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帝是红色的

 廖亦武 著 

允晨文化出版社

山路是红色的

刘晓波曾一再鼓动我“与亡灵共舞”，我“共舞”过了，但舞得非常悲伤，非常孤独，甚至非常绝望。 每块泥巴都是红色的，在阳光下闪耀，浸透了鲜血。 我这么写道。这是二○○四年秋天，因为又一次家破人亡，我走投无路，从四川来到云南。 出了乌云密布的盆地，好像锅盖被揭开。我这只川耗子，抖抖浑身的灰毛，敞开肚皮晒完几十天太阳。接着重操旧业，在社会底层厮混，卖艺、访谈和写作。白天是阳光，夜晚是散发着酒气的血泪。某个凌晨我醉得摇摇晃晃，竟失脚从纳西族的二楼滚下一楼，脸和肩都摔得稀烂，可脑子还依稀记得，又一段哀伤的故事，就这样水一般流失了。 上帝派来的基督徒

孙医生 也许我是醉鬼，和其他醉鬼没啥两样；也许我是野狗，和所有野狗没啥区别。我会吹箫及歌吟，所以时而讨人喜；我会乘酒兴装疯卖傻，所以时而讨人嫌。只有上帝晓得，我的神经还是敏感的，对历史及现状的记录还大致准确，且符合人性。 我随波逐流地活着，离北京和成都，离我的知识分子朋友们越来越远，如果不是需要投稿，需要挣稿费，不定哪天我连互联网也告别了。我自然而然地同打工仔、上访者、流浪人、瘾君子、老乞丐、街头流氓、妓女、骗子打交道，也同跟踪监视我的便衣交朋友。只要泡在酒里，按中国民间的规矩，就全是朋友。我对云南警察的感觉，比对其他省的警察要好，因为他们多多少少混杂了边陲各小型民族的血统，从不推酒，要喝就真喝醉。当他们也口齿含混地强调，社会主义制度如何如何重要，我就哈哈一笑，再碰一杯。

而其他省的警察，喜欢把别人灌醉，自己在旁边盯着，耐心等待你突然喷出几句反动话，或更加过火的“危害国家”的内心机密。 时候终于到了，上帝老人家不忍我继续沉沦，就派来一位基督徒孙医生。他没有任何传教的行话，直接就说，我在山沟里行医十来年，我晓得太多的惨痛故事，

老威，你是个作家，你感兴趣么？我当然感兴趣。我大半生的经历和激情都消耗在里面。于是就相约上路。 从云南丽江转回昆明，经富民县和禄劝县，再沿着山高水低的乡间公路，朝更深处而去。来到撒营盘镇，骡马羊狗猪当街奔驰，扬起阵阵烟尘，我凝望土坎那边，一九四○年代的西南神学院遗址，我问到此为止？

孙医生摇头。于是我们继续深入。 于是长期在山路上跋涉。客车、货车、面包车和手扶式拖拉机都乘过。山穷水尽了，就只得走路。翻山越岭几个小时，汗流浃背钻进一半山腰的土屋，意想不到的故事就源源不绝。贫瘠，愚昧，创伤，压得人喘不过气。一个妇女被怀疑得了麻疯病，于是大家一致通过架柴火烧死她；一个男人突然病倒，于是大家抬起他翻半天的山才抵达公路，在路边拦车去县城中途就颠簸死了；还有一个孩子的父亲被枪杀，他却被几只长枪指着背起自己父亲的头颅，奔走几天几夜。山路是红色的，孩子被父亲的血染透了。云南被称为红土高原。可太阳和泥土更红呢，还是血更红？苦难如此深重而辽阔，人们能够抓住的，也只有耶稣了。 信仰在地下苦苦挣扎 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下午，我们抵达彝族的则黑乡，造访了当地德高望众的张应荣长老。老人快失明了，可眼眸透出的那种慈祥的光泽，让我瞬间想起已去天国的父亲。他挺平静地叙述着往昔的苦难，每次熬过九死一生，都不忘说一声“感谢主”。

大约一百五十多年前，在英国伦敦成立的中国内地会，派遣十多位牧师，首次登陆中国上海，自此西方传教士就源源不绝地抵达，并深入穷乡僻壤，播种福音。不少人死了，遗骨永不还乡。信仰就这样扎下根来，代代相传。而张应荣的父亲，则是传教士最早的土著追随者之一，紧接着这个张氏家庭全部信主，年轻的张应荣还入学四十年代初创办的中国西南神学院。可正当他从传教士手中接过衣钵，成为一个合格的神职人员时改朝换代了。 无神论和毛泽东降临，乡村的宁静秩序被打破，两百至四百多万受过教育的乡村知识分子被杀、被改造、被投进监狱，其中也包括信仰上帝的人们。在我访问过的云南山区，一个村落、一个家族、往往从祖父，甚至从曾祖父那代，就跟西方传教士服侍主了。这中间，历经独裁政权的地狱熬炼，如西方的中世纪，信仰只能在地下挣扎。 张应荣夫妇背负血十字，强忍浑身伤痛，爬行在泥泞里。直到风烛残年，直到油尽灯灭，唱着《赞美诗》归西。他们膝下几代，子子孙孙几十口，全都受洗归主──这在云南山区，是极普遍的家族发展史，而信仰的源头，却无一例外地要追溯到某个西方传教士那儿。他来自英国、德国或法国？美国或加拿大？澳大利亚或新西兰？对云南乡民们来说，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他，万里迢迢的福音抵达这儿，并且演化为一部部中国人的家族信仰史。 而今不愿与无神论中共妥协的基督教和天主教，在这儿依然违法。但十字架已经在地面发光，信主的中国人，据说已超过七千万。

八十多岁的张应荣长老，九十多岁的袁相忱牧师，都在接受我的拜访之后不久，去了天国。还有早就在天国的张润恩牧师，张刚毅神父，王志明牧师（作为二十世纪全球十大殉道者之一，他的塑像屹立在英国威斯敏斯特皇家大教堂正门上方）。在我写过的三百多个底层人物中，已经有不少去了天国。生命和历史在流逝中，可星星点点的记录却经过我的手留存下来。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曾一再鼓动我“与亡灵共舞”，我“共舞”过了，但舞得非常悲伤，非常孤独，甚至非常绝望。唯有这些宗教前辈的永恒灵光，让我偶尔翻涌的底层酒徒的自杀冲动得以缓解。 对蒙难的冤魂表达敬意 十字架能让人平静吗？它与佛教、道教一样，能让人逆来顺受吗？许多城市基督徒都引用《圣经》中“驯服掌权者”的掌故，来为自己面对强权的懦弱或恐惧开解。“该不该为刽子手祷告”的论争，也在国内知识分子群体中此起彼伏。我曾顺便请教至今健在的百岁修女

张印仙，老人家气得喊叫：为他们祷告么？绝对不！我问为啥不？老人跳起脚来：他们霸占了我们的教产，在旧社会，这天主堂围墙外面，包括大理中学、包括人民路的半条街，全是属于天主教的，可他们直到今天也不还！我早该闭眼了，可我就是不闭眼！教产不全部归还，我就是不闭眼！！ 愤怒支撑着这个修女，愤怒也使人长寿，这真是对传统养生之道的反讽。当文革结束，中共的宗教政策刚刚恢复时，已过古稀之年的张修女，竟背着奄奄一息的九旬前辈李修女去政府大门口“讨说法”，禁食请愿达二十八天，引起社会轰动，终于索回有八十多年历史的天主堂。 这本书是个活生生的切入口，是我，一个不太规矩的底层作家，对上帝，对因信仰而蒙难的冤魂们，表达敬意的方式。我承认自己经常犯错误，我承认自己害怕犯的错误太多，而得不到上帝的宽恕。所以我希望能够超越些、客观些；所以我希望信仰内外的读者们，不必因为我的种种人生错误而拒绝“历史的心跳”。 崎岖山路中的上帝是红色的。在高寒的云南。在人们醉酒之后。在大难不死的狂喜之后。在阳光如金色的山羊，蹦跳在山巅之后。

二○一○年十一月九日于四川成都郊区

寻找传教士墓园

2009年8月3日中午，我和老母辗转千里，自四川成都抵达云南大理，入住老牌先锋诗人野夫在苍山脚背租赁的农家院子。 野夫出远门，看家护院的，是一位叫泽鱼的佛教居士，圆脑壳大肚皮，皱褶颇丰的下巴和后颈窝，开口闭口皆笑，惹得我等连声惊呼“弥勒佛转世”。此种吹捧非同小可，于是泽鱼甩动长袖，翻动短腿，数着菩提念珠，率众下得山来，在悬挂着《麦加朝圣图》的穆斯林清真馆为我们接风。 我们吃荤腥，弥勒佛吃素菜。席间我得知，29岁的泽鱼是整个大理地区唯一的《零八宪章》签署者，不禁肃然起敬；而泽鱼却慷慨陈词，称“没有民主，哪来佛法，如果佛祖再世，也会对坐牢的刘晓波翘几下大拇指”。我不禁哈哈大笑。 这个夹在苍山洱海间的千年古城，大约被四野疯长的大麻熏坏了脑子，横竖不超过两三公里，居民人口不超过两三万，但被敬奉的神明却不计其数。首先是白族的本主庙，供养了上千尊者，从东海龙王到王母娘娘到史书记载的皇帝和大将军，应有尽有； 然后是清真寺和佛庙；然后才是基督教堂和天主堂。至于官方排斥的家庭团契，以及比家庭团契更走极端的异教，如巴哈依教，也在那些低矮的屋檐底下伸缩、扎 根，白蚁般暗中蚕食着无神论共产帝国的地基。因此才产生了如鱼得水的“当代弥勒泽鱼”。

眼下他站起来，冲着斜坡间的几条懒狗，宣告在云南境内流传已久的一则预言：2013 年，未来佛，也就是弥勒佛，当真会从鸡足山华首门降临人间，点悟苍生，结束专制。我恍惚记得我的邻居老张，从一位云游中国的墨西哥玛雅占卜师那儿得到启示，也作过类似的宣告。还特地加一新纪元脚注：天当被，地当床，男不婚，女不嫁。于是我抚掌欢迎高居殿堂的大肚罗汉来到我们中间，惹得泽鱼亢奋至极，进一步宣告佛陀可以是你我他，是一条狗一条虫，是耶稣是天主，是达赖喇嘛是穆罕默德，是悲哀是怜悯是喜乐是空气。这个教那个教，众教平等才阿弥陀佛。 我说：你没醉吧？泽鱼说：青天白日哪敢醉？等落黑了再敞开，继续干饭干酒干民主思想，一干方休。我说：这些都不在话下，老廖最想干的还是访谈。泽鱼说：好，我引见城外无为寺的主持和尚给你干，何如？我说：算了。泽鱼说：不干和尚，难道干 基督？我说：正是。泽鱼一拍大腿，称出大理南城门几公里，就有西方传教士的墓园。我喜出望外，当即就敲定了拜访墓园的时间。 飞毛腿时光。感觉只眨3次眼，就闪到3日后。用罢午餐，我提醒泽鱼该出门了。泽鱼合十称“善哉”，接着站院子中央看天约10分钟，嘀咕着“狗日的太阳，一轮比一轮猛，把洒家身上的寒毛都烤焦了”。我却忍不住吆喝：“屁话少说，笼起你的麻布僧袍赶快上路”。 于是一前一后，穿插羊肠道，直趋山脚。待横过马路，才抹把油汗，在古城墙的巨大阴影内回望，但见苍山如一溜粗腰农妇，齐斩斩地躺倒，敞开了由天及地的阴道；经血般的溪流绵绵不绝，肥沃着这块上帝眷顾的坝子，也肥沃着此刻米粒般的我们。 接着就在城门洞站牌前登上一辆满载白族人的中巴，奔10余公里下车。泽鱼不由分说，将我领入高坡深处的“苍麓书院”。这是一个不僧不俗的所在，门脸高耸入云，人工池塘左右，均为两进两出的白族庭院。春花般灿烂的白族服务员穿梭着，而院长却是个秋雨般晦暗的老男人。泽鱼居中拉拢，我们只得落座，看翘起小指的土著妹儿表演中国茶道。紧接着，二胡、笛子、三弦加乡村小调，裂帛一般，齐奏升平， 令我等反革命如坐针毡。

借口小便告退，绕行池塘良久，正中刻满字的大石头成为整座书院的核心。院长不请自到，为我讲述这块石头的来历：它在很远很远的时候，是头羊或猪，这周围山坡上的许多石头，都是羊或猪，被观音菩萨点化，驱赶，从洱海东渡到洱海西，抵达这 儿，要为白族村民造福。岂料魔鬼却藏在村头，半夜三更学鸡叫，引得全村的鸡，后来是几十个村子的几千只鸡，都叫起来。于是人类在夜半起床，下地干活。观音菩萨的计划被打乱，只好隐身走掉。失去法力的畜生群四散奔逃，全变成苍山的石头。 这就是造这个书院的起因？我问。院长点头，并叹息周围好多美妙的巨石，都被城里人开采去。这块“观音石”，还是他经过反复交涉，才作为白族历史传说的信物，永久立此存照。我想提议把“书院”改名“石院”，因为我寻遍书院，也没见几本书，但却忍住了。 稍后我大骂泽鱼不着调，白白浪费近两个钟头。可这厮却缩着龟头嗫嚅：人家院长在文革中挨过批斗，我还以为你们有共同语言。我说：文革中挨批斗的多如牛毛，有我爸，有邓小平，还要某某被枪毙的贪官，都成“统一战线”啰？ 泽鱼认错。于是搭回头车，至中途南五里桥村下。爬了几分钟急坡，泽鱼就气喘如牛了。 周围是回族人的地盘，石头围墙蜿蜒如蛇，空气中飘荡着牛羊的膻味。在交叉的地沟旁，我捡起一个羊骷髅，又转手抛往杂草丛。泽鱼道，清朝时，回回杜文秀造反，自称兵马大元帅，攻占大理古城，杀得白族和汉族尸横遍野；后来朝廷灭杜文秀，又将回回杀得尸横遍野。我连连咋舌，称“的确凶悍”。死也凶悍，苍山之腰，回回公墓面积最大，界碑界桩经纬分明，外人外鬼不得擅入。

继续上行几百米，没路了。望不透的大麻和飞机草，这两种强势植物，特能适应大理水土，据说下个雨，吹个风，再出个太阳，齐腰深的大麻杆顿时就拔高一倍，条形叶片苍翠欲滴，犹如惹眼的妖妇顶一把绿伞；而飞机草却如大帮乡间无赖，见缝就钻，对所有的草木死缠烂打。迂回再迂回，泽鱼像一散掉包装的肉粽，漏出油腻的肚皮；我则被虫子或锯齿草螫得大吼两声。好歹登临一地坎，可以四下远眺。“那儿”，泽鱼指点着。间隔五六块玉米地，挖掘机的螳螂臂正伸伸缩缩。我疑惑道：他们在整理墓园么？泽鱼嘿嘿道：挖石头呢。苍山好多巨型石头都进城，为房地产服务了。 在陡峭地坎间曲折进退，鸟翅般摆动双臂，总比狗一般乱钻大麻丛的滋味好。10来分钟后，我们终于抵达传教士墓园，被无边无际的玉米林所包围，且本身就是玉米地。我跳下地坎，细细观摩每块石头，圆拱形、方形、菱形、三角形。石缝间杂草嚣 张，我拔掉一些，辨认出半组黑黝黝的英文；挪几步，又是半组；再挪几步，一新鲜血色的十字架迎着斜阳闪烁。 墓墙的基础依稀可辨。四四方方两块，约两个半亩地，中间隔着一土坎。西北角有一缺口，估计是进出墓园的门。可如今谁能晓得，这儿曾经埋葬过多少西方人，多少中国人。据史料记载，这块墓园是英国牧师乔治•克拉克（Ge·rge Clarke，中文名叫花果香）买下的，他是1865年在伦敦创立的中国内地会成员，于1881年携瑞士籍妻子芬尼•克拉克（Fanny Clarke），从缅甸八莫转道，风尘仆仆地来到大理古城定居、学汉语、传福音。 他们为史上最早抵达此地的西方传教士。起初，他们自己印了许多小册子，在十字路口散发，对小孩，则配发糖果。可稍后才晓得，白族的文盲太多。于是他们刻苦钻研汉语，然后教中国人识中国字，用中国话唱《赞美诗》。他们还借鉴白族拜本主、跳大神的形式，也穿戴类似民族服装，走街串巷，一边敲锣打鼓，一边念叨顺口溜，宣讲福音，有时候还进白族村子，与民间艺人交流，你弹三弦，我拉手风琴，在洱海月光下跳地中海的舞蹈。

他们在大理住了两年，才发展七八个信徒；办寄宿学校，也只招来3个学生。他们非常累、非常水土不服。但他们还是在古城生下一婴儿，取名为塞缪尔•大理•克拉克（Samuel Dali Clarke），以此纪念这段艰辛岁月。产后不到两个月，母亲芬尼去世。但她病魔缠身时，依旧祷告，依旧安稳平和，满心感激主，让自己安息于此，成为苍山洱海的一部分，见证福音远播东方的未来神迹。灵肉分离的剎那，她张开手臂，双眸熊熊燃烧，正如英国诗人狄兰•托马斯在《挽歌》里的句子：从她的眼里我看见世界最高的光在闪耀…… 芬尼•克拉克也是史上最早死于大理的西方人。街坊邻里先是纷纷探病，被她的乐观和美妙歌喉所打动；继而目睹她的从容离去，低头聆听临终唱祷，深感震惊。她的死讯不胫而走，众多当地人由此走进基督教。 她的丈夫买下这块苍山坡地，花20多天，开辟为专门的基督徒墓园，半人高的围墙内外，嵌刻着粗糙的十字架和一些英汉对照的箴言。她的葬礼于1883年10月30日清晨举行。叮叮当当的马车运载棺材，出古城，沿茶马古道，至南五里桥；再由8个白族汉子扛起来，穿过回民村庄，抵达更西边的墓穴。诵祷过了，赞美过了，她的“花果香”丈夫，抓起第一把土，撒下去；然后是从昆明赶来的几个教会同 工；然后是本地信徒和街坊邻里；然后是商贩、村民、脚夫、过路人。几百张不同的面孔，在墓园内外绕行着，或许他们此前烧香朝佛、求签算命、跳神驱鬼，就算跪拜过成百上千的神仙，可此刻都遵循上帝的仪轨，唯一永存的仪轨，为这个他们不太了解的白种女人送终。

这却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开始。据吴永生整理的《大理基督教历史》记载，继花果香夫妇之后，抵大理传福音的西方传教士源源不绝：考克宏（C·lquh·un，1882）、斯蒂文（F.A.Steven，1882）、欧文•史蒂文森 (·wen Stevens·n，1882)、乔治•安德鲁(Ge·rge Andrew， 1882)、佛雷德里克•史蒂文(Fredarick Steven，1884)、欧文•斯蒂文森(·wen Stevens·n 1884)、梅斯里斯•福卡（Messrs F·ucar，1885）、约翰•史密斯（J·hn Smith，1885）、佛里德•史蒂文(Fred Steven， 1886)、德史多•福卡(F.The·d·re F·ucar，1886)、哈里特•史密斯(Harriett Smith，1890)、约翰•安德森(J·hn Anders·n，1892)、安德森小姐（Miss E.M.D.Anders·n，1892）、玛丽•博克斯小姐(Miss Marie B·x，1895)、辛普森小姐（Miss A.M.Simps·n，1895）、西比尔•瑞特小姐(Miss Sybil M.E.Reid，1896)、尼格斯夫人(Mrs.Nich·lls，1896)、博克斯小姐（Miss B·x，1896）、约翰（J·hn，1900）、格兰汉姆（L.Graham，1900）、S.M.E.尼克斯(S.M.E.Nich·lls， 1900)、A.G.尼克斯（A.G.Nich·lls，1900）、辛普森(Simps·n，1900)、桑德斯 （A.H.Sanders，1901）、马锡龄夫妇（英国籍，英文名无记载， 1901）、理查德•威廉姆斯（Richard Williams，1902）、哈科特•麦克里（Hect·r Mclean，1902）、安选三（William J.E.Mbery，1902）、迈克里（H.Mclean，1903）、克拉克医生（Dr.W.T.Clark，1903）、波特小姐（Miss Ethel A.P·tter，1907）、乔治•E•米特卡福（Ge·rge E.Metcalf，1907）、尼科里斯（Nich·lls，1907）、内勒小姐（Miss E.E.Nayl·r，1907）、海克托（Ms.Hect·r，1907）、鲍特小姐（Miss E.A.P·tter，1908）、克拉泽小姐（Miss A.Kratzer，1911）、艾德加夫妇（Mr-Mrs.Edgar，1912）、克莱门（A.J.Clement，1912）、坎宁海姆 （J.D.Cunningham，1912）、达真塞勒小姐（Miss Dukesher，1902）、韩纯中夫妇（Mr-Mrs.W.J.Hanna，1912）、富能仁（J.·.Fraser，1919）、杨思惠 （Allyn C·ke，1919）、普照恩（英文名无记载，1919）、赫德禄夫妇（Mr-Mrs.F.S.Hatt·n，1926）、肯特小姐（Miss D.S.Hatt·n，1926）、杨志英（J·hn Kuhn，1930）、海富生医生（Dr.Stuart Harvers·n，1933）、梁锡生夫妇（Mr-Mrs.William A.Allen，1931）、马耀华（澳大利亚籍，英文名被遗忘，1934）、柏牧师夫妇（挪威籍，英文名被遗忘，1934）、何美食（Ted H·lmes，1934）、施伦英夫妇（Mr-Mrs.A.W.Sn·w，1940）、戴德乐夫妇（Mr-Mrs.Har·ld Tayl·r 1940）、美德纯（Jessie Mc.D·nald，1941）、鲍文廉（Frances E.P·well，1941）、施爱仁（M.E.S·ltau，1941）、马光启（D.M.L.Madden，1941）、赵立德夫妇（Mr- Mrs.Ray M·nd J·yce，1946）、毛文熙夫妇（国籍和英文名无记载，1948）、辛医生（Dr.Myrtle J.Hinkh·use）、涂约翰（Dr.J.K.T·p）、涂威廉（Dr.William J.T·p）、罗教师（Miss D.W.Burr·ws）、何莉莉（Miss L.Hamer）、毕丽蓉（Miss Emma Bl·tt）、万医生（Dr.Wats·ns）、倪护士（澳大利亚籍，英文名无记载）、温教师（挪威籍，英文名无记载）。 历经几十年的开垦，大理成为云南乃至西南最重要的教区之一。截至1949年红魔席卷中国前夕，数百平方公里的山水间，教堂星罗棋布，信徒已达数十万。可接下来…… 1951年5月4日，解放军代表接管大理福音医院，清点财产，据为己有。美国籍传教士美德纯（Jessie Mc.D·nald）作为院方法人，被迫在移交文书上签字，并“限期离境”。医院围墙的红十字，转眼覆盖了“帝国主义间谍滚蛋”的大幅标语。民众奔走相告。信徒纷纷反戈一击。据说美德纯——传闻中“最后撤退的传教士”——在离去那天，竟不顾士兵们的阻拦，执意要去始建于1904年的福音教堂做“最后的晨祷”。他1941年就从河南开封来到大理，当时还是战火纷飞呢，不料10余年晃眼而过，又改朝换代了。 他在中国服务了半辈子，原以为自己会步芬尼•克拉克的后尘，埋骨在苍山脚下。可是上 帝似乎另有旨意？他走进教堂，士兵们尾随而来，往日爆满的礼拜大厅，此时只剩一排排空凳子。他为中国祷告，脑海内，走马灯一般的黄面孔层出不穷，又灰飞烟灭；他为长眠于此的西方同工祷告，《赞美诗》和村间民谣交替在耳畔回荡——马车从天堂下来，把我带回你的家乡——他终于在永诀中，领略了芬尼•克拉克在弥留时分的甜美歌喉。 他再次甩开士兵，奔向穹顶。他撞响了150公斤重的大本钟。这钟在伦敦定做，仿造的也是伦敦市中心著名的大本钟，1905年由负责设计教堂的传教士理查德•威廉姆斯（Richard Williams）和安选三（William J.E.Mbery）亲自运送，先万里海运至越南西贡港，再经河内至云南边境，最后走陆路，有车乘车，没车就雇苦力，哼哟哼哟抬。全程耗时两三个月，单河内抵大理就耗掉一个半月。

近60年后，教堂周边的老人们，仍觉钟声萦绕，记忆犹新。

一人冲我打保票：（钟声）起码传出了5里外；另一人嘿嘿纠正：不止不止，洱海东边肯定听得见；还有一人道：那个钟啊，嗡嗡嗡的，一波接一波，下关也感应得到。 1998年1月28日下午，一对法国籍夫妇和我一样，由当地人做向导，赶到这儿。他们是花果香夫妇的后代，在查阅了《China's Milli·ns》一书后，竟魂牵梦绕，不远万里而来。法国诗人瓦雷里的名篇《海滨墓园》里的名句“大理石下面夜色深沉，却有朦胧的人群接近树根”，写的 就是自己依偎着母亲的墓碑，俯视人类如蚁群，牵着线回归自然的情景。我估计这情景也鼓舞了花果香夫妇的后代，因为地中海岸的墓园和苍山洱海之间的墓园同样美到了极点。可一切荡然无存。没有墓，没有园，只剩大片被反复耕作过的庄稼地。 几个放牛的村民跑来凑热闹，有的说，文革红卫兵在这儿造反多次，挥红旗，喊口号，唱战歌，把帝国主义的祖坟全挖掉；还有的说，不是挖，是炸，火药雷管塞进石头缝，点燃就躲 闪，搞得地动山摇；而有长者却摇头道：不对不对，1950年代就开毁了，一次运动毁一点，大炼钢铁毁得多一点，再加上大伙修猪圈、砌院墙、填屋基，有事无事都来取石头，所以文革前，几十个的坟包包差不多平掉。红卫兵嘛，就是虚张声势吓鬼。 老外不懂中国话，更不懂云南土话，他们按自己的方式，不管不顾，仔细搜寻。曾祖母芬尼的墓碑不见，芬尼之后的墓碑墓墙也统统不见，但他们还是见到十字架的模糊刻痕。唯一能辨认的英文残片，死者是小孩。 日头渐渐西沉。自1883到1998，115年过去，曾祖母芬尼在哪儿？在故乡的回忆中飘荡吗？在他乡的苦难中沉沦吗？她笑过哭过亲吻过吗？《海滨墓园》里还写道：“起风了，只有试着活下去一条路，无边的气流翻开又合上我的书。”

共产党、毛泽东、掘墓鞭尸、血海深仇、革命反革命——这些我们烂熟于心的词汇，蔚蓝眼睛的老外们懂吗？他们和我一样，来过；不一样的是，我两手空空，他们却随身带了手风琴，小小的，两头儿压一块，像一本厚厚的《圣经》。他们在四周采集野花，编成五彩斑斓的环，支在土坎间。乌云当头驶过，夕照是晃动的船帆，银鱼似的星星从洱海跳跃，手风琴响起了。接着歌声响起了。这一首歌，曾祖母芬尼受洗前，还是小女孩时，就很拿手。如今许多中国人，也从一部电影里学会了。它是《赞美诗》吗？《夏季的最后一朵玫瑰》，上帝也允许的忧伤？死者对生者的安慰？ 夏季的最后一朵玫瑰， 还在孤独地开放， 再没有亲爱的人儿， 陪伴在它身旁…… 又过了11年，又拢黄昏，我的耳边还响着这支歌，而苍山之巅，两块拉拉扯扯的云伴奏着无声的手风琴。泽鱼说：回吧。我们钻出玉米林，奔走，跳跃，感恩，回民村落近了，透过大麻丛，清真寺的塔尖刺入了弯弯的长虹，而虹的上端，迸溅出弯弯的新月。 奔星如马蹄。比月夜更高远的穆斯林的诵经弥漫开去。

基督教长老张应荣

采访缘起 

2005年12月30日上午8点过钟，我和已习惯走村串乡的孙医生在垃圾四溢的滇北小镇团街登上了从禄劝县至则黑乡的长途中巴。薄雾渐渐散尽，窗外葱葱郁郁，令人的精神为之一爽。车内还有一小半的座位空着，我和孙医生由于坐得宽敞，所以都袖着手，笑嘻嘻地聊了一会天。腹内饥焰熊熊，我们就分享了好几块准备捐献给山区的软糖，觉得味道很美。我不禁联想到昨天饭桌上的生剁猪肝，感到还是该尝尝鲜，理由是既然曾生吃过鱼和牛羊，那猪也不在话下，况且那猪肝里还拌了杀菌的姜蒜与酒。

孙医生闻言，笑脸顿时沉下来。说你们这些作家啊，如此缺乏基本的卫生常识，搞不好那天在路上走着走着，突然倒下去死掉都不知道。我说路倒路埋很惬意嘛。他说人不能这么对自己不负责任。我在彝族地区跑了几年，发现寄生虫引起的发病率极高，并且很难治。乡下猪圈臭烘烘的，猪们吃喝拉撒都全在里面，这样长出来的所谓生态肉肯定也含有多种寄生虫，人一旦生吃，寄生虫就找到了扩大繁殖的温床。有的彝族，经常头疼，明明是脑子里已爬满寄生虫了，还自以为是喝酒喝的。 我理屈词穷，只得点头称是。

孙医生又说，在乡下最好吃素，荤以牛羊鱼肉为佳；可遗憾的是，彝汉民族都以养猪为主，所以他不得已用餐沾肉后，都要啃个生萝卜化解。我立即检讨道，我就是吃猪肉长大的，一天不吃就无精打采，这都是小时候饿饭，或一个月只配给半斤肉的毛时代造成的后遗症，今后一定痛改前非，从少吃不吃到改吃其它肉。

孙医生笑了，连说没这么严重。如此说说笑笑，路和风景就被抛在后面了。不过我还是注意到基督教堂在这儿分布很密，大约都是乡下人自筹自办，所以外观看上去比较简陋，只是把土墙刷了一层白。可是那醒目的大红十字却不断耸立在所有的屋顶之上，青山绿水之中，给人一种已改朝换代的错觉。9点41分车抵撒营盘镇，便减速拐弯入客运站内停靠。司机宣布休息半小时，于是多数旅客下车上站内的收费厕所，然后站在院坝里东张西望。我和

孙医生小便罢，逃跑似的窜到大街边透气，不料又迎头撞上一辆客车；避闪之间，但见三架马拉砖车狂奔而至，车夫敞胸露怀，挺立车头啪啪舞鞭，激起阵阵烟尘──回想一下，我可能十几年没见过如此蔑视交通法规的马戏表演了。 在昏日头下，小镇像个浑身打满补丁的邋遢婆娘，街道短而阔，两旁的房屋矮而挤，污泥浊水四处明目张胆，纸片及塑料袋随风起落。

孙医生说，撒营盘是老区了，旧社会就管撒老乌、则黑等好多个乡。 我们在车站大门旁的小吃店要了两碗猪肉臊子米线，孙医生先头拒绝，后来经不住诱惑，还是连汤带水都下肚了。因为前后左右都没啥看头，我们10点过就回到车里，公厕的臭味时浓时淡，我一看到时间了，就叫为啥还不开车？售票员置若罔闻。拖至10点20分，车里又涌进一拨彝族农民，满了，又有人吼道。司机趾高气扬地从靠背上回头望一望，才不紧不慢地缩回去，发动机卡卡响了。 出了撒营盘没多远，就碰上修路，车速顿减。我原本在打盹，却突然被抛起，脑袋撞顶，又咚的反弹回来。我哎哟一下张目，见满车旅客都在前倾后仰，犹如置身激流之上的气垫船。

孙医生在旁边摇摆着下巴说，老威你好福气啊，这种路上也睡得着。

我嗯了一声，探头出窗──一边峭壁一边悬崖，之间才是肚肠一般的曲折山路。一堆筑路民工正各持器械，把横七竖八的条石撬到边儿上，给我们腾出前面的道。我吐了吐舌头，满腹疑惑地对

孙医生说，怎么这路修得跟水渠似的？后者回答，避免翻车嘛。这条路出过不少车祸，前不久才有一辆中巴，拐急弯没刹住，就直接冲下悬崖，连岩石也没挡得住。那车打了几十个滚儿，落到两千米以下的河沟里，完全扁成一只烂饺子了。我问死人数量，孙医生说有近20人。 我联想起饺子馅儿一般糊涂的人肉酱，肚内一阵翻江倒海，可有什么办法，人类还是要继续前进。这不，刚过去这一段，又连续三四个急弯，我们像无法左右自己命运的风中芦苇，大起大落，大摇大摆。兀地从山嘴又冒出一辆货车，我方只得在三四米外站住，而后轰轰撤退约20米，方擦着靠崖的堡坎停下来，让对方鸣笛而过。 地势越来越高，峰峦犹如一伙患了牛皮癣的秃头巨人，在忽明忽暗的云层中沉浮着；太阳偶尔露一面，但很矮，几乎就与人的眉毛平行。此时，我看见了顶端平展的轿子雪山，它在深不可测的天幕的拂动下，微微起伏；随着车的绕行，它也像一块来自天国的白围巾，在人脖子之外远远地绕行。 隐隐约约，我还在轿子山脉的某一处皱褶里，发现了一颗米粒大的红点。

孙医生说，那红点是基督教堂的十字架。我叹息道，连那么高那么缺氧的地方也信主了。

孙医生却说，那不是轿子雪山，而是旁边的凳子山，从我们这个角度看过去，两座山就重叠了。当然，那里的彝族村都信主。也都经历过土改。 下坡了，由于条石长堤在两边无限延伸，所以我觉得中间的狭路似水流淌，似光阴流逝。下午2点21分，车抵达则黑，这是一个与撒营盘类似的山区小镇，区别只是比前者更小更旧，街两旁低矮房屋的颜色更暗淡。旅客们瞬间就作鸟兽散，我也跟随提着两包行李的孙医生走在空荡荡的街中心。

除了停息在街边的几辆货车与拖拉机，再没什么现代化气息。马和骡子三五成群地拴在街上，沿途都是畜粪，居民们从屋檐下打量着两个外来人。空气寂静，一旦驻脚，恐怕能听到苍蝇的嗡嗡或骡子尾巴的煽动。 从正街拐往一个斜坡，再一直爬到底，就是则黑乡最高的建筑物──5层楼的白色的基督教堂了──那蓝天下的大红十字架比稍远一些的政府部门的五星红旗醒目许多。 基督教堂底层有两三间铺面，孙医生拾阶而上，进了其中一家“康民药店”。接待者是个中年汉子，他为我们泡茶，并说昨天就接到孙医生的电话，教会的张长老已做了安排。客随主便，我们先去街上寻了两碗羊肉米线吃了，再回来等候。

孙医生在背阴的药店里喝茶，我却提一只小凳，蹲坐在“三春饲料经营处”的短墙外晒太阳。脚底是一溜斜坡，两边的污水沟蜿蜒着，顺坡而下，将房屋的石头基脚侵蚀得墨黑。我极目望远，见山丘朦胧，成片的瓦顶光斑闪烁，可塑料垃圾仍然颤动着，飘飞着，成为中国所有乡村风景中不可缺少的点缀。

孙医生又进饲料经营处打了电话，转瞬间，一个黑脸汉子骑着摩托，威风凛凛而至。我们由他带路，贴着土墙，从斜刺里穿过去，在拐弯后又上了一个坡，就来到上村。 依着地势，如飘带蔓延的则黑乡由上中下3个村组成，中村为机关与店铺集中的商业活动区，上下村则镶嵌在田野之中。我们在红土裸露的上村走了几分钟，路过若干农家院落和一堵年代久远的斑驳红墙，上面有“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标语，据说还是红军时代的。 过完红墙，我们进了一个敞开的院落，然后上了又高又陡的石阶，一对慈眉善目的老人自门里露面，他们就是我此行的拜访对象之一，则黑乡基督教会最德高望重的长老张应荣牧师及老伴李桂芝。我随孙医生上前握手，彼此寒暄，并应邀进屋在冷却的火塘旁坐下。爪子一般毛绒绒的阳光探入门槛，我环视了一下半明半暗的房间，掏出录音机，谈话于2005年12月30日下午3点30分正式开始了。

老威：随着时光的流逝，老的基督徒越来越少„„比如90多岁的袁相忱牧师，前年我在北京拜访他时，其身体和头脑的反应都很敏捷，可今年我听说，他就已经不在了。 

张应荣：我也84岁了。 

老威：所以我想听听你无所顾忌地讲讲自己的经历，同时留下一个见证。

张应荣：嘿嘿。我嘛，1922年生，具体的生日晓不得。因为我5岁死了妈妈，爸爸作为中国内地会的长老，全副身心侍奉主，忘了自己儿子是哪一天生。我读过3年小学，从小就跟父母信主，但是懵懂的；一直到16岁那年，有两个外国牧师来到禄劝县撒老乌传道，我参加了一个礼拜的圣经会，又和许多人一起参加了三个礼拜的圣经班，才受了感动，在圣灵前承认自己的过失并决定将此生奉献。接着，由撒老乌教会推荐，我去武定县滔谷乡入六族灵会（即由黑彝、白彝、干彝、黎族、傣族、汉族信徒聚合而成的初级圣经班），苦学了3个年头。

老威：来则黑的途中，我们曾路过撒老乌。隔着一大片沟壑，我们望见山脚下的两块白色屋顶，在周围土屋构成的村落中显得格外醒目。

孙医生指着窗外说，那就是由两个西方人创办的西南神学院，大半个世纪前，他们病死并埋骨于此，至今还留有残碑。 

张应荣：他们是夫妇，一个是澳大利亚人，那时50多岁，中文名字叫张尔昌；师母是加拿大人，我已记不住名字了。西南神学院的创办人还有英国的郑开元牧师，他原来在四川那边办学，抗日战争开始，就来到云南这边的禄丰，联合筹办了西南神学院。半学期后，校址由禄丰迁到撒老乌。自六族灵会毕业不久，我又成为神学院的首期学生，在此修完了3年正规学业，假期中还跟传道人四处跑，逐渐积累了一些经验，为出校门后就任专职传道人打下了基础。

老威：当时坐汽车吗？ 

张应荣：这儿是各个民族杂居之地，在全中国范围内都算偏远落后，修公路搞开发也就近些年的事。当时的交通工具是马、骡子，还有人腿，驮着东西，从昆明走拢则黑要一二十天，再往里去，过一条金沙江，就是四川的大小凉山了。 本来经过祷告，我已决定自己的奉献方向就在云南境内，可在我即将毕业之际，神学院接到一位传教士从四川昭觉县发来的求援信。对方是医生，来自英国伦敦，正在当地筹办医院。由于大凉山是彝族腹地，语言和风俗又不同于汉族，因此仅仅懂一点汉话的西方人所遭遇到的困难可想而知。 于是神学院派我和另一名黑彝族毕业生去昭觉，在医院服务10个月，当翻译，还教英国医生彝语。完成任务回到云南这边时，已经是1950年圣诞节了。 

老威：此时全国已解放，你还能继续传福音？ 

张应荣：1949年圣诞节前后，云南就全境解放了，可四川大小凉山直到1950年春天还在国民党手中。我是基督徒，不管天下由谁统治，福音肯定要传的。1951年开头，共产党忙着更换基层政权，还没功夫操心宗教的事；接着是清匪反霸，再接着是土地改革，我也满30岁了。 

老威：还没成家？ 

张应荣：我30岁才定亲、结婚，跟着，家里就被划为地主。 

老威：你家在当地算大户？ 

张应荣：我家5哥弟，两姐妹，我是老二。我的大哥当过乡长，但家里的财产和土地却很少。我本人更穷了，在土地改革以前，都一直在神学院住着。

老威：那么划你地主的依据是什么？

张应荣：第一，本地信主的人很少，而我们又是子承父业的基督教家庭；第二，1949年云南都解放了，我还被神学院派到国民党统治的四川彝区，除了充当帝国主义走狗，到底还干了什么？历史不清；第三，我大哥当过伪乡长，株连了整个家庭。 

老威：请讲一下你所经历的土改。 

张应荣：清匪反霸期间我还住在西南神学院，阶级成分定了，我就被弄回则黑，和几十个乡里的地富分子一起，集中关押在则黑小学内。群众大会开了若干回，重点是没收土地财产，以及罚款。在没有对地主和富农动武之前，一些人还在夜半三更偷偷埋点吃的穿的，打算避过风头再挖出来。可没想到运动越来越激烈，群众的眼睛也雪亮，藏得再深，也会被搜到，哪就罪加一等了。信主的人，讲究个诚实，罚款，没钱；财产，没有。他们搜来搜去，掘地三尺，仍榨不出几滴油水，一怒之下，把我丢在神学院的行李都拿去了。 

老威：你的行李很值钱吧？ 

张应荣：就一床铺盖，连被面也没有。他们气坏了，连骂我不老实，天下哪有这么穷的地主？开过斗争会，叫我跪在地上，三天三夜不准起身，民兵捏着大棍子在旁边盯着，瞌睡了要挨打，伸懒腰要挨打，就是动一动膝盖也挨打。

老威：在牢房里吗？ 张应荣：在露天。膝下铺着敲碎的砖头、瓦片，天像漏了似的，一直下雨，夜里还一个接一个的闷雷，震得房梁与瓦片嘎嘎的抖。雨浇在身上，开始还冷，过后就麻木了，因为水已经淹没了我的大腿根。膝盖和头上、腰上的血淌得多了，把水凼凼都染透了。我嘴里反复念叨着：神啊，神啊„„ 

老威：你能熬过来，也算神迹了。

张应荣：当时，雨里跪了一大片，几十个地富分子，喊爹叫娘的，被贫下中农逼着，各交代各的问题。我的问题主要是1949至1950年在四川境内，受神学院指派，与外国人接触过，与解放军接触过，与国民党军队也接触过，到底出于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后来这些国民党军官，有的被捕了，劳改了；有的从昭觉县去了西昌，去了台湾──自土改到1979年邓小平出山，政府来人宣布为我揭地主帽子以前，我写了几百份《坦白书》，反省那些越反省越不清的“历史问题”。

 李桂芝插话：他叫抓去好多天，我在撒老乌的家里，把眼睛都哭穿了。有人悄悄带信来，说你家那个人可能不行了。我一急，就往则黑赶。天不见亮，一路稀泥巴，我披一件蓑衣，怀里揣了一包煮熟的洋芋，紧赶慢赶，不知摔了多少筋斗，才在天黑透时到了则黑。看见他跪在雨里面，样子像个鬼，我蹲在眼前，他也认不出，不是认不出，是魂还没回到肉壳内。我喊了他几声，他总算嗯了一声，我摸出洋芋喂他，民兵就吆喝着，一棒敲过来。洋芋掉进水里。可怜啊，他被整了三天三夜，啥东西都不准吃。

老威：撒老乌离则黑有多远？

 李桂芝：90里，我连夜打来回，要走180里。

老威：我们从撒营盘坐车过来，好像走了三、四个小时。 李桂芝：眼下在修路嘛。当时我们都抄小路，要近得多。我去那地狱里探了一趟，啥忙也帮不上，只好边哭边往回赶。拢家时，脚都走瘸了。房子周围有贫下中农监视着，我一天到晚躲在屋里，再不敢出门。 

老威：后来呢？ 

李桂芝：运动快完了，他就回家了。 

老威：被民兵送回来的？

李桂芝：一点一点爬回家的。那次我整夜没睡着，鸡叫最后一遍了，天也蒙蒙亮了，我恍惚感觉到房外有哎哟哎哟的呻唤，就起身去看。一打开门，却见脚下有个浑身磨得稀烂的东西在伸手扯我的裤腿。我赶紧弯腰相认，可怜啊，蒙神的照看，一个快被整散架的仆人才能爬90里山路回家。他已经动弹不了，最后连呻唤的劲儿也没有了。我把他抱进屋，在他身子下垫了一张羊皮，羊皮下又垫了一堆草。就这样缓了一会儿，民兵又来押他去开则黑全乡的土改大会。他动不了，人家就用木板子抬他去，再骂装死狗也没用，他就躺在台子下面挨斗，还不准闭眼睛。 张应荣：四周有三四千人，围得跟铁桶似的；我的身体却如一块生铁，哪个部位都不能动，扭脖子也要出一头虚汗。那天被公审的有十几个人，除了我，全部五花大绑，插黑牌子。我大哥就立在我旁边，弯腰90度，还有两个民兵将他的手臂朝上抬，文革中把这叫“坐喷气式飞机”。 我躺在地下往上看，下了很久的雨终于停了，耳边还能隐约感觉到小河的水淌。太阳从渐渐散开的乌云中露出脸，天太蓝了，怎么会有这么蓝的天呢？而在太阳和蓝天之下，人们彼此仇恨，被划为贫下中农的大多数人要把另一些地富分子踩在脚底。难道这就是“解放”？难道在“解放”以前，人们没有在同一个太阳下，同一个村子里，蒙上帝的恩宠，和谐地生存了许多年？ “阶级敌人”已经被打变形，每张人脸都是肿的，脑袋被石块、棍棒揍得坑坑洼洼，口水和粪便在上面干了，起壳了。但是还不够，还要判刑，枪毙人。就在这次会上，撒营盘和则黑的区长、乡长、大住基（彝语，意为大地主）都叫枪毙了；他们的儿子也判了十几二十年的刑，有的疯了，有的出狱没几天就死了。我与政治没啥关系，也说不上“剥削”了谁，因此苟活了下来。可从此落下了风湿病根，终身残疾。 

老威：你没判刑吧？ 

张应荣：当时没判刑，只是作为四类分子，交群众监督改造，更不准传福音。但是到了1958年，形势一紧张，我就去劳改了。

老威：是正式投入劳改吗？ 

张应荣：1958年秋天，公社在撒老乌修水坝，我们3个地富分子被押去挖泥巴，跟着又编入四类分子学习队，在禄劝县的角家营和胶山一带烧了10个月的碳。 

老威：学习队有多少人？ 

张应荣：二百五、六十人，才劳动了1个多月，就有50多人病倒。

老威：劳动强度太大了？ 

张应荣：主要是大跃进之后，生活开始紧张，吃不饱。一天才三两米的定量，熬成稀米汤大家喝，如此，肚子虽然鼓鼓，可一干重活人就全瘪。我的身体本来就弱，脚上还长了个大疮，开头还硬撑着，可有一天出公差，从早晨走到下午，实在挪不动了，就停下来想歇脚，却被押解的民兵抽了一棍子。脚上的浓疮哗地绽开了，我痛得虚脱，就倒在地上，无论怎样挣扎都起不来。我感觉要死在这路上了，就在心里祷告：主啊，我不行了，只能这样去见您了。不料过了一会儿，他们居然扶我起来，还命令其他人替我背行李。晚上，也破例没开我的斗争会。第二天休息，第三天递给我一把斧头，仍叫我上山砍柴去。 那是1959年的夏天，已开始大面积地饿死人了。在胶山真金万的时候，同我住一起的四类分子就饿死了3个。啥都吃光了，树皮、树叶、草，畜生能咽的东西人也咽，畜生不咽的东西人也咽，所以不少人中毒而死。我看见的3具尸体都是光溜溜的，衣裳和裤子扒掉了，嘴皮萎缩，牙齿如锄头伸出来，好像随时准备着去阴间挖吃食。他们都吆喝了半夜，后来就不吭气了，大家还以为睡过去了，第二天吹哨子也不起，一揭铺盖，人已是硬的。 民兵监督我们把坑挖深些，免得饿疯了的人再去掏。光溜溜地去吧，反正那年头，大家都看惯了。

李桂芝插话：他被弄走不久，我们3个月大的女儿腰就塌掉了，整日啼哭，拖到1岁零17天就死了。还没缓过气，我的堂兄又悄悄带信回来，你家里那人也快饿死了。这怎么得了，他万一死掉，我也活不成。哭了一晚上，天不见亮就去守在队长家门口，等到人家起床了，才进门跪在地上。恳求半饷，队长终于答应借给我10斤燕麦、5斤粮票和3元车钱。因为听说学习队不准单独开伙，我就将燕麦炒熟，磨成面，然后搭车去撒营盘，再转车。 拢了学习队，见那儿已饿死不少人，遍山遍野都是新坟包包。那些坟包起得很浅，可能是人们已没力气往上压石头。树也砍得差不多了，但是碳窑还开着，几个活着的刚才还站在窑门口，可一眨眼，他们就坐下了，再一眨眼，就横着竖着躺倒了。 房子里找不着他，我就抓一小把燕麦面给一个人，让他带我去寻。沿着山沟绕了一会儿，看见他蜷在一堆烂草里，进出只有半口气了。我蹲下去喊了几声，他才抬一下眼皮，那眼神又聚了半天，才认出我，两颗泪珠子啪地掉出来。 他吞完2两燕麦面，人就有力气站直了。跟着，趁没人时，他把救命粮和粮票都藏了，答应我一定度过难关，平安回家来。感谢主，59年秋天学习队解散了，他到底还是回家了，虽然已是个瘫子。 

老威：他瘫到什么程度了？ 

李桂芝：他的风湿病一阵阵发作，两三个月之后就躺着动不了。既然动不了，不出工，粮食定量就要减半，别人一天1斤2两，他就只有6两。 

老威：这时公共食堂还在办吗？

李桂芝：大跃进之后，公共食堂办了两三年，不过，我们地富分子不能进去，打饭在外面，通过贫下中农的手，6两就变成5两了。他的病眼看一天比一天重，身上的疮烂得也快，最后打来的饭都吃不下了。我很着急，又去恳求队长，再借一点大麦面救救人命吧？队长犹豫了一会儿，因为大麦是细粮，他做不了主，就去与队上其他干部商量。结果还是从仓库里称了10斤大麦面给我。 我每天熬一小碗加了野菜的大麦糊糊，一口一口喂他；接着，我又找队长借了8斤荞麦面。这时，四川那边来了个草医，仔细察看了他的病情，就开出一幅药方，让我抓齐草药后，用药炖鸡给他吃。我发了两夜的呆，在队里想不到办法，只好走几十里路回娘家，费尽力气弄了一只小鸡娃。回来马上炖了，连汤带药带渣都叫他咽了，第二天就有了些起色。 草医说的，人没有一点油荤，药也起不了作用。可那个年月，公共食堂都好久不冒烟了，我的身上也有些浮肿，因为要在每天的口粮中扣一半，还从队上借的细粮，我几年都没吃过一顿饱饭。可他是我的精神支柱，死活绑在一块了，抹下脸皮，我到处去讨。有一个人在食品公司工作，心肠比较好，听了我的哭诉，就给了我5斤粮票。当时凭着这食品公司的粮票，能买到每碗带两小片猪肉的饭。这太贵重了，如果现在碰见这个恩人，我把房子给他都愿意。 我把这肉片让他吃了，他又有点起色。这时，村里有个懂医的汉族老大爹出了个主意，叫我在屋后挖一个半人深一人长的坑，第一天，在坑里填满桑叶，然后用树干将他架在上面，点燃了，以暗火冲出的桑烟熏烤身体，从太阳露头直到太阳落山，湿毒才透出表皮；第二天，又换松针填坑，再依法炮制。这个土办法还真见效，不久，他的手脚就能慢慢活动，也能下床了。不过还是体虚，最多站分把钟，汗水就牵着线从鼻尖往下淌。 感谢主，又有好心人送了一瓶那年头十分稀罕的云南白药，他服了头一次，汗就止住了；全部服完后，虽然还是干不了重活，可命总算保住了。

张应荣：这次从鬼门关回来，我看开了许多事。反正都是政治运动员，就随喊随到，斗争会上也不用你来按脑袋，我先就埋下去了。四清、社教，一般的政治运动还以文斗为主，风头一过就罢了，可怕的是文化大革命，你看看我的嘴，只有一颗牙齿，这不是自然脱落，而是被造反派打掉的。一次斗争会打去两三颗，开四五次会，嘴里就空荡荡了。

老威：文革结束后呢？ 

张应荣：四人帮粉碎时，依然不准信宗教；稍后，民间经历了基督教的自然复苏时期，但在1982年以前，谁也不敢公开信主。私下聚会被群众检举，队上就要开大会批斗我们，拳打脚踢。前两年，这儿又经历了十字架发光运动，一个村一个乡，成片地信主；而几十年前那么多人信的共产党，现在已没人信了；甚至那些党里的人，也来教堂做礼拜，忏悔自己的罪，还捐款修教堂。 

老威：请从头至尾，讲更详细一些。 

张应荣：被关被打被吊的次数多了，记忆就有点模糊了。总之，1952年土地改革，我才30岁，就因为信主，被划成地主，跟着受了几十年难以想象的逼迫。每一次陷入绝境，我都以为不行了，却在暗中得到神的保守，居然多活了50几年。这好比《圣经》上写的：“神因西西加的苦难而增添他15年的寿数。”

老威：感谢主给了你一个好妻子。 张应荣：她嫁给我时，才17岁，人漂亮，又出生贫农，按条件，很多好的男人可以任她挑拣。当时我和哥哥去她们乡里传福音，有人来说媒，我就曾推托过。但她主意已定，并且说得到了神的允许。果然，主经过她的手，将大爱赐于我，她却因我受了几十年的拖累。而现在，我的身子骨还算硬朗，她却生了7年的病，风湿加上妇科，手臂一抬就疼，好像已没有痊愈的希望了。

她的思想很苦闷。我就说，不必苦闷，这是神的旨意，对于我们，神是知肉知灵的神，在我们没有抵达人生的终点，得见他的真面之前，他要一次又一次地把我们熬炼清楚。否则，我们如何能赎清原罪，做到纯洁坦然呢？

老威：讲得很好啊。 张应荣：虽然我太渺小，不能减轻她的痛苦，她却从神的大爱中得到了安慰。 我的一生翻过4次生死的大坎。第一次是8岁，我在半山腰放羊，不知不觉睡着了。那是秋天，阳光非常温暖，可一觉醒来，却起了风，一大团乌云将太阳吃了，羊也走散了。我害怕父亲责怪我，就呜呜哭起来，还用手背横着擦眼泪。我不晓得两头狼就蹲在背后，等着猎物回头，好咬断我的脖子。太险了，后来有人发现，那狼嘴几乎抵着我的颈子了，可我还在越哭越伤心，弄得狼们也一头雾水，迟迟疑疑，不敢轻易来扑。 

老威：这有点神话色彩了。 

张应荣：狼很凶残，疑心也很重。我哭了那么长时间，显然超出了它们的理解能力。我父亲终于赶来了，老远望见他儿子的背上耸着两头狼，顿时吓出一身冷汗。他懂得狼的习性，就停步，把双手圈成喇叭筒，拖着长声吆喝，跟着，牧羊狗也狂叫起来。狼立马起身，还不甘心地与父亲对视了半分钟，才转身逃跑。父亲气喘吁吁地冲上坡，一把将我抱在怀里，连说好险好险。我却一点感觉也没有。 羊也一只不拉地跑回家了。大家都说，没有神的照看，这娃娃不可能毫毛无伤地坐在这儿。所以这事儿传开后，不少人信了主。

第二次是我17岁的当口，一家人都出痧子（天花），那年头，这弄不好要死人。我不晓得厉害，仍跑到外乡去。直到在返回的路上，突然觉得浑身发闷，好像许多豆芽从毛孔往外窜，刹那间，天旋地转，脸憋得通红，刚巧不远处有条沟，我就挣扎着爬过去，把嘴直接戳进水里喝，后来，又在兜里翻了些砂糖，一捧一捧兑着喝。麻痘痘就像虫虫这一堆那一堆，我一会儿昏一会儿醒，从太阳当空折腾到太阳快落山，才被一条狗发现，一叫，才唤来几个人，把我抬到附近村子一个草医家。又过一晚上，好歹捡了一条命。 如果没有神的保守，狗就不会来，我也就呛死在沟里了。第二天，我父亲赶来，将我接回家去。后来他说，我儿子大难不死，是神挑拣他，将以使命赋予他。 第三次就是土改，我跪在水凼凼里三天三夜，风湿都侵进心肺了，还被抬去开大会，陪杀场；第四次则是1958年被抓进学习队，又饿又累，风湿大发作。没有她我早就死了，而目前，她的病越来越严重，我也风烛残年，不能分担她的痛──这可能是翻人生最后一道坎了。 

【补记】 

残阳如血，3个多小时的访问结束了。由于被张长老的经历和气节所感召，还没有信主的我，也在出门前与这个四世同堂的基督教家庭一道，虔心作了祷告。接着，教会的卫生员李世珍赶来，接张长老和客人去下面吃晚饭。我们伴着老人慢慢地走，沿途赶牛和赶骡马的村民都语气崇敬地招呼老人，并纷纷让路；在斑驳红墙边，老人说，这就是则黑首户杨心林的院子，从旧社会一直留到现在，可他的后代却早不住在里面了。 边说边走，我在一片渐渐变暗的火烧云下，望见了一座老教堂，本想爬上去看看，但天色已晚，只好拍了两张照片。掩映在树伞中的繁体门匾有些模糊，但有一种无言的苍凉。老人说，那是我小时候天天去的地方，现在教堂已新修，过去的就用不着了。 我们陪老人在教堂旁边的一户人家用餐，夜色降临，神的光芒却继续照耀。我们祷告着，语言和食物都温暖而清淡。告别时，老人扶着门框，半盲的眼里星光闪烁，“孩子，再见嘛，以后又来嘛，”他说。那微弱的口气令我想起3年前去世的父亲。

我是个不习惯告别的人，可此时突然感到酸楚而遗憾，因为自己从来没有在出远门的时候，对尘世与天国的亲人说过“再见，以后又来”。

教区牧师张茂恩

前奏 

2006年8月5日深夜10点半，我们的车灯射亮了德嘎村不起眼的指示牌，随即刹车减速。掉头驶离正道，顺着陡峭的碎石小路下山。每隔10来秒，车窗外就要划过一颗流星，估计车抵山脚，至少有30多颗流星殒落。所以在一农家院墙前停车小便时，我不禁感叹道：“真他妈的有眼福，可惜不是天文学家。” 一同小便的现实主义老张却不明白我的眼福指的什么。他提起裤子，在此起彼伏的狗叫中猛敲院门。一个包着彝族头帕的筒状妇女自门缝露面了，老张唤一句“婶婶”，一条黑狗却挤出来，亲热无比地钻他的裤裆。在狗的上方，人类以彝汉两种语言快速交际罢，就暂时分手。 在黑黝黝的山影中，老张和我连跳几级陡坎，穿过一片梯田和荆棘，才下至碎石路的最底部。照灰白的路影子往上走，流水的潺潺，蟋蟀的吱吱，时隐时现的拖长了的狗吠，以及风声，草声，树叶摇晃和夜鸟的飞翔声，甚至还有乌云擦拭星月的某种回声，组成了一支从旷古传承至今的乐队，环绕左右。许久没有走过乡村夜路了，我再次感叹自己有耳福，却没法说出来。 不断与稀稀落落的坟头擦身而过，设想在人生的道上稍有偏差，就提前走进去了。可还没来得及悲观，就听见风中飘起孩子的歌声。老张说快到了，并把头上两块顶天立地的巨石指给我看，孩子们就在那石头脚下有一搭没一搭地唱着。我说真奇怪啊，这么晚了，他们还不睡觉。老张说村里有活动啰，娃娃也跟着过节。

登上村口，浓厚的马粪味儿扑面而来。一棵枝丫苍劲的大树下，许多人秃鹫般蹲在凹凸不平的石头间抽烟与交谈，由于是彝语，我半句也不懂，只得紧随老张，小心翼翼地过场。眼睛乜斜四周，感觉错落的白牙齿自夜色中隐现，并牵动一阵阵嘿嘿的笑声，我与老张也不由自主地嘿嘿。 我们上坡下坎，时而房顶时而墙根时而在庄稼地与土墙中间。寨子中央遇一坡道，仅1尺多宽，还右边高左边低，潺潺水流自上而下。我们只好提着裤腿，垫着蹄子作羚羊状的跳跃。我眼力不济，一脚踩入水中，如果不是被老张一把叼住肩头，真就“顺流直下”了。 如此狼狈地抵达寨后一座黄泥院落，门大敞着，不断有人进进出出。迎门是厨房，深处灶火熊熊，令在黯夜里摸索了许久的我们倍感亲切。老张更如游子归来，约几秒钟，就有七、八个人与他神秘拉扯，彼此的耳语透出压抑着的兴奋。我立在露天院坝里犹豫，刚望了一眼由暗转明的天，一个提着暖水瓶的彝家妇女就来扯我袖口，示意跟她上台阶。 正屋门槛骑放着矮桌，一盏起码30余年没见的毛泽东时代的老式汽灯在桌面嗤嗤放光。灯影形成一个巨大的透明蛋，中央的蛋核亮到极致，刀子般扎眼，四周却一派朦胧，若有若无的波纹循环、扩散，罩住了台阶上下的密集人影。 我霎时回到挑灯夜战的年月，为了不误农时，生产队一级的社员会议都在晚上开。包括政策会、动员会、传达中央文件会、评工分会、派工会、斗争四类分子会、分粮会等等，可谓五花八门。到了文革后期，会把大家弄得疲惫不堪，不少人就忍不住在会场打瞌睡。 眼下的聚会却与过去貌合神离。老张在路上讲过了，它不是一个村子的集体祷告，而是方圆几百里的撒营盘教区的圣餐会，每月一次，轮流在各个村庄举行。散布在其它地方的基督教神职人员（执事和长老）全部要提前赶来，从教区牧师手里领受圣餐及教务，回去给普通教徒们分发与传达。

我不禁低下现代文人的傲慢头颅，冒着光束，冒着光束背面的那个声音上阶。在屋檐右面找个背光的旮旯落座，茶水和两三只土碗立即递到跟前，定睛一认，碗里堆着软糖、杂糖、黑瓜子和大麻籽。此刻我挤在彝族群众当中，彼此膝盖靠膝盖，烟草及口腔的辛辣热气交流着。老张游魂一般不期而至，在阶下赞许地拍拍我的腿，又离开了。我目送他的影子至对面墙根，蓦然发现乌云四散，弯月的一边钩住树稍，另一边还钩住几丝乌云的裙带。 这天，这云，这变幻多端又亘古未变的星月，还有这底下的老旧屋檐，屋檐遮蔽的互相依偎的老旧人类，以及火盆、茶水和食物。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即使知道，也无从说起。我不懂彝语，这个族群的一切都不懂，我一个汉族人挤在这儿，跟挤在非洲丛林或印第安部落没啥两样。据说哑语世界通用，那表示“孤寂”的手势该如何打呢？ 汽灯背后的彝语还在持续。 它在描述神的旨意吗？ 没人插话，没人应和，那唯一的男低音还在持续。一个小时过去了。又半个小时过去了。我有些沉不住气，就起身下院坝转悠。我举相机按了好几下，连续的闪光惊起不少低垂的头。我赶紧退避，躲出院门查看冒昧的杰作，却含混如旧梦，真和若干年前生产队开会斗地主的情景相似。 转过身，刚巧与老张碰个满怀，于是相约出院门小便。正贴住墙根掏家伙呢，一位满头飞雪的老者出现了──他就是我此行的寻访对象张茂恩牧师，撒营盘教区级别最高的神职人员。 趁3人一齐撒尿，我迫不及待地作了简短自述，老张也跟着敲边鼓。接下来，我们在墙外快速交谈。张牧师直截了当地询问采访动机，本来“土改”二字已涌上喉头，又临时拐了弯儿，变成“记录基督教在这儿的苦难历史，你，还有你家族所作的见证”。

哪怕忙得喘不过气，一个虔诚的神职人员也无法回绝这种请求。张牧师露出谦和的笑容，“晚了一点。”他说。 “再晚也等。”我说。“不必太辛苦。”他说。“你的伙伴晓得我歇脚的人家，我们改在明天早晨6点正见面，如何？” 聚会还没散我们就离开了，回到老张婶婶家已是凌晨1点50分。灶台的大铁锅烧了热水，我们匆匆烫了个脚，就掌着煤油灯上楼睡觉。床铺虽简陋，却是一人一个坑。绷紧的弦突然松了，倦意就如洪水滔滔，我蹬掉鞋子，竟和衣而卧。隐隐有牛铃叮当入梦，可当我再度睁眼时，额前的窗户纸已透白了。 我与老张同时起床，下楼向他家婶婶致罢谢意。拢桶边舀一瓢冷水，劈头盖脑浇下，人就异常清醒了。昨晚的钻裆黑狗替主人送客半里远，至坟地边折回。对面山峰的两端，残月将坠，朝霞初升。我们沿昨晚老路，疾步穿插，终于正点抵达一篱笆围绕的农家。 上了十来级石阶，我们在岩洞似的厨房里与张牧师正式会见了。此刻为2006年8月6日早晨6点零2分，几乎一宿未眠的张牧师及其助手张长老刚做完最后一盆圣餐，即指甲盖大的未发酵面饼，象征着耶稣供众人分享的肉。 我们围着一地坑余烬落座。40多岁的张长老算新生力量，所以很谦卑地退到烟火浸染了多年的幽暗墙角。访谈开始了，清新的舞台晨光自门外打进来，作为主角的张牧师闭目沉思了片刻，银发非常夺目。 

老威：请问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信主？ 

张茂恩：在娘肚里吧。 

老威：哦？ 

张茂恩：至今为止，我们家族三四代人，信主已有92年。

老威：有确切的记载吗？ 

张茂恩：我大哥张润恩如果活着，应该92岁。我父亲就是在我大哥出生的1915年，领着全家接受了福音。 

老威：我从相关资料了解到，自19世纪后期基督教传入中国，到20世纪初逐渐形成第一个信教高峰，王明道、倪柝声、宋尚节等第一代本土传道人方应运而生„„ 张茂恩：在整个云南乃至西南，我们家信主都算早，但是普渡河那边的干彝族信主还要早。当时河两岸的马帮经常往来通商，福音就是从河外的九龙、转龙、兴苕等场口的干彝那儿带到德嘎，再由德嘎传往山里的升发、则黑、马鹿塘和靠外面的撒老乌。

老威：则黑的张长老就是在撒老乌念的西南神学院。 张茂恩：张应荣家跟我家一样，是三代长老。而传教士张尔昌建西南神学院已在抗战年间了。此前的二三十年代，莫提撒营盘，就是禄劝境内，世俗社会连初中也办不起，可教会不仅有能力办初中，办各种读经班，还成立了高等学院，培养了很多批人材，为神学院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到我出生的1939年，周围早已普遍信主了。父母兄弟姐妹，还有父母的父母，近亲和远房的老祖老公公，本村外村，本族外族，无论贫富，全信主。还没学会说话，我就熟悉《赞美诗》，我读的第一本书就是《圣经》。山沟沟里的彝族村子，文盲太多了，可提起《圣经》的某一节某一段，都能背。从小就会的东西，忘不了啰。 

老威：福音如此普及，教会的钱从哪儿来呢？西方传教士手里？ 

张茂恩：信主的人讲奉献，有能力就多出，没能力就少出。比如我们家，在旧社会还算富裕，那么父亲作为与传教士张尔昌一道坐过堂的长老，就是一个榜样。每年在撒老乌举行的短期和长期的福音培训班，人头不少，伙食都由我们家奉献。

老威：这笔开支可不小。 

张茂恩：当时我才3、4岁，就习惯了家里人天不见亮就起床祷告，然后吆喝着驮满粮食、猪肉的大队骡马，从德嘎运往撒老乌方向。那年月只有山间小道，一去一回要耗三四天。有时候，我还牵住大人的衣角，跟好远，才被哄回来。 

老威：你有一个虔诚的好父亲。 

张茂恩：我们家世世代代务农，没有哪一辈人不辛苦。到父亲手里，粮食不太值钱了，吃不完，也不兴买卖。于是就转向搞畜牧，养牛养马养肥猪，特别是养鸭和养蜂，比较赚钱。撒营盘这一带，抽鸦片的风气很盛，街子的规模小，除了大烟，其它都不赚钱。所以家里人时常吆着大群鸭子，走一路放一路，十天半月看能不能到达普渡河外的大街子，像九龙、转龙那样热闹的街子，才可以买个好价。肥猪也同样朝河外运，而一年两次收割的上等蜂蜜，得雇专门的脚夫背到昆明卖。

老威：这么多？你们家办养蜂场吗？ 张茂恩：大约有50窝蜂子，很难伺候，可挣钱不少。 

老威：按现在的说法，你们家算养殖专业户。 

张茂恩：又要传福音，又要多种经营，所以父亲很累。在我4岁的时候，他就去世了。他的兄弟，我们的爷爷继任德嘎的长老„„

老威：你们把父亲的兄弟叫爷爷？ 

张茂恩：对。你们汉族的爷爷，彝族就叫老爹。曾祖父以上统喊老祖。40年代那一段，是基督教在撒营盘一带的黄金时期，分好几个堂，有6对专业传道人。总堂设在撒老乌，德嘎是第二支堂，在升发、普福、则黑、马鹿塘、大松树、皎西、皎平都有支堂。我的爷爷1943年任第二支堂长老，一直到解放了，教会活动被中止。

我大哥和我，都属兔，但他长我两轮，24岁。我还没有出世，他就到马鹿塘上面的普福做上门女婿。他是教会初中毕业，聪明，又有文化，加之岳父也是普福那边的长老，所以在神和人的世界都兢兢业业，做得出色。 

老威：出色到哪种程度？

 张茂恩：他做过普福的乡长、征兵干部。手中的权利为福音传播提供了很多便利，所以高等学院在撒老乌一建立，他就出任教务长，亲自物色教员，培养和选拔人材，并为专业传道人发薪水。自家还每年出3石粮食供养传道人。 

老威：你大哥具有现代思维。 

张茂恩：传教士都夸他是上帝一流的仆人。撒营盘，包括禄劝甚至整个云南，都有种大烟抽大烟的历史，富人穷人都好那一口，再加上彝族人喜欢赌博，这两大致命恶习造成盗匪猖獗，社会动荡，历届政权都十分头痛。大哥认为，只有福音能使人自觉到原罪，从而戒除烟和赌，彻底净化社会风气。 

老威：你大哥这种充满普世情怀的基督徒，在任何政府里都应该大有前途。 

张茂恩：可他36岁就去世了。 

老威：得病？ 

张茂恩：被镇压了。

老威：哪一年？ 

张茂恩：1951年，我12岁。

老威：那就是土地改革当中。你们家族肯定都是地主。 

张茂恩：是啰。 

老威：则黑的张长老仅仅因为信主就叫划成地主，他是我所晓得的世界上最穷的地主。土地财产没有，罚款没钱，民兵没奈何，将他放在西南神学院的一床没有被面的铺盖也没收了。

张茂恩：我们家土地不多，经济收入还是多的。一划阶级、称大秤，大哥全家地主；我和母亲、二哥是一家，地主。1953年土改复查降为富农，才把抢去的房子还回来两间，分了一点点地种。嫁到皎西的姐姐，全家地主；爷爷是基督教长老，更是反革命地主。捕的捕，关的关，没捕没关的也从自己家里被赶出来，随便找个猪圈让你住进去。所有的一切都收缴去了，见你身上穿的衣裳厚了点，也要硬剥一两层下来。那叫啥日子，畜生不如啊。畜生还有圈，下了力还要给粮给草，可我们没住没吃，还天天挨斗。躲贫雇农就如耗子躲猫，在田间地头被逮着了，轻点的罚你替人家干活，完了让滚蛋，哪怕你已饿得前胸贴后背，也没你一口吃的。重的就一顿暴打，或者倒吊起来，还押着去陪斗。我爷爷叫斗争了几百次，打得太狠，捱到1958年，又加上饿，就得痨病死了。 我二哥比我又长一轮，他的耳朵不灵，可对主的信心很足。土改中弄得家破人亡，几乎都活不下去了，他还天天跪着祷告。贫雇农见了，就告到工作组那儿。打他，要他承认信主就是罪恶，就是反革命，他不吭声，反而继续祷告。于是手脚绑起来，吊个几天几夜，可只要放下地，他立即祷告，求神宽恕人的罪。他的痨病，还有各种杂病，都终身未愈，可还跑遍这儿的山山水水，为贫苦的、长期病痛的人做祷告。 从13岁遭遇土改到宗教信仰放开之前，我挨打挨关挨饿的次数也不少，特别是文革后期，因为秘密传福音蹲监狱多次，被扒了几层皮，没死掉，得感谢神的保守。1979到2003，我当了24年长老，随后又成为撒营盘教区的牧师，虽然是我们家族唯一的牧师，可与二哥同样，都得痨病，药不知吃了多少，均不见起色。二哥72岁走的，有十几年了，我今年68，神肯定有他的安排吧。 

老威：在不同的社会环境里，你也算延续了你大哥的血脉。 

张茂恩：这是我们家族永远的疼痛。感谢神，他走得很有尊严。 

老威：请讲讲他是怎么走的，给后世留下一个见证。

张茂恩：一解放，他和他的老岳父就关起来了，受尽酷刑。他在旧政府手里当过官，但口碑非常好，尽管工作组深入到村子里，反复动员，开头也没人出面控诉。1950年清匪反霸，周围这些村子都毙了好多批地主，风声紧得很，都没轮到他。1951年升级，关进撒营盘，稍后又进了禄劝县的监狱。普福这边的贫雇农干部才跳脚，要求人民政府清算他。 

老威：什么罪名？

 张茂恩：晓不得。有人透风出来，家里全懵了。但当时见不着人，也没申辩的地方。 

老威：总有个“犯罪细节”吧。 

张茂恩：胡编啰。漏洞百出不要紧。甚至没啥细节也不要紧。人关了那么久，肯定要治罪。后来才听人说，上面派的工作组还提出了疑问，贫雇农主席团答不出，面子下不来，就犟着脖子吼。人家还好意劝告：“如果证据不足，构不成血债，就不用镇压了。”可地方上说，这会伤害群众的积极性。 

老威：杀人的积极性吗？ 

张茂恩：积极性又不需要文化，只要喊得最凶，打人最狠，闭起眼睛乱咬就能当干部。

老威：这就是所谓阶级立场？我不太懂。 

张茂恩：嗯，你太年轻，不晓得人不如牲口是啥子滋味！想打就打，想杀就杀，运动一搞起来，再煽几把，平常老实巴交的农民也会鼓眼睛、舞拳头。说到底，杀人不需要理由，给你找个理由算抬举你。开会前没打算枪毙你，会开到中途要拉你出去，砰的一声，也没有人吃惊。工作组是外乡人，再调查也摸不透底细，毛主席说走群众路线，工作组最后敢不听地方群众的呼声？ 

老威：开头不是没人出面吗？

张茂恩：阶级觉悟一提高，人心人性混乱，工作组要控制局面都难。这地面，几乎人人都有过抽鸦片和赌博的恶习，除了信主，很难戒。我几岁时，就晓得撒营盘好多村子不种粮食，全种鸦片，孩子们在罂粟丛中钻来钻去逮猫猫。所以解放前夕，穷富的位子经常颠来倒去，有可能下午你还是地主，晚上就变成雇农，因为土地房屋加老婆都输掉了。共产党禁止抽烟、赌博，禁止信主，哪农民除了种地，干啥去？搞运动啰。把多余的精力放到斗争上，放到打人杀人分财产上。只要划成贫雇农，你就不是烟鬼，不是一屁股赌债的无赖了，你就顺着工作组递过来的杆子向上爬，把受穷受气、借债要饭、典妻当子，甚至路死路埋的根源统统归罪于剥削，归罪于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一个人人都看不起的混蛋，也许转眼就成共产党的依靠，根正苗红，高高在上，子子孙孙吃穿不愁，连开会打死地主也不用负责。这不比鸦片和赌博更来劲？ 

老威：真是人民翻身做主人了。 

张茂恩：土改政策是死的，运用政策的人是活的，随便杀人也是解放啊。所以大哥晓得自己活不成，耶稣上十字架之前的时代，也像这样，乱得不成体统。 

老威：你大哥遭杀害时，你在现场吗？ 

张茂恩：大哥被关起来后，莫说家里人，连他的老婆、孩子也晓不得下落。直到已判定死，家里人才提前两天得到通知。要把大哥从禄劝监狱提出来，先弄到撒营盘，再弄到升发乡，轮转着开斗争大会，最后才押回普福当地去公审镇压。家里人要见最后一面，就只能半夜起身，走二三十里山路，赶到撒营盘到升发中间的一个小街子，先候着。那晚上我们都没睡，围在一块哭，又不敢大声。母亲杀了一只鸡，煮了一小点米饭，还不到三更天，就和二哥、姐姐一道出门了。我还小，留着看家。 

老威：你能够记事了吧。

张茂恩：我12岁了，记忆很深。母亲他们第二天擦黑才归家，我还问：“大哥吃了鸡？”母亲点点头，两眼通红。后来，母亲和二哥经常讲到这次生离死别。他们在必经的垭口候了两三个钟头，大哥才押到。抱着哭了一阵，他们就哀求民兵松开麻绳，让大哥吃顿好饭。大哥啃了鸡肉，喝了汤，对母亲说：“儿子要走了，母亲你不能动摇，要好好地信。耶稣上了十字架，已为我们赎了在尘世的罪。儿子今天是个罪人，这是该的。儿子在监牢的这些天，兜里一直揣着《圣经》，一直在心里祷告，一直劝那里面的人信，可心里明白自己难逃一死。本地方的那些人，与我无仇无怨，却指控我欠了两笔血债。这是冤案，儿子晓不得，也不认。但是我不申辩了，因为是无用的。他们一再要求我回去，其实我也想回普福，揣着《圣经》，永远留在我传过福音的普福。母亲，人都有生死，你不要因为儿子灰心，无论如何要信啊！” 大哥就那样揣着《圣经》上路了。在升发斗争完，才回普福开公审大会。要镇压的那天大早，民兵还通知我大嫂：“喂，今天我们要打掉你男人，家里有啥子好吃的东西，给他送一点。” 我大嫂也跟母亲一样，杀一只鸡，煮一小点米饭，大哥也吃了。夫妻最后告别。大嫂哭，大哥还劝她。意思是我走了，你要听“领导”的话，顺着来。随便哪个议论啥子，都不要往心里去。因为“领导”是一清二楚的。“领导”就是上帝，大哥怕连累大嫂，没把话挑明，可大嫂懂得，就不哭了。 接下来他就不在了。 

老威：没有亲人在现场？ 

张茂恩：没有。 

老威：什么时候料理的后事？

张茂恩：这是阶级斗争，我们不敢，人家也不准认领尸体。开完会，几个民兵就把大哥拖到大路上打掉，尸体就随便丢进一条小溪沟，在坎坎两边撬两撬，土就塌下去草草掩埋了。家里人被看管得紧，根本不敢靠近那儿。直到10个月以后，上面来了批准收尸的正式通知，两边家里人才聚拢，找几块木板，拼了只匣匣赶去。那情景真是惨不忍睹，溪水从山上下来，已经把皮面的土冲刷得差不多了，大哥像块大树疙瘩卡在当中，脑袋、脚、还有身上的好几处衣角都暴露着。这儿离村边的路很近，大概已惊吓了不少人。难怪他们要允许重新掩埋阶级敌人！ 二哥、母亲、大嫂一齐下水清理尸骨，多半泡烂了，有的肉看起还好，手一碰就粉了。没办法，只能把骨头一块一块淘干净，装入木匣匣，待一会儿葬入看好的坟地。 正当大家悲伤至极点，神迹居然出现了，母亲在大哥的衣兜里翻出一本《圣经》！两公分厚，比巴掌小，就是大哥走前反复提到的那本。你想想，沟底泡10个月，肉和衣服都烂了，《圣经》还完好无缺！大家立即在坎上、水里祷告。不是那种很正式的祷告，而是在心中默默感谢神恩始终陪伴大哥。他的肉身虽腐，灵魂却已入天国安息，这给偷生的我们增添了无限信心。

老威：那本《圣经》是什么样子呢？

 张茂恩：竖排的手抄本，用牛筋绳绑紧。当然纸页已粘成一沓，分不开。字迹也模糊了，还浸透了血。 

老威：尽管如此，这本《圣经》的价值还是无法估量。它将作为一个蒙难的物证，进入现代中国人的信仰史。 

张茂恩：可惜几十年来政治运动多如牛毛，我们保命都有难度，更无法保存这种“罪证”了。直到文革，母亲终于下狠心烧了它。 

老威：阿门，愿它在天国继续伴随你不朽的大哥。

张茂恩：阿门。分发圣餐的时间已到了，我们出去吧。

基督教传道人王子胜（上）

前奏

2007年1月9日下午两点多，我们在造物主的关照中顺坡直下，一溜烟就抵达武定县高桥乡下长冲村。路左是基督教的“明恩堂”，洁白的墙，粉红的顶，犹如群山环绕中的儿童乐园；路右则是一条条通向苗族村寨的土坎。我们在村民的指点下步步登高，不过几分钟，公路就在十几米深的藤蔓掩映的脚底了。与我们探访过的所有偏远村庄一样，大人、小孩和狗源源不断地自泥土里冒出来，茫然而友好地笑着。可能是有人通风报信，我们远远就仰望到本文的主角

王子胜屹立在岔路口，在他之上是变幻多端的裸土，以及亘古不变的群峰。 我们如异姓弟兄一般，握手并彼此拍肩。

王子胜生于1940年，67岁，身材矮而壮，像扣着大棉帽的土墩子。寒暄之后，他就引领我们再登十几米蛇形土坎，直达西北角的农家大杂院。眼下一派兵荒马乱的景象，猪狗鸡人错落混居，异味扑鼻。

王子胜率先推开正门，躬身让客；可客还未入，一只爆鸡婆就咯咯招呼着数十鸡娃喳喳抢入。我于昏暗中挖出相机，习惯性地拍了好几张废照片，直待主角在谦让声中落座，其目光坚定的面部特写才清晰地定格在镜头里。 阳光投进来半截影子，

孙医生开始介绍我们的来意，跟着，访谈开始。

王子胜：你是教内弟兄吗？

老威：不是。

孙医生是教内弟兄，我听他讲述了你父亲的事迹，深受感动，所以特地赶过来采访。

王子胜：听口音，你不是云南人。

老威：我是四川人，在成都长大。不过云贵川三省的口音应该很接近。我目前是职业作家，也就是说靠卖文为生。

王子胜：不容易啊。

老威：你们更不容易。在眼下人心惶惶的乱世，始终坚持一种信仰真的很难。

王子胜：我们家从老爹（爷爷）那代就信主了，顺着这条血脉一直下来，信主就成自然而然的事。

老威：那我们就从头说起啰？

王子胜：记忆中，基督教最早传入本地是1906年，教堂设在离这儿不远的洒普山。当时有两个牧师，一个澳大利亚人，叫郭秀峰，一个英国人，叫师明庆，骑着骡子，颠簸了几天几夜，从昆明过来。进入苗寨时很轰动，因为自所谓开天辟地，好几千年，莫提苗人，就是汉人，也没见过长成这样子的。黄头发、绿眼珠、鹰钩鼻子，个头比一般苗人要高许多，所以不管他们到那儿，隔半里路就能望见。

老威：你的描述令我想起了《山海经》，两种相互隔绝的东西突然遭遇，感觉上是很奇异的。

王子胜：自古以来，无论是贵州，还是云南的苗族，都生活在崇山峻岭。刀耕火种，采桑狩猎，比飞禽走兽好不了多少。《三国演义》里面，诸葛亮七擒孟获，讲的就是招降边陲苗王的掌故。

老威：对，孟获是大苗王，统领各洞苗王对抗蜀汉大军。我还记得书中的苗地瘴气弥漫，汉军水土不服，成天昏昏沉沉，而裹着兽皮、扛着籐甲盾牌的苗兵就乘机来袭。

王子胜：苗族拜鬼神，鬼神却从来没有帮助苗族摆脱被征服、宰割的命运。在旧社会，由于传统的陈规陋习，苗民大事小事、好事坏事都要烧香祭鬼，遇红白事，更要请端公、师娘来家里，摆道场，吹吹打打地跳神作法。本来家家户户都穷得刨地坑，可还要铺张浪费，死1个人，要杀猪宰羊，请全村人大吃大喝7天；尸体要停放10到20天，臭了，水都从棺材板里往外淌了，还在顾及忠孝的名节，还在顾及鬼神的报应，不愿抬出去埋掉。总之，请神送鬼，端公开口才算数。外国牧师来的那一年，恶性循环到了极点，方圆几十里，没有一家富户。房子歪歪倒倒，一场大雨过后，就塌掉。塌掉就塌掉，将就着住，也没那力气重修。人与牲口同宿，吃喝拉撒全在同一个地盘，穷狠了，还讲究个啥？“卫生”这个词都没听说过。可结果呢，1号病2号病流行，跟刮风一样，一个村接一个寨，人一片片倒。

老威：什么叫1号病？

王子胜：1号病是鼠疫，2号病是伤寒。染着就死，根本埋不过来，几个人一个坑也不行。腐烂了还污染土地、水源。端公与鬼神同在，可那时端公也死得差不多了，因为传染病不认你是谁。只有骑着小毛驴来的外国牧师，不提钱，不提端公还是普通人，统统抢救。别人逃出来的地方他们偏要进去，只要还剩一口气，就往你嘴里塞药片；实在救不活了，才低下头，划着十字，在旁边做临终祷告。 就这样，他们的事迹传扬开去，许多死里逃生的人都放弃鬼神，信了耶稣。外国牧师还替大家打井起房子，重建家园；教大家人畜分离、保护水源、讲究卫生、认清端公的骗人把戏。在真正做到了移风易俗后，他们才讲解《圣经》，教大家做祷告。最后，他们选中了洒普山作为传教的据点，并在那儿逐步修建了云南境内最早的教堂。

从此方圆百把里都有了信靠，每逢星期日，苗、彝、傈僳族的群众就自四面八方聚拢洒普山，听上帝的声音，而平时则在家里或村里做祷告。许多家长领着孩子，让外国牧师取名。我已记不得我老爹原来的名字，只记得“王撒世”这个名字是澳大利亚郭秀峰牧师改的，意思是丢开尘世的一切去追随主。

老威：面对不可抗拒的灾难，也只有追随主了。

王子胜：我父亲王志明生于1907年，也就是外国牧师进来的第二年，原籍富民县东村乡芭蕉菁村。1921年上禄丰县大菁小学，1924年被老爹送到洒普山上教会小学，1926年毕业，受教会指派，先后在嵩明、禄丰两县乡下教书并传教，直到1935年回到武定县洒普山，继续在各山村教书、传教。抗日战争爆发，外国牧师受命去别处，我父亲就被推荐为洒普山总堂的传道人，1944年出任洒普山总堂会长。

老威：据你描述，这洒普山算云南境内苗族教会的发源地，那总堂的范围有多大呢？

王子胜：下辖武定、禄劝、富民、禄丰、元谋等5县苗族教会，是最大的教区。当时没有公路，交通全靠骡马，传播一次福音要翻山越岭好多天，十分艰辛。可在父亲的亲自操劳下，教会发展得非常好，据有关资料证明，到解放前夕，仅武定县内，就有5500多苗、彝、傈僳族群众受洒普山总堂之感召，信了耶稣。1945年，父亲他还去昆明翻译编纂了苗文的《颂主圣歌》，这恐怕是全中国第一本苗文赞美诗。

老威：可否讲得更详细一点？

王子胜：我出生太迟，旧社会的事情就只晓得这些。到了新社会，所有的活动都被禁止了„„

老威：此地的土地改革是哪一年？

王子胜：1951年，我11岁，记得那年我父亲在昆明受储怀安牧师按立，升任牧师。

老威：储怀安？外国人？

王子胜：中国人，长期住上海。当时所有的外国传教士都被撵跑了，共产党说，洋教是精神鸦片，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

老威：你父亲也算受命于危难之际。

王子胜：对于真正的基督徒，这是自然而然；父亲既然做了多年5县教会总堂的会长，神职升迁也是自然而然，不会受改朝换代的影响。

老威：我在禄劝那边采访过84岁的张应荣长老，他家因为信仰耶稣而被划为地主。

王子胜：我们村子太穷，没有地主、富农，成分最高的是中农，有3户，剩下的统统贫农和雇农。按土地政策，我家划贫农，因为信基督，就区别对待，不能分包括田地、房屋、财产之内的任何胜利果实，不准入小社（初级合作社）。

老威：没有地富分子，阶级斗争如何搞？

王子胜：本村没地主，就从外村借来斗，诉苦呀，游田坎呀，打打杀杀呀，除了不准我们基督徒聚会，运动方面的花样一次也没少。当时父亲曾私下叹气：咋个搞的嘛，人家外村好心好意将田地租给我们种，租子也不多，算施恩了，结果却落得这种下场！

老威：没料到你父亲身为苗族教区总堂会长，家里这么贫寒。

王子胜：可精神并不贫寒。政府查封了洒普山教堂，勒令父亲回家种地，于是他就回村里，在群众的监督下踏踏实实地种地，还兼任小队会计。因为《圣经》里讲，身体要顺从掌权者。

老威：作为上帝的牧者，他中止了放羊吗？

王子胜：每日的祷告从未间断，各村的基督徒也经常在半夜三更摸上门来，由于当时的政治气氛，相互的祷告紧紧张张，完全是地下活动。接着，上面派了民兵，专门看守，逼着父亲交代与外国牧师的关系，是不是帝国主义留在本地的定时炸弹，等等。没办法，基督徒之间的往来只能中断。1954年，公安局还以“死不悔改，继续从事宗教间谍”的罪名逮捕了父亲，在禄劝县监狱扣押了好几个月。

老威：据我所知，有相当一批基督徒在所谓的解放初期惨遭迫害。

王子胜：父亲在苗族教众里威信极高，加之身体能够顺从掌权者，所以政府经过再三考虑，在严厉镇压的同时，要树一个正面的可以对外宣传的典型。于是父亲莫名其妙被扣押，又莫名其妙被释放，还进入楚雄州政协筹委会。1956年，他竟以牧师身份，任少数民族代表团副团长，上北京参加国庆典礼，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老威：你父亲有幸成了共产党“三自爱国”的统战工具。

王子胜：这在当时的确比较轰动，《人民日报》都刊登了消息。后来父亲从农村调到武定县文化馆，还当上第一届州政协委员。

老威：帝国主义走狗被改造为社会主义新人了？

王子胜：绝不可能！因为共产党始终不放心父亲，父亲也觉得心不在那儿，他一直祷告，求主宽恕。他的人生就这样起起伏伏，虽然是见过毛主席的名人，可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都叫揪出来，写交代，挨批斗；到了1964年的“小四清”和“大四清”运动，他就被解除一切职位，彻底清除出阶级队伍，重回村子接受监督劳动，好比兜了一个政治荣辱的大圈子。其实他晓得，置身这样的无神论社会，自己的最终归宿是什么。在十字架和共产党，在上帝和撒旦之间，最终必须要有个了断。他在等待，在逆来顺受，可从不随波逐流。

老威：基督教最著名的箴言是：有人打你左脸，就把右脸也给他。

王子胜：是，无论是耳光还是亲吻，都一样。父亲他晓得自己一出生就被选中，将以人子的血肉之躯去重蹈神子之路，上十字架！在荣耀主的同时复活！

老威：后来呢？

王子胜：后来就是文化大革命。革命群众涌入家门，抄家打人，我们被绳子拴成一串串游乡。父亲戴着“帝国主义间谍走狗”的高帽子，揪去开万人大会，简直就叫拳头和口水给淹没了。可不管遭多大的罪，父亲他都坚持祷告。这样熬了两三年，风浪看上去平静些，造反派忙着打内仗，也顾不上天天上门。父亲借此空隙，又和村里的一些老基督徒串联，半夜跑到附近山洞秘密聚会，手里没《圣经》不打紧，只要心里有《圣经》，就能领受福音。苗族虽然穷，还是比汉族纯朴，毛泽东这种“万寿无疆”的人间邪灵，尽管热闹一时，最终却蛊惑不了本族的心。福音又慢慢在村子里传开，也没人去告密。 可最后的考验到底来了，1969年5月11日凌晨，我父亲被正式逮捕。

老威：当时你在场吗？

王子胜：我一家住在这边，我父母、我小弟一家住在公路那边。你顺着我的手指望出去，教堂的屋顶往上，过那片包谷地再往上，对，就是那座崖子下的草坡。现在草坡间的几个房子已经属于别人，可我们一大家在那儿住了好几十年。后来茅草屋失火，烧得精光，我就搬这边来建房子。我父亲是半夜鸡叫时被抓的，我正在梦中，听见嘭的一声枪响，比打雷还凶，比山崩地裂还凶，我全家大小6口都惊醒了。我急忙拱出门，望见公路边的汽车灯，有两三盏，刺亮刺亮的；草坡周围的电筒光密密麻麻，真的，比阴历七月七的星星还密。又嘭的一声，不是枪声，是门被撞开了。人的叫喊比刀子还尖，可隔得远，这边不太清楚，只能辨出大兵的吼和老小的哭。 我将4个娃娃安顿在屋里，一再叮嘱不要出门。我和老婆往对面没命地跑，公路上码满了解放军，不敢过，我们就远远地绕。可能是圈子兜得太大，还没拢那边，汽车就轰轰地发动了；等拢了那边，车灯已经移到半坡，在山嘴壳晃两晃，就消失了。

跟着我才晓得，是两个大兵守在外面，另两个大兵踢门进屋。

刺刀上架，子弹上膛，鸣枪为号朝里冲，谁有异常就弄死谁。大兵挺枪直扑父亲床前，刺刀一下挑起被子，甩开，大吼道：不准动！起来！跟我们走！ 父亲似乎早有预感，就和平时一样，一言不发地起身。他的内衣内裤都没脱，外衣外裤整齐地叠压在枕头下，所以很顺当就穿好了。脚落地时，当兵的一左一右来扭胳膊，他却轻声说：不用吧，我会跟你们去。接着抬起手腕，让当兵的给自己戴手铐。临出门，他一再回头，用目光暗示母亲，不要有任何举动。可毕竟是生离死别啊，母亲还是忍不住跟出去，叫了一声，当即被当兵的迎胸一脚，踢飞起来，顿时昏厥。 我赶到时，母亲已抬回屋内，全家大小数口正围绕着。她老人家大小便失禁，衣裤全湿。我们忙乱了好久，才听得一声哎哟，算还过魂了。我们替她擦身子，重新穿戴，她却直嚷口渴，喝了好几大碗水──这一来，落下一个心口疼，终身未愈。 而父亲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关押在武定县看守所，长达4年多，直至1973年12月惨遭杀害。

老威：什么莫须有的罪名？

王子胜：正式宣布的是“5顶帽子”。其一，帝国主义走狗，死不悔改的间谍，麻痹人民的精神鸦片；其二，现行反革命；其三，一贯抵制国家宗教政策；其四，地主党；其五，红军长征经过禄丰县境时，曾率领一大批地主狗腿子，阻拦红军过路。还真刀真枪地干，亲手打死了7个红军战士。

老威：基督徒成双手沾满鲜血的屠夫了。

王子胜：全是诬陷！几十年前，禄丰那边的确发生过当地民团与红军交火，双方各有死伤的事，可距离武定这边很远，跟父亲更是八竿子打不着。

老威：唉，覆巢之下有完卵乎？

事故及后果

行文至此，老基督徒王子胜的声音突然湮没在一片城市嘈杂之中。我拿起录音机反复检查，又将磁带掏出来重装重放，终于明白，这个访谈的后半截已被永远抹掉了！ 廖亦武！你个狗鸡巴！我抬脸冲窗外，好像在骂另一个人，一个盗窃记忆的贼。双耳直鸣，冷汗直冒，猛砸自己的秃脑门，跟戏子一样折腾来折腾去，均无济于事。此前一段，为打出国护照官司，我先后去了成都、重庆、涪陵、北京，辗转20多天，才折回云南。好不容易收拢心猿意马，要咬牙切齿干活了，却出意外！十几年，我访谈了200多次，这是第一次出这种低级可笑的意外！

稍微冷静，就从桌边败退至床上，平躺着琢磨补救法子。是否如过去搞《底层》那样，凭记忆往下整？我这方面的能力超常，估计读者也很难窥破机关。可是，可是，心里总有一道陡坎，翻不过去。 唉，追寻了6年各类冤案，不知不觉，就养成较劲的陋习，自己对自己有“善始善终”的要求了。可却时常贪恋《底层》里那种民间文学状态，无耻、率性、疯癫、麻木，脓血溅得比天高，脸皮厚得比城墙，无可救药如明代写《三言》《二拍》的冯梦龙。 

废话打住，我立即与

孙医生取得联系，敲定重访圣徒后裔的时间。2007年8月5日，我从丽江赶往昆明，正好实验电影《苍山下》的摄影老骥和四川平武县作家阿贝尔也在

孙医生家里，于是相约第二天清早同行。

6日8点半，我们打的斜穿春城西北角，抵达乱得不可开交的黄土坡车站。由于在行进中交谈激烈，竟将背包忘在了车子后备箱里。那可是我跑江湖的全部行头啊，计有：随身多年的洞箫、紫铜转经缽、算盘、口琴、铃铛、拇指琴以及好友岳建一不久前才送我的特制的埙。此外还包括照相机、录音机、电话本、各类音乐CD若干──时至今日，我仍觉得气紧和肉疼，不愿相信真的丢了。 可当时，跟电影镜头一样，才两三分钟，我就回过神，失声尖叫“糟了”。可出租车转眼已绕过一大堆建筑垃圾，消失在气势汹汹的烟尘里。我和老骥情不自禁地抬脚就追，横穿马路时惹起七零八落的喇叭声，可最终只有望尘兴叹。

孙医生更是顿脚自责，为什么没养成要发票的习惯呢？ 

不得不继续打的，几乎跑遍整座城市。先抵门脸气派的市公安局公交分局，在一位边看报纸边答话的女警察手里作例行失物登记；然后抵门脸同样气派的客运管理处，在一位边看电脑边答话的男警察手里作例行失物登记。接着，只能如纸人一般飘荡在街沿，面如黑铁，心如乱麻，可既定的生活目标不会因此改变。 咋这么倒霉？老天爷啊，这不跟抄家差不多？你怎么也学专政机器，动不动就收人家伙？我虽属天然戏子，可也没有玩物丧志，耽误码字的正事嘛。 老骥说：都怪某地的狗屁诗人某某，今天不提起他，你的情绪不会这么波动；你的情绪不波动呢，背包就不会忘。

心不在焉地点头称是。与17年前纠集一拨人搞《安魂》如出一辙，我的第二部实验电影《苍山下》拍完后，拿到某地大学一哥们负责的电教中心剪辑，由于保密好，当时没出任何纰漏。可时隔两三月了，国保警察却突然上门搜查，缴获存放在教学电脑里的《苍山下》原始盘，还传唤、审讯了所有参与本片后期制作的人员，在当地文化界引发不小的震动──这连锁性灾难的直接祸首就是刚才老骥提过的诗人某某。

有一天，几个国保警察请他喝酒，席间称兄道弟，其乐融融。可人家却乘着醉意，突然发问：听说廖亦武前一段来过本地？诗人不假思索地点头。人家接着问：你跟他是一二十年的老朋友，没在一块喝一壶？诗人答：他有事，不想喝。又问：啥子事？又答：做碟子。再问：啥子碟子？哪些人参与？再答：这个嘛，这样的。

唉，不晓得是天真还是糊涂，总之绝对不是故意出卖，诗人搜肠刮肚与警察掏了心窝子，他认为管他干啥的，既然能混到一个酒桌上，就是缘分，就该掏心窝子。回到家清醒了些，隐隐觉得不妙，就连夜给《苍山下》的余党们打电话，通知“警察马上要来”。 我气得喷血。

祭灵招鬼，《苍山下》和《安魂》的路数相似，这要放在17年前，不又酿成一起反革命集团案？可是社会毕竟进步了，17岁的孩子正当花季，不可能了解六四屠杀或反右劳改。

我虽然为一时愤怒付出“丢失行头”的代价，可还能甩手甩脚地摇摆在外省的大街上。 新买了录音机。重整旗鼓已是中午11点。我们返回黄土坡车站，竟目睹售票处内外人海茫茫，我懵头懵脑扎入，游泳似地爆挤三二来回，人都成湿漉漉的肉饼，仍靠近不了任何一个售票窗口。

孙医生把住一个彝族妇女打听，原来今天正巧是彝族的火把节，所以在天黑之前，四面八方的人流都会源源不断地涌向禄劝县城，汇入当地通宵达旦的节日狂欢。

 他妈的，这世界和我较上劲了。

孙医生刚提议改日再去，我就嚷着“不行”。迂回到站外，正碰上一辆被交警罚过款的气冲斗牛的破面包车，我灵机一动，就妄称“电视台”，对染着满头金毛的司机和售票员进行了短暂采访。老骥端起摄像机，很配合，很唬人。骗局就这样立竿见影，在双方共同谴责交警乱罚款之后，售票女孩答应拉我们一行四人去禄劝的“合理要求”。

在建筑工地和垃圾场之间寻了家烂饭馆，老板自称是四川广安人，紧挨邓小平老家，所以要给我们弄一份老邓爱吃的地道豆瓣鱼。可端上桌的却是老早就砍成块的死鱼，幸好佐料极浓，掩盖了死鱼味，所以我们非但不计较，还乘着旺盛的饥焰，整光了一大盘土豆烧臭牛肉及几盘素菜。在用餐间隙，敬业的老骥顺势体察民情，了解到这家老板曾远行广西搞传销，蚀了7万元老本，人还遭扣押，差点没回得来。“凑了几千元接过这家店，开头生意马虎，可是后来就一直修路，日他妈修了两年多，还在修，把周围的服装店、杂货店、旅馆、茶楼、饭馆都修垮了。老子经过传销的破产洗礼，算最后一个钢铁战士”。 

我颇为感触地拍他肩膀：对，死扛、死扛、再死扛，只要功夫深，破铜烂铁也能炼成金子。

 下午1点，我们的破车终于正式上路了！乘客5人，加司机和售票员，刚好满载。途中，

孙医生继续给客管处打了若干电话，追问失物下落，均无果。在丽江玩耍的京城酒友余世存闻讯发来几个短信，尽力抚慰。想起他不久前在香格里拉古城酒吧里，观摩藏族艺人热西才让与我的即兴音乐现场，还作了诗文：才让的听众只有我们十几个人，但他唱得认真。尤其他跟老威的配合，更是神奇。二人刚柔相济，一个宏亮时，一个低沉；一个人唱得如丝如线，一个人就唱得如钟如鼓。二人的歌喉都有一种悲绝，但在这雨天并不凄凉，反而有一种神圣、超凡的纯粹性。老外们在一边呆呆地看着，似乎在听这异国音乐，又似乎放空了自己，什么也没有听进去。一曲歌罢，大家鼓掌。才让就和老威们进入下一个演奏„„ 

接着是古体诗两首，其一：

少年哀乐过于人/老成即兴即天声/言辞穷绝思护法/江湖看尽自造身。

其二更有味道：

玉树倾折飘零若/三千寻音回向若/万人投宿心怡若/香格里拉一般若。 

可如今，演出行头全没了，这一切只能如一个余音绕梁却嘎然熄火的美梦，叫我一腔空落落的。 然而文人的酸劲儿可爱却不顶用，车又堵上了。

金毛司机伸脖子打望分把钟，嘀咕道：惨啰，少说前面堆了百多辆车。三十六计溜为上，趁屁股还没被封严实，掉头绕道吧。金毛的聪明才智令众乘客交口称赞，于是就得意忘形，在遮天蔽日的尘土中滴溜溜地耍开方向盘，将车摆弄得如一头浑身泥浆的公狮子。还夸口道：这昆明周围么，莫有老子不晓得的路，我出不去，胡锦涛也出不去。

可能是吹牛太满，老天爷不爱听，不过十几分钟，车又在另一条路上被堵。金毛继续发挥聪明才智，立即掉头。如此故伎重演了五六回，不仅不值钱，还耽误了大把时间，于是众乘客的交口称赞变成交口挖苦。在昆明呆了多年的孙医生严正指出，与其在岔路上拐来拐去，不如一开头就直奔大道，尽管大道也堵得凶，特别是王家桥一段，可能一堵就一两个小时，但是今天火把节，去禄劝的车流量增添数倍，交警必定也大量出动，没准比平时还疏通得快些。而一旦沦陷于小路，死定了就死定了，交警不会来。

 金毛灰头土脸，充耳不闻，最后干脆推开车门下去了。窗外是起伏的郊野，谁也弄不明白，车怎么会驶入这绝望的包谷地，并且还首尾相接，好几十辆呢。昨夜才下过雨，泥路坑坑洼洼，迎面过来的一辆小面包，错车时轮子偏了十几公分，立马如慢镜头一般，缓缓朝土坎下倾斜。渐渐，在人民大众的惊呼中，车体打了半个滚，右前轮悬空而起。 接着，司机和乘客如狼狈的庄稼，从朝天车门内接二连三地生长出来。我探出脑袋，望见我车热心的金毛已加入抢险行列，还奔前奔后，指挥对面一辆一辆倒车──仅此一项，就足足折腾了大半个小时，然后才是敌退我进。教训横在眼底，所以每次错车，都有三、四个司机停车出头，充当义务交警。日头偏西了，我不禁叹气道：这大约是老子2007年最不顺的一天。

孙医生道：没关系啊，今晚回不来，住禄劝也行。 我学基督徒的样子，低头祷告：主啊，您在考验我老威的信心吗？逗得孙医生哈哈大笑。

下午3点40左右，路到底打通。久困的车子立即撒开车轮，没命狂奔；我们在车内持续摇晃、蹦跶了1个多小时，禄劝县城居然就遥遥在望。老骥道：这哪是开面包车，简直就是开超音速飞机！话音未落，连人带座位就跳将起来，脑壳猛射车篷，回落时还把我的脚背压了。此起彼伏的哎哟惨叫，金毛司机却丝毫没受影响，一转眼，车站就到了。 4人车费120元付罢，接着又花100元，雇同样的面包车重返几十里外的楚雄州武定县高桥乡下长冲村。由于遭遇太多挫折，我已习惯性地往坏处琢磨：万一王子胜老人不在家咋办？病重咋办？

快6点了，火烧云笼罩着天空和大地。我们在教堂对面靠边停车，又落脚在大半年前落过脚的红土上。这边走啊──我轻车熟路地招呼大伙，内心却暗流涌动，感慨万端。

基督教传道人王子胜（下）

前奏

 2007年8月6日傍晚，我们一行4人，风尘仆仆地再次造访67岁的圣徒后裔王子胜，不料迎头撞上铁将军把门。围绕这陡坡间的陋居，屋前屋后寻罢一圈，回头向村民打听，才晓得老人在山腰伺候包谷地，早晨就带饭出门，至今未归。于是在爱好运动的孙医生的提议下，我们沿着村中蛇形坡道，开始新一轮跋涉，与若干苗族男女及牛马狗擦肩而过。出村尾，在暮色苍茫中大约爬了七、八分钟的红土坡，竟望见我们梦寐以求的目标从天而降！不，像一块土疙瘩，从群山皱褶里滚将出来。 

彼此都笑脸相迎，零距离接触时，

孙医生顺势接过老人肩上的锄头，我则迫不及待紧握他的手，感觉捏住了大块磨刀石。边走边交谈，没想到时隔大半年，老人对我们的印象已经淡漠，我一再旧事重提，他才苏醒似的，猛捶一把脑门，大叫一声“你是──”，却没下文了。 老骥一路拍摄，老人瞟见机器冲着自己，就把腰板挺得笔直，步履坚实，说话也中气十足。“天上，地下；过去，将来；中国，外国；所有荣耀都归主”。 我频频点头，如这位矮个子传道者的应声虫。拢家之际，太阳刚好落山，天穹间突然浮现出交叉的彩虹。我虽然神经兮兮，对自然异象兴趣浓厚，可时不我待，只能不管不顾地挖出录音机。 屋内黑咕隆咚，开灯又昏暗不堪，老人就随我和

孙医生在外面陡坎边坐下，连擦好几把汗水，谈话就在雨后蚊虫的大肆袭击中开始。

老威：对不起，又来打搅你了。

王子胜：贵客啰。神的旨意啰。

老威：上次的采访出了点问题，录音被抹掉半边，所以这次从断掉的地方开始吧。

王子胜：好的。

老威：上次讲到你父亲王志明被抓，以后呢？他关押在哪儿？

王子胜：武定县看守所。

老威：4年多都没换地方？

王子胜：是的。

老威：能探监吗？

王子胜：能，但是见不着人。送衣服可以，送吃的不可以，也打听不到任何消息。时代环境不一样，我们经常忍受革命战士和群众的打骂，什么“你老子信上帝，那么坏，你咋个还不同他划清界线”；什么“上帝不是人民救星，只要毛主席、共产党才是人民救星，你们是信上帝呢，还是信毛主席、共产党”；还有什么“你老子是上帝的走狗，为啥还要送衣服呢？上帝与狗都是不穿衣服的”，等等。故意让你回答也不是，不回答也不是，他们就有了打你斗你的理由。其实完全不用找理由，作恶是没有理由的。

老威：对，撒旦统治中国也是没有理由的。

王子胜：但是我们有信靠，明灯就在心里。按政府方面的说法，本来像我父亲这样“罪大恶极又死不悔改的反革命分子”，是不允许同亲属见面的，可考虑到我们是少数民族，出于“革命的人道主义”，还是特别批准见最后一面。

老威：你们晓得能见最后一面？

王子胜：我们，不仅家里，还包括村里的基督徒，天天祷告。自父亲被抓，就天天祷告，有感应的。对上不上十字架，有感应;对之前和之后会咋样，也有感应。

老威：是么？

王子胜：父亲是1973年12月29号被杀害的，提前一天，民兵就上门通知了。于是全家十几口倾巢出动，紧赶慢赶，走了几个钟头，才拢武定县城。经过几道关卡，终于在高墙内看见了朝思暮想的父亲──头发全部熬白了，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一挪步子，就唏哩哗啦，脚杆打飘。把全家人心痛得哭啊„„

老威：你父亲戴着镣子？

王子胜：几年的脚镣手铐，到死才解下来。

老威：跟杀人犯同种待遇。

王子胜：全家人都拉住他哭啊，可候在旁边的公安人员吼了声“不准哭”。我们只好顺从掌权者，忍住了。人家又吼：来了这么多人！咋个说话？你先说？还是你先说？快点，时间有限哦。 母亲就对父亲点头：你能讲，以前都是你讲，我们听你的。 父亲会意地笑了。接着拿出当牧师的威严，开口道：我已经改造不好了，如今的下场是咎由自取，所以你们不要学向我，要听“上面”的安排。

老威：这个“上面”就是上帝了。

王子胜：对啰，信撒旦的不懂，信耶稣的一听就懂。接着是第二句话：你们要积极劳动，让自己有饭吃有衣穿；第三句话是：你们在各方面都要讲究卫生，使自己身体健康，不生疾病。

老威：这三句话的语气似乎都出自《圣经》。

王子胜：我们听得很温暖，因为后两句话，从旧社会到新社会，父亲都一直在说；父亲之前的老爹，以及为老爹取名的外国牧师，也一直在说。我激动得又哭了，我说：爸爸呀，我们会好好听上面的安排！可是家里那么多娃娃等你养育，你改造不好，娃娃们就等不着了──这个意思是，爸爸呀，上帝安排你做牧师，做教会的领袖，你可晓得还有多少羊群等待着牧羊人归去？ 我妹子接着说：爸爸呀，到了这一步，我只是舍不得你的子拜！

老威：啥子叫“子拜”？

王子胜：就是子弹。意思是子弹明天就要穿过去，我舍不得。她说不下去了，却没料到，就这一句含混话，大家都听懂了。四周顿时鸦雀无声，连人保组、公安局和端枪的大兵都埋起脑壳。也许他们在想：这个无罪的人啊，却不得不死掉。

老威：唉。

王子胜：我母亲拿出6个鸡蛋，忍住眼泪说：我是你的女人，没有公话。这些鸡蛋已经煮熟了，你收着吧。我父亲叉开淌血的手掌，上下左右拍了她，然后接过鸡蛋，留下3个，再还给她3个。

老威：这是永诀的祈祷，血十字前，分出两个三位一体。不禁令人记起苏格拉底两千多年前的临终箴言：动身的时刻到了，我们各走各的路，我去死，你们去活，何者为佳，唯上帝知道。

王子胜：我们都明白。这时候大兵过来将我们隔开，公安人员站在父亲和我们之间大声宣布：王志明已经被判处死刑，定于明天公审公决。遗体由政府处理，你们不用过问。

老威：为啥不用过问？

王子胜：我们再三请求，公安人员才继续宣布：王志明死有余辜，革命群众强烈要求，用炸药将尸体彻底销毁。所以你们可以不去大会现场。 我们大吃一惊，就连声求告政府“手下留情”，让我们收尸，并保证不立墓碑，不弄任何显眼的标记，不给社会造成丝毫不良影响。可人家摇头说：哪个晓得你们会利用死人搞啥子名堂？苗族历来是宗教迷信的重灾区。

父亲被押走了，我们还不走，坚持要收尸。公安人员火了，叫大兵把我们赶出监狱。没办法，作为基督徒，要顺从掌权者，我们只能含悲赶回村子。天已黑了，信主的群众，好几十人，还候在公路边。弟兄姐妹们一听要“炸尸”，都流泪。大家约定，当晚全部在家中祷告，求助于神，制止毁尸灭迹的革命行动。

老威：结果如何？

王子胜：我们祷告完就睡了，可能因为太累，连梦都没做。第二天大早，大队突然来民兵通知，叫我们准备马车，赶到武定县第一中学大操场参加万人大会，“拖反革命分子的尸体回家”。 感谢主啊！感谢主啊！我们来不及生火做饭，揣点干粮，借辆马车就往县城跑，嘴里一直在悄悄哼《赞美诗》。抵拢会场，那个拥挤哦，那个口号哦，那个红旗招展哦，如开锅稀饭，人脑壳比开花的米还密，感觉是全中国人民都团结到这儿了。当时接受公审公判的有四、五个阶级敌人，除了我父亲，其他都判有期徒刑。

老威：四、五个反革命吗？

王子胜：不，是其他罪名，弄来陪我父亲的杀场。我们的马车一到，几个大兵就围过来，枪筒子指着喊：不准动！双手抱脑壳！蹲下！于是我们就蹲在马车旁边，背对会场，像瘟疫一般，与革命群众隔离开。

老威：你父亲呢？

王子胜：两三百米远以外啰。开会当中，大兵一松懈，我们就起来透过人脑壳缝缝打一下望，认清楚那个戏台，上面坐着两排领导，台前搭一架子，父亲站中间，左右是陪杀场的，全部五花大绑，挂黑牌。宣布“死刑，立即执行”的时候，又有几个大兵一拥而上，将父亲悬空顶起来，向广大人民示众。青天白日啊，整个会场却刮起一阵阵狂风暴雨。想想看啰，武定县多少公社？就算一个公社来几千，聚拢都是好几万。几万个拳头高举，几万个喉咙高喊：打倒！

砸烂！万岁！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一切反动派垮台之时！

老威：疯了疯了。

王子胜：示过众，他们又朝父亲后颈窝插亡命标，多半个人高，5个罪名都在上头，“王志明”3个字打着红叉叉，很醒目。接着，父亲就被弄上卡车，游街示众。前头两辆小车开道，后头满满一车大兵压阵，架着机枪，上着刺刀，绕城个把钟头，才拉到武定郊区原先的小飞机场去打掉。

老威：你们可跟去了？

王子胜：枪指着，根本动不了。等群众差不多散了，大兵才吩咐：乖乖随我们走，要听使唤啰。于是我们牵起一条线，被大兵押到看守所门口，父亲坐牢的铺盖已经扔在那儿，一个公安说：反革命的破烂，领回去吧。

老威：谁为你父亲收尸呢？

王子胜：同村的。等他们赶起马车，跑拢飞机场，父亲已经倒在地下了。好几百群众围观，乌鸦鸦的一片。赶车的站在车头使劲摆手：收尸！收尸！人墙就自动闪出一条夹道。还剩一个大兵在里面守候，问了句：是不是他家里人？回答：是啰。大兵就吆喝道：走开走开！打得稀巴烂的死人，有啥子看头？快让人家早点收拾。 拉起尸体，他们来与我们碰面。我拿毛巾给父亲擦脸，妹子用铺盖掩住他老人家。这是1973年12月29号的下午1点，天非常蓝，阳光非常好，几万群众渐渐散去，街道渐渐敞开了。马车载着父亲出了县城，嘀嘀哒哒朝家走，比步行还慢，我家来的7个人就干脆左右相随着。一路看见雀子飞，听见雀子叫，竟觉得父亲的呼吸还没有停止。

沿途都有一些苗民拦住马车，向父亲道别。老的，少的，认识的，不认识的。甚至还有小孩。绕过山梁子时，有个小女娃娃竟然爬上车，掀开铺盖，将我父亲从头摸到脚。嘿嘿，我们不由自主微笑起来，暂时忘却了悲伤。 走走停停，太阳落坡才拢村子。全村男女老少都来迎接。感谢主啊，父亲的遗体一直很软和，从倒下去，到抬上马车，到拉回来，到天黑，到半夜三更，一直同活人休息差不多，脸有血色，皮肤有弹性，肚子还热乎乎的。那个关口上，干部和民兵从早到晚严防死守，只有到夜里12点以后，确定“那些人”睡着了，信教群众才一家接一家，陆陆续续摸上门来，做道别祷告。

老威：来过多少人？

王子胜：至少七、八十。在沟坎上溜，又不敢打手电，跟夜游神一样。大概过了两点，最后几个弟兄做完祷告走了，我们伸手摸父亲，才感觉身体发凉，手脚变硬了。

老威：的确算黑暗中的神迹。

王子胜：荣耀主，感谢主。

老威：他说该有光，就有了光。

王子胜：天刚蒙蒙亮，我和哥哥、弟弟、妹夫一起上坡，看好岩坎下的一个地方，就吭哧吭哧挖洞。一两个时辰，弄得差不多了，我们才返回家吃早饭。接着把墓盒（你们汉族叫棺材）先抬上坡，放进洞里，再回头接遗体。

老威：墓盒与遗体分开抬？苗族风俗吗？

王子胜：不是。怕苗民动乱，军车大清早就开过来了。大兵端着枪，满坡守起，明令除了死者家庭成员，任何人不准接近。当时本村外村好几十人，都自己跑来，原准备搞个下葬仪式，眼下却只能相隔几百米，傻傻望着这边，干着急，帮不上忙。遗体带墓盒，至少要8个劳力才抬得起，可家里只得4个劳力。我们试了几次，还喊了号子，都不行，只有分开运送，人最后钻进墓洞去封棺。

大兵一直守到土盖完，坟包垒起，我们下山拢家门了，才吹一声哨子，跑公路边集合报数，上车回城交差──其实他们巴不得溜快些，因为明天就是新年。

老威：1974年元旦。我十几岁。毛泽东、周恩来都病入膏肓，文革快搞不下去了。

王子胜：感觉得到。因为过了不久，政治气氛稍微宽松，村子里又恢复聚会做礼拜。政府发现了，就派人来召集苗民开会，教训道：枪毙反革命分子没几个月，你们不仅不划清界线，反而敢秘密聚会！真不把共产党放在眼里！谁带头的？站出来。于是我就站出来。 我是1976年初被正式逮捕的，扔进武定县关过我父亲的监狱。他们说我比父亲更坏，更不可救药，因为父亲的犯罪还有历史原因，我却属于明知故犯。开头4个月，我都关在禁闭间，两三平方米的黑屋子，水泥地，就一个洋瓷碗一个马桶，吃喝拉撒全在里面。

老威：跟狗洞一样。

王子胜：不如狗洞，因为始终不见光。只有等个十来天，马桶屙满了，才允许喊报告。大兵先撬开巴掌宽的监视窗，捂住鼻子瞅一瞅，再开门叫我出来倒屎尿。天光刺得我睁不开眼，朦朦胧胧挨近茅坑，还得竭力稳住脚跟，提防腿肚子一软就栽下去。回到黑屋，眼珠子酸疼，要流好久的泪水才重新适应。

老威：屎尿味薰的？

王子胜：嗅觉已没有了。这人嘛，在茅坑上关多久也不会薰坏掉，可不能长期不见光。植物不见光一会儿就死，动物嘛，最多熬十几天，就要发疯。

老威：人在黑暗中不发疯，是因为有思想和意志。

王子胜：有上帝啊，他说有光就有光。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家族共计7人蒙难。父亲遭杀害。二哥王子华，当时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人民医院任院长，也受父亲株连，叫造反派揪出来。因为忍受不了批斗毒打，就投怒江自杀。大哥王子荣，与我同时继承父亲衣钵，为传道人，后来我们同时被捕，同时判刑，同样的9年刑期，同时释放──只是判刑后，我送姚安县监狱改造，他送禄劝县里面的草海子农场改造。与我们同时被捕的还有二姨、四姨和老嬢，她们是父亲的亲生姐妹，住在外村。后来二姨和老嬢判5年，四姨判3年。

老威：都因为秘密聚会吗？

王子胜：是。1979年落实宗教政策，就全部提前释放了，这样一算，我们就只坐了3年牢。1980年开头，不晓得吹的啥子风，上面来指示，硬要把我选成武定县人大代表，反革命牧师的儿子，帝国主义的走狗，咋个能当人大代表呢？可是跟逮捕一样，你不干不行。记得当时，我拿着姚安县监狱的《减刑判决》，找人大主任，我指着上面写的“该犯坦白交代较好，予以释放”说：我还是“该犯”，不配做人大代表。主任脸红了一阵，生气说：太马虎啰！我找他们去。于是没过两天，“减刑判决”就变成“无罪释放”。

老威：估计此时你父亲的事迹已经传播到海外，大形势变了。

王子胜：释放不久，我们就接到了父亲的《平反通知书》。英国皇家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确定他为20世纪10个伟大的殉道者之一，替他在正门上塑像的事，我们晓得很晚。大概是上个世纪末，人家派使者将有关资料送过来，都是英文，而我只有高小文化（政府不准黑五类子弟升中学），读不懂。2002年12月，我家亲戚的孩子去伦敦，亲自在大教堂门口拍了照片回来，村里村外传看，大家都流泪了。荣耀归主啊！父亲他与魔鬼争战，共65个年头，终于胜利返回天家。正如经里记载──我听见天上有个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作工的果效随着他们。

老威：作为传道人，你也算你父亲留在大地上的果效。

王子胜：我今年67岁，还跑得动。附近的村子，苗族、彝族，都全部信主了。我就准备跑更远。更更远。如今社会，思想乱，心乱，每个人都比过去更需要福音。 

【补记】 

夜里9点来钟，谈话结束了。我们在满天繁星之下告别老人，他慈悲的老伴撵出屋子，塞给每人两块有些烫手的荞面粑粑。我三两下就吞并完毕，而

孙医生依旧边下坡，边细嚼慢咽，还赞不绝口。我暗笑道：不愧本色的基督徒啊，任何时候都不忘感恩。 面包车晃着射灯在山道间盘桓，我到底松了口气，瘫软在座位上。感觉才迷糊一会儿，禄劝县城就拢了。

孙医生说：我已给小张打了电话，他答应连夜送我们回昆明。我不禁叹息道：麻烦小张多少次了！如此有奉献精神的基督徒，在当今社会已属凤毛麟角。

孙医生说：你不晓得啰，我一直想把他弄到昆明开车，可那些公司老板嫌他土，有损形象。 快10点半，小张在城郊加油站接到我们，二话不说就朝车站赶。七、八分钟后，我们登上已经启动的加班的末班车。 小张和他的车在路灯下拖出长长的阴影。幸好是火把节哦！他喊道。

午夜1点钟，车抵昆明黄土坡站。接着打野的。1点半钟，4个貌似流浪汉的家伙，围坐在街口路边的小吃摊。一人一碗烫粉，吃得脑壳抵脑壳。心里突然涌起一股悲凉。仔细盯一遍其他3人，我对自己说：廖亦武，你要记住此时此刻！为了你的一个低级错误，朋友们跟着受累。特别是

孙医生，腰都快折了。幸好这个采访抹掉可以重来，然而许多记忆一旦抹掉，就彻底完蛋。

基督徒孙医生（上）

前奏

2007年1月9日下午5点，我们结束对圣徒后裔王子胜的寻访，从高桥乡下长冲村回折几公里，就脱离还算平整的主路，拐入通往田心乡发块村的“糖石路”。所谓糖石路，就是泥巴与硬糖一般的碎石块掺和铺成的单行道，面包车一上去，就如伤寒病发作，嘀嘀哒哒哆嗦。我们也随之哆嗦，并且没完没了。

孙医生在后座，在旧衣物的包抄之中，没过一会儿就得起身一次，将造反的旧物口袋镇压下去。而司机小张身子前倾，双臂已夹住方向盘，但情不自禁的嘎嘎磕齿声仍不绝于耳。出于诗人天性，我企图将颠簸化作游戏，不料屁股刚随嘀哒的节奏起落两回，脑顶盖就撞出一包。 尿频也一发不可收，车子平均几十分钟要停一次。在一座接一座枯燥乏味且浮尘飞扬的秃山间如此折腾，骨头散架不提，连肉皮也拉扯得不行了。

可孙医生说，他一年要进来好几回！为什么？ 太阳缓缓坠落，巨大的光轮像一盆盆血，哇哧泼向交错的峰峦。从前窗望出去，视野内全是紫红的潦泡。对面山坳闪出一辆来车，我车就在这面山坳刹住等候，滔滔尘头席卷腾空，太阳之血刹那被冲淡了。 黑夜接踵而至。寒风顿起。远方有扑闪的小灯。

孙医生探头指出，注意了，下头是连续3个急弯，很容易撞车，一定要慢点。我估计马上就到了。不料孙医生接着指出，前方山窝子有家小店，山羊肉不错，我们吃罢晚饭再走。 深一脚浅一脚穿过泥地，踏上石阶。有点《水浒传》里的黑店味道，随灯影迎出一彝族壮汉，高声问吃几斤？孙医生答先来两斤，多配几种蔬菜。

旋即锅子端上桌，我们就着糙辣椒蘸碟，狼吞虎咽。身旁一大堆彝人在烤火。

孙医生客气地招呼：一起过来吃啰。惹动一阵哄笑。 身热胆壮，我们梁山好汉一般继续赶路。好多年没见识过这么黑的夜，跟墨汁似的。我感觉车子嗖嗖插入一个场口，房屋在光柱两边，极鬼魅地闪避。小张说：发块要到了。把坡下到底就是发窝。我不明其意。

孙医生解释：彝语。发块的意思为山腰；发窝的意思为山脚。不过我们不必去山脚。而要拐进机耕道，左绕右绕很难走。我笑道：鬼门关都翻过了，还怕进阎王殿么？

夜里9点，我们抵达群山肚脐眼里的田心乡发块村，进入孙医生的得意门生孙庆元的院子。又是一堆人在屋里烤火，孙医生一露面，全部扑出门，那个久别重逢的亲热劲儿！42岁的孙庆元为本地教会医生，极有威信，他当即按孙医生的吩咐，带人每家每户分发旧衣物，喜气洋洋，同过节一般。 忙碌停当已夜深，人逐渐散去。我和孙医生烫罢脚，围火坑而坐。无言，竟也无睡意。我习惯性地掏出录音机说：随便聊聊，就当催眠吧。

老威：跟梦游似的，我从来没想到会坐在这儿。

孙医生：主的安排啊。

老威：那眼下这个山村夜话氛围也是主的安排。

孙医生：嘿嘿。

老威：允许我问一句，你是医生，怎么会对土地改革感兴趣？

孙医生：因为我家就是大地主。我祖父和父亲都是中医，在南京城里开有老字号诊所，很有名望。挣了钱，他们就在郊区购置了不少田地，当不动产存在那儿。可共产党一来，世界翻了个滚儿，我家就成剥削阶级，田地和诊所都遭共产。

老威：他们的命保住了？

孙医生：把我家搬到云南或四川的穷山沟，他们有10个脑袋都掉了；可南京周边是富庶之地，地主、富农太多，光我家所在的那条街，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店家在郊区有田地，相比之下，我家远远不算顶尖。当然，历次政治运动，我家都是重灾区，我从小就习惯了父母被突然之间揪出来，游街批斗。幸好还有家传医术，许多政府官员觉得有利用价值，就让你苟延残喘。 我1974年到云南西双版纳当知青，在整个生产建设兵团，我年龄最小。当时刚读初三，就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才虚报岁数下乡的。说来可笑，1973年到1975年，西双版纳这块还在搞“阶级成分复查”，给许多土改中漏划掉所谓地主、富农重新戴上帽子，大肆批斗。

老威：是么？也太落伍了。

孙医生：这是少数民族地区，对时代的反应要慢好多拍。我们属于景洪公社，紧靠着橄榄坝公社，再出去是边境线，除了傣汉，还有哈尼、拉牯、布朗、瑶、彝、佤、白等民族，对汉族人灌输过来的土改怎么搞呢？据我所知，拉钴和瑶族既没搞土改，也没有地主。

老威：可能大伙都在坡上半裸着刀耕火种吧。

孙医生：但我们刚去的时候，到处都在斗地富分子。有个傣族小伙子，我们去的头天就认识了，知青要吃水果，他就猴子一样爬树，摘了很多。可没想到，这样老实的人是富农儿子，经常无缘无故被批斗。有一次民兵打得他满地滚，我实在忍不住，就跑过去扶他起来，由于我的身体插在中间，民兵没法继续打，只好罢手。多少年一晃而过，我却清晰地记得那种恐怖躲闪的眼神，与圈起来待宰的狗差不多。可他不是狗，年龄也和我们知青不相上下，为什么就不能平等呢？

我对社会、对毛泽东思想产生怀疑就从这身边的一点一滴开始的。什么人民翻身做主，什么伟大、光荣、正确，狗屁。1976年毛泽东呜呼那天，我正在林子里砍香蕉呢，我边砍边吃，肚子都有点撑了。突然，兵团的高音喇叭放起了哀乐，接着就是低沉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嘿嘿，不是万寿无疆吗？怎么说死就死？真是个好消息。 后来我当上赤脚医生。再后来恢复高考，我考上北京医科大学。临上京的那天，那个富农儿子还特地跑来送我，很依依不舍。 大学读5年，毕业分配到苏州医学院附属医院，一直当外科大夫。做了无数急诊，什么肝破裂、肠破裂、脾脏破裂，头颅破裂，开刀缝合，一分一秒抢时间，动作稍慢就大出血，要死人。我的医术就是这么操练出来的。到了1988年，为了“四个现代化”的需要，我被破格提升教务长，任了一届，又提升常务副校长。

老威：年轻有为啊。

孙医生：外科的关键是临床判断，该如何马上如何，来不得半点虚的。可这套在官场行不通。我锐意改革，卖掉专用的桑塔纳轿车，自己买辆自行车骑；我取消逢年过节会餐，禁止大吃大喝，限制财务报账。触犯了许多人的利益，人家恨死我，在背地整黑材料，我还蒙在鼓里。九十年代初，一些西方外教和留学生进入我们学院，通过他们，我读到了《圣经》，很受震动。刚巧官场的挫折也促使我反思。《圣经》的本质就是敬畏，就是爱，而中国人既缺乏敬畏，又缺乏爱，为了一点点蝇头小利，什么都干得出来。靠党的领导？规章制度？废话。 大约是1990年9月，我在留学生宿舍第一次参加了祷告聚会，当时除了留学生和外教，还有几个中国学生。此后我一直参加礼拜，也逐渐养成睡前祈祷的习惯。1992年冬天，我休假去西双版纳，逢圣诞节，在家庭聚会上祷告时，突然意识到某种使命，心灵感动不已，就由德国宣教士大虎主持，正式受洗。

老威：既然如此，你的官还能当吗？

孙医生：我知道那个时刻在临近，我必须作出选择。我参加聚会的事也有人告密，领导多次找我谈话。按理，我在体制内已多年，医术上亦有造诣，如果稍作让步，仍是一派锦绣前程。上帝和魔鬼在我头脑里反复争战。可最后，领导拿出一份《入党申请表》，让我填了它，这就意味着“谣言不攻自破”。 不能填。我说。因为不是谣言，是事实。什么？领导以为自己听错了。 我信基督。我一字一顿地说。我只能选一样。 领导气得要命：你当共产党的官，拿共产党的工资待遇，却信基督！基督是什么？能吃能喝吗？ 我不眨眼地看着他，依然一字一顿地说：我辞职。我得救。 于是我被院方解除了一切职务。

老威：这是哪一年？

孙医生：1993年。我不得不离开医学院。随后不得不离开苏州。西双版纳的景洪医院聘用了我，直到1996年。接着又去深圳两年。再接着出国，从环境相当优美的泰国清迈转道，进入相当糟糕的缅甸佤邦，服务于南佤军区范围内的一家国际丛林医院。

老威：脱离了体制，你的人生马上就动荡不堪。

孙医生：可内心不动荡。我是主动报名去佤邦做人道志愿者，因为那儿充满战乱、瘟疫、贫穷。当红十字会的车子颠簸在土路上，我看见窗外除了漫山遍野的罂粟，就是洋不洋土不土的佤邦军人，身上挎着枪，还挎着炮。附近还不时响起枪炮声。我们抵达的所谓“医院”其实就几间草棚，四周有几棵树。由于酷热，苍蝇相当密。可是技术力量很强，西方各国的医生来过好多批。

老威：你与他们交流没问题？

孙医生：傣话和英语我都会一点。医院虽简陋，气氛却很融洽，应对流行病、疟疾、妇产、吸毒引发的各种病症，以及大批量的大外科都很尽责。连续工作几天是家常便饭，但我在这儿学到不少东西，包括像白求恩大夫那样做野外手术。 不过我反感那个台湾籍院长，他缺乏爱心。比如有一次，医院聘用的一个佤邦护士和军人谈恋爱，头天晚上，男女才钻入一顶蚊帐，第二天女的就被抓起来，那些当地人还闹着要把她推出去毙掉。我听见女孩的哭声，就去找院长，可院长却说这事儿不该他管，还劝我也别管。我气坏了，就直接找抓她的叫“山耿”的军官。山耿解释说：那个军人在家有老婆，是护士勾引他，所以该死。我说：这有啥了不得？还不快把钥匙拿出来。当地人对医生都非常敬重，山耿虽是人民军，也不例外。于是我就亲自打开女孩的脚镣手铐，接她回来了。

老威：真把人命当儿戏啰。

孙医生：是啊，抓人、放人、枪毙人全是一念之差。我的外科助手是个缅甸人，叫玉瓴，相当聪明。他原来也是正规医生，可吸毒成瘾，曾经进过戒毒所，出来后毒不吸了，却嗜酒如命，等于用酒代替了毒。因此院方将他从医生降为护士。有一次值夜班，玉瓴也喝得迷迷糊糊，被台湾院长的朋友，一个台湾牧师逮着，就大声骂他。玉瓴不服，两人就你来我往对骂。我出面阻止，并批评玉瓴：你这样对自己、对医院不负责任，以后怎么办？你的老婆、孩子怎么办？玉瓴一下子清醒了，立马道歉，还发誓改正。可是第二天来了辆警车，当作大家的面将玉瓴抓走，从此再没有回来。

老威：咋回事儿？

孙医生：台湾牧师向军方打了报告啰。这前后两件事搞得我对台湾人很厌烦，也是我最终离开佤邦的动因。我在那儿呆了1年半，本来已融入当地，连总司令的太太都请我们到她家吃饭呢。

我是上个世纪末回国的。可以说一无所有，但信心越发坚定。我先由侄儿介绍，去云南大学医学院代课，钱不多，却比较轻松。

老威：你有了异国行医的“通科”经验，不想借机重返体制？

孙医生：如果是真正的基督徒，肯定在大医院呆不下去。

老威：信仰障碍吗？

孙医生：普通良心。比如你开什么处方？病员坐对面，直勾勾地盯着你，人家已经叫病魔弄成那样了，你在处方里下什么药？因为同类型的药，价格悬殊很大。一般情况，我捡价格最低、疗效最佳的方子开，如此下去，药房、科室乃至院方都有意见。因为破坏了潜规则，就破坏了形形色色供药商与医院的长期平衡，就直接间接损害了集体利益。

老威：医生坏了良心，跟抢劫犯无异。

孙医生：治病就是抢钱啰。许多病对医生来说，就是对症下药，顺水推舟，不费什么力气。你自己也在治病救人中获得快乐啊。可现实呢，治一点普通病，动不动就几百上千，甚至几千上万。你为什么不习惯开几块钱的抗生素，几块钱的传统药？或许它们的进价才几毛钱，成本才几分钱──照此计算，医院已经赚够了。还嫌不够？

老威：所以你就成了害群之马。

孙医生：对。我是基督徒，我必须告诉病员实情，病员也有权了解实情。所以我进任何医院都容易，可总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老威：你是叫逼成“游方郎中”的？

孙医生：没人逼。的确是神的旨意。

老威：嘿嘿，我洗耳恭听。

孙医生：我在教堂做礼拜时碰到我的一个学生，不料我的命运从此改变。 开始我都没认出他，因为云大学生太多了。后来聊得不错，才知道他是禄劝皎西出来的农村孩子。

老威：皎西？撒营盘还往里走，快到红军窜过金沙江的皎平渡口了。

孙医生：偏远落后的大山沟，但民风纯朴，村村都信基督教。我的学生说：他的家乡有个等死的病人，问我有没有兴趣跑一趟？我随口答好。没想到这孩子第二天就找上门，领着我搭班车，折腾快一天，抵达了皎西。原来是本地教会长老的太太病了。我进屋一检查，乳腺癌。肿块已有鸡蛋大，得马上动手术。我当时生气地对长老说：病怎么能拖？长老说：禄劝和昆明的医院都跑遍了，动手术至少要花8000元，还不敢担保断根。我们回来东借西凑，才有2000元。我说：这手术我做。长老急忙问多少钱？我答免费。那一家人全愣住了，那种奇怪的目光盯得我不自在，就解释说：比这更复杂更厉害的手术我都做过，你们放心吧。 歇了一夜，我就匆匆往回赶。本来是约好病人随后来昆明，借医院的手术室做，可待我打电话去催，对方又说在皎西家里等。晚上，我跪下祈祷，求主赐给我力量，帮助更多的穷人。脑子里竟浮现出一个个美国或英国的老电影镜头，那些战地医院，或根本没医院，就一块野地，那些可爱的大夫正为病人开刀。还说笑话，引开病人的注意力。 内心充满感动。接着我花了不到100元钱，买刀子、针线、手套等等，其它东西原来就有。我背上药箱赶路，嘴角都挂着笑。我记得手术做了没多久，手术室就是长老太太的卧房，手术台就是她的床，那张黑黝黝的、睡了几十年的床。她以为自己快死在那床上了。

老威：你没有帮手吗？

孙医生：有个老大爹，60多岁，是当地的牧师。屋里很暗，开窗也光线不够，就把几个手电捆在一块，让老大爹举起来当手术灯。老大爹的身板硬朗，站一两个小时一点事儿没有。我让他照那儿，他就直端端照那儿，毫不含糊。我把病人的右乳房整块挖掉，而后做了仔细地处理。我没感觉累，只感觉同穷人在一起，就是同上帝在一起，很甜美。真的，心甜美，接出的果实也是甜美的。

老威：你大概是中国第一个在农民家里做癌症手术的医生。你可想过万一出意外咋办？

孙医生：既然决定做，肯定要有充分的、万无一失的准备。我是正规科班出身，以前也没料到会在这种条件下做手术。消息刮风一般传开，皎西周围的村民纷纷上门求医。记得那次我呆了一个多星期，几乎不能脱身。

老威：就在一个地方？

孙医生：还从皎西走到武定县的乍基乡。两地间不通公路，起个大早，我跟着热心的带路者，爬坡下河，锻炼了将近8个小时，鞋底都差点磨穿了，才好歹到达。虽说我一直是运动爱好者，可这算是平生最长最累的步行啊。

老威：我进去过两三趟，坡太陡了，连骡子都打滑。爬某些山梁子，鼻子稍不留意就触地。

孙医生：但步行下来，感觉浑身透气，吃得香，睡得沉。趁着好心情，我在乍基村民家里又做了一个腮腺癌手术，一个囊肿切除手术。感谢主，没有一点问题。 感谢主，我终于明白了自己的道路和使命。

基督徒孙医生（下）

子时将尽。我知道孙医生不习惯熬夜，就提议明日继续。不料孙医生问：这是不是和做手术一样，开了头就不能停下来？我噗嗤一笑，只得承认道：的确，明日的气氛又与今日不同。

我不禁摸了摸自己的右眉，似乎手术刀还在那儿划动。两个月前，孙医生曾经背着一个简单的挎包到云南某地拜访我，谈笑之间，顺便在我的腋下和眉间动了两个小手术，割除两颗黄豆大的肉赘或瘤子。记得当时室内还在放鲍勃·迪伦的早期摇滚，孙医生叫把音量关小。窗外古塔矗立，夕阳正红，鸟儿在啁啾，有几头老牛向苍山草坡款款远去。

孙医生叹道：好一个世外桃源啊。接着就挑起音乐话头，让我躺在床上瞎侃，从垮掉一代到黑人灵歌。从“一个人要走多少路，才能成为一个男人”到“马车自天上下来，把我带回我的家乡”。 待我睁开眼睛，手术就结束了。真是从未有过的神奇经历！

孙医生边收拾家伙边笑道：我要向你索取一点点报酬。我答好啊。他就试探着问：可不可以把你自己制作的箫碟拷贝一张给我？我又答好啊。 两人对话的余音尚在，可光阴已滑过一大截了。 我再次打开录音机。 只有抓紧往下说啰。

孙医生道。

孙医生：昭通的彝良县是云南最穷的地方，那儿的很多山被砍得光秃秃，村庄在秃山腰，泥巴草房很矮，门跟山洞一样，只有埋着腰才能钻进去。而平时吃水靠两口井，一口喂牲畜，一口喂人。若遇天旱，就得跑山脚河里背水。我曾经到那儿行医，也有过几天不洗脸的记录。有一次，我在村里迎面碰见一个杵棍子的彝人，右裤腿空荡荡的，脸颊一个劲抽搐。出于职业本能，我自然要询问。原来这是车祸的后果。我急忙扶他坐下，掀开裤腿。哎呀，不知是那个缺德鬼做的原始截肢！膝盖以下没了，可大腿骨却刀子一般暴露在那儿，四周的皮肉发黑溃烂，臭味令人恶心。我说：喂，你这样下去不行啰，骨头暴露，骨髓炎会一点点往上走，最后感染血管，你的命就保不住了。 那彝人没话说，就直勾勾地看我，一会儿，眼泪叭嗒叭嗒往下流。我说：没关系，我再给你裁一次肢，齐大腿根全拿掉，就没事儿了。往后有条件，你还可以装个假肢。 村民们都围过来，没人了解我的底细，只知道我是昆明来的。不过大家也算给面子，帮我把病人架进屋，平放在床上。我耐心地做消毒、抗炎、麻醉，然后更耐心地剔除腐肉。太臭了！我就叫把门窗都敞开，让空气对流。

老威：你不怕空气中的细菌感染吗？

孙医生：乡村看起来破破烂烂，其实空气比城市、特别是比医院干净。至少没有各类病菌的交叉感染啰。我把腐肉剔光了，再一根根理出血管，与老大娘纳鞋底相似，要特别细致。待全部血管都缝合完毕，检查没纰漏了，就可以裁肢。 嘿，没啥神秘，与木工活儿差不多，锯、锉、琢、锤、刨都得用上。我还特地买了把小锯子，锯口极锋利，外形却似木工锯。你想，人的大腿骨，特别是成年人的大腿骨，相当硬，没钢铁硬，至少比一般木头硬多了。我比划一下，猛吸口气，就下锯子。呼哧呼哧，才几个回合，手臂就震麻了，脑门的汗珠子牵着线下来。要是在正规医院，不用招呼，护士会主动擦汗，可在这儿，我一再暗示，别人也反应不过来啊。 不过这难不倒我。骨头锯了，又用小锤子敲几下，然后琢，然后将钝口锉平整。待一切都处理妥当，再将正常肉皮拉拢，缝合好。

老威：我听得汗毛直竖。

孙医生：没什么啊。村民也配合，病人也那么放心地把性命交给我，应该感谢才对。

老威：把人当作木工活儿来做，外科大夫本身也算特殊材料造就的。

孙医生：哈哈，作家的想象真丰富啰。那我接着讲。去年在红河州，对，云南著名的红河烟厂就在那儿。我到红河州石屏麻风病院，在那儿给一个麻风病人切除过阑尾。我的当地朋友介绍的，说本来是急性阑尾炎，可医生都不敢治，每次发作起来，送医院，就只打打针，开点药，结果急性拖成慢性了。我说这样一个小手术，算得什么。人家就陪同我去了。抵达隔离区，人们都大吃一惊，叫唤：这个地方你也敢来！我说这儿四处干干净净，床单、被褥洁白，比我从前的看病环境还好，我为什么不敢来？见着病员，是个中年男子，手脚、皮肤开始烂了，脚也变形。可人不错，平和，不抱怨，不自私。我为他动手术，还有一个甘肃来的天主教姑娘协助，很顺当。刚一完，病员自个就起身。我按住他，让稍微歇一会儿。他说不用，感觉挺好的，就下床站起来。试着走两步，没问题，就点头致谢，然后走回去了。我立在门口望他，起码走了两百多米，才进那边的房间。

老威：我晓得你“胆大包天”，可掐指一算，你做游方郎中已第8个年头，没出过问题？

孙医生：不能出问题啰。

老威：为什么？你毕竟是人呀。

孙医生：治病救人，判断必须十分准确。不像写文章，错了还能修改，把人治错可没得修改。否则坏名声一传播，损害我个人事小，损害到我信仰的基督教，罪就大了。 其实，比医术更重要的还是爱心，比如你认识的小孙

老威：就是上次你介绍我去马鹿塘找的那个瘸腿小伙子？

孙医生：是。

老威：他给我引荐了两个老地主、3个老贫农，贡献很大哦。

孙医生：他原来在广州一家造船厂打工，还结婚生子，不错的。可突然间得了一种脊椎怪病，令双腿瘫痪，连中山大学的名牌教授也无奈。这一来，老婆跑了，同乡们将他千里迢迢送回家，吃喝拉撒都得靠人，惨极了。当时我闻讯从则黑跑到马鹿塘去见他，动不了刀，西医的确没法子。为了这事儿我还专门学习传统针灸。我的老师姓梁，很有名气。记得第1天开课有十几个学生，第2天剩七、八个，第3天四、五个，第5天1个，就是我。大伙议论道：梁老师啊，你教我们这个经那个经，弄得我们要发神经。我没发神经，我属中医世家，经脉一点就通，还其乐无穷呢。后来我觉得有些把握了，就赶去给小孙扎针。不料扎针后的头天晚上，他的腿就持续麻胀！就这样坚持针灸，加上他自己搞了些中草药偏方，配合治疗，慢慢就能站起来了。

老威：这太耗费时间。

孙医生：时间不是问题，我喜欢在农村逛，爬山、涉水、治病，碰见的都是善良的穷人，什么都愿意奉献。像小孙，非常聪明，现在他丢开棍子也能到处走，还愿意跟我学医，常见病也能处理一下。

老威：他在乡场上开了家奇怪的店，美容美发加治病加拔牙。

孙医生：嘿，我引荐他跟美国来的牙医学过，他聪明、刻苦，钻研过口腔结构，真的能拔牙。说不定比知青时代的赤脚医生还强些。

老威：你的乡村弟子，我接触过这个小孙，还有则黑大住基村的小孙，都自己开诊所，在当地蛮吃香的。

孙医生：这些年我陆续教了几十个学生，相当于由几十上百个点组成的农村医疗网络。其实，医术精湛固然好，可普及医疗常识显得更迫切，因为乡村里的若干突发病，只要当时处理恰当，得到缓解，就能争取到救治时间。农民苦啊，住山沟山梁，赶一趟街，爬坡下坎，动不动就折腾几个小时。平时没什么，可犯了急病麻烦就大了。几个壮劳力，轮换抬啊背啊，山道几小时，拢公路还得等车，乘车到乡镇一级的医院，医生水平又有限。不少人就这么死的，不少人死得莫名其妙。

老威：抢救不及时，不是绝症也弄成绝症了。

孙医生：唉。

老威：可建立乡村的医疗网络应该是一项国家工程，一个人的力量„„

孙医生：共产党烂成这样，我们别指望了。海外有些慈善机构，也关注第三世界，但它们有它们的目的。99年那阵，我与新加坡的“爱心扶贫”有过联系。发窝就是那次来的。当时我和1个美国、1个香港、1个新加坡医生来这儿赶街考察，逛了两圈，碰见这家主人孙庆元。一聊，就马上跟他来。 村里还有个痨病，吃了香港医生给的抗痨西药，很管用。这孙庆元学过医，开了家庭诊所，但欠款很多，面临倒闭。我们给了他坚持的信心。我说：有外援自然好，没外援也别指望，要因地制宜，发展中草药。你看到了，院子里晾的草药非常多，这些年，孙庆元在造福他人的同时，自己也还清了欠款，活得不错。

老威：我在你家遇见过两个美籍医生，1个姓吴1个姓熊，都不错。

孙医生：他们都下乡考察好几次，愿意投入一些资金。特别是吴医生，快80了，人非常善良。要让他们实地了解中国偏远乡村的状况，避开政府官员，去掉中间环节，农民就能直接得到实惠。

老威：你是深谋远虑。

孙医生：我不是商人，不是政治家，我的榜样是德兰修女。她抛开贵族化的修道院，深入到遍地垃圾的印度底层，深入到穷人当中，把爱当作毕生的事业

老威：你随身带着《德兰修女传》。

孙医生：很多时候，你我对深重的苦难无能为力。在皎西那边的真金万，一个极边远的村子，有个村长。他的脖子原来生了个肿块，开过刀，没割干净，反而越变越大，还四处窜。我见着他的时候，肿块已经蔓延至肩头，蔓延至后脑勺，沉甸甸地坠着，把整个人拉扯得站不稳。我稍微检查一下，就知道是淋巴癌晚期转移，根本无法动刀。我只好在床沿坐下，读了一段《圣经》。我说：生命不是无限的，但在上帝那儿，又是无限而公平的。他似乎听懂了我的话，点点头，还露出微笑。接着我握住他的手，静静地呆了1个多小时。门口的光投进来，许多人影子在那儿晃动着。第二天，他就死了。

老威：英国诗人迪兰？托马斯在《哀歌》里写到：清晨、正午、黄昏到来前的每一分钟，死去的人组成了河流。

孙医生：但我更喜欢《汤姆叔叔小屋》中的黑人灵歌“马车从天上下来，把你带回你的家乡”。你唱过的。又有一次，刚拢一个村子，就被领到一个50多岁的大姐屋里。看她已上气不接下气，就询问旁边人，原来她发烧好长一段时间后，突然间大出血。我把了脉，太晚，没得救。当时她的大女儿还在外头瞎跑，只剩读初中的二女儿在。我就吩咐烧点水，我亲自拿盆子、毛巾为她洗脸。又接过木梳为她梳头。作为医生，我明白人在临终时刻，不能过分邋遢，否则就死得没什么尊严，连收殓群众都害怕接近。

举手之劳做完了，我还是老样子，握住她的手坐在那儿。但是她没有上一个死者安详，呼吸急促，好像胸腔随时会爆炸。我心里十分难过，就说：大姐姐呀，我明白这辈子你吃了太多苦。不要怕，不要怕。快结束了，天堂的门已经敞开，你的苦快结束了。她的眼泪淌下来，叭嗒叭嗒落在我手背上。跟着她猛抖两下，嘎的断气了。还好，时间没拖很长。

老威：夜这么深，听你讲到死，虽然有大爱，仍感觉人生没多大意思。

孙医生：千万别这么想。你在记录苦难，你得完成上帝赋予的使命。

老威：我们是2005年12月初认识的，当时你正在丽江古城一个基督徒家里替一个老人做白内障摘除手术。大约过了半个多月，我就跟你下乡，从此切入土地改革专题，这么久还收不了手。记得我的第一个采访对象吧？

孙医生：“麻风病人”张志恩。

老威：对。讲讲他。

孙医生：在他之前，有另外一段掌故。2001年夏天，我去刚才提到的真金万行医，抵达时已下午3点。歇1个小时，感到肚子饿了，就在村民家里弄饭吃。可米和豆子下锅不久，有人来告诉我，另一个村子有人快病死了。我一急，马上开饭，半熟的豆子也咽了半碗。然后随带路的起身。路途耽搁两个半小时，泥浆山道，一不小心就打滑，可想到那头有人要死，也顾不了许多。8点过赶到，太阳落坡了，昏暗的光影里，茅草屋的周围，全村100多人都聚拢了。我浑身湿得水透，可来不及擦汗就跑过去。只见屋檐下，红漆大棺材已摆在那儿，盖子掀开，吓人啰。我进到屋里，见床上床下都是血，而病人还在喀，气都快整断了，还在不停地喀。人们都异口同声称：上昆明照过片子的，是肺癌，活不了。我马上给他打止血针，很平静地问他病史。这人倒比较理性，一五一十地抖落得清楚。于是我根据自己的经验给他做详细诊断，确定为肺结核，虽然极严重，仍有一线希望。

抗结核的特效药没带身边，第二天大早，我和病人的两个女儿出村赶路，中午抵昆明买了药，让她俩先带回去。结果非常管用。

第三天我打电话询问，对方回答病人已好转，棺材用不着了。 又过十来天，病人村里来人接我去复诊，完了再返回。就是在石门坎上面的公路边等客车时，抬头发现了所谓“麻风病人”张志恩的家。 远远望见红土山坳间绿树葱郁，枝头掩映中，还有一草房。我感叹道：太美啰！那儿有人隐居吗？就要爬上去探个究竟。不料却被送我的人牢牢拽住：去不得！去不得！有麻风病！我是医生啊，有什么问题？就去了。接着是你我都曾经历过的场面，两个老人坐在房前晒太阳。我边观测边与他们聊天，没一点病征，哪是什么鬼麻风！谣言可把他们害惨了。 故事你也写了。张志恩老人原来不住这儿。大约70年代，他上山砍柴，遇一窝麻蛇，就拿锄头敲。没想到麻蛇死了一条又窜出一条，他怕了，就逃回家。不知道麻蛇怎么和麻风扯上关系，又使他的前妻被村里人怀疑为麻风，弄去活活烧死掉。而他自己也叫弄进麻风病院，关好几年，才莫名其妙放回家。

老威：后来就迁到荒坡上，与世隔绝，枉背一张麻风的皮。

孙医生：是。没人管，房子漏了塌了也没力气修补。于是我联络附近教会的人，我个人出资近2000元，将草房换成瓦房。还给他们买了猪和鸡，好歹像在过日子。

老威：我有一个疑问：你在乡村坚持这么些年，经济上靠什么支撑？诊费怎么收取？

孙医生：开始两年，美国一家有教会背景的机构在支持，我与其中一位姑娘私交很好；后来她的老板变了卦，中止援助，就只能靠主的安排。深入乡村，班车和走路交替，有点路费开销。此外，像知青时代的赤脚医生，一两月、两三月地走村串乡，吃住都在农家，大致不用花钱。特别是过年前后，挨家挨户有请，还吃不过来。

老威：这不是办法。

孙医生：人心是肉长的，农民看病也主动给点钱，10元20元30元不等。病比较麻烦的，也給个一百两百、两百三百。我有进药的渠道，无论如何，成本还是够的。近一两年，国外的一些医生同我有些接触，他们对我做的事很感兴趣，也捐赠部分西药。像你看见过的吴医生和熊医生，还租了房子，在昆明设点。他们不在，我就代管。

老威：我都在里面住过啰。

孙医生：进城来找我看病的农民也住过。最多一晚住6个人。嘿嘿，后半辈子就这样了。海外和城里都不缺医生，主如此安排很合理。

老威：主何时给你安排一个心意相通的女助手呢？

孙医生：你比我更需要女助手。多祷告吧。说不定今晚的梦想，明天就成现实。

老基督徒张凤祥

前奏

现在是2009年8月11日下午5点41分，我与吴永生长老的交谈接近尾声。旁听已久的银发老太张凤祥耐不住，捡起话头儿。我连忙起身，换了个座位。吴长老的脸颊有些抽搐，而目光却从容不迫。我连声说休息吧。他却摇摇头，将一份宣教小册子递我手中。

张凤祥取下老花镜，低眉顺眼地轻声讲述，极长的开场白，犹如祷告，不是对我，而是对上帝倾诉。我插话两次，她居然没听见，只得任其自由发挥。室内半明半暗，我和她隔桌相守，天国之光正巧在中间剖开一道分界线。初级英文书和划满单词的笔记本摆桌面，表示她好学成癖。 斜阳在天井，将陡峭的院墙涂抹，火爆爆的红。我冲墙发愣，才半分钟，就眼冒金花。叙述性的祷告还在进行，越来越幽远，逐渐延伸至革命或超越革命的历史深处。无奈的我，只得掏出相机，咔嚓咔嚓，拍下若干圣洁的姿态。她到底被惊醒了。我们相视一笑，回归日常对话。

张凤祥：1933年，我出生在云南楚雄城。

老威：彝族的地盘。

张凤祥：跟你们四川凉山一样，都是彝族自治州，但我是地道汉族。家境很贫寒，童年却很幸福。

老威：是么？

张凤祥：滇中伯特利福音堂离我们家不远。“伯特利”这个词汇取自《圣经》，属于基督教内一个宗派。当时我才五六岁，就扯着街坊邻里那些穿开裆裤的伙伴儿，天天去礼拜堂玩。

老威：大人不反对？

张凤祥：巴不得。相当于外教幼儿园呢。高鼻子蓝眼睛的传教士，成为我们的免费保育员，笑眯眯吩咐我们（有时还扮扮鬼脸）跟着大人们做礼拜、听《圣经》、唱《赞美诗》，还专门教娃娃识字，做各种游戏。通过他们，我明白了宇宙万物和人，都是上帝创造。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跟小娃娃一样天真，后来跟蛇学坏了，就被上帝撵走。所以人人有原罪，要经常祷告、忏悔、敬畏、充满爱心，才不会受蛇、受各种欲望引诱。耶稣是天父的儿子，他是为我们大家顶罪，被钉在十字架，等等。

老威：几岁娃娃懂这么多？

张凤祥：咿咿呀呀念久了，就记住了。如果谁乖，上课守纪律，背功好，问题回答准确，传教士就奖励，分发糖果、花花绿绿的西洋贴画、小首饰、小玩具。所有娃娃喜欢的东西上，都印着各种姿态的圣母、耶稣、天使、仙女、花瓣，还有些简单英文，语气不同的祝福。搞得我们呀，走路也惦记，吃饭、睡觉也惦记，猜老师明天会发啥子出其不意的好东西。

老威：这些老外都是儿童教育行家嘛。

张凤祥：我们把赢得的礼物贴在衣裤上，戴在头上，骄傲得小脸红彤彤的。带回家，大人也感兴趣，拿过去仔细琢磨半天，问这问那。我的家庭就这样接触到福音，楚雄城内不少家庭，也差不多。

老威：你爸爸干什么的？

张凤祥：我爸爸曾参加国民党远征军，赴中缅边境打日本鬼子，屡立战功，升为军需官。

老威：哪一级军需官？

张凤祥：记不清了。直到1948年，他从外省退役，没回楚雄老家，而被安排在大理税务局。我们全家因此迁来大理。我爸爸国学底子深厚，平生最爱看书写字，我这辈子除了追随主，就数受他的影响深。

老威：你爸爸走南闯北，思想也算开通吧。你妈妈呢？

张凤祥：一巧手妇女，总在操持家务，缝缝补补。我们家3姊妹，都受过教育，我还是楚雄省立初中毕业呢。那年月物价飞涨，我爸爸在军队1份薪水，要寄回来养活5口，可他一再叮嘱，吃喝省点，破点穷点，熬一熬就过去了，可娃娃们学文化，不能省，不能熬，否则国和家都没未来。

老威：上帝给了你一个好爸爸。

张凤祥：是嘛。旧时代，女子无才便是德，识字妇女都没几个，更别提女初中生了。

老威：更别提有信仰的女初中生了。

张凤祥：爸爸退役那年，在洱海边的大关邑，我受洗了。

老威：我曾经耗了一天多，沿洱海兜了小半圈，我恍惚记得这个村子。

张凤祥：大关邑靠海西坝子，有千年历史。我受洗那天，外国牧师领着好大一群人，穿过稻田，穿过一些回民村落，直抵海边。牛羊太多，平时它们见着人，不理不睬，照样吃草，可那会儿呢，老远就闪开，还扬起角，呣呣呣打招呼。朝阳像一只猫，悄悄从海东的浅丘间出头，凉凉的光，透过几十里平展的海面，在呣呣呣的牛羊的白鼻子上，一闪一闪。我想，那是上帝给的钻石，牲口也有灵性哦。

老威：你的童话世界好美哦。

张凤祥：等我们走拢大关邑，凉凉的阳光就升温了。洱海风平浪静，天空也风平浪静，像两面巨大的镜子。穿梭的木船，正要出海捞鱼，那种两头尖尖的木船也有千年历史，现在已经绝迹了。外国牧师和他的中国助手走进水中，声音洪亮地念诵经文，英语一遍，汉语又一遍。然后他们小心翼翼扶着，我慢慢躺下去，直到整个洱海浸入我的身体。那一刻太纯净。永恒的纯净。

老威：施洗的外国牧师叫什么名字？

张凤祥：教会安排的，我没记住。

老威：1948年，国共两党争夺江山的内战已经相当激烈了，大理受影响么？

张凤祥：物价涨，百姓苦，共产党地下组织到处钻。不过我才15岁，又一心信主，所以活得比较喜乐，还成天向我爸爸传福音。原以为他受传统思想熏陶太深，会起冲突，不料他却说，值此民不聊生的乱世，娃娃们有信靠是好的。我爸爸是个较真的人，跟着就拿去《圣经》，闭门不出，通读两遍，又钻研一遍，还作了笔记。有了读经基础，他才跟我们到礼拜堂旁听，还不停提问，不停与传教士们辩经，直至彻底信服。他说，基督精神的确是能够救世的真理。

老威：然后？

张凤祥：1950年我进大理福音医院的护士学校，随后成为医院护士；1953年我20岁，由段丽本长老主持，在教堂和吴永生结婚，同甘共苦几十年。而我爸爸在改朝换代中，遭受数倍于我们的劫难。军代表先软语安抚，继续留用他；使其知恩图报，日以继夜，将旧政府的旧账一笔笔理清。直到利用完了，才翻脸开除他。

老威：哪一年？

张凤祥：1953年，我爸爸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开除公职，发配回原籍。

老威：楚雄城么？

张凤祥：楚雄州大姚县石羊镇柳树村。

老威：直接当农民了。

张凤祥：贱民。被群众监督改造。除了一本冒风险私藏的《圣经》，什么都没收了。

老威：给生活费么？

张凤祥：不给。同当地老乡一样种地，看天吃饭。逢年过节，帮大家写写对联，开会刷刷标语，就算发挥了余热，肚子沾光，填得圆些。爸爸的唯一经济来源就是我，每月寄点点钱，买油盐酱醋，剩下的，就买点干粮储存起来，饿慌了，就找个背静处，双手捧着啃几口。到了1959年，席卷全国的大饥荒来了，世面上啥都稀缺，啥都凭票供应，连大理坝子特产的向日葵也买不着，隔年的葵瓜子也买不着。如果某某人凭关系买着了，肯定连籽带壳，连黑黝黝的花盘，全嚼烂吞掉。我爸爸来信，说他完全自由了，因为监督他改造的民兵，也饿得奄奄一息。田地荒了，没开垦田地的山坡也荒了，没树没草，因为大炼钢铁时，树和草都铲光了。集体的耕牛被毒死，来不及也没心思抓阶级敌人，大家就露天架锅，卸几块，连皮炖。我爸爸没资格吃肉，就望着吃肉的人堆，自己舀凉水喝；水越喝越饿，就填两把耕牛吃剩的干草；可牙齿缺，干草咽不下，就爬到屋后扳仙人掌充饥，咬得满嘴血。他把整棵仙人掌吃完，就晕乎乎的，大概中毒了。 我爸爸浑身浮肿，一股股冒绿水。抬一下胳膊，就看见3只胳膊。终于用不着偷偷摸摸读《圣经》，而可以大模大样，精神会餐，一个字一个字细嚼慢咽。我爸爸多次听见天父叮嘱，要接走他，要他经受最后的考验，要他在虚脱中保持喜乐。

老威：他在喜乐的心情中被饿死？

张凤祥：是。一把枯柴的他，还笑着说，自己的遗产只有一本《圣经》。

老威：你爸爸活了多大？

张凤祥：我爸爸叫张伟清，享年59岁。

老威：与20世纪同龄。你给他送过终么？

张凤祥：楚雄的弟妹去了。我在大理，去不了。

老威：政治原因？

张凤祥：大理到楚雄，再到大姚县我爸爸那里，至少两天，我沿途找不到地方吃饭。

老威：缺钱？

张凤祥：有钱也不行，连颗糖也休想买到。各地的配给制度很严格。

老威：难道人民币在云南境内不流通？

张凤祥：要粮票。每人每月只配给那么多粮票。如果我非要奔丧，沿途没吃，我爸爸的生产队也不会管吃，有钱也买不着吃。

老威：你带上你的钱和粮票不行么？

张凤祥：不行。食物太金贵。你多一口，别人就少一口。

老威：那你爸爸的丧事咋办的？

张凤祥：草草掩埋。过了一阵，生产队还专门派人来要安葬费。

老威：什么安葬费？就费点挖坑气力而已。

张凤祥：为历史反革命挖坑，谁愿意？灾荒年，气力也金贵。况且还要占地。作为基督徒，要体谅他人，所以我二话没说就给钱。

老威：唉，真是命贱如蚁。

张凤祥：可爸爸在天国会得到安慰。

老威：接下来，谈谈你自己？

张凤祥：我自己？信靠主，谦卑地活，动摇了，心结解不开了，就祷告，坚定信心。把每个病员都当作自己的弟兄姐妹。

老威：你在政治运动中受的冲击大么？

张凤祥：文革开始，我们夫妻都是医院的主要批斗对象，受尽折磨。造反派诬蔑我们是西方传教士的走狗，是潜伏下来的间谍，就舞红旗，唱战歌，到礼拜堂“破四旧”。《圣经》、《赞美诗》以及其它幸存了多年的经书，统统堆在教堂门口，一把火烧掉，滚滚浓烟覆盖了晴朗的天，造反派一阵阵欢呼，我们这些牛鬼蛇神，在旁边九十度弯腰，汗流浃背，内心却一遍遍祷告着，主啊主啊，您看他们干了啥？ 而打砸抢在继续。讲台、桌椅、书架、家具、旧匾额、老对联、窗户、门框、生活用品，全搞得稀巴烂。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西洋管风琴被抬跑，礼拜堂顶上的大笨钟被拆下，使大铁锤嘣嘣嘣砸半天，不碎，连裂纹也不出，只得也抬跑，至今下落不明──这可是1905年建教堂时，西方传教士从英国伦敦万里迢迢运来的。

老威：可惜可惜。

张凤祥：教堂里里外外，空无一物。斗志过剩的造反派又把墙皮铲一遍，还不过瘾，又突发奇想，骂我们“私藏发报机和武器”。吴永生摇头否认，遭到围攻。造反派头头说：帝国主义传教士在逃跑之前，肯定安排了任务。你们老实交代，争取宽大处理。我说，无论解放前后，教堂这种地方都不允许“非法私藏”。于是他们大发雷霆，骂我“要带着花岗岩脑壳去见上帝”，并找来铁镐铁锤铁铲，还有电钻，大伙儿七手八脚破坏地面，耗几个钟头，掘地三尺，在礼拜堂内搞出一人多深的大坑。

老威：有点像国产反特故事片镜头。

张凤祥：如果他们真挖出什么，哪怕不是发报机和武器，我们俩也早被整死掉。

老威：倘若发现古尸，也会被当作帝国主义残害中国人民的证据。

张凤祥：那天算我们的考验日。教堂看门人被撵出来，另外十几个人住进去。随后，教堂改造成了碾米、打铁、泥火炉、瓷夹、木工等5种行业作坊，我们精神上的家没了，肉身却被诬蔑、拘禁、批斗。然而主给我们信心，拘禁一完，我作为护士，首先想到的，就是巡视病房，照看病员。在疾病中，人总是平等的，需要关怀的，被政治扭曲了的人的关系，也容易在疾病中修复。我自己也没料到，在“砸烂吴永生、

张凤祥狗头”的大字报和标语旁边，居然出现了表扬我的《感谢信》，落款是“一群贫下中农病员”。 总的来说，因为逆来顺受，因为得主保守，我们俩受的冲击算小。段丽本长老曾经拥护“三自”，还在1956年上北京出席全国基督教第二届“三自”革新扩大会议，可也难逃文革劫难。1966年7月，政府以“宗教会议”为借口，把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信徒们集中到三月街，隔离审查40天。随后，段长老被揪出教会，遣送海东农村，监督改造，比普通信徒遭的罪大多了。

直到1980年，统战部通知，禁止了15年的礼拜得以恢复。可至今，我们的教产，包括多处房屋，还没完全收回。有的永远收不回来了。

绝症基督徒李林山

前奏 

这个绝地信仰的故事，我早在今年春天，就从朋友余鲲嘴里得知。当时他敦促我火速去千里外的大理采访，否则就“人走茶凉”，来不及了。但是我这厢杂务缠身，一直拖到夏天，才有机会出行。 2009年8月16日中午，阳光极泼辣，我自低矮的屋檐下钻出，撑个懒腰，出农家院门，先迂回而上，沿着漫无边际的草坡，逼近阴道密布的苍山。昨夜下过瓢泼大雨，我曾梦见洱海的波涛涨起来，掩没了古城，顷刻涌上苍山顶。而我像个打秋千的小丑，在20余个乳峰间荡来荡去。 可此刻，我光着膀子，在太阳的波纹间荡来荡去。左边两条牛，右边几条狗，在畜生的响动之上，雷声隐隐，原来轮船那么大的一朵乌云正朝我的眉毛袭来。 于是适可而止，浑身焦黄地下急坡。得意忘形，就返祖为猿猴，丛林裸奔好一段路，直至接近印地安部落一般质朴的石门村，方重新穿戴，变回知识人形。跟着，衣冠楚楚过马路，入城，与花里胡梢的众游客打成一片。 继续走。汹涌的人流逐渐分岔，逐渐稀稀落落，终于在人民路下段枯竭。余鲲灰头土脸地闪现。来罗？这么晚？他埋怨道。我说不晚，才两点半呢。他说人家在死亡线上挣扎，你还爬山？挺悠闲挺时尚嘛。我立马检讨，不该爬。真不该爬。 两人在两米多宽的窄巷内穿行，我垂头端详自己的影子。七拐八拐，就抵达了临近街口的广武路81号。余鲲未敲门，先吆喝，我却仰视着褪色的红漆门楣，“主赐福祉”的醒目墨字。

一个和我一样焦黄的白族农妇开门，她是本文主角的妻子，5年前，拖着一女儿改嫁，与拖着一儿子的后夫倒还融洽，所以最终全家信主了。这位是李弟兄，这位是，余鲲立在比较袖珍的院坝中央高调张罗。于是我的访谈对象提着两把菜刀，自墙角站起。哦哦。廖老师。久仰久仰。没法握手啊。原来他正在剁饺子馅儿。 在嘀嘀哒哒的刀案打击乐中，我掏出录音机。余鲲打趣道，老廖你看，李弟兄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像不像刚从纳粹集中营里逃生的犹太铁匠？我说瘦是瘦，很精干。老李笑了，称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不光天气晴朗，他的“传说缝补行”也永远关门了。余鲲道，劳累一辈子，干不动就别干了，上帝他老人家让怎么活，就怎么活吧。老李点头道，所以我要包饺子，庆贺一番。自从得病，这是我第一次亲自剁馅儿，或许也是最后一次。要尽可能剁细些，照老家的式样，多加萝卜。如果一会儿力气还有富余，我就亲自和面擀皮，亲自包。你们都留下，大家热热闹闹吃一顿正宗的山西饺子吧。 我于心不忍。可谈话还得展开。

老威：你咋落下这个病？

李林山：哎呀，不好回答。我从小就难养。在娘胎里，就折腾得够呛。

老威：此话怎讲？

李林山：我1963年生，弄死几千万人的3年大饥荒刚结束，父母就带着肚子里的我，奄奄一息地回老家。

老威：1963年生的娃娃不少嘛。

李林山：人和人、地方和地方不一样。据说我见光时，和一只小猫差不多，皱巴巴的，哭不出声。父母觉得养不活，不想要了。多亏奶奶抱起我，说这娃还有气呢，暖一暖就过关。我爸唉唉两声，说我们两三年没吃过一顿半饱饭，经常饿得头昏眼花，却硬要提起嗓子唱戏，所以这娃先天就不足啊。

老威：你父母爱好唱戏？

李林山：他们曾是壶关县落子剧团的专业演员，在当地有些名气。

老威：作曲家王西麟在山西劳改多年，后来把上党梆子移植到交响乐里，如苍狼悲鸣，撕心裂肺。

李林山：对对，像陕西的秦腔，不是唱，而是吼。因为望不透的荒山秃岭，不吼咋的。我们山西有四大梆子，其中上党梆子和上党落子齐名，十里八庄，男女老幼，个个都会哼哼几句。

老威：落子梆子，有区别吗？

李林山：一时说不上来，即使说了，你们外省人也不一定明白，总之，长治县唱梆子的多，壶关县唱落子的多，可内容嘛，是宋朝忠君爱国的杨家将系列居多，因为杨家将就出在我们地面。

老威：对对，中国地方戏种少说上千，彼此隔阂，比外语还难搞懂。

李林山：我父母在县剧团混几年，糊不了口，就跑回店山镇南山后村做农民。原以为靠山吃山稳当，却不料倒了几辈子邪霉。病痛折磨之于我，家常便饭。前几年得了肾结石，那个痛啊，整夜整夜睡不着，只好爬起来坐，呲牙咧嘴时，别人还以为我在笑„„

老威：没钱医病吗？

李林山：穷地方出来的人，舍不得。我死扛了4年，终于有一天倒下，人家说不治就没命了，我才掏1万多块，从腰间取出那核桃大的硬块；如果早点开刀，估计5千就够了。

老威：然后呢？

李林山：然后就是绝症啊。贲门癌，也就是喉管和胃的连接部位长癌。2007年发现的，早期，可现在已经扩散了。

老威：啥症状？

李林山：最早是突如其来的不舒服，一阵阵恶心，就蹲下地喘粗气，过半个钟头，才缓解；在古城和下关的国家医院做胃镜，检查和复查，确诊为癌。医生说必须马上住院手术，否则拖不了多久。我一问费用，顿时傻了！至少20来万！开刀、放疗化疗、住院观察等等。

老威：听说你搞个体缝补，衣裤打个补丁，才收1块钱。

李林山：对呀，我把自己卖掉，也不值几个铜板。医生还说，开完刀，他们能保证我多活5年。可我们没钱，也无处借钱。即使东拉西凑，捡条命，可20万外债，我们全家两代人，10年不一定能还清。

老威：老李啊，你这辈子过的！

李林山：窝囊是吧？咱是中国人，又生长在穷地儿„„

老威：你家乡是革命老区么？老毛写的《愚公移山》，也就是《山海经》里记载的太行、王屋二山，在你们那儿？

李林山：对对。当年共产党打游击，在灰疙瘩里翻滚，都靠我们当地人支撑嘛。终于解放了，翻身了，可比没解放还惨。

老威：黄河的水干了。

李林山：还要惨。因为我们店山镇没河，没地下水。村里家家户户，至今靠挖旱井囤水。雨季时，两人多深的旱井囤满了，省着能吃两三个月。

老威：无根水的味道咋样？

李林山：那种泥汤子呀，几天就生线虫，一瓢舀起来，晃眼睛呢。估计你们四川人，捏着鼻子也灌不下去，可对于我们山西人，特别金贵，多便宜的“自来水”。

老威：接下来呢？

李林山：特长的旱季。赶着驴车，拉着装了嘴儿的大铁桶，爬坡上坎，至少去五六公里外找水。

老威：有水源吗？

李林山：没固定水源。十里八庄打听，哪儿有水我们就奔哪儿，就如当兵的听见了军号。几家人合用一辆驴车，几个壮劳力跟着，最先跑低地儿，因为山腰干了，山脚还没干，总能掏出水来；稍后跑高地儿，因为放羊娃的消息灵通，发现了哪个山顶哪个凹坑，还蓄了些没流失的雨水，大家立刻就兴奋，再远再难也得去。

老威：天啊。

李林山：日常生活啊。村里哪家富余了一两桶水，就是新闻了，大伙特嫉妒。我从小到大，直到30多岁离开故乡前，就没洗过几次脸，更别提洗澡了。

老威：下雨时总能洗吧？

李林山：雨季刚来，大伙全站野地，等着淋呗。也有人脱得赤条条，站自家院子里淋。如果在半路遇上，就放慢脚步，好好享受。全年的个人卫生，都在这时做了。

老威：女人咋办？

李林山：不咋办。没见村里女人洗过澡，包括结婚、生孩子，也就擦擦抹抹。

老威：你呢？

李林山：也擦擦抹抹。五官。四肢。肚皮。不过新婚之夜，女人要擦抹得细致些，男的要马虎些。熬到我的第一个女儿降生，也是接生婆挽起袖子，一点一点，把老婆孩子身上的血块搞掉。用了不到一盆水吧。

老威：没落下病？

李林山：男女之间的那点病不算病。

老威：什么才算病？

李林山：癌症。主要是胃癌和食道癌。一旦检查定性了，马上就抬回来，躺在屋里慢慢等死。没钱呀，一年到头连白面都捞不到几顿吃，哪有闲钱管病呀。我印象中，只有一个德高望众的老教师住院开刀，因为是国家出钱。医生保证能多活5年。这在村里可是破天荒的喜庆，老教师家另花600元，搭台请戏班子，连吼3天落子，方圆几十里地，都来凑热闹。

老威：你们村的平均寿命多少？

李林山：不满60吧。也有个别，像我爷爷，撑到80多，连他自己都糊里糊涂，不明白为啥这么命长。我爸的身体，是我们家最棒的，一扎入玉米地，就像大牯牛，吭哧吭哧干拢天黑。他的性子也急，曾因为和我的老岳父动拳头，被拘留几天。唉，他50多就突然走了。中毒。

老威：啥事儿想不通？

李林山：农药，1605，他满当当地抹一身，就出门去伺候庄稼。谁料日头太猛，他蹲在野地一出汗，农药就渗透皮肤了。开始肚子痛，他还忍着；忍不住了，就跌跌撞撞朝家里跑，倒在床上，发出几声牛叫，就迷糊了。断气前抽搐了一阵，窗外星星刚刚出来。

老威：来不及叫医生？

李林山：来不及。

老威：他为啥抹农药？

李林山：杀虱子。村里人都拿农药杀虱子。赤条条的，抹遍身体，再紧紧裹上衣裤。那农药味儿能闷死虱子。一般人都习惯用敌敌畏、敌敌啼、666粉等等，药性缓和一些。1605是剧毒，我爸是被虱子咬急了，要图个痛快。

老威：他以前用过吗？

李林山：用过啊。全家都用过啊。可我们是阴干了才出门。他等不了，就冲着太阳去了。

老威：我爷爷是老地主，我小时候在乡下领教过虱子的厉害。可没听说过这么“以毒攻毒”的。

李林山：没水，一年到头、年年到头不洗澡，不洗衣裤，不洗被褥，那虱子呀，像蚂蚁窝，拦不住泛滥。我们朝床底床面、柜里柜外洒农药，白白一层，结霜似的。就这样还绝不了种。小学到中学，我们那时候，除开念书，最重大的事儿，就是抓虱子。男生公开抓，女生躲在厕所相互抓。经常是课文一翻，念一句“毛主席教导我们”，一颗或两颗虱子就啪的摔下来。再啪的掐毙，继续念“毛主席怎么教导我们”。

老威：我的肉都麻了。

李林山：还有一种土办法。冬天痒得狠了，就把棉裤脱掉，倒竖着举在煤火上。当心伤手啊，一定要捏紧两条裤腿，再朝旺旺的煤火浇水。只听得哧哧两声，水蒸汽就直冒，直窜入裤裆。接着就噼里啪啦，虱子们纷纷落火，跟油煎蚂蚱似的。人也跟蚂蚱似的，拧着裤子直蹦达，嚷着不痒了不痒了！真舒服真舒服！

老威：你们村，像你爸那样中毒的多吗？

李林山：很少。我们打小抹农药杀虱子，习惯成自然了。

老威：对皮肤没伤害？

李林山：阵阵火烧，留下一绺绺紫斑，然后大块大块蜕皮。稍微严重的，就有点浮肿，有点头重脚轻。几个钟头能缓过来。可喝农药自杀的，不一定缓得过来。

老威：很多自杀的？

李林山：一年有那么些女人寻短见。喝农药的少，跳旱井和茅坑的多，两人多深呐，栽了进去，根本爬不上坎。

老威：环境太恶劣！倒邪霉的女人才嫁进来。

李林山：本地找本地，谁也不嫌弃。我家男的多，味儿重，你家闺女多，味儿更重，因为女的连露天澡也没机会洗。我老岳母家那个味儿呀，站围墙外，能将外乡人冲一跟头。

老威：啥味儿？

李林山：乞丐味儿。比屎臭强不了多少。我们村各家的味儿各有特色。比如谁谁上我屋，不用看，我闭着眼睛也能叫出他的名字，因为味儿提前就拐进墙了。可就这条件，老岳母还挑刺。为了娶媳妇，我上几十里外的煤窑打了几年工，没鼻子没眼，差点累死，每月才挣几十块钱。

老威：总能吃饱吧？

李林山：玉米和小米，填个小半饱就不错了。15个人，一个月才吃一斤菜油。盐巴倒是敞开供应，可不是细盐，而是比玉米籽还粗的岩盐，炒菜不容易化。终于熬满刑期，回家了，那煤渍却浸入肉里，烙印一般去不掉。

老威：总能洗澡吧？

李林山：不能。管得还特严。除了挖煤，就只准在工棚内呆。大通铺上，紧裹比煤炭还黑的被子，觉得人生最大的娱乐，就是大伙挤着，像猴子一般互相抓虱子。因为肩背和头发，自己够不着，让别人撩撩，那种酥麻劲儿，筋也缩一块了。哎呀，就这样攒够两三千块，起新房花了两千，彩礼花了300。老岳母还挺不乐意。

老威：1980年代，这是很大的钱了。

李林山：那年我21岁。那段婚姻持续了10年，1995年我就背井离乡来大理。

老威：之前呢？

李林山：没出过省界。平生出远门，是1988年，看到报纸刊登的广告，就去太原学裁缝。走几十里山路，到晋庄搭火车，在车厢内挤了一夜，拢省会。从没见过这么多人和车啊。沿路打听，终于找对地方。生意很红火的裁缝班，一期至少招五六十名学员。我身上带了300块，学费交几十，买出门新装花100多，买劣质电熨斗花27，还要自备学裁剪的布料。剩下的几十块，才是我的伙食费。40天，每天两个自己烙的面饼，不够就喝开水补给。 毕业回到村里，我就成了见过世面的“洋裁缝”。快过年了，家家户户都挺羡慕，买了布料找上门。可我那临阵磨枪的手艺！后来操练几年，才勉强上得台面。1994年，云南楚雄的姨爹返乡探亲，正撞着我离婚不久，日子艰辛，就竭力动员我出来，还为我掏300元路费。于是我耗了4天，转了几趟慢车，还在水泄不通的车厢内憋了一天一夜的尿，总算抵达云南。

老威：树挪死，人挪活，总算脱离苦海了。

李林山：洗澡随便了。白花花淌着的水呀，开头我还挺肉疼。曾做了个梦，把老家和大理搞混淆，洱海缩小成一澡盆，我在里面起劲泡，舒服得不肯上坎了。可周围却黑咕隆咚，乡亲们的脑袋，从煤渣子里飞起来，骂骂咧咧：你驴日的，太腐败！我们几辈人的命根子水，都让你浪费掉。接着就张嘴咬人。吓得我哇哇叫。正光着屁股四处躲闪，洱海的澡盆突然又没水了，我又站在南山后村，一道道黄土梁，那些嘴呀，一咬一个黑印儿，眨眼间我又恢复了在老家的鬼样子。

老威：后来呢？

李林山：梦醒了。北方人跑几千里地，到南方，开头还不太习惯。米饭寡淡，惦记着面食。替老板打工，太忙，又没办法自己动手弄。

老威：还做裁缝吗？

李林山：对。就在古城洋人街。后来就琢磨自己开这个小铺。

老威：传说缝补行。

李林山：如今在大理也算老店铺了。不过所谓的“传说”不是远古神话，而是希望口口相传，维持个温饱。当时我想呀，大理老外和假老外都多，各种奇装异服也挺国际化，我这种山西老土，没能力与别人竞争。可是补个疤、锁个边、换个拉链，挣个一块几毛的零碎钱总行。就这样，站稳脚跟了。32岁至今，我在这儿15年，省吃俭用，寄回老家不少钱。

老威：算老大理了。

李林山：仅次于原住民吧。不过在饮食上，仍有意无意，保持某些山西特色。比如包这个饺子，老惦记往肉馅儿里加萝卜，恨不得几两肉加几斤萝卜，翻来覆去剁。在老家，一年到头包一回饺子，还只见肉味儿不见肉。

老威：改天我请客，我们上大馆子，整大肉。

李林山：如今想吃也吃不下罗。明显感觉癌块块卡在这儿。每顿饭都要凭运气，嘴里先包口水，一点点咂，看浸得顺不顺；如果顺，就乘着势头，咂几口粥；终于打通了，才可以正常吃些干东西。

老威：如果运气差？

李林山：第一口水被顶回来，就只有挨饿。

老威：难怪你这么精干。

李林山：皮包骨头了，当然“精干”。

老威：今天不错，你还吞下几个饺子。

李林山：今天是特殊日子。我的传说缝补铺关门。我踩不动缝纫机了，就剩这点点残余命，我得放松放松。

老威：迷茫吗？

李林山：不迷茫，上帝会安排的。

老威：你什么时候知道有上帝？

李林山：从小就知道。恍惚记得报纸还是课文？讲过基督教是帝国主义奴役中国人民的精神鸦片，还有什么“育婴堂的故事”，杀害小娃娃，用作祭品，很恐怖。

老威：你相信？

李林山：我在文革中上的小学。平生第一课，老师叫几十个脏孩子翻开课本，齐声念第一页：毛主席万岁！第二页：中国共产党万岁！第三页：人民公社万岁！所以我们在萌芽时就被洗脑了。相信红色。相信正面。相信无神论。我们村没基督徒，有的是烧香拜佛的老头老太太，我也特鄙视，不断“口头批判”。在大理十几年，眼界宽阔了，各地各国各肤色的人，来来往往。我早就知道这儿有基督教，并且教堂古老，100多年历史。还有天主教、回教、巴哈依教，等等。可我本能地排斥，把所谓“信洋教”和本地白族“信土教”，也就是“拜本主”混淆。

老威：估计目前，大理白族建有几百个本主庙，庙里塑了上千个本主。什么四海龙王、五道山神，八方罗刹，还有若干伟大的祖先。

李林山：所有这一切，我都认为是“封建迷信”，和抽大麻差不多，甚至还不如抽大麻。大理这地方，山好水好，物产也丰富，可就这宗教和大麻令人反感。

老威：嘿嘿，比共产党老干部还正派。

李林山：受无神论的害，无信靠，无喜乐，为糊口而糊口，也不知道哪儿是个头。遇着麻烦事儿，就盘算怎么逃避，抽烟喝酒，憋一肚子气，想骂人，又不敢。我的大女儿高烧成脑膜炎，6岁转为癫痫，以后又成哑巴，9岁就夭折了，我内心在流血，却不知道该怎么办。

老威：昏天黑地啊。

李林山：得癌症时，我曾想不通，因为扳着指头数，就没几天舒心日子，更别提什么人生价值。

老威：如果你家有20万，如果两年前你治了病„„

李林山：多活5年，还不一样等死。看不见的钝刀子，刺你，剐你，半夜难受，憋醒了，坐起来，却只能忍。只能忍！没心劲儿自杀。你早早放弃自己了，可癌细胞不放弃你。

老威：上帝也没放弃你。

李林山：仁慈的主，宽恕我这个罪人吧。

老威：你最初通过谁认识主的？

李林山：有个杨弟兄，从云南边境的保山过来，住在大理。他经常路过我的铺子，脸熟了，就进来聊天。老李啊，最近还好吗？我说不怎么好，得癌症啦。他大吃一惊，就陪我坐，替我着急，哎呀，这可是花钱的无底洞！我说没钱，只有等死罗。可他却说，不用这么绝望，信主吧，老李，主会医治你的。接着他又多次登门。老李啊，看你这个状况，只有信主一条路了。医院帮不了你，亲属帮不了你，政府天天在喊“让世界充满爱”，也帮不了你。而我们普通人，特别是普通的穷人，总得有个信靠有个追随啊。都生死关口了，还犹豫啥？把自己交出去嘛。哪一刻我掉泪了，因为我这个焉巴巴的活鬼，稍微势利的，还怕沾染晦气呢。可主却通过杨弟兄，一而再、再而三地找上门。于是我大声说，主啊！信您！

老威：奇迹可发生了？

李林山：杨弟兄当场为我做了绝志祷告。街上依旧人来人往，阳光依旧普照这个世界，瓦顶重重叠叠，几只鸟儿在老树枝头叽叽喳喳。更远处，苍山洱海依旧环抱着我们„„

老威：你变成作家了呀，老李。

李林山：我跟着杨弟兄，抱住双手，抵在胸前，不断线地流泪。不是悲痛，而是感恩。我平生第一次，不想自己，不想人，而想主，祂高于我们，高于万物，高于苍山洱海。我是父母生的，我的命却是祂给的，可是我以前却不知道。癌症使我觉悟，使我被踩入泥土的心，飞起来，感受天国。

老威：我也被你感染了。

李林山：一阵一阵，触电似的。风拂在脸上很舒服。可当我只捉摸自己，只捉摸癌细胞的时候，却被撒旦所控制，连风很舒服都感受不到。

老威：这个杨弟兄上教堂吗？

李林山：他是家庭教会的传道人，认为上教堂的人不一定是耶稣的信徒；反过来，政府宗教局也不认可他这一路。2008年复活节，我在大理北门有百年历史的老教堂受洗。大理周围的信徒都和我差不多，教堂祷告和家庭聚会交叉着去。

老威：信耶稣这一年来，你觉得病情减轻了？

李林山：病情也许加重了。因为吞咽更困难，消瘦更快。但精神挺放松。开头祷告还存有私心，每次都求主治病，像《圣经》里描述的，请降神迹予我。似乎主亏欠了我什么。还经常走神儿，边祷告边有意无意想其它事。比如没办法啦，主不救我，真没多少活头啦。这就犯了渎灵的罪。几十年除了苦，还是苦，哪怕再活几十年还是苦。要真正悔改，不太容易。于是传道人吩咐，要代祷。为亲属为朋友，为那些远离救主的羔羊，为世界每天发生的灾难，为周围的不义、贪婪和杀戮，为深陷其罪而不认罪的国家、民族和个人代祷。求主宽恕，求主给他们改过的机会。因为耶稣背负十字架，被钉死在十字架，没有谁的受难，比十字架更重。可耶稣在临终时说：主啊，宽恕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就是代祷啊。一个基督徒，如果全身心为别人祷告，主就会在无知无觉之际，医治你的病。

老威：绝症病人无一例外会考虑自杀，你呢？

李林山：考虑过，但这是一种必须忏悔的罪。因为所有生命都是上帝给的，你没有权利擅自结束。我曾经感冒，曾经开刀，曾经多年缺水。当时以为受不了，却还是受了。我想自然而然死去的滋味，没有缺水和开刀难受，或许比发烧还轻呢，就像树叶飘落大地，而灵魂却飘落在天使的怀抱。

老威：听说你昨晚没睡好？

李林山：半夜被苍山下来的滚雷惊醒，突然很无助，泪水不知不觉打转。连忙默唱《赞美诗》。还跪下祷告，求主宽恕我的动摇。

老威：这种孤独，你的家人能体会吗？

李林山：我尽量不惊动他们。屋里太小，我就到铺子。正读《圣经》呢，晨跑的余鲲弟兄就路过，笑着打招呼。我抬起头，他就刹步端详：脸色这么差？李弟兄啊，昨夜雷雨交加，好恐怖哦，我惊醒两三次呢，感觉上帝与魔鬼在耳边打仗。我的脸色也很差吧？

老威：他在没话找话。

李林山：我明白。可我们还是东拉西扯个把小时，直到街面人多起来，我的心境也渐渐平复。

老威：你们挺有缘份。

李林山：主的安排。通过他的引见，我又结识了你，还平生第一次接受采访。这也是主的安排。

老威：我们交谈了这么久，很耗元气吧。

李林山：临近终点前，这么梳理自己这一生，也别有一番滋味。 【补记】 残阳斑斑驳驳，笼罩住小院的一角。老李边谈话，边张罗着面食，卡白的脸逐渐潮红，脑门也微微冒汗了。乘着氛围不错，我再三请他吼几句“上党落子”。老李推辞不过，就挺胸提气，来了一段《七品芝麻官》：想当年，我在朝廷居大官，忘掉了民间的苦和难；今日里，我目睹荒年无收成，才记起百姓急了要造反„„

老李很抱歉，说这种调调，本来该一吼二吼连三吼，余音绕梁，甚至能压过秦腔，可自己气不足，只得低八度，金属质地的假嗓就化作娘娘腔了。 而我却由衷喝彩，并觉得这降了调的上党落子，竟夹杂了些《赞美诗》的韵味。接着晚餐开始，我和余鲲应邀加入。6个人在院子里围拢矮桌，围拢热气腾腾的山西饺子，低头祷告。老李高声领祷。我原以为他会照例求主医治他的病痛，却不料他打头就是“今天是世界和平祷告日，主啊，您让余鲲弟兄和廖老师来到这里，倾听我微不足道的经历，他们是了不起的文化人，竟然来和我做朋友，这是您的恩赐啊。求您保佑他们健康、喜乐„„ 这个餐前祷告很长，饺子有些凉了，我却面红耳赤，跟着大家应和多次“阿门”。用餐时，老李招呼我们多吃，自己却偷跑出门两次。回来后，饺子就吃得比较顺畅。细心的余鲲悄悄说，老李怕吞不下，去隔壁喷过药了。 我始终微笑。我经历过饿殍遍野，吃像历来不雅，可此刻，我却绅士一般克制。直至握手，告别，转身，走出相当长一段路，我的微笑面具还在。谁都明白，我不想笑。脸颊针扎一般疼。我不想笑！

兜头一个闷雷。接着一阵雨。再接着一股风。再接着，湿漉漉的月儿升起来，似乎还挂了几丝苍山的青苔。主啊，这就是您创造的大理。令人不可捉摸的永远的大理。

百岁修女张印仙

前奏 

大理古城的土著居民，都晓得人民路天主堂里，有个百岁修女。但是外来客不晓得。我也是去年偶然晓得的。那是个晴朗夏日，来自巍宝山长春洞的逍遥道长，邀约几个文人，一同拜访已做神父的旧日同窗。不料刚进天主堂大门，就碰见此尊神仙，居然腿脚麻利，出土人参一般崎岖而鲜活。一听说她的岁数，我立马贴身追随了十几分钟，在高墙内兜圈五六趟，倾力巴结，却没搭上一句话。 稍后往来数次，终于搭上话，却半句也搞不懂，还引起天主教徒们的警觉。有个70多岁的婆婆，在众人的推举下，过来盘问：先生你哪儿人？信主么？参加敬拜么？我答：准备信呢，所以对这位老前辈感兴趣，想交流一下，你能为我们翻译？婆婆说：不能，谁晓得你是干啥的。我说：我写书的，帮帮忙嘛。婆婆说：记者么？那更不能了。我劝你走吧，先征得宗教局的同意再来。 我当即绝望，随之返乡，直至翻年，同样的晴朗夏日，又卷土重来。汲取了教训，我在天主堂外围盘桓多日，分析情报，并伙同基督教徒鲲鹏，从教会门卫室、对外接待室、厨房、礼拜堂、修道院，逐步深入。鲲鹏擅长谈经论道，弄得众人点头称是之际，我这边就乘虚而入。 我们终于接触到关键人物陶修女，她35岁左右，目光清澈，为人厚道，且长期照顾百岁修女的起居。我们沟通顺畅，并提前4天，敲定了这次拜访。

这是2009年8月23日，星期日弥撒之后。我们又在修道院这边等候个把钟头，陶修女才匆匆赶来，牵起活神仙，就朝外走。访谈接着在空荡荡的接待室进行，节奏极快。我们考虑到老人身体，建议歇口气，陶修女却说不必，她的状况不错，自己煮饭吃，食量还大，还是个老顽童，你说她不行，她就把装满土的花盆拉来拉去，显示有劲道。 我们都笑。老人一笑，皱纹猛然舒张开，如褪色的斑斓虎皮。她叽哩哇啦好一阵，根本听不懂。陶修女打趣说，主要是牙掉光、不关风，再加性子急、嗓门高，就把本地话扭曲成了外国话。 陶修女自始至终，紧贴活神仙，冲她的右耳喊话，因为她的左耳左眼，都不灵光。但记忆和思维却清晰无比，叙述到激愤处，屡屡要跳脚，那种波涛汹涌，可与莎士比亚笔下疯掉的李尔王媲美。 她还掏出贴身的3个十字架，供我们鉴赏。其中一个，据说已经挂了60多年。在两个多钟头的谈话临近尾声时，她还嚷嚷不愿吃饭，也不愿走。大家都劝她扶她，而她却挥舞双手，指东打西。意思是四面墙的外头，还有好多地盘被抢去，她一直不愿走，就是要亲眼看着还回来。 这辈子，气性大而长寿的，我也只见着这一个。

张印仙：我天天在教堂，祷告、做饭、走动、晒太阳，也看看花草，看看蚯蚓和蚂蚁，给它们松松土。如果不在呢，就去旁边的市场买菜了，过一会儿，又在了。

老威：哦。

张印仙：我在，心也在，主也在，许多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人，也在。

老威：哦。

张印仙：我掐掐自己，老肉老骨头，还晓得痛呢。

老威：哦。

张印仙：1908年8月3号，我出生在云南曲靖城，父母取学名“

张印仙”。我记不得父母的模样，只记得有个哥哥，被军阀抓了壮丁，后来死在战场上。

老威：连父母的模样也记不得？

张印仙：梦里出现过，可醒来就忘掉。我是个孤儿，刚满3岁，就被我的一个叔叔送进昆明的方济各会修道院，侍奉天主。

老威：你的叔叔？

张印仙：是教会的神父。大约在清朝同治年间，天主教就由越南传入云南，在昆明、曲靖一带落脚了。所以到了我的小时候，法国巴黎的外方传教士已经很多，教堂也遍及城乡，门派也复杂，有耶稣会、圣心会、天神母皇会、保罗会、方济各会等等。我在修道院跟法国神父和主教识字、读经、听弥撒、做祷告，也干些力所能及的杂活儿。高墙外乱兵乱世，民不聊生，而主却给了我一个安稳的小环境、童年的庇护所。 直到13岁，我才跟孃孃李华珍来到大理。当时古城只有几处临时天主堂，后来却发展为滇西最大的教区，包含丽江、保山、迪庆、临沧、德宏、思茅和西双版纳，有汉族、白族、藏族、彝族、傣族、景颇和哈尼族的教友8万多。再后来，圣心会购买大片教产，由法国主教叶美章全面负责，修建了修道院、孤儿院和这座远近闻名的礼拜堂。

老威：规模宏伟啊。

张印仙：当时住在教会的，就有400多口，法国的主教和神父至少十几个。星期天弥撒，古城内外、海东海西的人，潮水般涌来，礼拜堂装不下，大家就在外面院坝，有跪的，有站的，还有小孩子爬树爬楼的。我也是小孩子，可我入门早，台上的管风琴奏哪段，我就能唱哪段，主教讲《旧约》里哪段，我就晓得出自哪页，下文的典故和箴言是啥。许多人夸我聪明呢，只有孃孃冲我瞪眼，意思是“不许卖弄”。

老威：我们这代人，从小接受红色洗脑，什么“宗教是帝国主义奴役人民的工具”啦，什么“育婴堂是地狱，修士修女把儿童当实验品”啦。

张印仙：呸呸。文革中批斗我们，还说教会杀了多少多少孤儿，神父主教是吸血鬼呢。我不能反驳。明明晓得是造谣，也不能反驳。为啥要造这样的谣？中国人的罪孽还不够深？主啊。 灾荒年，兵荒年，本地的穷人经常丢弃自己的孩子。有点人性的，还晓得选个好天气，乘月光不错，把娃娃用棉布包裹几层，悄悄放在教会大门口。等第二天大早，修女们一开门发现，自然抱进去，无论好的还是病的，那个心疼劲儿！会打算盘的，或亲情难于割舍的，几年后渡过难关，再来相认吧。其实永不相认的更多，那时候呀，人越穷，孩子越密，都像动物，捡健壮的、熬得出头的养。 我眼睁睁地看过多起，女娃娃，还没断奶，就抛在山坡或海边，任野兽或野狗，一个个糟蹋。男娃娃，生了病，眼看不得活，也同女娃娃一样，四处丢。修女们外出碰上了，就捡回来，让教会的神父和主教抢救，他们都会点医术，打个针喂个药，还挺内行。刚刚丢弃的，兴许能救转，能和我一样，在孤儿院抚育成人；已经过了夜，或被野物动过，缺条腿、缺个其它零件的，就只有祝福，道几声“阿门”，然后埋在南五里桥村的天主教墓园了。

老威：我去过那墓园，只剩下一片玉米地。

张印仙：也是教会买下的，很早了。主持修建天主堂的叶美章主教，死后就埋在里面，还有几个法国神父也埋在里面。

老威：他们叫啥名字？

张印仙：太久远了，记不得了。还有不少本地信徒，不少捡回来又夭折的孩子，有的不足月，有的两三岁，我主慈悲，他们都通过仪式，进了天主教的墓园。无论是主教、神父、修士修女、普通信徒或弃婴，墓碑上都嵌刻了他们的生平，只是有的复杂些，有的迫于无奈，简略一点。

老威：弃婴的墓碑咋写？

张印仙：由捡他的修女取个名字，有可能是中文名，有可能是法文名，然后生卒年月，发现于何地，最后都有“天主垂怜，阿门”。

老威：弃儿能与主教、神父葬一块，这在中国传统里是不可思议的。

张印仙：如今全被毁掉。一块天主教墓园，一块基督教墓园，本来是邻居嘛，可以互相串门嘛，都毁掉了。连地基也要不回来。所以后死的天主教徒，像刘主教，像我孃孃，都进不去。

老威：唉，这是劫数。

张印仙：到1940年代，收养了孤儿200余，占教会总人口的一半。多数修女都变成“全职保姆”，少数懂医术的，就做“门诊大夫”，给老百姓的孩子喂药打针，有时也喂饭喂糖。我在厨房熬牛奶、米糊、面浆，来代替母乳，有时一天抱进来四五个，饿得直抽，就给个甜奶嘴先咬着。至今，大理古城还存在几名被教会收养过的孤儿，七老八十，人都快入土了，还怕沾着“里通外国”的罪名，不愿承认。

老威：为啥？

张印仙：他们叛过教，脱离教会，这是终生污点；后来形势好转，想回归，又乌龟一样缩头缩脑。还有个神父，已经还俗结婚生子了，到了八几年，居然还厚着脸皮宣誓效忠主，其实惦记着刘主教的位置呢，真枉费当年传教士们的苦心栽培。

嘿嘿，回顾我的前半截，真幸福啊。教会人来人往，可鸟叫比人声亮，秋天到，一阵阵风吹落叶，呼、呼，眨眼就满园黄灿灿。只有辩经和弥撒时，院内才闹热一点，但仍很安静，心里喜乐的那种安静。现在的大理二小、大理四中，过去都是教产。我呢，累得直不起腰，可傻傻的乐，我特别喜欢打扫礼拜堂的卫生，擦洗祭坛、桌椅、神像、箴言，真幸福啊。教会十来个法国、瑞士和比利时的主教和神父，都总是夸奖我，有时也开开玩笑，“罚你独唱3首《赞美诗》”，兴致一高就加入进来，比赛歌喉。

老威：然后呢？

张印仙：1949年8月，也就是临近解放，从大理教会派去香格里拉传福音的瑞典神父Maurice Toruay被乱枪打死。噩耗如乌鸦，嘎嘎传来，大家在凶兆中跪下祷告，求我们的身心得到保守，坦然接受种种煎熬，穿越将接踵而至的魔道，像Maurice Toruay那样以生命荣耀主。 这次超生弥撒没多久，解放军就进城了，人民群众敲锣打鼓，夹道欢迎。全国红透了，苍山洱海也红透了，连教堂内外，也飘扬着五星红旗和毛主席像。外国主教和神父们被当作传染病，隔离在几间小屋内，窗帘遮得密密实实，门口有解放军持枪站岗，谁也不准靠近。

老威：远远打望可以吧？

张印仙：还不敢公开打望。革命群众眼睛雪亮，会骂你“戒不掉帝国主义的精神鸦片”。

老威：这是哪年？

张印仙：1952年，2月份，外国人都撵跑了。

老威：开过会么？有最后的弥撒么？

张印仙：礼拜堂贴了封条，禁止入内，接着是人人过关，接受审查。绝大多数信徒害怕，纷纷退出教会，响应政府号召，回家务农。有的却公开叛教，“听毛主席的话，与奴役人民的天主教划清界线”。听说主教们在解放军代表事先拟定的文书上签名，表示放弃一切“剥削”财产，还划了十字。其实全部教产都是花钱购置，受当时法律保护。传教士们撤走好久我才晓得，偷偷哭了几回。我的生命是他们给的啊，是主通过他们的手给的啊，否则我在3岁前就夭折了。

老威：天翻地覆，大伙要重新做人，或者重新做鬼了。

张印仙：1952年，永世难忘。曾经极其荣耀的大理教会，人去楼空，老鼠成堆，400多口，最后却只剩我——修女

张印仙，我的孃孃——修女李华珍，本地主教刘汉臣3人。军代表限令我们搬家，刘主教说，天主堂就是我们唯一的家啊。

老威：够顽固不化的。

张印仙：但是到了年底，他们威协说，不搬就拿绳子绑走。于是某一天，我们3个被民兵押解着，出古城西门，安置到苍山脚下的一个村子，召开群众大会，宣布“监督劳动”。随即，我们的教产被统统霸占，一部分建大理二小，一部分建大理四中，剩下的房屋，政府安插了许多人进住。

老威：当农民？

张印仙：被踩在脚底的贱民。

老威：多少年？

张印仙：1952至1983，31年。

老威：怎么过来的？

张印仙：自己种粮食自己吃。我们离开教会时，除了身上穿的，任何东西都不准带。汗流浃背地赶拢村子，连口水也不给喝，就被揪进会场，与撵出庙子的和尚尼姑，撵出道观的道士道姑，还有基督教的男女信徒，形形色色的，站成两三排，被几百村民团团围观。名为批斗会，实则看稀奇。大家喊口号，喷唾沫，拳头在我们鼻子尖尖晃来晃去，很是苦大仇深。工作队在木头台子上讲话，那时候没有电喇叭，就举着个镔铁话筒干吼。刘主教被扇了几耳光，我孃孃就挡在前面去争论：无冤无仇的，凭啥打人？那个刚刚在土地改革中翻身作主的贫农说：反动派，不打就不倒。我孃孃说：我们不是反动派。贫农说：你们是精神鸦片，是三座大山，是帝国主义剥削人民的走狗。我孃孃说：我们都是穷人家出来的，我们没剥削。

贫农说：你还嘴硬。于是周围响起一片口号：打倒反革命修女！我孃孃说：尽管打好了。打我左脸，我把右脸也给你们。

老威：耶稣的箴言？

张印仙：他们不懂，就晓得瞎起哄。后来经历的政治运动多了，就明白了，地富反坏、牛鬼蛇神、和尚、道士、天主教、基督教，斗争腔调大同小异。打倒你打倒我、遗臭万年、永世不得翻身，然后才是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万岁，什么什么胜利万岁。批判天主教和批判佛教、道教、走资派的发言稿，随便改几笔，就可以通用。

老威：老人家明察秋毫哦。

张印仙：斗争会开过，丢了两间石头房子给我们住，四面透风，跟猪圈一样。刘主教和我孃孃已比较老，经不住折腾，只有稍微年轻的我，去跟村里要锅碗瓢盆、五谷杂粮、床铺被褥，打张借条，写明今后挣够了归还。 接着就是开荒种地了，这活儿不难，有气力就行，我打主力，两个长辈帮手。平时不搞阶级斗争，村里也借牛给我们用。苍山又高又大又绿，养点点猪和鸡，畜生们自己晓得找吃。把地里的青菜装坛子，做成酸菜，再带几十个鸡蛋，就能挑到下关去卖了，买油盐酱醋。这样熬磨几年，过得稍微像个人样了，上面又号召大跃进，办公共食堂，自家东西统统上缴。几百号人吃喝在一块，敞开肚皮瞎整，没几天，灾荒年到了。饿死人哪，那些傻吃傻喝，把肚皮撑大了的，几乎都饿死掉。 我们熬的稀粥，能当镜子用，双手捧到阳光下，我孃孃浮肿个脸，还开玩笑：哦哟，碗底有个鸭蛋黄。刘主教说是“画饼充饥”，孃孃却坚持认为，我们喝着主赐予的“太阳鸭蛋粥”，热量是普通粥的几倍。

老威：又凄凉又温暖嘛。

张印仙：后来稀粥也没得喝，就只能漫山遍野寻野菜、草根、苔藓，甚至剥树皮和地衣。青壮村民不耐饿，急了，刚埋的死人也掏出来，割肉煮。和尚也四处堵老鼠洞，碰运气抓住一只，来不及剐皮，就活生生朝嘴里塞。哎呀，那年头，乱套了，如果灾荒再持续两年，恐怕我们也被人家吃掉。感谢主，没有祂的保守，活不了。

老威：你们还祷告么？

张印仙：天天祷告。在路上，在坡上，在家里。经书早就背诵了几十年，在脑海，在骨头，在肺腑，一笔一划刻着，谁也抹不掉。我们在地面受难，灵魂却在天国，接受主的奖赏。无神或信邪灵的，当然不晓得主的奖赏为何物。再饿再苦，你不要告诉世人，因为他们比你更饿更苦；你感觉头昏眼花，快不行了，你也不要向世人呼救，因为他们连自己也救不了。你只有求告主，死死生生算啥，祂会让你平安。 有一次，我和许多人一样，在山坡间晃荡了大半天，还寻不着可吃的。一屁股下地，就再也起不来。旁边有几朵彩色野菌，就是没人敢动的那种毒菌，我一时软弱，就扯来吃掉。土生土长的我，不是不晓得厉害，可饿死和毒死，哪种更好？ 我跪着祷告，求主宽恕。几分钟，肚子剧痛，我拼命地抓舌根子，想呕吐，可体内太干净了，毒菌转眼就消化。稍后，手脚不由自主哆嗦，腮帮子不由自主哆嗦。我抱着一棵树，还是坚持祷告，哪怕马上死，也不能忘记自己天主教徒的身份。 我昏倒了，天黑时又醒过来，月亮像道门，压在树梢顶。我试一试，居然腾地站了起来，肚子还是饿，可不太难受。我连念几声“阿门”，我主保佑！活着就是奇迹！

老威：是啊，你们都活着。

张印仙：刘主教和我孃孃死掉了，葬在苍山腰，我的墓穴也在那儿。

老威：无论阳世阴间，你们都算三位一体。

张印仙：文革时，刘主教被揪到海东，与我们分开。他孤零零，挨了很多打，身体垮了。1983年，宗教政策落实，我们又聚一块，宗教局在教会对面找了两间小屋，暂时安顿我们。

老威：咋个在“教堂对面”？

张印仙：我们进不去。教会的旮旮角角，都住满人了。大理四中的礼堂，就是这座建于1927年的礼拜堂，不过祭坛和神像都打掉，换上马恩列斯毛的大像。每天早晨，中学生们就在礼拜堂前升国旗、唱国歌，“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老威：天主堂沦为无神堂了。

张印仙：我们依据政策，先和学校交涉，再和教会住户交涉，可人家也振振有辞：共产党让我们住这儿，二三十年了，生儿子，又生孙子，咋可以说搬就搬？刘主教说：二三十年之前，这儿是我们的，因为历史原因，被拿去，现在共产党要归还了。人家说：不行，我们才是原始居民，我们对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有感情。刘主教叹口气，说：我们已风烛残年，人的事可以让，可这是神的事，不能让。人家顿时起哄：让你的神滚蛋。 于是连续3天，我们早中晚读经祷告，待神赐予了信心，刘主教才去找宗教局。而我的性子急，就背起我孃孃，直接来到大理州政府。我先去政府各部门转两圈，没人接待；我又在过道上哭一阵喊一阵，还是没人理睬。只好撤回政府大门，在阶沿上放下孃孃，开始一天天静坐禁食。

老威：当时你多大岁数？

张印仙：七十五六。我孃孃快90了，又咳又喘，起不来床。我说我一个去就可以，她说：不可以，天主是大家的，不是你一个的。于是我只能背她。那时古城到下关，路很烂，我每天半夜就起床，做祷告，然后打扫卫生，做早点，尽量劝孃孃多吃。她心慌，我就替她抹抹胸，她说快死掉，我就说天主不愿见她这个样子，因为教产还没要回来。孃孃就笑了，还让把镜子给她，照一照，洗脸梳头，擦点桂花油。我说：孃孃啊，你21岁做修女，直到现在，始终比我爱漂亮。孃孃说：对嘛，你一辈子风风火火，不太像女人哦。我说：几十年来，种地、喂猪、养鸡，没闲过半天，哪有工夫讲究？孃孃说：这次当街展览，你可不要弄成乞丐样子，给天主丢脸。我连应“好、好”，就真的换了最干净的衣服。 收拾齐整上路。歇两回气，我就能背她到南门外，等小客车，颠簸一两小时，抵拢州政府。在地上铺床棉絮，扶孃孃平躺下，我守在旁边。路人围起看闹热，我也鼓起眼珠看闹热。太阳大了，就把被子扯开些；晒狠了，就在孃孃脸上撑一块布。而刮风下雨天，就挪到屋檐下，屋檐窄了，雨滴乱溅，我就自己挡在前，肩膀湿半边干半边。

老威：七旬老人背九旬老人静坐禁食，是个大新闻嘛。

张印仙：那年月，报纸、电台都是政府管，所以没新闻。我们也不懂新闻。只晓得围观群众太多，密密匝匝的人墙。我们也觉得不妥当，影响市容，可没办法嘛。我还一遍遍起立，举着十字架，劝大家走开。可群众散一拨又聚一拨，还有人弓腰，察看孃孃的动静，然后转头汇报：还有气呢，嘴巴还在念叨。我纠正说不是念叨，而是背诵。人家问背诵个啥，我就自己弓腰倾听，并重复孃孃的话：天主，请以此茫茫尘嚣，来查验我，洗刷我的罪，端正我的意念，在邪恶的权势下把我拯救。阿门。

老威：人们理解么？

张印仙：不理解。许多人骂我们疯了，心肠稍微好的，就劝我们体谅政府，要爱国。我心里说，除了天国，我们地上的国在梵蒂冈，在耶路撒冷。

老威：对头。在所谓的祖国反而流浪着，无家可归。

张印仙：就这意思。我们在政府大门呆了28天，除开喝水，我啥都不吃，考虑到孃孃的身体，我晌午喂她一碗米线，补充热量。

太阳落山，又背起她，赶末班车回古城。

老威：第二天又开始？

张印仙：对头。后来我有点背不动了。因为每天只吃早点，瘦得飞快，腿还打飘。我就盘算，干脆去政府门口过夜，反正门卫也来赶过，警察也来赶过。可两老太婆，谁都不敢抓。很抱歉嘛，大概影响越来越坏，惊动了上级，28天头上，一官员带了两随从，终于露面。过往群众早已麻木，不再围观，还冲我们点头呢。只有些小孩经常光顾“街头西洋镜”，婆婆长婆婆短的。官员过来，站了几分钟，就蹲下问：你叫

张印仙？我说：是，她叫李华珍。他说：你们已经闹够了吧？我说：我们不想闹，只想有个住地。他说：你们现在不是住得好好的？我说：我们不是吃救济的五保户，随便丢两间房就行，我们要我们的教产，我们侍奉天主的场所。他说：会归还你们的教产，但要等一段时间。我说：我们已经等了31年，我才70多，能等，可她快90了，有出气没进气，恐怕等不了。他说：你凭啥这样说话？政府不是你们来支配的，政府只能协调、动员别人搬家，让出地盘，最快也得好几年。一听这话，处于昏睡状态的孃孃突然醒了，拉扯我，令我扶她坐起。她喘着说：我死在这儿。我立马响应：好好，两条老命都丢在这儿，你们看着办。官员气坏了，说：你们敢要挟共产党。我说：只要归还天主堂，死活与你们无关。

老威：然后呢？

张印仙：没多久，教会就空出来了。就是你今天看见的，老礼拜堂，周围的两排房屋，照壁，照壁后的两个院子。古城都轰动了，居民们议论，天主堂的两个恶婆婆，惹不得，把政府搞蔫了。可他们哪里明白，这才是原始教产的四分之一，隔墙、过街的大理二小、四中，几个足球场大，全属于我们教会。

要不回来了。大理教区的许多堂口，都被霸占。政府挪用，年头太久远，就不提还，或者搞地产开发，把老教堂拆掉。有的堂口，政府要还，教会的人却不敢要，怕再来政治运动，挨整。

老威：3个老人，突然间拥有偌大的地盘，做梦似的。

张印仙：全部归主。我们不过暂时替祂老人家看门。

老威：生活咋办？

张印仙：我一肩挑。

老威：这么豪迈？

张印仙：他们两个老病，我还是喂猪、养鸡、自己种菜。这儿比乡下条件好许多，我们能糊口，也喜乐。我孃孃李华珍1989年去世，活了93；刘汉臣主教1990年去世，活了90。教会在苍山腰寻了块地，将他们合葬，我的墓穴也预留了，生死在一块吧。 刘主教回光返照时，突然起床，要去礼拜堂做弥撒，可刚把衣服穿好，就瘫掉，只得在二楼自己的卧室，做临终祈祷。他最后一口气，落得很深很长，眼珠子渐渐定住，面带微笑。那是一个傍晚，天使在窗外，一阵斜阳，又一阵风。 他们走掉，只剩我，太伤心了。只有在礼拜堂，在院子，在他们呆过的地方，来来回回寻找。闭着眼睛，觉得他们抚摸我的手；睁开眼睛，却见一条狗在舔，或者一丝阳光在舔。我问主：他们想我不？太傻了。也许是没机会服侍他们了，闲得慌。 直到1998年，新的神父来，陶修女也来，我才稍微踏实。一辈子绷紧的弦，终于松垮。该给新一代交待的，统统交待了，特别是没归还的教产，必须继续要。万一要不回来，就写入教史，让世世代代铭记。一心盼主接走我。一心盼与刘主教和我孃孃见面。可稍不留神，我又过101！周围的人，都与我相差好几十呢，咋办？

老威：不晓得。

张印仙：只能赞美主。

老威：阿门。

地下天主教徒刘圣诗

采访缘起

认识刘圣诗是在十几年前，那时正闹文学革命，狂人辈出，而她作为××主义诗派的当家女将，风华正茂，一张利嘴所向披靡。但后来，她舍弃诗歌，投身天主教，从此过上颠沛流离的生活，红颜尽失。 我恍惚记得89年六四之后见过她一次，黑衣黑裙从墙根边闪出，吓我一跳。她说自己曾经去人民南路广场看望静坐示威的学生们，给饿晕的人灌糖水，“可怜极了，都是上帝的孩子啊。” 

然后是2001年某个深秋下午，我与朋友在成都西门栅子巷的三一书店喝茶，天气晴朗，场地上人很多，当黑衣黑裙的她又突然出现在跟前时，我都傻了。她压低声音说：“你有门路么，老威？”不等回答，她又说：“我在国内呆不下去，我要逃跑。” 我打了个寒战，开始与她窃窃私语，不知为什么，她竟泣不成声了。同桌朋友诧异地盯我，好在进出三一书店的艺术家不少，见怪不怪。 

最近一次见面是2002年大年初三，我约她在××露天茶园传教，在场的还有来自北京的××。“因为天天祷告，我平静了不少。”她说，接着不紧不慢地讲述了圣徒张神父的故事。

老威：三个多月前，我们第一次见面没多久，你就失踪了，咋回事？我起码给你打过十来个传呼。

刘圣诗：你真顽强，老威。

老威：你比我更顽强。不过你是信教的人，应该讲信用。

刘圣诗：三言两语无法跟你解释清楚。

老威：那就算了，我们还是接着上回的话头继续吧？

刘圣诗：我忘记了，你先提个线索。

老威：我凭印象说说你的家庭履历——

刘圣诗，祖籍河北，家庭成分革命干部。1950年底，其父作为一名师部宣传队长，随人民解放军南下，摧毁了旧政权在大陆的最后一道防线，进入成都。大规模的本土战争结束，其父同许多浑身硝烟的军人一道转业，投入地方新政权的基本建设。受组织安排，其父参与遣散国民党所属之“三民主义共青团”，以共产党所属之“共产主义共青团”代之，并出任团市委秘书长。 刘母家庭成分工人，在公私合营的浪潮中认识了刘父，改造完资本家，作为纱厂女工中的首批党员，她与他的工作关系便顺理成章地发展为恋爱及家庭关系。1960年春，刘圣诗呱呱坠地且茁壮成长，这太稀罕了，因为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饿鬼遍川，中华民族的婴儿出生率几乎下降为一千多年来的最低水平„„

刘圣诗：打住吧，老威，你适合干间谍，脑子和录音机一样，有用没用的乱录一大堆。不过，无意间你已提到了原罪，我与生俱来的原罪，我后来接受天主的安排，走上传播福音之路，大概也同我的家庭，我赎罪意识的苏醒有关。

老威：请继续讲。

刘圣诗：我是革命家庭的叛逆，与父母没任何共同语言。我一岁半就进托儿所、机关幼儿园，跟着接受填鸭式的共产教育，直至考上大学。我的父母热衷于工作，并把这种热情传染进家门，所以，他们与儿女的每次相聚都挺正式，像探监一般。后来他们离休了，党连余热也不需要他们发挥了，他们突然感到作为一个人，这辈子活得多么贫乏，业余爱好没有，连家庭生活也不会过，七十多岁的老俩口，整天吵个没完，毫无理智，把对方当敌人来攻击。

老威：他们的信仰呢？

刘圣诗：信仰顶个屁，共产党开了张空头支票，把几辈人都耍疯了。现在许多老干部迷上了法轮功，九条牛拖不回头，其原因就是心灰意冷，早年投入了青春、热血的支票缥缈得永远兑不了现。我父亲一提起江泽民就破口大骂，他们那批革命老人还在暗中串联，约定×年×月×日×时在天安门广场会师，着军装，戴勋章静坐，抗议现政权背叛革命传统，把军区和政府都骇坏了。前一晌天天派人上门慰问、做工作，父亲犟着脖子与他们辩论，总算英雄有了一点用武之地。

老威：你们父女都成了政府的敌人。

刘圣诗：我错生在这样一个家庭，受洗时，我请求张神父取了现在这个名字，因为我在80年代写过现代诗，算颇有名气的××主义诗人。我结过婚，走过相当长的弯路，命运才开始出现转机，引领我找到了主。

老威：我与你的原夫是朋友。

刘圣诗：我晓得。我们住轮回巷时，你曾经来过。你忘了，我们还一起尝试过潜意识写作？灌得烂醉之后，就打开录音机，一伙人硬撑着，你来我往地胡言乱语，以为这样能诞生“杰出的诗歌”，结果就一句“酒里的红狼滴着口水”算过得去。到了1986年，诗歌流派最火时，我家里像客栈，一拨接一拨疯子进进出出，吃喝拉撒睡都在地上。我唯一的工作就是购买，各种酒，各种熟菜，再后来，我就在一个深夜把自己关在厨房，开煤气自杀。

老威：为什么？

刘圣诗：这些男男女女的，竟然在我家里群交！×××也躺在他们中间，丑恶极了，这就是他们艺术的目的和境界！我气得精神恍惚，出现了幻视幻听。唉，罢了，我不想再提这种事。

老威：好吧，回到信教的正题上。你是怎么找主的？

刘圣诗：六四之后，情绪极为消沉，与“诗人”们分道扬镳，与学校同事也没交流，于是我经常独自一人逛街。我既不化妆，也没购物习惯，只是无目的地乱逛。有个星期天上午，我路过走马街的天主教教堂，里面隐隐约约地传出歌声，出于好奇，我就穿过大门进去了。高而缥缈的教堂穹顶下，笼罩着大约几百人，整整齐齐地站着，跟随着台上的唱诗班吟诵圣歌，一曲终了，台角的管风琴就奏出下一曲的前奏，然后又是几百人的齐唱。我静静地站在最后一排，低着头，嘴唇不出声地蠕动，突然感觉有只手肘轻轻碰我，我侧目一看，是旁边的一个老婆婆，沟壑密布，皱纹比千年老树还多，她冲我微笑，边唱边示意我挺胸抬头，大胆出声——我太惭愧了，30岁之前我从没听过圣歌！没接触过如此圣洁、美好的天堂之音！我摇头，眼里充满了泪水，老婆婆把她的歌单递给我，挺着干瘪的胸脯，特别卖力地唱，她已经只剩一颗门牙。整个教堂只属于耶和华，没杂念，没杂音，明亮，洁净，我永远铭着首次望教时的圣诗：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上义路。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 你的杖，你的竿，都在安慰我„„ 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要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我一边流泪一边用心唱，仍不敢出声，怕影响了整体的和谐，那种感觉，就像迷途的孩子走上归途，我凝视着台上的十字架，架中挂着为人类受难的耶稣，我体内触电般涌起诗歌的激情，但是，我此刻已不是过去那个××主义诗人了。

老威：你描述的教堂我去过，门口似乎挂着“四川省天主教爱国会”的招牌。

刘圣诗：我不是冲招牌去的，但当时，我的确不知道除了三自爱国会外，还有地下教会。望过教，我走出教堂，找到爱国会主席，一个矮个子神父，向他咨询信教问题，我问怎样入教？每个月有哪些活动？能不能购买《圣经》？ 神父却十分警惕地上下打量我，宣传了一番党的宗教政策和自养、自治、自传的三自爱国宗旨。我粗略了解点常识，就提到“梵蒂冈”，神父居然回答：“跟我们没关系。”然后又说：“你想入教，首先要持单位介绍信，经过会里审核，再报宗教管理局同意备案。”我觉得太离谱了，有些生气地说：“不是人人平等，信教自由么？”神父说：“当然自由，但手续还是要办的。这样吧，你先买本《圣经》回去看看、想想。” 我捧着《圣经》回家一翻，更加失望，原来是三自会编印的删节本，附页还有自办教会的组织结构：中共宗教局→三自会→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主教→神父→修士修女，一级管一级，顶头上司还是共产党！一气之下，我就找回去退货，不料“主席”外出，我却在大门口碰见白老师，她后来成为我的代母。 白老师对我说：“退什么货，这种伪劣产品，扔了！”然后把她的《旧约全书》送给我。白老师说：“如果您是上帝的孩子，以后就别上这种地方来，啥子三自会，魔鬼！地狱！”

白老师引我到她家，那儿正在举行家庭弥撒，快近尾声了，白老师对大家介绍说：“来了一位受难的新姐妹，大家一起为她祈祷吧。”于是十多位姐妹一起默祷“通功玫瑰经”。从此，遇上厄运，我就念“玫瑰经”，并约定许多教内姐妹在同一时刻于不同的地点一起念，直到九天，叫“九日敬礼”，我们可以没有公开的教堂，我们的教堂是超越时空的，整个中国，整个世界都是主的疆域。

老威：你现在还跟着代母么？

刘圣诗：没有。1993年复活节我在西北××县××村的地下教堂朝圣时受洗，由富有传奇色彩的张刚毅神父施洗。张刚毅神父，当年87岁，我希望你永远记住这个名字。

老威：你的代母呢？

刘圣诗：被抓后，判了七年刑，罪名是从事非法的宗教活动。1993年，成都的家庭聚会被搅了几次，敕封的神父都关起来了，据说与梵蒂冈的“遥控”有关，说来话长，我还是先讲讲张神父的故事吧。

老威：为什么？

刘圣诗：他是影响了我一生一世的圣徒。

老威：我晓得的唯一一位天主教圣徒是龚品梅。1991秋天，我在监狱里学习《人民日报》，瞅见国际新闻版上有中共外交部的“严正声明”，抗议梵蒂冈干涉中国内政，宣布任命某某监狱的在押罪犯龚品梅为红衣主教。龚品梅50年代因传教被捕，关押了30多年，出狱不久就去世了。有人根据道听途说，还编了本《大墙内的红衣主教》，摆在地摊上卖。

刘圣诗：这几十年，由于国家的压制、迫害，以身殉教而鲜为人知的圣徒较多，所以前不久，梵蒂冈举行封圣，向天下广为传扬一百多年以来在中国不幸死难的传教士。龚教主有幸上了《人民日报》，成为“反面教材”，这点与许多人通过《人民日报》认识了张神父及××村相似。

话说70年代末，党报上刊登了一篇提倡“破除迷信，移风易俗”的通讯，以陕西××村为例，论证封建迷信的危害。文章用嘲讽的笔调叙述道：××村流行一种传染病，许多人都染上了，于是坏人趁机在村民中散布谣言，胡说是“不信上帝的结果”。×月×日夜半，在被铲平的外籍传教士的墓地原址，突然浮现出巨大光圈，圈内有手握十字架的圣像，于是，一位自称神父的劳改释放犯召集少数落后群众蛊惑说：“主最后一次行圣迹，使愚昧的人迷途知返，皈依耶和华，否则世界末日真要降临了。”这个所谓的神父还以“使徒彼得”自居，并带头喝脚下阴沟里蝇虫衍生，散发着阵阵恶臭的污水。转眼间污水变清，阴沟蔓延成哗哗流淌的小溪，得病的人闻讯纷纷前来瞻仰“圣迹”，取水治病，结果立刻就痊愈，身体比患病前还好。如此一来，污水变小溪的骗术被越传越神，成了包医百病的良药，每天都吸引受骗群众涌进××村，可当记者也前往实地调查时，臭水沟还是臭水沟，什么“圣迹”也没发生。 文章借此告诫大家，要破除迷信，普及科学卫生常识，发现规模较大的传染病要及时向政府报告，通过医疗手段诊治；要警惕制造谣言的坏人，把他们绳之以法——张神父和××村就这样出名了，朝圣者手持党报，源源不断从省内省外赶来，直到90年代，张神父每年复活节仍要在当地教堂主持大弥撒。

老威：这算非法集会吧？张神父没被抓起来？

刘圣诗：他有些来历。大约在1944年，张神父作为神学院的特使，受派遣，在抗日烽火中穿越多重封锁线，从香港出境，绕道去梵蒂冈朝圣，报告在中国的传教情况。满世界都在打仗，所以他颠沛流离了好几个月，才进入意大利边境。当时的意国是个大兵营，层层设卡，不管张神父如何乔装打扮，但中国人的黄面孔，人家一眼就能辨出。他被抓起来，投进靠近梵蒂冈的一个临时战俘营。

在走过场的简短审讯时，他用流利的英语说：“我是传教士，不是战俘。”可人家回答：“你来自敌国，所以是战俘。”他争辩说：“除了撒旦，天主无敌国。”人家笑道：“目前战时状态，除了撒旦没别的，梵蒂冈已划为禁区。” 监狱人满为患，所以墨索里尼政府临时构筑了多座战俘营。大墙、铁丝网、报警器加探照灯，一个中国传教士挤在上千名英美联军战俘中间，那情景有点像拍二战电影。

张神父不久就出名了。因为他不计较自己的屈辱处境，整日吟诵《圣经》，全身心地为大伙祷告、服务。他陪伴伤兵，任劳任怨，还每周在监舍主持弥撒，祈祷上帝让战争结束，让战俘归乡。据说连墨索里尼也对“中国神父”产生了兴趣，接见了他。总之，命运戏剧性地改变了，他被放出囚笼，成为整座战俘营的专职神父，主管在逆境中的人的灵魂问题。他可以自由地与任何囚犯交谈，让其暂时摆脱可怕的现实，接近天堂，接近纯精神的快乐。最后，连守卫都信任他，尊敬他，有时还把监舍的钥匙交给他。

 终于在一个雨夜，上帝的雷车轰隆隆地压过云层，张神父在闪电中打开了牢门，对战俘说：“你们是上帝的孩子，除了耶和华，任何人都无权剥夺你们的自由！跟我来吧，逃出这人间地狱，回家去与亲人团聚吧，众生平等，主与你们同在。”于是他率领战俘们依次缴了守卫的械，断掉电源，沿着事先勘查好的路线，成功越狱。

战俘们四散了，张神父换了一件当地妇女的袍裙，裹着花头巾，重新踏上朝圣之路。他终于越过边境进入梵蒂冈。通往罗马的列车早已停开，火车站一派萧条，张神父在封闭的铁轨上趴了半个时辰，确定没巡逻军队，方一跃而起，冲过站外的开阔地带，从后门闪入圣彼得教堂。他躲在廊柱后张望，刚巧一位助祭进来，他就偷偷跟在身后，穿过空荡荡的大厅。助祭昂首阔步，目不斜视，张神父却猫着腰，气喘吁吁。教堂与西斯廷、图书馆、寝宫等连成一片，内部犹如迷宫，所以助祭一拐入大厅旁边的廊道就消失了。

张神父不禁张皇失措，正没主意，斜刺里一只人腿横扫过来，将他绊倒——原来助祭早就发现自己被一位荡妇跟踪了，他不动声色地“诱敌深入”，却意外发现摔在地上的“荡妇”本色。他扯下他的花头巾不解地问：“难道东方的男人都戴这个？” 张神父却没有开玩笑的心情，他站起来，已热泪盈眶。他尽可能平静地用英语讲述自己的经历和使命，半个小时后，助祭也热泪盈眶了。他们拥抱了很久，他将他妥善安置在紧邻圣彼得广场的营房里，让他沐浴、更衣、用膳，而自己却匆匆去禀报教皇。 

当天晚上，教皇庇护十二世正式召见了张刚毅神父，并与他促膝交谈至深夜。教皇也热泪盈眶了一回，良久，方抚着张神父的肩说：“张，您就留下来侍奉主吧。” 张神父起立向教皇致礼，然后说：“感谢教皇的赐恩，但是张的使命只完成了一半，请您允许张回到祖国，向蒙昧中的同胞宣扬主的福音。” 教皇说：“杰出的张！在梵蒂冈服务也是使命啊。” 张神父回答：“那我就尊从圣命到战争结束，我会日以继夜地学习。而我最终得回去，梵蒂冈不仅仅是一个城池，它的精神疆域遍及西方和东方。传教士走到哪儿，圣迹就会出现在哪儿。”

张神父谢绝了教皇的几番挽留，在世界大战正式结束的当月，即收拾行囊准备回国。教皇亲自敕封他为七品神父，地位相当于司祭，并赠与大量的经卷和藏书。岂料刚抵达梵、意国界，意大利的战后政府早已派车迎接，由于他在战争中义释战俘们的壮举，张神父被意政府授予了“国家一级英雄勋章”，他还被邀请到罗马市中心大教堂作了一场弥撒，为在战争中死去的不同肤色的人们祈祷、安魂。

 1947年初，张神父载誉而归，受到国民政府和宗教界的欢迎，一番热闹之后，他仍旧回到××神学院，潜心从事学术研究。直到1949年岁末，内战将息，国民党败局已定，流亡台湾。张神父谢绝多方去台或去欧美的游说，在兵荒马乱中同一批神职人员一道留在了祖国。他说：“我的内心充满狂喜，因为我感到自己是被选中的。天父为多灾多难的汉民族，为这个看不见尽头的乱世，选中了我。” 1

950年，在改朝换代的首次镇反运动中，“被选中的”张神父落入法网，锒铛入狱；1953年6月，××法院以间谍罪判他无期徒刑。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复出，国内对宗教活动的限制有所松动，张神父才在改革开放的大气候下得以释放。 他回到原籍陕西××村，意外地收到梵蒂冈和意大利政府的信函，原来在漫漫几十年中，教皇始终在关注和查找他的下落。意中建交后，更是通过外交渠道致函中方，均未得到具体答复。

随着毛泽东逝世和大批传教士的暗中探寻，梵蒂冈终于得到张神父被秘密关押在××监狱的信息。 曾留学西方的邓小平不仅承诺开释张神父，而且亲自批准他前往梵蒂冈朝圣。

1979年冬天，失去自由28年的张神父踏上已阔别35年的梵蒂冈城领土，朝圣者络绎不绝，与二战时期与世隔离的萧条形成对照，物存人非，曾与他朝夕相处的庇护十二世已驾鹤西去，而新教皇登位不久，日理万机，仿佛是为了考验对上帝的忠诚，老态龙钟且风尘仆仆的张神父并没有受到特别召见。他挤在人流中，三天三夜，司祭才出宫领他到秘室进行试探性谈话。司祭说：“我全权代表教皇，张，这几十年您受难了。”

张神父缄默着。 司祭接着说：“但您的处境马上会改善，会越来越好，我们早就听说中国有独立于教廷之外的‘三自’爱国会，您完全可以加入，并且为它服务。” 张神父困惑地抬起头问：“这是教皇的意思？” 司祭点头说：“邓小平主政后，红色中国的宗教活动合法公开了，所以您应该属于自己民族的教会，一个中共领导下的爱国教会。” 张神父再次追问：“这是新教皇的意思？” 司祭又点点头：“约翰·保罗教宗是波兰人，而不是意大利人。” 

张神父倏地站起，拍案大骂：“假教宗！” 司祭大吃一惊：“您骂谁？” 张神父一字一顿说：“我骂这个波兰人是假教宗！您去告诉他，教皇可以是波兰或其它国籍，但教廷只有一个，并且只能在梵蒂冈！全世界天主教徒的精神之首都只能在梵蒂冈！” 

司祭愣住了，旋即拥抱了张神父：“我向您道歉！并代表教皇欢迎您回家！” 张神父老泪纵横之际，保罗教皇召见了他，并坦率地说：“张，我们以为您被共产主义洗脑了，没想到呵！” 张神父以《圣经》中的耶稣箴言作答：“为我增添荣耀的人，我必将荣耀赐与他。”

“教皇召见中国神父”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使张神父再次成为社会名流。但此时的他，年届古稀，内心澄明，在对梵蒂冈和意大利进行短期访问后，他再次谢绝了宗教和世俗首脑的盛情挽留，毅然踏上归程，走上了在大陆仍被视为异端的传教之路。

回到××村的头等大事，就是利用意大利政府对“战时国家英雄”的金钱补偿，修筑教堂和道路。张神父的宗教活动引发了一系列的事端。党报也著文要“破除迷信”了，然而，曾在法国留学的邓小平为了改革开放的大局，指令地方政府“必须宽容”。 

80年代初，被禁绝多年的“帝国主义精神鸦片”的天主教可以公开活动了，当时在上海某某大教堂，全国300多名主教和神父举行首次瞻礼日会议。

然而，此会始终在中共宗教局的直接领导之下，“宗教自由”的前提是爱国主义，连梵蒂冈指派观察员的外交要求也被大会拒绝。

张神父在愤怒之余，为了捍卫传统天主教的纯洁性，竟不避危险，向主席团提出“在梵蒂冈城国的教皇是全世界，也包括全中国各教区天主教徒的身体、精神之领袖，是耶和华无上权威的体现，任何世俗政权不得以任何世俗的借口予以改变。” 

此案一出，满堂哗然，张神父成为众矢之的，大家纷纷发言，指责张神父为“祖国的叛徒”，要把中国天主教引入邪途，教堂成了文革式的批判会场。 

张神父手持《旧约》，反驳众人为“撒旦附体”，他引用《提摩太前书》说： “上帝在肉身里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纳在荣耀里——宗教局的官员们懂其中的含义吗？他们连《圣经》都没读过，他们，也包括你们，不知道篡改主的教义是怎样不可饶恕的弥天大罪！”

由于张神父的“国际背景”，大会没将他革除教籍扫地出门，还就其议案进行集体表决。当大会主席念出“赞成梵蒂冈教皇是中国全体天主教徒之唯一精神首脑的请举手”时，全场鸦雀无声。只见一条孤零零的手臂举起来，袍袖自手腕滑落，犹如死海里的孤帆，在没有一丝风的空寂里降下。那手臂，那青筋徒露的桅杆就这样一直高举着；它被“351对1”的绝对优势迅速否决，主席宣布进入下一个议题，但它还是高举着；接下来，大会开了四个小时，那条手臂就举了四个小时。

老威：这会还能开下去吗？

刘圣诗：既然张神父没被警察抓走，会就必须开下去，这是强权下的游戏规则。你可以对张神父的手臂视而不见，以此应证自己的罪孽、恐慌和虚伪。

老威：后来呢？

刘圣诗：张神父是举着手臂走出教堂的，天已黑尽，满目尘世繁华，他仰天叫了声“主”，就昏倒在台阶上。

老威：圣人啊！相比之下，我这种怀疑论者显得猪狗不如。好吧，您下次去××村朝圣时约上我，让我也瞻仰一回圣迹。

刘圣诗：张神父已在前年去世，终年93岁。他曾公开谴责六四大屠杀，并且在上千人的弥撒中，为死难者祈祷、安魂。1997年，他在××村召集地下12主教秘密会议，被当局抓捕，囚禁42天，健康受到了极大摧残。

老威：您在张神父身上受到了什么启示呢？

刘圣诗：一言难尽。

老威：您愿意象他那样历经磨难而坚持传教？

刘圣诗：我尝试过，我知道，我永远达不到他那种境界，这是天意。我下过农村，去过矿区，甚至在漆黑一团的矿井底传播过《圣母福音》，矿坑坍塌，险些就出不来了。我在坟前为夭折的农民孩子祈祷，还没完，警察就撵来抓人。我坐了几次牢，最长一次，8个月。狱警让同监女犯盯死我，不让祷告，连喃喃自语也不行，否则就扑过来上刑。

老威：女人也互相摧残么？

刘圣诗：许多肉刑我根本讲不出口，例如用筷子夹奶头。总之，出狱那天，我一下子跪在太阳地里哭了。我忏悔说：“主啊，饶恕一个普通传教者的软弱！我动摇了，我怕得要死，我不能死在中国！”

老威：您有门路？

刘圣诗：我的门路就是祷告，关在家里，与两个姐妹一道念《玫瑰经》，一日三次。我相信九十天后，我能如愿以偿地摆脱恐惧，抵达上帝恩宠的国度。我还买了一本韩国人写的《千万别学英语》，照书上写的七个步骤，反复听，反复练习，凭本能抓突然涌入脑海的单词。我的理想就是去西方教堂里打义工，侍奉主。

老威：我想不出您用何种渠道出国，办护照没问题吧？或者通过中外婚姻？

刘圣诗：不知道。

老威：我由衷地祝您顺利、幸福。

家庭基督教徒袁福生

采访缘起

我具体了解中国有家庭教会比较晚，那是在1998年7月份，我应邀往北京主编《沉论的圣殿》。有一天，我上徐文立在白广路2条4号大杂院内简陋的家，老徐向我介绍在座一位寡言而敏捷的中年人：“徐永海，神经科大夫。” 我们彼此点头，进而彼此产生好感。两位徐先生像弟兄俩，都瘦弱如弓，脸型狭窄而苍白。他们把头抵在一块，大约正在商讨打印什么违禁材料，眼神也不自觉地环顾左右，给人一种地下工作的紧张感。 徐文立已经谢顶，徐永海正在谢，我是秃瓢，早就谢无可谢。正是由于这种相类似的人物标识，徐永海在谈完正事后，转而把头与我抵一块，耳语道：“小心，这屋里有窃听器。” 我在头皮发麻中接着听他讲信仰，讲基督教里的拯世。他当时入没入教我不知道，只记得我曾经回答：“我不进教堂。” “我也不进，”徐大夫会心地一笑，“现在的教堂都是来自爱国会的。”

接下来的几年，我们偶尔有电话，徐文立“民主党”案发前夕，我曾经托他把放在徐家的《证词》原稿转移出来。再接着，他的旧电话不通了，我从网上得知，徐大夫不仅已入教，而且是北京地区家庭教会中的一位活跃传道人。 再接着，他家住了几十年的老屋被强行拆除，徐大夫求告无门，一度想以死相抗——是废墟上十几位兄弟的祷告给了他活下去的希望。

神的道路高于人的道路——几代蒙难的基督教徒都曾这么说。

2004年初，徐大夫与主内弟兄刘凤刚在浙江萧山地区传教时被捕，从此音讯全无。他的妻子，曾经是神经科护士的李珊娜在网上说，她将继续为丈夫祷告。 同走路、睡觉一样，祷告是人的一种本能。我曾见过佛教、回教、天主教，甚至无神论者的无助祷告。哪怕动物，哪怕凶残的狼，也有在月夜里奔上最高的悬崖，仰天哀号的时候。所以徐大夫妻子的祷告虽然是具体的，却从几千年，或上万年的混沌里延伸下来，并且还将贯穿一代又一代的灵魂，延伸下去。

一个制度，一个政府，可以为了统治的需要，尽全力去剿灭这种生生不息的祷告，但一百个制度，一百个政府灭亡了以后，祷告还将无休止地回荡。 因此，我从我的朋友余杰和刘敏那儿，看到了远志明先生的记录片——《十字架：耶稣在中国》，知道在官方许可的教堂之外，参加家庭聚会的基督徒已达七千多万。我想起了徐大夫和他的妻子，目睹了自上世纪初，特别是1949年以来有许多人殉难的“神的道路”，我的内心也开始祈祷。 我希望能做一个老基督徒的访问。 我托家庭聚会的传道人刘敏打探相关的消息，2004年2月25日，星期六的下午，我在阳光明媚中接到刘敏的回音，她向我提供了一个电话，并告之电话的主人正是《十字架》里记录过的，在中国北方最为人敬重的袁相忱夫妇。 

我随即拨通电话，与86岁的梁太太取得联系。那端的声音清晰而和气，于是我们约定，在2月28日，星期二的下午登门拜访。梁太太在告之袁牧师的作息时间的同时，还详尽地叙述了去彼处的地铁和公共汽车的线路，我一一记下。

想到这对高寿基督徒的种种不平凡，我不敢怠慢，遂约会了台湾籍的记录片拍摄者温××，商讨了几样现场访问的方案。温××是个娇小的颇有爱心的姑娘，在台湾拍过多部社会题材的片子，而我是她在大陆的第一个跟踪对象。 刘敏自告奋勇。

于是在28日下午，一男两女携着摄像机和录音器材，满面春光地出发。将近两点从宣武门上地铁,天气晴转阴,一阵阵冷风从灰蒙蒙的高楼间刮过来,令人不由自主地缩头。眼尖的刘敏率先望见路口旁的天主教堂，云缝里透出的阳光给高耸的十字架染上了几颗金，我们进大门参观了一番，而刘敏乘隙做了祷告。

接着，我们乘车至洋桥，打了电话，开始在几座大楼间转悠。我们先进了洋桥医院，打听了几个人，然后没有结果地退出大门，绕着极漫长的围墙由街面朝里深入。风贴着巷道吹，两位姑娘的头发凌乱地飘着，而我的双臂却紧抱着自己，把寻觅的重任交给擅外交的刘敏。 大约又进过两三座大楼，我们抵拢了目标。由于沿途的波折，刘敏扬了扬她出众的额头，向封锁楼门的一位保安再次核实：“这是正阳家园1门吗？有一位90岁的袁伯伯住在这儿吗？” “你们是谁？”保安没有回答，却警觉地盘问道。 刘敏也没回答，却直接按了二层二病室的电铃，刚好有本楼住户进门，我们就乘机跟进去。不知深浅的温××出于职业习惯，从提包里剥出机器拍摄起来。

通过电梯和楼道，我们终于进入袁家。这是一个普通而和睦的基督教家庭，四壁有十字架和圣经里的箴言，宽敞的客厅内有十几位家族成员，而迎门的沙发上方是二三十人组成的四世同堂的全家福照片——寿星袁氏夫妇位居正中——可现实中的袁氏夫妇却一直冲我们微笑。知书达礼的刘敏介绍了来意，就靠着目光清澈的梁太太坐下，那种水乳交融，令人瞬间就升华到神的国；我的身边却坐着袁牧师，由于激动，我说话有点结巴，而袁牧师耳背，总是抬起右手，扩音器一般搭在耳轮上；于是梁太太和刘敏争相贴过去充任翻译。四周发出善意的笑声，采访的气氛顿时就有了。

我拿出笔记本和录音机，而温××挺默契地在茶案的另一端架好摄像机，我与她相视一笑，并竖了一下手指。 在这中间，袁牧师送了我一些书和资料，彼此商量怎么开头；而刘敏却坐在靠中的椅子上，向大家介绍她的夫君余杰等一批信基督教的知识分子，以及她主持的家庭聚会的情况。我吐了口气，正庆幸着出乎意外的顺利，门却笃笃响了。 空气顿时凝结了，象一张松弛的弓，突然被拽成满月，聚成一圈的人眨眼就分散了。如同变魔术，摄像机、录音机、包，甚至纸条都失踪了。

袁家的一个儿子闪到门旁，俯耳又听了两三遍门响，才咳嗽一声，放慢节奏问：“谁？” 门外答：“我们是派出所的民警。” 又问：“什么事？” 又答：“我们接到群众的反映，说有不明身份的人上您家采访。” “没人采访。” “我们是执行公务，开门吧。” 

犹如一个拍电影的剧组，待每个人都各就各位，准备就绪，门才开了。大家都把目光的镜头冲着进来的一男一女，男的着警服，是管这儿的片警；女的着便装，据说是刚上任的居委会主任。中间的椅子早腾出来，他们一坐下去，片警就盘问道：“谁在这儿采访？是你们吗？” 梁太太答：“没人采访，是几个慕道友。” “谁是慕道友？”

刘敏的脸色惨白了一会儿，这时已镇定如初了：“我是基督徒，听说袁伯伯病，特地来探望；他们是我领过来的慕道友。” 我附和道：“我想了解一下基督教，就跟来了。” 片警转而问温××：“你呢？” 温××板着一张胀红的脸,抬手指了指喉部。 片警道：“什么意思？” 温××哑巴似地张了张嘴，镜片后的目光闪烁不定。 刘敏道：“她声带发炎，说不出话来。” 片警道：“哪我倒想听你说说。” 

于是刘敏从上帝造人开始，滔滔不绝地侃下去。她的口才是天生的，况且传道又是本行，所以把个片警弄得晕头转向。时间不知不觉过去，刘敏讲累了，就让片警提问题，可怜的警察文化底子薄，提不出什么问题。倒是年轻的居委会主任问信仰有什么好处，大家都笑了，主任显得不好意思。 

片警的手机响了两次，他每次出门接听，大伙都不禁暗地紧张。待他第三次出去，身后却跟进一位年长的警察，直接与袁牧师打招呼。原来是本辖区的派出所副所长兼特警队长，他二话不说，就要依法检查我们的证件，我和温××不敢出示身份证，因此我辩称，大白天出门，没有必要带证明，如今又不是文革时期。刘敏见状，生怕露了马脚，就接过话头，坦承自己是某外企公司的职员，大概是产生了美女效应，警察沉吟一番，放弃了带我们回派出所核实身份的打算。

遵照指令，我们把姓名、电话、地址写纸上，供公安查验。我和温××自然是假的，而刘敏的名字太大众，写写也不妨。接着，三个公差稳如泰山一般耗上了，刘敏只好继续传道。其间，警长还提了一连串的问题，比如警察这种职业与基督教有冲突吗？等等。刘敏的回答是，一个忠于职守，服务于社区居民的警察一样会得到神的恩典，因为人人都有安全感的社会更有利于基督教的发展。 公差们点头称是，一副虚心好学的模样。片警还称，他受袁牧师的感召，已考虑了一段时间的信仰问题，今后，他会每个星期天来参加团聚，交流读《圣经》的心得，居委会主任也附和说要加入。

可就在这种感人的氛围中，警长连接了四次电话，每次嘀嘀铃响，三人的目光都不由自主地触碰。我的心悬着，温××的脸板着，刘敏还在讲神是如何高于警察（可耶酥就是被古代的警察钉上十字架的），袁牧师耐不住，在半小时内问了三次警长：“您们还有什么要问的？”潜台词是：“快走吧，别在这儿烦我们！” 

公差死活不去，没办法，我们先站起来。警察象膏药一样贴着我们出门并下楼。幸好袁家子女多，防不胜防，终于还是把暗号递到了我们耳边。 离开袁家几百米，警察早不见了，我们还在贼头贼脑张望。拢大街，钻入一辆破出租车，我们还在猜疑是否有车跟踪。原计划过几天，由袁家派人把藏起来的东西送到某个约定的地点，考虑到夜长梦多，我让刘敏打电话。

 我们在宣武门下车，二进天主教堂，大门内，停了一辆崭新的奥迪轿车，令我们紧张了一会儿。因为奥迪是便衣特务的专用车，两天前，我去探望刘霞刘晓波，他们楼下就停了一辆奥迪，结果我入屋刚坐下，屁股还没热，警察就敲门了。

在紧闭的教堂穹门外，我们缩头缩脑。此时，我开始用玩笑来抵御寒风，直夸刘敏适合做地下党。刘敏露出女儿本相，连称“紧张死了”，并反击我说谎不自然，辜负了监狱的培养。大约等了一个多钟头，奥迪开走了，袁牧师的二儿子

袁福生把一大包东西送到我们手里,计有录音录像器材、挎包、笔记本、通讯录、书籍、资料等等.

袁福生瘦弱、顽强，有丰富的地下活动的经验，他将我们的东西用报纸裹了,再装一条旧塑料袋提着，这样就显得极普通。

刘敏与他接头的同时，得到了一个电话号码，两天后的3月2日，全国人大和政协召开的前夕，我正是用这个秘密号码和他联系，并约定次日在地坛南门见面。

 3月3日午后风和日丽，但街头巷尾警察遍布，以确保“两会”的胜利开幕。我和

袁福生都提前了半小时，可相见却推迟了半小时，原因是两个人不约而同地逡巡着，探查四周有无可疑之处。 我们相视以笑，就一齐出了大街，越过天桥，去了斜对面的麦当劳快餐店，在人来人往中找好坐位，要了饮料。我把袖珍录音机用餐巾纸盖着，访谈就开始了。 “太紧张了，每年两会都这样，”

袁福生望着窗外说，“我父母让我向你表达歉意，他们欢迎您以后再去。” 我望着对桌的一对情侣，点了点头。 “我父亲在为一个叫徐永海的大夫祈祷，他是在浙江传福音时被捕的，”

袁福生又说，“父亲在聚会时公开讲，徐大夫是年轻一代基督徒的骄傲。” 我内心震撼，一股暖流从多年以前涌过来，可眼睛依旧望着别处。 几个钟头逝去，我们出了麦当劳，分道扬镳。黄昏的天空象剖腹产的肚子，将满腔的血泼在大街上，北京的人群、车辆和房屋都在永恒的血潮中川流不息。

老威：我已经在地坛外走了几个来回，还去地铁口逛了一圈，脑袋不动，眼珠子却转个不停。我恍惚觉得每个行人都是特务。刚才有个骑自行车的警察嗖地擦身而过，我居然出冷汗了，真有点悬。

袁福生：我也提前半小时到，在周围慢慢磨蹭，看有没有可疑的人。每年“两会”期间，都特紧张，不能不留意。

老威：这里面还安全吗？

袁福生：麦当劳是挺新潮的去处，进的几乎是年轻人，应该没什么问题。假如有问题，托主的智慧，能感觉得到。不过，您的笔记本太显眼，容易被人逮住，成为“罪证”。我们主内的弟兄碰面或接受采访，遇敏感的话题，都用小纸片。我兜里揣了很多，您看，就是这样的纸片，小半个巴掌大，互相在上面写，你问我答，我问你答，声也不必吭，旁边人看着，还以为在玩什么文字游戏呢。撞上突发情况，处理起来也方便。

老威：什么叫“处理起来也方便”？

袁福生：警察脑门上没刻字，他不会象演电影那样，让观众一眼就认出来。有时候，他突然就扑上来，控制你，抢你桌上、椅上、身上、地上的一切证据。你的本能反应是尽快碎掉小纸片，如果来不及，就在警察箍你手腕、卡你脖子之前塞嘴里，嚼烂了，咽下去。他不可能马上切开你的肚子取证。

老威：真叫人喘不过气。

袁福生：感谢主，我们坚持了这么多年，现在福音已传遍中国了。

老威：我是通过远志明先生的纪录片《十字架：耶稣在中国》认识您父母的，其中有个场景令我久久地感动：这一对劫后余生的老人用有些干涩的嗓音唱道：“我要高声称颂主十架/直到在主台前见父面/那时听他说——忠心仆人/十字架可换公义冠冕！”

袁福生：这叫《古旧十架》，父亲在坐牢时经常唱。

老威：当时您父亲放开嗓门唱，脸涨红了，双臂也抬了起来，那种激昂一点不像年愈90的老人；而您母亲却低声跟和着，清澈的眸子显得羞涩，甚至有少女的天真。我对比了您母亲年轻时的照片，这眼神始终没变——她也八十五、六了吧。我不能不说，您的父母本身就是奇迹，是造物主给这个种族留下的奇迹。 掐指一算,基督教传入中国已100多年,《十字架》里，叙述了自上个世纪初到目前的信仰的劫难与传承，让我这类怀疑论者也记住了王明道、宋尚节、倪坼声，以及以巴佛、谢模善等名字，这每一个名字都是一道可歌可泣的神迹„„

袁福生：我父亲，还有他们那一两代以身殉道的老人，真是无愧于“十字架可换公义冠冕”的诗句。

老威：我没能完成对您父母的采访，是一种太深的遗憾。

袁福生：您已经尽力了。听说您写过100多个底层人物，那么在您的身上，也有一种信仰的力量。所以，我愿意在如此险恶的情况下和您见面，代我父亲讲讲他的经历，留下见证，让更多的人信主。 我父亲袁相忱，生于1914年农历6月，具体的生日他忘了，却牢牢记住了自己重生的日子——1932年12月29日，这一天，他从内心信了主。我父亲说，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两个生日，肉身的和属灵的。稍后的1933年8月，由著名的王明道先生施洗，在万寿山后，用从颐和园流出的清水受洗，当时还拍了照片。王明道先生对要求受洗者都进行过极严格的考察，经过反复学习、交谈，让人真正明白受洗的含义——表示我的旧生命在基督里与耶稣同受死、同埋葬，代之而活着的是用耶稣的宝血换来的新生命。

我父亲是在安徽蚌埠出生的，祖父袁禹庭，广东东莞人，因曾祖父跟随广东籍的设计师詹天佑北上，修筑轰动一时的京张铁路，早年就举家北迁，在北京南口镇落户了——这大约是中国最早的铁路员工。由于经常要同洋人打交道，都受过较好的西式教育，懂英文。我父亲是在动荡的家庭环境里长大的，13岁开始入读青年会办的教会学校，学英文，背诵《圣经》，从这儿，他知道了耶稣。他至今难忘的两位启蒙老师是美国人萧安娜和中国人石天民，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在父亲大量研读孙中山先生的著作，吸取新思想的同时，向这位孜孜不倦的学生传福音。就这样，在他们的引导下，父亲认识了王明道先生。 父亲信主的过程充满痛苦和矛盾，国家、家庭和个人的种种无法摆脱的剧变，令他觉得人生无常，生活无意义，曾想一死了之。有一次，他双手握铁钉，都准备触电自杀了，但刹那间又觉得对不起生养自己的父母。

1934年夏天，父亲结束了高一课程，准备升高二。本来照此下去，他毕业后能谋得一份好工作，吃穿无忧，即能够娶妻生子，过比较安稳的日子了。而他却顶住来自父母的巨大压力，退了学，把自己前途交给神，由他来定夺。这是父亲人生中的第一个择抉，他的勇气源于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我主耶稣在其中说道——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父亲通过祷告，按神的指引入远东神学院在北京开办的圣书学院。这是专门培养当地传道人的场所，学期四年，三年半为上课时间，半年实习。条件异常艰苦，父亲却得到系统的知识训练。1936年夏天，父亲参加了宋尚节博士在厦门鼓浪屿举办的全国第二届基督徒查经会，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同2000多人一道，从《创世纪》直到《启示录》，查考到《圣经》的最后一章，灵性充溢。1937年，父亲开始在远东宣教会的刊物《暗中之光》发表属灵文章，英译并出版了史可福的《个人布道手册》。

1937年秋天，于日本入侵的兵荒马乱之中，结识了从天津一所教会学校读完初中，逃到北京的母亲梁惠珍。 1938年初，父亲完成学业，到天津圣会所事奉，这个机构是由宋博士创立的布道团演化而来的。由于母亲也信耶稣，不久他们就订了婚。父母的婚礼于1938年7月22日在北京举行，半中半洋，即坐中式马拉车，穿西式婚纱；100多位客人中，也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各占一半，还有一些外国牧师来参加。 1939年秋，母亲怀孕了，父亲结束在天津的事奉回到北京，本来他可以接受远东圣书学院的吴智院长的邀请，回校做翻译，挣一份稳定的足以养家的高薪水，而他却选择了离开舒适，去农村传福音。 1940年夏到1941年底，父亲携妻带子，跟随美国牧师裴约翰在河北南部的城安、永年、广平、卫县以及附近的山东五县的各个村落布道，将福音传给在战乱中精神饥渴的穷人。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日美交战，日本人就把能抓到的美国人集中起来，关入山东潍县的战俘集中营。于是不久，裴牧师一家四口也从教堂里被带走，父亲受连累，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抢掠一空。母亲那时年轻、漂亮，怕出意外，就脸上抹锅灰，抱上孩子躲进教堂后的地窖。 日本兵从美国人手里接管了教堂，战火频繁，原先聚在教堂的同工们纷纷解散回家。父亲他受神的鼓励，继续留在农村传福音，并从此与乡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成为真正的农户。稍后,我姐姐安湖诞生了，第一个家庭聚会点也办起来。父亲说——日本人封了教堂，神的羊群却需要牧养，信徒们不能终止肢体生活。

当时的河北南部，白天由日军控制，晚上有八路军活动，父亲他们骑着自行车下乡传福音，身上必须带上日票和八路军通用钱票。碰上谁，不仅申明“我们传福音”，而且得出示谁的钱票，否则就有麻烦。在整个抗战期间，父亲布道的秘诀就是脱胎换骨，成为彻头彻脑的农民，粗茶淡饭，浑身虱子，把兵荒马乱的田野当作无边的教堂。作为独子，他甚至没能赶上为父亲送终。 抗战胜利前夕，父亲一家因祖母病重回到北京。父亲在讲道的同时兼做英文翻译，以维持全家7口的基本生活。他一直期待着时局好转，好回到最需要他的偏远乡村，但国共和谈破裂后，共产党施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毁坏北京周边的铁路和公路，要拖家带口去乡下谈何容易！ 父亲很焦虑，他不明白神为什么要让他在城里耽搁，不让他奔赴更广大的牧场，于是他祷告，学习洞察什么是神的旨意。这期间他以每月300斤小米的价格，租下了阜成门160号，一座原属日本牧师的被查封了的福音堂。自此，父亲作为一个在农村事奉多年的传道人，终于在城里有了固定的教堂，即不依靠任何组织，受神直接供养的属灵地。 由于拒绝挂神召会的牌子，福音堂和家庭的所有开销都要靠父亲想办法。这锻炼了父亲的事奉能力和独立风格，他说：“中国基督徒应该建立自己的教会。我现在靠翻译来维持生活，补贴教会的开支，中国教会应该朝自立自养自传的方向发展。” 1948年底至1949年，国民党兵败如山倒，时局凶险，物价一天飞涨几次。传教士和基督徒担心受逼迫，纷纷逃离大陆。父亲却回绝了远东神学院院长吴智等许多人的劝说，坚持留了下来。49年2月3日，解放军首批部队从阜成门我家门口进城，2月23日，城中各教会成立了“北平基督教联合会”，商讨如何适应新环境，在无神论政权上台后求得生存。父亲却认为没必要自我恐慌，因为宗教与世俗政治没什么关系，况且共产党政策中有“信仰自由”这一条。

开始，政府全力稳定政局，来不及染指宗教生活。有一天，父亲带着几位信徒在大街上打鼓布道，引来许多人围观，同时也招来维持治安的解放军。他们驱散了人群，将父亲等人带到军管会，经过简单的审理，却又释放了他们。当父亲以“信仰自由”为据辩论时，军管会的干部说——信仰当然自由，不过目前刚解放，治安较乱，鱼龙混杂，最好不要在外面传教。

老威：政府对宗教界还是客气的。

袁福生：客气是暂时的，因为有神与无神水火不容，在中共内部，早就制定了对所有宗教实行限制、改造，最终消灭的国策。况且，宗教界也不是一片净土，在历朝历代，都出过配合世俗政权，引狼入室的叛教者。

老威：您指的是吴耀宗先生吗？

袁福生：也包括丁光训、刘良模等宗教界名流。王明道先生称他们为“不信派”。吴耀宗生于1893年，早年信主，曾在纽约协和神学院进修，后来具有明显的亲共政治倾向。照他自己的说法——一生经历了两次巨大转变，第一次接受基督教，从怀疑宗教到信仰宗教；第二次，接受反宗教的社会科学理论，把唯物论思想同宗教信仰打成一片。 吴耀宗等成为首届全国政协代表，并三次晋见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共同制定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方向，那就是：1、割断与帝国主义的联系；2、实行三自，即自治、自传、自养。 紧接着，朝鲜战争爆发，抗美援朝开始。三自方针迅速演化为爱国运动，基督教界必须要在“支持自己的国家，还是支持帝国主义”之间作出选择。在不爱国就是反革命的时代潮流下，基督教义受到史无前例的歪曲和颠覆，签名拥护三自爱国运动的信徒达33万。

可尽管如此，各地仍有许多人拒绝三自。当时北京有60多个基督教团体，其中就有11位教会负责人公开声明——我们早就自治、自传、自养了，所以没有参加的必要。这11人是王明道、袁相忱、毕永琴、王镇、彭宏亮、吴慕迦、王伟明、张周新、陈善理、吴文静、刘秀颖。 由于父亲主张“政治和宗教要绝对分开”，神的东西归神，凯撒的东西归凯撒，不应该在党的领导下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他自1952年开始，一直受到了引诱，拉拢和逼迫，自己的福音堂也有大批信徒离开。对此，父亲毫不介意——主托付给我多少羊，我就牧养多少，但我的选择是不介入政治。 同时，他也拒绝按政府的要求参加政治学习。

老威：您父亲真是不识事务啊。

袁福生：几年来，宗教事务处的李处长经常找他谈心，就象现在的片警，都混成老熟人了。可到了1955年，政府的忍耐期终于结束了。这是继1900年拳乱中两万多名基督教徒遇害以来，最大的一次劫难——全国上千教堂被毁，几万名教徒被捕，其中被当作邪教镇压的达好几千人。但是在首都，政府却迟迟没动手，他们希望与三自运动对着干的11个团体在大形式下屈服，在军事战略上，叫“围而不攻”。

老威：但是几个月过去了，却没一个人声明加入三自。

袁福生：对，1955年8月7日深夜，王明道先生及太太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十几位传道人。

老威：《十字架》里讲，这些领袖级的传道人都判了重刑。

袁福生：15年以上至无期徒刑。王明道先生入狱后，因一时动摇，写了《悔过书》，被立即释放。可他回到家中，却受到比坐牢更痛苦的灵魂煎熬，于是他跪在主前忏悔说谎的罪，并再次收拾行装，自投落网。他说——我要以毕生的牢狱来平息主怒。 父亲他也经历过类似的动摇。8月7日大逮捕后，北京的传道人们终于在压力下参加了政治学习。李处长对父亲表示了空前的宽宏大量，他说：“你才40岁，年轻得很，要好好学习。追求进步。”接着又鼓励父亲发言。父亲一直沉默，其实他内心一直在进行听从神意还是屈从政治的征战。通过祷告和反省，他决定不再犹豫。1957年左右开始，父亲又被叫去参加由李处长主持的三自会议，领导指明让他表态，他缄默良久，退无可退，就把憋了很久的话吐露出来——第一，现行的宗教政策不合理，基督教的信仰没有自由；第二，在三自队伍中有一些人根本不是三自，这些人称得上是“三朝元老”了，日本人来了就投靠日本人；美国人来了就领美国人的津贴；现在摇身一变，成了靠拢政府的三自。其实他们最不“三自”，他们只不过是基督徒队伍中混饭吃的，也就是“吃教者”。 父亲的发言之后是一片寂静，许多人暗暗捏了把汗。父亲却感到从未有过的畅快淋漓，当众说真话原来这么好，他想，以后一定不委屈自己了。 不料，会议刚结束，学习组长就宣布——按政府要求，每个小组要产生四个右派，根据大家的发言记录，袁相忱很突出，被划为右派。 既然一发言就成右派，父亲干脆来个“闭门思过”，不参加任何政治学习。并且照例祷告读经，照例开堂布道，不理会任何人的劝说。因为“教会的头是基督，而不是宗教事务局和牧师”。

一次，父亲的老朋友祁庭铎牧师来到福音堂，两人一起吃饭，祁牧师忍不住叹气说——袁弟兄，我要劝你几句，虽然你不想听，但作为朋友我不能不说。你的处境已经很危险了！在这种短檐下，你就低一下头，忍忍个人的脾气，至少装装样子，主动去学习，参加三自。如果你还是一意孤行，后果真的不堪设想。唉，看看你家里，上有老下有小，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他们怎么办？反革命家属的黑锅不好背啊。——也许是触景生情，祁牧师流泪了，他还说——共产党要求入三自，我们就不能不入，有什么办法呢？ 1957年底，，政府对父亲进行了最后一次“挽救”。先由李处长的秘书打电话给母亲，叫她和奶奶次日九点去长安街的宗教事务处。当两位家属依约赶到，李处长就在自己的办公室接见她们，李处长严肃地说——我请你们来，就是要你们做好袁相忱的思想工作，要他赶紧向政府靠拢，悬崖勒马，不然我们再不能容忍他！他还年轻，才44岁，所以你们一定要与政府一道挽救他！你们老小九口，他是当家的，万一出事，你们怎么糊口？王明道的下场都看见了，不要把政府的仁慈当作软弱，我们收拾他太容易了。但是，你们一大家子就惨了！老太太，我知道你就这么一个儿子，没有他，你怎么生活呀！劝他回头是岸，悬崖勒马吧！千万记住我的话！

老威：“悬崖勒马”一词在文革中很流行，有最后通牒的含义，没想到这是独裁政权的一个传统外交辞令，意思是我他妈不讲理，要直接干了。

袁福生：父亲明白，母亲回家一提，他就什么都明白了。

老威：他就不可以为了自己的亲人暂时避让吗？暂时的屈服——难道不是人性吗？您父亲有什么理由让最亲的人跟着受罪？

袁福生：您这些问题，甚至比这多十倍的问题他都想过。但一个基督徒，最大的不幸不是落难，而是为了地下的，背叛天上的。那么，即使您得到或保全了地下的，灵魂也在永劫不复的黑暗中，无得救之日。当时，父亲曾反复给全家人诵读《约伯记》——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于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

老威：我也坐过牢，但却做不到如此心如铁石。假如敌人以迫害亲人好友相要挟，逼我放弃信仰，我会撑不住。写《悔过书》、爬狗洞、说谎，我或许都会干，但是••••••

袁福生：您不会砍掉自己的右手，发誓永不写字，永不记录人间的苦难吧？

老威：当然。

袁福生：那父亲也不会背弃主。这是他的命，命都没有了，拿什么去爱自己的亲人？

老威：上帝啊，你听听吧。

袁福生：父亲也曾跪在黯夜里，辗转难眠，一遍遍这样祷告。在他自己被捕的前夕，公安局一次又一次当着他的面，在他的福音堂抓走聚会的教徒。“上帝啊，听听仆人的请求！”父亲甚至泪流满面了。 从外表看，当时只有死活两条路——活路是主动表态，参加三自，向政府妥协，保全自己和家人；死路是顽抗到底，这样的下场必然是坐牢，骨肉分离。

老威：还有不死不活的中间道路吗？

袁福生：中间道路？既不用加入三自，违背神的旨意；又不用被捕，与亲人分离，让他在福音堂继续事奉神？

老威，对，上帝既是万能的„„

袁福生：可神有他自己成就儿女的方法，有时就是经由地狱，而一步一步地为中国的福音开了出路。父亲祷告了十多天，这期间，再没人来警告他、劝说他、打扰他了。父亲天真地认为，神已听他的祈祷，要以奇迹救他出患难了——只要基督徒坚决地摆明立场，政府反而会默许。

1958年4月19日深夜11点半，父亲被捕了，此前，他已让母亲备好了劳改穿的棉衣和布鞋。逮捕父亲的方式很特别，先是派出所民警叫门，母亲作为街道主任，以为是安排明天打麻雀的工作（因麻雀偷吃粮食，所以在1958年春天，被中共中央正式列为务必满门抄斩的“四害”之一。于是全国人民充分发动起来，占据所有屋脊、树枝、山坡等至高点，鸣锣、打鼓、吆喝，铺天盖地的噪音令贼雀无处落脚，只能在空中四下惊飞，直到累得掉下来摔死。其结果，麻雀干净了，蝗虫却泛滥成炎，成片啃光农作物，引发了59年的大粮荒——老威注），就开门迎客，不料两个民警却借故“所长有请”，把父亲带走了。 在香家园派出所，市局的警察才露面，宣读《逮捕证》，戴手铐，罪名是“现行反革命”。与此同时，我家被抄了，一大群警察，人人手里都拿着铁棍等工具，从福音堂到每个房间，一寸寸搜查起来。所有的《圣经》、诗本、属灵书刊都掀在地上，任凭践踏。翻箱倒柜不过瘾，他们还每进一步，就用铁棍杵一下，觉得有空响，就立即撬开，这样，房子被毁坏得乱七八糟。连浸池周围的地也翻遍了，仍然一无所获。 直到凌晨4点半钟，警察才把搜检的物品装了一卡车拉走。我们六个孩子从梦中被叫醒，穿好衣服，围在母亲和年迈的奶奶身边，目睹了自己不理解却永远难忘的一幕。 父亲这一去，就是21年零8个月。而作为现行反革命家属，母亲不可能再当街道主任，连17岁的大哥福音，也被撤销了少先队大队长的职务。1958年8月底，我家被迫迁离居住了多年的阜成门福音堂，八口人挤入十几平方米的白塔寺内大街40号。这儿原是白塔寺的西配殿，住喇嘛的，如今却住了落难的基督教一家。三代八口都挤在砖头垫起来的通铺上，穷困极了。

老威：十几平方米住八口人，也跟监狱差不多了。

袁福生：为了养家糊口，母亲还去建筑单位做临时工。

老威：我母亲在文革中也做过临时工，又累、工资又低，还受人歧视。

袁福生：都是一般人不愿干的苦力，可母亲已感恩不尽了。

老威：《十字架》里讲，自1955到1958年，随着王明道、袁相忱、谢模善、林献羔、以巴佛等一大批基督教著名牧师的逮捕、判刑，全国的教会纷纷关闭，仅北京地区的64所教堂就合并为4所，66年文革开始，所有的教会都关闭了，共产教终于达到了清除一切有神宗教的目标。

袁福生：上帝在人心，是清除不了的。在最困难的时候，母亲和我们仍然天天祷告。有一次断炊，一家八口，连一颗米都没有。于是母亲就跪下祷告——主啊，我们没有米，没有面，没有任何可吃的东西了。如果等到明天还这样，如果您觉得我们应该这样，我也不怨您，不怨谁，我就喝一点暖壶里的水，这就行啦——没想到第二天，有个妇女敲门问——这是袁弟兄的家吗？母亲答是。那个妇女点点头，放下50元钱就走了。母亲反应过来，脚跟脚撵出门，却连影子也没有了。50元钱在那年头，够八口人两个月的粮食钱，母亲赶紧跪下来感恩。

老威：您父亲在看守所关了多久？

袁福生：有大半年，家里不知道他的任何消息。直到58年11月，法院的人到我家，交给母亲一份无期徒刑的《判决书》。基督徒面对世俗政权的迫害，是不上诉的，于是母亲拒绝上诉。《判决书》所列罪状有七条——1、右派言论；2、破坏三自，污蔑三自领导人是三朝元老；3、开黑会抵制政治学习；4、攻击政府“信仰不自由”；5、坐牢时继续搞反革命煽动；6、汉奸嫌疑；7、里通外国。

父亲后来说，自己被押上囚车，就直接去了北海后面的草岚子胡同，在那儿预审。父亲不爱记琐事，除了传福音，公安要向他核实的事，他都记不住。而一涉及传福音，公安认为有罪，他却认为有功。有一次，审讯员突然问——“老和尚为什么不说话”是什么意思？父亲懵了,真的摸不着头脑，人家才提醒他——这是你说的，老和尚指的是毛主席。父亲纳闷——这是我的话吗？本来我不发言，你们要我发言，还说“言者无罪”，现在却要追究我的右派言行了。审讯员说——你不发言岂能了解你内心深处的反动？你还把共产党比着大红龙，煽动信徒不爱党不爱国。父亲纳闷了——我这样讲过吗？基督徒只记得《圣经》,不记得俗世里的话。把人家气得暴跳如雷。 那年头，监狱的大门敞开着，稍不留意就栽进去了。与父亲同号的两个人，因在国庆游行队列中一走神，把“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喊成“中华民国万岁”,当场就被楸出来，投入大牢。

老威：和我同监有个六四政治犯，判刑4年，罪状也是混入学生游行队伍，喊了两声“打倒共产党”，结果被爱国群众扭送公安局。

袁福生：1958年12月，家里收到父亲从北京监狱发来的明信片，上面写着首次探监的日期，于是母亲带着奶奶和小六在一个星期天赶到自新路。很高的炮楼，很厚的围墙，背枪的解放军或笔直不动，或走来走去地俯瞰四周。在顶天立地的大门旁，有一扇非常小巧玲珑黑门，母亲将明信片递给哨兵，验明正身后，她们三人被放进监狱。里面老老少少，挤得水泄不通，都是等着探监的。母亲和大家一样排队，半小时准入一批，大约等了一个多钟头，才轮到母亲他们进去。接着是坐在一张小桌后等待，有解放军按明信片上的名字喊犯人接见。终于见面了，父亲被剃成了光头，走路有气无力。一家子的手都握在一起，太激动了，真不知说什么好。 父亲出事后，又有一批批弟兄姐妹被捕，可当兵的就守在身边，母亲再焦急也不好告诉他，只好聊些家庭琐事。母亲把几包糕点交给父亲，父亲推辞说里面不准带吃的。半小时刮风一般过了，警察哨子响，犯人全体起立，列队回监。 在某一个接见日，父亲还望见了自己的属灵启蒙老师萧太太，她的女儿当时也被判刑劳改，萧太太去探监。他们不能说话，只能互相点点头，以示问候。59年的某个晚上，里面看露天电影，父亲挽着马扎，夹在犯人大队中进入操场，忽然瞅见自己的导师王明道坐在前面。刚好此刻王明道先生回头，两人不能说话，也只有对视一秒钟，然后，都不约而同地仰头看天，意思是仰望星空中的主。再往前挪动坐位时，父亲感动极了，因为他们都读懂了对方的内心。

老威：您父亲在里面经常碰见熟人？

袁福生：偶然能碰见，但不可能有什么具体接触。父亲在看守所曾被一个天主教徒检举过，指他在审讯期间继续传道。吃过亏，他的言行更加谨慎了。1960年夏末，由于饥荒蔓延，犯罪猖獗，首都各监狱都人满为患，于是政府决定把判刑20年以上的重犯迁往黑龙江，在中苏边境的兴凯湖监狱劳改。刚上火车犯人们还是单衣，待下了火车，大伙已经穿上了厚棉袄棉裤，加上皮帽和毡袜，就是过冬的“全幅武装”。

接着，又经军车押运，抵达了目的地。兴凯湖与苏联只隔一条河，刚去时，全是住一座连一座的帐篷，外面圈铁丝网，由解放军持枪把守。因为在东北住帐篷无法过冬，犯人们的劳改第一课，就是烧砖盖房子，也就是自己为自己盖监狱。先砌围墙，再修哨楼和干部房，最后才是监舍和50米长的大通炕。接着的劳改任务是种庄稼，秋收后，又去打草，北大荒的草比人还高，秋天打的草，要烧一个冬。 口粮是玉米面和高粱米，每人每天8两；主要的菜是土豆，餐餐吃，令人倒胃口。不久，大饥荒又蔓延到黑龙江，在牢里，伙食定量几个月一减，后来连窝头也吃不饱，犯人们饿得受不了，就游泳越境，逃到苏联。结果人家也嫌麻烦，就一批批把逃犯装入麻袋，货物一般送回来。 东北滴水成冰，一次，父亲在零下30多度的的野地干活，有人瞅见他的鼻子惨白，立即推他进屋。幸亏进去及时，不然，鼻子就冻没了。这不是说笑，曾经有人耳朵被冻，一掰就下来了。父亲听说，常有犯人被活活冻死，也不倒下，就树干一样，笔直挺立，嘴巴还嘻着。 很难想象瘦弱的父亲是如何渡过这段饥寒交迫的时期，感谢主，熬到1962年，中苏关系正式破裂，政府又觉得把重刑犯放在修正主义的眼皮下不合适，决定把他们调回北京。象来时那样，专车专列，重兵押送，大伙又千里迢迢回关内。只不过，来时一件件加衣服，去时一件件脱衣服。 车到天津，2000多名犯人就留下劳改，而父亲等50多位反革命中的危险份子，才重回北京严加看管。不管别人用怎样的目光看他，父亲都认为这是神的恩典，因为回到北京，家人能探监，伙食也比外地好些。比如在东北，父亲常常连野菜窝头也啃不上，只好吃糠窝头充饥，而北京监狱还能吃到白薯干。并且狱方为了减轻口粮负担，也一改不许家属送吃的传统惯例。 按当时的配给制，市民每人每月只有2两油、半斤肉、半斤点心。母亲把全家8口的点心票留下来，一大早去商店排长队，然后在探监时给父亲送去。所以，虽然在困难时期，父亲的身体却得到了较好的保养。

1965年10月底，我去宁夏生产建设兵团前夕，又去监狱探望。父亲高兴地握着我的手说——你18岁就出门在外，自己多保重吧。下农村很好，我过去传福音就在农村。接着他又问我对信仰有没有信心？我答有。他又问还会不会唱诗？我答会，诗篇23首我至今还记得熟。父亲象个孩子一般，点头直笑。 可世事难料，谁知我们父子俩见过这一面，要等14年后才能见下一面？

老威：你们这种家庭在中国是极罕见的。我坐过牢，我知道狱外的等候更难耐，更煎熬。若换个人，早家破人亡了。

袁福生：我们都知道，父亲在里面是为主作见证。

老威：我也在作见证，主知道吗？

袁福生：主是万能的，当然知道。

老威：但是我妻子与我离婚，我没有做丢脸的事，她却变了，在生存的重压下重新选择生活了。

袁福生：可您不孤独，失去女人，您也不孤独，因为在冥冥中，主在注视您，选择您，垂恩于您。您不会受到根本的伤害。就像我父亲，厄运中还结识了一个叫刘浩的好朋友，向他传道，让他靠近并最终信了神。

老威：是吗？那么狱中的警察如何看待宗教信仰？

袁福生：除了共产主义的任何信仰，在他们眼里都是封建迷信。巫婆神汉，会道门，一贯道，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他们统统一锅煮，不分何为迷信，何为真信仰。有一次，干部还拿一些破除迷信的小册子给大家学习，父亲说——我不属于迷信，我有真信仰。大家为他捏把汗，干部却好奇地问——你有真信仰？难道你是个和尚？父亲认真地说——我不是中国庙里的和尚，如果要算，也只能算洋和尚。不料干部一听，不仅不生气，反而哈哈大笑。从此，“洋和尚”这个绰号就在北京监狱传开了。

老威：这个干部还挺豁达的。

袁福生：北京监狱的条件和干部素质都比外省好。但好境不长，1966年，文革爆发了，因外头大抓反革命，牢里又人满为患。共产党为了稳定首都的革命形势，又把父亲等2000多名重刑犯迁往黑龙江。这次目的地是音河，同初到兴凯湖一样，犯人们烧砖，自己盖监狱，连吃的也照样是高粱米、黑土豆。到了年底，监狱里也搞起了文革，到处是““批臭”的大字报，父亲作为“帝国主义走狗”，在政治风潮中从音河农场转押齐齐哈尔监狱，接受严管。 所谓严管，就是天天组织学习，听完政治广播，还要发言、记录。父亲是个政治盲，虽然耳朵听着，心却完全不在那儿。有一次，他听了广播，随口发感慨道——这两天怎么没有刘少奇的消息了，难道他垮了？共产党内也存在党派之争吗？不料，这话说了没多久，就被打了小报告。监狱领导亲自调查，并且说父亲的思想问题很严重。 父亲先安静地站着，只回答是和不是，可当领导郑重其事地问——“袁相忱，你现在还相不相信你的上帝时”，父亲也郑重其事地回答——是的，我还相信。领导又问了两次，父亲还是答——我相信。领导气极败坏地指着父亲责骂——你是个顽固不化，反动透顶的反革命，你的问题不是通过学习讨论所能解决的，必须从严惩处。于是父亲被打入小号，禁闭反省。

老威：四川监狱也有小号，专门对付逃跑、打架、散布反动思想等严重违规行为。小号是犯人们最怕的地方。

袁福生：就是暗无天日的“狱中之狱”，长宽不足两米，没有窗，甚至没有透气孔，说白了，就是墓穴一般的地槽。父亲被押入小号前，裤腰带被抽掉，衣裤上所有的扣子都剪去，以防他在禁闭期吞扣子或利用裤带自杀。牢门哐当一关，就再也不开了。每日两顿饭，均有人定时从门下地面掏出的小方洞递入，俗称“喂狼狗”。

老威：没想到，四川和东北，文革和现在的小号都一样。

袁福生：小号又叫“一米屋”，犯人吃喝拉撒都在里面。父亲蹲了半年多，不见阳光，不能走动，没洗过手和脸，没换洗过身上穿的衣服，更谈不上理发和洗澡了。每天，父亲除了躺和盘腿坐着，只能勉强弓腰站一会儿。 不仅如此，狱方还天天派人，透过门缝查看他是否按规定的姿势，挺直腰板坐在那儿反省。稍不留意，就要遭到体罚。随着革命运动的深入，受罚入号的坏人一天比一天多。有时小号不够用，就塞两个人。父亲同好几个陌生犯人挤过，象比目鱼一般扁扁地侧卧，通宵睡不安稳。幸好同住的人出去得快，总把父亲剩下来。 半年多的禁闭，父亲毛发凌乱，浑身虱子，已经折磨得不成人形。由于长期坐着不动，他的小腿细如鸡脚，只有扶着墙才能勉强挪动，虱子成团往下滚，眼睛被阳光一照，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不仅同监犯人，连他自己也觉得这辈子残废了。可没想到，神又一次在他的身上施行了奇迹，他迅速康复，挺过来，没有留下后遗症。

老威：是的，那天我初见您父亲，真不敢相信他已经90岁了。头不白，气不喘，腰不弯，除了耳朵有一点背，似乎哪儿都没有毛病。

袁福生：父亲整90，母亲86，托主的福，都和谐，喜乐，是远近闻名的一对寿星。感谢主，如果1966年父亲不去东北，可能就死在文革中了。因为北京是风暴中心，东北监狱与之相比，斗争的力度只能算小儿科。

到了1969年春天，齐齐哈尔的监狱又暴满了，父亲和另外1000多犯人，又被转移到嫩江地区肇源县的革志监狱。这是一个更远的地方，父亲来这儿，第一件事还是盖房子，好让自己从帐篷里转进去。

老威：这是您父亲第几次自己为自己盖监狱？

袁福生：从兴凯湖始，他已经是第四次自盖监狱。

老威：这也算造物主特别的安排吧。

袁福生：父亲在革志监狱还遇见了老朋友吴慕迦，当年北京不肯参加三自的11个教会代表之一，后来因此被抓，判刑15年。父亲是在菜地里看见这个“同一战壕”的战友的，当时吴在另一块地里。由于狱中规定，劳动时不许互相说话，所以父亲灵机一动，就唱一支属灵歌曲来同他打招呼——主不曾应许天色长蓝，人生的小路花香长蔓。 吴慕迦听到了歌声，果然抬头，注视着父亲，却又低下头去。父亲以为他会接着唱，可是他没有。父亲感到惊讶，因为吴不仅是老熟人，更是一个共患难的基督徒呀。直到后来，他通过接触才明白，吴已经放弃了信仰。这没办法，中国社会太让人绝望了。

老威：在《十字架》第二集里，我读到了您父亲那批老基督徒的苦难阅历，世俗政权越逼迫，他们殉教的意志越坚定。银川的以巴佛老人，坐牢多年，体弱多病，当狱方以“认罪服法”为由提前释放他时，他不肯；后来他被不由分说地释放了；再后来，他回监狱的要求被拒绝。他就在监狱的围墙外搭了间小房子，住进去，每周禁食五天，维持了20多年，以此平息主怒。他说——为什么要释放我？我没有认罪，因为信仰上帝不是罪。

还有上海的谢模善老人，被折磨得受不了，就在监室里站上凳子，想触电自杀。他在临终前祷告，请求神的宽恕——主啊，您让我去吧，我为什么要受这种苦呢？冥冥中，他似乎听见了神的回答——孩子啊，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一遍又一遍，谢模善重复着神的声音——孩子啊，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他啜泣着，满面泪水，就凭着这种支撑，他活了下来。

袁福生：是啊，父亲也没有想到他还能够活到今天，继续为主做工。父亲坐牢21年零8个月，有16年的光阴在黑龙江。他刚入狱时，皮包骨头，戴个眼镜，不仅自己，连家人都不相信他还会活着出来。一般情况下，无期徒刑以上的重刑罪犯有三个结果——一是上吊或投江，一死了之；二是疯掉；三是通过灵肉的熬磨，受到了神的特别看护。我的父亲正是被神选中的，在冰天雪地的北大荒，吃猪狗食，干牛马活，关小号，挨批斗，好多次都该没命了，但他却没生过病。在劳改中，父亲常干的活儿是担土，沉甸甸地压在肩上，必须直着腰，才不会在冻土冰面上栽跟头。天长地久的锻炼，令父亲受益，直到现在也腰不弯，气不喘。 1979年12月20日，父亲收工吃午饭时，监狱领导进来宣读公告——父亲被释放了。原来毛主席的阶级斗争已成为历史，邓小平上台，政策开始宽松了。父亲已65岁，改造了20年以上，刚好符合分批假释的条件。 父亲的假释《裁定书》编号为“79刑清字第655号”，里面写着——对罪犯袁相忱予以假释，考验期限，从假释之日起，至一九八九年十月三日止。按刑法规定，剥权期不能离开居住地北京，还得向当地派出所定期汇报思想。 父亲拿到《假释证》后，就马不停蹄地回家。从监狱步行3公里到汽车站；再赶车到革志县城转最慢的普通列车，经黑、吉、辽三省，方能抵达北京。

而此时，全家人正沉浸在沮丧之中。因为不久前，大哥福音根据邓小平“拨乱反正”的政策，写信给法院，要求为父亲平反冤假错案。法院为此约大哥面谈，并且象审犯人一样说——你父亲的问题错综复杂，不能跟你说。他和王明道一样，是反革命集团首恶，不能平反。大哥辩驳说——我父亲的问题再复杂，也能讲清楚，要不你们凭什么判他的刑？刘少奇当初不也被判反革命吗？后来你们不也说弄错了吗？连国家主席都敢乱判，更何况其他人？法院的人一听这话，顿时面红耳赤——你父亲怎么能和国家主席比？人家判错了，你父亲就是没判错，以后你不用来了。说完就给大哥一张纸条，上写——袁福音，你的来信已收到。经复查认为：原我院（58）中刑字第1013号刑事判决，对袁相忱的定罪、量刑都是正确的。特此函告。落款是1979年11月16日，还有北京市中院的大红官印。

老威：那么，1个多月后的12月21日，您父亲就被假释了。

袁福生：对，党的政策有时就象小孩的脸，说变就变。

老威：您们还不知道父亲要回家？

袁福生：知道，信和电报都收到了，全家人都去接人，但却错过了，归心似箭的父亲一出火车站，就直接搭夜班车回家，到了白塔寺，找不到庙门，他就一边绕着墙走，一边扯着喉咙喊“梁惠珍”。幸好大嫂在家，把第一次见面的公公领进门，打热水让他洗脸洗脚，正在烫脚的时候，一家子就回来齐了。主的恩典太大了。

老威：关了哪么多年，您父亲能够适应社会吗？

袁福生：在生活上确实落伍了。监狱发给他60元遗返费，他还认为是笔大数目，要母亲收好。可在信仰上，他一如既往。本来79年以后，许多因宗教信仰坐牢的知名人士都获得平反，只要他们表态，相信三自，宗教局就既往不咎，安排工作，得工资，分房子，社会地位也直线上升，象吴慕迦，就在燕京神学院教书，生活优越。可父亲不仅不信三自，甚至觉得没必要平反，因为《圣经》里讲，基督徒不必要求申冤，申冤在我，要听凭主怒。 1980年春天，我家的聚会就有近10人，几年后，聚会人数不断增加，已达两三百人，是北京地区人最多的家庭教会。白塔寺的家太小，里面坐不下，窄窄的胡同也挤满了人，连我们睡觉的床都拆了，放小凳子。我家什么都缺，就是《圣经》和凳子不缺，好几十只凳子都是信徒送的。而美国、香港，还有个叫“敞开的门”的组织，都找到我家，通过父亲，向那些拒绝三自的受迫害的人送《圣经》。父亲主张政府与教会要截然分开，神的归神，凯撒的归凯撒，因此，既然家庭教会不属于“人民团体”，所以不必登记。一直坚持了16年，仅管被多次抄家、骚扰，但信徒仍然成倍增加。 1989年发生了六四大屠杀，那天晚上戒严后，满街满巷都是兵，不时能听见嗖嗖的枪响，可就这样，家庭聚会仍没中断。白塔寺的公车停了，我父亲凌晨五点钟起床，匆匆出门，赶了30多里地，到我姐姐家去传福音，谴责天安门事件，以主的名，安慰那些正在蒙难的人们。过后一想，真为他捏把汗，子弹不长眼睛，那时小老百姓谁敢出门呀，可父亲他，一个快80的倔老头，揣着《圣经》就走了。 警察每年都以“非法聚会”为由，威胁要抓父亲进去，教会的“聚聚散散”也与政治形势的敏感有关。像两会、六四、国庆或西方国家首脑来访期间，都是全天候监视，电话要么窃听，要么掐断，但每一次，父亲都顶在前头，对峙着。他经常大声对警察说——信徒要来我没办法，除非你把我家的门封上，把我带走，他们就不来了。至于我个人，是信仰至上，国家的法律如果和我的信仰抵触，我只有顺从神。”

为了确保北京的安全，公安部门经常在一些重大日子，例如香港回归，克林顿访华，宗教、人权组织来访时，提前把父母接走，软禁在某个宾馆，不让他们与信徒在一块。

老威：与“天安门母亲”丁子霖，以及我的朋友刘晓波的待遇差不多。

袁福生：但是，父亲的行为不是对抗政府，而是要完成神的使命，拯救在中国的失散灵魂。一不靠势力，二不靠金钱，而是靠对主的信心，很难很难。感谢主通过父亲指明了这条道路，我们全家二三十口都信了。

老威：据说美国总统克林顿曾邀请您父亲参加有全世界各行业基督教领袖在场的每年2月的“早餐祈祷会”？

袁福生：是的，但父亲拒绝了邀请，原因之一是美国也邀请了三自的负责人，父亲与他们无话可说，更不愿和这些屈从权势，放弃信仰的人在同一个场合面对神。原因之二是美国政府也是政府，他不愿参加任何政府形式的宗教活动。原因之三是政府不给办护照。但根本的原因是——他向神祷告，心中始终没有感动要去参加——因为基督徒的头是基督而不是政府。

80后基督徒何路

前奏 

2010年1月13日下午，我和妹妹在离成都70多公里外的崇州白鹿镇回水村瞻仰上书院遗址，偶遇几个时尚青年，攀谈之间，知悉无比清瘦的何路是80后基督徒，随即动了采访念头。 这里的所谓“上书院”，其正式名称为“圣母领报修院”，始建于1895年，由法国外方传教士、成都主教杜昂派谷布兰发起筹建，历时13年，于1908年竣工，据说是中国西南最大的天主教神学院，栽培了数不清的神父和主教，可与我曾经拜访的云南禄劝县撒营盘乡境内的基督教西南神学院媲美。但1949之后的无神论统治，使这座占地1.8万平方米的哥特式宏伟建筑逐渐毁弃。至几年前SARS肆虐的某个夏日，当我和同城文友李亚东、汪建辉、王怡等麻着胆子出游至此，那在乱石穿空中耸立的教堂骨架，犹如被红色岁月千刀万剐仍一息尚存的“历史罪人”。 追往叹今，恍若隔世，上书院仅存的残垣断壁，又被一两年前的大地震彻底摧垮了。思维跳跃的何路，突然指着铁丝网环绕的荒墟说：好些人都来这儿拍过婚纱照，5•12那瞬，塔顶轰然倾倒，令景点内的几对新人魂飞魄散。 “哦？”我头皮麻了麻，接着笑了笑，“我们还是回到谈话主题吧，咋样？”

老威：好年轻哦。

何路：都24了。

老威：信主多久了？

何路：打小就去教堂，后来上中学，青春期反叛，疯狂追星，就不去了。近两年幡然悔悟，又回归教堂，半年前才受洗。

老威：兜了一圈。

何路：人生嘛，不止兜一圈，也许要兜很多圈，也许越兜圈越迷糊，所以需要上帝为我们指引方向，才不至于瞎转悠。像那些公园场地的中老年妇女堆儿，抽筋舞，太极拳，健美操，革命舞蹈加京剧，扭着个肥屁股，百花齐放，要多难看有多难看。乱套乱套，不晓得她们这辈子蛤蟆般蹦来蹦去，为的啥？减点肉？多活点？或者感觉好点儿？

老威：宽容点儿，都是你的父母辈，甚至爷奶辈。

何路：我爸信佛，我妈信主，我爷在四川大学教古典文学，由于经常摇头晃脑地背诵庄子的《逍遥游》——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因此推崇道教。我们家三宗教，各信各的。过去不懂事，也没个统一的家教，所以跟爸时，就进庙子烧香磕头，拜了数不清的菩萨，小娃娃嘛，模仿嘛，屁股在蒲团上翘老高，大人们看得哈哈笑；而跟妈呢，就进老教堂，唱《赞美诗》，庄严宏大。

老威：你觉得哪种对路？

何路：当然是基督教。佛教太土太世俗，老头老太，或者官僚老板，动不动就许愿还愿，为的都是自家那芝麻屁事儿；而道教呢，太超脱，不食人间烟火；只有基督教大器、宽广，耶稣上十字架，用他的宝血为我们赎罪，那么痛苦，可他考虑的却是拯救全人类。

老威：你父母还融洽吧？我在美国耶鲁大学有个朋友，叫康正果，自己受祖父影响，信佛；可夫人却受西方环境影响，信基督。

何路：我父母离婚了。大约10年前，我妈找我爸谈了一次，规劝他放弃邪神，皈依我主，我爸不干。我妈说：“你再想想。”我爸说：“不用想，佛教更适合我这样的中国人。”我妈说：“佛教是从印度传过来，难怪现在印度和中国都又穷又脏又落后。”我爸说：“你领先去吧，我自甘落后。”我妈说：“好、好，我不可能自甘堕落，和异教同在一屋檐下，娃娃要上进，也不可能。”

老威：你妈啥时信主的？

何路：怀上我的那年。

老威：1985年？宗教政策恢复还没多久。

何路：我妈信主是一种机缘，她有个知青朋友介绍去，做过几次礼拜，就感动了。饱经风霜的70多岁的老牧师为她施洗，在教堂内，许多人参加。嘿嘿，当时我妈是中学语文老师，居然信基督，很轰动的。

老威：搞政审和外调么？

何路：不清楚。总之，当时教会吸收信徒，很慎重，要反复考核。单位领导也做工作，不让信，可我妈始终坚持。于是上级就规定，不准利用上课向学生传播有神论。后来我妈开玩笑，说我才是她头个福音接受者，因为我在肚子里和她一块受洗。

老威：你妈入的是三自教会吧？

何路：门口挂着“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会”的牌子，摆设嘛。旧社会留下的教堂，有近百年历史；旧社会留下的老牧师，十几年前也回天家了。

老威：晓得地下教会么？

何路：我妈信主时，还没有。

老威：成都还没有。

何路：我也搞不懂。

老威：吴耀宗和丁光训呢？

何路：老前辈吧？名字挺熟悉，一时记不起哪个朝代的。

老威：1950年代三自爱国运动的发起人，主张割断与西方，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联系，关起门来，搞中国特色的自治、自传、自养。

何路：不太可能，要么就神经错乱，因为救主耶稣来自西方嘛。

老威：嘿嘿，不愧80后。

何路：无所谓，领导我们的只有一个上帝，在哪儿敬拜都行，不要人为地搞啥地上地下、三自非三自嘛。

老威：你为啥信主？

何路：我妈是老师，功课抓得紧，还让我学画画，要培养尖子生呢。小时候势单力薄，逆来顺受，稍大点儿就不干了。高中毕业，我偏不考大学，气死我妈了，天天含泪祷告，求神给她信心。其实我已经得了复习恐惧症，集中不了精神，课上到第四节，内心就有大喊大叫、掀翻桌椅的冲动。弄去医院检查，诊断出“间歇性焦虑”，离疯子不远了。我妈只好卸下我所有的学习负担，让我尽量耍，上网呀，追星呀„„

老威：早恋不？

何路：早恋？老土。我们小学就开始约会，初二就尝禁果，到了高中就百炼成钢。没办法，现在的食物，激素太多，我们想晚熟都不行。

老威：然后呢？

何路：没正事儿干，也没生存能力，就追星。湖南卫视搞超女，我场场不拉，张靓颖、李宇春、尚雯婕，我个个都喜欢。特别是李宇春，前卫、性感、酷毙了。她一出场，肯定翻天覆地。

老威：是么？李宇春挺中性嘛，歌声含混不清，女孩的特征也寥寥无几。

何路：你的审美，跟我妈似的。

老威：好好。我们不争论。

何路：我也没想争论。现在我信主了，姿态放低了，可回顾少年时的轻狂，惭愧啊。我妈让读《圣经》，我读，不是学习，而是找碴儿。比如开篇《创世纪》，讲上帝照自己的模样，造就了亚当；从亚当身体取一根肋骨，造就了夏娃，让他们无忧无虑地生活在伊甸园。可上帝对亚当说，园中各种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有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后来亚当和夏娃经不住蛇的引诱，偷吃禁果，被震怒的神赶出天庭，从此开始了颠沛流离的人类历史。 我问我妈：“为啥上帝不让我们分辨善恶、分辨对错？这不是愚民政策么？”我妈说：“人类的认知太有限，总是从自我出发判定善恶对错，就像毛泽东一样，革命对，反革命错，结果国家乱人心更乱。如果放弃自我，都听上帝的，就不会乱。”我说：“上帝为啥不把善恶树砍掉？这分明是设个圈套让人类钻嘛。”我妈顿时生气了，说：“你自己在圈套中，还怪上帝设圈套？小孩子真愚昧！”

老威：你妈对你够有耐心。

何路：我在家里浮躁了两三年，母子俩互相折腾。过了年龄，大学是彻底不想考，追星也不能当饭吃，找工作吧，特长呢？没特长，闭关又太久，稍微干点活儿，就肌肉酸疼。我爸托关系，让进一家公司做基层保安，第一天上班，我揣着MP4，有人叫我十几声，没听见，原来我耳朵被塞住，正二目平视远方，深度陶醉李宇春呢，直至公司老总的巨手搭上我的肩，打雷一般吼“回家耍去”。

老威：追星追成废人了。

何路：后来父母都疲了，懒得管。他们碰头，磋商该咋办，我爸说：“谁叫我们儿子晚熟呢？饭碗难找，就在家闲呆着吧，等拢了25岁再说。”我妈也叹气，说：“反正这个世道，没饭碗的又不止我们儿子一人。”

老威：你受得了么？

何路：我不着急。我又没女朋友，除了吃饭穿衣，手头有几百零花也够。直到某一天，我百无聊赖，就随手翻开《圣经》，第835页，《耶利米书》第四章，我读出声来——耶和华说，以色列啊，你若回来归向我，若从我的眼前除掉你可憎的偶像，你就不必迁移。你必凭诚实、公平、公义，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列国必因耶和华称自己为有福。 如遭雷击，我瓜了半天。是啊，啥子李宇春、周杰伦、超女、快女，全是可憎的偶像！过眼云烟一般！主清楚我，清楚我们这代人，无根无底，所以沦陷在一个个偶像阵里，自拔不出，因此今天显灵，口气还很严厉，不仅要“除掉偶像”，还要“起誓”呢。 于是我转头对我妈说：“我要受洗，做个基督徒。”嘿嘿，当时我妈也瓜了半天。

老威：风云突变嘛。

何路：不信就不信，信就信，这就是我们80后。啥子破通俗歌，迷糊了我多少年，说扔就扔掉。那个偶像过气了，这个偶像又来了，一辈子追来追去，跟狗撵骨头没差别。只有《赞美诗》永恒，每次唱，我都感动。而且人也整个唱变了，在教会，也敢交流，就算困惑，弟兄姊妹也不会笑话我幼稚。没工作，大家帮着找，新到一个公司，我会说：我是基督徒，年轻，没啥能力，但心是虔诚的。我先做义工，锻炼锻炼，工资嘛，不着急。

老威：哦，你找到固定职业了？

何路：网站维护。

老威：你去过家庭聚会么？

何路：去过，后来不去了，许多人在写字楼里敬拜，跟许多人在百年老教堂里敬拜是两回事。我是80后，可能更注重审美感觉。

老威：更注重包装吧。

何路：包装有啥不对？从古至今，人类先裹兽皮，后穿衣服，全是包装着过来的。面对主，更要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因为主在天上，也是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地垂听子民们的祈祷。如果随便弄个地方，随便就“奉主之名”，那要教堂干啥？世界各地，有好多著名的大教堂，我都仰慕已久。

老威：可国内的所有教堂行政上由政府宗教局管辖。

何路：管它呢。高挂神坛的是十字架，是我主耶稣，而不是毛泽东和胡锦涛。

老威：难说啊。

何路：你这把年纪，一般都政治兴趣浓。家庭聚会也如此，念着念着《圣经》，冷不防的，某个牧师或长老就起立，不由分说，不征求大伙意见，就为这个死难者祷告，为那个被政府抓走的人祷告，还为政府犯下的罪过祷告，弄得气氛压抑、悲壮，不少人受不了，哭了。我也许年轻，没体验，心里感到别扭。我想，上帝归上帝，凯撒归凯撒，将两种混一起，不仅不喜乐，还影响食欲。

老威：晓得王怡不？

何路：秋雨之福的长老，以前是自由知识分子，宪政专家，很有名气，也很受共产党关注哦。好像他们教会被冲击过几次。

老威：还有余杰，还有北京的徐永海、刘凤刚等等，都是家庭教会的优秀分子，他们为了信仰，不怕打压，不怕坐牢。

何路：三自和家庭教会，都不缺优秀分子，只能说有的倾向高调，有的保持低调；有的与政治挂鈎，有的疏远。上帝与某某人的坐牢没直接关系吧。远志明的《十字架在中国》我看过的，比较片面。历史早过去了，毛泽东、邓小平都死得硬翘翘，中国不仅不搞革命，连多数官员也挂羊头卖狗肉，把儿女和存款往西方送了，为啥还要硬和做贼心虚的政府过不去？不能让共军恼羞成怒嘛，是不是？

老威：你的脑壳有点儿混乱。

何路：嘿嘿，信息量太猛，脑壳的内存有限，来不及删除，就随口喷了，老人家莫见怪啊。幸好信主了，主线清晰，只要不断升级纠错，就没啥问题。

老威：会翻墙吧？

何路：当然。

老威：那晓得《零八宪章》啰？

何路：不用翻墙都晓得，国内许多地方都转过，网警删不赢。

老威：你赞成么？

何路：长远赞成，现阶段不赞成，缺乏群众基础嘛。不过，共产党不仅抓了刘晓波，而且在耶诞节判他11年徒刑，就太混蛋。作为基督徒是不该骂人，可主会宽恕我骂共产党混蛋。刘晓波不过就表达一下他的看法，连脏字都没带，你不同意就拉倒，至于这么没素质？照此下去，韩寒你判不判？艾未未、冉云飞你判不判？他们可是天天摆开架势在骂。 11年牢坐满，刘晓波都60几了，哪怕民主社会到来，一糟老头儿，还混个啥？我估计他会受洗归主，在某大教堂当牧师，你说呢？除了这条路，没别的路。

老威：到那时，作为教内弟兄，你的资历比刘晓波老。

何路：哎呀，人家是圣徒级，我永远是最初级；如同电脑，人家都过了奔四奔五，即将奔六奔七奔八，我嘛，才过奔二，奔三还没拢，就已经被时代淘汰掉。

湮灭的异端

这几日莫名兴奋，乃至中断写作，原因是我终于读到了卡普钦斯基的书。 晓得卡普钦斯基是在去年。5·12大地震爆发，我深入灾区访问，正忙得喘不过气呢，《纽约时报》著名记者傅好文（Howard W.French）率众找到我，一起工作了4天。某次途中对谈，他突然说：廖亦武你和一个波兰人很像。接着就开始滔滔不尽。比如卡氏身为红色波兰记者，却跑了几十个国家，还到过中国和印度；比如卡氏出生入死，多次涉足非洲战乱，四次被判死刑，又奇迹般脱险，因此近距离接触了若干独裁者。他的代表作《皇帝》正是埃塞俄比亚国王的传记。 我不得其解。因为和见多识广的卡氏相比，我的文字领域单调而可怜。我多年不能出国，我想即使能出国，脱离了母语环境，也差不多沦为哑巴。不过面对热情洋溢的傅好文，我宽容地笑了，这根一米九三的美国竹竿，跟卡氏倒很像，至少10年扎在非洲，也曾拜访过不少独裁者，包括蒙博托，包括那个以吃人肉而著称的中非皇帝博卡萨（傅好文说没吃）。 随后我从网络晓得，卡氏2007年因心脏病去世，享年75岁。他曾四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2006年那次已进入决赛，却败给土耳其的奥罕?帕慕克。

再随后，我的《地震疯人院》中文版由台湾允晨文化推出，我与出版人廖志峰隔海结交，成为好友。我在书中以较大篇幅写到卡普钦斯基。较近一次聊天，廖志峰说，他们刚刚出了一本卡氏的书，想给我看看。廖志峰的卡氏书评，结尾极其浪漫：跟着卡普钦斯基的这场旅行，在阅读和冥想中进行，时而心绪激昂涌动，时而叹息低回，掩卷时，月落星沉，我像穿越了时空来回数次，又好像从没离开过。 于是我等候着卡氏的书，如等候神交已久的异国情人。过了半月，廖志峰来邮件询问，我答没收到；又过半月，依旧渺茫。廖志峰说：没关系没关系，老哥你另外写个地址，我再寄。 可又过一月，仍泥牛入海。后给他的朋友地址，与本人八竿子打不着啊。廖志峰分析说，卡氏倒没啥，估计是随同卡氏寄来的《地震疯人院》出问题了。我恍然大悟，记起3年前，台湾麦田出版社将拙著5套15本《中国底层访谈录》寄到我在云南丽江的朋友处，也被查处。可气的是，大理海关还送达一封公函，申明“违禁书刊，依法没收，如有不服，可在几月几号至几月几号行政上诉至云南省海关”。 而在去年春天，作家余杰随身挟带美国出版的拙著《最后的地主》数套，企图蒙混过关，不仅书遭查处，人还被留置讯问两小时。我不禁感叹书籍变炸弹，令当政者草木皆兵，廖志峰接嘴：那我们出版机构就成恐怖组织了。 浑浑噩噩数日，彼岸的廖氏恐怖组织真派人接头来。这是个寒风凛冽的下午，我在成都远郊的温江汽车站，把住一黑衣高个男人的胳膊。我献殷勤，想接过对方挎包，却遭断然拒绝。我们一同回到家中，黑衣人才搓搓手，从挎包内挖出拙著《地震疯人院》5本，康正果著《出中国记》1本，卡普钦斯基著《带着希罗多德去旅行》1本。

我感激之余，要泡茶待客。黑衣人却松口长气，称正事儿完了，也该走了。我问咋个带进海关的，黑衣人答：你没瞅见每本封皮都包得密密实实？机器上照不出啥，除非重点盘查，才会露馅，过关时我紧张得浑身哆嗦呢。我连连哎呀，恨不得当场跪倒，磕3个感恩响头。我说：我、我、我请你吃饭。黑衣人却说：不必，还要赶回成都呢；君子之交淡如水，亦武兄多写好书，就是对老朽莫大的慰藉。

当晚净手拜读来之不易的卡氏的《带着希罗多德去旅行》。这是他最后一本书，却是从终点到起点的回溯，恰如回光返照。卡氏首次意外出国，是1956年，共产暴君斯大林死，赫鲁晓夫上台，苏联社会开始解冻，拖了好几年不能出版的远古巨著《历史》勉强面世了。 《历史》是2500多年前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唯一作品，主题是战争，它在西方的重要性，相当于中国的《史记》。不过这个希罗多德同卡氏一样，也是旅行家，隔着浩淼的时间河流，两人的共同特点是，边走边追究形形色色的道听途说，尽可能临场发挥、添油加醋，这倒是符合我国司马迁以降的“文史不分家”的传统作风。两人都唠叨着“跨越边界”，可边界在天际？还是在人心？探险家、独裁者和文人们对“跨界”的贪婪，是否大同小异？ 卡氏指出，希罗多德在2500多年前，就在从事“反革命影射”，所以苏联不解冻，《历史》就永远搁置。相关段落是这样的——希腊城邦科林斯（Corinth）的暴君之子Periander继任，派遣使者到另一城邦米利都（miletus)，向另一暮年暴君Thrasybulus请教如何维持专制统治。老暴君一声不吭，却带着使者来到城外的麦田，并步步深入，将麦田里那些高出整体的麦穗一个个掐掉，反复几遍，直到弓腰瞄眼，也扫不着一棵冒尖的。使者困惑不解，只得回去汇报。而少年暴君却心领神会，立马开展“镇反”，历经几年，终于把他老爸还没来得及剪除的异见人才，一个不剩地杀光，赢得数十载连狗都不敢乱叫的“太平盛世”。 头皮阵阵发麻，庆幸自己没生在希罗多德的时代。卡氏解释，擅长揭短的《历史》著者没掉脑袋的原因，是居无定所，也没几个人有耐心读他的书。

包裹在雾气中的太阳，犹如从古烂到今的红桔，散发着一股淡淡的霉味儿。我自书面抬头，眺望了几秒钟窗外，再转向电脑——《远东牧羊人》快写完了，可“侯悟灵”这个名字，老是挥之不去。

从基督教长老吴永生口中，我首次听说侯悟灵，一划而过，闪如流星，没留下啥痕迹；稍后夜读“内部交流”的《大理基督教历史》复印本，再次重温侯悟灵，可惜只寥寥数笔，还闪烁其辞，令人顿生疑云。于是我再三求教于著者吴长老，以及前辈教徒多人，依然不得要领，似乎这是块必须小心绕过的雷区。 我从事底层访谈多年，晓得同时代人之间，种种龃龉难以言表。只得放弃追索，转托经常上教堂的弟兄鲲鹏，在星期日礼拜之余，向吴长老打听侯悟灵家属的下落。书上写得明白，1980年代，宗教政策落实之际，侯悟灵的《平反通知书》由他寄出。 毫无结果——外交手段灵活的鲲鹏久久才回话——吴长老回忆了半天，也记不起侯悟灵女儿当年的地址，更别提电话了。他说已经二三十年不来往，只有天上的主，能看清谁谁的下落。 我说你们都是上帝的子民，难道大理和成都的教会不通音讯？鲲鹏无言。唉，太苛求人了吧，我想，倘若吴长老出于种种顾虑，彻底不提侯悟灵，那今后的大理古城，就再没任何基督徒晓得这个名字——他将被活活掐掉？如希罗多德笔下的“冒尖的麦穗”，肉体、履历和思想，一概不留痕迹？ 如果侯悟灵活到现在，应该和吴长老的岁数差不多，可1948年，他接替温春融，担任大理中华圣公会牧师时，正年富力强，适合在动荡的政局中，为主辛勤放牧。圣公会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从湖北武昌南迁大理的华中大学播下的种子，创办人为蔡永春和吴盛德教授。1943年，两人用总会提供的资金，买下古城内的土地10余亩，房屋20余座，改建为礼拜堂、孤儿院和惠榆小学，加大福音的传播力度，使教会一度进入鼎盛时期。

侯悟灵临危受命，接管了积累数年的教产，以及数千惶惑的信众。此后，1948至1952年之间，是一段无任何记载的空白。但其他同代人的旁证，却透露了改朝换代的混杂背景。敲锣打鼓，杀人如麻，红旗升天，白旗落地，帝国主义被撵跑，各色人等粉墨登场。

神的体系转瞬崩塌，叛教者们痛哭流涕，当众忏悔，要与不光彩的过去，与自己敬拜了多年的耶稣，一刀两断。 侯悟灵消极观望。神是公正的，开头他想，国民党、共产党，既不靠拢也不疏远，教会总有生存空间。稍后受到逼迫，教徒一个个跑掉，他又想，这是神的旨意么？恩宠有限，我只能放牧这么多羊。最后只剩他们夫妻，他还想，放牧不了别人，就放牧自己吧，心是牧羊人，身体是羊。 可这种步步退让却注定了他的悲剧。侯悟灵到底要干啥？向人民挑战么？县统战部开会时，有人这样质问。侯悟灵却迟迟不答。其实他已经用行动说话了——我只求信主，我只求为主看守门户。据记载，至1952年深秋，曾拥有数万信徒的大理教会，敢于公开信主的只剩4人——侯悟灵夫妇、李全本、杨凤珍。 政治运动的活靶子竖起来。“沉默的羔羊”侯悟灵，在12年间，竟遭受了几百次批斗。1953年，政府强行接管圣公会名下的惠榆小学，改名为大理第二完小。侯悟灵的抵制，换来的是变本加厉，政府命令，已失去经济来源的教会代缴照明电费，代修授课设施。愤怒之余，侯悟灵剪断电线，并当众宣称，侍奉主的人，内心正大光明，所以不需要外在的照明。 断电当晚，侯悟灵点燃蜡烛，独自在礼拜堂祷告。破晓时分，民兵们破门而入，将他抓走，扣上“反革命破坏”的帽子；紧接着，“三反运动”开始，政府盘查教会账目，罪名又变成“反革命贪污”；再接着，又被指控“奸污未成年孤儿”。频频更替的罪名终于导致他正式逮捕，坐牢一年，却因证据不足释放。

不识时务的侯悟灵，依旧跑回教会，做主的看门人。教会的另一个看门人叫李惠君，1953年，她带着10多岁的女儿，自老家云龙来此投靠，得到侯悟灵的接纳。可没过多久，她的女儿因肺结核死掉，而她也自身难保，被本地居委会查出“地主”背景，随即解送回乡。由于受不了毒打，又两次逃回教会，闭门不出。捉拿她的民兵搜遍各个角落，最后却在藏书室隔壁，搜出悬吊在房梁的尸体。她吐出来的舌头早已风干，脖子挂了3个十字架，身体干瘪，经解剖，体内没一粒粮食。 这是1964年。李惠君自杀。侯悟灵也相继弃世。他已经什么都不是。因为抗拒“三自爱国”，不加入集体投诚，教会同仁就通过大会表决，撤销其牧师职务，中止圣餐。紧接着，宗教系统反右，他又被划为右派，1958年，大理县政府征用圣公会的全部教产，用来办化工厂，统战部要员威协侯悟灵，不搬家，就判刑坐牢。于是“内外交困”的前牧师，只得放弃他守了10年的圣公会，被安排到职工宿舍，天天接受监督改造。 3年大饥荒接踵而至。人们饿得东倒西歪，可批斗会照旧进行。大伙没气力打人，就掐，就咬，他浑身青紫，却忍住不吭声。有人说恨不得分吃帝国主义走狗的肉，大家就围上来，绿着眼笑，老运动员侯悟灵，此时也起一身鸡皮疙瘩，直呼“我这条走狗太瘦了，没得吃头”。到底挺过来，市面上渐渐有东西吃，人们在毛泽东退隐、刘少奇主政的间隙，允许做点小买卖。侯悟灵也替中国人民念叨了几千遍“感谢主”。却不料风云突起，“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卷土重来。毛主席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于是在1964年，李惠君自杀不久，侯悟灵也在大理县公安局组织的一次右派学习现场，脑溢血发作。 历经数不清的审讯和批斗，人生却嘎然而止，除“掏出十字架，当众滑到地下”几个字，再没留下任何记录。据说参加那次集中隔离学习的，有几十名右派，难道都集体失忆了？会议是咋开的？领导是谁？日程密度？按狱中昼夜24小时的统一管理，吃喝拉撒睡都有人监视，那么侯悟灵发病前有无异常？

按说他早已身心麻痹，不可能因为多遭几盆污水，就热血沸腾。但是掏出十字架的举动，证明他的确热血沸腾了。谁的发言刺激了他？谁的批判勾起他的思绪，间接杀了他？几小时后，他的遗体被火化；几天后，其妻从成都赶来，领走骨灰盒。她没法问，也不敢问丈夫的猝死。也许事后她要暗自庆幸，主在文革开始前，将他招回天家，是不忍他陷入更深的劫难。 1980年，大理县统战部的一纸《平反通知书》送达刚刚恢复的教会，并由教会长老吴永生转寄成都的侯悟灵女儿侯美恩收。吴长老说，他晓得侯悟灵妻女都在，但近30年，却没接到任何回复。我问：除了一纸文书，就没其它补偿？吴长老答：没一分钱补偿。侯悟灵困守多年的圣公会教产，也被政府全部变卖。化工厂停办，2007年改建为大理市第二人民医院内科楼。 眼球酸胀。我再度脱离电脑，眺望窗外。我想，侯悟灵妻女与我同处一城，或许同处一区，却咫尺天涯，无缘相见。此刻她们在干啥？看书、呆坐、睡觉？敬拜上帝么？可上帝并没有让侯悟灵、让成千上万敬拜祂的个体幸免于难。恰恰相反，祂需要人间的苦难来证实“拯救的必要”。需要斯大林、毛泽东、金正日、萨达姆以及河蟹社会的某某，需要若干能量超强的撒旦，来证实“拯救的必要”。假如都像美国那样，总统是基督徒，就职之日，还按住《圣经》起誓，信仰就太普通，如阳光、爱情、星星、花朵、家庭、流水，大家随意享受就够了，谈何“拯救的必要”？ 要不红色波兰的卡普钦斯基，为啥渴望“越界”，朝更野蛮的非洲专制国家跑？部落之间的仇杀，动不动就要人命，卡氏如猎物，在其中厮混、奔逃、记录。而在他之前一两百年，法国传教士就沿尼罗河播种福音，替黑人们取名“约翰”“彼得”“保罗”了；在他之前2500多年，希罗多德就从地中海走到非洲和亚洲的地缘，采记“夺土又开疆，杀人如割草”的丰功伟业，影射独裁，影射茫茫乱世中人和神错位，以及相互依赖。

倘若侯悟灵、卡普钦斯基、希罗多德的在天之灵在此刻相遇，他们会通过我的写作，相识于云端么？这残缺的文字将如何弥补？愿两位天才史家托梦指教予我。

丌屈的受难和奋争
──《上帝是红色的》台湾允晨版代跋

康正果

廖亦武是当代中国最著名的禁书作家，他的作品之所以受禁，是因为多年来他通过一系列访谈记录深入勘探中国的底层社会，对中共当局竭力掩盖的社会阴暗面作出了持续不断的如实报道。他的《中国底层访谈录》两次在国内出版，两次被禁，直到2002年才由台湾的麦田出版社推出了三卷本全集。该书出版后在海外的中文读者群中引起广泛的兴趣，特别是其英译本（“The Corpse Walker: Real Life Stories: China from the Bottom Up,”）2008在美国出版，书中讲述的苦难、残暴和腐败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关注。廖亦武不只其书被禁止在国内出版，其人亦被禁止出境，近年来他十多次受邀参加国际文学节和书展，均因当局的阻挠和刁难而未能成行。 廖亦武其人及其书越是受压受禁，其声誉在中共的禁锢圈之外便影响越大，而他为突破那个禁锢所进行的采访勘探也随之范围越广。继《中国底层访谈录》之后，他至今已推出两卷本《中国冤案录》、《中国上访村》、《最后的地主》和《地震疯人院》多种访谈专辑，其采访报道面远超出早期的社会边缘人遭遇，而扩展到反映维权上访者的怨诉和抗议，公布老地主及其子弟早为世人遗忘的苦难经历，乃至及时报道2008年四川大地震发生期间被官方媒体隐瞒的种种真相。

从事此类采访，廖亦武所踫到的麻烦不只是不准出书和出境，平日还常遭受公安人员的骚扰，或被传唤到当地派出所审问申斥，或住处突遭搜查，被抄走数据和计算机，种种粗暴的待遇，成为他多年来的家常便饭。2004年12月，只因他采访了了法轮功练功者，差一点被破门而入的便衣警察抓走。那天晚上，廖亦武机警地跳窗而去，仓皇逃出成都，长期躲到了云南。正是这一次深入苗、彝等少数民族居住的边远山区，廖亦武有缘结识基督徒

孙医生，随后在孙的带领下进入基督教的教民世界，在他勘探底层的访谈录中又开拓出一个新的领域。 现在，廖本人编定的中文版《上帝是红色的》也即将面世，对有兴趣了解和研究中国基督教历史及现状的读者，这的确是一份特别珍贵的资料。 其实，早在随同孙医生踏上艰辛的基督徒寻访途之前的1989年7月，在一次与北京地下教会组织者徐永海的相遇中，廖亦武已初步了解到基督教传播在中国受到的打压。众所周知，反对帝国主义，不但是中共夺权斗争中所打的旗号，也是他们掌权后在全民范围内鼓动敌意的主要目标。自1949年中共建国，包括天主教和新教在内各基督教派别，一律都被与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的文化侵略联系在一起，从此基督徒在中国遭遇到自该教传入东土以来最严重的迫害。首先，外国传教士被一批批驱逐出境，留下来的中国教民则遭遇更惨，他们或被残杀和判刑，或受到殴打批斗，或被迫放弃信仰，他们的圣经被撕毁焚烧，大量的教产也被没收充公，在整个的毛泽东时代，前此的宗教活动基本上陷于停顿状态。为粉饰虚假的宗教信仰自由和掌控基督教群体，在现行宗教政策的严格限制下，政府强行建立“三自爱国教会”。这个官办教会不但割断中国天主教教会与梵蒂冈的联系，而且由此安插进党在基督教内部的代理人，致使基督教在中国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

云南地处边陲，与英法殖民的东南亚国家接界，早在19世纪，欧美传教士就在那里开展传教活动，至1949年，在苗、彝、白各少数民族居住区，洋教士主持的教会已拥有了大量的信徒。他们办医院，收养孤儿，为振兴地方教育也作出不少贡献，总而言之，在那一带贫穷落后的地区，确实起到过移风易俗和净化社会的良好作用。这些虔诚而富有爱心的洋教士就是当地教民拥戴的“远东牧羊人”。在他们被作为帝国主义的文化特务赶走之后，当地的不少教民因受牵连而遭到种种迫害，廖亦武这部访谈录向我们讲述的就是他们中个别的受害者及其家人血淋淋的故事。幸存的天主教徒张茂恩家中世代信主，他大哥张润恩身为神职人员，为地方上办过很多好事，在民众中颇有声望。然而，中共的建国彻底颠倒了传统社会固有的价值，他那些“解放”前奉主的荣耀，到了“解放”后竟全成为反党反人民的罪行。党和政府及其唆使的积极分子所进行的革命就是要破坏旧有的价值，因此，他们首先要从旧社会有影响的人物身上开刀，他们就是要打倒善人和好人，要消灭上帝的选民，要造成撒旦横行天下的局面。于是张润恩在群众批斗后被长期关押，在折磨得皮包骨头失去人形的情况下被枪杀在村外的河岸上。不信神的共产党是无所畏惧，因而也毫无人性的，他们杀了人还不准家属收尸，直到十个月后，才准许家属从河边的淤泥中刨出尸体，重新埋葬。就在重新埋葬时，家人发现了一个奇迹，张润恩那时已骨肉腐烂，但他临死前揣在怀里的圣经却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另一个新教牧师王志明，就因他身为牧师，文革中便被定为反革命分子而惨遭枪杀。他儿子王子胜也受连累坐了多年的监狱。王志明受害的事迹后来传至西方，在1998年，他的英名入祠英国西敏寺，成为20世纪伟大的殉教烈士。

我们读过的廖亦武访谈录已经很多了，如果说他笔下那些畸零人和含冤者的遭遇仅以其个人的不幸令人深感同情和万般无奈，进而凸显出共产专制下种种社会之怪现状，那么这部基督徒访谈录则除了控诉中共及其唆使的暴民对教民的残酷迫害以外，更能让信教的或不信教的读者感受到信仰的力量和受难者坚贞不屈的人格，在阅读过程中得到精神上的提升，在极度的震撼后领会到抚慰心灵的光。就拿孙医生来说，他医术超群，本来在大城市享有高职高薪，但在信主后却断然放弃了优越的待遇，只身到云南山区，一年到头风里来雨里去，奔波在崎岖的山路上为穷苦的山民治病，在救死扶伤的同时向他们传布了教义。

孙医生为什么要做这样自讨苦吃的事情呢？当然他不是学什么被编造的雷锋，而是在继承和发扬早期西方传教士的传统。那些骑上毛驴翻山越岭在苗彝山寨里传教的洋人，最初就是凭着给穷人治病赐药，帮助他们改善生活条件而取得信任，在救世的善行中传播基督教教义的。这一种竭诚普救人世苦难的工作才真正称得上是为人民服务。

孙医生永远的偶像是在印度显示了“平凡神迹”的德兰修女。他对廖亦武说：“只有上帝有力量评判世间一切，我们没力量，也没资格评判，那就只有尽其所能去付出。不要追问付出了又将如何如何，仅仅是活着，并且付出，就足够了。” 百岁修女张印仙的事迹也很感人。她从小住进修道院，她以她在那里的成长历程证实了外国传教士主持的教会在1949年以前救死扶伤，收养孤儿的功德，从而否定了中共当局加于教会的诬蔑不实之词。她也以她在其后几十年受尽折磨的经历见证了中共暴政对世道人心的败坏。

张印仙告诉廖亦武：“1952年，永世难忘。曾经极其荣耀的大理教会，人去楼空，老鼠成堆，400多口，最后却只剩我，修女张印仙，我的娘娘，修女李华珍，本地主教刘汉臣3人。”此后的三十一年，他们三人受尽无良村民的欺辱，但三个人相依为命，矢志不渝，在坚韧的祈祷中熬过历次运动，苦难却不失尊严地活了下来。

张印仙从来不向革命群众低头，改革开放后上面落实宗教政策，她背上九十岁的娘娘在乡政府门外示威抗争近三十天，最终争回了他们的教产。拒不参加“三自教会”的袁相忱宁愿将牢底坐穿也不向政府的威胁利诱低头让步，直到关押二十多年后释放，他依然不改初衷，在严密的监视下还坚持办家庭教会。因为他“要完成神的使命，拯救在中国的失散灵魂。”所以政府的淫威，他根本不放在眼中。

对比廖亦武其它访谈录中众多受害者的经历，《上帝是红色的》中的人物为读者开启了一个新的向度，他们不再是无望地诉说冤屈或黑色幽默地嘲讽世道的荒诞，在中共当政下的悲惨世界中，他们活得有志气有目标，透过那铺天盖地的平庸，我们可以从他们的经历中看到稀有的精神之光，以至由衷地感叹他们那源于信仰的坚强。访谈录中还穿插了几个教民们盛大聚会的场面，尽管那山野间的聚会环境很芜秽，场地很简陋，那群蝇乱飞的圣餐礼也让人感到不太卫生，但与会者的热情始终是高昂的，祈祷的声音是虔诚的。由此可见，中共六十年来的迫害、打压和限制并没有把固有的价值完全颠倒，在撒旦的力量日益失势的今日，被破坏的秩序正在恢复常态，受伤的心灵也在随之康复，信仰的力量是不灭的和无穷的，普通人向善的渴求可谓浩浩荡荡的巨流，任什么强权也休想阻挡。 为收集这些苦难中抗争的故事，廖亦武追踪孙医生的足迹，在同样崎岖的山路上奔波了五六年之久。他虽然至今尚未信主，但他的寻访之旅无形中已撒上了朝圣（pilgrimage）的光彩，那些访谈录也谱入了赞美诗的乐音。全书的十七个故事分别来自神父、牧师、天主教修女、圣公会长老、地下教会布道者和城市青年新信徒之口，有的回忆毛泽东时代残暴的迫害，有的陈述地下教会在打压下不断发展的现状，每一个故事都以受访者生动的口述令人如临其境，如睹其人，不只真实传达了基督教群体争信教自由的心声，同时也弘扬了他们历尽苦难却信心弥坚的感人精神。

廖亦武一如他以往的叙述风格，每一篇访谈录都附有风趣的引言，间或有补充说明的后记。在这些夹叙夹议的短文中，作为局外人的叙述者，初入贫穷落后的少数民族山寨，他那个来自城市的汉族身份，以及非基督徒作家的视角，难免使得他对眼前的异样风俗，耳中的陌生语言及其所表述的信仰全都感到迷惑和隔膜。但随着宾主的对话渐入佳境，再加上山民们的好客和淳厚消融了他初来乍到的生疏，他们纯朴的信仰和清贫中的乐观态度最终使他深受感染，对他们的世界，他遂获有更多的理解。在一次采访结束时他从心里发出感慨说：“由于我还不是教内弟兄，在场的人„„挨次劝导我消除顾虑，受召归主。质朴的中国底层人啊，我理解信仰是个好东西，是你们能够拿出来，和匆匆过客的我，一道分享的精神美味，我从内心爱你们，但是天不早了，每个人都得独自赶路。” 采访之旅毕竟使廖亦武与今日中国的基督徒有了更多的交流，他会不会信教，那纯粹是他个人的事情，但基督徒争信教自由的决心和勇气对他的巨大鼓舞则是毫无疑问的。作为一个独立作家，写作乃是廖亦武终生的事业，不管中共当局怎样禁止他的作品在国内流通，不管他们采取什么手段限制他出境和给他的日常生活带来麻烦，他还是会照样坚持写作，会继续开拓他采访的领域，会把当局竭力掩盖的事实报道出去的。通往世界的门业已打开，从港台到欧美，到处都有廖亦武中文原作的读者，更有更多外文译本的市场。今日的世界需要报道真实的文字，因为只有让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到中国社会的真实，才有助于改善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处境，而依靠造假和封锁真实幸存下去的中共政权，必将随着越来越多的真实情况大白于天下而难以继续作伪，最终彻底失去信誉。

至少，随着这本《上帝是红色的》在海外的出版，中共所谓的“宗教信仰自由”将会在更大的范围内暴露出它一贯的谎言欺骗，而国内那些争取信教自由的人士也会因此而赢得有更多的支持和援助。 缺《乡村团契》、《藏族天主教徒加伯额》； 《街头盲艺人文华春》和《读书人流沙河的相关旁证》则收录在《中国冤案录第二卷》。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