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传

【美】江南

简介

今年七月，一位在美国的华人朋友向我们介绍了江南先生。不久，江南先生和我们建立了联系，并寄来了他的“江南小语”书稿。九月中旬，江南先生来京，又亲自将他所著的“蒋经国传”书稿交由我公司在国内出版。在他离京返美后，于十月五日致函我公司，信中说：“书稿中有不少错误，假使排版，我要做些修正。”不料，我们收到此信的次日，即已传来江南先生被害的恶耗。

《蒋经国传》一书是江南先生积多年心血之作，从六十年代起他就为撰写此书进行了材料准备工作，并为此而放弃了博士毕业论文的写作。除去进行采访和到图书馆查证资料外，为取得第一手资料，他曾多次回大陆，到浙江、江西等处实地采访。在他的努力下，此书的材料来源件件注明出处，很有史料价值。

现在，我们不负江南先生生前之托，出版此书，作为对江南先生的纪念。只是书中的某些错漏，已无法得到江南先生的亲自修正，终成遗恨。

出版说明

今年七月，一位在美国的华人朋友向我们介绍了江南先生。不久，江南先生和我们建立了联系，并寄来了他的“江南小语”书稿。九月中旬，江南先生来京，又亲自将他所著的“蒋经国传”书稿交由我公司在国内出版。在他离京返美后，于十月五日致函我公司，信中说：“书稿中有不少错误，假使排版，我要做些修正。”不料，我们收到此信的次日，即已传来江南先生被害的恶耗。

《蒋经国传》一书是江南先生积多年心血之作，从六十年代起他就为撰写此书进行了材料准备工作，并为此而放弃了博士毕业论文的写作。除去进行采访和到图书馆查证资料外，为取得第一手资料，他曾多次回大陆，到浙江、江西等处实地采访。在他的努力下，此书的材料来源件件注明出处，很有史料价值。

现在，我们不负江南先生生前之托，出版此书，作为对江南先生的纪念。只是书中的某些错漏，已无法得到江南先生的亲自修正，终成遗恨。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一九八四年十月

序

谢善元

二十九年前，刚到台湾台中东海大学上学时，曾选修一门哲学概论，由张佛泉教授主讲。张教授上课有他独特的一套教法。我们第一次跟他见面时，他什么话都不说，就从灰色长袍里取出一只鲜红的苹果来放在讲桌上，然后要所有学生花十分钟去详尽地描述它。这一下可真把我们这一批大一新生搞糊涂了，完全不知道他老先生的葫芦里在卖什么药。

年事稍长，我们逐渐意识到认知主体与被认知客体之间往往有一层不可逾越的距离。可是由许多认知主体从不同角度去看同一客体，虽说不能求得绝对的真，毕竟会增加穿破表象，把握真相的机会。

认识自然界的物固然已很困难，要认识人文界的客体，特别是一位基于政治需要，必须作许多明明暗暗行为的政治人物，其困难又不可以道里计了。

江南写《蒋经国传》，其主要用意便在于帮助读者了解当今台湾政坛上关系千百万人生命财产安全的一位红人—中华民国总统蒋经国先生。此书一旦出版，相信必能成为今年的中文最畅销书。

《蒋经国传》之所以会成为最畅销书，有它许多与众不同的条件。首先是题目好。从他二十六岁由苏联回来那天起，直到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止，经国先生始终是老总统身边最得力的助手，而老总统是五十年来中国政坛上最重要的一位人物。换句话说，经国先生一直是台湾权力中心的核心分子。能够了解他的一切，就会帮助读者了解近几十年来台湾政坛，特别是近三十年来台湾政局里的许多演变及其原因。当然台港各书店里也有一些有关他的书籍，而他自己本人除去发表谈话、撰写文章外，也会不时公布一下他的日记，剖白他的心底感触。可是这些片面资料无法满足一般读者的好奇心。大家都希望能越过歌功颂德者的马屁文章，以及经过删节的自白，穿破种种表象，直观真相。

江南的《蒋经国传》，可说是近年来第一本以公正的第三者立场，以他自己的是非标准，在自由的写作环境下，全面地为经国先生所作的一个勾画。这本书到底成功到何种程度，见仁见智，恐无定论，一切要由读者自己决定，但江南主观上确已尽了他最大努力：“我脱下情感的有色眼镜，帮助对历史有研究兴趣的读者，找到历史的片段和零缣”，“主要的是能站在公正的立场，秉笔直书。”

《蒋经国传》的第二个特点是取材广且严谨，而这又得力于江南的出身、经历和学厉，从一九六三年起，至一九六七年止，四年间，江南成功地担任《台湾日报》的记者。他获得了同事的尊敬，也赢来被报导人的感激。这些成果，都是他自己拚出来的。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他经常不停地跑，不断地访问当事人，又须在不违背良心的原则下，尽量说服事件主角吐露真实感触。由于他的优异表现，他被报社特派到香港及东南亚去作专访，撰成《香港记行》及《动乱的东南亚》两书。一九六七年来美之后，他又花了五年时间念学位。虽然最后因为没有写完论文而未曾取得博士学位，他对写论文的各种必备条件，却已充分掌握，行文落笔，处处顾到来源出处。这些经历，都在《蒋经国传》的写作过程中透露出来。书中的资料，有许多是由江南亲自从许多历史的见证人口中得来的，有些稀有档案是从美国各大学图书馆及国会图书馆中挖掘出来的，有的则出自他自己的亲身观察与研判，而所有这些都有脚注注明原委，其处理手法，完全是美国大学研究院里写论文的那一套规矩，因此他所用材料的可靠性相当高。

《蒋经国传》的另一个特点是文笔生动、感触敏锐。江南从十五岁起便开始独立生活，备尝人间各种辛酸滋味，也没有机会受完科班式教育。可是他留在家乡那段时间，却已把国学根基打牢。原来他有位望孙成龙的祖父，早年对他教养严格，常常叫他熟读古书，尤其是《古文观止》。虽然他对这种高压式的家庭作业大起反感，事实上却终生受它好处。《蒋经国传》里比比皆是言简意赅的文句，文笔流畅，读来顺口，倍增读者兴味。

不难想象，《蒋经国传》的读者会是社会上所有各阶层的华人，而各人读《蒋经国传》的动机也不尽相同：有些人纯粹是出于好奇；有些人会对经国先生的某一面或某一时期或某一事件有特殊兴趣。我在这里想对好学深思的朋友提出三个问题：

1.人都是特定时空下的产物。经国先生可说是在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即形成的“不断有国耻--努力洗刷国耻”的大刺激反应圈内渡过的，但他的反应却不幸落在苏联的模式里。这一事实，是否就注定他必然成为一位台湾政坛上的悲剧英雄？

2.除非我们相信机械的命定论，否则我们总可以在一些历史的转折点上作一些选择。经国先生所经历的许多事件中，是否有许多可供选择的机会？如果有，则他是否作了最好的选择？中国历史演变成今天这个模样，与他当年的许多选择有多大关系？

3.经国先生对许多国事都是尽力以赴，可是他主观上的努力和信心，好几次都叫他碰得头破血流。我们读《蒋经国传》时，是否可以对“主观与客观”的配合

上得出一些有益于后世的结论？“虽有镃基，不如趁势”这类话在今天还有没有意义？我们殷切期待《新资治通鉴—民国篇》的出现。

《蒋经国传》曾于一九八0年以单行本方式与读者见过面，这次江南在书中增加了许多新资料，相信更能引起读者兴趣。不过读者也须了解，即使生活在美国这样的国家里，一个华裔知识分子想要无顾无虑地发表一点心里感想，也不是一件容易事。《论坛报》此次出版《蒋经国传》，便曾遭遇到许多压力。其实读者们如果细读本书，当可发现，江南对经国先生有些行为和措施，固然有所批评，对他的许多优点，也不惮厌烦地加以表扬。他的基本态度，主要只是“用史家的态度来评定一件事或一个人的功过”，即使不用现代民主国家的尺度去衡量，而光用中国传统的角度去看江南撰写《蒋经国传》的态度和立场，我们也觉得，来自台湾的种种压力不仅多余，而且违背“言行相符”原则。记得当年在台北建国中学读书时，国文课本中便有文天祥的正气歌，其中有两句深入我心：“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台湾教育当局既然希望中学生能够向春秋时的齐太史及晋国的董狐看齐，则今日国府及国民党对《论坛报》之出版《蒋经国传》便不应千方百计地干涉阻挠。有道是“人间自有是非，公道终在人心”，读者看了《蒋经国传》后自有他们的评价，实无须台北劳神防范“精神污染”。

我衷心祝贺《蒋经国传》的面世。

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八日于美国加州屋仑九松楼

江南注

谢善元教授，现年四十八岁，浙江镇海人，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毕业，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著《李观之生平与思想》（英文），历年任教丹佛大学及宾州哈特福学院等。其政治专论，散见港、台报刊如《中国时报》、《明报月刊》及《七十年代》等。

自序

一

一九四八年秋天，我和母亲以及两个弟弟，在县城[1]，南门谢家桥赁屋栖居。那里距乡下的老家，[2]不及十五公里，但是为新四军控制，称“解放区”。国军的范围，则称“国统区”。

那年，我甫初中毕业，够直升高中的资格、因为太穷，穷到三餐难继，靠美援面粉过日子，和一些亲友鼎接济。

八月十九日，南京宣布币制改革。上海市执行最彻底，由蒋总统的公子经国先生奉命主其事，政局在一连串鼎挫败声中，似乎带来新的希望。

一般人民，知识很有限，就算能读《申报》、《新闻报》、《大公报》的精英分子（当时的标准），也不过跟着“报喜不报忧”的舆论，盲目乐观，目我陶醉而已。

经济管制，由限价到有行无市。连我住的小地方，距上海有好几百里之遥，也受到了波及，县城的米行，缺货歇业。

面对无米之炊的痛苦，母亲只有下乡觅米一途。在城北五里处的孤山镇，邂逅我们村上一位突然发达起来的邻居，他说：“干吗你还不回老家去！”当然，他说的就是命令。就这样，我和母亲永别。她不幸沦为经管的池鱼。

二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清晨，我在上海吴淞，正挣扎于绝望的边缘，无奈地看着东海的汪洋而浩叹。如果被“解放”，还乡的后果，用不着麻烦算命先生，已有答案。否则，只有把黄浦当成陆秀夫的崖山。

后来跳上“国良号”，一艘只有十几吨的小船，在东海中飘荡了五天，抵达定海。周后乘轮赴台。所以，读经国先生一九四九年所写的日记，他那种失败离乱的心绪，我大致能深切体会。我感到，我至少是这一段历史的部分见证人。

一九五0年年杪，加入国防部政治干部训练班。班址先设新竹近郊的山崎，后迁北投竞马场，班主任正是蒋经国。见面胜似闻名。听他几次“精神训话”，往往热血沸腾，信心百倍，认为我们赖以生存的最后岛屿，总不会再沉下去了。

到空军[3]去做了两年政工官，再入干校，还是北投的老地方，只是换了新地名—复兴岗。在这里，

需要做一声明。当时，我做此抉择，并没有借以从龙的意思，很多人的确有那个动机。虽然，满口革命，或真或假地持着宗教徒的狂热。

那时候，我已听厌了“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口号。研判事理的工夫，也不很高，但是，常识告诉我，“反攻”是无望的，可能长期偏安。我自己是个自由主义倾向很强烈的人，加上天不怕地不怕的个性，留在军中，绝无前途。本来，我希望被分发到“康总”或“中制”等国防部直属单位，那末，勉强留几年，再俟机脱掉二尺半。

毕业前三个星期，答案揭晓，我的新工作单位是驻防高雄的第八十军，军长唐守治。梦幻破灭，只有挺而走险一途。技术细节，求教入伍时的训导员宋运兰，他做过军法官，待人忠厚诚恳，很得学生的信任。还有干事傅中梅，即后来因雷震案遭当局感化的《自由中国》编辑傅正先生。他们很同情我，也很了解我，从技术观点考虑，建议我别等毕业先走。

踌躇至再，一九五四年一月六日上午八时，当同学们列队去中正堂举行毕业典礼之际，鼓起余勇，和带队的分队长，当场冲突。下一步是，我主动到禁闭室报到。当天下午，队长张善鉴前来劝说，要我写一份悔过书，即可安然无事。“队长，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选择，并无可悔之过。”我率直地回答。他感到很可惜，非常失望。

于是，校长王永树下令开除。从前华盛顿大使馆文参处的一位毛君，就拿着这件事作为我的污点，到处渲染，他恨不得要写本书，向全世界举证，“刘XX品行不端，当年就是被干校开除的。”

其实，干校没有开除我，我开除了干校。《国际日报》在《＜蒋经国传＞风波》文中，存心踩我一脚，说得煞有介事。我借这个机会，顺便予以交代。

三

写《蒋经国传》的计划，开始于六十年代。这时候，我就读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tatlonS,The American University,Wa-sh. D. C.）硕士班。好几个作业(Term paper)选定经国在赣南当专员，在上海“打虎”的事迹作为题材，跑图书馆获得的资料愈多，愈对这位传奇人物兴趣倍增。

我从一九四九到台湾，一九六七来美为止，共十七寒暑。虽然，两度做过他的学生，借职业之便，更听过无数关于他的故事。处在台湾当时的环境，所见所闻，无非雾里看花，我们并不许从事真正独快的学术研究。

取得学位，继续念博士，我决定以早期经国的家庭背景、学校生活、思想型模、哲学基础、政治理想作为毕业论文。一方面继续进图书馆，搜集各种有关他的资料，查证考核，纵深研究；一方面将触角伸及港台各地，寻找与经国有过朋友关系的活人，驰函探讨。

最早和我通信的是曹聚仁先生，他写的《蒋经国论》（香港创垦出版社），为初期蓝本。执教陆军大学的王觉源先生；诚恳赐教，获益非浅。其余如张其盷先生、蒋纬国将军、王升、楚篙秋等，多避重就轻，搪塞了事。

可见，这个主题的敏感性。太子的事，朝野人士，都不想沾边，甚至此地的基金会，亦退避三舍。

一九七二年，修完应读的课程，下一阶段，考资格试，撰写论文。我写了一个详细计划送进新泽西的“中国国际基金会”(China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申请补助。找到这个基金会的原因，我和他们过去有过渊源，一九六九年去印尼，即由该会支援。业师林迈可爵士(Lord Michael Lindsay)热心推荐，周书楷大使从旁赞助。基金会董事长菲利普博士（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长），亦表同情，但董事会集会讨论时，被其中的中国籍董事所否决了，理由非常可笑，不愿开罪台湾当局。

基金会的经济来源落空，安心写论文的计划为事实所不许，加上找一份育人子弟的工作，镜花水月。我改业从商，学位一事，转瞬间变得毫无意义，连带论文也搁浅了。

四

不写论文，朋友劝我，何如写传？断断续续，完成四章，通过朋友介绍，交香港《南北极》月刊连载。

文章一上场，弄得欲罢不能。只能边写边刊，边到图书馆补充资料。严格说，这是港、台很多作家写小说的办法，有率尔操觚之嫌。

先后刊了两年，读者反应，据说“不错”。我自己则很不满意，有些地方资料不够充实，有些章节有贫弱之感，有些当时认为对的观点，事后感到不够成熟，还有时地的错误，留待修正。《南北极》编者答应，出单行本时，再予纠正。

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蒋先生在台去世。《南北极》抓紧时机立即将该书推出，书已上市，我这位作者，居然一无所知。去函抗议，复函仅说“时间来不及”，又说“即使我不印，人家也会盗印。”

其后，盗印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位“盗印专家”，完全失去控制的我，究竟出了几版？卖了多少本？完全一无所知。

现距该书初次问世，时隔八载。经国先生由台后走到台前，继承大统，亦已六载。尽管台湾还是从前的台湾，国民党也是既往的国民党，毋容置疑，被称为“蒋经国时代”的台湾。这些年来，除了经济起飞，民

生乐利，国府步向民主法洽方面的努力，和它所表现的理性与宽容，脚步固然慢一点，但是，它在前进，则是众所公认忧事实。

承阮大方兄邀约，拙作在《论坛报》连载，我自乐意遵命，并同时予以增补改写，读者如和旧作对照，当发现，新著所注下的心血，当非泛泛。

家世这章，因得到许多新的资料，我自己也于一九八零年十一月，到奉化蒋里，从事实地调查，若干遗珠，得到再事充实。

贾亦斌嘉兴起义那一段，当初孤陋寡闻，乃告漏失，这次予以补叙原委。

可惜，一九二五至一九三七年，经国在苏联这段，尚无新的资料呈献读者。

“丁衣”笔名，正式订正，改为“江南”。

最后，读者诸君中，如对本书各章资料的谬误，有所教正，欢迎随时来函踢教。

家母已于一九五七年在贫病交迫中仙逝，十年后我才辗转闻讯，特以此书，作为纪念。

一九八三年六月十三日初稿

一九八四年元月二十日重写

注释：[1]老家江苏靖江，在江阴北面，八圩渡江到黄田港，仅十分钟的轮渡。

[2]老家长安乡和如皋、泰兴交界，不足一公里，一九四一年起，新四军即出现干此区域。

[3]先后任职台北四O六通讯大队和新竹工兵总队。

1溪口童年

“武岭突起于剡溪九曲之上，独立于四明群峰之表，作中流之砥柱，为万山所景仰……岭之上，古木参天，危崖矗立。其下有溪，流水潆徊，游鱼可数……隔溪之绿竹与岭上之苍松，倒影水心，澄澈皎洁，无异写真……。”

这篇《武岭乐亭记》，不知是谁的手笔，被选为中学国文教材。它的地位，不下于《桃花源记》或《兰亭序》，文字好坏其次，编辑人有个很积极的用心，灌输下一代，那是龙的故乡。

人杰地灵，即使是刘邦的故乡苏北沛县，朱元璋的祖籍安徽凤阳，经过文仕们的彩笔，都可涂绘成此景只应天上有的人间胜境。配合风水先生阴阳八卦之说，英豪降世非此莫属。

“中国古代贤哲每认为人类领袖常生于崇山与清泉之间，而就吾人所知者，蒋总统实生于如是之环境中，此殆因生于地势高峻之人常是强毅的性型，较生于低地者更适于领袖的地位。”[1]

写官书《蒋总统传》的董显光先生，就这么牵强附会地，大倡其领袖与环境的高论。其实，这种逻辑推演，科学的成分少，玄学的成分多，和许多编造的领袖轶事一样，不值智者一笑。

溪口诚然山环水抱，景色秀丽，但在一九二七年前，无籍籍名，就是徐霞客先生再世，他忧游踪，也到不了这四明余脉的奉化。

传说那个会书法的王羲之，曾隐居剡溪、婉辞晋帝的征召，吴越王钱镠在此驻跸那也仅止于“传说”。

然而，溪口与蒋氏王朝或国民党的兴亡，息息相关，却是不争的事实。前后三次下野，蒋先生总喜欢到奉化躲起来，装扮成陶渊明式的隐士，再盘算着东山再起。

写经国传，只能随俗，需先从时、地、人寻根开始。

溪口清末隶属禽孝乡，一九二八年，蒋任北伐军总司令时期，改溪口乡。隔了七年（一九三五年），改称溪口镇。

蒋姓为溪口大族，全镇九百余户，蒋姓占了五百可见族众之一般。

蒋家源从奉化三岭迁修峰岭，再迁至溪口落户。蒋经国的祖父蒋明火，又名肇聪，字肃庵，即我们熟悉的肃庵公，在溪口镇上经营玉泰盐铺，卖些粮食、烟酒、食盐、杂货等。

盐铺首创于蒋斯千，[2]又称玉表公。洪杨之乱后，奉化遇难，蒋家家产毁于一旦，蒋老先生生财有道，和官府挂钩，经营起盐业买卖（清朝，盐是专卖商品），家庭经济日渐富裕起来。一八九四年，老人去世，肇聪继承衣钵。

肃庵公秉性刚直，处事公正，更好排解乡里纷争，热心公益事业，但人生苦短，只活了五十四岁，而婚娶频繁，先后结了三次婚。原配徐氏，生一子一女，子名周康，号介卿，女名瑞春。徐氏病故，奇*書$网收集整理续娶孙氏为继室，不久亦病故，乃娶王采玉女士为填房。

说到王太夫人，颇有段来历。

唐瑞福、汪日章合写的《蒋介石的故乡》，交代的清清楚楚，抄录如下：

“玉泰盐铺有个老伙计王贤东，是奉化葛竹村人，在玉泰盐铺二十多年，颇得蒋明火的信任。王贤东有个堂妹王采玉，年轻守寡，在葛竹庵带发修行，精于女红，并粗通文字，能诵《楞严经》、《金刚经》等经卷，经王贤东说娶撮合，还俗再嫁蒋明火为继室，她就是蒋介石的生身母亲。”[3]

原来王采玉女士，做过寡妇，做过尼姑[4]，却和唐人所绘影绘声的“河南郑三发子”，搭不上半点关系。

沈醉所著《戴笠其人其事》那一段，更是事出有因，查无实证。[5]

梅开二度的王采玉，共生二子一女，大儿子周泰，[6]乳名瑞元，又名介石，后改中正，小儿瑞青，六岁夭折，女名瑞莲，嫁玉泰盐铺学徒竺芝珊为妻（竺于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日死在台湾交通银行董事长任内）。

肇聪先生病故，蒋介石时年九岁，“一门孤寡，无可依靠”。《报国与思亲》文中说：“当时清廷政治腐败，胥吏豪绅依附权势作恶，我家人丁单薄，遂成为凌虐胁迫对象，没有一日安宁，曾经为田赋征收，被强迫摊派役使。”[7]《哭母文》说：“地方上没有仗义执言的人，族人和亲戚们也多袖手旁观，我家母子含愤忍痛，悲苦情况，无法比喻。”[8]

蒋介石同父异母的长兄锡侯，[9]趁父亲去世，赶快另快门户，王太夫人茕孑无依，抚孤携幼的处境，可想而知。受此刺激，是促成蒋尔后向外发展，东渡日本的重要因素。

王太夫人忍气吞声，一面诵经念佛，求取心灵的安宁，一面望子成龙，严加督促蒋介石的学业。一九0一年，蒋十五岁，“以门祚式微”的原故，“早为完娶”。新娘毛福梅，是岩头村毛鼎和的女儿，家里开祥丰杂货店，家道小康。毛这年十九岁（生于光绪九年十一月二日），比蒋大四岁。女大于男，蒋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丈夫。可是在当时的风俗，稀松平常。迷信习俗上认为“四年合局，大吉大利。”[10]

蒋毛婚姻，是当时时的忧产物，等时移势易，不免沦为时代忧牺牲者，终毛福梅的一生，喜剧开始，悲剧终场。

蒋毛结婚，凤凰于飞的时间，少之又少，只蒋在宁波从师顾清廉（讲学于群城箭金学堂）读书时，福梅伴随半年多，以后促进军定，出东洋，奔走国内外，回溪口的日子，屈指可数。

但毛的出身，来自封建门第。在传统中国的礼教束缚之下，讲究三从四德，对丈夫除了百依百顺，就是孝敬婆婆。大概受王太夫人的感染，虔诚信佛，日夜吃斋，丰镐房楼上经堂内供奉观音大士像。农历初一，月半均为斋期，附近江口白雀寺的当家静悟，雪窦寺方丈大胜、静培，都成了丰镐房斋期的常客。

蒋介石呢？婚后第四年（一九0五年）听从顾清廉的话，“青年欲大成求新，当出洋留学异邦。[11]”东渡日本，拟进陆军学校未果，因为需要军送，折返华北，入全国陆军速成学堂（军定军校前身）。翌年冬，考取留日试，再去扶桑，先入振武学校，一九0九年升入冈外史为师团长的野炮第十九联队为士官候补生。[12]

回到中国的政治大环境，可用“山雨欲来风满楼”来形容。慈禧和光绪，相继归天，而且一前一后，传说是那个老女人下的毒手。爱新的罗的后裔，奄奄一息，以紫禁城为的表的帝王权力发号中心，仅剩下那面褪了色的龙旗。新登基的溥仪皇帝，这年才五岁，少不更事，离不开摄政代劳．于是垂帘的垂帘，听政的听政，可把隆裕太后和亲王载沣忙成一团。

革命党人的行动．愈来愈烈，虽然历年举事，均遭受无情的打击，惨痛的失败，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却屡仆屡起、非“驱逐鞑虏，复兴中华”不可。就在这一年，广州的新军，尚举了事。

帝国主义的侵略，随着满清内外交困忧形势，变本加厉，日本把朝鲜占为己有，设置总督。

不管时代多么震荡，对奉化溪口镇上的小民，却丝毫没有什么冲击。中国农民，世代耕种，但求温饱，对政治的变迁，国族的兴亡，一向非常冷淡。倒是镇上毛氏媳妇添丁的事，泛起微微的涟漪。

正确的出生日期，是一九一0年的三月十八日[13]，山区桃李争艳的初春时际。那年头，没有妇产科医院，只有接生婆，接生婆移樽就教，所以，经国的出生地，即溪口素居（即丰镐房）。

迎接麟儿，祖母王太夫人最兴奋，这些年，海天遥隔，不大看得见儿子，能早点抱孙一子，心理上是一大慰藉。从此有人承继烟火，该是观音菩萨的恩赐，是虔诚析祷的结果。

和婆婆分享这个快乐的是毛福梅女士，自奉父母之命，媒的之言，九年前，于归到溪口促家，她的唯一任务，好象是为侍候婆婆和顽童丈夫而来，等丈夫稍微成熟，他又负笈远游，天各一方，饱尝分离的苦楚。孩子降世的意义，特别是个男孩，不仅精神上有个寄托，且多一层保障，免得丈夫将来变心，借口“无后”，搞纳妾再娶等把戏。

孩子乳名建丰，号经国。望文生义，长大了，希望将来成经国济世之才。在当时，不过一种即兴的灵感，自没有人料到，六十五年后，成为台湾的一号强人。包括孩子的父亲在内，不过留日洗马的吴下阿蒙。

因蒋先生滞留东瀛，关于经国的血缘关系，乃有种种无稽的传说。甚至说是伯父蒋锡候的儿子，过继至蒋介石名下。一项最有力的佐证是，经国的举止仪容，极少酷似乃父，身材短小，眉宇间，更缺乏父亲的英俊潇洒。

这些，都是无稽的里弄传闻，任何争辩，不过浪费笔墨而已。

蒋虽留日入伍，却几度返里，如蒋瑞莲出嫁竺芝珊，即“应召归襄办嫁事”。官印的《六十六年来蒋总统与中国大事年表》，记有蒋二十一岁入东京振武学堂，二十五岁自日返沪，这四年，列入留日期间，是抓大事编年的办法，因而有人大做文章，可说犯了未小心求证，假设大胆的毛病。

经国出世的喜讯，不知是用书信，还是电报，传到日本新泻，作为联队二等兵的蒋志清，闻讯一定雀跃不已，因毛思诚没有记，董显光略而未提，无从稽考。本诸常情，他的欢欣鼓舞，不下于结识陈其美，会晤孙中山。再为“吾家之必当有后”，而耿耿于怀了。

这种怕绝子嗣的孝道思想，根深蒂固，哪怕是提倡女权的现在，没有女儿不要紧，没有儿子，兹事体大。蒋先生从传统伦理的思想中培养出来，他不可能超越他生存的时代，因此，初做爸爸的蒋介石，他的心理状态，和所有的父亲一样，认为是他人生历程上的大事。

不过，父亲和孩子初次见面的机会，延到第二年的夏天，和同伴张群“托故假归”，才看到取名建丰的婴儿。’

父亲忙得很，军务倥惚，在陈其美手下，东奔西走，一会儿浙江，一会儿江阴，忙里偷闲，新结识一粉红知己，且正式金屋藏娇。那就是后来成为蒋纬国养母的姚怡诚女士。

一九二七年十月十八日的天津《益世报》，对姚的身世，勾描如下：

“女士出身寒微。当南北和议告成时，蒋氏随陈其美居沪，陈每过北里，蒋亦与偕往，怡琴（花名）在法租界某妓处作房侍，在筵席同见蒋氏，怡琴刻意奉迎蒋氏，终至以身相托，被蒋纳为至室。”[14]

毛思诚的《民国十五年前的蒋介石先生》并不讳言“纳妾姚氏”这一史实。一九一二年冬天，蒋且携姚回奉化乡居。

官书上，蒋斥责“置妾为人生最不道德之事”，[15]那是得道以后装正人君子的后话了。

毛福梅明媒正配，当然不喜欢上海来的新客，也许有些怏怏不快，可是，丈夫纳妾，在实行多妻制的旧中国，比比皆是。何况丈夫再非溪上活跃的顽童，喝了洋墨水，一身笔挺的军服，当过沪军团长，同盟会会员，早沸腾乡梓，简直比前清带着红翎子荣归故里，还要轰动。这样有头有脸的丈夫，配个美眷，包括毛氏夫人自己，都觉得平添了不少光彩。

董著说“新婚的毛夫人具有许多美德，尤富雅量”，说得语焉不详，吞吞吐吐，其实，就指的这些事，碍于微妙处境，不便明说而已。

王太夫人，乐得丰镐堂新增如花似玉的儿媳，果能和睦相处，即“阿弥陀佛”，万事大吉。

革命的火焰，于一九一一年的十月，虽闪烁了一下，小皇帝溥仪宣告退位，孙中山在南京接大总统的、职位。可借，瞬即黯淡无光，革命的果实，来得快，去得也快，孙大总统取得头衔，但没有取得政权。因缺少枪杆子的保护，被出卖光绪的袁世凯，拱手而得。落寞之余，只好去做铁路督办。

北方的局势，一团浑水，先是各党各派争权，国民党、共和党、民主党……互不相让，最后，干脆开杀戒，陈其美、宋教仁全成了袁世凯手下的冤魂。革命党人始恍然觉悟：“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一九一五年，袁世凯经过一番劝进，登基为洪宪皇帝，眼着蔡锷到云南发起护国之役，袁世凯一命呜呼。

张勋的辫子兵，演出荒唐的复辟把戏。

军阀割据，四分五裂。

连绵不断的烽烟，遭劫的永远是老百姓。然而，形势再坏，坏不到这偏僻的武岭。岭上依旧风光明媚，如画如诗，挑李芬芳。秋天，露白霜飞。入冬，山枕寒流。

蒋家的声势，经过一段中落，渐渐恢复旧观。昔年遭邻里欺凌的往事，早已物换星移。

蒋先生，一九一四年，奉命主持沪宁讨袁军事，兼第一路司令，计划进攻宝山、海门，不幸为郑汝成侦悉，险受缉拿。

毛著“时公甚失意，郁郁不得志”倒是真话。六月又去日本，返沪后，和虞洽卿、张静江、陈果夫等开股票行，搞金融投机，加入青帮，拜黄金荣为师，就是外间所指，蒋在上海做股票经纪人那一段。

独生子有祖母、母亲的双重照顾，乐也融融，仿佛天之骄子。父亲的仕途，不很得意，经济上，却挥金如土，无困乏之虞。常自上海，托人带回一些洋玩意，逗得孩子直乐。

王太夫人念经无懈，不是在素居厅堂，就是到附近摩诃祖师殿，闲暇弄孙含饴，享尽天伦之乐。

毛福梅性有洁癖，除了疼孩子，就是指挥侍婢蒋聪玲，打扫揩抹，忙个不停，务使丰镐房内外，窗明几净，一尘不染。

遇到正月十五、六月初六等大节日，返乡的善男信女，扶老携幼，忙着赶庙会，迎神拜佛。老祖母少不了带孙）儿去向菩萨报到，顺便让孩子看看热闹。

很多人会奇怪，蒋经国从小在这样浓厚的佛教气氛中成长，何以后来未成居士，而追随乃父，恭读荒漠甘泉，变为满口“神救世人”的基督徒？合理的解释，天下没有不变的信仰。政治信仰如此宗教信仰，何尝不是如此。我们很多人来自佛教家庭，未必全信佛教。其次，后期的蒋家，再非奉化时期那么单纯。蒋先生宋美龄，既皈依真主，经国要扮演一个孝子的角色，也不得不假戏真做，在耶稣面前，向乃父认同。

经国受到的疼爱，殆无疑义。不过，孩子毕竟是孩子，孩子需要同年的伴侣，在这方面，他寂寞得很。毛氏夫人继经国之后，就此打住。

到经国五岁这年，蒋家才再度添丁，孩子取名纬国，生辰是十月六日。

这个孩子的来历，似乎谁都知道，又谁都说不清楚。一个比较可信的说法，他的母亲是位穿和服的东洋女子，是蒋先生在日本留下的中日爱情结晶，自日携回，交姚夫人领养，[16]那位戴安国，过继给后来在广州服安眠药自杀的戴季陶先生。

一九一六年，经国幼小忧心灵，当然不懂得这新来小弟弟的离奇身世，丰镐房多个白白胖胖的娃娃，总是热闹些，他的确高兴了好一阵子。

后来，蒋纬国去了德国学军事，曾在台湾历任装甲司令、三军大学校长，现任陆军上摘联勤总司令。他爱逗笑：“过去我是总统的儿子，现在升为总统的弟弟”，成为很多人熟知的幽默笑谈。

注释：[1]董显光著《蒋总统传》，初版于一九三六年，一九五二年增订再版，张其昀编入《中华大典》（一九六七年台北版)。

[2]蒋氏家系表

[3]汪日章、唐瑞福合著《蒋介石的故乡》，刊于一九八三年香港《大公报》，可能转载自浙江出版的文史资料《蒋介石一八八七——一九二七》，为研究蒋家世渊源的珍贵史料。

[4]王采玉的身世，官方文件中，一向是隐瞒着的，唐、汪的文章，是初次揭露。

[5]该书由沈醉、文强合著，香港《新晚报》曾连载。

[6]蒋介石的名字，在合湾或大陆时期，官方文件概用中正，洋人称他为介石。蒋瑞元是祖父玉表公命名。周泰是童年原名，和其它兄弟周字排名，学名志清，在日本留学时，即为“清人蒋志青”。

[7]蒋中正著《报国与思亲》，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十月，陈布雷捉刀。

[8] 蒋中正著《哭母文》，发表于一九二一年六月，收入毛思诚著《民国十五年前的蒋介石先生》。

[9]蒋锡候官至台州地方法院推事，“西安事变”时，积优成疾去世。

[10]同[3]。

[11] 毛思诚著《民国十五年前的蒋介石先生》，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初版，台湾禁止公开出售。

[12] 《蒋总统秘录》：“蒋总统从留学的振武学校毕业，以‘士官候补生’身的，的发到驻屯高田的日本陆军第十三师团野炮兵第十九联队入伍，十二月五日报到。”高田即日本新泻县高田町，位北海道。第2册第210-212页（合北《中央日报》译本）。日文原名是《蒋介石秘史》，中文版删改之处甚多，已失本来面目。

[13]三月十八日，乃中国旧历惯例由王升、楚嵩秋、潘振球等为蒋设宴祝寿。

[14]《现代支那支录》，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收藏。

[15]同[11]。

[16]丁依著《蒋介石婚姻生活考》，原载香港《南北极》月刊。

2上海·北京·广州

一九一六年，经国五岁，在家乡启蒙，纬国比他幸运，后来进的是县城培本幼稚园。

民国初年，中国的教育制度，止处在一个新旧交替．从旧式塾馆，过渡到新式学堂的蜕变阶段。但这就和把小脚放大那么困难，工作进展，非常缓慢：一方面死硬的保守派，永远抱残守缺：一方面经济的因素，师资、设备，都非一蹴可成、所以除了通都大邑，受西洋文化的冲击．开始创设了新式学堂。育人子弟的事．不论在形式上、内容上，和千百年前，一脉相承，操纵在腐酸的职业教书匠手里。具备教师资格的身分很严，必须是得到功名的秀才，会做做八股，写写行楷．吟吟诗赋，百无一是的书生。

这年三月，经国遵节随俗，穿一身棉布褂儿向孔子和祖宗牌位，规规矩矩地，行过三跪九叩礼，正式拜当地的周老夫子为师，开始他人生最重要的历程之一、典礼很隆重，读的课本更深奥，先是“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再“子曰：学而时习之”，就这么胡里胡涂，不知所以地，双脚蹒跚，踩到一个光怪陆离的知识领域。

地点就是本镇的武山学校，蒙师周东，可却不是《蒋总统经国先生人事年表》中所说的“奉化名贤”[1]念念天地玄黄，需要圣贤，未免要求过高。

第二年十二月，改业顾清廉，顾老夫子，一生靠砚耕为业，过去教过蒋先生，现在又教经国，所以毛思诚特为记上一笔，誉为“二世治教”。经国对他的几位塾师，包括顾以后的王欧声，从来闭口不提，倒是父亲的家教，赞扬备至。猜想，这些旧式塾师，对他不会有什么重大启发，以他自己的年龄，对经、史、子、学那套大道理，也不可能有所领悟。

我们姑且不谈蒋先生本人的行为德性，和他一身功过。他对儿子的教养，是下过很大工夫的，经国自己常说：“父亲对我们兄弟的教育，是非常严格和认真的，不管在家、在外，都是经常来信指示我们写字、读书和做事、做人的道理。”蒋先生对儿子的期望，固然随环境的变迁，作适时的修正，但基本的方针和目标是不变的，那就是悉心培养，照他规划好的型模铸造。

蒋先生的理想，受他自己生长时代的局限，是个典型的国粹主义者。认为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认为故纸堆里，有为人治事的南针。经国仅十岁，硬要他读《说文解字》，寄给他一部段玉裁注解的《说文》，并且指示说：“此书每日认得十字，则三年内必可读完，一生受用不尽矣。”[2]到了第二年，又去信叮嘱他常读《诗经》、《尔雅》。

蒋先生的两只脚一脚虽踩在革命的大道上，但对革命的认识，却是模糊不清的。“革命”就是狭义打天下做皇帝的新名词。另一脚停在封建残余的陋巷里，认为孔孟思想，将永远是中国文化思想的主流。尽管，他自己到过日本，喝了东洋墨水，却并没有真正呼吸到新时代的新气息，追求过军事常识以外的新知。因此，他还止步在明清儒学和旧礼教的境界里，冲不出去，甚至从未尝试。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境界呢？在《我所受的庭训》一文中，经国有很详尽的描述：“父亲指示我读书，最主要的是四书，尤其是《孟子》，对于《曾文正公家书》，也甚为重视。”这难怪，蒋先生童年，就是这样造就出来的。他进一步解释读古书的作用时说：“你于中文，如能懂一部四书的意义，又能熟读一册左孟庄骚菁华，则以后作文就能自在了。”[3]

他要经国’‘不愧为蒋氏之子”，认为治国，始于齐家。齐家的标准，“汝在家，对亲需要孝顺”，而以曾文正公对于子弟的训诫，作为模范。甚至在政治上，也要师法曾国藩，作为“中国的政治家”。

只有和经国有过相同遭遇的读书人，才能体会到，

这种了无生气，晦涩刻板的旧式教育，对一个年仅十几岁的孩子，是何等不合理，对孩子止常心智的健康发展．是怎样的摧残！

保守的旧传统，在卫道者的眼里，是中国文化的伟大遗产，从某些角度看，它的永久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但相对地，这个思想的根源，是封建的、是落伍的，甚至是反动的．和我们的时代是脱节的。所以，进步的知识分子，在一九一九年，爆发了以科学民主为先锋的新文化运动，即人们熟知的“五四运动”。蒋先生中了旧思想的毒，一生迷信四维八德的大道理是改造中国的万灵符，甚至被赶出了大陆，在台湾偏安，还在大喊文化复兴，强迫高中学生读《沦语》、《孟子》，还规定每年要祭孔。孔子的后代，可以坐在家里打着麻将领高俸，孔孟学会的招牌，也挂出来了。为曾国藩涂脂抹粉，装扮成伟大的圣贤豪杰。这种扒死人灰的意识形态，强加诸于他儿子的身上，进而加诸受他统治的子民身上，真做到了公私一体，贯彻始终。

所以，我们加以总结，在蒋先生的阴影下，经国旱年的教育，除了在四书五经堆里打滚外，并没有接受到当时欧风西渐现代教育的陶冶，塾馆生活，其实是些不堪回首的残梦。

一九二一年，溪口的蒋家发生了两件大事。

前一年的一月二十七．王太夫人扶病莅沪，和儿子聚到三月返乡，第二年六月，老太太沉疴不起，溘然长逝，这年仅五十八岁，蒋闻讯自广州赶回，已气息奄奄。[4]

母子情深，蒋先生的悲痛和孝思，悉在意料之中。由蒋自撰的挽联“祸及贤慈，当日梗顽悔已晚，愧为逆子，终身沉痛恨靡涯”，真情及乎词，一幅生动的写照。

经国顿失这位慈爱的祖母，而且来得这么突然，他的感受，缺文字记载，无从考据。曾为他幼小的心灵，留下伤痕和挫失，殆无疑义。

蒋先生和毛福梅的感情，一直不好，做孩子的，当能体会得到。感情再坏，王太夫人在世一天，基于老太太的威严，怕伤老人家的心，表面上，至少要维持一个夫妻的形式。

骤然间，这样一位中流砥柱的老太太去世了，结构上立即发生变化。

“余葬母既毕，为人子者一生大事已尽，此后乃可一心致力革命，更无其它之挂系，余今与尔等生母之离异，余以后之成败生死，家庭自不致因我再有波累。余十八岁立志革命以来，本已早置生死荣辱于度外，惟每念老母在堂，总不便以余不肖之罪戾，牵连家中之老少。故每于临难决死之前，必托友好代致留毋遗禀，以冀余死后，聊解亲心于万一。今后可无此念，而望尔兄弟二人，亲亲和爱，承志继先，以报尔母，在生抚育之深恩，亦即望以代余慰藉慈亲在天之灵也。余此去何日与尔等重叙人伦实不可知，余所望于子女者，如此而已。特此条示，经纬两儿，谨志毋忘，并留为永久纪念，父泐。”[5]

这个训词的真实性颇成问题，恐系出诸蒋的授意，由毛思诚事后补进去的，好掩饰以后他和宋美龄结合的合法性。某种程度上，反映着蒋的心态。现在又堂堂正正，假“革命”的大帽子，遗弃发妻毛福梅和如夫人姚怡诚。

果然，第二年和陈洁如在上海结秦晋之好，[6]他再去和汪兆铭、胡汉民，为自己“人人言弟为好色”去辩护，即无人置信了。

经国年纪轻，先有失去祖母的创痛，次有家庭破碎的震惊，那原是十的沉重的感受。可是在父亲面前，他能反抗吗？反抗又于事何补？

经国和母亲的情感，至深且厚，在他历年发表的文字中，虽少提到生母，怕刺激蒋夫人，伤到父亲的心，仅在江西时代出版的《我在苏联的生活》的自序中，吐露了他的心声：“回忆三十年来，始而寄迹海上，继而留学国外，长离膝下，十有余年。”他写着：“且因邮电不通，音讯久疏，母不知儿生死，因抑郁以成疾：儿亦未能亲侍汤药，以娱慈母之心。”毛夫人是一九三九年冬，为日机炸死，为了思念无已，出了这本书“用以纪念吾母，并志无涯之哀悼。”留苏期间，发表公开信，清算他父亲那一幕，用字遣词，比蒋的任何一位政敌，骂得还要无情和泼辣，但对母亲，始终亲情似海，未有半句不敬的话，与其说是至孝，毋宁说是出乎内心的同情和怜悯，是一种条件下的反射。

毛福梅算不上红颜，只能说是薄命。她是时代的牺牲者，典型的旧式女子，没有受过什么良好教育，和大多数她同一时代的女人一样，出生在闭塞的中国农村，假使和其它的女人一样，遵从父母的意旨，嫁个门当户对的庄稼汉，生儿育女，做个“三从四德”的好妻子，就能太太平平地过一生。不过，命运往往捉弄人，她的少女的幻梦，经不起时代的呼啸，给冲破了。前人的经验，“悔教夫婿莫封侯”，现在竟变成她自己的遭遇。夫婿非但郎心似铁，个性更粗鲁，动辄拳打脚踢，曾经有次，从二楼把她摔到楼下，对太太好比对士兵的办法。这些惨痛的往事、在犹是孩子的经国心里，他会做什么想法呢？

一九二二年的三月，经国第一次离开家乡出远门，经过宁波到上海。他的心情很复杂，和母亲暂时告别，不免有些酸楚，武岭的一草一木，都是熟悉的，但是，上海的诱惑力很大，从父亲嘴里，不时听到关于上海的一切，那是个和奉化截然不同的新世界，父亲的事业，虽然由上海移到了广州，上海依旧是政治中心。这儿年在乡下读书，读来读去离不了塾馆那一套，实在厌倦了，听那些伯伯叔叔说，上海有新式的学堂，能换个环境，总是件好事。

三月的第三天，他考取了万竹小学的四年级。他过去念书的纪录，顾清廉的评语：“天资虽不甚高，然颇好诵读。”蒋先生自己的观察：“经儿可教、纬儿可爱。”那都是可信的信史。

经国到上海不久，蒋先生在虞洽卿的资助下，去了广州，且携美眷同行，即经国称呼她“上海姆妈”[7]的陈氏夫人。负责监护经国的责任，落到塾师王欧声和姑丈竺芝珊身上，缺钱“则向舜耕（陈舜耕曾任台湾铁路局长）及果夫哥哥取”。[8]所以，和父亲还是分隔着的。

在上海念小学，精神、境界都为之豁然开朗，这年的下学期，初次尝试到外国语文，自然科学有数学、生理卫生．人文科学有历史地理，相形之下，和那“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的《诗经·大雅》，岂可以道理计。包括他父亲，在读书的观念上，也向前猛跨了一大步，在家信中叮咛他；

“你校下学期既有英文课，你须用心学习：现在时世，不懂英文，正如瞎子一样，将来什么地方都走不通，什么事业都赶不上。你星期日有工夫时候，可到商务印书馆去买些英文小说杂志看看……。

余如英文最为重要，必须将每日教过的生字，在自习时，默得烂熟，一星期之后，再将上星期所学的生字，熟记一遍，总要使其一字不忘为止。算学亦要留心……”[9]

蒋先生自己念过德文，也念过俄文，结果都半途而废，他这人的语言天才，从他迄今乡音不改这点上，差不多已知过半矣。希望儿子学学英文，至少会有补自己之短的意思，那份爱子心切的情意，任何人都能体会的。

如果说，经国到了上海，就真的摆脱了古文的纠缠，那又是奢想了。前面已经的析过，蒋先生是旧时代教育出来的新人物，他没有勇气，甚至他拒绝重建新的精神生活，连在北方闹得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对他竟无动于衷，好象未曾发生过。他满足他已经僵化了的思维领域，尽管，他主张经国要学些英文，怕他“将来什么地方都走不通”，不过，他的出发点是属于功利主义的。而不是要他的儿子去吸收西方新的文化知识。

他耿耿于怀的，还是“必须熟读《孟子》”，“看‘曾公家训”，且延聘王、竺二位，“寓舍教国文”。然而，经国已经不是武岭时代的经国，他不能对周遭的事物，无动于衷。随着年龄的增长，视野的扩大和求知欲望的升华，纵不敢明目张胆地违背父亲的意旨，对父亲的要求，却愈来愈冷淡，有时候会自问：“经书有它的现

实意义吗？”，“为什么在新文化如此蓬勃的今天，还要开倒车呢？”

或许，有人怀疑：经国当时会不会这么深入呢？不错，他才十三、四岁，年纪很轻，新文化的怒潮，如此奔腾，他不可能在情绪上，不受到激动而萌生出感清的嫩芽。

描叙这个时期的社会政治动态，已故曹聚仁教授以过来人的经验，这样说：

“我们在三十年后，回看这一段历程，有着思想革命的痕迹，有着文学革命的痕迹，也有着社会革命的痕迹，也有着社会革命政治革命的痕迹，彼此之间，相互影响，而荟集在政治社会革命这一重要浪潮上。”

套用今天时髦的术语，二十年代正出现了“一片革命的大好形势”。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重心虽然放在文学革命上，提倡“文学的革命，革命的文学”，由“五四”引发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其光芒却更胜于文学运动。陈独秀领导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先在上海出现。一九二一年的七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并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年便积极从事政治活动，策动香港海员大罢工，策动京汉铁路罢工亦即惯称的“二七”惨案，以提高工人待遇和民族主义作号召，掀起工人运动。同时，“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在积极扩充中，团员人数膨胀到四千人以上。

历遭挫折的国民党，逼于孤立无援的形势，兼受苏联十月革命的诱惑，通过陈独秀的介绍，自一九二0年，苏联代表沃亭斯基到上海，和孙中山会晤，双方搭上线后，从此一拍即合，不绝如缕。一九二二年，越飞答应以协助国民党建军为饵，共同携手，奠定了以孙越联合宣言为背景的国共合作的基础。

宣言发表不久，中国革命进入了新的纪元，共产党员以个人身的加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当选为中委和候补的共产党员占了总名额的三的之一（当选中委的有谭平山、张国焘、林祖涵、毛泽东、李大钊、瞿秋白、于方舟、韩麟符、于树德），而最重要的组织部（部长谭平山）及农民部（部长林伯渠），却都在共产党员的掌握中。

苏联的军事顾问鲍罗廷、加仑将军等人，浩浩荡荡地来到了中国，革命大本营的）广州，实际上是一切以鲍顾问马首是瞻的苏联势力范围。

广州和上海，虽在不同的地理位置上，交通也没有现在这么方便，两者却都是行动的中心，甚至，上海在思想战线上的巨大功能，借租界势力的荫庇，远超过发号施令的军政重心广州，作为东西文化汇集的重镇，颇陈百花齐放的景象。

宣传共产主义的有《向导》、《新青年》，鼓吹新文学的有《小说月报》、《文学旬刊》。《民国日报》为国民党发言，《时事新报》反映研究系的心声。作家马彬，在其《转型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一书中，作了如下的陈述。

“……西洋学说，于此时介绍到中国来为最多，‘无政府主义，也于此时出现，共产主义自然成了最热门的东西，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文学理论，先后输入中国。以上海为中心的知识青年，读者的兴趣被启发了！学术界空前地呈现辉煌……。”

接着，他提到当时的上海：

“总之，在北伐前的上海，颇有我国百家杂陈的局面，在政治上各样的理论都公开地推陈出来，在文学上，也五花八门，这是激烈进步的现象。”[10]

这四年的时间，经国躬逢其盛地，正生活在这激烈进步的上海，除非他是政治冷血动物，随着那诱人的环境，往昔“书中自有黄金屋”的旧境界，还能满足他吗？假使我们无法推翻社会学家“人是环境的产物”的理论，面对这样波斓壮阔的时代，国内外发生的大事，毫无疑义的，会在他洁白的心灵上，起着强烈的感染作用。自然，这些变化，是负责监护的王、竺两位所无法理解的。

足资查考的记录，经国在上海求学的过程中，一九二二年“仍在万竹学校”，这年且在学校运动会里，得了亚军，第二年进入浦东中学，一九二五年“赴黄埔省亲”。

事实上值得一书的两件大事，相反地，受到了掩盖。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是他思想行动起了重大变化的明证，更是他人生旅途的转折点。

依据马彬的分类，那时期知识的子的思想，除掉保守派外，大致可以归入渐进与急进两种，经国是后者，这从他勇敢的投到“五卅”爱国运动的行列里，可以得到结论。

一九二五年五月，上海爆发了惊天动地的反英、反日大罢工。起因是这月的十五日，上海日本纱厂枪杀了一位工人顾正红，于是五月三十日，上海工人和学生联合在上海租界举行盛大的示威游行。游行时部分工人、学生因遭到英租界巡捕的杀害，爱国志士的血触发起全国人民的愤怒，上海的工人举行了总罢工，学生举行了总罢课，商人举行了总罢市，酿成历史上的“五卅”惨案。经国和其它很多爱国青年一样，坚决地站到反帝国主义这一边，是游行示威的成员之一。

经国的行为，固得到同学师长的赞许，但却支付了很大的代价。学校当局的保守派片面地，武断地认为，这个年轻人有造反的趋向，给予他一项意想不到的惩处—开除。罪名“该生行为不轨”。在当时开除是

件很不名誉的事，带着满腔愤怒不平，大概在这年的六、七月，告别上海，去了北京，进了吴稚晖的外语学系。这多半是他父亲的意思，希望吴敬恒好好管教一下，免得再闹出上海那样的笑话来。不过，经国已非池中之物，“吴妖怪”也没有办法约束这位世侄，政治觉悟越高，对革命的胆识越大，不久即加入当地学生发动的反政府示威游行，代表学校当局的吴伯伯，自然不会给他开除的惩罚，军阀当局却冷峻地执法如山，把他判处了两个星期的监禁。

恢复自由后的经国，仿徨苦闷，最后选择了，还是去广州吧！是北方的初秋，他跳上从天津开往南方的一艘轮船，结束短暂的故都之旅。

注释：[1]《蒋经国先生一言论著述汇编》，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这本书共十二大册, 经过篡改等手脚，很多重要的文献，均未收入。

[2]蒋经国著《风雨中的宁静》、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

[3]同[2]。

[4]汪日章、唐瑞福合著《蒋介石的故乡》，发表于一九八三年香港《大公报》。

[5]毛思诚著《民国十五年前的蒋介石先生》，一九三六年一月初版

[6]参阅丁依著《蒋介石婚姻生活考》，香港《南北极》月刊、陈忠人著《纪念外婆—陈洁如》，香港《百姓》第49期。

[7]蒋经国著《我在苏联的生活》。密歇根大学图书馆藏有此书。

[8]同[6]。

[9]同[2]。

[10]马彬著《转型期的中国知识分子》，香港亚洲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马彬另一笔名南宫博，专写历史小说著名，他的论著，其实远胜过他的小说。

3孙逸仙大学

中国一向以“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傲视环宇，因而产生出天朝文化中心论的骄傲和优越感。最明显的一个事实，我们祖先把国名定为中国，自许为宇宙的中心，它的周围则是蛮夷之邦，化外之民，即使到今天，称洋人仍是洋鬼子，而非平等待之。

不错，数中国儿千年的历史，它有过辉煌期，也有过衰落期。唐代万邦来朝，我们的东邻日本，甚至派遣大量留学生，乘风破浪，到长安拜师入学。丝绸之路，首启外贸之端。

历史是一面镜子，同样是一个沉重的包袱，自视甚高的结果，适应性就比较差，对任何外来文化，悉采鄙夷峻拒的态度。

鸦片战争以后，帝国的假面具拆穿了。后代子孙，为祖先们的骄傲和偏见，付出巨大的代价。继外侮日甚，有识之士觉醒到，非坚甲利兵，不足以保中华于不坠。接着倡“自强运动”，以张之洞为首的士大夫喊

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且在这个指导原则下，派青年士子，出洋留学，大搞洋务运动。

留学的目的地，始则欧美。受甲午战败的刺激，咸认日本的“明治维新”，值得我们效法，改去东洋。一时留日的风气，取代留英、留美的热潮。蒋介石、阎锡山、张群等选择日本，正说明当时的风向。

俄国十月革命成功，马克思主义如洪水般倾泻，开青年人向往苏联的滥觞。最初只有瞿秋白等俄文专修馆的学生，首途赤都，稍后，刘少奇、李立三、秦邦宪等革命青年，个别或集体的，奔向红朝。待苏联在华的势力，扶摇直上，留学苏联的吸引和一号召，顿成时尚。

解释留苏何以狂热一时的背景，我们势必对当时的政治情势，略作回顾。

从民族感情上，对于这位北方的近邻，从无好感。北极熊的侵略性，比起大英帝国，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之差。由依凡到尼古拉斯，中国所丧失的土地面积，超过欧洲许多小国的总和。其次，俄罗斯民族的科技文化，无法和英美放在相同的天平上，鲜少值得效法的地方。

形势的发展，往往出人意料之外。就历史的意义，二十年代，中国历史的发展，出现了一个不寻常的逆转。

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渊源于美国的民主政治，

期以取代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他的三民主义宏伟主张，虽抄自林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理想，追溯更远一点，原是位瑞士医生的创见。其思想立论，哲学基础和那位长一脸大胡子的德国犹太，马克思的学说，南辕北辙，背道而驰。

不幸的，孙先生奔走呼号的革命运动，没有乔治·华盛顿那么顺利，更不如列宁那么走运，他给中国开的药，中国病人吞服不一下。

国民党从来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力量。没有枪杆子的政党，单靠向军阀依附，注定大业难成。特别是一九二二年，广东的军阀陈炯明公开叛变，孙受此沉重打击，离穗赴沪，开始国民党的重组与改造。痛定思痛，大彻大悟，始认定用西方式似有似无，组织，松散的政党组织，不适宜中国的国情。那就是党要类似黑社会的紧密结构，党员要纳入组织系统，绝对地服从纪律，接受精英领导。精神方法上，修正为独裁的组织领导，一党专政。可是把观念付诸行动，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缺少此项经验和技术。于是，赋予苏联插手中国革命的机会。

孙中山和列宁搭线，始于一九一八年，由上海发给列宁的电报里说：“中苏人民有共同目标”，预言“两国的革命运动将联合解放世界上被压迫的人民。”[1]

这年八月，齐雪林（G. V. Chicherin）外长热情地回复孙的电报，大灌罗宋汤，称孙为“可敬的导师”，打开布尔什维克运动进入中国的通道。

翌年七月二十五日，《加拉罕（Lea Karak-han）(2)宣言》发表，声明苏联政府愿放弃以前帝俄和满清所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并特别提示一项苏维埃运动－－协助被压迫的东方民族，尤其是协助中国人民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军事和经济侵略的解放运动。

这样一个冠冕堂皇，掷地有声的宣言，尽管苏联政府从来没有履行诺言，当时，在中国人民中所产生的震撼，尤其是对历经挫折的孙中山和国民党人，却非同小可。之后一九二三年一月，孙中山和越飞（Adalf A. Joffe）发表联合宣言，芝加哥教师出身的鲍罗廷（Michael Boradin）(3)接踵来华。

南方的广州政府，处在饥不择食的情况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乃变成不得不尔的行动方向。

孙中山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逝世北京，但无碍苏联与）广州的蜜月关系，七月一日，成立军政府，十月七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十六次会议中，[4]鲍罗廷宣布，莫斯科成立孙逸仙大学，并建议选送学生，前往苏联。以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闿三人为成员的选拔委员会，同时成立。

苏联决定此举的原因，一石二鸟。正面的意义，表示对孙中山的崇敬，特设一个大学，来纪念他。侧面的目的，进一步在中国投资，为无产阶级革命施肥播种。

“孙大”招生的消息，一经公布，各地向往革命的青年，纷纷报名投考，广东一地，即达千名以上。的析青年们的心理动机，曾是过来人的王觉源提供他自己的经验如下：

“当着神秘性的俄国革命真相，还在巧饰宣传，没有揭穿的阶段，世界的政冶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一般社会主义者，都有一种大体相同的想法：我们并非生性怀疑别人是否具有真理和已够幸福。但对于苏联的现状，我们被迫如果不在思想上有听决断．就应该在行动上有所决断，现在既然在大部分思想和行动上表现了出来，我们的决断和他们有所不同，我们就应该知道这不同在哪里？如果我们与共产党人是在同一世界内致力于相反的目的，那就该看我们与他们的目的在哪里与怎样相反？当两种目的相遇与冲突时，我们必须注意究竟是我们的还是他们的目的被粉碎。不管是我们的，还是他们的，首先必须有一种直接的观察和了解！由是一九一七年以后，‘到苏联去看看！’在西方学者和政治家中，便形成一种普通的愿望。正在内忧外患痛苦呻吟中的中国青年，在这一新的诱惑与好奇心理下，自然，也有着美丽的憧憬！适逢其会，中国国父孙中山先生重建革命基地开府广州。一方面由于苏俄革命领袖列宁之奉献殷勤；另一方面由于苏俄革命成功的经验，或有可供我们观摩之一处。在这种情感与理智激荡下，于是有大批的中国留学生，从广州、上海、北京、天津等地，涌上西伯利亚的征途，‘到苏联去看看！’”[5]

实际获得录取的幸运者，仅三百四十名，[6]其中三十名，由鲍罗廷推荐，他们则是国民党要员的子弟，包括本书的主角蒋经国在内。

经国和他的同学王觉源一样，固有好奇的成分，更大的理由，要数他当时狂热的革命意志。

两项证据，足资支持此说。这年六月，在上海浦东中学就读期间，因参加上海“反抗五卅惨案”的大游行，遭保守的学校当局，开除学籍。[7]

满怀愤怒，去了北京，入吴稚晖办的子弟学校—北京外语补习学校(8)短暂停留，曾因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的学生运动，下狱两周。[9]

这时候，经国不过是个高中一年级的学生，放下书包，走到街头，走向群众，去参与反帝、反军阀的示威游行，一反普通中学生读死书，死读书和对国事的冷漠，没有点勇气，没有点激情，那是绝无可能的。套用江青“文革”时的术语，经国不愧为“革命闯将”。

环境方面，他父亲被称为“红色将军”、“中国的托洛茨基”，[10]高喊着“我们党的前途端赖尊俄为师”。耳濡目染，焉能无动于衷。

处此情况，为了追寻理想，坚持信仰，献身中国波澜壮阔的革命大业，去莫斯科孙逸仙大学，就再自然不过了。

蒋先生的意见，处于两可之间。经国既无心念书，且到处闹事，一时并想不出很好的安排。客观形势，既有孙逸仙大学的创设，鲍罗廷的引荐，顺着儿子的意思，让他到俄罗斯去锻炼锻炼，未尝不是件好事。

新出现的资料，否决前述推断，陈洁如的外孙陈忠人，独持异议：

“留学，是蒋经国从上海到广州后不久，就多次向蒋介石提出的要求。蒋介石起初并不赞成，因为他不怎么喜欢苏联，这不仅在蒋介石从苏联写给外婆的大量家信中，已有十分明白的表达，而且在蒋经国留苏问题上同外婆商量时，他也重复表示过。

蒋介石后来所以勉强赞同，仅仅因为我外、婆的一再劝说，支持蒋经国的留学大志。经国去苏后，经济上很少得到蒋介石的接济，因此蒋经国在苏联的生活是相当窘迫的。还是外婆知愉后，将全部私蓄二千元托陈果夫转汇经国，才解决了他的困难。”[11]

要找出蒋先生不喜欢苏联的证据，千千万万，问题就在于那个时期的蒋介石。一九二五年，蒋介石、鲍罗廷正打得火热，没有苏联的卢布、枪枝，当年黄埔军校都无法成立，不喜欢苏联，他绝不会叫出“以苏联为师”的口号来。

一九二五年，蒋陈结婚，才三年不到，枕边细语，陈对蒋有相当分量的影响力，人人可以置信。经国留学这件事，蒋会固执到非要“一再劝说”，才“勉强赞同”，恐怕与蒋的为人个性不合，有保留存疑之处。

蒋介石是道地的机会主义者，又是玩弄权术的斫轮老手，送经国去莫斯科，这个注他不下吗？后来纬国去柏林，不正是南京向希特勒认同之际吗？至于一九二七年以后的戏剧性发展，使得蒋先生噬脐莫及，那是连神仙都料不到的。

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九日，和第一批二十二位同学，[12]搭上一艘苏轮，经过三昼夜的航行，从广州抵达上海，借候船之便，和毛福梅作短暂团聚。

经国的鸿鹄之志，则是毛夫人所无法了解的，“革命”等新鲜词儿，几乎听厌了，革命使她丢了丈夫，现在恐怕又有失去独生子的危险。怎么解释，奇 -書∧ 網毛夫人也不懂，革命何以非到那个远在天边的地方。毛福梅流了无限眼泪，经国除了安慰，一样涕泪纵横。但是，改变是不可能的了。

去苏联的行程，共有三条路线。一为从哈尔滨，转中东铁路，但满洲为张作霖控制，安全有顾虑。二为转道欧洲去莫斯科，路太远，旅费太贵。三为从上海搭苏联货轮，到海参崴，改走陆路。

海参崴，历史上曾是大清帝国的疆土，咸丰手里，割给帝俄，改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是苏联东方重要的海军军港，西伯利亚铁道终点于此，故贸易颇盛。

中国色彩，仍很浓厚，华人约占全部人口的三分之一，近乎半华半俄，华人经营的餐馆、茶室、赌馆、戏院、烟馆，应有尽有。第三国际负责接待的，是位德国犹太人韦登麦，[13]除了朔风凛冽，万里冰封，冷得不太习惯以外，并无异乡异样的感觉。

四天半后，登上去莫斯科的火车。这是一段枯寂漫长的行程，每人分配到自己的床位，可惜，是双层硬席，车外漫天飞雪，人人冻得哆嗦不已，车内竟无取暖设备。因缺原煤，车头引擎的动力，依靠木材，行驶缓慢，更逢站必停。车上没有餐车，没有饮水，悉赖停站供应。这就象我们在《齐瓦哥医生》影片中所看到的场面，那么寒怆了。

海参崴距莫斯科，七千四百公里，经国的一位旅途同伴，把此行见闻，描叙得很细致生动，兹摘要援引：

“火车自海参崴出发，因为路线弯曲，地势高低不平，以故车行甚缓，第三天才到赤塔。这是西伯利亚的东部重镇，为原日远东政府首府。纵贯东三省的中东铁路，即在此接轨。这仿佛一把利剑，当胸插入我国东北的心脏，而刀柄就在这赤塔！我们正在赤塔站上欣赏风光，忽然一个武装兵，紧追着一位湖南籍同学，直迫车箱。其势汹汹，仿佛是抓强盗似的。我们查问情由，才知道这位同学曾以自备照相机在车站摄取风景。这是他们的法律所不容许的。经过再三解释，卒将胶卷没收了事。但这位同学却已吓得面无人色了。赤塔西行第三天的早上，远远望见贝加尔湖。绿波荡漾，水天一色。晌午始近湖滨，接连穿过几十个山洞，山洞都是在湖滨岩石之下开凿而成的。隧道虽多，但都很短，车行其中，一如游龙穿洞，宛延曲折，景致绝佳。吾人身在车中，乍明乍暗，亦生情趣。湖的南端，火车靠站，大家一拥而下，争相欣赏这世界第一深水的内陆大湖。一片汪洋，如临火海，唯一可资凭吊的，就是兀立湖滨的一座小神龛，用火砖砌成，不过数尺见方，龛内空无一物。据说这就是当年苏武牧羊北海时栖身的所在。除此可供留恶之外，其它实无可观。

伊尔库次克以西，东方色彩，亦逐渐淡薄而趋于消失。这城是西伯利亚的首府，为既往总督驻节地。其规模之大，工业之盛，在当时的西伯利亚区，实首屈一指。这从车站建筑之宏伟及工厂烟囱之林立情况下，亦可窥知一二。但时势推移，不久之后，这种优势，又为其它新兴城市所取代了。苏境内有几座大桥，其中以伏尔加（旧称涅瓦河）大桥为最长。桥的两瑞及中间桥墩上，都站有士兵，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戒备甚为严密。火车过桥，必将窗门关闭，不准窥视，仅可从时间上推知其长度而已，漫长的旅程，终于在一天的下午．到达终点——莫斯科。若自广州出发之日算起，沿途连行带住，大约是一个月光景。”

孙逸仙大学，位莫斯科阿罗罕街，坐东朝西，是一座平庸的方形建筑物、正面有个花园，当中是甬道，两旁栽了些花木。隔着马路．座落着一所大教堂，建筑甚别致，中间突出一个大圆顶，四面环绕着四个圆顶，成莲花形，据称规模仅次于罗马大教堂，居世界寺院第二位教堂四周的广场，即是“孙大”学生早操、散步、溜冰运动的场所。

苏联平民，差不多没有人知道这个学校的存在，[15]保密反正是共产党人的习惯。学校的建筑规模，比想象中差得多，它的外表象个党政机关，而不象个生动活泼的大学。经国对一这些都不介意，到革命的摇篮里，读书求知，并不是他万里迢迢的目的。

当他跨进“孙大”的大门，等迎着的是一群自京、津先期到达的同学，问长问短，亲切热情。事务长博古列也夫，早做好充分的准备，从饭票、理发票、电车票、寝具到日用品如梳子、鞋油等，井井有条，一应俱全。经国感到特别有兴趣的是，学校方面为每一个人准备好奇怪的俄罗斯名字。尼古拉同志，从此长期替代建丰和经国。听起来怪别扭，感觉却很新鲜。

学校采小班制上课，经国和其它二十一位同学，“恰好编作一个教授班”，教室宽大，每人大桌子一张，上课、自修、开会、休息都在此。

课程计有俄文、历史（中国革命运动史、社会史、东方革命运动史、西方革命运动史）、哲学（唯物论、辩证法、政治经济资本论）、经济地理、列宁主义、军事科学。

一天八小时课程，“其余一半时间”，毛以亨说“学生都在开会，讨论问题做结论。[16]

王觉源也说“孙大”是以学术做幌子，没有念书求知这回事，它的口号是‘开会第一，上课第二；行动第一，理论第二”，在规定的作息时间内有会，清早有会，午夜有会，会不完，不准去上课，上课的是“学院派”、“个人主义”：会不停，不许吃饭。吃饭的，就是“小资产阶级”和“自私主义”。

这种训练，极其机械刻板，他们为它定了名字—“行动学习”，包括下列四种：(1)自我批评，各人要从家世、出身、经历、志愿，彻底的予以坦白交待，自我检讨，自我批评。(2)连环监视，参加组织的细胞，思想行动，随时随地都有人秘密监视，而且连环式的互不脱竹，脱节就要受到严厉的批评和处罚。(3)限交日记，日常生活、思想、行动，要逐一详细记载，上级随时予以检查。(4)参加工作，要写讲义，负责油印校对，出壁报，编新闻等等。

不幸，这样的训练方式．后来经国把它移植到中国，台湾北投的复兴岗就是成功的“孙大”翻版。校长王升没有去过苏联，却学会拉狄克、米夫的本事，且弄得维妙维肖。

名义上，“孙大”为纪念孙逸仙而设，目的为中国革命培养革命干部。全部课程中，没有半个钟点涉猎到三民主义造就的干部，亦以训练共产党人为目标。

后来，成为著名共产党领袖的，计有邓小平、廖承志、林祖涵、乌兰夫等。乌兰夫和蒋经国且是坐同一张凳子的“孙大”同学。[17]

早期中国留学生，上课靠翻译做桥梁，日本如此，苏联亦不例外。但经国苦学俄语，他的俄文，即此时奠下的基础。一九四五年，中苏友好条约谈判和签汀时，他是成员之一，以后担任外交部东北外交特派员，协助熊式辉和苏联人办交涉，也都借重他的俄文和旅苏经验。马林科夫偏说他讲的俄语听不懂，则是故意奚落的成分居多了。开学之后的第三个星期，始举行开学典礼。那天，

“红军之父”托洛茨基亲临主持，[18]地点假工会的大厦举行，礼堂正中，孙中山、列宁的画像并列。托洛茨基能言善道，手舞足蹈，他那富煽动性的言辞，打动台下无数听众。经国的感觉，与众不同。蒋先生一九二三年访苏，遇到的正是这位军事天才，他对托的衷心折服，和他日后变成托洛茨基的追随者，可能由此开其端。

革命后的苏联，物质生活，非常艰难，对中国的留学生，则出奇的慷慨。刚开始，一日五餐，后改三餐，面包黑自兼备，取之不尽。牛奶肉类，绰有余裕。生活津贴，每月二十卢布，一般多花在烟、酒和“中国饭”上。

男女关系，本着“性解放”的风气，十分随便，交往对象，先是自己人，再向外发展“向俄罗斯女孩进攻”。精力正旺的经国，“不弹此调，有空看书，悉心钻研马克思理论。”[19]

反映经国当时对赤都的印象，可借助部的他写的日记。

“这就是我的早饭。’我看了非常自愧。我是外国人，不花一个钱，在他们国内吃得这样好，而他们自己的大学生，却这样吃苦，他又说：‘你们是中国的革命青年，我们对你们唯一的希望，是能够很快的把中国民族解放。’从前能够读书的，只是富家子孙，现在每个劳动者，都有读书的机会。当然的，现在我们的国家还很穷，所以，我们还很苦。但是人人都知道我们国家有光明的前途，亦都是非常乐观。现在我们莫斯科大学中的学生百分之八十九是工人，这都是将来为人民创造幸福的人们，我今天虽然很苦，但将来是幸福的……。

有位铁匠出身的国家商店店员，因为算错了帐，受到讥讽，但却表示他的信心说：我是一个铁匠，从来没有做过生意，我们工厂的党部就派我来此学习，只要能吃苦，有恒心，令天算得虽慢，明天就会快起来的；今天国家虽弱，明天就会强起来的。最要紧的，是不要把国家的总算盘算错了。革命以前这都是莫斯科资本家大商人的避署处。现在都归国有，给劳动者享福！这是我们俄国革命者流血的结果。从前在这许多房屋中，这样好的风景区内，只有三、四十个有钱的剥削者，可以过快乐的生活，现在所内有八百个工人休养。”[20]

字里行间，尼古拉同志，对他未来的“祖国”，从心底里赞美、钦佩，以致毫无保留地认同。中国的希望，进而人类的希望，全靠苏联做救星。共产主义、列宁、托洛茨基，将为黑暗的世界，带来希望的光芒。

革命后的新生事物，很多都是真实的，布尔乔维亚们，朝气蓬勃，的确胸怀大志，以解救人类为己任，配合巧妙的宣传，伟大的空话，在世界各地的青年心目中震荡，包括约翰·里德，[21]那位美国作家在内。

不幸地，很多虚假的东西，乌托邦式的理想，经国缺少透视的能力。一方面，他知识有限，思想真空；一方面，他对主义信仰的狂热，把理智泯灭了，这是青年人的通病，非独经国为然。

正因为信仰坚定，“孙大”党组织，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他抵达赤都的第八个星期，以火箭速度，批准他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要求。[22]

很多老资格的中共党员，到了莫斯科后，降为后补，经国轻易地纳入组织，第三国际东方部的特殊青睐，拆开来看，别有用心。

办“孙大”，在国民党身上下注，苏联当局，既非办慈善事业，它的目的明显不过；经济投资，为政治服务。把国民党人，改变为共产党员。经国是国民党要员的子弟，他能走在群众前面，对“中国国民党旅莫左派”的游离派，其诱导和示范作用，会有非凡的功效。

由共青团，后来升为预备党员，等于开过戒的出家人，很多同学之类钦羡不已。但是，到他回国前夕，苏联当局实际上已停止他的党权，卸下袈裟，毅然还俗，一九七0年，“台独”公开指责他未脱离党（共产）籍，其实是不明真相，或借题发挥。

注释：

[1]Ytteh Shedg ．Sun Yat-Sen Universityin Moscow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f1 Personal Account，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Kansas. P. 9盛岳，留苏六年，为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成员之一。在国府驻乌拉圭大使任后退休，现居伯拉奥托市。

[2]加拉罕付代理人民外交理事长，后任驻中国大使（北洋政府）。

[3]中国国民党党章，鲍罗延根据苏联共产党党章，译成英文，廖仲恺改译为中文，延用迄今。

[4]同[1]。

[5]王觉源著《留苏回忆录》，一九六九年九月，台北三民书局出版。王觉源和经国等二十二人，第一批留苏学生，前住东联，曾任国防大学教授，观已退休。

[6]同[1]。盛岳和王觉源的数字，相差二十名。

[7]哥伦比亚大学编《民国人名大辞典》。

[8]《蒋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 ,一九八三年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

[9]同[7]。

[10]马彬著《转型期的中国知识分子》，香港亚洲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

[11]陈忠人著《纪念外婆一陈洁如》，香港《百姓》49期（一九八三年六月一日）。

[12]同[5]。

[13]同[5]。

[14]同[5]。

[15]同[1]。

[16]毛以亨著《苏蒙回忆录》，香港亚洲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

[17]蒋经国自己承认，和乌兰夫同坐一张凳子。

[18]同[1]。

[19] 同[1]。

[20]蒋经国著《我在苏联的生活》，一九四八年上海前锋出版社出版。

[21]约翰·里德（John Reed)著《震撼的世界十日》，拍摄电影，一九八二年得纪录片奖。

[22]同[7]。

4尼古拉同志

国共合作，本来就是一对临时凑合的野鸳鸯（mar-riage of convenience)。国民党人，借联俄以内抗军阀，外御帝国主义。苏联鉴于欧洲的共产运动，已趋式微，为了避免孤立，急于在东方寻找出路，那是列宁在世的时候，就订下的长期策略。

战术上，认定列强对中国资源和市场的霸占掠夺，只有在唯一的条件下方能如愿以偿，即永远保持一个衰弱和的裂的中国。因应之道，是将中国革命阵线和世界上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建立牢固的大联盟。中国人口多，且都是世代耕种的农民，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史无前例的庞大“农民队伍”。

共产党的力量，当时还不够壮大，尚在襁褓时期，陈独秀等这批骨干，一时毕竟成不了大器。将就形势，必须先在国民党头上投资，把共产党人，巧妙地寄生到国民党的组织里，等待时机，再决战摊牌。

这种纯以利害结合的“合作”，随时会因利害的违背而分裂，关键在乎形势和条件。

“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已有警惕，国共间的冲突斗争，愈来愈表面化。然而，绝据割席的形势，尚不具备。

北伐军的进展，出乎意料之外的迅速。一九二六年十月，革命军已席卷两湖和赣闽。就在这个时候，南方政府北移的结果，权力中心分化，南昌的总司令部和武汉的国民政府，互唱对台。

宁汉的裂的症结在夺权，国民党内的左翼提出“反对军事独裁”、“党权高于一切”的口号，对象是蒋介石、张静江。蒋介石握有枪杆子，兼有国民党内的右翼集团做后盾。岂是这么轻易就范的，加上上海财团的大量经济援助，于是全力反击，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乘中共方面丝毫无备之际，使出杀手锏，把上海的“工人纠察队”和中共的党员干部，用机枪大刀，杀得血流成渠。国民党称此为“清党”，中共称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或“四一二大屠杀”。

第三国际原寄厚望于唐生智、冯玉样和蒋介石较量一下，讵料这最后的希望亦告落空，武汉政府解体，莫斯科的钦差人臣鲍罗廷等，弄得一脸晦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物”，七月黯然归国。

中国国内形势的遽变，虽有其必然性，托洛茨基、斯人林等却从没有料到会这么快。蒋介石翻起脸来，如此六亲不认。

三月底，上海工人群众起义，支援革命军争夺上海的军事行动，二十一日，白宝生的部队全面溃败，国民军胜利占领。

消息传到莫斯科，“孙大”学生的狂喜，如晴天霹雳，有的彼此拥抱，相互握手，有的涕泪交流，难抑喜悦情绪。[1]《国际新闻通讯》记下当时苏联的反应，“孙大”学生的回声。

“上海收复的消息，今晨在莫斯科传开，首都人民一致欢欣鼓舞。工厂下班后，各地纷纷集会，听取革命军大捷的意义。

下午四点，第三国际广场前，逾千群众集会。孙逸仙大学的学生，结队游街时，担任前导。墨兹同志、卡洛罗夫同志以及中共代表，在群众大会上讲了话。集会至黄昏始散…。”[2]

《真理报》社论，以“上海胜利的世界历史性意义”为题，大胆预言“光复上海，是使中国向左转的推动因素，增强了中国无产阶级所扮演的角色，和获得中国无产阶级执政的希望。”

俄罗斯少女，围着中国留学生，广送秋波，认为这批人是未来中国的领袖群。比较大胆的，甚至主动献身，要求被带回中国。

四月五日，老谋深算的斯大林，尚坚持没有驱逐国民党右派的必要，蒋介石是遵守纪律的。

“孙大”筹备隆重庆祝“五一”，一幅巨大的蒋介石油画肖像，正赶工绘制中，准备红场游行时，和马、恩、列等同时亮相，表示对蒋的尊崇。[3]

讵料，坏消息紧随着好消息而来。过早的乐观，证明有欠成熟，蒋介石心头一狠，枪头转向，以往意气奋发的工人纠察队、地下党，转眼间，失踪、屠杀，全成了国军刀下冤魂。

这一幕人间惨状，在那部描写智利政变的影片《失踪》里，能帮助我们窥其大概。

“孙大”群情哗然，通过群众集会，批评声讨，一致通过致武汉政府的电文，要求严惩“革命的叛徒、帝国主义的帮凶”蒋介石。

其中声讨最激烈，言词最动人的，首推蒋经国。据一个目击者说：“获得全体学生的反应，如雷般的掌声。”数天后，发表声明一纸，公开谴责，塔斯社予以传达世界各地，译文如下：

“蒋介石的背叛，并非意外，当他口头颂扬着革命的时候，已渐渐地开始出卖革命，一心想和张作霖、孙传芳共流合污。他的革命事业，已经结束了。就革命而言，定了死刑。背叛了革命，从此他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敌人。过去他是我的父亲、革命好朋友，去了敌人的阵营，现在他是我的敌人。”[4]

经国此举，和中国数千年的文化传统、伦理观念大相径庭，卫道之士啧有烦言，可是，我们别忘了，他的处境和他当时是共青团员这个事实，中共革命期间，包括建国后的“土改”、“五反”，不也是要求党员划清界限，站稳阶级立场吗？我们又何能偏责作为贤者的经国！

中国上空的风雷，虽给旅苏的“孙大”学生，带来尴尬处境，苏联人改以鄙视的眼光，对待中国人。只经国的声誉，与日俱增。

盛岳说：

“声明（反蒋）公布后，我们不论去哪里，人见人问，‘蒋介石的儿子在哪儿？’一夜间，他成了知名人物。可是，对我们这一群没有著名父亲的人，价值直线下降。”[5]

夏天，第三国际东方部，看大势已去，决定遣返国民党籍的学生归国，谷正纲等人，乃于此时归返。

武汉政府举行清党后，苏联当局恼羞成怒，采报复政策，一面解散“国民党旅莫支部”，一面国共不分，大量驱逐中国学生离境。

假设照这方案执行，经国后期的十年苏联生活，即可避免了。其奈，苏联方面接受鲍罗廷的建议改变上项决定。鲍罗廷的意见是：“此时遣送中国学生回国，等于帮助国民党执行其清党工作，如系共产分子，等于送他们上刀俎，不如及时控制及软禁这批青年。如其不愿，等待相当时日后，再行遣送，亦不致误事。到那时候，中国的革命情势，或能好转。纵或不能，国民党中央，对于由苏回国的学生，即令不加杀害，也会不敢去信任。”[6]

第三国际，非仅没有因父亲的事，迁怒儿子，且在苏联政府的安排下，选送到列宁格勒，进入红军军政学校（Central一Tolrnatchef Mititary＆PoliticalInstitute）深造。

斯大林的眼光，毕竟高瞻远瞩，内争，托洛茨基不是他的对手；外斗，罗斯福亦差之远甚。[7]就斯大林言，经国是一颗棋子，掌握这颗棋子，将来时机来临，和蒋介石重打交道，即能待价而沽。

托玛卡军政学校，位于列宁格勒的尼罗河畔，对面矗立彼得官，左面是共和大桥，右面是彼得半岛。苏联城市中，仅列宁格勒最富欧洲建筑色彩，有些古色古香的味道。经国对这故都，印象深刻，所以，他说“列宁城中的风景有特别的风味。”

这里，是正规的军事学府，组成分子和“孙大”大异其趣。上课不用翻译，课程偏用军事技术，是为红军训练军事指挥官的所在。

经国一生没有带过兵打过仗，拥有二级上将军衔，引起不少非议。可是勃列日涅夫生前，不也是升为苏联陆军元帅吗？战场经验固一无所有，却是正宗军校出身，后来被斯大林整肃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MarshalTukashevsky），就是他的战术教官。

托玛卡学校，除了教军事，同时教政治。红军以政治为灵魂，且区分党的工作与军事政治工作两种。经国在日记中写下他自己的心得：

“党的工作对象是党员群众，军事政治工作对象为非党员群众，党对两机关的政治工作，必须互相发生关系，所执行的政治路线是相同的。我们共产党在军队中就是唯一的领导者。在每军、师、旅、团中皆有共产党代表，他的权力与军官相同。军部命令如不经过党代表签名不能有效，连部中有政治指导员制度，他的任务完全与党代表相同。在国内战争时期中，党代表除作宣传训练工作外，尚有检查及监视军官命令正确与否的责任。”[8]

红军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方法，解放军依样画葫芦，把美式装备的国军，三年内，摧枯拉朽，打得一败涂地，担任国军政工局长的“孙大”学生邓文仪，束手无策。一九五O年，由经国接手，改为国防部总政治部，企图让他从二十二年前的旧笔记里，找到重整国军和巩固台湾基地的答案。于是海峡两岸，标榜的主义迥异，控制军队的方法雷同。

经国在这里停留的时间不久，但成绩斐然。其研究重点，为游击战术，且写成出色的研究报告，因而受到苏联党政机构的重视，吸收他为预备党员，留校担任翻译。

据“哥大”《民国人名大辞典》的记载，他已经有倦鸟知返的情绪，希望苏联当局允许他回国。第三国际，拒其所请，他再度要求，分发到红军工作，这个请求也落了空。有关他归国的去处，辞典没有作进一步说明，究竟是回到“叛徒”的父亲身边，放弃无产阶级的革命理想呢？还是继续革命的壮志，前往白区上海，坚持和国民党的流血斗争呢？

另一个使经国想归国的理由，是他和托洛茨基联成一体的意识形态，他是公开同情托洛茨基的托派，卷入到苏联内部党争的漩涡里，[9]“孙大”校长拉狄克遭到整肃，近百个中国学生，进集中营监禁劳改，包括充配到西伯利亚充淘金工人。

经国沾了是蒋介石儿子的光，没有遭殃，权力斗争中，斯大林取得胜利，大势已定，亦莫可奈何。假使，内心里他仍坚持托洛茨基式的信念，留下去，接受斯大林的领导，就宁愿归国。

中国的革命形势，空前困难。有抱负的同志，还是要回到自己的国土上，前往第一线，才非空谈革命。

经国自己怎么想，没有得到可靠的信史之前，将永远是个谜。任何猜测，都是枉然。

斯大林下着妙棋，不让他回国，可也不让他参加红军的行列。某种意义上，经国变成斯大林的人质，斯大林心里想：“你就慢慢儿等着吧！”

一九二八年六月，经国奉命担任列宁大学中国学生的助理指导，这个任务，轻松愉快。俄文俄语，已有相当基础，又是苏联的识途老马。

他最愉快的使命，是率领“列大”的中国学生，在苏联境内参观旅行。过去，他被率领，现在他率领别人，行程远及外高加索和乌克兰，到达苏联的心脏地带。

苏联的目的，不外乎向中国学生炫耀一下“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集体化的光荣成果”，所以，参观团看了不少新工厂、新农场和新电站。经国此行，留下许多极深刻的印象。

在顿河旁洛斯脱夫城的附近，他看见了欧洲最大的国家农场，面积一千二百亩，机器操作，农场用飞机送信发报。使他为之惊讶的：“工人所住的，都是小洋房，每晨去上工，都是用汽车接送。农场中有俱乐部、电影场、医院、学校、"奇-_-書--*--网-QＩＳuu.ｃＯm"公园种种设备。”(10)

在洛斯脱夫城，经国参观了一个农业机器制造厂，但机器都是德国造的。四十年前的苏联，和今天许多开发中的国家相仿，落后贫穷。共产主义再优越，还是造不出机器来，非靠从资本主义国家输入不可。可惜，经国的世界观，狭窄得很，他的心智被苏联的宣传所蒙蔽了。他看到的，只是一个经过挑选的样板。斯大林主义，差点毁了苏联的农业生产，即使到今天，苏联产的小麦，还是喂不饱“幸福”的苏联平民呢！

此行，看到斯大林母亲，和“她说了几句话”，看到“伟大领袖”的母亲，不能不说是三生有幸。

可是，返回首都的第一天，他得了一场重病，不久住进莫斯科医院。据医生说，进医院的头三天，他根本不省人事，温度常在38度与39．5度之间。

病很快痊愈复元。所获得的人生启示，十分深远。

“在病中觉得格外忧闷．我进医院之后，只有三个俄国朋友常来看我，可是没有一个中国人来看过我，心中觉得很不愉快。”

没有中国朋友照顾他，使他很感喟，“有好几个中国人，口头上说得和我非常亲热，而今日病重如此没有一个来看我。大概他们以为我一定要死了。唉！倘使我死在这里，不知道有没有人来送我出葬？”[11]

可见，所谓“同志间至高无上的革命情操”，“心携心，手携手”的阶级感情，都是虚伪的教条口号，尼古拉同志生病，他们跑得远远的，口头上，却“非常亲热。”

纽约世家，当过副总统的洛克菲勒，[12]生前没有朋友，他怕人家打他钱的主意。回国的经国，春风得意，他和纳尔逊一样，孤独得很，怀疑别人想利用他的权势，作为升官发财的阶梯。早年的环境，现实的教训，应当是这个心理形成的主要因素。莫斯科病中的感触，等于在他心底留下一道疮痕，这个疮痕，随着时间慢慢扩大，到了后期，他连半个朋友都没有了。官越做越大，朋友越来越少，成为他性格上最大的弱点。身体一复元，十月间，苏联当局的配他到狄拿马电气厂当学徒，开始真正体验苏联的劳工生活。

工厂设在莫斯科城外，宿舍却在莫斯科市中心。上工挤电车，好容易挤上去，在车中挤得动都不能动。清晨凭票领面包，有时候缺货领不到，就得饿肚子。上工要在社会主义的竞赛空气下，参加生产竞赛。吃完午饭，要参加工人俱乐部的政治谈话，晚上要到工程夜校去上课，到家已是十二点，面包店关门，又要准备饿肚子。

这样刻板的作息表，清晰地勾画出他在狄拿马做工人期间的生活轮廓。

经过如是恶劣环境下的劳动体验，苏联共产党的

美丽理想和他生活面接触到的丑恶现实，难免不在他的思想领域里，发生尖锐的冲突，诚如毛以亨所说的，他毕竟是个“有国民党本质的共产主义者”。

可怜这样的日子，他即使想恋栈，也不可能。根据“哥大”《民国人名大辞典》的说法，经国在一次会议中，因对王明（陈绍禹）的攻击，王予以报复，第三国际认为蒋犯了错误，需要接受党的改造教育，“改造”也者，惩处的代名词。

经国究竟犯了什么错误，而得罪了王明呢？王有权势，是中共驻莫斯科的代表，一言九鼎，挟洋自重。他建议把经国送到西伯利亚的阿尔泰金矿。经国不服，向苏联党政机关申诉，名义上，念他身体太坏，骨子里，斯大林怕轻易失掉这颗棋子，改派到莫斯科附近一个农庄，插队做农民去了。

注释：[1]Yueh She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in Moscow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A Personal Account，Kansas.The Uni－versity of Kansas,1971,P119.

[2]同[1]。

[3]同[1]。

[4]同[1]。

[5]同[1]。

[6]王觉源著《留苏回忆录》，合北三民书局出版。

[7]斯大林以对日参战为饵，要挟罗斯福签《雅尔塔协定》，牺牲中国东北的权益。

[8]蒋经国著《我在苏联的生活》，一九四八年上海前锋出版社出版。

[9]同[1]。

[10]同[8]。

[11]同[8]。

[12]洛克菲勒的全名是Nelson Rockfeller。

5主席·技师·厂长

一九三一年，苏联发生大饥荒，产生饥荒的原因，主要是人谋不臧，是斯大林加速集体化，“在农村中开辟广阔社会主义建设的大道”的结果。农民农奴化，抵制反抗的情绪，于焉滋长，举国饥荒，惨到人食人的境地。[1]

消费品、食用品，如鱼肉、糖、肥皂、牙粉、鞋、袜等，无论城市农村，一概奇缺，即使有再多的卢布，亦徒劳无功。

是否因为经济的条件，还是王明的打击报复，非送经国到农村去体验集体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哥大”《民国人名大辞典》的一家之言，没有别的有一力资料，足以反证。

无沦如何．把无产阶级革命理想化、罗曼主义化的经国，再没有比这个考验，更具挑战性了。

大政治环境、反托斗争、全面清党，正进行的如火如茶。托洛茨基被开除党籍，送去阿拉木图(Alma-Ata）充军；季诺维也夫、拉狄克（前“孙大”校长）等党政要人，受到整肃；到过中国的越飞自杀。

经国能免于托派的株连，已属万幸。新的政治风暴，终于来临，比起那些煊赫一时的大人物，他又算什么呢？在党里，个人生命，属于组织，服从组织，是党员的天职。

想到这一层，他又很坦然，主要是他没有选择自己命运的余地。带着简单的行李，向农村报到去了。

石可夫在莫斯科区内，离市中心并不远，但它是农村，且是“最落后的一个农村”。这和他过去历次参观过的集体农庄，有机械操作，农民住洋房的“样板”，简直象从天堂跌到地狱那般差异。

苏联人的排外情绪，并未因“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口号，有所改变：这个事实，托洛茨基都承认过。[2]莫斯科的平民如此，毫无知识的农民，亦复如此。经国说他们不讲道理。“我初到的时候，因为我是外国人，没有一家肯借床铺给我睡。第一夜我就睡在一个教堂的车房里。”[3]

不讲道理的原因，是这些人的优越感，潜意识的种族歧视。他们奇怪，怎么会来个插队的矮小中国人？至于为什么？尼古拉同志什么出身来历？没有人有兴趣，经国不会去说它，说了也白费气力。

忍耐恐怕是经国唯一的武器，迫不得已，把自己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情绪、骄傲，隐藏起来，用行动表

现做农民的朋友。其忍辱负重的过程，有他自己的日记，足资征引。

“第二天，一早就到农场去。农民讲许多话来讥笑我，可是，我很客气的对他们说：‘早安！’后来有一个老农民对我说：‘你应该与我们共同耕田！’我说：‘好！’他们就给了我一匹马及其它的农具，开始我以为耕田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可是后来感觉到并不十分困难，惟须多用体力罢了。耕田耕到晚上，身体已很疲倦。回到教堂的车房中，浑身疼痛，倒头就睡。睡到半夜，一个六十八岁的老妇人，起了些同情心，把我叫醒：‘朋友！这不是睡觉的地方，到我的草屋里去睡吧！’‘十分感谢我慈爱的老朋友！不过我今天很疲倦了，明天我来！’我冷冷地回答。‘你用不着怕我，在这儿睡觉是会生病的！我住的虽是茅屋，可是要比这里好得多，一同去吧！’”[4]。

没有住处，睡到“教堂车房里”的经国，是他献身苏维埃祖国的第一课。“劳其筋骨”，斯大林好象颇懂中国孟轲的大道理。

沙弗亚老农妇的慈爱，和苏联布尔什维克的残暴，形成强烈的对比。相信，这是经国第一次感到人性光辉的温暖时刻。沙弗亚终于成了他的好朋友，那草屋成为他唯一的归宿。

冲破环境的哲学，是抓上层阶级，向村中顽固派的领袖，进行宣传和说服工作。他的结论：“要有群众的信仰，必须先和他们的领袖接近，要在群众中发生影响，必须先影响他们的领袖。”

得到领袖信任后，再推动组织，争取群众信任。果然，经国的处境大变，他的领袖气质，使他免于劳力之苦，放弃耕种，专职为农民接洽土地贷款，购置农具等任务，且当选了农村苏维埃的主席。

苏维埃农民，本质上，和中国农民，世界每一个角落的农民，纯朴忠厚的性格，有其共同之处。唱高调、喊主义，没有用的。只有行动实践，才能赢取信任。

真实体验中，经国学到群众运动的真谛。劳改期满，当他离开石可夫时，当地农民流露出的真挚情感和离别场面，生动感人，更富戏剧性。他写着：

“草屋门外面的人，渐渐的多起来了。当我吃早饭的时候，斯客洛平走进来对我说‘全村农民都来欢送你了！我们要开一个露天欢送大会。’我就走出门外，看他们手中有的拿着苹果，有的拿着鸡鸭，斯客洛平宣布开会并致欢送词。”[5]当时他的行李，只有一只破小箱，箱子里装着两身衬衣裤和一双已经补了十多次的破袜子，三、四个月没有用过一次肥皂，比起他同村的农友来，他才真算“彻头彻尾的无产阶级典型。”

离开石可夫村，使他感到怅惘，尤其是告别沙弗亚老农妇，要不是她，当时就没有人收容一个睡在车房里的孤客，那他将要和莫斯科的严寒进行生死存亡的挣扎，离开此地，还有没有这样的人间温暖呢！

第二年夏天，经国曾重回到村庄来，探望这位老妇人。可是，她已在两个月前孤苦地去世。经国特地买了一束花，到坟前凭吊，且大哭一场，充分流露着非布尔什维克的一面。

从工厂去农村，由农村重回工厂。一度在一个小火车站担任搬运工人。一九三三年的春天，“为了追求真理，为了争气做人，不得不离开这四位好友，到别的地方去工作，”去阿尔泰金矿。

临去前夕，患恙不起，他自己说：

“……病得快要死，睡在一个小火车站的烧水房里面，有四个青年的伙伴围着我，两个摸着我的手，一个摸着我的头，另外一个动也不动地站在我身边，他们都知道我的病是非常危险的，大家都想救我帮助我！但是谁也没有办法，因为我们五个人都是靠气力生活的，而这几天天气特别冷，火车站上的货物不能搬运，所以一个钱都赚不到，他们在这个无可奈何的时候，只好同声唱所喜欢的歌给我听：

‘我死了，我死了！

总会有一个人把我埋葬起来，

可是谁也不会晓得我的坟墓在哪里，

到了明年春天，

只有黄莺会飞到我的坟上来，

唱美丽的歌给我听，

但是唱完了，它又要飞走的……’”

这首歌，是俄国一支古老的民谣，歌词隽永，[6]调子凄惋，触景生情，使他想起命运，想起生死的问题，病愈和同伴们告别，偷偷留下一张字条：“山和山是永远遇不到的，人同人总是有遇到的机会的，祝兄弟们健康”，压在一块黑面包的下面，背着包袱，离开车站，越过高山，走过六十公里长的大森林，踏着洁白的冰雪，到了矿场，淘金挑柴，又开始劳动生活。

幸而在金矿停留的时间很短，只有半年，又重回原来的小火车站，在车站附近的乌拉尔重机械厂（UralHeavy Machinery Plant），背铁条，修马路，抬机器，厂址在斯夫洛斯克（Sverdlousk）。后来由技工升技师。王升著《我所知道蒋总统经国先生的人格风范》，吹嘘经国为苏联设计坦克，从莫斯科步行到西伯利亚等，不仅吹牛吹过了头，更证明王的知识贫乏，自己造自己的笑话。

经国自己说，不过“越过了高山，走完了六十公里长的大森林，”[7]用想象去写历史，太可笑了。

在工厂里，重逢小彼得，就是“四个朋友中间的一个”，分外亲热。其它三个，一个故世，两个到南方煤油矿去做工。

和小彼得的感情，患难之交，超过手足。可惜，火灾遇难，他买了棺材，把他埋葬在松林里，为他做了坟。

他自己节节高升，的表管理当局参加了厂内工资冲突委员会的工作，和工人职工会代表一起解决工资问题，被任命为工人航空学校招生委员会的主席，为工厂写“改良工厂生产组织建议书”，在党内担任支部书记工作，为五年经济计划的推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翌年，晋升为副厂长，兼工厂报纸（Heavy fn-Dustry Daily）的主编。

事业得意，带来了爱情，在他管理下的一位女工，芳名芬娜小姐(FAINA)，慧眼独钟，双方瞬即坠入爱河。

芬娜出身孤儿，金发蓝眼，有一股俄罗斯少女特有的魅力。不久前，刚从工人技术学校毕业，处处受到尼古拉副厂长的悉心照顾，内心感激不已。她的回报，经国卧病，竭力奉侍汤药，情意绵绵。

芬娜且是共青团员，和经国同属组织里的成员，于是一经申请，苏联党政机构，欣然同意，有情人终成眷属。

一九三五年三月，在悠扬的《国际歌》声中，一对异国情侣，结下白首之盟。据说证婚人，是现在台湾担任立委的王新衡。[8]

芬娜女士，到中国后，改名蒋方良，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中华民国第一夫人。

同年十二月，生下长子艾伦，中文名字蒋孝文，次年，再生一位女孩子，小名爱理，学名孝璋，后来做了俞大维的媳妇，在美国奥克兰定居。

事业家庭，样样得意，工厂里，居领导阶层，月薪七百卢布，[9]，往事渐渐褪色，那嚼着冷冻黑面包的日子，那火车站旁裹着毛毯的寒夜，那个使人忧伤的沙弗亚老妇人的面庞……。

这年除夕，心情特别开朗，约了朋友，聚餐过年，认真庆祝。

“今天工厂管理处请客，到会的共有一千余人，会场中布置得非常华丽。桌上丰裕的酒席，使人回想到三、四年前饥饿的状况，所以今日特别高兴。十二点半我就离开宴会回家，因为今夜我在家中亦约了八位朋友聚餐过年。同时两星期前生了一个儿子，因为工作很忙，所以还没有请过客（所以）决定于今天举行一个小宴会。这八位是我工厂中最要好的朋友，和他们一直谈到四点钟。客人走了之后，我久不能入睡……。"[10]

经国自己承认，他对政治活动的兴趣，此时甚索然，但是他是“中共的工具，又受到苏共严密的控制。”

国家安全委员会（NKUD）的秘密警察，不停地监视他。王明更从不忘记他们间的私怨，不时召回莫斯科，回答那些查无实据的指控－－反对苏维埃的言论活动。一九三五年，经国再度应召，王告诉他：“中国方面，谣言四布，说你已被捕，你应该写封信给你母亲，说你在工作，完全自由。”

在王的压力下，经过四天的反复争论，经国终于同意此一要求，幻想着也许会同意他回国作为交换条件。

信发表于列宁格勒《真理报》的日期是一九三六年一月，《纽约时报》曾于四月二十九日刊其摘要如下：

“向蒋介石先生作了全面的检查，再予以严厉地批判。‘我对他非但毫无敬爱之意，反而认为应予杀戮。’因为‘前后三次叛变，一次又一次出卖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他是中国人民的仇敌。’”“撕开蒋先生提倡孝佛忠信的假面具，愤怒地提醒毛福梅女士：‘母亲！您记得否？谁打了您，谁抓了您的头发，把您从楼上拖到楼下？那不就是蒋介石吗？您向谁跪下，哀求让您留在家里，那不就是蒋介石吗？谁打了祖母，以至于叫祖母死了的？那不就是蒋介石吗？这就是他的真面目，是他对待亲上的孝悌与礼义。’”

“重申他对共产主义的信念。‘昨天的我，是一个军阀的儿子，今天的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觉得奇怪吗？我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丝毫没有动摇过，对革命理论的研究，愈来愈有认识。你和世界上大多数的人，不懂得政治，不知道各种线索和统治阶级的联系关系，所以不容易了解世界上各种事件的真相。

“夸张宣传社会主义建设的优越性，为苏联吹嘘：‘在这十年内，苏联这个国家已大大地改变，成了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工人和集体农场人员的生活已经改善了数十倍，在他们的面前，有一条广阔而富裕生活的道路。’以他自己做例子，他说：‘一九三0年以前，我在各种学校念书，从一九三0年起，我就在厂里工作，做了工人，做了技师，现在则担任厂长（实则副厂长）。这个分工厂现在有四千工人，我有我自己的住宅，每个月领七百卢布的薪水……。”，

“预言‘蒋介石势必重蹈过去俄罗斯反革命将军柯尔甲克、德基宁乌兰格的覆辙。’他说：‘运动的规律和斗争的理论，说明统治阶级之必亡与被压迫者的必胜。’声讨蒋先生围剿苏维埃政府的滔天罪行。”

“愿意和他的母亲在‘最近的将来’在任何第三国见面。”

这封信，通过新闻界的广为传播，的确轰动一时，最感到难堪的，自然是蒋先生。三十年的中期，蒋委员长的声望，在国人心目中，达到顶峰。江西戡乱，功成名就，经济建设，稳步前进。诸事如意中，儿子弄出这么一封丢人现眼的信，且中外喧腾，领袖的尊严，置于何处？

这些年来，经国的音讯杳然。公私查询，均无下落，唯一的安慰，儿子还健在，这样至少向毛福梅有个交待，免得老和他纠缠。

儿子真的变成共产党了吗？蒋先生有点不敢置信。年青人容易中毒，徐恩曾的“中统”和戴笠的“军统”，简直抓不胜抓，谁能保证经国不和廖仲恺的儿子廖承志一样，受到邪说的蛊惑？

朝好的方面想，是斯大林的恶作剧，存心给他下不了台。无论如何，要等将来见到经国才能弄个一清二楚。

在苏联的经国，有出乎意料之外的变化。一九三六年九月，他的副厂长职务给解除了，候补党员也被取消了。

失掉副厂长的职务，并不严重，只是每月少拿七百卢布，对家庭生计．有严重影响，但苏联也不会让他饿死。

停掉党权，那就非同小可，与苏联的大审判有关吗？否则一定犯了错误，那是什么错误呢？

塞翁失马，坏事变好事的法则，经国也懂一些，只是他不敢这样想。在苏联十兰年，外间的事，知道太少，非常闭塞，《消息报》、《真理报》以及一大堆的苏联出版物，甚至，他自己编过报，可是，“《消息报》上无消息，《真理报》上无真理”，说的都是事实。

听说发生了“西安事变”，塔斯社的报导，说是日本的阴谋，蒋先生的安危和莫斯科的国际统一战线，究竟有什么关系？是否会联系到他个人的去向，他无法判断，也无从判断。

十二年前的革命狂热，经不起岁月的侵蚀，早已冷却，喜欢回顾反省，作透视分析，寻找答案。

无事一身轻，在思考中，寻回失去的自已。开始想家，想吃奉化的水蜜桃，想到依闾望儿归的母亲。什么“工人无祖国”，完全是苏联共产党的鬼话，过去，他曾经信以为真，不免觉得好笑。

“还是回去吧！”中国好坏，到底是自己的国家。他已打定主意。但是斯大林会准吗？过去，他也申请过，曾遭到严词拒绝，加上王明的作梗，希望很渺茫。

踌躇再三，把心一横，用他洗练的俄文，给斯大林写一封情词恳切的信，列举他必须回去的理由。

信到不到得了斯大林的手里？后果如何？他不敢想，尝试一下再说吧！

注释：[1]郑学稼著《斯大林真传》，香港亚洲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一九五四年四月）。

[2]盛岳著《孙逸仙大学与中国革命》，堪萨斯大学出版，无中译本，英文原名参阅4中的注[1]。

[3]参阅4中的注[8]。

[4]同[3]。

[5]同[3]。

[6]蒋经国著《永远不要挂起日旗来》，收入曹聚仁著《蒋经国论》，一九七一年香港《联合画报》，第82---83页。

[7]同[3]。

[8]据王新衡告诉朋友。

[9]蒋经国著《给母亲的信》（Harold Denny, Son Repudiate Ghian只Kaishek. The New York Times．Feb 12，1936.）。

[1O]同[3]。

6再见，莫斯科

大英帝国办外交的座右铭，比起动辄讲道义的中国达官，就高明现实多了。

“没有永久的敌人，没有永久的朋友，”道尽办国交的不变原则。说什么“中苏友谊，万古常青”，不过是自欺和欺人之谈。

中苏关系，即循着以上的轨迹在发展着的。鲍罗廷归国前，广州的革命政府，大半靠苏联的卢布、枪枝、[1]顾问在支撑着的，后来反目成仇，持续多年，不相往还。

经国是夹缝人物，阴错阳差，偏偏碰上那样的不幸，只好用宿命论去解释了—生不逢时。

斯大林始终难忘蒋介石那一箭之仇，但斯大林是个现实主义者，国家利益，必须放置个人恩怨之上。合纵连横，本来就是形势所决定的。

远在一九三五年八月，第三国际七次大会中，决定了今后的方向—“组织全球统一战线”。大会宣言

指出：我们赞同我们在中国勇敢的兄弟党发起一项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联合中国全境内既存的，且准备参加救国救民实际战斗的所有组织力量，从事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代理人。

斯大林好象忽视国民政府在江西瑞金发生了什么事。两害之间，取其轻，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政策，已严重的危害到苏联的国家利益。“蒋介石虽是一个可憎的敌人，但他是中国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领袖，在抗日中也许可成为我们的合作者。”

中国共产党和他的军队，正面临生死存亡的挣扎（长征途中）。唯蒋介石的声望和力量可以产生对抗日本的杠杆作用。

“西安事变”适逢其时，成中国近代历史的枢纽。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少帅张学良和西北军统帅杨虎城，联合发生兵变，在陕西临潼，[2]将蒋先生和他的随员劫持。

斯大林的想法：失去蒋先生，中国一团乱局，日本得利。所以，毛泽东奉斯大林之命，[3]派周恩来、秦邦宪，以和事佬的身的，由军安去西安，从事调停。

三国时代“义释华容道的故事”，因而重演。

兹援引张氏有关经国部分的回忆，供读者参阅。

“周恩来在报告中说，他的陈词曾使蒋氏的心情渐平静，似也相信周的真诚。周恩来根本没有说要蒋氏在八项主张上签字的话。只在气氛轻松的时候，请求蒋氏有所指示，并与蒋氏略叙家常，说到其子蒋经国在苏联颇受优待，蒋氏微露思子之意，周即满口答应将助他父子团聚。”

蒋先生念子心切，一直努力查询经国的下落。周恩来的机警急智，难怪白修德(Ted White)佩服得五体投地。提到经国，蒋先生才把“板起”的面孔收着，留心静听，继而微露思子之意。[4]

周恩来能够“满口答应”帮助经国返乡，弦外之音，经国在苏联的情况，通过王明的联系，延安方面是了然的，只是担任驻苏大使的蒋廷黻，不得要领而已。[5]

国共合作的气氛，由“西安事变”作契机，顿时热络起来。一九三七年二月，周恩来、潘汉年，相偕赴南京，合作乃成具体事实。

就是这样戏剧性的事件，为经国个人的历史，带来戏剧性的发展。

斯大林双手将经国送还蒋先生，作为中苏进一步合作的献礼。莫斯科、西安、南京三地的微妙关系，经国一无所知。忽然间，接到通知，他可以自由地回去了，那分惊喜，只有汉朝的苏武有此体验。

经国正式离开莫斯科是一九三七年的三月，二十七岁生日的前几天，蒋廷黻特地举行了欢送宴会，时任使馆秘书的李能梗，记下全部过程。

“七时半，大家都衣冠整齐的赶到大使官邸，看见蒋大使满面笑容上前迎接我们，大家既经坐定后，他仍未把晚宴的理由宣告，我们也只好忍耐一些时，静候听取他要我们赶来聚餐的目的。正当我们谈得兴高采烈的时候，忽然间听到汽车声，大家对于开到的汽车声倒处之泰然，可是蒋大使显出格外冲动的神态，立刻站起来，邀同他的夫人跑出大门前，迎接这辆汽车带来的客人。”[6]

客人就是经国，作者的印象，这位中国青年“身体不甚健壮”，蒋方良是位“服装很朴素的俄国少妇。”

蒋廷黻自己的回忆：

“一九三七年某夜，当我和部属们闲谈时，有人报告我说有客来访，但于未见我本人前，不愿透露姓名。当我接见他时，他立即告诉我他是蒋经国。我很高兴。在我还未来得及问他计划和意图前，他说：‘你认为我父亲希望我回国吗？’我告诉他，委员长渴望他能回国。他说他没有护照、没有钱。我请他不必担心，我会为他安排一切。接着他又说他已与一位俄国小姐结婚，而且已经有了一个孩子。我肯定告诉他，委员长不会介意此事。接着他又问是否应该给委员长及夫人带一些礼物。最后，我帮他选了一套乌拉尔黑色大理石制的桌上小装饰品送给委员长，一件波斯羊皮外套送给夫人。”

这晚，蒋大使还特别准备了麻将、桥牌、舞会，用典型资本主义颓废派的玩意，迎接经国回到他曾咀咒过的官僚社会去。自然，以此为的水岭，昔时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从此被一脚踢到九霄云外去了。

李能梗形容，夫妇两人，当晚有“说不尽的快乐”。快乐的是，终于看见自己人，看见没有云雾的太阳了。

离开住了十二年半的莫斯科，心情复杂矛盾，往事历历，象一幅眼泪渗着欢笑的图画，蕴藏着的全是人世间的无数沧桑。

假使，他模仿瞿秋白，写下他自己的《赤都心影》，比秋白的故事动人多了，拍成电影，凭其曲折离奇的情节，赚人眼泪之外，醒世的意义更大。可惜，缺少西哈努克亲王那样的浪漫气质，基于敏感的政治理由，苏联这一段，成了禁脔，连提都提不得呢！

总结经国对苏联的印象，爱恨交错，划不出一条明显的界线来。他是真正深入基层，和苏联人打成一片的，种过田、做过工，交过小彼得、沙弗亚那样的朋友，体会到苏联的平民还是朴素的、真挚的、善良的。

初期的布尔什维克，和他自己一样，有理想、有抱负，心灵纯洁，狂热献身。二十年代苏联社会朝气

蓬勃，和沙皇执政时期的贪污腐的，形成强烈的对比。社会主义制度，的确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但是，斯大林一连串的整肃斗争，连革命功臣，优秀同志，都以莫须有的罪名，充配、杀头、进集中营，他开始打起问号，革命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在苏联的时间停留愈久，愈怀念故国的山川人物，中国的现状，究竟怎么样了，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现在，他感到他是真正的民族主义者，苏联不是他的“祖国”，“工人无祖国”，原是国际共产主义者的美丽谎言。

和父亲睽违已十二载，临别前，父亲曾有不少叮咛，想到一九二七年四月为了“四·一二惨案”，对父亲的公开批评指责，倍感不安，将来一旦见面，如何向他解释？去年的声明，会使老人家更光大，所以，他问蒋大使：“你认为我父亲希望我回国吗？”

和蒋方良的婚姻，[7]系由环境所使然，父亲对这位洋媳妇，会怎么想呢？母亲更保守，她看得惯这位蓝眼睛高鼻子的洋鬼子吗？

一九三七年，中日战火迫在眉捷，继何梅协定后，华北的晋冀察绥靖委员会，表面上，由宋哲元控制，日本的统治阴影，已四处弥漫。经国带着妻儿，于三月二十五日踏上征途，出发当天的日记，这样写着：

“今天我要离开莫斯科了，早晨五时就起床，从我的房间望出去，可以看得见克里姆林宫，同我在十二年以前所看见的克里姆林宫，差不多完全一样，不过几个教堂顶上的双头鹰，已经看不见了，现在所能看见的，是由宝石制成的五角星。克里姆林宫是苏联的政治中心，我曾经到过四次：一次是去参观（一九二五年）：一次是参加共产国际会议（旁听，一九二六年）；一次是参加军事高级学校毕业典礼（一九三O年）；一次是参加苏维埃大会。

孙逸仙大学前面的大礼堂，在三年之前已被拆毁，现在在那里正在开始建筑伟大的劳动营。国家大戏院前面的小屋及小花园，已经完全毁灭，现在成了一个极大的停车场，大戏院要比从前威严得多了。国家大戏院右边的低屋及小菜场亦早已拆毁，现在这一区成了莫斯科中心，在这条街上都是高楼大厦—人民总委员会办公处、莫斯科大旅馆、外国人旅行招待所等。莫斯科的地下铁道已经通行，车站装磺的美丽，买在可与皇宫相比。车辆非常舒服，街上的汽车要比十年前增加二十倍。除公共汽车、电车外，还有元轨电车。

红场边的合作社，现在改造为列宁博物馆，范围非常宏大。

莫斯科的商业非常兴旺，新的大商店很多，但是无论什么时候，商店中的人都非常拥挤。今日领护照、买车票，一直忙到开车，下午两点钟，在北火车站搭第二号西伯利亚快车离莫斯科。苏联－－再会！”[8]

中苏交通，还是十二年前的老路线，经陆路横穿西伯利亚，到海参崴改乘邮轮去上海。

火车过了伊尔库次克，东方色彩，愈来愈浓。贝加尔湖旁纪念苏武的神龛，凭吊低回，思念故国之情，油然而生。远眺湖景，绿波荡漾，水天一色。车箱穿越湖滨岩石下的山洞，宛延曲折，明暗交替，倍增情趣。

赤塔到海参崴，须绕道阿尔穆省，道经海兰泡，山路崎岖，车辆使劲地爬，穿插在浓雾晨曦间，颇有云山飘渺的意境。

海参崴，市面已较当年繁荣，这是苏联远东的门户。

中国官员的阿谀馅媚，早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的。驻外使领，岂敢怠慢这位荣归的蒋委员长的公子。权世恩总领事，奉到蒋大使的飞电，非但亲迎，且花了两万卢布的巨款，隆重接待。

这一路风光，工人出身的蒋方良，过去耳闻，目见是首一次。经国自己，旧地重返，感受不同，快乐的心境则一。

方良初次离国，新奇刺激，对她生于斯长于斯的苏联，并无依恋，她憧憬着的是一个新天地。

轮船先靠香港，蒋纬国奉命专程南下迎接。[9]一九二五年，在广州分手，他才九岁，现已是二十一岁的小伙子，经国比他大六岁，这年二十七岁。嫂嫂俄国人，大家语言不通，但侄儿侄女，好漂亮的中俄棍血儿。

弟兄俩，久别重逢，有说不完的家常。从纬国嘴里，才知道，蒋先生于一九二七年的十二月，和宋美龄结了婚，阿姆陈洁如，被安排送到美国，停留五年，重返上海。毛夫人姚夫人仍居奉化乡间。

四月中句，一行抵达上海，这里有他的旧居，以及一些美丽童年的痕迹。

上海并没有什么显著的改变，黄浦江浑浊的江水，依旧悠悠地流着，江海关楼顶的巨钟，照常钟声悠扬。各国租界林立，帝国主义的势力有增无已。

沪上稍停，即去南京，[10]拜见父亲和美龄女士。传说，蒋生先等了两个星期，才传谕会晤，原因是，对他在《真理报》发表的公开信，颇难鉴谅。后来，还是陈布雷进言缓颊，始子宽恕。

问到儿子的打算，经国表示，愿在政治、工业间，任择其一。

经国提到工业，可以产生两个解释：他曾经是众所周知的共产党，不愿意为自己的出处，使得蒋先生过分为难，此其一；凭他在苏联工厂的实地经验，真心诚意地为祖国的工业建设，尽其绵薄，此其二。

人与人间的关系，环境是最大的主宰。即是亲如父子，也不例外，父王和太子间，一牵涉到权力政治，就好象隔着一层城墙似的。大家都会言不由衷，说话要带过门，互留余地。

经国很技巧地提出他未来的出路。蒋先生功于权术，自然，不会不心领神会。父子这场心战，留下伏笔，但没有结论，蒋先生吩咐，先去奉化，看看阿娘，休息休息再说，来日方长。

经国夫妇，从南京去杭州，特由军委会机要室主任毛庆祥中将陪同，下榻西子湖边的澄庐，挑他生日那天，返乡与毛夫人团聚。

夏明曦刊在香港《大公报》的一篇文章，记载生动细致，值得抄录。

“在溪口，这一天，丰镐房里汇集了众亲百眷，熙熙攘攘，热闹盈门。帐房间里的电话铃声，从早到晚，响个不绝，是杭州来的专线报告。溪口街上，更是人来人往，热闹异常。标语横额，张贴满街；工商界的人做好红条纸旗，置办鞭炮，准备迎接蒋公子还乡。

电话一个接一个，报告说，汽车从杭州出发了，沿着奉新公路驶来。陪同来的是溪口人毛庆祥。

下午二时，人们在‘上山’洋桥那边列队迎候，一辆漂亮的雪佛蓝小汽车远远地从西驶来，由远而近，车中坐着蒋经国、方良、爱伦和毛庆祥四人(连孝璋在内，应为五人）。车近洋桥，便缓缓而驶，人群一拥而上，口号与鞭炮齐鸣，直闹得震天价响。

汽车驶到丰镐房大门口停下，这里，舅父毛懋卿和姑丈宋周运、竺芝珊等人率领一批长辈在门外等候。相见之下．悲喜交集，连忙拥着外甥、外甥媳妇进入大门，直往内走，毛庆祥本来就是溪口毛家人，驾轻就熟，也陪着小主人循着月洞门径自走进去。这丰镐居本是蒋经国的出生之地，幼时奶娘、嬉戏均于此，自然是熟悉的，但现在反主为客，任人安排，一切都感陌生了。原来当他离家时，老家只几间古旧的木结构楼屋，如今经过一翻修缮、扩建，粉壁画柱，面貌大变。这一切，怎么不使这位离家日久的小主人兴‘华堂春暖福无边’之感呢？”[11]

安排和一毛福梅母子见面的那一场，很有点古代章回小说家的笔法，夏明曦说：

“她们决定让母子相会的地点在吃饭的客厅，为了试试儿子的眼力，她们坐着十来个人，让经国自己来认亲娘。

在客厅里，现在坐着的是十来个壮年和老年女人，这就是：毛氏自己、姚氏怡诚、大姑蒋瑞春、小姑蒋瑞莲、姨妈毛意凤、大舅母毛懋卿夫人、小舅母张定根、嫂子孙维梅以及毛氏的结拜姊妹张月娥、陈志坚、任富娥等。大家热情洋溢、兴高采烈，等待经国来认娘。

人们簇拥着蒋经国、方良和爱伦，走向客堂间来，内外挤满了人，当经国等人一入门内，空气顿时紧张起来。

这时的蒋经国一步紧似一步，一眼望见亲娘坐于正中，便急步踏上，抱膝跪下，放声大哭！方良和爱伦也上前跪哭！毛氏早已心酸，经不住儿子的哭，也抱头痛哭！一时哭声震荡室内，好不凄楚！经众人相劝，才止哭欢笑。毛氏对大家说：‘今天我们母子相会，本是喜事，不应该哭，但这是喜哭。’

第三天，丰镐房里桂灯结彩，宾客盈门，喜上加喜。原来蒋经国孝母情重，为讨娘欢喜，遵循澳口乡俗，补办婚仪。

礼堂就是他家的‘报本堂’。他们的婚仪，完全老式：新郎蒋经国，身穿长袍．黑马褂，头戴呢帽：新娘方良凤冠彩裙，一如戏台上的诰命夫人。‘报本堂，里灯烛辉煌，伏猪伏羊，丝竹大鸣。行礼如仪，一拜天地、二祭祖宗、三拜父母。‘礼毕，鞭炮齐放，锣鼓喧天，送入洞房。

溪口风俗，凡是在外完婚之人，回到家里均要‘料理礼水，，即置办酒席请同族吃酒。蒋宅不能免俗。这一席喜酒，足足办了四、五十桌。毛氏嘱咐总管宋涨松（表侄）说：‘凡亲朋众友所送礼仪，一律不收，长辈茶仪受之。’

丰镐房一连热闹了五、六天，待众亲百眷散去，这才静下来，进入正常的生活程序。”[12]

溪口的母子会，那份天伦之乐，曹聚仁论说更活泼传神：

“他的归来，对于毛太夫人是极大安慰，她捞到了一颗水底的月亮，在她失去了天边的太阳之后。这位老太太曾经为了她的丈夫在西安遭遇的大不幸，焚香祈祷上苍，愿以身代。她相信这点虔诚的心愿，上天赐还了她的儿子，她一直茹素念佛，在那老庙里虔修胜业。她对着这位红眉毛、绿眼睛、高鼻梁的媳妇发怔。可是，那个活泼又有趣的孙女，却使她爱不忍释。这位洋媳妇就穿起了旗袍，学着用筷子，慢慢说着宁波话来了。那个夏天，他们这一小圈子，就在炮火连天的大局面中，过着乐陶陶的天伦生活。”[13]

蒋先生让经国回到溪口，有着很多层的作用。溪口非常安静，慢慢地经国可以从容不迫地修心养性，慢慢熟悉周围的环境，由调整而适应。若放在南京，他自己日理万机，焦头烂额，没有时间去照顾儿子，又怕和后母宋美龄合不来，引起误会和不安。而和毛夫人一起居住，可以使经国尽点孝，让她冷寂的心灵，因而有失夫得子的慰藉。

蒋先生心目中的儿子，在苏联期间，已中毒甚深，他自己奉曾国藩为稀世圣贤，恨不得经国也父规子随。经国回忆着：

“我回国以后，父亲要我读《曾文正公家书》和《王阳明全集》，尤其对于前者，特别注重。父亲认为曾文正公对于子弟的训诫，可作模范，要我们体会，并且依照家训去买行，平常我写信去请安，父亲因为事忙，有时来不及详细答复，就指定曾文正公家训的第几篇代替回信，要我细细去阅读。”[14]

经国经过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长时间的陶冶，口头上怎么保证，蒋先生还是不会怎么太放心的。国民党的字典里，虽然找不出“思想改造”这个名词，却并非说，国民党人压根没有使用过。经国没有进汤山中央训练团，但是这个吃力的任务，却是在蒋先生的遥控下进行的。

经国说：“父亲因为我童年就已出国，而在国外时间又太久，怕我对中国固有的道德哲学与建国精神，没有深切的了解，所以，又特别指示我研读国父遗教。”[15]蒋先生的意思：“孙文学说一书，实为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三民主义则为中国哲学的具体表现。”说穿了，蒋先生要洗经国的脑，要把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清除得一干二净。

那份“旅俄报告”，用共产党的术语来说，就是经国的思想总检查。只是程度有差别，能满足一下蒋先生的歇斯底里，也就可以顺利过关了。

帮助经国读书的担子落到徐道邻身上，徐担任过江苏省民政厅长，奉到蒋先生电召，荣拜“太师”。

蒋方良中文一窍不通，总不是办法，需从头学起，请位慈溪籍的女老师，教她学中国语文。

为了讨媳妇的欢心，在剡溪之边，文昌阁之下，特建洋房一幢，(16)供小俩口居住。

另一个陪伴太子读书的，是经国莫斯科的同窗好友高理文。曹聚仁说：

“‘他姓高，个子很矮，湖北人，说话很尖很急。’从莫斯科回国以后，‘跟陈铭枢一伙人（十九路军）交谊很深，福建人民政府的要角。’后来，在赣南时期和上海打虎时期，高是经国的得力助手，可是，‘古来侍君如侍虎。到了台湾，就被永远藏到中信局的冰冻拒里了。’”[17]

奉化舒适安祥的生活，持续经年，中日战争虽于次年七月在河北的芦沟桥点燃，中国被迫进入全面抗战，从事保卫国土的圣战。华东地区尚能苟安一时，直到第二年，去江西赣州，他的隐士生活始告结束。

注释：[1]罗勃-C诺斯著《莫斯科与中共》，香港亚洲出版社有限公司一九五六年出版。

[2]距西安三十公里，蒋夜宿骊山，在此被捕。

[3]莫斯科回电指示：“中共应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利用这一时机与蒋介石作友善的商谈，促使其赞成抗日，并在有利和平解决的甚础上．自动将蒋释放。”杜桐荪著《谁教斯大林说话的》，《论坛报》第76期。杜说陈立夫曾通过第三国际代表潘汉年致电斯大林，杜肯定斯大林主张放蒋，是陈立夫的“一句话”，乃过分高估陈的影响力了。

[4]张国焘著《我的回忆》第三册，第1245页，香港《明报月刊》出版

[5]蒋廷黻著《出使莫斯科》台北《传记文学》第32卷第6期，第98页（一九七八年六月）中：“我和苏俄外交部次长史脱尼可夫初期会晤中，有次我提到蒋委员长的长公子，并表示极愿知其下落，如能代为查询，感激之至。他认为很困难，不过他答应试一试。”

[6]李能梗著《外交生涯回忆》，香港《新闻天地》周刊（一九六五年二月十三——二十日）。

[7] 据前中央社东京分社主任李嘉告诉记者经国和方良的婚姻，并不和谐，夫妻勃谿，蒋方良即欲带着孩子回苏联，经国一怒，把桌子都揭了。当然，这是早年的事，后来蒋方良爱上方城之战，她的大部分时间，消耗在牌桌上了。一九五0一一九六0年间，牌搭子悉由当时任“台制”厂长的龙芳安排。

[8]蒋经国著《我在苏联的生活》。

[9] 纬国到香港接船，是他自己告诉台湾驻港记者的，在坐的有《中国时报》华府特派员傅建中，《联合报》的施克敏和丁中江。据纬国将军一九七O年九月七日给本书作者来信“家兄十六岁离国赴俄求学时，我仅十岁，及家兄返国已是抗战之时，我在前一年出国……。”查核资料，蒋纬国去德是一九三七年九月，和他的来信日期矛盾，故持前说。

[10]文章日期已不详，刊于一九八二年《大公报》“人物志”栏。

[11]同[10]。

[12] 同 [10]。

[13]曹聚仁著《蒋经国论》，香港创垦出版社一九五0年出版。

[14]蒋经国著《一位平凡的伟人》，收入《风雨中的宁静》，第83页。

[15]同[14]。

[16]同[10]。

[17]同[13]。

7蒋青天

溪口的风光，母子团聚的温馨，那分宁静淡泊的乡居生活，和过去十二年的风风雨雨，颠沛流离的日子，判若天壤。

不过，这里的一切，对归隐林泉，不问政事的老年人，较具吸引力。经国正居壮年，国家民族复临生死存亡的战斗。保卫国土，消灭日寇的怒吼，震撼着每一个角落，中原板荡，志士归心。

杭州湾北岸的京沪三角洲，已铁骑四布，钱塘江南岸的沦陷，只是时间间题。经国的求知欲再强，他怎么能置身事外，专心读书呢？

父亲为国事废寝忘食，可忘不了安排儿子的出处。按道理，这颗棋子，应为李、白集团的黄绍竑所顺手捡去（黄时任浙省主席），诚如曹聚仁所说：“有政治头脑，但缺少政治敏感”，现成的政治资本，顺水的人情，就被眼明手快的政学系捷足先登了。

这时候江西的封疆大吏是熊式辉，在蒋先生面前，甚得厚宠。他是很了解蒋先生心思的，提议经国到江西去，那真是太合孤意没有了，何况蒋一向分外重视江西，和中共五年的厮杀在江西，新生活运动，肇始于南昌，庐山训练团在江西，经国自己，雄心勃勃，也表示喜欢到最艰难的地方去，[1]亮亮他学回的一套苏联本事。

初试锋芒的第一个职务，是保安处少将副处长（处长廖仕翘），他在列宁格勒的确学过军事，不能说是门外汉。然而，从少尉跨到少将，步子大得离奇。尤其，他在中国军队里，没有半点经验。中国官场的不上轨道，和制度的浮泛，的确是十分可笑的。

经国到江西的时间．是一九三八年的春天，[2]国民政府撤到武汉，济南、太原相继失陷。但李宗仁指挥的台儿庄战役，获得大捷。副处长是个空头，实权且握在熊斌（熊式辉的侄儿）手里，熊怕公子闲散，一度派蒋兼任“江西省政治讲习学院”总队长，可是又防范他“抓行政干部，侵蚀政学系的基础”，因人设事，乃在江西临川设“新兵督练处”，直属江西保安司令部，任务是轮流调训该省保安团队。

经国的处长职位，在位极短，且兼任过江西伤兵管理处长，却留下令人刮目相看的名声—没有架子，平易近人，和士兵们生活在一起，同住宿、同起床，共同吃大锅饭，官兵一体，亲如家人。

翌年三月十八日，经国三十岁生辰那天，熊式辉改派他为江西第四区行政专员，选定这个好日子，为太子加官晋级，政学系的高度政治艺术，的确非同等闲。六月，兼任赣州县长。[3]

据曹云宾《赣南忆旧录》的记载，熊调蒋去当专员的内情，是怕蒋“和杨遇春一起率领保安团上庐山打游击。”[4]

专员这个位子，从权力的意义出发，位高权不大，对所属县长，能督察不能指挥，在省与县间，担任的是承上启下的职能，相当于明清的兵备道。

赣南当时的情况，泰和[5]的政令往往鞭长莫及，是江西的化外之区。熊式辉的妙着，假使经国都对付不了，就莫怪熊某无德无能；经国有办法对付，熊也沾光。

专区辖赣县、南康、信丰等十一县[6]面积二万三千平方公里，相当于美国新英格兰马萨诸塞州的大小。略逊台湾，仅及台湾的三分之二，但台湾的人口，超过赣南十倍。位置在江西省的南部，境内多山，和湖南、福建交界地区是一片连绵不断的山脉，天然条件成为理想中的游击根据地。一九二七年，毛泽东在“平江起义”失败后，即选定湘、赣毗邻的井岗山，作为根据地。一九三一年“中华苏维埃”成立，中共中央的首脑中心，即设在距赣州不远的瑞金。赣南的大部分地区，直到一九三五年，均为红军所控制。

先天条件下，土地贫瘠，经济落后。加上四年的国共对峙，“围剿”冲杀，悲惨情况，全国之冠。

地主们受到中共败退的鼓励，重新回到家乡，掌握农村封建的旧势力；官僚军人勾结，以搜括为本位，形成新的残民政治基础。

如果简单地勾画，赣南的丑恶图画，大概是这样的：官员们贪污腐化，非但不是社会秩序的建立者，而是破坏的先锋；捐税任意征收；兵役成为公开买卖的行为；烟馆和赌馆在官吏们的掩护下开设，械斗可以公开进行：人民中的大多数是文盲，对于政治的认识，依旧停留在绅权和神权的阶段。

地方豪绅的嚣张，可以经国的前任刘已达做例子：“曾被地方上霸绑架”，土皇帝刘甲第，妻室上街，后面跟着马弁保镖。新官上任，要是他不肯点个头，专署衙内的太师椅，就别想坐牢。

仔细分析，中国的地方政治，本来就是官绅合治的局面。绅权伸张，正反映着治权的削弱。各地方的刘甲第，不知凡几，有两位县长，因为和乡绅作恶，曾被绑架，受到戴着高帽子游街的侮辱。人民痛恨官吏，把官员捆着殴打是常事，有位保长，因执行征兵公务，而遭到身首两处的报复。

产生上列现象的原因，罄竹难书。治权未获有效恢复，封建余毒盘根错节，法律不健全，人权受践踏等，应是主要症结。

以俄国做样板，赣南暗无天日的程度，还会比沙皇尼古拉斯时代更黑暗吗？经国既受过社会主义的洗礼，抱着天下为己任的胸怀，一股战天斗地的干劲，简直就是不怕老虎的初生之犊。那句“建设赣南即建设江西乃至建设新中国伟业之一部门”的口号，何等气慨！

经国上任的专署，仅有一所破房子（专员公署设赣州城西西津路米汁巷口），连一支笔都没有。大概被他的前任搬空了。好在中国的事，有个印信，有些枪杆儿，那就象征着权力之所在。

政治的艺术，就在乎懂得如何运用权力。权力用得恰当，没有不肯和官府合作的人民。经国比他父亲高明之处，是从苏联，他学到了群众运动的妙处，他学到了辩证法，活学活用，搬到中国，人民的观感焕然为之一新。

下令禁赌、禁烟、禁娟，而且令出必行，禁得十的彻底。赣南的一位盐务处长的太太，偏不信邪，结果被判在赣县中正公园的阵亡将士前，罚跪三天，兼做苦工六个月。另有一位大山头－－国家银行的主管内室打牌，以武装守卫，被专员抓到了，守卫的士兵一概枪决。某富户的独生子，因烟毒违禁，判处了死刑。

他喊出很多动人的口号：“我们对赣南的浓厚封建力量，毫不留情持极严格的手段，用坚决的革命手段去打击他们。”所谓“封建力量”包括流氓，地痞、土豪、劣绅。经国认为，他们是“建设新赣南的敌人”，非打得落花流水，威风扫地不可的。

曹聚仁的评语：“许多顽强的恶势力，到了他的面前，竟乃冰山立消，说来近乎奇迹。”

其实，说奇不奇，中共取得政权后，用相同的方法，连上海那样复杂的环境，仅几个回合，黄金荣那样的牛鬼蛇神，就恭顺地大现原形，象喝了雄黄的白蛇娘娘。

经国的声名，上窜得很快。尤其在纯朴的农民心目里，他变成了现代“施公”、“包龙图”、“蒋青天”，有关他的轶事传闻，经过穿凿附会，好比是活神仙。

他提出的革命理论：“革命的成败，绝对不是决定于演说或议论，而是取决于两个对立力量的生死斗争。”但是，赣南的反动势力，并没有象经国说的那么严重，在斗争形势上，是不成对比的，他的前一句话倒说对了，说中了国民党政权的通病—“只说不练”。

经国的作风，国民党人看起来，很不习惯，认为师承共产党。譬如，上任以后，以身作则，不准乘坐公家雇用的三轮车。看不惯旧官僚养尊处优的习惯，短装草履，在黑巷、在农村巡行。遇到民众，哪怕在农田里、商店内，话匣子打开，天南地北，任意交谈，目的在了解人民的困难，和解决他们的困难。以一九三九一－九四O年年度为例，一年跑了九百英里，绕赣南三次，顺口说得出专区有多少桥梁和水利工程。最难得的，他一直保持这个传统，甚至，相隔四十年，在台湾就任行政院长、总统之后。

鼓动风潮，制造舆论的重要性，国民党人似懂非懂，经国师承列宁、斯大林，对掌握宣传工具这方面，想到做到，毫不含糊。

他的老部下蔡省三夫妇说：

“赣州当时是内地的小城市，人口不到十万。蒋专员到任时，已经有两份地方报纸。一份《赣南民国日报》，是江西省党部在赣南地区的机关报，另一份商办约《三民日报》，它们有各自的背景，要这种报纸替蒋专员随心所欲的宣传，当然是不可能的。于是蒋经国立即创办自己的机关报．名为《新赣南报》。这一来，就把蒋专员‘建设新赣南’的口号传播开了。”[7]

除了报纸，尚有通讯社—抗建通讯社、新赣南出版社、新赣南书店和《江西青年月刊》等一系列文的事业，俨然是重庆国民党中央的规模。上台的第二年，正式颁布“新赣南三年建设计划”，提出“五有”[8]的宏远理想。誓言要“在极短的时间完成大量的工作”，“用很少人来发动几十几百甚至于几万几百万人来工作。”

在经国所为的“良心政治”下，赣南的变革，有目共睹：

．教育建设。出现中华新村，从托儿所、幼稚园、小学，到正气中学，一系列的教育设施，先后面世。着眼于智力开发，人力投资。

．社会革新。公布集团结婚办法，破除乡民铺张浪费的习俗。设贫民食堂，收留流浪无依的儿童。办新人学校，帮助犯人增进就业技能。

．经济政策。经国采取的是统治式的经济。战时纸币贬值，通货膨胀，人民遭殃，政府束手。专署成立了新赣南合作社和交易公店，把各种日用品，如油、盆、米等统制起来，定量出售，一则打击谋暴利的商人，[奇Qisuu.ｃom书]一则使赣南人民免受通货飞涨的生活威胁。

．干部训练。斯大林“干部决定一切”的方针，经国牢牢记住。他自己认为“干部应当是黑暗中的明灯，狂流中的砥柱，负有转变社会风气的责任。”于是，赣南的“黄埔”、“抗大”，在虎岗开办。他全神贯注，兢兢业业，和青年们冒朝雾，踏晨曦，一起升旗，一道赤膊跑步。大门口的木牌写着：“做官的莫进来，发财的请出去！”

单凭这张成绩单，已够中外瞩目了。《大公报》的一篇报导，客观公正，最能反映赣南的情况：

“新赣南的除旧布新工作，是到处可以看出来的。在四华山，从前有十八个班子的妓女，大烟和赌博，吸尽了矿工们的血汗，时疫病苗摧残了矿工们的生命，新赣南矿工福利委员会是针对着这些事实而设立的。……高利资制度，已给合理的货款制度打倒了。俱乐部、图书馆，成为矿工们工余的乐园。以前专医花柳病的医院，现已成相当规模的诊所。这些成绩，当然还要感谢当局的努力。四华山的变，不过是新赣南的一小片段而已。”[9]

外国报纸，对国民党政权观感的好坏，人尽皆知，这是董显光主持的国际宣传处都一筹莫展的。但是，说公道，他们真公道的很，赣南的一切，马上引起洋人的注意。

《科立尔》杂志带头，一九四三年七月，刊出文章，题为《小蒋建立型模，作为新中国未来的范例》（Gissimo is Building a Model State as anExample for New China）。[10]

《纽约时报》记者阿德金森（剧评家）专程去赣南实地采访，同年十一月五日，刊出《赣南建立民治的目标》的特写。文章说：“中国方面的有识之士，都一相情愿地高谈中国的现代化，却只有赣南在真正的推行。”

经国的声望，火箭似地直上云霄，国民党内部最敏感，一种强烈的酸性反应，马上变成气体，弥漫到重庆的蒋先生那儿。指责专区的举措是苏联社会主义的中国版。更露骨的说法是：“蒋经国是道地的共产党，

赣南快被赤化了。”

延安的中共领导阶层，一样聚精会神地，密切注视着赣南的动态。

然而，经国再努力，也跳不出国民党的大圈圈。在苏联时，人家说他是“带国民党本质的共产党”，回到国内，他成为有共产党气质的国民党。他好象什么都不是，他的冲力，只能到某一限度，就停摆了。

经国的如意算盘，以赣南为起点，江西有成绩，再推展到全国。事实证明，他了解苏联，并不了解中国。国民党的烂摊子，比他想象的要难弄多了。

从这个角度，分析他的新政，热闹有余，成事不足，禁禁烟赌，抓抓土匪强盗，尽可放手大干，且容易看得见成绩。一旦动摇到国民党的根本，注定非败阵不可。以他公布的“新赣南土地政策”为例，规定土地分配，依人口而决定，超额由中国农民银行照价收买，再转贷给佃农，地价由人民开会来决定，分五年还清，[11]是一种温和的土地政策。听起来，好象很动人。后来，陈诚在台湾实施，就非常成功。

但是，当时的社会环境经济条件，他办得到吗？垄断土地的土豪劣绅，封建保守，要改革，只有斯大林的办法，才能彻底施行。使大地主破产，国民党的根基，即会动摇。而由“银行照价收买”，银行固没有这样大的财力，地主怎肯把土地换银钱，少了可作威作福的屏障。

紧跟着那个三年计划之后，一九四三年底，马上宣布了新的“五年计划”，菜单开得的确很丰富。其建设纲领第九条，说是将各县城改建为现代标准城市，并将各县二十八个旧市镇，改建为现代化的市镇，赣城人口扩充至五十万人。在各项工作表中，把炼钢、炼铁、炼铜列为优先。

《东南日报》一篇批评，评得极为合理：

“以蒋君五年计划完成的希望，民间享受，可以超过苏联，甚至步趋美国，以赣南一隅之地，纵使尽到最大的努力，恐亦难以如愿，尤其是炼钢、炼铜，及制造机器，都属于重工业范围，毫无基础，谈何容易，试问我国现在有几个炼钢厂、机器制造厂，乃欲以赣南十一县之力，从事于此。而且一个不足，竟想设三、四个之多。五年期间，又极短促，以此列入计划，我真惊叹他们的胆量。”[12]

经国很多想法上的大跃进，一九四二年七月四日，他在专区县长会议上，说了一个新中国的梦：

“那时的赣州，一路所望到的都是花园树木，而且警察也没有了，路上都是机器来指挥交通。自卫队也没有了，因为大家都能安居乐业，没有土匪强盗，所以用不到自卫队了（全境只有穿白色制服的政治指导员）。赣南的大礼堂，也移到南康去了，一路看去，看到了几处炼钢厂和飞机制造厂，那个很小的沙石埠，也造成了一座很漂亮的电车站，那个大礼堂，堂皇美丽，可以容纳两万人。大礼堂之正中在转映纽约的电影和维也纳的音乐，几处电视的幕上，正在映出伦敦的足球赛。那时候，已成为电气化的世界。”[13]

这反映了经国不务实，喜欢说大话的毛病。支票满天飞，兑不了现，就有损到自己的声望信誉。他自己也承认，很多事情“缺少详细计划”。

内部的压力，迫使蒋先生在谗言的围攻下，一方面默许经国的做法，一方面也不免感到经国的锋芒太露，留下了经国终于离开赣南的伏笔。

一九四三年，经国在赣南的工作终于告一段落。那是蒋先生的意旨，觉得经国留在农村的时间太久了，先交卸了赣县县长。十二月发表新命，升任江西省府委员。一九四四年的元月，远走重庆，出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进入中央级工作。专员职务，虽在一九四五年移交，其实，他早已和赣南分割了。一切改革计划，和他的去向一样，付之东流。

但是，他已经成功地建立起政治阶梯，他的名字，成为青年偶像。极目前瞻，一条阔广的大道，正在等着他，他意识着一个崭新的“新时代来到了。”[14]

注释：

[1]曹聚仁著《蒋经国论》，上海版，一九七一年九月香港翻印。原文为“我有很前进的思想，需要有机会去求证，而且我希望在最坏的条件下去试试。”

[2]曹云霞、蔡省三著《蒋经国共史话》的日期，是一九三七年的春天，核对《蒋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正确时间是一九八三年。

[3]参阅《赣县年鉴》。

[4]同[2]。

[5]江西省政府原在南昌，日军陷南昌，迁泰和。

[6]专区辖赣县、大庾、南康、信丰、赣南、定南、虔南、上犹、崇义、安远、寻邬。

[7]同[2]

[8]五有：人人有衣穿、人人有饭吃、人人有屋住、人人有工做和人人有书读。

[9]徐盈著《赣南行脚》，重庆《大公报》（一九四三年九月十二日）。

[10]Brooks Atki．、93（，，、，‘、Kanhsien Seto Aim for决opl。‘s Rule”The New Ynrk Time，，Nov 1945．F．IO，COI．6．

[11]蒋经国著《新事业》，江西正气出版社出版（一九四三年六月）。

[12]周维新著《评新赣南政治》，收入曹聚仁著《蒋经国论》第40一49页。

[13]同[11]。

[14]参阅虎岗歌词：

太阳出来照虎岗

岗上青年脸发光

齐声作长啸

好象老虎叫

一啸再琳

魔鬼影全消

新的时代来到了”

8伟大的西北

赣南的事业，一帆风顺。但家庭方面，却遭到突如其来的变故，生母毛福梅，在溪口蒙难。发生的时间为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日。[1]

毛太夫人生前，经国屡次要接母亲前往赣南而不果，其经过见曹云灵女士的回忆：

“太夫人平日关心乡人疾苦，深得乡人爱护，他多次要接太夫人来赣南，太夫人都因舍不得家乡人，而不忍离家。最后一次，蒋氏和夫人偕同孙儿女一起跪在毛太夫人膝前，央求一同来赣，并称太夫人如不答应，即长跪不起。这样太夫人只得允许来赣，正收拾行装，定期起程。消息传出去了，近亲和乡人纷纷来到蒋府，聚集成群，又跪在蒋府内外，恳求太夫人不要离乡。太夫人感于乡人的深情，终于决定，’再不离乡’，最后打消了来赣的念头。”[2]

这样一位善良，且是虔诚佛教徒的老太太，等了十二年，刚和儿子媳妇团聚一载，日机肆暴，夺去生命。

做过奉化县长的曹钟麟先生（现天津市政协委员），追记如斯：

“一九三九年我在浙江省政府任秘书，有一天秘书长李立民突然慌慌张张地来找我，说是奉化县溪口镇被日本飞机轰炸，经国生母毛夫人在炸后失踪，命我代表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昼夜兼程赶赴出事地点，寻找毛夫人踪迹。我奉命后即搭省府大轿车开往溪口。下车后，即偕民夫在丰镐房附近的断垣残壁中进行挖掘，当夜幕降临，终于发现了毛夫人的遗体。最初发现的是一只胳膊，胳膊上戴有金手镯。有人认出了胳膊上戴着手镯的就是毛夫人，果然不久就挖出了毛夫人的遗体。我站到遗体前默哀致敬。当时，经国先生任江西省赣州专员，闻讯后搭黑色小轿车星夜兼程赶到溪口，一进门就抱起尸体，号啕大哭，旁观亲友也失声痛哭起来，我亦难抑悲愤，连连落泪。”[3]

一时找不到坟地，暂葬老太太生前念经的地方—摩诃殿北隅，竖墓碑一座。[4]遇难处，蒋亲笔题字“以血洗血”，刻石留念（作者一九八0年访问溪口，目击碑石仍在）。

经国曾经写过一本书，题名《鲜红的血》，哭《王继春》、《悼周崇文（干事）》和《永远不要挂起日旗来》，篇篇有血有泪，肺腑哀号，嘶声啜泣。曹聚仁说他“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人”，凡是认识他的人，一致同意。

丧母之痛，伦理关系，更胜“同志之爱”“手足之爱”，其佘，处他的情况，顾到继母宋关龄的颜面，无法学雷震，写一篇《我的母亲》。[5]因此，对母亲的事，只是在日记里，私下提提。

当了专员后的第二年（一九四一年），蒋先生打过主意，派他去新疆，[6]接替盛世才。夏天，奉命随政治部长张治中（西北宣慰团）越秦岭，经河西走廊，出嘉峪关，跨青海，跑遍西北国防前哨。

蒋的考虑，其来有渐，我们且先回到全局，作一鸟瞰。

一九四一年，抗战进入中期，日军占领武汉后，气焰更盛。以武汉为战略据点，积极作点面的伸张，长沙两次会战，如箭在弦。

中原战局，固乏善可陈，环顾国际形势，益形黯淡。自前一年冬夭，日军的势力南进后，法国少爷兵，当然不是日军的对入，越南失陷，从华北到华南的海岸封锁线，因而为敌人所严密控制。暹罗湾口可能是代替东京湾的缺口，不幸见风转舵的泰国执政当局，却

甘愿为东京的走卒，借投降以自保。剩下唯一的希望是缅甸。伦敦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竟在日本的要求下，落井下石，把中国唯一的国际通路—滇缅公路，予以切断。同时那位爱抽雪茄的老狐狸邱吉尔，下令停止对中国政府作财政上的援助。

在这样悲观灰暗的气氛中，就重庆的领袖而言，唯一足以自慰的，是来自新疆的喜讯。土皇帝盛世才，终于为中央所制服，结束他在西北七年称孤道寡的割据统治。

盛世才，东北辽宁人，少年在上海中国公学读过书，留日返国，曾参加韶州讲武堂受训，毕业后加入张学良的东北军，在郭松龄麾下充任下级军官。一九二七年，自日本归国，为蒋罗致，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由丁偶然的机会，邂逅了鲁效祖（新疆统治者金树仁手下的秘书长），以军事长才的资格，应聘前往西北。

引进这样一位野心勃勃的年轻上校，对新疆的当权派，无疑的是犯了极严重的错误。正如中国人惯用的比喻所说“引狼入室”，或“开门揖盗”。

果然，盛掌握了此一难得的良机，利用渗透拉拢等手段，合纵连横，运筹帷握。几年间，赶走金树仁，挤垮马仲英，取彼自代，驰骋天山南北，大有《沁园春》那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气概。

盛世才统治新疆的作为，不仅视南京的中央政府为无物，高举六星红旗，仿效苏联格伯乌，成立“六星社”，且公开倒向苏联。“信仰”共产主义，标榜亲苏政策“不仅是建设新疆的最光明的灯塔，不只是解放中国的最明亮的灯塔，而且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平等和解放的最明亮的灯塔”。进一步利用中苏间的矛盾，割据称雄。一则唱新疆为中国的领上，一则亲苏以杭中央。

令得南京当局感到最不安的，是新疆早晚将为苏联所并吞，划入红色帝国的版图，这是远虑。盛于一九三八年朝苏归来，亲苏同时亲共，延安和迪化的关系，将日益接近，形成近忧。

盛世才翻云覆雨，毋沦莫斯科，重庆，延安方面，都感到他是只烫手的蕃薯，他的转变之快，较之倒戈将军冯玉祥还胜一筹。

德苏战争的爆发，国际形势，瞬即转变，新疆王的统治梦，跟着起了新的变化。当斯大林忙着应付德军的闪电攻势时，蒋介石置于河西走廊的重兵，亦将伺机向盛下手，盛在朱绍良的威胁利诱下，乃摇身一变，由新疆铁托，转为反苏倒共的民族英雄。

盛苏交恶，西北大局，由危而安，青天白日旗取代了六星旗，抗战的低气压下，出现这么个喜讯，重庆当局的踌躇满志，可想而知。

蒋先生考虑派经国去挑大梁，是因为经国懂俄文，了解苏联，由他去，比较放心。可把盛的根，从新疆

的沙土里．彻底的拔掉。而经国自己，受到赣南治迹的鼓舞，也颇自信，认为收抬新疆这副残局，非他莫属。

据曹聚仁说：经国的确是得到中枢的示意的，他就曾向曹聚仁约邀，请这位复旦大学的教授，到迪化去办一张象样的报纸。假使没有以后的突变因素，也许就能成为事实。

曹聚仁说：‘他从西北回到重庆，中枢就决定让他担任新疆主席的职位。在当时，他实在是最适当的人选，不过，由于老头子左右的阻梗，一夜之中，又变了计划。”[7]

蒋先生做事，一向一石数鸟，经国的西北之旅，我们从局外推敲，至少可看出如下的层次来：

盛世才既从斯大林的怀抱里转变过来，中央的政策，不外乎先联合，再斗争。经国虽是赣南的地方官，但他是元首的儿子，他到西北，是以蒋特使的身分，给叛将以安抚，给盛吃颗镇静剂。

其次，蒋借着这个机会，以安抚为名，查访为实，从经国那里，可以得到第一手的资料，洞悉新疆的虚实，作为未来对付盛的一着预布妙棋。

让经国先去看看，熟悉一下情况，预布他取盛自代的棋局。

老头子从来没有忘情西北，延安是他的心腹之患，抗战那样的艰巨，胡宗南的一支重兵，却总是打着拱

卫西北的幌子，监视着延安的军事动态。派经国去经营新疆，正如曹聚仁所说：“他实在是最适当的人选。”新疆居地理要冲，内战烽火一燃，苏联给予延安的援助，即无假道可能，任何爱将近臣，总没有自己的儿子更足信赖吧！

经国从前没有到过西北，他的活动半径，一直局限干东南和西南，北疆之旅，他对中国地理的认识，更深一层，读他所著《伟大的西北》，仿佛我们听到民族的声音，和时的的呼唤：

“洛阳是河南的最前线。在这里，我们可以很容易的看到战争的景象，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最伟大的国防工程，这是动员了十万人建筑成功的。洛阳的城很小，工事都在城外，早晨天都还没有亮的时候，就听到做国防工事的几万个工人，开始工作的声音，同时又听到火车站上搬运军火工人的呼喊，这许多劳动者的声音汇合起来，变成了一支伟大的劳动进行曲。”[8]

这里是他路过潼关时的惆怅：

“到了X X时候，天快傍晚了，太阳斜挂在西边的天上象涂满了血一样地发红，刚被炸毁铁桥残缺的影子，无力的斜躺在路上，四周寂静得听不到什么声音，那时的情景，激动一个旅人的心，是悲哀，还是壮烈？是惆怅，还是依恋？已经是辨不出它的滋味来了。”[9]

从重庆到西北，绵延数千里，其间多的是山川河岳，名都胜迹，无不代表中华文化的渊远流长。登秦岭、俯仰中原，看苍茫大地，不知道，我们这位预备继大业的太子，有无“谁主沉浮”的雄心壮志？

不过，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的，这时候的经国，尚未经过权力的腐蚀，他热爱祖国，热爱民族，虽然在莫斯科，也唱过国际歌，踏着斯大林的音乐节拍，发出为苏联祖国效劳的誓言。

他的民族观，在下列一段文字里，跃然纸上：

“出张掖向西过临泽、亭台，就到肃州，肃州就是酒泉。这里是关内第一个县，是各民族杂居的地方，所以各种民族都有，有一种叫哈萨克的民族，他们有一种叫英雄帽，戴这帽的人凡是杀一个人，就在帽上插一根鸣毛，杀人愈多。鸡毛插得愈多，就表示他是英雄。这些人，脚很短，所以他们总是骑马的时候多，骑在马上，上山下山过河都可以，但是下了马，他们就没有办法。在肃州，我们请了一次客，一共到了十一位客人，有纳蒙克、他木龙（蒙）、马彦寿、马志强（回）、雷廷龄、安维峻（藏）、马通、哈一、阿无阿林（哈萨克）、李志正、赵天夫（汉）。

我认为这一次的请客，是最有意义的。我这一次请客，是请了各种民族，每个民族派代表两人。所以，在席上有汉人、有回人、有蒙古人、有哈萨克人……。那一天，正好有月亮，看着那塞上的月亮，心里有无限的感触。我们这许多民族代表，大家都坐在月亮底下，毫无拘束地，毫无隔阂地畅谈，大家都很诚恳、坦白，我心里感到非常快乐，同时我更想到过去我们认为西北复杂的民族问题，是容易得到解决的。平心说一句话，在边疆最坏的还是做生意的汉人。我可以举个例来讲，有一次我看到一个蒙古人在店铺内买东西，一样东西是一元二角，蒙古人因为知识程度低，算了半天，不能结出个总数来，那家店铺内的人就说：‘算一你放下五块钱走好了！’那个蒙古人没有办法，只好给了五块钱才走。好象我们买黑羔皮袍，在肃州一带向蒙古人买，每件只要二百多块钱，但是商人把它运到兰州就要卖三千块钱。这些事实，就是我们看了，也会气愤的。所以，我相信边疆的少数民族，还是真诚、坦白、单纯的，将来我们要建设西北，只要我们能够实现总理的民族政策，各民族一定会亲密的团结起来的。过去回汉之间，曾经发生过好几次很大的冲突，但是差不多都是为了很小的事情。听说有一次是为了回教人演戏，汉人的小孩子来看戏而闹起来；有一次为了汉人在回教人家里杀一只鸡而没有把毛先拔掉而闹起来。我们相信这些情形不应该有的，将来也一定不会再发生的。

那一天晚上，我们大家谈得很高兴，什么民族问题都讨论而得到了解决，后来，还举行了游艺，蒙古人出来打了拳，藏民演了一个打小孩子不去看羊的戏剧，回民真奇怪，他们唱了一个满江红的歌，哈萨克跳了一个打老虎舞，直闹到天亮，实在太有意思了！”[10]

西北归来，经国总结此行的感想有三：

(1)确认西北地理的优越性，“地大物博，有无穷尽的宝藏”。“过去，我们认为安西是我们的西北了，但是安西还仅是我们西北的心脏。”他说：“从安西到苏联的边境，坐汽车还要走六、七天。这样广大的土地，是我们祖宗留下来给我们的，我们一定要用无限的热烈，无限的忠诚，无限坚强的力量来爱护它、来保存它、来发扬它，我们要坚持西北的进步，西北的进步，就是中国的进步，没有新的西北，就不能完成新中国的建设。(2)强调西北是军事力量的重心，那里有新的中国空军，新的机械化部队，西北是将来反攻力量的中心。

(3)西北是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是建设新中国的原动力。

就国防的观点出发，西北是中原的屏障，几千年来的外侮，也都是肇始于此一河西地带，岳武穆那股“踏破贺兰山缺”的壮志豪情，是感情上的愿望，同是意志的语言。

经国从西北回到重庆，仿佛发现了新大陆，认识到“那里丰腴的物产，坚强淳朴的人民，灿烂的文化，都是抗战建国唯一的力量”。因此提倡建设新的西北，要为西北同胞谋幸福的生活。旧调重弹，把他父亲在《中国之命运》里的老套搬出来，重呼“有志青年，应当回到我们这古老的故乡去，有志的青年应当到西北去。”

这一期间，经国的西北热，的确在他个人的水银柱上升涨得很高，他觉得东南已有成，不妨去西北。殖边垦牧，为人所不为，做出点惊天动地的事业来。然而，父子之间的思想差距，好象总无法靠得拢似的。蒋先生依旧沉溺在他的统驭公式里，以妥协代替果敢。经国的主席梦没有圆成，盛世才的官衔，却愈加愈多。

注释：[1]曹云霞说毛夫人遇难是一九三九年，唐瑞福说是一九三八年农历十一月初二，年代不确。曹锺麟曾任奉化县长，《奉化墓待祭扫》一文，肯定是一九三九年。蒋自著《五百零四小时》，《明报月刊》第113期（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日）：“近日心中有二事，始终不能忘者：一为先母罹难，此为余一生最痛心之事，且六年以来，迄未安葬。为人子者既不能为先母立德业，又不能早日办妥安葬大事，其何以慰先母之心于九泉之下也。深夜自省，饮泪自痛。”证明唐“农历”之不确。

[2]曹云霞著《赣南忆旧录》，第60页，香港《七十年代》出版。

[3]曹锺麟著《奉化墓侍祭扫》，香港《大公报》（一九八一年）。

[4]墓碑“显妣毛太君之墓”，为吴稚辉所题。安葬时俞飞鹏点主，石料由施季言（武岭校务主任），负责采自上花山。

[5]雷震著《我的母亲》，被台湾当局没收，雷抗议：“经国可写他的父亲，我不能写《我的母亲》，宁非天下怪事！”

[6]参阅一九四一年六月《东南日报》。

[7]曹聚仁著《蒋经国论》，香港创垦出版社一九五0年出版。

[8]蒋经国著《伟大的西北》。

[9]同[8]。

[10]同[8]。

9教育长·主任

假使我们说，蒋先生早就有意把棒子交给他的儿子，那实在是一种过分大胆的假设。但是，说他老人家从四十年代开始已蓄意培植经国，就比较接近事实了。

一九三九年，甫行就职专员，经国接“委座”指示，“克日登程赴渝”，[1]入重庆中央训练团党政班第三期受训。在国民党的官场里，通常被认为，这是一个镀金的机会。由庐山军官训练团，到台北的革命实践研究院，无数的院校团班，训练过十万的党政干部。获得遴选，象征着明日的希望，从关系学的方面看，更意义非凡。

蒋先生认为，多经过一次熏陶，干部们的思想意识，以及对领袖的向心力，会益形加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同样适应经国的情况。经国是个特殊的例子，他只是要经国和别人一样，按部就班地，在国民党的体制内，茁壮成长。

蒋先生一方面让经国接受国民党中央的正规训练，为儿子未来获膺新命铺路，一方面，巧妙地，解决原来是共产党的国民党党籍问题。

由重庆回到江西，任命发表，派经国为三青团江西支团临时干事会干事兼筹备主任，儿乎是火箭的速度。

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一九三八年七月九日，成立于武昌，[2]集复兴社cc系组织的大成。党内有党，派外有派，对国民党内部的团结，有百害而无一利。但是，蒋先生偏偏有他独到的奥秘。

经国的政府官职，以江西起步，抓党组团，同是发物于江西。经国自苏联归来，深切体会，没有组织做后盾的行政官，比沙滩上的大厦还要脆弱。

做行政专员，他有旧官僚、土豪劣绅等敌人；领导江西的三青团，和他作对的对手，对付起来，也不大容易呢！

名义上，蒋先生任团长，康泽组织处长，涉及权力，即使是团长的儿子，一亦寸步不让。

经国一跃为团中央的高层领导人之一，江西支团筹备主任，实质上是江西团的首脑“第一把手”，康泽怕这位太子，将来抢了他的地位，先使个杀手钢。在江西支团的干部安排上，大动手脚。

康泽安置不少“复兴社”的亲信，目的架空经国。书记彭朝钰以下，清一色的康派。而彭“每天跑专员公署，表面上尊重蒋主任，实际是玩弄手段，不让蒋主任亲自来支团部办公，蒋主任那张办公桌形同虚设。青年招待所保送学生受训或就业，彭朝钰都一个个召见谈话，彭朝钰亲口告诉青年招待所学生说，蒋主任是兼职，忙不过来，他是中央派来的，一切由他负责。”[3]

经国到赣南的第一场遭遇战，就遇到自称“中央派”的康泽系，几番较量，这批人有眼不识泰山，才知道经国在莫斯科顶礼膜拜来的斗争经验，关老爷面前的大刀是舞不得的。

太子的策略，表面按兵不动，却积极培训干部，巩固阵地。

设在赤朱岭的“三青团江西支团部干部训练班”，每期招收一百二十人，经国从制订计划，到招生训练，概一手包办。自任“精神讲话”课程，标榜“三青团不是少爷小姐俱乐部，不是官僚政客摔交场”，倡“赤朱岭精神”。

成立“江西青干班毕业学生通讯处”加强组织联系。

时机成熟，经国反攻，一九四一年四月，举行支团第三次会议，康系人马，弃甲曳兵，全被排除。“清干班”的基础，不断扩大，经国且办了江西青年夏令营和虎岗青年夏令营，更多青年子弟，受其罗致。

一九四三年，江西支团召开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代表已全是“青干班”为核心的太子嫡系。其中一些干部如胡轨、詹纯鉴、王升、许素玉[4]等，始终追随经国，由江西而台湾。

只四年工夫，经国在江西党政方面的成就，连主席熊式辉的光辉，都相形失色。十二月，太子辞赣县县长，授任江西省府委员，虽无实权，却有更上层楼的意义。

信仰共产主义的时候，他是无神论者，为了迎合蒋先生和宋美龄的心意，接受洗礼，成为美以美教会的基督徒。教徒这个事实，外间知道的人，寥寥无几。他不仅很少参加礼拜活动，甚至任总政治部主任期间，禁止国军官兵信教，[5]其虔诚可知。

一九四四年元月，蒋先生改派爱子出长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前往重庆。赣南时代，因而结束。自然，他热心推行的“新赣南建设计划”，亦人去政息。辛苦造就的忠贞干部，跟着去了重庆的新天地，另树旗帜。

“中央干校”的筹备工作，由李维果主持。原兼任“中央青干班”主任的康泽，雄心勃勃，改班为校，自兼教育长一职，理所当然。但李看透蒋先生的心思，提议经国担任，“照准”的批示，马上发下。

蒋先生的构想，经国到赣南，终究是个过场。调回中央，从训练干部着手，等于做生意积累资金。他个人的崛起，不就是黄埔打下的基础吗？

客观地说，经国具备的条件，毋论组织技巧，训练方法，刻苦精神，黄埔学生，难望其项背。

国民党的表现，对年轻一代的吸引力，早趋祚微，蒋先生和他的高级幕僚们，已有觉察，三青团的成立，即含有补救的意思，经国这时候才三十三岁，年龄、形象、声誉，都是担任教育长的适当人选。

一九四四年五月，干校开学，但只有研究部，[6]经国的意思，先培训“干部的干部”，第二期培养专业人才，设地方自治科、师范科、管理科、生产管理科，后来场面开始扩大，增办“东北青年训练班”、“青年政工人员训练班”。

干校的性质，类似苏联的“孙大”，不能用一般高等院校的标准去衡量，诚如曾任该校区团部书记的蔡希曾（省三）所说：“蒋经国所考虑的迫切课题，是借着主办‘中央干校，的大好机会，如何用最短的时间，采取有效的措施，培训一批高层的‘嫡系的嫡系’。”

兼校长蒋先生说的更明白，“干校是革命的学校”，“干校应该实施革命的教育，培养革命的干部。”

“革命”一词，在中国官员嘴里，从来缺乏严谨的定义，几乎任何事，都可套上一顶革命的桂冠，加以演绎，革命即是追随领袖的同义词。

经国根据父亲的训示，提出下列口号：

“中央干校是革命的学校，培养革命的干部。”

“中央干校的学生，必须以校长的意志为意志，以校长的行动为行动。”

“中央干校的学生，必须以团作家，以校作家。”

总而言之，经国的任务，是培养一批新的门徒。当时抗战接近尾声，战争的目的是保家卫国，反对日本侵略，和革命发生什么关系呢？

为了把学校办好，自招生、入学、新生训练、生活管理、政治组训、课程等等，他无不躬亲参与，别出心裁。规定的教学重点，计有：

（1）高深的政治素养。

（2）高层的领导才能，要识大局、担大任、办大事。

（3）训练三能，即“能文”、“能武”、“能开汽车”。

简称为“两高三能三大”。构想很好，其奈客观条件不具备，也做不到。平白给人一个印象，他喜欢说空话，然而我们也不能抹杀他办教育的一些灵活做法和许多独特的设计。

最具民主色彩的活动，首推“全校师生大会”，主张“师生团结，共商教学大计”，比美国大学的“学生政府”（student government)还要前进。但是，所办的大聚餐、大联欢、访问贫苦人民、劳动竞赛、实验治校等，[7]可是典型的苏联式群众运动。

如果经国能心无旁鹜地把中央干校的事业坚持下去，“二十年的远景规划”，不能算是空中阁楼，他的成就，将非常可观。环境却强迫他，不停地改变计划。主要，战时的中国，情势瞬息万变，任何长远的规划，随时可化为泡影。

一九四四年六月，长沙沦陷，八月衡阳失守，日军的秋季攻势，锐不可当，独山失守，直趋贵阳，陪都重庆，面临威胁。政府打算必要时，迁都西康。九月，经国奉命，曾至西康部署。十月“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由蒋委员长亲自提出。配合这个史无前例的青年从军运动，蒋先生重想到他的儿子，下令成立“青年军政工人员训练班”，委派经国为该班中将主任。

过去，经国的经历，集中于党政方面，现在开始尝试跨到军中，用毛泽东的话说，是“抓枪杆子”。政工班第一期学生甫毕业，中央宣布，成立“青年军总政治部”，经国是主任，总部且设在中央干校内。军政部依国军序列，编为八个师，[8]各师设政治部，政治部第一科（管组织、训练），科长和团教导员悉由干校研究部第一期学生担任。师政治部主任，不用说，是经国遴选，上级任命的自己人，包括现在台湾的报业巨子余纪忠（二0三师），司法部次长范魁书（二0八师）在内。

苏联的党的表制度，北伐时期一度在国军中移植。

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后，名存实亡。相隔十五年，经国把它重建起来。一则，他驾轻就熟；二则，他对这个制度的功子，深信不疑。推行开来，党指挥枪，那末，就是他自己的武装力量。所以，认真地实施政治训练，规定上政治课二至四小时，各师聘专任政治教官，强化思想训练。

公开的口号如：

“青年军是青年的革命武装学校！”

“青年军是国民革命的生力军！”

“青年军是实现三民主义的先锋队！”

“青年的胸膛就是祖国的国防！”

秘密地，通令政工人员，向全军上下“灌输中心思想”；“必须绝对效忠最高领袖蒋委员长”。

政工既是首脑，经国等于掌握了全军灵魂。加上青年军没有实际的统帅，各师师长乐于臣服，他已是实际上的统帅。

照青年军成立的原意，入伍三个月训练结束，随即进入实战训练，进入第二线，准备随时增援第一线。经国介入，性质变了，作用也变了。

本来命名“青年远征军”，那是要归陈诚、罗卓英指挥监督，经国把它自立门户，于是“远征”两个字悄然失踪。

训练期满，延长训练，蒋先生有私心，经国的嫡系部队，“不到牺牲关头，绝不轻言牺牲”，直到日本投降，这八师部队，仍驻原地。没有“远征”过，更没有向日军放过一枪。

抗战胜利前夕，国府受美国的压力，谈判签订《中苏友好条约》，经国受命，担任宋子文的随员，后调外交部东北特派员，办理对苏外交（下章将予详述）。此处续谈青年军复员各节。

一九四六年年初，蒋先生下令成立“青年军复员委员会”，陈诚任主委，蒋经国任副手，研究拟订复员办法。

复员当然非复员不可，蒋先生另有想法。他指示：

“青年军复员，不是青年军的结束，而是青年军新发展的开端，今后要制定一套办法，使青年军成为国军后备兵员的精英，同时要加强复员青年军的政治组训工作，使他们在社会上成为一股新兴的‘革命力量’。”[9]

何谓“革命力量”？说得更清楚一点，就是“效忠领袖”的力量。四月，“青年军复员管理处”成立，陈诚处长，蒋经国和彭位仁[10]副之。

复员青年，受到升学和就业的优待，有的进大学，有的进先修班，程度不够念大学的，进青年中学，[11]就业的，原来在机关任职的，回原单位，又升级又加薪，原来没有职务的，介绍职业。

复员工作，经国的确卖过无数力气。但是，“青年从”、“国大代”、“军官总”等，仍被社会公众，列为五害之一。[12]

复员后的组织，经国仍不放松，约有下列数项：

．成立“复员青年军联谊会”，中央设总会，领导机构是干事会，经国自兼总干事。联谊会设南京中央路德润庐中央干校校友会内，成为太子的卫星组织。省市设分会，机关学校设通讯组，层层组织，纵横联系。

．青年军八师的建制，保持原状。师设“军士教导营”，让志愿留营的，接受训练后，升为次期青年军的班长。

．复员管理处，改为常设机构。

四月三十日，国府还都，五月五日，中央各机关在南京恢复办公。经国班底的有形力量，仅剩下“中央干部学校”最后的堡垒。CC系建议，中央干校和中央政校合并，设立“国立政治大学”。

“政大”预定蒋公自兼校长，经国任教育长，严格地说，蒋的学历，不符合大学校长的资格，他在日本只从振武学堂，拿到一张文凭，做个小学校长，都非常勉强。但中国的情况特殊，蒋曾兼任所有军事学校的挂名校长。

CC的如意算盘，吃掉干校。而经国暗中的计划，吞没政校。

政校的前身“中央党校”，在南京红纸廊，战前即有校舍，国府接收的同时即修葺校舍，师生陆续回京复员，一九四六年秋季始业，正式招生，合教职员、师生有一千多人。

干校创校伊始，在南京没有片瓦，到一九四六年夏，专修部第一期，刚毕业的发，研究部第二期，草草结束。大学部这年未招生，相形之下，和政校不成比例。于是合并也者，成了“政校吞并了干校”，谈判代表游馄说，对方“人多势众”。

补救办法，干校争得一席训导长，侍从室传达，蒋公要教育部签呈举荐蒋经国为政大教育长。命令发布后，经国一身三职，除“政大”外，尚兼三青团中央团部第二处（组训）处长和国防部“预备干部管训处”处长（后改“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局长），不仅他个人志躇意满，认为虽有东北之失，仍有可为。他的亲信干部们，更意气奋发，准备到“政大”，大施拳脚一番。

天下的事，就这么难说，煮熟的鸭子，长着翅膀冲天而去。蔡省三先生的记载，兹原文引录：

“岂料事出意外，国立政大的公告栏贴出了

‘校长蒋中正’的皇皇告示：‘奉教育部X X号令，国民政府主席任命蒋经国为国立政治大学教育长。特此遵照公告，仰全校师生一体知照。’聚集在公告栏前的学生，议论纷纷，七嘴八舌，声音越来越嘈杂，流露出一片反感．忽然有人高喊：‘同学们，请看老子任命儿子，要拿我们当孙子呀！’‘我们不当孙子！’学生中爆发出怒吼，接着人声鼎沸，连珠炮发出震耳的口号：

‘反对儿子教育长！’

‘反对父子家校！’

‘蒋经国滚开吧！’”[13]

当晚“全校学生大会”通过三项紧急决议：（1）派代表向教育部请愿，请收回成命，撤销蒋经国教育长的任命，另派贤能之士。（2）全校实行罢课抗议，不达目的决不复课。（3）在校外展开抗议运动。

反对蒋经国，等于间接地反对蒋先生。据到现场观察过的蔡省三、倪志操（中央团部第五处调查组长）的结论：“那种强烈的反蒋气氛，使人明显地看出，决不是某些学生的一时冲动。”敢“向蒋氏父子开火，显然有人在幕后支撑。”[14]

蒋先生勃然大怒，电召陈立夫，予以严词训斥，并令陈立即告诫学生，克日复课，遵从命令。

经过陈立夫的布置，“欢迎蒋经国教育长在任视事”的巨幅横布标语，在“政校”礼堂前张挂，校园内一切反蒋标语，全部清除。

陈立夫向蒋先生复命，陈报调查所得，反蒋风潮的幕后，是“青年军”，复员学生带头鼓动，并非CC从中捣蛋。

经国的反应，又气又怒。有几天闭门拒客，随后在他私人的办公处—南京励志社，召集中央干校校友会核心分子，举行会议，大发一顿牢骚外，郑重宣布，他已经向教育部送出辞呈，决心不干那个教育长了。最后带着训勉的语气，要求校友会人员，注重加强干校校友的联系和团结，作为事件收场的尾声。

受到如此沉重的打击，经国心情之颓丧，可以想象。现在，他才真正体会到，事业的成败，“绝对不是决定于演说或议论，而是取决于两个对立力量的生死斗争，谁有力量，谁就成功。”[15]

和CC的对抗，败在没有力量。如果说东北使命的失败，败于外交，究非不战之罪；“政校”之挫，罪在战而无功。讲到利害冲突，连他父亲的心腹，都可能摇身一变，成为冷酷的敌人。政治的无情，多么可怕！

经国懂得忍耐，不露声色，这就是他懂得辩证法的好处。“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

注释：

[1]蔡省三、曹云霞合著《蒋经国系史话》，香港《七十年代》（一九七九年八月）

[2]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二日）通过《统一党团组织案》三青团撤销。

[3] 同[1]。

[4]胡轨到台湾后，曾任中国青年反共教国团主任，正中书局董事长后退休，詹纯鉴曾任台湾省党部书记长，王升曾任总政治部主任许素玉曾任台北市党部主委。

[5]五十年代，总政治部下今，严禁官兵信教。基督教不主张崇拜偶像这和“效忠领袖”的宣传，发生冲突。

[6]中央干校受“三青团中央子事会”管辖，不向教育部登记立案，与教育部无关。第一期招生，报名三百，录取二百六十人。报名资格，限大学毕业或同等学历，年龄在三十岁以下者。

[7]实验治校。师生大会闭幕前，自教育长起到各部职员，包括传达、伙夫，全部休假由学生接管一天。

[8]二O一师：师长戴之奇，驻壁山（戴后调九十九师，战死苏北）。

二0二师：师长罗泽闿，驻綦江。

二O三师：师长钟彬，驻沪州。

二0四师：师长覃异之，驻万县。

二O五师；师长刘树勋，继任刘安琪，驻贵阳。

二0六师：师长萧劲，继任方先觉，驻汉中。

二0七师：师长方先觉，继任罗友伦，驻昆明。

二0八师：师长黄珍吾，继任吴啸亚，驻黎川。

二0九师：师长温鸣剑。

[9]同[1]。

[10]彭位仁初到台湾，曾任剑潭情报训练班副主任。

[11]计有杭州青中（潘振球校长）、杭州青职、嘉兴青中（王升校长）、嘉兴青职、重庆青中、汉中青中。

[12] 五害：“立监委”、“国大代”、“军官总”、“青年从”、“新闻记”。

[13]同[1]。

[14]同[1]。

[15] 蒋经国著《悼温世勋》，收《新事业》书内，江西赣南正气出版社出版。

10外交特派员

长夜漫漫的抗战，中国人民疲惫不堪地祈祷胜利早日来临。

“珍珠港事变”象一个奇迹，为抗战军民带来黑暗中的曙光。中国再非孤立无援，凭血肉之躯，对付东邻强敌的飞机大炮。

太平洋彼岸的山姆大叔，被日本的一记猛鞭，清醒过来，日本过去敢于和苏联为敌，同样敢向美国挑战。

蒋先生日夜盼望的中美同盟，悠然而至。物资、武器、人员，越过驼峰，源源到来。

和史迪威的一些不愉快，蒋先生是胜利者，罗斯福看着他是远东区总司令的分上，撤换史迪威，派遣魏德迈，中美关系，情意殷浓。

重庆和华府间的军事计划，预备由东南沿海登陆，消灭日军，麦克阿瑟的蓝图，先用跃岛战术，砍臂削足，再登陆本岛，使东条就范。

罗斯福总统，一付妇人心肠，听取乔治·马歇尔和参谋本部的意见，[1]担心麦帅的计划，美军所支付的人命代价，过分巨大，不惜求助于盟友斯大林。

斯大林纵横裨阖，一代袅雄，他比坐在轮椅上的弗兰克林，不知险恶多少倍。看准罗斯福的心思，代价是日本在东北的权益，和不冻港旅顺、大连的控制使用。[2]

罗斯福觉得，东北是中国的东北，慷一点他人的慨，换取斯大林对日宣战的承诺，何乐而不为。

那个出卖盟国利益的《雅尔塔协定》，就在这黑海边上的避暑胜地，谈笑间，订下乾坤。[3]

可怜的蒋委员长，没有半点情报。被称为神出鬼没的戴雨农将军，原来，在国际间谍战方面，一筹莫展。

“协定”等到四个月零四天后，[4]才通知重庆，蒋主席感到很愤怒，可是对他的尴尬处境，却丝毫无能为力。

主要斯大林空洞的保证，把霍普金斯和哈里曼弄糊涂了。斯大林提出两点：

（1）苏联对日的军事行动，是以中国同意接受《雅尔塔协定》为先决条件。宋子文于七月一日以前，须到莫斯科。

（2）愿意在蒋委员长的领导下，实现统一中国。

斯大林处处勒索，一方面挟美国自重，压迫重庆就范；一方面威胁宋子文说：“中国政府最好赶快达成协议，要不然，共军会进入东北。”[5]中国进退失据，和事后充满阿Q式的自慰，卜道明《中苏条约》一文表达的淋漓尽致。

“苏俄即于八月八日对日宣战，第二天，苏军数十万即全线攻入东北。八月十四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苏军乘势迅即占领整个东北。在此情形下，苏俄当可凭借武力实现其全部愿望。那时中苏间将发生种种权益和领土的纠纷，不难想象。我若提出交涉，美国将因我拒绝了《雅尔塔协定》，未与苏俄成立条约，对我不予援助：而对苏俄，则因《雅尔塔协定》的存在，反而有支持苏俄实现其全部要求的义务。我国在国际上的孤立，将预定我之交涉失败。不仅如此，苏俄势必利用我之孤立状态，根据《雅尔塔协定》笼统的规定，乘势更进一步的分裂中国领土。在东北，内蒙、华北及新疆等地建立其傀儡政权，因此而造成更混乱的局势，那时中国要驱逐苏军出境，收拾混乱局势，除使用自己武力外，别无其它有效途径。而我在东北当时既无一兵一卒，抗战八年后的中国，亦无力对苏作战，也是显明的事实。反之，我国若与苏俄预先签订一项条约，用条约来限制《雅尔塔协定》的流弊，约束苏俄的侵略行动，并对日后苏俄可能违约的行动预先把握一种提出交涉的政治立场，那时我们不仅进退有所依据，而且美国对中苏间可能发生的纠纷亦不能坐视无睹，而应根据道义与公理的立场予我以声援。”[6]

谈判的两期进行，第一期是一九四五年六月三十日开始，七月十三日结束；第二期从同年八月七日开始，到八月十四日为止。

宋子文（行政院长兼外长）任首席的表，经国和他的一位同学卜道明（外交部亚洲司长）担任随员。

蒋委员长打出经国这张牌的原因：派自己的儿子，对斯大林是一种亲善的姿态；其次，经国通俄文，曾．长住俄国，比较了解苏联人的想法和意图，从旁观察的析，补团长宋子文的不足。

经国所负的使命，可以忍辱负重四个字作总结。

斯大林仗着有罗斯福的签字，看准重庆的处境，中国的谈判地位，居于弱势。宋子文和他的前辈李鸿章，扮演的角色，并无差异。

斯大林盛气凌人，“拿一张纸向宋院长面前一掷”，“你看过这东西没有？”斯大林说：“你谈问题是可以的，但只能拿这个东西做根据。”[7]

往返折冲，不过发挥一下谈判的艺术而已，并无讨价还价的余地。

外蒙问题，经国奉命以个人资格去见斯大林，他说：

“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七年抗战，就是为了把失土收回来，今天日本还没有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土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杭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支持杭战，所以我们不同意外蒙古归并给苏联。”[8]

经国这段话，讲的是实情，可惜，弄错对象。斯大林只认识力量，他的字典上，没有“同情”两个字，所以他说“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和斯大林谈判的经过，经国后来在《一位平凡的伟人》文中，有详细描述。实质上的东西，殊少透露，无非要读者相信，斯大林是个可怕的敌人。

假如没有《雅尔塔协定》，美国一样可以强迫国府签订中苏友好条约，苏联同样可以拿取这些领土和权益。后者是前者的副产品，但是，苏联那样做，得不到美国的承诺，将失去合法的掩护。

蒋先生如果拒绝和美国合作，他可能激怒杜鲁门总统并失去美国的外交支持和军经援助，然而，他却会更能获得中国人民的信赖和支持。

苏联一于八月八日对日宣战，十四日日本宣布投降，关东军未发一弹，即为苏军制服。《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适在中国人民狂热欢呼胜利来临之际，白字变成黑字。[9]

宋子文珍惜令誉，辞去外交部长，签字的任务，改由王世杰完成，[10]后来王受人指责为卖国行为，持平而论，王是工具（instrument），非条约签订的决策人（decision maker），和经国一样，毋须背历史的黑锅。

莫斯科旧地重游，时距一九三七年束装归国，八载有余。苏联历经希特勒的蹂躏，浴血奋战，惨痛不下于中国，但是，愈战愈强，其在欧洲的势力范围，超越英法，和美国平分秋色。

十四年前（一九三一年），[11]经国会晤过斯大林，还是克里姆林宫那个老办公室。一切如旧，惟略呈异样的是“从前斯大林的书桌背后，是挂一张列宁站在坦克车上面，号召人民暴动的油画”，现在换上彼得大帝的画像。开始，他感到不解，经斯大林的秘书点醒，才恍然大悟。原来，“此一时，彼一时”，时代变了。

不是吗？当年经国是尼古拉同志，现在，他是陆军中将、青年军政治部主任，是蒋主席的私人代表。当年，斯大林送他去农村、去矿场、去工厂，受尽折磨。十四年后，平起平坐，唇枪舌剑。“江山代有才人出”，时代的巨浪，本来就是无休止地起落着的。

这次来莫斯科，担任外交使命，是一种新的尝试。中美关系早已是宋美龄的禁脔；日本关系，一向由张群独揽；和斯大林的交道，则非他莫属。想到这里，感到很自慰，当年的辛苦，并非丝毫没有代价。回到重庆，举国欢腾的历史场面，业已错过。复员还乡的胜利空气，弥漫了整个山城。军政官员，人人磨拳擦掌，忙于接收，抢地盘，为自己的前程，勾画出光耀夺目的远景。

经国并不例外，过去赣南的局面太小，战时首都的空间，毕竟有限，他已经头上顶着两顶帽子，一边是青年军的政治部主任，人马八、九万；一边是中央干部学校的教育长，学生逾千。掌军掌团，集组织和干部系统于一身。这样的力量，进可无往不利，退可稳坐钓鱼台。

经国自认，他了解斯大林，相信斯大林的承诺。斯大林说：

“苏联政府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它物资的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

苏联政府以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分，对中国在东三省之充分主权，重申尊重，并对其领土与行政之完整，重申承认。”

他的视野，突然伸展到白山黑水的关系，他的干部们，更信心百倍，鼓励他到北域植基拓疆。

如果纯照中苏三十年友好条约的精神看，斯大林的着眼，无非是旅顺、大连和一条中东铁路；对延安的支持，苏联的态度是否定的。一代枭雄—斯大林的话能信吗？看透斯大林心机的，不止是那个多嘴的湖北参政员胡秋原，经国左右的智囊，同样向太子陈述过其利弊，认为关外的白山黑水，斯大林不会轻易放手的，劝他不必以自己的前途作赌注。

这位朋友的进言，计有三策，上焉者去日本就任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也就是后来商震、朱世明的位置，重建中日新邦交，进而成立中日英三角同盟，横断太平洋，形成美苏外的第三势力。中焉者到台湾去，继承日本的衣钵，搞经济建设，走刘铭传的路子。下焉者远征西南，掌握川蜀的地理经济条件，开发西南大后方，步诸葛孔明的后尘。“到东北去是死路”，就是这位朋友的结论。[12]

当时的经国，一脑子的关外锦绣大地，自然这位朋友的衷言，难免听起来有几的逆耳。他就不相信，苏联的承诺，一钱不值。到《苏俄在中国》、《我们的敌国》等反苏文章间世，把斯大林说成混世魔王，已是时隔多年的马后炮了。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二日，暂时丢下“青年军”和“中央干校”，经国和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行政院经济委

员会主任委员张嘉璈等，浩浩荡荡直奔长春，新职是东北外交特派员公署的负责人。

新时代，“新事业”，胜利的花朵，含苞待放，一片芳香。

然而，事实证明，他那位朋友的见解，的确比他看得深远。斯大林从黑海和罗斯福晤面时起，即包藏祸心。

从斯大林的观点出发，日俄战争留下的仇恨，苏联有机会子不报吗？拿点铁路，抢走工业设备事小，甚至派军占领日本，叫它永远翻不起身。

蒋介石甘愿做美国的马前卒，中美携手，威胁到苏联亚洲部的的安全。中立的国民党政权既然是奢想，不如趁机培植延安的势力，消极地削弱蒋介石的统治基础，积极地建立中苏间的缓冲区。二十年代功亏一篑的事业，现在去完成。

是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斯大林邀请经国访苏，言词间，把苏联的意向说得再清楚也没有。[13]

“你们中国人要明白，美国人想要利用中国作为满足他的利益工具，他必要的时候，会牺牲你们的！苏联愿意把本国生产的机器、汽车，以及中国所没有的东西供给中国，同时也希望中国能把自己生产的矿物、农产品供给苏联，苏联又可以帮助中国在东北建立重工业，并发展新疆的经济。但是，我再三声明，也是我最大的一个要求，你们决不能让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只要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东北问题就很难解决了。”[14]

美苏争霸，殃及无辜。蒋主席的处境，除非有超人的睿智应付殊为不易。我们自无法，以五十年代尼赫鲁的外交策略，画一根平行线，将印度、中国等同。

蒋主席的困难：

（1）苏联的历史记录，记忆犹新。

（2）共产党的势力，构成严重威胁。

（3）采取中立政策，可能未蒙其利，先受其害。

（4）迫切需要美国的军经援助。

斯大林胸有成竹，外交上，蒋主席亲美，他则全力扶植延安的毛泽东，等到共军的羽毛丰满，苏军再从容撤退。

几乎可以说，经国的使命，没有半点成功的希望。一开头遇到的问题就十的辣手，为了国军登陆，费尽了唇舌。想在大连登陆，苏方反对的理由：大连是商港，如允许军队登陆，就是违反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后来，国军被诱到安东登陆，负责运送的是美国海军巴贝中将，登陆地点营口。可是，数千的不明部队己捷足先登，占领该市，企图在葫芦岛登陆的国军，同样受阻，陆路进军，复遭袭击。

经过多方的阻挠，国军一直到第二年的春天，始进驻了东北，防守着沈阳、长春、吉林等几个主要的点线。可是，苏军已和林彪的“民主联军”[15]合作，布置好一个“请君入瓮”的陷阱。

根据条约，“在日本投降以后，苏联军队在三个月内撤完，最多三个月足为完成撤退之期”，十二月三日，应为苏军完成撤退之期。中国军队预定由十月下旬开始在大连、营口、葫芦岛等港口登陆，另由山海关陆路进军，但苏方提议，改迟为第二年二月一日。

限期已届，马林诺夫斯基，提出要挟，“谓经济合作方案未获协议前，不能预料苏军撤退之确实日期。”[16]

苏军拒撤，事态明显，且以治安暴乱作骚扰，迫东北行营自长春往山海关撤退。留下军事代表团和外交特派公署，继续交涉。

谈判重心，一度移到重庆，十二月初，在长春恢复。苏方提出“中苏共营东北工矿一百五十四个单位之要求，并声明东北之工矿设备均应视为苏军对日作战之战利品”。[17]中国的解释“动产可为战利品，不动产不能为战利品，战利品之名词仅适用于敌人之作战武器及军事直接有关之供应品”。

和苏联方面说理，当然无用。据美国国务院的调查，“估计在苏军占领期间．东北工业蒙受损失约达二十亿美元。”[18]蒋先生的数字，尤其具体，他说：

“在电力工业方面，相当于东北总发电量百分之六十五的电力供应设备被苏联拆运而去，此外，鞍山、官原、本溪等钢铁工厂设备的百分之八十被搬走，抚顺、本溪、阜新、北票等处煤矿都被劫掠而受害甚大。”[19]

军调部成立，停战令下，苏方态度变本加厉，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以后，挑衅事件，接二连三。计有十三日，共军万名侵入鞍山，停止锦州以西的供电。十四日，共军袭击营口，攻占盘山。军调处飞机一架被扣，十五日，国军运兵车，受苏军射击，十六日保安队被缴械，张莘夫惨死。

中国方面所受到的委屈、调侃、奚落，难以胜言。重庆所反应的节制、冷静，令人称道。一月二十二日，仍派宋美龄偕周至柔、董显光，飞往长春，向苏军表示慰问。苏方仪队军乐，很热闹一番，但北极熊的既定方针，永远不变。

接收受阻，救济物资，如医药卫生设备等，亦为苏方所不许。无故凌辱的事，更有多起，如行营赖秉拓少将的座车，持有卡尔洛夫少将的通行证，竟遭苏军抢夺他去。

万不得已，苏军撤退，却和共军的进攻，密切配合。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三日，苏军自四平诡密撤出，当晚林彪的东北联军，即取包围态势。撤离沈阳，沈阳外围的铁路桥梁，悉被破坏。

国军接收长春，苏军以鼠疫为借口。苏军撤离，又和共军串通，炮制四平的把戏。即使溥仪引渡那件小事，亦横生节枝。

苏军终于五月二十三日，撤出国境。国军一度攻势凌厉，十九日收复四平，二十一日收复公主岭，二十三日拂晓收复长春，国军将领乐观估汁，哈尔滨旦夕可下。

九个月内，中苏双方共举行二十二次会谈。[20]大部的均由经国和董彦平中将，分别参加。

苏联一拖再拖的目的，说穿了是在执行斯大林掠夺和扶植中共的图谋，等一切就绪，拖着蹒跚的步伐，带着英雄式的微笑，回到苏维埃自己的国土去。

在东北的辛酸史，经国曾以日记形式，于一九五四年，以《五百零四小时》命名出版。[21]对整个交涉的经纬，裨益不多，他的心态，刻画颇深。

东北的任务完成，他跟着卸任，回到南京，东北的局势，败象毕露。

他的打击，自然不轻。出关前，那份美妙的蓝图，被撕得粉碎。东北不是他的赣南，原来是个多刺的玫瑰。那批准备跟他一块儿去闯天下的赣南旧班底，最早计划的三批北行，由于主帅后撤，只好相顾失色，留在中原，徐谋他举了。

美国军事专家魏德迈将军的诤言，[22]东北是守不住的。关外幅员那么大，把国军精锐，送到敌人的虎口，物资的消耗，兵力的分散，和战线拉得那么长，都犯着兵家的大忌。但是，蒋先生却一口坚持着东北不保，华北垂危的唇齿军事观，结果，一副血本，三两年间，被林彪的七次攻势，输得精光。

军事以外的因素，更不计其数，刊在《观察周刊》的一篇文章，可以在此作为注脚。

“胜利之初，东北有五十万久经组训的青年军，还有许多万义勇军，满盼着胜利来临，山河重见。中央恐怕他们奴化太深，投鼠忌器，所收容者不及十分之一、二，结果都挤到共产军里去，现成的饭，叫人家吃了……。

东北有久孚威望的军事将领，东北有久孚仰望的政治领袖，满盼着胜利后可以在地方效力，驾轻就熟，众意所归。中夹偏不用他，或仅给予有名无实的头衔，或叫他们的公子哥儿，当当省委，作为应酬他们的工具，叫他们有力无处用，若熊式辉、若关麟征、若杜聿明、若陈诚、若卫立煌，哪一个与东北天时地利人和上有过关系。近来报载又有起用杭战败将汤恩伯总绾东北军符之说，始终将东北这块肥肉当作私产，不敢用旁系人来抗肩。南辕北辙，放着那就地熟悉军情、地情、人情，有组织、有武装的现成人不用，而叫穿草鞋未见过冰的人来作冰雪战，所为何来？

可是自己的人又太给自己泄气了，多是为淘金而来，看着东北又‘噱头’、‘接收’、‘劫收’、‘搜劫’。沈阳市有三多：‘军人结婚的多，军人跨密斯的多，军人跳舞的多’。这种英雄与美人，真是与‘不怕死’三个字，距离太远。本地人哪能不眼红，岂不是把人心失掉得连影子也没有了。”[23]

作者在文中透露了许多笑话，譬如第五次攻势紧了，高级军政人员及眷属，纷纷逃跑，关金黄金一起入关；各级军官太太，退到沈阳，拉夫、占民房、占机关，纲纪全无；接收人员，终日争权夺利，分赃走私，贪污案重重，令人啼笑皆非。

这样的局面，焉有不溃败之理。从一九四七年五月，到一九四八年三月的辽沈战役结束为止，美式装备的精兵，牺牲了三十万，郑洞国、廖耀湘、范汉杰等抗战后期的名将，个个变成了解放军的阶下囚。东北一失，林彪人军进关，于是，华北成为覆巢之卵。

东北的挫败，内因外因，不是三言两语所能概括的，认真讨论，亦非本书的主题所在。

回到南京，经国失魂落魄，颓丧不已。就他的政治前途，他面临两项抉择：（1）另辟天地，他身边的智囊旧调重弹，向他献计，到成都平原去，开拓川蜀。（2）留在京畿，守在父亲身边，躬亲左右，再俟机而动。[24]

蒋先生却别有打算，预备把他的政治黄埔—中央政治学校交给他，发表他为国立政治大学教育长，让他将来为自己扎点根，同时把陈氏势力，借机压一压。讵料，漏屋偏逢连夜雨，“政大”发生驱蒋风潮，经国摔交，只剩下一个青年军复员处和中央干校校友会的空架子，算是太子的势力范围。

为了消除心中积郁，一度和伏特加、漂亮的女人分不开，正是在石头城伏枥的阴霾岁月里。(25)

注释：[1]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G.C.Marshall) to the President．Memorandum fnrthe President, Jan 23, 1945.

[2]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四日，斯大林把参战的政治代价，向哈里曼提出。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一日文件签字，即《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协议书》，斯大林称《雅尔塔协定》。

[3]由罗斯福负责取得中国同意，至于何时通知蒋委员长，“依斯大林元帅之意见行事”。

[4]郭荣赵著《美国 <雅尔塔协定>与中国》，台北水牛出版社出版

[5]同[4]

[6]卜道明著《我们的敌国》，台北《中央日报》社出版。

[7]蒋经国著《一位平凡的伟人》，后收入《风雨中的宁静》，台北黎明文化手业公司出版。

[8]同[7]。

[9]签订日期，一说是于日，一说是十五日，何以日期相差一天，费解。

[10]宋子文辞外交部长，王世杰继任。

[11]同[7]。

[12]曹聚仁著《蒋经国论》，香港创垦出版社出版（一九五0年）。

[13]《蒋总统秘录》全译本第11册，日本产经新闻出版，《中央日报》译印，第44页。

[14]同[13]。

[15]中共当时不便打出八路军的招牌，用“民主联军”的名义，混淆视听，中共中央政治局，派高岗、彭真、罗荣恒等潜入东北，发展实力。

[16]董彦平著《苏俄据东北》，台北反攻出版社出版（一九六五年十月）

[17]同[16]。

[18]同[13]。

[19]同[13]。

[20]同[13]。

[21]蒋经国著《五百零四小时》，一九五四年六月出版，香港《明报月刊》一九七五年五月第113期转载。

[22]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U. S．Department of State 1949（即白皮书）

[23]《东北严重怎样促成的》，《观察》第4卷第5期（上海）。

[24]同[12]。

[25]据当时任亚州司副司长盛岳说，经国某次到外交部找道明和他，要到夫子庙去找一个最拆烂污的女人。

11戡建大队

我们先将一九四六到一九四七年的一些重要镜头，剪接起来。

一月十日，国共双方，在和事佬马歇尔的调停下，签订了停战协定。

其实，除非是白痴，才相信重庆和延安间，能借谈判而化干戈为玉帛。

毛泽东说：“一系列因素，包括国际局势在内，对重新发动内战不利。”[1]要通过谈判，使共党取得法律地位，向世界表明，要打内战的是国民党而非共产党。

蒋先生明白，没有美国大量的军经援助，内战打不赢。抗战胜利来得太快，国军的兵力，集中在川滇边陲地区，时间上来不及运往华中、东南、华北、东北等地区，填补日军留下的真空。谈判可以时间争取空间。

政治协商会议，煞有介事地，通过各项议案，准备为未来的联合政府催生，国共双方是主角，“民盟”以及一些无党派人士担任龙套。

裁军协议，讲价还价，好象双方从此立地成佛，“还军于国”。

以巴大维为首的美国军事援华顾问团成立，《军事援华法案》经美国国会通过。

国军五十四万，在美国海空军的协助下，接收日军的防地。

到这年的六月为止，国军尚占优势，盱衡全局，基本上是乐观的。但是，向后的日子，就很黯淡了。

杜鲁门禁运的命令，于七月颁布，且持续八个月之久，因此，国军的优势，大为削弱。

次年一月，马歇尔铩羽而归，旋即接任国务卿，南京和华府间的关系，江河日下。

经国在东北，打不出局面，干部南移，连他搬到长春的《正气日报》，[2]都跟着迁到上海，想在那里建立起宣传的据点。

一时没有新的开展，本建军先建校的原则，重操旧业。

一九四六年夏，三青团举办青年夏令营，人数近千，一就是他回到中原后的杰作。九月一日到十日，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假庐山大礼堂举行，他的干部们，酝酿着独树一帜的意愿。

经国自己，也很有兴趣，主要，他不甘CC派的压制和打击。那本《我们对团的建议》的小册子，企图

摆脱党的牵制，呼之欲出。但是，一身兼总裁、团长两职的蒋先生不点头，办得到吗？

蒋先生对爱子的想法，频频心动，用红笔御批后、嘱经国研究具体办法。太子庐山河西路的别墅，顿时群贤毕集，包括蔡省三、陈元、王升、赖钟声等，开会集议，分工起草组织纲领，忙得一天星斗。

三青团组党的消息，传到南京，陈立夫兼程上山，直言诤谏，同时拉出戴季陶[3]分头夹击，蒋先生于是改变主意，组党一说，付之东流。

蒋先生碍难采纳，并非没有理由。他自己是国民党的总裁，且“余自束发以来，无时不以基督耶稣和总理信徒”自居，何能允许青天白日的旗帜以外，再飘出别的什么旗来，让左手和右手相互对立。

设立青年团的原意，已经变质，失掉原来团结号召的初衷。由团改党，扩大派系分裂，将置党魁于何地？

事后检讨，经国也觉得很孟浪。他的干部们，有政治狂热，缺少政治经验；注重集团利益，忽视整体利益；倾向于用主观信念的力量，去和客观的事实相抗争。

紧接夏令营的举办，选举第二届中央干事和中央监察等高阶层人事，由庐山而南京，轰轰烈烈，好戏连台。太子系的人马．许季玉、刘安琪和覃异之当选干事，罗泽恺、罗友伦、胡素当选监察。

中央团部改组，陈诚蝉联书记长，袁守谦、郑彦棻为副书记长，经国当选为常务干事兼第二处处长（原秘书处改第一处，宣传处改第三处，服务处和工作管理处改第四处，视导、调查、研究为第五处）主管组织训练。陈、袁挂名，实权全在太子手里。

掌握到青年团的神经中枢，尽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但是国民党的事，永远和我们的想象背逆。省市支团，仍由康泽系的人马控制。于是，命令的贯彻上，七折八扣，有时候，甚至地方和中央，互唱对台。

一九四七年的国民大会代表选举和一九四八年的副总统选举，即是测验三青团功能的温度计。

蒋介石的原意，副总统一职，内定孙科，他对桂系的实力，始终存着戒心；但当时担任北平行辕主任的李德邻（宗仁），并不怎么唯命是听，一场攻坚战，在首都展开。

三青团名义上并入国民党，而各县市党部的主委，由CC担任；副主委则由三青团分子出马。CC和三青团，势不两立，而三青团内部，尚有复兴社、太子系的激烈对抗。大部分国大代表，出身各地三青团，党中央下令支持孙科，孙科应稳操胜券，轻易击败对手李宗仁。

结果，李宗仁得一千四百三十八票，孙科仅一千二百九十五票．[4]李胜孙负。三青团的骨干分子，如白瑜[5]、周天贤．刘先云、许伯超等，宁置贺衷寒、袁守谦的劝阻于不顾，也要支持李德邻顺利当选。

李、孙一役，经国歉疚，蒋先生伤心，国民党的腐朽，差不多已无药可救。

青年团于一九四七年九月寿终正寝，取而代之的是国民党中央青年部，经国转为党的中央委员[6] 兼中央干部训练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为张厉生。官衔又长又大，职权无足轻重，经国对这张冷板凳，当然就兴趣索然。

好在，党的职务并不重要，他尚担任预干局的中将局长，为国防部的一级单位。

预干局的全名为“国防部预备干部局”，一九四六年成立，和它平行的是“‘国防部监察局”，局长彭位仁，经国推荐。彭投桃报李，用的全是太子嫡系，所以“外界把监察局视为预干局的盘支。”[7]

抗战末期，号召知识青年从军，大前提抗战建国，还我河山，所以一呼百应．志士来归。“剿匪”是内战，性质、内容、时机和抗日战争，好比地球到月亮的距离。也许内战方殷，蒋公出乎情势需要，顾不了那么多，旧梦重温，炒第一次青年从军运动的冷饭。

预干局成立的首件大事，召集青年军干部会议，黄维[8]、刘安琪、钟彬、覃异之等将领，纷纷赴会。会议通过征集第二批青年从军，报请国防部批准。

蔡省三先生，偏偏另持异议，他说：

“问题是抗战刚刚结束，国军正在裁减整编，第一期青年军的复员安置，尚未竣事，许多地方都被‘青年从，扰攘不宁。现在忽然又来搞个‘青年从军运动’，实在是‘师出无名’，不切时宜。要象第一期那样，拼凑一个‘征集委员会’，势不可能。‘运动’眼看是搞不起来，于是只得作为国防部改制后的一项措施，通过行政命令来办理。由预干局会同兵役局，在全国各地‘招兵’，名义仍然叫‘征集知识青年从军’，并公开宣告，入伍后系接受‘军士’的预备干邵训练，成绩优异者，可保送升学‘军官学校’，或直接晋升军士，将来可按役龄再晋级军官。这就是以升官’为诱饵。尽管如此，但是知识青年应征者扔旧为数寥寥，随后是来者不拒，文盲也收，流氓地痞，一并收罗。勉强凑数，虽然兵不足额，仍然恢复了二0一师到二0八师的八个师的建制。好歹总算让这支嫡系武装延续了下来。”[9]

第二期的青年军，没有第一期幸运，战局吃紧，先后被调到前线参战。结局，或残或俘，到上海失陷为止，兵员建制，荡然无存。

马歇尔使命（Marshal Mission）宣告中止，国共双方再没有借和谈假惺惺作态的必要。诚如陈立夫所说：“国民党的天下是打得来的，谈是谈不去的。”

国府委员会于一九四七年七月十八日下总动员令，中共的八路军、新四军，则发动夏季攻势为回应，东北、热河、冀东各个战场，展开战略性反攻。

实质上，谈谈打打，战火燎原，从日本投降那天起，任何一方都没有住过手。初期国军以兵力武器的优势，略占上风。几经交手，所谓“美式装备”的国军精锐，不过是银样蜡枪头。

试看，毛泽东下列举证。他说：

“第一年作战（去年七月至今年六月）歼灭敌正规军九十七个半旅，七十八万人，伪军、保安队等杂部三十四万人，共计一百二十万人。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一胜利，给予敌人以严重打击，在整个敌人营垒中引起了极端深刻的失败情绪，兴奋了全国人民，莫定了我军歼灭全部敌军，争取最后胜利的基础。[10]

毛泽东承认．共方付出三十余万人伤亡的代价，和大批被敌占领的土地，但是，共方立于主动。

孟良崮，[11]国军张灵甫殉难，莱芜战役李仙洲被俘，两役约十万人被歼。

鲁西南战役，国军四师九旅之众，遭到歼灭。

国军大书特书的一场胜仗，是胡宗南的部队，攻入延安。[12]但是换取到的，不过一场空欢喜。津浦线短暂通车，陇海西段，又被刘、邓大军所切断。

战场上国军频频失利，共军的新战略．执行“外线作战”。以乡村包围城市，由游击战，扩大为阵地战，“先打分散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强大之敌。”国军变强为弱，变攻为守，双方形势消长，急转直下，连西方军事家，都为之不解。

其它方面，如政治、经济、精神、心理，[13]和军事一样地令人沮丧。

导源于“沈崇事件”而爆发的反美学潮，迅速蔓延全国，学生罢课、游行、示威，了无宁日。他们提出的口号“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无不矛头对准南京政府，旨在瘫痪国民党的后方，打击民心士气。毛泽东称此为“第二条战线”。

国民党当局，自然很清楚，这是敌人的恶作剧，是中共地下党幕后的策动。经国负责的三青团组织部门，的确绞过脑汁，派精英分子，渗透到各学校，从事各种防范措施，或壁垒的明地，相互对抗，可惜成效极其有限。国民党人，即使在后方，也不是中共的对手。

经济方面，通货膨胀，生产萎缩，加上庞大的军费开支，公教人员生活，日益恶化。政府财源枯竭，唯一的希望，等待美援，美援不来，只好滥发钞票，借资挹注。

失业、饥饿、萧条，每一项因素，分别困扰着国民党政府，加上中共巧妙的宣传，轻易地转嫁到另一方去认为蒋介石集团，独裁卖国，贪污腐化，反正一无是处。

国民党若干短视暴虐的举措，[14]无形中亦丑化了自己，帮助了敌人，加速崩溃的步伐。

经国当时在南京的地位，相当微妙。一只脚在党里，一只脚在军里，可都算不上高层决策人物。特务组织，“军统”和“中统”，没有他的的，各军种各兵团，直属参谋本部，鲜有轮到他插足的余地。

大局如斯，经国对一切的情况，看得比他父亲还要清楚，原因，蒋先生高高在上，很少有兼听的机会。

经国因而忧郁仿徨，口头上、行动上，他要扮演成乐观坚强的斗士，强调“天下没有不能克服的困难”，心灵深处，阴暗深沉，看不见地道那一头，有任何光芒。

扶撑危局的办法，集南京所有的诸葛亮，也提不出什么锦囊妙计。即使有，蒋先生那样的性格也听不进去。听进去的，办不办得通，尤其成问题。

避免坐以待毙，一九四七年的秋天，经国召集亲信反复研究，且得到蒋先生的首肯，终于提出一个对付中共的新方案—建立“实验绥靖区”。[15]

纸上谈兵，计划是不错的。

绥靖区实现全民武装，把及龄壮丁，全编成“戡乱建国义勇队”，荷枪实弹，保家保乡，巩固收复区，根绝共军兵员粮食供应。

预备在江苏、安徽、河北、河南、湖北、山东六省，各划专区试点。

“中央训练团”，特别开办“实验绥靖区干部训练班”，训练区长、县长等干部，配合施行。

认真实施，也就和美国在南越办的战略村类似，是以组织对组织的一种手段。

南越这一妙招，没有成功，关键系于：

（1）属于政府方面的干部，赶不上越共方面干部对主义信仰的宗教狂热。

（2）政府军没有力量保护村民的安全。经不起越共的报复打击。

中国的情况，较越南更特殊。地主和农民的利益，彼此矛盾。绝大多数农民相信，跟着共产党走，将结束贫困，获得翻身。

凭这付印象，已命定失败，劳民伤财，空忙一阵。

经国有什么选择呢？明知不可为，亦只有临危受命，鞠躬尽瘁。

计划没有出门，困难来了。行政院重划行政区是第一关，中训团另编预算，订编制，备营房是第二关。

行政院的官僚们，对国事的轻重缓急，漠不关心。仅知道照章办事，奉公守法。一记太极拳打过来，经国已手足失措。他们说：“设立实验区，事关改变现时政区，行政院政务委员无权定夺。须将原案咨请立法院审议通过。”耗时旷日不说，能否顺利通过，还是未定之数。

最后，还是蒋先生想到的变通办法，根据“戡乱总动员令”，交国防部出面办理。但“实验绥靖区”的原定计划，早已走样。

国民党的事，如是拖泥带水，甭说，对敌斗争之不易，对付自己的官僚阶层，就够辛苦了。

“戡建班”第一期毕业的学生，约一千二百余人，编为六个大队，每人发美式手枪一支，子弹两百发，官阶准尉、上尉不等，颇有点御林军的威严。

一九四八年一月，国防部戡建总队[16]成立。总队长胡轨，下辖六个中队，分驻苏北、皖北、豫南、鄂北、鲁南、冀东各地。但都受经国直接主持的“戡建中心小组”指挥。

队员或个别、或小组，参与地方施政，组训民众等工作。有时用他们的上方宝剑，进行搜查、逮捕活动。以戡乱建国的“先锋队”、“政治兵’自居，难免轻视地方干部的尊严，发生越权揽权等情。因而，戡建的功能，未见发挥，内部倾轧的现象，不一而足。

戡建总队之外，尚设戡建小组，负责情报活动，为经国经营情报组织的滥觞。

其奈，俱往矣，随着国军的覆灭，他这支新兵，被俘、被歼的．占十之八九。他们是充州第五大队，于许世友占领济南后，自大队长谈明义以下，无一幸免。少将督导游鲲（曾任蒋主任秘书）同时成擒。

襄阳第四大队全队被歼、包括大队长刘复州在内。

潢州第三大队，因豫南战局吃紧，各奔东西，而自行解体。

淮阴第一大队，未遑开展工作，即和南京的联系切断，后陆续逃回上海。

合肥的第二大队和唐山的第六大队，一九四八年七月调到上海。

武汉“戡建小组”的组长宋特立，携秘密档案投共。

赣南时期，经国曾说过：“年轻人的日子是不夜的，可是年轻人的黄昏来得太早了。”现在，竟成了他自己的忏语，命运就这么捉弄着他。

注释[1]吴嘉静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共谈判与马歇尔使华》，《中报月刊》第41期（香港一九八三年六月》，第98页。[2]曹聚仁著《采访二记》，香港创垦出版社出版[3]曹省三、曹云霞答《蒋经国系史话》，香港《七十年代》月刊，一九七九年八月出版，第178页。[4]程思远著《李宗仁先生晚年》，第9页，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一九八0年十二月北京。[5]白斌为广西籍立法委员[6]第一次当选国民党中央委员。[7]同[3]。[8]黄维，前国军十二兵团司令，徐蚌会战被俘，一九七五中共释俘时，恢复自由。[9]同[3]，第185页。[10]毛泽东著《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一九四七年九月一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29页。这一统计数字，不一定正确，但国军损耗巨大是事实，董显光谓“到了民国三十六年终，中国政府日益增加的危险已呈更剧烈的现象”。《蒋总统传》，第488页。[11]电影《南征北战》和《红日》即描写此役经过。战争发生于山东沂蒙山区。[12]参阅《中共中央关于暂时放弃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两个文件》（一九四六年十一二月），一九四七年四月，共军主动放弃延安国军得一空城，不久，胡部被全歼。[13] Russell Randall准将，认为这场战争有五个方面：战场上、财务上、政治上、精神上和心理上。见《中国时报》旧金山版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九日第二版。[14]暗杀闻一多、李公朴，其余如特务恐怖、抓人、判刑、坐牢等。真正的共党分子，极少抓到。[15]同[3]。[16]国防部系统的特种工作队，尚有“人民服务总队”属邓文仪的国防部新闻局，“绥靖总队”属国防部第二厅。

12八一九防线

战争进入第二年（和谈破裂），共军反守为攻，国军精锐，象见到太阳的坚冰，快速融化。

毛泽东“宜将胜勇追穷寇”[1]的战略，就是看准蒋的弱点，不让南京有喘气的机会，由内线进攻，加速蒋氏王朝的崩解。

等到后来，蒋看到事态之严重，承认经济战场上，也遭受挫折，已生命垂危，再无法挽救了。

据董显光说：一九四八年夏间，印刷纸币的费用，已经赶不上货币的兑换价值。[2]从社会经济的实情去了解，假定，以国立大学的教授收入作例：“胜利初期的教授收入，约等于战前的十分之一；如以银元来计算，约等于十五元上下，到了发行金圆券的前夕，我们的收入，只等于银元五、六元左右了。这份薪给，比之战前女工，还差了一半。”[3]这是一位教授的自述。再从当时流行的钞票面额来看，一九四八年的七月十九日，二十五万元的关金大钞开始问世了，法币的发行量已是战前的二十万倍，物价的涨度为战前的三百九十万倍，物价上涨的幅度，如此巨大，可真是“法币的末日”了。

造成这样严重情势的因素，“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有内在的，也有外在的。外在的压力，是中共的控制地区，日益扩大，到这年的六月三十日为止，解放军已经控制了二百三十五万平万公里的土地，占全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人口超过一亿六千八百万。国库收入（田赋）锐减，但军费相反地直线上升。赤字成为天文数字。

国府更大的困扰，每失一地，即产生成千成万的难民，即这些人内心里拥护国民党，恐惧中共的“解放”、“翻身”。据一九四七年十二月的统计，此项无家可归的难民人数，共达两千万之巨。政府无法坐视，需予人道救济，因而益增财政上的沉重负荷。

“无粮不聚兵”，早是支援战争的先决条件。但是，中国在战争中，已长期失去生息喘气的机会，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五年，从事剿共战争，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对日抗战。国共内战，又持续数载，民穷财尽，筋疲力竭。

美援是当时南京政府的唯一希望，而美援却不是那么说来即来。华盛顿夹带着附带条件，那就是：国民党先要自助，着手政治革新，推行民主运动，才肯慷慨解囊。

华盛顿的观点，并不全错，但也不全对，它不能用施舍的态度，无条件地送钱送枪送炮，希望每一分钱花下去，有一的钱的功效。然而，客观事实是，国民党已经病入膏育，再猛的药物针剂，短期间，亦无法使它恢复健康，进而生机勃勃。

至于陈伯达所说的“四大豪门”等等，和真实情况，并不全部符合。

谁当财政部长，谁也没有办法，唯有“凭了印刷机，把法币象洪水似的天天泛滥出来”，应付急需。其后果是“一方面冲淡了人民原有币值的购买力，一方面更以最强大的购买者资格，把都市的与农村的物资囊括而去，生活物价飞涨，币值日降。” [5]

渐渐地，灵符失灵，“举国已成法币世界，都市大宗买卖早用黄金美钞计算，农村社会普遍以粮食作价格标准，偏僻地区又已恢复银元往来，物物交换风行各处。”法币在人民心目中，“失去价值尺度的机能，失去流通手段的机能，失去支付手段的机能，失去贮藏手段的机能。”[6]换句话说，国府的财政经济和军事一样，面临崩溃的边缘。

法币既陷在解体的过程中，改革乃变为官民上下一致的呼声，甚至“改得好，当然要改，改不好也要改。一次改不好，可以再改，多少让人民能够喘一口气来。”[7]

改革早在酝酿，下决心见诸行动，却等到一九四八年的八月。

七月下旬，蒋在莫干山，召集他的高级经济幕僚，频频举行会议，京沪报纸盛传，币改如箭在弦。七月的最后一天，蒋突飞上海，在沪举行会议。八月十三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离京前往牯岭，晤蒋会谈，于是订名为经济紧急处分方案的新政策，始拍板定案。

八月十八日，蒋下山返京。第二天，明令公布币改内容。第三天，蒋、翁（文灏）联合招待民意代表及京沪银、钱业，同日宣布政院下设经济管制委员会。二十一日，发表俞鸿钧和蒋经国的新任命。行动迅速和敏捷，显示政府的决心，非打赢这一仗不可。[8]

方案的条文甚多，归纳起来，不外下列四大项目：(1)自八月十九日起，以金圆为本位币，十足准备发行金圆券，限期（十月二十日前）收兑己发行的法币及东北流通券。(2)限期收兑人民持有的黄金白银银币与外汇，于九月三十日前，兑换金圆券（其后又将限期延至十月三十一日），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持有者严办。(3)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外国的外汇资产，违者制裁。(4)整理财政并加强管制经济，以稳定物价，平衡国家总预算及国际开支。

紧急处分令，系总统根据宪法临时条款所授的权限，即西方所谓的Mandate，无需经过立法院的立法程序，和美国参议院在东京湾事件后通过的越战授权相同。

南京不惜孤注一掷的决心，从八月二十日《中央日报》的一篇社论可以看出来。文章说：

“社会改革，就是为了多数人的利益，而抑制少数人的特权。我们切盼政府以坚毅的努力，制止少数人以过去借国库发行，以为囤积来博取暴利的手段，向金圆券头上打算，要知道改革币制譬如割去发炎的盲肠，割得好则身体从此康强，割得不好，则同归于尽。”

把这个割盲肠的重任交给经国，任上海经济督导员。蒋先生实在没有别的王牌可打，只有太子于满朝文武中，赤胆忠心。而经国自己也颇具自信，咸认“认真实行”，即能“扑灭奸商污吏，肃清腐恶势力，贯彻新经济政策。”[9]

经国的信心，来自他的潜意识，列宁十月革命以后的困难，不就被布尔什维克的同志们消灭了吗？他很自负地说：“假使将这个政策看做是一种社会革命运动的话，同时又用革命的手段来贯彻这一政策的话，那么，这一政策，我相信一定能达到成功。”[10]

然而，民间舆论，却向他大泼冷水。

上海出版的《经济周报》，带着严重的失望，在社沦中写着：

“不知是故意还是无知，政府的经济措施，却始终认为：无中可以生有，对人民始终没有放弃玩弄那一套无中生有的把戏。”[11]

香港出版的《远东经济评论》断言：“这是临时的镇静剂，可以缓和经济的贫血症，却不会有长久的功效。”接着说：“中国的一般情势是绝望的，蒋和翁的申明，已不再隐匿其严重性。”[12]

美国出版的《华盛顿邮报》更有直率的评论：

“由于内战关系，军队的人数日增，任何方式的币制改革，在此时提出，都将注定失败的命运。而且，除了内战以外，其它足以使这个改革能成功的条件，亦不具备。这些条件是：强有力的政府，有平衡的预算，健全的赋税制度，现在我们所能寄于希望的，莫过于此新出的金圆券，勉可通行一时。

负责拟订这个改革方案的是发明四角号码的王云五财长。据王乐观估计，币改后，政府的总支出，约为三十六亿金圆券，税收在按战前标准调整以后，可得二十五亿，赤字仅及十亿。弥补的办法，可以靠出售国营事业（棉纺厂公债），美援物资，以及增加侨汇。”[13]

经济学家，则大不以为然，“税率按战前标准调整后，是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真正征得到手的（两个月是一个很乐观的估计）；但支出却不能等待，假使在调整税收所需期间，物价继续增加，开支的数目也必与物价等比增加，一切岂不都成泡影？”[14]

国营事业，经过官营的结果，早是烫手的蕃薯，民间收买的兴趣，微乎又微。而出卖公债的可能性更小，升斗小民，公教人员，有心无力，大商贾对飘摇毋定的局势，缺乏信心，有力无心。

侨汇的增加，有其一定的幅度，无外力可使；而且，统计数字显示的结果，一丸四八年较一九四七年，更为减少。

基于平衡的理想，政府希望今后在节流开源方面着手，具体的措施是增加出口，减少浪费，撙节外汇。这个说法，其实是信口开河。战争一天不停，战争的机器，就无法停止，这些燃料滋补从哪里来？当然，要靠外汇，而撙节又从何说起？

王云五最大的如意算盘，希望美国拿出五亿美金作后援。王特别专程赴华府，但是杜鲁门政府给他吃了闭门羹。

经国带着他“新赣南政冶”的资本，调来了“戡建大队”，向渔管处借调一部的旧干部，在上海中央银行内，设置办公室，就杀气腾腾地，打起老虎来了。

照政府公布的物价管制办法，规定所有货品，必须停留在八月十九日的市价上，即官方称谓的“八一九防线”。管制的目的，打击投机市场，“革上海人的命”。

在经国的统一指挥下，二十三、二十七两天，上海市六个军警单位（金管局、警局、警备部稽查处、宪兵、江湾以及京沪、沪杭两路警察局）全部出动到全市市场、库房、水陆空交通场所，进行搜查。命令“凡违背法令及触犯财经紧急措施条文者，商店吊销执照，负责人送刑庭法办，货物没收。”

七十天的经改，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从“八一九”到十月二日，是第一阶段；十月三日抢购开始，到该月三十一日，行政院通过议案，放弃限价，是第二阶段。

最不愿意和太子合作的，当然是上海的财阀和“教父”，要是他成功了，他们的利益，就会受到侵害，其次是国民党内部的官僚集团。

经国上任不到三个礼拜，派系斗争的裂痕，已由里层而表面。南京消息，宣铁吾将调衢州绥靖副主任，遗缺由经国继任，宣表示“今后经国兼任司令，经管工作当能愈和各方面配合，加强管制力量”就是一付酸溜溜的口气。

跟着吴国桢市长，也跑到南京，向蒋递辞呈；社会局长吴开先，公开和太子冷战；上海的官僚势力，组成联合阵线，和蒋对抗；内争一升级，外侮自然会加剧。[15]

第一个向经济紧急处的命令挑战的，是轰动一时的陶启明案。陶任职财政部秘书，利用职权，泄露机密，串通商人抛售永纱股票投机，结果案破服刑。这是对经国办事的决心，初次考验。杀鸡警猴，为中国自李斯以来，严刑峻法，借以慑服人心的原始法则。

随后送命的有上海警备部科长张亚尼、官员戚再玉（警备部第六稽查大队长，勒索罪被杀），因囤积而处死的有王春哲，入狱的包括巨商大户共达六十四名。这在上海那个“有条有理—有金条有道理”的世界，几乎是无法想象的。经国要建立法律权威，要铲除恶势力，的确很给望治心切的上海人民，不同凡响的观感。外国记者把他形容为“中国的经济沙皇”，中国人称为“雍正皇帝”。

有些手段，连经国自己都认为“多少是不近人情的”，最典型的例子，是一家鞋帽公司，因标价超过了“八一九”，被罚一千元，老板托人说项，蒋的答复：“好好！看你的面子，加罚两千元！”令出法随，铁面无私，固是好事，从纯法治的观点看，未免有些近乎即兴主义。

但经国是下定决心，和上海的财富集团，拼个你死我活。在那篇《上海何处去》的演讲词里他向上海的商人，下达了“哀的美敦书”，他说：

“在工作的推进中，有不少的敌人在那里恐吓我们，放言继续检查仓库办奸商，将会造成有市无货，工厂停工的现象。不错，假使站在保持表面繁荣的立场来看，那是将要会使人民失望的。但是，如果站在革命的立场来看，这并不足为惧，没有香烟、绒线、毛衣、绸缎，甚至猪肉，是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相信，为了要压倒奸商的力量，为了要安定全市人民的生活，上海的市面，是绝不畏缺华丽衣着，而致放弃了打击奸商的勇气，投机家不打倒，冒险家不赶走，暴发户不消灭，上海人民是永远不能安定的。”[16]

接着他疾言厉色的警告他的敌人说：

“上海许多商人，其所以发财的道理，是由于他们拥有本店制造的两个武器：一是造谣欺编，一是勾结贪官污吏做官的人如与商人勾结，政府将要加倍的惩办，戚再玉己经枪毙了，听说不久的将来：还有类似的人，也要得到同样的命运；这就是对于身为官吏的人的警告……。共匪和奸商是革命的两大敌人，我们对于这两敌人，决不能放松一个，要同样的打，一起的打。”[17]

由戡建队喊出来最响亮的口号，是“只打老虎，不拍苍蝇’。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所揭示的四大工作目标，也提出“打祸国的败类”、“救最苦的同胞”。[18]对于群众心理的掌握，经国真不愧是苏联培养出来的宣传家。他的“一路哭不如一家哭”，曾成为传诵一时的政治格言。

上海人民感到最吸引的，莫过于他的人民哲学，“天下再没有力量比人民的力量更大，再没有话比人民的话更正确。”“人民的事情，只有用人民自己的手可以解决，靠人家是靠不住的，要想将社会翻过身来，非用最大的代价不能成功。”[19]这套口号，当时在苏北、华中、鲁南…“各解放区”，早已是中共动员民众的口头禅，好在经国不怕戴红帽子，前进的青年，苦闷的民众，对经国的印象，可就与其它的官员迥然相异。

当群众的情绪，被鼓动的和商人们对立的时候，商人就会被孤立起来，有利经改工作的开展。所以，假使斟建大队是他的骨干，人民服务站和大上海青年服务队，则是力道无边的两条竹节金鞭。

经改命令下达的第十天，上海成立了十一个人民服务站，它的任务，主要是接受告密。九月十日，王升发表《告上海青年书》，选拔了一万二千三百三十九人，分组为二十个大队，有组织地扩展群众运动的基础，青年们的反应，其热烈的程度，“如怒潮排壑似的投身到服务总队的旗下来”。不过，等“削反队”受训完毕，经改的好景已过，瞬将成为不治之症。

至于智囊人物，贴身干部，经国和国民党的一些官僚，根本格格不入，他只相信他的留苏同学和新赣南的旧干部，这批人的确出了大力气，是推动经检的主力，初期的表现，真有些气象万干。

经国的地位，随着经改暂时性的成功，在上海成了一位妇孺皆知的传奇人物。以收兑黄金为例，一个月中，上海中央银行收兑黄金、白银、外币，共值美元三亿七千三百万元，其中包括黄金十二万五千六百五十二两，美钞三千二百八十万三千八百九十四元。中国的农村和小城市居民是把黄金视同生命的！没有土地的农民，把黄金看作土地。

这些黄金美钞，全是上海升斗小民的，他们愿意和政府合作，一说明，经国的声誉，已在他们心目中生根。王云五沉不住气，马上沾沾自喜，他对立法院说：

“……本人不仅应以口头及在短期内以书面分别答复，并决以事实答复（鼓掌）……今后币制稳定，通货流通速度减低，物价自可稳定，预算即可平衡。”

头脑冷静的专家，看问题就透彻得多了。他们把政府冻结物价的措施，比喻为用“立正”、“稍息”的军事口令，来建筑“经济上的马奇诺防线”。[20]也有人指责，是“漠视工业再生产的可能性和商业商品流通的必需条件。结果限制不敷成本，工商业再生产和再循环，必然引起紧缩，生产衰落了，流通呆滞了，而在政府强力压制下，工商业者只能忍痛地把现存无法匿藏的商品，亏本出售。”[21]它的后果是使大多数善良的工商经营者以及民族企业遭殃。

在执行上，取缔囤积居奇，禁止奢侈品进口与贩卖，停止证券市场的交易，禁止外资的外运，捕捉黄牛党的活动……，都是消极的行动。要执行得有效，须依赖积极的行动，譬如游资的疏导，生产的鼓励，物价的调整，出口贸易的促进，尤为稳定经济的根本问题。但是任何足以稳定通货的办法，无法立竿见影。没有安定的人心，和前方来的胜利消息，都只能治标于一时，解决不了根本。

不错，上海一地的管制，在军警的压力下，形势暂时稳定了，搞囤积的大户，玩套汇的老千，摔交的摔交，坐牢的坐牢，市面物资供应受严厉检查登记、没收的打击，已收釜底抽薪之效。在经济原则上，单上海一地守住“八一九”阵脚，这些现象对全局并不有利，也不合理。商品社会，物资总往价高处流。现在上海物价相对低平，则一切流入上海的物资，势将瞻顾不前，结果，造成全国压迫上海的形势，上海一孤立，目前的畸形稳定，早晚会决堤。

支持国民政府的台柱是江浙财团。这支地方势力，既能载舟亦能覆舟，连他父亲都晓得其中的利害，再怎样，也得罪不起的。经国初到上海，虽然，“爷爷叔叔”在国际饭店和他们礼貌了一下，可是真要用打击赣南绅士的手法，蛮干硬干一通，经国的道行，比起这群千年老道来，就不是对手。象杜月笙的儿子杜维

屏之被捕，对人心的刺激诚然有功效，打击圈过分扩大的后果，一旦让他们集合起来反扑，兹事体大了。

共产党为了政治斗争的利益，当然，也不会放过经国的。中共的策略，一则扣紧瓶头，不准“解放区”的粮食及工业原料，流入都市消费中心，使生产和消费脱节；一则以高价收买金钞及民生必需品，造成粮荒，增加上海市民的恐怖心理。’[22]

回到市场上的实际情况。币制改革，生产萎缩了。

私有财产社会是为追逐利润而生产的，生产无利可图，而要赔累，必然不能维持生产。币改前物价剧功，生产成本无法计算，生产过程较长的事业，都不能安稳生产。物价突然停摆，尤其在一个偶然的，高低不一的地方歇下脚来，对生产更其不利。最成问题的，是原料仰赖外地的生产事业，购买外汇突然增加百分之五十，捐税加重，运费加昂，成本涨，售价不涨，当然，难以为继，关门大吉。

即使，国内就地取材的工业原料，情形亦大同小异，内地农民，受够通货膨胀的教训，“重物轻币”心理，根深蒂固，对于金圆券和限价没有信心。要买原料，必须物物交换，或以银币支付，原料要以高于限价的价钱买进，多生产多损失，于是剩下减产的一条道路。

其次，游资压迫物价，金圆券出笼，日有增加。此项资金，原先本质上是贮藏的财富，现则变成金圆券冲到流通中来。原有法币转换金圆券不变，财政支出不

变，金圆券的动脉进出收回并不调匀，膨胀现象仍存在，因此游资在高涨，在寻求出路。先从囤积之路，被检查所堵，只得远走高飞，往管制松的地方逃。逃亡虽也被拦阻，但钻隙窜空，防范不易。《大公报》在九月二十四日的一篇社论中警告说：“涌涌游资，不能导进正当的生产事业，有朝一日，必将冲毁管制的藩篱。”

商人的自卫战术，先是消极抵抗，把上海七百万市民的生活必需品藏起来，物价虽稳定，有市无货。上海的西餐馆，因买不到鸡肉菜类，将西餐取消，改卖面包炒饭。经管会手足失措之余，宣布限期登记存货。九月三十日那天，曾动员五千六百人，组成一千六百二十八个小组，由市警局俞叔平局长担任总指挥，实施物资总检查，规定“如发现有隐匿未登记者，一律查封，若登记数量不符，或自行移动者，报督导处核办。”执行当局的用意，是希望彻底掌握物资，防止奸商兴风作浪，兼可根据物资情况。调节供应，收一石二鸟之功。

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商人的反击策略，不是那样容易对付的，囤积技巧，层出不穷，有些商人利用火车来囤积，多付运费，让货物留在货车内，今日漫游无锡，明天开到镇江，活象一所活动仓库，俾蒙过检查人员的耳目。

起初，商人以原料缺乏为由，要求停工，进而改变战术，据官方的记载，他们“唆使收买一些流氓和无

业游民，在市面上分头抢购日用必需品，以期造成心理上的恐慌，迫使政府放弃限价政策，这就是十月四日市场波动的缘由”。上海的流氓势力，的确很大，假使当局真有足够贮藏的物资，商人的计策，也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容易击破的。这个解释，似乎有存疑的余地。

抢购摆长龙的现象，开始于十月四日，南京当局，却自一日起，加强管制扩大区域，经国的权限已不止上海了，《生活杂志》说，“相当于一个法国的面积”。

反映当时情况的经国日记，最具参考价值：

十月三日……十时，主持检查委员会例会，讨论实施总检查的办法，大家的气已不如以往的旺盛，这是和今天的困难环境互相发生关系的现象。

十月四日自星期六开始，市场已起波动、抢购之风益盛。一方面因为烟酒涨价，同时亦因通货数量之增多，所以造成了今日之现象。目前抢购之对象，为纱布呢绒等物，恐怕将来要以米为对象了，这是非常严重的现象，所以一夜未安睡，且内心非常不安，因责任所在而不敢忘也。

十月五日人心动摇，抢购之风仍旧继续发展，这是非常值得忧虑的。今天决定加紧取缔美钞和黄金的黑市交易……。

十月六日抢购之风，虽然比较好转，但是问题的严重性，并没有解除。米的来源空前来得少，而市民向米店买米量则较往日增加一倍，这是个严重的问题，真是日夜所不能安心者……。[23]

经国所说的“困难环境”，指的是济南失守，他在十月的《反省录》里，曾坦承是“军事以及政治方面的重大事件，因此造成了严重的局势。”经国强调过政治的因素和经济的因素是不可分的，现在济南失利，人心动摇，应变措施当然会把金圆券拉下马来。

最矛盾的是，政府一面严格限价，一面领头加税，十月初，宣布“卷烟、熏烟草、锡箔，洋啤酒、国产酒类，烟丝、烟叶，七种税额，增加七十一倍”。烟酒燃起了星星之火，再加上燎原的油棉，抢购潮乃变成万马奔腾的洪流，迅成泽国。这等于中央主管单位，先给经国砍断一条腿。

上级扯经国的腿，地方干部也要捋他的虎须，有个现成的例子，市政府社会局长吴开先，未得蒋氏同意，批准绒线厂盘上涨五成，并发表谈话，列举数字，说明批准涨价的苦衷，被经国所否决。

“扬子案”是这个阶段最大的打击因素之一，经国过去一个多月来的声威，从此全部输光，上海居民，把他的政冶口号，改成了“只拍苍蝇，不打老虎”。“扬子案”众说纷纭，真相如何，到今天还是个谜，据经国自己的说法，是外面扩大其事。二在法律上讲，扬子公司是站得住的。倘使此案发现在宣布物资登记以前，那我一定要将其移送特种刑庭。”可是，另据印度驻华大使潘迪华（K. M. Panikkar）在其旅华回忆《In TwoChinas, Memoir of a Diplomat》所记，当扬子公司被查封的当晚，南京官邸正在宴客，杯盘交错之际，上海突来一紧急电话，蒋夫人接完电话之后，神色至为不安，乃先行离市。翌晨（十月一日）飞沪，经过宋美龄从中干预，此一丑闻，喧嚣中外，不日，孔令侃飞美。

另据曹聚仁的记载：“当宋美龄带着大公子（孔令侃）去看蒋先生的时候，经国己经束手无策了。”退职记者在《哀江南书》里提到，孔令侃看姨父的时间，是十月九日的上午，在经国“拜见父亲，报告上海情况”之后。参考各种可得的史料，相互印证，“第一夫人”插手“扬子案”，使经国受挫，已成不争的事实。

家族干政，豪门当道，群情哗然的后果，接着就是“市民人山人海，抢购物资忙。”总崩溃前夕的这一幕，乃在观众的惋惜声中，黑灯暗场。

了解十月三日以后的情况，我们不妨把这以后大公报的新闻摘要，检查一下：

十月三日无锡、杭州有抢购现象，食米限购五斗，鲜鱼鸡蛋绝迹。黄牛、单帮大活跃，有组织的抢购物资外运。

十月八日两监委到沪调查扬子囤积案。造纸业建议销毁法币作原料，可维持六个月之用。

十月十六日经管处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使用全力扑灭黑市行动。金钞黑市已发现，换发身分证，准备全面配售日用品。

十月二十一日工业界在无办法中挣扎，实物交换盛行。

十月二十二日翁文灏邀蒋经国商谈安定经济新办法。

十月二十三日排队买面包。

十月二十四日北平教授（毛子水，朱光潜等）为民请命。

十月二十九日蒋经国赴京前，告重要干部，坚决反对开放限价。食米藏入棺材，床下抄出火腿。

从上列新闻中所勾出的一幅图画，可用四个字来说明，“危哉殆矣”。经国自己的描写，“本星期（十月三日至九日）的工作环境，是工作以来最困难的一段。”在这以后的日子里，更是不断的告急警报；十月十四日，“上海整个的空气是在恶转中”；十月十六日，“今天报纸上发表了关于扑灭黑市的严厉办法，但是并没有见效”；十月十八日“……许许多多问题，不但无法解决，而且一天天严重。”抢购到了排山倒海的地步，捉拿、枪杀……这些手段，也就到了黔驴技穷的阶段。经改会斗法的对象，非仅是“奸商”、“流氓”，还加上警察和七百万人民。面对如许庞大的势力，即使是“戡建队”“青服队”一百倍的力量，也难照顾周到。

经改会的最后一着棋，是在市区的一个小菜场上，每天派出服务小组，配合辖区警察，执行检查监督。别看市场虽小，“小菜场是大上海社会的缩影”，服务工作最容易发生困扰的也在小菜场，流氓持暴凌弱，到处造成群众骚动，需要派武装人员持枪实弹前往镇压。“警察和商人勾结，设法帮商人疏通，包庇商人为非作歹”。管制人员在场内管制，买卖双方则在场外交易。所以经国看到这个莫可奈何的现象，才写下“今天最要紧的是要沉得住气，有若干干部，心理已经开始动摇，这是如何可虑。”

干部动摇，首脑部门，何尝不动摇。高阶层立场的动摇，十月中旬即开始，二十日翁文灏召集经管要员开会，“无具体结果”，但次日经国访翁谈话的结论：“财政部没有一定的办法和主张，颇有动摇不定的状态。”二十七日的会议，经管的丧钟，终于响起了。

会议开了三天，“鸽”、“鹰”两派，曾有激烈的争辩，主题在“议价”、“限价”之争。主张议价的，实际上是投降派，认为限价既未能阻止物价上涨，反而形成抢购物资的现象和黑市猖撅的结果，事实上倒加速了物价的上涨，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故不如干脆议价为宜。主张限价的是“改组派”，也就是所谓的“死硬派”，“力争限价的取消，就等于宣告经改工作的失败，等于宣告金圆券的崩溃，结果徒使物价——甫经就范的野马（事实并未就范），又脱去缰绳去任性奔驰，民命国脉，将不知伊于胡底。”改组派还认为，只要政府能掌握物资，就可随时动用，可以用区域间以货易货的办法，换取必须的食粮和农业品，其次配合精确的配给制度，使这些物资合宜地分配到市民手里，避免商人的中间剥削，免掉黄牛党的套汇囤积。

经国的立场，自然是站在“死硬派”这一边的，他在日记里，有很清晰地交待。“十月份的最后一星期，恐怕亦将成为限价政策实施的最末一周。问题不是在于限价不限价，而表示政府无能，怕困难和没有决心，处在政府放弃限价政策的时候”。最后他说：“我的主张既与此相违背，则本应辞职……。”这段记载，正印证了那时京沪报纸，“经国坚决反对开放议价”的报导。

行政院的经改讣闻，到十一月一日正式公布，但公布前夕，尚有两处起程炮。

代表“民意”的立监两院，在十月二十九日那天，立院十五次院会开会讨论经济危机，“主张立即取消限价，维持市面，不要只顾面子，不肯承认失败”。监院提出纠正，结论“未能镇之于初，复未补救于后，造成生产减缩、黑市猖撅现象。”这表示，负监督政府的民意“代表”们，对政府已不止是怨，而是恨怒交织。

真正反映知识的子的失望和悲观情绪的，是来自北方的“停教宣言”，北大教授周作人等八十二人，在他们共同签署的声明中说：“……政府对我们的生活如此忽视，我们不能不决定自即日（十月二十五日）起忍痛停教三天，进行借贷来维持家人目前的生活。”教授要停课借贷，该是多么讽刺的写照。这代表着他们对国民政府的绝望和悲呼，哀莫大于心死，由小市民到知识的子。至此，一心一意地等待毛泽东那个红太阳的来临了。

经改失败，翁内阁倒台，起草人王云五退位让贤，经国这场全本武戏，只好落幕告终；发表“告上海市民书”，表示一番歉意，说了些沉痛的话，于十一月六日，悄然离沪，回杭州蒋寓，和蒋方良团聚去了。

金圆券昙花一现，等于把国民政府的外衣剥光，这以后，四野挥师入关，中原震荡，军事上出现雪崩的局面，已毫不足异。而对经国的教训，不仅是“读了一部经济学”，更读到了政治经济学，懂得经济规律，硬用政治手段去对付，必败无疑。曹聚仁写道：

“经国放下经济特派员职位的前一星期几乎天天喝酒，喝得大醉，以致于狂哭狂笑。

这显然是一场骗局，他曾经呼吁老百姓和他合作，老百姓已经远远离开他了，新赣南所造成的政治声誉，这一下完全输光了，有的人，提起了经国就说他是政治骗子；有人原谅他，说这都是杨贵妃不好，害了他，蒋先生的政治生命，也就日薄西山了。”(24)

杨贵妃系指着宋美龄。为了“杨子案”，经国的爱将贾亦斌曾和他拍过桌子，(25)不过，话说回来，没有宋美龄的破坏，经改也不会成功。

《大公报》刊有《打虎赞》，既讽刺也写实，堪为本章结尾的插曲。[26]

万目睽睽看打虎．狼奔豕突沸黄浦。

米纱烟纸实仓库，一夕被抄泪似雨！

惋惜市场变幻多，任从此辈作风波，

笙歌华屋优游甚，哪问贫民唤奈何？

更把黄金通显贵，达官交往恣狐媚，

官商一气共沆瀣，浑水捞鱼力不废，

君记否？

去岁金潮经调团，未呼捉虎事周旋，

雷声过后无大雨，商场虎势尚依然。

而令经济革兴后，限价依从新来打虎显威风，

声誉纷纭腾众口，

或为老虎暗担心，或为辛劳忱使君。

世间到处狼与虎，

孤掌难鸣力岂禁？

注释：

[1]见毛泽东诗《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2]董显光著《蒋总统传》，第三十三章“东北与华北的崩溃”。

[3]曹聚仁著《采访二记》，香港创垦出版社。

[4]同[2]。

[5]笪移今著《从金圆券看经济趋势》，《中国建设》第7卷第13期。

[6]夏炎德著《币制改革有办法吗？》，上海《观察周刊》，第4卷第19期。

[7]笪移今著《箭在弦上的币制改革》，上海《观察周刊》，第4卷第18期。

[8]《中央日报》一九四八年六月八日的社论‘兹为挽救当前社会经济及政治军事等重大危机，实应快谋币制改革，不可借准备未完，条件不足，或时机尚未成熟等理由，再事拖延一。”

[9]蒋经国九月十二日对“青年军联谊会”的讲词，收入《一片忠心》，台北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成立二十周立纪念筹备会编印。

[10]同[9]。

[11]程准著《币制改革纵横谈》上海《经济周报》（一九四八年）。

[12] E．harm: The C.'hin"e Currency Stluatwn、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Hong Kong. Nov 3, 1948 No. 18

[13] 大中著，改革币制已届成败关头》，上海《观察》第5卷第4期，一九四八年九月十八日。

[14]同[13]。

[15]九月四日吴国桢去南京。

[16]同[9]。

[17]同[9]。

[18]“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成立典礼于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在上海复兴公园举行，队员一万两千人。成立宗旨：（1)打祸国的败类。(2)救最苦的同胞。(3) 做艰巨的工作。(4)尽最大的义务，主要是协助戡建大队，执行“经改”工作。

[19]同[9]

[20]同[11]。

[21]同[6]。

[22]曹聚仁著《蒋经国论》，香港创垦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十一月），第76一77页。

[23]蒋经国《沪滨日记》，收入《一片忠心》同[9]。

[24]同[22]。

[25]据徐思贤将军面述。

[26]白忧天写《打虎赞》，上海《大公报》，一九四年盐九月二十五日。

13南京·溪口·上海

毛泽东乐观的估计，五年左右（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可能“根本上打倒国民党”，[1]斯大林不信，[2]毛认为“可能”，只是审慎的乐观。

但一切的发展，比毛的初步想象还要快。

辽沈战役，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日结束，廖耀湘、范汉杰、郑洞国的部队，先后瓦解，国军精锐，丧失了四十七万兵马。东北失陷，林彪的四野雄师（十二个纵队，十六个独立师，一个炮兵纵队，一个铁道兵纵队，共七十万人）[3]沿着多尔衮的老路的东、中、西三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乘胜入关，直迫平津。

中原战场，九月下旬，济南失陷，王耀武被俘，共军即将长驱直入。下一步，将危及京畿的安全。十月二十九日，国防部长何应钦，召开军事会议，提出江淮必守的主张，放弃陇海线上的城市，集中兵力于徐州、蚌埠之间的铁路两侧，作攻势防御。

蒋先生原属意白崇禧担任总指挥。白先同意，后又变卦。改派宋希濂，蒋不放心，乃落到杜聿明头上，刘峙挂名。

这就是国共双方打的最大的一次战役，史称“徐蚌会战”，或“淮海战役”（中共）。

国军出动的兵力，约八十万人，计有邱清泉的第二兵团，黄伯韬的第七兵团、李弥的十三兵团、孙元良的十六兵团、黄维的十二兵团。另有交警总队、炮兵、工兵、战车等单位。

共军参加的兵力，为六十万人，包括“三野”所属的十六个纵队，二野的七个纵队和华东、中原、冀鲁豫三个军区的地方武装。

论兵力、装备——特别是重武器，国军无不占尽优势，但共军机动灵活，将士用命，战斗意志旺盛。

蒋先生的希望，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聚敌痛歼，挽救危局。不幸，这个希望，也落了空，没有等大兵团展布开兵力，已为敌人各个击破。

前线失利，后方动荡。翁文灏内阁下台，行政院院长一职，乏人问津，历胡适、张群，最后由“阿斗”孙科出来送葬。

蒋先生的最后一张王牌，是请求华府急救。“蒋总统认为须有一种心理上的特殊变动，始足以加强抵抗中共的意志”，董显光的《蒋总统传》进一步指出：“此种心理上的刺激，莫如有一支持中国政府的宣言来自美国。”蒋先生深信“此一宣言纵未能立即补充以物资上的援

助，已足挽回动摇的心理，而制止日益增加的失败主义者。它可作为对共匪的一种警告，使此时尚留在长江以北的中共军队，暂止于华北的收获，以免冒对美冲突的危险。”[4]

杜鲁门的复信，说了些漠不相关的话，表示一下同情，予以婉拒。十六天后，蒋夫人亲自出马，白宫晤杜，旧事重提，要求华府派将领前往中国，及十亿美元的军经援助计划。得到的答复：“除非美国派军参加，任何大量军事援助，均将于事无补。”

杜蒋私下已有嫌隙，种因于蒋支持共和党杜威的竞选，杜鲁门说过：“我恨不得把这些家伙关在监狱里。”[5]外加国务卿马歇尔对南京政府的偏见，国务院中国科的专家们，一致认为国民党已无药可救。任何寻求美国援助的努力，均将落空。

经国形容此一时期，“山雨欲来风满楼”，“中华民族的危急存亡之秋。”

“中共除军事威胁外，更扩大其心战与统战的攻势。一般丧失千志的将领及寡廉鲜耻的官僚政客，或准备逃亡避祸，或准备靠拢投降，或传播中共‘和谈’烟幕。一般善良同胞，亦误于中共的欺骗宣传，希望停战言和，休养生息。‘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一般人精神已趋于崩渍。父亲乃有引退图新，重定革命基础之考虑。”[6]

逼蒋“引退”的动力，来自担任华中剿共总司令的白崇禧。白抗命增援徐州的事，蒋白关系，已临破裂边缘。[7]十二月二十四日，白自汉口发出的“亥敬”电，咄咄逼人，驱蒋的态势，呼之欲出。跟着长沙绥靖主任程潜、河南省主席张轸，直率提出，要求“总统毅然下野”。

中层干部，甚至“激起了一股‘兴师勤王’的念头，”“团结在蒋公的周围，稳定那种局势，”[8]可见危殆之严重。

一月十四日，毛泽东的八项和平条件，等于对南京发哀的美敦书，内外交攻，蒋即使想恋栈，亦时不我与，剩下退路一条——下野。

蒋迟迟未见行动的内因：不甘桂系逼宫，出乎义愤是其一；需要时间，从事必要的部署是其二。至于经国所说：“父亲对于杜（聿明）部待援，已尽最大心力，自信问心无愧，认为此时‘引退’可无遗憾。于是下最后之决心。”[9]其可信的程度那就太低了。

首先，重新部署人事，扩大京沪警备部为京沪杭总司令，任命汤恩伯为总司令，全盘掌握苏、浙、皖三省以及赣南地区的军事指挥权；派朱绍良去福州，张群驻重庆，余汉谋掌广州，离京飞杭那天，公布陈诚为台湾省主席，蒋经国为省党部主委。

派经国率总统府第三局局长俞济时，警卫组主任石祖德等秘密到溪口，布置警卫通讯网，为蒋退居幕后，预作部署。

一月十日，派经国去上海，命令俞鸿钧，将中央银行现金，移存台湾，以策安全。

同月十六日，召见俞鸿钧、席德懋，下令中央、中国两银行，将外汇的整为零，存入私人户头，以免将来遭到接收。

二十一日，正午约宴五院院长，下午二时，在黄埔路官邸，约国民党中央常委叙谈，出示和李宗仁的联名宣言，略谓：

“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决定身先‘引退’，以冀弭战消兵，解人民倒悬于万一。”当时的场面，至为凄惋，经国回忆：

“时在坐同志莫不感情激动，甚至有声泪俱下者。其中坚贞同志，对‘引退’事力持异议，终为父亲婉言劝止。最后，对宣言略加修正，即宣告散会。

亦有不少高级军事干部，闻讯痛哭失声。父亲个人的进退出处，光明磊落，其感人之深有如此者。”[10]

我们看过尼克松下台前的哭哭啼啼，里根失掉总统提名时的难堪脸色，蒋先生英雄气短，自属常情。

文告最后一段，勖勉“全体军民暨各级政府共矢精诚，同心一德，翊赞李副总统一致协力，促成永久和平”，话说得堂堂正正，风度翩翩，其实，全是作戏，他一边辞掉总统，一边又挂出总裁的招牌。

依照国民党的惯例，政府的一切政策措施，都需中央常委会通过，再交行政单位执行，即以党领政的意思。蒋是总裁，虽宣布下野，不做总统，仍主持中常会，凌驾李宗仁之上，李拿到一个代总统，却是空头把戏，无控制全局的权力。

离开中常会，蒋驱车先至中山陵，[11]面孔严肃地站在国父陵前，默然无语，已悲从中来。距离一九四六年五月还都，三年不到，江山易手，将何以告慰中山先生在天之灵？四时十分，乘座机离京，临空后，盼咐座机驾驶依复恩，绕空一周，向首都作最后一瞥，苍山含黛，江流呜咽，“别时容易见时难”，落木怆怀，悲恸难已。

五点二十五分，抵达杭州，浙江省主席陈仪迎机，假楼外楼设宴接风，席间陈劝他要“拿得起放得下”可触怒了老人破碎的心灵，陈后来在台伏法，固由汤恩伯报密，说陈有异心，是其主因，陈口不择言，已埋下杀机。

当晚，蒋下榻空军官校的天健北楼，入睡前，告诉经国说：“这样重的担子放下来了，心中轻松多了！”

如果蒋先生真做到“个人进退出处，绝不萦怀”的话，抗战胜利，急流勇退，盖世英名，决不至毁于一旦。如此下场，何来的“轻松”？倒是经国说了真话：“我恭聆之下，无限感慨。”

桂系拿到一个烫手的蕃薯，忙于组阁和谈，蒋氏父子，则徜徉于溪口“山林泉石之间”，等于看南京的戏法。

一月二十八日，适逢农历除夕，“全家在报本堂（丰镐房）团聚度岁，饮屠苏酒，吃辞年饭”，为蒋先生三十六年来第一次“在家度岁”举贺，躬逢其盛的，尚有张群、陈立夫、郑彦棻等。

元旦，“溪口五十里内乡人，纷纷组织灯会，锣鼓喧天，龙灯漫舞，向父亲致敬祝福”，乡里浓郁的人情味，给蒋氏父子带来无限慰藉，至少，把国事可暂时抛到一边。

表面上，蒋先生一介平民，闲云野鹤。其实，他则隐而未退，溪口取代南京，成为新的政治中心，国民党的军政要员，纷纷就道。如：

一月二十九日，“接见黄少谷，决将中央党部先行迁粤，就现况加以整顿，再图根本改革。”

一月三十一日，“林蔚文（国防部次长）先生自南京来溪口。”

二月七日，“李弥将军来寓，父亲约彼餐叙。李报告陈官庄突围经过及其沿途情形。”

二月十七日，阎百川（锡山）到溪口，张道藩、谷正纲同时驾到。

三月三日，张治中访蒋。

三月十九日，汤恩伯到溪口，约见万耀煌商讨中央训练机构的地点和办法。

三月二十四日，陈诚自台湾赴溪口。

四月十日，周至柔总司令、胡宗南长官到奉化。

四月十二日，居觉生（正）、陈启天访问溪口。

从上列紧凑的活动看，蒋先生算是世界上最忙的闲人。李宗仁取得头衔，但无实权。他下令释放张学良，就没有人理睬。行政院长孙科，为了报竞选败北的一箭之仇，行政院拒绝自粤迁宁，公开闹府院分裂。

当初桂系，拉蒋下马，欢喜一阵，他们就没有想到，蒋先生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包括华盛顿在内，都扑了一个空。

到这样危难的时候，蒋先生才真正知道，那些门生宠臣，并不可靠，只有自己的儿子，可推心置腹，经国的手杖作用，愈益明显。他虽被认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并未去就任，终一九四九年，那个风雨飘摇的日子里，随侍蒋先生，形影不离。

于是，到溪口去的党政显要，毋论送往迎来，联络派遣，几乎全由他包办，重大使命，更非他莫属。二月初，奉命转运中央银行储存之黄金白银五十万盎斯前往台湾、厦门，既要机密，防止南京的阻挡，又要说服主管财经金融当局，使其合作。蒋先生此举，从历史的观点看，防止“资匪”。政治的意义上，未尝不是拖李宗仁的后台，从经济上，采釜底抽薪的手段。

除了秘密抢运黄金，定海机场的建筑，同由经国暗中进行。他说：

“记得父亲引退之后，交我办理的第一件事情，是希望空军总部，迅把定海机场建筑起来。那时，我们不大明白父亲的用意，只能遵照命令去做，父亲对这件事显得非常关心，差不多每星期都要问问，机场的工程已完成到何种程度。后来催得更紧，几乎三天一催，两天一催，直到机场全部竣工为止。到了淞沪弃守，才知道汤恩伯的部队，就是靠了由定海基地起飞的空军掩护，才能安全地经过舟山撤退到台湾……。”[12]

足证蒋先生对时局的看法，比较现实和深远。意识到渡江只是时间问题，发表陈诚为台湾省主席，他心中已有了退路。

何（应钦）内阁于三月二十三日登场，人事纷争，稍有头绪。一面备战，一面和谈。南京派出张治中为首的和平的表团，北上议和，南京的腹案，原是一厢情愿的幻想，要求“立即停止一切战斗行动”，希望隔江而治。

毛泽东陈兵江左的，是百万雄师，他誓言非“将革命进行到底”不可。

四月初，溪口的注意力，全集中在长江的防务上，蒋先生比谁都清楚，能战始能言和。而南京的和平攻势，未尝没有备战言和的意思。

七日清晨，下榻丰镐房的经国，收到嘉兴、上海同时发出的急电两封。字数寥寥“……贾亦斌昨晚叛变，总队长黎天铎等下落不明……。”

自戡建小组组长朱特立于前年八月在武汉“失踪”，这是半年来的第二宗众叛亲离，经国的感受，任何人凭想象，可以作出自己的结论。七日那天的日记，只字不提，只说了些和战方面的大事。蔡省三说：经国“曾痛哭流涕的向乃父作检讨”，报告有之，“痛哭流涕”未必，我们只好当“据说”，姑妄听之。

为了便于读者一窥全貌，预干总队兵变，宜详作交待。

贾亦斌行伍出身，后考进陆军大学。一九四六年夏，由彭位仁推荐，受经国赏识，由青年军复员管理处组长，而国防部预干局副局长，而代理局长。

济南失陷后，国防部预备在长江以南，组织新军。时任次长的林蔚，问计于贾，贾说，干部可出自青年军预备干部，“至少一万人是不成问题”，这就是预干总队的由来。

一九四九年二月，总队调到嘉兴，贾自兼总队长，任命黎天铎、林勉新为少将副总队长，人员四千，设四个大队。

贾事后承认，“多数人认为国民党已经没有希望，各人要自谋出路”，“因此，我对国民党绝望，决心投向共产党”。前年十月，和中共地下党员段伯宇，在南京中山陵取得联系。

贾：“……你看我们怎么办？”段：“要自己抓武装才有办法……。" [13]

最初，贾和伞兵总队第三团团长刘农畯，计划在南京起义，“把在南京的主要军政人员都抓起来，送到解放区去。”但因部队调派而未果。

贾积极布置起义的蛛丝马迹，溪口方面略有所闻，特派江国栋携带大批银元住在嘉兴的一家小旅馆里，暗中调查。三月上旬，贾应召前往奉化和经国举行面谈，经国丝毫不动声色，暗中通知南京，把贾的三项职务解除。代局长由徐思贤接任，总队长黎天铎升任。

贾虽解职，新命仅国防部部员，却无碍于起义行动。四月二日，接到中共地下党的指示，决定在嘉兴举事，“经莫干山向天目山挺进，与苏、浙、皖边区游击队联系，策应人民解放军过江。”

预定起义的日子是四月十五日。贾于四日潜至嘉兴，六日，为黎天铎获悉。因而日期提前。贾在《嘉兴起义始末》一文中这样记着：

“天色垂暮，李凯宾派了十几名学员持冲锋枪来接我，到西大营后，操场上这里一堆，那里一群，干部学员们正拿起武器，整装待发。见了我，纷来握手，气氛紧张热烈。我立即同学员们一齐到黎天铎的办公室和他谈判，学员们和他评理，他不肯行动。到午夜十二时，还是相持不下，我看时间不能容他再拖，就明白告诉他：‘我是共产党叫我来的，你现在有两条路：一条是把我送到国防部，可以升官发财；第二条是跟着我们走．下令行军，到莫干山演习，限你考虑五分钟答复。’这时学员们有的把刺刀指向他的胸膛，有的把手枪对着他的后背。他见势头不对，叮得魂不附体，嘴唇发抖，对我说：‘你是我的老长官，你带的路不会错，我听你的。’这样，他才拿起笔来，下命令‘行军演习两天，”[14]

起义部队抵达乌镇，国军兼程赶到，七日深夜，分三路突围，黎天铎和潘振球趁形势混乱逃脱。贾历尽艰辛，走了七天，剩下几十人，逃到江西吉安。

从全局看，事变的本身，微不足道，即使贾顺利将部队完整地带到天目山，对国军的防御，并起不了多么严重的骚扰破坏作用。反正，民心士气，已听天由命，无再战的决心。国军阵前起义的，从东北的滇军开始，到徐蚌会战，层出不穷，亦见怪不怪。然而，预干总队，是经国的嫡系，含有“勤王”的意义。外界议论“从蒋家的心窝里反出来了”

预干总队能起义，住在宁波的绥靖总队，是否还靠得住呢？[15]

由于挫败中所得到的教训，经国到台湾后，全力发展自己的特务组织，控制军队，控制学生，正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必然发展。“保密防谍”，疯狂推行，可能牺牲很多无辜的生命，但是，他坚信，是巩固领导中心的必要手段，多少代价，在所不惜。这是后话，此处不赘。

共军于四月二十一日，分三路渡江，国军宣传的长江天堑，汤恩伯居然不如三国时代的孙权，一夕间，江南变色，似儿戏一般。

兵荒马乱中，李宗仁和蒋先生，在杭州举行紧急会谈，下列对话，颇堪玩味：

蒋：“对于和谈还有什么打算？”

李：“我准备再派人去北平商谈一次。”

蒋：“不用了，不必再谈了，过去共产党因为军事上没有部署好，所以才同意和谈，现他们已经渡江，再没有谈判的余地了。”

会中匆匆决定：

（1）宣告和谈破裂。（2）何应钦兼任国防部长，统一指挥陆海空军。

其实，这两个巨头会议，可开可不开，对人心、对大局，无甚补益，南京于二十三日失陷，风雨苍黄，世道沧桑，又岂是浩叹而已。

和南京失守的同时，太原被陷，内外形势之绝望，经国内心之沉痛，莫可言状。紧急措施，乃“决计将妻儿送往台湾暂住，以免后顾之虑”，同日（二十四日）与夏功权处理有关溪口之事务，作永别准备。

中午，蒋先生嘱咐说：“把船只准备好，明天我们要走了。”

临行前的离情别绪，见其日记：

“上午，随父亲辞别先祖母墓，再走上飞凤山顶，极目四望，溪山无语，虽未流泪，但悲痛之情，难以言宣。本想再到丰镐房探视一次，而心又有所不忍；又想向乡间父老辞行，心更有所不忍，盖看了他们，又无法携其同走，徒增依依之恋耳。终于不告而别。天气阴沉，益增伤痛。大好河山，几至无立锥之地！且溪口为祖宗庐墓所在，今一旦抛别，其沉痛之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谁为为之，孰令致之？一息尚存，誓必重回敌土。”[16]

经国“重回故土”的誓言，很有些麦克阿瑟离开菲律宾的气概，可是，他没有麦帅的幸运。

由于长江的门户洞开，共军在江南平原的开展，好比脱疆之马，任意奔驰。国军的抵抗能力，至此消失殆尽。京沪线上的城市，转眼间全被“解放”。“这一战役，共军进军的神速，远在八一三战役的日军之上，”一位曾参与淞沪战役的记者，不胜茫然地写着，“同是当年的将领，碰上了共军，会这么没有自信心的。”

五月十一日，上海已经听到了炮声，共军的包围圈越缩越小，淞沪保卫战的态势自然形成。事实上，整个江南平原，国军能够控制的，也仅有上海这个孤岛。

蒋先生对淞沪的重视，是多方面的。有历史的渊源：上海是他当年的发迹地，国民党政权，一直就靠着东南财富的培养。有现实的利益：上海的战略物资，军队还没有抢运完。有战略的考虑：英、美的巨大投资，集中在上海，利害相同，可望获得英、美的军事干预。所以，蒋先生和经国，离开奉化以后，来到上海，且亲自布置淞沪战役的防务。

上海的防御工事，远在徐蚌战役发生的同时，已着手进行，工事摹仿四平街的规模，由钢筋水泥筑成主堡，每一主堡，有地道相连，机枪阵地之外，储有粮草弹药，由此外伸，是长壕，壕内可以行走吉普车，作通讯传达之用，壕沟辅以钢板电网，还有竹签、铁藜。第三道防线是木城，木城起自江湾，到北站、西站、龙华黄浦江边止，整个上海都围在里面，为了拱护木城，又是大小碉堡和电网，是为第四道防线。

依陈毅的统计，国军的工事，依外围阵地、主阵地和核心阵地的，合有碉堡阵三千八百个，半永久性的掩体调堡一万多座，这样规模庞大的现代化防线，是任何轻兵器所无法突破的。

工事的确筑得不错，阎锡山看了阵地，满有信心地认为“至少可以守一年”。经国把它当作“东方的斯大林格勒”，希特勒的大军，就是在斯大林格勒吃了败战，以至一蹶不振。

蒋纬国的装甲兵也开到了上海加强守军的防御力量。蒋先生自己指挥军事，政工方面的事务，交给经国，经国成为实际上的政治部主任。他说：“成败在此一举，我们必须全力来应付危难。”

共军对上海的进攻，大致的两个阶段。五月十五日．攻克罗店、浏河、月浦、杨行等重要据点，楔入国军阵地。东路纵队，攻占川沙西北的顾家路镇，续向高桥挺进。十八日，占领了川沙东北的林家码头，这是第一阶段，共军的战略，旨在缩小包围圈，消灭外围据点。于是汤恩伯告诉经国，浦东方面没有把握，社会秩序是否紊乱，殊不可知。结论：“只有尽心力而为之”。二十三日晚间，汤的预言说中了，浦东的堡垒线全被攻破，二十四日浦东尽失，共军于周浦以西渡江，直迫市区，西南市郊的阵地，虹桥、徐家汇等同为共军掌握。曹聚仁说得很有趣：“共军几乎没有碰到过什么坚强的战斗，那些碉堡线的防御也等于零；有几处，都是国军送了钥匙，开了大门迸来的。这便是国军战史上最精彩的表演。”

上海的最后失陷，是五月二十五日晚上，那些耗尽民脂民膏的“马其诺防线”，遇到共军，并没有发生丝毫拦阻作用，共军堂堂皇皇地进来，如入无人之境，真正的战斗，前后仅十几天，上海就被解决了。

最具讽刺意味的，五月二十四日，上海还举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祝捷大会，披过红带子的战斗英雄刚出完风头，第二天竟成了共军的阶下囚。

这一仗打下来，被中共俘虏缴械的武装部队，共有十三万人，能够侥幸撤走的，不足七万人，其荒谬离奇，迹近神话。

上海攻陷前的几天，那位汤总司令的指挥部已经搬到长江口的船上去了，上行下效，师长找不到军长，团长找不到师长，连上船撤退，单位与单位间，都是偷偷地先后溜着走的。

经国自己，五月十六日上午九时五十的，飞离上海，干脆把这烂担子留给汤伯恩去挑！装得若无其事的，父子乘着江静轮，在定海普陀三门湾等地，纵情山水，寻思退计。心底里，已在筹划“打消遁迹远隐之意”，决计去台湾，继承郑成功的遗志去了。

二十二日，经国曾自马公飞上海，“处理物资疏散事宜”，先因机件故障，迫降嘉义，十时续飞，“至象山附近，接地面通知，江湾机场已有炮弹落地，不能降落，折返嘉义，始知共军已攻占上海市区矣。”

上海既无法成为苏军的“斯大林格勒”，国军尽管尚拥有西南、华南等大片土地，物换星移，今非昔比，

想抄抗战的办法，再负隅顽抗，绝无可能，除非有奇迹。

这点蒋先生知道，经国知道。

郑成功的历史，或者说明末的悲剧，就这样在台湾重演了。

注释：[1]毛泽东著《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337页。

[2]斯大林于一九四八年会见南斯拉夫代表团，他说：“原来中国同志们是对的，苏联是错了。”参kKlaus Mehnerty PEKING AIVD MOSCOW P.269

[3]陈少校著《关内辽东一局棋》，香港致诚出版社出版第228页。

[4]董显光著《蒋总统传》，第505页。

[5] Merle Miller, Plain Speaking, An Oral Biocraphy of Harry S. TRUMAN Berkley Publishing Corporation，N.Y., 1974，杜鲁门说：“……But I never gave in on that，and 1 never changed my mind about Chiang and his gang. Every damn one of them ought to he in jail．and 1'd like to see the day they are"P.304

[6]蒋经国著《风雨中的宁静》。

[7]据宋希濂将军面告：白曾下令扣留运兵轮船，和蒋在电话中争吵半小时，蒋气得把电话都摔了。宋当时任华中剿总副长官。

[8]徐复观著《垃圾箱外》，香港《新闻天地》．一九七六年一月，第1－1 9页。

[9]同[6]。

[10]同[6]。

[11]《蒋总统秘录》第14册，第92页。

[12]同[6]。

[13]贾亦斌著《嘉兴起义始末》，《文史资料选辑》，一九七九年第三辑（总二十五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14]同[13]。

[15]同[8]“……我当下对他说：你要特别小心，方步舟（刘的副手）一定有问题。刘先生极力为方辩护，说我多疑。我从他的办公室出来时，方步舟穿一件长棉袍，头上戴一个鸭舌帽，低着头，眯着眼坐在火盆边，原来他在外边偷听。他是鄂南红军的师长，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春不能立足，便投降过来，和刘先生是小同乡，刘先生对他很佩服，请他当副总队长。我因为信任老明友，没有把这种情形告诉经国和俞济时两先生。……我离开汉口不久，他的第三大队请他去训话。他快要到达时，发现气氛有点不对，便躲进一家民房中，听着方步舟正在叱问‘总队长为什么还没有到？我们走吧！’于是拖一个大队跑了。”

[16]同[6]。

14风雷震荡

国军的总崩溃，由济南首开其端，跟着东北沦亡，林彪大军进关，直迫平津。徐蚌惨败，蒋先生的嫡系部队，消灭泰半，寄希望于长江天堑，挡共军新锐，结果还是美梦一场。

上海失守，蒋先生有切肤之痛，认为伤及国际观瞻，更毋论其经济地位。盱衡世局，国民党的覆亡，和明末一样，无可挽救。退守台湾，借它孤悬海外独特的地理位置，还能有喘息图存的机会。解放军的进攻态势，先占闽、粤，次取西南，始有余力，收拾台、澎。以空间换时间，国军尚可从容部署，防卫台湾。

台湾以外，与大陆遥遥相对的海南，隔着琼州海峡，[1]凭国军的海空优势，一旦两广失陷，军队后撤，据险固守，至少控制两个外岛，再作对峙。

蒋先生父子，先上海失陷，乘江静轮到定海，表面上，登普陀游梅山，状似闲云野鹤，内心里，大海孤舟，“四顾茫然”。乱世败将，何来寄情风月的雅兴？

战乱离情，且看经国五月十三日的日记摘录：

“天雨，孝文由台湾来此，父子离乱中相见，倍觉亲热，读妻信，知勇儿病已痊愈，衷心更喜，谁无儿女之私，要在公私冲突之时，能牺牲个人利益，化私为公耳。后日为妻诞辰，将去电致贺。”[2]

端午，父子在高雄要塞度节，惊魂甫定，心绪难宁，浮现屈原投江故事，“更深国难严重之感矣”。究竟经国叹屈原之难得，抑悔恨蒋先生是襄王，贤士见背，那只有凭读者的各自想象了。

经国本来是个悲剧型的人物，遭遇逆境，感触特多。我们从他这一时期的文字记载，几乎处处触及其跃然纸上的凄凉心态。

“霪雨初晴，精神为之一振，但很快地又感觉到愁苦；连夜多梦，睡眠不安。”（六月四日）

“昨晚夜色澄朗，在住宅前静座观赏。海天无际，白云苍狗，变幻无常，遥念故乡，深感流亡之苦。”（六月九日）

依心理的析，帝王英雄和普通老百姓的得失哀乐，本质上，无甚区别。悔出帝王家和亡国君臣的情感意识，事实上，也只有国破家亡之际，才表露无

遗。假如改以诗歌，李后主、陆秀夫等的悲吟，不就是今人的感叹吗？

蒋总统的沉着镇静，是另一种典型，临危不乱，处变不惊，真的别具英雄气度，虽然颓丧，并不气馁，遭逢巨难，而不感伤。变乱中思考生存之道，创伤里追寻复原契机，他似乎相信，上帝没有抛弃他的意思。

七月上旬，以中国国民党总裁身分，访问菲律宾，在碧瑶会晤季里诺总统，官方声明，商台菲联盟，菲岛墓尔小国，一切唯华府马首是瞻。杜鲁门已撒手，马尼拉即使有心支援，亦爱莫能助。蒋先生的构思，一石二鸟，能说动季里诺，季向华府陈情，五角大厦的鹰派，则可能向白宫施压力，将台湾划入美国西太平洋的防线之内，未来的安全无虞。次及蒋未来的去处，台湾战败，他决心不向美国请求政治庇护，菲国或南美，较为理想，此行有投石问路的作用。

军事上，土崩瓦解。高级将领，个个找后路，实行逃跑主义，中下级干部，随时准备应变，掉转枪头。

外交是内政的延长，内政如斯，外交战线，因而出现败象。

蒋先生靠外力起家，他总相信，美国在华的利益，和他是分不开的。虽然，美援受阻，那只是“国务院内亲共分子的阴谋作梗”，“只要忍耐持久，终有一天水落石出，虚实大白于天下”，“而不至沉冤莫白”。蒋夫人滞美不归，就是奉命就地游说，希望把华府的反蒋倾向扭转过来。

多年来，蒋先生和美国的右翼保守势力，的确拉得很紧，凭借这个关系，所以，他才能把史迪威将军斗倒，令马歇尔七上庐山，蒋先生很显了显威风。但是，时移势转，南京政府的腐化无能，已经使得华府开明的外交政策参与者相信，蒋先生是个扶不起的阿斗，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不得不见风转舵。

当孙科把内阁搬到广州，司徒雷登大使拒绝迁穗那幕出现的时候，美国发出的外交讯号，已经很明显了，南京失陷，未行撤馆，更多蛛丝马迹可寻。华府有意，另辟蹊径。六月二十日，蒋得自东京的情报，盟总打算把台湾交联合国托管，所谓“托管”是一个幌子，四十年代的联合国，毋非是美国的代名词，那位成天拿着烟斗带着太阳镜的麦克阿瑟，预备自己来管了。

一九四九年八月发表的中美外交文件，俗称“白皮书”，破例提前公布，并加以摘要说明。美国的目的，具有对内对外的双重作用：对内，向人民交待，美国花了如许力气，调停中国的内战，支持南京的蒋政权，导致蒋失败的原因，是蒋政权太腐化，并非杜鲁门政府的过失。对外，昭告世人，美国已厥尽其盟国的责任，美国尊重中国人民的友谊和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但愿中国不要投到苏联的阵容里去，与美国为敌。假使威胁到亚洲邻国的安全，美国将不坐视。可是，选择此一时期，预以公布，未免对蒋的颜面太难看，近乎落井下石。

不过，这长达一千零五十四页的外交文件，对蒋有百害却也有一利。那就是由此领悟到为人驱策的悲哀，益增他抓实力保台湾的决心。

蒋的方针大计，不外乎认为大陆的地盘，虽仍控有西南、西北，终将为共军控制，李宗仁的政治把戏，到时候就会自动落幕收场。那么他掌握着台湾，中共一时跨海攻台的计划办不到，靠着海龙王的保佑，他尽可重打出政府的旗号来，一则伺机待变，一则和中共顽抗到底。

为了挽救颓势，八月六日，蒋又飞南朝鲜，与李承晚总统，会晤于镇海，求售他的“东亚反共同盟计划”，借以“构成对美国的一个战略性呼吁”。然而，这个计划最后无疾而终，仅以公报谈话终场。[3]

外交的困局打不开，还是以守上为要务。七月十四日，由台飞粤，召开中常会，中央政治会议联席会议，讨论阎锡山所提“扭转时局方案”，筹划广州的保卫战，和李宗仁会晤。停留一周，乘华联轮，前往厦门，“召集闽南各军师长以上”高级将领开会，讨论防卫办法。

八月下旬，再行赴粤，诚信广州的保卫战，为“决定最后成败的一战”，“不得不再度前往广州视察”，事毕，转飞重庆，约见宋希濂，听取其对川、鄂、湘边区军事报告，召见胡宗南，研讨稳定川局办法。

抵达重庆这天，群众欢迎之热情，颇出意料，经国记载：

“上午，父亲进城，沿途老百姓扶老携幼，夹道欢呼，在他们的面容表情上，可以看出亲切和希望。及至上清寺，民众更挤得水泄不通。当坐车挤过人群时，鼓掌欢呼，经久不绝，给我们莫大的安慰！这正是中共所说：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国步艰危，而民心不死，亦可喜之现象也。”[4]

民心“不死”，固然是事实，历史上的文天祥，史可法，均曾以此自励，抵抗元、清，但是没有一支挡住解放军的力量，单靠空洞的民心，缺少组织，缺少计划，除了自我安慰，何啻以卵击石，有什么用呢？

蒋先生的想法，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凭天府之富，剑阁之险，是可以和中共周旋一下的。再以八年抗战的经验，一般相信，偏安西南，再图中原，不乏前事之师。所以，蒋抵重庆，西南方面的军政要人，顿时云集山城。爱将胡宗南、宋希濂亦相约来陵园晤蒋，商讨西南防务大计。

胡、宋共同的意见，局势的发展，前途悲观，“为了保存实力，静待时机，必须设法避免部队被共军包围歼灭。在共军未向西南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以前，应设法将主力转移至滇缅边区。”具体步骤“（1）先控制西康和川南，作为逐步向滇缅边区转移基地。（2）俟共军向西南进军时，应立即将主力转移至滇西之保山、腾冲、龙陵、芒市一带，以一部转至滇南之车里，佛海一带。”[5]

胡、宋决议，必要时“先解放刘文辉，以控制西康，并以西昌为第一个根据地。”

蒋先生耐心听完，却予否决。他认为“（1）展望未来，两广势难保持，在华南丢掉之后，在大陆上必须保有西南地区，将来才能够与台湾及沿海岛屿相配合，进行反攻。（2）如果把大陆完全放弃，则‘国民政府’在国际上将完全丧失其地位。（3）西南地区形势险要，物资丰富，尤其是四川，人力物力很充足，必须保持这一地区。（4）刘文辉等人虽不可靠，但由于利害关系，只要他们不在后方捣乱，应设法加以拉拢。结论是：不同意主动退到滇缅去。”[6]

蒋先生打的是如意算盘。照胡、宋方案，西南仍逃不掉失败的下场，但两军实力，想可保存。

中共方面，志在必得，前进部署为，杨勇兵团，由湘趋黔，直插川南：陈锡联兵团，向湘西进击，挺进川东；周士弟兵团，由北向川西压迫。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不让蒋负隅顽抗。

我们暂时先丢开四川军事的发展，将注意力移向云南昆明。川、滇一气，唇齿关系，如滇局欠安，妄谈防守西南。

云南的情况，扑朔迷离，卢汉受龙云的策动，在反共与起义间，举棋不定，蒋先生风闻卢动摇，但坚信，可“申之以道义，动之以利害。”抵渝后，立即下令张群，邀卢到重庆会晤。

卢汉心里有鬼，不敢成行，乃派省府委员杨文清和秘书长朱景喧，代为谒蒋请示。蒋坚持必须卢亲自赴渝，卢托病留昆，重庆再派俞济时促驾，几经商议，始勉为其难。[7]

阎锡山主张扣留，张群从中缓颊，卢汉顺利回滇。

卢回昆明，的确以行动答复承诺，解散参议会，大捕亲共分子，改组省府，撤除安恩溥的民政厅长及省训团职务，查封亲共书刊、学校，即所谓“九九整肃”雷厉风行，气象一新。

九月二十二日，蒋返台途中，顺访昆明，目的给卢汉打气，坚其心志。经国另持异议，“这是一种极端的冒险，如果父亲不顾一切的去了，可能有不可收拾的局面。”他认定卢卜“狡猾成性，首鼠两端。”所以，经国先一日抵昆，预作布置。

“总裁另外有事，恐怕不来了。”经国说。

“啊，总裁不来啦！’‘卢似不解。[8]

这段对活，是经国于二十一日下午三时至省府访卢时的记录，卢信以为真，不疑其它。

第二天正午，蒋先生照预定计划飞滇，经国告诉卢：

“主席，重庆方面来了电报，总裁已经起飞，十点就到昆明。”

“经国兄，你不是说不来了吗？”

“嗯！也许是临时决定的。”

“那末，让我打电话派兵到机场，为总裁的安全警戒。”

“用不着了，”经国立即予以阻止。“最安全的方法，就是除你我两人之外，再没有别人知道这个消息。”

说着，经国就把卢汉拉上汽车，同去机场。

经国的战术，是出其不意，不让对方有调兵遣将，对蒋下手的机会。

蒋的座机，果然准时着陆，卢汉站立在坪道上恭迎。

“卢主席，你有没有预备午餐？”蒋下机后，劈头即问。

“还没有预备好。”

“好！好！我们一同到你家去午餐吧。”

蒋先生在卢宅，停留四小时，且约见“滇省重要将领，会商保护西南大局”，会议完毕，经国说：“刚才接到广州的消息，那边天气可能发生变化，请父亲立即启程。”

蒋当然意会到儿子的用心，站起身向窗外徉视，将计就计，“好了，我们走吧！”[9]

经国描述昆明之行，“无异深入虎穴”，他的部属，特别是王升，引为经国智勇双全的范例。

危险的成分，固然是存在的，卢汉翻脸，昆明即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的西安。蒋氏父子的后半生历史，将因而改写。龙云确有电报，(10)要卢扣蒋，但卢何以没有这样做呢？一系迫于形式，卢永衡的实力，仅八个保安团，决非李弥，余程万的二十六军和第八军的对手。中共南下兵团，尚在湖、粤南进，远水救不了近火，轻举妄动，后果堪虞。一系卢的性格使然，仿徨失措，意志不坚。

蒋先生自己，对卢信任有加，拒阎扣卢于先，批驳毛人风杀卢之议于后，[11]基于这个道理，蒋绕道昆明返台。由此看出，父子间性格处人态度之差异的地方。

当晚抵广州，西北消息，陶峙岳倒戈，经国说：“父亲至为痛心。”

回台席不暇暖，蒋先生疲于奔命，赴厦解决汤恩伯[12]的任命问题。碰上中秋节，未遑回草山，齐集家人，假华联轮，共渡佳节，饭后离基隆，向厦门进发。

海风吹拂，星月高悬，应是“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良宵，无奈，这样动人的画面，哪里来如是洒脱的，心情！

蒋先生到厦门，不外乎召集军官训话，要求部下冒险犯难等老套，说了等于没说。离开厦门，巡视马公，果然，八天后，这个当年以条约通商出过风头的厦门港，为解放军垂手而得。

厦门没有抵抗，金门势必跟进。退到台、澎，则连当年的郑成功，亦难望项背。

负责金门防卫责任的，仍然是逃跑将军汤恩伯，他甚至把指挥部设在轮船上，指挥官的决心如此，焉谈其它。

金门守军，名义上，建制繁多，计有两个兵团的番号（十二和二十二），实际人数仅两万有余。连连受挫，败军新补、装备、训练、战斗力，均不足以奋勇拒敌，出现奇迹。

预期中的金门防卫战，于十月二十五日清晨发生，叶飞兵团属下的八一「二师、八十四师、八十五师的四个团，挟胜利余威，以木造机帆船，配合岸炮支援，的左右中三路，向金门强行抢滩登陆。

登陆前，解放军虽有周密计划，包括“计算海潮，利用帆船，深夜奇袭，抢滩登陆”等，但骄纵轻敌，高估白己，低估敌人，复缺两栖登陆经验，以致出现若干超越原来想象的逆势。那就是，抢滩过程中，潮高浪大，木造帆船，失去控制：战士们摸黑携带武器弹药，随波逐流，顺利登岸，已体力消耗泰半；敌情欠明，地形生疏，建制混乱，识别不易，无法做全盘有组织之战斗。

海岛防御，本具易守难攻之特性，美日军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攻防经验，即是最佳范例。国军历次战役的失败，受创的全是陆军，海，空军基本上是完整的，到了背城借一的地步，只有死拚，于是奠定哀兵必胜的心理基础。

战争进行中，国军的飞机、舰艇、装甲战车，反复冲杀，立体攻击，解放军粮尽弹绝，战事延续两昼夜，国军大捷。

二十六日清晨，经国获讯，专机赴金，奉父命慰劳守军将士，“俯瞰全岛，触目凄凉”，乘车至汤总部途中，尸横遍野，“血肉模糊”，他初次看到战争的残酷面，也初次目睹国军“英勇作战”的不懈精神。他在日记里记着“极受感动”，只是，胜利来得太迟了，如果，早几年在东北、华北、苏、鲁发生，国共至少能打个平手，继续逐鹿中原。那就是另外一番局面。

接连几天，台北沉缅在祝捷的欢乐狂潮里，十一天后，国军在登步岛，再度获胜，颓势中有此佳音，军心大振，民心大振，代表着一种新的希望，“得以转危为安，转祸为福。”

说金门大捷，是反共复国的转折点，就防御金马台澎的意义上，确是事实。一九五八年，中共再作尝试，两小时内，落下五万发炮弹，对峙四十六天，最后，自动放弃。

金门虽幸而获胜，东南的战事已告收场，局势的焦点，集中西南。担任西南军政长官的张群，最早倡西南联防之说，作战计划，以重庆为轴心，胡宗南部

担任左翼，宋希濂部担任右翼，两钳施张，以逸待劳，然后合围夹击，痛歼来敌。

十一月十四日，父子两人，仆仆风尘，自台飞渝。当日桂林失守，重庆“已充满了恐慌惊怖和死寂的空气”，经国归诸一于“贵阳撤退，秀山失守，共军已近彭水”之故。

且说，宋希濂、胡宗南于八月二十九日，在重庆晤蒋，力谏不从，对作战前途，更形悲观，川湖鄂边区绥靖公署所属的十四兵团、二十兵团，分子复杂，将士失和、到十一月中旬，陈克非的第六军被迫向彭水南北线转进，宋、陈同在彭水西岸，情况极为狼狈。

十五日，经国越山涉水，抵达江口，与宋、陈会晤，携来蒋于书两封，信的末段说：

“凡我总理三民主义之信徒均应本黄埔革命之精神，同心同德，再接再励，矢勤矢勇，必信必忠，励行总理遗教，服膺黄埔校训，上下同心，彼此协力，就在川东战线上，抱有匪无我，有我无匪之决心，挽狂澜于既倒，定可计日以待。要为已死之官兵复仇雪耻，要为被难之黎民救命申冤。不消灭奸匪，誓不甘心。不完成建国统一，决不罢休。临书匆促，不尽一一，特饬长子经国持书前来代达余意，并祝军祺，中正手启。”[13]

陈克非对天发誓，向经国保证“一定克尽厥职，做一个不成功便成仁的军人，”岂料事与愿违，钟彬的十四兵团，稍经交战，溃不成军，陈克非的第二军主力，又被共军切断，放弃白马山的司令部，仓皇逃命。

宋希濂率部，且战且走，经白马场到南川，奔綦江，本拟在高家场附近，渡江入宜宾，再事西行，但有变故，在牛喜场渡江，目的地是西昌，十二月十九日，宋和军长顾葆裕等，在大渡河南岸被捕。现宋将军寓居纽约，缅怀往事，不胜唏嘘。

胡宗南的部队，驻川南陕北一带，计有李文的第五兵团、裴昌会的第七兵团、李振的第十八兵团，共十二个军。蒋先生保卫西南的后盾，即胡、宋两军的数十万兵马，后来全部起义，胡宗南只剩下少数残余，带往西昌。

重庆于十一月三十一旧弃守，但自綦江被占，情况开始大乱，经国追忆：

“午后随父亲巡视重庆市区，沿途车辆拥塞，交通阻梗；宪警皆表现无法维持现状之神态，一般人民更焦急彷徨，愁容满面。部队亦怪象百出，无奇不有，言之痛心！”[14]

二十九日，行政院迁成都，重庆市内，秩序更坏，经国记述父子离渝的经过如下：

“父亲乃决心于明晚撤守沿江北岸之指挥部署。午间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新的作战计划，对第一军之后撤准备，亦有详细指示。但前方已传匪部在江津上游二十里之处渡江矣。

前方战况猛烈，情势危急，重庆已受包围。而父亲迟迟不肯离渝，其对革命的责任心与决心，感人之深，实难以笔墨形容。下午十时，林园后面己枪声大作，我只好向父报告实情，希望早离此危险地区。同时罗广文自前线回来报告，知其军力已被匪部击散。而周围之兵工厂爆炸之声又四起，连续不绝。此时山洞林园前，汽车拥挤，路不通行，混乱吵杂，前所未有。故不能再事稽延，乃决定赴机场宿营。途中为车辆阻塞者三次，无法前进。父亲不得已，乃下车步行，通过后改乘吉普车前进，午夜始达机场，即登中美号专机夜宿。”[15]

当依复恩驾驶的中美号专机临空之际，由江口过江的解放军，距重庆白市驿机场仅十公里，战时陪都，半小时后失陷。

重庆既失，成都无险可守。四天后，市内秩序，失去控制，街头汽车塞途，枪声四起。夹江、峨嵋一带，暴民出现，洗劫商贾。富顺之陷，更其荒谬滑稽，解放军在沪州途中，仅“用电话恐吓富顺县长”，居然一哄而散，军政解体。

那确实是一个可痛复可笑的场面，败军如山倒，中外皆同，草木皆兵，正是这个意思。

十日，成都情况，濒临绝境。卢汉摇身一变，化友为敌，给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的密电，要刘会同四川将领，扣留蒋先生，俾作“人民政府第一功臣”侍卫人员发现蒋驻节的中央军校附近，“有可疑人物行踪”，幸赖军校学生护卫，安全脱险。

《蒋总统秘录》所记，在离开军官学校之际，蒋总统和蒋经国二人曾合唱“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国歌”[16]虽戏剧化一点，悲壮凄凉，感人至深。

下午二时，蒋先生自凤凰山搭机升空，台北时间六点三十的，抵松山机场。经国总结，“此次身临虎穴，比西安事变时尤为危险。”信哉斯语。

此后，西昌告急，川北剑阁失陷，李弥下落不明，而沾益、曲靖失陷，余程万失去联络，不仅“西南保卫战已近尾声”，国民党从一九二七年起，二十二年的统治，或可说，一个蒋介石的时代，从此结束。

除了台澎，海南国军控制下的仅一些无足轻重的岛屿。一九四九年的最后一天，经国的日记，这样写着：

“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一年，就在今夜过去了。”

注释[1]海面十五英里，海口至海安。[2]蒋经国著《危急存亡之秋》，收入《风雨中的宁静》，第196-197页。[3]即镇海会议。[4]同[2]，第123页。[5]宋希廉将军面告，时间是一九八二年五月，于旧金山。[6]陈少校著《逐鹿陕康》，香港致诚出版社出版（一九六七年四月），第129页，该书根据《文史资料选辑》所撰，可靠性极高[7]赵鼎盛著《我所知道的龙云先生》。赵先生曾任龙云副官一九四九年，奉龙命由港回昆明，策动卢汉起义，该书未发表，作者持有原稿。[8]同[2]。[9]同[2]。[10]据龙云四子龙绳文告诉作者，但无其它见诸文字的记载。[11]沈醉著《云南解放前夕军统在昆明的特务活动》，《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12]李宗仁要撤换汤恩伯的总司令职务。[13]同[6]。[14]同[2]，第264页。[15]同[2]，第265页。[16]《蒋总统秘录》中译本第十四册，第58－100页。

15台湾—历史的起点

当西昌失陷的电文，抵达台湾，蒋先生正隐居台中日月潭的涵碧楼。数十年来的惯例，喜欢寄情于名山巨川，冷静地思考军国大计。大陆时代，常去浙江的莫干山、江西的庐山，退处海隅，只好以高雄寿山、桃园角板山和日月潭取代。

已是黄昏时刻，潭水如镜，掩映着似血的残阳，看苍茫暮色，兴英雄末路，时不我与之叹。老人悲怀无语，百无聊赖，忽然告诉随侍的经国：“我们下山散步吧！”[1]

经国并不知道怎么去安慰满怀创伤的父亲，父子俩走了一段山路，蒋先生突兴垂钓之念，经国盼咐侍卫安排一只船，老人孤舟，瞬即潭中荡漾，随波逐流。稍顷，绳线轻蠕，鱼竿低垂，老人意识到，鱼儿上钩了，使劲一拉，鱼线绷得更紧，连忙收杆，一条约五尺长的大鱼，[2]无可奈何地跃出水面。

“总统，这样大的鱼，几十年来我第一次见到。”[3]

船夫乐不可支地说。

“好！好！”蒋先生频频点首，带有水滴的双颊，微微露出欣慰的笑靥。

这一年中，丧师失地，受尽奚落，除了“金门大捷”，老人忧郁仿徨的面庞，有过颜开笑绽的机会，跟着重庆弃守，成都转进……。恶讯踵至沓来，哪来轻松的时刻呢？

蒋先生是个很迷信的人，一向听信风水先生和阴阳术士的话，凭他自己的第六感，他肯定今晚是件好的征兆。[4]否极泰来，为时已近。

第二天，一九五0年的元旦降临人间，万家伊始，一元更新，父子俩的心情，异常开朗。做完祈祷，回到现实面，筹思迎接即将来临的考验。“退此一步，别无出处”奇*書$网收集整理，那早已是人尽皆知的事实。

新华社的广播，声色凌厉，重申其渡江前“向全国进军”的立场，“‘绝对不能容忍国民党反动派把台湾作为最后挣扎的根据地。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任务，就是解放全中国，直到解放台湾、海南岛和属于中国的最后一寸土地为止。”“时评”特别强调：“中国人民包括台湾人民将绝对不能容忍美国帝国主义对台湾或任何其它中国领土的非法侵占。”[5]

中苏谈判，仍在莫斯科秘密进行，新成立的人民政府，气势固盛，仍不脱延安时代的革命本色，不仅缺外交知识手腕，更缺外交情报，起码对美国的政情，

一无所知。杜鲁门政府，公开或私下地表示，“不予蒋庇护”，“任任其自生自灭”。

国府迁都广州，司徒雷登大使滞留南京，持观望等待态度，意图明显不过，试探外交承认之可能。即使毛宣布“一边倒”后，华府的首脑，仍怀希望，幻想中共成为东方的南斯拉夫。

一九四九年的十二月，华府内部，数度集会，反复探讨美国的态度，和国民党政权能否得救的可行性研究。美国这样做，有其内因：亲蒋派和军方的压力为其一；杜鲁门政府逃避“失掉台湾”的责任为其二。

十二月初，有当时高华德之称的史密斯和诺兰参议员，联袂飞东京，会晤驻扎日本的盟军统帅麦克阿瑟上将，要求他用军事行动，挽救即将陷落的台湾。联．合参谋本部的意见，建议杜鲁门派遣军事顾问团，协助蒋防守台澎，但不同意派遣三军，直接占领。(6)

国务院的中国专家们，另持异议，他们认为“台湾之陷落，人所预期，援助也是枉然。”[7]易言之，采袖手政策（oft hands policy）。艾奇逊发表“白皮书”于前，送备忘录于后（致驻外使领馆），他早看透杜鲁门的心思，等着看蒋的笑话，所以不闻不问。

二十九日，杜鲁门在白宫内召开国家安全会议，作最后的集思广益。会议为两派，联合参谋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强烈主张派遣军事顾问驻台，代表美国鹰派的典型意见，认为台湾是不沉的航空母舰，是美国西

太平洋的屏障，失去台湾，菲律宾、日本将受威胁。国务卿艾奇逊予以驳斥，他说，即使美国介入，亦无济于事，美国的西太平洋防线，有没有台湾，无足轻重。杜鲁门作最后的裁决，支持艾奇逊的见解，于是尘埃落定。[8]

如果近一步了解蒋、杜鲁门关系，杜鲁门作此决定，纯属意想之中。杜鲁门一反他前任罗斯福对蒋的偏爱，来自各方面的报告，指责国民党政权贪污腐化，已深恶痛绝，派马歇尔赴华，使命失败铩羽而归，杜的颓丧可知。两党竞选，蒋派陈立夫来美，以现金支援杜威。不幸，杜威落选，杜鲁门蝉联，这位密苏里的老农，向以脾气倔强著名，轮到他泄愤的机会，他能放过吗？

第二天，美国的决定，国务院正式通知驻美大使顾维钧。五天后，杜鲁门举行记者招待会，赤裸裸地将美国的意见诉之于众，他说：

“美国此时不想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它也不利用其武力以干涉台湾现在的局势。美国并不采取足以涉及中国内战的途径。同样地，奇 -書∧ 網美国政府也不供给军援与军事顾问于台湾的中国军队。”[9]

美国公开抛弃台湾的宣言，传及世界每一个角落，而受到严密控制的台湾报纸杂志，奉命只字不提，仅

少数人，了解到事态发展的严重性。政府的用意，怕进一步削弱民心士气。

美国同时宣布，自台撤侨，更使蒋先生感到不安的消息，就是华府的苏联问题专家们，再度推动美国承认北京的新浪潮。他们的有力说词，认为延迟建交，只有利于苏联，使毛更靠近斯大林，而危害到美国的远东利益。[10]

一九五O年新正，顾维钧大使循例到白宫贺年，新闻界揶揄，说“这可能是最后的一次”(This may bethe laSt) 。《新闻周刊》评论中国的局势时，使用最悲观低沉的语调说：“所有传达给美国公众的消息，宛似行动迟缓的珍珠港事件。”“我们接受一次严重的惨败”。[11]

当一切希望趋于破碎之际，宋美龄乃于一月十三日黯然归国。蒋夫人曾在美受大学教育，和美国朝野保持良好关系，抗战期间，出席参政两院联席会议，发表过动人演说，受到罗斯福总统非凡的礼遇，获“出色的国民外交家美誉”。可惜，物换星移，人事全非。杜鲁门的接待，冷漠鄙夷，打心底里，认为蒋、宋是一群“偷盗之徒”。[12]天时、人和两方面，注定使命失败，虽逗留经年，却知音乏人。

蒋夫人于危难中赋归，有助于民心的激励。为有心开溜的高官富贾，树一反面榜样。经国自告奋勇，专程马尼拉接驾，更含有高度的政治技巧。

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简称“妇联会”，在夫人的推动下，迅速成立，缝征衣、慰征属等故事，台北各报，纷纷以特写专栏方式出笼。蒋氏一家，实行总动员，力挽狂澜。除经国辅佐蒋先生，军队政工、特务一把抓，蒋纬国任装甲兵旅长，蒋方良、石静宜（纬国的首任夫人）纳入“妇联”工作。

陆续败退到台湾、海南、金门、舟山、大陈的国军，人数约六十万之众，虚张声势有余，英勇拒敌不足。一项公开的秘密：败兵残卒，乌合之众，未经整补训练前，难挡强敌；很多单位，徒具虚名，官多于兵，或有官无兵，为普遍现象；官兵成的，五花八门，职业军人，混杂着受裹胁的农民；野战师团，零零星星，系临时由流亡学生、保安团队拼凑。由江西撤退到金门的十二兵团（司令胡琏）即是众例之一。这使我们联想起，刘备败走新野后的惨状。

陆军不可恃，且力量分散，官方宣传的“海上长城”，无非又是一套空话。三年内战，如果照中央社宣传的歼敌人数总和，会超过当时的全国人口，幸而九十英里的台湾海峡，和尚算完整的海空军，还可提供最后的心理凭借。

《新闻周刊》的估计：周至柔指挥的空军，兵员八万五十人，各型飞机四百架，唯缺乏维修的零件，真正能作战的仅有半数，汽油储存量两个月。桂永清控制的海军，官兵三万五千人，舰艇约为五十艘，和空军面临相同的困难；零件不继。该刊的军事评论家指出：实际发挥战力的海军攻击舰艇，不及半数。如果双方胶着，长期消耗，连这最后的本钱，亦将输光。[13]

蒋先生对全盘形势的了解，比谁都清楚。再希望美国给予援手，为事实所不许，但仍幻想，第三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他急需的是时间。由古宁头战役得到印证，解放军擅长陆战，遇到海洋，就和十三世纪大汗忽必烈的蒙古骑兵一般，难逞其强。再根据太平洋战争的经验，海岛易守难攻，如果不能掌握绝对的海空优势，没有大量的运输船只，掌握沿海气候、潮汐、交通、地形等情况，贸然发动大规模的两栖登陆，成算亦小。

时间对毛泽东同样重要，双方在竞走中，都想击败对方。中共的积极准备，预备在是年台风季开始前，大举进攻，董显光著的《蒋总统传》，有如下记载：

“在是年整个春季，尤其是在海南岛沦陷以后，彼等在福建沿海各城市作种种两栖的与空军的进攻准备。彼等所准备的空军，到民国三十九年（一九五0年），已有飞机四百架。上海的龙华大机场一度几为我政府炸毁者，现已借俄人之助，修复至可供使用。长江以南各地约有三十个空军基地，包括对日战争时美军所建筑的若干基地，亦已恢复至可供运用之程度。在面对台湾之厦门、福州、汕头及其它港口，大量之登陆艇与种种型式之船舶皆在准备中。因此，在是年五、六月间，台湾亦在防备敌人之进攻，而这种进攻在蒋总统认为是不可避免的。”[14]

台湾于一九四五年光复，“二二八事变”留下创伤的烙印，内战的烽火，虽从未直接波及这新近归回的海岛，覆巢之下无完卵，人民的生计和经济秩序，仍或多或少地受到株连。他们对“戡乱建国”本没有什么兴趣，现在要他们同舟共济，保卫台湾，号召起来，殊为不易。年轻一代的知识的子，受到中共巧妙的宣传影响，他们内心里，对“解放台湾”的态度，欢迎远多于畏惧。

中共对于情报战的运用，三年内战中，屡建奇功，当然它不曾放弃“从敌人内部瓦解敌人”的机会。“中央‘政治局联络部”以及“华东局”，分别从各种渠道，向台湾渗透。甚至光复不久，蔡孝乾领导的“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即于是年十二月设立。蔡以下有负责组织的陈泽民，宣传的洪幼樵和武装工作的张志忠。除陈、洪两位，原籍福建、广东外，余则土生土长的台湾人，早年参加中共，属长征干部。[15]

“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任务，为下列五项：（1）搜集境内军政情报。（2）向动摇的军政人员策反。（3）建立地下组织。(4)发展党组织。(5)秘密政治宣传，在台东偏僻山区，建立武装根据地，利用山区的天然条件，发展游击力量。

其次，策反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和另一位陈宝仓中将，设法争取陆军阵前起义；搜集防御布置等重要军事情报。间谍网遍布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保安司令部、空军部队。

就全盘形势而言，台湾只是个等待爆炸的火药库。政治上“内则谣诼纷传，人心惶惑，其私蓄较丰而意志较薄弱者，纷纷避地海外，或预作最后打算。”[16]加以注脚（footnote），如曾任台湾省主席的魏道明，寄居巴西；做过东北方面大员的熊式辉，和后来任驻美大使的沈剑虹，滞留香江；曾任第一绥靖区司令的李默庵，避秦南美。

四月底，行政院颁发紧急命令，防止官兵逃亡，规定人民出国探亲游历，一律禁止，政府官员因公出国，须行政院审核批准。这项措施，沿用到七十年代，全面开放观光护照，始予取消。

经济上，一样令人忧虑。台湾的面积只三万六千平方公里，山脉占去三分之二，可耕地不及三分之一，人口六百万，承继日人留下的交通建设、工业基础，人民生活，尚称康乐。一下子涌来两百多万军民，人口压力随增，经济情况，早趋下坡，生产失调、通货膨胀，于今尤烈。这种情势，得不到改善，将无可避免地重蹈大陆时代的覆辙，改革币制，稳定金融，乃当务之急。

蒋先生保卫台湾的步骤，益见其老谋深算，处变不惊。对外，稳住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的法律地位，争取与国。对内整顿军队，改革弊端，改善经济，肃清“匪谍”。

三月一日，蒋复行视事，重新打出中华民国总统的招牌。法统上，李宗仁赴美就医，“医病”为名，留美其实。他早在新泽西州做起寓公，使总统的位置虚悬。蒋以总裁名义，发号施令，实际执行陆海空军大元帅的职务，究竟名不正言不顺，不符宪法精神。联合国的席位，由苏联带头，已酝酿由中共取代，复职出于现实形势的需要，事在必行。所谓“顺应群情”，固有玩弄政治把戏的成的在，蒋先生的声望，在岛内爬升，并非过甚之词。

董显光说：

“蒋总统在考虑复任此不易讨好的任务时，深知只有使自由中国的人民重申信念始能免于灭亡，李氏代理时期之动摇扰豫，使政府人员的信心渐渐消失，南方与西南最后之崩溃实为失败主义与武人意志薄弱之结果。中国现已到达这样一个时日，惟有意志上的奇迹始能把它挽救，蒋总统自知，在国民党的阵营中，只有他自己才有推动此一奇迹之望。

当然，蒋总统如复职，他所遭遇的困难自多，他如专为自身打算，自仍以引退为宜。复职后如不幸失败，不是有生命的危险，便是饱受指责，蒋总统所享受中国的尊荣已达于最高峰。今后所遭遇者或不免有下坡之事，故从个人利便的原则而论，他最好是置身局外，而避免最后奋斗的艰巨责任。但蒋总统自非规避责任的人，早己以身许国。他不计自身的安危，也不顾现实的顺逆，他毅然接受了国人的最后要求。”[17]

陶希圣所撰《我们怎么办？》的文章，道出当时的真实情况，那就是“明知其不能也要为”。以蒋的倔强性格，不战至最后的一兵一卒，绝不轻言牺牲。董说“只有他（蒋）自己才有推动此一奇迹之望”，在那样危殆的时刻，一个坚强的领袖，的确不可或缺。至于大陆崩溃的责任，一股脑儿推给李宗仁，归结为“李氏代理时期之动摇犹豫。”董是用的栽赃手法，为公正客观的史家所难接受。果如董氏所说，渡江之败，应由李宗仁负责，那末，东北之失、平津之失、徐州之失，又是谁的责任呢？保卫广州、保卫重庆、保卫成都，李未插手，蒋一人包办，难道也是李“动摇犹豫”之罪吗？

复职以后，蒋先生在一次总理纪念周的集会中，对两千名党的中上级干部，发表了动人的演讲词。演说要点：(1)虚心接受中国大陆失败的教训。(2)不惜牺牲感情与颜面，彻底改造。(3)他自己将鞠躬尽瘁，争取最后胜利。董说：“当他演说时，在座听讲之人多有落泪者。”足资采信。

复职后的迫切任务，便是加强安定内部的部署：提名新的行政院长人选，接替倦勤已久的阎锡山；新阁揆为陈诚将军，时任东南军政长官辖东南各省。陈历任军政要职，如军政部长、参谋总长、东北行辕主任等。个性耿直，操守廉洁，为国军将领中之佼佼者。陈的台省主席遗缺，前年十二月由吴国祯递补。吴出身清华大学，美国普林斯顿的博士，有“民主先生”之称。为了改变蒋独裁统治的形象，吴的任命，再恰当没有。尽管吴和经国不和，这时候的小蒋，尚未具人事支配的力量，何况大敌当前，御侮第一。至于内哄的发生，已是朝鲜战争爆发，转危为安以后的事了。三军高级人事，同时更易：发表周至柔参谋总长兼空军总司令；孙立人陆军总司令；海军不变，仍由桂永清担任；蒋经国国防部政治部主任，后改总政治部主任。

蒋先生此项任命，深具划时代的意义。老将如何应钦、顾祝同等，不复当权，由新生代的周至柔擢升。孙立人非黄埔出身，出掌全体陆军的兵符，意味着蒋先生大公无私，人才至上，有打破传统的决心。

政治部主任，交给经国，当时的环境下，众望所归。青年军时代，经国已初试锋芒，仅限于浅尝辄止，配合政工改造，环顾国民党的高级军政干部中，只有这位共产党出身的小蒋，能够胜任。这年，经国四十初度，年龄、体力、经验，均属黄金时代。一般相信，只有他能对国军的再生，赋予活力和希望。

除了政治部的官衔，蒋先生赋予他更重要的两项使命：负责监督筹划情报业务；和对大陆游击活动的指挥派遣。

前年七月，蒋先生在高雄秘密集会，成立包括蒋经国在内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并以唐纵为召集人，基本任务是“统一所有情报工作，并使之充实、强化。”[18]

一九五O年，改为“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实际由经国一手包办，举凡一切党政特务机构，归其管辖指挥。资料组设副主任，由陈大庆担任，调张师执行秘书，彭孟缉的保安处，则为直接行动的基干。政治部第四处主管保防，实际等于夺取了毛人凤保密局的业务。

“保密防谍”的口号，透过各种传播媒介，普及全岛每一个角落。功效亦有目共睹，破获的中共间谍网，如蔡孝乾案、吴石案、《新生报》董事长李友邦案，国际间谍如李朋案，居高职的“台糖”、“台电”总经理，亦因“通匪”伏法。

位于台北植物园附近的马场町，取代过去南京雨花台的地位。据执教东京立教大学的戴国辉说：“我当时在南海路的建国中学念书，有天我看到一辆卡车，载着七、八位犯人，双手背绑，口用白衣扎着，大概怕

他们声张，一忽儿，传来枪声。我心里想，他们做了革命的烈士了。”[19]翻开一九五Q年前半年的《中央日报》，“匪谍xx等数犯，昨日枪决伏法”的标题，一周出现好几次。

以“匪嫌”名义，送往青岛东路军人监狱、台东绿岛，或用麻袋捆扎，未经司法程序，丢到海里喂鱼的，不计其数。台北的一位化学工程师陈天民，江苏靖江人，因为出言不慎，告诉投奔他的乡亲们说：“台湾都快解放了，你们还来这里干什么？”[20]经人检举，判刑十五年。陈当然不是“匪谍”，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保安司令部军法处的指控，充其量，不过是对国民党的统治前途失去信心而已。

诺贝尔奖金得主李政道的母亲张明璋女士和儿子李崇道（后来曾担任中兴大学校长），因在淡水家中，留宿一位广西大学时候的同窗，卒以“掩护匪谍”罪，琅珰入狱。

受害人童轩荪的遭遇，提供我们活生生的故事，益证特务们如何荒唐与无知。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八日深夜三点多，情治人员猛敲大门，闯进童宅。他们借户口检查为名，到处翻搜，但一无所得，仅搜去一本翻译小说《汤姆历险记》作为罪证。便将童轩荪押走。

在逮捕童轩荪之后，情治人员又将他公司的经理、会计及其它职员全抓到刑警总队。保安司令部出示封条，将公司查封，童家偌大财产，就这样毁于一旦。

童轩荪最初被送到刑警总队，三天内被押往西宁南路保安处。保安处座落在日据时代的东本愿寺，警备司令部最早时在那里设立调查处，侦讯政治犯。提起这“最可怕的黑地方”，童先生余悸犹存地说：“那里无需法律程序，随时可以枪毙人。”

童轩荪在保安处关了三个月，刑求盘问，查不出任何罪证。童太太问说：“没有罪是不是可以释放？”他们回说：“进来容易出去难，还要留一段时间做‘参考资料’。”

由于查无罪证，情治单位便以“思想左倾，意志不坚”为名，发交内湖新生营感训七个月。这样，童轩荪又开始了他的另一段“历险记”。

所谓“思想左倾”，唯一能够找出的“罪证”便是一本小儿读物《汤姆历险记》。童轩荪大为不解，问说：“这本书和我有什么关系？”侦讯人员说：“这上面明明印着马克·吐温的字样，那不是马克思一家吗？你看这种书就是思想有问题。”这使我想起老友陈映真《小说家》被捕时，他们要他写下读过哪些作家的作品，当他写出《左拉》时，那位侦讯人员目光为之一亮，瞪大了眼问：“这是谁，这是谁？”映真忽然明白过来，笑笑说：“啊！左拉是音译，他是法国作家，并不属于左派。”[21]

特务所逮捕的，自有不少同情中共的分子，但其中，更多是无辜的人民或光复初期来台的知识的子。当局如是血腥遍野，肆无忌惮的原因，报复主义为其一，大陆丢了，他们又想腐蚀台湾，把这些人作为发泄情绪的对象。肃清主义为其二，只要行动可疑，经人检举，一概列入危险分子，格杀不论。报销主义为其三，彭孟缉领导的军安司令部保安处游查组，以抓人破案为升官发财的阶梯，持着经国的上方宝剑，只达目的，不择手段。因而宁可错杀三千，决不留情一个。彭孟缉后来坐直升机，爬到参谋总长的位置，即种因于此。

五十年代的大屠杀大恐怖，迄今争论不休。患有恐共症的极右派，认为经国的铁腕政策，为台湾存亡所必需；开明派如省主席吴国祯，则持异议，指责蒋、彭作风，过分践踏人权，与国民党倡导的民主自由，名实不符。吴、蒋后来闹到公开决裂，此处不赘，将在以后详加论述。

孙立人以陆军总司令兼任台湾防卫总司令，沿海加建碉堡防御工事，日以继夜，不眠不休。防空演习、民众组训，次第展开，那首扣人心弦的《保卫大台湾》歌曲，[22]响彻街头、学校、空中。其中第一节的最后一句“我们已无处后退，只有勇敢向前！向前！”，悲壮激昂，反映军民心声。

前面说过，国军除了台、彭，尚控制一系列岛屿，其中仅远在雷州半岛的海南面积较大，军事价值较高。假如国军能同时保持台、琼，蒋先生未来的声势，将因而倍增。其奈，国军的力量，无法兼顾。

西昌失陷后，海南守将薛岳，专程晤蒋，要求主动撤离，蒋予拒绝。[23]蒋先生的苦衷，值得体谅同情，但他的固执，往往导致更大的失败。不听魏德迈的建议，东北未保、华北放弃，促成骨牌式的倾倒。

五月十七日清晨，林彪所属十五兵团的三个军（四十、四十三、四十五），终于采取攻势。只六天时间，守军不支溃退，“海南转进”。

海南之失，距离重庆陷落，逾时半载。过去一百八十天中，政局渐趋稳定，至少再没有听说什么丧师失地的消息。枕戈待旦声中，再传恶耗，对七百万台湾军民的打击，自不待言。领土收缩，台湾即成为次一目标。所以，政府当局必须找出令人心服的说词。

经国首次以总政治部主任，出席政府发言人办公室沈昌焕的茶话会，予以辩护。他说：

“海口对于海南岛，在军事上讲起来是个极重要的据点；而整个海南岛，在反共抗俄战争中，自然亦有他的价值。毋论哪一种战争，能够多一个人，多一支枪，多一个乡村或城市，就是多一分力量。反过来说，能够多消灭敌方一个人．一支枪，多夺得一个城市和乡村，就是多增强自己的力量，这是战争的定理，所以，我们能守住海南岛任何一个地点，都是有价值的。

但是战争是最现实的，而且一切应以争取最后胜利为打算。……由目前的形势看来，自从国军撤出西昌之后，海口已失去了‘跳板’的作用，同时我们反共抗俄的最高策略，就是集中一切力量，巩固以台湾为主的据点、准备反攻大陆。所以军事力量的分散，就是战略的失败。在过去政府已尽了最大的力量，在海南岛布置必要的防务，所以海口的放弃，就是基于全盘战略的要求而决定的措施。”[24]

经国列举了四个中共进犯海南的理由：(1)压制大陆人民反共情绪。(2)苏联用以为海空基地，准备世界大战。(3)以海南的铁砂运苏联，制造武器。(4)海南是国军军事上的弱点。最后要求大家“用冷静的头脑来判断千变万化的形势，沉着的态度来应付危险万的的情况，坚强的决心来贯彻反共到底的政策。”[25]

上列意见，只第四点说的真话。果如他所说，西吕失陷，“海口已失去‘跳板’作用”，何以国军未在西康陷落之后，主动撤退？而拖到林彪大军进攻，才仓惶出走？

备多力散的道理，人人都懂，国军无力防守南海，为公开的秘密，经国偏偏说。“政府尽了最大的力量。”

不是骗人吗？明明国军且战且退，党的《中央日报》却宣传“国军大捷”、“歼匪逾万”，岂不自我糟塌政府的威信？

海南的余波未定，两周后，位于东南沿海的舟山，再沦海南的命运。

且看董显光记述舟山撤退的原因：

“一次代价更高的撤退是在次一月内自动将舟山群岛放弃。

国军凭借舟山群岛的海空军行动，使上海的经济生活濒于瘫痪者不止一年矣。此举延缓了匪党对于整个长江地区的稳定。匪党首领们遂决计以消灭舟山的威胁，作为进攻台湾的初步。他们以杭州湾为屏障，结集了大批的帆船与种种船舶，准备对定海作两栖的进攻。

蒋总统前此对海南岛所为的决定，此际的舟山问题又呈现于眼前。他应否栖牲台湾所有资源之半以保守舟山群岛呢？此举固可使共匪付出极大的代价，但蒋总统也知道如果他们愿付这样的代价，那是无法阻上他们的。于是最重要的决定便是在敌人得到撤退消息以前，赶速把这十五万的精锐国军撤离舟山群岛，”[26]

同一时间，万山群岛放弃，福建海外的东山岛，为解放军所占，好在地方小，无足轻重，不甚受人注意，焦点仍在舟山的放弃。

自舟山撤退，迫于形势，蒋先生的决定，十分明智。保全十五万人的实力，远比平白牺牲要好。但宣传上，海南的故技重演。五月三日，假舟山“革命干部学院”，举行陆军官兵第一届代表大会，大会发表宣言，“确认三民主义是救中国救世界的唯一主义，蒋总统是领导中国革命的唯一领袖”，好象是经国代他们拟的原稿，找人念一念而已。经国专程前往致词，特别把战争的性质予以歪曲，说“我们的战争，是民族的战争，不是狭义的内战”，有“一万俄兵开到上海帮助共匪制造枪炮”等等。

原来，大会只是撤退的烟幕，石觉司令早于五月七日秘密赴台。一周后，撤军开始，全师回航。

接二连三的挫败，怎么向台湾本岛的军民交待呢？前面说过，政府笨拙的宣传，一再自打耳光，信用扫地。挖空心思，乃于十六日，发表蒋的一篇演讲——《军人魂》，俾转移视线，作迎接挫败的心理准备。

《军人魂》的要义非常可笑，重弹革命军人“不成功便成仁”的老调，声言蒋先生曾有意和南京共存亡，发誓台湾一旦陷落，决定以身殉国。满纸低调，正义凛然，第二天，发表广播演说，道出舟山撤军真相。

文告强调，放弃舟山，“为了集中一切兵力，确保台湾基地”。同时开出“一年准备，二年进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政治支票。这张支票，因永远兑不了现，到六十年代，始悄悄失踪。

蒋夫人亲自出动，到基隆劳军，台湾省党部，发出《告全省党员同志书》，呼吁“齐一步骤，齐一战斗”，中央党部举行宣誓式“宣暂效死，确保台湾”。

五月十九日，经国二度登场，但改变技巧，以“复函批露”的形式，在《中央日报》答“明丰先生”。其中一段．这样写着：

“你还提到舟山的撤退，使得抱失败主义的人，更加倾向于失败，动摇分子，更加动摇；想靠拢的人更是靠拢，甚至香港想来台湾的人，也会不敢来了！是的，这些都一定是事实。朋友，天下最可怜的，就是这些把不定方向，只顾现实而没有理想的人；最可耻的，就是这些拿不定主张为了苟且偷安而出卖灵魂的人，他们将来的结局恐怕将是最悲惨的。人各有路，那末最好还是想一想再走路。天下‘一失足而成千古恨’的人很多，时代是最残酷的，时间是最不留情的，总有一天，我们的战争将要胜利的结束，到那时候，一切自然都会水落石出的。总而言之，事在人为，今天的日子虽穷，生活虽苦，环境虽然险恶，人心虽然浮动，但是只要有志气有骨气的人，大家肯咬紧牙关，真正能够觉悟，并且体会到环境的危险和困难，一心一意来从事于反共杭俄的大业，我相信，不远的将来，台湾会有新的胜利环境和乐观现象产生出来。”

结尾时说：“朋友！我们所争的不是一时的成败利钝，我们所争的是国家千秋万世的大业。”试问火已经烧到眉毛，来日安危未卜，谁有心情去谈“千秋”之大业？

失去海南舟山，相当于割断台、澎的手足，毛泽东的下一步，将是渡海攻台，九十英里的台湾海峡，假使荷兰人三百年前，抵抗不了郑成功的海师，国军凭什么能“确保”呢？

蒋先生自日本请来军事将校一批，其中包括前华北派遣军司令根本博中将在内，蒋亲自去澎湖，共商防御大计。剑拔弩张，大战在即。

国民党进入它历史上最危险的时刻。台湾，这最后的堡垒，在本年台风季节来临之前，蒋先生日月潭垂钓的好兆，至少此刻尚无影无踪。

注释：[1]董显光著《蒋总统传》，第554页。

[2]照片陈列于台中日月潭。

[3] Brian Crozier, Eric Chou,‘The Man Who Lost China” Charles Scribner＆sons，N．Y. 1976 P.349 “On seeing it, the fisherman exclaimed that he had seen no，ich sight in twenty years. A good omen,thought Chi-ang Kai-shek．”

[4]同[3]。

[5]《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新华月报》第一卷第1期（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6]“Formosa：Climax of the China Tragedy"News week,Jan.16,1950

[7]同[6]。

[8]同[6]。

[9]同[6]。

[10]同[6]。

[11]"CCP Virtually Completed Thier Increasing Bloodless Conquest of the Mainland" Newsweek, Dec. 9,1949 P.27

[12]Meril Miller, "Plain Speaking,AnOral Biography of Har-ry Truman" Berkeley Publishing Corp.N.Y."They are thieves,every damn one of them.

[13]同[6]。

[14]同[1]，第581－582页。

[15]李资生著《台湾大间谍案破获始末》，香港《新闻夭地》，一九八三年丸月九E1。该文作者的真实姓名夏晓华，原供职保密局。

[16]《国军政工史》下册，台北国防部总政治部印行。

[17]同[1]，第565页。

[18]孙家琪著《蒋经国窃国内幕》，香港日力出版社出版（一九六一年十一月）。

[19]戴国辉教授于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八日下午八时，在Oakland的尤腾阁餐馆告诉作者。

[20]作者熟知的事。

[21]成中雄著《李政道母亲被捕经过》，《台湾与世界》第4期，一九八三年九月。作者的真姓名是陈鼓应教授。童轩荪先生，老报人，曾任《时报杂志》创办人，香港《新闻天地》主编，现退休在圣地亚哥。

[22]歌词就是三十年代名作家孙陵先生所撰写的。

[23]《国军撤出海南岛》，《中央日报》，一九五0年五月三日。

[24]蒋经国著《台湾第一，绝对正确》《中央日报》一九五0年五月十九日。

[25]同 [24]。

[26]同[1]，第562页。

16蒋主任

海南、舟山撤守，台湾进入战时状态。五月二十七日的《中央日报》社论指出：“在这东南亚大战烽火一天天逼近的今日，我们要加倍警觉共匪声西击东的策略。它一面装腔作势，压迫着越南，而一方面向台湾进行军事冒险，因此我们大声疾呼，台湾是进入战时了。”

一般估计，台湾有三个月的危险期。九月开始，进入台风季，不利征战，海峡将因而暂时息兵。“煎熬中的台湾”，[1]处处充满悲壮的气氛，由经国主持的政治部发动，各部队“纷纷歃血连盟，誓死效忠领袖”，甚至效法二次大战末期日本的“神风队”故技，发动“反共敢死队”。把“成功成仁誓为国死”的情绪，导引至空前的高峰。

党报以《发扬“同舟共济”的真精神》为题，重申“我们国家实在已到空前未有的危险时期，每个处在这个孤岛上的人也已没有什么可以撤退和逃避的地方。

每个人私的利益和整个国家的利益，再也没有一个时候能比现在更加一致。今日国家所追求的目标，就是每个人所追求的目标。”因此，大声呼吁，“在这个目标下，我们首先要求每人把所有的私的利益完全克服下去。”[2]

舆论带头，提倡战时生活。六月初，“战时生活运动促进会”成立，订定实践纲要，宣称“向奢侈者挑战，向腐化者开刀”，要求“人人生产，戒除浪费，个个动员，参加战斗。”[3]

先后处决吴石、陈仪，接着公布检肃匪谍条例，强制规定，各机关部队学校人员必须连保，发现可疑人物要告密检举。经国强调为“无形的战斗”，其实，也就是中国古代“保甲连坐”的现代版。

官方努力的次目标，是正面侧面地，灌输台湾必胜的信念。那篇《论海岛攻防战》的专论，[4]历举克里特岛、西西里岛和诺曼第岛登陆的例子，引经据典，史实奏证，至少具相当程度的说服力。有位军事权威家《台湾守得住吗？》的论文，那就荒谬的可以。他说；

“只要台湾的七百五十万人对战争有共同的认识，共同的觉悟，一致参加战争，支持战事，台湾一定守得住的。战斗力好象一条铁链子，它的大小，由最弱的一环决定的。战略上打胜仗的秘诀，就是利用我们最强的一环打击敌人最弱的一环。”[5]

最后的结论，自然是条光明的尾巴：“台湾一定会守得住的，只要大家认清自己的责任，拿出决心和勇气。”

上海失陷前夕，谷正纲尚力竭声嘶地保证“共匪无法成功”，其理由是“我们有世界上最好的主义——三民主义和最伟大的领袖—蒋总裁”，这种教条口号式的说词，原十分可笑。是围着“主义、领袖中心论”的陈年老套，了无新意。不幸，台湾的“匪党理论家”、“三民主义理论家’”如任卓宣（叶青）之流，一味抱残守缺，照本宣科，并拿不出货真价实，掷地有声的说理文章来。

其实负责宣传的机构，在党有中宣部，在军有政治部，后者由经国总其成，以压倒优势，全面控制新闻舆论的走向。本来，他躲在幕后，指挥为数五万以上的特工，从事侦查逮捕可疑的子，破例披挂上阵，走到前台，会见记者，发表谈话，宣布案情（“匪谍”）侦破始末。在国民党的权力结构中，除了行政院长陈诚，就数他最权高势大。

用“山雨欲来风满楼”来形容一九五O年台湾的六月，其真实性无可非议。很多过来人，甚至三十年后，回首前尘，生不寒而栗的感觉。台湾前途，一片漆黑，除了向神祈祷，或许会出现扭转命运的奇迹。被称为“民族救星”的蒋先生，无非绕着空洞的“成仁”哲学，大做文章。

“战争的台风”没有如蒋经国的预期，光临危殆中的台湾。六月二十五日拂晓，却在朝鲜半岛登陆。

那是个星期天，部队休假，机关停摆，金日成借用日本人的惯技，乘南朝鲜不备，跨过三十八度线，发动全线总攻击。李承晚的守军，仅有八个师的番号，约九万人，空军只有训练侦察机十余架，既无战车，又无战车防御炮。[6]强敌当前，摧枯拉朽。北军迅速占领开城、春川等要地，直到距离汉城仅二十五英里的议政府这一线，方遭南军第二、七两个师的有组织的抵抗。

消息传到台北，蒋先生正用早餐，负责简报的是经国。所获情况，零星混乱，直到深夜十点，始接邵毓麟大使首次报告，了解大致的进犯战况，半小时后，续电抵达。蒋先生望眼欲穿的三次世界大战，终露眉目，他的初步反应，大致和邵的研判不谋而合。邵说：

“韩战对于台湾，更是只有百利而无一弊。我们面临的中共军事威胁，以及友邦美国遗弃我国，与承认匪伪的外交危机，已因韩战爆发而局势大变，露出一线转机。中韩休戚与共，今后韩战发展如果有利南韩，亦必有利我国，如果韩战演成美俄世界大战，不仅南北韩必然统一，我们还可能会由鸭绿江由东北而重返中国大陆。如果韩战进展不幸而不利南韩，也势必因此而提高美国及自由国家的警觉，加紧援韩决不致任令国际共党渡海进攻台湾了。”[7]

前面说及杜鲁门和蒋关系，以及美国的“袖手政策”。假使，朝鲜战争未起，杜鲁门、艾奇逊乐得看蒋的笑话，看国民党政权的最后沉沦。蒋自己更清楚，华府彻底的遗弃他了。金日成挥军南进，使情势发生三百六十度的改变。[8]

美国可以无视台湾的存亡，朝鲜半岛代表着美、苏实力的对峙，如果华府向苏联的势力屈服，国内的右派不肯干休，而失去南朝鲜这个缓冲区，日本将受威胁。以麦克阿瑟为首的鹰派，结合五角大楼参谋本部的战略家们，更其众口一心，主张以牙还牙。杜鲁门的直接反应，咸认朝鲜战争非单独事件，为苏联全盘扩张政策的一部的，新中国不幸为此集团的新进成员。[9]

朝鲜战争爆发的当天，杜鲁门由密苏里家乡，赶返华府，召集国家安全会议。六月二十七日，发表声明，有关台湾部的，援引如下：

“……鉴于共产党军队的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到太平洋区域的安全，并威胁到在该区域履行合法而必要之活动的美国部队，因之，本人已命令美国第七舰队防止对台湾的任何攻击，并且本人已请求台湾的中国政府停止对大陆的一切海空活动。”[10]

两天后，第七舰队的九艘船舰，包括六艘驱逐舰，两艘巡洋舰和一艘运输舰，进入台湾海峡，并即开始巡弋。旋第七舰队司令史枢波访台，但别忘记，在是年六月以前，美国留驻台湾的只有一位领事级的代表，最高级的武官，不过是位中校。”[11]

形势突变，气氛迥异，七月底贾纳德少将，派驻台湾，接踵而来的是麦克阿瑟元帅戏剧性的台湾之行。

朝鲜战争的爆发，把已经患了癌症的国民党政权，从病榻上，起死回生。中美关系，最后因兵戎相见，冷冻三十一年，所谓“台湾问题”，了无尽期。其最大的受益人，自是国民党政权，因势利便得以在夹缝中生存迄今。

警报解除，台湾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蒋先生个人的声望，再度为美国新闻界高抬起来，台湾的国际地位，获得暂时的再生。蒋甚至幻想，乘着历史的浪潮，借外力重返大陆，收复失土。

政治的焦点，开始转移到内部的统治结构方面。七月二十六日，蒋先生宣布酝酿已久的中国国民党改造方案，和新的中央改造委员人选。声言，如不彻底改造，将有亡党危机。

被提名的精英人物共十六名，[12]过去庞大的组织，由大改小，“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撤消，改以二十五人的中央评议会代替。

改选委员会固出现不少新面孔，顶着地理学家头衔的张其昀，以黑马姿态，跃栏而出，担任秘书长。但真正的新人，却是四十岁的蒋经国。

如果论党的资历，经国赶不上时任台省主席的吴国祯，吴的重要性，不下于经国，但吴仅中央评议会的二十五位成员之一。蒋先生作此安排，已可嗅到人事倾轧的气味。

二陈兄弟，陈果夫卧病，膺选评议委员、姿态多于实质，真正的CC巨头陈立夫放逐美国新泽西养鸡。

陈立夫最后一次在台湾公众场合露面的机会，为出席“中国工程师协会”的年会。蒋先生送他五万美元的程仪，被迫束装就道。行前，向蒋夫人辞行，夫人送他一本《圣经》，并说：“你在政治上负过这么大的责任，现在一下子冷落下来，会感到很难适应．这里有本《圣经》，你带到美国去念念，你会在心灵上得到不少慰藉。”立夫的反应，颇出夫人的意外，指着墙上挂的蒋先生肖像，言语低沉地表示：“夫人，那活的上帝（指蒋像）都不信任我，我还希望得到耶稣的信任吗？”

非赶走CC的势力，才能铲除经国当权的阻力，那是父亲的意思。经国记住当年南京时代任“政大”教育长受阻的一箭之仇，也非报不可，父子俩心心相印，所见皆同。

经国于一九三八年六月加入国民党，党龄十二载，．过去占着团的据点，党的上层结构，没有他插手的机会。论劳绩，在正常的情况下，决不可能以大跃进的速度，跻进中央决策单位。可是，蒋先生打着改造的旗号，既“改造”便不宜沿用旧规，靠换几个麻将搭子，新阵容老班底的办法，来刷新党政关系。

从国民党组织功能去了解，国民党是党天下，党权高于政权，政府的一切举措，唯党命是从。这是当年抄袭于苏联的作法，只有程度的差别，而无本质的悬殊。中央改造委员相等于政治局常委的分量，是内阁之上的内阁，或太上内阁。经国要进入组织内层，达到真正掌权的目的，这无疑是最重要的阶梯。

蒋先生作此安排，含有磨练和培植的双重意义，好在撤退到台湾后，过去错综复杂的派系力量，经过大动乱的淘汰清洗，因祸得福，再无所顾虑内部的倾轧与平衡，蒋先生说了算。

当内部的肃清工作告一段落，经国的注意力暂时转移到政工方面。政工为整军的主体任务，而军队又是保权专政的工具，个中利害蒋氏父子，心照不宣。北伐时期的周恩来、抗战时期的陈诚，[13]虽都担任同一职务，但经国的权威，却超越他的任何前任多多。

政工的重要性，董显光著《蒋总统传》的第四十一章，有所说明。

“士兵与军官之训练，在政治的意义上尤有其必要。在过去，中国的将领只要其部下忠于个人，而不使他们知道对其敌人作战之任何理由。这就是军阀制度所由产生之故。蒋总统却具有大不相同的观念，要使官兵早日认识其所从事的政治目标。当然这些目标都是为着人民的福利。蒋总统认为士兵如果不知道为何而战，那他们就只是一种募兵，而募兵是不会成为优良士兵或斗士的。[14]

中国军队中所建立之政治作战制度，其主要目的在激励军队的高度战斗精神。为达此目的，每一军官或士兵必须充分信仰三民主义，并具有为三民主义而不惜任何栖牲之坚决意志。军队精神之完全统一必须确立，最高水准的士气达到，借此而使军队成为一支革命军，具有钢铁般的战斗意志。”[15]

“为谁而战”以及“为何而战”的主题，大多数的国军官兵，的确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兵员来自农村，毫无疑问，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士兵是文盲，他们参加军队的原因，如非强迫征召，即是受生活贫困所驱使。和他们大谈空洞的三民主义，“主义”究竟是什么东西呢？至于“为谁而战”？是为国民党？为领袖？“领袖”和一个普通大兵又有什么直接间接的关系呢？

中共不然，他们井不讲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道理，

只是强调“农民翻身”、“土地改革”、“阶级斗争”。战争的目的，深入浅出，所以，三年内战，国军弃甲曳兵，一败涂地。

蒋先生要经国去改变这种思想战的劣势，曲高和寡，本来就是个吃力不讨好的难题，但新制（政工）实施后，对军队的福利、纪律，以及战斗力的改善，有显著贡献，则是人尽皆知的事实。

依照组织法，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有五项，[16]加以简化，则为政治和监察两种。前者“调查官兵思想行为”，后者“监察官兵思想，检举动摇分子”。平素没有战争，它最大的作用是“减少兵变风险”。

夏宗汉先生将此制度，比喻为唐代的监军制。肇始于武后光宅之年，分御史台为左右二台，各负有“监军旅之责”。讨徐敬业之役，殿中侍御史魏元忠监其军，到肃宗时代，普遍流行，但皆为宦官。

但是，监军制度是有缺点的，夏说：

“由工商管理学的观点去看，政工监军制度的弊病在为了减少兵变风险，而分散指挥官事权，因此减低了效率。如果行之过甚，一则军队虽然忠字当头，没有兵变的危险，却也使指挥系统的效率降低，有碍克敌致胜。指挥官作业之最终目的在求胜，目标是战场上的敌人；政工监军之目的在肃反，其目标为军中内部的不稳分子。为了求胜，优秀的军事人才比较重要；为了肃反，政治热情分子比较受重视。而在专与红之间，两者往往难以兼顾。为了求胜，要统一力量，各级指挥如臂之于手，手之于指，随心如意；为了肃反，防止兵变，要集中意志，使带兵官无法独断或成独行群结党。”[17]

政工制度，虽由苏联红军的政委制衍变而来，却“性相近而习相远”，和中共比较，更差之远甚。解放军以党领军，党指挥军．政委是党代表。国军政工，只是亲院长的政治幕僚长，然而又自成系统，政工是一种专业，设立学校，专职培养，一九五O年九月，下令王升（政治部第一组副组长）草拟建校计划。[18]第二年二月，成立建校委员会，选定台北近郊北投的竞马场为政工干校的校址，并手次年十一月招收新生。

从政工干部学校组织体系去看，和重庆时的的中央干校，如一对孪生兄弟，跑马场改为复兴岗，和原来的复兴关，也只是一字之差。说得更远一点，两个干校，都脱不了莫斯科孙逸仙“大学”的幽灵。

干校的训导方针，开宗明义，“以培养笃信三民主义，服从最高领袖，忠党爱国，坚决反共抗俄之健全政治工作干部，使能参与陆海空军各级部队……共同完成国民革命第三任务之使命为教育宗旨。”[19]

在这个教学宗旨的基础上建校，求学当然其次，教育部亦不承认其为合法的大学机构。经国早胸有成竹，干校学生是他的子弟兵，一旦时机成熟，卸下军服，进军党政各界，即是他掌权的班底。

胡伟克没有明白他的意思，只做了半年的短命校长，乃由王永树接替。王升（先是教育长，后升校长）的造神运动，依次是“伟大领袖”、“青年导师”蒋主任。复兴岗俨然是经国的黄埔。一九七五年，蒋先生去世，经国接班，太子门生，如水银泻地，除财经界尚是一片干净土外，情治系统、文化娱乐以及党政新闻界，无不盘据侵吞。

民国宪法第一百三十八条明文规定：“全国海陆空军，须超出个人、地域及党派关系以外，效忠国家，爱护人民。”因此，国民党在军中设立党部，从事党务活动是非法的，和行宪后提出“还军于国”的理想，大相径庭。国军成为一支不折不扣的党军，更具体的说，国军其名，蒋军其实。

董显光说，经国原“不愿担任”总政治部主任一职，“因深知其父令出惟行，只得勉为接受。”[20]董先生自命为虔诚基督教徒，如此大胆说谎，真不知道他如何向上帝忏悔，董的潜在用心，恐怕还是为了下面一段：“在外人方面，颇有误会政治部之动机者。但如能彻底了解其作用，则误会当可消除。”

有“误会”是事实，“消除”则非易。外人乃美国驻台军事顾问团（MAG）的官员，美军设新闻官，宗教官，并无不可告人的秘密，经国将苏式政工制度，党务活动，引进三军，使国军党化，私人化（Personalized），那是高鼻子蓝眼睛的美国顾问，所无法容忍的。

且看哥伦比亚大学《民国人物大辞典》的记载：

“五十年度初期，国民党控制台湾，主要以戒严法为依据。国防部下的总政治部，一般认为，效率尚高，手段毒辣。政治部在军方的任何机构，置政工人员，进行控制监视，和苏联、中共的作法，殊无二致，美军驻台军官普遍厌恶。虽然，双方获得某些妥协，经国在父亲的支持下，我行我素，坚持为事实所必须。”

一九五三年九月，应美国防部之邀，经国赴美考察参观。[21]不言而喻，华府对这位“前共产党”是不怎么放心的。艾森豪威尔总统特别礼遇．在白宫予以延见，但经国的思想底层，只想到权力的光辉，只想到对敌斗争，美国两个月的旅行，对他不可能有任何改变。

国民党七大召开，经国当选为中央委员，日益上升的权力，得到肯定。一九五二年十月，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宣告成立，[22]蒋先生兼任团长，经国主任。

救国团的成立，事先未通过立法程序，也不属政府的任何部会，和教育部的性质类似，但教育部无权过问。所以后来被《自由中国》半月刊讥讽为经国的黑市机构。

成立之前，经国早在复兴岗政工干校内，设班储训干部，冠冕堂皇的理由，他说：

“青年是可爱的，尤其是军官学校的结业典礼中，前面一排都是各机关的高级长官，后面的都是年轻而刚毕业的学生，我心里便感觉到，唯有使后面的青年人站得起来，足以接替前面的人所肩负的革命重担，才能完成艰巨的革命大任。今天中国的革命，没有青年起来，就不能成功，可是青年起来以后，如果没有组织去团结青年的力量，不能持久，最后还是全归失败。”(23)

浅看这段谈话，会以为经国一付范仲淹的胸怀，办救国团是为了要“使后面的青年人站得起来”，有准备交棒子的意思。

其实，他另有所图，在第一次台北救国团的宣誓典礼上，他说：

“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大陆的失败，大家只看到军队给人家打垮了，虽然这也是事实，但是要注意，除了军队，我们的青年也被中共解除了精神武装，青年组织也被瓦解。我们感到军队的整顿非常重要，这三年以来，我们集中全力在整顿军队上，但是我们领悟到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失败的教训，更知道要打倒中共，复兴国家，还需要组织青年，团结青年，给他们，种新的教育，灌输他们新的精神。”[24]

团结青年，为的是“打倒中共”，怕青年“被中共解除武装”。“解除武装”的后果，青年的矛头，就会掉转方向，向国民党政权挑战。

四十年代大陆的崩溃，学生运动，对国府的困扰，在某些方面，并不下于军事的挫败，国民党人“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的心情，也十分值得同情和理解。不幸它把学生运动与共党运动混为一谈，诚如李绿所说：“国民党逃难到台湾来，所做的总检讨，显然只停留在痛悔自已和共产党比起来，控制不够严密，手段不够残狠的技术层面上，对反省自我本质的工夫，则付之阙如。”[25]

自由派的人，反对“政治部”、“救国团”，老国民党人，或国民党中的死硬派，批评得更激烈，雷震即是一个例子。《自由中国》曾以多篇社论，主张撤销。其中一篇，箭头似乎瞄准经国。它说：青年救国团成立迄今，已五载于兹，但这一单位究竟是何种性质，社会上还普遍的感到莫名其妙。据青年救国团本身的解释：

“救国团是一个具有教育性、群众性和战斗性的青年组织。”（引自该团刊印的《新团员入团训练》教材）然另据青年救国团副主任胡轨说：“救国团的组织是教育性的组织，救国团的工作是教育性的工作。”[引自教育与文的社编印民国四十五年度（一九五六年）《中国教育与文的》] 显又置群众性和战斗性而不提。难怪社会上普遍的说，这是性质不明的组织。其实，青年救国团之几乎无事不可过问，以至无处不可插足者，也就是由于这一点。换言之，青年救国团正是利用这种方便，许多事情一把抓。不过，若仅从其组织之真正精神而言，这实在是一个政治性的组织。关于这一点，青年救国团本身也不得不坦白承认：“救国团的名称是‘反共’、‘救国’，顾名思义，是一个政治性的组织。”（见前引《教材》，下同）老实说，这个组织的性质，表面上虽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但骨子里是以所谓教育性、群众性以及战斗性为手段，而以政治性为目的。很显然，这是第二个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国民党的预备队，此可从其团章及有关规定中，所谓信仰三民主义，所谓宣传三民主义，所谓以三民主义为中心思想，以至于所谓背叛三民主义是违犯团纪，而获得具体证明。甚至国民党内有人说，这不过是国民党内新兴的所谓某一派，利用国民党的招牌，所公开做的培植私人政治资本的工作而已！[26]

所谓“国民党内新兴的所谓某一派”，已呼之欲出，那就是“蒋主任”，社论又说：“今天这样惨局，青年人是没有什么责任的，这责任理该由老一辈的人负担，尤其是该由老一辈政治上始终身居要津的人负担。近代中国政治上最可痛心的一点，便是极少数的政治掮客，做着青年贩子的勾当。因为这少数掮客，相信‘谁有青年，谁有前途’的说法，一如商人之相信谁有资本，谁可赚钱的道理，于是对于青年人的纯真和热情，加以充分的利用。结果是盗用若干美丽的名词和动听的口号，欺骗青年，愚弄青年，麻醉青年，进而牺牲青年，使自己的权位，建筑在青年人的鲜血头颅上。天下事之可悲与可鄙，宁有过于此者？此所以为了保存国家元气，尤其是防止政治掮客的残酷利用，青年救国团实在没有存在的必要。假使青年救国团真是爱护中国青年，根本便该自动撤销才对。[27]

国民党会自动撤销吗？救国团这个机构，即使到今天，仍然存在。经国认为，这是他走向“胜利之路”的桥梁。任何人反对，都是枉费唇舌的刺耳噪音。

注释：[1]程沧波著《煎熬中的合湾》，台北《中央日报》，一九五0年五月三十日第三版。

[2]《台湾进入战时了》，台北《中央日报》，一九五0年五月二十七日。

[3]台北《中央日报》，一九五0年六月四日。

[4]《论海岛攻防战》，《中央日报》，一九五0年六月十日。

[5]《台湾守得住吗？》，转载自《中国一周》，《中央日报》，一九五0年五月三十日。

[6]邵毓麟著《汉城撤退前的漫长两昼夜》，《使韩回忆录》之十六，台北《传记文学》第193期（一九七七年六月一日）。

[7]同[6]，第103页。

[8]Klaus Mehner“Peking＆Moscow" The New Ameri·can Library, NY. 1963。

[9]董显光著《蒋总统传》，第585页。

[10]台北《中央日报》，一九五0年六月二十八日。

[11]同[9]。

[12]陈诚、蒋经国、张道藩、谷正纲、郑彦荣、陈雪屏、沈昌焕、连震东、袁守谦、张其盷、曾虚白、郭澄、崔书琴、谷凤翔、胡健中。

[13]陈诚曾任政治部长、周恩来任副部长。

[14]同[9]，第621页。

[15]同[9]，第622页。

[16]基本任务：①主持军队政治教育思想领导，建立精神武装。②筹划军中组织，考核官兵思想，防止逃亡反动。⑧监察所属单位之人事经费，核实人员马匹。④激发官兵战斗清绪。⑤推行保密防谍教育，展开官兵保防工作。

[17]夏宗汉著《由蜕变角度去看国府国防新政制草案》，香港《明报月刊》一九七八年六月，第14- 19)页。

[18]《国军政工史》，第1565页。

[19]同[18]。

[20]同[9]。

[21]卜少夫著《蒋经国浮雕》，香港《新闻天地》第489期，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九日。卜说：一九五三夏秋之交，亨利鲁斯在台北博爱路宾馆，与经国长谈三小时。鲁斯劝告经国去美国“考察一下”，蒋当场答应。

[22]青年节，蒋先生发表告全国青年书，决定成立“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号召全国青年作第三次结合。

[23]李元乎著《平凡平淡平实的蒋经国先生》，台北中国出版公司，一九七八年五月。

[24]同[23]，第190页。

[25]李绿著《台大学生运动三十年回顾》，台北《夏潮论坛》第一卷第9期，一九八三年十月。

[26]《青年救国团问题》，《自由中国》半月刊，一九五八年一月一日。

[27] 同[26]。

17吴国祯事件

因爆发朝鲜战争，蒋先生意外地得到一张人寿保险单（lifeinsurance）。蓝钦被任命为驻台公使代办台湾外交的职位，因而爬升。军经援助恢复，往昔阮囊羞涩的日子，一去不复返矣。

中日和约，东京屈服于华盛顿的压力，在台北完成谈判签字，开日、台关系正常化之先声。

蒋先生一再呼吁，出兵援南朝鲜，(1)为华府所婉拒。他的一套如意算盘，朝鲜危机扩大，国军在东南沿海开辟第二战场，那就是他“反攻复国”的机会了。

杜鲁门和麦帅的想法不同，他只要朝鲜战争逐步化，可是，英国的艾登，扯着他的后腿，怕把事情闹大，这样一来蒋先生火中取栗的计划，化为乌有。

艾森豪威尔上台，取代仇蒋的杜鲁门，蒋先生否极泰来，信心倍增。台湾海峡的中立禁令解除，杜勒斯声言“中共不过是过眼烟云”，华府新的战略设计，将非一味让步，改持大举报复政策。

台湾为远东“不沉的航空母舰”之说，此起彼伏，不可一世，叛将陶希圣把它扩大，说成“世界的重心在远东，远东的重心在中国，中国的重心在台湾。俨然“天朝中心”的老调，把别人的大牙都可笑掉。

一九四九至一九五0年，形势危殆，蒋先生迫于无奈，祭起民主宪政的大旗，放弃独裁统治，“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的着眼点，是在要挑他毛病的华府。现在共和党主政，既反共有志一同，连这个虚伪的门面，都是多余的了。

实际上，蒋先生畏首畏尾，形势上的事，他看的并不很清楚，美台关系，决定于彼此的利害需求，而非台湾实行何种政体。蒋先生如果有胆量，朝鲜战争以后，他应该抓紧机会，立即宣布解散国民大会，立、监两院，冻结宪法。美国也只好默认了事，南朝鲜的李承晚，下令释俘的事，就是他掴华府耳光的好例子。

不过，蒋先生在某一方面是个强者，遇到乾坤一掷的大事，他那畏首畏尾的懦弱性格，即表现无遗！因此换来“独裁无胆，民主无量”的讥讽。他的格局，类似袁世凯，擅长小动作小权术，缺少冲天一击的大智慧大气魄。

一九五四年五月，第一届总统任期届满，照宪法规定，应于一个月前选出第二届总统。所以，元月间，蒋先生下令召集国民代表大会，大张旗鼓地把当年在南京举行的政治闹剧，搬到台北重演。

遵照法律办事，所谓的“民意代表”，任期届满，应该鞠躬下台，再行竞选。但大陆已沦陷，这件事办不到，民意代表，早已不代表任何民意。“代表”诸公，在台流亡。其次，法定人数亦不足，很多代表，未克赴台，沦为中共“劳动改造的对象。”

对政治的解释，西方人有个说法：“政治者，妥协之谓也”。搬到中国，“妥协”一词，可圈可点。蒋先生既然一定要当总统，民主的招牌一定要挂，[2]办法多得很，只要偏劳大法官们，照指示办事，即依法有据。至于人数问题，由内政部下令递补即可。于是，很多人摇身一变，凭命令“选”为“国代”，且是终身职，人称“万年国代”。

副总统一职，当然，非陈诚莫属，昔年，孙（科）李（宗仁）逐鹿的往事，自不许重演。但蒋先生难免要先谦虚一番，“问何应钦愿否竞选副总统？”[3]这位“西安事变”期间，拟取蒋自代的四星将军，早看透蒋的心思，连忙婉谢，蒋乃顺理成章地向中央委员会推荐陈诚为副总统候选人。陈坐二望一，为外界公认的蒋氏继承人。

国民大会，因创制、复决二权，迄未行使，代表诸公，休息六年“辛苦”一次，依法不能享有薪给。然而，政治既有妥协的特征，更有的赃的奥妙，这些人原为无给职，趁此机会，正好勒索一番，票可以照投，但是大家得坐下谈谈条件。转瞬间，化无给为有给，后来升级，以“贷款”、“住宅”交换，成为六年一度的“政治拜拜”。

这年三月，台北一片升平景象，中山堂恢复了当年南京的热闹气氛。先是投票表决罢免副总统李宗仁，闹得煞有介事。其实，此举纯属多余，缘李氏于一九四九年冬，即移居美国新泽西州，自我放逐，不问政事。蒋为了报一九四九年“逼宫”的一箭之仇，始出此下策。

李宗仁强弩之末，容易对付，无独有偶，半路上杀出吴国祯事件，那就喧腾中外。

交待故事之前先把吴、蒋关系，作一简单交待。昊自美学成归国，受蒋器重，历任国民政府党政要职。党内曾任中宣部副部长，于政府的架构中，先后出任汉口市长、重庆市长继上海市长、台湾省主席。外交方面，担任外交部次长，为蒋面前长期得宠的爱将之一。但吴和经国间，则格格不入，形同水火。事件的爆发，即种因于此项潜在内斗的表面的。

赣南时代、重庆时代，经国和康泽、陈立夫的人马，不断交锋，但与吴副部长、吴市长，风牛马不相及，尚能和平共存。一九四八年八月，经国突奉命赴沪任经济督导员（详见本书12八一九防线），侵入吴的势力范围，双方意见分歧，发生正面冲突。吴国祯从经济的观点出发，认为用高压的政治手段，无法解决经济间题。吴且赴京，向蒋先生力谏，剖陈利弊。经

国不信邪，坚持“一路哭不如一家哭”的信念，只要施铁腕，全面打击投机商人，争取上海市民的通力合作，通货膨胀，是可以遏止的。他是根据三十年的斯大林新经济政策成功的先例。事实证明，吴国桢，这位普林斯顿训练出来的政治能手，的确比经国成熟、高明。一九四八年十月，经国落荒而走，非但未虚心接受上海失败的教训，却把这笔帐记到吴的头上，认为吴扯后腿，始有那样的结局。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吴继陈诚出任台湾省主席，[4]两个冤家，窄路相逢，蒋作此人事安排，颇费周章。台湾是国民政府管辖下的唯一行省，随蒋赴台的高官如云，唯吴适人适事。吴自己亦认为“钧座惨受大陆失败之教训，已锐意改革，故敢冒死犯险，竭智尽忠，以图报效。”

斯时，经国羽翼未丰，只有手杖的作用，尚无从过问高阶层的人事权，何况“国内的崩离析，国外阴雨密云”，内斗为势所不许。因此，朝鲜战争爆发前，勉能同舟共济，保持和谐的局面。

就政府的体制观察，经国任政治部主任，承参谋总长周至柔之命，职掌三军政战工作。吴为省政府主席，主管地方行政，井水不犯河水，双方各司其责，各尽所能，尽可相安无事。但这仅是表象，独裁主义式的统治，任何公诸于世的法律规章，随时可以废弃、践踏，机关与机关间的运作、并无固定的程序、经国的权力，远超过其公开的职衔，明的一面，是政治部主任，救国团主任（后来成立）；暗地里，以总统府资料组的名义，操纵台湾的特务系统，特务权凌驾一切行政权，于是，吴、蒋冲突，乃成自然演变。

冲突的枢纽，则为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即今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的前身）司令一职，循例由省主席兼，实权操副司令之手。吴国祯一反他前任魏道明时代的习惯，凡事听令钮先铭一手包办，偶尔，要过问一下司令部的大事。讵料副司令彭孟缉，早投效到经国麾下，听其驱使，和经国互通声气。自然，就不把他的顶头上司吴放在眼里。

假使换一个主席，如俞鸿钧，严家淦之流，持“遇事请示，凡事推事”为座右铭，经国越权，乐得装聋作哑，不闻不问，好官我自为之。那末，何止冲突不会升级，连上海时代的误会，都可消弭于无形。

吴拒绝妥协，客观分析可能出诸下列原因：

．吴的性格使然，“士可杀而不可辱”，官可以不做，原则要遵守。这本来是传统中国士大夫的一项卓越（outstanding）的德性，吴能舍唯唯诺诺而表现其气节，至为难得。

．恃宠而骄，过的高估了蒋先生对他的信任，迨他了解蒋先生“爱权之心，胜于爱国；爱子之心，胜于爱民”时，已噬脐莫及。

缺少团队精神。吴认为经国“不学无术”，其所主张及实施之办法，与“近代民主政治，实属扞格”，而忽略国府的本质。民主也者，本来就为装饰门面的东西。

照潘公展的说法，吴“八面玲珑，十分圆滑”。[5]一个“圆滑”的政治人物，当不至于糊涂到以自己的乌纱作孤注一掷，想必经国有欺人过甚之处。

枝枝节节的龌龊，大都为了金钱之争。迁台之初，政府除自上海搬去大量黄金白银，国库收入，几等于零。一切中央的开支，唯省府是赖。而省府的经济来源，无非靠岁收田赋。应付那样庞大的开支，难免捉襟见肘。

吴身为主席，自有撙节开支，开拓财源的责任，遇到预算以外的额外要求，如“政治部’、“救国团”的请托，往往不客气地予以婉拒。换一个人当主席，可能反其道而行之，宁愿别处节省，对经国网开一面。诚如他告诉雷震时说：“我只是采用消极行动，不发给经费，所以蒋经国恨死我了！”[6]公正地说，吴意气用事的成分很大。否则不至于发展到形同水火的阶段。

类似情况，陈诚当行政院长的时候，也曾发生过，[7]引起经国和辞修的矛盾，但没有吴蒋这么严重。

严重对抗，导因于台湾火柴公司案，那是一九五O年的事。某天省府召开资源方面的会议，有人报告，王哲甫（台湾火柴公司总经理）被捕，承办单位即省保安司令部。会后，吴召见副司令彭孟缉，查明原委。彭说是总统的命令，并陈阅全卷。吴不看则已，阅后，情绪激动，十的气恼。

台湾火柴公司，总公司原设上海，一九四九年五月，淞沪失陷，董事长吴性栽，选择大陆。保安司令部，本着不是朋友，就是敌人的处事方针，将吴列为“附匪商人”。吴性栽解放前，从事电影事业，为了向新政权表态，或为形势所迫，摄制《民国四十年》影片一部。顾名思义，影片内容，对国民党、蒋先生，诸多诋毁失敬之处。透过情报活动，经国获悉，迁怒于留台的台湾火柴公司，下令彭孟缉将负责人王哲甫，不的青红皂白地，逮捕下狱。

于法，经国是站不住的，台湾的王哲甫没有理由去为上海的吴性栽负任何行为上的法律责任。而且吴说；

“王虽到香港和吴见过两次面，不过，在时间上是在影片完成之前。据王的供词，仅说是业务报告，和吴在上海的行为，并没有任何牵连。因此，我认为这种随便入人于罪的办法不足以服众。我命令彭孟缉立即释放，彭要我下手令，我下了一个条子。”

吴的手令，等于废纸，彭并未遵守。吴说：

“当天下午五点，彭要见我，而且和经国一道来的。当时小蒋的职务是总政治部主任。我这才知道，经国以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的名义，控制着台湾的特务系统，经国说，王有罪，不能释放，我坚持于法无据，场面极为尴尬。最后我问彭：‘究竟你做主席兼保安司令，还是我呢？”[8]

处于彭的立场，可以对吴违命，吴莫奈他何！和经国站到一边，不愁将来之升官发财，果然，这位吴眼中“樟头鼠目”的彭副司令，因功而上将衔副参谋总长、代参谋总长、参谋总长，近乎火箭的速度，在台红极一时。

这是吴、蒋当面顶碰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以当时的情况，除吴以外，不作第二人想，可见吴的气焰，并不下于经国。

当天傍晚，吴下班不久，主席官邸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即总统贴身秘书周宏涛，奉令转达，抓王是蒋先生的意思。显然，打出父亲这张牌，目的在缓和经国和吴的关系，挽回经国的颜面。吴告诉周，大家都为蒋先生做事，上级命令，无违抗余地。但王案牵涉到一个是非之争，是非是原则问题。此刻台湾既风雷震荡，敌人伺机而动，政府标榜民主法治，焉能言行不一。周打圆场：“假使省府怕背黑锅，可改由国防部军法处处理。”吴尽可顺水推舟，息争了事。然而，吴仍未见好就收，坚持己见，写就私函一封，托周转呈，图作最后努力。

当晚，周再度访吴。周说：“先生（官邸称蒋为‘先生’）看你的面子，由死刑改判七年徒刑。”[9]

吴未获全胜，亦未全败。以蒋先生的性格，对这样一位傲慢的部下，已足够容忍，但是和经国的嫌隙，亦未因此平息，且进一步扩大，恐怕，太子也有几分“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歇斯底里。

再次事件，发生在台湾第二次县市长选举前夕。经国下令全省特务以户口检查之名，一夕间，逮捕三百九十八人，而其中仅十九名，有过轻微违警记录，其余全属无辜。经吴出面干预，迅速获释。但大逮捕之后有小逮捕。吴回忆说：

“有一天，基隆市长谢贯一向我报告，有两位市议员，午夜失踪。接报后，我向彭孟缉查询，彭先说不知道，后来推到保安司令部的X处长身上，那处长又说不知详情，案子是调查局办的，于是我下令要他在三小时内开释。开释后，我要谢市长把两位台籍议员带来看我，出于我意料之外的，两位议员表示，人既恢复自由，倒过来要求我不必追求真相，原因是怕特务报复。后来说出真相，其故在未遵党部指示，投国民党提名的议长一票，遂遭惩罚。”

吴要彭把两位违法乱纪的处长撤职，彭表面敷衍，并未遵办。吴追问原因，“彭拿出蒋先生的手令，那么，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吴不得已，于一九五二年二月，向蒋先生进言：“如钧座厚爱经国兄，则不应使其主持特务，盖无论其是否仗势越权，必将成为人民仇恨的焦点。”[1o]蒋低头不语，装出很为难的表情，向吴斥责；“别说下去啦！’“

蒋先生按既定方针办事，吴的诤言，自难入耳，“此后钧座对于经国兄更加信任，不独任其控制特务及军队，且使之操纵党部并主持青年团。”[11]这个结，还是由吴自己解开。

一九五三年一月，共和党上台，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吴意识到，是他急流勇退的时候了。

三月初，借口健康欠佳，呈请辞职。蒋故作姿态，批示慰留，给假一月。[12]但吴去意已坚，“三度请辞”，行政院第二百八十六次院会，终于官样文章地“应予照准”，并通过上级交议，任命俞鸿钧为新的台省主席。

吴历任中枢要职，必有为蒋先生赏识的才干，否则，蒋不会如是纵容，吴也不会那么傲慢。下面摘引两个关于吴才具的侧案：

“平心而论，吴国桢并不是一个庸才，他确有一套看家本领。他的漂亮的仪态，流利的演说，讲得一口很好的外国语，十足一股洋派神气，以及按时到办公室（上海人叫‘上写字间’），见了什么人都飨以笑容，甚至和当时气焰很盛的闹学潮的学生，也表示着一种即使‘挨打’也满不在乎的气度，的确使当时但观皮相的一般洋商和上海市民，仿佛都在想大上海何幸而得到如此一位现代化的民主市长。”[13]

这段话，出自上海市参议会潘公展议长之口，潘和国府同道，应是可信的肺腑之言。其次是吴任外交部次长时候的僚属何凤山的回忆：

“吴国桢到外交部上任时（一九四二年），仅随身带了一位秘书，用了几个星期之后，打发他走了，并且说；‘我来做次长，已经是半路出家，破坏了外交部的系统与组织。我不能再从外边擅带人进来，加深我的歉疚’。所以几年下来，他没有用一个私人，极端尊重外部的良好传统，年轻的新进大多为高考出身，由外部举行特种考试派员监督，考取人员所取得的资格与高考资格相等。

吴国桢是清华毕业，留学美国，在国内做事多年，所以英文之外，中文也很不错，他告诉我说：‘刀笔吏俗所谓绍兴师爷，在公文的运用上有一种特殊的技巧’。他佩服当时在侍从室工作的陈方（芷汀），他跟陈某请教过，所以吴氏行文，极重简洁扼要，我们部中的同事，虽然许多是老公事，有时在重要关头上认为不当时，他也不客气的申斥，受他折磨最厉害的，要算欧洲司长梁龙（云松）。

吴氏是一个急性人，讲求效能，他的外国名字叫K.C.WU，中文喊为‘开水壶’，一则音同，再则恐怕是形容他说话说得快，好象壶中的开水一样。他走路健步如飞，许多老太爷们跟不上，视与他同行为畏途。在政治关系上，他与张群（岳军）接近，被视为政学系中的一分子。他注意人才选拔，我有时与他同车由上清市到涨秋山庄办公，在路上除讨论案件与问题之外，尚臧否部中的人事。因此，他对于部务的了解更加深切，譬之是时部员的外放，并非人事处决定，而乃每一出缺时，由每司提出人选，再经部务会议公决，人事处不过办理例行手续而已。我是时正督策同仁，铲除积习，努力工作，如果外放机会缺少，则将失去一重要的鞭策工具。所以我一有机会，就与吴氏谈司中的工作，又每一人员的学识品格。他是一位有心人，还晓得看点相，有次谈到纽约总领事馆的情形，我指出领事卢心畲有干才，处理内外事务均能恰到好处，他是干焌吉总领事的好助手。我不过是随便谈谈，并没有存什么心，哪知几个月之后，加拿大的多伦多总领事出缺，部中竞求的人很多，他忽然的问我说：‘你看派卢心畲怎样？’

我闻之愕然，他继续说道：‘你不是说他很好吗？打电报问问他的意思如何？，卢某虽因故没有接受，而吴氏的求才若渴可以想见。”[14]

何凤山现退休旧金山，与吴已几十年不相往返，自没有向吴讨好的必要。上列例子，把吴的个性为人，办事能力，勾画得一清二楚。

蒋先生器重吴，显然事出有因。但宠臣与爱子之间，有如鱼与熊掌，选择起来并不容易。派人向吴暗示，只要愿意和经国合作，将以阁揆酬庸。吴坚持“道不同不与为谋的”的原则，断然挂冠。

五月二十四日，即卸职后的第四十四天，偕夫人黄卓群，黯然离台。官方公布的理由，是到爱荷华州格林奈尔母校，接受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并作六次公开演讲。离台当天，松山机场，场面热闹空前，陈诚夫妇以下，五百余人．为这位前主席隆重送行。

吴能离台，若非蒋夫人从中协助，在经国的阻挠下．绝无可能。然而，险象环生，诸多插曲。先取得普通护照，第二天，外交部次长时昭瀛，旋奉命收回，改发公务护照，吴最小的一个儿子吴修潢，时就读台北建国中学高二，不准偕行，在台北姨母家中寄居。七十九岁的老父吴经明先生，同时留台。

吴修潢不准偕行，当局如引用兵役法的条例，自于法有据。有气度的话，未尝不可法外通情，免得落个“人质”的口实。

吴抵美后，有相当程度地克制，没有半句对国府不满之词。

上列事实证明，吴的转变，乃在王世杰撤职案发生以后的事。潘公展说：

“当去年十二月初王世杰先生免职案发生时，因为案情真相迄未公布，以致由台湾、香港不断传来谣言，后来且有牵涉到吴国祯的。我于十二月四日在《华美日报》发表《政风》一文，就说政府如果以澄清政风为急务，则对于案情真相宜有一调查报告发布，‘必如是而后廉洁之士有所保障，贪墨之徒有听戒惧’。‘否则徒使问心无愧者横遭传说之诬毁，而暮夜芭苴，蝇营狗苟者，转得逍遥于法外’。更于同月十五日论根绝贪污之道，有‘法办今日黩职之官，即所以杜异日丑史之重演。惩治已发之贪污，即所以根绝未来之腐劣’等语。可是王案内情的是非曲直始终未为一般人所知，而谣言也愈来愈离奇。于是《美洲日报》遂于一月十三，十四两日也根据所闻的传说，接连发表两篇社论，提出若干疑问。一月二十五日的《民气日报》也有长篇社论《劝吴国桢从速回台湾》。吴氏对《美洲日报》和《民气日报》，都先后有信去声明辟谣，而其一月二十七日致《民气日报》函中，则透露几句肺腑的话，那便是：

‘桢之爱国，不敢后人。桢又何敢从个人一人或一家着想？然而古语有云：事有可行，有不可行，又云：合则留，不合则去，又云：忠臣去国，不洁其名。桢恳请贵报勿逼桢太甚，使桢不得不言所不愿言之言也。’[15]潘公展推断，是‘谣言’、‘逼出’。他原先不愿说的话，颇合逻辑。至于‘政府彻查，未得要领，自拟辟谣启事，又遭台报拒绝’的说法，核对事实，也不尽可靠。

吴的启事，完成于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五日，抵达台北的日期，大约为二十日左右，收件人是时任国民党秘书长的张其盷。广告内容如下：‘桢远在国外，忽闻道路谣传，谓桢苟取巨额外汇，并云前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之去职与此有关等语，查桢此次来美，曾经由行政院陈院长批准，以私人所有台币向台湾银行购买美金五千元，作为旅费，此外并未由政府或政府中之任何人员批准拨给分文公款，桢亦未有此项请求，与王氏更从未谈过去美费用问题，祯闻此谣传后，已于一月二日以党员身分函请张其的秘书长转呈总裁请饬政府彻底查明，公布真相。至桢在美生活，除夏间遵医嘱曾赴美国西部高山地带休养医治气喘外，自十月起即在依利诺州艾凡思顿城公窝旅舍居住，房屋两间另一小厨房，内子执炊，桢自洗碗，以旅费不敷，遂接受各方请求演讲，已接受者约二十余处，每次讲费约四百五十元美金，一面借以维持生活，一面亦以国民一分子资格为国宣传，以演讲关系曾赴纽约四次，旅馆费用，间由请演讲者供给，曾在所谓最华丽之华都饭店演讲两次，广播一次，但从未寓居该处，此间本国侨胞及美国友好均深知悉，勿庸置辩。查桢为国服务二十余年，平生自爱，未曾贪污，在此国难当头之际，若尚存心混水摸鱼盗取公帑，实将自觉不侪于人类，惟以道路阻隔，深恐以讹传讹，故特启事周知，如祯个人有任何劣迹，敬请国人检举，政府查办。”[16]

这样一则广告，对当局并无冒犯之处，张其盷身为党的秘书长，应立即向蒋先生请示，并力陈拒刊或缓刊的利弊得失，殊料。张是官僚，学会官场的太极拳，将启事交吴父，吴老先生跑遍各报，不得要领。

广告转到蒋先生那边，又认为要“缓下来研究一番”，迟到二月七日，始行见报。

我们推测，当局对吴的情绪，一无了解，也可能忽视了吴的打击力量。吴忍无可忍，再想到留台的儿子吴修潢，放行无期，亲情难遏。乃于七日这天，向台发难，首先应MGN台的电视访问，周后接见合众社记者的专访。

美国的七日，正是台北八日的夜间。台北七日广告见报的时间，美国六日夜晚，吴国桢的消息，不可能这样快，换句话说，他知道这个消息，已明日黄花，否则，这场误会，或许可以避免。

吴之“政见”，共有下列三点：

“（1）除非吾人能在现行政治区内实施民主”，则无法争取台湾人民及海外侨胞的全力支持，更无法争取自由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同情与支持。(2）目前的政府过于专权。国民党的经费，非来自党员，而靠国库支出，目的在永恒一党统治。（3）政治部完全拷贝苏联，若干人士竟认为——‘与共产主义作战，必须采取共产主义的方法’。”[17]

吴的意见，知道内情的人，早见怪不怪，美国公众，当然闻所未闻，经吴登高一呼，美国的大众传播，如获至宝。报纸如著名的《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杂志如《展望》、《纽约客》、《时代》、《新闻周刊》等，无不争相报导。

国外闹得轰轰烈烈，台湾的报纸，只字不提。二月二十六日，身为立法院长的张道藩，始揭竿而起，和吴隔海骂战。

张氏是出名的政坛丑角，和吴曾在南开中学同学，自称是“老朋友”，这天的发言，一面孔的春秋大义，且非常情绪化。指吴“反动”、“狂妄”，上海市长任内，临阵脱逃，反对“耕者有其田”的根本大计等等。周后，张氏余意未尽，公开招待记者，说吴“非法犯纪”，罪名包括：“擅离职守，拒办移交、私自滥发钞票、抛空粮食，并在外汇、贸易、林产等问题的处理上，非法乱纪，专擅操纵，有意的包庇贪污，营私舞弊等”[18]，共达十三条之多。

张带头“提质询”，“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主要向经国表态，所列罪名，也都是秦桧对付岳飞的手段，其中有关“套汇”一条，行政院长陈诚于答复佘凌云委员（立法院第十三次会期第五次会议中）时，已“郑重声明”，“吴政务委员根本无结汇套汇情事。”足见张道藩落井下石的居心。

另一位和张搭挡的是吴的湖北同乡陶希圣，陶撰《两把刀·杀到底》一文，刊台北《新生报》，口诛笔伐，“正气”凛然。

一片漫骂声中，惟独《自由中国》的一篇文章，较为心平气和。

“吴国祯二月七日及十六日指摘政府的话，尚系空空洞洞的词句，如‘不民主’、‘过于专权’，以及‘若干人士竟认为与共产主义作战必须采用共产主义的方法，等等。这些原属空洞的词句，现在一经张院长的质询，吴国桢己申言要举出事实以支持之。果如此，我们倒是欢迎的。但我们要强调一点，即吴氏如要举出事实，最好是回国来向立法院公开作证，如同一九五一年五月间联军统帅麦克阿瑟将军被罢黜后向美国国会作证一样，正在堂堂地说出政见之争何在，并确确凿凿地指出我们政府有哪些不民主的事实，有哪些过于专权的地方，有哪些人认为对共产主义作战必须采用共产主义的方法……。这样一来，即不说其效果之如何有利于政治民主，就凭这个作证的本身，也可使我国政治向民主前途跨进一大步。我们该还记得，当时麦克阿瑟在其国会作证时所引起的‘杜鲁门麦克阿瑟大论战’，是如何显得民主国家的气派吧！我们对吴国桢作如此希望，希望其回国作证，正可觇验吴国桢的政治道德及其道德的勇气。”[19]

可惜作者虽较台湾报纸的文章，具有理性，却眜于世情。满纸书生之见。吴先生果能堂堂正正地“向立法院公开作证”，他还要远适异邦吗？连出钱刊登广告的自由，如是拖延不决，要最高当局批准，复要求吴有“道德勇气”，岂非强人之难。

倒是作者批评张道藩的一段，尚不失为镜言佳句。

“张院长的质询，其内容是由立法院新闻室发布，刊载于报章的。其文字当与张院长当时所说的话没有两样。我们细读这篇文字，又不得不为张院长惋惜。不得不为一个作为民主国家的立法院院长惋惜。为什么呢？我想，凡是懂得‘民主不仅是指政治制度，同时也包括生活方式，更重要的还包括心理状态”的人．读到张院长这篇质询词，有一定感觉到一股非民主的气氛，扬溢在字里行间。尤其是被张院长使用的‘危害国家’、‘反动’等字眼，实在有点刺目。就我们所习知的，在民主国家中，对政府的批评、指摘、乃至于攻击，不仅是常有的事，而且是必有的事。但民主的政府从未以‘反动’的帽子，加在批评者，指摘者或攻击者的头上，至于人民代表机关的主席，更不会骂他们为‘反动’。而且政府并不等于国家。批评政府的言论—也止于言论更说不上是‘危害国家’。动不动给人带上帽子，是共产党型的政治作风，民主的政治枝术，压根儿没有这一套。”[20]

当局明知理亏，仍顽抗到底，三月九日，党报以《吴案应究办到底》，发表社论，硬指吴所谓“政见不同”，是“阴谋诡计”，意图使“法律问题转变为政治问题”。同时重弹外国自由主义污蔑台湾“独裁专制”的老调，说吴与“外国的‘粉红色伙计’携手”、“以自由破坏自由”。

三月十七日，国大第十次大会“一致”通过临时动议，

“建议政府以该员迅即吊销护照，勒令回国依法处办，如违即予明令撤职通缉归案，以维国纪而正官常案”。

同日，发挥高度行政效率，蒋先生发表“总统命令”，作为事件的尾声。

“总统四十三年（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七日令：

据行政院呈：‘本院政务委员吴国祯于去年五月借病请假赴美，托故不归，自本年二月以来竟连续散播荒诞谣琢，多方诋毁政府，企图淆乱国际视听，破坏反共复国大计，拟请予以撤职处分，另据各方报告，该员前在台湾省主席任内，多有违法与渎职之处，自应一并依法查明究办，请鉴核明令示遵’等情。查该吴国祯历任政府高级官吏，负重要职责者二十余年，乃出国甫及数月，即背叛国家污蔑政府，妄图分化国军，离间人民与政府及侨胞与祖国之关系，居心叵测，罪迹显著，应即将所任行政院政务委员一职予以撤免，以振纲纪，至所报该吴国祯前在台湾省政府主席任内违法与读职情事，并应依法彻查究办，此令。”[21]

“政务委员”一职，在吴氏辞省主席时，即坚辞不允，现在“予以撤免，以振纲纪”，完全是黑白倒置，自我下台好办法。“违法读职”更是莫须有，有失风度的政治手法。

吴修潢，后来通过蓝钦大使缓颊，当局放人。但事件过程中，台北新闻界的一些做法，纵非当局授意，当局未予阻止，却颇受非议。故事经过如下：

“自从吴国祯发表诋毁政府的言论后，却使吴修潢深深陷入苦闷之中，同学们的冷嘲热讽，使得他再也安不下心来研习功课，三天两次请假。为了逃避一部分同学的揶揄和白眼，他拿起父亲关国祯的印章向学校要求转学，虽然经学校当局劝阻了，但是他的苦闷是可以想见的。他已是失去了蹦跳的活力，眼镜下是一双失神的眸子。问起他对他爸爸最近的言论有何感想时，他带着些愤怒和难以掩饰的痛苦说：‘那是我爸爸的事，我完全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我只愿意念书，其它什么问题我都无兴趣。’但是稍稍平静之后．他又说：‘如果爸爸是胡说的，那末我希望他不要再错下去了，不能再错下去了’。吴修潢的性格似乎是比较内向的，在学校除了功课，他对课外的团体活动，一向无多大兴趣，而且许多想法也很不健全。他心中所念念不忘的，还是到美国去念书。他的爸爸临走时曾对他说：‘孩子你不要难过，我们不久就会见面的’，他仍寄予无限的希望。可是由于吴国桢在国外种种卑劣的行为，倒先作了儿子的罪人了。”[22]

整个事件，系由经国而起，吴函所指“若干人士”，尚有保留，等另刊出《上总统书》，重申六项建议，提出特务迫害问题，才对经国正式点名。说太子是台湾“政治进步之一大障碍，主张送入“（美国）大学或研究院读书……在大陆未恢复以前，不必重返台湾”。同时批评蒋先生“自私之心较爱国之心为重，且又固步自封，不予任何人以批评建议之机会。”

国民党要员中，如此批评蒋先生的，除胡汉民、孙科，则数吴氏。但前者言论扩散的影响，仅限于国内，吴国祯直接诉诸于美国公众之前，等于一颗威力的原子弹，丢到蒋先生父子的后院，发出惊人的震动。

台湾内部的反应，和官方幕后策动的“声讨”、“上书”、“签名”，表里悬殊。包括副总统陈诚在内，都觉得经国做的太过火。陈氏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尚难逃小蒋特务系统的监视，一般人的处境如何，可思过半。吴出此下策，谁曰非经国逼人过甚所致。

胡适之离台返美前的一段话，至为公允，他说：

“前台湾省主席吴国祯批评政府或许对于国家还有点好处，假使吴所讲的话有一部分是真实不假，那末我们就不应该因其系出自吴国祯之口便拒绝加以考虑……。假使那封信讨论到几项根本问题；其所发生的结果竟能使实行改革成为必须，那岂不是说对于国家倒反有了益处吗？”[23]

语虽委婉，其言中肯，可说代表沉默大众的心声。

事后，蒋先生一定很后悔，当年“义释华容道”的差错，不让吴出走，吴即不可能借外国政治的保护，为所欲为（指随意放言批评政府）。蒋绝非妇人之仁的领袖，释吴出于夫人的劝说和影响，使我们清楚地看出，经国和夫人间的斗争，由吴案更趋于表面与白热化。

经国自始至终，未公开露面，未发一言，很有“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微妙。然而，权衡得失，经国依旧是个胜利者。从权力的方面看，“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酷”。凡是阻碍经国权力上升的一切力量，都是要铲除的。试看他告诉美国学者艾伦·怀丁《AllenMhiting）的一段话，证明他的思想基础，是无法动摇的。

“在亚洲，一党专政是唯一统治的办法。政工、特务、青年救国团，共党攻击的最厉害，美国的误会也最深。基本的道理最清楚，我们反共是为了争自由，只有如此，才能反共。我们的原则是实行民主，但是共产党存在一天，我们永远无法实行我们的理想，那末则永远没有民主。”[24]

进一步看艾伦·怀丁对他的观察，有助于我们对吴、蒋之争的深刻透视。

“他有很多缺点，种因于长期在苏联的生活。他不信任任何人，忽视西方思想，反对有英、美大学学历的人，他找自己的同伴，对有真才实学消息灵通之士，不予理睬，政治行动带苏式宣传气味，"奇-_-書--*--网-QＩＳuu.ｃＯm"缺少健全的策划。”

吴、蒋出身不同，思想背景不同，有性格的冲突，

有见解的差异，把这样两个人物，强迫组合，最后的决斗，无可避免，而吴之失败为形势之决定，亦理所当然。

吴案的余绪( aftermath)，一为立法院通过引渡法，一为经国调职。新职为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暂时离开总政治部的前台，但更上层楼，成为名符其实的秘密警察首长(Secret Police Chief)。

注释：[1]蒋先生于一九五0年七月三十一日，麦帅访台时，提议台湾出兵三万三千人援南朝鲜。

[2]把宪法完整地带回大陆。

[3]蒋匀田著《行宪与修宪的层叠插曲》（二），《中华月报》第720期，一九七五年九月号第16页。

[4]《蒋介石先生年表》，《传记文学》157期，一九七五年四月，第100页。

[5]潘公展著《我所见的吴国桢》，香港《新闻天地》，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十七日，第13-15页。

[6]雷震著《雷震回忆录》，香港《七十年代》出版，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第83页。

[7]同[3]。

[8]丁依著《一个历史见证人的身影》，刊香港《南北极》，收入《蒋经国传》文艺书屋版，第262页。

[9]同[8]。

[10]吴国祯著《上蒋总统书》，一九五四年六月。

[11]同[10]。

[12]‘The K. C. Wu Story、明ay the Governor of Formosa $ro·ke with Chiang Kai-Shek”The Reporter, Mar, 1954 1'.18.

[13]同[5]。

[14]何凤山著《何凤山博士回忆录》，《国际周报》，美国洛棚矶，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五日，第16页。[15]同[5]。

[16]史无前著《吴国桢一声霹雳》，香港《新闻天地》，一九五四年三月。

[17]《吴国祯、蒋经国、蒋介石》文，原刊香港《南北极》，后收入丁依的《蒋经国传》。

[18]台北《中央日报》，一九五四年三月五日。

[19]朱启葆著《吴国桢事件发展中的评议》，台北《自由中国》，一九五四年三月十六日。该文可能为朱养民博士所写，朱现退休美国首都华盛顿。

[20]同[19]。

[21]同[17]。

[22]刘亚平著《吴国桢国外扯淡，唯为了老父幼子》，香港《新闻天地》，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23]同[17]。

[24] Allen Whiting, "A Man of Mystry" Saturday Evening PostMar. 12, 1955．

18一江·大陈

某一时期的政治口号，恰好反应出当时的政治情势。在美军未协防台湾之前，“保卫大台湾”的声浪，铺天盖地；华府的政策一变，马上改为“反攻大陆，收复失上”，几乎是声震环宇。蒋先生一年三次的文告（新年、青年节、双十节），永远重申“今年是反攻决定年，明年是反攻胜利年”的滥调。和后来“文革”期间中共所谓的“一片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而是大好”，有异曲同工之妙。

“反攻”，从现实的观点看，是一个神话，正如殷海光教授所说“现在，共党占据中国大陆，手握世界第三强大的武装力量。台湾及其外岛需要美国第七舰队的保护和支援。这证明它自卫尚成问题，怎么能够‘反攻大陆’？”[1]吴国祯的回忆，肯定蒋“自始至终，没有这个打算。”[2]但“政治神话”、“诺言公债”，“人身神话”，既有利于国民党集团的统治，它们自乐于充分利用。不允许任何人发出疑问，日子久了，谎话变成真言。

“反攻”的口号喊得如此动人，更使人采信，必须有具体行动的配合，哪怕是行动再微小。

自海南、舟山相继失落，邻近大陆边缘的零星外岛，就纯军事的意义，是国府的负担。地理位置与台湾相距太远，运补不便，军费开支繁巨，且分散本土的兵力。蒋先生拒绝放弃的原因，即与上列神话有关。

浙江省的面积，十万二千平方公里，下大陈仅七点五平方公里。打开地图，根本找不到它的正确位置。[3]假使国军真有进攻天台，临海的军事意图，这个位于台州湾东南海上，距陆地十四海里的岛屿，未始没有军事跳板的作用，其奈，蒋先生的原意，仅限于“对大陆沿海海陆渗透突击”，“展开政治、心理、经济等攻势”[4]而己。

一九五O年六月，成立“大陈游击指挥所”，指挥官由海军温台巡防处处长兼任，所属游击队，五花八门，番号众多。[5]实际上，各显神通，并无真正的统一指挥。到一九五一年九月，“西北王”胡宗南，化名秦东昌，派驻大陈，始纳入正规。

胡的使命，为“秘密策划向大陆东南沿海发展敌后武力，准备配合国际间局势的演变，由大陈岛发起反攻大陆军事作战”。集“江浙人民反共游击总指挥”和“省主席”两要职于一身。听起来很显赫，所辖兵力不过六个突击大队，一个海上突击总队（司令夏季屏），人数七千。省府下设军事处、民政处、经济处及温岭县政府，但所能控制的领土，只上下大陈、渔山、一江、披山、南麂等四个离岛地区，面积十六平方公里。

胡到大陈，系处在明知不可为而为的情况下，自愿请缨，带罪立功。蒋先生“准备配合国际局势间的演变”的梦，自然和他若干次的旧梦一样，为现实所粉碎。胡英雄末路，时不我予，积谷山被占（一九五三年五月）将军已感到很气馁，复和美方顾问，生防务歧见，大陈军政体制，因而改组。

大陈防务，由新整编的美援装备师刘廉一扩充。[6]

一九五三年八月，经国奉命专程迎胡返台。“江浙人民反共游击总指挥部”，更名为“江浙人民反共救国军总指挥部”，徒具虚名的省府主席，亦暂由钟松代理。

大陈防区，北领渔山、一江、南控披山、南麂，防线绵延达一百二十余海里，司令部则以陆军为主体的三军联合编组，司令官兼管防区党、政、军统一指挥责任。后来担任台湾司法部调查局局长多年的沈之岳，即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7]

一九五四年九月，下大陈设“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接管全区地方行政，沈之岳奉命兼任，“省政府”结束迁台。经国的势力，因通过沈而彻底掌握控制。

朝鲜战争停火，解放军的海空军，得以自此南移，开始对浙海地区，施加压力。毛泽东能让经国的几只“小小苍蝇”长期“嗡嗡叫”吗？大陈舰队，已多次与中共东海舰队的大型舰艇，在三门湾附近，发生遭遇。积谷山失陷，中共的岸炮，置大陈港西口外海域于其直接控制之下。四月底，在渔山、菜花歧间海面，中共空军，出动投弹攻击，国军的海空优势，发生急剧变化。

一九五四年五月六日，蒋先生乘峨嵋军舰，前往亲察。不久，爆发鲠门岛战役，解放军初试啼声，陆海协调，一举轻取鲠门、头门、田岙三岛。

解放军步步进逼，取得上列三岛后，迅速于毗邻一江的头门岛，架设岸炮，其射程可涵盖一江及大陈以北海面，台州湾海域为其控制，渔山列岛侧翼完全暴露在解放军瞰视下，过去游有余刃的海上游击行动，颇遭威胁。

时序十月，解放军的攻势倍增，头门的巨炮，达三十余门。由宁波樟桥和黄岩、路桥基地起飞的战机，不时光临，从事照相侦察。东海舰队的大型舰艇，同时在石浦港及三门湾一带海面出没，向国军的大陈特遣舰队（辖太字号、永字号及后勤舰艇）挑衅，剑拔弩张，如箭在弦。

解放军的主要目标是一江山，盖取地理之便。国军守将王生明上校，曾任防卫部副部长，系新近奉调，骁勇善战，曾膺选为一九五四年度国军战斗英雄，比起那些“跑将”汤恩伯、李延年、李天霞来，其意志、决心，简直有天壤之别。不幸，情势急剧恶的，回天乏术。

十一月一日，解放军米格十五战斗机十余架次，掩护轻重轰炸机十三架次，首次扬威，向上下大陈岛港口设施与停泊炮艇，反复投弹炸射。陆军岸炮，分别自头门，羊屿，大小麂岛阵地，发射三千五百余发，大陈防区，进入全面备战状态。

解放军的海军，亦于鲠门岛设指挥所，积极举行三军联合登陆演习。是月五日，国军某舰，在距头门岛二万五千余码处海面，遭岸炮击伤，十四日，更严重的恶兆光临。太平军舰，于渔山西南海面执行夜间巡航时，为解放军的鱼雷快艇，突袭沉没。

三年内战，主战场为陆地。一九四九年，解放军始着手海军建军，一九五0年到一九五四年，是萌芽期，国军凭有限的舰只，七海雄风，处于无可抗衡的地步，太平舰沉没，给予国军强烈的讯号，既往的海上优势，已为时间所淘汰。

经国利用这个机会，指示救国团发起一项建舰复仇运动。很多青年，受到激励，报名从军。用中共的术语说：“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经国反祸为福取得重大宣传上的胜利。

但太平舰沉没，就全局看，只是正式接战的序曲。年节前，东南沿海，气候恶劣，东北季风，持续不断。台湾、大陈间的海上交通运输，因此受阻。解放军的首脑中心，认为进攻时机已到，一月十日，各型轰炸机一百一十五架次，猛烈轰炸运补船团，国军陆上舰上的高射炮，虽全力发射，终因无空中支援掩护，处于挨打地位，多艘舰艇，中弹负伤。当晚，大陈全区，进入战斗战备，因公留大陈的王司令，连夜赶返一江山严阵以待。

十日以后的一星期，解放军的海空主力，则以搜索毁灭国军的舰艇为目标。国军舰队不支，被迫退至南麂，浙海门户洞开。

那末，王叔铭指挥的空军，为什么不去支援呢？空军龟缩的原因有二，老式飞机的性能，不如米格十五其一，空中距离太远其二。

一月十八日，攻击开始，战役经过，请看《大陈岛往事记述》的追叙：

“共军于拂晓即开始以机群、舰炮及岸炮，轮番炸射一江岛上我军碉堡、阵地、水际及滩头防御设施。一江全岛，己全部笼罩在弹幕下，硝烟弥漫，火光闪烁。至中午，岛上我军阵地、工事、通信，遭受严重破坏，各部队间，已失却连络掌握。午后，共军以小型登陆舟艇为主体的登陆船团，分由南田至海门一带港湾驶出，在大型作战舰艇掩护下，向我一江山海岸抢滩登陆。我忠勇守军，虽予猛烈阻击，但共军借其人海战术，冒死攀登上岸。在战斗过程中，王生明司令，一直坐镇指挥所，指挥所属作战。最后，王司令在电话中报告刘司令官：‘敌军已迫近到指挥所附近五十公尺处，所有预备队，都已用上，我正亲自指挥逆袭中，我手里还给自己留着一颗手榴弹……’，话未说完，电话机中传来‘轰，的一声，通话就此中断。刘司令官和我们围在电话机旁的人，都知道王司令已经壮烈殉国，无不热泪盈眶，悲恸不已！王司令虽已成仁，但一江岛我军，仍在继续各自浴血奋战，直到二十日傍晚，枪炮声始告寂止。一江山在激战五十三小时后，终于陷入共军之手！”[8]

一江山是个弹丸之地，中共必争，且无畏于艾森豪威尔政府所标榜的“战争边缘”政策，发动三军，强行夺取。其中颇多奥秘。

《中美共同防御条约》虽于月前（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三日）在华盛顿签订，中华民国的“领士”范围，仅限于台湾与澎湖（第六条）、大陈及其岛屿，并不在“协防”之内。毛泽东紧接着协防条约签订之后不久而用兵，一方面考验美国的真实意向，一方面给蒋猛掴一掌，告诉台湾军民，有这个条约，解放军还是想打就打，别以为条约是万灵符。

大陈岛驻有美军顾问，整个战斗过程中，华尔登上校和他的接替人麦克雷登上校，都在现场观察。中共的情报，当然不会茫然无知，这一仗含有向华盛顿亮一手的意思—解放军照样能打三军协同战役，请看看北京的实力！

一江失陷，蒋先生头脑才清醒过来，即使是“我的朋友杜勒斯”，依旧美国利益至上，蒋先生的计划再宏远，只是华府五角大楼的从属，美方不愿意介入援助，与其说是军事的理由，毋宁说是政治的考虑。几乎没有人相信，蒋先生能打回去的神话，站在华盛顿的立场，纵使国军能确保这些岛屿，除了东方人传统的面子问题，并无丝毫实质上的意义。美方抓着这个机会，正好逼蒋，自大陈撤退。

蒋先生顽固如昔，对美国的劝告，开始严拒。但事实摆在眼前，上下大陈，将遭一江同样命运，一江距大陈一万一千尺，解放军的一O五榴弹炮，射程控制整个上大陈，连飞机都要在下大陈海湾降落，始免击落的危险。最后，蒋先生只好接受第七舰队司令蒲立德的建议，同意主动撤兵。

经国于一江失陷不久，来到大陈，他的任务，分两个阶段。“金刚计划”拟订前，设法稳定士气，决定撤退的行动开始，则为安定民心。

大陈本岛的民众，约一万四千四百一十六人，沈之岳专员于一月二十六日发布公告，要求民众疏散，“以策安全”，且规定“自二月二日止，至各该县政府登记，以便准备交通工具。”布告说得非常模糊，益增人心的慌乱；“疏散”的理由，是说“最激烈的战斗即将到来”，为“确军生命”所作的措施。

准备交通工具去哪里呢？据当时在现场目击的《中央日报》记者刘毅夫说：

“……极少数人因年纪大，身体病，走不了，他们仍在观望。决定走的人，不敢住在家，都捆好行李搬到小村里借住。又是乱世人心浮动，大陈这么多民众，政府能有这么多船只吗？尤其在此慌乱之时，共匪打来怎么办？”[9]

“他（经国）一人的到来，等于增兵十万，人们嘴里不说，心都明白，蒋总统如无把握不会让自己的儿子来送死啊！”[10]

和经国同行的，尚有总政治部的美籍顾问杨帝泽中校，第七舰队帮忙，中共休战，自谈不上危险。但大陈的百姓们，怎知道其中的内幕呢？群众本来就是盲目的，既谈不上政治认识，对中共的恐惧，也都是受的宣传蛊惑。

所以，经国走到街上，出现刘毅夫所描述的镜头，说他是“大陈生命的灯塔”。

“饭后，蒋主任说：‘咱们到街上去望望’！我听不懂，他笑了说：‘这是我们家乡话，望望就是看看。’

一走出专员公署，门外已站满了老少民众，纷纷向蒋主任拉手，一位老婆婆说：‘主任啊，你来了我们安心啦，总统老人家好吧？”

另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人家，拉着他的孙儿，挤到蒋主任身边说：‘主任带我们去台湾吧，我们都决定跟蒋总统走，我们不要共产党！’

我们再往前走，灯影凄迷中的山路上，人们更多了，突然有人喊：‘蒋总统万岁，蒋主任万岁！’又有人大声叫：’蒋主任把我带到台湾吧！我们东西都捆好了！’

我们往路旁的房子里看，可不是，家家户户都捆好了行李，人们都准备随时上船，他们连床铺都拆了。

看了这种情形，一向刚强的杨帝泽擦着眼睛说：‘我眼泪忍不住了。’”[11]

但是，国民党政府的信用早已扫地，“不论日夜，都有民众守望在蒋先生住地附近，只要蒋先生一露面，民众就会大声向后面传喊：‘蒋先生还在这里啊！’”，说明了对这位“风雨中宁静”的蒋主任，并没有什么信心。

经国和杨帝泽下塌于渔师庙，二月四日，放了空袭警报，晚间，一江火光四射，台湾飞来的空军，实施夜袭。独坐山头，凝视月光下的波涛，沉痛地说：“我们反共复国，是一件大事，为了百年大计，一时的忍痛，是不能避免的。”[12]

台湾来的船团，杳无音讯。早起盥洗完毕后的第一件事是要同伴刘毅夫“请看看海上有船来吗？”刘说：“我可知道他心里实在也很着急”，“我充分了解望洋兴叹的心情了。”[13]

二月五日，经国收到一位宪兵的短柬：“你是我们的朋友，更是我们的导师，我们在哪里，你就到哪里、哪里危险，你就到哪里。”[14]不错，是“在凄风苦雨中，与军民共甘苦，共生死的感叹心声。”但除此还有什么办法呢？他是总政治部主任，职责所在，又是父亲的儿子，人伦责任，只好“吃吃人家所不能吃的苦了。”

经国本想六日这天，搭机回台北，看看究竟。“怕民众误会”而“迟迟未做决定。”

这晚，搬离渔师庙，睡在附近的猫儿洞里，所谓“猫儿洞”，不过是个一公尺宽深的土洞，两傍各开一个可以睡一个人的横洞，里边铺着稻草，和衣而睡。条件比他在苏联时期石可夫农庄的教堂稍逊，起码，没有那样冷。

六日，佳音天降。“在晚饭前，想不到在这个风雨恼人的夜间，传来众所关心的大消息：台北电报到了，大规模撤退大陈民众的船团，已定后日（八日）到大陈。蒋先生有了安心的笑容！”[15]

七日，阴雨连绵，春寒料峭，经国告诉刘毅夫：“到外边去望望吧，今夭该有船了。”

“夜雨已停，仍是满天低云，我跑出渔师庙，上了附近的海边小山头，行东一看，吓，真来了，大概是一艘美国海军的扫雷舰，也许是联络舰，舰身的号码是124号。再往屏风山外边看去，有更多数不清的战舰，象鲨鱼群似的往大海域涌来。我立刻跑回渔师庙，报告了蒋先生，他只微笑的点点头，一句话也没有说。

早饭，跟着蒋先生乘吉普车去风山岭，又看见了下大陈守将彭团长，他陪我们爬上下大陈最高峰凤尾山，一路上蒋先生随便同他谈些防务事宜。上山之后，才知道美国第七舰队已象猎人似的在大陈海域散开了猎犬，海上有一眼看不清的兵舰，空中处处都有喷射飞机巡逻，还有一些大蜻蜓似的直升飞机在舰队上空回旋警戒。我们可敬的将士们，虽然也知道了撤退计划，但仍在挖战壕、修碉堡，诡变无定的战场上有备才能无患，可是一些库存待运的弹药箱，已在往山下搬运。”[16]

整个撤退作业，定名为“金刚计划”，骨干为第七舰队，负责掩护和大批船只的派遣，军民三万三千七百七十七人，预定八天半内，完成分批撤离，实行“坚壁清野”的计划。

八日，大陈冠盖云集，国防部长俞大维、海军总司令梁序昭、国防部第三厅副厅长蒋纬国同时到达，经国精神为之一振。翌晨，登太昭军舰，驶向北方的渔山，仗第七舰队的威风，太平舰被击沉以来，国军舰只首次出现。由渔山再去距大陈三十海里的披山，巡视完毕。

撤离前，经国自太昭舰上带下一面国旗，举行升旗仪式。经国强自镇静勉励大家：“不要难过，不要失望，此刻我们要下决心打回来。”然后，他闷闷的领着沈之岳、刘毅夫等，走遍了大陈街道，怆怀不已的到了海边。

守将刘廉一后来在兵舰起锚前，凄然地说：“什么都完了，落一场空！”经国没有表情。

“一江山”战役，大陈撤退，虽没有五年前海南、舟山那么令人震撼，却因而谱出“反攻无望论”的凄厉乐章，谁再相信蒋先生“我带你们回大陆”的鬼话呢？

国军被迫自大陈撤退，久已消失的悲愤气氛，重临全岛。但以蒋夫大为支柱的华美协进会，由陈香梅出面，假空军总部大礼堂，举行岛上有史以来首次的服装表演会，“介绍流行美利坚的H线条洋装，并将这场展览会美其名为‘服装义演”。出现如此矛盾虚华的社会现象，自然为卫道之士痛心疾首。义演当晚，由军大之友社总干事江海东带头，率领同志一批，在仁爱路拦阻赴会的汽车，用行动表示沉重的抗议。

华美协进会来头如此之大，是晚应邀赴会的有美国大使蓝钦等各国使节及夫人，尽是得罪不起的贵宾。江海东太岁头上动土，经夫人向蒋先生具报，蒋冲冠一怒，下令将江扣押。

江是太子系的人物，当时的的量，不下于王升、江国栋等人。假使非仰承旨意，他敢去扫夫人的兴吗？所以，经国被牵涉到这个不愉快的插曲中。一般的说法，是经国和夫人斗法的另一回合（上海打虎，为孔令侃扬子公司案是第一次）。

江海东在西宁南路三十六号的保安司令部保安处，名义上受监禁，暗地里受到彭孟缉的优待。三个月后，恢复自由，那几乎是人人能够想象到的结果，是经国打的圆场。换一个人，可能控以匪谍罪，轻则判刑坐牢，重则送命。

为经国辩护的人，最有力的理由，认为经国当时不在台湾，完全是少数军人“一股无处宣泄的怨气”，因而触发。是欤？非欤？经国缄默，当事人守口如瓶，和许多其它政治事件一样，即使百年后，外人亦难探真相。但国民党七届五中全会中，蒋先生提出“励行战时生活”的议案，很提供一些明朗的线索—父亲间接地站到儿子的这一边。

注释：[1]殷海光著《给雷震先生的一封公开信》，《自由中国》第22卷第10期，第313页。

[2]吴国祯先生面告作者，时间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于乔治亚州萨瓦娜吴宅。

[3]《中国分省地图》，地图出版社，一九五七年七月出版（上海)。

[4]陈振夫著《大阵岛往事记述》，《传记文学》第239--290期，一九八二年四月一五月，第103--110页。

[5]同[4]，有王相义的三十六纵队，王祥村的国防部独七纵队，程慕颐的三十五纵队，吴浙霖的二十八纵队．吕渭祥的江浙反共教国军等。

[6]第六十七军，刘任军长。

[7]沈为毛人凤派驻大陈的保密局站长，因派人偷拍奉化照片献蒋，获蒋赏识。

[8]同[4]。

[9]刘毅夫著《大陈列岛军民完整撒退来台补记》，《传记文学》第189---190期（一九七八年二－三月）。

[10]同[9]。

[11]同[9]。

[12]同[9]。

[13]同[9]。

[14]同[9]。

[15]同[9]。

[16]同[9]。

19孙立人兵变

失去一江、大陈，颜面上使蒋先生感到无光，“光复大陆”之说，益见虚无飘渺。实质上，既有《中美协防条约》[1]为庇护，长期偏安之局己定，他老人家也就乐得称孤道寡，安享天年。

有父亲做后盾，经国认真地推动其权力之旅(TheJ ourney to Power) 。大陆时代，形势比较复杂，国民党内部，党中有党，派外有派。欲更上层楼，不知要排除几许阻力，还未必能如愿以偿。到了台湾，占天时、地利、人和之便，呼风唤雨，点石成金。

任总政治部主任，摹仿苏联的政工制度，切实掌握军队。有了枪杆子，自然不怕拿不到政权，剩下党和特务系统，只是时间问题。

在蒋先生的默许下，经国兼程并进，或明或暗，或缓或急，表面从容，实际上，步步为营，处处扎根。

从江西时代起，经国即已着手建立自已的KGB，但都成不了气候。那时候，“中央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是陈立夫的夭下，“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是戴雨农的禁脔，都直接向蒋先生负责，经国是插不了手的。退到台湾，局面小了，机构紧缩，正好给予小蒋登堂入室的机会。何况，陈立夫远走美国，毛人凤当家的军统，不复昔日雄风。

经国跨进情报单位的第一步，是从政治行动委员会开始。政行会是于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日，在台北的圆山正式成立，即今“安全局”的大本营。成立之初，仅书记室和石牌训练班两个部门。

“委员会”因对外行文不便，旋改为“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披着“总统府”那张老虎皮，自成为君临一切的权威机构，超越任何党政架构，就象其中一位工作过的同僚所说：

“政治行动委员会，到了太子先生手中，马上便不同了，由无名单位改为‘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这个名衔，真是微不足道，然而大家不要以为它仅仅是机要室下面的一个小小单位，而便小看了它，实际上它是一颗包在败絮里面的钻石，虽然没有关防大印，只有个木条刻戳，但是就凭这个木戳，有时再加上一颗太子先生的名章，便已所向披靡，没有哪个机关敢不另眼相看！”[3]

资料组副主任陈大庆，曾任上海警备司令，因“打虎”和小蒋结为莫逆之交，执行秘书张师，军统老人，机构很小，受它监理督导的单位，则无远弗届，计党政军十八个单位。[4]

“内调局”（全名为内政部调查局）自陈立夫一九四九年八月赴美“重整道德”[5]CC的势力，日趋式微，但该局盘根错节，局长数易其人，到沈之岳接长，季源溥（前局长）升内政部次长，经过一番大整肃，(6)始由经国彻底掌握。

“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这位江山三毛之一，(7)自恃得宠于蒋先生，是“领袖的耳目”，把领袖的儿子，就不怎么放在眼里了。明争暗斗，八方风雨，等到叶翔之继张炎元接长“情报局”（后更名）方受囊括。

经国很不喜欢他这位浙江同乡，可也莫奈他何！毛不仅有蒋先生撑腰，还有夫人做靠山。经国虽以总政治部名义，抢去“军密局”的业务，在毛人凤眼里，经国是外行，“外行领导内行”，毛怎么会服气呢？经国遇到这样负隅顽抗的特务头子，类似猛龙斗恶虎，速胜是不可能的，只有用“渗沙子，挖墙角”的办法，长期图谋。先拉拢和毛失和的郑介民，次向毛手下的叶翔之招手，从内部去瓦解敌人。

叶翔之，浙江杭州人，原任职空军政工，一九三九年，经其妻兄李崇诗介绍，加入“军统局”，绰号“小飞机”[8]喻“钻得快，爬得高”的意思。一九四九年，任“保密局”第二处长，因部署暗杀杨杰，[9]炸毁“译生”轮船，破获“吴石案”有功，为蒋先生所器重。但叶贪污腐化，品德低落，且为人桀骜不驯，故与局长毛人凤，办公室主任潘其武（曾任阳明山管理局长），将相失和，形同水火。毛挖空心思，欲去之而后快，一九五一年，时机难得，叶办案敛财，为毛抓到把柄，叶共中饱黄金一百七十余条，东窗事发。毛人凤一面扣押叶的副处长侯定邦，一面签报蒋先生，要求严办叶翔之，处以极刑。

这下，叶翔之慌了手脚，向当时的经国好友王新衡（戴笠时代，军统高级干部）求援。王带叶去见经国，小蒋认为，报复毛的机会来矣，略施拳脚，将毛的签呈，从蒋先生办公桌上抽下，且调叶到“大陆工作处”任副处长（处长郑介民）[10]兼中二组副主任。

叶贪赃免死，且因祸得福，摇身一变，为太子“最亲密的战友”。毛人凤的感受如何？不难想象。一九五六年十月，毛患肺癌去世，众口同声，说是为经国所气死，原是穿凿附会，不屑一顾。

由于叶翔之窝里反，经国打击“军统”的面，愈来愈广泛，凡戴笠旧部，愿投诚效命的，或收容或升官，倚老卖老的顽固派，报复打击，不稍宽容。那位中国的电讯专家，前戴笠的电讯处长，国防部爆破总队长魏大铭将军，即以贪污罪，判罪下狱五年。

调离总政治部，经国的新职是国防会议副秘书长。这个机构，扑朔迷离，来路欠明。台湾上下，几乎没有人知道，它的组织职掌如何？究竟在党政军机关中属哪一环？建制上，属行政院抑国防部？经费从何而来？单听名称，好象和美国的“国家安全会议”（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性质类似，但NSC并非政府常设机构，只在有紧急事故，提供总统咨询，而无实际运作的权力。

蒋先生凭灵感办事，要设什么机构，反正不受立法的牵制，想设就设。国安会议其实由过去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或“总统府资料组”，繁衍，是制度化了的太上特务机构，下辖“国家动员局”和“国家安全局”两个机构。会议本身，设若干组，负责承上启下，但外强中干，又象是个空架子。秘书长先是顾祝同，后来周至柔，经国担任副手。如果，了解蒋先生的一套政治权术，这就是他老人家的火候，经国一辈子从政，担任无数次副职，正副只是名义，和权力的实质，并无丝毫关系，而经国总是把正副颠倒过来。

吴国桢的妙喻：蒋先生当总统，则为总统制；蒋任行政院长，则为责任内阁制。经国继承衣钵．就这一点，也学得唯妙唯肖，他做副的，即是他当家。温哈熊将军透露：经国任国防部副部长期间，外交部的事，都向国防部请示，个中玄妙可知。

经国坐在国防会议的办公室，直接指挥的有两局（“动员”、“安全”），间接听命的，除两局（“情报局”、“调查局”）－总司令部（警备）外，尚有党政方面其它无数的机构，在其遥控下，从事特务统治。蒋先生的意思是“我让我的儿子主管情治系统，你们谁有异志，小心一点！”经国接管后，对大陆派遣游击队的活动，[11]因前年大陈之失，砍去地利之便，近乎停摆，破坏渗透,惟赖港澳。可是，中共的篱笆扎得那样紧，败多成少，益形黔驴技穷，驻外机构，徒具形式。安全局（郑介民局长）的重点，只好以巩固内部为工作重心。第二年，毛人凤作古，连情报局的障碍，都消弭于无形。

内部情况，吴国桢大闹一阵，很使蒋先生在美国颜面无光。吴毕竟在太平洋的另一边，于实际政治，已经绝缘。省府主席俞鸿钧的后任，是比俞更听话的严家淦，经国得心应手，尽可高奏凯歌。

唯一能称为政治势力的，剩下陈诚副总统。陈有野心，又是经国的父执辈，对太子并不轻易就范，以他过去的资历，现有的功劳声望，远非经国所可匹敌。但除非蒋先生突然归天，陈依宪法规定递补，经国认输。陈成功的偶数，非常渺小，一为年龄的悬殊，陈五十七，经国四十五，相差十二岁，时间对陈不利；二为陈的健康，患严重胃疾，早不堪繁剧。相对地，蒋先生精力过人，在生命接力赛中，冠军在望。

敌人相继溃不成军，只剩下时任参谋长的孙立人将军。孙如不除，芒刺在背，可能构成蒋政权潜在的威胁。且孙与吴的情况迥异，孙是武将，虽被解除兵权，在总统府坐冷板凳，但他过去带过兵，羽翼尚在。

我们先把焦点对准孙立人，将孙的出身和蒋的关系，作一交代，再回到事件的本身。

孙立人，原籍安徽舒城，清华毕业，保送赴美，进入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获工程学士学位，转入弗吉尼亚军校(Virginia Military Institute＆Vtni) [12]和美国的乔治·马歇尔元帅(George Marshal)是先后期同学。毕业归国，入党务学校任军训队长，后调“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侍卫总队”任副总队长。宋子文成立“税务警察总团”，邀孙出任该团“特种兵团团长”。

“八一三”淞沪战事，孙的税警第四团，参予是役，在温藻滨[13]中弹负伤，送香港养和医院医治。“新税警总团”在长沙成立，孙重任团长，后调贵州都匀驻防。

一九四O年十一月，税警团改编为新三十八师，孙任师长，翌年远征缅甸。滇缅战役中，仁安羌解救英军，打通雷多公路，反攻缅北，被誉为“东方的隆美尔”，获英国皇家勋章。

缅北战争获胜，升任新一军军长，抗战胜利后奉调东北，曾任第四绥靖区长官兼长春警备司令。四平、长春之役后，因与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意见不合，解除兵权，只身南下。

孙离开东北，心情抑郁，意兴阑珊，最不甘心的，是受黄埔系的排挤欺压，不久调台，任编练司令，负责

新兵训练。大陆沦陷，蒋重整旗鼓，申“明耻教战”的决心，且为了争取美援，确保台澎湖，打出孙立人这张己冷藏的王牌。一九四九年，任命孙为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台湾防卫司令。第二年三月擢升陆军总司令兼保卫总司令，一九五一年晋升陆军二级上将。

孙立人的处境，自美学成归国那天起，的确备尝嫉妒倾轧之苦。国军将领中，有留日派、保定和黄埔系，惟留学英、美，形单影只。假使，不是宋子文成立税警团，孙立人可能毕生从事军事训练，斯人憔悴，没有和盟军并肩作战的机会，孙亦不可能脱颖而出，中外驰名。那位西点军校出身的温应星将军，当了一阵税警团长，即消声匿迹，五十年代，参加香港的第三势力，和蒋先生隔海对抗，就是最好的例子。

孙的学识，卓越超群，这在中国的特殊情况下，变成他的负数(liability)。蒋在一九四0年前，不让孙入野战军，带兵作战，多半基于现实形势的考虑。这一点，我们要承认，蒋作为最高领袖，权衡人事的综合平衡，有其过人之处。

据一位跟过孙多年的老部下说：“孙是个非常优秀的带兵官，但是位很坏的领袖。”[14]讲人际关系，和他的同辈，几乎没有人可以和得来。任陆军总司令期间，每周军事汇报，从来未准时出席，其理由非常可笑：“他不愿意向周至柔总长敬礼，迟到能避免，因为，总统已在场。”[15]

孙之傲慢，固有其理由，主要看不起他的一些同僚，认为他自己鹤立鸡群。也可能当时的情势，特别美国恢复军事援华后，制造他“非我莫属”的优越感。诚然，孙有学识，也有战功，是蒋的爱将，美军的宠儿，但孙是台湾整体里的个体，不能与人和衷共处，就会孤立无援，且遭致群体的打击。《孙立人在台兵变经过》一文，有如下生动的描述：

“当陈诚任行政院长、周至柔任参谋总长、王叔铭任空军总司令、桂永清任海军总司令时，屡当蒋介石召开会议时，陆军总司令提出的问题或意见，总是遭到了三票对一票的否决，有时弄得蒋介石亦左右为难。例如空军与海军提出，在防卫台湾及反攻大陆的战争中，空军海军如何重要，如何优先，须获得优先装备，反正是一切优先。又如空军提出，空军官兵的待遇要超出陆军两级，飞行员待遇，要超出陆军十倍，空军官兵要新式美观服装。海军提出，海军是国际兵种，须按国际标准待遇，一般官兵要超陆军一级，另有航海津贴，要有海军自己的舞厅、歌厅等。以上诸不平等待遇，二十年后的今天，仍是外甥提灯笼（照旧）。可怜的陆军，四面是海，可怜的总司令，孤掌难鸣，陆军提出的许多问题，都遭到空海军的联合杯葛、阻碍。有时老孙气急了，就在会议上向老蒋报告说海军、空军如何好，如何、如何行，那末请总统将陆海空三军测验一下，比一比，看究竟哪一军好。先从我们三军总司令考起，比文也好、比武也好、比立正稍息也好、比x+Y也好，由你们海空军决定好了。象这样情形，最后还是由老蒋打圆场，至于老孙在老蒋面前请求批准进军校再受训一词，更是家常便饭。由此可见老孙与陈诚、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等高级将领间之矛质多深。”[16]

已四面楚歌，腹背受敌，他却犯着更致命的错误，和小蒋为敌，以陆军总司令的地位，抵制经国的政工制度。

一九五0年十二月，孙立人召开的“新年第一次年终扩大良心会”，“让许多高级长官来听取士兵们的良心话。”孙致词说：“现在社会黑暗，人心不古，不但做事骗人，说话也骗人，所以社会动荡不安，就是彼此不能开诚相见，埋没了良心之故。”[17]

“良心会”的用意，也许不坏，但经国觉得，孙立人捞过界，这本来是该政治部发动的事。经国反击，推行“庆生会”，孙、蒋较量的火药味，乃全面扩散。

美军顾问团长蔡斯，他是带了支票签字权的美国大亨，负责台湾的军援执行，颐指气使，法力无边。早为蒋先生和经国所不满，孙、蔡不谋而合，蔡斯也主张撤消军中政工制度。经国疑神疑鬼，迁怒到孙的头上，认为孙假外人以自重。

蒋先生乃于孙的陆军总司令任期届满，连任一次后（一九五四年六月），调桂永清为参谋总长，孙为总统府参军长，再度打入冷宫。蒋做这样的决定，客观的原因是“狡兔死，走狗烹”，以孙做门面的作用消失；主观的情势，孙犯众怒，易导致内部的不和，且优虑孙为美国所利用，怕祸起萧墙。

孙的想法是“对于钧座尽忠效力，不惜贡献其生命以及一切，冀报万一”，[18]唯才不得展，志不得伸，参谋总长一职，居然，没有他的份，由黄埔系的桂永清，垂手而得，难免气愤填膺，险走极端。

孙是职业军人，“为了自己能独当一面，获得领导权，铲除那些贪污无能的官僚”诉诸枪杆子，原无足为奇。

《时代周刊》的一篇文章，言简意赅，发人深省。

“五十五岁的孙立人，能干、勇敢，是最西方式的事军领袖。台湾很多政界人士，深为不解，孙将军何以能屹立那么久？孙坚信，在现有的领导下，台湾无法幸存，私下谈及大陆之失，纯由于蒋氏坚持，政府私人化，反共大业和他自己相连在一起……。主张面对现实，放弃反攻希望。”[19]

依官方公布的调查报告，以及其它非官方的资料，“孙立人事件”的经过，大致如下：

主犯郭廷亮，三十四岁，原籍云南，税警总团干部教练所学员队二期毕业，时孙任团长。改新三十八师，郭是中尉排长，改新一军，郭升少校营长，一九四八年六月，驻军沈阳，和米店主人白经武结识，经白介绍，与李玉竹女士结婚，白借机“以匪党言论煽惑”。沈阳失陷，郭要求白协助取得路条，白介绍其兄经文，任吕正操部联络科科长，白经文嘱郭到台时，须为中共工作。郭因而顺利离开解放区，经天津、上海转台。[20]

郭到台后，先后任孙部少校营长、陆总搜索组大队长、步校教官、陆总第五署督训组。但“郭在四十三年（一九五四年）八月以前，并无显著或积极之匪谍活动。”一九五四年九月，某晚七时许，有操北方口音的李X到郭家相访，李谓：“白先生要你积极进行，不久他会到台湾来。”郭随即执行所交代之任务，利用与孙多年长官部属关系，在军中联络少尉级军官一百零数人，预备于适当时机，发动“兵谏”。

孙交卸陆军总司令时，曾令陆总督训组副组长于新民造册，把各军师团单位的联络人送孙。一九五四年八月和十月，孙曾两度召见郭廷亮，了解联络进展情况。

从犯六人，为三十七岁的江云锦，曾任陆军官校干部训练总队大队长，“陆总”第五署督训组副组长。“借到部队督训机会，在每一团中，指定职阶较高，学识较优，年资较深之同学为负责人，与部队中之各同学联络。”田祥鸿，三十岁，四川人，任上尉情报官，受郭指示，“把军训班（第四军官训练班）同学联络起来，结成一股力量”，“向政府提出改革事项。”刘凯英，二十九岁，安徽合肥人，供职某部，任第四军官训练班学生联络人。还有陈良埙，三十四岁，福建林森人，孙的随从参谋，和中校督导官李成亮。

六月初，国军在台南地区，举行总统亲校，孙等选定此时，为发难日期。郭廷亮于五月十五日，[21]台北谒孙，向孙报告，XX部队将在五月二十二日至六月二日开始团教练。“此项休息时间为采取行动最佳之时期。”孙本人计划于五月二十五日左右南下，以XXX为指挥所，“将于五月底或六月初有所行动”。

事情发生变的，孙决定于二十八日去南部，但“奉谕”于三十日与蒋先生同坐飞机，郭廷亮则已于二十五日被捕，仅由陈良埙于二十八日乘车南下，沿公路通知各地人马。

六月六日，南部地区七万部队，举行检阅，来宾有专程自南朝鲜抵台的美国第八军军长泰勒中将和蔡斯团长。受检部队，规定晨四时半前，抵屏东机场受检位置。预定上午九时半，正式检阅开始[奇Qisuu.ｃom书]，但延至十一时三十的，始克举行，检阅台前，两度用扫雷器进行反复检查。[22]

一说，孙事机不密，已先后有二十余人，向当局告密，证诸郭廷亮于事发前十二日被捕，情治单位，早掌握同谋人的动态；一说，某炮兵连突奉命携带弹药，引起某炮长怀疑，偷偷溜出营房向政治部主任阮成章报告转报安全局，于是毛人凤奉命专机南下，事败案发。

孙的“同谋”事发先后，分别被捕，仅刘凯英脱逃，且获孙资助。但国民党当局仍不动声色。六日，蒋先生在高雄设宴，为泰勒洗尘时，陪客中尚有孙立人在座。此后，六月十五日的黄埔军官学校成立校庆，和为蔡斯返国举行的联合欢宴席上（俞大维主持）再看不到将军的身影，孙实际上，受到看管侦讯之中。

外电率先报导孙被捕消息，当局却闷声不响。到八月三日，也就是说封锁了两个月，始公布孙辞职的消息。

辞职书虽吞吞吐吐，已呼之欲出。孙说：

“……近者陆军部队发生不肖事件，奉副总统谕示郭廷亮案情，日前黄、傅两局长奉命交阅江云锦等供词资料，职涉有重大之罪嫌，钧座未即付之法司，仰见格外爱护之恩德，天高地厚，感激涕零。伏念弱冠之年，即追随钧座，今已两鬓均斑，无日不在培植之中，感激知遇，应有以上报，乃今日竟发生此种不肖事件，抚衷自省，实深咎愧！拟请赐予免职，听候查处，倘蒙高厚，始终保全，俾闭门思过，痛悔自新，则不胜感激待命之至！”[23]

那末，究竟是什么事，是陆军部队发生的“不肖事件”，使孙“抚衷自省，实深咎愧”呢？当局讳莫如深，贯彻其“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原则，或持“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无奈心理，以致谣言四起，众说纷纭，甚至距今二十八年，迄无是耶非耶的公断。

亲台湾的《新闻天地》，在《孙立人将军被黜》一文中，即对案情公布的方式，坦言指责，认为“步骤仓卒”，“事前未有整个计划”，“予人以突兀含混印象。”(24)

八月二十日，蒋先生下令成立调查委员会，委员包括陈诚、王宠惠、许世英、张群、何应钦、吴忠信、王云五、黄少谷、俞大维，并指定陈诚为主任委员，案情有密锣紧鼓的趋势，调委会成员，除陈诚、何应钦（在日，根本未参与）是军人，其余七位，和孙都谈不上任何恩怨纠葛，如吴忠信、许世英，德未必昭，年事甚高，王云五、俞大维两位，非国民党员，理论上，“不致受到党组织的影响”，王宠惠，司法权威，“一定会坚持公正立场”，[25]可以看得出，蒋先生立意要制造出一个客观、公正的形象。

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信誉欠佳，持独立言论立场的海外刊物，对当局处理孙案的公平性，颇“忧心如焚”，

试举《祖国》的社论为例，该文说：

“这一事件，实为蒋经国氏与孙立人氏冲突斗争的结果……就政府处理龚德柏与马乘风案件经过看来，也使我们忧虑政府当局，是否能做适当的处理。”

社论特别提到吴国祯和任显群涉嫌匪谍案，“尽管舆论沸腾，人心激愤，”其中几项政治案件，如今依然在“不审不判”之中。“这次如果对孙立人以及郭廷亮的案件，也照以往的办法拖成‘无声无臭’，或不顾舆论而专行到底，那不但对内要失尽人心，同时将再次降低国际声望，而使反共复国的大业更加重的蒙上一层愁云惨雾。”[26]

因此，《祖国》建议，善处此案的三原则，要求政府“认识事态的严重，幡然醒悟，改变作风”，“洗雪前衍，以正视听。”

“（1）解除对孙立人的软禁状态，使他获有足以向典论界公开的自由的发表意见的机会。否则使人只能听到当权者一面之词，无从判断事实真相。从法律观点和既有的资料来看，郭廷亮是否共谋，尚无充分证据，纵然是共谋，绝不能因为他是孙立人的部属，竟把孙立人也当‘准共谍’来看待，尤其在未能证明孙立人与郭案有犯罪关连之前，不能先以对待罪犯的方式软禁起来（设非软禁，则何以不予孙立人以公开发言的机会？）。

（2）对郭廷亮等的审判，应该公开，如果碍于实际困难不能公开，也应组织由公正人士所组成的陪审团来参加审判。绝不能在秘密拘禁之后，是否经过合法审判尚不知道，即以共谋罪名将之夕上决。

(3)公开事买真相，是政府公正处理此事而能取信于国内外的首要原则。政府应即出面向舆论界，详细说明此案发生的原委，发表逮捕三百名军官的事实真相，并应说明到目前为止，获有哪些具体证据。单就传闻的资料来说，除了三月（六月之误）间那次军事演习时，配发实弹阴谋叛乱一事以外，反对政工制度及硬性规定师长级军官两年辞职两事，显然并不能证明郭廷亮等即是共谍。”[27]

不可否认，海外的舆论，的确使台湾对孙案的处理，既不敢造次，更不敢拖延，九人委员会，历时五十天，完成调查报告。孙将军接受侦讯时，地点在草山第一宾馆，“方式颇似座谈”。孙“坦白诚恳，在座诸人，有感极泣下者。”[28]

调查报告，长达一万六千余言，十月三十一日，正式公布。但其结果，和一九三七年的张学良案，有异曲同工之妙。总统命令，“以孙立人久历戎行，曾在对日抗战期间作战立功，且于案发之后，即能一再肫切陈述，自认咎责，深切痛悔，既经令准免去总统府参军长职务，特准予自新，毋庸另行议处，由国防部随时察考，以观后效。”[29]

张学良交军事委员会管教，孙立人由“国防部随时察考”，“管教”也好，“察考”也好，词义有别，结果相同，孙立人送台中软禁迄今。

孙如真的图谋不轨，罪证累累，交军法议处，大公无私，任何人，服与不服，亦将向法律低头。但蒋先生故意师法前人，交叉运用恩威并施的游戏，即西方所谓棍子萝卜的技巧，先予打击，再故示宽容，让受害人感恩不已。蒋“明令”“毋庸议处”的理由，是因为（1）孙抗战期间，作战有功。（2）坦白陈述。（3）深切痛悔。等于说，孙固有罪，其罪可诛，朕宅心仁厚，不咎既往。

然而，演戏和作假，究难天衣无缝。香港的《祖国》杂志．即以《孙立人案件献疑》为社论，提出下列疑问：

（1）孙立人身为陆军总司令，“部下军官何止千百”，没有人可以担保，其中“一个共谍都没有？”以此责孙失察，“实在不合情理”。

（2）孙立人的去职，既不能以“失察”为理由，真正的理由，是说他在“军中作小组织活动”，但《祖国》

作者提出一个疑问“何以黄埔同学可以联系，孙立人所训练的学生不可以联系？何以别的将领可以进行军官联谊组织，孙立人则不可以进行？”

（3）有联系活动，并不表示准备进行“兵谏”，报告书仅根据几个下级军官的供证，引人入罪，是无法服人的。

（4）关于郭廷亮案件部的，无确凿证据，仅郭本人的供词，该刊认为有下列疑点：

“①既无证人，又无证物，是怎样破获他的间谍活动的？

②既无证人证物，郭廷亮怎么会供认是共谋，自寻死路？

③假如郭廷亮是共谍，一定在台湾还有同伙，给他下命令或接受他的命令；对中共方面，也应有通讯联络方式；何以他长期孤零零地无联系地进行工作？

④郭廷亮的证供，是否可能‘苦打成招’，经过别人歪曲？

⑤调查报告书，字里行间，‘用了很多假定的语气’，这种调查．和‘法治的精神’背道而驰。”[30]

不明就里的读者，可能会反问：“为什么台湾的报纸，对孙案的公正性，未置一词？”了然舆论工具控制在官方手里的特性，那就没有什么好惊奇的了。

只拍苍蝇不打老虎的监察院，煞有其事，成立以曹德宣、陶百川为首的五人小组，进行调查，可惜该项报告，始终未获面世，列为监院密件“加锁加封”，甚至，事隔多年，当事人陶百川，要求借阅，均遭挡驾，[31]个中蹊跷，应是本案的关键之一。

陶百川坦言，其“结果与其它机关提出的报告，颇有出入。”这“颇有出入”四个字虽含蓄，却具画龙点睛之妙。五人委员，天良出现，给这位民国时的的赵构，写一长函，为孙将军和郭廷亮等“剖明事实”，郭乃由死刑减为无期徒刑。

郭廷亮判定“匪谍”罪，而幸免一死，台湾无此先例。假释后，获准离台赴港，又是例外之例。自然，不是五人小组“剖明事实”的功劳，仅能说，经国有好生之德。郭不幸为夹缝中人物，不死已属大幸矣！

用常情判断，孙有一肚子委屈，现实环境使他无法展布，愤世嫉俗，以至铤而走险，那是可能的。然而，孙军人出身，难道他一点机警都没有，对台湾的严密特务监视，茫无所知，敢轻举妄动，引火烧身？所以，比较合理的假定，孙和部下的联系有之，那是基于长官部下，心心相惜的朋友师道之情，不一定就是同谋不轨。

观全案，郭廷亮成为孙案主角，孙受郭的牵连，于是成为“兵运”的来源。即使报告书说的全是事实，中共要吸收郭为地下工作人员，也不能儿戏到仅凭一面之缘，即下达任务！

以“匪嫌”入人于罪的，如后来的柏杨、李荆荪等，不一而足，早是台湾上下铲除异己分子的故伎。其妙处在于，无人可代为伸冤，无人敢于闻问，训练有素的特务人员，有“认真作假”的本领，使用各种技巧，会让你自己挖井，自己往下跳。郭廷亮的自白和郭衣洞（柏杨）的自白．本质上又有什么区别呢？

甚至，我们可以说，孙的辞职书，未必出于孙的自由意志，办案人员能强迫郭廷亮“供证不讳”，何尝不可以对孙如法炮制？

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冤案，如恒河沙数，历朝历的，消灭异己的手段，大同小异。

孙立人是政治的牺牲品，他自己既无申诉的机会，此案将永远无水落石出的可能，殆能断言。

至于外间猜测，孙有美国的支持，蔡斯因而事败调职，则纯粹是无稽之谈，或别有用心之徒的恶作剧。此际，艾森豪威尔当政，杜勒斯主管外交，大权在握，华府、台北的蜜月期间，美国没有理由，驱蒋拥孙。蔡斯于一九五一年五月奉派赴台，到一九五五年，刚好任期届满，必须它调，而他这年高寿六十，依法需告老退休，有无孙案，买掉还乡，势在必行。再看，台北欢送礼节之隆重，《中央日报》出社论话别，其隆情厚谊，是象不欢而散吗？

孙立人受贬，彭孟缉上窜，由中将衔升二级上将，以黄埔六期的小老弟，继病故的桂永清为参谋总长，充分显示着经国的势力，更见抬头，情治系统出来的人物，掌握台湾的军事大权。

孙案爆发前后，总政治部发动“效忠总统运动”，且借重青红帮歃血为盟的办法，把个人崇拜推到一新的高峰，可以解释为对孙案的回响和补救，统治上层的虚弱与恐慌暴露无遗。

注释：[1]协防条约在参院通过时，仅两票反对，但密歇根大学的Alexander Deconde教授在《国家》杂志上，撰文提出疑问，题为(t TheDntangling Mr. Chiang》，见解精辟，立论深远，作者列举一七七八年，美国和法国结盟的例子。英国击败后，美国独立，但条约无法立即废止，一旦英、法开战，美国有可能被拖入战争危机。约翰，亚当斯上台，要求解除。法国反对，美国坚持，最后，以放弃时值二十四万的赔偿要求，双方达成协议。这个不愉快的经验，持续一百六十九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面临苏联强大的桃战，始放弃此祖宗订下来的原则。一九七八年卡特任内，宣布中止，已历时二十四年。

[2]孙家琪著《蒋经国窃国内幕》，香港自力出版社出版。

[3]同[2]。

[4]同[2]。受指挥的机构（见注末表）。

[5]夏畏秋著《陈立夫举家重整道德》，合北《新闻观察》，一九四九年九月。“陈立夫八月四日晨赴美，陈诚送行”。“世界道德重整会”总部设瑞士，美国分会设密歇根的密金那湖，一九四八年陈曾假该会名义，在美从事游说活动。

[6]一位不能透露姓名的内调局高级官员告诉作者。

[7]三毛为毛人风、毛森、毛万里，均为浙江江山人，与戴笠同乡。

[8]程一鸣著《程一鸣回忆录))，群众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在北京出版。

[9]杀杨的凶手为阮九经，曾任情报局总务处长，前年癌症去世。

[10]郑介民与毛人凤失和，经国调郑任安全局长，王仲青人事室主任，即专门对什毛，使毛在经费、人事上处处受到控制。

[11]初期，大陆的游击活动，由毛森主管，经国令毛交卸，毛抗拒，遭台“通辑”，毛乃去琉球，投效CIA，现毛住纽约水牛城，闲来垂钓为乐。

[12]西点军校，位纽约州的West Point，乃美国官办的陆军军百学校，入校要求，极为严格．除学科成绩优异，尚需美国国会议员的保荐。VMI，设弗吉尼亚州的勒格辛顿，系私立，故毋须保送，台湾的温哈熊中将现任驻美采购团长，即在该校取得学位。

[13]《孙立入事件真相》，出版者不详，胡佛图书馆藏书。

[14]吴炳钟上校告诉作者，吴曾任孙英文秘书。

[15]《孙立人在台兵变经过》，香港《七十年代》一九七四年九月，第16页。

[16]同(13)。

[17]台北《联合报》，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日。

[18]“General's mistake”Newsweek，Aug 29，1955.

[19]九人小组调查报告，见《联合报》，同[17]。

[20]同[19]。

[21]同[14]。

[22]同[17]。

[23]卜少夫《孙立人将军被黜》，香港《新闻天地》，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七日三九三期，第4页。

[24]同[23]。

[25]《孙立人案件献疑》，香港《祖国》，一九五五年十月三十一日第148期。

[26]同[25]。

[27]同[23]。

[28]同[17]。

[29]同[25]。

[30]陶百川著《比较监察制度》，台北三民书局，一九七八年出版，第502。

[31]蒋经国曾著《胜利之路》，新中国出版社出版。

20五二四事件

一九五七年五月上旬，美军协防司令部发布新闻：美国的飞弹部队（屠牛士）进驻台湾。就海峡彼岸的军事态势以观，北京没有以武力“解放”台湾的新情况出现，中国共产党忙于反右斗争和正在进行人民公社、集体化运动。华府此举，纯粹是武力炫耀，而无实质上的意义。因为，要吓阻，应基于对手的意图，对方根本无此意图，“吓”的什么？“阻”的什么？

经国换班，由总政治部而国家安全会议，名分不同，权力如旧。过去六年中，大小挫折，如波浪似的，间歇冲刺。吴国祯、孙立人案，疾风骤雨，势不可当，毕竟有惊无险。唯一耿耿于怀的，还是友邦对他的猜忌和疑虑，美国新闻界甚至以“台湾的神秘人物”称之，或称其为“台湾的恐怖人物”。

美国设法了解他，前年邀请经国赴美访问，待之以上宾之礼，通过各种巧妙的安排，使他看看美式民主，和美国的经济力量。期以潜移默化的方式，用美式“思想改造”的技巧，让经国物换星移，革面洗心。但顽固的经国，他的意识形态已进入免疫期。他是莫斯科和蒋先生共同训练出来的综合体，脑子里只有托洛茨基、斯大林，并装不下华盛顿、杰弗逊这些人。

蒋先生梦想三次世界大战不成，退而求其次，寄希望于华盛顿，本共同反共的前提，帮他“光复大陆”。华府的当政者，是现实主义者，比蒋先生又清醒得多。反共保台可以，冒大战危险，助蒋复国则免谈。杜勒斯设计的“剃刀边缘”政策（brinkmanship)和“围堵政策”（containment）基本上是一种防御性的战略构思。双方立场，如是悬殊，乃勾心斗角，别具怀抱，而客观形势，国府的存亡，又唯华府的庇护是赖，团结斗争，微妙之至。

蒋先生比经国经历过的风浪多多了，他对华盛顿当局的凌人盛气，诚然不满，现实情况，只允许他“寓理帅气”，他爱读《曾文正公全集》，恐怕以此受益最多。经国的火候就差得多，虽是基督徒，可并不会活学活用《圣经》的道理。

经国对美国在台湾的势力，一直忐忑不安，吴、孙固然必须从台湾的统治阶层中拔除，为了害怕“精神污染”，下令三军官员，禁止和美国军事顾问接近，益见其惊恐(paranoia)的程度。

想给山姆大叔一点颜色看看，稍舒胸中积郁，是他的潜意识，其中含有强烈的民族情绪。如果，硬安上什么主义的话，那就是“爱国主义”。可是，这位既是朋友的敌人，对付起来，并不容易呢！稍为失慎，冒覆巢之险，任令忍气吞声，于心不甘，做到轻重得宜，简直比走钢索还难。

一九五七年的三月，刘自然遭美军雷诺枪杀，经国灵机一动，认为是他报复华府的时机来矣！这就是我们熟悉的“五二四事件”。迄今，尚无具体的证据，也许永远没有，可以肯定经国是案件发展的主谋，根据各种合理的假定，经国却无法逃避置身事内的嫌疑。

“五二四事件”又称“雷诺枪杀刘自然案”，导因于美军上士雷诺，于该年三月二十日午夜十一时，在其阳明山[1]住宅门前，将服务于革命实践研究院[2]刘自然，开枪击毙。两个月后，美军军事法庭，经三天半的审讯，以“罪嫌不足”，宣判被告雷诺无罪。二十四日，台北发生史无前例的反美暴动，美国驻华大使馆的文物桌椅，为暴民砸毁。

刘自然在自己的国土上，为驻台美军枪杀，是一件严重的刑事案件，更是一件含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外交案件。照台湾当局的惯常处事作风，第一是控制新闻，由警总或中央党部第四组，以电话通知，禁止刊载，避免家丑外扬，影响两国关系。第二，和美方交涉，给予刘自然遗孀，适当金钱补偿，附带条件是，守密到底。第三，请美国军方将雷诺调离台湾，并予适当惩处。那末，大事的小，小事的无，皆大欢喜，圆满收场。

不料，有关机关，非仅未予阻止，且采放任态度，英文《中国邮报》（China Post）率先报导，《联合报》“台北人语”栏，于三月二十三日跟进。但这份全岛销路第一的报纸，虽以社会新闻起家，且善用夸张的手法，吸引读者，这篇特写，尚算平实保守。大事揭载，却是军事法庭审判期间的事。

《联合报》的文章，语焉不详，仅说：“刘为身高六英尺的彪形大汉，家贫，赖服务机关的微薄薪水，维持生活，遗一妻（二十九岁）一子（一岁四个月）。”至于机关名称、刘的职别、教育程度、籍贯，和雷诺有些什么交往了双方有无不法勾当等，竟只字不提。倒是香港出版的《新闻天地》，事后有所透露：

“据认识刘自然的友人说‘刘自然与雷诺也是朋友，绝非不识’。而且刘曾替雷转手卖过东西。因此，就有一项可能，雷诺经常将美军PX物品拿出，托刘转售，刘知美军军纪，如将PX物品转售牟利者立被遣送返国。刘曾以此吃过雷诺，雷诺‘被吃’，乃萌杀机，这件事可能性很大，不知为何未经中美双方查出？ (3)

台北的新闻记者们，显然未遵守其职业守则，也可能有难言之隐，对刘自然的身世，故意保留。其次，民族自尊，或民族主义的本位，牵涉到颜面问题，不便如实道来。

果真记者如实报导，公正的民众，通过思考，会认为雷诺混蛋，刘自然该死，不至过的情感用事。显然，官方袖手，民间起哄，有意无意间，要把事情扩大，使美国在处理雷诺案的司法程序中，无转圜余地。

《新闻天地》报导雷诺杀人的原委，虽无具体事实，是一种推测，但是一般能接受的推理：双方如非有重大纠纷，雷诺当不会轻易掏枪杀人。阳明山警察所具报，派员前往现场调查，警方以雷诺为现行犯，即拟扣留带走，为美方宪兵所阻，理由是驻合美军享有外交豁免权。翌日（三月二十一日），中方外事警官要求美宪兵同往现场勘查，为美方拒绝；迄月底，双方始成立“专案小组”，共同调查刘自然被杀真相。[4]

用台湾刑警惯用的侦讯办法，一场狠打，配以灌洋油，坐老虎凳等中国文化精华，再顽强的雷诺，也得如实招来。如果，再交国防部军法局审理，军证一审终结，雷诺的刑期，非死即终生监禁。但是，雷诺享有外交人员待遇，享有租界时代的帝国主义在华特权，是台湾心甘情愿，请美国防卫台湾的代价，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结果。

雷诺有他自己的故事。他说，当晚刘窥看他太太淋浴，最初并无杀人意图，只想扣留送警。发现刘手持木棍，向他高举，有袭击的模样，喝止无效，扣动扳机开枪。他说：出事前，正关上门灯，听见太太叫他，回头一看，有只蜘蛛从浴室内爬出来，以为是雷太太怕蜘蛛，还叫她不要慌。但太太却说，有人偷看她淋浴，因此回卧室拿起手枪，装几发子弹，从后门出去，直至隔壁B2门前，在黑暗中，误以为刘持木棍为钢管，刘且着制服，以为刘要伤害他。惊恐中，射出第一颗子弹，刘中弹，向阶梯逃去，摔倒竹林边，看不到刘的脸孔，只见两腿露在地面上。回屋叫太太打电话，通知宪兵，再到室外，见刘侧身屈膝走来，耽心刘有枪，乃再发一枪，击中要害。总之，雷诺说是为了“自卫”。[5]

这样不合情理，不符常识的供词，当然没有一丝真相。后来，在法庭上重说一遍而已，和雷诺扶着《圣经》时所宣誓的“一切全是事实，全部的事实”（Nothingbut truth，the whole truth)背道而驰，不仅欺蒙法官，更欺蒙上帝。台北报纸的评论，称为“好莱坞剧作家式的灵感”，可说既讽刺又真切。

根据中国刑事专家，从现场勘查反得的结论，其中疑点甚多，且分志如下：

第一点，雷诺所说向“死者”刘自然举击之第一枪，是雷诺太太在浴室内淋浴时，发现有人在窗外窥视，雷诺即携枪自后门出来，走到隔邻前面转角处，操中国话向“死者”说“等一等”，“死者”闻言后，手持棍向雷诺走来，雷诺为了自卫发射第一枪，“死者”即倒地。根据雷诺之所说及现场的位置，不无疑问，按一般常理的判断，如有人在窗外窥视他人淋浴，被人发觉问话，焉能不逃去．若逃一定向发觉人相反的方向逃，还会持木棍向发觉人攻击，确实难信。同时雷诺站的位置下面，即有60W的电灯光，浴室亦有灯光外泄，证明该处灯光很亮，雷诺为何说看不清楚。

第二点，雷诺说向“死者”放射之第二枪是要进内告诉太太，打电话给MP时，发现死者用手按腹图逃，乃开第二枪，死者中枪后即向暗处逃去，雷诺说发射第二枪之位置与刘中枪之位置的中间距离约十四、五英尺，但是经法医检验“死者”枪口处有火药，直径约一英寸，根据专家及书籍上的说明，枪伤口处如有火药，发枪的距离应在十六英寸以内，那么雷诺发射之第二枪的距离在十四、五英尺之距离，“死者”枪伤口处何来火药？

第三点，两声枪响是连续发射，还是中间有距离？据雷诺说是有间隔的，但有阳明山某单位电话总机值勤的人员说：曾连续听到两声枪响，另有一位宪兵亦听到，如以上的证据是对的，此两枪的间隔时间不无疑问？

第四点，“死者”刘自然尸体发现之地点，是本案最大的疑问？根据现场之勘查，“死者”身中第二枪之地点，与尸体的距离如用直线测量有五十七米半，如“死者”沿着道路逃至伏尸地点的距离约近一百米，试问身中两枪的人为何会负伤逃至如此之远！同时“死者”由中枪处至伏尸处，途中要经过崎岖不平的路及一条小河沟，再走下有斜坡的路，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第五点，“死者”伏尸在地上的形状，是头部朝雷诺住宅的方向，根据地形来判断，“死者”伏尸的地点是一个斜坡，假使一个受伤的人用双手按腹弯腰由上坡冲向下坡时，在支持不住伏在地上时，其尸体的头部一定与前者形状相反。

第六点，案发后，所勘查之现场，死者中第一枪处、第二枪处，以至死者伏尸地点所经过之道路上，均未查验出血迹，试问一个受枪伤的人经过几个移动的现场如何没有血迹？

第七点，雷诺所说“死者”手持木棍走过来，为了自卫开枪射击，所谓“死者”手持这根木棍，系认为是“死者”所持之武器，但是这根木棍是在现场竹林中间地点寻出来的，是一根有手拇指粗细的樱花树枝，一根树枝，并不对雷诺的生命构成威胁。[6]

我们站在被告雷诺的立场，为了卸罪，编织一套有利于自己的说词，为理所当然。

警方无能为力，法院奈何雷诺不得，只剩下外交交涉一途。由外交部长，诗人叶公超出面，向美国驻华使馆表示中方态度，其中有口头，有书面，前后达三次之多。照会的原则是：（1）该案未解决前，雷诺不得离境。（2）在台公开审判。（3）审判应求公平，并迅速宣判。

蓝钦大使郑重表示，一切照办，军援顾问团长鲍文将军给刘遗孀奥特华女士的复信中，亦保证“绝对会有一个公平的审判”。[7]美军驻台协防司令部于五月二十日，组织军事法庭，进行法律程序。

开庭前三日，美方与行政院新闻局联系，邀请台北各报记者列席旁听，并采访审判过程。双方为了席次的分配，发生歧见，美方仅准中国记者三人，前往采访审讯过程，而外国驻台记者，人人获得邀约。台北各报，站在地主国的立场，纷纷不平，认为美方歧视中国同业常不尊重本地报纸的职业尊严。尤其，刘案如此轰动敏感，限制中国记者采访，即是一个无法令人接受的事实。最后，由新闻局力争，美方让步。[8]

美方这样做，显然是一种无意的疏忽。平常他们根本很少和中国记者打交道，缺乏这方面的经验，何况美人办事，向有大而的之的毛病，因而种下祸根。台湾记者于审讯过程中，抓着小辫子，其特意的夸张挑拨，未始不是使事件扩大以致不可收拾的间接因素。

军事审判，于二十日上午九时，假美军教堂开庭，由法官菲尔德上校主持，循美国司法程序，先征询原被告对陪审员的意见后，庭讯开始。陪审员共为十二人，其中四人，请求回避，所以，实际出席陪审的仅八人（四名校官，四名军士）。首由检察官泰波特上尉简述案情，列举被告雷诺军士的罪行、证据及证人名单，凶器包括左轮一支和被告指称刘用以攻击的小树枝一根，除当庭呈验，并由陪审员一一过目。证人姚李妹—雷诺的女佣，应召出席作证，当日审至中午，小憩后，下午继续。

五月二十一日上午八时十的，法官偕全体陪审员赴阳明山雷诺住所，作现场勘察。下午邀联勤总部军医署长杨文达少将和卫材库库长孙传忠上校为雷诺作证，司法术语，称为“人格证明”（character testify，以被告一贯的为人、品性，提供陪审员作参考。两位中国军官经过宣誓，坦言和雷诺天天碰面，经验中证明雷诺并非坏人，证词对雷诺有利。

为什么找到杨、孙二位呢？雷诺担任医药补给职务，他们和雷诺常有业务来往。

二十二日，进入高潮，英语称cross examination,即对质之意，官司的成败、是非，在此一举。被告如能延聘到舌灿莲花的辩护律师（trial lawyer)，反复质询，黑白混淆，有罪可以无罪，重刑可以轻判。这样的例子，在美国多如牛毛，连行刺里根总统的凶手，都能以“神经失常”判决无罪。美国司法之儿戏，可想而知。然而，熟悉戒严法和大清律例的中国人，怎么能理解呢？答辩过程，就中国人的感受，雷诺怎么可能无罪呢？据在场记者的记录是这样的：

“第三日（五月二十二日）上午八时半开庭，这一节是此剧最高潮，雷诺被检查官盘诘得数度支吾其词，并且前后供词矛盾，因雷诺最初供称刘自然系以木棍又说烟杆，但此日又改称‘那根木棍看来似铁条’，检察官并询雷诺何以不先发枪警告，为何射其要害？凶手并当庭表演杀人时之不同姿势，检察官泰波特上尉并询凶手去年在住处是否殴打过一个邮差？凶手承认是事实，检察官再问‘那邮差是中国人吗？’凶手答：‘不，他不是中国人，是个台湾人！’此语一出，在场之中国人大感遗憾，旁座之美国人亦相顾愕然。

这一庭最精彩邵分是被告辩护律师斯蒂尔上尉着重询问被告学历、经历、从军经过、战绩，使凶手搬出若干奖状、奖章，并发表其辉煌战绩之报告，他是一位勇将，在韩战期间由釜山打到鸭绿江以南三十英里处，陪审员象听一段英勇的战争故事。检察官继问出凶杀案发生时的室外灯光的问题，于是凶手乃又从容置答，庭谕当晚九时赴阳明山勘查灯光。[9]

二十三日，上午九时开庭，十点十分，辩论终结，法官宣读案情综迷后，要求陪审员用良心投票，不受典论影响，作出自己独立的判断。十一点正，法庭的门，予以封闭，全体陪审员进入密室从事栽决投票。

依据美国军法规定，经军事法庭宣判无罪后，检察官不得提请上诉。判决须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决定，因四人回避，三分之二，即六人以上，可投票定案。

十二点五十五分，陪审员经过一小时四十分的磋商决议，菲尔德上校，宣布开庭，获得结论，旋即宣称：‘本案被告雷诺被控任意杀人，经本法庭陪审团审讯调查结果，投票表决，宣判无罪。’

在法庭旁听的美军人员及眷属对判决立即报以热烈掌声，坐在第三排长椅上的刘妻奥特华，‘则泣不成声，几至晕厥。’

美国的法律程序，承袭大英帝国，假定被告无辜，而由检方搜集证据，使被告无所遁形，最后定谳。法官扮演的角色，仅在审讯过程中，负责两造律师讯问证人时，不逾越法律的轨道，好比一个会议讨论表决的主席，但非会议决策的最后主宰。陪审员作出仲裁，法官依法判罪，凭其主观好恶，在特定的刑期内，有所伸缩。因此，本案的关键，乃系于陪审员的选择，要问陪审员中有无少数民族在内？陪审员有无强烈的种族主义者？台湾当局在本案开庭前，应延聘在美国执业的律师(ABA会员）参与全部作业，那位雷诺就不可能如此轻易过关。

中国方面，不此之图，仅从外交途径、舆论攻势上下手。合理的解释，包括在美国念高中、大学的叶公超在内，对美国的法律知识，了解得极其有限，也可能出于疏忽的因素。

纯依中国人的心理处境、价值系统、原始情感、历史文化，‘杀人者死’，是一种千年不变的定论。至于‘自卫杀人’，闻所未闻。进而英美法律的作业方式、内容，和中国的“六法全书”、审案程序，有什么差异？诚如殷海光教授所说，没有人愿意作‘无色彩的思考’（colorless thinking)。[10]凭直觉的刺激，主观的反应。美军法庭说雷诺无罪，台湾的一千六百万中国人，就认为是‘一出戏’，‘审判过程有失公平’。

最足以代表中国知识分子心声的，是下面一段话：‘舍去一切条约法律条文不谈，杀人者无罪，这是每一个中国人所不能忍受的，我国法律与英、美法律诚有不同之处，但立法观点不致是鼓励杀人者无罪。’”[11]

这位记者先生的说法，显然没有通过理性的思考，没有研究对方的法律精神，是人云亦云的情绪主义者。西方法律，固不鼓励杀人（全世界没有这种法律），杀人者死，在死刑免除以前，和中国的殊无二致。但致人死地，比较慎重，其中涉及人权思想，即使一切证据齐全，亦必须经过法定程序（due.process of law），旷时费日，所费不赀。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实行政、法分开的制度，也都是在民国以后，幕后更有党组织操纵控制。美国这种三权的立的司法精神，中国的老百姓，怎么会懂呢？即使懂，也接受不了，因为，浓烈的民族感情，早掩盖了他们清醒的大脑。

“法律事件用法律解决，本来是很单纯的，然而，人间的事常常没有这样的单纯”，“一旦落入政治情况和心理因素相当复杂而微妙的亚洲地区，判决的结果怎样，会诱发这些因素而衍生严重的后果。”[12]那就是，静态的因素，受到刺激，发展为动态的因素。

仇外心理，自鸦片战争后，即潜藏在中国人的意识里，而且随时会与民族意识相混合，只是被压抑而已。美国军护台湾，免于中共的攫夺，这份雪中送炭的恩惠（不错，美国有其自私的目的），台湾军民并不抹杀美国人的贡献，但部分美国人的所做所为，令中国人既羡且妒，由妒生恨，同是事实。殷海光指出下面两点：

“（1）恩主姿态。若干美国人对中国人有意无意流露一副恩主姿态。在言谈应对之间似乎比照出两个不同的高下阶层；中国人是受恩者，位于低一等的阶层。这一种若有意若无意的划分，若隐若显的界线，捉之无物，感之则令人有动于衷，慨乎梗塞于心。此情此境，最易勾起中国人的自卑感；而对比地越发觉得这些美国人骄傲。可巧美国人的个子又高又大，更易把他们的盛气凌人的气概衬托出来，发扬光大。

（2）生活方式之不同。美国是一个富甲天下的国家。美国人的生活观念义与中国人的生活观念有很远的距离。此时此地，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青年大都感到结婚非易，苦闷沉沉。而美兵到处，当地女子垂手可得。中国年轻人看到眼里，岂有开心之理？中国当上校的军官不见得有适合的住宅。而美军一来，即使是一名上士，一也可租赁高级住宅。至于仆欧、家庭用具、出入交通工具，在在高人一等。这不算美国人的错。但是，在台湾，中国人占绝大多数，美国人占绝对少数。这种实际生活的比照，真是‘万绿丛中一点红’，看来特别顶眼。穷人对富人总是难免在潜意识中发生妒嫉念头的。这种妒嫉念头，平时沉淀到意识深处，一有机会，哪有不趁机发作之理？”[13]

其实，对美国人普遍不满的心理状态，并非台湾一地为然。《丑恶的美国人》一书的作者，曾作无情揭发。但这种情况的产生，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排外主义．加上“一个力量足够的因素，使其饱和”，即会爆发。官方居然没有觉察到，且火上加油，起决定性作用的，尤其是官方控制下的台北舆论。

审汛过程中，销数最大的《联合报》，除以巨大篇幅，描叙全部情况，甚至，预作评论，那篇《沉默的关注》一文，陈咄咄逼人之势。文章说：

“我们相信每一个中国人对于此案，都在加以‘沉默的关注’，大家在等待一个考验。中国虽是接受美国援助的国家，但中国人生命的价值与美国人的生命价值是否‘同值’，美国在经援军援之外，能否进一步以其公正的法律，赢得盟邦的人心？”[14]

而作者却又自打嘴巴的说：“审讯期间，未便遽加评断，”第二天。以《第六点计划》为题，再发议论，讥讽美国“援外是第五点，任意杀受援国家的人民是第六点”。[15]

五月二十四日，该报几乎以二分之一的篇幅，头版头条的显著地位，加上耸人听闻的社论——《抗议美军蔑视人权》，挑拨全岛人民愤慨激怒的情绪，一场狂飙，因而触发。客观地说，官方有意无意地，是事件的始作俑者，采取消极态度，任令事态发展。正如蒋先生事后责备沈昌焕（外交部次长）所说的：“为什么不把审判地点弄到台湾以外的地方去？”[16]

序幕拉开，正戏于宣判后的二十四小时，在台北市郑州路的美国大使馆前演出。根据目击者的记录，经过情形是这样的。

五月二十四日清晨，台北地区，发出防空演习的空袭警报，一般人习以为常，没有当它是一回事，这天恰巧是星期五，因为非十三日，并不符合洋迷信。上午十点一刻，刘自然的未亡人，肩着一块中英文书写的双语招牌，走到大使馆门前，表示对雷诺宣判无罪的抗议。英文是The killer-Reynolds is innocent?Protest against U．S．Court martial's unfair, un－just decision!（杀人犯雷诺无罪吗？抗议美国军事法庭不公平的判决）。中文分两行，第一行是“杀人者无罪”五个大字，第二行“我控诉！我抗议！”[18]

使馆官员据报，派人出来请刘奥特华到使馆内面谈，为她拒绝。十点四十分，大批警察到场，负责官员中有台北市警察局长刘国宪、督察长宣善屿以及台湾省警务处外事科长张汉光等。据说，系应美方的要求。

警察和刘的遗孀，曾有如下的对话：

警：希望你到使馆里同他们当面谈谈！

刘：我不进去，门外是中国的领土，我有权在这里站，我不踏入他们的范围！

警：你可以把你的抗议向我们外交部报告，外交部会替你处理。

刘：外交部代表国家，应该有所表示，这只是我个人的杭议，不必通过外交部。

警：刘太太的悲哀，我们都很了解和同情。

刘：不仅是我个人的悲哀，而是全中国人的悲哀。[18]

台湾属戒严时期，任何抗议、游行、示威，为法律所不许。奇怪地，刘太太受到特别的优待。警察局长刘国宪，亲到现场，问她一句：“你是不是想制造事件？”她说：“我丈夫被人白白打死，难道连在自己领土上作一个无言的抗议都不行吗？”局长大人居然格外开恩，悻悻然而去。

究竟刘国宪局长是天良发现，出诸恻隐之心，抑奉命不干预？迄今是个解不开的谜。

正午时刻，围着看热闹的群众越聚越多，据《联合报》记者的估计，约二百人左右。一中广公司记者王大空[19]、洪缙曾，抵达现场，要求刘奥特华为“全国同胞讲讲她心中的话”。对着麦克风，她失声大哭，一字一泪地说：“我今天在这儿，不光是为我无辜的丈夫作无……无言……的抗议，我是为……为中国人……抗议。除非，美国人给我们……中……国人一个满意……满意的答复，我是不会离开这儿的。”[20]十分钟后，上述谈话录音，在空中播出。

现场一位台籍妇人，触景生情，和刘奥特华一道涕泪横流，激起群众更大的同情，全场气氛，凝重而凄惋。突然有人大喊：“雷诺已经坐飞机走了！”群众的愤怒情绪，再无法抑制了，等于一根洋火，丢在炸药上，开始爆炸燃烧。

一点十分，仅少数人试着翻越使馆西侧的围墙，十的钟后，群众麇集逾千，开始石子攻击，一点四十分，数百人冲进使馆，翻箱倒柜，任意捣毁砸烂汽车、玻璃、桌椅，俨然，庚子年义和团事件的重演。暴民们甚至将星条旗扯下，换上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群众高呼“中华民国万岁”的口号，予以回响。

使馆四周的墙头上，站满人群，且“每打毁一件什么东西，外面便有人叫好，于是打的人，愈来愈勇敢，索性连百叶窗和冷气机也乱砸。”[22]

三点十五分，台湾省警务处长乐干到场，不用说，情治单位人马，密切注视情势的发展，为数甚为可观。奇怪地，他们只作壁上观，并无意使用其平素的权威。

就在这个时候，成功中学的学生约五十人，着整齐制服，佩救国团臂章，由军训教官带队，列达使馆院内，高举标语旗子，大呼口号，为暴民助阵。[22]成功中学校长是潘振球，经国的高足，没有上级指示，他敢公然派学生出来闹事打美国大使馆吗？而且，事后免受惩罚，岂非出奇的偶然！

愤怒的群众，数度纵火．幸为停在使馆门外的救火车所扑灭。四点二十的，在地下室发现有躲藏的使馆官员，施以拳脚，为警方保护脱离。美联社的记者慕沙，差点受到围殴，幸赖在场的中国记者帮他打圆场，始有惊无险。

五点整，官方看到情势有发展到失去控制的危险，乐于宣布戒严，并用水龙头冲击人群，暂时获得安静。

但一小时后，使馆再度被围，七点四十分，暴民冲过警察封锁线，再度进入使馆内室，作彻底的破坏。其中，且有人持器具将使馆的保险柜打开，取走大批秘密档案文件。当然，那就远非一般老百姓的杰作了。

群众一面围攻大使馆，一面进军设在中山堂前的美国新闻处和设在台糖大楼内的美军协防司令部。及晚，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打起美国新闻处对面的台北市警察局来。魏大刚有如下的记叙：

“晚七时整，台湾卫戍部正式宣布戒严，一批批武装部队开到协防司令部门前和新闻处门前，这时不知什么人说警局逮捕了人，于是有人冲进警局。最初警局用好话劝阻包围的人们，请他们让开些，并请派代表进来看看有没有人被逮捕。但包围者坚决不肯退却，不久有人在警局车房放火烧车，同时一群学生冲进了二楼，于是枪声响了，演成一幕混战场面，结果是有十个骚动分子受伤，一个死亡，警察方面，也有五六人受伤。”[23]

事情演变到围攻台北警察局的阶段，警局内门窗、办公桌椅，遭到无情捣毁，瓦斯、枪、催泪弹同时并用，警察民众，互有伤亡，一这给当局发出强有力的讯号：（1）仇外情绪转嫁到警察身上，暴动的性质，发生变化。（2）除非立即获得控制，国民党的统治基础，将因而动摇。有关方面乃紧急下令各广播电台，停止一切对刘自然同情的文稿的播送与报导，改以严肃的语气，呼吁群众，保持冷静。

蒋先生得到事态严重的报告，大为震怒，下令撤除卫戍司令黄珍吾、宪兵司令刘炜，以及警务处长乐干的职务。同时调动武装部队，进驻台北市区，执行戒严宵禁，以期镇压群众，维持秩序。深夜十一点，情势始受控制。

出事当天，蓝钦大使在香港度假，闻讯于五点四十的赶回台北，即驱车到博爱路的外交部，访问叶公超部长，面提严重抗议，并由叶陪同，巡视已满目疮痍的劫后使馆。

当局的一时孟浪，致死一人，[24]伤三十八人。美国使馆和台北市警局被毁的财物，官方虽未公布统计数字，当在美金五万之间。第二天，俞鸿钧内阁总辞，为他代罪的除黄（珍吾）、刘（炜）、乐（干）等人，《联合报》的记者林振霆，迄今犹囚绿岛。

五月二十六日，蒋先生接见蓝钦，表示陪礼道歉，事情于是告一段落。但华府的善后，就够董显光大使辛苦的了。

华府官方的反应，先是“惊愕”，包括拿人手软的游说团要角诺兰、勃里奇、周以德等在内，接着有裁减顾问团人数之议。

民间的反应，那就没有官员们理性了。《记者》（The Reporter)杂志的一篇社论，写得文情并茂，足资反映当时的美国民情。部分摘录如下：

“蒋说‘五二四’事件是群众自然的反应。蒋经国说：‘少数人情绪冲动，对刘自然案判决不满而已。’易言之，那是种莫名因素中的无以言状的情绪，使得暴民们有系统地，将一个友邦使馆的家具、汽车、密码机和公文柜捣毁，而这个国家，正是台湾唯一的支持者，且不提污辱我们国旗那回事了。

就这个方式的情绪爆发，‘五二四’事件，实乃精心策划。一连好几天，国民政府控制的报纸，即围着军法审判的事，大事煽动。暴民领袖带着工具去开启使馆的保密箱，明显地计算到，有充裕的时间，完成任务。

如一位有经验的观察家所说：‘没有人幕后指示，中国人不会疯狂地为一个死者大张旗鼓，中国的人命太不值钱了，这是中国人的性格。’那么是谁，或者哪个政治团体发动这样的进攻呢？目下是个谜，但很明白的，那是个有力人士。赫斯特报系和约翰·欧·唐诺（Jonh Q' Donnel）是主张台湾为远东堡垒的死硬派，已经宣布，那是共党地下工作人员的杰出表演，如果，红色间谋如此横行，我们远东的堡垒还安全吗？

据其它方面的消息，这个策划人是国民党内的极端派（extreme persuasion我们要问，当暴民们侵占美国使馆之际，蒋和他的继承人在干什么？除了负责台湾的特务工作，经国还掌握着青年救国团，何况他自己在苏、联受了十二年的训练。

在台湾，美国还有什么可依靠呢？父子靠不住，我们拿钱装备的陆海空军，不愿意站到我们这一边，更免谈拿我们七亿七千万经政援助的民众了，他们仅看着星条旗平白被扯下。”[25]《国家》杂志批评得更露骨。社论说：

“我们并不奇怪，台湾先说‘五二四’是共党煽动的结果，且很快会找到证据，很快又改变语气，说是自然的、不幸的骤然愤怒( flare-up）。

很明显，这是有组织的，如果不是蒋（介石），我们决难想象，这种海盗式的行为，会危害到他自己的战利品，那末再无别的因素了，除非蒋的助手们希望台湾解放，通过不流血政变，让蒋乘美国军舰逃到夏威夷去和他的好友雷德福等会合。

华盛顿应该知道我们自一九四九年以来所遵循的外交政策，已经破产了。果真总统先生如传说中那么愤怒，美国外交政策，还不从中国游说团手里解放出来吗？”[26]

埃德蒙·克拉布(O，Edmond Cluhb)，曾驻华十八年的外交官，以《梦幻的破落》为题，予以抨击。他说：

“我们要求赔偿，那不是从我们自己的口袋掏出来的吗？我们应该检讨我们的‘台湾政策’了。下列难题，势必被迫找到答案：

(1) 利用国民党对付共产党的策略，是否已到严重的关头？

(2) 失去中国，难道我们又受到‘失去台湾’的咸胁吗？

（3）我们的对台政策又遭到挫折吗？”

克拉布又说：

“自我欺骗，是我们对台政策一贯的支柱，那种方法，已经失灵。因为，我们终于不再受骗。现在，我们能把问题看得非常清楚。如何解决台湾的将来，和调整我们和中国的关系，将是我们当前的课题。现在，我们了解甚至我们的盟友并不接受我们的教条．我们将被迫在台湾问题上，和日本、印度、英国持相同的看法。最近台北发生的事强调一个冷酷的事实：我们在台湾的特殊地位，已为时无多。”[27]

美国的舆论走向，客观地说，是一边倒的，是大国沙文主义式的苛刻指责，它们只知道盛气凌人，片面强调美国的法律尊严，而疏忽了“中国人的反应”。唯独殷海光教授《雷诺事件的检讨与建议》一文，哲理与事实兼顾，公正与客观并重。下面一段话，最发人深省。

“近若干年来，许多有醒觉的中国人对美国一直寄予向往之情。他们把美国看作自由、民主、公平、正义之象征。这些中国人把美国估计得很高。他们热心地期待美国领导。雷案发生之初，大家本乎这些信念，沉默地期待公正的裁判。大家都认为‘美国人不会不公正的’。万想不到裁判的结果竟是杀人者无罪。多么令人失望！等到不满之情酿成骚乱事件以后，他们所看得见的只是森严的外交面孔。对干雷案之曲直，反而搁置一旁，亦若无足轻重。这使他们发生疑问：美国的公平在哪里？‘天下乌鸦一般黑’。美国还不是靠钱势压人？

雷案判决结果如此，照中国人看来是一个错。现在美国官方又拿因雷案而引起的外交局面抹煞了原有的问题。这在中国一般人看来是错上加错。

可是，在美国一般人看来，你们中国人‘以怨报德’。我们美国人对你们这样好。你们仅仅因着雷案没有依照你们的法律观念判决，你们就翻脸不认朋友，捣毁我们的大使馆，撕毁我们的国旗，殴打我们的人。我们美国在国外驻军达二十三国之多。假若每一个国家象自由中国这样，那怎么得了？”[28]

台湾的辩解，声言“自发自动”。经国在事件前后，则从未露面。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声明，说“不似一无组织的行动”，可慌了蒋先生的手脚。据熟悉内幕的人说，蒋先生肝火大动，经国因而受到杖责。用常理推断，很可能是事实，在苦无证据的情况下，又只好姑妄听之。

很多人，为经国辩解，那位想做吴凤第二的丁中江就这么说着：

“对于这种难找证据的疑案，我以为从常识上加以判断，不管蒋经国个人心理上有没有存在着‘不喜欢美国’的因素，但他决不会愚蠢的来制造这么一个事件，一个儿子无论为了什么政治目的，决不至会做些替父亲找很大麻烦，让父亲向人道歉赔不是的事，除非是一个‘糊涂虫！’

经国当然不是个‘糊涂虫’，丁中江承认，为了‘军中政工’，‘构成他（蒋）和美国不愉快的主要因素。’”[29]

卜少夫把他比喻为‘希腊神话中的勇士阿齐里士”，“承受四面八方射来的冷箭和热箭”。说“经国目前处境之恶劣，并不下于大陆撤退前夕”。[30]

至于何事“恶劣”，少夫做了自我回答。他说是“美国人士天真地误解”。六月九日，香港新闻、文化界应邀访台，[31]是台湾展开舆论攻势，纠正雷案不良影响的政府行为。美国方面，除了道歉、赔偿，则无能为力。但是经国因而连续六年，隐藏在幕后，好象被人遗忘了似的，他的行迹暂时从报章杂志上消失，拒绝记者访问报导，很少出现公开场合。官职是“行政院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领导荣民修筑全长三百四十八公里的横贯公路（主线加支线），经常奔走于东部的崇山峻岭中，做开路英雄。

经国计算着，只有借飞逝的岁月，冲淡友邦对他的“误解”，以“沉默是金，消弭外间的蜚言”。反正，美国人是健忘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快下台了，时间在经国这一边，耐心等待．定有云开日出．胜利在望的一天。

辅导会的工作，首创于一九五六年四月，经国先是副主任委员代理主任委员，翌年六月真除。曾有人建议：“你何必花这么多时间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他回答道：“我们要讨谁的好？今天我们一切工作、服务，难道说都是为了讨好？”

这位仁兄碰了一鼻子灰的原因，可以说，是其政治敏感性不够，不了解经国的处境和心思。倒是经国自己说出来了：辅导会的工作，是“政治工作”。

又是美军顾问团的建议，国军士兵的年龄普遍偏高，被中共讽刺为“胡子兵”，与真相大致符合。为了提高战力，华盛顿掏腰包，强迫蒋先生实施国军汰旧换新计划，以充员兵代替大陆抵台的职业士兵。

这个问题，处理起来，颇为棘手，主要是这批人长年置身军伍，一则离乡背井，孤苦无依；一则出操上课，谋生乏术。假如无适当安置，将会产生社会问题，进而影响军心士气。

经国勇敢地负起这个责任，自比“第三兵团”。除了“政治”，且有“良心”和“道义”的责任。他说：“我们同是生长在这苦难的时代里，多难的国家中，大家休戚与共，息息相关，对荣民是以感情、道义去服务，不是讲恩赐。”[32]

基隆一位上年纪的荣民，曾老泪纵横地告诉经国：“你在江西当专员，我已开始当兵。”九十岁的沈治平，双眼失明，要求经国：“能不能找个好医生让我双目复明。”年轻军官王国英，两腿被炮弹炸断，经国去宜兰荣家访问，他说：“对不起，我没腿，站不起来。”[33]

我们要承认，辅导荣民的工作，在当时台湾的官僚体系中，没有人能顺利执行此一复杂多端的庞大计划，因为，无人具备经国的权威。

辅导办法，大致为：年轻而有志求学的，辅导就学；有工作能力的辅导就业；需要休养的使之休养；病苦的使之就医。辅导会创办了医院、荣民之家、农场和工厂。

辅导会的成绩，如果予以客观评的，列为乙上。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他对立法院的工作报告中，就很坦白地说：“今天一般荣民的生活还是很苦，许多地方还不如理想，荣民的许多困难，还没有为他们解决。”有不少“荣民还在流浪街头”，更有靠神父施粥而果腹的荣民。

开辟横贯公路，为经国担任八载辅导会主委期间，最明显的政绩。就经济效益而言，这条路，穿山越岭，披荆斩棘，耗巨资不算，因施工而丧失生命的荣民，即达百人以上。花这么大的力气，殊无必要。但就事实言，荣民们有气力，有胆量，却无特殊的技能，没有比这个计划更能吸收那样庞大的劳工数量。

开山的工作，胼手胝足，没有机器，靠双手万能，没有补给，靠肩负手提，为的是“偏高”的工资，约合美金一元两角的血汗收入。三年十个月，全线通车，经国默默地完成一件大事，不能说非“五二四事件”的副产品，非他餐风露宿，有志竟成的巨大贡献。

经国的思想里，原带有强烈社会主义的本质，在台湾这一阶段，过去没有插足地方政务的机会，由辅导会而大展身手，也可以说，是他自苏联归国以来，最有始有终，将理想付诸实现的社会事业，时间愈远，许更能看得出他的功绩里程。

他在白己的“守信簿”上，写着：“等待我们去尽力的事仍旧很多。”

注释：[1]阳明山中正路一段六巷B1。

[2]官方从未暴露刘的真实身分。

[3]罗柏特著《戏剧式的军事审判》，香港《新闻天地》第485期，一九五七年六月一日，第4—5页。

[4]同[3]。

[5]台北《联合报》，五月二十三日。

[6]台北《联合报》，五月二十四日。

[7]刘奥特华著《我向社会哭诉》，台北《联合报》，五月二十四日。

[8]同[3]。

[9]同[3]。

[10]殷海光著《雷诺事件的检讨与建议》（上、下）台北《自由中国》，第18卷12-13期，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七日一二十四日。

[11]同[3]。

[12]同[10]。

[13]同[10]。

[14]《沉默的关注》台北《联合报》，五月二十一日。

[15]《第六点计划》，台北《联合报》，五月二十二日。

[16]此系唐棣先生告诉作者，时唐任中央党部四组总干事，参与国民党中央若干机密，现退休美国西海岸。

[17]魏大刚著《我亲眼看见台北群众愤怒行动一幕》，香港《新闻天地》，第485期，一九五七年六月一日。

[18]台北《联合报》，五月二十五日。

[19]王大空事后曾为治安单位扣留侦讯，但不久获释。

[20]同[18]。

[21]同[17]。

[22]同[18]。

[23]同[17]。

[24]死者吴麦涛，三十九岁，广东人，台北气象所工友。

[25]`An Fmotiona常Upset”The Reporter, June 13, 1957.

[26]“The Hayride is over", The Nation, June 8,］95i．

[27]0. Ldrnond Club，‘一气he Dream Dissolves.”the Nation,tune 8, 197．

[28]同[10]。

[29]丁中江著《风风雨雨蒋经国》，香港《新闻天地》，第489期，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30]卜少夫著《我听知道的蒋经国》，香港《新闻天地》，第488期，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二日。

[31]访台成员包括徐计（乙故）、陆海安（《真报》社长，已故）、刘捷（《新生晚报》总编辑，已故）、徐速（作家，已故）、张六师（军事评论家，已故）、黄震遐（亚洲出版社有限公司总编辑，己故）、马彬（作家，己故）、李秋生、司马璐、薛斯人等。

[32]李元平著《平几平淡平实的蒋经国先生》，台北中国出版公司出版，一九七八年五月。

[33]同[23]。

21雷震·《自由中国》

每六年一次的政治季候风，又在宝岛吹拂，七十四岁的蒋先生。面临睿智、勇敢的抉择—是退居幕后抑修宪连任呢？

宪法规定，总统任期六年，连选得连任一次。南京时代的张君劢等，拟订宪章时，预想到一个没有限期的总统，等于王朝世袭的民国版，所以，严格加以限制。

蒋先生的真实意图，很难从他发出的讯息(Signal)中，得到明确肯定的答案。因为，那些演说的措词，太模棱两可了，即使他最亲信的幕僚，猜起来也颇费周章。

一会儿他说，宪法不能修改，他要把它完整地带回大陆，一会儿，他又说：‘我要带你们打回大陆去！”

假使不修宪，他又怎么当选连任呢？不连任，又怎么“打回大陆？”

后来，大家才明白，他反对修改宪法，并不反对增加临时条款，就象曹聚仁教授所说，“在大房子旁边，加了小房子。”为了光复大陆，实勉为其“难”。

和很多政客一样，他擅玩魔术，他喜欢愚弄人民大众的智慧。

绕个大圈子，最后由党内善体君意的现代绍兴师爷们，运用大法官会议，作成解释决议，以现有在台的国民的表人数为计算标准，修改临时条款，但不“修宪”。这样，蒋不仅可连任，且可做终身总统。

国民党这一荒谬的举措，岛内当然没有人反对。所有的舆论工具，悉由政府把持操纵。反对就是“破坏领导中心”，“共匪同路人”，有带红帽子坐牢的机会，什么人敢冒此不匙！

二十世纪的台湾，倒车开到纪元前三七七年卫颓的时代。

假使从本质上去透视国民党的本质，那就不奇怪了。殷海光说：

“国民党是怎样能统治台湾呢？因为一伙比较大胆的狡猾的人集拢起来，用自命合法的方式，掌握着社会资源，为私利而统治着台湾。而且，实际上是打着‘国策’的幌子，以‘伟大领袖’的意志，把人民当作自己胡作非为的工具，理由是：‘领袖是人民意志的旗手。’”[1]用一句话作总结：“国民党是打着自由民主幌子的次级极权主义政权（a substratal totalitarian regime)”。

文的方面，有人把台湾比喻为文化沙漠，沙漠里偶然也有绿洲，清泉甘冽，棕搁婆娑，那就是先打着胡适招牌后改由雷震任发行人的《自由中国》半月刊。

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一种畸形的发展。缘《自由中国》创刊于五十年代初期，台湾正处于风雨飘摇之际，任何救亡图存的努力，在所欢迎。时移势易，国民党人变了质，反过来，认为杂志变了质，可是《自由中国》的后台硬，已成养虎贻患的尴尬局面。

对蒋先生是否该连任的问题，发出铿锵有力的反对声音。该刊从政治观点和法律观点方面，邀集学者专家，著文诤谏。如曹德宣的《拥护蒋总统继续领导而不赞同连任》、傅正的《护宪乎？毁宪乎？》、杨金虎的《岂容御用大法官滥用解释权！》、雷震的《敬向国大代表同仁说儿句话》和左舜生的《我们对毁宪策动者的警告》。

蒋先生的颜面，已觉得大失光彩，而该刊于蒋先生当选后，再撰社论《蒋总统如何向历史交代？》一文，穷追不舍，余音缭绕，当局的震怒，可想而知。蒋先生当年为一句话，能将《申报》的史量才，[2]加以毒手，未立即逮捕雷震，已极尽宽容之能事。

雷震如果有自知之明，急流勇退，可能免却他后来的灾难。但胜利往往使人失去理智，头脑发热。另有一个可能，高估了美国官员对台湾的影响力，而低估了蒋先生的决心。雷震竟和一些热心新党运动的分

歧派，插手地方选举，揭发国民党违法选举的黑幕等等，如兑票换票；埋伏票；代领投票；故意制作废票；故意唱错票；威胁投票等。

这下，冲突升级，由理论方面跨到行动方面，国民党感到严重不安。使国民党当局感到更不安的是，雷震结合国民党内的自由主义分子，民青两党精英，以及大批台湾籍的非国民党人士组织的“地方自治研究会”，扩大为“在野党及无党派人士本届地方选举检讨会”，检讨选举、批评时政，进一步将组织新党，向执政的国民党公开挑战。[3]

组党以外，《自由中国》撰写社论《台湾人与大陆人》，触到国民党人的要害，由“二二八”事变引起的省籍鸿沟伤痕，一向是敏感到谈不得的问题，雷震却说：“人与人不会成为仇敌，除非由于政治上的错误，”又说：一些迷误于政治权力的人们发现大陆人和台湾人在政治改革运动上携手合作，起了恐惧心。故意危言耸听，说台湾人的势力抬头，内地人将受歧视等等。[4]

国民党一面发动自己控制的舆论工具进行反击，一面制造谣言，硬说中共驻港的工作人员暗中支持台湾的新党活动等等。同时通过美国驻华大使庄莱德，向国务院缓颊，俾一旦采取行动时，减少美国官方的压力和冲击，奉命执行此项任务的，即经国指挥下的情治系统－台湾警备总司令部。

大前提上，父子俩为维护自己的权力统治，利害相同，观点一致。纵使，蒋先生不下命令，经国亦必去之为快。白雅灿的案子，[5]就是最好的说明。雷震的情况，比白要严重千百倍，他焉能视若无睹！从个人恩怨出发，吴国祯、孙立人是他夺权的障碍，雷的《自由中国》是他愚民政策的绊脚石。允许这个杂志的存在，很多神话、谎言，就有被拆穿的危险。

雷、蒋冲突，据雷自己说，肇始于五十年代初期，且完全来自误会。试看下面一个故事：

“我于民国三十九年（一九五O年）十月第一次去香港时，这些党派人士并未提到国民党要‘党化军队’一事，大概国民党改造委员会此时尚未定案也。追民国四十年（一九五一年）元月二十八日我和洪兰友同去香港慰问各党派及民主人士时，青年党左舜生和李璜等一见我们，就大骂国民党首领蒋中正和蒋经国（此时陈立夫已被逐至海外了）不该违反现行宪法的规定，在所有军队里，以及持有枪杆子的宪兵和警察里设立国民党支部之事，和过去的军阀与大陆时代国民党一样，采用苏俄的‘以党治国’，不想依照现行宪法，实行民主政治，建设民主国家。这完全是家天下的政治，终有一天要失败的。我和洪兰友无法撒谎来解释此事，只有任其任意咒骂，因为池们骂的是事实，他们都是青年党领袖，参加过制宪国民大会这一幕。

我们回台后，国民党在改造委员会曾邀我们吃便饭，改造委员出席者有胡健中、张其昀、崔书琴、萧自诚等，工作同志有唐纵等。饭后他们详询香港各方人士之意见，我们尽情报告，谓其中党派人士最不满意者，为国民党违反宪法在所有军队中设立国民党分部，民主人士最讨厌者为不思建设民主政治，还是个人独裁，真是自取灭亡。各位改造委员要我用书面将今天所讲的向改造委员会报告，我因去港月余，个人和《自由中国》半月刊积压之事太多，这种报告必须亲手撰写，实在没有工夫，故我一再说：‘现有党部的速记，可供参考。’不料改造委员坚持要我写，尤其是胡健中，我只有勉为其难，亲笔写了六条，包括反对党化军队在内，亲自送改造委员会。不料是年三月二十九日上午九时前，我去参加台北市大直圆山忠烈祠祭祀的时候，改造委员蒋大少爷经国一见我就气势汹汹，板着脸对我说：‘你们为什么反对在军队中设立党部之事，这是反动分子，是共产党同路人之所为。’说毕不待我解释，蒋经国就走进忠烈祠去了，里面已吹号，我也跟着进去行礼如仪。蒋经国这一种少年气盛的态度，简直目中无人，和当年袁世凯大儿子袁克定的骄傲，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也。据说当年袁克定去某地阅兵时，阅兵典礼处只派一名军官来迎接，袁克定以为大不恭，即掉头而返，连阅兵典礼也不参加了。

蒋经国这一天气得我发昏至第十三章，回家后倒床即睡，连午饭也未吃。我们报告书上，明明说是香港各党派和民主人士的意见，我为使者应照实报告，总不能‘报喜不报忧’吧？”[6]

大陆之败，蒋先生认为政治工作不如“中共”，恢复政工在军队中的地位，被认为是对抗敌人的一道灵符，所以，谁反对党进入军队，谁就是“反动的子”、“中共同路人”，这原是最简单的两分法，是国民党人的思想原型（Prototype)。

雷震反对军队党化，反对青年救国团，反对特务统治，严格地说，基于良知信念的成分，远超过个人的好恶，《自由中国》的宗旨第一条，就说得明明白白：“我们要向全国国民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并要督促政府（各级政府）切实改革政治经济，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第四条更明确地指出“我们的最后目标是要使整个中华民国成为自由的中国。”[7]

不过国民党内的保守派，他们虽同意《自由中国》这些宗旨，作为橱饰，作为光耀夺目的霓虹灯，而不愿意表里一致。因为“台湾现政权的本质，只是中国大陆旧政权的延续。”[8]舵手的人格和国民党的性格，受环境改变的驱策，有所修改调整，其态度和政治倾向，依然故我。

过完短暂的蜜月期，《自由中国》变成当权派的眼中钉，为了《政府不可诱民入罪》文（第四卷十一期，一九五一年六月），彭孟缉向蒋先生哭诉，指责该文“破坏了台湾的金融管制。”遭彭的特务报复不算，险些捉进宫里。

在《祝寿专号》以前，经国按兵不动。合理的研判，雷震虽然讨厌，不合当局的口味，揭发李基光等敲诈勒索，毕竟无伤大雅，箭头射到蒋先生头上，近乎胆大包天。于是，以周国光名义（台湾的梁效），发出特字第九十九号的“特种指示”，实施反击行动。

《祝寿专号》，本响应蒋的号召，“婉谢祝寿，以六事咨询于国人，均盼海内外同胞，直率抒陈所见，俾政府洞察舆情，集纳众议。”《自由中国》在歌颂之余，说几句真话，并无损于蒋的威望和权力。胡适那篇《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奉劝他老人家努力做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乘众势”的元首，更谈不上对蒋先生有何不敬。

然而，经国慌了，蒋先生既是神，神怎么会能受凡人批评呢？

盖着极机密印记的特种指示，共列九条，大意是：

（1）《自由中国》企图不良，颠倒是非，混淆视听，有不当的政治野心。

（2）明确它是思想上的敌人。

（3）《自由中国》的言论，与吴国祯的“滥调”，如出一辙，是中共的“统战阴谋”。

（4）记住大陆失败的历史教训，对于“敌人的思想，思想的敌人”，势不两立。

（5）要求党内和军中刊物，针锋相对，予以驳斥批判。

（6）动员力量，策动反击，以口头宣传，耳语运动，读者投书等方式，使“人们在心理上，产生一种极恶劣的印象，由不相信他们的滥调，进而反对他们的滥调。”

（7）暂时不攻击刊物及个人，只攻击“毒素思想”。[9]

一九五七年一月，长达六十一页的《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小册子，在军中发行。

细读全文，除了被国民党奉为暮鼓晨钟的陈腔滥调，了无新意。其观点的幼稚，逻辑引证的牵强，一眼可以认定，是王升之流的手笔。何以国民党人如此惊惶失措？其道理相当明显。《自由中国》的言论，象把利刃，直穿心脏。经国一向扮演孝子忠臣的双重角色，“英明领袖”、“人类救星”的神化形象，岂容雷震等人任意破坏。在经国看来，这是“勤王”“卫道”之战，“对敌人的宽恕，就是对自己的残忍。”

文章霸气十足，强调国共斗争是“思想对思想的战争”，但又把人的大脑禁锢为一种固定的程式，信共产主义当然不许．个人自由民主不许，违背领袖的意旨

不许，也就是说，任何人的思维活动，仅限于钦定的范围。

官方定下十项准则，[10]细看内容，拉杂零乱，大都是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十条框框。实行起来，除了忠贞的党员，任何人将难免有带帽子、挨棒子的危险。

文章说，思想战场，“始终有激烈的战斗”。胡适《向政府争取言论自由》一文，和吴国祯“公然叛国”，是两个重大战役。妄指胡“破坏团结”，搞“分化”阴谋，“为共匪特务打前锋”。吴使用“共匪”的策略：“挖心脏，钻空隙”，离间“领袖与干部的关系”，“政工人员与部队长的关系”，“救国团与教育界的关系”，“情报人员与民众的关系”。

旋又自我吹嘘地说：“检讨以上两个战役，使我们认识思想战取胜的条件就是以思想对思想，谁的理由充足，谁的理论正确，谁能获得大多数人的同情，就是谁的最后胜利。”

作者认为，凡主张“言论自由”、“军队国家化”、“自由教育”，批评“总统个人”的，一概“荒谬绝伦”。是“共匪的帮凶”，目的：“毁损国民党的声誉”，“打击政府的威信”，“便利共匪间谍活动”，“造成友邦恶劣印象，减少援助。”

散播毒素思想的有哪些人呢？他们是“长居国外的所谓知名学者”，在野党分子，“所谓自由主义者”，“失意的官僚政客”，“好出风头的所谓政论家”，“不满现实人士”，“盲从附和分子”。[11]

然后，逐条批判，我们不妨以奇文共赏的态度，读读下列两段节录的宏论：

“‘取消军队中的国民党党部’。这是抗战胜利时共匪的言论，并不象出自某刊物编者之口，因为某刊物编者是反共的，或者是非共的，他不能说共匪要说的话，但现在他竟然做出了，况且所待的理由，亦同共匪一样，就是军队应该是国家的，不能为一党私有，现在国民党在军队中设立党部，应该取消，将军队归还国家。

上述准共匪的理论似是而非。第一，不明了国民革命的历史。因为国民革命是由中国国民党领导的，中华民国亦是中国国民党一手建立的。有中国国民党就有中华民国，没有中国国民党就没有中华民国。现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没有中国国民党领导支持，大家能想象吗？所以国与党，党与国两者是不可分的。第二，反对军中有党的最大理由，是宪法规定‘全国陆海空军须超出个人、地域及党派关系以外’。宪法如此规定是不错的。但他忘记了宪法另一重要规定，即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宪法第一条是开宗明义，为全宪法纲领，亦就是中华民国的立国精神。中国国民党是信仰三民主义的，现在在军中设立党部，以三民主义来教育全国陆海空军官兵与宪法规定中华民国立国精神是符合的。第三，军中设立党部，是革命事实需要。总裁检讨这次大陆戡乱失败，认为基本的原目，就是党部脱离了军队。

……总裁的话买在太沉痛了，我们党员应该知所悔悟，如果有人‘还要跟着共匪和他的尾巴来唱旧调，还要反对军队设立党部，这样下去，不仅是要毁灭自己革命的党国，而且连整个的民族文化和五千年的历史，都要从此一笔勾销，世世子孙，永为俄寇的奴隶，而无自由翻身的日子’。第四，反对军中设立党部还有一个理由，就是民主国家军队里没有政党活动，象美国军队里就没有共和党或民主党设立的党部。答复这一个问题是简单的。因为一个国家军队组织的如何形成，以及思想和武力的如何结合，是不可能完全与各国相同的。一个军队有一个军队的传统精神，一个军队有一个军队的历史背景，一个军队有一个军队的对敌客观条件及其战斗需要。为澄清此一观念，总裁曾有特别训示，他说：‘我们政工和党务，依美国军队的传统来说，是不易了解的，但是照我们国军的传统，确是非此不可的。大家更应知道，我们国军里的官兵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有党籍的党员，你看军队组成分子，有这样绝大多数党员的成分，如你禁止他党员组织和活动的话，那就等于是共匪朱毛在民国三十五、六年（一九四六、一九四七年）时代，要求我们撤销政工和党员活动一样办法。这无异于要求我们军队全部却除武装，你看行不行呢？’这样，大家就知道我国军队的一切是不能与美国，以及其他民主国家军队相提并论的，其理由即在此。”[12]就胡适《祝寿专题》的文章，该文反驳说：

“某刊物批评总裁个人，阴险毒辣！因为国民革命历史证明，领袖与群众为决定革命事业成败的基本条件。广大的革命群众如果一心一德，坚决服从大智、大仁、大勇的革命领袖的领导，则革命事业必获进展与成功，反之，必然遭遇到重大挫折与失败。阴狠毒辣的反革命集团，对此深深了解，所以他们破坏革命事业的一贯策略，就是攻击革命领袖，分化群众对领袖的信仰。俄帝、共匪在民国三干七、三十八年（一九四八、一九四九年）间，利用各种人士，（如‘民主同盟’及无党无派分子、各种方式，集中共产国际所有宣传力量，诬蔑毁谤我们的总裁，煽惑军民，分化群众，结果总裁被迫引退总统职位，国家失去元首，三军失去统帅，革命失去领导，演出大陆沦陷一幕的悲剧。我们全体军民经过这次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深深地知道领袖的重要，同时亦了解共匪阴谋的毒辣，于是重新团结在领袖的周围，要求领袖复视总统职事。这时正是革命最黑暗时期—军事溃败，外援断绝，人心危疑震撼，革命历史不绝如缕的严重关头。领袖为了革命责任的驱驶，毅然决然顺应全国军民的要求，继续领导革命，人心士气为之一振。从三十九年（一九五0年）到现在，七年以来，自由中国全体军民在领袖坚强正确领导之下，一德一心，克服困难，努力迈进，已把国军改造成世界第一流的作战部队，把台湾建设为三民主义的模范省，因而受到友邦人士的敬重，大陆同胞的向往。今后全国军民只要虔诚信仰领袖，服从领袖，继续奋斗下去，一定获得胜利和成功。可是共匪则决不允许我们这么做，一定要重施故技，攻击革命领袖，分化群众的力量，这一点我们看得非常清楚。最近某刊物借替领袖祝寿机会，对领袖施以种种恶毒批评和攻击，其用意显然可见，而其幕后是否有匪谋指使亦难揣测。但我们必须提高警觉，注视其阴谋的发展。”

结论指鹿为马，和中共“和平解放台湾”的攻势，混为一谈。颇有雷震《自由中国》，已和毛泽东互通声气，要把蒋家的天下，瓦解崩溃，这篇“特种指示”，不仅火药气特浓，更是满纸“狼来了”的歇斯底里。

说理说不过《自由中国》，只好采取“说理”以外的办法，先是骚扰，用特务力量，压迫承印该刊的印刷所，拒绝买卖，雷震叹他的苦经时说：

“《自由中国》半月刊的稿子一旦送到印刷所时，各方面的特务就川流不息的跑到印刷所索取已经排好的稿子，拿回去审查后而来找麻烦，他们就可以大邀其功。这些持务本是不学无术，而又带着‘有色眼镜’—成见，来看稿子，据说有警备总部的特务，有宪兵司令部和首都警察局的特务，印刷厂因不胜其烦，所以不愿续印了。还有，特务老爷竟敢命令印刷厂不要给《自由中国》半月刊印刷。后来在台北长沙街的精华印书馆系立法委员陈纪滢介绍的，说他印刷好，排印错字少，中央研究院的东西都是在那里印的。我就移到精华印书馆，并订有合同，由陈纪滢作证人。不料后来陈纪滢撤回‘证人’，且叫精华印书馆不要再印了，以免麻烦。这件事陈纪滢不够朋友，不仅不来帮忙，反来扯腿。关于印刷所的事情，我们在十年功夫里，竟换了七个厂，还说了不少的好话。”[13]

其次，以挖墙脚、卧底的惯技，制造雷震的困扰。

《自由中国》第二十卷第二期一九五九年出版，登了两则读者投书。它们是《军人也赞成反对党》和《革命军人为何要以‘狗’自居？》署名的为陈怀琪。

《自由中国》的编辑部，处理这样敏感性的读者投书，显然，没有认真调查核实作者的真伪，防范经国的恶作剧，“无处不是战场，无时不是战斗”的点面战术。出刊不久，陈怀琪即写就万余字的长函，要求雷震“来函照刊”。《自由中国》于两期后，虽予更正，陈不满意，乃在党报《中央日报》，官报《新生报》，军报《青年战士报》，和《联合报》，以广告方式，全函揭载。

陈怀琪仅一收入菲薄的军人，他哪来的钱支付巨额广告费呢？谁在幕后指使插手，已不言而喻。跟着陈向台北地方法院提出自诉，责雷犯“伪造文书”、“诽谤”和“有利于叛徒之宣传”等三项罪名。在此同时，警总下达公函，谓该投书有“匪谍”嫌疑。《自由中国》发表的反驳声明，除《联合报》和真正独立的《公论报》照登以外，党报只字不刊。

陈怀琪其人的背景来历，官方讳莫如深，仅日本《读卖新闻》的记者若莱正义，略知一二：

“陈怀琪一切讲话，完全依照写好的稿子照念。不敢多讲一字，由于要控告《自由中国》半月刊，故暂迁来台北居住（福州街的陆军服务社）。

‘这次广告费一定花了不少钱？’若莱问。‘为自已名誉计而不得不如此，且系借贷而来。’”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日，雷震接获台北地方法院检察官的传票，规定于次日下午一时应讯。

庭讯经过，有雷的自述，可供参考：

“三月三日下午一时二十五分，我到台北地方法院检察庭应讯，殊不料有一百多位学生已在法院检察庭门口等候。因为检察庭不能旁听，他们等我出来后始散去。还有一位青年人，一定要送我一百元台币，帮助讼费，青年人之有正义感，由此可见一斑。此外除《自由中国》社职员外，还有《自立晚报》社长李玉阶和青年党领袖夏涛声、诗人周弃子诸先生。李、夏二人还携带机关图章来，必要时给我作保之用，但检察庭未要交保。检察官为谢俊峰，广东人，习法律。另有一位书记官，文笔则不通。我进入检察庭后，检察官对我说：‘雷先生，我对你很敬仰。’又搬张椅子给我坐。检察官告诉我说：陈怀琪控告你三个罪：‘伪造文书’、‘诽谤名誉’和‘触犯惩治叛乱条例第七条：有利于叛徒之宣传’。旋由检察官开始问话，我除口头答复外，并将陈怀琪投书贴在一个本子上送交检察官。最后检察官嘱我补个书状。我于四时二十分退出。在庭外等候的学生和新闻记者围拢来问我许多话，我说：‘现已进入司法程序，不愿作进一步的说明，’谢谢各位关心！’

胡适先生很焦急，曾打几个电话来。是日下午六时模样，我去南港中央研究院。胡适倒杯酒给我喝，说给我压惊。他盛称我之出席法庭受讯，是最文明的。”[14]二十天后，雷再度应讯，雷说：

“三月二十三日，地方法院检察处又送来一张传票，嘱我于三月二十五日出庭应讯。我届时出庭，又看到陈怀琪和他的训育主任陆伯琨。陆告我‘伪造文书’来诽谤他。检察官问我何以要登出这件投书？我答复说：‘我反对国民党在所有军队中，包括宪兵警察等持有武力的机关里设立国民党党部，那是违反现行宪法第一百三十八条和第一百三十九条的基本国策的。’检察官又问我对军中政治教育意见如何？我说：‘在军队中宣传宪法，我是赞成的，而宣传任何党派的党义我是反对的。’检察官又问我参加过党派没有？我答说：‘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五月七日国耻纪念日在东京加入国民党的。回国后做过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党部常务委员，我是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监察委员，第六届连任。国民党总裁来台后，擅自取销了第六届中央委员，而另设‘改造委员’，我是改造委员会下面设计委员会的设计委员。由于主持《自由中国》半月刊而批评了国民党及其政府，民国四十三年（一九五四年）由于登了一篇《抢救教育危机》而被国民党总裁开除国民党党籍，现在是一个无党派的人了。”[15]

当局的真实用意，十分模糊，可能是一种吓阻，给雷震一个明确的警告，“你再胡来，我们就不客气了！”，也可能借此试探一下国外舆论反应，特别是美国的官方态度。

出乎国民党人意料之外的，党内的开明派如成舍我、胡秋原等，并不以当局的手段做法为然，认为这场官司打下去，国民党和政府“一定名誉扫地”。原任发行人的胡适，也挺身而出，撰《容忍与自由》一文，委婉地向蒋氏父子档表态，因此，当局暂时鸣金收兵，讼案告一段落。

当局的“宽大”，原希望雷震有所警惕，其奈，雷顽强固执的个性，和追求信念的精神，只同意停火，而不停战，且挑战性愈来愈强，相对地国民党的敌性也愈升愈高。一九六0年九月四日，终在事非得已的情况下，下令逮捕雷震。

其实，政府明知“在今日国际形势下必发生于我不利之反响”，[16]蒋先生于拘雷之外有很多途径，足资选择，如查禁《自由中国》，强迫改组等，可是，当局“经过长期慎重考虑”的结果，宁可采取前者的原因，打击萌芽中的新党，乃成为捕雷的主体目标。

四日上午九时，雷震和该刊主编傅正，经理马之骕，会计刘子英同时自住宅带走，送进西宁南路三十六号的保安处“黑牢”内，“先用疲劳讯问，继则威胁利诱”，强迫刘子英承认是中共派遣的间谍，且雷预知全部内情，俾造成雷震“明知为匪谍而不告密检举”（“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第九条）的罪名。

经国用过相同的方法，对付情敌任显群，比康熙皇帝单靠文字狱整人，的确技巧上，大跨一步，也容易判十年徒刑。另一方面，单从《自由中国》所刊过的文章中，“断章取义，东拼西凑，张冠李戴，和改头换面”，罗织雷的罪名，究难昭信于世人。

特务机构先派洪国式和雷同间，拟由洪诬雷为“匪谍”。讵料，雷说“洪国式不但不肯诬陷我，反而同情我，要我说话当心。”

洪国式这着棋失败了，改向刘子英下手。雷说：

“因为刘子英是我担保入台的，抵台时又住在《自由中国》社里面，而我又一再给他介绍工作。如果刘子英能够自认是匪谋而又告诉了我，那就可以课我以叛国之罪，在‘莫须有’的表面上，总比较好看一点。至于这样做法，是否丧尽了良心和伤天害理，那就完全不顾了。过去许多王朝时代就不必说了，为了家天下和个人统治起见，清末的那位慈禧固是如此，民国的袁世凯亦复如是。刘子英在受不住威胁利诱的情形下，就‘自认是匪谍，而且告诉了雷震。’被迫缮写‘自白书’而六易其稿，始得警备总部当局和国民党中央党部主持‘雷案’的人，大为满意。其条件则是警备总部，当然就是国民党及其政府豢养刘子英的一生和其大陆的家属”。[17]

逮捕雷震，举手之劳；防悠悠之口，可就不简单了。九月五日，警总政治部主任王超凡举行记者招待会，一口咬定雷“涉嫌叛乱”，但事实如何，搪塞以对。又说：警总系根据“惩治叛乱条例”第十条采取行动。第十条规定，在戒严区域内，不论犯本条例之罪者为军人，抑为非军人，概由军事机关审判。

王超凡同时以书面文件，公开指责《自由中国》的言论文字，涉嫌叛乱，国民党中央党部，不甘落后，亦以言论摘要配合。

司马桑敦在其《雷震与〈自由中国〉半月刊》一文中，摘要归纳如下：

“（1）倡导反攻无望。引用《自由中国》第七卷第七期的《反攻大陆问题》中文例：‘而马上就要回大陆这一假想，又是颇为渺茫。一个国家的一切做法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渺茫的假想之上，这是太不稳健了。一群人在这样一个渺茫的假想之上活动，哪里会生死以之、全力以赴？’文件作者认为这种说法影响民心士气，莫此为甚。

（2）主张美国干步我国内政。引用《自由中国》第十八卷第六期社论：《中国人看美国的远东政策》中说‘假若美国今后改换一个方式，把这种经济援助的重心，不专放在各国的政府上面也放在各国的人民，或严格规定凡接受美援者，必须遵守国内言论自由、保障人权、一切案件公开审判、经济政策符合平民大众利益，及司法独立等为前提条件，那我们相信东南亚各国没有一国的人民会反对这种干涉’。又引用《自由中国》第二十二卷第十二期社论《欢迎艾森豪威尔总统访华》文：‘试想，如果由上而下的改革竟被事实证明为无法走通之路，则中国将面临怎样一个可怕选择，流血？政变？还是让绝望来销蚀人民的反共意志？’文件作者认为这篇社论，将‘流血’‘政变’来激动艾森豪威尔总统干涉我内政。

（3）煽动军人愤恨政府。文例引自《自由中国》第十七卷第四期社论：《我们的军事》内有：‘但军人生活的困难，内心的苦闷，实已相当的严重’，‘这种现象，还不够严重吗？任其发展下去，我们军事将成一个什么样子，真可以使你想起来发抖！’文例又引《自由中国》第二十卷第二期读者投书《革命军人为何要以‘狗’自居？》等文，认为《自由中国》用意在煽动军人情绪，为其企图颠覆政府重要对象之一。

（4）为共匪作统战宣传。引用《自由中国》第十九卷第八期社论：《认清当前局势展开新运动》，内有：‘于是乎台湾一天一天地走向孤立的道路。这种统治的结果，使整个政治机能愈来愈僵固，政治的格局愈来愈狭小’，又有：‘我们兹举几项最需要办的事项如下：取消一党专政；取消党化军队；取消浪费青年生命，制造个人势力的青年反共救国团；取消党化教育。’文件作者认为这些文字均证该志煽动海内外人民，颠覆政府，另组政府或投向其他政权之阴谋。

(5）挑拨本省人与大陆来台同胞间感情。引用《自由中国》第二十三卷第二期社论：《台湾人与大陆人》，内有‘司法成了政治乃至政党的工具’。除司法以外，警察与税吏是各行各业的人经常接触的，他们的横行霸道，更为一般人民所最感头痛，无怪乎这三个部门在省议的质询中称之为‘台湾三害’。‘可是在若干台湾人的心目中，统治台湾的是大陆人’。

又引用《自由中国》第十九卷第七期社论：《台湾人对陈内阁的期望》，内有：‘在中央各院部会中竟没有一个台湾人，这是不是能够使台湾人相信我们已经恢复了国家主人翁的地位呢？’

文件作者认为这是该刊挑拨拨台湾人不应受大陆人的统治。

(6)鼓励人民反抗政府流血革命。引用《自由中国》第二十二卷第十期社论：《反共不是黑暗统治的护符》，内有：‘自古至今，统治者太专横、太霸道、太自私，以至叫人忍无可忍的时候，大家就要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反杭的。’”

又引用同期另一篇社论：

“《我们为什么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内有：‘国民党如果执迷不悟、自私自利，那么只有等待再革命吧！再流血吧！’文件作者认为自南韩与土耳其政变后，《自由中国》一再为文鼓动人民效法韩土政变，掀起流血革命，以图颠覆政府。”[18]

证明经国在下令拘捕雷震之前，早做好一切周详的准备。简言之，发动舆论，使用特务手段，发挥军法制裁的力量，而且，有不达目的誓不休的决心与气魄。

雷震被捕的消息，不胫而走，熟悉台湾情况的观察家，认为是意想中事，但外国报纸，仍惊奇不已，圣路易城的《邮讯报》发表社论说：

“叛乱的定义是‘意图叛乱却因缺乏公开的行动而无法达到之行为’。显然的，在中华民国反对蒋总统就是叛乱。雷先生的《自由中国》杂志，据说曾刊载过那些讨厌的看法。例如，蒋总统的政府太弱，无法光复大陆；党化蒋总统的军队；美国应该监督其对台湾美援的处置，以保障人权。这些意见听来都不象叛乱，美国政治人物在总统竞选中要说比这些更坏得多的事物。”[19]

其余如《纽约时报》、《基督教箴言报》、《时代周刊》、合众社等，无不先后著文大加挞伐。

美国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傅尔布莱德，气愤不已也公开评蒋，他说：“也许他（雷震）是一个恶棍，但看样子，却象是清算反对党。”[20]

九月十三日，蒋先生亲自出马，向访台的美国西海岸记者访问团，解释捕雷的原因，“系该刊所登的文章，对‘共匪’有利”。他相信“已有匪谍在该刊幕后作活动”等等，最后，蒋先生故意卖关子：“我不愿作进一步的评论，因为这件案子尚在侦查中。”[21]

官方一口咬定，雷案是法律事件，其实谁都知道那是政治事件，它的用心，是在逃避世人指责。青年党籍的监察委员陈翰珍，即持此说：“雷案根本不是法律问题，完全是因雷震组织中国民主党的政治问题。”[22]

法律问题也好，政治问题也好，蒋已一意孤行，只好蛮干到底。

军事法庭，发挥高度的工作效率，于二十七日公布起诉书，起诉内容，一无新颖之处，主要说，刘子英接受傅学文的派遣，策反雷震，为匪宣传，雷知情不报，另一名马之骕，曾参加南下工作团，经警总侦讯，由雷军外候审。

起诉书发表的前三天，《自由中国》的编委及主要撰稿人殷海光、夏道平和宋文明三人，共同发表声明，表示愿对该刊的文章，自负文责，但当局的对象是雷震，故未予理会。

两星期后（十月八日），军法处走完过场，便匆匆结案，以“煽动叛乱罪”判雷震有期徒刑十年，剥夺公权七年；刘子英陪葬，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公权八年；马之骕有期徒刑五年；傅正因撰文“攻讦政府，论调激烈”，交感化教育三年。

国民党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字狱，在天人共愤的情形下，急速落幕。

雷震下狱，蒋先生父子为之释然，再无需担心岛内的反对声浪，刚刚要出土的新党，亦因此寒流霜雪而摧残。但国外正义的怒潮，却奔腾狂卷。

加州大学教授斯卡拉宾诺，发表在《纽约时报》的文章说：

“……雷震的罪名，经失败主义直到颠覆政府，但是他的真正罪名，非常简单，他打算领导一个对杭国民党的真正反对党。

……最近盛传……蒋经国正在握权。统治秘密警察的蒋经国，不是美国的朋友，在台湾住的人，最怕的就是他。

国民党有理由畏惧象中国民主党有生气的新党派，此点毫不足异，甚至拥护国民党的人士如胡适，及第三势力如张君劢，目前也很恐俱，或在私下批评。自由中国在哪里呢？它自然不在大陆上，但也没有在台湾。”[23]

詹姆斯·H·泰勒牧师这样反问着：

“起诉书中‘该刘子英图报犹恐不及，断无任意攀诬（雷震）之理。’这说法是错误的。随便看一看历史上记载的就非常多，有的人们甚至捏词出卖朋友。基于这段错误的说法，雷震被假定‘明知刘子英系匪帮派来使其自己为共党工作的匪谍’。

我并不是说雷震并不知道此事，我也不是说他已经知道此事。我只要问，刘子英说他告诉雷震说他是被共产党派来工作的说法（雷震对此点已予否认），是否就足以构成他确己知道的事实呢？”[24]

美国舆论的抨击，是站在美国利益的立场，评雷论蒋，国民党所受到的羞辱，不下于吴国祯事件，或“五二四事件”。但香港报纸，以纯自己人的身分，同样冷峻责骂，署名参斧的一位先生，在《星岛日报》这样说：

“天祸中国！六十年风水‘返转头’，庚子年来了，又要象六十年前一样，祸乱迭见。当年是清朝的末代，措施每多倒逆，戊戌政变，捕杀六君子等，都是末代王朝的衰象。现在正要号召‘中兴’，岂可重蹈六十年前的覆辙？但是，不祥的事，接二连三地来，拘捕政治活动者，闭塞言论，一如当年，怎不叫人不寒而栗？‘中兴’之象未见，反而出现末代衰风，拘捕政治活动者，拘捕出版人，大兴文字狱；可怖之事，孰过于此？庚子是一个可怖的岁序，过了不祥之年，应化庆气为祥知，否则徒嗟年头不对，于大局何补？”[25]

《德臣西报》(CHINA MILL)的社论，用词遣字，近乎淋漓尽致。香港《工商日报》曾予转载：

“全球人士都想知道雷震将来的命运。现在事情似乎明显得很：蒋氏统治台湾一天，可以预料得到的，不幸的雷震，将会象一个反蒋人物张学良一样，不能希望可以获得宽大待遇，张学良遭非正式的监禁，几乎已有二十五年，国民党如容许这些措置，应该抹去自己的愚拙饰词，不要把所据的中国小块土地冠以‘自由’两字了。”[26]

雷震发监执行，胡适等四十人，曾联名请求“特赦”，蒋先生演双簧，交国防部签注。“签注”的结果，不问可知。一九六八年联合国人权保障委员会，致函国府，要求赦免雷三分之一的刑期，蒋先生置之不理，到一九七0年九月出狱，雷在新店军人监狱，整整坐了十年牢，一天不少。

刑满出狱，需要交保，堪称中国司法史上的笑话。写自励诗，致《时与潮》停刊一年。雷案发生不久，殷海光先生受迫害，含恨而终，柏杨下狱，李敖判刑，台湾真的安静了，剩下只有喊“蒋总统万岁”的声音了。

注释：[1]殷海光著《剖析国民党》中译本，《南北极》月刊。一九七五年二月第56－57期，第2－5页。

[2]史量才在南京晤蒋，蒋要《申报》停止攻击南京政府，史不允。且说：“你有枪杆子，我有笔杆子！”蒋不悦，下令戴笠，杀史于沪杭公路上。

[3]司马桑敦著《雷震与〈自由中国〉半月刊》，香港《明报》，第60期（一九七0年十二月），第62－69页。

[4]同[3]。

[5]一九七五年选举前夕，白雅灿散发传单，要求蒋经国公布私人财产等，遭判无期徒刑，现羁狱中。

[6]雷震著《雷霎回忆录》，香港《七十年代》，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出版，第378一379页。

[7]同[6]，第28-29页。

[8]同[1]。

[9]同[6]，第109-111页。

[10] 同[6]，十项准则是：

①不违反三民主义。

②不违反反共抗俄国策。

③不违反国家民族利益。

④不违反领袖意旨。

⑤不为共产主义帮凶，及对匪俄种种政治阴谋寄予同情。

⑥不带有蔑视国家，及崇拜个人自由主义色彩。

⑦不自我鄙弃民族文化传统。

⑧不曲解政策，或故作惊人之论以耸动听闻，煽惑群众。

⑨不散播悲观颓废思想，助长失败主义，压低军民同仇敌汽情绪。

⑩不妨碍国内外团结。

[11]同[6]，第124-126页。

[12]同[6]，第125-136页。

[13]同[6]，第1010－102页。

[14]同[6]，第68页。

[15]同[6]，第69页。

[16]同[6]，第160页。

[17]同[6]，第294--295页。

[18]同[3]，第62-69页。

[19]同[6]，第32页。

[20]同[6]，第35页。

[21] 同[6]，第9-10页。

[22]同[6]，第193页。

[23]同[6]，第37页。

[24]同[6]，第40-41页。

[25]同[6]，第55页。

[26]同[6]，第52--53页。

22副部长·部长

进入六十年代，台湾承继前十年的安定，虽进取不足，在安定中求发展，却绰有余裕。

政治上，发生几件大事，大致上，喜多于忧。

艾森豪威尔临去秋波，趁旅日之便，顺道访台。蒋、艾森豪威尔南京时代，有过一面之缘。但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美国总统屈驾，对蒋先生和他的自由中国的声望，如同火箭升空，光耀环宇。

也有些细微的挫折，无非“小小苍蝇嗡嗡叫”并无伤大雅。

雷震判刑下狱，海内外愤怒激烈的舆论，比想象中更来势汹汹，可谓继吴国祯、孙立人、“五二四事件”以来，最震撼的政治风波。

法国总统戴高乐，不顾华盛顿的反对，断然和北京建交，[1]使国府在西欧的外交防线，出现严重的缺口。

湖口事件，[2]有惊无险。但反映出，少数军队将领对现状的不安与不满，非单纯的“违纪案”那么单纯。

当局的因应，不外乎强化控制手段。五中全会后，举行“党员总登记”，“反攻授旗式”，内容、形式，早已陈旧不堪，难期振衰起弊的作用，可是，观众再无反应，戏还是要演。

经国个人，晋升为二级上将，[3]关于升阶这件事，各方看法，十分分歧。很多战功卓著的将领，发出不平之鸣。“太子凭什么升上将，他有战功吗？”同情者认为，彭孟缉之流，由军安副司令而代参谋总长，以直升机升空的速度向上爬，经国难道不该升上将吗？

这一期间，经国的职务，是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其余的如行政院政务委员、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会主任委员、党的中央常委等等，与军方根本沾不上边，国家安全会议究竟是什么性质？属于国防部的建制？抑总统府直属的机构？亦如五十年代初总统府那个资料室那样，妾身未明。

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既无硬性规定要军人出任，他的几位后任如黄少谷、沈昌焕等，甚至是道地文人。蒋先生此举，除非有意安排经国出任参谋总长，晋阶的本身，殊少积极意义，和苏联勃列日涅夫苏维埃主席任内，升为陆军元帅一样滑稽。唯一的合理解释，为太子未来做国防部副部长[4]铺路。

辅导会的担子，经国挑起来，驾轻就熟。一来，他自己勤奋，脚踏实地苦干实干，一来有美援作后盾，无资金匮乏之虞。辅导会开山筑路，实业大兴。数年间，又是一片他自己的新天地。

敌人方面，大陆经济，稍见复苏，无外患，无内忧，正是安定民生，经济建国的黄金时期。

敌我形势，相互消长，颇使蒋先生生“观衅而动”的决心。

一九六二年五月，突下令征收“国防临时特别捐”。配置行动，北投的政工干校，临时开设战地政务班，为未来收复地区的党政干部，从事培训工作。

国民党八届五中全会中，通过“光复大陆指导纲领”，公开倡言，“为反攻复国开路，贯彻革命任务。”

宁静的宝岛，无复宁静，好象“反攻圣战”，已迫在眉睫。蒋先生不断接见外国记者，重申“我可独立反攻，苏俄不会干预”，“国军一旦开始反攻，三五年内底定全国”等信念。

北京宣布：国军游击队九批，计一百七十二人，曾先后在大陆沿海海丰、惠阳、惠来、台山等地登陆，遭到擒获，证实，台湾蠢蠢欲动，并非只说不练的宣传攻势。

大陆出现经济困难，中、苏关系恶化，诚然，有利于国军采取行动的时机。单靠台湾一岛的力量，想旋转乾坤，蒋先生尽可舌灿莲花，毕竟曲高和寡。

解放军可以放手让国军在闽粤沿海登陆，受地形限制，机械化部队根本无法在这一边的山区施展。遇到优势兵力的围歼，国军顿成瓮中之鳖，山东之役的故事，即会重演。

国军总兵力，号称六十万，如倾巢而出，台湾空虚，分兵出击，寡不敌众。退一步说送一个野战兵团，约十至十五万人，强行抢滩登陆，暂且不提海军支援，哪来如许规模的渡海工具？登上去，后勤补给又怎么办？后继部队，如何运补？

蒋先生寄希望于“大陆同胞揭竿而起”，这是一厢情愿。曹聚仁说：

“在大陆的中国人民，从心底期望中共政权能够巩固下去，他们体会到他们的幸福是和中共共存的，他们不愿意再看到一次内战或对外的战争。没有人再提起蒋介石，也没有人想到他，会想到蒋介石的人，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5]

毛先生的声望，在绝大多数人心目中，依旧是“红太阳”，困难只是暂时的，想“揭竿而起”的那一批，早在“肃反”运动中，荡然无存。

蒋先生的一言一行，北京方面，冷眼旁观，可是并不重视。倒是，华盛顿的年轻总统，沉不住气了。这年（一九六二年）八月，肯尼迪提出警告，他说：“国军如对大陆采取军事行动，那等于自杀。”台湾此举，将违背《中美协防条约》。[6]

台北出版的英文《中国日报》(CHINA NEWS),毫不隐讳地，予以揭载，官方或半官方的中文报纸，奉命一字不提。

自朝鲜战争以后，美国先中立台湾海峡，杜勒斯签的协防条约，比杜鲁门的中立化，虽有进步，华府却是个现实主义者，奉行决不轻易陷入中国内战泥淖的原则。国军的任何行动，悉在美军协防司令部的监视下，它们的杀手锏是，从汽油、零件，到弹药补给，最多仅有两至三个月的贮藏量。国军轻启战端，肯尼迪指为“自杀”，一语双关，自非过甚其词。

迫于形势，一场虚张声势的“反攻圣战”，继停止征收国防捐，而悄然收场。

肯尼迪不仅反对国军轻举妄动，甚至有意和中共改善关系。远东助理国务卿希尔斯曼（Roger Hils-man）倡“围堵而不孤立”之说，罗斯福的遗孀艾莲诺以美国联大代表团成员的身分，建议中共代表中国，进入联大。上列政治气球，台湾的反应，难堪其次，生时移势易的惊恐是主要的。

一九六三年九月，蒋上将以行政院政务委员身分，奉命访美，官方的理由为“会谈中、美共同关切的问题。”背后的文章，那就只好尽在不言中了。

十年前，经国以总政治部主任访问过美国，从心底里，他对美国没有好感，“五二四事件”，稍舒积郁。但也使他自己愈得不到美方的谅解，被迫韬光养晦，六载于兹。

喜不喜欢美国，是个人的情绪，任令情绪左右自己的意志，会阻碍事业的发展。因此，踏上征程，势所必需。

时机上，“五二四”的记忆，一般美国人已经淡忘，正可借此重拾旧欢。陈诚副总统的健康，日益恶的，经国为了接班，寻求美方的认识、谅解，有未雨绸缪的意义。

华府和台北间，再没有共和党时的水乳交融的关系。未来的发展，蒋先生感到忧心忡忡，他自己声言，光复大陆前，决不出国，这项外交任务，只好由经国担任。

美国方面，了解台湾的政局，正在加速新陈代谢的步伐，蒋先生是年七十七岁，身体再好，终究风烛残年，钦定继承人陈诚，不久于人世。所以，美方同样有需要，对这位台湾未来的掌舵人，有个熟悉、面对面了解、评估的机会。

经国此行，采的低姿势，美方亦避免过事声张，双方会谈内容，没有公报，没有共同声明，原则上，皆大欢喜。

但蒋先生，早订下走下一步棋的腹案，经国甫卸行装，政治行情高涨。

蒋先生先召开九全会议，作为内阁改组的序曲，接着行政院改组，提名财长严家淦，继陈辞修组阁。

陈患十二指肠溃疡，历有年矣。一九四八年由东北回南京，转沪疗养，住虹桥医院，施行胃部手术，发现肝脏中度硬的。一九六三年，肝疾复发，养病高雄大贝湖，健康每况愈下，召开内阁会议，均扶病出席。

生理状祝，辞修先生早不堪繁剧，精神上，更其烦躁，贵为副总统兼行政院长，坐二望一，但实权和名义，相距甚远，好比为夹心三明治。上焉者，处处要请示蒋先生，下焉者，要向经国低头。

陈军人本质，一向发号施令，且以果断闻名，处此尴尬境遇，内心之苦闷，盖可想及，因而，影响病情。开完一中全会，向蒋先生坚辞院长兼职，蒋先生批示“辞职缓议”，给假一月，暂予静养，经陈再三坚辞，蒋先生“勉强”接受。

经过这段过门，陈去严来，新闻界喻为“黑马”，事实诚是事实，可惜，很多人忽略了蒋先生的心思。

台湾土地面积虽小，出将入相的人才，说得上济济一堂。蒋先生慧眼独锤，一个唯唯诺诺的严静波，不可否认，有私字的成的。

严家淦，江苏苏州人，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一九0五年生，比经国大五岁，下面是《联合报》写的经历简介：

“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也就是中国对日杭战的第二年，他担任福建省建设厅长，从事地方建设，在艰困中举办小型水力发电，兴建道路。民国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调任福建省财政厅长，首创田赋征实制度，曾经中央嘉勉，并推行于全国各省，对于支持战时军粮民食，有很大的贡献。

他在福建省担任财政厅长职务五年之久，至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初，当中枢新设战时生产局成立后，就调他到重庆担任该局采办处长，办理美国租借法案及中英、中加两借款案物资事宜，曾两度赴印度洽运重要物资。

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杭日战争胜利后，奉派代表经济部及战时生产局，首先飞往南京，在何应钦将军下，协助办理受降接收事宜，历时月余，在台湾省光复前夕，即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到达台北，接任台湾省长官公署交通处长，兼交通部特派员，民国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调任台湾省长官公署财政处长，兼台湾银行董事长，策划建立台湾省财政金融制度。至民国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台湾省政府成立，任省府委员兼财政厅长，主持台币改革，对于稳定物价，获得特殊绩效。

民国三十九年（一九五0年)初任经济部长，兼美援运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司年三月改任财政部长，开始推行现代预算制度，厘定财政金融政策，整理各项财税法规，收效甚宏。

民国四十四年（一九五五年），他继俞鸿钧先生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兼省保安司令，并兼行政院经济安定委员会主任委员及行政院国军退除役官兵就业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严先生平素对人谦和，治事严谨，生活朴素，他常勉励部属，当某一件事发生争执时，心里要记得八个字‘退一步想，易地而处，。他认为不能希望每个人的性情、思想、意见完全相同，每个人都有个性，我们毋宁要发展这种个性，以达成多面特殊的成就。但因各个人意见不同，相处在一起时，难免发生争执，如果人人能‘退一步想，易地而处，，那末无论什么事都可以化干戈为玉帛，化戾气为祥和了。

他并要求部属最好能‘公尔忘私’或是‘先公后私’。他认为凡是能遵守‘先公后私’、‘易地而处，这两句话的人，一定是愉快的人，也一定能做愉快的事，对个人、对国家，一定有所贡献。”[7]

细读这一段经历，静波先生“功在党国”，做人方面，则“治事严谨，生活朴素”，达到完人的标准。

我们体谅新闻人员的苦衷，跟风为环境所逼，所以，听不到反对的声音。和官方宣传正相反，严的才具、建树，连勉强及格都很困难。充其量他只是个循规蹈矩的政客，无条件服从的yesman（唯唯诺诺的人），张群、魏道明型的大官僚。

做台省主席期间，一般耳熟能详的批评说他是“好人，不是好官；是好国民，不是好公仆。”

有段关于他拘谨不负责任的故事，经杂志揭载，曾传诵一时：

“去年西班牙戈耶画展举行前，中央暨省级有关机关均拨助少许经费，外交部更竭力襄助，因戈邓画展系中西文化协会主办，正当中西二国邦交积极开展之际，为促进中西文化交流，襄助玉成，自属义不容辞。中西文化负责筹备戈耶画展之范君，曾书就呈文，透过私人关系往谒严主席，请拨款（只是三两千元之事）襄助。

主席满口‘好的，好的’，然后在呈文上批示：

‘交教育、财政两厅核议’。公文旅行多日，经教育、财政两厅核议的结果：‘似可照准，惟因经费短绌，如何之处，呈请钧裁’。上行下效的推回主席办公室，范君再谒主席，又是满口‘好的，好的’，并再批交该两厅二度议核。这么一件芝麻绿豆大的事，尚且迟迟不决，其施政大端可想而知。有人认为这是严氏过去多年来所养成的拘谨习惯，虽荣膺主席，但此一习惯，却无法改变口”[8]

这个故事的精义，在于说明严家淦遇事推事的本领，和张岳军的名言“原则同意，技术研究”，半斤八两，蒋先生，口口声声，要革除官僚政治，他偏偏喜欢这类官僚，原因无它，为自己的利益服务。

党内资历，除是“忠诚的国民党员”，七大始当选为中央评议委员。九大，临时抱佛脚，升为中央常委。其难服众，显而易见。

宪法规定，行政院长人选，由总统提名，咨请立法院同意，如果立法院诸公，稍露不满，一九四九年，居正组阁受阻的先例，照样历史重演。幸严挨家逐户，登门作揖，兼国民党中央，发动组织机器，强迫支持，立法院这一关，轻舟强渡，顺利抵岸。蒋先生为什么看中这位“新人”呢？说穿了，见怪不怪。我们认为的严的缺点，正是严的优点，严没有野心，没有班底，庸庸碌碌，是汉献帝型，也是林森型。天时、地利、人和，使严因缘际会，扶摇直上。

严静波新阁一登场，次一步内阁局部改组。各部会人事，依例提请国民党中常会通过，所谓“通过”，并非靠投票决定，如党章所规定的“少数服从多数”。总裁交议的事，人人赞成，常会的功能，有民主之名，而无民主之实。

绕了这么大的圈子，目的为经国的上升，找个陪衬而已。严家淦接到指示，提名太子为国防部副部长，做数学家俞大维的副手。新闻报导，经国事先一无所知，那天他在合欢山休憩。但和他一道的，却又是他的前任，国防部副部长梁序昭上将，[9]益见假戏真做之不易天衣无缝。

俞大维九年前出长国防，弹道专家最大的长处：（1）不过问内部人事，因此和任何一位参谋总长和睦相处。（2）他是真正的文人，符合宪法精神，除了跑美国争取军援，即是去金门，慰问驻军将士。

派经国去国防部担任俞的副手，我们可以看出蒋先生爱护儿子的苦心孤诣，以小蒋的能力、经历，他无须屈居他这位亲家的名分之下。

其次，经国本身是政务委员，政务委员为不管部部长，和俞在内阁中的的量，完全等同。派甲委员担任乙委员的副手，体制不合，除非先免经国政务委员的兼职。

蒋是不肯尊重法制精神的，唯我独尊，为所欲为。

经国呢？一踏进台湾五角大厦的门槛，先把政见诉说一番，[10]似乎，也没有把他的上司放在眼里。

走完过场，经国扶正，那是第二年一月的事。一月十三日，总统明令：

“行政院政务委员国防部部长俞大维，政务委员教育部部长黄季陆，政务委员经济部部长杨继曾请辞职，均应予照准。此令。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国防部副部长蒋经国，另有任用，应予免职。此令。

特任俞大维为行政院政务委员。此令。

特任蒋经国为国防部部长，阎振兴为教育部部长，李国鼎为经济部部长，均并为行政院政务委员。此令。”

内阁改组的曲折，参阅《联合报》的一篇特写，字里行间，趣味横生：

“国防部长俞大维的计划，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这位做了十年国防部长的弹道专家，最近决心挂冠的原因，是由于他所患的糖尿病，影响了他的健康，同时右耳也聋得比过去厉害，因此他决定向严院长保荐他的副手蒋经国先生。严院长虽然恳切的予以慰留，但他的去意甚坚，他向严院长表示，他在国防部已经整整十年，也该换一位比他年纪轻一些的人，来接替一下，他告诉严静波说：他的亲家蒋经国将军（按：俞大维的公子为蒋经国的女婿）比他能干得多，他并且说：他推荐蒋经国将军，并不是由于他们是儿女亲家，而是因为国防部需要蒋经国这样能干的人。最后严家淦乃接受了俞大维的辞呈，但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请俞继续留在内阁中，担任政务委员。

俞大维这次请辞，并推荐他的副手继任他的职务的消息，经晚报发表后，外间的反应，至为良好，人们相信，能干而且负责的蒋经国将军，由于十几年来他与三军的历史渊源及其卓越贡献，包括他先后在国防部总政治部、退除役官兵辅导会，以及国防部副部长任内的辉煌成就，现在主持国防部，实是最理想的人选。”[11]

俞大维告诉记者的一段话，有真有假，似真似假，如果纯为了健康，他挂冠的“决心”，早该下了，把位知名的弹道专家，放在国防部长的位置上，且一放“十年”，糟蹋人才，莫过于斯，除非，蒋先生早有打算，作为经国上升的过渡。

大维是个聪明人，蒋先生的心意，怎瞒得了他，乐得顺水推舟，严家淦虚伪地“恳切慰留”，慰留功败，以政务委员作附带条件。只能说，是戏！戏！西方人永远也弄不懂的东方政治哲学。

事实上，内举不避亲，象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约翰·肯尼迪，任命乃弟为司法部长，他就没有什么顾忌。阿根廷的庇隆，任命庇隆夫人为副总统，菲律宾的马科斯，派太太做大马尼拉市长，从未躲躲藏藏．蒋先生奉行渐进主义(lncreme11tal15m)兼受封建传统的束缚，才这么瞻前顾后，进退失据。

外间反应“良好”，应是诚挚之词，一方面人心求变，一方面相信，只有经国出来，真能做点事。

六十年代中期，过去台湾一潭死水的局面，的确在变，且变的速率，有日益加快的趋势。

经国出任部长的第二个月，陈诚副总统去世。[12]

陈的人望，仅次于蒋，大陆沦亡前，畀以保台重任，出任台湾省主席。实施三七五减租，使耕者有其田，整饬吏治、安定最后根据地，是他前期的功绩；两度组阁，为台湾的经济繁荣扎基，是他后期的贡献。

宪法规定，如果总统病故，副总统依法继承，出现下列情况，经国的政治前程，肯定将是另外一番景象。

．蒋先生不幸于五十年代去世，陈诚继任，经国能否顺利从陈氏手中接过去，那就连上帝都无法预知的变化。

．陈氏一八九八年出生，去世时不过六十八岁，假如他的健康情况，允许他益寿延年，活到八十三岁，蒋先生归天时，他堂堂正正地坐上总统总裁的宝座，轮到经国承继，小蒋已七十衰翁，英雄迟暮。

．陈诚健康如常，蒋先生固可把他自副总统的宝座上拉下去，以严代蒋，但内部团结，将出现巨大裂痕。

天夺其志，陈一死让贤，经国稳步接班，无以名之，时也运也。

陈卧病期间，蒋先生两度探视，他的心情，悲喜交集。老战友遽而亡故，悲悼出自内心，为儿子的事业打算，阻力自动消失，莫非人助天助？

经国仅发表一简短的谈话，他说：“陈副总统逝世，在国家和党来说，是无可补偿的重大损失。在我个人来说，尤其是失去追随了近三十年的导师。”

有人认为，这是经国的鳄鱼眼泪．主要来自外间多年的传说。

“你大概也听到外面说我和经国冲突的谣言，这完全是匪谍在挑拨离间，散布谰言。稍有常识的人，都能分辨绝无可能。从当前处境及奋斗目标来说，团结就是力量，静则安定台湾，动则反攻大陆，都需要集中举国意志，团结一切力量。从总统爱护提携培植我来说，我一定要做一个最忠实的干部，感恩图报，鞠躬尽瘁。在总统领导之下，完成复国大业，凡有损这神圣任务的，绝对不容许其发生。从经国个人的才具与努力来说，这几年，他的辛勤建树，值得夸耀，无论军中政治工作，无论退除役官兵辅导工作，无论青年运动，他都做得有声有色．清清楚楚摆在大家眼前，我只有尽量帮助他，使他有更多的机会，也是使他负更重的责任，让他发挥更大的才能，俾国家得到最高最大的利益。我和他还有什么可争可夺的。[13]

敌人最怕我们团结，一定要千方百计来制造我们内部纠纷，希望我们内部冲突、摩擦、矛盾、斗争，我和经国都负着相当责任，故共匪也集中目标于此，不断地散布我们二人间不协调的谣言。你回到香港去，如遇到此种谈论，可以说明此乃子虚鸟有。”[14]

政治家的否认与承认，往往认真不得的，我们只能姑妄听之。外间传说，活龙活现，固找不到史料引证，陈氏虽去世，经国还活着，很多回忆录之类的旁证，恐怕短期间，无法出笼，因此，我们仅能引用中国官场的一句老话，“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来泰然处之。

陈、蒋有冲突，毋容讳言。冲突的内涵，可能是性格的、思想的、政策的。他们本来代表两个不同的派别，不同的对立力量（Force），各人都有旺盛的意志，强烈的事业心。

陈历史悠久，资历雄厚，为蒋股肱之臣，经国后起之秀，为蒋氏哲嗣，年龄相差十二岁，很多看法上，产生“代沟”，本无足为奇。

蒋先生在两者之间平衡，有时候，比较偏向爱子，使杠杆的另一端上扬，以私灭公，人之常情。

经国派特务机构，监视副总统兼行政院长，未免过分滥用特权。陈还以颜色，在政治部要求的经费方面，予以克扣，稍失长者风度。

陈的权力超过经国，一方面感到嫉妒，因此杯葛谣言，相互交攻，譬如说陈某次邀胡适、梅贻琦、蒋梦麟、王世生四人，相偕南下中坜、台中，参观农复会的建设成就，马上传播出“高山四皓”的谣言，[15]播弄是非，附会构陷。

胡、梅诸位，是隐士，也负重望，但台湾的政局里，谁是擅政的吕后呢？蒋在世一天，陈诚能有林彪的胆量吗？

经国手下如王升、江国栋之流兴风作浪，无事生非，扩大对立面，自合情合理。

坐上国防部长的位置，经国已彻底掌握台湾的军权。根据“国防组织法”，军令、军政系统的管辖权，向由参谋总长和国防部长分享，这一制度，仿效美国，其用心在文人领军。[16]可是，什么制度到了中国，就象淮南的桔子到了淮北一样，大变其质。俞大维做国防部长、参谋总长，权倾一时，现在经国出任，参谋总长等于部长的幕僚。

体制上，国防部长文职，如由军人出任，必须办军职停役的手续，查遍资料，没有经国卸任军职的手续，换句话说，他仍旧是陆军二级上将。

一九六五年九月，经国三度访美。这次，系接受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的邀请。

“这次蒋部长访美，究竟与美国政府谈了些什么主要问题，新闻上未见有半点透露，从蒋部长与麦克纳马拉部长的联合声明上，也找不出什么两人会谈的实质内容，‘所有这次蒋部长与美政府的磋商内容，都被高度的保持机密，在美国的报纸上，连臆测性的文章也不多见，只有蒋部长在单独接见《华盛顿邮报》记者访问时，作了一些属于背景性的谈话。”[17)

这段评论性的报导，说了等于没有说，事实上，也没有什么机密可言。访美是台湾的主动，公共关系（Public Relation）的性质，远胜其它。

经国所负的使命，大致是一九六三年的翻版。唯一不同之处，那次官居政务委员，现任国防部长，美国的总统，由肯尼迪换了约翰逊。中共爆破了第一颗原子弹，海峡两岸的均势，出现逆转。

第二年三月，台北进入每六年一次的政治季节，第四任总统选举，因陈诚去世，需要产生新的形式的继承人。

这幕戏，比严家淦组阁，热闹多多。

向例，国民党中常会先行开锣，确定人事政策。下一步国大启幕，选举正副总统。

为了确保领导中心，总统候选人是谁，不问可知。至于谁是副手，稍具头脑的人，押严家淦的注，十拿九稳。但既是演戏，必须演得情节逼真。

三月六日，蒋先生告诉出席三中全会的党员：党尽一切可能提拔新进，中兴以人才为第一，然后又恳切期望党中央另行考虑总统候选人的人选，让他专心负责党务和军事。

投票前夕，招待全体国代的餐会中复称：

“我本来希望国民党同志不要提名我为候选人，因为才德兼备、对国家人民有贡献的老同志很多。但是，最后大家仍然推我，我感到很惶恐。我今年已经八十岁，再连一任，还不能反攻，怎对得起国家？此次国民大会，乃是反攻前的最后一次会议，我们必须把握对局发展的枢纽，俾完成历史的使命。此外，我本来希望民、青两党亦能提出总统副总统候选人，可是他们很客气。一党提名，未始不是一种缺憾。”[18]

提拔“新进”，自然要排除元老级的张群、孙科、何应钦等人，专心“党务和军事”。国代餐会中的一席话，根本是违心之论。

但蒋私下又向张群表示：希望张做副总统候选人，有名的老狐狸张群，赶快推说年事己高，建议选七十岁以下的人为宜。

中央社扮演道具的角色，发张、孙、何、严等四张照片备用，煞有介事。

蒋先生的锦囊，其实早被人识透了。只是报纸的报导，故弄玄虚，抄在下面，供读者共赏此今世奇观。

“由蒋总裁提名在三中全会投票通过哟国民党籍第四任副总统候选人严家淦，昨天下午六时在复兴岗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答复本报记者询问：他什么时候才知道他将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时说：在蒋总裁正式宣布提名之前，他本人毫无所悉。以崇法务实，处事周详著称的严家淦所说的话，是可信的。因为在昨天下午三时以前，三中全会连选票都还没有准备。当大会开会前，蒋总裁临时邀约张秘书长岳军及中央常务委员，征询提名意见后，才决定提名严家淦先生。

严家淦被提名以后，蒋主席曾说了两句意义深长的话，他说：‘严家淦同志的长处，正是我的短处，我的长处，也正是严家淦同志的短处。’这是颇富有哲学意义的话。

投票开始后，严家涂自己投了一张空白票，因为他自己未进入圈选处，即直接向票箱中投入。另外有一张是废票，因此他的得票率应是七十三分之七十二。

中央委员以七十二票之多数票选出严家淦为副总统候选人，显示了党的真正团结，和党的力量，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另外党内的元老所显示的风度，也是令人欣慰的，特别是张岳军先生，在开票后他很尊重副总统候选人严家淦，在晚间聚餐时，他已经把第二个位子让给严家淦。这种尊重制度和职位的风度，固然是岳军先生的泱泱大度，也是中国政坛上最需要的风度。

严家淦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国人颇有清新之感。人们更敬佩蒋总统之‘大公无私，用人唯才’和‘提拔新人’。因为人们知道严家淦在政治上，不属于任何派系。他初到台湾时，仅是省府的交通处长，十多年来，由于他的卓越表现，乃由处长、厅长、部长、主席，而行政院长，这种情形，在过去政坛上，是很少见的。”[19]

《联合报》的社论，把提名结果说成“反攻复国最后胜利的奠基”，下面是段更有趣的妙文。

“由上述以论，这次蒋总统的提名严家淦先生为副总统候选人，我们更可以深深体会到其用心的深长，谋国的忠荩。因为这充分显示了唯才唯德、不次擢拔的廓然大公精神，打破传统，栽培下一代的为国择人态度。我们深信，由于这次蒋总统之俯顺典情，候选连任总统，睿智抉择，提名严家淦先生候选副总统，以及国民党三中全会一致拥戴总统连任，热烈通过副总统候选人提名，则本月国民大会正式选出蒋公为总统、严家淦先生为副总统之日，也将是未来历史家写下此乃中华民国获致反攻复国最后胜利莫基之时。”[20]

提名枯燥乏味，国大投票选举，小有高潮。

“国代”来势汹汹，一派主张积极争取四大民权中的创制，复决两权，与立法院分庭抗礼，一派希望改设“常设机构”，供代表们经常活动，变无给职为“有给职”，[21]总而言之，是为了争权和争钱。

选举主席团，已闹得不可开交，趣闻处处。一位民社党的代表，暗发起签署，要代表们推举经国竞选副总统，被“有关方面劝止”。[22]

严家淦列席国民大会，作施政报告，却又缺席质询与建议。立委魏惜言在立院提出质询，问他根据宪法何章何条？列席国大备询。

不少代表，狮子大开口，要严院长（行政院长）答应福利条件，否则传出空气，将出现“难产”。

投票日，共发出选票一千四百一十七张，收回一千四百一十六张。过半数当选，严得七百八十二票，可疑票占六百三十四票，引起废票标准的争辩。致国代翟宗涛和“政治和尚”于斌，大吵一场。

于斌：废票认定标准第四项规定，不圈在候选人姓氏上端，致不能确定被选举人者，及第五项记入其它文字或符号者，才算是废票。因此，画两个圈的或三个圈的，不算“其它符号”，而且候选人只有一人，并不至于无法确定被选举人。所以，多打圈的，应该算有效票。

翟宗涛：怎么可以这样解释？依常规就是画一个圈，其他的都算废票，你这种认定法算哪一国的？

于斌：怎么不能说？这好象打作文成绩，画一个圈可以，画两个圈三个圈更好嘛！多画圈表示更支持。而且，我参加过各种会议，有的国家投票赞成就是打x，为什么不行？

翟宗涛：讲话要于法有据，一定要让严家淦光荣的当选，该投第二次票就投第二次票！

于斌反驳：什么于法无据？要依法的话，只有监察员可以决定，我不过和别人私下研究，你有你的意见，我有我的看法，我不跟你吵！[23]

严得票数，不如国大连署的人数，且一党提名，别无对手，出现险胜镜头，无以名之，党内有反对派，名义上，反对严家淦，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箭头其实是对着蒋先生的。

严家淦副总统兼行政院长，换汤不换药，蒋先生行年八十，他随时可应中山先生之召，经国继承的布局，全部就绪。

经国虽然是内阁阁员之一，他的时代，悄悄地来临，院长先生，不过庙堂里的神像，历史的齿轮，向后转到二世纪，严家淦原来是刘协[24]再生。

“政治，有时很严肃很残酷，有时也很滑稽很幽默，好象一场精彩的卡通，使人忍俊不住。”[25]你说不是吗？

注释：

[1]建交日期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2]卜少夫著《莺歌事件之启示》，香港《新闻天地》，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二日。装甲兵代理司令赵之华，在湖口装甲兵基地，煽动起义，官方从未公布详情。卜少夫称为“莺歌事件”，谅系传闻失实。卜文说：“从二月初起，台北的外国通讯社曾发出两三次关于装甲兵团的一位军官煽动‘叛变’的电讯，综合所有电讯，我看不出是一件有计划的事件，比较具体的一些报导，是一个军官召集数个单位的司令官开会，会上他激昂地痛骂政府中某些官员，接纳‘两个中国’要大家跟随他去驱逐这些人。一位政工人员在场以枪制服了，此案被捕者约三十人左右…。’

[3]一九六O年晋升为陆军二级上将，日期不详。

[4]国防部副部长，由特任或上将担任。见夏宗汉著《由蜕变的角度去看国府国防部改制草案》，香港《明报月刊》，第150期，一九七八年六月，第14页。

[5]曹聚仁著《采访新记》，香港创垦出版社出版，一九五六年一月，第254页。

[6]《纽约时报》当时的记载。

[7]台北《联合报》，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一日，第二版。

[8]罗伯特著《严家淦主台十四个月》，香港《新闻天地》，一九五五年九月三日。

[9]《蒋经国任国防部副部长》，香港《新闻天地》，第840期，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一日，第19页。

[10]《新梦、新人、新情势》，香港《新闻天地》，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日，第7页。该文说：“在他年前出任国防部副部长以来，就以节约建军为号召……。”

[11]于衡著《行政院改组前后》，台北《联合报》，一九六四年六月十四日。

[12]陈诚于一九六五年三月五日，肝癌病故。

[13]台北《联合报》，一九六五年三月六日。

[14]卜少夫著《敬悼一位诚实的政治家》，香港《新闻天地》，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七日，第893期，第8页。

[15]同[14]，“商山四皓”是秦末汉初避乱于陕西商县南山的四位隐士：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用里先生。汉高祖死后．吕后擅政，以其嗣惠帝为傀儡，奇*書$网收集整理“四皓”支持正统，力斥外戚，是当时政治的幕后人物。这四位老人因负有众望与影响力，以对抗“诸吕”简言之，是支持刘邦继承人的社会贤达。

[16]同[4]。

[17]徐怕勋著《蒋经国访美成就》，香港《新闻天地》，一九六五年十月十六日第922期，第7页。

[18]商岳衡著《严静波险胜辅弼之选》，香港《新闻天地》，一九六九年四月二日，第7页。

[19]台北《联合报》，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二日。

[20]同[19]。

[21]《国代行情看涨吗？》，香港《新闻天地》，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九日。

[22]吴屏箴著《国代会场无限风光》，香港《新闻天地》，一九六六年。

[23]吴屏箴著《求用新人、苛求新人》，香港《新闻天地》，一九六六年四月二日。

[24]汉献帝的本名。

[25]柏杨著《中国人史纲》上册，台北星光出版社出版，第360页。

23蒋经国时代

七十年的台湾上空，阴云四起，一股自美洲大陆吹送去的寒流，凝聚不散。

中华民国最忠诚的盟友—美国，外交动向上，有异动的趋势，尼克松总统于就职演说（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日）中暗示，将与北京修好，同月二十七日的记者招待会中，希望恢复华沙会谈。

另一个使台北感到不安的事实是，第一百三十五次与一百三十六次会谈间，相隔仅一个月，国务卿罗杰斯说，将来会谈的地点，可能改在美国境内或北京举行；

跟着，尼克松政府采取一连串的行动，向中国示好。计有：

．国务院于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一日宣布，六类美国人可以观光身的访问中国大陆；从海外归来的美国公民可以带回价值一百美元的中国大陆制品。

．国务院于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九日宣布，美国

公司可以与中共进行非战略性商品的交易，早先所定的限制美国公民携回中国大陆商品价值的规定加以废止。

．国务院于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承认，美国第七舰队舰艇在台湾海峡的巡逻已由定期改为不定期。

．白宫于同一天宣布，美国反对提供一中队F－4D型飞机给中华民国。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分别于一九七O年一月二十六日与二十八日投票通过，在军事援外法案中，将原供台湾购买前述一中队F-4D飞机用的五千四百五十万美元经费，予以删除。[1]

这些不平凡的迹象，台北当局愈来愈感到疑惑和不安，甚至忧虑。刚做行政院副院长的经国，乃奉父命，在“邀请”的名义下，五访美国。

此行任命，共为下列各项：

（1）台湾急于想知道，美国在华沙会谈中，它将作何种让步。所谓拟议中的“和平共存协定”，究系何指？

（2）要求美国重申，支持中华民国在联大包括安全理事会的席位。

（3）假如北京再次攻打福建外海的金门、马祖，尼克松是否信守艾森豪威尔任内，参院通过的决议案，提供援助？

（4）向美国提出对台独分子的关切，和更新军事装备问题。[2]

华盛顿虽向经国发出邀请函，也以隆重的礼节接待。诚如沈剑虹大使所说，这可能“是尼克松向他在中华民国的友人”一种“道别”的方式。

四月二十二日，经国和基辛格举行第一次单独密谈。事后沈剑虹问他，基辛格是否带给他任何重要讯息，“他只笑笑，未发一言”。尼克松、奇 -書∧ 網蒋正式会晤，“尼克松很有札貌的倾听，但是未作任何承诺。”[3]

五月十一日，罗杰斯致函参院外委会主席霍尔布莱德，表示国务院“对废除台湾决议案与其它三项决议案的建议案没有明确的意见。”

美国外交的态势，已非常清楚地表明，要改变历史了。

四月二十四日早晨，邀约台北各报驻美记者，同进早餐。餐点是特制的寿桃寿糕，借以庆祝他六十岁华诞。席间，恺切致词，强调“国家的处境虽然很困难，反共复国的前途，还是充满希望与光明。”[4]

九点散会，即驱车华府近郊的安德鲁(ANDREW)空军基地，飞往纽约，继续他的官式访问日程。

十二点十五的，在布拉萨大酒店前，发生阻击谋杀事件。这天是星期五，幸而还不是十三日，据一位现场目击记者的报导，是这样的：

“蒋副院长是于十二时十分离开下榻的庇尔旅社，在警车开道下，坐一辆专为迎宾的‘林蒙生’长形黑色桥车，驶往布拉萨酒店。庇尔旅社座落在酒店的左前方，仅距两条街之遥，副院长原拟步行前往布拉萨酒店出席美东工商协会（Far EastAmerica Council of Commerce＆Industry）的餐会，虽然有人告以有捣乱分子在希拉萨酒店示威，副院长本人毫不介意。

中午的曼哈顿闹区，交通十分拥挤，只是两条街之距离，在警车鸣笛开道下，也走了约五分钟。记者的采访车紧随在车列中的第四辆位置，当十二时十五分抵达布拉萨门前时，即见约有二十五名学生（台独联盟）站在对街，手持标语向副院长座车狂喊乱叫，这个时候，也有不少纽约市民围在四周观看。

布拉萨酒店正门，有八级有红色地毯的台阶。蒋经国车抵门前，即由国务院自华盛顿派遣随同前来纽约的两名安全官左右护从，以及纽约市警察局的两名便衣警探殿后，步上台阶。正当副院长走完台阶将要进入正门之际，突有两名“台独分子”自正门两侧的大理石石柱后迅速闪出，分由两旁冲过警卫，图谋不轨，随在副院长后面的便衣警探之一亨刊·苏尼兹（Henry Suare）一把将自左边窜至的黄文雄抓住，但一眼又瞥见黄文雄手中握有手枪，遂立刻向另一便衣警探詹姆士·沙德叫道：‘注意，吉美，这小子手上有枪。’说时迟，那时快，蓄意行凶的暴徒黄文雄已举起手枪，瞄向蒋副院长身后，而蒋副院长此时正由守卫推动扇形转动门向内走去，该暴徒几乎是前脚跟后脚的向内跟进，正在千钧一发之际，两名警探也已迅速扑到，詹姆士·沙德首先自腋下以擒拿手法擒向暴徒黄文雄引机待发的右腕，使枪声起处，子弹遂偏高射出，由于暴徒正在转动门的两扇玻璃折门之间，子弹乃穿门而入，嵌入旅社内楼大餐馆的墙上木壁中，副院长化险为夷，未遭暴徒所逞。待该暴徒挣扎着还想冲进旅社发射第二枪时，另一警探苏尼兹已用脚将转动门顶死，使暴徒夹在门折缝里动弹不得，另两名警卫遂会同沙德将凶徒缴械制服。

另一个涉嫌伙同行凶的暴徒蔡成竹（郑自才之误）在此同时，亦被两名警卫人员以擒拿法压倒在地。该凶手曾向警卫挥拳拒捕，记者见警卫毫不容情地以警棍向其头部猛击，致该凶徒血流如注，一副眼镜被打碎落地，警卫将其制服后，更将其头部压在路旁的石板上，直至警车将其载走。”[5]

经国访美的过程，在美国新闻记者眼中，算不到一件大事，倒是尼克松、蒋会谈当天，拉菲亚公园内“台湾独立联盟”发动的抗议示威，稍受注意。遇刺不遂，反而变成全美电视、报纸，最热门的新闻。

消息传到台北，当地时间是午夜零点三十分，蒋先生早已就寝，他的反应，报刊略而不登。老人闻讯惊喜交集，应是合理的推测。

两名凶手，（台独联盟称为义士）均来自台湾。三十二岁的黄文雄，就读纽约康奈尔大学，和他同年的亲戚郑自才，业建筑师。

他们的动机，非常明确，借暴力手段，杀害蒋经国。没有小蒋的台湾．立即面临继承人的危机，国民党政权即使能幸存一时，动乱不安，势所难免。因为，蒋先生是年八十四岁，失去爱子，将无法承受那样突如其来的沉重打击，培养新接班人，时不我与。

“台独”把这天称为“四二四事件”。经国虽有惊无险，大难不死，事后追忆，余悸犹存，如不幸成为安藤利吉第二，将不仅是个人的悲剧、蒋氏家族的悲剧，可能是国民党的悲剧。

经国是基督徒，也许他归结为主的保佑，佛家则为因果之说。不管是哪种情况，险则险矣，何在，黄郑二位，稍为沉着冷静一点，他能逃此大劫吗？

出事当时，经国临危不乱，事后，表示“不足介意”，希望地主国从宽发落，是否出于他的内心？其从容不迫的气度，和“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领袖气质，至少甚获各方赞许。

尼克松变脸，经国已闷闷不乐，东部自由派的报纸，发言倨傲，外加盛气凌人，《明星报》的一篇社论，就非常挪揄地，奚落这位远东的盟友。它说：

“但是国民党的统治，假使是有效的话，依旧是外来的，几乎和日本人五十八年的占领，同出一辙。以国民代表大会为例，一千四百四十六名代表中，台湾人只占三十二席，尽管政府努力把省籍人士引进地方政府，内地官员仍有效控制上层结构。所有提高台湾民族主义的尝试，悉遭无情的扑灭，主其事者，即是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那个加过冕的前秘密警察头子。所以，蒋经国成为可能与‘台湾独立联盟’有关的暗杀对象，毫不足奇，这个机构，很多台籍旅美人士，暗中予以支持。

尼克松政府所能做的，已经做了：包括道歉，增加安全措施，和不停地检讨美国的对华政策。”[6]

表面上，美国政府不支持“台独”，可是彭明敏在调查局严密监视下，神秘失踪，到瑞典斯德哥尔摩打个转，即前来密歇根。报章杂志，因不受政府的控制，有时候，又巧合地一鼻孔出气。这类文章，相信经国看不到，否则，比尼克松的告别式，更为难堪。

跑完全程，途经东京，经国于五月一日，重归故土。

抵达台北的时间，上午十一时，国际机场，出现万人以上的欢迎场面，新闻报导，说是“数年来全国各界欢迎出国归来之政府首长最热烈的一次”，诚非虚言。［7]

“热烈”的原因，与他遇刺有关，举岛上下，感到经国安危，和他们切身利益的紧密联系。正如蒋先生一九三六年，由西安回到南京那次一样受人爱戴。政府当局为了表示内部团结，促进民众的爱戴。正好利用此一时机，向劫后荣归的未来领袖，转达拥护之忱。《联合报》说：“这是历史上一种新力量的勃兴，一位新政治家的崛起。”至少，部分反映出，台北当时的人心。

纽约枪声，如果说有什么正面意义，则莫过于，把经国的时代向前大力地猛跨一步。

新时代看不到光明。无风无雨的好景，终成历史的追忆。代之而起的政治口号，为“庄敬自强”“处变不惊”虽被很多人引为笑柄，但“变”字是未来十年的历史重流，蒋先生“以不变应万变”的办法，再无法适应了。

一九七O年十月，加拿大承认北京，和台北断交。跟着联大席位，发生动摇。美国过去曾连续十年，使用延期战术，即当此问题提出时，使其不能在大会中认真地讨论，获得成功。后来，改为“重要问题”，再维持十年。可是，随着北京外交成就的进展，这一设计，已不复有效。

一九七一年九月，美国以“双重代表权”的新战略，期保持台湾在联大的代表权，同时又宣布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权。十一月，僵持了二十二年之久的中国代表权问题，顺利解决。合北的困窘、惶恐、 仿徨，以及愤怒，可想而知。但也同时给国民党高层的乐观派、保守派，当头棒喝，让他们从梦幻中醒过来，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放弃幻想，面对现实”。

就在被逐出联大的几星期内，除了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的会籍以外，台湾实际上已从联合国所有有关或附属机构退出。数月间，二十几个国家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中华民国的驻外大使，纷纷下旗归国，外交部被讽刺为“绝交部”。[8]

再一步使台北更难堪，更寝食难安的大事，是尼克松翌年二月的中国之行，那个“改变世界”的一周。美国再三保证，华府与台北间的关系，没有任何情况会因尼克松访问北京而改变，美国也不寻求台北与北京“和平解决”的方案。但尼克松、周恩来发表的《上海公报》，台北却认为“是一件极不寻常的文件”。特别是提及四次的“关系正常化”这个名词，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的外交官文书用语。

九月，北京和日本建立外交关系，台湾在远东区最重要的对象据点，再度失落。

外交上的颓势，和一九四八至一九四九年，大陆沦陷前的军事形势，几乎完全相类似。唯一的区别，非战之罪。老实说，蒋先生的外交成就，当年败而不

乱败中求存，能维持二十年之久，已是空前奇迹。

好在，外交是内政的延长，外腐并不足以致命，只要没有内溃，仍可“我自巍然不动”。

转眼，第四届总统任期届满，台北势必把六年前的旧剧本，搬出来重演一次，老演员，旧剧情，自然没有什么新奇的感官上的刺激。勉强算得上新场景，一是大会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修订案；一是提名经国出任行政院院长。送立法院的咨文说：

“行政院院长严家淦，恳请辞职，已勉循所请，予以照准。兹拟以蒋经国继任行政院院长。蒋员坚忍刚毅、有守有为，历任军政要职，于政治、军事、财经各项设施，多所建树，其于行政院副院长任内，襄助院长处理院务，贡献良多，以之任为行政院院长，必能胜任愉快。爱依宪法第五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提请贵院同意』，以便任命。此咨立法院。

总统蒋中正”

六天后，立法院以三百八十一票的最高票，行使同意权。平常出席院会的委员，维持半数（二百人左右），这天到了四百零八，“几位身体不太好以及年事太高的委员”，都“一早到了立法院”。旅港四位委员，特地从香港飞到台北。

各方对经国期望之殷由陶百川先生的一段话，略窥端倪：

“蒋经国先生在此时此地出任行政院长，可说是受命于‘危急存亡之秋’（仍引《出师表》），不仅要安内攘外，简直须旋乾转坤。任务的艰巨，恐非一般人所能想象。但如果真能加强廉能之治，恢弘志士之气，则国基永固，四海归心，他日以仁击暴，得道多助，国事固大可为也。”[9]

说得具体一点，是经过突来的“大地震”后，台湾上下普遍的觉醒，寄望于经国，新人新政，救亡图存。

新阁不仅阵容新，气象新，活力也新，平均年龄六十一点八岁。人事调整，亦非过去那种打麻将扳庄的作法，彼此轮流，而是彻底换班。非但改中央，亦改基层。五月三日《联合报》的一篇社论，作了详尽的说明：

“第一是如我们所期望的，这次的人事调整，幅度较大，而同时及于台湾省政府及台北市政府，有力的象征了我们所说的‘新阶段的行政院’的意义。

第二是进一步起用与征召了本省籍俊彦，担任国家重要政务。如副一院长、内政部长、交通部长、台湾省主席、台北市政府，都是当前国家行政的重要据点。现概由本省籍人士出任，固是恢宏地方志士之气，共赴国难之道；亦有力的显示了台湾复兴基地的时代意义。正所谓地不的南北，人不分畛域的号召。而台湾省政府的由省籍人士首任主席，尤可激发本省同胞为桑梓服务，提供贡献。

第三是新阁人事的安排，或则见其新人的延揽，或则表示人才的新发掘，或则是人与事的新配合，又或则是对专家学者的重视，一开始便有一新观感，一新气象的功效。

第四是新阁人事不少为由地方出任中央要职者，如高玉树、林金生、李登辉、张丰绪氏，都是政府拔摧长才的行动。尤其张丰绪氏由一县之长而跃任特别市市长，更见政府破格起用人才的至意，也反映了蒋院长的求新求行决心与魄力。”[10]

经国做副院长的时候，和戴笠做军统局副局长一样，实际上当家做主的就是他。严家淦虽是个供奉的神像，毕竟要供着，不宜过分喧宾夺主。何况，蒋先生只是半退休状态。

“香蕉案”[11]大快人心，外贸会主委，中英银行总裁徐柏园，因而丢官。事件发生，尚在副院长任内，他自己不爱钱，也最恨官员爱钱，就任院长，是放手大干的时机。所以，在他提出的“十大革新”号召中，廉能政治，高占榜首，且先从他的令亲王正谊着手。

王曾任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局长兼中央公务人员购置住宅辅助委员会主委。因涉嫌士林外双溪中央社区工程舞弊案，贪污美金十三万七千五百元，经国下令沈之岳收押侦办，经过三次庭讯，判处无期徒刑。(12)

如果，蒋先生继续当权，刑及王太夫人的亲属，办得到吗？

海关副税务司兼稽查主任白庆国，贪污受贿，判处死刑。

高雄市长杨金虎贪污，被判五年，杨妻加倍，刑期十载。

革除贪污的同时，禁止兼职，各部会首长及政务委员，纷纷辞去公私机关兼职，绝无情面可言。

经济方面的事务，经国原是外行。陈诚去世之前，没有他插手的机会，但是发展经济，为台湾未来唯一的生路，外交虽频遭挫败，假使继续保持高水准的经济增长，人民安居乐业，则无虑分歧分子的挑战和北京的统战攻势。

他的经济思想，散见其言论，从中可理解其经济决策的基线，吴立朝曾予以归纳，兹节录如下：

．自由制度，他说：“我们的经济社会，是架构在自由经济制度的基础之上。我们尊重人民意愿，保障合法权益，维护自由贸易，在谋致经济繁荣的各项努力中，政府与民间，同为主体，同作贡献……。”

．统合平衡，他说：“我们策进经济建设的策略路线，注重于：农业与工业的均衡发展；公营事业与私人企业的合理分工；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的同时并进；资本形成与资源供应的适当分配与运用……。”

．平等公开，他说：“政府的财经措施，不能仅从增加经济增长率高低来评断其得失，也要从其措施是否足以扩大或缩短贫富的差距来衡量。所以我国政府今后财经政策一定要以促进所得能有较平均的的配为目标。”又说：“今后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除国防，外交两部门外，悉交立法院公开审查。”[13]

简言之，以自由经济为手段，均富为目的，全部实现，当然不容易，做到八成，已非常出色。

体现上列经济思想的具体步骤，荦荦大者，如下列方案：一九七二年九月，宣布“加速台湾农村建设的新措施”，拨款五千万美元，作为加强农村建设之用。主要工业快速增长，农村劳力外流，农业呈衰退现象，任令发展，将影响全局。翌年十月，宣布九大工业建设计划，它们是：南北高速公路、台中港、北回铁路、苏澳港、石油化学工业建设、高雄大钢厂、高雄大造船厂，铁路电气化和挑园国际机场。[14]

九项工业设施，投资总额为六十四亿美元，筹措如此庞大的资金，即非易事，但经国说：“就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史实看来，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本身没有重工业和基本建设的基础，经济发展一定会受到影响和滞碍。”“所以，我们在未来五年中间，要为经济建设奠定一个重工业和基本建设的基础。”

事实证明，没有当年的远见和魄力，后期经济的起飞，和工业产品结构的升级，那就是缘木求鱼。

经国的一项信念，“如果我们勤勤恳恳地为老百姓做事，我们是不会完蛋的。”所以，一面从事经济建设，一面降低国防预算，从百的之八十的最高点降到百的之四十八点九（一九七四年）。

一九六五年，美援终止，而外贸年年高涨。一九七二年，出口增百的之四十八，进口增百的之四十七，总数六十亿美元，两年后的贸易额，升至一百四十二亿美元，国民平均收入，由一九七二年的三百七十美元，增至七百美元（一九七四年），在亚洲仅次于日本、香港与新加坡。

外销产品，过去以香蕉、凤梨等农产品为大宗，改以工业产品取代，工人工资，获得提高，机器设备，更新换代，由劳工密集，渐变为资本密集。

七十年代的经济顺境，最重要的是，增强了经国经济发展的信心。江西时代，虽然，雄心勃勃，尝试过各种建设计划，究竟限于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条件，欲求大成，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一九七四年，因中东石油危机，出现世界性的经济萧条。台湾经济，深受冲击，经国剑及履及，及时定下“当前经济措施方案”，经济增长，固降为零增长，受伤害的程度，亦降到最低。

我们试看《纽约时报》记者窦奠安的评述：

“台湾的经济行情一直到一九七四年世界经济因高油价而出现萧条为止，平均年增长率为百分之十，已经减缓蒋院长应付国际地位低降和北京威胁的难题。这个海岛发现到，即使没有外交承认，仍然能从事商业往来和维持非官方的关系，生活水准的提高，人民感激。油价提升，出口减少，使得一九七四年的经济增长降到零点，但是，台湾的因应能力，比别的国家强得多了，失业人口，并不很高。本地人对经济情况，略呈不满，较大陆居民的预期，则进步得多。”[15]

经国掌舵，经济上可得满分，殆无疑问。于民主宪政的推行、人权的保障、言论自由的开放，则差强人意，某些方面，勉强及格，某些方面欲进又退，出现开倒车的现象。

兹以《大学杂志》的出现，为分水岭。

如陈鼓应教授所说“国民党在台湾的政治体制基本上是南京时代的延续，‘政治流动性极低，国民党的整体性格更趋军守’”[16]，因唯我独尊，它成了“司令之神”和“福祸之缘”，凡任何人的言论、行动不合乎它的“路线”，随时可以大祸临头。

一九六八年三月四日，写杂文出名的柏杨（郭衣洞），为调查局逮捕。导火线微不足道，只为了金氏出版社的一幅漫画－《大力水手》。

《大力水手》原刊《中华日报》，该报副刊，由柏杨妻子艾玫主编，按理这位作家不应该负连带责任。但是在原稿上找到柏杨的手迹，[17]于是用引证法，加以株连，以“侮辱元首”罪，捉进官里，进而扩大，再送上一顶“推行匪方文化统战工作”的“金箍帽。”

柏杨百口莫辩，军事检察官引用《触犯惩治叛乱条例》的第二条第一项，第八条、第十条和“军事审判法”第一百五十条，提起公诉，判处徒刑十年，送绿岛执行。

孙观汉博士的一段评语，读者不妨参考：

“几乎在柏杨判刑入狱的同时，警备总部开始软禁另一位作家李敖，一禁禁了一年两个月。最后，以‘涉嫌叛乱’罪，押到保安处，交军法审判。先判十年，又改判八年，这位深通史学的硬汉，‘在庭上一直一言不发’，法官问他为什么不说话，他说：‘耶稣受审时，他也没有说话。’凭心论，李敖的文字，再泼辣、再凶狠，除了《文星》封杀以前的那篇《我们对‘国法党限’的严正表示》的社论，对国民党略有不敬，枪口瞄准的也不过四组的谢然之。李敖下笔很审慎，他的自制工夫，超过雷震和殷海光，分寸掌握得很好。[18]

而且，自《文星》被禁后，他再没有发表文章的园地，他早是一个缴了械的勇士，靠收买天母美军的旧电器过日子，对这样才气纵横的‘跛脚鸭’，何必一定要使其变成猎物呢？

比柏杨、李敖案发较早几年的是殷海光案。殷先生是个坚决的反共分子。但‘他的反共思想，系从自由、真理、人道主义出发’，而非‘为一党或一个政权的现实得失出发’。由此项分歧，激怒当局。

先逼殷先生辞台大教职，强迫接受教育部的聘书，派警总官员投送。一九六六年九月，土地银行董事长萧铮约殷去参加为奥国经济学者海耶克（F. H. Hayek）的座谈会，受‘便衣人员’的阻止，殷问：‘这是谁的意思？’对方说：‘政府的意思。’

继‘封口’‘封笔’‘封耳’之后，实行禁书和经济制裁，殷著《中国文化的展望》，甫经出版，当局一纸命令，以‘淆乱视听，影响民心士气’为理由，查禁没收。[19]

一九六七年，殷先生患严重胃癌，加上经济困难，美国某著名大学伸出援手，聘他来美从事研完工作，当局拒发出境许可。”(20)以上只是比较为人熟知的三个例子，没有确切证据，支持外界的指责，这些罪过，全有经国的份，但经国控制着台湾的情治单位，他手里操着生杀大权是客观的事实。即使，他一无所知，很多罪恶假他的名义而行之，背黑锅的仍然是他。

从思想的根源上，研究当局胡来的成因；这种病态的产生，一来是封建的余毒，一来是党化思想的病菌，蔓延扩散的结果，殷海光先生《政治的神经衰弱症》一文说：

“不仅如此，共党是我们的敌人。在‘共党意象’背后，遂隐藏着‘敌人意象（enemy-image)’。于是，‘共党意象’一经扩大，‘敌人意家也随之扩大。在这种心理状态下，若干标尚反共者就把他们视作敌人的人看作共党或其同路人。同样认为罪大恶极，同样视为眼中之钉，一概当在铲除之列。这样一来，他们满眼都是敌人。满眼都是敌人者，觉得天下之人对己没有丝毫善意，人人可疑，事事可虑，因此其内心常在高度紧张状态中。内心一常在高度紧张状态之中的人，情绪无法维持平衡。情绪无法维持平衡的人，对人对事也就无法产生健康的判断。从不健康的判断出发来对人对事，又常觉人人不可靠，事事不顺眼。这么一来，就成为一个恶性循环。恶性循环一经形成，便成为一条牢结不解的铁链子。这条铁链子把这样的人士死死套在里面，让他们在里面兜圈子，象走不出迷津（maze）的老鼠一样，无论怎样都不能从这自造的心理死结中自由解放出来。”

一位文学家，感慨系之的说：

“非常奇怪，对任何一件影射到它的好事，充耳不闻。未必是影射到它的坏事，必定非向自己身上套，穿凿附会，惊恐万分。”

情治党工人员的低能，不学无术，和上级推行的过分保护主义，相互结合。连续了达五分之一个世纪。

台湾关心国事的知识分子，要不噤若寒蝉，要不备尝迫害之苦。

这样的局面，在没有外力的冲击下，诚然可以好恶我自为之。进入七十年代，“由于国际局势的激荡，经济社会结构的变迁，及知识青年的大量涌现”，过去的顽固军守，再无法适应新时代的新形势。因此，当局因应，出现“保钓”运动发展成的“自由化运动”，进而“政治改革运动”。

运动产生的背景，据陈鼓应的的析：

“经济发展固然给台湾社会带来了很大的繁荣，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政治问题——有受民主政治教育的新生代知识分子纷起要求较多的民主与合理的改革。加之国民党政权本身的历史包袱，因循苟且地拖到七十年代。它的‘合法’统治地位因着国际身分的变动，而面临重大的危机。一九七一年十月，它在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席位为中共的北京政府所取代。从此以后，世界各国纷纷转移他们的外交承认。

在内政方面，三十多年来一直维持着大陆时代的中央政府体系，‘中央民意代表’继续连任形同终身职，他们早已丧失了反应新的社会情况的功能了。因此，它作为民意机关的代表性以及由之而产生的政府合法性也越来越引起怀疑并受到挑战。

一九七一年发生钓鱼台岛事件，是为触发青年变革要求的契机，也为新生代向元老派挑战的成熟时机。

台湾东北方的一系列小岛，在历史上一直属于中国的领土，并且台湾的渔民一直使用着它们。但是由于在那儿发现为石油地带，因此日本竟宣称要加以占有并属他们所有。一九七0年底美国归还琉球时答应将钓鱼台列屿转交日本，由是激起海外留学生和岛内大学生风起云涌的保土运动。

面对日本欲占据钓鱼台岛的举动，国府缺乏具体的对应行动，并对知识青年的爱国运动给予诸多的牵制。因而这一保土爱国运动遂由对外反抗侵略转而对内革除弊政。

当保钓运动的方向由外向内移动时，在校园内，学生运动发展为：自由化运动与社会服务运动。在社会上，则由各大学校友为主（包括大学里的青年教师、归国的留学生及新兴青年商人等成员），以《大学杂志》为发言台，推动着政治改革运动。”[21]

自雷震判刑，《自由中国》停刊，将近十年时间，台湾的言论界，进入冬眠期。《文星》月刊甚至是非政论性的刊物，亦遭封杀。但以杨国枢为首的新生代，突破现况，重登言论广场，他们毫不畏惧地表达意见，“呼吁国府权力机构的调整与革新，要求重新改选‘中央民意代表’”。

一九七一年十月，杂志的主要成员张俊宏、陈鼓应、许信良、丘宏达、杨国枢等十五位知识分子，联名发表《国是诤言》，对当前政治提出共同主张。

接着是《国是九论》，同期陈鼓应发表《开放学生运动》一文，台大举行“中央民意代表”应否全面改选的盛大辩论，听众踊跃，校内校外，风起云涌。

当局一反常态，非仅没有压制，且予鼓励支持，一九七0年十月经国派秘书长张宝树，通过张绍文的介引，邀请陈鼓应、王晓波等举行座谈，彼此沟通，相互交流。经国自己，以救国团主任身分，纷纷召见青年学者和学生领袖，听取他们对国是的意见，提倡“青年要多讲话，青年要关心国事”等号召。

用中共的术语说，这是台湾知识界的“鸣放时期”，也有些捷克在亚力山大·杜布切克主政，实行自由化时期的活泼开放继或称为“台湾之春”。

热烈讨论的主题为：争取参与权；要求言论开放；抨击舆论垄断；呼吁解除戒严令；呼吁人权保障等等。

其中若干点，触及国民党的要害，过去不许提，不敢提，国民党的容忍、开明，的确超出无数人的意外。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早春呢？认真观察，那是经过巧妙设计的高招，即“政治艺术”之谓。

经国能继承父亲的权力，而不能继承父亲的声望。国外容易，多跑几次东京、汉城、曼谷，多亮相，知名度就逐渐高升。在国内，要慑服人心，特别是知识界，就要靠处事作风，政策效果，他的形象，一面是官方蓄意制造的“青年导师”，一面是民间自然形成的原型－“恐怖人物”。

改变此一形象的办法，是利用台湾面临的危机时刻，有限度的开放言论，知识界能有宣泄情绪的机会，它就不可能过分积怨于政府，而找其它发泄的途径。

国民党内的元老派，不尽服膺经国的领导，他正好利用青年一代求变的心理趋向，向元老派摊牌夺权，排除阻力。

利用这机会，为国民党僵化老化的官僚层，吸入新血。李钟桂、施启扬、关中等，因而摇身一变，扶摇直上。

经国凭这几下惠而不费的措施，马上声名大振，观感一新，他被海外一位学人，称为“伟大的政治家”，并说“蒋经国先生为台湾的政治领导带来了一个崭新明亮的新象征”。

这位先生，还举了两个实例：

“二、三年前殷海光先生遗孀能出境来美定居，便得之于经国先生之亲自批准。殷夫人访美第一站，来西雅图舍下，亲口道及此事，我们也很感激。以后殷海光嫡传弟子之一，曾任台大哲学系讲师而是台籍青年的英锐之刘福增先生，也得蒋氏特准，而能排除猜踏，得遂留学深造的宿愿！”[22]

中央研究院院士许淖云先生，甚至对沈之岳发出“肯定的赞美”，留下“难忘”的“极深印象”。[23]

‘冶大哲学系师生事件”，或“民族主义”座谈会，当局能从宽处理，未始不是改变观感的做法。

然而，早春三月，不管多么喜人，终经不起西伯利亚横扫的寒流。

《一个小市民的心声》在党报《中央日报》刊出（一九七二年四月），强烈意味着，当局开始收了，该文借批驳陈鼓应对学生运动的论点，抵制革新思潮。当局为了扩大这种意识流，“前后印行六十万册，广泛的发到军中、学校及公营机构，令中学生写报告”。

由《一个小市民的心声》引起的一场论战，当局更是不安，连原任职中央党部的张俊宏，亦被解职。政治气压低迷，初期的改革运动，暂告段落。

总的来说，这一段时期的蒋经国时代，有正有负，负大于正。

注释：[1]沈剑虹著《使美八年纪要》，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第6页。

[2]同[1]。

[3]同[1]。

[4]作者应邀在场。

[5]杨镇著《蒋经国遇刺目击记》，香港《新闻天地》，一九七0年五月九日。

[6]“Washington Star，，April 25, 1970．

[7]台北《联合报》，一九七0年五月三日。

[8]江南著《放弃幻想，面对现实》，《台湾日报》，一九七0年。

[9]同[7]，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廉能之治与志士之气》。

[10]同[7]，一九七二年五月三日。

[11]香蕉案主角是高雄青果社理事主席吴振瑞，于该社二十周年纪念时，大送真金果盘，打击对象徐柏园。

[12]伍三思著《王正觉失足千古恨》，香港《新闻天地》，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13]詹立朝著《台湾经济的稳定与成长》，香港《新闻天地》，一九七四年五月十一日。

[14]《蒋院长行政工作口头报告》，台湾《中央日报》，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第三版。

[15] Tillman Durdin, "Chiang Ching-Kun's Taiwan" Pacific Co-mmunidy. Oct. 1975.

[16]陈鼓应著《七十年代以来台湾新生一代的改革运动》，香港《中报月刊》，一九八二年四月。

[17]孙观汉编《柏杨及其冤狱》，香港文艺书屋出版，第27页。

[18]李敖著《千秋评论》（一），台北四季出版公司，一九八一年九月出版，第133页。

[19]黄展骥著《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香港《明报月刊》，一九六七年六月，第二卷第6期。

[20]《政治神经衰弱症》，台北《自由中国》，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日。

[21]同[16]。

[22]谢文著《从海外遥望：蒋经国在合湾象征什么？》，台北《大学杂志》一九七三年七月，

[23]同[22]。

24继位

经国就任行政院长的第二个月，蒋先生因感冒引起肺炎，即迁入荣民总医院。这一住住了一年四个月。

一九七二年春天三月，老人动过前列腺手术，后转为慢性前列腺炎的宿疾。

阳明山一次意外的车祸，蒋总统的健康，从此一蹶不振，一九七四年十二月，感染流行性感冒，再度发生肺炎，“并且由于治疗慢性前列腺炎而长期使用抗生素药剂，以致细菌抵抗药性增加，治疗颇为费事。”第二年元月，发生心肌缺氧症，经急救转危为安。

病情毫无起色，据医疗小组的报告指出：

“腹部不适，同时小便量减少。医疗小组认为蒋公心脏功能欠佳，因之血液循环不畅，体内组织可能有积水现象，于是授以少量之利尿剂，此使蒋公排出500cc之小便。下午四时许，小睡片刻。(1)

四月五日，下午八时一刻，病情恶化。医生发现老人‘脉搏又突然转慢，当即施行心脏按摩及人工呼吸，并注射药物等急救，一、二分钟后，心脏跳动及呼吸即恢复正常。但四、五分钟后，心脏又停止跳动，于是再施行心脏按摩、人工呼吸及药物急救，然而此次效果不佳，心脏虽尚时跳时停，呼吸终未恢复，须赖电击以中止不正常心律，脉搏、血压已不能测出。

至十一时三十分许，蒋公双目瞳孔已经放大，急救工作仍继续施行，曾数次注入心脏刺激剂，最后乃应用电极直接刺入心肌，刺激心脏，但回天乏术。”[2]

十一时五十分，这位主宰中国之命运达五十年的“军事政治家”（soldier statesman)与世长辞，享年八十九岁。

临去前，台北上空雷电交加，倾盆大雨，经国称为“风云异色，天地同哀”。民间传说：蒋总统应天主之召归天，那就和说他是乌龟精一样荒谬无稽。

蒋夫人和经国，一直在病榻边照料，以至泣别。

遗嘱于周前，先行准备，要义如下：

“……务望一致精诚团结，服膺本党与政府领导，奉主义为无形之总理，以复国为共同之目标，而中正之精神自必与我同志、同胞长相左右。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为余毕生之志事……”[3]

若真依宪法行事，蒋公应于一九七二年，医生鉴定他短期间无法处理公务时，宣布辞职，或由副总统代理。但是，蒋公非但没有这样做，连他的病情，都属于高度机密。

从他的心理去捉摸，有生之年“非达成国民革命之责任，绝不中止！”即革命无退休论也。其次，希望儿子有更多的时间，从容接班。

新闻局唯一关于蒋公健康的公报，是老人家归天两小时以后的“医疗报告”，死亡改用“崩殂”，更是不折不扣历代皇朝处理帝王的笔法。

四月六日起，中华民国，历时一月，国丧期间。

国民党中常会召开临时会议，作成两项“重大决议”[4]：

其一，严家淦副总统，根据宪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继任蒋公遗缺。

其二，经国以从政主官同志身分，向中常会提出辞呈：“经国不孝，侍奉无状，遂致总裁心疾猝发，遽尔崩殂，五内摧裂，已不复能治理政事，伏恳中央委员会衿念此孤臣薛子之微衷，准予解除行政院一切职务，是所至祷。”中常会责以“效死勿去”，“衔哀受命，墨续从事。”

中常会这两项“决议”，十分荒唐，严家淦宣誓就任，法有明文，无需常会多此一举。

经国因父丧辞职应向新任总统提出，因行政院长非党内职务，如辞国民党中常委，那又当别论。阮大仁就法理观点，提出疑间：

“况且即使党决定予以慰留，其仍须向新任总统提出辞职。党的慰留只是表示党支持其留任，并不表示新任总统亦予慰留。虽然严家淦总统身为中常委，在常会中亦表示希望蒋经国留任，但是严家淦总统与严家淦中常委的身分不同，虽然同是一人，两种身分的法定地位不同，严家淦中常委的在党内的意见不能取代严家淦总统在宪法上应有的权力。”[5]

阮进一步指出：

“国民党籍的其他阁员没有与蒋经国行动一致，一起向党内提出辞职，此示内阁无总辞之意。况且院长留任，并不表示内阁不可能局部改组。因此全体阁员都应该向严家淦总统（不是严家淦中常委）辞职。

蒋经国提出辞呈时，国民党中常会决定慰留时，蒋中正已死，严家淦尚未就任，国府并无总统，无人可以慰留行政院长，而行政院长也无从提出辞职。

虽然在宪法上并无明文规定行政院长在原任总统死亡时，应向新任总统辞职，蒋经国未向严家淦辞职不算违宪。但由以上几点去看，蒋经国在严家淦未就任前，一人因父丧而向党辞职，充分显示其不欲向新总统提辞呈，内阁亦不欲辞职。

我不愿去猜测其动机，在国丧期间能快刀斩乱麻地安定政局可能是必须的，但我要指出来，若是强有力者如蒋中正任新总统，则断无这种和稀泥式的内阁留任办法。”[6]

丧葬事毕，国民党全体中央委员于四月二十八日，召开会议，修改党章，推举蒋经国担任主席。

总裁名义，为了借申哀敬，予以保留。因此，国民党党史上，自孙中山以后，党魁的称呼，三易其名。

修改党章，只开中全会而不开全国代表大会，固省却不少麻烦，却为国民党的组织法所不容。阮大仁批评说：

“为什么国民党不能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来修改党章，而要以中央委员会全会越权修改？固然召开全代会比较费时，但是党权名义上定于一尊并不是燃眉之急。我不认为其它的中常委们会利用这空当夺蒋经国的党权，名义上的集体领导，不但合于党章，而且对历史也好交代。我更不认为蒋经国急急于要名至实归，或以此来平衡严家淦总统的权力，严蒋的合作是愉快而且成功的。”

据阮的推测，是“有人要拥立建功”，至于“众多党的元老与评议员们”何以“闭口不言”，他就没有答案了。

总而言之，这些小插曲，在当权派的眼里，无非书生之见，他们急于要“巩固领导中心”，法律或规则，属技术小节。

蒋公之死，刚好和西贡沦陷巧合，气氛的外悲恸，很多人会产生联想，认为美国可以放弃阮文绍和他的越南土地，同样地，会放弃台湾。一个没有蒋先生的台湾，前途将极为黯淡。

福特总统，对蒋去世后的冷淡反应，只拟派农业部长勃兹去台北吊丧，更平添台北悲观颓丧的阴影。

“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的菲律宾、泰国和北京建交，更使经国面临一个新的艰难局面，忧心忡忡。

一度趋于沉寂的岛内言论，乘机而起。那就是只出了五期，但影响深远的《台湾政论》。该刊自认是“民间舆论的发言台”，希望继《自由中国》、《大学杂志》，“在批判官僚制度的行径上，在闭锁的环境中所造成的诸种不合理事象，发挥‘扫除脏乱’的功能。”[8]

《台湾政论》的成员，大部的是台省籍人士，观念上持有较强的地主主义色彩。所以，文章取向，置于省籍政治机会和权力的配的不平衡上，抨击国民党，要求改造国会，公平选举。

此时此地，对这些文章的尖锐和破坏性，极敏感，但并未立即采取封杀行动，处于观望阶段。

王拓论《水浒传》那篇文章，特别是《评宋江的领导路线》是御用文人，指为“与匪唱和”，其实与北京的“批水浒”风马牛不相及。可是，相当程度上，批评到国民党的统治机构。

第五期，言论升级，恰巧是台湾选举期间，其中五篇文章，冲破禁忌。那是姚嘉文的《宪法国策不可以批评吗？》，郭雨新的《被遗忘的社会－人道主义所不能容忍的军眷村问题》，陈鼓应的《早日解除戒严》与《读〈蒋院长说〉》，均属说不得的问题。而邱垂亮的《两种心向》，更“情节严重”。

文章报导钢琴家傅聪的谈话，传说：“……大陆沦陷前的国民党专制腐败，太多的国民党员骑在人民头上只想当皇帝。现在，国民党在台湾，恐怕还有不少党员紧紧抓住孔子的皇帝思想，争权夺利……”和另一位柳教授的谈话：“……中国大陆再也没有以前百万人饿死的大饥荒和乞丐满街、破烂畸形的社会形态，大陆人民现在普遍比以前生活得好。大陆社会普遍比以前平等，再也没有富商巨豪和剥削广大农民的大恶霸

大地主，都是事实，没有否认的必要……”他认为台湾是一个贫富最不均的社会。他举出渔民和盐民的穷苦来证明他的论点……他认为国民党半个世纪以来的政权完全依赖少数的特权阶级和严酷的独裁统治……对魏镛、沈君山、丘宏达等人的“革新保台”，他认为纯粹是国民党统治阶级的愚民政策，目的是在延长他们的专制统治……对“台独运动”，他认为对台湾的政治革新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根本无助，只会延长美国帝国主义在亚洲和台湾的侵略。他相信台湾人民要想“当家作主”只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是在台湾本土人民武装起义推翻国民党的独裁政权，第二是台湾人民团结起来奋斗争取早日和祖国和平统一。[9]

这些话在台湾公开发表，当局一口咬定是为匪张目，犯了“煽动他人触犯内乱罪”，《台湾政论》被封，邱垂亮禁止入境。

国民党人接受当年《自由中国》的教训，对言论的控制，再不敢掉以轻心。《大学杂志》时代，基于政权的需要，略事开放，已一天星斗，稍有疏忽，后果可虞。于是当局重现铁腕，迅速后转。

一九七六年二月，宣判白雅灿无期徒刑。白在选举前，散发传单，提出二十九项问题，其中最闯红灯的是，要求蒋经国公布财产。

蒋其实没有财产，他自己从不贪污，他如有雅量，大可一笑置之，但当权派认为领袖最神圣，碰到元首

的事，此例不可开。以“政治煽动”罪逮捕。

五月，逮捕台籍著名人士颜明圣、杨金海，控以“意图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的罪名，的别判处十二年及无期徒刑。真正的原因，是他们和另一党外知名人物郭雨新，计划召开“国是会议”。

七月，逮捕黄华，黄是《台湾政论》总编辑，也是“从事颠覆叛乱计划”，判刑十年，其余尚有陈明忠事件，牵连二、三十人，黄妮娜被捕判刑。

政治上，一片萧索，仅剩下“沉默的大众”。

经济上，继续繁荣，保持快速成长，民众归心。

但是，和经国过去所标示的经济理想，相去越来越远，深为知识的子所不满，经济发展中的畸形，大致如下：

．是附庸的初级加工经济体系。认为企业集团缺少独立性，生产的计划和利益完全依赖外资股东的意向为准，对于任何资本的再投资，完全是采商业掠夺的心理，他们只求短期性的商业投资，而很少做计划性的工业长期投资。

．财富过的集中到少数财团手上。财团垄断土地投机买卖，且享有贷款、逃税、制造呆帐等特权。

．“国民平均所得”是假象，带有欺骗性。

诸如经济犯罪、资产外逃、商业投机、财团政治等等，毫无疑问为很多经济学者，以及关心民瘼的知识分子所不满。然而一个尽善尽美的经济政策，又到哪里去找呢？

政治言论受到箝制，改向文学发展，一九七七年八月产生乡土文学之争，论战的声势范围，甚至超过《一个小市民的心声》的规模。

陈鼓应分析“乡土文学”的来源，是民族自信心和中国意识的觉醒，两个相结合的产物。而此种“民族自信”，又产生自台湾轻工业成长的基础。

作家们“在民族思潮与关心现实的引导下”，摆脱过去书斋式的作品，深入基层，关心民瘼，写农民、渔民、妓女、小生意人、工人的生活境遇和工作面貌，此类作品统称“乡土文学”或“工农文学”。

它的特点是，写实的、进步的、反杭的，假使不带有色眼镜，当局似无拉警报的恐慌。可是，党官们，神经过敏，竟指“工农兵文艺，台湾已经有人在提倡了！”《中央日报》总主笔彭歌，率先攻击，于一九七七年八月，撰《不谈人性，何有文学》，发表在《中央日报》，点名批评尉天聪、王拓、陈映真等人，硬说：“乡土文学有变成表达仇恨、憎恶等意识的工具危机。”且滥用“阶级理论”，乱舞手中三节棍。

后来，发展成围剿，加入诗人余光中，《中华杂志》的胡秋原，也挺身而出，站到被剿的一边。激辩的重心，由文学的功能，“扩延到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推行所造成的诸种社会问题”。

这件论战的本身，殊无意义，但反映出当权派和既得利益者乱戴帽子、乱打棒子的卑鄙伎俩，以及做贼心虚的歇斯底里症。

“乡土文学”休兵不久，真正使经国胆战心惊的事件发生了－‘冲坜事件”。

有关“中坜事件”起因的分析，众说纷纭，惟以夏宗汉先生的见解，最言简意赅。

“因为缺乏强而有力的反对党，所以国民党不会遭受到有组织的挑战，但是也因为反对力量缺少组织，所以会造成众情激愤，不可控制的中坜暴动。而群情之所以激愤，比以往之更不能容忍国民党办理选举的偏私方式，主因在选民已今非昔比，其主流是属于新生代的青年们。”

夏宗汉认为：

“选民已经因量高而渐渐产生质变。配合了经济起飞、生活改善、都市人口剧增、九年国教、工业取代农业等因素，新生代本身具备了欧美国家群众对民主的热情。而在外交挫败，内部代沟日趋严重之时，新生代群众把政治上要求改革的热情灌注于选举之中。”

但国民党领导阶层，非但忽视这一新形势，锐意革新，加速开导，且顽强抗拒，蛮干到底。

事件发生在一九七七年的十一月十九日。原是国民党籍的许信良，因国民党拒绝提名他为桃园县长候选人，宣布脱党。他的对手欧宪瑜，曾任司法行政部调查局职员，欧的经历，显然，在人民心目中会产生反面的影响。

国民党方面，为了面子问题，势在必得，辅选单位，使尽各种非法手段，包括舞弊、警察干涉监察员等。许信良当仁不让，采用麦高文的手法，发动千名青年义务助选员，组织选民。

两股势力，相互加压，终于爆炸。

十一月十八日晚间，传出支持欧宪瑜的流氓以暴力向许信良竞选队伍寻衅的消息，情势已达沸点。

出事当天十点半，两位老人，进入二一三号投票所投票。

负责监选的主任，走近圈票处“你们怎么用印章盖啊？不懂怎么投，为什么不问人？”

“这里又没有人，要问鬼咧！”

范姜新林（监选主任）手伸过去说：

“这个可以投，这个也可以投，还有这个也可以投……”[10]

这位监选员，明显的是在作弊，被许信良的人马抓住，送往警局，类似的案件，亦在它处发现。于是，人心忿忿不平，人潮鼎沸，警察局成为庙会场所。

群众包围警局的消息，不胫而走，警方只好请林正杰帮忙驱散群众。林大声喊着：“请大家散开，这里的事，我们用法律解决！”

群众的回报却是一片嘘声和叫喊声：

“法律有什么用？”

“法院是他们开的，法律是他们的！”

“没法啦！到处在作票！”[11]

政府的威信，法律的尊严，证明在群众心目中，荡然无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国民党选举舞弊的事例，实在不胜枚举，把人心丧尽了。四点左右，群众再难耐心头怒火，开始攻击中坜分局大楼的玻璃，欢呼声、呐喊声，闹成一团。

警局外面的封锁线，发生警民冲突，且越来越激烈，警察抵不住人群的冲击，退到围墙里层，警车因而为群众占有，敲敲打打，视作玩具。

五点过后，保警总队的镇暴大卡车开往出事地点，大约在离分局三十公尺处，被群众团团围住，不久四轮朝天。

天黑以后，所有在场的警车，全都翻倒。七时左右，的局楼下办公室的器物全被捣毁，增援来的保安警察开瓦斯枪了，此时群众已达万人，中央大学的学生江文国，中枪死亡。

这个场面，和“刘自然事件”群众打美国大使馆的热烈火躁，有过之而无不及。

夜晚十点稍过，载满全副武装军人的军车自龙冈方向开往出事地点，群众向兵士喊话：

“老百姓的事，军人不要管！”

“选举不公平，你们知道吗？”(12)

士一点半以后，中坜警局为群众点火焚毁。

一许信良共得票二十二万张，他的对手十三万张，许为了避嫌，群众骚动时，前往台北。

很明显地，国民党咎由自取。即使开票当晚，新闻机构，如能及时公布选情，警局化为灰烬的结局，即可避免，但电视台奉命予以封锁。

国民党军警，在整个事件演进的过程中，奉命不开枪镇压，是经国的高明处，否则，内部省籍间的和平相处，将不可能，进一步元气大伤，影响到安定团结。

二十七年来，国府最大的炫耀是政治安定。紧邻南朝鲜，学生游行示威；南越为僧侣所困扰，疲于奔命；经济发达如日本，不时工人罢工，学生罢课。惟独台湾，归功于戒严法，和严密的特务统治，“西线无战事”，国泰民安。“中坜事件”骤然触发，国民党的上层，慌了手脚，其中不免有些保守的元老派，责怪经国，认为这是七十年的初推行革新运动的后遗症，他们认为，假使蒋先生还健在，这个“二二八事件”的重演，决不可能。

国民党的统治，向以三种力量—军队、党、特务为支柱。但特务们面对汪洋大海的人民群众时，一

无作为，借重军队，军队中士兵的组成分子，台湾占百的之八十以上，要他们镇压自己的同胞，宁可抗命，不愿开枪，强烈反映出军队只能对外，不能对内。在此特殊的情形下，军队失去作为专政工具的功能。

受许信良当选的鼓励，全省地方势力普遍上升，一股新的参政热潮，蔚为风气，由县市长到县议会，很多新生代的人物，投身问鼎，造成一九七八年的选战高潮，党外声势，驾临执政党之上。

“中坜事件”肇因于提名制度有偏差，党工干部，只图私利，私而害公，选举过程中，利用各种严苛的条文法规，和非法手段，压制党外候选人，所以闯下大祸。国民党在沉痛教训之余，不得不采取措施，挽回颓势，因而，奠定未来比较公平选战的基础。

限于法规，不准组党，但党外人士，仍旧以政团形式出现，如“党外总部”。彼此沟通、联合，拟定战略战术，并同时对当前的政治、经济体制，加以深入探讨、抨击。

一般认为是国民党内的开明派李焕，调离组织工作会主任一职，改由军守的王任远出任，王曾任司法部长，参与一九七五年，中央民意的表增补选的决策领导者之一，得以从龙，说明国民党内部的人事组织，因“中坜事件”，作了新的调整部署。

“中坜事件”发生不久，第六届总统副总统选举期近。

前面五届，锣鼓打得再热闹，剧情单调，观众未进剧场，早知情节发展，即使南京那一次，除了孙科、李宗仁那场副总统肉搏战，打得真枪真刀，热闹非凡，台上死拚，台下鼓掌外，总统一职，选而不竞，走个过场罢了。

严家淦，过渡人物，他当总统，没有人意外，下台也没有人意外。反正，中华民国的宪法，不伦不类，既是总统制，也是责任内阁制，好象扑克牌上的老K那样上下一体，经国做行政院长，自然是内阁制，总统是苏州的红漆马桶。等经国扶正，内阁无权，恢复总统制。

第六届总统选举，严家淦鞠躬下台，早成定局，经国出任中华民国第六任总统，为大势所必然。剩下的是，如何把这出戏演得更紧凑，更有戏剧效果。

海内外通电拥护，自不在话下。党内提名那天，经国故意回避，避到金门。妙的是，向全体中央委员竭力推荐经国出任总统候选人的，正是严家淦总统。

经国接受提名后，提名谢东闵为副总统候选人。谢先生出任台湾省主席，过去做过省议会副议长．议长，虽然是台籍，在大陆的时间甚久，且是位好好先生。由谢担任副总统，对外，改变观瞻，杜绝海外台独的子攻击国民党专政的口实；对内，国民党政权正走革新之路，逐渐将统治权移交台籍人士，削弱新生代夺权的号召。

台湾台湾化，蒋先生在世，匪夷所思。高玉树出任台北市长，为情势所迫，是难得的例外，但省主席一职，到陈大庆为止，均系大陆籍的军政人员，亦是公职选举，所以只到乡镇县市长为止的主要理由。

经国组阁，派谢东闵出任省主席，张丰绪台北市长，是一大突破。现在，再迈大步。充的显示小蒋的弹性，攘外先安内的办法。

行政院长，任命孙运璇，副院长邱创焕，同是大陆、台湾，一正一副。万一，经国任内病故，谢东阂接任总统，不过是另一位严家淦，实权操在孙运璇手里。

国民大会诸公，过去一直担心，经国接棒，可能顺从民意，废除这些已老的的中央民意代表，作戏剧性的政治革新。因遵从四项坚持（“中华民国宪法所制定的国体绝不改变”为其一），一切如前，他们自乐意投桃报李，在毫无留难的情况下，投经国一票。使他获高票当选。

环顾现状，经国接班，为大势所趋，全岛上下，几乎无人具备和他较量权力的条件，这是人治社会的通病，非台湾一地为然。

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日，蒋经国先生终成为中华民国宪法上的第三位总统。距离一九三八年，他初次从政，整整四十年，亦如孙中山遗嘱所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那么漫长。

据曹聚仁说，若干年前，经国给一位朋友的亲笔

信上，曾有“共图大业”一语，那时候，曹教授为之不解。保住蒋先生的江山，在台湾大放异彩，局面虽小，毕竟还是大业已成。假使，圈子没有缩那么小，蒋先生一九四九年后，仍坐镇南京，以中国幅员之大，政情之复杂，不仅经国大业，可能仅止于主席（省）、部长，蒋先生是否能做终身总统，却很难说呢？

然而，大器晚成，未免太晚，几乎从他当副部长那天起，过去隆中高卧的日子，一去不复还矣。就职总统那天，各国道贺的使节，少到不足二十人，且都是无足轻重的中南美小国，场面实在非常凄凉。

台北希望卡特政府能派位特使，为这位打打气。美国究竟是国府最重要的支柱，白宫装糊涂，已使台湾感到很难堪，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竟于台北盛曲当天，飞往北京，一叶知秋，夫复何言！

在北京，布热津斯基保证，“卡特总统决心和你们一起克服达成关系正常的路上的残余障碍。”那已是明显不过的征象，台北和华盛顿的外交关系，日暮途穷，连诸葛亮再世，都无法挽回了。经国自华府接获的报告，仿佛若无其事，但总觉得是危言耸听。

靠做翻译起家的沈剑虹大使，就乐观得很，根据一位记者的报导，错误估计了形势。

“美国方面并未认真的以这三个条件，作为中共所提与美国建交的三条件的‘反建议’。中共的三个条件是－美国和中华民国断交、废除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走所有的美军人员及设施。相反的，美国所提出的条件只是卡特通知中共的一种方式，后者不必真正作任何让步．只要静坐等候，美国自然会接受他们的条件”。[13]

另外一个，他持以乐观的理由，是“国会”将“出面制衡”，特别是七月二十五日参院以九十一四对零票，通过的“杜尔－史东修正案”。该案表明，“在任何拟议政策改变将影响到中美共同防御条约效力的持续时”，国会有事先获得咨商之权。

该案规定：

“（1）鉴于东南亚持续安全稳定关系到美国的重大战略利益。

(2）鉴于美国及中华民国在一九五四年订定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下已有二十四年的联盟关系。

（3）鉴于中华民国在这二十四年中，忠实及持续的履行该条约的职责及义务。

（4）鉴于国会有责任在美国签署条约时，给予劝告及同意。”[14]

这位大使先生，显然对美国国会的作用，法律程序，一知半解。殊不知，这个两院（众院后来也通过了）的修正案，对总统并没有拘束力。

伍德科克一直秘密地和邓小平举行建交谈判，沈剑虹非但没有听到半点风声，且在此际，应高华德参议员之约，离开岗位，到美国西南部的“太阳带”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带着太太，去享受阳光的温煦和高尔夫球去了。

沈剑虹这样逍遥，据他承认，是根据下列理由，“认为此举似少可能”：

“（1）当时美国国会期中选举才过不久，卡特政府需要时间来处理美苏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一般认为，这毕竟是一项较为优先的问题。

（2）由于国际安全援助法的修正案已生效，卡特在废除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之前，似乎不可能不与国会领袖磋商，而如果这种磋商一开始，我们即会听到风声。

(3）当时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戴维营和谈陷于僵局，美国国务卿万斯正忙着在国外奔波，至少在一九七九年年初之前，他没有多少时间参加讨论中国问题。

（4）当时美国国会因为将届圣诞及新年假期而休会，大多数参众议员都已离开华府，除非发生‘全国性紧急情况’，卡特不致破坏少数主要国会议员的假期，把他们召回华府磋商－而和中共‘关系正常化’问题的研究不能视为‘全国性紧急情况’。

（5）卡特不是说过他是二度诞生的基督徒吗？他对这段接近圣诞的‘人世和平及万民亲善’期间，毕竟应该给予若干尊重吧！”[15]

一九七一年，台湾“退”出联大，沈剑虹在康涅狄格州一家旅馆高枕无忧，可以说是无独有偶。

大局恶转，作为驻在国的大使，纵无能为力，一年花几百万美元的游说费，如此耳目昏花，则是异数。

最感到难堪的，自推经国总统，事先一无消息，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晴天霹雳。

十二月十五日，台北时间已近午夜，美国驻华大使，奉命有紧急事故，会见蒋总统。时钟指向二时三十分，蒋早在梦乡，但事非得己，宋楚瑜秘书，焉敢怠慢，前往官邸，把经国请起来，经国穿着睡衣，两眼惺松，听完安克志的报告，当场表示强烈抗议。

总统闻讯后的表情，我们可用常识推断，迟早要发生的事，终于来临他感到惊措，愤怒不已，可能再未就寝，五个小时后，召开中常会的紧急会议，下令三军戒备，准备人心的安抚。十点正，发表声明一纸，兹摘其部分，抄录如下：

“数年来美国政府曾一再重申其对中华民国维持外交关系，并信守条约承诺之保证，而今竟背信毁约，此后自将难以取信于任何自由国家。

现美国对借恐饰镇压以维持其存在之共匪伪政权畀以外交承认，实有悖于其宣称维护人权加强民主力量以抵杭极权专制之宗旨。此举无异剥夺中国大陆上亿万被共匪奴役之民众早日重获自由之希望。无论自任何角度而言，美国此一行动不啻为人类自由及民主制度之一大挫折，‘且必深为世界各地爱好自由民主的人民所谴责。[16]

无论国际情势如何发展，中华民国以一主权国家，当秉承光荣之传统，团结海内外军民同胞，继续致力于社会、经济及政治等各方面之改进，忠于国家目标，及听负之国际责任，吾人对国家前途具有充分之信心。

先总统蒋公于遗训中谆谆召示我全国同胞庄敬自强，以完成复国建国之大业。中华民国政府及人民有决心亦有信心，尽其在我，与其它各民主国家之人民共同努力，以对抗共产暴政及其侵略政策，今后自当更加沉着镇定，积极努力，并呼吁全国同胞与政府通力合作，一心一德，团结奋斗，共渡此一难关。中华民国无论在任何情况下，绝不与共匪伪政权谈判，绝不与共产主义妥协，亦绝不放弃光复大陆拯救同胞之神圣使命，此项立场绝不变更。”[17]

官方此一声明，一石二鸟。一面指责美国背信，一面重申过去的“三不”立场，“绝不与共匪伪政权谈判，绝不与共产主义妥协，亦绝不放弃光复大陆拯救同胞之神圣使命。”

台北把美国此举，形容为“最沉重的打击”。稍为回顾一下历史，自一九四九至一九五0年，杜鲁门政府，已将台湾的国府一笔勾销，没有朝鲜战争发生，中华民国早成为历史上的名词。将近三十年，国府一直在华盛顿的扶植下，保住联大代表团，和世界大多数的国家，维持外交关系，现在美国抽腿，五十年代的仿徨迷惘，再度降临。

民间，在官方舆论的操纵下，一直认为美国是台湾最忠实的盟友，如是一百八十度的突变，观念上、情绪上，一时自无法适应。仇美反美的气氛，因而达到顶点。

其实，自上海公报发表后，历时七载，一九七一年，美军留台的人数，尚有万人，美军早逐步撤除，第七舰队，奉命停止巡弋，官方如能够放弃报喜不报忧的愚民政策，"奇-_-書--*--网-QＩＳuu.ｃＯm"断交的冲击力，能降到极低。

而从实际理论出发，美国连续二十五年的军经援助，早仁至义尽。国与国间，没有永久的朋友，没有永久的敌人，为了美国自己的利益，和北京建交，和

信义并扯不上关系。但是，当副国务卿克里斯多弗抵达台北谈判双方未来关系时，民众在官方的怂恿下，仍表现出粗野行为，忘却“君子绝交不出恶言”的中国古训。

绝交使台北产生危险意识。尽管协防条约还有一年的效力，国府忧虑未来的地位，美国断交，其它小国跟进，台北将陷于孤立地位：其次，没有外交关系后的台湾，是否会进一步影响到商业来往？事后证明，情况发展比想象中要好。然而，在当时，这种考虑，并非是多余：

祸不单行，继外交形势的恶化，岛内的民主运动，更令当局坐卧不安，党外人士乘中坜事件之余威，组成联合阵线，很多知识的子如陈鼓应、王拓、姚嘉文、吕秀莲、陈婉真、黄煌雄等，亦跳出空谈的范围，投身实际政治，成群结队的人专学生，参加助阵，激起空前的政治热潮。

其热烈情况，有陈鼓应自己的记载为证：

“选期接近时，党外候选人纷纷举办‘民主餐会’，全岛积极分子会聚一堂，抨击时政，气氛热烈非凡。党外进一步成立‘助选团’以互相支援，总干事是施明德（现以无期徒刑囚禁监狱中）。同时党外候选人第一次提出‘共同政见’，除了要求解除戒严令之外，还要求改选中央民意代表、军队国家化、司法独立化、废除违警罚法、禁止非法逮捕与刑制，此外要求废除对大企业、大资本家的保护政策、实施农业保险、制定劳动基准法及防止环境污染法等等。这些政见，有的是属于基本政策性的问题，有的则是枝节性的问题。

选举期间，传单攻势十分凌厉，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杨青矗的一份传单上，提出工有、工治、工享的主张。‘工有’是指‘分红入股，工者有其厂’，‘工治’是指‘劳资平等，革新工会组织’，‘工享’是指‘提高工资，分享经济成果’。王拓的一份传单上说：‘今天我们的社会财富主要是由广大的农民、劳工、渔民、一切受雇的人，和中小商人、中小企业者以及所有中下级军、公教人员所共同创造出来的。但是，这庞大的社会财富大部分却由极少数的资本家和决策层的官僚集团所垄断！……这样的社会怎么能算是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黄顺兴散发一份《还我民权》的小册子，里面逐条列举事实，说明宪法所赋与人民的各种权利，均被国民党政府所‘蓄意剥夺，。其中另有一节，提出向来都没有人敢提的质问：一九五四年，当时在台湾的蒋介石先生就向当时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说过：我知道的，我要反攻大陆是不可能的了！各位，这份密录是美国国务院在一九七八年六月公开出来的，当时世界各大报纸都刊登过，只有我们这边的报纸一个字都没有提，不但如此，国民党当局对于如此关系重大的问题既不反驳，也不解释……。各位，国民党早在二十四年前就知道反攻无望，却一直借着‘反攻’的需要做理由，用施行‘戒严法’的手段来剥夺我们应享有的民权！

此外，陈鼓应、陈婉真的《告中国国民党宣言》，轰动一时。它抨击三十年来国民党‘虽独揽政权于不坠’，但‘反攻迄无寸展，与国丧失殆尽，自辱国格陷孤岛’，以至有违民族主义：‘动员戡乱又戒严，宪政横遭搁置，民主徒托空言’，以至有违民权主义；‘政权与对阀相结，富商位尊。农工受贱，贫富悬殊’，以至背离民生主义。‘三民’之中，‘民族不立，民权不彰，民生不均’，可见国民党党魂‘失之久矣’！事实上，这份宣言并不如揭露的言论来得尖锐．但未料它却引起国民党的当局的震怒。”[18]

假使，卡特建交的声明，稍延时日，选举照常进行，国民党的惨败，自不待言。幸而断交挽回了国府的面子，蒋经国总统“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乘此危难之际，下令暂停。

“暂停”是一种权宜措施，也叮以说，是情非得已的办法，党外人士，如果懂得收敛，以安定团结为重，那末，余登发被捕，和以后的“高雄事件”应可避免。

国府的原则，不危及生存，能容忍则容忍，一旦向它的统治权力挑战，就会感情用事。雷震的《自由中国》，是人尽皆知的例子。

其奈，黄信介、王拓、姚嘉文、施明德等激进分子，有勇无谋，诚如新闻局出的一本小册子所说：“高估了自己，低估了政府。”

事件的经过，综合如下：

政府禁止组党，但不禁止出刊物办杂志。利用这个漏洞，《美丽岛》杂志一方面以言论争取读者，一方面以刊物名义举办集会。并在全省设立十余处办事处，作为党的变相机构。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日，《美丽岛》杂志向国府情治单位申请登记一个为数达三万人的集会游行，理由是庆祝“国际人权日”。根据戒严条例，五人以上的集会，即需警局批准。这样大规模的集会，且打着人权的旗号，当局一定批驳。

以黄信介为首的杂志方面，表示无法屈服，准也好，不准也好，将照常举行。至此，双方接近摊牌阶段，国府研商对策，杂志方面发动强烈宣传攻势。

十日下午五时，高雄市扶轮公园四周的民生二路、中山一路、五福三路、中华三路及小巷，军、宪、警林立，开始交通管制，禁止车辆入内。

六时许，中山一路《美丽岛》杂志高雄服务处，已有五、六百人聚集，杂志社的工作人员的宣传车，不停地广播，并声称集会照常举行。

六时五分，黄信介抵达高雄车站，据官方说，一位姓常的司令曾与黄会晤，希望大会地点限于《美丽岛》杂志高雄服务处门前，“但不得于会后持火把、木棍或易燃化学物品游行，以免滋扰事件发生。”

常司令并说：“只要参加大会的人不蓄意闹事，治安人员除了在场维持秩序，将尽量不予干涉。”

此说，如果是事实，官方的态度可圈可点，确实是大让步。而黄亦满口承诺，订下君子协定。

六时五十的，《美丽岛》的宣传车出动，沿中山路开往大港埔圆环，因高声播音，看热闹的民众尾随，且越聚越多。最后，达三千人左右。

七时整，大会开始，发表演说、唱歌，并呼口号“打倒特务统治”，“反对国民党专政”等。稍后，黄信介与姚嘉文登上宣传车，致词演讲。

八时十分，姚和施明德，走进中山路派出所，要求四周的治安部队撤离，俾大会能顺利进行，南区警备司令部的张副司令，则认为黄信介未遵守诺言，双方谈判破裂。

群众的情绪，本来不易控制，受到刺激，更易发生反应。八点四于五的，游行开始，人数约四、五十名。均持火把，另有数十人持木棍铁棒，由三辆宣传车为首开道，向中正四路行进。

宪兵奉命阻止，游行队伍即以火把攻击。官方的宣传说，执勤宪兵奉命“被打不还手，被骂不还口”。

九时左右，游行队伍抵达杂志服务处对面的大益饭店，和保警发生冲突。据说，“数十名暴徒这时猛力掷出石头与砖块，然后举棍见到保警就打。保警以盾牌抵挡攻击，保住了上身，脚部即挨棒击；护住了上半身，头、手又挨到无情的棒打，他们因此节节后退。”

十时二十分，宪兵开始镇压，施放摧泪弹，人群逐渐驱散，但仍有数十人继续投掷石头、火把、酒瓶。

凌晨二时三十的，双方撤离，恢复平静。

官方的说法，先暴后镇，党外人士的指责，是先镇后，．这个是非，局外人不易弄得清楚。

比较中庸的判断，国民党有备无患，张网捉鱼，尽力搜集证据，准备算总帐。党外人士，走火入魔，认为，利用群众的力量，逐渐升级，终有使国府就范的一天。

官方事后出了一本小册子，一面之词，理所当然，但仍不无可信的观点与分析，如：

“第二，他们对自己拥有的群众支持有所错估。自从大前年底选举以来，部分无党籍人士即陶醉于拥有大量群众的幻想。这种幻想，主要源于演讲台前的大量听众。他们未能分别出听众、投票者和追随者的不同，他们也未曾体会到大多数民众对现有生活方式的珍惜．与对暴力破坏的厌恶。他们把临时驻足的听众，当作了自己的追随者。他们常说：‘国民党有组织而无群众，党外有群众而无组织。’可见其误解之深。”

很多人对国府不满，那是无容置疑的事实。可是不满与起而革命间，有很大的距离。台湾在国府的统制下，享受经济繁荣的果实，生活富足，安居乐业，谁肯跟自己过不去呢？

黄信介等以“中坜事件”为例，误以为国府未逮捕许信良，自然也不敢逮捕他们黄、姚等人，犯了估计的错误。

三天后的凌晨，当局下令全面逮捕出席高雄人权会的人士，共捕一百五十二人，后陆续释放次要分子。军法审判的结果，施明德无期徒刑，黄信介判十四年，张俊宏、姚嘉文、林义雄、陈菊、吕秀莲、林弘宣各十二年。

被陈鼓应称为“高雄之冬”的“《美丽岛》事件”，就国民党言，是应付内外危机不得不尔的镇压行动。如果国府再让步，星火燎原，这一群众运动，将蔓延扩人到使国民党政权覆亡的地步。不如及时扑灭，通过司法程序，将为首分子，判处重刑，俾收杀鸡警猴之效。

一月三日，蒋经国总统，在国民党的一项会议中，作出下列指示：

“高雄暴力案件的发生非常不幸，这是一桩法律案件，对于涉嫌分子自应依法秉公处理，尤其付于首、从应明确区分，毋枉毋纵。在高雄的暴力案件发生后，政府一定依法处理，今后，不会影响我们推动民主法治的既定政策及决心。民主法治之路，是我们一定要走的路。”

经国先生这段话，不论是否出于他的内心，抑受环境所迫发出来的呼应。他对民主法治的肯定与认同，比蒋先生在世时，已显示出巨大的进展。

随着经济体制的升级转型，文化关系的蜕变演进，未来台湾政局，将更快速地进入全面革新、多元体系的关键时刻。那末，现在的步伐，必须加快，报禁、党禁，应该放弃，戒严法，亦应顺从民意，予以解除。

注释：[1]《蒋总统秘录》中译本，14册，第202页。

[2]同[1]。

[3]《总统蒋公哀思实录》,台北《中央日报》，一九七五年五月。

[4]同[3]，第26-27页。

[5]阮大仁著《台湾内部的几件大事及台局动向》，香港《明报月刊》第115期，第40－41页，一九七五年七月。

[6]同[5]。

[7]同[5]。

[8]陈鼓应著《台湾新生代的改革运动》（上）、（中）（下），香港《中报月刊》，一九八二年六、七、八月。

[9]同[8]。

[10]林正杰、张富忠合著《选举万岁》，美国《台湾言论》社出版，第242页。

[11]同[10]，第254页。

[12]同[10]，第277页。

[13]沈剑虹著《使美八年记要》，台北联经出版公司，第197页。

[14]同[13]，第199页。

[15]同[13]，第200页。

[16]同[13]，第212－213页。

[17]同[13]，第213页。

[18]同[8]。

25渐隐

本书截稿前夕，国民大会正式选出蒋经国为国府第七届总统，得票一千零十二票，较六年前的一千一百八十四票，短少一百七十二票，扣除十张废票，等于说国大的人数，过去六年中，亡故一百六十余人。法统的延续，愈来愈难，决非危言耸听之词。

经国由被提名而最高票当选，得票率达百分之九十九以上，虽说明“众望所归”，未尝不是“台湾民主政治”的绝大讽刺，一党专政下的必然结果。

纵使经国有意谦让，谁能挑得起这付沉重的担子？而能成为台湾继续安定繁荣的中流砥柱，实非易事。因此，“巩固领导中心”这句老口一号，仍不失其现实意义。

二中全会举行前，一度曾有经国是否退居第二线的悬疑和什么人膺选副职的臆测。主要现年七十四岁的蒋总统受长期糖尿病的困扰，健康欠佳，可能不堪繁剧。

一度传说，孙运璇将受青睐，但为蒋身体状况的好转，予以否定。另一传说，孙将被提名为副总统，事实上，蒋虽有心，碍难照办，副总统必须为台籍，乃大势所趋。

台籍政要中，以谢东闵、邱创焕、林洋港、李登辉呼声最高。

如果，谢年事稍轻，蝉联为理所当然，谢自己亦颇雄心勃勃，胜利在望，然修于落选。

林洋港、邱创焕的能力，行政经验，稍胜李登辉，特别是林，头脑敏捷，处事果断，原是接班的最佳人选，不幸名落孙山。

经国作此抉择，一与其个性有关，一为台湾未来政局发展的方向所决定。

李登辉出身技术官僚，且自美康奈尔大学取得高级学位，容易取得华盛顿的好感。其次，李具严家淦的长处，唯唯诺诺，便于蒋过世后，集体领导和新权力架构的推行。

李获八百七十三票当选，较当年严家淦更顺利过关，或多或少地反映出，国代们曲承现实，接受经国台湾“台湾化”的不变方针。

未来六年，经国任重道远，一连串的迫切问题，均需非凡的勇气智慧去筹谋应付，诸如国会重组，调整地方自治，开放党禁、报禁，取消戒严法，以及政治制度化等等。国民党内的元老，相继凋谢，固有助经国迈步前进的动力，但他自己的身体，同样来日无多，更有急迫之感。

上届总统任内，如果我们为他开一成绩单，应是经济A+，政治B。过去六年，台湾经历了战后世界最大的经济萧条。开发中国家如墨西哥、巴西等，个个挣扎垂危，面临崩溃边缘，唯有台湾轻舟强渡。一旦回升，锐不可当，去年的双边贸易达四百亿美元，打破台湾外贸的历史巅峰，这一点上，经国与有荣焉。

正因为生活安定，经济繁荣，国民党始能在去年年终增补选中央级民意代表中，赢得压倒性的胜利（得票率超过百分之七十）。

经济飞跃，连带推动政治方面的开明与进步，若干举措，从西方民主的角度，微不足道，从台湾一贯严苛的极权统治以观之，代表着大幅度的改革，譬如：

—以放逐代替监禁。国民党对付离心分子的一贯手法，是奉送一顶红帽子，由“内调局”或“警总”罗织一些自白式的罪状，交军法审判，判处十至十五年的徒刑，送新店或绿岛入狱、感化。雷震、柏杨、李敖等，即是人尽皆知的近例。但高雄事件后，已一改常态，故陈鼓应、许信良、陈婉真之辈，获流放的机会。此举不能说非中国政治史上一大突破。

—释放系狱三十年的政治犯。这些人失去自由逾三十五载，个个七十衰翁，身心疲惫，无论从法律精神、人道观点，早该开释。现在让他们重见天日，家人团聚，经国恢宏的气度和宽恕的雅量，我们自当予以击节称赏。

—放宽出入境限制。国民党多年使用的杀手铜，是限制一切他不喜欢的人行动自由，出入境管理处，掌握详细的黑名单，凡有幸金榜题名，一律剥夺其宪法规定的迁移和旅行的权利。这条法令，初订于陈诚任东南军政长官的时代。情治单位，承继发扬，拒不摒弃，完全是一种“整人为快乐之本”的心理，殷海光教授已患癌症，当局仍严拒出境。经国掌权，略予放宽，所以殷海光夫人、柏杨、陈映真、杨逵……等，才相继展翅，遨游海外。

—言论尺度放宽。当年台北《经济日报》为了登载记者阮大方所撰关于琉球问题的四篇特写，蒋先生一怒，下令停刊，经羿川人王惕吾挽黄少谷等多方缓颊，始予宽免。经国当政，无复前朝的严厉，《台湾日报》无理取闹，不过下令强迫收买而已。

杂志书籍，查禁停刊的事，虽不绝如缕，“警总”滥用权力，藐视法律的事例，不胜枚举，但言论的尺度，和过去的确有天壤之别，否则李敖的《千秋评论》，今天《给宋长志上一课》，明天《给秦孝仪上一课》，早为当局查禁矣！

—较公平地办理选举。历年公职选举，因国民党党工于部许多不名誉的做法，一直民怨沸腾，秽声四起，政府的威信，固大为跌落，党外的攻击，亦达于顶点。“中坜事件”后，益见改善，这种进步的倾向，半归功于党外人士的争取促进，半得力于国民党人的知过能改的工作作风。

—向极端分子开刀。前总政治部主任王升，四十年追随经国，受宠信之专，环顾左右，不作第二人想，他自己亦俨然以接班人自许，公开场合，表示“‘共匪’最痛恨的是经国总统和我”，可见其狂妄之一斑。

王升利用刘少康小组的名义，结党营私，专横拔扈，成为国民党的“中央文革小组”，经国因病，未予觉察，了解实情后，一纸命令，将其铲除。

王升削权，且流放南美，说明经国的魄力和当机立断的决心。因王去，内部得以和谐团结，经国的声望，更是猛升数倍。从政治的角度观察，经国不愿在他身后，出现全斗焕式的强人政治。未来道路，正是今天的延伸，或许更宽广、更平直。

我们了解国民党政权的本质和经国的政治哲学基础，一个蒋经国的时代，和他父亲的时代，本质相同，手段方法大相径庭，哪怕上面所举的小事，蒋先生在世，绝难想象，进步再小，总是进步。

一个人的思想，与他所成长的环境、后天的训练，是分不开的，经国先生是狂热的马列主义信徒，后来蜕变为国民党党员，主义的内容迥异，统治方式，却有很多共同点。蒋先生口头遵从民主宪政，形式门面上的事，也尽力而为，内心里，行动上所表现的对民主自由的认知以及信念，其实交的是白卷。

经国呢？和蒋先生一脉相承，如果说有所区别，也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之差。

他自己并不讳言这一点，详见其与美国记者的谈话。他对美式民主私下颇不以为然。无论外面如何批评，他仍是坚持他自已的思想模式，诸如五十年代的“以思想对思想，以组织对组织”的观念和行动。“政治部”、“救国团”、“特务机构”是他三个宠儿，所招引的批评责难也最多，和吴国祯、孙立人的冲突，即以此为导火线。究竟这些组织，是否为反共必需的手段？在当时争论不已，即使到今天，仍无众所一致的定论。

唯一能争取别人同情之处，是病急投医，求生存的手段。其次，是传统思想－“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国粹后遗。

承认与否，在别人眼里，经国是位独裁者，那本从苏联携回的笔记簿，一直使他受用不尽。但是，大家当同意，他是位“聪明的政治家”（哈里曼语），一位有良心的独裁者(Dictator with heart)，倒行逆施的事，雅不为也。他随时在关心国计民生，兢兢业业。

苏联学回来的东西，并非一无可取。以接近群众而言，不仅别的国民党官员办不到，即使处处打着“人民”招牌的苏共，也早成历史的陈迹。

他比国府中的任何人，懂得走群众运动的道理，一九四八年，上海经济管制，他的确作了一次大胆地尝试，“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的成立，他寄予极大的希望，也惟有在他的推动下，才能组织起来。后来，虽然失败，乃大势所趋，非战之罪也。

关于他平易的故事，可以编著成书。一九五五年，一位记者，曾写下他自己的经历。

马丁代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常驻中国。江西时代和经国初识，到台湾，再次相逢。他这样写着：

“他几乎没有半点，我们在亚洲所常见的权力象征或排场，他自己开车，不用保镖。他叫他的司机‘马林可夫’，因为，很象那个俄国人的故事。

有一次，他的车子沿海滨公路疾驶，遇到几位候车的军官。经国把他们带回台北，每人收二十元台币的车资。其中，居然没有人知道他是谁。”[1]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马丁和他相处四天，最后一天，经国请他吃饭，除了译员在场，再没有他人，吃完自己付帐，和普通的客人一样，来去自如。

做了行政院长以后，经国的足迹，遍及台湾全岛，而且不时出现。看起来，他好象典型的美国政客，想竟选什么？心血来潮，到田边和农夫话家常，到乡下的摊子上，叫一碗面果果腹充饥，报纸的吹捧，不在话下。这类故事，举不胜举。

亲民的动机，随各人不同的观点，会做出种种不同的结论来，恶意的批评，说他搞愚民运动；善意的赞扬，说他亲民爱民，求治心切。

照我们局外人看，经国愿意和老百姓多接近，总难说是件坏事，既可开辟官民沟通意见的渠道，复可遏阻下级官员贪赃枉法之风。再说，江西时代，经国做专员的时候，已经建立此一风气，今天不过昨天的延续而已，并非突然心血来潮。

群众运动，得自苏联，他的辩才无碍，未尝不是“孙大”的培训之功。卜少夫说：‘他是很好的演说家，富煽动力，主要的在声调与措辞中渗透着浓厚的感情，所以他的讲话很能操纵听众的喜怒哀乐。”

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四年，作者是他的弟子，平均每周至少有一次听他训话的机会，我们的感觉，和卜的观察，不谋而合，蒋先生语无伦次，经国口若悬河，父子两人，差别真大。

经国对人热情亲切，只是他冷酷的外型，容易制造别人的错觉，这里有个故事。

“当时我下榻圆山招待所，一天下午，我在草地上散步，王新衡兄陪他来看我，这是我第一次与他晤面。

当我们坐在草地上闲谈时，他远远看见薛伯陵将军从屋子里面出来踏下石级，预备上汽车外出，便连忙迎上去，替他开车门，薛一见到了他，就打算不出去了[奇Qisuu.ｃom书]，邀他里面坐，他大概是说不耽搁薛的约会，改天再来拜访吧。薛仍按照原定计划外出，他恭敬地送薛上了车，关好车门，直直地伫立着，直等薛车出了大门，才回头走向我们。

他那种诚笃谦逊视薛为父辈之恭敬态度，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2]

金门之行，这位《新闻天地》的负责人，提供另一个切身的经验。

“我们又去了金门，陪伴我们去的是蒋经国。这也是我个人与他六次接触中的一次。清晨八时二十分模样，空军运输机沿着台湾西海岸飞，窗外是蓝天与海水，他看着我们大家在试穿紧急救生衣，也帮助说明如何将救生衣充气，如何抛发黄色药粉。他对来往离岛之间（他来往离岛次数远超国防部部长俞大维，不过他的行动报纸上从未刊载而已），以及各离岛的军事部署等等太熟悉了，一路上他在做我们的向导。

飞机飞到与金门之间最短距离时，低降到距离海面仅五百英尺高度，笔直飞渡海峡。

此次金门之行，足足有七小时在一起，我发觉他说话动作，对任何人－包括对我们这个小团体、对司令官、对士兵、对在金门前线受训的学生、对飞机驾驶员，都流露着一种亲切自然纯朴的味道，任何人似乎不感到面对着的是总统之子，他不令人不安、嗫嚅、紧张。我做了二十年以上的记者，政治把戏、政治表情，看得不算少，做作得再出色，也瞒不过我这双阅尽沦桑的眼的。蒋经国待人接物就那么自然，具有使人易于亲近的魅力，如果是做戏，真是做得太出神入化了。

回航中，他大概很累了，也许当晚还有别的需要他耗费精力的工作，他在机舱尾部，拉了几只降落伞拚在一起，倒身便睡下。

他在我们众人之前，在放在地上的降落伞上面呼呼入睡。

飞机在夕阳下似乎也很倦乏的慢吞吞飞向台北。

我颇欣赏这位躺在眼前的人，他并未顾忌这样似乎失去尊严（同机尚有他的部属，以及第一次谋面的我们访问团中好多位），也不觉得这是失礼，态度任意自如，习惯纯熟。”[2]

对长辈的谦恭，对师友的尊敬，在他身上，处处找到中国传统旧礼教的光辉，这一点，应归功于蒋先生庭训的贡献。

和亲属相处，或朋友间的来往，一般认为，北极熊的影响，对他的性格，产生不少反面的作用，如多疑多变，反复无常等等。

艾伦·怀丁教授，就这样批评他说：

“他从不信任别人，别人也不信任他。他的同燎们说：‘他太需要朋友了。’他不算是个现代人，他需要教育和吸收新知，在他周围是个小集团，但包围这位‘王子’的人们常在改变。很少有人永远和他接近。他个人的遭遇经历，几十年的斗争，形成他今天的思想和行为。”[4]

到一九七二年，他做行政院长以前，他的干部圈圈的确非常狭窄。江西时代，以留苏同学为主，南京、合湾时代，以青干班、中央干校的学生为核心。这些人的共同特色，对他忠诚，想法比较一致，排他性强。缺点：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他们的知识领域都非常狭窄。才气纵横、性格飘逸如叶公超之流的人物，于是很不易在经国周围出现。

很多和他极亲密的战友，昙花一现，消声匿迹，如：

他苏联时代的同学高理文，一九三七年，陪他在奉化念过书（业师徐道邻），上海经济管制，担任主任秘书。到台湾后，栖身中央信托局，弄个顾问闲差，长此退而不休。

做过空军学校校长的胡伟克将军，五十年代初期，官拜总政治部少将副主任，一度任政工干校校长，半年工夫，为王永树取代。这位曾经风云一时的空军将领，风度、气质，均属上乘，但深受经国忌嫉。摘去纱帽后，一蹶不振。一十年前，抑郁而终。

曾任军统局处长，也是莫斯科回来的王新衡，以朋友身的，做他的入幕之宾。为时甚久。六十年代后期，不知何故至受到冷落。

不过，和衣复恩比起来，上述诸人，就幸运得多。衣复恩忘了“侍君如侍虎”的道理，经国一怒，换来五载铁窗生活的代价。对待部属，蒋先生那种温情主义，他极不以为然。

唯一和他保持永恒友谊的，是不久前去世的魏景蒙，魏和他的关系，非常微妙：朋友、客卿，部下兼而有之。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蒋先生归天，魏可能是少数中的少数接到官邸通知的一位。魏在汉城，有人问他，究竟和副院长是什么样的关系？魏说：“‘我是经国先生的大茶壶，随时听其差遣。”[5]

近年，经国的“智多星”数元老重臣黄少谷，大小事问计于这位年过八十的司法院长，不时屈驾黄府，移樽就教。黄老成持重，忠心耿耿，故深为经国器重。

蒋先生时代的老人，经国上台，纷纷失势，难怪那位当过联勤总司令的黄仁霖，感慨系之。引用历史先例“前皇亲信的老臣，永难为后之来者所容忍”，以自慰。

经国接班，提出“大有为政府”，起用“肯年才俊”，和他既往几十年的用人传统，初度告别。吸收了不少技术官僚，如李国鼎、陶声洋、孙运璇、蒋彦士、李登辉等；政治新血，如钱复、关中、魏镛、魏萼、宋楚瑜、王唯农、周应龙等，积极推动党政方面的新陈代谢，加速知识的，专业化的官僚体系。这项努力，与他近几年的成就，相辅相成是的不开的。

蒋先生在世，个人崇拜运动，发展至巅峰。经国带头领导，不遗余力，他自己上台，部属跃跃欲试，尤以王升最卖力，冠以“三平”四家的桂冠。但是经国自己，却不以为然，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日就总统职，当日下午，召见主管宣传的负责人，指示下列三点：

“第一，今后不希望再有‘蒋经国时代’这一类名词出现在报纸杂志之上。他认为今天是一个民主时代，不应再有个人英雄主义的色彩，如果真有‘时代’的话，只有群众的时代，而没有个人的时代。

第二，今后不希望称呼他为‘领袖’。他认为国民党只有两位领袖，一是孙中山先生，一是已故的蒋介石总裁。除了他们两人之外，没有人可以再被称为领袖，他个人只是一个普通的党员，一个普通的国民，只愿以党员与国民的身分，与全体同志及全国同胞一起，共同奋斗。

第三，今后不希望有‘万岁’的口号出现。他认为只有国家民族的万岁，只有三民主义及国民党的万岁，没有个人的万岁。’，[6]

假使没有这道命令，“万岁”、“语录”，马上就会铺天盖地而来，和蒋先生生前，还有何区别！

这些，我们都归类为经国的进步面，与他父亲时代，划出了明显的界限。

一般说，他是他父亲的孝子。如果，你读过他的《守父灵一月记》，任何人都会得到这个印象，而事实也确是如此。蒋先生在世，凡事秉承老人的意志，从不愈越，父亲去世，照遗嘱办事，奉为圭皋。

背上背着父亲遗留下的大包袱，以致缩手缩脚，很多可以轻而易举扭转国民党形象的事，却可为而不为，譬如：

“西安事变”的主角张学良将军，蒋先生食言，从一九三七年，软禁到现在，几逾半个世纪。张已八十老翁，释放后，任由其鹏程万里，会对国府甚至台局，有何影响？但其正面意义，和对历史的交代，那就无法估量。

经国有胆识，尽可昭告天下，或悄悄然送他到美国或去大陆，父亲的过失，儿子去补救过来，何等光明磊落！

一度同意李敖出境，等到办护照的阶段，突然，出尔反尔，收回成命。当局的顾虑，谅系怕纵虎归山，担忧李在国外与当局为敌。可是，被禁足的李敖，他在台湾所能发挥的破坏作用，会低于国外吗？

共产党人有句话：“我们这个党就是靠人家骂出来的，谁要骂就骂吧！”说的固是事实，在他的管辖下面，又另当别论。可是反过来说，靠骂，骂不垮国民党政权的，何不大方就干脆大方到底？人各有志，要走请便。

一九七五年，北京释俘，经国如果有雅量，应全部接纳，欢迎赴台，予以优厚安置，俾向海内外表示一种负责的态度和对人性尊严的重视，而不该以“共匪统战”为借口，拒人于千里之外。

过去患难与共的旧袍泽，没有功劳有苦劳，不幸兵败被执，究非投降起义可比，他们愿意来归，表示人心不死，威武不屈。反目以待，与情、与理、与法都说不过去，引此为鉴，谁敢再为国府效劳呢？

留大陆的前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子弟，当局一律禁止出境，纯粹是一种小气的报复主义。反观海峡彼岸，反共如卜少夫，乃弟无名氏，申请赴港，他们并未故意刁难，相形之下，论胸襟气度，实差之远甚。

北京提议“三通”，认真实行起来，对中共不一定有利，台北尽可通过慎密设计，作出有利反应，愿意回去团聚的，自由出境；赴大陆旅游，提供方便；书报电影，相互交流。这样做，对当年追随国民党到台湾的军民，诚诚恳恳，坦白交代。宅心忠厚，大公无私，国际观瞻上，台湾重视人道主义，处事通情达理，形象自然大变。

国府说：“这下正中了中共统战的阴谋。”“统战”又何惧之有？台湾今天大有条件，和中共你来我往，改畏战为迎战，的弱势为强势，人家就不会这么轻估你了。无奈，此种驼鸟式的心理，在台湾中上层干部里，特别普遍，始终处处退缩，无法抬头挺胸，正视现实。

蒋先生去世以来，党内顽固的旧臣元老，先后被逐出党决策阶层，经国正可为所欲为，发挥意志毅力．写下他生命史上最后的一章。

然而，受格局、才具的限制，石破天惊，殊少可能，小恩小惠，无补时艰。

一位历史学教授，期望国民党转变为国会政党，他说：“此时，国民党大胜之际，开放党禁，国民党当可站在与日本的自民党一样的地位。如此，国家的政治情势不致因为开放党禁而受损；反之，有了若干新政党，分别代表台湾多元化社会的各种成的，两极化的现象可转变为多角的制衡。”

进一步分析，他说：“政治力量的两极化将最后形成为直接的冲突。高雄事件的余痛，至今未愈合。台湾经不起再有一次冲突。”[7]

这位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高见，其要义是开放党禁，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局面，亦即谢善元教授若干年前所主张的“循政党政治常轨”，改变“台湾现存的政党政治实况”。

一九七四年，经国行政院长任内，即曾信誓旦旦，“内政方面，力行民主宪政”。又说，“要循政党政治常轨，来策进国家民主宪政。”转瞬十年，经国的话，究竟实现了多少？有目共睹。如仍以“非常时期”为借口，反对开放“报禁”、“党禁”，怎不令人怀疑他的真意所在？有生之年，则民主难期，宪政难期！

北京的和谈攻势，只要台湾和大陆的离的现状存在一天，中共当然不会放弃此项努力。蒋经国总统不予理睬，亦在吾人意料之中，和的关键，在权力之争，其余都属次要。

可预见的将来，美国不可能放手台湾，北京不可能用兵，对峙如旧，但仍将是不和、不战的局面，双方在经济和其它领域中，继续其和平竞赛。

注释：[1]Robert Martin ．U．S. News＆World Report, Dec .2, 1955.

[2]卜少夫著《蒋经国浮雕》，香港《新闻天地》，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九日，第8页。

[3]同[2]。

[4]Allen Whiting“Mystery an of Formosa", Saturday- Even-ing Post, March 12. 1955。

[5]司马桑敦生前告诉笔者，他是在汉城听魏说的。

[6]香港《星岛日报》，一九七八年五月三十日。

[7]许俾云文，一九八四年元月洛杉矶《国际日报》引用。

后记

经历若干阵痛，《蒋经国传》终于平安降世。

全书1－15章，大致和一九七五年的版本相同。两相对照，当会发现我用过很大的工夫，添进很多新的资料重新写过，如《教育长、主任》和《戡建大队》两章，旧书里根本找不到。

盛岳著的《孙逸仙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九七一年，甫行出版），我埋首疾书时，尚闻此未闻。蔡省三、曹云霞夫妇著的《赣南怀旧录》和《蒋经国系史话》，纷纷于七十年代后期出版，比《蒋经国传》旧版问世迟了五年。

杭州出版的文史资料《蒋介石先生一八八七－一九二七》，为了解经国先生家世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史料。幸从香港《镜报月刊》中，获得一些片段，纠正了过去许多错误的传统，但寻觅原书的努力，却并不顺利。

经国的俄文名字尼古拉，和英法联军时候沙皇的驻华大使Nikolai Lgnatiev同名，当然，那是一种巧合，据苏联人说，尼古拉这个名字非常通俗，但在窦奠安(Tillmun Durdin)的文章发表之前，则一无所知。

资料收集，本来不易，严谨的作者，钻进档案室，故纸堆里，经年累月，皓首穷经，如吴晗的《朱元璋传》，罗勃·麦西(Robert K. Mussie)的《尼古拉斯和亚力山大》（Nicholas and Alexundeu），所阅读过的书籍，引用的参考资料。如非穷数载之功，潜心钻研，出产的成果决难如此扎实。

很惭愧，处我过去和现在的环境下，力不从心。也许，久远的将来，亦难如愿。

我曾经想去苏联，从第三国际的档案中，为本书一些史实上的疑点，寻搜确切的答案。真正负责任的史学作者，亦该如斯，但只是想想而已，一来，苏联当局不可能那样慷慨，二来，我也没有那种财力。

从15章开始，是经国到台湾的一段。凡是五十岁左右的读者，对书中所叙述的故事人物，大都熟悉，因此，有亲切感。可是，距离太近，着笔反而不易。

（1）很多史料，因经国尚健在，尚当权，参与的当事人，明哲保身，不愿招揽是非，或有利害关系，多半持观望态度，暂时按兵不动，如一位当年参与孙立人戎幕的xxx，提到孙将军被黜事件，马上效金人三缄其口，可靠的信史，得来不易。

(2)和上列情况相反，小道消息特多，而且，人言言殊，言之凿凿。贸然引用，违背作者的初衷，弃而不顾，读者失望。

举例如毛人风去世这件小事，我引用《程一鸣的回忆》，说他因疗病的，但Y君和毛公子相识，指系打麻将时，摸清一色，过分兴奋而心脏停止跳动，经过再查证，X将军在毛死前，曾往病榻前探视，Y君的说法只好推翻。

好几个高手．指陈十五章后，有松散现象，我自己有同感不如《孙立人乓变芬一章，除以官方发表的九人小组的报告作基础，检查事件真伪，再无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连巧妇的手艺也没有，那就难上加难。

我读研究院时，虽受过治学和治史的训练，这方面的兴趣是我多年不变的嗜好，但我的职业，并不允许好整以暇，仅能在工余，进图书馆，记卡片、寻资料，再作消化整理。

有时候边写边登，边进图书馆，边搜索枮瞻，为下一章预作准备，这种苦况，是拿到墓金会资助的学者专家们．所无法想象的。

有人常问我：“你见过经国光生吗？你和他认识吗？”写传记，能和当事人有接触的机会，自然再好没有。学生时代，我平均一周看到他两次，听他演讲，不计其数，和他交谈，那是一九七 年，在白莱尔宾馆的早餐席上、寒暄几句漠相干的话而已，所以，回答第一个问题．他并不认识我。

本书写作，全凭资料，用我自己的观点，加以阐释剖析，尽量做到客观冷静，但是，绝对的客观是不可能的，因各人的观点不同，角度不同，同样的事件，往往有种小同的看法，不同的立论。

案蒋先生的书，除董显光的《蒋总统传》，中外作家不同的著述，已有九本之多，写经国的，除此一本，别无他册（指严肃的传记而言），按理，行政院新闻局有责任，为他出一本官方的传记，是宋楚瑜不热心？还是奉指示。蒋总统不作个人宣传？迄今，还是无法揭晓的谜。

官方出的《蒋经国传》难免宣传意味太重。我还是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它能面世。

《论坛报》连载本书期间，备尽困扰，很多无谓的谣传误会，围绕着它人作题川，现在该书完成出版，希望一切随之澄清，水落石出。

下列好友，特此致谢，没有他（她）们的鼓励支持，本书之写作，将不会如此顺利，他（她）们是加州大学的陈治平，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张富美博士、陈鼓应、戴国辉、谢善元教授和何明修博士。

本书所引史料的错误，欢迎读者来函指教，俾可再版时，予以更正。

过去半年，我的岳母崔余育女士一再从旁鼓励督促、内人崔蓉芝为我改正错字，提供修改意见，她扮演着一位最认真的读者（critica reader）为了她们的心血，特此一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