧和清醒，但杨却更像是因其愚蠢和迂执而死。问题是他们都是那个时代，敢于坚持思想和表达的人——不管后世如何评价其思想的正误。他们除了思考和表达之外，并未去组织造反杀人放火。是的，他们是以言获罪的人。而言论自由，是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都要写进宪法的公民权利。但同样为了这点可怜的权利，张成了悲剧英雄，杨则永远还是小丑。”

但野夫同样在追问存在的真相：“闻一多先生当年在《死水》中的呐喊----这不是我的中国，不对不对----那悲愤的声音是否还在他们这一代革命者心中回响？而今，故人已渺，我已经无法去逼问他们那苦涩的心灵了。”

　三．

在汉语的散文史上，在20世纪以来的中国，除了鲁迅外，很少有人这样集中地、执着地叙说死亡。

20世纪的汉语主题一度是救亡图存，革命解放，阶级斗争，改革开放，那些主题几乎都是宏大叙事，意识形态霸权。即使救亡，也把个人生命置之度外，而服从服务于一种异己的文明单位：阶级、种族、国家、发展、稳定，等等。死亡，在现当代中国，不再是生命的自然归宿，不再是成熟事物的必然经历；而成为变态、丑陋的生命遭遇。早夭、横死、同类相残、物化。无论是秋高马肥，还是穷极无聊，都可以都在以“你死我活”的游戏中消遣。乡村集中营、土改杀人游戏、党派斗争、路线斗争、改革斗争，军战、商战、文化战、经济战、网络战，在中国你方唱罢我登场。而中国人对生命的夭折毫无顾惜，人们说，死是为了更好地生。因此，在几千万人战死、几千万人饿死、几百万人被斗死之时，人们说，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一个新天新地，一个繁荣、强大、崛起的时代。

死亡因此在中国演变成一种空洞的形式：由革命党人发明的追悼会，大大小小地在这个国家召开着，故作庄严、热烈其实空洞地颂扬着死亡。活着的个体越来越恐惧死亡，并在死亡之光的追照下飞快地堕落，变本加厉地糟蹋文明资源：祖先的遗产和子孙的权利。这在文明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因为中国人向来有着美好而重大的天人境界，生死事大。对中国人来说，生死都得事之以礼，死更得葬之以礼。20世纪以来的中国人却成为没有家教、没有文明的类人孩，那样无心肝也规避心肝地从事死亡的人生游戏。死亡成为语焉不详、避而不谈的事物，成为活人难堪、用尽一切办法遮掩的应付。天灾人祸，都会成为民族精神的化妆事件。成千上万被饿死、被洪水地震等裹埋的人民大众，成为他们的同胞宣讲自身的好材料，成为权力表白恩典的好名目。甚至汉语世界里的英雄圣贤，如陈独秀、瞿秋白、林昭、张志新、赵紫阳、李慎之、刘宾雁等人，在告别这个世界之时及之后，不得不再一次承受权力和流俗的侮辱和损害，因为权力无勇无力叙说他们的生死，因为类人孩们无心无胆深究他们的生死。

即使当代众多涉及过死亡的作家，也多只是给我们呈现了伤痕、复仇、炫耀等等自我心理，远未能将历史、现实的中国人尊之以礼。正是缺乏这种自尊和尊重他人的品质，缺乏对中国社会的忠实记录，中国作家们提供的文学答卷多是不及格的。诗人廖亦武悲怆地不无愤怒地说：他从未在中国作家笔下看到比现实更有想象力的东西。在廖亦武之前的半个世纪，有着同样情境的俄国缪斯阿赫玛托娃则厉声质问诗人们：“我们怎么会这样不负责任，竟没有觉察到雷鸣般的脚步声，在向我们宣布的，不是日历上的普通一年，而是真正灾难性的二十世纪？”

在这方面，野夫是一个少有的例外。

野夫的散文把死亡：一个个具体的死亡呈现了出来。在他的笔下，每一个亡魂都有名字，都有其不可更易不可让渡的生命权利。生死事大，生，事之以礼。死，事之以礼。野夫写她的母亲：“乱发在风中飘飞，有谁曾知她的高贵？”写外婆：“她所到之处，皆会赢得所有人的尊敬，包含那些对我父母有意见的人，都会在背后夸耀她的美德。”“我高中时即爱和父亲厂子里的工人摔跤比武，一次把踝骨摔折了，父亲一怒之下去把那工人骂了一顿。外婆是从来不说女婿的，但这次她却轻言细语地告诫――说不该责怪别人，一定是孩子自找的，否则工人怎敢来摔坏你的孩子。父亲诺诺无言，他是服理的。外婆去世后，我第一次看见父亲涕泗交流，他是真正地感恩这个具有高贵教养的老人。”写李盖武：“我曾在农民的家中，片段地读到过李氏家训----多么道德善良的训条啊----这些世代传承维持了乡村秩序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我们终于彻底地弄丢了，再也难得找回。”写仇老汉：“这个曾经身怀绝技的武夫，在李家覆灭后的几十年艰难岁月中，像一个古代的义仆守着恩主的坟茔般守望着李氏宗祠的落日残照。”写李如波的理想：“最美的生活是善良，平等和文明，最好的工作是为未来做几件切实有益的事情，最甜的笑由于淡淡的幽默。人们不以权势扰乱平静无辜的心灵的时代，才是人性真正解放的时代。”

　生存和死亡甚至由近及远，在野夫笔下传达出一种普遍性：“父亲用沉默维护着他的尊严，也一定用隐忍埋藏着他的耻辱。我相信我这一代人的父辈，多是少言寡语之人。他们用一生的压抑来努力遗忘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以至暮年往往精神崩溃。”

对解读20世纪中国史的人来说，如果他要判断中国一个世纪的演进成就，就让他问问野夫笔下的死者吧。如果他要把自己拔出文明人之列，跟大而无当的国家进步、党派利益、民族繁荣站在一起，就让他问问那些死亡者吧。那些死亡者，从20世纪的历史深处，一直到当代，都像被无形的命运之手扼住了喉咙，他们先后死去，却都白白地死去了。以他们为肥料的大历史、大国家、大党并没有高尚、优秀、强大起来，因为在历史的真正悲剧中，悲剧人物永远不可能被毁灭，毁灭的只是那些歌队、那些残民寄生的物类。因此，在放弃宏大叙事之后，在打量这一个个死亡者之后，我们可以发现死亡者们自然生存的神性。他们为宏大性所迫害、侮辱、屠戮，因而最富于人性，也最富于神性。

历史借助于野夫的文笔，让我们真切地懂得，我们生存又厌倦的中国家园，仍有着高贵、尊严和人性之美。我们争先恐后地逃离欲奔向美好明天奔向发达社会，而为我们弃置不顾的当代社会，仍有着可歌泣的、可典范、可为之生死的存在方式。野夫把一个中国农民的忠诚、中国地主的美德、农民和地主的死亡组成了统一的历史风景，野夫把民众的劳作、国家与时尚的无耻勾勒成一个画面，野夫还原了组织、隐士、文化和爱情。是野夫告诉了我们，在中国生活的边缘，我们中国人民不仅有着羔羊般温驯的气度，而且绝不缺乏纪念碑一样矗立的高贵品性。多亏了野夫，我们才知道，为拜物主义、拜金主义和发展主义毫无顾惜的中国，有着权力、金钱、死亡也难以消亡的明德至善。借用勃兰兑斯的话说，野夫的挽歌既是送行又是招魂，那些死亡站在野夫歌声的光影里，我们看见他们的忧伤、从容、无能自主，他们经历了一个个的恐怖或无望的场景，他们的脸色苍白而严肃。但他们的落寞带有诗意，他们的苦难引人同情。借用帕斯捷尔纳克的话，野夫笔下的亡者，他们的痛苦是笔墨难以描绘的，他们的痛苦使忧愁变成一种心病。他们的情怀是值得钦佩的，他们的行为是值得纪念的，除此之外，让我们怀着同情的心，再在他们所蒙受的苦难面前低下头颅吧！

四．

除了这样意义丰富的死亡主题，野夫还贡献了我们中国人生存的另外两大主题：恐惧和残忍。

我们的文明向来以伦理学问见长，天伦之乐、天人合一，在我们中国人的夸耀性品质里，忠孝、仁义、信爱似乎充斥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但野夫却揭示出我们生存的恐惧，生存的恐惧产生了仇恨和愚蠢，如此扭曲着我们的人性。据说斯大林曾说过一句话：使人恐惧比受人尊敬更伟大。野夫回忆说他的童年即在恐惧中，恐惧成为我们中国人生活的核心内容，难怪会有伟大光荣正确的装饰性说法了。

如前说，中国现当代死亡的变异特性，使得野夫散文中的死亡无一不跟恐惧和残忍相连。西方人的死亡观念是蒙召，进入天堂，所以他们的死亡仪式庄严。我们中国人则向来视死如归，人死如回家休息，故圣贤说，大哉死乎，君子息焉，我们文化推崇的死亡有一种从容、诗意。但野夫笔下的死亡却少有庄严、从容，那些死亡是突然的、跟环境有极致的冲突，那些死亡是生命的非正常休止，那些死亡反证了生存环境的恐怖和残忍。

　不仅革命党人先后制造了白色恐惧和红色恐怖，让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而且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专政的观念也深入人心，成为我们生存的前提和边界。因此，虽然野夫笔下的死亡更多地属于普通大众，但那些寻常的死亡，如瞎子哥、幺叔、李如波们的死亡，却无一不证实我们这个所谓的文明民族的残忍。

野夫在提及恐惧和残忍时似乎意犹未尽，他因此为恐惧和残忍各自专门写文叙说。野夫写他的恐惧经历：“母亲是供销社的会计，一个右派却要负责财务报销审核，现在那些造反了的同事来报帐，都是先把手枪往桌子上一拍。我们每天都在战战兢兢中进入黑夜。”因为生存环境充满了恐惧：“我亲眼目睹过两次武斗。一次是传说四川万县的‘黑色派’要来血洗利川，镇上的武装民众在318国道上架设铁丝网和机枪，并埋下地雷。我至今都无法想象他们是从哪里弄来的那些电影里的利器，他们真诚地要为遥远的毛主席向另外的毛信徒大开杀戒。还有一次是一群饥饿的知青来洗劫了镇上唯一一家饭馆的馒头，全镇老少大打了一场巷战，像追杀日本鬼子一样将这几十个年轻的男人全部打瘫在街上。”

恐惧衍生出仇恨，野夫写道：“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一直为我童年的恐惧而羞愧，这种羞愧渐渐被岁月熬制成一种仇恨。我难以原谅他对我善良亲人曾有过的巨大侮辱以及对我——一个孩子的伤害。”

恐惧还衍生出愚蠢、荒诞，野夫写他小时候跟姐姐起照相，父亲在照片上代他们加上一句手书“我们姐弟永远忠于毛主席”：“当我读出我父亲当年的苦衷时，我油然而生一种惊觫——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恐惧啊。我怎能相信父亲真的愚蠢到不知他的女儿，正因为毛而失学，他正因为毛，而要承受漫无边际的侮辱和伤害。但是在那个年代，他别无选择，他像多数人一样要学会愚蠢以求自保。”

这样的恐惧显然不只属于野夫的孩童时代，也属于我们当下。野夫对监狱的描述，对集体生活的描述，可以让每一个当代读者明见他生存的本质。

跟恐惧相辅相成的主题就是“残忍”了。“残忍”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或者说，它就是我们生存的前提：“我们去公安局报案，他们说人失踪一月后再去备个案即可。我们去民政局求助，他们说没有寻人的职责。我们去电视台，他们说上级不允许播寻人启示，走失的太多了。我们自己复印招贴满街去贴，城管的跟着就撕，逮着还要罚款。整个国家没有一个救助机构可为我们分忧，我的母亲就这样走失在她的祖国。”

野夫反躬自省，他对残忍也曾熟视无睹，他是从六岁开始就把恶行和暴力视为情有可原且法无可惩的正常生活。那一年，他在老师的教导下，和同学们一道去抽打一个小偷，那个穷得想给孩子偷三尺布的农民，在大人唆使的孩子们的抽打下，“不停的哀号，绝望地手舞足蹈，汗如雨下，双眼现出死亡的寒光。我挥了几下便因恐惧而悄然住手，而成人和孩子还沉浸在自己编织的绝妙游戏中。最后，我看见他喉咙嘶哑只剩鱼唇般的无声张合，身体摇晃如失去平衡的风筝，在极限的一击下砰然栽倒……”

野夫笔下的残忍似乎已经司空见惯：“我们早在孩童时代，这段怵目惊心的语录就被谱成了流行歌曲，整个国家都响彻着它恐怖的回声。在野蛮的旋律中，孩子们优雅地挥动皮带抽打出身不好的同学，逼迫老师吃屎，打家劫舍，虐杀着无数无辜的人们。我这一代，估计很少有晕血的人，因为在我们的少年阶段，眼中早就充斥着淋漓的鲜血，对许多人生惨酷，早已见惯不惊。”

五．

野夫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的文字精准、诗意，又不乏子曰诗云般的典故和博学，他在传统、现代之间出入自如。但他又绝非传统或现代意义上的纯粹文人，在他寥寥几笔的论述中，我们可知他是一个同样对农民的历史、土地问题、极权主义心理、现代性问题关注极深并有自己见解的志士。

野夫论述传统中国的土地问题：“在封建社会，君主虽然认为天下即朕，但在实际的非疆域概念的耕地制度上，是承认私田的。也就是说，除开朝廷征占的公田，部队开发的屯田，分封赏赐的职分田，其它自耕田、永业田和庄园均属私有。你只要向政府按亩纳税即可，民间的私相买卖和授受皆不干预，政府只作登记收税。明朝鼓励人民开荒造田，给地15亩，免征三年，有余力者不限顷亩。洪武二十七年诏曰：额外恳荒，永不起科。这意味着你自己筚路蓝缕开拓出来的田地，政府连税赋都放弃。所以在明朝，官田仅占百分之十一，清朝则只有百分之四点五。”在这样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明白，20世纪的中国政府，无论以什么名义，革命、国家利益、管理效能，对土地的生杀予夺，都是对文明的背叛。

野夫论述农耕文明生态：“土地在各家之手，投放同样的种子却并不能保证获得同样的收成。天灾人祸皆能逐渐拉大人与人之间的贫富距离，于是，有的要典地，有的要卖田，自然便有人收购。一切皆由市场经济在操纵，往宿命上说，人生的祸福还自有许多看不见的因缘。就这样，同一片大地上便有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这样的论述有如《圣经》中的神谕和智慧：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这样的明见是对一切制度决定论、进步论和历史规律崇拜的解毒剂。野夫的解救之道也同样有着历史和天人情怀：“满人入主北京后，还知道征召起用晚明的遗老，对那些拒不奉诏的不合作主义者，也基本容其自生自灭而不赶尽杀绝。一个国家的血腥气太重，终非好事----这当是所谓人主皆知的事。”野夫论述说：“辛亥革命的成功，起先靠的还是驱除鞑虏的民族主义口号；但民国真正取代清室时，采用的却是善待优抚之法，而非如苏俄十月革命后对沙皇一家妇孺俱屠。这才叫共和精神，没有这种宽容，就不可能走向真正的共和。美国的南北战争，北方打的也是解放黑奴统一国家的大旗。两军相对，血流漂杵，一旦南军言败，不仅不诛降将，不罪附逆，连资助叛军的奴隶主也不予追究责罚。这种民族精神和气度，才能奠定真正的民主制度。”这种解救暗合《圣经》的教诲：我吩咐你说，总要向你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暗合中国圣贤的智慧：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在任何制度、对策里，爱、宽恕都比制度和对策本身更重要。

野夫还对组织一词进行了梳理，野夫说，“组织”作为名词，似乎是从日语演变的一个外来词；在古代汉语中，它只是一个动词——编织或者构陷。这个名词的引入，最初大约只是用于医学抑或生物，比如细胞组织；其历史不会超过100年。但就是这么短的一点时间内，这个词忽然发酵般膨胀起来，成为20世纪迄今风靡整个中国的一个社会性名词。它刚开始还只是表示根据一定的目的、任务和系统结合的集体或者社团，比如黑社会组织；但随着共产主义运动的狂飙突进，这个毫无定性的词语，竟然会在辞典上衍生出一个专有的义项——特指中共。野夫做了阿伦特意义上的极权主义分析：发明组织的人，是按机器原理设计的这个怪物，个体的人在组织中，不过类似某个螺丝、刀片一般的部件而已。任何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是组织所不允许的；组织只会冠冕堂皇地提倡集体主义，会用无数教条来帮助你遗忘作为人的个性和人性。而且，有组织就会有纪律，面对这种暗中制定秘密掌握的律条约法宣誓——这一古老的习俗却是向中国自古而来的江湖黑帮学习的。在孙中山最初把这一封建迷信甚至残酷的手段引进到现代社会的党团制度中时，其誓词曾经是非常骇人听闻的——叛党违誓者将被诛杀老幼。在“联俄联共”的北伐时代，我们今天的组织，也学会了这一手段，所以“抛头颅、洒热血”这样血腥气十足的语言，才会成为我们今天仍然流行的恐怖汉语。

这样的明哲，使得野夫在论述历史时，有一种理解之从容。即使他在谈论共产主义思潮时，仍对其抱着了解之同情：“恩格斯在论述到土地问题时，他所主张的仍是由政府赎买再来分配给穷人。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魅惑所在，也是它起初曾经吸引许多悲悯的知识分子的原因。”

这样的论述在野夫的文章中虽不多见，却构成了野夫文体极为珍贵的一个部分。它亲切、平等而温暖，自觉觉他，展示了一个现代中国人关怀的宽广和深度。它告诉一切意识形态治国论者、专家治国论者、精英治国论者，现代中国人不能被代表，一个诗人、作家，一个乡间野夫同样对国是、对历史和现实有自己的见解。野夫实践了现代国民的文明精神：生存的开放性，对政治的用心。如同启蒙以来的哲学家断言并为发达国家的公民所实践的：现代人通过政治来实现自己。野夫实践了现代知识人的人格，自由，独立，本身即一独立政府，人格在国家社会层面之上。野夫实践了中国文明的匹夫立身原则，天下兴亡在他心中，如传统汉语尊崇的华夏人物：山中野夫，俨然国士。

六．

跟诗歌一样，散文向来被中国人称为当行本色。散文是中国人最重要也最有成就的表达方式，天朝道德文章似乎是我们最值得骄傲的人生经验。即使五四以来的仁人志士们揭露了天朝文章瞒和骗的事实，证明传统文学不适应世界之中国经验，而以新文学启蒙国民。但新文学主流化后也日益走向反动，阔后变脸、势利，向权贵献媚，成为跟现代公民精神格格不入的玩意和摆设。我在《惜语》中说过：“白话文运动已经百年，谁能料想吾人专制能还魂借尸，现代汉语最先最大的成果在于它的反动。”“在发达国家复杂精巧的文明制度面前，吾人社会丑陋不忍卒睹，吾人面对复杂束手无策，动辄得咎，咎则归于民智低劣和异族利己，仍如文革求救于语言文宣，求教于自我瞒骗。现实愈恐怖，吾人语言愈华美；现实愈苦难，吾人语言愈有福。于是，中西碰撞，几乎重演大清帝国的悲剧。”

关于中国文章可以展开成巨制长篇，但对于它的特征其实可以诉诸常识。我在《破碎》一文中提及：“轴心时代的东土诸子，孔老墨庄孟韩屈平，几乎都出身于贵族，游走于诸侯，就食于豪门。……即使周文有蔽，春秋临乱，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但这个大陆上的言语、暴力、粮食连同活人，都属于上流社会，都属于君王贵族。”

我在《破碎》中还说：“这可能永远是中国作家的耻辱。中国的作家很少表现人的内心世界，更没有将人的内心感知创造出一个跟外界同样强大的认知王国。写作在中国作家笔下似乎完全成为游戏，一种表白自己处于优越地位的工具。”“中国文字过早地为国家（王朝）权力征用，它本来比类天地万物，却在权力的控制里越来越枯瘦、灰暗，它不属于引车卖浆之流。它穿透不了规模、权力、人心，而依附于专制生活，狐假虎威，为虎作伥。最终这些干枯的文字反制人心，使得出身最底层的人接触了它，也会忘记自己的来路和去处，忘记自己生于世间的道义德性。甚至那些民众或贵族们在罪苦的缝隙，所发出的微弱的呼吸，所喊叫出来的话语，都如同狂风中的落叶，从来没有成就出一个绝大的不可逾越的世界。”“中国文明要活画出它那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是难的。中国文明要成就出一个自由独立的人来，是难的。西方的思想家观察到，在中国文明里，只有君王一人是自由的；这其实仍是假象。在中国，从圣贤到皇帝，到贩夫走卒，没有人超越了他的人伦秩序，而获享真正的自由。”

尽管一再有人总结汉语作家的成就，总结中国散文的辉煌，但这些成就在经验并表达中国人的生存方面是可怜的。那么多的散文作家，却少有站在国家社会层面、站在历史的维度上的精神人格，少有作家站在人生正义和社会正义的维度上说话，少有作家为我们提供中国人生存的个人正义和社会正义，少有作家表达我们中国人的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

因此，中国文学，尽管每隔一个世代会有一次新生旅程，如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学革命，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文学号召，如改革开放时期的现代派文学追寻，但这些文学最终走上了迷途，成为文明的反动、专制的帮闲帮凶。这其中，最为严重的，莫过于文学通过假象而毒害了国民的心智，使得在管制和异化的双重侮辱和损害中的国民无能自觉，认命地接受了丛林法则、社会达尔文主义、存在即合理等奴性思维和顺势思维。历史学家观察到，中国现代转型的每一次启程，文学率先呐喊，成就却不敢恭维。社会学家揭示出，中国现代转型的制度建设，每一次国民平等、共和式的制度磨合，结果最终在制度未定型时先定型了社会结构：上下分层，人分三六九等，如《动物庄园》一书中最后的法律：所有的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它动物更加平等。

以此反观我们当代中国，经过三十年的经济建设，社会结构早已定型，而制度建设仍遥遥无期。即以改革前的城乡二元结构中的农民阶层为例，今天的中国农民不仅在一世代的时间内没能突破二元结构的壁垒，而且在行政框架变本加厉的管制下，又增添了资本压迫、知识异化的人生困境，于是，这个大陆中国的贱民阶层，几乎被永远踢到了小康更不用说现代性的门槛外面。今天，列入中国八大或十大阶层中最具人口优势的农民，其社会结构定型的现象已经触目惊心，更令人心酸的乃是其心智的定型。在文学中国的帮忙帮闲里，农民阶层注定是一个节日里的喜剧对象，是一个天生与现代国民待遇有别的粗鄙、无教阶层，是一个精气神完全败落、无能自主、而必然被代表者，是一个有着不为外人所知却可为外人欣赏、玩味的农家乐对象。而在这一心智定型的中国生态里，各个阶层彼此隔离、相互歧视甚至抱有敌意，各个阶层各自则有自我认知障碍。

这种心智定型的现象是惊心动魄的。用我的类人孩概念，这意味着定型的中国国民在人类进化的阶梯上停步不前，他们心灵封闭、自以为是，难以沟通。因此，我们以现代文明的眼光打量同胞，不免发现一些阶层的返祖、退化，而且他们成为丛林的物类，成为残忍的化身。甚至从代际上说，五四新青年们比他们的孙子孙女一代人，要开放百倍千倍；而80年代开始表达的野夫，比新千年的网络新新人类们要博爱、宽容百倍千倍。三个世代的现代转型，都以开放、融入国际大家庭、为世界做贡献、回归人类文明主流等精神宣示他人，却一再地向他国宣战、以流氓无赖手段叫嚷反击了“反华势力”，事实却光棍般地“光荣孤立”，就分别有义和团、红卫兵、左愤和右愤的新新人类网民作祟，在“中国劫”中充当了僵尸魅影。

七

在最近一次的现代转型里，我指的是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即向右转的“中国劫”中，最初的个性解放、文化启蒙早已发生了变异。在我们大陆中国各个阶层的心理结构深处，国家大于个人，个人利益最终依附国家利益，你的名字比我的生命更重要，等等宏大叙事，跟个人生活的纵欲、变态奇特地扭曲又统一于一体。在我们中国国民的辞典里，在我们集体记忆或个人心理深处，人生等于权势、成功、富贵、小康、总动员起来的欢乐文艺歌会、奥斯维辛般窒息了的快乐大本营，等等，人生社会没有身体的感受、没有精神的追求。

我曾经说过，对于改革开放以来活着的中国成年公民来说，生存是暧昧的、羞辱的。那些少年时代的梦想是一个作家或物理学家，梦想做画家或民主斗士的中国人，他们在当代中国转型的悲喜剧里成功转型，发了横财或成为成功人士的人，应该承认自己无能面对人性的阳光。所有当代中国的成年公民们，我们这些类人孩们，扪心自问，我们不能说我们是绝对正直的人，是清白无辜的，是所有人也即人性的榜样。我们要承认中国的污染和匮乏，承认中国人的黑暗、肮脏和残忍。任何一个在中国繁荣或中国崛起神话里活着的成年公民，或任何一个在中国转型里建功立业的人，都不能说我们是所有人也即人性的裁判，都不能说我们活出了德性和正义，我们得承认我们跟这个经济繁荣的国家一起，毛孔里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对祖先、文明、人性和我们的孩子来说，我们都有一些难以启齿的事。

遗憾的是，中国的灵魂记录者们很少面对这样的事实。对暂时功成名就或小康了的汉语作家来说，快乐大本营氛围下的挽歌和尘世记忆是不合适宜、不识时务的，但对野夫来说，即使社会真的繁荣、中国真的崛起，他个人也有权利表达。尽管野夫是给朋友们中带来笑声最多的人，他的幽默、口才令人叫绝，但野夫绝不奉迎这个时代，相反，野夫表达了一种中国人的存在主义，这是屈原、李杜、苏东坡、曹雪芹、鲁迅以来的语言抗争和文字见证。

野夫表达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意义上的扪心：“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是否配得上我所受的苦难。”所以野夫会写挽歌，会为他亲历亲闻的民胞物与作下忠实而不朽的记录。野夫表达的是托尔斯泰的德性世界：“你改悔罢！”是审问意义上的尼采、布莱希特、帕斯捷尔纳克。尼采开宗明义表达说，他要谈论的是即将到来，而且不可能以其它形式到来的事物：虚无主义的降临。布莱希特在《致后代人》诗中开篇即说：的确，我生活在黑暗的时代。帕斯捷尔纳克则借耶稣之口同样坚信，“三天后，我将复活”：所有的时代将从黑暗中涌出，像木排，像商队的木船，依次涌来，接受我的审判。野夫不止一次地痛惜：“一个民族的人伦天良，是如何在高压下破坏殆尽的，我们现在终于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日后的历次运动中，有那么多的家人内部的揭发和互相残害。要恢复这些基本的人性底线，我们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啊。”他的挽歌写作，显然既是哀挽，又是审判，因为汉语借他之手显现了人性的最高价值和最终归宿，汉语借他之手完成了一次因果律：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如同网络读者们明见的，野夫“组织后的命运”一类文字，既不像论文，又不像散文，更像一自成经典的声讨书

这也是野夫的散文难以在汉语散文中归类的原因。散文的野夫不同于当代那些写历史大散文或思想散文的作家们，后者多在经济理性的怀抱中无能自觉。散文的野夫不同于五四新文学先贤，后者太自信了，他们的使命也太明确了。散文的野夫也不同于唐宋八大家，后者即使有道统自觉、也为道统所统一了，何况他们仍属于士大夫阶层。

把野夫跟古今中外的圣贤和才子们相提并论，似乎有拔高野夫或说将野夫攀附之嫌。但我们需要明白的是，即使在一个极度犬儒化的社会里，有人“依然在仰望星空”，仍会有灵魂跟灵魂对话，甚至有精神向人类历史上那些伟大的精神致意。的确，在野夫最寻常的句子里，我们也能感受到他的精神认知、人格的自我期许，他早已越过了乡愿犬儒之辈，而跟历史上那些巨大的灵魂相伴。野夫早已在精神领域选择了自己的家族，这是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汤显祖、徐文长以来的“神圣家族”。他也确实以自身的努力成为这个家族的一员。

同样，我们需要切记的是，野夫只是一个当代中国眼里的浪子，是一个热爱生活的边缘人。一如所有那些为文明纪念的圣贤英雄才子佳人（一如野夫纪念那种消逝的文明女人漱玉），那些神圣家族的成员，在其生活的时代环境里，都是流俗眼里的寻常者、边缘者、失意者、偏执者。野夫完全明白自己的卑微，他不止一次地怀疑自己，“这些苍白的文字又何以能承载那无数的往事？”而仅仅念及他的亲友的死亡，就“足以砸碎他寄命尘世那一点点虚妄的自足”。因此他的挽歌是招魂，招亲友亡魂，也招自己的魂魄，他的招魂是在诉说自己的心灵。我在《破碎》中提到屈原：“屈原最早以失意贵族的真诚揭露了这种人与文字合谋的假象，他公开地、淋漓地诉说自己的内心感受，他生活在贵族之中，但他如印度王子一样有着不容玷污的心灵高贵和美，他是我们民族历史里第一个诉说自己心灵史的人。”野夫出身于土家贵族之后，他像屈原一样伤感。屈原的忧患大成是《离骚》，挽歌则是野夫的《离骚》。

八．

但野夫并不全然是抒情的，野夫散文传达了一种心智开放的极致，在情感、审美、历史之外，野夫还表达了一种力行的精神，一种兼爱意志。在野夫散文里有高贵在。挽歌最易痛哭流涕，所谓长歌当哭，但野夫是精炼的、本分的，他对语言文字的敏感恰到好处地落实为表达的节制和尊严。那种文字里有一个人的大爱意志、平等精神和救世心肠。参照先秦诸子，散文野夫大概可以直追墨子。是的，散文野夫不属于汉语散文的传统，但他是屈原和墨子的结合。有人行兼孔墨，野夫却是言思兼及屈墨的。

在这个意义上，野夫超越了流俗。他本来属于80年代，属于20世纪中国难得的80年代：大气、开放、积极向上，发现人的身体和精神之美。但80年代的人物命运并未完成，就撞上了发展和稳定压倒一切的90年代，野夫的同代人在时代面前做出了选择，或者高升，或者退隐，或者放纵。由80年代开始书写的人生文本至今成为一个人格分裂的乡愿犬儒，成为与时俱进或咸与发财发展的时贤。这种叛变或投诚是触目惊心的，以至于年轻一代的中国人悲愤地称引说，约翰-密尔的声音已经无数次敲打中国的窗门：“这片土地上还有人吗？”

野夫的选择是意味深长的。他在武汉大学作家班进修过，毕业分配到海南，做了一名公安干警，是体制和主流生活中的成功者、天之骄子、事业的佼佼者。但1989年他经历了“革命时代的爱情”、“历史”、“正义”、“良心”，离职救赎，最终被打入监狱。数年后出狱，为体制和主流所弃，不得不做了书商，为生计所苦。如此一来，年轻时的写作抱负不得不暂时放过，却在他心中愈积愈重，终于在近年喷薄而出，这种类似凤凰涅盘式的写作新生，几乎是一个奇迹。他怀抱80年代的人性理想并超越了80年代，更不用说超越了当代，而直接先秦屈子和墨子们的言路和思路。他的挽歌就是在同代人沉沦之时，在中国转型全局退潮并走向反动的今天，以自身示范，向历史和现实中的人性呼吁、致意。他为我们贡献了一个心智健全的现代人格，这一贡献是比他的挽歌更重大的贡献。

如同屈原的投水，如同野夫亲人的投江，野夫的选择也是投水。上善若水。在中国，大概只有水是干净的。虽然今天的中国，水源已被污染。也唯有如此，水才是我们最值得投入最值得献祭的去处。

野夫写李如波反感那些伤害他的“集体主义”，“我们似乎打小就反叛，我们却永远留在某个队伍中，我也永远只能心怀惭愧地望着他渐行渐远的背影。”实际上野夫自己也做出了选择，无数中国人在求做奴隶和做稳奴隶位置的格局里活着，野夫早已拒绝了这种生存格局。借用野夫尊敬的迅翁所说的：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然而，当代中国社会的崛起、发财生活就是野夫所不乐意的。他的投水如同佛子所谓投海，他投的是众生海。是的，就连孔子也表明态度说，道不行，乘槎浮于海。野夫离开了上层精英或成功人士的生存模式，离开了世俗的热闹，回到了平民大众之中。在悲悯众生海的挽歌里，野夫为现代中国人招回了不死的精魂。他让我们这些四分五裂、丧失家教和历史传承的人明认：我们同为中国人。

所有人类历史上那些最重大的人性呼号，都是从遥远的极地传到人们耳际的。当屈原在楚国的山川大地招魂时，楚国上下都还沉浸在崛起、并跟秦国建立战略性伙伴关系的幻觉之中。当徐文长在明代啼血、自杀、疯狂时，明帝国的士大夫阶层正在书写文明晚期的纵欲、腐化、堕落文本而无能自觉。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野夫选择了社会边缘的生存，选择了散文的形式为中国人招魂，这个招魂尚未被更多的中国人所听闻。但这一声音既然响起，它就再也不会消失，因为这一声音将使所有的山谷回音四起。“魂兮归来！东方不可以讬些。”“魂兮归来！南方不可以止些。”“魂兮归来！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魂兮归来！北方不可以止些。”“归来归来！往恐危身些。”“魂兮归来，反故居些！”野夫直面死亡、恐惧和残忍，而把中国生存的真相揭示给我们，如同他笔下的李斯：“于是他掩面痛哭，他摇着我的肩膀哭喊着质问――这就是我们留给孩子们的一个国家吗？”

归来归来，不可以久淫些！魂兮归来！

2008年4月30日二稿于风城

谁分巨擘除荆榛——获奖感言　

——2009年度中国当代汉语贡献奖答谢辞

对于一个生来多是惩罚而从未获得表彰的人来说，这个奖励确实太过珍贵和奢华——因为它来自于我平生尊重的民间。在此前若干年的获奖名录里，有着我素来仰望和私淑亲近的师长和朋辈——李慎之，刘力群，王康，北岛，王力雄，毛喻原，张思之，陈子明，康正果，孙世祥，胡平，蒋彦勇，高尔泰和刘晓波。这是这个时代所要极力遮蔽和驱逐的一个方阵，是一个被侮辱、幽禁、流放和封杀的方阵；同时还是一个怀抱天良和血勇，坚持与愚昧和黑暗抵死相搏的方阵。当微末如我也有幸附骥于此战列之时，我深觉愧怍惶恐，但同时也深感真正的荣耀。

对我而言，今年六月的获此殊荣，更有某种生命般的无上意义。是非恩仇二十载，我们和这个邪恶的时代从未握手言和，我的心灵始终在暗夜剑拔弩张。二十年前毅然脱下的警服，并未令我真正脱下耻辱；之后穿上的囚衣，也无法让我减轻负罪——那些饮弹长街的无辜蒙难者之血，永远在质询拷问我们的苟活。是啊，他们死了，我们活着，我们所有的存在都是可疑的；每一天的吞声偷生都是罪过。

二十年来，我们以生命亲友为借口，以生计饭碗为托词，以洁身自好为由头，卑微甚至卑怯地回避着暴力。二十年来，末世的分赃盛宴加重了整个社会的不公，吞噬着普世皆准的正义，深化了民族内心的势利与黑暗。我们的怯懦忍看，并非金刚怒目的见证；不敢挺身而出的谴责，就是一种对恶世的默许甚至纵容。我们无奈地看着那一代慷慨赴难的青年，转世投生为我们的孩子；却在一个市侩时代，一个整体歪曲历史的社会，在欺骗瞒哄中成长为缺乏天良和公义的“类人孩”【余世存发明词】。当那么多四肢健全的青年，丧失理想和人格，层出不穷地踊跃加入特情、线人、信息员，不以为耻地成为特务政治的帮凶，成为专制独裁的冲锋队，甚至成为虐杀同类的刽子手时；我们得承认，是我们的卑怯造就了他们的堕落和愚昧，造就了这个真相遮蔽谎言弥漫的不义社会。

正是基于这样的原罪和耻感，我在五年前才重新开始写作——是写作而不是创作——因为没有创造和虚构。我只是在努力记叙身边过往的亲友，记载他们在这个有史以来最残酷和荒诞时代中的遭际，透过家族史和个人命运，借以还原历史的真相。这样的作品不敢冒充文学，只是对母语—汉语的一次正本清源式的实践。

从甲骨时代开始形成的汉语之伟大传统，其镂骨铭心似的刻划书写方式，几千年来力图传承的正是它的史官正气与春秋笔法。在任何邪恶时代，纯正的汉语书写一定是在吊民伐罪，令作恶者胆寒心惊，让无辜者伸冤吐气。当年刘少奇对某恶魔提心吊胆地说——饿死这么多人，这是要上书的啊！——如果专制者这样的敬畏越来越少，那是因为六十年来汉语书写者的折节沦丧，是对我们母语的污辱和蹂躏所致。六十年来，曾经荣耀人类并令鬼神夜哭的汉语，被一统天下为“窑洞汉语”——从延安开始的对当代汉语的摧残，使得中华民族至少四代不说人话，而只剩一种粗糙、虚张、阴险和暴力的邪教文风。

六十年来，没有任何一个官方文本稍带人性和个性，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元首官僚能不说谎言和套话。于是，汉语不再庄严正直，不再神圣多姿；在无数个新闻联播和对外发言中，沦为人类世界的笑柄，沦为炎黄子孙的自卑。而语言的退化又必将带来思想的萎缩，于是，童真和天良被扼杀，帮闲和帮凶却能高踞讲坛，继续毒化和催生着代代行尸走肉。

记住，那些贪腐残民者，那些卖友求荣者，那些追逐欺凌弱势者，那些奉命屠杀者，那些酷刑虐待异见者和异教徒的暴吏干员，都是吾族的一员；和我们一样父生母养，一样的受教成长。如果在他们身上看见了兽性，那是因为我们汉语教育一直提供的是狼奶。如果说他们的舍义为恶令吾族受罪，乃因我们——所有的书写者让母语蒙羞。设若我们都还沉陷于卑怯的泥淖，又怎能企望他们的洁身远罪。

所幸在普遍沉陷的汉语世界里，还有着一代又一代圣徒般的书写者，摩顶放踵犯险直抒，舍生忘死地还原和弘扬着汉语的神性之美。正如上述方阵中和当今网媒上的诸多文章家，在一个政治黑帮化的时代，是他们在保存传递着汉语的良心，在甄别鉴定着人性的荣耻，在揭发和鞭笞着泛滥在祖国的假恶丑。“一言而为天下法，匹夫而为百世师”——正是前仆后继的这样一批孤独的汉语战士，在铁幕圈禁之中发起了新世纪的汉语启蒙和突围。

我只是这场薪火相传不绝如缕的汉语启蒙运动之受惠者。若干年来，寂寞写作只是在向安徒生童话中那个敢说真话的孩子学习，在为自己的心灵埋单。曾经的缄默和不说实话，都是自己欠给这个时代的巨债；面对罪恶时的熟视无睹，必定要使我们仰望亡灵时羞愧不安。六十年来，无数的冤魂飘满天空，无数的忠烈放逐他乡，无数善良人像吾母一样在自己的祖国失踪。我的泣血纪录，只是渴望不再辜负那么多惨烈悲苦的死亡。对至交血亲平民百姓的酹祭，唱响的也必将是对一个恶世的挽歌。

去年，村上春树先生在领取耶路撒冷文学奖时说——以卵击石，在高大坚硬的墙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一方。我们都只是一枚面对体制高墙的脆弱鸡蛋。无论怎么看，我们都毫无胜算。战胜它的唯一可能，只来自于我们全心相信每个灵魂都是独一无二的，相信灵魂的彼此融合所能产生的温暖。我们不能允许体制剥削我们，不能允许体制自行其道。体制并未创造我们——而是我们创造了体制。

是的，高大坚硬冷酷的体制，谋害封杀了众多铁骨铮铮的天才。然而，碧草丛中埋猛士，白云深处有遗贤。没有任何一面墙，足以永久遮蔽众生头顶之莽莽青天。

那么 就让我们牵手

跨过死亡密布的门坎

把名字轻松地刻满四壁

高傲一如从前

让我赠你一句话——

一切都是尾声了——

作为对整个时代的预言。

最后，我要感谢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对我的这次加冕——我深知对所有获此殊荣的人来说，戴上的都是荆冠，它无时无刻不在鞭挞刺疼着我们的神经。我更深知，还有众多优秀的民间写作者，一直在底层边缘韧性地战斗。正是他们的默默努力，在一寸一尺地拓展我们母语—汉语的表达空间，在不断澄清着被独裁者污染的汉语品质。

谨此，向这些高贵的写作者和阅读者致谢。

江上的母亲　

——母亲失踪十年祭

一

这是一篇萦怀于心而又一直不敢动笔的文章。 是心中绷得太紧以至于怕轻轻一抚就砉然断裂的弦丝。 却又恍若巨石在喉, 耿耿于无数个不眠之夜, 在黑暗中撕心裂肺, 似乎只须默默一念, 便足以砸碎我寄命尘世这一点点虚妄的自足。

又是江南飞霜的时节了, 秋水生凉, 寒气渐沉。整整十年了，身寄北国的我仍是不敢重回那一段冰冷的水域, 不敢也不欲去想象我投江失踪的母亲, 至今仍暴尸于哪一片月光下……

二

从母亲到晚年仍保持的决绝个性里，我相信她成为“右派”是一件必然的事。这样说并非基于纯粹的宿命观，而是指她诞生之初，血质里就被刻上了她父亲的烙印。她一生都在努力企图剪断她与那个“国军”将领的血缘联系，却终归徒劳无获。

我外祖母是江汉平原的大家闺秀，其父在民初留学扶桑八年，归国赴任甘肃省高法院长前，决定与天门望族刘家结为姻亲——那时的刘家三少爷[我外祖父]正成为黄埔八期的士官生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在可能存在过的短暂幸福之后，作为战祸频仍年代的军人之妻，外祖母便带着我的母亲步入了她的孤独一生。

抗战爆发，外祖父侍卫蒋公撤退西南。刘家太爷故世，大宅日见凋敝。该地区又是日寇国军和共军拉锯争夺之地，无论哪一部短暂占领，徒具虚名的刘宅便成了搜刮粮饷的目标。外祖母带着我少年的母亲东躲西藏，饱受乱离之苦。最后因怕女儿受辱，外婆只好托乡里客商将我母亲带到湘西伯父家避祸。母亲在那识尽炎凉，像一个女仆般做工求学。

三

日本投降当年，母亲独自踏上还乡寻母的艰难路程，当她找到捡棉花纺线度日的外婆时，劫后重逢的泪水湿透了她们的褴褛衣裳。次年，乡人传言外祖父衣锦还乡，授衔少将驻节武汉。母亲来到省城寻父，等待她的却是晴天霹雳——外祖父不信他的妻女还能侥幸存活，已经重新娶妻生子了。而且他隐瞒了婚史因此不敢相认。

悲愤的母亲闯进了他父亲的一场盛大酒会，一时舆论大哗，外祖父回乡逼迫外婆离婚，从此父女反目，我母亲坚决改名换姓以示恩断义绝。

天道往还，1948年，节节败退的外祖父奉命移师恩施，赴任途中被伏击，流弹洞穿了他壮年的胸脯——而最后为他扶柩理丧的竟是我终身寡居的外婆。

武汉次年易帜，“革大”招生，母亲投考，结业后竟又鬼使神差地被分往恩施剿匪土改——踏上了她父亲送命的路程。在这条充满险恶的山路上，她与我父亲邂逅相逢。一个平原遗弃的将门孤女，一个山中破落的土司遗孑，在那个伟大动荡的时代，偶然而又必然的结合了并从此扎根深山。

四

外婆早已原谅了她的丈夫，母亲却永远在仇恨她的父亲。她无法在现实中去惩罚他，便极力在精神上去满足一种虚构的报复——改名换姓，不承认有此父亲，甚至不允许外婆去原谅。

然而这种背叛只能停留在自我泄愤的地步，因为这个政党一向在意个人的血统以研究其阶级属性。在她报考革命大学那天起，她就要面对无数张表格。她总是试图说明她是她父亲那个阶级的弃婴，她和她母亲属于苦难平民。然而表格却限制了她的声辩，同时还作为一张早有预谋的标签贴上了她的面庞。

上个世纪流行一个充满杀机的词叫“历史不清”，母亲被这个语词压迫得痛不欲生。当任何一个批判她的人诘问——你是不是军阀女儿，她就仿佛陷入一个悖论。她比别人还恨她的父亲，却又偏被他们视为同一个敌人。她觉得这个父亲不仅在生前遗弃了她，还在死后长久地陷害着她，她完全无力跳出这一血缘的魔沼。

1957年的母亲正当而立之年，这个来自遥远省城的女人，试图把她的教养植入那个土家山寨。其直率和刚烈却往往好心换来敌意，她对党的意见和她的出身被联系一起时，只能戴上右派的高帽接受工人的监督改造。20年后终于彻底****时，母亲已老去，所有曾经蒙受的屈辱和伤害不知向谁讨还。划处和****都是一张纸，她深感前者重如泰山而后者却轻于鸿毛

五

文革开始时，父亲作为矿长很快被打倒，母亲微薄的工资要维持全家的生活，那时她是小镇供销社可以双手打算盘的会计。外婆陪着失学的大姐重返平原插队务农，二姐当了矿工，父亲病危在武汉住院，十岁的我也肺结核穿孔而命若悬丝，我们家一分四处进入了生命中最艰危的岁月。攻击母亲的大字报依旧贴满门窗，频繁的抄家连缝纫机头也被拎走，母亲带着我忍辱负重地在小镇访医求药，她不能垮，她要拉扯着这个破碎的家一个不少地走进那渺茫的明天。

一次她带我到县城看病，回来时求熟人找了个便车，司机走出城后竟威逼我们从车厢下来，一生不低头的母亲为了我哀婉乞求，她看着扬尘而去的汽车悲愤难耐，又不愿让儿子看到一个母亲的窘迫和尴尬，只好将泪水默默吞下。她永远不理解人世间的恶竟至如此，人性何以被一个时代扭曲得如此不堪。

我小学毕业后，学校又以我有传染病为由不录我上初中，我开始了短暂的少年樵夫岁月。当我在夕阳下挑着柴火蹒跚而归时，多能远远看见下班后又来接我的母亲，那时她已见憔悴了，乱发在风中飘飞，有谁曾知她的高贵？两个姐姐都已失学，她再不能让我沉沦泥涂，她不得不去求文教站站长，终于使我得以入学。

六

母亲终于带着全家迎来了1978年。父亲升迁，她获****，大姐招工，我考上大学，外婆又回到我们身边。这时的母亲总算有了笑颜，她相信善良总有好报。即使那些迫害过他们的人也来我家走动，她依旧不假辞色。

1983年外婆辞世，85年父母离休，87年父亲患癌，89年我辞去警职，随后入狱，母亲又开始了她的忧患余生。

父亲总想等到儿子重见天日，因此而不得不承受每年动一至二次手术的巨大痛苦。他身上的器官被一点点割去，只有那求生的意志仍在顽强茁生。真正苦的更是母亲，她不断拖着她的衰朽残年，陪父亲去省城求医。父亲在病床上辗转，六十多岁的母亲却在病床下铺一张席子陪护着艰难的日日夜夜。只要稍能走动，母亲就要扶着父亲来探监，三人每每在铁门话别的悲惨画面，连狱警往往也感动含泪。每一次挥手仿佛就是永诀，两个为共和国效命一生的佝偻老人，却不得不在最后的日子里，因我而去不断面对高墙电网的屈辱。

我们在不能见面的岁月里保持着频繁通信，母亲总是还要在父亲的厚厚笺纸外另外再写几页。我在那时陷入了巨大的矛盾——既希望父子今生相见，又想要动员父亲放弃生命。他的挣扎太苦了，连带我的母亲而入万劫深渊。

七

1995年我回到山中的家时，只有母亲还在空空的房里收拾着断线碎布。那时父亲刚刚离去半年，他在楼顶奇迹般地种植的一棵花椒树，正盛开着无数只眼睛一如死不瞑目的悬望。

母亲依然如往昔我的飘流归来一样，为我炒好酸菜鸡杂。拿出一大坛药酒说你喝吧，这是你爸为你泡的劳伤药。她怎知儿子的伤原在心深处，却冀望一副古老的药方来疗慰。

为了求生，我不得不匆匆又出山。临行之际，母亲异样地拉着我的手说，你在武汉安顿好后，就接我过去吧，家里太空了，一个人竟觉得害怕。我突然发现母亲已经衰老了，她一生的坚强无畏似乎荡然无存，竟至一下虚弱得像一个害怕孤独的孩子。

八

我用朋友借的一点钱租了一所肮脏的房子，几件歪斜的家具也算撑起了一个家。母亲带着一个单开门的冰箱来了，我见上面许多修补的漆痕，心中无限酸楚——这就是两老一生节俭唯一值钱点的遗产了，无常的灾难耗尽了他们的一切，我又怎生才能报答。

母亲在阴暗的房里一点一点拆她的毛衣，漂洗那些弯曲的毛线，然后又一针一针为我编织出一条毛裤。她说这过去的纯羊毛，现在不好买了，你穿着会暖和些。

她拿出一大本装订好的信纸给我，说这是她这些年来写的她的家族的回忆，我看见密密麻麻的几十万字，几乎页页漫漶着泪痕。她的手颤颤巍巍，哽咽着说这就算是留给你们三姊弟的纪念了。

向来给我作饭的母亲突然不做了，每天要等着我回去做才吃。她又说这房子白天好阴冷，她感到恐惧。我带母亲到居委会去打麻将，她去了一次就再也不去了，她说她和那些老人没有话说。我知道清高的母亲一生不苟时俗，向来也不会娱乐。

我那时和几个朋友凑了点钱编书想卖，每天回去母亲就要问有钱赚吗，我说生意没有这么快，她就又感叹物价涨了，城里生活太贵，然后说她要病了就是我们的拖累，她真想找我的父亲去。我每天在这个冷漠的世界疲于奔命，我求朋友的妻子给她免费的药，她心脏开始不适，我说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九

陪我住了十几天后，母亲要求到大姐那里去住。大姐在同城的另一个区，在长江的边上有一套狭窄的居室。大姐有一个可爱的女儿，我想也许能给母亲多一些欢乐和安慰，就让大姐来接走了她。

我依旧在人海挣扎，在没有电话的时代也疏于问候。根本在于我忽略了母亲的所有暗示，我不知道那时她去意已决，她已在暗自料理后事，在与我们姐弟委婉话别。

1995年的深秋午后，大姐打电话给我朋友找到我说，母亲早上出门现在未回，他们四处找也未能找到，大姐的语气有些惊恐。我还说，不会有事的，你们再找找吧。傍晚大姐在电话那端痛哭——她找到母亲的遗书了。

我带着几个弟兄赶去，大姐交给我从被褥里翻出的母亲的两封信和一串钥匙，匙链上还挂着父亲当年给她的一个韭叶金戒指，我的心顿时如沉冰海。

母亲平静地写道——我知道我病了，我梦见我的母亲在叫我，我把你们的父亲送走了，又把平儿等回来了，我的使命终于完成了，我要找你们父亲去了。。。。。。请你们原谅我，我到长江上去了，不要找我，你们也找不到的。你们三姊妹要互相帮助，父母没能力给你们留下什么，我再不走还要拖累你们。。。。。。

十

我们连夜沿江寻找，多么希望母亲还徘徊在生死边上，给我们最后一线机会。

我们去公安局报案，他们说人失踪一月后再去备个案即可。我们去民政局求助，他们说没有寻人的职责。我们去电视台，他们说上级不允许播寻人启示，走失的太多了。我们自己复印招贴满街去贴，城管的跟着就撕，逮着还要罚款。整个国家没有一个救助机构可为我们分忧，我的母亲就这样走失在她的祖国。

码头工人见多识广，他们说武汉下游的阳逻镇是长江的回水处，水上死者都会在那里漂浮回旋，你可以去那找到你的母亲。

我只身来到那个码头赁居，先找当地派出所求助。他们客气地说，你看这墙上挂着多少寻人启示，我们根本顾不过来，这里每天都有浮尸。以前我们还每具100元请农民捞起来埋上，我们登记个特征。现在经费包干，我们也没闲钱管了，你自己租条小舟去找吧。

我只好请了个胆大的渔民每天划着他的扁舟，陪我在此江湾逡巡。江面上果然每天都有浮尸，我都得靠近查看是否我的母亲。有的被浪花卷到了沙滩上，在阳光下发胀腐烂，堆满了苍蝇，远远就散发出恶臭。我生怕错过我的母亲，总要一一去翻看。许多天了，渔民也厌了，码头工人感于我的孝情，劝我别找了，根据他们的经验，武汉下水的这时早该在此出现了，要没见到，一定是被沿江的船锚挂在水底了，又或者被漩流带出了江湾，那就永远找不到了。我最后还是又沿岸上溯找回武汉，母亲终于仍是一去无迹。而两个姐姐则同时找遍了所有的亲友寺庙，我们终于彻底绝望。

十一

整整十年过去了，秋水长天，物换星移，我们姐弟的隐痛和歉疚却从未平复。我们在一起相聚时，基本也尽量回避这个话题，谁都知道心上的创口还在暗夜渗血。

两个平民姐姐多少还有些迷信，早几年听说哪个神人，总要去花钱请教母亲的下落，并按所谓的高人指点去再做徒劳的追寻。又或者听某位故旧传言，在某处曾见疑似母亲的老人，便又要去打听，然后牵出万千余痛。只有我相信母亲真的去了，她一生的刚烈决绝，一生对我们的挚爱，在那个艰难勉强的时刻，她绝对会选择尊严而从容的赴死。她要用她的自沉来唤起我重新上路，来给我一个无牵无挂的未来。

一个68岁的老人，在经历了她坎坷备尽的生涯后，毅然地走向了深秋的长江。那时水冷如刀，朝阳似血，真难以想象我柔肠寸断的老母，是怎样一步几回头地走向那亘古奔流的大河的，她最后的回眸可曾老泪纵横，可曾还在为她穷愁潦倒的儿女忧心如焚。她把她的神圣母爱撒满那生生不息的浩荡之水，然后再将自己的苍老骨肉委为鱼食，这需要怎样一种勇毅和慈悲啊。她艰难的一跃轰然划破默默秋江，那惨烈的涟漪却至今荡漾在我的心头。

1995年的冬天，我为母亲砌了一个小小的衣冠冢，边上同时安埋下外婆的骨殖和父亲的灰烬，然后我只身踏上了漫游的不归路。

1996年我责编了第一本书稿《垮掉的一代》，看到金斯堡纪念他母亲的长诗《祈祷》，他不断回旋的一个主题就是他母亲最后的遗书——

钥匙在窗台上，

钥匙在窗前的阳光里。

孩子，结婚吧，不要吸毒。

钥匙就在那阳光里……。

读到此时，我在北京紫竹院初春的月夜下大放悲声，仿佛沉积了一个世纪的泪水陡然奔泻，我似乎也看见了我母亲在阳光下为我留下的那把钥匙……

别梦依稀咒逝川——悼故友如波　

一

死亡，在许多时候，真是一件近乎日常的琐事。你买菜的路上，邂逅车轮下的一滩血，你拎着一堆肉食回来，看见邻居的一张讣告----在你行经的地方，人们竞相奔赴道路的尽头。你才发现，生命竟然确实薄如蝉翼。

当“访旧半为鬼”时，当“故人日以稀”时，当在暮烟的幻象中遥见你曾朝夕与共甚或唇齿相依的大队面容时，你何曾有一丝幸存者的窃喜。就象此夜，当我枯坐于天涯客馆，燃一炬烟，吞吐几十年的往事时，我恍若一个同谋共犯----他们去了，我却苟活于斯----我怎堪独自直面这惨酷的余生。

二

1978年对于今天的多数年轻人而言，只是一个过往的年份。对中国而言，真正的“文革”在这一年才敢谓渐趋结束，尽管史书上是另一种说法。

半年前，首批恢复高考后的新生刚刚入学，我们这批78级新生跟着又来了。而在我们的师兄中，还有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等待毕业。

那时的湖北民院叫华师恩施分院，在我们去之前大约三四年，它还是一个中师。这个奇怪的大学在迎来78级这批怪胎学生后，很快就显得捉襟见肘了。

那一年，整个恩施的文科生考出大巴山的不足30人，余下的上线生则全部取到了“华师恩施分院78。1班”。于是一大群工人、农民、知青、民办教师、干部和应届高中生走来了，老的33岁，小的15岁，总共81人。其中当父亲的十几位。其中有五个孩子的两位，其中一位还带着女儿来上附小。还有一位（现在官拜副省长）教高中的老师，与自己的学生同时高考，然后同时录到一个班来成为同学。

需要说明的是，那一年这个国家还兴“政审”，所以我们这个班上有许多同学的实际考分原本应上一级名校。

三

那时，国家对师范生尚有恩例——伙食费每月18元，助学金1至4元不等。如果无此条，估计还要减少二三十人。刚结束的浩劫，在大多数人的满脸菜色中犹存余痕。

男生30个一堆住了两屋，余下年纪大的十位，还另挤了一个小屋。

那时，已婚同学允许请“例假”——每月可回家圆房。多么人道的措施啊！

还有一些同学，在文革中即是什么“烽火战团”、“东方红公社”的总司令，老三届又十年摸爬滚打，都是人精了。还有一些公社书记、学校校长，三山五岳，来的都是恩施当年的各路人物啊。

四

没有这样一个背景概述，我实在无法从那些混乱的生活中，真正凸现出老李——如波兄这样一个独特的人，并让今人和后世有所理解。

多数人能叫出全班同学的名字，大抵在一年之后。而在一大群灰头土脸的“老”同学中，除了班干部，大约首先多是记住了“李如波”这个名字的——因为各科老师刚开始都爱问：李如波，哪个是李如波？你为何不交作业？

老李一般则都站起来，徐徐答曰不想做，然后自行坐下。他永远显得似笑非笑，不卑不亢。老师反而有些尴尬，以后习惯了，便再也不问。

而全体深化对这一怪人的认识，是另一突发事件——那天，大家都在教室自习，快过建军节了，校办来了一女干部，找老李这个唯一的复员军人填表，大约是拟慰问一下。老李填表已有几分不悦，该女士拿到表还不走，当场读完，然后提了一个愚蠢的问题——你未婚呀？老李答哦。又问你怎么未结婚呢？只听一声巨响，老李拍案而起，疾声斥曰：你一个大姑娘，你凭什么问这个问题？然后拂袖而去，该女士则确确乎呆若木鸡。

那时，这个国家尚无“私生活”、“隐私权”这些概念，但老李，李如波，却让每个师生都记住了——他与所有人皆有距离。

五

杀手君写了一篇[一个书生的背影]，这句话总让我想起老李。

记忆中，他总是理着一个54时代的学生头，头发37 开，一边显右倾，而两鬓辄是齐刷刷的露着青皮。他身高1，73左右，用古话说，确实“骨相清奇，形貌高古”。那年他28岁，但一脸老相。嘴型似乎天生有点歪，看上去总象乜斜着这个世界，一副讽世的样子。

他的衣服总是打了补丁的，总共也就一两套，洗白了的清蓝布。夏天午休，他回到寝室，马上脱下村衣洗净晒干，下午还得继续穿。入冬换棉裤前----那还是复员时的棉裤----永远只有一条单裤。从无一件过季的衣衫啊。某日，我塞了一条父亲厂里发的劳保裤到他床头，他静静地还回。后来实习前，秋风萧瑟，我悄悄地塞进他的行装，以后他便穿上了，彼此亦无一声言语。

只有他床头那每天叠得整整齐齐的暗黄军被，可以让人相信他曾是一名军人。除此之外，他实在太象一个胸怀利器的落魄右派了。

六

这个世界有多数“怪人”，总不免让人歧视。只有少数，即使难以亲近，却总能令人心存敬畏。老李，许是后者之一。

他多数时候在看书，发呆，独自漫步，即使坐在课堂上，课则几乎是不听的。有时会突然放声大笑，周围人不解相望，但终是仍不解他在笑什么，自然也不知他在想什么。他似乎永远行走在世界的边上，活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

那时，我们这批应届的愣头青，喜欢作弄“老”同学，向来对老李，则唯肃然。后来读书，知道有一种法相庄严，而有些人，则是与身具来的。大约半年后，几乎三分之一的同学，便尊称他“李老师”了，听起来，比叫其它真正的老师要顺口和真诚。

但他确实是不与人群的。某次学校要搞什么鸟队列体操赛，全班集合训练一二一，班干部生拉他去，他走了一圈，突然从队列中高吼

Chapter_2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然后扬长而去，全班哗然望着他瘦削的背影。他太反感这些曾经伤害他的“集体主义”了。我们似乎打小就反叛，我们却永远留在某个队伍中，我也永远只能心怀惭愧地望着他渐行渐远的背影。

七

这样看来，老李仿佛是一个生硬的人，不苟言笑。但错了，老李的幽默感一如迅翁，一种独耐回味的冷嘲，历久弥新的哑笑。

他向来不主动与女生说话，尤其官宦子弟。一日恰好这样一位小姐真诚地向他请教----李老师，这个字怎么读又是何意啊？----她指着书上的“鸨”字。

李老师没办法向这个清教徒时代过来的小女生讲清，他只能严肃的答曰：读保，就是古代的“妇联主任”。

那时，学校的早餐尚无粥，五分钱一碗青菜汤。一日汤上竟飘满了蚂蚁，学生自然大闹，校长亲自来安抚，须知那时学潮多是从伙食开始的。校长解释完，老李在一边冷冷地自言自语——我还以为是学校发的什么预防药呢，抢着喝了几口！

又一年，“英明领袖华主席”退位，***总书记上台。学校组织收看完新闻，老李一个人开始高声起唱——焦城的山来焦城的水，焦城里出了个华政委-------那个时代的学生何等的政治意识啊，于是皆合唱，皆大笑，一时全校此起彼伏。他们在老李的启示下，欢庆一个时代的结束啊！

八

那时的学生长短不齐，凑在一起就爱打赌争问题，或争一些野史知识的记忆力。至于仲裁或答案嘛，就找老李，反正他是一个长期失眠者。我则从他身上，懂得什么叫渊博。

比如大家争“左派右派”到底谁是自由主义谁是保守主义，这种分法从何而来，我党何以一回儿反左，一回儿又反右。不可开交时，便听老李讲西方的圆桌会议，讲法国大革命，讲国际共运史。我至那时，总算才明白我“右派”母亲的来历何含义。

又比如当局批爱情文学为扫黄，为什么命色情为黄色而不是绿色或其它什么色。老师也不懂这些鸡毛问题，老李就会告诉你——以前英国有个企鹅出版社，出了一批低俗小说，封面全用黄色，于是媒体攻之，遂有“黄色读物”一说。我看今天新闻出版署扫黄办的干部，大抵也还不懂这一来历。

学问好，不听课，不交作业，但考试还是必须的。写作课老师终于有一天决定，他这次考试就交一篇散文，而且不命题了。于是，老李交了第一篇作文，叫《书恋》。就这一次，写作老师还是忍不住原谅了他素日的不作文，给了他最高分，还声情并茂地拿到全班朗诵。读完全班陷入沉思，我们这些一向自命不凡的“才子”全他妈傻逼了。没办法，高人出手，一击而毙。就那文笔，那种生世之慨，不到火候，学是学不来的，只能高山仰止。

九

老李只有两种爱好----书与烟。酒亦爱，那时喝不起，亦不吃请。每月学校发给他22元，他只吃8元，留两元买一条“圆球”烟，再买点肥皂牙膏等，攒一点回家上学的路费，余款便用来买书了。

那时初开禁，好书突然成批，新华书店也兴排队。每逢周末，老李大早便开始徒步向舞阳坝，展览馆对面的书店都认识这个净买一些非畅销书的大叔了。钱有限而书常新，实在不忍割爱，老李也只向我一个人借。三元两元，等到月底一退完饭菜票，首先必来还，无论我怎么不收，他亦是会坚持到赢的。有时我也手空，到他借时我必说随后给，然后偷偷找人借了给他，因我深知他是不会再找人开口的。古人认为君子清且贵，老李即有这种气，永远的穷而不贱。

抽烟，于他就算极奢侈的事了，有时也难免断炊。他的手指是黄的，嘴唇也显青紫。往往深夜，仍见他在黑暗中星火明灭，有谁能知他的苦痛。

十

我与老李的初次接触，是偶然看见他在谱曲，那时的我还是一个混球后生，不免好奇，就凑过去看，他对我似乎还不讨厌，便递给我手稿-----他竟然在给[红楼梦]中警幻仙姑的12支曲在配简谱----须知那时还没有电视剧一说。我其时尚不识谱，他便哼给我听，我只觉一阵悲风扑面，人便有些呆了。此后自然便对他多了几分仰望。

某日，我爬上一棵树读书，看见老李在草地上坐着，就下去找他闲聊。那时我们彼此皆知之不深，他忽然问你祖上干啥的，我便简述一回，他沉吟片刻说：原来如此，我是说有些异处噻。在以后的交往中我才知道老李在乡下无事时，曾深研过纬学，举凡四柱八卦，子平堪舆之类，他皆能运用自如，但他却并不全信----他似乎总想在人世间求证----是否果然有命运存在。

许多年过去了，我如今也深陷在这种不可知之中，摇摆于宗教和世俗之间，彷徨不知所终。人似乎经历越多，越有种难以自拔的宿命感，所有的追问都归于虚无。

老李有次私下对我说，某女同学的面相不好，可能未来会有新丧之痛。那时我只能存疑。若干年之后，当我惊悉那位女生果然婚后不久即遭厄运时，几乎使我完全相信人生自有前定。

十一

迅翁尝云：人最痛苦的莫过于梦醒之后无路可走。于我，则常是中宵酒醒之后，无路可走而深陷回忆，牵出无数往事的余痛。

此刻，我坐在深夜两点的灯前，遥忆着”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的坎难人生，确觉我当言说，否则，我必在此巨大的黑暗中窒息。

也许我不谈老李，就真的无人想起他45年的存在了。如果这个世界一切的美好，真实和思想都随水而逝，一去无迹，那我只能认为是这个时代集体合谋谋杀了老李，并且消尸灭迹。

我也常在想，他真的来过这个世界吗？他幻影一般的来去，曾有几人看见他的真实面目。连我的一些老同学都说他疯了，神经失常，我怎能为这个时代求证他的曾经存在呢？

西贤曾谓----当这个世界疯狂时，少数清醒者反而会被大众指认为疯子。大家在读过我以后逐渐披露的老李书信之后，一定会相信我对老李的信任----这样一个理性的人，是绝不会如世俗所谓发疯的，他的从容赴死，只是对生存方式的一种选择而已。

十二

1978年，全国13所大学学生会联合以武大为中心，办了文革后第一个地下文学刊物——[这一代]，只出了一期便被封了，但仍流传了几十份到我们学校。校方曾试图扣留，但因我们班这些大哥们的斗争，最后还是拿到并迅速传播开去。应该说，这是中国文艺复兴的真正启蒙之作。那批作者后来多数都成了名家，若干年之后，我与其中一些骨干成了好友，我们在追忆这一夭折的文本时，充满了温馨和感伤。

1979年，全国开始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起初我是完全懵懂无知的——我尚不懂论争所要达到的政争目的。老李则对此十分关注，他对我说：你无须注意这个题面，因为真正的真理，并非只能通过实践去检验。有不证而自明的，有演绎而推知的。你应追问何以此刻讨论这样一个玄之又玄的问题，其暗示的真理是所指什么。果然以后的答案揭晓，一场理论之争改变了中国的进程。邓先生出山了，我们最初满心欢喜，“45”运动****，拨乱反正，我曾在老三孔桥上幼稚地对老李说;我看好这个人，我相信中国的民主进程至此开始。老李眉头深锁，他远无我这种盲目乐观，但他也无从答对，他只能从经验主义出发，对我说——专制的敌人不一定就是民主。。。。。。你不能总是冀望于圣君明主。然后这一年底，西单墙垮了，一个姓魏的愤青开始漫长的隐居。我与老李苦笑着在龙洞河畔抽闷烟。

十三

1980年的春天，我象一个愤怒的豹子寻找宣泄。那一年人民从噩梦渐渐苏醒，开始用各种文字追问。我用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诗形式完成了第一首长篇政治抒情诗------为了历史----致毛泽东同志。并在9月的迎新生晚会上公开朗诵。那时关于毛的评价尚无中央文件，我对这个伟人的质疑和批判在学校引起轩然大波。许多同学传抄着此诗，校方和地委宣传部，文办也调阅此诗。一个在我公开朗诵前读过本诗的写作老师[****右派，当时读的老泪纵横]次日把我叫进寝室，委婉的求我------你千万不要告诉校方说我此前看过。我当然不会出卖他，但他那心有余悸的可怜样让我从此疏远了。

事实上，我与老李曾就文革和毛的问题，有过多次畅谈。老李是真正的亲历者，他对文革的独特看法，至今仍让我不断反思。也许有些说法在今天并不新奇，但那是1980年前，很多讨论尚属禁区。

老李认为----红卫兵的造反初衷源于那一代的神圣使命感，他们并不单纯，至少不象我们今天想象的那么幼稚。但动机不错的行动并不能保证结果的正确。文革前的一系列运动造成哀鸿遍野，怨声载道，早已形成火山。国人期待一场大的社会变革而不计结局，因此当毛为权力之争而发起这次斗争时，他只是借用了人民的积怨。而神的召唤和草民的潜伏要求奇妙结合时，遂酿成一场从人对物的破坏到人与人的互相残害的集体疯狂运动。

他认为，知识分子因该为此首先承担罪责，全国各地的文革之火并非文盲引起，主要的“纵火犯”都是书生，他们只是没想到“革命最后会革到自己头上”。而在此之前，整个知识群体的道义缺失，客观上默许和纵容了暴政的为所欲为。他们为此付出的血腥代价，在当时尚未能完全唤起良知和胆识。

历史普遍地作弄了那些深怀使命的人们，我们似乎永远处于一个玩笑的时代。

十四

我至今找不到一张老李的照片，也许只有他的档案袋里会有一个登记照----如果尚未销毁的话。老李从来不照相，不参与班上的任何合影----他总是用戏言推脱：我怕你们以后在我脸上打叉叉。[文革时，报纸上的一些领袖合影，总有人脸上被打杈。]

三年转眼即逝，我与老李订交忘年，情在师友之间。临歧在即，我委婉相邀他合个影，以慰落月屋梁之思。老李宽厚的笑道----你看，你我之间，尚不至于这样拘于俗情吧。我唯无语。老李的高，是一种我无法企及的高。他似乎早就打算，不在这个俗世留下任何痕迹。流云潭影，来去无踪，他是一个真正的过客，游龙一现，翩然又水逝云飞了。

毕业前夕，我们七个室友去三孔桥边的一个鸡茅小店喝告别酒，我终于看到老李的醉态了，他趴在上铺不停的吐，默默的流泪。当然我们也都醉了，龙庄伟喝得最多----一斤八两，却没醉，结果还是被其女友骂得泪流满面。我与其它人，则是被班干部抬回来的，那天他们忙坏了。

次日上午，班车到学校接走各县的同学，利川车先到，老李送我上车，车快开了。老李仍默立于窗前，我放好行李又下来与他握手。操场上人已散尽，一天好日，空朗朗地照着我们俩，只是无语，手却攥得象要落水的人。我看见阳光在老李的眼眶中打转，闪烁得让我鼻酸喉哽。呐叭声咽，促我上路，我硬生生地挥别老李，从此踏上一条彼此不知前方和归宿的路。。。。。。。

十五

没有离别，也许就没有老李唯一留下的这几十封信。如果处在今天这个电讯发达的时代，大抵也不会残余下这些文字。假使连文字都消散于岁月的风暴中，有谁又能证明他曾在此浊世小驻。

我们在各自的故乡等待着命运的发落。老李回到了建始三里坝的香树湾，那是一个我至今陌生的所在，他又象一个农民一样为他父兄扛起了锄头。夜里，在昏暗的灯下，他写了给我的第一封信。他在信中说-----

“我家里分得薄田数亩，有点忙不过来，恰值我待业回家，能不以一次等劳动力顶上去乎？这几天汗流如雨，算是大力改造世界观了……在教育局的座谈会上，如同填自愿格式一样，我要求下乡教初中，只是不想回三里。看来局里可能满足我的请求。将来的事，谁也难以预料，我求得清净则心安无恙了。临行前夕，王新勇老师说过两句话：”你有点骨气，很好，也要现实一点。“句一也。”终身大事不能置之不顾，到人间来一场不易。“前一句有点朦胧，次日就明朗了，后一句很恳切，我不会不感动……

女同学中不少人多久以来认为我怪诞，因为我对女同学一直太冷。我知道自己不易被人理解。所以不责怪她们。我取的态度是尊重她们的大多数，但尊重毕竟与亲昵有别。存在决定意识。我希望她们能原谅我。我说的这个原谅，最好莫过于忘记。忘记，才能使我心安理得。[我累极了，写字手抖，高水平加悠悠摇晃，书法甚佳，见赏。]”

我收到老李的信总是即复的，当时写了些什么，至今却是茫然。现在坐在异乡的灯前，抚看着23年前故人的手书，薄薄的笺纸象一篇枯叶，墨色也日渐黯淡如我们已逝的青春，心中真是百感交集啊。

十六

80年代初，社会突然开始重视大学生了----尤其教育口，十分缺人。但那时教师待遇低，文革形成的社会地位也低，因此我们都不愿当臭老九。我们班的官家子弟特多，各挟背景，都想留校。真正有才的也不好留了，大家一视同仁----全部分去当老师。一个月后，基本都各就各位，只有老李在建始还没着落。

穷人最需要工作，老李隔三擦五跑到县教育局去打听，总说让他再等待。这个毫无关系也毫无“追求”的老实人，他不知道命运又将如何作弄他。最后，局长亲自找他谈话----你的档案被组织部调过去了，你到县委去工作，好好干。这个对所有人皆可谓喜出望外的消息，对老李却如重雷轰顶。他久久沉默，然后乞求不去，甚至潸然欲泪。所有人皆不解----这个去处意味着踏上仕途啊，多少人借此改变个人和家族命运。但老李却真诚地拒斥这一高就。局长自然不敢得罪县衙，他也不能辞职----那年月要工资养家啊。老李只好怏怏赴任，当夜给我一信，结句谓-------“写到这里，烟已抽完三支。这时刻雨已经住了。昨天晚上揩湿的手帕就搁在我身边的洗脸架上，我把剩下的泪水通通咽下，这就去洗那手帕。”

我分到了县教研室，马上参与全区先进教师表彰会的材料班子，然后驱车于山路上，然后象惊险电影一样翻了下去。我醒来时，看见万科长空空荡荡的头颅对着我的血眼，脑浆溅了我一身。。。。。。

我只能仰卧于床两月。老李说来看我，后又来信说走到恩施，却又搭便车回去了。以后我才知，他到恩施车站排队买去利川的票，排到窗口，才发现钱包被人偷了。无奈，他只好又回去了。古人说----雪夜访戴，兴至而往，兴尽而归，何必见戴。老李正是这样的高致。

十七

先转录老李在我养伤时的一封信，大家也好看看他的文笔和思考-----十二月七日书抵，今八时半取阅。为我弟转危为安幸之，乃不顾左右而速答。

贵恙车祸所至，且有伤于头颅者，吾意非忧思宜也。亦当静养，俗务不必强为，雅行应止适可。杯盏间事，他日复加，今请避之。笈中或有消闲珍本，间时而读，得一笑而后暂释之，不得苦索经卷奥旨。吾历好诗余，草赋数言以奉，意在助弟遣向日郁闷，敢烦即和之乎？弟少减痛楚，已就笔砚，吾以己之所好累弟矣，愧之愧之。

又承问下界事，渠侬扰攘，间有入于耳膜而震动者，吾辨之非清，无所用心使然也。“风起云涌”之谓，或有过当。系之以绳，塞之以笼，渠侬奈何？譬如出版结社，现代各国均称自由，付诸实践乃成画饼。画饼尚无功亦无过，向见之，查过已不迭。今有“现法”，宪法干甚事？……吾不准出某册，弟何处印行去？此“现法”较大批判倍有功勋，幸甚天下，天下幸甚，美哉现法也。或曰，书自有不可出者。试观之，前年似有滥出之势，性展览亦见于书市，今或稍减，官报斥之乎？官会批之乎？间有人出言辩人性兽性，言微而力弱，先排于末版之隅，后消迹矣。至于触我权势者，一文可受累牍斥，一书可受百会批。京师如是，我荆江两岸急趋奉之。《举手制止》为一靶，《父老兄弟》为一靶。“风起云涌”之谓，貌似矣。大学生开不开会，现法先无明文，后明文有案可稽，复何言哉？或思之：士心不可辱，事之起伏，此一时彼一时也。尔汝戏言，至于洞口内，能不“皆叹惋，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乎？弟勉之，“不足与外人道也。”

近者吾读俄国短篇小说，读郑板桥集，乃至读西厢新注。板桥集有深意，无粉饰。府祖出此老，人称一怪，吾不以为怪。先生若处今世，吾必师之。

读书看戏，吾作贼为累犯矣。近日文牍倍增，吾昼夜加班不迭，乃至受小人督察，稍喘微息即遭白眼。吾三更拥衾静卧，仍“报答平生未展眉”，展转达旦。瞑目既难，辄思劳碌间趣事。譬若劳模材料甲，上令细书典型事迹，吾即细书，上责之曰：又不是写小说……吾复概述，上责之曰：又不是填履历表。譬如材料乙，上令作简介，吾即书其事略，上责之曰：你难道连细节描写也没学过？吾欲改标题之简介二字，上责之曰：自作聪明，哼。思之至此，一笑。楼上某少妇不解笑谁，半途掷尿壶若抛砖，竟有金石声，急伏床捶壁，嗔曰“你也睡不着吗？好生听话何苦有这般折磨。”吾羞之，即磨牙呓语装睡，复思看书受责，看电影也受责，渐有睡意，却自垂泪，和泪入梦乡也。

十八

在我们对这个国家的改良还抱有几分希望的时候，老李则十分清醒的窥见了它的本质。80年代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和浪漫情调的时代，是中国20世纪唯一美好的一个年代。我在当时还算是一个积极向上的青年，有追求，但同时也弥漫着波西米亚精神。或者说，我还希望能通过一代代人的努力去改造这个国家，但老李则选择了放弃这种努力。他从骨子里认为这个国家还停留在封建集权社会，距离真正的共和还很遥远，根据中国的士人传统——有道则现，无道则隐——他因此选择一种隐的生活。但今天的社会连农民的土地所有权皆被剥夺，要想过一种古人似的隐逸生活实则已不可能，他只能委屈自己暂"隐于朝“——在县衙做一个默默隐忍的小吏。

可想而知，他的洁身自好，又如何能在那塘混水里同流合污。在县委办的一年，也许是老李精神最为苦闷的一年。他给我的每一通书信都在讲述他的愤怒和哀伤。他向上峰不断提出调离，但上面又确实舍不得这个笔杆子，他只能被扣为人质。他又不是个喜欢吵架的人，但他更不是个愿意妥协的人，他只好选择一种鲁迅所谓”跪着造反“的方式——他把调动申请不断复写，每隔一天便呈递一份上去，也不吵闹，他对我说——我早已烦了他们，现在只想他们也早点烦我就好了。最后，上峰果然就烦了，他们从政以来，还没见过如此不识时务的人，终于同意把他退回教育局。谁曾想，教育局也要会写各种官样文章的人，一见他这个县委办下来的，便又把他扣留在局里继续当枪手。他说这叫才出虎口，又入狼窝。

教育局相比县委，对他而言，稍有改善，但根本问题在于老李不是一个坐机关的人。他第一反感写那些弄虚作假的文牍，第二极不愿意与周边小人虚情假意的应付。他的不苟世俗也使他难容于人，于是他只好还是重操故技——继续不断上交调动报告。一年半左右后，他被发到了长梁五中——他实际上想到更远的乡村小学，但局里无论如何也不同意了。

十九

在一个后清教徒时代，一个人滥情是罪过，但一个人独身也同样难容于大众。这在性自由的今天看来，确有些乖谬和荒诞。一个人因为穷或残障而不能成婚，已多蒙歧视，如果他健康且尚可谋生而不婚，则难逃物议。老李这辈子与周遭世界的不协，也多与此相关。

一般交往的人，是不能与老李探讨这个问题的，他多会沉默甚至冷言相向，会使人难堪。我在很长时间也不理解他，自然也不敢问或劝他什么。其实毕业那年，他也不过31岁，用今日眼光而论，谈婚论嫁正当其时。但他似乎有意逃避着婚姻----他对前来劝媒的人是向无好感的。自然，他的性格也决定了他不会去主动追求谁，而在他的有限世界里，确也没有哪个女人能于风尘中辨物色而愿来爱他，于是，他就只能孤独的来去。

我后来可以与他函议这个问题了，他的回答则是——我近来颇闲适，故读书比冬春时坐得住一点。除了城里的“熟人”不多几回来介绍“朋友”外，知我不健谈者均不来座谈经济之道。朋友而要介绍，必是陌生人。先做朋友后“认得”，大抵“认得”以后就不那么“朋友”了。所以此戏法可以不演。至于人们要攻击，要把“古怪”形容得更古怪，我从来不想为之负责。光棍之“古怪”，自古而怪也，我自谓怪之不足……我其实本无绝对的“性忌讳”，只是不肯在爱情观上接受某些势力[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的“改造”而已……许多善良而不幸的人只能默默的走着善良而不幸的路，这些人并不主张禁欲主义，僧侣主义，只是看到[或经历过]“爱情”如何变成骗人的把戏，他们宁可清净些，也不肯去做该把戏的演角……此事我以为不好办，我自己都不喜欢衙门，找对象也当找个不喜欢衙门的，但又要一个不喜欢衙门的姑娘来爱衙门里的我，岂不谬哉枉也。何况年龄问题也实是一大障碍……我也要欢乐，有自己价值标准的欢乐。最美的生活是善良，平等和文明，最好的工作是为未来做几件切实有益的事情，最甜的笑由于淡淡的幽默。人们不以权势扰乱平静无辜的心灵的时代，才是人性真正解放的时代。

看了他的这些回答，我深知他是一个理性至极的人。对于这样的明白人，所有的劝慰皆嫌多余。但他何以至此，我仍有些含糊。我想一个人的天性总是喜欢男欢女爱的，如果没有性倒错，不会从头拒斥此事。他应该有他的隐痛。那时我每年要去看他一回，有次对酌，我们谈起了这个话题，终于引出老李的故事，这大抵是他平生唯一的一次叙述吧-----

老李在岭南某县当兵时还是小李，他管食堂采买，总去一家小店购物，也许他觉得那个女孩显得无助吧。那时物品多无包装，女孩则总是从柜下撕几叶纸为他包好，后来他发现那些纸竟是他向往已久的一些书叶，便搜藏阅读，并去找那女孩讨要。女孩说，这是她父亲的藏书，怕被抄家问罪，便只好拿来作包装纸，你愿读就给你拿去，只是千万别让人知道了。两人一来二往，渐成好友，女孩一家是下放来此的，以后也不知更向何方。老李乃穷当兵的，几年后则归宿已定。烽火乱世中的儿女，命运未卜，何敢触碰爱情这种高贵的话题。即便心中藏有一个重洋，流出来也只是两颗泪珠。到了他复员时，也终是默默相向，将人世间万种无奈都存进回忆。

老李一生心高气傲，即使回家做个农民，自然也不肯接受家长媒婆的安排，更何况心中还装着一个大海。后来当了民办教师，也只孤独的不问世事。同事中有个公社书记的女儿，被另外一个老师纠缠的无奈，谈了分，分了谈，觉得老李人好，便来找他倾谈。老李这人本来就是不走近觉得他怪人一个，一旦走近就会发现原来山高海深，不久这女同事就移情向他了。老李本来就不愿攀附权门，又加上扯进一个三角，更觉尴尬。但那女士自然是事事主动，关爱久了，老李虽未首肯却也不能说毫无心动。老李想先逃出这个是非圈后再作主张，恰好高考恢复，便考了，成绩可上武大，怕给家里添负担，却只填了师专。两人这时要起誓，女方说，你一走，我就宁可辞职也不在这个学校呆了，免得与那个人[前男友]缠夹不清。老李说，那你就等我回来结婚吧。结果老李入学半年，见那女友终是放不下那份工作，继续留在那里，便什么也不多说就吹了。那年头，乡下人自然要说他是陈士美了。老李也不分辩，只是从此选择了独身----这个世界再也不能说他什么了。

有一年，老李在乡路上邂逅了背着娃娃的她，老李的独身乡下也都知道，她远远的含泪相望，老李仍只能掉面而去，这时的他，内心已枯寂如沉渊了。

老李不要求别人做什么，但在乎别人的承诺。他遵守自己的承诺，因此他不会原谅别人的食言。他的心灵从此戴上荆冠，永远在暗夜渗血，这个世界再也没有一双温情的手，为他除去那些荆榛。。。。。。

二十

昨天看了快乐牛的信息，知道老李确实故去了，在他故乡的一方贫瘠土地上，有一所孤坟掩埋了他的全部岁月。他的智慧再也不会烛照我的黑夜了，他真的去了，我最后一点幻想终于落幕----我再也无法在尘世或方外找到曾经指引我的灯盏。陈布雷当年自杀时，自谓“油尽灯枯”。老李也在他清苦和落寞的光阴里，熬干了他的全部希望。他一定承受了生命的最后一击，他实在不想再去面对这个浑浊世界了，因此才会选择这个最古老的方式来洗尽他45年的烦忧和劳尘。而我，那时正幽居于另一个城市。我们无从话别，就象过去的一次寻常聚散……

80年代前几年，我每年总要去看一次老李。每次都带几本书加上两条游泳牌卷烟。最后一面正好20年前的暮春，我从利川到恩施到建始再到长梁，五中记得在街后的半坡上，要沿着田埂路爬上去。我找到他的寝室，在二楼的一个单间，门从来不锁，我就径自入室落座等他----除了上课，他一般也无处可去。钟声响过，老李推门见我，仿佛昨日才来串门的熟客，脸上并无惊喜，只说了一声“你来了”，然后拿起一个巨大的搪瓷茶缸，转身又出门而去。半晌他回来，拿出另外两个大杯，将手中缸子里的散酒一分两份，又从床头挂着的那个黄书包里倒出一堆生葵花籽，说是学生送的，这就直接坐下开喝了。

老李就是这样的魏晋风度，一点俗情没有。仿佛缺乏情义，但一旦坐下聊天，他往往又容易眼圈泛红。我们喝酒也不兴劝敬，说几句又沉默一回，如让外人看见，多半会觉得象两个陌生人在无言相对。不知不觉就有些飘了，酒也尽了，老李移步窗前，外面已是薄暮，看的见一些归飞的鸟影。靠墙摆着一架脚踏风琴，墙上则贴着几张曲谱------那是老李新谱的沁园春雨霖铃之类。老李仿佛自言自语----这琴缺几个音，没人要，我就从仓库搬回来了。然后他就坐下，自弹自唱起来。他苍凉的声音在斗室盘旋，沙哑而不失音准，其调式高古，满腔的幽怨尽抒于这乡村黄昏的暮烟沉霭中去。我一生也无法忘怀这一画面------我在其中读出了一个生不逢时者的全部孤寂和悲凉。

晚上，我们真正的抵足而眠，两人都斜依于床头，黑暗中只见烟头的闪亮。我们就这样尽兴畅谈，只有在这样的夜话里，你才知道老李的内心是怎样的愤世，他根本无法超脱，巨大的黑暗一直深埋于心，他面对这个颓世这个腐朽的世界永远难以释怀。

次晨我醒来，老李已去上课，桌上有个字条------你自己走吧，我不送你了。我们之间，原亦无须俗套，我也就收拾上路。路上村民说，班车刚走，我只好一路走回。十几里地，沿途的好山好水，鸟鸣佳音，走到城头，我看见了那条我至今也不知道名字的河流，浅浅的流淌于卵石和沙滩上。我怎知道这就是永别，怎知这条无名的河也会涨水，会以其浑浊的怒涛吞噬我一生的兄长。。。。。。

生于末世运偏消——幺叔的故事　

一

每个人的记忆，大抵都应该有个起点；只是因为童年往往由一些时序颠倒的片断画面组成，仿佛面对一幅淋漓挥洒 的水墨长卷，以致于连作者本身也无法辨出它的始笔了。

我的回忆逆江而上，从宜都进入清江【古称夷水】，上行八百里才能抵达它的源头――在那里有个小镇，大约是古代的屯戍卫所，唤作汪家营。

汪营傍河而建，几百户人家，多居于吊脚楼上。彩廊【阳台的土家称呼】下的水流，在流经我童年的窗边时，还细小得尚无名字。现在想来，它似乎就是那片土地上的一线泪痕，一道随季节而开合的伤口。然而，正是这寂寞中消长的九曲涟漪，滋养了一方百姓人家。其中有个牟家，他们子弟的兴衰荣辱，却正好见证了20世纪中国的奇特历史。

二

很长时间以来，事实上我已经淡忘了幺叔；甚至汪营小镇那摇摇欲坠如悬崖危巢一样的故居木屋，也只是在一些客梦中，才偶尔荡漾出人世间最初的温情。前几年回鄂省，大姐感伤但平静的对我说――幺叔去世了，在宜昌，最后是带着微笑走的。我被大姐的话重新拉进了一段岁月，内心如潮，但言语中却仓皇得只有期期艾艾，只是点头表示知道了，仿佛就当是一个故人搬家的消息。

我真的对此是无动于衷的吗？我想起1978年在大学时写幺叔的作文，我翻看1992年在铜墙铁壁中写幺叔的笔记，我深知，他苦难的背影从来未曾从记忆中删除。一个个给过我少年养分的老人，似乎都在夕阳中列队，向一个叫着彼岸的地方出发。此岸的悲苦伴随了他们一世，我没有任何信心和能力，足以把他们留在尘世今生。

其实，幺叔和我家并无任何血缘关系，但我知道，在我们家人的心中，素来是视他以及他的家人为亲戚的。患难岁月中的惺惺相惜，结下的一些殊胜缘分，时常是胜过许多平常亲情的。

幺叔姓牟，名鸿光，是汪营牟家的少爷，行六。他是牟家彝字辈的，按他们至今不乱的谱书，他就要算是最高辈份的一代了。牟家不仅在汪营，乃至整个利川都算是大姓。其中又以幺叔他们这一支派――号称高升堂牟家――可谓鄂西百年前真正的豪门世家。高升堂是他们祖上世代传承的客栈货栈的连锁堂号，延伸在从小镇到省城的官道上。可以想象，在清末民初的驿马风尘中，有多少商旅行贾和英雄豪杰出入于他家的屋檐。也因此，在北洋政府时代，临时总统曹锟才会为这个僻乡蛮土的人家，亲自题匾为――惠及闾里。

三

要说幺叔，无法回避的要先介绍他的长兄――牟鸿勋。

民国年间的利川人物中，向有“三老四少”一说，牟鸿勋便是三老之一。他比幺叔年长许多，早在1908年便从武昌两湖师范毕业了，并经著名革命家孙武引荐，加入了当时的反清秘密组织――共进会。辛亥革命前的预备会上，牟鸿勋被推为起义的司勋和政治筹备员。孰料10月9日革命党人在租界检查炸弹时不慎引爆，清军戒严搜捕，将正在准备首义的牟鸿勋和彭、刘、杨等志士抓捕。审办此案的是督练公所的总办铁忠，很快监斩了彭楚藩、刘复基和杨洪胜，却把牟暂锁于文昌门监狱备留口供。【今日武昌尚有彭刘杨路，倘牟牺牲，则此路又当多牟字矣】坊间另外的说法是，铁忠曾为牟鸿勋的恩师，对他向来赏识，眼见清室倾危来日无多，故意笔下超生，为他留下生路。果然一日之后，首义成功，武昌光复，党人迎牟出狱，留任咨议局谋略。

但很快北洋出兵讨伐，南北战争爆发，革命形势危急。牟鸿勋乃倡议主办革命军政府机关报《中华民国公报》，并亲任经理。这可以说是公开以中华民国为名的第一份报纸，在政局未稳的当时，以号召革命巩固共和为宗旨，对南北议和清廷逊位建立民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后谋略处改稽查部，牟为八大稽查之一。黎元洪政府成立实业部，李四光为部长，牟出任副部长。袁世凯政府时代，牟为共和党提名，当选为众议员，并获授勋五位。

1917年孙中山兴起护法斗争，牟鸿勋潜回鄂西，偕一批革命前辈组建鄂西靖国军，蔡济民任司令，牟为副司令，而后来成为共党领袖的董必武，当时还只是蔡请来的靖国军秘书。

直奉战争之后，黎元洪短暂复任民国大总统，牟鸿勋受邀出任总统府顾问，曾先后获授文虎、嘉禾勋章。1928年，牟在多次拒绝蒋介石南京政府的电邀后，病逝于武昌。

四

幺叔在他的长兄活跃于清末民初的政治舞台之时，还只是一个汪营小镇的富家少爷。他的父亲是国大代表，他的三哥是燕京大学的学生【下文要叙述】；虽在偏远乡村，他少年时代在父兄的光芒下，接受的却是中国式最古典的贵族教育。待他长成青年时，他像每一个志存高远的儿郎一样，要负笈出游逃离深山的包围。那时的出山之路远比今日漫长而复杂，需要翻越重重蜀道走到万县码头，然后搭乘最早的小火轮奔出夔门，之后才是千里江陵那一如少年人生般开阔的大平原。

我已无法勾勒他最初的人生，约略知道的是他似乎在武昌完成了中学，之后考进了胜利班师后的南京国立师院；毕业之后留在武汉一家中学教书。

那时，国共两党开始了天下之争，浓浓的战火已经迫近他宁静的书斋。而他长兄的儿子――牟秉钊，其时已经从英国海军学校毕业归来，作为军中的少壮将领，被蒋公任命为当时海军最先进的舰艇――重庆号的舰长。可悲的是，就在这位年轻的舰长上岸受命之时，舰上的地下共产党发动了兵变，直接将重庆号开到了已被共军占领的山东。蒋介石盛怒之下，只好命令空军迅速炸沉了这艘英国赠送的最佳战船，以免成为共军的利器。

幺叔的父亲其时已经去世，三哥随国军转战杳无消息，侄子遭逢兵变，被蒋公免职，之后随败军撤往台湾。他在风雨飘摇和惴惴不安之中，迎来了武汉的易帜。那时，他还是一个无法洞穿未来历史的未婚青年。

1950年鄂西开始土改，他风烛残年的老母在汪营恐慌的给他寄出了一封信，以病危相催。纯孝的他不谙时代的颜色，乞假归来省亲，没想到却一脚踏进了世道变迁的陷阱，再也无法走出严酷的深山。

可以想象，作为工商地主的牟氏祖宗，曾经在那一方拥有过怎样的田产。他作为唯一归来的男丁，再也无法继承列祖的产业，却不得不继承先人的“罪名”。一个民国的高材生，一个少小离家的青年，在暴风骤雨的土地革命中，理所当然的被打成了地主，且扣留在汪营，开始了他长达三十年的“五类分子”生涯。

五

我大约是在三四岁左右就开始频繁出入于幺叔家。幺叔有两个孩子，长子叫艺华，次女叫亚华。亚华姐和我大姐同学，也许因为是家世的原因，她们很快就在那个小镇成为了闺中密友。我则在童年，基本是被驮在大姐的背上，开始拜谒幺叔的。

土家族乡俗，怕孩子不好养大，便要孩子对父母改换称呼；艺华哥和亚华姐都是把亲父叫幺叔，于是我们也就入乡随俗的一直叫到今天。

那时幺叔的所谓家，是在沿街的一个破烂且歪斜的木楼里；似乎是因为两边邻居房屋的包夹，才不至于很快倾倒。而他在民国时候的宅院，则被政府没收成为了汪营区供销社的所在。家慈那时是供销社的会计，于是我家也在他的故居里，分得了一间住房。我至今仍然记得那巨大的梁柱和后院回廊等建构，足以显示出旧主人昔年的辉煌岁月。

然而幺叔在当时，已经变成了一个皮匠，在他的歪斜楼下，摆一个门板，依靠为乡人修鞋补胎甚至维修手电钢笔之类，勉强维持着一家四口的生计。幺娘是先天风湿，腿脚萎缩行动不便，只能聊助家务。即便如此困顿，我记忆中的幺叔，仍旧和其它的匠人有别。他常常穿着一件小镇少有的四个兜的中山装，虽然布料已经洗薄泛白，缀满了补丁，但永远是干干净净，且在左上兜里，插着一支帕克钢笔――这件衣服和这支笔，也许是他作为民国文化人的唯一标记了。包含他花白的头发，也仍旧保持了一种向后梳倒的发型。就是这样一些零星的残留习惯，还能暗示着他曾经的王孙贵胄的身份。

我们姊弟之所以喜欢去看幺叔，是因为那是在文革之前的短暂温和时光，他狭窄的家里，竟然还私藏了许多民国年间的电影画报和其它书籍。在我们饥渴的童年，听他对一群完全隔世的孩子，指着一些旧日明星，讲述一些匪夷所思的电影故事；仿佛一个白头宫女，在回忆天宝繁华――那就是我们开启童蒙的精神大餐了。

幺叔是我见过的少有的温和男人，也许是那时的身份，决定了他必须对所有的人事都谨小慎微。但是他的温和不是那种点头哈腰式的谦卑，他永远不卑不亢的微笑着面对他的一切厄运。既不对孩子们使气光火，更不会和那些客户吵架扯皮。乡人们修好了一件破烂的物什，总是愿给几文就是几文。现在想来，他是见过大钱和大世面的人，即便失路潦倒了，身上依旧秉承着一种贵气；哪怕江山板荡，铜驼荆棘，也无法磨去那些曾经的教养。

六

似乎和古代一样，遥远京都的政争，竟然也能波及王土的偏远角落。即便是三省交界的古镇，依旧无法在乱世偏安。文革的风暴起于青萍之末，却要令万千八不相干的平民之家填沟转壑。在那一刻，艺华哥亚华姐和我的大姐，都因家庭成分的问题而相继失学。

之后未久，又一道政令下达，为了备战备荒，所有的还拥有城镇户口的“五类分子”家庭，要被驱赶下乡务农。在小镇还能凭借无师自通的手艺，勉强购买口粮养家的幺叔，又不得不面对新的厄运了。

幺叔一家究竟是何时搬迁，最终又落户于哪里，在那段纷乱的童年，我已经记忆模糊。之后大姐也远去平原农村了，我们两家似乎突然失去了联系。以后零星的记忆是，亚华姐嫁到了远方，艺华哥学当了乡村漆匠，走乡串户为那些贫寒的新娘，描绘简朴的嫁装家具。艺华哥偶尔上街，会来我家小坐，那时只有我和母亲在幺叔故居的一间木屋里生活。母亲问寒问暖之后，往往会给他们一点粮票布票，宽松时候会让他背一点大米回去。

再以后，我生病了，外婆从平原乡下回来照顾，两家的走动又似乎稍多起来。但记忆中似乎都是幺娘上街赶场，蹒跚的出售一点蔬菜，总要留下一捆给我们送来。而外婆是一个极为感伤的老人，总要拉着幺娘的手唏嘘半晌，最后回赠一点什物。

但是幺叔似乎从来没有进过我家的屋，即使偶尔上街经过，也只在屋檐下驻脚小立，和外婆寒暄一番便托故离去。许多年之后，我才依稀懂得，也许这是他童年时代曾经锦衣玉食的画堂高阁，如今人去楼空，他的自尊使他不愿再回眸这些蛛网燕泥了。

七

我是在我开始少年樵夫的短暂岁月里，真正开始认识幺叔的。

幺叔那时下放在一个叫着万家凉桥的小村，他似乎有意保持着和当地原住民一点距离，在凌乱的村舍外，搭建了一个土墙的简陋房屋。虽然白屋空堂，倒也依山傍水，泉清石秀，不失为一个乱世荒年的隐居所在。

文质儒雅的幺叔，即使在风声鹤唳的年代，也始终保持着一点读书人的底色。在食不果腹的饥寒日子里，他竟然还能在可怜的一点自留地边上，种上一些兰菊芍药，房后还手植了一片竹林；使他的寒舍远远看去，要比那些周边的农家，多出许多秀色和清气。

那时我们这群野孩子的樵径，偶尔要经过他的村舍，我有时便取道小憩，成为幺叔一家的稀客。在正午的阳光下，幺叔把我引到修竹边乘凉，两张木椅，一杯清茶，即使面对的是我这样一个少年，他也仍旧保持着一种应有的礼数。他似乎还没遗忘他曾经教书的身份，在闲谈中也尽量吐露珠玑，暗含着一些处世为人的训诫。他指着竹林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竹子能使人高尚其志。我虽然常常对他的话似懂非懂，但许多潜移默化的熏陶，在今天的我看来，确实是我一生都在受用的。

幺叔有一把老式的二胡，龙头丝弦，音色古朴。有时我去，会远远的就听见那琴音在山谷里呜咽。他会一曲奏完，才抬眼和我平静的说――这是《听松》，或者说这是《空山鸟语》。偶尔听到一些如泣如诉的旋律，他老眼中溢出几丝苍茫，在我长大之后才熟知，原来是《良宵》《江河水》等等。我不知道在幺叔的心中，埋存了多少更为苦涩的音符，有谁曾从他这个乡村农夫的弦索上，读出他的高尚教养和显赫身世。

八

我是偶然从父母的一些感叹里，隐约的知道一点幺叔的旧事的。而且随着运动风暴的冲击，也逐渐能够感受那种作为地主子女的原罪。

一天，我幼稚的问幺叔――乡下的生活比你过去要苦多了吧？幺叔缓缓咽下一口苦茶，仿佛自言自语的说道――人一辈子，原无所谓富贵贫贱，怎么样过，都是活法不同而已，但苦乐却是基本一样的。生老病死，人皆同苦。――他沉吟片刻，又指着面前的田畦溪流和远处的青山白云，继续说道――我在这些自然的世界里，快乐并没有减少。尽管我在你这样的年龄时，曾经享受过一些荣华富贵，但是现在这样的日子，却也别有滋味。人生在世，许多变故是不由自主的，但若时时随遇而安，都能做到知足长乐啊。

我当时也许并不足以理解他所感悟的真谛，但那一刻的画面却深深的植根于我的心中了。我顺着他的手指，看见远村的炊烟渐起，又袅袅散入暮霭之中，一如人世的一切功名利禄，都这样转瞬云烟。归鸦背日，倦鸟投林，一头耕罢的老牛，旁若无人的在田埂上啃吃野草――多么简单的生存啊，在向晚的风中，竹叶飘潇于地，浑如一幅随心所欲的书法，在记录着那些亘古不变的道理。

在我沉浸在他的高尚趣味而混沌欲开之时，他忽然又苦笑回头对我说――当然，你还小，还不必要在意我说的这些。我这是一种甘居平庸的活法，你还是要做个有理想的人，还是要争取出类拔萃。

但是，他已经为我隐约打开了人生的另一门径，似乎再也难以合拢了。若干年过去之后，我才明白，正是这一次无意中的讨论，使我从此根深蒂固的染上了一种莫名的颓废情绪；在面对一些事功的选择时，总是抱持着一些古旧的态度，因而也总是显得与世相违。

九

回头我必须要说说他三哥的故事――一个太戏剧的家庭，一个世纪中国的悲欢缩影。

他的三哥的名字，我至今仍然不知道是否解密，于是只好姑隐其名。他的三哥早在燕京大学的时候，就离奇的叛逆了他们的家世，秘密加入了共产党。至于以后他怎样利用他大哥和子侄的社会关系，从事着无间道的使命，这，肯定不是晚辈的我们所清楚的惊险故事。

1949年国军败退即将撤往台湾之际，三哥的公开身份是国军的一个上校，他唯一的单线上级命令他随军前往台湾，作为共军的特工计划长期潜伏，配合攻打台湾。

尽管一个特殊组织有他极为严格的纪律，但是任何个人都会在剧变的历史面前考虑自身前途和命运。我们永远无法确知三哥在临上船的那一刻究竟是怎样考虑的了，也许是担心一去难返，也许是害怕身份暴露，也许是想享受打下江山的胜绩，总之，他在那一刻，竟然自作主张的选择了退却。但是他在战乱中无法联系上他的上级，只好自顾自的脱下军服，私自开溜跑回了利川。他也许只想等待天下底定后，再出来找到组织，作为功臣效命新政。

但是，历史真是一个巨大的玩笑。他很快被解放利川的共军当作国军的逃亡军官抓获，相传要判处死刑。这个高材生在临刑之际，袒露了自己的秘密身份，并要求政府去寻找他的上级某某证实。好在那时此类现象很多，利川政府还是慎重的通过中央找到了那位仍然领导隐秘战线的上级，那个上级一听三哥违令没去台湾，不禁大怒，总算还念旧日私情，通知地方刀下留人，但要作为自动退党人员处理。

可怜这个老地下党员，精通几国语言的高级特工，就被安置在利川县城的红星餐馆，开始了他烧锅炉的生涯。1977年恢复高考时，利川外语教师缺乏，民间才想起这个燕京大学的高材生，纷纷把他请来帮忙辅导孩子，而我也曾是他短暂的私淑弟子。

他到底是一个不同凡响的人，知道各种****的消息，他立马开始了他的秘密上诉。所幸他的老上级还劫后余生，在经历了各种极左运动折磨之后，也开始理解了他当年的选择。更为重要的是，他的侄儿――原重庆号的舰长牟秉钊――那时正好当上了台湾海军的总司令。大陆的统战工作开始恢复，国家终于想起了这个奇人，立刻来人把他安排到了香港。

他有两个儿子，应他之求，国家同意带走一个，于是他的长子至今仍然留在利川。但是台胞和港侨的身份，已经足以改变三哥一家的全部政治经济生活了。

幺叔三哥的传奇，我也只能讲到这里为止。

十

80年代中期，我在县委宣传部奉命下乡，终于回到阔别许久的汪营。

我在变迁的坊肆之间，寻找我童年的老屋，我看见我家那临街的木壁被拆开成了一个柜台，里面赫然坐着我久违了的幺叔。

幺叔并未重操旧业，而是零售着乡村社会必须的针头线脑肥皂火纸，生意清淡得恍如隔壁的花圈铺。幺叔拉我进去喝茶，他说终于落实政策，将这栋祖宅发还给了他。我在那些烟熏火燎的墙壁上，还能依稀发现我童年的手迹和贴糊的报纸。

那时，幺娘已经谢世；艺华哥举家去了宜昌，亚华姐在平原，只有幺叔像个孤老，还在这个他经历喜怒悲欢和爱恨情仇的小镇，平静的生活着。

他依旧家无长物，衣饰朴素而整洁。他拿出许多家族照片给我看，都是他三哥转来的。其中有侄儿牟秉钊以及他的孩子们，在加拿大和台湾的豪华别墅前的许多合影。我看着那些依旧荣华富贵器宇轩昂的人们，再转顾落寞清贫的幺叔，怎么也无法想象这是同一个家族的传人。

牟司令给他的信，仍然恭敬的称呼幺爸。两岸的隔离和沧桑，对幺叔而言，又岂止是恍同隔世。幺叔平淡的说，他现在衣食无忧，也无须他们的资助，只是喜欢看看那些侄孙的照片，看看牟家熬过一个世纪之后，依旧没有衰落，内心就非常幸福了。他还指着那老屋说，都快朽了，梁柱都被蛀空了，他就要把他卖了，去和宜昌的艺华哥一起生活。

我突然看见他卧室的床头，还挂着那把我熟悉的二胡。我充满怀旧的取下在手中摩娑，但是琴弦已断，蛇皮已破，满身覆遍了时间的灰尘，再也无法发出呜咽的声音了。

薄暮时分，幺叔送我于古镇小街，默默无言的静观着这正一点一点消逝的古老街景。相去四十年的生命，相同背景下成长的少年，各怀一份感伤，揖别着那些隐痛的往事。而这，竟是我和他――一个似同血缘的幺叔――的最后一面。他最终还是离开了祖居地，死在了异乡。而汪营的牟家，再也没有高升堂的这一支人了。一个家族的荣耀与悲辛，必将风化在历史隐蔽的书缝中。

坟灯——关于外婆的回忆点滴　

一

我似乎活到1983年才真正认识到什么叫做死亡。那年我21岁。

在那个秋天，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人――外婆――也是一生给我影响巨深，爱最多的亲人，终于走完了她68年的艰难岁月，忽然离我而去了。在那之后的若干年里，我几乎仍然沉浸在那种巨大的悲痛中难以自拔。

那是在鄂西边城利川，外婆按照土家族的丧礼备极哀荣，在孝歌唢呐的颂唱里被埋进了一中背后的关山。风水师将她的坟头调向东北，在迢递山河之外是江汉平原，那里有她的故乡――她再也无法活着回去了。

那时土家的丧俗还保留着古老的礼仪，在入土后的七七四十九天里，每到黄昏，亲人要到坟前送灯――意在为逝者照亮那漫长的冥路。那是怎样一条黑暗的甬道，其尽头究竟是什么样的世界，我至今仍无从知道。父母是所谓干部，刚获“解放”未久，还不敢遵守这种隐含迷信的礼制。我担心外婆的孤独行程，遂在每个薄暮点亮灯盏，黯然行进于那墓碑林立的山道上，去为外婆送上一盏坟灯。

那时的我仍然不相信死亡是不可逆转的旅途，我独跪在坟前烧纸鸣鞭，匍匐在坟头痛哭，总想唤醒沉睡中的外婆。每次我都要将耳朵贴近新土去谛听，孩子般的幻想外婆会从棺木中传来呻吟，那我立马会用十指去刨开那些泥石，以救出我无人可以代替的至亲。

坟灯在晚风中无声摇曳，次第点燃小城的坊肆烟火。那时的小城是寂寞萧条的，我坐在半山上仿佛达到一个死亡的高度在俯瞰众生，年轻的我终究无能参透生死的奥秘。每在夜色中依依惜别外婆的孤坟时，总要频频回眸遥看那盏星火，我生怕它在我转身之际就熄灭，我需要它照亮外婆的异乡长夜，更需要它永远照亮我此后的黑暗命途。

二

外婆1913年出生于汉川县田二河镇的一个中等人家，她是长女，取名叫成凤林，家里人都唤她凤林哥。几岁时她的生母就病逝了，其父是个读书人，正忙着要东渡日本求学，就把她送到了武穴姨妈家抚养。曾外祖父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修了八年法科，回国后被民国政府委为甘肃高等法院院长。外婆的童年和少女时代受过私塾启蒙，放足较早，但脚弓则仍然是折断而弯曲的。她有过怎样孤独或者委屈的早年，于我则已不详了。我只知道在我童年时她每提起她的童年，总要老泪纵横。

外婆在23岁左右时由其父许配给了天门县干驿镇刘家的三少爷。刘家的老爷是从河南商水县长的宦途中退隐的，在干驿古镇新修了显赫的大宅。大少爷做商贸，二少爷办纺织，三少爷――我的外祖父则成了黄埔8期的士官生，他名叫刘纪律，字雪舫。四少爷是学生，后来成了地下共产党，新中国首批留学苏联的学者，现在则是国内最权威的玉米专家，博导。他叫刘纪麟，我们唤作四爹。

刘成两姓的联姻，在当初虽因长辈的同年之谊而起，却也不乏门当户对的政治因素。曾外祖将要带着续弦和儿子到塞外赴任，他想把这个缺恃无怙的爱女托付给一个可以放心的人家，却未想到在一个战乱频仍的国度，他的这一抉择竟埋下了我外婆一生悲剧的伏笔――这，大约就是命运。

外婆住进了刘家大院，一年多后生育了我的母亲，外祖父赐名为刘凌云――其中不乏一个新式军官对孩子的豪情期许。那时的刘宅除开老爷，几乎所有的男丁都在外打拼世界，阖家则都是女眷和孩子。外婆是否有过新婚的甜蜜，外祖在军阀混战中能否抽身回家眷顾，这些遥远的往事家慈一生不肯言说，我们已然无从知晓了。但外婆一生再未生育，则大抵可以想见她的全部生活多是在倚门守候，在含辛茹苦中抚大我的母亲。

三

外祖父的一生至今对我仍是一个秘密。外婆和母亲对此都三缄其口，在她们去后多年，我才从新修的刘氏族谱和一些族戚的回忆里，逐渐厘清他的大致生平。在我深陷危机的年月，虽然也有黄埔同学会的长辈来表示扶助之意，但他们并不认识我的外祖，只不过表达对一个学长的情义。

我只听说外祖曾经做过蒋介石的侍卫官，刘家悬挂过他一身戎装站在蒋公身后的合影。抗战时期他曾经是邱清泉部的参谋长，湖北光复后他大约是接收武汉的少将警备司令。1948年他被调往鄂西恩施担任最高军政长官，从巴东舍舟上岸，乘吉普经建始县鲁祖坝附近的一个峡谷时，被一群不明身份的人伏击而死。

从1927年到1945年，整个中国都是一个乱离的时代，没有一天治平。多数豪门望族都在这些政党、阶级和民族战争中毁于一旦，刘家也概莫能外。太爷去世，分灶吃饭的各房更见凋敝，外婆收不到外祖的任何汇款，只好靠捡棉花纺纱和为人缝补度日。【关于那八年的故事详见拙文《江上的母亲》】她坚信她会等回她的丈夫，她18年的坚贞相守，只为换来河清海晏后的团圆幸福。却未想到和平降临之时，带给她的却是噩耗――外祖以为妻女早已死于战乱，已经在后方新娶并有了两个儿子。母亲的大闹使外祖备受舆论攻击并为此受到党纪处分，外祖只好回来和外婆强行离婚。外婆放弃了外祖的补偿，成全了外祖的功名家庭，在按完离契指印后哭昏过去。

刘家的所有族人皆知“三嫂”的贤德令名，无不谴责三少爷的薄情寡义，但在那个时代，这一切又于事何补？被弃的外婆依然被合族挽留住在了已近废墟的刘家，她开始了她长达一生的寡居。外祖被击毙后，灵柩运回武汉，外婆竟然没有一丝怨恨地亲往扶柩而归，将外祖埋进了刘家的祖茔。她似乎始终坚守着刘家媳妇的身份，不仅侍奉着太爷最后所收的一个上房丫头――那个比她要小的名义“公婆”，我们唤作老太；还时常周济着读大学的外祖的四弟，我母亲唯一的叔叔。

四

外婆凭借她的裁缝手艺省吃俭用地供养着我的母亲在武汉读完中学，母亲回到乡下教书以分担外婆的艰辛。这一年湖北易帜，母亲决定投考革大，结业后竟然也被分往鄂西恩施――这是她所仇恨的其父送死的深山，外婆的无限担忧依旧无法阻挡其叛逆的脚步。

外婆在土改时被划为贫民手工业者，并加入了镇上的缝纫社。母亲在利川剿匪土改，与我父亲在危险岁月中结为伉俪。外婆原本是不想离乡背井进山的，鄂西那些遥远而陌生的地名，于她心中肯定还有某些无法言说的隐痛。但母亲作为唯一的女儿，她不能将她苦难的寡母弃置远方。那时大姐即将出生，母亲需要外婆的帮助，而这一理由则是外婆永难回拒的。于是她溯江而上至万县，然后步行来到了利川汪营区西流水村――我父母正在那个极端偏僻的荒山沟里大炼钢铁。

外婆的到来实在恍若救星，她几乎没有享受到女儿的幸福，却无端地分担了太多的灾难和屈辱。那时我家搭建在一个岩洞里，她接生了我大姐未久，母亲就被打成右派，恶意攻击的人们指斥她们是军阀太太和军阀小姐――而这，正是她们一生的剧痛。母亲痛不欲生之中，早产了我的二姐，那已是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之时。面对这个不足四斤的婴儿，父母都认为难以养活，只有外婆固执地不肯放弃，她用米汤一口一口地喂大了这个奄奄一息的孩子。那时粮食危机已经威胁到成年人的生命，外婆以她一生的灾年生存经验来对抗着人世间的无穷劫难。她拖着浮肿的身体在山野开荒，在贫瘠的土地上播撒求生的种子，这些荒年中的杂粮啊，竟被外婆熬成了一家五口丰盛的晚餐，成为穴居时代最温馨的回忆。

父亲需要一个儿子来传承他的爱与恨，母亲在监督改造的羞辱中生下了一个儿子――不是我，是我早夭的哥哥――才几个月，就被乡村的庸医一针毙命。父亲的愤怒无处发泄，家庭危机顿现，刚烈的母亲几不两立。又是外婆以她的慈爱和智慧劝慰我母，她说：以我看啊，这个男人虽然脾气暴烈，但心地很善良。是啊，还有什么比善良更高的品德呢？外婆一生坚持善，看重善，与生俱来的善终于挽救了这个濒危的家。于是，1962年，我才得以呱呱落地。

那个正夏的早上，太阳据说白得耀眼。外婆亲手用剪刀切断了我的脐带，洗干了我最初的血迹。父亲在我的放肆哭声里开怀大笑，母亲的泪水则显得悲欣交集。我成了外婆的至爱心肝，同时也成了我父母一生操心劳神的巨痛。

五

在我两岁时，父亲奉命承办的炼铁厂终于在烧光了当地森林后，可笑地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父亲被调去主持齐跃山煤矿，母亲调到了汪营区供销社，外婆带我们姐弟三人一起移居古镇小街。在一个临河的吊脚楼上，我开始了我的童年记忆。

我是在外婆的怀抱中一点点长大的，每个夜晚我都要紧紧抱着她那皴裂弯曲的小脚，在她的故事和童谣声中入梦。外婆是念过私塾且看过许多古典戏曲的人，还能用真正古代吟诵的方式读诗。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那典型的土家木楼就摇摇欲坠地斜撑在清江上游的小河上，窗外有个彩廊【阳台】，我在彩廊上撒尿可以淋到下面的鱼鹰舟上。河对岸是一个叫做转转田的小村，农人的打谷声常常伴随着外婆为我诵诗的旋律，使我较早地朦胧领会了节奏和韵律。

那时小镇没电，木楼上的油灯摇曳着唐诗般的蕴藉。二十四孝的故事是我反复要求似乎百听不厌的主题，外婆讲着讲着就泣不成声，我的童年似乎也有稍多于人的敏感，婆孙二人的泪水往往湿透枕巾。我的一点古典文艺的知识和情怀，完全来自于外婆的早期教育，那些民间的戏曲话本，蕴含着外婆的身世之痛，在她的陈述中倍感撕心裂肺。

整个小巷似乎集中了全镇的弱势群体。巷口左边是熊家的四个孤儿，父母皆自杀。右边是陈哑巴和他的老母。中间是地主婆邝奶奶，五保户孤老90岁的胡奶奶，还有一对残疾夫妻和他们的女儿。木楼上的邻居则是黄奶奶一对老人和马贩子开福伯一家。相比而言，我家就算是此中的豪门了。

我们是外乡人，但外婆的善良却很快使我们融入了这个底层社会，并赢得了一街人的尊重。那个年头，家家都有断炊的时候，无计之时都是来找“婆婆”――无论老少都和我们一样这样称呼她。外婆首先让我学会的就是善良，她第一次让我给街上的小乞丐送饭后，我竟然后来见乞丐就往家里拉。幼稚的我并不清楚自家的窘迫，外婆总是尽量满足我童年的乐善好施。后来母亲实在忍不住经济的压力――那时乞丐太多了――开始干预我的善行，我不谙世事的委屈大哭，外婆则依旧呵护着我的自尊。

五岁以前的我已经会许多字，能背诵不少古诗，这完全来自外婆的教育。为了聊补家用，外婆又悄悄开始了裁缝手艺，为街坊裁缀新衣旧衫。人家有钱就给几角，无钱就道声谢，外婆则从不要求。忙乱中有一次给我喂错了打虫药，我忽然口吐白沫晕倒，外婆抱起我颠着小脚往下街的医院跑，我被救醒后，外婆的眼睛已经哭肿。

因为外婆的存在，我在四岁以前仿佛就已经享尽了我一生的幸福。之后文革爆发，我才在成长的过程中渐渐明白，人世间原来竟然还有那么多的艰难和无奈，需要我用余生去面对。

六

就是在那个夏天，在汪营古镇的青石小街上，忽然庄严地走来一支队伍。父亲和他的几个同僚戴着纸糊高帽走在队首，后面则是扛着冷兵器和新式火器的武装工人。我第一次看见父亲的奇异扮相殊觉好笑，奔跑回家去拉外婆来同乐，却看见一家老少的泪眼。外婆紧紧地把我箍在怀里，生怕无妄之灾再夺走她的外孙。我在懵懂中意识到，可能灾难降临了。

随后的抄家拎走了外婆的缝纫机头，机枪架在门口的恐吓和辱骂，两个姐姐的失学，父亲的不断游街和挨打，贴满门窗的攻击母亲的大字报。外婆惶恐不安地看守着我，怕我被歧视和欺侮所伤。某日一造反派来家训斥父亲，我不懂事地在一边嬉闹，太过压抑的父亲借我发泄他的愤怒，第一次用木棍暴雨般毒打我，没有人敢于阻拦狂怒的父亲，外婆哭着用身体包围着我，结果左手无名指被误伤一棍，竟被打得骨折。她一直隐忍着也未医治，至死时那个手指依旧还弯曲着，我怎么也无法抚平那陈年的创伤。

运动在不断升级，厄运更不知何时结束。为了给失学的大姐找条生路，外婆决定重返平原老家务农，让大姐随她还乡插队――她相信她的故乡亲友，会容纳她这对乱世婆孙。那时我才五岁，没有人敢告诉我外婆要走，她默默地收拾简单行囊，每天夜里抱着我垂泪，叮嘱我千万不要出门惹祸，不要下河，不要玩火，我只隐隐感觉到有大事发生，只知道陪她哭泣。然后一天早上醒来，突然就再也找不到我的婆婆了，我白天嗓子哭哑，夜里又从梦中哭醒，妈妈训我打我都无法制止我要找回外婆的伤心欲绝，我的童年天空仿佛就从那个早晨彻底坍塌了。

一年后，大姐也去了那个叫着二坞台的平原湖村和外婆相依为命。二姐去了矿山做工，父亲继续接受迫害，然后肺结核穿孔被煤炭厅保护到武汉治疗，我和母亲搬到供销社的一个单间房里苟延残喘。母亲在单位是监督改造的右派，完全无暇管理我的生活，我一天天消瘦，每晚的夜咳惊醒着母亲。惊觉的母亲带我进城到县医院检查，同样肺结核穿孔的结论几乎让她骤然垮掉。那时，这是一个致命的传染病，母亲每天偷偷饮泣，但仍旧倾其所有供我打针吃药，要把我从死神手中夺回。

这种病没有好的营养和护理，在当年几乎是难以存活的。母亲只好去信给外婆，想要她回来照料我的生活。外婆是在山里受伤而返乡的，她在她的故乡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份安宁而不被欺侮的日子，她实在不愿再回这片伤心之地了。最后大姐给母亲来信说――让弟弟自己给婆婆写封信吧，只有这样她老才有可能回。于是我给外婆写了，现在我已经无法记得12岁的我究竟写了些什么，若干年后大姐说，外婆边读边哭，每天从枕头下拿出再读再哭，一个月后决定再次进山，她要来挽救她一生至爱的我。

母亲要到万县码头去接外婆，次日我放学回家，远远看见家门开了，我奔跑着冲进去，看见屋里的火塘正燃烧着久违了的温馨，外婆和邝奶奶正诉说着别况，我一下子扑进外婆的怀里放声大哭，几年来的思念和无助忽然化作滔滔江河。我不断地叫着婆婆婆婆，仿佛垂死的孩子看见唯一的亲人。婆婆抚摸着瘦小的我老泪纵横泣不成声，连邝奶奶也在一旁哽咽不已。婆婆说为了省钱，妈妈让她坐便车先回，她还要等次日的便车。

我的病在外婆和母亲的救治下，竟然神奇地钙化，而父亲也获得了同样的结果。外婆再次挽救了这个濒危的家，我们开始满怀希望地走向1976年。

七

外婆骨子里面是个读书人，可惜生在一个旧式家庭，不看重对女儿的培养；加上生母早逝，父亲东渡，没有机会接受正规系统的教育，否则，她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才女。许多年来，她一直在繁忙的家务之余，坚持阅读的习惯；包含我上大学后的许多文科专业书籍，她都能读，还特别喜欢和我讨论。空闲时，她还爱练习毛笔书法，簪花小楷写得端端正正，你很难相信出自一个小脚老太之手。

我的少年时代家里并无藏书，我总能从镇上一些大户人家的后人那里，找来一些残破的旧书偷偷阅读，而一旦被父母发现，那是要没收焚毁和责骂的，因为如果被抄家的人发现这些毒草，就会祸及大人。但外婆则是我的掩护者，她支持我读各种烂书，并帮我隐藏。我的学生时代，是盛行读书无用的，且没有考大学一说。我看见外婆裁减衣服很有趣，她甚至会做皮货，就也去拿她的剪刀画粉比划，要她教我裁缝手艺。她第一次很严肃地跟我说――你是个男人，不应该来学这些女人活儿。我问那学什么好呢？她说以后可以去学法律。很显然她也许并不深知她父亲所学的法律究为何物，但她相信这个世界原是需要真正的法律来主持正义的。

外婆的善良和慈悲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品质，天生具有佛性。她是一个没有仇恨的人，既不恨抛弃她的丈夫，也不恨迫害过我家的那些人，永远对人恭谨热情。她不求人，但任何人求她都会力所能及地给予帮助。她所到之处，皆会赢得所有人的尊敬，包含那些对我父母有意见的人，都会在背后夸耀她的美德。迄今为止，我还没有见过有谁，真正具备她那种完全发自身体本能的博爱。她常对我说，要做一个明理的人，她永远相信在天地之间，有个叫做“理”的东西在维系着世间的共和。

家父是一个身负剧变奇耻的人【见拙文《地主之殇》】，一生暴烈，情不外露，身边人皆很怕他，但他却永远尊敬外婆。我高中时即爱和父亲厂子里的工人摔跤比武，一次把踝骨摔折了，父亲一怒之下去把那工人骂了一顿。外婆是从来不说女婿的，但这次她却轻言细语地告诫――说不该责怪别人，一定是孩子自找的，否则工人怎敢来摔坏你的孩子。父亲诺诺无言，他是服理的。外婆去世后，我第一次看见父亲涕泗交流，他是真正地感恩这个具有高贵教养的老人。

八

严格而言，我对父母的感情相较于外婆，则远要轻薄。我最初的知识和教养基本完全来自外婆，父母对我的责骂，往往要被她来化解和开脱，母亲常说她把我宠坏了。几乎从儿时开始，我和外婆的每一次小别都会彼此流泪，包含1978年我上大学后，每个假期后复学，她都要相送很远，我们都要哭一场。

那时我已成人，她在我们家不仅抚养大了我们三姐弟，还抚大了我的三个表弟妹。她始终过着极端俭朴的生活，操持着所有的家务，却坚持不上桌吃饭的古老习惯，且永远要吃剩饭残羹，不肯浪费丝毫。家境在文革后已经日见优裕，但她仍然不改艰难岁月所形成的近乎残酷的节约生活，有时常常让我父母感到尴尬，怕人误会是对老人的虐待。比如，她会偷偷地上街捡破烂卖，或者到菜市去拾取农民都要扔掉的烂菜叶，拿回来处理干净后做来自己吃。我们姐弟都工作后，基本都要给她点钱，事实上她又从来不花一分，总是攒来寄给老太――她那个名义公婆。母亲对那个丫头出生的文盲老太素无好感，且老太在四爹家条件很好，因而坚决反对她的资助。但她总念叨三几年老太曾经借给她几斤米，救过她的命。

母亲是外婆唯一的孩子，但母女间的矛盾却在晚年愈演愈烈。首先在对外祖父的评价态度上就永难共识――母亲仇视那个遗弃她且影响她一生政治生命的父亲，外婆却用沉默甚至隐隐的怀念来对抗着母亲的攻讦。比如她偶尔在评点我时，不经意地会用这样的措辞――哎，你这点很像你外祖父。在母亲听来，其中的含义显然褒大于贬。

当我也走进社会后，外婆感到她的使命已经完成，突然开始强烈的乡愁――每次与我母亲不快时，就会说让我回平原乡下去吧。乡下只有贫穷的远亲，母亲自然不愿满足她的愿望。后来大姐要生孩子了，把外婆接到武汉去帮忙照顾，等一切料理好后，外婆就和姑婆一起跑回了汉川乡下，再也不肯出来了。姑婆比她还大，她们是发小的干姊妹，两个老人竟然都抛弃满堂儿孙，在一个村子赁屋而居，外婆又开始她的裁缝手艺来自谋两老的生路。两家的后人皆很着急，但谁也无法劝说更不能强迫她们回城。

我们只知道担心老人的艰苦和无助，并害怕别人指斥我们的不孝，当时却很难理解老人的内心真实需要。所有亲人都知道只有让我出马了，于是我从山里赶赴平原。我让还在汉川工作的五表叔把两老骗到他家，我一进门就忍不住跪地痛哭――我是真诚地不忍让外婆在乡下受苦――我抱着外婆的腿泣不成声，外婆一见我也泪流满面。姑婆一边抹泪一边埋怨：我就知道平儿一来，你就要动摇。外婆要拉我起来，我说您不跟我回去我就永不起来。外婆显然十分矛盾，最后长叹一声无奈地说：好吧，我跟你回。就这样，我又把已经还乡的外婆接回了她实在不愿终老的深山，现在想来竟是万分惶恐――我这样违拗一个老人的夙愿，究竟是孝道还是残忍呢？

九

我参加工作后，由于出差频繁，和外婆的告别渐渐都不流泪了。1983年的秋天，大姐带着小孩回山省亲，一家人其乐融融。我又要到邻县去开会，早上向外婆辞行，外婆坚持要送我下楼，我忽然奇怪地悲从中来，顿时无语哽咽，外婆也抽泣起来。那一刻，我发现她的腰已经佝偻了，白发杂乱地披拂在鬓边，我竟然莫名地涌出无限哀伤，许久未曾流过的泪水一时间滔滔不绝。后来的事实使我相信，人对死亡是有奇异的预感的，只是当时还不能把握而已。

三天后我回来经过恩施去看父亲，父亲说正要找你，外婆可能不行了。我们急忙驾车往利川狂奔，一路我还抱着幻想，希望外婆还能熬过来。由于我从来没想到过死神会如此突然地降临，总认为自己还有足够的机会去报答养育之恩，当噩运骤然遭遇时，才发现一切都为时已晚。

我冲到病床边叫唤婆婆时，她的神智还残存最后一点清醒，但吐辞已经模糊了。我把耳朵贴近她的嘴，勉强听到她说――平儿回来了？我没事，别哭，我打几个嗝就好了。渐渐就再也听不清她的咕哝了，而她的眼睛则始终没有睁开。

原来那天早上大姐要赶车回汉，妈妈和二姐去送，外婆非要一起去，她好像预感到这是最后一面了。大姐和她依旧是挥泪而别，车走后，外婆急匆匆地往回走，二姐远远看见她步履开始歪歪斜斜起来，急忙追上去扶她时，她正好要跌倒尘埃。医院一看就是脑溢血，马上下了病危通知。

那时的小城医院设备简陋，医术有限，基本没有什么积极手段。我在医院半步不离地守候了十天，亲眼目睹了我的至亲慢慢死亡的全部过程。从浅度昏迷到深度昏迷到瞳仁扩散，我日夜为她镇冰擦背吸痰，哭泣呼喊，对她说话――我相信她一直还有意识。她有时会流泪，有时会叹气，当我说我一定要让您回老家时，我真切地感觉到她粗糙的手在我手中紧握且摇动了几下。

但一切已经回天乏术了，那个早上，生命中最爱我的外婆终于远去。即使在此过程中已经深知这一结局的无法回避，但一个活生生的人真正在你手里呼出最后一口气时，你依然难以接受――你在那一刻无法不痛感人的弱小和不堪一击。我们有谁能与死神相争呢？

十

我亲手将她装进了棺木，亲手去挖了墓圹，亲手去覆盖了头三锄头泥土。我为外婆写了一篇碑文，亲笔书写在石头上请石匠镌刻而成，然后用水泥石头为她砌了很坚固的佳城。起初我本坚持要送她回故乡安葬，但千里蜀道百重关卡，父母是坚决不能同意，只好让外婆在异乡暂栖了。

那时我在单位的卧室里就能看见外婆的坟，许多个丧魂落魄的黄昏，我就会散步到坟边去枯坐。两个多月后，这座坚固的坟竟然奇怪地开裂了。母亲认为是石匠没封好，又买来水泥等请人重修完整。但几个月后，坟头又裂开了一道更大的缝隙，连碑石都将倾倒。我对母亲说，这肯定是外婆想迁回故乡的表示，母亲深知其母的愿望，但她实在无能为力。我遂用黄裱纸给外婆写了封信，我发誓一定要在十年后把她移回平原，希望她理解，祈祷坟头不要再垮。我把信在坟前跪着烧了，再把坟修缮好，之后竟然神奇地再未垮过了。

外婆走后，我再也无心在山里呆了。一年多后，我顺着她来时的路走向了平原，以后走得更远更坎坷……等我十年后重返巴山深处时，父亲已逝，母亲失踪，外婆的墓木已拱，而我则是一个空空行囊的牢释犯。我无法还这些至亲的债了，但我一定要来偿外婆的旧愿――我要破坟开棺捡拾她的骨殖，背负她的遗骨回平原。

我钉了个小木箱，带着几个朋友上山。这几乎是破天荒的事，没有人知道入土十二年的人现在会变成怎样。我跪在坟前哭泣焚纸，洒酒祭拜，望空祈祷――婆婆啊，你如果想随我回乡的话，就请您变成骨头吧。――当年的棺木实在很好，我实在担心万一尸身完好，我如何能够将她运回呢？间关千里，岂是等闲之事。

我和朋友们惴惴不安地刨开坟墓，在启开棺盖的那一刻，我不敢目睹我亲手放进去的外婆，遂站在一边等朋友报告。棺盖一开，所有现场的人都闻到风中飘过一阵檀香，无不感到意外。直到朋友说：没问题，来捡骨头吧。我才敢亲眼去看我的外婆――在完好如初的棺木中，外婆干干净净地只留下了一副骨架，她的肉身和衣饰皆已消散远去。我把她的骨头一截一截地捡进木箱，然后终于带回了平原，我实现了我对外婆的誓愿和感恩。

十一

许多年过去了，我还是会从一些异乡残梦中哭醒――我又看见了婆婆或者父母。梦破之际，泪干之余，总不免幻想，假设在人间之外真有一个阴间，那该多好啊。在这个世间走失的亲人，还能在另一个世界重逢，那死亡就变得毫不恐怖了。那些爱过你的人，只不过是在下一站等你，等你赶去时，还能和他们相聚一家，彼此再次开始生活；你在此间欠下的情，正好在彼处补偿，那一切都能得到救赎，该是一个怎样美好的情景。即使还要重新经历贫穷、苦难、迫害和伤痛，但仍然有那些至亲和你一起，生生世世，不弃不离，那还有什么不能面对呢？

但死亡又确实如同一张有去无回的单程车票，没有人真能告诉我彼岸的消息。那些先我而去的亲友都像失信的人，他们饮过忘川之水后，或者都已经记不得我们这些被拉下的孩子，使得偶尔的托梦也变得那么难以置信。这个世界有无数种宗教教导我们怎样去认识死亡，如果没有一种给我承诺――我还有机会与我的亲友劫后重逢，那它即使许给我一切功名利禄，于我又有何用？

许多见过我外婆的人，偶尔见到我还会感叹――好人啊。可是好人却从无好命，这几乎已经是这个罪恶世界的潜规则。这些好人来到这个世界，就是来承担磨难的；他们像一粒糖抛进大海，永远无法改变那深重的苦涩，也许只有经过的鱼才会知道那一丝稀有的甜蜜。

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亲情故事，每个墓碑下都埋葬着一部惨酷长篇。真正掘开之时，这些苍白的文字又何以能承载那无数的往事？如果没有在天之灵，你的写作不过是在给自己的心灵埋单――你在今世欠下的许多，都该在今世把它埋下而已。除此之外，我们还能改变这个世界什么？

瞎子哥

我奉公差回到1985年的汪营小镇时，那里的青石小街已铺成了柏油路。沿河而建的吊脚楼已为青砖瓦房所取代，连那条蜿蜒的小河也改成了笔直的人工河。水依旧流淌，只是没有了沙滩深潭，再也看不见穿梭成群的鱼阵了。

街头原来的马车店成了过往客车的候车室，熙熙攘攘的小贩叫卖着各种自治糕点。一去十年，我来已迟，几乎都成了陌生面孔，我彷徨失措，不知该向谁家落足。这时，我听到了一串云板的瓜达声。循声望去，只见瞎子哥拄着那根被岁月镀上一层铜光的竹杖，悠闲地立在桥头，手中舒缓地挥动着两片响竹。他不叫不唱，没有某种为谋生而起的职业煎迫感，那深邃的平静显示出对身边这个喧嚣世界的不屑，有着置身世外的超然。他像个古代高人般似乎在这里等候了若干年，就为了要指点某个真正的迷途君子。

我有些激动的喊着瞎子哥跑去，他一把攥紧我的手急忙说道：你别做声，让我想想你是哪个。十年了，我已由一个孩子长成了男人，连声带都变得粗哑了。他摩挲着我的手，歪着头侧脸陷入了沉思，嘴里轻轻念叨你莫说你莫说，仿佛在安慰一个受惊的孩子。

我注意到他依然穿着缀满补丁的衣服，脚踏一双草鞋，黝黑的皮肤在阳光下泛着漆雕的光芒。他已明显老去，发须中夹杂霜雪，一如冬晨月夕下大片的稻茬。他急剧地眨动双眼，里面仍如结冰的老井。他这双摸过几万只手的粗糙指掌，难道还能分辨出一个当年孩子的骨相。突然，他惊叫起来－－啊，是你？毛弟。他单纯的笑容漾满全身，我更激动地叫道：瞎子哥，你还记得我？

论年齿，我该叫他叔辈。但那时全镇无分老幼，都叫他瞎子哥，我们这些孩子也从众了。他是一个“抱到儿”，其生父不知是谁，其母带着少年的他嫁到镇上王家，他也随姓了王，却似乎谁也不知他的大名。他有了一群异父弟妹后，便连生母也对之冷遇了。

那时，他还有着一双清澈的大眼，为了养家，便早早去私窑当了挖煤的童工。私窑的煤井只有簸箕大的洞口，矿工下井都是寸纱不沾，一筐筐趴着拖煤，口里还得衔一盏电石灯。一次为排哑炮，他被炸瞎了双眼，就这样又回到了小镇。我认识他时，他已经在黑暗中摸索了许多年。

那时，镇上的穷孩子有一件业余劳动，就是捡粪。每人一个竹子弯的粪勺，吊一只撮箕扛在肩上，闲时便到田野马路上去捡粪。那时公路上跑的多是马车，故而常常可以看见一串省略号似的马粪蛋。捡粪不是为了爱国卫生，而是孩子们聊挣外快。因为家家都有粪池（没公厕），每到春播秋种时节，乡下的农人便挑桶上街来买粪。他们手持长瓢到各家粪池搅一搅，看看成色稀稠，然后按质论价，六角或八角一担。

光靠一家人吃拉大抵一年也凑不了多少担，孩子们便去捡野矢充数。但一般情况下，只捡食草动物的，因为这些素食主义者的排泄物干净无臭。至于肥田作用何如，孩子们是不问的，只管勾兑后滥竽充数。但捡粪的孩子多，牲口的遗矢有限，便不免有人终日碌碌而仅仅捡得几十粒羊矢。也有的持之以恒地跟踪一群牛，焦急地守望牛翘起尾巴，端起撮箕去抢接，甚至为此掀起混战。

而此中最佳的捷径，则是与马车店的师傅拉上关系。他们往乡下出车，让你坐车上打下手，沿路牲口拉矢了，便跳下车急忙扒进撮箕里，车并不停，但不快，跑几步再跳上车。这样一趟回来，往往便有满箕收获了，且人也乐得逍遥。

瞎子哥其时便在马店打杂，主要负责喂马铡草扫厩等杂务。他虽失明，却很精细，马的个性皆了如指掌。

当时我家尚未穷到要我去捡粪的地步，但我想买只口琴，母亲却认为那只是玩具而决不同意。外婆鼓励我自己去挣这笔钱，别无它途，卖粪最简单。况乎捡粪的野孩子在一起自有另一番乐趣，遂在课余假期也走上此路了。

同在一条街上，孩子们可交的大人似乎也只有瞎子哥了。逢到下雨，大家便商量到马店去偷粪，而我的任务则是去与瞎子哥套磁，和他摆家常以转移他的注意力。孰知他听觉极好，内心透亮，我们这点小把戏完全蒙不住他。只是他笑骂几句，并不认真罢了。久之，我这个卧底竟然成了他的小友，也许因为孤独，他常常还真愿与我聊聊。他从未见过我的模样，却格外多了些偏爱。每逢周日有师傅出车，他便把我托付给赶车人：这细娃儿遭孽，把他带上吧，他就想买把口琴。

那时是文革，家父解放初曾经在此当过区长，现在则经常押来批斗。瞎子哥多善良，自己的万千不幸和寒苦，仿佛觉得是天命而从无抱怨。见我家如此，却对我添了许多怜悯和叹惋。

他是后天的盲者，据说这样的人比先天的盲者远要痛苦－－因为他见过这个世界，他知道每个词汇所代表的美丑。

小时他在家原是因着压抑，曾经是木讷的。现在眼瞎了，反而话多起来，自食其力，对生活自有一种逢苦不忧的达观。许多个雨天，他便拉我在草料坊闲白，不像其它那些赶车人爱讲色情故事，他似乎对女人缺乏兴趣。

那时他正偷偷地拜上街的朱神仙学算命之类的神课 ，无事便叽里咕噜背诵那些深奥的口诀。我问他学这干啥，他说混饭吃。我说你现在不是有活路吗，他说命数未尽还要活几十年，而这马车店是不会长期存在的，以后无马可喂了咋个办？他在乱世中预见着未来，默默地为自己这样一个草民准备着存身的退路，他不想仰乞于任何人。

有次我求他给我算个命，他说这都是假的，你不要信。我说既然是假的那你不是在骗人？他说世界上总有一些走头无路的人，需要花点小钱买个安慰；而我们这些废人也是生灵，也要活命，这叫天生人必养人。当年老祖宗发明这些玩意儿，就是要给我们留口饭。我说那你还是帮我算一个吧，他纠缠不过，只好摸了一下我的骨头，略有沉吟，然后玩笑道娃儿你命好，莫为眼前家里事发愁，你以后良田千顷妻妾成群。我那时也不懂什么摸骨相法，心知他是逗乐，便缠着他重新认真算，要求算八字。

他说我还是给你讲个故事吧－－清朝有个大官叫张之洞，相当于现在的省长，他来湖北主事，见满街的算命先生，就觉得这是本地落后的原因，便想取缔。但他是读书人，知道要以理服人，就微服私访在街上找到一瞎子，让他摸骨。那瞎子才从脚摸到肩膀，就一掌把他推开，骂道一身狗骨头，还来算什么命。张之洞心喜，这算让老子找到灭你们这行的把柄了吧，老子堂堂一品大员，你竟然说我一身狗骨头。但他仍耐着性子说，先生你好歹把我摸完嘛。那先生骂骂咧咧说道，你还难道是狗骨镶龙头不成？边说边摸，刚摸到顶，扑通就跪下了－－大人饶命，大人是狗骨镶龙头，必定是诸侯。张之洞哑然，不得不服气而去。于是我们这行又才活了下来。

瞎子哥的故事让少年的我惊异不已，自然更想要他说说我的命运了。他说你的命我不会算，师傅交待过，有些人的命是不能算的。我问为什么，他说你长大了自己会弄懂这些道理的。你现在还小，千万莫信这些东西。人一辈子，相随心转，如水在河，岸

Chapter_3

宽则波平，岸窄则流激，没一定的。只要心地好，何愁无前程。

瞎子哥的话当时也许我并未全懂，有些怏怏不乐。临走时，他竖耳一听四下无人，便把我的撮箕拿到马厩里满满装上粪蛋，说快回去吧，莫叫人看见了。

那年秋天，我终于买了一把口琴，三元钱。我拿去吹给他听，他脸上浮起一种快乐的表情。我要他也吹一下，他急忙推开了说：不要不要，我嘴脏，莫吹脏了。

而今，往事已远。马车店早已关张，瞎子哥后来如何悄然离开这个让他一世穷苦的世界，我则无从知道。我的口琴也不知尘封在哪个角落，再也难以吹响少年单纯的欢乐。只是在异乡的梦中，偶尔还看见瞎子哥站在那滚滚尘土的桥上，落寞地甩响着他师傅传给他那油黑的云板。板。

大水井的守望者　

许多年过去之后，每与人论及故乡名胜大水井，首先闪回脑海的，依旧是一位孤独的老人，在如血残阳回光返照下的古堡漫步。其身影矮小灰暗，然而李氏宗祠的巨大庭院和山墙，却仿佛始终只是他生命的一道背景，是他悲剧一生从始至终的区区舞台。而今，大水井名扬海宇了，他却在我无从查考的某个黄昏悄然而逝，枯涩的眼睑终于从此永远地落幕了。我相信，除我之外，没有人会如此固执地念纪，但经我提及，依旧还有一些野老遗叟会想起。

二十年前我曾是利川官廨里的一员惰吏，承恩公韩汉祥部长看顾，特允我四乡游逛以编一册《闲话利川》完差。因此我于某日云游到了大水井。虽然少年时修阶级斗争教育课，便已熟知此一媲美刘文彩庄园的去处，但宝幢初拜，仍觉懵然如惊。毕竟在这两省交界的大巴山深处，一派荒凉的艽野之乡，蓦然突起这么一片雄浑古雅的高筑巨构，确确乎有些匪夷所思。

彼时，水井乡尚无一间旅舍，庄园周边也仅几户零星人家。所谓基层政权尚挂牌在“青莲美荫”那个院落，连伙夫也不曾寻得一个，我遂往李氏宗祠里去觅歇处。宗祠当时是粮站和学校分而治之，粮站早已挂锁，学校则有老师几个像古庙野僧寄宿其处。因我先前尝在教育局当差，所以叙过来历后，一青年教员古道热肠让出床铺，终于使我在此荒山古宅里可以优游小驻了。

老师们知我来意，便一起推荐说：你要想了解大水井李家故实，只须找仇老汉便足矣。我问何许人，答曰本地的一个孤老。问居所何在，指曰后山半腰上的草棚即是。我欲走访，众劝谓无须，黄昏时必来担水，候之即可。

果然向晚时分，仇老汉担着水桶健步而至。远看一袭青袍，腰束布带，头缠皂巾，脚着草鞋，完全一副土家故旧打扮。我迎上去施礼自介，老人不卑不亢地答礼，依旧自顾自地去那口著名的深井打水，然后两桶上肩，悠悠然拾级而上，出宗祠沿后山土路径往自家茅舍。我一路随行，中途强争过水桶分担一程，没走几步便作牛喘，老人略有所感，又接过自担上去。老人的家就在半山坡上的一片烤烟地里，孤零零的一间房，四望无人，所谓四壁只是用劈柴钉成，望处皆是缝隙，屋顶则全用茅草铺就。房里一张床、一孔柴灶、一口水缸、两把椅子，记忆中除此之外别无长物，见此情状我确觉寒心。老人将水倒入缸中，提过咯吱作响的椅子唤我坐下，用陈年大茶缸为我沏上粗茶，自己则卷上土烟，然后徐徐问我所来何干。我说明来意后，老人沉吟苦笑，摇摇头叹道：嗐，总算还有人来问李家旧事！

稍歇片刻，老人即带我出门俯瞰宗祠庄园，并为我一一讲解此中的风水故实。然后又带我爬上草棘纷披的高大寨墙上漫步，细说李家的兴衰往事。老人以古稀之龄在夕阳中攀上跳下竟像一个埋名江湖的前辈高手，当时确让我一惊一咋。

原来老人年轻时即是李氏庄园的卫队长，少年习武，打得一手好枪，亦曾多次参予抗击神兵、土匪或地方军阀武装的围攻，李家的末代掌门李盖武对之十分倚重。抗日军兴时，李盖武曾派他率一连士兵前往宜昌参战，扛过国军上尉的徽章。待他抗战胜利解甲归来时，才知发妻与人私通，他便离异且从此单身，唯一的女儿也由其妻带着远嫁恩施去了。

老人又引我到宗祠内大殿介绍庄园的建筑特色，并指着一根顶梁立柱说：你看这几个柱头全都立在磉墩的正中央，就这一根是偏离的。这是40年代武术家万籁鸣途经奉节，拜访李盖武时，在这殿上即兴表演拳术前，先脱衣然后以倒拔杨柳式提起这根大柱，将衣服塞其下，表演完再提柱取衣，放柱时稍微偏离了中心。老人说他当时就在场，只听柱起时满殿木瓦乱响，却毫发无损，真个是举座皆惊万大侠的神功超凡（此柱今日犹可见其状）。

仇老汉是一个历尽沧桑而归于平实的人，这则故事似乎不像演义，但我又确难想象人的神力竟至于此，也就姑妄记之以备一说罢。老人对故主情深，故而说到李盖武的结局时，不免略见沉痛。据他的说法，江山易主时，李作为一方乡绅，是深谙时务并立即投靠新政了的。且在当时的所谓土匪暴动串联到他时，他指示仇等旧部不作响应，并暗中向新政知会讯息，之后尚受到过奉节新政的褒奖。可是待天下底定接踵而至的土改中，李盖武却作为恶霸被发动起来的农民在火上活活烤死——关于这一纯民间的酷刑方式，向不见于官方档案。虽为亲历者的口述，却多半也无从查考了。但我只能据后来人世间的种种惨烈冤狱，来推想这一传说的真实性了。我相信在一个大革命的时代，当底层社会的仇富心理和打家劫舍成为合法时尚后，这种野蛮的火焰是很容易被导向恶的。因此，当仇老汉在暮色四合的庄园里，向我低沉地陈述一个家族的惨痛时，我对此罩满蛛网燕泥的雕梁画栋，油然而生一种莫名的恐怖，我甚至确切地感到皮肤上的灼痛——那是怎样一种生命的煎熬啊！

一夜之间，一个庞大的家族和几代人打拼的基业从此崩溃，甚至在水井的周边民居里，几乎找不到一个李家的嫡系后裔，我不得不对此社会现象产生一种巨大的惊怵。仿佛一个旧巢被主家捅碎，覆卵满地，燕去人空，不复再来。然而，仇老汉留下了，这个孤独无依以武谋食的男人，侥幸地作为坏分子从历次运动的灾难中，苟且偷生地活到了1980年代。这个曾经身怀绝技的武夫，在李家覆灭后的几十年艰难岁月中，像一个古代的义仆守着恩主的坟茔般守望着李氏宗祠的落日残照。他几乎每天都要到宗祠大院中去逡巡一番，他的生命赖以支撑的水依旧来自于那口古老的井，他每天临水照影直面着岁月的变迁。挑也挑不干的水井啊，仿佛是一只蓄满伤痛的眼睛，永远有止不住的泪水滔滔。寒泉配餐，箪食瓢饭，他毫无目的地在守候中老成一个幽灵。那些曾经的繁华和荣耀仅剩唇边枯涩的回忆，他在悲风扑面的寨墙边天天伫足，遥想铁马金戈的英雄年代，仿佛他还在身负重托地守卫着生命的最后一个据点。

在以后的几日盘桓中，我与仇老汉成了忘年交。他带我去一些农家，指认着地上的残碑断碣，指认着一些破旧家俱。甚至还拉开一些桌子的抽屉，只见屉板竟是雕刻镂金的李氏家训的碎片。那些金字在暗室闪亮，却再也无法拼缝出当年的光辉岁月。这些被瓜分的浮财早已被时光朽蚀，只有这个老人固执地伤悼着这些前朝的灰烬。

“此地有崇山峻岭之胜；其人以诗书礼义传家。”这是李氏宗祠寨墙两端的一副对联。而今，崇山峻岭依旧，却不见了诗书礼义。家久不传，其人孰在，只剩此空空院落，在鄂渝两域的交界处独立苍茫，像一个远古的奇迹供人凭吊。

至今我还记得当年的月亮，是怎样照临寂寞空山。我看着仇老汉孤魂般的影子渐行渐远——一个时代的苍老背影，让我久久失语。在我离去的早晨，仇老汉竟来村口送别。老人收下了我刚买下的几个熟鸡蛋，却不失尊严地拒绝了我的微薄捐赠。一辆乡村客车带走了我，之后又将我带到了更远的江湖之中。每有客从故乡来，我都忍不住打探仇老汉的讯息，后来谭宗派先生告诉我，早已故去了吧！我想，最后一个真正从内部窥见李氏家族历史的人，终于走到了尽头。他陪伴了八十多年的屋舍，最终也不能带走片砖寸瓦。他的使命完成了，在一个万物为 狗的时代，他到底又能守护住什么，他又望见了什么人间奥秘而最终归于沉默。

而今，李氏宗祠终于成了一道国保的景观，在过往的冠盖中，有谁知道一个老人的故事。我想，只有那口亘古涌泉的老井，那落在一泓深碧中的夜月，会像一面磨洗干净的铜镜，在永恒地返照着尘世的盛衰兴亡……

组织后的命运

——大伯的革命与爱情

一

任何一种语言，大约总有一些词汇会让我们感到沉重。这是只能神通而难以言喻的某种感觉——这样一些语词仿佛与生俱来地具有特别的质量，一如陨石般破空砸下，让多数被击中的心灵感到一阵颤栗，甚而荡漾起如许莫名的痛楚。比如此际，当我拟出这样一个标题时，我忽然张口结舌手足无措——我在大伯已然成灰的18年之后，依旧如故地感到失语的疼痛，感到我被这样一些词语压迫得艰于呼吸，甚至流不出眼泪。

我似乎看见大伯躺在四块黑铁般的词语之间——一头是命运和革命这两个古典词汇，一头是组织和爱情这两个现代词汇，它们的冰冷凝重更加显出大伯蜷曲一生的微弱。我又恍惚回到二十几年前的冬夜，那是在珞珈山下武大的一个简陋平房中，大伯几乎百听不厌地再次在昏昏灯火下按响贝多芬的磁带。他指着咚咚咚冻轰鸣的四个音符对我说——你听，这就是命运之神在敲门。

那时年轻的我，还不谙命运的颜色，以为只要插紧锁钥就可以阻挡无常的脚步。以后在熟知大伯的往事之后，尤其在身经自己的坎壈之后，我方才明白，冥冥中似乎真有某个神秘的组织或者力量，在暗中编织着个体生命的运数。人在这样的社会中，如同等待植入软件的机器，终有一些莫测的编程员，在随心所欲地决定你的命途去向。你甚至会在一些失梦之夜，隐约听见那些黑暗中的狞笑。

二

我唤作大伯的这个人名叫张志超，实际是姑婆家的长子。姑婆是我外婆的干姐姐，她们情同手足，于是两家从民国至今，一直保持着珍贵的情义。大伯的祖父在上个世纪初，是湖北汉川县田二河镇著名的剪纸艺人。祖父带着儿子【大伯的父亲】在世纪初年，一路剪纸剪到了圣彼得堡。据说他们父子神奇的手艺，在沙皇时代的俄罗斯城乡，曾经赚到过许多金卢布。后来十月革命爆发，俄罗斯陷入战乱，父子避祸返国的途中，在乌苏里江翻船，行李和钱币皆付之东流，他们仅得生还。

大伯的父亲名曰张怀宽，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乡村，可谓最先沐浴过欧风俄雨的前卫青年。他在俄乡的漫游旅程中，竟然无师自通地瞟学了西医知识，回到田二河镇之后，开办了汉川县的第一个西医诊所。也许由于他曾躬逢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不免也怀抱着一些激进的社会理想，当董必武在湖北发展中共组织时，他成为了最早的一批党人。他一直以医生的身份从事着中共的地下情报、交通和武器医药供应工作，鄂省的黄麻苏区和洪湖苏区，乃至抗战时期的新四军，都曾经从他这儿得到过许多的帮助。最后终于因为叛徒出卖，他被民国政府定罪处决于1940年。湖北省人民政府于1951年颁发烈士证给予认定。

大伯出生于1919年9月。身为当时罕有的西医之家的长子，他自然从童年开始，就接受的是当年最新式的教育。几乎在中国乡村多还不知体育和西洋音乐的时候，他已经率先踢足球和学习小提琴了。更重要的是，他不仅潜移默化地受着各种新思想的影响，还时常参与其父向“匪区”运送物质的冒险行动——虽然其父并未明告自己的身份和使命。

大约是在1935年，16岁的大伯考进了湖北省立高中。头角峥嵘的他买舟东下，沿着汉水的古老航道，一袭青衫飘到了省城武昌——他那时似乎意识到自己的人生终于启航，甚至幻想着此后云帆直挂，横济海沧。然而那个年代的中国，民国政府还只是半壁苟安，东三省早已沦陷，军阀和赤潮仍旧割据和席卷着大地，而更大的灾难正即将到来。对于他这样一个先天中就蕴含着左翼血液的青年，则此后的命运也必将卷入这个灾难频仍的国运之中。只是他当时并未足够的认识到，自家两代人头颅相许的事业，最终竟成为他一生的玩笑。

三

从残留下来的旧照来看，大伯当时确实还算一个风流倜傥的新式青年。他不仅成绩优异，相貌清奇，还会钢琴提琴，甚至西洋绘画，传说还有一个不错的歌喉。这些特质使他很容易就在省高的同学中出类拔萃，很快就成为学生社团的领袖人物。

那时，大革命失败未久，在武汉曾经锋头很健的共产党惨遭蒋介石清洗，无数理想青年血沃中原。然而已经播下的星星火种，又很快在天赋激情的爱国学生之中暗自蔓延。1936年2月，地下党学长陈约珥、王曦和黄成美等人，邀约大伯等进步学生，秘密成立了一个读书会，开始在学生中传播共产主义。参加这个组织的学弟，还有后来成为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当时名曰赵承修】。今天的湖北省党史，确认这是大革命之后武汉的第一个党支部领导的秘密组织，史称“都府堤18号读书会”。

当年的这种读书会，不仅是在一起传阅****交流革命思想，他们还在假期被秘密分配到乡下去宣传鼓动；发动农民，启蒙新知，鼓吹民主自由，反对独裁专制。因而很快就被乡下的保甲组织揭发，国民党警备司令部迅速抄查了这个窝点，并逮捕了所有骨干，大伯自然也身在其中。因为所有的人皆未承认共党背景，警局也没把这些动乱孩子视为真正的敌人，于是关押一月后，全部交保释放，而且都还保留了学籍【放在今天，这样的事简直可谓匪夷所思了】。

著名作家马识途的长篇小说《清江壮歌》的主人公贺国威，真名叫做何功伟，是当时湖北省学生地下党的领袖。他在1936年6月领导成立了湖北省第一届秘密学联，大伯是省高的代表。学联以反对蒋桂战争为名，发动了全省各校的“反内战救国运动”，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罢课****游行，大伯是联络乡村师范的负责人。但运动很快被弹压，秘密学联也遭到破坏，何功伟潜逃上海。但是同年9月，李锐【50年代成为毛泽东秘书，80年代中组部部长，当时名曰李厚生】密加凡【50年恩施宣传部部长，80年代湖北省社科院院长】孙士祥【70年代一机部的领导】又组织了湖北省第二届秘密学联，任务是团结教育进步青年，准备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大伯作为省高的学生会主席，自然又躬逢其盛，成为其中的主力。

1936年底，这一伙狂飙青年又成立了左翼进步青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史称“民先”。他们坚持在国民党设置的学生集中军事训练营中，与右翼的复兴社蓝衣社做斗争。等到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正式爆发，“民先”解散，由中共正式领导成立了“青年救国团”，史称“青救”。大伯参与了湖北青救的组建工作，并担任武昌区团主委、宣传委员。这两个左翼社团，迄今仍被官方视为当时中共的重要外围组织。

1938年2月，大伯经学长陈约珥介绍，在许云家宣誓，正式成为中共党员。许云是何功伟的妻子，担任了监誓人【建国后她成为中国妇联的领导】。从此他作为魏泽同党小组的一员，开始了他的地下秘密工作，并在钱瑛大姐领导的中共长江局青年党员训练班学习。

按影视剧的老话说——19岁的大伯终于找到了组织。他内心充满激动，因为在那样一个大时代，多数如他一样的所谓有志青年，都怨恨政府独裁，哀叹民生多艰，渴望以天下为己任，企图凭借组织的力量来推翻专制，改造社会，挽救中国。恰好偏安在西北延安的中共，这时正好抛出了这样一副“团结抗战，爱国救亡”的猛药，顿时迎合了自命有责天下的众多男女青年的心灵。

他其实早就明白他的父亲也在从事着相同的事业。当他正式履新成为党员之后，他曾经回到故乡，满怀欣喜地向其父报告——他也是地下党了。五十年之后，他感慨地对我说——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的父亲听罢不仅没有惊喜和鼓励，而是狠狠地将他臭骂一顿。其父对他吼道：这种砍脑袋的事儿，有我一个已经是没法，你还掺和进来找死啊。

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雨之后，大伯沉痛地说——我现在才明白，父亲这样的指责，并非完全是出于父爱，他应该还有许多切肤之痛，他只是无法言说而已。

四

西安事变在今天看来，不仅是抗日的一个转折点，准确地说，是中国现代史的一个巨大转折——几乎从那一刻开始，就决定了中共此后的胜算。也是在那之后，所谓的国共合作在武汉掀起了一个小高潮——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汉成立，而当时影响最巨的共产党领导的青年组织“青救”，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得以迅猛发展。

“青救”是由京沪等地的流亡大学生结合武汉的学生为主筹建的。此前活跃在武汉的左翼学生领袖——大伯和他学联的老战友李锐、魏泽同、孙士祥、陈约珥、密加凡等，皆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这个组织的发起人和骨干。武昌区团是直属总团的二级组织，在这个分部负责的还有一个省高的学弟叫胡宝寿——此君后来和李锐等皆去了延安，改名为胡克实，是50年代团中央的书记处书记，与******、胡启立并称团系统“三胡”。在他们这个团体中活跃，以后成为了名人的还有朱久思【80年代华中理工大学校长、教育家】、严良堃【中央乐团著名指挥家】等等大批人物。

还有一个影响大伯一生命运的重要人物，也在这一时刻登场了——他就是王世槐。王世槐是贵州籍北京学生，参加过“12.9”学运，这时也流亡到了武汉，并成为“青救”机关刊物《新青年》的主编。大伯和他，当时仅在一些会议偶尔谋面，彼此是否地下党身份，由于各属于不同系统，互相并不清晰。他在那之后一直到21世纪时的登遐，都使用的化名叫罗明——这个名字建国后几乎一直把持着湖北省的宣传、教育、科技和文化领域，直到90年代以副省级离休之后，还“顾问”了多年。

“第三厅”几乎已经成了一个著名的历史名词，在战时武汉，以郭沫若为厅长，集合了一大批左翼文化界名人，负责战时宣传和动员。大伯所在的“青救”，则主要在冼星海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学生剧团和合唱团，并成功地组织了全市市民的“抗战献金”运动。若干年之后，这一空前热烈和壮观的爱国运动，仍然为史家所称道；它几乎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所见不多的蜜月纪念。

要想说清大伯的个体命运悲剧，我实在无法回避这个悲壮的时代背景。个人在乱世的存在和选择，结识的每一个人或者身经的每一个事件，都可能埋下他一生宿命的伏笔。几十年后的回眸似乎恍同隔世，但仔细想来，一切又好像在劫难逃。

五

1938年，陈诚将军指挥的武汉会战即将打响，整个江城都在山雨欲来的前夜，沉浸在一种悲情狂欢和壮怀激烈之中。每一个乱世儿女都似乎肩负着国家兴亡的使命，热血贲张地从事着战前的各种准备。大伯因为个人特长，负责剧社和合唱团的组织，后来成为陈毅夫人的张茜，那时还是他们的小演员。冼星海经常来教他们演唱抗战歌曲，田汉阳翰笙等左翼名流，也不时出场来指导演出。

就在那样一个如火如荼的夏日向晚时分，大伯和他的团员正在合唱练歌之际，坐落在武昌昙华林的省高教室的一扇门被推开了——一个美丽的女生进来，落落大方地婉语：我是女中的代表，我叫王冰松。——在几十年后大伯的苍老回忆中，我隐约看见那一刻，大伯前世今生的悲剧之门，被咚咚咚冻地轻轻敲响了。此后的漫长余生，他似乎都还在那最初的惊艳中发呆，而那扇命运之门，也再未被合上，一个世纪的罡风似乎还一直在那里呼啸着、、、

王冰松是武昌一个资本家的小姐，省立女子中学的高中生，一个惊才绝艳而又教养高贵的孩子，同时也是“青救”的成员。她的美丽绝非我大伯的神话，在以下的叙述中，我们将看见她这种稀世风采，将怎样成为那一代人和她本身的悲剧。

一个多才多艺的书生，一个风华绝代的小姐，在一个烽火狼烟年代的邂逅相逢，几乎注定要像星球相撞一样，开始他们乱世佳人的孽缘。那一年，他们也都才十八九岁啊。初初萌动的春心，放在国破山河之下，仿佛预示着他们破碎的今生。

最初的接触自然而然，每夜的练习结束，美女需要护送。而大伯那时据她说——长得像她的哥哥——这一最初的主观印象，构成了女孩的安全感。以后则是“青救”组织去工厂农村做宣传，他们成了最佳的搭档。她能歌善舞，他是最好的伴奏。他口才极好，她成了演讲时最鼓舞激情的听众。在那个大时代，多数的革命爱情都基本类似，我无庸重复那些对他们而言感天动地的细节。他们相爱了，这一点难以置疑；而具体达到怎样的程度，我们只能想象，在那个还比较封闭的年代，对于两个有教养的青年来说，肯定是要压抑着许多情愫。更何况战云密布，家国碎裂在即，更大的乱离正在等待他们，谁知道今生的聚散还要经受怎样的磨难。他们只能像多数理想青年一样，暂时埋下火种，徘徊在最后的缘分门前，等待着河山光复之后的大地花开。

六

“组织”作为名词，似乎是从日语演变的一个外来词；在古代汉语中，它只是一个动词——编织或者构陷。这个名词的引入，最初大约只是用于医学抑或生物，比如细胞组织；其历史不会超过100年。但就是这么短的一点时间内，这个词忽然发酵般膨胀起来，成为20世纪迄今风靡整个中国的一个社会性名词。它刚开始还只是表示根据一定的目的、任务和系统结合的集体或者社团，比如黑社会组织；但随着共产主义运动的狂飙突进，这个毫无定性的词语，竟然会在辞典上衍生出一个专有的义项——特指中共。

用许多红色小说的话说——1938年的大伯，已经是“组织上的人”了。事实上，组织中只有细胞，是不再有人的。发明组织的人，是按机器原理设计的这个怪物，个体的人在组织中，不过类似某个螺丝、刀片一般的部件而已。任何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是组织所不允许的；组织只会冠冕堂皇地提倡集体主义，会用无数教条来帮助你遗忘作为人的个性和人性。而且，有组织就会有纪律，面对这种暗中制定秘密掌握的律条约法宣誓——这一古老的习俗却是向中国自古而来的江湖黑帮学习的。在孙中山最初把这一封建迷信甚至残酷的手段引进到现代社会的党团制度中时，其誓词曾经是非常骇人听闻的——叛党违誓者将被诛杀老幼。在“联俄联共”的北伐时代，我们今天的组织，也学会了这一手段，所以“抛头颅、洒热血”这样血腥气十足的语言，才会成为我们今天仍然流行的恐怖汉语。

书生大伯也是宣誓过的人，监誓的还是著名的女党员许云大姐；而许云的丈夫何功伟也是著名的书生报国的人——他果然忠实于他的誓言，在40年代被陈诚判处死刑，杀害于我的故乡恩施。至今他的青冢还在五峰山的烈士墓园，陪他一起长眠的还有另一个女人——刘蕙馨。在当年，这些人都是国家的读书种子，是人中龙凤，他们为何会选择对一面画着凶器的旗帜起誓，要去从事一件确实违背当时政府法律的危险事业呢？那么多的才子才女要投奔延安，要不惜斧钺加身地去造反革命，他们并非热衷于杀人越货的人啊？

若干年之后，我和大伯漫步于珞珈山的密林草径中时，我向大伯提出了这一疑问。他苦笑着告诉我——人除开生命本能之外，还有更高的精神本能，这种本能就是追求自由。西哲说：不自由，毋宁死；讲的就是精神自由的价值大于生存。我们那一代人，许多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而蒋介石从孙中山那里继承而来的国家体制，是违背现代宪政的“三一律”——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当基本的人权都要被这个政府所钳制时，如果有另外一个党打出要自由民主，要结社言论自由的招牌时，你说它能不吸引我们这些爱国哀民而又轻身躁进企图改造社会的理想青年吗？无数优秀的先驱真正为此理念抛了头颅，至于结果，呵呵呵呵，这就是现在这些开始醒悟的人所说的“异化”——共产主义运动被“异化”了，我们成功地推翻了一个暴政，却得到了一个更加滑稽的结果。

那么这种异化，究竟是从何时开始的呢？为何多数仁人志士的初衷，会被少数的寡头所操控？为何理想被强奸，以至于要把大家的祖国带进这样一个叫“新社会”的隧洞？这些问题，我逐渐从大伯的身世中看出端倪。接下来我继续说大伯的如烟往事——

七

武汉会战是惨烈的，所谓水陆空齐上阵，血流漂橹，那都是大伯和王冰松亲眼目睹的。有一天，他们正在帮助抢救国军伤员，敌机来袭，他们刚好抬走那个战士，一个炸弹就在那里炸下一个深坑。他们没有受伤，却也真正的吓坏了，他们开始要面对和思考必将到来的失守和流亡。

在当时，国军的顽强抵抗，并非真的相信可以挡住日军的铁蹄，只是血气所至，非要做殊死一搏而已。无论国共，都在考虑要如何保存实力，以便为日后的党争天下埋下后手伏笔。王冰松那时还不在“组织”，她的父母决定举家迁往四川，因此她的随行是无人干预的。她在临行之前找到大伯，委婉希望他能和他们同舟共济，溯江而上。她甚至自信地说----他们家包得有船只，她会告诉她的父亲他们的关系，父母必会同意的。

然而大伯已经得到“组织”的指令，要他随省高一起迁往鄂西建始，几所中学将在深山中的三里坝小镇成立“湖北联高”。他必须在那里去建立组织，发展党员，继续开展地下工作。为何要“地下”？这里有个历史问题一直为今天的人们所困惑----不是已经国共合作了吗？原来西安事变之后，达成的合作协议，其中规定共产党不得在战时的国统区发展党员，搞破坏统一抗战的活动。但是中共有自家的算盘，岂能为战乱中的民国政府所左右----这就是何功伟和大伯的父亲等无数党人，竟然在抗战之中死于自己国家法院审判的原因。同样这也是“皖南事变”之后，延安除开抱怨而不敢揭竿向内的深因所在。

在凛冽的秋江之涯，大伯无奈地凝望着王冰松的泪眸，不得不说出自己的组织身份和使命----这是他不能违拗的使命，当然也是他的宿命了。“人生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老年的大伯依旧回到了这个城市，他无数次要摆渡这条亘古的大江，当年他们如楚囚相拥，作新亭对泣的芦岸，早已变成时光的堤坝，所有的撕心裂肺都被割断在岁月那边，连那个楚楚深情的人儿，也走失在这个世界了。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他们当年的吻别，在今天的我看来，一定浸透了生离死别的况味。眼中泪心上血，必将在未来的余生淋漓润湿，永远难以洇干。他们身处乱世，命如飘萍，国家的兴亡犹未可知，儿女的聚散则多如云水的离合了。水逝云飞，鸿爪雪泥，浮生的悲欢不由自主，何处敢卜它年的归期和团圆？

此后他们还能相见吗？他们一直隐忍的狂欢，会在来日渺渺的悲情之中决绝地浮现吗？我在大伯的生年，未敢去残酷地逼问。但是，我只知道他为那夜的离别，等过了他的一生；只为当初那一声然诺，他终身未娶地熬干了他71年的生命。就像那个夜晚的最后分手一样，他在垂老的蓦然重逢之后，再次转身走向了永恒的长夜。

那么他们的青春生命中，就真的没有再见吗？不，他们在流亡的路上，曾经遭逢过，不然就不能构成他们奇特的命运，也无法构成这一个故事。那才是我真正要说的。

八

鄂西恩施是湖北省唯一的少数民族聚居地，现在叫土苗自治州，属于武陵山区的一部分。那里山河表里，幽深险峻，至今依旧还算穷乡僻壤，放在当年，就更加出入艰难了。但是自古以来，这里就是入川的要道捷径；如果日军不能打通三峡险阻进犯渝州的话，则只可能经此陆路来窥视西南腹地。因此陈诚将军的第六战区司令部就陈重兵于此，湖北省政府也临时迁到了这里。

当年进入恩施，通常是溯江而上在巴东舍舟登岸，再翻越巫峡背后的崇山峻岭，由建始官道抵达。但对于万千流亡的湖北学生来说，自然只能沿着古老的驿道，从宜昌经长阳，再攀越巴东野三关的绵长峡山，才能到达湖北联中所在的三里坝。

三里坝是一个古风犹存的田园小镇，也是国府高官吴国桢【时为重庆市长】的故乡。这个几百户人家的地方突然涌来众多的精英学子，一时难免捉襟见肘。但是在当时抗日救亡的热情之下，淳朴的山胞们还是肩负起了养育这些国家未来人材的重任。校舍有限，大伯和他的同学们都被分配在周边的人家吃住；街边那条清澈的小河，又重新滋润着他们乱离流亡的生活。山清水秀，如处世外，但御侮抗暴的激情，还是在心底燃烧。

联高的师生也可谓人才济济，老师中有古典文学专家胡国瑞、音乐教育家马丝白。学生则有闻一多的侄儿闻黎智【80年代武汉市委书记】张良皋【华工著名建筑学教授】张世英【北大著名哲学教授】等等。这些学生在以后，有的成了渣滓洞的烈士，更多的成了新中国的冤鬼，但凡坚强活到80年代的，则多是遍布全国的高知了。

大伯那时是联高地下党的宣传委员，仍然活跃在学生前台。吴国桢的一个叔叔是该镇的保长，但他同时也是一个地下党员。大伯他们的组织活动和会议，都在这个保长家举行，因此也获得了安全和保护，否则必将遭遇他的学长何功伟在恩施的下场。许多年之后，大伯才知道，就是这个白皮红心的保长，竟然在50年被土改工作队给****了【而当年还有很多此类的悲剧发生】。

当时地下党的任务，主要是在白区发展党员，建立网络，等待抗战胜利之后的翻天。仅仅一年时间，大伯就亲自发展了八个党员。之后，他毕业了，再也没有合适的理由留在那里，于是经组织同意，他经由宜昌抵达重庆。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钱瑛大姐，亲自接手的他的组织关系；他希望像他的多数同学一样去延安，但是钱大姐说他这样富有社交能力的人，应该留在白区工作，这样可以对党有更大的贡献。于是，他被组织安排到白沙大学先修班学习，钱瑛派人与他单线联系。他从此错过了他今后的官运，却迎来了他的厄运。

九

大伯一生没有子女，身无长物，留下的遗嘱是把所有的文字史料给我，书籍则给了另一个侄儿。我在这大堆的杂乱纸张中，找到了一册装订得规规矩矩的信件----那是1987年，大伯终于历经一生的守望寻觅，再次找到王冰松的下落后，她在和他辗转见面之前的一封封长信。而正是这些长信，向我揭露了一段可悲的历史，也揭露了一个党领导的黑暗内心。

睽违近五十年之后，王冰松的第一封信，说的就是她的流亡之路----

志超兄：日昨接来信，心情激动，久久不能平静。早一日，接忠同兄【魏忠同，大伯的首任地下党书记】来信，告知已找到你，略略提及你的遭遇，我正拟写信给你，不想你的信却先到。时光如流水，会冲淡许多回忆，但有些事牢记在脑海，却永难忘怀。但四十多年别离，往事千头万绪，真不知从何说起、、、、、、我离开武汉较晚，三道街已难见到常在一起的年青伙伴了。我从未收到过你的来信，战乱年代，动荡的人们，这一切原不能责怪、、、、、、

原来她并未随家人一起撤退，而是和“青救”的几个朋友结伴一起，先到宜昌，再乘船穿三峡到万县。她的哥哥的朋友张钧石在万县天生城办了个农民识字班，邀请她一起去做宣传救亡工作。就在这时，原来在武汉就一直追求她的“青救”领导罗明，也流亡到了这个山城。按晚年胡克实对王冰松的话说----“那个成天像苍蝇一样在你身边飞的罗明”，对她也可谓一见钟情。早在他从华北流亡到武汉认识她开始，就一直暧昧地表示着喜欢。但是她原本冰雪聪明，况乎心有所属，一直巧妙地保持着朋友的距离。

罗明这时正好是川东特委的宣传部长，乱离之中重逢偶像，自然窃喜。他积极靠拢王冰松，以组织身份动员她入党。她那时也是热血理想青年，无需多说，即按照他的安排，和另一个女孩刘玉清，同去万县一中找到一李老师，然后在李的监誓下正式入党，成为“组织”上的人了。

未久，她的父亲来信，要她去重庆陪送母亲到成都，她经组织同意，离万到渝。到了80年代她才得知，她走后不久，万县地下组织即遭到破坏，和她一起宣誓的女孩和其它大批党员入狱了。罗明安然无事，继续到重庆北碚负责地下党。

十

白沙位于江津县，是当时四川的四大名镇之一【今属重庆】。抗战期间，这个古镇成为了当时中国一个重要的教育集散地，许多学校都搬迁来到这里，名流荟萃，沦陷区流亡来的学生老师，也多要来此中转以重新选择出路。所谓的大学先修班，大约相当于高考复习班，集中了各地的流亡学生，在这儿等待年考。这是教育部为天下学子所设的临时窝点，政府解决着这些寒士的基本生存。

即便是在烽火连天的岁月，国民政府仍力所能及地重视教育，要为国家养士抡才。大伯在先修班所接受的钱瑛指示，是要参加高考进入大学，继续从事学运和发展党员的工作。白沙距离重庆，大约也就半天的水程，熙攘乱世，他自然无从知道他的恋人也辗转来到了重庆。他轻松地经过了1940年夏天的大考，征得组织同意，选择了迁到乐山的武汉大学的经济法律系，主攻专业是比较宪政。

钱大姐告诉他，武大地下党支部和乐山中心县委会派人和他联系----当时的地下党联络方式，并非如今天的电视剧所表演的要对什么切口暗号，基本是来人直接告诉受谁所托即可。于是，大伯在这年的9月，辗转来到乐山大佛边不远的武大入学。他进去之后才听同学议论，就在前两月，武大地下党组织被破获，党员被捕逃散隐蔽甚至个别被处死，整个组织陷入瘫痪。【关于这批党员的党籍恢复问题，曾经是80年代中组部的一个要案】而乐山中心县委，也没有人来和他联系，他只好隐蔽身份埋首等待着。

虽然与组织失去联系，但他对国民党的仇恨不仅没有消解，反而与日俱增了----因为他和沦陷区的家人取得了联系，弟妹来信告诉他，父亲在这一年已经被国民党处死。那个时代，像他这样突然失去组织的人多如牛毛，谁都认为自己还是党员，仍要继续单兵作战。谁也没想到，建国后这一类的同志，都会被视为自动脱党甚至叛徒，而在历次运动中受到各种非人的折磨和终身的歧视。

他的左翼倾向决定了他不会完全转向书斋，在“青救”时代的活动培养了他的文艺天性。他开始组织学生成立“海风歌咏团”和“峨嵋剧社”，团结左翼同学，宣传进步思想，阅读秘密书刊，表演抗战戏剧。他一直在找党，看见乐山一家书店偷卖进步书籍，也要去试探联系。但是，党似乎遗忘了他这样一个无足重轻的卒子，他患肺病吐血，住院休学一年。他在病床上，开始了诗歌创作----他在武大的文学老师，是当时已经著名的女作家苏雪林；此前在重庆，他认识了徐迟等一批青年诗人，也喜欢上这一激情豪迈的文体。

他的诗作开始发表在四川的一些报纸副刊上，他也许想过借此向那个不知流落何方的女孩表达思念，但是他确实没有料到，他真的被那个失散的爱侣注意到了----这时已经是1943年，他们已经杳无音信分别五年了。

十一

王冰松仍然隶属于罗明党组织这一条线，1939年来到重庆。她不仅见到了母亲，还遇见了许多当年在武汉的“民先”和“青救”团员朋友。她是大家心目中的偶像，都希望他留在重庆，特别是罗明，还特意委托一个共同的朋友赵启海，转来了给她的第一封求爱信以及照片和情诗。

但是，用她半个世纪后给大伯的信说----他向我致意，我没有答应。那时他用王若庐名就读复旦，我们虽通信，我却从不涉及爱情，我始终以兄长看待他，从未想到和人谈恋爱。

她的父亲已经在成都安排她乘坐一个苏联顾问的便车携母赴蓉，他父亲的好友瞿云白【瞿秋白的堂弟，留苏学生，托派】夫妇也将同行。她征得组织同意，还是决定启程。她答应大家，如果成都不好，再回重庆。

她到蓉后，先去蜀华中学继续学业，“久久等不到组织音讯，确很苦恼。”她只好去信给罗明，果然第二学期，低班的学弟马瑞图才来和她接上组织关系。那时她已经是蜀华的“红人”了，经常和校方斗争，毕业时未参加大学统考，因为有人告诉她，她在警方黑名单上是第二名。那时她受《被开垦的处女地》一书影响，想学农经，金陵大学有最好的农经专业，可是当年不招女生，金大的一个助教介绍她去铭贤大学，该校偏处金堂，与外隔绝，是一个好开展地下工作的地方。她的党组织关系一直转来转去，最后还是转到了罗明手上。

不管怎么说，罗明看来都像是一个对爱情很执着的人，他喜欢上谁，不上手就有种誓不罢休的精神。1941年秋，罗明恰好也调到乐山，任地下党中心县委书记。乐山和金堂在那个年代，相隔非近，辖属也不在一个地区，但是由于王冰松是他发展的，所以组织关系仍旧划归到他这条线上。他多次向她单独表示，出于组织安全的考虑，希望他们能够作为“假扮夫妻”一起展开工作，这样将有利于民族解放的大业。【当年党领导多爱运用这一说法，将女党员发展到床上】但是王冰松不是一般出生的女孩，坚决不吃这一套，以还在学业和家父反对为由，不失分寸地婉拒着她的顶头上司。

也许她心中还在隐隐挂念那个远去鄂西的人，她多少有些神秘的预感，认为他还活着，他们还将在今生重逢。这时，奇迹出现了，她看见了报刊上署名为他的诗歌，她认出了他的文风，她找报刊打听到作者的通讯地址，然后急不可待地寄去了问讯。

十二

乐山故人苏东坡曾经有诗曰----因病得闲殊不恶。大伯根本未曾想到他辗转病榻的闲时草草，竟然真的会给他带来命运的转机。拿到恋人的鸿书，贫病潦倒的他无法不涕泗交流。他急忙回函，彼此交换着流浪的足迹方向，倾诉着一千八百个时日的牵挂和渴慕。他们不断地热情联系，有着劫后重逢的悲欣交集。他们相约，就在这个暑假，他们各自放假的时候，到她父母所在的内江去见面----她大约准备正式将他介绍给家人了。

他除开希望早日与她见面定情之外，还希望通过她找到当年的“青救”同仁。他知道那些同仁许多都是党员，通过他们可以重新找到组织。这些问题出于安全考虑，都不能在通信中表达，他根本无法想象，当年“青救”众所周知的“小姐气”最重的小妹妹，也已经成为了地下党员。他更不可能知道，她还是旧相识罗明的直属下级----这些情况，根据纪律，王冰松见面也是不能向他说明的，况乎在通信之中。

大伯兴致勃勃地等来了暑假，他的病也基本痊愈，终于如愿以偿地启程。他满心喜悦忐忑激动地换上最干净但仍然陈旧的衣服，带着简单的行囊走向内江。他按照她事先给定的地址寻访到那幢华贵的小洋房时，已然是黄昏，他生命中难以承受的一个悲剧黄昏终于出现了。我多年后阅读台湾诗人郑愁予的诗句----那哒哒的马蹄声是一个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我只是一个过客----时，我依旧无法忍住我遥想大伯命运的凄凉眼泪。

一个24岁的贫寒学生，带着他对爱情的全部幻想，在一个陌生小城的薄暮，局促不安地敲响了他的命运之门。仆妇把看似寒酸的他带进了那幢洋楼，他终于看见了他朝思暮想的青春恋人。他原先以为他们会抱头痛哭，会有种种情不自禁的激动。然而站在面前的她，虽然光彩依旧，成熟得更加风韵诱人，但是脸上的微笑却礼貌得十分冰凉，甚至还带着几缕嘲讽和不屑。他敏感的内心岂能不感到那种拒人千里的冰霜况味，但是他无法明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无法想象文字和本人之间，怎么会情感相去霄壤。

青春少年到底还不谙世界的诡异，只能略识世故的颜色。在王冰松欲言又止的冷漠之中，大伯未能从她那哭过的眼眉间读懂少女的心思，只是自卑地以为她华贵的门户在嫌弃他的贫寒。他还是被她礼节性地留饭，整个晚餐所有家人的淡淡礼仪，像一扇巨大的石磨，把他多年的相思和深爱，终于一点一点地碾磨成碎片。

尽管主人还是礼貌留宿，但自尊的他已经无法小驻倦足了。他独自走向江边，在那里终夜徘徊----他初尝失恋的滋味，这种滋味中还有一种受骗和受辱的感觉----早知如此，你何必要害我间关千里，风尘两袖来道一声再见呢？他只能想到死，脚下就是滚滚沱江，他实在不知道这异乡的河流将把他带向哪里。

他艰难活到了次日，初生的夏日结束了他的噩梦，他决定无言挥别这个原本与他漠不相干的江城。1985年的冬夜，我们老少围坐在武大的小木屋中，大伯老泪还是无法自持，他说他徜徉在那个青石小街上，决定不去辞别，但是很奇怪，他的脚还是把他带到了那幢楼前，他完全不由自主地走去，他甚至看见了她和她表妹在花园中的背影----就是这个美丽的背影，一下子把他刺醒了。他突然转身快步走向码头，他怕稍一犹豫就会自尊崩溃，要去祈求她的爱怜。

他决绝地走了，他的教养使他没有勇气去质问----到底发生了什么？要这样转瞬剧变。这一转身就是半个世纪，挥手即成陌路，而陌路红尘，还硝烟弥布，他们的今生就这样少年般负气地错过了。等到若干年后终于能够听到她的解释时，一切都已经晚了，万千悔恨又何能重挽岁月的脚步。就像昆德拉所说：生命不是话剧，可以彩排一次再正式登台。他们的悲剧一次性上演，就挥霍完他们的一生了。

十三

受到重创的大伯孑然回到乐山，继续他的学业和事业。他们剧社的演出还将进行，每个人都在危险的岁月中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几十年之后，他们互相才知道，那时他们多是失去组织的党员。

就在他从内江回来不久，他突然在乐山的街上邂逅了罗明。他们是武汉时代的“青救”熟人，1938年该组织就被政府强行解散，他们再也未曾谋面，而大伯原不属于他那一条线，所以也无从知道他是否党员。罗明实际是早就知道他在乐山，也受命要来联系他，但是由于乐山当时的恐怖形势，他自己暂时停止了活动，丢掉了很多党员的组织关系。另外的深因则是，他知道大伯和王冰松的旧情未了，他还在继续谋求和王的假夫妻计划，所以不愿大伯进入他们的组织生活和视线。现在他突然出现，直接叫大伯去参加他们的支部活动，而且也不交代受谁指派，大伯在当时的敌我复杂情况下，自然装着听不懂他的意思。大伯希望知道他的联系地点，以便自己弄明情况后再去找他，他自然也不肯说。

就这样，组织以为大伯早已和罗明接上头，就再也没人来联络过了。而罗明也再未出现，直到80年代涉及到大伯的党籍恢复时，武大党委多次找顶头上司和当时的直接证人罗明，罗皆说大伯自动脱党，不能恢复。武大动员大伯自己去找这个当年的当事人，两个情敌才有了又一次谋面。但是罗明明知大伯这个当年的老革命，已经受尽了新中国的折磨，却依然坚持说----他当时给大伯打了暗号，大伯不接。大伯说那时根本没有暗号一说，更不知道他是党员。

但是两个人的事儿谁来做证，一个还是炙手可热的高官，一个是潦倒落拓的摘帽右派，组织的秤杆则依旧只能向权力倾斜。虽然那时大伯还没有找到王冰松，还无法破译这个历史隐秘；但是心高气傲的他，一生都快完结，他又怎肯去向这个“青救”时代他都未曾高看过的官痞再三俯首仰乞。于是，他终于戴着脱党的帽子，走完他的余生。不过这个时候，他对这个党实在也没有太大的兴趣了，只是因为朋友们的怂恿，他原本试图讨回一个公道而已。

十四

他虽然一直无法理解王冰松何以如此对他，但是男人的自尊心使他只能三缄其口，从此将爱的火种雪藏在心底，他再也没有去信找她，沉默地坚守着一个贫困学生的最后尊严。组织也始终没来找他，他只好倾心于学业，在比较宪政，哲学，经济学，逻辑学上用功甚深，至于英语，则完全成了他仅次于母语的本事。

抗战胜利之时，正好他也毕业。民国政府以及各校班师回朝，他也顺利地分配到了湖北省直接税局工作，旋即被委派到沙市直接税局。这个时候国共果然开始分裂，内战的狼烟又即将燃遍整个国土了。他是长子，下面还有四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上有老母，他的薪资还要用来周济全家。中共整体转入地下，他再也无从寻找，自然也未想再去延安了。

但他的反骨犹存，毕竟他从思想上是坚决反对专制的，更不要说这个政府和他还有杀父之仇。而他的二弟，则早在他的支持下，投奔大别山的新四军了。他时刻注意着局势，在群众中宣传民主思想和共产党的好处，并在暗中和几个哥们组织了“应变会”，准备紧急时刻尽量保护好税局资料和财产，以便迎接等待解放军的到来。1948年底，解放军一度占领襄樊，要向沙市进攻，局里要员皆逃跑，他开始主持“应变会”来维持局面。结果解放军又撤出襄樊，沙市又恢复秩序，他听说江陵专员公署要逮捕他这个组织应变的共党，只好连夜逃亡武汉。

1949年初的武汉，在下江的渡江战役之后，国军已基本弃守。民国政府虽然还在勉强维持秩序，但整个社会已经在等待易帜了。大伯很容易就找到了地下党员王达勋和余开先，并在他们的指示下开展工作，加入了他们实际掌控的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建设协会”，为大军进城做好接收工作的准备。至于他的组织关系，武汉的地下党支部说，要由四川方面来认定，反正解放在即，一切很快就会得到重建的。于是，他开始满怀信心地等待他父子两代人所舍命为之奋斗的新中国的到来。

十五

改朝换代，江山易帜，在任何时候都会出现一定的乱局。但是共产党的从东北开始，就已经积累了很多接收城市的经验，多半分派原来在该地从事地下工作和原籍的党员干部来主持接管事宜。30岁的大伯终于迎来了他梦想已久的新中国，他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因为那些接收大员，不少是他青春革命时期的同志。

他的老同学老战友都从延安杀回来了，魏泽同，孙士祥，密加凡，闻黎智，陈约珥等等，几乎每个人都在军管委员会担负着重要的使命。更重要的是老领导钱瑛大姐，现在是武汉组织部部长。还有一个人也回来了，那就是罗明。他幼稚地认为，这些人都是清楚他历史的，那他找这些老朋友，应该很快就能恢复组织关系，并得到重要的工作岗位。于是他自信地去找了，却很快发现时移世易，世界的炎凉冷暖远非他的想象了。

钱瑛大姐很热情的说----你放心，你先去找一个工作，等局势稳定后，你不来找党，党也会去找你的。其它更多的老同学都是说----我们当然能证明以前的你，但是四川时期的事情，还是要等那边的组织来确认。毕竟社会复杂，叛党投敌甚至暗藏做匪谍的现象也很多，一切还是要按组织原则来处理。

大伯顿时陷入了深深的失望，他发现组织的嘴脸原来竟是这样的莫测。当年那些并肩战斗的朋友，似乎也都失去了旧日的纯情，甚至言语中不免视他为一个机会主义者----我们浴血奋战终于成功之日，你们这些在白区享福偷生的人，还想来分享胜利果实吗？更何况党内在天下底定之后，是要重新论资排辈分封建侯的。对于洁身自好的他来说，如果再去死乞白赖地寻求认同，那也确实是一件有伤自尊的事。

幸好他还有一技之长，幸好他的老同学孙士祥给他写了一封介绍信，证明他父亲是烈士，于是他得到了新社会的第一份职业----在武汉铁路局扶轮中学教政治课。而且根据他的水平，定了中教四级的工资待遇，每月85元。在那时，这也算不菲的了。

之后他又调到郑州铁路局，50年夏天又调回武汉一中、湖北省实验师范、武汉市教育局等等；最高职务当过教导主任。总之，新社会于他暂时尚未任何祸福，他也就----“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取东家种树书”----乐得苟且偷安了。党还会来找他吗？党还记得这个当年的民运学运精英吗？他基本不再期待了。

可是，他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真的能从此苟安吗？党当然还会来找他，却是以完全意想不到的方式。于是1955年这个最初的凶年开始向他严峻地走来、、、、、、

十六

共产党建国之后，大伯最初几年的生活应该还算是惬意的。这时他的大弟已工作，二弟是解放军团级干部，妹妹是志愿军文工团员，三弟四弟由他资助上学。三十多岁的他英俊成熟，潇洒迷人，是很多少女的追逐对象。这一时期，也可以说是他一生唯一略感幸福快乐的时期，他开始试着去遗忘王冰松，遗忘那一段沉重的初恋。

他大约换过几个女友，其中最让他动心的是一个白俄姑娘----这个十月革命之后流亡到中国的白俄贵族之后，有着高贵的教养和血统，相貌美丽自不待言。50年代苏联要求中国把这些白俄送回，这个女孩希望为他留下，但在最后的时刻，他还是放弃了。按他晚年对我所说----他每到真正要决定婚否之时，王冰松的影子又神奇地冒了出来。整个心灵的空间，都被这个魔幻般完美的女人占据，他没有办法能够去再爱别人。

一个女人究竟有怎样的魅力，可以在伤害了他多年之后，还令他如此痴迷----这是我多少年来的困惑。他既然如此爱着她，那为何不去再寻找、再试探解开当年的谜团呢？问题在于，抗战胜利之后，所有流亡者都归来故地，但是王冰松却没有归来，她突然消失在整个南方中国了。另外，以我对大伯的了解，他就是一个愿意默默爱着的人。天性浪漫的他，并未在意爱情的世俗结局，他觉得真正的爱情，不以能否相伴作为尺度来考虑。只要他还在爱着，他内心就在享受着其中的甜蜜与苦涩。很多时候，我们都认为他爱上的是一个幻象，都觉得他毫无希望的等待没有意义；但是他自己仍旧执迷其中，仿佛冥冥中有谁在提醒，他爱的那个人，也在经受和他一样的苦难，他不能独自去幸福。即使他们今生不再聚首，那他也要遥远地去分担她的孤独和折磨。现在看来，他爱上了爱情本身。

人生就是这样，如果你错过了某个机缘，也许你就错过了你的一生。1955年对他而言，似乎就是这样的一个命运分水岭。他在此前未婚，则预示着他在今生再难获得世俗的生活了。因为那一年，“反胡风运动”开始了。

这个运动似乎是建国后第一次针对知识分子的迫害----革命开始要吞噬自己的孩子们了。大伯不是胡风那个圈子的文人，尽管他和曾卓等人是朋友。但湖北是这个运动的重灾区，自然各界都要配合揪出几个分子。那时他在报纸上发表过几篇谈哲学的文章，教育局就组织专班发文批判，说他也是胡风集团的观点。年轻气盛的他不服，申诉到省教育厅，虽然到底没有把他打成胡风分子，但与官方的仇隙却是结下了。

十七

民间谚语说----跑得过初一，跑不过十五。这是指在劫难逃的意思。新中国为何要一再开展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呢？尤其是那些党内知识分子，那些过去革命的急先锋，为何要重复历史的兔死狗烹，被逐步剪除呢？

失去组织的大伯，早在50年代初就以槛外之身，开始思考这个问题。那时他的切身感受是，他那些经过延安回来的同学战友----那些当初的民主斗士，怎么现在都判若两人了？他只听说过延安整风运动，到底没有亲历，因此无法想象他的学长李锐他们，是怎样在那种残酷斗争中，被非人地洗脑的。他是研究比较宪政的，自然精通各国政治制度和结构，他发现所谓新中国的现实是----远比旧中国还要禁锢。革命和革命的结果，完全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的。他们那一代理想主义青年，之所以要舍命加入与他们原不相干的农民革命运动，是因为他们听信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相信毛泽东所说的要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联合政府，相信多党共存，言论自由，结社合法，人权平等等等画饼。

结果当共军进城之后，才发现真实的社会是等级森严，言路闭塞，个人崇拜，物权归公，民权剥夺----这难道就是几代人抛家舍业流血牺牲要为之奋斗的中国吗？难道储安平先生早在40年代预言的----国民党手上，民主是多少的问题；共产党手上，民主是有无的问题----这一谶语就这样轻易兑现了？

这样的困惑在初去延安的知识分子心里，也曾经有过。但是经过整风洗礼之后，多数坚持此理的人都死了，剩下的人思想则基本阉割，即使残存，也不敢再斗胆放言了。于是大伯看见的他那些敢跟国民党叫板的先锋斗士，在新中国都变成了胆小谨慎唯唯诺诺的佞臣。更何况革命成功的盛宴还在开办，只要恭顺，多少也能参与分赃；于是明眼人也会明哲保身，转眼就能世故起来。

但是那些在白区坚持战斗的知识分子党员，对他们而言，胜利来得太突然，他们还沉浸在要实现民主社会的梦想之中。因此，当突然看见新社会的格局，远不是自己当初的想象之时，他们多数开始深深的困惑了。他们在等待时机，在酝酿思想，他们终将要发言。

更过瘾的是苏区来的共产党是以救世主自居的，他们是扛着枪杆来解放白区的，那么白区的共产党应该向他们感恩----没有他们，人民和地下党就还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普遍怀疑白区党员的人品气节，认为自己才是吃苦浴血打江山的干臣，白区党员是躲着享福，现在还想下山摘桃的抢功者。苏区党以武夫为主，白区党以文士为主；政权是枪杆子里面出来的，谁要还敢置疑枪杆子应该坐享胜利果实，那就只好继续用枪杆子对付了。

大伯基本看明白这些道道之后，再也无心去自证党员的身份。既然学有所成，凭手艺吃饭，虽嫌稍有屈才，但总算不必非去分一杯羹了。他继续教书育人，走进他的1957年。

十八

一晃就到了38岁，对男人而言，这应该是一个黄金年代；但是大伯仍旧打着光棍。虽然说媒拉纤的人不少，可他婉拒着各种美意，依然坚守着内心的那个隐痛。这年春天，似乎来得很早，信风之后，便花枝乱颤了。党中央号召各界给党提意见，那些憋了很久的知识分子终于觉得激情澎湃，也想学百花齐放了。

大伯不可能是没有意见的，但是他多少也算是混过“组织”的人，内心还是有些谨慎。他本不想说，无奈组织反复动员，于是他决定赶最皮毛的说一点，表示心到情到。他说的还是反胡风时对他的批判，他觉得理论之争，应该允许他发表辩论文章，不应该取消他的辩护权。其它更多的反动话，想说，但还是忍了下来。

即便是这样，他还是把那顶早就预备好了的“右派”帽子给领了回来，而且工资还被下降两级。他当时也许并未把帽子当很重要的事，但是工资的损失使他有些心疼，他于是继续去找上级部门说理。说理的滑稽结果是，再降两级，他一下子变成了中教八级，只有51元一月了。他没想到这个社会这么黑，再说下去，恐怕要惹大祸，只好苦笑默认了。

那时的人们，很多没意识到右派身份的严重后果。等到接踵而至的下放农场劳动，他才真正开始感到自己成为了“五类分子”----那是敌人的待遇。三年劳改，正好又处在大饥荒的年代，他先瘦后肿，差点就死在他所放牧的羊群之中。

到了1960年，上级觉得他这个老资历的干部表现不错，于是给他摘了帽子。摘了并不意味着一切都过去，摘了的叫“摘帽右派”，相当于“男儿脸刻黄金印”了。好在他的学养还是被有关部门认同，于是1961年他被调到中科院武汉分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哲学组研究逻辑学，同时担任《江汉学报》的哲学编辑。总算是回到了他的专业，他也就老老实实地认命了。熬到1970年，他再次被下放到沙洋农场五七干校劳动，以后重新安排到武钢子弟中学又当起了老师。直到1979年，邓小平复出后，决定要研究已经陌生多年的美国，安排武大成立美国现当代哲学研究所。经人推荐，又才从茫茫人海之中把这个40年代的武大生打捞出来，负责《美国哲学动态》的编译工作。

这一年，他已经60岁。他的生命进入老年，整个青春岁月就这么耽误下来了。

十九

1939年就已入党的王冰松究竟到哪里去了呢？不仅大伯失去了她的消息，武汉那些原“青救”团员，也都记得这个美丽的“红色小姐”。进入80年代之后，中国开始重新整理自己的历史，为各种冤假错案****，于是那些蛰居多年的老革命，开始活跃聚会，要为自己曾经波澜壮阔的历史正名。“青救”的故人，劫后尚存的也都是满头霜鬓了，大家一起忆旧，多要向大伯问起她，因为也有人约略知道他们当初是曾经深交过的。尤其看见大伯还一直单身，难免更要多一些猜疑。大伯无言以告，他人则更觉得惊鸿杳然，一去无迹了。

原来1943年之后，罗明用计消除了大伯这一隐患，便更加努力地开始追求王冰松；甚至以组织命令的方式，要求她跟他同居，以便开展地下工作。这时的王冰松，虽然因为误会而不再等待我大伯，但心头的伤仍旧在暗夜渗血。而天性独立的她，且别说向来对罗明没生爱意，就算略有零星好感，如果他采取组织手段来谋求发展，那更只能是适得其反。

王冰松毕竟不是农妇党员，她的出身教养和天赋红颜，都让她一路走来，追求者众多而阅人无数。罗明这个来自于赤水的青年，显然不入法眼。但她越来越感觉到，他那张组织的网日趋紧密，她虽然热衷共产主义，但并非就一定要嫁给一个共产党员，于是她决定采取反叛的方式来挣脱这张所谓的爱的罗网----她接受一个非党员的追求了。

当时的地下党还有一个今天看来十分荒唐的纪律----男党员可以娶非党女性，女党员则必须嫁党员男性----说这是保密的需要。当抗战胜利，王冰松向组织上级罗明提出要到天津去完婚，并承认自己的所爱是一个非党知识分子时，罗明恼羞成怒，坚决制止。但是王冰松的叛逆性格岂能为他所左右，尽管罗明威胁说要中断她的组织关系，她还是毅然成行，在1945年嫁到了天津。当然，偏狭的罗明也坚决地执行了他的组织纪律；从此，乐山地下党又多了一个自动脱党的人士。

1949之后，王冰松夫妻调到上海工作。“三反五反”运动时，她的先生被迫害自杀。她独自带着两个孩子，开始了她青春寡居的艰难岁月。

罗明是武汉易帜时中共的三大接收要员之一，建国后自然春风得意。1950年代他到北京休养，认识了王冰松的表妹夫陶然【中南区统计局长】，打探到她的地址，竟然色胆包天去函，邀请她去北京与他幽会----说可以再谈谈她的组织问题。她未予理睬，他竟然再次去信说----如果这样，那你想恢复党籍或者重新入党皆不可能了。

她在几十年后给我大伯的信中说----我非常气愤，认为这是对我的侮辱，我从来不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又一次陶然夫妇和我同去中山公园一游，他知讯后坐着小汽车赶来，看见他得意洋洋的骄矜之慨，我才感到他是真正的卑鄙，连话也不想和他说一句。在此之前，我多少对他还有一些尊重，后从苇堤【大伯他们另一共同的朋友、地下党员】处得知他在乐山的作为，更加认识他了。我虽脱党多年，比起他来，我无愧色。

二十

一个政党打着要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社会的旗帜，吸引了万千仁人志士为之填沟转壑，但最后在理想青年尸骨上所建成的这个国家，却从起点开始就没有公道可言。公道对我们这个社会多数人来说，都还是一种奢侈的诉求；更多的我们只是想要少一点冤屈和迫害，因为人真正难以忍受的还是屈辱，它甚至超过了饥饿。

65岁马上就要退休的大伯，还依旧过着单身生活。因为单身，所以他只能和一个年轻家庭共住一套平房，合用厨房厕所----这在当年叫“团结户”。他的工资在右派****时恢复到了1949年他的水平----87元，中途曾经提过的一级，也就混淆在其中了。以后直到全国普调，他也才只有127元。他主编的《美国哲学动态》，每期接近一半的文章都是他翻译，不仅没有稿费，他的职称还依旧是副教授。

全国都在****冤假错案，他的许多老战友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大家现在开始要为他打抱不平，纷纷前来怂恿他要求解决历史问题。如果他的党籍从1938年承认，那他就可以享受红军时期的老干部离休待遇，那住房工资等等就立马不成问题了。在这个等级社会里，这是现实的好处，更何况他也确实冤屈，那他何不也试试运气呢？

就在这时，原乐山时期武大地下党的失散脱党问题，因为牵涉面太多，上诉上访者太多，一时成为中组部督办的大案。全国的相关党史办在乐山召开了现场会议，要争取一次性解决这个巨大的历史问题。也递交过申请的大伯，似乎在晚年终于看见了一点曙光。

1986年的深秋，武大党史办的一个中年人来拜访大伯，给他谈起了乐山会议的情况。并再三感叹，他的问题就卡在罗明手上，而罗明还是在职的分管宣传教育的副省级领导，这个案子涉及到罗明本人，如果没有他的首肯，恐怕大伯也搭不上整体解决武大地下党问题的便车了。大伯只能苦笑，并表示自己绝不再去找罗明祈求了。这个中年人突然话锋一转说----不过，这次上海来的一个代表，曾经提到了你的名字，说你是那个时期的党员。大伯一惊，急忙问是谁，中年人说你等着，我回去拿会议记录来。

王冰松神奇地出现了。她还活着，在上海一家打字机厂当质量检测员，为了解决她的组织问题，也参与了乐山地下党中心县委所属的这场上诉大案。她不知道大伯的身死，但是她没有忘记这个一生珍藏并为之快乐和痛苦过的名字。

大伯看见那个会议记录，无限往事浮上心头，再也无法强忍的老泪，纵横直下。对他而言，这个名字的出现，远比他是否还能****昭雪更为重要。他默默地为这个名字耗尽了他的一生，而他最想知道的是她还好吗？她这些年又是如何走过来的？她当初究竟为了什么，要召唤他前往而又冷若冰霜地拒斥了他最深的爱？

二一

与此同时，地下党的其它战友也开始互相寻找了。大伯的第一任支部书记魏泽同也打听到了他的消息，同时也急忙转告了王冰松；两个生死茫茫四十几年的老人，都激动万分地拿笔要赶紧给对方去信----他们错过得太久，他们的余生已经不多了。

大伯的信先到，她的回信长达十页。睽隔近半个世纪的当年恋人，各自小心翼翼地回护着旧日伤口，王顾左右地嘘寒问暖，各自诉说着漫长的别况。显然他终于忍不住要问，而她也隐忍多年的疑惑和痛苦，终于也要一吐为快了。最后揭开的真相，谁都难以想到竟会是这样----

当1943年他们彼此找到，开始频繁通信互诉衷肠时，罗明正疯狂地追求着她。她一直没有告诉罗明，但当他们决定要在内江见面时，作为党员，按照当时的纪律，她还是向罗明汇报了----因为她知道，罗明也认识他，都是“青救”的主力。罗明立即给她来信说----“张【大伯】已自动脱离大姑母，现接受其岳父【可能是资本家】的资助读书。如张来访，请不必理睬。”按当时他们的约定，大姑母即是地下党的代名词。

这个消息对二十出头情窦初开的王冰松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脱党已经是背离了他们相识的初衷，更何况他还已经有了岳父。有了家室这犹作罢，还在继续欺骗她一个苦苦等待的少女的感情，那岂不是无耻之尤。但是，她已经没时间去函追问了，因为他已经在来内江的路上。当他在那个悲剧的黄昏姗姗来迟时，等待他的必然是一个单纯少女的横眉冷对。

年轻气盛不知世事险恶的他，何尝能平心面对这样的情景。他负气离去，用一生的孤傲独处来纪念着他内心那个爱人。直至今日，他才知道原来其中还埋存了如此卑劣的一个阴谋。他现在才想起，原来他从内江回来后罗明的出现，是因为得到了王冰松的消息。罗明不愿他再去找党，回归组织与他们相逢从而揭穿这个骗局，干脆一次性地中断他的关系，使他从此成为一个失去组织的人，永世不得翻身。而罗明对组织，也有了他至死坚持的说法。

当我现在拿着他们这些通信含泪阅读时，我看到的不仅是两个可怜的“组织”下的男女，被莫名陷害的情缘和一生，我更加惊觫的是，我看见了一个如此卑鄙阴险的党领导的黑暗内心。这个组织从40年代开始，就这样慢慢剪除那些真正的理想主义者，而留下这样一些人来把持朝纲，建立自己的残酷庙堂，继续进行着对所有善良人们的加害。

二十二

即便有了如此真实的揭发，大伯又能如何呢？青春远逝，生命半残，他能够凭借这个去惩办那个仍高踞权位的人吗？他不就是造了一个谣言吗？他可以说他就是这样听说的，你又能如何？你们中断的爱情对革命没有任何损失，组织难道还会追究他不成？

大伯只能苦笑，只能在珞珈山下的平房中燃烟独坐，默默垂泪。当他知道她已经寡居三十几年，内心感到疼痛。他以衰朽之躯还想在生命的黄昏，再给她一点温暖，于是去信委婉试探----我们的生命曾经有过一个美好的序曲，然而整个人生的正本就这样空白地翻过去了，我们还能在一起共创一个幸福的尾声吗？

她何等聪明的女子，岂能不懂他的关关哀鸣。她回信说----志超兄，我实在没有想到你的一生，竟会因我而被毁至此；越想越觉得自己就是你的罪人、、、、、、原谅我今天已经是几个外孙的老太婆了，我今生没有把我的青春美丽给你，未能陪你熬过那么多苦难孤独，现在我又怎么能将自己的衰朽残年去面对你呢？更何况儿孙绕膝，我要扔下他们再去陪你，也终觉残酷。今生我欠下你的，看来今生已是无法偿还，如果还有来生，我们再约好吗……

一个曾经骄傲唯美了一生的女人，自然不愿如世俗的黄昏恋一样来再续前缘。但是，她要设法来搬去压在她心中的那块沉重的巨石，既然不能给他爱情了，那她也要来为他鸣冤叫屈，只想要他恢复党籍，有个尽量公道的晚年。于是她动员了当初所有的那些战友来为他证明，许云、孙士祥、魏泽同、密加凡等等都写出了证明，她甚至通过胡克实要找******来干预。她自己则给武大党委写下了这样的长函【节选】----

张志超曾担任“青救”武昌区团宣传部长，为人热情，能干有才。但他对罗明有时有所嘲讽。我在内江时仍保持学生时的单纯，热情坦诚，满怀理想，但是受了当时作为我的党内上级领导人罗明来函的影响，因此当张志超来访时，我态度冷淡。张志超是一个敏感、自尊心强、有傲气的人，当然有所察觉，本约次日再见，不想他却不辞而别，就此失掉联系。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愿保证我没有虚构任何事实情节。罗明对我所说情况，纯属子虚乌有的诬陷，结合他在乐山任中心县委书记五年的所作所为，除了砍掉大批地下党同志外，在武大从未发展一个新党员。张志超也是在他手中失掉了和组织的联系，他反倒打一耙，说张自动脱党。回忆“青救”时期张志超的才华能力，我不禁深深为之叹息……

23

武汉和上海，都在大江之边，然而“溯游从之，道阻且长”----他们已经隔绝了半个世纪。鸿雁往返，密密相约，他们在期盼着今生的劫后重逢。终于王冰松摔折的腿伤痊愈，她决定艰难成行了。

那天，激动的大伯换上了整洁的对襟服装，让我赶紧擦拭窗户。临近中午，我听见一个宛若女生的恬美声音----请问张志超先生是住这儿吗？我赶紧回头，看见一个风韵犹存的老人略显局促地站着。她已星霜上头，鱼纹在脸，但是仍有一种高贵的美，在朴素的衣襟外流露。我急忙喊大伯，他从厨房冲出来，站在檐下的石阶上，陡然像石雕一样呆望着来人。尽管这是相约已久的聚首，但两个老人彼此瞩望着对方的容颜，依旧一时不敢相认；或者说他们一生的期许、渴望、误会和寻觅，积淀了万千酸苦，真正重逢之时，却顿时遗忘了语言。

他们几乎对峙了一分钟，才轻轻地彼此唤一声名字，然后把苍老的手紧握在一起。我看见他们依旧是无言哽咽，泪光在历尽沧桑的眼眸中闪烁。没有拥抱，没有热吻，他们非常自持地颤抖对视，最后把漫长一生的悲凉，化着了几声如泣般的苦笑。

这是44年之后的第一面，也是最后一面。他们一起重游了伤心故地，那江上逝水，湖畔春波，有谁曾知当日惊鸿又照影重来？他们重登鹤楼，遥看孤帆远影，可曾想过这“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的祖国，就是他们曾经要为之奋斗的一个未来？闻一多先生当年在《死水》中的呐喊----这不是我的中国，不对不对----那悲愤的声音是否还在他们这一代革命者心中回响？而今，故人已渺，我已经无法去逼问他们那苦涩的心灵了。

此别之后，终成永诀。大伯未久即被诊断出胃癌，他的党籍依旧因为罗明的存在而难以恢复；他依旧只能按退休人员的医疗费用来辗转病榻。当1989年他再次看见他父子追求拼命所建立的政权，又再次上演骇人听闻的悲剧之后，他彻底死心了。他给我写了一封介绍信，把我托付给他的一个方外之交----北京广济寺的明哲上师；然后又嘱托我给他买来一瓶安眠药。之后，他就开始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

1990年，一个被组织彻底编织了命运的理想主义者，饮恨长眠。

地主之殇　

——土改与毁家纪事

一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耻辱、羞愧、畏惧或者种种不堪，我都难以理解，父亲何以如此持久地回避提及他的父母兄姊。即使在他暮年的平淡岁月里，也始终保持着拒绝回忆的习惯而不像大多数老人那样爱唠叨过去的痕迹。他像一个纯粹凭直觉而熟稔行路的盲人，总能巧妙地避开坑洼一样躲闪着那段凹陷的岁月。以致于让人误会他几乎像陨石一样来到这个星球，他的身后是一片巨大的虚空；他来时的路飘渺无迹，只是仅供凝思而永远难以洞彻的沉沉星云。

这似乎意味着我的血液之河只上溯到父辈就枯涸了，我像一条没有源头的细流般在大地上慢慢洇干。但这是不合逻辑的，不管祖父母的存在怎样如同传说一样难以亲近，我相信父亲和我都永远根据在那个庞大家族的废墟上。它在若干年的隐秘梦影里，在浩淼难问的冥冥之中，默默地提供了我们两代人在苦难泥土上存活的力量。

我真正得以窥见父亲的家史是在他不治而逝之后。那是1994年的冬天，我在警察的陪同下赶回恩施奔丧。父亲在一面血红的党旗下似乎安详了，带着他隐忍一生的巨大秘密等待着最后的火焰----他几乎已决意要将一切胸中块垒都化为灰烬----他唯一的遗嘱是把骨灰撒向清江，让流水带他回到老家。

老家？老家？我们从未去过的地方，我们还有老家么？但从老家赶来了许多衣衫蓝缕的亲戚，他们叫我叔叔舅舅爷爷舅公，与我同辈的则都是老人了----这突然冒出的大批远亲几乎让我瞠目结舌。我一直以为父亲是没有亲戚也没有故乡的，他官居正七品却从未还乡也从不提起，这使我们姐弟皆讳莫如深。这些从深山远来的陌生族戚与我同哭，他们在真切的哀痛泣诉中开始向我揭露出我们家族那惨绝尘世的往事……

二

巴东这一地名也许是鄂西最古老的标注。《水经注》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由此看来，那就是中国最悠久的伤心之地。我的故乡就在那里，在三峡的背后，在大巴山的腹地----那是一个至今还偏远穷荒的地方。

顾名思义，那是巴人的土地，是一个在遥远年代就已失去国名的僻野。在清代，它归属容美土司管辖，在所谓共和国，它准确的地名叫湖北省巴东县杨柳池区驷井公社石板小队，现在则划归金果坪乡----也就是中共第一烈士段德昌被另外一个书记杀害的地方。

我祖父的家就在石板村相去八里左右的半山上，即使今天，两里之内仍无人烟。翻过老屋背后的山崖，就可以看见清江在500米下的绝壁间涣涣流淌如永不干涸的泪腺。那个村子没有水田，遍山遍野都只能种植玉米和土豆，那是山胞们唯一的主粮。可以想象，50年前，那里该怎样的蛮荒。那时，村民去县城和州府都要走三天路。他们不知有汉，更无论魏晋。唯一的活法就是望天收----老天不为难就多打三五斗，缴皇粮，然后自给自足，安身养命。他们不知道主义，不相信党派，甚至也不关心改土归流。他们已经遗忘了来自何处，不了解巴楚之别，只知道他们所处的国家永远是乱世，他们只想勤扒苦做，做一个太平世界的良民。

三

中国自秦统一以来，即可谓泱泱大国；虽然早已实行郡县制来管理，但实际上中央政府编长莫及，多数领域仍属化外之地。即使朝廷能够委派一个县令的地方，规矩也是一个人独自去上岗，秘书[师爷]还得自己出钱雇请。至于少数民族地区[蛮夷之地]，则从当地的世家望族中择封一个土司，由其世袭自治。

今天一个县的公务员大抵上万，军警宪特齐备，尚且往往滋事告急；在100年前，一个县官加几个胥吏，又是如何来实施政务而确报平安的呢？----朝廷对于民间社会的控制，实际依赖的是士绅阶层和家族长老的自觉维持。传统的礼法家训和乡规民约在代代乡绅的传承下，形成中国人的底线伦理和生活秩序。无论政统和血统在遥远的帝都如何改变，深山老林中的人民依旧坚守着自己的道统。他们默默耕耘，派丁纳粮，安贫乐道，息讼少争。不到民不聊生之时，一般是不会揭竿而起的。

士绅阶层是如何诞生的呢？它既非朝廷分封指派，又非家族世袭嫡传，也算不上基层民主直选，它是完全自然生成而又为当地社会所默认的一个人群。一般而言，它由正直诚信、发家致富、知书识礼的人所组成。这一群体没有国家俸禄和职称，只是凭借个人素质而形成的潜在势力，掌握着乡村的“话份”[话语权]。他们不妨一领青衫躬耕草野，但往往却一言九鼎，安抚平息着乡村的裂纹和创伤。不管政治是如何周期性动荡，皇朝是如何兴衰更替，是他们在小心翼翼地呵护着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在很多意义上说，都是他们在代行政府职责，在充当太平盛世的守护神。

但士绅阶层又并不专属于某姓某族，它是在不断更新变替的。在欧洲，贵族社会实行的是长子继承制，他们代代积累的财富集中管理，因此较能保持身份。而中国民间的传统则是“树大分杈，人大分家”，这种分家析产制很容易导致一脉各支兴衰不一。于是富不过三代，没有永远的士族簪缨之家。社会始终鼓励那些个人奋斗的人，你可以出生寒门，起于垄亩，只要不匪不盗，白手兴家或者读书应试，你就可以跻身士绅阶层，成为闾里乡亲尊敬的人。参看林耀华先生的社会学名著《金翼》，即可明白此理。

历朝历代的入登大宝者，多很在意对士绅阶层的培育和保护；即使满人入关，也不敢完全消除江南的缙绅门第。因为统治者知道，这个广袤的国家和众多的草民，不能仅凭枪杆子去管理；在他们鞭长莫及的艽野，需要无数德高望重的人去维护礼法。对他们的迫害，就是对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道统的丢弃。而一个丧失道统的民族，就会像一个没有灵魂的行尸，甚或堕落而为众多的杀人机器。

四

中国古代的流民迁徙是历史永久的悬案----在今天看来都很蛮荒的地方，几百年前我们的祖先又是如何发现并开拓的，这实在不可思议。石板村位于巴东、鹤峰和建始三县交界的高山峡谷之上，海拔1000米左右，从地名也可想见其土壤之贫瘠。在那里的山顶可以俯视清江，但百丈绝壁使得他们长期缺水----我在今年秋天的首次还乡时，发现我堂兄依旧靠屋后石坑中积攒的雨水在生活。

我一直相信我们是巴人始祖五姓之一郑国公的苗裔，史称“板盾蛮”的那部分爱唱竹枝词杨柳枝的人，有可能是我们的先祖。白云苍狗数百年，我已无法穿越那些尘封的岁月了。所以曾高祖一辈究竟是如何要避居于此穷山恶水人迹罕至之地，我已无从想象。

祖父郑公讳振略，大约诞于光绪初年，派称幺房。至少在民国之初，祖父这一支还很贫寒，而他的堂侄----其长兄之子郑永阶，则已崛起而为野三关杨柳池一带十三乡的联保之长了。永阶堂伯大约在当时当地是曾经风光得意的----有自己的土围子和民团武装，至今在石板村的山上还有其碉堡的残迹，而关于贺龙攻打郑家寨的故事，仍依旧在民间流传。事实上，永阶伯一支正是在被贺部打破砍杀之后从此式微的。

祖父卜居于村外8里的山上，单家独户像一个隐士。他育有四子两女，家父乃其幼子。他似乎比其它农民多一点主意，知道刀耕火种的难以养家活口，便选择了贩盐来贴补家用。山村相去巴东县城大约三百多里，一路的高崖深谷没有半丈坦途。一般而言往返六天，完全要靠背驮。传说中如果不碰见红军和剪绋的，他可以三天走过来回。可想而知，对一个山民来说，要想增加点家业，需要付出多少艰难和血汗----即使今天，大抵仍然如此。

没有勤劳和节俭，祖父肯定是难以致富的。他终于在中年之后薄有田宅----用岁岁年年的奔波慢慢买下了60余亩山地，修了一栋木屋，占地也就200平米左右。像他这样半农半商的人，在乡下就算是跑码头见过点世面的，自然比别人多一些谋生之道。地里只产玉米，吃不完的就拿来烤酒----他在家里开起了作坊----祖父的包谷醇酿开始装点着山民的偷生之乐。

五

1940年代大约是祖父从贫民到富农再到小地主的身份转移完成之时。他像大多数家道中兴的布衣绅士一样，省吃俭用，事必躬亲，小心翼翼地珍惜着他那乱世荒年中的一点可怜的幸福。在这一时段，

Chapter_4

大伯二伯大姑小姑相继成家，三伯未婚早夭----那在乡下即是寻常小灾，不足为悲。为了解决少爷[家父]的读书问题，他第一次在村里创办了义学，延聘了新式教育的老师；并在1946年将我18岁的父亲送到县城就读简师，他希望他的幼子能够完成学业以彻底改变世代农耕的命运。

一个乡绅的诞生并非仅凭财富的积累，他需要对乡村建设有所捐奉，比如修桥补路，悯老恤幼；他还要参与乡村社会的公共生活。只有这样，他才开始体面而尊荣，才会让周边人群信服。祖父的一切善行和成就，将他推上了族长的位置----这一纯粹民间的虚衔，在宗法时代是稳定社会的盘石，因而也拥有一种形而上的象征性权力。他不仅可以在族内排忧解纷，连外姓人家兴讼起争，也往往来找他做中平息。人有善恶，事有是非，理有正偏，何况闾里之争无非家务，许多清官难断的锱铢相较，由他划断奖罚，必也有恩有怨。由此埋下他日的祸根，这几乎也是天下仗义直言者都要付出的代价。

自古以来，政府都鼓励乡村自治；只要完丁纳粮，其它服务性事务则多让渡给基层社会去自立自理。在政府财力权力皆难企及的领域，基本由乡村贤长在掌控和维持。实在解决不了疑难重症，才交由政府裁决。这样官民之间减少了摩擦，社会各阶层也多了张力，正是古人无为而治的理想状态。

由于祖父的声望，大伯被民国县府推上了保长之席----约等于今天的村委会主任----这几乎是几年之后这个国家最普遍的断头台。保甲制度是典型的中国特色，其推行初衷在于家家联保，互为人质，用以平寇和防止通贼。在维护乡村治安和代行国家职责方面，他们确曾发挥作用。在石板村那样人烟稀少的偏远山寨，一个保长究竟有何功过，我在今天已实在难以评说了。估计太过无趣无益，大伯才会想要把这鸟位传给他毕业回来的小弟。万幸的是我父亲可能读书长了见识，他坚决不干并要求祖父继续供他到州府恩施去深造。祖父也许在隐隐的传闻中开始预感到乱世浩劫的临近，他再次资助他最钟爱的幺儿踏上了异乡求学之路----正是这一步，让我父亲逃向生天----这，难道就是命运。

六

在那个现在还不通客车的山寨，郑氏祖宅如辉煌的落日，停留在1948年前的温暖里。在那一年，20岁的父亲在祖母的叮咛中，步步回头地永别了他的故乡----对山外世界充满幻想的他，其时肯定没有想到这就是不归之路，他已再无机会尽人子之孝。

那个早上，阳光渗透着初春的芳香。整个家族除开祖父之外，都簇拥着这个唯一能去州府的学生离开家门。在寨口的古老皂角树下，露水滴嗒自叶间滑落。父亲一步跨过了乡界，他的灵感也使他就此跨越了宿命。

祖父有意回避了为儿子送别的伤感场面，他独自登上后山；那里的一片松竹掩映中，默踞着郑氏祖茔。这些从土地上隆起的坟墓，错落有致如一个私家花园。一些石竹、玉簪和旅人蕉静默地开放，三叶藤和打碗花的枝蔓像无数羸弱的手牵连着这些飘散的灵魂，似乎在山风中具有了一种环抱而立的力量。大小各异的碑石神情庄严如同一张面孔，发灰泛白，苔痕班驳，书法的刻迹漫漶一如沁水的经卷。一个家族的历史，全部的苦难和荣耀，都尽在这些泥土下埋没着，阅览着岁岁芳草的无情惨绿。

祖父似乎在丈量他祖祖辈辈一寸一分积攒下的这点土地，迷朦朝雾中，他像一个失算的弈者面对一盘亘古未解的残局。烟岚弥漫在他六十多岁的老眼里，他看见了大群死亡的浮雕像一部露天的族谱，记载着他日渐淡忘的艰险岁月。一些墓阶上还存放着积年的清供----粗糙的包谷、敞气的酒以及风干的苹果。他此刻怎么也不会相信他竟会死无葬身之地，他的儿女已无能为他烛酒拜祭。

七

在那之前，大伯和二伯都已各有四个子女，大姑和小姑都相继嫁到了邻县的官店。每个家庭都仍然是农耕为生，过着基本自足的日子。祖父只雇了一个长工，是族房的一个孤儿，带有收养性质，那孩子也只十几岁。土地则分给了三个儿子，我父亲的那份，就由祖父母代耕着----一个地主的全部家当就是这些了，但这，在当年的石板村，就算是唯一的首富。

祖母在她的幺儿外出的当年，终于油尽灯枯。她的早逝使她备享尊荣，那场丧礼办得风光体面，成为那些山中后人至今还能铭心的最后一抹残红之忆。古人说：寿则多辱。祖母幸好没有熬到1951年，否则她将如何面对那在劫难逃的灭门之祸。

父亲考上了恩施五峰山上的清江中学。次年，据说因为打群架而被开除。就在他晃荡在江边卵石滩上无所适从时，林彪的四野开进了州城。那时的***所到之处，马上成立革命干部大学，用延安和东北那套成熟的洗脑方法，赶紧为地方培养管理干部。走投无路的父亲需要一份口粮，马上成为了首批学员。很快就学会了斗地主分浮财和杀人玩枪的技术，于是便分往利川开始伟大的“清匪反霸”运动。那时的老家肯定不通邮路，他对革命也肯定还抱有许多幼稚的想法，他也许还侥幸地认为他的家庭刚刚脱贫，应该不在****之列。于是他充满激情的投身到伟大的洪流中去，在剿匪的战斗中双枪横行，杀人越货屡建功劳。很快入党，很快成为最年轻的区委书记。关于父亲，我将另文专述。

49年和50年，父亲与祖父是否有过联系，是否彼此知道对方的消息，这是父亲一生的秘密，我现在已经永远无从得知了。父亲用沉默维护着他的尊严，也一定用隐忍埋藏着他的耻辱。我相信我这一代人的父辈，多是少言寡语之人。他们用一生的压抑来努力遗忘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以至暮年往往精神崩溃。

八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是中国人最早对土地所有权的认识。在没有王的时代，土地是公共的，你所在的氏族或部落开拓到哪里，你就拥有那一方大地。而王的产生，从来就非民选，谁将暴力发挥到极致，谁就是王，谁就拥有天下的土地。

在封建社会，君主虽然认为天下即朕，但在实际的非疆域概念的耕地制度上，是承认私田的。也就是说，除开朝廷征占的公田，部队开发的屯田，分封赏赐的职分田，其它自耕田、永业田和庄园均属私有。你只要向政府按亩纳税即可，民间的私相买卖和授受皆不干预，政府只作登记收税。明朝鼓励人民开荒造田，给地15亩，免征三年，有余力者不限顷亩。洪武二十七年诏曰：额外恳荒，永不起科。这意味着你自己筚路蓝缕开拓出来的田地，政府连税赋都放弃。所以在明朝，官田仅占百分之十一，清朝则只有百分之四点五。

民国时代的1930年，政府搞了大规模的土地和人口普查，推出了中国第一部《土地法》。本法规定----国家依法征收之地属全体国民所有；政府占用私地须收买；矿藏道路江河湖泊风景古迹不得私有；人民依法取得所有权的土地仍属私有。

个体的人依托于一个国家而生存，需要政府提供安全、秩序、法律等基本保障，因而必须向国家纳税，这种缴皇粮的观念对中国人来说早已无须多说。无论是一条鞭法还是摊丁入亩法，都有优劣长短。而人的天分寿夭能力强弱自然也各有不同。土地在各家之手，投放同样的种子却并不能保证获得同样的收成。天灾人祸皆能逐渐拉大人与人之间的贫富距离，于是，有的要典地，有的要卖田，自然便有人收购。一切皆由市场经济在操纵，往宿命上说，人生的祸福还自有许多看不见的因缘。就这样，同一片大地上便有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

九

土地问题是一个农耕民族致命的焦点.历代的皇权更替也多与此相关----均贫富,耕者有其田,这是多少人造反的口号,但从来没看见哪个起义的领袖真正与民同苦.皇朝换了血统,法统却依然袭旧,受苦的还是底层百姓.

这个党闹红军时代,本质上还是流寇----打到哪吃到哪,只有地主家有吃的,所以抢地主无可厚非.到了陕北,有了自己的占领区,才有了相关的政策----既要搞统一战线抗日,就不能完全抗拒政府而私下斗地主;又要吸引穷人支持,就不能不给老百姓甜头.于是,当时出台的方法是强迫地主减租减息,再由农民向党纳粮.军队自己也去开荒经商包含种大烟来换取费用.那时,毛是承认所谓开明绅士的,也和大地主交朋友.

抗战一胜利,共军迅速坐大,两党要抢天下,在野的一方缺粮饷,光靠减租减息是不敷日用的,于是紧急推出土地改革政策及一整套实施办法.具体来说就是每到一处,先划分阶级成分,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消灭地主.把地富的土地房产牲畜农具和粮食全部瓜分了,还给农民新的土地证.这样一来的巨大好处是,党有了粮饷,兵源.老百姓怕政府军来又夺走所谓的胜利果实,便只好和党绑在一起跟当时的政府作对.这一招实在是高,所谓的中央军要维护社会秩序,自然不能也如此乱来,于是所到之处只有挨打了.

按说地主的田产分就分呗,大变革时代,个人承担一定的损失也无话可说.大家都是国民,总应给条活路,不应拿了别人的东西,还要羞辱并夺人性命.当时老苏区很多干部也都这么想,在抗战时,许多地主都和八路军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许多共党高干都是地主子女.但不这么做,贫雇农就有顾虑,毕竟拿人钱财内心不安.毛发现这个问题后,作了严重批评,并允许基层过火,说以后再纠偏都行.于是大规模的土改开始了,家庭出身地主的干部靠边,无业游民发动起来,人性中的恶全部调动出来,各种人间惨剧纷纷登场.[后文在举例]以上内容读者可参看毛选第四卷及近年党史研究,可知笔者不诬.

十

改朝换代是中国士民皆爱关注的话题，因为绝大多数情况下，它意味着战争和屠杀，是看客的谈资和民间话本的底料。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中，杀人就像是一串逗乐的插科打诨；用迅翁的话说，屠伯的残忍很容易化为大家轻松的一笑。老百姓津津乐道的是歼敌八百万或手起钢刀下的喀嚓一声，有谁肯去分享那些具体枭首者的疼痛。

远古的禅让是中国书生的政治神话，后世基本不敢去想。宋太祖那样先穿黄袍再客气地劝退前朝老板的故事，史书上也难得多讲。枪杆子里出政权----这真是爱读《资治通鉴》的人悟透了的硬道理。但历代的鼎革，天下底定后仍要诛杀前朝的普通吏员者，实不多见。满人入主北京后，还知道征召起用晚明的遗老，对那些拒不奉诏的不合作主义者，也基本容其自生自灭而不赶尽杀绝。一个国家的血腥气太重，终非好事----这当是所谓人主皆知的事。

辛亥革命的成功，起先靠的还是驱除鞑虏的民族主义口号；但民国真正取代清室时，采用的却是善待优抚之法，而非如苏俄十月革命后对沙皇一家妇孺俱屠。这才叫共和精神，没有这种宽容，就不可能走向真正的共和。美国的南北战争，北方打的也是解放黑奴统一国家的大旗。两军相对，血流漂杵，一旦南军言败，不仅不诛降将，不罪附逆，连资助叛军的奴隶主也不予追究责罚。这种民族精神和气度，才能奠定真正的民主制度。

十一

恩施的易帜大抵是1949年底的事。那时国军溃退留下的多是空城，共军一路向南沿途丢几个干部就可以轻松解决乡村的“解放”问题。1950年的鄂西百姓，基本生活在一种无政府主义状态。虽然敏感的人察觉到山雨欲来，但普通平民依旧盼望着乱世的结束。多数人总不免认为，反正从前的政府并非善物，也许新政会带来好运罢。

祖父在此新旧交替的一年里，或者有过一丝忐忑；当保长的大伯则肯定惴惴不安 ，他已不知向谁可以辞职，只好自己息影在家躬耕田亩。他们本身并无罪恶感，因为向未为恶。甚至还幻想自家还有子弟正在服务新政，应该不会贾祸吧。

1951年恩施各县终于开始全面土改，临时组织的许多工作组分派四方。像石板村这样的穷乡僻野只派去了一个人，这位姓宋的干部来自北方的老苏区，熟稔一整套斗地主的诀窍。那时全村不过几十户，贫富强弱几乎可以一眼观尽。首先找出最穷的几个光棍汉，成立农民代表会。晓之以理，许之以利，这样方可使这些人不怕得罪乡亲。然后组织村民开会，评选各家成分。这地儿实在太穷了，几乎都是自耕农，连雇农都没有，只好把我祖父收养的那个族房孤儿划为雇农----这样我祖父就自然是地主了。大伯这会儿就是伪保长了----算国民党残渣余孽。

祖父也算是见过一点世面的人，他已经活过了一个花甲又几。虽然身历数朝，看惯朝花夕逝和人世的荣辱寿夭，但他多少还是相信无论怎样虎去狼来，一般不会伤及他这样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农。至于身外之物嘛，拿去就拿去----楚人失斧，楚人得之----反正同村的也多是本家同族的子孙。他哪里知道最高指令是消灭地主----这就不仅是财产和阶级了，当然还包含生命。因为这么大一批被夺走财产的士绅的存在，就可能是新政的隐患。

十二

从历史来看，土家的先民原是渔猎为主的民族；长期被平原来的楚军攻击，才留下“过赶年”的奇怪民俗。因为生活在蛮荒之地，与兽同处，家家户户都备有几件火器。这种习俗被许多人误解为这儿的人尚武斗狠，其实不过是在危险世界中的自卫。

土改工作组对民间的火铳还是心存畏惧的，这种古老的散弹枪虽难致命，但毁容是足够的。对少数民族的脾气尚不摸底，因此先缴枪是必须的措施。祖父家肯定是首选对象，仅有的火枪和弓弩都一律抄去，但宋干部依旧没有安全感。他已经听说过贺龙攻打郑永阶的故事，他坚信永阶伯的枪支还私藏了许多在我祖父家。他先抓走祖父收养的那个孤儿逼供，一个十几岁的乡下孩子，很快屈招说见过家里有几十支快枪。于是，祖父被绑到了农会所在的一家吊打。对于这完全虚构的武器，祖父实在无从交代，那只有承受私刑的不断升级。

这是1951年的4月，初春的高山还笼罩在阴冷里，用诗人的话说----严寒封锁着中国。几十户人家的石板村，连续几天倾听着一个六十多岁老人的惨叫，打破了与世隔绝的古老山村的宁静。但凡了解一点中国酷刑历史的人都可以去想象，其中蕴涵着怎样的生不如死。

刑堂就设在郑姓的一个族裔家里，这一天夜里，打累了的干部民兵歇去了，将祖父捆绑在床上。他已经几天没有吃喝了，他在深夜无力地哀求那个族裔给他一点稀食。那位族裔悄悄的起来给他炒了一碗包谷面，端来一瓢冷水，然后松绑让他进食，并说等天快亮时再来帮他重新捆上。祖父知道他已经等不到天亮了----那样的白天就是他的漫漫长夜。他只需要一点粮食来给他自杀的力量，他最后的饱餐在黑暗中退席。然后用捆绑他的麻绳抛上屋梁，挽一个结像打条领带，将自己苍老的头颅套了进去。等到他的踢蹬声惊来房东时，他已经从他的故乡含冤远去了。

自杀这一古老的维护尊严的死法，在“新中国”向来被视为一种更大的罪过，唤作畏罪和抵抗。他的尸体被拖到他捐建的义学的场坝里示众，而且还脱走了他身上的每一件衣服。这种羞辱死亡和尸体的作法，是在恐吓每一个族亲和乡人。祖父的暴尸仪式维持了几天，宋干部自己也觉得无聊时，决定命令永阶伯的儿媳，将我祖父扔到村边的天坑中去。

十三

天坑，是南方石灰岩形成的一种特殊地貌。它是大地上突然陷落的一个深坑，仿佛被陨石砸出的一口莫测高深的井。在祖父被弃置于此时，对我大伯和二伯的迫害又接着开始。灾难就像那高原上的漏斗一样，似乎永难填满。

大伯的罪名很容易构成----伪保长。二伯则基本就是个普通平民，他的罪恶仅仅是从他的父亲手上，分得有二十亩山地。而这些地，还有不少是他们自己开荒开出来的生地。新政权的基本国策是要消灭有产阶级，谕旨是允许过火行为，而当时的权力已经下放到执行者之手，也就是说，一个工作组长就可以决定人的生死。那时，还没有国法，当然也不存在法庭。于是，两个伯父同时被抓。他们还年轻，他们没听说过这种世道，因此还想讲理，对理的最有效回答当然只能是暴力。他们被押解到巴东县城，然后，大伯神秘的死亡，被扔进了长江，尸骨无存。二伯被判刑送往著名的沙洋农场，29年后终于释放回家时，他已经老得记不清他究竟是什么罪名了。

故事还没有结束。大伯母和二伯母在突然遭受这一连茬打击后，她们失去了继续生活的勇气。在没有了男人的农家里，她们深知接踵而来的将是怎样的侮辱和加害。那时她们各有四个儿女，最大的也才15岁，绝望已经使得她们无力面对这一群弱雏。妯娌俩就在两个伯父押走的那个深夜，选择了最悲怆的死，她们用同一根绳索，在同一个房梁上，投缳自尽----也许她们还想用这样的惨烈，来让那些迫害者发现天良，以求放过她们的孩子。

二伯的大女儿那时15 岁，带着七个弟妹。一夜之间，家里失去了所有的长辈，我已无法想象她们是如何度过那段艰难岁月的。当我今年回去找到她问询时，她只是哭泣，无边无际的哭啊，老泪纵横、、、、、、对我家所谓武器的追查仍然没有结束。他们又把我这稍微年长的堂姐抓去，让她带着民兵去建始县官店我们的小姑妈家继续查抄。

今年80多岁的小姑妈是如今唯一活着的我们的长辈了。我这次也回家找到了她，她告诉我，幸好那时她嫁的是一个农民。当她见到衣衫褴褛的侄女被几个持枪的男人带到她家时，她才从孩子的哭述中知道娘家的惨祸。她愤怒地斥责那些人，并找来她们村的工作组证明她家没有藏枪，她说谁揭发我家有枪，那就是他把那些枪私藏了。她没有能力救这些侄儿侄女，她也家徒四壁了，只好让孩子背了一袋包谷回去。

在以后的苦难岁月中，我的这八位堂兄堂姐，饿死了两个，存活了六个。其中四个堂姐只好早早嫁人，像童养媳一样赖以活命。两个堂兄由于家庭成分不好，在历次的运动中继续承担无尽的惩罚和歧视。没有人敢嫁给他们，小姑妈只好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我大堂兄，由于老表开亲，他们没有生育。二堂兄在他中年以后，娶了一个节育后的寡妇，无后。

十四

伟大的土改运动终于在腥风血雨中结束了，据史学家考证，大约有三百多万所谓的地主为此丧命。他们中多数人只是像我祖父一样勤扒苦做的世代农民，当新政需要动员全社会来夺取权利时，必须要借他们的头颅来祭旗。毛何尝不知他那地主父亲的甘苦，他岂会真的相信那些可怜的民间财富来自剥削。一切只是缘于政争之谋，所以他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贫雇农尤其是无业游民在拿到土地证和别人家的浮财时，他们几乎相信他们从此真的翻身做了主人。人世的赌局被一双新神的手重新洗牌，不劳而获的快乐对谁都似乎是意外之喜，他们一起载歌载舞地走进了新社会。但是，乾坤甫定，不再担心农民的骑墙摇摆时，从互助组到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的一整套锦囊妙计打包上市了。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狂飙进军中，三千多万农民被活活饿死在路上。迄今为止，我们还在为三农问题疾呼，还在为争取农民的基本国民待遇而哀求乞告。

土改的后遗症还远远不止这些。从这时开始的划分阶级成分并由此提升的阶级斗争学说，是20世纪下半页最可笑也最悲哀的虚构。在一个号召平等自由的社会里，人却被分成三六九等，最高当局故意蛊惑的仇恨和阵线，迫使所有的人与邻为壑，互相撕咬。传统的仁义礼信等美德荡然无存，底线伦理从此不再。大家一起崇尚假恶丑，以穷为美，整个社会充满了打家劫舍的气氛。

维护了几千年礼法秩序的士绅阶层被彻底妖魔化，各种生编硬造的脏水笼罩在他们头上。即使侥幸逃脱一死的，也和他们的子女一起，要在几十年的光阴中承受各种歧视。这种对民间社会的彻底摧毁，最终使我们今天要承担恶果。许多人失去了敬畏，各种恶行正在瘟疫般蔓延，一个古老民族真正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内伤。

十五

在横祸突降之时,我年轻气盛的父亲在哪里呢?他有无可能挽救他的家族?或者能否采取一些努力?这是我在若干年里的疑问.毕竟中国文化传统是讲究孝悌和恩仇的,亲情是能够决定人的选择趋向的----他怎么可以面对灭门惨祸而若无其事呢?

同一时间,利川县文斗沙溪长顺三乡的土改终于激起民变----史称"文沙长暴动".主要发起人名叫费文学,他是沙溪的一个小地主之子.当时他在武汉上大学,他听说他的父亲也被无辜****后,从省城赶回了同样偏僻的老家.这个高智商的青年竟然选择了复仇之路.他联络另外两乡的地主家族及许多农民,突然举事,将文斗区土改工作组的十几个人一起处死,只有一个躲进红苕窖侥幸逃脱.

以暴易暴当然只会换来更大的暴力.我的父亲就是这时被任命为文斗区委书记的,他带领的正规军奉命前来执行剿匪,实际则是一场更大的屠杀.按我父亲一位至今健在的战友的说法----只有缺丁的,没有缺户的----也就是说几乎每家的青壮年都受到刑讯,三木之下,何供不有;于是无端牵连出无数所谓的通匪者被一一处死.

费文学则带着亲信逃进了原始森林,我父亲的小分队与之进行了漫长的周旋.两个地主的儿子在深山中展开了生死相博,彼此都曾数次险遭敌手.{这是另一篇故事}最后我父亲经县委批准采取招降,一番曲折后,费文学带着他的部伍终于缴械.按协议规定----既往不咎,以开明乡绅对待.我父亲似乎坚信党的政策,与之时相过从,化敌为友宛若兄弟.几个月后,县里一道密令----秘密押解费氏进城.父亲无颜面对,他知道他只能失信于人,因为组织是不需要这些的.费文学很快就被秘密处决了,他那些忠义相随的兄弟也接着在以后的肃反等运动中在劫难逃.一个人的反抗就这样平息了,血流进土地,化为污泥,连故事也将在岁月的罡风中荒芜.

身经这些残酷,就算父亲当时知道了五百里外的家乡正在发生的悲剧,他又敢如何作为呢?什么叫组织,在组织中是没有个体生命的呻吟的.从人性的立场出发,我们不能要求个体生命对强权的勇敢.但真正理解父亲的怯懦和明哲保身的选择,是在我今年看到了朋友推荐的另一篇文章之后.下文再述.

十六

网上有篇文章是谈牛荫冠这个人的，大家可以搜索查看。牛是山西兴县人，清华大学的中共地下党员，姚依林的学长。他在12。9后被党派回山西担任牺盟会常委，并任中共晋西北行政公署副主任。他的父亲叫牛友兰，是当地著名工商地主，开明绅士。毛选中把他和李鼎铭、刘少白并列。他不仅支持他的许多后人参加中共，自己还捐助给八路军一个团的装备。他创办了兴县农业银行和军工厂为中共提供后援，他的家就是八路军司令部的曾经所在。

他们父子在当地还做过太多善事，那里一直是所谓的解放区。但到了1947年，毛蒋争天下，毛意识到必须发动农民才能陷蒋于不利，于是在中共所占之处开始土改。那里由李井泉[文革时四川省委书记]分管，李多次找牛荫冠谈话，要他与其父划清界限。然后斗牛大会开始，父亲跪在台下，儿子在台上。以乡村二流子为主所组建的农会，当场用铁丝穿进其父的鼻子，并命令他来牵牛游街。他没有办法，只好去牵。其父愤怒地摇摆，鼻骨被拉断。农民不忍，群起围攻工作组，并为其父解开脚镣。一个为中共和当地贡献多多的乡绅，中共边区的参议会议员，回家后开始绝食，三天后气绝身亡。

牛荫冠即使如此隐忍，依旧被免职送进党校学习。整个解放区的百姓都在传说这个悲惨的故事，不明真相的人都认为此人太忤逆不道。他以后虽然官至副省长和正部级，虽然领导沈阳飞机厂为中共生产了第一代战机，仍然为许多同事所不齿和提防。因为人们很难相信一个可以参与迫害父亲的人，他不得不终身背负着这个沉重的十字架。

他像我的父亲一样，永远不谈他的父亲。没有人能理解他内心的惨痛，更无法想象他别无选择的选择。直到姚依林在身后出版的《百夕谈》里，我们才知道事情的真相。在《山西历史记事本末》中，我们还知道了其年在兴县八区的土改中，一共打死1050人，自杀863人，被驱逐冻饿而死的63人。这些今天佚名的死者，有许多并不是地主，而是同情地主的农民。

在读过这些文字后，我真正原谅了我的父亲。一个民族的人伦天良，是如何在高压下破坏殆尽的，我们现在终于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日后的历次运动中，有那么多的家人内部的揭发和互相残害。要恢复这些基本的人性底线，我们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啊。

十七

从社会学的角度说，人生之初，即无公平可言。只有在初民时代，大家有可能都是零点起步的。其后则每个人都因家世之不同，而分别站在不同之起点。所以社会达尔文主义默许一个准则----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但这是残酷的，因这种起点各异所造成的不公，必然引起两极分化，穷者恒穷，富者永远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如果没有一个好政府来宏观调控的话，这种社会发展到极致，就比然诞生革命。革命就是以最血腥的方式重新洗牌，将多数人推回同一个起点，再开始新的竞赛。

中国是农民起义的滋生地，纵观几千年历史，我们似乎永远处在这样一条地震带上。所有的起义者最初都几乎打着均贫富分田地的旗子以号召战士，一旦夺取江山，享受胜宴的则永远只是少数。革命领袖实质上夺取的只是皇冠龙袍，并没有推出新的先进制度来真正取代前朝的弊病。革命是暴动，这是伟大领袖最高明的定义。暴动必然是非理性的，必将对整个社会带来剧烈的破坏，而中华文明也必将在这种怪圈中周而复始停滞不前。

但没有革命，整个社会就意味着在永远默许甚至纵容不公和暴政。虽然早在孟子时代就提出了民重君轻的口号，但三千年之后，我们却依然没有抵达真正的“民国”。于是，孙悟空宣称的“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就永远包含的只是“打江山”的概念，而非和平议选。洪秀全打了半壁江山，且推出了《天朝田亩制度》，仿佛要给人民平等的机会；但你真正了解天国的真相之后，你就知道对一个国家来说，那才是真正的洪水猛兽。

孙中山以民族革命为号召，以武昌起义为筹码，终于实现南北议和，清帝退位。这场革命的本质不是农民暴动土地革命，因此进入民国后，民间社会沿袭的仍是清朝的土地制度。孙先生并非不知道在满人洗牌三百年后，民间又已形成怎样的贫富悬殊。他虽然也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但在西方文明浸淫过的他，毕竟知道即使以政府的名义出面抢夺也不是公正的措施。在蒋的时代，政府曾经试图用赎买的方式来均衡土地，终因财力不济而无法实施。

很显然，到了四十年代，土地确实是一个问题。当底层多数人因缺地少地而陷入贫困时，它就是一个十分危险的问题。是革命家野心家皆可利用的大问题。

十八

共产主义原本不过是一种经济学说，充其量也只能算某种乌托邦政治的愚妄蓝图；经由列宁而演化成为一种国家革命的极权政体，再由所谓的“第三国际”向其它穷国传播，衍生出20世纪严重影响人类历史的一场悲剧运动，以致亿万生命要为之填沟转壑，这真是马恩二老所始料未及的。其实，恩格斯在论述到土地问题时，他所主张的仍是由政府赎买再来分配给穷人。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魅惑所在，也是它起初曾经吸引许多悲悯的知识分子的原因。

如果廓清历史的妖雾和神话，我们今天来看中共的一大代表，他们多数皆是正派的读书人，是一群有正义感和追求的愤青。这也是当后来这种学术结社异化为暴力帮会时，他们多数人选择了退出的原因。当时的国民党也是在野党，为了北伐，孙先生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于是两党合作，共党则乘机在基层迅速繁衍。当国民党定尊武汉时，南方几省的农村在共党的带领下，开始了大规模的农***动，地主士绅阶层惨遭洗劫；那时，毛正是政府农工部的负责人。重温《湖南农***动考察报告》，即可从其中暗含的暴烈主张里，找到后来土改的起点和母本。

这场暴风骤雨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在当时就引起了全社会的震荡和非议。毕竟打家劫舍和私刑杀人，并不符合三民主义的理想。社会要改良，贫富要均衡，这是政府必须通过组织手段来逐步实施的；任由暴民肆意劫掠并不能真正抵达正义和公平，而且这种赤潮还会带来大面积的社会动乱，即使今天的所谓人民民主专政，也不会允许这种行为。于是，当蒋介石打到上海，决定剿共平乱。无数盲目而又充满理想主义的青年，又被送上祭坛。一夜之间，两党翻脸，史称“马日事变”。随之毛周发动武装起义，从占山为王到偏安割据，从党争到政争再到天下之争，国家进入漫长的黑暗血腥期。我们现在称呼这一段历史，唤作第一次土地革命战争。土地啊土地，必将埋葬生命似乎才能长出花朵和粮食。

沙皇时代的俄罗斯，实行的是村社制度，土地定期重分，只有富农没有地主，个体农民仅占百分之五。所谓的布尔什维克是城市党，向来对农民是有些歧视甚至敌意的。十月革命后，为了征粮，苏维埃政府必须花大量力气和农民打仗。斯大林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从1921年开始强制推行农村集体化，结果不得不派出正规军下乡和武装农民开战。在无端杀戮了太多生命后，到1937年才勉强完成。其后果是农民吃掉了大半牲畜，整个农业退步到食不果腹的境地。所以当共党在1946年提出土改时，一向肆意妄为的斯大林也不得不提醒毛千万要谨慎。

但毛必须要借助土改才能争到天下，他当初在湖南的经验已经足以让他决定，只有全面颠覆社会秩序才可能战胜政府军。蒋军败到台湾之后，终于明白此理----不解决农村问题，就永远坐在火山口上。于是，国民党在50年代，同样在台湾也开始土改----但他们采取的却是恩格斯的赎买政策----由政府出资给地主，让地主到城市去发展工商业，把土地留给农民。至于两方的结果，我已无须多说。

十九

地主富农的劫运，并未因为土改的完成而结束。甚至可以说，那只是漫长迫害的开始。在以后的历次运动中，地富分子及其子女，都永远要被绑上耻辱柱，忍受无尽的摧残。而到了文革时，这种歧视和迫害则达到匪夷所思的顶峰。

我常常觉得，我的童年在四岁就已结束。那个夏日午后，我突然看见小镇街上，涌来大批背刀抗枪的男女，我的父亲则戴着一顶纸糊高帽，满面风尘地走在队伍前头。我觉得父亲的扮相实在太过滑稽有趣，飞奔回家报告喜讯，却发现外婆和母亲正在拭泪，我立马意识到家里似乎出了大事。1968年，大姐牵我去乡小入学报名，一路叮嘱我如何回答老师的提问，其中关键的一句是“家庭成分----地主”。那时，我已经约略知道，这不是一个光荣的称号。在以后的八年里，每学期的报名，我和其它地富成分的孩子，都会选择没有同学的时候去----因为我们害怕被人知晓而耻笑。

我们这代还是孩子时，大都见惯了生活中的许多恐怖。我一同学的母亲，因是地主婆而被反剪双手吊打；冬天的河水寒彻骨肉，几个街坊老人被驱赶下河捞枪，因为他们曾经是地主。我今天知道，这个国家那时还有许多比此更甚的邪恶。在湖南道县北京大兴，曾经短暂流行把地富全家老幼皆处死的悲剧。这种人间的仇恨，是如何被培养到丧尽天良程度的呢？

四十年代，为了发动农民，御用文人虚构了黄世仁；五十年代又虚构了南霸天周扒皮。文革时，为了在现实中找到接近真实的恶霸，四川又推出了刘文彩----水牢，收租院的故事确实感染了许多人。各地也发掘出无数类似的“罪大恶极”的地主，于是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现在，我的朋友终于经过调查，写出了《刘文彩真相》----原来一切皆是虚构和夸张。这本书的出版大约捅到了痛处，很快就被禁止发行。

我生长的边城利川，也有个著名的地主叫李盖武。他在两省交界的深山里，留下了一座几近辉煌的庄园----大水井，现在有趣的成了国保文物单位。而他却在土改时，被架在火上活活烤死。李氏宗祠曾经是怎样的山中望族啊，现在当地却几无遗孑。我曾在农民的家中，片段地读到过李氏家训----多么道德善良的训条啊----这些世代传承维持了乡村秩序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我们终于彻底地弄丢了，再也难得找回。

二十

在我成长的岁月里，我的父亲从来不给我们讲述他的一切历史。他作为一个老党员，一个基层干部，因为出身的缘故，始终如履薄冰地拼命工作，仿佛还要为他的父亲向这个社会偿还债务。他不敢与老家联系，至死也不还乡，小心翼翼地回护着他心中的伤口。

1978年，二伯释放来到我家，我第一次看见一个酷似我父亲的老人竟有些惊异。三十年后，他们兄弟相见，一点也无劫后重逢的惊喜---他们的心已装得太多太深太沉，大悲和大喜竟然是一般的无言。两个老人的谈话依然回避着我们，我至今也无法知晓那卧室里的密谈曾经有过怎样的酸辛，我父亲的老泪是否第一次浸湿他的衣襟。

二伯独自回到了他的故乡，他幸存的儿女还在那深山的贫困线下挣扎。他已失去了土地，也没有了蜗居，他只好寄身于一个岩洞，放羊维持着他的风烛残年。然后早于家父一年悄然萎化。

父亲临去之前，曾说要等我出去后带我回老家。父亲走后，为他送终的我的一个堂外侄告诉我----我父亲希望我日后有出息时，一定要回老家，要去把祖父抛尸的那个天坑给填上，要我去为祖父修坟立碑。我终于从父亲的遗嘱里，窥见了他一生的悲苦内心。他对他父亲的歉疚，他所在的组织是不会允许他去表达的，他只能遗恨终身。

2005年9月，我第一次回到了老家，并找到了那个黑暗的深坑。我们姐弟终于完成父亲的遗愿，将那天坑盖上，并于其上勒石志墓。铭曰：

施南郑氏乃巴人五姓始祖苗裔。吾高祖何朝避隐是乡殊不可考。显祖振略公勤苦起家。薄有田宅。兴义学而衡民讼。亦乡绅贤长也。己丑鼎革阖家蒙祸。振公义不负辱。于辛卯四月投缳。伯仲父一瘐一流。妯娌皆自悬。吾父游学得免。族邻即藏尸于天穴。斯后合族乱离。经年苦寒。所幸天道不泯。祖德犹荫。宗祧复茂。族戚更兴。遂于兹移山勒石。以纪祖恩并偿父愿。祷云：巴山拱卫。夷水环滋。贵气代继。永葆孝思。

是非恩仇二十年：熊召政和我必须面对的末日审判

一

再过一个月，就是二十年。二十年了，我的孩子已经开始四处求职；而熊召政的儿子则早已移民加拿大——我们看来确实老了，老得都快淡忘恩仇了。这些年来，我常常质问自己——你真的不能宽恕他吗？你为何不能超然于伤痛，彻底遗忘你的所谓祖国和朋友对你的加害？一个不能释怀于仇恨的人，又怎能真正轻松和快乐起来？

今年两会时，一个湖北的巨商代表——我和熊召政当年共同的朋友，突然来电婉转对我说——你们还是和解吧，这么多年都过去了。虽然连办案的人都说是他负你，但作为你们共同的朋友，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化解过去。

这位兄台的好意，我渐渐听明白——名利双收的熊召政，现在开始谋划要当全国政协代表了。他以为世人皆已淡忘二十年前的历史，但深知我不会。对我来说耿耿于怀的往事，想必对他而言也会如鲠在喉；也许他需要拔出这个刺了。

我对这位热心帮忙的兄台说——我和他，以及我和这个时代，都无法握手言和了。相逢一笑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们每个人最终都将面对历史。刺已经扎进我们肉里，需要剥皮或许才能拔出。请转告他，干完脏活的人，没有如此轻松就能洗底的。只要想到我尸骨无存的母亲，我就不可能就此饶过这个长年卖友求荣的帮凶。

二

熊召政和我曾经是好朋友。80年代他是湖北的著名诗人，似乎还是省作协副主席，《长江文艺》的主编。我在湖北青年诗歌学会时，算他家的常客。在武大，他是高我一级的师兄。在社会上，我们是一个圈子的酒友。1988年我分配到海南警局时，他曾两次去玩。总之，在湖北文坛多数人都对他小心提防之时，我却算他过从较密的小兄弟。

1989年6月4日半夜，我泪如雨下地写好辞职报告——绝不做暴政鹰犬，次日上午递交局里。【事见拙文《革命时期的浪漫》，著名作家王梓夫和至今仍在警界的同事皆能作证】之后我辗转赶回武汉参与营救学运领袖。武汉高自联以武大学生为主，我和K君去动员其中的几个跟我们逃亡。后来李海涛由K君掩护两个月之后，准备移交到我的故乡深山。但是他却决定要去广州找他的漫画家舅舅廖冰兄，结果被捕判处三年，连带K君也失去武大学业。另外一个张建超不遵安排，自己竟然翻越喜马拉雅跑到了尼泊尔。可悲的是该国一向不敢得罪邻国，就在当年把他作为献俘，交给了前去访问的李鹏，之后随总理专机押回武汉坐牢。90年代中我和他劫后重逢在北京，犹自对此苦笑。

那个6月我在湖北奔忙之时，只听说湖北作协副主席祖慰【当年湖北最优秀的作家，现在已被遮蔽遗忘】宣布退党了，还听说熊召政也在他的激励下，跟着宣布退党。两人皆是我的兄长朋友，我当然高兴看见他们和我一样出于良知的选择。但是因为形势紧张，当时皆未与他们联系。祖慰后来是从深圳逃亡的，行前一刻尝给我电话。

7月我被找回到警局接收审查，顺便试图开辟从海上到越南的出境路线。这时，曾经在武汉活动而结识的王军涛，辗转潜入湖北，由朋友肖远以及民营大江科研所的老邬老蒋老童等人负责掩藏在乡下【这些人后来全部入狱，和我在“一所”成为了互相照顾的牢友】。肖远委派陈汉华南下找我，我将陈安排在我租来的一个村居里。我与一友联系后，香港“黄雀行动小组”派来的两个接应人员，在湛江被捕【事见当时新闻联播】。未几，我的村居在半夜被省厅警察包围，陈君被带回武汉羁押数月，【几乎死在里面，后来因病保外】我交给本局审查【当时围捕我们村居时，还有多个朋友在场，现在均可证明，恕不点名】。若干年后，我和肖远出狱在广州重逢，重新根据当年各个参与者被捕的日程排查，终于基本锁定告密者。而那时，被捕判刑十三年的王军涛，已经经由外交努力，被驱逐到美国了。现在这些人都还活着，历史终将大白于天下。

再说我在本局被停职审查期间，武汉住琼追逃小组曾在审讯时与我严重冲突，也就此结下了梁子。当时我的局长卢凯森【一个有良知的老大学生，现已去世】，被我的两封长信打动，暗中同意我在审查期间自寻生路，本局不再追查。那时全国追逃风声正紧，我自信故乡土苗山寨足以容我存身；于是自驾摩托，千里单骑潜回湖北避难【此行之艰险惊恐，另文再述】而政治处皆我同事，此后亦未再为难我。

几经死亡的山野逃亡，最后遍体鳞伤地在夏夜回到了大姐家。进屋立刻昏倒，大姐几乎无法辨认出我；她流泪用红花油帮我擦拭血迹伤口和满身尘灰。就这样我再次回到了故乡湖北，回到了一个精密的陷阱之中。

三

辗转回到故乡深山小城，因家父的旧部多在当地为官，而我也曾经在该县委工作，因此当地尚能容我倦足。次年烽火警笛渐稀，我的身份成为了利川卷烟厂的采购员；又得以自在逍遥地出入城市，采购香精、水松纸、醋酸纤维丝束之类卷烟材料。

那年的我27岁，血气方刚犹未放下心中的孤愤。当厂里为了方便，同意我长期驻汉工作后，我便开始公开出入并与同道联系了。而那时，已经知道熊召政并未逃亡，他和祖慰被登报公开开除出党【本来就是主动退的】。对此，我当然只能相信他是勇士，是敢于留下来的革命战友了。于是我们重新开始频繁交往，一起使酒骂座，一起关注海内外民运的动态。

他是大哥，据他说在省作协遭到许多人的揭发和迫害，但是工资仍然照发，似乎只是不负领导之责了。我那时赁居在黄鹤楼下的一个古肆里，他没事便经常来我这里小坐【现在武汉著名的茅总和我的诸多朋友皆可证明】。他是名流，信息很多，经常告诉我海外消息鼓励我的斗志。我本来对此恶世并未心甘，当他提议我们应该响应海外民运，也来成立组织开展地下活动之时，我自然是一拍即合，立马表示即刻行动。我们俩策划，先办一份地下报纸，宣传民运启蒙大众。办报纸要地下打字印刷所，要钱买设备且要租安全地方。他说他负责找钱，我负责找地方找人【这个时间段在1990年10月前后】。

武汉长江的下段，有个江中孤岛叫天心洲，住着一村农民。其中一家早已进城生活，祖宅老院子计划卖出。我看中了这个地方的隐蔽和便宜，他却说还在筹钱，希望我也帮他一起设法。也算是因缘凑合，注定我在劫难逃；就在我和他秘密筹划之时，我多年未见的一个老兄弟阿西忽然找来了。

阿西是军人子弟，在宜昌一个只有代号的单位做宣传工作。他忽然跑来问我和海外民运组织有没有联系，说他偷了一套秘密文件准备无偿捐给他们。我毕竟是做过警察的，问他为何要这样冒十年大牢的风险做这件事。他说他从小就想干情报工作，又支持学运，反正这个东西在他手中很危险，也许交给民运组织还能有用。我并未告诉他我和熊召政的计划，只是对他说，你别拿来，我来帮你联系试试，如果需要再说。

阿西走后，我还是迟疑着把这件事报告给了熊召政。他一听大喜，要我立即去取来。我当面应承了，但是以我的警察经验觉得此事太不靠谱，就根本未与阿西联系。刚过几天，他就跑来找我问拿回没有，我托故说联系了，我那朋友出差在外，暂时没法拿到。他怏怏走了，过几天电话约我去他家【中南电管局某宿舍一楼】，拉我到外面林荫道无人处中密语，要我三天之内拿到那个文件，赶赴广州流花宾馆和海外民运组织来人见面交割。他要我当场默记一个电话和联络暗语，说一旦对上就可以交付【我另有兄弟陪我去在外面等我，他没见到，现在均可旁证】。

我口头答应了，回来琢磨觉得他这个安排有点可疑。因为一旦出事，则意味着他完全没有责任，可以否定一切。联想到当初他在海南，为了巴结一个港商，竟然出卖他多年的老朋友杜欣，最后把杜欣抓捕了半年。要不是其父是湖北前政协主席，可能刑期还会更长【此人亦健在，可以佐证】。于是我还是按兵不动，不太愿单独赶这一趟浑水。

坦率地说，那时的我虽然一边参与他的提议和密约，一边还是在考察他的品质和可信度。因为在湖北文坛，其声誉原本不良，很多我们曾经共同的朋友，都渐渐疏远了他。但是他对我一直不错，我也很尊敬他，虽然内心存疑，但看到他能退党，我还是更趋于信任他的。又过了十来天，他电话问我去了广州没有，我说父亲癌症在住院，暂时没时间去。他可能揣摩出我的犹豫原因，下午专程跑来黄鹤楼对我说——你必须去拿来了，海外来了四个人，有专家来鉴定真伪。人家等了这么长时间，我们怎么能一开始就失去信誉呢？那以后怎么开展工作呢？你去取来交给我，我和你一起去广州。

话说到这个地步，看着他斩钉截铁的样子，我再怀疑犹豫，那就是我的人品有问题了。于是当夜我派出一个小兄弟阿华，赶赴宜昌去帮我取一个东西回来。两天后阿华带回一个密码箱，我直接拿去交给了熊召政。他让我先回去，下午又叫我赶去他家，他告诉我，他负责带其中的胶卷，明天出发去广州。要我带那个密封的档案袋，后天赶去广州。并约好在某个宾馆的前台去找他的房间，他会和“民阵”的人在那里等我。【此时大约是12月】

四

我带着两个人【两人均在世，可作证】如约赶去广州，按他的要求在那个宾馆见到了他，并把档案袋亲手交给了他，但是没有任何一个所谓“民阵”的人。他解释说他们暂时不见我，但是给我们一行提供了路费。说着他拿出一万元给我，我说我们三个人来往，不需要这么多，当场退给他三千。次日我便带着我的人回汉了。

几天后他回汉约我见面，说“民阵”将给我们提供一笔地下活动经费，他过几天就再去广州拿。就在和他见面后的第二天，我在大街上被一群便衣秘密逮捕到了宝丰路第一看守所。进去之后的轮班审讯，直接指向这批文件。我当时不知道阿西和熊召政的下落，不愿出卖朋友，一直拒绝交代。但几天之后，就从犯人之间的秘密渠道，知道这两位也进来了。至此我仍然拒绝回答问题，警方说人家都说了，你何必顽抗。我对他们说——我也是警察，我深知我进来了早晚都会开口，而且肯定几年出不去了。但是我必须清楚地知道我的朋友确实交代了，我再开口不迟。他们问为何要如此呢？我说我要是先招，那我以后会终生良心不安；而我选择后招，无非因为态度问题多判我一年；我不能因为这一年而让后半生抬不起头来。警察多少有些怜惜我是他们曾经的同行，最后只好把熊召政和阿西盖了指纹的交代拿给我看了关键的部分。然后我对他们笑道——游戏至此结束，你们开始问吧【这些事情办案人员皆有清晰记忆和口供旁证】。

我彻底交代了全部过程和动机，并公然表明我对独裁暴君的仇视。但是我还是没有想明白——我们到底在哪里出了问题以致被捕的？一个月之后，秘密渠道传来熊召政被释放的消息，我有所怀疑，但仍然不敢坚信。我和阿西被秘密关押了一年之后，终于要开庭了。法院不准我姐姐请律师，指定了一个他们的律师来和我谈话。我看见起诉书上没有熊召政的名字，觉得从法律上完全说不过去——因为密件既非我窃，也非我送出去，我只是奉熊召政之命中转了一下。如果他无罪，我也应该无罪，这是常识啊。我就此疑惑询之于律师，律师皱眉苦笑说——你不是警察么？这个你还不懂啊，自己想去吧。

我回到囚室还是想不通——虽然我熟知警局那一套特情、耳目甚至引蛇出洞之类手段，但是熊召政这样的名流，我和他无怨无仇且视同兄弟，他有可能来暗害我吗？我还是不能确信这一点。之后秘密开一庭，我和阿西终于无言见面。他对我说对不起，他先招了。我说不怪你，是我自己的选择。庭上检方的举证终于让我大惊失色也恍然大悟——原来根本不存在民运组织来人一说，文件也根本没有递送出去，【我此刻才知道他完全在虚构并欺骗我，可是他为何要这样做呢】检方说文件就寄存在广州的某人家里，现在全部在庭上出示给阿西鉴定。也是在庭上我才从保密局的证明中知道，他们鉴定的密级是秘密和机密两种，没有任何绝密件。

我要律师代我质问为何熊召政免责无罪，而我要成为被告。律师根本不敢质问这一问题，于是我只好自己陈辞追问，但是卑怯心虚的检方和法官，没有任何一句回答——他们完全不碰这个话题，我只能无奈苦笑。我心中发誓，我必须终身追问这一秘密；谁知很快我就找到了机会。开完二庭后，书记员将整整一本案卷递给我，让我只看当庭的笔录之后签字画押。所有人都到外面抽烟去了，我根本不看当庭笔录，迅速翻阅前面的各个材料。很快就找到了武汉市公安局一处处长回答法庭庭长，关于为何不起诉熊召政的一个笔录——上面的罗庭长说：被告在法庭质疑为何没有起诉熊召政，我们对此也有疑惑，请问有何原因？处长含混地说，他是我们的人，有重大立功等等。【这个材料只有两页纸，装订在那一摞两寸厚的档案里，如果某天神秘失踪的话，那我只能佩服熊召政太大的能耐了，不过我相信曾经办案的各部门，总有天良未泯的人可以旁证这一切】。

对此结果，虽在料中，但仍然如雷轰顶。我想总有一天，我会要他亲口对我解释——为何要参与对我的谋害？他会有什么难言之隐吗？即使在那时，我还是宁愿往好处想他，认为他可能被胁迫，认为他总有一天要来给我忏悔。

五

判决下来，阿西以窃取机密罪判刑11年，我以泄露国家机密罪获刑6年。我问法官，文件都在你们手上，请问我泄密泄给了谁？谁看见了这些秘密？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他们不回答，只是劝告我们不要上诉，说这是省政法委内定的案子，上诉也没用。我当然清楚这一套，于是选择了尽快去监狱——与世隔绝一年几个月了，我需要知道我那在武汉抢救的癌症父亲，是否还健在人间。

1992年初春，我和阿西分配到武昌监狱，之后警方来人干预，说不能把我俩放在一起，于是劳改局又把我调到他们的直属入监大队——当年著名的武昌起义门55号。在这里未久，我很快成为了二小队的“牢头狱霸”，官方说法叫大组长。在这里，我终于可以见到亲人和朋友了，我在心中还在暗自等待熊召政来主动探监，解释一切。

我在劳改队很快帮他们设计出一种工艺品，用篾条做装饰画投放市场。队里的管教统称“干部”，都很同情我的身世遭遇，对我十分友好。一天指导员【均可证明】来对我说，我看了你的档案，你的那个朋友熊召政，现在【1992年，多么华丽的成功转型啊】已经是武汉著名企业家，某高尔夫俱乐部的董事长。我带你去找他，请他帮我们买一点这些竹画吧。

其实那时已经有朋友告诉我，他正和湖北第一太子合作成了富翁。我当然想去看看他究竟对我如何解释，于是就同意了。指导员带着我第一次上街，找到了他的写字楼。但是他不在，秘书打电话给他，我平静地向他说明来意，希望一见，他支支吾吾托词说很忙，但很爽快地叫秘书立刻付款买下了我背去的20幅竹画，成交额一共400元。

他再也没有出现，而我开始漫长的等待。在艰难地熬过四年半之后，我终于活着提前出狱，而父亲则已病逝半年了。母亲陪我住了十天，之后跳江自杀【详见拙作《江上的母亲》】。我决定离开武汉这个伤心之地前，计划最后一次去找熊召政——我想再给我们自己一次机会，我还是不想从此结下深仇，最后覆尸二人流血五步。

我打探好了他的豪华办公室【洪山宾馆】和手机，亲眼看见了他从凯迪拉克下来进去，然后给他电话，告诉他我已到门口，只想见一面就走。他明显惊慌地说，好好，那我让秘书来接你。半晌秘书出来，把我带进了他的豪华大班台前对坐下来。秘书司机等人流连在屋，不肯出去。我知道他怕我行凶报复，我苦笑说我只是来看看你，一别五年，听你叙叙别况吧——我在给他最后陈述的机会。

他叫秘书给我拿来了一个盒饭，故作神秘地对我低语说——我出来了一直还被他们监视着的，你看外面坐着的那几个人，就是警局的便衣。我看他完全没有任何解释和道歉，反而还想吓唬小孩。只好对他说——既然这样，那我走了，你好自为之吧。他尴尬地送我到门口，强行给我衣袋里塞进一摞钱，然后关上了他的铁门。

我揣着他赏的1700元人民币，终于踏上了异乡之路。我们再也没有相问相见，直至十几年后的今天。

六

十几年来，家破人亡，我独自放逐在这个叫做祖国的土地上，从来没有选择出境或者流亡。我要远远地看着他发财，远远看着他托人四处打点以获矛盾文学奖，看着他这个被开除党籍的人，竟然再次苦苦地去竞争省作协副主席的爵位。我甚至还将看着他以民主人士身份去争当全国政协代表，去出席这个党的各种会议。最后，我将看着他慢慢地死去，他比我要老得多，他一定会死在我的前面。

当然在这个国家，还会有各种意外——也许我会走在他前面。但是写完了这一篇文章，我就不怕也无憾了。因为至少他不敢在我身后，再来歪曲历史，甚至再来怀念我们曾经的战斗友谊——因为他竟然好意思在他出版的旧体诗集里，还保留着赠送给我，赞美我“白眼青钱不受封”的两首律诗。

他和黄苗子冯亦代一样，都是著名的文人，一样的风雅和风度十足。他们在这个邪恶的国度，似乎也吃过亏，但最终是占尽风流。我会嫉妒他吗？不会。因为我比他活得轻松自由，活得毫无歉疚和罪恶感。我不敢想象他的每个深夜，扪心自问时是否有过汗颜，独自在途时，是否有过恐惧。我等了十几年，想看看这个天天写文章的人，是否会写一篇我们，是否会暗示一点歉意。哪怕只有一点，像冯亦代那样一点，那我也许还是会原谅。

因为我知道要谴责总督而不只是诅咒犹大，我知道强权体制决定的人性卑劣有时情有可原——我就是从体制走出来再到监狱的，无论警匪两道，我皆不陌生。但是当一个人欺骗了他的至交，竟然毫无愧怍之时，我确实做不到埋下斧头放弃仇恨。两月前，章诒和大姐知道冯亦代的事之后来信说——我泪流不止，我想到了你的受骗。但你时间短，而我们一家人却是被骗了一辈子。我不会沉默，除非杀了我。

她很快做到了，她将那些道貌岸然的君子绑上了耻辱柱。我深深地理解支持她，对于那些批评她没有恕道的人，我只想问——你们可曾有过这样的疼痛？在这个国家干脏活并不稀奇，但是干了你要承认，你要主动道歉。你连起码的良知和歉意都没有，凭什么历史要对你宽恕？别人受罪你受赏了，你就该主动灵魂下跪。

我已经被审判过一次了，总有一天，该轮到他来面对末日审判。如有人质疑我上述不实，请耐心等待一切解密的那一天，一切都在案卷里纪录着，就像东西德国合并后那样，到时人人皆可查阅。如果熊召政愿意起诉我诽谤，这次，我应该有权和他对簿公堂了——那将是我最高兴看到的一个时代和一天。

我等着，冬天已经到了。后面的话，我无须再说。

最后我要重复前人的话说——在一个邪恶的时代，我无意做任何英雄；我只是凭着良知，做了我该做的事，受了我该受的罪。谨以此文祭告我含恨死去的父母！谨以此文纪念那一年牺牲、流亡和受罪的的无辜人们！

卿本佳人 奈何做贼　

——我对熊召政的继续质疑

一

自《是非恩仇二十年》发出以来，除开收到无数声援之外，我还接到了两位朋友的斡旋电话——邀约我和熊召政相聚释疑握手言欢。其中一位是武林大兄辈人物，与熊我皆有深交。他担心我对熊的“为难”，可能给自己带来危险，因此应熊之请，愿意出面来促和。我对这位兄台说——江湖之重，乃因道义二字。熊某十八年来视我若无，不给解释，必是自信我拿他无可奈何。他有钱有势有官家保护，而我只有真实而刻骨的记忆。我已宣战，请他接招吧。天下人心是最大的江湖，敢在今年揭发，我岂会在意危险？请将此信转发给他。

我不知道熊召政是否读到，但是此前他通过这位朋友转告——他答应我的要求，可以由我邀约当年的师友，他当众给我道歉，但是不能具体解释当年缘由。我说如果这样，那就请他给我电邮道歉或解释吧。但他不愿留下文字记录，拒绝了我的要求。

这位朋友还是去武汉和他见了面，并希望我到时能接听一下熊召政的电话。于是在八号夜晚，熊召政用这位朋友的手机，给我来电。中途这位朋友对熊说——你们谈这些敏感问题，你用你自己的手机吧。再一小时后，熊又借了一个别人的手机给我打来，前后两段谈话共计半小时多。整理其话大致如下，随后我再展开质疑。

二

他说——对不起，野夫兄弟，不管你怎么样，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还是视你为最侠义的朋友兄弟。很抱歉，我没有你那么坚强，我进去三天之后就全部招了。我为你所受的苦表示歉意云云。

关于当年那个案子，你有很多怀疑，我也有很多疑点，其中的原因我现在还不能向你解释。等到我老了黄土埋脖的时候，我再来说明真相吧。

当年海外民阵确实来了人，但是我对警方一直没承认，因此最后只好释放了我；而为什么判了你的刑，我就不知道了。我确实去广州联系过几次，其中一次在机场被刘富道【湖北作协领导，著名作家】带人将我强行架回。而且警局后来拿出我和你以及其它所有人会面的照片给我看，说明我的一切行动都在监视之下。

我看了你的博客，你还是那么充满激情。我早就已经回归平淡了，94年我就皈依了佛门，有了很多禅悟。你不要以为现在的人们还像你一样关心社会，他们早就遗忘了这些，一切都没有意义。我们都是受害者，一个受害者何必要去伤害另一个受害者呢？你说我还竞争作协副主席，这是误会，我早就不掺合他们那些事了。

你坐牢我去看过你，还给了600元钱，你完全不提，你怎么忘记了？事实上我一直都说你好话的，你的电视剧本，湖北电视台还拿来我审稿，我都是对你大加赞赏的。我看你博客上的旧体诗词，觉得你还是像当年，有些字不合格律，我们要是从前，我还可以帮你圈点出来的。事实上我的儿子也没移民，他们【谁是他们？】不让，早就回来了。

三

整个对话，主要是他说我听，偶尔插话质问几句。最后我告诉他——你的解释没有诚意，我无法接受你的道歉。你说暂时不能说出的真相，我等待你早日说出——如果它确能还你清白的话。由于你没有解释清楚当年的骗局，我暂时也无法原谅。

放下电话，我开始再次反省我们的交谊，以及彼此曾经熟悉到骨头的半生——难道真的如他所说，我错怪了他吗？

仔细回想熊召政在湖北功成名就顺风顺水的一生，不得不感叹这就是个奇人。用当年他很好的一个哥们的话说——他确实聪明绝顶，仅仅靠这点聪明，已经足够他要雨得雨了。可惜这些都是小聪明，而没有修成大智慧。

1979年他大约是英山县复转安置在文化馆的小干事，读了当年著名军旅诗人叶文福的《将军，请不要这样做》之后，他很快学会了这种阶梯式政治抒情诗，审时度势写出了他得以成名的《举起森林般的手，制止》。这首诗发起了对前垮台县委书记的批判，他成了后县令的东床快婿。此中有无联系，我不得而知。

问题是湖北籍伟大诗人叶文福从此受压，20年前那一刻英勇走上广场，军服前胸挂“将军，请不要这样做”，后背悬“我是叶文福”——这是多么勇敢坚毅的画面啊，这才是诗人的荣耀——以致事变之后被开除军籍，至今在北京陋室过着贫病交加的生活。而熊召政呢？该诗获奖，获得省委书记和老作家徐迟的青睐，上调省作协，最后升官发财到今天。

他说我错了，他没有去角逐省作协领导职位。我确实错了，他现在是省文联副主席，是政协常委。我倒是不解，一个敢在那年六月退党的人，有谁还肯复出去做贰臣？这个党什么时候宽宏大量到不计较当年的叛党者了？比他成就大很多的祖慰先生，因为退党而流亡，几年前回来，一直过着隐姓埋名的寂寞清贫生活。他要是也能被“宽恕”，且愿卑躬折节前来角逐这一爵禄，无论成就和人气，还能有你熊召政的一席之地吗？那么当全国所有的六月“叛逆”都没有获得****和宽待之时，湖北真理部和礼部，怎么又敢破格任用他这个不仅退党，且身负“刑罪”的嫌疑人呢？

我见过无数当年仅仅参加游行和签名的人，现在想重用都要被某部门阻止；唯有大名鼎鼎的熊召政，却能独仰天恩，此中的秘密何在？他难道不能给历史一个合理解释吗？他向来以湖北名士自许，自命古典熏陶深厚。请问，自古文士讲名节，如真心退党，那何必重食周粟，再受周禄？如果是奉旨退党，以便隐秘建功，那么人各有志，各为其主，你只要昭告天下，那也无可厚非——因为那也是饭碗——只是你不能一边装民主义士，一边做党国功狗。两边都想讨好，左右都要逢源，你也确实太聪明了。

当官做僚的朋友同学，我也很多；虽然彼此主张不同，但我向来理解。谁都想吃一碗安稳饭，只要不为恶，谁都不能谴责。只是你别机会主义，别既要上青楼，还要入牌坊。我们共同爱戴的老校长刘道玉，那一年只是签名上书为学子呼吁，尚未主动退党；后来在党员重新登记运动中，拒绝检讨，放弃登记过关，从此赋闲不再出山，至今仍被官方压制排斥【见拙作《大德无言》】。连一代教育家都不能见容于当世，熊召政何德何能，竟能屡邀上宠？

四

我何以判断他的电话没有诚意，因为其一，他先说他进去就招了【如果因此而判我，我绝无怨言，我从来不要求个人在暴力机器面前的坚强】；后来又说他关键的问题没有承认，于是他得以释放。他这不仅是把我这个前警察当傻子，且是对武汉公检法智商的侮辱。连我都已坦白的问题，警员岂能不追索到底？如有追索，我有罪，你岂能脱罪？事关政治惊动刑部的大案，谁敢贪赃枉法私卖人情。

其二，他宣称他和海外民阵确有联系，民阵确实派人来过，以此证明他没有虚构骗我——众所周知，海外民阵不是地下组织，所有人皆真名实姓公开身份，国内也不会因为你认识其中某某而定罪于你，请说出当初与谁联系。民阵中也不乏我故交，我自可质证清楚。

其三，他说很多内情暂时不便公开，人之将死时再写出真相——这是最好的托词，是我唯一难以逼问的说法；但是也可能是又一个谎言。因为如果是一般的真相，现在即使公布出来，也早已过了追诉期，法律本身无从追究。如果是可耻的真相，今天尚不敢忏悔，那终身也未必敢直面曾经的罪过。我想我不会再期待任何解释了，历史注定的方向不会改变，时间终将风化所有的铁幕。

最后，我要纠正他的几个说法，谁去探监我的日记都有记载，监狱也有登记，我所有的管教也都记忆如初。我的电视剧与湖北各电视台毫无关系，也从未与他们任何人联系，且早就拿完稿酬；他带有恩赐似的所谓审稿意见，我既未听说，也无意感谢。

还想补充一句，无论新诗旧诗，他都还在扮演宗师——似乎运作出来的茅盾文学奖，真的给他带来了意淫的快乐。他也不想想，在这个扭曲的时代，他不惜血本拿下的这种官方奖励，正是后日之耻辱。当他沾沾自喜与这个时代额手称庆之时，他的同班同学胡发云以及诸多良心文人的著作却被官方点名封杀——同样是作家，在这个时代的悲欢际遇如此不同；天良也能区别的荣耻，自以为修为很高的他，难道恬不知道？

时至今日，他还认为在这个国家，诗人是以他出版过的诗集来命名。似乎我的过去以及现在，都要他的圈点认可。那么我们就各自拿出自己的新旧诗文，来交付当世或者历史品评吧，让大家看看各自的文格词气究竟如何，看看最终岁月将淘汰的是谁的废纸。

在崇尚诗歌的时代，他成了诗人；在崇尚金钱的时代，他成了款爷；在官人们喜欢研读权术的时代，他写出了一代权相《张居正》交结当朝新贵。他一步不拉地紧跟着这个堕落的时代，在体制内备享尊荣。这样的一个文化怪胎，竟然还要去谈佛论禅——古诗谓“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衙——仿佛正是他的写照。正如海上文坛产出余秋雨，孔孟之乡生下王兆山，三楚文脉之中也配套冒出了熊召政。斯人而生于斯世，六根未尽又八面玲珑，确实是吾土的一道奇观。

只要想想湖北籍前辈文人聂绀弩、胡风、杨刚、曾卓等的遭遇，看看当世乡人胡发云、余世存、杨恒均、鄢烈山等的文章，我不知道熊召政老师是否汗颜。反正我面对这样一些挑战强权而又被迫害的名字时，我自觉惊惕惶恐而卑微。我真不知道，如果没有极权在背后帮他们撑腰、屏蔽和删帖，余王熊诸位是否还能在主席位上，活得这么安全而自得。就像余秋雨说他也是文革的受害者一样，熊召政指责我不应该伤害他这个同样的“受害者”。我倒想请天下士民一起来见证——在这个神奇国度，有活得如你一样名利权色兼收的“受害者”吗？

所幸我们都已看见了黎明，天亮之时，丧钟为我们每个人而鸣！

残忍教育

残忍教育 一　

残忍，对人而言，究竟是作为动物的天性，还是家族血统的遗传？是某个特殊社会的迫使，抑或是个人教育的缺欠。我们是不是可以套用托翁的一句名言－－所有的善良都基本相似，而残忍却各自不同。

许多年前，我还在禁中时，母亲来信说－－我的女儿【当时不到六岁，也不识生父】性格变得有点乖戾。比如，她会用一壶开水慢慢倒进小鱼缸，看那些鱼绝望挣扎又无路可逃，最后被烫死。母亲对此充满忧虑，老人在这一纯粹的孩提游戏事件里，看见了残忍。这使我忽然惊觫，我隐约意识到，几乎人类所有的残忍都具有一种游戏的表象，而多数的游戏中，都埋藏着一种残忍的本质。

当然，我不能不原谅我的女儿。一方面可以推诿她的幼小和父位缺失，尚未获得文明社会某些宗教式的护生教育，她只是在重复早期人类的原始野蛮。另一方面，我想起了我在那个边区小镇所度过的粗野童年，想起了我在这个国家所经受的全部残忍教育。当成人犹在主持或者默许各种变态的残忍游戏时，我实在羞于去谴责一个孩子。

我从四岁开始进入那个著名的十年，于是我天生就是个野孩子－－没有幼儿院的正规学前教育，自然也缺乏什么益智的娱乐。乡村大孩子带我学会的第一种游戏，就是去田野抓癞蛤蟆。然后用泥巴糊一个小窑，里面铺一层生石灰，将癞蛤蟆关进去用稀泥封闭，上留小孔再注入冷水。生石灰遇水则发散，产生极高的温度，蒸汽袅袅中，一阵阵“呱呱”的受刑惨号由强变弱。汽散声绝，扒开泥窑，但见癞蛤蟆的丑恶皮肤完全剥离，露出初生婴儿般的晶莹胴体，在死亡中显出一种纯净的美丽。

如此残忍的游戏，最初又是谁来发明的呢？游戏源于摹仿，孩子们到底在摹仿什么？

残忍教育二

若干年来，我几乎不断重复的一个梦境就是，我站在深秋的蓝天下，赤身裸体，抢着收集阳光过冬－－那时的冬天太冷了。我看见残阳越过高墙，把我的影子夸张地贴在对面墙上，而电网的投影恰好横过我的颈项，使我的头颅在墙的画面上，像悬挂在枯藤中的一只摇摇欲坠的野果。

我在那一刻开始知道，残酷的现实往往需要残忍的心灵去适应。这一曾经真实的场景，因其起点的令人不寒而栗，在往后的平淡生活中，被复制成了经久轮回的梦影。我在对往事的转顾中，力图去找到我对残忍竟能熟视无睹的源头－－我们从何时开始，把恶行和暴力视为情有可原且法无可惩的正常生活？

六岁，对，六岁时我是一年级的学生。1968年的初秋。放学集合，一个血气方刚的教师拆散大扫帚，给每个孩子发一根竹条。然后排队，去打强盗。当小街上走来我们这支武装童子军时，围着那个小偷的镇民们开始喝彩欢笑。小偷被罚站在一个水泥圆管上，衣衫褴褛，裤脚挽在膝盖上，似乎刚刚下田归来，脚下是一双草鞋。我深刻记得这些细节，是因为我们的高度只能够到他的踝骨。大人们不断吆喝“打，打”，于是小镇的狂欢节开始上演。

村小的孩子从六岁到十六岁不等，倚仗大人的鼓励第一次可以打大人，无不心花怒放。那个中年小偷被无数竹枝抽得像陀螺一般跳动，在水泥管上来回穿梭仿佛一场没有尽头的舞蹈。事实上他无处可逃，所到之处带动的只是更密集的鞭笞和喧嚣。我清晰地记得他的小腿－－那粗糙的还带着泥巴的皮肤，慢慢由红变紫，渐渐肿大发白一如半透明的萝卜。他不停的哀号，绝望地手舞足蹈，汗如雨下，双眼现出死亡的寒光。我挥了几下便因恐惧而悄然住手，而成人和孩子还沉浸在自己编织的绝妙游戏中。最后，我看见他喉咙嘶哑只剩鱼唇般的无声张合，身体摇晃如失去平衡的风筝，在极限的一击下砰然栽倒……

在围殴时我们已经从大人的咒骂中知道，他只是在试图偷裁缝铺的三尺布时被抓的，他是乡下来赶集的一个农民。在我成长的岁月里，我一直为此深深内疚。我总在想，他和我一样要面对人生的冬天，他的孩子还衣不蔽体，他实在没钱去给那个和我一样大的女儿增添一缕温暖，这时，他看见了那要命的三尺布。我每每想起这一画面时，内心的痛楚就在深化。走笔至此，我忽然泪流满面，我依稀可以确认，这，正是残忍教育的起点。

残忍教育三

残忍，许多时候是难以分清其善恶性质的。我们在一个充满蚊虫的房间，紧闭门窗，点燃毒气，彻底消灭害虫，没有人会质疑这样的行为。那么老鼠呢？它传播疾病，盗窃粮食，当然也应该灭绝。至于灭绝的手段，一般不会被追究。

我十岁左右时被母亲送到了煤矿，那时父亲正经受被打倒后的各种体罚。他的同僚不堪忍受而自杀，母亲担心他的绝望而将我送去作陪，于是我开始生活在真正的工人阶级之间。那时的煤矿老鼠很多，每天经历死亡的井下工人没有娱乐，灭鼠则成了他们的闲情逸致。

他们用各种智能的方式活捉老鼠，然后将生黄豆塞进其直肠，再将其肛门缝住。黄豆在体内发胀，痛不欲生的耗子在放生后开始疯狂乱窜，闯进它们熟悉的家撕咬同类，一场大规模的自相残杀壮观而刺激，比任何毒药更惨绝鼠寰。或者将鼠尾捆上浸透汽油的棉花，点燃后放手，再欣然观看那团狂奔的火球。我每每为此触目惊心的场景油然而生一种彻骨的恐惧，因为厌恶和仇恨，他们如此折磨鼠类－－是代表人类的正义吗？

那么人类自身的相互残杀呢？纳粹对于犹太人的厌恶以及导演的屠杀，与此无异自不用举例。我们曾经对所谓剥削阶级的仇恨，似乎也不亚于此。我的故乡有个大地主叫李盖武，在土改时被愤怒的农民装在笼中，架在火上烤死。我们可曾分担那种灼痛，那是怎样一种漫长煎熬的死亡啊。如果再看看我们的刑罚史，了解凌迟和幽闭等等的含义，我怎能相信族类的理性。

残忍教育四

我们从小所受到的教育就是——对敌人的温情就是对人民的残忍——这种政治伦理观一直主导着我们的社会生活。被党人奉为金科玉律的英雄格言要求我们——对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对敌人则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我们知道，情，是构成人性的基本元素之一，佛陀谓之有情众生。无情，则意味着我们只需要服从政治立场，摒除人之为人的底线思考和本能恻隐，对一切异己者【敌人】可以采用无所不用其极的惩处方式。

当自然界的益虫和害虫我们都难以真正分清时，那么我们如何又能正确区别同为人类的敌我呢？于是，最终的抉择和解释都只能归属于强权。最高当局宣称麻雀是害虫时，这些无辜的生灵就要被全体人民所驱逐。小鸟的天空骤然缩小，横遭屠杀，成群地累死于逃亡之路。鸟犹如此，人何以堪？平心回顾一下整个20世纪，所有曾经被我们命名为敌人的人，其中究有多少是十恶不赦的坏蛋。这些可怜的师尊、战友、亲人或邻居，随高深难问的天心喜怒而朝生夕死，有谁不曾体会过人世的残忍。

1976年我是小城初中的学生。那一年这个国家充满了各种内涵的哭与笑，史学家后来视此为一个可以断代的年份。那个冬天，我们被组织起来去参加一个公审公判大会——要枪毙一个叫杨文生的反革命。在那些含糊不清的判词中，我们隐约听出，这个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人，其罪行原来是在上面抓了那四个人后，他依据传统演义小说的推理和经验，坚持认为这是一次宫廷政变。他不断到处演讲和张贴大字报，反对华的中央，号召人们要继续捍卫毛，坚决反对走资派的复辟。在此之前，他还是小城著名的造反派，当然，也肯定迫害过一些基层干部。

那时的死囚还基本保留古代的形式，人被五花大绑，读完判词即被插上写有罪名的尖锐木标。我看见那削尖的木片从他后领中猛插进去时，他呲牙咧嘴显得很痛苦，但喊不出声音来。我们一些胆大的孩子骑着自行车狂追囚车，就在城郊的田野上，他被掀了下来，踢跪在冻土上。行刑者熟练地在一米之内对其后背开枪，他猛然仆倒，卷曲的身体挣扎了几下，便永远地安静了，枪声似乎还在山谷里泛出回响。无数男女老少都在围观，杀人实在是像这个无聊社会的一场喜宴，死者的血正好成为大众调味的盐。有个成人去把尸体翻过来，并解开了他的衣服，我们惊奇地看见了左胸上的弹孔还在汩汩淌血，最后的余热袅袅飘散在寒冷的大地上。

一个生命就这样打发了。在此之前，北方还有个叫着张自新的女人，死得更惨。这两个人的罪名完全一样，但罪行的内容恰好又完全相反。我们可以称张是死于她的智慧和清醒，但杨却更像是因其愚蠢和迂执而死。问题是他们都是那个时代，敢于坚持思想和表达的人——不管后世如何评价其思想的正误。他们除了思考和表达之外，并未去组织造反杀人放火。是的，他们是以言获罪的人。而言论自由，是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都要写进宪法的公民权利。但同样为了这点可怜的权利，张成了悲剧英雄，杨则永远还是小丑。

残忍教育五

人在这个世界偶然地经过，因为五官六欲所能感受的短暂快乐，多数时候难免贪生。为了自己的生存而要去与别的物种争夺生命的机会和空间，这种恶基于本能，我们常常无法去苛责－－毕竟舍身饲虎那种宗教精神是圣徒英雄的情怀。但如果轮到人与人、族与族、国与国之间的生存竞争时，必然要遭逢彼此的算计、厮杀和战争，那么此中的人性底线是什么？在个人主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这些冠冕堂皇的大旗下，我们是否可以不择手段地放纵暴力而无须去顾虑末日审判。

我拿这样的问题来衡诸个人经历、亲友往事和所谓的民族史诗时，常常深陷困惑，不知其中伦理标高应该设在哪个刻度。草民拜天地，是要学会敬畏。君子远庖厨，是要心怀不忍。敬畏是要有所怕，不忍乃为培养爱。如果凡人皆知怕和爱，也许无须宗教，我们也可能超凡入圣了。问题是身处一个无神论国度，当科学原教旨主义被宣扬成某种普世价值时，当革命造反起义暴动洪秀全李自成都被塑造为英雄传奇后，我们到底还怕什么？一切世间法何能扼制本来潜在又被反复提倡的恶性。

1949年，身为小地主之子的家父，为了乱世逃生而投身于新政。他的家庭在土改中惨遭灭顶之灾，他却成为了另一个县的剿匪英雄。【见拙作《地主之殇》】父亲回避往事就像一个暮年潦倒的老叟，害怕邂逅青春钟情的恋人，但他的故事仍被我从一些幸存者的回忆中打捞出来。在那个嗜血的年代，他的出身要求他必须更加残酷这样才不被怀疑其忠诚。我相信在他设计诱杀那些山野悍民，和经手签令处决和他父亲一样勤劳致富的地主时，绝非出于他本意的选择。他并不愚蠢，他不会相信他那一刻的残忍是代表正义，但他清醒地知道，他哪怕偶尔流露一点温情，一定会成为别人对他残忍的充足借口。就像那些加入黑帮的小弟，要先去杀人表示坚定和忠诚一样－－他别无选择。

他领导的剿匪队在平定了“文沙长暴动”后，某日活捉了十几个俘虏。县里命令押解进城，他只带了两个部属。匪徒被捆绑串联在一起行动，磨蹭到夜晚他们走进了荒无人烟的险境，极有可能被匪帮劫道。他的部下之一建议杀俘，向上级报告说匪俘逃跑被他们处决。他是头，他得承担责任，为了自己人的安全，他只好默许－－部属先去解开绳索，要匪俘各凭天命逃生，他们三人在月光下点杀那些四散而逃的生命，能侥幸逃出他们神枪的大抵所剩无几。

这就是革命需要的残忍－－我们的领袖早就用一串排比句，给我们诠释过革命的准确含义－－“暴烈的行动”。我们早在孩童时代，这段怵目惊心的语录就被谱成了流行歌曲，整个国家都响彻着它恐怖的回声。在野蛮的旋律中，孩子们优雅地挥动皮带抽打出身不好的同学，逼迫老师吃屎，打家劫舍，虐杀着无数无辜的人们。我这一代，估计很少有晕血的人，因为在我们的少年阶段，眼中早就充斥着淋漓的鲜血，对许多人生惨酷，早已见惯不惊。

残忍教育 六

我常常想不清楚残忍究竟是基于愚昧还是源于仇恨——此中暂且排除被迫的残忍行为。除开这两种之外，还有没有其它的发生原因呢？读了母亲的信后，我想起了我女儿在更小年龄阶段时的故事－－那时我曾短暂地与之相处过一些片段时间。

大约在她一岁多时，还是一个与不熟悉的人难以和平共处的孩

Chapter_5

子。我这个过客似的父亲面对她的哭闹完全无技可施时，只好抱她到鱼缸前。果然，她很快就被那些妖冶扭摆着的鱼所吸引而停止了哭声。她先是睁大泪眼随着无声舞蹈的鱼转动瞳仁，当鱼们累了小憩不动时，她开始伸出小手拍打鱼缸兴风作浪，鱼们受惊又重新四处奔逃撞壁，一会才复归宁静。女儿又去拍，鱼再度狂奔，女儿终于破涕为笑，她可能意识到她竟能捉弄这些貌似天仙的小精灵而为此得意快乐。

当这种游戏反复多次失去新奇时，她开始表示进一步的要求，指挥我把她抱到更近的位置，她竟然伸手到鱼缸去直接捕捉那些穷途末路的鱼。她似乎充分相信这些弱小的动物不会使之受伤，她有些肆无忌惮。假设是蝎子蜈蚣呢－－是什么经验使得一个孩子本能地区别这种捉弄的安全和危险呢？【人的天赋中是否具备从形体的美丑来鉴别安危和喜恶的能力。】鱼的反抗挣扎是徒劳的，她如愿逮到了一条小鱼，鱼惊恐的扭动又使她略感害怕地把鱼扔到了地上，鱼像一个机器玩具般蹦达了几下就躺着不动了，她开始咯咯大笑。

从这一连串的动作中，我看出女儿如我一样是喜欢鱼的——一种毫无根由的喜爱。但这种爱的体现方式则是折磨对方——一种小小的残忍的开始。我们在成年人的恋情里，司空见惯了这样一类因爱而起的折磨，以及发展到极致后的残忍。正如米兰昆德拉小说中所说－－他们相爱，但他们彼此置对方于地狱。这种因喜欢或者爱而诞生的残忍确实难以思议，然而却遍布于我们生活周围，我姑且称之为“抒情式的残忍”。

童年的恐惧

一．

在我而言，企图从对家族的考察以及对个人成长经历的回顾，来反映20世纪后半页人们的生存状态和心路历程，以期更全面地弥补宏观叙事的不足，使后人得以窥见大事记背后所隐含的无数微弱生灵的奇特实况；这一动机看来是愚蠢可笑的----因为历史的公正和客观，要求记录者淡忘一己的悲欢好恶而进行超越道德的批判----这，不是我所能轻易做到的。

我在19岁时成为了一名中学教师，在一个醉酒的黄昏醺然穿过1982年的小城深巷，我突然遭遇了我童年的仇人----他佝偻地站在路灯下潦倒而苍老。我从五岁开始便牢记着他的面孔，那时他把一挺插上弹仓的机枪架在我家门口，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着我的父亲。我在外婆的膝间瑟瑟发抖，不知道那喇叭花一样的枪口何时会喷吐。

以后我知道了他的名字，是父亲煤矿的抄饭派头目。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一直为我童年的恐惧而羞愧，这种羞愧渐渐被岁月熬制成一种仇恨。我难以原谅他对我善良亲人曾有过的巨大侮辱以及对我----一个孩子的伤害。

但是早在我成为一个青年以前，他就被矿山开除了，我也渐渐淡忘了对他的怀恨。而这个夜晚当他重新出现在我被酒精点燃的眼中时，我潜伏的恨意顿生。他不再是一个被生活折磨得瘦骨伶仃的衰朽老人，我看到的仍是十五年前的邪恶画面。我杀机四伏地扑向他一顿暴打，他永远无法想象这场横祸究竟因何而起。

二．

很长时间来，我一直为我青春时代的狂怒心存内疚，并由此开始思考关于闻割的问题。

我的故乡是一个四省交界的偏远小镇，即使今天依旧交通闭塞。外地人很难想象闻割之火，竟然也会燃烧到这样的角落。

1966年的夏天我只是一个初有记忆的孩子，但恐怖的画面却会让人终身刻骨。那年持久的旱季使河水蒸发出一种死鱼的腥秽，瘴气盈满小街。突然某个午后，河面上浮起密密麻麻的水蛇，摇动着黑压压的扁头，河水顿时浑浊如汤。全镇人目瞪口呆地面对如此奇观仿佛大祸将至，遂倾巢而动手持竹竿朝水面乱打，无数死蛇被挑上河岸。人蛇大战一直持续到黄昏，一场暴雨才终于结束这次血腥屠杀。

小镇的闻割之火事实上是由早先考到省城读大学的几个学生回乡点燃的。此前人们只知道山外又在开始一场运动，其具体形式和对象皆不明了。若干年来的运动都是对草民的加害和作弄，因此对这所谓史无前例的新的割命皆无兴趣。

这几个大学生是小镇的凤毛麟角，他们在都市学习和袭脑，必然要成为时代精神的先疯和代表。他们秉承一个尾大意志仿佛怀揣真理，以一种神圣的使命姿态回来，要把小镇拖入历史轨道并与时代保持同一节奏。只因他们有知识，所以他们比镇长更能诠释“疯之修”的涵义。没有谁敢于阻挡他们率领一群学弟学妹去焚烧图书室，去砸碎寺庙和老屋的石雕木刻。尤其当人们看见他们可以把土皇帝一般的镇令导押出来披斗，竟然无人干预时，被压制多年的人民终于找到了泄洪的缺口。

三．

我的父亲当时是一个小煤矿的矿长，他是一个严肃认真的管理者，除了脾气急躁偶尔骂人外，基本可谓供餐党内的好人。那个夏天，我突然发现他头戴一顶纸糊高帽，十分滑稽地走在街上，而他的身后则跟着一大队扛着刀枪的工人。我兴冲冲地跑回家要拉外婆去看父亲的化装游行，却看见母亲的泪眼----从此，我们被带进了一个惊恐而压抑的年代。

街上新修了灯塔园，那是模仿延氨宝塔的建筑，是那个时代普遍流行的批逗台。家父则成了那石阶上的常客。他在烈日下项挂沉重木牌，弯腰90度汗如雨下的痛苦造型，成为当时小镇的一道风景。母亲实在不忍，用玻璃瓶装上凉茶让我和姐姐送去，我从大人的脚缝中钻进去叫父亲喝水，却被扭着他手臂的人抢去喝光然后将瓶子砸碎。

那个时代，每个基层单位都有武装部，充满了各种二战时期的武器。被发洞起来的群众开始有恃无恐地抢接这些枪弹武装自己，他们似乎突然回到了大割命的农民晕洞时期，一切无正负主义的行为皆成为时尚。

我看见邻居的泥瓦匠在每天擦他的手枪，铁匠天天在打造梭镖大刀，平时老实巴交的镇民忽然都变成了戏剧人物，各自扎着皮带戴着袖标斜挎着盒子炮在大街上巡回，仿佛暴洞或起易在即，生活一下子被拉进了战争岁月。母亲是供销社的会计，一个佑哌却要负责财务报销审核，现在那些造饭了的同事来报帐，都是先把手枪往桌子上一拍。我们每天都在战战兢兢中进入黑夜。

但并不是每个夜晚皆能安睡。常常最膏最辛指示又从北平传来，全镇要举行火炬游形欢庆，家家得自备竹筒煤油火把。又或者警报尖叫，说是苏联的坦克已开到邻县，全体镇民要钻山洞备栈。再不然便是抄枷的队伍来突击检查，看谁家在收听敌抬。在一个孩子的眼中，仿佛所有的大人皆在彩排一幕惊恐剧，但那时的父母却是实实在在地惊恐，害怕我们遭遇流弹。

我亲眼目睹过两次武逗。一次是传说四川万县的“黑色派”要来血洗利川，镇上的武装民众在318国道上架设铁丝网和机枪，并埋下地雷。我至今都无法想象他们是从哪里弄来的那些电影里的利器，他们真诚地要为遥远的毛向另外的毛信图大开杀戒。还有一次是一群饥饿的知青来洗劫了镇上唯一一家饭馆的馒头，全镇老少大打了一场巷战，像追杀日本鬼子一样将这几十个年轻的男人全部打瘫在街上。

我的童年就在这样的恐惧中度过，还有许多惨剧无法在此一一叙述。这只是中国最偏远的外省边镇的文割闹剧，而且此镇历来都是民风淳朴与世无争，却在一个非常年代同样演变成为一个血腥的杀场。

四．

所有的罪恶都应该有个起点，那小镇的恶魔又是谁给放出来的呢？是那些大学生吗？

迄今，我仍不能怀疑他们的初衷会有什么卑鄙的目的。在我78年上大学开始与许多老洪慰兵成为朋友之后，我逐渐加深了对那一代人的理解。他们最初是深怀某种高尚纯正的使命感的，“以天下为己任”“改造世界”这样一种教育模式，把每个青年学子都鼓动成政制家一样目空无物。他们并不单纯，至少不是我们今天想象的那么幼稚。只要仔细研究整个闻割期间由这些青年所导演的无数派信谋略和战争，就可以相信他们远比今天的学生聪明而复杂，更富有实践操作能力。然而，他们的成熟往往表现在具体斗针的算计上，他们缺乏对那个伟大意志的准确把握，没有吃透这场桶制者要造自己的饭----这种确实史无前理的运动的实质。同一个天音，往往使他们换化为完全敌对和矛盾的两种行动，这种热情盲动的本质是缺乏世故的轻身躁进。

动机不错的行动并不能保证其结果的正确。这其中我们不能忽略这样一个隐而未见的事实----那就是在闻割之前，这个民族已经经历了太多运洞折腾，递增的斗针带来的是经济的倒退。天无宁日，哀鸿遍野，对普通平民的一系列剥夺和强制早已怨声载道。然而，伟大的砖镇机器又确实让人敢怒不敢言。在积怨中他们看见整个童稚阶级的利益建立在平民的牺牲之上，棺鸟主义盛行于各政府部门，一个民族的正常神经早已衰弱且濒于疯狂。个体的人在沉默，集体的火山却正在形成。人民在期待一场大的社会变割，而不管这场变割会导致什么结局，只要能一泄二十几年的怨愤也不失为一种痛快。

当此之际，天音颁响----要打到一切裆全派。人民无法不欢呼雀跃，奔走相告。神的旨意和草民的积怨暗合，苍天当死黄天当立，振臂一呼从者千万，这样的割命怎么能不吸引那一代胸怀天下志存高远的人呢？试想换成今天的我辈，能不风随景从吗？人与人的互相残杀开始，所有的基层棺鸟无论功过善恶，都将分担这个裆的罪责而成为冤鬼。所有人几乎都忘记追问----谁是真正的当全派，谁真正应该被打捣。即使到了今天，连这个裆都承认这是一场“浩捷”了，可是真正的罪馗却依旧要作为神器继续祭起。

五

几个大学生在点燃小镇的闻割之火后又回到了他们的大学，但火势却不会就此堙灭。从“疯之修”到“裆全派”，再蔓延燃向知识分子时，他们被发配到农场接受劳动改抄，最后又被分回他们的故乡母校，开始漫长的被阉割的生活。这个小镇已经起来割命的群众，早已忘记了他们曾经是割命的发起人和引导者，于是他们也很自然地成为了割命的目标。当他们意识到这场运洞被导向一个有违初衷的悲剧性深渊时，他们已无能力去扭转，甚至连自救尚不及。

在去那场最初的火光之后的二十年，我与其中的一个大学生----古老师成了朋友。他已调到县城一中，是本地最优秀的英语教师，他的许多弟子都相继考学出山，成为小城新一代风流人物。而他已默默无闻满头秋霜了，当年的壮怀激烈早已沉淀为现在的波澜不惊宠辱俱忘。在一次酒后，我向他提及我四岁时所围观的那场焚书之火，以及我幼年对他的景仰，还有我的恐惧和仇恨，他付诸一笑说----毛早就告诉我们：玩火者必自焚。

但是，在那场运洞中真正被彻底玩弄了的究竟是哪些人呢？

我们可以承认，知识分子确实在返佑时被玩弄了，但在闻割中，我认为真正被玩弄和伤害的却是那些普通草民。他们稀里糊涂地被青年学生带进一条报复社会的道路，文宫武慰，挑战秩序和权力，最后，又被戴上暴秃的荆冠，弃置于万恶深渊，一直不被主流话语所真正认识和怜惜。

六

现在我要回到开篇时我所暴打的那个仇人身上。

因为我在酒醒后的内疚，我决定暗访一下他的生活。他真名叫周某某，闻割时原是煤矿的一个普通合同工人。出身贫苦，没有文化。那时的工人阶级虽然号称是领导阶级，实际上该下地狱的还是要下地狱----幽深黑暗的矿井在今天仍然还是吞噬生命的血口，况乎当年。

他有沉重的家庭负担，有嗷嗷待抚的孩子，有日复一日的井下辛劳，却没有足够敷家的工资和安全感。这个社会从未给他过真正的温暖和平等，更莫想奢谈什么公正，他当然有怨恨。许多他的同事可能都勉强忍耐，他却比别人多了那么一点血性和要求，而这，正成了他日后的祸根。

闻割，对许多积怨已久的底层人来说，都是一个风云际会的大好时刻。他们拥护毛是因为毛要他们去夺全，去砸遂一切法全。这个制度的全部弊端和罪过，不由总设计尸负责，却要让各级执行官员来承担。那么，周的造饭就必将是应运而生的事----上合天意，下符己愿。而他针对我父亲的迫骇和泄愤，也就自然而然。

他的问题在于他和那时的多数读书人一样，都并不清楚谁是真正的敌人。如果再调动出人性中的恶的话，那就会像纳碎一样，施暴于无辜的百姓。他会用电线搓成皮鞭随时打肘知派，会想出许多残酷的方式折磨他的假想敌，会去勇敢地抢劫武器来组织五逗，使其它苦大仇深的阶级兄弟倒于血泊----这几乎是闻割时多数风流人物的普遍悲剧----在运洞的后期，他们被抓捕，被清除，被历史所彻底抛弃。周也难逃覆辙，失去工作的机会，靠拖板车拉石头养家糊口。一次下坡刹不住车，他又被自己的重车压断了一只腿，成了残废。

他有三个女儿，大的俩都嫁在农村，自顾不暇，只有三妹失学在家陪着他，老伴也早已不在。就是这个三妹，在80年代成了山城的名人----为了生活，她只能做暗昌养家，于是不断被抓，后来去特区当了新中国第一代妈咪。

闻割结束许多年了，而对他，对于他的家来说，灾难还在无限延长，还要继续承担这个国家玩笑的巨大后果。

七

我唯一保留的一张老照片，是我和大姐在1970年的合影。那是在四川万县的一家红旗照相馆，我八岁，大姐十五岁。

十五岁的大姐初中毕业修了一年水库，母亲还是决定把她送回原籍江汉平原下乡，因为家庭成分不好，成绩优异的她依旧不能获准上高中。父亲被打捣了，母亲是佑哌，在当地下乡则永无招工的可能。父亲第一次带我出远门----送大姐到万县码头。那时山里小镇没有照相馆，父亲似乎也不知道这对儿女何时再见，便破例带我们去照了这张像，相片上加了一句手书----我们姐弟永远忠于矛组戏。

许多时候，我翻出这张相片都会发笑----那种傻样，那种庄严，那种毫无来由的愚忠都让我忍俊不禁。当我读出我父亲当年的苦衷时，我油然而生一种惊觫----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恐惧啊。我怎能相信父亲真的愚蠢到不知他的女儿，正因为毛而失学，他正因为毛，而要承受漫无边际的侮辱和伤害。但是在那个年代，他别无选择，他像多数人一样要学会愚蠢以求自保。

49年鼎革以来，全部宣传和教育都围绕如何愚民来展开。谁要坚持在常识的立场上说话，也难逃厄运。而这种愚民政策，在闻割时达到顶峰。现在西方人研究闻割，就很难理解当初的许多细节----何以一个民族会整体可笑至此。

八

恐惧会使人变得可笑----这是我经历了铁窗生活后开始懂得的道理。

综供的监狱至今保留的一个监规就是每天集合数次，每次点名前都要犯人高唱没有什么裆就没有新中国和社会主意好。也许始作俑者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潜移默化地改变罪人的思想和行为。但多数囚徒----包含刑事犯----都是制度和教育的牺牲品，他们又怎能被这种陈词滥调所感化。

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在今天的监狱，仍旧是闻割恶习的最大保留地。一个犯人作错了事，管教会组织皮袢会，如果是被抓回的逃犯，则依旧要挂沉重的木牌，巡回批逗。犯人代代相传的皮袢稿，都是闻割时代的拷贝。我们这个民族的掌权者，多数都还是闻割的过来人，他们岂不知那个时代的乖谬和荒诞，但却在方方面面传承着闻割的衣钵，继续贯彻着那种愚蠢和搞笑。

今年夏天，我再次回到了我的故乡小镇。青石街换成了柏油路，老人多已作古，恩仇不复存在，连当日河山也难相认了。我忽然从一处断墙上，又看见几道斑驳字迹----将无餐阶急文话大割命进行到底----我竟然再次惶惑不安。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时代，仿佛又听见半夜的警报突然拉响，我弱小的身体在暗夜战栗，眼中又放射出恨的光芒。。

那一代与这一代的遭遇

——从《垮掉的一代》说起

80年代初中国作家代表团应邀访美，张洁女士曾偶然在一次宴会上碰到"垮掉派"的鼻祖金斯堡。说偶然，是因为这次饭局的东主大约因为社会形象的考虑（很奇怪，美国也计较这个），并未邀请金先生作陪。他听说是招待中国客人（他从50年代便对东方禅宗感兴趣），便自家赶来了。衣衫落拓，且背来一架旧手风琴。这迹近我们所说混吃混喝，所以席间的东道方对他虽不便"端茶送客"，却多少有些"给冷脸子看"。他却是个自己热闹的主儿，不断找中国作家碰杯，然后自己提议要为客人献上一曲。遂拉起那具漏风的琴用五音不全的嗓子唱开了。

其时，对我国来说，"垮掉派"文学基本上还是一个禁区。中国代表团是否内部有"说法"规定在美国的接交范围，这尚不知。但至少在美国，彼时代表其官方的主流文化正统作家们，却仍有些不屑与这种在野派的"垮掉"文人为伍。哪怕金斯堡该时早已名满天下，也拿过国家大奖了，却仍难在这种场合"奉叨末座"。

回顾一下"垮掉派"的衰荣沉浮，其实并不难理解他们从寂寞到热闹又复归寂寞的全部境遇。金斯堡、克鲁亚克与伯罗斯因两个女人的牵扯而订交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宿舍时，都还只是我们所谓的"文学青年"。（这一身份在许多国家似乎都包含着这样一些内涵-官家眼中的刁民，警方眼中的肇事者，父亲眼中的逆子，街坊眼中的酒鬼，女人眼中的情人。）他们在二战和大萧条的阴影中，看到的不是死亡和饥饿，而是疯狂。当他们与小偷流浪汉为伍时，他们所仇视的资产阶级市侩文化正在朝物质主义大步迈进。社会的集团化不断剥夺个人的责任和选择，技术至上造成的现代拜物教和麦卡锡反共狂症带来的政治迫害，都使他们感到人类正把自己带向一个新的深渊。他们自命是一群掌握着神谕的天使，视自己的谵呓文字为"天启文学"，他们"带着滴血的羽翎一路拍翅飞来"，似乎就是为了向世界预告新的谋杀将要开始，而且是由人类用自己的创造进行自戕。

似乎是为了显示自我的独醒，因而去选择一种与众不同的疯狂-他们的言行以极度叛逆的方式一开始就让50年代的美国瞠目结舌。酗酒、吸毒、同性恋、违法乱纪或四处流浪，一切无不让主流社会嗤之以鼻。他们辛苦写作"长达几公里"的稿件难以付梓，好不容易出版的《嚎叫》、《在路上》和《裸体午餐》，又立刻招来学院派的冷嘲热讽。《党人评论》称之为"一群堕落的乌合之众"。穷困潦倒的金斯堡，一次跳上酒吧的圆桌朗读《祈祷》，边诵边把自己脱得一丝不挂，声嘶力竭，涕泪交流-他们完全是那个世界的局外人！然而，最终还是在把他除名了的母校的一次朗诵会上，他的声音终于铭进了历史的磁带。那是1959年的哥大校园，年轻学子们被这种放肆狂野而又真情毕露的文学惊得一愣一愣的。似乎一夜之间皆被吼醒，"垮掉派"突然让举世侧目了。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一个朋友记下的故事——诗人海子在死前的某一天，来到一个小酒馆对老板说：我可以在这里朗诵诗，请给我一杯酒喝好吗？老板说：我可以给你一杯酒，但请你别朗诵诗！这不是新版《世说新语》，多数人会开心一笑，但总有一些人会为之黯然。

真正使"垮掉派"臭名昭彰的是60年代。那时他们已拥有太多的青年崇拜者，发展他们的思想甚至模仿他们的衣着，把"垮掉"这一文学运动演变为社会运动，群居、聚会、校园骚乱、游行****、"向五角大楼进军"等等。新一代人渐渐推出新的行动领袖，而他们这些始作俑者却多数陷入更深的迷惘或困境了。有的死于铁轨旁，有的流浪或蜗居，有的则陷入印度瑜珈或中国禅学而不拔了。

在美国议员的盛大酒会上，当大家都在等待着上甜饼时，一位女大学生却全身裸露端着一个整猪头进来。这就是后来的"垮掉运动"成员，但她或他们与诗人金斯堡一辈到底何干呢？金氏一拨究竟是警告这一时代将来临还是号召了这一时代的来临，这怎能分辨得清？

其实早在70年代时，金斯堡等渐已回归正统了，获得了普利策诗歌奖，可以和正统诗人霍兰得握手言欢同台唱诵了。（这位爷大抵有歌癖，同样是以唱歌开始的。）但是，性解放和嬉皮士运动这些"美国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到底由谁来负责？在多数人看来，当初的"垮掉的一代"是难辞其咎的。他们通过文学对自己的刻毒暴露，不会被视作是一个患者主动献出自己器官去解剖，以让社会确诊自己的病因，找到治世的良方；而只可能永远带着自己抹上的灰影被拒斥于主流文化之外。尽管他们自己不断陈述-"我们不是自己污脏的外表，我们的内心都是美丽金色正规的向日葵"。但是谁信呢？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也并不一定拥护-假设用冷战期间的眼光来看美帝国主义的话。"垮掉派"文学似乎一向在我国都是一个少说为佳不说更好的话题。最初让我们接触到他们的不是课堂，不是教科书，不是官方读物，而是民间一些"文学青年"自费油印的册页。那是80年代早中期，当时的中国仿佛突然回到了盛唐时代，诗人成了最华贵的冠冕，同时也是最廉价的封赠。半个社会都几乎沉浸在诗中，诗歌团体风起云涌，南拳北腿啸聚如林。文革中的"地下诗人"们在那时业已功成名就跻入主流了，新的"底层诗人"又开始蠢蠢蛹动。在边缘的油印纸上"嚎叫"不停。正是这时，金斯堡以及他的"垮掉派"在遥远东方找到了异国知音，被一些青年所传抄和模仿起来。

很抱歉，当我用一些轻言浮语来形容这一时期时，我内疚至深。因为我所熟知的一些朋友正是其时的主将，而我本人也曾附骥其中。我深知，他们确是一些早慧而优秀的人，比别人更早或更敏感地觉察到了一些病痛。对"垮掉派"，绝不是肤浅的模仿，尽管"萧条异代不同时"，甚至也不同地，但人类中某些神经一定是共通的，因而一些呻吟或喊叫也必定一以贯之。

现在回眸那一时期，我内心仍觉庄严，同时也充荡了激情。一个浪漫或理想主义的时代，尽管不免种种失格之处，但总比一个毫无情志而物欲横流的时代更值得历史珍惜。正如轻身狂躁勇于进取的人生难免疏漏缺失，但相较于世故阴险则仍显可爱一样。

而今，当年活跃的那拨"民间文人"朋友，有的修成正果，可以与另一些桂冠诗人同台献艺了；有的掉面向商俨然大款了；有的流亡或倒于路上了。只有很少人还在继续默默无闻的写作。偶然聚首时，谈麻将谈生意谈女人，却绝口不提曾经津津乐道的"垮掉派文学"。当这些最先把这一流派引介到中国来的人早已遗忘这些文学时，属于主渠道的出版社倒默默地在做这些工作。前两年，漓江社和浙江文艺社分别推出了克鲁亚克的《在路上》和伯罗斯的《裸体午餐》，这些"垮掉派"的经典代表作却错过了一个可以畅销的时代，几乎无闻于市。现在，海南出版社又组织国内学人编着了一部"垮掉的一代"评传，相信这是国内首次以专着方式探讨这一流派。如何讨论是一回事，能不能讨论则是另一回事。一个民族文化的成熟标志是它学会了宽容，起码学会了把文学视作文学，把学术视作学术，这样方可以心平静气地坐下来读书或站起来工作。

很显然，"垮掉的一代"已是明日黄花了，就象中国80年代的诗歌运动一样，皆为陈迹。这一切留给我们的只是一场奇观，一次文化的戏剧性实验。当一个世纪走到酒阑灯珊之时，文学的露面再也不会成为一代人的盛会了。那么再出这些书又具有何种意义？

哈罗德?罗森堡曾说："一代人的标志是时尚：但历史的内容不止是服装和行话。一个时代的人们不是担起他们时代变革的重负，便是在它的压力之下死于荒野。"当物欲的时尚取代了诗歌的时尚时，当"垮掉派"身体力行又同时痛苦诅咒的那些事物再现于我们这一代身边时，我们难道不可以从这样一些阅读中惊醒吗？我始终相信，一个古老民族的文化根基尚未完全失去，无论是信仰、道德或文化都有待和可以重建。而且，当一种市侩文化也裹挟着我们之中的 大多数人朝一个错误的方向冲去时，我们也应该有一些人能够站起来，对着天空说-请允许我们重新选择！

鸡的故事　

长夏无聊，跑到市郊一户农家去读书写字。其家砖房一栋，庭前有小院；院周绿树四合，极觉清幽，正是消暑胜地。

晨起即于窗下伏案，湖上风来，穿叶过林，一片沙沙之声。间或野鸟飞过，漏下一串佳音，却如天籁一般。书读到妙处，忽闻院中一阵唧唧哝哝的啼唤，仿佛吴侬软语，大异鸟鸣之激越。起视之，乃一鸡婆帅众儿女驾到。

鸡婆居中缓行，昂首挺胸，貌甚庄严。每举足必下视方落趾，生怕蹄伤弱雏；一如京剧须生出场，端端的龙行虎步。其眸炯炯，左顾右盼，似乎天生忧患，在在警惕无妄之灾之横生波澜。时而咕噜一声，并不絮叨，偶有出列者闻声即归队。观其言行，实有大将之风，仁者之德，隐然足以母仪天下也。群雏前呼后拥，欢声若雷，几似御驾南巡一般。

鸡阵之外，另有一只小鸡远远尾随，几番欲混入宝盖鸾骖的羽林军，皆被母后一嘴啄出；遂自我解嘲哼着歌谣步尘于后。此雏衣衫单薄，黄里杂黑；顾盼之间，眼神中自有一份孤独。前面大军掩杀之后，虫食皆尽，它唯轻移莲步往别处草坪觅食。偶尔抬头北望大队，啼叫两声，见无回应，便把脚下的一只小虫独享了。

饮食半饱之后，那只小鸡无伴相戏，遂自寻一沙滩午寐。鸡婆高瞻远瞩，也发现这一休闲胜境，便率众驾临。小鸡自知不敌，作高姿态礼让，仰首歌罢，独往旁一土堆小憩。适有一飞蛾超低空越境，它便腾身追捕，跳跃啄之，每每功败垂成，失之交臂；渐渐赶至沙滩领空，鸡婆忽地杀出，延颈将那蛾子叨下，掷于子女面前任全家分享；然后回头对那小鸡哼了一声，大有不屑之状。小鸡亦不计较锱铢得失，转身回营，隐隐有超然风度。

天上云聚，树间风起，一番飞沙走石之后，阵雨骤临。鸡婆张开巨翼将群雏庇佑于下，独自忍耐着风吹雨打。间有一子探头出翼察看天色，她便呵斥一声，小子即刻缩头回翼。那只孤独的小鸡在雨中奔躲，终也找到一石下暂且栖身，聊避风雨，自得其乐的用小喙梳理着自家的羽衣。未几，雨过天青，群雏又出来接受日光浴，小鸡亦然。

主人端出剩饭撒于庭前，群雏蜂拥而上，唯有那只小鸡在远处冷眼旁观。却有一鹅呷呷而来，大踏步冲入鸡阵，群雏皆惊散，旁观其母奋翅与鹅争战。鹅居高临下，长颈在肩，不免轻敌。鸡婆散开翅膀，怒发冲冠，以东洋相扑之技，围鹅打转，口里发出运气的咕咕声，仿佛内功深厚。主人见状，怕相争两伤，便将鹅赶到一边单独进餐。只有那只小鸡置身事外，荦荦不群，作凝思默想状。

鸡群正分散啄食庭中的饭粒，鸡婆亦于旁埋首捡拾些许残渣，忽有一匹黄鼠狼从阶石洞中探头出来，虎视眈眈，伺机而动。那只小鸡见此险情，遂大声疾呼，鸡婆警觉，迅即聚子于身下，进入一级战备。黄鼠狼偷袭不成，知是那小鸡报警，有心报复，立即纵身扑去，咬住小鸡一腿便欲班师回洞。主人见状，高喝一声，以碗击之，狼受惊，扔下猎物土遁而去。主人拾鸡细视，秀腿已自受伤，乃以布扎之，复投于地。小鸡死里逃生，蹒跚试步，口里嘤嘤若泣；而鸡婆恍若无睹，依旧率众儿女歌唱着远去。

我很奇怪这只小鸡的不容于众，询之于主人，主人谓――隔壁的猫偷吃了我一只小鸡，便陪来了这只。

向晚时分，我独立于小院，想起人世间这一匹小鸡的境遇，颇多世态之慨。遂作文纪之，为小鸡传。

大德无言——记老校长刘道玉

中国的新式教育不过百余年耳。自京师大学堂迄于今，前后身任大学校长者，何止十万。而其中堪称教育家者，不过数十。尤其所谓新中国以来，堪当此誉而无愧后世者，又不过三五人矣。而武汉大学刘公道玉先生，则必入此选也。

先生执长武大，大抵十余年。受命于拨乱反正之际，夺职于山雨欲来之时。凡此前后受教者，约略十数万人。今日修成名流高官巨贾大材者多矣，私议闲话间言及先生，则仍必恭称“校长”，此所谓天道人心自存公论也。

自先生主校以来，武大校风学风皆为之遽变。彼时浩劫初度，左风犹炽。先生巨擘独支，打破坚冰，不拘一格，广录人材。后日名震海内之经济学家杨小凯，当时以反革命戴罪十年，初出牢笼即应高考，各校皆不敢取。唯先生知此中委曲，斗胆招录。以后杨君去国游学，有司又百般相阻，校长亲自游说，方允成行。当此犬儒流行之世，非教育家之胆识，焉能于风尘中辨物色，救英雄于末路，为当世留一杰士。

先生素倡独立人格自由精神，尊重专家，敬惜学者。四方延揽有识之士，不问学派出身，授以教席。海纳百川，兼收并蓄。一时间俊杰云集，蔚为大观。当时以人才学而声名初显之雷祯孝君，即为先生破格高聘。此乃五四时代聘任制之传统，即今日高校犹未敢承继，唯先生二十年前即已开风气矣。

为国家抡材，为民族养士，此乃教育家之大命也。先生素知动乱时代，误人多多，遂百般努力，在武大率先实施插班制度。九州岛怀抱利器者，起于蒿莱，风随景从。日后脱颖而出者不胜枚举，非先生之大德，诸子何以至今日。

犹记***风波，先生既只身劝阻学生出校，复联名上书高层开对话之径。孰料后来时事酿成惨祸，先生竟以上书事见罪于有司。于此高压之际，所谓悔过互举以脱罪者多矣，唯先生风骨凛然，不畏威势。一日部署派员令先生去校办谈话，先生谓来人曰：自古只有官拜学者，没有学者拜官。如此节气，试问天下几人曾有？以至后来党员重新登记，先生竟不得过，种种不堪，先生亦至今无悔。

余求学时，久仰先生，于座谈会上远望而未敢亲謦咳。后入囹圄，故旧犹多回避，先生竟率博士探监，且留影合照。又每年捎药食诸物，以为慰藉。余出狱后亦多蒙先生关照，生死肉骨，海天高恩，当世校长，几人能够？

武大有先生，实天下学子之幸也。武大无先生，亦后世史家之哀也。先生盛年见弃于浊世，道德文章，几成绝响。今先生亦垂垂老矣，平生抱负，耿耿于胸竟不得大展于世，其先生之悲抑天下之悲乎。年中有作家班诸友发起，为先生塑铜像于珞珈，校方竟不予地。相信先生之伟岸，早已塑像于万千学子之心，而后世之武大，终将被先生之光芒所烛照也。

闲话易中天

一

2000年，我写过《闲话易中天》一文，发在《解放日报》，后来又被《书与人》杂志转载。那时，知道先生的人不多，所以我开篇即牢骚――京官适合外放，便于捞银子。文人应该进京，容易名天下。――以下的议论，则多是为先生鸣不平的。那时先生和我，大抵皆未料到偏安一隅的他，还会真有一步如日中天的晚运。

其实，先生执教武汉大学时，已然是校园的一道风景。1986年，我插班进中文系，那时就已经开始实行必修课和选修课制度。选修嘛，学生挑老师，景况有点残酷――有的门庭若市，有的门可罗雀。高年级的师兄则跟我们参谋――易中天的课，不管他讲什么，都该是必听的。于是，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在他帐下做了记名弟子。那门课本身，我原无多大兴趣，叫着“《文心雕龙》美学研究”。

那时的插班生，是刘道玉校长首创的恩科拔贡，在学校有点天子门生的感觉。仗着都操过社会，小有薄名，不免腹笥中空却眼高于顶。待到走进先生的教室――那是武大最大的阶梯教室，先自吃了一吓。三百多的座位早被占满，讲台下的空地也已摆满了小凳，窗台上还挤着男生。这阵仗，在我从前的大学生活中却未有过。以后便也知道，要想亲聆謦咳，那是必须提前半小时去占座的。

先生那会儿初进不惑，条纹衬衣牛仔裤，背直腰挺，用今天的话说――酷。听了几回，确实觉得有味，我这个老逃课的也就被吸引进去，竟从此构成一生的缘分，这，也真是始料未及的。能把《文心雕龙》讲得好听，即使在我今天来看，仍然认为是种大本事。

该课结业有两个学分，先生的考试却也特别――各自回去写篇文章，只要与原著相关即可。我为了博先生的青睐，斗胆用文言写了篇论文，后面还卖弄地附了一首律诗，记得有“谭龙谅必屠龙手，说美岂非解美人”一联。许多年后，与先生戏谈当初的交往，果然他是从这回考试注意到我这个姓名的――他给了个最高分，95。只是现在想来，我仍为年轻时的轻浮孟浪深感汗颜。

二

80年代的大学，于今天来看，确实恍若隔世。那种自由浪漫和求知欲，在眼前这个商业时代，似乎已很难重现。

先生的课，一直是人满为患。他每个学期，又都开的新课。因为怕挤，后来我只断续听过他和邓小芒合讲的“中西比较美学”。邓是哲学系的才子，还是著名女作家残雪的哥哥。易邓当时在武大齐名，且都是78年以高中文凭直接考取武大的硕士。

真正走近先生，所谓入室，也是因为文字之缘。那时武大有个文学校刊，准备发我一篇习作。那正是一个时兴探索和实验的年代，我写的个小说，是把诗和叙事两条线并列而下的，形式上显得有点怪异。主编好意，专门拿去想请先生写个评论――那时老师在文学期刊开文评专栏的，只有他和于可训先生。先生似乎还对我略存印象，便要主编约我到他家去座谈。我未想到这竟成了敲门砖，自然，心底原是欣喜和忐忑的。他住在南三区，的确算是蜗居，主卧兼客厅，我们就在床前闲话。针对拙作，先生反倒没说几句，大意是好故事，这样就发表，有点可惜。我自然懂得先生的深意，至今也未敢贸然投出。

但自此之后，我则借梯上楼，与先生的过从渐密了。他在课堂上，原本对许多人事，都持皮里春秋的说法――这也正是他讲课的迷人之处。单独面对时，先生的嘻嘻哈哈之中，自然带着更多的机锋。那时，他还是副教授，曾经被刘校长赏识，一度做过系副主任。后来老校长下马，他也就洁身而退了。那阵子高校还比较正规，因而教授也难免捉襟见肘，先生忽然就说要戒烟了。我不忍看他连这点雅癖也要断交，故意送他一条烟一瓶酒一斤茶，并附赠了一首五古――人生有三害，俗号烟酒茶。持之呈君子，献芹复自夸。烟为百害首，灼灼芙蕖花。舶来非国粹，盛行推中华。一支燃在手，焚香熏白发。暗夜见明灭，清宵练吐纳。喷之驱蚊阵，如鹤舞云霞。个中观世相，何似雾中花。冉冉作云游，功效胜大麻。酒是万恶源，亦乃食精华。哲人千古醉，醒者皆堪杀。白眼夹醉眼，酒花掩泪花。一壶能遣闷，三杯聊解乏。飘然百病退，一梦登仙槎。谵呓皆珠玑，着书自有法。此亦属隐术，用之可避邪。茶本闲人趣，并称为一家。造化来指掌，无地入胸夹。荼蘼舌尖放，清泉齿上滑。清苦有回味，品味度生涯。三物皆有害，幸不违宪法。人不可无癖，嗜此非穷奢。劝公莫捐弃，悟道必无差。也许这首打油还真的起了点作用，以至于今天他还保有这些恶习。

三

先生和我，应该论得上谊兼师友。这种关系在我毕业之后，似乎更渐深浓。那时我分到琼岛，彼此尺素往还，说些非关家国的闲话。再以后，我又突然辞职回了武汉，之后是比较漫长的闭关索居生活。而此阶段的先生，在武大则也过得比较压抑。虽然着书几册，讲课最受欢迎，却由于众所周知的诸般人事，竟连正高职称也被卡着不评，住所则依旧是蜗居。于是，先生渐萌去意。

楚材难为楚用，这大抵是自古而然的可悲潜规则。好在天下尚大，自不乏人犹能于风尘中辨物色，很快厦大就来了调函。从当日的频繁通信来看，初迁海崖，风俗尽殊，不免有去国怀乡之叹。我在禁中，无以相慰，尝遥寄过一首词――念奴娇 赠易师――燃烟枯坐，想先生何在？黑云遮月。望处霜风吹泪眼，又到团年时节。海岸无涯，仙踪难觅，应悔曾轻别。几回提笔，苦衷难以重说。 犹记忝列门墙，谆谆垂教，常使心肝热。当年门生今孰往，护侍师尊身侧。随俗红尘，争逐蝇利，多是江湖客。夜深东望，但看云水千叠。

在那个特殊岁月，先生对我鱼雁殷勤，鼓励甚多。每次返汉省亲，也必弯到起义街55号来探视。难中相见，他给我推荐当年有哪些小说文章可以一读，说起刘震云的《新闻》，他竟能随口背出原文，并分析其中笔法的机智。师生相与禁中论文，确实每让陪侍之人跌破眼镜。至今想来，那样的画面实在温馨。

那时在厦门有个陌生女孩，经朋友介绍，与我时相笺候，有点近似今天的网恋。我托她去看望先生，一来二往，先生便多了一些了解。后来先生又来探我，很郑重地规劝，说彼此并不适合。他认为人在困境中不必盲目急于选择，来日方长，先欠人情则势必背负道义的十字架，最后使自己进退失据。想想人生所谓良师益友，云天高谊，也就莫此为过了。

四

先生学的是美学，讲的是文学，到厦大后执教的却是艺术，晚年得名的反而是史学和杂学。作为学者，他自有《艺术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等高头讲章摆在那里，如今更是世人皆知。但他还是作家，写得一手好小说，这却是大众不晓的。

那时先生初到厦门，心中耿然还有一些孤愤。他把高校制度的弊端及知识分子在一个变革时代的失态，写成了一个中篇小说《文火慢熬》，甫一发表，就被《中篇小说选刊》拔为头条。我是深为先生的才气折服的，那种老到的文笔，犀利的解剖，冷冷的幽默，说实话，远远胜过许多专业作家。我们今天的教授，多不如民国时代那些学者，能把创作和治学都弄得非常像样。而先生，正是具备了如此的大器。但辞章小道，于他看来，雕虫而已，偶尔玩玩，只是聊遣雅兴。任我如何进言蛊惑，他都只肯稍展鳞爪。后来，他还写过一个中篇，名叫《高高的树上》，也是讽刺当下的学术腐败，看罢无不拊掌大笑。其实，即使先生今天已经名闻天下，私心里我还是有些扼腕而惜――倘他玩创作，也必将给这个无趣的世界，留下一批足以传世的经典。

大约从94年开始，先生感于商业时代对学术出版的冲击，开始跳出专业来写一些平民化的学术随笔。95年穷愁潦倒的我开始要自谋生路准备当书商，他听说后，马上把已经签约给了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一部书稿【即后来畅销不衰的《闲话中国人》】，又要了回来给我，说你拿去做，赚了就给点稿费，赔了就给点样书。这种古道热肠，在这个日渐势利的世界，实在是不复多见。

可是，那时的我于出版还是菜鸟，加上几个朋友资助的一点钱，捉襟见肘不敢多花。结果为便宜找了个烂印厂，印出来完全是残次品。印费搭了进去，书却难于销售，一本非常好读的书，却被我砸在手里。我深感有负先生美意，他却没有半句责言。就是这本当时名为《中国，掀起你的盖头来》的书，使我懂得了出版之道。我想，这部仅仅流传了几千册的书，今天也该是人们玩收藏的珍本了。96年，一个有心的编辑读了这本书，决定重新包装，我让出版权，该书当即成为畅销书而让别人赚得盆满钵满。

先生为了帮我，见我做书也基本上道，又把他的第二部畅销书授权给我，这就是眼前还在热销的《中国的男人和女人》。也正是从这两部书开始，先生成为了当代最具人气的思想学术随笔作家之一。

五

先生是我见过的最博闻强记的人之一，因而谈锋甚健。和他对话，寻章引句，信手拈来，你多半只有听的份。关键是他本性情中人，不古板，不装深沉，无论荤素都可以开谈。在酒桌上侃段子，那是他的一绝，满座人都会为之前仰后合。“百家讲坛”因是央视栏目，大众传媒难免诸多讲究――个人演讲的真正风采原是不易展现的。即便如此，他仍在其中异军突起，小露锋芒便赢得粉丝无数。

先生是重情重义之人，所以走到哪里都有朋友。95年他回汉，要我陪他去看看老校长刘道玉，这时的刘老已经去职多年，许多旧部甚至避之唯恐不及。只为若干年前的一段知遇之恩，他却不敢或忘。想想尘世中的种种缘分，总还是有些仿佛古风的东西，值得我们在心底温存和珍惜。也正是那回，我们出校时邂逅了中文系的一位领导，那位爷半真半假地说：你走了，我们还是很惋惜的，还是调回来吧。先生笑着答曰：那我确实有病。

善与人处的人，不一定没有脾气。前年我知道，他是大怒过一回的――要把长江文艺出版社和一个作者海默告到法庭，起因是该社出了该作者的一本书，其中一些文字，则直接取自先生前几年的旧着《读城记》。好玩的是，社里的法人周百易是我师兄，那也就是他的学生。而作者海默是湖北写诗的青年，与我则也算旧交。媒体生怕他们打不起来，希望这个世界多点茶余饭后的谈资，遂几面拨火，先在舆论上掰扯。冤家宜解不宜结，后来大家知道我与先生的交情，便托我私下调解。百易兄不用说，本乃他的高足，无辜成了被告，话到礼到即可。海默兄则因在媒体撺掇下，原先说过些伤人的气话，先生难免不快。我知道劝他莫过于情，他是深谙情理的，于是只在电话里说――海默跟我一样，外省人到北京，拖着老婆孩子卖文为生，您要索赔，那就是逼人讨饭了。只此一句，先生就动了恻隐。最后只象征性地要海默付了110元稿酬，我问为什么要这个数字，他说代表报警而已。就这样，官司化解，我想这就算是古人所说的恕道了。

六

其实早在央视主讲汉代风云人物之前，先生就已经是畅销书大家了。除开前面提到过的那几本，他还连续出了《品人录》《艰难的一跃》《你好，伟哥》《帝国的终结》等。在整个书业皆现萧条的现在，他这种独具个性风格的随笔体学术书，却很奇怪地一路蹿红，成为各个出版社追抢的对象。即便如此，以我对他的了解，仍认为那时的他，还是未被这个世界足够认识，依然有其寂寞不爽之处。

不可否认，电视这种强势传媒确有其巨大能量。而他这样深怀利器的人，早晚也必将要被镜头发现。一旦崭露头角，则肯定要成为公共人物，要面对无数大刊小报的评头论足。这是人生的一个两难困境，毋庸讳言，每个囊中藏锥的人，都渴望舞台，都愿意有朝一日脱颖而出小试锋芒。正如林语堂所说，即便做和尚，也愿到都市大庙去对万千僧尼讲经，而不想就在深山孤寺对一个小沙弥说法。这是因为热衷思想的人，多愿把自己的寸心所得传播给社会。人类文化的薪火相承，也正有赖于此。

但大众传媒往往也是双刃剑，能成就人也能损害人。做公众人物，没有从容面对毁誉的气度显然不行。名高则谤生，这是自古而然的。连你的收入也成为市民话题时，你就别想还有什么隐私了。更何况许多同行文人，内心难问，交相攻伐，也在事理之中。于是，许多朋友看着现在的先生，就想起前些年的余秋雨，不免为先生捏把冷汗。但我知道，以他的智慧，游走于这根钢丝绳上，应该还是优裕自如的。

我知道我在此际来写先生，难免私淑之嫌。况且以其盛名，原也无须在下的锦上添花。只是因为见到一些流言，想到二十年来与先生的交谊，自觉有必要还原一个真实的先生，让世人了解一下这个性情男人。而我所述的他那些为人品格，我相信，在如此世风的今天，肯定仍旧是许多人所稀缺和景仰的。

闲话王朔

一

《红楼梦》开篇有一段贾雨村和甄士隐品评天下人物的妙论非常有趣。大意是说人本源于天地之气，正气所凝则为忠臣烈士，邪气所凝则为小人奸佞；但还有一种人是由正邪二气交葛产生的，这种人即使当皇帝也是唐明皇宋徽宗一路，如果堕落风尘那至少也不低于李师师一辈名妓。当年夜读此段高论时，心下甚是拱服，窃以为纯正纯邪的皆是少数，而芸芸众生或者多是正邪之间的产物。后来阅人多了，才发现真正算得上此类人物的，竟然如凤毛麟角，乃不世出的宝贝。

拙文要说的这位顽主，圈内人称为朔爷――在我看来，就算这样一位稀世无多亦正亦邪的怪物；和贾府那个末世公子一样，原是口中衔着一块玉来投胎的。

某日，和东北作家述平【《鬼子来了》和《有话好好说》的编剧】等朋友酒后品藻同代人文，他深有感慨的说――当世只有三个聪明人令他畏服，一王朔，一姜文，一郭力家。三者中之二我无过从，但也认同；其一则有过几面之缘，且了解一点世所未闻的高品内幕；其三是东北诗人，是我朝夕相处的兄弟；虽然寂寂无闻于世，但凡与他有过樽酒之交的，那也基本是无不欢喜。所以我对述平的评述，当下就说深得我心。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于今则为烈了。你在这个圈里随便逮个会写字的问问――你最佩服和喜欢的作家是谁？他一般都会搬出几个发音不准的洋名，以示自家的博览和对本族的不屑，很少有人承认他喜欢王朔。仿佛喜欢王朔就沾上了流氓气，品格便不高了似的。

而我确确乎是喜欢这厮的，很多时候一想起他那副嘴脸就暗自作乐。后来我发现，不仅是我这样的坏种喜欢他那大奸若忠的范式，还有许多正经人也私心乐之，只是不大拿出来说罢了。

二

坦率的说，我原在80年代中期初读他那《海水火焰》时，便喜欢上这厮了。我喜不喜欢谁是我的私淑所好，原无关乎文格名气，那时的他也还只是一个需要抱着稿纸去编辑部打情骂俏逗女编们开心的文学青年。若干年后我曾经问他，何以书稿多要给出版界的大姐大金丽红时，他咧着嘴说――人家老大姐在你不火时帮你，咱不能火了就没良心嘛。我也算个恩怨分明的人，自然能够领会他这种念旧的深心。

这个世界有很多人，道德文章都好，直谅多闻，肯定也都值得交往；但我私心所喜的还是那些性情有味的趣人。有些也许缘悭一面，但从文里字缝中，大抵也能想见其为人作风，可以神交。读王朔而不笑的人，我基本可以判断为需要去看心理医生的病友。但他所传达的笑，又绝非相声小品――他那些邪里邪气的小人物，油腔滑调的声口，表达的正是我辈对这个伪善伪崇高伪光明的社会的反动。

我喜欢他的这种阴坏阴坏的表达――嬉皮笑脸之中暗藏着袖箭和鸩毒，玩世不恭内里透射出剑芒和寒光。就新时期的小说而言，我还想不出有谁比他更毒辣而又不动声色的刨了新政主流虚伪话语的根儿。几乎从他出山开始，一种对专制的调侃慢慢进入大众生活，一张一张的揭开那些腐蚀了我们几十年的权势的虚张面皮。当他说中国人活着都不怕，还怕死吗时，我和他一起在暗夜坏笑。

他几乎在不断创造一种王氏风格的时尚语言，相当长一段时间几乎党报之外的大众媒体的标题，都在摹仿他的戏谑语法。我们说伟大的文人一定要能拓展其母语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我还看不出哪位爷能够如此浩荡的席卷了我们原来习以为常的党八股。当今天手机短信的讥刺段子已经铺天盖地肆无忌惮的调侃当局的虚伪，并引发大众在恐怖高压下的娱乐风暴时，我们不能忘记正是朔爷发起了这种正邪兼收的时潮。

三

北京向来是一个龙蛇杂居的城市。我在90年代中迫于生计的闯入，完全像巴尔扎克笔下的外省人到巴黎，心底原是自有某种局促和惶恐的。除开原有不多的几个老友之外,如果说潜意识指名点姓还想认识谁，那至少王朔是其中的一个。我知道，在这个皇都，有太多我在深山边城早已仰慕的人名，但内心觉得可以在一起嘻哈疯癫使酒骂座的，这厮必是首选。

我不是那种因为久仰就一定要钻天打洞去攀结的人，我相信人世间必有某些缘分，能让你认识你的同袍或者敌人，使你体味人生的情仇或者恩怨。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我确实无意之中结识了许多死生师友，正是这样一些胜缘，使我觉得今生不虚。

1999年，“钦命要犯”晓波君第二次出狱。这个当年以“黑马”之称轰动文坛，后来又因“四君子”之名而深陷囹圄的哥们，此刻已然妻离子散，同样穷愁潦倒了。他是政府的人质，失业原本正常，且不许出国，更不允许在国内出版发表文章，这就难免让人绌于生计了。那时幸好有个侠义的女子在西边的小屋里收容了他，但谁要去探望，那是要受到盘问的。我是过来人，知道人在困境中，可能更要面子，因此一般朋友的接济，往往还不愿领受。再说多数人在那时也还算是末路文人，杯水车薪，实在也不足以割肉疗饥。我们能做的，也就是请他搓几顿，或者秀才人情纸半张――送几套书籍聊慰寂寞。

某天，老友周君给我电话，说他和晓波及朔爷约我晚上去香格里拉小酌，我自然窃喜，可以近距离看看这厮的嘴脸了。我们仨先到，稍坐，朔爷就来了，一副温吞吞懒散的样子，并无想象中北京人那种咋咋呼呼。我原想哥几个可以放开喝一把，这点倒是出我所料，他说早年喝伤胃了，现在只能葡萄酒，且浅尝辄止。大家只好要了瓶红酒，点缀着碰碰响声。

那时他刚推出了那本惹来无数非议的《无知者无畏》，算他越界出的第一本随笔集；尤因其中竟然敢妄谈鲁迅且猛批金庸，搅起了文坛的轩然大波。吃迅翁这碗冷饭的人看不惯一个“痞子作家”来抢饭碗，而铁杆金迷又多是名校学者，自然他再次成为众矢之的了。大家嘻嘻哈哈从这场论战说起，他像个恶作剧的坏孩子一般坏笑着说――哥们等他们骂，啥时累了不骂了，我再踹丫一脚，引蛇出洞。呵呵，哥几个帮忙打听打听，这帮丫都还崇拜谁呀？丫拜谁咱抽谁，看丫急痴白勒的我就乐。

确实他就是一顽主，就如他小说名字一般――一点正经没有。许多人拉开架势要和他叉架，他却惹完祸在一边歇着看热闹，逮着要散场了又远远扔一石头过去。你若是正经要忙伙食的人，就千万别跟这种闲人玩闹，他就根本没有胜负心，要的就是个游戏风尘。你要跟一没有胜负心的人对弈，除非你也要解闷，否则真是一点意思没有。更不要说，多数对手的智商还不在同一层面上。

四

一般而言，文人圈里出侃爷，多数人皆能信口开河，随便开讲也可以抡倒一批听众。我算是见过许多名闻天下的大侃爷的，但老实说，听王朔侃，确实是一种非常提神养心的事儿。这厮说话慢条斯理，表面上温文尔雅，字缝里暗藏杀机，随处都是机锋，常常能使你忍俊不禁，他自个也会跟着呵呵作乐。他不抢话，但多数时候他一开腔，其它人就只有跟着乐的份儿了。

那晚的主题是晓波和王朔针对当下的各种文化现象要来个对话，准备记录为一部书出版。晓波初出牢笼，难免火气正旺，指东打西，不乏刻薄之处。相对而言，一向口无遮拦的王朔，反而平和许多。但即便如此，词锋所及，则仍不免要杀进雷阵，到底在哪里踩响地雷，却是难以预知的。之所以要我出席，是因那时我在做出版，如何安全推出这部对话，是需要我做些顾问的。

原来计划由我责编，书稿整理之后，王朔单独叮嘱我一定给他看看。他拿去又做了一些细微的修订，对他自己发言的那部分认真校改一过。也许只有我这样的老编辑，能够看出他所修改的词句的深心所在――他大大咧咧的表面之下，原是一个极有分寸的人；我想这也是他这多年尽兴玩闹而未被封杀的原因。

就算这样基本稳妥的书稿，我拿回社里审查，仍然还是被终审卡住了。终审者是我的恩公，极懂出版，也认同这是好书，但觉得风险很大，劝我放弃。我只好拿去找长江文艺社，社长是我师兄，也是作家出身，自然知道王朔的商业价值。他亲自审稿，然后来电就问――另一个对话者是谁？因为国情的考虑，晓波的署名身份叫阿霞，对话身份叫老侠。我出于为师兄前程的考虑，只能对他说――你不用知道为好，反正本书的著作权人是王朔，你只需和他签约即可，其它的事情由他负责，你看能否出？都是做出版的人，看见好书自然难以割爱，师兄是懂板的人，就说那你必须安排我和王朔亲自见面签约我就出。我首肯保证，于是此书才找到出路。

那晚散局，我也要回东北四环，王朔顺路相送。我一看他开的竟然还是个老款现代的破车，就忍不住打趣，他也煞有介事的回答――我们这一代难的就是如何保持革命传统不变色啊。我们哈哈大笑。那时的他，和老徐的故事还没公开，我说你这样的咋就还没闹绯闻呢，他一脸无耻的说――你没觉得哥哥高风亮节啊。我说那就看你晚节能否保住了。彼此嘿嘿，揖别而去。

五

多数人稍擅浮名就难免装逼，如果有点芝麻爵位或者银子那就更装。本来文人应该是所谓世事洞明的，但你只要看看中国作协那个系统开会或者选举什么，大家一边装得一本正经，一边打得一塌糊涂，你就可以想见所谓的中国文学在体制内将要开出什么样的奇葩。

以王朔的文名和所谓的“成果”，在地方文坛那得够格当个鸟主席了，可是在北京，谁要听说他出席过哪个非朋友的官方会议，我估计美国之音都会当新闻事件。

为了帮晓波出版这本书，我通知他来地坛和长江社社长喝签约酒，他二话没说就带着个美眉赶来了。席间为了聊尽宾主之欢，他也喝了几杯。按他彼时的身价，一般版税都得在百分之十二，首印不会低于二十万册。但考虑到本书的政策风险，我那位师兄提出首印十万，他提出签约一个月内一次性付清，双方都很意外的同意了。接着讨论书名，他说这种书就取个八不相干的名字最好，我说那就用迅翁的一句打油诗――美人赠我蒙汗药，大家当下大笑通过。

师兄是敏感之人，对另外那个狂言愤世的对话者仍不免好奇，席间询之于王，他原是打岔的高手，嘻皮邪脸的呵呵对答曰――海龟，我的一红颜知己，你就不许我也有点隐私啊？大家只好顺坡滚驴不再深究。

那阵子他其实可能正是想钱的时候，我问他在忙啥，他说在帮朋友弄个游戏网站――那正是网络泡沫经济最轰轰烈烈的时候。我说弄网站对你已经是不务正业，况乎游戏；他说你不懂，我负责开发的这个叫文学游戏，非常有趣；举例说吧――我把红楼梦改成各种可能，从林黛玉进大观园开始，跟每个人的交往都展开另外的结局，关于命运的游戏肯定让人上瘾。我确实不懂网络游戏，听得似懂非懂，反正知道他瞎折腾了许久，随着网络泡沫的破灭，他也就猴儿点灯了。

师兄如约要付几十万版税，来电问我，我则去问他如何分配――毕竟这不是一笔小钱。他说你去要晓波一个不是他名字的帐号，全部给他，我分文不取。我有些惊异，他完全可以拿一半换个新车。他说给钱人家又不要，就这样合作本书吧，人家有难嘛。于是所有的稿酬就全部赠与了晓波。

我在这个世界也算见过一些书生义气的人，像这样为朋友出手阔绰一介不取的，这是唯一。而且他帮的人，可能正是许多故人避之不及的病人，这样的云天高谊，试问那些长期骂他痞子的正人君子，到底曾有几人能够？这件事情我是唯一的经手人，许多年来为了避嫌远祸，我唯默默。现在说出来，但愿不会惹来有关当局对他的疑忌。

六

在这本所谓的骂人书中，其实王朔就是扮演的一个捧哏，主要是晓波在点评人物横扫千军。我知道有些人原非他愿意伤害的，其中不乏他的朋友，但逗哏的往那边搂草打兔子，他也就只好顺嘴打哈哈了。问题是他必须用真名来号召市场为朋友挣钱，躲闪不得，而晓波又因国家限制不能上前台亮相，于是所有的得罪人的事情就只能由他担当了。我们戏称这叫跳蚤惹祸，虱子遭殃。

很快各路人马的反击也就频频登台了，这回他却基本采取隐忍的态度，好在他是个浑不吝的爷们，我和他都只能在旁边看热闹，谁也无法来点破实情。他这个人好玩也就好玩在这里，男子汉大丈夫――说不出门就不出门，任你在外面掀房揭瓦。

许多年之后，易中天先生看见他在《三联生活周刊》有篇随笔，大意是说某人死了到天堂去报到，上帝看见他浑身戴刀完全成了一副刀架子，询之，答曰――我这都是为朋友两肋插刀给插的。易先生急忙推荐我看，我们二人哈哈大笑，我算是知道这厮的一点苦衷的。

话说易中天先生那时还没有今天这样的名满天下，他一直很喜欢王朔的文章，我们也经常见面讲说这厮的好玩之处。我知道先生也算是怀抱利器的人，嘴皮上的功夫也十分了得，便有意撮合二人一聚。那天我做东在重庆饭店，还有两个朋友作陪。一餐饭基本没动什么粮草，这场双雄会几乎完全变成王朔的单弦独奏了。

我确实有些惊异这厮的机智和口才，有的人多是文字里可以幽默，生活中其实很木讷，他的文字和他本人在我看来，就是浑然一体的。我常常好笑许多骂他的人，说他没文化，其实他是一个读书极多的人，而且绝对的聪明过人。他随便发明一个名词“知道分子”，就让许多号称知识分子的人足以脸红。

大众多以为他真的很痞，其实许多接触过他的人都知道，他好玩但一点不痞，许多原本正经且严谨的女作家，都能接受并喜欢他那极有分寸和智慧的玩笑。另有很多高人，都在私下里对他十分推举。

七

进入新世纪之后，王朔似乎开始了他的市隐生活，不大在江湖上行走，一会传说开酒吧，一会传说在嗑药――最近媒体拿此事追逼，他采取的闪烁办法。其实，抽几口大麻抑或嗨两回，在今天的文艺圈可谓常事，要是我，就承认品尝过体验过，你又能将我如何。这和运动员吃兴奋剂一样，顶多也就算犯规而已。反正他这辈子也不可能塑成青少年的楷模，哥们就这德行，爱谁谁呗。

多数娱乐媒体一直是他内心不悦的，他老骂媒，但媒体却无法封杀他――毕竟他太惹大众的眼球了。然而现在的许多老记确实水平太不在一个层面上，提问确实小儿科，没法不让人跟你急。他跟谁谁睡觉了，干卿鸟事，国务院开新闻发布会，你咋个不敢去问那发言人睡了几个女人呢？当官养情人的更普遍，何必跟几个风流才子较劲――人家这还是真正各无所图的健康情感呢。

我看骂归骂，在北京的圈内真正跟他交道过的人，对朔爷那还是基本服气的。前年和《天下无贼》的编剧王刚吃饭――那会他刚刚出版了《英格力士》小说获奖，锋头正健。大家撩起无贼来，王刚说，这剧本他和冯小刚改了许多遍，报上去还是通不过，又请刘震云出马，仍然被打回。电影局的理由很简单――让贼【坏人】做主角，没有先例，贼做好事的动机何在呢？看来不解决好这个出发点，这戏就要夭折了。冯小刚只好还是请疏远了的老友王朔来。朔爷看了一遍，如老吏判狱的说――怀孕，让女贼怀孕，然后进庙烧香。大家恍然大悟，人心向善，自己这辈子毁了，还是希望下一代美好嘛。宗教情怀也加进去了，格调一下子拔高了。王刚说，这丫老辣，你不服不行。我国的那些管理部门本来就荒诞，遇见这个老练的游击队员，也就真的还服他这味神仙汤――这就是典型的王氏智慧。

论起来，我和他也就只是个萍水之交，没事也都相忘于江湖。老友周君后来开了个食盅汤的餐馆，是包公遵信先生的题匾，据说王朔常去用膳，墙上有他那傻呵呵的柿饼脸，我却一回没遇见正主。周君偶尔说朔爷还在问你，我说难得难得，烦劳回话请安吧。世界上有许多人，你一辈子都在交往，也许你一辈子也没真正喜欢。但有些人，也许只有半面之缘，你却能够在心里默念一辈子。

王朔也许在世人心里，不是什么好鸟，我也不觉得他有多么崇高。但比起这个社会的多数文人，我觉得他活得真实，活得像他自己，活得性情天然。当多数人都在伪饰下正襟危坐的时候，这厮却在那里率性任情的胡作非为，我就喜欢这样的人。也因此愿意来说说我所知道的一点关于他的湮没无闻的故实，以便同道中人更深的认识这厮。

酷客李斯

一

首先得说，“酷客”是一个生造的词，而且是我在为李斯这个家伙设定一个身份时临时冒出的。我想赋予这个词这样一些含义――一个热爱新鲜生活但又内心充满绝望的人，一个特立独行同时又见人说人话逢鬼说鬼话的人，一个经常扮酷夹杂嘻皮、雅皮、朋克及波波士风格，把玩心进行到底的人……当我伪装谦虚打电话向他请教在英语中有没有这样一个对应的词时，他略加思索说――可以意译加音译为“coolguy”,当然他不知道这是为他准备的“谥号”。

应该说李斯开始被读书界知道而不再是被警局关注，还是近几年的事。这主要是由于他的翻译公司在20世纪最后一个春天倒闭了。他的家被我评为中国最“牛逼”的家庭――客厅支起一张大班台，每间房都有一台电脑，另有两台复印机几部传真等办公设备――一个关张公司的全部废品，使他狭小的家看起来像一个智能化程度极高的作战指挥室。穷途末路的他只好弃商从文，几年间竟然出版了一百多部译着。于是大众开始在每一个卖书的地方和他的名字相遇。声名鹊起之后，弟兄伙又可以好酒好肉侍候了。

我总在想，假设有一天李斯在我之前名归道山的话，其悼词和碑文非我莫属了。当然，反之亦然。一个老酷客的一生是很难盖棺论定的一生，其活法既不可标榜亦难以仿效。即使此刻，我要用一些文字来描述我这位熟悉到骨头的老友，也只能写成“某某同志二三事”这样的规格。具体的价值判断，则只好各由列位看官了。

二

以貌取人的话，多数人会同意李斯是个“粗人”这种说法，北方又叫糙老爷们儿。因其方头宽脸，虬髯密布，十天不刮就会长成其远祖李逵的模样。事实上，1980年前的李斯，确实是一个铁匠，不过他喜欢略加文饰的自称为“锻工”。

那时他高考落第，其父担心他报复社会，便托人安排他去一小农机厂拜师学艺，混口饭吃。他在电光石火间灿烂的活了两年，从此落下多数铁匠的美质丰姿――苍头黑面，近似波霸的胸肌――这使他在以后的岁月里，酷态天成雄气十足，很容易引起中青年妇女的美目流盼。

据说他是在对师娘的暗怀渴慕之中而陡生壮志的――一个不满20岁的小铁匠，其旺盛的精力尚不足以在铁火铿锵中耗尽。他悲哀的发现，他如果少壮不努力，以后连师娘这样的女人也会与他无缘。于是他决定重考大学，而且选择了自修英语的道路，这一决定几乎让他所在的小城吓了一跳，差点把他塑造成新时期有志铁匠或青年标兵。

我至今仍然相信弗洛伊德所说的性的驱动力之神效。我仿佛还能看见一个愤怒的铁匠在行动――白天挥舞大锤，夜里背诵《英语900句》，并于1980年神奇的考上华中理工大学英语系，开始了他作为一个标准“酷客”的一生。

三

1980年代的中国大学校园，是一场文艺复兴式的盛大狂欢。置身其间的每一个人，都无法不染上一些浪漫时代的流行病，比如无政府主义、波希米亚精神以及一些轻生躁进的疯癫症，而主要的病原体则是诗歌。

一个铁匠在图书馆里遭遇了原版的“垮掉的一代”，是很容易转型为一个诗人的――因为他们都熟悉一种钢铁般的韵律和节奏，以及一些横蛮粗野的手法和作风。

那时由于多年的国门深锁，中国还只有极少的人知道美国的这一文学奇观，于是李斯几乎是首译了金斯堡的《嚎叫》与《祈祷》；并在人头攒动的校园舞台，以不速之客的姿态跳上去朗诵。他直接继承了金氏的满嘴粗话和反叛行径，且迅疾传播着这些东邪西毒。那时的李三娃儿正在经历第一次失恋的煎熬，里比多的超常分泌使他显得格外愤世嫉俗。大头剃得青皮锃亮，穿成一个流氓无产者四处流窜，从一个酒碗走下下一个酒碗。如果你不曾陪他谈过诗的话，那你就别指望他陪你去打架。我每每想起《嚎叫》的首句诗――－我看见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正毁于疯狂――我就马上会联想到李斯。

他读了五年本科，出于对校园的迷恋，又接着和我同年考进武汉大学，继续祸害他的同学和师长。他的离经叛道使他的导师后悔误收门徒，但却被另一位美籍女教师看在眼里喜上眉梢。这位叫做诺冰的小姐是一个美国大龄青年，由于同属“垮掉派”的信徒，因而对遥远的东方文化有着强烈向往，当然也不排除对东方生猛男鲜的几分爱慕。

可以说，他们师生的邂逅注定是致命性的错误，即使最初的讨论是从圣经文学开始，也无可挽救的要借助心理学而滑向性知识，以至于堕入近似于爱情的深谷。当这种情感与文化冲突、国际矛盾、种族意识、肤色识别、师生关系以及两性对抗等等因素纠缠一起时，一般来说都会以悲剧收尾。【其间的精彩情节见诸李斯原创中篇小说《别哭，诺冰》『花城』1991、1期】我所知道的结局是诺冰怅然回国，带着一个中国铁匠对之心灵锻炼的斑斑伤痕；李斯则伤心留下，并发下永不出国的誓言。用他的话说――被情感迫害成一个终身的爱国者。当然，这场遭遇还留给他一个重要经验，那就是“用英语调情不会羞于启齿”。

四

硕士李斯终于站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讲坛，当上了大学老师。那时的他刚刚经历了一次时代的巨大创伤，顿时显得无所适从，残存的理想主义使他焦躁不安。他教书育人，参加教工合唱队扯着牛嗓子唱国际歌。用李亚伟的诗形容――女生们隔着操场远远的爱他。终于有一天，他在大讲梭伦的瓦尔登湖而学生无动于衷时，他忽然悲哀的发现，他要为这批90年代的物资主义者牺牲青春，实在太不值得，于是他毅然递交辞呈。那时大学老师辞职尚无国家政策，人事处女处长问他档案如何处理，他说你拿回去擦屁股吧，该处长气得大骂“流氓”。于是他就开始了他长达十余年的流氓生涯。

李斯赶着时代的潮流下海了，直奔海南岛当了个企业秘书。数月后又觉万事皆非，重新回汉租了个小铺面，开起了一家翻译公司。所谓公司，主要业务是靠一台旧复印机代人复印文件，一张纸收两毛钱，一天要按500次才能保本。偶尔会接到一两单说明书翻译，总算可以显出他的专业水准。为了尽量让客户出血，也因为实在清淡得无聊，他往往会把英语先翻成文言文，再用白话解释以显示其服务质量。

生意最惨时，只好扩大经营范围――帮人代考英语。某日，一老妪在门前徘徊察看半晌，终于进屋要求李斯为其老伴代考，她的老头子想在退休前评上工程师。李斯说：我与身份证年龄太悬殊了吧，长的也不像。老妪说：我在门口反复观察，觉得神似。李斯说那得先收250元，考过再收另一半，如果事情败露就不退定金了。老妪认可，于是次日，可怜“神似”一退休老头的李斯赴考，先还在考场故装畏难以免暴露，结果仍被监考者怀疑。人家过来客气的询问――您今年高寿？他答曰54岁。监考者不信人间奇迹，又问――您的出生年月？李斯漏记了这一细节，大脑紧急换算，说出来还是差了一年。监考者说那你跟我们走一趟吧，可怜的前大学老师李斯只好夺门而逃，一路狂奔找到老妪说――抱歉，被发现了，老头身份证还被扣了。他看见老妪一脸悲凉，急忙掏出定金强行退给人家。好不容易飞来的一个大单，不仅弄丢了，还倒贴了赶考的车费。

商人李斯只好在唯一的一间办公室支起了麻将桌，一帮80年代的诗人正好都在汹涌的商潮之初手足失措，于是为了杠上花海底捞，终于又坐到一起来了。那时我则刚刚出狱，流离失所之际，他的“麻办”则正好成了我的窝点之一。

五

都说李斯公司最终倒闭的原因是不该聘几个漂亮的打字员。有了这几个美眉，哥们就有事无事爱去拜访，显得公司客源旺盛人气很火，弄得隔壁左右的公司都嫉妒的派人来打探门路。这些闲人多如我一样，还在所谓的“新时代”门前晃荡；好不容易见到有朋友竟然在写字间另立山头，一去就变得屁股沉重而口舌灵巧，一边和白领妹妹打情骂俏，一边找黑头李总蹭吃蹭喝。李总眼见自己的菜园被邻家的鸡践踏，自个的雇员成了弟兄伙的三陪，还得掏工资扮大度，一气之下，干脆白日关门赌饭钱，谁赢谁埋单。

一般来说，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一旦坐上麻将桌，就很容易变得唯心起来。比如要摸风要换座，掷骰子时候要念咄咄经。李斯麻艺不高，手气很臭，但在桌子上的话却最多。他在麻坛观察人生并予以及时揭露，总结了一套在江湖广为传播的训条。他说――赢家怕吃饭，输家怕天亮。吃饭万一点多了，赢家不仅白赢还可能贴本；天亮要散伙，输家就没法赶本。他又警告我们――千万不要把埋单的灌醉。乃因某些人不自觉，说好赢了付帐，结果装醉人事不醒，大家不能跑单，还得把他送回家去。

长此以往，江城唯一的一家翻译公司不仅营生见荒，而且往往大班台上都睡的有人，沙发的龙骨都被那些无枝可栖的男欢女爱者们，弄折了几根，偶尔来的客户坐上去就打滑，对公司的信任度也就跟着下滑了。他办公室的钥匙也像他的部属一样，往往不知被哪些哥们带走，后来那里竟然成了派出所的蹲守之地，连门房都只认一些来客而不认他这个老板了。

某夜他醉后不敢回家，也想回公司去住，门卫誓不开门，他只好捡起砖头把大门玻璃砸了，当然最后好歹还是睡成了――在派出所的木椅上。

这样的文人经商，天大的产业都要被这种操性给操垮，况乎白手。最后，李斯终于扛不下去了――挥泪对宫娥，散伙。一屋被哥们折腾得半残的家具，丢了可惜，只好拖将回去，弄得狭窄的私宅像二战时的防空洞一样遮天蔽日。

六

三十多岁的硕士李斯，失业在家，档案户籍都进了莲溪寺街道居委会。国家有什么最新就业精神或者治安戒律，要传达到基层群众，街道就来通知他去学习。夕阳红秧歌腰鼓队要在片区选秀，往往也能看中他的身板。房子是老婆单位的，他这个家属在其中混进混出的，像个下岗工人，只好破帽遮颜，甚至蓄起了长髯，把自己直接整成了一个新版恩格斯。

老婆已然是教授级大夫，女儿是小学的校花，他总不能就这样吃一辈子软饭。他起初相信共和国的股票坚挺，拿出私房的血汗去认购，很快就被套成了一些闻所未闻的国企的股东。割肉平仓没有余钱，只好喝酒骂娘。又见朋友买彩票中了小车，遂去博彩，人穷赌瘾大，经常看见他花一千元赌回来一板车洗衣粉和卫生巾。我们的嫂子见我们就说――这够我们全院的护士用一年。

官员和奸商都被总书记带进了新时代，只有老牌李斯还在90年代的春风之外飘零。偶尔被迫去开女儿的家长会，也只能坐在角落偷窥那些年轻女教师的容颜，回来和女儿讨论谁谁漂亮。兴致好时，会帮孩子作文，然后偷偷察看老师的评语。但凡评价不错时，都会打电话喜滋滋的告诉我――这回她老师给了95分。但多数时候是刚刚及格，那他也就瞒产不报了。那些小学老师哪里知道这是一个精通英汉双语的人，在为孩子捉刀等候一个表扬。

他是一个好读书且博学的人，对许多专业外的知识杂学，有着孩子般的好奇。肚子里的杂学多了，还喜欢追求一点格物致用。为了培养女儿的爱心，他把自家的楼顶平台封闭起来，让孩子养宠物。去宠物市场一问，才知道那爱心也不是他这种平民人家所能栽培的，于是改去了菜市场。女儿天性纯良，见爹地买回的是小鸡小兔，也无怨言，还是兢兢业业的喂养起来。鸡兔即使住进医院宿舍，该病照病，夫人是血液专家，对禽兽也束手无策。李斯便找来家里的各种医书研究，把内科外科甚至妇科儿科都操熟了，开始对鸡兔动手术治病。结果女儿的所有宠物，都在半成年阶段，被他好心的救治成了下酒菜――其中还包括一头羊和一匹猪。相处久了，虽是禽兽也有感情，女儿难免要哭，要罢餐。他往往会苦口婆心的劝说――你在精神上已经具备爱心了，现在爸爸得要教你在肚腹间具备爱心。

七

1996年我开始打工做出版，想起李斯有本书稿在箱底压了10年，遂动员他拿出来给我出版――这就是后来风靡了一阵的《垮掉的一代》。他那时大约正就着宠物鸡兔在喝夜酒――我们都有这个恶习――我说你作为编著者还是写篇评述吧，我们好到媒体去宣传。次日大早，他的传真过来，我一看就七窍生烟――他竟然用明清的骈文写了篇文章，搞笑之至，今日的媒体谁会赏识？我知道那阵子他闲的无聊，正在把明清笑话中的《屁赋》翻译成英语；文风所引，也就满纸乌烟瘴气了。

此书一出，便有多家出版社找他翻译，他总算找到饭碗。从此白日闭户，数月不到人间行走，没想到一不留神就成了中国最酷的翻译家。译着范围从《野兽之美》到《心理学史》到天文地理乃至妇科美容，似乎没有他不敢译的学科。这样一来，知识更显渊博，人生中的困惑也就更多，朋党中可以对话的也日渐稀少。

偶尔下楼来呼朋引类喝酒，大家声色犬马谈笑风生，他更是妙语连珠。但如果谁要谈及政治国家这些鸡毛无关的东西，并敢于为当局开脱几句，那他肯定顿时勃然，摔杯掀桌，拂袖而去。朋友们念他原本重情重义之人，往往又去拉他回座，大家酒已十分，他则会无端嚎啕起来。

译书对他而言，就是谋生，因此也就当是倚门接客，无心挑选了。他遇见好书如遇恩客，那是要赏玩文字，曲尽欢颜的。遇到无聊的书，只好胡乱几把，泻完收工。书籍出了百余部，评者自然也有讥刺乱译的，他唯一笑。只有我深知他的玩心，更深知他的语言造诣，无论英汉，皆在我辈之上多多。

所有的玩法皆让这厮觉得无聊之后，他说想去考武大赵林先生的神学博士。我们以为又是闹着玩，都认为他考不上，结果一年之后，赵林对我说――他确实比那些一直学哲学过来的考得好，只好取了他这个40开外的高龄博士生。

要上课还要养家，他便去应聘工大的老师，校方看他成果一大堆，却无任何职称，就说先只好按讲师待遇用。他也无心计较，好在可以把档案又从街道办转到学校，省得人家一天找他去跳扇子舞。一边要给硕士上课，一边要听导师讲课，跑得太累，我们就劝他买车。他到车市去看了一款最便宜的坤车，付完钱，自己还不会开，打电话找了个哥们去帮他开回家。就这样，他每天把庞大的身躯塞进那小蜜车，开始奔跑在两个大学之间。一边研究神学，一边把哥们继续团结在歌厅包房和啤酒间。赵林兄原本也是大家当年的朋党，他现在则恭称先生；而他带的学生，则一律叫他老大。他仿佛真是重出江湖的老大，经常把稿费拿出来带着一群大孩子喝酒，心下甚是惬意。

八

一个人爱上李斯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都爱。这种人是一般女性杂志称为“杀手”级的家伙，但又绝对不是那种要少女提防的色狼。也就是说，他是那种爱动真格的人，一弄就容易弄出个柔肠寸断。我常常对他说，你要不是读书多一点，很容易走火入魔进入花痴的境界。他自己多少也知道钟情者正在我辈，故而即使遇见九分可人的追求者，他也往往不太敢玩火自焚了。

应该说要评选年度“最差老公”和“最佳爱人”，李斯都可能榜上有名。作为丈夫，你不能说他格外有多坏――他顶多也就算个顽童，尘缘未了，玩心未尽而已。一旦后院失火，他会去混迹一段背包客的生活，找个网友谈谈人生苦闷。我们戏改《金刚经》说――射即是空，空即是射。他是很容易又感到人生空虚的，空了又回来继续操持家务――家里的厨务，一般来说，他是包圆了的。

他会时常玩些正常人认为“发神经”的事儿。比如突发奇想，中年要改行学吹鼓手，就去买个唢呐回来单练。深更半夜的医院宿舍，如果出现鬼哭狼嚎的怪异啸鸣，大家都知道，肯定是胡医生的家属又在吹号了。其夫人永远要被他的各种胡思乱想弄得哭笑不得，有一阵子，他忽然开始研究中医养生乃至内外双修之类，自己按图索骥去抓来各种草木在家里熬制药膳，可怜一支老肥母鸡，被他煨成了一副十足的汤药，苦涩难咽。太太绝食，他只好动员女儿和他同甘共苦。他还要装出啧啧有味的样子，最后自己也无法吞下后，只好拿去喂楼上的宠物猪。家人未能进补，猪却开始发情打圈。

好玩的人做事也有认真之处。某日朋友送来两只脚鱼，我们分工，他杀我烹。我把各种配料搞齐了等肉下锅，跑去一看，他还蹲在地上吭哧吭哧的肢解，周围摆满了各种各样的电工工具和医疗器械，刀叉剑戟一应俱全，手上还拿着螺丝刀在拆卸那王八盖子，一边骂骂咧咧――这玩意日马太结实了，根本就不是人吃的。

九

嫂子是弟兄伙公认的好女人，知识女性，年轻时也饶有姿色，热情宽厚。可想而知，他这种人要不碰到个宽容的女人，那日子还不过得飞叉扬戟的。但即便如此，小两口早些年，也难免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儿扯皮。古人诗云――贫贱夫妻百事哀，我是从他们那些年的生活里看出了这种苦涩的。

婚姻本来就是现实的制度而非理想的，放在他这种性情中人身上，自然需要太多的磨合。他在某种程度上，一个极端西化的人，却还抱有许多封建夫权思想；面对夫人的批判，他总是自我解嘲的说――男人嘛，你不能要求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从我这儿改变嘛。

江湖谣传，他曾坚持数年给初恋情人暗寄情书而从不留地址，他又是个蓬转无定的人，等到这位被感动得心花怒放的初恋终于找到他的萍踪侠影时，两人皆各有所托了。女人有悔不当初的意思，愿意为之留下而放弃温哥华；他面对本无过错的妻子和天资过人的女儿，同时也不希望对方放弃多年努力终于可以成行的好事，只好拒绝了。事关隐私，或者不实；但有个真实的细节则无可隐去――多年后的某日，李斯大醉，深夜打的，司机问去哪里，李斯泪流满面的说：去温哥华。司机愕然。

我知道暗恋甚至明抢李斯的人不在少数，他在多数时候显得像一个“不勾引，不拒绝，不负责”的人，但仍有少数人会弄得他撕心裂肺。一番风雨一番秋，玩着闹着就到了中年，荡气回肠的往事都会渐渐被自己刨土掩埋。

一般而言，他是一个可以给朋友带来欢乐的人。那些来来去去的雨啊，渗进土地，最终还会蒸腾为云为烟，为各自心头横抹的晚霞，于枯淡的人生里暗藏一道隐秘的奇观。

在最近的一次讨论里，他略显悲哀的问我――当我们不再有激情，不再有能力去爱时，我们的生活还剩下什么？我说不会，我们这一代的青春期将会无限延长，会永远充满老年维特的烦恼。他听后大笑，他说你的乐观确能感染我。

十

回想起来，诗酒订交已然22年，那时的我们还相信国家热爱生活，相信有一个远方值得我们去追寻。那时的他总是收拾完行装，来邀请我和熊红陪他去扒煤车，说拉到哪里算哪里。他永远有无数个新鲜有趣的主意，邀约我们去实行。

90

Chapter_6

年代我和他相隔幽明，他怕我在里面绝望，来信鼓励。他说――外面虽然经济繁荣，许多人富了，但你不要急。等你出来，我们可以成立一个精子销售公司；熊红的形象好，先拿他挤起卖，估计他还没挤完，我们都发了。把我顿时说得眉开眼笑。

他每回来探监，总是要抱着两岁左右的女儿，趁管教不注意，急忙从孩子的襁褓里摸出一瓶二锅头，暖烘烘的塞进我怀里――这在监狱是大忌，一旦发现，连他也要受罚。他知道兄弟好这口，只好把孩子弄来做地下交通员。

古人说白发如新，倾盖如故，这种高谊在我们之间始终保持。而今的他，正在英国乡村的一个贵格派教堂里研修神学，彼此电邮往返，既谈天问般的玄言，也谈同修们的颜色。

我想说他是一个十分纯粹的男人，是少数能坚持不落俗套的活着的人。与他讨论任何正邪话题，他都可以妙语连珠。其幽默充满智慧，但内心又是非常的伤感和绝望。某日在一歌舞厅，我们目睹一群流氓冲上舞台追打演员，可是我们已经老得没有力气打抱不平了。于是他掩面痛哭，他摇着我的肩膀哭喊着质问――这就是我们留给孩子们的一个国家吗？

我为此感到锥心的疼痛，我深知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但我们却都早早的放弃了任何努力，且任凭酒色财气也无法疗治我们积年成疾的内伤。即使是一个老酷客，最终也会像最后一个莫希干人一样，消失在时光的深处。

革命时期”的浪漫　

一

大理的冬天完全是个无雨之城。初来乍到，我几乎被每天的蓝天丽日烤枯了；许多年来积存在身体内部和心中的潮湿，仿佛正在一点点烘干。人如果不被往事浸润的话，在这个疏世独立的古城，原是有可能坐化成一具精神木乃伊的。

然而，很久不响的电话终于还是惊动了午后的枯坐――我想，在中古时代，这种铃声的旋律，大抵类同于雪夜柴扉的剥啄――多有可能是某位乘兴而过的高朋，来云中访友了。但我看见屏幕上的来电显示，却是“无法识别”几个令人扫兴的汉字；就像都市中人透过猫眼，窥见门外的一张陌生面孔，多半连迎迓的兴趣也会丧失。

一瞬间我想起趣友李斯，某次接到一个电话，对方是那种千娇百媚的女声，一听见他那粗哑的牛吼，急忙道歉说――对不起，我打错了。他急中生智赶忙说――也许你并没有错啊，我们何不聊聊？人生有一点美丽错误难道不是同样也愉快吗？女声咯咯的笑了起来，于是电话也就将错就错了。

李斯是我非常心服的知交，一个研究神学的人，常常能从俗世中发现真谛。他喜欢给我灌输一句名言――好运气只会敲一次门――意思就是说你要开门开晚了，人家就去敲隔壁阿二的门去了。于是，我还是接听了这个来历不明的电话，潜意识似乎也在渴望李斯式的错误；用《简爱》中罗彻斯特先生的话说――是过错而不是罪过。

二

80年代末期那个著名的“春夏之交”时，我正好也在南方的一个岛上享受太阳；海边的阳光向来潮润，而那一年，于记忆中则似乎更湿且蒸发着腥味。

我每天下班后，先回陋室脱下警服换上花里胡哨的便衣，然后骑上摩托就往海滩跑――对了，那时我竟然是该市的警察――连我妈都不怎么信。

那时这个国家已经沸腾了。好像除开总理府，从上到下都在同情那些街上的孩子。我过去也曾经是爱上街玩的孩子之一，现在脱下袍子换袈裟，自然就不便去赶场子了。尽管许多过去的兄弟频频来信相邀，我依旧孤悬海外似的在做逍遥派。当时的形势正好还在喜剧和闹剧之间，绝大多数人都相信，这回恐怕大人要向孩子赔礼了。于是，我对一些故人戏说：我就不来摘桃子了；万一你们挨打了，我再拿屁股来帮你们接板子。

岛上的孩子们要比大陆的上街晚一月多，于是警察们也就少受些累，我以为。某天我经过一中，看见一群孩子在募捐，那时我工资不够吃喝，心中有感，还是忍不住塞了些散碎银子到那纸箱中去，以示雷子也是人嘛，天良未泯而已。次日上班，政治处的朋友笑着暗示我――你那点钱请我们喝酒不好？我才知道原来“国家”并未逍遥如我，他们还是暗中忙着。

五月的黄昏我从海滨归来，只见满街突然人流如潮，往省府门口滚动。我几乎忘了我的职责时，一个头儿看见了旁观的我，严肃的说：快回去换衣服，到省府集合，你负责陪局长。我急急如律令赶去时，但见红旗开处，两厢人马已然射住阵脚，各自席地而坐，仿佛歌咏比赛。我方对阵的是武警，咱们干警则不用去搞人墙拔河，只在人群中游弋；我更舒服，当王朝马汉陪首长对话。

当月的流行词还是“对话”。各地都效仿京都，一方鼓噪着要和当家的对话，一方坚决只派宦官出场对话――其实双方皆未弄清到底要对什么鸟话。岛上气候已经很热，孩子们都是夜里才出来爱国，我们也只好苍蝇陪着蚊子熬夜。等他们的代表和大内的寺人海阔天空“对话”完毕，五更时再派车送孩子们回校，我们才能回去睡觉。

那时我依旧只是生活中的旁观者，每天颠倒黑白，作为内侍，在省府礼堂的对话室静观风云变幻和世相百态。我知道我心灵的方向，常常又忍不住为双方的愚蠢而暗自捶胸或者面壁苦笑。其时，我真未意识到我会为这场八不相干的戏剧改变一生；当然，也没想到轰轰烈烈的街头革命正把一场浪漫情感，悄无声息地推进我的心中。

三

运动的后期在海岛确实显得有趣而无聊。日复一日的夜坐，革命歌曲回放，然后瞌睡来了就结队往武警的人墙上冲，两厢比赛体力，都不兴出拳脚，顶多从后排往士兵一方扔拖鞋，累了再坐。干警只负责监视大人，谁要在背后演讲鼓动，那还是要请到局子里去的。

岛上当时是所谓的特区之特，“小姐”之多闻名举国。某夜一女士在人群中慷慨激昂，凌晨被密捕回来，一问，是在某桑拿上班的。处长拍案大怒――你一个小姐，你不去好好陪客，你来凑什么热闹？该女士义正辞严――小姐，小姐怎么了？小姐就不许爱国了？处长竟然一时语塞。

我确确乎有些疲倦了。我偶尔不免在想，我那些内地的哥们如果就是在参与这样一场猫捉耗子的游戏，实在也没什么劲道。于是，我开始在人群中用目光“猎艳”，搜寻一些美好的面孔，用以聊销长夜之无奈。

每夜的对话时间，都有记者团的围观――本质上他们也是凑热闹；我从未看见一篇写对话的文章发表出来过。我终于在大群女记者中发现了一张让人记得住的脸，不，不是脸，但也不是身段。是什么使她吸引了我的眼神呢？我其时的身份使我可以放肆的在一边捉摸。我终于明白了，是整个的“态”。古人说女人之美，最难描摹者在“态”，我为这个女孩的态弄得几乎忘记了我正身处于一场大历史之中。

准确的说，她并不漂亮，也不高，甚至还偏黑；剪的齐耳短发，不蔓不枝，素面朝天，衣饰也简朴之极――但她就是能从大片的脂粉裙钗中跳跃出来。她得体地寻找机会采访各色人等，表情清纯，身上透出一种活力。这种态势确实能够打动人，尤其在那时的海岛，她就是一种耐人回味的舒服。

我甲胄在身，不便接近，只能隔着黑压压的愤怒人群远远的爱慕。人的目光有时仿佛一道引线，自会不知不觉中牵起一场缘分――我终于看见她一步一步朝我走来，然后止步，然后用一口纯正的北方话问我：警察同志，我可以采访你一下吗？

当然可以。但我在执勤，我现在不能以我职业的身份回答你；如果你乐意了解我的个人看法，我可以在天亮后无所不谈。――我这样的回答本来就会让记者敏感，更让她吃惊的是我的外地口音。那时全岛几乎没几个大陆警官，我是建省后第一个去报到的所谓“人材”。于是，谈话由此展开。我来自鄂省，她来自豫地，在那年的海岛，就自然有种老乡见老乡的亲近了。天亮时，人群散去，她的住地略嫌偏僻，岛上危机四伏，我主动要送她，她跨上了我的摩托，因而也必须要抓紧我的腰背了。

在早晨潮湿而凉爽的海风中，一个年轻的警察，驮起一份与大革命极不协调的温柔，狂奔于市井巷陌之中。我至今想起那一初始画面，才觉得有些招摇而脸红。

四

那一段时间仿佛整个国家都在过一个漫长的狂欢节，许多行业都在休假，即使公门衙役的我辈，也都要求白天休息以便夜战――只有政保处的稍微忙点。孩子们每天昼伏夜出，一如初恋般的马拉松式约会，准点且兴致盎然。我当时虽然有些置身事外的超脱，但却因为一个人的出场，而使我对这场周而复始的游戏渐生向往。

她本不必夜夜光临，因为事实上并无新闻可言，但她却总是如期而至；而我们也总能在攒动的人头中迅速发现彼此，然后不经意的挤到一起。在两厢人马偶尔的冲突时，我竟然有时忘记守卫局长，却去扮演一个保护弱雏的英雄。海岛的夏夜原本短暂，几乎尚未开聊就要被黎明打断。我送她到楼前，永远止步于楼前，看着她爬停了电梯的12楼，我再崇高而疲惫的打道回府。

这种朦胧的交往起始于孩子们的推动，如果运动戛然而止，我们是否会中止这场随波逐流的相约，迄今我都并不清晰。张爱玲似乎说过――为了成全他们的爱，一个城市倾覆了。放在那时的我来看，应该是一个国家都倾覆了。我已经不记得我潜意识里，是不是希望过孩子们的革命永不到底，以便我能夜夜张生，长待西厢。

我开始邀约她参与我黄昏的海泳，半裸的人生也许更见坦诚和真实。最初我竟然提醒她，不要游得离我太远――我还以为在人海外自己仍是保护神。结果比翼齐游，很快她就不见了，她朝外海游去，其玲珑的身影转眼就消失在潮线之下，我既不可望更不可及，只能游回黄昏的海滩等候，通常是晚霞散尽，她才拖着夜色回来，然后轻松的说：今天大约才五公里吧。我内心不免紧张，万一她要被退潮拉走了，我该向谁交待，我甚至不知她的家人何在。

我们喜欢背对着海水座谈，海浪不时的打过来，把我们朝岸上推。那时的形势已经开始紧张起来，暮色日渐加深我内心的幽暗。我对这场运动的真实看法，开始在她面前袒裎相露。她无意政治，却因我而不得不北望京华，夙夜兴叹。我们徘徊在水与岸之间，很难预知浪涛究竟会将我们打向哪一边。那时，我们连手都未曾相挽，其实在人世的风波之中，原是很容易失散的。

五

我后来有过一首叫着《祭坛》的诗，有句子曰――绝伦的屠杀总是在最美丽的早晨开始。但远在边陲的我，事实上是在那个永不褪色的日子的当晚才知道，那时首善之区大约已经洗完街道了。

朋友雷跑来告诉我，那是在我的一个租住楼里，当时还住着梓夫和我几个朋友。我们听罢都哭了，一个小弟买来一瓶酒，大家望空酹祭。我对梓夫说――我决定辞职，绝不当鹰犬了。梓夫知道我的性格，不便相劝，只是用红红的眼睛看着我。我醉醺醺的骑着摩托就出门了，海岛的初夏之夜似乎还充满着和平，我们所获得的消息都来自于外电――那时的传言都是内战即将爆发。我别无选择，决心北上参加义战。此去生死未卜，我唯一想的起来要告别的，大约就只有短暂认识的她了。

我半夜爬上了她的12楼，她很吃惊我的到访。为了不打扰她的同屋，我们站在门外。她也已经知道了首都的剧变，我说我就是来告个别，明天就走了。她问为什么，那时的我充满了慷慨激昂。她默然，然后说让我陪你下去走走吧。我们下楼，相对仍是无语，又确确乎有点难舍。我说那我就带你在小城兜一圈吧，也算我和这个城市的作别。

我带着她狂奔在夜色中，我忽然感觉到她第一次将脸贴在了我的后背，我穿着短袖警服，顿时感到背心一股暖流――她在默默的流泪。那时的小城格外安静，路灯很少，我的车灯忽然照见前方有一队人扛着花圈沉默地走来，整齐而毫无喧哗。我不明所以，停车于街心，队伍走近时，我才从花圈和祭幛的文字中发现，原来是海大的几十个勇敢的学生，在遥祭那些无辜的死难者。我肃然起敬，对着他们行了个正规的军礼。他们突然看见这个拦路的警察没有恶意，且向他们致敬时，心中的悲愤如河决堤，顿时集体痛哭起来。在那一刻，我自觉鼻酸喉哽，心中耿耿然一股浩然之气。

我带着她骑到了海滩，在一片漆黑中只听见大海的咆哮。面对着海峡的深远不可测，仿佛面对今后的命运。她只是隐隐的啜泣，我去扶起她的肩膀，她靠在了我的胸上。她断续的祈求――你把今夜留给我，好吗？

我默然，内心感念万分，但想到此后的不测，我只能拒绝。人在那一刻，原本是能因一些巨大悲哀而变得高尚的。我说还要回去写辞职信，还要收拾行装，还要处理许多事情；假若我还能活着回来，我们肯定还会重逢的。我们泪脸紧贴，像两个站在危崖上准备殉情的少年。

六

那时我们还处在一个信息不发达的社会，即便我在“内部”，也所知有限；但知道惯例，****之后必将是大搜捕――我想我的一些弟兄在劫难逃了。我在深夜开始奋笔疾书我的辞职报告，洋洋数千言，青春的愤怒使我唇枪舌剑对当局大加挞伐，并义正辞严的发誓――绝不做鹰犬和刽子手。

次日早晨我进到办公室，平静地对几个同事说――我辞职了，请帮我把这些交给领导。我把报告放在警帽里，连同警号警徽等。大家知道我何以抉择，也并不相劝，感叹着告别而去。等我到了广州，才知道京广线还没通车，我想请个的士开回武汉，司机都说兵荒马乱不敢上道。我只好在朋友处等到10号，终于才得以北上。

母校14号还搞了一个十日祭，场面十分感人，作家班的朋友拟写的悼词风传世界。到了此时此地，我才知道没有反抗，只有逃亡，我无能为力，只能聊尽菲薄。【此中的故事留待后日吧】我辞职去后，局长大为恼火，在全国系统内出现我这样的“叛徒”，于局里是难堪的。处里通知我家人，要我回去，只要认错，尚有生机；父母操心如焚，辗转求我即使辞职，也先回去办好手续。我正好受人所托，也要回去一趟，正要成行，武汉的朋友告诉我，有个海岛的女孩来找你来了，一番描述，我知道是她竟然寻找来了。那时如处乱世，我只留言岛上见，便先回了。

这已是七月了，原先还在观风的各地各部门，已知大势所向，终于开始行动了。内地的追捕组也都纷纷住进了“我局”。局里要我报告出逃一月的全部活动，我拒绝，坚持辞职。而此时，w君的联络人也来到我处，她也从湖北回来了。我将来人藏在我租来的一所村居里，她隐约感到来人的重要，给我说可以安排到她那儿去。我想此事的危险，还是不要祸及无辜为好，就拒绝了。

三天后的一个深夜，村居被包围，连我一起给抄了。我还算是现役警察，交给本局侦讯，来人则被航运走了。再之后，w君也被捕，牵连一圈人入狱。【事见海外出版物《情义无价》】我在审查阶段，给局长长信两函【这个内心善良清醒的人已经去世，谨此哀悼】，局长在一个黄昏独自来看我，然后说，你辞职回去怎么办？我说回山，当无大碍。他暗示我说，那你自己走吧，手续以后再说。我终于千里走单骑――一个人骑着摩托向故乡的深山赶回。

临行之际，我和她再次告别。乱世儿女，没有任何相约相誓，除开无可奈何的泪水，终也无从说起。

七

1992年的春天，我在武昌起义门55号勤奋的打扫高墙下的狭窄院子。身上穿着蓝底白杠的制服，头发则早就剃光了。那天的太阳似乎很好，一个外勤的囚徒进来悄悄告诉我――你姐姐带了个女孩来看你，不让进来，你姐姐正和他们在吵架。我站在平台上守候，我急切地想看到是哪位朋友难中相访。李队长是个好人，见我违纪张望，过来劝我进去，说他们正跟上面交涉。我说我只想知道是哪位来了，李说是你海南的女友；估计不会让你们见。

我大约猜到是她来了，果然一会儿，她出现在第二道铁门外。我们之间相距十几米，隔着铁栅栏可以相望，但不能大声喊话，于是只好互相傻笑；偶尔趁管教不备，问一声还好吧。就这样痴痴傻傻的对望了十几分钟，心中有万千伤感，此际也唯余一笑了。我潇洒的拍拍秃头，表示一切皆无所谓，然后不断挥手让她离去，我不想连带她再挨一场不必要的呵斥。

这一面，于今就算是最后的挥别了。那些年大抵有过一些通信，因为都要接受检阅，自然也只能各叙别况而已。我鼓励她去恋爱，她也清醒的认识到我并非一个可以做丈夫的人；经此剧变之后，人都忽然长大了，所谓百年心事归平淡，轻松交往之中，反而多了如许理解和爱惜。

1995年，我出来之前，她结婚了，正计划出国。我赶到海岛，隐约还想送行，以表达积年的谢意。她却正好回老家办手续去了，缘悭一面。之后，她来年会突然来信或者电话，告诉她做母亲了，又做母亲了，再做母亲了。大家寒暄问候，万里之外，聊存一分高谊。而我自己，则仍旧在人世间谑浪风尘。十几年过去，许多故人都在人海里一去无迹，想到各有一份各自的福报，与其相濡以沫，还真不如相忘于江湖，渐渐往事也就开始漂淡了。

从青春革命到醇酒妇人，这几乎是我们那一代多数人的宿命。虽然并不曾为当初的激情理想和轻生躁进而后悔，但所有的浪漫最终都会复归于现实。而现实的铁栏，何曾有过稍懈。那些被改变的命途，相对于那些被毁弃的生命来说，却又终归是轻如鸿毛的。而我们在苦难中所经历的温情，已然是苍白岁月里的灿烂底色，对此，我们又何能怨怼。

八

又是音讯杳无的两年后，一个来自南太平洋的某个岛屿的电话打进了苍山脚下。她说她偶然上网读到了我的一些文章，她没想到在那之后，我又经历了许多。我们依旧是笑着说话，嘻嘻哈哈的仿佛最初的时光。但17年意味着什么？一个那年出生的孩子已经开始上大学，但他【她】却可能完全不知道当年的血火故事，更无法想象会有无数的人失踪或者远走天涯。

历史正被人有意的掩埋，当所有惊心动魄的往事都焚毁于心炉之后，一切确如昆德拉所说――万劫不复了，仿佛从未发生过一样。

她说你是该坐下来写了，你也许需要一个花园，一片草地，一个面朝大海的房子，当然最好还要个真正欣赏理解而又毫无要求的女人。她说可惜你还没有一个可以自由写作的土壤，可惜我都老成三个孩子的母亲了，也无法帮你。然后我们就开怀大笑，那种真正纤尘不染的笑，一如当初一念不生的哭。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只为学会爱而不是恨，但恩怨尔汝的男女却往往彼此留下太多的伤。经由一个遥远的讯问，于这异乡的村居勾起些许遥远的记忆，放在多悲多怨的尘世，就算是温馨的茶酒了；咂一口，曾经涩辣的苦，竟是回味中的甘，我们对今生就该说――不虚此行了。

球球外传　

——一个时代和一只小狗的际遇

一

好久以来，和它相对枯坐在苍山下的茶隐村舍时，看着它那双忧郁的眼睛，我都不免要想——也许今生，该要我为你树碑立传，而不是你为我去守坟了。因为按自然规律，人的命再贱，不出意外的话，总要比一条狗命要长。

尽管村舍里来来往往的过客，都因出于对这个小杂种的喜爱，而动员我写写它；但我总是乐观地设想，还早着呢，它才三岁。比照人类的生命周期，它正是青春岁月。也许我们还要相依为命熬出更多的故事，才轮到我为它哭泣，为这个世界讲述一只狗的颠沛流离。

然而人事尚不可测，况乎畜牲道。无妄也罢，意外也罢，一切可以降临到人类的灾难，本质上狗类也不能幸免。似乎09年注定是一个残忍的年份，大年初三，侯哥来电幽幽地说——球球走失了，年前就已失踪，世存兄怕你伤心，没敢告诉你。

在电话里，我只能达观地说——狗也有狗的命数。在恶的人间世，它不能指望终身都能遭遇善意。大限到了，一切都在劫难逃。再说比起它的同胞兄弟姊妹，它的奇特际遇已经可谓前世的福报。更何况，一去不归的它，也许原本如世存兄引用的龚自珍的诗，它是“空山徙绮倦游身”；念念此去，或者入的竟是锦衣玉食的门户，而无须追陪几个潦倒江湖的书生，再过这种“朝秦暮楚”的无根生涯了。

往好处想，只为聊宽老怀。失踪的故事于我的真切隐痛，原不陌生。世间何处无刀俎？你我谁谓非鱼肉？人犹如此，狗何以堪？这样说来，悲声便可压抑。但是许下的愿——为球球传——却是我这开年的创伤之夜，必须要偿还的孽债了。既是为它，也为它那几位自我流放在祖国的卑微父亲。

二

球球的身世血缘，是我断续听来的。流浪在丽江一带的许多落魄书生音乐人，偶尔在大理邂逅它，会认出它是诗人廖亦武【笔名老威】的养子；会向我大致讲述一下它的来历。而我自己，则迄今未去向老廖质证。

老廖是80年代初即已成名的第三代诗人，20年前因为那场现在改称“风波”的事变，邀约了李亚伟万夏刘太亨等几个诗人，准备独立拍摄一个诗歌纪念片而入狱。其它兄弟陪坐了两年，他是首犯，坐满了三年。之后失业，靠亲友资助在成都开了个破茶馆度日。他岂是会当垆卖茶的人，牛鬼蛇神的访客多了，生意自然就要凋敝。

他原本刚烈耿介之人，初出来那些年，因为憋屈和块垒太深，仍不免愤世而壮怀激烈。先是写了一部《中国底层访谈录》，用本名在一家出版社出了，很快被有关当局查封。后又换成“老威”的笔名，在我一师兄的出版社改头换面推出，结果连带两家社都被警告。文人着书既为明志，原本也要为稻粱谋，即便死缓获释的刑事犯，社会也号召要挽救失足，要给一条出路。但是对老廖一干人等，却是暗中规定不许在国内发表文字的。好在今日之国，已无法堵截外媒的约稿；于是老廖的著述，还能被翻译成数种文字在海外梓世，甚至还能频频获奖，勉强靠一点菲薄的润笔维持生计。

我和他劫后重逢，已经是在风波十年之后洗净长街的京都了。那时我在打工经商，他背着几管尺八长箫，像一个负剑游侠，暮夜和岳建一兄来地坛访我和张新奇。酒罢他拔箫独立，对我们说他在狱中拜师，学会了这稀世之音，要为弟兄们啸傲一曲。于是众皆默然，听他在昏昏灯火下，吹他的零落栖迟江湖夜雨。

老廖的箫艺如今在江湖上已然有些名头了。那时的他似乎还不免生涩，也许身上还有积年的内伤，中气断续，在古堡般的地坛暗室呜呜泣诉竟如长安鬼哭。尤其是他在吹奏相传是嵇康遗谱的《酒狂》之时，中间顿箫，插入一段肉声的长啸低吟，竟逗出我与诸兄的清泪数行。箫本管乐中的伤心之器，向来难作欢声。春雨楼头，冷月道上，它都更像寒士流徒的佩剑，容易伤的只是自己的肝肺。放在老廖的光头络腮下，自然不作尘世之响了。

其时，他是流窜来京拍摄电影的；匪夷所思的是，这回他竟然是出演男主角。和他搭戏的对手，也是大名鼎鼎的京城老枪——《今天》派的诗人芒克。导演是扶桑归来的李樱，拿的是日本国的小额赞助，讲的却是中国的故事。这两位从未上镜的诗人，像模像样地破天荒来表演正经的故事片——这实在让我们觉得好玩。

记得拍戏间隙他来地坛时，秃头上包扎着绷带，隐隐渗出血污。我以为他是戴着行头来的，问他只是憨憨地笑。后来李樱和老芒克告我，原来戏剧情节中有他用酒瓶自砸头颅的一幕，所有的电影都是用的预碎的道具，而他坚持要来真的。结果自然当场就自个开瓢了，现场血腥，他坚持演完才被拖去医院。在中国，他也只能演这样的地下电影；虽然该片也曾在东京电影节拿过一个鸟奖，但他，依旧是无法北漂戗行成为明星的。就凭他这样爱玩真，恐怕这个行当甚至这个世界，都难以放下他了。

三

球球的生母大抵原是丽江的一只流浪狗。四年前当老廖被都市驱赶而流落到这个古城时，也许同病相怜一见钟情，遂收留了这只相貌平平且血缘混杂的小母狗。那时，他再婚的妻子——一个原本贤淑漂亮的女人，实在不堪他那种不时被警员叩访的家居生活，终于挥泪告别了他。于是衣衫落拓的他只好飘到边地，在一条游踪罕至的深巷尽头，一个唤作38号院的纳西木楼中，暂时赁居小驻了。

因为他的存在，38号院在今日的丽江古城，几乎已经成为一道江湖背包客的人文景观。谁要在滇西北一带厮混，肯定都曾去朝拜过这个码头。也许因为寂寞，或者出于生计，他把这个死气沉沉荒草萋萋的小院，异想天开地办成了一个音乐酒吧。

说他异想天开，是因为这个小院，实在太像聊斋志异中的某个鬼狐出没的背景了。院子古老且久无人居，燕泥蛛丝覆满空梁，窗外就是荒草颓墙别家的废墟，常有鼠蛇游离。他廉价租来后，只是在泛灰的墙上，找人胡乱涂鸦了一些非仙非道的图案，歪七竖八地扯了几条风马旗，挂了几条哈达，垃圾堆废品站去扒拉回来几个缺胳臂短腿的桌椅，然后就开张了。

没有字号招牌，没有工商注册，没有霓虹灯饰，没有像样的酒具，甚至没有红酒洋酒，只卖啤酒青梅酒和烈性的青稞酒——这也就只有老廖，才敢在这个国际性旅游胜地，开这样一个奇特的酒吧了。即便是我这样的老客，今天要去那阴森歪曲的寂寞深巷，不问路是仍然难以探出门径的。可想对一般的游客，那是绝无可能成为他的座上宾的。

问题是即便如此简陋，他那里依然门庭若市。乃因他那一管双截棍似的箫，每夜像一个埋名江湖之高手的暗器，总能洞穿那个喧嚣小城背后的枯寂，以致洞穿无数偶然过往的畸零者的心灵。于是许多人去过还转顾，坐下即沉醉——到了后半夜，常常满屋乌烟瘴气，地板上随处躺着的都是醉客。本来屋里就只点了一个5瓦的普通电灯，晚来的客稍不留神，就会踩踏上一些红男绿女的肚皮。因此，打架斗殴也就成了他那里长年的保留节目。

老廖原本有匪像，天生有叛骨，江湖有名头；虽然店里雇不起丘二伙计，但时相过从的丽江老炮，多数便成了他的兄弟。偶尔有新客闯来，不识风色，信口论起时政而又偏袒伟光正的优越，那就很容易被抬起，直接从二楼扔到墙外的荒草中去。派出所先还来问问，见摔得多了，也没出人命，只要听说是38号的事，便再也不肯来叨扰了。周边居民听惯了这里的鬼哭狼嚎，只当是鬼屋闹鬼，也懒得去投诉了。

那一年的老廖，夜里是长箫当哭，白天是和球球的生母牛衣相对，就物资层面上说，也就算是一最低级别的醉生梦死了。当他终于邂逅并留住一位今天还在陪护他的女人时，球球的生母也到了发情期，开始背着他翻墙越脊去寻找艳遇了。当这个小母狗的肚皮日渐紧绷之时，老廖才开始意识到要做养父的责任，以及还要重新做人的责任。

四

球球的生父是谁，似乎大家皆不甚了然。有的说是一只沙皮，有的说是京叭，总之肯定也是一个贱种流浪汉。球球一胎堕地的大约有四姐弟，也许因为血统驳杂身份卑微，个个皆无福相。要放在富贵之家，母狗临盆也是一喜；可是狗命如人，投胎到老廖的38号，几乎注定先天带着悲剧符号。只因酒吧原非餐馆，尤其是老廖的吧，多的是酒，缺的是骨头。当老廖自己都是有一顿没一顿的时候，可想而知，这一窝狗崽岂能好过。

小狗如庄稼，撒在地里即便不追肥，自个也会悄然长大。但哪怕也算孪生姐弟，各自的命数也因落地的时辰微异而天壤有别。在成长的过程中，一只先夭折，一只被抱养，一只迷失在古城八卦阵一般的巷陌中，可能率先上了哪家的餐桌。唯有球球，抑或先天便憨厚，长相也无足称道，竟然在38号的混乱生活中，像猪一样活得安然自足。因为它的胖，憨憨的模样神似老廖，过往的熟客便即兴唤作球球，于是这一名字就这样进入了历史。

38号的地下音乐在丽江日渐成名，各地的浪人也多慕名而往，使这个原本萧然的小院慢慢有了人气。尤其是那些背着吉他漫游在大地上的天下客，更把这个20平米的小楼当成了问鼎中原的大舞台。经常看见的场景是，一些被酒色摧得嘶哑的歌手，跳到桌子上放歌，满地的男女醉鬼一起合唱——当我已老到不能做爱，你还爱我吗？——就是这些即兴音乐，常常也能触动离人幽怀，现场勾出无数涕泗。

老板兼酒保还兼乐手的老廖，那两年倒是再无衙役打扰，但生计不愁之时，文事却日趋荒芜。女友也厌倦了这种天天打打杀杀的日子，北归读书去了。老廖看着硕果仅存的球球，忽然便有了觉醒——决定回耕砚田。眼看望五的他，如果以酒业终老，那确实辜负了那几年深牢大狱。于是他决定带着球球南下大理，把酒吧转给了另一个流浪乐手阿泰。因为他要是不离开丽江，天天缠着喝酒的弟兄太多，实在也无法闭门耕耘。正应了那句名言——出来混，早晚是要还的。于是他毅然背着球球——这几乎是他唯一的情感羁绊了，为着内心中不离不弃的承诺，向苍山洱海唇齿相依地飘来。

客车原是不许人畜同行的，司机死活要他丢下球球。可怜原本暴怒慷慨的老廖，在那一刻竟然为了怀中的一只杂种小狗，而不得不委婉乞怜，坐在车门边耍赖求情。一车人看他情同父子，抑或也被球球那天生忧郁的眼神打动，终于说服司机，就这样移民到了南诏古城。

五

这是公元2006年的夏天，我因毁家之变，也因厌倦了京城的碌碌生计，放弃一切，只身来到大理。正可谓人生何处不相逢，我赁居的小院就在大理城墙外的南村，而老廖则正好寄身在我旁边不出一里的一塔寺下的一个客栈。

他牵着球球来为我接风，开篇也就是一碗味道极好的羊肉面而已。他因是长包的农家客栈的一间房，每月450元，除开床铺和书桌，基本也就家徒四壁。卖文维生，自然捉襟见肘，不可能天天上餐馆解决伙食。他只好买了个电炉，再买一些杂粮，每天闭门写作，靠熬粥勉强度日。可怜球球一个天性的肉食者，也只好和他开始奉行素食主义。

狗乃忠臣义仆，即便生计拮据，胃口枯淡，还是每天摇头摆尾地看着老廖写文章，渐渐也有了几分儒者气。老廖自己也被所谓的八宝粥喝得馋虫涌动之时，便会牵着球球晃晃悠悠上街，拿牛杂肥肉解气一场。那时的球球多会在大快朵颐之后，见到小母狗就四爪抓地，和老廖强项对峙。

有母狗的主人乃美妇，看见这大小俩雄性胖子在当街较劲，生怕自个也遭遇非礼，柳眉倒竖抱着爱犬急逃。球球的被歧视连带老廖的人品都受到怀疑，他老脸上不免泛出尴尬。其实，老廖自己都没有夜生活，多少也能感同身受地理解球球的诉求。偶尔便也松开缰绳，让球球去扬鞭江湖寻找艳遇。

但是球球每次兴尽而归，都满身煤灰，黑乎乎地像一个疲惫的矿工，老廖就有些起疑。一次老廖跟踪查访，发现原来路口有一个做煤球的人户，养着一只更加邋遢的小母狗，痴情的球球原来每天就是在这里守候厮混，彼此追逐得风尘满面的。户主也是贫寒之家，经常是锁着那个素面荆钗的；看见球球来围着不怀好意地转悠，便有些厌烦。看见老廖就求情——不同种，搞不得，搞不得。老廖又是自尊心很强的人，看见球球恨不得背一把吉他去人家窗下求爱，还被人家主人干预，便生气地骂球球——你日马再不济，好歹也是一个诗人的狗，你连煤厂的母狗也去搞，一点品味都莫得，你把老子的脸都丢了。

球球何尝懂得人世间的炎凉，挨骂的时候倒是知道低眉顺眼，伪装出一脸的无辜。但一旦逮着机会，仍旧会一溜烟地跑向人间去寻欢作乐。结果不幸染上了狗瘟，茶饭不思，看着就像红楼梦里的瑞大爷，被风月宝鉴弄得即将精断气绝。那会我时常看见老廖用一个背篓天天背着它去兽医站打针，神情焦虑，来去累得牛喘吁吁，我当时还真的难以想象一个养父的钟情，竟也会如斯揪心。

球球也算是命硬之狗，在老廖的精心侍候下，渐渐还阳。大病初愈，狗也需要进补。老廖便经常牵着它，来我的小院乞食。我因租的是农家院落，有厨房庭院，自己又是个绝不茹素的饕餮之徒，伙食便接近干部水平。球球在我这里生活改善，每来必吃得脑满肠肥，但是老廖一出门，他便会忘记一饭之恩，立马追随而去。

老廖也是出于爱意，便委婉对我说，怕球球出去再染上瘟疫，我的院落长期是柴门深锁，要把球球寄养在我处。他甚至还诱惑我，说只要牵着球球上街，绝对有很多美女喜欢而来逗它，你也可以顺便搭腔接个飞碗。我原本是反对养宠物的人，对狗还有些偏见；虽然不相信他编造的爱狗及乌的露水情缘，但是看在多年的情分上，便只好应允。甚至我还威胁说，要是跑丢了，我可不负责任。可是谁曾想，我这个义父一当，就再也难得释手，球球竟成了我相依相随的至亲玩伴了。

六

球球是带着项链来的。老廖吃罢出门，便把它锁在我的窗下。球球初不解老廖意图，看着不再牵它随行，急得呜呜欲哭，拖着铁链像拔河拉纤一般，想要追随老廖而去。但真正一声门响之后，它似乎立马像被拐卖的孩子，顿时变得老实懂事起来。惶恐地打量着我，眼角开始润湿，匍匐在地上一副任人宰割的样子煞是可怜。

许多年前，我编过一部《狗的秘密生活》的书，对狗有点泛泛了解。本质上我是反对养宠物的，因为我一直主张与其爱动物，不如先爱人类。我曾经对一些朋友说，如果你未曾资助穷人，那你养宠物就应该感到可耻。基于这样的观念，最初的我，对球球的到来实在无所谓欣喜，多少还有些为老廖减负的意思。

球球属于那种长不大的杂种，毛发土黄，身体滚圆，体重大约十几斤。消瘦的时候呈尖脸，稍微猛吃几顿就变圆，且额头上胖出几道有趣的皱纹；再搭上那双忧郁的眼睛，就活脱一个苦闷的思想家形象了。它性格温良得几乎胆怯，很少有呲牙裂嘴的时候。由于习惯了沉默，凡事不愠不火的，倒显出几分大智若愚的神态。事实上，这个家伙也确实不傻，它老实巴交的外貌下，也暗藏着一些狡黠和滑稽。也许正是这种小奸小坏的性格，逐渐迎合了我的处世趣味，使我慢慢开始喜欢上它来。

我一直并未视其为宠物，还是当村狗在饲养。最初是锁着的，它的活动舞台也就链子长度的一平米左右。每天两餐，我吃什么它就吃什么。常常被我的麻辣风格弄得伸舌头打喷嚏，它也只能忍受。老廖偶尔带着一捆火腿肠来探亲，它就屁股摇得快闪腰了，抱着老廖的胡茬脸猛舔。看着它对老廖的亲热，我多少有些嫉妒。心想这家伙大肉吃腻了，还想喝粥么。

我每天是要懒觉的人，大早就听见它在窗下呜呜低鸣，抓耳挠腮急火攻心的样子。我一吼它，它便改成乞怜的神态。等我牵起链子，它便往门外拖，一出大门就在野地里翘起后腿遗矢，然后双脚扒灰迅即掩盖。原来它是不肯排泄在我廊下，才这样强憋着自己的。我也不知道它从哪里获得的这种教养和习惯，为了不影响我的睡眠，我开始为它解开绳套。这样它就可以随时在花园出恭了，但它仍坚持在最角落的地方方便，不给主人添麻烦。

它平时就在院子里散步发呆打瞌睡，静如处子；但偶尔发现有松鼠或者耗子翻墙过来，它却能动如脱兔，射箭般迎击过去，并发出恐吓的嚎叫。一般我是不许它进屋的，到了饭点如果我还在写作，它便会从帘下探头探脑提醒它的饥饿，但脚却不敢越雷池一步。我以为它已经养成不敢进屋的习惯，有时出去忘记锁门，等我回来才发现被子上印满梅花，它似乎报复般地在我床上过瘾宣泄。我拎着拖鞋找它上课，它似乎知道犯错惹祸，远远地窥视着我的行动，不尴不尬地故作轻松。一旦我追到它，它立刻卧倒等着挨揍，既不逃跑也不嘶喊，更不会反咬一口。我的手才举到半空，它的眼睛就吓得乱眨，缩着脖子皱着眉头，一副听天由命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无赖相。

相处久了，感情日增，我以为它乐不思蜀了，就放松了警惕。哪知某天来客，大门刚开，它便趁机窜了出去。我追赶着叫它，它也停步看我，但我一向前冲，它就撒开丫子狂奔。我岂能跑得过它，只能看着它远去。到下午，老廖抱着它回来，说它跑去客栈他的门口守候着。对于这样恋旧的家伙，我还真没法惩处了。譬之于人，这正是知道感恩和毫无势利的表现，我何能苛求于这个畜生。

七

老廖在大理整理写完了《末代地主访谈录》，就要回四川了。他想带着球球还乡去陪他的母亲，这时我才开始意识到依依难舍了。禅和子曾说：桑下不三宿。意味对一棵树也会生情，有情就难以破执，不破执岂能参透情关，顿悟成佛。对树犹需戒惕，况乎球球这样一个充满灵性的坏种。既然已经上了贼船，我还是决定把这个义父之责承担到底。老廖见我如此，遂将球球留给了我。

可是球球仍当老廖只是寻常的小别，逮着空子便逃亡出去找他。那时正好我也出游，平时交给邻居的房东在代养。房东十分着急，来电道歉，我让他们去老廖住过的段家园看看。晚上房东告我，果然在那里找到了守候老廖的球球。等我半月后回去，球球听我足音初到门前，便在院里惊喜撒欢，急不可待，似乎已看见一架排骨朝它走来。原来邻居房东也圈养着一只狼狗，每天只喂一餐，就只给玉米面糊。球球不能特殊化，口中已然淡出鸟来，看见我回，自然有种未被遗弃而重见天日的欣喜。

球球的天性原很纯良，且十分好客。每有客来，它比我还亲热激动。扑上去摇尾乞怜，舔手示爱，屁股扭出花来。即便十分眼馋，肉食摆在院里的矮桌上，它也只是围着转悠，从来不敢贸然上桌偷食。大家扔给它骨头，小的就迅速吞下，大的则立刻含着出屋。如果有人看它，就装作若无其事地漫步，一旦发现没人，立即找个隐蔽处刨坑，把骨头埋存进去。我常常笑话它，像一个省吃俭用的富农，对未来似乎充满了忧患意识。诗人梁乐却说，只怕它以为把骨头种进地里，来年就会长出卤肉来——一只狗也在耕耘着它的日子，偷偷期盼着意外的丰年。

很长时间来，它给我的孤独写作确实带来了乐趣。写累了，到院子里和它说说话，恶作剧地捉弄它一下；它尽管经常上当受骗，但依然每次听到召唤，还是畏怯地来到脚边，狐疑地等待我的新招。夜里，我就在廊下为它准备了一个纸盒做窝，但它更喜欢在躺椅上睡觉。半夜醒来，听见它在屋外鼾声如雷，仿佛院里住着两个醉汉，自然就少了寂寞。尽管这样的小犬，原无防卫和攻击能力，但是稍有异响，它还是会本能地勇敢扑出嗷嗷警告。在萧索村居生活里，人便多了许多安全感。

闲来无事时，我也会牵着它去古城游逛。一路走来它都要沿途撒尿，留下求爱的信息。但凡见着别家的狗，它都想上去亲热。有的大狗很凶，常常要追咬它，我也只能牵着它跑开以免受伤。看着它像一个情场上的劳模，孜孜不倦地奔波于途却求偶不成的沮丧模样，也不免联想到人世间的种种离合因缘，无端生出许多感慨。

有个女邻居苏苏抱着一只小母狗常来串门，把她那妖精穿得花枝招展，视同千金宝贝。蓬头垢面的球球，像一个波希米亚式的嬉皮去觊觎一个布尔乔亚的小姐，又不敢直接去生扑。连我都几乎想放下老脸，去帮它求苏苏把她的小母狗放到地下来，以成全它们一段交情。大家都笑话球球对情欲的执着，我只能惭愧地撇清责任说——这点，主要还是像它的养父老廖。大家嘿然。痴于情，而终老于山林，球球也许和这一代人真有默契之处。

八

老廖的书稿在兰登书屋出版，终于可以依靠稿酬，在成都的远郊按揭一套小房。这是他临近五十才在这个国家安下的第一个家，他得亲自回去筹款装修。那个冬天，中文独立笔会也决定给他颁奖，他再次来到了北京；而我也恰好回京。

头天晚上，他高兴地邀请我们一起在川码头喝酒，并要我们次日下午去某酒店参加他的颁奖大会——笔会已经在那里预订会场和几桌酒席。第二天我正准备赴会庆贺，却听周忠陵说，老廖昨夜已被成都有司来人给请回去了，会议取消。他已经多次这样被请回，我们也见惯不惊。我只能笑他，每次回程都能免票，真是国家给他的福分。

开不开会，奖都仍然是他的，原不足怪。我奇怪的是他出狱多年，却至今不能拿到护照。他的户口一直还在重庆涪陵，本人早已四海为家。许多年来除开埋头写作，他确实没有再犯天条。但是只要他去涪陵警局申请护照，声张他的合法权利，便要被驳回——借口是出入境管理法某条：出国可能威胁国家安全者。

我实在想象不出，这样一个成天背着箫和口琴以及铜钵到处飘零，只知道文学和音乐的人，究竟对他的祖国构成什么威胁。有一批维权律师准备义务为他起诉，但我深知，这样的行政起诉，法院根本不予受理。如果他选择像老百姓一样赴京上访，那不仅于事无补，反可能被友好地送进医院去治疗——这样的事，年来并不鲜见。他对此只能无奈地说，出不出去原不重要，反正每年去申请一次，已经十几年，只当是在做个行为艺术了。

就在07年的冬天，我和余世存为包遵信先生送行书写挽联，又聚在了一起。世存是我的老乡兼故交，也是一个非常纯良的男人。他是八十年代末的北大中文毕业生，本来分在国土资源部工作——对许多人来说，这恐怕正是攀附权贵的良机。但是他却最后选择了辞职，去做了90年代影响中国甚多的《战略与管理》的主编。后来杂志停刊，他也就成了自由撰稿人，是为数不多的坚持独立立场的民间思想家之一。

我知道他在北京的生活，实难回避酒局和警局。凡有风吹草动，就有穿制服者要来为他站岗放哨，陪他买菜聊天。还有很多晚辈后学，也会来向他请益。他是嗜书之人，原本无意江湖纵横。我便撺掇他也去大理读书，私心也想多个可以寒夜过访的酒友。他原也去过敝院，颇多同慨，当下就决定徙居大理。很快我们就在南村，寻到了另一农家院落，相去我的寒舍，也就几百米。我们就算随时可以“隔篱呼取尽余杯”了。

最重要的是，我又为球球找来了一位绝佳的教父。这小畜生似有灵感，看见前仆后继的父亲接踵而至，心下窃喜，初见世存便屁颠屁颠地巴结不已，仿佛它从此也有了社保一样。

九

世存也是靠微薄稿酬生活的人。但更多的时候，他那些啼血之作，反而是无法在自己的国家换取稻粱的。他为人谦和恭谨，处世却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属于那种温良之中傲骨铮铮的另类知识分子。相比起我的顽劣和粗糙，球球似乎更喜欢和他相处——他几乎从来不厉声训诫这个沉默的小友。

人与人相交，讲究的是情味相投；其实人与动物之间，也有一个气味相投的缘分问题。球球对寒舍的过客，绝大多数都一见如故，也有对一些来访者充满戒备的时候。两三岁的它，几乎像阅人无数的长亭老树，用它的鼻子即能判断人间的敌友和善恶。通常它远远地打量来人，用它那暗藏智慧的忧郁目光表示不屑于亲近的态度时，往往也能契合我内心的情感。

世存和球球相看两不厌，当下定交成了朋友。他的房东原本也给他留下了一只小狗，但他左看右看就是没有感觉，还是退给了原主，却要求和我一起分享对球球的抚养权。反正这玩意又不是老婆，弟兄们要分享自然可以同乐。于是球球便得以东家吃西家住的两边享福，我们反倒像它的大房二房了。

我一般对球球实行的是圈禁政策，也就是院门长闭只许在院落里活动，而且不许进客厅卧室。要带它出去，也是要戴上项圈链条的——有点像个严父，怕孩子混社会受到伤害。有几次它暗渡陈仓出去撒野，我和梁乐满村子寻找，在苍山下呼喊，但凡有母狗之家便去小心哀告；那种凄惶和担忧，确实如孩子走失的老人。

但是世存对它却一开始就采取的放养制度。他的院子略大，为了节省和吃放心菜，他们小两口竟然在那薄土上开荒种菜，真正过起耕读生活来。球球在他的院子出入自由，活得像一个散仙，就开始变得野性起来。经常一出去就是整天，也不知到哪里鬼混，到半夜才回去敲门。等轮到在我的院子小住时，它一旦偷跑了，半夜却总找回世存那里。如果那里敲不开了，才会到我的门边守候。

有一次它走了两天，我和世存都开始担忧它被拐卖，内心感到揪疼之时，它又疲惫归来了，我们都无法想象它经历了怎样的逃亡和历险。我喜欢喝斥它，而世存则习惯对它轻言细语。因此它便更愿往世存家跑，更喜欢世存这样温润如玉的慈父。我知道它的善良和弱小，也了解这个社会的险恶，因此总是担心它还没有自我保护的能力，容易在流亡的路上遭遇伤害。村民们流传乡下有专门套狗的人，即便是凶狠的狼狗，他们都能用一种秘方默默引走。像球球这样从不攻击他人且长得像一锅肥肉的家伙，岂不是人狗皆能看中的下饭菜。

果然未久，它的第一次险情便出现了。

十

去年春末，我把球球全托给世存，自己则去了四川灾区搞社会调查。孟夏我回大理小憩，世存吆喝着球球回来，它一见久别的我，仍旧激动非常，拥抱狂吻真正如劫后重逢的恋人。饭罢世存回去，有意让它留下陪我盘桓几天，它却自以为是地要跟着世存，像一个撵脚的孩子。我想它是对我这种飘萍无据的生活感到害怕了，才更想有一个稳定的依靠。

世存走后，它一会探头进来呜呜唤我，一会又去拍院门，看着它那丧魂落魄的样子，我虽有些失落感，但也感到些许不忍。我不能把我的爱强加给它，它在世存那里爱上了自由，连人体会到自由之后都不甘被奴役，况乎一只天性自由的畜生。于是次日大早，我便为它打开了锁链，它则立刻飞沙扬尘地逃向了苍山田野。

我只要院门开着，它也会经常回来看我，经常晃悠一圈又扬长而去。一天，世存告我，球球受伤了，走路蹒跚且再不愿出门，神情有些畏怯甚至恐惧，召唤也不爱搭理了。我急忙过去探视，发现它毛上有血痕，屁股上有伤口，右后腿在奔跑的时候要悬着了。显然它受到了侵犯，眼神中满含落寞和委屈。

我和世存都不是养宠物的贵族，也不知道如何为它疗伤复仇。它和我们一样命贱地苟活于此恶世，内心的伤痛都只能依靠自己和时间去疗治。我们唯一能做的，只是和它同甘共苦，一起寒泉配食，箪食瓢饮；也许其它的人畜皆不堪其苦，然而“回也不改其乐”。除此之外，本质上我们都活在各自的命途中，谁也不能彻底拯救谁。

球球尚未痊愈时，我又去了灾区。后来听说它伤口愈合，快乐恢复，只是不得不掂着一只脚去追寻它的爱情了。再后来到了年前，它一去不归了。世存像往日一样信任它还会倦游还家，总在寒夜倾听它可能的跫音和剥啄叩门，但是这次它真的销声匿迹了，幻影一般迷失在逃向自由的路上。

一只狗来到人间，遭遇了三个并不足以带给它娇生惯养生活的父亲，悲剧似乎就是命定的。它不能选择它的运数，就像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祖国。我们生于斯长于斯，默默地忍受着生活，平静地面对着伤害，安详地等待着结局。像球球一样，在乱离的岁月中随处颠沛，时而戴着锁链，时而自我圈禁，但时而也在品味着挣脱逃亡的自由欢愉。加缪曾经说——我是我自己的囚徒，时刻流放在自己的祖国。偶尔想起球球和这个世界的许多朋辈，仿佛正是对这个时代的某种注解。

寒冬将尽，此刻是京都初七的黎明前夕，酒阑灯灺的夜空显得更加暗黑而迷离。沉沉大野啊，一只狗，你将走向哪里？我唯在这些薄醉的余生里，和我的弟兄一起分担这种伤悼，以纪念它那些日子的守护和偎依。

2006岁暮致我的所有看官

总是在忧惧之中辞旧迎新。

所谓的新岁于中年后的人生，实在仿佛一张强从窗棂外挤进的鬼脸，乃是不请自到的催命判官。桌上的时钟总会在这样的寒夜开始读秒，那嘀哒的跫音一如岁月的檐溜，正一点一点滴水成冰。于此今夜独听，则更恍若骨节的寸断，在心底里必将隐忍那锥心的剧痛。

我知道，此刻在我的故乡，在我所经过的多数地方，在你们的城市，雪花的飘飞好似某种默契――－我们都在分担这种岁暮的寒冷。我无法想象，如果没有你们的担当，这个世界的冷就会迎面吹进我的骨髓，我一定会提前被漫无边际的严冬所雪藏。亦如我这搭建在江湖之外的衰朽兵栈，假若没有你们的偶然过访，我则必如被世界遗忘的古代戍卒，定将在自敲自听的寂寞更鼓中坐老天荒。

因是我要双手合十，感谢你们。

你们也许是我杯酒倾盖的老友，也许是我陌路订交的新知，仅仅因为一种渐渐失传的高谊古风，你们才会来此白云深处，造访一个被时光弃置的旁门老兵。我无法揣知你们雅号背后的真实容颜，但每一行留下的足迹哪怕是惊鸿一现，也同时烙印于我的心窝，并在孤寂生涯里回漾起感慰的涟漪。

许多时候，我就像一个在地铁拉响喑哑弦索的盲人――繁华世界在我所不及的头顶，苦乐兼备的音符暗蕴于我的胸中。为自己独奏是生命多数时候的无奈，但偶然驻足的路人，其倾听一耳所隐含的悲悯，却正是这些落寞歌者赖以苟活的春温。

坦诚的说，我需要这种施舍――只有那些貌似强大的人才会回绝施舍。我们不幸生活在一个邪恶的时代，个人不足以抵抗遮天蔽日的黑暗，于是善良人只好互赠一句良言，传递一席真话，来作为难友接头的暗号。我们借此互相辨识仿佛找到前世的胎记，遂可以彼此搀扶着走完今生。

我没有什么可以回报你们――除了友谊和道义。在此虚拟的客栈聊供逗留之外，在彩云之南我还为阁下预备了一个真实的“茶隐村舍”。倘若仙踪所至，虽然樽酒家贫，然亦足供盘桓。

谨此遥祝列位，岁岁年年永远顺心，永远不被伤害。

旁门兵栈主人 野夫稽首

香格里拉散记　

一

我和李亚伟坐在成都的阴云下喝茶，五泡之后水淡如鸟，人也有些无聊了。赵野恰好来电——野哥，快来香格里拉。亚伟说：喊你日马去斗地主，他和默默二缺一。

亚伟才从那里回来，他们哥几个在那开了个客栈，唤作“上游生活”。可能生意没起来，就只好窝里斗——拉哥们当地主玩儿了。人嘛，不做无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在高原蓝天下过一回散仙日子，也不是没有诱惑。于是，次日我就去了。

进门就看见北京老友温老大温普林也在，就感慨人生何处不相逢，还没来得及交换流浪的方向，默默那厮就已经把牌发好了——先打三百杀威棒才开始喝酒。深夜，云南作家范稳又带着一个藏族朋友夹着牦牛干巴和几瓶青稞酒来，接着又醉。

赵野是来筹拍电视剧《香格里拉》的，大家伙要调研，下午州里派了个车，送我们——赵温范默我五人去德钦。我原不想去，赵说要去茨中教堂，我一下心动——我知道这个深入藏传佛教腹地的天主教堂的一些故实。对这种文化奇观，我还是不想错过的，于是拿件衣服就上路了。

这条路原就是赫赫有名的茶马古道，现在叫滇藏公路，那种险还真是让我一路揪心，三江并流的奇特地貌就在此段，翻完白马雪山，不远就看见神圣的梅里雪山了。每个人都被这神山惊呆了，我和默默是初来，更觉肃然起敬，一起下车看山。

梅里雪山藏民唤作卡瓦格博，汉人又叫太子雪山，相传是文成公主进藏时，路上私生的一个孩子化作的神山，这是地球上唯一未被人类征服的山。日本登山队已经在此留下了数具尸体，关于它的传说则更是令人咋舌，而我们竟然有幸看见了它十三峰的真面——云屏一扇扇渐次打开，我不能用语言来糟践那种奇美——当地人相信，无缘之人是难以遇见这种福报的，它常年皆在云雾之中。

看来这样的起步是有福的，我们这群中年浪子在神山前都变得严肃了。

二

德钦县城就在梅里雪山下的夹皮沟里，远远望去只有一条街，进城看还是一条，倾斜40度左右，很陡，长不过公里，两头分了几个岔而已。我们被安排住进彩虹大酒店，范稳是本省的名人，他写的长篇[水乳大地]正是以这里为背景的，所以和这里朝野皆熟。

首先来张罗酒食的是当地的藏族诗人扎西尼玛，一个黝黑的康巴汉子，来陪的宣传部长是位女士，也是藏族，却只三十出头的样子。主菜是土鸡炖野蘑，再配以青稞酒，很容易就把我们麻翻了，更别说扎西的藏族歌曲，在黄昏的高原显得那么单纯和高野。

饭罢作别部长，我提议哥几个去转转街，爬不动坡只好往下走。街头有个小桥，横跨在雪山下来的一道涧上，哗哗的急流惹得人就有了尿意。夜色初降，大家便站在桥上泄酒，一时竟有孩童时代的快感。

温老大是北京的名流，是80年代实验话剧和行为艺术的发起人，他所策划的包扎长城的大型行为艺术，在当年曾经轰动海内。他二十几年来频繁进藏区，与僧俗皆结下了许多胜缘，所拍的[天葬]纪录片，在海外获得过许多奖项。这厮也是个老顽童，骑马摔坏过腿，现在走路便显得路不平。

赵野是80年代四川的诗人，第三代诗歌的中坚和命名者，现在是北京著名的钻石老五。他原来在迪庆有投资，做过些善事，这里的官员对他则较熟悉。

默默是上海诗人，撒娇派的领军人物，著名诗歌活动家。他在上海有个书房，藏有近十万册书和几张床——据说床上睡过中国诗坛的大半个江山及其情人，我便叫那里为万人坑。

就这么一伙人，开始了香格里拉圣地之旅，似乎有点滑稽。

三

德钦面积不小，但人口只有八万，县城就住了八千，海拔三千多米．稀稀拉拉的村落沿澜沧江两岸散开，山高江深，确属苦寒之地．往西北走，就是西藏的盐井和芒康，道路更加不堪．

去茨中的路只要下雨，泥石流就会断路，我们只好在县里多呆一天．好在默默接到个女生电话，是上海来的驴友，要往西藏去，已经到了德钦．我们皆大欢喜，急忙说喊来同吃同住吧．虽然狼多肉少，到底聊胜于无．一会儿，果然来了个清秀的女孩，默默介绍说叫小白鱼，是他一哥们的前女友．我们说没关系，在路上，现女友也不怕．大家就笑．女孩是小学英语教师，老背包客，见得多，经得起玩笑．大家说还是改叫财鱼吧，她说怕太阳，我们又坏笑－－想起太阳的文言称谓．

驴友或者背包客，是今天社会的一个时尚，指那些单身上路的旅游人．他们一般通过网络或各地的青年旅馆联系同路人，一起不分男女同行同住，以便分担费用和旅途的寂寞，当然也有安全考虑．财鱼能跟我们走一程，彼此皆高兴，几个老头又多了许多谈兴．

下午到飞来寺去对着梅里雪山喝茶，突然就看见了日本登山队的群墓．当年他们登山时，当地人极力反对－－这是他们的神山，他们不想任何人去亵渎．那是一个绝对不会雪崩的季节，结果大雪还是掩埋了这些自以为是的勇士．奇怪的是他们的尸体却在几十里外的冰川被找到．

现在当地人还在秘密传说，是卡瓦格博神发怒抖了一下肩膀．反正至今没有人类登上过此山，即使它只有五千多米，远远低于珠峰．州里准备立法，再不许任何人攀登．许多无神论官员到了这里，往往也学会了尊重此地的民俗．

四

太阳在雪山的反影渐渐消逝，温老大和范稳带着几个男女赶过来喝酒。除开扎西外，还有本县图书馆的馆长伦布，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的马建中及他的女博士助手。大家边饮边聊，不知怎么就扯到马骅身上了。

马骅是天津人，复旦大学毕业，也是个诗人，曾经主办过诗生活网站。2003年厌倦了城市生活，忽然就来这里当了志愿者。他执教的小学就在梅里雪山下明远冰川边，刚好是扎西的故乡。他没有报酬，但给这个村小带去了许多新的东西，他和扎西及伦布等人一起组织了卡瓦格博文化社。2004年他进城为孩子们买粉笔，搭便车回校时，车翻进了澜沧江，藏民们自发地沿江寻找，江边上插满了经幡，孩子们哭红了眼睛，他却连尸体也交付了急流。

在德钦，几乎无人不知道马骅，全国的媒体在他死后忽然热闹起来，最后他被滑稽地追认为党员，只有他的朋友知道他是个自由主义者，纷纷在网上撰文抗议——一个生前从未申请的人，死后却要横遭唐突。

默默原与他很熟，扎西和伦布是他在这里留下的诗与爱的种子，我从这两个藏族兄弟身上，则看见了他那一脉书香还在经久相传。我找到了一封他最后的书信，在此转贴——

7月10日下午五点多，所有科目的考试都结束了，我和学生搭车回村。

车子在澜沧江边的山腰上迂回前进，土石路上不时看到滑坡的痕迹。江风猎猎吹着，连续阴雨了一个月的天气突然好起来。落日在雪山的方向恍恍惚惚，神山卡瓦格博依然躲在云里。挤做一团的二十多个学生们开始在车里唱着歪歪扭扭的歌。薄薄的日光时断时续地在车里一闪即过，开车的中年男人满脸胡楂儿，心不在焉地握着方向盘。学生们把会唱的歌基本全唱了一遍，我在锐利的歌声里浑身打颤。

有一个瞬间我觉得自己要死了。这样的场景多年以前我在梦里经历过，但在梦里和梦外我当时都还是一个小学生。《圣经》中的先知以利亚曾在山上用手遮住脸，不敢去直面上帝的荣光。在那个时刻，我突然想起了遮住自己面孔的以利亚，我觉得自己不配拥有这样的幸福。

两天后，我们在学校里为四年级的学生开了简单的毕业典礼。我跟他们说了些他们可能无法理解的动感情的傻话。学生们都哭了，我却奇怪地保持了平静。

雨季仍在继续，难得看到一两眼太阳。而一旦出了太阳，就是一阵暴热。我要离开村子一段时间，到周围的地方去转一下，冲淡一下我多少有些可笑和矫情的感伤与自我感动。

不久前，我为村里和学校写了一份资金申请，托人递到州财政局，让他们拨些钱为学校建一个简易的篮球场作为学生的活动场所。前几天，申请被批了下来，顺利的话，暑假期间可能就会动工了。这个消息很让我高兴。

不管怎么样，我到这里已经整整一个学期了，生活在经历了一个巨型转弯之后，震荡和晕眩都还没完全平复下来。短暂的出去走走也许会有好处。

祝各位每天进步！

五

马建中是个儒雅的藏族知识分子，我奇怪他为何叫这个名字，他说上小学时，他们那个霸道的汉族老师喊不清楚藏名，就直接给每个孩子命了个意识形态很浓的汉名，入了学籍，只好用到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为何这里许多藏民都用的是汉名，这是一个时代的伤痕啊。

他就生长在迪庆．他说小时候就一心想考出这大山，他认为凡是能到北京去的就肯定是伟人。后来他考进了北京，觉得很失望，就想再走远些，又到美国读博，读完了还是发现没意思。后来他联系了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又受命回到了故乡。他终于重逢卡瓦格博神山时，跪倒尘埃，放声大哭起来。

该协会的总负责人是美国现任财政部长，曾经许多次以民间身份来考察本地，和他在一起吃每餐三五元的饭食。他说本来是大自然在保护我们人类，我们岂敢妄谈保护自然。他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给每个神山修传－－把老百姓世代相传的对自然的敬畏传下去。这样一种文化深入民心了，还需要你去圈地设网保护吗？

他的教育本不嗜酒，也许见到几个还能勉强理解他的人，便不免多了兴致。那夜他与我推杯换盏，又不断地高唱藏族歌曲，最后被扎西扶了回去。

他的妻子在昆明，他本可以在都市像许多海龟那样，做买办或者政府高参，混一个富贵荣华。他却回来了，在这样一个寂寞小城，默默地完成着自己良心的使命。我常想，有勇气不衣锦也还乡的人，是真正的高士。相形之下，我见出自己的小来。

六

夜里回到小城，大家谈兴犹浓，不忍散去，遂决定再到酒吧继续喝。

酒吧是藏式的，是伦布的妹妹开的，一个戴着眼镜的藏族姑娘---我很少看到。恰好那天是伦布的生日，大家买来蛋糕又开始狂欢。伦布和扎西都是那种很腼腆的男人，我们这一伙则迹近土匪。但酒是一种燃料，对各个民族的男人皆有殊效。

我非常喜欢藏族歌舞，更欣赏他们随时想唱就唱的那种自然。扎西和伦布起舞开唱，然后又把歌词翻译给我们---

我喜欢白色上面再加一点白

就像晶莹的雪山走过一只岩羊

我喜欢绿色上面再加一点绿

仿佛翡翠的松林落下一只鹦鹉

我对藏族民歌的歌词情有独钟，是因为他们总有一些奇怪的想象和修辞，比如：当雄鹰飞过的时候/雪山已不再是从前的模样/因为他那翅膀的阴影/曾经抚过了石头之上。这种民歌和我们内地相比，明显具有许多现代诗歌的味道。

我们的歌声吸引来了一对藏族父子，他们衣衫褴褛、满面风尘，抱着弦子来要求为我们弹唱。他们来自遥远的后藏的日喀则，一路行吟卖唱只为要来转一转卡瓦格博神山。现在他们的心愿已了，要唱出回家的路费。他们的歌声更为苍凉嘶哑，那个小男孩的嗓子发出某种奇怪的弹音，令我心酸不已。在藏地，你随时可以邂逅这样的朝圣者，他们用一生的积蓄，用漫长的时间，去千里万里地完成一桩你难以理解的心愿。面对这样的大地苍生，你无法不俯首低眉。

七

我们五个男人，分住三间房，其中必有一间多出一张床，正好可以安置财鱼。但问题是谁去当这个驴友，谁敢冒这个风险---要么独占春色，要么备受熬煎---这实在是个赌局。因为这不是可以事先和鱼商量好的问题。

钱钟书先生描写过"甲板上的爱情"---从一个码头开始，到下一个码头结束---这或者是今天许多背包客的暗怀动机，但我们又与此不太相同，这是个天外来客，而且我们哥们之间又太熟悉。既难以高尚到让贤，又不会卑鄙到抢先，还不会平庸到互相比着坐一晚上，那该如何是好?鱼已经拿着钥匙牌先走了，大家看着剩下的钥匙发笑。

酒不能再喝了，明天还要赶路。大家开始讲黄段子营造气氛。范稳说一个大车司机独自开车从德钦到香格里拉赶夜路---这是一条孤独危险的路---果然他就遇见一个藏族汉子拿枪横在路上。他只好下车给买路钱，可人家不要。他问要啥，人说把你那东西掏出来，他只好掏出，人说打个手铳，他只好打出来。然后说可以走了吧。人说再来一次，没办法只好又来一次。人问爽吗，爽。再来一次，他说哥，实在不行了，你把我杀了吧。那劫匪吹一声口哨，从林中出来一个绝色美女，匪对司机说---你，把她带到香格里拉去，她是我妹妹。拜托。

大家大笑，好主意，可谁愿来扮演那个可怜的司机呢?

八

迪庆自治州仅辖三县——香格里拉，德钦和维西傈僳族自治县。茨中是个村子，属于德钦的雁门乡。去路完全沿着澜沧江走，柏油路面但不宽，但弯多路险，几乎像在云中盘旋。稍有闪失，就会滚进悬崖下的急流。

我是开山路的老手，也曾经开过川藏北线，但仍被眼前的路吓得不敢往边上看。关键是江水滔滔，都是雪山下来的冰水，下去则是万劫不复。每年都有特大车祸，且都在其中十多公里的一段发生，一死几十人。按藏俗，每死一个，就在江边插一面白旗，有一阵子，那段路白幡飘摇，让所有的过客皆心惊胆寒。县领导也怕了，请来八方活佛念经做法，最后又在那段路修了13座白塔镇邪，这样一直到现在才没再出车祸。

许多事情就是这样不可解，我欣赏这样的官员---敢于承担政治风险，冒犯无神论的原则，尊重民俗，为苍生做点功德无量的善事。

茨中教堂的委托管理者吴贡底老人就坐在我们车上。他来县里办事，刚好可以带我们回村。他是个地道的农民，文革前在县里读过初中。因为信教，也因为出身富农，年轻时吃过许多苦头。90年代，政府落实部分宗教政策，拨款维修了教堂，由于昆明教区派不出神甫，就委托他负责管理。无论政教两方，皆无任何经济补助。他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当然也自愿为主服务。

他有一女两男，长女就翻车死在这条路上，留下一个被医生打针打傻了的儿子由他这个外公抚养。长子叫约翰，次子叫彼德，当然都是教名，用的圣徒的大号。他家两栋二层木楼围着个小院，四面皆种着各种果树。院子下是牲口棚，喂着猪牛。在当地，这就算中等人家，有一份自足而体面的生活。

楼上有客房，因为近几年来参观教堂的游人多了，他家还兼作客栈，在留言簿上被称做红玫瑰。名字由来是他家自酿的红葡萄酒非常好，且一直栽种的是当年法国传教士带来的红玫瑰品种。屋顶上装了太阳能热水器，有专门的盥洗室，只是厕所和所有的农家一样，难以下派。

九

从吴家到教堂约两公里，整个村子也就沿江散居着，不到100户人家。村中有藏，纳西，傈僳，白，回，汉等多个民族，以藏为主。共同通用的是藏语。信天主教的占九十多户，信藏传佛教的有几户，东巴教由于信众少，在文革中被基本打压，现在难以恢复。有一两家分别信天主和佛教，却也互不相涉，可以和谐共处。

虽然没有神甫，村里至今仍保持每周日到教堂做礼拜的习惯。凡是重大的教节，则更要举行隆重的集会。没有神职人员，村民则自己推举年老且还仍能使用藏语讲经布道的乡亲，自行组织，经年不废。吴老汉对此忧心忡忡，会讲的老人日见稀少，他们又没能力再将这些经书翻成藏语，用汉语讲本当地人又听不懂，这一线教脉他不知如何才能世代相传。

他对我说——托主的福，他家年年果粮丰收，他还成了州政协代表，去过一次北京参观。他希望教区能早日派来神甫，但现在，他只能用汉语来记录那些老人的藏语经文。他拿给我看那些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汉字藏音玫瑰经，我竟然如对天书。我为老人的可怜努力深深感动，我想假使罗马教皇知道在遥远的东方佛地，还有这样一个藏族农民，在执著地传播他们仅知的那点福音，他是应该为他封圣徒的。

教堂是村民相对集中的一个地方，旁边还有一个香港富婆捐赠的小学，孩子们在其中歌唱。教堂完整地保留着它的法式建筑风格，进门是四层高的钟楼，然后是可容百人的殿堂及讲坛。彩绘玻璃窗和顶棚都基本完整，耶稣和圣母等塑像仍然各归其位。每个地方都干干净净，可以看出老人的深心爱护。庭院里还空着许多房子，院墙都是大理石，在100年前这样一个闭塞的小村，我难以想象那些法国传教士曾经怎样的困难才完成这样一个不朽的建构。

教堂前和右边是几亩地的葡萄园，那些来自法兰西的种子至今依旧在这片土地上开花结实。园子中还有几棵大树，浓荫覆盖着两所小坟——都有石碑，一有名，一无名，但他们都来自法国。

十

我在那神甫墓前仔细辨析着那些斑驳歪斜的铭文，显然这是后来补刻的．村民只知道其中一位叫伍许东［汉名］，卒于１９２１年，来自法兰西．另一位据说逝于４０年代，烽火乱世，连名字也不曾留下．他们的故土则肯定早已遗忘了他们的一度存在，不知罗马教廷的陈年档案中，是否还有他们灰暗的记录．

伍许东应该就是最早来到茨中的那位神甫，但他不是最早走进这片河谷地带的使徒．早在１８６４年左右，这里就由天主教康定教区派来了首批传教士，并在旁边的巴东和茨姑两村设立教堂．我今天已无法想象，那些使徒是怎样在这片藏秘的古老土地上落地生根的．因为即使眼前，藏民对佛教的虔诚崇信都是深入骨髓的，几个形貌古怪语言简陋的洋人，何以敢在此地来吸纳信徒．

我们今天仍然可以看到，这个所谓文明世界的基本冲突，依旧还是宗教的冲突．连同一教里的不同派系，彼此也打得一塌糊涂，更不要说横跨欧亚大陆的两种完全无关的宗教．当年的罗马教廷在最初了解到西藏这块神秘大地及其秘宗信仰后，是决心要再次东征，将自己的一神论推广普及到他们眼中的蛮荒之地的．他们从各国招募自愿者［神职人员］，送到打箭炉［康定］培训，学习汉语和藏语及礼俗，然后从川滇两路出发，一站站地设堂传教，向拉萨合围．

虽然他们不再采取当年十字军的野蛮血腥方式，虽然佛教又天生具备忍辱包容之心，但毕竟从种族，文化，习俗，语言到宗教都相差太大，最初的矛盾必然在所难免．于是，到汉地开始闹义和团要灭洋扶清时，这里也莫能外，也开始烧教堂驱洋人了－－－史称＂维西教案＂和＂阿墩子教案＂［德钦古名］．

这是１９０５年的往事．后来的情形和汉地无异，清政府派兵弹压，云南出让采矿和开办铁路权，赔款重修教堂．于是，伍许东被派到了这片满目创痍的澜沧江河谷，他要在那些还在渗血的心灵上，重建他的天堂．他放弃了原先的旧址，看中了茨中这片上帝的小土地，开始了他长达十年的筚路蓝缕．

十一

2000年10月，罗马教廷为在中国前后死去的200多传教士封圣——这只是众多死者的一部分。他们有的死于老病，有的死于教案，还有的被新政****。我国政府对此提出严重抗议，指责那些人多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先锋和走卒。

这，正是我们迄今仍然坚持的主流意识形态。而且，由于多年定于一尊的教育模式，这种观点已经深入广大人心，成为我们所谓的爱国主义标尺之一。谁想在此问题上做翻案文章，那肯定是徒背朝野骂名。

那么，西教[此处仅指天主教和基督教]究竟是从何时又是如何进来的呢?为什么它让国人误解甚至衔恨至今?我们不妨来简单回顾一下这段中西宗教交通史——

零星的资料认为汉朝即有耶稣的门徒来到华夏，而信史则公认在唐朝贞观年间，那时叫"大秦景教"。大秦即罗马也。之后一直未断希望前来布道的散客，到了明朝，利马窦，汤若望等教士，终于渐渐摸清中国人的脾性，通过向皇帝行贿小礼品，带着一点科技，天文和医学知识，开始敲开了宫廷的大门。传教得以合法进行，大臣徐光启等也曾受洗，传教士才开始批量进入。

到清朝康熙帝，因为偶像和祖宗崇拜问题，儒生们觉得西教会破坏中国的人伦传统，开始和传教士吵架并向皇帝告状。康熙帝难辨是非，干脆禁止外人来华传教。一直到道光年间，教士们都只能悄悄在澳门活动，偶尔到广州私下传播一下。

鸦片战争本与这些罗马使者无甚鸟干系，但其结果却是在清廷割地赔款的前提下，还必须允许各国传教士自由传教——这就难免把西教一下子栓上了耻辱柱——他们是和鸦片及坚船利炮一起被强行推进来的。更有个别教士因为精通英汉语言[那时这样的主儿不太好找]，被拉去做了不平等条约的书案，这就似乎更难辞其咎了。

可是有几人知道，绝大多数传教士都是反对英国的对华鸦片贸易的。正是他们在民间看见这一毒品对生民的祸害，才屡屡发表报告，向英国议会及国际社会揭发和抗议，最后导致英国决定在1908年终止鸦片贸易

十二

当然，吴贡底老人并不清楚这些前朝往事。他只知道他的曾祖父来自西藏昌都，那时，这里的神甫从土司手里买得大片土地，无偿邀请那些失地游民在此安居耕种，只要求他们为教堂提供一些服务。他们病了，还可以从神甫手上获得灵药，遇到灾年，还能吃到施粥。他们没有理由不相信这些洋人也是善人，尽管也有喇嘛说他们是魔鬼。

穷人只相信肚子的感觉。慢慢地他们开始接受神甫的说教了，也不再到寺庙里烧香了，直至最后接受洗礼。而这个村子也由起初的九户人，渐渐团聚到几十户。至于村里还有人信佛或者信东巴，神甫也不格外排斥。而民国时期，连最高领袖都是教徒，自然也没有人再驱赶这些洋人。一切仿佛都在这个山谷里和谐起来，一如那些法兰西的葡萄，不择土地，同样在此酿出酒浆。

但无论耶稣还是佛陀，都不能保证人间没有乱世。50年代初，这里最后一个会说藏语的洋和尚接到了驱逐令，他必须像他世纪初的前辈们那样，匆匆撤离这块他已经倾注无限感情的土地。淳朴的村民不谙世道的颜色，牵马相送，茫茫雪山上留下的乱离的蹄痕，很快又被新一场深雪覆盖。

之后，这里再也没有了神父。吴老汉把我带到不许人轻易踏进的圣坛上的告解室，他指给我看那些100年前来自远方的铜烛台，石膏的圣母像以及覆满时间尘灰的旧约圣经。他告诉我——这些圣物都是文革时，老百姓暗中藏下来的，他现在又一点一点收回来。他带我上钟楼，说以前的钟被对面的石棉矿拖去当上下班的命令去了，他前年去要，敲得只剩碗口大一块废铁，还向他开价要1000元才给。

他从山西又买回了一口钟，尽管没有神甫了，他还是想让这洪亮的钟声在山谷里重新发出回响，让无主的心灵也找到共振的旋律。

十三

熟悉滇藏生活的范稳告诉我，在这一带，还有好几个教堂，包含高黎贡山那边。他多年来一直关注这个题材，此次也带着帐篷等野战配置，计划再次徒步考察几天，吴老汉的大儿将为他牵马护航。如今的作家还能这样吃苦深入艽野的已然不多，他只比我小几月，而我已经被都市弄成废人了，面对如此雪山唯余敬畏矣。

退出教堂时看见门槛上坐着一个衣衫褴褛的藏族老人，正在旁若无人地享受峡谷中的残阳。范稳对我说，这就是最后一个神甫的私人厨师，据说会做一手地道的法式西餐。神甫撤离时，非常想带他离开这个苦难将至的河谷，但他不知何故竟然拒绝了。以后他参与了藏军叛乱，再以后他重新回到了故土。不仅再无缘品尝西餐，甚至连女人也终身未品。在动乱年代结束后，他成了这个教堂的看护人。我到门边他那间蜗居看了一眼，我实在不愿用语言来描述。范感慨地说，可惜他一句汉语都不会，不知有多少故事永远烂在了他的孤独回忆里。

回吴家的路上，经过一条雪山上奔泻下来的山涧。涛声若怒，银练成匹，一头扎进澜沧江后很快就混作浊流了。古人谓出山不如在山清，于人于水，皆同此理。我和赵范二兄乐此清流，忍不住下到涧边，掬波而饮，其清冽不觉已寒彻心头。然后大家又濯足沧浪，一洗四十几年的劳尘，在斜阳下翻晒着内心的倦怠。

吴家的炊烟已经在山谷中袅袅升起。忙碌着厨务的是二儿媳妇——一个很漂亮的藏族女孩。她在淘洗时偶与我们目光相遇，只是淡淡一笑，复又腼腆地低眉而去。对这种清纯，油滑的我辈也是不敢略加一句戏词的。吴家长子尚未婚，家里的苦活累活则多由其负担，次子则像个乡村时尚小哥，多享了父母的几分偏宠。

十四

澜沧江是我所见过的急流之最，它从西藏昌都狂奔而来，一路向南，一直到印度支拉才变成美丽平缓的湄公河。此刻，它就在吴家边上咆哮，我们坐在黄昏的庭院里，依旧还能隐隐听到那起伏的涛声。

晚宴是那位美丽藏妹一手操办的，满桌的山珍土菜，仅供客人享受。他们一家则在厨房用餐，我们把吴老汉拉来一起喝酒。先是品尝他们的私酿——玫瑰红葡萄酒，果然别具一格。其长子又拿来一点窖藏了六年的珍品，自然更显浓淳。要买，他们却只肯卖一斤，说还要留给以后的客人。看来生意并不重要，他们要那份听每批来客夸奖的喜悦和自豪。

大家喝得兴起，吴老又自告奋勇地拿出他的毒蜂青稞酒，也是自家秘制，说是可治疗风湿。酒中泡了半瓶牛角蜂，许多人皆平生未见，嚷着要倒出来看看。我是深知此物厉害的，吴老却带头生吃起来。温老大等也跟着大嚼，吴老婆婆在一边着急，要老头子教大家掐去毒针后再吃。果然一会儿默默就喊舌头发麻了。

大家谈兴正高，吴老酒性大发，又去房里拖出他的独家春酒，谓能壮阳。大家看着财鱼坏笑，戏说昨天熬过了，今天喝了这个，怕是要犯错误了。一伙人仿佛久旱逢雨，抢着干杯，竟如饮鸩止渴一般。然后纷纷对财鱼毛遂自荐说——今夜你就点杀吧，像皇帝那样翻牌也行。尤其昨夜当了司机的那哥们，恨不得借酒复仇。

赵野先倒了，一听有独门暗器到，又从床上弹起来，似乎要死马当着活马医，上来就和吴老连干三杯。可怜吴老在茨中一世称雄，竟被自家的药酒当场麻翻，被大伙扛了回去。次晨起床，只见老头右脸红肿带伤，说是夜里从床上滚倒尘埃所致。

吴家全睡了，我们还在庭中待月。财鱼熬不住，先自上楼，剩下几个药性渐发的哥哥在院中说黄段子解毒，谁也不好意思先去就寝。

这夜刚好又停电，整个山谷仿佛无人一般。到了午夜，才见月亮爬上东岸的山颠——那山实在是太高了。想想我们哥几个，皆是望五之人，大半辈子皆在谑浪风尘，不能说当年未曾别有怀抱。可怜俗世沉浮，现在竟到了求田问舍的心境。用古人的话说——不知今夕何夕，又奈此良宵何。

赵野后来有诗叹曰——

停电了，对面的山寨

起初还有隐隐烛光

酒再过三寻，澜沧江

仿佛奔流在天上

月亮升上东山，一个

年轻时才有的白夜

几个老男人讲完了

一生的佚事和笑话

关于政治，关于性

我们永恒的激情

墓园里的法国教士

一定已被吵醒

百年前，他们就闯进

这片时间消失的高原

带着天主的福音

和卢瓦河谷的葡萄

主人已先我们醉了

一个隐忍、谦卑的信徒

罗马的大人们，可否能

听到他梦中的祈祷

十五

茨中的黄昏，我一边翻看着吴家的留言本，一边和老人闲话。我想知道在这个多民族多信仰的小村，人们究竟能否和谐共处，古老教义所要传播的爱，是否真正抵达了这些草民的心灵。他告诉我——自从80年代恢复宗教自由以来，他们村连撒酒疯的都没一个。更有趣的是，各家都会有丧仪，天主教家庭按天主教规矩办，佛教徒也会来参与，但他们会坐楼上，然后各念各的经，反之亦然。

看着头顶的一线青天，听着身边永恒呜咽的逝水，我确确乎不知道究竟是哪位神祗在主宰着这片河谷，是谁使人民在此穷山恶水间安居乐业。我已活过大半生，认识各种宗教甚至"邪教"信徒，我却未能真正找到心灵的归宿。在有神和无神论之间，我倾向有神。但在一神论和泛神论之间，我却倾向泛神——恰好多数宗教都是只许相信自己的神。我之所以在个人情感上偏向于佛教，只是因为只有达赖喇嘛这样的教宗，敢于在全世界宣称——我尊重世界各种宗教和他们的信徒。

有一回饭局，座中有赵林[武汉大学宗教和神学博导]，符芝瑛[台湾天下文化出版公司前主编，星云法师弟子]还有一位基督徒是符的朋友。大家吃着忽然谈起信仰来——大约是我故意挑的头。自然各家各说各的，但最后我还是比较服赵林的说法。他说他是个自然神论者，他相信万物皆由神造，他莫能名之而已。比如你在火星上要是捡到一块手表，你一定会认为这是神造，但你捡到一块石头，你却觉得不是神造——但事实上，一个石头的分子结构，却可能远比一块手表复杂。

我不知道一个国家非要把无神论定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理由，我只知道在有神论的国度，科学照样发达。而在这样一个乡村，因为有神——无论这尊神来自印度或是法国——人们因信仰而安宁和谐，而有所敬畏。没有谁强迫他们每周日翻山越岭来教堂礼拜[好多户住周边山上]，他们却远比拿工资学文件的那些人自觉认真且虔诚。

我和吴老聊天时，他的老伴从山上扫松针背回大篓，他的媳妇在洗土豆，他的长子在挤牛奶——我第一次看见给黄牛挤奶。他的次子在为我们摘李子。从雪山飘过来的云又飘到山后，从雪山下来的水又流向山外。我们在这里来而复去，我们在人世间来而复去。我们都这样过着日复一日，我们的幸福何曾大于他们的幸福——他们在他们的主的庇佑下，欢乐而自足。

十六

人生大约有许多地方，原只配去一回。就这一回，往往还需要各种因缘凑合。古人说梁园虽好，不是久留之地——这其中，本是另有如许身世怅惘的。仿佛生命，何等精彩华章，最后亦将化作这山河大地的一抹微尘。即这山河大地，也终必在某天复原为宇宙中的几粒灰沙。佛陀论世，一切不过劫数，

Chapter_7

他是相信末劫的。

遥想当日和易中天先生[原武大教授]闲话，他说——所有的树木都将雕塑成灰。20年过去，我回思这句话时，又深了一层领悟。我们在人世间播种浇水施肥，将幼苗培成大树，塑作雕梁，但一切何能逃过最后的火焰。

范稳留在茨中，继续他的田野调查。在德钦，财鱼马上就找来了一个武汉的男驴友。马建中请告别宴，我们嫉妒地对那哥们感叹——哎，狼叼肉，最后喂了狗。一路就拜托了。大家又怪笑。我怕这几天玩笑过分，给鱼敬酒说——垮掉的一代有句名言:我们不是我们污脏的外表，我们每个人内心都盛开着一朵圣洁的向日葵。她笑答曰——阿拉晓得，阿拉18岁就跟那些诗人混，什么没见过——嗨，敢情有诗人这杯酒垫底，这世界还有什么酒可以惧怕的。我是瞎操心了。

回迪庆开夜车，却看见一匹狼在马路中间咬死一头羊，正在进餐。见我们车到，它不慌不忙地让开。我说下去把羊捡上来吧。那本地司机笑道——你还敢去和饿狼抢食啊。大家复笑。司机说，原来牧民有枪，现在政府怕暴动，把枪都收了，狼就到处横行，经常公然去抢牧民的牛羊。老百姓叫苦也没办法。想当年秦始皇聚天下之兵器，熔铸几个铜人，究竟还是二世而亡。也许在各人心中保存一座神山，远比没收几支刀枪有效。

十七

香格里拉县即过去的中甸，是迪庆自治州府所在地。在茶马古道时代，这是个往来客商必要一歇倦足的重镇，名唤建塘镇，划属本地的藏族土司独克宗辖制。这里确乃在高原极少见到的平原，四围皆高山，中间一大片草甸。镇中有龟山，古城则傍山而建。城边半山上，还有已经颓废了的泥筑寨墙。

所谓古城，即基本完整地保留了100年前的藏式民居和老街。新城在旁边，机关和干部当然也就在旁边。几年前，古城都近乎一座空城。因都是泥墙木构，百年风雨已使它破败难居，房主们都搬到新城去了。

后来，在此地做自愿者的一些老外，看中了这些老屋，用极低的价钱就租下来，外面完全不动，只在里面做些现代装修，住进就格外舒服了。于是，许多游客也徘徊不去，开始在此赁屋而居并做起小买卖来。州府的官员悟出了其中的商机，决定保护古城，这样很快这里就像回到了茶马时代，一下子热闹起来。

现在，古城的老屋多已租出，房客既有联合国官员，也有台港归侨，更多的则是来自各地的波波族们。这些藏式院落确实好，都是巨木建构再夹以土墙御寒，房顶是木块做瓦。院子里往往还有果树草地，价钱则便宜得惊人。

古城的中心谓之四方街，有个大院坝，每天黄昏，当地的百姓就在这里跳锅庄舞，音乐声中，看那些老人完全非表演的自娱自乐，舞步复杂漂亮，真是我每个薄暮的享受。许多游客也会跟着学，人群围出好几个圈——中间的空地，则永远是留给一个疯子老头在那里独舞。这样的画面往往让我沉醉，各族混杂，翩跹共舞，唯一的语言——完全不需要翻译的音乐——在此刻穿过所有的心灵。

小城人很少，到了夜晚，就只有各个酒吧不同肤色的一些游客在闲坐，石板小街上还会有些牦牛来散步。一般来说，往镇外走10分钟，就到了乡下。夜里很静，偶有藏獒的吠声。无云的时候，天空则很低，星星大得像个卵形。

十八

在香格里拉，你真不知道哪片云会下雨。多数时候，总是阳光晃眼，但几乎每天都会突然飘来一阵急雨，有时还有板栗大的冰雹，打得木瓦乱响。但一转眼，又是满眼晴光。任何时候，只要在阴凉地，都要穿件外套。夜里盖着很厚的被子，依然感觉到寒气袭人。

一个古朴的小镇，完全像武侠小说中的某个背景地，埋藏着许多隐名高手。看着一个破败的墙垣，进去一问，原来却住的是卡特夫人——联合国派驻的官员。随便一个朋友邀你去喝下午茶，座中都可能遇见一批来历不菲的人物。看着像个村妞，一交换名片，原来竟是保护国际的中国首席代表。

芳姐来自台湾，在上海开着很大的设计公司，她在这里买了两个院子，一间自住，一间做了工作室。她几乎调查了这里每栋房子的历史和变迁，还带来了一批海外朋友各买一栋，按她的话说——自己组建了一个社区。

活佛会请你去喝藏秘红葡萄酒，吃尼泊尔餐。年轻喇嘛可能下山来和女游客品咖啡打扑克。除开路上，我几乎没见过警察扰民，当然，也没见到过小姐拉客——据说，凡是驴友多的地方，大家都自给自足了，断了人家的生意。有天，我们一伙烂人在自己的客栈——上游生活——开诗歌朗诵会，州长也跑来喝酒致辞。政协主席是前土司的后人，过来交换著作，我先以为就像我们内地那些爱文艺的宣传部长的东东，结果打开一看，把我们哥几个狂人全部镇服。我实在喜欢这些藏人，海阔天空，却一点也不装逼。

藏学所老所长是个掉队的红军的儿子，是国内藏学研究的权威之一。他会藏族的打情卦——一座的人背着他拿个自己的小物品，比如耳环手表之类，然后一一交给他，他用手握一会儿，就会用藏语唱首歌，再翻译给大家听，歌词的意思就会暗示出物主的爱情命运，所有的人都会在内心服气。

贺龙的红军曾经从我的故乡湘鄂西出发，经过这里小驻，开了个中甸会议，然后才打到陕北。我看了下地图，不得不感叹——他们真能走，日马比现在这些背包客强多了。要我从这里再走回故乡，发几个女驴友陪起，估计老子也奈不活。

十九

香格里拉是英语文学为遥远东方贡献的一个名字，但也是洛克博士的游记为我们打开的一片净土。我无须去考证她的本来隶属，但她就在滇西北，这点无可置疑。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自己的香格里拉，按广告词所说－－一个梦开始的地方。

她究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什么样的梦呢？

许多年前，这里的原住民大约主要是藏族和纳西族，部分彝族，傈僳族，白族和独龙族则散居在山间水畔。后来普米人从北方随军南征有功，竟也在此留下，完整地保存和繁衍出一个民族。这里的回族人也很多，他们则多是左屠夫平西时辗转逃难而来的哲合忍耶派回民－－按张承志的说法－－这是最难忘记仇恨的一支人。但他们却在这块土地上，终于埋下斧头，化剑为犁，成为其他民族的睦邻兄弟。

100多年前，上帝也派使徒来眷顾这块土地，并且也在这些宽厚慈悲且木讷的牧民农人中，传下了他们的福音。虽然时值今日，这里仍旧过着一种古朴而简单的生活，挤奶，打茶，饮酒和歌舞，依然是快乐的源泉。但多数过客，都会油然而生一种临别踟蹰的怅然。甚至许多人，宁把他乡当故乡，视此为终老埋骨的梦乡。

我们在为这里找一个主题词，我们找到了一个词－－和谐－－虽然此词有可能被人张冠李戴，有可能被人欺世盗名，但在这个充满冲突和暗算的世界，这里，还基本当得起我们对此词的正确理解。

我不知道我对这里的潦草描述，是否真正抵达了每个人心中的香格里拉。我不知道我的短暂驻足，是否能够做到倦鸟歇翅落地生根。我们客栈的大门正对着白鸡山，山腰是墓园，山顶是白鸡寺。某日，我和赵野爬上了黄昏的墓地，我们坐在碑碣间突然谈起了死亡。我忽然想起【西藏生死书】所要完成的普世劝慰，不过是一种死亡教育。死亡，并不是从天而降的厄运，它是与生俱来的宿命。所谓生活生命，不过是死亡的一种过程。我们的身体，每天都在一点一点死去。昨天枕上的落发，今日胃里的溃疡，都是我们刚刚死去的局部。但悲哀的是，我们却总要拿这仅余的残肢，去祈求博取永恒和不朽。

我们在暮云璧合时下山，我们听到了黄昏的歌声，看见了华灯初现般的星空。仿佛正是这些永远的风景，带我们走到了香格里拉。

颓世华筵忆黄门　

一

我于京都的来去，似乎正应了十年一觉的古语；青春的混迹，萧然的过往，挥别的双袖间大抵笼下的真是几片云彩。那些繁华与艰涩，惊怖和欢愉，如今皆已遥远；一如广场上那迭经翻修的方砖，早已抹平曾经的铁蹄。弹洞般的心灵，在向晚的冷眼转顾中，恍惚徒剩空穴来风似的荒凉和无凭——逝者如斯，往事之传奇竟如虚构，仿佛一切未曾身经一样。

在黄昏的苍山下检点平生屐痕，万事万物皆显温柔。昆德拉说，即便是绞刑架，此刻也将被怀旧的光芒所照亮。偶尔想想那个被称作心脏的城市，衣香鬓影高衙冠盖充斥的长街，恍同失血的脉管日渐枯瘦。而在我次第遗忘的温暖风景中，似乎只有望京的黄门，还能不断从时光深处浮现出来，荡漾着魏晋风度般的余韵。想起那些酒狂任性的岁月，于今日之慵懒里，依旧犹能搅起几许引刀江湖的豪兴。翻检一点黄门中存储的故事，述与来者，也许便是当代的世说新语。或能见证残唐晚明的狂欢，亦可聊尽心底的一杯余沥。

二

所谓黄门，乃布衣黄珂之舍也。室无主妇，不可谓家，故谓之门。黄门座落在京都西北角的一栋高楼里，和所有的现代穴居户一样，普通的防盗门、猫眼和门铃。黄门虽以酒肉名世，却绝对不是朱门，当然也不算柴门。黄门主人黄珂，身长五尺，形体和心性皆属敦厚之辈。坐如白熊，睡如卧佛，一旦醉翻则不免有玉山倾倒之虞。

曾文正公观人论相，谓有清浊之辨。用他的说法，黄珂属于“静若含珠，动若木发”；实乃澄清到底的人物。凡事疏节阔目，若不经意，此所谓真正的脱略散人也。我平生阅人算多，但黄哥这般的异类，实不多见。按其半生事迹行藏，放在古代，那得是春申平原一流公子堪比。要用文学典型引喻，水浒中的小旋风柴进庶几近之。但这几位都是王孙贵胄，有天大的祖业撑着门庭。而他这样的布衣员外，竟然也张罗着食客三千的流水席，确确乎算是一道京都颓世中的奇异风景。

黄哥与我，曾经门当户对数年。所谓“隔篱呼取尽馀杯”的事，那基本是隔三岔五就要发生的。一个人办一顿好饭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办好饭，尽飨天下宾客。他几乎像一个勤劳的妈咪，把干部和群众团结在酒色边上；入夜时分，其客厅就成了当代中国最大最和谐的包房。问题是酒阑灯灺，既无需埋单，也没有小费，更没有抽头。红男绿女家家扶得醉人归时，他还得自己打水洗脚。

其实，黄友会最初议定的游戏规则，是大伙强行帮他定做了一个捐款箱；凡有食客自愿且自觉者，可以往里面随意投币，聊以减轻一点主人的负荷。箱子就放在门厅边，投不投币主人皆看不见，大家皆无尴尬，都可一视同仁地入座。放了些日子，箱子日渐沉重，黄哥的心也沉重起来。他怕别人说他敛财，坚决地撤下了箱子，朋友的善意也就落空了。

我深知他这样的好客，所费实际不菲。楼下卖酒的，基本指着他发财；菜市场的活鸡活鱼，见天望到他去就恨不得躲起来。平民之家，每年炉灶上要烧掉几十万；我看着都着急，可他依旧是乐在其中。也有媒体误会，以为他是致仕林下的高官巨贾，家有金山挖不完。实际我所了解的这位爷，还就天生是个割肉疗饥的主；骨子里的仗义疏财悲天悯人，使得他俨然呼保义及时雨，时时处处接济和交游着天下英雄豪杰。无论流徒配客，游僧野道，入了黄门，皆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三

黄门宴而今名满天下，多数人津津乐道的似乎还仅限于味觉。其实菜品如主人，原很朴素简单，并无什么奢华淫侈的可供炫耀。真正令各路江湖人物前仆后继蜂拥而至的秘密，乃因黄哥之宽厚所形成的一个巨大气场，足资三教九流五花八门在此切磋盘桓。遥想当年的法俄沙龙，因为贵妇名媛的吸引，而形成社交圈和艺术流派，进而影响国家和人类。但怎么联想都无法解释，黄珂这样一个老光棍，究竟在草草杯盘之中下了什么迷药，以至于随时麻翻各方俊杰好汉。

他信奉来的都是客，无论上三品下九流，入座三杯皆饮者，出门一拱即友人。餐桌有时加到五米长，座次却并无主次尊卑。偶尔宫里的枢密要员也有访者，我看也就是奉叨末座而已。宾客互不相识，各自山呼海啸地吃喝，谁也不曾礼让着谁。常常枉顾的朋辈，许多也是财富榜上的豪强，到这里粗茶淡饭还得等着翻台，也照样无怨无悔地往还。名流多如过江之鲫，随时皆能邂逅巨星歌后。一些不是大众脸谱的闻人在你身边挤着觥筹交错，要等交换名刺时才互道三生有幸。

就是这样一个看似鱼龙混杂的江湖堂口，也确实穿梭着许多当代大腕和异日英雄。当然除开这些耀眼人物之外，更多的还是寻常过从的布衣之交。无数怀才不遇飘泊京都的畸零者，自然也把这里当开荤的私厨。有开酒厂的朋友送来几吨白酒，半年不到就只剩空盒。厨娘小彭看着每天要成箱运出的垃圾，常常是愁眉深锁地苦笑不已。

最奇特的是某年，一个穿着打扮极为考究的青年，几乎每个夜晚皆要来黄门吃喝；而且一坐就到半夜才告辞。其人寡言少笑，待人却礼数极周，为集体活动办差也非常热心快肠；因此大家皆有好感。我因住得近，常常席终人散之后，就剩我们三人枯坐。那时常来的有位西门子的美女，这哥们正和某部的一干员在争夺，似乎他已获胜筹。我尝私下对黄哥说，此君做派气象乃江湖人物；果然未久那美女来哭求大家帮忙捞人，结果一打听，原来竟是在海南身负两条命案的东北逃亡者。但他确实对那美女纯情，该女希望拿出平生积蓄来营救，我们只好劝慰她放手——这样的顶级杀手，岂是区区存折可以救命的。

许多人知道了有些后怕，那时捐款箱就沉沉地摆在过道上。更多的时候只他和黄哥对酌到深夜——他如起歹意，并非没有机会。有次半夜我和他一起出门时，他忽然拉着我说：我想把我的故事讲给你，你一定可以写一个十分精彩的剧本。可惜这样的倾诉尚未开始，他就要赶赴黄泉了。而我至今仍然相信，他至少是被黄哥感化了的人。也许起初他来的动机难以推问，但看久了黄珂的相遇之诚，便启动了天良。江湖之中，其实道义和古风犹存几许；以心换心，往往可以逃过无妄之灾。

要说黄友会的人不拘小节和俗礼，那也未必尽然。某次耀邦先生的遗孀也来便宴，大家皆起立恭谨地迎送。非仅为老太太的尊荣，实因一个时代的刻痕犹在，功德自存人心，向背也只在人心而已。

四

如上述，黄友会似乎仅如丐帮大会——凑堆吃喝而已。其实不然，一般来说每年都要搞一些有益有趣的活动。在此出入的人物，多数在他们各自的领域里，皆是头角峥嵘的非凡之辈。随便拉扯一员出来搞个专题讲演，无需任何准备地信口开河，那也往往要言惊四座。

重庆达人王康，江湖敬称老康的这位爷，形貌在列宁与布哈林之间，腹笥则非同小可。他与黄珂乃旧交，每次流窜来京，必是要请他开讲筵的。他对于俄罗斯文化和前苏联问题的研究，远胜于体制内那些专家。在酒席间听他信手拈来地从苏联解体讲到中国的未来，的确还要比凤凰卫视上他那些高谈更生动和深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刘力群兄，实在可谓“大隐”者。几十年来他在高层体制内从事着自己的国土战略研究，有一整套重整河山的大计划，惜乎既无人问津也乏人知晓。其人十分性情，每如黄门，必是自行车往返，且逢酒必醉，每醉必歌。一旦他开始西北秦腔，楼下的韩国邻居必来小心翼翼地敲门，请求饶了邻人的耳朵。举国上下，你随便说一个地名，他可以马上指出该地山川河流形势走向等等。论国民经济，那更是如数家珍，所有数据皆如成竹在胸。按他的规划，中国要重新分出72个行政区划才合符国情。可惜其人有总理之才，而无阁臣之命，只好樽边宏论，聊浇块垒而已。

除开这样的杯酒高谈，黄友们也还搞一些慈善活动。为白血病孩子捐款，为印尼海啸和四川地震赈灾等等。至于其他看片会、画展、音乐会、首发式和开业庆典之类活动，由于朋辈多能人，那基本是随时都会接到邀请。黄哥是中心，经常看见他忙着群发短信，实际都是在热心快肠地帮朋友捧场。

四川有句粗话说——自己的屁股流鲜血，还要帮别人医痔疮——这句话我时常觉得可以形容黄哥的急公好义。这个世界助人为乐行侠仗义的人，我也见过不少；爱邻如己一视同仁的君子也越来越多。但是像他那样完全不择对象不论亲疏地急人所急，实属罕见。

五

黄友会基本每年圣诞或者元旦，要雅集一处搞个自娱自乐的晚会。歌星舞师演艺名角太多，名导演更是一大摞，节目自然是不愁精彩的。某年黄哥突发奇想，要动员大家排个独幕话剧——而且全部由非专业人士来表演。我受命写脚本，偷懒将老舍先生的茶馆第一幕拿来改编成现代内容的讽刺剧，人物和结构则仍然用原著的设计。大家看好这种无厘头改编，遂开始邀约同仁排练。

王老板自然非黄哥莫属，我演的唐铁嘴。平面设计大师望忘旺演松二爷，制片人章芙女扮男装演常四爷；音乐剧明星影子女扮男装演刘麻子，著名音乐人李苏友演庞太监，高大林演秦二爷；翻译家李斯演老丐，诗人李亚伟演宋恩子，万夏演马五爷，陈琛演李三，行为艺术家昌鑫演二德子，高氏兄弟演吴祥子，作家深蓝演小妞，企业家刘兴平演农妇，学者余世存演康六，还有个女画家演他的女儿。

一群从未演过话剧的人物，临时组织起来背台词走场次，那确实是笑话百出。剧务的更好玩，去北影厂租来了全套清末的服装道具，又在798艺术区借来了最大的一个舞台，全套音响灯光和摄像，大家就这么开玩起来。总共排了三次就登场，观众来了两三百。多数人都记不住台词，只好根据剧情临时瞎编——好歹是一群“名角”，智商都摆在那里，所以基本还不离谱。直到今天，我看那现场录像碟，还是忍不住要捧腹喷饭。

这样的“实验话剧”，显然在中国还是鲜见。就这一堂形形色色的“大牌”业余演员，我估计在黄友会之外还真难组合出来。更好玩的是由于讽刺的是当下的世相，几个原本准备去报道的媒体记者，看完彩排吓得立即撤退出去。一群老顽童游戏人生的玩法，还真就应了王朔兄小说所说——玩的就是心跳。

六

黄友会原本一群老顽童小妖精的自我玩闹——在一个无趣的时代自讨有趣的人生。孰料最初由央视报道出去之后，竟然惊动了海内外各媒体的跟进。仿佛在一个落落寡欢的颓世，发现了一个新的物种和生态。有媒体经常问我意义何在，我只能说，在一个成熟健康的国度，应该允许民间社会的充分发育。而我们处在一个官方组织极度森严的时代，无论文化或社群都不能多元发展的话，那民众的生活则只可能越来越死气沉沉。

黄门宴只是一个老实人在体制外形成的一个小众平台，无数个渴望真实生活和怀抱梦想的人，在夜夜笙歌的表象之下，可怜地交换着各自流浪的方向。他们来自世界各地，他们身处在一个迷惘的时代，流离于大起大落的人生，疑惑于这个世界的走向。他们虽然经常沉溺在夜宴残醉之中，但黎明醒来，仍然要投入各自残酷的生活。

也许不同的人将在这里结下各自的殊胜之缘，进而在蒙昧的时光中找到自己的方向；但归根结底，所有的汇集都是偶然，所有的人都是过客。只有黄珂将停留在他始终喧嚣的夜里，只有他还会在暮色深处挑起这一盏古代江湖传下的孤灯，为这些熙熙攘攘奔忙和小泊的扁舟，送来一点微茫的温馨。一切不过仅此而已，似乎只有我约略曾经窥见，他那霜鬓丛芜后的落寞。

紫竹院三记

丙子春，我于京都谋得一职，竟在城西紫竹院内。因爱其园林形胜，虽近红尘而实同化外，遂卜居于斯。院里本多竹木，兼得数亩水陂，几陇土冈，被主人悉心经营出一番山环水绕之象，便显出几分格外的风色。晨夕徜徉其间，听松看鸟，浮心初静，故而于寻常简朴的生计中，便多了如许爱惜之情。

清夜啼鹃

竹院四周皆邻高楼，却颇少市声。蜗居又在清帝行宫之侧，古木森然，清夜里更多了一分幽寂。就在这一片宁静中，我听到一种鸟鸣，穿越千年，仿佛从诗歌中传进耳朵—“播谷，播谷”—它把古老的叹息再次种进我的心中。

这是我从童年就早已谙识的声音，那时它总是自田野深处传入小木楼，再由长辈们译为催促耕播的呼声。由是我知道其俗名为“布谷”，是南方山野的一只寻常的季节鸟。及长，却意外的从书丛中发现，它竟大有来历，并非普通的野禽杂毛。辞书上说它就是杜鹃，而杜鹃就是杜宇，是伯劳，是jujue,是子规，是催归，是勃姑厖这一串美丽的名字无不与一系列动情的诗句相联系，它几乎飞过了全部文学史，在每一个浪游无迹的诗人心中一歇倦羽。

这就是传说中的那只鸟吗？

《十三洲记》说它是蜀国的望帝，自人德薄，而禅位于治水有功的鳖冷，遂自亡去，化为子规。那么它就是一只具有高贵血统而由自知进退的帝王鸟。

《华阳国志》说它身为蜀帝而与其臣子之妻相爱，渐而亡去，魂化为鹃。那么它又是一只多情无奈为爱而死的爱情鸟。

《西厢记》说“不信去那绿杨影里听杜宇，一声声道不如归去。”原来它的啼鸣“布谷布谷”，在浪子的耳中却听成了故乡亲人的召唤—“不如归去”。那么它竟又是一只深怀着乡愁的孤独鸟。

从高贵到爱情到乡愁，伤心的鸟语在此静夜而歌，每一声啼泣都足以击痛人类这永不愈合的伤口。我想起屈原在流放的荆谷棘野里“恐jujue之先鸣”—多么担心它一声哀鸣击溃必死的决心啊！想起李商隐在绝望的爱情中“望帝春心托杜鹃”—如此深沉地掩埋起无奈的往事而把渺茫的希望寄托在那漂泊的翅膀上。

就是这只鸟，从田野进入诗歌再抵达我失梦的耳朵；无论红桑碧海暗换了多少世纪，其亘古的爱心未改，鸟鸣依旧，嘶哑的乐句却凝固为它动人的名字。现在，它终夜包围着我，从我无法窥见的夜色深处，从那都市边沿的这片密林丛中，低沉而缠绵地呼唤着我—不如归去不如归去厖

我难以想象，在煌煌京城何以竟飞来了这只遥远的鸟，且容下了它夜夜啼血。它仿佛从故乡大巴山一直追随着我的萍踪，然后又在每一个枯寂的子夜执着地提示着我的迷失。然而，“田园迷径路，归去路何从？”我早已是一个不归客，故园虽好已无家了。

那么，要啼鸣你就啼鸣吧！无论为了毫无结局的爱抑或为了无枝可栖的乡愁，我都在这样的清夜，在心中模拟你的声音，去回应你的低泣。我们也许永远行进于路上，但心灵不会失群；永远会在这样一些小泊之夜，共同地默默低唱。

寂寞古行宫

敝庐所在，门当户对着的是一座小院，用很古旧的石墙围着。墙身上爬满了茑萝，靠基础的那一溜点染着苍绿的苔衣。隔墙望过去，看得见两个大屋顶，浅灰的筒瓦已显得斑驳褪泽了，只是瓦楞上的螭饰还依稀透露出一丝当年的富贵气象。

因着近邻之便，黄昏时往往就信步踱到其中小坐一回。院并不大，两栋古典殿宇也显得比较袖珍；雕梁画栋依然，只是这些彩色在大丛的鲜绿草树间更觉出几分黯淡，有如青春已逝的脸庞上强抹的一层胭脂了。前殿门口对称地植着两棵银杏，树身粗大，枝叶纷披，想必是百年古物，隐然聚有精灵之气。书上说此树原有雌雄之分，我却不能辨识。树下还有一对石雕的香炉，盛满的只是岁月的风尘；往昔的烟痕大约早为雨水漂淡，一星余烬也是无法觅得的了。余下的空地上自然还有些野花闲草，成荫的树却不多见。鸟飞来了，慑于这片岑寂，又悄然飞去。长门总是深锁着，花棂上的燕泥蛛网说明已久无人洒扫。庭院中的几副石桌石凳，因我的识相过从，反显得多了一点人迹。

许久，我竟然就不知这曾是清帝的行宫，以为它只是公园里的一处废圮的建筑。直到有一天散步到墙外的另一面对湖之门，发现墙基上嵌着的一块石碑，始知这处萧索的庭院，原来竟是当年皇族巡幸的行在。再斗胆闯进其中一坐时，心中从此就多了些许苍凉。

在京城，似乎于不经意处就能和历史狭路遭遇。你总不知在哪处深巷杂院中，会猛地见到一个早已景仰和熟知的名字，然后便想起一串惊心悱恻的故事。

此际，我比邻的寻常院落，一百年前，它也许曾经灯火繁华，浓缩了一个帝国的全部福祉。这些岁岁犹绿的芳草，曾经容留过多少彩袖歌舞的莲步；那华檐遮闭的曲廊，肯定伫足过一代代“圣祖仁宗”的醉躯。圆明园的烟火也许都未曾在这狭窄的天空布下阴霾，但而今的颓壁间却再也找不到一痕当日酣然的梦迹。没有了威赫御驾，不见了白头宫女，只有寂寞宫花依然在蒙尘的玉阶下自开自落；而从前的红泥香径上现在娓娓忙碌着的只是一队蚂蚁。

很早就从书本上明白繁华如梦，知道认识间的荣枯兴衰自有人力难及的规律；但象现在这样直接地目睹一个寥落行宫，从中感悟人生穷达的无谓，大抵还是头回，当薄暮的紫气徐徐笼罩于小院空庭中时，蝙蝠仿佛从那些瓦当和石雕图案中挣扎出来开始静默的飞翔，其秘密的舞姿隐约传达出某种令人惊悚的感觉。在这流变的世界里，是什么东西是可以永恒留住的呢？腐草丛中升起的幻灭流萤，朽石砌里飘出的断续蛰吟，这一切应运而生的华灯弦诵，永远也无法贯穿全部的黑夜。正如在这些屋宇下一度春风的那些衮衮衣冠，云移星散之后，而今安在？连门外的惨绿湖波，也已记不起当年的惊鸿一过了。

但我深知，尘世间将永不缺乏沉迷于此荣华富贵中的人们。“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留下的废墟足资后世人的凭吊。此夜，当我全身退出这所庭院时，我看见不远的高楼霓红依然闪耀。这个世界显得如此美好，却又是如此的热闹！

湖上雁侣

紫竹院里的一泓水陂，也不知道唤作甚名。在少水的北方，它也许该叫着什么海吧。水未见得清澈，却也绿得shen人,让你莫测高深。波面不算宽阔，但同样布下了竹桥荷港画舫石屿，显出尺幅千里之势。

黄昏无聊，沿湖独步几乎例行。芳丛中太多红男绿女，视线往往只好随水东西。日间的游艇此时皆已收浆，湖面归于清平，且更趋于深沉了。于无声处，一沦沦微细的涟漪从眼前缓缓荡开，那一对大雁又温柔地划破向晚天空的倒影，默然恬淡地徜徉于绿波间。

早些时，我一直以为这是谁家喂养的双鸭而不太经意。后来一位同事告诉我说：这是一对失群野雁，几年前打这城市路过，爱上了这亩水域，便落翅安居了。年年春季，雌雁孵雏，雄雁就守护在那小洲上，然而却总被人们夺走了弱雏。它们遂不作候鸟般的南北迁徙，而长年逡巡于此湖面上，寻觅着那些失散的孩子.

自听了这哀伤的故事后，我便开始常常注意这对雁侣。它们寄寓于这片湖上，白日匿身于荷荫莲丛间，随黄昏一同出现，象两片暗淡的落叶无主地默行着。影随俪从，总是齐头并进，却无须任何言语。当我怀疑它们是否还能飞翔时，偶尔又看到它们蓦然跃出清波，轻松地翱翔在众生头顶。看起来它们已倦于漂泊，深埋了全部的忧伤，陶然于昔年风雨之征所结下的情缘里，息影在此都市一角，双飞双宿，超脱得如一对退出江湖的隐士。毫无疑问，它们情浓如初忠贞相守，，却绝不喧哗炫耀其深爱，只求不被外物打扰和破坏它们的栖息。当北返的雁阵自视野中歌唱着飞过时，它们目送着那些旧日伙伴远渡遥空，却毫无嫉羡心如止水；没有什么东西足以使它们放弃这种朝夕相守的平静生活，更没有什么力量可以使它们停止对那些乱离失踪的孩子的思念和守侯。就这样，出没于湖上，满足于身边平凡的一泓水一方天空，在沉默中享受黄昏岁月。而最终，它们之中将有一只先去，而另一只则会坚守雁的传统，会永远停留在这冷漠的湖上，夜夜凄鸣，孤独地萎化于冰凉的水中。

湖上雁侣使我想起一些有关雁的词语，似乎它们多充满了感伤气息。漂泊在异乡借一枝而暂栖者为雁户，辗转于风尘来去总无一定者为雁泊；见雁字而感岁时,念故人而托雁足；亲友长别音讯渺茫，则谓之雁逝鱼沉。似乎雁的一生就注定要在自我流放中，长大，又必将于孤独绝弃中终结。这与一些深怀乡愁而行径于大路上的天下客，其命运何相似乃尔！

我打暮春的湖畔经过，回忆往往被这对雁侣带向晚烟迷朦的湖心深处。它们牵起我对一个故友的缅怀。使我在这些黄昏的无语邂逅中，幻觉出他乡重逢的短暂惊喜，以及残梦乍破的漫长惆怅。我想起在南方某个寥廓的湖边，也曾经历这样陌路订交一顾倾情的故事。而当日海滨的小别，却终至长隔灵壤的久违；徒剩一怀伤悼，无奈地艳羡着眼前这对风雨与共的雁侣。

我深知它们有大欢乐而不言，只为比起万劫不复的岁月来，此种幸福又是何其短暂！一切都会随水而逝，青春爱情生命以至头上的天空；正由于此，我在每个黄昏的伫望，才充满了珍惜。

味蕾上的乡愁

作者：野夫 日期 2007-2-1 17:45:00

所谓乡愁，对我而言，大多时候只是某种童年的味觉。

记忆中的那些口感，在被岁月发酵后往往形成经久回味的芳馥，于只身远游的路上，时时诱发你“不如归去”的念头。

我已经走遍了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地方。当对未知事物的尝鲜渴望渐渐餍足之时，我知道我的青春业已耗散在穿州过府的五味百感中；这时，乡愁开始从舌尖上漫漶而来，在枯涩得近乎麻木的味蕾上绽放出怀乡的忧郁――我知道，我于此际开始衰老。而一根老了的舌头，则会像蛇信般搜索回山的径路，它似乎比身体还更需要故乡的饲养。如果不能找到孩提时的食单，也许就会枯叶般迅即陨落。

我所成长的时代仿佛正是这个国家的漫长荒年。那是在迹近穷壤的鄂西南边地，一个土苗汉侗杂居的小镇。原乡民在遥远的古代，大抵曾经被唤作“武陵源中人”，抑或在书卷里有过鲜衣美食；但在我断奶之后，体味到这个世界的却是粗食杂粮――在那个年代，山胞们多无主食和配肴之分，而菜谱一说，则肯定奢侈得闻所未闻。

比如土豆红薯这些分属菜蔬的作物，那时多是平民人家活命的晚餐；而一碗汤面，往往竟然成了重情讲礼门弟待客下饭的主菜。尽管如此困顿，但依旧有许多当时或者用以度荒果腹的野菜，居然装点了我们的简单生活，并构成我的童年味觉，成为今日乡思中津津有味的美食。

我怀念故乡的食物首推由“蕨”衍生的几道村肴。

其一曰凉粉。这几乎是父母在夏天的最高奖赏――给五分钱，去街上买一碗，绝对在半秒间吸溜得一干二净。这是用山中的蕨根捣粉搅糊后用漏瓢制成的粉条，然后用自制泡菜的酸水加上辣椒粉勾兑即可食用。这种凉粉色近褐黑，需以凉水洞的山泉浸泡，但最关键的是泡菜水中必须有花椒叶，这是区别地道与否的秘方所在。

其二曰蕨苔。也即蕨长出地面的那部分，约尺许，色青红，不蔓不枝，头卷曲如问号。现在收购出口的薇菜，即是将蕨苔采来掸水晒干后的成品。这样的干菜虽然富营养，但并不好吃。我所怀念的则是新鲜的蕨苔，剖开有滑腻粘稠的汁液，食前需要先用水稍煮一煮，再捞出炒鲊海椒面和腊肉。掸水乃必要工序，可以去其涩，之后则口感极好了。

其三曰蕨粑。原材料也即蕨根粉，在搅糊时兑以剩饭，凝结晒干，食用时切片炒肉；肉最好是乡民放养的山猪，用柏树枝加核桃壳熏制的陈年火腿，兼及肥瘦。当然这道菜，一般则只在逢年过节的席面上才会搬上。

蕨，原是山野间的一种寻常植物，但早在商周时代，就已然进入中国人的食谱，其学名谓之“薇”――它几乎贯穿了我们整个文学史。商遗民伯夷叔齐兄弟，“义不食周粟”，躲进首阳山中，靠的就是“采薇”而食。之后的诗人呼喊着“采薇采薇胡不归”且“长歌怀采薇”时，已经不再是灾年里的口腹之念，表达的却是一种隐逸的悬想和对当朝者的不合作立场。也许正是因为有“蕨”在漫山遍野的卑微存在，才能使得代复一代的读书人还能勉强残留一点决绝的风骨，在饥饿的肚肠和空虚的精神之中找到最后的依赖。

多数人在荣辱沉浮的命途中，都会忠实于童年的味觉――这是一种构成出身的元素，同时还可能是一种人生的底色和立场。毛泽东位及九五之尊，万变不离的还是红烧肉和辣椒，一份乡村小地主家的食品趣味，大抵也决定了他一生的选择。而晋朝时的大官人张翰，则可以在秋风起时，因为想念故乡的鲈脍莼羹，自谓“人生贵得适意耳，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然后竟然挂冠归去。

许多年以来，我像米兰昆德拉所说那样――从一个酒杯走向下一个酒杯――似乎已经尝遍了生活食色。贫困童年时垫下的野蕨村蔬，仿佛一直耿耿于怀未能被尘世的珍肴所消化，且固执地在我飘浮失重之际，提醒着我的味觉。也许正是那些古老的养分，一直支撑着我的身心，使我在怀乡的饥饿时分，要不断地反刍这些隔年的粮食。

不黄不足以平民愤

1

话说公元前720年的古希腊奥运会，人类尚未发明正式短裤（注：人类女式内裤的历史迄今不足300年），运动员上场只好扎一个兜裆布。一位唤作奥耳西波的爷，跑着就跑丢了，人们看见他象腰缠钟摆一样，顿时哄堂大笑。但他却坚持到终点，所有的人皆为之感动并从中发现人体巨大的美――从此，古代奥运会皆统一裸体比赛。

现代奥运会却穿上了裤子，而且最初女游泳运动员还必须穿湿重达30磅的连衣裤参赛――这就是所谓文明进化的重负。

20世纪中下叶，似乎全球许多地区皆开始了一场性觉醒运动。比基尼像原子弹一样诞生，我们终于可以坐在电视机前，一边看女子沙滩排球的前仆后滚，一边看她们悄悄从短裤内抠沙的奇妙风景了――这真是人类自娱自乐的一道声色大餐啊！

2

从以上故事破题，是想藉此谈谈我们本期《黄客》的主题――饮食男女。

这个现在近乎敏感的话题，其实我们的老祖宗却看得比我们明白。“食色，性也”，“好色之心，人皆有之”，“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说的都是这个理――人类与生俱来皆有对于色情的一点享乐奢望。这虽然是人的劣根，但也正是人的可爱之处。

但男女之防，由来已久，且中西皆然。把“色情”这一正常的人类欲求，贴上“黄色”的标签，并加以扫之限之，应该也算是西洋的发明。英国在1894年创刊的《黄杂志》，以及企鹅出版社推出的一套黄色封面的小说丛书，因其内容多涉两性，而被媒体嘲之为“黄色读物”。从此，黄色即等于色情，色情则视同罪恶，以至于我国政府发展出“扫黄办”这一机构，实在又是人类文明衍生的一道奇怪景观。

3

许多年来，文艺作品一旦被冠以“黄色”，后果则众所周知，但关于“黄色”的法律界定，却几乎从来模糊。只要某部门某领导稍觉面红发潮，即可定案，你要找谁翻案，竟也找不到适用律条辩诬――对一个文明法制国家来说，这就显得荒诞了。

还得要说美国人聪明，他们最先意识到这一模糊领域所造成的对人民的不公，于是决定修订司法解释。一群健康男女在一起研讨，比照自身的人性诉求，得出一致结论――淫秽为罪，色情非罪。这一界定可谓人类文明的又一伟大进步，它保证了广大正常成年男女的合法权利。就像伟大的“橡胶小雨伞”的发明一样，成为人民业余嗜好的法律安全套。于是，《花花公子》可以行销世界并成为支柱产业，三级片可以带动电影工业，红灯区可以成为多数文明国家的旅游胜地。这不是说洋人比咱更憋不住，如不开放他的人民就要“揭竿”而起，实在是因为所有的法理都必须顺乎“天道人心”，非此那就是“恶法”。

4

事情进化到此尚未完。前些年美国又出了个坏人，名叫拉里－弗林特。他来自底层，三代贫民，根红苗正，仇视资产阶级--------跟咱们的阶级立场一致。他认为《花花公子》只满足了中资产阶级的审美愉悦，而广大劳动人民却缺乏此类精神粮食-------你国家不能厚此薄彼呀。于是他办了个所谓蓝领色情杂志《娼妓》。既然读者定位是为工农兵服务，难免活儿就得糙一些，文图也得往延座讲话路子上走。于是市场奇好，却舆论大哗。

阿Q说“和尚摸得我也要摸”――你要摸过分了，和尚却也不答应。于是检察官将他告到了州法院，如果淫秽罪确定，那他小子就玩完了。陪审员来自有教养阶层，控辩双方大战，法官说了都不算，最后陪审员投票认定他有罪。不服没关系，上诉联邦最高法院。九名终审大法官一致判决――无罪。国为他只是色情的兜售者，因为看他的出版物法官都不能勃起，所以他不算淫秽。法官同时也认为此人确实下流，但我们宁可包容一条污浊的支流，却不能污染河水的源头，那源头就是伟大的宪法第一修正案――人民有言论出版的自由。此一判决进入联邦著名司法案例，并将为后世所援引。即使许多人上街游行抗议，甚至开枪打伤他，甚至拍出电影《人民公敌拉里－弗林特》，但他仍然是赢了------有史以来色情所获得的第一次胜利。

5

回头再说咱们的《黄客》和黄友会。

黄友会准确地说只是一个戏称，只因为人世间有一个孤独而好客的主人姓黄，有一个充满色香味的客厅容纳了五湖四海的倦足，大家邂逅相逢竟有故交萍聚的快慰，之后互相成了朋友，成了恋人，成了鸳侣，遂自谓黄友。此中有音乐家，画家，诗人作家，明星名导，也有工商巨子，思想家学者，种种艺术家，甚至官员，高僧名道，五行八作手艺人，三教九流苦寒生……一个小小的屋檐，几把破旧的桌椅，留住了一群老顽童和小妖精。大家消融了国界族姓，淡化了阶级贵贱，忘却了年龄性别。时相过从，大吃海喝，笙歌放谈，使这枯寂的世界多了几分春色，于是不肯在酒阑灯谢后怅然散去，便有了这份《黄客》纸品的创议。

称之为纸品，是因为我们尚处于一个不能注册的时代，因而它不叫刊。其存在仅为留住这一代风流人物的隽言丽影，不使风化于时间之流。本读物没有宗旨，没有定位，没有常务编辑，没有市场营销。大家轮流坐庄，按各自兴趣擅长，自行编印。举凡法律允许的所思所议所绘，均可入册。每期的执行主编为所欲为，完全个性化操作。

天下没有这样一份杂种读物，上帝说要有光，于是便有了。

6

至于本期的主题设置，除开主编者的个人偏好，亦因我们的生活太过紧张严肃，因而需要一点轻松的话题，也需要一些无伤大雅的声色之娱。黄友们讨论严肃的事情，也热衷于快乐的生活，这正是我们可能区别于其他族类的地方。

前文说过，在一个健康文明的社会，色情不是罪过，讨论或抒情则更无可厚非。因此，本期的多数文章会显得有一点“淡黄”色。但正是这一抹淡黄，使我们可以远离血色围困的不安，从而聊添一丝会心的微笑。人民活得太累了，人民很憋气，于是就小黄一把吧！敬希各路君子贤士鉴谅之！

二十年来余一梦

——一个囚徒情诗集的后记

一

这种激情应该说不来自于这个炎热的夏季，但确确实实连我自己都能感到这些文字具有了这个季节特有的滚烫。原以为对全部世俗生活的兴趣，都会随着一场灾变而冷却；现在看来，我很难真正地摆脱对这个世界如此顽固的依恋，包含那些真实的高贵和善良、纯美的爱以及平凡岁月里的健康人性。

正是这样一些因素使得人们被命运绝弃于广大荒原时，犹不忍割断与生活的联系；在太多的冷酷之后尚自扮演一个多情少年。

二

这是为一个人所作的歌集。也就是说无论从动机到结果，它都可能仅仅因这一个人而具有存在的价值。但我仍想交待一下它之所以产生的本事及背景，也就是为有可能偶然读到这些文字的人，留下一把破译这个故事的钥匙。

90年代最初的冬天，我还过着一种自命潇洒的半逃亡式生活。一位始终关注我的朋友，来信向我推荐了一个女友。我想这是为了分担我母亲的忧愁，我不能拒绝这种善意。尽管对这个有可能接管我未来命运的人尚一无所知，我还是不假思索地同意了她的建议，表示愿惜缘而认识。现在看来，当时或者潜意识中还有一点对孤独漫游的厌倦，庸常幸福才体现出一线渺茫的诱惑。然而就在寄出这份希望之后的次日，我从光天化日之下失踪了。因为“反革命”而收审，以“泄密”而判罪，其间经过了一年多时间的完全与世隔绝。在那间狭暗的石室里面壁终日时，想到这件事便不免自嘲地笑——幸运之神才刚刚敲门就永远离去了！

时间到1992年，我在一座监狱开始了劳动改造生涯；还需要四年才能完成这一涅槃而新生的使命。这时才能写信向朋友致歉，很显然，只能为从前的允诺表示遗憾。基于现实的原因，不可能再抱奢望。很快有信来，在种种安慰之后还加了一句——那位小姐依旧关心着你。除开感激之外，我难以想象还存在什么其他意义。

然而，奇迹却在悄然而至，我很快收到了一封来自于一个遥远城市的陌生人的信。至此我才知道她的名字，其朴实的话语透露了这样一层涵义——我是可以等待的。多么单纯而友好的姑娘，但这件事本身，却似乎在真诚背后有着一种“等待戈多”似的荒诞。也就是说为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承担这份牺牲有意义么？而我，有什么理由要让自己的刑期，形成对别人的惩罚？哪怕不出于起码的道德考虑，就这种承诺本身所具有的危险性，我也不能误人至深。因此回信是热情而婉拒的，尽管内心深处不忍放弃。之后，较长的时间我们互相都写了一些信，可是因为我的特殊情况或者其它什么难以想象的原因，大多没收到。再收到她转来的信及小照时，我发现我们已经难以分离了。于是，我开始了这本诗集。

三

要想向自由的人们解释囚禁生活的基本模式是困难而肤浅的。如果不因为一种纯粹的激情，我想我很难在这种背景下完成这些文字。也正是由于压抑之中所唤起的渴望才如此强烈、直率而粗糙，甚至完全忽略了诗本身应有的技术。如果它尚能让人卒读，可能仅仅是因为这件事本身太接近诗了——虚幻而美丽。总之，这里的每一篇作品都是一次成型的，没有草稿，没有修饰，也没有副本；像人类本身潜在的欲望一样原始而真实。

从艺术角度而论，我并不认为这体现了我原有的风格，甚至也不符合我一向的实验和主张。在很长的时间里，我认为诗的抒情时代应该结束了，我很讨厌那些欺骗孩子们的矫情之作。可是今天我却这样做了，唯一支持我的理由，是因我这部诗集这仅仅是为她而写的，这是一个囚徒所能报答一种深情的唯一方式。需要她读懂此中的复杂心理，因此就完全可以忽略与此无关的评价。

四

直至今天，我依然不敢相信这件事的结果。这不是对具体的爱情的怀疑，而是对自己总体命运的把握。换句话说，同样浪漫的故事在上个世纪初的俄罗斯可以发生，但却很难在今天的社会得到再现。我所处的环境，使我见到了太多的人间戏剧，我不可能乐观地设计未来。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所严肃而认真创作的这些东西没有意义，我想真正永恒的正是这些过程中的美好。如果说它确实能使明天成为现实，那可以视作定情的礼仪。如果命运改变结局，那它也是今天的碑铭。

也许后代人们假设读到了它，有可能不是为了追索一次奇特的爱情，而是出于一种对历史的兴趣——为什么在二十世纪末的中国，还有过这样一件事？它所蕴涵的精神是什么？由于什么而支配着一个人如此嘶哑的独唱？当这样追问时，我已经觉得这不再是一束简单的情歌了。在感情上它属于一个人，在苦难反思时，它应该属于明天的社会！

五

很多时候，当你置身于生活的一些精巧格局中时，是很难怀疑“宿命”这一概念所包含的伟大力量的。今天，迟至今天的她的出现，使我不能不认为这是一种刻意地安排，其意义在于支撑一个人穿越他的厄运。这使我想起人类所经历过的那些苦难历史，真正引导人们跋涉向光明的可能并不是理性，而是某种天赋的激情。

应该说渐至中年的我，曾经因为激情支配下的抉择而蒙受了太多的伤害；就是今天，痛楚犹未消失。可是，无论怎样试图改变自己，都摆脱不了“钟情者正在我辈”这一古老公式。情之为物，成了我们存在的依据。纵观今日社会，当多数人们业已习惯利欲下的权衡时，我已无法区别由她和我进行的这些个人事件的幸与不幸。这种纯情行为在多大程度和时间内能够超脱于现实土壤，高蹈于时代精神之上，我们都不得而知。但不管如何，一件美好的事所造成的或苦或甜的命运，都足以让今天的我忘记其终极目的。

六

在以往的一些岁月里，我和我的一些弟兄们一直醉心于一种“波希米亚人”式的生活，常常梦想像金斯堡他们那样到某个丛林中去种植大麻或者粮食，以熬制一种真正可以减少人类苦难的良药。这种对自由的绝对向往，很容易带来对家这种结构的偏见，致使我们在很多时候有意回避着这一“魔沼”。但这并不能说明我们已根除了暗怀渴望，事实上，在一个人的黄昏，在饥饿的旅途，依旧可以轻易地为一曲《我想有个家》而悄然拭泪。

而且更多的朋友艰难地从一个门走出，终于又踏进另一个门去。古希腊哲人说“人不可能两次跨入同一条河流”；至少在婚恋这个问题，难以尽然。经过了这样一些曲折而终于获得善果的人们，得出的结论是——家，本身是人类共同甄别选择的最佳模式，问题还是在于成员及其操作艺术上。

而我真正强烈地感到家的诱惑，是在这场灾难中。我想这不需要解释理由，凡是曾经身陷绝境孤立无援的人，都会知道这种念头的必然。当我站在囚楼上看见隔墙的一家小院中，一个女人几乎花去了整个下午来梳洗长发，年轻的丈夫不断地用杯子往她头上浇水，仿佛是在灌溉一株名贵的花朵；而孩子把一根橡皮筋栓在两棵树之间，独自唱歌伴随舞蹈，小屁股在夕阳中闪烁——生活在这样一个平静的日子里，体现出它真正的幸福。我们为什么要拒绝这样的平淡从容中的甜蜜呢？我把这种来自于一个画面的觉悟，寄给了一位因家而苦恼的朋友——如果就是侥幸脱离了锅碗瓢盆的束缚，是不是就可以解开全部生活的绳扣？

当我知道在这些漫长惩罚的背后，有可能有一个家为我准备着时，内心深处充满了激情和勇气。我觉得，当这样一个少女在这种时刻献上她的爱，那么，我应该交出我的命运了！

七

这场爱情从一开始就陷入了一个悖论之中——拒绝是一种伤害，接受又是另一种伤害。时至此刻，彼此的姓名还是作为一个单纯的符号出现在心中。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缘份问题，当事情以这样的方式开始之后，就意味着要投入若干年的等待而一定要收获幸福；相爱且必须永无怨悔成了今后岁月的使命。

现在我已知道她是一个美丽痴情的姑娘，获得这种建立在一个人的牺牲之上的爱，使我深感内疚。该要表达的感情在前面的诗中都已淋漓宣泄，我再难说什么了，只能更加强烈地希望早日结束这场劫难，去补偿她青春的损失。

每每当我想起但丁写在地狱之门前的那句话——到这里来的人们，应该放弃一切希望。就不禁怀疑这种感情是否适当，自己是不是利用了她的单纯和善良？我有什么理由还要对未来生活保持这份浓厚的痴情呢？当昨天的审判得以成立的时候，就基本决定了明天的黑暗仍难以解除。我多么担心让她无辜地步入深渊啊！但另一方面，我却充满信心，那就是高尚的牺牲终将赢得高尚的珍惜，无论历史和个人，都会体现这一规律。

八

除开朋友、书籍和个人的一些奇特经历之外，我几乎是一无所有了。造化没有赐予我任何桂冠却反而刻下了耻辱的红字，但这一切并不足以使自己懊悔。作为一个男人活着，承受始终应该大于享受。况且，在这么多的打击之下，我尚拥有爱与诗，这已是人生的最大慰藉。

在这样一些酷热的夜晚，没有草地和林荫；躺在狭窄的囚楼平台上仰望广阔的星空，面对这些永恒存在的宇宙风景，深感尘世的悲欢离合太渺小。一切都会过去的，流亡者将要归来，经过无数默默牺牲者的努力，必将重造一个什么也不驱逐的家园。

向一个陌生的女孩倾诉爱情，使我灵魂得到再一次净化；这是一种真正自新的过程。正是这样一些不假藻饰的词句，使我得以重回孩提时代。当我写完此页后，作为这部为一个人而编辑的诗集该要合幕了，但这，远远没有结束。爱，是一种事业，还需要两个人的共同缔造才能臻于最高的境界。我想起加缪说过的一段话——不，我们所受的最残酷的折磨总有一天要结束。一天早上，在经历了如此多的绝望之后，一种不可压抑的求生欲望将宣告一切已过去，痛苦并不比幸福具有更多的意义！

最后，我要说——关关，谢谢你给了我这种灵感和激情，你的善良将无愧于接受这本诗！

湖山一梦系平生

一

1978年我在鄂西利川一中应届毕业。半年前，这个国家刚刚恢复高考，每天仿佛都在发生大事。而在此之前，我还在考虑到何处下乡――而且开始情窦初开的悲惨早恋。那时的人似乎都很单纯，首先是女同学把我的情书上交给了学校，然后是天天写检讨到校办罚站，之后是父母责骂殴打，最后是我自杀未遂。

醒来后为了表示我仍是个不甘堕落的青年，更为了心中那点自尊和硬气，我确实咬破手指写了个血书。一行字――不考上武大此生誓不为人。

那年，我16岁。

结果通知书下来，全校文科只考取了我一个。但悲哀的是，仅被取到了华师恩施分院【改了四次名后，现在叫湖北民族学院】。于是，我拒绝去。家父怕我次年连这个也考不上，派人把我押解去了。因为与梦中的大学失之交臂，我很早就变得颓废而堕落。

三年的诗酒孟浪很快结束，毕业分回利川教育局。在山中小城打架结社，经常醉卧街头被清晨扫街的人喊醒。20岁左右的我，几乎很清醒地看见了我可悲的结局――从科员到副股长到股长到副科长到科长。最后的悼词是――该同志把一生献给了山中教育事业，享受副县级待遇埋进关山陵园。

那时，谁要提起武大二字，我就会生出腆脸赖活的羞愧。

二

应该说我的武大梦始于少年。那时虽然流行读书无用，全国在学张铁生和黄帅，但知书识礼的外婆却一直在对我进行理想教育。她来自江汉平原，也算书香门第，在那个知识有罪的年代，她似乎早已窥见了这个国家的未来。她所了解的只有武大，于是我也相信那就是唯一高贵的学府。更重要的是她的一个侄儿，我们唤作大伯的那个传说中的奇人，就在那里任教。准确地说正是这位大伯，更加激起了我对这所遥远大学的向往。

我从79年起，即开始了与独身的大伯的频繁通信。他结束右派生涯后调到武大主编《美国当代哲学研究》，不断地从武大图书馆给我借寄各种那时山里没有的书读。我工作后假期常去陪他，他是40年代初的武大地下党学生，苏雪林的弟子，谈起母校来自然如数家珍。那时，武大刚好进入辉煌的刘道玉时代，大伯不断给我讲学校的各种变化，鼓励我来考研。我知道我外语不行，大约是没有机会来传承大伯的衣钵了。

那时，祖慰写了个报告文学叫《快乐学院》，记录的正是刘校长和一群优秀学生的故事，确实读得我心潮澎湃充满艳羡。【那时真未想到几年后，我与这些神话般的人物，会有缘成为一生的知交】仿佛老天要帮我了此夙愿，85年大伯紧急来信，告诉我刘校长决定开招插班生，让我火速备考。浑浑噩噩的我，终于看见命运的转机在向我招手了。

考试是分为文化课和社会业绩。文化课我自然不怕，但业绩是比已经发表的作品。我是所谓“地下写作”的出身，变成铅字的有限，兼之只写诗，多半比不赢那些写小说的。幸好中文系主任白嶷岐先生和教务处领导於可训先生青眼相加，为我说项。86年，我终于成为中文系七个插班生之一，走进了珞珈梦乡。

三

所谓插班生，即按专科身份直接插进三年级，读两年，修满125个学分，拿武大本科学位。真正吸引人的是，一切享受同等待遇，档案调进学校，毕业重新分配――在那个年代，这就意味着是对人生洗牌再开新局的机会。否则，在人事和户籍制度奇严的当日，走出深山，还真只是一个遥远的梦。

插进三年级是指听课，在管理上则七个人单独编班，由丁忱先生做导师。丁先生是黄焯先生的关门博士弟子，章黄学派第四代传人，专治音韵训诂。我入学前在此方面有点基础，参与点校《黄焯文集》还能略尽微薄，所以先生对我则向来宽容。应该说，当时刘校长所形成的校风，即是自由和宽容。

80年代的武大，确显生机勃勃。各种讲座，各种学生社团活动，一大批活跃的中青年教师吸引着莘莘学子的眼球。今日已成名家博导的易中天、於可训、赵林、邓晓芒等，当时还都是讲师，由于我们可以跨年级跨专业选修，凡是好听的课，我们皆趋之若鹜。老师对我们这些已婚学生，多少有点法外开恩另眼相看――行动更显自由一些。那时的师生关系也比较好玩，似乎犹存民国大学的流风遗韵。比如赵林先生下午讲社会心理学，中午就跑到我寝室来，开个午餐肉，我们就对酌几两，然后再飘然去上课。樱花时节，导师会带我们六男一女去游湖，然后诗词唱和。有次我和丁先生的春游诗同时发表在晚报上，先生看见后，会专门跑来对我说――还是你写得更有诗味。

入学未久，我就受一家杂志委托，去随队采访长江漂流。一走个多月，镇日飘在江上，系里却豪不为难。我选修了沈祥林先生的古代文体学，只交作业，未去上一回课，同学告我，每次沈先生都会问――那个野夫来未？我有些惶恐，结业考试是各交一篇文言文或诗词，我决定去面交并请罪，结果先生却说――我只是想看看你，你是我执教二十几年来古代文体写得最好的学生。这样胸怀的老师，你无法不肃然起敬。

我有个师兄王梓夫来自北京人艺，我们俩同时选修了一门话剧艺术课，讲课的是位满头银发的老先生。因为讲课举例多采自人艺的剧目，老先生知道梓夫在，每堂课休息都要过来问――我讲得对不对，你多指点。这种大学者的虚怀若谷，害得梓夫不好意思再去听课。

於可训先生和易中天先生，那时就算是中文系的王牌讲师，却是一点架子没有。於先生经常邀我去家里喝酒，谈些课堂上不便讲的话题。他是治当代文学的，国内的名作家多与之过从甚密，儒雅的外表里，却有着十分的血性。易先生则对我知遇多年，两年寒窗，与这些师长结下的竟是一生的胜缘。

四

因为是刘校长改革创新招生制度，破格把我们从社会打捞出来的，所以许多人视我们为武大的“黄埔系”。当然，校长也有几分偏爱。每学期初，会集中各系的插班生开个座谈会，校长亲自来训话。其他系的人数更少，但更是人中龙凤，有的多是各地树立的自学成才楷模，能被校长改变命运，心中无不充满感激。从今天的发展来看，多数人皆成了高知高干或高管，应该说，没有武大，也许大家还在混迹于泥涂。

校长对我的关爱，则可用天高地厚来形容。毕业后有几年，我曾经堕入人生的真正底谷。校长不断来信给我鼓励，甚至带着几个博士来探看，赠书送药，救我于绝望之渊。

当然，学校也有少数员工师生，对插班生是略有微词的――尤其对中文系。他们的理论自然是认为大学并不需要培养作家，总觉得这些散漫无行的所谓文人，不过是来混文凭的。临到毕业，都要论文答辩，不免有人想看笑话。我的论文导师是白嶷岐先生，选题则是“周作人晚期思想管窥”――我为这个著名的汉奸做了篇翻案文章。我私下先拿给於可训先生评估，於师内心比较认同，但担心太偏离主流话语，是否会在答辩时被发难。但结果白先生竟然也认可，论文遂得以顺利通过，后来还公开发表在南方一个大学学报上，算是未负武大两年诸位恩师的错爱。

毕业分配时，正好海南建省。我因不想呆在湖北，同时也想赶所谓特区的潮流，便向系里提出要求，希望能分到琼岛，或者就是西藏。系里尽量成全我们的梦想，于是88年我又成了第一批赶海人。以后的命运则似波峰浪谷，几乎遍历了人间的五味百苦，此处就不再赘述了。但无论怎样的沮丧困顿，回忆起在武大结识的诸多师友，总觉得背后还有力量，还在支撑着我去面对悲苦人生。

在人艺看观众

除开在北京，话剧似乎已经不怎么存在了。在这样一个曾经小到乡镇都搭满了舞台的国度，观众仿佛一夜之间突然集体退场，使无数编导和演员们都一下子尴尬起来。所幸的是，也许由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存在，使得一批真心爱好话剧艺术的人，便像某个荒岛上孓然的古老部落一样，依旧能够在王府井的一隅，保留这么一点近乎古旧的爱好。

自然，人艺从某种角度上说，大抵可以代表这个国家的一流表演艺术水平；这也是它所拥有的观众，不至于太多水土流失的原因。不过，这并不是一个庞大的群落；事实上，在这个繁华喧闹世界的诱惑下，仍然不醉心于KTV或迪厅之类而甘愿在此坐冷板凳的人，绝对不会众多。因而，人艺的观众越来越接近于一种俱乐部会员式，或者说，像一个沙龙。在其中，是常常可以感受到一些老派文明的。

在人艺看戏，常常令我倾倒的不仅是表演者本身以及导演独出心裁的诠释；同时，我也叹服于那些观众的集体风度。无论大剧场小剧场，大家安静地次第进去，不须对号入座却从无人为此争闹。演出过程中拥有手机的人都自觉关机；没有说笑，所有的人都小心翼翼地尽量不弄出一点响声。精彩之处，掌声和笑声都很及时且适可而止。演员谢幕，观众集体起立以长时间的掌声答谢，总会有鲜花恰到好处地奉上。然后，循序退场，无论中外男女，都显出一种与平日坊肆迥不相同的书卷气来。

这是这个时代日渐稀少的一种现象；当这种本属于正常且应有的表现还能残存于身边时，却往往反而让人感到诧异。实际上，在每个城市时至今日也并不缺乏优雅的各种艺术登台上演，但却较少看到如此整齐的集体教养。而在人艺，我并不相信台下的人们都是绅士淑女，或者多为具有高雅趣味的圈内人。但这些由各色人等所组合的这么大一个观众群，当坐进这个当年老舍、焦菊隐、曹禺等大师掌门过的小小首都剧场时，却都能唤起一种对艺术的尊重；浮躁心灵顿时获得一次宁静的洗礼；文明人类潜在的对高尚风范的追求和摹仿，也都即刻表现出来。这，也许正是精品文艺对民众潜移默化的另一种功用。

卢梭似乎说过：城市需要戏剧，而堕落的市民却喜欢小说。也许卢翁的原意并不能用来论证我这里的观点，但姑且借用一说，也并无不可。也就是说，我所欣赏的人艺，已不仅在于精湛的话剧本身，同样，看观众也是一种享受，一种古典情怀式的醉心。在那种彬彬风度中，隐含着民族气质中那些高贵的部分。所以希望，这样的戏剧和观众不仅是博物馆式的陈列，而是扩展到每一个城市中去。

无边的门和一个诗人

一

在名城，在这样一个著名的年代，我赁居市井深巷的门被轰然撞开，一个诗人裹挟着二十世纪末代初春的黄昏滚滚而来。

他象金庸笔下的暗器名家一般不断从怀中腋下发射出二锅头、花生米、即食面、烟诸如此类足以击倒任何一个流浪汉的东西；而最终使我受伤的则是他的这本诗集——这致命的袖箭以最诡异的手法和刁钻的角度扑面而来，足以洞穿每一个猝不及防的英雄。

不宣而战，挑灯夜斗，仿佛中世纪的武士裸体对阵性命相搏，关于诗、关于文、关于青春革命醇酒妇人，竟至于一时间杀气弥天悲风四起……

在名城、在这样一个充满金属喧嚣的年代，我不知道除此之外更有几人还能这样陶然于草草杯盘和昏昏灯火中，去玄谈一些干卿鸟事的话题。诗人啊，这荒年中最丰盛的晚餐就这样开始罢！

二

人类的文明始自于门——在遥远的野蛮而又最本真的年代，那些巢居于莽林中不断自我放逐的初民们，当整个世界和他们都裸裎相对时，何曾需要门的卫护？那第一个在洞穴前结扎篱笆把爱情和财富深锁的人，必是人类罪恶的始祖——然而文明也正从此诞生。我们开始通过一扇菲薄的门认识父亲，我们在门上刻下了光荣的族徽和神性的脸谱。

只有在门的概念形成之后，才会诞生家、诞生爱、诞生隐秘、诞生杀伐与仇恨，最后诞生城堡以及无数动人的诗篇。在此一切之后，门不再是门，只是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存在着，也只有灵性的诗人才拥有那解码的锁钥，才能穿过一扇扇不同形式的门抵达世界的深处。

三

全部历史就由这样一些城以及必不可少的门所构成。我们面对每一个时代、检索每一段汉帛秦简，无非都是在叩击那些语词背后的城门。

每个世纪都有它的巨匠，每个巨匠都用生命筑起了他自己特有的城门。每个城都让隔世的人感到高不可攀，每扇门都使异代的人觉得深不可测。

我们生得太晚，我们无法不去直面这些高山仰止的名城，无法绕开这些形而上的豪门去深入堂奥，无法不去反复推敲以期登堂入室。

四

门啊！使我想起无数催泪的典故——

望门投止的末路英雄；

立雪程门的求知书生；

大笑出门的蓬蒿高人；

重门深锁的深宫怨女……

无论门内或门外，人类都是如此尴尬、无奈和勉强。

五

在这样一册薄薄的诗卷里，他为这个时代和文化地图标出了一串值得造访的名城。他以他独有的密码敲打着这些高耸的门，然后推启，然后告诉我们在那木质的肢体之后隐藏着什么谜语。

我根本无意去重复他的发现。

他的语言烛照之处，是每一个具备眼睛的人，都能看到光明、美以及鲜活的生命的。事实上，永远有那么一些城门矗立在道路的尽头，成为芸芸众生始终不能破译的隐秘。

六

当他孜孜矻矻地摧毁着一些门时，却无意中又在树立起自己的城。我绝望地发现，一代复一代的跋涉，极少有人真正穿过卡夫卡的城堡，洞悉钱钟书的围城……

一切都象但丁在地狱之门前所刻下的那句话——到此来者，应该放弃一切希望。

一切都象金斯堡的哭喊——惠特曼啊，我们今夜将走向哪里？

太多的城太多的门使我们反而感到无路可走无枝可栖。

七

酒瓶罄尽时，我虚掩的门为风所开，他行走在月光下，越过道道重门将回到他的城——那是我尚未洞悉的世界，那里只有他，横行在大地上，诗一般地说着酒话……

1996年3月于朝内小街南拐棒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