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这本书我整整思考了一辈子。

我父亲直到临死前还在思考这本书。

我谨以此书献给父亲……

我仿佛看到了1953年3月那遥远的一天，当时发生了难以置信的情况，对这一情况，此前在我国连想一想都会被看作罪恶——斯大林死了……

我看到了亮得耀眼的3月的太阳和无尽头的长队——人们渴望同他告别。看到了在这群悲痛的人中间有我自己。在这群悲痛得丧失了理智的人中间，我是多么的孤独。因为我对他怀着仇恨。

对斯大林态度的这一转折，发生在我上高年级的时候，从丧失理智的崇拜到同样丧失理智的仇恨，这种仇恨只有在少年时代才会发生，发生在丧失理智的爱之后。

这一转折之所以会发生，是由于我的父亲，由于他关于斯大林的危险的叙述，关于真实的斯大林。

每次谈话结束时，他都说同一句话：

“也许，你以后会写写他的事。”

父亲是个迷恋欧洲民主的知识分子。他经常对我引述据说是捷克总统马萨里克说的一段话：“什么叫幸福？这就是你有权走到中心广场上，放开嗓子高喊： ‘上帝啊，我们的政府多差劲啊！’”父亲出身于一个殷实的犹太家庭。当俄国发生二月革命，君主制垮台时，他是一个年仅28岁的律师，春风得意。他兴高采烈地欢迎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这是他的革命，他的政府。

但是，寥寥数月的自由很快就结束了，布尔什维克掌了权。

像他这样一个受过极好的教育，能流利地讲英、德、法语的人为什么不 到国外去呢？

这很平常，他一向深深地热爱这个伟大而凄苦的俄罗斯……

20年代初，当自由还残存的时候，他编过敖德萨的《暴风雪》杂志，写过几部苏联早期影片的剧本，他的好朋友有当时的名作家——散文家尤里·奥廖沙和理论家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还有大导演爱森斯坦……

父亲死后，我在一本书中找到了一封夹在书页中奇迹般地保存下来的爱森斯坦的信，还有大导演画的几幅不太正经但却出色非凡的画，那是他们年轻时代淘气作乐留下的痕迹。

但是，斯大林摧残思想的时代来到了，全国成了一座大监狱。但是，父亲并没有发牢骚，他无声无息地生活着，确切地说是生存着，不显山、不露水。

他放弃了编辑工作，开始写剧本，把斯大林最看重的作家之一——彼得·安德烈耶维奇·帕夫连科的几部长篇小说搬上舞台。

帕夫连科是斯大林亲自亮相的两部著名影片《宣誓》和《攻克柏林》的剧作者。

他写过一部超爱国主义剧本《亚历山大·涅夫斯基》，讲的是13世纪一位打败了德国骑士的俄国统帅，该剧就是由爱森斯坦执导的。

他还写过几部长篇小说。斯大林四次授予帕夫连科最高文学奖——一等斯大林文学奖。他不止一次地见过领袖，曾进入过这位神人左右的神秘小圈子。

帕夫连科的大名救了我父亲的命。尽管我父亲的朋友中有许多人消失在集中营里，我父亲却没人碰。根据当时的逻辑，抓了我父亲，就等于给大名鼎鼎的帕夫连科抹黑。

但父亲心里有数，这种局面随时可能结束。

他等待着，作好了最坏的准备。

尽管过的是这种斧头悬在脑袋上的日子，尽管前程已经断送，他却总是微笑。

他喜爱的英雄人物是法朗士关于法国革命的小说《诸神渴了》中的哲学家和怀疑论者希罗托·伊勒兹。法朗士的主人公苦笑着冷眼观望法国革命的吓人场面，父亲也冷眼观望斯大林统治下俄国的可怕生活。

嘲讽和同情是他的信条……

留在我脑海中的父亲总是嘴边挂着嗔笑。

父亲死于1969年，当时我就开始写这本书。

我写书时对斯大林还没有丝毫的仇恨。

我只不过是想理解斯大林。

我写这本书时，周围是我童年时代见过的人的阴影。

我在这本书中也列入了他们关于斯大林的故事。

当初父亲很喜欢对我讲这些故事，结尾永远是：

“也许，你以后会写写他的事。”

引 子

“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圣经·新约·启示录》第13章，第7、15节

“有一位大力的天使学起一块石头，好像大磨石，扔在海里，说：巴比伦大城，也必这样猛力地被扔下去，决不能再见了……因为万国被你的邪术迷惑了。先知和圣徒，并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都在这城里看见了。”——《圣经·新约·启示录》第18章，第21、24节

*他的大名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每天都念着他的大名醒来。他的大名整天挂在广播员的嘴上，鸣响在歌曲中，出现在所有的报纸里。他的大名被授予工厂、农庄、街道和城市，作为最高奖赏。在那场最修烈的战争中，战士们喊着他的名字投入殊死的搏斗。在战时，斯大林格勒流尽了鲜血，损失了全体居民，大地变成了布满弹片的废墟，但是，以他命名的城市，没有向敌人投降。在他安排的政治审判中，受害者临死时高呼斯大林万岁。在集中营里，根据他的旨意驱赶来的千百万人，让江河倒流，在极圈内建起城市，数以十万计的人死亡，这一切，都是在他的画像下完成的。在这个辽阔无垠的国家，到处都是他的雕像和塑像。

斯大林的巨像曾耸立在伏尔加一顿河运河旁，那是他的囚犯们开凿的又一条运河。发生在这座铜像上的一个故事，简直是对那个时代的嘲讽。

有一天，铜像看守人吓坏了，因为他发现，候鸟迁徙时喜欢落在铜像头上栖息。不难想像，斯大林的脸会变成什么模样。鸟是不会受惩罚的，可是人就不一样了。吓得要死的州领导人想出了办法：把铜像头部通上高压电流。这样一来，铜像周围铺上了由死鸟积成的地毯。每天清晨，看守人把死了的小鸟埋到地下，被鸟的尸骨沤肥了的这片土地，鲜花盛开。铜像清除了鸟群的骚扰，俯视伏尔加河畔的旷野，被囚犯的乱葬堆——大运河建设者的尸骨沤肥了的、鲜花盛开的原野……

对我们来说，他是什么人呢？

当年的一位知名经济领导人尤里·鲍里索夫在60年代是这么讲的：“一天，斯大林同志召见我。在这之前我没有机会同他说过话。去的时候我在车上像腾云驾雾一样。在回答他的问题时尽量盯住他的双目，眼都不眨一下，一口气说完。我们大家都知道他的名言： ‘眼珠子乱转，就是心里有鬼。’听完了我的回答，他伸出手对我说： ‘谢谢，同志。’我一触到他的手，像是挨了电击。我把这只手藏到衣襟里，上了车，径直回家，惊慌失措的妻子问了我好几个问题，我没顾得上答腔，走到小儿子的床边，抽出手，摸了摸他的脑袋。让他也接触到斯大林的体温。”

温斯顿·邱吉尔回忆他的时候写道：“斯大林给我们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当他走进大厅，出席雅尔塔会议时，大家就像听了口令一样，全都站了起来。而且奇怪的是，大家都两手贴裤缝立正。”有一天，邱吉尔打定主意不起立。斯大林一进门，邱吉尔就像被一股超自然的力量拉了一下，还是起立了。

战时，罗斯福总统对斯大林很亲切，称他为“乔大叔”。

1959年，全世界都知道了乔大叔的罪恶，邱吉尔于斯大林80诞辰那天在议会下院说：“在艰苦考验的年代，领导俄国的是天才的、百折不挠的统帅斯大林，那真是俄国的大幸。”

要是邱吉尔知道“百折不挠的统帅”在遥远的1953年3月的念头，不知会作何感想！

但是1953年3月1日，斯大林中风后躺在地上，就在他自己的帝国首都，他在一个空房间里孤立无援地躺了好几个小时，身下遗了一滩尿，虽说他受到无限的崇拜，成了活佛。

有人说他是迫害狂，有人说他是恶魔，也有人说他是平庸无奇的暴徒。

但是，他的个性、他的行为动机，正如他在阳光明媚的3月的死亡一样，依然是个谜。斯大林穿着一双柔软的高加索皮靴，无声无息地退入历史的阴影。

而如今，在苏维埃帝国瓦解之后，他那威严的影子又飘然出现在地平线上。那个已经土崩瓦解了的20世纪最大帝国，越来越频繁地追忆起自己的缔造者，在新的恐怖神话的阴云中，“当家的”又回到俄国。

*秘 密

他已经把自己的生活和我国的全部生活沉浸到一片看不透的昏暗中。他不停地消灭战友，随即把他们在历史上的踪迹抹得干干净净。在他的亲自领导下，对档案不断进行无情的清洗。凡是同政权沾点边的，都被他弄得极其神秘。他把档案变成固若金汤的堡垒。

即使今天，当你有机会接触这些原先的绝密文件时，你又会碰到……摸不透的秘密！

他连这都事先想到了。

请看总统档案中保存的政治局会议绝密纪要的几段摘录：

1920年：“政治局有关极其重要问题的决定不写入正式纪要。”

1923年：“重申政治局原先的决定：除了决议外，任何内容均不得写入政治局纪要。”

1924年：“党中央书记处职员的工作，应被看作是党的秘密工作。”

1927年：采取“最大限度地保守秘密”的措施。

这种全面保密的制度并不是他想出来的。这是谜一般的“带剑骑士团”（共产党领袖斯大林对共产党的称呼）的传统。

斯大林只不过把这一传统绝对化了。

着手写有关他生平的书时，我们就进入了这一片昏暗。

*总统档案

当我还在历史档案学院学习时，我就知道有这套绝密档案。我们的教师把它同梵蒂冈的档案相比，因为两者都包含着无穷的秘密。

这是苏共执政时存在的档案。

它存放于一个特别保密的部门。

那里保存着统治我国70年的党的所有最高机关的文件。这也是斯大林的个人档案。说得对，因为当时党的历史和国家的历史已经成了斯大林的历史。

这套档案后来就构成了戈尔巴乔夫时期形成的“总统档案”的基础。

新总统叶利钦从中找到了斯大林同希特勒德国缔结的密约。

我获得了在总统档案馆工作的难得机会。

这本书中还利用了另外两套档案中的文件。

这就是苏共至高无上的圣物——中央党务档案馆。早先对历史学家来说，这是一个禁区。在这个档案馆特制的又厚又重的大门里，在一只只钢制保险箱里，曾保存着苏共的历史——一群在1917年夺得了世界1/6陆地的地下革命家的历史。“绝密”是这个档案馆文件上最常见的印记。

如今，在苏共崩溃之后，党务档案馆羞答答地改了名，叫做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但是，对我来说，它将永远是党务档案馆，在本书中，我也将这样称呼它。只有现在，在本书主人公曾领导的那个永远保密的党的统治结束之后，我才接触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党务档案。

当然，还有中央国立十月革命档案馆的原秘密文件。苏联解体后，这个档案馆匆匆忙忙地被改名为“俄罗斯联邦国立档案馆”。不过，在本书中我还是叫它“十月革命档案馆”，因为这样才名符其实。那里有十月革命的文件和被处决的斯大林的战友们———些著名布尔什维克的文件，那里保存着“斯大林的特别案卷”——写给领袖的秘密报告。

这就是我从中寻找斯大林的三套主要档案。这是神秘的斯大林，隐藏了半世纪的斯大林。

我在本书中还利用了一套迄今为止仍不公开的档案。那就是前克格勃档案。那儿有世界上最大的“血库”——被枪决的人的案卷。几十万个案卷。多亏了某些“第三者”的帮助，我才得以了解这套档案中我感兴趣的某些文件。

顺便说一句，在改革开始后，这个档案馆自己也开始慷慨地公布文件……

但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一位前克格勃官员说过的话：“记住：有时候这不过是克格勃玩的游戏——杜撰并公布。”

可以说得更简单点：“当心给你送礼的人。”前克格勃官员的回忆录尤其如此。斯大林的间谍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将军的回忆录，就是其中的典型。回忆录的名称很妙——《特殊任务》。所谓特殊任务就是让敌人追踪假迹而上当，败坏西方偶像的声誉，掩盖真特务，暴露假特务。他虽然已经一只脚踏进棺材，但还在继续斗争。莫非这些人的最后一项“特殊任务”就是在临死前散布假消息？

我曾发表谈话，说我在写有关革命沙皇斯大林一世的书，此后，我陆续收到大量来信。

在我上一本书——关于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书闻世后发生的故事，又可笑地重演了一遍。

这些来信中并无耸人听闻的信息，但却告诉我关于已经消失了的时代的珍贵细节，这个时代留下了许多假的东西和世界上最虚伪的文字。

这些信一般都是老人写的，他们早已从积极的生活中退身，希望在告别人世之前说出他们耳闻目睹的事实。

他们很少谈到自己。我通常只知道他们的名字和地址，有时只知道发信的城市。这不是疏忽，而是恐惧。那种只有前苏联居民才懂的恐惧，那种由当家的从小灌输给他们的恐惧，只能随着他们的死亡而消失。

我在书中就这样引用上述信件，公布这些无私的共同作者的姓和他们居住的城市。

这本身就是那个恐怖时代的象征。

我感谢那些自愿帮助我的人，那个消失了的、名叫苏联的帝国的居民。

*一个猜不透的谜

我常常回忆起一次谈话。那是在60年代后半期。当时我年轻，但已经写过两部时髦的剧本。就是在那时，经人介绍，我认识了叶列娜·谢尔盖耶夫娜·布尔加科娃，斯大林时代最神秘的作家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的夫人。斯大林在世时，布尔加科夫就以几部被禁的剧本而出名。出名的有一部已上演的剧——《图尔宾一家的命运》。戏由著名的艺术剧院上演，斯大林喜欢这个戏，方式很古怪，很少有人能理解：这出戏他看了无数遍……

60年代，布尔加科夫的多数作品依然被禁，关于布尔加科夫的生平，流传着许多富于幻想的故事。我感兴趣的只有一个：他如何写有关斯大林的剧本。我就向叶列娜·谢尔盖耶夫娜打听这件事。当时我们的谈话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我把它写到日记里了。

我问：听说在1939年，有人建议布尔加科夫写一部关于斯大林的剧本？

她答：完全正确，提的正是这个建议。艺术剧院院长到我们家来，就是他建议在斯大林寿辰前写一部关于斯大林的剧本。米沙犹豫了一阵，同意了。他对斯大林的看法是特别的。于是，他写了一部有关科巴（斯大林年轻时叫科巴，这是他在党内的化名）青年时代的剧，一本有趣的，富于浪漫主义情调的剧。起先一切都很顺利，剧院接下了剧本。连当时管文化的官员，都觉得很高兴。

（此后我把叶列娜·谢尔盖耶夫娜的叙述同已经发表的她的日记作了对照。日记上是这样写的：7月11日，布尔加科夫在艺术事业委员会朗读了他的剧本，大家很喜欢。）

她还说，剧院曾考虑1939年12月前排完此剧，赶在主人公60寿辰前。但是，剧本送到斯大林那儿后，被斯大林禁演了。全部过程大致就是如此。

如果我那时不是苏联剧作家的话，这件事我说到这儿也就打住了。可是，我是苏联剧作家，因而马上就理解了这段故事的古怪之处。

当时是1939年，是斯大林恐怖的高峰期。全国一片恐惧。任何意识形态上的错误，都会被说成是敌对行动。在这种时期，谁能向一个写过几部被禁戏剧的党外作家布尔加科夫订一部庆祝领袖生辰的剧本呢？而且还是给全国第一剧院——艺术剧院？当时吓得失去理智的艺术部门领导人中，准敢承担这种责任？当然，不是别人，只能是未来剧本的主人公本人，即 《图尔宾一家的命运》的奇怪的崇拜者。

当然，订剧本的只能是斯大林本人。

第二个问题。我自己就是剧作家，很了解官员们永不消失的恐惧。即使在我所生活的时代，比较平安的时代，文化界领导人自己还是尽可能不作任何决定。难道在那可怕的1939年，这些吓得要死的官员竟敢斗胆欣然通过多次犯错误的作家布尔加科夫的剧本吗？！不可能！说得准确点，也许只有在一个场合下是可能的，即订货人本人同意这个剧本。

既然这样，他为什么又要禁演呢？

我接着又问叶列娜·谢尔盖耶夫娜：

“剧本是在什么时候讨论的？”

她答：“夏天……是7月份。”

“什么时候禁止的？”

“8月份。”

“这之间出了什么事？”

她微微一笑，仿佛在猜我的心思。

她说：“米沙同艺术剧院院方谈妥，要到格鲁吉亚去一次……他一直想找事件的目击者谈谈，找找那些还记得科巴年轻时代的人。当时，这些人已所剩无几，全被科巴消灭了……于是，该剧的艺术指导、导演，我和米沙就去了……米沙想找找格鲁吉亚的档案。”

“找档案？！”

“是啊，他写剧本的时候没有文献资料。当时他曾请艺术剧院帮助，找找有关斯大林青年时代的文献资料，人家告诉他：不存在任何文献资料。他就决定自己找。我们的旅途非常舒服，乘的是国际包房。正在包房里举办宴会时，来了一份电报： ‘旅行已无必要，请回莫斯科。’到了莫斯科，领导上对米沙说，斯大林的秘书处读了剧本后说：不能把斯大林化为文学艺术形象，让他在台上讲一些纯属虚构的话。据说，斯大林本人还说过： ‘所有的年轻人都一样，为什么关于斯大林的青年时代要写一部剧呢？’”

这个解释很奇怪，因为当时出版过大量有关斯大林青年时代的作品。不过，这些作品同布尔加科夫的剧本一样，是在不引用文献资料的情况下写的。作者引用的是官方有关伟大革命家科巴生平的材料……当然，当然啰！看来，布尔加科夫的致命错误恰恰在于他想看着档案文献，想跳出官方材料的框框。一旦他有了这种想法，结局必然是剧本的死刑。作者被历史的流弹击中，布尔加科夫得了病，死了。

我回忆起了童年时代，当时我坐在房间里。

我父亲正同斯大林时代那个最著名的作家帕夫连科谈话。

那天，帕夫连科同我父亲讨论今后的计划。透过没有关严的门我听到，父亲出于好心问帕夫连科：“您为什么不写一本有关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青年时代的书呢？到现在为止，谁也没有像模像样地写过这方面的书。您在高加索生活过很长时间……”

帕夫连科口气生硬地打断他：“不应该描写还没有升起的太阳。”我起先甚至以为这不是他在说话。

事后父亲对我说：“他的口气非常生硬，简直是粗暴，以前我从来没有听他用这种口气说过话。”

*又一个谜：找不到生日

“斯大林（朱加什维利），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生于1879年12月21日（旧历12月9日）”。

你可以在世界上许多百科全书上找到他的这个出生日期。这个日期我记得很牢，因为我这辈子唯一的一次犯罪就同他的生日有关。

不知道是在小学几年级，我们给他写每年例行的生日贺信。在一片鸦雀无声的神圣气氛中，我倾诉了对他的热爱。我同我的同学们一样相信，并且很动感情地想像着，他是如何看我们的信的。可是，我回家对父亲复述我写的信时，发现闯了大祸：出了个拼写错。这下子斯大林他老人家就会知道我书读得不好！这怎么行！第二天清早我就跑到学校里，打碎窗玻璃，钻进老师的办公室，找到了一大摞作文。谢天谢地，老师还没有批改过。我改掉了拼写错！

多年后，我坐在中央党务档案馆里，面前放着一份哥里市圣母升天教堂出生登记册关于约瑟夫·朱加什维利出生情况的记录照相复制件。

“1878年。生于12月6日，受洗于17日，双亲为家住哥里市的农民维萨里昂·伊万诺维奇·朱加什维里及其配偶叶卡捷琳娜·格奥尔基耶夫娜。教父为家住哥里市的农民齐希塔特里什维利。”

这么说，他的生日比全国隆重庆祝的官方宣布的生日早了整整一年零三天？！我们这么多年庆祝的是假生日？

但这不是失误。这份档案里还有小约瑟夫·朱加什维利从哥里教会学校毕业的证书，也是这么写的：“生于1878年12月6日。”此外，还保存着他本人1920年填的表格，他在上面亲笔写着：1878年！

是的，官方宣布的他的出生日期是虚假的！！但是，何时作的假？出于什么用意？

对第一个问题很容易回答：虚构的出生日期是在官方吹捧斯大林之后立即出现的。

1922年4月份，列宁使他成了总书记——党首。就在同年12月份，斯大林的秘书托夫斯图哈替他填了一份新的履历表，改了他的出生年份，改成1879年。新的出生日期为12月21日。从此以后，我们的主人公就避免自己填表，由秘书代劳。他们亲手填上虚构的日期。他本人同以往任何情况下一样，与此无关。虚构的出生日期成了正式的出生日期。出于什么用意？

*用 意

我坐在前党务档案馆里，面前放着斯大林秘书托夫斯图哈的档案。此人在斯大林时代是受信赖的人物，直到1935年。那一年，他寿终正寝。确切点说，及时地寿终正寝，因为在1935年之后，斯大林左右的多数人都会被斯大林消灭掉。

我翻阅托夫斯图哈的档案，想找出点蛛丝马迹。他没有留下任何笔记，也根本没有日记。顺便提一句，凡是为斯大林供过职的人都这样。这是原则。不论是斯大林、列宁，还是他们的战友，都不写日记。革命者不应当存在任何个人的东西，除了党的事业。这项有利的原则帮助他们把本党的机密带进坟墓。

休息时，我在走廊里散步，有个小老头儿朝我走来。他是一个在档案馆打发空闲时间的退休党员干部。

他没作自我介绍，我也没问他是谁。我有一条经验：要想获得有意思的信息，就不要显得过于好奇。

“我看得出来，您对托夫斯图哈感兴趣，我见过他，甚至跟他一起工作过……他高个子，瘦瘦的，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得肺结核死的，我到政府‘松树’疗养院探望过他，他临死前就住在那儿。他求我用吉他弹他青年时代的革命歌曲，听着听着就哭了，不想死。斯大林把他的骨灰葬在克里姆林宫的红墙上，肯定了他的功绩。托夫斯图哈是斯大林的秘书，同时，这也许同样重要，他实际上领导了党务档案馆。他搜集了列宁的全部文献。后来，斯大林就是用这些文献消灭了自己的对头。斯大林有一个姓巴扎诺夫的秘书逃到了国外，他在书中用了很多笔墨写托夫斯图哈。但是，对托夫斯图哈最大的功劳，巴扎诺夫并没有理解。那是在斯大林已经成了我国的当家人之后。1929年，准备全民庆祝他的50大寿。托夫斯图哈从所有的档案馆里要走了关于斯大林的档案，说得确切点，是关于斯大林革命前活动的档案。从形式上看，是为了写一部完整的斯大林传记。但是，完整的传记根本就没有出现过。大山生下了一只小老鼠，结果是一本薄薄的《斯大林传略》，明白了吗？”

“那就是说，他搜集过档案……”

“对，为的是永远也不公布。说得确切点，他抹掉了档案。不过，我想这不是他的主意。大伙儿全都是当差的……那时候，斯大林是当家的，他想什么，我们大伙儿就干什么。托夫斯图哈马上就把搜集到的档案转给了当家的。档案往往就不归还了。对我们这些跟托夫斯图哈一块儿工作的人，解释得很轻巧：斯大林不喜欢过多地提到自己。所谓的过多，指的是有关他在十 月革命前的活动的档案。传达过斯大林的一段话： ‘跟其他革命者相比，我当时并没有做过任何值得大书特书的工作。’”

我在翻阅托夫斯图哈档案时，常常想起那个老人说的话。这里有托夫斯图哈同著名党的史学家叶梅利扬·雅罗斯拉夫斯基的书信往来。1935年，雅罗斯拉夫斯基打算写领袖传记。他写信给托夫斯图哈，说想查阅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前生平的资料。

他还问托夫斯图哈，对他写一部领袖详细传记的想法如何看？

托夫斯图哈是这样回信的：“我持怀疑态度……迄今为止资料少得犹如‘猫的眼泪’……档案资料贫乏，提供不了任何东西。”

老练的雅罗斯拉夫斯基心里明白，托夫斯图哈的回信代表了谁的意见。并立即修改了任务：写了一部斯大林传……不引用新的资料。有一个说法是众所周知的：斯大林对高尔基冷淡的原因是，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顽固地不想写领袖传记。

但是，托夫斯图哈档案表明的情况却不是这样。看来，高尔基本人曾经请托夫斯图哈找一些写斯大林传的材料。托夫斯图哈只好这样答复：“虽然 拖了些时间，我还是把有关斯大林生平的某些材料给您送去，正如我已经事先说明的那样，材料相当缺乏……”

就这么一件大事，对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拖延复信，只能表明一点：不必写传记。于是，高尔基打消了这个念头。

这些故事都说明了一点：斯大林不愿意提起革命家科巴的生涯。也许，为了同这段生涯一刀两断，连生日都改了。

可是，科巴的生平中究竟有什么非同小可的东西？斯大林如此恐惧的究竟是什么？

第一部 索索：生与死

第一章 小天使

“你看看地图，高加索正好是世界的中心啊……” ——一位英国旅行家

*索索的城市

那是1878年，格鲁吉亚的一座小城哥里静静地躺在远山环抱之中。约瑟夫·朱加什维利就诞生在那座城市。

索索是格鲁吉亚语中母亲对儿子的称呼。

后来，斯大林喜爱的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上世纪末在高加索漫游时，是这样描写哥里的：“哥里是库拉河口的小城，跟一座像样的村庄差不多大。中间有一座高高的小山，山上是城堡。有一种独特的壮美情调：烈日当空，库拉河流水奔腾，不远处是山峦，山中是一座座小屋构成的城市，远处是高加索山脉，终年积雪……”

这就是本书主人公降世的布景。但是，一堆堆怪石嶙峋的废墟给这幅田园诗般的风景画添上了特殊的色调。当初统治这块土地的格鲁吉亚封建主城堡的残垣断壁，从陡峭的山崖上逼视哥里。当初，封建主们从这里开始了同格鲁吉亚历代国王的血惺争战。

让我们通过库拉河上的桥走进哥里城。哥里人日出而起，牧童趁早上凉快，挨户牵出奶牛，阳台上出现睡眼惺忪的市民，教堂大门洞开，穿一身黑衣服的老太太们急匆匆地去做晨祷。湍急的库拉河上漂着一张张木筏，运水伕懒洋洋地目送慓悍的放排工顺流远去，把一只只皮袋装满水，赶着瘦弱的驮马，挨户送水。

一条长长的中心街道把哥里市分成两半。当初，沙皇尼古拉一世巡疆哥里之后，这条街就被叫做“帝王街”了。当然，后来又成了“斯大林街”。

小店铺和一座座两层小楼被绿树掩映。这里是城市的低平地区，由富人居住。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犹太商人从哥里贩货到各地做生意。在东方都这样，生活的中心就是市场，典型的东方市场。在一排排脏黑的货摊上，无数的小铺里，出售从火柴到珠宝等各种商品。裁缝就在街上揽活，衣服尺寸是这样量的：裁缝在地上铺好草木灰，顾客仰面躺在灰上，裁缝骑坐在顾客身上，把他的身形压在灰上。剃头匠在这里理发洗头，拔牙，摊主喝酒作乐。有个疯子常上市场来，后面跟着一大群顽童，拿疯人寻开心。

摘自戈格利泽的信：“小索索常到市场来，那儿有个做生意的犹太商人把衣服包给索索的母亲洗。索索从来不逗弄疯子，而是保护他。犹太商人心很善，怜悯疯人，为此常给索索赏钱。索索总是把钱分给我们买糖吃。虽说索索家很穷，但他从不看重金钱。”

*家 庭

鞋匠维萨里昂（别索）·朱加什维利居住的该城山坡地区，是另一种生 活。他的小屋就在这里，是婚后搬进去的。妻子叶卡捷琳娜 （凯凯）·格奥尔基耶夫娜·格拉泽出生于一个农奴家庭。父亲早逝，但是母亲靠微薄的收入还是让凯凯读了书。她遇见别索·朱加什维利的时候，还未满16岁。领袖未来的父亲是个鞋匠。他是不久前来到哥里的，老家在一个叫季季一利洛的小村，他就生在那儿。

* 危险的曾祖父

这一家子在季季—利洛可有点名气。别索的祖上早先住在利亚赫维斯山谷。他们跟格拉泽一家一样，也是农奴，隶属于好战的封建主——阿萨季阿尼公爵。索索的曾祖父，扎扎·朱加什维利参加过流血的农奴暴动，被抓住，毒打后关进监牢。从那儿逃亡，又暴动，再被抓，又逃走，逃走后他就住到离第比利斯不远的季季—利洛村，娶了妻，总算安定了下来。

老造反的儿子瓦诺却没有参加过任何暴动，平平安安地过了一辈子。他留下两个儿子——别索和格奥尔基。祖父的血性子又在孙辈复活了。脾气暴躁的格奥尔基在酒后斗殴时被人杀死，别索既能打架又常酗酒，离开了平静的家乡，到第比利斯去了。他没多大文化，就在第比利斯当了鞋匠，在一家叫阿杰利汉诺夫的大皮革厂干活。该厂为高加索的军队供应靴子。

所以，斯大林毕生只穿靴子，并不是无缘无故的。

有一次，别索到哥里访友。他的朋友也是鞋匠，哥里有92个鞋匠，制鞋是该城最大的手工业。他遇见了16岁的凯凯。格鲁吉亚人早熟，16岁早就是大姑娘了。是不是她爱上了别索？对这些成天为吃顿饱饭而奔忙的赤贫者来说，理智就叫爱情，她没有嫁妆，而他是个鞋匠，也就是说，不愁没饭吃。这样的结合很合理。

这段文字摘自1874年婚姻登记册：“哥里临时居民、农民维萨里昂·伊万诺维奇·朱加什维利，东正教徒，初婚，24岁；新娘为住哥里市的已故农民格拉泽·格拉泽之女叶卡捷琳娜，东正教徒，初婚，16岁，于5月17日成婚。”

这样，别索·朱加什维利成了哥里市民。格鲁吉亚的婚札要庆祝很长时间。一连好几天，客人们喝酒说笑，乐师吹杜杜克管。所以，她在婚礼上对自己的配偶就有了相当多的了解。格鲁吉亚人喝酒时兴高采烈，没完没了地祝酒。别索喝得很凶，阴沉沉地不吭声，很快就醉了。这样，他就不会像别人一样侃大山，而是寻衅斗殴，这人身上有一股无名孽火。他皮肤黑黑的，中等个头儿，瘦削，额头低平，留胡须。科巴很像他。凯凯长得秀气，白皮肤，有点雀斑，虔信宗教，识字，喜欢音乐。

夫妇俩差别很大。

婚后头几年，凯凯不断地生孩子。但是，孩子都夭折了。1876年，襁褓中的米哈伊尔死了，格奥尔基生下不久又死。这两个都是索索的哥哥。老天爷似乎不想让阴郁的鞋匠生个儿子。

*恶魔阿米兰

在哥里古堡废墟附近，有一块形状奇特的石头——一只巨大的石球。民间传说把它同巨人阿米兰联系在一起。阿米兰玩这块大石头就跟玩球一样。阿米兰是普罗米修斯神话的高加索版本，不过，只表现了恶的一面。他是被铐死在高加索山峰上的破坏之神。哥里有个古老的传统习俗：一年中有一个晚上，全体铁匠彻夜敲铁砧，为的是不让这个破坏之妖下山到人间。

*铁匠们白敲了

1878年12月6日，凯凯生了第三个男孩。凯凯不知向上帝祷告了多少遍，求上帝赐个儿子给她。祷告终于灵验了，婴儿活下来了。12月17日，哈哈洛夫神父为他施洗礼。

这个男孩将像阿米兰玩石球一样，玩地球于股掌之上。

“30年代初，在修筑白海—波罗的海运河的集中营里，有人指给我看一个秃顶的、半盲的格鲁吉亚老神父，并说，是他为斯大林施了洗礼。集中营里的人都叫他 ‘教父’。”（摘自切普佐夫的信）

鞋匠别索的小屋保留至今。在崇拜斯大林的年代里，小屋外面罩了一栋大理石的大房子。教会中学学生斯大林没忘记：人们对救世主降生的那座小茅屋，也是这么处理的。

那是座砖砌平房……当初别索就在门旁，挨着马路边阴沉沉地缝靴子。只有一间屋，全家三口都挤在这里。不过，还有一个被烟熏得黑黢黢的地下室……有一小束光线穿过小窗户照到地下室里的一只木摇篮上，这是他的摇篮，在他之前，他的两个夭折了的哥哥曾在这只摇篮里啼哭。

索索活下来了。为了感谢上帝给了孩子生命，凯凯决定把孱弱的孩子奉献给教会当神职人员。

别索居住的街区当时称为俄国区，因为离这儿不远的一个兵营里驻扎着俄国兵。

孩子们常常叫索索为“俄国人”，即俄国区来的人。这一概念奇怪地留在了他的潜意识里，从此以后，格鲁吉亚民族主义感情就不会在他身上复苏了。

只有头一个化名，带点孩子气的化名，同格鲁吉亚有关。他成为职业革命者后，搞地下活动只用俄罗斯化名。后来，他是以嘲讽的口气提到自己的祖国的：“一小块自称格鲁吉亚的俄国领土。”

*关于母亲的不光彩传闻

我们主人公的童年很朦胧，罩着别索小屋的大理石房子，掩盖了猜不透的谜。“我的双亲都是平民百姓，但他们待我很不错，”斯大林在同德国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谈话时如是说。但格鲁吉亚人说的情况根本不是这样。

“我在第比利斯一直生活到17岁，跟一个老太太很熟。她过去住在哥里，她说斯大林把自己的母亲叫成娼妇。格鲁吉亚连最恶名远扬的强盗也敬重自己的母亲。斯大林在1917年以后可能有两次去探望过母亲，但没有参加她的葬礼。” （一家妇女刊物的编辑马林娜·哈恰图罗娃）

“他的母亲从不到莫斯科去找他。当了皇上之后竟然不请母亲去一同享福，这样的格鲁吉亚人能想像吗？他从不给她写信。连她的葬礼也不参加。据说，当着人的面叫她 ‘老娼妇’。事情是这样的：别索住在第比利斯，不给母子俩寄钱，钱全买酒喝掉了。凯凯只好自己挣钱供儿子吃，供儿子上学。她挨家挨户给有钱人洗衣、缝纫。她当时很年轻，后面的故事不难想像。就连斯大林在世，大家都提心吊胆的时候，人们都说： ‘斯大林不是那个没文化的别索的儿子。’人们说他是普尔热瓦利斯基的。” （摘自戈格利泽的信）

普尔热瓦利斯基是俄国著名旅行家，确实到过哥里。斯大林时期百科全书上印的他那张长小胡子的脸，影影绰绰地像斯大林。

戈格利泽来信摘录：“斯大林死后，恐惧消失之后，人们又说了几个可能是他父亲的人名，其中之一甚至是个犹太商人。但说得最多的还是雅科夫·埃格纳塔什维利。这是个有钱的酒商，拳击爱好者。凯凯在他家也干过活，埃格纳塔什维利供索索在教会中学上学的费用。据说，斯大林为了纪念他，让自己的大儿子叫雅科夫。我看见过这位格鲁吉亚力士的肖像。不，根本不像瘦弱的索索。

“不过，别索从第比利斯回到哥里后，会听到这些谣传的，也许，正因 为这样，他打索索打得这么凶？”

对她，他也是往死里打。母子俩只好躲到邻家逃命。斯大林长大后，就像所有格鲁吉亚人一样，不可能不卑视这个放荡的妇女。所以，从不请母亲到莫斯科去，也不给她写信。

诺季亚来信摘录：“还在他在世时，当时人们可能由于一句对他不敬的话而失踪，但大家都公开讲，他是大旅行家普尔热瓦利斯基的私生子。传这种话而不受惩罚，只能说明它受到最高层的赞同。这倒不光是由于他们卑视酒鬼父亲，还出于国家利益。当时他已经是全俄沙皇，希望有一个体面的俄罗斯生父，而不要那个没文化的格鲁吉亚人。但是，在格鲁吉亚，一个妇女出了嫁不守妇道，就被认为是荡妇。这样就产生了有关他母亲的种种不光彩传说。”

*母亲的真相

1993年夏，我获准查阅总统档案馆的资料。我通过救世主大门进入克里姆林宫。一串一模一样的黑色轿车也是通过这个大门进宫的，其中夹有一辆领袖坐的车。克里姆林宫内有许多教堂的金顶，有炮王——17世纪最大的炮，可惜从未发射过，附近是另一件庞然大物——钟王，铸成后就裂了一块，从未敲响过。斯大林当初每天都会看到这两件具有嘲讽意味的俄国象征……

同当初斯大林的车一样，我的车也向右拐，因为总统档案馆1993年在克里姆林宫内的斯大林寓所里。

这套房子经过了改建，不过高高的门和他摸过的玻璃把手留了下来，一面旧镜子想必照见过他的身影。我坐在他的房间里，翻阅他的档案：“克里姆林宫诊所，斯大林病历”、他那神秘地死去的妻子的病历、他写给妻子的信件——一个可怕的人物留在纸上的温柔辞句、他写给孩子的信……

他写给母亲的信！！

对，什么他仇视母亲，什么“娼妇”，传闻全是假的。他热爱母亲，像一个做儿子的应该做的那样，给她写信，一直写，写到她去世。发黄的小纸片写满很大的格鲁吉亚文，因为母亲一直没学会俄语。

革命后，他让她这个原先替人洗衣服和当佣人的妇女，住进了前高加索总督的宫殿。不过，她只占了一小间，就像他们原先的那间小平房。她常跟那些像她一样的孤老太太一起坐在那里聊天，她们全穿黑衣裙，就像一群乌鸦。

他写给她的信很简短。据他妻子说，后来他也讨厌冗长的私信。

1922年4月16日：“我的妈妈！你好，愿你康健无忧。常言说得好：活着自己高兴，死了也让故里的蛆虫高兴……”

几乎每封信结尾都写上格鲁吉亚的传统祝语：“亲爱的妈妈，愿你长命万岁！”

这是一个孝顺的儿子的家信：他给她寄去妻儿的照片，寄钱，寄药，劝她生病时别丧气。他还让妻子写长信，附在他的短信后。

妻子给婆婆的信摘录：“我们一切平安，一直等着您来，可是您又来不了……”

对，正好相反，请母亲来，但母亲不来。而且，母亲对终日忙碌过度的儿子关怀备至，弄得他只好去信解释：

“你好，我亲爱的妈妈……好久没收到你的信了，看来是生我的气了，有什么办法呢，老天爷在上，我太忙了。”“你好，我的妈妈，我当然有错， 近来没给您写信。可是，没办法，许多工作压到头上来了，抽不出时间写信。”

他依然请母亲到莫斯科来。她还是不来。他的妻子在最后的几封信中表示无奈：“夏天快到了，也许能见面。要不，您上我们这儿来？对了，您总是给我们寄包裹来，我们于心不忍。”

就这样，寄包裹，但不去。不论怎么请求。让她住进宫殿，只占一个小间。

不过，他也没有去看她。在高加索休养，离她很近，但不去……

或许是怕到老家去？不论怎么说，只有在1935年，得知她病得很重，看来，以后难以见面，他才探望了她一次。他的宣传工具把这场母子相会变成了一段圣经故事。但是漏了两段真实的插曲：

“你为什么打我打得那么凶？”他问母亲。

“所以你才变得那么有出息。”凯凯答。

还有：

“约瑟夫，你现在究竟当了什么官？”母亲问。

每条街上都挂了儿子的像，她不会不知道他当了什么官，她只不过是想让他感到自豪。

他的确自豪：“你还记得皇上吗？我现在差不多就是皇上。”

于是，她就说了一句当时全国都认为很天真的话：“你还是当神父好。”

这段故事看来很合斯大林心意，当时广为人知，当然不无当局的帮助。当时，知识分子纷纷传告，给凯凯治过病的尼古拉·基帕希泽医师的回忆录中亦有这段故事。不过，在这位虔信宗教的妇女的回答中，包含了她的全部悲剧，也解开了母于关系的全部谜团。

*童年：挨打！

当然，酒鬼别索是索索的生父，只要对比一下父子的模样就可断定。确凿无疑的是，凯凯是一位贞洁的、虔诚的女教徒。而且，在索索出生那年，夫妇俩还没有两地分居，别索当时就住在哥里，根据第比利斯阿杰利汉诺夫工厂的订货缝制皮靴，还喝酒，有时闹得四邻不宁。

基帕希泽医生回忆起她讲的一件事：“有一天，醉醺醺的父亲把儿子举了起来，使劲扔到地上。孩子一连好几天尿血。”

头几年，不幸的凯凯每逢丈夫醉后发疯，就抱起吓坏了的孩子，逃到邻居家。但是，凯凯的力气越来越大，是因为繁重的劳动锻炼的，这位少妇的反攻一年比一年有力，酒鬼别索身体越来越虚。现在，她毫不胆怯地同丈夫搏斗。别索在家里觉得不舒服，他感到已不能主宰一切了。

这个阴沉的亚洲人呆不下去了，看来，他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决定到第比利斯去。

索索从一生下来就看到了拳头、暴力和无情的搏斗。

就这样，别索到第比利斯，进了阿杰利汉诺夫的鞋厂，留下了娘儿俩。但是，孩子不仅模样像父亲。

可怕的家庭生活使他变得残酷。“他是个凶猛、粗鲁、倔强、脾气极坏的孩子。”112岁的汉娜·莫希阿什维利这样描绘索索，她是个格鲁吉亚犹太人，凯凯的朋友，于1972年从格鲁吉亚移居到以色列。

母亲成了一家之主，当初制服了父亲的那双拳头，如今用来教育儿子了。不听话，就毒打，所以，他后来完全有理由问她：“为什么你打我打得那么凶？”

“打”永远地进入了他的潜意识。“打”就是教育。这成了同政敌斗争时最爱用的一个词。

*反犹太主义

还有一种残酷的情感是从小扎根的。

反犹太主义本不是高加索固有的。高加索是一座巴比伦塔，那儿自古以来就是无数民族相邻杂居。

格鲁吉亚人苏姆巴托夫公爵曾写道：“格鲁吉亚从不迫害犹太人。格鲁吉亚语中并不存在侮辱人的俄语词‘犹太佬’，只有一个通用词——犹太人。”

格鲁吉亚的犹太人自古以来就做小生意。当裁缝，放高利贷，缝鞋。犹太鞋匠缝的格鲁吉亚靴子可以满足各种人的需要。正因为他们有家业，手艺娴熟，才受到倒霉的酒鬼别索的嫉恨。这样，父亲从小就教育索索对这个民族的憎恶。

别索走后，凯凯继续履行誓愿：索索应当成为神职人员。念书要钱，她见活就干，帮人打扫、缝洗。凯凯明白，孩子记忆力非凡，能学科学。而且他乐感好，像母亲。而这对在教堂供职十分有用。

现在，凯凯常常在犹太富商家做活，是好朋友汉娜推荐的。这个瘦瘦的男孩就跟在凯凯后面。她收拾屋子，这个机灵的孩子就同主人说话逗笑，很讨他们喜欢。

他们之中的一个就是哥里的犹太人戴维·皮斯马梅多夫。

“我常给他钱，给他买课本。我像喜欢亲儿子一样喜欢他，他对我也很好……”戴维这样回忆道。他哪里知道，这个男孩是多么傲，自尊心是多么强，多么憎恶他收下的每个戈比！

后来，过了好多年，戴维在1924年到了莫斯科，想见见当时已成为执政党总书记的那个男孩索索。“起先没放我进去见他，但当他得知是谁想见他之后，亲自出来拥抱我，还说：‘老爷子来了，我的老爹。’”

也许，这次会见产生了有关犹太富商是他父亲的谣传……其实，他不过是想让当初的富翁戴维看看，小叫化子如今成了啥人物。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天，他还天真地继续同自己贫穷的童年算帐……

但恰恰是在童年时代，亲娘的忍辱负重，永远的半饥不饱和贫穷，使这个自尊心强得近乎病态的孩子，产生了反抗和嫉恨之情，首先是对他们这些犹太富商。

汉娜·莫希阿什维利回忆道：“小约瑟夫已经习惯了我们家，像亲儿子一样……小约瑟夫和我的丈夫大约瑟夫常常争吵。索索稍稍长大点以后，常对我丈夫说：‘我很尊敬你，可你得小心，要是继续做买卖，我饶不了你。’他讨厌一切俄国犹太人。”

这并不是想像。多年后他的儿子雅科夫也发表了同样的看法。雅科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俘后在受审问时说：“关于犹太人，我只说一句话：他们不会干活，对他们来说，主要的是做买卖。”

这里还加上了嫉恨受辱的情绪。当时，他母亲正替几家有钱的犹太人干活，关于她的恶毒谣传就是那时出笼的。于是，索索就形成了在高加索本不多见的反犹太情绪。

他的朋友达夫里什维利回忆道，有一次，奶奶给他和索索讲福音书的故事——关于犹太出卖耶稣的那一吻的故事。索索气呼呼地问：“那耶稣干吗不拔刀呢？”

奶奶说：“不应该这样，他要为了解救我们的灵魂而献出生命。”

可是，索索没法理解这一点，在整个童年时代，人们教给他的一直是以牙还牙。他就打定主意做他最容易理解的一件事：向犹太人复仇！他当时就善于策划行动，而自己躲在幕后，因为怕母亲的老拳。索索策划的行动是由他的小朋友们干的：把一头猪赶进犹太教堂。他们被发现了，但没有出卖索索。后来，东正教神父对来到教堂里的人们说：“我们这儿有迷途的羔羊。几天前，他们在一座教堂犯下了渎神罪。”

这却是索索所无法理解的：怎么能庇护另一种信仰的人呢？！

*“天使般的嗓子”

1888年，凯凯的誓愿成了现实：他进了哥里教会学校。我们可以通过我们主人公的同龄人的双目看到他：“索索穿了件新的蓝大衣，戴毡帽，脖子上围了一条漂亮的红围巾。”母亲费尽心血：他不能比别人差。

于是，凯凯决定换雇主，现在要给他老师的家庭洗衣和打扫。

哥里教会学校是一座两层大楼，二层是主教座堂。教会学校的另一名学生戴维·苏利阿什维利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他，并作了这样的描述：“在教堂斋期唱歌的是三个人，唱的是忏悔祷歌。挑的是唱得最好的人，索索每次都被挑中。

“做晚祷时，三个身穿法衣的男童跪着唱祷歌……天使般的嗓音，教堂金色的大门洞开，神父举手向天，我们充满圣洁的感情，躬身行礼……”

此时此刻他们跪在小教堂里。我们从这幅天使肖像开始叙述的这个人物，他使人们受到的伤害甚于人类史上的一切战争。

第二章 童年和少年时代之谜

*三剑客

也在哥里教会学校读过书的米哈伊尔·采拉泽在回忆录中写道：

“索索最喜欢打群架。有两队拳手，一队是住在该市高坡上的孩子，另一队是住在低地的。我们无情地对攻，瘦弱的索索是最机灵的打手之一。他善于出其不意地出现在强敌的背后。不过，低地的孩子们肚里有油水，更厉害些。”

于是，全城最强的拳手采拉泽对索索说：“转到我们这边来吧，我们这个队厉害。”但他拒绝。这还用说，在另一队他是头儿！对“打”的爱好他始终保持着。采拉泽回忆道：“后来，我被赶出教会学校，但很快，整个格鲁吉亚都知道了我的名字——新的高加索冠军。1904年，我在巴库出场比赛，在台上扫视一圈，看到索索在观众中间。索索假装没认出我，他当时处于地下状态。”是啊，虽然危险，索索还是不能不去，否则会错过一场拳斗。

还有一个特点，他善于让人服从。他组织了一个由几名最强壮的男孩结成的团伙。他们被称为“三剑客”：彼佳·卡帕尼泽、上面提到的那个采拉泽和格里沙·格卢尔吉泽。他们毫无怨言地执行个子矮小的达太安——索索的一切旨意。

当他成了斯大林，消灭了革命者科巴的所有战友以后，还保留了对他这样的人来说是很奇怪的感情——眷恋索索的这些小朋友。在饥饿的战争年代，他给彼佳、米沙和格里沙 （卡帕尼泽、采拉泽和格卢尔吉泽）寄去了按当时标准看相当多的钱……“请收下一份薄礼。你的索索”——68岁的斯大林在给70岁的格里沙·卡帕尼泽的便函里如此动情。这些便函都保存在他的档案里。

采拉泽回忆道：“他从来都没有忘掉过我们，给我寄来过一张明信片，上面写了一句亲切的祝语：长命千岁。”

哥里教会学校是四年制，索索每年都是第一名。学生们晚上是不许离开家门的。他的一个儿时的朋友回忆道：“被派去检查学生纪律的督察员，每次都发现，索索在家里做功课。”他趁妈妈还在别人家干活没回来，用功读书。她感到欣慰：他将成为神父。

学校里的教师各种人都有。其中一个叫德米特里·哈图塔什维利的，学生们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他在课堂上实行棍棒教育。学生们必须一动不动地端坐，双手放在课桌上，双目直视可怕的教师。谁要是动一动，或是眼睛旁视，手指立即就会被戒尺敲一次。这位教师爱重复一句话：“眼珠乱转，就是动坏脑子。”

对双目逼视的威力、不敢旁视的人的恐惧，索索这辈子永志不忘。

我们又想起鲍里索夫说过的话：“我们大家都知道斯大林的名言：‘眼珠乱转，就是心里有鬼。’”

学校对学生很严。不过也有例外。教导主任别利亚耶夫就是一个温和善良的人。可是，学生不怕他，也不尊敬他。索索记下了这个教训。

有一天，别利亚耶夫带学生去参观哥里山区的洞穴群。途中要过一条浑浊而宽阔的小河。索索和学生们都跳过去了，可是胖胖的别利亚耶夫跳不过去。有个学生走到河水里，弯下腰，让老师伏在他背上过河。大家都听见索索轻轻地说：“你是骡子啊？哪怕上帝让我驮，我也不干。”

他傲气得近乎病态，受过许多凌辱的人往往会这样。

*魔鬼的蹄子

像许多身体上有缺陷的孩子一样，他粗兽得近乎挑衅。

他不光瘦弱矮小，脸上还有麻点，那是6岁时得天花落下的。“麻子”成了他在宪兵密报中的代名。

“他游泳游得很好，但不好意思在库拉河中游：腿上有残疾。我的曾祖父是他高年级同学，有一次逗他，说他的 ‘鞋里藏了一只魔鬼的蹄子’。索索当时一声不响。过了一年多。这时，全校头号力士采拉泽已经像拴在链子上的狗一样跟着索索。曾祖父已经把那件事忘得一干二净了，这时才挨了采拉泽一顿毒打。”（摘自罗斯托夫市吉维列戈夫来信）

我在总统档案馆里查阅《斯大林病历》。其中一页上写着：“左足趾连生。”

*左手之谜

在无数画像里，斯大林往往左手微屈，拿着烟斗。这只成了斯大林形象的一个组成部分的烟斗，事实上要起掩盖左手残疾的作用。1917年，他对第二个妻子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是这样解释的：小时候给一辆轻便四轮马车轧过，当时没钱请医生，胳膊没长好，伤处溃疡，结果手就伸不直了。我在《病历》中找到的也是这个说法，那是根据他的口述记下的：“左手肩关节和肘关节萎缩，原因是6岁时碰伤后肘部长期溃疡。”

可是，又产生了疑问。的确，小时候是被马车轧过。但是，目击者是这样写的。

戈格利齐泽回忆道：“在主显节那天，库拉河桥旁聚集了许多人。谁都没注意，一辆由惊马拉的四轮车顺坡而下。马车冲进人群，朝索索奔来，辕杆撞在他脸上，把他碰倒了。幸好只轧上了孩子的腿。人们把索索抱回家。母亲看到儿子给撞残了，号陶大哭起来，大夫说，内脏器官没有受伤。几星期后，他又去上学了。”

另一位目击者也说是轧到了腿上。而且只会是这样，因为马车如果轧着了手，必然会碾过身子，轧坏内脏。这么说，定轧在腿上！而且既有大夫，又作了治疗，很快治好了。根本就没有提到手受伤！

看来，致残的手同他的童年时代无关，而是涉及本书主人公此后那危险而黑暗的时代，涉及本书的后面章节。

*又一个谜

我们把别索遗忘了。他不时地回家。妻子的自作主张依然使他怒不可遏。她想让儿子当神职人员？休想！

摘自戈格利齐泽的回忆录：“别索常说：‘你想让你的儿子当主教？你永远别想见到这一天。鞋匠，他将来要当鞋匠！’他干脆把孩子带到了第比利斯，让他到阿杰利汉诺夫皮革厂学徒。但凯凯已经不怕丈夫了，她进城把孩子又领了回去。”

别利亚耶夫帮她重新办了入学手续，孩子又上学了。

她又一次战胜了丈夫，使丈夫丢了脸。从此之后，别索再也没回过哥里，杳无音讯。索索的同龄人和他的传记作者是这么写的：“别索死于酒后斗殴。”

索索本人是怎么说的呢？

在父亲“死于酒后斗殴”多年后，1909年，索索因从事革命活动又一次被警察局逮捕，送到沃洛格达。保存在沃洛格达宪兵局第136卷宗“被监管人资料”上说：

“约瑟夫·维萨利昂诺维奇·朱加什维利，格鲁吉亚族，农民，其父维萨利昂·伊万诺维奇现年55岁，母亲是叶卡捷琳娜。母亲住在哥里，父亲过流浪生活……”

1909年6月30日又这样写：“父亲维萨利昂……过流浪生活……”直到1912年的宪兵档案中，索索的供词才改了：“父亲已去世，母亲住在哥里。”

这是什么？是想给宪兵布迷阵，还是出于别的原因？

可能父亲确实活着。别索的弟弟当初就死于酒后斗殴。人们是否把弟弟之死转于失踪了的别索？

我从特维尔市科尔基亚那儿收到了这么封信：

“1931年，我在苏呼米认识了一个老头儿。他站在沿河街的油炸馅饼店旁乞讨。我没给钱，他醉得很厉害。突然，他喊了起来： ‘你知道向你要钱的是谁吗？’骂了我一句。我家离炸馅饼店仅两步路，所以，我老婆从窗口看到了这个场面。我进了家门，她就小声对我说： ‘他喝得大醉的时候，就说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是他儿子，是他生的。疯子！’第二年，我又上那儿去，老头儿当然已经不在了。他以前住在馅饼店旁的地下室里，有人看见，那天夜里他就被带走了。”

当然，这只不过是个传说，但有一点是清楚的：父亲失踪了，连坟都没有。

哥里的生活昏暗，单调。令人印象最深的是公开处决两名罪犯。

1892年2月13日。上千人聚集在绞刑架旁。教会学校师生单独在一处。当时认为，“公开处决会使人相信法网恢恢，能震慑罪犯”。

摘自彼得·卡帕纳泽的回忆录：“我们被绞刑吓坏了。十诫中的 ‘勿杀戮’同处死两个农民是相矛盾的。施刑时，绞索断了，又吊了一次。”

人群中有两名未来的熟人：高尔基和索索。高尔基描述了这次绞刑，而索索记在脑中。他懂了：可以违背诫条。也许，当时他就发生了疑问：教会学校是否在欺骗他们？

疑问一经产生，便一发不可收拾。

1894年，索索从初级教会学校毕业，进了第比利斯教会中学一年级。

上世纪末的第比利斯，美丽，欢快，醉醺醺，阳光明媚。这就是索索看到的世界了。翻翻本世纪初出版的《高加索风景图片集》，你会看到多姿多彩的人群：穿高加索骑士袍的自命不凡的格鲁吉亚人，在小胡同的作坊里干活的大嗓门的手艺匠，叫卖格鲁吉亚发面饼的小贩，吹祖尔纳管的乐师，喝得微醉的小贩……

学生住在学校楼内，食宿全包，院墙使他们同这个充满诱惑的南方城市相隔绝。学校里笼罩着一种准备为上帝服务的严肃的、禁欲主义的气氛。

清早，真想多睡一会儿，但是非得起床作晨祷。匆匆忙忙的早点，长长的几堂课，然后又是祷告，简单的午餐，短时间的散步，然后，校门就关上了。10时，正当南方城市的夜生活刚开始时，他们就做完晚祷要就寝了。他的少年时代就这样开始。

他的同学伊列马什维利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觉得自己像一群犯人，虽然没有犯罪，都要在这里度过少年时代。”

在这群血气方刚、早熟的南方少年中，有许多人并没有作好过这种生活的准备。他们渴望那种既能让他们享尽人生乐趣，又能满足他们从圣经中获得的献身愿望和崇高理想的学习生活。他们找到了这样的学习方式。高年级学生向他们介绍某些地下组织。这些秘密社团就同初期的基督徒一样，宣布自己的宗旨就是为人类的幸福而献身。

*讲几句革命史：“奴隶之国”

俄罗斯帝国是个农民国家，带有世世代代的奴隶制传统。直到19世纪后半期——1861年，才废除了农奴制。在那之前，绝大多数农民属于自己的主人——地主。血腥的农民暴动不时震撼帝国，但被同样血腥地镇压下去了。于是，这个一望无际的国家，重又处于无权、顺从的状态，一种明智的沉睡状态。

俄国革命运动的创始人之一车尔尼雪夫斯基对本国的评价是：“奴隶之国，自下而上全是奴隶。”农民像奴隶般顺从，部分是由于在农村占统治地位的古老的土地占有方式——村社。这种方式在西欧已经被消灭。单个的农民并不拥有土地权，土地属于全体农民——村社。村社通过集体方式决定一切。任何一个富有造反精神的个人都融化在这个愚钝、恭顺的集体中。俄国沙皇很珍惜村社。同沙皇一起珍惜村社的，还有头一批革命者。如果说，沙皇从村社中看到了伟大的过去，那么，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些俄国早期的激进派从中看到了伟大的未来。集体所有制、集体作决定，这些恰恰是使俄国能越过无情的资本主义，一步跨入社会主义的社会机制。只要让没有文化的农民革命化就行了。需要一批鼓动家——新的使徒。俄国革命者的福音书——著名小说《怎么办？》的作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呼吁道：“让俄国拿起斧头吧。”

这样就出现了民粹主义学说。民粹派相信人民，相信愚钝的俄国农民潜意识中的社会主义。

沙皇和革命者都对。没有村社意识，既不可能有300年的罗曼诺夫王朝，也不可能有布尔什维克此后在俄国的胜利，虽说革命者同现实的人民的第一次相会结果是悲惨的。

1874年，几百名年轻人（多半是有钱人家的子弟）搞了假身份证，化名下乡去号召俄国农民暴动。但这种“走向人民”引起的结果是农民的惊恐。这批倒霉的使徒多数被警察或是农民自己抓了起来。

这时，革命思想在知识分子中蓬勃发展。

彼得·特卡乔夫成了俄国民粹派的一个主要思想家。早在17岁那年，他还是彼得堡大学法律系学生时，就参加了革命运动，后被捕，关进彼得保罗要塞……过了一段时间，他逃到国外，成了俄国雅各宾党人的公认领袖。在流亡期间，特卡乔夫出版反政府刊物《警钟》。他始终未能回到俄国，在流亡生活中得了精神病，死在精神病人收容所，年仅41岁。

特卡乔夫发表了一种新的主张。他认为，为了革命成功，根本用不着搞全国的人民起义。革命是少数人的事，一群革命领袖搞一次成功的密谋活动，就能使革命胜利。他们应当夺取国家政权，然后才去改造已习惯于奴隶般服从的俄国社会，让俄国人民全速奔向社会主义光辉未来。但是，为了光辉的未来，要消灭大多数居民，因为他们不够开明，会妨碍奔向社会主义天堂。

*新使徒诫训录

革命民粹主义有一批中坚分子，其中之一就是米哈伊尔·巴枯宁——俄国无政府主义之父。巴枯宁的思想就成了秘密社团“人民的镇压”之缔造人涅恰耶夫写的名著《革命者教义问答》的基础。

《教义问答》要求：

抛弃文明世界的法律，“我们的事业是恐怖的，四处破坏”……要冷酷无情，但不要期待宽恕，要准备赴死。为了破坏现制度，要深入社会各界，包括警察……驱使富人和有影响的人服从自己。想尽办法加重人民的苦难与不幸，使之忍无可忍，促其起义。最后，同犯罪分子结成同盟：“同俄国唯一的革命者们——野蛮的匪盗世界联合。”

“每个有觉悟的革命家手下应有若干个二三流的革命者，即不大有觉悟的革命者。他应当把他们看作归他全权支配的总资本的一部分。

许多被禁止在首都居住的俄国革命家，选择了富饶的第比利斯作为居住点。教会中学有头脑的学生经常同他们见面，索索也同他们相识了。他就是从他们那儿得到了 《教义问答》。

熄灯后，他借着烟头的火光看新的诫训录。

离开了特卡乔夫，离开了《革命者教义问答》，那就既无法理解本书的主人公，又无法理解20世纪俄国的整个历史。

但是，对教会学校学生来说，最有吸引力，使他们既惊恐又心醉的，还是革命恐怖的思想。

革命者担心资本主义在俄国会破坏未来社会主义的支柱——村社，决定加速现制度的崩溃，对知名国务活动家不断地搞恐怖，以推翻沙皇制度，还要暗杀沙皇本人。他们得手了，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可是，不仅没有唤起人民，反而招致了亚历山大三世统治的黑暗时期。正是在这个时候，马克思主义者从民粹主义者中脱颖而出。

*革命的救世主

他们的头几位领袖是象征性的，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个俄国地主的儿子，穷犹太人帕维尔·阿克雪里罗德。他们以俄国的方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视之为能预言未来的圣经。根据这一伟大学说，马克思的俄国信徒开始等待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而生成的果实。因为，根据这位德国哲学家的教导，资本主义会产生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必然会产生社会主义革命。诚然，令人难堪的是，不得不等很长时间，因为资本主义无情的掘墓人同资本主义本身一样，在俄国尚处于萌芽状态。不过，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决定从襁褓时代就把无产阶级引向革命，并为此建立无产阶级政党。

马克思主义迅速赢得了第比利斯教会中学，那儿出了许多革命家。这个学校的学生很容易领悟马克思主义思想。献身穷人和被压迫者。反对不义之财，建立由新的救世主——世界无产阶级领导的正义王国，这一切同宗教教育不谋而合。只取消了一个上帝。但这样一来，他们获得了和睦生活的机会，得到了安慰。还取消了他们这种年龄的人不易理解的“以德报怨”，但这样一来，这个好战民族的子孙，这帮南蛮子们获得了无情地对付新救世主的敌人的权利。“耶稣干吗不拔刀呢？”索索的这个问题解决了。主要的是，使他们中的大多数处于社会阶梯最下层的那种受屈辱状态，已被宣布为不公。他们获得了自己改变这种状态的权利。

现在，索索是各种马克思主义辩论会的经常听众了。

转变渐渐成熟。对这个高傲的穷孩子来说，伟大的革命诺言“莫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

后来他写道：“从15岁就投身革命运动。”

*诗 人

“他的性格变了，不再爱说笑逗乐，”他的一位同龄人写道。“变得深思熟虑，显得阴郁，圃于自我，手不离书。”说得确切点，是手不离新书。在这个时期，他已经解开了谜团。他对同龄人说：“没有上帝，他们骗我们。” 他让这个惊慌失措的男生看达尔文的书。他就是在那时学会了隐瞒。他是个隐藏的非教徒，但在宗教课上出色地回答教师的提问。一心二用成了他日常生活的内容。

他同过去分手，他的孤独需要发泄，这对一个少年来说是很正常的，方式便是写诗。他把诗寄到《伊韦里亚》杂志。《伊韦里亚》可不是一本平平常常的杂志，它是由格鲁吉亚诗人之王——伊利亚·恰夫恰瓦泽公爵领导的。

《伊韦里亚》刊登索索的诗，都是些少年多愁善感的幻想，风花雪月。1895—1896年，《伊韦里亚》登了诗人索索的七首侍。第一首诗是兴高采烈，欢天喜地的：

愿伊韦里亚鲜花盛开，

祝我的故乡狂欢畅怀，

…………

最后一首诗却是悲伤的：

昨日他琴声叮咚，

人群欢呼赞美；

如今他备受迫害，

人群送上毒酒一杯：

喝吧，该死的！

你这是活该！

我们既不要你的真理，

也不要你的乐声如天籁。

他在做准备，准备走一条献身的路。他记住了《教义问答》中的话：“革命者是命中注定要灭亡的人。”

据传，恰夫恰瓦泽本人曾相信这位诗人的前途，还为他祝福：“走这条路吧，我的孩子。”

但这不仅仅是传闻：1907年《格鲁吉亚优秀诗歌集》收进了索索写的诗。

但是，我们的诗人1907年已经在创作另一类诗篇了……

*“杀父恶人”给了他革命化名

诗歌成了索索的临别忏悔。

这时，他的新名字产生了。既然他是诗人，当然喜欢用文学作品中的人名。“科巴”是他少年时代喜爱的格鲁吉亚作家卡兹别吉作品主人公的名字。科巴是格鲁吉亚的罗宾汉，劫富济贫。还是像巴枯宁说的那样：“同俄国唯一的革命者们——野蛮的匪盗世界联合。”

他喜欢的那部作品的名字也很有意思——《杀父恶人》。没错，因为他奋起反抗父亲。恰恰是在这时候，他在内心深处杀了父亲。

前教会中学的优秀生，如今成了革命者科巴。

“科巴”作为他主要的革命化名，将使用很长一段时间。

*导 师

这时，一个革命家正在西伯利亚流放。他只比科巴大8岁，他注定要在科巴的一生起非凡的作用。这位革命家叫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20世纪记下了他的革命化名——列宁。

这两个人是多么的迥然不同啊！

三等文官（在沙皇俄国，这个级别相当干将军）的儿子，出身贵族世家的列宁，是在一个非常有教养的俄国家庭中长大的。

他的双亲细心呵护自己的孩子。父亲毕身献给教育事业，是位督学官。列宁小时候曾在祖父领地的小径上散步。

另一个却是酒鬼鞋匠的儿子，从父亲那儿除了毒打，没得到过别的关怀，从人生那儿，除了贫困，没得到过其他东西。

尽管这样，他俩又出奇地相像。

列宁在童年时代像科巴一样倔强，百折不回。

列宁同科巴一样，没有耐心，暴躁，同时，又可以出奇地有耐心、沉默、冷漠。

两人都有诗人气质。年轻的列宁在祖父领地的林间小道漫步，津津有味地读屠格涅夫多愁善感的爱情小说《贵族之家》。年轻的科巴写感情缠绵的诗。两人都是小个子，但都狂热地、近乎病态地争当第一，早在童年游戏中就如此。

两人都自幼丧父，两人都是母亲的偶像。

两人的本意都不是当革命者。列宁成为革命者是在哥哥被害之后。哥哥由于参与谋刺亚历山大三世而被处以绞刑。列宁经受了空前的震惊：他的哥哥，一个正直善良的青年被吊在绞索上荡来荡去。母亲的悲痛、社会地位的突然改变，使他痛恨人生的不平。用列宁的话来说，哥哥喜爱的作品——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感染”了他。

同样，《杀父恶人》感染了科巴。

科巴读过的粗俗的、有浪漫主义情调的市井文学同那位著名的革命哲学家的书很相似：呼吁暴力。

两人投身革命后都判定：真正的革命者应当是无情的，不伯流血。两人都有一批忠诚的战友，都掌握了对人施加超自然影响、统治人的秘诀。

第三章 索索的结局

*开 除

他同地下革命工作者建立了联系。

诗是不写了，彻底封笔。他用课余时间领导工人的马克思主义小组。

他加入了社会民主主义组织“梅萨梅—达西”。

1898年，他的名字列入了学生记过册：“学生朱加什维利读禁书”，“朱加什维利出版手抄非法刊物”等等。他学会了用冷笑来回答教师的责备。他看不起这些为并不存在的上帝供职的骗子。

他不再好好读书，不想浪费时间。

但是，最有意思的是，他成了学校生活中的一位主角。全校已分成两部分：他的朋友和敌人。就连敌人也害怕他那阴郁的、好报复的性格，怕他的刻薄挖苦和大发雷霆，怕他的朋友替他复仇。最强壮的学生像奴隶地般地听命于他这个长着一双小眼睛的瘦小个儿，每逢他发怒时，小眼睛会闪出逼人的黄色凶光。

格鲁吉亚很重哥们儿义气。他有很多朋友。说得确切点，是相信他的人，这些人都是他的朋友。但事实上，不论当时，还是今后，他都是孤独的。只不过有些青年以为他可信，够朋友罢了。他利用这些人同那些被他看作敌人的青年斗。约瑟夫·伊列马什维利将在回忆录中大书特书同他的友谊，火爆脾气的米哈伊尔·达维塔什维利曾同他形影不离……相信他的友谊的人当时很多，此后还会有很多。

记过册里关于他的记载连续不断：“读违禁书刊”，“对校方粗暴”，“约瑟夫·朱加什维利住处被搜查”——找“违禁书刊”。

他好像是故意招惹校方，让人把他开除出校。他为什么不自己退学呢？他还是怕母亲。在那个时期，他放假已经不回家了，不想跟母亲解释。

1899年，他终于被开除了。“因宣传马克思主义而被逐出教会中学”——这是后来他自己的解释，但事实不是这样。

事实上，科巴采用的摆脱教会中学的方法要安全得多。我面前有一份档案材料：《教会中学校务大会关于约瑟夫·朱加什维利因不参加考试而被开除的记录摘抄》。

他向来行动谨慎。

在即将过去的19世纪的最后一年，他确定了自己的道路。

要成为下个世纪的一名主角。

母亲知道了：他拒绝为上帝供职。当初的牺牲白费了。誓愿未兑现。虔信宗教的凯凯承受了很可怕的打击。她担心上帝会抛弃索索，会来一个魔鬼。

圣诞节那天，科巴去工作了。在他一生中，这是第一件正常的工作，也是最后一件。保存着第比利斯总观象台记事摘录：“约瑟夫·朱加什维利于1899年12月26日上班。”

*换了世纪

圣诞节后，在即将过去的世纪的最后几天，他来到了观象台。当时跟他一起工作的一个叫东布罗夫斯基的人描写过他的工作：“约瑟夫担任观象台的观察记录员。那儿没有自动记录仪，所以只能由观察员昼夜不停地记录一切气象变化，日班上到晚上9时，然后由夜班接替。”

他只好在观象台当夜班观察员，以此迎来新世纪的第一年。

帕夫连科写道：“他是在空荡荡的观象台迎来那一夜的，别人都去庆祝19世纪结束……”

那一夜是世纪交替。陌生的20世纪来到，而那个注定要决定20世纪走向的人，却眼望茫茫宇宙……

观象台的工作只不过是个幌子。他把非法出版物藏在观象台上自己的小房间里。还藏了不久前建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比利斯委员会的传单。

*他的党建立了

在上世纪末，流亡国外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由言论转为行动。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德曾坚持要成立马克思主义工党，终于大功告成。参加新党建立工作的有“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同盟”，这是由两万多名犹太人结成的群众运动。这些犹太社会民主主义者是反犹太复国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相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铲除反犹太主义。

1898年，在犹太工人总同盟的积极参与下，在明斯克秘密举行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大会。大会选举了中央委员会，并宣布成立各个地方委员会。会后，多数中央委员被捕。但地方委员会不断增多。在科巴的参与下，其中的一个委员会在第比利斯出现了。

*火

当时，列宁在流放中。流放结束后，就出国去了。在国外，列宁以一家不寻常的报纸的思想吸引了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德和其他著名的流亡马克思主义者。这家报纸在俄国各地应当有自己的代理人。

代理人应当进入已成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地方委员会，引导它们去战斗。代理人们应当筹备新的代表大会，建立一个真正的能战斗的党。“给我们一个这样的革命者组织，我们就能使俄国翻个底朝天，”列宁曾这样写道。这家报纸叫 《火星报》。报纸的刊头词“星火燎原”是一个纲领。列宁及其战友决心烧掉旧俄国。

他们成功了。《火星报》的多数代理人都会见到革命胜利，不过，将在革命之后，死在斯大林的集中营里。

1900年，列宁的《火星报》的代理人维克托·库尔纳托夫斯基出现在第比利斯。他带来了列宁的主要思想：新党应建立在高度保密的原则上。党内不许有广泛的辩论和任何言论自由。这是战斗组织，目的是革命。由此就产生了绝对服从中央命令，严格的纪律。马克思主义是新党最神圣的东西，对马克思主义的任何论点作任何修正，都会受到谴责，被看作与工人阶级为敌。科巴立即看中了这种亚洲马克思主义的力量，立即成了列宁主义者。

*第一次流血

对新思想的效力作了检验。开始筹备第比利斯工人游行。游行应当以流血告终。科巴和库尔纳托夫斯基希望流血。

他在教会中学的一个熟人伊列马什维利回忆道：“科巴经常重复：流血斗争会迅速解决问题。”他不知道，科巴只不过是重复库尔纳托夫斯基传达的列宁的口号罢了。

这时，母亲到观象台来了。她在观象台住了一段时间，看来是想让索索回到教会中学去。她还抱着一线希望。她不知道，她的索索已经死亡，出现了科巴。现在，新的革命者兄弟只知道他叫这个名字。这个可怜的女人很快就明白，自己是无能为力的。上帝已离开了索索的心灵，她面对的是一个陌生人——怪吓人的科巴。母亲回哥里去了。

游行前的一个月，开始抓人。库尔纳托夫斯基被捕。但科巴溜掉了。游行前夕，他递上了辞职书。3月底被观象台解雇了。不过，小房间暂时还归他用，变成了非法出版物仓库。

1901年5月一个炎热的日子，市中心出现了一些穿厚大衣、戴羊皮帽的人。这是工人，准备面对哥萨克的马鞭。

2000名游行者在市中心集合。已经在喊“打倒专制政权”了，军警驱赶怒气冲冲的人群。

这时流了血，有人受伤，有人被捕。对那个轻松愉快的南方城市来说，这很新奇。

列宁的《火星报》满意地指出：“可以认为，高加索公开的革命运动开始了。”

城里在抓人，搜查。观象台里科巴的小房间也被搜查，不过，科巴早就不在那里了。他在关键的危险日子里消声匿迹的惊人本领，还会使用多次。

伊列马什维利写道：“科巴是被通缉的头目之一，但他躲起来了……逃到了哥里……趁夜色潜入我家。”

看来，他在哥里继续同母亲作解释。但是，做母亲的总该帮儿子脱身。她这样做了。但是，像她这样一个把索索献给上帝，期望他成为神父的女人能喜欢仇恨之火在心中燃烧的科巴吗？

科巴在她的屋里很难生活，一有机会，他就回到危险的第比利斯。

第二部 科巴：生与死

第一章 科巴之谜

*“列宁的左腿”

到了第比利斯，科巴就消失在地下革命者中。

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活，这叫“地下状态”。“地下工作者”就是革命术语对他们的叫法。假证件，不断变换接头地点，藏着秘密印刷所的地下室……

这是青年人的秘密团体，名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比利斯委员会”……

“那是18—30岁的人的时代。超过这个年龄的革命者屈指可数……‘委员会’、 ‘党’这类字眼还是新名词，透着新鲜劲儿，青年人听起来，犹如迷人的旋律。加入组织的人明知道，几个月后他就可能进监狱，去流放。尽可能不被抓住，在宪兵面前挺得住，这是很光荣的。”（托洛茨基）

好几个月过去了，科巴依然没有被抓住。

伊列马什维利：“我到科巴那寒酸的小房间探望过他几次。科巴穿一件俄式黑上衣，戴一条当时社会民主党人常戴的红领带。他只穿那种肮脏的上 衣和从不擦的皮鞋。一切会令人想起资产阶级的东西，他都讨厌。”

托洛茨基挖苦地写道：“肮脏的上衣和不擦的皮鞋是革命者的共同特征，特别是在外省。”

对，年轻而天真的科巴竭力做得像真正的革命者。一切都按规矩行事：穿肮桩的上衣，到工人小组向工人讲解马克思的学说。因为这样容易被半文盲的听众理解。正是这种风格，使他战胜了口才超人的演说家托洛茨基。

东方需要崇拜。“亚洲人”——布尔什维克克拉辛这样称呼他——找到了自己的上帝——列宁。

革命家阿尔谢尼泽回忆道：“他崇拜列宁，把列宁神化。他以列宁的思想为生，处处模仿列宁，以至我们戏称他为 ‘列宁的左腿’。”

科巴的上帝没有欺骗他。1902年问世的列宁著作《怎么办》成了爆炸的炸弹。在这之前，马克思主义者毫无指望地重复：只要资本主义在俄国没有得到真正的发展，专制政权连一根毫毛也不会动。革命被推迟到遥遥无期，革命者应当为未来几代人做工作。列宁的书使人重新产生了希望。他说，职业革命家强大的秘密组织借助于暴力政变，可以实现革命。俄国是一个世世代代俯首贴耳的国家，在这个国家只要夺取了政权，社会就会服从。英雄们的秘密组织可以推翻专制政权！这一切多么合科巴的心意啊！

*又一次流血

继续呆在第比利斯，就意味着增加被捕的危险……不过，根据托洛茨基的说法，被捕是革命者的必修课，因为这“会提供在法庭上讲演这一最激动人心的机会”。

真正的革命家都渴望被捕，以便把法庭变成讲坛……但是，对科巴来说，这条路堵死了，因为他嗓门小，语速慢，格鲁吉亚口音重。

只有处在保密的阴影中，他才感到自在。科巴被第比利斯委员会派往巴统。

巴统是个南方港口城市，街道狭窄，海风吹拂，家家户户的小院都很凉快，晾晒的内衣和被单被风吹得啪啪响，就像船上的帆。这是适于谈情说爱、寻欢作乐的城市。科巴在这儿继续搞地下工作。同龄人恋爱，结婚，做官，科巴却忘我地在各个秘密接头点之间奔走，筹备工人大游行，要搞得像起义一样。会流很多血。

他知道一句名言：大流血会诞生大革命。

现在，这个默默无闻的年轻人开始有了详尽的编年史，是警察局写的。他在新世纪的头17年生活，将由警察局记录。警察会留下他的标准像：正面照和侧面照。警察局将以这种奇特的方式与我一同创作本书……

我翻阅第比利斯宪兵局的档案：宪兵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比利斯组织的活动，关于朱加什维利领导的工人集会的密报。

伊列马什维利写道：“他日益成为列宁在格鲁吉亚的一小撮追随者的领 袖。”对，他一下子就成了领袖。

而且，一下子成了专制主义者。警察的密报中写道：“巴统组织的头儿是朱加什维利。他的专制作风使很多人愤怒，组织内部就发生了分裂。”

可是，他的专制作风却成果卓著。

宁静的巴统被规模空前的工人大游行闹得天翻地覆。同警察发生了冲突，死15人，伤许多人。流血和激情……又成功了！

城里到处抓人。他又溜了，逃进山里。

革命家卡托·巴奇泽回忆道：“大游行后，科巴不得不躲起来。他穿过一个叫克罗姆的山村。一个农妇收留了他，让他洗澡、休息。”

高山、太阳、白色的小房子，老人们在树荫下懒洋洋地喝葡萄酒，时光在这儿仿佛停住了……他的祖先自古以来就住在这里。不，这不是他过的生活。可是，回到第比利斯很危险，那儿早就在到处抓他了，呆在哥里也不行，那儿也会搜查。他走了出奇制胜的一步——返回犯罪地点——巴统。警察没有想到他会如此大胆。

他整整躲了一个月。

这时，他在密谋者的阶梯中又上了一个台阶，被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高加索委员会委员。

*第一次被捕

那是南方的一个春夜，革命家在举行秘密集会。出了告密者，屋子被警察围住了。

于是，警察局继续写他的传记：

“巴统市第四派出所所长报告：1902年4月5日夜12时，约·朱加什维利在达里韦利泽家举行的工人集会上被捕。”

正当科巴无忧无虑的同龄人走出小酒馆时，他被关在车里，穿过这座幸福的城市，送进监狱，而且一下子送进了可怕的巴统市监狱。他开始在监狱间漫游：巴统监狱，库塔伊西监狱……

*“学，一点一点地学”

亚洲的监狱就是这样：肉体上的折磨——看守人的毒打，肮脏，犯人绝对的无权，刑事犯欺侮政治犯。起先，他张皇失措：通过牢房的小窗户扔出一个绝望的纸条，没有具名。他求人转告母亲：“要是有人问起：你儿子是什么时候离开哥里的？你就说： ‘他一直呆在哥里。’”

当然啰纸条被狱长截获。在这个天真的举动之后，他绝望，走投无路。

可是，很快他就适应了监狱的环境。

彼得·帕夫连科写道：“学，一点一点地学，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喜欢重复这句话，略带口音和嘲讽。”

学，一点一点地学。他发现，在监狱里除了看守人的政权外，还存在着刑事犯的政权。他这么个酒鬼的穷儿子，很容易同他们找到共同语言。他是“自己人”。他执行了《革命者教义问答》中的诫训：同匪盗世界联合起来。他明白了他们的潜力，犯罪分子搞革命的潜力。

列宁向来器重他同刑事犯找到共同语言的本领。在国内战争期间，每当由前犯人或酒鬼组成的部队暴动时，列宁就立即建议：“咱们是不是派斯大林同志上那儿去？他善于同这类人对话。”

*权 力

他的这些新相识尊重蛮力。可是这正是他所缺乏的。但是，他从小就惯于忍受毒打，向他们证明了另一点：藐视蛮力。这时，狱方决定给政治犯一点教训，亚洲式的教训。

“复活节后的第二天，第一连站成两排。让政治犯从两排士兵中穿过，挨枪托揍。科巴手里拿了一本书，昂着头走过去，挨了揍也不低头。” （摘自革命家韦列夏克回忆录）

就同在小学、中学和第比利斯委员会里那样，科巴很快夺取了权力，这次是在监狱里。刑事犯们慑服于这个长着一对狂暴黄眼珠的黑黑小个子所发出的奇异力量。

他在监狱里给自己订了一条铁的规矩：早上做操，然后学德语 （真正的革命者读马克思的作品应当读原版）。

他毕竟未能学会德语，他在狱中的成功表现在另外的方面。

凡是不承认他权力的人，都会遭到毒打。动手的是他那些刑事犯新朋友。

这时，科巴这个“黑头发、麻脸的小个子格鲁吉亚人”要准备去第一次流放了。

韦列夏克：“科巴被人用手铐同他的一个同志铐在一起。他看见我以后，笑了笑。”

他的笑容很古怪，有时会使人起鸡皮疙瘩。

*幸福的一天

他被一站站递解到天涯海角——伊尔库茨克省的下乌达镇。这个南方人穿着唯一的黑夹大衣，到了寒冷的西伯利亚。在他的故乡，雪只留在高高的山上，在这儿，周围全是雪。

在流放中，他收到了上帝列宁的信！

托洛茨基后来以嘲讽的口气解释道：“这是一封很平常的传阅信，是由克鲁普斯卡娅复写，列宁签名分发给一切崇拜列宁的外地人的。但是，这个天真的亚洲人不知道这一点，感到很幸福，上帝发现了他！”

他记住了这个日子，把它写入了自己的简历。

*诞生在畜棚里

在流放中，他获悉了一件大事的细节，这件事任何一家报纸都没有报道过：1903年7月30日，列宁的梦想在布鲁塞尔实现了。40名革命者聚集在一间不大的谷仓里，里面挂了一张纸，写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

他们要在这间谷仓里生下无神论者的救世主——一个将造福于全人类的党。

在谷仓里主持代表大会的是普列汉诺夫。从头几次会议起，列宁就开始分裂这个尚未来得及问世的党，他领了一群年青的追随者，反对普列汉诺夫和当时俄国社会主义的一切权威。他要求建立一个类似教会的严格的集中制组织，对中央要绝对服从。普列汉诺夫和马尔托夫想保持某种自由辩论的表象，使之像欧洲社会民主主义。但是，列宁不容商量。

列宁使代表大会发生了分裂，把自己的追随者团结成一个派别。就某一事项进行表决时，反对他的人成了少数。列宁顺手就给他们贴上了“孟什维克”（少数派）的标签。他们就以这个名称进入了历史。他给自己捞了个自豪的名称——“布尔什维克”。当科巴得知那群笨蛋居然会同意给自己起一个低三下四的名称——孟什维克后，想必会哈哈大笑：这帮人难道能领导一个党？

代表大会后，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之间在所有的省委会展开了不可调和的斗争，争夺对党的领导权。此后，他们在每次代表大会上都将扯着大嗓门无情地斗，几乎要斗20年。

直到30年代，科巴才会彻底结束这场斗争，把最后一批孟什维克革命者消灭在集中营里。

*如此成功又如此古怪的逃跑

那是在11月份，西伯利亚已经是严冬了，忽而暴风雪，忽而酷寒，在这冷冰冰的无情的大地上，他怀念温暖，怀念高山，想逃跑。

谢尔盖·阿利卢耶夫回忆道：“他头一次想逃跑是在1903年11月，但冻坏了耳朵和鼻子，只好回到乌达。”

可是，1904年1月5日，警察局的记事本上又记上了一笔：“流放者朱加什维利逃跑。”

他拿着一个假身份证，上面写的是俄罗斯农民的名字，穿过俄罗斯全境，逃往第比利斯。俄罗斯农民的证件，长着格鲁吉亚人的脸，有格鲁吉亚口音，穿过全国！没有被任何人扣住！

他住在第比利斯，这也很古怪。托洛茨基写道：“知名革命家很少回故乡，因为在那儿太显眼了。”地下工作者一回故乡就会被警察盯上。根据统计，至多半年后就会被抓。但是，科巴从1904年1月到1908年3月，处于地下状态长达4年多！没有被捕！控制着整个高加索的第比利斯密探局，整整4年居然无法抓到他！在他的官方履历中是这样写的。不过，也有别的说法。

“1905年，他被捕并越狱”！（摘自第比利斯密探分局局长帕斯特留林1911年写的约·朱加什维利材料）

“1906年1月28日，朱加什维利在米哈·博恰里泽寓所被拘留。”

这就是说，被捕过，又逃跑成功？而且不怕重回危险的高加索？为什么？

科巴在第比利斯认识了谢尔盖·阿利卢耶夫。

“我是1904年同他相识的，当时，他刚从流放地逃出，”阿利卢耶夫回忆道。他从党成立时就入党了，在铁路工厂工作，科巴就在那儿的工人小组宣传马克思主义。阿利卢耶夫的妻子是个风骚的美人儿。不到14岁，她就同他私奔。现在虽说已年近30，依然善于勾引男人。但是，她的每一部新罗曼史，都是以回到善良的谢尔盖身边而告终……有一个挺怕人的传闻：科巴的出现使这个风情女子怦然心动。阿利卢耶娃的小女儿——后来成为科巴第二个妻子的娜佳——的出生，可能同这场婚外恋有关。幸好这只是个传闻！科巴认识阿利卢耶夫的时候，小娜佳早已出生。

*又是谜和问题

1905年来临，迄今为止仍稳固的帝国动摇了。不论对布尔什维克，还是对孟什维克，第一次俄国革命都是突然的。正当他们就革命问题争吵时，革命已爆发了……到处闹事，进攻警察局、军队哗变、修筑街垒……革命永远像演大戏。出场的主角是口惹悬河的演说家。在这种演说家出风头的时刻，科巴不出头露面，而是躲在阴影中。托洛茨基就是这样描写他的。

但这种阴影是古怪的、神秘的。大家知道，他在第比利斯编过小报——《高加索工人传单》。还写过理论文章，转述列宁的思想……就这些？活动能力极强的科巴在革命的日日夜夜才干了这么点事？

当然不！还有别的事！而这些事，伟大的保密家瞒着我们。还瞒成了！在这几年里难怪会发生他在履历中隐瞒不提的神秘的逮捕。难怪在这时列宁发现了科巴，科巴到芬兰的塔墨尔福斯参加了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代表会议。

而且又是拿别人的证件，用俄罗斯姓氏！这个格鲁吉亚人穿越国境线很容易。况且是在革命的日子里，开往芬兰 （许多革命者躲在芬兰）的火车里特工多得不可胜数！可是，科巴没有被抓住。科巴又走运了。走运得离奇。

*同他的上帝见面

在塔墨尔福斯，他第一次见到了列宁。当时科巴的天真、无知和愚昧，全反映在他关于会见偶像的记述中：“列宁在我的想像中是一个巨人。当我看到他是一个极其普通的人时，是多么的失望……开大会时，伟人一般都要迟到，为的是让与会者屏息静候他的光临……”

但令人惊奇的是，列宁准时到会，“同普通代表随意交谈”。

他确实感到惊奇。因为他自己……“开大会时，科巴总是迟到，稍迟一点，但必迟无疑……”女革命者克努尼扬茨写道。

他在会上没有发言。正如托洛茨基后来所写，当时他在会外也毫不表现自己。

但是，列宁又召唤他到斯德哥尔摩出席第囚次代表大会，随后，“毫不表现自己的”科巴应邀参加又一次代表大会——在伦敦召开。

我们要注上一笔：对欧洲国家首都的这几次出访，没有给这位前诗人留下什么印象。他从不回忆这几次远行。倒是托洛茨基在谈到自己的初次巴黎之行时，替科巴作了解释：“要了解巴黎，就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我有一个不容分心的领域：革命。”

但这方面，他们都彼此相似。女革命家玛丽亚·埃森这样描写她同列宁有一次在瑞士群山中的游览：列宁和这位年轻妇女站在山顶上，“周围的美景一览无遗，积雪亮得耀眼……我感到心旷神怡……真想朗诵莎士比亚、拜伦的诗歌。我看了看列宁，他坐在那里沉思。突然，他喊了起来： ‘这帮孟什维克真能给我们使坏呀！’”

科巴也是这样的人，既不参观博物馆，也不逛马路……

对他们来说，这些资产阶级城市街道，只不过是前往革命目标途中的宿营地罢了。

就这样，列宁不断召唤他去开代表大会，而他则依然不怎么表现自己。说得确切点，偶然也表现出列宁所仇视的特点。

当时，革命者的圈子很窄，因此，科巴的某些能让人休克的高论不可能不传到列宁的耳朵里，例如：“列宁很生气，上帝竟然给他派来了孟什维克这样的同志。事实上，马尔托夫、达恩和阿克雪里罗德这帮人，全是行过割礼的犹太佬！还有扎苏利奇这老太婆……跟这帮人没法干革命，连喝酒也不痛快。”还有：“这帮背信弃义的小店主，不想斗争……犹太人全都背信弃义，对革命毫无用处……” （摘自戴维写的《高加索犹太人史》

年轻的、桀骜不驯的科巴的语言很生动。

还可以举科巴自己的文章为例。文章发表在1907年的《巴库工人报》上，科巴在文内谈他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的感想。科已又用那种调侃的口吻发表高论：“孟什维克是清一色的犹太帮”，“布尔什维克是俄国派”，因此，“对我们布尔什维克来说，在党内搞一次大扫荡倒也不坏”。

列宁周围有许多犹太革命家，他本人也有犹太血统，究竟为什么他能原谅那种为一切真正的知识分子所深恶痛绝的反犹太主义呢？而且尽管这样还请科巴去参加各次代表大会？只能用《革命者教义问答》去解释：“对同志的评价只能看他对事业的利弊。”对，因为事业需要科巴，列宁才不去注意他的怪论。在这方面，科巴是很突出的。

*科巴的秘密

科巴和托洛茨基是在伦敦代表大会上见面的。托洛茨基去参加大会时，头上已有一圈荣耀的光环，使列宁这个上帝黯然失色。理论家托洛茨基同那群争议革命的流亡者不一样，是从俄国，从革命的中心来的。

在传奇式的彼得堡苏维埃的危急关头，托洛茨基是其领袖，他一演说，听众便如痴如醉。他被捕过，在法庭上表现出大无畏精神，被判终身流放，从西伯利亚逃出，乘鹿橇越过700公里荒原。托洛茨基压根儿就没有发现那个口齿不灵的外省人：看长相明明是格鲁吉亚人，却使用一个荒唐的俄罗斯化名：伊万诺维奇。

引起托洛茨基注意的是另一个人，而且在文章中提到了那人。有个迄今为止不为人知的年轻演说家在代表大会上发了言，举座震动。这位年轻人立即就被选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这个人叫季诺维也夫，是年轻的布尔什维克格里戈里·拉多梅斯利斯基的党内化名，此人在党内一举成名。

看到这个夸夸其谈的犹太人一步登天，自命不凡的科巴不知作何感想？看到另一个自视甚高的犹太人托落茨基出人头地，他明白，党永远不会知道他的功劳。说得确切点，只有一个人知道他的功劳，列宁。

伦敦代表大会后，列宁马上就前往柏林，上那儿去同他见面的是……科巴。多年后，他在同德国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中，自己说出了这一切。不过，列宁同科巴在柏林说了些什么，他是不会讲的……

随后，又是乘火车，又是顺利返回第比利斯。不知多少次，走运得近乎奇迹！

在科巴返回第比利斯不久之后便清楚了，他同列宁在柏林商量了些什么。

*金 钱

事情发生在1907年6月27日，一个炎热的夏日。上午11时，第比利斯的埃里万广场像平时一样，人很多，熙熙攘攘，五光十色。

两辆轻便马车由一队哥萨克兵护送，驶入广场。车上装了国家银行的大批现钞。几乎在同时，两辆四轮马车也驶入了广场，一辆坐着一个穿军官制服的男子，另一辆坐着两位太太。军官一声令下，不知从哪儿突然冲出 50来人，挡住了解款车的去路。炸弹雨点般地扔到哥萨克和行人群中。劫匪在爆炸声和硝烟中，扑向马车……

据一位警察说，“歹徒”在呛人的烟雾中抓起装钱的口袋，用左轮手枪向广场四处射击，逃走了。

广场上尸体横陈，哥萨克、警察和士兵被炸弹炸得血肉横飞。在炸成一堆木片的轻便马车中，血肉模糊的行人发出呻吟。

后来，托洛茨基写道：“当时，党内认为，科巴肯定亲自参加了这场行动。”

血，这个黑黑的小个子出现在哪儿，哪儿就会流血。

*党内犯罪集团

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在关于斯大林个人迷信的著名报告中，愤怒地指出，斯大林贬低政治局的作用，在中央内建立某种有特殊权力的“六人集团”、“五人集团”……赫鲁晓夫大发雷霆：“这种黑社会的黑话，算什么玩意儿？” 但是，赫鲁晓夫属于列宁后的一代党员，不知道 （或许是装作不知道）他正好触动了那个叫共产党的秘密组织的一个最古老的传统。领袖在领导内部建立的、除了参加者本人和领袖以外谁都不知道的“三人集团”、“五人集团”和其他种种小集团，是在列宁时代出现的。列宁搞的“三人集团”中的一员，同埃里万广场的袭击直接相关。

*毒药、刀子和绳套——革命的圣物

19世纪末，革命恐怖主义的思想曾占据过许多年轻人的心灵。为革命而杀人，被称为“革命复仇行动”。抢银行，劫富豪，为革命筹款，这叫“充公”。武装分子和战斗队搞暗杀和充公，被看成是革命的罗宾汉。“我们普遍受到爱戴和同情……社会各阶层都有人帮助我们，”女恐怖分子薇拉·菲格奈尔写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构思长篇小说 《卡拉玛佐夫兄弟》时，曾想让不声不响的教士阿廖沙·卡拉玛佐夫成为恐怖分子。

列宁的哥哥亚历山大就是恐怖分子。

斯大林在世时，官方意识形态顽固地坚持一种说法：布尔什维克一开始就不搞恐怖行动。所有的教科书都引用了似乎是列宁在哥哥被处决后说的一句神秘的话：“我们要走另一条路。”这是官方的杜撰。列宁年轻时非常尊重的革命家涅恰耶夫 （后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群魔》的主人公）就说过：

“毒药、刀子和绳套是革命的圣物。”

雅各宾主义的信徒、年轻的列宁从未想到过要放弃恐怖活动。

在1905年革命的日子里，列宁呼吁“教青年战斗队员暗杀警察和放火”，发起了一系列恐怖活动。但是，列宁知道：革命党一开始战斗，警察就会加紧活动，党内就会混入奸细。

*奸细世界

著名的恐怖组织“人民意志”的领导人之一就是奸细杰加耶夫。社会革命党人战斗组织的头儿就是奸细阿泽夫。所以，列宁从一开始就对自己的战斗组织严加保密。

这帮了列宁的大忙，因为他不仅要对警察局，还要对本党隐瞒自己的战斗小组。

1905年革命失败后，战斗小组日益变成普普通通的强盗帮。许多事例说明，充公的钱被用来喝酒，玩女人，吸毒。孟什维克要求解散战斗队。

列宁和流亡革命者处于为难境地。托洛茨基写道：“在1905年革命前，革命活动的经费不是来自资产阶级，就是来自激进知识分子。”

但是，在血腥的1905年，俄国知识分子第一次看到，真正的革命是什么模样。

他们看到了俄国暴动的无情面目，吓坏了。

经费来源断绝。

可是，流亡国外的舒适生活——在巴黎的咖啡馆争论革命、地下革命者在俄国的活动，这一切都要很多很多的钱。“用暴力抢夺金钱，成了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办法。”（托洛茨基语）在斯德哥尔摩党代会上，列宁想替战斗队说话。但是，战斗队员抢劫的例子不胜枚举，孟什维克怕败坏社会主义运动的声誉。伦敦代表大会绝对禁止搞这种充公活动，决定解散战斗队。

可是，列宁在那时已经建立了党内的秘密组织，而党对此一无所知。

不过，警察局倒是知道的。宪兵将军斯皮里多维奇写道：“战斗活动的主要鼓动者和总领导人就是列宁本人。”前布尔什维克、当时很接近列宁的阿列克辛斯基说：“在党中央内部，成立了一个‘三人集团’，这件事不仅不让警察知道，而且不让党员知道。”托洛茨基指出了“三人集团”成员的名字：“波格丹诺夫”、列宁和克拉辛。

*党的秘密：伟大的恐怖分子

在列宁著作的注释中，关于克拉辛说得很简单：“领导过党中央所属的技术局。”即使在革命之后，克鲁普斯卡娅也写得含糊其辞：“现在，党员们都了解了克拉辛在武装战斗队方面所做的工作……这一切曾是保密的。列宁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克拉辛的这项工作。”

伟大的恐怖分子列昂尼德·克拉辛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曾在彼得堡工学院求学，是个出色的工程师，美男子，很讨女人的欢心。但是，这位登徒子的主要爱好是炸弹，为革命造炸弹。

“他的理想是制造出仅有核桃大的炸弹。” （托洛茨基语）造炸弹很费钱，克拉辛就想方设法搞钱。

1905年5月，有名的富翁、慈善家萨瓦·莫罗佐夫住进了尼斯的一座别墅，他曾给过革命者很大帮助。

萨瓦当时情绪很消沉。克拉辛登门拜访。这次拜访后，莫罗佐夫就立下遗嘱，死后把保险赔偿金付给演员玛丽亚·尤尔科夫斯卡娅—安德烈耶娃。 这个女人不仅是演员，而且还是布尔什维克中央的特工。不久以后，人们发现，莫罗佐夫心口中弹，死于非命。是自杀，还是他杀？

这只有克拉辛知道了。

但是，莫罗佐夫的钱可不止这些。尼古拉·施米特——莫罗佐夫的外甥拥有一家很大的家具厂。

他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秘密成员，在 1905年革命的日子里，他在自己的工厂里组织了工人起义，因此被关进监狱。他曾不止一次地当众宣布，他把一份偌大的家业送给亲爱的党。1907年，他在狱中自尽，情形颇为古怪。

没有任何遗嘱。遗产继承人是他的两个妹妹。克拉辛自有办法。他先派布尔什维克尼古拉·安德里卡尼斯去接近姐姐叶卡捷琳娜。安德里卡尼斯不费周折就娶了她。老婆是娶了，可惜，不把钱给党。于是，又派年轻的布尔什维克瓦西里·洛津斯基 （党内的化名为塔拉图塔）到小妹伊丽莎白身边。他同她发生了关系，并让她在法庭上提供了有利于布尔什维克的证言。

列宁对中央委员尼古拉·罗日科夫说：“您干得了这一手吗？我可不行……塔拉图塔好就好在不顾一切。这真是个金不换的人材……”

金不换的人材就是不顾一切的人——科巴在列宁大学里又学了一课。“学，一点一点地学”……

布尔什维克打赢了施米特遗产官司，得了一笔巨款，供克拉辛造炸弹。莫罗佐夫和施米特的钱被用于准备袭击和抢劫。而且，还有利息。现在，各省都开了克拉辛炸弹工场。

“炼金术士克拉辛与人分享专利，大大地民主化了，”托洛茨基挖苦道。

正因为这样，在那几年，虽然革命半死不活，血却流得很多。1905年，恐怖分子杀了223人，1907年，杀了1231人。革命党需要的钱越多，暗杀和充公就越凶。

这时，不声不响的科巴也带着克拉辛的炸弹在行动。

列宁究竟是何时想到利用忠诚的格鲁吉亚人做“炸弹工作”的，我们只能猜测了。列宁正确地评价了他在格鲁吉亚的流血游行中闪现出来的组织才干和保密能力，还有同危险的犯罪分子打交道的本领。于是，列宁把狡猾的科巴同传奇式的卡莫联合起来了。

*“他好像中了他的魔法”

卡莫是亚美尼亚人西蒙·捷尔一彼得罗相在党内的化名。他的勇敢无畏和体力过人，在党内传为美谈。他干过的工作有在巴统、在第比利斯劫持交通工具……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从某个时候起，卡莫已经不是单干了。同他一起的是他的老朋友和主宰科巴。

因为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共同历史。

同科巴一样，西蒙生于哥里。他父亲的豪宅离科巴的破房不远。从童年时代起，西蒙就成了科巴温顺的影子。

卡莫的妹妹贾瓦伊拉回忆道：“父亲气得发疯：这个小叫化子身上有什么值得你们羡慕的？哥里就没有好人家啦？你们跟着他，决不会有好结果。可是，白费劲，科巴像磁石一样吸住了我们。至于我哥哥，他好像中了他的魔法似的。”

西蒙是个典型的哥里人：像鬼一样机灵，有力，残酷，有头脑。他大胆无畏，傲气逼人，但只要科巴在场，他就一声不吭，惟命是从。卡莫的化名也是科巴挖苦的结果。有一次，斯大林派他去送一包文件。西蒙的俄语很蹩脚，口齿不清地问：

“给嘛个（卡莫）人送？”

“嗐，卡莫，卡莫，你这个卡莫！”斯大林笑了。

别人要是胆敢嘲笑卡莫，早没命了。但是，科巴的嘲笑他不仅忍受。科巴还进一步发挥，把嘲笑变成了他的化名。奴隶是不能生主人气的。西蒙心甘情愿地成了卡莫。

就这样，科巴“给他起了一个载入史册的名字”。 （托洛茨基语）

但是，埃里万广场的袭击盖过了卡莫的全部功劳。这场好戏从头至尾全是科巴导演的。卡莫则遵照剧本表演。这是科巴导演的轰动全欧的第一场戏。

克鲁普斯卡娅从瑞士兴高采烈地写道：“瑞士老百姓吓得要死……成天就是一个话题：俄国极端分子。”第比利斯的《新时代》写道：“这次胆大包天的抢劫到底是怎么干的，只有鬼知道。看来，这次科巴没有忍住。如果说，其余的恐怖主义功劳他是以自己喜爱的悄无声息的风格完成的话，那么，他参与埃里万广场劫款案，很快就全党皆知了。”

犯下这个大案后，许多布尔什维克都进了监狱。

连老练的卡莫，一到柏林也立即被捕。可是，科巴又是奇怪地毫发无损！广场劫款仅是科巴的恐怖主义功绩的一个插曲。

伊列马什维利写道：“此前他曾参与1906年暗杀格鲁吉亚军事独裁者格里亚兹诺夫将军。将军本应被孟什维克恐怖分子杀死，可是他们动手慢了。于是科巴就策划了这起谋杀，当孟什维克宣布这是他们干的时，科巴乐坏了……”

帕夫连科对我父亲说过：“斯大林是在一次充公行动中伤了左手的。他灵巧勇敢，在第比利斯的劫款行动中，他是扑向马车的人之一。”

但是，科巴从来不会忘记党关于禁止恐怖活动的决议。党和国家的领袖是不应成为剽悍的劫匪的，哪怕是为了革命事业……

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当他成了斯大林后，要精心隐瞒科巴的恐怖活动。但是，人们对他的这项活动了解得太清楚了。1918年，孟什维克马尔托夫说，斯大林无权担任党内领导职务，因为“当初他曾因参与充公活动而被开除出党”。科巴要求由法庭判定。他说：“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在党组织被批判过，从未被开除过。这是卑劣的诽谤。”但是，尽管他义愤填膺，却提不出一个证据，说明他没有参与恐怖活动。马尔托夫要求召来证人，引述了新的事实，说明科巴参与洗劫“尼古拉一世”号客轮等行动。但是，无法从战火纷飞的高加索召来证人。此事就不了了之。

*“同志们说服了他写回忆录”

不过，科巴的过去还是使斯大林提心吊胆。科巴在搞强盗袭击时的许多同志，后来都在斯大林的集中营里饮弹毙命。

当然，科巴在好汉生涯中的主要战友卡莫要比别人更早地离开人世。这是紧接着斯大林高升后发生的，当时他成了党的总书记。1922年7月15日，卡莫在第比利斯市内骑自行车。

当时在第比利斯还很少见到汽车，但偏偏一辆汽车在空旷的大道上把卡莫撞倒。撞得很厉害。第比利斯的一家报纸写道：“撞击的力量极大，把卡莫同志抛了起来，头撞到人行道的条石上，他立即失去了知觉……在医院里没有恢复知觉，去世了。”

外高加索党的领导人之一马米娅·奥尔赫拉什维利在他的葬礼上悲痛地说：“恰恰是在同志们说服了他写回忆录，并派去了速记员的时候，卡莫同志不幸死了……命运怎么就爱嘲弄人呢！”

命运的嘲弄？也许是他过去的朋友的作弄呢？

*科巴并不走运

正如巴勒斯坦革命家阿萨德别伊所写的，在遥远的1907年，“科巴是一个倔强而正直的青年，生活上并不苛求。余下的钱他全寄给了列宁。”

在那些黑暗的年代，他一直在巴库的采油区生活，确切点说，是隐蔽着。

科巴写道：“按照党的旨意，我被调到巴库。在石油工人中做的两年革命工作，锻炼了我。”

的确，他在石油工业企业做过“革命工作”。他同战斗队员们一起向石油大亨们敲诈勒索，威胁要放火烧油田。有时确实也放火……桔红色的火光和团团浓烟在油田上空数周不散。他们还搞罢工，不过这种罢工有利于油田的老板，这样，他们就可以抬高油价了。

他们为此也要付钱……不过，科巴本人过的却是近于贫民的生活。所有的钱都原封不动地寄给列宁。现在，他这样做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他已结婚，妻子又生了孩子。

*爱 情

他在第比利斯的秘密接头点遇见了亚历山大·斯瓦尼泽（党内化名为“阿廖沙”），后者介绍他同自己的妹妹相识。她叫叶卡捷琳娜，与科巴母亲同名。她的祖先也来自季季—利洛村……她是多么漂亮，又是多么温柔文雅啊！而且，她还是一位革命者的妹妹！对了，当时还有一个教会中学学生，戴维·苏利阿什维利自以为是她的未婚夫，他也是革命者。苏利阿什维利是个美男子，而科巴的长相，据克努尼扬茨当年毫不客气的描述，“是又小又瘦，像个受气包，穿一件别人穿过的斜领衬衣，头上扣着一顶古怪的土耳其圆帽”。

可是，叶卡捷琳娜看人的观点不同……格鲁吉亚人爱戴的这位劫富济贫的侠盗，很有魅力，况且他自有一种威严，使人慑服。莫洛托夫晚年回忆道：“他向来为女人所钟情。”

这当然是爱情！她同他母亲一样笃信宗教。他俩的结合是秘密的，在教堂举行婚礼也是秘密的。不仅对警察保密，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在教堂举行婚礼是耻辱。托洛茨基鄙夷地写道：“一个革命的知识分子娶一个教徒，这种情况几乎是闻所未闻。”可是，科巴虽说杀人越货，生活贫困，却很想建立一个真正的家庭，聊补童年时代家庭生活之不足。只有同一个虔信宗教的贞洁姑娘，才能建立这样的家庭。那些满脑子自由思想的女革命者，那些在男革命者的秘密接头地点和床铺之间来回奔走的“女同志”，不对他的胃口。他终于找到了她……伊列马什维利写道：“他被沙皇的密探追得走投无路，只有在自己的家庭才能找到爱。”

他们在油田一个土耳其房东那儿租了一间低矮的小土房。叶卡捷琳娜（卡托）当裁缝。他们的居室虽说贫穷，倒也窗明几净，到处都铺着她的刺绣和勾花。

他的家，他的窝，是个典型的家庭……尽管这样，当时他仍然是个狂热的革命者。

“他在政治辩论中是很可怕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有机会，他肯定会用剑与火去歼灭对手。” （伊列马什维利语）

在这期间，她一直想建立一个真正的家。可是他为了避免被捕，很少回家，即使回家，也是深夜，而且天亮前就离开。

她为他生了儿子雅科夫。她带着个婴儿，勉强度日。钱依然没有。他弄到的大笔金钱，立即送给列宁。尽管这样，这个身无分文的人都仍然鄙视金钱。对他来说，金钱只不过是他要打碎的旧世界的一部分。他只要一有钱，就慷慨地分送给朋友们。

谢尔盖·阿利卢耶夫写道：“1907年7月底，我要坐车上彼得堡去，没有钱，我听了同志们的建议，就去找科巴。”

科巴马上就给了钱。可是，阿利卢耶夫一看他一贫如洗，当然就谢绝拿钱。科巴听也不听，硬把钱塞给他，“拿吧，拿吧，会有用的。”他只好收下了。

阿利卢耶夫一家欠了科巴很多情。科巴曾把谢尔盖的女儿从水中救上来，就是那个叫娜佳的女儿……

科巴的妻子仍旧抱着饥啼的婴儿守在家里，身无分文。

科巴仍旧彻夜不归。

后来，她病倒了……

科巴没钱给她治病，而且也不可能经常回家，太危险了。

她奄奄一息……

那年秋天，科巴不得不把她送到第比利斯，她的家在那儿，可以照料她。可是已经晚了。伊列马什维利写道：“卡托是在他怀抱中咽气的。”斯瓦尼泽家里保留着一张照片：茫然若失、头发蓬乱的科巴站在棺材旁，悲伤痛苦，六神无主。就这样，他断送了第一个妻子的性命。

*马上就冒出个谜

雅科夫是在母亲去世前不久出生的，生于1908年，他所有的表格都是这么填的。可是，我在党务档案馆里找到了一条剪报的照片复印件：《叶卡捷琳娜·斯瓦尼泽死于1907年11月25日》。

那就是说，雅科夫是在母亲死后出生的？有一种说法：雅科夫当然生于1907年，说他生于1908年，是同当地神父串通的结果，目的是想雅科夫晚一年被征召到沙俄军队中。看来，这是真的。问题依然存在：那为什么后来，十月革命后，雅科夫领身份证时，无所不能的斯大林不把日期改正过来呢？

没有改。因为凡是同神秘的科巴生平有关的一切，后来都被约瑟夫·斯大林精心地搅乱。

新生儿由死者的姐妹抚养，雅科夫在姨母的家里迎来了革命，并一直生活到1921年。只是在科巴变成了斯大林之后，他才把儿子接到莫斯科。

“妻子死后，科巴热心地策划暗杀公爵、神父和资产阶级。”（伊列马什维利语）

但这时，也出现了谣言，对革命者来说可怕的谣言：每次都顺利地逃脱追捕的、无畏的科巴，其实是警察局派到革命运动内部的奸细。

科巴的被捕攻破了这些谣言。

*又有惊人情况

科巴进了监狱。被捕时从他身上搜出了文件，证明他是属于被禁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库委员会的。这样，警察局就可以对他提出新的指控，他就有可能被判服苦役。但是，巴库宪兵局不知为什么，不去理睬这些文件，建议只判科巴回原先的流放地点——索利维切戈茨克。流放期为3年。此后，又出奇闻：内务部长主持的特别会议决定，科巴流放两年！

流放犯在去被上帝遗忘的索利维切戈茨克小城的路上，要经过维亚特卡城。他在维亚特卡的监狱里，得了伤寒，被送到省医院……

他曾濒于死亡的边缘，但还是活下来了。

在索利维切戈茨克，他在格里戈罗夫家租了一个房间。当时，这座小城是革命生活的一个中心：2000名居民倒摊上450名流放的政治犯。这些社会主义者吃着皇粮，成天争论未来的革命。

流放犯的日子过得很舒服。

他在索利维切戈茨克康复，体重增加。刚到夏初，他就逃走了。根据警察局的报告，他是1909年7月29日逃走的。他又是义无反顾地逃回高加索。

他在高加索自由活动了9个月。

1910年3月23日，他再次被捕。侦查工作持续了3个月。又出了怪事。巴库宪兵局局长助理格利姆巴托夫斯基写的判决是：“鉴于他顽固参加革命党活动，且在党内任要职，鉴于他两次逃跑……兹判以重刑——流放西伯利亚最远地点5年。”难以置信的事实是：判决未被执行，代之以宽宏大量的判决——科巴大病未愈，仍流放到索利维切戈茨克！就这样，第三次流放开始了。

*谜，这次是罗曼史之谜

1910年10月29日，他又住到那个叫格里戈罗夫的人家里。但这次住的时间不长。倒不是因为他在那儿住得不舒服，否则他也不会两次住在他家。其中另有原因。

1911年1月10日，科巴搬到一个叫玛丽亚·普罗科皮耶夫娜·库扎科娃的小寡妇家住。她是这样描写他们的初会的：1910年冬，有个中年男子到我家问：“我的朋友阿萨季阿尼是不是在您家里住过？”这人自称约瑟夫·维萨利昂诺维奇·朱加什维利。他的衣着同冬季不相称，穿黑色的夹大衣，戴呢帽。这个男人要租房间住。我好奇地问：“您多大岁数？”“您看呢？”“40岁吧？”他笑了：“我才29！”

*神秘的库扎科夫

库扎科娃是这样描述自己的房子的：“住得很挤，孩子们就睡在地板上……我的孩子很多，有时候闹起来，根本没法看书！”

这么说，吸引科巴的显然不是这里的居住条件。别人劝他搬家。

1978年，电视台庆祝该台领导人之一康斯坦丁·斯捷潘诺维奇·库扎科夫70寿辰。他就是那个玛丽亚·库扎科娃的儿子。

电视台的人全知道，他是斯大林的儿子！而且像斯大林，非常像！康斯坦丁·斯捷潘诺维奇的生平充满了谜。

电视台的一位负责人告诉我：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高升后，那位寡妇就被请到莫斯科来，在新盖的政府楼房里给了她一套住宅，年轻的库扎科夫受了高等教育，一辈子当官，相当于副部长级。40年代末，库扎科夫就在党中央工作了。这时，斯大林搞的又一场迫害运动开始，又要消灭一批领导人，这次就轮到库扎科夫了。他被赶出中央，开除党籍。看来，他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但是，他给斯大林写了一份申诉书，这份申诉书保存在他的个人档案里，上面有斯大林的批示：‘不得触动此人。’库扎科夫立即就平安无事了。还有，库扎科夫履历表的“出生日期”栏内填的是1908年。但这份表格上写着，他的父亲死于1905年！”

原来如此！当然啰，写1908年只不过是出于谨慎。同样，《真理报》上刊登的这位寡妇的叙述，说她是1910年才认识斯大林的。

当然，科巴不可能不认识她，而且是早在头一次流放索利维切戈茨克时，即1909年初就认识的。因为当时他的朋友——格鲁吉亚革命者阿萨季阿尼就住在这个寡妇家。科巴妻子新丧，很痛苦。看来，这位好心肠的寡妇帮助他消愁忘忧。因此，科巴才来到索利维切戈茨克，搬到寡妇那孩子喧闹的家里，这么看来，康斯坦丁·斯捷潘诺维奇的出生多半是在一年后。我见过康斯坦丁·斯捷潘诺维奇不止一次。他年岁越大，就越像斯大林。他知道这一点，还故意蓄起了斯大林式的小胡子，也像斯大林那样沉默寡言。斯韦特兰娜·阿利卢那娃写道，据姨妈说，科巴曾在西伯利亚某个流放地与一名农妇同居过，“他俩生的儿子不知在什么地方”。不过，同科巴履历中的一切事实一样，这件事也将被斯大林精心地搅浑：将传出谣言，说这个儿子是在图鲁汉斯克生的，等等。

*一段小小的后记

1995年9月底，当本书已在排印时，我高兴地告诉出版者一桩莫斯科的最新轰动新闻：《论据与事实》周报（1995年第39期）以《库扎科夫——斯大林之子》为题，刊登了库扎科夫本人的谈话。我的推论是正确的。库扎科夫已年近90，终于下了决心抖出他这辈子一直掩盖的一桩内幕，他对该周报的记者说：“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我是斯大林的儿子。”

*又一件怪事

随着科巴流放期结束，他在库扎科娃家的生活也就结束了。据那些爱嚼舌头的人说，她家有许多孩子，一个个都酷似原先在她家落过脚的流放犯。

科巴无权到首都去，选择了沃洛格达为居住点。在这段时间里，列宁从未忘记那个忠诚剽悍的格鲁吉亚人，迫不及待地叫他去。科巴自己在信中就谈到了这一点 （信已被警察局悄悄地检查过）：“伊里奇等人叫我别等流放期满就到两个中心 （即莫斯科和彼得堡）中的一个去。我却想服满刑后，能合法地大于一番事业。不过，如果非常需要我的话，我就动身。”

这又怪了，这个保密大师为什么这么轻信？他怎么会忘掉警察局要检查信件的呢？

很快，警察署就收到了一个报告：

“可以推测，‘高加索人’（这是警察局对科巴的称呼）很快就会到彼得堡或莫斯科去会见当地组织的人士，将有人盯梢……最好现在就在沃洛格达搜查并逮捕他。”

但是，根本就没有逮捕！警察署的头儿们似乎充耳不闻，毫无反应！很快，列宁一声令下，科巴就“动身前往彼得堡”。

接着是新的密报：“13时45分，高加索人拿着东西来到车站……进了开往圣彼得堡的列车的三等车厢……乘车到彼得堡去了。”

压根儿就不去拘留他！这一切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

革命者逃跑时一般用两种证件。一种是假证件，是从乡政府偷来的过期的旧身份证，用褪色灵消字，写上新的。另一种是真证件，是当地居民卖出来的。他们在卖掉身份证后，过一段时间就到警察局挂失。

科巴逃走后，宪兵局档案里就出现了一个新卷宗：沃洛格达居民切日科夫遗失身份证案。不过，当时身份证已经找到：在彼得堡的一个旅馆房间里拘留了一个叫奇日科夫的人，原来他正是逃出居住点的约·朱加什维利。

这又令人费解了。一开始就很清楚：逃到彼得堡是徒劳的。当时，政府首脑斯托雷平在基辅被人用左轮枪打死。彼得堡特工云集。长着格鲁吉亚的脸，拿着俄罗斯人奇日科夫的身份证，怎么能逃得过去？

何况，科巴在彼得堡的举动很怪。

他先是小心谨慎。

谢·阿利卢耶夫回忆道：“他出了尼古拉耶夫车站，决定在城里逛逛，指望会在街上遇见要我的人。这要比按地址逐个找安全。他冒雨走了一天。涅瓦大街上的行人渐渐稀少，广告灯熄灭了，这时他遇见了托德里亚。斯托雷平被暗杀后，整个警察局都动员起来了。他们决定租一间带家具出租的公寓房。看门人拿着他的身份证半信半疑地看了半天，身份证上的姓名是彼得·奇日科夫。第二天早上，托德里亚就把他领到我们这儿。”

接着就又莫名其妙了。阿利卢耶夫从窗户里看到外面有警察，显然房子已被监视。但是，生性多疑的科巴却在开玩笑，无忧无虑得令人奇怪。接着，他同陪他来的工人扎别林轻而易举地逃过了暗哨，在扎别林家住了一夜，然后……又回到带家具出租的公寓房！而且是在明知被盯梢的情况下！！

安娜·阿利卢耶娃回忆道：“据斯大林本人说，他是深夜回公寓房后被捕的，当时他已经入睡。”

不，他被捕，一点不奇怪。奇怪的是，他的举动为什么如此轻率？

他在彼得堡一共住了3天，这3天就如此奇怪地结束了。侦查到12月中旬才结束。科巴判得又很轻：流放3年，而且有权选择流放地点。他又选了沃洛格达。

*历史性人物聚头

在朱加什维利的侦查材料中，闪现了一个此后也将成名的姓氏：维亚切斯拉夫·斯克里亚宾。

“莫洛托夫”便是革命家斯克里亚宾在党内的化名。

我在党务档案馆查阅他的档案。

他在19岁被捕时写的自传……原来，这位未来的部长也没有毕业：他在喀山实科中学创建了秘密革命组织。

因此而被开除出校，在警察押解下流放索利维切戈茨克。

这样一来，他们就完全并肩而立了，当然，是在不同的时间。幸亏命运推迟了他们的初会，因为正当朱加什维利离开索利维切戈茨克逃往彼得堡时，他的未来战友刚刚在那儿出现。

而且，起初也是在那位好客的库扎科娃家！

啊，年轻流放犯的罗曼史……当初他们是多么年轻，多么满怀希望啊！当时是20世纪一十年代之初，那是他们的世纪，给这些毫无名气的年轻人带来权力和荣耀的世纪，那个随后又将给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带来死亡的世纪。

*列宁点名要科巴进中央

1911年12月末，科巴到了沃洛格达。正逢圣诞节，全城兴高采烈地过节。

新年伊始，科巴就交了好运。

科巴的老朋友、党内的知名专职干部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上沃洛格达来找他了。

格里戈里·奥尔忠尼启则 （党内化名为“谢尔戈”）比科巴年轻，1886年生于格鲁吉亚的一个贵族家庭。从17岁起，就投身革命运动，被捕过，坐过牢，后来流亡国外，在法国生活过。

他火气大，手势激烈，嗓门响，争辩时爱对论敌吼叫，在党内有名。这甚至成了有些人在一次党代会上不想选他为中央委员的原因。但是，列宁很器重他的忠诚，耍了个花招，说是谢尔戈一个耳失聪，所以才对论敌大声吼叫。

此时此刻，1912年，奥尔忠尼启则被列宁秘密派到俄国搞地下活动。

他把党内发生的一些惊人事件告诉了科巴：精力充沛的列宁搞了一次政变！革命失败后，不论是孟什维克，还是布尔什维克，普通党员都想消除分裂。更何况孟什维克资金不足，想讨论施米特遗言留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党而被布尔什维克独占的遗产问题。于是，决定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以便使敌对双方彻底联合起来。但是，很少有人相信他们会联合。

罗莎·卢森堡挖苦说：“当然，在这个代表会议上，生活在国外的一小撮好斗分子将相互比赛谁叫得凶……期待这群公鸡会办成什么正经事，纯粹是自欺欺人。”（罗莎·卢森堡是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左翼激进派最有盛望的领袖之一。后来，她成了极端激进的“斯巴达克联盟”和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但是，她不了解列宁。列宁所需要的无非是向全党表明：我们为联合已尽了一切努力。列宁在指责孟什维克不想合作之后，于 1912年1月公开搞了政变。他在布拉格召开了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会议宣布自己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唯一代表，并选出了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当选的中央委员有列宁、季诺维也夫和积极参与了布拉格政变的奥尔忠尼启则等人……不过，中央委员里没有科巴。

科巴是后来由列宁点名列入中央的。

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孟什维克首领们、德国的社会主义者都写信，愤怒责问为什么开这样的代表会议，列宁干脆不予置理。

科巴领悟了新世纪领袖的斗争艺术：对舆论嗤之以鼻。

奥尔忠尼启则向他通报了列宁的旨意：领袖要他逃走。在会见奥尔忠尼启则数日后，1912年2月29日，科巴又逃了。

这位新任中央委员从流放地逃出后，疯狂地开展活动。他先到故乡第比利斯，在那走投无路的西伯利亚，他太想念家乡的红日了。随后又前往彼得堡，沿途视察了几个省委会。

警察局无微不至地画出了他的肖像：满脸麻点，褐色的眼睛，黑黑的小 胡子，鼻子普普通通。特征：右眉上方有胎记，左手肘部无法弯曲。

女革命者薇拉·施魏策尔为这幅肖像作了补笔：

“在回彼得堡的途中，他顺遭到了罗斯托夫。他把对顿河委员会工作的指令留给了我。当时，几乎全体中央委员都在狱中……我们步行到车站，在火车开行前，一人喝了一杯咖啡，共同度过了两小时。他穿了件黑色的夹大衣，戴一顶近乎黑色的深灰色礼帽。他是瘦个儿，脸色黑黑的……”还是那件黑大衣、黑礼帽。一个黑人。

列宁很关心议会——国家杜马的选举。为此，列宁已经牺牲了几位最亲密的人。他派了伊涅萨·阿尔曼德和格奥尔基·萨法罗夫去参加竞选运动。阿尔曼德是列宁的情人，克鲁普斯卡娅对她的存在只好听之任之。萨法罗夫当时履行领袖的秘书职责。

克鲁普斯卡娅写道：“伊里奇给了伊涅萨和萨法罗夫大量指示，可是他俩一到彼得堡就立即被捕了。”

这样，列宁只好叫科巴逃出来。

科巴顺利到达彼得堡。

革命胜利后，萨法罗夫成了乌拉尔红色政权的领导人之一，并签署了枪杀沙皇全家的决议。

结果，20年后，他本人也被斯大林枪毙了。

*又一次梦幻式的旅行

科巴在彼得堡领导了竞选运动。他在那儿遇见了斯克里亚宾——莫洛托夫，后者也是秘密居住在首都的。同他们汇合的还有另一位地下革命家——斯维尔德洛夫。这次，科巴变得非常多疑。抓人一般都在夜里，现在，科巴夜里就不回家。他召集工人讨论竞选策略，随后就彻夜在下等小饭铺、小酒馆转悠。科巴在马合烟的迷雾中，跟无家可归的酒鬼和马车夫一起在餐桌旁打盹等天亮。由于疲乏和睡眠不足，他走路摇摇晃晃。

不过，彼得堡之春还是以被捕而告终。如果说，1911年9月他只过3天就被抓住的话，那么，这次过了好几个月才被捕。那是4月22日。这次，他未能到早已熟悉的沃格格达，而是被送到寒冷的纳雷姆边疆区，是逐站解送去的。他没有坐等天寒地冻的纳雷姆之冬来临，9月1日就放心大胆地溜了！这是第五次！

在警察署档案中有一份电报：

“朱加什维利逃出纳雷姆……打算到列宁那儿去开会。一旦发现，请勿立即拘留，最好在他离开国境之前……”

可是，尽管有命令，有盯梢，他不知道用什么神秘的方式，又跑到国外！又跑了！

他先到克拉科夫，上列宁那儿，随后，11月份，又太太平平地回到彼得堡，然后，12月底，又平平安安地重返列宁身边，到克拉科夫出席中央2月会议。而且，他根本就没有出国护照！！！他是怎么去的？

*“他笑着对我们讲”

以下就是阿利卢耶夫的长女安娜转述的他本人的解释：

原应把科巴秘密护送出国的人没找到。他“在集市上遇到了一个波兰鞋匠”。得知科巴的父亲也是鞋匠，是格鲁吉亚的贫苦人，而格鲁吉亚同波兰一样也是受压迫的，那波兰人就对科巴说：“我们都是被压迫民族的孩子，应该相互帮助。”阿利卢那娃写道：“我是在革命胜利好多年后听说这个故事的……是他笑着对我们讲的。”

的确，这种故事只能讲给天真的姑娘们听，而且只能笑着讲。所以，这个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警察眼睛瞪得老大，而他又没有出国护照，到底是怎么两次出境的？

留下了一长串没有答案的烦人的问题。

他在国外看到，流亡的布尔什维克们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在咖啡馆一边品咖啡一边争论。有些人还妻儿绕膝，过着正常人的生活，用的钱正是他和他这类“地下工作者”在俄国的非人条件下搞来的。在这里，他终于有机会同列宁说说话了。他们说了些什么？也许，内容同列宁跟瓦连京诺夫等他所喜欢的其他革命者的谈话一样。

瓦连京诺夫转述了这些谈话。

头号话题便是“血腥的马克思主义”。

列宁对瓦连京诺夫说过：“当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不等于是会背马克思主义的公式……鹦鹉也会背……要当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有相应的心理素质，就是雅各宾主义。”

瓦连京诺夫写道：“所谓雅各宾主义，就是不惜采取任何果断行动为达到目标而斗争，不是戴着白手套从事斗争，而是不怕上断头台……恰恰是对雅各宾主义的态度，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分成革命和改良两个阵营……列宁激动得双颧发红，眼睛眯成了两个小黑点。”

关于雅各宾主义和断头台，科巴是记牢了。“学，一点一点地学！”

紧跟在列宁之后，他来到了奥地利。

穿着永不换的黑大衣，戴着永不变的黑礼帽，他到了维也纳。

1913年，托洛茨基曾经在维也纳。他坐在巴库富翁斯科别列夫的儿子的住宅里。当时斯科别列夫还是托洛茨基的忠实信徒，后来成了他的敌人，当了临时政府的部长。托洛茨基后来写道：“门没人敲就打开了……门坎上出现了一个奇怪的身影：此人个子不高，很瘦，脸色灰黑，麻点斑斑。目光一点不友善。这个陌生人咕噜了几声，算是问好，不声不响地倒了杯茶，又不声不响地走了出去。

“斯科别列夫说，这就是高加索人朱加什维利，现在已经是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看来在中央起一定的作用了。”

“印象很模糊，但非同寻常……一种先验的故意和阴沉沉的专注……”

就这样，托洛茨基终于注意到他了。

*钢做的出色的格鲁吉亚人

科巴拿着一杯茶回去继续工作。这是一项理论工作。列宁请少数民族代表科巴发表文章，反对犹太社会主义者“这帮混蛋”。他们怎么也忘不掉自己的犹太民族属性，要求民族文化自治。“为了事业”，列宁难道就连他所仇视的科巴反犹太主义也想利用？

科巴干得很起劲。他写到了未来世界，那儿将由伟大的国际主义占上风，

不会有可怜的民族，而将是胜利了的无产阶级的统一世界。列宁关怀备至地为他的文章做校订工作。

他写信给高尔基： “我们这儿有个出色的格鲁吉亚人坐在那儿写大文章。”

科巴在这篇文章上署了自己在党内的新化名：斯大林，意思是钢做的人。

这也成了时尚，斯克里亚宾改名为莫洛托夫 （铁锤），意思是要像铁锤一样砸死敌人。有个布尔什维克的化名是博罗涅沃伊（铁甲），意思是坚如铁甲，等等。不过，这时的科巴还不是斯大林,名气还无法跟列宁相提并论。他这个亚洲人，对自己的主人唯命是从。

上述这些化名使聪明过人的托洛茨基感到可笑。科巴从维也纳给列宁喜欢的人——国家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议会党团领袖马利诺夫斯基”写信。马利诺夫斯基是个口才杰出的演说家，五金工人工会的组织者。同科巴进中央一样，他也是由列宁提议选入中央的。马利诺夫斯基除了在党内担任崇高职务外，同时也履行警察局编内密探的职责！

这就是科巴在彼得堡的接头人。从信件看，他们关系很密切。两人都是地下工作者，都是在俄国工作的党的领导人，而不是泡在国外过流亡生活。科巴在这封坦率的信中向马利诺夫斯基抱怨：忙于一些毫无意义的鸡毛蒜皮的小事。这就是他对搞理论工作的评价……他感到枯燥。他在这儿不可能当头，只能重复列宁的思想。

列宁又把他派回俄国。

*“这样我就认识了斯大林”

科巴回到彼得堡，领导国家杜马议会党团的工作。他又表现得极其谨慎。

作家尤里·特里丰诺夫写道：“我外婆斯托瓦京斯卡娅是布尔什维克，让女儿 （即我的母亲）一起住在作秘密接头点的房子里。索利茨就躲在我外婆家原本给女仆住的一个小房间里。他是布尔什维克，流放过，坐过牢。有一天他说，要带一个 ‘高加索人’同志来跟我相识。很快我就明白了，那个高加索人已经在索利茨那儿住了好几天，只不过没出过房门罢了。我不知道，他们在那张小铁床上是如何睡下的。看来，还是由于那些不成文的保密规定，他们连对我也不能公开……这样，我就认识了斯大林。起先，我觉得他过于严肃、沉闷、拘谨。原来，他最怕给别人造成麻烦和不方便。我费了大劲儿才说服他睡到大床上，住得舒服些。每次我上班前都要请他同孩子们一起吃午饭……可是，他整天都关在房间里，只吃面包，喝啤酒……他是1913年春天在一场慈善晚会上被捕的。我们经常同某个学生会一起组织演出，对外说是出于慈善目的，事实上是为了给党募集资金……我记得很清楚，就像是刚发生的事那样……他坐在桌旁同马利诺夫斯基议员聊天，这时发现，有人在盯梢……他到化妆室，让人叫我去……他说，有警察，走不了啦，马上会被捕。让我去报告，演出前他到过马利诺夫斯基那儿。的确，斯大林一回座，就有两个便衣走到他跟前，让他出去。当时，谁都不知道马利诺夫斯基是奸细。”

*发配天涯海角

这次判得很重。警察署的档案中写着：“第比利斯省季季一利洛村农民约瑟夫·朱加什维利被查实参加革命组织，判处流刑。”

他被流放到图鲁汉边疆区，刑期4年。

他被送上押解犯人的火车车厢，踏上漫漫长途，经过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从那儿再到天涯海角——图鲁汉边疆区。他被用船顺着浩浩荡荡的叶尼塞河送往修道院村，接着就到天涯之外的科斯季诺镇，然后又转到极圈内——库列伊库镇。映入眼帘的是使他这个南国居民绝望的冰天雪地，夏季潮湿而短暂，还有遮天蔽日的蚊群，令人睡不踏实的白夜。在这里，时光犹如停住了。一望无垠的冰原和小得微不足道的一个人。列宁的战友——布尔什维克约瑟夫·杜布罗文斯基在这儿含恨自尽，另一位著名的布尔什维克斯潘达良在这里死于肺结核。

当时是1913年，正在庆祝罗曼诺夫王朝奠基300周年。全国欢庆沙皇的节日。政权显得坚不可摧。列宁悲哀地承认：他们在有生之年看不到革命成功……

科巴四处写信，可怜巴巴地诉苦。

他在写给布尔什维克议会党团的信中说：“似乎我从未经受过这么可怕的遭遇。钱都花光了，天越来越冷，已经零下37度，我开始莫名其妙地咳嗽。没有存粮，面包和糖都没有，这里什么都贵。我需要牛奶、柴禾……可是没钱。我没有阔亲戚和朋友，无处求告。我的请求是：如果议会党团还留下点难友救济金，那么，即使给我寄60卢布来也好。”

他在寄给教育出版社的信中说：“我身无分文，存粮已尽…本来有点钱，可是用来买寒衣了……能否求求熟人，弄个二三十卢布，这简直是救命钱……”

他还给阿利卢耶夫家写信。他们一得知他的苦难处境，立即就给他寄了钱。后来他讨厌写长信，但当时在那个可怕的不毛之地，写信是同朋友交流的唯一机会，而除了这个不很熟悉的家庭外，孤苦伶仃的科巴没有更亲密的人了。他写道：“我只有一个请求：不必为我花钱，您自己也需要钱，您家人多……要是您能不时寄一些风景明信片来，写上几句话，我就心满意足了……在这个该死的边疆，大自然单调得不像话，我真想看看好风光，哪怕是纸上风光。”

在党务档案馆里保存着阿利卢耶夫的儿子费奥多尔根据他的口述写的一个故事《暴风雪》。看来，当时科巴正好在追求娜佳·阿利卢耶娃。科巴像莎士比亚笔下的奥赛罗一样，常常讲述“苦难的过去”……讲他如何在北极夜去弄鱼，因为那是他“唯一的口粮”。讲他有一天差点送命：

“天越来越冷，月光照映下的雪和浮冰是蓝森森的。莽莽冰原。偏偏又刮起北风，白雪飞卷，群星无光。他遇到暴风雪了。路标消失在茫茫白雪中。阵风刮起冰雪，打到脸上，面孔麻木了，就像罩上了一张冰做的面具。嘴里呼出的气马上就冻住。头上和胸前盖上了一层冰甲，没法喘气，眼皮睁不开。体温下降。可是，他还是不停地走，总算走到了……”

在这期间，列宁不止一次地提出，如何帮助科巴逃出来。但是，“靴子”（供逃跑用的证件）不知为什么没有送来……然而，科巴自己为什么不逃走呢？他从流放地逃了多少次呀！当然，这次也一定能逃出这片可怕的地方！没那事！他痛苦不堪，但却老老实实地呆在这个地狱里。为什么？

也许，这个问题的答案正好同科巴最大的一个疑点有关。

*第13名奸细

记得年轻时在历史档案学院读书时，我在莫斯科中央历史档案馆实习过，见到过莫斯科密探局的革命者卡片档案：蓝卡是布尔什维克，白卡是立宪民主党人，粉卡是社会革命党人。卡片共三万多张，所有知名的革命者全有。卡片反面是提供这些情报的奸细的化名。这里还有警察的绝密卡片档案——冒充革命者的奸细的档案。被招募的奸细中，最可贵的是那些能为警察署的官员晋升开路的人。所以警官都很爱护归自己管的奸细。密探局局长祖巴托夫常说：“你们要把跟你们合作的人，看成是同你发生暧昧关系的有夫之妇：稍有不慎，你们就会使她暴露，毁了她。”

二月革命后，临时政府成立了若干个专门委员会，揭发出许多大内奸。但是，布尔什维克当权后，局面就发生了奇怪的变化。彼得堡历史革命档案馆下属的一个专门揭内奸的特别委员会只工作了一年多一点。1919年，该委员会就被撤销了。不过，还是揭发出在布尔什维克中间活动的12名内奸。化名“瓦西里”的第13名内好就始终没有揭发出来。

*科巴的一个主要疑点

关于科巴是奸细的谣传，早在他刚搞革命活动时就出现了。当我开始写本书的时候，库图佐夫大街上住着一位1916年入党的党员——沙图诺夫斯卡娅，她曾是巴库公社主席斯捷潘·邵武勉的私人秘书。

30年代，她当然受到了斯大林的迫害，后在赫鲁晓夫时代被平反，任党的监察委员会委员。沙图诺夫斯卡娅多次公开声称：“邵武勉绝对有把握：斯大林是内奸。”邵武勉说起过1905年他在一个秘密住所被捕的经过，而那个秘密住所只有科巴一个人知道。有个地下印刷所在第比利斯近郊活动了3年，1906年春被警察捣毁，据传，又是科巴。

邵武勉的怀疑不仅见之于沙图诺夫斯卡娅的讲述，还见之于不久前发现的材料：

“巴库密探局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库委员会昨日开会。出席会议的有从中央来的朱加什雅利（斯大林）、巴库委员‘库兹马’（邵武勉的党内化名）等人。委员们指控朱加什维利（斯大林）是奸细，是密探。指控他盗窃了党的经费。朱加什维利（斯大林）反咬一口。（菲库斯）”

这份材料保存在十月革命档案馆秘密档案电。在警察局被称为“菲库斯”的是尼古拉·叶里科夫。这个处于地下状态的革命者1909至1917年实为密探局情报员。从党一成立起，此人就是党员。

“菲库斯”这名间谍又报告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中央委员会拨去的150卢布买大设备 （印刷机）的钱……在库兹马手里，他拒不把钱给科巴……科巴要了好几次，但他顽固地拒绝，显然是对科巴表示不信任。”

恰恰在这个紧要关头，科巴被警察局逮捕了。逮捕和流放使可怕的谣言平息了一段时间。邵武勉同情地写道：“最近得到消息，科巴被流放到北方，身无分文，没有大衣，连单衣也很少。”

*奇怪的修改

《斯大林小传》第一版写道：“曾8次被捕，7次逃出流放地。”

党务档案馆里保存着斯大林对小传的修改。1947年，斯大林在校阅《小传》的二版大样时，对原文作了非常有意思的修改：

原文中写：“1902至1913年，斯大林8次被捕。”斯大林改为“7次”。

原文中写：“6次逃出流放地。”他改为“5次”。

显然其中的某次被捕使他心惊肉跳，以至他下决心一笔勾销。

沙图诺夫斯卡娅认为，就是他当了奸细的那次。

我是在赫鲁晓夫解冻末期听到沙图诺夫斯卡娅的讲述的。她激动地列举了一大串知道科巴当内奸情况的老布尔什维克姓名：罗斯托夫州委书记舍博尔达耶夫、政治局委员科肖尔、亚基尔元师.....

科林来信摘录：“共产国际知道斯大林是内奸的传闻。我的后父，一位老布尔什维克说过，有一次在共产国际，拉杰克大声朗读过 《警察署招募奸细秘密指令》。他这样出声地读，是为了教共产党学会如何同内奸作斗争和自己去施反间计。而且读的时候故意带着斯大林的特殊口音……”请看其中的几段：

“如果秘密情报员是党的头目，那么这种情报员对密探局最有用……如果密探局招募不到这样的情报员，那就应设法使情报员从党的基层爬到最高层。”

“最适于诱降的是私自从流放地回来的人、偷越国境被拘留的人、被捕时证据确凿并将被判处流放的人。”

“一旦秘密情报员有被识破的危险，应将他连同其他党员，包括掌握其内奸底细的人一并逮捕。”

科林写道，可以设想，“拉杰克的讲座很受了解内情的听众的欢迎”。

沙图诺夫斯卡娅说，有人把斯大林当内奸的材料交给了赫鲁晓夫。但当他们问起调查情况时，赫鲁晓夫只是挥了挥手说：“这不可能。”

这么说，领导我国30年的人竟是沙俄密探局的情报员。

*领导我国30年的人竟是沙俄密探局情报员？

的确，他多次奇异的逃脱、出国、警察局出奇地宽宏大量，是什么原因？无数密电要求拘留、逮捕科巴，不知为什么总是枉费心机，毫无结果？

我在档案馆翻阅莫斯科密探局局长马尔蒂诺夫给彼得堡密探局的一份密电：“1912年11月1日。科巴·朱加什维利前往彼得堡，应在他离国境前予以拘留。”

但是，科巴太太平平地经彼得堡出了国。不知多少次了。他将同列宁一起在克拉科夫参加布尔什维克会议。顺便提一句，奸细马利诺夫斯基也将出席！

难道他果真是密探局情报员？

*镜 子

为了理解这一点，应当回忆他的亲密朋友和接头人罗曼·马利诺夫斯基一段奇怪的历史。用列宁的说法，马利诺夫斯基是“俄国的培培尔”，是五金工人工会领导人。早在1911年，某些党员就认为，马利诺夫斯基有很大疑点。这时，他已被选为莫斯科在国家杜马的代表，成了布尔什维克议会党团的头儿。当杜马主席得知他为警察局工作，建议他悄悄地离开。马利诺夫斯基从首都消失了。

他消失后，布尔什维克很震惊，想起了关于他当奸细的传闻，决定调查，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马利诺夫斯基同意到场接受审查。委员会听完了所有的控告。但列宁顽固地为马利诺夫斯基辩护。结果，委员会宣布：“关于奸细的指控查无实据。”

而且，委员会决定不宣布马利诺夫斯基用来解释他离开杜马的原因的一段私事。此后，列宁一直坚决庇护自己的宠儿。这时，年轻的布哈林已经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很有影响的一位党员了。他激烈反对马利诺夫斯基，列宁用党中央公文纸给他写了封信，要是他继续诽谤马利诺夫斯基，就要被开除出党……马利诺夫斯基恢复了名誉后，继续为党服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志愿参军，身负向德国人投降的秘密任务，要在俄国战俘中宣传布尔什维克的主张。党务档案馆里保存着列宁给马利诺夫斯基的信，信中关切地告诉他，已于1915年给他往战俘营寄去衣被。但是，二月革命后，马利诺夫斯基的内奸勾当被揭发。列宁……竟然继续为他辩护到底！他坚定地对临时政府的特别委员会声明：“我不相信马利诺夫斯基是内奸。”可是，证据越来越多，布尔什维克只好让步。马利诺夫斯基的名字同阿泽夫、杰加耶夫一样，成了内奸的代名词。但是，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1918年10月，马利诺夫斯基……竟然从德国回到彼得格勒！他立即被捕，并被押送到莫斯科。11月5日，克里姆林宫举行审判。马利诺夫斯基在法庭上发表了一项奇怪的声明，路易斯·菲舍尔在一本关于列宁的书中提到了这项声明：“列宁应当了解我同警察局的联系。”

他请求当堂对证。但是，最高法庭侦查委员会匆匆忙忙地把他枪毙了。事实就是如此。这样，问题油然而生：马利诺夫斯基为什么要回来？

列宁在向临时政府特别委员会作证时说：“我不相信马利诺夫斯基会当奸细……因为，就算他是奸细，密探局得到的好处也远不如我党得到的多……”

也许，列宁的这段证词包含了这件怪事的谜底。的确，马利诺夫斯基给党带来的好处要比害处大得多。他在杜马发表的富于感染力的演说、刊登谋反言论的布尔什维克《真理报》的生存……对这一切，密探局为了掩护马利诺夫斯基，不得不迫使当局容忍。

密探局的一名领导也说起过这一点：

“看了他在杜马的演说，我得出的结论是，同他已不能继续工作。”

这是一个受骗的人的心声。

在思考马利诺夫斯基的故事时，我回忆起年轻时遇到的一件事。那件事发生在我在历史档案学院求学时。

那年，我们在历史档案馆上实习课，上面说过的奸细和革命者的档案卡当时就保存在那儿。在那些年，老布尔什维克经常到历史档案馆来找资料，以便证明对革命有功，可以申请特种养老金。

功劳是根据革命者档案卡查核的，同时，还要根据奸细档案卡查核！有时，某人的姓名在两套档案卡都查到了。功劳卓著的革命者原来是奸细！

就在那时，我成了这件事的目击者。又一名老布尔什维克请求出具有关自己革命活动的证明。女档案员在两套卡片里都找到了他的姓名！

此人毫不怀疑地到档案馆来取证明。实习的导师对我很照顾，谈话时让我在场……我记得那是个高个子的老人，一头蓬蓬松松的白发。我永远忘不了他在听到实情后的冷笑。

这段奇怪的谈话令人难忘。我凭记忆转述。

他：“对，我是曾被列为情报员，可是我不是情报员。”

档案员：“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我是经党的同意这样干的。我们就这样搞情报。可惜，派我到警察局去的那些人，早就被斯大林枪毙了。您只好相信我的话。”

“可是，您出卖了……”她说了几个革命者的姓名。

“这是征得同意的。”

“什么？！”

“是征得派我去的人同意的。为了让警察局相信我，只好这么干。不过，我可以向您担保，要是被我出卖的人知道了这个情况，他们会赞成我这么干的。我们的生命属于党。为了党的利益，我们献出了自由和生命。”

“可是，您没问问您的受害者？”

“这是小市民的议论。不过，现在这很难理解，因为革命者都牺牲了，活下来的是资产阶级分子。热月政变胜利了。”

我记得很清楚，他没跟我们告别，站起来就走了。

让我们回忆一下巴枯宁的《教义问答》：“打入社会各界，包括警察。”著名的社会党人安热莉卡·巴拉班诺娃记下了列宁关于应利用奸细为革命谋利的一段话，这段话使她大吃一惊：

“你们什么时候才会懂得人生？奸细？要是可以的话，我会把他们关在集中营里，关在科尔尼洛夫身旁套情报。”

*不同的说法

先讲我关于马利诺夫斯基的说法。警察得知马利诺夫斯基历史不干净（强奸、偷窃等等），就讹诈他，要他当情报员。看来，他就打定主意把这一情况报告列宁。不出对列宁了如指掌的马利诺夫斯基所料，领袖对他过去的劣迹无动于衷，因为这些劣迹对党无碍。 《教义问答》呼吁同匪盗合作，从这个角度讲，马利诺夫斯基是无罪的。但是，警察局把他逼上了绝路。不能让他们给“俄国的培培尔”抹黑，因为这样就会给党抹黑。理所当然的是，列宁想出了一个绝对符合《教义问答》精神的主意：马利诺夫斯基应当同意当奸细，以便让警察反过来为我所用。当然，后来随着马利诺夫斯基同警察局相互关系的发展，不得不牺牲“某些同志”。不过，被出卖的是那些最没用的人。但是，马利诺夫斯基现在给党的事业带来的好处却大得多了。多亏了警察局，马利诺夫斯基进了杜马，可以毫无障碍地批判专制政权。他还给布尔什维克报纸《真理报》帮了大忙。这种“奸细”行为通常都是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发生的，很可能除了领袖本人，谁也不知道这一点。正因为这样，革命成功后，马利诺夫斯基才回到俄国。但他忘掉了《教义问答》：主要的是有利于革命事业！列宁不能说出本党有刑事犯罪支队。于是，健忘的马利诺夫斯基就被法庭判了极刑。

但是，这未必是绝无仅有的例外。这个党向来信奉“为了革命事业可以无所不为”，很可能，在这个党内，双重问谍是惯例。

那个狡诈的东方人比任何人都更适于充当这个角色。也许，为了使“炸弹生意”更顺当，科巴获准同警察局接触。不然的话，他那顺利得出奇的逃跑和轻而易举的出国早就引起列宁的警惕了。这里当然得牺牲某些人。但是，科巴不见得只出卖“没用的同志”。他可以借警察局之手，顺便报私仇。至于警察付给他的酬劳，科巴当然给了党。

“同秘密情报员分手时，不应该激化同他的私人关系，但与此同时，又不应该使他今后仍有机会利用搞侦缉的人。”（摘自警察署秘密指令）

看来，如同在马利诺夫斯基问题上一样，警察已渐渐识破了科巴的双重把戏。他失去了警察局的庇护，不得不处处小心。

他只好放弃“充公”活动，集中力量做议会党团的工作。列宁器重他的组织才干，他善于搞竞选活动。但在杜马选举结束后，他就不再如此受党重视了。领导议会党团的日常工作，也就是执行列宁从国外发来的指示，别人也干得了。

也许，正因为这样，马利诺夫斯基获准出卖科巴。

得知马利诺夫斯基逃跑，科巴就可以推测出来：他被出卖了，成了牺牲品。

但他并不是马上就明白过来的。他从图鲁汉流放地不断给列宁写信，相信会把他救出去，帮他逃走。因为现在警察局是不会帮他忙了，他独自一人逃不成。

“科巴来信问候，说他身体健康，”1915年8月份列宁在给卡尔平斯基的信中这样写道，但他没有给科巴回信。

他顾不上科巴。正当科巴在图鲁汉流放地受罪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随之也爆发了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大争吵。大多数人支持本国政府。但列宁说：“两害相权取其轻，现在宁可让沙皇政权失败。”

在战争中失败，让士兵流血，这就是革命之路。不过，几个月后，列宁决定加强党中央俄罗斯局的工作时，重又对科巴产生了兴趣。列宁写信给卡尔平斯基：“劳驾，请打听科巴的姓名（约瑟夫·朱？），我们忘了。很重要！！！”

对，列宁已经记不得忠诚的科巴姓什么了……

后来，列宁改变了主意，又把忠诚的科巴忘掉了。

科巴老是想让别人想起他。他继续写民族问题的文章，因为当初在少数民族代表科巴复述列宁的思想时，列宁很喜欢。科巴把稿子寄出。列宁没有复信。

很快，西伯利亚的流放犯增多。杜马里的布尔什维克议员听从列宁的旨意，拒绝表决军事贷款法案。议员们奔走于俄国各地，宣传反战思想。于是，布尔什维克议会党团全体被捕。

第二章 新的科巴

*总 结

科巴在同新来的流放犯的谈话中，彻底弄清了马利诺夫斯基的角色，和自己那可怜的小角色。在他的灵魂中发生了第二次可怕的转折。当初他丧失了对上帝的信仰。现在又丧失了对上帝列宁的信仰，对同志们的信任。

他仇恨所有的人。

现在，他可以作个总结了。他已经37岁，大半辈子已经过去，离死亡越来越近。他是个什么人物？空谈家的党的中央委员，中央委员中的多数人蹲在各地的监狱里，其余的流亡国外，彼此谩骂。这辈子很不顺利。现在，他整天脸对着墙躺着，既不收拾房间，也不洗碗碟。与他同住一间房的斯维尔德洛夫说，他把剩饭连盘子一起放在地上，嘴角挂着冷笑看狗舔盘子。斯维尔德洛夫在搬到别的房子去住后，才轻松地吁了口气。

这时，已开始征召流放犯从军。没有让斯维尔德洛夫去当兵，认为他不可靠。科巴获准参军，这就是说，官方对他尚“略有好感”。

于是，这个冻得半死的格鲁吉亚人又开始在冻土带、在冰河上颠沛。六个星期之后，1916年底，他经过旅途的折磨终于被送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接受医疗检查。幸好，萎缩的左臂使这位未来的最高统帅免征入伍。

他的刑期本来要到1917年6月7日才满。当局又大发慈悲：2月20日，离流放期结束还有3个多月，他获准在小城阿钦斯克服完刑。

当时在阿钦斯克流放的有列宁的一位亲密战友列夫·加米涅夫。他是《真理报》编辑、国家杜马议员，于1915年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议会党团一起被送交法庭。但是，加米涅夫在法庭上的表现很奇怪，说得确切点，表现得很胆怯，他同其他布尔什维克议员不一样，拒不谴责战争，但还是被判流放到图鲁汉边疆区。

到流放地之后，加米涅夫立即被召到布尔什维克流放犯的同志法庭。出庭的不仅是中央委员。加米涅夫却轻轻松松地获得了解脱。他作了解释，结果通过了一项决议，对全体议员在沙皇法庭上的表现予以认可。

二月革命后，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的年轻领袖们想重新审判加米涅夫。加米涅夫派头十足地答道：“出于党与政治上的原因，在同列宁同志面谈之前，我无法就法庭上的表现对你们作出解释。”

换句话说，他让彼得格勒年轻的布尔什维克明白，有些事是只有党的领袖才能知道的。果然，列宁一到彼得格勒，“胆小鬼”加米涅夫在列宁的同意下，成了中央委员。对，看来这又是科巴很熟悉的双重把戏。列宁委托加米涅夫在法庭上放弃自己的信念，想让这名忠于他的国家杜马议员不被逮捕。但是，警察局看穿了他们的把戏，加米涅夫还是被流放了。

在阿钦斯克，斯大林经常拜访加米涅夫。加米涅夫蓄着教授式的大胡子，侃侃而谈，给这个未脱野性的格鲁吉亚人上课，科巴不声不响地听着，不时抽几口烟斗。他在学。

加米涅夫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格鲁吉亚人心里在动什么样的恶毒念头。

他明白了许多事理，改变了主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1917年来临

疯魔的大诗人赫列布尼科夫在预言诗中把 1917年称作“一个不速之客”。

战场上的失败、食品不足和寒冷的冬天，唤起了革命者的希望。诗人亚·布洛克写道：“这年头要出事，每天早上翻开报纸的时候，都提心吊胆。”

女诗人泰菲发表在《俄罗斯言论报》上的小品文中，列出人群中最常听到的说法：“卖国”、“涨价”、“当局无能为力”……

大导演梅耶霍尔德排演了话剧《假面舞会》，有一个角色在布景豪华的舞台上穿梭疾行做鬼脸，这就是死神……

事成了！一举成功！在俄国往往是这样！一年前还无法想像：彼得格勒发生了革命！

未来的列宁墓建筑师休谢夫惊奇地写道：“整个建筑顷刻间土崩瓦解，连尘土都没有扬起。”作家布宁记下了一个马车夫的话：

“咱们全是浑人，你只要对一个人说‘推一下’，其余人就都会去推。”

监狱大门洞开，密探局着火了。有人别有用心地怂恿人群，密探局秘密情报员的名单就在这革命的大火中烧掉了……

惊人的消息传到了阿钦斯克：沙皇逊位了。上台执政的是杜马成立的临时政府。科巴的命运瞬息之间发生了转折。

原先的精力复苏了，但这已经是一个新的科巴。

加米涅夫和科巴急急忙忙地前往革命的首都。跟他们一起坐火车去的，还有一大批西伯利亚流放犯。

车厢里很冷。科巴都快冻死了，加米涅夫把一双厚袜子给了他。各个车站上都热烈欢迎流放犯，包括毫无名气的倒霉鬼科巴。现在，他们被称作“万恶的沙皇制度受害者”。

在俄国向来是这样的：统治者一倒台，社会上就会对与统治者有关的一切，产生普遍仇恨。

3月12日，西伯利亚快车把他送到彼得格勒。他来得很及时，是头一批到首都的流放布尔什维克。

科巴立即就上阿利卢耶夫家去了。

安娜·阿利卢那娃写道：“他还是穿着那身西服，斜领衬衣和毡靴，不过，脸显得苍老多了。他觉得在火车站会见群众发表演说的人很可笑。”

他显得很高兴。

*科巴陷入“温和革命”的气氛中

适逢三月，阳光明媚。那群实现了这场革命的小兵们平静地坐在彼得堡的咖啡馆里，享受店主的免费招待。这是驻在城里的彼得格勒卫戍区部队，都是些以各种借口留在首都逃避前线的人。前线部队鄙夷地称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为“逃兵营”。因为他们一到前线，刚交火就逃走。他们仇视战争，很快就成了革命宣传的对象。现在他们自以为是英雄，因为他们拒绝对人民开枪。

知识分子感到幸福，因为书刊检查取消了，头一次享受了言论自由。政党如雨后蘑菇般层出不穷。剧场里在开演前，名演员摇晃着砸烂了的道具镣铐走上舞台，象征俄国已解放，并高唱马赛曲。自由，自由！彼得格勒的街头红旗招展，无穷无尽的游行队伍，人人胸前别着红蝴蝶结。不知为什么，这一切让人联想起流血。只有被火烧毁的派出所是黑黢黢的……那几天，太阳也显得特别明亮。连逊位的皇后在给废帝的信中也这么写道：“太阳多明亮……”虽说当时已经有了杀戮行为：士兵打死军官，警察是谁想揍就可以揍……报上已经报道：“特维尔省督被杀。”不过，这家报纸还说明：“此 人是有名的反动派……”那个昔日的流放犯兴趣盎然地静观事态。他理解首都的革命气氛，包括它的知识分子思想，它那不愿上前线的卫戍部队。但是，俄罗斯的其余部分，神圣的俄罗斯，昨天还为沙皇祈祷的千百万农民，他们会说什么？

他们说话了……3月份，一名记者在《俄罗斯言论报》上写道：“农民轻轻松松地放弃了沙皇。简直难以置信，犹如把一片鸡毛从袖子上吹掉。”

这就是说，那些认为可以在上面搞政变的人是对的？就是说，这种看法是对的，即：奴隶之国既怕暴力，又服暴力……“学，学，一点一点地学。”

图鲁汉的流放犯一下火车就开始行动。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布尔什维克的其他首领都流亡在国外。正如在1905年，他们既没有准备革命，也没有参加革命。现在，他们同俄国割绝了：作为俄国臣民，他们无权穿越同俄国交战的德国。他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怎么办？在彼得格勒领导布尔什维克组织的是年轻人，即我们已往熟悉的斯克里亚宾 （莫洛托夫），还有他的同龄人，工人出身的什利亚普尼科夫和扎卢茨基。他们在3月初已经安排了布尔什维克的机关报《真理报》的出版工作，领导编辑部的是莫洛托夫和低一级的年轻干部。不久前他们还只能在阁楼上开会，现在，布尔什维克征用了沙皇及其兄弟的情妇，芭蕾舞演员克舍辛斯卡娅的豪华别墅。这真是一种恶毒的嘲弄：一个最粗暴、最激进的党竟然搬进了这个出了名的“爱巢”。

科巴和加米涅夫立即动身前往沙皇情妇的别墅。

昔日豪华的楼梯上到处是烟屁股，穿黑上衣的工人和灰大衣的士兵上上下下。卧室里打字机敲得啪啪响，党的秘书处在那儿办公。

有势力的图鲁汉人的出现，并没有使年轻的彼得格勒人兴高采烈。但是，图鲁汉人手段很强硬：

“1917年，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巧妙地把我从《真理报》编辑部排挤出去。毫不张狂，很有分寸，”90岁的莫洛托夫是这样回忆那些日日夜夜的。人群骚动、街头演讲的时刻又来到了。

昔日的诗人科巴，在那个时期一直在《真理报》当编辑。

第三章 象棋高手的棋局

*开局：接触国家政权

他在《真理报》上发表的文章将使历史学家吃惊：居然把他的导师列宁的观点抛到脑后。这场资产阶级革命显然很合他的心意，使他的生活顺顺当当地实现了转折。他赞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彻底忘掉了这一点：对列宁的追随者来说，不可能存在一个统一的党，只存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这两个死敌。什利亚普尼科夫和年轻的彼得格勒人呼吁人们照列宁的号召行事——在前线同敌军称兄道弟，立即停战，而科巴这时却在 《真理报》上写道：

“‘打倒战争！’这个口号作为一条实践道路，目前根本行不通。”加米涅夫走得更远，号召战士们“以子弹对付德国子弹”。

科巴不仅写文章，他还同加米涅夫一起扭转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开始搞一场对列宁的追随者来说无异于犯罪的运动：使布尔什维克同左翼孟什维克联合起来！

后来，托洛茨基在文章中写道，科巴在那些日子迷失了方向，“追随加米涅夫，重复孟什维克的主张”。

托洛茨基说得对，不过，他不了解个中原因。

革命一开始，在彼得格勒就建立了与临时政府并存的第二政权——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苏维埃”这个词早在1905年革命期间就成功地诞生了，就其古老词义而言，这是指共同考虑，平等磋商。这个词源于农民意识——俄罗斯的村社议事传统。

被革命浪潮冲得摇摇晃晃的杜马想防止混乱，但这时，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这两个革命党已经在兵营和工厂里搞了多次“飞行选举”，即举手表决。2月27日宣布成立彼得格勒苏维埃。进入苏维埃的有工人代表，最重要的是，有部队代表。领导苏维埃的，当然是那些最善于指挥选举的人，革命知识分子——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现在，在杜马开会的塔夫里宫又出现了一个政权——苏维埃。

在士兵代表的协助下，苏维埃控制了卫戍区，发布了著名的“一号令”：现在，部队由士兵委员会指挥，军官受士兵监督。这样，军纪就完了。已经出现了迫害军官的现象……

对，苏维埃是一股力量，同软弱的临时政府分享权力。苏维埃主席，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已经进了临时政府。

苏维埃搞了新章程：部队开进杜马开会的塔夫里宫。表面上这是为了对杜马表示支持。但是，3月3日，杜马主席罗江科差点没被来到这儿的水兵打死。科巴现在每天可以观察同样的场面：

塔夫里宫前面挤得水泄不通，到处是穿灰大衣的士兵和穿黑上衣的工人。满载士兵和工人的卡车，刺刀林立，红旗插满，冲进入群。不断有人叫喊，发表煽动性言论。宫门口不断有人流涌进涌出。你要想上某个地方，非要先汇入人流。

苏维埃的威力越来越大。科巴知道，大兵们搜查沙皇达官寓所是苏维埃批准的。不过大兵们倒还有点缩手缩脚。搜查后还面带愧色地向被搜查的老爷讨几个“酒钱”。可悲，俄国！

已经在抓人了。抓起来的“旧政权走卒”被带到苏维埃。有个老头儿——沙皇的大臣谢格洛维托夫被拖了来，亏得克伦斯基劝阻，老人才免受大兵们私设公堂的凌辱。那些人已经把老人衣服上的肩章扯下来了，这时，克伦斯基站到高处对人群大喊：“除非你们先把我杀了！”科巴到彼得格勒的前夕，苏维埃已迫使临时政府逮捕了废帝，把大臣们送进了彼得保罗要塞的牢房。

不过，苏维埃暂时尚无法把临时政府端掉，因为在俄国人心目中，杜马和政府都是革命的发起人……不过政府已受苏维埃控制。出现了一个不祥的套语“之所以……是因为……”：“政府之所以能施政，是因为有苏维埃支持。”

苏维埃威力强大，现在，倒霉鬼科巴已成为这一威力的一部分。在苏维埃当头的是科巴在高加索就认识的人——那些格鲁吉亚革命者：苏维埃主席是格鲁吉亚的盂什维克尼古拉·奇赫伊泽，另一个最有势力的人物是格鲁吉亚孟什维克伊拉克利·策列铁里。他们是这个小民族的永恒财富。当然，他们希望，布尔什维克派他们熟悉的格鲁吉亚人科巴到苏维埃当代表。于是，昨天被人遗忘的图鲁汉流放犯，如今成了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彼得格勒真正的主宰。科巴第一次同国家政权结合。

科巴善于为强者服务。所以，科巴突然之间忘了列宁的思想而去重复盂什维克的思想，这并非平白无故。

他还支持另一个布尔什维克执委——知识分子加米涅夫。后者被彼得格勒的革命空气陶醉了，竟然鼓吹“民主力量统一”。

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科巴在一篇文章中赞美维护俄罗斯大一统国家的主张。

托洛茨基挖苦道：“他似乎忘掉了原先根据列宁的指示写的有关民族问题的主张。”

托洛茨基又说对了，但又是没明白个中原因。

这种大国主义的、维持帝国的思想，不可能不讨临时政府成员的欢心。他们想必会注意到科巴这个有影响的激进分子，况且他的观点那么讨人喜欢。新的科巴在出手不凡的第一盘棋中，一开局就全面出击。

“科巴·斯大林”——他的文章现在这样署名。

这已经是新的科巴了，原先那个忠诚、可怜的、多次被人利用又随即被人遗忘的科巴，已经留在图鲁汉。不，从今以后，他再也不会替人火中取粟。现在他只为自己效劳。为自己和为革命，之所以为革命，是因为革命会为他效劳。

*开局的结果

科巴在彼得格勒一共才呆了两周，接管了报纸，成了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的一名头面人物，进了权力机关——苏维埃的领导层。

但是，科巴在苏维埃奇怪地不显山，不显水。

“他在苏维埃不声不响地工作，给我（而且不仅是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无光无彩、无影无形地晃动的灰色斑点。除此之外，你对他简直没什么可写的了，”孟什维克苏哈诺夫如此描写科巴。同样，他也是一点都不明白。

不，科巴·斯大林根本不是一个灰色的斑点。

*棋盘上的又一重要棋子

很简单，3月中旬，《真理报》编辑部来了一位虽不年轻但依然楚楚动人的太太。这就是有名的布尔什维克激进分子、沙皇将军的女儿索菲姬·科隆泰。她把列宁的两封信交给编辑部发表。列宁在这两封“远方来信”中大发雷霆，痛斥苏维埃的孟什维克首领和临时政府，要求“不给资产阶级政府以任何支持”。列宁宣布的方针是搞新的革命——社会主义革命。

加米涅夫觉得，这一切无非是多年脱离俄国的流亡者的吃语。列宁同马克思不一样，不想等待落后的俄国完成民主变革，而是要求把这个并无强大的无产阶级的亚洲农民国家引向无产阶级革命。当初在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托洛茨基宣布过类似的主张，遭到列宁的嘲讽。而现在……

但领袖的信不登是不行的。显然，加米涅夫有主意了：发表第一封信，把有关政府和孟什维克的最激烈的言辞删去。对第二封

信，就好像忘掉了一样。科巴同意了，因为他知道，今后，《真理报》的方向主要由加米涅夫负责。加米涅夫是党内有名的报人，而科巴他不过是个实干的人。

科巴对未来思考得越来越多。

他已经对苏维埃里这帮信口开河的空谈家作了估价，这群民主主义者彼此间吵个没完，却被日益高涨的疯狂的俄国造反浪潮吓破了胆。

奇赫伊泽和策列铁里、犹太空想主义者丹恩和纳哈姆基斯之流，难道他们对付得了这种自发势力？对，布尔什维克目前刚脱离地下状态。但是，科巴了解这个无情的秘密组织的力量。它习惯于严格的纪律和无条件地服从领袖，离了领袖一事无成。

可是，有了领袖就……

领袖很快就要来到。科巴毫不怀疑，德国人会让列宁及其战友过境。因为在这期间，他当然已经知道了布尔什维克和德意志帝国突然结成的那种牢固联系。他知道：列宁会带着一大笔钱回俄国。

这笔钱布尔什维克是在战争爆发后获得的。这是可以理解的：列宁曾鼓吹让沙俄失败，把对德战争变成俄国的内战，让那些穿军大衣的农民和工人掉转枪口，对着本国的资产阶级。

科巴根据他的 《真理报》获得的大笔补助，不难猜出德国资助的规模。还可以根据党内成立的军事组织获得的慷慨的军备费用猜到。党用这笔钱在俄国各地疯狂地建立赤卫队。

*德国黄金

科巴没有在好客的阿利卢耶夫家住，虽说，他们一家对他讲过，他们那儿总有一个空房间随时可供科巴住。

科巴住进了一所宽敞住宅，那儿也住着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的年轻领导者们。

莫洛托夫回忆道：“我当时同斯大林住在同一套房间里。我们都是光棍。当时在彼得格勒有一套大房子。我跟扎卢茨基住一间，斯米尔加（布尔什维克）同妻子住一间，斯大林也住到我们这儿来了，我们像个公社……”科巴在那儿可以听到有关德国黄金的许多议论，即使从经常到他们那儿做客的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什利亚普尼科夫那儿也能听到不少。他用德国人的钱，战时在欧洲各国的首都之间旅行，印出大批鼓吹战败的材料并送到俄国……德国黄金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可耻秘密之一。此后将连篇累犊地写文章，说那是诽谤。但是，希特勒德国失败后，德国的许多秘密档案公布了。结果发现，直到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还继续从德国获得金钱。“对我们来说，最有利的是让布尔什维克当政……如需更多的钱，来电告知数目，当时的外交大臣库尔曼写给驻俄大使米尔巴赫的函中这样说。

那么，布尔什维克是否拿过德国人的钱？毫无疑问，拿过。他们是否德国代理人？毫无疑问，不是。

他们只是遵奉《教义问答》：“如果革命需要，连魔鬼也可以利用。”所以，对列宁来说，是否要拿这些钱，是不用犹豫的。科巴又一次明白了：为了事情无所不能。

“学，学，一点一点地学。”

*屠杀前夕

大凡俄国的暴动，一爆发便不可收拾。在革命的头几天，知识分子高兴地欢迎“俄罗斯自由之晨”，著名画家索莫夫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的预测：“迄今为止，人群倒还是友善的，但我想，会发生大屠杀。”没有任何东西比放开手脚、随心所欲的俄罗斯更危险。

那个渴望燃起燎原大火的人要来到了。科巴正确地估计到，腰缠德国黄金的雅各宾领袖的到来，意味着什么。那个在地下斗争中经受了锻炼的组织，在俄国期待着他。全国一片衰败，军队不想打仗。科巴已经感觉到，谁有前途，所以在苏维埃谨慎从事，他从3月下半月起就在等待新当家的到来。《真理报》的罪孽将由加米涅夫承担，而在苏维埃的立场要由他自己负责。他又走了一步爱走的棋——深藏不露，一言不发，出席不出力，一个灰色的斑点。他明白：说空话的时代即将结束，讲实干的时代很快会到来。这是他的时代。

*不出科巴所料

4月3日，列宁乘的火车越过国界，随行的约有30名流亡革命者。火车通行无阻地穿过同俄国交战的德国。正如霍夫曼将军后来所写，他们产生了这么个念头：利用这些俄国人，使俄军士气更快地消失殆尽……”卢登道夫将军在回忆录中指出：“从军事角度来说，让他们完成这次旅行是正确的。”不过，对德国将军后来所发表的这些看法，人们当时就不难理解。克鲁普斯卡娅说，列宁担心“沙文主义者的狂嚎”，甚至推测，事情会发展到上法庭的地步，“他会被送进彼得保罗要塞”。

他们还担心生活上的小事。当时是复活节，担心火车到得晚，“会很难雇到马车……”

但是，情况并非如此……

刚到芬兰边界，列宁就受到布尔什维克代表团的迎接。科巴不在代表团里。他宁可让列宁把火发到加米涅夫头上。果然不出所料。

代表团成员、亲布尔什维克的喀琅施塔得水兵的代表费奥多尔·拉斯科利尼科夫事后在回忆录中是这样描述这一场面的：“迎接的人刚走进车厢，坐到沙发上，列宁马上就冲加米涅夫发了火：‘你们在《真理报》上写了些什么？我们看了好几期，把你们痛骂了一顿……’”

后来，科巴修改了历史，数百件油画作品将描绘伟大领袖斯大林和列宁兴高采烈的会见。

当时是夜里，芬兰车站上有一大群人。迎接列宁的不是彼得保罗要塞的牢房，而是以列宁曾写信痛骂过的奇赫伊泽主席为首的强大的苏维埃代表团。……

*成功的几步棋

苏维埃主席、彼得格勒的实际当家人奇赫伊泽来到芬兰车站，使列宁及其战友这次声名狼藉的旅行合法化了。奇赫伊泽的到场是准的安排？是谁说服了奇赫伊泽，使他相信有关德国金钱的谣传会帮右派的忙，而奇赫伊泽到车站会制止这些反动议论？

列宁不会不珍惜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两名老党员科巴和加米涅夫的这一功劳。

4月3日，列宁对听众发表了《四月提纲》。这次演说引起了爆炸性效果：决不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用不着找任何理由。一切权力应当归苏维埃。但是，科巴感到最惊奇的是，列宁轻而易举地抛弃了最有名的马克思主义教条。马克思说过，民主革命后必然由资产阶级执政。列宁却宣布：资产阶级在俄国执政，是由于无产阶级犯了错误，宣布要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听众惊异地发现，那个宣布马克思主义是福音书的人，面不改色心不跳地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科巴又一次明白了：领袖可以为所欲为。“学，学，一点一点地学。”

他的观点立即180度大转弯。科巴·斯大林现在在《真理报》上一篇接一篇地发表文章，亦步亦趋地解释列宁的思想。当家主事的人回来了。

4月29日，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开幕了。在芭蕾舞星克舍辛斯卡娅如此钟爱的大厅里，列宁作了报告，重复了 《四月提纲》。加米涅夫决心为自己的信念而斗争。他反对列宁。

列宁放出了科巴。科巴用新的风格发言，毫无论据、毫不客气地粗暴歪曲并批判加米涅夫的观点。他简直是无情地鞭挞不久前的好友。新的科巴，此刻他已无朋友。这种立场很成功。会议矛头直指加米涅夫，列数了他的全部罪恶。

随后，选举了中央。列宁亲自提名科巴进中央。“我们了解科巴同志己有很多年。他是个好同志，适于担任各种负责工作。”

听众明白了领袖的用意：对科巴过去的文章不必过问。于是，“好同志”得了97票，仅次于列宁和季诺维也夫。这是胜利。科巴终于成了头面人物。他无法以忠诚来获得的东西，用卑鄙一举成功。不过，列宁也不得不支持加米涅夫，因为此人知道得太多了，而且为列宁做的事也不少。不妥协的列宁令在场的人大吃一惊，未作任何解释就终止了对加米涅夫的审判，说是“到此为止”。完事了！他也提名加米涅夫进中央。“学，学，一点一点地学。”

科巴认准了列宁，这是对的。当时，在代表会议上就已开始准备夺取政权。决定在全国各地成立布尔什维克的支部。还要建立赤卫队。为此，列宁选择了天才的组织家——科巴在图鲁汉流放时的邻居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很快，党的专职干部就前往各省，筹备新的革命。

他们随身带了德国人给的钱。俄国很快会大火熊熊。

代表会议结束后，选出了党的一种小范围领导机构，所谓的“中央常委会”，后来就称为政治局。政治局作为地球上1/6陆地的正式领导，一坐就是几十年。当时，进入首届常委会的有四个人：列宁、他的忠实助手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科巴·斯大林。科巴早在1917年5月就成了党的四领袖之一。

接着便是搞新革命的方针。雅各宾主义者列宁说的是搞“和平”革命，准备的是流血。他此时需要那个在党的最可疑的行动中表现出色的狡诈的恐怖分子。而且列宁知道：科巴永远将表述他的思想。科巴瞬息之间完成的那次倒戈使他相信了这一点。

但是，科巴很快就要受气了，顺便说一句，其他常委也一样。5月，托洛茨基返回俄国。

*棋盘上的第二个王后

他曾经是孟什维克，多次痛骂布尔什维克，后来离开了孟什维克。这个“自由派革命艺术家”是个出色的新闻工作者和演说家，这段时间里一直同列宁论战。“独裁者”、“未来的罗伯斯庇尔”——这是托洛茨基对列宁的称呼；“犹大崽子”——这是列宁对托洛茨基的称呼。这只不过是他俩彼此间最温和的侮辱……在二月革命之后，宿敌的观点惊人地相互接近了。现在，列宁宣布了托洛茨基由来已久的梦想——不断革命的方针。“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和“打倒临时政府”，昔日的宿敌在两个造反口号上不谋而合。还有第三个共同点，最奇怪的观点：但愿俄国战败，把对德战争变成俄国的国内战争。

这么多年分道扬镳的冤家对头此时相聚了。

然而，托洛茨基在火车站上发表的首次演说，并没有对人群造成电击般的效果。

革命大戏中的这位名角再次登台。

列宁多么需要这种盟友呀！但他知道，被捧坏了的托洛茨基决不会先迈出和解的一步。列宁尽管受了多年侮辱，还是自己先迈了一步。托洛茨基回国几天后，就实现了这一和解之举。列宁迫使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参加这一谈判，说得确切点，是参加劝说。托洛茨基原先的敌人劝他同自己的拥护者一起，加入布尔什维克党。托洛茨基固执己见，要求撤掉“布尔什维克”这个名称。列宁没有同意，但继续说服。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含着醋意看列宁卑躬屈膝，而托洛茨基严然以党的领袖自居，虽说他还没加入这个党。

*一只有用的重要棋子

托洛茨基开始同列宁合作。

但是，科巴却毫不惊慌。后来，托洛茨基以为科巴一直妒忌他，仇恨他。我想他是错了。这一切都是由科巴下的这盘棋决定的。对他来说，托洛茨基的到来是好事。科巴善于看破卑污的内心世界。他知道，托洛茨基一到，他同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这些忠诚老仆就会团结起来，对付主子的新宠。现在，他们将齐心协力。还有，他了解列宁。列宁永远也忘不了托洛茨基多年来反对他，永远也不会把托洛茨基看成是“自己人”。他会时刻担心那个无法控制的革命家的花招，后者已经自以为是同列宁平起平坐的领袖了。

科巴明白：列宁会器重别人对托洛茨基的仇恨。

要想显示对列宁的大忠，就要表现出对托洛茨基的大仇。

*极其复杂的连环套

6月3日，第一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会上发生的一个插曲将载入所有有关革命的作品。孟什维克策列铁里声称：“目前在俄国，没有一个政党会说： ‘把政权给我们，走开，我们占据你们的位置。’这样的党在俄国没有。”

这时列宁在台下喊：“有这样的党！”

这令人大吃一惊，因为布尔什维克在这次大会上只占区区9％。

但是，6月6日在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和党中央联席会议上，列宁建议搞一次示威游行，以显示自己这个小党的实力。

游行被称作“和平示威”，但是，游行时将呼喊“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打倒10名资本家部长”等气势汹汹的口号。会上直言不讳他说：

“如果事态发展到冲突，参加游行的人应当占领邮电大楼和兵器库。”（中央委员斯米尔加）

马丁·拉齐斯说：“在机枪团支持下，占领车站、银行、兵器库和邮电大楼。”

对，急性子的列宁已经准备第一次尝试布尔什维克政变了。在这种情况下列宁能不使用格鲁吉亚流血游行的组织者科巴吗？当然，科巴成了各种事态的中心人物。《告彼得格勒全体劳动者、工人和士兵书》是他起草的。不过，科巴的参与是最大限度地保密的，因为他是苏维埃执委会有影响的委员之一，万一不成功，应当让他留在苏维埃执委会中。所以，科巴在执委会会议上才故意说什么“既不能冒进，也不能坐失良机”，“我们的职责是组织游行”，“别搞什么占领邮电局”……

6月9日，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传闻，布尔什维克要组织反政府游行。盂什维克格奇科里向与会代表朗读了他在街上随便捡到的印着 《告彼得格勒劳动者书》的传单。

加上列宁的言论，人们觉得筹备中的游行有一种不祥的意味。策列铁里走上讲坛：“这是布尔什维克的夺权阴谋……”

全场大怒。

奇赫伊泽说：“明天可能要出祸事……”

加米涅夫、科巴和布尔什维克党团故作惊讶，同与会代表一起投票反对游行。

临时政府警告：“任何暴力行为都将被国家政权全力制止。”列宁决定投降：夜里，作出了撤销游行的决定。这一决定引起了科巴的一个可笑行动。

他递交了退出中央的声明，认为撤销游行是错误的。同时，科巴心里有数，这步棋没有危险，会让他收回声明的。

果然不出所料。但是，他通过发表声明向党公开了一个秘密：他参与了游行的策划，他是多么勇敢坚定！

科巴是把好手。

*对棋局的注解：“深奥语言”

这段对话发生在党务档案馆。我的又一个匿名谈伴告诉我：“布尔什维克的文件是特殊的。要是那上面写 ‘和平示威’，这多半是武装起义。总的规律是： ‘是’几乎总是意味着‘不’。”

有人称这种语言为“深奥语言”，是一种有两层、三层含义的无底语言。还说，斯大林是玩棋的高手。要了解他每步棋的动机，非要看终局。只有到那时，才会有所领悟。

我常常回忆这段话。对，科巴想搞武装示威。我们要很久以后才会明白个中原因。

苏维埃代表大会对策划示威一事感到愤慨。风暴将要来临，看来，布尔什维克将被杀得片甲不留。纷纷提出极其强硬的决议案……可是，最终都不了了之。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是：举行示威。当然，是和平示威。口号是“信任代表大会和政府”。

不是谴责布尔什维克，而是通过了这样一个愚蠢的决议，实际上是准许布尔什维克搞已经策划好了的示威。为了取得这样的结果，不知搞了什么样的幕后交易！是谁调唆代表大会通过了这个愚蠢决议？对，是阴谋天才的功劳。

科巴的连环套丝丝入扣，但要明白其目的，暂时还很难。

6月18日，在布尔什维克的口号下，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大获全胜！《真理报》上登了分别由列宁和斯大林写的有关示威的两篇文章，两位策划者的文章。

科巴写道：“阳光明媚……游行队伍从各地走向马尔斯广场，从早到晚。无边的旗海……口号震耳欲聋，不时听到这样的口号：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打倒资本家部长！”

示威胜利结束两小时后，列宁在中央委员会议上作出决定：该显示无产者威力了。

软弱的临时政府经受着又一场危机。彼此争吵不休的民主主义者给人以可趁之机。列宁决定尝试夺取政权。

*不需要，但是又需要

在7月行动的策划中，可以看出斯大林未来杰作的笔触。在安插了许多布尔什维克鼓动员的第一机枪团里，流传着该团将被调到前线的谣言。士兵们宁可在群众集会上厮杀，一听这种传闻，就火冒三丈，于是宣布要槁武装行动。布尔什维克当然劝他们别搞示威。

他们是如何劝的呢？军事组织的领导人之一涅夫斯基在回忆录中写道：“从我的劝阻中，只有傻瓜才会得出不需要行动的结论。”不言而喻，机枪团不想当傻瓜。他们领会了鼓动员们的“深奥语言”：请求他们不要行动，意思就是请求他们行动。

7月2日，机枪团群众大会呼吁起义。团里派出代表，分赴部队、工厂和喀琅施塔得。武装的士兵上了街。说是列宁健康欠佳，不参加积极活动。

喀琅施塔得要塞里集会不断。早在革命的头几天，这里的水兵就以无法无天而出名。在那些“不流血的日子”里，波罗的海舰队各舰艇的水兵，一共枪毙了120名军官。水兵们撕下了维连将军的肩章，边揍边把他拖到锚地，活活打死。当天被枪毙的还有布塔科夫将军和另外36名指挥员。领导水兵恣意妄为的布尔什维克委员会，恰恰是在喀琅施塔得成立的。喀琅施塔得成了列宁的堡垒。机枪团的代表到了那儿后，又继续演那场闹剧：布尔什维克劝水兵不要响应机枪团的号召，装模作样，劝得水兵坚决响应机枪团的号召。红色喀琅施塔得的领袖之一、布尔什维克拉斯科利尼科夫海军准尉写道：“我们有一个好习惯，我每天打电话到彼得堡，请列宁、季诺维也夫或加米涅夫听电话……给我指示。”

但是，喀琅施塔得水兵还从另一位领导人那儿接受指示。诗人杰米扬·别德内写道：他坐在 《真理报》编辑部里，科巴桌上的电话响了。喀琅施塔得来电话问科巴：水兵们是不是要到彼得格勒去示威，是否要带武器？科巴朝话筒吹了几口气，答道：“我们这些写文章的，老是带着自己的武器——铅笔……你们的武器该怎么办呢？”

科巴一如既往，既是事态的中心人物，又不卷入事态。策列铁里在 《忆二月革命》一书中写道，那天，科巴出席了苏维埃会议，他告诉大家：武装的士兵和工人涌上了街头，布尔什维克派出鼓动员，四处劝说他们克制。

科巴请求把他的这段话写入会议纪要，说完就走了。奇赫伊泽冷笑着对策列铁里说：“和平的人是用不着把有关自己和平意图的声明列入纪要的。”

当然，科巴压根儿就没指望别人会相信他。他只不过是继续下这局棋，给自己找了个合适的角色，充当苏维埃和布尔什维克之间的和平调解人。

也许，他说服了列宁，让他担任这个角色。因为万一示威失败，他这个格鲁吉亚人容易同别的格鲁吉亚人谈得拢。

7月14日，武装的喀琅施塔得水兵上了船，去占领彼得格勒。他们“带着自己的武器”从瓦西里岛上了岸。水兵队伍长得望不到头，他们向克舍辛斯卡娅的别墅进发。爱好和平的科巴当然不在布尔什维克总部。走上阳台向人群发表讲话的是二等布尔什维克卢那察尔斯基和斯维尔德洛夫。但是，水兵们要见列宁。他们被告知：列宁病了。水兵们骚动起来。拉斯科利尼科夫感到奇怪，因为他知道列宁在别墅里，就去找躲起来的列宁。

“病人”只好发表了一段很克制的讲话。随后，队伍向塔夫里宫进发，要求苏维埃夺权。水兵们逮捕了从宫里朝他们走来的社会革命党首领切尔诺夫，准备把他拖上汽车，拉去枪毙。托洛茨基知道，为此是要付出代价的，就跳到汽车发动机罩上，赞颂水兵是“俄国革命的精英和骄傲”。他的赞歌戛然而止，末句是“切尔诺夫公民，您可以走了。”

乱哄哄的示威进行了一整天。一群群的工人和武装水兵在街头瞎逛。列宁已经转移到塔夫里宫，这时，忠于政府的部队从前线开进城里。行动的大局已定。拉斯科利尼科夫海军准尉在克舍辛斯卡娅别墅里准备抵抗。

*赢了的残局

示威行动被镇压，列宁输了。问题是，科巴如何呢？是啊，万一赢了，他将同党一起掌权……但万一输了，他照样掌权，不过是在党内掌权。这就是他那令人晕头转向的连环套。

这时，临时政府在搞秘密调查。从前线那边过来的叶尔莫连科准尉供认，他曾被德国人招募，鼓动俄军同德国讲和，列宁搞的也是这种鼓动工作，他受德国人之托，竭力破坏对临时政府的信任。这项活动是由德国总参谋部出钱的。叶尔莫连科还说出了列宁得到钱的渠道。俄军大本营行动起来了，军队反间谍机关领导出马。从那时起，就对列宁实施盯梢。截获了关于布尔什维克从国外接到巨款的电报。

克伦斯基亲自过问列宁参与这项间谍活动的问题。不过，这件事只有极少数人知道。

但是，克伦斯基这个社会革命党人当然明白，布尔什维克的罪证可能会被军队、保皇党人和反动派用来反对左派力量。有关这一侦查的情况，他能不告诉党内的兄弟——社会革命党领导和苏维埃的同事——孟什维克吗？

很快，社会上就风传在搞秘密调查。当然，执委会成员、格鲁吉亚人科巴不可能不知道这一传闻。

科巴算计得很好：布尔什维克的每次示威都会促使政府利用这次调查的结果。提出的指控基本上可以把布尔什维克领导和托洛茨基排除在合法活动之外，因为他们或多或少都同德国金钱有牵连。在这件事里，一等领袖中只有他一个人干净，而且他在7月起义中又未曾“曝光”。这样一来，能够自由行动的，就只有他一个人。

果然，又不出所料。7月4日傍晚，司法部长佩列韦尔泽夫向各报通报了尚未结束的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同德国人联系案的侦查材料。当夜，布尔什维克匆匆忙忙地宣布，示威已结束，可是，为时晚矣。问谍案发了，妖精已经钻出瓶子。当然，列宁也知道这是一只定时炸弹。莫非这正是他急于冒险搞7月行动的原因？

列宁找科巴，因为他是唯一的清白者。

于是，格鲁吉亚人科巴就去找格鲁吉亚人奇赫伊泽，请求“制止诽谤”，侦查结束前，禁止公布材料。科巴如愿以偿，奇赫伊泽许下了诺言。但是，科巴这个有经验的报人很容易想到，禁止所有的报纸刊登这种轰动新闻是不可能的。果然，马上就有一家报纸不听话：泼辣的《生动言论报》刊登了两位革命者——在什利塞尔堡要塞坐牢多年的潘克拉托夫和列宁的前战友阿列克辛斯基的信件。他俩都指控列宁及其战友搞间谍活动。残局就这样开始了。

*残局：科巴的功劳

从前线回来的部队包围了克舍辛斯卡姬的别墅。政府下令组成行动小组，要对别墅实施突击。拉斯科利尼科夫指挥水兵准备抵抗。但这不过是垂死挣扎罢了。胡子拉杂、脸色阴沉的前线战士仇恨泡在后方的水兵，渴望报复。

救星又是科巴！他同苏维埃执委会谈判，防止了流血，别墅里的人不战而降。

现在，科巴前往彼得保罗要塞。

躲在要塞里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决心死守，围住要塞的士兵准备向德国间谍开枪。可是，科巴用格鲁吉亚的笑话和慢条斯理的语言，说服了水兵，后者同意交出武器，平平安安地回喀琅施塔得。这个和事佬已两次制止了流血。

7月6日，临时政府签发了逮捕布尔什维克首领的命令。名单上列了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的姓名……卢那察尔斯基和托洛茨基是从床上直接被抓起来的。但是，列宁和他的忠实助手季诺维也夫躲起来了，转入地下。帮他们躲起来的又是科巴。

起先，列宁躲在布尔什维克卡尤罗夫家。

“卡尤罗夫的儿子是无政府主义者，他跟一帮年轻人在搞炸弹，这地方就不太适于作秘密住所，”克鲁普斯卡姬写道。科巴就悄悄地给列宁找一个合适的住所，把列宁转到了自己的朋友阿利卢耶夫家。

奥尔忠尼启则回忆道：“许多知名的布尔什维克议论，既然党的领袖遭到严厉指控，他就应当出庭为自己和党洗去不白之冤。”

列宁对克鲁普斯卡娅说：“我跟季诺维也夫决定出庭……我们告别吧，没准见不着了。”

他很不想进监狱。行啊，科巴又来帮忙了。他想了一出事先定好了结局的闹剧。他派奥尔忠尼启则到苏维埃，了解监狱关押列宁的条件。科巴立即宣布，这种条件无法接受。他说出了列宁最爱听的话：“士官生还没等把列宁送到监狱，在路上就会杀了他。”

这就是说，列宁不能进监狱！这还不算，党中央通过了决议：“鉴于列宁有生命危险，特禁止他出庭。”

可是，列宁不愿意呆在彼得格勒，他被法庭吓得要死。这时，忠诚的科巴又来帮忙了。

他给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安排了新的落脚点：离谢斯特罗列茨克不远的工人叶梅利扬诺夫家。送列宁到火车站的是忠诚的科巴，救星科巴。

叶梅利扬诺夫把逃亡者藏到湖畔刈草场的一个窝棚里。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在棚子里将住到秋季。现在，党的领导人就是科巴·斯大林了！

长长的一盘棋下完了。

*统治全党

临时政府首脑克伦斯基担心间谍案，担心会使“右派”得势。对他来说，托洛茨基被捕，列宁失踪就行了。他不相信他俩在出了这种丑闻后还能重返政坛。

间谍案也就不再追查得那么紧了。这还不算，赤卫队并未解除武装，布尔什维克报纸还在出版，布尔什维克怡然自得地筹备又一次代表大会。大会是在半合法的状态下举行的，克伦斯基政府故意装出没有发现300名布尔什维克代表在开大会的样子。第六次代表大会是由科巴·斯大林主持的，他第一次尝试扮演领袖的滋味。

列宁继续从窝棚里领导全党，不过是通过科巴领导的。他从窝棚里把报告提纲送出去。但在大会上读报告的是科巴。科巴在大会上作了两个主要报告：政治形势和总结，还改了闭幕辞。

后来，科巴把这座棚子变成了共产主义宗教的一座神庙。不过，窝棚的另一位住户季诺继也夫后来被斯大林消灭，从这座光荣的棚子里消失得无影无踪。在苏联画家的数千幅作品中，列宁将孤身一人在棚子里写他的不朽著作，或是会见战友科巴。

但是，将要消失的不止是季诺维也夫一个人。

可怜的叶梅利扬诺夫在1917年做梦也不会想到，这该死的窝棚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厄运。叶梅利扬诺夫的两个儿子将牺牲在……斯大林的集中营里。叶梅利扬诺夫本人将被开除出党，流放他乡。不过，1947年，在窝棚30周年大庆前夕，斯大林将作出决定，用大理石房子把窝棚罩起来，们子将常修常新。根据他的指令，人们将把一件活的展品——叶梅利扬诺夫老头儿放回窝棚，让这个失去了孩子、双目半瞎的老人向参观者讲述科巴和列宁的不朽友谊，讲他们在1917年的会面，“当时，我两个孩子中的一个多次用小船把斯大林送到棚子里”。

的确，他俩在棚子里多次会面。恰恰是在那儿，列宁把党的新口号，可怕的口号告诉了科巴。克伦斯基政府被称作“反革命机关”，苏维埃被称作政府的“遮羞布”。列宁撤掉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宣布要准备武装起义。

试当领袖后他又试穿领袖服

列宁走后，斯大林离开了光棍房，他在那儿住得相当愉快。他搬进阿利卢耶夫家，住的是列宁和季诺维也夫不久前藏身的房间。同以往一样，科巴尽量不去麻烦主人。“除了早茶外，他是在哪儿吃的饭，吃得怎么样，我都不知道。有一次，我看到他在我家对面的小铺里狼吞虎咽地啃面包、香肠和熏鱼。这就算是晚饭了，也许是午饭加晚饭。”（摘自费奥多尔·阿利卢耶夫回忆录）

迁居正好在他福星高照的时候——第六次代表大会期间。科巴只有一件布衬衫和老掉了牙的西服。阿利卢耶夫一家认为·不能让领袖穿着这种衣服去主持大会。“我们买了件新衣服给他，他不喜欢领带。我母亲给他加了个高高的领圈，使西眼看起来像军便服，”费奥多尔回忆道。

这件西服——布尔什维克领袖的军便服将进入史册。事实上，这当然是科巴的发明，因为军便服表明他为了实现布尔什维克的心愿——世界革命而远征的志向。为此，布尔什维克要夺取俄国政权。后来，列宁也将穿这种军便服。

*爱 情

他每天都从会场回到阿利卢耶夫家。他喜欢这样天真的女孩和对他的崇拜气氛。也许，这正是他迁居的原因。

娜杰日达·阿利卢那娃当时还在中学读书。“她很像格鲁吉亚女人，皮肤黝黑，长着一双温柔的褐色眼睛……喜欢穿格鲁吉亚女长袍，而且很合身，”斯韦特兰娜这样描绘自己的母亲。

在这套不大的房子里，表演的老是同一幕戏：年纪不小的奥塞罗向年幼的苔斯德蒙娜讲自己的苦难和功绩。费奥多尔认认真真地记下了他关于在图鲁汉流放时度过的可怕的暴风雪之夜。娜佳的姐姐安娜回忆道，他非常动情他讲起小狗季什卡，在孤独的流放生活中，他晚上常同小狗对话。这些小姑娘显然没有多少分析能力，这从安娜的回忆录中即可看出。科巴那些不太高明的玩笑产生了惊人效果。有一天，科巴把卡莫，就是那个家喻户晓的传奇英雄卡莫带到家里。小女孩们看到，传奇英雄竟然像奴仆一样忠心耿耿地眼望着她们的房客……

所以不难想像，科巴给那个当初他救出来的女中学生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当然啰，那个秀美的处女，主要的是她那由衷的崇拜，迷住了年纪不小的格鲁吉亚光棍汉。

安娜·阿利卢耶娃把这一切全记住了并认认真真地描写了当时的科巴。1947年，她出版了回忆录。

但是，她和出版者都不明白，斯大林很不喜欢回忆科巴的生活。于是，可怜的安娜就被送进了监狱。科巴死后，她才被放出单身牢房，当时人已经是疯疯癫癫的了。

*回到阴影中

临时政府日益软弱，俄国民主在没完没了的夸夸其谈和勾心斗角中渐渐死亡。

罗曼诺夫王朝300年，俄国沉默了300年。现在，这300年的哑巴要开口了。全国像疯了一样，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地，士兵不打仗。国内是无穷无尽的集会，无数的党开无数的会。蛊惑家趾高气扬。军队疲乏了，不想作战。根据克伦斯基的提议在加利齐亚发动的攻势，以惨败告终——疲惫不堪的军队有10万名士兵战死。

军人想回家。但是，愚钝的政府反而号召他们进攻。土地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而列宁却许诺给农民以土地，给俄国以和平。布尔什维克的报纸和鼓动员使前线瓦解。德国人的钱没有白花：“布尔什维主义的毒菌”在杀死临时政府。克拉斯诺夫将军写道：“我们几乎到处都看到同一种景象：在公路上、车厢里……老骑兵坐着或站着，一批穿士兵大衣的机灵鬼正在忙碌地游说。”到秋天，克伦斯基政府已经同被推翻的沙皇政府差不多了，没有任何人支持。尽管出了间谍案，布尔什维克的影响还是迅速上升。

克伦斯基明白，他的权力迅速衰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权，以防止俄罗斯这个强国瓦解。报刊上已经透露出列宁的新思想——搞武装起义。最高统帅科尔尼洛夫将军要求防范布尔什维克政变，要求克伦斯基授以全权，以便在前后方整顿秩序。

他把克雷莫夫的骑兵军派往彼得格勒。

克伦斯基虽然希望这样做，但在最后一刻又胆怯了，怕在整顿秩序的过程中把他本人也给整掉。他宣布，科尔尼洛夫的进攻是叛乱。

诗人齐娜伊达·吉皮乌斯在那几天写道：“每天都提心吊胆地等着布尔什维克搞暴动，正因为这样，才把军队从前线调回。我有九成的把握，现役师到城里来，是为了克伦斯基自己。他是心里有数的，……是根据他的非正式指令。”

几十年后，1991年，戈尔巴乔夫将重复克伦斯基的遭遇。

克伦斯基撤了科尔尼洛夫，求助于“一切民主力量”，还求助于布尔什维克。列宁立即就作出决定：同政府结盟，对付科尔尼洛夫。克伦斯基接过了这份危险的礼品。布尔什维克合法地武装赤卫队。“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水兵被克伦斯基召来保卫冬宫。

历史在嘲笑：仅仅过了两个月，恰恰是“阿芙乐尔”号的大炮要轰击冬宫，向世界宣告克伦斯基政府的灭亡。

列宁出色地利用了同政府达成的协议，在各大城市武装了自己的拥护者。

在“科尔尼洛夫叛乱”被镇压后，布尔什维克纷纷被释放出狱。加米涅夫、托洛茨基等首领回来了。但是，列宁没有在彼得格勒露面。他躲在芬兰，那是秋雨下起后，关怀备至的科巴把他从窝棚里送过去的。

托洛茨基后来写道：“由于临时脱离工作的中央委员恢复了工作，他（科巴）从代表大会期间占据的显要地位上被拖了下来。他的工作在一个封闭的范畴内展开，既不为群众所了解，也未被敌人发现。”

他还是不了解科巴。的确，科巴又回到阴影中，但他心甘情愿，因为确实是令人不安的时刻来到了。

9月12日和14日，从芬兰送来列宁的两封极为凶险的信。列宁宣布：起义的时刻已到！

对临时政府来说，9月份成了一个致命的月份。德国人占领了波罗的海上的一些岛，喀琅施塔得和彼得格勒随时会遭到袭击。政府准备把首都撤到后方。城里有人明火执杖地抢劫。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尔和安德烈·弗拉基米罗维奇大公的府邸被盗，黄金、白银、钻石、成套的古币和瓷器丢失，皇室心爱的亚历山大宫被抢。赃物公开出卖。报上登满了广告：“高价收购艺术品。”俄国从未像现在这样濒临灭亡。”（摘自《交易所消息报》）

这时，布尔什维克开始在全国各地夺取苏维埃的政权。彼得格勒在公开议论布尔什维克很快会起义，“面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幽灵，我国社会张皇失措，恐慌万状……我们的信念在死亡，彼得堡在死亡。针对彼得堡搞的阴谋近于实现，”画家别努阿9月10日在给高尔基的信中这样写道。

恰恰是在这时，根据列宁的请求，有人把列宁的第一封信——“布尔什维克应当夺取政权”——交给了科巴。科巴向中央委员会念了这封信……“立即在莫斯科和波得堡夺取政权……这样我们就必胜无疑，”列宁这样写道。

在讨论信件时，科巴提议把信分送给最重要的几个党组织，让他们讨论。他本人避免讨论。但是，多数中央委员支持起义，科巴就同大家一起投了赞成票。危险的时刻……

10月初，列宁回到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夺取了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权力，托洛茨基成了市苏维埃主席。10月9日，发生了列宁盼望已久的事件：瓦解了的卫戍区部队同政府的冲突爆发了。政府想把不可靠的部队调到前线。苏维埃立即出面维护部队。

托洛茨基在苏维埃建立了一个委员会，负责防卫德国人对彼得格勒的进攻和反动派——“军人和平民中的科尔尼洛夫分子”的袭击。

他把这个革命军事委员会变成了合法的布尔什维克起义总指挥部。

10月10日，举行了一次有名的会议，布尔什维克的全体首领都到会。列宁和不久前与他同住一个窝棚的季诺维也夫为了化装，刮掉了胡子，在会上首次亮相。列宁做了关于时局的报告：“武装起义不可避免，完全成熟。”认为他们不会孤立。在讨论德国水兵骚动的消息时，列宁把这一事件看作“世界社会革命”在整个欧洲发展的明证。他感觉到，战友们没有把握。列宁善于以自己的信念感染战友，他的主要特点是，任何时候都对自己当时讲的话坚信不疑。尽管他片刻之后又会同样坚信不疑地鼓吹相反的论点。科巴接过了真正的领袖的这一特点。“学，学，一点一点地学。”

科巴和大多数委员都赞成起义，但都没有发言。

成立了政治局以便从政治上领导起义，列宁把科巴列入了政治局。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起义。加米涅大预言起义会失败。季诺维也夫同样惊慌失措。他俩都忘不了7月的可怕日子。加米涅夫在中央遭到了失败后，又采取了另一个举措。10月18日，他在高尔基办的《新生活报》上发表声明，阐述他同季诺维也夫的立场：起义注定要失败，对党、对革命的命运会产生致命的后果。

列宁大发雷霆。他写信给中央，要求把这两个泄露起义秘密的“反革命工贼”开除出党。

虽说这已根本不是什么秘密。

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这个中学生一笔一划认真地给熟人写信，信中说：“全城都在传，布尔什维克要在10月20日起义。”

季诺维也夫醒悟过来了，给《工人之路报》（7月份被禁的《真理报》当时叫这个名字）编辑部写了一封提心吊胆的信，力图证明他“同列宁没有，也不可能有重大分歧”，他“不过是被误解了”……

出了怪事：该报编辑科巴不怕列宁发火，不但发表了这封信，还加了按语，表示支持季诺维也夫，甚至斗胆批评列宁不肯和解。

*他何以如此大胆？

为了讨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大的举动，中央开了会。托洛茨基要求把他俩开除出中央。科巴的建议完全不是这样：“责成这两位同志服从，但留在中央。”结果，托洛茨基的建议被采纳了。

于是，科巴宣布退出《工人之路报》。

这是他第二次请求辞职。同上次一样，他知道：结局将平安无事。果不其然，中央不接受他的辞职要求。以后，这类“辞职请求”还要提好多次。

他为什么支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

第一，拼凑集团，把这两名最有影响的党员团结在自己周围。

第二，万一起义失败，他有自己的立场：他维护了反对起义的人。

还有第三个原因，这我们要以后才能理解。

不过，暂时他让托洛茨基等人去筹划危险的起义。科巴本人则拟订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议程！

10月24日，根据托洛茨基的倡议，布尔什维克开始起义。又是一种嘲讽：在斯莫尔尼宫，在俄国贵族千金学礼仪的女子学院，设置了起义总指挥部……宫门两旁是机枪和大炮……宫内闹得天翻地覆，房间里开会，大厅里没完没了地举行群众集会。

目击者写道：“到处是士兵、工人和水兵。”

在这个起义的震中区，没有科巴的人影。

科巴——布尔什维克报纸的总编辑此时此刻坐在编辑部，在自己的岗位上。10月24日，《工人之路报》刊登了科巴写的《告市民——工人和士兵书》：“……如果你们大家齐心协力、坚定不移地行动，谁也不敢反抗人民的意志。旧政府必将让位给新政府，而且，你们的行动越强劲有力，越组织有序，政府的交替就越是和平……”“和平”——他继续奉行同一条路线。

政府想抢先动手。一清早，政府的部队就冲进印刷所，没收了已印好的报纸，封了印刷所的门。科巴派工人去搬救兵。当事人回忆道：“沃伦团立即拨了一个连。政府封了印刷所，而我们的连队前来保卫印刷所，这个事实本身就使全区勇气倍增。”科巴知道，失败的战斗往往是从成功的第一枪开始的。

上午，科巴就已经使编辑部恢复了正常。接下来干什么？在这完成革命的历史性日子里，莫非他要在编辑部坐一天？

*“一个错过了革命的人”？

托洛茨基大笔一挥，历史学家就将这样称呼科巴。

的确，这时候布尔什维克的首领除了列宁外，全都在斯莫尔尼宫，参加匆忙召集的中央紧急会议。会议从早晨就开始了，采纳了加米涅夫的建议：“没有中央的特别决定，今天任何一位中央委员都不得离开斯莫尔尼宫。”

内讧已抛到脑后，昔日的逃跑分子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起义的领导人中。夺取首都政权的最后几项任务已经下达。全部由托洛茨基指挥。党员干部分赴战斗岗位：“中央委员布勃诺夫上火车站，中央委员捷尔任斯基去占领邮电局，波德沃伊斯基去监视临时政府……”

党的全体领导人都投入了起义。

只有两个例外：列宁和科巴。

党把领袖隐蔽在秘密住所，以防起义失败。那么，科巴在哪儿？

托洛茨基说：“当演员们在这场戏里分配角色时，谁也没有提到斯大林的名字，也没有委派他担负任何使命。他成了场外队员。”

忘掉了？忘掉了一个昨天还主持党代会的人？忘掉了党的一个首领？

那么列宁呢？在这起义的决定性时刻，他会不利用这个有经验的组织者，这个无往而不胜的恐怖分子？列宁会让他坐在编辑部里错过十月革命？问得太天真了。这就是说，他自己避开了，借口在编辑部有工作溜掉了？如果是这样，列宁难道会不注意到他的这种谨慎？或者说得确切点，这种胆怯？既然这样，他为什么在革命后的第二天就任命这个胆小鬼为首届政府成员？为什么革命后的日子科巴一直呆在列宁的办公室？

那就是说，不是由于胆怯？！那又是什么原因？

*科巴最神秘的一局棋

当然啰，科巴是上场参赛了。只不过那几天他另有一场比赛，而托洛茨基应当是知道的。

安娜·阿利卢耶娃回忆道：“十月革命前夕，列宁来了。那天白天有人摁门铃。我问：“您找谁？”门口站着一个陌生男子。‘斯大林在家吗？’我一听声音就知道，这是列宁。妈妈请他吃点东西，他谢绝了。他同斯大林交谈了几句就一起出门了。”

这部回忆录是在个人迷信时期写的，我们对它不很信任。可是，托洛茨基也是这样写的！

“同列宁保持联系，主要是通过斯大林。”

对了，问题全在这里！在那些日子，他的主要任务根本不是主持编辑部工作，而是为起义者同躲在秘密住所里的列宁接头。

托洛茨基当然还作了说明：“同列宁保持联系，主要是通过斯大林。因为他是最不引起警察注意的人。”

不过，我们也作个说明：因为斯大林在严峻的7月事件中，已经救过列宁的命。列宁是十分小心的人。看来，他的提心吊胆，害怕肉体上的折磨早在少年时代就种下了根：哥哥被绞死使他受了震惊。在谢·阿利卢耶夫的《回忆录》手稿中，有一段很逗的描写：列宁在动身到叶梅利扬诺夫窝棚去的前夕，从地图上研究了到火车站去的路。虽说阿利卢耶夫向他保证，这条路他非常熟悉，毫无危险，列宁还是在夜里细细地根据地图核对了一遍。

列宁明白，万一起义失败，镇压将是无情的，于是就把自身的安全托付给在7月事件中经过检验的、身手不凡的科巴。为了列宁的安全，科巴在十月革命前的几天应当尽可能少引起警方注意。所以，为了列宁，科巴就不到斯莫尔尼宫去。看来，这就是党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对科巴的委托。当然，科巴想尽办法获得这项委托，这样他就能站在新科巴最爱站的立场上：万一胜利，分享革命成果；万一失败，可保安然无恙。

所以，他不出场是为了列宁。正因为这样，十月革命后，他才如此轻而易举地重返赛场。

起义的领导人之一波德沃伊斯基写道：“起义的总指挥部设在斯莫尔尼宫。万一斯莫尔尼宫被攻占，还有几个备用指挥部：一个在彼得保罗要塞，其 ‘前线指挥部’在帕夫洛夫团，另一个在波罗的舰队岸上步兵兵营，第三个在 ‘阿芙乐尔’号上。”

看来，列宁的安全工作也是按这种方案安排的，科巴设了几个后备住所，万一起义失败，还安排了列宁撤离彼得格勒的路线，主要是已经走过的路线，去芬兰。科巴作为一个“最不会引起警方注意的”人物，应当去完成这项工作。这就是他那重要但并不惊人的使命。

后来，他本人和党的领袖们认为，对这一使命还是不提为好。可是，官方编的斯大林史将把斯大林送进热火朝天的斯莫尔尼宫，他将在那儿同列宁一起领导起义，周围是一群默默无闻的人，因为他将把几乎所有的十月革命当事人送上死路。

*十月革命那天

科巴整天都继续标榜“和平意图”。他作为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正式筹备人，于中午时分和托洛茨基一起出席大会的预备会。大会将于第二天开幕。有个社会革命党人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目的是什么？是起义，还是维持秩序？”科巴胸有成竹地答：“秩序。”科巴在大会上露了一下面，发表了几通和平声明，其实，当然是继续同列宁接头。在党务档案馆里保存着列宁秘密住所的女主人福德诺娃的回忆录：

“24日到了……工学院开了群众大会，斯大林在会上发表了演说，他还要转递列宁的便函。”

看来，列宁不断从科巴那儿得到情报，知道政变搞得很顺利。显然又重复了二月革命的历史——起义没有遇到任何抵抗。显然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天夜里，列宁违反了规定——“在秘密住所隐蔽，直到彻底胜利”。当时保卫他的芬兰人莱希亚后来写道：“列宁请求把斯大林找来……但知道这要花很多时间，就化了装，没有科巴陪同，自己到斯莫尔尼宫去了。”

列宁到了斯莫尔尼宫，但没有卸装，虽说当时不断接到革命已胜利的捷报。托洛茨基回忆道：“我跟列宁坐在一起，他戴着一副很大的眼镜，下巴上系了条手帕，像是牙疼病人，样子相当怪。孟什维克丹恩从他俩身旁走过，盯着这个怪人看了一阵，列宁用肘碰碰我说：‘认出来了，卑鄙的东西！’”

*政府成员

夜里，列宁召开了中央委员会会议，议程是组成政府。

女布尔什维克拉维奇回忆道：“小房间里灯光很暗，桌旁的地上扔着几件大衣。不断有人敲门，报告起义的进展情况。”在场的有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

对，科巴紧跟着列宁赶到了斯莫尔尼宫，看来，他们不断保持着联系。会上讨论了新政权问题——布尔什维克政府的人员组成。托洛茨基老是提起法国革命，根据他的提议，新的部长叫人民委员。列宁很中意。于是讨论入选。列宁自然而然就提议让政变的组织者托洛茨基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但是，托洛茨基连听都不想听。他列举了种种理由，其中之一是他是犹太人。虽说列宁对这个理由表示愤慨，但是……还是自己担任了这个职务。他提议托洛茨基管“外交事务”。列宁当然没有忘记忠诚的科巴，让这个格鲁吉亚人当了民族事务人民委员。

这样，他当了部长。

后半夜，政府首脑是在那个小房间打发的，躺在铺报纸的地上。那位新任人民委员没睡觉，就临时政府被推翻一事，起草告人民书。但是，推翻了的政府依然在冬宫。

14时35分，彼得格勒苏维埃紧急会议在斯莫尔尼宫的礼堂开幕。一位目击者回忆道：“水晶吊灯照亮了两排粗大的白色大理石柱，台上放了主席台的桌子，后面是一个金色的空画框，皇帝的肖像已被撕掉……托洛茨基像参加舞会一样，穿了件黑西服，上面披了件军大衣。他以苏维埃的名义，宣布临时政府已不复存在。托洛茨基的不朽演说令人刻骨铭心。他的话犹如熔化了的金属，人们屏息静听他的讲话，决心跟着他赴汤蹈火！”

随后列宁讲话，宣布工农革命胜利。

莫洛托夫回忆道：“我坐在主席团的后排。列宁向全场讲话，一只脚微微踮起。他讲话时习惯这样站。可以看见他的鞋底。我发现，鞋底磨得快穿了。”

后来，科巴对有关这次大会的记载作了修改。他的历史学家将只留下列宁的演说。

但是，科巴依然躲在阴影中，在斯莫尔尼宫也是这样。临时政府还在冬宫。到此刻为止，布尔什维克仅仅是犯上作乱。列宁发火了：“应当彻底打垮临时政府。无论如何要打垮。”

这时，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已开幕。选了个人数众多的主席团，可是科巴不在其内。显然，列宁还是害怕，所以不卸装。科巴照旧躲在斯莫尔尼宫的某个房间里，以便随时帮助革命领袖逃走。

形势的确并不如此乐观。克伦斯基逃出了被包围的冬宫，到前线搬救兵去了。

冬宫还在抵抗。

临时政府依然在冬宫开会。波德沃伊斯基写道：“冬宫我们本应在25日清晨攻下，后又推迟到中午，接着又推到下午6时，后来就不定具体时间了。列宁在小房间里急得团团转。他不去参加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式……他又叫又骂，说要把我们拖出去枪毙。”

*新世界

到晚上6时，冬宫的一切入口都已被起义部队封死。保卫者开始撤离冬宫。到半夜，只剩下女兵营和一小批士官生。可以发动进攻了。彼得保罗要塞和“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上放了几声空炮。全城都听到了。

随后，有一门炮从陆军总部的拱门旁发了实弹，冬宫的房檐被打穿。

在这历史性的夜晚，诗人齐娜伊达·吉皮乌斯写道：“二月革命结束了。它以阳光明媚的春天开始，以这个可怕的阴暗的秋日结束。室内空空，发出汗味的脏枕头、停电……这儿能听到重炮轰击声……厮杀在继续……从我们家的阳台上可以看到，天上火光闪烁，犹如闪电。”

枪炮响过后，开始向冬宫冲锋。女兵营上士玛丽亚·博恰尔尼科娃回忆道：“那天夜里，布尔什维克战胜了妇女。”

10月26日1时50分，冬宫被攻克。事情就开始了！

末代沙皇房间里珍贵的精装外文原版书被扔得一塌胡涂。人们拿走贵重的东西，在院子里乱翻，进了冬宫的酒窖，扑向存放的食品，把酒和火腿拖到广场上和兵营里。这时，被捕的部长们已被押解出宫，穿过街垒，走过广场，送往彼得保罗要塞。

博恰尔尼科娃回忆道：“女兵也被抓了起来，多亏了掷弹兵团，我们才没有被强奸。把我们的武器收缴了……只有一个女兵被打死。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在解除武装回家后被弄死。喝得醉醺醺的大兵把我们抓去，强奸后从高楼上扔到街上。”

博恰尔尼科娃当时没被弄死。她是在国内战争中被枪毙的。

这时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面色惨白、手足无措的孟什维克阿布拉莫维奇徒劳无益地喊叫，想盖过闹哄哄的会场。他声嘶力竭地说，“阿芙乐尔” 号炮轰了冬宫，呼吁立即撤除包围。他的声音被欢迎“阿芙乐尔”号水兵的暴风雨般的掌声淹没了。那个水兵宣布，冬宫已攻克……托洛茨基回忆道：“直到那时，列宁才卸了装，恢复了本来面目……”

会议一直开到清晨5时……随后，疲倦的胜利者小憩片刻……托洛茨基写道：“有人在地上铺了条毯子，放上枕头，我跟列宁并排躺下，休息一会。天亮后，列宁说：‘从地下状态到执政，这个过渡太猛了点……让人头晕眼花。’不知为什么，后面这句话他是用德语说的。”

这一动人场面，想必忠诚的科巴是看到的。他非常了解两位领袖友谊的代价，因为领袖是不可能有两个的。

天快亮的时候，十月革命参加者在斯莫尔尼宫无数个房间里熟睡，感到非常幸福，幸福得无法形容。在其中的一个小房间里，躺着一个矮小的麻脸的格鲁吉亚人，嘴角叼着已经熄灭了的烟斗。

此人将把那些幸福的人斩尽杀绝。

雾茫茫的阴冷的早晨来临，飘着湿雪。好奇者一堆堆地聚在冬宫旁，看着打碎了的街灯和扔得乱七八糟的劈柴。

那天早上，新世界诞生了，科巴的世界。

第四章 伟大的乌托邦

“这个社会就像剖腹产的不足月婴儿，浑身是血，但生下来了！”——罗曼·罗兰

*贵族女子学院里的幻想者

“革命胜利后，斯大林搬进了斯莫尔尼宫，”费奥多尔·阿利卢耶夫回忆道。

莫洛托夫回忆道：“头3天，我们没出过斯莫尔尼宫，我、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三人并排坐着，对面是斯大林和加米涅夫。我们对新生活的想像是不连贯的。比如说，列宁认为，我们首先应消灭……货币的压迫，资本的压迫，要在20世纪之内铲除货币。”

在前贵族女子学院这个烟气弥漫的房间里，诞生了种种幻想。梦想实现了：书房里的乌托邦成了现实。不，他们不仅夺取了政权，还决心根据幻想建成新世界。没有阶级的社会、取消货币、国家消亡……而且要迅速建成。列宁认为，革命后，他们应当开足马力奔向社会主义。列宁美滋滋地写道：“社会主义已经透过现代资本主义的所有窗户眼，望着我们。”当时觉得很简单：一切都垄断起来以利于胜利了的人民。建立统一的国家银行，统管全国金融……所有的人都轮流参加管理工作。全体居民无一例外地一律参与执政，厨娘要学会管理国家。人们会逐渐过渡到谁也不指挥谁的状态。这样，那个世世代代奴役人的万恶的国家就会消亡。

他们就这样想入非非，要建立一个最最古怪的国家。

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夜宣布的公平分配土地，仅仅是个骗局。他们的理想是建立未来的集体农庄，那儿将没有“我的”，只有“大家的”。“我的”应当灭亡。“我的”只会引起压迫。

彼得·帕夫连科说过：“斯大林很喜欢讲圣方济各教人放弃恒产的故事。有个修士问他： ‘我能否拥有我的一本圣经呢？’他答：‘今天你有了“我的圣经”，明天就会发号施令：“把我的圣经拿过来。”’”

决定用全国分配产品来取代“万恶的商业”——资本主义的温床，以便终止货币的权力。不存在货币体系，是他们的新世界的基本特征。他们打算把黄金拿去铺马路，修厕所。他们鄙夷地给钞票起了个名：“货币符号”，想大量印钞票，使这万恶的东西变得无价值！

他们像信徒期待着基督很快会再次降世一样，期待着世界革命。世界革命将最终建立新世界。科学预见已经带来了俄国革命，而且保证会发生世界革命。俄国的伟大榜样应当吸引人。穿军服的工农在战争中太累了。他们干吗要为主子的利益死在屠场！当然，他们受到俄国榜样的鼓舞，会调转刺刀对准压迫自己的人。世界革命必胜！这就是那些日子在斯莫尔尼宫议论的话题。

人民委员科巴发指令。昔日的流放犯同列宁一起签署《俄罗斯各族人民权利宣言》：保障俄国各民族的自决权。

罗曼诺夫帝国已经四分五裂，土崩瓦解：波兰和芬兰脱离，波罗的海沿岸出现了新的独立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乌克兰脱离，外高加索组成了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这三个独立国家。

整个罗曼诺夫大帝国只剩下一个俄罗斯，是在17世纪的边界内。不过，对真正的革命者来说，越坏越好。

只有在一个党独自统治的情况下，列宁才能实现伟大的乌托邦。许诺召开制宪大会，提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这不过是策略。以后要建立的是由他的党一党统治的国家。这也是史无前例的，因为雅各宾党人在法国大革命中的尝试，以罗伯斯庇尔及其战友上断头台而告终。

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决心建立这种国家。

可是，列宁只有一个人数不多的党，党员都没有任何治理大国的经验。所以，他们要学习，用千百万人的生命来学习。而无产阶级国家疆界的暂时缩小，边陲地区的脱离，现在甚至是好事。这是暂时的，对此不论列宁、他的战友，还是他的忠实学生科巴，都深信不疑，因为伟大的理想——世界革命在前方召唤。布尔什维克在瓦解罗曼诺夫帝国时相信，这会推动其他帝国的人民搞世界革命。

他们随时斯待着听到工人革命队伍威严的脚步声！只须在这个由无产阶级夺取的、被敌人包围的堡垒中坚持下去。

根据马克思的学说，目前先应当打碎被他们称作“暴力世界”的旧世界。

他们在《国际歌》中公然而富于牺牲精神地宣布：“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劫不义之财！”

布尔什维克向群众提出这一所有革命的伟大口号。

革命式的大规模重新分配开始了，这将使他们得到多数人的支持。根据新政府的法令——“土地归农良，工厂归工人”，全国瓜分战利品。村庄夺走地主的土地，工厂委员会占领工厂，那些没来得及逃走的地主和工厂主，被送往“白茫茫的大地”，从此以后就没有人再见过他们。前线士兵瓜分前线仓库的储存物资，满载而归的士兵从前线逃回家，在路上打死军官。所有的革命都喜欢这个口号：劫不义之财！抢劫把人民团结在新统治者的周围。这一切都发生在辽阔的俄罗斯。

而在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正在为生存而斗争。头两个星期，他们的遭遇很惨。一个白俄老头儿在保加利亚对我说过：“当初我们知道，军队马上就要来干预，布尔什维克要完蛋。”知识分子坐在家里，电停了，等救星。谁也不相信布尔什维克能呆得长。

果然，十月革命刚过，克伦斯基就带兵进攻首都。托洛茨基和列宁筹划保卫彼得格勒。科巴那些天同列宁形影不离。

齐娜伊达·吉皮乌斯写道：“哥萨克和克伦斯基已经到了皇村，守军向他们投降……可是，他的士兵接受了敌对宣传……被群众包围，瓦解了。”

布尔什维克把被他们推翻的总理的进攻称作“叛乱”。这场“叛乱”被平定了。

*一段插笔

莫斯科人涅利多夫来信说：“祖父曾对我讲过，他们是如何把克伦斯基的哥萨克兵赶出皇村的。当时普列汉诺夫住在皇村……被搜查了好几次，而且不是因为不了解情况。显然，列宁因为普列汉诺夫说过的一句名言而无法饶恕他。这句话是： ‘可以在俄国烤出社会主义大饼的面粉，俄国历史还没有磨出来。’在皇村的街上，有几个大兵走到我祖父身边说： ‘大叔，买个军官吧。’ ‘我要军官有什么用？’‘毙了他！’大兵们哈哈大笑。”

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看到了自己思想的胜利。

普列汉诺夫离开了俄国，第二年就死了。

*列宁的影子

在列宁签发的第一批法令中，有一个是同德国人讲和的法令。

沙俄军队总司令杜霍宁将军在大本营愤怒地拒绝媾和谈判。于是，列宁亲自上电台去。在那些日子里如影随形、寸步不离的科巴同他一起去。科巴自己记下了这件事：列宁广播了撤销杜霍宁职务的命令，号召士兵们“把将军围住，停止军事行动”。列宁任命布尔什维克克雷连科准尉为总司令。

但科巴没有写的是，新任总司令克雷连科带了卫队到大本营，在那儿发表了一通挑唆性言论，随后，士兵们围住了杜霍宁，残忍地弄死了他。

遵循一党制国家的思想，列宁只任命本党成员为人民委员。

可是，人民委员们在自己的部里只看到了清洁工和通讯员。

彼得格勒的职员开始罢工。吉皮乌斯在日记中写道：“职员不供职，各部不上班，银行不开门，电话没声音。”

布尔什维克明任斯基躺在斯莫尔尼宫一个房间的沙发上打发日子。他的兄弟是个有名的银行家，不知是否由于这一原因，列宁才任命他为财政人民委员的？这个游手好闲的社会革命党人，穿着阔气的皮袄，在一队赤卫队战士陪同下，徒劳地来到国家银行。银行职员罢工，拒不付给他列宁所要的1000万卢布。财政人民委员只好像贼一样，撬开了保险柜，拿走了500万卢布。

人民委员科巴也只存在于纸上——在列宁的法令中。但是，几天后，他那儿出现了第一名工作人员。不过，此人很能干。他叫佩斯科夫斯基，是十月革命参加者，到斯莫尔尼宫来参与瓜分政权。

他决定上托洛茨基那儿，自我推荐到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但托洛茨基对他说：“把一个老党员用到这种无足轻重的工作上，可惜了。”于是，他又走进了列宁办公室对面的房间。明任斯基无精打采地靠在沙发上。听说佩斯科夫斯基曾在伦敦大学读过书，明任斯基就立即提议他当国家银行主管。但是，佩斯科夫斯基得知银行职员在罢工，就决定继续寻职，又走进了对面的房间。“这是列宁的房间，而斯大林由于没有自己的办公室，也呆在那里，”佩斯科夫斯基回忆道。

看来，佩斯科夫斯基已经察觉到：这才是政权，因为他立即就决定为斯大林服务。

“斯大林同志，您有人民委员部办公处了吗？”

“没有。”

“那好，我给您找地方。”

他就在斯莫尔尼宫里四处找，寻摸一个可以当办公处的地方。这项任务可不简单，因为到处都挤满了人。最后，他在一个房间里碰到了一个朋友，那人是某委员会成员，他把朋友及其办公桌和房间的一角全搞过来了，得意洋洋地在桌上放了一块牌子——“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就去向斯大林报告了。“不慌不忙的斯大林”不声不响地巡视了他的“人民委员部”，满意地回到了列宁的办公室。

是啊，在斯莫尔尼宫里，他一直在列宁办公室里坐着。显然，列宁认为还是把科巴留在身边好。谁知道克伦斯基会干什么？将军们和军队会干什么？随时有可能需要逃跑，列宁愿意让科巴留在自己身边。

列宁的亲密战友头几个星期都惶惶不可终日。加米涅夫领导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心惊胆战，季诺维也夫魂不守舍。他们看得很明白，别人也像他俩一样，觉得政权难以维持，如果不同得到多数居民支持的各党分享政权的话，会爆发内战。列宁任命的人民委员都吓得魂魄出窍，要求建立“由各社会主义政党组成的多党政府”。铁路工会领导人（维克热利）威胁说，否则就中断铁路交通。城里没有燃料，在饥饿和寒冬前夕，中央开会讨论形势。列宁和托洛茨基因忙于组织城防以抗御克伦斯基，没有到会。中央委员会同意建立多党政府。

列宁大发雷霆，他夺取政权可不是为了同社会革命党人和万恶的孟什维克分享的。列宁和托洛茨基毫不动摇地坚持一党制政府。加米涅夫示威性地辞去中央执委会主席的职务，有几个布尔什维克退出了政府……

*能进办公室的只有两人

科巴怎么样呢？当列宁的亲信动摇时，科巴站在列宁一边。可是，反正也一样，谁会对科巴的意见感兴趣呢？

当年我父亲到彼得格勒时，在车站上看到领袖们的巨幅画像——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没看到过科巴的像。当时不挂他的像，人民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当时他是二流角色。这是许多历史学家的坚定看法。

因此，当我在前十月革命档案馆中发现了一份文件时，我是多么惊讶。这是《列宁办公室警卫守则》，是由列宁在新政权头几个月——1918年1月22日拟定的。

根据这份守则，只有两个人用不着报告随时可进列宁的办公室：托洛茨基和斯大林。

托洛茨基是公认的十月革命第二领袖。

对此列宁不得不承认。那为什么还有科巴？

因为，科巴是他的影子，是他在党内最信任的人。

列宁是政权，科巴是政权的受托人。对，其余的人享有很多荣誉。但荣誉多并不意味着权力大。

科巴很快就证明了这一点。

*“惩罚之剑”

在那些日子，列宁和托洛茨基最终定下了政策。政策是由托洛茨基成文的：“这帮市侩……一听说我们的政权强大，就站到我们这边……由于我们在彼得格勒城郊击溃了克拉斯诺夫的哥萨克兵，第二天就冒出了一大批同情者。小资产阶级分子在寻找他们应服从的势力。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什么都不懂！”

政权应当无情，坚定，这就是他们的道路。工人纠察队封闭了所有的反对派报纸，捣毁了他们的印刷所。

早在1917年12月，就建立了契卡——肃反委员会。

契卡是“革命的惩罚之剑”。新领袖们喜欢这种法国大革命风格的用语。

吉皮乌斯在日记中写道：“报纸只留下两种——《真理报》和高尔基办的《新生活报》。人们纷纷议论在彼得保罗要塞牢房里的毒刑……”

由职业革命家、波兰人捷尔任斯基领导的契卡，使牢房里关满了贵族、军官和罢工的官员。在女牢房里，昨天的达官贵人妻女同娼妓和女贼关在一起。

官员们被契卡牢房的可怕谣传吓坏了，都回到新生的人民委员部工作。叛逆的加米涅夫和桀骛不驯的人民委员们很快就服从了领袖的意志。加米涅夫不知是第几次重复这样一句话：“我越来越坚信，伊里奇是永远不会错的。”但是，列宁认为，还是把听话的斯维尔德洛夫安插到加米涅夫的位置上当中央执委会主席好，这样，强大的苏维埃机关就彻底变成了政府的装饰品。苏维埃已经被结果了性命。将由党来统治，还有领袖。科巴不知是第几次看到：在这个国家暴力很起作用。“学，学，一点一点地学。”

*轮到制宪大会了

列宁的政府也被称作临时政府，它“保证立即举行制宪大会选举”。列宁在那个胜利的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保证服从选举结果——“人民群众的意志”。

科巴上了很好的一课——列宁策略课。

列宁深知选举的结果会是不利的，可他并不打算放弃政权。所以，第一届自由选举的俄国议会将被驱散。但是，列宁想找一位革命盟友来干这件很不革命的勾当。于是，他提议让左翼社会革命党人进政府。

后者同意了，提了一系列条件：恢复新闻自由、禁止契卡。报社启封，但契卡却未被禁止，而是让最左倾的社会革命党人进入契卡，不过全当第二把手。他们在政府中也得到了职位，同样是二把手。

随后，举行了制宪大会的选举。不出列宁所料，布尔什维克和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失败了。但是，列宁镇定自若，因为布尔什维克在两个首都的卫戍部队中赢得了这场选举。当兵的喜欢这一政权，在它统治下可以不打仗，可以杀军官，可以抄阔佬的家，还可以喝得醉醺醺地开大会！不过，由军人大会，即由士兵和水兵说了算只是暂时的。

总之，列宁已具备驱散制宪大会的一切条件。可以行动了。

科巴躲在幕后，不过在驱散制宪大会的行动中，可以看到这位群众运动大师的手笔。拉脱维亚步兵、士兵和水兵包围了塔夫里宫。所有的街道都站满了忠于布尔什维克的军人。向支持议会的游行队伍开了枪，如同沙皇统治时代一样。游行被驱散后，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会场里有很多士兵和水兵，装作是来旁听的。这唯一的一次会议，自始至终场内喊叫声、口哨声不断。列宁终于满意地离开了会议厅。有一个逗人的细节：列宁在穿大衣时，发现口袋里装的勃朗宁手枪没了，开会时被人偷走了。这就是应邀列席的听众。清晨5时，前沙俄水兵、现共和国海军领导人、大胡子的彪形大汉帕维尔·德

宾科把讲演者嘲弄够了之后，下令由水兵组成的哨兵宣布会议结束。哨兵队长，水兵热列兹尼亚科夫碰了碰会议主席的肩膀，说了一句载入史册的名言：“哨兵累了，该散了。”

驱散制宪会议的行动相当平静。科巴再一次相信，最初的镇压已经使知识分子丧失了勇气。

“资本家和地主的仆从”、“美元的奴隶”、“躲在角落里的凶手”—— 《真理报》用这些话把俄国第一届自由选举产生的议会送进了坟墓。

20年后，同样是在《真理报》上，同样用这些话，科巴又把德宾科和当年如此快活地驱散了可怜的俄国议会的老布尔什维克们，送进了坟墓。

*轮到左翼社会革命党人了

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已彻底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在例行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他们支持驱散议会的行动。

现在，列宁的政府已摆脱了“临时”这个定语。

这就轮到左翼社会革命党人了。根据列宁的设想，冲突应当在对德媾和时发生。

列宁迫切需要和平，因为他需要有个喘息机会，以便结束那不断开群众大会的街头权力，解除散兵游勇的武装，建立自己的军队。当然，德国人也要求和平，总得根据期票还钱给债主呀！

*一场闹剧

12月份，德国人就同布尔什维克签订了和约。以党的第二领袖托洛茨基为首的最有权威的代表团前往边境城市布列斯特。科巴没有参加这个代表团，他已经选定了自己的角色——托洛茨基的敌人。这样他就可以在这一可疑的“德国事件”中超脱一点。

布尔什维克代表团成员卡尔·拉杰克，表现出了奇怪的理想主义。车到布列斯特时，他通过窗口拼命地朝德国兵撒传单，呼吁停止同俄国工人兄弟的战争。托洛茨基继续演拉杰克的意识形态闹剧，把谈判变成没完没了的大课，揭露帝国主义。德国将军听完了课，提出了媾和的苛刻条件：波罗的海沿岸、乌克兰、高加索等地脱离俄国。

托洛茨基中断了谈判，回首都去“商量”。

这就开始没完没了的党内辩论。列宁解释了争取喘息时间的必要性：“如果我们不缔结和约，那么缔结和约的将是另一个政府。”但是，以党内最有才华的理论家、年轻的尼古拉·布哈林为首的“左翼反对派”要求推翻德国的条件。布哈林说：“列宁的错误在于，他从俄国、而不是从国际的观点来看这件事。从国际的观点来看，那就不是可耻的求和，而应当打革命战争，打一场忘我的战争。世界上第一个工农国家的搏斗，应当唤醒欧洲无产阶级立即起来捍卫这个国家。”唤起他们搞期待已久的世界革命！

列宁解释说，世界革命会来的，一定会来的，但毕竟是未来的事，而俄国革命已经发生了，应当考虑俄国革命。况且，没有人打仗。军人已跑光了，“俄国的战壕几乎是空的。”

列宁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实现和平。科巴支持列宁。但同时又指出：“西方目前并没有革命运动。只有潜在的革命力量，而潜力我们是不能作数的。”

列宁当然反对这种丧失信心的言论。科巴当然顺从地保持沉默。

但是，科巴在听这些有关世界革命的激烈争论同时，已经明白了一个新情况：这一切不过是赌咒发誓。在几个月内，马克思的教条很快就变成了旧的，而列宁已经在遵奉新约了，其宗旨只有一个：在本国保持已经夺得的政权。科巴已上了新约第一课：如果维持政权需要，即使同魔鬼也可以结成同盟。

列宁获得了中央的支持。但决定选择拖延谈判的策略，期待着世界革命。只有在对方下了最后通牒时才缔结这个屈辱的和约。又是托洛茨基前往布列斯特。又是德国将军听他的悲壮说教。最后，德国人提出了最后通牒。但是，托洛茨基不是缔结和约，而是宣布了一个荒唐的东西：“不战不和。”随后就回去了。

德国人当然开始进攻。这正中彼得格勒的下怀！“德国人就要来了，会整顿秩序，”——那些天在街上经常可以听到这种议论。

可是，布尔什维克清楚得很：德国人不会来！

列宁求和。进攻的德国人提出新的苛刻条件。列宁又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劝说大家同意不惜任何代价媾和。科巴站在列宁一边。经过无休止的辩论，列宁胜利了：将缔结可耻的和约。

后来，斯大林的历史学家将无数次地咒骂托洛茨基，因他这个无法解释的行动而记恨他。可是，列宁很快就饶恕了他的愚蠢行为。为什么？

还是让托洛茨基来说吧：“我认为，在签订和约前，无论如何要让欧洲的工人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事例，证明我们同德国统治者之间的敌对。”

原来，这就是他怂恿德国人开始军事行动的原因。一切都是为了让欧洲的工人们看到：“我们是被刺刀逼着签订和约的。”对，这只不过是一场表演，就如同拉杰克撒发的传单。目的是一样的：在缔结和约之前从布尔什维克身上洗去“德国代理人”的印记。

这场表演德国人很满意。他们获得了进攻的机会，从俄国这张馅饼上又捞了几小块。但同时他们又知道，进攻要有限度。要是过了头，没有及时刹车，布尔什维克就会倒台。俄国人受侮辱的民族感情会增强他们的抵抗能力。而德国人将得到的就不是听话的布尔什维克，而是一个战时政府。列宁当然知道，德国人会住手的。

总之，双方都知道，和约会缔结。只不过布尔什维克的两位首领在不明事理的党的眼前，演了一场布列斯特闹剧，让德国掰点俄国馅饼。德国人的这场全线出击是双方都需要的：布尔什维克可以对欧洲无产阶级解释布列斯特和约的原因；德国人则因给了钱而获得报偿——领土。列宁付帐不仅是为了过去，也是为了德国人现在继续给予的慷慨支援。

缔结布列斯特和约后，米尔巴赫伯爵成了驻莫斯科公使。他在给德国皇帝的密信中，详述了这一援助，但他并不相信布尔什维克能呆得长。

他在信中写道：“我有几个问题：用这么多的钱符合我们的利益吗？如果布尔什维克维持不下去，该支持哪个派别？如能就此获得指示，我将万分感激。”

柏林的答复是：“对我们最有利的是，布尔什维克能掌权。”国务秘书库尔曼则问米尔巴赫：“如需更多的钱，速电告。”

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讨论了布列斯特和约问题。

列宁又同“左派”进行了艰苦的搏斗。布哈林、科隆泰，甚至还有列宁的情人伊涅萨·阿尔曼德，以及其他年轻的知识分子，都反对布列斯特和约。这很时髦，因为布列斯特和约太可疑了。科巴怎么样？他又选择了心爱的骑墙立场——“拖延谈判，不签和约”……但是，列宁刚一批评，他就立即对和约投了赞成票，同领导一起。不过，主要的事已做——他反正已同这个可耻的和约拉开了距离。

经过长久的斗争，列宁终于获得了对布列斯特和约的支持。

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把党改名为共产党。这一改名又是历史的嘲讽，因为会上同共产党的理想主义分了手。

可耻的和约巩固了新政权的地位。

“我真无法想像，德国皇帝霍亨索伦会同布龙施泰因——托洛茨基并排签字，”名记者亚布洛诺夫斯基写道。但这却是事实。

现在，借助于布列斯特和约，要摆脱左翼社会革命党人了。

不过，列宁认为，这一行动还是加点比较巧妙的伪装为好。他决定迁都莫斯科。

迁都可以再次表明，同德国人没有任何勾结，布尔什维克极不相信德帝国主义者，怕他们会突然进攻，所以才把首都迁到俄国内地。事实上，他们决定用平静古朴的莫斯科取代拥有敌对知识分子和社会革命党战斗队员的彼得格勒。

列宁和几名主要领袖住进了克里姆林宫。托洛茨基指出，此举不伦不类：“克里姆林官有中世纪的高墙和镀金圆顶，让它充当革命堡垒？”事实上，这是有象征意味的。迁到历代莫斯科沙皇之都，意味着新沙皇时代来临，革命和乌托邦开始灭亡。

几位主要的领袖住进了克里姆林宫里游戏宫对面的骑兵楼，把原先的住户或是赶走，或是送往契卡。改造了救世主塔楼上的大钟，这钟原先奏的曲子是《上帝保佑沙皇》，现在改为奏《国际歌》。但是，新统治者的汽车进克里姆林宫要穿过救世主塔楼的大门，上面挂着玻璃已被打碎的圣像和熄了火的圣灯。

托洛茨基写道：“我房间里摆着卡累利阿烨木做的家具，壁炉上放了一只带爱神和普叙赫雕像的钟……我们嘲笑地问道，你俩没想到我们会来吧？”

托洛茨基以讽刺的口吻叙述，一个叫斯图皮申的克里姆林宫老侍从，用带鹰徽的汤盘给他们端荞麦粥时，一定要把盘子放正，让鹰眼望着用餐者。托洛茨基笑得没道理。老侍从斯图皮申、爱神和普叙赫立即就感觉到了：总算等来了当家的。列宁爱对战友们说一句责备话：“老哥儿们，记住，咱们已经不是在斯莫尔尼宫了”，这句话就是在那些日子里诞生的。

当然，列宁还设法让另一位房客——忠诚的科巴住到克里姆林宫，与他相邻作伴。科巴也得到了一套有爱神、普叙赫和镜子的房子。但是，科巴知道：广大党员阴沉沉地注视着他们的领袖快步走进达官贵人的生活。

所以科巴走进在克里姆林宫里的住宅后说：“要这些老爷们的奢侈品干吗呀！”一边用皮靴踢了大玻璃镜一脚。

资产阶级的爱神和普叙赫也都进了垃圾堆。

*领袖又给上了一课

列宁在莫斯科一安顿好，就着手对付左翼社会革命党人。

第四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是头一次在莫斯科举行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大会在圆柱大厅召开，议程之一是批准布列斯特条约。列宁毫不怀疑，这里将有一场战斗，它将使全部权力回到他的党手里。大会开幕时先宣读了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信函，信中对抛弃了专制政体枷钡的俄国人民表示同情。大会通过决议，在给威尔逊的复信中保证，很快全世界会摆脱资本主义的枷锁，实现社会主义。嘲弄完威尔逊之后，战斗就打响了。在列宁作了报告后，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的意识形态专家卡姆科夫挎着永不离身的左轮枪宣布：他的党不想对可耻的布列斯特条约分担责任。

他痛斥布尔什维克“这些德帝国主义的奴才”同德国人的关系。列宁没有让步，他称左翼社会革命党人为“肥皂泡”和“资产阶级走狗”。唯命是从的代表大会（到场的有近800名布尔什维克和284名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当然通过了拥护和约的决议。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只好退出政府。

就这样，一场多步骤镇压即将完成，每一步都是用一个敌人消灭另一个敌人。科巴在列宁的大学里无所不记，无所不学。“学，学，一点一点地学。”

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又兴高采烈，这次是把愚蠢的左翼社会革命党人赶出了赛场。

20年后，这些兴高采烈的人中的大多数，都将坐在同一座圆柱大厅里，不过是当被告。科巴将在这里审判老布尔什维克。他们将被判枪决，拉出场外。不过，此时此刻他们是兴高采烈的。

但是，列宁知道，社会革命党人的战斗队员是不会就此罢休的。要抓紧，趁着农村还没有爆发怒潮。他明白，农村很快会成为他的敌人，因为饥饿已经逼近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还有国内战争。

*在火笼子里

当初那些劝列宁不要夺取政权的人的预见确实已经实现。喘息时间很短。俄罗斯大地爆发了战争。

说得确切点，是爆发了好多场战争。

其中之一是外国干涉：在世界大战中彼此厮杀的列强，都想从已经灭亡的罗曼诺夫帝国撕下一块。

1918年春，德国人占领了已经独立的乌克兰。

德国军队还向俄国南部——外高加索突击，控制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一部分。

土耳其人也在外高加索登陆，占领了黑海的一些港口，包括科巴早年开始搞革命的巴统市。

这个被撕碎的大帝国有40万平方英里和6000万臣民落到了德国及同盟国的手里。

当然，当初同德国人交战的协约国也没有袖手旁观。1918年3月，英军和法军在俄国北部摩尔曼斯克登陆。

列宁和科巴以直通电话同摩尔曼斯克苏维埃主席阿列克谢耶夫保持着联系。

下面这段对话见之于《苏联对外政策文献集》第一卷：

阿列克谢耶夫说，苏维埃同英国人缔结了协定，并介绍了英国人承担的义务——保护北方不让德国人入侵，由饥饿的摩尔曼斯克供应粮食。

“同法国人一样，英国人永远不会白白援助我们……我们认为，你们中了圈套”，科巴答道，并建议撕毁协议。可是饥饿的摩尔曼斯克人我行我素。（科巴没有忘记这段对话，国内战争结束后，就把阿列克谢耶夫枪毙了。）

7月1日，4000名英、法、美、意、塞尔维亚土兵在摩尔曼斯克登陆，开始占领整个北方，1918年8月，阿尔汉格尔斯克被占领路易斯·费希尔在《列宁》一书中说得对，美国人是很不情愿地参与干涉的。俄国问题折磨了威尔逊总统近一年，然后他才同意美国参与干涉。1918年7月8日，威尔逊给豪斯上校写信说：“该在俄罗斯做些什么，怎么做才对，这个问题弄得我焦头烂额……”

但是，他只好同意。问题不仅是因为布尔什维克篡夺了政权，同协约国的敌人德国结盟。令人担忧的是世界大火的危险——列宁不断地呼吁搞世界革命，布尔什维克不断威胁要使本已被战争破坏的世界陷入大乱。

盟国走运了，当时在东方，在西伯利亚有50000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外国兵。他们是尼古拉二世尚在位时就被俘的捷克兵和斯洛伐克兵。捷克和斯洛伐克曾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站在德国一边同俄交战。但是，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为了不同斯拉夫兄弟打仗，成千上万地向俄国人投降当俘虏。二月革命后，他们立即就被释放。法国兵员很缺，十月革命爆发时正准备把捷克斯洛伐克军团调到前线去。

现在，俄国的盟国想把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改作他用。

这时，这个军团正乘火车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往西，开往俄国边境。布尔什维克要求该军团解除武装。5月14日，军团发起暴乱。

军团拒不解除武装，在西伯利亚境内向乌拉尔进发，沿途扫荡苏维埃政权。起来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哥萨克和逃到西伯利亚的俄国军官同军团联合起来了。

7月25日，红色乌拉尔的首府叶卡捷琳堡失陷，布尔什维克在放弃该城前夕枪杀了沙皇全家。

捷克人迅速翻过乌拉尔山脉，占领了萨马拉、辛比尔斯克（列宁诞生地）和喀山。

对布尔什维克来说，1918年是可怕的。那年7月份，停泊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港的英国和日本船舰派出登陆队，在俄国远东首府符拉迪沃斯托克登陆。8月3日，日本兵进城。根据日美协议，双方各出7000名军人参加远东战役。可是到8月份，在俄国的日本兵已达7万名。

在外国干涉的背景下，俄国还展开了另一场战争，最可怕、最无情、最残酷的战争——俄国人打俄国人。

*走该隐的路：内战之血

早在十月革命前夕，俄军和俄国就陷入了无政府的混乱状态……

未来的白卫军领袖邓尼金在回忆录中写道：“在各条铁路线和所有的航道上，到处是偷盗和抢劫。来自前线的战报这样写道： ‘现在没有任何力量能对付得了那种既无良心又无廉耻的人民。路过的部队扫荡一切，毁掉庄稼，劫杀家畜家禽，捣毁官仓，酗酒，烧房。’”

夺取了政权的布尔什维克依靠的就是这群酗酒放纵、兽性大发的武装兵痞、俄罗斯农民造反的自发势力。

没有任何东西比俄国的造反更可怕。“无谓的、无情的”——这是俄国大诗人普希金对俄国造反的评价。这句评语将广为流传，因为描写国内战争的不同作家，都会多次重复这一评语。俄国农民世世代代受奴役，遭到主人的暴力欺凌，处于无权状态，他们那种愚昧的力量会转变成骇人的暴行。

20年代，流亡柏林的俄国名作家阿列克谢·托尔斯泰喜欢让人看一张国内战争时期拍的照片，上面是一个年轻的傻大个儿，身上挂着枪，装腔作势地靠在安乐椅上，旁边的一只茶几上，放了一只砍下来的人头。这是匪首安格尔叫别人给自己拍的。他是在国内战争时期对不幸的和平居民烧杀抢掠的无数匪帮的无数头目之一。

从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的那一刻起，俄国南方就发起暴动。哥萨克发生骚乱，他们是享有特权的军人阶层，向来被看作沙皇在本国的支往。

革命前共有11支哥萨克军：顿河、库班、奥伦堡、西伯利亚、乌拉尔等等。

早在1917年11月，顿河哥萨克军首领、沙俄将军卡列金就奋起反对布尔什维克。同月，另一位沙俄将军杜托夫领导的奥伦堡哥萨克在南乌拉尔起事。1918年1月，卡列金被粉碎，随后，杜托夫于4月被革命军队击溃。

卡列金将军在向顿河政府报告战败经过时说：“我们的处境毫无希望。居民不支持我们。”

别人想反驳，他打断了他们：

“先生们，请简短点，俄国就是因为空谈不休而灭亡的。”

当天，1月29日，卡列金将军开枪自尽。

但是，哥萨克的这种暴动仅仅是开始。

军官从俄国各地赶往顿河和库班。

在卡列金暴动的同时，1917年11月2日，前沙俄军队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将军着手在南方组建反布尔什维克志愿军。这个日子被看作白卫军行动的开始。

现在，布尔什维克打着红旗作战，叫作红军，起来反对他们的人自称白色分子，“白卫军”。

白色象征着没有被血污染，象征精神上的纯洁。

志愿军的核心是拉夫尔·科尔尼洛夫将军的突击军。这位将军早在克伦斯基时代就想收拾布尔什维克，但没有成功。

科尔尼洛夫部队的帽徽和臂章上有骷髅图案：非胜即死。

1918年1月，沙俄将军安东·邓尼金宣布建立“俄罗斯南方武装力量”，志愿军和顿河集团军也汇人其中。邓尼金成了这支“武装力量”的总司令。

西北方也开始组建白军集团。

领导西北方反布尔什维克运动的是尼古拉·尤登尼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沙俄前线部队将军。此人曾因勇毅过人荣获俄军最尊重的二级圣乔治勋章。除他以外，在所有白卫军将领中获此殊荣的仅一人——伊万诺夫将军。

逃往独立的爱沙尼亚的沙俄军官和爱沙尼亚人也加入尤登尼奇的军队。

白卫军里集中了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洗礼的俄军军官中的精英。

不过，沙俄的杰出将领中也有人在红军中供职。而且，有时弟兄俩分别在白军和红军中作战 （这具有可怕的象征意义）。

尤里·普柳希克将军在白军，他的兄弟格里戈里将军在红军；帕维尔·马赫罗夫将军在志愿军，他的兄弟尼古拉少将在布尔什维克一方；马克辛·贝伦斯海军上将在弗兰格尔的白军中，他的兄弟叶夫根尼1919年曾是布尔什维克海军的司令。在战场上兄弟相互搏杀……儿子抓住父亲，枪毙，兄长杀亲弟，这在国内战争中司空见惯。

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丢失了3/4的领土，在无数战线构成的火笼子中奄奄一息：德国人从西方和南方、协约国从北方、捷克斯洛伐克人和日本人从东方进攻，东南有邓尼金领导的俄罗斯南方武装力量，西北有尤登尼奇的军队。

布尔什维克只保留了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周围可怜巴巴的一点领土。

但是，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这两个首都在他们手里，他们从那里依然作为合法政府自豪地同叛乱者和外国侵略者斗争……

从3月份起，托洛茨基领导共和国军事力量。

在这个不断收缩的火笼子里，托洛茨基的装甲列车在各条战线间驰骋。1917年10月前，布尔什维克一直支持一切无政府主义分子，把军队变成强盗帮。现在，他们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托洛茨基开始狂热地组建当初革命者如此仇视的正规军，消灭正规军曾是伟大的乌托邦的一部分。

托洛茨基明白，离了军事专家是无法建立这支军队的。令革命士兵惊奇和狂怒的是，那些同意与布尔什维克合作的沙俄军官重又出现在红军里，又要重整大兵们仇恨的军纪。但是，托洛茨基并不完全相信“军事专家”。

这些军官的家属实际上成了人质。但主要的是，托洛茨基在红军中建立了政治委员制。他们的任务是监督军事专家的一切决定，帮助在军队中重整纪律，现在已称为“革命纪律”。

为了鼓舞士气，托洛茨基不断地对士兵发表讲话。

我的父亲曾不止一次地听托洛茨基讲话。托洛茨基长着一张普通犹太知识分子的脸，嘴唇丰满而敏感，下巴上有一撮胡子，夹鼻眼镜后面是一双近视眼。不过，当他开始讲话时，脸就几乎变得像魔鬼一样，富有吸引力和感染力。

但是，任何吸引力都不可能使托洛茨基的如簧之舌如此起作用，如果他的讲话没有执刑的枪声为伴奏的话。逃兵——枪决，违纪——枪决，胆怯——枪决……他说过：“我军教育的极重要原则之一，就是有过失必受惩，处分迅速及时……”

科巴对这些惊人成果只能望洋兴叹。托洛茨基在极短的时间内，把一帮疲惫不堪、集会不断的匪徒变成了布尔什维克的军队。

但是，托洛茨基只不过是拾人牙慧而已。科巴记得，十月革命成功后，加米涅夫想讨好士兵，建议取消对士兵的死刑，作为第一个法令。托洛茨基同意了。但是，列宁来到斯莫尔尼宫得知这一点后，就愤怒地说：“胡闹！搞革命怎么能不枪毙人！”这项法令就被葬送了。导师给上了一课……

第五章 消灾专家

*战争加上大饥饿

农村拒不向布尔什维克无偿提供粮食。富农，也就是最能干的农民，开始把汗珠换来的粮食藏起来。列宁组织了贫农委员会。那些怒气冲冲的、最懒惰的农民掌了权。武装的工人支队从城市到农村去，同贫农一起从富农手里抢粮。

征粮队弄到的粮食并不多，但很快成了醉醺醺的强盗帮。

彼得格勒和莫斯科都快饿死了。列宁把托洛茨基派到前线，又把第二名救星科巴派去搞粮食。5月29日，科巴被任命为俄罗斯南方粮食事务领导人。他上察里津去了。那是布尔什维克在南方最重要的前哨，粮食从那儿以涓涓细流继续送往莫斯科。科巴的任务是把涓涓细流变成滚滚洪流。

*列车上的日日夜夜

费奥多尔·阿利卢那大回忆道：“1918年，斯大林同志对我说：‘上我这儿来，当人民委员部秘书吧。’当时，斯大林同志的全体机关工作人员就是秘书和打字员，即我和我妹妹。”

1918年底，斯大林负责的那个人民委员部空了：三个人都准备出远门……

费奥多尔·阿利卢耶夫回忆道：“我们要到察里津去，斯大林是在动身前两天告诉我的，我已习惯于毫不考虑地服从他。”6月4日，在挤满小商贩和半饥半饱的流浪儿的喀山车站，出现了三个人：一个不到 16岁的小姑娘，一个高高的小伙子和一个矮个子的中年格鲁吉亚人。陪同他们仨的是一队红军战士。虽说有人民委员会指令和吓人的委任状，科巴还是同车站站长和值班调度吵了半天，才弄到了一列车。没办法，这个格鲁吉亚人当时太不出名了。“列车犹犹豫豫地朝基斯洛沃茨克开去，在每个信号灯前都要停一会儿。”

三个人都坐在包厢里，这节车厢原先是属于茨冈歌星维亚利采娃的，装璜得浮华轻佻，车壁蒙着天蓝色的软缎。

1918年5月，整个南方是一片混乱。他们不见得有把握会到达察里津。德国人在南方继续缓慢地推进，克拉斯诺夫将军率领哥萨克叛军在通往察里津的要冲活动。察里津城墙旁还出现了打着黑旗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时而同德国人作战，时而掉转枪口对着苏维埃。山地部族不断有一种愤怒情绪，谁也不知道这种状态会造成什么结果。

火车可能被德国人、哥萨克或无政府主义者扣住，可能被任何人扣住！

斯大林睡在包厢内，兄妹俩各有包间。

费奥多尔·阿利卢耶夫回忆道：“往南去的铁路只有一条，挤满了军用列车。我们的列车缓缓爬行，每到一站，就能听到站长埋怨： ‘昨天哥萨克又把铁轨拆掉了’。”

科巴明白，要赶快。每停顿一次，路途的时间就增加一刻，遭到袭击的危险也就增加。夜间，黑灯瞎火的列车或是驶过车站，或是在备用线上躲着……斯大林脸色阴郁，衣服肮脏。敞车上传来醉醺醺的士兵的喊叫声，手风琴声，更多的是枪声。俄罗斯无法无天，为所欲为。可是科巴的专列能够自卫。在几节车厢里乘了400人的队伍，其中有革命近卫军——在行刑中学会了射击的拉脱维亚步兵。列宁派科巴到南方去，授予他广泛的权力。

费奥多尔·阿利卢耶夫回忆道：“半路上接到了奥尔忠尼启则的电报：无政府主义者彼得连科在察里津发动了叛乱……”

当局想把黄金储备和从资产者保险柜中没收来的财宝转移出城。彼得连科的部队正等着装黄金的专列。他们发出空车皮同专列迎头对撞。有人当场撞死，伤员痛苦地呻吟……

等候在路基旁的匪帮，冲进列车，抢了钱财，然后就按当时的规矩开群众大会，在尸体和着火的车厢间热情洋溢地颂扬革命。大会决定：人民的钱应当归人民。他们就开始瓜分金币，把钱塞进肮脏的包脚布里，顺便把死人脚上的好靴子扒下来，给尚未断气的人补上一枪。他们忙得正欢，这时，奥尔忠尼启则的装甲列车开到，把他们包围起来，迫其投降。但是，当天夜里，以彼得连科为首的和以大名鼎鼎的女强盗玛露霞为首的两帮匪徒冲进了城。玛露霞——玛丽亚·尼基福罗娃本是斯莫尔尼贵族女子学院学生。现在，这个淫荡无度、残酷凶狠的吸毒者，周围已不是娇滴滴的贵族小姐，而是一群醉醺醺的女贫民，强盗婆玛露霞在大街上被枪决，身穿白色的高加索骑士袍，头戴毛茸茸的白羔皮帽……

费奥多尔·阿利卢耶夫回忆道：“很快接到了奥尔忠尼启则来的第二份电报：彼得连科被俘，已枪决。”

这就是科巴进城前夕城里的形势。

费奥多尔·阿利卢耶夫写道：“6月6日晨，车到了察里津近郊，到处是铁路线，停满了列车……察里津站是一座肮脏的白色楼房……在旅馆里吃午饭时，我有了切身体会：城里粮食充足。3天前，斯大林用他的人民委员特供午餐招待我们：鱼汤加一块黑面包，而这里只要花1.5卢布就可以吃一顿头等的午饭。”

这地方粮食多得让人喘不过气来。但是，怎么把粮食从僻远乡村运到察里津，然后再运到莫斯科呢？

科巴以革命的方式，用枪毙来解决这个问题。为了让人尊重自己的决议，他们把一切搞投机和反革命勾当的人统统枪毙，连涉嫌者也枪毙。

狂热崇拜斯大林的亨利·巴比塞写道：“当地的契卡没有一天不枪毙几个人。”该城当时成了在革命中诞生的各种思潮的大杂烩，在这块磨刀石上聚集了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和保皇党人，所以，可以枪毙的人有的是。

每天夜里，都把卡车发动起来，让马达声掩盖掉枪声和惨叫声尸体塞进麻袋，趁着月色埋进野地……

天亮时，家属纷纷把坟堆刨开，找亲人的尸体。

当时，科巴下令枪毙被怀疑搞阴谋的工程师阿列克谢耶夫。后者的母亲曾是知名革命家——民粹主义者。列宁得知后，打电报叫科巴把阿列克谢耶夫送到莫斯科。科巴不改决定。他的话应当成为法律。跟阿列克谢耶夫一同被枪杀的还有他的两个儿子，一个16岁，一个14岁。瓦连京诺夫写道：“士兵们下不了这个毒手，斯大林对他们谎称：这是白匪将军阿列克谢耶夫的孩子！”

这就足以激起士兵的义愤了。

科巴很快就给列宁发了电报：“虽说经济生活各领域一片混乱，但仍然可以整顿秩序。一周后，我们将往莫斯科发运约100万普特粮食……”

科巴这期间一直在车厢里生活和工作。

费奥多尔·阿利卢耶夫写道：“在那两个半月内，车厢成了作战指挥部…… 气温是40度，车厢里热得像烤炉。车顶连夜里也是热的。车里不知道什么叫凉快。”

一切都是在炎热的车厢里发生的。

年轻的女秘书娜佳·阿利卢那娃在察里津出差后，就成了科巴的妻子。

当时是革命时代，他们不需要什么仪式，很简单，自我宣布为夫妻。

*神经错乱之谜

就在那年，1918年，费奥多尔·阿利卢耶夫令人奇怪地神经错乱了。他受了某种刺激，此后终身神志不清醒，偶尔清醒时他才能工作和写作。

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在书中对此有个说法。说是卡莫的部队有一次想戏弄费奥多尔。全体官兵装作被打死，为了真实，脸上还涂了牛血。费奥多尔一看这场面，就神经失常了。

看来，这是斯韦特兰娜长大后，家里的人这么对她解释的。但这种解释极为可疑，因为当时杀人随处可见，察里津的大街上常有尸体，死亡和流血是家常便饭。

我想起了一个传闻，这个传闻有时甚至见诸严肃的学术著作：说是在察里津出差期间，娜佳被科巴强奸。她的父亲听见喊声就冲进了包房，科巴用手枪逼着姑娘嫁给他。

虽说这个传闻既愚蠢又庸俗，人物也搞错了，但也许保留了一点悲惨的真相。当然，娜佳是爱这个革命英雄的。她身上有热情洋溢的茨冈血统。所以，这一切确实是在炎热的车厢里发生的。

不过，这一切全是猜测。真实的惟有夜晚、车厢、三个人和1918年星空下令人发疯的炎热。

*科巴一如既往渴望大权独揽

在这个前方城市掌权，首先要掌军权。从未打过仗的科巴想掌军权。北高加索军区的司令是投到苏维埃政权一边的沙俄将军斯涅萨列夫。同他一起指挥的还有许多前沙俄军官。

他们全是被托洛茨基任命并派到察里津来的。科巴就开始玩列宁必然中意的把戏：不断发函抱怨托洛茨基。但是，单枪匹马同托洛茨基斗是危险的，要有战友替他打头阵。这时，有一支队伍从顿巴斯一路打到察里津，领兵的是克利姆·伏罗希洛夫。此人原为钳工，后为职业革命家，现为军事首长。科巴善于使这类人服从自己。于是，头脑简单的伏罗希洛夫就成了他的忠实战友。要斗争，就需要思想旗帜。既然托洛茨基主张利用沙俄军事专家，那么，科巴和伏罗希洛夫就反对。他俩共同对付托洛茨基的人，告他们谋反。

*继续上列宁大学

7月4日，第五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幕。科巴兴致勃勃地静观大会上发生的惊人事态。

起先，一切正常：来自前线的托洛茨基发表充满激情的讲话，威胁要枪毙一切破坏布列斯特和约的人。这当然会激起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可想而知的反应。又是那个卡姆科夫，还是挎着那支左轮，挥舞拳头攻击德国大使米尔巴赫及其“布尔什维克走狗”……农村是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的宠儿。卡姆科夫大骂布尔什维克给德帝国主义者当走狗，保证“我们要揪着脖子把你们的征粮队和贫农委员会赶出农村”。

两个党的代表都从座位上跳起来，相互挥拳威胁。

但是列宁镇定自如，嘴角挂着一丝冷笑。

1918年7月6日，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就开始行动。

契卡反间谍司领导人之一、社会革命党人布柳姆金和社会革命党人安德烈耶夫来到德国大使馆。

布柳姆金是那个无情的时代的典型人物。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曾写道，有一天，布柳姆金喝得醉醺醺地坐在咖啡馆里，一边骂娘，一边信手往要枪毙的人名单上填姓氏。诗人曼德尔施塔姆夺过名单，就撕碎了。这件事被捷尔任斯基知道，发誓要立即枪毙布柳姆金……可是，第二天布柳姆金就被放出来了。布尔什维克喜欢此人。

布柳姆金到使馆后求见米尔巴赫。

他和安德烈耶夫被引进了公使的办公室，布柳姆金立即掏出手枪开火。米尔巴赫逃进隔壁房间，布柳姆金随手扔出一颗炸弹，米尔巴赫当场炸死。随后，两名杀手跳出窗户，上了等候他们的汽车。布柳姆金跳窗时扭了脚，是爬到汽车旁的。守卫使馆大门的拉脱维亚步兵不知为什么手忙脚乱，杀手逃之夭夭。

社会革命党中央想通过暗杀德国公使来破坏布列斯特和约。但此后的事态发展令人莫名其妙。

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的中央委员们在波波夫率领下，在契卡武装支队总部集合。布柳姆金也到了那儿。这支暴动队伍的所处地点离克里姆林宫不远，但却没有作任何占领克里姆林宫的尝试。

捷尔任斯基赶到支队总部，要求逮捕布柳姆金，结果反而被社会革命党人抓了起来。

但是，支队依然不行动，不知在等什么。

傍晚，支队占领了电报局，但只是为了向俄罗斯和全世界宣告，杀米尔巴赫并不是针对布尔什维克的暴动，只是为了撕毁卖国和约。原来，暴动的支队不打算进攻，仅仅是表示不同意布尔什维克！真是愚蠢透顶！列宁获得了梦寐以求的机会来显示无情。支队总部被拉脱维亚步兵占领，左翼社会革命党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中的党团被逮捕。

列宁的梦想实现了，左翼社会革命党人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已不复存在，如同那位了解内情过多的米尔巴赫一样。

左翼社会革命党人选择了一条多么荒唐的政治自杀之路。这条路对布尔什维克来说，既趁心如意，又毫无危险。

实在太奇妙了！

科巴是不相信奇迹的。这位象棋大师不能不感觉到这件事古怪透顶：想必有人怂恿社会革命党人干出这种荒唐事……

布尔什维克同沙皇密探局打交道历史悠久。

彼此往对方派奸细同样历史悠久。这并非偶然，布尔什维克的秘密警察就是契卡。

布尔什维克从诞生之日起，就接过了沙俄秘密警察这一行之有效、得心应手的方法——挑拨离间，作为武装。在那几年，逮捕著名恐怖分子：社会革命党人萨文科夫，逮捕英国外交家洛卡特……等契卡最杰出的行动中，多数都是施反问计：往敌人营垒派奸细。

科巴会感觉得到，在社会革命党人暴动这件事上，显然有奸细做了手脚。

的确，杀死米尔巴赫的凶手布柳姆金此后的遭遇也很奇怪。布尔什维克占领了社会革命党人总部后，脚扭伤了的布柳姆金留在总部没走。然而，他是捷尔任斯基亲自去逮捕的契卡某司领导人之一，竟然没有被任何人认出！他被送到市医院，又从那儿逃跑，很快又到契卡投诚，认罪。他被判了3年刑，很快被赦免，并立即加入了布尔什维克的队伍！他将在托洛茨基的秘书处工作，然后又到契卡——国家政治保安局。

所以，科巴已经看出这个成立时间不长、但已经如此强大的契卡有力量，有本领。他对此很重视，也没忘掉布柳姆金。

托洛茨基垮台和被流放国外后，政治保安总局派布柳姆金扮作香客到西藏、大马士革和君士坦丁堡。

但他在途中看望了前上司——托洛茨基。无疑，这才是他的主要任务——探听被放逐者的计划，摸摸托洛斯基原来的那些信徒的情况。

布柳姆金回国后，把托洛茨基的信转交给了他的前战友卡尔·拉杰克。

但是，厚颜无耻的机灵鬼拉杰克，对这个制度了解得太透了，立即把这件事告诉了科巴。

他们只好把布柳姆金枪毙了。

在“左翼社会革命党人暴乱”事件后，科巴又一次默默地重复列宁的原则：“如果目标很重要，那么，达到目标的手段就无关紧要。”这一平凡的警句令小市民毛骨惊然，但对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来说，是再明白不过了。

列宁曾这样写道：“比如说，卡利亚耶夫（刺杀尼古拉二世叔父的凶手）为了杀死暴君……想从一个无耻小人那儿弄一把左轮枪，答应给他钱和伏特加酒。难道能因为他同坏蛋作交易而谴责他吗？任何一个头脑健全的人都会说：不能……”

“学，学，一点一点地学。”

*“您放心，我们的手不会抖”

目的已经达到：对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的搜捕合法地开始了。7月7日，列宁往察里津给科巴发电报：

“必须在一切地方无情地镇压这些可怜的、歇斯底里的冒险分子。对付左翼社会革命党人请勿手软，并常向我们通报情况。”

科巴的复电：“您放心，我们的手不会抖。对敌人我们以牙还牙。

“察里津以南的战线尚未恢复。我追在后面催促和骂人……您放心，不论对自己，还是对别人，我们不会怜悯任何人，粮食反正会送去的。”

他没有怜悯别人。到7月18日，已有五车皮粮食发往莫斯科。他送去了粮食，不仅是粮食。

*新的历史性人物

“已派信使去巴库。”他在给列宁的明电中不便直说。科巴一到察里津，就立即同自己年轻时呆过的城市建立了联系。找了一个奇特的人，此人将成为他的终身战友，直到死。

巴库很快就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巴库公社在巴库和阿塞拜疆其余一部分领土夺取了政权。公社的领导人就是科巴的老对头邵武勉。但是，苏维埃政权在土耳其和英国军队的进逼下垮了，建立得快，也垮得快。以邵武勉为首的巴库公社领导人——巴库政委，全都被枪决。只有一个人幸免——此人就是亚美尼亚人阿纳斯塔斯·米高扬。

米高扬是1915年入党的，时年20岁。他曾是巴库公社的积极活动家之一。

公社灭亡后，米高扬留在巴库，转入地下。

此人很狡猾，在高加索有许多外号。亚美尼亚人称他为“格鲁吉亚代理人”，因为他同第比利斯的布尔什维克有联系；格鲁吉亚人叫他“亚美尼亚苦行僧”；阿塞拜疆人叫他“犹大，因为他是唯一生还的巴库政委。科巴从察里津派人联络的就是他。

巴库有石油，离了石油没法打仗。很快，由科巴从察里津遥控领导的布尔什维克米高扬就同巴库的资本家有了接触。米高扬给钱很大方，资本家对他们的石油被运往列宁那儿去这件事睁一眼，闭一眼。很快，列宁的军队就会来到巴库，用资本家的石油消灭资本家。

科巴用自己的“舰艇”去充实米高扬的“小舰队”。

他继续给列宁发电报，攻击托洛茨基：“让他的脑袋开点窍：南方有很多粮食，但为了获得粮食，我需要军权……我已经写过此事，但没有得到回音。很好。既然这样，我就不需要走形式了，将撤掉那些毁了事业的集团军司令和政委……没有托洛茨基那一纸公文我照干不误。”

由于这样不断地攻托洛茨基，列宁责备过科巴，但是，科巴心里有数，领导是赞许的，继续照此办理。伏罗希洛夫根据科巴的命令，夺过了第三和第五集团军的指挥权。他同科巴一起策划进攻。科巴亲自参加进攻，不过是坐在装甲列车里。进攻受阻。失败的后果却出乎意料：托洛茨基安插的斯涅萨列夫被召回莫斯科。成立了以科巴为首的北高加索军事委员会！列宁疼爱科巴，很欣赏他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

科巴手脚放开。列宁接到一份电报：“军事委员会接收的是一个烂摊子，只好一切从头做起……”他把烂摊子的原因说成是“军事专家的阴谋”。

8月12日夜，一条驳船漂到伏尔加河中间。船上是托洛茨基和斯涅萨列夫请来而被科巴逮捕的军事专家。他们全都被枪毙了。

虽然进攻失败，但科巴守住了城，察里津没有投降。粮食和石油不断送往莫斯科。

*来自莫斯科的新闻：枪击

1918年8月底，列宁在米赫尔松工厂对工人发表讲话后被人打伤。

他讲话的最后一句是“要么自由，要么死亡”，讲完后他就下楼梯，穿过院子朝等着他的汽车走去……接着就听见三声枪响。

列宁被两颗子弹击中，跌倒在汽车旁。

列宁遭枪击一事传闻丛生。

有关此事的档案，迄今仍保存在前克格勃中央档案馆里。1995年，我查阅了这份档案，内有列宁的司机吉利的证言，他当时坐在车里等列宁，目睹了全过程。

吉利的证词说：“列宁走出会场，身旁围着一群人……当他离汽车仅三步远的时候，我发现，左方离他约三步的地方，人群中伸出了一只女人的手，握着一支勃朗宁手枪，开了三枪。”

档案里有几张照片描绘刺杀现场：开枪的人在汽车左前轮旁，列宁在后轮旁，正对着她，相距三步。

吉利写道：“我往开枪的方向扑去。开枪的那个女人把枪扔到我脚下就钻进了人群……人群中有一个女医生和另外两人 （看来是列宁的警卫）帮我把列宁抬上车。我们四个人往克里姆林宫开。”

吉利以疯狂的速度把领袖送回家。列宁还自己上楼进了住宅。官方公报说：“其中一颗子弹从左肩胛骨射入，卡在颈右部，另一颗穿过左肩。伤员神志清醒。参加治疗的全是优秀大夫……”

给列宁治过伤的罗扎诺夫大夫回忆：“子弹没有碰到颈部的大血管。”列宁的生命毫无危险。但是，领袖的这次受伤很快使鲜血流成河……

在离刺杀地点不远，抓住了一个穿黑衣服的年轻妇女。这就是法尼娅·卡普兰。她是一名女革命者，在沙皇时代因策划恐怖活动而坐过牢。

在沙俄时代服苦役期间，她两耳失聪，双目近于失明。

正因为这样，她站在列宁对面，相隔仅三步，却未能造成致命伤。

法尼娅·卡普兰的供词说：

“我开枪打列宁，因为我认为……他会使社会主义理想的实现推迟几十年。”“我早在2月就决定要走这一步了。”“布尔什维克搞阴谋，未经人民同意就抢夺了政权。”

问她有哪些同伙，她属于哪个党，她答：

“我这次搞谋杀仅代表我个人。”

侦查进行得很快。

9月3日，克里姆林宫警卫长马尔采夫把卡普兰拉到克里姆林宫院内，当着布尔什维克诗人杰米扬·别德内的面，朝她后脑开了枪，诗人兴致勃勃地观看了行刑过程。

卡普兰的尸体被装进木桶烧掉了。后来，契卡放出谣言，说列宁亲自赦免了女革命者卡普兰。

这个谣传流行了几十年。

这时，托洛茨基正带兵在喀山附近反击捷克兵的进攻。得知列宁遇刺，他丢下前线，匆忙赶到莫斯科。他觉得自己是继承人。

科巴继续坐镇察里津。再说，离了列宁，他在莫斯科有什么可干的？他之所以能进入领导层，完全是靠了列宁的威信。在那些日子，前士官生凯尼吉塞尔在彼得格勒杀了托洛茨基的朋友、彼得格勒契卡主席乌里茨基。他宣称，他杀死乌里茨基是为了报复对军官的枪杀和自己的一个朋友被杀。

托洛茨基发表了言辞激烈的演说，发誓复仇。9月2日，布尔什维克在中央委员会经过激烈的辩论，宣布要搞红色恐怖。

科巴是在察里津得知这一情况的。

*血洗俄罗斯

话又说回来了，尽管没有宣布，其实1918年一直在搞恐怖：

那年夏天，在叶卡捷琳堡一个肮脏的地下室里枪杀了沙皇全家。科巴在察里津枪杀军官。犹太人腹部开膛横尸乌克兰城市街头。列宁得知奔萨农民起义的消息后，亲自发电报：“对富农、教士和白卫军军人要搞无情的大规模恐怖。把可疑分子关到城外的集中营……”这是在他遇刺前不久。

这一年，全国都在折磨人，杀人。双方都杀人，布尔什维克契卡血腥的地下室，很像白卫军反谍机构流血的地下室。两个地方都用带刺铁丝捆人，挖眼珠，做人皮手套，把活人插到尖桩上。邓尼金政府惊恐地看着手下的军人日益凶残。

而这边的政府却把惩罚无辜宣市为国策。1918年9月5日，公布了关于红色恐怖的官方决议。当初，在亚历山大二世被杀后，沙皇的大臣们曾讨论过，是否要宣布一切革命党“只要再有轻微的犯罪行为就一律取缔”，但还是下不了决心。布尔什维克下了这个决心。还搞了人质制。据官方材料，“乌里茨基死后，500名被推翻的阶级的代表立即被枪决”。在喀琅施塔得，400名旧军官被推到三个大坑前枪毙了。

当然，这里的问题不在于报复。社会革命党人卡普兰开了枪，却要报复前沙俄大臣，杀死参议员和神职人员，这太离奇了。搞恐怖有一个最高目的，那是托洛茨基道破的。他在议论杀害皇室成员的原因时说：“需要这样做，要使自己的队伍受震动，说明已无退路。往后要么是完全胜利，要么是彻底灭亡。”

集体犯罪使人抱成团，迫使人明白：不胜利就要遭报复。

还有，托洛茨基写道，需要“恐吓和震慑敌人”。但不仅是敌人，还要震慑老百姓。红色恐怖就是当局有权惩罚无辜，就是让老百姓持续处于一种无望的恐怖状态，让他们感到在当局面前自己无权利可言。这就是恐怖之最高真谛。科巴学会了……

社会革命党人斯皮里多诺娃在狱中写道：“革命的最后一丝灵魂消失”，恰恰是在那时。

*斯大林恐怖的总排练

“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经·新约·启示录》第13章，第10节。）

红色恐怖如火如荼。内务人民委员彼得罗夫斯基签署了《人质令》：“凡当地苏维埃知道的右翼社会革命党人，都应立即逮捕。应当从资本家和军官中抓相当大量的人质。稍有抵抗举动，即集体枪决。”

全国都展开了官办的杀人运动。

《契卡周报》说：“各地上报的枪决数目为：诺夫哥罗德契卡38人，普斯科夫契卡31人，雅罗斯拉夫尔契卡38人，波舍洪契卡31人……”

恐怖变成了竞赛。到处都张贴着要枪决的人的名单。

典型的布告是：“稍有反革命行动，这些人将立即被枪决。”随后就是几十名人质的姓名。抓丈夫当人质已成惯例，等着不幸的妻子用肉体来赎丈夫的命。契卡人员请被捕军官的妻子与自己同饮同乐。契卡的新干部就这样培养起来了。

他们大家都将为科巴效劳，以后再在他的集中营里死去。

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公开颂扬恐怖活动。连最有人情味的布哈林也发表了这样的见解：“无产阶级的各种方式的强制措施，从枪毙到……都是为了把人从资本主义时代的原材料变成共产主义新人。”

科巴不爱议论这种题目，他爱实干。

于是，恐怖笼罩了察里津。

这时，尝到了滋味的契卡人员要求深化恐怖活动。 《契卡周报》写道：“许多城市已经大规模地枪毙人质。这是对的。在这种问题上，半途而废最要不得，只会使敌人更凶残，削弱不了他们的力量。”

文章接着呼吁再进一步——通过官方解除对刑讯的禁令。应当“抛弃小市民意识形态”。

但是，契卡的血腥权力已经引起党内的不满，有个共产党员给《真理报》写信：“我们把‘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变成了‘一切权力归契卡’。”

于是就成立了调查全俄契卡活动情况的专门委员会，科巴是其成员之一。

在委员会里，察里津刽子手科巴却像一种克制力量，反对极端。总的说来，他最喜欢的立场是居中，介于争论双方之间。唯一的例外是对托洛茨基。科巴一向火气很大，准备战斗，因为他知道，列宁器重这种火气。

委员会认为，呼吁搞刑讯是错误的。他们对冲劲很大的年轻契卡人员说：有些东西可以明说，有些东西即使想干也不要明说。

刑讯是否必要，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全部思想要过20年后才付诸实施。那些在1918年就要求搞刑讯的残暴的笨蛋，将亲自品尝刑讯的滋味。

*“哈哈”

斯大林死后，在克里姆林宫住宅和昆采沃别墅留了他的几千册藏书。这里有流亡的白卫军军人写的书和他的老相识——被他弄死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的著作。这些人的书从全国各地搜来焚毁，但却继续存在于他的书架上。赫鲁晓夫时期，这些藏书散失了，只留下斯大林有批注的书。对，沉默寡言的科巴在书上留下了很多批注。这些批注是这位保密大师真实思想活动的奇特轨迹。

我坐在党务档案馆，翻阅他的藏书中最有意思的两本书——两本关于恐怖活动的书。

一本是托洛茨基1920年写的《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

凡是托洛茨基提到恐怖和革命暴力的地方，科巴都不厌其烦地高兴地注上：“对！”“精辟！”“是！！”这里只有他一个人，他不怕表露对这个死敌的真实态度。以后我们会知道的，托洛茨基一向是他的导师！是仅亚于列宁的第二导师。

另一本是社会主义者考茨基的书《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考茨基写道：“无产阶级的领袖们开始采用极端手段，流血手段——恐怖活动。”

这几句话下面划了线，科巴的旁注为：“哈哈”。

他这位国内战争的领袖在经历了天天杀人和血海之后，觉得这种“资产阶级恐血症”太可笑了。

他在马克思的一段话旁批了“注意”：“要缩短并减轻旧社会的垂死挣扎，办法只有一个——新社会流血的产前阵痛——革命恐怖。”

这段话他学懂了：恐怖是通往新社会的捷径。

*“一切权力归契卡！”

对契卡这个由恐怖活动诞生的政权，科巴想必既理解，又有兴趣。

“我们毫无禁忌，因为我们在世界上首先举起了剑，为了解放全人类！有谁能指责我们用这把神圣的剑武装了起来，指责我们的斗争方式！”（“红剑”是全俄契卡特别军团机关。）

20年后，科巴将充分实现这一思想。

而写上面这段文字的人将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彻底明白，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托洛茨基的力量增强

9月初发生了奇迹：红军在托洛茨基领导下，通过有力的打击，阻止了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推进。9月10日，红军把捷克人赶出了喀山。

随后的三天内，他们攻占了萨马拉和辛比尔斯克。

重伤后刚康复的列宁给托洛茨基发了贺电。

受了重创的捷克军团又撤往西伯利亚。

9月下半月，科巴到莫斯科看望康复了的列宁。

当然，应科巴的请求，列宁给南部方面军司令伏罗希洛夫发了贺电。托洛茨基明白，这会再次助长科巴自作主张的毛病。他的行动很果断：任命前沙俄将军瑟京到察里津任前线司令。科巴和伏罗希洛夫拒不服从。他们照例又给列宁发了密电：“瑟京不可信任……托洛茨基眼中没有党内有威望的人士，而是迎合军事专家中的背叛者，对托洛茨基的行为应在中央讨论。”

托洛茨基立即反驳：“坚决要求召回斯大林。察里津战线形势不妙，虽说兵力充裕。伏罗希洛夫可以指挥一个团，但不是一个有5万人的集团军。”

列宁当时还不能顶撞托洛茨基。

1918年10月，科巴被召回莫斯科。

一到莫斯科，他就明白了，只好投降，托洛茨基太强大。他通告伏罗希洛夫：“刚上伊里奇那儿去过，他暴跳如雷，要求改主意。”

科巴的乖张脾气立即消失，他和气地对列宁说：“我看这事无须惊动便可解决。”

他立即退却，于布尔什维克政权一周年之际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吹捧托洛茨基！

文中说：“组织起义的实际工作全是在托洛茨基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完成的……卫戍部队迅速倒向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工作井井有条，这一切，党首先应当，主要应当感谢托洛茨基同志。”

为了把斯大林保留在前线，列宁亲自劝他同托洛茨基和解。他告诉托洛茨基：“斯大林到来后，说服了伏罗希洛夫完全服从中央的命令。”

科巴还善于退却。

*生活在乌托邦

莫斯科准备迎接十月革命一周年。

他们有权庆祝，因为治理国家已经整一年。简直难以置信！整整一年。著名画家安年科夫回忆起，他当年是如何装扮首都的。当时莫斯科根本就没有纺织品。尽管这样，莫斯科还是挂出成千上万幅红色的标语和红旗。饥饿但却是红色的城市——莫斯科。到夜里才发现，忘了最主要的一件事，搭主席台，第二天早上9时，伤后康复的列宁将从主席台上发表演说。安年科夫画了草图，人们点起篝火，连夜搭台。安年科夫写道，干活的是一队教授和其他知识分子，“他们被拉来强制接受劳动教育”。

早上8时，台搭好了。列宁在台上发表了演说，台下站着刚赶来的托洛茨基，俨然是他的继承人……

恰恰是在列宁发表演说的地方，科巴将为他建造陵墓。这将成为新的主席台，科巴将按级别把战友安排在台上。

在这个台上占有一席之地，将意味着是当权派的一份子。

可是，在这个到处披红的城市，人民的生活却完全是另一种样子。哪儿去弄面包，找劈柴？面包是从外省用麻袋运来的，由外来的小贩出售。

民警抓住他们，把面包没收。但是，他们想方设法打入这座饥饿的城市。车站附近小贩很多，躲在房子里，院门旁。人们相互转告他们的地址。我家就多年保存着这么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离车站最近的一栋房，院里有板墙，第二条板是活动的，进去后又是一个院子，里面有个泔水池，卖面包的人就等在后面。”

饿急了的知识分子就悄悄溜到那儿，用祖传的珠宝换面包。

房子的门厅和地下室里挤满了无家可归的孩子，他们的父母失踪了。无家可归的女孩被卖掉，换面包。

作家扎米亚京写了短篇小说 《洞穴》，说的是一个又冻又饿快要死掉的知识分子，他住在一套没有生火取暖的大房间里，这套房子成了原始人的洞穴，他像个原始人一样，出去狩猎——偷邻居的木柴。但是，有钱人的住宅大多数已经“紧凑化”——让无产者同原先的房东一起住。

兽行、杀戮和饥饿的猖獗流行，使人性发生了变化。昨天的中学生今天成了盗贼和强奸犯，善良的老百姓成了残暴的猛兽。三年半的战争和三年革命，剥下了人们身上一层薄薄的文明外衣，使人变得赤裸裸。对于这种生活厌恶得要死的诗人布洛克说过：“我喘不过气来……我们大家都喘不过气来，世界革命变成了一只世界大肚蛤蟆。”

*世界革命万岁！

在这饥饿和流血的时代，列宁祈求全党：“各国工人怀着希望看着我们。你们听，他们在说：再坚持一会儿……我们会来援助你们的，我们共同努力把帝国主义强盗抛进深渊。”科巴在文章里建议储存粮食，以供未来饥饿的新生共和国用。

但他已经明白，即使世界革命不爆发，我们也要迫使俄国坚持下去。恐怖活动最终使他明白，该用什么方法。

可是，革命发生了！原以为用尽了最后的力量，已经绝望了，他们还是盼来了革命！

11月9日深夜，克里姆林宫彻夜不眠：德国革命爆发了。在捷克兵团被粉碎之后，这是又一个奇迹！

霍亨索伦王朝倒台，社会主义者卡尔·李卜克内西从德国皇宫的阳台上宣布，新的苏维埃共和国成立。

德国的苏维埃统治德国！又一个大帝国从欧洲地图上消失。

现在，布尔什维克大使阿道夫·约费悄悄地给德国革命者买武器。不久前，德国人帮助了俄国革命，现在列宁投桃报李。也是悄悄地。布尔什维克大使馆成了德国革命司令部。

11月12日，又一场革命爆发了，这次是在奥地利！又一个君主政体被共和国取代。毫无疑问，正好是在十月革命一年后，世界革命来到了！科巴惊奇地看到：列宁的又一预言成了现实！幸福的革命者们那天整天聚集在莫斯科苏维埃楼前。

可是……结果却是温和的社会党人获胜，建立了列宁所仇视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对了，在1919年初，曾有过一丝希望——左翼社会民主党人，即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加入的“斯巴达克同盟”举行了起义。士兵和水兵在柏林占领了帝国办公楼。但是，起义被镇压，罗莎和李卜克内西被极端分子杀害，他俩的尸体是在河沟里找到的。

根据红色恐怖理论，为了报复德国革命家被害，处决了四名罗曼诺夫大公——末代沙皇的亲属。其中之一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大公曾是个著名的自由主义历史学家。高尔基为他求情。

列宁当然答应研究大作家的请求。同时他下令季诺维也夫：不得放掉大公，快动手。列宁的文明形象保住了，大公们全被枪决。

科巴很欣赏这一招，他把领袖的这套功夫也学了过来。

现在，德军匆匆离开乌克兰和外高加索。但这并未使局势缓和。

取代德国人统治乌克兰的是布尔什维克的敌人，民族主义者西蒙·彼得留拉。外高加索出现了英国人，过去由德国人豢养的顿河哥萨克服从了安东·邓尼金。

但是，对布尔什维克来说，最严重的考验在东方。

1918年11月，当布尔什维克欢庆德国革命之际，西伯利亚发生了祸事：从太平洋到伏尔加河流域的辽阔大地上，政权落到了最精明强干的俄国军人之一、沙俄海军中将亚历山大·高尔察克手中。

这个炮兵小军官的儿子官运亨通，革命前夕，他已经是黑海舰队司令。二月革命后，高尔察克想制止无政府主义思潮，解散了几艘革命情绪最强烈的装甲舰的编制。舰上造反，临时政府为了讨好水兵，牺牲了这位将军，高尔察克被撤职，派到美国当海军武官。

1918年10月，他来到鄂木斯克，当时被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围困的社会革命党人民主政府就在该市。

1918年11月，高尔察克发动政变。同他一起掌权的是右翼立宪民主党人和有保皇思想的军官。西伯利亚用之不尽的人力资源落到了他的手里。

他还获得了被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掳掠到喀山的俄罗斯帝国的黄金储备。

高尔察克的军队开始横扫西伯利亚，所向披靡。

*“我想派斯大林上那儿去”

形势又变得万分险恶。

列宁决定让科巴回到前线。但这要科巴同托洛茨基讲和。科巴到托洛茨基的别墅去了。可是，和解未成。列宁就亲自出动。11月底，他打电报给托洛茨基：“您是否同意跟斯大林谈一谈？他同意为此而到您处去。您是否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消除原先的摩擦，一起工作？斯大林很想这样。至于我个人认为，必须尽一切努力，设法同斯大林一起工作。”

伏罗希洛夫已经被赶出察里津，他被任命为乌克兰政府内务人民委员，受命“不得过问军事工作”。托洛茨基可以满意了。这样，列宁让科巴重新搞军事工作。

不久，列宁就发了电报：“从彼尔姆来的一系列报告，说军队情况极糟。我想派斯大林上那儿去……我担心斯米尔加太软……”

乌拉尔发生了祸事。彼尔姆近郊的部队中，酗酒、抢劫成风。部队被高尔察克打垮后，奄奄一息。科巴同契卡头目捷尔任斯基一同上彼尔姆去。他没有辜负列宁的期望：通过无情的枪决，在短期内恢复了败兵的战斗力。

但是，高尔察克看来是所向无敌的。1919年春，他的40万大军越过乌拉尔山脉。

高尔察克向萨马拉进发。

前面的目标便是莫斯科……

这时，世界革命的幻影又出现了：1919年3月，以库恩·贝洛为首的共产党人在匈牙利夺取了政权。库恩本是匈牙利战俘，是在俄国加入布尔什维克队伍的。他建立了匈牙利共和国。托洛茨基在中央委员会建议，立即去援助匈牙利。科巴不参与这种空议论，现在顾不上匈牙利，高尔察克攻过来了，尤登尼奇将军兵临彼得格勒城下。

果然，这一切以一场热烈的议论而告终。基辅组成了一个国际师去援助匈牙利，可是不知为什么钱老是不到位。匈牙利共和国很快就垮台了。

在一段时间内，布尔什维主义只好成为俄国的国内历史。

世界革命的伟大理想依然只是理想。

暂时是理想。

1919年春，举行了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

科巴又玩起他爱玩的游戏——策划对托洛茨基的又一次攻击。名叫“军事”的反对派联合了许多渴望成为将领的党员。他们反对托洛茨基的军事政策，后者在军队中依靠职业军人——投到布尔什维克一边的沙俄军事专家。反对派宣称，“军事专家”是暗藏的敌人和叛徒。列宁心满意足地让他们攻击托洛茨基。随后，当然为托洛茨基说话。因为，十分清楚的是，军队离了沙俄军官将变成游击队。列宁曾无情地批判“游击习气”。科巴也同列宁一起批判！反对派的真正幕后策划者同列宁一起批反对派。列宁很感激科巴又一次侮辱了托洛茨基，感激反对派聪明懂事。他让科巴进入一个专门的委员会，任务是使托洛茨基同反对派和解。

他也没有忘记为科巴在察里津杀人辩护：“当斯大林同志在察里津枪毙了一些人的时候，我想，这是错的，就发了个电报：“务请谨慎”。其实是我错了。我们都是凡人嘛。”

科巴应当是各方面都干净的，因为列宁想让忠诚的格鲁吉亚人任新职。

*千项职务：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等等，等等……

1919年初，斯维尔德洛夫死了。

我们还记得，命运曾不止一次地使他同科巴相遇，他俩在图鲁汉流放期间同住一室。斯维尔德洛夫是个长黑胡子、穿黑皮夹克的小个子，由于睡眠不足老烂眼。他身兼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全俄中央执委会主席和党中央书记两职，这似乎象征着党国合一。他把官僚和组织工作全集中到自己手里，一直掌握着党的主要机密。托洛茨基就是从他那儿得知沙皇全家被枪杀的。我写的关于尼古拉二世的书出版后，收到一封未具名的信，其中说：

“克列斯京斯基（1918年为财政人民委员）把从皇室成员尸体上摘下的珠宝送到了莫斯科，斯维尔德洛夫把这些珠宝列入了所谓 ‘党的神圣后备基金’。这项后备基金全是珠宝，是供党在丧失政权后用的，保存在斯维尔德洛夫的秘密保险柜内。”

我对这封信说的情况持怀疑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但不久，我看到了领导枪杀皇室行动的尤罗夫斯基的讲话速记稿。他在对老布尔什维克讲话时，提到了从皇室成员尸体上摘下的珠宝，“被克列斯京斯基运到莫斯科去了”。

逃到西方的斯大林秘书巴扎诺夫写书说，斯维尔德洛夫死后，他的妻子经斯大林的许可，继续保存这批珍宝，“以备丧失政权时用”。

布尔什维克爱用“铁的”这个定语，把契卡头目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称作“铁的费利克斯”。斯维尔德洛夫也被称作“铁的”。他曾狂热地执行列宁的一切决定，列宁失去此人后，开始寻找新人选。

谁能比杰出的组织者科巴更好？他善于办妥任何工作，有钢一样的意志，不怕沾上鲜血，仇视托洛茨基。

列宁要用钢人来代替铁人。

1919年3月25日，中央委员们选出了政治局。列宁在革命前建立的政治局原型不是这样的，那是在党内活动的机构，已经寿终正寝。现在，党已经占领全国。

根据列宁的设想，国家史现在应成为党史。

有百万双手的党，应当渗透到本国的全部生活中。全国应当只贯彻执行党的决议。政治局是党的神经中枢，当然应当成为全国整个生活的领导者，不论政治，还是经济都这样。永远是这样。这就是列宁的思想。现在，在“列宁的星期四”——政治局每周例会日，政治局在绝密情况下开会（不搞任何速记，只记决议），治理全国。学艺未精的革命家们在政治局要决定一切事务——全国经济生活各种各样的问题。因为他们受到册封，有预言才能，是用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理论武装起来的。在党的主要领袖中，被列宁推荐到政治局的有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和科巴。这就是神经中枢。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只是候补委员……列宁还建立了组织局，以领导党的日常工作，科巴也是其中一员。这还不算。他又任命科巴为两个人民委员部的负责人，一个是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另一个是最重要的监督机构——工农监察人民委员部。但这还不算，还会层出不穷地产生在政治局领导下主管全国日常生活的各种委员会。列宁让科巴参加所有的重要委员会，通常也让托洛茨基参加。科巴当然不会忘记在那些委员会里同雄狮斗，让列宁有机会充当不偏不倚的仲裁人。列宁不在时，常委委托科巴来主持政府会议。这就是如今的科巴：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中央委员会和革命军事委员会驻彼得格勒、西方和南方战线代表。还要加上名目繁多的委员会成员……

后来，在党的十一大上，老布尔什维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惊奇地指出，列宁把无限的权力集中到科巴手中：“斯大林既是政治局委员，又是组织局委员，同时还是两个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一个人要负责两个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又要在政治局、组织局和十来个委员会工作，这能够想像吗？”

但是，列宁继续维护自己的宠臣：“我们需要一个能同任何民族的代表谈民族问题的人，哪儿去找？我想，除了斯大林同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也无法提出另一个人选。工农监察人民委员部也是这样……要找个有威望的人当头儿，否则我们会淹没在鸡毛蒜皮里。”

1919年5月，高尔察克在萨马拉附近遭到致命打击。

这不是一时的挫折。

同月，列宁打电报给同高尔察克作战的第五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你们能否担保，关于高尔察克部队被瓦解并大批地向我投诚的传闻不是夸大？”

传闻得到了证实，布尔什维克又挺住了，这不知是第几次了！简直是命运的嘲弄：正当高尔察克的实力开始削弱的时候，白军期待已久的联合实现了：西北方的尤登尼奇和南方的邓尼金承认高尔察克是“俄罗斯最高统治者”。

尤登尼奇将军利用布尔什维克的主力被拖到东方之机，出其不意地突破西北防线，向彼得格勒发动进攻。他的兵力极小，仅一个军。但是，他的奸细渗透到彼得格勒周围的驻军，策动反叛，以支持他的突袭。

尤登尼奇飞速逼近彼得格勒。彼得格勒的首领季诺维也夫慌得六神无主。托洛茨基写道：“季诺维也夫不了解民情，只知道‘七重天’和沙发，因为他一天到晚躺在沙发上唉声叹气。”

列宁无法依靠季诺维也夫，就把科巴派到彼得格勒，带着吓人的任务——“采取一切必要的紧急措施”。

尤登尼奇随时可能攻入彼得格勒，5月19日，科巴抵达。他的行动很简单。电已经停了，他们打着蜡烛挨家搜捕旧军官、官员，枪毙人质——贵族、军官、沙俄官僚、神职人员。全城一片恐怖。城内的抵抗被压下去了，但是，彼得格勒城郊“红山”和“灰马”这两个要塞的驻军叛变了。

科巴明白，如不立即镇压叛乱，火会烧到其他要塞。波罗的海舰队的舰艇被调到反叛的要塞旁。6月15日，海陆两路夹攻，平定了叛乱。

科巴自豪地给列宁发电报：“红山要塞之所以能迅速攻克，是由于我极其直率地干预了战役行动，撤掉了原先的命令，改为执行我的命令。我认为有责任通告，今后我仍将照此办理。”白军进攻受挫，尤登尼奇退却。

同年10月，尤登尼奇率一个集园军又对彼得格勒发动猛烈攻势。列宁已经决定放弃旧首都了，倒是托洛茨基守住了城。当时，科巴在南方战线。但数年后，斯大林的历史学家修改了实况，把尤登尼奇的两次进攻合而为一，科巴成了革命的彼得格勒的唯一救星。

在这期间，科巴没有忘记不时地敲打托洛茨基，要求不让托洛茨基管军事。

列宁也发现，“狮子”的反咬往往显得很可笑。例如，托洛茨基就鸡毛蒜皮的小事向列宁告状：科巴喝“克里姆林官酒窖里的葡萄酒……前线军人会误以为克里姆林宫里大吃大喝……”

科巴以嘲笑的口气自辩：“有什么办法呢，我们格鲁吉亚人离不开酒嘛！”

“您看，格鲁吉亚人离不开酒嘛！”列宁以开玩笑的口气答复托洛茨基。

1919年下半年，南方发动了袭击。

邓尼金带领“俄罗斯南方武装力量”向莫斯科进发，扬言要同高尔察克会师。

9月初，列宁把科巴这位消灾专家派到南方战线对付邓尼金。

9月底，邓尼金占领库尔斯克，10月，又攻下奥廖尔。

白军逼近首都。莫斯科城里到处是标语：“大家都去打邓尼金！”

很快，高尔察克的遭遇又重演了：邓尼金在莫斯科附近受挫。10月份成了这位将军的不祥之月。

10月底，邓尼金放弃奥廖尔市。

白军开始退却。

科巴完成了使命。在他的南方战线组建了由沙俄骑兵司务长布琼尼领导的驰名的第一骑兵军。布琼尼的骑兵击溃了沙俄将军马蒙托夫和什库罗的哥萨克精锐部队。

科巴给列宁去电：“夺得了大批战利品、敌军的所有装甲列车……马蒙托夫和什库罗将军头上 ‘战无不胜’的光环消失了……”

布琼尼的第一骑兵军无情地消灭邓尼金的部队，逼其向黑海溃逃。

到1920年初，布尔什维克已经打赢了国内战争。

高尔察克海军中将打了一连串败仗，退往西伯利亚，残部渐渐瓦解。这位前“俄罗斯最高统治者”靠了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恩典，得到一节火车车厢，乘到伊尔库茨克。

但是，伊尔库茨克已经是布尔什维克的天下，捷克斯洛伐克人为了获得顺利离开俄国的权利，把这位不幸的将军交给了布尔什维克。

高尔察克不动声色地听完判决，请求抽最后一斗烟。

黎明时分，一排红军战士枪毙了这位将军。他的尸体被抛进了安加拉河的冰窟窿中。

其时，退到克里米亚的邓尼金自己卸去了志愿军总司令的职务，改由弗兰格尔担任，后者继续占据克里米亚半岛——即将消失的旧俄国的最后一个据点。

布尔什维克占领了乌克兰。

难以置信的奇迹出现了：半饥不饱、装备粗劣、有时连双靴子都穿不上的红军，战胜了沙俄最杰出的军官、装备精良的正规白军、精锐的哥萨克部队。这一奇迹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高尔察克和邓尼金所向披靡地向莫斯科挺进时，突然被阻住，被击溃呢？

白卫军军官罗曼·古尔在《冰天雪地的征途》一书中写道；“人民不向着白军，因为我们过去是 ‘财主’，农民不信任我们……这就是农民和整个俄国的灾难……”

又是那种农民对财主的阶级仇恨帮了布尔什维克的忙。只要“财主”一回来，农民就会忘掉布尔什维克的种种逼迫。再说，财主们也拼命地自挖墙脚：恢复沙俄法律，夺走农民的地，还给地主。邓尼金和高尔察克的强大军队，是被后方烽烟四起的农民战争无情地消灭的。

还有一个俄国的灾难毁了白军：偷盗。19世纪初，有人请俄国名作家、历史学家卡拉姆津对俄国下一个最简短的定语。他对祖国一言以蔽之曰：盗窃。

邓尼金将军在回忆录中抱怨：在库尔斯克和哈尔科夫取得辉煌胜利后，白军的后方挤满了列车，各团把坛坛罐罐装满了列车。”

应当补上一笔，是从老百姓那儿抢来的坛坛罐罐。

暴力和掠夺瓦解了白军，使老百姓产生了反感。邓尼金悲哀地写道：“暴力和掠夺席卷国内战争整个战场，不止一次地抹去了救星和敌人的界线。”

白军的发起人之一、保皇党人舒利金以讽刺的口吻建议，把沙俄军队的著名队列歌曲《腾飞吧，雄鹰！》改为《腾飞吧，贼鹰！》俄罗斯还有一个永恒的灾难——彼此妒忌。弗兰格尔将军很不喜欢邓尼金将军，反过来也一样，高尔察克营垒中和尤登尼奇队伍中，将军们没完没了地对咬……这些情况有很多记载。

但是，还有一个情况是致命的：白军有一种无法克服的恐惧感，觉得是在杀同胞、杀亲骨肉、杀“自己人”。而布尔什维克、科巴、列宁和红军政委却没有这种感觉，他们的“自己人”是世界无产阶级，他们不是跟同胞打仗，而是跟“剥削者”打仗，杀“剥削者”是为了地球上一切受苦人的幸福。政委就是这样教导红军战士的。

“我离开家乡去打仗，为的是夺回土地还老乡，”一首非常有名的苏联歌曲这样唱道。

国家被骨肉相残的战争弄得贫弱不堪，一片废墟。

但是，对他们来说“越坏越好”。

布尔什维克在《国际歌》中唱的理想实现了：在无情的战争中，俄国的“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沙皇全家死了，旧俄国的名门望族不是被杀就是流亡国外，旧的生活方式被彻底消灭。只留下近于赤贫的人，落得个“光秃秃的大地，光秃秃的人”。

现在可以建设布尔什维克的世界了。

战争胜利后，列宁不得不考虑同其他国家的关系。首先要使俄国摆脱全世界对它的禁运。红色恐怖已败坏了当局的名声，连西方的社会党人也为之不悦。1920年初，撤销了根据契卡的判决执行死刑的规定。这是做给西方看的。这一决议生效的那天凌晨，成了一场恶梦。当局不想放敌人一条生路。那天凌晨，各监狱里枪毙了大量的旧文武官员。契卡开恩日成了流血日。科巴也领会了这一条：对敌人可以宽恕，不过先要让他灭亡。

*“消灾专家”辞职

从1919年秋天开始，科巴就不断地怀着怨气给中央和列宁递申请。他请求把他调离前线：“第一，我有点疲劳过度，让我稍稍脱离一下危险的、激烈的、不知休息的前线工作，在后方集中干一段‘平静的工作’（我的要求不高，不是想到别墅里休养，只想换换工作，这就算是休养了。）”

随后，又是一封给列宁的电报：“再次重申我的要求：调我到后方，另派值得中央信任的人来。您要是坚持，我就只好自己走了他是百折不回的，不断抱怨，表明由于中央拒不让他的敌人托洛茨基下台，他很生气，再也不想担任“为军事部门擦屁股的专家”了。

事实上，他是在走新的一步棋，走得比大家都早。他已经明白：战争胜利了，这些红军骑兵及其奖章，明天将分文不值，如同托洛茨基和他的军事要职一样。现在应当赶快到后方。现在权力在后方！

可是他错了：战争还没有结束。1920年4月底，波兰进攻俄国。当初，如趁布尔什维克濒于灭亡时进攻，就会要了他们的命，可是波兰不进攻，因为怕沙俄将军胜利会使帝俄起死回生，而帝俄已不止一次地使波兰丧失独立。

于是，死刑立即恢复。“凡策动退却的，格杀勿论；凡临阵脱逃的，一律枪毙。” （托洛茨基）波兰人打到了基辅，但被击退了。

1920年春，军人在柏林暴动，但被镇压了。列宁认为，历史即将重演：“德国的科尔尼洛夫将军”失败，这就是说，下面轮到德国的十月革命了。列宁向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宣告：“我们将手挽手地同德国的苏维埃政府一起前进，这已为时不远了……”正因为如此，红军把波兰人赶出乌克兰后，列宁主张打波兰，以便穿过波兰去帮助德国。

科巴渴望回到莫斯科，反对“某些同志不满足于保卫我们的共和国…… 这些人傲慢地宣称，只有‘苏维埃华沙红旗飘’，他们才罢休。”

托洛茨基也反对战争，他知道，军队已疲惫不堪。可是，列宁是坚定不移的。7月初，年仅27岁的图哈切夫斯基指挥15万大军离开斯摩棱斯克。当时流行的口号是：誓夺华沙！他们一天行军20公里，去为世界革命而战。他们裹着肮脏的绑腿，穿着破靴子、树皮鞋，常常连制服都没有，终于走到了维斯瓦河。

站在丘陵上已经可以望见华沙的房屋了。可是，被他们抢走了粮食的农民，不知为什么对他们的到来并不感到欢欣鼓舞。德国人也没有像预想的那样，发动起义。这时，波兰军队已经清醒过来，开始拼死抵抗。

科巴在南线同波兰人作战。他是政委，同集团军司令叶戈罗夫一起领导南方集群。布琼尼的第一骑兵集团军是主力。托洛茨基为了加强图哈切夫斯基的攻势，下令把布琼尼的骑兵调给图哈切夫斯基。科巴拒绝，他早就厌烦为人火中取案……他有自己的宏伟计划。趁图哈切夫斯基想攻取华沙之机，科巴打定主意要夺取利沃夫，随后再从利沃夫袭击华沙，然后急行军，穿过奥地利，直捣德国，支援革命。结果，图哈切夫斯基的军队和科巴与叶戈罗夫的军队，都被打回俄国。

但是，连这件事列宁也饶恕了科巴。他决定让科巴去对付克里米亚。弗兰格尔趁布尔什维克同波兰打仗的机会，打击克里米亚，占领了周围地区。1920年8月，决定把图哈切夫斯基领导下在西线对付波兰的军队联合起来，同时成立南方战线，对付弗兰格尔。列宁建议科巴紧急组成南方战线指挥部：“政治局刚刚划分了战线，以便您能专心致志地对付弗兰格尔。弗兰格尔危险性极大，中央内部越来越多的人力主同资产阶级的波兰缔结和约。我请您认真讨论弗兰格尔问题，并拿出结论。”

但是，科巴一心想回莫斯科，对列宁的答复近于粗暴：“您关于划分战线的来函悉。政治局不该管这件小事。我在前线至多只能再工作两周，需要休息，找人替换吧……”

一副被敌人经常捣乱而弄得十分恼火的勇猛老军人的熟悉腔调。列宁怜悯了他，这在列宁给约费的信中可以看出：“比如说斯大林……这三年半来，命运既不让他当工农监察人民委员，又不让他做民族事务人民委员。”

列宁纠正了命运的不公。1920年9月，他把忠诚的科巴召回莫斯科。

可是，科巴急于回后方不仅是为了权力。他已40出头，该有个窝了。他那年轻的妻子快生孩子了，而且也早就该把另一个孩子，那个快要被遗忘的儿子从格鲁吉亚领回来了。

科巴是到了莫斯科才得知攻占克里米亚的消息的。红军战士利用堆积如山的战友尸体作掩护，如同雪崩一样正面袭击，攻进了半岛。科巴又上了一堂主课：托洛茨基善于不惜牺牲部下，所以节节胜利。

以后我再另找时间详细描述克里米亚的结局：港口乱成一片，人们纷纷往开向君士坦丁堡的舰船上挤，挤不上去的人陷入绝望……我父亲当时就在码头上，他决心不离开俄国。他后来得以幸存。

以后发生了屠杀。躲在俄国的匈牙利革命领袖库恩·贝洛写道：“克里米亚是一只瓶，反革命一个都没有钻出。克里米亚在革命进度上落后了三年，不过我们会让它赶上去的。”

科巴看到，的确是在赶。机枪响了好几个月，死了几万人。枪毙的人被扔到废井里，或是迫使即将被枪毙的人自掘坟墓。尸臭久久不散。但是，克里米亚的白色分子被清除掉了……

年底，科巴不得不忍受托洛茨基的又一个胜利——十月革命三周年庆祝活动，活动搞得惊天动地，因为正好同国内战争的胜利——最终夺取全国凑在一起。搞了一次现场大型演出：《攻克冬宫之夜》，又有芭蕾，又有杂技，士兵和机枪都上了场。从“阿芙乐尔”号一声炮响开始。遗憾的是，它不是只发出历史性的一声炮响，而是开个没完。因为电话坏了，它没有接到停炮的信号。直到传令兵骑自行车赶到，才制止了这场胡闹。赤卫队战士在隆隆的炮声中发起冲锋，越过街垒。躲在街垒后面的是一群芭蕾舞演员和杂技演员，前者扮女兵营，后者装士官生。这时，冬宫里的灯亮了，拉着白帘的窗口出现了许多人影，重现了当年的战斗场面，影子战！最后，所有的探照灯都投向飘扬在冬宫上空的红旗。

这场演出邀请了十月革命的主要参加者观摩。科巴没有受到邀请。

随后又是一连串的会，报纸刊登十月革命英雄的回忆录。哪儿都没有科巴的名字。不过，科巴很平静。他知道，这段历史连同伟大的乌托邦，已经死亡，只留下芭蕾和杂技演出，还有“阿芙乐尔”号那门发疯的大炮，加上影子。

*领袖的爱

但是，列宁知道，这很不公平。他是喜欢科巴的。他知道，托洛茨基和这些党内知识分子只不过竭力表现得残忍罢了，他们这种残忍是不自然的，歇斯底里的，如同他们对革命的爱一样。难怪季诺维也夫说：“革命？国际主义？这是伟大的事业，可是，如果这两样触及巴黎，那我就会痛哭流涕。”科巴残忍得情真意切，为了革命，他不仅可以烧掉巴黎，还可以烧掉全世界。这就是科巴的形象，列宁如此喜欢的形象。还有一个重要原因：真正的革命者科巴从来不忘记对虚假的革命者托洛茨基——列宁永恒的兄弟与仇敌表示鄙视。

列宁的这名宠儿从前线一回后方，就得了重病。1921年5月份，科巴奄奄一息，急性阑尾炎发作，他的虚弱的机体经不起重病。他这辈子没过上别的日子，除了不断的流放、逃跑，起初是在各个监狱间转来转去，后来是在各个前线来回奔忙，没完没了的工作。

罗扎诺夫大夫回忆道：“这是个大手术，除了摘除阑尾外，还要对盲肠施行大切除手术，手术的结果很难保证……”

费奥多尔·阿利卢耶夫：“由于病人体弱，决定在局部麻醉下做手术。剧痛迫使手术中断，给他用了氯仿麻醉剂……后来，他躺在那里，又疲又苍白，像死了一样，极度虚弱。”

罗扎诺夫大夫：“列宁每天早晚各一次打电话到医院问情况，不仅打听健康状况，还要求详细报告。”手术后，危险期一过，列宁亲自同罗扎诺夫一起讨论科巴的休养问题，要求让他到高加索山地疗养：“让他离远点，免得有人纠缠他。”

*重归故里

1921年，布尔什维克已经夺回了高加索。先是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随后，格鲁吉亚的独立也到了头。科巴的老相识奇赫伊泽和策列铁里流亡国外。

5月底，刚出院的科巴就乘飞机到纳尔奇克疗养院疗养去了。那是北高加索山区城市。

几乎整整一个月，他呼吸山里的空气，渐渐康复。

直到7月初，他才应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的领袖奥尔忠尼启则的请求，到第比利斯去。布尔什维克党高加索局全体会议在那儿召开，会上争论激烈。科巴支持对他忠心耿耿的奥尔忠尼启则。阔别多年后，他在第比利斯见到了母亲和儿子。

7月4日，列宁关怀备至地打电报责问奥尔忠尼启则：有什么权利打断科巴的疗养？请求寄回医生有关科巴健康状况的诊断书8月8日，科巴彻底康复，回到莫斯科。

1921年一整年，列宁不停地关怀科巴。科巴生了个儿子，但未提此事，请求要一套安静一点的房子。列宁亲自为他找房子：“保卫局长别连基同志！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里的房间太吵，他无法睡觉……听说您正想办法让他搬到安静的住房里去。请尽快办理但是，克里姆林宫里搬来了许多新主人。于是，列宁决定让科巴住到大克里姆林宫，住进举行隆重庆典用的大厅里！一切为了科巴！这时，托洛茨基受不了啦！他的妻子是博物馆主管，立即表示反对。列宁写信恳求，建议把珍贵家具迁出去。最后，列宁的好朋友、中央委员谢列布里亚科夫让科巴住到了自己的房子里。

列宁还让政治局专门通过了一项决议，以示对科巴的体贴：“斯大林同志每周应有三天在别墅度过。”恰恰是在那个时候，列宁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建议科巴娶他的妹妹玛丽亚，得知科巴已婚，列宁十分惊讶。

列宁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他的体贴当然是为了事业。万一科巴死去，对列宁的打击就太大了，因为列宁当时又打算搞一场极大的变革，科巴在其中将扮演一个特殊角色。

*乌托邦的终结

国内战争的结束并没有为俄国带来安宁。

战时，列宁加强了革命家们所痛恨的国家机器，埋葬了伟大的乌托邦。但在经济方面，情况恰好相反。列宁借口国内战争，实现了马克思的许多梦想。他称这些东西为“军事共产主义”。工业收归国有，私营商业被禁止。从1919年起，对农民实行了余粮征集制。这就是说，除了必要的口粮，粮食全部没收。农民无权卖粮。现在，国内战争结束了，农民盼望变革。可是，普通党员的信念是：我们打赢了战争，可以继续前进了，从军事共产主义走向世界共产主义。沿着伟大的乌托邦道路，前进！但是，农民再也不愿意献出粮食了。

农民的保护人，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在1918年“叛乱”后，坐在布蒂尔监狱”里，人们开玩笑，把监狱所在的地区叫做“社会主义大楼”。可是，连那儿都得到了消息：农民起来造反了。

“应无情镇压五个乡的富农暴动……应当搞个示范：1.起码绞死（一定要绞刑，让人看得见）100名顽固不化的富农；2.公布其名单；3.没收其全部粮食；4.点出若干人质，让方圆几百俄里的人看得到，受震动……” （列宁）

莫洛托夫在垂老之年曾满意地回忆道：“列宁下令镇压但波夫起义：一切烧光。”

1921年5月，图哈切夫斯基被任命为“坦波夫剿匪集团军”司令。

1921年6月12日图哈切夫斯基命令：“被击溃的残匪……聚集在树林里。为立即肃清残敌，我命令：在树林里喷毒瓦斯，让毒气弥散，消灭躲在林中的全部残敌。” （俄罗斯军事档案馆文件）

给这位统帅调去了250罐军用氯气。当时，数千名暴动农民已经被关进了在坦波夫州匆匆盖起的集中营。图哈切夫斯基的集团军拥有4.5万名战士、706挺机枪、5套装甲列车、18架飞机……他用毒气和火毁掉了坦波夫州的大部分。我的奶妈从坦波夫农村逃到莫斯科。父亲和兄弟是当着她的面被枪杀的。她直到死前，每天半夜要被噩梦惊醒，老是忘不了这位驰名统帅的战功。这帮农民老是反革命，一言以蔽之：那是反革命暴动区。可是，不久以后，“俄国革命的精英和骄傲——水兵也暴动了。1921年2月的最后一天，正好是二月革命四年后，喀琅施塔得又暴动了。

这场暴动是由托洛茨基亲自镇压的，图哈切夫斯基也参与了。

科巴没有表现出积极性。他知道，党正怀着阴沉的心情注视着：前沙俄军官图哈切夫斯基同布尔什维克领袖一起镇压水兵。

喀琅施塔得在坚持。当地报纸写道：“托洛茨基元帅站在齐膝深的血泊中，对革命的喀琅施塔得开火了。喀琅施塔得奋起反对共产党人的专制，为的是建立真正的苏维埃政权。”

列宁迫使党参与对不忠者的血腥镇压。3月份，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开幕。会上作了动员，300名代表出发，越过冰封的海湾冲击喀琅施塔得。起义被镇压。但是，有一部分起义者从冰上逃到芬兰。

科巴是从不忘记任何事的。打败希特勒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把不幸的喀琅施塔得水兵从芬兰带走，关进斯大林集中营，其时，那些水兵都已是老人了。

“杜鹃哀啼”——这是托洛茨基对水兵暴动的评价。

全国都已厌倦了这种贫困的生活。政权的支柱起来造反。于是，列宁翻了个令人眼花缭乱的跟斗：埋葬乌托邦和马克思的理想，宣布向新经济政策过渡，令第十次党代会为之震惊。

*新经济政策的秘密

十月革命使俄国知识分子发生了大分裂，其杰出代表流亡国外或被赶到西方。即使留在俄国的那些人，也有许多人仇视布尔什维克。我的父亲是新闻工作者，他写文章时用的笔名为“魏廷”，这个英文词的意思是等待。等待这个政权垮台。不过，他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相信了新经济政策，以为布尔什维克终于明白过来了。

瓦连京诺夫曾写过，当时有几位杰出的经济学家写了一份秘密报告《十月革命基本思想的命运》。他们的结论是：由于列宁宣布的新经济政策，四年前布尔什维克掌权时提出的思想，一个都没剩下。不是使国家消亡，而是在建设新的强大国家。不是使货币消失，新经济政策宣布要使卢布变得坚挺。列宁取消了用暴力征粮的办法，代之以普通的粮食税。太可怕了，竟然允许农民卖余粮！出现了市场——原先它被看作万恶的资本主义支柱。不是像原先打算的那样，把农民赶进集体农庄，而是让他们自由。世界革命的理想虽说留下了，但只是作为一段必要的开场白而已。布尔什维克已经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了，考虑的不是燃起世界大火，而是本国的繁荣。这就是某些聪明的知识分子对新经济政策的理解。在西方，流亡的乌斯特里亚洛夫教授表示，欢迎这个“被辽阔的农民国家生活气息推动的健康思维的新浪潮”，他幸福地高呼：“列宁是我们的，是俄罗斯真正的儿子，民族英雄。”

许多人听信了列宁的话：“认真地、长期地执行新经济政策”。但是，我父亲和其他党外知识分子这样想还情有可原，可是，瓦连京诺夫怎么会忘记当初他参与缔造的那个党的传统呢？忘了一条主要的规矩：党的领袖的话，只不过是出于策略考虑。真正的长远计划，亦即战略，应当掩盖起来，以后再宣布。例如，某人在1924年曾让人们相信，阶级斗争渐渐平息。某人曾嘲笑那些夸大富农危险的人。某人要求党最大限度地容忍误入歧途的人。这个某人就是斯大林。只是过了几年，他就把农民赶进集体农庄，把富农全消灭掉，把阶级斗争激化的口号奉为全国生活的宗旨。

这才是战略！而那些谎言不过是策略而已！

列宁说“认真地、长期地执行新经济政策”，这只是意味着：他希望大家这么想。同时，列宁致函外贸人民委员、前恐怖分子克拉辛：“以为新经济政策终止了恐怖活动，那是大错特错。我们还要搞恐怖，搞经济恐怖。外国人现在就在用金钱收买我们的官员……我亲爱的，时候一到，我要为此判你们绞刑……”他在一封密信中，建议司法人民委员库尔斯基起草刑法典的补充条文，阐明“恐怖的实质和理由”。因为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已经考虑到将来放弃这一政策时，如何搞镇压。正因为这样，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土地、大工业、外贸、银行和运输业，依然掌握在国家手里。列宁信念

的象征依然如故：无产阶级专政，亦即“没有任何限制的、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依靠暴力的政权”。这种政权同新经济政策能够“认真地、长期地”共存吗？对列宁来说，新经济政策如同布列斯特和约，仅仅是为了喘息……当初，托洛茨基称新经济政策为一种“手腕”，这才是真谛。但是，党不能宣布这一真谛，因为列宁想从西方拿到钱。资本主义应当帮助他们，以便今后消灭资本主义。

但是，为此应当让西方相信：既然新经济政策来了，那么“雅各宾主义”就要“认真地、长期地”终止！

可是悲剧来临：列宁面对的是义愤填膺的党员群众，因为党员们并不知道这一真谛，还以为伟大的乌托邦“认真地”死亡了。他明白，反对派将利用这一形势。“新经济政策在党内引起惊慌、埋怨、沮丧和狂怒。”（列宁）

新经济政策……街头出现了豪华马车、汽车，里面坐着万恶的、“没杀绝的新资产阶级”——这是党对他们的称呼，出现了穿貂皮大衣的美女、轮盘赌。莫斯科恣意享乐。食品就像从地下钻出来似的出现了，餐厅开张了。当时有人写道：“香水如浪，钻石如云，色迷迷的眼睛盯着女人的大腿，开口闭口外汇、交易所……”

这一切酷似令布尔什维克仇恨的“热月政变”。

也酷似未来的，即1992年的莫斯科。

普通党员在抱怨。领袖们也在抱怨，预感到会有骚乱。“我们唤来了市场这个魔鬼。” （托洛茨基）

第六章 斯大林的诞生

*列宁给科巴的新角色

列宁对新经济政策、对党内将爆发怒潮早有准备。在经济自由化的同时，他在党内定了极其严格的方针。

根据列宁的倡议，第十次党代会通过了吓人的决议，禁止在党内搞任何派别或集团。对搞派别活动的人，将开除党籍。列宁连反对派的萌芽都要扼杀。这个决议对一个民主的政党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听了刺耳，因而是秘密的。

1922年春，列宁设了个新职位——党的总书记。4月22日，根据列宁的提议，由科巴担任此职。

人们本来以为，这是一个技术性的职位，但是，科巴的作恶天才却使它成了党内极有影响的一个职位。其实这是既不了解情况，又不明白列宁的用意。设总书记，是列宁对付党内骚乱的种种措施之一。他知道，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发展，不满情绪会加剧，当然，永恒的叛逆者托洛茨基会发难……经验丰富的列宁不会不担心老干部和他们的公开反叛，虽说已禁止了派别活动。到1922年，列宁已经疲惫不堪，对在党代会上不断地斗“工人反对派”、“军事反对派”等反对派，已感到厌倦。况且，越来越厉害的莫名其妙的头痛使他万分烦恼。他决意成立一个机构，让它组织较为务实、平和的党代会，于是就建立了以忠诚的科巴为首的书记处。久经考验的科巴应当保证开成这样的党代会，学会控制全党。说得确切点，是笼络全党。这就是设新职的目的。列宁故意把书记处的职能定得很模糊，这不是平白无故的。政治局用来解决最重要的政治问题，组织局解决组织问题。本意是书记处解决不太重要的问题。但是，有一个危险的说明：书记处的任何决定，如未遭到组织局委员的反对，就成为组织局的决议；如未遭到政治局委员的反对，就成为政治局的决议。书记处诞生伊始，就获得作出重要决议的机会。

根据科巴的提议，他的老相识莫洛托夫成了第二书记。莫洛托夫坐得住，能一昼夜24小时连轴转，所以列宁亲昵地称他为“石头屁股”。书记处和已被科巴掌握的组织局 （在那儿主事的是忠实的莫洛托夫），开始控制党内的所有任免事项。

*领导层的隐蔽政变

就在同一年，1922年，列宁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这些50岁的同志（指他自己和托洛茨基）和你们这些40岁的同志（指其余人），应当培养30岁和20岁的接班人，选拔和培养他们，并担任领导工作。”

所以说，考虑领导干部接班人问题的不是科巴，而是列宁。领袖对老干部已感到厌烦，这些出类拔萃的老战友批评个没完。他委托总书记科巴培养接班人。不要找出类拔萃的人，而要找会办事的人。科巴评估了前景，满腔热情地做了这件工作。这样，出现了30岁的拉扎尔·卡冈诺维奇，他本来是鞋匠，同科巴的父亲一样。生于犹太人居住区，没多少文化，但很有工作能力。莫洛托夫发掘出这个人才，并推荐给科巴。科巴任命他为中央组织部部长。卡冈诺维奇控制了中央的督导员机构。他们被派到省里检查地方党组织的工作。地方领导人的未来就取决于他们的汇报。不久以后，卡冈诺维奇的部获得了任命地方党领导人的权利。这样一来，地方党组织就完全控制在科巴手里了。卡冈诺维奇开始大刀阔斧地干了起来，安插用得着的人，检验他们是否忠诚，不断搞机关人员大换班。不到一年时间，就考察和批准了43名省委书记——各省的全权统治者。党的官僚从此拥有了连沙皇的省督都不敢梦想的大权。

我翻阅了总书记的私人藏书，其中有一本他读过多次的托洛茨基《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他在托洛茨基关于党在国家机关中的领导的一句话旁边，批上“独占领导”。

控制并“任命”对他合适的各省党的领导人，是科巴用来在短期内使党服从自己的简单方法。托洛茨基看出来了，怒不可遏，可是，为时已晚！到处都是取决于书记处的、取悦于科巴的地方领导人。这些人心甘情愿地在以后的党代会上构成新的、受人操纵的多数。如果克里姆林宫里有哪个老爷敢于不服从这一多数，根据列宁禁止派别活动的原则，就会被踢出党外。

科巴完成了任务，一个听话的党已形成，而且是在最短期限内。

可是，能够用上这个党的已不是列宁了。

*“党的精英和骄傲”

列宁在想出了总书记这个职位后，同年2月份，改组了契卡。契卡改名为内务人民委员部下属的国家政治保安局（格别乌），1923年又改为国家保安总局（但是民间仍称它为“格别乌”），脱离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名义上改为隶属于人民委员会，实际上，隶属于列宁和政治局。这一切都被宣传为“血腥的契卡”已不存在。说是现在格别乌的任务仅仅是同特别危险的国事犯罪作斗争和搞侦察。实际上，契卡的无限权力原封未动。格别乌局务会议保留了不受监督地枪毙俄国任何公民的权利。由格别乌局长、局长助理和案件侦查员组成的“三人小组”也有这种不经审判就枪毙人的权利。“三人小组”在作出决定时是不让被告及其辩护人参与的。被告直到临枪毙时才能知道这一决定。

新成立的格别乌立即被科巴用来向反对派进攻，因为在事实上，改组契卡是列宁使党变得听话的计划的一部分。先利用格别乌对付竞争者——其他革命党。格别乌获准招收前沙俄密探局工作人员，来对付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因为前者迫害后者很有经验。还要收拾党内的异己分子。中央的新决议责成党员，要把一切“非党的”谈话和一切党内反对派的情况报告格别乌。这样，列宁和科巴就把格别乌用于党内斗争了。党员有责任告党内同志的密。格别乌的局务委员列入中央任免的名单。这样一来，科巴就控制了这些人的任免。很快，半文盲的、拿着炸弹的水兵和党内狂热分子就从格别乌中消失了……

科巴越来越深地把格别乌纳入党内生活。现在，格别乌定期向总书记报告新贵们的恣意妄为。党的高级干部加里宁和叶努基泽同芭蕾舞女演员的浪漫旅行，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逛演员俱乐部、多次熄了灯与女演员胡闹、第二天清早才被抬上汽车，加米涅夫的儿子柳季克寻欢作乐……加米涅夫本人搞姘头等等，这些事格别乌和斯大林全知道。对党的官员都立了档案。

*格别乌无所不知

这时，在前巴拉绍大公爵的带有室内花园和镀金家具的小洋房里，出现了美国人伊莎多拉·邓肯。她回忆道：“1921年春，我接到苏联政府的电报：‘只有俄国政府才能理解您的创作探索，请到我们这儿来，我们办个学校。’

“我以为，这下要同欧洲生活方式永别了……我没带自己的衣服，因为在我想像中，我将在充满兄弟之爱的同志们中，穿着红色的水兵服度过余生……我以为，柏拉图、马克思和列宁设想过的理想国，已经奇迹般地在地球上出现。

“这是释加牟尼、基督理想的那种平等世界……”

70年代，一个老太太在索契的“演员疗养所”对我说：“我是被格别乌派去照料她的。当时在莫斯科管邓肯叫 ‘女共产邓卡’。我们当时已摆脱了军事共产主义的种种灾难，而她却非常老派，跳的是《红旗畅想曲》和《第三国际颂》之类的舞蹈……后来，她遇上了出名的二流子——醉醺醺的捣蛋鬼和大诗人叶赛宁。他长得像天使，一头金色鬈发，而她却上了年纪。他连一个英文词都不懂……用不着懂，他俩通过爱情的语言很容易沟通。恋爱之后，俄罗斯式的生活就开始了——他胡闹，骂娘，往她身上扔靴子，叫她‘老太婆’……还揍她，可是她就喜欢这样。后来，她把他带到了美国。再往后，他把她抛弃，自个儿回国，上吊自杀了。这些事，我全都定期写汇报。我丈夫是作家，我也喜欢文学。”

所以，科巴连邓肯的事也知道，全知道。

*“我们要清理俄国，管很长时间”

这时，搞了一项使俄国知识界为之震动的行动，是列宁想出来的。

1922年夏末，一艘轮船从俄国开到什切青港靠码头。来者没有受到任何人的迎接。他们找了几辆带篷马车，装上行李。这些人拉着自己的妻子跟在篷车后面走在马路上。他们是俄国哲学界和社会思想界的精英和骄傲，是20世纪初俄国社会思潮的定调者：洛斯基、别尔佳耶夫、弗兰克、基泽韦特、特鲁别茨科伊公爵、伊林……总共160人，全是著名教授、哲学家、诗人和作家，俄国的全部精神潜力一举被抛出俄国。

《真理报》发表了一篇文章《第一次警告》。

的确，这只是第一次警告。1922年全年，列宁在推行新经济政策的同时，起劲地把异己分子清洗出国。

同他在一起的是忠实的助手、总书记科巴。

列宁对斯大林说：“关于把孟什维克、立宪民主党人等赶出俄国的问题……应当无情地赶走几百名这类先生老爷。我们要清理俄国，管很长时间。”

在政治局下面设立的特别委员会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不断拟订出要驱逐出国的人的名单。

科巴用强硬的方式，一丝不苟地贯彻执行列宁构想的这项计划。

对这些人来说，离开俄国是一种难以名状的痛苦。“我们以为过一年就能回国……我们念念不忘回国，”乌格里莫夫教授的女儿这样写道。70年代，我在布拉格见到了这些人中的一位——基泽韦特教授的女儿，一个耄耄之年的老太太，她从1922年起就盼着回国，连出国时带的提箱都没有打开。

列宁的病打断了这场已经展开的大清洗。但是，总书记牢记这句口号：“我们要清理俄国，管很长时间。”

*新的巴比伦塔

列宁把总书记科巴派到同格别乌密切相关的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是1919年成立的，当时，世界革命的理想还很有生命力。听从莫斯科的各国共产党都参加了第三国际。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创立第三国际时，在其宣言中公开写上：“只要我们没有建立全世界的苏维埃共和国联邦，我们国际无产阶级就决不会让刀剑入鞘……共产国际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起义的党。”

共产国际常设局在练马厅广场，房子里每层楼都设许多部，因为全世界都在这儿派了代表。有三座共产主义大学为未来的世界大火培养领导干部。经常在学校讲课的有拉杰克、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加米涅夫。现在，科巴也常到这儿讲课……

萨韦利耶夫的来信中说：“我已年近90……同共产国际有过一点关系，因此在斯大林的集中营里‘休息’了18年。共产国际是一个伟大的组织，斯大林天才地利用了这一组织。当时我还是个孩子。记得共产国际的主席季诺维耶夫是个红脸膛的胖子……我们指导西方共产党人搞地下斗争和建立地下组织，搞暴动，等等。格别乌的领导人每次都来参加共产国际会议。季诺维也夫借托洛茨基的用语，把格别乌称为 ‘我党的精英和骄傲’。格别乌与共产国际一起行动。1920年，准备援助德国革命，格别乌炸掉了波兰的一座军火库，这样，万一要越过波兰去帮助德国人，就可以少挨波兰人的枪炮……

斯大林不论干什么，一定咬住不放，一抓到底。季诺维也夫不爱干活。斯大林被任命为总书记后，共产国际最秘密的工作全都经过斯大林之手。”

仇视金钱的布尔什维克把他们夺来的俄国的丰富资源，慷慨地用于筹备世界革命……例如，1922年3月，给了意大利共产党400万里拉，给了德国人4700万马克，法共64万法郎……这张单子可以无穷无尽地列下去。饥饿的莫斯科喂养全世界的共产党。对，人们饿成了浮肿，可是离世界革命近了。钱花得毫无条理，心中无数，金钱往往同代理人一起消失。科巴当了总书记后，对共产国际花的钱实行了监督机制。萨法罗夫报告科巴，20万金卢布在朝鲜失踪。科巴还过问了给德国的数百万马克，迫使季诺维也夫如数申报。仅1921年，就送了共6200万马克的外汇和宝石到德国组织革命。其中有的珠宝是从被枪杀的皇室成员尸体上摘下来的，包括俄国末代皇后的珍珠项练。这几千万马克的财宝都保存在共产国际一名代理人的家里，分别装在纸袋、柜子、提箱和盒子里……科巴成立的调查委员会发现，在这个问题上一笔糊涂帐，无人监督。科巴把整个共产国际的活动连同金钱一同控制起来。

我在党务档案馆里看到无数带有“绝密”字样的共产国际“地下工作委员会”的文件。该委员会在德国、意大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美国、立陶宛、拉脱维亚组织颠覆性的地下活动。这后面全有科巴的阴影。他把共产国际同秘密警察——格别乌越来越紧密地拴在一起。恐怖分子将被派往世界各国。共产国际的绝密情报将送到总书记那儿。当美国百万富翁阿尔芒·哈 默在莫斯科露面时，有关他的秘密情报抄送两处：列宁和斯大林。

*谁给了布尔什维克金钱

90年代初，我看到了一份当时还保密的、保存在党务档案馆的文件的复印件。文件上有列宁的字迹：绝密，列宁送斯大林同志。

《鲍里斯·莱因施泰因关于朱利·哈默大夫同志及其子阿尔芒·哈默大夫领导的租赁了石棉矿的美国联合公司的报告》（莱因施泰因系俄国犹太人，上世纪末流亡美国，1917年回俄参加革命，成为共产国际有影响的工作人员，后来当然消失在斯大林的集中营里。）

“亲爱的弗拉季米尔·伊里奇……向您报告朱利·哈默同志及其公司的情况，不过，请您采取措施，不要让这份报告落入不完全可靠的人之手，万一报告的复印件落入美国政府之手，将会致命地影响本已十分艰苦的哈默的处境。我是通过在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工作期间私下了解朱·哈默同志的，前后25年（1892—1917），知道他是一个真挚、忘我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行医收入高，向来很慷慨地资助社会主义运动……美国参战后，他无法到俄国来，就决心用资产阶级的牌来打资产阶级，就是说挣大量的钱资助革命。他搞得非常成功……人们都说，他和他一家赚了大钱。1919年初，外交人民委员部寄钱给马丁斯同志。（马丁斯系纽约市民，于1919年被任命为俄国驻美首任大使，尽管当时美国拒不承认俄国。）

“马丁斯的钱用完后，哈默同志为了马丁斯的机构不致被撤销，把自己的钱借给他，共出资达5万美元。后来，俄国需要买石油机械，他又借出11万美元。共产国际成立后，由于社会主义工人党对它的态度模棱两可，他断绝了同该党的关系……1919年9月，他与里德等人一起创立了美国的共产主义运动。除了积极参加共产党代表大会外，他还资助党，捐资25万美元以上。美国政府怀疑哈默同志资助马丁斯的苏联使馆和共运，曾找借口要收拾他。由于他有显要的社会地位，因而政府无法把他驱逐出境……最后，借口找到了。一位让他做堕胎手术的妇女死了。政府揪住此事不放，唆使死者的丈夫控告哈默大夫，迫使陪审员判他有罪。结果，他被判处刑期不定 （3.5至15年）的苦役。这就是说，可以再过一年多放他（他已在纽约附近坐了两年多牢），但此后政府可以借口他的有害政治行为，再

把他投入监狱，关15年。他和他的儿子都是一家大公司的主要股东，因此，他就在狱中指挥这家公司的业务，以支持苏俄。1921年夏，他把儿子阿尔芒（不久前刚成为医生）派到莫斯科来。阿尔芒是该公司秘书，带来了一个医院用的全套手术器械，作为他父亲送的礼物，这套器械价值昂贵。这位年轻人继续走父亲的路，得知莫斯科想用美国朋友捐给苏俄的钱，建一座美国标准医院，就答应帮忙，捐出2.5万美元。去年，他在乌拉尔各工厂转了一周，发现工厂设备很好，由于工人没饭吃只好停工，就同父亲商量，要送来100万普特粮食，换俄国商品。通过我国外贸公司订了合同，第一批粮食约 15万普特已运到，但是出了麻烦，因为我们的鱼子酱（他们以每磅10美元的价格卖得很快）据检测，防腐剂含量超过美国法律许可……由于担心俄国商品被没收，只好先把船开到加拿大港口。现已找到直达更有利的美国市场的途径……

“为了开发俄国企业，根据年轻的哈默大夫的倡议，成立了目前这个大规模的美国联合公司，一些大财团已入股。综上所述，通过哈默同志父子及其公司，我们拥有了很珍贵的关系……为他们扫除一切障碍，对我们是有利的。”

报告原件是用英文写的。格别乌在秘密报告中说：“根据共产国际的请求，哈默在返回时带了3.4万美元现金转给美国共产党。现时，美国禁止对俄国的一切出口，哈默能把粮食和机械运出来，是没有先例的。”

*领袖的病

1921年一整年，列宁老是受到剧烈头痛的折磨，还加上神经衰弱。科巴建议列宁到阳光明媚的高加索去。但是，列宁同任何一个行将就木的人一样，一想到旅途辛苦就犯愁：“我怕出远门，弄不好没治好病反而累得要死，白忙一场。”

列宁到克里姆林宫的日子越来越少，在莫斯科近郊高尔克别墅的日子越来越多，那座别墅本是神秘地死去的萨瓦·莫罗佐夫的领地。决定让医生治疗。列宁不太相信布尔什维克医生——“医生同志”。有一次，他给高尔基写信说：

“医生同志99％是蠢驴……”

过去，在被他们毁灭了的俄罗斯，一般认为德国医生最好。于是，就从资本主义的德国请医生给领袖的怪病下诊断。克伦佩勒尔教授及其同行们没有发现他有什么要命的病，仅仅是不太厉害的神经衰弱。他们认为，头痛是遇刺后留在体内的子弹造成的。于是把子弹取了出来，可是……

莫罗佐夫的别墅并没有给他带来好运。

5月26日在高尔克村，列宁出了毛病，右肢体非完全性瘫痪、语言功能障碍。后来，他对托洛茨基说：“你明白吗，我当时既不能说，也不能写，只好从头学起。”

就这样，列宁一生中的悲惨时期开始了，他开始徒劳无功地同疾病作斗争，而这场病总共拖了两年半，直到他死。

《真理报》发表的《弗·伊·列宁—乌里扬诺夫病情和死亡公告》列了个40人的大名单，全是这期间给列宁作过治疗和诊断的俄国和德国名医，还有初级护理人员。其中有克伦佩勒尔、费尔斯特、克拉默、奥西波夫、多布罗加耶夫，这些人后来都发表了回忆录。克拉默大夫关于列宁病情的记载没有发表，现在仍存放于总统档案中。

有个众所周知的传闻，说是科巴得知列宁中风后，马上说：“列宁完蛋了。”不对，他不可能这么说。科巴为人谨慎。他从来不冒失，不忙乱。不过，他当然知道，死神已在领袖身旁。而且，死亡随时可能发生。仅仅在两年前，列宁之死意味着他的完蛋，可是现在……现在他倒不了，拥有他自己创造的强大力量。对，不论是斯维尔德洛夫，还是列宁本人，都没有做到，而他做到了；使党受他控制，还要加上一个听话的格别乌……

不过，暂时列宁还在练习说话，医生们还在为作出确切诊断而绞尽脑汁。甚至有人猜测是遗传性梅毒。到列宁祖先生活过的阿斯特拉罕去调查，可是没有任何明确结果。这时，列宁倒慢慢地康复了。医生禁止他阅读和接待来访者。可是，他已经要求把忠诚的科巴叫来。7、8、9三个月，科巴定期到高尔克去看望列宁。列宁自我感觉日益良好，打定主意要摆脱医生的监护，就找了科巴。因为照规矩，对领袖的治疗情况，是由总书记过问的。1922年7月，列宁写信给他：

“看来，医生们编造了一个不容人反驳的神话。星期五，我的病发作，他们吓坏了，作出了愚蠢透顶的决定：禁止谈政治问题……我恼火极了，‘尅’了他们一顿。我请您立即赶来，让我在病情恶化之前来得及把话说完。15分钟就能说完……只有傻蛋才会把病因推到谈政治问题上。要是我什么时候着急，那是因为缺乏切中要害的谈话。希望你能理解这一点，把那个德国傻瓜大夫……训一顿。”

7月13日，科巴就到了高尔克村，到领袖身边。

他亲自在《真理报》上写了篇文章，以打趣的口吻叙述这次长谈：

“列宁嘲讽道：‘不许我看报，不许我谈政治，哪怕有一张纸片掉在桌子上，我都绕着走，怕万一是碎报纸……’我哈哈大笑，称赞列宁同志纪律严明。我们笑医生，他们不懂得，职业政治家一见面不可能不谈政治。”

这篇文章是机灵的科巴想出来的意识形态宣传的一个组成部分。 《真理报》出了特刊，目的是告诉全世界，领袖康复了。那张报上还登了许多图片，其中有列宁和斯大林坐在长椅上的照片。

科巴还描写了他俩在阳光下坐在长椅上聊天的情况：“列宁抱怨，他已落后于形势……他什么都想知道：收成怎么样，对社会革命党人的审判进展如何……”

当时正好在审判“右翼社会革命党人”。被送上法庭的有34人，其中11名是中央委员，以同末代沙皇斗争而出名。

审判策划得非常出色，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未来斯大林审判的手笔，科巴的手笔。

我翻阅过迄今仍保存在前克格勃中央档案馆里的许多文件。

社会革命战斗队头目，一个叫谢苗诺夫的人，成了这次“审判的明星”。早在1919年他就被契卡逮捕，本应被判处死刑。从档案中可以看出，他“诚心悔过”，“同过去一刀两断”，在狱中就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

此后，他被派进社会革命党，不过身份已经是情报员了。后来他还接到过更重大的任务。案卷内有托洛茨基的信，说“谢苗诺夫忠于革命”，1920年在波兰境内做过谍报工作。

说话就到了1922年，他显然要完成新任务：在对右翼社会革命党人的审判中作为被告。他在法庭上发表证词，说右翼社会革命党中央秘密策划恐怖和颠覆活动，说他们同外国情报机关有联络。他还宣称，开枪打列宁的法尼娅·卡普兰受右翼社会革命党中央的委派采取行动，是其恐怖小组的一员……

这样，审判的策划者把已经被枪毙的卡普兰也动用起来了。她也应当帮助葬送倒霉的社会革命党人。

不过，谢苗诺夫说，他认为卡普兰是“谋杀列宁的最佳人选”，这说明，他连见都没有见过那个半聋半瞎的女人。

原先是总司令，如今成了共和国检察长的尼古拉·克雷连科，提议对社会革命党领导人判死刑。

事情全给布哈林和拉杰克弄糟了。在三个国际的代表会议上，他俩为了表示自己是“文明的社会主义者”，保证对社会革命党人不判死刑。

对形势居然这么不理解，列宁怒不可遏。当时正需要让全党全国乖乖地听话，所以才把反叛的知识分子驱逐出国，所以列宁才让斯大林当总书记，所以社会革命党人才应该被杀掉。

看来，列宁和科巴在明媚的阳光下，坐在长椅上谈的正是此事。不管怎么说，列宁刚从病床上爬起来，就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要求让社会革命党人流血。

12名社会革命党人被判死刑。不过总算照顾了布哈林的保证。死刑将在“针对布尔什维克的头一次恐怖活动之后执行”。

逃过了劫难的社会革命党人，将同审判他们的克雷连科和奸细谢苗诺夫一起，死于斯大林恐怖时期。

暂且列宁又精力充沛地恢复工作了。

卢那察尔斯基写道：“不过，在他说话时，总可以感觉到一种让大家都提心吊胆的困难。特别可怕的是，有一次演说时，他停住讲不出话来了，脸发白，憋了好一会才继续讲。”

按规定注视着列宁治疗情况的总书记有医生的确切报告。怪病会复发，随时可能中风。善于预见好几步棋的象棋大师科巴，已经得出了结论。

列宁也明白自己的健康状况，恰恰在这时，他又求助于科巴了。

*科巴和毒药

托洛茨基回忆起：“那是在列宁第二次发病时，好像是在1923年2月，斯大林在政治局委员会议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笔者）上说，伊里奇突然把他叫去，要求给他弄点毒药，他……预感到很快要又一次中风，不相信医生的话，自我感觉很痛苦……我记得，当时我觉得斯大林的脸部表情很反常，很神秘，很不合时宜。他转达的这个请求是很悲哀的，但他脸上老是带笑，活像戴了张面具。当时我喊了起来： ‘这种请求当然不能照办！’

“斯大林脸上毫无沉痛的表情，对我说：‘这我都跟他讲过，但他不听。老头儿挺受罪的，说是想随身带着毒药，万一病情无可救药，就用毒药。’斯大林又重复了一句： ‘老头儿挺受罪的。’看来，当时斯大林有自己的想法。”

托洛茨基接着又反问：“列宁当时为什么恰恰就求斯大林呢？”

他自己提供了答案：“谜底很简单：列宁认为斯大林是唯一能答应这种哀求的 （残忍的）人。”

玛丽亚·乌里扬诺娃也写到过关于要毒药的请求。

但是，她写的情况不一样。

列宁的妹妹玛丽亚·乌里扬诺娃死前写下了非常有意思的笔记。笔记是在她写的其他东西中发现的，立即送进了党务档案馆的密档。过了50年才让历史学家看到。这份临死前的笔记是她悔过的产物。她预感到不久于人世，“认为有义务简要地说出……伊里奇在生命最后时刻对斯大林的真实态度”，因为她在前几次言论中“没有说出全部真相”。

玛丽亚写道：

“1921—1922年之交的冬季，弗·伊·自我感觉很不好。我不知道具体时间，但确是在这个时期，他对斯大林说，他也许会瘫痪终身，要斯大林担保，如果这样，斯大林就帮他弄一点氰化钾，斯大林答应了。为什么他请求斯大林办这件事呢？因为他知道斯大林是个坚强如钢、毫不多愁善感的人。他无法对其他任何人提出这种请求。列宁是1922年5月，第一次中风后对斯大林提这一请求的。当时他觉得自己已无希望，要求叫斯大林来。斯大林在列宁那儿的确也就呆了五分钟，出来时，对我和布哈林说，弗·伊·请他弄点毒药，因为执行这一请求的时刻已来临。斯大林答应了，吻别了弗·伊·就出来了。后来，我们一同商量了一阵，就决定想办法让弗·伊·振作起来。斯大林又回到列宁那儿，对他说，跟医生交换了看法，他坚信还有希望，还没到执行这一请求的时候。弗·伊·情绪明显好转，尽管他还问斯大林：‘骗我？’ ‘您什么时候见过我骗人？’

“他们就分手了，直到列宁渐渐好转才见面。当时，斯大林比别人更常到列宁那儿去……”

所以，托洛茨基没说错，列宁是要过毒药。

不过，托洛茨基把这件事说成发生在 1923年，当时列宁同科巴已经为敌。而玛丽亚·乌里扬诺娃说的是在1922年，当时列宁同科巴关系亲密，列宁提出这种请求，说明非常信任科巴，当时用乌里扬诺娃的话来说，“斯大林比别人更常到列宁那儿去……”

原先我以为，是托洛茨基错了，也许是故意写错的，想让读者相信，斯大林是在同列宁成为敌人后才执行这一请求的。

让我大吃一惊的是，我在总统档案馆里找到了文件，说明的确在 1923年，再次请求斯大林给列宁搞毒药。不过，我们下面会看到，这已经不是列宁本人的请求了，因为列宁当时不仅不能像托洛茨基所写的那样“叫斯大林来”并“要求他……”，连话都无法说了。

让我们还是按顺序说吧。

回过头来说1922年。

科巴探望时，列宁同他说了些什么呢？

玛丽亚·乌里扬诺娃写道：

“斯大林那次和后来几次来的时候，他们说起了托洛茨基，是当着我的面说的。看得出，伊里奇和斯大林都反对托洛茨基。有一次议论过，要请托洛茨基到列宁这儿来。这是外交礼节性的。建议让托洛茨基在人民委员会当列宁的副手，也是这种性质。1922年秋，列宁恢复工作后，晚上常常同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在自己办公室碰头。我竭力不让他们在一起，借口医生不许可。”

所以，不是科巴，而是列宁召集“三人小组”反托洛茨基！

可怜的托洛茨基过于自信，至死还以为列宁把他看作接班人。他不知道，正如乌里扬诺娃所写，“弗·伊·很有自制力，很善于掩饰，一旦有必要，他不会表露出对某人的真实态度。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托洛茨基控制不住自己，骂列宁是‘流氓’……弗·伊·一下子脸色刷白，但克制住了，对托洛茨基的粗暴言论只说了一句 ‘有人神经出毛病了’。他对托洛茨基根本就没有好感。”

不过，他对季诺维也夫也没有好感。

乌里扬诺娃写道：“由于一系列原因，弗·伊·对季诺维也夫的态度也‘不算好’。”

所以，当时他也许只喜欢科巴一个人。

但是，1922年秋，一切都变了。

乌里扬诺娃写道：“秋天，产生了列宁对科巴不满的理由。当时看得出，有人在架空弗·伊·，到底是谁，怎么架空，始终是秘密。”

*“有人架空弗·伊·”

对列宁来说，这倒不是秘密。列宁病愈回到莫斯科，明白了许多事情。如果说在生病期间列宁由于怀疑而组建反托洛茨基同盟，以防自己身后被篡权，那么，现在他明白了，危险的是另一个人。显然，他从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甚至从托洛茨基那里，得到了同样的警报：党完全受科巴支配。有什么办法？是他自己让科巴当总书记，并建立一个能支配党的机构的。科巴完成了他的心愿，但完成得不是时候。现在，列宁病了，病情随时会恶化，到时候……谁知道支配这一机构的科巴会如何行事。科巴显然把列宁的权力架空了。列宁慌了，决心把科巴从总书记的位置上收拾掉。可是总得有个借口。列宁找到了借口。

*“伊里奇准备开战”

1922年，列宁决心调整共和国的地位。原先属于俄罗斯帝国的乌克兰、白俄罗斯、外高加索联邦虽然都由莫斯科安插的人治理，但形式上是独立于俄国的。列宁想再走一步，建立共和国联合体。

列宁不在的时候，科巴建议改暗的为明的，所有独立共和国都应当进入俄罗斯联邦，享有自治权。这引起了共和国的抱怨，特别是不久前刚失去独立的格鲁吉亚。格鲁吉亚领导人布杜·姆季瓦尼知道，向格鲁吉亚人宣布要直接返回沙俄时代是多么困难。他请求给一块遮羞布：哪怕是纸面上的独立也好啊。列宁表示支持，提出了共和国联盟的思想。共和国拥有纸面上的平等权利，甚至有权退出未来的联盟。格鲁吉亚的“独立派”对此十分满意。同时，列宁又获得了发动反科巴运动的机会。

科巴和另一位支持联邦思想的国家派、外高加索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奥尔忠尼启则都知道，民族主义在各共和国是多么严重，即使是联邦内的独立，明天也会变得多么危险。争论到火头上，脾气暴躁的奥尔忠尼启则揍了“独立派”姆季瓦尼一下。对列宁来说，这就成了极好的借口。他宣布，科巴和奥尔忠尼启则的立场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打人被升格为犯罪。

加米涅夫明白，列宁挣扎不了多久，而且怕托洛茨基又怕得要死，就决定同科巴保持结盟。于是，他立即给科巴送了个便条：伊里奇准备开战，维护独立。

科巴知道，列宁对他的态度变了，而且，当然卸道原因是什么。现在，列宁是他的敌人。于是，他建议同加米涅夫一起造反，给后者回了一个便条：我看，对付伊里奇要坚定。

是啊，他已经不怕了。医生不断向总书记报告病情。科巴有情报：再次中风在所难免。

可是，列宁的行动很有效。他往格鲁吉亚派了个专门的委员会，让他的敌人托洛茨基也加入反对科巴的斗争。同托洛茨基一联合，大局就定下了。不可能对抗两位领袖。

列宁决心在最近一次党代会上消灭科巴。托洛茨基回忆道：“他为第十二次党代会准备了炸弹。”

这个炸弹就是从政治上消灭斯大林：指控他搞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对布尔什维克来说，这是弥天大罪，结局必然是：撤销斯大林总书记的职务。

加米涅夫胆怯了，给科巴写信：“既然弗·伊·坚持，对抗会更糟。” 科巴忧郁地答复道：“不知道。随他去吧。”

科巴决定等待。他善于等待。他开始起草共和国联盟成立宣言。一切照列宁的意愿。

但是，列宁不接受他的投降。10月初，他给加米涅夫送去一个条子：“我向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宣战。”

加米涅夫知道，伊里奇是劝不住的。

*科巴的日子屈指可数

这时，列宁通过女秘书福季耶娃，同托洛茨基就高加索问题不断保持联系。

托洛茨基问：“这就是说，即使在正确路线上，他也不想（同斯大林）和解？”

福季耶娃：“对，他不相信斯大林，想当着全党的面公开反对他，他在准备炸弹。伊里奇的状况一小时比一小时差。不必相信医生的安慰，伊里奇连说话都困难，他怕还来不及动手就倒下。他给我条子时对我说： ‘为了不错过时机，愿提前动手。’”

不过，福季耶娃这些事可不是只告诉托洛茨基一个人的。我们下面就会知道，她把列宁办公室里发生的一切全都报告斯大林了。她心里明白：伊里奇每况愈下，新主子很快会上台。

在列宁的战友中，科巴一直没有碰的人屈指可数。利季娅·福季耶娃是其中之一。1938年，他让她到列宁博物馆工作。她得过许多奖赏，庆祝了90寿辰，死于1975年，比科巴活得长。

加米涅夫来到托洛茨基的办公室。“他是个相当有经验的政治家，知道这不仅关系到格鲁吉亚，还关系到斯大林在党内的全部作用。”（托洛茨基）

胆怯的加米涅夫抛弃了科巴。

伊里奇昔日的宠儿末日将临。可是……

科巴的情报是准确的：列宁经不住紧张的斗争和仇恨，于12月13日两次发病，躺倒了。第二遍钟响了。

*隔离：列宁受制于科巴

医生要他休息。12月中旬，科巴在中央全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由总书记个人负责对列宁实施隔离治疗，既不应同工作人员交往，也不应书信来往。禁止会见列宁。朋友和家属均不得向伊里奇报告任何政治生活情况，以免他激动……”

党的决议没有报告给领袖。他一直不知道，自己已受制于敌人。现在他还算什么领袖呀！领袖消失了，只剩下一个病人。不过，科巴也消失了，他已经不是影子，因为领袖已不存在。

忠诚的科巴死了。出现了约瑟夫·斯大林。

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列宁大学。

第三部 斯大林：生与死

“暴君是从名为人民代表制的根中出现的。起初，他面带微笑，拥抱每个人……慷慨许愿……但一旦成为暴君并知道已被助他上台的公民谴责时，暴君就只好不由自主地消灭谴责自己的人，直到他既无友，又无敌。”——柏拉图

第一章 十月革命领袖的结局：列宁

中央全会通过了列宁在生病前就提出的决议：外贸垄断权应留在国家手中。托洛茨基是这一决议的主要鼓动者。现在他在列宁那里显然代替了科巴的角色。克鲁普斯卡娅告诉列宁，他的决议通过了。病发初愈后的列宁口授了给托洛茨基的信：“好像一枪未发就占领了阵地（关于外贸的决议）。我建议马不停蹄，继续进攻。”

所谓进攻，就是攻科巴。列宁善于斗争。

第二天，被托洛茨基同列宁的接近吓坏了的加米涅夫写条子给科巴，告知两位领袖的来往：“约瑟夫，今夜托洛茨基打电话给我，说收到了一个条子，老头儿在条子中对通过的决议表示满意……”

斯大林答道：“加米涅夫同志……既然费尔斯特大夫绝对禁止，老头儿怎么还能同托洛茨基递条子？”口气不一样了，他已经不是约瑟夫，而是不允许任何人违反党的决议的总书记了。

于是，斯大林打电话叫克鲁普斯卡娅来，对她粗暴地大喊大叫。

克鲁普斯卡娅简直要休克。下班回家时，“她完全变了样，号啕大哭，在地上打滚，”玛丽亚·乌里扬诺娃在笔记中回忆道。

看来，正是在那时，克鲁普斯卡娅一冲动，忍不住把受侮辱的事告诉了列宁。

于是，狂怒的列宁给斯大林写了绝交信。

同时，克鲁普斯卡娅给加米涅夫写了一封火气很大的信：

“列夫·鲍里索维奇……斯大林竟然对我粗暴无礼，蛮横至极。整整30年，我从未从任何一位同志那儿听到过任何一句粗暴的话。我对党和伊里奇利益的珍惜，不会亚于斯大林同志。现在我要尽最大努力才能控制住自己。什么能讲，什么不能讲，我比任何一位大夫都清楚。起码比斯大林清楚。我把您和格里戈里看成是同弗·伊·最亲近的人，请你们保护我，不要让别人干涉我的个人生活，不要让别人无端辱骂和威胁我。我也是个活人，神经已紧张到了极点。”

她还没明白出了什么事。列宁的妻子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了斯大林，此前她认识的只是忠诚的科巴。

可是，克鲁普斯卡娅渐渐地明白过来了，已对新形势作出了估计，明白了自己已无能为力。看来，就是在那个时候，她恳求秘书先不要把列宁的信送给斯大林。

这时，加米涅夫接到了克鲁普斯卡娅的信，他知道，领袖同斯大林的战争又爆发了。他就上托洛茨基那儿去，讨论了形势和党内现状，作出了决定：抛弃斯大林！

后来，托洛茨基回忆了这个场面：“我对加米涅夫说，我主张保留现状。如果列宁在代表大会前康复——这种可能性很小，我们就再议这个问题。我反对搞掉斯大林，但我在实质问题上同意列宁的意见。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是根本不合适的……此外，应当让斯大林立即写信给克鲁普斯卡娅，表示道歉……”

深秋时分，加米涅夫写信给托洛茨基，说斯大林接受了全部条件，会给克鲁普斯卡娅写道歉信的。

看来，这时她说服了列宁不发那封信。

玛丽娅·乌里扬诺娅回忆道：“她对弗·伊·说，她同斯大林已经和解。”

列宁同意了，他是善于克制冲动的。显然，他决定先准备好一场新攻势，然后再发出那封信。

但是，斯大林看来对列宁家里发生的一切了解得一清二楚。

乌里扬诺娃在回忆录中写道：“有一天早上，斯大林把我叫到办公室，情绪低落，表情阴郁。他对我说： ‘我昨天一夜没睡，伊里奇把我当成什么人了，以为我是一个反复小人，我可是一心一意爱戴他的。您找个机会对他说说。’”

对，他决心最后一次装科巴。

但他从这件事里吸取了一个极重要的教训：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彼此非常仇视，非常怕对方地位上升，因此，两人都宁可让他继续当总书记，即使违背列宁的意旨也罢。

*不知疲倦的弗·伊·

列宁住在克里姆林宫。他本应到高尔克去，一场大雪封了路。他是不会浪费时间的，病刚好一点，就继续搏斗。

12月份，他悄悄地口授《给代表大会的信》，这一文件将作为《列宁的遗嘱》载入史册，因为他提出的条件是：这封信应当对他死后举行的那次代表大会宣读。

在这封信里，他对所有的亲密战友都作了评价，对每个人都指出了相当重大的缺点。

他最后才说到斯大林。领袖把对斯大林的评价同托洛茨基联系在一起。

“分裂的危险，一大半是由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的，而这种分裂是可以避免的……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就可以避免分裂……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大概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但他又过分自信，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

就这样，他打击了他不喜欢的两个人。

文件由秘书謄清，原稿烧掉了。

几份抄件分装在几个信封里，上面写着“绝密”，由克鲁普斯卡娅送出。她只有在列宁死后才能拆开。

但是，有一份抄件盖上了火漆封记，留在了秘书处。

为什么这位醉心于保密的领袖突然变得如此天真？他怎么可能相信，送到他的秘书处的那份抄件会不被战友们知道？难道他没想到，仆人不执行前主人的决定是惯例？难道他没想到，秘书可能不履行前领导的遗愿？

*福季耶娃立即忙碌起来

党务档案馆里保存着她给加米涅夫的一封信：“弗·伊·给代表大会的信已于12月23日，星期六转交斯大林同志……不过，在转交之后才弄清楚，弗·伊·的意愿是，信要保存在档案中，严格保密，只有弗·伊·或克鲁普斯卡娅……才能拆开。我请求得知此信的同志们，把这封信看作是谁也不该知道的弗·伊·看法的笔记……”

在福季耶娃的信上注着：“斯大林已阅。只送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关于弗·伊·的信，当然对谁都没有讲过。”

于是，福季耶娃“不慎”没有理解列宁的意思，立即把信转给了斯大林，斯大林又……转给了托洛茨基。

随后，又转给了加米涅夫，不过他没写这一点。

为什么？因为那儿对两人的评价很不美好。所以，他俩极端希望谁也不要知道这封信。

但是，1月初不知疲倦的列宁又添了新的文字：“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

列宁还不罢休，开始写一系列文章，其中的一篇激烈批评工农监察人民委员部——原先斯大林管的人民委员部。他善于斗争。

科巴显然立即就知道了。1923年2月，大夫对列宁宣布，他“绝对不许看报、会客和询问政治消息……”

斯大林死后马上就勇敢起来的福季耶娃回忆道：“列宁认为，这一禁令并非医嘱。他病情恶化，情绪沮丧，嘴唇发抖……看来，弗·伊·产生了这么一种印象：不是医生对中央提了建议，而是中央对医生下了指令。”

可是，列宁想出了摆脱斯大林监护的办法。

3月5日，他就那件本已解决了的同克鲁普斯卡娅发生冲突的事，给斯大林写了一封愤怒的信：

“可敬的斯大林同志！您曾粗暴地叫我的妻子听电话并责骂她。虽说她对您表示愿忘掉这件事……我却不愿这么轻易地忘掉针对我的举动，很明显，我认为针对我妻子的举动就是针对我的举动。所以，我请您掂量一下，您是同意收回这些话呢，还是宁可断绝我们的关系？顺致敬意。列宁。抄送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同志。”

这样，列宁冲破了软禁局面。一个同他决裂的人难道能监护他？即使斯大林道了歉，列宁也会想办法继续争吵的。到时候，中央就得采取措施！但是，列宁不知道，斯大林连这步棋也料到了。早在2月1日，他就请求政治局免除他对列宁的监护。科巴知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生怕垂死的领袖会同他们的敌人托洛茨基结成一伙，不会让列宁脱离科巴的监护。果然是这样。政治局决定：拒绝斯大林的请求。现在，根据党的意志，他成了列宁的狱警，直到最后。

*“救救我……见鬼……见鬼”

早上，斯大林接到了列宁的信，但他胸有成竹。列宁为发脾气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夜里，他失去了语言能力，老是断断续续地重复：“救救我……见鬼……见鬼……鬼……救……”这是医生记下来的。

虽说前领袖到天快亮的时候又恢复了语言能力，但斯大林很有把握：鬼也救不了他的命。快了！

于是，他立即写回信。这封信将在密档中保存几十年。我看了前科巴给前领袖的最后一封信：“列宁同志！五星期前，我同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同志谈过话……在电话里大致是这样对她说的：‘大夫禁止把政治消息告诉伊里奇……可是您却违反这项规定，不能拿伊里奇的生命开玩笑’，等等。我不认为这些话会被当作粗暴的…… ‘针对您’的举动。不过，如果您认为，为了保持关系我应当收回上述这些话，我可以收回。可是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错在哪里，您究竟要我干什么？”

信是生硬的。这个半死不活的人该明白了：科巴已死，斯大林是不讲客套的。可是，列宁没有看到这封信。

3月10日，斯大林得知，列宁由于中风，既不能看，又不能写，也不能说。最后一遍钟敲响了……

*妻子要毒药

接着就是这一请求。他立即写信将此事告诉政治局委员们：

“3月17日，克鲁普斯卡娅以绝密的方式……把伊里奇的请求转告我：给他弄一份氰化钾……她说……伊里奇经受着无法形容的痛苦……应当说明，我没有勇气履行这一请求，只好拒绝了这项使命……特告知政治局……”

的确，斯大林把此事告诉了“三人小组”中的朋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括号里引述了她的话：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说，她想试试给他氰化钾，可是“下不了狠心”，因此请“斯大林支持”……

可是，他知道人们的道德观，他以后会被战友谴责的。不，让伊里奇费心自己去死吧。当然，政治局委员赞同他的决定，现在，他落了个清白。

*1923年3月：起跑线上

克里姆林宫内也开始直接为政权而搏斗了。不仅是为政权，也是为生存。每个竞争者都善于血腥地报复政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发表过多少嗜血的言论。托洛茨基确切地归纳了他们的共同信条：

“什么人生的神圣价值，纯粹是教士的胡扯。”

所以，他们每个人都知道，失败的代价是什么……只有斯大林在呼吁流血方面极为谨慎。同他们相比，他是最温和的。他没有发表过嗜血言论，只有行动，而且一般是秘密行动。

竞争者的地位如何排列？站第一的无可争议是斯大林。对，他不像托洛茨基那样有名气，但名气小，权力大。列宁把党权集中在他手里，而国家政权就在党的手里。中央机关和地方党委受他支配。左右政治和经济生活的1.5万名党的专职干部，是他的走卒。

接着就是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联合体。加米涅夫是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在人民委员会里任列宁的副手，正如列宁所说，他是一匹“拉两辆车”的“非常能干勤奋的马”。季诺维也夫是彼得格勒的头儿，还领导共产国际。

最后是托洛茨基。他领导共和国的军事力量。可是，军队大量复员、裁减。列宁已经尽心尽力，这位“敌人兄弟”现在成了最没有影响、离关键职位最远的人。不过，托洛茨基毕竟有一圈光环——革命的第二号领袖……

最最后就是布哈林，《真理报》总编辑、党的主要理论家。他不是竞争者，但他投到哪一边却很重要。

托洛茨基抢先起跑。3月13日，各报发表了第一份小心翼翼的公报：《列宁健康状况恶化》。第二天，《真理报》就发表了托洛茨基最亲密的战友卡尔·拉杰克的文章《列夫·托洛茨基——胜利的组织者》。对老百姓和普通党员来说，这应当被看作一种信号：托洛茨基是领袖的接班人。

托洛茨基急于开党代会。

4月份举行了第十二次党代会，这是最后一次并非全由斯大林安排的党代会。托洛茨基的追随者在会上拼命放风，说列宁有一份遗嘱，任命托洛茨基为接班人……

托洛茨基在会上出色地做了关于工业的报告。报告结束时，欢声雷动。“不妥，列宁都没有受到过这样的欢呼，”伏罗希洛夫指出。

报告的成功激起了妒忌心重的季诺维也夫的狂怒和加米涅夫的惊恐。报告完成了使命，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由于惧怕托洛茨基，终于同总书记联合起来了。

因为斯大林是能够对抗最危险的“狮子”的力量。

就这样，托洛茨基组成了反托洛茨基集团。

5月份，停止刊登列宁健康状况公报。全国都获悉：死亡的威胁已经过去。全国都开始相信，看来列宁已恢复工作。这是斯大林想出来的花招。他让中央通过专门决议，控制有关伊里奇健康状况的任何消息。连托洛茨基都只好从替他和列宁治病的格季耶大夫那儿捞点信息。于是斯大林把格季耶调开了。

5月份，把列宁送往高尔克。他是被人用担架抬上汽车的。可怜的领袖只会像白痴似的傻笑。“他紧紧地握了握我的手，我本能地去吻他的头，可是他的脸！！！我费了很大劲，才忍住没哭出来，”一位人民委员会工作人员回忆道。

根据总书记安排，为列宁在这个期间拍了照，请来了画家安年科夫为他画最后的肖像。

“列宁裹着毯子半靠在躺倚上，呆笑着木然望着我们，只能作为他得的那种病的活标本”，安年科夫写道。但是，斯大林要的是旁证：列宁在最后时期已陷于痴呆。这就是说，列宁晚期写的信函，是痴呆的产物罗？”

“但是，克鲁普斯卡娅不让画他的像，”安年科夫写道。在党务档案馆里，我看到了她写的几封悲伤的信件。

1923年5月6日，她写信给伊涅萨·阿曼德（她是列宁的已故情人的女儿，与其母同名）：“……你责备我，说我没给你写信，可是你根本就想像不出，我们这儿出的事，难以名状……人们全都走掉了，表示同情，但怕进门。我活着，只是因为每天早上沃洛佳看到我就高兴，他拉住我的手，有时我们一言不发地对望着，不知说什么好。”

*6月份斯大林惊奇地获悉……

列宁不仅活下来了，还开始好转！

斯大林自己是再也没有到高尔克去过，也不许任何人去，借口说病人不愿意。党务档案馆里保存着一个练习本，上面写的文句很奇怪：“这是我们的狗，它叫杰克，它在玩……”这是克鲁普斯卡娅用来教领袖学说话的课文。列宁学得最流利的词是：无产者、人民、革命、资产阶级、代表大会，等等。

但是，学会的词很快就从记忆中消失，而听懂周围人语言的能力却恢复了。他已能不困难地分辨真假……例如，列宁爱采蘑菇，他们就事先采了蘑菇分插到列宁坐轮椅要经过的小路两旁。但是，他的棍子一碰，插进土里的蘑菇立时就倒了。别人对他的智力估价过低，列宁对此很恼火。

医生把这些情况全写到报告里，总书记认真阅读。还提到他有时大发雷霆，弄得周围的人战战兢兢。列宁急于康复。克鲁普斯卡娅回忆道：“语言功能渐渐恢复，不过很慢。他把这一切看作是在牢里服短期徒刑。”

列宁知道，他是在牢里。显然，他在拼命动脑筋，想挣脱牢笼。

这时，斯大林的秘书托夫斯图哈正在开足马力地工作，收集列宁的文献。我在党务档案馆里找到了一份委任状，是让托夫斯图哈把列宁的文献从他的战友的档案中拿出。斯大林在考虑又一盘棋。这些文件在棋局中将非常有用。

这时，在莫斯科开始流传一些匿名的小册子，诸如《某个大人物的小传》，其中引用列宁的语录，证明“托洛茨基从来就反对列宁”。

托洛茨基把这种东西称作“厕所文学”，这些书还流传到各省。托夫斯图哈在行动。

*“吃饱了闲得慌，我的朋友们！”

1923年夏，所有的领袖都去休假了。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前往基斯洛沃茨克”，把加米涅夫留在莫斯科。

总书记当然蹲在热得难受的莫斯科，顾不上休息。工作，没完没了的工作。况且，领袖的健康状况奇怪地好转，他感到心惊肉跳。

夏季，同托洛茨基的斗争休战。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决定对斯大林施加压力，迫使他分权。他们以开玩笑的方式给他写了封信：“1923年7月29日。两个老百姓提议让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和斯大林进书记处，以加强团结。”

可是，这封信的内容可不是玩笑：他们是想搞机会均等。当时，为了战胜万恶的托洛茨基，他只好不断地同季诺维也夫结盟，亦即执行他们的决定。他只好冷笑：当我是傻瓜呀！

季诺维也夫当时写信给加米涅夫：“你竟然让斯大林如此恣意妄为（接着他列数了他们休假时斯大林自作主张的无数事例）……我们再也不能这样容忍下去了……”

当然，总书记知道他们的这种来往。忠诚的格别乌已经盯着他们中的每个人。但是，他有办法迫使他们就范。他给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写信：

“……我不明白，我该怎么干才能让你们不骂我。最好是你们送个条过来，写得清清楚楚。当然，如果你们认为还能继续齐心协力地工作的话。因为，我有这样一个印象：你们不反对准备决裂，把它看成一种必不可免的东西……你们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我再过8—10天就去休假，累了，疲劳过度。祝好。”

“又及：你们是有福气的人。没事儿干可以瞎扯……我却要在这儿当苦力，像只给拴在链条上的狗，累得要死，而且反倒是我不对。这么弄真能把人折磨死。吃饱了闲得慌，我的朋友们。约·斯大林。”

这一招还真灵。一提要撂挑子，他们就吓得要死。他一走，托洛茨基就会来。斯大林对托洛茨基也可以耍这一手，后者也会明白，斯大林一走，季诺维也夫和他那帮人就会来。他们怕他这个“粗暴无知的格鲁吉亚人”，但彼此间更怕对方。他很容易算出来：这些人之间的仇恨会保证这盘棋产生预期的结局。

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马上就给他来了信：“说归说，这当然是由于您太累了。这提都用不提。您想上哪儿休假去呢？祝好。”

他算是对这帮老爷研究透了。他们不仅怕托洛茨基，还怕干活，不爱当苦力，宁可当代表，让他干活。

行啊，他就干吧。就在那时，他给他们写信，提到了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的传闻。当然，他对这封信知道得一清二楚，但想了解他们知道了些什么。

1923年8月10日，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给斯大林回了信：“对，有这封信……弗·伊·在信中建议代表大会不要选您为书记。布哈林、加米涅夫和我决定，这件事先不告诉您，原因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不想让您精神紧张。但这都是现象。实质是：伊里奇已不存在。所以，实质上是中央书记处……决定一切。在目前这种体制下，是不可能有平等合作的。因此要找个最佳的合作方式。我们从不怀疑。咱们能说妥。”

他们还希望他会拱手献出他建立的机构！我可以想像，他是如何冷笑的……

但是，有一件事使他不安。他们以为伊里奇已经不存在，而他却惊恐万状地看到：列宁在康复！

“从7月份起开始康复，他不仅能坐，还能拄着拐棍行走了……恰恰是在10月份，语言功能开始恢复，”克鲁普斯卡娅写道。

于是就在 10月份，出了一件让斯大林大吃一惊的事：列宁出现在莫斯科。

可是，一回莫斯科，可怕的日子又回来了。

康复停止了，列宁进入了垂死状态。

好像在这次旅行中出了什么事。

*克里姆林宫的秘密

克鲁普斯卡娅写道：“有一天，天气很好，他自己走到车库，坐上车，坚持要上莫斯科……到了那儿，他到所有的房间都转了一圈，还进自己的办公室看了看，到人民委员会去了一下，把笔记本理好，拿了三卷黑格尔文集……然后，又想乘车在城里转转。第二天就急于回高尔克。以后再也没说起过莫斯科……”

但是，在汽车里同列宁坐在一起的不光是忠实的妻子。

克鲁普斯卡娅没有写道，跟他俩一起坐在那辆车里的还有玛丽亚·乌里扬诺娃。这不是忘了写。

还是那个瓦连京诺夫发表了玛丽亚·乌里扬诺娃告诉他的那段故事：“在到莫斯科去的路上，列宁一个劲儿地催司机开快车，以前他从不这样……他在人民委员会自己的办公室走了一圈，又到了自己的住宅，在那儿找一件东西找了半天，没找到。这使他极为气恼，引起惊厥。回来后，玛丽亚·乌里扬诺娃对大夫讲了这件事……随后，克鲁普斯卡娅把大夫叫去，对他说：‘弗·伊·有病在身，可能会产生错觉。我不希望传出谣言，以为他有什么信或文件被偷了。这种谣言只会引起很大的不愉快。我请您忘掉玛丽亚·伊里尼奇娜说的一切……这也是她对您的请求。’”

可是，列宁办公室里到底有什么东西，列宁找的是什么？

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列宁的遗嘱”）给人造成一种非常奇怪的印象：这里显然有什么话没说完。

例如，列宁对代表大会谈到斯大林掌握的无限的权力，担心他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

怎么办；把他撤下来？不，列宁没有提这种建议。不仅如此，为了证明斯大林无人可取代，列宁对党的其他领袖作了绝非赞扬的评语……那就是说，不撤下？那怎么办？原来是这样，只须靠工人来增加中央委员人数。这些工人将遏制斯大林和党内大亨们的权欲？！难道列宁会如此天真？

但是，在斯大林粗暴地对待克鲁普斯卡娅后，列宁补写了一段，其中要求“把斯大林从总书记职位上调开”。仅此而已，没有提出替换的人选？没有提任何人的名字？这不等于是造成混乱吗？领袖对党不可能不作具体指示！应该有指示！在哪儿呢？

还有，列宁是爱动笔的，是新经济政策的提出者，他在遗言中谈到了民族问题后，不详细说说经济问题，可能吗？结果，人们只好在他最后几篇文章中寻找他的经济思想，让克鲁普斯卡娅匆匆忙忙地宣布这些文章就是他的真正“遗言”。这是很不合情理的。因为根据党的传统，可以发表的东西一般都是策略，即欺骗。真正的目的，即战略，一般是不公开的，只供少数人知道，只存在于绝密指示、密令中。

还有，列宁是一个有经验的政治家，不会不知道，他的这类信可能根本就到不了党那里。他对所有的接班人如此慷慨地分别发表致命的评价，会使这些人联合起来，齐心协力地隐瞒这封信。事实果然如此。当美国共产党人伊斯门谈到《给代表大会的信》后，托洛茨基立即宣称：不存在这封“信”。

还有一点很奇怪：在这封信里显得比任何人好的是……斯大林！！列宁指责他的无非是粗暴和缺乏耐心。可是，在无产阶级政党内，粗暴从来算不上缺点。列宁补写的把斯大林调开，可以被人看作是列宁一时发火，由于斯大林同克鲁普斯卡娅的冲突。仅此而已。列宁迫切想撤下斯大林，难道连这点都不懂？他懂。那又是怎么回事呢？

最有可能的是，传到我们的那个文本，只是这封信的一部分……有经验的保密大师列宁把这个文本留在秘书处，事先估计到工作人员不可靠和科巴的积极性。这个文本是给科巴的。

*是否有过另一份更全的文本？

这份文本可能被列宁藏在密处——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也许，给代表大会的建议曾放在那儿。例如，用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三个书记来代替总书记，以消除斯大林的影响。

也许，画家安年科夫说起过的就是那份全文本的踪迹。列宁死后，他在列宁研究所工作，在那儿看到了盛放列宁大脑的玻璃罐。

他觉得很惊奇：大脑的一个半球是健康的、丰满的，另一半就像挂在一根细细的带子上那样，缩得很厉害，不比一只核桃大。就在那个研究所里，他看到了列宁最后几份笔记的原稿，使他万分惊奇。这是一些建议，讲如何欺骗“聋哑人”——这是列宁对欧洲资本家的称呼。安年科夫用自己的话转述了这些建议：“全世界的资本家为了追逐利润，必然想占领苏联市场，他们被发财欲望蒙住了眼睛，全不顾我们的现实，自愿变成 ‘聋哑人’。这样，我们就能从他们那儿获得产品和资金，建立一支军队，用他们的资金来改进装备，以便今后胜利地进攻我们的贷款人，迫使 ‘聋哑人’为自己的死亡而劳动。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先要实实在在地把他们变成聋哑人。”那儿还有初步计划：新经济政策、政府名义上同党分开、同各国复交，尽一切努力让聋哑人相信我们，等等。

列宁到克里姆林宫办公室要查找的就是这份给代表大会的信的全文。可是，总书记也是经验丰富的保密大师，已经估计到这一点，先检查了办公室。于是，全文本不见了。看来，不幸的领袖因此而患了惊厥。请看玛丽亚·乌里扬诺娃死前写的笔记的最后几行：

“弗·伊·器重斯大林这位实践家，但认为必须有某种东西来遏制他的一些怪僻和特点，他认为，应当撤掉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他在自己的政治遗嘱里明确地说到了这一点。可是这份文件一直没有传到党内，这我下次再写……”

可是，“下次”就没有了，玛丽亚很快就死了。或者……她“下次”写到了消失了的那份遗嘱？她是否为了这个“下次”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第二章 十月革命领袖们的结局

*托洛茨基发动攻势

托洛茨基明白，这位垂死的领袖留下的遗产是多么可怕。关于不许搞派别的秘密决议，使他的仇敌能一劳永逸地堵住他的嘴，只要有简单多数就够了。他们的多数是有保证的，总书记已经安排了多数。于是他给中央写信，这位昨天力主残酷方法的斗士，现在要求党内民主。同时，有名望的46名党员也给中央写了信，重复了托洛茨基信中的内容。“狮子”的耳朵竖着呢！

在这些民主的新信徒中，有红色乌拉尔前首领、在叶卡捷琳堡枪杀沙皇一家的策划人、现为血腥的契卡副主席——捷尔任斯基的副手亚历山大，别洛博罗多夫，还有另外一些无情的布尔什维克。总书记报以嘲讽：“在反对派队伍中现在有了别洛博罗多夫、罗森戈尔茨和皮亚塔科夫这些同志！对别洛博罗多夫的民主，俄国工人迄今刻骨铭心；罗森戈尔茨的民主使我们的海员和铁路员工吃足了苦头，皮亚塔科夫的民主曾使顿巴斯痛苦哀号……”

他接着一一列数了签名的人，一一提到他们不久前干的血腥勾当。

“三人小组”的同盟者吓坏了，对自己没有信心。斯大林感觉到他们怕托洛茨基，就满足他们的愿望，作出担保，使托洛茨基师出无名。他保证，在党内遵守选举传统，还说了许多娓娓动听的话。可是，他已经摸透了“狮子”的脾气：让步只会逗起他的胃口。果然如此，被仇敌称作“永远冒火的列夫·达维多维奇”的此公，给《真理报》寄了一篇文章《新方针》，再次口诛笔伐：“领导变成了简单的指挥。应当终止这种老方针，采取新方针。我们的老干部 （如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的蜕化变质不能排除。应当着眼于年轻人。”

这样，托洛茨基逼着斯大林的胆怯战友应战。

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作了答复，布哈林也说话了：“布尔什维主义过去和现在都很重视机关工作。”公开论战开始。季诺维也夫写道：“全党情绪激动。论战一连持续了好几夜……”全国目瞪口呆地看报：口口声声说团结统一的党，竟然争吵得一塌糊涂。当着被党的恐怖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全国人民，争论党内是否有必要搞民主。我的父亲告诉我，他和他的朋友都相信，这种种争论全是耍把戏，随之而来的将是知识分子遭受新的灾难。

斯大林首次显示了他缔造的机关的威力，令他的盟友们欣喜若狂。1月，举行了头一次由斯大林召集的党代表会议。会议无情地谴责了托洛茨基和反对派。决定发表迄今为止仍秘密的列宁的决议——搞派别活动就要被开除出党。总书记证明了组织的效能。托洛茨基总是独来独往，1917年利用了列宁缔造的组织，现在想突袭取胜。可是，20世纪不是单干的世纪。

*“上帝”的死亡和升天

从10月份起，列宁一蹶不振，开始迅速走向死亡。前教会中学优等生考虑要搞一个规模空前的宣传运动，名称是“救世主离世”。他早就摸透了这个国家，不论在罗曼诺夫王朝还是在革命期间，不论过去还是未来，永远都企盼上帝和沙皇。

他就决心给这个国家一个新的上帝，以取代被布尔什维克推翻了的那个上帝。给一个新的救世主——上帝列宁。

早在秋季，他就筹备“升天”仪式了，派了几个代表团到高尔克。告别救世主的仪式开始：劳动人民代表向即将离世的上帝保证继承他的不朽事业。英雄的红军代表告别，把垂死的列宁永远列为红军荣誉战士，还给他一套军服。11月2日，半死不活的列宁还要接见无产阶级——格卢霍夫工厂的代表。一名老工人说了句墓志铭式的话：“我是铁匠……。我们要按照你的宏伟计划去锻造一切。”

列宁还有好几个月可以活，总书记就在政治局会议上说起了他的葬礼：“据我所知，我们在省里的某些同志对这一问题也很关心。”他把“省里的同志”的一个奇怪请求告诉大家：“不要埋葬，必须让伊里奇的身体同我们在一起。”

在场的托洛茨基惊恐地理解了他的意思：斯大林打算把无神论者列宁变成供人膜拜的圣骨。莫洛托夫回忆道：“克鲁普斯卡娅反对。我们通过中央决议把这件事定下了。斯大林坚持。”

由于他的坚持，马克思主义上帝的不朽肉身保留了下来。

他全都事先筹划好了。当“上帝”死期临近时，大夫建议当时患病的托洛茨基到苏呼米去治疗。

支走了“狮子”后，他紧盯着，不让其余的任何一位领袖到高尔克去。万一有人在救世主弥留之际在他床头，必然会替呻吟的垂死者臆造出临终嘱咐！

可是，越怕的事越要发生。当时正在高尔克治疗的布哈林就在列宁床边。

布哈林回忆道：“我跑进伊里奇的房间时，伊里奇已快咽气。他的脸向后仰，非常苍白，呼呼地喘气，手悬在半空。”

斯大林纠正了布哈林的错误，把这段描写划掉了……季诺维也夫在文中这么写道：“伊里奇死了，一小时后我们乘车去看已不在人世的伊里奇，有布哈林、托姆斯基、加里宁、斯大林、加米涅夫和我。”

就这样，斯大林把布哈林弄到莫斯科去了。

托洛茨基后来会讲到斯大林下毒。

不，毒药毫不相干。维·什克洛夫斯基教授在他父亲、名医什克洛夫斯基的遗物中发现了本应销毁的奥西波夫医生和多布罗加耶夫医生的诊断书。前者是列宁的主治医师之一，后者是言语矫正专家，曾帮助列宁恢复语言能力。这份诊断书中写道：

“最终诊断否定了关于列宁的病是由梅毒引起的，或他是被砒霜毒死的说法。这是动脉粥样硬化和脑血管受损。脑血管已严重钙化，在解剖时金属镊子，敲在脑血管上像敲石头一样。列宁的父母也死于此病。”

但是，关于列宁被毒死的说法永不消失。斯大林杀的人太多了，以至人们不相信他不会把这位可怕的敌人送进坟墓。

莫斯科筹备列宁葬礼。这时，托洛茨基接到一份电报：“葬礼将于星期六举行，您已来不及按时赶到。政治局认为，鉴于您的健康状况，必须到苏呼米去。斯大林。”

事实上，葬礼是星期日举行的。

这倒不仅仅是欺骗。“上帝”有忠实门徒和不忠实门徒。上帝在世时他的不忠实门徒曾侮辱过他，因此在举行“救世主”的神秘葬礼时，不能让不忠实门徒在场。

*“永生”

斯大林制订了葬礼的宏大计划。圣体庄严地抵达。送圣体的车头和车厢将永远停放在用花岗石和大理石造的建筑里……“上帝”的忠实门徒们小心翼翼地抬着珍贵的遗体从车站穿过莫斯科全城到工会大厦。抬“上帝”灵柩的人中间，后来幸存的为数极少，几乎全被斯大林消灭了……

晚上7时，工会大厦圆柱大厅开放，供人们瞻仰遗容。列宁躺在那里，身着军绿色的军服。斯大林身穿军服，站在灵柩旁守灵。瞻仰者彻夜川流不息。天冷得出奇，门外燃起篝火。天灰蒙蒙的，人们头上白汽缭绕。

1月22日清晨，对遗体迅速作了防腐处理，以便让群众有几天时间到圆柱大厅同列宁告别。但是，斯大林想出了一个神奇的主意：布尔什维克连死亡都可以战胜。“上帝”金身不坏。于是他组织了千百封劳动人民的来电：推迟下葬。这样，为了满足千百万人的愿望，决定在红场上，在克里姆林宫墙旁建造专门的陵墓，以存放列宁的灵柩。“同时”，根据彼得格勒工人的请求，罗曼诺夫帝国的首都改名为列宁格勒。

1月底，根据休谢夫的设计，在灵柩上搭建了木制陵墓。斯大林仔细设计了新型迷信的所有细节。

全国各地都要搞一个列宁的“红角”。当初，在俄国村舍里，“红角”上挂的是圣像，现在要挂列宁像。

在大门紧闭的陵墓里，开始实施他的空前构想。科学家们说，现代科学尚不具备长期保存遗体的手段。但是，有人给他找来了两位科学家。解剖学家弗拉基米尔·沃罗比约夫和年轻的生物化学家鲍里斯·兹巴尔斯基着手搞防腐处理，永久保存遗体。

防腐处理的秘密……埃及木乃伊、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的遗体曾长期保存在蜂蜜中，犹太国王亚里斯托布尔的遗体也这样保存过……现在轮到列宁了。

科学家们彻夜工作。斯大林本人也几次到陵墓去看。到第十三次党代会前，他获得了成果。第二天主持会议的加米涅夫宣布，代表们在上午会议后将重新看到不朽的圣容。他们排队到陵墓去。代表们惊呆了。兹巴尔斯基问：“还有点相像吗？”列宁的弟弟答：“我简直说不出话来，太激动了。他就跟我在他死时看到的一样。”

这样，他给列宁之后的第一次党代会送了一尊列宁。

他在建立了帝国后，将改建这座可怜巴巴的木头陵墓。大理石、斑岩石、拉长石、不同种类的花岗岩做的柱子。住在克里姆林宫里的克鲁普斯卡娅常到陵墓去。兹巴尔斯基说：“她在死前半年到陵墓去，对着遗容端详很久，然后说： ‘他倒老是这个样，我却越来越老。’”

西方有些人不相信这位“永生”的人是真的，说躺在陵墓里的是蜡像。30年代，斯大林曾让一群西方记者自己去验证。

列宁传记的作者路易斯·费希尔当初就在这群记者中，他这样写道：“兹巴尔斯基打开棺盖，轻轻地揪了揪列宁的鼻子，把他的头朝左右两方转了转。这决不是蜡像，是列宁。”

*他们自己愿意这样……

到了开第十三次党代会的日子。会上要宣读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大会前夕，克鲁普斯卡娅隆重地把一个用火漆印封好的纸包交给党中央。

向中央委员会们宣读了列宁的信后，反应是“不理解，惊恐，”——叶·雅罗斯拉夫斯基写道。这是真的，因为中委们无法理解列宁到底要什么。为什么他把所有的领袖都骂了一通，又没有提出让谁来取代他们？既然斯大林除了粗暴外，无可指责，为什么要把他从总书记职位上赶走？谁都知道，不是斯大林“集中了权力”，而是列宁把权力集中到他手里。显得很别扭，因为闹了半天，这些攻击是因为伊里奇的妻子受了点小委屈。这不漂亮。所以，说什么斯大林怕这封信，说是加米涅夫救了他等等，全是神话。相反，他可以泰然自若，因为在这封信中，他显得比其余的领袖好得多。加米涅夫说出了大家的想法：亲爱的伊里奇患了病，不能要求他在各方面都正确。由于斯大林已经承认了列宁指出的他性格中的缺点，当然会改正，大家应当从斯大林可以继续担任总书记这一点出发。于是，好像是为了保全列宁的威信，作出的决定是：这些“病中的文献”不必复印，只须对各代表团逐个宣读。

由斯大林挑选代表的这次代表大会，在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支持下，轻松地“咽下了”这封信。托洛茨基在会上保持了沉默。会后举行了中央全会，选举总书记。

这时他走了一步爱走的棋：请求辞职，因为救世主希望这样，对他来说，上帝列宁的意旨是神圣的。接着发生的一切情况不出他所料：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由于彼此仇视，都一致赞成他留任总书记。就这样，根据他们的意愿，他成了总书记。现在，他可以对他们全体说：是你们自己愿意这样的！

1924年1月31日，就在列宁逝世后不久，他宣布，“列宁召唤”群众入党。

党获得了24万名新党员。结果，到1930年，近70％的党员是斯大林任总书记时期入党的。他准备了一个党，为了自己的棋局。

*1924年底托洛茨基发起新战斗

《十月革命的教训》——这是他的一篇大文章的标题。此文很狡猾，颂扬了已辞世的列宁，因为他复活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并给这个有惰性的党戴上了笼头，引导它同托洛茨基一起走向胜利，尽管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胆怯退缩。就这样，托洛茨基再次提醒大家：他是十月革命的领袖，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是胆小鬼，而斯大林是个局外人。党向来有惰性，由此得出结论：怎么能服从党的多数？

这是自杀。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扑向体弱的“狮子”。斯大林也加入了这场充满激情的合唱。他忘掉了此前的言论，心安理得地称：“托洛茨基同志不论在党内，还是在十月革命中都没有起过，也不可能起任何特殊的作用。”没什么，这就是列宁的教导：领袖可以为所欲为。一场把“狮子”同救世主分开的运动开始了，无休无止地重提托洛茨基同列宁的分歧。托洛茨基说：“对，我同列宁论战过，但后来完完全全地投到了他一边……”他就像是后来成了信徒保罗的那个罪人。

现在，托夫斯图哈要出来证明：没有投到列宁一边！斯大林让意识形态方面的主将布哈林投入战斗。后者在列宁的最后几篇文章中找到了新的致命炮弹。

以前列宁常常断言，在一个国家里是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托洛茨基跟在列宁后面，重复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可是，布哈林庄严地引用了列宁的最后一篇文章《论合作制》，列宁在这篇文章中写道：“俄国具备建成社会主义的一切条件。”布哈林在列宁的最后几篇文章中找到了许多东西：列宁讲到过同农民联盟，而托洛茨基则重复列宁的旧思想——敌对冲突。托洛茨基不好明说的是：列宁的最后几篇文章，都只不过是策略步骤，是为了临时的新经济政策、为欺骗“聋哑人”而写的。然而，“上帝”是不可能骗人的。

就这样，“永生的伊里奇”从陵墓里帮他们彻底打倒了永恒的朋友兼敌人。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中央全会上建议把托洛茨基开除出党。可是斯大林竟然反对。他说服全会，不仅不开除出党，甚至还让托洛茨基留任政治局委员，让渴望流血的盟友大吃一惊。

他们不知道：这盘棋刚开局，还不到把这只重要棋子吃掉的时候。相反，现在轮到他们离开棋盘了。

对他们恨得咬牙切齿的托洛茨基，会有利于总书记，用来反对……胜利者。这帮笨蛋，当时还自以为是胜利者。

不过，他虽然把“狮子”留在政治局，但砍断了它的利爪。托洛茨基失去了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位。红军的缔造者被踢出了红军。

科洛斯科夫来信摘录：“当时担任斯大林秘书的巴托诺夫逃到西方后，真实地描写了托洛茨基的结局。我的父亲也对我说过这件事……托洛茨基暴跳如雷地发表了一通讲话，愤然退场。他想在走的时候砰的一声把门撞上。可是，会议是在金銮大厅里进行的，那里的门都异常沉重，有的门是根本无法砰然关上的。结果，这个可怜的人只好拿门把手出气。

“但并非一切全都那么轻松逗乐。头一天，托洛茨基的追随者建议他——当时还是军队领导人——逮捕斯大林、季诺维也夫等人，宣布他们是革命事业的叛徒。当时是晚上。天黑了，但托洛茨基没回音。这时，另一个营垒里已经全知道了。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夜晚。科巴在角落里抽烟斗，后来，突然消失了。季诺维也夫歇斯底里地要找科巴。哪儿都找不到。黎明时分，托洛茨基向战友们宣布：他拒绝这样干。他不能让党给他加一个对革命者来说最可怕的罪名——拿破仑主义。党员的主要信条之一是——搞党外政治活动是反革命行为。呼吁人民或军队支持，会形成一个新的拿破仑，会毁了党。托洛茨基虽说爱好自由，但却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教条主义者。就跟被一圈插在地上的小红旗围住了的狼一样，宁肯吃子弹也不敢走到圈外。科巴去也匆匆，来也匆匆，早上，他突然出现了。”

下面几步棋他走得很快。他让伏龙芝当军队首领。伏龙芝是国内战争中的驰名指挥员，但不是斯大林的人。因此，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表示支持这项任命。他指示伏龙芝改组军队。过去的自由兵只剩下基干军人——军官和军士。新军队是由秋季征召的农民子弟组成的。接着又出了怪事……伏龙芝患溃疡。溃汤症恶化后，根据政治局的一项决议，给他做了一个可疑的手术。伏龙芝死在手术台上，他的妻子断定他是被人杀死的，就自尽了。

于是就安插了斯大林的义仆克利姆·伏罗希洛夫领导红军。这一套复杂的棋步成功地走完了。长相像管家、脸膛红扑扑的伏罗希洛夫恨死了平步青云的图哈切夫斯基。后者被人们畏俱地称作拿破仑。这样一来，他俩之间的恶战势在难免。还有，伏罗希洛夫恨死了托洛茨基，忘不了在察里津遭到的侮辱。所以，今后将把托洛茨基分子无情地清洗出军队。这项任命来得正是时候。

*右派是正确的……只是暂时……

现在轮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了。他们拉出剩下的最后一位领袖布哈林当盟友。布哈林是被党内称作“右派”的那个潮流的头儿。他和战友——工会领导人托姆斯基和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都主张继续执行新经济政策，同中农联盟，反对集体化、反对超级工业化、反对斗富农。布哈林主张不慌不忙地和平发展，大量引用列宁最后的几篇文章。

1925年4月14日，《真理报》发表了布哈林的文章，其中有一句对农民的号召：“发财致富吧，开展经济活动吧，不用怕会有人压制你们。”

全国都松了一口气，以为托洛茨基一倒台，好时光显然就来了。

这一口号使老党员们大吃一惊。富裕农民！这是对乌托邦的致命打击。加米涅夫要求斯大林作出解释。斯大林不吭声，神秘莫测地抽着烟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打定主意：该动动科巴了。他们在消灭布哈林的同时，还会吓唬一下斯大林。就这样，斯大林把这群笨蛋引得公开跳出来。现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断地炮轰布哈林。他却默不作声。决战是1925年12月在十四次党代会上展开的。季诺维也夫宣称：“党内存在一种极其危险的右的倾向。这就是对富农的危险性估计不足。富农是农村的资本家，他们同城市资本家——新经济政策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联合起来后，会吃掉党和革命。”

过若干年后，斯大林几乎要逐字逐句地重复季诺维也夫的这些思想，那是在他要消灭布哈林和“右派”的时候……但是，现在轮到要消灭的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所以他满腔热情地捍卫布哈林：“你们想让布哈林流血？我们不许你们让他流血！” （掌声）

13年后，布哈林在被枪毙前会回想起这句话……

虽然那时斯大林已讲过警告“右派”的话：“但是，如果问问共产党员，党准备干什么……我想，100名党员中有99人会说，党最容易接受的口号是：打倒富农。”

对，他在捍卫布哈林的同时，心里很明白：党渴望继续革命和镇压万恶的资本家、万恶的新经济政策，因为后者是对伟大的乌托邦的背叛。

所以，当时他在考虑下面几步棋的时候，一点也不怀疑，等到他镇压右派时，党会齐声欢呼。

暂时仍是重复闹剧：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昨天要求无情镇压托洛茨基，而今天最有知识分子气质的布哈林又要求无情镇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

第十四次党代会是在奇怪的伴奏声中举行的。

当初，列宁在驱散立宪会议时利用了全场的喧哗。现在，他照葫芦画瓢。

加米涅夫徒劳无益地想用喊声压倒狂怒的会场：“你们没法让我闭嘴，怎么喊也没用……斯大林无法起团结布尔什维克司令部的作用。我们反对一长制论调，反对制造领袖。”

场内一片喧哗：“不对！胡扯！要斯大林，斯大林！”大会速记稿里全是场内的喊话，代表人民、党的基层的声音。

科巴召集的党代会已经不仅是惟命是从，代表们根本就不相信上讲坛斗嘴的人有什么信念。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昨天还同斯大林一起反对托洛茨基，今天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就同托洛茨基一起反对斯大林。列宁格勒的独裁者、嗜血的季诺维也夫现在要求民主，就同托洛茨基当初要求民主一样奇怪。狡猾的阿·米高扬对此作了概括：“季诺维也夫一拥有多数就主张铁的纪律，否则就反对铁的纪律。”

代表们明白：这不过是争权。

信念已经抛弃，他们心甘情愿地显示同科巴的一致，哪怕仅仅是为了捞取好处。

但是，克鲁普斯卡娅想保持独立，她支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她说，多数不一定永远正确，她提到了列宁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的失败。斯大林在台上婉转地予以反驳。

可是，斯大林在会场外说起克鲁普斯卡娅就无礼得多了。

“他说，她跟列宁同用一只马桶，并不等于她理解了列宁主义，”莫洛托夫回忆道。

但是，在主席台上他简直是与人为善、温和谦恭的化身：

“开除、‘放血’等方法是会传染的。今天开除一个，明天开除另一个，这样我们的党还剩下什么？”他在党的十四大上这样说，苦口婆心，循循善诱。

他引述了列宁写的党的十大的决议，其中说到对付宗派主义者的手段，包括开除出党。“应当开除，立即开除！”场内暴怒。但是，他却劝告大家：“等一等，同志们，不要急……”这是他现在要扮演的角色——和事佬，一位明智而平静、决不嗜血的领导人，在他导演的这场戏里扮演自己的角色。

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受到党代会谴责，彻底失败。559票对65票，而且场内一片拥护声。听命于斯大林的这次代表大会收场了。

他创立的选拔代表的制度运转得很灵。

喜气洋洋的布哈林及其右派同志战胜了敌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对这一制度大加赞扬。就在不久前，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上次代表大会上战胜了敌人托洛茨基后，也赞扬这一制度。

他们没有认清未来的形势。不过，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后来才明白了斯大林的游戏规则：他同人分享权力，不过不超过一次代表大会，只让一步。

托洛茨基本人没有参加这场论战，冷眼旁观斯大林如何巧妙地把反对派的高帽子扣到昔日盟友的头上。

托洛茨基现在在党的会议上故意看法文小说以示不满。

*试戴皇冠

在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已经同其他政治局委员不一样了，他的名字排在第一位，不按字母顺序。加米涅夫已被他从劳动和国防委员会主席的职位上撤下。在政治局里，他稳操多数。义仆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和加里宁成了新的政治局委员，暂时他还宽宏大量地把季诺维也夫留在政治局里，事先把他的牙拔掉了：他不再担任危险的列宁格勒的头儿。他的追随者都被无情地逐出列宁格勒领导层。领导清洗的是列宁格勒的新头儿——谢尔盖·基洛夫。此人革命前是工人，列宁在世时，他在党内是二流人物。他倒不熟悉搞阴谋，而是个坚强的组织者，一个善于办事的、谦虚的外省人。可是，现在是实干家的时代。……

在国内战争中，基洛夫为布尔什维克夺回了高加索，在格鲁吉亚找到了科巴的头婚子——13岁的雅科夫。

斯大林同基洛夫关系很好。我在基洛夫档案中看到了唯一的亲昵题词，斯大林在送给他的书上写道：“给我的朋友和亲爱的兄弟作者赠。”

他从不给任何人题词。

他把托洛茨基也留在了政治局。

还需要让党习惯于昨天的领袖们的新地位。为此，“宗派主义者”这个可怕的名词很快将成为他们的固定形容语……

不过暂时他任命托洛茨基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里当一个普通官员。

但是，莫斯科谣传，这只是一个台阶，他打算很快就任命“狮子”当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

托洛茨基听信了谣传，期待着。

但是，没有等出任何结果，托洛茨基明白了，纯粹是捉弄他……1926年全年，托洛茨基都休病假，这是由精神因素造成的。他的朋友、前驻德大使约费利用了在德国的熟人关系，为他安排好到德国的治疗。托洛茨基离开了莫斯科。

斯大林也离开莫斯科到索契休假去了，把莫斯科留给莫洛托夫。恰恰是在这期间，莫洛托夫成了他的忠实影子，犹如科巴当初同列宁的关系。现在“石头屁股”几乎每天都往索契给他写报告……

他在索契打扮得不论不类，一身白柞丝绸衣服，白长裤塞进黑皮靴里。

他对一起休假的忠实的战友们解释：“这很方便，可以一脚踢得某些同志满口的牙全飞掉。”这倒不是愚蠢的玩笑。格别乌紧盯着被打倒的领袖们的一举一动，并立即由莫洛托夫写报告给他。传来一个惊人的新闻！

他准备把敌人的牙全踢掉。

*“牙齿飞掉了”

托洛茨基治疗后回国，身体好多了，渴望“驱散政治上的昏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就去找他，建议同这个已多次被他俩出卖和痛骂的人结成联盟！他俩同许多生在俄国的人一样，患了一种纯属俄国特有的毛病：天真的浪漫主义。他们相信，只要他们在一起亮相，党就立即会回忆起革命史，跟昔日的领袖走。他们不愿意看到：党员群众早已被新领导豢养，目前管理党的那些官僚，绝大多数是斯大林安插的……全国都不想重现嗜血的革命思想。从现实看，他们只能依靠一小撮党内年轻的理想主义的狂热分子。他们一行动必然意味着自杀。但是，斯大林很有把握：他们必然

要采取行动，领袖们受了伤害的老爷自尊心会压倒一切。

他在信中研究拔牙的战略。

6月25日。“莫洛托夫、李可夫、布哈林和其他朋友们……季诺维也夫集团成了一切分裂势力的鼓动者……该集团之所以起这种作用是因为，第一，这个集团比其他任何集团更了解我们的手法；第二，这个集团比其他任何集团都强大，因为手里控制着共产国际，而后者是一股重要的势力……应当受到打击的就是这个集团……把季诺维也夫同托洛茨基归为一个营垒，为时尚早，而且从目前看，战略上不明智。”

“最好一部分、一部分地打。”

1926年8月30日。“你好，莫洛托夫！事情已发展到这个地步，我们不可避免地要把格里戈里 （季诺维也夫）从共产国际撤下来……外交人民委员部能否安排加米涅夫（去当大使）？”

这样一来，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命运已定。他派加米涅夫去当大使。他把有名的布尔什维克——昔日列宁的战友、如今的反对派，都派到富足的资本主义世界，实际上是将他们流放国外。前中央书记、政治局委员克列斯京斯基到了柏林；当初宣布临时政府倒台的托洛茨基分子安东诺夫—奥夫谢因科到了布拉格；前乌克兰政府首脑拉科夫斯基到巴黎当代表；同他一起派去的还有列宁时期有影响的中央委员、托洛茨基分子波亚塔科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到维也纳、阿根廷、瑞典、波斯……他把仇敌撒遍全世界，让他们休息，享福。

暂时是这样。

这时，克鲁普斯卡娅又想支持伊里奇的老战友了。

1926年9月16日。“莫洛托夫，你好……现在同克鲁普斯卡娅谈话不仅不合时宜，而且政治上有害。她是分裂主义分子………

他回到莫斯科后，风趣地警告克鲁普斯卡娅：“如果继续搞分裂，我们就给列宁另找一个寡妇。”

这他是干得出来的。他会给党一部新的党史，其中把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奠基人说成是这一政权最凶恶的敌人。克鲁普斯卡娅吓坏了，直到死都战战兢兢……他让她当中央监委。这个机构的任务是批准对她丈夫的战友的荒唐捏造。

*他把当初的重要棋子从棋盘上收拾掉

秋天，他在高加索得知，愿望实现了——反对派决定孤注一掷。

1926年9月23日，他给莫洛托夫写信：“如果托洛茨基发疯，想摊牌，他只会更倒霉……”

10月，反对派在各工厂支部发难，要求辩论，但马上又胆怯了，承认自己的行动“违反党纪”。

这已经晚了，他把十月革命的这些领袖都赶出了政治局。季诺维也夫也不再领导共产国际。

到这时候，反对派已被逼到墙角，开始疯狂战斗，但这战斗注定要失败。

第十五次党代会前夕，即在托洛茨基策划的十月革命十周年之际，托洛茨基在他本人创建的国家里却不得不搞……地下印刷所来印自己的纲领！他明白，他在党代会上不会有机会宣读纲领，听命于斯大林的全场代表会大声喊叫，压倒他的声音。可是，格别乌当然知道托洛茨基的行动，斯大林盼的就是这一步。托洛茨基的追随者因印刷所事件而被开除出党并被捕。

在例行的中央全会上，托洛茨基发了言。他的话不断被诅咒和谩骂打断，场内不断地喊“打倒”、“滚出去！”季诺维也夫被同样的喊声轰下台。斯大林感到自豪的是，他建立的体制运转得一天比一天好。

11月7日上午，反对派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举行游行，这是最后两次公开反对斯大林政权的游行。

此后再也不会发生这类行动。

当然，格别乌事先向他报告了会有游行。但他不加阻拦。在列宁党内，把党的分歧送交非党群众去评判，被认为是弥天大罪。

当然，他是组织游行的老手，对这场游行他作了充分准备。11月7日上午，一小群人朝红场走去，其中主要是大学生。他们举着反对派的标语牌——“向右开火，对准富农和新经济政策分子”，“世界革命的领袖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万岁”。格别乌做好了工作，很快，就有一批精选的“群众”汇入游行队伍。队伍走到猎人市场街。这里在离克里姆林宫不远的地方，在前巴黎饭店的阳台上，反对派将对非党群众发出呼吁。他让他们讲。列宁时期的中委、托洛茨基分子斯米尔加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打出“退回到列宁那儿去”的标语。队伍中的反对派分子高喊“乌拉”。立即就发生了“劳动人

民的抗议行动”——哨声四起，西红柿乱飞。

以区党委书记留金为首的一群人坐汽车赶到，冲进饭店正门。

同时，红军战士纷纷从大门上的檐部爬到阳台上，当着兴高采烈的人群的面，扯下标语。留金这帮人进了饭店就动手揍反对派……

他们全都会死，不论是被揍的斯米尔加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还是揍他们的那个留金。

这时，游行群众开始高喊：

“打倒反对派！”“打倒犹太佬反对派！”参加游行的反对派都挨了揍，被抓起来。

这时，大剧院里要开庆祝大会了，纪念十月革命十周年。

名导演爱森斯坦将在大会结束后首映他的作品《十月》。他怕来不及赶在会前完成，一连几天日夜奋战完成剪辑。当时任爱森斯坦副手的亚历山德 罗夫回忆道：

“4时，斯大林进了剪辑工作室，寒暄后就问：‘片中有托洛茨基吗？’‘对，’爱森斯坦答。‘放给我看看。’斯大林看过后口气很硬地说，有托洛茨基的镜头不能放。爱森斯坦大师就把‘十月革命之父’的镜头从影片《十月》中剪掉。”

11月14日，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被开除出党。很快，100家影院同时放映没有托洛茨基的革命纪录片 《十月》。克鲁普斯卡娅对该片反应热烈，

她在《真理报》上写道：“可以感觉到，我们这里已经诞生并形成了一种新的艺术，这一艺术前程远大。”

她说得对，诞生了一种新的艺术。斯大林将迫使爱森斯坦和其他天才为这种艺术服务。

在12月举行的第十五次党代会上，他在场内习以为常的伴奏声——拥护（对他）和狂怒（对反对派）之中，宣布：

“我们只有一个条件：反对派……应当放弃自己的观点，在大庭广众下公开而真诚地放弃。 （场内喊：“对。”长时间的掌声）反对派应当痛斥自己所犯的错误……把自己的支部交给我们，以便让党把这些支部统统解散。否则，他们就应退党。不退党，我们就开除他们。” （场内喊：“对！”长时间的掌声）

他当然知道，这些前领袖们还没准备好“在大庭广众下公开而真诚地”痛骂自己，把自己的追随者送到格别乌手里。

结果，他就获得了“开除”他们的机会。大会决定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另外70名反对派活动家开除出党，其中包括名人皮亚塔科夫、拉杰克和斯米尔加等等。在十月革命大庆之年，他心安理得地把列宁的战友几乎全赶出党外。不仅是赶出党外。

在昔日反对派的同志，如今他的盟友的发言中，出现了很有意思的呼吁。

李可夫：“考虑到反对派试图制造的形势……我认为，不能保证监狱里的人近期内不会大增。”（场内喊：“对！”掌声）

他们叫喊，鼓掌，定下了自己的未来。

在这些发言之后，斯大林尝试再进一步。他作出了前“克里姆林宫老爷”怎么也想不到的举动。

他把拉杰克、斯米尔加、别洛博罗多夫、穆拉托夫、普列奥市拉任斯基、斯米尔诺夫这些昨天的中央委员，都送去流放，如同沙皇时代一样。也同前几年一样，当时上述这些布尔什维克曾把革命战友——社会革命党人送去流放。

他把世界革命的象征托洛茨基也送去流放。11月游行后，托洛茨基被赶出克里姆林宫的住宅。托洛茨基在找住宅时，就住在他的朋友——杀害沙皇全家的凶手别洛博罗多夫家。

送托洛茨基去流放这一行动，他是根据优秀传统执行的。先由布哈林打电话告诉托洛茨基，说决定送他去流放。托洛茨基当然想在流放日搞一场示威。但斯大林想好了办法：让布哈林告诉他，动身日期推迟两天。其实，第二天就来人送他上车站。托洛茨基反锁了门，但是……

“托洛茨基是被两个人抬出门的，其中之一就是我的卫队长波古季尔，是个很爱喝酒的人，”莫洛托夫回忆道。

托洛茨基的儿子徒劳无益地喊：“托洛茨基被人架走了！”使劲敲左邻右舍的门。这栋房子里住的党领导人谁也不开门。斯大林事先已给他们打过招呼。他们不慌不忙地把托洛茨基抬下楼，拖进汽车……他的儿子在火车站继续大喊大叫，对铁路员工喊道：“你们看哪！就这么把托洛茨基架走啦！”车站里空空荡荡，铁路员工无动于衷。托洛茨基的时代已过。

这些愚蠢无知、没什么文化的工人是响应“列宁的召唤”入党的，他们心满意足地吁了口气：他们一直指责他们的党“受犹太人操纵”，”现在这条罪名不成立了。他们感激斯大林。拉杰克阴沉沉地说了句俏皮话：“摩西把犹太人领出埃及，斯大林把犹太人送出政治局。”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立即惊恐万状地悔罪，公开谴责自己的观点是反列宁主义。

*最好的学生

斯大林在同上帝列宁告别时发表了演说。

前教会中学学生没有忘记宗教礼仪，讲到了上帝列宁遗留的训诫，发誓要身体力行。

他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列宁的训诫。列宁想让不安分的老革命老实听话，他使他们绝对听话。列宁通过了关于党的团结的可怖决议，他使决议成了铁的法律。

他完全有权这样说：“我可以肯定，目前的党内纪律，是列宁在世时党在十大和十一大确定的党纪的确切反映。”

现在要告别新经济政策了，让全国彻底驯服，让全国见到新沙皇。

这时，他在考虑本国的未来，走出了头几步——吸引离开祖国的伟人回国。派人同高尔基接洽。“无产阶级的歌手”、“革命的海燕”没有认同十月革命，咒骂昨日的朋友列宁为“冒险家，准备最可耻地出卖无产阶级的利益”。

1918年全年，他的《新生活报》一直攻击布尔什维克的恐怖。

当时科巴是这样写高尔基的：“俄国革命推翻了许多权威。我们担心，这些大人物的桂冠会搅得高尔基无法安睡，我们担心，高尔基会醉心于钻故纸堆。有什么办法呢，随他去吧！革命既不会怜悯，也不会保护死人。”

可是，高尔基死不回头，写剧本揭露新政权的劣迹。彼得格勒的主宰季诺维也夫下令重操“万恶的沙皇制度”对付作家的旧技：剧本被禁，高尔基被抄家。季诺维也夫威胁说，还要来点新花样：逮捕高尔基的亲朋。

但高尔基依然故我。“这个政权惧怕舆论的阳光，胆怯畏缩，反对民主，践踏起码的公民权，派讨伐队对付农民，”高尔基曾在报上这样写道。

《新生活报》被季诺维也夫查封。列宁只好建议无产阶级文学之父离开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高尔基于1922年借口治病离开俄国……现在，高尔基的主要敌人季诺维也夫已被逐出列宁格勒，斯大林就提出了让高尔基回国的任务。“革命的海燕”回国就是为新领袖上台祝福。

他委托秘密警察领导人亚戈达完成这项使命。

*“灰眼睛的天真人”

同时，他下令同另一位名人——无党派人士、作曲家普罗科菲耶夫接洽。

引诱普罗科菲耶夫回国的行动也由格别乌执行。1927年1月，普罗科菲耶夫经过长时间的犹豫后，终于决定偕妻子访问“布尔什维克国”。

他在日记中写下了观感，这本日记现在才获准让人翻阅。

到“布尔什维克国”后，立即就给他派了“陪同”，是个名叫楚克尔的人。此人对来客自我介绍，是“全俄中央执委会”工作人员，当然是格别乌工作人员。

普罗科菲耶夫被送到最好的旅社——大都会饭店。

他写道：“一套很大的客房，窗口对着大剧院，令人赞叹，但是没有澡盆，洗脸水盛在瓦罐里……街上的人倒是友善的，难道这就是使全世界吓得要命的野兽吗？侍应生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收小费，彬彬有礼。”

楚克尔一路上很投入地介绍本党的善行。要是从全世界范围来看，这也很有意思，“灰眼睛的天真人”（这是朋友们对普罗科菲耶夫的称呼）在日记中写道。

继续对他做工作。他被引到“特别餐厅”，那儿的“午饭特别可口，有榛鸡肉，有上好的奶油。一句话，许许多多已被遗忘了的俄式大菜”。他走进音乐学院时，“乐队奏起了迎宾曲”。在饭店里，他收到了“一封情意缠绵的、甚至是色情味的信，上面还附了电话号码”。那个无所不知的机关真是关怀备至啊！

最后，楚克尔决定对他表示最高限度的信任——带他“到克里姆林宫做客”。选了克里姆林宫里最有文化修养的一位夫人——奥莉加·加米涅娃同志做接待工作。她是托洛茨基的妹妹，是当时已被派到罗马当大使的加米涅夫的夫人。

加米涅夫一家仍住在克里姆林宫。

普罗科菲耶夫写道：“拿着步枪的士兵守卫着克里姆林宫，枪上的刺刀在阳光下熠熠发亮。楚克尔激动地介绍：喏，那个走过去的是某部长，列宁曾在这儿干过什么什么，那儿是革命诗人别德内的住宅……‘不过，住在这儿不方便，要是你想请人来做客，办入门证很麻烦……’楚克尔解释说。我们被引到一个舒适的大房间，里面有许多华贵的软椅和书柜，气派不凡。奥莉加本人活跃而可亲……随后副外交人民委员利特维诺夫夫妇出面接待。他俩都说，喜欢音乐。楚克尔小心翼翼地提示我，我不妨弹奏一曲……新生的革命力量在我的作品的音符下小歇片刻……”

会见持续到半夜。

“利特维诺夫的妻子走在克里姆林宫无穷无尽的长廊里，手里捧着自己的脏皮鞋，为的是不弄脏地毯…… ‘我多么喜欢这寂静的宫殿呀，”’她叹道……想起克里姆林宫在全世界搞的热火朝天的活动，这话让人听起来很好笑……”作曲家写道。

楚克尔和加米涅娃都将被枪毙。

普罗科菲耶夫当时还是感到很满意，显然他在日记里写下了一位老朋友的话：“在这里根本没法生活：老是受监视，老有人搞间谍活动，纯粹是折磨……这里每六个人中就有一名奸细。”此后，他经常访问苏联。

亚戈达很成功。

第三章 被摧折的国家

“他是谁，人民的征服者——残酷、凶恶而暴躁？”——布洛克

*奇迹：午餐有面包

那时候，许多人还按照革命前的习惯写日记。大多数日记连同它们的主人在恐怖岁月消失了。有些小心谨慎的人，例如我父亲，担心被捕，自己烧掉了日记。所以，能从时间这只残酷的筛子里漏过的为数不多的日记就更珍贵难得了。

摘自历史教员希捷茨的日记：

“外地已经直截了当地说起饥荒了。农民们出于本能，想办法隐藏粮食，瞒产，让你怎么也找不出来……这样就出新闻了：敖德萨派人看守面包，在素有粮仓之称的高加索，人们一说起某个餐厅里午餐有面包，就跟说起奇迹一样。”

对，一执行布哈林的同农民联盟的政策后，粮食就没有了。农民一尝到自由的味道，就拒绝低价向国家售粮。这样，市民和日益扩大的军队就没有吃的了。我们要提请注意的是：在这和平时期军队正在扩大。

那时，斯大林常常关在办公室，久久地踱步，抽烟斗。权在他手中。同他争权的领袖们都已被打倒。布哈林——“小布哈儿”（党内对他的谑称）当然不是竞争对手。今后怎么办？这个问题对他来说并不存在。以后，布哈林在细细考虑他同斯大林的分歧时会回想起，早在1925年，他俩就谈到过“经济话题”。在那次谈话中，斯大林说，长期依靠新经济政策“会产生资本主义”。

当然，他依靠新经济政策只不过是同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斗争时的一种手法。正如列宁遗言嘱咐的那样，是一次喘息，为的是积蓄力量。但问题是：喘息何时结束？

可别太晚。他完全同意被打倒了的左派：新经济政策搞长了，就会葬送苏维埃政权。

当初，在办公室里踱步时，在下决心动手时，他就已经看到一个非凡的国家的海市蜃楼。把他们在1917年的梦想——马克思的经济乌托邦同一个强国结合起来。统一的银行、统一的计划、组织成集体农庄的农民，以及由权力无限的领导人——小领袖们构成的金字塔。塔顶就是唯一的大领袖。他的号令立即由小领袖们实行。无情的纪律、无情的惩罚。庞大的资源集中于国家和领袖。他将可以建成伟大的工业，还有伟大的军队……接着就是列宁关于世界革命的伟大理想。“头都会晕了！”

实现转折所需的力量已经有了。他在党的十五大上宣布：“省委和州委已掌握了经济领导的业务。”这个枯燥的公式容纳了他建造的领袖金字塔——地方党委书记，他们拥有的大权连沙皇时代的省督都不敢梦想。佩剑骑士团已控制全国的生活。可以行动了。

他知道，党是多么盼望这一转折。党鄙视布哈林对小资产阶级的恭维。党的战士们非常想念国内战争时期爱用的词语：“打倒……打倒富农！打倒残存的资产阶级分子！”

文学家维诺格拉多夫写信给高尔基：“两名生产突击手的儿子、小学生，把自己的同学推到电车下，因为他是医生的儿子，是阶级敌人。这说明灭绝人性的自发势力猖獗盛行。”

但这是俄国革命的自发势力。他将使这种势力复活，恢复十月革命的浪漫主义、充满革命激情的口号：没有调和的余地，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要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在那个社会里将没有农民，没有小商人，没有小市民。

现在，那些不交粮的农民只会使他高兴。饥荒的幽灵放开了他的手脚。他抛出了党期待的口号：资产阶级忘掉了伟大的革命力量。没关系，我们会提醒它的：革命在继续！

*返回革命

开始制订人们所熟悉的没收粮食的指令。工人和契卡人员支队又奔赴农村。他把战友们赶出办公室：征粮去。

莫洛托夫回忆道：“谁有粮，就征谁……1928年1月1日，我在乌克兰征粮。‘你在那儿干得好，我想亲你一下，’斯大林说。他也想到西伯利亚去。”

1927年1月15日，斯大林到西伯利亚去了，到新西伯利亚城、巴尔瑙尔、鄂木斯克。

他回来时气呼呼的。

摘自克罗托夫来信：“斯大林从鄂木斯克前往某个村庄。据说，他在那儿不断动员交粮。这时，有个农民对他嚷道：“嗳，你给咱跳一个列兹金卡舞，咱兴许交点粮给你。”

莫洛托夫：“他从西伯利亚带回一个决议：如果富农没有如数交足粮食，就采用强制措施。他逼得够狠的，逼出了粮食。”

他们竟然胆敢嘲笑他。以后是再也不敢了，顾不上了。这些人只懂得暴力。

我手里拿的是他的一本藏书——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他在书衬页上写道：

“一弱二懒三笨，只有这才称得上恶习。要是没有上述三者，其余的都是美德。”

*其余的都是美德

布哈林和他那班人惊恐地理解到，他回到了军事共产主义……

可是，他走得更远：农业集体化。出乎他的意料，布哈林大怒。他原以为，布哈林为人温和，会服从的。没那事儿！令他惊奇的是，发生了冲突。1928年春，布哈林动员其追随者、政府首脑李可夫和工会首脑托姆斯基，写信给政治局，说工农联盟遭到威胁。当然，引用了列宁语录。他当时还不准备消灭布哈林，还用得着此人，因为布哈林能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解释这一切。于是，他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召开中央全会，说了说未来。在他的报告中首次出现了这么个公式：“向社会主义前进，不可能不引起剥削阶级的反抗，不可能不引起阶级斗争的激化。”

那些不看枯燥报告的人民大众一直没有意识到：判决已经作出。这句阴沉沉的话将招来血的海洋。

“既然在进行阶级斗争，那就需要恐怖，既然阶级斗争会加剧，恐怖也会加剧，”我们的邻居，一位老党员对我父亲作了这番解释，但父亲不信，咧嘴大笑……

不断举行令人腻烦的全会。布哈林不投降。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同他站在一起。他关在办公室里劝说布哈林：

“我跟你是喜马拉雅山，其余人都无足轻重。讲和吧！”

但是，布哈林坚持己见……这个精通列宁著作的人却一直未能吃透列宁。受过欧洲式教育的“小布哈儿”没有领悟愚钝的科巴在列宁大学学得很出色的一门主课：新经济政策和自由农民会毁了他们的政权，一天不搞恐怖党危险，两天不搞恐怖党灭亡。

于是，他在政治局开始对布哈林大喊大叫。后者立即对政治局其他委员引述了他关于“无足轻重”的一段话，想激起他们的义愤。他太蠢了，他们的确是只知道恐惧的无足轻重之辈。他们恨死了布哈林，因为他道出了这一令他们受辱的实情。

斯大林勃然大怒。他狂喊：“胡扯，你造谣！”

这是布哈林后来告诉加米涅夫的。

会议在歇斯底里的争吵中进行。

但是，“软得像一块蜡”的布哈林继续斗争，甚至还想招降加里宁和伏罗希洛夫这两名政治局委员，保证把斯大林从下届政治局中赶出去。因为他还有两名政治局委员——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作为盟友。加里宁在考虑，因为他本是个农民，当然反对集体化。

斯大林只好采取措施，让加里宁这小老头儿明白过来。

这时，无产阶级诗人别德内出动了。这位受党爱戴的诗人住在克里姆林宫里。对半饥不饱的广大作家来说，他的豪宅、红木家具、女佣、厨师和女管家，简直是天方夜谭。别德内倒也不白享清福。3月初，《消息报》上发表了别德内的一篇小品文，讽刺某些“掌权的小老头儿跟轻歌剧院的年轻女演员关系暧昧”。加里宁同一个平庸的年轻女歌手塔季扬娜·巴赫有过一段罗曼史，靠了他的老面子，巴赫成了莫斯科轻歌剧院的主角演员。加里宁明白，打击将是无情的、丢脸的，因为斯大林拥有一件新武器：格别乌的情报。加里宁投降了。寻欢作乐、不拘小节的伏罗希洛夫通过加里宁的例子也全明白了。

但是，布哈林越干越来劲儿。斯大林得知，布哈林同格别乌领导人亚戈达和特里利塞尔在串连……随后，布哈林又去找被打倒的敌人加米涅夫。

这已经是1928年7月了。

……当初去找托洛茨基的，是他的死敌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现在去找加米涅夫的，则是他的死敌布哈林。

“布哈林受了极大震动，嘴唇激动得发颤，”加米涅夫写信告诉季诺维也夫。

布哈林也请求昔日的敌人加盟，宣布过去的分歧一风吹，结成反科巴同盟。

加米涅夫把这场谈话扼要地记了下来。

布哈林说：“这是成吉思汗……一个无原则的阴谋家，一切都服从于保住权力的需要，为了此时此刻收拾掉某个人就可以改变理论！我同他吵翻了，已经对骂‘你胡扯’、‘撤谎’等等……我们（右派）同斯大林之间的分歧，要比我们同你们之间原先所有的分歧严重好几倍……要是在政治局的不是斯大林，而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那就好多了。”

随后，他转述了斯大林的新观点——分歧的原因：“他的路线是这样的：资本主义靠殖民地发展起来。我们没有殖民地，人家也不会借钱给我们。所以，我们的基点就是从本国农民那儿要资金……斯大林知道会遇到反抗。由此产生了他的理论：社会主义越发展，反抗越激烈……”

“你们的力量怎么样？”加米涅夫问。

布哈林说：“我、李可夫、托姆斯基、乌格麦诺夫（莫斯科布尔什维克的头儿）。彼得堡人本来是我们的人，可是吓坏了……伏罗希洛夫和加里宁在最后一刻背叛了我们。”

加米涅夫给季诺维也夫写信说：“弄清楚了，普通中央委员也将站在斯大林一边。”在当权派中，布哈林不知为什么把亚戈达和特里利塞尔也算在自己的追随者中……

布哈林同加米涅夫会见的消息连同这次会见的记录，立即送到了斯大林的手里，这难道不是布哈林的“追随者亚戈达”的功劳吗？

布哈林走后，加米涅夫写下了自己的看法：“口气完全是刻骨仇视斯大林，决心和他一刀两断……”

但是，他知道，他们是无能为力的，天真的，就同他当初一样。

加米涅夫在会见时问过布哈林：“我们会怎么样呢？”

“斯大林会用高职位来收买你们……让你们帮他掐死我们。”

天真的布哈林在这儿犯了个错误。加米涅夫早就等着斯大林来找他了。斯大林现在接受了他们的纲领。凡是他们过去要搞的，斯大林现在全在搞。布哈林的这番话只会火上浇油。他明白：布哈林必定完蛋，同他结盟是死路一条！他凭什么要可怜布哈林，可怜那个不久前还要让他们流血的人？

所以，布哈林一走，加米涅夫马上就想把这次来访报告斯大林……

可是，布哈林又在翻老皇历了，斯大林不需要前领袖们的帮助，他一个人就可以轻轻松松地掐死右派。

所以，斯大林根本没有叫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去。加米涅夫等得不耐烦了，于1928年12月自己上伏罗希洛夫那儿去，“滔滔不绝地对他讲了两个小时，吹捧中央的政策”，伏罗希洛夫听后一言不发。

1929年1月，斯大林判定了前领袖的命运，把托洛茨基流放到俄国境外。

季诺维也夫说得很精辟：上告无门。

他在驱逐托洛茨基时，保留了幽默感，用“伊里奇”号客轮把自称为忠实的列宁主义者的托洛茨基驱逐出俄国。他为什么不把他弄死呢？当时他需要活着的托洛茨基，为了未来的棋局。托洛茨基将成为反革命中心，他可以状告自己的敌人同这个中心有联系。这是他用来钓未来的牺牲品的鱼饵。一切都算计好了，预先算准了好几步棋。现在，他需要收拾布哈林，就开始采取行动，通过……托洛茨基。

*莎士比亚

布哈林在临刑前夕，给斯大林写的绝命书中说：“1928年，我在你那儿时，你对我说：‘你知道吗，我为什么跟你好？你是不会搞阴谋的。’我说：对。其实当时我找过加米涅夫。”

“小布哈儿”一点都不懂事。他同加米涅夫会见的谈话纪录，斯大林立即就得到了，而且通过好几个渠道。他为了嘲弄那个不幸的知识分子，故意问：“你是不会搞阴谋的吧？”他是在扮演奥赛罗。这样对方违心地撤了谎，他就获得了刻骨仇恨骗子和叛卖者的权利。

他的格别乌作了布置，让布哈林同加米涅夫的谈话纪要落到托洛茨基手里。同以往一样，全部算计好了：托洛茨基仇视布哈林，是不会怜悯他的，就会立即发表谈话纪要。果然，“狮子”一出境就公布了这场谈话内容，给了斯大林一颗炸弹——有了指责右派同前反对派勾结的理由。

这时，斯大林获得了新的拥护者。拉杰克和其他托洛茨基分子获得了投诚的机会，既然斯大林已“转而向右开火……应该支持他。应该站在党的左侧战线，趁别人还没有站过去的时候，”他们在流放地相互写信转告。要回头，就只好牺牲托洛茨基了，反正他是已经消失了的领袖。

拉杰克很快写信给流放中的托派：“我们流放和坐牢，是自作自受。我已同托洛茨基决裂，我同他现在已是政敌。”

*为了党可以而且应该……

他们为什么如此轻易地改变观点，相互出卖？

托派主将之一、后来成了忠实的斯大林分子的皮亚塔科夫对目瞪口呆的瓦连京诺夫说：“为了党，可以而且应该在24小时内改变自己的全部信念，迫使自己颠倒黑白。”

为了党！当初的教会中学学生斯大林把党称作带剑骑士团，他的意思是：党是神圣的。托洛茨基的想法完全相同，他说：“党永远正确。”

他们的党同教会一样，永远是纯洁的，那怕教士犯了错误也罢。因为党同教会一样，有一个基础，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圣训，这样，党从总体上就不会犯错误，党员有罪改变不了党的神圣本质。

由此产生了一条原则：“一切为了党”，这条原则允许相互出卖，使他们忠于他——神圣党的首领。

这时，悔过书如潮涌来。

他把悔过了的“左倾分子”从流放地叫回来。

皮亚塔科夫、斯米尔加、拉科夫斯基、别洛博罗多夫等名人，都痛斥托洛茨基，回到了党内。在史学家所说的“大转折年代”，他们的威望、他们的精力对他都很有用。

*黑 人

早在1925年，当斯大林同右派结盟打击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时，诗人叶赛宁在列宁格勒的一座旅馆里自杀了。在俄国，诗人全是预言家。叶赛宁每当醉眼朦胧之时，总是看到一个可怕的黑人。这位农民大诗人当时就觉得，黑人在逼近。这一时刻终于来临：黑人准备把叶赛宁的古老的俄罗斯农村消灭掉。

1929年4月起，斯大林公开扭转方向。伟大转折的年代开始了。这是20世纪最伟大的一场试验，要流许多许多血。可是，事关伟大前程，流血算什么。他打算以革命的方式，在最短期限内实现这一前程。在最短期限内摧毁农村的抵抗。为此，要从肉体上消灭富裕农民，还有大部分中农。其余的统统赶进集体农庄。集体农民的无偿劳动将提供雄厚的资金。他将建立伟大的工业，而且在最短期限内。他将迫使工人忘掉工资，忘掉休息。革命热情嘛！国家将遭受空前的苦难。由于磨损了的机床和半饥不饱的工人经受不了这种空前的速度，工厂里事故不断……但是，他对同胞们慈悲为怀。人们不幸，是由于不明事理。他事先就决定给国家将要经受的不幸找一个罪人——敌人，这是俄国人民一切苦难的永恒根源。他记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沙俄政府迅速找到了本国庸将失败的原因——奸细。人民高高兴兴地相信了。现在，他想找出新的奸细。工程师应当成为奸细。今后所有的灾难都会得到一个受人民喜爱的说法：有人破坏！那就是在沙俄时代受过教育的专家。当然，他们仇视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就破坏！他算计得很准：没多大文化的群众对受过教育的人、对知识分子有一种愚昧的仇恨，由此人群中就会喊出心爱的口号：“打倒！”

还有，为了开始搞转折，他应当让全国沉浸在一片不断的恐怖气氛中。只有恐惧，才能防止出现种种越轨举动，使人民俯首帖耳，而这是实现伟大的转折所必不可少的。

*角斗士厮杀

这样就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表演：20年代末的公审。革命后的生活阴暗、饥饿。国内肥皂不时脱销，人们都很肮脏。城市被农村来的人占领：脏黑的手，很难得换的内衣，人们已习惯于一家老小在一间房里吃、住、睡。有钱人的豪宅成了集体宿舍，好几家，最多可达10家，住在一套住房里。早上，邻居们排队上厕所、洗脸、半敞着怀，毫无羞耻感，相互聊天，话题通常都是审判内奸。亏得英勇无敌的格别乌不断揭发出内奸。这种审判的情节曲折离奇，判刑严酷可怖，多少能为老百姓阴暗的生活增色添彩。这是一种角斗士的厮杀，供人观赏取乐。除了公审外，老百姓谈得最多的就是秘密警察了。

*天才的恶棍

格别乌的头儿是维亚切斯拉夫·缅任斯基。这个出身豪门的奇怪的花花公子从年青时代就投身革命运动。1909年，他在社会革命党人的报纸上写道：“列宁是政治上的伪君子。”

不过，二月革命后，缅任斯基同布尔什维克接近了，列宁对缅任斯基的评语也很亲切动人：“我们的家业将会相当庞大，每个天才的恶棍都能找到活儿干。”

十月革命后，他谋到了财政人民委员这份差使，搞得一笔糊涂帐，很快就被撤职。但是在1919年，列宁想起缅任斯基是学法律出身的，为“天才的恶棍”在契卡找了个领导岗位。列宁猜对了。“恶棍”在策划令人眼花缭乱的挑拨勾当方面，是无与伦比的高手。这可是斗智呀！缅任斯基参与了红色恐怖的一切可怕案件，但是在刑讯和行刑时他总是厌恶地避开。被任命为总书记后，斯大林立即同这个怪人建立了密切联系。契卡的正式领导人捷尔任斯基当时身兼数职，所以，布尔什维克的情报机关实际上由缅任斯基领导。捷尔任斯基死后，斯大林任命他为契卡首脑。

为这名假道学和花花公子当差的，是他的忠实助手、前药剂师亨里希·亚戈达。此人发展了乃师的风格。挑拨成了契卡一格别乌的惯用手法。“托拉斯”行动就是在他当领导时搞的。缅任斯基依靠契卡建立的一个所谓反布尔什维克组织“托拉斯”，把他原先的组织、传奇式恐怖分子、社会革命党人鲍里斯·萨文科夫引诱到俄国。萨文科夫是杀害末代沙皇叔父和若干名沙俄大臣的凶手，当时成了布尔什维克难以对付的敌人。

但是，萨文科夫在狱中同缅任斯基长谈数次后，突然声明：“我现在只承认苏维埃政权，不承认任何别的政权。”

由于他发表了这项耸人听闻的声明，缅任斯基免了他的死刑，而且看来还许诺将来赦免他。但是，1926年宣布，萨文科夫自杀身亡。在这之前不久，他曾对儿子说：“要是别人对你说，我自尽了，别信。”

缅任斯基知道这条规矩：对敌人可以宽恕，不过先要让他灭亡。恰恰是缅任斯基任期内，格别乌进了一批有文化的、很帅气的小伙子。他们是来奔前程的，根本不是无产阶级。为了邀功请赏，他们手段无情。那些成天念叨世界革命的真诚的狂热分子同他们一起继续工作，但却仇视他们。

1927年，斯大林举行了宏大的庆祝活动，全国、全党都庆祝“革命的惩罚之剑”格别乌成立10周年。那些同缅任斯基一起参加过十月革命并成立了这个机关的人，多数都已失去权力。现在，他们自己也成了格别乌盯梢的对象。不过，缅任斯基还在原位。庆祝活动中发表了无数的演说，还引用早先颂扬格别乌的语录。很有文化修养的布哈林讲得最好：“格别乌创造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奇迹：改变俄国人的本性。”

*英雄的格别乌

布哈林说得对。俄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把告密说成是壮举，把秘密警察说成是英雄。在庆祝会上，缅任斯基出人意料地没有发表长篇大论的演说，只说了几个词：“契卡人员的主要功绩是善于保持沉默。”然后微微一笑就下了讲坛。

现在，1928—1929年，缅任斯基摸到了新风向。不久前的说法是，主要的敌人已经歼灭。但是，克里姆林宫里的那个高加索人现在却正式宣布：敌人不仅没有被歼灭，还有好几百万。缅任斯基明白了：有大量工作要做。领袖显然决定恢复红色恐怖。

未来的庞大工作并不令人欢欣鼓舞。妻子死后，缅任斯基日益经常地感到一种病态的寂寞。斯大林觉察到了他的疲倦，对他失去了兴趣。在审讯之初，他还同缅任斯基合作，而从1930年底开始，他日益经常地同缅任斯基的副手亚戈达一起工作……

1930年，又一位列宁的老战友、缅任斯基的朋友、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被斯大林赶走。

他是布尔什维克，同沙皇有亲戚关系的纳雷什金家族的后代，是个孤独的怪人，关在家里，整天弹心爱的莫扎特的乐曲。斯大林任命他的敌人、精力旺盛的利特维诺夫接替他。让犹太人利特维诺夫担任这一职务，还有助于他摆脱国外对他反犹太主义的指责。此外，他已经在考虑如何同美国搞好关系。

现在缅任斯基经常拜访契切林。契切林弹莫扎特，他默默地听，知道到处都有他主管的那个部门的耳朵。缅任斯基越来越少地去上班，坐在家里研究古波斯文，想读莪默·伽亚谟的原著。斯大林已不再叫他到克里姆林宫去了，但也不能放他退职，因为他知道的机密太多了。缅任斯基从名义上领导格别乌直到1934年5月，当时看来是亚戈达给列宁时代的这位古怪遗老下了毒。现在，斯大林紧张地同亚戈达一同工作。

*他的人

亚戈达能发迹全靠了斯维尔德洛夫一家。老斯维尔德洛夫相信革命。这位下诺夫哥罗德的富商为革命者提供假印章。他的儿子雅科夫当然就投身革命，成了布尔什维克俄国的首任名义上的元首。

亚戈达小时候给老斯维尔德洛夫当小听差。老头儿帮助亚戈达读完了书，成了药剂师。亚戈达后来积极利用这一专业。

十月革命后，亚戈达进了契卡机关。他依然依靠这个名门望族，他的妻子是雅科夫的亲戚。亚戈达利用了这个关系，早在20年代，就当上了权力无边的格别乌的领导。恰恰是他，在苏维埃政权初年在全国各地建立了情报员网。在亚戈达领导下，列宁的公式“每个党员都应成为契卡工作人员”变成了普遍现象。现在，每个公民都应成为契卡工作人员。让你当情报员就是党对你的信任，是值得自豪的事。

*前所未有的闹剧

在契卡大庆年，顿巴斯煤矿里抓了几十名工程师，他们被指控搞破坏……1927—1928年两年，都在搞侦查工作。说得确切点，是在排练一场前所未有的闹剧。亚戈达的侦查员们对这批目瞪口呆的被侦查者极为坦率。他们之所以目瞪口呆，是因为起先他们当然极力辩白，但他们被告知：谁也不相信他们有罪，用不着辩白，而要合作。他们对这群可怜虫解释，对他们的假指控有崇高的政治目的：目前在搞空前的社会主义建设，如果他们承认搞破坏，就会激起人民对资本主义的义愤，提高对真正的敌人的警惕，同时提高劳动生产率。

为此，保证他们不会被判死刑。

5月20日，莫斯科举行了首演：公审顿巴斯煤矿的破坏者。

53名工程师被送上法庭。外外使团包厢挤得水泄不通，世界各报的记者都来了。戏演得很成功：被起诉者全都起劲地痛斥自己，甚至还请求撤掉辩护人，因为后者为他们辩护过头了。他们好像是在同检察长克雷连科比赛，看谁提出的罪名更重……有经验的知识界马上就给这场公审起了个名字——“克雷连科检察长的寓言”。

检察长要求判22人死刑。可是为了感谢他们态度好，下令只处死5人。仅仅五条冤魂，在全球性伟大任务中，这算得了什么！

他在中央全会上可以作出必要的总结了：“阶级斗争显然在加剧……不用说，这类案子还会发生……”这是一声号令，所有的企业都开始挖掘破坏分子。

*右派的末日

1929年全年，继续斗布哈林和“右派”。后来，“右派”之一、中央委员留金对本派领袖下了评语：“布哈林……作为一个政治领袖经不起任何批评……他聪明，但没有远见。他正直，但性格软弱，很容易垂头丧气，不能同强敌久战……容易惊慌失措，不善于领导群众，反而需要别人领导……”

但是，布哈林努力克服自我，继续斗争。斯大林猜到了布哈林硬顶的原因。格别乌向他报告：红色教授学院的年轻马克思主义者们，经常在中央书 记波斯特舍夫家里会见布哈林。波斯特舍夫不在家时，在马恩研究所工作的他的妻子把住宅提供给他们使用。这批年轻人自称是“布哈林学派”。布哈林一开完政治局会议就上那儿去吹自己的功劳和在会上讲了哪些话。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尤其是其中的姑娘们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他感到飘飘然……行啊，就让“小布哈儿”去斗吧。这种斗争对斯大林有用。他粉碎右派，是为了形成一种畏惧心态。他越来越粗暴地攻击布哈林。打倒，打倒，打倒！每次中央全会，他都要痛斥布哈林。布哈林慌了，想求和。他同托姆斯基一起提到同斯大林同志的友谊。可是，就在不久前他还称斯大林为成吉思汗。在例行的中央全会上，斯大林向大家提到，布哈林去找过加米涅夫，这个“一身清白、忠诚老实的党员”曾私下向加米涅夫提议改变政治局人员的组成！

1929年11月，“右派”公开投降。李可夫宣读了共同声明：现在他们拥护党的总路线，拥护消灭富农，拥护那个昨天还被布哈林称作“对农民的军事封建剥削”的政策。但是，斯大林认为，他们的这项声明“不能令人满意”。他们还得长期当众屈膝求饶。他先把布哈林抛出政治局。

全国都在痛斥“右派”。工厂、研究所、托儿所，甚至连公墓里的工作人员也开大会批判“右派”。

对“右派”的诅咒渐渐转为对破坏分子的诅咒。电台从早到晚以雷霆万钧之力不停地批判。公审现在从不间断。在圣三—谢尔盖修道院逮捕了一批旧贵族。他们被扫地出门，找不到工作，只好在修道院栖身，同时在博物馆和教会学校干点零活。说他们是破坏分子，把他们抓了起来。连修道院也没放过……

布尔什维克政权从一开始就把宗教当作打击对象。

摘自契卡保密局局长兹姆索诺夫1920年12月4日给捷尔任斯基的信：“共产主义同宗教是誓不两立的。要砸碎宗教，除了契卡外，任何其他机关都办不到……契卡近期在瓦解教会的计划中，把注意力都集中到广大教士身上。只有通过他们，通过长期、紧张、细致的工作，我们才能彻底砸碎和瓦解教会……”

前教会中学的学生在建设信奉新宗教的新社会时，遵循列宁的遗训，严密注视教会骨干人员的动向。

格别乌一直盯着教会，继续积极地消灭教堂……

莫斯科市内砖瓦飞蹦，隆隆作响，猎人市场街上建于17世纪的一座著名教堂被拆毁。

人们好奇地观看，如何把500普特重的大钟砸碎。1930年初，5000人满腔热情地捣毁了西蒙修道院。收场戏是成千上万人集体捣毁莫斯科最宏伟的教堂——救世主基督教堂。具有象征意味的是，斯大林决定在遗址上建新政权最宏伟的教堂——苏维埃宫。

宫顶上将树立列宁的巨像。

残存的教堂变成仓库，存放土豆，堆在圣坛上的烂土豆的臭气终年不散。学校让孩子们把圣像带到学校来集体焚毁。不幸的老太太从教堂回家后看到，爷爷留下的圣像不见了，挂上了一张学校发给的列宁像。伊里奇眯着眼高高兴兴地望着老太太。报上登了许多给编辑部的信，如：“我原先是神父，决心同宗教一刀两断。”到处挂着横幅：“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烟”。与批判声交替轰鸣的是空前的颂扬。

1929年全年，全国都在为12月份他的50寿辰作准备。报刊上发表成千上万篇颂扬敬爱的领袖的文章。工厂报告空前的成就，以庆贺寿辰。祝辞多得快把收音机吹破了。

在莫斯科精神病院里，精神失常的53岁的数学教授科钦不停地狂喊，颂扬领袖，间或用最精辟的语言痛骂破坏分子。

在50寿辰那天，斯大林可以作个总结了：最后一名列宁的战友已被逐出领导层。在庆祝大寿的日子里，他的绝对权力随处可见。加冕典礼应当在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上举行。“大家都期待着代表大会上出大新闻……领袖压倒一切，”一个叫希茨的人在日记中写道。

斯大林写了一份谦逊的答辞：“向我表示祝贺的各单位和各位同志：我把你们的祝贺看作是对伟大的工人阶级政党的祝贺，这个党诞生并培育了我，让我成为符合这个阶级的形象和要求的人。”

被击溃的右派领袖们想讲和。1930年元旦的前夕，布哈林和托姆斯基带了几瓶葡萄酒到斯大林寓所。达成了和解，因为他还用得着“小布哈儿”。他没有这样的理论家。毕竟他俩是“喜马拉雅山”啊！

他在大寿之年开始搞伟大的转折。

*旧农村的末日

他同家人、卑躬屈膝的敌人和趋炎附势的战友一起庆祝新年，而广阔无垠、冰天雪地的俄罗斯大地正在作准备。铁路线上停着特殊的货车车厢，过去是用来装牲口的，现在要准备运人了。

1929年底，在寿辰前不久，他发表了一篇文章《伟大转折之年》，定下了“消灭富农阶级”的任务。

20世纪，我国准备有组织地歼灭在农田上耕作的同胞。将同消灭富农一起完成的任务是：消灭俄罗斯的旧农村。革命把土地分给农民。现在农民又要归还土地和牲畜，集体使用。要放弃农民感到亲切的概念“我的”，去学会讲“我们的”。富农当然不干，会阻挠。为了节约时间，他决定以革命方式行事：干脆把他们消灭。他任命忠诚的莫洛托夫为一个特别委员会的主席，以便彻底解决问题。莫洛托夫付出了很多劳动，造成了大量流血。

该委员会于最短期限内制订了从总体上消灭富农的计划。富农被赶到北部地区——乌拉尔、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当时的著名经济学家孔德拉季耶夫、尤罗夫斯基、恰扬诺夫提议利用富农这些最能干、最热爱劳动的农民去垦荒，把哈萨克游牧民族抛下的生荒地长期租给他们使用。这些经济学家不理解，斯大林现在要搞的不是经济，而是要完成政治任务：彻底消灭一个阶级。革命家特卡乔夫的公式“应当考虑的是该留下多少人”占了上风。

2月，莫洛托夫及其委员会把富农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反革命富农分子，送劳改营或者枪毙，家属迁到最遥远的地区。第二类是其余最有钱的富农，送到遥远的不毛之地。第三类是破落富农，迁到集体农庄外。

谁都说不清，该把谁划到哪一类。

如何确定谁是富农？如何把中农同富农分开？不幸的富裕农民，命运全掌握在格别乌、党员干部和贫农手里。殷实的农民自动把财富捐给集体农庄，恳求别把他们划为富农。

“剥夺富农是在贫农积极参与下进行的……贫农成群结队地同委员会一起去没收牲畜和财产。夜里，他们自愿守在村口路边，扣住逃跑的富农……”中央委员、莫洛托夫委员会成员瓦莱基斯在《真理报》上满意地指出。

全国各地，在妇女的哀号和眼泪中，这些不幸的人被装上大车，在格别乌的押送下离村而去。他们回头望着全家世世代代居住的如今已经空空的房子，离开了这辈子再也看不到的生活。

狗在空荡荡的院子里哀号。

密档里保存着他无数的残忍电报。莫洛托夫委员会把50000户富农迁到北方边疆区。边疆区党委说，只作了接收20000户的准备，其余的，连无火炉、无油灯的工棚都没有造好。斯大林答复：“这种说法是想推翻党已经通过的移民计划，中央无法同意。斯大林。”

“新西伯利亚城，西伯利亚边疆区委书记艾哈：采取一切必要的准备措施，以便在4月中旬起码接收15000户富农。斯大林。”

电报飞往西伯利亚所有的边疆区委和州委。他的计划在执行。火车开到草原，干脆把人赶到围着铁丝网的饥饿的荒野。

委员会干得很有成绩。斯大林安插的克里姆林宫新贵、地方党大权在握的领袖——州委书记，当然还有代表格别乌的亚戈达，都参加了这个委员会。当时该委员会的主席莫洛托夫在90岁时满意地回忆道：“我们搞集体化搞得不错……我亲自划定了驱逐富农的地区。共驱逐了40万户。”

该委员会成员、新的政治局委员科西奥尔写道：“对富农的确作了毁灭性的打击。”

列宁格勒的头儿基洛夫形象地写道：“拖拉机排成行，为富农掘了墓。”

基洛夫哪儿会知道，还为谁掘了墓……

基洛夫、科西奥尔和瓦菜基斯后来都被杀。委员会21名成员中有19人很快会躺进无名坟墓里，在斯大林的清洗中被杀。不过，此时此刻，他们正在为消灭别人而紧张地劳动。

列车不停地运、装牲口的篷车运农民，装上探照灯的客车里，坐的是带警犬的警卫。

贫农和幸存的中农组成了集体农庄。被富农喂得膘肥体壮的牲畜、富农盖的结实的房子、农民世世代代积攒的财富、存的钱，都交给了集体农庄。集体农庄就是从血淋淋地侵吞他人财富起家的。

所有的党组织都发疯似地承担了拔高了的指标，保证在短期内完成全盘集体化。当然，宣布的原则是自愿入集体农庄。格别乌在歌声和乐声中把农民赶进集体农庄。地方党领袖知道：“要么百分之百集体化，要么丢掉党票。”莫洛托夫在晚年回忆起当时民间流传很广的一个笑话：有人问农民怎么治虱子，农民答：“在脑瓜上写‘集体农庄’四个字，虱子就全逃光了。”

有人造反。梁赞州发生了流血暴动，杀了集体农庄主席和格别乌的全权代表。暴动被残酷地镇压了下去。就在那时候，我奶妈的妹妹——高挑个儿的美人帕莎进城来了。我听见她在隔壁房间对我母亲说，她烧掉了自己的房子，“省得落到恶棍手里”。

镇压暴动要出动红军。但是斯大林明白，军队主要是由农民子弟构成的，这对军队会有不良影响。他还没有使全国服帖，还得考虑这一点。于是就发表了《胜利冲昏了头脑》一文。文中说，“某些同志”由于农民大批地自愿加入集体农庄而昏了头脑，行动过火。这些同志往往强制实行集体化，而且主要是把中农混同于富农。

当然，这些“同志”不久后将被宣布为“隐藏的托派”，”蓄意破坏集体化”。他们搞了过火行动，虽说路线本来是正确的。于是，又是公审浪潮席卷而来，不过，这次对象是“恶毒的冒进分子”。他善于保持恐惧心态。

这时，罗马教皇呼吁为在俄国受迫害的基督教徒祈祷。不过晚了一步。在教皇宣布的普世祈祷日前一天，1930年3月15日，他公布了《关于集体化运动中偏差的决议》。原来，又是那些恶毒的过火分子预先关闭了许多教堂……

虽然神父和教士并没有从流放地回来，虽然到年底80％的农村教堂已关闭，大家还是兴高采烈地谈起，他下令开放了几个教堂。他善于塑造俄国人喜欢的形象：好皇上和坏大臣。

在他发表了文章之后，歼灭富裕农民的行动变本加厉。全国一站一站地押运流放者，孩子、老人全有。火车装满冻得半死不活的人，有的孩子在路上死了，有的是被母亲弄死的，为了不让孩子受折磨。到1932年，根据压低的数字，又迁走24万户。宏伟的革命试验成功了。列宁如此仇视的阶级——俄罗斯的富裕农民已不复存在。

与此同时，举行喧闹的公审。1930年夏，莫斯科城里城外汽车来来往往，到处抓知识分子。亚戈达大张旗鼓地开创新事业。逮捕的都是知识界的精华：院士、知名科技专家、教授——经济学家恰扬诺夫、孔德拉季耶夫、尤罗夫斯基等等。受到指控的人中有知名热力学家、莫斯科工艺研究所所长拉姆津。格别乌宣布：查出了一个庞大的恐怖分子组织，几乎有20万成员。说是国内有一个秘密的“工业党”，想篡夺政权。

被捕的人承认了所有的罪名。如何让被告提供所需的供词、如何昼夜不休地连续审问、如何不让犯人睡觉，等等，这些情况已有整本的书记述。但是，斯大林本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审讯？这个主要问题过去只能想像。现在，我在看了许多新档案后，可以一口断定：是他亲自领导这些审讯的，而且周密地制订了恐怖方案，甚至还指定了角色。

*请作者出场！

“1930年7月2日。斯大林致缅任斯基的亲启信。

“拉姆津的供词很有意思。我建议：

“把武装干涉问题，还有武装干涉的时间问题弄成拉姆津今后供词中最重要、最关键的一点。

“第一，为什么1930年推迟了武装干涉的时间？是否由于波兰尚未准备就绪？也许，罗马尼亚也没有作好准备？为什么把武装干涉推迟到1931年？为什么可能推迟到1932年？”

这是他的东方式的想像。他们对被告说：帝国主义正在秘密准备对苏维埃共和国实行武装干涉。如果被告承认参与了武装干涉的准备工作，就是抢先粉碎了干涉，拯救了国家。他们要被告从真正的爱国主义出发，给自己栽赃。当然，许诺将因此而给他们减刑。拉姆津同意在法庭上承认他欢迎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的干涉。但是，斯大林不得不对他那“很有意思的供词”添点细节。这是因为，根本就不存在这种武装干涉！而且他知道，今后也不会有。于是他提出了几个方案，用来解释为什么迄今为止没有发生武装干涉，而且今后也不会发生。

但是，并不是人人都像拉姆津那样有觉悟。于是他怒气冲冲地要求：

“让孔德拉季耶夫、尤罗夫斯基和恰扬诺夫等在‘武装干涉问题’上搞狡辩的先生们过过堂。我们要把这个材料转发共产国际各分部，到时候我们就搞一个极其广泛的反对武装干涉的宣传运动。要弄得搞干涉的人今后一两年内无法动手，这对我们来说相当重要。明白吗？祝好。斯大林。”

所以，他的全部虚构都为“相当重要的目的”服务，至于狡辩的孔德拉季耶夫等人无辜受过，这是无关紧要的。

知识分子先生们是如何“过堂”的，只能猜测了，但是，他提出的任务都完成了。

斯大林写信给莫洛托夫：“你想必已经拿到孔德拉季耶夫的新供词了。亚戈达把供词拿给我看了。我想，这些供词都应当分送全体中央委员。”

他想使全国不断处于恐惧中，不断制造紧张状态，这就需要“外国准备武装干涉”，需要一种被围困的堡垒的气氛。

1930年底，又开演了一场大戏——公审“工业党”。担任国家公诉人的是不知疲倦的克雷连科。审判顺利得就跟抹了油似的。全国各地的劳动人民都举行大会，要求枪毙“卑鄙的破坏分子”。在法庭上，情况相反，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对被告不同寻常地彬彬有礼。被告可以抽烟，记者人满为患，还拍电影。被告争先恐后地认罪，心甘情愿地招供搞破坏活动的各种细节——同侨民中的敌对分子、外国大使馆，甚至同法国总统庞加莱有联络。不过，也出了点小纰漏。例如，“可耻的破坏分子”拉姆津说，他在策划外国武装干涉时，还成立了未来的政府，提议俄国资本家里亚布申斯基担任工贸部长，他同此人的洽谈很成功。

遗憾的是，此人早在拉姆津同他“很成功地洽谈”之前就已死了。

斯大林倒并不忘恩负义。主要的被告拉姆津被判极刑，但改为徒刑。很快，被全国咒骂的拉姆津获得释放，最后还官复原职，甚至还获得了崇高的奖赏——斯大林奖金。还有几个“恶毒的破坏分子”也成为受他恩宠的科学家。

但是，他还是努力使流血不致停下。无血就无恐惧。对各经济领域搞破坏活动的知识分子的审判马不停蹄。几名细菌学家被指控造成牲畜倒毙，审判后，枪决。一批食品工业干部被指控造成饥饿，48人被枪决……在布蒂尔监狱的水泥地上蹲了不少教授和工程师，每间牢房关60—80人。民间早就把这座监狱叫成“工程技术人员休养所”。

斯大林孜孜不倦地指挥这些“相当重要的措施”。1930年9月13日，他给莫洛托夫写信：“应当立即公布在鱼、肉、罐头和蔬菜上搞破坏的人的所有供词，一周后再报道，这些恶棍已被枪毙，这种人全都该毙了。”

这真是神话：他自己策划审判，自己宣布无辜者为罪犯，同时对他们的罪状发自内心地感到愤怒。演得很投入。

于是事故越来越频繁，他的人民委员们敲了警钟。

精通业务的干部全没了。但是，他总有办法：从监狱里把工程师拉到事故现场或没人顶班的车间！晚上再送回监狱。没正经工作可干、闲得难受的犯人把这看作幸福。

*嘱 托

1930年7月在党的十六大上，他的确获得了加冕。

他在报告中很坦诚直率：新经济政策是一种策略手腕。在这期间他积蓄了力量，知道“时候一到”，就会消灭旧农村，实行工业化。

“党正确地选择了时机，转入全线进攻。如果我们听了布哈林集团右翼反对派的主张，如果我们放弃了进攻，放慢工业发展速度，推迟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并依靠个体农业，那会有什么结果呢？那就一定会断送我们的工业，没有粮吃……会落得一场空……如果我们听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左倾反对派的主张，在我们尚无任何可能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取代富农经济的时候，于1926—1927年就发动进攻，那会有什么结果呢？我们就一定会失败，没有粮吃……会落得一场空。（掌声）一味向前冲就会使进攻失败。

国内战争的经验说明了这一点……党在现阶段的基本方针是，使社会主义从各别经济战线上的进攻，转为全线进攻。”

可是，他从一开始就有了进攻的秘密意图。

*究竟是谁的意图？

我回忆起70年代。清晨，莫斯科列宁图书馆刚开门，就常有一个细脖子的小老头儿进去，令人奇怪的是他戴着当初沙俄时代夹鼻眼镜。不过，当时列宁图书馆的读者都认得这副夹鼻眼镜和这张脸。那就是莫洛托夫。

有一次，我同他相识了。那是在莫斯科叶尔莫洛娃剧院的一次首演式上。演出结束后我就到剧院经理室取大衣，因为我把大衣留在那儿了。在经理室门口我看到一个戴夹鼻眼镜的老人在踱步。这就是莫洛托夫。

我进了经理室。经理问我：“看见莫洛托夫了吗？他把大衣脱在我这儿了。只好请小老头儿等一会。我们今天有贵宾——本区的党委书记。让书记先取大衣吧，不然多难堪啊！”

难堪的是，莫洛托夫是在同赫鲁晓夫发生冲突后被开除出党的。现在，当初那个战后欧洲命运决策人却要让一个区委书记先穿大衣。这真是“人世荣辱如浮云”！

我拿起了莫洛托夫的大衣和套鞋，还有他的女伴的衣服，到门外交给他。他是跟一位老年妇女一同来的。他的妻子已去世，看来，这是女管家。我们就这样相识了。

他住在格拉诺夫街，离剧院很近，所以他才那么珍惜这个剧院，怕给经理带来不愉快。

我提议送送他。那是个安静的冬夜。我很傻，性子急，立即就谈起了斯大林。我感觉得到，他马上就紧张起来。我先提了个无关痛痒的问题：“为什么斯大林夏天也穿皮靴？有好几种奇怪的说法。”

他答得很有礼貌：“请讲讲，哪怕只讲一种。”

我说：“军便服和军靴是暗示要为世界革命而战。列宁也穿那种军便服。”

他笑了笑表示怀疑：“很有诗意。不过，斯大林只在少年时代写过诗。至于世界革命，的确，我们当初并没有忘记对世界无产阶级的义务……但是，同嚷嚷世界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不一样，我们是干世界革命。而且，我们干成了，建立了世界社会主义阵营。我们不像托洛茨基分子那样嚷嚷工业化，但实现了工业化。同样，他们讲集体化，而斯大林把农民引到了集体农庄……虽然起先，他似乎曾保护过富农。顺便说一句，列宁似乎也相信过新经济政策……”

我到现在还记得他那并不响亮的嗓音和带有嘲讽意味的“似乎”。

这时，我这个笨蛋打断了他的话：“他‘似乎也相信过新经济政策’，是为了稳住 ‘聋哑人’？”

我记得，他停了一会儿，然后干巴巴地问：“我不明白，您是什么意思？”

“我说的是《列宁遗嘱》。是这样的，听说好像有过一份内容更全的遗嘱……”

“根本不存在内容更全的列宁遗嘱，”他的语调依然平淡沉稳。后来，我读过诗人丘耶夫关于他同莫洛托夫多次长谈的书。我在那儿发现了一个细节：丘耶夫问莫洛托夫：“是否存在关于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秘密协议？”

协议的起草人莫洛托夫答：“不存在任何协议。”

我想，他当时用的也是那种冷冰冰的语调。那天，一直到家他都没吭声。后来，我给他去过电话，但却始终未能说要再次见面。也许，我触犯了某种禁忌。

我们还是“很有诗意”地假设有这份遗嘱。当时，斯大林在列宁办公室弄到了这份遗嘱，心里的感受就如同找到了藏宝图一样。无怪乎加米涅夫如此评价列宁：不论我同列宁争论多少次，列宁都是对的。他们大家都相信，指南针在列宁手里。如果伊里奇在遗嘱里吩咐“长久地、认真地”实行新经济政策，那么，当时缺乏领导经验的科巴肯定会满腔热情地带领全国沿着这条路走到头。但是，伊里奇没有留下别的遗言。对列宁来说，新经济政策只不过是用来送宇宙飞船上天的火箭而已，随后应当消失。

也许，斯大林在十六大上以自己的话转述了列宁遗嘱里的经济计划？

计划的主旨是：用革命方法在十年内走完百年的路。为此需要工业化和集体农庄。还要建立一个不在反对派身上浪费时间的、严格执行领袖计划的、富有行动能力的党。只有这样的党才能彻底驯服被革命唤起的整个国家，建立一个统一的、温顺的社会。然后就可以转而实现伟大的梦想了。

他把“右派”领袖们留在中央，但把托姆斯基逐出了政治局。政治局最终成为领袖手中的驯服工具。对了，那儿还留下一个认了错的，常喝得醉醺醺的可怜的李可夫。党内把伏特加称作“李可夫酒”。领袖要他不断忏悔。

*影 子

党代会后，秋天，他同往年一样，前往南方。同往常一样，把“家业”留给莫洛托夫。

在党的上层干部聊天时，现在把党和国家称作“家业”。民间和党内越来越经常地尊称他为“当家的”。

莫洛托夫成了国内的第二号人物，成了“当家的”的影子。“当家的”记得：莫洛托夫当初最先尊重那个在彼得格勒冒出来的没有多大名气的麻脸格鲁吉亚人，毫无怨言地把《真理报》让给了他。

当科巴被任命为中央书记时，莫洛托夫已经是那儿的责任书记了，手里掌握着中央机关，但他又毫无怨言地把中央机关交给斯大林支配。

聪明过人的托洛茨基认为莫洛托夫是笨伯。布哈林向加米涅夫抱怨：“笨伯莫洛托夫竟然教我马克思主义，而我们把他称作 ‘石头屁股’。”

“列宁叫您‘石头屁股’，是真的吗？”丘耶夫曾问莫洛托夫。

“他们还不知道列宁把其他人叫做什么呢，”莫洛托夫笑答。

不，他不是笨伯。“这是一个尽心尽职的、不出色但却非常能干的官僚……殷勤、好心，”前斯大林秘书巴扎诺夫是这样评价他的。

对，莫洛托夫就是一个好官僚，一架极有工作效率的机器，立即就能完成“当家的”下达的一切吩咐。有什么办法呢，革命早已不是金发碧眼、称心如意的情人，而是年华老大的妻子了。

才华横溢者的时代已过，现在是搞“家业”的时候了。

同鞋匠卡冈诺维奇、钳工伏罗希洛夫和斯大林搜罗到政治局里的其他无产者一比，戴旧式夹鼻眼镜、彬彬有礼的“石头屁股”，就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了。

已经到来的时代是“绝对服从”的时代。

*“当家的”

“当家的”在南方休假时，每天给莫洛托夫下达任务：

1930年10月22日，索契：“我认为，需要在秋季彻底解决苏维埃上层的问题……第一，要解除李可夫的职务……解散他们的整个机构。第二，你要取代李可夫担任人民委员会及劳动和国防委员会主席……这一切都不要外传，到秋季再详谈，暂且光在好朋友的小范围内斟酌此事。”

他在迅速地调动重要棋子，整顿“家业”。1930年底，他把李可夫赶出了政治局。“当家的”让莫洛托夫成了政府首脑。

“当家的”——现在这是他的正式名称。

卡冈诺维奇致奥尔忠尼启则，1932年6月12日：“我们从当家的那儿依然定期得到经常性的指令……他实际上在休假期间不得不继续工作。只能这样。”

对，只能这样，一直到死。“当家的”将插手一切事务。“当家的”领导一切。人民亲切地称他为“当家的”，虽说苏联历史上白纸黑字地写道：“1917年，人民推翻了一切主人，自己当了家。”

这就是柏拉图所写的民主的结局，这是革命的结局。

“当家的”在第十六次党代会上歼灭右派时对顺从的与会者说了几句俏皮话，全场居然欢声雷动：

“我们这儿某些地方出了些困难，小小的困难，他们就惊慌失措了，担心出乱子。某些地方，有几只蟑螂还没爬出洞，弄出点响声，他们就吓得往后躲，惊恐万状，大喊救命，说是苏维埃政权要完蛋了。” （全场大笑）

他们哈哈大笑，他却知道，要发生“右派”警告过的灾荒了。

*饥荒来得正是时候

集体化和消灭富农势必造成这场空前的大饥荒，他和他的契卡机关对此作了准备。对破坏分子无休止的审判、契卡和从不停止的恐惧、力不胜任的繁重劳动、吃不饱、牛马般的生活条件，已经摧折了这个国家。看着职业介绍所里毫无怨言、俯首贴耳地排长队的人，一位西方记者惊呼：“难道搞革命的就是这些人？”

1931—1932年之交，前海军准尉费奥多尔·拉斯科利尼科夫——革命的喀琅施塔得的英雄，后成为一帆风顺的外交官——回国休假。他的妻子写下了观感：“所有的食品店都空空如也。只有几小桶酸白菜。从1929年起实行了面包凭证供应制。居民在工厂食堂里吃饭。”但是，最可怕的情景她是在街头看到的：“有一天，在尼基塔大门旁，我看到一个农民突然像从地下冒出来似的，旁边还有一个女人，手里抱着个婴儿。两个稍大点儿的孩子牵着母亲的裙子。这些人脸上那种绝望的表情令我吃惊。那个农民摘下棉帽，气喘吁吁地哀求： ‘看在上帝的份上，给点吧，快点，给人发现了就会把我们抓起来……’”著名革命家的妻子奇怪地问：“你们怕什么呀？谁会把你们抓起来？”她把皮夹里的钱全倒出来了。农民边走边说：“您在这儿啥都不知道。村里都要饿死了。”

乌克兰、伏尔加河流域、高加索和哈萨克斯坦发生了特大饥荒。成千上万的饥民想跑进城，可是，那儿的面包凭证供应，只卖给市民。瘦得皮包骨，饿得脚步蹒跚的农民到城郊求告：给点儿吃的吧！他们都没有活人样儿了，像幽灵。

他们被民警或是穿民警制服的格别乌特务带走。

城里的孩子向他们扔石头，学校里教育他们要仇恨“万恶的富农”，还要仇恨“富农崽子”。所有的学校教员都给孩子们讲少先队员帕夫利克的故事。帕夫利克·莫罗佐夫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一个农村的孩子，14岁，他向格别乌机关告发了富农父亲，于1932年被富农们杀死，当时正是大饥荒的岁月，根据“当家的”下的指示，为了他而出卖了父亲的那个孩子，在整个宣传运动中占据了一个重要地位。他记起了教会学校中的一段课文：“凡爱父母甚于爱我者，不配受我庇佑。”

全国各地都立起了帕夫利克纪念碑。

他做到了别人无法做到的事：禁止谈论饥荒。“农村闹饥灾”这句话被宣布为“反革命宣传”。

几百万人在死亡，而全国为集体化唱赞歌。红场上举行游行，只字不提饥荒，不论在报纸上，还是书刊里。农村不声不响地死亡。

在饥荒闹得最凶时，格别乌和亚戈达非常成功地让来到俄国的肖伯纳在全国转了一圈。他是同南希·阿斯托夫人一起来的，后者是有影响的政治家。她打定主意要向斯大林问问迫害之事，但是……没敢问。肖伯纳写道：“斯大林把我们当老朋友接待，先让我们尽情地发表意见，然后才谦逊地说了几句。”

其实，“当家的”已经摸透了老头儿的脾气：爱说话。他一点儿也不打断。于是，老头儿在文章中说他“心地纯净，刚正不阿，赤诚坦率”，说他“之所以青云直上，全是靠了这些品德，决不是搞阴谋耍诡计”。

苏联被他描写成未来之国。有人问：“那你为什么不留在这个国家呢？”

“可爱的说谎精”（这是女演员帕特里克·坎贝尔对肖伯纳的昵称）嗔笑着回答：“的确，英国是地狱，可是，我的责任就是下地狱啊！”

西方可爱的激进分子们多么希望乌托邦变成现实啊！

肖伯纳信心十足地写道：关于饥荒的传闻纯属谣言。

不知道饥荒到底夺走了多少人的生命。大约是500万到800万。

他同饥荒作斗争的办法很简单——搞恐怖。1932年8月，他亲自起草了一个有名的法令：“侵犯公共财产的人应当作为人民公敌被枪决。”

他对任何盗窃国家财产的行为规定了极其严厉的惩罚。民间称之为“五穗法”，因为饥民偷集体农庄几穗麦，就可能被枪决，起码是10年徒刑。司法人民委员克雷连科1933年1月在中央全会上大发雷霆：“有人公然抵制严格执行这项法令。有个人民陪审员直截了当地对我说： ‘为四穗麦判刑10年，我实在下不了手。’这是一种从娘胎里带来的根深蒂固的偏见，似乎判刑不该根据党的政治指示，而该根据 ‘最高正义’。”

只应“根据党的政治指示”判刑。

克雷连科很快会亲自尝到这条原则的滋味。

到1933年1月1日，根据新法令给5.5万人判了罪，其中2000人被枪决。人都快饿死了，可是不敢碰集体农庄的粮食。尽管发生饥荒，粮食却源源不断地出口欧洲。他需要资金，不断造新工厂。1930年出口4800万普特，1931年出口5100万普特，1932年1800万，连大饥荒的1933年，还出口了1000万普特。

他以恐怖、流血和饥饿把断了脊梁骨的国家领上，不，拖上了工业化道路。

这场饥荒是他预见到的，来得正是时候，是棋盘上的一步棋。饿得有气无力、苟延残喘的农村，只好听任集体化施暴。越坏越好，这个革命者的老公式发挥了作用。

他还在继续制服全国。又是饥荒帮忙了。根据格别乌的统计。有150多万农民为躲避饥荒和对富农的剥夺，逃到了城里。他把农民死死地钉在了土地上，说是为了保护城市不受饥民威胁。国内实行了身份证制度。但在农村地区，身份证不发到农民手里。民警就在城里抓没有身份证的人。身份证使农民无权迁移，格别乌和民警局就能严格控制全体公民。这真是历史的嘲弄：沙皇俄国有身份证制度。取消身份证是革命的主要口号之一。十月革命曾幻想打碎国家机器，结果，国家这个大怪物依然存在。

在建立国家的同时，他不倦地关怀意识形态。

*创作界知识分子的朋友

在这个问题上，他的主要助手是格别乌。亚戈达不仅善于逼知识分子招供。在监狱外，他也出色地做知识分子的工作。在他的好朋友中，有最知名的作家。

亚戈达想出了一个惊人的方式，来表达对作家朋友们的信任。

侦查员现在经常请作家到格别乌旁听审问。作家站在另一个房间里听如何恐吓不幸的人，精神被摧垮了的知识分子如何同意诬陷朋友。连才华横溢的作家伊萨克·巴贝尔以及彼得·帕夫连科也到格别乌“旁听”审讯。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写道：“1934年，帕夫连科告诉别人的一些情况传到了我和阿赫马托娃的耳中。帕夫连科出于好奇，接受了一位侦查员的邀请，悄悄地旁听了一场夜审。他说，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在被审讯时，可怜巴巴，六神无主，裤子也掉了，他老是提裤子，说话前言不搭后语，忙得团团转，活像一条煎锅里的鲫鱼。”

最可怕的是，帕夫连科并不明白他这样说别人是多么惨无人道。

在那个时代，多数人的心变态了。

亚戈达的继任，斯大林最可怕的刽子手叶若夫的妻子很坦率地问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

“作家皮利尼亚克走我们的门子。您走谁的门子？”

“走门子”就是受伟大的格别乌庇护。

亚戈达在教育、在驯服作家，让他们同格别乌合作。让他们了解侦查工作的秘密，以后就可以要求他们投桃报李，帮助并参与秘密警察的工作。

亚戈达最善于完成“当家的”交代的任务。是他让高尔基返回了苏联。从1928年起，组织了一连串电报和信件从祖国发往索伦托，工人们在电报和信件中抒发对无产阶级歌手的思念之情。

就在1928年，“当家的”策划了规模空前的高尔基60寿辰庆典。他善于颂扬赞美。高尔基像、有关高尔基的文章塞满了各报版面。“当家的”通过亚戈达，提议让高尔基当苏联的精神领袖，国内第二号人物。我们已熟悉的提法又出现了：“我们俩是喜马拉雅山。”

高尔基在国外已不习惯于原先那种旷世无二的荣誉，但同意到苏联看看。他对集体化很有兴趣。高尔基向来仇视“半开化的、愚昧迟钝的俄罗斯村夫” （农民）。他们现在将变成高尔基所喜欢的农村无产者，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劳动者，这使他很受鼓舞。

高尔基回国后，亚戈达始终不离他的左右。

他昵称秘密警察头目为“小亚戈”，“小亚戈”陪他周游各地……格别乌的劳改营。他们给高尔基看昔日的妓女和小偷，如今成了劳动突击手。他们不断肉麻地吹捧高尔基……“当家的”深知凡人的弱点。高尔基在劳改营里对再教育的成果心服口服，感动得涕泪交加，盛赞契卡工作人员。他是在审讯知识分子和顿巴斯矿井案的年代回国的。这位人道主义作家在《真理报》发表文章，提出了一个后来成为斯大林时代口号的公式：

“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当家的没看错高尔基。他请高尔基回来后，让他在制服知识分子方面起一种特殊的作用。

*制服知识分子

从1929年起，与审判破坏分子同时，一直在搞反对“意识形态歪曲”的运动，让知识分子在报刊上发表言论要小心谨慎。如果发表的言论同官方观点略有出入，就会被指控歪曲马列主义，起码要丢掉饭碗。

生物学家、哲学家、教育家、经济学家，都受批判。各个知识领域都汇报发现了“歪曲马列”的现象，倒霉的科学家乖乖地在大会上忏悔。

渐渐地，他使人们忘了耻辱，恐惧压倒了耻辱。

现在，昔日的残酷岁月显得像自由王国。

就在不久前，1926年，莫斯科艺术剧院还曾获准上演布尔加科夫的《图尔宾一家的命运》。

那是奇异的成功。观众们惊讶地看到，在那出戏里，敌人——白军军官被塑造成善良的人，而不是大家熟悉的恶魔。这出戏的上演，使党员作家怒不可遏。但是，这出戏有一位奇怪的忠实观众和保护人。“当家的”看了无数次。奇怪吗？不，这出戏表现的是原先的帝国的残垣断壁。

他在镇压十月革命领袖的同时，已经看到了未来的帝国。

但是，他是不可能长久喜欢一个人的。1929年，当他在制服知识分子时，艺术剧院接到了布尔加科夫的一部新剧《逃亡》，讲的是白军的末日，讲他们从俄国出逃。主人公、主题思想同《图尔宾一家的命运》一样。但此一时彼一时也。“当家的”在政治局会议上议论了这出戏。国家决策机关议论一部尚未上演的戏！

但是，在他的帝国里，这将成为正常现象。他知道，没有比意识形态更重要的东西了。他熟记列宁的教诲：意识形态上稍稍放松，党就会丢掉政权。

70年后，戈尔巴乔夫的教训证实了列宁的正确。

《1929年1月17日政治局会议纪要：关于布尔加科夫（逃亡）一剧的决定》“接受政治局特别委员会的建议，此剧不宜在剧院上演。”

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凯尔任采夫在纪要上又补了一段结论：“作者的倾向昭然若揭。他在为我们的敌人辩解。”

所有的报纸就同听到口令一样，开始齐声批判布尔加科夫。中央宣传鼓动部令行禁止，《图尔宾一家的命运》也不再上演了。

富有经验的凯尔任采夫显然想在艺术界里揪出“右派”。

但是，“当家的”对布尔加科夫另有考虑。

*艺术的庇护人

我父亲曾同尤里·卡尔洛维奇·奥廖沙是好朋友，他俩曾一同在里舍列夫中学求学。20至30年代，奥廖沙是最年轻的作家之一。但后来……倒没有把他关进狱中，只不过不发表他的作品罢了。他每天在小纸片上写点怪诞的格言，喝得烂醉，把写出的格言扔进垃圾箱。

50年代，他留着一头蓬乱的灰白长发、脖子上裹一条肮脏的围巾，伸出尖尖的鹰钩鼻，招摇过市，人见人躲。晚年的培尔·金特大概就是这副尊容。

他常上我父亲那儿借钱。他俩一聊就是半天。当时他告诉我父亲，受迫害的布尔加科夫是如何决定给斯大林写信的。这是一个被许多人怀疑为告密者的人给他出的主意。当时布尔加科夫身无分文、求职无门，就下了这个决心，给斯大林写信，孤注一掷，请求把他驱逐出国，送到西方。当时，在审判知识分子的时期，这无异于自杀。

奥廖沙对父亲说：“事情发生在4月，当时是旧历4月1日，愚人节，我们都彼此开玩笑。我知道他给斯大林写了信，就给他打电话，拿腔拿调地装首长秘书： ‘斯大林同志有话要对您说。’他听出来了，骂了句： ‘见鬼去吧！’然后就躺下睡觉，他有午睡的习惯。电活铃又响了。耳机里说：‘斯大林同志马上要跟你说话。’他以为又是我捣蛋，骂了一句，扔下了听筒。可是，电话铃马上又响了。斯大林的秘书严厉地责问： ‘别放电话，我想您明白了吧？’另一个带格鲁吉亚口音的声音立即发话： ‘怎么，我们让您不耐烦啦？’”“布尔加科夫很难堪，同斯大林寒暄后，后者问：“您想出国？’布尔加科夫当然答得很得体：‘一个俄国作家在祖国之外是无法创作的。’”

“斯大林说：‘您说得对，我也这么想。您想到艺术剧院工作？’‘对，想，可是人家不要我……’ ‘我想，他们会同意的。’说完就挂断了电话。马上，电话铃又响了，这次是艺术剧院请求布尔加科夫去上班。”

整个莫斯科都在传颂领袖的救命电话。还诞生了有关法力无边的艺术庇护人以及他周围的坏官僚的传说。

布尔加科夫写了话剧《莫里哀》，讲的是一位国王，只有他一个人保护莫里哀，以防宫廷屑小的迫害。凯尔任采夫立即给中央打了小报告：

“作者有政治意图。布尔加科夫……在剧中想表现一个意识形态因政治体制背道而驰、戏被禁演的作家的命运……只有国王一个人维护莫里哀，使他不致受迫害……莫里哀有这样一段独白：‘我一辈子舔他（国王）的马刺，生怕被踩死。也许我马屁拍得不足？也许，我自贬人格不够？’剧终时高呼：‘我仇恨为所欲为的暴君行为’（我们改为‘国王的暴行’）布尔加科夫作品的政治目的很清楚……”

“当家的”同意了凯尔任采夫的建议，禁止排演《莫里哀》。但他却记住了这一点：只有国王一人帮助莫里哀，并注意到了莫里哀准备为唯一的庇护人——国王尽职的愿望，虽说他仇恨暴君行为。

老党员凯尔任采夫将于1936年被枪决。

而布尔加科夫将幸免于难。

*被活埋

当时，他让人们明白，“当家的”什么都知道。凡是重要一点的事，都会有人向他报告。1931年出了一个棘手的情况。当时在议论要拆掉达尼洛夫修道院，这样，名人陵墓也要平掉。但是，那儿葬有俄国大作家果戈里的遗骨。“当家的”作了决定：果戈里的遗骨从达尼洛夫修道院陵墓迁到新圣母公墓。但是，迁墓后产生了奇怪的，确切点说是可怕的谣传：挖开坟墓时发现，果戈里是被活埋的。

文学研究家们慌了，想起了果戈里遗嘱中的一段文字：“……在尸体出现明显的腐烂迹象之前，我的遗体不要下葬。我之所以要提醒这一点，是因为在我生病期间就出现过长达几分钟的假死状态，心脏曾暂时停跳。”

“当家的”接到了报告。亚戈达就公墓里发现的情况作了详细汇报。

*1931年5月31日

在这一带有神秘色彩的日子里，准备迁葬遗骨。新圣母公墓的经理邀请作家参加迁葬仪式。到公墓去的有奥廖沙、散文作家利金、诗人斯韦特洛夫……经理的朋友也来了，就像来看演出似的。当然没有请神职人员。但是，那个部门的“同志们”也来了，他们是不用邀请的。

棺盖被打开，人们很惊奇：躺在棺村里的骷髅侧向一边。

移放遗骨时有人顺手牵羊。利金拿走了果戈里背心上的一块碎片，缀到作家在世时出版的一本 《死魂灵》的封皮上。经理的一位朋友捞走了一只靴子和一块骨头。

“当家的”对此大为不悦。亚戈达接到指示。

几天后，被偷走的东西全放回墓中。报上发表了官方的解释：“死者的头转向一侧，并无神秘之处。棺材的侧板先烂，棺盖在泥土的重压下开始坍塌，压到了死者的头，头就被压得侧向一边。这是常有的现象……”

他感到满意，因为他不愿引起联想。那时，他刚活埋了革命艺术——先锋派艺术——伟大的乌托邦。

80年代初，我坐在皮聪大的海滩上，旁边是维克托·鲍里索维奇·什克洛夫斯基。他是左派艺术的大理论家、马雅可夫斯基的朋友。他的头全秃了，在皮聪大的骄阳下熠熠发亮。不过，早在20年代他就是这模样：全秃。我的童年同他密切相关，因为父亲曾同他一起写剧本。后来我才知道，他是20年代伟大的先锋派艺术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他的秃头曾在20年代历次重要辩论的讲坛上晃动。现在他已90岁，是当初辩论参加者中唯一的幸存者，其余的人早已躺进坟墓，而且大部分都是在斯大林恐怖时期被枪决的，连坟在哪里都无人知晓。他说话时，思想像核裂变一样快。我细细地记下了他的话：

“高尔基是个冬烘先生，对先锋派一点儿也不懂，认为那是欺骗。难怪斯大林决心铲除革命艺术时，想到了他。高尔基根本不懂绘画艺术。先锋派艺术的所有主要人物全是在革命前形成的……马列维奇、塔特林、梅耶霍尔德、马雅可夫斯基、赫列布尼科夫等人都仇视 ‘库房艺术’——他们是这样称呼宫殿和画廊的，认为艺术在那儿会冻僵。十月革命后，我们把艺术搬到街上。左派艺术的伟大世界来临：塔特林、马列维奇……塔特林有一次上您父亲那儿去，您不记得了？对了，您当时还是个小不点儿。当时塔特林很可怜。蔫了。在20年代他可是救世主。他同马列维奇是死对头，但又相互崇拜。他在画室里支起一顶小帐篷挡着画稿，为的是不让马列维奇偷走他的构思。

“他很严肃，没有幽默感。十月革命后，他设计了 ‘第三国际塔’——新时代的象征，在他的设想中，这是新的巴比伦塔。推翻了上帝的无产阶级在塔里盘旋而上，直达新天国，世界革命的天国。

“共产国际将在塔内办公。这座塔是绘画、建筑、雕塑等方面一切新意的结合。当然，这种塔谁也造不出来，只是个理想。随后，他又设计了无产阶级制服，可是谁都缝不出来。接着他又根据赫列布尼科夫的长诗编了个剧，可是谁都看不懂。再往后，他又设计了一种飞行器的模型，可是它不会飞。他认为，艺术只应当对技术提出任务，一切都是为了未来。”

他看到了这一未来。弗拉基米尔·塔特林——伟大的乌托邦天才——1956年死于莫斯科，默默无闻，一生提心吊胆。

他们在数家合用住宅的小房间里争议新艺术。都市化的幻想是在落后的俄国诞生的，还有无数的文艺流派。房间里原有的家具，都在1918年的寒冬烧火取暖了。家具被认为是市侩习气。他们的妻女都不屑谋职或做家务，屋里到处是烟头，剩饭剩菜用报纸盖着。地板一天比一天厚，因为他们每开一次晚会就增加一层报纸。他们就在这种报纸铺成的地铺上同那些相信新艺术的姑娘寻欢作乐，玉腿就伸展在党内争论的报道和世界革命的口号上。

我问过什克洛夫斯基：“当斯大林同布哈林以及‘右派’斗争时，为什么左翼知识分子同他一起走呢？”

“‘右派’是一群饱汉：新经济政策分子、小商贩、富裕农民。不，我们的希望不是这个。斯大林宣布工业化，我们就高兴，认为都市化和新艺术的时代到了。难怪塔特林在1931年被授予当时最荣耀的称号——功勋美术家。”

可是，第二年他就被宣布为资产阶级形式主义者。

我听着他的讲话，心想，他们那时相信吗？或是宁可相信？当时全国可是一片恐怖气氛，这种气氛迫使爱森斯坦不知羞耻地改编影片《十月》，这种气氛有助于“当家的”太太平平地扼杀伟大乌托邦的艺术。

先锋派领袖之一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遵循俄国诗人当预言家的传统。如同在他之前的叶赛宁一样，他预知未来。在可怕的30年代的前夕，预感到左派艺术的末日将临，举起左轮枪，结束了生命。他的鼓动性诗句“生活美好，生命同样美好！”成了对这个饮弹毙命的不幸者的嘲笑。

同他一起咽气的是先锋派艺术——伟大的乌托邦。

他们想在艺术中搞革命，但是新政权要的是革命艺术。对左派艺术的首次攻击是列宁计划的。设总书记职位后，他立刻就建立了“拉普”——无产阶级作家协会。“拉普”及它的一批党员批评家，成了一个公开管理艺术的组织。

但是，“拉普”里有许多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当家的”做得很巧妙：1932年，他下令撤销“拉普”。

这当然使多数作家欣喜若狂。

大家以为这是放松控制。然而，他在同一项决议中又解散了所有文学团体。先锋派就这样被一纸决议封死了。

但是，在公布决议前，他希望作家们能主动解散“拉普”和埋葬先锋派……

“我们需要的产品是人的灵魂”

关于那次有名的会见，我在不同年代听不同的人讲述过，其中有彼得·帕夫连科、文学家叶夫根尼·加布里洛维奇和科尔涅利·泽林斯基。

解散“拉普”的前夕，许多名作家在住宅里都接到电话：请上高尔基的小洋房去。没说原因。于是，作家们都去了。

高尔基神秘兮兮地站在台阶上迎接客人，请大家到客厅。随后，作家们在客厅坐了很久，等着某个人来到。最后，贵宾进了屋：斯大林及其主要战友。

加市里洛维奇告诉我，他当时直愣愣地盯着独裁者。他是个小个子，穿一件深绿色的薄呢军便服，身上发出一股汗臭味。一头浓黑的头发直压到低平的额头上，由于长期在室内工作，麻脸略显苍白。像所有的小个子一样，他很好动，常在小胡子底下迸出笑容，这时，脸上就有一种格鲁吉亚人特有的狡诈表情。可是，他不作声的时候，上挑的浓眉给他的脸增添了一种生硬的、固执的表情。

他很有礼貌地听作家们发言。但从他只言片语的对话中，大家惊奇地明白了，他支持党外作家反对实力雄厚的“拉普”。随后，他讲了话，狠批“拉普”的前领导人。他赞扬在座的作家：“你们生产的是我们需要的产品，比机器、坦克和飞机更需要，那就是人的灵魂……”他把作家称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很关心人的灵魂，所以才喜欢这个用语。他在休息时同作家闲聊，又重复了一遍这一用语，而且手指顶到了一位作家的胸口。

那人吓得语无伦次：“我？我怎么？我不反对。”

“什么叫‘不反对’？得执行，”没心眼的伏罗希洛夫说道。那个作家连连点头，他并不知道究竟要执行什么，但准备去执行。

在场的有名著《静静的顿河》的作者肖洛霍夫。当时已有谣传，说他是从一名被镇压的哥萨克军官那儿偷到这部小说的。大家不相信这么个年纪轻轻、智力不高的人能写出这部巨著。肖洛霍夫是斯大林的作家，是在他当政时发迹的。他禁止传播这一谣言，威胁要逮捕传谣的人……可是谣言照样传，因为谁都不理解，肖洛霍夫本人为什么这么可怜巴巴，这么反常，不去辟谣……《静静的顿河》原作者是谁，这成了本世纪文学奇谜之一。

其实，一切都很容易说清。可怜的肖洛霍夫不敢提供任何证据，因为在该书第一部问世前不久，有一个人被捕了，而那个人的一生就是这部小说的基础。

*本世纪文学之谜

摘自公开了的原秘密档案：“1927年6月6日，格别乌局务委员会听了控告叶尔马科夫公民的45529号案件……决定：对叶尔马科夫，哈尔兰皮·瓦西里耶维奇执行枪决。”

档案里有一张一个长小胡子的年轻哥萨克的照片，还有叶尔马科夫的履历。这也就是格里戈里·麦列霍夫——小说《静静的顿河》的主人公的履历。同麦列霍夫一样，叶尔马科夫也是1913年应征入伍的，打过仗，同小说中写的一样，获得过四枚格奥尔基十字勋章，被升为少尉。他也站在红军一边同切尔涅佐夫上校的匪帮打过仗，在韦申斯卡娅村暴动中的表现也是这样，等等。

看了档案中一份非常有意思的文件，一切都会明白。这是当时还不太出名的年轻的肖洛霍夫写给叶尔马科夫的信：

“莫斯科，1926年4月6日。尊敬的叶尔马科夫同志，我希望能从您那儿获得有关 1919年时代的更多情况，请勿拒绝我的请求，望拨冗介绍情况……我初步打算在5、6月份到您那儿，顺致敬礼。肖洛霍夫。”

对，肖洛霍夫无法拿出最简单的证据——主人公的姓名来证明书是自己写的，因为这会葬送这部书：苏联最优秀的小说的主人公哈尔兰皮·叶尔马科夫是人民公敌，是被格别乌枪毙的。

叶尔马科夫是在肖洛霍夫死后，1989年才被平反的。所以，肖洛霍夫只好沉默到死，喝酒喝到死。

*以党为样板

现在，所有的作家，不论是党员作家，还是党外作家，都聚集到“作家协会”里，那是一个完全以党为样板而建立的组织：同样有书记，同样有全会，有代表大会。斯大林安排高尔基这个不喜欢左派艺术的名作家当“文学党”的领袖。他把高尔基请来并不是平白无故的，全都考虑好了。高尔基的名字对欧洲激进派来说，要压倒已被扼杀的先锋派。

他委托布哈林去组织作协。这项工作使布哈林离开了党的生活。他派了干练的伊万·格隆斯基去监视布哈林。此人同时担任《消息报》总编辑以及《新世界》和《红色大地》两杂志的主编。

这位三料总编当然将于1937年被捕。但奇怪的是他竟然逃脱了被枪决的命运，在斯大林死后走出了劳改营。

*爱戴高帽

人们对格隆斯基的评价是：不很聪明，但很善良。

但是，这位善人 1963年在会见高尔基档案馆工作人员时说了这么一段话：“有一次我到高尔基那儿去，碰到一个中等个儿的男人。高尔基说他是‘特等公爵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那是沙俄最出名的望族之一。

他们坐下来吃饭。格隆斯基感到奇怪的是，“这位公爵喝得越多，说话越小心”。他很不喜欢公爵的这种谨慎，回去后就请求格别乌“搜集有关公爵的材料”。据查，他曾毕业于贵族军官学校，认识邓尼金和弗兰格尔，回俄国前在英国住过。警惕性很高的格隆斯基立即“打听到英国有情报机关”，就报告了亚戈达和斯大林本人。随后，不幸的公爵就在集中营里消失了，虽说他是被人硬劝到苏联居住的。

现在，格隆斯基平白无故地在地狱般的劳改营蹲了15年之后，居然自豪地说起自己的警惕性。

所以，善人格隆斯基在那失去理智的年代里，是他们的“自己人”……

格隆斯基在目击者中也许是第一个说出“当家的”“对高尔基的真实态度的人：“我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议论：‘高尔基是什么东西？’斯大林就开始列数高尔基的反布尔什维克言论。但是他知道，高尔基是政治资本。”

在作家协会成立前夕，他以高尔基命名了作家出生的城市、莫斯科市内的一条主要街道和著名的艺术剧院。

格隆斯基曾小心翼翼地提醒：“斯大林同志，这个剧院上演的剧多半是契诃夫写的呀……”

斯大林答：“没关系。高尔基虚荣心强，我们应当用粗绳索把他拴到党身上。”

格隆斯基不知道，“当家的”眼光远大。在他当时已有所考虑的血腥的未来，高尔基对许多事只好睁一眼闭一眼。所以他预先用种种荣誉把他捆住，让他高兴，让他知道，如不听话，会失去许多东西。“当家的”深知，可怜的知识分子都有虚荣心这个通病，并加以利用。

法国名作家亨利·巴比塞来到莫斯科，出席了高尔基的寿辰庆典。他写过一些亲托洛茨基的文章，因此受到法共和共产国际的攻击。

斯大林对格隆斯基说：“一群笨蛋。这是一笔政治资本，他们却随便挥霍掉。”

他把这笔政治资本接了过来，用同样的钓饵抓住了巴比塞。

在大剧院举行高尔基寿辰庆典时，巴比塞不声不响地坐在场内。“当家的”做报告赞扬高尔基，讲到一半，让格隆斯基把巴比塞从台下请到台上。

“当家的”郑重其事地起立，带头鼓掌。主席台上的人当然跟着斯大林慌忙起立，全场都莫名其妙地起立。他在雷鸣般的掌声中，请万分感动的巴比塞坐到自己的位子上，自己则谦逊地坐到了第三排。

巴比塞将满怀激情地颂扬斯大林：“不论你是谁，你命运中最大的幸福就是这位有着学者的头脑和工人的模样，穿着士兵的服装的人给的。”

格隆斯基写道：“他是个伟大的演员。他同人谈话时既亲切又温和，推心置腹。把那人送出门后，就会说： ‘真是个王八蛋！’”

*“你们的破烂我们用不着了”

意识形态领域的组织整顿工作在继续。在作家协会之后，整个文化领域都如法炮制：音乐和绘画领域的先锋派被消灭。建立作曲家协会、美术家协会，照样有书记、全会、代表大会……照样是党的翻版。在艺术领域，今后不会有任何非官方团体。格隆斯基把美术家都集中到莫斯科，在全场的一片起哄声中宣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是为工人阶级服务的伦勃朗和列宾。”

场内一片嘘声，昨天取代了资产阶级艺术的所有新派艺术家大哗。但格隆斯基说：“先生们，你们暴跳如雷是徒劳的。形式主义的破烂我们用不着了。”

“当家的”重新起用原先的御用美术家。

现实主义画家列宾当初画了一幅作品来表现沙皇国务委员会会议，被人看不起。现在他被宣布为典范。恢复了美术研究院，特列季亚科夫画廊重新布置，把先锋派赶到一个很小的展厅里。

从今以后，所有的文化工作者都获得了统一的创作方法。

以党为样板。只有承认这一点的人才有权成为创作协会成员。任何背离这一方法的行为，都要受惩罚，就像当初惩罚党内派别活动一样。这一创作方法是布哈林和高尔基制订的。

它的名字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其主要宗旨就是党性。只有为党服务的作品才有生存权。构成这个方法的要素——现实主义和人民性彻底禁止了先锋派的胡闹。

“当家的”收回了自由后，以东方式的慷慨奖励新的创作协会会员。美术家无偿获得了极好的画室和丰富而精美的食品供应。但是，他对作家最慷慨。独家住宅、别墅和400份食品供应，突出表明了“人类灵魂工程师”在意识形态中的特殊重要性。文化活动家失去了自由，但却成了他的帝国里最受尊敬、收入最高的阶层之一。

*房子腾出来了

作家们在高尔基的小洋房里会见“当家的”，当时并不知道会有那么多优惠。所以在休息时就央求提高福利。

作家列昂诺夫暗示，他没有合适的别墅。“当家的”马上就接口：

“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别墅已经腾出来了，可以住进去。”的确，他俩的别墅已经腾出。

第四章 娜杰日达之死——可怕的1932年

*唯一的确凿阴谋

1932年全年，他都在继续不断地作斗争。他无情地粉碎了“布哈林学派”，让才华横溢的布哈林没有地方可搔首弄姿。他的妻子安娜·拉林娜说，有一次，布哈林开完政治局会议，走出会议室，发现一支用得很趁手的铅笔丢了，就回去找。他弯腰捡铅笔时，发现地上有一张字条，上面有斯大林的字迹：“应当消灭布哈林的学生。”这是早在1929年的事。

对，他当时就考虑好了。但是，他先让布哈林放弃，不仅放弃信念，还要出卖忠实的学生。布哈林竟然照办！此后，学生们被赶出莫斯科。但是，他了解年轻人，他们不会屈服。

果然如此，很快格别乌就报告：这些人在聚会，搞右派宣传。他就借机完成了原先的计划：1932年10月，抓了布哈林的40名学生。

1932年之秋就这样开始了，这是他一生中最可怕的时期之

莫洛托夫在晚年回忆道：“饥饿，骚乱，全都发生过，不过，我们的手从不抖，筋从不颤，谁要是打哆嗦，就得小心，我们要把他揍死！”

这句黑话说明了当时斗争的气氛。饥饿，死人没关系，斯大林要拖着国家走预先定好的道路。

“巨人般的、百折不挠的意志，”这是邱吉尔对他的评价。

当时，1932年秋，他得知党内已策划了一场阴谋。这是第一个确凿的阴谋，“当家的”努力使它成为唯一的一个阴谋。

1932年8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几个明显是城里来的人出现在莫斯科近郊的戈洛维诺村。他们是老布尔什维克瓦·卡尤罗夫（1917年7月，列宁曾躲避在他那儿）、1906年入党的老党员米哈伊尔·伊万诺夫和卡尤罗夫的儿子（14岁入党），此外，还有几名者布尔什维克。

他们是被留金请去的。此人不久前在1927年的一次示威时还痛打过托洛茨基的战友。但是，留金出身农家，在农村教过书，所以他对“右派”被粉碎和农村的毁灭很不甘心。

“当家的”只好把他从区委踢出去。1929年，他作为集体化全权代表，被派到西伯利亚工作。但是，留金在党内有威信。“当家的”决定保全留金。1930年2月，他奉召调回莫斯科，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电影胶片工业局局长。1930年8月，“当家的”在索契休假，留金当时也在高加索。斯大林把他召去，让他当众忏悔，谴责“右派”。可是，谈话没有结果，留金支吾搪塞。

1930年9月，“当家的”作出了反应。

前十月革命档案馆的文献表明，与留金一同在高加索休息的国防工业人民委员部的一个工作人员涅莫夫告了留金的黑状。他在当面对质时说，留金称斯大林为“把国家引上绝路的骗子、政客。”

斯大林给莫洛托夫写信：“1930年9月13日。我认为，对留金不能仅开除了事。应当把他流放到远处，应当让这个反革命牛鬼蛇神彻底解除武装。”

他被开除出党，甚至还抓了起来，但很快获释。当然，没有“当家的”发话，是不会放的。是他让放的。他了解留金的性格，他是不会投降的。这样就有机会抓大鱼了。

果然如此。留金一放出来，就开始搞地下活动。就同在沙俄时代一样，建立了“真正马列主义者同盟”，要同假马列主义者斯大林斗争。当然，这期间他始终受到格别乌的监视。

他们到戈洛维诺村就是为了结成同盟。

留金做了报告《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危机》。

通过了新同盟的行动纲领和宣言。选出了领导机构——委员会。留金“为保守机密起见”，没有进入委员会。

会后分手，四处传播这些文件。“当家的”暂时不去妨碍他们。多数文件格别乌档案里已全有。因为，不论是谁，只要一接到这种文件，几乎全部立即报告格别乌。可见，“当家的”没有看错这些党员。

他对原先的领袖也没有看错。他知道，布哈林收到了文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看过文件。但他们都没有向格别乌或中央报告。这样，他们就违背了党员的义务——关于反对派的情况，要立即报告党和格别乌。他们要倒霉。

我可以想像，他是如何读留金的文件的，上面全是恶狠狠的指控：“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冒进”；“只要斯大林这个大特务、大内奸、党的破坏者、俄国革命掘墓人领导中央，不可能指望情况会好转”；“全国戴上了笼头”；“恣意妄为，专横暴戾”；“农村赤贫、抛荒”；“靠强制和镇压维持劳动纪律”；“文化艺术降格到成为斯大林领导集团奴仆和拐棍的地步”。结论是：“要么继续坐等无产阶级专政的灭亡，要么用暴力推翻这个集团。”

行啊，他们已把话说绝。现在，他可以回敬了。

1932年9月15日，该集团全体成员被格别乌逮捕。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召到党的监委，对他俩的指控是：知道反革命集团，但不报告。对加米涅夫重提了他同布哈林的谈话和同托派结盟。十月革命的领袖被开除出党，送去流放——加米涅夫到米努辛斯克，季诺维也夫到库斯塔奈。

他没有动布哈林。布哈林还要为“当家的”工作一段。不过，材料在搜集。

随后，再处理留金分子。10月11日，格别乌局务委员会判处全体成员刑期不等的徒刑。留金本人被判10年，到上乌拉尔斯克格别乌的政治犯监狱服刑。前人民教师、前党的专职干部留金在前沙俄监狱迎来了1932年的十月革命节。

在这期间，他一直给妻子写信，信直到现在才被人看到：

“1932年11月7日：我到这儿已一昼夜……神经多多少少平静了点……我现在只抱有一个希望：党和中央最终能饶恕不肖之子。”

这个唯一的党的斗士就是如此。对，他立即就求饶了，他们全都怕自绝于神圣的党。

留金曾如此勇敢地说出了斯大林专制的可怕之处，可是，就连他这样的人也自称“不肖之子”，请求宽恕。

饥饿、生产事故、农民起义，这一切都促使反对派蠢蠢欲动。怒气越来越大。但是，亚戈达机警地注视着，党内告密者成群，叛乱被制止于萌芽状态。

有人报告，11月7日，在节日之夜，知名的党的专职干部、老布尔什维克艾斯蒙德家有过一场罪恶的谈话：“如果你单独找中央委员谈话，那么，大多数都反对斯大林，可是一表决，就会一致赞同他……”“要是我们明天上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斯米尔诺夫那儿去，我知道，他的第一句话准是：“怎么全国就找不到一个人能把他搞掉呢？”艾斯蒙德说。

他和斯米尔诺夫都被抓起来，可是斯大林顾不上他们了。第二天夜里，即11月8日夜，斯大林家里发生了灾难。

*夜间枪声

节日给他带来的是习以为常的掌声。

11月7日，他和战友们一起在红场阅兵。11月8日也是节期。

他和妻子到伏罗希洛夫家做客。那天伏罗希洛夫家高朋满座，其中当然少不了他的影子——莫洛托夫夫妇。

那天夜里斯大林喝得很多。他很疲倦，想放松一下。那是个可怕的年头。他知道，再有一年饥荒，人民就承受不了，饥饿的肚子能战胜恐惧感。温驯的战友也会起来造反。艾斯蒙德和留金是信号。但他不动声色，饮酒作乐。话说得很粗，老是骂娘。党的大兵的形象已成为他的本质。

在那一夜欢乐之后，第二天早上，人们发现，他的妻子心口中弹，身旁是一支小小的瓦尔特牌手枪。这支女用枪是她的亲哥哥帕维尔·阿利卢耶夫送给她的。

事过60多年后，我同帕维尔的女儿阿利卢耶娃—波利特科夫斯卡娅谈话。

我想探索与“当家的”有关的又一秘密。

*娜杰日达的生活

基拉·帕夫洛夫娜·阿利卢那娃—波利特科夫斯卡娅是从戏剧学校毕业的。正当她打算到有名的小剧院献艺、准备拍电影时，她的母亲被捕了，那是1948年12月（母亲被捕的原因我们下面再讲），随后她本人被捕，彻底打断了本来很有希望的明星梦。

获释后，她在外省剧院演戏，后来任电视台导演，最后退休。

我是1992年在她狭小的住宅里见到她的，她的住宅在河码头地区一栋很不起眼的楼里。

从她的脸上可以看出，当初她是相当漂亮迷人的。虽说命运多口，但她还是相当乐观随和。

演艺界人士彼此容易交往，也许正因为如此，我同她谈得很是轻松愉快……

她从家史说起：“阿利卢耶夫的曾祖母是茨冈人，所以我们家都长得比较黑，往往是急性子，火爆脾气……据说，娜佳是个很爱笑的姑娘……可是我是没有机会看到这一切的。及至斯大林追求她已成众所周知的事实时，别人告诉她，他根难相处。但是，她已爱上他了，认为他很浪漫，有一种魔鬼式的魅力：黑鬈发，眼睛冒出火一样的光芒……在彼得堡的时候，她还没有成为他的妻子，还不到16岁。政府迁到莫斯科后，娜佳同他一起上察里津去，当他的秘书，后来就成了他妻子。”

后来她在列宁的秘书班子工作，所以科巴通过天真的小娜佳不难了解许多情况。她怀孕了，只好离开。但她不好意思说出怀孕，推说是丈夫让她走的。列宁耸了耸肩，说了句“野蛮人”。不过，他可能是很亲切地说的，因为当时他喜欢科巴。1921年，又一次清党时，她被开除了，因为她成了“对党无用的累赘”。她解释说，积极性不高是因为怀孕，可是没有用。当时，列宁提拔了科巴，不许别人打击受他保护的人，1921年12月写了封信，讲了阿利卢耶夫一家的功劳等等。她被留在党内，只是又转为预备党员。

见过她的人，有的说“她时而漂亮时而丑，取决于情绪”，有的说“她不漂亮，但长得很可爱，讨人喜欢”。巴扎诺夫写道：“斯大林在家里是个暴君，娜佳不止一次地叹着气对我说： ‘已经一连三天不吭声了，跟谁都不说话，人家跟他说话，也不搭理。一个非常难相处的人。’”

看来，她起先同科巴的母亲一样，完全服从丈夫。但也同他的母亲一样，很快就表现出了火爆性子，有自己的主张。

曾在格别乌上层工作后逃到国外的奥尔洛夫将军在回忆录中写道：“斯大林的卫队长保克尔以嘲讽的口气反问我：‘你说娜佳性子温顺？她脾气非常暴！’”

这是家族特点。阿利卢耶娃一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告诉我一件小事：她的父亲帕维尔非常和善，但有一次发了脾气，在火头上折断了一根桌球杆。

她叹了口气说：“茨冈血统嘛！”

但是，在结婚初年，他们是幸福的。他的游民生活结束了；这辈子头一次有了房子。房子在莫斯科近郊，前石油大王祖巴洛夫的庄园。祖巴洛夫家族曾在巴库拥有工厂。斯大林年轻时在那些工厂组织过罢工和革命小组。他和另一名巴库革命者米高扬都搬进了祖巴洛夫的领地，这是另有用意的。移居国外的石油大王把挂毯、大理石艺术品、花园、网球场、暖房……全都留给了新主人。他当时一帆风顺、平步青云。战友毗邻而居，他们有不少事可回忆：飘泊、监狱、肮脏的地下生活、恐怖、流血……多少年哪！

她给他生了个儿子。对格鲁吉亚人来说，儿子是福。命运没有亏待他。1923年他给别德内的信中流露出幸福：“很好，我们情绪乐观，美国人惠特曼中肯地表达了我们的哲学： ‘我们活着，我们热血沸腾，迸发出无穷无尽的力量。’”

但是，在他家中还有一个男孩，犹如对已经消逝的那种生活的追忆。1921年，他的“兄弟”基洛夫给他找来了已被遗忘的儿子雅科夫。巴扎诺夫：“在斯大林家里还住着他的大儿子，大家都叫他雅什卡。那是个内向的少年，一副受尽析磨的模样……他老是处于一种内在的痛苦状态。你同他说话，他听不见，表情茫然若失。”

有许多传闻，说是娜佳疼爱雅科夫，甚至说她同这孩子有罗曼史……那全是荒诞不经的胡诌。

事实上，她不喜欢这个野性未改、愚钝的男孩。她怜悯斯大林，自己写信把这些告诉了雅科夫的舅妈玛丽亚·斯瓦尼泽：“我已失去了任何希望，他永远也不会有头脑。他对任何东西都没有兴趣，没有任何目标……真为约瑟夫遗憾和难过，这有时使他很伤心。”

可怜的雅科夫很不合群，很阴郁。总统档案中有几段他的同龄人的回忆。布托奇尼科夫在克里姆林宫军事学校学习，曾同这个“不爱说话的少年”交过朋友：“雅科夫几乎从不参加活跃的谈话，非常安静，又非常暴躁。”

又是暴躁！三个暴脾气的人在同一座房子里。最先控制不住的是最弱的那个。雅科夫忍受不了父亲的鄙视。他同所有的格鲁吉亚人一样，性欲强烈，很早就想结婚。但是，父亲不仅禁止，还嘲笑他。

雅科夫想自杀，看来，由于吓坏了，只打伤了自己。此后就不想继续留在家里，决心逃到列宁格勒，找阿利卢耶夫一家去。

1928年4月9日，斯大林写信给娜杰日达：“向雅科夫转达我的话：他的表现像个流氓、讹诈者，我同他没有、也不可能有共同点。他爱住哪儿就住哪儿去，爱跟谁住就跟谁住。”

生了儿子后，娜佳生活闭塞，不工作。而斯大林却老在工作，周围全是“战友”，生活在男人堆里。他把妇女都叫“娘儿们”。这种轻视妇女的习惯伤了她的心。她又想当秘书了。奥尔忠尼启则让她进了自己的秘书班子。但这项枯燥的工作使她反感。她怎么也找不到合适的位置，又不去上班了。

但是，现在倒还有理由，她又怀孕了。这时斯瓦尼泽常来做客。斯大林第一个妻子的弟弟阿廖沙·斯瓦尼泽和妻子不久前回莫斯科住了。他的妻子是第比利斯一个已不年轻的歌唱家，与娜佳同病相怜，都感到孤独。她俩在克里姆林宫那些领袖的上了年纪的妻子们当中，感到厌烦，感到一种令人绝望的孤独。

我在总统档案中看到了娜杰日达写给玛丽亚·斯瓦尼泽的信：“1926年1月11日……我在莫斯科不同任何人交往。有时甚至觉得奇怪：这么多年没有朋友。这看来是性格造成的。很怪，同非党群众——当然是妇女，反而亲近点，因为这群人平易些。许多新的成见很可怕。你不工作，就是‘娘儿们’，虽说有时不工作是因为无需专业技能的工作同自己不相称。您甚至无法想像，为工资而工作是多难受，什么工作都得干。一定要有个专业，才能不替人当跑腿的，而当秘书一般就是跑腿……约瑟夫请我向您致意，他对您印象很好，说您是个‘有头脑的娘们’”。

“别生气，他总是这样称呼咱们女人家。”

玛丽亚在娜佳死后写道：“没有娜佳，我很孤独。她聪明、高尚、亲切、直率、正直。从不说人坏话，从不搬弄是非。”

男人的粗暴态度，这就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家庭生活。没有任何资产阶级的温情脉脉。新制度对人的新恭维就是“坚强”、“如铁”、“似钢”。不工作的妇女，就不可能成为党内同志，那是什么人呢？当然，是“娘儿们”了。

娜佳渐渐成熟，越来越无法饶恕丈夫的粗暴。有时吵架，一连几天不说话。她对他称“您”，他对她称“你”。有一天，他不跟她说话了。过了好几天，她才知道，因为她对他用“您”相称，他生气了。他俩都容易生气，而且生很长时间气。不过，这毕竟是爱情，是两个在家庭生活中奇怪的、可怕的人的爱情。只要他俩长期单独相处，就会彼此气昏了头。一旦分离，又没法活。不过，他俩只有在南方休假时才长期单独相处。在莫斯科生活时，他回家很晚，只来得及喝杯茶就躺下睡觉。

第二个孩子是女儿。长得很白，所以他心满意足地叫她斯韦特兰娜。俄罗斯的领袖应当有个浅色头发的俄罗斯女儿。他喜欢这个女儿。但是，夫妇俩仍继续大吵大闹。有一次吵架后，她带了孩子搬到列宁格勒，住到阿利卢耶夫家去了。历史奇怪地重复，就像当初他的母亲为了避开父亲的毒打，带了孩子离家一样。

不过，他们还是讲和了。她下决心改变生活，学一个专业，不当“娘儿们”！省得他为她的无所事事而脸红。她知道，他在各方面的自尊心都强到病态的地步。她决心进工业大学。这是布哈林 （党内斗争开始前她家最要好的朋友之一）出的主意。现在，布哈林也常到她家，喜欢她的孩子，给她家的别墅送了许多好玩的动物：刺猬、狐狸等等。

布哈林被枪决后，“他的狐狸还在无人性的克里姆林宫出没了很长时间，”斯韦特兰娜·阿利卢那娃在《给友人的二十封信》一书中回忆道。

*约瑟夫和娜杰日达的信

这是1929年，娜杰日达和布哈林都还活着。

1929年，她在参加工业大学的入学考试时，斯大林在高加索休假，每年秋季都这样。过去他俩一起休假，那年她由于读书要早动身。他俩这期间就通信。他把这些信放在个人档案里，那是亡妻为数不多的遗物，信使送去的信装在小信封里，上面写着“斯大林呈娜杰日达·谢尔盖耶夫娜·阿利卢耶娃亲启”，她的复信没有全保存，1931年的信有，1932年，即她死的那年，信就没有了。

他的信很短。他在给别德内的信里提到过，他非常讨厌写信。

这符合党的精神：信和日记等一切个人的东西来自他们已经破坏了的那个世界。

在总统档案馆——“当家的”以前的住宅里，我看到了这些干巴巴的信。毕竟还是能从中听出他的语气。

1929年9月1日。你好，塔季卡（这是他对她的昵称，是她儿时的小名）！我在纳尔奇克差点得了肺炎……两个肺叶都有哮喘声，此外，老是咳嗽。麻烦，真见鬼！

1929年9月2日。你好，约瑟夫！（像党内文件一样，没有温情的修饰语，有时出现“亲爱的约瑟夫”，那就是最大限度的温柔了）我真替你高兴，你在索契身体好多了。至于我入工大的事，今晨本应在9时到工大去，我8时30分出门，可是电车坏了。我就等公共汽车，没车！我就下决心坐了出租车，怕迟到……你猜怎么着，车开出100俄丈就抛锚了，也出了毛病。真让我太扫兴。最后，我在工大等考试等了两小时…… （革命初期的党内规定残余还保留着：党员妻子出门坐电车。）

1929年9月16日。塔季卡！过得怎么样？我的第一封信以为丢了，其实是你的母亲在克里姆林宫收到的。真是蠢透了，居然去拆别人的信！我渐渐康复。吻你，你的约瑟夫。

她在进工大时已经试图过问党务，为的是让他感到，她已不是“娘儿们”了。

当时，他要把“右派”清洗出领导集团，当然也要把“右派”清洗出《真理报》，因为前编辑布哈林曾安插了自己的追随者。

1929年9月16日。亲爱的约瑟夫！莫洛托夫说，《真理报》党务部不奉行中央的方针。 （接着她替该部主任，一个叫科瓦廖夫的人说情）谢尔戈不让他把话说完，按者习惯用拳头敲桌子，嚷嚷道：“‘科瓦廖夫习气’在《真理报》要搞到何时为止！”我知道，你很不喜欢我插手，但我还是认为，你应当过问这桩冤案……你错怪妈妈了，信还是没有收到……

（他立即就明白了：“右派”是通过她在活动。工大里有许多“右派”。难怪布哈林倾向于她上那儿去读书。于是，他采取了对策。）

1929年9月23日。塔季卡！我想，你是对的。要是科瓦廖夫有什么错处，那么 《真理报》编委会的错误还要大两倍……看来，他们是想让科瓦廖

夫当替罪羊。亲吻我的塔季卡！

她满意了，帮他弄清了事实。后来她才知道：倒霉的不仅是科瓦廖夫，整个编委都遭到无情的清洗。

不过，我们先记住，她替“右派”说了话。

他发现了这一点。

“右派”在工大有很大影响，这并不是推测。请看一名“右派”领袖的悔过书片断。

乌格兰诺夫：“1929年全年，我们都试图组织追随者的骨干队伍。我们特别寄希望于工大右翼反对派的加强。”

是这样，她自己以开玩笑的方式写信告诉他“右派”的影响：“1929年9月27日。我们是用如下代称表示学习成绩的：富农（优）、中农（中）、贫农 （劣）。每天有大量的玩笑和争论。一句话，我被列为‘右派’……”

他不见得会赞成这种玩笑。在斗争时，他讨厌开玩笑。

他的朋友莫洛托夫的方法是“狠揍”。

1930年，他把她送到卡罗维发利去治胃病。看来，病得不轻，否则他不会让她上德国人那儿去的。那是他的加冕年——十六大。一如既往，一分开，他对她就充满了爱怜。他担心她的病：“1930年6月21日。塔季卡！写信告诉我：路上怎么样，看到了什么，找过大夫吗，大夫对你的健康状况是什么看法？我们26日举行代表大会开幕式……工作进展得不错。很想你，塔季卡，一个人猫在家里，闷得慌……再见，快回来，亲吻你。”

“1930年7月2日。塔季卡！三封信全收到了。没机会回信，很忙。现在总算有空了。大会已闭幕。等你回来。别太晚。不过，如果为了治病，那就再呆一阵。吻你。”

她直到8月底才回莫斯科。

她在德国见到了哥哥帕维尔。

*那支“瓦尔特”手枪

基拉·阿利卢耶娃—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她上德国来看过我们。我记得我们当时在德国的生活情况，爸爸是搞采购的，妈妈在商务代表处。”

当时，伏罗希洛夫让帕维尔在贸易使团工作，他负责观察德国航空设备的质量。看来，还完成其他任务，就像所有出国的布尔什维克一样。特工奥尔洛夫将军后来写道：“我同他一起工作了两年半。”

基拉：“爸爸送给她那把瓦尔特牌小手枪。也许，她对他说了日子过得不好。我不知道，妈妈从来没有讲过……出事后，斯大林老是重复一句话：‘真想得出来，送这种东西。’当然，爸爸后来感到有过错。对他来说，震动太大了。他很爱她。”

*妒 忌

这都是后话了。当时，1930年，她从德国回国，他在南方休假。她就上他那儿去，但没有呆多久就很快回莫斯科了。

“1930年9月19日。莫洛托夫两口子就这件事责怪我：怎么能把你一个人扔在南方……我解释了，说是为了上课，实际上，当然不是这样。这个夏天我并没有觉得你愿意让我多呆些日子，而是相反。去年夏天就不是这样。带着这种心情留下，有什么意思？我认为，责备我是没道理的，当然，照他们的理解，是该责备。你要10月底回来，难道要蹲那么久？回答我，如果对我的信没有不满的话。不过，随你便。祝好，吻你，娜佳。”

对，这是妒忌，普普通通的妒忌。

“1930年9月24日。以我的名义告诉莫洛托夫两口子，他们错了。至于你说我不愿意让你呆在索契，那么，这种责备同莫洛托夫对你的责备一样不公道。是这样，为了保密我放风说，直到10月份我才能回来……我的动身日期只有你、莫洛托夫和谢尔戈才知道。你的约瑟夫。”

可是她不依不饶，以玩笑掩饰愤怒：

“1930年10月6日。近来你怎么音无音信……一个相当漂亮的年轻妇女告诉我，说你气色很好。她是在加里宁家的午宴上见到你的，说你很开心，逗得大家全笑了。我真高兴。”

她在吃醋。他成了主宰。她怎么也无法习惯于这一点：妇女们现在同他说话时爱卖弄风情，想讨好他。她觉得，他想跟这些女人们在一起，而她会碍事。这就是她逃离南方的原因。

那年还有一连串大吵大闹。茨冈血统……

1931年秋，他们一同去休假。她还是先回莫斯科，为了在工大的学业。她的信是平心静气的。她想当他的情报员，当他不在莫斯科时替他观察国情。

“一路上很好。看到莫斯科比以前好，不过，有些地方像丑婆娘擦粉，一下雨，颜色全掉了。克里姆林宫里干净，但车库附近乱七八糟。救世主教堂拆得很慢……商店里东西贵，卖不出去……”

“1931年9月14日。你学会写详细的信了，很好。索契无新闻，莫洛托夫夫妇回莫斯科了……继续报告情况。”

“1931年9月26日。莫斯科不停地下雨。又湿又不方便。孩子们已得感冒，我是由于穿得多才幸免。下次我把流亡国外的德米特里耶夫斯基所写《斯大林和列宁》一书通过信使带给你。我是在白俄报纸上看到有关这本书的消息的，说这是有关你的最有意思的材料。有兴趣吧？所以我请人把它弄来了。”

那正好是工大校园内纷纷议论饥饿、剥夺富农的后果以及他必然会倒台的时候。她明白他的处境，很高兴给他找到这本有用的书。逃到西方的苏联外交官德米特里耶夫斯基在书中捧斯大林、贬托洛茨基：“托洛茨基是国家社会主义帝国主义的代表，他的理想是在西方的堡垒里消灭西方”；“斯大林是党内新的无名浪潮的代表，这些人做的是残酷繁重的革命工作”。

斯大林对这个出逃者虽然在上次代表大会上贬过，但却没有下达“消灭”他的命令。此人同其他许多出逃者不一样，没有被杀掉。

他给她的最后一封信是这样的：

“1931年9月29日。这儿有过一场空前的大风暴。一连两天，暴风雨肆虐。我们的别墅里有18棵大橡树被连根拔起。吻你。约瑟夫。”

1932年他们同孩子一起到索契去。她先回来的，但她不再写信了。

不过，她在生命最后一年写的信中，有一封保留下来了，那是给婆母的信。

“1932年3月12日。我没给您写信，您一定很生气。我没写信是因为不爱写信。我的亲戚从来没有接到过我的信，也像您一样生我的气，我知道，您心地善良，不会老生气的。我们的日子过得好像还不错，都健康。孩子们长大了，瓦夏已经10岁，斯韦特兰娜5岁……她跟父亲更亲密一些。总的说，不论是约瑟夫，还是我，空闲时间都少得可怜。您也许已听说，我这么一大把年纪了，还去念书。读书本身倒不难，难的是一天内既要读书，又要做家务。不过，我不抱怨，暂时这两项还都干得挺麻利。约瑟夫答应亲自给您写封信。至于他的健康，我对他的体力和精力感到惊奇。只有确实健康的人才

能经受得起他承担的工作……祝您万事如意，无数次、无数次地吻您，祝长命百岁。您的娜佳。”

可是，写信人本人却没有多少日子可活了。

他回莫斯科后，家里的紧张气氛达到了危险点……

斯韦特兰娜后来在书中写道：“妈妈越来越经常地想到要离开父亲。”

对，他喜欢妇女征服者这一新角色。这会使自尊心得到满足。看来，她越来越频繁地传回工大对他的意见，作为对他的报复。恰恰在这时候，留金的文件在学生中流传。他看人只有一个标准：是否忠于他。所以，他开始讨厌她。为了让她痛苦，他的罗曼史越来越多。她失去了理智，当着他的面大声辱骂：“你是害人魔鬼，折磨自己的儿子，折磨自己的妻子，折磨全国人民……”（见诸奥尔洛夫书中的用语）

恶性循环。

终于，1932年11月8日发生了悲剧，神秘的悲剧。

60年后，我想弄明白，在那个可怕的夜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为此，我同阿利卢耶娃—波利特科夫斯卡娅谈话。

为此，我决定会见另一个娜杰日达——娜杰日达·斯大林娜——死者的孙女。

孙女娜杰日达叫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祖母。她是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和加林娜·布尔东斯卡娅的女儿。而加利娜的祖上、法国人布尔东是随拿破仑大军到俄国的，后被俘，永远留在了新的祖国。在娜杰日达这个娇小迷人的妇女身上，可以看到法国祖先的影子。

娜杰日达生于苏德战争年代（1943年），在戏剧学校读过书。她的弟弟亚历山大后来成了话剧导演。伟大演员斯大林的基因显现在孙儿女的身上。

娜杰日达当演员时间不长，后来就过上了安稳的家庭生活，嫁给了斯大林的名作家、作协领导人法捷耶夫的儿子。

娜杰日达允许我把谈话用录音机录下来。

后来，我把这次谈话同其他材料揉在了一起：阿利卢耶娃—波利特科夫斯卡娅的谈话、诗人丘耶夫写的莫洛托夫的回忆、布哈林妻子安娜·拉林娜的回忆及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的书。

那天夜里的秘密就渐渐解开了。

娜佳对1932年11月8日的庆祝晚会作了特别认真的准备。

她的孙女说：“安娜·阿利卢耶娃，我的姨婆把那个晚会的事告诉了我。娜佳平时装束简朴，头发盘成鬏，那天她特地做了个时髦的新发式……有人从德国给她带来了一件新的黑色连衣裙，上面用补花法缀上了几朵玫瑰。当时是11月，但她却为这套衣服定了一朵芳香玫瑰，插在头发上。她打扮好后在安娜·阿利卢耶娃面前转了一圈，问： ‘怎么样？’

“她像是准备参加舞会。”

*晚会上发生了什么

娜佳·斯大林娜：“有人在那天晚上拼命向她献殷勤，爷爷对她说了些粗鲁的话。”

莫洛托夫回忆：“……死因当然是吃醋……那晚在伏罗希洛夫家聚集了一大群人。斯大林用面包搓了个小球，当着大家的面扔到叶戈罗夫妻子的身上。我看到了。这好像就是事由。”

这些互不相干的说法是可以顺理成章的。她参加那天的晚会，向他证明自己的迷人之处。看来，当叶戈罗夫的妻子（以罗曼史而闻名）同他调情时，她也开始同某人调情。结果被斯大林骂了几句。

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他对她喊道：‘嗳，你！’她回敬了一句：‘我可不是“嗳”！’说完就离开了餐桌。”

莫洛托夫：“她当时有点神经变态。那晚是同我妻子一起离开的。她俩在克里姆林宫里散步。她抱怨说：‘这不喜欢，那不喜欢……干吗他要这样同人勾搭！’其实很简单：多喝了点儿，开了个玩笑，可她就受不了。”

布哈林的妻子在回忆录中写道：

“11月8日，布哈林在宴会上看到过她。据他说，喝得醉醺醺的斯大林把烟头和橙子皮扔到她脸上。她受不了这种侮辱，站起来就走。第二天早上，发现她已经死了。”

*大理石玫瑰

阿利卢耶娃—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妈妈后来告诉我，娜佳回了家，看来都事先想好了，因为插上了门。谁也没听见枪声。听说，她留了遗书，但谁也没看到过。遗书是给斯大林的……也许在信中把什么都倒出来了。”

娜佳·斯大林娜：“早上，人们去敲她的房门，发现她已死……插在头发上的那朵玫瑰掉在地上，在门旁。那是她跑进房间时掉的。正因为这样，雕刻家在她的墓碑上装上了一朵用大理石刻的玫瑰。”

开枪自杀是党员常有的结局。如果党员不同意党的路线或被党抛弃，开枪自杀是唯一的体面结局。

他明白，他的敌人会如何解释她的动机：宁死不当他的妻子。他不仅丢了妻子、家庭，还在战友和敌人面前丢尽了脸面。

他立即把她的自杀当成了国家机密。

《真理报》发表了讣告：“我们亲爱的同志，一个心灵美好的人逝世了。一位精力充沛、无限忠于党和革命的年轻的女布尔什维克离开了我们……”

官方公告上说：“联共（布）中央沉痛地宣布，11月9日凌晨，我党积极和忠诚的党员……逝世……”

只字不提死因，匆匆下葬。11月9日傍晚灵柩就移出克里姆林宫的住宅，放到红场上中央执委大楼的大厅里。那栋楼现在是国营百货公司。

有一个传说：她躺在棺材里，他去向遗体告别，愤怒地把棺材推到一旁。

莫洛托夫：“我从未见斯大林哭过，但他在灵柩旁流泪了。她很爱斯大林，这是事实……他没有把棺材推到一旁，而是走到遗体旁，说了句‘都怨我’。”

他善于控制自己。

布哈林之妻：“布哈林向遗体告别。这时，斯大林走到他身旁说，宴会后他就回别墅了，早上，他接到电话，得知了死讯……”

阿利卢耶娃—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她躺在那里，显得非常美……随后，我们步行到新圣母公墓。奶奶当时两腿发软，是乘车去的。”

葬礼。几匹马慢吞吞地拉着庄严的灵车，上面盖着紫红棺罩，从克里姆林宫穿过全市，拉到新圣母公墓”。第二天，莫斯科人纷纷说起：有成千上万的人聚在街旁看葬礼，说斯大林没戴帽子，敞着大衣，走在灵车旁。在他的传略里也写着：“斯大林伴随着阿利卢耶娃的灵柩到新圣母公墓。”

他的女儿断言：他没有去送葬。然而，许多人看到他在送殡队伍中。

他不是胆小鬼，但非常怕遇刺。

这个者恐怖分子知道，暗杀是多容易。

难道他能步行穿过全市？

他又骗过了大家。的确，他走在棺材后面，但只走了10分钟，走过了练马厅广场等地，那些地方没有住房，无须怕挨黑枪。然后他就上了车，但他前妻的哥哥阿廖沙·斯瓦尼泽——也是个子不高，留着黑黑的小胡子，穿同样的大衣——跟着灵车走到公墓，人们把他当成斯大林了。

她被葬在土里，违反了无神论的布尔什维克的火葬习俗。这是什么原因？由于她自杀，他把她同党分开了？或是这意味着新纪元的开始，帝国的纪元。他选择了古修道院的墓地，莫斯科的皇后就葬在那里。

布哈林之妻：“斯大林在葬礼上请求……不要盖上棺盖。他捧起娜杰日达的头……亲吻着。”

对本国老百姓的非官方解释是：她死于急性阑尾炎。这是格别乌放出的谣言。

阿利卢耶娃—波利特科夫斯卡娅：“爸爸和妈妈十月革命节后很沮丧，说娜杰日达动了阑尾切除术，手术中由于心脏病而死。”

但同时传出许多说法。他的血债过多，所以有人马上传言说，是他杀了妻子。

迄今为止，这仍是个谜。

*保姆死前不久老说要忏悔

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在书中写道，保姆死前不久老是对她说：“我想忏悔。”

据保姆说，“父亲通常睡在办公室或餐室旁一间有电话的小屋里。那天夜里他也睡在那里。他回来得很晚，那天是妈妈先离开宴会的。这两间房都远离辅助用房，要穿过我们卧室边的一条小走廊，父亲的房间往左，母亲的房间往右……女管家卡罗利娜·蒂尔早上给她送早饭去时，发现她已死。女管家浑身发抖跑到儿童室叫保姆……母亲满身是血躺在床边，手里还握着帕维尔送给她的瓦尔特牌手枪。她们都跑去给卫队长阿韦利·叶努基泽、莫洛托夫之妻波林娜等人打电话……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等人都来了

莫洛托夫证实了保姆的话：“开枪时斯大林在家，在睡觉，没听见枪声……斯大林还在自己房里睡着。最后，他也到餐室来了。‘约瑟夫，娜佳去世了，’别人对他说。”

但是……

据安娜·阿利卢耶娃告诉娜佳·斯大林娜：“……她一回家就关上了门……爷爷就上别墅去了。”

这就是说，斯大林不在家？

布哈林的妻子也这么说：“斯大林在葬礼上，走到布哈林身旁，对他说，宴会后他就上别墅去了，早上接到电话才知道出了事。”

这样，目击者——保姆和莫洛托夫都说，他在家。另外两个证人，根据别人的说法，断言他在别墅。

还有一个人在娜杰日达死后的那天早上看到过斯大林住宅里的情况，那就是住宅的清洁工安娜·科尔恰金娜。

*“死因是……斯大林同志，说是他开枪打死了她。”

我在档案馆翻一个由几页纸构成的案卷，从字迹可以看出，是没有多少文化的人写的。这是安娜·加夫里洛夫娜·科尔恰金娜给国家元首加里宁同志的“请求赦免书”。

她是从白海—波罗的海劳改营写的：

“对我的指控是：1933年，我在苏联中央执委休养所休假，在那儿休假的还有中央执委图书馆工作人员西涅洛博娃和布尔科娃。西涅洛博娃得知我在斯大林同志那儿工作，就问我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的死因。我对她说，她死于心脏病和阑尾炎发作。此后，我没有同任何人谈过此事。”

1935年，当开始搞镇压时，在克里姆林宫卫队工作的西涅洛博娃的兄弟被枪决。西涅洛博娃也被捕。

科尔恰金娜写道：“娜杰日达死的时候，西涅洛博夫到过斯大林住宅。他当时是克里姆林宫卫队全权代表……当他们被捕后，我得知，西涅洛博娃在受审问时供称：我告诉她，娜杰日达的死因是斯大林同志，说是他开枪打死了她……我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不会对我和大家最亲的人、开辟光辉道路的人捏造这种卑劣的谎言！我明明知道，而且连您加里宁同志也知道，斯大林同志那天夜里同莫洛托夫同志一起在郊外别墅。当时我不在斯大林同志的住宅里。我们当时在另一栋楼搞卫生，但是同志们从别墅给我们打电话问：‘你们那儿出了什么事？从克里姆林宫打来电话叫斯大林同志回家。他很着急，很快就上车走了……一大早……’

“9日早上我上班去，看见大家都很沮丧，但什么也没告诉我们这些女工。直到鲜花和棺材送来，才告诉我们，娜杰日达·谢尔盖耶夫娜死了。他们对我们说，叫我们不要大哭大嚎，不要影响别人。这就是我关于她自然死亡的证词……1935年3月22日，有两位同志来找我。我以为是叫我去工作，其实把我带到了卢比扬卡”。在审问时，我全讲了，跟对您讲的一样，他们对我嚷道： ‘胡扯！瞧她的眼睛跟贼一样！’对我说了许多侮辱人格的话。我看了审问记录，但不能签字，因为上面写的并不是我说的，我反驳，他们就大喊大叫，有一个同志走到我跟前，一声不响地把手放到我肩上，嚷道：‘你要倒霉的！’我吓坏了，签了字。”

科尔恰金娜请求赦免。批示为：拒绝，加里宁。

这个倒霉的清洁工就消失在劳改营里了。

可是我们记住：“连您加里宁同志也知道，斯大林同志那天夜里同莫洛托夫同志一起在郊外别墅……”换句话说，这是当时的官方说法。

事实上呢？当然，莫洛托夫和保姆是对的，他们亲眼看到“当家的”那天夜里在家……但是，他为什么不想让大家知道这一点呢？

要了解这一点，还得回过头来说她的最后一夜。

她穿着带玫瑰花的黑丧服出席了那天的晚会。后来，斯大林侮辱了她，她离席。为什么她那么神经质？仅仅是出于妒忌，仅仅是在那天晚上？

“她当时有点神经变态，”这是莫洛托夫的评价。

为什么？答案既简单，又可怕。

我在总统档案中发现了《娜·阿利卢耶娃病历》。那是克宫诊所的病历，斯大林保留在个人档案中……

病历最后是1932年8月的记载：“腹部剧痛。会诊结论：2—3周后复诊。”

最后一段文字最令人心悸：“1932年8月31日。过3—4周再次手术问题。”

后面就没有任何记载了。

这就是说，她是在要做手术前自尽的。

这我可是从未在任何地方看到过！

看来，她当初上卡罗维发利去不是没有原因的。这期间，她一直感到“腹部剧痛”。病因没有任何具体说法。这时对她作了会诊，准备动手术。

但是大夫决定不把具体情况写入病历。这就是说，病情严重。可能，她在卡罗维发利治疗时已经有所怀疑。这期间她神经变态是否就因为得知身患重病？是否就由于这个原因，她从哥哥帕维尔那里得到了一件奇怪的礼物——手枪，是否就是她自己请他送的？

所以，晚会上的侮辱正巧碰上了已经准备好了的土壤。她已打定主意，不想活了。

她离席后，波林娜追上了她，同她谈话。可是，她的劝慰很古怪，因为波林娜又回去参加晚会，而娜杰日达却回家了。问题是，她劝过她吗？说确切点：她想劝吗？

*她俩可能说些什么？

当时是可怕的人的可怕时代。波林娜·莫洛托娃是那个可怕时代的典型革命者。

1949年，她被“当家的”下令逮捕，审问时说：“我原姓卡尔波夫斯卡娅，原名佩尔·谢苗诺夫娜。热姆丘任娜是党内化名。”

“您做过地下工作？”

“对。在乌克兰，当时邓尼金军队在那儿……我是参加国际妇女大会时认识莫洛托夫的……1921年底成了他的妻子。”

她从事过地下工作，担任过食品工业副人民委员、渔业人民委员……这位坚定的女革命家虽然是斯大林的受害者，但出狱后继续神化斯大林。她能喜欢那个“娘儿们”吗？那个喜欢布哈林（而布哈林鄙视和仇视莫洛托夫）的“娘儿们”？当时正进行尖锐的夺权斗争，而这个娘儿们在“当家的”身旁，是非常危险的。

娜佳真心喜欢布哈林。

布哈林之妻：“她私下赞成他关于集体化的看法，曾伺机向他表明了这一点。”

莫洛托夫知道这情况。

他回忆道：“要说她会跟布哈林走，这不太可能。但她当然是受了布哈林的影响。”

所以，波林娜出门去追娜杰日达无非是出于责任感：第二夫人应当劝慰第一夫人。即使劝慰，我想，其方式一定很独特。

当时，波林娜可能已知道娜杰日达的病情，可能作出对她致命的暗示……

在玛丽亚·斯瓦尼泽的日记里可以看出这一秘密的踪迹。

我在总统档案里看到了这本日记。

“现在我全知道了，就从旁观察。”

阿廖沙·斯瓦尼泽的妻子玛丽亚，就是娜杰日达孤独时说知心话的那个女人。斯瓦尼泽夫妇是1937年被捕的。从玛丽亚那儿找到的文字材料立即就送到斯大林那儿。他把材料保存在家里，放在个人档案里。这不是偶然的。

玛丽亚记的笔记是旁人不该看到的。

“1934年11月4日。昨天，时隔3个月后又见到了约瑟夫。他是29日从索契回来的。气色很好，但瘦多了。7时，我、娜杰日达的姐姐安娜和帕维尔·阿利卢耶夫的妻子热尼娅，上他那儿去……他不在家……我们同孩子们一起玩，坐在瓦西里 （斯大林的小儿子）房间里，突然他穿着风衣从走廊里走过来。当时已很冷，他总是不按季换衣服。

“他请我们坐到餐桌旁，对我很亲切，问起了阿廖沙，同热尼娅开玩笑，说她又长胖了。对她很温柔……我现在已全知道，就从旁观察他俩……

“开了香槟酒，我们祝酒……”

热尼娅是娜杰日达的嫂嫂，那是东方男人理想中的俄罗斯美人儿：粟色长辫，双颊粉红、个子高高。

阿利卢耶娃—波利特科夫斯卡娅：“人家把妈妈称作‘诺夫哥罗德原野上的玫瑰’，她身高1.75米，临生我之前还劈了许多木柴……”

玛丽娅这段日记是1934年写的，是在娜佳死后……但是，斯大林迷恋热尼娅在这之前可能就已开始。

我问阿利卢耶娃—波利特科夫斯卡娅：

“我多次听到这样的说法：妻子死后，斯大林把阿利卢耶娃—家全赶走了……”

她回答：

“相反，他把我们大家都请到自己那儿，住在祖巴洛夫别墅。从1932年起，我们就住在那儿，还有奶奶和爷爷，谢尔盖和爸爸妈妈星期六、日来时也都住在他那儿……斯大林是个严肃的人，不过，当妇女服饰得体时，他是会注意的。他对妈妈说过： ‘热尼娅，您应当教苏联妇女着装。’”

对，他在1934年前也对她深深倾慕，也许是同妻子吵架、争论厌烦了……

热姆丘任娜只须对娜杰日达稍加暗示，茨冈血统就会起作用，她跑回家，可能本想等他回来把满腔怨气和怒火都发出来，图个痛快！看来，最后他回来了，醉醺醺的。在她房间里吵了半天，他用粗话骂了她一通，就去睡觉了。她想把那朵玫瑰扔到他身上出气。又气又怒又无奈，抓起帕维尔送给她的手枪，想起帕维尔妻子的风流韵事，一枪了断……

一听见枪声，他全明白了。只见她浑身是血，倒在血泊中……没救了。他决定装睡。接着就跟保姆描写的一样。女管家进了她的房间。后来他被叫醒。但他明白，敌人会说，是他杀了她。很难解释，在寂静的夜晚他会听不到枪声。于是他想出了一个说词，让大家重复。就是可怜的科尔恰金娜说的：“连您加里宁也知道，斯大林同志那天夜里同莫洛托夫同志一起在郊外别墅。”

但是，女佣人知道他当时在屋里。由于实情同官方说法不合，就产生了可怕的谣传。

葬礼后，他又搞老一套：找罪人，很好找：敌人。是敌人使她丧失了理智，唆使她反对他。

莫洛托夫说，“她当然受了布哈林的影响”，这句话显然来自“当家的”。

斯大林私人卫队长弗拉西克在同历史学家安季片科谈话时说：“娜杰日达从工大带回来给斯大林看的，是她在上学时拿到的留金致党的呼吁书，把斯大林说成是特务、内奸等等。”

布哈林的妻子在回忆录中说：“布哈林回忆起，有一天他到祖巴洛夫的别墅，同娜杰日达一同在别墅附近散步。斯大林来了后悄悄地走到他俩身旁，盯着布哈林说了句可怕的话： ‘我宰了你！’布哈林以为是开玩笑，娜杰日达吓得身子发抖，脸发白。”

当然，这不是吃醋。他非常自信，也非常相信妻子。实际上又是指布哈林影响了她。

当然，他怕布哈林告诉娜佳关于饥荒、农村、留金的指控等情况。他听她的指责听腻了，并推测，许多话都是从布哈林那儿来的。所以，‘我宰了 你’不是说着玩的……

*无情的伟大事业

他的阴暗逻辑是这样的：“右派”造成了她的死亡，蓄意破坏了他的窝，他的家。难怪留金的阴谋同她的死同时发生。他越来越经常地回忆伊凡雷帝的命运。贵族们在同伊凡雷帝斗争的同时，毒死了他的妻子。他们用的是毒药，而现在这些人用的是恶毒的语言。伊凡雷帝可怕地对他们实行报复。他的愤怒也将是可怖的。不过，暂时他不动声色，他善于等待！

伊凡雷帝成了他喜欢的人物。

根据他下达的任务，名导演爱森斯坦拍了关于雷帝的影片。

在影片中，雷帝在失去爱妻后，构思了无情的伟大事业——消灭叛乱的贵族。

直到1932年底，他也不在公共场合露面。关在房间里，为爱妻伤神，抽烟斗，思考。这期间，在他身旁的是忠实的影子莫洛托夫。

年底，隆重庆祝格别乌15周年，但他连那儿都不去，只发了贺信。

新年过后，他才开中央全会，总结了伟大的转折，宣布工业化的胜利：

“过去我们没有黑色冶金业，现在有了；过去我们没有汽车工业，现在有了；过去我们没有拖拉机工业，现在有了，”他在全场不息的掌声中，单调地罗列成绩。“我们在电力、石油产品和煤炭生产方面，已居于世界前列……在东部建立了新的冶金工业。我们从一个农业国变成工业国……苏联成了国防能力强大的国家，能生产所有现代化的防御兵器……”

全场欢声雷动。他还捎带批评了已经投降的反对派：“对一个落后了百年的国家来说，不着急是不行的……党奉行加速政策是对的。”

在这场可怕的速度竞争中，死了几百万人。但是，他知道，改革派沙皇彼得大帝也葬送了大量同胞。

对，死了几百万，但死者以自己的身体铺就了通向明天的道路，使伟大的理想提前实现。

现在他要收获了。他把1.7万名党员干部派到农村，从集体农庄收粮。他得到了收获，饥饿的幽灵退却了。他赢了。

*“我承受得了”

妻子死后，他孤身一人。过去，在他喜欢的大剧院演戏时，政府包厢里坐的是领袖们和他们的妻子。塔季卡死后，领袖们已经不携夫人进包厢了。“当家的”没有妻子，奴仆们也就没有妻子。在克里姆林宫迎新晚会上，全体政治局委员会坐在一起，成男宾席；妻子们在一旁，另有桌椅。

凯凯妈妈听到的是官方说法：娜佳死于阑尾炎。母亲信神，当然就会想，他第二次丧偶是由于上帝发怒。她依然从他小小的故里给他寄果酱和水果。而他虽然常到索契，却不同她见面，但短信是常写的：

“你好，我的妈妈。你的信收到了。还收到了果酱、无花果和甜果子干。孩子们高兴极了，谢谢你。我身体很好，不用记挂，我承受得了。不知道你们是否需要钱，我给寄了500卢布，以备家用。还寄去了我和孩子们的照片……

“愿你健康，亲爱的妈妈，要振作起来。

“吻你，你的儿子索索。”

“1934年3月24日。孩子们问候你。娜佳去世后我的个人生活很沉闷。不过，没关系，好汉永远是好汉。”

禁闭关过了。1933年6月12日，他出席了运动员检阅式。裸露的、完美的身体将证明无产阶级国家的强大。

他知道，在检阅运动员时，资产阶级化了的战友在挑选漂亮妞儿。行啊，趁着转暖，让他们乐一乐吧。

*转 暖

1933年，审判停止。据传，妻子的死使他发生了变化，他心肠软多了。

1933年夏秋，他实现了转折。

那年收成很好。这是他的功劳，他用严厉的惩罚逼大家拼死干活。集体农庄老老实实地给国家的粮仓装满了粮食。党员专职干部的情绪立即开始转变：这说明他是对的，应当以革命的方式，通过流血和饥饿，把人民引到光辉的未来。

“斯大林胜利了，”昨天还传阅留金的行动纲领的人们，今天这样说。

他的权力变得绝对不容违抗。正是在此时，有人编了一则笑话：“在十月革命节前夕，政治局讨论送什么礼物给苏联人民的问题。大家都提议给人民一些优惠待遇。斯大林最后发言，他说：我建议宣布十月革命节那天为‘集体鞭笞日’。他的战友们大惊失色，但没人敢反对。节日那天，他们战战兢兢地来到了克里姆林宫。不久以后，就听到了人群沸沸扬扬地来了，鼎沸的人声越来越近。战友们已开始诅咒斯大林了，他们躲到了桌子下面，而斯大林却不动声色。突然，激动万分的警卫员跑来报告：斯大林同志！文化工作者代表团冲进来了，坚决要求首先鞭打他们！”

转暖了……对追随留金的年轻党员的审判以流放而告终，很轻。1933年11月，留金本人从关押地点给妻子写信：“只有苏联在最最天才的、敬爱的斯大林的领导下，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空前成就。”

留金已听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忏悔后就被释放了。他也想这样。

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已获释，靠的是又一次忏悔和当众颂扬“当家的”。1933年5月，季诺维也夫写信给《真理报》，承认他罪有应得，愿做任何工作，以洗去对党的罪行。“当家的”亲自求中央监委饶恕自己的敌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他知道，将来人们会想到奥赛罗的善良：他想不到伊阿古会如此阴险。

当时他已为未来作了准备。而他们又向死亡走了一步。现在，连昔日的同党也看不起他们了。

他让他们回莫斯科。头脑简单的吹鼓手季诺维也夫到《布尔什维克》杂志工作，颂扬领袖，盼望高升。聪明的加米涅夫已渐渐明白“当家的”老谋深算，猜到这不过是第一步。他干脆脱离政治，当众宣布。布哈林以为加米涅夫真的已被赦免，想让他领导《真理报》的一个部。后者答：“我想平平安安过日子……我希望别人忘了我，希望斯大林连我的名字都不提。”前政府首脑默默无闻地在世界文学研究所工作。

可是，“当家的”不能饶恕留金，把他继续关在牢里。

前托洛茨基的御用歌手拉杰克也得了一官半职。“当家的”看重他的笔杆子。这个无耻之徒很卖劲，大批托洛茨基，大赞领袖。现在是领袖的御用歌手了。1933年，他出了一本书，叫《社会主义社会建筑师斯大林颂》：“他像临海的峭壁一样沉稳，接受人民爱戴和信任浪潮的轻抚……”

连当初亲自逮捕了反对派拉杰克的亚戈达，如今也肃然起敬地引用这些肉麻的吹捧。虽说有些人觉得，无耻之徒拉杰克完全是在说反话。

拉杰克成了布哈林领导下的《消息报》的一名编辑。而布哈林本人当了苏联第二大报的总编辑。很快又委托这位出色的新闻工作者起草苏联宪法。

不仅已投降的敌人，连战友们都相信：转暖了。1933年秋，他到高加索休假。像以往一样，家业留给莫洛托夫。在政治局会议上，新任总检察长维辛斯基照老习惯，攻工业部门的专家。结果，同“当家的”要好的奥尔忠尼启则 （重工业人民委员）和农业人民委员雅科夫列夫促使政治局谴责了维辛斯基。

“当家的”立即写信给莫洛托夫：“奥尔忠尼启则对维辛斯基的出格举动是流氓行为，你怎么能对他让步？怎么回事？”

忠仆明白了：不必急于转暖。

1933年全年他安排了若干项节庆。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建成。他的作家们交口颂扬的这一工程，其实是用犯人的无偿劳动完成的。全国欢庆。他同最亲密的战友“基洛夫兄弟”一起坐船巡视运河……

他的破冰船开辟北极航道，可是老破冰船“车留斯肯”号卡在冰块中了。他把拯救船员的行动变成了演大戏。全国密切注视。他在莫斯科为获救的船员举行了盛大欢迎式。

1933年全年，扩音器要被震耳欲聋的进行曲撑破了，播音员颂扬领袖一个又一个的新胜利。似乎在音乐和颂扬声中他竭力要忘掉自己的悲剧。造了世界上最大的飞机——“高尔基”号。

他批准了苏维埃宫的设计方案。它将成为空前绝后的建筑。楼高400米，顶上是百米高的列宁塑像。2.1万席的大厅将供人们聆听领袖讲话。

可是，尽管他下了命令，这座建筑将永远也不会落成。

*在家里的斯大林

所有这些年来，“当家的”在形成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新的生活方式。十月革命后头几年，风气是民主的，娜杰日达在信里提到过，克里姆林宫主子的家属乘公交车辆，同国人一起排队，缺钱花（1929年9月17日，娜佳给他写信：“约瑟夫，如果可能，寄50卢布来，工大要10月15日才发钱，我已身无分文……”），这些都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当家的”子女是由警卫护送坐汽车去上学的。

“莫斯科郊区拨出几大片地建造带警卫的政府别墅。里面配有花工、厨师、女佣、医生和护士，每个别墅的服务人员达50名，全是国家掏钱。专机、专列、专用游船，还有许多为他们和家属准备的汽车。他们几乎是无偿地获得一切食品和日用品。在美国，只有亿万富翁才能过这种生活，”共产国际活动家瓦尔加院士沉痛地写了这段笔记。这位共产国际的老活动家不可能不记得列宁的诺言：要建立一个“领导人拿普通工人工资的社会”。

原先的皇宫和贵族豪宅曾由列宁下令慷慨地送给劳动人民，很快又转给了新沙皇及其贵族。斯大林获得沙皇一家最喜欢的克里米亚的利瓦季宫，莫洛托夫在沃龙佐夫伯爵的豪宅休假。

不过，“当家的”只享用过一次皇宫，他宁可在高加索的许多国家别墅休假。

斯大林很注意一个细节：他用以彻底瓦解和腐蚀党的这种种奢侈品，都属于……国家。

只要他把某人从国家权力顶峰上拉下来，那么，这位前主子及其家属就变成穷光蛋。斯大林时代的第三号人物卡冈诺维奇的女儿对我说过，斯大林死后，他父亲被撤下来了，他们就得立即腾出住宅和国家别墅，这时，才惊奇地发现，他们连自己的家具都没有，全是国家的。

所以，他的左右非得尽心竭力地为“当家的”服务。

斯大林的公馆也是那些年换的。

那是建在莫斯科近郊的一栋国家别墅——名为“近郊别墅”。他和已故娜佳住过的在祖巴洛沃的旧别墅，他留给孩子们——瓦夏和斯韦特兰娜。现在，娜佳的双亲也住在这里，她家无数的亲戚也常来这里：她的哥哥帕维尔及其妻子热尼娅、另一个哥哥，半疯傻的费奥多尔，以及姐姐安娜和她的丈夫列坚斯——内务人民委员部台柱子之一。常客中还有斯大林第一个妻子的亲属斯瓦尼泽夫妇——玛丽亚和阿廖沙，加上“当家的”头婚生子雅科夫。

“当家的”每天公务完毕后总是回到克里姆林宫的寓所，但正如斯韦特兰娜在回忆录中所写，他向来都在“近郊别墅”过夜。

看来，克里姆林宫的寓所太容易使他想起娜佳和那个可怕的夜晚。

他当时的个人生活看来要成为亘古之谜了。幸好有位女见证人的记述，我们才有机会看到这位隐士的家庭生活。

玛丽娅·斯瓦尼泽当时已40出头（生于1889年）。从日记看，她几乎已爱上了约瑟夫。

她的丈夫阿廖沙是斯大林第一个妻子的亲兄弟。

斯韦特兰娜：“阿廖沙舅舅是个漂亮的格鲁吉亚人，个子不高，金发蓝眼，鼻子略带鹰钩，党出钱送他到德国大学受了欧式教育。”

玛丽亚是个犹太美女，第比利斯歌剧院演员。30多岁同第一个丈夫离婚，改嫁阿廖沙·斯瓦尼泽。他们的儿子叫约翰里德，为的是纪念著名的美国共产党人约翰·里德。阿廖沙在格鲁吉亚的姆季瓦尼政府中当财政部门的主管。“当家的”把他调到莫斯科，派到国外搞外贸，回国后，他成了苏联国家银行的一名领导。

玛丽亚在莫斯科常见到娜杰日达，阿廖沙出国时给妻子的信是直寄斯大林住处的。

玛丽亚喜欢娜佳。娜佳死了一年后，她在日记里写道：

“她已不在了，但她的家对我来说既珍贵，又可亲……昨天晚上我到安娜 （娜佳的姐姐）家，帕维尔和热尼娅也在……总是不自在。娜佳不在，我很孤独……”

但是，即使娜佳死后，她仍常去斯大林家，观察约瑟夫和热尼娅……这期间她一直写日记。日记本里撕掉了好几页。是玛丽亚在可怕的1937年撕掉的？还是日记中提到的约瑟夫，在玛丽亚被捕后拿到日记时才撕掉的？

*阿廖沙、玛莎和约瑟夫

逮捕是以后的事。

且说斯瓦尼泽夫妇成了约瑟夫的好朋友……他们彼此以小名相称。斯韦特兰娜在书中把斯瓦尼泽夫妇称作“理想的一对”。

但是，只要看看日记就会明白：这两位格鲁吉亚革命者没有白白交朋友一场。阿廖沙在彬彬有礼的欧洲外表下，隐藏的是东方蛮子的火爆性子。读了玛丽亚的痛苦感受，我可以想像得出不幸的娜佳的生活。

玛丽亚1923年的一段日记 （当时她刚改嫁）：

“他吃醋闹了一通后。我大哭了一场，他坐在床沿上挨着我说： ‘这全是因为我太爱你了……现在不痛快的事全过去了，’他又变得很温柔……他吃醋倒不是因为痛苦，而是因为嫌我不自重，在男人面前举止不检点。”

11年后，1934年3月30日的日记：“为什么我要同一个讨厌我、鄙视我的人生活在一起，为什么他要同一个在气头上咒他死的女人生活在一起？但是，过不多久，又和好如初。当然，也许是我成熟了，明白事理了……可是，随后我又什么都不顾，忘乎所以，不想听他支配……恶性循环……我方寸已乱，心头滴血……应当解决……要么就以悲剧告终……最近我只跟阿利卢耶娃—家见面。”

这就是他俩的关系。她感觉得到，她崇拜斯大林，阿廖沙不高兴。她就这样报复他：

1934年7月30日日记：“约瑟夫7月28日去索契了。由于阿廖沙，我未能在他行前同他见面。我很烦恼。近两个月来，阿廖沙不让我们交往，而这种交往使我心旷神怡……”

*女主人

玛丽亚描述了约瑟夫在娜佳死后建立的一个奇怪的家，他让小小的斯韦特兰娜成了女主人。

玛丽亚日记：

……斯韦特兰娜老围着约瑟夫转，他哄她，亲她，从自己的盘子里挑最好的东西喂她。她给他写了 《第四号令》，要他准许她在他的一处别墅搞聚会……午饭后，他心情很好，打长途电话同基洛夫开玩笑……让他马上来莫斯科保卫列宁格勒的利益。他喜欢基洛夫，显然是从索契回来后想同他一起泡泡俄式澡堂，逗逗乐。10时不到，已经和孩子们一起准备出城，抱怨没睡够，显然想到别墅后就补补睡眠……我同女管家一起说起孩子们的情况，瓦夏不好好学习，仗着父亲的地位，对教师、对大人很粗暴。这要是让约瑟夫知道了，打击太大。他很累，需要安逸、平静的家庭生活。娜佳尽管培养孩子简朴，她死后全完了。我同约瑟夫告别，他很亲切和善。

1934年11月14日日记：

6时，约瑟夫、瓦夏、基洛夫来了。女孩们演木偶戏。约瑟夫说：“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场面。”一边抽烟斗……他请我们到“近郊别墅”去玩，可是他在这之前已说过，要上那儿去工作，所以我同热尼娅没应声。他有时发出邀请只是出于礼貌。斯韦特兰娜写了个命令：“命令你同我一起去看戏或看电影。女主人斯韦特兰娜。”他说：“行，服从。”他俩玩这种游戏已有一年，她当家，其余人是书记：爸爸是第一书记，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基洛夫等当书记。她同基洛夫很要好。她把给他们的命令用图钉别在墙上。

（斯大林同基洛夫很要好，同时已在策划如何暗杀他。）

11月22日日记：

他请我和阿廖沙到近郊别墅……晚饭时对服务人员发了脾气……我们是半夜2时30分走的，留下他孤零零一个人在偌大的房子里。一想到他的孤独，我就心疼。

离了基洛夫他会更孤独，可是……

第五章 胜利者的代表大会

*庆功会

可是，“没别的出路呀，”也许，他会这样对自己说。那是在有名的十七大之后。那次大会应成为他战胜敌人后的庆功会。伴随着场内不绝的欢呼声，他在总结报告中说：“如果说，在十五大还没有能证明党的方针的正确性，还没有能同已经暴露了的反列宁主义小集团作斗争，而十六大击溃了这些小集团的残余追随者，那么，在这次大会上……已经没有打击对象了。大家都看到，党的方针胜利了……工业化政策胜利了……消灭富农、全盘集体化的政策胜利了……我国的经验证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完全是可能的。”

随后，开始了一场空前的竞赛，昨天的反对派竞相忏悔，阿谀奉承。

布哈林：“斯大林完全正确，他出色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法，把首先是由我形成的一系列右倾理论观点驳得体无完肤……在前右派首领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后，敌人对党的反扑表现在各种小集团中，后者日益迅速、必然地滚向反革命。包括我的某些学生在内的反党潮流尾巴，也滚向反革命，并受到应有的惩罚。”

布哈林就这样公开出卖了自己的学生。

托姆斯基：“……斯大林同志是列宁最忠实、最光辉的学生……他最有远见，最坚定地引导党走列宁的正确道路……”

多出色的竞赛！罗马皇帝也好，俄国沙皇也好，谁都没听到过这种吹捧，而且都出身前敌人之口！

“马恩列斯”这种组合是谁想出来的？不是莫洛托夫，也不是卡冈诺维奇，是季诺维也夫！全国都听到了，十月革命的领袖是如何一个接一个地承认自己一钱不值，而吹捧斯大林的英明。

当然，忠实战友们也不甘落后：“基洛夫兄弟”在发言时22次提到斯大林，挖空心思地想出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掌舵人”、“争取劳动人民解放的最伟大的战略家”，等等。

基洛夫还提出了历次代表大会从未听说过的建议：“把斯大林同志总结报告中的所有论点和结论当作党的法律来贯彻执行。”随即是“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全场起立”。

可怕的大饥荒才过去了一年，代表大会就宣布“建成了社会主义的基础”。人们这才知道，本国已经生活在梦寐以求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了，搞革命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所有革命者的理想就是这！

他把大会称作“胜利者们的大会”，这当然是谦虚，其实这是“一个胜利者的大会”。

*幕 后

可是，有人给他准备了炸弹。吹捧是在台上。亚戈达的部门尽了力，了解到幕后的事态。基洛夫也向他报告。

十七大的参加者、当时忠诚的斯大林分子、卡冈诺维奇提拔的年轻干部赫鲁晓夫后来说：

“当时，北高加索边疆区党委书记舍博尔达耶夫在党内地位显要。他是老布尔什维克……在十七大，他到基洛夫那儿说： ‘老头儿们说起，应当执行列宁遗训，应当像列宁提议的那样，调动斯大林的工作，选拔一个更能容人的人。大伙儿说，让你当总书记倒不坏……’基洛夫怎么回答的，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马上把这一谈话报告了斯大林。斯大林好像是这样对基洛夫说的： ‘谢谢，为此我忘不了你。’”

迄今仍保留了十七大代表韦尔霍韦赫60年代的证词。他写道：“政治局候补委员科西奥尔在谈话时对我说，某些人对基洛夫讲，要他同意当总书记。基洛夫拒绝。”

十七大代表涅姆佐娃说，基洛夫在旅馆里痛斥列宁格勒代表团，因为他们说要让他当总书记。

这就是幕后的议论。斯大林再次明白了一点：狼不管你怎么喂它，总要往树林里跑。老党员们永远不会承认他这个领袖，永远不会服气！

这个吹捧他的代表大会的投票结果也向他证明了这一点。

*投 票

大会结束前选中央委员会。搞的是等额选举。每个候选人得票过半数，即算当选。所以，不会出任何意外，这是“当家的”制订的方案：不容选择的选择。

分发了选票，投票开始。赫鲁晓夫在回忆中写道：“斯大林大模大样地走到票箱前，看也不看就把票塞了进去。”

这是叫大家以他为榜样。

发生了意外。

据流传很广的说法，计票委员会主席扎顿斯基计票后不安地报告大会组织者卡冈诺维奇，有270票反对斯大林。

韦尔霍韦赫在上面提到的证词中写道：“我是计票委员会成员。投票结果，得反对票最多的是斯大林、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十七大计票委员会成员、老布尔什维克沙图诺夫斯卡娅在赫鲁晓夫时期给党中央写的信中，说了这么个数字：292票反对斯大林。

最令人惊奇的是，十七大计票委员会的加封材料还保存在党务档案馆中。赫鲁晓夫解冻时期，把材料启了封，里面有选票。

应参加投票的代表为1225名，实际选票仅1059张，少166张。显然，这166张反对票被抽掉了。

尽管有166人反对（甚至是292人反对），斯大林照样选入中央。不过，这么多的反对票，对他在党内的威信是极大的打击。

卡冈诺维奇立即采取了对策。

十七大计票委员会官方公报说，斯大林仅得三张反对票，基洛夫四张……

可是，鼓掌的人中有百十个人在无记名投票时反对他。

“胆小的两面派”——这是斯大林给他们下的定义。在列宁的老布尔什维克中，竟无一人敢公开亮出自己的信念。

这是恐怖、恐惧、死亡在起作用！

但是，即使在恺撒时代的罗马，在尼禄被杀的可怕日子里，还是有几个人在参议院公开反对恺撒。他们知道必死无疑，但还是公开反对！

所以，投票还表明，他建立的恐怖制度是行之有效，雷厉风行的。

那天，他们这些人全都为自己的死亡投了赞成票。不过，当时还是转暖时期，斯大林仍给他们留了一点时间去享受社会主义生活。当时，他只是在考虑何时开始报复，考虑把他们当中的多少人干掉，准确地说，在他们当中留下几个。

出席此次大会的139名领导人中，只有31人是寿终正寝的。

*试 探

1934年，名诗人曼德尔施塔姆被捕。莫斯科休克：当时可是转暖时期呀！

我看到的这份档案在半世纪一直是神话：

4108号案，指控曼德尔施塔姆公民。1934年5月17日立。5月份在抄家时作的记录：没收信件、电话记录、通讯录、手稿48件。

可怜的诗人被带到卢比扬卡。

5月18日首次审问记录：

“您是否承认有写反革命作品罪？”

“对，我写过这样一首诗：

我们活着，并不觉得有国家，

我们说话，十步开外听不到，

万一有半个人敢说话，

必定是颂扬克宫里的高加索佬。

他的两撇黑胡子，

活像鼻子下挂着两只蟑螂……

他周围是一群细脖螳螂似的领袖，

他信用的是一帮半人半鬼的东西……

记录里引用了全诗，这首反对“当家的”本人的诗，是20世纪俄国最有名的诗作之一。

“您向谁朗读或抄送过这首诗？”

“没有抄送过，听我读过的人有：妻子、兄弟、文学家哈津、作家阿赫马托娃和她的儿子、列夫·古米廖夫……”

“他们有什么反应？”

曼德尔施塔姆有问必答，根本不像传闻的那样，有什么刑讯逼供，诗人自动开口。因为他吓得六神无主、彻底缴械。知识分子常有这种情况，伽利略就曾向宗教裁判所投降……

可怜的诗人在妻子探监时把他供出的人名告诉了妻子，哀求她无论如何要提醒他们防备。

他被判流放。流放中，他得了精神病，常常半夜把妻子叫醒，说是看见阿赫马托娃因他而被捕，他还到山谷里寻找阿赫马托娃的尸体。

文化界大哗。两位名诗人开始活动：阿赫马托娃见到了中央执委领导人叶努基泽，帕斯捷尔纳克请布哈林保护曼德尔施塔姆。“小布哈儿”写信给“当家的”。信保存在总统档案馆里：“我有几个问题要对你谈。诗人曼德尔施塔姆不久前被捕，并被流放。他的妻子给我来了封电报，绝望地告诉我，他已神经错乱，想跳楼……我认为，曼是个一流的诗人，但不合现代潮流，毫无疑问，不太正常。由于大家都求我，而我又不知道他胡诌了些什么，就写信告诉你……又及：帕斯捷尔纳克由于曼被捕而神志不清。”

曼德尔施塔姆的讽刺对象——领袖在布哈林信上龙飞凤舞地批示：“谁叫他们抓曼德尔施塔姆的？太不像话！”后来，发生了奇迹：曼德尔施塔姆被改判。

他亲自打电话给帕斯捷尔纳克。后者不知所措，同斯大林谈话可不比求布哈林。

斯大林：“曼德尔施塔姆案改判了，没事儿的。您干吗不找作协或找我呢？”

诗人之友是他，而不是什么布哈林嘛！

斯大林又说：“如果我是诗人，朋友落难，我肯定越墙去救！”

帕斯捷尔纳克：“作家组织从1927年起就不管这事了。要是我不张罗，也许您一点也不会知道。”

“他是不是写诗的好手？”

“是，可是问题不在这儿，”帕斯捷尔纳克躲躲闪闪，竭力想弄明白这个可怕的人想把话题向哪儿引。

“在哪儿呢？”

“想跟您见见面，聊聊。”

“聊什么？”

“生与死。”

他挂上了电话。

人们纷纷传颂，“当家的”多么宽大为怀！谁也不敢去想一想：难道他真的不知道名诗人被捕？他无所不知！逮捕、判刑全是他的旨意。但是，这件事对他来说是一种试探……他明白了：人们以为转暖，胆子就大起来了！

他尚未彻底制服知识分子。但是，知识分子中最大胆的帕斯捷尔纳克都怕了，这说明，能彻底制服他们！

制服知识分子，就是让他们学会对朋友被捕视而不见？

不，是让他们学会对朋友被捕齐声赞颂。

*他可以作总结了

他创建的体系已发挥作用。在最短时间内搞了工业化和集体化。该体系的警卫机制——行政惩罚机制和宣传思想机制行之有效。前一机制在可怕的1932年完全控制了局面。后一机制，即伟大的思想战线尚处于形成阶段，他所建立的大军——各创作协会应当汇入其中……在思想战线上情况还不错。

这些年来，普通人也已学会了不少本领。

比如说，对饥饿者熟视无睹；拿的是最低的工资、住的是“鸽子笼”、买食品要排队，但认为是生活在世界上最美好的国家里；在格别乌主宰一切的国家里，感到自己是最自由的人。

但是，体系的主要部分——党的金字塔，显然不能令人满意。

在领导人中有许多成天嘟嘟嚷嚷的封建主，他们在革命的日子里被无边的大权宠坏了，竟然怀念已被推翻的偶像……1932年发起的骚动证明，这一切都是多么脆弱……十七大充分证明，要彻底制服全国，就要改造党。

改造机制已经建立。成功地审判知识分子，就是出色的彩排，而且是由他决心抛弃的那些人自己搞的。

1934年全年都在喘息。决战前需要喘息。继续转暖。让敌人得意一阵吧。伊凡雷帝经常装出要死的样子，同时却放出鹰犬去探听那些感到松了口气的贵族们有些什么谋反的言论。

*第三位教师

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当上了内阁总理。

起初，布尔什维克的俄国因在国际上处于孤立状态，领导人全身心注意对内政策。但是，对布尔什维克来说，德国是特殊的国家。

他们利用德国的金钱夺取了政权后，幻想实施一项反常的计划，推翻给他们钱的“德帝国主义者”，把德国并入无产者共和国联盟。在世界革命地图上，德国居于第一位。由于德国战败，这一幻想成了现实。德国在凡尔赛和会上接受了屈辱的和平条件。劳合·乔治——英国前首相发表了备忘录：“我从目前形势中看到的最大危险是，德国可能把自己的命运同布尔什维主义联系在一起，让自己的资源、智力和出色的组织才干为那些幻想以武力征服欧洲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狂热分子效劳。”

果然，德国几次遭受无产阶级革命的威胁……

后来，当德国革命的希望破灭后，布尔什维克的俄国和战败的德国这两个欧洲的弃儿，开始把经济利益结合起来。根据凡尔赛和约，德国人无权在本国设立坦克和飞行军事学校，现在，他们在俄国设立这种军校。

俄国还出现了德国兵工厂的秘密分厂，搞绝密试验——制造德国的化学武器。

双方各有所图——德国人要保全军队，布尔什维克想在德国国防军的帮助下建立军队。这支军队今后将消灭……德国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图哈切夫斯基在军人中不止一次地赞扬德国国防军是红军的老师，使俄国学会了现代兵工技术。这是有所指的，当初彼得大帝曾把被他击溃的瑞典人称作者师……合作一直持续到希特勒上台，后者宣布自己为布尔什维主义的死敌。希特勒的计划体现了布尔什维克由来已久的担心——军事干涉不可避免。希特勒写道：“如果德国想在欧洲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只能在俄国找到。”

希特勒上台被看作是“当家的”严重失策。他把共产国际看作自己的领地，却没有让德国共产党人同社会民主党人联合起来。四分五裂的反希特勒同盟输给了希特勒。

而事实上，他非常需要希特勒上台，这是又一局棋的必要。如果没有希特勒，他还得挖空心思想别的借口。希恃勒的威胁，即武装干涉的威胁，使他大权在握，可以采取任何非常行动，迫使欧洲的激进派不惜一切代价地支持他。

因为他是抗击法西斯的主力，是法西斯仇恨的对象，希特勒结束了苏联在国际上的孤立状态。协约国应当把苏联看作盟友。1933年同美国签订的条约证实了这一点。还有，在德国投了希特勒反对票的大量选民预示着未来会发生动荡。

世界革命这个可爱的幽灵冒出来了：“希特勒呆不了几个月，随后就会完蛋，爆发革命。”这是一些老布尔什维克在报上发表的预测。

历史真会作弄人，这两个彼此诅咒的领袖几乎有一种神秘的吻合之处。希特勒同他一样，也是第三个孩子，他家在他之前生下的孩子都死了。希特勒也出身贫寒，同样有传说讲他是私生子，希特勒的父亲有一段时间也靠缝靴子糊口。希特勒同他一样，唯一所爱的人死了。她也是自杀的，虽说大家都认为是他杀了她……

他们的制度都以仇恨为本，就同镜中的影子一般相像。所以，他们俩彼此为对方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继列宁和托洛茨基之后，希特勒是他的第三位老师。

1934年，他在思考怎么办的时候，不可能不参考希特勒的经验。

希特勒决定了那些捧他上台的党员的命运，这颇有裨益。这是一群爱发牢骚的自由派，非常像列宁的党。希特勒也建立了服从于领袖的强大的国家，以激进方式解决问题。他把昨天的战友宣布为叛变者，并亲自领导消灭他们的行动。

1934年6月，斯大林可以从旁观察这一切，同时消化一二月份举行的十七大的结果。

在报纸上，斯大林加剧“反对德国的歇斯底里”——这是德国人的说法。而俄国人则认为，对方积极支持“反布尔什维克的歇斯底里”。

这对两位领袖都有利。

*“俄国由红色变粉红色”

他在考虑实行流血的转折，同时依然奉行转暖政策。

“就在不久前，音乐批评家连梦见萨克管或乌乔索夫，都会吓出一身冷汗。现在，不论上哪儿，到处都是爵士乐队，乌乔索夫的、连斯基的、别列佐夫斯基的、英国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女子的，甚至还有矮人爵士乐队。”（《共青团真理报》（1934年10月27日））

《图尔宾一家的命运》又回到了艺术剧院的舞台上，他又去欣赏心爱的戏。

《俄国由红色变粉红色》，这是《巴尔的摩太阳报》的标题。

1934年，在苏联转暖的顶峰期，威尔斯来到莫斯科。当时德国已由希特勒统治，因此仇恨法西斯主义的威尔斯很希望斯大林会成为他所喜欢的人。

对斯大林来说，这次访问特别重要，因为威尔斯于1920年见过列宁，并在《克里姆林宫的幻想家》一书中兴高采烈地谈到列宁……

当初，在饥饿的1920年，曾没完没了地为威尔斯举行盛大宴会。那时就学会了讨好对苏联友好的西方名人。画家安年科夫引述了一段威尔斯在一次宴会上听到的怪话：

有个出席宴会的人指着丰盛酒席对威尔斯说：“我们在这儿吃肉饼、点心，这些食品对我们来说，吸引力远远大于同您的会见，请您相信。您看我们穿得很体面，但是，这里在场的体面人中，谁也不敢解开西装背心，因为背心下面除了一团当初曾是衬衣的破烂外，一无所有。”

现在是1934年，威尔斯是不会听到这类言论了，“当家的”已经在知识分子中搞了整顿。

威尔斯对所见所闻赞叹不已。当然，这都是摆给他看的。这位伟大的科幻小说家写道：“苏联在完成伟业，同1920年相比，反差惊人。资本家应当向苏联学习。金融寡头寿数已尽。罗斯福已经在努力对社会进行深刻改革，建立计划经济。”

“当家的”会见了威尔斯，威尔斯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他寸步不让，否定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行计划经济的可能性，还为革命暴力作了辩护：“资本主义已经腐朽，旧制度是不会自行消亡的，指望当权派让步是天真的。”

威尔斯想捍卫自己的立场。他是国际笔会的领导，说想同老朋友高尔基谈谈关于苏联作家加入国际笔会的事。

他问：“这个组织捍卫自由表述一切意见，包括反对派意见的权利，但是，我不知道，这里能否提供如此广泛的自由？”

“当家的”报以嘲讽：“在我们布尔什维克这儿，那叫自我批评，在苏联广泛使用。”

两年后，威尔斯就会通过实例弄明白，什么叫苏联的言论自由。1937年的悲剧使他震惊，他将写出长篇小说《上帝的惩罚》，讲一个出卖了革命的人。

那是后话了。

当时威尔斯完成了任务，证实了斯大林即是今日之列宁。

*基洛夫兄弟

1934年6月2日，苏联检察院通过了《关于制止对专家和经济工作者违法行为的决议》。

可怕的审判似乎渐渐消失。

十七大后，党内风传要调基洛夫到莫斯科来，说是“当家的”最亲密的朋友、列宁格勒党首、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尼基洛夫，很快要在党内当第二把手。

党和知识分子都欢欣鼓舞，因为基洛夫日益成为“转暖”的领袖。他在列宁格勒说：“在为完成五年计划而斗争期间，旧的敌人已经一批批土崩瓦解，他们已不值得我们考虑……”

“当家的”喜欢基洛夫，知道基洛夫忠于自己。

但是，基洛夫已成为危险人物。他以血和尸体修筑了白海—波罗的海运河，他无情地斗富农，决不是一个手软的人。但是，他却真诚地相信要转暖了。难怪爱哭鼻子的加里宁在列宁格勒当着基洛夫的面，打断了一位诗人对契卡的颂扬，他说：“用不着颂扬契卡，倒不如幻想有朝一日契卡的铁腕将无处施展。”

基洛夫鼓掌……基洛夫日益频繁地被敌人利用。“当家的”知道：布哈林喜欢上列宁格勒去。

我在总统档案馆保存的布哈林临死前写的几封信中，看到了这样一段话：“我失宠后，在列宁格勒得了病，基洛夫到我这儿来，坐了一整天，给我穿好衣服，把自己的车厢给我用，送我往莫斯科，关怀备至。”“当家的”了解到，他对敌人“关怀备至”。

高尔基也开始加紧施加压力，老是为人说情，还以基洛夫为例。基洛夫又提了一项善意的建议，这次是让“右派”领袖之一乌格兰诺夫重返政坛。

但是，“当家的”清楚地记得乌格兰诺夫的忏悔，他早在1933年3月就写了认罪书，长长的一串叛卖行为：

“我们在1929年11月中央全会上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过了几个月，集体化、消灭富农，产生了许多困难……我们又滋生了反党情绪……在党的十六大上，我们承认了错误，向党保证，将诚心诚意地工作。1932年秋，我的追随者中又爆发了斗争……我同他们讨论国内形势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以斯大林为首的领导没有能力克服巨大困难……必须重新让……李可夫、布哈林、托姆斯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领导党和国家……”

基洛夫居然为这种人求情！还有完没完！宽恕他们，就又会出现十七大——叛卖者的代表大会！

决心已成熟。不能拖延。该开始进攻了。他们会把基洛夫当作一面旗帜。他只好放弃忠实的兄弟了。是他们迫使他这么干的，犹如亚伯拉罕献出晚年所生的儿子以撒作祭品。

根据他喜爱的逻辑，他可以说：“客观上是他们杀了基洛夫兄弟，如同他们杀了娜佳一样，他们是杀他最亲近的两个人的凶手。对他们要报复，要仇恨！”

正当全国为转暖而高兴的时候，进攻的准备工作已全速进行。1934年7月10日，格别乌成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个下属机构。秘密警察同党、同政治局脱离了，消失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核心中。今后，党和政治局委员都要倒霉了。内务人民委员由忠实的亚戈达担任。他还将领导这次进攻。

当时，亚戈达对列宁的老战友都搜集了材料。高级官员的服务人员，全由亚戈达的部门批准。清洁女工、司机和各色勤杂人员，每个月要告密好几次。克里姆林宫贵族的风流韵事，也都记在厚厚的卷宗夹里。

例如，政治局候补委员鲁祖塔克强奸了莫斯科一位党员干部的 15岁女儿；在巴黎用公款嫖娼……全俄中央执委书记叶努基泽和外交人民委员部领导人之一卡拉汉同芭蕾舞女演员寻欢作乐……这些色情文学作品定期送到“当家的”手中。

但是，“当家的”对奸细活动的情报显然情有独钟。正因为这样，趋炎附势的亚戈达在许多老布尔什维克的卷宗夹里往往放进了这样的假罪证：同沙皇密探局合作。

*危险的大楼

30年代初，建筑师约凡为党的高级干部建了一栋新楼。这座楼一面朝克里姆林宫，另一侧朝莫斯科河，所以就叫“滨河大楼”。

楼里最豪华的房间在1门和12门，政治局委员波斯蒂舍夫、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和军事情报机关的头儿、有名的别尔津等专职官员都住在那两个门里。

建筑师约凡把一个秘密带进了坟墓。楼里有一条奇怪的通道，在所有的图纸上都标出，但实际上并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没有窗户的“黑楼梯”，这是专为12门造的，这个门里豪华住宅的厨房，可以直通“黑楼梯”。顺楼梯可以走到通克里姆林宫的地下通道。这条迄今仍存在的地下通道，从莫斯科河底下穿过，是“当家的”所喜欢的伊凡雷帝时代挖的。所以，亚戈达手下的人，可以顺这个楼梯直接走到高官的房间里。

苏联情报机关的头儿扬·别尔律曾在西班牙内战时同佛朗哥打过仗，当时化名格里申将军，威名显赫。那天，他正同妻子——西班牙美女阿芙罗拉安睡，突然，“当家的”派来的使者出现在他的卧室里。

不过，那是1937年的事了。现在是1934年，他们大家还太太平平地生活在拨给他们的房子里。武装警卫不仅在入口处站岗，还守卫着每个楼层。现在还算是保卫他们，不过，他们每走一步都有人监视，每次谈话都被人窃听。

列宁战友的女儿列佩申斯卡娅回忆道，他们家搬到豪华的1号门里。这里全是7居室大套房，阳台就有70平方米，可以当日光浴场。墙是双层的，夹层里装了“窃听器”。是怎么发现的呢？因为窃听器是大活人。列佩申斯卡娅说：“有一天半夜两点，我听见有人说话：‘今天就到此为止，咱们回家吧。’”

进攻的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就绪。可以发起攻势了。

1934年底，他在过完自己的生日后，动手了……

第六章 革命的惊险剧

*“应该送50岁以上的革命者去见老祖宗”

1935年至1938年那些导致全面消灭整个列宁党的事件，一直是斯大林当政时期的一个难解之谜。为什么他如此残酷地、令人不可思议地消灭了听命于自己的党呢？最常见的解释是：斯大林不正常，他是个精神分裂症患者。有件神秘的事常被用来证明这一点。那是1927年，斯大林患手麻痹症，于是请来俄罗斯的大学者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别赫捷列夫给他做检查。这位学者所作的诊断好像是重度妄想狂症，他还建议斯大林立即辞职。过了不久，莫斯科就埋葬了著名学者别赫捷列夫。

在改革时期的1989年8月，几位精神病学家在《文学报》社组织了一次有意思的会诊。学者们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斯大林是否患有精神疾病。伟大的别赫捷列夫的女儿、科学院院士别赫捷列娃也应邀来了。她在发言中说：“关于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别赫捷列夫确实诊断斯大林患有妄想狂症一事，我本人不知道，我们家也没听到过什么。”

一个流传甚广的传说就这样结束了。不过，在这次聚会上还有几种有意思的见解。

科尔涅托夫医生说：“控制干部和在攻击对手时招募拥护者的能力，未必能与妄想狂症并存。”

列温医生说：“为什么斯大林的想法不同寻常，并且难以理解地在他的头脑中占优势，就像发生在妄想狂病人身上的情况那样呢？斯大林是个残酷的人，毫无怜悯之心……一个实用主义者。”

在考虑消灭老党的时候，这个实用主义者一定同列宁和托洛茨基这两个对他影响最大的人商量过。在托洛茨基的著作中他也能得到代表两位导师的详尽答案：“列宁不止一次嘲弄过所谓的老布尔什维克，甚至多次说过，应该送50岁以上的革命者去见老祖宗。在这个令人不快的玩笑中有一个重要的思想：每一代革命者在一定阶段都会成为进一步发展他们为之奋斗的思想的障碍。”

十七大使他确信：他们不会容许建立他梦想的国家——听命于领袖的志同道合者的军营。可是，只有这样的国家才能实现伟大的梦想，伟大而秘密的梦想。

他面临一个宏伟的任务——建立一个团结一致而又顺从的党。

伊里奇早就提出了这个任务。实践证明：他没有彻底完成它。现在斯大林决定来完成它。

血腥的清洗还应该解决一个问题。这就是他建立的制度——党的官员享有绝对权力的制度。然而，所有的人都是不太懂技术和经济的职业革命家。工业化进程证明，他们太不在行了。

1937年2月中旬，他提拔的人——当上中央书记的年轻工程师马林科夫写了一份报告。报告中说：在州委书记当中，只受过初等教育的人占70％；在区委书记当中，这一比例达80％。

因此，用斯大林的话来讲，“干部问题十分尖锐”。

除此之外，在掌权的20年间，他们老化得厉害，被家庭、亲属、情人……包围着。记得在我与莫洛托夫交谈时令我大吃一惊的，是他对党的官员的两个评语——“有些腐败”和“显得想休息”。这个评语中显然有“当家的”本人那讥讽的声音……

消灭半文盲的、“有些腐败的”和“显得想休息的”上层人物，为的是给在他手下成长起来的有知识的新一代腾出位置。

可是如何不花费很多时间就顺利地摆脱掉这批人呢？让他们辞职？这会树立起反对派。

镇压富农的行动给了答案：用同样的办法——采取革命手段，即消灭他们。这的的确确是实用主义的雅各宾派的答案。残酷吗？可是，难道这些未来的牺牲品过去的所做所为就不那么残酷？难道不是他们曾高呼列宁那血腥的口号：戴着白手套干不了革命……

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在列宁格勒被暗杀。

*暗杀前夕

我在总统档案馆找到了一份非常有意思的文件——《受斯大林接见者登记簿》。

值班军官非常准确地记录了来见斯大林的人的进出时间。“1934年11月28日，基洛夫，（15点进去，17点25分离去）。”

“朋友加兄弟”在他的办公室呆了两个多小时。

“当家的”建议基洛夫到莫斯科来。基洛夫在莫斯科应该成为党内第二把手。实际上基洛夫到列宁格勒去是交代工作的。11月29日基洛夫还在莫斯科，但是斯大林这天没接见他。

这些天亚戈达总是去见斯大林。

29日晚上，布尔加科娃看到斯大林和基洛夫在艺术剧院看演出。

“当家的”把基洛夫送到火车站。他在车站亲吻基洛夫，一副恋恋不舍的样子。

下一次他亲吻的已是灵柩中的基洛夫了。

*惊险剧拉开了帷慕

基洛夫走在斯莫尔尼宫的走廊里。按照传统，列宁格勒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在这十月政变的总部办公。当他拐入通向自己办公室的窄走廊时，从墙边闪出一个年轻人。十分奇怪，旁边竟没有一个警卫人员。年轻人从皮包中抽出左轮手枪，朝基洛夫扣动了扳机……市委书记丘多夫跑出办公室，冲向基洛夫，但基洛夫已经咽了气。

一场巨大的灾难和数百万人的死亡由此揭开了序幕。

*是他下令杀死基洛夫？

有关杀害基洛夫的凶手尼古拉耶夫一案的侦查工作进行了27天就结束了。在侦查结论上签字的是苏联副检察长维辛斯基和要案侦查员舍伊宁。

我在70年代与列夫·罗曼诺维奇·舍伊宁交谈过。在恐怖年代让许多人丢掉性命的舍伊宁胖胖的，看上去就像极为和善的匹克威克先生。离职后，他写剧本，似乎成了我的同行。他卖弄自己所了解的那些秘密。我问他：“是斯大林下令杀死基洛夫的？”甚至这个问题也令他感到高兴。

他笑了，然后和善地答道：“斯大林是领袖，而不是土匪……”在赫鲁晓夫解冻时期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为的是弄清这个问题：斯大林是否真的曾命令亚戈达杀死基洛夫？曾寄希望于找到有关文件，最后当然是没找到。这不是因为文件被销毁了，我坚信，文件压根儿就没有过。舍伊宁也没有撒谎——斯大林并未向亚戈达下达过任何直接指示。他不能下指示。不错，他曾亲自要求逼那些不幸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作伪证，可这是两回事。为了党的利益，可以任意对待那些常被称作“党外混蛋”的知识分子。党外人士没有被看作是人，他们被视为未来社会赖以成长的肥料。可是，忠诚的党员就完全 是另一回事了。列宁的继承人不能请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去杀害忠诚的列宁主义者。事情很可能正相反。他不止一次召见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人，要求尽可能警惕地保卫基洛夫。

亚戈达的任务极为简单：领会“含义深奥的话”，即领会领袖的心思，然后去实现它。

杀害基洛夫的凶手是年轻的党员尼古拉耶夫。他有过作战经历。在尤登尼奇发动进攻时，他16岁就上了前线，并在前线加入了共青团。他在国家政治保安局工作过，后来去了摩尔曼斯克，在那里干些不太重要的工作。他的情绪从这时起发生了变化，这个不走运的人感到失望了。他想像党内曾有个充满浪漫色彩的时期。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过去那些党的传统被遗弃了。他还写道，有人应该自我牺牲，以使人注意到这种情况的危害性。除了上述社会动机外，他还有个人动机。某些朋友对尼古拉耶夫说，基洛夫好像与他的前妻有不正当关系。这就是党在蜕化变质的又一个证明。

然而，最令人吃惊的是：尼古拉耶夫公开地谈论这一切。

亚戈达掌管的机构有灵敏的耳目，对此理应了如指掌，就像了解尼古拉耶夫那些神秘的朋友那样。正是他们激怒了这个神经质的年轻人。因此马上就产生了一个想法：有人去鼓动这个歇斯底里的人作出疯狂的决定，有人为他畅行无阻地实现这一决定提供方便。侦查结果表明：斯莫尔尼宫的警卫人员曾拘留过携带武器的尼古拉耶夫，可是，在谋杀案发生那天他又被放进了斯莫尔尼宫。

我坐在革命博物馆里阅读阿列克谢·雷宾写的《回忆录》手稿。他在30年代曾是斯大林的警卫员之一。

雷宾是这样写的：“我熟知政治局委员的安全保卫工作细节，可我实在弄不明白：谁会允许尼古拉耶夫长时间坐在走廊里的窗台上？为什么基洛夫身旁没有贴身保卫人员？为什么尼古拉耶夫被拘留后又带着武器获释了？”

人民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由此还出现了俏皮的民谣，结尾的一句是：“斯大林在窄走廊里杀死了基洛夫”。这俏皮的民谣让数万人丧了命。

但是“当家的”没有急于回答人民的全部问题。

他琢磨出来一个漫长而血腥的侦探影片，数以百万计的人要在这部片子中出演和死亡。就像典型的侦探片那样，他计划在结尾的时候才亮出全部问题的答案。

*我们悲痛……可他更悲痛

这仅仅是开始。当时，被他定为死刑犯的悲剧参加者们还在该喝的喝，该吃的吃，他们焦躁不安，怜悯着失去了“兄弟”的斯大林。

玛丽亚·斯瓦尼泽在她的日记中写道：“昨天晚上9点从别墅回来后就听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所有的人都感到非常悲痛，而约瑟夫比别人更甚。基洛夫被歹徒杀害了……这个打击震撼了我。约瑟夫是个刚强的人，坚毅地经受住了失去娜佳的全部痛苦。然而，他是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经受了如此重大的两次考验啊……恐怖行动本身是可怕的……这个白色法西斯恐怖行动之所以可怕，是因为它充满仇恨。”

无疑，他确实经受了痛苦——两次震动，两次损失。没有妻子，没有朋友，敌人夺去了一切！现在他能够摆脱他们了！忠实的兄弟死后将会为他服务。

然而，在谋杀基洛夫的行动准备就绪之后，亚戈达也没有完全了解领袖的宏伟意图。他认为，事情应该局限于消灭其周围开始聚集敌对力量的危险人物。这再次证明：领袖没有让他了解自己极其宏伟的计划。结果，亚戈达立即着手逮捕和流放神父、贵族等几类人，习惯性地决定把谋杀基洛夫一事推到阶级敌人身上。甚至连绝顶聪明的拉杰克也没明白是怎么回事，还开始写文章，说是盖世太保的黑手杀害了忠实的斯大林主义者……

于是，“当家的”不得不直接向亚戈达指出下一步的主要打击方向，后来，亚戈达的继任者叶若夫在1937年的中央全会上讲到了这段日子：“我现在还记得，斯大林把我和科瑟列夫 （共青团领导人）叫去说：‘要在季诺维也夫分子当中寻找凶手……’我应该说，肃反工作者们当时不相信这一点。”

据叶若夫讲，“当家的”给亚戈达打了电话，向这未明白主人意图的仆从发了警告：“小心打你的耳光。”

亚戈达已经落伍了。“当家的”明白，亚戈达没有能力解决掉久经考验的那一大批列宁的忠实信徒。因此，他把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尼古拉·叶若夫派到亚戈达身边。

*登场人物

莫洛托夫说：“叶若夫是革命前的布尔什维克，是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对派的工人，当过几年中央书记，有良好的声誉。”

保存在克格勃过去的档案中的510号秘密案卷，记录有这个“声誉良好的人”的履历。

摘自叶若夫·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的履历表：“生于1895年5月1日，住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官，工人出身，文化程度——未受完初等教育。于1919年被军事法庭判处一年监禁。”

“当家的”是在去西伯利亚搞粮食时见到叶若夫的，此后在1928年就把他调到了中央。

在30年代初，叶若夫已经掌管了中央干部处。“当家的”在十七大上使这位党的干部问题专家跻身于党的高层领导人之列。他被选入中央委员会，成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35岁的时候，就当上了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和中央书记。

叶若夫是这个时期提拔上来的典型人物——半文盲、顺从、工作能力强。他过去的污点迫使他特别勤奋地工作。而最主要的是，他是在十月革命的领袖人物全都倒下之后飞黄腾达的。亚戈达不久前还在为党服务，现在才为斯大林服务。叶若夫则仅为斯大林服务。他能够实现斯大林的另一半意图。对他而言不存在禁忌。

后来，在恐怖极盛时期，成千上万的招贴画上都把叶若夫描绘成一个巨人，人民的敌人在他的手掌中痉挛和死亡。

“壮士叶若夫”——苏联东部一些加盟共和国的诗人常在自己的诗作中这样称呼他。

其实，“壮士”是个身材矮小的人，说话声音微弱，几乎像个侏儒。

某种象征意义恰恰就在这里。

就像日丹诺夫、马林科夫和随后所有那些将被“当家的”弄到权力顶峰的人一样，叶若夫只不过是个神话，是“当家的”替身，是个仅仅执行“当家的”命令的可怜木偶。只要“当家的”一挥手，他便从舞台上消失。

思考并决定一切的仅是他一人——“当家的”。

布哈林后来回忆说：“凶杀案发生后的第二天，斯大林把我们叫来并宣布：凶手尼古拉耶夫是季诺维也夫分子。”

*继续革命

无需向莫洛托夫作解释——莫洛托夫立刻就明白了意图的宏伟性。

莫洛托夫说：“在1937年以前，我们一直与反对派共处。后来就不存在任何反对派团体了！斯大林承担了整个这项艰难的工作，不过我们也帮了忙。斯大林希望1937年成为在复杂的国际局势下继续革命的年头。”

将要宣布继续革命，因为许多领导人腐化了，资产阶级化了，堕落了。要重新树立原来的理想，朝堕落的司令部开火。由于面临希特勒的威胁，现在这一点尤其重要……因此，党需要继续革命。而党外人士呢？他们需要结束革命，消灭铁杆列宁分子，人民将其与十月革命和红色恐怖联系在一起。

*情节在发展：“约瑟夫很痛苦”

就在基洛夫遇害的当天——1934年12月1日晚上，他口授了一份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针对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的恐怖行动案件处理办法的决定》：此类案件的侦查期不超过10天，案件在没有检察员和律师参加的情况下审理，不得上诉和请求赦免，处以极刑的判决立即执行。

那天夜里他就动身去了总是不安定的列宁格勒，随行的有忠实的莫洛托夫、镇压活动领导人叶若夫和亚戈达等。在列宁格勒火车站，他一言不发地打了迎接者——列宁格勒肃反工作者领导人梅德韦季一记耳光，据说是因为他们“没有保护好基洛夫”。斯大林把侦查工作亲自接了过去。

斯莫尔尼宫里的整整一层楼都归他使用。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大楼里也拨出了10个房间。他亲自进行调查。于是一些细节开始弄清楚了。从尼古拉耶夫的供词中得知：有人指使他搞谋杀。在回答“是从哪里搞到左轮手枪的？”这个问题时，尼古拉耶夫指着内务人民委员部列宁格勒局副局长扎波罗热茨说：“您为什么问我？还是问他吧。”

“把他抓起来”，斯大林说道。

门刚一关上，斯大林就恶狠狠地对亚戈达说：“笨蛋”。

这就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叛逃国外的奥尔洛夫将军所描述的情景。

后来，在斯大林着手结束自己编写的那场惊险剧时，尼古拉耶夫的这一回答实际上对他很有帮助。

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梅德韦季和扎波罗热茨因玩忽职守被他流放到远东。在没有轮到他们卷入他搞的悲剧前，他们一直在那里享清福。

*“他俯身亲吻死者的额头”

报刊大肆渲染歇斯底里情绪和恐惧感。人们在等待着敌人搞新的恐怖行动。他回到莫斯科参加“基洛夫兄弟”的葬礼。葬礼是在前贵族会议圆柱大厅举行的。

摘自玛丽亚·斯瓦尼泽日记：“1934年12月5日……特维尔大街从拐角起就被封闭了，几辆卡车横放在那里，旁边还站着一群一群的红军士兵……列坚斯（安娜·阿利卢耶娃的丈夫、莫斯科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人）吩咐把我们领到亲属的队伍中去。大厅里闪耀着灯光，到处都装饰着长毛绒质地的旗帜，大厅中央摆放着灵柩。这是一副普普通通的红色灵柩。基洛夫的脸呈淡淡的黄绿色，因消瘦鼻子变尖了……在太阳穴至颧骨处是摔倒时磕出的青斑。灵柩右边站着死者不幸的妻子和姐妹。她们都是乡村教师。由于住在偏远地区，姐妹们甚至都不知道她们的兄弟已经是这样一个大人物了。在报纸上见到他的照片后，她们曾与他通过信，但一直没能抽出时间早点来，现在见到他已经是……大厅禁止人们进入。厅内是人数有限的各界人士。我们全都很紧张，小心地四处张望。心想，都是自己人吗？都经过审查吗？最好平安无事……被战友们簇拥着的约瑟夫站到了死者头部那一面。约瑟夫站在死者头部旁边……聚光灯暗了下去，哀乐停止了。警卫人员已经手拿钉灵柩顶盖的钉子站在那里了。约瑟夫登台阶走向灵柩，满面悲伤。他俯身亲吻死者的额头……这场面撕人肺腑，因为人们知道他们的关系非常亲密。大厅里的人都失声痛哭。”

“约瑟大非常痛苦。在基洛夫死后的最初几天，帕夫卢沙住在城外他那里。他们坐在饭厅里，约瑟夫用手撑着头 （我从未见过他有这种姿势）。约瑟夫说：“我完全变成孤儿了。”帕夫卢沙说，当时这特别令人感动，他不由地扑上去亲吻约瑟夫。约瑟夫对帕夫卢沙说，基洛夫像照料小孩一样照料他。当然，在娜佳不幸去世后，这是他最亲近的人了。基洛夫能够真诚而朴实地待他，给他所缺少的温暖和舒适。我们大家表现不同，有的不好意思一次次去看他，同他聊上一会儿，而我并无不好意思之感……阿廖沙对此持怀疑态度，他说，约瑟夫不喜欢女人到他那里去。”

相当了解自己这位亲戚的阿廖沙·斯瓦尼泽显然已开始猜到了什么，并尽量离他远一些。

自他回到莫斯科后，从12月3日起恢复了来访登记。从所有的登记来看，在整整一个月内，每天在他办公室进进出出的都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叶若夫总是最后一个离开他的办公室，而且通常在夜间。

尼古拉耶夫很快便招认，他是“按照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下达的任务杀害了基洛夫的”。在这之后，就匆忙地把尼古拉耶夫枪毙了。

*现在该让主要人物——罪犯登场了

集会没完没了地举行，人们在集会上痛斥杀害基洛夫的卑鄙凶手。季诺维也夫在莫斯科举行的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管委会会议上大骂“卑鄙的凶手”。然而，12月8日已经在列宁格勒开始逮捕季诺维也夫的支持者。

12月16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莫斯科被捕。

在改革时期，曾成立了苏共中央政治局“补充研究有关30—40年代和50年代初期镇压活动的材料委员会”。

该委员会在庞杂的秘密档案中找到了倒霉的季诺维也夫写的信。

在遭逮捕时，季诺维也夫给斯大林写了一封歇斯底里的便函：

“现在是12月16日晚上7点30分。莫尔恰诺夫同志带着一批肃反工作人员来到我家搜查。斯大林同志，我诚实地向您讲，从我按照中央的指示自库斯塔奈回来后起，我一步都没动，没说一个字，没写一句话，没有过一个会向党、向中央和您本人隐瞒的念头。

我考虑的只有这样一件事：如何得到中央和您本人的信任，如何争取让您允许我工作……我用布尔什维克全部神圣的东西向您发誓，我在列宁的英灵面前向您发誓……恳求您相信我说的实话。我内心深处感到震惊。”

亚戈达把这封信交给了斯大林。他没有回信。不过我想，他读到“内心深处感到震惊……”时定会冷冷一笑。因为他知道，当季诺维也夫了解到他为其设计好的角色时，还会更加感到震惊。

拿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开刀是不会输的。他毫不怀疑，这两个人支持不住。季诺维也夫的绰号叫“惊慌失措者”，加米涅夫则是个胆小的知识分子，遇到不幸的事情很软弱。对实现预想的方案来说，他们是最佳的人选。可是亚戈达会添麻烦。他怎么也摆脱不掉对过去的领袖人物那种下意识的敬意。亚戈达和他的侦查员们显然“过于礼貌客气了”，所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同意对谋杀案承担责任。

这一年眼看就到年底了。十月政变过去还不到20年，可它的领袖人物已在监狱中遭到它的报应了。

*像大理石雕成的英雄

摘自玛丽亚·斯瓦尼泽日记：“1934年12月21日，大家为‘当家的’祝寿。9点以前我们都聚在了近郊别墅。来的都是关系密切的人，有莫洛托夫夫妇、伏罗希洛夫、奥尔忠尼启则、丘巴尔夫妇、叶努基泽、贝利亚、拉科巴、加里宁、斯瓦尼泽家的三个亲戚、列坚斯夫妇和阿利卢耶夫夫妇。晚饭吃到夜里1点，然后就热闹开了。 ‘当家的’取出留声机和唱片，自己动手放唱片……我们跳起了舞，他强迫男人们每人找个女士转起来。后来，高加索人唱起了忧伤的歌，“当家的”也用他那不太高的男高音唱了起来……约瑟夫说：‘请允许为娜佳干一杯。’我描写这一情景时眼睛又充满了泪水，

就像当时一样。大家站起身来，拿着酒杯默默地走到约瑟夫跟前。他满面悲伤。在两次重大损失之后，约瑟夫变化很大。他变得温和、慈祥、有人情味一些了，而在娜佳死前他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像大理石雕成的英雄……在阿利卢耶夫夫妇和列坚斯夫妇这四个人当中，能够与之交谈的只有热尼娅。她聪明，充满活力，对一切都感兴趣。在我看来，帕维尔 （热尼娅的丈夫）的智力水平在不断下降，他什么书也不看，同他没什么可聊的。纽拉过于善良，但智力平庸。她的丈夫（列坚斯）傲慢而愚蠢，自命不凡又埋头于琐事。……阿廖沙得到了提升，被任命为苏联国家银行副行长。”

忧伤的“像大理石雕成的英雄”变得温和而慈祥些了，用他那不太高的男高音唱歌，和他们一起跳舞、玩乐。他那时已经知道了这些亲友未来的命运。

*惊险剧的情节：第一次悔过

新年过去了，可亚戈达还是没能把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同杀害基洛夫一案挂上钩。总统档案馆中保存着起诉书的第一方案。它是在1935年1月13日拟就的。起诉书中指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承认自己有罪。

突然就在这一天，季诺维也夫写了“致侦查机关的声明”：

“……侦查期已接近尾声……我想彻底缴械投降。在第十五次，特别是第十六次提审后，我多次对自己说：够了！已经证明，中央和斯大林同志各方面都是对的……但是在遇到新的转折时期的困难时又开始动摇了。1932年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我在自己的供词中详细描述了这一年的事件……我主观上并不想损害党和工人阶级。实际上，我成了想破坏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势力的传声筒。”

（客观上他已经承认自己是敌人了。）

“我在十七大上的发言是真诚的……但实际上我仍然有两个灵魂……我们没能真正地服从党，与党彻底地融为一体……我们

继续回头看，继续过自己那特别窒闷的生活。我们整个这种状况使我们注定要搞两面派活动。我在侦讯中曾肯定地说，从1929年起我们在莫斯科已没有前季诺维也夫分子的中心。我本人也这样想：这算什么中心，只不过是季诺维也夫加上加米涅夫，再加上两三个人……实际上这就是个中心，因为不想真正融合在党内的前季诺维也夫派的残余干部在看着这几个人。我过去的志同道合者……一直都投票赞成党的路线……可是彼此之间却继续发表敌视党和国家的罪恶言论……不管我们是否有意，我们实际上成了反党和反对党的伟大事业的中心之一。这个中心当然起的是反党和反革命的作用。从第

一次审讯起，我就极为气愤，我怎么会同杀害基洛夫的坏蛋搞到一起呢……然而，事实胜于雄辩。从起诉列宁格勒中心的起诉书中得知全部事实后，我应该对前列宁格勒反对派的活动承担道德和政治上的责任，同时对犯下的罪行承担个人责任……1933年从流放地回来后，我以不能令人容忍的轻率态度未向党揭露反党勾当的所有参与者和全部企图……我十分后悔，最真诚地后悔。我愿意尽全力帮助侦查人员……我将说出自己所记得的所有人的名字，他们都参加过反党斗争……我将把这件事做到底，牢记这是我的义务。我只能讲一点：如果我能有机会当众悔过，这对我来说将是极大的宽慰……希望

别人能从我的这个沉痛的事例中看到什么是脱离党的道路，这会使人走向何方……1935年1月13日。”

同样一直否认一切的加米涅夫在第二天——1月14日也突然承认：季诺维也夫分子的领导中心确曾存在，它活动到1932年。

发生了某种重要的情况，它迫使过去的领袖人物在一天内投降了。有人做到了亚戈达和侦查员们未能做到的事。不难猜出此人是谁。

在斯大林的来访登记簿上，1月11至17日这几天是一片空白。显然，这几天他那里来的是不便登记的人——特殊的来访者。被带到他这里的是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这些天一直在做交易。当然，他能够向他们出示他们秘密会见他的对手的证据。他还做了亚戈达没能做到的事。他们承认在道德上和政治上对杀害基洛夫一案负有责任，并供出了自己的支持者。想必，他为此答应很快将宽恕他们。

然而，斯大林要求他们当众悔过。季诺维也夫所说的“如果我能有机会当众悔过……”那句话正是这么来的。

可是季诺维也夫当时并不明白要当众悔过什么……这场戏的情节才刚刚开始，未必有人能猜到作者离奇的意图。

1934年12月16日，季诺维也夫被判刑10年，加米涅夫被判刑5年。现在，过去的十月革命领袖人物被称作搞阴谋的“莫斯科中心”。

在这几天里，列宁格勒的季诺维也夫分子小组也出庭受审。小组成员包括格奥尔基·萨法罗夫，他是未经法庭审判就枪决沙皇一家的组织者之一。

在受审期间，萨法罗夫看侦查员需要有关他过去的朋友的什么供词，就提供什么供词。1935年1月他被判刑5年，1942年未经任何审判就把萨法罗夫枪决了。

整个冬天和1935年的春天，大规模逮捕党内季诺维也夫分子的浪潮一直未平息。党外人士不无幽默地称这一浪潮为“基洛夫急流”。科巴1917年的老熟人——前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的年轻领导人扎卢茨基和什利亚普尼科夫也被逮捕了。向他俩出示了萨法罗夫的供词。供词说，他们搞了反党地下活动。什利亚普尼科夫被判刑5年，但仁慈的约瑟夫把他的坐牢改为流放到阿斯特拉罕……但这只是暂时的。

什利亚普尼科夫还要参与演出，“当家的”也为他想好了在血腥的情节中扮演什么角色最合适。

春天即将过去，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都期待着已经习惯了的命运转折。对加米涅夫来说，转折确实很快就出现了，但这是最出乎意料的转折。

快乐的寻花问柳者、大剧院芭蕾舞女演员的倾慕者阿韦利·叶努基泽，开始就逮捕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一事发起牢骚来了。阿韦利是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斯大林的好朋友。可是，老布尔什维克阿韦利与应当消失的老党完全结合在一起了。于是，好朋友阿韦利马上也被安排进了惊险剧的情节内。不仅如此，“当家的”真幽默，还把阿韦利和他要保护的加米涅夫安排在了一起。

1935年6月，叶若夫在中央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办公机构和叶努基泽同志的情况》的报告。

原来，由于叶努基泽令人不能容忍地玩忽职守，在克里姆林宫内活动着一大批恐怖分子团伙。人们胆战心惊地在报纸上了解到了有人如何策划杀害他们的领袖斯大林的惊人事件。“克里姆林宫事件”就这样产生了。

加米涅夫被宣布为策划中的谋杀行动的直接组织者。阴谋活动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因叶努基泽玩忽职守而混入克里姆林宫的保皇党分子联合起来了……斯大林妻子之死的多嘴多舌的见证人也被定为阴谋活动参加者。就在那个时候，克里姆林宫卫队长的秘书阿列克谢·西涅洛博夫被枪决了，他的妹妹被判刑4年。女清洁工科尔恰金娜当时因散布诋毁政府领导人的流言也被判了刑。她们两人都没有从劳改营回来。亚戈达把加米涅夫的兄弟尼古拉·罗森菲尔德及其在克里姆林宫图书馆工作的妻子也划进了恐怖分子小组。同时被定为恐怖分子的还有托洛茨基的儿子谢尔盖·谢多夫……因克里姆林宫案件，加米涅夫又被判刑5年，服刑期与季诺维也夫一样长了，尼古拉·罗森菲尔德和妻子被判刑10年，谢尔盖·谢多夫被判刑5年。

以前住在克里姆林宫的加米涅夫的妻子奥莉加·达维多夫娜被定为恐怖分子。她是托洛茨基的妹妹，因此正是阴谋案的理想人选。共有110个人被判处年限不等的徒刑。斯大林多年的朋友、他的亡妻娜佳的教父阿韦利·叶努基泽“因政治上和生活上腐化被开除出党”，1935年7月7日党中央全会的决议中正是这样讲的。

在这个案件中已经可以感觉到未来案件的规模了。

摘自玛·斯瓦尼泽的日记：“……我坚信，我们正在走向伟大而光辉的未来……阿韦利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这个充满背叛行为和肮脏行为的家族曾令我感到害怕。现在一切都变得明朗了，一切坏东西全被扫光，一切都将越来越好。”

他的确在认真等划这光明的未来，而玛丽娅将在这未来中迎接自己的末日。

早在1935年4月就公布了他的新法律：12岁以上的儿童犯罪承担与成年人同样的责任，可判死刑。因此，在今后的审判过程中，他的牺牲品不仅要考虑自己，而且还要为自己的后代着想。

然而，逮捕的高潮开始下降了。没有搞任何公开的审理。在报纸大造声势之后，期待着大规模红色恐怖的人民有些失望了。一切又都恢复枯燥无味的常态了。

高尔基再三请求释放加米涅夫已令他感到厌烦。不错，“当家的”又愚弄了所有的人。人们以为，演出已经结束。其实大幕才刚刚拉开，他琢磨出的那出戏里的全部主要事件还在后头。

*“人民需要沙皇”

春天伴着一种新的大众消遣方式过去了，这种消遣使人完全忘掉了惩治前领导人一事：莫斯科地铁通车了——这是未来天堂的又一明显特征。富丽堂皇的地下宫殿要直观地向劳动人民展示，他们的子孙将来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住什么样的房子。

摘自玛·斯瓦尼泽日记：“1935年4月29日。大家聊起了地铁，斯韦特兰娜说想去乘地铁玩玩，于是我们几个人——我、热尼娅、保姆和她立刻就说定了。突然来了麻烦，约瑟夫忽然也决定去乘坐地铁。莫洛托夫被叫来了，大家都非常紧张，低声议论说不做准备就这样去乘车有危险。卡冈诺维奇比谁都着急……他建议12点钟出发，因为那时游人乘车已停止……但约瑟夫坚持马上去。在“猎人市场”站，人们自发地拥过来欢迎领袖，高呼‘乌拉！’，跟在后面跑。我们大家被冲散了，我在一股拥挤的人流中差点被憋死。那种欣喜若狂和热烈欢呼的场面超过了人们所能想像的限度。约瑟夫很高兴……兴奋的人群把生铁底座的灯都碰翻了。”

生活在苏联的人能够轻易地想像出，在这兴高采烈的人群中有多少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侦探。不过，如果这真是一群普通人，热情也会一点不减。

摘自玛·斯瓦尼泽日记：“……我觉得，尽管他十分清醒，人民对自己的领袖的那份热爱还是感动了他。此情此景未经任何准备，没有任何形式主义的东西。他有一次在提到对他的热烈欢呼时说：

‘人民需要沙皇’，即他们能够崇拜并为其生活和工作的人……”

他不止一次提到沙皇。老布尔什维克恰金在他写的一封便函中回忆了在基洛夫家吃晚饭的情景。当时斯大林说：“你们要看到，多少世纪以来俄国人民一直受沙皇统治，俄罗斯人是拥护沙皇的，俄罗斯人已习惯于有个人当领袖。”

直到现在，在准备消灭忠于列宁的执拗的老革命者们时，他还在想着未来的王朝。难怪一位侨民在他槁完血腥清洗之后说：“为了产生俄罗斯的君主，需要大量流血。”

*妈 妈

他终于在年底见到了母亲。他仍然全年都按时与母亲通信：

“1935年6月11日。我知道你身体不太好，不要害怕生病，忍一忍，一切都会过去的。我让自己的孩子去看你。他们是好孩子，欢迎他们吧，好好地亲亲他们。如果有可能，我不管怎样也会去看你。”

不错，该去看母亲了。母亲经常生病，谁知道来年他们还能不能见面呢。何况，来年在他想干的事情结束之后再去格鲁吉亚就不太容易了，而且也危险。正因为如此，他才决定这时去，让母亲在显赫的荣耀中，在未来的诅咒之前看到自己的儿子。

母亲早就被送到了第比利斯，并让她住进了沙皇母亲应该住的地方——过去沙皇派驻格鲁吉亚的总督的宫殿。一些大公曾经下榻这里。母亲在整座宫殿中挑了一间很像她们过去住的简陋房屋的小厢房。

有两个戴黑帽子的女人负责照料凯凯。他的老母的生活安排得十分周到——他为母亲提供一切，专门有位医生负责她的健康。外高加索地区党的领导人贝利亚也亲自过问凯凯的生活情况，让她在各方面都无忧无虑。

*登场人物

拉夫连季·贝利亚——1917年5月入党。

莫洛托夫说：“我在列宁的办公室里就见过年轻的贝利亚。”

不过，贝利亚真正得到提拔还是在“当家的”掌权时。他让年轻的肃反工作者贝利亚当上了领导人，而且越来越器重他。在斯大林上一次过生日时，贝利亚已在受邀请者之列。

贝利亚巧妙地把见母亲这件事变成了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举动。各报都登载了伟大母亲和伟大领袖情深似海的动人故事。“圣母玛丽亚”赫然出现在报纸上。贝利亚摸透了这位过去的教会学校毕业生的口味。

“75岁的凯凯和蔼可亲，精神矍铄。她在讲述与儿子见面那难以忘却的时刻的时候，简直是容光焕发。‘全世界看着我的儿子和我们的祖国都高兴，我这个做母亲应该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真理报》文章）

实际上他呆的时间不长。她在见面快要结束时问：“约瑟夫·你现在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你记得沙皇吗？我差不多就是个沙皇。”

这时候她说：“你最好当个神父。”

*“她毁了我的一生”

他一直还在思念着亡妻。他在她死后仍然与她激烈争吵。

摘自玛·斯瓦尼泽日记：“大家谈起了雅沙。”这时约瑟夫又想起了他对我们的娜佳的恶劣态度、他的婚姻，想起了雅沙的全部错误和他的自杀企图。于是约瑟夫说： ‘娜佳那样强烈地谴责了雅沙想要自杀的行为，她怎么可以自己又开枪自杀呢？她做得很不好，她伤害了我……她怎么能抛下两个孩子？孩子们怎么样呢？他们过了几天就把她忘了。可她却毁了我的一生。’”

在她死后，好像是为了报复她，他在家里完全改变了她安排好的日常生活方式。

秘密警察开始掌管家务。他责成自己的卫队长尼古拉·弗拉西克监督孩子们的学习。

弗拉西克出生在俄罗斯偏远的乡村，曾在全俄肃反委员会所属部队服役，缅任斯基从那里把他推荐到斯大林卫队。

弗拉西克负责照料孩子生活的副手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叶菲莫夫，他同时还是祖巴洛夫别墅（瓦夏和斯韦特兰娜夏天住在这里）的警卫长。

这种教育的结果很快就表现在瓦夏身上了。

总统档案馆中保存着叶菲莫夫给弗拉西克的报告。弗拉西克总是准时把这些报告转交给“当家的”。

“1935年9月22日。弗拉西克同志，您好。现向您报告我们的工作情况。

“首先一点，斯韦特兰娜和瓦夏身体健康，自我感觉良好。斯韦特兰娜学习很好，瓦夏的学习情况不行……他根本不去上学，说是嗓子疼，可又不让医生看他的喉咙。”

摘自玛·斯瓦尼泽日记：“1935年11月17日。吃晚饭的时候大家讲起了瓦夏的情况。他学习不好。约瑟夫给他两个月时间改正缺点，并威胁说要把他赶出家门，找三个有天分的小伙子取代他来接受教育……”

瓦夏怕父亲，但他知道如何保护自己。

负责教育工作的叶菲莫夫向弗拉西克报告：“1935年10月19日。瓦夏在一张纸上写下了自己的姓名，他最后写道： ‘瓦夏·斯大林生于1921年，死于1935年。’这话让人产生不祥的感觉，他会不会打了什么主意？

看来，瓦夏了解到了 （偷听到了）有关母亲的一些事情，于是以此为武器来吓唬父亲。

摘自玛·斯瓦尼泽日记：“约瑟夫十分了解斯韦特兰娜和瓦夏两个人。他非常善于分析问题，是个非凡的心理专家。”

看来热情洋溢的女士在这里写的是正确的。“当家的”非常了解儿子，他在写给儿子的老师马尔特申的信中 （这封信1989年发表在《教师报》上）这样描写了瓦西里：

“瓦西里是个被惯坏了的孩子，能力一般，举止粗野（愚昧落后型的人），有时不诚实，喜欢讹诈有些软弱的领导人，常常表现为意志薄弱的，或确切地说是懒懒散散的无赖。形形色色的，‘亲戚们’把他宠坏了，他们动不动就强调说，他是‘斯大林的儿子’。我感到高兴的是，您是一位尊重自己的教师，能要求这个无赖遵守校规。如果放肆无礼的瓦西里没能毁掉自己，那是因为我国有一些对任性的小少爷不示弱的老师。我建议对瓦西里要求再严一些，不要怕这个任性的孩子用自杀来进行讹诈和威胁。”

他如此毫不留情地描写了自己所爱的儿子。

另一个儿子，他不喜欢的儿子，也给他带来了意外。

摘自玛·斯瓦尼泽日记：“1935年11月17日……雅沙再次结婚了，新娘是尤利娅·伊萨科夫娜·别萨尔布。她大约30—32岁，长得不错，爱卖弄风情，很自信地讲着蠢话。她的目标是离开丈夫和向上爬……这一点她做到了……她的东西还放在前夫那里。我不知道约瑟夫对此会持什么态度。”

“1935年12月4日。约瑟夫已经知道雅沙结婚一事，他对此持礼貌中带讥讽的态度。雅沙毕竟已经27或28岁了。”

斯大林的生日又到了。

摘自玛·斯瓦尼泽日记：“1935年12月26日。有21个人给约瑟夫发来了贺信 （‘我们祝亲爱的约瑟夫生日好。语言不足以表达我们所希望的美好’）……约瑟夫情绪非常好。大家围坐在桌旁，吵吵闹闹，高高兴兴……约瑟夫对阿廖沙说： ‘要不是你，就不会有这一切。我把这个日子完全忘了’……”

他就这样与未来的死者消遣作乐。

第七章 铲除“令我愤怒的人”

“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我恼恨的杖。我要打发他攻击亵渎的国民，吩咐他攻击我所脑怒的百姓。”—— 《圣经·旧约·以赛亚书》第10章、第5.6节

“［我］……用刀杀戮你们的少年人……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 《圣经·旧约·阿摩司书》第4章、第10节

*一切都是为了开始

1936年来到了。在策划血腥的审判时，他在对外政策方面取得很大进展。他喜欢同时在对立的两方面同时采取行动。他与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加入了国际联盟，成了集体安全的主要拥护者。许诺给予民主自由的宪法草案，也是要掩饰未来的血腥清洗。在审判革命者的背景下。宪法造成了一种必不可少的幻觉：俄罗斯正在建设一个没有可怕的列宁主义者的民主国家。他知道，西方势必要支持这一幻觉。对希特勒寄予的希望得到了证实。德国重新武装了起来，西方则落后了。这时他们明白了，若没有这个非常可怕的斯大林，就战胜不了希特勒……他很走运！在审判期间，希特勒将掠夺欧洲，而佛朗哥将军则将开始在西班牙搞叛乱。

结成人民阵线的左派政党，在 1936年的西班牙选举中获胜。得到希特勒支持的佛朗哥将军便开始搞反对人民阵线政府的叛乱。一场残酷的内战在西班牙爆发了，全世界的反法西斯主义者都帮助共和国军队。

“当家的”立刻又作出了积极反应：为帮助民主力量，向西班牙派去了苏联顾问、坦克、飞机和大量的内务人民委员部间谍。

这一切都是在好收成的背景下进行的，当时人们在革命恐怖之后刚稍稍喘了口气。他选择1936年是成功的。他开始进行已筹划好的进攻。

提上日程表的是：让党灭亡。

*剧情出现转折

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召开了高级领导人特别会议，宣读了关于揭露重大阴谋活动的报告。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反对派其他领导人是阴谋活动的主谋。原来，他们在各大城市建立了恐怖分子小组。全体与会者都按照内务人民委员部秘密政治机构的指示行事，这是为了进行侦查。领袖本人将亲自监督侦查工作。叶若夫将协助领袖工作。

所有与会者当然都明白没有任何阴谋，但他们了解“深层语言”。这在“深层语言”中意味着：党需要这个阴谋。为了取得对世界帝国主义和分裂分子托洛茨基的斗争的胜利，需要这样做。

最后宣读了亚戈达的秘密通令：人民委员部已经提醒过，不准对被告使用非法的侦查手段，例如威胁和刑讯。这在“深层语言”中意味着：必须使用非法手段，因为要毫不留情地搞垮接受侦讯的人。

*惊险剧开场

把数百名反对派成员从流放地和监狱弄到了莫斯科。他们必须承认搞了恐怖活动和参与公开审理。血腥的剧情还在后头。在

不久前的知识分子诉讼案之后，国人对这种演出已经很熟悉了。只不过现在他要让久经考验的列宁主义者和昔日的党的领导人出演间谍和杀人犯的角色。一切将从他们身上开始。就像领导人该做的那样，他们将率领整个老党去赴死。

侦查员们日日夜夜地整治未来的演出参加者。他们经受不住“车轮战”——昼夜审讯，不让休息。不过，在承认了侦查员要求承认的事情，并因此而获准睡觉、吃饭和吸烟之后，这些受迫害的人一旦缓过劲儿来又往往推翻供词。那个叫奥尔洛夫的秘密警察头子说：“有一天晚上我和鲍里斯·贝尔曼（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位领导人）正走在走廊里，这时从侦查员克德罗夫的办公室传出的惨叫声使我们止住了脚步。我们推开门，看到坐在椅子上的涅利多夫。他是高尔基师范学院的化学老师、沙皇俄国驻法国大使的孙子。克德罗夫处于狂怒状态。他解释说，涅利多夫已招认想杀害斯大林，可现在

突然又翻供了。克德罗夫歇斯底里地嚷嚷着： ‘瞧，瞧，你们瞧，这是他写的……’克德罗夫显得好像他就是涅利多夫的受害者，他的眼中闪着磷光和疯狂的火花。”

*“没有我完成不了的要求”

准备中的演出的假想主人公季诺维也夫这段时间一直在没完没了地给过去的盟友，现在的“当家的”写信……

有这样一个众所周知的说法：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带到了莫斯科，“当家的”在这里骗了他们，亲自说服了他们参加审判，答应给他们留条活路。季诺维也夫遭受了刑讯等等……然而，读一读季诺维也夫这些不久前才公开的痛苦的信就足以了解真相了：

“4月14日。我心中有个强烈的愿望——向您证明我再也不是敌人了……为了向您证明这一点，没有我完成不了的要求……我有时长时间地看报纸上您的和政治局其他委员的照片，同时心里想：我的亲人，你们了解一下我的心情吧。难道你们看不到，我再也不是你们的敌人了，我完全是你们的人，我……愿意为得到宽恕而尽一切努力。”

“5月6日……我在狱中得到人道主义的待遇：为我治病等等。可是我老了，而且受到很大震动……几个月来我老了 20岁……帮帮我吧，请相信我。别让我死在狱中，别让我在单独监禁中发疯。”

“我的状况很不好……恳求出版我在上乌拉尔斯克写的那本书。这书倾注了我的心血。还有，如果我能为自己的家，特别是我儿子求情的话，请您帮帮他们，我儿子小时候您见过他，他是个学者型的有才华的马克思主义者。现在我全靠您了。

季诺维也夫1936年7月12日”

不错，这一切都不是事实。在丢掉权力，遭到监禁，感到死亡威胁，尝到自己曾随意让他人遭受的痛苦的一小部分之后，季诺维也夫被摧垮了，变成了微不足道的人物。没有过任何刑讯，恰恰相反，“我在狱中得到人道主义的待遇：为我治病等等。”

因此，“当家的”不需要再与过去的盟友相见。威严的季诺维也夫不复存在了。只有个不幸而多病的奴仆，他自己愿意效劳，而且渴望效劳。他愿意糟蹋自己和他人：“没有我完成不了的要求。”季诺维也夫“愿意做任何事情”。

“当家的”很清楚，惊险剧的上演将一帆风顺。

我在一篇文章中也重复过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进行刑讯的说法，还说过斯大林曾把他们叫来，劝说他们。

为此我收到了一封不寻常的信，署名极为有趣：“H—K.B.Д”。信的内容如下：

“同志，您错了。对季诺维也夫没搞过任何刑讯。我不认为斯大林在准备审判期间见过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不过我知道，有受他委托的人与他们谈过话。我听到过莫洛托夫与季诺维也夫的谈话内容。莫洛托夫说话冷冰冰的，但像平常那样很严谨： ‘您向党撒过多少次谎？您的谎言给党造成了多少次伤害？现在，为了党的利益建议您诽谤自己。目前，在托洛茨基分裂工人运动和德国人准备进攻我们的时候，您的谎言无疑能够帮助党。这一点不容拒绝。要讨论什么呢？如果党的利益要求这样做，我们不仅应该献出我们微不足道的名誉，还应该献出生命。不过，客观上并没有要求您撒任何的谎。您所做的一切客观上都是背叛党的利益的行为……’这段时间对季诺维也夫一直十分尊重。他应该能在这尊重当中看到获得宽恕的可能性。季诺维也夫有时去劝说加米涅夫。聪明的加米涅夫有段时间固执己见，因此有时别人对他讲话很粗鲁，不过没搞过刑讯。我要重复的是，上级的指示恰好相反。监狱被搞得像个诊所。这也制造了一定会给予特赦的气氛。他们只想活下去。对党讲的那些赞美之词也使人保持了对他们的尊重。像出席党的秘密例会那样，为他们提供了参加审判的机会。然而，莫洛托夫犯了一个错误。他真的认为应该赦免他们，并斗胆讲了出来。在这之后他自己差点卷入审判。而此时他在彼得格勒委员会的所有朋友——什利亚普尼科夫、扎卢茨基都已被投入监狱。我们马上就明白了：在关于审判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等人的正式报告中，在 ‘季诺维也夫的杀手’打算消灭的领导人名单中，没有莫洛托夫的名字。除莫洛托夫外，政治局全体成员都在名单上。大家当然明白是怎么回事。当审判开始前让莫洛托失去南方休假时，人们就开始等消息了。通常是在半路上逮捕……可是，莫洛托夫一个月后回来了，甚至赶在开庭前。他吸取了教训。如果他还有自己的见解，那只是在‘当家的’需要这样的时候。”

当“石头屁股”不在的时候，或许“当家的”明白了，这个不知疲倦的工作者干了很多工作，于是决定放过他？

在后来的审判中，莫洛托夫的名字被列入了“托落茨基的杀手”准备杀掉的人的名单。

与加米涅夫打交道要多费些周折。奥尔洛夫介绍说：侦查员切尔托克朝他嚷道：“您是个懦夫……这是列宁亲口说的……您在十月革命期间是个工贼。您一会儿从这个反对派转到那个反对派……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从事了地下斗争，而您在外国的咖啡馆里消磨了时光。您以为您还是我们的偶像吗？如果我们把您放了，您遇见的第一个共青团员定将把您就地处死。随便问一个少先队员：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是什么人？’他肯定回答说：‘人民的敌人。’”

确实如此，要想让加米涅夫听到人民群众每天的狂怒言论，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足够了。还发出一个威胁：“如果您拒绝出庭认罪，就让您儿子替罪。有供词说，他曾在公路上对伏罗希洛夫和斯大林的汽车进行盯梢跟踪。”

当得知季诺维也夫已同意提供任何供词之后，加米涅夫明白自己完了，于是同意扮演同样的角色。

就这样，主要演员做好了演戏的准备。为了审判，又给他们配了几个著名党员。例如，伊万·斯米尔诺夫是1905年入党的党员，打击过高尔察克。前邮电人民委员谢尔盖·姆拉奇科夫斯基是工人出身，老布尔什维克，也是与高尔察克作战的英雄。同样是以党的神圣名义恳求他们的方式让他们做了出庭准备。（在1956年赫鲁晓夫解冻时期，斯米尔诺夫离了婚的妻子萨福诺娃证实：在要求她诽谤过去的丈夫时解释说，“党需要这样做。”）

*老熊的末日

在1936年炎热的夏季，还要解决高尔基的问题。罗曼·罗兰曾伤感地称他是“鼻孔上穿着铁环的老熊”。可是，高尔基显然不再是驯服的熊了，他要求宽恕自己的老朋友加米涅夫。在高尔基任社长的科学院出版社，加米涅夫是副社长。当然，出版社被查抄了。高尔基又愤怒了，他甚至宣布：决定离开，去索伦托治病。然而，“当家的”吩咐：不准去。他就是这样被牵着鼻子走的。在此之后，高尔基的秘书克留奇科夫成了他实际上的看守——公开监视所有来高尔基家的人。

“小亚戈达”还厚颜无耻地公开与高尔基的儿媳乱搞。就像一场灾难的前奏，世界上最大的飞机“马克西姆·高尔基”号在1935年5月坠毁了。这架飞机曾被用来宣传国家成就。

亚戈达把高尔基写给路易·阿拉贡的信交给了“当家的”。高尔基在信中请这位著名诗人马上来见面。“当家的”心里清楚：名叫马克西姆·高尔基的第二架宣传机器也遇难了。应该作出结论。鉴于未来的审判规模庞大，他不会不了解高尔基造反的危险。而高尔基仍继续坚持不懈地要阿拉贡来。熊不再顺从鼻子上的铁环了。看来斯大林是在这个时候责成亚戈达好好看护高尔基，尽一切可能不让敌人利用作家。

亚戈达当然去做了……帮助高尔基离开了人世。

阿拉贡后来写道：“已经两个月了，高尔基不断地叫我们去，而且一次比一次显得急迫。”

亚戈达战胜了共产党人阿拉贡和他的俄国妻子、作家埃尔扎·特里奥列。显然，有人建议他们来到俄罗斯后不要急于见高尔基，先到埃尔扎住在列宁格勒的亲戚那里呆些日子。阿拉贡后来公正地写道：“我们当时应该马上赶到莫斯科去。”

可他们没有急着去莫斯科。阿拉贡6月15日才来到莫斯科，那时高尔基已经奄奄一息了。因此，这位顺从的诗人未能与他交谈。高尔基于6月18日去世。

还有一位来访者在那个悲痛的日子也来到俄罗斯。他就是法国著名作家、苏联的朋友安德烈·纪德。他被请来歌颂苏维埃国家，但他打算先见见高尔基。安德烈·纪德6月18日抵达莫斯科，他的头一个问题就是问高尔基的健康情况如何。

然而……高尔基恰恰在6月18日去世，真好像刻意安排在著名的来访者抵达这天。而对这位来访者，无法像命令共产党人阿拉贡那样命令他别见高尔基。

“小亚戈达”就这样愚弄了纪德，还保住了无产阶级文学经典作家的好名声。“斯大林集中营中最自由的囚徒”得到了隆重安葬。“当家的”亲手捧着骨灰盒。主要的受委托者——莫洛托夫在追悼会上讲了话。安德烈·纪德也讲了话。他说：“到目前为止，世界各国的大作家几乎都是造反者和不安分的人……在苏联头一次……作为革命者，作家再也不是反对派分子了，正相反……苏联在新的天空点亮了新的星星。”

纪德在苏联住了两个月，他是欧洲激进分子中唯一写了“新天空”下这个可怕的国家的真实情况的人。

又一个爱唠叨的人、同样非常著名的党员——前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在1936年去世了。在恐怖年代进行大批枪决的同时，许多老布尔什维克平静地死去了，这是很有益处的……

内务人民委员部有个壮观的毒药实验室，它是没有出息的药剂师亚戈达一手经营的……

*惊险剧开场：“首次审判列宁的战友”

事情就这样发生了！他选择苏维埃宫作为审判杀害基洛夫的凶手的地点，不久前基洛夫的灵柩就停放在这里。不过，历史又开了个玩笑：对十月革命后的国家领导人的审判，在一个叫“十月厅”的小厅里进行……而且，他选定的演出开始日期——8月19日，恰与莫斯科演剧季节的开始日期巧合。

十月厅变成了革命法庭。厅内是红色基调，连法官的桌子都蒙上了鲜红的桌布，高大的椅子上带着苏联国徽……在右侧墙边的木隔板后面坐着被告，他们身后站着红军战士，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被告背后有一扇门，此门通向小卖部和被告们休息的房间，这里被称作“他的剧院后台”。亚戈达和公诉人维辛斯基在这里与被告友好地讨论过审判过程，并像安排演出的值班导演那样，更正过和下达过指示。厅内还有演员，他们是身穿便衣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侦探，在那里冒充老百姓。他们的任务是：一旦被告要破坏已经排练好的演出，就用愤怒的叫喊声压过他们的声音。

被告们的罪名是：他们按照托洛茨基的指示建立了一个谋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地下中心，已经杀害了基洛夫，组建了一批去行刺斯大林及其忠实战友的恐怖分子小组。

国家公诉人维辛斯基要求枪毙“这些疯狗”（共16名被告）。

在这之后，被告们——著名的布尔什维克全都诚心诚意地招了供，并表示悔过。

季诺维也夫说：“我那扭曲了的布尔什维主义变成了反布尔什维主义。通过托洛茨基主义我走到了法西斯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的变种。”

加米涅夫说：“我第三次站在了无产阶级法庭面前。已经两次保留了我的性命，但是，无产阶级的宽宏大量是有限度的。”

被告们一致要求枪毙自己，审判进行得非常顺利……

加米涅夫说：“我想对我的孩子说几句话。我有两个孩子，一个是空军飞行员，另一个是少先队员。不管对我作出什么样的判决，我都认为判决是公正的。你们不要向后看，要勇往直前，和人民一起跟着斯大林走。”

加米涅夫了解科巴，因此试图那怕只救救孩子。但科巴是有深远考虑的。

加米涅夫的儿媳保存着一份正式文件，这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对她的提问所作的答复：

“加米涅夫，列夫·鲍里索维奇死于1936年8月25日，终年53岁。死因__________。死亡地点——莫斯科。加米涅娃，奥莉加·达维多夫娜死于1941年9月11日，终年58岁。死因__________。死亡地点__________。加米涅夫·亚历山大·利沃维奇死于1939年7月15日，终年33岁。死因__________。死亡地点__________。”

快活的儿子——空军飞行员亚历山大就这样离别了人世。父母曾叫他柳季克。加米涅夫的小儿子——那个少先队员在17岁的时候也被枪毙了。

报纸上的诅咒甚嚣尘上。可他关心的是，让暂时还自由的著名老布尔什维克诋毁自己过去的战友。传奇人物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 （就是他在十月政变那天在冬宫宣布临时政府被推翻的）在《消息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彻底消灭光》的文章。他痛斥了“法西斯破坏分子的别动队”，认为”与这些破坏分子只能用一种方式交谈——枪毙！”。当然，他颂扬了斯大林同志，说斯大林以“鹰一样锐利的目光”看到了远景，保障了团结，把苏联变成了“强大的花岗岩壁垒”。

灾难很快也会轮到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头上，但暂时还要让他工作。

一批领导人被判处枪决。在前中央国立十月革命档案馆的机密库中存有他们的绝笔。这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米尔诺夫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中心”案的其他被告所写的特赦请求书。

加米涅夫平静而坚定地写下了几行必写的内容……可季诺维也夫就不同了。他的字迹时而像孩子写的那样一笔一划，时而因极度恐惧而歪歪扭扭。

8月25日凌晨，他们的监房走进来几个人……

惊险剧的第一幕演完了。

*接力棒

然而，演出仍在继续。在枪毙列宁党的领导人时，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亚戈达和叶若夫全神气活现地到场。

斯大林的卫队长保克尔也在场。保克尔过去是布达佩斯轻歌剧院的理发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俄军俘虏。后来他参加了革命，进了国家政治保安局，接着便飞黄腾达。保克尔仍然喜欢看演出，他本人在丑角艺术中的表现也是无法形容的。还是那位奥尔洛夫描述说，保克尔给“当家的”演了一个他喜欢的节目——扮装被带去执行枪决的季诺维也夫：

季诺维也夫软弱无力地被警卫人员架着走，他的双脚拖在地上，悲伤地呜咽着。后来季诺维也夫跪了下来，大声喊叫：“同志，看在上帝的面上请把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叫来……”斯大林看后“一阵狂笑”。

他狂笑，还因为已经知道这个大胆的介绍情况的人也末日将临。保克尔同样属于久经考验的老党员，因此这个快活的演员很快也要在他的戏中扮演同样的角色，同样要吃一颗子弹，同样要哀求行刑者。

亚戈达很珍视有历史意义的纪念品，因而拿走了枪毙著名革命家所用的子弹。

在亚戈达被枪毙后，执行枪决任务的叶若夫拿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子弹。

后来叶若夫也被枪毙了，这些子弹就永远留在了他的案卷中。附在案卷中的物品登记录上写道：“一些左轮手枪子弹分别用纸包着，上面写着 ‘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

他们在斯大林的嘲笑下卖力地互相传递的死亡接力棒，具有某种象征意义。

*唯一的留金

在消灭“左派”的同时，斯大林已着手准备镇压“右派”。他在策划新的演出和培养新的演员。加米涅夫按照侦查员的要求供称：布哈林也参与了恐怖计划。关于布哈林的供词是为惊险剧的第二幕用的。当然，“当家的”也没忘了留金。留金被押解到莫斯科，关进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可怕的内部监狱。留金是唯一敢于真正起来反抗的人，他应在未来的演出——审判“右派”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然而，留金在审判中也是唯一拒绝合作的人。尽管如他本人所写的那样，“像对待牲口一样对待他”，但他还是挺住了。在党的全部名人当中，只有质朴的留金一个人维护了自己的尊严。在他的案卷中有他写给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最后一封信。这封信在50年以后才为人所知：

“我不怕死，即使内务人民委员部侦查机关显然违法地准备杀死我。我预先声明，我甚至不会请求赦免，因为我无法为没做过的事情和根本没有我的过错的事情而悔过。可是，我现在不能忍受对我搞的违法行为，请别让他们伤害我。如果我得不到保护，我将再次尝试用某些方法保护自己。这是无自卫能力的、无权利的、被捆住手脚的、被彻底与外界隔离开的、无辜受迫害的囚犯处在这种情况下唯一可以选择的方法……1936年11月1日。”

叶若夫把这封信转给了斯大林。在这之后，又折磨了留金两个月，但还是没有达到目的。1937年1月留金被枪决了。

“当家的”再次意识到，亚戈达不胜任工作，他仍然对那些党员太客气。

*惊险剧的另一位主角

在决定干掉亚戈达之后，斯大林像往常一样对他大施恩惠：让他住进了克里姆林宫，并对他说：“您在政治局获得了席位。”后来人们纷纷描写“当家的”那种极其残忍的行为——在“消灭”牺牲品之前一定先提拔他。实际上他希望牺牲品更卖力地工作，并对结局毫无准备。更主要的是，他喜欢奥赛罗这个角色。他在结局之前提拔那些牺牲品是为了让人民看到，他是多么地喜爱他们，而他们又是如何欺骗了轻信的约瑟夫。

狡猾的亚戈达被幸运弄糊涂了。在等待继续得到奖励的同时，亚戈达下令加快莫斯科—伏尔加运河工程的进度。

饥饿的囚徒在工地上拼命干活，数千人把命都搭了进去。亚戈达希望能以自己的名字命名运河，因此极力讨好“当家的”。“当家的”喜欢一切沙皇时代的东西，亚戈达就让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高级官员穿上了超级制服：带金线的雪白制服上衣、天蓝色的裤子和镀金短佩剑都是沙皇海军军官的穿戴。内务人民委员部大楼旁的哨兵换岗仪式，照沙皇近卫军的样子当众进行。内务人民委员部豪华的俱乐部，也变成了沙皇近卫军团时期的军官俱乐部。各局领导人在这里举办舞会。这个新的特权阶层的太太们蜂拥到女裁缝那里做衣服……1936年9月，外事局局长斯卢茨基举办了假面舞会。安装在天花板下面的旋转镜面大球在昏暗的舞厅中制造了一种雪花飘落的效果。男人们穿着晚礼眼和制服，太太们穿着长长的晚礼服裙……女人戴着面具，身着从大剧院借来的化装跳舞服。

但这是瘟疫流行时的喜筵。他们枪毙别人的时间剩下的不多了。他们的妻子不久就要换上另一种服装：斯卢茨基将被毒死，在这舞厅跳过舞的人百分之九十将被枪毙。

1936年9月25日，当家的和他新提拔的日丹诺夫从他们的休养地索契给忠实的莫洛托夫和政治局发来一封电报：“我们认为，绝对必须紧急任命叶若夫同志担任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显然在揭露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的工作中没能胜任交给他的任务。国家政治保安局在这个案子上动手晚了4年。”

他让亚戈达当邮电人民委员。但是亚戈达了解“当家的”，他已经全明白了：等待结局的磨难开始了。

*一支庞大的军队

叶若夫把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薪水增加了三倍，大大超过了党和国家机关的薪水。最好的住房、休养所和医院转交给了内务人民委员部。这些好处叶若夫的人整整享受了一年半。

到1937年，在彻底消灭列宁党的行动准备停当以后，他把内务人民委员部变成了一支拥有几个师和数十万保卫工作者的庞大军队。

内务人民委员部各局在外省拥有绝对权力。各大型企业和所有的学校都有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别机构。巨大的情报员网覆盖了全国。情报员干的仿佛是社会义务工作，可是得到的好处却很明显：不断提升。更主要的是，有机会对他们不喜欢的所有人进行血腥的报复。他们单位的领导在他们面前战战兢兢。人们都争当情报员。还有，在镇压年代，这好像是一种可靠的保护手段。不过，当他们的主人倒台时，一些情报员也会遭到与主人同样的命运。

除了固定的情报员外，其余所有公民必须满怀热情地参加这项工作，他们甚至要报告有关自己的情况。在得知自己的熟人被捕后，党员必须立即报告自己与被捕者的关系如何。

还是那位奥尔洛夫举了个例子：前面提到过的侦查员克德罗夫是列宁的一位朋友、老布尔什维克克德罗夫的儿子。有一次他因“一个微妙的案子”叫住了奥尔洛夫。原来，有个叫伊利英的老布尔什维克被捕了，而克德罗夫的父母与他在流放地交过朋友。

“您看我父亲是否应该递交中央一份书面材料，说明伊利英夫妇有时顺路到我家来，和我们一起喝茶？”克德罗夫苦恼地问。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别处监视着直至中央委员会的党的全部机构。只有在征得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同意后，所有党的领导人的任命才能得到批准。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内部建立了对自己的工作人员进行监视的几个特别处。

另有一个秘密的特别处对这几个处进行监视。这里同样有专案文件，而且数量很多。

后来在逮捕叶若夫时，在他的保险柜中竟发现了有关斯大林的专案文件。那是一个格鲁吉亚人 （当然在集中营里消失了）的回忆。他证明，斯大林是钻入革命队伍的奸细。

1937年来到了，以叶若夫为首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开始全面消灭老化的党。

1937年1月23—30日，又对列宁的战友进行了一次审判，这就是“托洛茨基平行中心”案。卷入此案的都是克里姆林宫的显贵——托洛茨基过去的战友，而他们早已背叛了自己的偶像。但这也没有帮上他们的忙。

中央委员尤里·皮亚塔科夫在审判中成了明星。列宁曾高度评价过他，称他是“无疑拥有出众的意志和超凡能力的人”。

皮亚塔科夫1905年入党，参加过地下斗争和国内战争，指挥过几个军，加入过反对派，当然，后来悔过了，得到了宽恕。工业领导人奥尔忠尼启则让他当了自己的副手，因此皮亚塔科夫是残酷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主要组织者之一。

起初，曾建议皮亚塔科夫在审判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过程中出任主控人。皮亚塔科夫同意诬蔑自己的老同事，他把这项任务看作是“党给予的极大信任”，于是“全心全意地”接受了此事。

在了解到皮亚塔科夫愿意进行各种合作之后，就加大了任务的难度：让他本人扮演被告的角色，即他准备痛斥的那些人的角色。

皮亚塔科夫被捕了。当然，他一度不肯让步。那时奥尔忠尼启则来看他，劝他用扮演指定的角色来换取性命，因为他比任何人更能在全世界和国家面前消灭自己昔日的上帝——托洛茨基。

皮亚塔科夫终于承认了这一主张的“高度合理性”，并开始与侦查员一起准备自己的角色。

遗憾的是，他被愚弄了。按照事先的规定，皮亚塔科夫在审判中说自己曾在挪威与托洛茨基秘密见面。这个引人入胜的故事是“当家的”想出来的：皮亚塔科夫乘一架德国飞机飞到奥斯陆，去同托洛茨基接关系。托洛茨基在这里告诉他，已同德国人商定武装干涉一事等等……

遗憾的是，皮亚塔科夫似乎曾抵达过的那个机场的工作人员声明，在那段时间里没有任何外国飞机在该机场着陆。

“当家的”理所当然地把歌颂过托洛茨基的诗人拉杰克搞成了审判中的另一个明星。在逮捕拉杰克之前，“当家的”要充分利用他一下。当时若夫请求恩准逮捕拉杰克时，“当家的”于1936年8月19日从索契发来电报：“我建议暂时取消逮捕拉杰克的计划，同时建议他在《消息报》上发表一篇反对托洛茨基的署名文章……”

此时正在审判加米涅夫，他给拉杰克提供了一个肆意攻击托洛茨基和自己以前的老朋友的机会。

在这之后，作者兼导演宣布：“上台！”

拉杰克的上司布哈林惊恐不安地写信给“当家的”：“拉杰克的妻子跑到我这里来了，她说拉杰克被捕了。我对拉杰克的印象非常好。也许是我错了，但内心的声音告诉我，必须给你写封信。这事太可怕了！”

不过，拉杰克马上就明白了：不得不扮演指定的角色。聪明绝顶的拉杰克决定在这种情况下赢得性命。他拿起要他签字的那份由侦查员写好的供词后微微一笑，接着说道：“这不是需要的东西，我自己来写。”

供词写好了，那是致托洛茨基于死地的极为精巧的谎言。拉杰克知道，自己的作品会送“当家的”过目，而他对仆人的效劳定会给予评价的。

拉杰克在法庭上也表现非凡：无情地揭露自己和一同受审的人，充满灵感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审判进行得很顺利，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

旁听这次审判的德国作家福伊希特万格后来在自己的一本书中写道：

“站在法庭面前的这些人无论如何不能被看作是遭受折磨和绝望的人。被告是一些保养得很好、穿戴讲究、举止从容的男人。他们喝着茶，报纸插在衣服口袋里……看上去这更像一场有学问的人在进行交谈式的讨论。给人的印象是，仿佛被告、检察官和法官全醉心于同一件事。我怀着极大的兴趣差一点要求最准确地查清所发生的一切。如果委托一位导演把这次审判的情况改编成剧本，那么他可能要花上许多年，进行许多次排练，才能让被告进行如此默契的配合……”

其实，这只不过是因为这场戏有一个伟大的导演，而导演又有一个优秀的演员。

导演给了这位演员高度的评价。审判以列宁的一些著名战友被判处枪决而告终。皮亚塔科夫、谢列布里亚科夫、穆拉洛夫等人均被处以极刑，而拉杰克只被判刑10年。

福伊希特万格写道：“他容光焕发，又好像对自己的成功感到难为情，于是向被定死罪的人送去惭愧的一笑。”

然而，在对拉杰克表示感谢之后，“当家的”还是认为最好遵守既定原则：全部老党员都应该消失。他既不需要聪明的富歇，也不需要天才的塔列兰，他只需要忠实的走狗。

于是，拉杰克最终也被杀害，不过是在劳改营里。

摘自玛·斯瓦尼泽日记：“1936年11月20日……拉杰克和其他一些人被捕了。这些人我认识，同他们交谈过，但一直没信任过他们……不过，展现在眼前的事情超出了我对人的卑鄙行为的一切预料。恐怖行动、武装干涉、盖世太保、偷盗、破坏活动、腐败……这一切都出于名利思想、贪得无厌、找情妇和出国旅行的愿望、出于通过宫廷政变夺权的渺茫希望。这哪里有一点点爱国主义情感和对祖国的热爱呢？这些毫无道德的人得到了应得的下场。可怜的基洛夫成了打开这个罪犯巢穴之门的钥匙。我们怎么会马虎地放过这一切，如此盲目地相信了这帮卑鄙小人呢？真不可思议！

“……我内心充满愤怒和仇恨。判他们死刑不能令我满意。我希望能因他们干下的那些卑鄙龌龊的勾当而拷问、车裂和烧死他们……”

不可思议的是，这一切她都相信！？她是了解这些人的呀……

还是另有原因？

摘自科托夫的信：“上层人物全都惶恐不安。大家争相诅咒过去的朋友，并且互相撒谎，对父母和孩子撒谎，只要能向长小胡子的人表忠心就行。他们日复一日地等着人来逮捕，他们甚至在日记中对自己撒谎，希望这些日记能在法庭调查时当众宣读。”

*知恩的观众

审判当然引起了欧洲的怀疑。托洛茨基在国外也充分地为此帮了忙。

“当家的”知道，搞演出不能光靠演员，还要靠观众。他想找一些会称赞演出的有声望的观众。更主要的是，这些观众最好能写些观后感。

他很自信。他首先邀请了赫伯特·威尔斯、萧伯纳、埃米尔·路德维希、亨利·巴比塞、罗曼·罗兰等人。他们颂扬了这位领袖，在离去时都成了我国的朋友。他们的确什么也没看到？或者是他们在他搞的那一套喋喋不休的奉承、令人陶醉的接待、没完没了的送礼和言过其实的赞誉面前没经受住考验？问题仅仅在这里吗？

在罗曼·罗兰死后许多年，他的日记发表了。原来，“苏联的好朋友”什么都了解，什么都看到了：“我感到，悲痛和愤怒在我胸中升腾。我在抑制说出和写出这一切的强烈愿望。”

可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法国和全世界疯狂的敌人会把我的话拿来作武器……”

因此罗兰嘱咐在1985年以前不要发表自己的日记。不能指责共产主义思想，因为斯大林的事业高于斯大林及其走狗。那个“高度合理性”继续起着作用，“当家的”就是依靠它搞了骇人听闻的审判。

这一次事情更重要。

审判结束了。他需要一位欧洲名人出面证实：发生了一场悲剧是不假，但党的所有前领导人确实成了一帮杀人犯和叛徒。

经过长时间磋商后，选中了共产国际中的德国作家福伊希特万格。他是反法西斯主义者，写过一些著名小说，被迫离开了希特勒德国。于是福伊希特万格被请到了苏联。

“当家的”亲自参与了诱骗游戏。

“斯大林同志接见了德国作家福伊希特万格。交谈持续了3个多小时。”（《真理报》）

*这是怎样发生的 （卡拉夫金娜的报告）

在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秘密档案中保存有12份写着“不得公布”字样的报告。这是福伊希特万格的陪同人员卡拉夫金娜写的。我请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一位上年纪的女工作人员评述一下这些报告，她微微一笑说：“我对卡拉夫金娜的情况一无所知。不过，在那个年代，陪同着名外宾的女翻译当然与内务人民委员部有联系，而且有时接到的任务不仅仅是当陪同，还要成为‘亲密的女友’，这为的是让白天和夜间的一切情况都逃不过她的眼睛。”

“1936年12月19日。他讲了去见季米特洛夫（当时的共产国际领导人）的情况。他是特意去的，为了谈谈对托洛茨基分子的审判。他说，季米特洛夫谈到这个话题时显得很激动，解释了一个半小时，但福伊希特万格没有被说服。他对我说，国外对这次审判非常敌视。谁也不会相信，15位有思想的革命家屡次拿自己的性命来押宝，参与阴谋活动，突然又一起招供，自愿悔过。”

“1936年12月22日。他对我说，为《真理报》写好了一篇介绍安德烈·纪德的文章。明天来一位女打字员，她将把文章打印出来。”

“1936年12月27日。今天过得很艰难，因为福伊希特万格把介绍纪德的那篇文章引起的全部愤怒一下子都发泄到我身上了。他说，纪德的话得到了证实，我们的国家没有言论自由，不能发表自己的看法。编辑部建议他修改几个地方，特别是谈到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部分。我向他解释了苏联人与斯大林同志的关系的本质所在和这种关系的由来，告诉他称这种关系为“个人崇拜”完全不符合实际。他发了半天脾气，说一个字也不改，可是……冷静下来以后，他乖乖地坐到办公室里，把要求改的地方都改了……”

“福伊希特万格从早晨开始就没完没了他说生活在苏联有很多不方便之处，对饭店的服务也有意见。他说： ‘我真想看看苏联如何发表我把你们的生活描绘得如此不舒适的文章……’他还说，苏联并不美好，他还是喜欢生活在欧洲。”

看看作家到底写了什么吧。

“如果把审判季诺维也夫和拉杰克说成是斯大林渴望谋求统治地位和进行报复，那就太荒谬了。当我在莫斯科旁听审判时，当我看到和听到……我感到，我的猜疑如烟消云散。”

福伊希特万格在提到今他大怒的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问题时是这样写的：“毋庸置疑，这是过度的崇拜……真诚的崇拜。人们感到需要表达自己的谢意和自己无限的赞美。人民感谢斯大林带来面包、肉、秩序和教育，感谢他创建了保卫这幸福生活的军队……不仅如此，斯大林确实与人民血肉相连……我提意见说，对斯大林个人的过度崇拜搞得没什么味道。对此斯大林耸了耸肩，他原谅本国的农民和工人，说他们太忙了，各种事情太多了，所以没能发展自身的良好品味。”

福伊希特万格在自己那本名为 《莫斯科·1937年》的书中解释了一切，证明一切都是正确的。怎么能不维护苏联呢，它是反法西斯战士，是在西班牙捍卫过自由的国家……还是那个“高度合理性”在起作用！

著名的贝托尔特·布莱希特为福伊希特万格的书叫好：“这是西方文学中写得最好的一本书。”

而安德烈·纪德的书受到严厉谴责。纪德写道：“许多人都斥责我。罗兰的讲话令我伤心。虫子深藏在果实中，可当我说 ‘这个苹果有虫’时，你们却指责我不喜欢苹果。”

逮捕行动持续不断地进行。黑色的汽车每天夜里开向城市的各个角落，把许多党员和他们亲属抓走。不搞任何虚张声势的程序，人都是悄悄抓走的。很快便可以弄到所需要的供词，然后把他们枪毙。叶若夫手下的新侦查员对党员并不崇敬，此外内务人民委员部还从“当家的”那里得到了新武器——刑讯。

关于劳改营管理总局的大量作品都描写了刑讯。但令人吃惊的是，刑讯不是内务人民委员部残暴的工作人员自己搞的，而是正式允许他们搞的。刑讯在20世纪得到了文件批准。

我在总统档案馆看到一份1957年中央全会的速记记录，上面讲了许多有关一份绝密文件的话……

莫洛托夫说：“动肉刑是政治局的共同决定，大家都签了字。”

有人反驳道：“没有过这样的决定。”

莫洛托夫说：“有过这样的决定。它是秘密决定，我手里现在没有。”

赫鲁晓夫说：“卡冈诺维奇在二十大召开前说过，有这份文件，大家都签字同意殴打被捕者。文件我们没找到，它已被销毁。” （摘自全会速记记录）

然而，销毁一切是不可能的。在外省许多州委的秘密保险柜中找到了如下一份有斯大林签字的电报：“联共（布）中央说明，经中央批准，自1937年起允许内务人民委员部搞体罚……众所周知，所有的资产阶级情报机关部对无产阶级代表进行体罚。试问：为什么社会主义情报机关就应该对工人阶级不共戴天的敌人仁慈一些呢？”

在电报中可以听到熟悉的狂暴声音。

*制造恐惧的魔鬼

像在其他各方面一样，他急不可待。为此需要加快认罪的过程。他干得合乎逻辑——搞刑讯。叶若夫的新一代侦查员迅速学会了搞刑讯和打耳光。而且，刑讯在逮捕之后马上开始，尽管侦查员尚未着手审讯。

起初是用牢房来折磨人。一位过来人写道：“一间牢房关押60个人。正值6月份，天气很热。我们的脸紧贴在地板的缝隙上，从那里吸新鲜空气。大家轮流挤在门口，感受从门缝透进来的微风。老人几乎一关进来就受不住了。”

接着便开始侦查员的刑讯。苏哈诺夫监狱的第一次审讯经常是从狠抽一顿鞭子开始，这是为了凌辱和制服审讯对象。奥尔忠尼启则的弟媳波普莉娅在这里被皮鞭抽死了。在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刑讯室里，囚犯被按在水泥地板上，然后用四面布满钉子的木箱把他们罩上。身材魁梧的集团军司令德边科曾被这种一米见方的箱子罩过。

此时任何供词都能迅速得到签字。

就像罗马暴君——尼禄皇帝当政时期一样，女人有时候表现得更坚强。已故阿布哈兹独裁者涅斯托尔·拉科布的妻子每天晚上都被带去审讯，清晨浑身是血毫无知觉地被拖回牢房。面对在反对已故丈夫的供词上签字的要求，她的回答只有一句话：“我不会诬蔑自己的丈夫。”在当着她的面殴打她还在上学的16岁的儿子，并且威胁说，如不在供词上签字就打死她儿子的情况下，她仍然没有屈服。在又一次刑讯后她死在了牢房里，最终还是没在任何东西上签字。

毒打和鞭笞只是刑讯的开始和进入地狱的前奏。后来搞起了著名的车轮战术——侦查员不断换班，而囚犯则日夜不能睡眠。与此同时，对囚犯还是又踹，又打，又侮辱……囚犯会因失眠而变得神志不清，并愿意签署任何东西。这时便让他在侦查员编造的供词上签字。

第二阶段是巩固成果。让囚犯吃饭和吸烟，对囚犯说，现在他应该想想还能再供出些什么。然后给囚犯提供纸，提示他考虑问题的方向并监督这项工作。

如果囚犯需要出庭 （大部分人被缺席判决），还要同他进行排练，同时警告说：“注意，如果在法庭上出错，我们就不是枪毙你了，而是要折磨你，把你碎尸万段。”侦查员们尽力让囚犯相信，根本不会枪毙谁，说枪毙只是给报界听的，实际上所有人都将活下来。开庭时，侦查员就坐在囚犯跟前。这些刽子手在刑讯时一直大谈作伪供的崇高动机，大谈对党和祖国的好处。因此，为了保持自尊，被告常常配合做游戏。

可是，“在我的脑海中，在各种政治思想性的崇高说教背后，总有个面目丑陋的、通常令人恐惧的小鬼手舞足蹈，”有位受害者写道。

这个时候，统治国家的已不是党，甚至也不是斯大林，而是恐惧。就像尼禄当政时一位罗马历史学家所写的那样，“在这个恐惧的城市中人已绝迹，只剩下了人的肉和骨头。”

灾难也降临到了托洛茨基的一位老朋友头上。他就是前乌拉尔苏维埃领导人、曾指挥枪决沙皇一家的亚历山大·别洛博罗多夫。身患绝症 （喉癌）的前红色乌拉尔领导人提着被抽掉皮带的裤子站在侦查员面前，顺从地供出了过去的朋友——托洛茨基分子，但拒绝承认自己参与了恐怖活动。

斯大林于1937年5月26日对叶若夫说：“是不是该对这位先生施加点压力，迫使他讲出自己那些肮脏勾当了？他是在蹲监狱，还是在住饭店？”

既施加了压力，也搞了刑讯，最后把他枪毙了。

终于，亚戈达也被捕了。“当家的”没有忘记，布哈林1928年曾对加米涅夫说过，亚戈达也是自己的拥护者。那时亚戈达把布哈林哄弄得滴溜儿转，但这显然促使“当家的”设计了一个出色的剧情——把布哈林和亚戈达捏合在同一个阴谋活动中。

因此，在“当家的”构思的惊险剧中，早就给亚戈达安排好了一个备用角色。这个出人意料的和有益的角色应该就基洛夫谋杀案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日后的清洗向全国作出解释。原来，基洛夫确实是被内务人民委员部杀害的！确切地说，是被钻进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反革命分子所害。更确切地说，是为权势极大的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所害！从这种剧情转折中得出了所需要的结论：既然连内务人民委员都被万恶的托洛茨基的爪牙招募了，那么大家应该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周围还有多少反革命分子和间谍呢？

逮捕亚戈达为“当家的”摆脱一大批忠于列宁的肃反工作者提供了机会。这些人暗地里为枪决老党员感到难过。他们顺从地执行了命令，但却无法赞成这件事。

他明白，需要一批蔑视党内所有老家伙的年轻干部，一批不去判断是非的执行者。正因如此，老化的党和它的宠儿——老化的肃反委员会应当一起灭亡。

叶若夫干劲十足地对内务人民委员部进行全面清洗。“当家的”真是幽默：列宁时期的大批肃反工作者现在要一丝不差地体验他们不久前迫害的那些老党员的命运。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将在劳改营与不久前受自己迫害的人见面，但是大部分人到不了劳改营——他们将死在熟悉的卢比扬卡监狱，正是他们曾把无数的人送到这里。他们的下场通常是：被枪毙，送火葬场，骨灰被抛进顿河公墓深深的一号大坑。“当家的”另一个幽默是：亚戈达不得不就他忠心耿耿为“当家的”干的无数投毒勾当而悔过。是他毒死了缅任斯基、高尔基……

据传说，亚戈达在监狱中说：“毕竟还是有上帝的……要知道，除了对忠实的服务表示感谢外，我从 ‘当家的’那里没有得到任何东西。从上帝那里我早应得到最严厉的惩罚。现在你们看看我在哪里，自己想想有没有上帝。”

于是，无论向他出示什么，他都签字。他采取一种令人奇怪的无所谓态度，但有时哭泣。

有人把亚戈达的话报告给“当家的”，他听后只是冷冷一笑。

这个前教会学校学生清楚地记得历史：安提阿是上帝的鞭子。

年底通过了宪法。1936年在国外时，布哈林抽出钢笔，神态庄重地说：“宪法是用这枝笔写成的。”

布哈林在国外说，卡尔卢沙 （拉杰克）帮他起草了宪法。

不错，“当家的”委托自己的两个最有天赋的政论家起草了宪法。只是在他们结束了自己的工作时，就轮到了他们参加他所构思的大戏。

他们起草的宪法宣布了言论自由、普选权和其他一些自由。然而，只有在谁也不敢动享受这些自由的念头时，这部宪法才会在社会中生效。恐怖的任务就是建立这样的社会。当然，在这个社会中没有老的反对派和煽风点火音存在的余地。

这两个人都应离去。拉杰克先离去了，现在轮到了布哈林这个列宁党的宠儿。

第八章 “党的宠儿”揭开秘窑

“在自家血流成河——这使我心灵震颤，内心充满忧愁。我对读者只有一个请求：请允许我不对这些如此低贱地任人宰割的人们表示厌恶。”——引自古罗马史学家塔奇特论暴君尼禄的文章

*危险的自由之旅

1936年2月10日敲响了第一次警钟：《真理报》严厉批评了布哈林的观点。但是两周后，“当家的”放他和他的妻子去了巴黎。布哈林作为代表团成员去取被希特勒搞垮了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档案保存在住在巴黎的孟什维克尼古拉耶夫斯基那里。

这是“当家的”只赢不输的一步棋。在严厉的文章发表后放布哈林和妻子出国，这显然是给他提供了留在国外的机会。若果真这样，这个“右派”领导人就会成为“叛逃分子”，即公开的敌人。过去和今后对老一代列宁主义者的全部审判便会成为特别正确的了。

如果他回来……那也大有文章可做。“当家的”了解布哈林的性格，确信布哈林在国外不会守口如瓶，肯定会讲不少多余的话。因工作需要见过尼古拉耶夫斯基后，布哈林不可能，也不会想回避与其他孟什维克见面。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东西太多了。实际上，情况也正是这样。每一个在苏联生活过的人到了国外以后，都记得这种潜伏着危险的自由感受。布哈林也觉得自己自由了。因而在计划外见了孟什维克领导人达恩。他在会晤中提到斯大林时说：“这个小个子恶人不是人，是魔鬼。”

“为什么你们要把自己的命运、党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交给他？”达恩问。

“不是交给他，而是交给党信任的人……他就好像是党的象征。正因为如此，尽管知道他肯定会吃掉我们，我们大家还是往他的嘴里爬。”

“那您为什么要回去？”

“我不能够像您这样当侨民……不能，即使会出什么事……也许什么事也不会出。”

达恩把谈话记录了下来，并向朋友们介绍了谈话内容。布哈林与尼古拉耶夫斯基也闲扯了一大通，尼古拉耶夫斯基为了历史同样把谈话内容都记了下来。在布哈林被捕后，虽然尼古拉耶夫斯基怕害了他而销毁了笔记，但为时已晚。在那时，了解谈话内容的似乎已不止他一个人。

布哈林在巴黎还秘密会晤了美国驻苏联大使布利特。他向布利特通报了在斯大林身上表现得日益强烈的、令人奇怪的亲希特勒情绪。

巴黎到处都有斯大林的爪牙——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密探、共产国际中的法国共产党员、相信了布尔什维克的前沙皇军官。斯大林的特工机关竟然能够在光天化日之下屡次将沙皇的将军从巴黎劫走。要是以为斯大林没派密探盯着布哈林，那就太可笑了。毫无疑问，有人盯着他。正因为这样，布哈林在国外为后来的审判增添了许多材料。在审判过程中还将提到他与尼古拉耶夫斯基的谈话。

布哈林回来了……秋天，斯大林让他去帕米尔整整休养了一个半月。当他还在中亚欣赏山峰的时候，已经有人在审判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时提到了布哈林和一些“右派”的名字。他们被说成是恐怖活动和谋杀基洛夫的同谋。

检察长维辛斯基发表了关于开始进行调查的正式声明。工会领导人托姆斯基明白了新恺撒的命令，于是在8月22日自杀了，从而给惊险剧的情节增添了新的色彩。《真理报》报道说：“因陷入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分子的反革命联系中而不能自拔，托姆斯基在自己的别墅中自杀身亡。”

布哈林立即中断休假飞返莫斯科。

*诸神是贪婪的

我坐在总统档案馆中阅读布哈林临死前写的信。总共40封，真像一部由卡夫卡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合写的书信体长篇小说。读读布哈林的信吧，读读吧。因为在有关斯大林搞的审判——本世纪最神秘的审判的作品中，描写了受害者同意当众诬蔑自己和颂扬迫害自己的刽子手，这还只不过是一些说法和猜测而已。而在布哈林的这些信件中，世纪之谜被彻底揭开了。

布哈林回来后马上就忙着给政治局和检察长维辛斯基写声明书：“我不仅没有犯下硬安在我身上的罪行，而且我还可以自豪地说，最近这些年我满腔热情地和坚定不移地维护了党的路线和斯大林的领导……因此应该说，自1933年起，我断绝了与自己过去的志同道合者托姆斯基和雷科夫的一切个人关系。通过询问司机、分析他们的行车报单、询问哨兵和仆人、内务人民委员部展开调查等方式便可确认这一点……”

不错，恐惧不允许他与过去的同事见面。

对于仅有的几次个别会见，他还惴惴不安地一一作了汇报：

“只是有一天见过加米涅夫……我问他是否打算回来主持《真理报》文学部的工作。我当时说，我可以跟斯大林同志谈谈这件事……但加米涅夫说：‘我希望大家忘了我，希望斯大林最好连我的名字都别想起来。’在他郑重其事地表示了这种鼠目寸光的态度后，我收回了自己的建议。”

在谈到“布哈林派”时，他写道：“斯大林亲自把一些文件拿给我看，从文件中可以看到，这些人已经摆脱了斯大林的控制。他们早已不信任我了，有些人还称我是叛徒……”

因此，布哈林与忠实的门徒们也断绝了任何联系。在这之后，他又开始盛赞已经结束了的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审判。”

“……审判将具有极为重大的国际意义……把恶棍枪毙太好了，空气立刻变得清新了。”

这是他谈及过去的战友和朋友时所说的话。他的大脑仍在拼命地工作：会不会还忘了某一次有罪的会见呢？他又想起两次会见，其中一次是会见前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他写道：“我再补充一些情况。不管我怎详尽力回避什利亚普尼科夫，他还是找到了我。这是今年在他被捕前不久的事。他在 《消息报》社请求我把一封信转交给斯大林。我对自己的工作人员说，不要再放他进来，因为他 ‘政治上发臭’。”

竟然是这样！他还想起另一次与布尔什维克党内前二号人物的“罪恶的会见”：

“有一次我在拉杰克家见到了季诺维也夫……他是来借书的。我们强迫他为斯大林干了一杯 （因为他说心脏不好）。季诺维也夫当时对斯大林大加赞扬（这个卑鄙的家伙！）我要补充的是，像我和拉杰克这样的人，有时很难把来客赶出去……”

这样一来，他清白了。他像“当家的”要求的那样出卖了所有人。与此同时，他给伏罗希洛夫写了一封歇斯底里的信：

“我此时写信有一种半现实感。这是什么？是梦，是幻影，是疯人院，是幻觉？可怜的托姆斯基也许是迷失了方向，这我不清楚。（我准备把死去的朋友也视为叛徒）……枪毙了一批狼心狗肺的人，我非常高兴由于搞了这些审判，托洛茨基已在政治上被处决，关于这一点，人们很快就会清楚 （布哈林不停地称赞审判和抨击托洛茨基）……我建议您读读罗曼·罗兰写的有关法国革命的悲剧。拥抱您，因为我是清白的。”

布哈林在信的末尾没有忍住，暗示了法国革命，即雅各宾派是如何自相残杀的。在抓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迫害斯米尔诺夫、什利亚普尼科夫和过去的其他一些同事时，他没有想过悲剧。现在想到了，但为时已晚。他已经是平庸的革命悲剧的参与者。这一悲剧永久性的开场白是：“革命就像萨托耳诺斯那样杀自己的孩子。小心点儿！诸神是贪婪的。”

大字不识几个的伏罗希洛夫，以前当过钳工，现在是政治局委员。他没有读罗兰的悲剧，不过他了解“当家的”秉性如何。就像布哈林害怕“感染了鼠疫的”什利亚普尼科夫和自己的门徒那样，伏罗希洛夫现在也害怕布哈林，同样很想将他“赶出去”。

因此，伏罗希洛夫非常不客气地回了一封信。就像布哈林痛斥过去的朋友那样，他痛斥了布哈林。按照当时的优良传统，他对过去的朋友说：“今后要离你远一些，不管你这个案子的侦查结果如何。”他甚至认为昨天的熟人是“坏蛋”。

可是，恐惧感竟如此强烈，以至于布哈林被骂为“坏蛋”之后，又给伏罗希洛夫写了一封信：“你那封令人震惊的信收到了。我的信结尾是‘拥抱你’，而你在信的结尾却骂我是 ‘坏蛋’。每个人都有，或者更确切地说都应该有自尊心。不过我想消除一个政治上的误会。我是在沉重的精神状态下写了一封私人性质的信（对此我现在感到懊悔）。我受了陷害……一想到会出什么事，一想到有人会真的相信我有罪，我就要发疯……我处于极端神经过敏状态，这就是给您写信的原因。不过，我必须尽可能平静地等待侦查工作结束，我相信侦查工作将会证明我与匪徒们没有任何关系……”

猎人们很熟悉这种特别的兔叫声——被猎狗追上的兔子临死前的尖叫声。

“当家的”认为时机未到。在那段时间，刚刚在准备第二幕——对皮亚塔科夫、拉杰克等人的大规模审判。他考虑让布哈林在惊险剧的第三幕登场。“当家的”当然知道布哈林为什么如此强烈地感到害怕。回到苏联这个现实中来之后，布哈林便已明白自己在国外干下了什么。此时一件可怕的事在折磨着他：朋友科巴是否了解到了他在国外的谈话内容呢？

“当家的”当然了解到了，但装出一副不知道的样子。从索契回来后，“当家的”决定停止侦查工作。这使布哈林必然面临最可怕的事，因为最可怕的事不是蹲监狱，而是等着蹲这个无法逃避的监狱，日复一日地等。“当家的”知道，这个女人气的知识分子在等待期间就会被搞垮。

《真理报》在1936年9月10日报道说：“侦查工作表明，没有应追究布哈林和李可夫的责任的证据。”

这是要让所有人都看到，奥赛罗始终信任伊阿古。

然而，停下来的侦查工作似乎搜集到了越来越多的揭发布哈林和“右派”的供词。

布哈林在1936年9月24日给斯大林写信说：“我在侦查工作结束前没有请求过让你接见，因为觉得这在政治上不方便。可是现在我恳求你不要拒绝……你审问吧！可以扒开我的皮来看！不过请把事情搞个一清二楚，以使任何人都不敢侮辱我，害我，把我送进卡纳奇科夫别墅。”

可怜的布哈林甚至“在一个不眠之夜”写了一首歌颂斯大林的长诗，并把它送给主人公过目……然而谦虚的主人公没让发表。

在1936年12月的中央全会上，叶若夫就己直截了当地指责布哈林参与反革命活动。可是“当家的”要把自己在戏中的角色——轻信他人的摩尔人的角色演到底，因此他说：“不要急于下结论，继续进行侦查工作。”

此时布哈林已生活在地狱中。在中央全会的会间休息时，安排布哈林和李可夫与从监狱押来的皮亚塔科夫、拉杰克等人对质。在政治局委员在场的情况下，他最要好的朋友拉杰克及其他所有人都顺从地指控他参与了阴谋活动。他歇斯底里地反驳他们的指控。

可是，新的指控又来了……

*“看到他就是我们大家的幸福”

新年前夕，斯大林给人民带来一件大喜事：向人民宣读了由可怜的布哈林所起草的宪法草案。

在对宪法的制定者——伟大的斯大林震耳欲聋的热烈欢呼声中，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一致决定：“以宪法草案为……的基础。”

“很难描写克里姆林宫里所发生的一切。大家都站起身来长时间鼓掌欢迎我们的领袖。斯大林同志站在讲台上举起一只手，要大家安静下来。他几次请我们坐下来，可是不管用。我们唱起了国际歌，唱完又接着鼓掌欢呼。斯大林同志向主席团转过身去，大概是要求搞好会场秩序……他掏出怀表，并指给我们看，但我们不认时间。” （摘自工人苏科夫的信）

各报全开辟了新专栏——“大会代表来信。”

代表们在来信中对宪法倒有些淡忘了：“当看到最敬爱的领袖、宪法的天才制定者的光辉形象时，我经历了难忘的时刻。”（工人加里宁）

“我急于与你们分享极大的快乐。我在克里姆林宫见到了我们在世界上最亲的人。我像着了迷似的坐在那里，眼睛一刻也离不开斯大林同志的脸庞。” （纺织女工洛热奇尼科娃）

“通知我和社希娅说，明天斯大林同志与我们谈话。我不知道自己的脸怎么样，但看到杜希娅的脸一下子胀红了，流露出喜悦的神情，她的眼睛也马上变得明亮起来。”（纺织女工卡列娃）

这并不是拙劣而愚蠢的宣传，也不是一群蠢人丧失了理智。看见了这位人间上帝已成为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这不仅仅是对被愚弄的工人而言。

著名作家科尔涅伊·丘科夫斯基描写过斯大林出席共青团代表大会的情形：“1936年4月22日……会场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啊！……我环顾四周，看到所有人的脸都充满爱意、柔情和高尚精神……看到他，只要看到他，就是我们大家的幸福……大家怀着仰慕之情注视着他的每一个动作。我甚至从未认为自己会产生这样的感受……帕斯捷尔纳克一直轻声地对我说着热情洋溢的话……我和帕斯捷尔纳克一道回的家，我们共同沉醉在欢乐之中。”俄罗斯最聪明、最有学问的人之一就是这样写的（而且是在日记中这样写！！）。

电台和报纸变换着花样大肆吹捧领袖和诅咒叛徒，举国上下陷入一种疯狂崇拜和极度恐惧的歇斯底里状态。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神经质的布哈林快要疯了……

布哈林在新年前夕受到了新的打击，于是马上给朋友科巴写信：

“1936年12月15日……《真理报》今天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是‘右派’与托洛茨基分子、破坏分子、盖世太保携手并进。”

善良的奥赛罗作出了反应。他生气地斥责《真理报》总编辑：“梅利斯同志：关于前“右派”（李可夫、布哈林）的问题已推迟到下次全会解决，因此应该停止责骂布哈林和李可夫。要想了解这起码的常识，并不需要高智商。”

梅利斯是有头脑的人，因而了解这“深刻的语言”：领袖所写的并不是领袖所想的。 《真理报》的中伤因此并没有停下来。

*丧 服

1936年即将过去。

摘自玛·斯瓦尼泽日记：“一件大事是大家庆祝了约瑟夫的生日”。大批客人打扮得漂漂亮亮，伴着收音机里的音乐热热闹闹地跳舞，到早晨7点才散去。”

他给了他们这一幸福——两次亲眼目睹，但不会有下一次了。

“政治局委员们携妻子和我们这些亲属31日在约瑟夫家迎接了新年。气氛不活跃，很枯燥。我穿得太华丽了（身着黑色长裙），所以感觉不太自在……大家穿得都比21日那天朴素，可我还以为大家会穿得更漂亮。”

这是告别。大家在消遣作乐，或尽力设法消遣作乐，而他已知道他们的未来。新的一年对他的大部分客人来说，必将是最后一年。

不错，玛丽亚·斯瓦尼泽穿着丧服迎接新年不无道理。

1937年来到了。这是俄罗斯整个历史上最可怕、最血腥的一年。

新年前夕，斯大林给布哈林送去了礼物。

布哈林在1937年1月1日给斯大林写信说：“我在12月30日夜晚收到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匪徒的一大批供词 （对皮亚塔科夫、索科利尼科夫、拉杰克、穆拉洛夫等人的两次审讯记录）。以我的名义搞这个把戏的原因是……”

（布哈林接下去绝望而又罗罗嗦嗦地为自己辩解，说一些恶棍想给他对科巴的忠心抹黑等等）。

可是科巴已不予答复了。布哈林仍继续给他写信：

“1月12日。无论对自己，还是对所有亲属而言，我都成了蒙难者。谁也睡不好觉，大家都已疲惫不堪，生活变得令人难以忍受……请告诉我怎么办，请召见我！……”

然而，斯大林没有召见他。

1月16日撤销了布哈林在《消息报》的职务。

布哈林仍然没完没了地给折磨自己的人写信。

“1937年1月24日……我的罪犯名声已经传遍全世界。我该做些什么，该怎么办？”

报纸大肆进行中伤。突然变得束手无策的朋友科巴怎么也制止不住梅利斯。对“右派”的逮捕行动每天都在进行。“当家的”吩咐把从他们口中逼出的反对布哈林的供词都送到布哈林家，于是供词雪片般飞向布哈林。2月16日他收到了20份这样的供词。

布哈林还是持续不断地给政治局和朋友科巴写信。朋友有时候也关心他一下，因为没有忘记自己的角色是奥赛罗。当开始强迫他搬出克里姆林宫内的住宅时，他给斯大林打电话说：“有人来强迫我搬出克里姆林宫。”

“那你就让他们滚蛋”，朋友答道。然后把布哈林留在了克里姆林宫，但这只是暂时的。

中央全会已在筹备，对布哈林来说这是最后一次全会。与朋友们分别的时刻越来越近。布哈林因头脑发热而宣布，只要不撤销对他搞间谍活动和破坏活动的指控，他就不出席全会。他宣布绝食，以示抗议。于是很快就……

“1937年2月7日……昨天收到了中央全会的议程。最初议程上写的是‘李可夫同志和布哈林同志案件’，现在‘同志’一词不见了，这是什么意思？”

*亚伯拉罕再次献爱子做祭品：奥尔忠尼启则的秘密

中央全会被推迟，因为奥尔忠尼启则死了。

近一个时期，奥尔忠尼启则的处境日益恶化。叶若夫已经逮捕了他的副手皮亚塔科夫和他所有的亲信……最后逮捕了他的哥哥帕普利亚。

奥尔忠尼启则怒不可遏地打电话给斯大林，对着话筒大喊大叫。可“当家的”只是叹了一口气，然后说：“就是这么个组织，它连我家也可以搜查。”奥尔忠尼启则还是什么也没明白，愤怒地大声质问，为什么把皮亚塔科夫枪毙了，不是答应过他只要承认罪行就给他留条活路么？

2月17日——奥尔忠尼启则生命中的最后一天来到了。由于有他的秘书侥幸留下的材料，因而可以了解在这神秘的一天发生的一切。

早晨谢尔戈与“当家的”谈了话，而且是单独谈了几个小时。这次会见很可能是平和地结束的，因为在全会前夕把事情搞到与主要报告人之一奥尔忠尼启则决裂的地步，并不符合斯大林的原则。确实，奥尔忠尼启则的工作日接下来很平静。他见了莫洛托夫，在家吃了午饭……大约在半夜离开了人民委员部，在那里他签发了一份电报，在电报中对装运钢管的工作表示不放心。一个想要自杀的人，未必会对钢管如此操心。回到家后他便进卧室休息了。很快从卧室传来一声枪响，妻子跑进来，看到他已死了，鲜血淌在内枪是与“当家的”会面导致的结果？当时斯大林意识到，豪爽的奥尔忠尼启则已感到绝望，他有可能在全会上抛出什么东西来……

叶若夫操心安排好了一切，当奥尔忠尼启则上床休息时，让他的警卫员从后门走进了他家……

“我出席了在列宁墓旁举行的追悼会……我观察了斯大林。他的表情极为沉痛和悲伤。斯大林同志是个伟大的演员，”阿夫托尔哈诺夫写道。

（阿夫托尔哈诺夫曾是党中央的工作人员，1943年逃往西方，在那里成了出色的苏联问题专家之一。）

不过我觉得，阿夫托尔哈诺夫并未理解我们的主人公。我认为，就像真诚地哀悼被他杀死的基洛夫一样，“当家的”也真诚地哀悼了谢尔戈。这种性格的可怕之处就在于，他可以真诚地哀悼被他杀死的人！

（在介绍斯大林的另一位朋友卡夫塔拉泽的情况时，我们还会看到斯大林的这种哀悼。）

“当家的”又怎么能不哀悼忠实的谢尔戈呢？许许多多美好的回忆都与谢尔戈联系在一起。可令人遗憾的是，谢尔戈是应该消失的那个党的一部分。难怪谢尔戈为皮亚塔科夫求情。“当家的”在全会上介绍说，谢尔戈因考虑到名誉问题没让他看“凶恶的反对派分子洛米纳泽”写的信……

他能豁出去让身边留有一个“为敌人保守秘密的高尚义士”吗？要知道他己决定建立服从一个人的意志的统一社会，因为只有这种社会才能够完成仅他“当家的”一人了解的宏伟任务。

为了这个伟大事业，他不得不献出朋友。

又是那样：“就像亚伯拉罕献出儿子以撒。”

摘自玛·斯瓦尼泽日记：“我去探望济娜。她刚强地经受住了丈夫之死……她一手操办了丧事，寸步不离灵柩……”

可怜的济娜忍住了，她不敢表明自己的疑心。可谢尔戈的亲属们却没有这么强的忍耐力。结果奥尔忠尼启则家的人几乎全被逮捕了……

1937年2月28日，斯大林的亲戚最后一次在克里姆林宫聚会，给斯韦特兰娜过生日。

摘自玛·斯瓦尼泽日记：“雅沙头一次带着妻子来。她长得很不错，年龄比雅沙大。不算其他人，雅沙是她的第五任丈夫。她当然是暗中精心安排了种种圈套，最终俘虏了雅沙。约瑟夫没有来，我看他是有意不来。约瑟夫也怪可怜的。想想看吧……费奥多尔是白痴，帕维尔和安娜智力低下，斯塔斯 （列坚斯——安娜·阿利卢那娃的丈夫）不太聪明，瓦夏懒惰，雅沙性格软弱。只有阿廖沙、热尼娅和我是正常人。还有一个见什么买什么的斯韦特兰娜。”

约瑟夫没有来，因为他忙着开全会。在这可怕的全会上他又抛弃了一位朋友——布哈林。

布哈林和李可夫是直接在全会上被捕的。

*布哈林最后的爱

布哈林在召开全会前继续给斯大林写充满爱意和歇斯底里情绪的信。

“1937年2月20日。谢尔戈的死使我的心灵深处受到震动。我长时间地失声痛哭。我非常喜爱这个人……我想去看济娜，可她如果对我说：‘不，您现在是我们的敌人’，我又该怎么办呢……我现在确实热爱你，尽管这是迟到的爱。我知道，你是个多疑的人，但常常在怀疑中不失英明。我知道，一些事件证明，怀疑的程度应该再提高许多倍。”

然而，“当家的”不光用等待末日来拆磨他，还表现得极为仁慈：给他时间去自杀。但布哈林想活命，因为他有个漂亮的妻子，孩子也出世了。

于是斯大林作出了决定。

全会开始了。叶若夫报告了“右派”的犯罪活动。曾有过一个传说，好像是有人在发言时替李可夫和布哈林说过话。情况当然不是这样，所有的人一致愤怒地要求给予惩罚。忠实的莫洛托夫首先发难：“你们要是不招供，这本身就将证明你们是法西斯的走狗……他们写文章说，我们的审判是挑衅行为。只要把你们逮捕起来，你们就会招供的。”

米高扬也发言叫布哈林和李可夫马上承认反国家活动。

对此，布哈林冲动地叫喊起来：“我不是季诺维也夫，也不是加米涅夫，不会诽谤自己。”（如此说来，布哈林知道他痛斥过的“匪徒们”是无辜的。）

当然，我们的奥赛罗是最宽宏大量的人，是他使情绪激昂的指责者们平静了下来。

为了最终作出决定，成立了一个30人的委员会。其成员既包括“当家的”给留了活路的人——赫鲁晓夫、米高扬、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也包括“当家的”已选定不久将丧命的人——叶若夫、波斯特舍夫、科肖尔、加马尔尼克、彼得斯、艾赫、丘巴尔、科萨列夫……这些未来的牺牲品特别残忍，也特别强烈地要求枪毙布哈林和李可夫。

又是善良的奥赛罗提出了最温和的建议：“开除出党，不交付法庭，将此案交内务人民委员部调查。”这一温和态度意味着他们将不可避免地缓慢死亡，饱受折磨和痛苦。被“当家的”安排进委员会的克鲁普斯卡娅和玛丽娅·乌里扬诺娃也支持这个建议，从而把伊里奇喜欢的人送向了坟墓。

顺便说说克鲁普斯卡娅。全会上出现过一个古怪的插曲。

请看全会速记记录：

叶若夫：“布哈林在写给中央的声明中说，伊里奇是当着他的面死去的。胡说八道！撒谎！一派胡言！”

布哈林：“玛丽娅·乌里扬诺娃、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医生和我在伊里奇临终前都在场。是不是这样，娜杰日达·康斯坦了诺夫娜？”

但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没吭声。玛丽娅·乌里扬诺娃也沉默不语。

布哈林：“我是不是抱起了死去的伊里奇，还亲吻了他的脚？”

两个女人还是一言不发，全体与会者则朝着“撒谎者”哈哈大笑。

可怜的“小布哈儿”求助于寡妇和死者的妹妹是徒劳的。她们现在都不敢讲话，就像不幸的布哈林本人过去也不敢讲话一样。所有人都想争取到生的权利。

根据委员会的决定，布哈林和李可夫被捕入狱。

他们来参加例行会议时，把大衣交给存衣室工作人员后，几个年轻人围了上来……

全会认为，布哈林和李可夫“至少了解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分子的恐怖活动。”

中央说他们写的所有信件和所作的各种解释都是“诽谤性的”。

此时他们已被关进卢比扬卡监狱，接受第一次审讯。

“当家的”在全会上作了他那著名而又可怕的报告。

报告的题目像往常一样枯燥： 《关于党的工作的缺点和肃清托洛茨基主义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措施》。实际上这是给残酷的审讯工作的赠言。

*“肃清”——革命喜爱的词

“应该记住：任何成就都无法消除受资本主义包围的这一事实。只要存在着资本主义的包围，就会有破坏活动、恐怖活动、往苏联后方派间谍……应该推翻并抛弃那种陈腐的理论，即阶级斗争将随着我们的每一个进步而在我国逐渐熄灭……我们肃清自己身上那种无忧无虑和心慈手软的表现的准备不足……难道我们不能摆脱这可笑而愚蠢的毛病？我们推翻了资本主义，基本上建成了社会主义，把世界共产主义的旗帜高高举起……”

我在总统档案馆看到了多少年来一直藏而不露的血腥全会的速记记录。与会者在各次会议都展开热烈竞赛，看谁揭露的坏分子多。恐惧已变成了疯狂。

博古舍夫斯基代表揭露了电台的坏分子：

“在哀悼日——列宁逝世那天，他们以技术试验做幌子播放了茨冈浪漫曲。而1月23日，在广播托洛茨基分子案的起诉书那天，他们播放了肖邦的葬礼进行曲。”

发言一个接一个地进行……叶若夫本人在介绍抓人的成绩时，列举了各人民委员部被捕人员的情况：“最近几个月被定罪的有……轻工业人民委员部141人，教育人民委员部228人……”

可是与会代表们却气愤地说：轻工业人民委员部的人抓少了！

莫洛托夫 （应起主要攻击手的作用）说：“柳比莫夫同志坐在这里，不知为什么不讲话。”

叶若夫安慰他说：“实际上我们在轻工业人民委员部刚开始展开工作，不过我们现在已经将141个活跃的坏分子和破坏分子定罪，其中一大批人已被枪决。”

会场内高兴地活跃起来了。这并非嗜血成性，而是恐惧引起的反应。

恐惧迫使人们表现出热情。他们要展示自己的残酷性，扮演揭发者的角色，因血腥的疯狂举动而陶醉。

罗伯特·艾赫说：“我们在西西伯利亚揭露出许多坏分子。我们揭露破坏活动比其他地方早。”

不错，忠实的艾赫第一个理解了“当家的”下达的指示，但他没有理解其目的。因为如此卖力地消灭自己的反对派同事的艾赫，是1905年入的党，同样要和整个老化的党一起灭亡。“当家的”这样做了，不过时间稍晚一些——在1940年……政治局委员中将要丧命的科肖尔和波斯特舍夫在发言，玛丽娅·乌里扬诺娃在发言。

这一切构成一个大合唱：把他们钉上十字架！

“当家的”看着这场竞赛，可以感到满意了。

当又一个发言者在讲台上准备愤怒地（不光要发言，还要带着“抑制不住的愤怒”）报告肃反工作成果时，善良的奥赛罗用玩笑打断了他：“你们的工作怎么样？把全部敌人都赶跑了？也许还剩下一些？ （会场一片笑声）。”

他们开心地笑着，在这笑声背后是轻松的感觉。“当家的”显得悠闲自在。这种信心意味着一切都结束了？过去了？

大家在笑，“当家的”大概也在笑，因为他知道这些人未来的命运如何。

国民经济各部门的首脑报告了工作，介绍了肃反工作的成果，承认了警惕性不够高 （这叫自我批评），赞扬了领袖的报告。

轮到军事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发言了。

伏罗希洛夫说：“幸运的是，目前在军队中揭发出的敌人不太多。我说‘幸运’是相信红军中敌人根本就不太多。事情就应该这样，因为党派到军队来的是自己优秀的干部……”

傻乎乎的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并不了解形势。于是主要攻击手、“了解内情的”莫洛托夫很不客气地说：“既然我国各经济部门都有坏分子，我们能想像只在军事部门没有坏分子吗？这似乎没有道理……”

莫洛托夫又说了句预示着不祥的话：“军事部门是个庞大的部门，不是现在，而是要晚一些检查它的工作，检查将非常严格。”

*“检查将非常严格”

除了党之外，军队是斯大林的第二个关注对象和目标。托洛茨基领导军队多年……用伏罗希洛夫取代托洛茨基后，他毫不留情地赶走了过去的大批指挥员。

他在30年代初仍继续这样做：47000人被逐出军队。但是有许多人不能动，他们是国内战争的著名英雄，例如乌博列维奇、科尔克、亚基尔、加伦、施密特……

许多书介绍了他们，他们的名字被写进了历史课本。

亚基尔元帅是元帅中最年轻的一位。他是一个犹太药剂师的儿子，以作战勇敢和说话粗野著称。

乌博列维奇身材高大，留着大胡子，曾和伏龙芝一起夺取了难以攻克的克里米亚，领导过白俄罗斯军区。

施密特是一位犹太鞋匠的儿子，从 15岁起就参加了血腥的国内战争，长相丑陋却以情场上屡屡取胜而闻名。

加伦元帅在南部和东部击溃了白匪，被授予第一枚红旗勋章，他身为远东军司令。

科尔克那像球一样的光头很有名。他与托洛茨基一起保卫了彼得格勒，在克里米亚彻底击溃弗兰格尔，还领导着军事学院……

他们看不起科巴，记得他在波兰战局中的窘态。他们议论他的话，都有人向他汇报了。难道在他们和他们的战友都留在军队的情况下，他能彻底信赖军队？

更主要的是，当看到消灭党的行动时，他们可能会联合起来，甚至可能出于恐惧感而这么干。

斯大林不会不明白，笨蛋伏罗希洛夫没有能力看透图哈切夫斯基，尽管盛传他确实曾经谋反。

逃到西方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将军奥尔洛夫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在巴黎曾与自己的亲戚、乌克兰副内务人民委员坎采利松会过面。这位亲戚告诉他：斯大林很快就要完了，军人支持他们 （企图谋反的人）。坎采利松刚一回国就被捕了，此时逮捕军人的行动也开始了。

这是斯大林搞的他所喜爱的挑衅行动吗？或者这是奥尔洛夫发挥想像力的结果（他在自己的书中有时杜撰一些事实）？也许军人确实搞过阴谋？对此我们只能猜测。有一点却是毫无疑问的——“当家的”抢先采取了行动。

在惊险剧中侦探小说式的情节里，他想出了把军人同“右派”联系在一起的主意。布哈林曾很器重图哈切夫斯基，所以他们在这场戏中应该共同搞“军事政治阴谋”。

为扩大规模，“当家的”把亚戈达和内务人民委员部以及老朋友叶努基泽这个前克里姆林宫的管家也扯了进来。领导这个匪帮的当然是托洛茨基。毫无疑问，他们背后是希特勒。军队、克里姆林宫、党、内务人民委员部，全是希特勒和托洛茨基的帮凶……剧情就应该这样发展。找到军人搞间谍活动的证据并不难，因为军队与德国国防军有过密切联系。逮捕几个高级指挥官，强迫他们提供所需要的供词，这只是技术性问题。因此，当布哈林坐牢时，在这场戏中已为他安排了战友——一些军事统帅，他们是德国间谍和托洛茨基的走狗。

当然，在消灭过去的军事指挥官这件事上，“当家的”拿最著名和最危险的人——图哈切夫斯基开了刀。

图哈切夫斯基这位44岁的军事天才毕业于沙皇的军事学校。在这个养尊处优和镇静自若的典型沙皇军官身上，有一种神秘的力量。他生来就是指挥人的料。在国内战争期间，只要他一出现，就能制服暴动的部队。他那雷鸣般的“立正！”口令刹那间就能使造反的士兵回心转意。他很残酷，这符合那个血腥时代的要求。

伏罗希洛夫憎恨图哈切夫斯基。图哈切夫斯基则还以傲慢的鄙视态度，讲嘲弄伏罗希洛夫的故事，这是他喜爱的话题之一。他每次讲故事头一句话都是刻薄地说：“我们那位从卢甘斯克来的钳工克利姆，哦，对了，克利门特·叶夫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也喜欢这么称呼自己……”

图哈切夫斯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当过德国人的俘虏。战后在与德国人进行军事合作时期（希特勒上台前），他经常赞扬德国国防军。因此，对后来的侦查工作来说，搞一批败坏其声誉的材料并不困难。

纸牌卦就这样轻易地摆开了。

此时，为了利用镇压之机削弱苏联军队，希特勒的情报机关伪造了一封信，在这封信中让图哈切夫斯基声称要搞拿破仑式的政变。

这个主意是德国情报机关自己想出来的呢，还是斯大林的间谍授意搞的？这又只好去猜测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高级官员之一、后来叛逃的克里维茨基肯定地说，这个主意是“当家的”最先提出来的。他在1937年1月从德国人那里得到了这封信，但是信已经不需要了。早在1936年秋天被捕的列宁格勒军区副司令普里亚马科夫和驻英国常设代表团武官普特纳已经交待了关于“德国间谍图哈切夫斯基”的所需供词。

5月份逮捕行动开始。军事学院院长科尔克被捕了。

5月27日图哈切夫斯基本人被捕。从他的案卷中可以看出，这位英雄5月29日就承认了一切无中生有的指控。他的案卷中的几页供词上有褐色斑点。鉴定确认，这是血迹。“当家的”开始搞刑讯时，肯定有长远考虑。军人应该比普通人刚强些，因此刑讯一定要起作用，实际上也起了作用。

5月29日在火车站逮捕了乌博列维奇。亚基尔元帅也被捕了。

摘自丘兰科夫的信：“国内战争英雄施密特被召到人民委员部，然后被派往外省担任指挥职务。他召集了苏联各地的老战友与自己同去赴任。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整整凑了一火车。军用列车载着醉醺醺的军人和愉快的歌声驶离了喀山车站。火车停在第一个车站时，火车头被摘开了，身穿内务人民委员部制服的人登上了火车。施密特这个曾经骑马冲上三楼自家住宅的勇敢骑士承认了一切，并同意诽谤自己。”

对被捕军人的审判必定要快刀斩乱麻。加伦来请政治部主任加马尔尼克参加审判，但加马尔尼克没来得及去。

第二天，肃反工作人员就来到了加马尔尼克的家，查封了保险柜，叫他不要出门。这意味着他已卷入案件。加马尔尼克走进旁边的一个房间，开枪自杀了。

“当家的”喜欢把这个机会留给自己的受害者。

1937年5月，曾在西班牙英勇作战的著名记者米哈伊尔·科利佐夫在“当家的”那里度过了3个小时。科利佐夫回家后对兄弟说：“斯大林站到我身旁，把手放在胸口上行了个鞠躬礼，然后说：‘您的西班牙尊称是什么，是不是米古埃尔？’我答道：‘斯大林同志，我的西班牙名字叫米格尔。’斯大林说：‘噢，是米格尔先生。我们高尚的西班牙人衷心感谢您作的有趣报告。再见，米格尔先生。’”

可是，他走到门口时被“当家的”叫住了，接着便是有点奇怪的对话。

“科利佐夫同志，您有左轮手枪吗？”

“有，斯大林同志。”

“您没打算用它来自杀吧？”

“当然没这个打算，”科利佐夫回答时更吃惊了。

“那就好，”斯大林说道，“很好，科利佐夫同志，再一次谢谢您。再见，米格尔先生……”

1938年12月17日，科利佐夫被捕，接着就被枪决了。

6月1日至4日，国防人民委员部召开了军事委员会会议。斯大林和政治局委员都出席了。从各地叫来了100多位军事首长。这是因为，在开会前军事委员会人数急剧减少，已有四分之一的委员会成员被当做参与阴谋活动的罪犯被捕入狱了。

会前分发给每个与会者一个装满文件的公文夹。昨日的同事和军队的偶像图哈切夫斯基、科尔克、乌博列维奇、亚基尔及其他一些英雄人物在文件中承认，他们曾为希特勒情报机关工作，是德国间谍。伏罗希洛夫作了关于内务人民委员部如何揭露反革命大阴谋的报告。

伏罗希洛夫对与会者说：“我的过失极为严重，我没有发现卑鄙的叛徒……不过，从你们方面，我一次也没有接到过发出警告的信号”。与会者顿时明白了，这是在指责他们有帮凶行为。在这个发言之后，全体与会者都卖力地诅咒自己过去的朋友和上司。

*“靠女色招募了……”

“当家的”在6月2日亲自讲了话。总统档案馆里保存着“当家的”从未发表过的这次可怕讲话的速记记录。

他谈到了间谍，谈到了德国情报机关如何巧妙地招募了心怀不满者，谈到了他们如何成了“德国国防军手中的奴隶”。他的这次讲话为自己编排的大戏增色不少。出现了一个“娘儿们”——名叫若泽菲娜·根济的狡猾美女。”她是个漂亮的女间谍，靠自己的姿色招募了卡拉汉 （副外交人民委员）。她也招募了叶努基泽。她还把鲁祖塔克攥在手心里。”

（他点了那些因风流韵事而出名的党员的名字。亚戈达搞的专案文件派上了用场！）

他称那些被揭露出来的军事首长为间谍，以鄙视的态度拒绝称他们为“反革命分子”。他作了如下解释：“比方说，如果自杀了的加马尔尼克是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分子，那么我要是他的话，就会请求见斯大林，先把斯大林干掉，然后再自杀。”

这是讲话中非常令人惊讶之处。过去的恐怖分子无论如何也不会忘记，谋杀是多么容易。

6月11日进行了快速审判。“当家的”安排了自己爱看的演出：朋友要朋友的命。审判图哈切夫斯基、乌博列维奇、亚基尔、普里马科夫等人的正是他们在军队中的同事——德边科、加伦、别洛夫、阿尔克斯尼斯……他们当然被判处了死刑。“当家的”知道，判处这些人的法官们也注定要死！只不过在第二批，因为所有上年纪的指挥官都是老党的一部分，应该消失……

在1937年和1938年这两年间，一直在消灭过去的指挥人员。大屠杀削弱了军队，这是众所周知的主要结论。然而，在后来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雄之一科涅夫元帅却另有一番见解：“在被消灭的指挥官——图哈切夫斯基、叶戈罗夫、亚基尔、科尔克、乌博列维奇、加伦、德边科等人当中，只有图哈切夫斯基和乌博列维奇可以被认为是跟得上时代的军事首长。他们当中的多数人都跟着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学。这些国内战争中的英雄和骑兵头脑中还是老一套。加伦在哈桑战役中失败了，伏罗希洛夫输掉了芬兰战争。如果这些人全部担任指挥官，战争可能会是另一种结局。”

不错，“当家的”知道，镇压会削弱军队，但这为了今后加强军队！这仍然是他喜欢的那种迅速选拔干部的血腥方法。由于大批屠杀过去的各级指挥员，许多思维跟得上形势和文化水平高得多的人在战争前夕走上了领导岗位。对他们来说，国内战争只不过是个歌颂英雄的神话而已。

就这样，蹲在监狱中的布哈林已经成了军事政治阴谋的领导人之一。现在就等他本人同意出任这一角色了。因为与对军人的秘密审判不同，布哈林应该让全世界看到一个规模很大的公开审判。

有许多关于刑讯的传说，说是刑讯迫使他参加了可耻的审判。

让传说真相大白是件难事，还是让书信来说话吧。

布哈林继续在狱中写着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风格的书信体小说。他简直要让那些充满爱意的信件把“当家的”埋起来。

*“我开始对你产生了像对伊里奇那样的感情”

“1937年4月15日夜。科巴！我已好几个晚上打算给你写信了。就是想给你写，我不能不写，因为直到现在我仍然觉得你是我的亲人（谁爱暗中笑话我，就让他随便笑话去吧！）……在全会上发言的人们认为，一切对我最神圣的东西都只不过是我故意的装腔作势……我在绝望中曾以伊里奇之死发誓，可有人却说我拿伊里奇的名字投机，说我散布伊里奇去世时自己在场的谎言……我勉强能够走动，还有人骂我丑态百出，装腔作势……”

思维是跳跃式的。看来，当他想起去科巴家拜访的情景时，他觉得，科巴因他对娜佳的态度而吃醋了，认为他是“色鬼”。

“我想直截了当和坦白地把私生活情况告诉你：我这一生只亲近过四个女人。” （接着他极为详细地介绍了自己与她们之间的痛苦经历。）

“你认为我有10个妻于是毫无根据的，我从未同时与多个女人生活在一起。”

（科巴会对自己说：他又在这里撤谎。他现在是因为娶了年轻漂亮的妻子才稳重下来，而过去……“色鬼”布哈林的每个行动和每个“娘儿们”，在内务人民委员部都有记录。）

“……我最近的全部愿望都集中在一点上，那就是紧跟领导班子，特别是紧踉你，以便能够全力以赴地工作，同时完全服从你的建议、指示、要求。我看到，伊里奇的精神体现在了你的身上。有谁能够下定决心让共产国际采取新策略，坚定不移地实行第二个五年计划，把远东武装起来，安排改革工作，制定新宪法？没人能行……当和你在一起时，我总有种特殊的感觉……我甚至曾有机会触摸你。我开始对你产生了像对伊里奇那样的感情——像亲人一样的亲近感、无限热爱和信任感。对你可以说出一切，写出一切，抱怨一切……毫不奇怪的是，最近几年我甚至忘记了曾进行过反对你的斗争和曾充满愤恨的那个时期……”

（我能想像出科巴看这封信时的反应，因为他了解布哈林不久前在国外所说的一切有关他的言论。实用主义者科巴不明白，这个人现在确实对他怀有那种知识分子式的疯狂的爱——那种牺牲品对刽子手的爱、柔弱女性对暴力的爱。这是我们所喜爱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心理分析！）

“我打算写一本书。我想把此书献给你，并请你写个短短的序言，以便让所有人都知道，我完全认为自己是你的人。我这里的处境极为尴尬。要知道，我把每个监狱看守人员都看成 ‘自己人’，而他们像看罪犯一样看守着我，尽管有分寸。我把监狱看成 ‘自己的’……有时我头脑中会闪现出一个愿望：为什么不能让我住在莫斯科郊外的某个地方呢？给我一间小木屋，另办一个身份证，配两位肃反工作人员，让我同家人住在一起，允许我为共同的利益写书和搞翻译（用笔名或不署名），允许我种点地，以防身体垮掉（不出院子）。然后有一天，有人承认说，他诬陷了我……”

可怜的浪漫主义者！

“……我非死在这里不可。这里的制度非常严格，甚至不许在牢房里大声说话，不许下棋，放风时根本不准开口，不许在窗口喂鸽子——什么都不允许。不过，甚至包括低级看守人员在内的所有人都很客气，有自制力，举止得体。伙食不错，但牢房很暗，昼夜都开着灯。擦地板，刷洗马桶——这我都很熟悉。但让我痛心的是，这是在苏联的监狱里。我感到无限痛苦和忧伤。”

信封上注着：“送交斯大林之前请勿阅读此信。”但斯大林作了批示：“传阅”。（斯大林派机要通信员把此信交给了全体政治局委员。）善良的奥赛罗好像是在用这种方法询问：也许还是饶恕了伊阿古吧？但战友们不能出错，因为每天都可能掉脑袋。于是他们展开了一场显示毫不留情态度的竞赛：“已阅，我看这是骗人的信。莫洛托夫”“还是那一套欺诈行为。卡冈诺维奇、加里宁”。“这无疑是一封欺诈性的信。丘巴尔”。

此时，善良的奥赛罗不得不服从集体。

布哈林仍然给他写信。写了43封，都未得到回音。“您好，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已不再用“科巴”这个亲昵的称呼）……我在幻觉状态中与您谈了几个小时（您坐在单人床上，离我很近）。可惜这只是我的梦话。我想对您说，我愿意在思想上毫无保留地和毫不动摇地完成您的任何要求。我已写完厚厚一卷诗，内容主要是歌颂苏联……拜伦说过：‘要想当诗人，应该或者产生爱情，或者过穷日子。’（我这两者都具备）我现在觉得最初写的那些东西很幼稚（但我会修改它们，《斯大林颂》除外）……我7个月没见妻子和孩子了，请求过几次，可是没有回音。我曾两次神经性失明，两三次在幻觉状态中说胡话……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请允许我们见面吧！让我见见安娜和孩子吧！谁知道会出什么事啊。就让我见见自己的亲人吧。如果实在不行，请允许安娜送一张她和孩子的照片来……我全心全意地爱您，这话您一定觉得荒谬绝伦。您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

如此看来，制度严格，但看守人员非常客气，而且伙食很好。不错，没有任何刑讯。柔弱的歇斯底里病患者布哈林也未必能在刑讯之间写下这么多文学作品。他自己因绝望，怕被枪毙，为亲人担惊受怕而折磨了自己。

对坐牢来说，他的体质太弱了。他是个诗人，而不是政治家。他因神经出了问题陷入幻觉，失明……他已经明白：肯定坚持不住，将会像加米涅夫那样同意“诽谤自己”。在没有任何刑讯的情况下，“我想对您说，我愿意思想上毫无保留地和毫不动摇地完成您的任何要求”。

几乎是逐字逐句地重复了另一个不幸的人——季诺维也夫的话。

布哈林承认了对他的全部指控，并在6月初签了字。他的妻子安娜·拉林娜深信不疑地写过：“当家的”曾答应为此给他留条活路，但却骗了他。

可她不知道，不幸的布哈林在一封信中自己讲出了一切。

*不足信的真话

布哈林给斯大林的最后一封——第四十三封信：“非常机密，没有斯大林的许可请不要看。”

“1937年12月10日。我写的这封信可能是我死前的最后一封信了，因此请允许我免掉一切官样文章，更何况信只是写给你的……我的悲剧，或许是我生命的最后一页即将翻过去。（用“或许”这个词表明他还抱有希望，因为他记得，索科利尼科夫和拉杰克在上次审判中都没有被枪毙。）

“我因为焦躁不安和心乱如麻而全身发抖，勉强能控制住自己。正因为涉及到命运问题，我才想在为时还不晚的时候先与你告别。为了消除各种误会，我一开始就要对你说：面对全世界（全社会），1）我不打算收回我所写的任何东西。2）我不打算在这方面求你任何事，我不想为了让事情脱离它的运行轨道而恳求你。我写信是为了向你个人通报情况。我不能不给你写完最后几行字就进棺材，因为我被你应该理解的痛苦折磨着。我对你说句实话，我在侦讯过程中承认的那些罪行都与我无关。”

那他为什么承认呢？他在所有诽谤自己的人当中第一个详细解释了为什么。

“除了承认别人的指控和供词并借题发挥，我当时没有任何出路，否则我就是 ‘不缴械投降’。

“在思考所发生的事情时，我大致形成了这样一种看法：存在着某种搞大清洗的重要而大胆的政治设想。由于处在战前时期和向民主过渡时期，这次清洗的对象将是有罪的人、可疑的人和潜在的可疑人。

“在这方面没有我不行。对不同的人会用不同的方法使他们不能为害。千万别以为我在这里暗中指责你。我在自我思考中已成熟多了，认识到了：宏伟计划、重大设想和重要利益是压倒一切的。把个人问题与首先担在你肩上的世界历史性重任相提并论，是低级趣味的。”

这里指出了高度合理性和世界历史性重任。他们曾经为此杀过别人，现在则互相残杀。

在获知重大设想后，布哈林平静下来了，因为迫使他出卖自己的，已不是一个人为自己和家庭的那种卑微的恐惧感……在各种设想的世界中，他是自己人！他已不是懦夫，而且几乎成了英雄——为重大的设想牺牲尊严！迎接死亡！

他因欣喜而变得高尚，并渴望悔过。

“我不是基督教徒，但我有些个人古怪行为。我觉得，我是在受那些年领导斗争的报应……最令我苦恼的就是这件事。1928年夏天我去你那里时，你对我说：‘知道我为什么与你交朋友吗？因为你不会搞阴谋。’我说：‘是的。’可这时我却跑到加米涅夫那里去了。这件事像犹太人的原罪那样留在我的头脑中。天啊，我当时多么幼稚，多么愚蠢，现在我得为此付出自己的尊严和整个生命。科巴，原谅我这一点吧。我边写边哭，我已经什么都不需要了……当我产生幻觉时，我见到你好几次，见到娜杰日达·谢尔盖耶夫娜一次。她走到我跟前说：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怎么会这样对待您呢？我要跟约瑟夫讲，让他为您作保。’当时这是那样的真实，我几乎要跳起来马上给你写信，让你为我作保。我知道，娜杰日达·谢尔盖耶夫娜不会相信我企图搞反对你的什么活动。

“我与你谈了几个小时。天啊，要是有个仪器能让你看到我那支离破碎的心就好了！你要是能看到我多么依恋你就好了。请原谅，这都是我的心理活动。现在没有能推开亚伯拉罕之剑的天使，不幸的命运将成为事实。请允许我最后谈谈自己的几个小小请求。

“1.对我来说，死一千次也比经历即将到来的审判轻松。我简直不知道如何控制住自己……我可以忘掉羞耻和自尊，跪下来求你取消审判，但这大概已经不可能了……我求你给我机会在审判前死去，虽然知道你会严酷地对待这类问题。

“2.如果你早已决定判我死刑，那我预先恳求你取消枪决，让我自己在牢房里喝毒药（给我吗啡，让我睡着后不再醒来）。请允许我按我的愿望度过最后的时光。可怜可怜我吧！你很了解我，你知道，我有时会以炯炯有神的目光直视死神，我能够做出勇敢的举动；可有时同一个我会惊惶失措，魂飞魄散。因此，如果判我死刑，请你给我一杯吗啡。

“3.请让我在审判前与妻子和儿子告别。我的理由是：如果我的家人看到我招认的事情，他们有可能因为感到意外而自杀。我应该设法让他们对此作好准备。我觉得，这有利于案件本身和官方对案件的解释。

“如果保留我的性命，我将请求送我去美国住若干年。理由是：我可以搞有关审判的宣传工作，进行反对托洛茨基的殊死斗争，把一大批动摇不定的知识分子争取过来，使他们真正成为反托洛茨基的人，大规模地和满腔热情地做这件事。可以派一位精干的肃反工作人员与我同行。为了更加保险，在我证明自己会如何打托洛茨基耳光之前，可以把我妻子留在这里半年。

“不过，如果对此有什么疑虑，那把我送到伯朝拉和科雷马的劳改营25年也行，在那里我可以办大学、研究所、画廊、动物博物馆和摄影博物馆。可是，说实话，我不希望这样。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你失去我就意味着少了一个确实忠于你的极有才干的将才。不过，我在精神上已准备好了脱离世间的苦难。除了深深的和无限的爱，我对你、对党、对整个事业没有任何怨言。我在想像中拥抱你，永别了，你那不幸的布哈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原谅吧！1937年12月10日。”

*布哈林揭开世纪之谜

这封信正是揭开审判内幕的最后一个关键线索。这封信把一切都写出来了。科巴没有答应赦免他。布哈林对此一直寄予希望，可“当家的”却保持沉默。

是党的大理论家布哈林自己替斯大林想出了审判的理由——“搞大清洗的重要而大胆的政治设想”。他甚至不知道是否真有这个设想，就用它来掩盖丢人的恐惧感。在斯大林未作任何承诺的情况下，他便与侦查人员进行了通力合作。

我们要尽力去理解这个俄罗斯知识分子。他是个诚实的撒谎者、软弱的大力士、高尚的下流货、勇敢的胆小鬼，同时又才华过人，甚至在侮辱自己方面也无与伦比。他永远也不会说：“我确实害怕这些极其残酷的人。”但是他一定会想出不同凡响的主意和理由。

“可怜可怜我吧！你很了解我，你知道……”

不错，科巴很了解他们，正因为如此才想到审判。

*“个人的命运有如过眼烟云，是微不足道的”

“当家的”没有满足已投降的敌人所提出的任何请求，只是允许他在开庭前给妻子写封信。

“亲爱的，我最最心爱的安娜：在开庭审判前夕，我给你写这封信。我写信有一个明确目的，并且用三条黑线把它强调出来：不管情况会有多么可怕，不管人们说了我些什么，不管我说了些什么，你都不要看，也不要听，要勇敢和平静地经受住一切。请你让家人做好准备，帮帮他们。我既为你，也为其他人担心，但首先是为你担心。不要怨恨什么，记住，有苏联的伟大事业，这是主要的。与之相比，个人的命运有如过眼烟云，是微不足道的。你面临着重大考验。亲爱的，我求你采取一切措施，把头脑里的弦都绷紧，但是别把它们绷断，跟任何人也不要闲聊任何事情。你是我最亲最近的人，所以我用我们之间有过的一切美好东西求你作出最大努力，以高度紧张的精神状态帮助自己和家人经受住这个可怕的阶段。我觉得，不应该让父亲和娜佳在审判期间看报纸，让他们在此期间进入类似睡眠的状态，……既然我这样求你，那你就要相信，这是我饱经痛苦之后得出来的结论。这既包括这个请求，也包括将为重大利益所要求发生的一切。我对你十分不放心。如果允许你给我写信和就我信中的内容说几句安慰的话，我心头的重负就会有所减轻。我亲爱的朋友，这事求你了。现在畅谈自己的感情不合时宜，但是你在字里行间可以看到我对你的爱有多么深。”

没人打算把这封信交给他的妻子，因为布哈林深深爱着的安娜已经被捕了。

过了54年之后，丈夫当年写给年轻漂亮的妻子的信，才转交到风烛残年的安娜·拉林娜手中。

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在她丈夫创建的国家中，她丈夫的名字一直是个骂人的字眼，这是“重大利益”所要求的。

后来进行了审判——对著名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最后一次审判。消灭伊里奇的战友的工作接近尾声。这次审判成了“当家的”编排的惊险剧的结局。

像故事通常的结尾一样，一切情况都昭然若揭了，全部线索集中到了一点：原来，布哈林和李可夫竟然同时与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德国间谍图哈切夫斯基等军事首领、民族主义地下活动分子、内务人民委员部中以亚戈达及其手下的人为代表的坏分子狼狈为奸。因此，过去历次审判的主要组织者亚戈达，这次成了审判布哈林过程中的明星之一。“杀手医生”被说成是他的人，执行了“他的阴险意图”。出任“杀手”角色的，是不幸为克里姆林宫领导人 （普列特尼奥夫、莱温、卡扎科夫等）治病的非常著名的医生们。

“当家的”尽可能回答人民提出的各种问题。例如，集体化时期在农村因采取恐怖手段而出名的农业人民委员切尔诺夫受到指控。此时，面露讥讽神情的惊险剧作者建议布哈林思想的反对者与布哈林一起参加审判。集体化的惨祸根源何在？切尔诺夫悔过了，介绍了他如何按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指示故意错误地执行正确的集体化政策。

为什么在获得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里缺少黄油，面包供应也经常中断？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领导人泽连斯基悔过说，这一切都是他从“右派”那里接受的破坏任务造成的。

有个众所周知的说法：“当家的”观看了审判过程。

一位见证人写道：“审判台的上方有几个用薄薄的黑纱遮挡住的小窗口。躲在黑纱后面可以俯视法庭，从法庭里则可以看到黑纱后面烟雾综绕——他那烟斗冒的烟。”

可以说，这是完全可能的。总导演应该观看演出。

显然，由于考虑到前几次演出的弱点——被告同意承认全部指控令人生疑，在这次审判中加入了“意外情况”。

列宁时期的中央委员克列斯京斯基突然说：“我不认为自己有罪。我没有犯下强加在我身上的任何罪行。”整个法庭内一片哗然。

不过，导演不允许这种效果保持太长时间。克列斯京斯基第二天就改了口：“我请求法庭记录下我的如下声明：我完全承认自己有罪……昨天由于受被告席气氛所引起的一瞬间虚伪的羞愧感的影响，我没能讲实话……”

布哈林在审判中也出了力，尽其所能地改变了历史。列宁的这个宠儿说：因为想阻挠布列斯特和约的签定，他曾打算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一起逮捕敬爱的列宁。布哈林不仅称自己是可鄙的法西斯分子，而且做了在信中许诺的事情——竭尽全力维护审判的真实性，以防西方批评。不过，他没能把自己的角色演到底。审判进行得越深入，“当家的”就越发意识到，布哈林想耍两面把戏。在承认一切的同时，他企图不承认任何具体罪行。斯大林也看出了他“最有才干的一位将才”所走的巧妙的一步棋。布哈林突然谈到了他与尼古拉耶夫斯基的如下约定：一旦审判布哈林，尼古拉耶夫斯基就组织抗议 活动。狡猾的布哈林用这种方法提醒欧洲的社会党人：他曾经组织过保护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运动，并请他们还债——帮助搞保护他的运动。“当家的”再次明白了，除了坟墓，用什么办法也教训不好这些人。

至于说保护运动，当然是组织过的，然而时代变了。一些人被内务人民委员部收买了，另一些人相信了斯大林是与希特勒威胁相抗衡的最后支柱，没敢帮“法西斯分子”的忙。

正如尼古拉耶夫斯基所写的那样，“一些最有影响的西方舆论工具，出人意料地成了斯大林恐怖政策的辩护士。”但罗曼·罗兰还是给斯大林写了封信。他写道：“布哈林这种类型的才智是他的国家的财富……我们大家对天才的化学家拉瓦节之死都负有责任，因为我们是永远怀念罗伯斯比尔的最勇敢的革命者……我们深深地哀悼和惋惜。我请求您慈悲为怀……”

然而，“当家的”没有赐予答复。

在作出死刑判决后，犯人们写了特赦请求书。

我在档案馆看了他们的绝笔。李可夫一本正经地写了几行字。布哈林写得当然详细多了。

布哈林最后写道：“我跪在祖国、党、人民和人民政府面前请求特赦。”

可能是侦查员说呈文写得不够充分，还得再加工。于是第二天——3月14日，布哈林又写了一篇特别长的呈文，其中有些话令人惊讶：

“我在思想上已解除武装，但同时用社会主义新方式重新武装起来了……请给第二个、新的布哈林一个成长的机会，哪怕让他成为一个普通人也行。这个新人将与死去的布哈林完全不同。他已经诞生了，请给他一个随便什么样的工作机会。”

他在这里又重复了自己喜欢的浪漫念头：“为了重大利益请枪毙那个该杀的布哈林吧！不过请给我这个普通人留条活路。”

亚戈达也写了呈文：“我跪在全体人民和党的面前请求赦免，留我一条命。”

有意思的是，当警察的亚戈达和唯美主义者布哈林用了同样的字眼——“下跪”。

后来有人来带他们……直到这时布哈林才明白，写呈文这件事只是最后一个惩治手段——用让你抱有希望的手段折磨你。

所有被判刑的人都遭到枪决，朋友科巴未满足布哈林要一杯吗啡的请求。布哈林没有死于吗啡，而是死于“自己人”之手。布哈林是最后一个被枪决的。“当家的”让他尝尽了等待死亡的全部痛苦。

总统档案馆中有一份令人吃惊的修改过的材料。“当家的”曾亲自做了发表审判速记报告的准备工作，审校了报告中的言词，把死者的话删去一些，增补了一些。要求严格的作者把自己的惊险剧一直搞到最后。

*凯凯去世

在这期间斯大林仍然一直给母亲写信。

“……有人转告我说，你身体健康，精神很好，这是真的吗？看来，我们这个家族是强壮的家族。我的妈妈，祝你健康长寿。”

他知道这不是真的，知道母亲有病。第比利斯是小城市。她已经听到有关奥尔忠尼启则和他哥哥的事。逮捕行动整夜整夜地进行。老的民族主义分子和与他们作过斗争的老布尔什维克同样都得死。城市陷入一片恐怖之中。母亲在这可怕的一年已病入膏盲了。

“我的妈妈，你好！给你送去披肩、短上衣和药。先把药拿给医生看，然后再吃，因为服药量应由医生决定。”

在1937年炎热的夏季传来消息：“因长期患重病，叶卡捷琳娜·格奥尔基耶夫娜·朱加什维利于6月4日23时5分在家中逝世。”

当时正处在镇压活动的高潮期。斯大林知道，高加索人善于报复，因此没敢去格鲁吉亚为母亲送葬。他也绝不会忘记这一点：敌人没让他和母亲告别。

固执的凯凯就这样离开了人世。她没有原谅革命者科巴毁掉可爱的索索这件事。我在他的档案中找到了从第比利斯给他寄来的母亲遗物清单，半个世界的主宰之母并没有多少东西。她过的是贫穷而孤独的生活，又在贫穷和孤独中死去。在她死后，她保存的那些儿子的信全都送了回去。

现在他与过去彻底告别了。

第九章 建立新国家

*幸福的日间生活

没完没了地对逮捕和审判加以令人厌烦的描写，或许会使人想像到全国人民在可怕的1937年处于一种受压抑的精神状态。然而根本不是这样！绝大多数人在高音喇叭不停地广播的情况下睡得可香了。他们怀着强烈的责任感匆匆去上班，满腔热情地参加每天的咒骂敌人的集会，认真地阅读介绍审判情况的内容贫乏的报纸……他们讨论西方劳动人民苦难的命运，非常怜悯受压迫的黑人和不幸没能生活在苏联的一切人。与我合住一套房子的邻居、莫斯科大学一位年轻的生物学教授和他的妻子、母亲及女儿住在一个房间里。他在排队上共用厕所时总是浏览报纸，嘴里还高兴地哼着歌……每逢十月革命节，他们全家都参加游行活动，到红场去，然后再给瘫痪的母亲讲见到斯大林的情景。母亲耳聋，他们就用整套住宅都能听见的声音朝她喊。他们害怕国家安全机关吗？要是提这个问题，肯定会使他们感到气愤。他们知道，只有敌人才害怕内务人民委员部。他们当然也知道有逮捕人的情况，他们的许多熟人就被捕了，但这些人原来是敌人。逮捕一般都在后半夜进行，而这与他们无关。夜里他们像正人君子那样安心地睡觉，为的是再次幸福地醒来，在排队上厕所时唱歌。

庄严的惩罚性公开审判，属于白天生活中的娱乐活动……像地地道道的恺撒应该做的那样，在这种日间生活中“当家的”为幸福的同胞们搞了许多娱乐活动。例如，克里姆林宫顶上出现了几颗红宝石的星，于是举国欢腾，许多人全家一起去红场看它们在夜间如何闪光……日间生活离不开激昂的进行曲，因为这是胜利者的国家。他们在国内战争中战胜了保皇党、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和白卫军。

目前在和平生活中又获胜了——用两三个五年计划赶上了并将很快超过全世界。斯大林的报纸每天都宣传某一位先进劳动者的胜利，全国人民自然是欢欣鼓舞。宗教被战胜了，在神圣的俄罗斯剩下的全是无人主持的教堂……他的肃反工作者在每一次审判中都战胜了敌人和间谍。他每天都送给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居民一个新的胜利。

飞行员奇卡洛夫和他的机组人员被安排乘敞篷汽车在首都的街道上行进。他们在世界上头一次沿莫斯科——美国航线作了不着陆飞行……每年在红场上都举行阅兵式、体育大检阅、空军大检阅和向主要胜利者——劳动英雄致敬的大检阅。

1935年开始审判破坏分子时，斯大林曾下令找一个采煤量惊人的矿工，而且要在他这个矿上发现一批知识分子中的破坏分子，当然，是妨碍这名矿工创造劳动功勋的破坏分子。这就是“当家的”设什的情节。这一情节马上得到了落实。一个姓斯达汉诺夫的矿工被找到了。他是从农村来的小伙子，长着一张典型俄罗斯人的有魅力的脸。从未见过的纪录被安排出来了，矿上的破坏分子被发现了。在这之后，全国掀起了一场“斯达汉诺夫式工作者”运动。极高的生产定额用落后的设备创造出来了。工伤事故全都算到了破坏分子头上。“斯达汉诺夫式工作者”的纪录是为了鞭策其余的人。从此时起，他定期搞节日表演：斯达汉诺夫式工作者代表大会。

群众、集体无处不在。斯大林建立了一个集体国家。一切都是集体性的：工作集体、家庭集体、住宅集体（绝大多数住宅都是合住户）、休假集体（星期日进行集体郊游）。集体节日也很多，例如矿工节、建筑工人节、冶金工人节……各行各业部有自己的节日，这是为了让集体在这一无能够聚在一起尽情地饮酒作乐。

他在全国各地开办了文化休息公园。在经过专门培训的群众性文娱活动组织者的安排下，人们在这里还是集体性地一起消遣作乐。一切都是集体性的……

在处于恐怖高潮的1938年，在莫斯科的中央文化休息公园举行了劳动集体的游艺联欢活动，百万人幸福地、无忧无虑地尽情玩乐。

他有句话说对了。这句话被用在数以百万计的标语上：“生活变得更轻松，生活变得更愉快。”

把公园变成集体娱乐中心后，他特别关心各公园的“直观宣传”工作。这意味着，在所有的林荫小径处都要悬挂他和列宁的语录以及党的号召和宣传口号。

树林中一定要安放被富农杀害的少先队员帕夫利克·莫罗佐夫和被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分子杀害的谢尔盖·基洛夫的白色塑像。他们是斯大林的为信仰而蒙难的新圣徒。在各公园的主要广场上必有列宁和斯大林的塑像。在远处的林荫小径旁，有石膏制的男女体育爱好者塑像，其形象通常是胸脯宽阔、乳房丰满、粗腿厚臀。像希特勒在德国那样，斯大林特别注意让这一代人长得强壮。他吩咐在公园里开办靶场和建造跳伞塔。许多人都在公园里打枪和跳伞。他已经在为实现伟大的梦想而培养新的一代。

开代表大会和休假这种经常性的群众性活动，以及把个人溶入集体之中的做法，造就了最宝贵的东西——集体荣誉感。个人责任不存在了，只有集体责任。“党是这样嘱咐的”，“国家是这样嘱咐的”。这种集体荣誉感帮助人们在极端残酷的恐怖日子里平静地享受了生活的乐趣。谁的个人良心若苏醒过来，他只有去痛苦了。著名作家阿·盖达尔在1938年进了精神病院。他从那里给自己的朋友、作家鲁维姆·弗拉尔曼写了一封信：“有个念头令我不安——我撒谎太多了……有时候我己接近讲真话，有时候真话眼看就要脱口而出，但好像有个声音在严厉地警告我： ‘小心！别说！不然你会完蛋！’”

盖达尔没有完蛋。他在精神病院得到了帮助。真话不再如此强烈地令他不安了。个人良心幸运地消失了。

不过，足球才是日间生活中人们最喜欢的事物，知识分子对它就更加喜爱。被恐惧所压制的愤怒情绪可以在足球场上通过叫喊和外露的激情发泄出来。在足球场可以忘掉进入潜意识中的恐惧。

全国足球生活中的主要竞争是在两个俱乐部之间进行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狄纳莫”俱乐部和工会的“斯巴达克”俱乐部。全体知识分子都是“斯巴达克”的狂热球迷。这是不被禁止的一种反抗形式。

在这两队比赛的时候，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总会出现在球场的政府包厢内。最初是亚戈达来看球。亚戈达被枪毙后，身材矮小的叶若夫又出现在这里。在叶若夫被枪毙后，出现在政府包厢里的是第三任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他们全都狂热地为“狄纳莫”队叫好，并且痛恨尼古拉·斯塔罗斯京——“斯巴达克”队的创建者和领队。

全国人民都知道斯塔罗斯京。大概除了斯大林和列宁外，这是知名度最高的姓了。斯塔罗斯京四兄弟是国内最著名的四个足球运动员。老大尼古拉在挂靴后创建了“斯巴达克”队。是他引发了“斯巴达克”与“狄纳莫”的伟大对抗。他的三个名气很大的弟弟在“斯巴达克”队踢球。尼古拉在运动战术方面具有无穷的想像力。

1936年，照例要在红场举行体育大检阅。共青团领导人兼这一庆祝活动的组织者亚历山大·科萨列夫想出个主意——检阅时直接在红场上表演足球。这件事委托给“斯巴达克”俱乐部去办，“狄纳莫”的球迷对此极为嫉妒……在检阅时，按照科萨列夫发出的信号，整个红场马上铺上了巨大的地毯——形同一个绿茵球场。“斯巴达克”俱乐部的运动员跃上“球场”，开始展示球艺。科萨列夫站在斯大林身旁，手中攥着一块白手绢。当时约定：如果“当家的”对这个表演不感兴趣，科萨列夫就晃动手绢，表演马上停止。“当家的”平时不喜欢足球，可这天他很喜欢。他的战友们在列宁墓的检阅

台上兴奋得发疯了——伏罗希洛夫又蹦又跳，满意地大喊大叫。

而未安葬的列宁就躺在他们下面……

不错，科萨列夫那天没晃动手绢，幸福的足球运动员明白了：“当家的”喜欢。他们错了。“当家的”只不过是让这些可怜的弱者最后再高兴一下。科萨列夫、丘巴尔、波斯特舍夫和鲁祖塔克这些像孩子那样对球艺感到高兴的人，都要随着老化的党一起消失斯大林利用了同胞们的这个愚蠢的爱好。对全国来讲，1936年最惊人的事件并不是审判。国人期待的是巴斯克人足球运动员的到来。他又送给人民一个节日——请来了这些当时世界上最出色的足球运动员。举国上下一片欢腾。亚戈达和叶若夫一手操办了此事。“斯巴达克”没被选为西班牙人的对手，与巴斯克人赛球的是“狄纳莫”。

内务人民委员部喜爱的球队两次被击败！

全国陷入一片悲哀。“当家的”非常生气，吩咐一定要赢。叶若夫这才建议让“斯已达克”队上场。他明白，要是输给巴斯克人，这支球队就完了。

“斯巴达克”队当时正在莫斯科郊外训练，用林肯牌敞篷轿车隆重地把该队接回莫斯科。但林肯牌轿车的车胎在半路上突然爆裂了。如果“斯巴达克”队比赛迟到，内务人民委员部就要倒霉了。队员们还是及时赶到了体育场，但那时裁判员已经入场了。运动员当着热心球迷的面直接在车上换了球衣，然后就冲向了赛场。他们进行了殊死的战斗。对巴斯克人来说，这是一场足球赛。对“斯巴达克”队来说，这是一场生死之战。比赛结束时记分牌上显示的是难以置信的数字。“斯巴达克”队以6∶2击败了伟大的巴斯克人。

举国欢腾，人们在大街上相互亲吻。斯塔罗斯京成了全国崇拜的偶像。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则气得把牙咬得咯吱响。

1937至1939年，“斯巴达克”队办到了不可能办到的事——赢得了世界锦标赛和世界杯两项大奖。这太过分了。于是枪毙了叶若夫的贝利亚开始狠抓“狄纳莫”队……

贝利亚年轻时当过足球运动员，甚至曾在格鲁吉亚的一支球队中效过力。他也曾是一个狂热的球迷。

从这时起，斯塔罗斯京注定要遭殃。可是，斯塔罗斯京兄弟名气太大了，“当家的”也不允许搞他们。

这件事拖到战争时期才发生，那时已顾不上足球了。

1942年5月20日，斯塔罗斯京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醒来。有人手枪顶着他的头喊道：“起来！”他被带出家门，推进一辆汽车，送到卢比扬卡监狱。向他出示了已被枪毙的科萨列夫的供词。有人强迫科萨列夫承认，他准备在下一次体育大检阅时消灭党和政府领导人，为此组织了一个以尼古拉·斯塔罗斯京为首的一批运动员组成的战斗小组。

当天夜里他的三个弟弟也被捕了。他们全被判了10年劳改，这在当时是最轻的判决。

第十章 夜间生活

*恐怖中的日常生活

从此时起，斯塔罗斯京过上了夜间生活。关于这种生活人们尽量不去说它，甚至不去想它。

午夜过后，这些黑色汽车便驶上莫斯科街头……

夜间生活中发生的一切只属于夜间生活，它们是秘密。如果在合住的住宅里逮捕人，尽管有响动，邻居也绝不会走出房间，他们装作什么也没听见。早晨排队上厕所或进盥洗室时，邻居的目光会回避夜间失踪者的家属，这些家属也会尽力不让人看到那哭过的眼睛。此时他们就像患了鼠疫的人一样。整套住宅里的人都在等。等的时间一般都不长，通常家属也很快就消失了，住宅里又搬来新住户。他们同样每天早晨幸福地唱歌，排队上共用厕所。

在沿河街的政府大楼里，没有数家合住一套的住宅。在这儿宽敞的独家住宅里住的是新贵——政府成员、老布尔什维克、高级军事首长、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以及斯大林自己的亲属——阿利卢耶娃一家和斯瓦尼泽一家。

现在，每天早晨富丽堂皇的住宅那高大的门上都会出现新的火漆封印。大楼里的住户日渐稀少。

这种紧张的夜间生活，贯穿1937年始终。检察官签发空白逮捕证，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侦查员可以把任何人的姓名填上去。于是监狱暴满，牢房不够用。

但是“当家的”解决了这个问题。自1937年7月起，三人领导小组开始在内务人民委员部下属各大单位办公。三人领导小组的成员包括：当地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当地党的领导人、当地苏维埃政权领导人或检察长。

三人领导小组有权在不考虑诉讼程序准则的情况下作出死刑判决。被告在他们判决时都不在场。三人领导小组审判10分钟后就执行枪决。对斯大林的朋友叶努基泽的审判是最长的审判之一——用了15分钟，然后便处以极刑。可“当家的”仍然发电报加以催促：

“按照规定，三人领导小组作出的判决是终审判决。斯大林。”

他一直在催促，催促抓紧时间……按照1934年12月1日的法律，判决立即加以执行。

*党的自相残杀

三人领导小组工作得十分努力，可是在1938——1939年，他们却全都分享了自己的牺牲品的命运。

“赫鲁晓夫说：‘进入这些三人领导小组的人，都被枪毙了。’

“卡冈诺维奇说：‘没有全被枪毙。’

“赫鲁晓夫说：‘绝大多数人被枪毙了’”（摘自1957年中央全会速记记录）

因急于建立坚如磐石的社会，斯大林让自己的牺牲品进行自我服务——每个人先杀别人，然后自己被杀。亚戈达及其刽子手与赞成他们的党的活动家鲁祖塔克、艾赫、丘巴尔、波斯特舍夫等人一起杀了不少人，后来便轮到他们消失了。叶若夫上任了……叶若夫很快也被枪毙了。

数以千计的党的高级工作者加入了进行判决的三人领导小组和“特别会议”，但是斯大林想让更多的人参加残杀行动。千百万人在无数的会议上欢迎关于枪毙人民公敌的报道，报纸每天都刊登劳动者呼吁用死刑来惩罚“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派杀人凶手”的信件。他在1937年又让数十万人过上了夜间生活。此时对领导干部的逮捕令，要由他们的部门领导来签署。

真是历史的嘲弄。在1937年庆祝了全俄肃反委员会——夜间生活的开创者成立20周年。“当家的”把这一活动变成了全国性的庆典。诗人们讴歌了人民对秘密警察的爱。赞美之词在整整一年内一直伴随着对庆祝活动的主人公——亚戈达手下的老肃反工作者极为残酷的屠杀。每天夜里，内务人民委员部所属的豪华楼房里都在进行大规模逮捕。夜间的门铃声会把主人吵醒，然后便把昨日主宰人们命运的人押出家门。由于了解本机关这种可能发生的事情，许多人根本不开门。夜间的门铃声响过以后，住宅内就会传来一声枪响。高尔基的朋友、高尔基市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人、刑事犯劳动公团的创建者波格列宾斯基就开枪自杀了。乌克兰著名的肃反工作者科泽尔斯基也步他后尘而去。这个名单可以没完没了地写下去。

不过，也有逃离夜间生活的创新者。莫斯科的肃反工作者古罗夫从办公室的窗口纵身而下。很快跳窗就变得时髦了。当来人抓那个曾残酷无情地折磨加米涅夫的切尔托克时，他马上从12层楼的阳台上跳了下去。

当他们掉在夜间的街道上时，会使路上稀少的行人大惊失色。他们像蟑螂一样大批地死去。

他们中的许多人都重复了自己上司的那句话：“毕竟还是有上帝的！”

*夜间生活之星

然而，“当家的”不让叶若夫动亚戈达手下那些最能干的刽子手。但这也只是暂时的。

按照他的命令，这些最能干的刽子手在消失前被派往各共和国工作了。肃反工作者贝尔曼（他的兄弟曾任劳改营管理总局局长）曾长期在德国工作，按照共产国际下达的任务进行革命的准备工作。这个肃反工作者是个浪漫主义者。他痛恨斯大林，喜爱布哈林，但是又从欧洲带回了败坏布哈林声誉的材料。贝尔曼是为审判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做准备工作的侦查小组成员，参与过留金案，毒打过留金。“当家的”在1937年初提升了他，派他去担任白俄罗斯内务人民委员。由于看到日益临近的危险，贝尔曼便努力工作——镇压了85000名反对派分子及其亲属。但是，“过河拆桥”的时候终于到了：有着无限权力、掌握着克里姆林宫审判秘密的贝尔曼也被送到了他曾工作过的卢比扬卡监狱，这次他已是阶下囚了。他曾经特别尽心竭力地工作，消灭了许多“右派”。像往常一样，“当家的”仍不失其幽默感——贝尔曼作为内务人民委员部里的“右派阴谋组织”的参加者被枪毙了。

他也明白了：真是有上帝！

另一颗夜间之星——斯大林的卫队长保克尔的末日也到了。

保克尔为加强卫队做了许多事。此时的卫队已像一支军队。通向近郊别墅的那条路由3000多名侦探和机动巡逻队守卫着。每当斯大林的汽车驶出克里姆林宫时，整个30公里长的路线便仿佛进入战时状态。保克尔在汽车里坐在斯大林身旁，随时准备用自己的胸膛去保护他。政治局根据保克尔的提议作出决定：如果没有警卫伴随，“当家的”即使在克里姆林宫内也不能到处走动。有什么办法呢，他总是绝对服从党的决定。但遗憾的是，奴才保克尔属于老一辈肃反工作者。此外，狡猾的保克尔为全体政治局委员服务过，其中包括应该消失的政治局委员。他为他们提供汽车、狗、妻子穿的衣服和孩子玩的玩具，并成了他们的朋友。这对他自己是个不幸。当胸前挂着列宁勋章的保克尔还在乘“当家的”赠送的林肯牌小轿车兜风的时候，他的命运就已经决定了。他在自己的朋友们——捷尔任斯基时代很有影响的肃反工作者们之后，也在夜间生活中消失了，消失得无声无息，无影无踪。

“当家的”谁也没忘。就连已离开机关的红色恐怖传奇人物、著名的拉脱维亚族枪手、列宁的忠诚卫士彼得斯和拉齐斯也要被枪毙。

尼古拉·克雷连科在夜间离去了。他是布尔什维克的第一个总司令，后来又当上了令人恐惧的检察长，把大批贵族、社会革命党人和布尔什维克送上了刑场。克雷连科先是丢掉了司法人民委员的职务，但所有人都应该知道，“当家的”为了挽救毫不犹豫地出卖了自己的许多老朋友的忠诚检察长的性命做过努力。善良的约瑟夫给胆战心惊地住在别墅的克雷连科打过电话，说了些安慰话。

幸福的克雷连科开始安心睡觉了。在一个宁静的夜晚，他也被捕了。因此，他们所有人现在都可以说：还真是有上帝！

维辛斯基取代克雷连科当上了总检察长。历史又开了个玩笑：这个“布尔什维克昨日的敌人”在1917年曾经要求把列宁作为叛徒和德国间谍加以逮捕，如今又指控获得胜利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背叛列宁和从事间谍活动。他这次指控成功了——他们被全体处决。

维辛斯基在审判前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过程中带着某种暴虐狂的欣喜对他们大加侮辱：“恶臭的一堆人类渣滓”、“披着人皮的野兽”、“人类的败类”、“疯狗”……维辛斯基的升迁从某个方面可以解释这种充满血腥味的激情和他凶神恶煞般的所作所为。

维辛斯基这个孟什维克在1920年成了布尔什维克，因为他这个年轻的功利主义者只有加入布尔什维克的队伍才能升迁。奥尔洛夫（留在西方的前内务人民委员部将军）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介绍了20年代他在检察院与维辛斯基共事的情况。奥尔洛夫痛恨维辛斯基，因而洋洋得意地描写了维辛斯基这个孟什维克的同事——老布尔什维克们是如何蔑视他的。他们对他的一切都采取蔑视态度，甚至包括他那“像沙皇军官一样彬彬有礼的举止”。不过，奥尔洛夫也承认，维辛斯基是“最有能力和最出色的检察官之一”。

在整个20年代，这个前孟什维克始终遭受着被开除出党的威胁。奥尔洛夫说，当维辛斯基又一次受到失去党证的威胁时，他在办公室里曾嚎陶痛哭。要知道，被开除出党意味着仕途的完蛋，有时还意味着要丢掉性命。因此可以想像，这个追求功名的人是多么仇恨老布尔什维克，他的内心有多么痛苦。用“当家的”自己的话来讲，他善于找到“合适的人干需要的事”。

奥尔洛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把“诚实的老布尔什维克、列宁的检察长”克雷连科与无原则的钻营者、斯大林时期的检察长维辛斯基加以比较。前内务人民委员部将军奥尔洛夫忘记了，20年代以无辜者被枪决和监禁而告终的所有公开审判，如“沙赫京斯克案件”和对工业党的审判，都是当时的法庭庭长维辛斯基和主要公诉人克雷连科携手操办的。

所以说，维辛斯基是从一些老布尔什维克那里学会了蔑视人的生命。与此同时，令人生畏的检察长自己也在折磨人的恐惧中度过一生。他知道，要是不能让“当家的”感到满意，他马上就会想起自己的过去。

周围的一切都能使人想到可能的死亡。就连维辛斯基住的别墅也时刻提示着这一点。这栋别墅以前属于列宁时期的中央委员谢列布里亚科夫，他是被“当家的”杀掉的人之一。因此，维辛斯基像狗一样俯首贴耳地为“当家的”效劳。

“当家的”责成维辛斯基给新的布尔什维克诉讼程序原则下定义。捷尔任斯基早在1918年就说过：“什么样的论据能比被告的供词更有力呢！”对于半文盲的、还不习惯于法制的俄罗斯来说，“他自己都招认了”这个原则是绝对令人信服的。“当家的”也非常了解这一点，他的所有公开审判正是按照这个“大众原则”进行的。

在自己大量的著作中，维辛斯基从学术上阐述了斯大林的这种思想。“被告的供词就是最有力的证据，”——维辛斯基给“社会主义国家”的诉讼程序基本原则下了这样的定义。

整个1937年，“当家的”都在消灭那些搞了两次革命的老革命者。斯皮里多诺娃和卡姆科夫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右派社会革命党人、老民意派、无政府主义者都在此列。他把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幸免于难的贵族这些不可调和的敌人关在同一个牢房里。他们互相斗争了许多年，如今在同一座监狱里会面了

他取缔了团结着一批老布尔什维克的、著名的“前政治苦役犯和流放犯协会”及著名杂志《苦役与流放》。他为协会成员和杂志工作人员提供了在他们自己建立的国家里亲身体验流放和苦役滋味的机会，提供了与沙皇时期的苦役与流放相比较的机会。

夜间生活在整个1937年十分活跃。滨河街政府大楼里的电梯整夜不停地上上下下。重工业、财政、农业、商业、邮电、军事工业、司法、国营农场、教育等部门的人民委员都是应该消失的老党员。莫洛托夫失去了政府中的全部副手，卡冈诺维奇失去了铁路部门的全部领导人……许多人民委员部的办公室都空了，地上是碎纸片和扯下来的牌子……此时一批年轻人受命担任领导职务。

曾任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鲁祖塔克被捕了。尽管受到刑讯，他也没有诽谤自己，而且要求见政治局委员。当时的妙处就在于，虽然处在无法无天状态，法律表面上仍得遵守。既然政治局候补委员要求，“当家的”就派以莫洛托夫为首的几位政治局委员去见受到毒打和酷刑的鲁祖塔克。

莫洛托夫晚年时回忆说：“鲁祖塔克什么也没承认，显示了性格……他控告肃反工作者，说自己遭到毒打和残酷折磨。”

“您很了解他，难道您不能替他说说情？”交谈者问道。

“不能光凭个人印象这样去做。他们手里有材料。他是我的副手，与我有工作接触，是个聪明的好人……可是，真见鬼，他总和女人厮混……我根本不能为他担保。他与安季波夫和丘巴尔很要好。我们审问过丘巴尔，他也是我的副手……他与李可夫私交甚深。我的另一位副手和中央委员安季波夫供出了他。”

（告密者安季波夫和被告发的丘巴尔全都丧了命。）

“你们向斯大林汇报了吗？”

“汇报了。”

他们肯定是按照需要作的汇报。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他们必然拼命谴责过去的同事。也正是为此，恺撤才派他们去的。

党的又一位领导人、政治局候补委员波斯特舍夫也丧了命。玛丽娅·斯瓦尼泽在日记中写道，他曾在“无限善良的约瑟夫”过生日那天表现得十分“可爱和愉快”，豪放地“与莫洛托夫跳舞”。

波斯特舍夫最后的日子是如何度过的——这在不久前才通过他儿子的回忆录为人所知。回忆录介绍了前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们临死前的感受。

50岁的波斯特舍夫是乌克兰共产党领导人，在与各反对派的斗争中一直支持斯大林。但遗憾的是，他是1904年入的党，与所有退出历史舞台的老布尔什维克关系密切。因此，波斯特舍夫应该去过夜间生活。

在1937年组织了一批乌克兰共产党员给中央写信，信中反映了“党内的不健康情况”和波斯特舍夫的“骄傲自大表现”。于是，在乌克兰把波斯特舍夫撤了职，然后派他去领导古比雪夫州。他在古比雪夫州工作得十分努力，可是……老布尔什维克波斯特舍夫没有明白，任何血腥的努力都已救不了自己。“当家的”认为时机已到——正是这种努力给波斯特舍夫定了罪。

在1938年1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上，让波斯特舍夫的下属、古比雪夫州委第二书记伊格纳托夫上台发了言。伊格纳托夫的发言使人对这个偏远地区在恐怖年代里经受的血腥暴行有了一些了解。

伊格纳托夫说：“在波斯特舍夫同志身上出现了一种新作风。他开始到处大喊大叫地说，哪里也没有正派人，敌人却很多……波斯特舍夫经常把区委代表叫来，然后便拿放大镜仔细观察他们用的学生练习本。所有练习本的封皮都已被撕掉，因为波斯特舍夫曾在一个封皮的装饰图案上认出了法西斯德国纳粹党党徽。所有的市委书记和区委书记都配备了放大镜。波斯特舍夫解散了30个区委，区委成员被宣布为人民的敌人。”

波斯特舍夫悔过了，但是“当家的”指责他“在政治上有害和搞了明显的挑衅行动”。因此“当家的”在全会上作总结性讲话时说：“……应当对波斯特舍夫同志采取某些措施。我们的意见是，应取消其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

“当家的”让新提拔的尼基塔·赫鲁晓夫在政治局和乌克兰取代了波斯特舍夫。

*官员们的最后日子

极为孤独和期待的日子来临了。不幸的波斯特舍夫在这些日子里了解到了他不久前的牺牲品——所有无名的区委书记以及加米涅夫、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的感受。大概是在此时他被叫到了党的监察委员会，并向他出示了有关他妻子活动的材料。材料说他妻子是在他家举行支持布哈林的聚会的发起者。波斯特舍夫应按要求出卖妻子，但他保持了人性，为妻子进行了辩护。他被开除出党，接着又是等待。考虑到他过去的功绩，“当家的”给了他逃避未来的痛苦的权利……波斯特舍夫对儿子说：“他们想让我开枪自杀，可我在这件事上不会帮他们的忙。”

1938年2月21日，他的儿子（试飞员）来见父母。

“看来，我们这次见面很可能是最后一次了。我们永远也不会再见面了。我和你母亲将被捕，而且回不来了……我的同情者认为，我犯了一个错误，我不该反对逮捕你母亲和其他一些人。可是，为了救自己而让无辜的和诚实的布尔什维克去送死的人，是不能留在党的队伍中的。”

这就是出卖过许多人的波斯特舍夫说的话！这个不幸的人希望儿子把他作为他说的那种人记在心里。可当时母亲……

“我母亲默默地听完这段长长的独白之后轻声地说：‘如果有人强迫你抛弃我们，就让他们见鬼去吧，你要拒绝他们。我们为此不会抱怨你……’这时我才看到她满含热泪的双眼。”

第二天夜里他们被捕了。波斯特舍夫说：“我已准备好了。”然后穿着拖鞋就走了，连皮鞋都没换。

他、妻子和大儿子被枪毙了。回忆录的作者——小儿子被判刑10年。

厄运又轮到了传奇人物德边科头上。德边科是首届苏维埃政府成员，此时是集团军司令。他一切都是按照斯大林的吩咐去做的。他出卖了所有的人，顺从地参加了对身为军事首长的朋友们的审判，忠心耿耿地揭露了破坏分子，然而……有人指控他是美国间谍。识字不多的这位集团军司令员徒然申辩：“我不会美国话。斯大林同志，恳求您进行补充调查……”一切当然都是事实，只是，这个昔日的革命英雄已变成了酗酒的胆如鼠的新贵，他不了解形势。消失的不是他一个人，“当家的”把他们整整一批人全消灭了。不幸属于这批人的叶戈罗夫元帅和加伦元帅也在夜间生活中消失了。

“当家的”只饶恕了两个人——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值得一提的是，布琼尼曾出过大问题。1937年7月，叶若夫向布琼尼元帅报告说，元帅的妻子——大剧院的歌唱演员米哈伊洛夫娜应被逮捕，对她的指控符合那个疯狂时期的精神：元帅之妻受指控是因为她去过外国大使馆，因此而怀疑她已成为间谍……于是，勇敢的骑兵、沙皇乔治十字勋章获得者、20世纪历次战争的参加者亲自把妻子送到了卢比扬卡监狱接受审讯，从那里再也没有把她放回来。布琼尼一直保持沉默，就像军队中的同事被他出卖后遭枪决时他保持沉默那样。斯大林死后布琼尼才写信给检察院，请求为妻子恢复名誉，同时陈述了案件的整个荒唐经过。妻子回来了，讲述了她在劳改营遭强奸的经过。布琼尼声明她讲那些情况是因为精神失常。

夜间生活热火朝天地进行着，这是为了在黎明前把敌人揭露出来。

“基辅军区消除军队破坏活动后果的特别委员会”成员夏坚科给妻子写了封信：

“1937年7月18日。亲爱的玛鲁先卡，我从古俄罗斯首都基辅给你写信。我工作非常忙，夜里2～3点以前离不开司令部。那些搞破坏活动的下流东西常年累月干坏事，可我们得在几周内，最多一个月内不仅清除一切后果，而且要迅速前进………

夏坚科在这个月亲自把数万人送到了死神那里。

“当家的”在上面也不知疲倦地工作着——审阅冗长的名单，即建议判刑的前国家领导人和著名艺术家等各方面人士的名单。

我在总统档案馆见到了这些长达数页的名单。

叶若夫把名单工工整整地送到党中央去批准。“当家的”总是努力遵守党的各项规章制度。他研究和签署名单是和战友们一起集体进行的，最常和他一起签署名单的是莫洛托夫。

“当家的”不知疲倦地阅读成千上万的名字，有时甚至还评论上几句。他的记忆力的确十分惊人：“叶若夫同志，请注意9—11页的瓦尔达尼扬。他现在是塔甘罗格区委书记。他肯定是个隐藏的托洛茨基分子。”

有人注意了，瓦尔达尼扬便消失了。“当家的”记住了自己的敌人，记住了所有的敌人。不过，在严厉督促镇压工作的同时，他仍尽力装成受欺骗的奥赛罗。叶若夫应该不断向他提供证明老党员背叛行为的材料。他的角色是坚持己见，对某些人的卑鄙行为感到吃惊和要求进行核实。可叶若夫如果真的要开始核查……在一封便函中，叶若夫通报了又逮捕一批领导人，然后写道：“正在核查关于另一批可疑者的材料。”“当家的”马上下令：“不要核查了，应该立即逮捕他们。”

只有“当家的”可以拿法律制度当儿戏。仆人叶若夫应该执行任务——迅速和麻利地消灭老化的党……

1938年11月12日。叶若夫在一小片脏纸上（枪决昼夜进行，没时间找公文用纸）匆匆地写道：“斯大林同志，将应受一类判决（枪决）的被捕者名单呈上。”得到的批示是：“批准枪决全部3167人。斯大林、莫洛托夫。”

在366份名单上有斯大林的签名，这涉及到44000人。

虽然罕见，但他还是从可怕的名单上勾掉过一些人，例如帕斯捷尔纳克、肖洛霍夫。这些人在他的家业中还有用处。他不倦地工作，让镇压的机器拼命运转。18名中央委员在1937年6月全会上被捕了。

他们顺从地走上了断头台，在死前还忠诚地颂扬了领袖。老布尔什维克鲁道夫·艾赫在镇压行动中曾十分卖力，此时不但承认了全部不符合实际的指控，而且临死还高呼：“斯大林万岁！”被宣布为德国间谍的国内战争英雄亚基尔在最后一封信中写道：“亲爱的和亲近的斯大林同志！我将带着热爱您、党和国家的语言，怀着对共产主义胜利的火热信念赴死。”

“当家的”看完这种爱的表白之后批道：“卑鄙之徒和寡廉鲜耻者。斯大林。”此后他把信交给战友们传阅。“十分准确的结论。莫洛托夫。”“对恶棍和败类只有一种惩罚办法——死刑。卡冈诺维奇。”

卡冈诺维奇应该表示出特别气愤，因为亚基尔曾是他的朋友。

*在血泊中产生疯狂

1938年初，准备在大剧院举行政府音乐会。剧院的人彻夜不眠，进行排练。

从斯大林卫队派到大剧院守卫政府包厢的雷宾在回忆录中说：“在音乐会上演前一天，政府保卫部门派驻大剧院的一半领导人都被捕了。”

在夜间排练时，雷宾躺下来打了个盹儿，可是……“醒来后，我的另一半上司也全进了监狱。因此，一夜之间我便成了大剧院的警卫长”，雷宾不无自豪地在回忆录中写道。

在1936年底，内务人民委员部彻底发疯了。看到同事们死去的普通工作人员确信，要想保全自己，就得努力工作。他们太努力了，甚至逮捕了儿童间谍。他们在与间谍活动最没有关系的职业中，也要寻找托洛茨基的间谍。例如，在列宁格勒逮捕了所有著名的天文学家，普尔科沃天文台几乎没人了。

杰出的年轻天文学家尼古拉·科济列夫也被捕了。无论是在可怕的德米特罗夫斯基监狱，还是在送他去劳改营的装牲畜用的车厢里，科济列夫一直在工作，思考着有关月球上的火山的问题。科济列夫被送进了地狱——“善良的约瑟夫”以前呆过的流放地：图鲁汉斯克边疆区的一所劳改营。

然而，科济列夫在这个地狱中仍继续思考和谈论科学。有一天晚上他与另一位知识分子聊天时说，恩格斯断言牛顿是依赖归纳法的蠢货，他本人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这个观点。

令人遗憾的是，这位知识分子把他告发了。劳改营领导把科济列夫叫去，就不相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事进行了短暂的意识形态辩论之后，科济列夫被判处枪决。由于行刑队当时非常忙，就把科济列夫排进了等候枪决的队伍。在他等死期间，莫斯科取消了死刑令，对他进行了重新判决。科济列夫于是又接着思考月球上的火山问题了。

获释后，正是这项工作给他带来了荣誉。

在没遭逮捕的几位天文学家身上，则发生了一件奇闻似的可怕事情。

“当家的”此时已将昼夜彻底颠倒。他在夜间办公，各机关的领导人也和他一起夜间都不睡。有一天深夜，从斯大林别墅给莫斯科天文馆打来电话。别墅中正像平时一样摆着酒宴。莫洛托夫同志和卡冈诺维奇同志在吃夜餐时发生了争论。莫洛托夫说，别墅上方的星星是猎户星座。卡冈诺维奇则说它是仙后星座。英明的斯大林吩咐打电话问天文馆。但遗憾的是，没睡觉的天文馆馆长不是天文学家，是天文学家的馆长早被逮捕了。现任馆长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他请求稍等一下。要想了解星座的情况，就得去找天文学家，确切地说，是找残存下来的天文学家。

为了不在电话里讨论如此重大的问题，馆长吩咐马上把一位著名的天文学家带到天文馆来。但这位学者感到十分尴尬：他是不久前被捕的列宁格勒天文学家努梅罗夫的好友，因此他夜里总睡不着觉，等待着随时可能降临的不幸。当听到窗外汽车驶近的声音时，他便以为末日已到。接着有人按门铃，而且按得很急。他走过去开门，但心脏病突发就死在了门口。这时只好派汽车去接莫斯科剩下的第二位著名学者。

这位天文学家也是那个努梅罗夫的好朋友。这天，恰好在那个抓人的时刻——夜里两点半，他听到了汽车驶近的声音，他隔窗看见一辆抓人用的黑色汽车。当有人按门铃时，他已作出决定。他当时已60岁，不愿遭受刑讯，于是打开窗子飞向了他喜爱的星星。不过不是朝上，而是朝下飞去……

天文馆馆长到凌晨5点才打听到了星座的名称，接着往别墅挂了电话：“请转告莫洛托夫同志和卡冈诺维奇同志……”

“没人可以转告，他们早就睡觉去了，”值班人答道。

作家卡普勒开心地笑着给我讲了这件事。这个卡普勒曾在劳改营里呆了好几年，就因为斯大林的女儿曾爱上过他。

在这个时期许多人写告密信，彼此揭发。有时这样做只是出于恐惧心理，为了让人注意到自己的忠心和避免卷入夜间生活。告密行为已成了公民觉悟的同义词。米高扬在大剧院举行的庆祝全俄肃反委员会成立20周年的隆重大会上讲话时对此下了一个确切而简练的定义：“我国每个劳动者都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此时正在讨论在红场安放告发了富农父亲的少先队员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巨型纪念像问题。但“当家的”这个前教会学校学生知道“含”的故事，所以提议只在各公园里安放帕夫利克的纪念像。如此一来便需要大量的帕夫利克塑像，这件事后来以悲喜剧的方式告终。专门制做帕夫利克塑像的女雕塑家维多利娅·索洛莫诺维奇遭遇了不幸。有一尊帕夫利克的石膏像突然倒下并将她砸死了。

夜间的疯狂……

“据我们所知，敌人之手把人民公敌的肖像巧妙地画进了普通的图片。如果从各个方向认真仔细地观察报纸或图片，便可清晰地看到这些肖像。”（摘自1937年8月的《布尔什维克》报）各州党组织的书记都配备了放大镜，并取得了许多成果。例如，伊万诺夫纺织联合企业下属一家工厂的党委书记几年来都认为本厂产品不合格，因为他“用放大镜在纺织品图案上发现了德国纳粹党党徽和日本钢盔”。

就这样，“当家的”在各地各处都可以看到值得称赞的高涨热情。

*德尼斯呈上自己的头

与此同时，斯大林也在清理国外的人，那里有主要的黑窝，因为他曾把反对派分子派往国外，以使他们脱离政治斗争。现在他想让他们回来了。

当然，他不能不摧毁与这些外交官和共产国际关系极为密切的情报机关。情报机关是在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统治共产国际及亚戈达统治内务人民委员部时期组建的。

难道他们能够不怕重蹈那些人的复辙？怎么能够信赖他们呢？怎么能够把事情交给他们去办呢？他们全都应该消失。

他采取同样的办法——召他们回莫斯科，并提升他们。那些人不相信，但还是抱一线希望，于是便回来了。

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被从西班牙召回，说是要任命他为司法人民委员。确实任命了，这是为了安抚他在国外的同行。列夫·卡拉汉被从土耳其召回，说是要让他去华盛顿当大使。

二人均在莫斯科被捕和遭到枪决。

曾与安东诺夫同牢房的人回忆说：“带安东诺夫去刑场时，他已经明白了。他与我们告别，脱下了西装上衣和皮鞋送给了我们，然后衣冠不整地吃枪子儿去了。”

21年前，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歪戴着颓废派的帽子，留着披肩长发在冬宫宣布临时政府被推翻。现在他光着脚被押去枪决。

卡拉汉与那些“德国间谍”一起被枪决的。与卡拉汉这位前大使和前副外交人民委员同时被枪决的，还有前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阿韦利·叶努基泽。两位上年纪的美男子对芭蕾舞相当感兴趣，确切地说，是对年轻的芭蕾舞女演员感兴趣。在有关御用大剧院色情生活的故事中，卡拉汉和叶努基泽的名字常被同时提起。因此，把他们一起枪毙可以说是善良的约瑟夫有意拿他们寻开心。他们是在斯大林生日前夕的一天夜里被枪毙的，而斯大林的朋友阿韦利·叶努基泽以前在他过生日时常常玩得很开心。

消灭外交官和情报人员的工作贯穿1937年始终。苏联情报机关首脑斯卢茨基被毒死后，给他举行了大讲排场的葬礼，以免吓住派驻国外的间谍头子。驻外间谍头子不断被召回……

他们回来后马上就会得到去新的国家工作的任命，这一点也向他们的驻外同行通报。赴任前都让他们去休假。他们通常去豪华的疗养院休假，回来后便会得到从事新的秘密工作的文件，朋友们也会到火车站为他们送行，与他们吻别。可是当火车停靠在第一个车站时，就会有人走进他们的包厢……

有关传闻传到了驻外间谍头子们的耳朵里，可他们还是继续顺从地回来了。

拒绝回国的人屈指可数。在1937年，两位苏联情报官员——列耶斯和克里维茨基当了叛逃分子。

不久，又有一位著名苏联情报人员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就是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将军，其真实姓名叫列夫·费尔德宾。

20年代后半期他是驻巴黎情报机关的头头，1933—1935年他在德国、奥地利、瑞士活动。在1936年的公开审判期间，奥尔洛夫被派往正在进行血腥内战的西班牙。得到希特勒支持的佛朗哥将军掀起叛乱，与斯大林给予帮助的左派共和国政府作战。斯大林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西班牙战争。“当家的”不仅把苏联武器运往西班牙，他还将自己真真假假的军事顾问大量塞进共和国军队。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许多间谍冒充顾问在西班牙活动。斯大林的间谍从西班牙向欧洲扩散，同时在西班牙的反法西斯人士中招募新间谍。

情报人员费尔德宾——奥尔洛夫被斯大林任命为共和国军队副总军事顾问。奥尔洛夫的正式任务是在佛朗哥的后方组织侦察、反侦察和游击战。但是他还有非正式任务。斯大林的间谍苏多普拉托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斯大林在西班牙还实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秘密目标——镇压从世界各地赶来为西班牙革命而战的托洛茨基的拥护者。“当家的”搞了血腥的狩猎活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和忠于斯大林的共产国际成员指责托洛茨基分子搞间谍活动，并毫不留情地把他们枪毙了。

因此，奥尔洛夫也不得不参加这场“共产党人之间的战争”。但奥尔洛夫的主要功绩是他后来在自己的书中介绍的那个绝密使命。当佛朗哥将军的部队逼近马德里时，奥尔洛夫收到了“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斯大林有时用这个名字签发密电。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是他喜欢的英雄伊凡雷帝的名字。）发来的密码电报。

该电报命令奥尔洛夫说服西班牙共和国政府将国家黄金储备运往苏联。奥尔洛夫干成了这件事。黄金保存在卡塔赫纳的一个山洞里。奥尔洛夫到死都记得他是如何走进山洞，看到堆积如山的箱子——600吨黄金的……“当家的”在密码电报中要求，在运走黄金时不要留下任何俄国的痕迹。奥尔洛夫一下子就明白了，“当家的”并未打算在某个时候归还黄金。看来，精打细算的斯大林把这批黄金看成了西班牙共和主义者对帮助作战给予的特殊报酬。

奥尔洛夫装作是美国国家银行的代表布莱克顿先生，将西班牙黄金运走了。

在这段时间里，奥尔洛夫一直认真阅读《真理报》上关于莫斯科审判的报道。他明白了，正在消灭整个过去的党。他这个从1924年起就在国家政治保安局工作的老党员，不难预见自己的命运。

当1938年通知奥尔洛夫紧急赶到一艘苏联内燃机船上去参加一个秘密会议时，他毫不怀疑：自己的时刻到了。于是奥尔洛夫在列耶斯和克里维茨基之后留在了西方。奥尔洛夫知道“当家的”是如何无情地惩处叛逃者的，因此他给“当家的”写了封信，提议做笔交易。他说，如果“当家的”不惩处他和他的亲属，他保证对所了解的一切都闭口不谈。“当家的”没回信，但是按他的提议去做了。奥尔洛夫活了下来。直到斯大林死后，奥尔洛夫才出版了自己那本披露内务人民委员部秘密的书。我们现在时常引用该书的内容。

苏联驻保加利亚大使、著名的费奥多尔·拉斯科利尼科夫也拒绝回国。他后来写道，1936年他曾光顾过克里姆林宫内的餐厅，当时他对就餐的要人们不寻常地少言寡语感到十分惊讶。那些党的官员简直就不敢张口，互存戒心，恐惧感使所有人变得麻木不仁。

其实，拉斯科利尼科夫自己在这段时间里也很不爱讲话。他的妻子卡尼韦兹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描写道，每当半夜醒来时，她常常看到拉斯科利尼科夫弯着腰坐在收音机旁听有关审判情况的报道。

他非常清楚，在审判中发生的一切都是荒谬绝伦的欺骗。例如，他知道，在审判中承认曾在挪威与托洛茨基见面的皮亚培科夫，那时实际上在德国。正如拉斯科利尼科夫的妻子所写的那样，他还曾和拉斯科利尼科夫一起吃过饭。但拉斯科利尼科夫保持了沉默，同时感到痛苦。

1937年，当他在禁书清单中发现了自己那本名为《1917年的喀琅施塔得和彼得堡》的书时，他明白了：自己的时辰已到。

直到这时，拉斯科利尼科夫才开始讲话，并写了“致斯大林的公开信”。他写道：“在巴黎圣母院正门的上方，有乖乖地呈上自己的头颅的圣德尼斯的塑像。”他拒绝仿效圣德尼斯，他留在了西方。拉斯科利尼科夫揭露斯大林说：“您在培植不诚实的政权，培育对人没有爱心的社会主义……您使国家充满极度恐惧感……您借助肮脏的伪证上演了审判的闹剧。这种审判就其荒谬性而言，已超过您在教会学校课本上了解到的指控——中世纪迫害异端的审判……”

“当家的”看这封信的时候只会冷笑，因为水兵们在年轻的海军准尉拉斯科利尼科夫的带领下在喀琅施塔得杀害自己的军官时，哪里有过“对人的爱心”呢。而且，斯大林搞的审判不仅仅像“中世纪迫害异端的审判”，它们还像1922年对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审判。这一审判是拉斯科利尼科夫熟识的克雷连科检察长主持进行的，他应列宁的要求把11个无辜的人判处了死刑。

与其他叛逃者一样，拉斯科利尼科夫也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为了执行判决，“当家的”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成立了若干“机动小组”。

1937年9月，叛逃者列耶斯就在瑞士被残暴地杀害了。拉斯科利尼科夫于1939年死在了尼斯。虽然马上就出现了拉斯科利尼科夫是被杀害的说法但正式说法是病死的。“当家的”绝不会对那封无礼的信不给予答复！

1941年2月，另一个叛逃者——克里维茨基在华盛顿一家饭店的客房里被发现，他倒在血泊中，身旁扔着一支手枪。警方宣布是自杀，但克里维茨基的律师拉尔夫·瓦尔德曼 （他也曾是托洛茨基的律师）坚信，这是谋杀。

我在1989年写这本书的时候，一直试图找到一位过去的驻外间谍头子，但长时间的努力落空了。突然，奇迹出现了。

*住公用住宅的美国百万富翁的故事

1989年的一天，电台记者来采访我。交谈中提到了阿曼德·哈默。我说：“这个美国百万富翁是列宁著作中提起过并且仍然健在的唯一的人，多么令人惊讶啊。”

“您错了。还活着一个人，而且同样著名，同样是美国百万富翁，只不过他在遥远的过去是百万富翁。我所说的人是捷尔缅”，电台记者答道。

“捷尔缅活着？这不可能！那他得多大年纪了！”

我记得，我当时激动得甚至欠起了身。那时我已了解有关捷尔缅的许多情况……

在这之后的某一天，我坐在列宁大街一套公用住宅的一个房间里，我对面坐着一个93岁的老人。也许这是20年代的大人物中最后一个还活着的人。西方百科全书中有他的生卒记载：生于1896年，死于1938年。可是这错了，这只是他被捕的年头。在这之后他已经平平安安地生活了50多年。

他的先辈是法国新教徒，在巴托罗缪之夜过后逃离了法国。30年代这个俄罗斯的法国人在纽约拥有一栋6层大楼，至今他还记得这栋楼的地址。

捷尔缅是作为一个平凡的天才开始自己的生涯的。他毕业于彼得堡音乐学院，同时还读完了军事工程学校和电工技术学校。1917年他站到了布尔什维克一边。20年代捷尔缅发明了著名的“捷尔缅沃克斯”，在各种百科全书中都可以看到有关介绍。这是一种电子乐器，其声音像小提琴。他于 1921年在全俄电力代表大会上用自己的乐器作了表演。会议期间列宁也玩了他的“沃克斯”。捷尔缅向列宁谈了许多设想。《列宁选集》中也收有列宁1922年4月4日写给托洛茨基的信：“请讨论一下，看能否通过在克里姆林宫安装电信号系统来减少克里姆林宫的警卫人员。有个叫捷尔缅的工程师已在克里姆林宫为我们做了实验。”

不错，捷尔缅当时发明了通电的“无线电警卫”。这个东西马上就被列为保密产品，并用在了国家银行。他的电子乐器在列宁演奏过以后便开始风靡全国。有人认为这是未来的乐器。他后来又给“捷尔缅沃克斯”加上了发光和散发香味的装置。老格拉祖诺夫和年少的肖斯塔科维奇都出席过他的音乐会。捷尔缅去了国外，在大都会歌剧院和卡内基音乐厅成功地举办了音乐会，与指挥家利奥波德·斯托科夫斯基进行了合作，与阿尔贝特·爱因斯坦在家里搞了二重奏——捷尔缅用的是自己的“沃克斯”。爱因斯坦用的是小提琴。成千上万的“捷尔缅沃克斯”生产出来了，捷尔缅也成了百万富翁。

然而，只有亚戈达知道这个怪才在为谁服务，为什么他出现在美国。亚戈达的部门早就注意上他了，就像注意国内所有杰出的和不杰出的人一样。起初亚戈达派他带着“捷尔缅沃克斯”去法兰克福参加一个国际展览会。在那里捷尔缅获得巨大成功，他被称作“第二个托洛茨基”，因为他有可能用自己的乐器实现“世界音乐革命”。此时，亚戈达把处于显赫荣誉中的他派到了美国。捷尔缅的任务是与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合作，定期向使馆转交国家感兴趣的情报。这时他结识了一批犹太物理学家，他要在这些人当中寻找合作对象。他在美国结了婚，当时还在纽约第54街买了一栋6层大楼。后来他被召回莫斯科，在1938年便无声无息内务人民委员部已没有一个他过去认识的人。像其他驻外情报机关头头一样，他被指控搞间谍活动。他的所有同事都被枪决了，可他只被判了8年刑。在那个时期有人走运是不可能的，只不过“当家的”这一次记忆力还是那么好。他当然没忘记这个天才及其发明，因此很快就把捷尔缅从劳改营弄进了“沙拉什卡”（“沙拉什卡”是斯大林惊人的发明。它是一个封闭的研究所，被逮捕的科学家在这里工作。）他与其他囚犯——未来的卫星研制者、伟大的科罗廖夫和著名飞机设计师图波列夫一起研制遥控无人驾驶飞机。后来捷尔缅被弄到另一个“沙拉什卡”，他在那里研制了独一无二的远距离窃听系统。该系统被称作“暴风雪”系统。这个囚犯因发明“暴风雪”而被授予斯大林奖金。

斯大林时期的生活就是：从荣誉到监狱，从监狱到荣誉和自由。斯大林奖金获得者列夫·捷尔缅于1947年出现在莫斯科。

捷尔缅在我告辞时说：“我还年轻。浮士德博士的秘密其实很简单：当你工作时，老态便会无影无踪。”他声称自己至少要活到100岁。

自那时起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不久前才得知，捷尔缅没有实现自己的诺言。他的孙女玛丽娅给我讲述了他那带有神秘色彩的死亡情况。在改革搞起来以后，满怀信心地向100岁的目标前进的捷尔缅周游了许多国家。瑞典、荷兰和法国隆重地接待了他。他还去了趟美国。在这期间，他仍然继续搞自己的新发明。

可是，在1993年的一次出访回来后，他发现自己的实验室被毁了，被他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的全部资料也无影无踪了。民警局则表现得无能为力。想必是有人对这位古怪的20世纪浮士德的设想很感兴趣。

捷尔缅没有经受住这个打击，就在1993年与世长辞了。

*清洗通天塔

当然，“当家的”应该在1937年消灭与所有被枪毙的敌人关系密切而牢固的老共产国际。还有，像往常一样，他摆下了几盘高瞻远瞩的棋局。那时他已经考虑到了要急剧改变国际政治的问题。他已经打定了主意：要与希特勒结盟。他能相信与法西斯主义进行了殊死斗争的共产国际会顺从地对待这180度的大转弯吗？在开始血腥清洗共产国际时，他已决定要成立一个新的国际机构，在这个机构里，对斯大林的决定加以讨论的念头本身都将被认为是亵渎神明的。他只有同这样的共产国际一起才能够完成秘密任务，实现伟大的梦想。

共产国际的秘密档案材料揭示了一些这段时间里发生的事情。“当家的”消灭共产国际是从共产国际领导人发出信号后开始的。季米特洛夫写了一封（确切地说是有人为他写了一封）致中央委员会的信：

“共产国际领导成员对整个机构进行了检查，结果约有100人因政治上不十分可靠而被开除……共产国际的一些部门已完全落入敌人之手。”

与敌人的斗争马上就开始了。共产国际成了内务人民委员部采取行动的地点。在1937年上半年，逮捕德国、西班牙、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奥地利、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国共产党成员的行动就已接踵而来。这个逮捕名单长得不得了。匈牙利共和国领导人、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的好朋友、著名的库恩·贝洛于1937年春天被叫来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桌旁坐着西方共产党领导人陶里亚蒂、皮克及法国共产党的几位代表。会上宣布：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掌握的情报，库恩·贝洛自1923年起就被罗马尼亚情报机关招募了。库恩的这些老熟人中，没有一个人指出这是丧失理智的胡说，没有一个人提出抗议和要求拿出证据……他们就这样经受住了考验，争取到了生存权和在新共产国际工作的权利。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汽车已在大门口等着库恩了……匈牙利共和国的12位前人民委员，在其领导人被枪决之后亦遭同样下场。

墨西哥、土耳其和伊朗共产党也顺从地失去了自己的总书记。

这时季米特洛夫每天都要证明自己有生存权。他尽力了，证明了，批准了对自己在保加利亚共产党中的老战友的逮捕行动。面对保加利亚领导人的抗议，他只是无能为力地把双手一摊，然后解释说：“这不归我管，内务人民委员部掌管着一切。”在这之后叶若夫曾亲口说，他“像消灭兔子一样消灭了许多保加利亚人”。

整个老共产国际应该消失。瑞士共产党的创始人、曾安排列宁及其战友回到俄罗斯的弗里茨·普拉滕被枪毙了。蒙古共产党的11位领导人中只剩下一个乔巴山。印度和朝鲜共产党的领导人被消灭了。德国共产党中幸免于难的只有皮克和乌布利希。叶若夫说：“每个居住在国外的德国公民都是盖世太保的间谍，这么说并不夸张。”

把一大批德国共产党人交给了希特勒。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希特勒的集中营里活了下来，但是在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劳改营里，德国共产党人全死了。意大利共产党人加入了夜间生活，陶里亚蒂的女婿被捕了。意大利共产党人的领袖作了努力……

犹太共产党人、后来成名的苏联情报员利奥波德·特列韦尔这样描写了这段时间共产国际的日常生活：“我们宿舍楼里住着各国党的积极分子，他们夜里3点以前都不睡觉。极度紧张地等待着。3点整，汽车前灯的两束强光便会刺破黑暗，并在几栋楼房的正面划过……大家因过度恐惧时常出现肠胃痉挛现象。我们都站在窗边，看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汽车停在哪里。当看到汽车开向宿舍楼的另一端时，到第二天晚上以前便可以放心了。”

特列韦尔的朋友们、犹太共产党人也遭到无情镇压。巴勒斯坦共产党的全部领导人一个接一个地被消灭了。巴勒斯坦共产党中央委员埃夫拉伊姆·列辛斯基屡遭野蛮殴打，强迫他招供和说出搞间谍活动的同谋。后来他疯了，一边用头撞墙一边叫喊：“还有谁的名字我忘了？还有谁的名字我忘了？”

巴勒斯坦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达尼埃尔·阿韦尔巴赫1937年时住在苏联，在共产国际工作。

特列韦尔写道：“阿韦尔巴赫的儿子和兄弟已经死了，但是一直没人来抓他。他在难以忍耐的等待中都快疯了。他的内弟在房间里不时地走来走去，并且大声叫喊：‘我的天啊！我们能不能知道他们想在什么时候以什么借口逮捕我们？’”

在许多年以后的赫鲁晓夫时期，利奥波德·特列韦尔遇见了阿韦尔巴赫的妻子。这个老妇人把一个破提包紧紧地按在胸前。提包里装的是她历经苦难一直带在身边的宝物——家庭照片。

“我的丈夫、儿子、兄弟和丈夫的兄弟全被逮捕和处死了，只有我一个人幸免于难。可是您知道吗，不管怎么样，我还是相信共产主义。”

不管怎么样，特列韦尔本人也继续为苏联服务。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他成了苏联派驻德国的著名情报员。特列韦尔对西方共产党领导人保持沉默感到愤怒，可对自己的沉默却作了如下解释：“我们能做什么呢？放弃为社会主义而奋斗么？可我们已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这一事业。提出抗议和进行干预么？可我们记得季米特洛夫对不幸的保加利亚人说的话。”

“当家的”了解这些议论。他对他们所有人都给予了准确的评价，并轻松地毁掉了老通天塔。

共产国际的成员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了。“当家的”只留下了那些善于出卖朋友，即通过了做驯顺奴隶的考试的人。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戈尔基奇也消失了。未来的南斯拉夫总统约瑟普·铁托出卖了戈尔基奇。铁托在写给季米特洛夫的信中说：“除了一些知识分子外，国内没人知道他。他这件事（铁托因心中有愧才这样提逮捕戈尔基奇一事）对党不会产生任何重大影响。”

铁托在1938年来到了莫斯科。他正赶上800名显要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人被捕。季米特洛夫在与铁托的多次长谈中审查了他的忠实程度。铁托这次来不仅出卖了一些朋友，而且还出卖了前妻。她被当作盖世太保的间谍而遭逮捕。铁托给“当家的”写了一个便函进行解释：

“……我以为她是经过审查的，因为她是一个穷工人的女儿，后来又嫁给了曾被判处服15年苦役的一位德国共青团著名活动家……我认为，自己在这方面警惕性不高，这是我生活中的一个大污点。我觉得，我们党内的各种坏分子可能会利用这一点来反对我，因此应该注意到这一点。”

铁托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他毫不犹豫地出卖亲人的举动，已使他通过了考验。库西年、陶里亚蒂、卡冈诺维奇、加里宁、莫洛托夫、布琼尼等人也都曾顺从地出卖过自己的亲人。通向总书记职位的道路向铁托敞开了。1939年秋天，当传奇式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米莱蒂奇在遭受多年监禁后来到莫斯科时，“当家的”还是选中了经过考验的铁托。饱受苦难的英雄米莱蒂奇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地下室中消失了。

新的共产国际诞生了。这个被管教得循规蹈矩的、绝对听话的共产国际于1939年通过了与希特勒缔结的公约。在“当家的”需要的时候，它又顺从地自动解散了。

第十一章 看管圣火的人

*篝 火

在每一个“人民公敌”被捕之后，他的所有熟人和亲属亦随之被捕。因不慎说错一句话或报纸上出现印错的字也要抓人。有人用放大镜在纺织品的图案中仔细察看。这种疯狂的恐怖行为当然有其实用意义。正是这一切点燃了壮观的恐怖篝火。每一次逮捕行动都是在向夜间这堆神秘莫测的火上添一点柴，这堆火要长期燃烧下去。只有经常性的恐惧感才能使国家和社会制度保持稳定。共产主义帝国后来的崩溃证实了这一点。“当家的”应该不间断地注视圣火的变化情况，以使这堆篝火越烧越旺。

篝火虽然越烧越旺，但它毕竟没能把国家彻底烧光。

*20世纪的奴隶

针对党的恐怖行动一下子变成了大规模恐怖行动。人民公敌的家属、他们的熟人以及熟人的熟人，构成了变为囚犯的人的无穷无尽的链条。发展到军队的大规模恐怖行动把成千上万身强力壮的人弄到了劳改营。托洛茨基曾经幻想过的免费劳动力大军落入了斯大林之手。恐怖行动不仅解决了政治任务，而且也在解决经济任务。他已有可能廉价地实施最艰难的工程项目。他的囚犯建成了白海——波罗的海大运河和莫斯科——伏尔加大运河，在难以通行的地方修筑了道路，在极圈内建起了工厂……在30年代末，很大一部分铜矿石、黄金、煤、木材等是劳改营的人开采出来的。在他的工业动脉中，

这种秘密的免费劳动力流动得越来越强劲了。此时，在重大工程开工前，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些机关便会得到需要逮捕多少人的公开指示。

“当家的”规定了无情的制度，并亲自过问有关情况，以使他要求过黑夜生活的那些人孜孜不倦地推动国家去实现他那伟大的梦想。

在科雷马 （位于俄罗斯亚洲部分的东北部）这个被上帝遗忘的沼泽和永久冻土地区，有个叫加拉宁的人胡作非为。他时常把一些病号说成是“拒绝工作的人”。在巡视工地时，他常迎面将这些人击毙，几个警卫员跟在后面给他更换手枪。死者的尸体被堆放在劳改营的大门口。去上工的各个劳改队得到的警告是：“如果你们也拒绝工作，将有同样下场。”

我不去描写地狱般的劳改营。介绍劳改营里那令人不寒而栗的情况的专著已有不少。受尽折磨的囚犯永远也离不开故土。我们的运河两岸布满了开挖这些运河的无名囚犯的坟墓。多少年过去了，可是，每到洪水季节，大水都会冲刷出一批又一批死难者的坟墓。死者的白骨从土地里翻出，赫然映入我们的眼帘……“当家的”曾高度评价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奴隶们所从事的劳动。1938年8月25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讨论了提前释放在劳改营中表现突出的囚犯的问题。可是“当家的”说：“能不能想个别的什么方式来评价他们的工作？从国家经济的角度来看，提前释放不好。表现好的人可以释放，表现不好的人要留下来。”

1939年通过了一项命令：“被判处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劳改营服刑的人，应服满刑期。”

表现好的人也仍然留了下来，直到死去。

给他们甜点心吃但别放他们出来……

逮捕科技界知识分子也是那个免费劳动力问题的一部分。“当家的”在这方面制定了一个奇异的计划。莫洛托夫在与丘耶夫的交谈中介绍了一点有关情况。

丘耶夫问：“为什么杰出的工程师图波列夫、斯捷奇金、科罗廖夫会被逮捕呢？”莫洛托夫答道：“他们多余的话说得太多了……图波列夫属于苏维埃政权非常需要的那种知识分子，可是他们这些人在内心里持反对态度，他们流露出了这一点。于是我们想出了对付他们的办法。图波列夫之流被投入监狱，但同时命令肃反工作人员： ‘为他们提供最好的条件。给他们甜点心吃，但别放他们出来。要让他们工作，让他们设计国家需要的军用品’。”

*“当家的”关于科技界知识分子的秘密计划

我听到有人说起过这个计划，可我总觉得这是一种无稽之谈。然而，在莫洛托夫的谈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计划的要点：1.知识分子在内心深处总是反对苏维埃政权。2.因此他们会轻易地卷人反苏活动，并为此而遭到消灭。所以，为了优秀知识分子自己的利益，应该把他们隔离起来。在隔离中为他们提供一切工作条件——食物、书籍乃至与女人的约会。把智力高度发达的人组成一个集体可为他们开展工作打下良好基础，同时也可减轻监视他们的工作。但主要的一点是：隔离可以使保密工作达到最佳水平。对于军事研究来说，这一点十分重要。斯大林一直在准备实现伟大的梦想，因此他希望那些才智卓越的人在严格的监视下夜以继日地、全神贯注地从事军事领域的研究。他正是为此才想要搞“沙拉什卡”——被捕科学家工作的研究所。大多数杰出的工程师和科学家应该逐渐进入“沙拉什卡”。知识分子陆陆续续进了监狱式的研究所。可是，第一次恢复名誉 （为了表示要与违反法制的行为进行斗争，他决定释放一批科学家）和后来发生的战争毁掉了总体设想。战后他又积极地重新着手办这件事。

*可怕的1937年？幸福的1937年！！

在开始搞恐怖行动时，“当家的”对创作界知识分子动了很多脑筋。恐怖行动应该就用那堆圣火改变创作界知识分子隐藏的敌意。

1936年的恐怖行动，他是从猛攻文化界搞起来的。宣布要“改造艺术战线”。开展了一场名为“让千百万劳动者理解艺术”的运动。在这个口号下对先锋派的残余势力加以彻底摧毁。

肖斯塔科维奇被击败了。1月28日的《真理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胡言乱语取代音乐》的文章。这篇文章把肖斯塔科维奇的歌剧《姆岑斯克县的马克白夫人》打入了冷宫。所有的人都知道这篇未署名文章的背后是谁。全国和所有的党组织都要学习这篇文章。那时肖斯塔科维奇的名字已为人们所异常熟悉。人们在商店和地铁里排队时，都议论这个恶毒的作曲家。劳动者和人民公敌一起，在无数的会议上一致痛斥这部他们谁也不了解的歌剧。

大批判不间断地进行。无休止的严厉批评贯穿整个1936年。党的批评家们不断发表针对党外作家的严厉文章。《文学报》建议帕斯捷尔纳克想一想：狭隘的傲慢态度和自命不凡会把他引向何方。

莫斯科已在传说：这位诗人自由不了几天啦！

《真理报》发表了题为《华丽的外表与虚假内容》的编辑部文章，从而将布尔加科夫的剧本 《莫里哀》毁掉了。布尔加科夫的妻子在日记中忧伤地写道：“米沙的命运我清楚。他将会成为孤家寡人，一直到死都会受到陷害。”

1936年是在意识形态恐怖中过去的。不过，肖斯塔科维奇、帕斯捷尔纳克和布尔加科夫都没有被投入监狱。

布尔加科夫的妻子写道：“我们在家里迎来了新的1937年，迎接的方式是把标有1936年字样的杯盘劈里啪啦摔个粉碎。愿上帝保佑，让新的1937年比过去的一年幸福些！”

“当家的”在1937年说；到时候了。党的文艺领导人和党的批评家完成了任务：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批判吓住了文艺界知识分子。

现在严厉的批判者自己该按照消灭老党的计划被消灭了。

在可怕的1937—1938年，迫害帕斯捷尔纳克和布尔加科夫的那些人，也就是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过去的全部领导人，一个接一个地死去了。中央主管文化的领导人、老布尔什维克克尔任采夫也被枪毙了。布尔加科夫长期以来的死对头——诗人列夫·别济缅斯基和剧作家阿菲诺格诺夫被开除出党。

党的批评家在夜间生活中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了。

布尔加科夫的妻子欣喜若狂地每天写日记：

“《真理报》一篇又一篇地发表文章，一个又一个的人倒了霉。这令人心情愉快地想到，毕竟还是有复仇女神的。”

“报应临头了，报纸上对基尔雄（党的剧作艺术领导人之一）的评价很坏。”

“我们走在一条小巷里，奥廖沙赶了上来。他劝米沙去参加莫斯科剧作家的一个集会，说会上将要整整基尔雄。”

但是，布尔加科夫拒绝去迫害以前的迫害者。

“所有看报的人都认为，现在米沙的处境应该好转了，”布尔加科夫的妻子如此看待1937年。

莫斯科的许多人也高兴地认为，恐怖行动是这场可惜的血腥革命的终结。

*描写斯大林的小说

“5月15日，米沙朗诵了描写沃兰德的小说。”

布尔加科夫写这本被他定名为《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小说不无用意。小说在作者死后才出版，并且成了俄罗斯知识分子最喜欢的小说。

这本小说的主人公是个名叫沃兰德的魔鬼。不过，这是个与众不同的魔鬼。小说的卷首题词用的是歌德的话：“你到底是谁？我是那总想作恶，可又总是行善的力量的一部分。”

沃兰德出现在苏联莫斯科后，把自己的全部魔力都倾注在了那些违法乱纪的当权者身上。沃兰德还惩罚了迫害一位大作家的那些人，布尔加科夫称这位作家为“大师”。在1936—1937年夏季灼人的阳光下，在莫斯科举行审判的日子里，当另一个魔鬼消灭魔鬼党的时候，当布尔加科夫在文学界的死对头一个接一个地死去时，布尔加科夫在写自己的这部小说。因此，不难理解沃兰德的形象代表着谁。

布尔加科夫与所有著名作家一样，一直受着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约束，身边还有一群告密者。当然，无所不知的“当家的”不会不了解这本怪诞小说的内容，因为布尔加科夫在家里常大声向客人们朗诵这本小说。可是，“当家的”显然喜欢上了布尔加科夫在小说中对怪魔所作所为的赞美。

或许斯大林因此才产生了让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写个歌颂领袖的剧本这一念头？

在那个时候，布尔加科夫的妻子继续记录1937年的悲惨情况。

“6月6日。看完《真理报》，我马上跑去叫醒了米沙……莫斯科艺术剧院院长阿尔卡季耶夫被捕了……美工德米特里耶夫 （剧院院长刚答应分给他一套新住宅）一边古怪地大笑着，一边讲述：克尼佩尔-契何娃没有勇气说这件事，只是把报道阿尔卡季耶夫被捕消息的报纸塞给了他。米沙则学着身着白色罩衫的克尼佩尔是怎样难过地搓着她的双手……”

他们在笑！对枪决人感到恐惧的只有19世纪的老式妇女，如契诃夫的遗孀……而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则选择了笑。在有关沃兰德的那部小说的作者的笑声中，已经可以听到某种魔鬼的声音了。

布尔加科夫的妻子什么都往日记里写：“6月12日。《真理报》报道说，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余所有的人都被判处死刑。”

就在这恐怖时期，在人们不断流血和失踪的时候，她记述了一些通宵晚会的情况，记述了她一家人和朋友们在血腥的1937年夏季那“难以忍受的酷热天气里”去莫斯科河划皮艇的情景……

在无休止的镇压面前，他们又怎能不去想办法消除恐惧感，不用“死的是坏人”的想法安慰自己呢？正如布尔加科夫的妻子在日记中所写的那样，就在那个时候，玩兴正浓的布尔加科夫“又不敢独自一人上街了。”

这一年的死难者基本上都是党员作家——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活动家。无论对布尔加科夫，还是对肖斯塔科维奇和肖洛霍夫，“当家的”在1937年都没下手。他也没批准逮捕帕斯捷尔纳克。这个时期各报纷纷刊登苏联作家对审判作出的大量积极反应。帕斯捷尔纳克是唯一敢于拒绝在要求枪毙那些“败类”——“叛徒和间谍”的信上签名的作家。怀孕的妻子扑倒在他的脚下央求他，可他死活不答应，有如铁石心肠的人。

“当家的”还是允许他活着，但只是暂时的。

然而，“当家的”没有宽恕曼德尔施塔姆，尽管他曾试图保护自己，甚至写了一些歌颂领袖的诗……“当家的”在清理国家，他不能把曾经公开侮辱圣人斯大林的人留下来。

曼德尔施塔姆于1938年5月1日被捕。

关于他的死，有许多可怕的传说，但下面所讲的才是真实情况。

曼德尔施塔姆在劳改营里很快就变成了一具活僵尸。他没能经受住伤寒的袭击。与他同在一个劳改营的尤里·莫伊谢延科介绍说：“他染上伤寒约有4天，躺在那里一动不动，鼻涕从鼻子里淌出，可他已经不去擦了。他睁着眼睛躺着，一言不发，左眼不时地抽搐。他虽然沉默不语，但眼神好像在讲话。这也许是因为他觉得，他不能万念俱灰地等死。”

本世纪最伟大的俄罗斯诗人在肮脏的劳改营里无声无息地病逝了。

布尔加科娃在日记中记下了曼德尔施塔姆被捕一事，未加评论。

此时她感到很幸福，因为正是在这个时候布尔加科夫受命写一部歌颂斯大林的剧本……

*恐怖行动太棒了！

许多侨居国外的人也认为，恐怖行动表明布尔什维主义已到穷途末路。他们想起了舒利金在《1920年》这本书中的预言：“列宁和托洛茨基不能放弃社会主义，他们应该把这个口袋背到底。那时会来一个人。这个人就意志力而言是真正红色的，就他所追求的目标而言是真正白色的。他将是个精力充沛的布尔什维克和不折不扣的民族主义分子。”

费多托夫于1937年在《现代札记》杂志上写道：“这是上面搞的真正的反革命行动……马克思主义的标志尚未摘掉，它也不妨碍看到这样一个事实：斯大林就是红色沙皇。”

著名作家库普林正是在这恐怖的年代里回国的。普罗科菲耶夫也决定彻底回到布尔什维克的国家。回来后，普罗科菲耶夫创作了芭蕾舞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和歌剧《彼得和狼》。

然而，恐怖行动能教育人。他在1937年就已经引用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等人的语录写了《十月革命20周年颂》。普罗科菲耶夫在1938年结识了年轻姑娘米拉·门德尔松，接着就是一场热恋。这位作曲家娶了米拉。此时“当家的”放心了：普罗科菲耶夫已经上钩了。

称赞恐怖行动除了有思想上的动机外，还有一个可怕而简单的日常生活动机。布尔加科夫小说中的沃兰德看着莫斯科的人群，带着伤感的微笑说：“一个住房问题就把这些凡人毁掉了。”

莫斯科的居民栖身在拥挤的房间里。每个逮捕行动都会腾出一些居住面积。因新分到住房而感到幸福的人们安慰自己说，以前的住户是罪有应得。女演员薇拉·尤列涅娃对我讲，当她搬进新家时，厨房炉子上还放着一个尚有余温的开水壶。被捕者的家属常常来不及拿上自己的家当就离去了。“当家的”打发他们去的地方，一切都由公家提供。

*“人民公敌”的亲属

斯大林在建设一个全是“满意者”的团结一致的社会，因此他要解决一个问题——怎么处理“敌人”的家属。在最初几批审判的日子里，用的是发表声明的办法解决的这个问题。妻子和子女要公开痛斥成了“人民公敌”的丈夫和父亲。可是，在有氏族复仇传统的高加索地区接受了教育的他，害怕培养出自己未来的杀手。像往常一样，他以突变的方式解决了问题。根据叶若夫（当然不是斯大林！）的倡议，政治局于1937年7月5日作出了一个秘密决定。我在总统档案馆看了这个决定。

从那时起，被判刑的“人民公敌”的妻子要被关进劳改营，期限为5—8年。他们15岁以下的子女由国家管起来（即被送进非常可怕的孤儿院），15岁以上子女的问题则“视情况个别解决”（即把他们也关进劳改营）。

1917年以后第二次消灭贵族的行动就这样开始了，但这一次消灭的是苏维埃贵族。1937年6月，军队政治部主任加马尔尼克的妻子和女儿被发配到阿斯特拉罕。和她们一起去了阿斯特拉罕的还有图哈切夫斯基、乌博列维奇及其他一些著名军事首长的家属。所有人的妻子在那里很快全被逮捕了，孩子们被送到了阿斯特拉罕孤儿院。幼小的米拉·乌博列维奇、韦塔·加马尔尼克和斯韦塔·图哈切夫斯卡娅，在过惯由管家和保姆照料生活的日子后进了孤儿院。共青团库尔斯克州委书记斯图卡洛夫在这段时间里呼吁把“人民公敌”的子女赶出共青团，并且要求“对他们要万分仇恨，手不要发抖……”因此，孤儿院对这些不幸的孩子的态度完全可以想像出来。

列宁一些战友的孩子——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的孩子也被捕了，他们全在劳改营里失踪了。

丘耶夫在与莫洛托夫交谈时讲道：“赫鲁晓夫在介绍您的情况时说，有人拿来了一份被判10年徒刑的女人的名单。您勾掉了一个人的名字，并在旁边写上了 ‘处以极刑’的字样。”

“有过这种情况，”莫洛托夫说。

“那这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呢？”

“什么样的女人都可能，”莫洛托夫答道。接着他解释说：“她们应该在某种程度上被隔离起来，要不然她们会成为各种怨言、颓废和腐败现象的传播者。”

确实，手没有发抖。

现在轮到“当家的”献出他的亲戚了。

玛丽娅·斯瓦尼泽仍继续写日记，但间隔大了。丈夫的所有同事——国家银行的领导人都已进了监狱。她家过去的熟人、格鲁吉亚人布杜·姆季瓦妮、奥拉赫拉什维利、埃利阿瓦等全被枪毙了。

可她仍然颂扬善良的约瑟夫的警惕性……

摘自玛丽娅·斯瓦尼泽日记：“1937年8月27日……一些名人不断被抓……我走在街上经常是一边注视人们的脸一边想： ‘那数百万因自己的社会地位、所受的教育和心理状态而不可能接受苏维埃制度的人躲到哪里去了？他们是怎样伪装起来的？’在革命胜利20年后，这些戴着假面具的变色龙还是被揭露出来了………

她日益频繁地校订自己的日记，用十字勾掉消失的熟人的名字。她在日记本的空白处还注上“十字架下的败类”。她这是对谁作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不错，这是对那些人作的解释。一旦被捕，便可提供证据：她已同过去的熟人脱离了关系。

日记的最后一部分被撕掉了。不知是善良的约瑟夫在她被捕后拿到了日记并作了处理呢，还是她自己意识到定遭逮捕而采取了措施？……

不过，我在与日记保存在一起的她的小记事本中发现了尾声的一些痕迹。她在记事本中十分简短地记下了悲剧的结尾：

“11月21日。阿廖沙在克里姆林宫没等到他。”

看来，善良的约瑟夫没有接见他。

“11月22日。在克里姆林宫阿廖沙看见了他，他一副不愉快的样子。”

显然，善良的约瑟夫不愉快地对阿廖沙讲：他的熟人中，被逮捕的人太多了，自己也越来越难保护他了。

“12月7日晚上。在克里姆林宫谈工作问题。”

可怜的阿廖沙大概是请求调换工作，因为他过去那些担任领导工作的同事都已被捕。

“12月12日。与热尼娅（阿利卢耶娃）去郊游了。”

她相信，热尼娅可以影响她可怕的情夫约瑟夫。她自然会请热尼娅为自己说情……

“12月21日。去了理发馆。约瑟夫要过生日了。”

但是，她们头一次没有受到邀请。

在这之后，日记本是一片空白。

*取代约瑟夫生日的是……

阿利卢耶娃—波利特科夫斯卡娅说：“1937年，我们搬进了沿河街大楼里的另一套房子，并举办了乔迁酒宴。阿廖沙·斯瓦尼泽带着妻子玛丽娅·斯瓦尼泽来了。我们住在同一栋楼里。庆祝完乔迁之喜后，玛丽娅把大衣披在了自己的丝绒连衣裙上……他们回家去了。大约过了两三个小时，他们的儿子托利克突然面色苍白地跑来了，一进门就说： ‘叶夫根尼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您知道我妈妈被捕了吗？来人把妈妈和爸爸都抓走了……’搜查一直搞到早晨，家被查封了，一个人也没留下，他们全被送进了监狱。我们很沮丧，爸爸极为震惊。”

从总统档案馆的材料来看，阿廖沙·斯瓦尼泽于1940年12月4日被判处枪决，但是极刑在1941年1月被改为15年徒刑。这是善良的约瑟夫的决定。可是在希特勒发动进攻后不久，阿廖沙·斯瓦尼泽还是被枪决了，那是1941年的8月20日。1942年3月3日，玛丽娅·斯瓦尼泽也被枪决了。

这是为什么呢？我们还会回过头来讲这件事。

*“爸爸还是被干掉的”

轮到性格温和的帕夫卢沙了。

阿利卢耶娃—波斯特科夫斯卡娅回忆说：

“在逮捕行动开始后，爸爸回家时心情总是非常不好，因为与他共事的朋友们也开始进监狱了。他每次向斯大林说情后，朋友们都被释放了。显然，斯大林对此已感到厌烦。我们怀疑，爸爸还是被干掉的……有一天我从学校回到家一看，妈妈和爷爷都眼含热泪。爷爷搂住我说： ‘基拉，我们家出了大事，爸爸死了。’我简直被吓呆了。爸爸那年44岁，他死得十分突然。头天晚上他从索契休假回来，第二天早晨喝了些咖啡，吃了个鸡蛋。中午两点就有人从他的工作单位打来电话问： ‘您都给自己的丈夫吃什么了？他现在要呕吐。’妈妈想去看看，但电话那边讲： ‘不要来，我们现在就送他去克里姆林官医院。’当通知她去医院时，爸爸已经死了。医生说： ‘他一直在问为什么热尼娅不来。’显然，他们是故意不让妈妈去的，怕爸爸对她说些什么。妈妈产生了不祥之感。”

“当家的”在自己的私人档案库中保留了关于帕夫卢沙死因的十分有趣的鉴定。

“1938年11月2日。帕·阿利卢耶夫之死是由病变心脏麻痹造成的。阿利卢耶夫同志于1938年11月1日从索契返回。据周围的同志讲，他自我感觉良好，兴奋而愉快。11月2日上午来上班时情绪也很好。11点时感觉不舒服，大量呕吐，处于半昏迷状态。13点叫来了克里姆林宫医疗卫生管理局的医生。医生把病人送进了克里姆林宫医院。入院时病人处于濒危状态，失去知觉，脸色青紫。病人未能恢复知觉，20分钟后死亡。”

（仅在两个月以后，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死时也是脸色青紫和呕吐不止。）

“爸爸的葬礼很隆重。他的坟墓与娜杰日达·谢尔盖耶夫娜的坟墓为邻……他很美。要知道，他刚从索契回来，晒得黝黑，睫毛也很长。”

不幸的热尼娅明白了一切。显然，正因为如此她才很快又嫁了人。确切地说，她是为了躲避那个可怕的爱慕者才又嫁了人。她是怎样自责的，我们只能猜测。

后来又轮到了安娜·阿利卢耶娃的丈夫列坚斯。列坚斯曾同亚戈达一起工作，曾是叶若夫的副手之一。在这两个人都被枪毙后，他被派到哈萨克斯坦工作去了。列坚斯在阿拉木图干得十分卖力，凶残地揭露和惩治敌人。然而，他的命运早已决定。“当家的”决定逐步除掉这个与遭到灭绝的党关系密切的家庭。

瓦西里·斯大林在写给赫鲁晓夫的信中描述道：“当贝利亚提出逮捕列坚斯时，斯大林同志表示强烈反对，但是贝利亚得到马林科夫的支持。斯大林同志于是说： ‘你认真调查一下……我不相信列坚斯是敌人。’”

儿子瓦西里什么也不了解。贝利亚与他父亲周围的所有人一样，有一个任务——弄明白“当家的”想干什么。只有在弄明白之后，他们才敢建议逮捕列坚斯。善良的奥赛罗不能马上同意吗？他们还有一个任务——坚持己见。他们坚持着自己的意见，在这荒诞戏剧中进行表演，要领袖相信他的近亲是间谍！

列坚斯很快被召回莫斯科，接着就被捕了。他的妻子安娜·阿利卢耶娃通过瓦西里请求与善良的约瑟夫见一面。但约瑟夫对瓦西里说：“我看错了列坚斯。我不会再接见安娜·谢尔盖耶夫娜。你别再求了。”于是列坚斯被枪毙了。

第十二章 向秘密的伟大梦想前进

*成 果

1937年接近尾声。此时斯大林可以回顾一下了。革命后过去了20年，仅仅20年。当他们开始干自己的事业时，一个新的国家——社会主义的乐土仿佛如此之近。几年之后，它又让人觉得可望而不可及。可是他建成了这样一个国家，实现了列宁的全部幻想。在经济领域取缔了私人经济成分，彻底消灭了资本主义，实现了农村集体化。他在一个贫穷的农业国推进了工业化进程，建成了许多现代化工厂。他把空前的生产力集中在了新国家的手里。他有一支强大、年轻和统一的军队。没人敢想在这支军队中搞叛乱！党领导着国家。在这个坚如磐石的党中，有谁敢想当反对派！在这个驯服的国家中，有谁敢怀疑党的统治地位！与此同时，他给了极其顺从地生活着的本国人民以一种胜利者的感觉。空前团结的社会建成了。

现在可以集中精力来实现伟大的梦想了。

*转 折

后来，在与著名影片《伊凡雷帝》的创作人员交谈时，他对爱森施坦说：“伊凡雷帝的错误之一是，他没有彻底铲除掉五大封建家族。”他没有重犯自己喜爱的英雄的错误。他彻底铲除了敌人。不过，圣火的看管者意识到，需要有个间歇……国家再也承受不住了，它会被烧毁。

内务人民委员部这段时间一直在灌输一个神话：斯大林对“夜间生活”的情况一无所知。混入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大量间谍向斯大林隐瞒了恐怖行动。知识界努力使自己相信这个神话，以便在某种程度上下再受良心的谴责。他们还想通过谄媚逢迎和颂扬“当家的”来使自己得到尊重。帕斯捷尔纳克对爱伦堡说：“要是有人把这一切告诉斯大林就好了。”梅耶尔霍利德也经常说：“他们瞒着斯大林。”

在前苏共档案馆中有这类谈话记录。人民委员斯捷布涅夫说：“大概是党的干部有意去害人。我敢用脑袋担保，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不了解这个情况。”

把这个神话变成现实的时机到了。

这样，就轮到了叶若夫。1938年底，中央收到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某局局长茹拉夫廖夫的一份声明。茹拉夫廖夫说，他不止一次向叶若夫报告过内务人民委员部某些工作人员迫害无辜的可疑行为，但叶若夫对此置若罔闻。

政治局马上就讨论了茹拉夫廖夫的声明。善良的约瑟夫当然很气愤，立刻就在政治局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叶若夫在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中受到了严厉批评。

这个过去受宠的人在斯大林的办公室写了一封悔过信：“我以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名义发誓，我注意到了自己的错误……”

但是对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检查已全面展开。就像当初叶若夫检查必死无疑的亚戈达的工作一样，现在以格鲁吉亚调来的拉夫连季·贝利亚领导检查叶若夫的工作。“当家的”希望一切都合情合理，因此任命贝利亚为叶若夫的副手。

*又一个“双重间谍”？

贝利亚曾默默无闻地在巴库市苏维埃工作，在那里他被阿塞拜疆肃反委员会领导人巴吉罗夫看中了，于是巴吉罗夫让贝利亚进了肃反委员会。根据肃反委员会下达的任务，贝利亚与阿塞拜疆民族主义分子的特工机关建立了联系。他是个“双重间谍”，执行过一些重要任务。莫洛托夫写道，他在列宁办公室看见过年轻时的贝利亚。在“当家的”掌权时，贝利亚飞黄腾达：他当上了格鲁吉亚国家政治保安局局长，于1931年成为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一书记。

1938年12月，“当家的”任命贝利亚为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人。

但是，他并不急于宣布恐怖行动结束。叶若夫在逐渐走向坟墓。这个杀人不眨眼的侏儒在一段时间里仍然是中央书记和威严的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但他的助手已陆续被捕。这位最著名的战友的名字从报纸上消失了……此时，心狠手辣的叶若夫总是不声不响地去自己的办公室，常常整天整天沮丧地独自一人坐在那里。他的肖像仍挂在各机关中，甚至仍挂在党中央大楼里，但是已没人来他的办公室，人们都像躲避瘟疫一样地躲着他。他已成了一具活僵尸。此时他也明白了：还是有上帝的。

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于1939年3月举行。

此时他有权回忆1917年3月的日子。当时这个在火车上冻僵了的默默无闻的流放犯在彼得格勒车站下了车……如今他建立了新政党和新国家。善良的斯大林在代表大会上直接谈到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严重错误”。他说：“错误比预料的还要多。”

举国上下因此而欣喜若狂，为再次解冻大唱赞歌。

他的新干将日丹诺夫举的几个例子令大会代表感到开心，这些例子表明恐怖已使人神经失常。有人要求医生开这样的证明书：“兹证明某某同志因本人身体欠佳，绝不可能被任何阶级敌人所利用”……“我在与人民公敌的斗争中干得精疲力尽，请求发给一张疗养证”……大会代表开心地笑了——疯狂的人笑话疯狂的事。

代表大会对新建的党进行了检阅。“当家的”宣布了恐怖行动的结果：50万新工作人员被提拔到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上。在333位州委书记和边疆区委书记当中，293人是新任命的。90％的领导人在40岁以下。

他就这样换掉了列宁时期的老干部。

领袖的新战友在代表大会上得到提升，取代了伊里奇那些被消灭了的战友。

两个矮胖的人——日丹诺夫和赫鲁晓夫当上了政治局委员。安德烈·日丹诺夫43岁，是沙皇时期平民学校学监的儿子，在列宁格勒接了基洛夫的班。尼基塔·赫鲁晓夫45岁，在乌克兰取代了波斯特舍夫。不过，斯大林最信任的人仍然是莫洛托夫。

新党在敬重下凡的上帝方面也立了新功。他在代表大会上被称为“新时代的天才”、“当代最英明的人”。从此以后，大会代表一律站着迎送他。“当家的”出现时的礼节是：“全体代表站起身来欢迎斯大林同志，并长时间地向他鼓掌欢呼。大家齐声高呼： ‘乌拉！’‘斯大林同志万岁！’‘伟大的斯大林，乌拉！’ ‘我们敬爱的斯大林……’等等。”（摘自代表大会速记记录）

这时他日益频繁地公开恢复被消灭了的帝国的一些标志物。在大剧院举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周年庆祝活动时，出现在包厢里的一批哥萨克军官令人惊讶不已，因为他们身穿带着金色和银色穗带的沙皇时代式样的制服。被推翻的帝国的主要标志——哥萨克的出现是一个意义深远的举动。当时有个奇迹般幸存下来的老党员对邻座的人说：“这就是他们干的，”说完便低下头，让大家看哥萨克马刀留下的伤疤。

新的历史课本也出现了。课本中没有了过去对沙皇俄国——“各族人民的监狱”的诅咒，同时提出了一些会把过去的革命者气得在坟墓中翻过身来的见解：俄国沙皇的全部征服行动都是进步的，符合被征服的各民族的利益！

在1917年的十月革命之后，课本中首次出现了进步的沙皇、公爵和统帅的长长的名单。

在消失掉的老党的坟墓上出现了一个帝国，一个没有上帝，但是有圣人的无神论帝国。

*寡妇之死

在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斯大林成立的新党的首次代表大会召开前不久，列宁的遗孀死了。其实，很可能是他为她的死帮了忙。

我在苏共档案馆已解密的《克鲁普斯卡娅同志病历》中读到：

“1939年1月13日。格季耶教授为克鲁普斯卡娅同志做了检查，发现她脉搏不正常，呼吸困难。给她开了狄加伦这种药，但克鲁普斯卡娅拒绝服用，说是服后肠子过敏。”

很可能，她是害怕服用他们的药。

看来，她这样做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刚过了一个来月，克鲁普斯卡娅就因阑尾炎急性发作被送进了克里姆林宫医院。1939年2月27日，克鲁普斯卡娅就去世了。医生们的鉴定极为有趣：“病状是从整个腹部剧痛开始的，后来又多次呕吐，脉搏次数急剧增加，鼻子和四肢发青。在出现心脏麻痹后，克鲁普斯卡娅同志逝世。”

像帕夫卢沙死后那样，医生们向“当家的”做了报告。他把他们的鉴定保存在自己的档案库中。“部分盲肠坏死和随后出现的腹膜炎导致中毒现象发生，由此引起的心力衰竭导致死亡。”这样一来，“当家的”在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只会看到令他愉快的人了。

以善良的约瑟夫为首的政治局委员抬着灵柩，跟在后面的是老布尔什维克科隆泰、波德沃伊斯基、邦奇—布鲁那维奇、克日扎诺夫斯基……他从整个列宁党中留下这几个人，只是为了摆摆样子。

其实，有时候他也表现得优柔寡断。为列宁的遗孀送葬的人群中还有阿伦·索尔茨，他在彼得格勒曾经和科巴同睡一张床。索尔茨被人们称为“党的良心”。这个矮小的犹太人在饥饿时期曾负责分配粮食的工作。当一些因口粮太少而绝望的工人来到他家检查他的食品时，他们只找到了两个已经冻坏了的土豆。这个索尔茨在1937年最紧张的时候，发言反对维辛斯基。他被拉下了讲台，但“当家的”没动他。当他的一个亲戚被关进监狱后，他写了一封言辞激烈的信。“当家的”又吩咐别动他，只是让他住了一个月精神病院。有一年的十月革命节，索尔茨被请到革命博物馆作报告。他在讲台上说：“那个时候我们对斯大林一无所知。”这次又没动他，但请他来的人倒了大霉。老相识科巴允许索尔茨自然死亡。

重病和神经失常的索尔茨，在死前写下了无数行数字。作家特里福诺夫认为，他是用密码写了某种重要的东西。

那些纸片在他死后不翼而飞了。科巴记住了他。

国家在得到新党的同时，也得到了新的党史。

斯大林在1938年发行了数以百万计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是他的《新约》，是神人斯大林的降临史，同时也是一部戏剧。消失了的党的领导人——暗藏的叛徒和问谍在这部剧中受到诅咒：“这些微不足道的家伙忘记了，苏维埃国家的主人是苏联人民，而李可夫、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之流只是国家的临时工……法西斯分子可怜的走狗们忘记了，苏维埃政权只要轻轻动一下手指，他们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这本书中，他那恶狠狠的语言和令人生畏的强烈仇恨跃然纸上。

*善良的沙皇 （首次平反时期）

叶若夫在1939年4月消失了。这时为无辜者平反的工作已在进行。慈善的斯大林释放了32.7万人，其中有许多军人（他在战争初期继续释放军人）。未来的元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英雄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出狱时几颗牙已被打掉。未来的大将戈尔巴托夫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些统帅也是首次平反的幸运儿。

获得自由的还有飞机设计师图波列夫和波利卡尔波夫、微生物学家西尔伯及其他一些科学界知名人士。

*“我曾寻找心上人的坟墓”

谢尔盖·卡夫塔拉泽是科巴的朋友。在科巴搞恐怖活动的危险日子里，他曾冒生命危险帮助科巴躲避暗探局的追捕。

卡夫塔拉泽在20年代是格鲁吉亚政府首脑，后来成了著名的反对派分子。在基洛夫遇害后，他被流放到喀山。卡夫塔拉泽从那里给朋友科巴写了一封悔过信，于是科巴就让他回来了。当然，卡夫塔拉泽和他的妻子在1936年也被捕了。其中一个罪名是：策划谋杀他曾经救过的斯大林同志。他被判处了死刑。他幼小的女儿、少先队员迈娅这段时间一直给全体苏联儿童的慈父斯大林写信，诉说自己的父亲清白无辜。一年多过去了，卡夫塔拉泽仍被关在死牢里。有一天突然把他带到了贝利亚办公室，进了劳改营后变化很大的妻子已等在那里。根据朋友科巴的命令，他们俩人被释放了。

“当家的”让他当了外交部门的副头儿。战争期间，卡夫塔拉泽将参加与盟国一起举行的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

卡夫塔拉泽在“当家的”死后才讲出了一件令人诧异的事。

有一天，在开完一个会议后，科巴带他去了别墅。那是7月一个闷热的晚上。饭前他们在花园里散步，“当家的”走在前面一点，低声唱着自己喜爱的格鲁吉亚歌典《苏利科》。他唱道：“我曾寻找心上人的坟墓，可是找到它不容易。”卡夫塔拉泽刚要轻声地伴唱（“当家的”很喜欢这样），“当家的”却突然停了下来。卡夫塔拉泽清楚地听到他在喃喃自语：“可怜的人，可怜的谢尔戈。”“当家的”又唱了起来：“我曾寻找心上人的坟墓……”接着又传来了他的喃喃自语声：“可怜的人，可怜的拉多……”

卡夫塔拉泽出了一身冷汗，可“当家的”还在唱，并且又喃喃自语：“可怜的人，可怜的阿廖沙……”

卡夫塔拉泽跟在他后面，吓得哑口无言，因为这全是他们的朋友的名字，是“当家的”害死了这些格鲁吉亚朋友。“当家的”久久地唱着《苏利科》。

他把那段歌词唱了许多次，逐个提起所有那些人的名字……突然他转过身来低声说：“没了，他们没了，都不在了。”这时他的眼里充满泪水。

卡夫塔拉泽也忍不住了，跟着哭了起来，然后扑到他的怀里。

转瞬之间，科巴的脸上显出暴怒的神情，大鼻子和黄眼珠都快凑到一起去了。他推开卡夫塔拉泽，低声说道：“他们没了！一个也不在了！他们都想杀死科巴，可是没干成。科巴亲手杀了所有这些混蛋！”说完他就沿林荫 小径快步走开了，还用皮靴踹了没来得及跳开的警卫员一脚。

“当家的”没再叫这位朋友来别墅，不过也没动他。

卡夫塔拉泽死于1971年，终年86岁。

*新人的肖像

恐怖行动的象征、强大的叶若夫悄然进了坟墓。报纸上没登任何有关逮捕他的消息。人民曾有过这样一个宠儿，现在人不见了，也就完了，没人提任何问题。“当家的”很好地教导了自己的人民，因此才会出现这样的传说：好像“当家的”给忠实的刽子手留了条命，“党的惩罚之剑”是自然死亡的……

至今保存在前克格勃档案馆中的第510号侦查资料卷宗中，有这个问题的答案。

在叶若夫案件的卷宗中，有斯大林的战友们写给他的信。叶若夫保留了这些热爱他的证明。

全国一直在颂扬这个出色的共产党员。在他的卷宗中，有哈萨克诗人江布尔为“壮士叶若夫”写的赞歌。

米高扬曾说：“你们要学习叶若夫同志那斯大林式的工作作风，像他过去和现在向斯大林同志学习一样。”这位“壮士”——一个说话轻声细语的小矮人，在党内有许多头衔：国家安全总委员、中央书记、党中央监察委员会领导人。可他只是个未受完初等教育的人。

摘自卷宗：“叶若夫于1939年4月10日被逮捕，现被关押在内务人民委员部苏哈诺夫斯克特别监狱中。” （在这个最可怕的监狱里，叶若夫曾用酷刑审问其受害者）。

卷宗中还有他保存的纪念品——枪决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等人时用的子弹。

摘自1940年2月1日的起诉书：“据揭发，叶若夫与波兰和德国的情报机关以及敌视苏联的波兰、德国、英国和日本的统治集团有叛卖性的间谍关系，并领导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内的阴谋活动。”

“当家的”幽默地把叶若夫强加给其受害者的全部情报机关加在一起，慷慨地回敬给了叶若夫。

他也没忘了“反对领袖的阴谋活动”，而这正是叶若夫喜欢利用的毒招。卷宗中说：“叶若夫及其同谋实际上做了在1938年11月7日发动叛乱的准备工作。”叶若夫被迫承认了这一切，但是他在法庭上说：“由于体弱，我任何时候也经受不住对我采取的暴力手段，因此我写的全是胡言乱语……他们十分凶狠地毒打我。”

就这样，刽子手尝到了他过去整别人的那些滋味。

不过，他对某些指控也并未加否认：

“我利用职权与一些男人和女人发生过性关系。1938年10月或11月，我在自己家里与一位下属及其妻子搞了不正当关系，鸡奸了那位下属……”

清教徒式的布尔什维克政权的主要保卫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这个政权一直是与“道德败坏”的行为做斗争的。

持续不断的血腥镇压，终于使叶若夫脆弱的理智模糊起来了。他真的相信周围全是敌人，他已经怀疑所有的人了……他的疑心使自己的妻子苦恼不堪，他还准备逮捕妻子。卷宗中有他妻子写给他的信：“科柳申卡，我恳求你审查我的一生，审查我整个人。我无法忍受怀疑我是两面派的想法……”他最终还是用鲁米那毒死了她。这就是莫洛托夫称之为“坚强而又谦虚的工作人员”的叶若夫。

卷宗的最后部分是《1940年2月3日最高法院军事法庭秘密审判记录》。

记录中有叶若夫讲的这样一段话：“我清除掉了14000名肃反工作者，但我的重大过失是清除的人太少了。当时我有这样的情况：在把审讯被捕者的任务交给某个部门的头头时，我常常想：‘今天你审讯他，明天我逮捕你。’我周围都是人民的敌人，敌人无处不在……关于斯卢茨基 （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外处处长），我得到过指令机关下达的指示： ‘不要逮捕斯卢茨基，要用别的方法消灭他……’要是不这样做，我们在国外的全部情报人员就会跑光。于是斯卢茨基被毒死了。”

不难了解这个向拥有无限权力的叶若夫发号施令的“指令机关”是谁。可见，有关毒死不合心意的人的说法并非谣言。一切都是木偶操纵者，即“当家的”安排的。

尼古拉·叶若夫是新时代的人，是“当家的”建立的社会的产物。当然，他是斯大林手下高级领导人的典型人物。在阅读诗人丘耶夫记录下来的莫洛托夫的谈话时，在回忆自己与莫洛托夫会面的情景时，我怎么也摆脱不掉这样一种感觉：他是一个平庸之辈，仅具有一个普通会计师的智力水平，说不出一句尖刻的话，没有任何深刻的见解……第510号卷宗——关于叶若夫的侦查资料卷宗进一步表明，无论是莫洛托夫，还是叶若夫和其他人，他们全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愚昧无知的奴隶、顺从的执行者、斯大林手中可怜的木偶。他通过细细绳索控制他们。当他们演完自己的角色时，便残酷无情地

将他们从舞台上拿掉，再换上同样一批可怜的木偶。难怪当时有这样一个很流行的笑话：“斯大林是伟大的化学家。他能把任何一位杰出的国务活动家变成粪便，也能把任何粪便变成杰出的国务活动家。”

叶若夫最后请求道：“请转告斯大林，我将喊着他的名字死去。”但是这句话没帮上忙。卷宗中证明：“对叶若夫，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的枪决判决于1940年2月4日在莫斯科市执行。”

*豪华的办公室

木偶操纵者拿掉了不再需要的木偶。“当家的”让血腥的秋千转向了反面。过去是内务人民委员部消灭了党，现在则是他新建立的党在消灭包括叶若夫在内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中的老干部。中央作出了党对内务人民委员部进行监督的决定。党的一些委员会开始清理内务人民委员部各机关，昔日的一些刽子手掉了脑袋。恐怖的反冲力还在通过流血和恐惧起着作用。他不知疲倦地维持着那堆篝火……

莫斯科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人的办公室很豪华：天花板有雕塑装饰，四壁均有浮雕作品，窗户是威尼斯式的，头发花白的列坚斯30年代中期曾坐在这问办公室里，后来被枪毙了。随后坐进这间办公室的是长着红鼻头、眼神可怕、只知道枪毙一种惩罚方式、总喝得醉醺醺的扎科夫斯基……后来他本人也遭枪决。1939年初，这间办公室的主人是极其残暴的彼得罗夫斯基，仅在此呆了3周后，他就开枪自杀了。雅库博维奇接替了他，但第二天就遭逮捕，接着被枪毙了。卡鲁茨基出现过两天。第一天他作了自我介绍，第二天就饮弹身亡。随后任命了科罗温，但他也很快就消失了。接替他的茹拉夫廖夫被贝利亚召见后再也没有回来。

这就像快速摄影一样。无声影片中的人物就是这样奔来奔去的。这些人出现后，一闪就消失了……

*未实现的悲剧结局

然而，恐怖行动确实停止了吗？不错，在除掉叶若夫之后，逮捕行动似乎成了个别现象。可这是怎样的个别现象啊！在1939—1940年间，一些天才人物被逮捕了，他们当中包括导演梅耶尔霍利德、杰出的作家伊萨克·巴贝尔、著名科学家尼古拉·瓦维洛夫、苏维埃俄罗斯最优秀的新闻工作者米哈伊尔·科利佐夫、卓越的先锋派诗人哈尔姆斯等人。

这份名单是偶然的吗？在“当家的”那里从未有过偶然的事情。现已允许查阅的巴贝尔案材料，使我们看到了一个极为奇特的故事。

有人强迫伊萨克·巴贝尔承认他是托洛茨基地下间谍小组的成员，是作家伊利亚·爱伦堡将他招募到这个小组里来的。地下恐怖分子的名单包括最著名的一些文化界人士，例如作家列昂诺夫、伊万诺夫、卡塔耶夫、奥廖沙，导演爱森施坦、亚历山德罗夫，科学院院士施密特、米霍埃尔斯，歌唱家乌乔索夫等人。不错，准备搞一次新的大规模审判。这一审判在叶若夫还掌权时就在酝酿了，可是，“当家的”决定干掉仆人，并产生一个念头——让叶若夫本人也卷入这场戏，就像以前的亚戈达那样。他喜欢把不同的审判联系起来，喜欢“长篇连载小说”，何况巴贝尔与叶若夫非常熟。

弗谢沃洛德·梅耶尔霍利德因预定的审判而被捕了。他是在列宁格勒被捕的。那天晚上“当家的”在自己的熟人、演员加林家坐了很长时间。当梅耶尔霍利德在白夜中走出家门时，加林透过窗户看见有三只大老鼠在他面前窜过马路……

审讯梅那尔霍利德时在场的证人提供了如下证词：20世纪的伟大导演躺在地板上，大腿被打断，脸被打得鲜血直流，侦查员还朝他身上撒尿……硬说他参加了托洛茨基组织，为日本、英国、法国和

立陶宛这四个国家搞间谍活动。在审讯梅耶尔霍利德的速记记录中出现了帕斯捷尔纳克、肖斯塔科维奇、奥廖沙和爱伦堡的名字。这些都是计划之中的前所未有的演出的登场人物。

是的，“当家的”并没想在解决掉叶若夫之后停下手来。

在粉碎了党、军队和苏联上层人物后，善良的约瑟夫又想对文化界实施一次打击。消灭了党以后，他决定整整非党人士。大规模的消灭行动不能再搞了，因为国家已极端虚弱。“当家的”掌握着圣火的火候，用质量代替了数量。审判对象应该是全国的知名人士，以便产生相应的效果，让低声发表反抗言论的创作界知识分子彻底接受教育，让他们永远牢记党和军队已经熟知的教训……

在关注侦查工作进展情况的同时，“当家的”好像对巴贝尔和梅耶尔霍利德等人参加计划中的审判的可能性失去了信心。他无法指望这些怪人。例如，已经承认了一切的巴贝尔在1939年10月10日又推翻了自己的供词。

“当家的”明白了，这些容易激动的艺术家很危险，因为他们让人琢磨不透。他们很容易答应合作，也很容易推翻供词。

“当家的”对演员们失望了，于是在从巴贝尔、梅耶尔霍利德和科利佐夫那里弄到了所需要的供词之后，就枪毙了他们。他继续寻找着合适的演员，但战争妨碍了这件事。

在进行侦查的日子里，梅那尔霍利德的妻子、演员季娜伊达·赖赫屡次给斯大林写信，并且在莫斯科四处奔走，诉说这案件的不公正。这简直是造反，于是“当家的”作出了反应。杀手通过阳台的门潜入了她家，朝她身上扎了17刀。她声嘶力竭地呼救，但没人来帮她，人们在那个年代都害怕夜间的叫喊。

贝利亚的汽车司机和贝利亚16岁的情人搬进了梅耶尔霍利德的房子。

*名人复活

不久便发生了奇迹。出现了奇怪的传闻：说那些被枪毙了的名人还活着，他们只不过失去了通信自由。传说这些人并未被处决，

只是秘密关押在条件很好的特殊地点，“当家的”没让内务人民委员部消灭这些天才。

还不仅仅是传闻。不断有一些“从劳改营获释不久”的人来到米哈伊尔·科利佐夫的兄弟、著名画家叶菲莫夫家，说是他们多次看到过不但活着，而且精力充沛的米哈伊尔·科利佐夫。巴贝尔的妻子皮罗日科娃也讲过同样的情况，说是有不少人告诉她巴贝尔还活着。

梅耶尔霍利德的一个熟人，手里还有这位大导演寄来的明信片。可是，“当家的”一死，这些把戏立刻就停止了。当时这些传闻是为了维持他那可爱的形象，证明他是善良的当家人。

*讨好沃兰德是危险的

1939年接近尾声，斯大林的60大寿到了。斯大林要布尔加科夫为莫斯科艺术剧院写一个给自己祝寿的剧本是非常合乎逻辑的。布尔加科夫是 《图尔宾一家的命运》的作者，歌颂过沙皇军官。可是，布尔加科夫触犯了戒律：他想找一些有关科巴生活情况的文件。

于是剧本遭到封杀。

布尔加科夫没有经受住这个决定。那时他当然知道，“善良的恶人”把数以百万计的无辜者同有罪的人一起消灭了。但是，他强迫自己视而不见并相信上帝的鞭子。他非常想改变命运，并且对此寄予厚望。可他得到的却是唾液和耳光：恶人不需要他效劳。恶人允许他活着，这样对待他就足够了。布尔加科夫在那些日子里对妻子说：“你记得他们是怎样禁止《图尔宾一家的命运》上演的，怎样砍掉《虔诚信徒的债契》的，怎样退回关于“莫里哀”的手稿的……我没有灰心丧气，我仍继续工作，可现在你看，我在你面前成了一个废物。”

布尔加科夫不久便病入膏育了……

在小说中，沃兰德帮助了大师。在生活中，魔鬼杀死了大师。

讨好魔鬼是危险的。

“*光荣啊，光荣啊，我们的俄国沙皇！”

1939年2月，在大剧院上演了罗曼诺夫王朝各位沙皇喜爱的歌剧——米哈伊尔·格林卡的《为沙皇捐躯》。在给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时和庆祝罗曼诺夫王朝300周年时都上演了《为沙皇捐躯》。此时这部歌剧又出现在同一舞台上，只不过它已改名为《伊万·苏萨宁》。

斯大林坐在包厢深处。革命胜利后首次响起了“光荣啊”这支乐曲，但是已成为沙皇颂歌的著名歌词被改动了。“光荣啊，光荣啊，我们的俄国沙皇！”此时被改成了“光荣啊，光荣啊你，我的俄罗斯！”按照他的吩咐，在革命前的俄罗斯曾经很有名气的诗人谢尔盖·戈罗杰茨基重写了歌词。“当家的”亲自审订了新歌词。甚至还指导了歌剧。

他用“光荣啊”这支乐曲迎来了自己的60大寿！确实，他早已是沙皇了，是孤独的俄国沙皇。他的战友们，更确切他说是仆人们，极为害怕他，就像以前人们害怕沙皇一样。作家加布里洛维奇引用过赫鲁晓夫讲述的这样一件事：斯大林在加格雷附近的别墅休假时，赫鲁晓夫去那里作客。斯大林坐在花园中的亭子里，与赫鲁晓夫一起喝茶、聊天。时间过得很快，天黑下来了，斯大林也变得阴郁起来。赫鲁晓夫这时说：“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我该回家了，我妻子大概已经等好长时间了。”

“您哪儿也去不了，”斯大林突然说道，“您要留在这里。”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我妻子会等着……”

斯大林抬头看了一眼赫鲁晓夫。这是那疯狂的黄眼珠的一瞥。赫鲁晓夫当然留了下来，但是没有睡好。早晨他穿好衣服，来到花园里。斯大林仍然摆着昨天那种姿势坐在亭子里喝茶。赫鲁晓夫向他问了好，斯大林对此毫无反应，只是一小口一小口地喝茶。他突然问赫鲁晓夫：“您是谁？您是怎么到这里来的？”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我是赫鲁晓夫。”

“还应该搞搞清楚，您到底是谁，”斯大林说完把茶杯一推就走出了亭子。

吓得发抖的赫鲁晓夫沿着小径向大门口走去。警卫员赶上了他，于是赫鲁晓夫做了最坏的准备。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斯大林同志叫您去，他在到处找您。”

赫鲁晓夫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向凉亭。斯大林正坐在那里喝茶。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您这是到哪儿去了？”斯大林亲昵地问道，“不能睡这么长时间，我等您已经很久了。”

这是“当家的”搞的游戏。

他们全是微不足道的人，同时又是他强大的官僚机器。他迫使他们彻夜不眠，他迫使他们时刻处于恐惧之中。他把形式上的国家元首、最高苏维埃主席加里宁的妻子送进了劳改营。这位主席的夫人在劳改营囚犯的内衣送洗之前，负责在上面捉虱子。这是她的工作。可怜的老人加里宁一直请求放回妻子，然而无济于事……他还把自己忠实的秘书波斯克列贝舍夫的妻子送进了劳改营。这位秘书也是苦苦哀求放回妻子，同样是毫无结果。政府首脑莫洛托夫也曾失去了妻子：“当家的”把她投入了监狱……三个主要人物的妻子都遭到监禁。这是让他们别忘了，他们只是微不足道的人物，他可以在任何时候让他们随妻子而去。不过，他自己也没有了妻子，这样他就随便地把事情扯平了。现在他们可以为伟大的梦想服务了，并且不会像愚蠢的赫鲁晓夫那样为家庭分心，不再追求庸俗的幸福。那伟大的梦想变得越来越现实了。

*秘 密

他一直都明白，权力的神圣就在其神秘性之中。他使自己的生活蒙上一层神秘的阴影，他的施舍带来的乐观愉快掩饰了神秘的恐惧感，黑色汽车的前灯、夜间搜查、开往劳改营的夜间列车那刺眼的探照灯代表着神秘的夜间生活，昨日执掌生杀大权的人被秘密枪决，墓地里出现神秘的坟墓……

一切都是秘密。全国都以为他住在克里姆林宫。克里姆林宫内高于宫墙的一个窗子特意彻夜亮着灯光。而实际上，每到深夜，几辆吉斯牌大型轿车便驶出克里姆林宫的博罗维茨基大门。这些车开得飞快，装甲汽车的深色防弹玻璃令人无法看清里面坐的是谁。所有汽车都是一个样子，无人知道他究竟坐在哪一辆车里。这是秘密。只有在驶进别墅前，他的汽车才开到车队的前头，其余的汽车跟在后面。

*他的家其实在近郊别墅

这也是秘密：他就住在离莫斯科不远的这栋别墅里。从这里出发，他半个小时之内便可出现在克里姆林宫。这栋砖结构别墅是1931年建成的，妻子死后他就搬到这里住了。别墅四周是5米高的围墙，但是他在1938年又建了带监视孔的第二道围墙。别墅内有休息室和一个大餐厅，他与政治局的战友们一起常在这个餐厅“吃午饭”。他总是把这顿更像晚饭加早饭的半夜聚餐叫作“吃午饭”。他的夜间生活方式同样是秘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和女仆在别墅中服务。

*妻 子

年轻的瓦列奇卡·伊斯托米娜是她们当中的一个。她是1935年来到别墅的，负责给“当家的”熨裤子和半军服式上衣。“当家的”没有勤务兵，他没有改变习惯，什么事都仍然是自己去做。瓦列奇卡在别墅工作了17年……她为他铺床，随他一起衰老。

莫洛托夫回忆往事时说：“即使她成了斯大林的妻子，这跟别人又有什么关系呢？”

女仆成了他暗中的妻子。新的卫队长尼古拉·弗拉西克成了孩子们的教导员。拥挤的别墅成了他的宫殿。

他从此将在这里住下去，他也是在这里猝然去世的……

*独自一人

在1940年战争爆发前夕，他得到了一份礼物：贝利亚派人暗杀了托洛茨基。

他一直在无情地镇压托洛茨基的亲属。他是从逮捎托洛茨基的小儿子、静静地生活在莫斯科的学者谢尔盖开始下手的。

托洛茨基的妻子纳塔利娅·谢多娃曾向罗曼·罗兰、萧伯纳等人求助，她的公开信中提到了许多进步人士的名字，但是他们全都保持沉默。为什么呢？1933年，德莱塞在给伊斯特曼的一封回信中实际上回答了这个问题，后者曾要求他出面反对逮捕托洛茨基的战友们。德莱塞写道：“我认真地考虑了这件涉及到托洛茨基的事。我很同情他的战友们……但是这里有个如何选择的问题。不管俄国目前的独裁本质如何，俄国的胜利比什么都重要……”

工农国家的胜利比微不足道的人命重要。考虑的还是那种高度合理性！

“当家的”知道他们会保持沉默。为了让自己的敌人发疯，他在肉体上消灭了托洛茨基的所有亲属，甚至连最远的远亲，甚至连托洛茨基孙子的保姆都无一例外！

他的间谍在整个30年代一直公开追杀托洛茨基。这是又一种折磨，一种用死亡临近的恐惧感进行的折磨。

斯大林的使者、前西班牙共和国军中尉梅尔卡德尔终于在1940年劈开了托洛茨基的头颅，托洛茨基曾为之自豪的大脑流了出来。这又是斯大林的幽默。

在列宁时期的所有主要革命者当中，只剩下他一个人了。革命的遗产此时完全有理由归他所有了……

天上的神仙形单影只。

第十三章 伟大的梦想

在1938年以前，对外政策为对内政策服务。此时，在建立了新国家后，斯大林可以允许自己开始执行对外政策任务了。更确切地说，可以开始实现秘密的伟大梦想了！

不错，自斯大林登基后，国际上来发生任何变化，只不过列宁的伟大梦想——世界革命开始在暗中进行了。“当家的”使世界革命转入了地下。

1936年《真理报》刊登了斯大林与美国记者罗·戈瓦德的谈话。美国记者问：“苏联是否放弃了搞世界革命的计划和打算？”斯大林极为平静地答道：“我们从未有过这样的计划和打算。”

但与此同时，进行的完全是另一种宣传，他让自己的人民做的是另一种准备。俯首贴耳的文学界为了伟大的梦想沤歌大规模战争：

“为了我的祖国能照耀

从日本到英国的疆土，

我们还会到达恒河，

我们还将战死沙场。” （诗人帕维尔·科甘的诗《抒情插叙》）

“只有苏维埃国家，

只有苏维埃国家的人。”（诗人米哈伊尔·库利钦斯基的诗《就是这样》）

我在总统档案馆看到了这种大规模战争准备工作的痕迹。早在30年代，红军就先于希特勒狂热地重整了军备。为此图哈切夫斯基给斯大林写过一封不寻常的信：“尊敬的斯大林同志！……我完全明白，不仅要赢得战争，而且还要同时保住自己的经济实力……只要在这方面努力工作，就能最有利地解决大规模战争所提出的任务。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图哈切夫斯基，1930年6月19日于列宁格勒。”

此后就详细制定了为进行“摩托化战争”而重整红军军备的计划。图哈切夫斯基与伏罗希洛夫在这方面发生了冲突。他们在如何打这场战争的问题上各持己见。我们用不着去分析他们的分歧本质何在，重要的是：伏罗希洛夫和图哈切夫斯基都为大规模战争做了准备。

未来的大战还指挥了始建于30年代初的莫斯科地铁这一宏伟工程。

在地铁设计阶段，几架轰炸机从莫斯科郊外的一个机场升空，在地铁沿线投下了一些爆破弹。借助于这些炸弹确定了地铁应建的深度，为的是使空投的炸弹无法摧毁它。考虑到未来的战争，“当家的”不让建造莫斯科地铁的地面设施。

为防备大规模战争，地铁深藏在地下。

工程师和历史学家叶戈罗夫在《论据与事实》周报上对地铁建设作了如此介绍。

*棋局上的牺牲品

“当家的”正确地估价了希特勒的出现对其伟大梦想的重要性。为破坏欧洲的和平，希特勒于1938年3月占领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上空阴云密布。一切都像“当家的”预料的那样：希特勒把欧洲拖入了战争，并已开始摧毁整个欧洲的资本主义制度。这已不是主观幻想，现实的世界革命已临近欧洲……只是需要推动，不断地推动希特勒。

布置棋局的机会异常好……

在这种情况下，伟大的棋手头一次在国外开始下一盘重要的棋。

在1938年与法国和英国进行集体安全谈判时，“当家的”就已经使出了一步奇异的新招儿。他开始寻求与最凶恶的敌人——阿道夫，希特勒进行接触。苏联大使、犹大人雅科夫·苏里茨被从柏林召回，俄罗斯人梅列卡洛夫接替了他的职务。

与此同时，与法国和英国的谈判加紧进行着。这是他惯用的手法。他事先就确信谈判会失败。他知道，西方的民主国家不信任新的成吉思汗。他令这些国家感到极为厌恶和害怕。但是，需要用这一谈判来迷惑希特勒。

的确，由于害怕斯大林与西方联合起来，希特勒开始表现出同样的兴趣。对苏联常用的诅咒，在 1938年从德国官方人士的讲话中消失了。互相辱骂的运动逐渐停息，一个新时期来到了：两个不可调和的敌人好像互相不注意对方了……

然而，捷克斯洛伐克正在成为希特勒的下一个牺牲品。“当家的”马上建议给捷克人军事援助。不错，条件是英国和法国也这样做。这样做既显示勇敢，又安全。他知道，用不着给援助，因为波兰和罗马尼亚任何时候也不会同意苏军过境。这两国明白，放斯大林进来容易，把他赶走就难了。况且，波兰领导人轻率地相信了希特勒的诱惑手段——德国只是夺取了四分五裂的捷克斯洛伐克的一小块地盘。

这样，他未冒任何风险就在欧洲舆论中成了高尚的人。他还演了另一出戏：政治局没完没了地开会，讨论可能提供的援助。盟国在这个时候洗手不干了，出卖了捷克斯洛伐克：缔结了《慕尼黑协定》。张伯伦和达拉第深信，他们安抚了希特勒，带来了和平。捷克强大的防御工事线未放一枪就归了德国，捷克有战斗力的几个师不存在了。尽管英国和法国作了各种保证，捷克斯洛伐克本身也很快就不存在了。

莫斯科于1938年9月29日了解到了《慕尼黑协定》的内容。政治局会议开了一整夜。夜间会议突出了它的紧急性。在国外的人民委员李维诺夫未出席会议。“当家的”严厉地指责了他，因为李维诺夫似乎赞成与西方民主国家结盟。用“似乎”二字最恰当不过了。要知道，决定全部外交行动的向来只有一个人——“当家的”。可现在他指责道，由于李维诺夫的政策，法国和英国利用《慕尼黑协定》把希特勒的侵略矛头指向了苏联……由于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他不得不寻求防止希特勒可能发动侵略的新途径。这就是他的声明——为准备中的180度大转弯所作的动人辩解。“当家的”寻求与希特勒结盟，把这作为列宁缔结的布列斯特和约的新的表现形式。

他毫不怀疑自己的设想会获得成功。他能理解希特勒的想法，围为希特勒与他是同样的人。希特勒是喂不饱的，捷克斯洛伐克仅仅是个开头。要想继续前进，希特勒需要与苏联结盟。他要建立这个联盟，最好让希特勒继续前进，毁掉资本主义世界！

他暂时先采取一些新措施。1939年5月3日，李维诺夫在政治局会议上被撤了职。政府首脑莫洛托夫兼任外交人民委员。这强调对外政策的极端重要性。

没有给李维诺夫安排任何工作。李维诺夫明白了：离死不远了。在等待末日到来的同时，他给“当家的”写了几封求饶的信，但没收到回信。大家都以为他会很快被捕，可令众人惊讶的是，竟没有动他。

这表明，在寻求与希特勒结盟的同时，“当家的”还考虑到继续下那盘棋。如果继续下，那么李维诺夫这个倾向西方民主国家的象征还会用得着。

果然，当后来开始与希特勒交战时，幸免于难的李维诺夫又被任命为副外交人民委员了。

事态的发展正如“当家的”预料的那样。希特勒已挺进到波兰边界。张伯伦被迫向波兰人作出一旦德国人发动进攻就给予援助的保证。对希特勒来说，与斯大林结盟势在必行。

而斯大林此时还在督促希特勒，让以伏罗希洛夫为首的军事代表团与英国和法国进行军事谈判。

于是希特勒采取了行动：舒伦堡大使结束了与莫洛托夫的秘密谈判，一直被苏联报纸咒骂的里宾特洛甫，准备前往一直被德国报纸咒骂的莫斯科。法西斯分子向布尔什维克国家建议共同瓜分欧洲。

希特勒已经着急了。为了进攻波兰，他需要清楚地了解全部情况。里宾特洛甫给舒伦堡发来大量密码电报。情报机关在进行工作，“当家的”很清楚德国元首已急不可待。他抓住了他。

已是8月中旬，希特勒不能再等了，因为雨季即将来临，道路会被泡软。希特勒无条件地接受了“当家的”提出的全部建议。

8月19日发出了里宾特洛甫即将抵达的电报。

*国际政治中最轰动的事件

其实，对“当家的”来说，这个转变并非原则性的。希特勒和西方民主国家都是他的敌人，与其中任何一个结盟都不过是在实现伟大梦想的道路上迈出的一步。不过，为了藏起自己对希特勒的仇恨，他牺牲了棋局上的王后。希特勒的盟友很难作为民主制度的领导人，因此必然要牺牲共产国际。他知道，将来他会收回交出去的东西，可是目前他需要得到领土。

“我们互相骂得挺狠，是这样吧？”

他在克里姆林宫接待里宾特洛甫时先说了这句话。他与里宾特洛甫在3个小时的会谈里意见完全一致地瓜分了东欧。“当家的”提出的所有补充建议极为轻易地被里宾特洛甫接受了。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和一个秘密议定书。在文件上签字的当然不是他，而是莫洛托夫。最后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在斯大林的酒宴上久经锻炼的莫洛托夫，以其善饮而不醉的功夫令客人惊讶不已。

斯大林举杯为希特勒祝酒，德国外长则举杯为斯大林祝酒。此后，德国代表团不得不大量喝酒——一会儿为条约干杯，一会儿为两国关系的新纪元干杯。不过，“当家的”仍不失幽默感。他提议为在场的卡冈诺维奇干一杯，于是里宾特洛甫只好为这个犹太人喝了一杯。犹太人卡冈诺维奇也迫不得已为希特勒的健康喝了一杯。谈判结束了。在补充的“秘密议定书”中，确定了希特勒为《互不侵犯条约》应付给他的代价：享有在波罗的海沿岸进行领土和政治变革的自由，有权在比萨拉比亚兑现自己的利益。他还得到了波兰的一块领土。

文件签署之后，“当家的”送给希特勒一份礼物：关押在他的劳改营中的老共产国际残余分子——德国和奥地利共产党人被遣送回德国，交给了盖世太保。

第二天，伏罗希洛夫冷笑着对英国和法国代表团说：“鉴于形势发生变化，继续谈判已没有意义。”

“当家的”亲自想出了向苏联人民解释这个新联盟的办法。在部队中画了两个滑稽可笑的三角形。一个三角形叫“张伯伦想干什么？”三角形的上方写着“伦敦”，下方写着“莫斯科和柏林”。注释为：“张伯伦想让我们与德国人发生冲突，而他则坐山观虎斗。”另一个三角形叫“斯大林同志做了什么？这个三角形的上方写着“莫斯科”。注释为：“斯大林让柏林与伦敦发生了冲突，而我们则坐山观虎斗”。

全国人民一致雀跃欢呼，经受住了又一次忠顺程度的考验。是的，他建立了一个真正的新社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

希特勒攻进了波兰，英国和法国对德宣战。斯大林的棋被证明下对了：希特勒把欧洲彻底拖入了世界大战，全球性危机成了现实。实现伟大梦想的道路敞开了。

这盘棋继续下着。斯大林也开始行动了。他要夺回罗曼诺夫帝国在革命后失去的部分土地。9月17日，他的军队开进了被德国人征服的波兰。

他向全国和全世界宣布：“鉴于波兰这个国家已不存在，为了保护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少数民族的权益，苏联军队进入了波兰。”

希特勒不得不忍受这一点，而且还接受了经过审订的苏德公报文本。与希特勒好战的声明不同，他写的是自己喜爱的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话：“为了在波兰恢复和平和秩序，为了帮助波兰人民简而言之，是为了波兰而占领波兰！这就是“深层语言”。

前罗曼诺夫帝国的一部分——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回到了他的帝国的怀抱。这时他给了立陶宛一份礼物：转交了立陶宛人早就渴望得到的维尔纽斯市。立陶宛举国欢腾。

可是，聪明的人在叹息：“维尔纽斯归我们了，可我们好像归了俄国”。

*棋局上的交易

当里宾特洛甫于9月底再次出现在莫斯科时，“当家的”已经提出要整个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其中包括以前属于德意志帝国利益范围的立陶宛。他还要求得到 （后来得到了）贫油的德国非常需要的波兰含油地区——鲍里斯拉夫和德罗戈贝奇。作为交换，他答应出售石油。希特勒不得不同意，因为他害怕斯大林加入英法同盟。又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宴会，德国外长又不得不为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全世界的和平没完没了地干杯，“当家的”总是保持着幽默感。

*两位伟大领袖会晤了？

“在俄国一切都保密，但是没有任何秘密”……关于斯大林和希特勒举行秘密会晤的传闻很多，据说会晤是在从波兰夺过来的一个地方举行的。

利沃夫的一位老铁路工人在1972年讲述过1939年10月一列火车抵达利沃夫时的情况。他说，警卫人员不让任何人接近车站附近的广场，许多列车都停了下来。他甚至还回忆起了那天是1939年10月16日……后来，当我在苏联的《共青团真理报》上读到在华盛顿国家档案馆里发现轰动一时的文件的报道时，我十分惊讶地想起了这个日子。

《共青团真理报》刊登了该文件的复印件：

“1940年7月19日。秘密呈送国务卿助理、尊敬的阿道夫·小贝尔本人。根据刚刚从机密情报渠道得到的消息，在德国和俄国入侵并瓜分波兰后，希特勒与斯大林曾于1939年10月17日在利沃夫秘密会晤。希特勒和斯大林在这次秘密谈判中签署了一项军事协定，以此取代了已过时的《互不侵犯条约》……您真诚的约翰·埃德加·胡佛”。

文件是由著名的联邦调查局局长签署的。

在文件上可以看到于1979年12月解密的标记。

尽管相信了文件是真实的，可我仍然怀疑情报的正确性。提供给胡佛的情报完全有可能是假的。

不过，公布的这份文件还是令我重温了一遍那位铁路工人讲述的情况。这一内容记在我的日记本里，日记本中记的时间也是10月。

我明白，我未必能够核实这一情况。我毫不怀疑，斯大林肯定会精心销毁与这次会晤有关的全部文件和全部痕迹。于是我决定独辟蹊径。在总统档案馆有斯大林的来访者登记簿，我专门查阅了1939年10月的记录。

不对，10月16日斯大林在莫斯科自己的办公室里。10月17日他也有一份长长的来访者名单。我已经想放弃努力了，但还是扫了一眼10月18日。18日没有接见！10月18日斯大林未出现在克里姆林宫。这天不是休息日，这天是个普通的工作日——星期四。它甚至连周末都不是，当时连星斯六都是工作日。可他10月18日没在克里姆林宫！10月19日一整天也不在，直到19日晚上20点25分，斯大林才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并开始接见来访者。

我了解他那不知疲倦地拼命工作的作风。他是个典型的工作狂。在工作周中间缺席只会有两种情况：或者是他病得厉害，或者是没在莫斯科。

在这次神秘缺席的前一天，来拜访他的人的名单也很有意思。和政治局委员们一起来的有军队的全部领导人——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朱可夫、库利克、库兹涅佐夫、伊萨科夫。不过，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这天在他的办公室里呆的时间比准都长。

显然，斯大林不在莫斯科期间发生了某种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从登记簿来看，当斯大林10月19日晚上又出现在克里姆林宫内自己的办公室后，他从20点25分起与国内2号人物、外交部门首脑莫洛托夫单独商议了一个半小时。

不仅如此，在他们交谈时，军事首长格奥尔基·朱可夫 （他注定要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英雄）和3号人物卡冈诺维奇曾被叫进办公室……

难道真有过这次会晤？难道真有过这次本世纪最秘密的会晤？该如何描写这次会晤呢？他们这两位领袖、人间的上帝、一模一样的怪人曾面对面地坐着。这两个如此相像，又如此不同的人发誓要永远友好下去，并且一起瓜分世界。与此同时，他们又各自都在考虑如何欺骗对方。

看来，斯大林在会晤中再次了解到，希特勒是如何需要他。他在 1939年底就已在大胆地为希特勒准备一件意外的礼物了——他准备征服芬兰。

希特勒对此也容忍了。他对希持勒的了解是正确的。

*芬兰战争

早在与希特勒缔结条约前，斯大林就开始向芬兰施压了。

1939年初秋，“当家的”召见了当时的列宁格勒军区司令梅列茨科夫。梅列茨科夫后来写道：“我在他的办公室碰到了共产国际的显赫人物、国际共运的著名活动家库西宁。他们向我介绍了我国领导人因芬兰政府奉行反苏方针而产生的疑虑……芬兰有可能轻易地成为德国或英法这两个主要帝国主义集团中的任何一个采取反苏行动时的进攻基地……我们有应付芬兰发动进攻的各种反击行动方案……在这种情况下，交给我的任务是制定保卫边界不受侵犯的计划和反击芬兰武装部队的计划。”

这真是令人吃惊的事！当然，在几位进行交谈的人当中，谁也不会真的以为小小的芬兰将进攻庞大的帝国。谁也不会真地相信希特勒或英国和法国将在芬兰开始其“反苏行动”，因为与希特勒的谈判已顺利结束，与英国和法国的谈判正在进行中。

几位交谈者清楚地知道，这里谈的是准备占领苏兰。在场的“国际共运著名活动家”、芬兰人库西宁将来应该组建傀儡政府……必须讲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深层语言”就是这样：在这种语言中，“进攻”总是被说成“防卫”，“侵略”总是被说成“抵御侵略”。

接下去便一切按计划进行了。苏方再一次向芬兰提出了使它无法接受的领土交换方案：要求芬兰割让其曼纳林防线所经过的卡累利阿等地区。谈判当然陷入了僵局。苏联政府很快便宜布：“11月26日，我国军队突然遭到芬兰方面的炮火袭击……结果4人被打死，10人受伤。”芬兰人证明，炮击是苏联方面进行的，是苏联自己杀死了本国士兵……，但是这无济于事。战争爆发了。

因侵略芬兰，苏联被开除出国际联盟。

*击 退

库西宁马上成立了芬兰民主共和国政府。政府成员是在恐怖时期没有失踪的几个残余的芬兰共产党人。其实，“国际共运著名活动家”库西宁本人不仅不了解自己同志的命运，而且也不了解自己家庭的命运。有关计划中的芬兰未来的情况也很少向他通报。

科涅夫元帅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当家的”在芬兰战争开始时曾当着海军上将伊萨科夫和伏罗希洛夫的面说：“应该把芬兰人迁走……”芬兰的人口还没有一个列宁格勒的人口多，迁移是可行的……”

因此，可怜的库西宁很可能注定要与自己的政府和人民一起消失。“当家的”善于实施宏伟的规划。如果上帝让人们居住的地方不合适，他会去改变上帝的安排。

然而，他未能改变上帝的安排。按计划应闪电般赢得战争。梅列茨科夫写道：“命令按照战争进行12天的设想组织作战行动。”但随之而来的却是毁灭性的失败。经过极大的努力才制止住了芬兰人的反攻。

芬兰总统曼纳林说：“20万苏联士兵躺在雪堆中，用未瞑之目望着我国阴暗的天空，但这不是我们的过错”。还有近30万人受伤致残和失踪。

小小的芬兰挺住了。以伏罗希洛夫为首的苏军领导人证明了他们的无能。这种情况令希特勒感到十分欣慰。但小小的芬兰资源少得可怜，因此获胜的芬兰不得不缔结了令其失去领土的和约。苏联得到了朝思暮想的卡累利阿地峡和拉多加湖地区。“当家的”作了决定：将伏罗希洛夫赶出了人民委员的行列。被任命为新人民委员的铁木辛哥曾对芬兰武官说：“在这场艰难的战争中，俄国人学到了许多东西。”

*重建的帝国

希特勒在整个1940年获得的成就超过了最大胆的幻想。丹麦、挪威、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以及法国迅速地陷落了。发动强大的坦克攻势，在战线后方实施登陆行动，降落在田间和房顶上的伞兵马上采取无畏的行动，残酷无情的空袭把一座座城市变为废墟——严酷的20世纪的战争就是这样一副景象。

在希特勒的每一次新的侵略行动之后，斯大林都不会忘记向他祝贺“德国国防军取得的辉煌成果”。与此同时，他也开始攫取自己应得的一份：一个接一个地占领了波罗的海沿岸的共和国。不过，这一切都是“为了粉碎英国和法国的阴谋，这两国企图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离间德国与苏联的关系”。“当家的”占领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完全是为了与德国的友谊。当然是“应本国人民的请求，”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重新回到了俄罗斯帝国的怀抱。

斯大林急于向巴尔干挺进。1940年夏天，他向罗马尼亚发出了最后通碟——让它交还比布科维纳和罗马尼亚在1918年夺去的比萨拉比亚。他的一支强大的集团军集结在了罗马尼亚边界。罗马尼亚的石油维持着整个德国军事机器，希特勒因害怕苏联与罗马尼亚发生军事冲突，只得被迫向罗马尼亚政府施压。

罗马尼亚顺从地同意交出土地。

尽管占领的地方比协议规定的要多，他仍然一直向希特勒表忠心。1940年夏天，当英国新大使在莫斯科向他提起缔结反希特勒联盟一事时，他马上把自己的答复寄给了希特勒：“斯大林……未发现德国有吞并欧洲国家的任何欲望……他不认为德国的军事成就对苏联构成任何危险。”

他在嘲弄谁？英国人？希特勒？还是他们双方？他在被占领土上无情地建立“道德和政治上统一的社会”。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合并过来的地区清除“异己分子”。列车运走了新的囚徒——资产阶级分子、知识分子、富农、白俄、政治活动家。这些人全成了劳改营管理总局新的劳动力。运人用的是货车，车厢内是双层木板床，车厢中央有个大小使用的排泄管，小小的铁栅栏窗透不进来多少新鲜空气……

在立陶宛被逮捕的一位犹太人就是乘这样的列车前往劳改营的。他叫梅纳希姆·贝京，后来成了以色列国领导人。

英国浴血坚守着。取代了张伯伦的丘吉尔是个宁折不弯的人。他说：“我们将保卫我们的岛国，不管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们将在沿岸地区作战，我们将在旷野和街道上作战……我们永远也不会投降，即使这个岛国或它的大部分地区受到奴役井开始在饥饿中死亡……”

希特勒确定了强渡拉芒什海峡的日期，这天将在英国登陆。但英国人的轰炸机对登陆舰发动了攻击，挫败了这次行动。后来又接着发生了意料不到的情况：英国飞机在1940年8月首次轰炸了柏林。德国人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这是一次大震荡，因为战争已降临德国。

狂怒的希特勒对伦敦进行了空前的轰炸。城市上空腾起巨大的火柱……夜间空袭持续不断，德国用炸弹制造恐怖。然而，这也没能使英国人屈服。不仅如此，他们逐渐开始在空战中取胜。

此时两位领袖互相证实着他们之间的友谊。莫洛托夫前往柏林进行48小时的访问，讨论了今后的势力范围。在英国飞机又一次空袭柏林的轰隆声中，谈判安排在一个防空掩蔽部中进行。

“与英国的战事结束了”，里宾特洛甫斩钉截铁地说。

“那为什么我们坐在这里？”莫洛托夫冷冰冰地问道。

是的，他明白，希特勒显然没能结束与英国的战事。

*莫名其妙的事

有一种被普遍接受的说法。

狡诈的希特勒恰在此时最终作出了向毫不怀疑自己的盟友发动进攻的决定。疯狂的德国元首恰在此时制定着“巴巴罗萨”计划，即进攻苏联的计划。希特勒在1940年12月签署了这个计划。

在宣战前的半年里，一切均由希特勒作决定。

整整半年时间！在这期间，丘吉尔和留在德国自愿为共产国际工作的一些间谍都对斯大林说，希特勒已决定发动进攻。理查德·佐尔格也向他提供了同样的情报。这个德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马克思一位战友的孙子，此时以纳粹记者的身份作掩护在日本工作，并定期向莫斯科提供侦察情报。佐尔格向莫斯科通报了德国发动进攻的准确日期。

然而，斯大林既不相信佐尔格，也不相信任何人。于是德国发动了进攻。突然进攻完全出人意料。他在国际舞台上下的头一盘棋以失败告终。这就是被普遍接受的说法。

但是这种说法令人惊讶。斯大林放在首位的准则是不相信任何人，他的整个战略是麻痹敌人。然而，这个狡猾的东方领导人却突然如此轻信宿敌！而且，他竟然被宿敌麻痹到了对不断的警告毫不理会的程度，同时还绝对相信好撒谎的希特勒。如果是别人这样做，那还有可能，可这竟然是“当家的”！这不是他的性格，他用自己60年的生涯证明了这一点。那么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

*他为何不相信希特勒会进攻

情报机关早在1941年3月就向他提供了几乎整个“巴巴罗萨”计划。该计划中写着：预定在5月15日至6月15日期间开战。而“当家的”这个实用主义者只相信理性。他认为，希特勒不会冒这个险。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很尊重经济学，并且了解，希特勒无法同时与几个国家作战，因为几个国家的潜力加在一起将极大地超过希特勒的潜力。他也不能相信丘吉尔不断发出的警告。何况丘吉尔曾在一次预言中犯过可笑的错误：他提醒斯大林说，德国人可能在5月份侵略苏联。可是德军在1941年5月没有进攻苏联，而是进攻了克里特岛上的英国人。“当家的”可以淡然一笑问之：为什么英国情报机关如此关心苏联的利益，但却不能帮自己的忙？回答也很容易：英国在力量悬殊的斗争中因流血过多而衰竭，于是丘吉尔想不惜任何代价把苏联推入战争。因此，他不能相信丘吉尔。

“当家的”也不能相信自己的情报员佐尔格。与佐尔格一起工作过的人都被枪毙了，佐尔格的苏联妻子也被消灭了，佐尔格本人则拒绝回来……他怎么能相信一个在外不归的人呢？

当1941年初希特勒在巴尔干开始发动战争后，他有理由彻底放心了。南斯拉夫在4月份投降了，希特勒又朝希腊进发。“当家的”此时很清楚希特勒的意图。占领希腊后，希特勒就有可能消灭驻埃及的英国人，夺取苏伊士。丘吉尔也想到了这一点，于是恳求美国参战：“总统先生，我恳求您慎重评估我们在近东遭到失败会带来的全部严重后果……这个打击会成为不列颠帝国的末日。”

希特勒不可能很快进攻俄国的证明还有一点。那就是，5月份希特勒还在巴尔干，他无论如何不会在6月底以前进攻俄国。而且，希特勒应该做好在俄罗斯过冬的准备。羊皮大衣应该是德军打算这么晚发动进攻的一个标志。斯大林的情报机关认真观察了欧洲羊市场的行情。如果希特勒已决定发动进攻，他就会迫切地为数以百万计的皮大衣操心。这将意味着羊肉价格急剧下降和羊皮价格急剧上涨。但他的情报机关未报告这方面的任何情况。他有理由根据种种迹象认为，丘吉尔已决定用哀求将美国拖入战争，用假情报将俄国拖入战争。

因此，“当家的”完全合乎逻辑地断定：希特勒不可能扑向俄国。然而，希特勒还是扑向了俄国。为什么呢？或许是“当家的”没有考虑到非理性因素和希特勒的疯狂性？不，“当家的”有洞察人的能力。希特勒是个玩弄狂人的狂人。希特勒相信灵感，但他在更大程度上是玩弄灵感。他在小圈子里经常嘲弄那些向人群进行狂热鼓动的人。希特勒的决定一贯是大胆的，然而却合乎逻辑，希特勒是像斯大林一样的演员，只不过气质不同。这位欧洲演员是个经常大放厥词的颓废派分子。而“当家的”则是东方的演员，他从不随便讲话，向来郑重其事地发表高见。

但希特勒到底为什么还是在其一生中最重要的关头作出了这个最不合乎逻辑的决定呢？

要想了解这一点，我们就得忘掉被人们普遍接受的各种说法。

*“在以往各种攻击型军队中，最具攻击性的军队”

国家安全委员会情报总局军官弗拉基米尔·列尊决定留在西方，以便公布一个折磨了他一生的发现。一切都是从军事学院的课堂上开始的。

列尊在战略学讲座上听到：如果敌人准备发动突然进攻，他首先要把自己的军队集结在边界附近，其次要让机场尽可能靠近前线。

列尊在军事史讲座上听到：斯大林相信了希特勒，对战争毫无准备。他犯了十分严重的错误，首先，他把自己的精锐部队集结在边界附近，其次，他把自己的机场设在了直接挨着德国人的边界处。列尊开始研究这个问题，并且十分惊讶地发现，原来，持轻信态度的斯大林在与德国签订条约后大肆扩充军备。战争爆发前夕，他在直接挨着德占区的边界附近不断扩编一个又一个师。这种做法完全符合突然进攻战略的全部要求。

于是列尊问自己：这是要干什么？难道斯大林当时打算进攻希特勒？

正是如此。斯大林用对德条约推动希特勒不断征服新的地方。

当希特勒欣喜若狂地作战和消灭着资本主义的欧洲时，“当家的”已在准备着一次伟大的转折——与希特勒大战一场。如果能夺取这场战争的胜利，他就将成为一蹶不振的欧洲的解放者，就可以对欧洲发号施令，“全欧洲的苏联”便会由此开始。接下去便会像某诗人曾信誓旦旦地对他说的那样，“将只有一个苏维埃国家”。

“当家的”准确地估价了希特勒的出现对其伟大梦想成真的重要性。

*他一直在准备进攻

战争的思想准备工作一直在进行。报刊和电影赞美军队。战前莫斯科演出季节的重点话剧、康·西蒙诺夫的《我城一少年》也是歌颂军人的。“当家的”把自己的两个儿子送进军校也并非无缘无故。军人成了最令人羡慕的职业。作曲家们按照社会的要求创作出了许多关于大战和速胜的歌曲。著名的坦克兵进行曲的歌词是这样的：“炮火轰鸣，钢光闪耀，当斯大林同志将我们投入战斗时，战车将勇猛向前……”

《真理报》刊登了著名飞行员拜杜科夫的发言：“若将来有人会在克里姆林宫把最后一个共和国接纳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大家庭中来，如果能把他们那时的目光表达出来，将是件多么幸福和愉快的事啊！我将令人信服地介绍我们的轰炸机如何毁掉敌人的工厂、铁路枢纽、仓库和阵地，强击机如何以猛烈的炮火发动攻击，登陆舰如何让整师的部队登岸……”

在与德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之后，马上就按照斯大林亲自下达的命令开始制定“动员扩充苏联武装力量”计划。计划将重点放在西部战线！1939年的《野战条令》中写道：“红军将是以往各种攻击型军队中最具攻击性的军队。”军队恰在此时训练着数量空前的空降兵。在所有的文化公园都设置了跳伞塔。到1941年，斯大林已经拥有100多万伞兵。当时的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恰达耶夫在自己未发表的回忆录 （我们还会多次提到这部回忆录）中写道，“当家的”正是在这个时候责成他“准备一份关于国内战争时期就防御和经济问题所作出的决定的资料”。斯大林还经常询问：“克里姆林宫

内的新防空掩蔽部建造得怎么样了？”

“工程在昼夜进行，两个月后将全部完工，”恰达耶夫答道。

“请采取措施提前完工……”

希特勒当然了解这一切，他的情报机关没闲着。希特勒也明白斯大林为什么在与罗马尼亚交界处建立了一支十分强大的突击部队，明白比萨拉比亚只是个借口。德国的秘密心脏在罗马尼亚，那里有石油，正因为如此才制定了“巴巴罗萨”计划。

两个互为敌人的盟友当然从未互相信任过。不过，斯大林和希特勒都非常清楚，双方均未充分做好发动进攻的准备。这一点使他们感到放心。斯大林作出了爱好和平的表示，拆除了防御工事线。但希特勒知道，斯大林的军队就在他的边界旁。

“当家的”在1941年2月部署了一些指挥所。不过为了讨好希特勒，他在5月关闭了敌视希特勒的比利时、挪威、希腊和南斯拉夫驻莫斯科的大使馆。

1941年5月5日，斯大林在红军指挥学院毕业式上讲话时直截了当地说：“事态正朝着战争的方向发展，德国将是敌人。”

斯大林说：“军队进行了彻底的改编，而且它迅速壮大了。”他声称拥有300个师，其中1/3是机械化师。

然而，独裁者的不幸就在于，人们只对他们说他们想听的话。

“当家的”不知道，在300个师当中，1/4才刚刚开始组建。“当家的”也不知道，他这些年狂热地开办的军校培养了许多不合格的指挥员。

讲话结束后举行宴会时他说道：“现在，当我们改造了我国军队，并为它提供了大量现代化作战装备时，当我们已变得强大时，应该从防御转入进攻。我们必须以进攻的方式搞国防。”

听了这次讲话的恰达耶夫写道：“《真理报》非常简短地报道了这次讲话的内容，并且把斯大林所说的 ‘事态正朝着战争的方向发展，德国将是敌人’这句话删掉了。通过德国新闻处的记者发出了一篇假讲话稿。斯大林在这篇讲话稿中特别指出了 《互不侵犯条约》的作用，并且强调指出， ‘我们不认为德国会发动侵略’……”

就在1941年的5月，向他报告了成立总指挥部大本营的方案。还计划不久后举行“在大本营的领导下使国家转入战时状态”的军事演习。早在1941年2月就举行了专门讨论“国防问题”的党代表会议。斯大林建议“将工业（应读作军事工业）产值提高17％—18％”。

他就是这样急于搞“国防”的。

*“自己先动手”

一本关于斯大林的书的作者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说：“不，斯大林没有计划在1941年进攻德国。”军事史学家沃尔科戈诺夫中将是第一个获准查阅全部秘密档案的人。

沃尔科戈诺夫写道：“我面前摆放着几份当时呈送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文件。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元帅和总参谋长朱可夫报告了于1941年3月11日起草完毕的《在西部和东部部署苏联武装力量的详细计划》。计划中说，欧洲业已形成的政治形势迫使我们要特别注意我国西部边界的防御。两位军事首长认为，德国可能会在东南部进行重点突击，以首先夺取乌克兰，同时对德文斯克和里加进行辅助性攻击。铁木辛哥和朱可夫5月14日向西部军区、波罗的海沿岸军区和基辅军区的司令发去了特别重要的指示。全部文件都是要求采取防御措施，只字未提打击德军。”

其实，政治部的老工作人员沃尔科戈诺夫应该了解意念词汇的含意。“防御”就是个意念词。正如芬兰战争期间已清楚表明的那样，在“深层语言”中，“防御”经常意味着进攻。

沃尔科戈诺夫首次引用了朱可夫在总参谋部为斯大林准备的一份令人惊讶的文件。1941年5月15日准备好的这份文件中说：“鉴于德国目前使其军队处于充分动员状态并且拥有大后方，它有可能赶在我们前头部署军队和实施突然袭击……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况，我认为，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德国统帅部掌握采取行动的主动权，必须赶在敌人前面部署好军队，必须在德军处于部署阶段和尚未来得及安排好各兵种的战线与配合时，对其发动攻击。”沃尔科戈诺夫指出：“朱可夫未署名”。他由此得出结论：该文件未呈报斯大林。

然而，情况却不是这样。

沃尔科戈诺夫提到的这份文件完整地保存在总参谋部历史档案和军事大事记中心。文件的名称是：《与德国及其盟国开战时苏联武装力量战略部署计划构想》。

文件是呈送斯大林的。

15页的“构想”介绍了突然袭击德国的计划。

“目前，德国及其盟国能够派出240个师进攻苏联……”因此提出如下建议：

“赶在敌人前面部署军队和发动攻击……将粉碎德军主力作为军事行动的战略目标……在采取行动后的第30天挺进到奥斯特罗文卡和奥洛穆茨一线……

“为保障实现上述意图，必须：

“1.以预备役军官进行短期集训为掩护，秘密进行全军总动员。

“2.以前往兵营为掩护，将军队暗中集结在西部边界附近

“3.将边远地区的飞机暗中集结到野战机场，并马上着手准备空军的后方……”

要重点突击的是克拉科夫——卡托维兹方向的西南战线。这一攻击行动的目标是切断德国与其南方盟国（意大利、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联系。罗马尼亚的石油是德国军事机器的血液。

“构想”附有详细的图表。这份文件是副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少将精心制定并亲手写出来的，第一副总参谋长瓦杜丁中将对文件作了修改。

文件上留了供总参谋长朱可夫和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签字的地方，但他俩的签字确实都没有。

不过，这根本不意味着该文件未呈送斯大林。摆在我们面前的只不过是个典型的文件手稿 （文件正本很可能在定期清理档案时被销毁了，因为证明苏维埃国家有进攻德国计划的文件不该留着。）

总参谋部领导人这种耗费精力的工作不可能在“当家的”毫无所知的情况下进行。从《斯大林来访者登记簿》上看，朱可夫、铁木辛哥和华西列夫斯基在5月份的几天里（12、19和24日）去过斯大林办公室，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红军总政治部在1941年5月15日向部队下达的一项指示也不是偶然的。这项指示已在公开鼓动军队了：“许多政治工作者忘记了列宁的一个著名论点： ‘一旦我们强大到足以战胜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时，我们将立即一把抓住它的后脖颈’”。

这项指示还解释说：“有时候对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作这样的阐述：如果一个国家首先进攻另一个国家并打进攻战，那么这种战争就被认为是非正义的。相反，如果一个国家遭到进攻，而且它只进行防御，那么这种战争好像就应该被认为是正义的。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好像红军将打防御战。这样就忘掉了一条真理，即苏联进行的任何战争都将是正义的。”

这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战神的面目

希特勒也决心先行一步。由于了解斯大林的备战情况，希特勒准备了自己的“巴巴罗萨”计划。希特勒知道斯大林不相信德国会进攻，于是利用斯大林的这种自信作出了极不理智的决定。这也是因为希特勒实在没有出路了。斯大林明天就可能亲自发动进攻。希特勒作这个决定时寄希望于斯大林军队在芬兰表现出的那种弱点，寄希望于人民对布尔什维主义的仇恨，寄希望于突然因素。

他相信，这一切将可以使他取得闪电般的胜利，因为只有闪电战能救他。

而斯大林仍然不相信希特勒会迈出疯狂的一步。他深信自己还有时间，于是他不慌不忙地准备着自己的转折，即他的军队领导人在“构想”中提到的突然打击。不过，尽管充满信心，但随着决定成败的日子日益临近，他还是急躁起来，有关德国人在边界附近调动的情报太多了。

他采取了一个试探性措施。塔斯社6月14日发表声明说：“英国及其他国家报刊上登载的有关苏联与德国之间的战争迫在眉睫的传闻，是敌视苏联和德国的势力搞的拙劣宣传。”

他等待着，但是希特勒未作出任何回应。

不过，德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在这段时间里不断离去。虽然当是时休假季节，但离去的人很多，太多了……他这次又输了，他还是以为，希特勒不可能现在开始行动，因为他不是疯子。夏末过后便是冬季，军队的冬装尚未解决……那他这是在干什么？是在吓唬人。可能他自己感到害怕，想得到某些保障。那好，我们给他们保障，把一些师往后挪挪，以后再把这些师挪近边界。被管教得唯唯诺诺的领导班子不敢说相反的意见。莫洛托夫知道什么时候该与“当家的”争论（更确切地说，他知道“当家的”什么时候想让别人与他争论。）。他此时的任务与驻德国大使杰卡诺佐夫及其他奴仆的任务一样，是要证明领袖的想法正确。

驻德国间谍关于德国歼击机部署情况和未来俄国被占地区领导人任命情况的情报，于6月18日转到了“当家的”手里。他作的批示是：“可以把你们的情报资料送到……”

恰达耶夫写道，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终于忍不住了，他在一次例行会议上说：“德国的准备工作显然证明，战争将在今年爆发，而且很快就会爆发。”

可他得到的是严厉的回答：“您不要吓唬我们，希特勒德国只不过企图进行挑衅……”

在这些日子里，他像往常一样过问各种事情。有一支科学考察队正在乌兹别克斯坦工作。能根据颅骨复原人脸的著名人类学家米哈伊尔·格拉西莫夫建议掘开帖木儿的陵墓，于是“当家的”同意了。他想看到伟大征服者的脸。

帖木儿被葬在撒马尔罕的古尔—艾米尔陵墓。

早在科学考察刚开始的时候，就有人把当地的一个传说报告给了“当家的”：不能打扰战神，否则会灾祸临头，帖木儿将在第三天回来并带来战争。撒马尔罕集市上的老人都这么讲。

然而，他见过俄国的圣徒被人从陵墓中抛出，教堂被炸，神甫被杀。对这样的传说，他只能付之一笑。他本人就是东方之神，帖木儿的白骨在他眼里算不了什么。

1941年6月20日凌晨，古尔—艾米尔陵墓的墓室被聚光灯照亮。重240普特的巨大大理石板被人从墓穴中移开。黑色的棺材放在黑暗的大理石棺椁中，棺材上面罩着一层已经完全腐烂了的金色覆盖物。帖木儿死在离撒马尔罕很远的地方，就是用这具棺材把他运到安葬地的。在陵园工作的一位老人哀求不要开棺，人们都嘲笑他。巨大的钉子被人从棺材盖上拔出……格拉西莫夫神情庄重地从棺材中取出了帖木儿的颅骨，并在摄影机前展示。摄影胶片被送到了莫斯科。

“当家的”看到，战神的颅骨看着人们。

事态在莫斯科发展着。他在6月21日被告知，有个投奔过来的德国上士说，战争将在6月22日拂晓爆发。

坚信常理的他知道，这是挑衅行为。可是，关于德国军队在边境附近调动的情报一整天不断从边境地区传来。他在夜间最后还是下达了慎重的指示：

“德国人有可能在6月22—23日发动全线进攻。进攻可能会从挑衅行动开始。我军的任务是不受任何挑衅行动的影响，同时还要处于高度的战斗准备状态，以便迎击德国人及其盟友的突然袭击。整夜都要暗中坚守筑垒地域的火力点。要将全部飞机分散到各野战机场，对飞机加以精心伪装。空军要进入战斗准备状态。”

海军司令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得到如下指示：立即与各舰队指挥部取得联系，舰队应处于战斗准备状态。

莫洛托夫在21点30分召见了舒伦堡大使，表达了本国政府的不安。莫洛托夫问舒伦堡：“使馆工作人员大批离去的原因何在？如果德国不满的话，那么对什么感到不满？为什么对塔斯社爱好和平的声明未作答复？”

舒伦堡的回答令人费解。他显然一副沮丧神情。

看来，莫洛托夫明白了一切，并且感到害怕。他思忖：可别出什么事。当领袖还没明白时，莫洛托夫已经明白了。

于是，莫洛托夫决定不理会舒伦堡的张慌失措。

政治局开了一天的会。散会后己是半夜时分，黑色汽车将“当家的”及其亲密战友送到了别墅。他尽力想转移一下注意力。

莫洛托夫回忆说：“6月21日大家在斯大林的别墅呆到12点左右，好像还看了电影。”

但他们没能快活起来。斯大林建议莫洛托夫给驻柏林大使发一封密码电报，让大使向里宾特洛甫提出已向德国大使提过的那些问题。

莫洛托夫马上去了外交部。零点40分密码电报发往柏林。

凌晨3点半，德国飞机向白俄罗斯投下了炸弹。凌晨4点，德国人已经轰炸了基辅和塞瓦斯托波尔。

此时“当家的”还在近郊别墅中安睡。

摘自朱可夫回忆录：“人民委员要我给斯大林打电话。传来值班员睡意很浓的嗓音： ‘谁呀？’

“‘参谋长朱可夫。请马上给我接通斯大林同志。’

“‘什么？现在？斯大林同志在睡觉。’

“‘请立即叫醒他，德国人在轰炸我们的城市。’”

大约过了3分钟，斯大林来接了电话。朱可夫报告了情况。回答却是沉默。

“您听明白我的话了吗？”朱可夫又问了一遍。

还是沉默。最后，电话那头终于开了口：“人民委员在哪儿？请您和他一起到克里姆林宫来。请通知波斯克列贝舍夫召集全体政治局委员。”

6月22日凌晨，战争爆发了。

这是掘开帖木儿陵墓后的第三天。

第十四章 战争开始的头几天

“6月22，正好4点钟，

基辅遭轰炸。

我们被告知，

爆发了战争。” （引自苏联歌曲）

黎明时刻……

当斯大林的轿车驶进克里姆林宫的时候，街灯还在亮着。德国人是在星期六开始进攻的，进攻了这个很会休息的国家。有多少在头一天寻欢做乐之后己酩酊大醉的人们，此刻仍在沉睡，而他，则是带着恐惧的心情在等待着有关损失的消息。

他第一个来到了克里姆林宫。很快，那些被波斯克列贝舍夫叫醒了的政治局委员们，都走进了他的办公室。

我再次翻阅了在那可怕的一天，更确切他说，是在那一天温暖的清晨，被斯大林接见过的来访者登记簿。

6月22日，先是莫洛托夫，然后是贝利亚、铁木辛哥、梅利斯、朱可夫、马林科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来到办公室的还有一个没有在登记薄上登记的人，因为他不是来访者。

*见证人

恰达耶夫是苏联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在斯大林办公室里举行政府和政治局会议时，“当家的”让他负责做简短的记录。恰达耶夫在自己的回忆录里不只一次地提到，他是唯一被斯大林准许做记录的人。因此，恰达耶夫关于战争戏剧性开始的回忆录手槁，有着重大的意义。恰达耶夫的回忆录是在“当家的”死后才写的。这份手稿在恰达耶夫本人去世之后，曾在一些最机密的档案库中保存，最后进入了十月革命档案馆的秘密档案库。只是到了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我才有可能在那里读到了这份至今尚未发表的回忆录，它被作者命名为《在严酷的日子里》。

*在严酷的日子里

根据流行甚广的传说，在战争开始的头几天，斯大林受到希特勒突然袭击的震动，完全惊慌失措、意志消沉，他离开克里姆林宫，躲进了近郊别墅，在那儿仍然处于慌张和无所作为的状态中。

我了解斯大林的性格，这种传说令我感到奇怪。我知道他的经历 （国内战争的经验是：布尔什维克失去了3/4的领土，但还是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因此加倍地感到奇怪。只是在看了恰达耶夫的回忆录之后，我才了解了斯大林的表现。这些回忆录与那本“冷静客观”的来访者登记簿，使我有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灾难降临的头几天。

恰达耶夫写道：“清晨，政治局委员们，还加上铁木辛哥和朱可夫，都聚集在斯大林那里。铁木辛哥报告：德国人的进攻已是既成事实。敌人轰炸了主要的机场、港口、大的铁路交通枢纽。

“……然后斯大林开始讲话，讲得很慢，寻找着合适的字眼，有时声音被抽噎所打断。他讲完后，所有的人都不说话，他也沉默着。最后，他走到莫洛托夫面前说： ‘需要再和柏林联系一下，给大使馆打个电话。’”

他还在抱着一线希望：或许，这仍然只不过是一种军事挑衅？

恰达耶夫在回忆录中说：“莫洛托夫从办公室给外交人民委员会打电话。大家都在等。他有点结巴地对着电话向什么人说了一句： ‘让他来吧！’然后解释说： ‘舒伦堡想要见我’。斯大林简短地说：‘去吧！’

“为了了解新的情况，第一副总参谋长瓦杜丁离开了办公室，几分钟后回来说： ‘在没有遇到顽强抵抗的情况下，德军迅速向我国纵深推进。’

“莫洛托夫回到他自己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去了，学着伊凡大帝的模样。德国大使舒伦堡就到那里去见他。”

恰达耶夫继续写道：“和舒伦堡谈完话之后，莫洛托夫回到了斯大林的办公室说：‘德国政府向我们宣战了！’这在政治局委员中间引起了慌乱。”

是的，他们相信“当家的”。他们仍在希望这不过仅仅是一种挑衅，一种对我方力量的试探而已。而与德国大使的谈话把事情全弄清楚了。

恰达耶夫：“斯大林平静地说：‘敌人将在全线受到打击。’然后向军事统帅们发问： ‘你们有什么建议？’

“朱可夫说：‘指示边防军全线出击，遏制住敌人。’

铁木辛哥说： ‘不是遏制，而是消灭敌人’。

“做出了决定：部队要竭尽全力、并用一切办法猛攻敌人，并在他们侵犯边界的地方把他们消灭。在未接到特别指示前不要越境。空军要轰炸被占领土上的敌军……

“在这战争开始的第一天，大家都相当乐观，相信这仅仅是敌人的短时间冒险，他们很快就会失败。”

我认为恰达耶夫的看法并不正确。铁木辛哥也好，政治局委员们也好，他们都不过是在讨好“当家的”，不敢说别的，不然以后他饶不了他们，他会记住并和他们算帐的。“当家的”也是在“假乐观”。他当然明白：灾难降临了。但这灾难究竟有多大？

恰达耶夫：“我在走廊里匆匆见到了斯大林……他看上去很疲乏、劳顿，他的麻脸消瘦了。上半天，政治局通过了《告苏联人民书》。12点钟，莫洛托夫宣读了它。”

斯大林把莫洛托夫推到了前台：是莫洛托夫签署的 （互不侵犯）条约——让他去应付吧！现在他和莫洛托夫一起起草告人民书，这两人都曾是党的新闻工作者，都曾编辑过《真理报》。

莫洛托夫后来写道：“斯大林不想第一个出面，他想先了解总的形势，找到合适的调子和所需要的处理办法。”

6月22日中午，全国都听到了政府的告人民书。在许多城市里，人们是在炸弹的爆炸声中听到的。莫洛托夫明显地有些不知所措，他讲话困难，有点结巴。在结束讲话时，他引用了斯大林写下的话：“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敌人将被粉碎，胜利属于我们！”以后，在整个战争过程中，这段话被反复引用，使之深入人心。斯大林把这段话变成了一种符咒。

恰达耶夫：“两点钟时，我被叫到了莫洛托夫的办公室。斯大林也在那里，他对莫洛托夫说： ‘当时你可够紧张的，不过讲的很好。’”

莫洛托夫深感庆幸。他了解“当家的”，知道“当家的”马上就要找出对当时情况负有罪责的人，但很明显，不会是他莫洛托夫。

而全国都在等待全知全能的上帝将要说些什么。可是上帝当时仍在沉默。他在等前线的消息，他还要找出首批应负罪责的人。

恰达耶夫：“当晚斯大林心情沉郁，他愤怒他说： ‘帕夫洛夫（首先受到德国人攻击的西线司令员）甚至同各军司令部都没有联系，他说什么上级的指示来晚了……怎么晚了？要是我们根本就来不及下指示呢？难道说没有指示军队就不该处于完全的战备状态么？难道为了让我的钟表走动，我还得给它们下指示么？’”

第一个罪人就这样定下来了。

恰达耶夫：“斯大林继续说：‘要下令把居民和企业往东撤，让敌人什么也得不到。”

这句话的含义是：后撤的军队应把城市、村庄、工厂统统烧掉。这就是亚洲的焦土政策。在当时慌乱撤退的时刻，这仅仅是愿望而已。不过在其后的不久就成了现实。

那疯狂的一天仍在继续，前线传来了令人绝望的消息。

恰达耶夫：“铁木辛哥报告：打击是难以想像的严重。在战争的头几小时，敌人就对机场和部队进行了密集的袭击。

“斯大林问：‘难道许多苏联飞机还在地面上就被消灭了不成？’斯大林在办公室内走来走去，他的愤怒到了难以形容的程度： ‘难道德国空军到达了所有的机场？’

‘很遗憾，正是如此。’

‘有多少飞机被消灭？’

‘据初步统计，将近700’”。

“事实上，”恰达耶夫写道，“多于此数的好几倍……西部战线的损失最为惨重。”

司令员帕夫洛夫再一次受到了诅咒。

恰达耶夫：“斯大林说：‘这是可怕的犯罪，应当砍掉罪人们的头颅！’他立刻命令内务人民委员会去调查此事。”

12小时的工作日在17时结束。最后一个从办公室走出来的是贝利亚（大概他在临行时又嘱咐了：负有罪责的人应该枪毙。可罪人们已同飞机一起倒下了）。

夜间，工作又恢复了。从3点半到夜里1点半，斯大林不停地接待来访者。就在这一天，成立了早在5月间他就已计划要成立的机构：最高统帅部——武装力量的最高指挥机构。像在被推翻了的尼古拉二世时代一样，他把这个机构称为“大本营”。这不是偶然的，正像他不久以后又在军队中恢复了革命者所憎恨的军官带肩章的制度一样，绝非偶然。国际主义，世界革命——这一切都已被束之高阁。突出了“俄罗斯国家”这一民族主义的概念，祖国的概念。

他决定谨慎从事，最高统帅部的首脑暂定为铁木辛哥。

6月24日来临了。清晨6时，最后的来访者莫洛托夫和铁木辛哥离开了他的办公室。清晨与白昼混为一体。

他丢掉了心爱的镇静面具，现在他是真正的斯大林。没有任何的沮丧和软弱无力，他的常态是狂怒。为了自己的过错，他憎恨一切人。

恰达耶夫：“铁木辛哥报告：尽管我们的部队英勇作战，力图完成关于发动反攻的指示，但暂时还没有得到所希望的结果。

“听完铁木辛哥的报告，斯大林狂怒不已。他把一切罪责都推给了西线司令部……然后他又责怪瓦杜丁和铁木辛哥。后两位面色苍白，强忍委曲，请求让他们上前线。

‘你们上前线倒是容易，可谁在总参谋部来应付这局面呢？谁来纠正事态的发展呢？’

‘他们的请求恰似火上加油，更让他怒火中烧。然后，坦克工业人民委员马雷舍夫被叫来开会。

‘您行动得太慢了！’斯大林打断马雷舍夫的报告，开始就如何扩大军工生产与如何搞好装甲板供应提出具体问题。决定在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建立新的坦克制造业基地。”

他明白，归根结底，就算德国人占领了俄罗斯整个的欧洲部分，还有幅员辽阔的西伯利亚和资原富饶的乌拉尔，还可以在那里抗战。

恰达耶夫：“最后他打电话给副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立刻通知各线司令员，说我们对部队的后撤极度不满。’”

然而，受过进攻训练的，“最善于进攻的军队”在防守方面却无能为力。部队急速地后撤着。

恰达耶夫：“等候在接待室中的莫斯科市委书记波波夫和各区委书记被请了进来。斯大林用烟斗擦了擦胡须说： ‘苏维埃人向中央委员会提出很多请求，要成立民兵组织……为了满足莫斯科人的要求，我们准备建立若干民兵师。’”

此时，他的脑海中已形成了东方军事统帅的血腥计划：保存后备力量，保存在西伯利亚新组建的那些师，西伯利亚是猎人之乡，那儿有的是善战的青年；而目前就让民兵，也就是城市知识分子，那些勉强会打枪的、带眼镜的家伙，高校的年轻小伙子，以及溃不成军的、流血后撤的部队去当炮灰，堵住前线的窟窿。于是，开始用爱国主义口号来号召人们参加民兵组织。虽说报名是自愿的，可是拒绝报名者受到蔑视和遭受报复的威胁。

继续寻找着应负罪责的人。

恰达耶夫：“在莫洛托夫的办公室里，斯大林对驻德大使杰科诺佐夫说：‘小鸭崽子还在蛋壳儿里时就识水性。您也算是个老江湖啦！可过去您在与我谈话时曾肯定他说，1942年以前他们不会发动进攻……您怎么……一句话，您辜负了我们对您的期望！’”

他也向库利克元帅发出责难。库利克是个没有才干的军人，斯大林提拔他代替那些被镇压了的元帅们。“这个游手好闲的库利克，真该揍他的屁股！”斯大林说。

一天天就这样发寒热病似的过去了，狂怒与日常工作混在一起，他并无倦意。

然而，已发生的事情的规模是很清楚的了：军事溃败。

恰达耶夫：“铁木辛哥报告说：为了遏制敌人，正在进行军事改组。

斯大林问：‘如此看来，现在您已不像过去那样，不再准备消灭敌人啦？’

‘匆匆行动很难做到这一点，不过集结军事力量以后，我们一定会消灭敌人的。’铁木辛哥说话越来越结巴，现在这已成了他的习惯。

“斯大林站在地图前。他的战友们怨恨地看着他的后背。现在往往是一件事他们尚未做完，他已交代下另一件事来了。”

然而，他做出了决定：该是停止演戏的时候了，趁着别人还不敢道出真情。现在他自己应该小心翼翼他说出事实的真相了。

恰达耶夫：“斯大林说：‘我们曾经自我安慰地期望敌人马上就会被遏制、被击溃，可是他们到今仍在继续往前蠢动……’他沉默了，看上去面色苍白、神情沮丧。”

*黑色首都

恰达耶夫：“6月24日深夜3时，响起了空袭警报。防空部队的地段司令报告说：一批敌机正向莫斯科飞来。警笛长鸣，老百姓躲进了防空洞，高射炮开始射击……”

被击中的飞机，拖着燃烧着的黑色长尾一溜烟地栽向地面我们，战时的孩子们，曾经多少次画出了这些正在燃烧坠落的飞机的画面。

恰达耶夫：“然而很快就真相大白了。防空司令打来了电话：‘我们的人弄错了。原来，我们射击的是完成轰炸任务后返航的自家飞机。’”

他本应再补上一句：“我们很顺利地打掉了这些飞机。”战争开始的头几天，莫斯科就是这样地笼罩在一片惊慌失措和恐惧的气氛之中。窗户上布满了伪装，街灯全都不亮了。

一位诗人写道：“这真是恋人们的天堂，他们可以在大街当中亲吻而无所顾忌了。”

恰达耶夫：“6月25日，波斯克列贝舍夫紧急召我到斯大林的接待室中去，需要做记录。我立刻就走进了办公室。除了斯大林、铁木辛哥和瓦杜丁，这里没有别人。瓦杜丁刚做完汇报，斯大林说：简单总结一句，那就是前线的情况糟透了。并不排除将来某个时候情况会更糟……’过了一会儿，铁木辛哥问斯大林，是否同意派斯大林的大儿子雅科夫上前线，因为后者强烈要求去作战。

“斯大林忍住怒火，说：‘有一些，客气点说，过于勤奋的工作人员，总想给领导拍马屁。我并不认为您是这类人，可是，我想请您今后不要再向我提类似的问题！’”

他不喜欢这个儿子，这儿子算得了什么！他的国家要完蛋了，他的伟大梦想要完蛋了！

斯大林还像往常一样，什么都想自己动手干一干。

恰达耶夫：“比如说，他亲自去挑选狙击手用的步枪和自动步枪所需的构件，自己决定结它们配备什么类型的刺刀——三棱刀，还是普通刺刀……每当我到斯大林那儿去的时候，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等总是在那里。他们从不提出任何问题，而是坐在那儿听着。”

可是现在，斯大林要为他一手造成的，大家对他的害怕心理付出代价了。

恰达耶夫：“前线不断传来战报……但报告中一般都尽量缩小我方的损失，而夸大敌方的损失。所有这些使他深信：敌人损失如此严重，他们很快就要彻底失败了。”

然而德国人还在一直往前冲。已在传说明斯克即将陷落，而这意味着斯摩棱斯克也将陷入敌手，那时他们就有可能长驱直入莫斯科了。

恰达耶夫：“在那些日子里，斯大林时常召见各人民委员会的领导人。他常常提出重大任务并要求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而完全不考虑现实可能如何。人们在走出他的办公室时总是愁容满面。”

而他越来越多地发现，政治局委员们在他背后相互使眼色，他们的惧怕心理正在消失。

他应该采取点措施了。

恰达耶夫：“27日清晨政治局委员们，像往常一样，聚集在斯大林的办公室。会议结束后我从办公室走出来，从窗子里看见斯大林、贝利亚和莫洛托夫坐进了汽车。波斯克列贝舍夫慢吞吞地说：‘看来，德国人已经占领了明斯克。’很快，政府那边来了电话。波斯克列贝舍夫说，是斯大林的卫队长弗拉西克打来的，他通知：“当家的”，还有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贝利亚都在国防人民委员会。后来瓦杜丁告诉我，他们在国防人民委员会的出现，使人们大感意外。国防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看见斯大林，都心存疑惑地呆住了。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是真的看见了领袖。（他们还记得，不久以前在国防人民委员会刮起的那阵旋风，是怎样地消灭了他们的前任们）。

一进铁木辛哥的办公室，斯大林立刻就声明他们来此是为了就地了解前线来的战报，并制定相应的补充措施。

“……斯大林沉默地站在军事地图旁，可以看出他是在强压怒火和狂躁。铁木辛哥做了个手势，于是办公室内只剩下了朱可夫和瓦杜丁。

‘明斯克附近的情况如何？局势还没稳住？’

‘我尚未准备好报告。’

‘您有责任随时对一切情况了如指掌，并使我们也都清楚事态的发展。现在您就是害怕告诉我们事情的真相。’

“还在斯大林来到之前，朱可夫就已处在十分紧张的状态。他此时恼火地说：

‘斯大林同志，请允许我们继续工作。’

‘难道我们妨碍了您的工作？’贝利亚尖刻地插嘴。

“‘您知道，’朱可夫气恼地说，‘前线情况危急，司令员们都在等待人民委员会的指示，这最好是由我们自己，也就是说，由国防人民委员会和总参谋部来做。’

“紧接着，他们就公开地顶起嘴来。

贝利亚发火了，他说：“我们也可以下指示。”

朱可夫回敬道： ‘如果您行，就请您来做。’

‘如果党委托我们，我们也会发指示的！’贝利亚说。

‘这是说，如果党委托您，可现在此事是交付给了我们的！’朱可夫也不改尖锐的语调。

“大家暂时都不说话了。朱可夫走到斯大林面前说：‘请原谅我说话太尖锐，斯大林同志。我们毫无疑问地能把情况弄清楚，我们会到克里姆林宫去汇报情况的。’

“斯大林看了看铁木辛哥。

‘斯大林同志，我们现在的责任首先是考虑如何帮助前线，其次才是向您汇报情况，’铁木辛哥说。

‘您把自己同我们分开，这您就犯了严重的错误……我们应该一起来考虑支援前线的问题，’斯大林说，他以抑郁的眼光扫了政治局委员们一遍，然后说： ‘的确，应该让他们自己先搞搞清楚，同志们，咱们走吧！’

说着，他第一个走出了办公室。”

斯大林亲眼看见：发生了最可怕的事——他们不再害怕他了。既然他们不再害怕他，那就一切都完了。

恰达耶夫：“出了国防人民委员会，斯大林生气地甩了一句话：‘列宁创建了我们的国家，而我们却给它拆了烂污。’”

莫洛托夫也曾回忆起这件事：“我同斯大林一起到国防人民委员会去过一次……斯大林相当粗暴地同铁木辛哥及朱可夫谈了话，尽管他不太常发火。然后我们到别墅去了。他在那儿说了关于“拆烂污”的话，指的是我们大家。’”

莫洛托夫说得对：此话指的是所有的人。

于是，斯大林走了一步极好的棋。

恰达耶夫：“6月27日下午，我到波斯克列贝舍夫那里去……政府那边打来了电话。波斯克列贝舍夫回答： ‘斯大林同志不在，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

‘是否打个电话到别墅去？’副国防人民委员列夫·梅利斯问。

‘请打吧！’波斯克列贝舍夫说。

“梅利斯习惯地在电话上拨了近郊别墅的号码，并等了大约半分钟，但没有人答话。

‘不知是怎么回事’，波斯克列贝舍夫说，‘也可能是正在往这边来了，不过如果是那样，卫队会给我打电话来的。’

“又等了几分钟。后来他们觉得等也是白等，就都到莫洛托夫那里去了。此时电话铃响了，莫洛托夫对着电话说，他不知道斯大林是否会到克里姆林宫中来。

“……第二天，我到斯大林的接待室。但是斯大林还是没有来。大家都感到奇怪：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次日，我又到接待室去处理文件。波斯克列贝舍夫立刻十分明确地告诉我：斯大林同志不在，恐怕不会来了。

“‘他是不是上了前线？’我问。

‘你干嘛要折磨我？告诉你，他不在，也不会来了！’”

在战争开始的那可怕的几天，有许多关于斯大林自克里姆林宫“消声匿迹”的传言。

请看见证人的叙述吧。

恰达耶夫：“晚上，我又带着文件去找波斯克列贝舍夫。斯大林仍然不在。我这儿积起了一大堆文件。由于沃兹涅先斯基是第一副手，我请求他来签署。沃兹涅先斯基给莫洛托夫打了个电话，他很长时间听莫洛托夫在电话中说，然后挂上电话说： ‘莫洛托夫让再等一天，并请政治局委员们两小时之后在他那里集合，所以文件您先拿着……’

“沃兹涅先斯基又拿起了电话筒，等了一分钟以后说：‘别墅没人答话，不知是怎么回事。在这困难的时刻，看来他是出了什么事。’”

深夜，恰达耶夫又去了斯大林的接待室。

“‘当家的’不在，今天也不会来了。”波斯克列贝舍夫说。

“昨天他也没在。”

“是的，昨天他也没在，”波斯克列贝舍夫以某种讥讽的口气说。

“我当时想，斯大林大概是生病了，但是没敢多问。”——恰达耶夫写道。

恰达耶夫接着写道：“斯大林通常从别墅出发，将近两点钟时到达克里姆林宫。半小时前，黑色汽车一辆接着一辆从别墅的大门里开出来。这些汽车中的一辆载着斯大林，可谁也不知道究竟是哪一辆。斯大林一天的工作要继续到夜里3—4点钟。所有的政治局委员、军事统帅和人民委员们都遵守这个工作制度。

“可这次他没有来。他最亲近的战友们为此深感惊恐不安，如果不是更严重的话。我们都知道，他不会很长时间地不召见这个或那个工作人员。可是现在，电话一直在沉默不响。大家只知道他是在近郊别墅，但谁也不敢去找他。在他幽居独处的这些日子里，政治局委员们都聚集在莫洛托夫处。他们开始讨论：怎么办？别墅工作人员说：斯大林活着，很健康。然而他与大家隔绝了，不接见任何人，也不接电话。政治局委员们一致决定：大家一起去找他。”

*神秘的“与世隔绝的日子”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斯大林最喜爱的英雄人物是伊凡雷帝。在“当家的”的私人图书馆内保存着一本有趣的书：阿·托尔斯泰所著的《伊凡雷帝》——1942年莫斯科出版的剧本。

这个剧本在战时最严酷的年分问世。斯大林在节节败退之时读着这本书。他读得很仔细，用粗犷有力的字体修改剧本的语言，把那些“啊呀”，“哦唷”一类感叹句都从沙皇伊凡的讲话中删去。他希望他所喜爱的那位厉害的沙皇，在讲话时也像他本人说话一样的简单明了，直截了当。书的封面十分有趣：看来是“当家的”沉思时，在书的封面上写下了无数个“导师”的字样。此外，还有几个字，那就是：“我们顶得住”。

“要顶住”——这就是当时他所想的。还有他在书的封面上所写的关于那位可怕沙皇的“导师”字样，我们也不应忘记……

是的，这位有着钢铁般意志的人，没有像神经质的小姐们那样行事。当时，在国防人民委员会他看到人们的心情有了新的变化之后，他就得出了结论。他明白：一两天之内明斯克就会陷落，然后德国人的洪流就要奔向莫斯科。那时他的奴仆们就会因恐惧而造反。于是，他决定向自己的“导师”学习：伊凡雷帝最喜欢的手段就是假装自己已病入膏育，私下静观那些幸灾乐祸的大贵族们如何动作，然后他就会从病榻上一跃而起，残酷地处罚他们，杀鸡儆猴。那位沙皇也曾从首都“消声匿迹”，以便让贵族们意识到：沙皇不在时，他们是怎样地束手无策。

斯大林学着“导师”的榜样行动。当然，波斯克列贝舍夫（斯大林称他为“国家的眼睛”）以及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对此是很清楚的。他们观察着：斯大林不在时，他的战友们会说些什么。

不过，老谋深算的显贵人物莫洛托夫立刻就看透了这个把戏，他不敢签署文件。不签署文件——这就是他忠心耿耿的证明。“当家的”选拔这些人时是颇有用心的：没有他，这些战友就如同“瞎猫”一样，后来他也正是这样称呼他们的。

斯大林走开而把他们单独留下，是想让他们明白自己是多么的无足轻重；让他们明白，没有斯大林军人就会把他们赶下台。于是，莫洛托夫慌忙组织大家去别墅。

在别墅，伟大的演员上演了一出大家都熟悉的戏——辞职。

恰达耶夫引用布尔加宁的话描述当时的情况：“当时斯大林的样子使我们大家都大吃了一惊：他看上去憔悴而消瘦……土黄色的面孔上满是麻瘢，神情阴郁。

“他说：‘是啊，伟大的列宁不在了……真该让他看看咱们，他把国家的命运交付给了咱们这些人。苏维埃人不断写信来，很公正地责问我们：难道当真不能遏制住敌人，给予反击吗？大概，你们当中有人很想推御责任，把责任都推给我’。 （我想像得出他那黄色眼睛的眼神，想像得出他们是怎样慌忙地向他表白。——作者）

“莫洛托夫说：‘谢谢你的坦率，不过我声明：如果有谁要挑唆我来反对你，我定会叫此人去见鬼……我们请求你回去工作，而我们一定会大力协助你。’

‘不过，你们还是考虑考虑：我是否能胜任，是否能领导国家走向最后的胜利？也可能有更合适的人选？’

伏罗希洛夫说：‘我想，我们一致的意见是：没有人比你更能胜任的了。’

大家众口一声地喊： ‘对！’”

他们竭力哀求他。他们知道：谁不这样做，谁就要完蛋。

戏演完了。现在，当他们自己再一次恳求他做领袖时，他似乎是再一次从他们的手中接过了权力。

我又按照“来访登记簿”检查了一遍恰达耶夫的记录：恰达耶夫仅仅记错了一天。6月28日斯大林还在接待来访者，但6月29日和30日，登记簿上没有任何登记。

这两天斯大林果真没在克里姆林宫。

他于7月1日重返克里姆林宫。

*“索索”重返工作岗位

7月3日，获得了新权力的斯大林，在电台广播了人们等待已久的告人民书。

“同志们，公民们！兄弟姐妹们！我们陆海军的战士们！我的朋友们，我向你们呼吁，”他是这样开始的。与革命称呼“同志”在一起出现的，是基督徒式的“兄弟姐妹们”（这是他上教会学校时记住的称呼）。他们，“兄弟姐妹们”，老百姓们，应该保卫祖国母亲。在当时出产的故事影片中，在这种时刻都会响起教堂的钟声。

在别墅时，他有足够的时间想好了一切。他宣布：卫国战争——人民反对侵略者的神圣战争开始了。正如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曾反对入侵的拿破仑一样。简直好像是在提醒他抓住这一思想似的，希特勒发动战争的日子与拿破仑完全一样——6月22日……那时，在1812年，我们也曾撤退，甚至把莫斯科让给了敌人。然而我们胜利了。

当然，斯大林在讲话中提到了党，号召人们“团结在列宁——斯大林的党”的周围。在斯大林本人口中说出的这句话，任何人都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对头：此话已成为普通的概念，就像“天空是蓝色的”一样。

现在，每天都在给人们灌输“克瓦斯爱国主义”。”当时的一位女作家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报纸上满是马克思主义和沙皇时代的警察式东正教混为一体的奇谈怪论，东正教一直与代表俄国政权的非俄罗斯统治者息息相关。”

事实上，一切都更意义重大、更复杂得多。在那些”离群索居”的神秘日子里，曾经是教会学生的他，决定请被他推翻了的上帝出来帮忙。他得知大牧首安季奥希斯基发表了告教徒书。号召他们拯救俄罗斯。

在那本关于伊凡雷帝的书上写着：“找沙波什谈一谈。”这指的是沙波什尼科夫，当时的总参谋长。

据朱可夫回忆：“斯大林总是尊敬地称呼沙波什尼科夫的名字和父名，同他谈话时从不提高嗓门，他是斯大林允许在其办公室内吸烟的唯一的人。”

沙波什尼科夫以前是沙皇军队的一名上校，他公开地信教。总参谋部的另一名领导人华西列夫斯基也是一个神父的儿子。在战争开始的头几天，他们与斯大林特别亲密。看来，正是从他们口中，斯大林得知了一件震动了整个东正教界的事。

黎巴嫩山区都主教伊利亚，把自己关在地下石室中，不吃也不喝，长跪在地祈祷圣母保佑俄罗斯。后来他看到了奇迹。他在寄往俄罗斯，给俄国教会各位首领的一封信中谈到了这个奇迹：他祈祷了三昼夜之后，圣母在一团火光中显圣了，交给了他上帝的旨意：“全国的教堂和修道院都要开放，把神父们从牢狱中放出来。列宁格勒不能放弃。要把喀山圣母像请来，抬此像绕城一周，然后再把圣像请到莫斯科，并在那里举行祈祷仪式，再把圣像请往斯大林格勒……”

对斯大林来讲，这些话语似乎来自遥远的，已被遗忘的童年。不久前他还曾宣布，要实施“无神的五年计划”，在此计划完成之时，即1943年，打算关掉最后一座教堂，消灭掉最后一位神父。

可是现在，“当家的”决定完成向伊利亚显圣的那位神灵的意就这样，他令人吃惊地、顺从地返回了上帝的怀抱。是回心转意？是大彻大悟？是恐惧感把他抛向了上帝？是马克思主义的人中之神只是决定利用人们对上帝的信仰？还是这些因素都有？……不管怎样，自那次神密的“消声匿迹”之后，表面上他是同上帝和解了。

于是，斯大林的历史学家们所从未写过的事发生了：按照他的命令，大批神父从集中营里被放了出来；在被德国人围困多时的、行将饿毙的列宁格勒，市民们惊喜地看到，喀山圣母那神力无限的圣像被抬了出来，以十字架为先导的宗教队伍高举圣像在城中走过。在列宁格勒之后，圣像被带到莫斯科，然后又被送往被围困的斯大林格勒。这三座城市到底没有落入敌人之手……

共开放了约两万座教堂和修道院，包括基辅山洞修道院和圣三一谢尔盖大修道院。现在，在每次大战之前，斯大林和他的军事统帅们都要互相祝福：“上帝保佑！”自1917年10月以来《真理报》首次刊登了布尔什维克首领与东正教大牧首的临时代理人，都主教谢尔盖会见的消息。

*全部权力集中在手

回到工作岗位以后，斯大林不倦地把大权集中在自己手中，7月1日，他成立了全国国防委员会，该机构以他为首，集中了国家的全部权力。10天以后，他开始称自己为大本营首领。再往后，他成了最高统帅、国防委员会主席、国防人民委员、部长会议主席和党的领袖。

他，就是一切。

正是此刻，大权独揽的斯大林决定开始与进攻的希特勒谈判。根据历史学家帕夫连科从朱可夫那里得来的材料，斯大林曾让贝利亚通过保加利亚大使馆同德国人开始和平谈判。莫斯卡连科元帅也曾引用贝利亚的话谈及此事。

更加可能的是：斯大林只是企图打乱德国人闪电行动的速度，给军队以某种喘息的时间。布列斯特和约的例子，使全国人民能谅解这一企图。然而，希特勒当然是不愿意的。

于是，在那些军事惨败的日子里，他注定要经受最残酷的痛苦和屈辱。1941年7月19日，他得到了自柏林电台截获的消息：他的大儿子雅科夫·斯大林被德军俘获了。柏林电台称：“雅科夫声明，说他明白抵抗是毫无意义的，因此自动投降了德国人。”

*长 子

斯大林在他的私人档案中保存了如下报道：“法西斯飞机投下了传单……上面印有德国军官与雅科夫谈话的图片。雅科夫身穿军便服，没有系皮带。图片说明：“斯大林的儿子、炮兵连长雅科夫·朱加什维利上尉已投降被俘。如此著名的苏联军官都已投降，说明抵抗德军毫无意义。因此，不要再打仗了，投诚到我方来吧！”

1941年8月7日，斯大林拿到了新的传单，德国人把这些传单空投到他的军队里。有一份传单上印着雅科夫写给他的信：“亲爱的父亲：我很健康。很快我将被送往一个在德国的集中营。给我的待遇很好。祝你健康。问大家好！雅沙。”这的确是他的笔迹。他成了叛徒，毫无疑问。

斯大林的档案库中，保存着雅科夫·朱加什维利的自传：“我妻子名叫尤利娅·伊萨科夫娜·梅策尔……我在35岁以前靠父亲养活，学习。35岁那年在运输学院毕业……37岁进入炮兵学院雅科夫上炮兵学院，意味着与父亲的妥协。父亲一直想叫孩子们都成为军人。1941年5月9日，即战争开始前42天，雅科夫在学院毕了业。战争开始的第一天，雅科夫就上了前线。斯大林没有时间同他见面了，儿子从弟弟瓦西里的别墅给父亲打了电话，当时别墅里正开着热闹的欢送会。

审讯中，雅科夫说：“6月22日父亲在电话中对我说：‘去吧，去战斗。’”

*“去吧，去战斗！”

那时，有不少士兵投降，或开小差跑回农村父母家，父母则把他们藏在地窖中。不过，多数人是在艰苦战斗之后，受伤才被俘的。但是斯大林认为他们都是一样的。此时，他正酝酿一项命令，按此命令所有被俘的军人都算是触犯了国法，他们的家庭成员要遭镇压。

这样，斯大林只给自己的士兵两条出路，或是战斗到胜利，或是死亡。正当他起草这项命令的时候，德国飞机空投下了有关他自己的儿子被俘的传单。他从来不爱这个长子。看来，他认为这“狼崽子”是在向他报复了：为了经常遭受的屈辱，为了所受的冷落，为了母亲斯瓦尼泽的亲戚被逮捕……现在斯大林恨一切与叛徒有关的人，恨斯瓦尼泽家族所有的人。

因此，决非偶然的是：又过了一个月，即1941年8月20日，斯大林的叛徒儿子的舅父阿廖沙·斯瓦尼泽被枪决了。

玛丽亚·斯瓦尼泽也犯了一个不可挽回的错误。

阿利卢耶娃-波利特科夫斯卡娅曾写道：“玛丽亚·阿尼西莫夫娜曾托人带来一封信给妈妈。信中说她被关入了集中营，她在那里很苦，快要死了。当斯大林心情不错的时候，妈妈把这封信给他看了。斯大林看过之后说：热尼娅，今后您再也不要管这些事…’”

那时，他已看过了玛丽亚的日记。他认为他的亲戚玛丽亚正在“观察”他，并且打算利用自己的“发现”来向热尼娅求情。这当然使他十分恼怒。经常使他感到受威胁的是这样一种想法：“人们想要欺骗斯大林！”

他只允许自己搞阴谋。像往常一样，他把问题解决得很干脆：所有该死的斯瓦尼泽家族的人都应该死掉。于是在1942年初，阿廖沙的姐妹玛丽亚和玛丽科也被枪毙了。

是的，斯大林相信儿子叛变了。当德国人通过红十字会想和他就交换雅科夫一事进行谈判时，他干脆就没有答复。

部队里流传着一种说法：当德国人建议用雅科夫交换一名被俘的德国元帅时，斯大林说：“用一名士兵换元帅，我们不换。”他想让大家都明白：对他来讲，所有的人都一样，他的儿子也不过是一名士兵，所有的士兵都是他的儿子。此时已建立了几个突击组，试图救出雅科夫，或者把他打死，以免德国人再利用他。后来所有这些突击组的成员都牺牲了。

斯大林曾下令：“陷入包围圈的人，必须战斗到最后，寻找自己的部队。对那些要投降的人，则格杀勿论。红军中的投降者，其家属不能再得到国家的补贴和帮助。”

叛徒雅科夫的妻子，斯大林孙女的母亲尤利娅·梅策尔被送进了卢比扬卡监狱。

两年以后，当斯大林得知儿子不曾叛变的确切消息时，才把尤利娅从监狱中放出来。这是后来的事。而在当时，在那些可怕的日子里，军队政治部主任梅利斯编造了一种说法，在部队中传达：斯大林的儿子英勇战斗，未曾享受任何特权，他是受伤被俘的。德国人的传单仅仅是为了宣传。

斯大林的私人档案中有一些文件可以证明，他那不幸的儿子是无辜的。他把这些文件一直保存着。例如，瓦西里曾接到过一封信，他立刻把这封信转交给了父亲。信中写道：“亲爱的瓦西里·约瑟夫维奇！我是一名上校，在雅科夫·约瑟夫维奇上前线的那天曾同他一起去过您的别墅。6月12日，雅科夫所在的那个团在没有任何弹药、只有少数步兵的情况下被投入战斗，而面临的敌人要强大十倍……师长丢下了他们，自己乘坦克离开了战场。当他从雅科夫·约瑟夫维奇身边经过时，这位师长竟然对他的命运没有表示丝毫的关怀……303炮兵团长隆佩金。”

不久以后斯大林得知，他的宣传部门编出来的说法竟然是事实。他的怀疑是错的，他的儿子至死都忠于他。

朱可夫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我问：‘斯大林同志，我很久以来就想知道有关您的儿子雅科夫的情况……没有关于他命运的消息么？’他没有立刻回答我的问题。在来回走了差不多一百步之后，才用沙哑的声音说：‘雅科夫是逃不出来了，他们会枪毙他的，这些刽子手！据得到的情报说：他们把他与其他的俘虏分开，单独关押，劝说他背叛祖国。”斯大林沉默了一会儿，又坚定地说： ‘雅科夫宁死也不背叛祖国！’斯大林坐在桌旁，长时间地沉默着，对桌上的食物碰也没有碰。”

只是在胜利以后，他才彻底了解了一切真情，那时他看到了在德国获得的审讯雅科夫的记录。

在德军第4军司令部审讯雅科夫的记录中写着：1941年7月18日。

“您是自愿投诚到我方来的，还是在战斗中被俘的？”

“我是被迫的。我们陷入了包围，这在队伍中引起了混乱，人们四散跑掉了。当时我正在师长的司令部里……我跑向自己的队伍，但一群红军战士叫住了我，他们正准备突围。他们请求我负起指挥的责任。我这样做了，但是那些战士又因为害怕而跑散了，最后只剩下我独自一人。……如果是我的战士后退了，如果我看到自己的师后退了，我一定会开枪自杀，这样后退是不行的。……但那些不是我的士兵，他们是步兵。

“……我想找自己的人。在村子里我和一个老乡换了服装，我把军服给了他，而穿上了他的衣服……我走进了一家农舍，那家主人说： ‘快走吧，不然我们会去报告德国人的。’主妇哭诉着：德国人会杀死她和她的孩子们，烧掉她的房子……没有出路了，我四面被围，无路可走，只好走来说：我投降。”

“红色政府是由犹太人组成的吗？”

“都是胡说八道，没有的事。他们没有任何影响。相反，我个人可以向你们讲：俄国人民一直是仇恨犹太人的……关于犹太人，我只说一句：他们不会干活，对他们来说，主要的是做买卖。”

“您是否知道，您父亲的第二任妻子就是犹太人？卡冈诺维奇不是犹太人么？”

“没这回事，她是俄罗斯人……您说些什么呀？！从来就没有的事！父亲的第一个妻子是格鲁吉亚人，第二个是俄罗斯人。就是这样。”

“难道他的第二个妻子不姓卡冈诺维奇么？”

“不，不，这都是谣传，胡说八道……他的妻子死了，她姓阿利卢耶娃，俄罗斯人。父亲现年62岁，他曾结婚，但现在没有老婆。”

“……你们的人把地方上的剩余物资都烧掉。这对所有的居民来说，简直是可怕的灾难。……难道他认为这是对的么？”

“坦白地说，我认为……”

“您是否知道，我们找到了一个俄国军官写的信，信中说：‘做为一个后备役少尉，我正在经受考验。我想秋天回家去。但是，只有今年秋天不攻打柏林，我才有可能回去。维克多1941年6月11日’”。

审讯者当时记下了雅科夫对此的反应：他读着这封信，自言自语地说：‘见鬼！’”

“真有这样的打算么？”

“不，我不这样认为，”他十分慎重的回答。

最后，他说：“我还活着。为此我在父亲面前感到羞愧。”斯大林不能公开这个审讯记录，这个记录中流露出的还是1941年的情绪。那时的不久之前，德国人还被看做是同盟者。战争开始后，他塑造了德国人新的形象——野兽的形象。谁要和野兽对话，那他就是叛徒。儿子说的对：他还活着，就应该感到羞愧。当儿子知道父亲亲手签署了一份有关被俘人员的命令时，他就明白了：这是让他去死的命令。

雅科夫做到了这一点，就在命令颁布后的第二年。

斯大林保存着记述雅科夫牺牲情况的文件，这是党卫军营长古斯塔夫·瓦格纳的证词，此人曾是集中营的看守。

瓦格纳说：“那是1943年的年底……集中营里的囚徒们正在放风。7点钟，下达了回到棚子里去的命令，人们都回去了。朱加什维利没有回去，他要求见集中营的警卫长……一个党卫军士兵去给警卫长打电话。在他打电话的时候，发生了以下的情况：朱加什维利沉思着走过了无人区，一直往铁丝网（带电的）走去。哨兵大喊：站住！朱加什维利还是往前走。哨兵喊：‘要开枪了！’紧接着这一声喊，朱加什维利开始大声咒骂，用双手撕开军便服，露出胸膛，对着哨兵嚷： ‘开枪吧！’哨兵瞄准他的脑袋射击，打死了他。在哨兵开枪的同时，朱加什维利双手抓住带有高压电线的铁丝网，立刻就倒在了头两排的铁丝网上。就这样，他一直挂在那儿，有24小时之久。其后，尸体被送往火葬场。”

可怕的7月还没有过去。部队大踏步后撤，撤向莫斯科。科涅夫元帅回忆：在那些可怕的日子里，有一次斯大林突然给他往维亚济马城郊打了一个电话。电话里是斯大林反常的激动不已的独白：“斯大林同志不是叛徒，斯大林同志不是变节者，斯大林同志是诚实的人，他会竭尽全力去挽求局势的！”

他的确是努力挽救局势了。首先，他唤回了那已开始消失的恐怖气氛。他再也不会在自己的军事统帅们面前发出那种可怜巴巴的独白了。他颁布了有关逃兵的命令，于是枪毙了大批士兵和军官，紧接着又枪毙了一些将军。

7月22日，开庭审判原西线的指挥官们。将军们请求让他们做为普通士兵上前线去作战，以便用鲜血赎回自己战败的罪过。然而他们必须无条件服从新的最高统帅。斯大林下达了如下命令：“原西线司令员帕夫洛夫大将、原西线参谋长克里莫夫斯基赫，原西线联络部长格里戈里耶夫等三人，因表现怯懦、无所作为，指挥不善以及有意识地破坏部队的管理，应予枪毙。”

他的将军们想起了1937年，想起了谁在当时掌权。

7月中旬，德国中央集团军群的部队已兵临斯摩棱斯克城下，离莫斯科只有200公里。从黑海到波罗的海，德国人一直把前线往前推。从表面上看来。和波兰陷落时一模一样：大批士兵被俘，整军整军的俄国部队陷入重围，后撤的部队中是一片疯狂的混乱……然而从一开始就有所不同。“在溃败时，俄国部队的表现与波兰及西方同盟国的军队有惊人的不同之处。甚至在身陷重围时，他们也决不从自己的阵地后退……”一位德国将军这样写道。

是啊，斯大林的士兵英勇无畏，但是起作用的还有他那可怕的命令……哈尔德将军在自己的日记中写的更为有趣：“对有意识地进行了战争准备的俄罗斯巨人，我们估计不足。战争开始前，他们有200个师准备与我们作战，而现在（1941年的8月11日，在苏军遭到惨重损失之后）则有360个师与我们作战。就算我们能粉碎一打这样的师，俄国人又会再建起一打来。”

是的，斯大林可以牺牲数百万人的生命，他还有另外的几百万人。还有：希特勒相信，如果斯大林在前线遭到惨败，他就会被自己的人民推翻。希特勒曾说：“只需用皮靴踢一下大门，整个腐朽的房屋架构就会轰然倒塌。”

然而苏联人民甚至不敢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他们的领袖没有想到会发生战争？为什么战无不胜的军队没有做好保卫国家的准备？他们驯顺地撤退了，在牺牲时高呼：“为了祖国！为了斯大林！”

这个口号是斯大林及其意识形态专家们创造出来的。指挥官们喊着这个口号引导士兵去发动无望的进攻。斯大林的名字常常是人们在牺牲前听到的最后一个声音。

在大清洗时奇迹般活下来的原白军军官们对德国人说：“如果你们早来20年情况就不同。”因为在恐怖的大清洗时期，一切独立思考的人都被溶化、改造了。斯大林建立了一个由进攻性的异教所统一起来的新社会。

还有恐惧心理——这是专制独裁制度的伟大动力。人们不敢怀疑神人一般的斯大林。

当然，希特勒也帮了忙。希特勒分子的可怕兽行加强了抵抗运动。

此时发生的情况，是“当家的”从一开始就考虑到了的：希特勒的资源不够了，他决定停止进攻莫斯科，而挥师直奔乌克兰与高加索：继续作战需要粮食和石油。希特勒想：乌克兰从来就不喜欢俄国人，那里住的是仇恨布尔什维克的哥萨克人的后代。然而发生了不可避免的事：法西斯分子把原本同情他们的人也弄得反对起他们来了。对乌克兰的占领，还有奸淫烧杀和掠夺，推动了“当家的”所巧妙组织的游击战。对犹太人的杀戮，动员了居民中最活跃的部分去反对希特勒。昨天还很懦弱的知识分子成了无畏的英雄。

在整个这段时间里，只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事件。1942年夏天。陷入围困的弗拉索夫中将的一个军向德国人投降了。弗拉索夫是沃尔霍夫方面军的副司令员，在莫斯科保卫战中表现出色。他在国内战争期间默默无闻，在托洛茨基时代没有什么显著的业绩，与列宁的亲信们也缺少联系——所有这一切，使他在恐怖年代官运亨通。他投降希特勒是因为走投无路呢？还是被俘成了俘虏？还是真像斯大林所说的那样，仇恨斯大林，幻想建立一个新的俄罗斯？可弗拉索夫如何能同希特勒结盟去建立新的俄罗斯呢？希特勒可是要消灭整个斯拉夫族的呀！这一切都是谜，是那位带眼镜的，有着马一般长脸的怪人所留下来的谜。弗拉索夫把自己的部队称为俄罗斯解放军。斯大林过去在察里律战斗中与之交过手的白军将领、哥萨克首领克拉斯诺夫和什库罗将军也与弗拉索夫联合起来了。

战争胜利后，斯大林要找到弗拉索夫、克拉斯诺夫、什库罗，和他们算帐！内务人民委员会要在全欧洲寻找俄罗斯解放军的士兵。让他们都去死：枪毙、上绞架！儿时的印象——哥里小城中的绞架——永远地留在了他的潜意识中，那是耻辱之死的象征。紧接着俄罗斯解放军之后，又成立了高加索、土库曼、波罗的海、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军团。

所有这些军团的人数都很少，主要是用于宣传……只有在北高加索，在车臣，卡巴尔达一巴尔卡尔，希特勒利用穆斯林对俄罗斯人的仇恨，得到了某种合作。

因此，“当家的”可以说：帝国站稳了脚。

*莫斯科城下

1941年10月初，对莫斯科的进攻又恢复了。

希特勒宣称：“敌人严重受挫，我们的部队已占领了比1930年第三帝国的国土大一倍的领土。”

可“当家的”明白：在希特勒部队的前面还有更辽阔的俄国领土，还有严寒，而德军对寒冬毫无准备。

德国继续进攻，不过已经相当困难了。他们沿着被秋雨湿透了的可怕的俄国道路前进，军车、装备常常陷入泥沼……

后来，发生了奇迹。都主教伊利亚的预言实现了：圣母没有置俄罗斯于不顾。那年，大雪下得特别早：从10月初就开始下。往常的此时，莫斯科郊外还是极好的，温暖的天气。可那年的10月7日就下了第一场大雪，特别寒冷的冬天早早就来临了。10月12日，真正的酷寒已开始抽打大地。“可我们还没有得到冬季装备，连一点消息都没有，”布柳缅特里将军写道。

11月3日，气温降到了零下8度。坦克油箱里的燃料、润滑油全部冻住。德国人躺在坦克下的冰面上，燃起了篝火。古德里安将军拼命要求发放冬衣，可是毫无结果。

此时，在维亚济马和布良斯克城下，被包围的五个苏联军，已奄奄一息。由于指挥上的错误而陷入重围的官兵，拼死作最后的斗争。他们完成了斯大林交付的任务：把企图消灭他们的德国人死死拖住，让他们流够了血。被围困的官兵终于全部牺牲了。德国人勉强走到了莫斯科，但他们都已疲惫不堪，有气无力了。

10月中旬，德国部队离莫斯科只有几十公里了。希特勒已准备在莫斯科阅兵。

10月15日，“当家的”决定从莫斯科撤退。政府机构和各使馆开始向古比雪夫撤。

*圣体转移

在那些天崩地裂、数十万人在围困中死去的日子里，圣体卫士兹巴尔斯基奉命进入克里姆林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贝利亚和米高扬都在办公室内，这说明谈话至关重要。他们向兹巴尔斯基传达了政治局的决定：要把无比珍贵的圣体转移到大后方的秋明去。

“您需要些什么？”他们问兹巴尔斯基。

“一付棺木。”

“什么尺寸？”

“我和他身高相同。”

“量下尺寸来，”米高扬吩咐他的助手。在人们满怀敬意地量着兹巴尔斯基的身高时，这位卫士历数着圣体转移所需要的东西。需要的东西还真不少：要给车箱配备上保证恒温的装置和专门的缓冲器，以便在铁轨衔接的地方不会发生大的震动。那些日子尽管狼狈不堪，一片混乱，“当家的”仍下令要保证供应圣体需要的一切。7月3日，一辆特别快车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驶离莫斯科。圣体安然抵达秋明，并被秘密安置在原来的一所中学里。为了保密，所有为圣体服务的科学工作者都住在这所学校中，与圣体为伴。为了不让人们知道列宁已离开莫斯科，在他的陵墓前，一如既往地站着仪仗队。在撤退的那些混乱的日子里，莫斯科应该相信，列宁仍然和我们在一起。

最近几天内，“当家的”也应该离开首都。卫队的人员都还记得，他的女儿斯韦特兰娜如何整理东西。他的私人图书馆已经搬到古比雪夫去了。还有他的个人文件，包括玛丽亚·斯瓦尼泽的日记，都已撤走。近郊别墅已布好了地雷，一列秘密火车停在铁路尽头线，随时候他使用，机场上有四架飞机以及他的私人“道格拉斯”在值班。就在那时，他做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决定。

*伟大导演的新演出

酷寒的日子降临了。严寒将军向俄罗斯伸出了援助之手。侦察员报告说：德国坦克的马达灭火了，常有完全冻坏的情况。这时，斯大林在莫斯科郊外布置好了一个“铁拳头”。莫斯科郊外尼古拉山区的一位妇女讲述了当时的情形：“大战前夕，从西伯利亚调来的部队就驻扎在我们这儿的森林里。那些宽脸膛、红脸蛋儿的小伙子们穿着崭新的白色短皮袄，他们能把头靠在树干上，就那么站着睡觉，打的呼噜震天响……”

莫洛托夫回忆：那时所有的部队都要求增援。莫斯科郊外之战是朱可夫指挥的。不管他如何请求，斯大林硬是没有给他增派一个营，但却要求他无论如何都要挺住。当时斯大林手中有人员齐备的五个军，都是由最新装备武装起来的 （其中有T—34新型坦克，其装甲是最坚固的），当时我们认为斯大林的决策有误，但是当德国人已被拖得十分虚弱时，斯大林就把这些部队投入战斗。”

几百万战士牺牲了，进攻的敌人被拖得精疲力尽。斯大林已给战神喂得饱饱的，此时东方古老的战略就得胜了。就像古老帝国作战时一样，他把敌人拖垮之后，就把保存下来的部队投入战斗。莫斯科城下的情况就是如此。

此时，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全家、雅科夫的儿子以及斯大林的女儿斯韦特兰娜都已迁往古比雪夫。一个秘密的地下指挥室已在那儿建好备用。各人民委员会及参谋总部都已在古比雪夫开始工作了。

莫斯科在等待敌人的到来。首都上空飘荡着黑烟，那是在烧档案材料；在卢比扬卡监狱的地下室中匆忙地处决着囚犯。10月15日深夜，贝利亚召集党的领导人开会，传达了如下命令：“所有无力保卫莫斯科的人，都要撤退。商店中的食品分发给市民，什么也不要留给敌人。”

各大公路上塞满了撤退的人群，专车把妇女和儿童送往后方。在一些主人离去后的空宅中，偷儿们公开行窃。一些住宅楼的管理员把最富有的住宅指点给小偷和强盗。珍贵的油画和珠宝被廉价出卖了。

那时，斯大林认为时刻已到。在大本营忙碌了很长的一天之后，他回到了已布满地雷的近郊别墅。卫队见他回来很是吃惊：别墅内没有灯光，已经在准备炸平这座别墅了。此时，斯大林又开始巧妙地做戏了。他问道：“怎么没有灯光？”当然，人们向他做了解释。他耸了耸肩膀，简单地下令：“尽快拆掉地雷，把炉火升起来，我要工作了……”接着，他向吃惊的卫队队员们宣布：“我不离开莫斯科，哪儿也不去！你们也同我一起留下来，我们不会把莫斯科交给敌人的！”说着他就在亭子里坐下来开始工作了。

斯大林的卫士雷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就是这样描写以上情况的。

那天夜里在许多居民楼的管委会里，来了一些身穿内务人民委员会制服的人。有1/10居民楼的管理员被捕、枪毙了。清晨，那些企图抢商店的人也被枪毙了。这下子人们都明白了：“当家的”还在莫斯科。

莫洛托夫一个人来到了古比雪夫，并主持了政府会议。

女儿从古比雪夫给斯大林写来了信：“亲爱的爸爸，我最亲爱的，你好！你生活得怎样，我亲爱的老书记？我这儿一切都安排得很好。哦，好爸爸，我多想回莫斯科去，那怕回一天也好！爸爸，为什么德国人总是往前冲？什么时候才能狠狠地揍他们？归根结底，不能把所有的工业城市都拱手让给他们呀……亲爱的爸爸，我多么想看到你。我等待着你允许我飞回莫斯科去，那怕只呆上两天也好。1941年9月19日”。

那时，如果有谁也提出像女儿提的这类问题，那是要被枪毙的，这被称为“敌人的宣传”。但是，斯大林相信：他会给女儿做出回答的，当时正在准备莫斯科大会战，莫斯科——这是一个象征。

他决心守住莫斯科。他允许女儿飞回莫斯科来住上两天。那是1941年的10月28日，德国人已在用望远镜观察苏联首都了。他同女儿是在新建的防空洞里见面的。她高兴极了，总想和父亲聊聊天。可他老是气呼呼的，因为女儿叫他分心。

这些日子正在决定一切，全世界都认为他要被打败了。女儿走后，他又演出了一场宣传戏，这场戏可以认为是别墅上演的那场戏的继续……希特勒已向全世界宣布莫斯科即将陷落，“当家的”却计划在莫斯科庆祝即将来临的十月革命节，要有传统的红场阅兵以及大剧院中的庆祝大会。应该让全世界和全国都看到在他的首都举行的庆典。节日的三天前，他请来了莫斯科市的领导人，讨论了细节。往常举行庆典的大剧院，已被炸了一个大窟窿，于是决定在马雅可夫斯基地铁站举行庆祝大会。把这个地铁车站装扮成大剧院的样子：搭起了一个和大剧院一模一样的舞台，从大剧院搬来了讲台，布置

上了座位与鲜花。2000名内务部工作人员坐在大厅中。这个地铁站的站台上停放着数辆地铁火车，充当衣帽间和小吃部。

晚上7点30分，斯大林开始作报告。报告后是传统的音乐会。那天夜里，德国空军整整5个小时企图冲入首都上空，但却没有成功。此时，正在极秘密地准备着阅兵式。这阅兵式，要在离敌人不远的地方进行，阅兵要比往常早两个小时开始，在国立百货大楼里面布置了战地医务所，以应付敌人对阅兵式进行轰炸。斯大林命令：即使敌机冲入首都上空，也不取消阅兵式。连阅兵式的参加者也不知道他们为何操练，还以为是上前线之前的一般军事演习呢。

阅兵式由克里姆林宫卫队长阿尔捷米耶夫指挥，接受检阅的是国内战争时期最著名的人民英雄布琼尼。从清晨5点钟起，红场上已站满了阅兵式的参加者。此时，寒风凛冽，天公又一次来帮忙：从一大早起，就纷纷扬扬地下起了大雪，把阅兵式的参加者们伪装起来，并使得天气不宜飞行。布琼尼骑着白马，从克里姆林宫的大门里出来，体态沉重的元帅并没有忘记骑术，他熟练地驾驭着坐骑，在险滑的石头路面上威严地走过。

“当家的”站在列宁墓上，对部队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讲话。他讲到了莫斯科沙皇和罗曼诺夫帝国时代的那些战无不胜的俄罗斯军事统帅。阅兵结束后，斯大林把部队直接派往前线。

是否讲了话？

事后，在观看此次阅兵式的纪录影片时，历史学家们发现，在露天的严寒中发表讲话的斯大林，嘴中竟然没有冒出哈气！于是有人猜测：斯大林在阅兵式上根本就没有发表任何讲话，而那篇著名讲话只不过是他玩的又一次把戏而已。

不久以前，才弄清了事情的真相。

当时准备要把斯大林的此次讲话以及阅兵式全过程拍成纪录影片。拍摄小组被安排在纪录电影制片厂过夜。大概是为了保密，当时并没有把阅兵式开始的准确时间通知这个小组。曾参加拍摄工作的录音师科托夫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我们原以为，阅兵式会像往常一样，在10点钟开始。而实际上，那天的阅兵式是在清晨8点钟开始的。在收音机中，我们听到了阅兵已在进行，就慌忙向红场狂奔而去。然而为时已晚，我们仅仅拍下了阅兵式的概况。”

然而“当家的”需要一部完整的纪录片。他要让全世界都看到：他的国家的实力并未被消灭。于是决定补拍他在阅兵式上的讲话，补拍是在室内，在克里姆林宫内进行的。“当家的”像往常一样，要求没有一点点，那怕是最小的伪造，于是政治局不得不通过一项特别决议：“为了拍摄一部完整的纪录片，请斯大林同志在麦克风前再讲一次话。”

“于是，打开了所有的窗户，想让斯大林对着镜头讲话时，嘴里能多少喷出一些哈气来，”科托夫回忆说。

*大会战

斯大林撤下了铁木辛哥，任命朱可夫为人民委员。朱可夫勇猛而无情，颇像斯大林本人。朱可夫懂得什么叫“不惜一切牺牲去争取胜利。”朱可夫会取得胜利。

12月1日，希特勒开始进攻莫斯科：他的士兵已经走了500多英里，还有区区20多英里，对他们来说算不了什么。

只剩下最后的冲刺了。好不容易才把德军的侦察营从希米金桥击退。希米金桥已经是莫斯科了。

城里传着令人惊恐的流言，说德军的摩托化部队已冲到了索科利尼基公园，从那里驱车到克里姆林宫只需20分钟。

实际上，德国人的进攻进行得并不顺利。朱可失的军队在死守，进攻者已经精疲力尽了。古德里安的坦克由于酷寒已无法开动。最后，德军的200英里弧形进攻线被难以忍受的严寒冻住了，僵在那里。这时朱可失把生力军调来加入了战斗。于是，开始了莫斯科城下大会战。这种杀人规模是史无前例的：100多个师参加了会战。新的部队和在血腥退却过程中身经百战的战士们并肩作战。德国人没有经得起这个打击。这是闪电战计划的破产。对严寒毫无防范的希特勒部队迎来了冬季。这是整个战争的转折点。以后希特勒虽然还有所成功，但这个打击使他再也没有恢复元气。

*最高统帅

与自己在国内战争中的战友——伏罗希洛夫，布琼尼——不同，斯大林胜任现代战争的统帅。

“我们一点、一点地学习、学习。”

为此他毫不犹豫地付出了百万人的生命。

大本营、斯大林的办公室是军队的心脏。他的元帅们描述了他在大本营工作时的形象。

科涅夫说：“他的面部几乎没有什么表情，从脸上无法猜出他的思想动态。一点多余的姿态也没有……练就的风度看起来很是自然。在胜利和兴高采烈的时候，他也能保持这种冷静。”

朱可夫说：“平常很平静和审慎的他，有时也会十分激动，眼光变得沉重、冷酷。只有为数不多的胆大的人，才能经受住他的震怒。”

他整天整天地呆在大本营，时常夜里也呆在那里。

朱可夫：“谈话中他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明确表达思想的能力、天生的智慧，难得的记性、令人惊讶的工作能力、迅速抓住事物本质的本事等等，使他能在一天里翻阅和掌握如此大量的材料，这只有非凡的人才能做到。我可以肯定地说，他已掌握了指挥军事行动和组织集团军群的基本原则，能很在行地领导它们，对重大的战略问题有清楚的认识。作为军事统帅，他是当之无愧的。”

他和自己的元帅们一起制定了新的战略，并在伟大的战争中取得了主要战役的胜利。

这些空前的战略行动的含意是：整整好几个方面军集群，在时间和目的上相互配合，统一服从他的意志，同时展开军事行动……进攻的地带有时达到700公里，这是成千上万辆坦克、几万门大炮，数千架飞机和在战场上数十万士兵的巨大军事行动，其后是成千上万的人留在坟墓里。

在以他本人的名字命名的城下所进行的会战——斯大林格勒大会战，成了战争的下一个伟大的里程碑。这里是通向南方的石油和粮食的关键。他过去曾坚守这个城市。现在这里又决定着战争的命运。那怕这城市变成遍布废钢铁和尸体的荒漠，他也不允许放弃它。1942年12月，他准备了令人难以想像的反攻，使用了大量的部队，成千上万辆坦克和飞机，从北面和南面包围了德军第6军。在圣诞节期间，迫使它慢慢地死于饥饿和严寒。一筹莫展的鲍留斯元帅意志消沉地坐在百货商店黑暗的地下室里，这儿是他那正在灭亡的军的司令部。1943年2月2日，希特勒在斯大林格勒城下的军队已不复存在。

现在，斯大林常常给自己的莫斯科人带来新的欢乐。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儿时最爱听的呼唤：“带过来了！”每逢听到这声呼唤，我们这些“战时的孩子”就会忘记一切，跑到街上去看德国俘虏如何沿着高尔基大街被带过来。他们衣衫褴褛，垂头丧气，无精打采，满脸胡须。而经过斯大林教育的我们，兴高采烈地朝他们扔石头。沿街列队站立的民警，带着和善的微笑数落着我们……而我们却因此而感到鼓舞，又灵活地往俘虏的行列中扔石头。

*幽灵般的城市

有三个城市成了这场战争的象征：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和列宁格勒。在列宁格勒城下曾展开过残酷的战斗。法西斯在进攻时曾把抓到的妇女、儿童和老人赶在前面，使我们的士兵不敢射击。斯大林立即发布了斯大林式的命令：“向德国人和他们的使者开枪，不管他们是什么人！扫射敌人，不管他们是自由的还是不自由的敌人！”

早在1941年7月，德国人就到了列宁格勒郊区和拉多加湖。城市的供应被切断，只是沿着冰冻的拉多加湖面有一条非常可怜的食品供应线。900天的围困开始了。但斯大林没有把城市交给敌人。

在那些日子里，经历了围困的著名学者弗赖登贝格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人们要在难以忍受的严寒中站10个小时的队，才能等到运来又生、又湿的劣质面包。早就不供电了，电车停驶，住房、药房和机关全都陷入黑暗。走进商店，一片漆黑，人们只能用手摸着去找队伍中的最后一个人，或是朝着有声音的地方走。售货员在冒着臭气的油灯下工作。有的人就利用黑暗向行将饿死的人行窃……城里没有火柴，自来水管和厕所早就不起作用了。没有燃料，也就没有电。德国轰炸机每天连续地轮番轰炸，一昼夜很少有间歇。白天夜里都听到炸弹爆炸的声音，真能让人发疯。”

每天都有数千饥饿的人倒在街上。

“有人去做客半小时，坐下去就站不起来了。有人刚走进小商店就倒下了。有人从家里出来还挺精神，走着走着却死在了路上。

成千上万的人只要一坐在地上，就再也站不起来了，冻僵了。民警立刻上前收走他们的食品配给证。”

这些勉强能走动的、影子似的人，还得去登记加入志愿民兵营。

“他们被召去当志愿兵。恐惧比虚弱无力还可怕。他们迈着步伐前进，走着走着就在队伍中倒下，死去……苏维埃人具有不可估量的耐性，可以像松紧带那样被拉长，而没有任何活人的痛苦……任何时候、任何原因都不能让当权者放弃这个城市。这是独裁和践踏人的一般法则，却被称做爱国主义和被围困者的英雄主义。”

这段绝望的话语是不公正的。即使斯大林放弃了这个城市，也保不住被围困者的生命。

“元首已决定将圣彼得堡夷为平地。目的是要逼进这座城市，用大炮和连续不断的空袭把它彻底毁坏。我们不接受投降的请求……我们不想保留这座大城市的那怕是一部分的人口，”希特勒在1941年9月29日的命令中这样写道。

另一个问题是：“当家的”能否早一点突破围困？

可以。但为了完成策略任务，在900个日日夜夜里他利用了甘愿死亡的人们的驯顺爱国主义。

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一个民族能忍下这些。只有被他调教得绝对服从的不幸的人们，才能如此。难道只有极权制度才能够打败另一个极权制度，并且挽救全人类吗？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

看起来，斯大林不断地动员人们参军以代替数百万牺牲者的作法，最终会导致工业的停顿。然而，生产不仅没有停顿，而且是每天、每小时都在增长。那么，是谁在进行生产呢？

那时电台时常播放的一首歌，是关于劳动突击手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的。歌词是这样结束的：“你好，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向你致敬，请接受我的敬意……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才11岁！”。

是啊，在生产战线上是妇女和儿童在劳动。一辈子手提沉重大皮包、在排队购物过程中百炼成钢的俄罗斯妇女，在田野上代替马拉犁，或是在车床旁一干就是24小时，没有休息，忍饥挨饿。

儿童也要每天干上10小时。他们站在车床旁的木箱上干活，因为许多孩子个头矮小，还够不着车床。有时他们实在受不住了，就跑回家去找妈妈；或是丢下累死人的活儿去上一趟电影院；或是因疲劳过度而睡过了头。孩子们还不太了解斯大林的法律：上班迟到或旷工就是严重的刑事犯罪，要遭逮捕，受审。为了杀一儆百，判他们5年徒刑……1942年，这样被判刑的孩子们开始被送进劳改营。去劳改营之前，他们还要经历一切地狱般的苦难：逮捕、监狱、审讯，还有可怕的押解过程。在到达劳改营时，他们由于饥饿和惊恐已失去了人性。他们在劳改营中都依附于强者。在女劳改营中，女流氓为了得到一个罐头或一口最宝贵的伏特加，就把女孩子弄给司机和监工的。

第十五章 家庭和战争

*女儿：“可怕的发现”

战争前夕，斯韦特兰娜自索契写道：“我再也不起草什么‘命令’了。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不该拿这个来取乐了。”格鲁吉亚的女孩子们都早熟。战争爆发前她已满了15岁。斯大林痛苦地看到女儿长大了。斯韦特兰娜曾描述，当父亲看到她裸露出膝盖和手臂时如何大发脾气。他骂她，叫她把裙子加长，叫她穿上灯笼裤。她不明白，他是在妒嫉，不愿与未来共同分享女儿。列宁的妹妹不是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列宁吗？但斯大林感觉到了他的女儿是热情奔放的。他让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保卫人员到处跟着她——不管是去学校，听音乐会，还是去剧院。他向她解释：这是为了安全。

撤退到古比雪夫后，她感到很不舒服。在给斯大林的信中她写道：“我不喜欢这个城市……跛子、瞎子和各种残疾人太多了。街上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是残废……”

不是残废的男人，全都在斯大林的军队里。

一直到德国人从莫斯科被击退后，斯大林才允许女儿回来。1942年的夏天，她回到了莫斯科。斯大林不知道，女儿回来时已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后来斯韦特兰娜写道：“那年冬天，我发现了一件可怕的事。”有人不小心给她看了一本英文杂志，在那本杂志上她了解到了早已为人所周知的事实——她母亲是自杀身亡的。如果斯大林知道了女儿的发现，不少人是要掉脑袋的。

斯韦特兰娜写道：“当时我受了极大的震动。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斯大林在祖巴洛沃的别墅遭到了破坏，不过秋天又重建好了，斯韦特兰娜搬了进去。她的兄弟瓦西里也常来。别墅里还住着瓦西里的妻子和幼儿、雅沙的女儿和保姆。瓦西里的朋友们也经常和他一起来，其中有飞行员、运动员、演员等。他们喝酒，不要命地喝，留声机放得震天响，跳舞……“就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战争，”斯韦特兰娜写道。

*瓦夏王子

瓦夏才5岁的时候，他母亲和父亲又大吵了一架。以后就把他和斯韦特兰娜送到列宁格勒去了。他还记得，雅沙曾试图自杀，记得父亲盛怒的表面下也暗藏着惊恐。

在他整个的童年时代，父亲的桌子上都放着格鲁吉亚葡萄酒。在格鲁吉亚，葡萄酒被看做是汽水和果汁。父亲抽着烟斗，往小瓦夏的脸上吐烟，以这种独特的方式来逗母亲，从很小的时候起，瓦夏就尝过了酒和烟的滋味。

11岁时，瓦夏的母亲去世。自那以后，家里所有的仆人都来自内务人民委员会。不识几个大字的斯大林的卫队长费拉西克，成了他父亲和他的教师们之间的联系人。瓦夏学习不好，父亲经常用各种惩罚来吓唬他。好不容易在中学毕了业，瓦夏被送到了当时所有青年都向往的地方——航空学校。斯大林在其私人档案中保存了有关瓦夏在航空学校“出色表现”的报告。例如，贝利亚在有关瓦夏到航校的报告中写道：“还在去航校的路上，瓦夏就告诉来接他的首长说：‘今年我爸爸要来塞瓦斯托波尔休养，很可能会来看我。’”吓得半死的领导赶忙着去做准备。

贝利亚还写道：“没有让瓦夏住在学员宿舍，而是请他住进了招待所，单独为他开伙……出门就坐校领导提供给他的汽车。”

于是，父亲为怎样对待这个“狡猾讨厌的家伙”下达了严厉的指示：“关心和爱护不应该表现在特殊待遇方面……”

应当理解独裁者的不幸的儿子。他实际上是在无父无母的情况下长大的。母亲自杀、对他很温存的亲戚们被捕入狱，家里的好友们被枪决——这些可怕的事充满了他童年的日常生活。

他一直缺乏人们的抚爱。这大概是瓦夏早婚的原因。他和自己的妻子加莉娅·布尔东斯卡娅是在彼得罗夫卡大街38号有名的滑冰场上认识的。莫斯科最漂亮的姑娘们都到那个滑冰场去滑冰。当时正在流传着不久前刚牺牲的伟大飞行员契卡洛夫 （他曾完成从苏联到美国的著名飞行）的荒唐事迹：为了使他心爱的姑娘感到惊讶，他竟然驾驶着自己的飞机从列宁格勒的一座大桥下飞过。

我曾和娜佳·斯大林娜（瓦西里和布尔多斯卡娅生的女儿）谈过话。“当家的”这位孙女说：“妈妈当时住在屠格涅夫地铁站附近。父亲经常在这个地铁站上空做超低空飞行。妈妈有着低低的，抽烟的人才有的嗓音。她很漂亮，身材也非常好。他们登记结婚时，都才只有19岁。瓦夏把结婚的事写信告诉了自己的父亲。妈妈一直焦虑不安，总是问有没有回信。有一天瓦夏出去了，她在字纸篓里找到已被撕破的，用红铅笔写的回信：‘结婚了？好吧！如果她是个好姑娘，我们都会爱她。我只是为她嫁给了你这么个白痴而难过……”

做父亲的保留着航校学生瓦西里·斯大林的毕业证书，上面写着：“飞行技术很好，热爱飞行，被授予中尉军衔。”但斯大林知道这种证书值几个钱。1941年3月瓦西里从航校毕业，父亲又把他送到柳别尔崔市去上飞行训练班。在柳别尔崔驻扎着号称“宫庭卫队”的、享有特权的飞行团队。这个团队曾多次参加过著名的空军检阅，检阅时，飞行员们在观众和领袖面前表演高级飞行特技、团队里聚集了许多杰出的空军飞行员。

“当家的”要求这个著名团队的指挥官楚卡诺夫亲自做瓦西里的教官。楚卡诺夫曾如实地报告：“瓦夏是很有才能的飞行员。但由于酗酒，他总要闹出一些不愉快的事。”可怜的瓦夏那时就已开始酗酒了。

后来战争爆发了。雅沙被俘以后，斯大林不再允许瓦夏飞行。瓦夏成了空军管理局的飞行教官。他坐在皮罗戈夫大街的宽敞办公室里，不怎么干活，却总是喝酒。

战争时期，在前线提升得很快。斯大林了解瓦夏这小人物的自尊心，没有让他在这方面落后。瓦夏很快成了空军检查机关的负责人。

*“沉沦”

在祖巴洛沃的别墅里，越来越时兴狂欢和狂饮了。瓦夏和一群快活的电影工作者交上了朋友，其中有电影剧本作者阿列克谢·卡普勒。这位传奇人物，是首都最会使女人上钩的男人。当有人告诉一位丈夫有关他妻子与卡普勒的风流韵事时，这位丈夫说了一句名言：“为此当丈夫的决不会抱怨卡普勒！”

我很了解卡普勒，他是我父亲的朋友。肥胖的卡普勒并不好看，写作也不太行。他的天才在于他天生的善于辞令。他一开口，就会像海妖那样把人迷住。在这群人里，还有当时的一位花花公子——著名的纪录影片导演罗曼·卡门。瓦夏兴高采烈地投身于欢快的生活中。在饭店里，他喝得醉醺醺的，开枪打吊灯，名其为“水晶音响。”同时，他的风流韵事也层出不穷。伟大的姓氏能立刻打开女人的心扉。

瓦夏当时的一位酒友、作家沃伊捷霍夫后来在审讯瓦西里·斯大林时出庭作证说：“有一天，我在我妻子采利科夫斯卡娅（30年代末期苏联影星）那里遇见了她的女友、演员谢罗娃（另一个影星）和一位不相识的空军军官。那军官邀请大家到他家的别墅去玩。在路上谢罗娃告诉我说，他是瓦西里·斯大林。在别墅，瓦夏开始无礼地纠缠我妻子，想把她拉到没有人的地方去。我不客气地进行了干涉。他向我道了歉。以后在吃晚饭的时候也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只是瓦西里在喝醉了以后，从壁炉里取出一块烧焦的木炭，用它在坐在餐桌旁的电影摄影师斯卢茨基和卡门的脸上乱画。”大名鼎鼎的卡门和斯卢茨基却忍了下来。

然而，还有更需要忍的事呢！过了些时候，弗拉西克交给了斯大林一份文件：“空军检查局局长瓦西里·斯大林常和电影导演卡门同志的妻子会面。他们还相约去了瓦西里·斯大林的别墅。”身为“当家的”，必须做到严厉而公正，于是他写了如下批语：“上校（指瓦夏）应该关禁闭，别人的老婆要送回家。”

瓦夏的幻想实现了：在他的飞行员朋友们的眼中，他的“事迹”成了神话。他的妻子当时是忍了，但忍耐的时间不长。正是在那时，在瓦夏狂欢狂饮，并在爱情上节节胜利的日子里，他把阿列克谢·卡普勒带到了祖巴洛沃，并介绍给了斯韦特兰娜。

像许多作家一样，卡普勒当时是战地记者。他刚刚回来：他曾被派到德军后方的白俄罗斯游击队，参加了各种破坏活动。此时他正准备去斯大林格勒，那里决定着一场大会战的命运。瓦夏是在节日期间把他带来的，那是1942年11月8日，十月革命胜利42周年。在这里，卡普勒看见了这位迷人的姑娘，她聪慧而有天才。那天晚上卡普勒请她跳舞。她害羞得要死，穿着没有高跟的儿童鞋（爸爸要求她这样打扮的），就和卡普勒跳起了狐步舞。

跳舞可害了她：卡普勒张嘴说起话来。听惯了哥哥语言贫乏的叙述、习惯了父亲的沉默和他战友们的简陋发言的斯韦特兰娜，当然被海妖卡普勒的口若悬河深深打动了。她不再感到孤独，她找到了理解她的人。那天晚上，她把什么都告诉了他：今年是妈妈逝世的10周年，可谁也不记得这个忌日，这有多么糟……

他们开始约会了，这是危险的会面。卡普勒给她看海明威尚未发表的小说，向她称赞那些失宠的伟大诗人——已被枪决了的古米廖夫、已经不太合法的阿赫马托娃。用当时流行的语言来说，这就是“从思想上腐蚀领袖的女儿”，仅此一项，卡普勒就应付出生命的代价……

她爱上了……那时她还完全是个小女孩，并不了解她所生活的那个世界，也不了解她的父亲。但是卡普勒已快40岁了，像他这样什么都明白的人，怎么敢干这种丧失理智的事？有什么办法呢，因为他也爱上了。他如此喜欢这个情绪激动的小姑娘，以至忘掉了一切。40岁的他，竟然在她学校对面一个小门洞里等着这位女中学生下学。他们在没有暖气的冰冷的特列季亚科夫画廊里参观，一起去听歌剧《黑桃皇后》……在战时黑暗的莫斯科街道上散步，他们的身后总是有一个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便衣在无精打采地跟着。为了让便衣别那么发闷，卡普勒还常请他抽烟。

当然，这些情况都立即向“当家的”做了汇报。但当时他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斯大林格勒的战事上，他正在争取一次最伟大的胜利，对这件事就没有认真对待。

卡普勒去了斯大林格勒，所有的记者都飞到了那里，期待着伟大事件的发生。在斯大林格勒，卡普勒为《真理报》写稿。就是在《真理报》上，在斯大林曾经编辑过的《真理报》上，“当家的”看到了卡普勒写的特写，题目是《一名中尉自斯大林格勒写来的信》。特写以给爱人写信的形式描述了在斯大林格勒发生的一切。其中还叙述了不久前作者与心爱的姑娘如何一起参观特列季亚科夫画廊，如何在夜晚的莫斯科街道上散步，写了所有过去斯大林已从汇报中得知了的事。在特写的结尾部分，已明显失去了理智的恋人竟然写道：“莫斯科现在大概正在下雪，从你的窗口可以看见克里姆林宫那锯齿形的宫墙……”为的是让读者一目了然！

可以想像斯大林的愤怒。但是他控制住了自己。这是他首次不知道该怎么办。很快，卫队的一位领导打电话给卡普勒，客气地请他到远方去出差。

卡普勒给他的回答是：见你的鬼去吧！

当斯大林得知卡普勒的回答后，他开始想，战争确实把人都改变了：经常和死亡相伴会使人们的恐惧心理消失，有些人甚至天不怕，地不怕了。战后还有多少工作要做啊！

整个2月斯韦特兰娜又是和卡普勒一起度过的。他们一同去剧院看戏，在夜幕下的莫斯科散步，在他们的身后始终有一名“保镖”在懒洋洋地跟随着。在她17岁的生日那天，他们去了瓦西里的住宅，在一间空房子里默默地亲吻，尽量不发出声响。而在另一间房子里则坐着倒霉的“保镖”，他拼命地听他们在干什么，他的责任是对他们每一次的会面都提出一份报告。

第三天卡普勒被捕。父亲来看斯韦特兰娜时眼晴都气得发黄。她从来没有见过他这样。他因狂怒而喘不过气来，他说：“我什么都知道。你在电话里说了些什么，我这里都有记录，”他拍了拍自己的口袋，“你的卡普勒是英国间谍，他被捕了……”

但是斯韦特兰娜是母亲的女儿，是他的女儿。她是吓不倒的。她声称：“可是我爱他！”。立刻就被打了两个耳光。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挨打。但是做父亲的明白：疼痛不会使女儿屈服，就说出了让她感到特别屈辱的话：

“你也不看看自己，谁会要你？他周围全是女人，你这傻瓜！”

以后的几个月，她都不和父亲说话。对他来说，一切都完了。这是在斯韦特兰娜的母亲死后别人对他的第二次背叛。

在童话里，企图引诱公主的人都会被皇帝砍头。但是斯大林得控制住自己，他还记得斯韦特兰娜的母亲是怎样死的。他懂得要把阿利卢耶夫家的人弄到绝望的地步时，会有怎样的危险，这些阿利卢耶夫家族的人都是疯子！

“间谍”卡普勒只是被流放到沃尔库塔，为期5年。

斯大林对瓦夏也十分恼火。是他把卡普勒带来的，他们是在瓦夏那糟糕的住宅里会面的。富有想像力的斯大林，可能会想：是不是狡猾的瓦夏故意安排了这段风流韵事，以便从他的心中赶走他心爱的女儿？

此时瓦夏负了伤，但不是像别人那样在战场上受的伤，而是和伙伴们同去用炸弹炸鱼时不慎炸伤了自己，伤在面颊上和脚上。

于是，国防人民委员斯大林颁布了如下命令：“向全团和前团长瓦·斯大林宣布：他因酗酒、旷工和给全团做出了坏榜样而被撤职查办。”

瓦夏被派往前线。但在发生了雅科夫被俘事件后，就很少批准瓦夏参加空战，即使参加了，也是在严密的保护下。这使瓦夏快气疯了：他很勇敢、渴望建立功勋。不过斯大林还是很注意儿子的提升。瓦夏在一个职务上一般不会滞留两年以上，他参加战争时只是一位20岁的大尉，而在战争结束时，他已是24岁的将军了。

是啊，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斯大林应当成为将军。

*第二战场

关于战争过程和盟国开辟第二战场的历史，已被多次详细写过。在此我们仅大致触及这一伟大的时期。

德国进攻苏联以后，邱吉尔就成了斯大林的盟友。斯大林理解他对当时局势的态度：对邱吉尔来说，这是一个理想的战争，他的两个敌人互相狠狠咬住对方的咽喉。他当然要帮斯大林的忙。邱吉尔是这样说的：“如果希特勒占领了地狱，我就要在下院提出对魔鬼进行援助。”

1941年底，日本人进攻珍珠港，给斯大林带来了另一个盟友——罗斯福总统。于是，利特维诺夫对斯大林又有用了。这个失宠的犹太人被任命为驻美大使。为了帮他的忙，斯大林在1942年2月成立了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犹太剧院的演员们、犹太诗人们都参加了这个委员会。委员会由伟大的演员、犹太剧院的领导人米霍埃尔斯主持。他们当时的任务是去美国向富有的犹太人讨钱，但更主要的是：制造舆论，尽早开辟第二战场。反犹主义已被遗忘。利特维诺夫和美国签了协定：美国将给俄罗斯运送造飞机用的铝、汽油、高射炮、机枪和步枪，还有丰富的食品包裹。

我至今记得美国巧克力的味道。那是在饥饿、寒冷而没有暖气的莫斯科……

但斯大林当时的主要任务是迫使他们开辟第二战场。在可怕的 1941—1942年，他是多么需要第二战场啊！可是邱吉尔却不急于开辟第二战场，他想让斯大林的军队流尽了血。斯大林理解邱吉尔：换了他，也会这么干的。

到了1942年，甚至1943年，盟国都没有开辟第二战场。邱吉尔本人却飞到了莫斯科，他写道：“这个阴森的布尔什维克国家，我曾决心把它扼杀在摇篮里。在希特勒出现以前，我一直认为它是文明和自由最凶恶的敌人。”斯大林则像老朋友那样接待了他。他们俩人在某些方面颇为相像。斯大林的侦察机关告诉他：邱吉尔事先已得知日本人要袭击珍珠港，但却没有通知他的美国朋友，为的是要把后者拉入战争。斯大林想：换了他本人，也会这样做的。

邱吉尔到大剧院观看了演出，到斯大林家去做客，认识了红头发的斯韦特兰娜，还告诉她说：他本人的头发在完全掉光之前，也是红色的，如此等等。然而……然而却拒绝开辟第二战场，说还没有准备好。

*又是伟大的梦想

后来，斯大林一定是带着平静的讪笑回忆这段历史的。狡猾的邱吉尔干了一件大蠢事。是啊，“当家的”孤军奋战。可结果如何呢？在盟国提供军事装备和食品的情况下，他的军队在战斗中百炼成钢，获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战斗力。

欧洲最强大的军队和希特勒的将军们训练了这支军队。到了1944年底，斯大林已拥有了世界上最强大的战争机器。希特勒的命运已经注定，斯大林筹划好了强大的进攻计划，他将把战争转到俄罗斯疆界之外，转到欧洲去，而这意味着……

伟大的梦想复活了，而且成了完全现实的。

正是在此时，在1943年的春天，斯大林解散了共产国际，为的是“揭露希特勒关于莫斯科打算干涉别国内政、并使它们布尔什维克化的谎言。”这是他在接受路透社记者采访时说的。如果从更深一层去理解此话，则意味着：“莫斯科要干涉别国内政，并使它们布尔什维克化。”被解散了的共产国际的干部，应该成为将来东欧各国的统治者。

解散共产国际、在俄罗斯恢复家长制、在军队中重新实施沙皇军队的肩章制——所有这一切似乎都意味着布尔什维主义已经结束。在向欧洲发动决定性的进攻之前，斯大林一直往盟友的脑子里灌输这个想法。

*蜜 月

1943年，盟国会议在德黑兰开幕。现在是他们急于开辟第二战场了：他们要赶在斯大林进入欧洲之前。斯大林保持了天真的青年科巴的习惯：开会时迟到一天。让他们等吧！现在他是主宰者。

在德黑兰，斯大林首次见到了罗斯福。罗斯福住进了苏联大使馆的楼房。斯大林觉得，罗斯福和邱吉尔是那么的不同，他们之间的区别又是那么的滑稽可笑。他更喜欢谁呢？对于这个问题，他是这样回答莫洛托夫的：“他们俩个都是帝国主义者”。这是对“石头屁股”的回答。实际上当时这俩个人他都喜欢。因为他立即明白了，如何让最恨各种幕后交易的罗斯福与只相信通过这种交易才能对抗可怕的“乔叔叔”的邱吉尔对立起来。

英国当时的外交部长艾登说：“如果让我组成一个谈判班子，那我首先要挑选斯大林。”

在德黑兰的蜜月期间，他们互相表示爱慕。邱吉尔把“斯大林格勒之剑”授给斯大林，并说“斯大林元帅可进入俄罗斯历史上的伟人之列，不愧称为‘伟人斯大林。’”斯大林则谦虚地回答：“如果和像俄罗斯人这样的人民打交道，那就很容易成为英雄。”

主要的话题是开辟第二战场。但邱吉尔忍不住要问：俄罗斯在胜利之后有什么领土要求？斯大林回答说：“现在还没有必要谈这个问题，到时候我们会谈的。”

斯大林那时就知道，邱吉尔是忍不住了，会提出游戏方案来的，果真如此。1944年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斯大林的军队越过国境，神速地占领了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

保加利亚和芬兰退出了战争。巴尔干半岛已在斯大林的支配之下。在希腊，共产党和在共产党影响下的民族解放军占领了整个希腊大陆。在南斯拉夫，以共产党人铁托为首的军队和苏联军队取得了胜利。

邱吉尔着急了。1944年10月9日，他和艾登访问了莫斯科。深夜，在没有美国人在场的情况下他们和斯大林见了面。

整整一夜都在进行交易。邱吉尔在纸上写：俄罗斯在罗马尼亚的势力占90％，英国在希腊的势力也如此。在南斯拉夫50对50。又谈到了意大利。“当家的”把意大利让给了邱吉尔。但主要的势力范围划分还在前头：外交部长们研究了在东欧的百分比。莫洛托夫建议：在匈牙利为75对25，俄国人占上风；在保加利亚也是75对25；在南斯拉夫为60对40。“当家的”在意大利和希腊问题上也要同样的报酬。艾登则讲价钱，他建议在匈牙利 75对25，在保加利亚80对20，在南斯拉夫50对50等等。

在长时间的讨价还价之后，做出了决定：在保加利亚和匈牙利是80对20，在南斯拉夫则是对半分，50对50……只是在交易谈妥之后，才告诉了美国的哈里曼，大家握手表示达成了君子协议。

百分比只不过是可笑的假像。不管斯大林出现在哪里，他都将是百分之百的主人。伟大的梦想已成了现实。

邱吉尔也知道不能相信斯大林，于是他企图按斯大林——邱吉尔的精神行动。但“当家的”很放心：他认为罗斯福是个理想主义者，相信不论出自何种动机，他都不会忍受背信弃义的行为。当邱吉尔企图暗中和德国谈判时，“当家的”立刻通知了罗斯福。罗斯福十分气愤，于是谈判中断了。

但是，希特勒在1944年底联合了三巨头，德国人在阿登向盟军发动了突然反攻。希特勒分子无情而猛烈的突围开始了。斯大林帮助了盟国：尽管没有准备好，还是发动了进攻，以牵制德国人。这一援助在瓜分欧洲时，是要算上一笔帐的。

当盟国于1945年2月在雅尔塔市沙皇的莱瓦贾宫（末代沙皇一家所喜爱的宫殿）中聚会时，第三帝国正在苦撑着最后的几个月。会议通过了有关未来和平的欧洲、建立联合国、德国非军事化等漂亮的决议。但主要的是继续分割欧洲。伟大的梦想也正在实现，这次斯大林把波兰也划了进去，虽然骇人听闻的卡廷森林事件使事情复杂化了。

波兰沦陷后，有两万多名被俘的波兰军官被送到离边境不远的斯大林的俘虏营里。后来，斯大林准备向德国进攻时，他害怕在国内留下许多潜在的敌人，他还记得1918年捷克战俘的叛乱。像往常一样，他果断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俘虏们被“消灭”了。战时开始组建安德斯的波兰军队时.他从集中营里放出了近2000名波兰人。但波兰人开始关心如下问题：还有几千名波兰军官到哪里去了？他们得到的回答是：那些人在战争开始时从集中营跑散了。但是在伦敦成立了亲西方的“流亡政府”的那些波兰人，仍顽固地询问有关失踪者的下落。

只好演一出戏了。当着波兰代表的面，斯大林给莫洛托夫和贝利亚打电话：“所有的波兰人都从监狱里释放出来了吗？”两人同声回答：“全部释放了”。

但是占领了斯摩棱斯克的德国人，在郊外的卡廷森林里找到了可怕的坟场——无数排脑袋上有弹孔的尸体，正是失踪的波兰军官们的遗体。斯大林自然怪罪于希特勒，说是他搞的骇人听闻的挑拨离间。于是他又想出了一个新的说法：波兰人没有跑散，他们被运到斯摩棱斯克的建筑工地上干活。德国人逮住并枪毙了他们，还把这种暴行归罪于苏联。曾经成立了一个特别的苏联委员会，参加的有斯大林的御用作家，学者，教会代表等等。这个委员会自然肯定了斯大林的说法。

罗斯福和邱吉尔应当相信盟友。邱吉尔假装相信，罗斯福可能是真信了：善良的“乔大叔”怎么可能枪毙手无寸铁的军官呢！？

只是到了现在，人们才搞清楚了这个悲剧骇人听闻的规模。

克拉尤什金，联邦安全部（即原来的克格勃）的一个局长，于1995年4月在斯摩棱斯克举行的一次俄罗斯与波兰新闻工作者的集会上说，共有21857名波兰俘虏在各个集中营里被处决。

在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同意下，被处决者的档案于1959年已全部销毁。但仍然保存下来了当时的克格勃头子谢列平写给赫鲁晓夫的信，信中说：根据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决定，共枪毙了21857人，其中在卡廷森林处决4421人，在奥斯塔施科夫斯基劳改营（加里宁格勒州）——6311人，在哈尔科夫附近的斯塔罗别尔斯基劳改营——3820人。

谢列平在信中还要求赫鲁晓夫批准销毁被枪毙者的档案，因为这些档案“既没有军事的，也没有历史的价值”……

现在，在卡廷森林的那个可怕的坟场上，建成了一座别墅，它的主人是一位“新俄罗斯人”——一位富有的商人。

1944年8月，由流亡政府组织的华沙起义打响了。斯大林的部队就驻扎在华沙附近。但他下令不许部队行动，他们只好眼看着德国人摧毁了这座城市。主要的是：摆脱这个波兰政府。当盟国尝试着和仁慈的“乔大叔”商量时，不只一次听到他大声喊叫的“不”字。

斯大林自己有关于民主波兰的简单的逻辑：他打赢了这场战争，为的是在身边有个好邻居。他唯一能接受的是，让盟国有可能逐步地把波兰让给他。他明白，罗斯福要考虑美籍波兰人的意见。

这样，在战争快结束时，斯大林已搭成了“伟大梦想”的框架——未来的共产主义东欧。

他也考虑过亚洲。在雅尔塔曾经讨论了他参加对日战争的问题。他当然同意。这使他的部队有可能开到中国，然后他的伟大梦想也会到达中国。

但是罗斯福没有看见“乔大叔”的新欧洲。

1945年1月12日罗斯福逝世。“当家的”诚心诚意地写信给邱吉尔：“我本人对失去这样一位伟人——我们共同的朋友，感到心情特别沉重。”

1994年底，还有一位盟友抵达莫斯科——那就是传奇式的将军戴高乐——解放了的法国的总理。在戴高乐住的房间里装上了窃听器，当法国人谈论“嗜血的斯大林”时，他本人对此一清二楚。

在克里姆林宫里举行了宴会，高个子的戴高乐和矮个子的“当家的”形成了可笑的一对。

在祝酒时，斯大林建议为卡冈诺维奇干杯，他说：“卡冈诺维奇是个勇敢的人。他知道，如果列车不能正点到达，”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然后亲切的把话说完：“我们就要枪毙他”。

然后他又建议为空军元帅诺维科夫干杯：“元帅是好人，我们为他干杯。如果他不能很好的完成自己的任务，我们要把他，”他仁慈的笑了笑：“绞死”。

法国人已经不觉得可笑了。

结束他的嘲弄后，斯大林又笑着补充说：“人们说我是个恶魔。但是你们都看见了，我只是开玩笑。可能我不是那么可怕吧？”

在火车里，戴高乐若有所思地说：“我们还得和这些人打100年的交道！”

不过法国人也有另外一种感觉：“在他的行动里透出了一个达到权利顶峰的人的悲观情绪，再也无法往上走了。”在这个晚会上，战胜希特勒的人忽然对戴高乐说：“归根结底，只有死神才是胜利者。”

那是12月，快到他65岁生日的时候。

为国家做胜利的准备：

*消灭少数民族

他有权称自己为“恶魔”。

如果戴高乐知道了此时在爱开玩笑的独裁者的国家里正在发生的事，不知他会怎样想。就是斯大林的那些正在胜利前进、和敌人殊死战斗的士兵，也不知道在大后方发生了什么事，他们的亲属现在命运如何……

是的，就在1944年，在胜利即将到来时，他又把这个国家抛向恐怖的深渊。他最担心的是已抬头的民族自尊心。战争开始时，他的政委们在前线谈论乌克兰、格鲁吉亚、摩尔达维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人各自的祖国。当时苏联正面临危机，斯大林鼓励这种谈话，因为这会鼓舞战士们更加努力地作战。而现在则需要根除这种言论，使之从人们的意识里消失。他始终认为民族主义是最危险的炸药。正是民族主义，在50年后的戈尔巴乔夫时代炸毁了他的帝国。

这就是为什么在1943年底，在战争正进行得火热时，他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花了一个多小时介绍了乌克兰电影导演多夫任科写的电影剧本！

多夫任科曾是一位伟大的电影导演。他的影片“大地”，是各个时期几十部最著名的影片中的一部。战前，在某次会议之后，斯大林还和多夫任科散过步……他们沿着无人的阿尔巴特街走着，只有保卫人员和内务人民委员会的车辆停在路边。多夫任科按其艺术家的习惯不停的说着，而斯大林只是听。那个晚上他很好地理解了多夫任科，从那时开始就一直严密注意着他。后来斯大林知道多夫任科写了新的电影剧本，并曾给当时乌克兰的领导人赫鲁晓夫读过。这事发生在别墅，赫鲁晓夫大概是酒后正在休息，他表示喜欢这个剧本。“当家的”立即让把剧本拿来给他看，看后立刻全明白了。他没有估计错：狡猾的多夫任科采用了后来文学界在斯大林死后大量使用的手法：所有尖锐的、作家真正喜爱的思想都从反面人物的嘴里说出来。例如，德国军官说：“你们的人民有一个绝对致命的弱点：人们由于有分歧而不肯彼此原谅……你们已经25年生活在“否定”的口号之中：否定神、否定私有财产、否定家庭和友谊。民族这个字眼对你们来说只是可有可无的东西！”等等…当然，剧本里也有许多责难这些言词的正统回答，正是靠这些使赫鲁晓夫上了当。但这些回答和剧中德国军官所说的那些引人误入歧途的议论相比，是那么的苍白无力。斯大林还看出了多夫任科的主要思想：“不管我们在哪条战线作战，”多夫任科写道，“我们都是为乌克兰而战，为了在几百年人类生活中还没有找到自我的、唯一的4000万人民而战……为被折磨、被分裂的人民而战。”

在政治局会议上念了这一段后，斯大林说：“没有单独的乌克兰！不存在这样的乌克兰！为苏联斗争就是为乌克兰斗争。”

为了让人们记住，学会这一课，斯大林枪毙了几十万人。现在他无情地整治多夫任科：“他想要批评我们的党，他有什么资格批评我们的党？只要把他写的东西印出来，看苏联人会怎样处置多夫任科，恐怕死了连骨头也不能剩。”多夫任科坐在那里，面色苍白，惊恐万状。

“当家的”给赫鲁晓夫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于是赫鲁晓夫十分卖力：多夫任科在许多会议上遭到批判，还被赶出了基辅电影制片厂。

多夫任科在日记中写道：“我被切成碎块，这些带血的碎块还在各种会议上遭人痛骂。”

1944年，胜利已经在望，斯大林决定给民族主义以重大的打击。“重大”意味着流血。要让所有的人永远记住只有一个苏联。贝利亚懂了，很快就找到了给全国上一课的实例。德国人占领高加索期间，曾应允车臣人、印古什人、卡尔梅克人和巴尔卡尔人独立。这些少数民族中的个别人曾跟着德国人走。在克里米亚，鞑靼人也有类似的情况…

贝利亚知道规矩：“当家的”不应成为迫害的主使者。于是他向领袖提出请求。

我看过“斯大林同志的特别卷宗”。在“绝密”的卷宗里，留下了全世界、全国和全军都不知道的秘密大屠杀的痕迹。

贝利亚在给斯大林的信中写道：“巴尔卡尔人对德国人占领高加索表示好感。德国人在红军打击下撤退时，曾在他们中间组建部队。”

他决定用革命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1944年3月11日贝利亚向斯大林报告：“已将37103名巴尔卡尔人装入列车，送到哈萨克及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新居民点。执行过程中未发生值得注意的事件。”

*没有发生值得注意的事件

在整个胜利的1944年春天和夏天，斯大林都在惩罚犯了错误的人民——他要消灭民族主义。

正当盟国发现了斯大林的新面貌而对他备加颂扬时，在多雪的2月，高加索山区里出现了几千名身穿内务人民委员部制服的士兵。那天正是苏联建军节，当地居民被动员去参加大会，当他们到达会场时，士兵们已经等候在那里了…

贝利亚报告斯大林：“2月23日下了大雪，迁移老百姓的工作出现了困难，特别是在山区”。

尽管大雪纷飞，酷寒逼人，老百姓住了上千年的村落到2月25日已空无一人。人们被押送下山，那里已有运送牲畜的车厢在等候。装满了人后，列车驶向西伯利亚……

“向外迁移车臣人和印古什人的工作进行正常。2月25日有342647人被装上列车。2月29日为478479人，其中印古什人91250名，车臣人387229名。此次行动是有组织进行的，没有遇到严重的抵抗和意外事件。逃跑只是个别的。贝利亚”。

“无意外事件发生”——这是为斯大林写的。实际上内务人民委员部还真费了不少劲。

银行经理鲁斯兰叙述当时的情况时说：“他们搜索了农舍，为的是不让一个人留下。天很冷，地面上盖满了白霜。走进农舍的士兵不愿弯腰检查，就用自动步枪扫射，而在长凳下面藏着一个幼童，从那里流出了鲜血。母亲尖叫着扑向士兵，他把她打死了，同时还打死了听见喊声跑进来的丈夫……车辆不够，留下来的人都被打死，然后随便地用沙子和土掩埋了尸体。由于开枪开得很随便，一些人没被打死，便像蚯蚓一样从沙里爬出来。整个夜晚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警察都在对他们补枪。”

是的，有过意外事件。但贝利亚说的是实话：没有反抗。过去的教训不能忘记，很快恐惧又笼罩了全国。

斯大林一个个地把少数民族从高加索赶走。

“把卡尔梅克人迁移到东部（阿尔泰、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疆区、新西伯利亚和鄂木斯克州）的行动顺利完成。车厢中共装进93139人。行动中未发生冲突事件。人民委员贝利亚。”

贝利亚在克里米亚也卖了力气。

“呈斯大林同志。在执行命令过程中，从4月到6月自克里米亚清洗了反苏分子，并将克里米亚的鞑靼人、保加利亚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有外国国籍的人迁到了苏联东部地区。总共迁出了225009人。共有2300名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和士兵参加了此次行动。内务人民委员部为有突出表现者申请授予勋章和奖章。”

*幕后指挥者是斯大林本人

到了战争末期，斯大林还准备打反犹牌。几乎所有有名望的犹太人都加入了他所组建的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除了米霍埃尔斯外，还有诗人费费尔、马尔基什、生理学研究所所长莉娜·斯特恩院士等等。

苏联情报局局长所罗门·洛佐夫斯基被斯大林任命为该委员会实际上的政治委员。莫洛托夫的妻子——犹太人波琳娜·热姆丘任娜成为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保护人。就连像她这样狂热的共产党员，斯大林也要利用……

1944年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以全体苏联犹太人的名义写给“当家的”一封信，建议在克里米亚被迁走的鞑靼人的土地上，建立犹太社会主义共和国。这封信自然是由洛佐夫斯基起草的。经验十分丰富的洛佐夫斯基能在没有“当家的”同意下写这样的信吗？这封信的发起人之一是热姆丘任娜……她，做为莫洛托夫的妻子，能在不知道领袖意见的情况下，同意这个建议吗？背后出主意写这信的肯定是他。他当时十分需要这个主意。“在克里米亚建立一个加利福尼亚”的许诺，会吸引美国犹太人的心……当然也会打开他们的钱包。还有，关于和善的“乔大叔”答应把克里米亚给犹太人的传言，会使他们觉得自己摆脱了被驱赶的民族的命运。

但是克里米亚犹太共和国，只不过是又一次的害人的礼物而已。可怜的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成员们，还不明白他们已经陷入了多么危险的境地。确切地说，斯大林把他们吸引到那个地方时，已经决定了他们的命运。

“克里米亚犹太共和国”对将来在国内恢复恐怖气氛会很有用的。

这是他的一盘需要下很长时间的棋局。

但在当时，在整个战争时期，斯大林要考虑外国人的印象。

例如，1944年在可怕的科累马劳改营，接待美国代表团。接待的很不错：在客人到达之前，劳改营划出了一个特区，特区里的犯人宿舍都经过修理，放置了床和干净的床单及被套，甚至枕头。给女犯都发了日常的衣服，还派来了理发师。给美国人看了种西红柿、黄瓜甚至香瓜的温室。还把他们带去参观了模范养猪场，那里的养猪女工都是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女工作人员成功地装扮的。客人十分欣赏劳改营的剧院，在那里给他们表演了真正的芭蕾舞。

劳改营的剧院可不是假装的。在斯大林的劳改营里，的确有这样的剧院。许多不久前还是名演员，现在却成了“人民公敌”的人，在剧院里演出。演员不叫名字，只叫编号，报幕人在报幕时说：“现由××号演唱歌剧《卡门》里的何塞咏叹调。”然后被捕的明星就走上舞台。在演出的豪华方面，劳改营的首长们互相攀比。

*胜 利

在易北河，斯大林的部队与盟军会师了。没完没了的联欢，狂饮。但斯大林很清楚历史：战胜了拿破仑的俄罗斯军官，曾经从欧洲把自由思想带回俄国，还组织了秘密团体……

特别让他生气的是朱可夫。这位元帅不断地接受西方记者采访，越来越忘记必须重复的话：“所有时代最伟大的统帅斯大林同志。”胜利来临了，斯大林给朱可夫以最高的荣誉——批准德国无条件投降议定书。他还让朱可夫检阅胜利阅兵式。这种荣誉是危险的——已经消失了的元帅们的阴影，向陶醉于胜利的朱可夫再次证实这一点。

举行胜利阅兵式的那天正好下雨，就像斯大林的诗人所写的那样：“老天也在悼念牺牲了的人们”。斯大林已在考虑明天，考虑胜利后的日子。经历了1418天的战争结束了，那是人们流血牺牲的1418天。

国家已是一片废墟。全国到处都有斯大林的士兵的坟墓，半个欧洲布满了士兵的尸体。

以后他将宣布牺牲者的官方数字，并要使这个数字不太吓人：大约是700万。

在斯大林死后，这个数字每年都在增加，无情地增加。1994年，在俄罗斯科学院举行的国际科学会议上，大多数专家同意如下的数字：

军队丧失了大约866.8万人，和平居民的死亡人数为1800万人，总共牺牲了2600万人。

现在，那些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战争中活下来的战士们正在红场上行进，把战败的希特勒的军旗扔在列宁墓前，扔在斯大林的脚下。此时，斯大林需要考虑这些士兵复员后如何生活的问题。他们学会了轻易和内行地杀人。而斯大林已经听到了不少关于在首都出现匪帮的情况。

“有些强盗在夜里抢劫和杀死莫斯科居民，甚至住在市中心区的老百姓晚上也害怕上街……”斯大林的女儿于1945年初，在给他的信中这样写道。战争时期，这些士兵忘记了如何工作，忘记了害怕。或者确切的说：由于忘了害怕，才忘了如何工作。

斯大林的女儿还写道：“今天有人告诉我，都说斯大林回到了莫斯科，并发布命令要在新年前消灭抢劫和盗窃。人们老是把好事算到你的头上。”

斯大林没有让大家失望，发出了他喜欢发布的命令：枪毙。不仅枪毙了抢人的，也枪毙了没能制止抢劫的负责人。

几十万无家可归的人和穷人加入了匪帮，其中有许多战争造成的残疾人，有的缺手，有的缺脚。这些畸形人害怕回家，或是不愿意回到自己的家。有的即使回了家，也常会发现妻子由于收到了错发的阵亡通知书而改嫁他人。于是他们加入了这个自由的部族——穷人或强盗的部族。

在斯大林的卷宗里留下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报告：“在阿尔扎马斯基区出现了一大帮行乞者。以在 ‘黎明，淀粉一糖浆制造厂附近为最多。该厂以牲畜饲料为名向居民提供生产废料，这些废料被穷人当食物吃。已经有大约两万人去过该厂。贝利亚。”

穷人也进了斯大林的劳改营。

咳！国家是多么需要，多么需要，多么需要“恐惧感”啊。反间谍机构努力地在暗中检查从前线来的信件。贝利亚经常向斯大林报告这些信件的内容。斯大林领悟到，发生了最令人担忧的事情：战争年代，随着个人要对祖国命运承担责任的想法，也产生了其它的思想。今后要和这些“独立”思想进行严肃的斗争。

*报 复

斯大林还解决了从德国集中营里放出来的苏联战俘问题。这些人没有执行斯大林的命令——没有战死沙场。竟敢活下来而且当了俘虏，为此他们要付出代价。当然，他还考虑到了这些俘虏在国际战俘营中“被传染上的”（斯大林宣传机构所喜爱的用语）危险思想。于是，这些人的命运早就被决定了：在经受了恶梦般的战俘生活之后，总算是活到了胜利的这些不幸的人，将从德国的战俘营直接被转送到苏联的劳改营中去。

朱可夫元帅1957年在党中央全会上报告说：“从战俘营回来的126000名军官被取消军衔，送进了劳改营…”

悲惨的命运也在等待着被希特勒分子从苏联强行赶到德国去的和平居民。根据斯大林的逻辑，和外国人接触（更何况是和敌人接触），就等于是传染上了不治之症或瘟疫，而染上了瘟疫的人应当与健康的人隔离。这些人也应补充到他的劳改营中去。

在须要遣反的人中间，许多人当时是生活在盟军占领的土地上，他们已经知道了“当家的”所说的话：“只有祖国的叛徒才当俘虏。”他们恳求不要把他们送回苏联。

但是，“当家的”早就想到了这个问题：还在雅尔塔会议期间，他就和罗斯福以及邱吉尔签署了关于战时的所有被俘人员和被拘禁的苏联公民一律遣返回苏联的协定。盟国毫不留情地执行了这一协定。

尼古拉·托尔斯泰一米洛斯拉夫斯基 （列夫·托尔斯泰的侄孙）把他所写的一本关于这些不幸的人的书命名为《雅尔塔的牺牲品》。在这本书中他收集了这场悲剧的目击者和参加者的证词。

中士劳伦斯（他曾是英国将苏联公民转交给苏方代表的车队押运员）说：“当俘虏们抵达格拉茨（奥地利境内）的苏联接收点时，一位妇女冲到了架在穆尔河上的跨线桥的护墙上，先把她的幼儿扔进水里，然后自己也跳了下去。男人和女人一起被赶到一个很大的用铁丝网拦着的集中营里。我一辈子都忘不了这可怕的情景。”

这些人是苏联公民。就像“当家的”心爱的英雄伊凡雷帝说自己的下属那样：“凡此人等，朕愿赏即赏，愿诛即诛”。

“当家的”还得到了另一些牺牲品。在欧洲住着几千名他以前的敌人——白卫军分子，他们曾是国内战争的参加者，后来逃出了俄罗斯。在被苏联部队占领的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斯大林的秘密警察找出了他们并把他们弄到苏联，送入了集中营。

一部分斯大林过去的敌人，现在住在由盟军占领的第三帝国领土上。虽然按协定只有在被运到德国以前或被俘以前是苏联公民的人，才应被遣返回苏联，但斯大林仍从盟国那里争取到了看上去似乎不可能得到的东西：白卫军的英雄，哥萨克将军彼得·克拉斯诺夫，还有什库罗将军，曾因在国内战争中反对布尔什维克有功而获得英国巴尼勋章的索洛马京将军，苏丹一吉利将军也都被英国人交给了“当家的”。

尽管苏丹一吉利穿上了沙皇时代的将军服，尽管库丘克·乌卢盖将军在英国军官面前挥舞着自己的阿尔巴尼亚护照，他们仍然被英国人交到了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的手里。

“当家的”强迫盟国执行他的意愿。

居住在奥地利的几千名哥萨克流亡者在得知上述发生的事情后，都跑到山上去了。但英国巡逻队捉住了逃亡者们，把他们交给了苏联方面。

于是“当家的”在莫斯科开庭审判了他们。在各种报章的齐声咒骂下，斯大林的老对头，国内战争的白军英雄——60岁的安德列·什库罗和78岁的彼得·克拉斯诺夫被送上了绞刑架。

*内务人民委员部和教会

还需要解决教会问题。此时斯大林已经忘记他向上帝求援的事了。以前“索索”的恐惧现在看来是那么好笑。是他，神人斯大林打赢了战争，这场伟大的战争！是他，解放了各族人民！

恢复了总主教制后，他对教会进行了严密的监视。由教会管理委员会执行这一任务。形式上这个委员会是在政府领导下组成的，而实际上斯大林把委员会交给了另一个组织：他任命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名上校做委员会的负责人。委员会的主席卡尔波夫是内务人民委员部五处处长，该处的任务是与反革命宗教界做斗争。在内务人民委员部里，卡尔波夫上校应当与教会做斗争，而在教会管理委员会中他却要协助教会！这就是“当家的”所使的绝招！

但是，斯大林也要做好人。1947年他邀请了都主教伊利亚来苏联，并给他颁发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奖金——斯大林奖金。但这位主教拒绝了。伊利亚对健忘的、过去的教会中学学生解释说，出家人不需要钱。主教捐款20万美元给战争孤儿，在这笔钱中还加上了要授予他的斯大林奖金。

*斯大林重显神人威风

1945年7月斯大林乘火车去波茨坦出席和平会议。17000名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战士警卫着列车的行驶路线。每1公里上就站着6～15个保卫人员。还有内务人民委员部的 8辆装甲车护路。这是神人斯大林在显示自己的威风。这列神圣的火车在饱受战争摧残的国土上疾驰，引起忠实臣民们的阵阵恐惧。

第十六章 领袖的构思

*莫洛托夫与“德鲁日科夫”

在波茨坦会议上，曾一起度过“蜜月”的伙伴已经一个都没有了。罗斯福进了坟墓，邱吉尔在会议期间从波茨坦飞走去竞选，之后就没有回来。

在英国的大选中，以艾特里为首的工党取得了胜利。“当家的”发表意见说：艾特里竟然能换下伟大的邱吉尔，由此可见西方的民主是多么可怜。

于是，杜鲁门总统和艾特里代表了盟国。但是，既然他斯大林曾经赢了两个巨人，那目前这两个人根本不在话下。

在波茨坦会议上以及其后整个1945年，他们都在继续分割战后的欧洲。斯大林的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给盟友们以很深的印象。正是此时，这位神秘的外交部长头上出现了光环。莫洛托夫惊人的沉默，顽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变化多端的棋术迷惑了不少人。他的不慌不忙使人困惑，而有时干脆在最简单的问题上都不说一个“不”或“是”，又令人感到莫名其妙。

在总统的档案库中，我找到了伟大外交家莫洛托夫的谜底。

原来，在1945年，莫洛托夫全年都从莫斯科的某个“德鲁日科夫”那里获得最详尽的指示。这位不知疲倦的德鲁日科夫给莫洛托夫发去了许多密码电报。这些电报至今未曾发表。

要找出在这些保密电报中使用假名字的人是很容易的：谁能够向国家第二号人物莫洛托夫发号施令？只有斯大林。看来，为了向莫洛托夫表示友好，“当家的”给自己起了个温和的名字：德鲁日科夫”。在这些密码电报中，斯大林——德鲁日科夫就外交政策上的每一步骤，向莫洛托夫发出指示。没有什么苏联的梅特涅”——莫洛托夫，只有领袖愿望的传达者。他一个独立的决定也不能做，所以才会出现莫洛托夫式的不苟言笑和在最简单问题上的令人捉摸不透的沉默。

1945年初，当希特勒德国末日已近，而盟国之间正在为首先占领柏林而进行疯狂竞争的时候，波兰的命运也正悬而未决。杜鲁门和邱吉尔在联名信中试图维护民主波兰，但德鲁日科夫命令莫洛托夫寸步不让。甚至告诉他应该怎么说：“总统（杜鲁门）和邱吉尔的联名信口气缓和，但内容却没有什么新意。如果他们想提出关于波兰问题的一般原则问题，你可以回答说：这些原则在斯大林的信中已经提出过，如果他们不接受这些原则，那你就说看不到达成解决问题协议的可能性……德鲁日科夫。”

在波茨坦会议开始前，哈里曼通报杜鲁门“斯大林珍惜盟国的援助，他需要重建被毁坏了的国家。因而在波茨坦可以向他施加压力。”于是，盟国准备在会上坚持己见，维护住东欧和波兰。更何况杜鲁门是在美国人顺利进行原子弹实验的前夕来到波茨坦的。

然而，当杜鲁门刚一和斯大林谈起请后者让步的事时，便吃惊地听到了大声的、不容反驳的“不”。说“不”，是因为他的军队占领了欧洲，他为这个“不”字付出了自己几百万士兵的生命。而莫洛托夫像斯大林的回声一样，也立刻重复“不！”如果不把斯大林的走卒贝鲁特放到统治波兰的宝座上，他就不能安静下来，还要说“不”。

8月9日斯大林向日本宣战。一切都不出他所料：他的部队把日本关东军撕得粉碎。他不仅报了日本战胜过沙皇俄国的仇，拿走了千岛群岛和萨哈林；还在打败日本、夺得满洲之后，得以公开支持毛泽东的军队。苏联的专家，军事装备帮助毛泽东占领了中国的北部和中部。有数亿人口的中国是一支最大的人力后备军，它也准备加入斯大林的“伟大梦想”。

前景越来越看好……

关于未来欧洲的交易，在盟国外交部长会议的常会上继续进行。

德鲁日科夫指示莫洛托夫：“1945年9月12日……你必须顶住，在罗马尼亚问题上不做任何让步……”于是莫洛托夫每走一步，都要和“当家的”商量。任何问题，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没有德鲁日科夫的指示，他也不敢做出决定。

1945年9月15日，莫洛托夫在给德鲁日科夫的密码电报中说：“今晚艾特里邀请我到总理的城外官邸吃饭。出席的有艾特里，贝文（外交部长）和他们的夫人。晚宴和宴会后的谈话均在较轻松的气氛下进行。艾特里，特别是贝文，都提出扩大俄国人和英国人之间非正式接触的建议。他热情提出要苏联足球队员和歌剧——芭蕾舞演员小组到伦敦。如果在这两个问题上我能给他们较为明确的答复，将是件好事。”

但是，没有德鲁日科夫的指示，这位部长就是连派芭蕾舞演员的问题也不能给予较明确的答复。他只好令人费解地沉默不语。

……德鲁日科夫经常在指挥：“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及其它问题上，如果盟国不妥协，你就应让贝恩斯和贝文明白，苏联政府将难以同意和意大利签定和约。”

在外长会议行将结束时，德鲁日科夫命令自己的外长坚决进攻：“……宁愿第一次外长会议不欢而散，也比对贝恩斯作出明显让步为好。美国人力图造成 ‘一切顺利’的假象，我想现在是撕掉这种假象的时候了。”

*蜜月结束

然而莫洛托夫还是不明白自己主子的新想法。他和哈里曼一样，总觉得需要援助。他向斯大林转达西方的建议，并提出相互可能做出的让步，而得到的答复总是大声的“不”字。1945年9月27日，斯大林电告莫洛托夫：“盟国对你施压，想摧毁你的意志，强迫你让步。很明显，你应该表现出坚定不移的精神……可能会议以完全失败而告终，那我们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

莫洛托夫终于开始明白了：及时地理解领袖暗中的愿望是何等重要！这是与他莫洛托夫性命攸关的事。对，德鲁日科夫想要外长会议失败，他再也不打算和盟国齐步走了。和资本家的蜜月到此结束。于是莫洛托夫立即变得冷淡而不妥协。哈里曼估计错了：在1945年，斯大林已不想要盟国的援助了，他甚至渴望和他们分手。这是为什么？原因很多，其中的一个是，想把已占领的整个东欧和巴尔干半岛留给自己。他已不想付出曾经应允过对方的那部分势力范围了。他打算建立一个强大而统一的、足以与西方对抗的社会主义阵营。

现在，外交部长在和盟国打交道时，采用了另一种腔调：老是吵嘴。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问题上，都不让自己受到限制。

在日本扔下了原子弹的美国人，正陶醉于胜利之中。他们失去了中国，但开始考虑未来的日本。“当家的”感到他们想挤走他。于是盟国立即听到了斯大林式的、大声的“不”字。

1945年9月26日，斯大林在给莫洛托夫的密码电报中说：“那些自称是我们盟友的美国人和英国人，不想好好听听我们关于在日本建立监查委员会的意见，我认为这是他们无耻行为的顶峰。”

于是斯大林建议莫洛托夫采用他惯用的手法来改变状况，那就是对盟国进行讹诈：“……我们掌握了关于美国人把手伸向了日本价值10～20亿美元黄金储备的情报，他们还拉英国人做同谋。要把这一点暗示给他们，让他们明白这就是美国人和英国人反对在日本成立监查委员会，不愿意让我们插手日本事务的原因。”

很快哈里曼就交给莫洛托夫一份有关监查委员会的照会：

“1945年9月30日，将成立由盟军总司令为主席的盟国军事委员会。委员会的成员是：苏联、中国、不列颠联合王国。”

尽管美国投了原子弹，但此处的赢家仍然是他斯大林。

*原子弹

波茨坦会议召开之日，正是美国已准备好首次实验20世纪超级武器——原子弹之时。会议期间，幸福的杜鲁门得知“婴儿已经诞生”。斯大林军事机器称霸天下的情况不复存在。

伟大的时刻来临了：杜鲁门庄严地通知斯大林关于超级武器——原子弹的实验情况。现在，独裁者该会作点让步了吧！然而，斯大林对这一通知表现出了惊人的冷淡。杜鲁门感到吃惊：年事已高的大元帅显然没明白新式武器的力量！杜鲁门无法得意洋洋了。

虽然表面上对这个通知表示了冷淡，“当家的”早就很好地了解了这个新诞生的“婴儿”。当天真幼稚的杜鲁门得意地走到他面前想用这一可怕的消息来吓唬他的时候，只不过引起了他的讪笑而已。

这该死的新式武器早就使他不得安宁了！对他的“伟大梦想”来说，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他狂热地参加了核竞赛。他是在落后很多的情况下开始的。但像往常一样，他决定跳跃式的赶上去。

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克格勃的“贝利亚同志特别卷宗”被送到了十月革命档案馆。卷宗是绝密的，其中包括内务人民委员部那位曾有无限权威的领导人所看过的各种表报、报告、总结。在这个卷宗里保存了1946年“关于库 尔恰托夫817号和基科因813号建设情况的检查结果报告”。这是创建苏联“婴儿”的超级机密工程项目。伊戈尔·库尔恰托夫和伊萨克·基科因都是参加制造原子弹的著名苏联物理学家。

那时斯大林把贝利亚主管的部门——有无限权威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分成两个部：国家安全部和内务部。但贝利亚在部长会议副主席的位置上，仍然分管这两个超级机密部门。国家安全部的领导人是贝利亚的老战友，忠实的梅尔库洛夫。但“当家的”不喜欢这样，他让“斯梅尔什”的头目，与贝利亚较为生疏的维克多·阿巴库莫夫代替梅尔库洛夫。 （“斯梅尔什”意为“处死间谍”，是苏联军队中的军事间谍机构，它不仅与间谍作斗争，还负责检查人员在政治上的可靠性，插手对指挥员的任命，在前线以无情地枪毙人而出名）。

“当家的”交给拉夫连季·贝利亚及其领导的保密部门一个新的任务——制造原子弹。不论是莫洛托夫在外交政治事务上，还是贝利亚在原子弹的制造史上，他们都不过是由“当家的”驾驭的干活的马而已。

当斯大林也加入核竞赛时，他手下研制原子弹的人员已落后了很多。还在战前，他的物理学家泽利多维奇、哈里顿、弗廖罗夫和鲁西诺夫在核研究工作方面已取得过成绩。但是不论是他，还是其它领导人，都没有理解这些工作的重要性。那时他们只考虑即将到来的战争所用的武器——坦克、飞机、大炮等，而对使物理学家兴奋不已的“仪表上指针的摆动”毫无兴趣。当泽利多维奇和哈里顿找出了核爆炸的条件并提出对核爆炸威力的估计时，甚至没有人向斯大林汇报。

可是现在，情报机关自伦敦向斯大林报告了使他大吃一惊的消息。情报是由德国理论物理学家富克斯提供的。这位学者是共产党员，他已离开德国而在英国开发核武器的秘密小组工作。当他知道这项工作对苏联保密时，他开始向苏联驻伦敦大使馆传递他所知道的情报。苏联情报机构和他建立了联系。正是此时，“当家的”终于认识到了新武器的威力。于是他想出了一个以最快的速度克服危险落后状况的途径：他把进行核竞赛的任务交给了贝利亚。贝利亚手下的间谍可以获取情报，贝利亚的机构掌握着无限的资源。此外，在属于他的部门的“店铺”——研究所里，有许多优秀的学者。超级保密的部门能保证核武器研究的超级秘密状态。

*优秀的人为理想而给我们工作

此时，又需要以前被解散了的共产国际了，那里有他的人。斯大林的间谍向这些人求助，尽管这些人的朋友和战友曾经死在斯大林的监狱里。间谍们与这些人打交道时，用的是斯大林所允许的方式，他们说：“斯大林上台还会下台，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则是永存的。”

……罗森伯格夫妇、富克斯是斯大林的已被揭发的帮手，意识形态上的帮手。还有多少未被揭发的帮手啊！

我已经写过，苏多鲁拉托夫中将的回忆录是要把人们从真正的秘密引开的虚伪报道。我还时常回忆起另一位将军和侦察员——瓦西里·西特尼科夫。当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正担任全苏版权学会的副主席。这种岗位一般都委任给不再积极活动的克格勃将军。在全苏版权协会里，西特尼科夫保持着自由主义作风，甚至在我又一次被拒绝赴美出席我写的话剧的首场演出时，还帮了我的忙。西特尼科夫是安德罗波夫的人。他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寄予了很大希望。但却成了改革首批牺牲品中的一个。他被迫退休了，因为克格勃的新人中，有人要他的位子。这一时期在他头脑中游荡着报复的思想。正在那时，有一次我在街上遇到他，他拿着一本过期的《外国文学》杂志，我们聊了起来。

西特尼科夫说：“这里刊登了纪实剧本《奥佩海默案件》……不，有意思的不是奥佩海默本人”，他脸上露出了那些“无所不能”的人习惯的微笑，我曾在审判员舍伊宁的脸上看到过这种微笑。他沉默了一会儿后，又说：“贝利亚常说： ‘斯大林同志教导我们：“没有不能收买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只要知道用什么方法去收买就行了。对他们中的大多数可以用金钱收买，若他不为所动，表明你没舍得花钱。倘若钱真的不能打动他，女人可以。若女人也不行，还可用马克思。优秀的人为理想而给我们工作。”’如果我把有关这方面我所知道的都写下来……我想我能写一本书。”

以后我才知道：在我们这次谈话以后不久，他就去世了。

“当家的”从波茨坦回来后，贝利亚向物理学家们传达了他的讲话：斯大林同志说了：“不惜任何代价，要在最短时间内造出原子弹来”。他示意：如果造不出来，学者们就得进劳改营。

1943～1946年，间谍们从美国发回来的情报包括了为生产核武器所必需的、广阔的知识范围。当项目负责人库尔恰托夫听说，他了解得很清楚的炸弹已在美国试验成功，就决定重复这个已被证明是正确的制造路线。库尔恰托夫没敢冒险研究自己的方案，因为“当家的”命令“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于是他选择了模仿美国制造方法的方案。

苏联的第一次原子弹试验于1949年8月29日顺利进行。“当家的”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已于最短期限内赶上了美国。爆炸成功后，他慷慨地奖赏了学者们，并说：“如果我们晚了一年半，我们可能自己已挨炸了。”

此话背后的意思是，很快我们要在别人身上试验了。

现在，局势恢复了：他手里仍然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在原子弹方面他们也扯平了。

此后，斯大林就给学者们以较大的自由，他们也没有让他失望。1951年他们已经造出了威力比原子弹大一倍多的氢弹，其重量却只有原子弹的一半，这在运输上很重要。斯大林在1951年也已考虑运输的问题了。因他那时已准备让自己的国家和全人类实现他的宏伟而血腥的意图。未日审判已为期不远。

*帝国版图有了新疆界

斯大林经常说：“俄罗斯人始终是会打仗的，但不会签订和约。”而他则会，把能弄到的都弄到手。

莫洛托夫回忆说：“战后，一份标明苏联新疆界的地图被送到了斯大林的别墅。斯大林用图钉把它钉在墙上，然后说： ‘咱们来看看，我们都得了些什么……北方一切正常，芬兰对我们是犯有严重罪过的，所以我们把与它之间的国界从列宁格勒向前推了。波罗的海沿岸自古以来就是俄罗斯的土地，现在重归我们所有。咱们的白俄罗斯人现在都集中了，乌克兰人、摩尔达维亚人也集中住在一起了。这样，我们的西边一切正常。’然后斯大林转向东方的边界： ‘我们这里的情况如何？千岛群岛归我们了，萨哈林岛也全属于我们了……看吧，这有多么好，旅顺港是我们的！’他用烟斗在中国一带画了一圈， ‘中国、蒙古———切正常。’……”

现在，帝国扩大了的边界四周都是顺从的卫星国。不过还剩下了芬兰。关于芬兰，斯大林说：“交战时，它站在德国一边，犯了很大的错误。”现在，他的侦探几乎是公开地在芬兰捉拿革命后在芬兰受到庇护的俄国流亡者，并把他们送回莫斯科。而芬兰人则应视而不见。这样的芬兰目前还令他满意。

“但是我完全不满意这里的边界。”他对莫洛托夫说，用手指向高加索以南，“达达尼尔海峡……我们对土耳其也有领土要求……还有利比亚……”

他的外交部长此时肯定凉了半截：“当家的”在谈论重新划分世界。但莫洛托夫并不是为世界和人类而惊慌。他只不过是想起了1937年：为了准备二次世界大战，“当家的”当时制造了恐怖。现在他又在谈战争了，是不是又意味着将有新的镇压？大量的流血？

外交部长要为自己担忧了。

第十七章 恐怖气氛卷土重来

*邱吉尔帮了忙

斯大林需要和西方完全吵翻。他需要有敌人！苏维埃国家要有新的危险。这样他好结束在东欧国家中玩的民主游戏，并在国内拧紧螺丝。

邱吉尔来帮忙了。1946年他在富尔敦发表了著名的讲话，呼吁西方挥舞拳头，因为斯大林不理解弱者……苏维埃国家不仅控制了整个东欧，还要控制中欧。

虽然杜鲁门和艾特里竭力与邱吉尔的讲话划清界线，但已经晚了。“当家的”现在已经有可能宣布：我们又受到了侵略的威胁。于是，他所希望的互相咒骂和争吵——“冷战”开始了。报纸、电台刊登和播放了大量关于帝国主义威胁和新战争贩子的文章和讲话。

*社会主义军事阵营

手被松开了，从1946到1948年斯大林公开而不顾一切地建立了“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它包括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到处他都安排共产党人当统治者。

斯大林创建了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共产国际的合法继承者，管理“社会主义阵营”的杠杆。这是经常召开的各国共产党会议。这里是他在指挥：制定总的政策。在这里，西方各国的共产党从他那里获得经费和指令。阵营内部的任何事情都只能听从他的指示，不能有任何独立自主。“当家的”监视着一切，任何背着他决定问题的尝试，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不过也有不灵的时候。斯大林发现，铁托，忠实的铁托在搞阴谋：没和他商量就想吞并阿尔巴尼亚；没通知他，铁托就和被他派去统治保加利亚的季米特洛夫签订了互助安全条约。其后铁托又竟然建议和保加利亚组成邦联，甚至还想把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希腊也包括进去。他立刻意识到在他的牧群里出现了害群之马，要把他的马群带走。他大发雷霆。结果是在《真理报》上出现了一系列严厉的文章。他要召见季米特洛夫和铁托，但是对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的下场记忆犹新的铁托，只派了他的战友代表自己。

1948年寒冷的2月，“当家的”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这两个代表团。他对季米特洛夫大声喊叫：“您像共青团员那样冒进……您和南斯拉夫干的事，一点也不告诉我们。”

南斯拉夫的卡德尔想缓和一下，他说：“咱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分歧。”他听到的是斯大林一长串盛怒的回答：“胡说，分歧不但有，而且很深。你们最好别再串连。你们的问题是原则问题，不是错误！”

会上通过了关于今后经常交换意见的决议。

斯大林决定甩掉铁托。他明白：一只坏羊会毁掉整个羊群。现在他需要把铁托当做敌人，就像过去对托洛茨基那样，以便惩罚和铁托有联系的人，以便在诅咒铁托的同时，将服从者的阵营凝聚起来，并重新使大家感到恐惧。

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一致猛烈抨击南斯拉夫。铁托和他的国家被赶出了社会主义阵营。但斯大林获得了伟大的中国来代替小小的南斯拉夫。1949年10月，毛的军队占领了北京。建立了伟大的东方共产主义强国。很快在中国军队的帮助下，建立了共产主义的北朝鲜。斯大林稳固地在亚洲站住了脚跟。

在本世纪中期由斯大林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阵营，现在有无穷的人力资源。“伟大的梦想”快要实现了。然而，首先要使国内充满恐惧气氛。

*为血腥的未来做准备

是的，莫洛托夫没有想错。斯大林为这个国家准备了前所未见的考验。

还在战争期间，就已令斯大林感到担忧了：军事统帅们已经习惯于为所欲为，他们尝够了荣誉的滋味。当战争还在苏联领土上进行的时候，他已经在考虑，在准备如何制服他们了。1943年，当时的反间谍机构“处死间谍”的负责人阿巴库莫夫，就接到了记录元帅和将军们电话谈话的指示。这些记录的卷宗在克格勃的档案馆中被发现。战后，电话被记录得更加频繁了。下面是战后一年半时记录下的一个电话谈话片段，即戈尔多夫上将（苏联英雄，1942年夏天曾任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员，1946年被派到伏尔加军区当司令员）与他的参谋长雷巴利琴科少将的谈话。

1946年12月28日，军用装备记录了戈尔多夫和雷巴利琴科的如下对话：

雷：“看看，生活成了什么样子，还不如死了好……人人都对生活不满意，大家都在公开讲。在火车里，地铁里，到处公开讲。”

戈：“咳，现在干什么都得靠行贿和拍马。而我一下子就亏了，就因为我不会拍马。”

雷：“……可是朱可夫屈服了，还在供职。”（不久以前还检阅胜利阅兵式的，战胜了德国的朱可夫，被悄悄的流放到一个省军区当司令员去了。）

戈：“形式上是在供职，可精神上不愉快。”

1946年12月31日，侦察机构录下了戈尔多夫和他的妻子塔季扬娜之间的谈话：

戈：“……干嘛我要去找斯大林，去求他，在他面前低声下气。”（然后他用带侮辱性的和下流的话骂了斯大林同志。）

塔：“我相信他只能再干上一年……”

戈：“……我不愿看见他，也不愿和他在一起呼吸同一处的空气，可你还捅我，说什么：去找斯大林吧。到处是严刑拷打，人们就这样死去。咳，如果你知道点什么就好了……你以为只有我一个人这样，完全不是一个人，远远不是一个人。”

塔：“以前，有自己信念的人可以转入地下干点什么……现在什么也不能干。像朱可夫那样的人，精神都给摧毁了。”

戈：“……让朱可夫再干一两年，然后他也完蛋……”

这已经不是凭空捏造了。戈尔多夫，他的妻子和雷巴利琴科于 1947年12月被捕，以后均被枪毙。但“当家的”记住了那句话：“你以为只有我一个人这样，完全不是一个人，远远不是一个人。”

还有几个“爱说话的”军人也被枪毙了。他们之中有从元帅贬到将军的库利克。

在所有军人的反叛谈话中，都提到了格奥尔吉·朱可夫。斯大林明白，只要朱可夫享有自由，军人们潜伏的反对派中心就会存在。但他需要大的诱饵，才能捕到这样的鳄鱼。他下命令要捕到它。1946年，在4月的一个夜晚，苏联空军司令、空军元帅诺维科夫在自己家门口被人拦住，塞入汽车……以后就像元帅自己写的那样：“被送到一个房间，扯下了元帅服和肩章，发了破烂的裤子和衬衫。”过去戴高乐听到的玩笑话成了现实。与此同时，还逮捕了航空工业的所有领导人。

阿巴库莫夫立即熟练地进行审讯，很快就迫使了昨天的部队英雄诋毁自己，承认生产明明知道不合格的飞机，从而使一些飞行员牺牲了。

但主要的是，他们提供了不利于朱可夫的材料……

在此期间，阿巴库莫夫的审判员们继续不知疲倦地收集材料，以反对昨天的英雄。

1948年9月18日逮捕了弗拉基米尔·克留科夫中将和他的妻子——苏联最受欢迎的歌唱家利季姬·鲁斯拉诺娃。

鲁斯拉诺娃的名字是与战争和胜利联系在一起的。她被称为“前线道路上的夜莺”。在前线和医院里，在伤员和将死的战士中间，她为他们唱俄罗斯民歌。1945年5月鲁斯拉诺娃在战败的柏林举行了最后一次，也是最出名的一次火线演出。演唱会就在还冒着烟的议会大厦废墟上进行。报纸刊出了照片：在弹痕累累的圆柱旁，在喜洋洋的胜利者包围下，鲁斯拉诺娃在演唱……

她还有浪漫的火线爱情：在前线，她嫁给了勇敢无畏的哥萨克军团指挥官——克留科夫将军。

克留科夫和朱可夫比较接近。在1945年5月，鲁斯拉诺娃和克留科夫是朱可夫元帅家中庆祝胜利宴会上的常客……

克留科夫被捕后的审讯纪录保存下来了。审判员提出的主要问题有：

“您能否谈谈朱可夫的反党、反政府言论？”

“您能否再举出朱可夫带有敌意的和挑衅性言论的例子？”

于是克留科夫将军谈了，也举了例。但朱可夫本人的话不多，而立案需要他的罪行事实。从卷宗中的案件材料看，克留科夫将军曾用缴获的四辆汽车从被战胜的德国运出了古老的地毯和织花壁毯、许多古老的珍贵餐具、家具、皮毛和名画。当时，在胜利的时刻，“当家的”曾鼓励这么做，预先想到以后会怎样。

现在，是“秋后算帐”的时候了。

审判员：“你们越走越远，实际上已成了抢劫犯和掠夺者，朱可夫在知道这些东西的来路后，还接受你们的礼物，是不是可以认为他也是抢劫犯和掠夺者呢？”

克留科夫：“朱可夫……我给他送去了贵重的衣料、地毯、餐具，还有其它许多东西。我也给不少的将军送了礼物。”

审判员：“在什么情况下，鲁斯拉诺娃给朱可夫的妻子送上了她在德国据为己有的钻石别针？”

克留科夫：“1945年6月，庆祝胜利阅兵式的第二天，朱可夫在莫斯科郊区的别墅中举行了宴会。鲁斯拉诺娃举杯为忠实的妻子们祝酒，赞扬了朱可夫夫人，还说： ‘政府没想到要给女战友们颁发勋章。’于是就送上了别针。”

审判员愤怒地说：“你们俩个知道他喜欢别人奉承，所以在他面前阿谀奉承，你们还称他为 ‘常胜将军格奥尔吉！’”。

战后斯大林（短期内）撤销了死刑。克留科夫将军被判劳改营服役25年，全国热爱的鲁斯拉诺娃被判了10年。

这都是为将来做准备的材料。看来，斯大林把在军队中进行30年代式的大清洗留到了他计划的最后。军事领导人当时还比较团结一致，逮捕朱可夫还为时尚早。当时的苏联尚未充满恐怖气氛。

*我们要好好管教你们

像以前一样，斯大林制造恐怖气氛从知识分子开始。

他是按照在恐怖时期被证明行之有效的计划行动的。

知识分子从前线带回了“个人的想法”。一位诗人当时写道：“祖国的烟雾啊，你不是我们所希望的样子，同志们等待的可不是这样的你。”他们竟敢等待变化！战时与死神为伍，还有和盟友们短暂的友谊，产生出了对意识形态的嘲弄态度。

从1946年起，斯大林又开始进行他所喜爱的意识形态进攻。

斯大林下令给他放映爱森施坦刚完成的关于伊凡雷帝的影片下集。他已宣布过该片的上集是艺术精品，并给影片颁发了斯大林奖金。

爱森施坦当时正躺在医院里，斯大林和电影界领导人博利沙科夫一起观看了这部有关他所喜爱的英雄的影片。后来一位目击者说：“傅利沙科夫回来时，变得难以认出了：他的右眼奇怪地紧闭着，满脸红斑。由于过度紧张，整天他都不能和别人说话。”

“当家的”称该部影片的下集是“一场恶梦”并在和博利沙科夫告别时对他说：“战争期间，我们的手不够长，现在我们可要好好管教你们了。”

于是开始管教了。通过了著名的有关文学的决定：“关于《星》和《列宁格勒》杂志”。选了两位名人开刀：一位是还在沙皇俄国就已出名的安娜·阿赫玛托娃，另一位是著名的苏联讽刺作家米哈伊尔·左琴科。斯大林早就注意左琴科了。正如他女儿所写的：“他有时一边给我们朗读左琴科……一边还说：这里左琴科同志大概想起了国家保安部，所以改变了结局。”斯大林很欣赏幽默。

康斯坦丁·西蒙诺夫曾指出：“选择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是与……他们在列宁格勒发言所获得的那种令人眩晕的 （还带点示威性的）胜利有关，当时他们表现了知识分子示威性的抗议。”

于是在列宁格勒召集了知识分子的会议，由斯大林的战友，留着小胡子的矮个子日丹诺夫讲话。他在讲话中把年迈的伟大女诗人阿赫玛托娃称做“荡妇”，辱骂了左琴科，还提出了令与会者心惊胆战的问题：“为什么他们直到现在还能在神圣的列宁格勒的花园和公园里走来走去？”

但是，“当家的”决定不碰他们，暂时不碰。帕夫连科告诉我父亲说：“斯大林本人不让碰阿赫玛托娃。诗人 ‘索索’曾经喜爱她的诗。”这是他的秘密警察有意散布出来的说法。在准备大流血时，他并没有忘记有时也需要宽大。

各种形式的艺术均被仔细地加以破坏：剧院的节目，电影，很快轮到了音乐。1947年2月，在一项专门的决议中，西方所喜爱的两位主要音乐家——普罗科菲耶夫和肖斯塔科维奇遭到了无情的鞭笞。

大家都害怕地等待着以后会怎么样。普罗科菲耶夫把自己关在别墅的书房里，焚烧他喜爱的纳博科夫的书以及整套的《美国》杂志。

但是，“当家的”也没有碰音乐家们，暂时不碰，但警告了一下。普罗科菲耶夫当时和年青的妻子住在别墅里。他的前妻，意大利女歌唱家莉娜和她的两个儿子住在莫斯科。2月底，两个儿子来到了他的别墅。普罗科菲耶夫全都明白了：他和儿子们走到了街上，在街上儿子们告诉他莉娜被逮捕了。普罗科菲耶夫吓坏了，永远地吓坏了。在决议发表以后，他很快地写了忏悔信。信公开发表了，并在莫斯科作曲家和音乐家的全体大会上被大声宣读。会上大家“和全体苏联人民一起，热情欢迎党中央的决议。”

普罗科菲耶夫的儿子斯维亚托斯拉夫说：“从此以后，父亲得了头疼和高血压病，他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眼神里带着悲伤和绝望。”

此时，普罗科菲耶夫的前妻——意大利歌唱家在劳改营里正用小车拉泔水桶。曾和她一起在劳改营中服刑的女作家叶夫根尼亚·塔拉图塔回忆说：“有时她扔掉小车，站在泔水桶旁，兴高采烈地和我们谈起巴黎……”

莉娜活过了斯大林和普罗科菲耶夫。后来，她从劳改营被放了回来，直到1991年才去世。

肖斯塔可维奇也试着要活下去。他为最意识形态化的苏联电影《易北河会师》、《攻克柏林》、《难忘的1919年》等影片配乐。他写了名为《1905年》和《1917年》的交响乐——描写革命的交响乐。在斯大林死后，他提出了入党申请：“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我更加感到需要加入共产党的队伍。我在创作中都是以令人鼓舞的党的指示做为指针的……”

本世纪最伟大的作曲家就是这样写的。他也被吓坏了，永远地被吓坏了。

爱森施坦康复后，“当家的”把他召到克里姆林宫，同他及演员切尔卡索夫谈了整整两个小时。他们从克里姆林宫回来后，记者阿加波夫立刻以崇敬的心情记下了这次谈话。下面是“当家的”谈到的一些论断：“伊凡雷帝的错误之一是他没有把五大封建家族的人全都杀死。如果他把他们全消灭了……也就不会出现 ‘混乱时代’了……

“伊凡雷帝的英明在于他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不让外国人进入本国……

“在影片中，你们把禁卫兵（伊凡雷帝时代的“契卡”）描写得像三K党，而禁卫兵是进步的军队。”

那次谈话是善意的。而最令人惊奇的是，斯大林允许修改这部被他狠狠骂过的影片。并且要他们不要匆忙，要做彻底的修改。

爱森施坦当然全明白了。领袖需要他的影片是为了未来：在对外国人封闭得死死的、不幸的俄罗斯，“当家的”要和“进步的禁卫兵”一起，把所有可能造反的家族赶尽杀绝。而他的影片要对此大加颂扬。

爱森施坦很快就去世了，他死于次年，即1948年。

所有关于艺术的决议，都印成了小册子出版。全国都在政治学习小组中学习它们。

斯大林又把“惊恐和缄默”奖给了知识分子。

*苏联的卡夫卡式人物

在意识形态暴行的背景下，已开始了逮捕。大师们的亲属被带走，为的是让逮捕造成轰动，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让所有的人都感到害怕。

海运人民委员部长彼得·希尔绍夫有许多称号：科学院院士、北极探险的著名参加者、苏联英雄。他的妻子是30岁的美人、演员热尼姬·加尔库沙。他们热烈地相爱着。1946年热尼姬被捕。尽管希尔绍夫有着那么多的称号，然而没人告诉他，为什么他的妻子被捕。

他们的女儿玛琳娜保留了希尔绍夫的日记：“我还是要写……因为没有力气再忍受这可怕的灾难了。这个星期六过去了，夜里4点钟，我在人民委员部中再也想不出还有什么工作可作，只好回家，虽然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不能入睡。我拼命地挺着，让自己工作13～14个小时，可以后又怎样呢？我怎么办呢？只剩下了我一个人，我又如何能逃避自己呢？热尼姬，我可怜的热尼姬……就像现在，那也是个星期天，你低声对我说： ‘希尔诗，我们很快就会再有一个玛琳娜，但这次最好是男孩！’……后来你又说： ‘我们双双到南方去多好……’当我们从阳台上站起来时，天已全黑了。你走开前，偎倚着我，说： ‘希尔诗！如果你知道，我和你在一起有多好。’这样送走了最后一天。

“早晨一上班，我像往常一样忙碌：电话铃声，公文、密码电报。晚上7点钟，传唤了我，我才知道热尼娅被捕了。……他们在河边等候她，她像往常那样快活，脸上带着笑容，她只穿了一件薄薄的，夏天的连衣裙。她像往常那样活跃地，高高兴兴地坐进了汽车，在几个陌生的，怀有敌意的人中间。

“过去，在极地的暴风雪之夜，在冰上的帐篷里，我曾一边听着风的呼啸，一边幻想着伟大的爱情。我一直相信并等待着……现在终于等到了，我这白发的笨蛋，40多岁了，还保持着男孩子般的幼稚。听吧！听风在监狱的铁窗上呼啸，听风在关着你可怜的热尼娅的棚顶上哀号……到天亮就整整3个月了……我一直还没有放弃希望，希望会出现奇迹。我还不愿向自己承认现实，还一直在等，等热尼娅回来……多少次，听到电话铃声我的心就紧缩起来，想：这是热尼娅，热尼娅从家里打来的电话！她被放出来了……多少次夜里回家，我小心翼翼地走进卧室，心里想：会不会突然出现奇迹？她会不会已经回到了家里，而没有人告诉我？整整3个月，我拼命打听她的下落，打听她的命运如何，但是每次都碰在沉默的墙壁上：谁也不告诉我，看来永远也不会告诉我。

“我为什么要写下这些？不知道。以后我的日子还长……我撑着……玛琳卡，我应当为你的母亲，为你活着。但愿你一辈子也不知道：强忍着，不去希望有好的结局，需要忍受多么大的痛苦……但愿你永远也不知道：把手从大衣口袋里的手枪上移开是多么困难，那枪在口袋里已放得发烫了……”

热尼娅·加尔库沙被送到了金矿，让她用溴仿对黄金做最后的清洗。这是有害健康的工作，一般不叫妇女干。她死在劳改营中，去世时年仅33岁。希尔绍夫仍像往常一样，天天去上班。他不只一次在会议上见到了“当家的”，但像一般共产党员和奴隶一样，他沉默不语。他始终不知道，为什么逮捕了他的妻子。后来他患了癌症，于1953年辞世。

斯大林也没有放过劫后余生的阿利卢耶夫家族的残余成员。

他和他们很久没有见面了，他们完全属于已被遗忘了的另外一种生活。现在他们应为重建恐怖气氛服务。贝利亚明白了这一点，他很快就向斯大林报告：帕维尔·阿利卢耶夫的妻子热尼娅 （斯大林曾经很喜欢她）散布流言说：帕维尔·阿利卢耶夫是被毒死的。斯大林本来就因为热尼娅轻巧地欺骗了他，匆匆出嫁而不肯宽恕她。现在贝利亚奉命行动了。很快就出现了相反的流言：帕维尔确实是被毒死的，但毒害他的是他的妻子，因为她和另一个男人相好而想甩掉帕维尔。

1945年12月1日，斯韦特兰娜在给斯大林的信中说：“爸爸，关于热尼娅你有这种怀疑，只是因为她太快地又出嫁了。她自己曾经告诉我一点关于她匆忙出嫁的原因。你到我这儿来时，我一定告诉你……你想想看，他们不是也向你说了许多关于我的坏话吗？”

但是，爸爸已经行动了。

热尼娅·阿利卢耶娃的女儿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回忆说：“这事发生在1947年12月10日。那时我刚从戏剧学校毕业，生活十分美好。一天，门铃响了，我开了门。门口站着两个人，他们问： ‘能见叶夫根尼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么？’我喊妈妈说：‘妈妈，有两位公民找你！’然后就回自己的房间去了。过了不久，我听见妈妈在走廊上一边走，一边大声说：‘就是蹲监狱、要饭，也要挺住！’我听见就跑了出来。妈妈在我的脸上很快地亲了一下，就走出去了。后来，在斯大林死后，妈妈被放回来时，我问她：当时为什么走得那么快？她回答说： ‘我明白：我完了。我想从8层楼跳下去，不然他们在那里也会折磨死我。’ （她对“和善的”约瑟夫有很好的了解。）可当时他们抓住了她，带走了。过了一些时候，一天夜里门铃又响了。进来两个穿制服的人，对我说：‘穿好衣服，再带上点暖和的衣物和25卢布，以备万一……’这是妈妈被捕一个月以后的事……安娜·谢尔盖耶夫娜也被捕入狱了，罪名同样是参与了反斯大林的密谋。她出狱时已神经失常，经常有幻听。“

1948年，斯大林又把20岁的焦尼克·斯瓦尼泽送去流放，那是被他枪毙了的朋友的儿子。

斯大林向自己的女儿斯韦特兰娜解释这一切时，说得简单明了，但却很实在：“他们知道的太多了，说的也太多了。而这是对敌人有利的。”

全莫斯科的人都对大逮捕感到万分惊恐：难道1937年又来了么？

*1937年确实又来临了

斯大林已对司令部开火：开始消灭战友们了。两位重要人物——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已不复存在。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这两个人是由于战友们之间的派别斗争而倒台的：阴险的贝利亚和机智多谋的马林科夫结成一伙，去反对权势极大的，斯大林所宠爱的日丹诺夫及其帮手——年轻的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在日丹诺夫死后，他们利用斯大林那种病态的多疑，很顺利地除掉了这两个人。但是这种看法反映了对几个当事人的不够了解。

斯大林的战友们都是些什么人物呢？他所宠爱的无所不能的日丹诺夫，实际上是个可怜巴巴的心脏病患者，无法挽救的酒鬼，卑躬屈膝的奴才，斯大林经常向他发泄自己的恶劣心情。贝利亚算得上足智多谋么？好一个足智多谋的人，还是秘密警察的头子！却在斯大林死后的100天里没有察觉反对他本人的第一个密谋。如果他也算是个足智多谋的人物，那也只是在猜测“当家的”意图方面——即在制造斯大林所要的“密谋者”冤案方面。贝利亚和他们所有的人一样，只不过是一匹干活儿的马，如此而已。还有马林科夫（他的同事们叫他“肥胖、呆板而又残酷的癞蛤蟆”），也是在领袖死后不久就完蛋了。所有他们都像偏执狂患者似的害怕“当家的”，并且一直遵照他的意愿办事：没有半点独立性。只要看一看斯大林的所谓的“特殊笔记本”就够了，那里面记载着贝利亚呈送来的有关首都各种事件的报告——从讨论小剧院上演的剧目到外国人参观高层建筑等问题，一切都要向他报告，由他阅读，受他监控。这就是“当家的”。

只要表现出极微小的独立性，那就要遭殃。1951年，赫鲁晓夫大胆地表现了主动性：他提出了扩大集体农庄规模的主张，立即受到了严厉的呵斥。赫鲁晓夫不得不可怜巴巴地、像个小学生似的写信悔过：“亲爱的斯大林同志，您完全正确地指出了我所犯的错误……我请求您，斯大林同志，帮助我改正严重的错误，并尽可能地缩小我那不正确的言论所带给党的损失。”沃兹涅先斯基企图独立解决问题，因此却送了自己的命……不，斯大林的战友当中没有谁敢于不征得他的同意去做任何一件事。他选择的就是微不足道的人，为的是他自身的安全。因此，设想他们会搞什么独立的阴谋是可笑的。不，那是他自己把他们分成不同的派别，然后让他们去彼此争斗的。克里姆林宫中所有的派别背后，都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当家的”。

所以，在全国开始搞清洗时，他首先要打击战友们。他们让他感到疲倦了，他们让他感到厌烦了。他们了解了太多的机密，他们也都太老了。为了实现“伟大的梦想”，他需要新的，听话的，年轻的干部。一些领导人的轰然倒台，还应有助于那同一个目的——重新制造恐怖气氛。

*信 号

战后，斯大林有了一个心爱的话题：他越来越爱谈论自己老了。战友们的任务，当然，在于证明并非如此。曾经拜访过斯大林的南斯拉夫领导人之一波波维奇讲述：“一天夜里，斯大林把我们带到了近郊别墅……一个不声不响的女人，一句话都不说地用银餐具送来了晚餐。席间推杯换盏，过了一个小时。然后斯大林打开了唱机，在音乐声中跳起舞来。此时莫洛托夫和战友们高呼：‘斯大林同志，您可真结实呀！’然而斯大林的心情却突然变了，他说： ‘不，我活不了多久啦！’战友们赶忙喊：‘您还要活很长时间呢，我们需要您！’然而斯大林摇头说： ‘生理规律不可抗拒。’这时斯大林看了看莫洛托夫，又说：‘可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还会活着。’”

我可以想像得出，莫洛托夫是怎样地吓出了一身冷汗。

斯大林似乎不只一次地说过此话。莫洛托夫在垂暮之年曾对诗人丘耶夫说：“战后斯大林曾打算退休。有一次在餐桌上说：‘让维亚切斯拉夫来干吧，他要年轻一些。’”莫洛托夫没有说他是怎样回答的，但不难想像，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当时一定是拼命地反对，而且，肯定吓得够呛，心想：快了！

果然，“当家的”很快就开始行动了。

*炮打司令部

行动是从挑衅开始的。在总统档案馆中，我读到了一封“当家的”给莫洛托夫的电报：“1946年9月14日，院士们都请求，希望你不要拒绝当选科学院名誉院士。我请你答应。德鲁日科夫。”

莫洛托夫从纽约往科学院发了一封礼节性电报：“我表示深深的谢意……你们的莫洛托夫。”

立刻，他就收到了斯大林一封极为愤怒的密码电报：“我对你的电报表示惊讶。难道你真的为当选名誉院士而兴高采烈？你署名‘你们的莫洛托夫’是什么意思？我觉得，你做为高级国务活动家，应该关心自己的体面。”

莫洛托夫明白了：真的开始了。他赶忙表示忏悔：“我的确犯了愚蠢的错误……感谢您来电指正。”

莫洛托夫了解“当家的”习性：这仅仅是开始。现在斯大林要找一切借口来整他了。

“1948年10月21日。莫洛托夫所提出的对德国宪法草案的修正意见是不正确的，只能使该宪法恶化……斯大林。”

“石头屈股”下的椅子动摇了，越来越不稳了。然而，在整治莫洛托夫的同时，斯大林更多的提拔沃兹涅先斯基。

米高扬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1948年，斯大林在里察湖曾说，他已经老了，开始考虑接班人的问题。他想让沃兹涅先斯基当部长会议主席，而总书记的职位交给库兹涅佐夫。”

我想，老练的莫格托夫听到这个消息后，一定轻松地出了一口气：信号是对别人发出的。也许，“当家的”决定去猎取新的猎物？

战争期间，政治局委员、年轻的沃兹涅先斯基提升了。这位有才干的经济学家成了斯大林在部长会议主席岗位上的第一副手。常与沃兹涅先斯基一起工作的还有另外一位年轻人——党中央书记库兹涅佐夫。这库兹涅佐夫颇有些像基洛夫：有魅力、诚实、肯干。而且，过去也是列宁格勒共产党人的领袖。

“当家的”把他调到莫斯科来做中央书记，使他成了党内的第二号人物，而且还让他指导贝利亚主管的两个部门——国家安全部和内务部。与其他战友们不同的是，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是有能力独立解决问题的高级干部。这样的人物在战时是很需要的，可现在战争结束了。他们俩人到底也没明白这一点。

看，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没有向“当家的”请示，竟然擅自决定在列宁格勒组织一次集市贸易。集市是小事，重要的是原则。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显然夺了大权。斯大林于是决定把第一记血腥的打击瞄准这二人。

贝利亚和马林科夫立刻就体会到了“当家的”的心情。贝利亚渴望扑咬库兹涅佐夫，这人居然指导他贝利亚所主管的两个部门。猎犬已挣脱绳索：他们越来越多地公开反对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

在“当家的”任命阿巴库莫夫为国家安全部长时，库兹涅佐夫曾做过热情洋溢的发言。可他当时却完全不知道，他负责指导的这个部已从“当家的” 那里得到了有关整他本人的命令。后来，阿巴库莫夫曾作证说：“有关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案件的起诉书，是从上级传达下来的。”

是的，关于审理沃兹涅先斯基、库兹涅佐夫和列宁格勒领导人案件的命令，是“当家的”亲自下达的。

事情是从一个毫无意义的玩笑词“指导上司”开始的。列宁格勒人库兹涅佐夫，在当时被认为是指导该城事务的“上司”。列宁格勒的党员们因此也称沃兹涅先斯基为“上司”。1949年1月10日至20日，在列宁格勒举行了全俄批发集市。这事一下子就闹大了。马林科夫对库兹涅佐夫和列宁格勒的领导人提出了指责，说他们向列宁格勒献媚，不通过党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就在那里组织集市。政治局很快就通过了一项决议，责备库兹涅佐夫蛊惑人心，讨好列宁格勒的党组织，贬低党中央，企图把该城与中央隔离开来。

为了这些胡说八道，昨天还权势很大的中央书记丢掉了所有的职务。对沃兹涅先斯基，则给予了警告处分。

然而这些“胡说八道”，这些可笑的指责对于成千上万的党的工作者来说，却是一个威严的警告。因为这背后的语言是：开始了！人们清楚地记起了整季诺维也夫组织时的情景。大家都做好了思想准备，事实也证明这些准备不是徒然的。“当家的”已踏上了战争之路。

在编造沃兹涅先斯基—库兹涅佐夫案件的同时，斯大林继续整莫洛托夫。莫洛托夫是苏联过去对外政策的象征，是与西方结盟的象征。他的垮台表明：与西方的友谊永远地结束了。除此以外，也应该有人对与希特勒结盟负责。而且，莫洛托夫的老婆还是一个犹太人。在自己新的棋局中，斯大林让犹太人占一个极为重要的位置。

他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着手，这个委员会是与美国紧密联系的象征。还在1946年的10月，国家安全部就已炮制了一份秘密报告，题为：《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某些成员的民族主义表现》。其中说：该委员会“忘记了阶级原则，与资产阶级活动家搞国际联系……夸大犹太人对苏联成就所做出的贡献，这就是民族主义的表现。”

斯大林下令：把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案件搞清楚。然而，名声很大的米霍埃尔斯是个障碍。战后，此人头上的光环是太大了。

*米霍埃尔斯之死的秘密

关于米霍埃尔斯的死，有着无数的传说。1953年，斯大林刚一死，贝利亚为了和“当家的”的所做所为划清界线，就开始揭发一些“违反法制”的事件。

然而只是到了不久以前，即过了40年之后，我们才得以见到有关的文件。

在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信中，贝利亚写道：“在检查有关米霍埃尔斯的材料过程中发现，1948年2月在明斯克……据国家安全部长阿巴库莫夫的命令，完成了肉体消灭米霍埃尔斯的非法行动。因此，在苏联内务部审讯了阿巴库莫夫……阿巴库莫夫作证说：1948年，斯大林交付我一项紧急任务：尽快组织消灭米霍埃尔斯的行动，将此事委托给专门人员，当时我得知，米霍埃尔斯和他的一位朋友 （姓名我不记得了）一起到了明斯克。当我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斯大林时，他指示：就在明斯克干掉他。在米霍埃尔斯被害后，把情况向斯大林报告时，他高度评价了此次行动，并下令给有关人员授勋。后来也的确这样做了。

“曾制定了几种杀害米霍埃尔斯的方案……后来做了如下决定：通过奸细邀请米霍埃尔斯在晚上去做客，派车到他所住的旅馆去接他，把他拉到白俄罗斯国家安全部长察纳夫的郊外别墅中干掉他，然后把尸体运往一条极少行人的荒凉街道，抛尸在附近一条通向旅馆的小路上，再开货车压过尸体。后来就是按照这个方案行动的。为了保密，把陪同米霍埃尔斯前去“做客”的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戈卢博夫也干掉了。”

“当家的”对一切都要亲自过问，对消灭米霍埃尔斯的事也是如此。

不过当时，在1948年1月，他决定行动仅限于米霍埃尔斯，而把镇压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计划暂时放在一边。因为当时“当家的”正以极大的兴趣注视着创建以色列国的过程。

很多从俄罗斯出去的人参加了建立以色列国的工作，其中还有不少过去共产国际的人。那时，“当家的”已对阿拉伯人的民族主义感到失望，因为他们一会儿跟着法西斯制度走，一会儿又跟着大不列颠走。所以他打算下一个新的赌注。1947年5月，苏联代表葛罗米柯在联合国大会上就已对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自己的国家表示完全的支持，这使苏联犹太人欣喜若狂。

斯大林企图通过建立一个受苏联影响的以色列，在中东与英国人对抗，并使美国人不能染指该地区。他想让以色列成为他在中东的前哨阵地。

因此，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得以继续生存，虽然已经没有了米霍埃尔斯。为米霍埃尔斯举办了隆重的葬礼。

1948年9月3日，新建国家以色列的大使戈尔达·梅耶隆重抵达苏联。

由阿巴库莫夫领导的国家安全部，观察着本国犹太人对以色列国首任大使的到来有什么反应，搜集着材料，以备将来不时之需。

*“我们的戈尔达”

以色列大使戈尔达·梅耶到达莫斯科的那天，正是为斯大林的忠实战友安德烈·日丹诺夫举行葬礼之日。

数百万人走上莫斯科街头与死者告别，使戈尔达深感惊讶。当时她还不知道，这种悲痛，正像斯大林国家内的一切事务一样，是有组织地搞起来的。

对戈尔达的接待相当热烈，不过……不过伊利亚·爱伦堡受命写了一篇文章，其中说：以色列国与苏联犹太人毫无关系，因为我们这里没有排犹主义，没有犹太人问题。我们没有“犹太人”这个概念，我们只有“苏维埃人”。以色列只对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犹太人有意义，因为那些国家中反犹太人的风气盛行。

爱伦堡在其发表于《真理报》的文章中就是这样写的。

但是犹太人并没有理解这一严峻的警告。他们只知道：伟大的斯大林支持了以色列国的建立，而莫洛托夫接待了“我们的戈尔达”。战后轻浮的自由思想尚未烟消云散。

犹太新年之际，戈尔达·梅耶前往犹太教堂，约有5万人之多的空前庞大人群也聚集在那里。其中有红军的官兵，有老人、孩子，还有被父母高高举起的婴儿。

“我们的戈尔达，祝你健康，新年快乐！”

后来戈尔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如此博大的，爱的海洋向我迎面扑来，使我感到呼吸困难，几乎晕了过去……”

她对人群说：“谢谢你们，因为你们仍然是犹太人。”而此话在斯大林的国度中是极其危险的。

在外交部举行的宴会上，莫洛托夫的妻子波琳娜走到戈尔达身边，用犹太语和她搭话。

“您是犹太人？”戈尔达吃惊地问。

“我是犹太人民的女儿，”波琳娜用犹太语回答。

很可能，这是讨好戈尔达的计划中的一个部分。像往常一样，一切都是由“当家的”安排好了的：爱伦堡的文章是给老百姓看的，但是……但是不能忘记要对以色列表示友好。

不过，斯大林很快就明白了：忘恩负义的以色列明显地倒向美国。于是，他按照早就策划好了的意图开始行动了。

*犹太牌

1949年初，斯大林展开了“反对没有爱国之心的世界主义者”的群众运动。过去所谴责的那些“崇洋媚外者”，现在被称为“世界主义者”了。同时宣布：这些“夸外国好”的人，实际上是在秘密宣传“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这个运动很快便发展到了疯狂的程度。在各学科领域中，御用历史学家们都发现了俄国学者们的领先地位，不过这种领先地位被奸滑的外国人所窃取罢了。蒸汽机的发明者原来不是瓦特，而是西伯利亚能干的工匠波尔祖诺夫；电灯的发明者不是爱迪生，而是俄国人亚布洛奇科夫；无线电的发明者不是马可尼，而是波波夫；试验成功第一架飞机的不是莱特兄弟，而是俄国工程师莫扎伊斯基；电弧的发现者是俄国教师彼得罗夫；至于其它的东西么，那早在18世纪就已由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发明或发现了。

电影工作者、作家、音乐家中的积极分子们开着无休无止的会，检讨自己“对西方的盲目崇拜”。

被揭发出来的“世界主义者”们在公开会议上，面对着数以百计的同行们做忏悔。

绝大多数的“世界主义者”都是犹太人。

为了使这次运动的反犹色彩明确无误，斯大林在运动的同时对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大加镇压。

开始，莫斯科城里传播起了可怕的流言，说已故伟大的米霍埃尔斯原来是一个间谍，是犹太民族主义者派来的奸细。

不久以后，马林科夫召见了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新任主席——苏联情报局的首脑洛佐夫斯基，对他大喊大叫，用的是街头骂人的粗鲁语言。提出的指责很简单：戈尔达的来临表明：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是潜在的间谍，他们想念那个怀有敌意的国家。在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把苏联的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当成了自己的代理机构。这个委员会同美国一起准备在克里米亚建立起犹太人的前哨阵地，这绝非偶然。经验丰富的洛佐夫斯基明白：如果他说出斯大林也参与了这个计划，以此摆脱自己的责任，那么等待着他的只有酷刑和死路一条。他只能表示悔过，争取宽大处理。然而宽大处理是不可能的，因为“当家的”有一个庞大的计划。

不久，洛佐夫斯基和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全部成员就锒铛入狱了。

以后，他们都被枪决了。（唯一的幸存者是矮小的老太太——科学院院士莉娜·施泰恩）。但这是后来，1952年夏天的事。

而在当时，在1948—1949年，被捕的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成员还应留下来做为活口，以便钓大鱼——那就是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

*“正确理解共产党员的党性”

棋局进一步发展：由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案件，斯大林就能走下一步棋——逮捕莫洛托夫的妻子波琳娜·热姆丘任娜。

莫洛托夫后来向诗人丘耶夫讲述了当时的情况：“在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念了肃反工作人员给他弄来的有关波琳娜的材料，当时我的膝盖都发抖了……对她的指责是：与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有联系，与以色列大使戈尔达·梅耶有联系，他们一起企图在克里米亚建立犹太共和国。她和米霍埃尔斯的关系也很好……当然，她本应对这些联系保持清醒头脑……她被撤了职，不过有一段时期并没有逮捕她。然而斯大林对我说：你应该和你老婆分手。”

这句话准确一点说，应该是这样：在她被捕之前，你应和老婆离婚。

波琳娜，当然，全都明白了。

莫洛托夫回忆：“她对我说：‘如果党需要如此，我同意离婚。’1948年底，我们离婚了。而在1949年，她就进了监狱。”

然而，这里莫洛托夫并没有说出全部情况。

在总统档案馆中，我找到了必要的补充材料。原来，在政治局讨论开除莫洛托夫无辜的妻子出党时，他英勇地未参加表决。

不过，不久以后他就驯服地写信给“当家的”：“1949年1月20日，绝密，致斯大林同志。在中央讨论把热姆丘任娜开除出党的建议时，我弃权了。我承认这在政治上是错误的。我声明：对此问题经过考虑后，我赞成中央的决议，这个决议符合党和国家的利益，并教导我正确地理解共产党员的党性。此外，我承认自己负有严重的罪责，因为没有及时制止自己的亲人误入歧途，去和米霍埃尔斯之流的反苏民族主义者保持联系。莫洛托夫。”

为了自己不被捕，他应该出卖自己的妻子。

他出卖了。他遵守了规矩。

而此时，他的妻子正在审讯中备受折磨。在原克格勃的档案中，至今保存着审讯热姆丘任娜和找人与她对质的三大卷材料。

对她的指责是：长期与犹太民族主义者保持联系。

莫洛托夫的名字也在犹太人案件中不断出现。她对一切矢口否认，甚至不承认去过犹太教堂。

在斯卢茨基与热姆丘任娜当面对质的记录中写着：

“斯卢茨基：我是负责莫斯科犹太教堂事务的二十个领导人之

审判员：您曾说过，1945年3月14日在犹太教堂举行祈祷仪式时，热姆丘任娜曾出席？

斯卢茨基：是的，我说过，我再次证实……我们犹太教堂的规矩是这样：男人们在楼下大厅里，妇女们在二楼。为了她，我们做了例外，在大厅中给她安排了一个特殊的荣誉位置。

热姆丘任娜：我没有去过犹太教堂，这都不是真话。”

一些人作证，说她积极参与了在克里米亚建立一个加利福尼亚州的计划，对此她也否认了。她否认了一切，为什么？

我想，那是因为有些情况她无权告诉审判员。她从来都是自己丈夫的好妻子。她的丈夫当然知道她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联系，也就是说，领袖也知道。对于她来讲，去犹太教堂和说自己是“犹太人的好女儿”——都只是党交付的任务而已。

这些她都不敢说，那么，她所能做的只有否认了。

斯大林当时只是把她流放到了外地。在他的棋局中，波琳娜还有用，就在不久的将来。她在流放地——遥远的库斯塔奈州，被唤做“第12号对象”。跟踪她的密探，把她的言论源源本本地报告给中央。可是，坚定的波琳娜连一句离经叛道的话也不说。

斯大林为自己策划的戏剧还准备了一个角色。

就在1949年，莫洛托夫丢掉了外交部长的职务。“当家的”再也不邀请他到别墅去了。

经验丰富的莫洛托夫等待着厄运的到来。

但在当时，“当家的”正加紧制造库兹涅佐夫—沃兹涅先斯基案件。

1949年2月，他派马林科夫前往列宁格勒。马林科夫很快地便让被捕的党组织书记们招供了他所需要的材料：列宁格勒城内有一个秘密的反党宗派。市委书记卡普斯京承认自己是一个英国间谍。

马林科夫后来作证：“斯大林本人一直关注着案情的发展。”“当家的”怎能不亲自关注一切呢！

他又重新拿出了1937年的老手法。但这并非是由于他缺乏想像力。与过去一样的种种责难又产生了与过去一样的效果：极度的恐惧。

沃兹涅先斯基的末日到了。昨天“杰出的经济学家”被指控“故意压低计划指标”，说他手下的人“对政府耍花招”。1949年3月，沃兹涅先斯基被解除了一切职务。“当家的”过去在政府中的副手如今坐在别墅中撰写自己那本名为《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书，同时等待着末日的来临。

突然，他接到了去近郊别墅的邀请。“当家的”拥抱了他，让他坐在他过去的朋友们——政治局委员们的身旁。宴会当中，“当家的”还为他干了杯。从别墅回到家中，深感幸福的沃兹涅先斯基被捕了。原来，宴会是为了告别。斯大林本来是喜爱沃兹涅先斯基的……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当家的”要改组原有的机构了。

新的1937年一页一页地翻开了。列宁格勒2000名党的工作者被捕入狱。1950年9月的最后几天，列宁格勒举行了沃兹涅先斯基、库兹涅佐夫和列宁格勒党的工作者案件的审判大会。他们承认犯了所有那些不可思议的罪行，并被判处极刑。审判大会的结尾是相当离奇的：在宣判死刑之后，保安人员把白色的尸衣套在了被判刑者的身上，然后牵着他们通过整个大厅走向出口。一小时之后，所有的人犯被集体枪杀。

1951和1952年，继续对“列宁格勒案件”进行审理。

*“为他们准备的地方”

在所有这段时间里，在莫斯科的“水兵寂静”大街上，都在加紧盖筑一所专门的党的监狱。库兹涅佐夫和沃兹涅先斯基曾经是那里的囚徒。这座监狱有着广阔的未来。在马林科夫垮台以后，在他的助手苏哈诺夫处曾抄出了预先写好的审讯记录，是为这所监狱将来的高级囚犯准备的。有提问，而且也已经有了……未来被捕者的招供。是的，这些人尚未入狱，可他们供认的罪行已经记录在案！伟大的设计者就想得如此周密。这座为高级人士建造的牢狱可容纳最高层的40—50人。狱中配备有特殊的审判员，还有政府与“当家的”联系用的装备。从一开始斯大林就告诫马林科夫：这座监狱可不从属于贝利亚。

这就表明：贝利亚的末日也已为期不远。

而目前，正在对克里姆林宫的最高级人士进行着不间断的观察。58卷窃听的电话记录——这就是内务人民委员部观察的结果。观察的对象包括元帅们：布琼尼、铁木辛哥、朱可夫，以及上述特殊监狱未来的其他囚犯。这些卷宗是在马林科夫垮台之后，从他的私人保险箱中抄出来的。1957年在中央全会上，马林科夫为自己辩解说：“我本人也一样被窃听，这是当时普遍的作法。”

于是，发生了可笑的争论，就像是荒诞剧中的一幕：

赫鲁晓夫说：“马林科夫同志，你没有被窃听。我和你同住一栋楼，你在4层，我在5层……窃听装备是装在我的住宅下面的。”

马林科夫说：“不，他们是通过我的住宅窃听布琼尼的，但同时也窃听我的住宅。你记不记得，咱们俩人去逮捕贝利亚时，你先来找我，可咱俩不敢讲话，因为咱们大家都是被窃听的。”

马林科夫说的是实话。所有的人都被窃听。而且，“当家的”已决定让他们所有的人都在新监狱中断送残生。不过他任命马林科夫去完成叶若夫的角色，而其结果也将与叶若夫相同。

1949年，未来的空前规模的大审判已初具轮廓：通过犹太人案件，莫洛托夫将作为美国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代理人受审；而通过莫洛托夫的证词又该轮到其他的政治局委员；最后，则像以前的几次清洗一样，军人们要接受审判……

在此次大清洗的火焰中，一统天下的社会将得到重新熔炼，并由恐惧感团结得更为坚强。那时他就将把这个社会引向第三次，也就是最后一次世界大战，并实现其伟大的梦想——创建一个世界性的苏维埃共和国。

第十八章 “末日审判”尚未举行

*末代皇帝说：“我愿像苏维埃人一样劳动”

像往常一样，在进行决定性的跃进之前，无节制的意识形态运动就会有某种形式上的缓和。斯大林在掀起风暴之前喜欢保持暂时的平静，这一次是在世界风暴之前的平静。

年底，他引导全国庆祝他的生日。

整个的1949年，在进行意识形态大洗劫的同时，全国都在准备庆祝一个极其伟大的节日——领袖的70寿辰。斯大林的这个诞生年代是他自己编造出来的。在他70岁寿辰的前夕，为了给他取乐，贝利亚带来了另外一个皇帝写给他的信件，这就是被苏军俘虏的满洲国末代皇帝溥仪所写的信。此信保留在“斯大林特别卷宗”中，包括溥仪手书的中国方块字及其俄文泽文。

“能给您写此信是我极大的荣幸……劳改营当局和工作人员对我很照顾和宽大。在这里我首次读到了苏联的书籍和报刊。有生40年以来，我初次阅读了《列宁主义问题》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得知苏联乃世界上最民主和进步的国家，弱小和被压迫民族的指路明灯……您在此书中天才地预见到了卫国战争的爆发和法西斯德国的必然崩溃。过去我曾请求留在苏联，但至今没有得到答复。我与苏维埃人的利益是一致的，我愿像苏维埃人一样工作和劳动，以报答您的恩德……”

一位普通的皇帝就是这样给斯大林写信的。

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可怜的溥仪是如何努力想去报答解放之恩的。但是，“当家的”另有打算。溥仪的国家已进入共产主义中国的版图，于是他把已被推翻了的皇帝交给了自己的中国兄弟——毛泽东。不幸的皇帝从苏联的俘虏营中被押送到中国的劳改营去进行新的改造了。

“全世界的太阳”

1949年斯大林已创建了自己的特殊文学。这一文学的目的在于歌颂他自己。此时他经常的称号有“领袖与导师”、“科学技术泰斗”、“各个时代与各族人民的最伟大天才”等等。但还有更希奇古怪的：“全世界的太阳”。这个称呼是多夫任科想出来的：他也学会了这一套。

但是这却不是简单的疯狂行动。不，这种崇拜有其极为重要的目的。

斯大林最喜爱的作家是彼得·帕夫连科。“当家的”曾四次授予他最高文学奖赏——一等斯大林奖金。一帆风顺的帕夫连科事实上却是一个最不幸的人。他在20年代就已入党，曾与许多被枪毙的人有瓜葛，因此他一生都在为自己的过去捏着一把汗，一辈子都在拼命地掩盖自己的过去……战后，帕夫连科写了两个电影剧本：《宣誓》（1946年）和《攻克柏林》（1947年）。

然而，帕夫连科在写这两个剧本时，还有另外一位合作者。

《宣誓》写的是斯大林在列宁的棺木旁宣誓。帕夫连科曾以一种极为崇敬的心情把该剧本的手稿拿给我父亲看。剧本上满是修改的字迹——这是主人公自己修改的。所有修改之处都是关于主人公斯大林的。斯大林自己修改斯大林的形象。

帕夫连科叙述当时的情况时说：贝利亚把斯大林修改后的角本交给导演丘列里时解释说：“《宣誓》应拍成一部神圣的电影，其中的列宁应成为圣经《福音书》中的先知约翰，而斯大林应成为弥赛亚（救世主）。”

曾经上过教会学校的斯大林，他所用的词汇让人一看便知道是谁修改了这个电影剧本。 《宣誓》被拍成了一部有关神人的电影。

在《攻克柏林》中，他们继续这样干了，而且干的得心应手。在影片的末尾，安排了弥赛亚的封神仪式：斯大林来到了战败的柏林。不，他不是坐火车来的，那太没意思，他是乘飞机来的，身穿耀眼的白色制服 （是啊，天使自天而降，身着白色服装）。他向等候他的人群走来，人群中有各民族的代表，于是人们用全世界的各种语言颂扬弥赛亚：

“人群中爆发出了惊天动地的‘乌拉’声。外国人用各自的语言欢迎斯大林，歌声响徹云霄：‘跟随您，我们踏上胜利之路，走向光明美好的时代’”——电影剧本中这样写着。

斯大林时代最著名的作家之一，康士坦丁·西蒙诺夫曾被任命为斯大林文学奖金评委会的委员。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曾描述该委员会在评选获奖文学作品时，斯大林是如何参加会议的。

“当家的”不声不响地走到评委们的身后。这是他一贯的作风，他不想叫人看到他的面孔，他想叫人们紧张地猜测，苦苦思索如何去讨好他。他一边嘬着烟斗，一边走了过来……

委员会的书记宣布：“作家兹洛宾的长篇小说《斯捷潘·拉辛》被提名授予斯大林奖金。”此时马林科夫突然说：“斯大林同志，作家兹洛宾曾被德国人俘虏，表现不好！”人们惊讶得瞠目结舌，一片沉默。所有的委员们都知道：奖金获得者的候选人是经过严格审查的，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对他们——对评委们的考验吗？那么在一片沉寂之中，从后面传来了斯大林轻轻的声音：“饶恕他，还是不饶恕？”大家沉默不语，都很害怕。而他，抽着烟斗，一圈又一圈地走着。又问：“饶恕他，还是不饶恕？”仍然是死一般的沉寂：这可是一种可怕的指责呀！还提什么奖金，兹洛宾的脑袋都要保不住啦！最后，斯大林走完了第三圈，再次问道：“饶恕他，还是不饶恕？”然后自己回答道：“饶了他吧……”兹洛宾这下子可以不去劳改营了，他将成为斯大林奖金获得者，一刹那之间他要升到光荣和财富的顶峰！

是的，他——只有他一人决定着人们的命运。只有他才有权饶恕任何罪过。他正是这样教导人们的。

*斯大林的诞辰

斯大林的战友们战战兢兢地苦苦思索：如何庆祝他的诞辰。1945年，由于战胜德国，他们已给他封了一个奇怪的称号：“大元帅”。科涅夫元帅回忆：当时斯大林嘟囔着：“斯大林同志干嘛要这个……想想看，人们给了他这样一个称号！蒋介石是大元帅，佛朗哥是大元帅，多好的一群人……”

然而他还是成了大元帅，他接受了沙皇将领的最高称号。如今，他在画像中常常是穿着元帅服，裤子上缝着红色镶条，那是沙皇军服的特征之一。他不仅把人民委员会改称为部，就像沙皇时代那样；而且他的官员们也穿上了一定样式的制服，和沙皇时代一样。战友们当然懂得“当家的”有什么心思，他们显然应该在庆祝诞辰时想出点新花样来。应想个头衔给他，像沙皇那样，不过应是革命化的头衔。想个什么呢？随着诞辰的日益临近，他们越来越紧张了。在档案馆里我找到了他们为此大伤脑筋的痕迹：“保密。1949年12月16日。关于设立斯大林勋章和诞辰纪念章的命令草案”，“有关国际斯大林奖金获得者的纪念章事宜”等等。不过，他们并没有想出什么新花样来。斯大林再一次明白了，他的战友们变懒了。根据命令草案，设想中的斯大林勋章应挂在列宁勋章之后。斯大林最终没有同意设置这个勋章。

他们没有理解他。问题不在于老头子对甜言蜜语的喜爱，伟大梦想就快实现了，他将率领人民去攻克敌人的堡垒。斯大林的形像应率领人们去进行这最后的、决定性的、真正的浴血战斗。个人崇拜的真正意义在于此。这就是为什么他需要盛大的诞辰庆典，为什么他的报刊和电台要日以继夜地颂扬他的名字……让这个名字叮当作响，震慑人心！

*孤 独

斯大林在他生命的晚期，有一次冷笑着谈起自己的战友们：“他们都很伟大，都很有天才！可没有人能陪我喝一杯茶！”

在权势的顶峰，他完全是孤独一人。他的这些战友，这些未来的死尸，让他感到恼火。女儿也成了陌生人，在44岁的年纪，她决定嫁给大学生格里戈里·莫罗佐夫。

她与格里戈里相识已久。他也曾在她就读过的那座有名望的学校中读书。他人长得漂亮，出身富有的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科研所的副所长）。不过格里戈里是个犹太人。

斯韦特兰娜到近郊别墅去把此事告诉了父亲。

她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那正是5月，万物欣欣向荣。…… ‘这么说，你想嫁人？’他问。然后久久地沉默着，两眼望着树梢。 ‘是啊，春天来了，’他忽然说，又补充了一句： ‘真见鬼，你想干什么就干吧！’但他不许她把格里戈里带到家中来。她生了一个男孩，出奇地像斯大林。她把外祖父的名字给了这个孩子。但很快她就离婚了。不，斯大林没有干涉此事，是她自己要离的。后来她又嫁给了斯大林已故战友日丹诺夫的儿子。斯大林对这桩婚事很高兴。但父女二人仍然很少见面。有一天他对女儿讲起了她的母亲，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的。那是在十月革命节期间的11月9日。

十月革命节是国家的主要正式节日，也是娜杰日达逝世的忌日。

“此事毁了他所有的节日，”斯韦特兰娜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现在过节的时候，他都宁愿呆在南方……”

那天，11月9日，女儿到南方去看他。他俩单独坐在一起。“就那么小小的一支手枪，”他突然说，一边用手比划着枪的大小，“是帕夫卢沙给她带来的。亏他想得出，送了这样的礼物！”

他沉默了，此后再也没有提及此事……

女儿走了。他们又是很久没见面，虽然在休息的时候他常常想她，回想起她从前在家当女主人的时候。

现在多年陪伴他的还是那个瓦列奇卡·伊斯托明娜，近郊别墅的女仆。她不是女主人，只是听话的仆人。最主要的是她忠心耿耿。

他越来越老了。像所有的格鲁吉亚老头子一样，他现在很爱自己的儿子。他常常埋怨儿子，对儿子的一切都很清楚，但更加爱他了。

*瓦夏王子 （续）

正因如此，战后瓦夏青云直上。

27岁的他，已是莫斯科军区的空军司令。儿子多次组织了著名的空军阅兵式。每次斯大林都和政治局委员们一起，到图申诺机场去观看这些阅兵式。他与战友们一起观看高难度的飞行表演和空战演习——当代角斗士的出色演出。全国老百姓都在收音机旁收听关于阅兵式的广播。当播音员宣布由瓦西里驾驶的飞机开始起飞时，他的嗓音像金属般响亮。

萨维茨基元帅说：“人们都以为是瓦夏在图申诺机场上领导了空军检阅，其实没有那回事。飞行时，瓦夏在轰炸机的右侧座位上坐着，只是坐着而已。机长掌握着操纵杆在驾驶飞机。”

人们为瓦夏担心：他喝酒越来越厉害了。

瓦夏和老婆离了婚，从沿河街上的寓所出走了。他搬到果戈理林荫道的小洋楼里，把两个孩子也接到了那儿去……瓦夏不许孩子的母亲和孩子们见面，她只能偷偷地来。于是，此处演出了《安娜·卡列尼娜》一书中的场景：保姆同情孩子妈妈的悲苦，她秘密地让母亲和孩子们见面……而瓦夏此时正在又一次的热恋：他和著名的游泳运动员卡皮塔里娅·瓦西里耶娃结了婚。这是凯撒之子式的爱情：为了那游泳运动员，瓦夏盖起了一个真正的大型综合运动场，至今这个运动场仍是列宁格勒大街的一景，他还为这份爱情竖立了一座纪念碑——全国第一个50米长的室内游泳池。然而游泳运动健将做瓦夏妻子的时间也并不长。

在总统档案馆中保存着瓦西里的刑事案件卷宗：斯大林死后，瓦西里被捕，罪名是“长期大量侵吞、浪费国家财产。”在他的案件中记录着他的生活细节：“瓦西里每天酗酒，时常一连几个星期不上班，任何一个女人他都不放过……他的这种风流韵事如此之多，如果有人问我究竟有多少，我都无法回答。他用空军的经费在佩列斯拉夫——扎列斯基区修建了一个55公顷的狩猎场，并在那儿建起了三座别墅，由小铁轨联结起来。按照他的命令，还往这狩猎场运来了20只梅花鹿，以及白色山鹑等等……”（引自瓦西里的副官波利扬斯基的证词）

作家沃伊捷霍夫在其证词中说：“1949年岁末，冬天，我到自己的第二任妻子玛丽娅·帕 （斯图霍娃）的住宅，发现她衣冠不整。她告诉我说：刚才瓦西里来此处做客，竟然要强行与她同居。我立刻去了瓦西里的家，他正在和一群飞行员喝酒……瓦西里见我就下跪，说他与我的老婆通奸。骂自己是下流胚和坏蛋。1951年我与他和解了，当时我经济拮据，他让我到司令部去做顾问。我没干任何工作，但拿着空军运动员的工资。”

瓦夏王子很会寻开心。

“在司令部他自己有一个很大的车库。他不承认任何的交通规则，他喝醉了酒就坐在我的旁边，使劲地用脚踩油门。他常要我开快车，常要我开进逆行车道。 （引自司机布罗特的证词）”

这个生性软弱，常喝得醉醺醺的瓦夏，居然学着他父亲的模样，也想要叫别人害怕他。

卡佩利金少校在证词中说：“十月革命节前的一天夜里，瓦西里把我叫到了他的住宅，对我说： ‘咱们一起来审讯恐怖分子’。他当时喝醉了酒，告诉我说：反间谍局长戈洛瓦诺夫上校抓到了一批似乎打算谋害斯大林的恐怖分子。瓦西里宣布，他要亲自拷问其中的一个——过去在干部处工作的卡申少校。为了要试试他的刑讯工具，他命令属下的一个工作人员脱掉靴子，跪在椅子上，然后挥舞皮鞭抽打此人的脚。当卡申被带到时，瓦西里一拳就把他打翻在地。然后开始审讯卡申，后者不承认自己有罪，就命令他跪在椅子上，不过冲着他的脚刚打了第一下，鞭子就断了。于是我们大家就一齐殴打卡申，要他认罪。卡申倒下后，我们就用脚去踢他。然后，大家都去喝酒。”

司机布罗特还回忆说：“不久以后，瓦西里第三次结了婚。这次娶的是铁木辛哥元帅的女儿。她很厉害，近乎残酷。她不喜欢瓦西里的孩子们。我和厨娘常常偷着拿东西给孩子们吃。一次，副官告诉我说，要来一辆卡车，装的都是从战败的德国运来的东西，是送给高级指挥官的。果然，开来了一辆卡车。副官为瓦西里挑了一些，主要是文具。其它的瓦西里就叫送到他妻子叶卡捷琳娜的别墅去……那都是些带钻石和祖母绿宝石的金首饰，几十条地毯，许多女内衣，一大批男西装，大衣，毛皮大衣，皮毛围脖，羊羔皮衣……战后，叶卡捷琳娜的住宅内塞满了金首饰，德国地毯和水晶器皿。她叫我把这些东西都送到寄售商店去卖。我搬运了整整一个月，把出售物品的钱交给了叶卡捷琳娜。”

做父亲的曾抱有希望：铁木辛哥一家都是正派人，知道节俭度日，也可能他们会把瓦西里引上正道。但是他们没有做到这一点，经常发生吵架的事。斯大林有时只好把“伟大梦想”搁置在一边，去调解这些纠纷。

*王子与体育明星

瓦西里最大的爱好是体育，还有空军体育协会。他最喜欢的体育项日是足球和冰球。他迅速地创建了有名的空军冰球队。在苏联，住宅是不许买卖的，住宅由国家分配。在凯撒之子的球队中，明星们可以得到主要的财富——住宅，更不用说特殊的食品供应等等了。所有的冰球明显很快都加入了空军队。然而由于瓦西里又一次的异想天开，所有这些苏联的冰球精英竟然不幸毁于一旦。

一次，空军队乘飞机去车里雅宾斯克进行例行的比赛。但由于暴风雪，车里雅宾斯克未能接受这架飞机降落，它被迫降在喀山。球员们在那里百无聊赖，就打电话到莫斯科去诉苦。于是，莫斯科空军领导人瓦夏·斯大林以自己的权势强令飞机继续飞行。在暴风雪中降落的飞机不幸失事，11位冰球明星全部遇难。

飞机与球星们同时毁灭。这是一架专门供政治局委员们乘坐的飞机，瓦夏却用它来运送自己心爱的球员们。

此事立刻向瓦夏的父亲做了报告。“当家的”下令禁止报道有关飞机失事的消息：在他的国家里飞机是不会出事的！一批最优秀的冰球队员莫名其妙的失踪了，但是谁也不敢打听什么。

不过，瓦西里和全体国人的头号爱好还要算足球。以上述那些福利做诱饵，瓦西里也创建了一个足球队，名曰“明星”。50年代初期，按其球员的素质，只有“狄那莫”球队可以与它比美。“狄那莫”是内务部的球队，也就是贝利亚的球队。尽管瓦夏收集了最优秀的球员，但空军足球队并没有真正地运作起来，因为缺少出色的教练。

于是，瓦夏想起来了：“斯巴达克”队那位大名鼎鼎的教练尼古拉·斯塔罗斯京还在远东的某个劳改营中服役呢！

以后发生的事，斯塔罗斯京自己就在他的回忆录中描写了：

1948年的某天夜里，斯塔罗斯京被叫醒，带到了劳改营首长的办公室。在与政府联系的保密电话中，他听到：“您好！尼古拉。我是瓦西里·斯大林哪！”

不久以后，莫斯科军区空军司令的私人飞机就在这里的一个军用机场着陆了。这架飞机把斯塔罗斯京带到了莫斯科，直奔果戈理林荫道上的小洋楼。在宽敞的大厅中，放着一张桌子，上面摆着一大瓶伏特加。瓦西里为他们的会见干了杯……后来，斯塔罗斯京就坐在自家那8平米的小房间里了（他原来住的那所宽大住宅已被没收），老婆和女儿站在一旁，高兴得眼泪直淌。然而他并没有来得及训练空军足球队。几天之后，“狄那莫”的崇拜者贝利亚就做出了回答。两个身穿制服的人找到了斯塔罗斯京，对他说：“公民斯塔罗斯京，您很清楚，您是非法出来的，应该在24小时之内回去。”瓦夏大为光火：他们怎么敢？！

于是他决定：“你就和我一起住在我家里，这儿谁也不敢碰你！”

现在，斯大林的囚犯与斯大林的儿子成了形影不分的一对。他们一起到司令部去，一起到训练场地去，一起到别墅去，甚至一起睡在一张大床上。

瓦西里睡觉时，把一支手枪放在枕头下。他不让斯塔罗斯京一人独自外出。可斯塔罗斯京很想家。有一天，瓦西里喝得烂醉如泥，睡在床上。斯塔罗斯京从窗户里钻出，进入花园，然后跑回了家。清晨，铃声叫醒了他，两位上校走了进来……这样，斯塔罗斯京又被撵出了莫斯科。

然而，火车刚到达第一站时，瓦西里的反间谍机构头子就赶来了。他站在车厢的通过台上说：“我是坐飞机赶上你们的。‘当家的’（瓦西里喜欢让别人像称呼他父亲那样称呼他本人）下令把您弄回莫斯科，不管用什么办法都行。”

斯塔罗斯京又被带回了莫斯科。一见到他，瓦西里立刻抓起了电话打到内务部，找到了一位副部长，说：“两小时以前您对我说，不知道斯塔罗斯京在什么地方。现在，他就坐在我对面。您的人绑架了他。请您记好：我们家的人可不是好欺负的！”

最后，瓦西里的父亲只好出面干涉：总得有个规矩才是。于是，斯塔罗斯京又被送回了劳改营。

瓦西里酗酒更凶了。1952年终于出了事：远程空军司令鲁坚科和空军总司令日加列夫不再让酒鬼瓦西里主持图申诺的空军阅兵式。那年的阅兵式搞得格外出色。斯大林在电台表扬了阅兵式所有的参加者。阅兵式结束后举行了招待会，喝得醉醺醺的瓦西里也来了，站都站不稳。他的父亲，父亲的战友们以及空军的领导人都出席了这次招待会。

“是怎么一回事？”父亲问。

“我正在休假。”

“你经常这样休假么？”

谁也不说话，大厅中一片寂静。

“常这样，”最后空军总司令日加列夫说。

瓦西里对着日加列夫骂了一句娘。此后的寂静显得十分可怕。

“滚出去！”斯大林简短地说。

斯大林没有别的办法：瓦西里被撤销了一切职务，他被派到军事科学院的航空系去学习。

然而，“当家的”自然记住了：他的战友们和军事统帅们，这些在战争中得到了更多权势的自高自大狂，是多么高兴地看到了他的儿子当众受辱，他们甚至不想掩饰自己的幸灾乐祸。

他当然也明白为什么瓦夏这样酗酒。他可怜的、意志薄弱的儿子知道，当他的老爸不在人世的时候，降在他头上的会是什么命运，为此他万分害怕。他借酒浇愁，用女人来赶走这种恐惧感。当然，在父亲去世后，他的那些战友会立刻来整治他的儿子，因为儿子对他们的事知道得太多了。

或许，这也是为什么斯大林要除掉他们的一个潜在的原因。

*在战友们眼中他成了神秘人物

1950年来临了。斯大林仍然按照那一成不变的老规距过日子。仍然是那些吃吃喝喝，那些通霄达旦的聚会。战友们在克里姆林宫工作了一天之后，仍然要陪他一起到别墅去受罪——度过那不眠的、醉醺醺的夜晚。不过战友们也还满足：既然叫他们去别墅，那说明目前还不至于干掉他们。

40年之后，斯大林的那些垂老的保卫人员将详细地向人们讲述这孤独老人在与世隔绝的“近郊别墅”中的“生活秘史”。

在斯大林与战友们的宴会桌上，每道菜都贴着一个标签：“未发现有毒物质”。

餐桌旁放着干净的杯盘，水晶玻璃酒盏。为了不让服务人员听到他们的谈话，他们自我服务。

有时斯大林发令：“换桌布！”那时就有仆人前来换下弄脏了的桌布。他们提起桌布的四角，连同餐具兜起，珍贵的水晶玻璃餐具被碰破而叮当作响，与残羹剩饭混做一团。别墅卫队长奥尔洛夫说：“大厅中挂着他们的画像，政治局委员们的画像。斯大林喜欢让他们每个人坐在自己的画像下面。”

然而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的画像已被拆除了。斯大林也不再邀请莫洛托夫到别墅来。而神情沮丧的莫洛托夫自己还要来，像一条忠实的狗。而斯大林已开始冷笑着当面喊这位前政府首脑为“美国间谍”了。

斯大林自己知道：不久以后，其它的画像也都会从墙壁上消失。

在度过漫漫长夜时，他们之间讲着粗野的笑话，在战友们当中他有时也会骂娘，他常强迫战友们喝个酩酊大醉。而他们不敢不从命，因为拒绝意味着不忠实；但是他们又害怕，怕酒后吐真言。据斯大林的女儿斯韦特兰挪描述，他们有时开玩笑：当一个人起身敬酒时，其他的人就把一个西红柿放在他的坐位上，或者往他的酒杯里撒盐，或者把他推进园中的小水池里。战友们因此而感到高兴：既然斯大林开玩笑，那说明他没有生气。

而斯大林一边嘬着烟斗，一边看着这些未来的死尸怎样被嘲弄。宴会一般在清晨4点钟结束，此后他允许这些精疲力尽的小丑们回家去睡觉。可是他自己却还继续过着不眠之夜。

战友们走后，他还要在办公室内工作，有时呆在花园里。他喜欢夜里去剪花，在路灯下用整枝剪刀干活，剪下来的花朵由保卫人员收集起来。但是手已经不太听使唤了。衰老的手常发抖，有时会剪破手指。那时就把医生叫来，但那医生自己的手也发抖了，他是因为害怕而发抖的。这时斯大林就会微笑着自己包扎手指。天亮以前他稍微睡一会儿。夏天，他常去二楼楼梯下的简易木床上去睡上一觉，用帽子把脸遮住，以免清晨的太阳妨碍他。冬天，他喜欢在夜晚乘雪橇沿着林荫道滑行。最后一个冬天他不乘雪橇了，因为关节炎更严重了，腿疼。他变得很爱生气。

在别墅的所有房间里，他选用一间。实际上他只住在这一间房子里，睡也在这里，在沙发上。瓦列奇卡给他在沙发上铺上被褥。

他的桌子上堆满了书籍和文件。吃饭就在这张桌子的边缘上，把书往里面推一推就行了。他房间的墙上挂了一张列宁像，像的下面昼夜点着一盏灯。曾是教会学生的他，想出了这个主意：用常明灯照亮列宁的脸。

他很愿意和保卫人员谈话。那些文化程度不太高的警卫员现在成了他的主要朋友。他同他们聊天，给他们讲当年他怎样过流放生活，像一般老头子那样添枝加叶。他越来越喜欢讲过去的事了。

“他很孤独，怪可怜的，他老了。”一位他过去的警卫员这样对我说。

他计划的一场大清洗已经开始了，到处都在进行。

就像1937年一样，他私人卫队中的人开始失踪。关于每一个失踪的人，他都会悲痛地说：“老头儿没能证实自己无罪。”

他的确可怜他们，不过必须这样做。所有的老工作人员都应该消失。就像过去的保克尔一样，追随他多年的卫队长弗拉西克由于知道的秘密太多，也于1952年被捕。

而在当时，在“静静的1950年”，许多人被秘密杀害……

按照斯大林的命令，几十个军事将领在1950年8月的某个夜晚被枪杀，其中包括戈尔多夫、雷巴利琴科、基里洛夫、克鲁佩尼科夫将军，空军元帅胡佳科夫等。秋天，数百名因“列宁格勒案件”而身陷囹圄的人被处决。

顿河修道院附近的火葬场正紧张地工作着。新被处决者的骨灰就被扔在顿河公墓无底的1号公共坟坑中……

*试探气球

就在那时，已开始筹划一场新的戏了。在最大的汽车制造厂——斯大林汽车制造厂的医疗系统内，一批医生被捕。

与他们一起被捕的，还有该厂管理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甚至还有一名写过该厂事迹的女记者。

所有被捕者的姓名都很特殊：阿伦·费克尔施坦、达维德·斯莫罗金斯基、米里阿姆·艾森施塔特、爱德华·利夫希茨等等。他们都是犹太人。

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被撤销以后，这是首次公然的反犹血腥事件。所有的被告都于1950年11月被枪决。

这是一次练习。斯大林已着手策划“克里姆林宫医生案件”了。未来的审判员在这儿小试了一下身手。“斯大林汽车厂案件”的整个过程并没有公开。

*两本小册子中的自白

在此期间，斯大林写了两本理论性的小册子：一本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学问题，另一本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很久以来，他没有给党和国家写什么理论著作了，战争时期无暇顾及。然而领袖应该成为伟大的理论家——这是党的传统。他必须完成这一职责。

是他自己写的这两本小册子么？不，他酝酿了写作这两本著作的计划之后，就叫自己的科学院院士们去代笔。不过他本人也干得不错：他不仅把书稿从头到尾抄写了一遍，而且还补充了自己内心深处隐蔽的思想。

例如，在 《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他写了不少有关争取和平的问题。这是他心爱的一招：在备战的同时，他要歌颂“和平拥护者”的运动。但是这些和平斗士在不同的国家里，在斯大林的国家保安机构的羽翼下，应该不自觉地成为他在未来敌人后方的第五纵队。

还有其它一些秘密计划，斯大林也写得相当充分，然而只是了解内情的人才看得懂。

他写道：“争取和平的斗争会在某些国家里发展成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用其背后的语言来说，那就是：“通过和平拥护者的运动，我们将准备起义与革命。”

他也写了战争的可能性问题。

“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这是他的主要论题。

用其背后的语言来说，那就是：我们要让他们彼此打起来，就像希特勒时代那样。

但在此处他以列宁的方式安慰那些西方的“聋哑人”。

他宣称：“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可能性，要比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战争可能性大。”

此处他指出：“要消灭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就必须消灭帝国主义。”

换句话说，那就是：只有当我伟大的梦想获胜时，人类的不幸才能终止。

著作出版以后，当然，开始了颂扬这两本书的运动。语言学和经济学的泰斗们写了无数的论文，谈论着这两门科学即将来临的繁荣兴旺。

人们写着文章和浩瀚的多卷著作。

运动日益扩大。各个学科都在报告：在拜读了斯大林这两本小册子之后，在它们各自的领域里发生了何等深刻的变化。

这只不过满足了他的自尊心而已。

正像过去，在恐怖时期之后出现了《简明教程》一样，这两本著作也意味着新纪元的开始。

这两本书他是为将来写的，为了那些在大流血时代之后留下来的人们写的。这大流血的时代已经到来。

*莫洛托夫和米高扬面如死灰

开始消灭最高层领导了。

1952年10月，在中断多年之后，斯大林召开了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

在代表大会结束的时候，他讲了话。大家都知道他的身体不太好。

赫鲁晓夫回忆说：“在代表大会结束时，他发表了讲话，说了5—7分钟。他对我们说： ‘看吧，我还行呢！’我们看了看表，他一共说了5—7分钟！他还行！……由此我们得出了结论：他的体力已十分的虚弱。”

他又一次骗过了自己那些可怜的战友们。

代表大会之后立刻召开了党中央全会。在这儿，在全会上，“体力十分虚弱”的斯大林发表了冗长的，令人胆战心惊的讲话。

作家西蒙诺夫曾参加了那次全会。事后，他写了回忆录。然而就是在多年之后，当他回忆起斯大林的那次讲话时，他仍感到当时的恐惧：

“1952年10月16日。克里姆林宫·斯维尔德洛夫大厅。他同主席团的其它成员一起从讲台后面的门走了出来，表情冷峻、严肃。大家起立欢呼，他用手势制止了欢呼。马林科夫主持全会，他请斯大林发言。斯大林讲得很严酷，没有幽默，没有讲稿，两眼狠狠地、死死地盯着大厅中的听众。他讲话的腔调和内容都令人不寒而栗。全会共进行了两个小时，斯大林的讲话占了一个半小时……他讲话的主要内容是，他老了，不久以后别人要接着干他所干的事。 ‘不过目前既然是委托我干，那就是说我要干，’他尖锐地、差不多是发疯似的说。他要求大家无畏、坚强，像列宁在1918年那样的坚强。

他回想起了列宁，说 ‘列宁在难以想像的困难环境中呐喊，呐喊，不害怕任何人，高声呐喊。’他一共把这个词重复了三遍。他说着列宁，却意在指责‘某些同志’的所做所为。”

很快，他在自己的讲话中就点了“某些同志”的名。

“他向莫洛托夫发起进攻，指责他胆怯、投降。他长时间无情地责骂着莫洛托夫，还举了一些例子，关于那些事例我已记不太清了……我明白了：斯大林如此狂怒地指责莫洛托夫，简直和直接威胁差不多。以后他转而责骂米高扬，他的讲话变得更加凶狠和不尊重人。大厅里是一片可怕的寂静。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脸色铁青，一动不动。他们在等着：在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之后，他是否会再责骂什么人。莫洛托夫和米高扬脸色惨白，如同死灰……把莫洛托夫臭骂了一顿之后，斯大林又说到自己老了，已不能完成委托给他的重任。因此，他在保留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的同时，请求解除他总书记的职务。他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十分注意地看着大厅中的听众。

“在马林科夫的脸上，我看到了一种极为可怕的表情，这种表情只有意识到了自己面临致命危险的人才会有。马林科夫的脸、他的手势和富于表情的、高举的双手都似乎在哀求与会者要拒绝斯大林同志的请求。于是，在斯大林的背后响起了他匆忙的声音： ‘不！我们请求您留任！’整个大厅也嗡嗡做响： ‘请您，请您留下来……’”

我记得，某次在上演布莱希特的一个剧本时，剧中被杀害的人们的脸上都抹上了白色的油彩。他们一直到剧终都站在台上，一动也不动，白色的脸怪吓人的……

莫洛托夫的脸是白色的，死灰一般。而马林科夫的脸也开始变白。

西蒙诺夫说得对：如果“当家的”提出的请求被接受，那首先要掉脑袋的就是马林科夫。很难想像当时大厅内的情况。斯大林很想重演他在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故技：他想让代表们背叛他，以便将来把他们统统都干掉。但是他们没敢这样做，因为斯大林已把他们都教育好了。不过即便如此，他们也是注定要遭殃的。

后来进行了选举。在大清洗之前斯大林把政治局改组为扩大的主席团。但这主席团形同虚设，在主席团内部他又组织了一个小范围的委员会，使它起着原来的政治局的作用。他没有让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参加进来。对所有的人来说，这两个人都已成为死尸。

*十字架和问号

斯大林死后，党中央档案馆的工作人员沙拉波夫被派去整理他的私人图书馆。在一个房间里，沙拉波夫找到了一本厚厚的黑色硬皮书——那是十八次党代表大会的速记报告。在召开十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前夕，斯大林用黑铅笔把上次党代会选出的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的名单圈点了一番：把那些按照他的意志已不在人世间的委员的姓名旁都划上了十字架，然后在剩下的、活到了1952年的委员名单上画了许多的问号。这就是他要进行新的清洗的计划。

斯大林曾有一个有趣的习惯：每消灭一个战友后，就把他的别墅给另一个战友居住。贝利亚曾经住在被枪决了的丘巴尔的别墅中，莫洛托夫曾住在被枪决了的亚戈达的别墅中，维辛斯基曾住在被枪决了的谢列布里亚科夫的别墅中……他们曾认为这是他们的别墅，而实际上，这只不过是死亡接力棒而已，不久以后他们也得把自己的别墅交给新的主人。

斯大林统治的最后四个半月，是他准备进行“末日审判”的极为可怕的几个月。

在50年代初，“当家的”委托国家安全部长阿巴库莫夫逮捕贝利亚的同乡——那些明盖来里人，贝利亚曾把他们安插在许多重要岗位上。开始办此案时，“当家的”直截了当地吩咐阿巴库莫夫：“您要找出明盖来里帮的那些搞阴谋的人！”然而案件办得很缓慢。阿巴库莫夫显然害怕搜集自己上司的材料。

“当家的”立刻就看出了他是在害怕，于是阿巴库莫夫注定要完蛋。当时，阿巴库莫夫正在筹划“医生案件”。

还在1948年，克里姆林宫医院的心电描记科主任利季娅·季马舒克就曾写报告，说医生们给日丹诺夫治疗得不对头。

“当家的”记住了那封信。1936—1937年间暴力事件的制作者，马上就想到利用此报告的可能性。比如说，在克里姆林宫工作的沃夫西教授就是米霍埃尔斯的亲戚。于是他设想：有一个范围相当广泛的犹太人阴谋集团，它利用世间最人道主义的职业——“白衣天使”的职业去达到其险恶的目的。有着惊人记忆力的他，还清楚地记得自己青少年时代平民百姓们爱看的那些书，那些由犹太复国主义的圣贤们所写的书籍曾被俄国人民协会大量出版。在争取实现其伟大梦想时，斯大林明白：只有两件事可以把社会团结起来——那就是恐惧感和对犹太人的仇恨。反对世界主义的斗争使他看清了许多情况，结果出他意料之外：一些人是多么急于改变自己的犹太姓氏，然后去咒骂犹太人；而在揭发“斯大林汽车厂案件”时，工人们又是何等欢欣鼓舞！

“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喊着这个口号伏特加显得特别浓烈，面包也格外香甜，”一位俄国作家这样写道。

在引导人们去进行末日审判时，斯大林决定赏赐给他们一个伟大的优越感。现在，甚至最低下的俄罗斯人也会感到幸福：他不是一个犹太人！

*最后一出惊险剧

就这样，斯大林编造了自己的最后一出惊险剧，其内容很快就告知了全国上下：

凶恶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卓因特”决心毁灭俄罗斯人民。很可能，还在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时代它就开始活动了。如今它的代理人米霍埃尔斯以及美帝国主义的其他忠实奴仆渗入了各地。遵照它的命令，人数众多的世界主义者毒化国家的意识形态领域。但是这还不够，它的代理人——医生们还要杀害国务活动家 （关于医生杀人的故事，是斯大林在审理布哈林案件时就已编造好了的）。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已潜入了国家政权的最高领导在这个故事中，应该让热姆丘任娜出场。像过去曾对待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一样，斯大林起先没有让热姆丘任娜在公开审判中露面。热姆丘任娜应该把整出戏推向新的高潮。

通过热姆丘任娜，莫洛托夫也被召募为该组织的代理人。然后，还可以把更多的人物拉进这出戏。起初，要让明盖来里帮去消灭这些人，然后，就轮到明盖来里帮来扮演伊阿古的角色了。既然远在1937年就已经都编好了，为什么还要编造新的内容呢？……

因为，现在已经有了社会主义阵营。斯大林要把这出戏的内容也搬到兄弟国家里去。季米特洛夫与铁托结盟，为此斯大林不会、也不能宽恕他。但是，曾如此卖力为斯大林服务的这位保加利亚领导人很快在1949年就死了。于是，斯大林把季米特洛夫的战友们拉入了这个故事。保加利亚领导人、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领导人之一特赖乔·科斯托夫被枪决，罪名当然是从事间谍活动。

1952年，在兄弟国家中的事件也带有当时所需要的反犹色彩。

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了捷共书记斯兰斯基案件。同他一起站在被告席上的，还有几名重要的人物。所有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犹太人。

这样，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人之一斯兰斯基，就被当做国际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代理人枪毙了。

此时，“当家的”已经完全组建好了执行恐怖政策的干部队伍。

阿巴库莫夫在贝利亚案件中表现出来的不果断，应该加以解决了。

于是阿巴库莫夫，这个有着近卫军威武仪表的残忍刽子手，就不复存在了。

克格勃副主席博布科夫回忆说：

“同事们心情沮丧地在走廊里走来走去。我们得知，阿巴库莫夫被捕了。给我们宣读了党中央的决议。原来，无情的阿巴库莫夫被捕是因为……没有进行无情的斗争。”这就是“当家的”所特有的永恒的幽默。

在决议中说：“肃反工作人员丧失了警惕性，看不见国内恐怖主义的巢穴，像是在带着白手套工作。”

开始行动了。以同“带白手套的人”做斗争为借口，逮捕了内务人民委员会的许多局长、处长。就这样，斯大林粉碎了阿巴库莫夫的，也就是贝利亚的干部队伍。国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员得到的命令是：“无情地向被捕者施加压力。”

所有的人都明白了：1937年又重返，斯大林任命与贝利亚没有什么关系的党的工作者伊格纳季耶夫为国家安全部的部长。

那时，已经准备好了要审讯一大批著名的犹太人医生，其中有科甘、费尔德曼、埃廷格尔、沃夫西、格林施泰因、金兹堡……但是根据斯大林想像出来的情节，阴谋应该是直接指向他本人的，因此他不得不忍痛把自己的私人医生也拉进此案：他的医生维诺格拉多夫教授被捕入狱。

1953年1月，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行动小组前往乌里茨基区，把“12号对象”——波林娜·热姆丘任娜从流放地重新投入监狱。

“12号对象”当时说的话，被记录在案件卷宗中：“政府决定怎样，那就将是怎样了。”

那时，维诺格拉多夫、科甘和沃夫西已做出了必要的证词，其中也有针对热姆丘任娜的。她被关入卢比扬卡监狱，开始了审讯。于是，莫洛托夫的问题也事先就已做出决定。

只是由于领袖的突然去世，莫洛托夫夫妇的性命才得以保全。他们俩人直到死还要赞扬斯大林。莫洛托夫回忆说：热姆丘任娜后来不仅没有骂过斯大林，而且当别人骂他的时候，她连听都不想听。

同私人医生告别后，斯大林把自己心爱的弗拉西克也送入了监狱。没多大文化的弗拉西克，在取代了没多大文化的保克尔，而成为“当家的”卫队的头儿以后，继承了保克尔那无限的影响。从1947年起，斯大林让弗拉西克当了保卫总部的部长。他这忠实的保镖有权为斯大林的战友们任命保卫人员，实际上他给他们派去的都是斯大林的情报员。然而弗拉西克的工作中开始有了疏忽的地方。一次，给贝利亚派去的警卫员萨尔基索夫向他密告了有关“贝利亚腐化堕落”的情况。然而弗拉西克当时尚未体会到“当家的”新的意图，他不仅没有顺着主人的这些意图去做，反而压制了萨尔基索夫。耳目众多的斯大林得知此事后想：年事已高的老狗嗅觉不大灵敏了，酗酒和女色也使他变得不那么可靠，所以最好也把他拉进正在策划的惊险剧中。

1952年12月15日，弗拉西克被捕。

弗拉西克写了无数封请求宽恕的信，这些信都保留下来了，还有他在法庭上的证词也保留下来了。就像过去的叶若夫一样，弗拉西克的证词为自己画出了一幅惊人的肖像。

*新人的又一幅肖像 （对弗拉西克的审判）

开庭审判弗拉西克，已是斯大林去世、贝利亚也已倒台之后的事，那是在1955年的1月17日。

法庭主持人问：“您是什么时候与画家施滕贝格认识的？”

弗拉西克回答：“大概是在1934或1935年。那时他正为节日庆典计划装饰红场的事。”

“什么使您和施滕贝格亲近起来的？”

“当然，是在一起喝酒、同女人们玩乐时近乎起来的……”

“被告弗拉西克，您向施滕贝格泄露了一些人的国家安全部秘密情报员的身分。施膝贝格供认说： ‘我从弗拉西克那里得知，我所认识的克里沃娃是当局的情报员，而弗拉西克的姘妇梁赞采娃也是。’”

弗拉西克对此供认不讳。但是他说：“在工作上我是一丝不苟的。为了喝酒和玩女人，我付出了自己的健康做代价，而且都是在业余时间干的。我有过不少女人，这我承认。”

“政府首脑曾警告过您，说这种行为是不允许的。”

“对，1950年他对我说过，说我滥用和妇女们的关系。”

“您招认过，说萨尔基索夫曾向您密告有关贝利亚腐化堕落的事，可您说： ‘不要干涉贝利亚的私人生活，做好保卫工作就行了。’”

“是，我没管这事，因为我认为我不该过问这种事，因为事关贝利亚的名声。”

“您怎么能为您的单位大肆挥霍国家资财？”

“我的文化程度有限，一共只上过3年教区学堂。”

证人施滕贝格说：“应该指出，弗拉西克是个道德败坏的家伙，他曾同许多女人同居，其中包括……（证人历数了20多人的长名单），还有一些人的名字我记不起来了。他教会了我和我妻子酗酒，还跟我妻子同居，他居然还不要脸的向我叙述此事。”

现在请看他生活的另一个方面：

“被告弗拉西克，请您告诉法庭，从战利品中您非法地、没有付费获取了些什么？”

“我记得的有钢琴、三四条地毯。”

“对14架照相机，您怎么说？……这么大量的水晶玻璃花瓶、高脚酒杯、瓷器，您从哪儿弄来的？”

如此等等，等等。……

*斯大林……也被窃听！

斯大林之死使弗拉西克免于一死。1955年他写了一份请求赦免的申请，其中有最有意思的事。

弗拉西克说，开始时，贝利亚亲自审问他。弗拉西克惊讶地发现：贝利亚竟然知道他和政府首脑私下谈话中涉及的某些细节。要得知这些谈话的细节只有一个途径——窃听。

弗拉西克写道：“贝利亚迫切地想要知道，战后政府首脑到底对他贝利亚有什么不满的地方。”

这次，太快的速度使“当家的”处于不利地位。他本不该急于逮捕弗拉西克：他丢失了一条老练的警犬，而暂时又未找到另一条警犬来代替他。

“当家的”决定干掉贝利亚。像过去所有的牺牲品一样，贝利亚·在消失之前应该把委托给他的工作完成。贝利亚可是与伟大梦想的实现密切相关的。

1951年，在贝利亚的监督之下，试验成功了那新型的、威力巨大的原子弹。而在1953年，他的学者专家们又造出了新的、空前的武器——便于运输的氢弹。这个武器正准备试验，它的威力要比投到广岛的原子弹大20倍。世界上还没有类似的武器，只有“当家的”一人掌握着这种武器。

氢弹定于1953年8月间试爆，但那已是斯大林死后数月的事。

而在当时，在掌握最新武器的前夕，斯大林委托贝利亚要完成莫斯科的火箭防卫工作。还在40年代末，就曾决定在莫斯科四周部署火箭部队，火箭的数量要足以击落任何向莫斯科飞来的飞机。建立了两道巨大无比的混凝土环形防线，在这些防线上布置了对空火箭和高射炮构成的综合体系。根据斯大林的要求，工作以疯狂的速度进行，干活的都是贝利亚部下的那些久经考验的建设大军——牢中的犯人们。60台火箭随时做战斗准备。从发射点同时可有20台火箭起飞，雷达站可跟踪目标。然而……它们却不能相互配合。“当家的”催促着。工程师们遵命按军营制度工作。贝利亚把总设计师叫来吩咐：“如果整个体系不能运作，那么……”

体系开始运作了。“当家的”心想：不久以后，莫斯科就要从用火箭做成的围栏里面朝西方观望了。

一切都已准备就绪：超级武器——氢弹和最强大的军队——尚未忘记如何有效地进行杀戮的军队。不，战后不久斯大林对莫洛托夫所说的话不是没有道理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把一个国家从资本主义的奴役之中解救了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建立了社会主义体系，而第三次世界大战会永远地消灭帝国主义。”此话的深一层意思是：“我们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并结束它。”

*导火线

斯大林命令伊格纳季耶夫在最短时间内准备好审理“医生案件”，告诉他说：“如果医生们不从实招来，您也要到他们现在呆着的地方去。”

于是，1953年1月13日，全国都读到了《塔斯社关于毒害人的医生恐怖集团被揭发的通告》。

《真理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引用了领袖在1937年说过的一段话：“我们的成功并不会使斗争熄灭，而是使斗争更加激烈，我们前进得越快，敌人的斗争就将越剧烈。”为了让任何人都对此没有任何怀疑，于是又重演了1937年的历史。

然而，此次降临的可怕灾难，有着一个决定性的、全新的细节——公开的反犹主义。这预示着群众的狂热和恐怖活动的难以设想的规模。

无线电广播员的声音整日严厉地响着。所有的扬声器都在广播这篇文章：“苏联人民愤怒地谴责杀人犯和他们的外国主子所组织的犯罪团伙……”

紧接着发出的警告，足以使了解“深一层语言”的人不寒而栗：“至于这些走卒的幕后策划者，他们应该知道，不久以后他们就会受到报复的。”

幕后策划者，正如文章所写的，就是“外国主子”、“美帝国主义”。而报复就指的是战争，战争正寻路朝他们走来。

那年冬天，我们正住在莫斯科郊外马蒙诺夫卡站的别墅里。“克里姆林宫医生们”的别墅也在那里，但是那年冬天他们的别墅都空着：谁也没有到这儿来滑雪……

运动开展得越来越厉害了。《鳄鱼》杂志发表了公开反对犹太人的小品文，《星火》杂志在题为《警惕、再警惕》的社论中历数了被捕医生们的犹太姓名，称他们是“人类中的恶棍”……《真理报》刊登了“关于在各个城市中逮捕间谍”的报道，其中点了一长串犹太人的姓名。

那是可怕的日子。每天夜里，黑色的汽车在莫斯科的街道上疾驶，逮捕那些有名气的犹太人。侦察员舍伊宁也被捕了。

*离“末日审判”仅有一步之遥

现在，斯大林常常独自呆在别墅里。女儿早已不常来做客了。

她同父亲主要靠书信联系。

1952年10月26日，她在信中写道：“亲爱的爸爸，我很想见见你。我没有什么 ‘事’，也没有任何 ‘问题’，只是想见见你。如果你允许，如果这不让你为难，我想在十月革命节时到近郊别墅去住两天，即 11月的8日和9日。”

她又离婚了。1953年2月10日她来信说：“我很想见你，告诉你我目前的生活状况……面对面地谈谈。至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日丹诺夫，我和他早在新年前夕就彻底分手了……不，我早就跟这干巴巴的教授、冷酷无情的饱学之士过够了，让他自己钻进书本堆里去吧，他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家庭和老婆……目前我还有钱，就是你寄来的那些，所以问题不仅仅在这方面。”

女儿在偶然的来访中，惊讶地发现：墙上贴着许多复制的画。斯大林此时喜欢从杂志上剪下一些图画来贴在墙上。画中都是孩子们：一个小姑娘在用牛角给小驼鹿喂水，一个小男孩在滑雪，一群娃娃站在樱花树下……

现在他用这些图画来代替自己的孙儿孙女们。

赫鲁晓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在那恐怖的1952年，斯大林首次没有去休假。他已没有休假和看望儿孙的时间：要知道，伟大的梦想即将在全世界实现。

现在，斯大林已视莫洛托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为死囚，再也不邀请他们来做客了。现在他只请政治局中的四个人前来别墅：马林科夫、贝利亚和最高领导层中的两位新人——赫鲁晓夫与布尔加宁。这四个人应该行动——先整那些失宠的老头子们，然后再你整我，我整你。再以后，他们全都要换新的工作。党的监牢正等待着新的囚徒。死刑的后补者早已内定……

未来的牺牲品，正像尼录时代的古罗马元老院中的元老一样，顺从地等待着自己厄运的到来。恐惧——全面的恐惧已使他们瘫痪了。

气氛越来越紧张了。商店中排队购物的妇女以仇恨的腔调咒骂着那些也在排队的犹太妇女。所有的人都在等待着某种可怕的事情，这种可怕的事即将发生：不是今天，就是明天。

2月，出现了凶险的信号。

*未发表的忏悔信

由于西方对排犹活动发出了无休止的谴责，中央决定准备一个宣传运动：以犹太人代表的名义起草了一封集体签名的信。

在这封信中，全国著名的犹太人——科学家和文化人愤怒地指责那些被捕的医生——“穿白大褂的杀人凶手”，并且申明：在苏联这个工人和农民的国家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的排犹活动，有的只是对那可怜的一小撮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国际犹太复国主义代理人的正义惩罚。

关于那些在信上签了名的和拒绝签名的人，有着各种各样的传说。其中一个签名者（我不提他的姓名，他在自己的晚年一直为签名的事自责）对我说：“是的，我们是由于动物般的恐惧而在那封可笑的信上签名的。我们自己害怕，也为自己的孩子们害怕。当时，我对自己说：那些医生们是没有希望得救了，但是我们还要挽救其他的人。为了结束反犹运动，我们必须自己拉开距离，让一般犹太人与那些不幸的、命中注定要灭亡的医生们划清界线。”

联名信预定在2月初见报，但是意外的事发生了。2月2日在《真理报》编辑部中一片惊慌：报纸被禁止发表那封费了很大劲才出笼的信。每个人都明白，只有“当家的”才能压住这封根据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指示而起草的信。曾是1949—1953年反犹运动的主要靶子的知名作家和文学批评家博尔沙果夫斯基，在他那本名为《血的谴责》的书中写道：“那专横的否决来自最高领导。斯大林不愿把犹太人分成好人和坏人，不愿只牺牲少数 ‘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就让一般犹太人免疫过关。”

知道此事前因后果的人害怕了。他们明白，如果斯大林拒绝用“少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来为其余的犹太人赎身，他可能要惩罚所有的犹太人。2月8日《真理报》发起了反犹运动，用一篇题为《缺心眼的人和恶棍》的愤怒反犹文章代替了犹太忏悔者的联名信。文中历数了许多“骗子”、“怠工者”和“恶棍”的犹太姓名，并指出：“缺心眼的人”——那些丧失了警惕性的俄罗斯人，却重用了他们。

接着掀起了新的反犹歇斯底里浪潮。犹太人被掠夺，在街上挨打。2月底，莫斯科传出流言说，犹太人将要被放逐到西伯利亚。人们知道，任何“当家的”所不赞成的流言都会很快地消失，而传播这种流言的人就会被关进监狱。但犹太人要被放逐的流言却一直在传播，而且相信的人越来越多。一天比一天更令人惶恐不安。就像在纳粹统治时期的德国一样，许多犹太人试图安慰自己。我家的邻居问我父亲：这样干需要多少货运卡车？然后自己回答自己说：“不，他没法这样干！”

他们是在对自己说谎，他们很清楚他能够这么干，就像在紧张的战争时期把几十万人从高加索赶到西伯利亚那样。

我至今还记得，有一天母亲下班回来悄悄地 （为了不让我听见）告诉我父亲说：“房管会正在编制犹太居民的名单，他们已经知道从哪一天开始行动。”父亲只是轻声回答：“这都是谣言。”

在斯大林死后，全世界都知道了斯大林有放逐犹太人的计划。戈尔德伯格教授在他写的《苏联的犹太人问题》一书中提到：“斯大林要把犹太人放逐到西伯利亚的计划，在他死后传到了西方。”本一古里安大学的犹太史教授本加明·平库斯在《苏联的犹太人》一书中写道：“斯大林通过医生案件为将犹太人从苏联中部放逐出去做了准备。”在《犹太小百科全书》第一卷“反犹主义”条目中也说：“只是由于斯大林逝世，犹太人才避免了被放逐的下场。”在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人们至今还能认出那些为几十万犹太人准备居住、或是说准备死亡的，没有供暖设备的简陋木屋。

*末日审判中断了

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反犹行动的目的何在？放逐犹太人的计划，对犹太人领袖的镇压以及掀起恐怖浪潮，都是为了什么？

用斯大林是偏执狂或他奉行粗暴的反犹主义来解释这一切 （以及1937年的大清洗），那就是过于简单化了。

“当家的”是一个冷酷的实用主义者。在他掌握绝对权力的25年内，他为自己所有可怕的行动都能找到合理的理由。

我父亲常喜欢引用某人所说的有关斯大林的一句话：“灾难预示着：缓慢的折磨将置人于死地。”

斯大林当然不喜欢犹太人，但是他从来不简单地以个人好恶行事。他最信任的助手中就有一些犹太人，例如国家第三号领导人卡冈诺维奇和梅赫利斯，后者曾当过他的秘书并在战争时期被任命为苏军政治部领导人。

问题的症结究竟何在？

像斯大林这样狡猾的人，能不明白他公开的排犹运动会引起西方、首先是美国反对苏联的浪潮吗？他能不明白放逐犹太人会使美国人的敌意加深到危险的程度吗？

这是一个奇怪的问题。事实是：为了某种原因他需要这种对抗，需要一下子永久地和西方吵翻！

为什么他又计划掀起新的恐怖浪潮？30年代的大清洗是打算建立一个绝对服从“当家的”的一统社会。1953年计划的清洗也有同样的目的。它意味着要重新恢复被战争损害了的纪律，使已逐渐消失了的恐惧感重又笼罩全国，以便再次确定一个绝对服从“当家的”的一统天下。

但是，正如莫洛托夫曾正确地向丘耶夫所指出的那样，30年代清洗的主要目的是为国家做战争准备。

50年代的目的仍是如此：“当家的”需要进行清洗是为了……对，是为了开始伟大的战争，和西方的战争。这将是最终消灭资本主义的最后的战争，一次神圣的战争。这战斗的呐喊对他的被欺骗的人民会显得那么亲切：粉碎全球邪恶的资本主义，粉碎它的代理人——国际上的犹太民族！

在所有这段时间里，“当家的”的宣传机器都在指责“山姆大叔”——美国是邪恶的化身。这就是他为什么要挑起与美国对抗的原因。他想借助犹太人来实现自己的伟大梦想。

因为此刻他正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他的军队驻扎在东欧各国和德国；他的军队在战争中获得锻炼，当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他的首都四周都有火箭防御；他拥有的世界上威力最大的武器不日即将试爆，这种武器在当时的短时间内使他处于领先地位（然而他知道，美国人正紧追上来）；人类的1/3已站在了他的旗帜之下；还有几十万人对他——战胜了希特勒的人表示同情……

但是，所有这些优越性都只是“暂时的”。暂时他领先。

而明天，他那半饥半饱的，一半已遭毁坏了的国家可能要后退。

他预感到时日无多，怎能不利用这最后的机会去努力实现其伟大的梦想呢？

*在俄国一切都保密，但没有任何秘密

我很清楚，关于这一点不可能有什么文件。

还在3月5日，斯大林去世的当天，就已开始对他的档案进行检查和清理。“委托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贝利亚采取措施，将斯大林同志的文件和公文，包括当前的和档案性质的，整理就绪。”（引自1953年3月5日联共中央、部长会议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联席会议的记录。只是在41年之后，在1994年的《资料》杂志上，才首次刊登了该记录的这一秘密部分）。

当然，他们“采取了措施”，并“整理就绪”了。这三位恐怕不会留下有关苏联要打世界大战的文件。

然而在苏联（这个国家周期性地毁掉档案馆中的文件，或伪造一些文件），却存在着有趣的历史资料——当代人的口头叙述。

那位至今仍然健在的作家博尔沙果夫斯基曾告诉过我：1953年2月，斯大林在党中央主席团常委会上，说过一句令人吃惊的话。

博尔沙果夫斯基是从自己的密友——作家雅科夫列夫 （他曾写过多部有关列宁的著作，还曾为多位党的领导人起草过发言稿）和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德拉贡斯基上将那里听到此话，并了解到那次会议上所发生的情况的。可惜这二位都已去世了。

在那次会议上，维辛斯基（他从1940年就已脱离检察院而在外交部担任领导工作）向斯大林汇报了西方对正在准备审理的医生案件所做出的糟糕透顶的反应。

有几个主席团成员公开地支持了维辛斯基。

为此，斯大林猛烈抨击维辛斯基，说他的发言带有孟什维克的味道；也对战友们大呼小叫，称他们为“瞎眼猫”。

最后，斯大林说了一句令人惊恐不安的话：“我们谁都不怕，如果帝国主义者先生们想打仗，那对我们来说，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

此后，斯大林就回到他的别墅去了，直到死他再也没有从那里出来。

关于2月那次斯大林拂袖而去别墅的事，我还听到了几种类似的说法。最有意思的一种说法，是70年代末在作家协会我偶然从尤里·茹科夫那儿听到的。这茹科夫是共产党党报《真理报》最保守和颇有影响的政治观察家之一，他也像德拉贡斯基上将一样，是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

尤里·茹科夫是这样讲述的：“1953年2月，在斯大林接见某位大使的时候，维辛斯基也在场。那位大使在谈话中涉及了苏联的反犹运动。他走后，维辛斯基向斯大林抱怨说，因为‘医生案件’之故，外交人员的工作变得很困难。当时斯大林对此未做任何回答。

“但在维辛斯基走后，而战友们来到了办公室的时候，斯大林突然对维辛斯基痛加责骂，说他的话 ‘带有挑衅性’，并提到他过去曾是一个孟什维克。

“然后他对沉默的战友们说：‘帝国主义者老爷们是何等轻易地就能把你们吓倒。看来问题只能是：或者这样，或者那样。或者是我们将他们消灭；或者是在我死后他们将你们消灭，就像消灭瞎眼猫一样。’在场的人，当然，慌忙说：“斯大林同志还要活很多年呢！’他对他们所有的人骂了一句娘，就坐车回到近郊别墅去了。此后，他再也没有出现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后来，据茹科夫说，“上面给《真理报》送来了一篇相当反犹的小品文，令其刊登。”

看来，这几种说法都有某种事实根据。不过，在博尔沙果夫斯基的说法中提到了战友们反对斯大林的发言，这令我感到不大可能：他们没这么大的胆量，战友们直到他死也不敢发言反对“当家的”。因此，我觉得第二种说法更接近事实。

但是，我不知道如何把这些说法多多少少地与事实做一番核对：在当时，主席团常委会的会议没有任何记录。不过是常委会的个别成员到斯大林的办公室去请示如何解决个别的问题，——这就算是常委会的会议了。一般讲来，正如我已说过的，关于苏联要发动侵略的事，不可能有任何的文件保留下来。

只是到了1995年的7月，我才忽然想起：应该再一次利用那最可靠、最客观的资料——访问斯大林的“来客登记簿”，看一看：1953年2月，他生命中最后的一个2月，在他的办公室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2月，在斯大林的办公室里

原来，2月17日斯大林的确是最后一次来到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

在那以后，的确，“当家的”一直到死都再也没有到过克里姆林宫！而且，在那一天“当家的”的确接见了印度大使库马拉·梅农。

然而，并没有维辛斯基在场。

在大使走后，来到斯大林办公室的是：贝利亚、马林科夫和斯大林新提拔上来的布尔加宁。

不过，2月7日，自18点到18点45分，曾来过斯大林办公室的有：阿根廷大使布拉沃和……维辛斯基！

大使走后，从18点45分到18点55分，即在10分钟的时间内，维辛斯基是在斯大林办公室里的。在维辛斯基走后，到办公室来的是那几个主要的负责人，斯大林最接近的四个人——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第二天，在《真理报》上的确刊登了那篇反犹文章：《缺心眼的人和恶棍》。

*解 释

对，大概就是在那一天，2月7日，即反犹文章问世的前一天，发生了上述的一切。我想，情况是这样的：

大概是阿根廷大使谈到了排犹运动。而维辛斯基在此犯了错误：当他与“当家的”留在办公室内时，他抱怨了“医生案件”给外交人员的工作带来了困难。

而“当家的”很可能在当时并未说什么。

与维辛斯基谈话以后，当战友们来了的时候，“当家的”对维辛斯基大加责骂，并对吓坏了的战友们说了那句话：“如果帝国主义者先生们想打仗，那对我们来说，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

很可能，此时他开始反复考虑这个思想。

2月17日，梅农大使的来访又让他想起了维辛斯基。于是，他又大骂维辛斯基，同时也骂了战友们。很可能就在那时他说了“消灭帝国主义者”的话。

2月17日以后，再也没有来访者的登记。

2月17日以后，他的确再也没有到莫斯科城里来了。

不知是谁在登记簿的白边上划了一条红线，似乎是做了一个总结。

3月2日，又有来访者进入这间办公室，但此地己没有了斯大林。

3月就要来临了。

传说3月5日犹太人将被装入大卡车，赶出莫斯科。

贝利亚当然明白：“当家的”策划的世界大战，在3月5日就已十分临近了。

那时，“当家的”所做的计划的第二部分，就要付诸实施了：那就是战前的恐怖政策、大清洗。

那时，他们所有的人都要完蛋。

如果贝利亚想要得救，那他就得及早想办法。

2月过去了。3月将是阳光灿烂的，就像开始革命时那个遥远的3月一样，那时满怀希望的科巴走出了彼得格勒的火车站台……阳光灿烂的3月，但是斯大林见不到它了。

3月5日，他准备在这一天将世界推入末日的恐怖，并消灭上层人物。然而就在3月5日，他永远地闭上了自己的眼睛。

这次，轮到他明白了：上帝确实存在。

“我必救我的百姓脱离你们的手，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圣经·旧约·以西结书》第13章，第23节）。

第十九章 死亡还是暗杀

*最后的秘密

我回想起3月的那一天。全国最著名的播音员列维坦（他那威严冷峻的声音总叫人联想到“当家的”）在宣读着有关斯大林病情的公告。全国吓得呆若木鸡，倾听着他血液中白血球的数目。原来，他也有一般人的白血球！难道死神真敢把他带走么？

人们往报纸编辑部投寄无数的神奇药方，就连自己去死也在所不惜，只要他能活下来……

关于斯大林的逝世，存在着多少神奇的传说！就连著名的官方作家西蒙诺夫也闹不清楚。后来，在1979年他写道：“（斯大林）究竟是怎么死的？ 有关这个问题的好奇心一直到现在，在他逝世1/4世纪之后，仍然折磨着我。”

到了赫鲁晓夫时代，人们俏悄地叙述着以下的传说：“当家的”根本就不是死在克里姆林宫的，像正式公告所宣布的那样；他是在近郊别墅去世的。3月1日前一天的深夜，斯大林的保卫人员打电话把贝利亚叫到近郊别墅来，对他说：“‘当家的’十分可疑地长时间没有走出自己的房间。”贝利亚打电话给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他们一起坐车去了。这三个人一块儿走进斯大林的房间，只见他躺在地上，失去了知觉。突然，他又动了一下。赫鲁晓夫立刻上前掐住他的脖子，其他两个人也扑了过去。他们掐死了那暴君。在当天夜里，贝利亚把斯大林所有的保镖都枪毙了。他们向全国通告了斯大林的病情，而那时他早已不在人世了。

斯大林的生活以神秘开始，又以神秘告终。

*出现了见证人

斯大林之死的真正见证人的首批证词，发表在沃尔科戈诺夫的那本关于斯大林的书中。根据与斯大林的卫士雷宾的谈话，沃尔科戈诺夫叙述说：斯大林是在近郊别墅逝世的。是卫队工作人员斯塔罗斯京发现斯大林中风之后躺在地板上的……

然而就在当时，我已知道有关斯塔罗斯京的情况，沃尔科戈诺夫弄错了。在革命博物馆，我有机会看到了那位雷宾的尚未发表的回忆录《钢铁士兵》。在这部手稿中，有若干篇章使我颇为惊讶。

“当家的”下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命令

雷宾本人很早，从1935年起就已不在斯大林的卫队里工作了。

不过，1977年3月5日，在斯大林逝世的周年纪念日里，雷宾找到了几个过去斯大林卫队的工作人员，他们在斯大林逝世时都在近郊别墅工作。

根据这些保卫人员（名义上他们被称为“完成斯大林委托的工作人员”）的叙述，雷宾记录下了一些证词。

开始是一般情况：“2月28日夜里，政治局委员们在克里姆林宫中看电影。看完电影后，他们驱车前往别墅。到斯大林别墅去的有贝利亚、赫鲁晓夫、马林科夫和布尔加宁。他们在别墅一直呆到清晨4点钟。那天在斯大林处值班的是高级工作人员斯塔罗斯京和他的助手图可夫。别墅警卫长奥尔洛夫那天休假，值班的是他的助手帕维尔·洛兹加乔夫……”

当天在别墅中的还有被服管理员布图索娃。

客人走了以后，斯大林就躺下睡觉了。此后就再也没从自己的房间里走出来。

除了一般情况外，雷宾还单独记录了保卫人员斯塔罗斯京、图可夫和洛兹加乔夫的证词。斯塔罗斯京的证词最为简短：“从19点钟起，我们开始为斯大林房间中的寂静感到不安……在没有召唤的情况下，我们俩个 （即斯塔罗斯京和图可夫）都不敢擅自进入斯大林的房间。”

他们叫洛兹加乔夫进去看。于是，帕维尔·洛兹加乔夫就成了第一个看见斯大林躺在桌旁地板上的人。

根据图可夫和洛兹加乔大的叙述所记录下的证词，已让我感到奇怪：为什么斯塔罗斯京在叙述经过时没有说到一个令人惊讶的细节：斯大林在躺下睡觉之前给卫队下了一个叫人难以置信的命令。

保卫人员图可夫说：“客人走了以后，斯大林对仆人和警卫们说：‘我要睡了，不会再叫你们的，你们也可以去睡了。’”图可夫强调：“过去斯大林从来没有下过这样的命令。”

就这样，一向极为重视安全工作的“当家的”，突然破天荒地命令自己的警卫员们去睡觉，实际上让自己的几个房间处于无人保卫的状况。而就在这天夜里，他中了风！！

在主要见证人 （即第一个看见斯大林中风之后躺在地上的洛兹加乔夫）的证词中，我也读到了同样的细节：“斯大林说：我要睡了，你们也都去睡吧……”

“我不记得，”洛兹加乔夫说，“从前什么时候斯大林曾下过‘大家都去睡觉’的命令。”

于是，我决定去采访洛兹加乔夫。

*主要见证人

我开始追踪彼得·瓦西里那维奇·洛兹加乔夫。我给他打了许多次电话，准确他说，足有几十次。他一直犹犹豫豫，拖着不想见我。他们直到进坟墓都会感到害怕：他们被指定为之服务的那位“秘密对象”（他们彼此就戏称为“被指定者”），依然像以前那样统治着他们。然而我不屈不挠的精神终于战胜了：洛兹加乔夫总算同意和我会见了。

他建议我们在地铁站会面。

洛兹加乔夫是个矮小的，还相当健壮的宽肩膀者头儿。我们坐在地铁站的凳上，两旁是川流不息的人群。

我再次重复那些已向他说过了100遍的话：对于编写历史来讲，他的证词是多么的重要，因为他当年的同事们均已亡故。

他很注意地聆听了这些他已十分熟悉的话，沉思了一会儿，然后不知为何叹了口气，就把我领到他家里去了。

在克雷拉特新建区他那小小的住宅里，坐在窄小的厨房内，我记下了他的证词。

在誊清了记录、并用打字机打好之后，我再次拜访了他，请他在主要的章节上签字。

这一次他出奇的痛快：戴上厚玻璃眼镜，长时间地读着记录，然后用颤抖的手在每页记录的下面签了字。

*“他们会向我们进攻”

在谈到斯大林去世的那天之前，洛兹加乔夫详细地谈了近郊别墅的日常情况。其中有一个情节使我感到特别有趣。

洛兹加乔夫：“‘当家的’去世前不久，有一次他问我：‘你怎么想，美国会进攻我们么？’我对他说： ‘我想它不敢！’斯大林突然对我发火：‘滚，你干什么来了？我又没喊你。’后来，同事们问我：‘今天你怎么让他生了这么大的气？’……忽然，上面叫我：快到楼里去。我去了， ‘当家的’已改用了另一种口气：我朝你大喊大叫了，忘了这事吧。但你要记住：他们会向我们进攻的，帝国主义者们一定会进攻我们的，如果我们允许他们的话。你看，应该这样回答。”

他已经在准备，准备大流血了！

*“当家的”的最后一夜，是谁下的命令？

终于，洛兹加乔夫讲到了那一夜：“3月1日的前一天夜里，我在别墅值班……警卫长奥尔洛夫刚休假回来，那天是他的休息日。在斯大林那儿值班的有高级工作人员斯塔罗斯京、他的助手图可夫、我和马特廖娜·布图索娃。那天夜里 ‘客人们’要来——‘当家的，这样称呼常到他这儿来的政治局委员们。像往常一样，客人们要来时，我们和 ‘当家的’一起制定菜单。2月28日那天夜里，我们的菜单中有“马扎里”牌葡萄汁，我记得是三瓶。“马扎里”是一种年代不久的葡萄酒，因为度数不高，‘当家的’就叫它葡萄汁。那天夜里 ‘当家的’把我叫去吩咐：‘给我们每人来两瓶葡萄汁’……那天夜里都有谁来了？都是常客：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大胡子的布尔加宁。过了一阵子， ‘当家的’又叫：‘再来点葡萄汁’。又送上了。一切都好，他没提什么意见。后来就到了清晨4点钟……快到5点的时候，我们给客人们备好了汽车。 ‘当家的’送客时，警卫也跟着送，为的是客人走后好关门。当警卫员伊万·瓦西里那维奇·赫鲁斯塔廖夫关好了门时，他看见了 ‘当家的’。‘当家的’对他说：‘睡觉吧，你们都睡去吧！我这儿不需要什么了，我也要睡了，今天我不需要你们了。’

“赫鲁斯塔廖夫跑来高兴地说：‘嘿，小伙子们，从来还没下过这样的命令……’说着他向我们传达了 ‘当家的’说的话。”说到这里，洛兹加乔夫补充说：“是真的，我在别墅工作了那么多时候，‘当家的’说‘睡觉去吧’，这还是仅有的一次。平常他只是问： ‘想睡觉么？’然后用眼睛把你从脚到头狠狠地看一遍，像要看穿了似的。呶，哪儿还敢想睡觉呀！接到这个指示，我们当然很满意，就大胆地躺下睡了。”

“等一下，”我问他，“怎么又出来一个赫鲁斯塔廖夫？您过去没说过这个赫鲁斯塔廖夫也在别墅里啊！”

洛兹加乔夫：“警卫员赫鲁斯塔廖夫在别墅只呆到早上10点钟，以后他就回家休息了。替换他的是斯塔罗斯京，米哈伊尔·加夫里洛维奇。”

（这就是为什么斯塔罗斯京没告诉雷宾关于“当家的”曾下达一个奇怪命令的事：他本来就没听见这个命令。——作者）总之，那天夜晚他们在近郊别墅只喝了些温和的葡萄酒，没喝白兰地，也没喝任何可能引发病症的烈性酒。据洛兹加乔夫的叙述，“当家的”那天“很和气”。如果他感觉身体不适，“他的心情就会很糟，那时你最好别惹他，”——洛兹加乔夫这样说。

但这些部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句令人吃惊的话：“你们都睡去吧”，这样的话洛兹加乔夫还是第一次从“当家的”那儿听到。准确地说，他不是从“当家的”嘴里听到，而是从警卫员赫鲁斯塔廖夫的嘴里听到的。是赫鲁斯塔廖夫传达了“当家的”的命令，然后在早上就离开了别墅。这个命令让洛兹加乔夫和另一个警卫员图可夫感到吃惊，因为“当家的”一向极严格地要求遵守秩序。然而那句话破坏了神圣的秩序：允许他们大家都去睡觉，那就是说允许不守卫他的房间，允许他们不彼此监视。

于是，就出事了。

洛兹加乔夫说：“次日是星期天。早晨10点钟，像往常一样，我们都聚在厨房里，开始安排当天的工作。”

是的，因为有了命令，洛兹加乔夫就放心地睡到了上午10点钟。很自然，他不知道他的同伴们在夜间都干了些什么。比如说，那个传达了“当家的”那难以置信的命令之后，过了夜就回家去了的赫鲁斯塔廖夫，他干了些什么？

洛兹加乔夫接着说：“到了10点钟，斯大林的几个房间里‘还没有动静’（我们就用这句话表示他在睡觉）。11点钟了，仍没有动静，12点钟时，还是没有动静。这已经奇怪了：平常他在11点到12点钟左右起床，有的时候甚至10点钟时他就不睡了。

“已经到了中午1点，还没动静。两点钟了，那几个房间里仍是没有动静。到了3—4点钟，依然没有任何动静。可能有人给他打过电话，但是在他睡觉时，电话就接到别的房间里去。我和斯塔罗斯京坐着。斯塔罗斯京说：‘有点不对劲儿，咱们怎么办？’‘是真的，怎么办呢？到他房里去？’可是他非常严格地规定：如果他房中 ‘没有动静’，决不允许别人进去，否则严惩不贷。我们俩个就这么坐在办公楼里，这楼由25米长的走廊与斯大林的几个房间相联，有单独的门通向那里。已经6点钟了，我们仍然不知所措。忽然，站岗的勤务兵从街上喊： ‘我看见有灯光了，在小饭厅里。’感谢上帝！我们心想：一切都好了。此时大家都各就各位，大家都时刻准备着，慌忙地跑来跑去。8点钟了，仍是啥动静也没有。我们不知如何是好。9点了，没有动静，10点了，还是没有！我对斯塔罗斯京说： ‘你去看看，你是卫队长，你应该想点办法。’他说：‘我害怕。’我说‘你害怕，难道我是英雄？我应该到他那儿去吗？’正在这时，信使来送邮件了，有党中央来的一包文件。文件平常由我们，准确他说，由我去送给他。文件——是我的责任。‘有啥办法呢，’我说， ‘我去吧！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弟兄们，你们可别忘了我。’是啊，就该我去。

“平时我们进他的房间，完全用不着悄悄地走。有时，还要故意地大声把门碰上，为的是让他知道有人来了。要是有谁轻轻朝他走去，他就会有十分病态的反应。你应该大踏步地进去，在他面前不要不好意思，也不要挺身直立，不然他就会对你说：‘干什么你在我面前直挺挺的，像个好兵帅克？’”

“呶，我打开了门，大声地在走廊里走着。我们平常送文件去的那间房子，恰好是在小饭厅的对面。小饭厅的门正开着，我朝里面望去，看见‘当家的，在地上躺着，右手是抬起来的……就这样（洛兹加乔夫说到这儿，把半弯曲的手臂稍微抬起。）我整个的惊呆了，手脚都不听使唤了。当时他大概还没失去知觉，不过已经不能说话了。他的听力很好，大概是听到了我的脚步声，他费力地抬起手来，可能是向我求助。我跑到他身边问： ‘斯大林同志，您怎么了？’他在这段时间里尿湿了衣裤，自己想用左手整理一下。我问他： ‘是不是去请医生？’他含糊不清地回答：‘滋……滋’，说不出别的来。地板上扔着一块怀表，还有《真理报》。我把表拾起来看，时针指着6点半。这是6点半钟发生的事。我记得，桌子上有一瓶 ‘纳尔赞’牌矿泉水。房子里灯亮了的时候，他可能是去拿矿泉水的。我问了他大概有两三分钟，忽然他轻声打起呼嗜来……听见这轻轻的呼声，你会以为这人睡着了。我抓起了电话筒，发着抖，淌着冷汗，打电话给斯塔罗斯京： ‘快到我这儿来，快来。’斯塔罗斯京来了，也吓得慌了神。 ‘当家的’仍是没有知觉。我说：咱们把他抬到沙发上去吧，在地上不合适。在斯塔罗斯京之后，图可夫和布图索娃也来了。我们大家把他抬到了沙发上，躺在地上不合适。我对斯塔罗斯京说： ‘去给大家打电话，一个也别例外。’他去打电话了。我一步也没离开 ‘当家的’，他躺在那儿，一动也不动，只是打着呼。斯塔罗斯京打电话到克格勃，找伊格纳季耶夫。后者吓坏了，让打电话给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在斯塔罗斯京打电话的时候，我们几个商量了一下，决定把 ‘当家的’抬到大饭厅的大沙发上去，因为那儿通风好。我们大家一起把他抬了过去，放在沙发床上，给他盖上了毛毯。看来，他冻得够呛，从晚上7点就躺在地上没人管。布图索娃帮他把衬衫的袖子整理好，他大概非常冷。这时候，斯塔罗斯京给马林科夫打通了电话。过了半小时左右，马林科夫打来电话说：“我没找到贝利亚。”又过了半小时，贝利亚来电话吩咐：“关于斯大林同志生病的事，对谁都不要说。”

就这样，又过了一个小时，没有人来看望垂死的斯大林——过去的“当家的”。

只有“被指定为他服务的人员”坐在他的床边，等待着上级的指示。

*谎 言

战友们中，唯一详细描述过那天夜间悲剧的，是赫鲁晓夫。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叙述了事件的经过。

然而他的叙述相当奇怪：“马林科夫突然打来电话说：‘知道吗，斯大林的警卫员们 （此处他说了几个人的姓名）打来了电话，他们惊慌地报告说斯大林出事了。应该赶快去。我已电话通知了贝利亚和布尔加宁。你直接到斯大林那儿去吧，我就去，他俩也马上就会去的。’

我立刻要了汽车……我们说好了：不径直去看斯大林，而是先到值班室去。”

这样，照赫鲁晓夫的说法，这四位昨天夜里的客人马上就去了。

赫鲁晓夫接着说：“我们找到了值班人员，问：‘是怎么回事？’

他们解释：‘往常，斯大林晚上11点钟左右都要叫人，要茶……今天没有。’警卫员们说，已派了马特廖娜·彼得洛夫娜（布图索娃）去看了。（这个服务员见识不广，但是个诚实的、对斯大林忠心耿耿的人）。她回来说：斯大林同志躺在地上，睡着，身下湿了一片，他尿了……警卫员们抬起了斯大林，放到了小饭厅的沙发床上。在他们向我们报告了所发生的情况，并说他还睡着以后，我们想，现在我们不便前去，因为他正处于狼狈状态。所以我们就都各自回家了。”

请看，按照赫鲁晓夫的说法，他们马上就来了，但了解到斯大林正处于狼狈状态后，这四个人出于礼貌，又都走了。

事实上，赫鲁晓夫的这番话全是百分之百的谎言。

洛兹加乔夫说：“夜里3点钟，我听见汽车到了。

（自第一次警卫员打电话后，已过了差不多4个小时。这4小时内，斯大林躺着，没有得到救护。只是到了此时，汽车才开到。）

“来的是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根本没有什么赫鲁晓夫！）

“马林科夫的皮鞋咯吱咯吱地响，我记得他脱下了皮鞋夹在腋下。他们进了房间，问： ‘当家的’怎么啦？而他仍然躺在那儿，打着呼噜……贝利亚朝我骂了句娘，说： ‘干什么你弄得大伙儿惊慌失措？“当家的”原来睡得很安详。咱们走吧，马林科夫！’我向他们汇报说，斯大林曾躺在地上，当我向他问话时，他只能含糊不清地发着 ‘滋……滋’的声音。贝利亚对我说： ‘不要惊慌失措，别让我们心烦，也别打扰斯大林同志。’说着他们就走了。”

总之，战友们宣布：在尿湿了衣裤后躺了整整4小时的74岁的老头子“睡得很安详。”以后他们就走了，又把“当家的”丢下没人管了。

*“是我干掉了他”

洛兹加乔夫说：“我又剩下了独自一人。我想，还得把斯塔罗斯京叫来，让他仍然去叫他们。我说： ‘否则他要是死了，我和你都要掉脑袋。快去打电话，叫他们来。’”

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过了不久，又有电话来，打电话的是马林科夫。他说：“斯大林同志身边的小伙子们又来电话了。他们说，斯大林同志总是有些不对头。虽然被派去看斯大林的玛特廖娜·彼得洛夫娜说，他睡得很好，但这不是一般的睡，应该再去看。大家商量好了要请医生。”

洛兹加乔夫说：“7点多钟，赫鲁晓夫来了 （现在他才首次露面。）赫鲁晓夫问： ‘当家的’怎么样了？我回答：‘很不好，他的确出了问题。’赫鲁晓夫说： ‘医生马上就到。’”

“我心想：感谢上帝。8点半到9点钟之间，医生们到了。” （这是在没人救护的情况下他躺了13小时之后的事！）

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那天夜里在“当家的”那几间关着的房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只有两种可能：

或者是“当家的”胡涂了，真的让大家都去睡觉，而夜里他中了风；或者是……

或者是赫鲁斯塔廖夫受了什么人的指使，让服务人员都去睡觉，为的是自己，或某个我们还不清楚的人物能与“当家的”单独在一起。在弗拉西克被捕以后，贝利亚当然会在已无人监视的斯大林的卫队中收买为自三办事的人。“当家的”认为贝利亚微不足道，可是他错了。贝利亚要利用最后一次机会，争取自己能活下来。

是赫鲁斯塔廖夫自己潜入了斯大林的房间，还是另外有一个人？是否他们在“当家的”喝过“马扎里”酒后昏昏入睡之际给他打了针？是否这针剂就引起了中风？是否“当家的”在感到不适之后仍然醒了过来，并挣扎着试图呼救？是否药针起了作用，他只能勉强走到桌旁？如果情况的确如此，那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战友们竟如此胆大包天：在知道出事了以后，仍然不急于前往救护。似乎他们早就知道出了什么事，知道“当家的”对他们不构成危险。

就算是第一种情况，四位战友也是心安理得地、有意识地丢下了斯大林，让他无助地死去。

所以，在两种可能的情况下，都是他们杀死了他。所以，贝利亚有理由对莫洛托夫承认：“是我干掉了他。”此话后来莫洛托夫向丘耶夫提起过。

*死亡纪实

洛兹加乔夫：“呶，医生们都吓坏了。大家望着斯大林，全身发抖。他们应该检查他的身体，但是他们的手颤抖不止。此时牙医取下了他的假牙，但是由于害怕而失手把假牙弄掉在地上。卢科姆斯基教授说： ‘要脱下他的衬衫，好量血压。’……我撕开了衬衫，他们给他量了血压，然后进行了检查。他们问：斯大林倒下时，都有谁在场？当时我们心想：完了，马上就会把我们推上汽车，完事大吉啦！还好，没事，感谢上帝。医生们的结论是：脑溢血。这时候，来了很多的人。事实上，从那时起，我们就脱离了此事。我站在门口，在我身后挤着很多赶来的人。我还记得，伊格纳季耶夫部长一直害怕，不敢进屋。而我对他说： ‘您客气什么，请进吧！’

3月2日，他们接来了斯韦恃兰娜。”

斯韦特兰娜在自己的书中写道：“他们也把瓦西里找来了。但是他正喝醉了酒，他很快地到卫队去了，在办公楼里大吵大闹，说父亲是被人杀害了的……一直吵到他坐车回家。进行了水蛭治疗，做了肺部透视，医学科学院举行会议，讨论采取什么措施。弄来了一台人工呼吸机，那巨大的仪器呆着无事可干，年轻的专家们发呆地东张西望。”

就这样，斯大林在他自己造成的恐怖气氛和官样文章的环境下死去了。

战友们留下布尔加宁守着斯大林，就都回莫斯科城里，到“当家的”那个办公室去了。

在斯大林死去的时候，他的办公室还在继续工作。

根据斯大林的“来访者登记簿”的记载，3月2日上午10点40分，到斯大林办公室来的有刚从别墅过来的三位——贝利亚、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在他们之后来的还有已经失宠了的莫洛托夫、米高扬、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以及中央主席团的其他成员——那些二等官员。看来，他们在他的办公室里开始瓜分权力。

此后，贝利亚、马林科夫和胆子大了起来的伏罗希洛夫及米高扬一起到别墅去了——去看看那垂死的人怎样了。

晚上8点半，据“登记簿”记载，他们又都聚集在斯大林的办公室内——继续分权。

早上，又都到别墅去了。

现在，几乎每天都是如此。

然而孤立无援的、还有一口气的半死之人，对他们还有用处。

米亚斯尼科夫回忆说：“马林科夫向我们表示，他希望医疗措施能够使病人的生命延长到足够的时间。我们都明白了，他的意思是要有足够的时间来组织新政权并准备社会舆论。斯大林不时会呻吟几声，有时在一刹那间人们觉得，他似乎用明白的眼光把周围的人扫视一遍。那时，伏罗希洛夫就要说： ‘斯大林同志，我们都在这儿，你的忠实朋友和战友们都在这儿。你感觉怎么样，亲爱的？’然而，斯大林的眼光已经毫无表情了。3月5日那一整天，我们一直在给病人注射，写病情公报。政治局委员们走近将死的斯大林，官衔低一些的只能从门外往里看。我记得，赫鲁晓夫也站在门口。在任何情况下，等级制度都要遵守。马林科夫和贝利亚站在前面，然后是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和米高扬。莫洛托夫身体不适，但短时间内他来了两三次。”

莫洛托夫回忆说：“他们召唤我到别墅去……他的眼睛闭着，当他张开眼睛想要说话时，贝利亚就跑到他面前去，吻他的手。葬礼以后，贝利亚大笑： ‘科学泰斗，哈——哈——哈！’”

3月5日到了。

斯韦特兰娜写道：“父亲死得可怕而又艰难……他的脸发黑，而且变了样……面容变得让人认不出来了。垂死的挣扎十分可怕，它就在我们的眼前扼杀了他……在最后的一刻，他突然睁开了双眼——那又似疯狂，又似愤怒的眼神充满了临终的恐惧……此时，此时他忽然抬起了左手，好像是指向上面的某个地方，又好像在威吓着我们所有的人……又过了一分钟，他的灵魂在做了最后的挣扎之后，就飞出了躯壳。”

不过，对于斯大林的这个最后的手势，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

整容师切斯诺科娃说：“他的呼吸急剧地紊乱了，开始回光反照。左手抬了起来，像是在欢迎什么人，然后就垂落下来，这是临死的挣扎。呼吸终于停止了。”

洛兹加乔夫说：“据说他死的时候抬起了一只手，就像发病的那天在桌旁那样。他是在求援……可谁能帮得了他呢！”

米亚斯尼科夫说：他去世的时间是21点50分钟。

*“赫鲁斯塔廖夫，准备汽车！”

斯韦特兰娜：“贝利亚第一个冲到了走廊上。此时大厅里鸦雀无声，大家都默默地站在那里。在这一片寂静中，贝利亚高声吩咐：‘赫鲁斯塔廖夫，准备汽车！’他的声音里有掩饰不住的获胜感……圆脸、翘鼻子的瓦列奇卡·伊斯托明娜咕咚一下子跪倒在沙发旁，把头放在死者的胸前，放声痛哭起来。”

在斯韦特兰娜的这一段记述中，留下了贝利亚那得意的叫声，贝利亚叫的是赫鲁斯塔廖夫！在众多的警卫员中，他吩咐的只是赫鲁斯塔廖夫！

*“斯大林同志还在和死亡斗争”

贝利亚急着走了，但其他的战友们留了下来。对贝利亚来说，他只是“当家的”；而对其他的一些人，如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等忠于他的朋友们来说，斯大林还代表着他们的青年时代，他们的希望。他是他们的全部生命。

但过了一些时候，他们也跟在贝利亚的后面奔向克里姆林宫去了：要接收权力。此刻，克里姆林宫中正开着党中央、部长会议和最高苏维埃的联席会议，这次会议应使他们早已商议好了的事合法化。

作家西蒙诺夫，尽管身为最高苏维埃委员，这时也像全国老百姓一样，相信斯大林仍然活着。他写道：“我提前40分钟赶到大厅，但那里人们都已到齐。我和大家都相信：斯大林躺在克里姆林宫的某处，离我们不远的地方，他只是仍然昏迷不醒。所有的人都坐在那里，沉默不语……我可能永远不会相信：300个人紧紧地挨着坐在一起，却在40分钟的时间里一言不发。我永生不会忘记这种沉默。最后，从大厅后面的门中走出了中央主席团的常委们，还加上莫洛托夫和米高扬。马林科夫致词，大意是：斯大林同志还在和死亡斗争，但即便他能取胜，他的健康状况也是极为恶劣的……国家不可没有领导，因此必须组织政府。”

他们组织了政府，因为继续演戏已没有了任何意义。但是，当西蒙诺夫开完会后赶到《真理报》编辑部时，电话铃响了。一位编辑放下话筒，告诉西蒙诺夫：“斯大林逝世了。”

洛兹加乔夫：“后来通知我们说，要把遗体运到医院去做防腐处理。谁也没来叫我们去和死者告别，我们自己去了。斯韦特兰娜呆的时间不长。瓦夏也来了。我并没觉得他喝醉了，他只是很激动。后来汽车到了，大家把遗体放在了担架上，我们看着把他运走了。就是这样，一切都完了。没有任何别人在场，只有我们站在那里，看着……”

我问洛兹加乔夫：“听说‘当家的’身上有个淤血斑，好像是有人推了他一把？”

“没有任何的淤血斑，也不可能有，谁也没有推过他。做防腐处理的时候，赫鲁斯塔廖夫在场，他告诉我们说：在死者的肺里的确发现了一小块渣子，可能是在输氧气的时候，有什么东西掉了进去。其它没有什么。”

我问他，后来那些“被指定”为斯大林服务的人员结果如何呢？

洛兹加乔夫说：“后来么？所有的人都被赶走了。一个个地被召见，被送出了莫斯科：让立即携带家眷走人。真是太意外了！斯塔罗斯京、奥尔洛夫和图可夫决定去见贝利亚，求他不要赶走他们。见到了贝利亚，他说：‘不想到外地去，就请到那儿去！’说着他指了指地下。他们没办法，只好全走了。”

我问：“赫鲁斯塔廖夫怎样了呢？”

洛兹加乔夫说：“赫鲁斯塔廖夫生了病，很快就死掉了（！！！）

……奥尔洛夫和斯塔罗斯京被调到了弗拉基米尔，只有我被留在别墅。别墅空荡荡的，而我是事务主任。后来这座别墅拨给了卫生保健部。 ‘近郊别墅’就这样完了。瓦列奇卡·伊斯托明娜是护士兼管家，1915年生人，那年她38岁。她一直照顾斯大林，给他准备衬衫、袜子、内衣。我不知道，他们之间还有什么事。她挺机灵的，又爱说话，是个饶舌的女人。以后我还见过她几次，开始她也被调到了外地，后来她回到了莫斯科，嫁了人，现在已经有了孙子……”

*惊险剧的结尾

然而，“当家的”不会就这样轻易走掉的。在莫斯科，他与人民告别时发生了空前的流血事件。

他被停放在圆柱大厅里。成千上万悲伤的人们走到了大街上。列车从各个城市把人们带到了莫斯科，为的是告别。斯大林的同胞们视他为神人，而他杀戮他们，其数量比俄罗斯历史上所有的战争加在一起死亡的人数还要多。此刻，他的同胞们互相拥挤着、互相践踏着，拼命奔上前去要最后见他一面，同他告别。

我记得，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姑娘们走在前面。人群挤压着我们，民警又从外面挤压着人群。我记得民警们那发了疯似的眼睛。突然，人们往前一冲，全部倒下了。而我，在人们的身上跌跌撞撞，又被挂在一些什么人的肩膀上，就这样被拖着向前移动。一会儿又被甩出了人群，摔在了马路上。大衣的下摆全撕碎了，不过我还活着。那一天有数千人被送进了医院的太平间。不流血，斯大林是不能走的。于是那些被挤死、被踩死的人们加入了数百万被他害死的人的行列。

就在那一天，1953年的3月5日，与斯大林一起亡故的还有一个人，然而他的逝世没有引起任何重视。此人便是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死者的妻子想尽了一切办法，试图弄到那怕是几枝鲜花来放在亡夫的棺木上。然而所有的商店都关了门，不出售任何东西。与她同住一楼的邻居剪下了所有的室内植物，供奉在伟大作曲家的棺木前。就在此时，普罗科菲耶夫最喜欢的钢琴家斯维亚托斯拉夫·里希特被专机从第比利斯载着飞来，以便在圆柱大厅内领袖的棺椁旁演奏。这架专机内还满载鲜花，它们的浓郁香气简直让里希特窒息……

丧葬委员会不停地开会，力图想出些高招来使领袖万世流芳。“委员会认为，应该在列宁墓的专门实验室中对斯大林同志的遗体进行长期防腐处理。斯大林同志的遗体在棺木中应身着军装，上衣要别上苏联英雄勋章，社会主义劳动勋章以及放置勋章和奖章的缓带……要立即起草关于建设伟人祠的决议。”

为了适应防腐要求，他的肩章、军服钮扣和英雄五星都是金质的。

第二个布尔什维克上帝的干尸装在棺椁里，安置在列宁墓旁。

列宁墓上，站着杀害了他的忠实战友们：马林科夫戴着护耳皮帽；赫鲁晓夫的羊皮高帽状似油炸包子；贝利亚的宽边礼帽一直拉到夹鼻眼镜上，那样子就像电影中的黑手党。他们众口一声地颂扬着被害死了的上帝。

葬礼以后，战友们在斯大林的儿子的住宅中进行不间断的窃听。

在总统档案馆中保存着瓦西里的谈话录音。

瓦西里（对司机费夫拉列夫谈论葬礼）说：“多少人被踩死了，真可怕！我甚至和赫鲁晓夫吵了起来……在工会大楼里我碰上了一件可怕的事：一个老太婆拄着拐杖来了……当时在棺材前守灵的是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忽然，老太婆说： ‘这些恶棍，杀害了他。这回你们可高兴啦，该死的！’”

空军中将瓦西里·斯大林在他父亲逝世三个星期之后被解除苏军军职，不允许他再穿军装。又过了一个月，他被捕入狱。只是到了1961年春天，过去权势无边的将军才获释。

他被流放到喀山居住。而1962年的3月19日他就亡故了。

或许，遵循他父亲的传统，有人帮他去见了上帝？

在瓦西里之后，逮捕他的贝利亚自己也身陷囹圄。关于枪毙贝利亚的情况，有着如下描述：

“他被吊绑在一个大钩子上，而这钩子是钉在一块大木板上的。他的双手反剪在背后。贝利亚还在请求着：“请允许我说……’但是总检查长下令：‘拿毛巾来塞住他的嘴。’他眼睛突出，在毛巾的上头疯狂地闪动着。一位军官扳动扳机，子弹射进了他额头的正中。”

以后，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最后是赫鲁晓夫，都垮台了。

所有那些年，当战友们互相倾轧的时候，在帝国各处都有身穿肮脏短棉袄的人踯躅街头：大批大批的人从劳改营中被释放了出来。阿列克谢·卡普勒——斯大林女儿的情人也被释放了。许多年以后，他告诉我：

“那时，我走进了一个小小的街心公园，坐在长椅上，漫无目的地看着孩子们在玩耍。一个小男孩，笑着从我面前跑过去了……我看见孩子那瘦弱的、没有自卫能力的小腿。忽然间，我痛哭了起来。我哭啊，哭着。一点也不害羞地、甜蜜地哭着，就像在童年时代……我哭着，哭着……我宽恕了，宽恕了一切。”

而“当家的”本人，尽管赫鲁晓夫对他进行了那么多的揭露，依然躺在列宁墓中。我记得我见到他时的情况：与列宁的头并排躺着的，是他那完全像活人一般的面孔，脸上还长着短硬的胡须。

只是在8年之后，才决定将他从列宁墓中搬走。

克里姆林宫卫戍团长科涅夫回忆说：“1961年10月31日，民警值勤队清理了红场，封闭了所有的入口。当天色完全黑下来以后，开始在克里姆林宫墙下挖一个坟坑，接着把斯大林的遗体从棺椁中抬出，放入一个用红布包着的棺材里。斯大林就像活着的一样。工作人员在关闭仪器时，禁不住哭了起来。军服上的金质钮扣，用黄铜的替换下来，金质肩章也取了下来。然后，用深色的纱把遗体盖好，只把那活人一样的面孔露在外面。22点钟，移葬委员会来到了，然而没有任何斯大林的亲属在场……默哀一分钟以后，我们把他放入坟坑。上面命令用两块钢筋水泥板将他盖住（似乎是怕他从棺材里跳出来）。后来我们就把泥土填入了坑中。”

*一个世纪的结束

“改革”开始了。戈尔巴乔夫掌了权。人们开始对过去进行总结：

“给您写信的是尤里·尼古拉耶维奇·佩佩利亚耶夫。很久以来，我就想弄清自己的身世。不知您那里是否有关于我们家族成员的材料？其中包括：

佩佩利亚耶夫，H·M·——沙皇军队少将，1916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牺牲；

佩佩利亚耶夫，B·H·——高尔察克政府的首相，1920年在伊尔库茨克被枪决；

佩佩里亚耶夫，A·——中将，高尔察克的第一西伯利亚军军长，后曾在远东作战，被迫投降，1938年受审并被枪决；

佩佩里亚耶夫，N·H·——白军军官，在国内战争中牺牲；

佩佩里亚耶夫，M·H·——沙皇军队的骑兵大尉，1933年被判刑，后死于劳改营；

佩佩里亚耶夫，A·H·——高尔察克部队中的外科医生，1942年被判刑，1946年死于西伯利亚劳改营；

佩佩里亚耶夫，A·N·——社会革命党成员，1918年被彼尔姆肃反委员会枪决；

佩佩里亚耶夫，M·E·——我的祖父，曾在比斯克居住，30年代被判刑；

佩佩里亚耶夫，M·N·——曾在比斯克居住，在卫国战争中牺牲。”

这就是20世纪俄罗斯的简明历史。

然而，那时“当家的”尚有两位忠实战友活在人间，他们就是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

他们像幽灵一般，徘徊在街头。

不过，莫洛托夫在晚年神志不清了。有时他觉得自己仍是政府首脑：他要人给他准备西装、领带，一连好几个小时等着戈尔巴乔夫的部长们前来向他汇报。

一直到 1986年，这个诞生于亚历山大三世时代、生活于尼古拉二世时代、工作于列宁和斯大林时代的人物，终于在布尔什维克的传统红色棺木中安息了。……

卡冈诺维奇活到了90年代。他的一位亲戚向我叙述：“他死于1991年的7月。那天，电视正在播放有关 ‘改革’的新闻，屏幕上出现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此时，女仆突然听见卡冈诺维奇说： ‘这真是灾难！’她转过身来看时，他已坐在电视机旁断了气。”

三个星期之后，到了1991年的8月。

人群捣毁了列宁的纪念碑，砸碎了他的党中央那座神圣大楼的玻璃……

于是苏联——“当家的”建立起来的永世不朽的伟大帝国，就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灰飞烟灭了。

巴比伦塔与伟大的梦想不复存在。

“哀哉，哀哉，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啊！

一时间你的刑罚就来到了。”（《圣经·新约·启示录》第18章，第10节）

做为教会学校的学生，小索索·朱加什维利（他以“斯大林”的名字进入了世界史）应该很明白《圣经》中这些话的含义。

*后 记

我本想就此结束这本书。然而我不得不再补充写上一些。

1995年，新的俄罗斯庆祝战胜法西斯德国50周年。

又举行了胜利阅兵式。

在红场的列宁墓上 （这儿曾经站着“当家的”）现在站着叶利钦总统。但是陵墓上的“列宁”二字，被一幅绿色的幕布羞涩地遮住了。

列宁墓下聚集着来到莫斯科的西方民主国家首脑——克林顿总统、梅杰首相等。

他们站立的地方距圣体不远。他们看着行进中的老兵们——曾经战胜法西斯的伟大军队 （斯大林曾想用这支军队征服全世界）的残兵残将。

与此同时，另一支大军也在行进：5000余人组成的游行队伍，高唱着斯大林时代的歌曲，从白俄罗斯车站出发，沿着莫斯科的主要街道向马雅科夫斯基广场挺进。

自斯大林死后，这是游行队伍首次高举斯大林画像。几十幅“当家的”画像，在游行队伍的上方浮动着。

在这大喊大叫的、高呼口号的队伍中，共产党人、保皇党、还有俄国的法西斯主义者们走到一起来了。把他们捏合在一起的是——“当家的”。

理应如此。难道他不是比希特勒本人更大的国家社会主义者么？难道不是他创造了最大的君主崇拜并扩大了罗曼诺夫帝国的版图么？难道不是他曾为伟大的梦想——布尔什维主义统治全世界而奋斗么？

斯大林在地下等待了40多年，这期间，曾体验过他恐怖政策的牺牲品都已死光，连他们的儿子们如今都已老迈年高……现在，终于等到了。当全国都已丧失理智的时候，“当家的”又从棺材里站了起来。

人流向前涌动，斯大林的画像也向前浮动。不时可见令人触目惊心的标语牌：“犹太鬼们，小心点，斯大林就要回来了！”

俄罗斯宗教哲学家格奥尔吉·费多托夫20年代未（在《论民族忏悔》一文中）曾惊恐地预言：“今天用于建立……无神的列宁主义国际的那种疯狂的仇恨，将要用于建立一个民族的、东正教的俄罗斯……而今天杀害富农和资产阶级分子的那只手，将要杀害犹太人和非俄罗斯人。而恶毒的人心仍将同过去一样，不，会更加恶毒。”

在游行队伍中，也有身披袈裟的神父。他们也在斯大林的画像下行进。

神圣的古罗斯，是否要在魔鬼的画像下复活呢？

顺便提一句，费多托夫的文章有如下卷首格言：“撒旦狞笑，在你面前欢腾跳跃：你居然还有基督国家的称号！”

是的，他们准备恢复斯大林的帝国——昨日的血腥巴比伦。

难道又将有苦难和流血么？难道我们不幸的国家又要去体验以下的话语么？

“哀哉，哀哉，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啊！”

“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没有神。”

*斯大林亲属

叶卡捷琳娜·斯瓦尼泽——斯大林第一个妻子。

娜杰日达 （娜佳）·阿利卢耶娃——斯大林第二个妻子。

雅科夫 （雅沙）·朱加什维利——斯大林头婚所生长子。

瓦西里（瓦夏）·斯大林——斯大林二婚所生次子。

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斯大林二婚所生女儿。

娜佳·斯大林娜——斯大林的孙女。 （瓦西里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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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廖沙·斯瓦尼泽——叶卡捷琳娜·斯瓦尼泽之兄。

玛丽亚·斯瓦尼泽——阿廖沙·斯瓦尼泽之妻。

玛丽亚 .玛丽科——阿廖沙·斯瓦尼泽的姐妹。

谢尔盖·阿利卢耶夫——斯大林第二个妻子娜佳的父亲。

费奥多尔·阿利卢耶夫——娜佳的哥哥。

帕维尔（帕夫卢沙）·阿利卢耶夫——娜佳的另一个哥哥。

热尼娅·阿利卢耶娃——帕维尔的妻子。

阿利卢耶娃·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帕维尔和热尼娅之女。

安娜（纽拉）·阿利卢耶娃——娜佳的姐姐。

斯塔斯·列坚斯——安娜的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