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封面

序言

前言

第一章 回响

海峡对岸的视角

戏剧化表现

20世纪的平行线

科西嘉人的贡献

人权

备受争议的遗产

第二章 缘起

财政困境

旧制度：政府

旧制度：社会

公共舆论

“预革命”

第三章 历程

选举政治

民族主权

最初的改革

局势的极化：宗教

局势的极化：君主制

局势的极化：战争

内战和恐怖

热月的困境

督政府

拿破仑

第四章 终点

专制主义

贵族制

团体主义和特权

信仰状况

王朝外交

殖民地奴隶制

重绘过后的地图

可实现的梦想

抗拒和延续

复辟的假象

变革后的世界

第五章 起点

极权主义民主

自由主义

人民

恐怖

左派与右派

密谋者和革命者

模式和典范

保守主义、反动和宗教

理性化

一笔有局限的遗产

第六章 位置

历史挑战

经典解释

修正主义

后修正主义

二百周年

梦想的终结？

法国大革命大事年表

大革命之前

大革命时期

大革命之后

革命历法

封面

序言

沈坚

1989年，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之时，一种对法国大革命新的历史解释在西方取得了主导地位，这一新的解释被称为法国大革命的“修正主义”。与传统的法国大革命解释不同，这一“修正主义”的观点是，法国大革命的最初动力主要来自思想方面，而不在于社会经济方面；它也不是由资产阶级发动的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而是各种复杂社会矛盾汇合的总爆发，由财政危机触发，后来走向无序；它的影响也主要在思想观念和政治行为方面，对法国社会的改造并不大。

本书的作者威廉·多伊尔就是法国大革命“修正”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早在1980年，作者发表了《法国大革命的起源》一书，迅速走红，此书也一版再版。1989年，他应牛津大学出版社之邀出版了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专著《牛津法国大革命史》，此书2002年再版。因此，在这样的基础上写一本导读性的短篇法国大革命史，虽然可以驾轻就熟，但也容易落入俗套，陷入雷同的泥淖。作者说“其挑战性要比乍看起来的大”，不是没有道理的。

但此书依然写出了新意。作者将法国大革命的大众影响以“回响”的方式放在卷首，宛如小说作品的倒叙，让人急于想了解究竟。为了引人入胜，“回响”一章还引用大量为人熟知的作家和历史学家的作品，如奥斯卡·王尔德、柏克、卡莱尔、艾玛·奥希兹、狄更斯、托尔斯泰等，甚至提到在欧美国家家喻户晓的“让他们吃蛋糕吧”的传说，生动展示法国大革命在民众中的影响，并以广阔的视野提到了它的世界影响。

在叙事方式上，威廉·多伊尔一如既往，将自己的观点掩盖在对事件发生发展的娓娓道来之中。该书篇幅虽短，信息量却很大。英语原著在“回响”以后各章都以疑问词开头，如“为何发生”（Why）、“如何发生”（How）、“终结了什么”（What）、“开始了什么”（What）、“历史地位在何处”（Where）。本书分析了革命的起因、过程、结果和过往历史学家们对这一事件的研究和评价。一书在手，可以对法国大革命了然于胸了。

本书译者是我多年相识的学生和同行，也是法国旧制度和法国大革命史的专家，这几年来著述和译著颇丰，勤勉耕耘，必有所得。由专家来翻译专业著作可以避免一些低级错误，读了译著后，还意外发现，译者的中文表达也非常好，译文流畅，用词精到。此书出版可喜可贺，同时向译者表达我的敬意。

该书篇幅不大，序言更该简短，就此打住了。

2016年12月

前言

就一个此前已有各种篇幅的著述的课题写一本小书，其挑战性要比乍看起来更大。我们会想起一些以不同的形式数次“撰写雷同作品”的人士，但我们都不想成为这样的人。所以我的出发点不是复述一个为人熟知的故事，尽管任何自称导论的文字某种程度上都免不了这样做。我想讨论的主要是法国大革命意义何在，为何其影响力在发生后的两个世纪中以多种方式持续存在。法国大革命的整个故事，无论是作为18世纪末的一系列事件，还是作为后世脑海中的一整套观念、形象和记忆，都在强有力地证明历史的重要性，并且堪称历史复杂性的显著范例。对于理解19世纪和20世纪，它是个重要参照，对于21世纪是否仍然如此，也许正如一位中国智者所言，言之尚早。

我最初认真地研习法国大革命，是在本科高年级的时候。这得益于诺曼·汉普森的神来之作《法国大革命社会史》的启发。该书的作者如今已年逾八旬，但它仍在重印，这一点我并不意外。后来，我有幸在约克大学成为诺曼的同事。谨以此书纪念我们多年的友谊，并致谢忱。尽管它比诺曼的任何一部作品都更纤薄，但愿他不致认为个中情谊与丰厚的生日礼物相比有丝毫之折扣。

威廉·多伊尔于巴斯

2001年4月8日

图1　路易十六：踌躇满志的绝对君主

第一章 回响

“沃辛先生，”《不可儿戏》中的布莱克奈尔夫人说，“你刚才跟我说的话让我觉得有点困惑。在我看来，在手提包里出生，或至少在那里面被哺育——不管提包有没有把手——是对人生基本尊严的一种蔑视，这让人想起法国大革命中一个最恶劣的极端行为。我想，你知道那场不幸的运动导致了什么后果吧？”

沃辛先生想必是知道的。在19世纪，每个有着不错的基本知识的人，都对18世纪末年那场标志性的大动荡有所了解。维多利亚时代的体面人士可能觉得，自己有义务了解1789年及随后法国所发生的事情及其原因，了解随之而来的混乱是如何以一场延续一代人之久的“大战”才告终结的——这场反拿破仑的战争给其父辈或祖辈的生活打上了烙印。沃辛先生一边啃着黄瓜三明治，一边梦想着迎娶布莱克奈尔夫人的女儿，也许他并没有多大的求知欲。不过，即便是他，也很可能了解法国大革命中最糟糕的极端行为，了解它们如何冒犯了生活的基本尊严。他也可能知道，一场群众起义走向了暴民统治，导致君主制被推翻、贵族受到迫害。他也可能知道，大革命选择的复仇工具是断头台，这种无情的砍头装置致使巴黎的街道上流淌着王党和贵族的鲜血。创造欧内斯特·沃辛先生和布莱克奈尔夫人（她的祖先若是法国人，恐怕也难逃断头台的噩运……）的作者在巴黎的阴暗流亡生活中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在巴黎，奥斯卡·王尔德周围布满了第三共和国领导人精心设置的象征物和影像，它们唤起的是对大革命所缔造的第一共和国的记忆。铸币和公共建筑上装饰着“自由、平等、博爱”的标语。每逢庆典，街道上飘扬着红、白、蓝三色的旗帜，这是法兰西民族在1789年采用的三色旗的颜色。每年7月14日的国庆节纪念的是1789年攻占巴士底狱的日子，人民在那一天进攻那座险峻的国家监狱，然后以自由的名义夷平了它。在这公众庆典的时刻，法国的爱国者们高唱《马赛曲》，这是1792年发起反对暴政的战争时出现的颂歌。王尔德在巴黎时，巴黎最壮丽的景观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建筑——埃菲尔铁塔，它是1889年大革命一百周年之际一次大型博览会的核心展品。

在法国生活或到访法国的人，不可能不注意到这些回响；或说是拿破仑的回响，他曾在三色旗下踏上征途，曾经驯服并利用了大革命释放的能量，而他的侄子拿破仑三世曾在第三共和国建立之前统治了法国22年。任何人，只要他对法国稍有了解，哪怕只是通过间接渠道了解（要是通过学习法语来了解就更好了，法语当时仍然是大多数人外语学习中的首选），都不能不意识到，那场刚刚走出亲历者记忆的创痛和动荡给这个国家留下的深刻印记。很多人相信，或感觉到，这种印记应该是有益的，某种意义上也是必要的。每个人都知道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故事、都为之深感震撼：1793年，王后在群众的欢呼声中走向断头台，而当初她得知人民没有面包时，曾说“那就让他们吃蛋糕吧”。（这个故事仍是家喻户晓，但没人在意，这是个老故事，安托瓦内特出生之前就有了，让——雅克·卢梭早在1740年就听说过。）各个新民族曾以宣告自己的解放为骄傲，或采用三色旗以展望其解放，如1789年布鲁塞尔的爱国者、1796年米兰的爱国者。这一自由的旗帜仍在到处飘扬，从罗马到墨西哥城，从布加勒斯特到都柏林。波兰人先是于1794年高唱《马赛曲》以抵抗对其祖国的瓜分，后来又于1956年唱着《马赛曲》反对苏联的暴政。1789年革命之后，没有几个国家不曾经历过类似的场景，在所有国家，都有人回望那时在法国发生的事件，从中寻求启示、榜样、典范以及警示。

海峡对岸的视角

最超脱于这些做法的，是世界各地的英语国家。它们最近的革命发生在1789年之前，只有爱尔兰除外。即便是当时同情法国人的英语国家人士，也认为法国人给1688年在英国、1776年在美国宣告的自由带来了麻烦。不管怎样，这样的同情者终归是少数。对大多数说英语的人来说，其思想态度的模型早在1790年就由埃德蒙·柏克的《法国革命论》铸成了，它的问世比大革命“最糟糕的极端行为”要早好几年。当时有改革派称，法国人进行的只是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美国人1770年代的反叛（柏克曾是这一事业的支持者）所完成的工作；柏克对这一见解义愤填膺，他坚称法国大革命是某种全新的事物。此前英语世界的历次革命，目的在于保卫自由的遗产免受攻击。而根据这一新的法国标准，这些革命实际上根本不成其为革命，因为法国人要以全面摧毁的方式来建立他们所谓的自由。如果谨慎一点，如果对祖先的智慧怀有一点敬畏，他们本来能够纠正原有制度中少量而轻微的缺陷，并像英国人那样自由而平和地处置问题。但是他们宁愿追随那种未经尝试的理性梦幻、那些自封的“哲人”，这种人掏空了对君主制、对社会秩序和对上帝的信念。结果就是无政府状态和“猪猡大众”充满嫉妒的统治。柏克预言说，随后将出现更糟的局面，需要建立军事独裁才能结束这一切。尽管没有预见到事态发展会如何血腥，他还是正确地估计到最后会是一位将军获胜。因此，柏克既是批评者，又被尊为先知；但是，英国人在处理事务方面对于法国人的优越之处，看来要在他死去18年之后、在滑铁卢的战场上才能得到完全的证实。

但法国人积习难改，1830年，巴黎发生新的革命（尽管为时更短），三色旗再次飘扬。过去的阴影为何萦绕着未来？随着亲自缔造或亲身经历最初的那场灾变的一代人逐渐离世，历史学家开始把它当作分析对象。今天，这些学者大多已经被遗忘，没有被遗忘的那位，在后世的历史学家们那里也没有得到多少敬意。此人就是托马斯·卡莱尔，但在塑造民众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观念方面，他的影响比任何人都要大。他的《法国大革命史》（1837年）以不可复制的粗犷笔调，描绘了一幅满是愚蠢和报复的混乱画卷。与柏克不同，他没有为革命者所摧毁的旧制度辩护。他认为旧制度是腐败的，其命运乃咎由自取。当廷臣们在装腔作势、饶舌之人在夸夸其谈时，饥肠辘辘的大众已开始思索他们所受的压迫：“难以言表的混乱无处不在，它在内部翻腾，硫黄味从众多的表面裂隙中溢出。”大革命是群众暴力的一场大爆发，人们的怨愤之情可以理解，尽管很难为之辩护。试图指挥或引领这场暴动的人，大部分都是蠢货或恶棍，所有这些人自以为是的做法让人心生怜悯。其中最可怕的人物是罗伯斯庇尔，他试图靠恐怖来统治，此后，在非法国人的脑海中，他被永远定格为“海绿色的不可腐蚀者”（既指他的气色，也指他的权威）。他将受害者一个个送上不归路，最后自己也坐着囚车（tumbril，这个指翻斗小推车的词快要被人忘记了，此后只在这一特殊语境中使用）步他们的后尘。当囚车经过时，“小红帽们发出瘆人的欢呼声”：这里指的是无套裤汉，这些人不穿贵族的齐膝短裤，且以红色的自由帽来张扬其爱国主义。他们，还有他们吵嚷尖叫的女眷，都被发自肺腑的社会复仇欲望驱使着。卡莱尔认为，只有三个人能够疏导这种本能的力量。一个是米拉波，但他于1791年死去，其志未酬。另一个是丹东，1792年他曾凭自己的胆识将法国从外敌入侵的危险中拯救出来，但两年后也被恐怖浪潮席卷而去：“虽然满身缺陷，但他毕竟是个人物；他有火一般的热情，有一种源于自然的伟大的火热胸怀。”［就在卡莱尔写作此书时，格奥尔格·毕希纳正给德国人上演他的《丹东之死》（1835年）；在这部剧作中，相比于那些合谋杀害他的小人，如罗伯斯庇尔之流，丹东太有英雄气概了。］最后一个人是拿破仑，他在1795年把军队带入政治，用“一阵霰弹雨”浇灭了巴黎最后的叛乱。

图2　1790年代，漫画家詹姆斯·吉尔雷从伦敦看到的海峡两边的对比

戏剧化表现

卡莱尔的文字有别具一格的力度，它给后世留下的关于那段岁月的印象成了司空见惯的常识：没完没了的骚乱，血腥暴虐，无情的“无套裤汉行径”，咆哮愤激的暴民。他的描述具有不可抗拒的戏剧效果。不过，卡莱尔同样关注无辜受难者的悲怆，这些人是人力无法控制的暴力的牺牲品。甚至当罗伯斯庇尔身披他的天蓝色新斗篷、坐在车上辘辘驶向断头台时，作者也流露出些许同情。这本书读来既让人激动，也令人震骇，人们把它当小说读，书也卖得像小说一样好。小说家们欣赏它，这方面没有人比得上查尔斯·狄更斯。

的确，狄更斯在《双城记》（1859年）中刻画的法国大革命形象，对后世人的影响至为深远。这部小说从柏克那里借用了一个基本主题——狂暴、骚动的巴黎与安全、繁荣和宁静的伦敦之间的对比。但是，对狄更斯来说，最明显的指导者和启发者是卡莱尔。他采用了后者关于旧体制的描写：一幅残酷的、压迫性的阴暗画卷，一个“纵情掠夺和压迫”的世界，那里清白无辜的不幸之人，会因权势者一时兴起就被囚禁在阴森险恶的巴士底狱，根本不经过审判而在狱中度过数年；那里的贵族觉得，甩下一枚金币就可以补偿轧死在自己马车轮下的孩子的生命。声誉扫地的掌权者统治着赤贫又悲惨、对社会充满怨恨的人民，其中有位德伐热太太，她一边冷漠固执地忙着手头的编织活儿，一边为复仇到来的时刻筹划着，到时就可以报复欺压她家人的贵族老爷们了。革命爆发，这个时刻终于来了：“‘巴士底！’这吼声听起来像是全法国的呼喊都已凝结在这个令人憎恨的字眼中，人间的海洋随着这咆哮声翻腾，来自深处的浪潮一层层涌起，最后淹没了这座城市。警钟已敲起，鼓已经被捶响，暴怒的大海正在滩头发出雷鸣般的吼叫，攻击开始了。”德伐热太太帮着引领这一攻击：“‘什么！我们可以像男人们一样去杀人……！’随着她一声尖厉而饥渴的呼喊，一伙妇女便聚集到一起，她们的武器五花八门，但她们都是在饥饿与仇恨中拿起武器的。”这样的骚乱持续了好几年，到1792年，断头台成了复仇的工具。德伐热太太和她的复仇伙伴们便围着断头台编织，一针针地计算着死者的数目。法国到处是“头戴红帽和三色徽、佩带民族火枪和马刀的爱国者”，他们阴郁多疑，发自本能地憎恶所有“贵族”。“衣着体面的人应该送进监狱，就像穿劳动服的工人应该去劳动一样。”到1794年初，

每天，在石头铺成的街道上，装满被判刑者的小轮车剧烈颠簸着。可爱的姑娘，明丽的妇人，头发有褐色的、黑色的、灰色的；有年轻人、健壮男子和老人；有贵族出身的、农民出身的：所有这些人都是献给断头台的红酒，他们每天都从可怕的监狱的阴暗地窖中被带出来，穿街走巷送到刑场上，以满足断头女神嗜血的饥渴。自由、平等、博爱，或者死亡——哦！最后一个词授予断头女神要容易得多！

虽然法国贵族夏尔·达尔奈逃过劫难，迫害他的德伐热太太也在追究达尔奈之前就被杀了，但在小说的最后，为了满足德伐热太太的复仇欲望，英国律师西德尼·卡尔顿还是自愿牺牲在断头台上。

这些与浓墨重彩、令人心碎的故事交织在一起的形象，为奥斯卡·王尔德那一代人确定了看待法国大革命的标准。对于下一代人，以及整个20世纪，这些形象因为蒙塔古·巴斯托那些不太有才气的文字而更加强化；她很可疑地利用了自己遥远的匈牙利出身，称呼自己为奥希兹女男爵。《红花侠》（1905年）及其续集记录了一个英国纨绔骑士珀西·布莱克尼的故事，此人过着双重的生活，以各种伪装将无辜的贵族从断头台上偷偷带走，送达海峡对岸的安全处所。跟狄更斯相比，她还是有所不同的。巴黎人民仍是“躁动不安、愤懑抱怨的大众，只是名义上的人类，因为有关他们的所见所闻都表明他们一无是处——顶多是些野蛮的受造物，受肮脏的激情、复仇欲和仇恨心理驱使着”；但他们的受害者，“那些贵族……他们所有人，男人、妇女和孩子，因为命运的偶然而成为自十字军以来缔造法国之辉煌的伟大人物的后代”，他们是同情的对象，对于自己祖先的那种传说中的压迫，他们没有任何责任。这段历史纯粹是嗜血的杀戮，这种杀戮欲只是因为“那该死的海绿”，以及他勇敢的秘密行动小组而被成功地抵制，抵抗者全都是英国绅士。与卡莱尔和狄更斯不同，奥希兹很少暗示说，旧制度的命运是咎由自取。书中只是为“美丽的巴黎”而叹息，如今它“因为寡妇的哀号、失去父亲的儿童的哭泣而变得面目可憎”。

男人全都戴着红帽——其干净程度千差万别，而且都有三色帽徽……他们脸上如今都带有一种千篇一律的狡黠的怀疑神情。现在，每个人都是窥伺自己同类的密探：玩笑之中最清白的话语，也会随时被视作有贵族倾向，或视作背叛人民的证据。甚至妇女也常有一种奇特的恐惧表情，褐色的双眼中闪烁着仇恨，她们到处窥探……窃窃私语……“该死的贵族”！

20世纪的平行线

《红花侠》最初是一部成功的戏剧，在整个20世纪，人们不断对其进行改编和加工，将它搬上舞台和银幕。《双城记》同样如此。这两部作品给古装片带来的效益太丰厚了，以至于出品人无法长时间抗拒。不过，对于追寻革命样本的20世纪的观众来说，现在有了一些更直接的例子。1917年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的革命，立刻被约翰·里德以卡莱尔的风格写入了《震撼世界的十天》（1919年）中，这场革命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典范。它还被更直接的新媒体——电影——搬上了银幕。随后在德国和中国发生了更多的革命动荡，而在20世纪后半期，无数的其他国家也都经历了革命。在大众的想象中，列宁、斯大林、希特勒这样的人物，已经取代罗伯斯庇尔或丹东，成为革命者的典范。即便是曾经独一无二的断头台恐怖，在犹太大屠杀的毒气室、古拉格有组织的暴行、柬埔寨的屠杀场景之前也已相形见绌。然而，在1917年，很多俄国人自认为，而且人们也普遍相信，他们是在重新开启1789年以后在法国进行的斗争。接下来的革命者，即使不那么自觉地奉法国人为先行者，也都在人民主权学说中寻求合法性，追根溯源，这一诉求是1789年被首次明确表述出来的。很多人，甚至那些声称鄙视尤其为共产主义所崇敬的革命传统的纳粹分子，他们用来庆祝自己权威的仪式和庆典，很容易让人想起1790—1794年首次在法国出现的那些精心安排的大型节庆。

科西嘉人的贡献

一个被法国大革命的洪流托举起来的人物一直广为人知，他就是拿破仑。他是历史上极少数全世界都知道其不带姓的名字及其相貌，尤其是戴着帽子的相貌的人之一。他的知名度主要来自他作为一位将军而取得的显著功绩。但他的军旅生涯建立在大革命提供的机会之上，而且，当他在一系列的胜利后建立新体制时，他觉得这些体制的运转，理所当然地应依据1789年之后法国所阐发的原则。确实，关于他和革命的法兰西民族如何撕裂欧洲其他地区（大不列颠除外）的记忆，一直萦绕着19世纪。俄国人因为1812年入侵受到的精神创伤尤其严重，尽管是他们（至少是他们的气候）打败了拿破仑。半个世纪后，托尔斯泰将抵抗拿破仑的斗争作为《战争与和平》（1865—1869）的背景。小说中的人物，从沙皇亚历山大往下，都在同一时刻对这位科西嘉篡夺者及其象征的事物感到震惊和憎恶。不管怎样，他改变了所有这些人的生活。拿破仑时代欧洲大陆的所有的居民都可以这样说。甚至在拿破仑离世之后，很多人发现，他们的日常生活仍然受他引入的法律的规范。拿破仑在结束自己的戎马生涯后曾声称，他最持久的光荣不是那些胜利的战役的光荣，而是他的《民法典》。实际上，这部法典是革命时代筹划的，拿破仑只是最终完成了它。但它的影响十分深远，而且不仅限于法国。关于财产持有、转移的一套简单、清晰和统一的原则，对于整个19世纪的德意志大部分地区、1946年之前的波兰和今天的比利时和卢森堡来说，仍然是民法的基础。它的影响仍然渗透于现今意大利、荷兰和德国的法律体系中。公制度量衡取得的成功甚至更为巨大。这套十进制的重量和长度标准于1790—1799年拟定，在拿破仑时代得到热心推广。即使在法国，它的垄断地位的确立也是缓慢的，但在随后的两个世纪，它传播到了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在美国对其让步之后，它迟早将标志着法国大革命开启的诸多潮流和运动之中最彻底的胜利，成为这场革命留下的最完整、最清晰的鲜活遗产。

图3　持久的遗产：《民法典》

人权

“大革命是在实践伟大的事情！”《战争与和平》第一章中的皮埃尔·别祖霍夫高呼道。“‘……抢劫、谋杀和弑君’，……一个带着嘲讽口吻的人插嘴说，‘这些极端行径当然存在，但它们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人权，是摆脱偏见，是公民权。’”大革命当然是以此为开端的，1789年8月26日，国民议会颁布了一份根本性宣言以指导其工作，这就是《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这在世界历史上是全新的东西。英国1689年的《人权法案》宣告的仅仅是英国人的权利。美国的《权利法案》比法国人的要晚一年；法国人的宣言是一篇序言，确定的是宪法的基本原则，15美国人的《权利法案》则是一系列的事后想法，是已然存在的宪法的修正案。1770年代，一些州曾在宪法中以权利宣言为开篇；尽管有这一先例，美国宪法的主要缔造者们并不觉得，一部拟定得当的宪法需要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制宪会议上的纽约州代表——所称的“格言警句……这些东西出现在伦理学论文中要比出现在政府宪法中好得多”。

人权宣言是抵押给未来的人质：但这正是1789年的法国公民的意愿。既然“不懂、忽视或蔑视人权乃公共不幸和政府腐败之唯一原因”，则宣告“自然的、不可侵犯的、不可让渡的权利……时刻为社会成员所记取”，便可保证“其关注自己的权利和义务”。这一说法提供了一个准绳，所有公民都可依据它来评判政府行为。这里的人权，指的不仅仅是法国人的权利，尽管所有法国公民都应享有这些权利。自由、财产权、安全及反抗压迫；公民平等、法治、良心和言论自由；国民主权及政府对公民负责：所有这些都是被宣示的人权，从其内含的意义上说，它们在任何地方都适用。六年的时间里，法国人两次重写这份权利清单，先是扩展后是限制。拿破仑在其随后的数部宪法中抛弃了它。但是，后来每部宪法的制定者都觉得，无论纳入还是不纳入这样的宣言，都必须做出一个原则性的决定；而所有这样做的人，都在某种情形下回溯到1789年的原初起点。1948年，当初生的联合国决定通过《世界人权宣言》时，其序言以及30个条款中的14条的主要内容，有时甚至是具体字句，都来源于1789年的宣言。还有两条来自更为雄心勃勃的1793年人权宣言，另一条来自更为低调的1795年《权利和义务宣言》。《欧洲人权公约》则在1953年全盘接受了1789年的条款和语言。尽管法国直到1973年还拒绝批准该公约，但在1989年大革命二百周年之际，弗朗索瓦·密特朗总统还是下令应将大革命当作人权的革命来庆祝。

《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

法兰西国民议会

法兰西人民的代表，兹组成国民议会，鉴于不懂、忽视或蔑视人权乃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之唯一原因，故决定把自然的、不可侵犯的、不可让渡的权利阐明于庄严的宣言之中；本宣言应时刻为社会成员所记取，裨使其关注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立法机构之决议、政府之执行权，当其时刻可与政治制度之目标相比照时，应更受尊重：同样，今后公民之要求，若以简单和不可辩驳之原则为指导，应始终以宪法之维护和公共幸福为依归。

基于这些原因，国民议会在上帝面前并在其庇护之下确认并宣布下述人权与公民权利：

1. 人生来并且始终是自由的，且在权利方面是平等的。故民事方面的区分，只应基于公共利益。

2. 一切政治联合之目标，在于维持自然的、不可侵犯之人权；此等权利包括自由、财产权、安全和抵抗压迫。

3. 本质而言，民族是一切主权之源泉；任何个人或任何团体，不得被赋予任何非明确源自民族之权力。

4. 政治自由在于可以做任何不损害他人之事的权力。每个人的自然权利之行使不得有任何限制，除非为保障每个他人自由行使相同之权利而必须设置的限制；此类限制只能通过法律来确定。

5. 法律所禁止者，仅为危害社会之行为。法律所不禁止者，不应受妨碍；任何人不得被强求去做法律未要求之事。

6. 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达。所有公民均有权亲自或通过其代表去协助法律之形成。无论是保护还是惩罚，法律对所有人都应一致；法律中人人平等，故任何人都有被选举权，无论时间、地点和职业，所依据者为各自能力之别，除德行和才能之外，不得考虑其他分别。

7. 除按法律和法律规定之形式裁决的案件外，任何人不得被控告、逮捕或拘押。凡促动、唆使、执行或令人执行专断之命令者，应受惩罚；任何依法被传唤或扣押之公民，应立即服从，违抗者即违法。

8. 法律只应规定绝对的、显而易见的必需的刑罚；除非依据违法行为发生前颁布并合法运用的法律，不得惩罚任何人。

9. 任何人在宣告有罪之前，应推定为无罪；当必须进行人身扣留时，任何超出保障其人身安全之必需的严厉行径，均应视为违法。

10. 任何人均不得因其见解而受困扰，即使涉及宗教见解，只要其见解之表达不扰乱法律确定之公共秩序。

11. 思想和见解之不受约束的交流，是最珍贵的人权之一，任何公民均可自由地发表言论、写作和出版，只要他为法律确定的对此自由之滥用负责。

12. 公共强力为确保人权和公民权所必需，该强力为共同体之利益，而非为强力受托者的个人利益而设立。

13. 公共捐税为维持公共强力和政府其他开支所必需，它应依据共同体成员之能力在他们之间平等分派。

14. 所有公民均有权，或由他自己或通过其代表，就确定公共捐税之必要性、税款之拨付和总额、捐税之核定和期限，自由发表意见。

15. 每个社区均有权要求其任何代理人就他们的行为进行汇报。

16. 任何社区，若无分权、若权利尚无保障，应制定宪法。

17. 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该权利，除非在明显的、法律证实的有公共需求的情形下，且应以事先进行公正之补偿为条件。

——托马斯·潘恩从法文译为英文，收入其抨击柏克的著名檄文《论人权》（1791年）

备受争议的遗产

这个愿望有些徒劳。英国人决心破坏法国人的派对，他们总是这样。英国王室拒绝出席一场弑君革命的任何庆祝活动。玛格丽特·撒切尔宣称，人权是英国的发明，并赠给密特朗一本装帧华丽的《双城记》。一位在美国工作的英国历史学家写了一本大部头的大革命编年史，书中论证说，大革命的真正本质在于暴力和屠杀（《公民》，作者西蒙·沙马）。在柏克、卡莱尔、狄更斯和奥希兹显然没有白白辛劳的地方，这部著作成了畅销书。不过即便在法国，庆祝活动也存在激烈争吵。人权宣言第一次发布时，离恐怖还有四年多，断头台甚至还没有被发明出来，但是在回首大革命时，很少有人能轻松地视之为一段单一的、连续性的故事，无论是好是坏。在左派看来，恐怖是一种残酷的必要，因为自由和人权的敌人决心将它们绞杀在襁褓中，恐怖不可避免。在右派看来，大革命从一开始就是残暴的，因为它旨在摧毁对于秩序和宗教的敬畏。有些人论证说，革命合乎逻辑的高潮不仅是恐怖，还有在叛乱的旺代省发生的种族灭绝式的屠杀。与此同时，对于这场导致基督教蒙受历史上首次攻击的革命，很多天主教教士诅咒对它的任何庆祝活动，他们的用词两个世纪来鲜有变化。然而，密特朗很享受这样的庆祝。他以特有的恶意评论说，大革命“依然为人恐惧，这恰恰使我更想庆祝它”。

一个世纪前，法国大革命的观念曾让布莱克奈尔夫人颤抖，一个世纪后，对于“那场不幸的运动”导致的结果，人们的看法依然存在深刻的分歧。每个人都认为他们了解大革命，很少有别的、已超出当代记忆范畴的历史事件还能引起此等狂热的赞美或憎恶。这是因为，我们今天诸多的制度、习惯、立场和惯性思维，仍然可以追溯到当初我们认为正确或错误的事物。更多关于历史事件的知识，并不必然改变人们的看法。不过，还是可以为判断提供一个更为可靠的基础，这总比漫无目的地堆积只言片语和简单印象要好，大多数人今天依然依靠这类东西来满足他们对于这一现代史的十字路口的好奇心。

第二章 缘起

我们很难讨论一件事情发生的缘由，除非我们已经对事情本身有了基本的认识。然而，几乎任何过分严格地给法国大革命定性的尝试，都会具有倾向性，而且会排斥大革命复杂性的诸多方面。不过，最为肯定的一点是，它不是个单一的事件。它是一系列的事态发展进程，而且延续了很多年，这让当时的大多数人深感困惑。大革命是一段持续的不稳定、混乱和冲突的岁月，它引发的震荡远远超出法国的疆界。它开始于1787—1789年之间。

财政困境

危机是由国王路易十六避免破产的努力而触发的。法国在18世纪打过三场世界规模的战争。在路易十四（1643—1715）的骄傲、野心和成就的影响下，法国习惯于认为它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但它发现，在那位伟大的国王死去之后三代人的时间里，这种自负先后受到了各新兴国家，包括俄罗斯、普鲁士，尤其是大不列颠的挑战。与英国人的竞争在地球的各大洋上展开。竞争的关键是控制热带和东方奢侈品的产地和供应，当时欧洲对此类产品的胃口越来越大，不知餍足。在印度的立足点、前往中国的中继站、盛产皮毛的加拿大森林、可以生产糖和咖啡的热带岛屿、开发这些岛屿所需的奴隶供应：为了取得这些珍贵的战利品，英国人和法国人之间的斗争在整个1740—1750年代几乎不曾中断。但是，法国还要去保卫其陆上疆界和传统的大陆利益，在18世纪中叶的战争中，路易十五（1715—1774）发现，无论在陆上还是在海上，他的兵力都扩展得过分了。七年战争（1756—1763）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虽然他与俄罗斯，甚至与传统对手奥地利结盟，他的军队还是在崛起的普鲁士人面前遭受了耻辱性的失败。在海上，英国人摧毁了法国在大西洋和地中海的舰队，将法国人的势力赶出印度和北美，并且几乎扼杀了法属加勒比殖民地的贸易。根据《巴黎和约》（1763年），法国在欧洲没有获得任何利益，而且失去了加拿大和在印度的大部分据点。这场彻底的大溃败不仅让法国颜面扫地，而且给这个王国留下了巨额债务；这是一笔很难指望削减的债务，偿清就更难了。应付债务的开支占税收收入的60%。然而，新的海军建设很快又开始了；1770年代，当英属北美的殖民者宣布独立时，法国觉得向海上暴君复仇的机会来了。摧毁不列颠帝国，进而获取随之而来的商业利益，这一前景似乎足以让法国再努力一次。1778年，路易十六参战，以保卫羽翼未丰的合众国。这一次，法国取得了重大成功。虽然欧洲大陆仍保持着和平，但法国领导了一个反对已陷于孤立的英国的同盟，后者冲破了英国人对大西洋的控制，其时间之长足以让法军远渡美国。1781年，当英军在约克敦投降时，胜利更像是法国人的，而非美国人的。

但是，1783年和约的签订并没有给法国带来领土方面的收获，而且独立后的美国人也没有任何抛弃与英国的传统贸易联系的迹象。另外，此前的战争费用主要靠新的贷款而不是大量增税来维持。因此从财政角度看，战争结束得一点也不早，而和平时期仍需继续大量借款。1786年，预期中税收收益的减少和计划中的短期战争债务偿付，终于引发了财政危机。

法国并不缺少维系作为一个强国的资源。在此后一代人的时间里，法国人将比以前更为彻底地支配欧洲大陆。毋宁说，它的很多资源被其政府体制、社会组织和后来的革命者称为旧制度的文化抑制了。法国需要大革命来释放这些资源。

旧制度：政府

从政治上说，大革命之前的法国是个绝对君主制国家。国王不与任何人分享权力，他对权力的使用也不对任何人负责，除了上帝。国家事务，包括财政，都是他的私人领域；在所有事情上，他都是最高主宰，他的决定就是最终决定。另一方面，没有哪位国王是或者试图成为完全自由的行动者。即使是路易十四，也会在所有重大决策上听取建议，生来就要成为国王的男子（法国的法律禁止女王临朝执政）被悉心教导，听取建议是其至上权威的核心本质。路易十六心里也相信这一点；但跟他的祖父路易十五（他的父亲已在其继位之前死去）比起来，路易十六并非一成不变地听从多数大臣给他的建议。他特别认为自己懂得财政事务——这被证明是个致命的幻觉。

国王在挑选自己的顾问时并非无拘无束。虽然他能不加解释便解雇他们，但他的实际选择只能局限于职业化的行政官员、法官和廷臣，这些人唯有通过私下的密谋才能引起国王的注意，而密谋的策划者是别的大臣，或大臣圈子里的男女显贵们的熟识者，或是几百个富得足以在宫廷的珠光宝气中流连的家族的门客。路易十四在上个世纪确定的礼仪成规鲜有变化，他的两位继承人就这样被囚禁在成规中，不过日子倒也逍遥自得：

他们在巴黎郊外的林中宫殿四周狩猎，这些宫殿如枫丹白露宫、贡比涅宫，当然还有凡尔赛宫——这个光彩夺目的权力殿堂被全欧洲的统治者争相仿制。即便他们到访首都，那也为时甚短。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宫确立王家生活风范，意在远离那个躁动不安的城市。在他年幼之时，巴黎人民曾在投石党暴动（1648—1653）期间挑战国王的权威。就巴黎人民而言，他们对宫廷仍然持猜疑和鄙视的态度。1789年时，很多巴黎人还记得，1770年，未来的路易十六与奥地利公主玛丽-安托瓦内特举行婚礼，首都为此举行的庆祝活动上发生踩踏事故，132人死亡，而凡尔赛宫的庆典仍若无其事地进行。作为与昔日死敌的时运不佳的联盟的象征，这位轻佻的玛丽-安托瓦内特从未赢得过法国人的喜爱，即便她在1781年为路易十六生了个迟来的继承人。她的放肆做派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哪怕流言（比如有人说她在1786年秘密购买了一条奢华的钻石项链）被否认，还是有人相信。路易十六跟他那位涂脂抹粉的年迈祖父不一样，他是个守身甚严的丈夫，从未有过情妇。但这将公众的目光更聚焦在他不得人心的妻子身上，使其更形醒目。

国王在全国范围内的绝对权威，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一批全权行政代理人身上，这些人便是督办（intendants）。路易十六的王国被分为36个财政区（generality），每个财政区派驻一位督办。国王认为他们是自己政府的展示样品，督办们高度的职业素养也不容置疑。但是，他们因为行事专断而日益不得人心，17世纪以来被他们侵夺了大量权威的机构，正无情地揭发他们的缺点和错误。例如，在一些幅员辽阔的省，征税仍然需要省三级会议的许可；省三级会议尽管很少由选举产生，也没有进行抵制的最终权力，但表面上的独立还是能让它以相对低廉的代价为国王借钱。尤其是，督办们的征税和行政工作一直受到各法庭的阻碍，而大部分法庭既是司法机构，也有行政职能。司法系统的最高层是13个高等法院（Parlements），即高级或最高上诉法院；另外，所有重要的王家立法在执行之前均须在这些法院登记。在登记之前，各高等法院有权向国王呈交诤谏书（remontrances）以指出新法律的缺陷或不足。在18世纪，诤谏书不断被印制和出版，由此便将君主制政府的原则交由公众去辩论，而在这个国家，公开的政治讨论一直被视为任何臣民都不得染指的事情。到头来，国王虽然可以压制此类抗议，但这一举措需要经历的程序既费事又惹人注目，因为它要求君主或其代表亲自前往法院，以监督存在争议的政策的法律登记工作。这种程序虽然提升了国王的权威，但也加强了法官们的抗拒。

像旧制度的所有方面一样，法国司法制度的版图也没有统一性。一些高等法院的辖区只是些很小的飞地，另一些则是辽阔的省区。巴黎高等法院的辖区占整个王国的三分之一。但这些法院的1250名成员都是其职位的所有者，这是官职买卖造成的后果。从16世纪以来，国王就系统地出售公共职位，职位因世袭占有或自由支配而成为代价很低的借钱渠道。到18世纪，可买卖的官职大约有7万个，而且远远超出了司法领域；但是，这个体制中最具威望的核心是多达3200人的穿袍贵族，他们的司法职位给他们带来了贵族身份。要将他们免职必然意味着偿付其官职的价值，因此他们实际上不受挑战地占有官职的所有权。国王可以通过宣示权威来震慑法官们，但他没有钱购回法官们的官职，因而不能罢免他们。因此，在整个18世纪，法官们能够不断提高批评的调门，不断为王权的宗教和财政政策设置障碍。只有在1771年，路易十五的大臣们觉得有可能偿付被取缔的官职，随后各高等法院被无情地改组和禁言，不受阻挠的改革机会被创造了出来，但当时的司法大臣莫普并无严肃认真的改革意图，因此错失良机。另一方面，由于各高等法院日益被视为无人代表的臣民的代言人，因此莫普对高等法院的攻击非常不得人心。为了在即位伊始赢得信任和民心，年轻的路易十六被说服免去了莫普的职务，并恢复了各高等法院。

短期来看，他的做法收到了成效。虽然某些外省高等法院依然倔强好斗，为当地督办设置的障碍也比以前更多，但在接下来十几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地位至关重要的巴黎高等法院表现得相当驯服。然而，这是以国王不去尝试任何激进措施为代价的。创新被视为危险的事，甚至大多数大臣也是这么看的。1776年，巴黎高等法院在驳斥用捐税取代强制性道路劳役时宣称：

任何在人道和善意的伪装下，试图确立人与人之间的义务平等、摧毁一个秩序井然的君主国所必须的区分和差异的制度，都很快会导致混乱……结果就是推翻公民社会，而社会之和谐唯有靠权力、权威、声望和荣誉的等级区分方可维系，这一等级使每个人都各得其所，并使所有等级免受混淆之纷乱。这一社会秩序不仅是任何基础牢固的政府施政之根基，它还根源于神的律法。宇宙秩序中无限和不可更易的智慧确立了力量和品格的不平等分配，它必然导致社会秩序中人与人之间状况的不平等……这些制度并非偶然形成，亦非时间所能改变。废除它们，整个法国宪法便会被推翻。

旧制度：社会

然而，如果臣民中由来已久的特权和不平等不作若干改变，法国国王看来很难维系在国际舞台上的骄傲。没有什么比特权和豁免权结构更能彰明地显现出，这个王国是何等缺乏统一性：特权与豁免权赋予每个机构、群体或地区以某种与他者颇为不同的法律地位。很多个世纪以来，这个王国就是靠逐步的、经常是偶然的征服，靠王朝的积累而构筑起来的；历代国王要赢得新臣民的服从，主要靠认可他们独特的制度，而不是强制推行自己喜欢的模式。自16世纪以来，这种混乱局面又因为出售特权和豁免权（通常但并非总是官职买卖的一部分）而更形复杂，这种出售也是一种迂回的借款方式。在较早的时候，这个做法比强制富人纳税更容易。不管怎样，社会中最有权势的集团已经提出颇具说服力的豁免权原理。教士是个庞大的团体，它从王国十分之一的土地上汲取收入，并以什一税的形式收取其他土地上十分之一的国民收入；但它并不支付直接税，理由是它以祈祷及向上帝恳求而服务社会。作为社会精英的贵族占有四分之一的土地，他们在很多其他土地上征收封建捐税，并通过带有贵族受封权的官职，不断将大部分最有钱的新兴富人吸收到贵族行列，但这个精英阶层也不愿支付直接税。他们的论据是，贵族通过战斗和保卫国家而以鲜血为王国服务。很多贵族的确（虽然仅仅作为军官）曾抽出佩剑以证明自己的身份，但更多的贵族从未这么做。然而，不管怎样，这些陈旧的论据不足以让贵族豁免1695年及之后开征的新直接税。尽管如此，在大多数省份，贵族继续逃避着最古老的基本直接税——军役税（taille），更不消说强制性的道路劳役了。对于富裕平民而言，购买此类豁免权也很容易，即便他们还没有能力买到可受封为贵族的官职；而移居另一城市或省份也可获得实际的税收上的好处。换言之，税收的重负非常不成比例地落在了最没有纳税能力的人头上。富人都能在不同程度上逃避税收负担。国王最富有的臣民、他的堂兄弟奥尔良公爵吹嘘说，他想交多少税就交多少。

从实际水准来说，法国人的总体税负在整个18世纪有所下降。但是不管交了多少税，他们都以为自己税负过重。这也是高等法院的抵制为何如此深得人心的一个原因，虽然这些法官全都是贵族，除了自己他们谁都不代表。然而，他们毕竟认识到，某些紧急事态需要开征更高的税收来应付，而且他们默认了1749年对地产开征的二十分之一税。1756年，他们甚至同意该税翻倍，1760年又同意它增长至原税的三倍。但是，第三个二十分之一税在七年战争结束时到期了。与此同时，各种地区性和制度性的减免也已商定，尤其是与教士和保留三级会议的诸省的商定。税基一俟核定，高等法院便总是抵制修订税基，虽然当时正处于一个持续的通货膨胀时期。1770年代后期，美国独立战争爆发，法国在没有开征任何重要新税的前提下维持了四年的战争，这更坐实了对税制改革必要性的怀疑立场。法国的这一业绩是由日内瓦银行家雅克·内克缔造的，他声称，管控廷臣和唯利是图的政府财税官并厉行节约便可达成这一难以置信的成就，而他提到的这两类人一直被认为将公共财产中饱私囊。不过，这种大张旗鼓的节俭，目的并非直接为战争提供资金，而是旨在增强法国在国际货币市场的信用以便维持借贷。1781年，内克首次公开发表有关王家财政的《报告》（Compte rendu auroi），以吹嘘他的成就。报告显示，国王的“正常”开支略有盈余。这正是公众想要听到的，但没有人注意到巨额的“非正常”开支并未提及，这类开支靠以正常收支结余为信用而举借的债务来应付。从长期的后果来看，这损害了内克的继任者们任何改进王国税收收益的努力，特别是在战争结束之际。稍后的人们会质问，既然1781年情况还很好，后来的情况为何恶化？谁应为此负责？

内克入阁主要是充任一位信用顾问，而非担任大臣。实际上，作为一名出生于外国的新教徒，在一个新教信仰于1685年之后便不获许可的王国，内克从法律上说不能担任公职。但他很快就懂得，如果没有大臣职务所具有的接近国王的便利，他便不可能要求大臣们遵守财政纪律。他试图利用自己的人气迫使国王接纳他为最亲密的顾问，但遭到拒绝，随后他就辞职了。这是个前所未有的姿态：没有人可以向国王辞职。以前也没有哪位前大臣像内克那样，继续就财政问题发表评论，并与公众一起批评其继任者的政策。这位绝对君主制风习的门外汉已然理解的是，在政治和财政事务上，公共舆论——不管政府对此怎么理解——具有日益明显的重要性；没有公众的信任，就算是最专制的统治者也难以办成任何事——也许对这种人来说尤其难以办成。

公共舆论

显然，无数条路都已走入困境。比如，如果说这个君主国1720—1788年的财政史是一段避免破产的斗争史的话，那是因为先王们几乎司空见惯地使用的拒认债务的做法，已经不再被视为一种合法的选择了。1720年的重大财政灾难导致数千人破产，当时另一位外来新教徒——苏格兰的约翰·劳试图将累积的债务吸纳为商业性的“王家银行”的资本，以此清除路易十四的战争留下的财政遗产。这次试验的失败还导致了对银行和纸币长期的不信任，虽然银行和纸币在英国和荷兰都已用来维持前所未有的反法战争。对随后的几代人而言，任何唤起此类痛苦记忆的措施，都会被广泛视为不可想象的事。

拒认自己的债务，或以不可靠的纸币而非响当当的铸币来偿还债务的国王，被认为是在拿臣民的财产不负责任地变戏法，此种行为乖张专断；然而，在法国的法律传统中，人们指望着王权遵守法律，按照建议施政，尊重神托付给王权并让其加以关照和保护的权利和特权。在18世纪，这些期望因为如下广为传播的信念而进一步强化：自然本身（正如艾萨克·牛顿揭示的）依据永恒不变的法则而非心血来潮的神意来运转，人类事务也应该尽可能地依据确定而规范的原则来指引，这种原则植根于理性之中，而在理性中，任意专断被削减到最小。任何其他形式，只要是一个人独自行使统治权，都是专制主义。18世纪最有影响的政治作家孟德斯鸠曾教导他的同胞说，这是所有政府中最糟糕的政府，那里没有法律保护臣民免受统治者专断意志的侵害。因此，当1770年一系列无情的债务合并（consolidations）——很多人视之为部分破产——与莫普对高等法院的打击接踵而至时，专制主义看来已经展开进攻了。统治者与臣民之间传统的中间缓冲器被弃之不顾。尽管路易十六一继位就恢复了过去的高等法院，但对传统宪政结构的内在信心却再也不能完全复原了。

尽管公众认为，高额税收和破产均无必要，但唯有一个强大和自信到足以尝试这两项政策之中的一项的政府，才有可能实施其他得到广泛支持的政策。例如，司法机构被认为人员臃肿，业务不足，程序缓慢，费用高昂，难以信任。在一个法官靠世袭和职位购买而非以合理的资格考核来招募的体制中，一系列刑事案件的处置失当暴露出这个体制的残暴和随意性。1670年代曾进行过法典编订工作，但无果而终；因此司法始终像个迷宫，靠数不清的地方和省区习惯法以及特权维系着，多个世纪以来，很多特权和法规被反复确认以换取钱款。改革这一体制而不对利益受损者进行补偿，会被广泛视为对公共信心的侵犯，是变相的破产；但人们根本无法指望筹到足够的钱来寻求别的解决方式。

更有头脑的观察家认为，有些办法可以成就某些不可能之事。如果经济生产效率有所改进，税收上的收益几乎可以自动产生。重农学派或经济学家们（他们是首先使用此名称的人）论证说，一切真正的财富都来自农业，如果自然法则能摆脱人为的束缚，则土地的产量会增长。这就意味着税制改革，即废除各种负担，如货币或实物形态的封建捐税及什一税。这还意味着商业自由化，即废除对价格和自由贸易，尤其是谷物贸易的管制。这些思想家认为，与农业比起来，工业和商业不那么重要，而且不是真正的财富生产者；但在这个领域，自然活动也被过度限制、行会强加的束缚和商业垄断所阻碍。18世纪中叶之后，各级行政官员愈发觉得这种改革思想有吸引力；但是，当开始实践这些思想时，他们碰到了没完没了的困难。如果引入单一税，政府甚至无法设想暂时性的收入损失，更不消说各个法庭、省三级会议和各种行会团体的反对了。封建捐税同样如此：这是一种财产权，若无赔偿便废除是不公正的。一本宣扬废除封建捐税的书被巴黎高等法院于1776年下令当众焚毁。什一税也是这样，它是教区神职人员主要的收入来源。替代收入从何而来？同时，即使最微弱的工商业去管制化的暗示，也会受到商人、商事会和行会师傅们组织良好的压力集团的激烈反对。到1786年，只有与海外殖民地的贸易是完全自由和开放的，而十年前废除巴黎各行会垄断权的尝试，仅仅在几个月的混乱之后就失败了。实际上，对重农学派政策的力量感受最深的，是那些最弱势，以致没有抵抗力量的人，即国王最穷苦的臣民。他们领教了1760年代以来谷物贸易去管制化试验带来的冲击。改革的理念是让价格上升到“自然”水平。按这个学派的理论，高昂的价格会鼓励生产者增加生产，而最终的结果便是“丰盈”。但短期而言，较高的谷物价格意味着面包会更贵，特别是在收成不佳之时。最初一批去管制化试验发生在1763年和1775年之间，刚好碰上一系列的供应短缺；法官和地方当局从一开始就发出了警告：如果价格飙升，市场供应短缺，公共秩序就会崩溃。当大臣与承包商缔结协定以保证紧急时刻的供应时，他们被指控以“饥饿契约”来饿死人民。1775年5月，就在路易十六加冕之前数周，人民的善意屡受打击，先是去管制政策，随后是对“面粉战争”（谷物骚乱）的镇压。尽管一直洞悉民心的内克对谷物贸易实施严格管控，但他的继任者们又想再试身手。1788年，粮食严重歉收，而前些年的自由出口使得王国的储备被掏空。在普通人的信念中，国王会防止他们被饿死，这种信念在经历经济政策试验的一代人之中被侵蚀，而试验的代价正是由他们来承担的。

这些不幸之人也不再指望能从教会中神的侍奉者那里得到多少安慰。报酬过低的教区神甫、在医院及济贫院中劳碌的无私的修女，依然能赢得充分的尊重，但教会财富分配的极大不公以及更富有的教产领有者维护其特权的坚定决心，却引起广泛的憎恨。18世纪中叶，教阶制度因为对异议教士的狂热迫害而失去了很多民众的敬意。这些异议教士以詹森主义的名义质疑教会的权威，而詹森主义的一系列严厉信条被1713年教宗的“一圣通谕”（Unigenitus）谴责为异端。詹森主义者受到巴黎高等法院中的同情者的保护，1740—1750年代，一系列针对拒绝给临死的詹森主义者做临终圣礼的教士的诉讼，引发了对天主教教阶制度的广泛怒火。1757年，路易十五遭人行刺（但安然无恙）时，那位半疯癫的刺客看来是出于对受迫害的詹森主义朦胧的同情之心而行动。1760年代，詹森主义最古老、最顽固的敌人耶稣会士卷入高等法院受理的诉讼案时，詹森主义看来获得了胜利。法官们以这个案件为借口，将耶稣会士驱逐出自己的司法辖区。其他高等法院纷纷仿效，意见不统一的政府也默许了这一做法。三个世纪以来，耶稣会曾是大多数精英的教育者，将这个宗教团体从王国驱逐出去，造成了严重的教育混乱。随着106所耶稣会中学的关闭，某种类似于国民课程体系的东西瓦解了，一个教育辩论和试验的时代也随之开始。几乎与此同时，一个调查与合并没落中的修道院的委员会指出，教会内部更广泛的改革是有可能的。

诚然，受过教育的批判者们从1720年代就呼吁进行改革。当时，上个世纪的科学与人文成就已开始渗入功利主义的教育批评运动，这便是启蒙运动。对那些自封为“哲人”、旨在普及启蒙价值观的人来说，建制教会是社会中大多数邪恶的根源。尽管福音书的仁慈启示从未受到质疑，但人们认为，自古以来的教士将大量的迷信和非理性加在福音启示之上，他们通过对国家的影响力、通过对教育体制的控制而做到这一点。他们乐于鼓吹暴行和不宽容，并且积累起不成比例的巨额财富，以维持不事生产的僧侣、挥霍无度的教务评议会及高级教士们游手好闲的生活。即便是教会提供的社会服务，如济贫和医院护理，得到的资助也极不合理，缺乏组织效率。含沙射影、嘲弄打趣的文字将此类指控渲染到极致，因为18世纪中叶教会内部的争吵为此提供了大量素材。教会的反应是实行比从前更为严厉、更为警惕的出版审查，同时试图通过内部改革（如针对过剩的修道院采取的行动）来修补自身的弱点。但是，两种措施都不能恢复人们对教会的信心，这个机构根本的惰性、僵硬和自足自满已经以各种方式、在社会各层次上疏远了人们的同情心。

某种意义上说，教会是自己成就的牺牲品。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法国的识字人群从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一提高到将近三分之一，在这方面，教会教师付出的努力无远弗届。更大的读者群催生了日益增长的对各类印刷品的需求。书籍产量激增，那些存在时间很短的作品，如畅销故事书、面向公众阅读的诉讼案情摘要、报纸等等，同样如此。到路易十六时代，巴黎已有一份日报，大部分外省城镇已有周报。的确，它们的大部分页面用来刊登广告，就算刊登新闻，亦无任何评论。但是，对于公共事务的严肃认真的关注，可以通过在国外法文出版社出版的日益繁多的著作得到满足；在当时，如果加入正在迅猛发展的某个文学会或读书协会，便可以摊薄定期阅读的费用，这些协会的图书室订购了所有重要的定期出版物。印刷品需求不断增长的另一个迹象是，政府审查人员的数量在增长，所有面向公众的重要出版物都须交由他们审查；还有，海关官员需要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去阻止颠覆性的色情作品、渎神著作——日益被称为“哲学”文本——的非法进口。18世纪中叶，大臣们对阻止这股洪流感到绝望了，此后他们对大部分非法行径睁一眼闭一眼。到路易十六时期，政府加倍监控读书群体所能得到的读物。但市场的力量太强大了，不久人们开始尝试对被报道和探讨的作品施加影响，正如当初防止它们出版一样。路易十四可以告诉他的臣民该怎么做、怎么想，但在路易十六时期，臣民需要的显然是说服。

在海峡对岸，国王和臣民积极合作的好处，很早之前就已显露出来。1720年代以来，孟德斯鸠、伏尔泰等作家就曾赞赏英国的自由、宽容和议会制政府等具有能动性的自由。英国在18世纪中叶的历次战争中的成功表明，它的制度出人意料地高效，尽管仍然有人怀疑存在危险的不稳定性。当大不列颠的殖民地掀起叛乱时，它的光彩有所暗淡，对英国的迷恋也因为对所有美洲事务的热情而有所降低。但英美争吵的核心是自由和政治代表制问题；当路易十六与宣称“无代表不纳税”的共和主义反叛者结盟时，他自己的臣民很难不作这样的反思：这个原则为什么不能适用于法国？在某些有三级会议的省，这个原则当然是存在的；但这就使得别的地方的情况显得更加反常。随着税收压力的增长，1760年代某些法官就开始呼吁恢复被遗弃的三级会议。1771年，莫普打压各高等法院时，有些人更进一步，要求召集最接近于英国议会的法国机构，即中世纪的三级会议，它最后一次召开是在1614年。其他人眼见绝对君主制那些令人舒适的模棱之处如今已显得很无力，便开始思考和设计更为合理的代议制机构，他们显然是要将纳税人纳入管理机构。大臣们并不必然反对这个可能排挤高等法院及其影响力的原则。内克甚至开始了一个旨在引入“省管理机构”的计划，任命当地地主组成议会，分享督办的职权。在他辞职之前，这样的议会仅设立了两个，不过它们并未随内克下台而消失。在路易十六时期，君主制正在变得不那么绝对了，这个过程虽然缓慢、犹疑、带着众多疑虑，但君主制已经意识到，舍此只有制度上的瘫痪。国王和他的大臣们已经日益意识到，法国必须靠有效的共识，靠王权之下最杰出、最有教养的臣民的合作来统治。

“预革命”

因此，1787年的危机不只是财政方面的。1783年为回复到和平时期的状态而被任命为财政大臣的卡隆，开始大手大脚地花钱，以期赢得持久之信心。由此造成了新的借款，后果只是适得其反。当举借新债的尝试碰到巴黎高等法院日益强烈的抵制时，卡隆转而考虑更为激进的措施。1786年8月20日，他向国王提交了一份详尽的改革计划，后被廷臣、主教塔列朗称为“或多或少是这些年来所有最杰出的思想得来的成果”。国王在对该计划思忖再三之后，以真诚的热情接受了它。

计划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税制改革：一种以新的形式征收的、统一的、无豁免权的实物形态的土地税。该税及其他一些次要的新措施，将在全国范围内由大的地产主选举的各省议会负责监督。代表制政府将被推广普及，但不设立全国性议会。其次，改革带来的税款收益，将因为一个符合重农学派方针的经济刺激计划而得以提振：如废除国内关税壁垒，废除强制性道路劳役，废除对谷物贸易的管制。1786年，与英国的一份商业条约已经为英国工厂主打开了法国市场，以换取农产品。然而，这些措施中没有一项能指望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在改革产生效果之前，需要更多的贷款。因此还需要一项新的重大提振举措来鼓舞借款人。为实现这一目标，卡隆希望他的计划能得到与会成员经严格遴选的缙绅会议的认可，如他所言，缙绅是所谓“有身份地位之人，公众信任之人，他们的赞同可以强有力地影响公众舆论”。他曾考虑召集三级会议，但认为三级会议可能难以控制，转而任命144名亲王、高级教士、贵族和法官，随后他才于1787年2月向这些缙绅代表提出他的计划。

这是一场政治灾难。没有几个缙绅接受卡隆关于国家面临的危机的看法。即使那些倾向于接受卡隆的看法的人，也认为卡隆应对国家的危机负责，因此他不是解决危机的恰当人选。卡隆试图越过批评者，向更为广泛的公众群体求助，他将这些批评者描绘成一己私利的捍卫者；但他的尝试事与愿违，国王被迫将卡隆解职。利用缙绅会议上台的大主教布里安，随后提交了一份卡隆计划的修改版。缙绅们则提议设立一个常设委员会以审查国王的账目，路易十六拒绝了，但此时事态已陷入僵局。实际上，到这个时候，越来越多的与会代表宣称，他们无权批准任何改革。他们表示，这一权限只能归三级会议。

与缙绅们打交道的经历只能让会议显得比此前更加危险、更不可预测，5月25日，会议被解散。于是，人们又试图通过各高等法院来推动改革，但后者声称它们也无此权限。当群众涌上街头为三级会议欢呼时，巴黎的法官们被流放了。这场危机的重要性因为荷兰共和国的事态而更形明显：9月中，普鲁士入侵并占领了荷兰。路易十六曾威胁，如果荷兰领土被侵犯，将进行干涉；但是，由于过去开征的税收快要到期，新税又未获批准，布里安劝告国王，称干涉的代价承受不起。这是波旁君主国作为一个军事强国地位的终结；这等于承认，即使国际抱负离自己的边界近在咫尺，它也无力为这一抱负埋单了。

一年之内，它的国内政治权威也蒸发了。启动一场与巴黎高等法院协力进行的改革——这个方案终于在充满质疑的谴责声中失败了，而且各高等法院拒绝处理案件达六个月之久。1788年5月，一场莫普式的尝试企图重组高等法院，并削减它们的权力。为赢得公众的支持，同时宣布的还有一系列广泛的法律和制度改革，但这些改革在横扫全国的公众咆哮声中被淹没了。即便是承诺一俟这些改革付诸实施便召集三级会议，赢得的也只是公众的蔑视。到8月初，当王权经常性的短期借款方拒绝继续借款时，布里安政府的命运便注定了。8月16日，国库暂停支付。这场破产曾是30年来的历届政府竭力避免的。布里安辞职了，他建议召回内克。当那位日内瓦的神话制造者凯旋并复职后，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三级会议将于1789年召开。

全国性代表大会的召集意味着绝对君主制的终结。君主制最终因为制度和文化上的瘫痪而走向覆灭。各种改革方案也随之而去。没有人知道三级会议会采取什么行动，甚至连它的组成和选举也不清楚。于是出现了一个完全的政治真空。法国大革命就是填满这个真空的进程。

第三章 历程

就在君主制权威陷入破产之前的一个月，一场大范围的冰雹席卷了法国北部，摧毁了大部分快要成熟的庄稼。由于卡隆于1787年批准谷物可自由出口，原有的库存已经很少，因此1789年收割季前几个月的气候，势必造成严重的经济困难。面包价格将会上涨，消费者将把更多的收入用在食品上，对其他商品的需求会随之下降。由于1786年商业条约的影响，制造业在廉价的英国商品的竞争冲击下已陷入衰退；就在面包价格飙升时，失业也开始蔓延。一场罕见的严冬更让困难局面雪上加霜：河流封冻，磨坊停转，大宗运输无法进行；河流终于解冻时，洪水又到处泛滥。因此，即将到来的政治风暴将会发生于一场经济危机的背景下，而且会受到后者的深刻影响。

选举政治

内克复职后，迅速恢复对谷物贸易的管控。但为时太晚，此举只不过让他惊人的人气更加高涨。他需要这种人气来处理其他难题。最紧迫的难题是三级会议应采取何种形式。布里安最后的举措中，有一项是宣布国王对这个问题还没有确定的看法。对于巴黎高等法院，这似乎暗示着一种事先操纵这次大会的意愿。为预防这样的情况出现，法官们于9月25日宣布，三级会议应按最后一次召集时，即1614年时的形式组成。眼光敏锐的观察者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试图延长制度性瘫痪的方案，而这一瘫痪症已经导致绝对君主制的瓦解。1614年的三级会议上，三个等级分厅议事，分别代表教士、贵族，以及第三等级——所有其他人。代表们按等级表决，因此任何两个等级都可以在表决投票上超过第三方。由于教育、财富和产权在整个18世纪的发展，这样的权力分配和代表制度不再能反映现实状况；一个主要由贵族组成的巴黎思想群体开始成立所谓“三十人委员会”，试图在公共舆论中掀起反对浪潮。这些人的小册子在全国广泛传播，当再次召集的缙绅会议拒绝内克的催促，并支持1614年的会议形式时，他们的努力更是平添了力量。缙绅们的谨慎看起来——或有人使其看起来——是旧的“特权等级”为掌握权力而企图损害国家的绝大多数人。自1787年初的危机以来，社会对抗的政治第一次开始主导公众辩论。那个冬天最著名的小册子出自叛逆教士西耶斯之手，标题便在追问“什么是第三等级？”“是一切。到此刻它在公共秩序中处于什么地位？什么也不是。它想要什么？某种地位。”西耶斯争辩说，任何要求某种特权的人，都应因为这一事实而把自己排除出民族共同体。特权就是赘疣。

到12月，反对1614年形式的呼声已经被广泛认可，以至于内克觉得有了胆量去采取行动。他颁布命令说，鉴于第三等级在国民中的比重，它的代表人数应翻倍。但是，如果还是按等级而非按人头表决，这显然没有什么意义。不过内克相信，一旦三级会议召开，教士和贵族可能被劝导放弃自己的特权。他指望的是，第三等级代表翻倍是个不彻底的措施，对该措施的普遍不满会支配1789年春的选举，届时抵制各等级的联合将变得几乎不可想象。按人头表决的确成为选举大会关心的中心内容之一；但这些大会也是分裂的，每个等级选举自己的代表，其后果是使得事态进一步两极分化。情绪激昂的群众支持第三等级的要求，面对这种情形，教士和贵族选举人开始把自己的特权视为其身份的根本保障；于是，他们选举的人大部分是坚定的不妥协者。从各方面看，在起草用以指导当选代表的陈情书（cahiers，一种申诉清单，也是1614年形式的一部分）的过程中，观念进一步明确化了。此刻出现的问题不仅是三级会议如何组成，还涉及它需要处理的议题。起草陈情书相当于现代的第一次民意测验，申诉和意愿范围之广让人瞠目结舌。几个月前还只是梦想的东西，陡然之间有了实现的可能；陈情书的基调清楚地表明，很多选举者的确希望这些梦想能通过三级会议兑现。

民族主权

但是，当三级会议于5月5日在凡尔赛宫召开时，人们深感失望。会议一开始，内克作了一个令人厌烦的报告，而且，第三等级的代表一开始就清楚表态，说他们不会作为一个单独的等级商议任何事务。他们呼吁贵族和教士与他们一起议事，但没有得到回应。虽然有少数贵族同意共同议事和表决，但即使是他们也拒绝突破等级区分。僵局持续了六周，在此期间，面包价格一路上涨，很多地区的公共秩序开始崩溃，春天曾到处洋溢的希望开始转向失望。终于，在6月10日，西耶斯提议第三等级“断绝联系”并开始单方面议事。表决结果为压倒性的赞成，随后他们邀请另两个等级一起进行资格审查，三天之后，少数教区神甫打破特权等级的团结，答应了这个邀请。随后几天，其他教士陆续加入，于是，这个不再仅仅代表第三等级的团体认为，现在需要一个新名称。在西耶斯的再次动议下，6月17日，这个团体选择了一个响亮而坚定的名称：国民议会。它随即颁布法令，取消一切税收，然后对其重新批准。个中意味显而易见：议会以整个法国的名义掌握了主权。

这是法国大革命的奠基性行动。如果国民是主权者，那么国王就不再享有最高权威。路易十六因数天前长子早夭而深受打击，此刻他一扫忧伤，宣布将召开御前会议，以发布自己的纲领。为此，自封的国民议会常用的会场被封锁，但这个可疑的议会于6月20日在一个室内网球场集会，举行了一场群情激昂的宣誓，声称在赋予法国一部宪法之前决不解散。议员们的意志在三天之后面临首次考验：国王在做出一些让步之后，否决6月10日到17日之间的所有要求，下令各等级分厅议事。议员们拒绝了；但内克辞职的消息让国王一时慌乱，于是他未对议会采取行动。到这个时候，每天都有一些躁动的群众从巴黎涌向凡尔赛宫。由于意识到不能再指望国王的支持，主张等级分离的贵族和教士发现他们的内部团结正在走向瓦解。很快他们便大批加入国民议会，6月27日，国王正式命令最后一批强硬派也应加入。内克收回了辞呈。王权看来彻底投降了。

6月26日，内阁命令一些部队向凡尔赛集结，内克对此并不知情，可能一开始国王也不知道。随后几周，更多的部队接到了命令，到7月初，深感不安的议会要求国王撤走军队。国王回答说，为保障公共秩序，必须部署军队——这个理由看来足够充分；但是，当7月12日内克被解职时，更为凶险的猜疑出现了。两万士兵现在就驻扎在法兰西岛四周，看来已经摆好阵势以震慑首都——一旦需要采取行动压制议会的话。在听到内克被解职的消息后，巴黎炸开了锅，人们既害怕又愤怒。德国雇佣兵企图驱散群众的行动使事态更加恶化，法兰西卫队常驻巴黎的守军开始逃离部队。很快，成群饥饿的叛乱者抢劫城里的军事据点，夺取武器、弹药及储存的面粉。7月14日，他们向庞大的巴士底国家监狱聚集，这座监狱上的枪炮控制着巴黎城的整个东部边缘。在逃兵的帮助下，人们向监狱发起进攻并迫使它投降，进攻开始时向群众开火的指挥官被杀。巴黎落入了叛乱者之手。巴黎周围的军队的确足以镇压这场反叛，但指挥官们跟国王说，他们也许不会服从开火的命令。在这种局面下，国王无能为力，于是下令撤军。一场反革命就这样被击败了。国民议会得到了拯救。

图4　1789年6月20日：网球场宣誓。国民议会发誓，在赋予法国一部宪法之前决不解散

最初的改革

因此，7月14日不是法国大革命的开端，而是把开端终结了。打开阴暗神秘的巴士底狱，也没有解放预料中受专制主义迫害的大批人民。里面只有七个囚犯。但这座中世纪堡垒是王权的象征，一开始就自发摧毁它，也象征着一个声誉扫地的旧秩序的终结。6月17日以来的一个月中曾支持国王反击行动的人，如今也承认当前的局势：国王的兄弟阿图瓦及其最亲密的宫廷朋友立刻离开了这个国家，成了第一批流亡贵族。国王前往巴黎后，接受了三色革命帽徽，后者来自匆忙组建的民兵（不久被称为国民卫队）；国王还认可了自行任命的市政机构，国民议会也终于着手进行在网球场宣誓承担的制宪工作。选民们春天确立的强制委托权被废除，作为宪法序言的权利宣言也开始起草。但就在此刻，巴黎和某些外省城市的骚乱已传播到农村；在新的收割季到来之前数周，农村地区发生了一场“大恐慌”，“盗匪”横行乡间，毁坏庄稼，抢劫无助的农民社区。在普遍的妄想狂的气氛中，对领主房屋和封建权威象征物的攻击随处可见：正如陈情书显示的那样，农民认为这类象征物是他们所有负担中最不合理的东西。议会中的有产者，不管是不是封建权利的所有者，着实对农村出现的大混乱感到惊恐。为挽救动荡的局面，一个激进团体计划采取激烈措施，即废除封建捐税。8月4日夜，一个大贵族提出了这一计划，立刻在议会赢得了热情的赞许，该机构在成立三个月来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颇不耐烦地避免采取积极行动。不久，一些非封建权益也被提议废除。各种特权，旧制度社会组织的命脉，已经在长篇大论中被废弃了。官职买卖制同样如此，很多特权就是从这种制度衍生而来的。人们还宣告了免费司法和税收平等。教会被剥夺什一税，这是教区神甫最基本的收入。会议末了，当议会宣布国王是“法国自由的恢复者”时，法国社会生活的诸多组织已注定要在整个大革命中最激进的几个小时之内被摧毁。

图5　1789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

正如现场的几个人注意到的，那晚的气氛中有某种魔力——这魔力起了作用。农村的骚乱逐渐平息了。议会（现在叫国民制宪议会）得以继续其宪法制定工作。《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最终于8月26日颁布，接下来的几周，该宣言奠定了立宪君主制的几个首要原则，排除了立法机构的两院制，并授予国王对新法律的有限否决权。然而，国王似乎并不打算立即接受这一限制，或者接受8月发布的所有重大举措。7月出现的各种猜疑，现在又开始在巴黎发酵，那里的民众显然把自己视作大革命的拯救者和守护人。10月初，凡尔赛宫传来新的军队部署的消息，报道者是巴黎的一份报刊，此时出版已经自由，报纸持续激增；于是恐慌蔓延开来，人们以为国王又要尝试夏天没有成功的企图。数以千计的妇女不顾国民卫队的约束，向凡尔赛宫进军以对国王施加压力。她们侵入凡尔赛宫的议会大厅，闯入宫殿，威胁到王后的生命安全。最后她们大声要求，唯一能让她们满意的做法，是王室跟她们一起去巴黎。国王马上发现自己没有别的选择，10月6日，他随着凯旋的妇女们一起回到首都。几天后，议会也迁往巴黎。

局势的极化：宗教

现在，路易十六成了巴黎的囚徒，直到1792年8月君主制被推翻，他将一直如此——除了1791年6月那次倒霉的外逃。然而，议会的处境同样如此。议员们知道，他们之所以能幸存，很可能要归功于巴黎的群众行动，但是，他们大多数人对这种亏欠深感不安。他们颁布针对骚乱的戒严法、将宪法赋予的政治权利限定在殷实的纳税人范围之内，这些都反映出这种不安。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种立宪君主制，它应受到从富裕的有产者中选举的代表们的监控。他们对财产权的坚定信念，同样反映在他们拒绝废除绝对君主制遗留的债务上；事实上，他们还大大加重了这一负担，因为他们承诺补偿所有会因他们的改革而消失的财产，包括补偿可买卖的官职的任职者。很快他们就发现，这些承诺不可能通过税收得到满足。实际上，由于没有有效的强制手段，税收收入正出现灾难性的锐减状况。他们的解决方案是，牺牲教会以满足国家的债权人。

由于在8月4日废除了什一税，议会已经承担起教会改革的责任。为教区神职人员寻找替代收入，在其承担的新责任中并非最微不足道。但是，教会仍广有田产和捐赠，8月4日已有个别人提出，这些产业合法的所有者应该是国家。11月2日的决议规定这些产业“由国家支配”。它们将被出售，以支持国家债券的发行，这种债券被称为“指券”（assignats），其他公共债务也将以指券来偿还。对很多教士及虔诚的信众而言，此举像是对天主教更为广泛的攻击的一个组成部分。议会一边高声援引在整个18世纪大力抨击教会的哲人们，一边宣告新教徒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并禁止修道誓愿。1790年4月，有人曾敦促议会宣布天主教为国教，但被拒绝；到这个时候，在南方的尼姆附近，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爆发了冲突。最后，鉴于国家要以公共资金来向教会付钱，议会决定重组教会，重组的原则就是正在整个国家施行的宽泛原则。于是，1790年7月颁布的《教士公民组织法》规定，教士和主教由世俗人士选举产生，教会辖区边界被国家化，教宗的角色纯粹是荣誉性的：作为一个外在的统治者，任何此类原则都没有与他商量。教士们自己也未参与商讨，结果很多人不知道，这一激烈的改组对整个教会而言是否能够接受。议会认为，这些人的犹疑是在蓄意阻挠国家的意志，于是便在11月要求全体教士进行忠诚宣誓。拒绝宣誓的“抗拒派”将没有资格参选新制度下的圣职。

人们希望此举能够平息事态，但实际上，只有大约一半的教士服从了。当教宗于1791年春公开谴责《教士公民组织法》后，很多教士又收回了宣誓。这是大革命第一次，也是最深刻、最持久的局势极化的开始。随着革命的“爱国派”动员起来以推动忠诚宣誓，头年冬天开始建立的政治性的“雅各宾”俱乐部急剧增加，而反革命者则很快将他们的事业与受威胁的基督教联系在了一起。接受宣誓过的“组织法派”教士的圣礼，成为忠诚于整个革命的试金石。任何真诚的天主教徒，包括国王都无法回避这个决定。

局势的极化：君主制

回到巴黎后，路易十六很不情愿地接受了制宪议会的所有改革措施，但他偶尔还表露出某种热情。他甚至批准了有关教会的立法，尽管他自己知道教宗很不满意。但是，到1791年春，一个显而易见的情形是，他总是回避组织法派教士举行的圣礼。威胁性的示威游行开始在杜伊勒里宫周围出现，因为巴黎一边倒地支持忠诚宣誓。民众之中再度出现的敌意使得王室决心逃离。6月20日夜里，王室悄悄溜出巴黎，向东部边界进发。国王很不谨慎地留下了一封公开信，信中谴责了大革命的很多做法。但这些逃跑者在瓦雷讷被截住，颜面扫地地回到了巴黎。

瓦雷讷逃亡揭开了大革命的第二次大分裂。1789年几乎还谈不上共和主义，而且，当国王回到巴黎、接受议会呈送给他的一切时，共和主义就更是微弱了。但是，在瓦雷讷逃亡之后，国王长期而明显的暧昧立场造成的不信任，终于爆发了出来，首都民众和众多激进政论者纷纷要求罢黜国王。大部分议员吓坏了，赶忙放出一个明显的官方谎言：作为他们宪政之基石的国王是被人拐走的。当巴黎的雅各宾俱乐部与共和诉求调情时，大部分议员退出该俱乐部，组建了一个更为温和的“斐扬”俱乐部；这时，群众在城市西面的大型军事检阅场——马尔斯广场——聚集，以签署共和请愿书，但国民自卫军向他们开火。议会决定立即完成制宪工作，并打算让宪法更易为国王接受，以便能开始正常的政治生活。议会匆匆修改了宪法草案，删除了宗教问题的条款并限制出版自由和政治俱乐部，然后将草案呈送给国王；国王公开接受之后，其地位得以正式恢复。9月的最后一天，制宪议会结束，其成员在形式上失去了在即将掌权的立法议会中的席位。

图6　手执三色旗、身着制服的国民自卫军

立法议会在国际危机的气氛中召开。1787年以后，瓦雷讷逃亡使得法国的事务首次成为各大国关注的问题，而不是被当作令人鄙夷的笑柄。1790年5月，制宪议会明确宣布，放弃将战争作为政策工具，除非进行自卫。但是，当那位决心将自己的困境变成国际事件的国王被耻辱地抓回来时，其他的君主深感不安。在1791年8月27日的《皮尔尼茨宣言》中，皇帝和普鲁士国王受路易十六的两位外逃兄弟——阿图瓦伯爵和普罗旺斯伯爵——之邀，威胁将进行武装干涉。瓦雷讷逃亡之后，数以千计的军官加入流亡贵族队伍，他们正成群结队地跨越边界，梦想带着外国军队一起返回。国王和王后也抱有这些梦想，但新当选的议员们视之为一种挑衅。在整个秋天和冬天，他们对接纳流亡贵族的德国小王公和其背后的哈布斯堡皇帝，言语越来越激烈好战。他们还试图促使路易十六采取妥协立场，为此通过了强化制裁抗拒派教士和流亡贵族的法令，他们知道国王可能不会批准这些法令。加勒比奴隶大暴动的消息传来后，再加上随之而至的咖啡和糖的短缺，到处弥漫的偏执和狂热进一步升温。尽管罗伯斯庇尔等雅各宾派表达出某种担忧，即虚弱的部队无法击退组织良好的奥地利和普鲁士军队，但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已经因战争狂热失去了理智。国王跟罗伯斯庇尔的看法相同，但他从战争中看到了解救自己的希望，于是很乐于在1792年4月20日向皇帝宣战。

局势的极化：战争

战争是第三个导致大革命走向极化的重要事件。正像预期的那样，它迫使每个人都必须在其余所有问题上采取明确立场。革命的成败与民族的存亡合二为一，于是，对1789年以来的任何成果的批评，都可以貌似有理地被谴责为叛国。最易受到控诉的人就是国王本人，因为对于针对抗拒派教士和流亡贵族的法律，他一直坚持握有否决权，即使6月20日巴黎人围攻他的宫殿后还是如此——这些暴动者自称无套裤汉。毫无疑问，前线传来的灾难性消息增强了国王的决心：普鲁士已经参战并准备入侵法国领土。甚至法国的将领们也要求进行和谈。但这一要求无异于叛国，议会决定以国民自卫军志愿军（féderés）增强正规军。当志愿军抵达巴黎时，来自马赛的志愿军唱起了一首嗜血的新战歌，这首歌后来就永远以他们的故乡命名；而此刻普鲁士的指挥官已发出威胁，如果国王受到伤害，将摧毁巴黎。这就坐实了路易十六通敌的看法，8月10日，巴黎叛乱社区的无套裤汉及志愿者进攻王宫。国王逃到议会去躲避，而他的瑞士禁卫军在保卫他空荡荡的宫殿时遭受屠杀；他的王位已经无法挽回了。

议会表决暂停君主制，并召集一个由男性选举产生的新立法机关——国民公会，以便为这个国家起草一部共和宪法。

推翻君主制的全面影响和意义，要等到年底之时才变得清晰起来。在这期间，普鲁士人进入法国，巴黎陷入恐慌。一个由巴黎煽动家丹东主持的临时执行委员会，以高昂的情绪组织防御，为此实行了一系列严厉的紧急措施，监狱里塞满了嫌疑犯。当爱国的无套裤汉也被催促参与这些活动时，焦虑之情传播开来，人们担心监狱如果没有他们看守就会发生越狱。9月2日，当普鲁士人占领凡尔登的消息传来时，人们闯入监狱，将囚犯揪出并大肆屠杀。屠杀持续了四天，造成约1400人死亡，其中很多人是抗拒派教士。狂热的民粹主义政论家马拉敦促外省效仿首都的榜样，但大屠杀的消息让国内外舆论倍感震骇。这比1789年偶然的私刑暴力要严重得多，从此人们得到了一个冷酷的教训：若不对下层人加以控制究竟会发生什么。大革命的敌人总是预言会发生血腥的混乱局面，但即使是希望发生此类事件的人，大多也觉得很难为屠杀寻找理由。此后，生活在巴黎的每个人都生活在恐惧中，生怕大屠杀会再次发生。

然而，数周之后，危机似乎过去了。在国民公会取代立法议会的前一天，一支法军在瓦尔密与普鲁士入侵者对垒并击败了后者（9月20日）。这是六个月辉煌的军事胜利的开端，在随后的六个月里，奥属尼德兰和莱茵河左岸将被法军征服。到11月，法国人被胜利带来的表面的安宁所陶醉，他们向“所有希望恢复自由的民族”表达其“友爱并提供帮助”，在其进军的道路上提出“向城堡开战，对茅屋和平”的口号。他们许诺说，所到之地都将实行革命的社会政策，这一过程的代价将由教会和贵族来承担。记者议员布里索1791年10月以来一直是主战派的主要代表，此刻他宣告：“我们不能平静，除非欧洲，全欧洲，都成为一片火海。”这一挑战因为路易十六的命运而更形复杂。国民公会的第一项法律是宣布废除君主制。后来它将新共和历的起始日期追溯到这一刻，称之为共和元年。这就留下了一个如何处理“路易·卡佩”或“最后的路易”的难题。有人认为他应该因其反民族罪行而受到审判，另一些人则说，民众推翻他已经是对他的审判和有罪宣判。但在国民公会前受审最终还是通过了，对国王的起诉涵盖他1789年以来的全部作为。尽管辩护者否认了所有指控，但12月间不到两天的诉讼就已确定无疑地决定了判决书。唯一有争议的事项，最后也一次投票通过：处决他。还有一些未获通过的提议，如将审判结果付诸全民公决，或者宽大处理。但多数议员知道，时刻在监视着的无套裤汉很可能对以上两个提议都不会同意；于是，1793年1月21日，前国王被公开处死。丹东在国民公会兴奋地说：“你们已经扔掉了你们的长手套，长手套就是国王的头颅！”

内战和恐怖

但挑战很快到来。处决国王几天之后，英国和荷兰共和国与法兰西共和国的敌人联手，不久西班牙和几个意大利国家也步其后尘。当国民公会决定征召30万新兵以扩充武装力量时，抵制行动席卷了法国西部各地，在这些地方，对抗拒派教士的迫害本已激起民变。在卢瓦尔河以南的旺代地区，内战很快爆发，自行组织起来的叛乱者自称“天主教和王党军”，以图恢复殉难国王的继承人的王位。就在此刻，同共和国外敌的战争形势开始恶化。法国军队被赶出莱茵地区和比利时，前线法军将领叛国投敌。危机使得国民公会内部的政治分裂更加严重。主张进行无限制战争的一派，以布里索和一批来自波尔多的议员为首，被罗伯斯庇尔称为“吉伦特派”；这个派别认为，法国可以而且应该进行这场战争，且不损害在国内实行的独特的代议制原则。正是他们要求就有关国王的判决举行全民投票。另外，9月的屠杀之后，吉伦特派厉声谴责说，沾满血污的巴黎民众威胁国民公会的会议。这些立场导致他们被逐出雅各宾俱乐部，剩下的领导者，如罗伯斯庇尔，被称为山岳派（Montagnards，字面意思为“山上的人”，意为占据国民公会最高处的席位的人）。除了个人恩怨，山岳派认为，吉伦特派对巴黎的仇视是自杀性的，因为这会让人无心处理更为实际的紧迫事务。他们认为，唯一可靠的出路是迁就无套裤汉，即便这意味着对他们更加严重的暴力本能和行动睁一眼闭一眼。到5月，坏消息从四面八方传来，山岳派断定，要让吉伦特派闭嘴只有一条路，就是接受无套裤汉的要求，将他们逐出国民公会。6月2日，29名吉伦特派议员被逮捕。

图7　1793年1月21日：处决路易十六。留意图右空荡荡的基座，那里曾立着他祖父的雕像

此举的直接效应只能是进一步激化危机。几个外省城市早已对无力影响巴黎的事态感到不安，这时干脆掀起公开的叛乱。在整个夏天，马赛、波尔多和里昂先后脱离国民公会的控制，到8月底，地中海重要的军港土伦向英国人投降。此间的7月13日，无套裤汉在新闻界的偶像马拉在浴缸中被来自卡昂的叛乱者夏洛特·科黛刺杀。很多此类所谓的“联邦主义者叛乱”，并不像旺代叛乱那样具有相当明确的反革命色彩；这种叛乱只是对首都的极端主义和动荡不定的抗议。但是，不管出于何种动机，战时的叛乱毫无疑问是叛国行为；秋天，国民公会的势力恢复了对那些与其步调不一致的中心城市的控制，叛乱领导者和活跃分子被以叛国罪论处。在秋冬时节，各省共有约14 000人被特别法庭判处死刑，其中一半的判决发生在西部；12月，最后一支旺代叛军在那里被击溃。有些人被枪决或被溺死，但大多数人死在曾处决国王的器械之下，这就是断头台：它直到1792年4月才被采用，本来是理性人士设计的一种更人性的处决装置，但他们没有预想到，当它被用来大批处死受害者时，会出现血流成河的后果。

这种刑罚的目的，既是为了惩罚，也是为了恐吓；到9月，让无套裤汉们难以理解的是，为何他们在议会的敌人被清理之后，还是不能产生更积极的效果；于是他们敦促将恐怖作为一项政府原则。9月5日，国民公会再次受到大规模示威的恫吓，于是它当天宣布恐怖成为一项制度。数周之内，它下令逮捕各种嫌疑犯，扩展当年早些时候设立的革命法庭的权限以使其可以审判政治罪犯，对所有基本物资实行价格管控（“最高限价令”），并授权无套裤汉组成的所谓“革命军”强制农民交出剩余产品以供应城市。共和国政府现在已是“革命的，直到和平到来”：它是中央集权的、专制的，并享有紧急权力；这完全违背大革命一开始时承诺的宪政道路。

6月被逮捕的吉伦特派，以及路易十六那受人憎恨的寡妻玛丽-安托瓦内特，此时都已送上断头台：这既是因为他们过去的作为，也因为他们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一些议员被派遣到各动乱省份，他们的头衔是“特派员”，国民公会赋予他们全权；这些人开始认为，宗教是反革命的根源所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的见解也颇为合理。于是他们决定对其辖区进行“去基督教化”，11月，这股风潮波及巴黎。随着新的“革命历”取代旧的基督教历法，大量教堂被封闭。政府——现在主要掌握在国民公会的救国委员会手中——从来没有正式支持过这一政策，因为它疏远的公民可能比争取到的公民还要多；但是，在政府于1794年春天强大到能遏制去基督教化浪潮之前，法国几乎每座教堂都已关闭，在“自由二年”，大多数教士已经被流放，或躲藏了起来。

恐怖看来达到了粉碎国内各种反对派的目标。甚至无套裤汉也心满意足了，他们被吸引到无情而坚毅的国家机器中。战争态势也在改观。1793年8月宣布的总动员（levée en masse）试图调动全国的人力资源，它为军队提供的人员和装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12月底，英国人被赶出土伦，到春天，共和国的领土上已无外国占领军。此时，一些议员认为应该终止恐怖。巴黎民众的首领们、以其在报界的发言人埃贝尔得名的埃贝尔派，准备策划一场政变以平息对恐怖的批评，但其计划被救国委员会挫败，策划者们被送上了断头台。此刻，罗伯斯庇尔日益成为左右救国委员会的人，他开始怀疑，所谓的“宽容派”，即那位行事无常的丹东的朋友们，有着自私自利的动机；三周后，1794年4月5日，轮到这些人被处决了。恐怖开始再度加速，所有政治审判现在都通过巴黎革命法庭来进行；到7月，共有2000多人被审判，对外部世界造成的影响比前几个月在外省死去的数千人还要大。6月初，无辜者的最后一道司法保障被臭名昭著的牧月22日法令去除了，而两天之前，在罗伯斯庇尔的倡导下，引入了一种非基督教的国家宗教，即最高主宰崇拜。

图8　1793年10月16日：雅克——路易·达维德素描，前往断头台的玛丽-安托瓦内特

这就是所谓的“大恐怖”时期，通常也被称为美德共和国时期，得名于罗伯斯庇尔演说中有关恐怖的道德阐述。政治罪行的定义十分宽泛，任何人都没有安全感。很多人之所以被处决，几乎仅仅是因为他们有成为反革命的可能：例如，此前被处死的贵族数量相当有限，但现在急剧上升。没人能想象如何结束这一切，因为即使是对恐怖的必要性表达某种怀疑，也会招致嫌疑。然而，靠流血来维持统治的必要性，已经越来越不明显了。整个国家现在已经完全处于国民公会的控制之下，军队也已再度对敌人发起攻击。人们开始将持续的恐怖归咎于罗伯斯庇尔那多疑的头脑，一批担心自己会成为他的下一个目标的议员，开始密谋反对他。事态终于在7月26日国民公会的对峙中公开化，那位“不可腐蚀者”的发言被压制，这可是他未曾经历的事情。第二天，他呼吁雅各宾俱乐部和无套裤汉支持他，但没有得到足够的呼应，于是他的呼吁看起来更像是对国民公会的挑战。他被宣布不受法律保护，这就意味着未经审判就可以逮捕他。他在被捕前曾试图自杀，但没有成功，7月28日，他与最亲密的伙伴一起被送上了断头台。

热月的困境

罗伯斯庇尔垮台那天，是革命历的热月9日，这一事件经常被视为大革命的终点。但情况根本不是这样。恐怖并没有因为处死罗伯斯庇尔而告终，它当然是1789年以来事态进程的令人震惊的高潮，但它没有解决任何导致大革命分裂的难题——宗教、君主制和战争。事实上，它还增加了另一个难题，雅各宾主义的难题。在法国境外，这个术语早在1790年就成为指称革命的所有极端行为的方便称号。现在，这个术语在法国也开始获得同样的内涵——俱乐部、民粹主义、社会平均主义，还有以这些原则为名义的独裁主义，所有这些都是恐怖的基础。国民公会中掌权的热月党人，致力于瓦解一切使得雅各宾主义成为可能的东西。监狱中清空了嫌疑犯，雅各宾俱乐部及其附属机构被关闭，最高限价令之类的经济管制被取消。战争爆发后，指券价值虽然由于超量发行而不断缩水，但尚在勉力维持，因为共和二年的管制经济把指券视为合法的支付手段；但现在，指券进入了自由落体轨道。像1788—1789年一样，自然现象也在导致局势的恶化。农业收成不佳，再加上也许是1709年以来最寒冷的冬天，使得无套裤汉处境艰难；春天到来时，他们叫嚷着要重回面包和鲜血都很丰盛的日子。4月和5月（革命历中的芽月和牧月），国民公会两度遭到愤怒的群众的围攻，一名议员被杀。但是，当局已经没有了过去的组织依托，只能依靠军队来恢复国内秩序，这是1789年以来首次出现的局面。国民公会无视叛乱者的要求；后来的雅各宾派仍继续着重回共和二年的梦想，但是，巴黎人民已经不再是一支政治力量，这一情况将持续两代人的时间。此前遭受迫害的天主教徒和王党分子开始进行报复。在巴黎，穿着华丽的“金色青年”殴打无套裤汉老兵和雅各宾活跃分子；南方，大范围的“白色恐怖”造成了非正式但很残暴的报复行为，针对的对象正是共和二年期间各地方的掌权者。

如果最近发生的事情是一系列可怕的错误，那么它们究竟开始于何时？热月党人很可能认为是1791年。他们梦想着恢复失去的共识和革命早期的公民理想。这就意味着与此间被排斥的天主教派和王党分子实现和解。共和国仍不承认任何宗教，但教堂被允许重新开放，共和二年在旺代实行的人口消灭政策被引人注目地放弃了。1795年春天，已经有人在严肃认真地谈论拥戴路易十六幸存的儿子复辟，这个多病的孩子可以通过细心监督的、具有公共精神的教育而变得可以让人接受。但是，1795年6月，当这位“路易十七”死去时，这些希望都烟消云散了；第二个月，他的叔叔、流亡于维罗纳的普罗旺斯伯爵，在一份毫不妥协的冰冷声明中宣布自己为继承人路易十八；声明还承诺，一俟返回法国，将复辟几乎整个旧制度。显然，这意味着国有土地将返还给教会和流亡者，后者在战争爆发后也被没收财产。有些流亡者利用这个时机来显示他们一以贯之的不妥协立场：他们试图在英国人的支持下入侵布列塔尼，并希图率领一批布列塔尼的王党分子向巴黎进军。但他们在基伯龙的海滩上就停下了脚步，数以百计的登陆者被共和派俘获并枪决。

这一切让所有的复辟希望都偃旗息鼓了。不过，国民公会的议员们意识到，他们之所以当选，是为了给法国制定一部新宪法，而他们作为议员的时间已经足够长了。从技术上说，已经有一部现成的宪法：1793年，吉伦特派倒台后，法国制定并通过了一部极端民主的宪法，体现在如社会福利甚至合法的反抗权等各项条款上。由于处于战时，该宪法立刻就被束之高阁了。芽月和牧月的起义者曾要求实施这部宪法，但这只能让人深信它不可能施行。因此，国民公会于1795年夏天起草了一部新的共和宪法，该宪法甚至比1791年的宪法更加依赖大有产者。宪法规定了详尽的制衡和平衡机制，包括每年一度的选举和不断轮换的五人执行机构，即督政府。宪法起草者认为，1791年的根本错误是新机构完全排斥过去的旧成员，他们没有再犯这个错误。

实际上，他们坚持认为，两个新的立法“委员会”的成员中，三分之二应该从他们中间遴选。王党分子曾指望在自由选举中胜出，他们对这项规定怒不可遏，但巴黎的大规模抗议活动被军队驱散了，而军队的指挥官是年轻的将军波拿巴（葡月叛乱：10月5日）。

督政府

整个这段时期内，法国军队全线告捷。比利时被征服，并根据1793年首次宣告的原则合并于法国，该原则称，莱茵河是法国的“自然”疆界。荷兰共和国遭到入侵并投降了。普鲁士和西班牙人则缔结了和约。到1795年底，只有奥地利人和英国人还在和这个革命共和国作战，但二者都威胁不到法国的领土。1796年击溃皇帝的计划也已拟定出来，法军将从德意志和意大利进攻维也纳。波拿巴被委任为意大利方向的指挥官。这条战线被认为是辅助性的，但在1796年4月之后的12个月中，波拿巴将奥地利人逐出意大利，奥地利的首都已在其攻击范围之内；不过，在波拿巴的提议下，双方在莱奥本缔结了和约草案。

连英国人现在也坐下来谈判了；但是，鉴于1795年宪法规定举行的第一次定期选举的结果，各方都慢下了脚步。督政府在葡月叛乱之后，在一种争战气氛中，向芽月和牧月之后遭受迫害的雅各宾派做出了让步。然而，从监狱和藏匿中走出来的雅各宾派显得很激进；1796年春，一些人要求恢复1793年宪法，实现财产权平等。于是他们再度被迫转入地下，一小批人在记者巴贝夫的领导下策划政变。这次“平等派密谋”，历史上首次共产主义革命的尝试，很快就被挫败了；但这使得右派占据了上风，1797年选举的结果就是明证。作为对国民公会中尚存的“长期议员”的反动，保守派和王党议员的势力大大增强，于是，英国人和奥地利人可以期望缔结更有利的和约——比他们依靠军事局面得来的和约更有利。此时的波拿巴担心他在意大利的战果受到威胁，于是支持三位督政官，他们都对反动浪潮颇为警惕。在共和五年的果月政变（1797年9月）中，半数以上省份的选举结果被宣布无效，177名议员被清洗。接下来的几轮选举，即1798年和1799年根据督政府宪法进行的选举，同样为政治上的便利而进行了修改；因此，这部宪法从来没有在任何时间、有任何机会自由地实施过。当它于1799年被废弃时，很少有人感到哀伤。

与此同时，果月的结果似乎在证明这场政变的正当性。就在下个月，奥地利人在康博福米奥缔结了和约，奥地利承认失去比利时，其在意大利的古老领地则由波拿巴转交给法国的傀儡国家——山南共和国。在国内，新一届更为自信的督政府宣布废弃大部分国债，从而打破了大革命时期持续时间最长的承诺。督政府还再次对教士和贵族采取严厉政策。但是，英国人远没有步奥地利盟友的后尘向法国让步，而是继续孤军奋战；1797年10月，英国海军在坎珀当取胜，巩固了其海上权威。从意大利返回的波拿巴被委以入侵英国的指挥权；不久后他认为，如果法国能威胁到英国在印度的财富资源，经商的英国人更有可能与法国媾和。无论如何，这是他1798年5月远征埃及的主要依据——督政官们也很高兴能把一个野心勃勃的将军派往远方。这件事的外交后果，是促使俄国领导的新的反法同盟的形成，尤其是当纳尔逊在8月的尼罗河战役中摧毁波拿巴的舰队，从而将他困在埃及之后。当奥地利允许俄国部队穿越其领土进攻身处意大利的法国军队时，整个亚平宁半岛都奋起反抗拿破仑及其后继者建立的傀儡政权。法国人撤军了，并将教宗当作俘虏一起带走，他后来在法国人的囚禁中死去。这个革命的共和国一下子陷入了危险的孤立境地，就像1793年一样。应对的办法还像以前一样吗？当人们还在谈论强制借款和人质扣押时，茹尔当将军提出了一项全面征兵法案。其效应是再次在西部引起骚动，并在被兼并的比利时引发旺代式的新叛乱：教士领导农民发动起义（1798年10月）。起义很快被镇压，但军事危机一直在延续，直到次年夏天新的胜利到来；而当新雅各宾俱乐部开放并要求采取紧急措施拯救祖国时，政治局面的不稳定也在持续发展。在多年谨慎的沉寂之后，西耶斯重现政坛，并担任督政官，他判定，宪法已经无法运作下去。法国需要的是“来自上面的权威，来自下面的信任”。他在物色一位可靠的将领来协助他发动政变。就在这个时候，拿破仑·波拿巴完成了一项著名的行动：从与世隔绝的埃及逃了出来。

拿破仑

拿破仑与西耶斯合作，在共和八年雾月（1799年11月）解散了立法委员会。但他的意图不止于此，在确定新的权威主义宪法方面，他的发言权要大过他那位潜在的庇护人；12月的公投草草了事之后，新宪法颁布了。作为共和国第一执政的拿破仑，被宪法赋予实际上无限的权力。他宣告说：“公民们，大革命已经奠基于其开始时的原则之上。革命结束了。”

这个说法在当时完全不实，但在接下来的两年，拿破仑的作为至少使得第二句论断开始变得可信了。随着奥地利人被击溃（他自己于1800年在马伦哥取胜，次年莫罗将军在霍恩林登告捷），拿破仑终结了在大陆的战事。英国人也已厌倦了战争，他们在1802年的《亚眠和约》中放弃了斗争。法国赢得了革命战争，而且是全面的胜利。胜利反过来给了拿破仑粉碎路易十八所有希望的力量，后者还想着自己或许能成为波旁复辟的工具。如果法国需要一位君主，拿破仑自己是个更可靠的候选人，正如他在1804年给自己加冕时所显示的那样。到那个时候，他已经解决了法国与罗马之间的纷争，从而抽除了波旁家族的一个主要支柱。根据1801年与新教宗庇护七世商定的教务专约，公开的天主教宗教活动得以在法国恢复，其费用由国家支付。但是，为达成这项条约，教宗被迫承认拿破仑的一个前提条件：1789年后被没收和出售的教会地产一去不复返。这些地产的新所有者终于安心了，他们自然成为新政权的支持者，而不是支持此前做出类似承诺的仅有的两派力量：一个是声誉扫地的督政府，另一个是血腥的雅各宾派。雾月政变让国家摆脱了这两个恶劣的派别，从而为自己增添了光辉；不久之后，当走投无路的王党分子试图刺杀第一执政时，最后的雅各宾活跃分子被逮捕判刑。全国都松了口气，这声音实际上清晰可闻。拿破仑的统治也会有自己的难题和矛盾，但它之所以能持续下去，是因为它一开始就解决了其他难题：十年来，这些难题曾让这个国家四分五裂。

第四章 终点

法国大革命最初的冲击具有毁灭性。到1789年底，革命者想要废除的东西，是人人所称的旧秩序或旧制度。1791年夏天，制宪议会终于完成了1789年6月开始的制宪工作；议员们觉得，在这样一份重要的文献中列举他们的革命所清除的主要事物是有益的，他们把这些事物称为“损害自由和权利平等的制度”。因此宪法宣告说：

从此不再有贵族和爵位，不再有世袭性荣誉，没有等级之分，没有封建体制，没有为证明贵族身份而要求的任何成员属性和装饰物，没有任何意味着高贵出身和所有其他优越性的事物，而只有表明某人正在行使公共职务的象征。

不再有官职买卖和任何世袭性的公共职务。

在适用于所有法国人的法律之下，民族的任何组成部分和任何个人，都不再享有特权和豁免。

不再有行会，不再有职业和手工艺团体。

法律不再认可宗教誓愿及任何违背自然权利和宪法的承诺。

上面的列举远没有穷尽。在宪法中，这份名单紧接着《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之后，而人权宣言宣告了一系列政治和公民生活的原则，它已然暗含着对从前违反这些原则的做法的谴责。在从未实施过的1793年宪法的序言中，扩展版的人权宣言说得更明确：“之所以有必要宣告这些权利，是因为专制主义仍然在现实和记忆中存在。”随着大革命的推进，其摧毁性野心的范围也在扩大。到1793年，这种野心已大到令一个愤慨的教士创造一个新词来形容它们：汪达尔主义（vandalism），这个词让人回想起古代蛮族人反基督的暴行。不过，大革命在毁灭方面的成就，跟其抱负比起来相距甚远；1789年和1793年的人们认为已被他们一劳永逸地废除的东西，经常会在短期内再度重现；尽管表面看来形态不同，但有幸见到这类重现事物的人，会惊愕而轻易地发觉这一点。

专制主义

大革命以对专制主义的攻击发端。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1748年）中把专制主义定义为一种无法可依的统治形式。由于无法可依，专制权威就是任意专断的，它的动力源泉在于恐惧。一个术语的广泛使用很快会冲淡其最初的严格含义，这是常有的事。早在1762年，卢梭在他的《社会契约论》中暗示说，专制暴君的权威与君主的权威没有实质的分别。到1760年代末，专制主义被广泛理解为君主权威的滥用，实际上也是一切形式的权威的滥用。到1789年，专制主义首先意味着未经同意便征税、任意逮捕和监禁、禁锢言论和思想自由的专断权力，以及一切服务于上述目的之人的行为，如大臣和督办们所做的。一句话，专制主义、暴政和绝对君主制之间现在已无界限。

大革命提供了一个摆脱上述所有不幸的机会。大革命把最高主权赋予民族，从而将国王变成法国的仆人，而不再是主人。大革命将国王和所有其他官员置于宪法之下，试图以法治取代专断意志的统治。旧制度时代当然也有大量法律——革命者甚至认为太多了。他们认为自己的一项长期性任务便是简化法律，编订法典。但过去的国王看来能够践踏一切而不受惩罚。这就是巴士底狱何以成为一个强有力的象征的原因所在——正是在那个地方，无名的国家囚犯不经审判就被监禁，其依据便是臭名昭著的逮捕密札（lettres de cachet），一种仅由国王签署和收回的密封文书。巴士底狱一旦被摧毁就绝不能重建，它曾经矗立的地方，如今仅剩鹅卵石在地上勾勒出的轮廓。影响力几乎同样强大的象征物，是1789年10月6日被离弃的凡尔赛宫，路易十四曾把这座宏伟的宫殿当作绝对君主制的所在地。但它太大，不能被摧毁（尽管并非没有被劫掠）；虽然拿破仑的实际权力让路易十六相形见绌，但即使他被加冕为一个由宫廷拱卫的统治者后，也不认为搬回凡尔赛宫是明智之举。那地方会勾起太多让人不悦的记忆。1815年波旁王朝复辟后，路易十六的弟弟们也没有返回凡尔赛宫。就连他们也承认，过去这个绝对君主制的神经中枢，已不再适合作为立宪君主们的居所。路易——菲利普也效仿他们，认为凡尔赛宫唯一可能的用场就是辟为博物馆。

贵族制

但凡尔赛宫不只是政治权威的象征。那里珠光宝气的廷臣还象征着由特权贵族支配的整个社会。从1788年秋天开始，大革命获得了一种社会推动力，这种推动力就是反贵族浪潮。到1789年中期，贵族制（aristocracy）已成为囊括大革命反对的所有事物的术语。关于三级会议形式的争吵使得各种担忧浮出水面，大部分贵族仍高调坚持不放弃“1614年的形式”，这一形式能够保障他们将来享有政治权力。此举换来的是无法消弭的各类辱骂和夸大之词；虽然很多贵族议员在三等级合并之后发挥了建设性作用，但其他贵族的外逃以及留下来的一些人无端的抵制行为，使得人们对贵族的猜疑从未消除过。1790年6月，贵族制本身，以及爵位头衔、盾形纹章等贵族附属物的展示，都被法律禁止，而在多数贵族之中，这只能强化他们已成为祖国土地上的异类的意识。1797年果月之后，为了应付再度出现的王党主义的威胁，贵族在法律上正式成为异类，被剥夺作为法国公民的权利。如今他们是“前贵族”（ci-devants），是过去时代的残留物，比他们数千个已经外逃而不是住在这个已经面目全非的国家的叛徒亲戚好不了多少。

战争刚一开始，拒绝回国的流亡者，甚至一度与他们有联系的人，都被剥夺财产权，被剥夺的财产并入可出售的国有土地。不过，贵族财产权几乎从一开始就受到攻击，并在1789年8月4日夜以“封建制度”的形式被废除。封建权益并不总是有丰厚的收益，其影响范围也有极大的差别。但毫无疑问，封建权益具有广泛的象征意义，农民最初对风向标和其他领主权附属物的攻击就证明了这一点。虽然议会认为封建权益也是一种财产权，各种捐税在被赎买之前应继续征收，但大多数农民随即便停止支付，而且从未支付过赎买金。1793年，国民公会认可了这一既成事实，“领主时代”很快就只是一个民间记忆了。但是，封建制度的废除，只是8月4日夜带给贵族的最直接的打击。最初为了平息农民怒火的做法，很快就发展成对特权的全面攻击。贵族已经听任自己失去单独的税收身份，并接受职业向才能开放，而非凭出身来世袭专有的制度。这些都是第三等级陈情书中压倒性的诉求，而且很多贵族陈情书也都表示赞同。如今它们成了法律。更为微妙的是废除官职买卖的冲击。显而易见的关键点是司法向才华和能力开放；但是，官职买卖曾是很多特权的来源，特权16世纪以来持续激增；通过可封授贵族身份的官职的出售，这一制度成为平民进入贵族的主要通道。由于这些措施，法国贵族的整体性质发生了改变；但现在，贵族已不再招募成员了——这是一剂最终让贵族制消亡的药方。

团体主义和特权

但是，8月4日夜焚烧特权的篝火呈现燎原之势。正如8月11日颁布的执行法令所说的：“所有省、封邑、地区、行政区、市镇和居民社区的所有个别特权，无论是金钱方面的还是任何其他性质的特权，都不可撤销地废除了，都在全体法国人民的共同法律之下消解。”这就扫除了旧制度整个混乱而繁杂、极具多样性的体制，并为更为合理、更为统一的国家和社会组织敞开了道路。旧的体制是团体性的，每个团体的身份都在于自己的特权和垄断性权利。但是，1789年的革命者不相信任何形式的垄断权利，他们认为这是对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的阴谋。垄断包括各类职业组织和行业公会，1791年4月23日的《阿拉德法》废除了这类机构；还包括手工业者组建的原始工会，1791年6月14日的《勒沙普利埃法》禁止了这类组织，该法还宣称，“消除所有由同类职业的公民组成的任何类型的组织”，是“法国宪法最根本的基础之一”。

最大的团体组织当然是教会：它独立且富有，享有很大的自治权，并部分地忠诚于阿尔卑斯山外的一个外国统治者。像贵族一样，教士也失去了在三级会议的单独代表权，这预示着更为惨重的损失。教士选民曾希望，在启蒙思想为时两代人的侵蚀之后，新政权能强化天主教会在国民生活中的角色；但是，当8月4日不经补偿就废除什一税时，教士深感震骇和忧虑。几周之后，《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承诺的宗教信仰自由，是对教会的精神垄断权的进一步打击。11月没收教会地产是终结教会独立的最后一击，这也意味着，次年春天解散修道院和废除修道誓愿在所难免。接着，《教士公民组织法》规定的选举制摧毁了教会的教阶自治体制；教士抗议说，此类变革应该以某种方式征得他们的同意，但这只不过激发起国民议会的反团体主义怒火。

信仰状况

教宗诅咒《教士公民组织法》，这丝毫不令人奇怪；1791年9月，法国兼并他在阿维尼翁和孔塔——维内桑的领地，这进一步激起他的敌意。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当法国于次年进入战争时，法国士兵将把攻击所到之处的宗教制度和设施当作特别的关注点。共和二年，法国甚至抛弃了制宪议会设立的“组织法派”教会，它成了一切宗教制度的敌人。1794年9月，尽管极端的非基督教化行动已经告终，共和国仍拒绝与任何宗教发生瓜葛；在整个督政府时期，被怀疑为抗拒派的教士时常会遭到迫害，数以百计的人被送往南美的圭亚那这个“不流血的断头台”；与此同时，在德国和意大利，教会统治的领地被世俗化了。

还在营造声望的年轻的拿破仑，出于谨慎而不敢造次，顶多是威胁一下教宗。但是，1798年接替他的那些将军们解散了教皇国，建立了一个世俗的“罗马共和国”，并将教宗囚禁，带往法国。很多人认为，当庇护六世于1799年8月死去时，教宗制度本身也告终了。

王朝外交

奥地利人拯救了教宗制，他们在几个月后答应在威尼斯给教宗一块飞地。他们这样做主要是为了惹怒法国，1792年以来，这个对手一直让他们不得安宁。从外交方面来说，法国大革命战争终结了与奥地利那令人不安且不得人心的联盟，这个联盟可以追溯到1755年，人们把七年战争的惨败和玛丽-安托瓦内特来到法国都归咎于这一联盟。但甚至在与奥地利关系破裂之前，革命者已经开始摈弃旧的王朝外交。1790年5月，西班牙国王以两个王国的波旁统治者之间延续已久的“家族契约”的名义，呼吁法国在有关努特卡松德（在北美太平洋海岸）的领土争议中支持西班牙反对英国，但国民议会拒绝了。它宣告说，新法国只会为维护其国土不受侵犯而战斗，不会为王朝君主之间的私人契约分心。一位议员后来宣告说，“指导各国权益的，不是君主之间的条约”。这话看来是要将1787年时法国在外交上的无能变成某种原则性的东西，而当时法国军队的衰败也只能让局势更加复杂。军队的衰败无法遏止，正如1792年战争初期的溃败所显示的那样；虽然旧制度训练有素的炮兵在瓦尔密拯救了新生的共和国，但到1793年初，局势已经很明显：头年4月那场未经深思熟虑就发起的冲突，已变成一场关乎民族存亡的战争，要赢得这场战争，必须建立一支全新的军队。新军队将充分利用法国巨大的人口优势，大量从公民中征召士兵。征兵将不再仰赖流浪汉的志愿加入，而在过去，军队数量取决于各外国雇佣兵团。部队的战术和行动，也不再是旧式军队那种自给自足、严格受控的策略，不再依靠自己所带的辎重车，不再关心维护自己昂贵的装备甚于对敌人发起战斗。旧制度战争模式的局限和胆怯可以轻易地以夸张的方式漫画化；但是，与法国人在下一代展开的全面战争——他们的对手也越来越采取这种方式——相比，这种战争的确比较温和。因此，王朝外交，以及作为其基础的战争方式，在1790年代已难以为继了。拿破仑因精通新的战争方式而开辟远大前程；1810年，他与奥地利公主联姻以增强其君主制的抱负，此时离他再次与维也纳的岳父开战仅仅隔了三年。

殖民地奴隶制

当然，战争的耗费曾拖垮旧君主制，但费用攀升的关键要素并不在于陆军。真正造成灾难性后果的是与英国的海军竞争带来的额外负担，但这种竞争的关键并非王朝优势，而是世界范围内的经济霸权。在这一点上，法国人的希望曾因七年战争的惨败而黯淡，但还没有被摧毁。帮助美国人争取独立并未带来期望中的利益，但法国人在印度洋的运气开始好转，加勒比海上的法属各岛屿最为繁荣；服务于这些岛屿的港口，如波尔多和南特，是这个王国发展势头最好的城市。但大革命永远地摧毁了这一切。一场宣扬平等和自由的运动，在这些以奴隶制和种族歧视为基础建立的岛屿上引发了大骚动。在圣多明各，这个1789年地球上最有价值的地方，白人和混血的克里奥尔人中间发生的动乱，为三年后45万黑人奴隶的大起义敞开了大门——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最成功的奴隶起义。国民公会重建控制权的努力终于在1793年达到高潮：现代史上第一次废除了奴隶制，此举于1794年2月得到巴黎的支持。但由于同英国的战事再起，法国与海外殖民地的联系被切断。1802年《亚眠和约》期间，拿破仑派远征军前往圣多明各重建奴隶制的企图也失败了，随后，原来的奴隶建立了独立的国家海地。与此同时，法国的奴隶贸易也崩溃了，大西洋各大港口的经济出现萎缩。波尔多的人口在1790年到1801年之间下降了15%，七年之后，当拿破仑看到波尔多空荡荡的大码头时，大为吃惊。这时，海上贸易的主要障碍是英国海军，它在1798—1805年间彻底摧毁了法国舰队，并利用其优势对大陆海岸进行前所未有的严密封锁。但是，当战争终于结束后，重建旧时大西洋的奴隶、糖和咖啡经济的希望已经破灭了。一代人的时间以后，当法国人的帝国抱负复活时，非洲和印度支那将成为主要目标，此时商业动机已是次要的了，虽然它曾是创建革命前的帝国的原动力。

重绘过后的地图

此时分崩离析的不只是法兰西帝国。早在1795年，法军就已摧毁荷兰共和国，并强迫其后继者、姊妹共和国“巴达维亚”与法国组建反对英国的同盟；于是，荷兰在三个大陆的殖民地便开始遭受那个海上霸主的恶意劫掠。与此同时，欧洲最古老的政治实体，有着千年历史的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也逐步走向解体——拿破仑加速了这一进程，并于1806年将其引向终点：那年他迫使弗兰茨二世放弃帝国帝位，退居单纯的奥地利世袭君主国。九年后，当拿破仑倒台时，已经没有人认真想过去复活这具僵尸。最后，拿破仑在1808年废黜了西班牙的波旁君主，并派遣大量法军入侵西班牙，于是，世界上最庞大、最辽阔的殖民帝国自动解除了对来自马德里的任何命令的服从义务。有些地方，如委内瑞拉，几乎立刻就宣布独立。玻利瓦尔，领导这场运动的“解放者”，曾把拿破仑当作共和国的英雄来崇拜，后来他认为，法兰西帝国的建立是对革命理想的背叛。波旁王朝复辟后，反动的费迪南德七世试图重建旧制度，但这一举措只能激发整个西属南美的共和主义反抗运动。到1820年代中期，反抗运动全面获胜，这是1792年源自巴黎的共和主义激起的最后涟漪。

可实现的梦想

对经历过所有——哪怕是部分——这些重大动荡的人来说，冲击效应是全面彻底的。从1789年6月开始，时人的日记和评论中就回荡着对事态之尺度的困惑和惊恐之情。谁都没有心理准备。虽然革命者从一开始就乐于把这场运动描绘为18世纪“哲学”和启蒙的胜利（不幸的是，大革命的大部分批判者和敌人都接受了这一分析），但很难设想伏尔泰和卢梭会陶醉于这些在他们死后仅仅11年，就被口口声声归因于他们的影响的事件。罗伯斯庇尔像所有人一样，以身为启蒙的传人而自豪，他宣告说：“政治作家……绝对预见不到这场革命。”如果改革真的到来，他们曾预期改革将是渐进的、点滴的，将是开明的权威主义者而非选举产生的议员们的事业。在这种背景之下，革命者着手的猛烈的、全面的变革就显得令人兴奋了。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绝非唯一一个觉得自己生活在极乐时刻、任何变革都有可能的人：

天堂在哪里？不在乌托邦，

不在地下世界或者神秘岛！

就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所有人的世界……

换言之，世间万物的本质中已无须再接纳任何东西了。如果强大的法国君主制，如果贵族和证明其优越性的封建法——更不消说天主教会本身了——都可以依据理性、效用和人道而被挑战和摈弃，那么就没有什么不可以被挑战了。各种梦想都可以实现。卢梭已经教导说，人类社会已经无可救药地腐败并继续在腐败，只有彻底的改变才能拯救。这就是他何以成为革命者心目中的英雄的原因所在：他们已经证明，卢梭的幻境是可能实现的。制度、习俗和信念，都绝不会仅仅因为它们一直如此或因为是神所设定的（另一种说法）而被接受。大革命已经永远地推翻了一个未经质疑就让人顺从的天真世界，在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事物似乎都是不可挑战、不可纠正的。德国哲学家康德在1784年的一篇著名论文中，把启蒙定义为人从自我施加的不成熟中、从对独立自由思考的不情愿中解放出来。这个说法纯粹是智识性的。康德认为，启蒙只能缓慢地向前发展，革命绝不会真正改造思考方式。五年后，他改变了看法。尽管他认为，没有哪场革命具有合理性，但他还是说服自己相信，法国发生的事情是路易十六自愿交出权力，因为他意识到，从不假思索的常规和懒散的反应中解放出来的时刻，突然之间便到来了。

抗拒和延续

不过，大革命虽然象征着某种政治意愿的声张，即对抗历史、环境和既得利益的束缚，但革命者很快就发现，自己学到了严酷的一课：仅有意愿还不足以摧毁旧制度。旧制度发起反攻；正是抵制和反革命运动的力量和决心，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恐怖何以如此残忍。当革命者集结的全部力量消耗一空时，恐怖政策被抛弃了，拿破仑最后也失败了；革命者在1789年及以后曾试图摧毁的很多东西依然还在，或者很快就重现了。没有大革命，拿破仑的事迹无法想象，但很多旧事物正是因为他才复活的。他自己则认为这只是对政治现实的认可。

尽管经历了非基督教化，宗教活动还是没有被扑灭。实际上，它是新制度的反对派的主要动力源，而且从未有过衰落的迹象。不过，与教宗的教务专约重建了教会，从而实现了天主教徒与新制度的和解。贵族同样如此。拿破仑自己就是贵族出身，像任何人一样，他很清楚，高贵的血统无法被消除，除非消灭所有相信自己拥有这种血统的人。所以他鼓励流亡贵族回国，并对督政府剥夺前贵族公民权的立法弃之不顾。他也知道，与贵族制有特别关系的等级和荣誉，是些“用来统治人的小玩意儿”。因此他在1802年建立了荣誉军团（Legion of Honour），并配以猩红绶带和徽章。最后，在1808年，他设立了派头十足的帝国贵族，而且特别注重从旧贵族中招募真正的贵族。当然，这时他已经是世袭的君主，而且他深信，没有宫廷和贵族，即使头上戴着皇冠也不像真正的君主。他的统治甚至比波旁君主们更加绝对，他手下的省长（prefects），其权限比旧“专制主义”那些受人憎恨的代理人——督办们——更为全面和强大。

此外，在他下台后，所有这些东西都没有消失。虽然世袭继承的次序两次被打断，但法国直到1870年都还是个君主国，要么是波旁家的君主，要么是波拿巴家的君主，唯一的例外是1848—1852年。在整个这段时间，贵族身份一直被正式认可；1820年代，流亡贵族得到国家赔偿，以补偿他们在大革命期间失去的土地。在全国范围内，省长仍然是权威的代表，公证人和其他法律职务甚至再次出现了职位买卖现象。在1905年之前，作为建制教会的天主教一直以拿破仑当初的方式存在着，其神职人员由国家拨款资助。1825年，查理十世——路易十六的最后一个在世的兄弟——甚至在兰斯大教堂按传统仪式举行了一次细致繁复的加冕礼，以再次为其王朝与上帝的联盟祝圣。如果某个观察者断定，大革命全部的毁灭热忱其实一无所成，人们也许应该原谅他的草率。

复辟的假象

但没有什么比这更表面化的了。除了华丽的服饰之外，拿破仑的君主制与路易十六的君主制并无共同之处。这个君主制有帝国的意识，它想从查理曼而非从波旁君主们那里汲取灵感。现在也没有高等法院和省三级会议之类建制性的反对机构。皇帝创建起来为其君主制虚荣增光添彩的贵族，其规模要比革命前的贵族小得多，也不享有法律上的特权；如果没有达到一定的财产水平，甚至头衔也不能世袭。进入贵族阶层需要皇帝的提名，而不再通过购买官职获取。旧贵族当中，更多的人不愿加入这样一个人为创造的阶层，屈从于拿破仑的诱惑的较少。

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的复辟君主制，也完全不像他们那位殉难的哥哥的君主制。从很多方面看，他们继承的不是哥哥的王位，而是拿破仑的王位，这也的确是常见的说法。旧制度的任何政府体制都没有被恢复，《民法典》仍然是法国法律体系的支柱。在复辟王朝的大部分时间里，国家不得不依赖皇帝手下的官员。虽说旧贵族被再次确认，但帝国贵族头衔依然被接受，荣誉军团也依然存在。另一方面，路易十八于1814年发布的宪章——直到1848年时仍是宪法的基础——浸润着1789年的精神。在实践中，复辟君主制是遵守宪章的：两院制立法机构的下院议员定期选举，个人自由和出版自由得到保障，法律和税收面前人人平等。宪章明文确认革命期间的土地调整，就像拿破仑上台伊始一样，这一点也许最为重要。教会和流亡贵族被没收并被出售的土地，将不会归还原来的所有者。1825年，查理十世政府对那些失去土地的人提供补偿，这实际上是不经意间承认了这一损失。随后的各个政权，虽然也对大革命的结果深表遗憾，但都确认并保障了其造成的大规模的财产转移。

根据教务专约恢复的天主教会，与先前的高卢教会也鲜有相似之处，个中原因仅上面提到的那一点便足可说明。失去了土地、捐赠和头衔，教会只能依赖于国家提供的物质支持，此外就只能靠信徒出于虔诚之心的赠予了。享有圣俸的教士如今已改由国家任命了。过去混乱而不规则的教会地理格局也一去不复返，如同教会的豁免权和税收特权，以及定期的教士大会这一制度上的独立性。修道团体也不允许重建——尽管重建由于没有捐赠而几乎没有希望实现。最后，宗教宽容也使得旧制度官方信仰的统一性（虽然到1789年时这种统一性已经在解体，并让教会深感愤怒）永远消失了。

拿破仑之后的波旁政权，虽然喜欢把自己说成是王座与祭坛的恢复者，却几乎没有改变上述局面。支持波旁王朝的更为极端的派别（ultra），似乎并不很想恢复革命前的教会，而是想让它比以前更为强大。他们把大革命归咎于旧制度时代宗教权威的不断损害。但他们仅有的成就是于1825年通过了一项无法执行下去的法案：法案规定对亵渎圣物者判处死刑。与此同时，查理十世在加冕礼上的虔诚举止，激发的与其说是人们的敬畏，不如说是嘲弄。1830年革命后，他的堂兄弟继位登基，称路易——菲利普，但后者从不声称其统治权来自神的恩授，而仅仅是因为法国人民的选择。

变革后的世界

在法国境外，复辟被大革命或其影响力粉碎的事物的努力，同样没有好的结果。不过拿破仑对此没有贡献。充当大革命的工具，这的确是他最有力的口号，为此他系统地废除了意大利、德国和西班牙的旧秩序，消灭了整个国家，引入了《民法典》和教务专约。只有在波兰——1795年当法国无能为力或许也漠不关心时被彻底瓜分，并从地图上消失——拿破仑建立的华沙大公国复活了旧秩序的回声。不管怎样，为重建拿破仑之后的欧洲秩序而召开的维也纳会议，已经不能恢复任何类似于国际旧制度的东西。实际上，这次会议像拿破仑那样心安理得地重绘边境、安置各位君主，除了教宗自己在意大利的领地，任何教会领地都没有被恢复。的确，1780年代的各大国，以更为强大的面目重现了；但它们为防止将来出现拿破仑规模的冲突而建立的“欧洲和谐”，却是全新的事物；它的出现，除了某种朦胧的“均势”意愿之外，与18世纪那种无情的机会主义国际秩序关系甚少。同样，东欧的君主们1815年以后标榜的“神圣同盟”更容易让人想起的是16世纪而非18世纪，它的建立旨在先发制人地预防任何无神论的革命力量扰乱欧洲秩序。

因此，即使有些步骤是为了重建旧制度或它的某些要素，这些步骤也绝非简单纯粹的复辟。它们总是混杂着各种意识：不仅有旧制度曾经崩溃的意识，还有对导致其崩溃的力量的意识，以及如何防止此类灾难的意识。重建一个像以前一样破绽百出的旧制度已经一无用处。实际上，真正的复辟已无可能，尽管君主制、贵族和教会都可以在革命者企图毁灭它们过后重现，但它们与1789年以前的同名事物不存在实质上的类同。尽管有表面上的相似性，但经过大革命的洗礼，很少存在能原封不动地延续下去的事物。

可以相当严肃地说，已经没有什么东西是神圣的了。所有权力、所有权威、所有制度，现在都是临时的，只有能从理性和效用的角度得到证实时，它们才有效。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国大革命真正代表着启蒙精神的胜利，并开创了一个新的精神世界——我们至今仍生活在这个世界中。

第五章 起点

大革命以宣告民族主权为开端。民族（nation），而非国王、世袭的精英或者教会，才是人类事务中权威的最高源泉。正是基于这种信念，国民议会于1790年宣布，除非进行自卫，法国绝不进行战争；两年之后，当新生的共和国在德意志专制王侯的联合阵线的敌意攻击之后继续生存时，同样的信念又激励国民公会向所有试图恢复其自由的人民表达博爱并提供帮助。国民公会只用了几个月就意识到，这个毫无节制的誓言不可能照办；一代人之后，大革命释放的力量将被国王们的联盟击败，后者有毫不妥协的贵族和一心复仇的教士为支持，这些人鄙视任何以民族为主权者的思想。尽管如此，一种新的政治合法性原则已经无法回避地被提了出来；1815年，反动势力取得了表面的胜利，但此后的一百年间，民族主权已经在欧洲和美洲获得广泛认可。在20世纪，这个原则又将召唤人们将欧洲人从他们的全部海外殖民地驱逐出去。

极权主义民主

何以构成一个民族，这仍然是个难题。西耶斯1789年为攻击贵族特权而提出的定义是，“一个生活在共同法律下并由同一立法机构代表的联合体”。这是个开端，但仅此而已——对那些认为语言、传统和土地至少同样重要的人们来说，这个定义太宽泛了。不过，在过去两个世纪中，一旦作了自我定义，各个民族就很少愿意由不是自己选定的权威来统治自己。1789年的革命者假定，各民族主权只能以代议制的方式行使，但十年之后，拿破仑就开始表明，民族主权可以用来为独裁乃至君主制提供合法性。1799—1804年间，他为使自己成为世袭皇帝而采取的每一步都得到全民表决的认证，但表决回答的是某个仔细设定的问题。表决结果从未受到质疑，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为了让结果显得更为有力，一切操控手段都采用过。1851—1852年期间，他的侄子拿破仑三世为了给自己的篡权行为披上国家合法性的外衣，也将使用同样的手段；最近的1958年，第五共和国就是以一次赋予戴高乐将军以广泛权力的公投为起点的。在法国以外的世界，全民表决民主或极权主义民主技术的广泛传播，大部分要等到20世纪；但是这些行为和当时宣布的更具自由色彩的理想一样都深深植根于1789年的那个伟大的合法性原则。

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这个术语，到拿破仑的权威已经衰落时才被发明出来。它第一次被使用，是为了描述加的斯议会在后拿破仑时代，即1810—1813年的西班牙建立代议制政府的理想。不过，西班牙自由派所梦想的，乃是基于制宪议会率先在法国确立的政治楷模：以成文宪法为基础的代议制政府，宪法将保障一系列基本的人权。在整个19世纪，直到1917年最后一个绝对君主制在俄国被推翻为止，上述诉求将构成政治改革派的最低要求。自由主义信念的基本要旨，可以在《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中找到，即选举自由，思想、信仰和言论自由；免于被专断课税或监禁的自由。自由主义者坚信宣言中的平等原则，即法律面前的平等、权利平等、机会平等。不过，他们并不推崇财产平等，而且他们始终强调的法治有一个主要的功能，这便是保障财产所有者的绝对权利。

除此之外，便是存在广泛分歧的领域。直到20世纪，仍然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认为，妇女应该像男子一样拥有同样的自由和平等；大革命期间，极少数大胆的男女人士曾为妇女的自由权益鼓与呼，但他们受到嘲笑，陷于沉寂。法国妇女直到1944年才最终获得政治权利。何以等待这么长的时间？其中一个原因是，第三共和国的政客们害怕女选民会受其教士的左右：1793年以来，妇女成为天主教抵制革命的世俗主义的中流砥柱。种族平等也让自由主义者深感矛盾。在法国，最初的反奴隶制的情绪，与大革命的第一波冲击刚好巧合，但是奴隶是财产，他们的劳动是一个庞大的财富和商业网络的支柱。1791年圣多明各大规模的奴隶起义，似乎生动地证明了放松对奴隶的控制带来的危险。为了再次控制圣多明各，国民公会的代表宣布废除奴隶制；1794年2月，巴黎认可了他们的举动。议员们欢呼自己成为最早废除奴隶制的统治者——他们的确是，不过仅仅是认可了既成事实而已。但不到十年之后，拿破仑就试图在仍由法国控制的各岛屿恢复奴隶制，而各个表面上比拿破仑更具自由色彩的政权也一直维持着奴隶制，直到1848年：那时的革命者将废除奴隶制作为他们向1794年遗产致敬的首要事务之一。

采取这一步骤的新制宪议会，是由男子普选产生的——这又是一个迟来的致敬：1792年国民公会的选举曾绝无仅有地采用此原则。不过即使是这一次的选举，也排除了仆役和无职业者。1789年的革命者做出的限制更加严格。他们认为，只有有产者才享有政治代表权：即使所有人现在都是公民了，也只有那些拥有最低限度财产的人，才可以成为积极公民。这种区分反映了对民众参与公共生活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像历史本身一样古老，大革命的重大事件丝毫没有驱散它。大革命从1789年危机中的骚乱、威胁和流血中诞生，革命头几年中始终贯穿着群众暴力和暴力威胁，可怕的血腥场景终于在1792年的“九月大屠杀”中凸显出来。所有人都意识到，无套裤汉的报复欲对一年后恐怖的加速到来起了多么大的作用；因此，恐怖结束后，国民公会在制定1795年宪法时，深思熟虑地将比1791年更多的人排除出公共生活。于是，延续半个世纪的模式确定了下来，在这种模式下，代议制政府仅仅代表非常富有，即有物可失的人；不过，即使是非代议制政府，如拿破仑的体制，也会考虑人民的利益，并试图通过与人民的合作来实现统治。

人民

一个令人困扰的悖论是，倡导自由主义原则的大革命，如果没有人民的支持便不能进行。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拯救了国民议会，10月可能再次挽救了它。曾经的“暴民”——只有反革命者仍然敢于如此称呼——如今已是觉醒的、行动起来的人民，他们的极端行为总能找到辩解声。狂暴的马拉正是以他的报纸《人民之友》、通过这种辩解而崭露头角的，1793年被刺杀后，他被尊奉为人民事业的殉道者（并在达维德最难忘的绘画作品中被铭记）。到1792年，民众活跃分子以自己是“无套裤汉”而自豪；在君主制被推翻后，民众风格和话语笼罩着公共生活，为时大约有三年，高雅的装束和言辞都被抛弃，政治权利被平等化（至少在男人中间）。一部平等主义的宪法被宣布、至少被许诺了，它承诺免费教育，承诺对贫病及无劳动能力者提供“社会保障”形式的福利支持。与此同时，富人因为强制借款而受到剥夺，人们还考虑将流亡者和叛国者的财产分给贫苦爱国者，基本消费品的价格也通过最高限价令而被抑制在低水平上。所有这些政策在罗伯斯庇尔倒台后都被抛弃了；但它们立刻被很多人视为对真正的社会平等的食言。巴贝夫及其1796年的合谋者打算以从未实施过的1793年宪法为基础夺取权力。后来，社会主义者回望革命历上的共和二年，以寻找其理想的最早的“先行者”，那时，人民第一次为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充当更为强大的操控者的工具而进入政治生活。

图9　马拉之死：雅克——路易·达维德的革命圣殇像

恐怖

但即使在这个问题上，也存在让人为难的悖论。共和二年也是恐怖时期，至少它最后的阶段很像是付诸实施中的社会报复。民众权力和恐怖不可分离吗？罗伯斯庇尔和圣鞠斯特等大革命时期的演说家初步的理论阐述，后来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者引用，这些后来者也不怯于接受一种无情的见解：要打败人民的敌人，只有彻底消灭他们。没有恐怖就没有真正的革命。19世纪的人们一回想起革命法庭及其进行的公开审判就会战栗，20世纪的人们则看到，很多从革命中寻求合法性的政权都在复制这一切。很多同情大革命的宏大抱负的后来人，都合情合理地不太愿意相信，社会唯有通过流血才会变得更平等。他们认为恐怖最多是一种残酷的必要性，导致其出现于第一共和国的，乃是“局势”的力量，而非不可避免的逻辑力量；持同样看法的还有一些自由派，他们为在共和二年听到的对财产权的威胁以及对生命的威胁感到不安。被迫仓促做出的宗教抉择和路易十六夫妇的莽撞行为分裂了国家，战争的前景逼迫人们为国家防御而采取极端措施，于是反对派和叛国者之间的区分变得模糊了。不过，法国大革命更像是对可能发生的事情的警示，而不是对必然到来的事情的处方。

左派与右派

所有这类感知，都植根于这样一个信念：不管它具有多么复杂的特征，大革命中的善远多于恶。这是左派的观点，左派本身也是起源于大革命的一种政治描述方式，在那时的历次议会中，主张进一步变革的议员坐在主席的左侧，而保守派议员聚集在主席的右侧。右派实际上是现代的政治保守主义，它像自己反对的所有事物一样，也是法国大革命创造的。旧制度那种本能的惰性一去不复返了：谁要试图让政府、权力结构和社会制度免受新意义上的革命的侵害，就必须提出全新的原理和策略。

密谋者和革命者

旧秩序的崩溃，以及随之而来的迅猛变革，让每个人都目瞪口呆。在随后五年的困惑中，毁灭、暴行、屠杀等更可怕的消息接踵而至，惊愕不已的旁观者们在寻求解释这一漫无边际的大骚乱。心怀敌意的评论者认为，这只能是一场阴谋。作为政治网络的俱乐部，雅各宾俱乐部充当了革命激进主义的载体；人们怀疑这些俱乐部就是神秘的共济会，后者在整个18世纪大量出现。共济会会员信奉自然神论，但主张宗教宽容（因此受到天主教会的双重谴责），并以其秘密性而自豪；他们宣扬自由、平等和慈善等价值观，因此回想起来，他们的目标和理念侵蚀了一切既定的价值观——尽管过去的精英阶层曾成群结队地加入共济会。迄今为止，共济会和法国大革命之间并未建立起可靠的因果关联，实际上与雅各宾俱乐部之间也没有可信的关联；但是，1797年，一部旨在证明二者在阴谋颠覆宗教、君主制和社会等级制方面存在联系的著作，成为全欧洲的畅销书。这就是巴吕埃尔的《关于雅各宾主义历史的报告》，该书不断重印，直到20世纪；这反映了公众对一场隐秘运动经久不息的猜疑心理，而在1789年之前，除了少数偏执的妄想狂教士，没有人对这场运动有所警觉。但这一论点长久不衰，以致共济会现在被认为与一些大陆国家的共和主义和反教权主义有关，而加入共济会则成为表达政治激进主义信念的姿态——在大革命之前，情况绝非如此。保守主义政权——直到纳粹及其维希傀儡政权——也将一直带着最深刻的猜疑眼光去看待共济会，而且将定期封闭其网络。

这样的猜疑并非毫无依据，因为在整个19世纪，很多政治激进派开始相信，发动革命确实要通过密谋活动。1789年之前没有这类革命性的密谋。没有人相信，一个既定制度会被这样彻底推翻。但是，一旦1790年代的法国史证明这是可能的，这段历史也就成为现代史上的经典时段，无论是启迪还是警示，它都是各派希望效仿或避免的先例。不过，即使是革命的同情者，也很难接受这样的看法，即密谋不是成就革命的道路，否则革命就是盲目的命运的作用，而非人的有意识的介入造成的影响。因此，就在1790年代，一些秘密群体在欧洲很多国家策划革命。在波兰和爱尔兰，它们对大规模的血腥起义的爆发起了重要作用。它们的领导者失败之后向法国寻求帮助，塔德乌什·柯斯丘什科、沃尔夫·托恩等人，从此被尊为民族独立的先知和殉道者。当大革命在法国也开始让其支持者失望时，一场真正的雅各宾密谋酝酿了出来——但它反对的是新制度而非旧制度。这就是1796年巴贝夫的“平等派密谋”，历史上首次共产主义革命的尝试，它遭遇了悲惨的失败。但巴贝夫的同谋者邦纳罗蒂为建立密谋革命网络而耗尽余生；1828年，他在《为平等而密谋》一书中留下了对巴贝夫的永久记忆，该书曾激励三代颠覆者，1917年俄国革命胜利后，它成为取得成功的共产主义的圣典。实际上，在20世纪的头25年，在俄国经历两场革命的时候，法国的先例一直困扰着俄国知识分子；1917年革命的主要领导人甚至一直在思考谁是雅各宾派、谁是吉伦特派，他们中间是否还潜伏着一个拿破仑。

图10　不朽的传奇：欧仁·德拉克鲁瓦的《自由引导人民》（1830年）

模式和典范

与此同时，在法国，诉诸下一次革命成了一面旗帜；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对很多声誉卓著的人物来说，这也是一种政治选择。1830年，当查理十世看来连革命遗产中最薄弱的要素也要抛弃时——当初他哥哥路易十八曾接受这些遗产，作为继承拿破仑的代价——他被巴黎街头持续三天的起义推翻了。他的堂兄弟和继承人路易——菲利普也装模作样地挥舞着三色旗，试图调停源自1789年的各种严重分裂的传统。但路易——菲利普失败了，他在1848年的革命中被赶下了台，那时的反抗更具民众色彩。另一个波拿巴终结了这次革命，但他在普法战争中的失败引发了革命恐怖以来最血腥的一幕：这就是1871年的巴黎公社，约有25 000人丧生其中。公社这一名称本身就让人想起1792年，而且很多公社社员认为自己是无套裤汉的化身，与第一共和国面临着同样的敌人，包括王党分子、天主教派、两面三刀的将军们以及贪婪的富人。然而，只有最后一类人从他们的失败中获益，从1870年代初的创伤中诞生的第三共和国将在大革命的意象中自豪并谨慎地追求早在1790年代就已表达出的民主和反教权主义的理想。1917年之后的半个世纪里，很多法国知识分子认为，俄国革命是他们的革命期许的迟到的兑现，有关这革命的十年的史学研究也被法国共产党的成员或同情者所主导。但是，他们对大革命的控制，从1950年代中期起开始受到挑战；随着1989年苏维埃帝国的崩溃，大革命两百周年之际占支配地位的解释是来自新保守派、前共产党人弗朗索瓦·孚雷的。

孚雷认为，恐怖从大革命一开始就已注定，不过在他看来，大革命的经历就是为现代政治文化奠基的历程。美国人最有理由质疑此说，因为他们的那场建国革命比法国人的革命早了十余年。在帮助美国人争取独立后，很多法国人当然觉得大西洋对岸的例子鼓舞人心，但没人认为美国人的做法能够移植到欧洲。当18世纪政治创造中最持久的丰碑——美国宪法的制定完成之时，法国人正忙于提出制宪诉求；他们不无道理地声称自己的革命与历史上的任何其他革命都不相似，而且与此前别的地方的动荡关系甚少，除了友好的博爱之情。连美国人很快也陷入了严重的分裂中：他们不知道新法国究竟在何种意义上还是那个曾帮助他们赢得独立的国家，也不清楚应在多大程度上赞赏法国的新制度。美国远离旧大陆，对与旧大陆接触心存犹疑，而且还讲着一种当时仍处次要地位的语言，所以在20世纪之前它被法国大革命边缘化了——即便美国的向西扩张得益于1803年拿破仑出售路易斯安那。

保守主义、反动和宗教

与此同时，欧洲的保守主义深信，旧制度的稳定、威严和秩序之所以被瓦解，是因为丧失了警惕性，于是保守主义对颠覆力量的源头展开了打击。在时间跨入19世纪之前，各国政府都加紧扩张镇压手段，间谍和告密者激增，常规的公共警察力量也开始建立。嫌疑者的名单将经常性地保留，他们的行动被跟踪。各种形式的出版物将面临严厉的审查，媒体被迫接受最严格的监控，因为它们被指责在大革命前和革命期间传播不服从精神和自由思想。所有镇压体制中，最有效的便是拿破仑的体制；他虽是大革命的产物，但努力将其诉求奠基于让有产者确信：雅各宾主义的社会威胁已经被抑制。拿破仑还认识到，大革命给法国造成的最初的也是最深刻的创伤是与罗马天主教会的纷争；没有什么比他与庇护七世的教务专约更有利于终结大革命的了。与他身后整个19世纪的所有保守政权一样，拿破仑深信，有组织的宗教所扮演的稳固且公认的角色，是秩序和权威最坚固的支柱：他在这样的宗教中看到的纯粹是“社会秩序的秘密”。

对教会来说，1790年代的经历是悲怆的，这段经历中包括1793年彻底扑灭宗教信仰活动的企图——这可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以及次年国民公会宣布放弃任何宗教信仰（这是欧洲历史上建立世俗国家的首次公开尝试）；有此经历，教会便迫不及待地想要重建与世俗权威的古老联盟。结果看来并不令人满意。缔结教务专约八年之后，就像其前任——一名法国人的囚徒——一样，庇护七世发现自己丧失了在意大利中部的领地，而且就要面临拿破仑长达四年的无情凌辱。被囚禁在圣赫勒拿岛时，这位原来的皇帝声称，他曾计划彻底废除教宗制度。他的继承者——波旁的君主们对教会友好得多，但是他们早已放弃了恢复教会在1789年之前的地位的想法。重新谈判教务专约的尝试搁浅了，新政权确认了教会的土地损失，第一次谈判时，拿破仑坚持要教宗接受这一前提条件。从这个时候起，在这个即将到来的动荡不已的世纪中，教会的命运将与法兰西国家的每次变迁息息相关；当这个国家终于实现共和制，并鼓吹它源自1794年那个曾割断与教会的一切联系的国家时，政教分离的道路实际上已经铺好，并最终于1905年实现。与此同时，在法国以外的地方，教宗于1814年收回了他在意大利的领地，但欧洲其他地方的教会统治都没有恢复，而且意大利的民族主义者越来越把教宗国家视为亚平宁半岛统一的主要障碍。在1870年拿破仑三世垮台之前，君主制法国是教宗制度的主要支柱；不过，庇护九世眼见日益受人攻击，只能求助于彼岸的力量。法国支持的终结以及随之发生的前教宗领地并入新的意大利王国，与梵蒂冈大公会议发布教宗无谬误一说恰好同时发生——此前这种无谬说从未明确表达过，因为担心世俗统治者的反应。1790年以来教会与国家的关系的历程表明，信仰在没有国家支持的情况下有可能发展下去，其势头至少和在有国家支持的情况下一样。新兴的德意志帝国于1870年代发起的反天主教会的文化斗争（Kulturkampf）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教训。罗马将继续谴责法国大革命，说它是现代渎神论和反教权主义的源头，是一场所有以这类立场而自豪之人乐于接受的变革。但是，1790年代的创痛，也在教会内部开启了一个缓慢的进程：它开始逐渐承认，独立于世俗权威、自由地决定自己的事务、仅要求容忍宗教活动和宗教行为，或许是件好事。不过，当教会被授予权力时，如在20世纪中叶的西班牙和爱尔兰，教会还是难以抗拒；但在一个定期的政治变革成为常规并为人期待的世界中（这一点仍然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过分紧密地认同某个政权——不论多么同情后者——是不明智的，很多有头脑的教会人士已经日益清晰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然而，在整个19世纪，教会仍然因为过分紧密地依附于反动、压迫性的政权而付出代价。直到1920年代，墨西哥革命的最后阶段还有意识地仿效1793年的去基督教化，而信仰基督的印第安人为支持受攻击的教会而发起的基督教抗争，又让人想起那一年旺代的叛乱。不过，极端的反教权主义最后取得的重大胜利，打击最甚的不是天主教会（至少在1945年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天主教会受到打击之前），而是俄罗斯的东正教会。1922年，列宁已经“得出坚定的结论：我们现在必须对教士挑起一场无情的、决定性的斗争；为了镇压他们的反抗，我们必须残酷到让他们数十年也不敢忘记。我们为此开枪……越多，就会越好”。像1793年几个更为狂热的反基督教分子一样，斯大林在革命前也是为担任教士而接受教育的，但在他统治下的苏联，官方信奉的是无神论，并致力于根除“迷信”。大部分教堂被关闭，很多被摧毁，还保持着信仰虔诚的主要是农村妇女，就像1790年代的法国。斯大林死后，这些政策依然维持着，不过没那么残酷了；苏联崩溃之后，教会再次复活了。与此同时，苏联在东欧的各卫星国，更为清楚地了解过分激烈地与教会对抗的后果。1978年，波兰出了一位教宗，现在回过头去看，这可以说是一个征象：近两个世纪前首次出现的极端世俗主义的意识形态，现在已开始坍塌，教会正在恢复信任。

理性化

革命者对宗教的批判，甚至在变成一场倾尽全力的攻击之前，就已成为1789年的革命者们更为广泛的信念的一部分，这信念就是推进人类事务的理性化。他们认为，旧制度的崩溃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他们可以控制环境、按有意识的计划或一系列原则去重塑人类事务。以前的人们从未有过这样非凡的机会。当他们的军队和拿破仑的军队先后推翻其他的旧制度时，他们赋予（毋宁说是强加给）自己的臣民同样的机会。所有新安排和新出现的制度，其要旨现在看来都是理性化和一致化。行政地图和疆界被重绘，区划大致平等，各种不规则的现象都被根除。法国当时划分的省（departments）一直保留到20世纪且未经改动。交换和流通手段也实现了统一化，包括通货、度量衡、语言；其基础是由中央细心制定的教育体制，以及单一明晰的法典。在1790年代，上述事务有些仅仅是个草案，或刚刚开始；但是，由于拿破仑的推动和其目标之坚定，大部分事务被牢固确立下来，并成为随后历届政府追求的目标。这涉及的是现代国家如何自我组织的问题。的确，在国际竞争的无情压力之下，很多国家早在1789年之前就已经在这个方向上采取了一些步骤：不过遭遇很大的争议，而且人们还在讨论，导致法国旧制度垮台的是否就是这些步骤。大革命将抵制性的制度和力量扫到一边，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法国的势力曾到达的其他地方。大革命在这样做的同时，为所有政权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教训：一旦下定决心，现代化会变得多么容易。

或者说，看起来是这样。实际上，法国大革命的胜利远非那么容易。它们是通过在国内狂热而野蛮的措施、在国外无情的军事手段才达到的。根据官方的数字，恐怖期间的罹难者为16 000人，但可能还要加上在1793—1794年的战斗和报复中死去的15万人。实际上，最近的一些历史学家甚至认为，旺代遭受的毁灭性打击可以看成现代史上的第一次种族灭绝企图。1792—1815年反对欧洲旧制度的战争夺去了500多万人的生命（其中140万是法国人），这场屠杀的规模堪比1914—1918年的世界大战，只是持续的时间更长。后来，一些深受革命者的抱负和成就感染的评论家们，往往忽视或淡化这一沉重代价。因此一个必然的推论是，当这样的狂热者得胜时，如在20世纪的俄国，大屠杀的惨剧便再度上演。以这种代价取得的胜利，无法持久存在下去。

一笔有局限的遗产

我们在这一章看到，法国大革命留给19世纪的遗产是巨大的，但这笔遗产总是有偏颇的，经常还充满矛盾。在欧洲，20世纪建立起的那些革命的共产主义体制并不比这笔遗产更为持久，而仍然存在着的体制，其自身已经发生了转变，转变的方式也许会让其奠基者感到愤怒。从长期来看，挫败革命冲动的是文化多元性的持久存在。1789年以来，由国家权力强加的理性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信奉这一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和执政者，从来没有成功消除那些较少理性色彩的认同资源的作用，这类资源如习俗、传统、宗教信仰、地区和地方忠诚，还有不同的语言。大革命的所有理性化步骤中，最雄心勃勃的大概是重新确定时间原点的努力，即以1792年9月共和国建立为时间的起点。月份被调整，并重新命名，七天一周被十天一“旬”取代。但这种革命历法从未流传开来，于共和十四年（1806年）末被拿破仑正式废弃。这是一个预兆：面对人的抵制或冷漠，很多其他的理性化计划也将失败。198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上大部分信仰普世共产主义的政权纷纷解体，上述力量也随之恢复元气并重新出现。即使在20世纪共产主义从未取得胜利的国家，包括法国在内，去中央集权化和权力下放、承认语言多样性、放弃国家过于积极地承担或获取的义务，已经成为20世纪最后20年的鲜明特征。随着1989年二百周年纪念日的逐渐远去，最初意在对大革命提出的持久价值观进行的颂扬，如今更像是一场葬礼。

第六章 位置

1789年6月27日，英国评论家阿瑟·扬在巴黎写道：“整个事态看来已经结束了，革命已经完成。”人们将不断重述同样的话，一般来说话中的希望多于确信；他们这样说了十年，直到拿破仑于1799年12月正式宣告革命结束。即便是在那个时候，他的意思也完全在于终结法国一系列令人震惊的事件，不过在随后的16年中，他将继续向外输出这类事件。此外，大革命不纯粹是一系列毫无意义的动乱。其中涉及的原则和理念之间的冲突，将贯穿19世纪，并随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在20世纪的胜利而再度复苏。因此，当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孚雷于1978年在一篇著名的论文的开头宣称“法国大革命已经结束（terminée）”时，很多法国知识分子仍然深感恼怒。

历史挑战

孚雷的意思是，大革命现在已经是，或应该是一个历史研究的课题，就像研究墨洛温诸国王的中世纪史专家（他的榜样）面对其课题一样，应该超脱而平静地对待。不过，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法国人书写大革命史更像是纪念活动而非学术分析；革命史的正统性为一系列共产党人或其同道者掌握，这些人占据着大学体制。孚雷的攻击与其个人的经历交织在一起。他虽是索邦大学的毕业生，但一直鄙视大学学界，他的职业生涯是在其竞争对手高等研究实践学院（即后来的高等研究院，EHESS）展开的。年轻时他曾是共产党员，但像其他很多人一样，1956年苏联入侵匈牙利让他幻灭了，他退了党。当他与另一名退党者丹尼斯·里歇于1965年写下一部新的革命史时，这个领域的著名专家们异口同声地将他们谴责为冒失的闯入者，没有资格研究这个课题；他们提出的解释认为，大革命发生了“侧滑”，这是在诋毁大革命在目标和方向上的本质一致性。到1978年，孚雷抛弃了这个看法，但并没有消除这个看法引起的敌意。在余下的岁月里（他于1997年去世），他将这场攻击进行到底，尤其是在二百周年的论战期间。就在那一年年底，他高兴地宣布，他赢了。

经典解释

被他打败的是什么呢？他称之为“雅各宾——马克思主义的圣经”。他的对手则称之为大革命的“经典”解释。其基本要点曾是（至今还是，因为虽然孚雷很得势，经典解释仍有支持者）确信大革命是一种进步的力量。作为启蒙运动的果实和辩护者，大革命以其坚定的民主政治行动，不仅要将法国人，而且要将整个人类从迷信、偏见、成规和不合理的社会不平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这就是“雅各宾”的基石，它与1790年代无数的俱乐部分子的说法没有什么不同。作为一种历史解释，它建立在19世纪那些革命传统的守护者的工作之上；最著名的守护者也许是儒勒·米什莱，他是位歌颂“人民”的启示录式的作者。雅各宾主义的观点自信满满，唯一让它苦恼的是恐怖，它并没有试图为恐怖开脱，只是认为恐怖是种残酷的必要，是国家防御的本能反应。

大约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这种历史学中的雅各宾主义开始获得新的政治意蕴。从1898年开始，伟大的左翼政治家让·饶勒斯开始创作《法国大革命的社会主义史》，强调大革命的经济社会维度，并引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要素。马克思本人几乎没有撰写过有关法国大革命的文字，但是，要把一场以攻击贵族和封建主义为开端的运动，融入一种强调阶级斗争、强调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冲突的历史理论，是件非常容易的事。从这种观点来看，法国大革命是现代史的关键时刻：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推翻了旧的封建贵族。因此，大革命的根本问题是经济社会问题。在饶勒斯写作自己的著作的同时，富有攻击性的青年职业历史学家阿尔贝·马蒂厄为恢复罗伯斯庇尔的名誉而开始了毕生的战斗；他认为，在罗伯斯庇尔的恐怖统治之下，未来社会主义的理念已经展现出清晰的“先兆”。马蒂厄准备用自己的观点给整个大革命史学打上烙印；他作为一个法国人的热忱，从1917年起因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榜样和启示而倍增，后者看来是要复活在1794年被背叛的许诺。罗伯斯庇尔的美德共和国将在列宁的苏维埃联盟复活。马蒂厄虽然只是短期内参加了共产党，但他建立了一个与此呼应的、属于自己的历史党派，这就是“罗伯斯庇尔研究会”。这个研究会的杂志《法国大革命历史年鉴》至今仍是专门研究大革命的主要法语期刊。从马蒂厄去世的1932年直到孚雷崭露头角，这个研究会及其成员支配着法国的大革命教学和写作——除了维希政权让它陷于沉默的那几年，它一系列的主要人物占据着索邦大学的大革命史讲席。孚雷发起论战时处于这个使徒名单上的人是终生的共产党人阿尔贝·索布尔（1982年去世），他很自然地把那些徒劳地泼向他自己信念的脏水称为“修正主义”。

修正主义

但修正主义并非始于孚雷。它起源于1950年代的英语世界——在英国是阿尔弗雷德·科班，在美国是乔治·泰勒。在19世纪的英语文化中，很多伟大的思想者曾为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着迷，但在20世纪上半叶，这一兴趣流失了。一小批仍被这个课题吸引的历史学家对法国影响很小，他们在法国几乎不被承认。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西方民主制在国内外都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挑战时，将近代史上的一些伟大片段从偏见和歪曲中解救出来就显得十分紧迫。科班和泰勒都决心与他们所称的法国“正统论”正面交锋。科班声称，1789年的革命者是资本主义的代言人一说是个谎言；摧毁旧制度的议员是官职所有人和地主。此外，泰勒论证说，革命前的大部分财产是非资本主义的；而且，就算存在这种资本主义，它对摧毁旧秩序也不感兴趣。实际上，这一摧毁工作远非扫清制约富有进取心的资产阶级的障碍，它是一场经济灾难，驱使所有人将资金投向土地。这些批判提出的问题涉及面很广，随后的1960—1970年代，英语国家的新一代学者根据这些线索的提示，沉入法国的档案馆以检验这类新假设。到1980年代，他们已基本摧毁有关大革命起源的经典解释的经验论基础，及其思想上的一致性。

法国人一开始对“盎格鲁——撒克逊人”仍抱有延续已久的鄙视，将泰勒和科班视作冷酷的斗士，认为他们对柏克读得太多，唯一的愿望就是诋毁大革命，将革命贬低为对西方资产阶级霸权的持续威胁。但是，当孚雷和里歇从狭隘的法语文化世界的内部对经典解释发起挑战时，罗伯斯庇尔主义者被迫进行防御。孚雷的英语没有问题，他在1970年代初开始将外国学者的发现和观点融入自己的解释中；他的解释的另一个来源是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1859年去世），这位法国人在法国曾长期被忽视，但在英语世界很受重视。托克维尔认为，大革命意味着民主和平等的到来，但非自由的来临。拿破仑和他的侄子——这位出身古老世家的贵族很不喜欢他们——已经表明，独裁何以能在民主制的支持下建立起来，因为大革命已经扫荡了所有曾保障自由精神存活的制度，这些制度曾约束着国家权力的无情扩展。这些洞见让孚雷确信，大革命根本不是偏离正轨之后才走向恐怖。恐怖的可能从革命一开始就注定了：就在宣布民族主权原则、不承认民族共同体内部存在合法的利益冲突的时刻。尽管有各式各样的自由高调，大革命并不比旧君主制更能容忍反对派，现代极权主义可以在1789年和1794年找到源头。

后修正主义

这已经不只是修正主义了。科班、泰勒及追随他们的人，基本上是经验主义者；他们以新的证据削弱了经典解释那种笼统的社会经济论证，但他们很少想去建立新的宏大概论。他们所坚持的主要是：可以从政治、偶然性甚至意外等角度，对大革命进行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本书头几章所采用的基本是这种方法。但此类建议无法让更有抱负的人满意。当孚雷以大革命必然走向恐怖的立场和信念去描绘它时，其他人——主要在美国——以文化的视角寻求对革命行为作更为充分的解释。他们认为，1770—1789年的政治冲突中出现的众多“话语”，很大程度上为革命者毫不妥协的语言和主张奠定了基础。他们借用德国左翼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的思路，认为在大革命之前一代人的时期内，公共舆论脱离了国王的控制，在这一过程中，对君主制的尊重和敬畏逐渐消失了。孚雷觉得这种解释趋向甚至比早期的修正主义更为合适，于是他花在国外会议上、在美国逗留的时间越来越长，在这些场合下，致力于文化研究视角的又一代年轻学者已经把修正主义的胜利视为昨日的战斗。到1987年，这一潮流凝结为一个新的派别，并被贴上后修正主义的标签。

二百周年

用以反驳经典解释的论说，至少有其内在一致性和可理解性。而后修正主义的“语言转向”日益受哲学家和文学理论家的影响，其著作十分晦涩，专业圈子外的读者很难理解。因此，当法国的社会党总统提前好几年发布命令，要求1989年的大革命二百周年必须被庆祝时，他将庆祝活动的学术工作委托给索布尔在去世前不久所说的“我们优良的古老传统”的捍卫者，后者仍然地位牢固。索布尔在索邦大学的继承人米歇尔·伏维尔被赋予协调全球性学术纪念活动的使命。他工作得十分努力，以至于最后医生们劝告他别干下去了。但从学术方面来说，二百周年就像更具公众色彩的活动一样，根本无法控制。尽管伏维尔和孚雷都在各个大陆参与巡回研讨会，但他们从未同时出现在一个讲坛上，孚雷及其追随者还抵制了伏维尔当年在巴黎举办的规模最大的会议。这很难说是孚雷在1978年似乎曾号召的学术中立立场。作为一个容易引起党派偏狭情绪的课题，大革命显然远没有结束，甚至对那些声称它已经结束的人来说也是如此。

图11　学者的重负：评论者对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的反应（《每日电讯报》，1989年6月3日）

实际上，二百周年触发了成批的詈骂风格的著作问世，它们大多谴责大革命的某个方面，或谴责其遗产。在法国，为旺代叛乱者辩护的声音特别响亮；在大革命期间，这些叛乱者曾是法国国内最坚定的敌人，因而也成为最野蛮的镇压的受害者。虔诚的农民曾长期被斥为迷信的狂热分子，如今，他们在游击战中的英雄主义被深情地记录下来。天主教教士们提醒其教民，现代渎神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与此同时，在英语世界，数百场学术会议在梳理整整一代人的学术争论，而出版商和媒体也觉得有必要以某种方式来纪念一下二百周年；那年的一个轰动事件是西蒙·沙马的《公民》的出版，这是一本关于大革命的大部头的“编年”，但它几乎完全忽略了历史争论，其兴趣仅在于绘声绘色地讲述一段可怕的故事。全书的主旨是，进行革命是件荒唐事——幸好当时东欧人挑战苏联各卫星政权的革命遭受挫折。不过，在沙马那种狄更斯式的叙述背后，还是有某种思想立场的，它基本上与孚雷的立场一样。这本书中最有名的一句话声称，恐怖只是给1789年带来了更高的人口死亡统计，而“暴力……不仅仅是一个不幸的副产品……它就是大革命的集体力量的源泉。正因为如此，大革命才成其为革命”。沙马的故事在1794年随着罗伯斯庇尔倒台和恐怖的终结戛然而止，这一点意味深长。

大革命的经典解释者们最爱引用的祷文之一，出自第三共和国政治家乔治·克列孟梭，他在歌颂第一共和国的成就时说，大革命是一个整体（bloc）。应该完整地接受大革命的一切，包括恐怖在内。大革命不能被分解。修正主义强调偶然、意外，以及面对这些事件时切实存在的选择，如此则有其他所指——年轻的孚雷在和里歇一起谈论大革命的侧滑时，就是这种情况。只有像那个时代的人那样，在对即将到来的恐怖毫无意识的前提下去认识历史，弑君、非基督教化和断头台才不会给它们此前的历史投下阴影，亦不会覆盖其后发生的一切。然而，后修正主义者对这一视角背过身去。他们强调，文化限制因素决定着什么是历史行动者能够或不能够行动或思考的，从而开辟了一条通往决定论的道路，这种决定论与经典史学家的决定论并无不同，后者强调经济社会因素，而当时正是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全盛期。孚雷在强调大革命从一开始就酝酿出恐怖时，便将恐怖视为判断这场运动的全部意义的关键问题。实际上，对于形形色色的后修正主义者来说，大革命仍然是一个整体，就和那些他们声称已经击败了的对手们的看法一样。

当然，这是一种新的整体。后修正主义强调恐怖的中心地位，这促使人们不仅全面谴责大革命，而且谴责任何纪念它的行动；不过与此同时，正如密特朗期待的那样，整个法国仍然到处是纪念人权诞生二百周年的庆典活动。伏维尔则一再重申，他对左翼价值观的信念可追溯到雅各宾主义，不过他拒绝承认与孚雷有任何形式的争论，只是温和地评论说，学术研究对任何观点开放。但是，除了少数坚定的共产党人，一度占支配地位的经典传统的支持者们，已从二百周年的历练中有所体会。1990年代，《法国大革命历史年鉴》开始小心翼翼地刊登非罗伯斯庇尔学会成员的论文，并且开始评论他们的著作，而不是简单地加以斥责。马蒂厄、索布尔和伏维尔的教席上，如今已是一位研究旺代的史学家。自孚雷去世以来，有关雅各宾主义的一些新的同情性分析开始出现，但它们还是太急切地去否认这个看法：恐怖属于雅各宾主义的主流部分。然而，最沉重的打击不是来自学界的修正主义者和后修正主义者，而是来自苏联令人震惊的垮台。

梦想的终结？

至少从赫鲁晓夫1956年批判斯大林以来，人们不断意识到，苏联曾采取各种镇压行径。不过，在苏联表面看来仍很繁荣强大的日子里，人们可以争辩说，它的意识形态很管用，为了保障人民民主，过去的血腥行为是值得付出的一笔代价。同样的论说也曾用来证明1793—1794年恐怖的合理性，后来的亲雅各宾史学家们也曾这样做。但戈尔巴乔夫的统治表明，苏联这座宏伟大厦已难以支撑，也难以维系在东欧的姊妹共和国，此时幻觉便冰消瓦解了。70年来，这个政权承载着自罗伯斯庇尔倒台以来一再受挫的希望和梦想，但很难说它更加成功；跟深受它和它的朋友们尊敬的原型政权比起来，它付出的生命代价要沉重得多。如果这些政权是法国大革命真正的继承人，那么托克维尔和孚雷的看法就是正确的：大革命的意义不在于增进自由，而在于扩张国家权力。对理性化国家的美好前景的信念，是启蒙运动的第一个，也许是最后一个幻觉；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国大革命，以及随后两百年中的所有其他革命，都是其真正的继承人。当西方的历史学家在为如何，甚至是否纪念大革命的第二个百年而争吵时，这个幻觉已经消失了。

当然，极权主义人民民主并不是1790年代首次得胜的思想方式的唯一遗产。弗朗索瓦·密特朗在二百周年之际庆祝人权的决定，不只是一个注定失败的要将大革命的记忆同恐怖分离开的步骤。它同时也是在承认，人权意识形态比以前更为重要。独裁和屠杀的政权不能独占大革命的遗产。在现代宪政民主之下，公民的民事和政治权利得以保障，其生活机会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在革命的遗产中，他们可以发现有很多东西是可以庆祝的。法国大革命的抱负十分宏大，革命之后的几乎所有人都能发现在其中有某些东西可以赞赏，或可以悲叹。大革命发起的战斗并非全都结束了。如果说共产主义的崩溃可以视为雅各宾派的失败，欧洲联盟看起来则很像一个吉伦特派的计划：把1789年的自由果实传播到整个欧洲。反过来说，这种理想遇到了民族主义本能反应的抵制，其中大多数的抵制首先是由来自革命法国的挑战而激发起来的。1987年，在二百周年的全部象征意义显现出来之前，一位杰出的文学批评家这样写道：“对1789年的某些主要后果的最苍白的列举”，

可以让人更加意识到，我们今天认识的这个世界……是法国大革命酝酿的各种倒影、政治设想和结构、话语公设构成的复合体。事实胜于雄辩，法国大革命有其后续效应，这个星球上其他地方经常出现模仿性的革命运动和斗争，它是基督教创立以来又一个关键的历史——社会时期……时间本身，或曰过去历史的周期，看来有了第二个开端……1789年一直延续至今。

——G. 斯坦纳，《反革命面面观》，载G. 贝斯特编《永恒的革命》

不过，最后一句话或许可以留给本书一开始时的那位作者。欧内斯特·沃辛说：“我亲爱的阿尔吉，全部的真理都是纯粹而简单的。”他的朋友回答说：“真理很少是纯粹的，而且绝不是简单的。”

法国大革命大事年表

大革命之前

1756—1763　七年战争

1770　未来的路易十六同玛丽-安托瓦内特结婚

1771—1774　莫普改组高等法院

1774　路易十六登基。解除莫普的职务

1776　美国《独立宣言》。内克进入政府

1778　法国介入美国独立战争。伏尔泰和卢梭去世

1781　内克辞职。

1783　《巴黎和约》；卡隆担任财政大臣

1787　缙绅会议

1788　8月8日，决定1789年召集三级会议

8月16日，国库暂停支付

10—12月，第二届缙绅会议

12月27日，第三等级代表数倍增

大革命时期

1789　2—6月，三级会议选举

2月，西耶斯出版《什么是第三等级》

5月5日，三级会议召开

5月17日，国民议会宣布民族主权

5月20日，网球场宣誓

5月27日，三个等级最终合一

7月14日，巴士底狱陷落

7月，农村“大恐慌”

8月4日，废除封建制、特权和官职买卖

8月26日，《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

10月5—6日，“10月的日子”：妇女向凡尔赛宫进军，国王和议会迁到巴黎

11月2日，教会财产国有化

12月12日，发行指券

1790　2月13日，修道誓愿被禁止

5月22日，放弃对外征服

6月19日，废除贵族制

7月12日，《教士公民组织法》

8月16日，废除高等法院

11月27日，教士效忠宣誓

11月，柏克发表《法国革命论》

1791　3月，潘恩发表《人权论》

3月2日，解散行会

4月13日，教宗谴责《教士公民组织法》

5月14日，《勒沙普利埃法》禁止组织工会

6月20—21日，瓦雷讷逃亡

7月16日，路易十六恢复原职

7月17日，马尔斯校场屠杀

8月14日，圣多明各奴隶起义

8月27日，《皮尔尼茨宣言》

9月14日，路易十六接受宪法

9月30日，制宪议会解散

10月1日，立法议会召开

12月19日，路易十六否决惩处流亡贵族和未宣誓教士的法令

1792　4月20日，对奥地利宣战

4月25日，首次使用断头台

6月13日，普鲁士对法国宣战

6月20日，无套裤汉攻入王宫

6月30日，联盟派高唱《马赛曲》进入巴黎

8月10日，推翻君主制

9月2—6日，九月大屠杀

9月20日，瓦尔密战役，法军首次获胜

9月21日，国民公会召开

9月22日，宣布成立共和国

11月19日，宣布对所有“试图恢复其自由”的人民提供友爱和帮助

12月3日和26日，审判路易十六

1793　1月16日，判处路易十六死刑

1月21日，国王被处决

2月1日，对英国和荷兰开战

3月11日，旺代叛乱开始

3月19日，在比利时的尼尔文登战败

4月6日，救国委员会成立

5月31日——6月2日，清洗吉伦特派

6月，“联邦主义叛乱”发酵

7月13日，马拉遇刺

7月27日，罗伯斯庇尔加入救国委员会

8月23日，“总动员”令

8月27日，土伦军港向英国人投降

9月5日，无套裤汉迫使国民公会宣布恐怖为当日口令

9月29日，全面最高限价令

10月——12月，非基督化运动

10月5日，确立革命历法

10月9日，里昂向国民公会的部队投降

10月16日，玛丽-安托瓦内特被处决

10月31日，吉伦特派被处决

12月19日，土伦陷落

12月23日，旺代叛军在萨维奈被击败

1794　2月4日，废除奴隶制

3月24日，处决埃贝尔派

4月5日，处决丹东派

6月8日，最高主宰节

6月10日，牧月22日法令，巴黎“大恐怖”开始

7月27—28日（热月9—10日），罗伯斯庇尔倒台，恐怖结束

8月——12月，“热月反动”

9月18日，共和国拒绝信奉任何宗教

11月12日，雅各宾俱乐部被关闭

12月24日，入侵荷兰共和国

1795　4月1—2日，无套裤汉芽月起义

5月20—23日，无套裤汉牧月起义

6月8日，路易十七去世

6月24日，路易十八发布《维罗纳宣言》

6月27日——7月21日，流亡者在基贝隆湾登陆

8月22日，共和三年宪法及三分之二条款通过

10月1日，兼并比利时

10月5日，巴黎葡月暴动：“霰弹雨”

11月2日，督政府就职

1796　2月19日，废除指券

4月11日，波拿巴入侵意大利

5月10日，逮捕巴贝夫和平等派密谋者

1797　4月18日，波拿巴强迫奥地利人签署莱奥本预备和约

6月29日，山南共和国成立

9月4日，果月政变，清洗议会和督政府

9月30日，三分之二债务破产

10月18日，《康博福米奥和约》结束大陆战事

1798　2月15日，罗马共和国宣告成立

5月11日，花月政变，选举结果被宣布无效

5月19日，波拿巴起航前往埃及

5月21日，爱尔兰起义

8月1日，尼罗河战役，波拿巴在埃及陷入孤立

9月5日，茹尔当的法案规定普遍兵役制

1799　1月26日，那不勒斯宣布成立帕特诺普共和国

3月12日，奥地利宣战：第二次反法同盟战争

4月10日，教宗庇护六世被带到法国

6月18日，牧月政变，清洗督政府

8月22日，波拿巴离开埃及

8月29日，庇护六世去世

10月9日，波拿巴在法国登陆

11月9—10日，雾月18—19日政变，波拿巴掌权

12月25日，执政府宪法颁布

1800　6月14日，第一执政在马伦哥击败奥地利人，随即与新教宗庇护七世进行谈判

12月3日，霍恩林登战役，最终击溃奥地利人

1801　7月16日，签署教务专约

1802　3月27日，英国签署《亚眠和约》。结束法国大革命战争

4月18日，颁布教务专约

大革命之后

1804　颁布《民法典》

1804　皇帝拿破仑加冕，第一共和国告终

1806　神圣罗马帝国解散

1808　废黜西班牙波旁王朝

1812　拿破仑入侵俄国，从莫斯科撤退

1814—1815　第一次波旁复辟

1815　3月20日——6月22日，“百日王朝”

6月18日，滑铁卢，拿破仑最终战败

1815—1830　复辟王朝

1821　拿破仑死于圣赫勒拿岛

1830　6月：1830年革命

1830—1848　七月王朝：路易——菲利普在位

1835　毕希纳创作《丹东之死》

1836　卡莱尔发表《法国大革命史》

1840　拿破仑的遗骨回归法国

1848　2月，1848年革命

12月，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当选总统

1848—1852　第二共和国

1852—1870　第二帝国，拿破仑三世在位

1856　托克维尔发表《旧制度与大革命》

1859　狄更斯发表《双城记》

1870　普法战争；拿破仑三世退位

1871　巴黎公社

1873—1940　第三共和国

1905　政教分离

1917　俄国革命

1940—1944　维希国家

1944—1958　第四共和国

1958　第五共和国建立

1989　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

革命历法

1793年10月设立，回溯至9月22日，即宣布成立共和国的纪念日；官方使用这一历法直至1806年。该历法中月份由法布尔·戴格朗丁命名，目的在于让人联想起季节，但其翻译并不容易。不过，当时一些刻薄的英国人把它们译为：Slippy，Nippy, Drippy; Freezy, Wheezy, Sneezy; Showery, Flowey, Bowery; Heaty, Wheaty, Sweety。共12个月，每月30天，余下的5天最初称为无套裤汉日，但督政府时期改称补充日。下表为革命历与格里高利历的对照：

Table of Contents

封面

序言

前言

第一章 回响

海峡对岸的视角

戏剧化表现

20世纪的平行线

科西嘉人的贡献

人权

备受争议的遗产

第二章 缘起

财政困境

旧制度：政府

旧制度：社会

公共舆论

“预革命”

第三章 历程

选举政治

民族主权

最初的改革

局势的极化：宗教

局势的极化：君主制

局势的极化：战争

内战和恐怖

热月的困境

督政府

拿破仑

第四章 终点

专制主义

贵族制

团体主义和特权

信仰状况

王朝外交

殖民地奴隶制

重绘过后的地图

可实现的梦想

抗拒和延续

复辟的假象

变革后的世界

第五章 起点

极权主义民主

自由主义

人民

恐怖

左派与右派

密谋者和革命者

模式和典范

保守主义、反动和宗教

理性化

一笔有局限的遗产

第六章 位置

历史挑战

经典解释

修正主义

后修正主义

二百周年

梦想的终结？

法国大革命大事年表

大革命之前

大革命时期

大革命之后

革命历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