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

1.名叫点点，以及丢魂

2.我们的家

3.老杨

4.秀芳

5.普通人和普通的小学

6.冰雪女王

7.夏日旅程，往事1959

8.金色的记忆

9.跟苏联人踢足球

10.把金纳姐姐领回家

11.姥爷和姥姥

12.哥哥姐姐们的故事

13.接班人

14.举足轻重

15.水清水浊(1)

16.水清水浊(2)

17.走上祭坛

18.上海会议

19.想起受迫害的犹太人

20.天塌没塌

21.人血花朵

22.在路上

23.春末夏初

24.在那遥远的地方，有四个好汉子

25.没有家的日子

26.九·一三？九·一三！

27.等待重逢

28.好日子

29.仅仅一年

30.进修医生

31.失落的家族

32.世纪苍茫

缘起

无论我们醒时或睡时，都有不可见的千百万灵物在地上行走……

——《失乐园》

（英John Milton著，宋维之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版。下同）155页

40多岁写回忆录，似乎早了点。可这念头一动，便如洪水猛兽般不可收拾。

去年，一位台湾朋友送我一本署名“老琼”的漫画集。因海峡两岸曾经隔绝，我又孤陋寡闻，根本不知道“老琼”何许人也。我曾翻前翻后地想找点介绍的文字，大概因为作者在台湾很有名，用不着介绍，所以，书后只附了一篇不得要领的记者采访。

有两点大致不错，第一老琼是女人，因漫画集叫《她们》，完全妇女题材。第二老琼是医疗业内人士，间接证据是画中的人物、情节和医务活动紧密关联。

画极好，满是大胸大臀的亲切女人。尤其四幅一组：一副担架抬入急诊室。两青年女子路过。一个说：“听说都38岁了……”另一个说：“她那么老了，为什么还要自杀？”

我看了，一身冷汗。余时年四十有三，几年前还闹过类似的事，幸亏未有成绩，否则，按这画里的意思，不也要叫天下人耻笑？暗自心惊之余，知道自杀一般是年轻人的浪漫专利，过了年龄，就不再有自杀的正当理由。岁数过了，再寻死觅活，故做天真，多少有点不好意思。

如此，动了写回忆录的念头。这个营生名正言顺，总不会有人说这人都40多岁了这么老了还写回忆录。

如此，就尴尴尬尬写起回忆录来。

1.名叫点点，以及丢魂

我时常记起那一天，我先从睡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浓荫之下。百花茵上，很奇怪。我是什么？从哪儿来的？怎样来的？

——《失乐园》146页

很多大哲人都说过，人不必为童年的幼稚蒙昧而羞愧。可我想起自己的童年充满疑惑就羞愧。

我不是说我的出身可疑。我生在很好的人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三年，我生在共和国开国元勋之一，第一任公安部长的家里。我是父亲罗瑞卿和母亲郝治平的七个子女中的倒数第二个。这一点不容置疑，有相貌、身材及以下出生故事为证。

1951年5月，朝鲜战争爆发不到一年。中国的无产阶级政权也只有两岁。如火如荼的抗美援朝运动正在全国展开。为保卫新生政权，当年2月份由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使全国范围内的镇压反革命群众运动在春季形成高潮①。作为共和国第一任公安部长的爸爸自然国事繁忙，而公安部政治处处长的妈妈则国事家事都繁忙。于是，本应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我，在妈妈一次急忙忙的热水浴之后，只经七月孕育就匆匆闯入人世。

我冒失荒唐地来到20世纪中叶的中国北京，使母亲和接生的医生们都大吃一惊。因我不仅小，难看，哭声像病猫，要命的是根本不会吃奶。幸亏妈妈是开国元勋的妻子，又是革命队伍中的重要一员，应该享受最周到的医疗服务。那时候年轻的人民政府对于部实行供给制。干部的工资是用小米折算的。也就是说每一个属于革命队伍的孩子的降生都可以使他的家庭从供给制里得到更多的小米。不过我的出生和妈妈生我时受到的医疗照顾应该折算成多少小米，因年代久远，无从查考了。总之，在当时最高级的妇产科专家林巧稚的指挥下。我被放在协和医院产科当时最先进的设备之一——暖箱里。这个箱子是专为生下来不会吃奶的孩子预备的。它里面风景优美，生活安逸。我一丝不挂，不愁冷暖，还有一根特制的管子把牛奶适时适量地滴到我嘴里。如果世上真有伊甸园，我相信夏娃的日子也不过如此。

也许人类贪爱舒适的天性使然。事实证明，不管岁月怎样流失，我始终不能忘记这段出生后在暖箱中度过的，养尊处优的日子。我在以后的烦恼人生中时刻怀想这个温柔之乡，更没想到，这种情怀日积月累，竟然渐渐幻化成我价值观念中的中坚部分。

按照时间推算，爸爸应该是在第三次公安会议②期间，开完某一次会议后来看的我们。当然是先去看劳苦功高的妈妈，然后看我见我睡在一个怪模怪样的箱子里，他很诧异，就说：“怎么这么小？”然后就走出房间。

还有一种说法是他本来想抱抱我的，大概这时候我做了鬼脸或是像做鬼脸一样难看地笑了，使他改变了主意，或者是暖箱里的孩子根本不许抱，或者他见我活得如此狼狈而失望，或者是镇压反革命的运动由于局部的过激行为出现了一些偏差，使他心中烦闷，反正爸爸没抱我就走出房间，很匆忙地结束了我们父女之间的第一次会见。

不过爸爸还是强忍失望和烦闷给我取了名字，叫点点。长大后，爸爸曾特意时我说，点点这个名字好，永远不膨胀，永远虚怀若谷。但我疑心，实际上是那几天大家提到我的时候不好意思不表示一点怜爱，都说“那个小不点儿……”爸爸只是不愿拂了众人美意，随口命名。

但我乐天知命，从此名叫点点。

由于点点的难看、孱弱、不会吃奶以及只能在暖箱里苟且度日，爸妈开始担心：女儿长得不体面固然要紧，可要因为早产是个白痴就简直要命。他们心急火燎问到林巧稚。慈悲为怀的林大夫安慰他们说事情一定不会那么糟。还说一些有名有姓的大人物，例如某国的总理，某时期的大艺术家都是早产儿云云。我想，林大夫当年之所以苦日婆心，并不一定有太大把握，不过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意思。幸亏点点的爸妈是天下最不计较得失的慈爱双亲，他们决定冒着竹篮打水一场空的风险把点点养大。

平心而论，点点并不比其他兄弟姊妹更让他们费心就长大成人了，而且基本上没有辜负他们的养育之恩，也就是说不是白痴，且具备自食其力的诚意和能力。至于在以后的时光里，点点为人做事经常不合时宜，包括前面提到的在几年前还荒唐地寻死觅活，只能自己负主要责任。但是，点点不反对别人偶然想起，这种因国事家事繁忙引起的焦虑，以及它导致的早产和先天不足，是我日后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根子。

妈妈对我先早产，后终于长大成人的事实，有着由此及彼，由表及里，高屋建瓴、透彻精辟的历史分析。她说：如果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不胜利，如果解放军进不了北京城，如果她没有住进当时设备最先进的协和医院，如果由美国人建立和资助的协和医院没有在当年一月份被解放军接管，如果没碰上这么仁慈的林巧稚大夫……点点就根本活不成。点点当然非常赞同。而且进一步认为，正是这种种复杂的因素：历史机缘、革命特权、先进科学技术、人类爱心……由于它们在点点出生这一时刻神秘矛盾地纠集在一起，由于它们共同造就的，点点的舒适优裕的早年生活，使她的人格从童年起就充满疑惑，并使她的人生观在以后漫长岁月中，始终矛盾百出，纠缠不清，摇摆不定。

五岁那年春天。点点走在北京郊区青龙桥附近的乡间小路上。这是“六一”幼儿园小班的春日午后散步。“六一”幼儿园像后来的“八一”学校、“十一”学校一样是在供给制度下专门为革命干部的子女开办的，由苏联专家设计和管理。革命胜利后的中国大陆人对苏联人和苏联文化充满了崇拜和羡慕，多少有点像改革开放后对美国人和美国文化的态度。

有经验的老年人往往称这种莫名其妙的孩子是丢了魂。

话说五岁的点点在春日午后按照苏联专家的育儿方法，和所有孩子一起，在中国阿姨的带领下，走过青龙桥附近田野里的，条大沟。大沟内暖融融，古老太阳一如既往普照众生。绿草如茵，一坡桃花开得蜂乱蝶迷。不知名的虫叫，急躁、忧伤。点点年幼，不谙赏春惜春之道，一味左顾右盼，无所用心。阴暗处一只死猫忽然映人眼帘。猫已死多日，半腐。点点初时大惊，待渐镇定后陷人深思。宇宙万物中一切终极问题被一只死猫激发，天地人神瞬间齐集心头。就像有异人暗里使了障眼法隐身术似的，点点一时间物我两忘，阿姨小朋友离去多时，竟毫无察觉。后被一王姓阿姨颇费周折地找到，王阿姨此时虽然怒火万丈，但仍能宽大为怀，表现出50年代人的朴实和不计得失。她只淡淡地说:“这孩子！真是的！”

不想，点点从此有些异样，眉宇间平白无故地添了许多深明大义和洞察秋毫。天地人神齐集心头，忘人忘我的奇异状态，在她身上屡有发生。

注释

①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发布命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9月第l版。

②5月10日至16日，中公中央召开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这时镇压反革命运动已经取得伟大的胜利，但一些地方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左”的倾向以及工作草率的现象。因此，这次会议规定：自现在起，镇反工作采取谨慎收缩的方针，并集中精力处理积案。到1952年底，镇反工作基本结束，……——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包大事记》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月第1版。

2.我们的家

一块小小地区。展现出全部自然界的丰富宝藏。比天上地下一切的幸福还多。

——《失乐园》134页

1949年，刚刚解放了山西太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野战军十九兵团正在准备向西北进军。身为兵团政委的父亲被周恩来从部队驻地平遥叫到当时的北平，就是现在的北京。周恩来说，新中国建立后，要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中央需要干部，要父亲到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工作。当天晚上，父亲又受到当时住在香山双清别墅的毛泽东的召见，也是点将要父亲去公安部工作的意思。所以，父亲就在1949年的6月下旬正式离开了部队。我们家（当然那时候还没有我）跟着入城的解放军进了北京城。

刚进城住在西城大红罗厂北京军区招待所。后来，公安部在东城区的锡拉胡同找到一所被日本人炸坏的房子，以为是无主的，就整修好让我们搬进去。不久房主来要，原一来并不是无主的，我们就又搬出来。房子的主人叫费璐璐，是个儿童教育家，后来做过全国政协委员。这所房子后来被她捐做了幼儿园。

不久又住进了南池子的家。在我们家搬进去之前，这房子是当时北京市公安局办公的地方，是他们没收的一处房产。据说。这回是问清楚的，房子的主人确是权奸和特务，确已在解故军进城之前跑到海外去了，这个人后来果然一直没有音讯。使我们在这所房了里得以往到1966年文革以前。

南池子在北京最老的城区，天安门东侧。那些先于我们家而早已存在的占老的胡同内，保有着几百年不变的朴素和安宁。一扇扇经风历雨的木门，郑重地雕刻着“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字样。默默无言的千年古训正是这些青砖的院墙后面，那份安分守已生活的精确注释。院子里高大的槐树或者枣树都是祖先们手植的吧，它们的姿势像饱经沧桑的老人，荫庇着树下的儿孙。谁家的石榴花开了，那伸出墙外的一支就映红了整个夏天。无论晨昏，胡同里永远有和善的老人和顽皮的孩子。梁实秋先生笔下此起彼伏的小贩叫卖，萦绕在老舍先生耳际的凌云鸽哨，是这种和平场景的精彩画外音。这些世代在天子脚下繁衍生息的北京人，不知靠了什么东西的涵养，成就了这旷世的优越和宁静。

我们的院子和房子既大又美丽，房子里到处有原来主人买的讲究的家具和摆设。我们踏实平静地在这里安排生活，一点儿不在乎我们的到来是否打破了别人的平静。我们更少想到这里原来是别人的家，这些家具和摆设里多有一些别人的故事。家里大大小小每一个人很快都真心真意地爱上了这个地方——我们的家。

整个院落阳光明媚。我怀疑自己前世就属于这里，因为它每一个清风荡漾的角落都是我记忆的源头，每一株花草植物都是我灵犀相通的童年朋友。

春季里鲜艳热闹的花忙着开:海棠、丁香、牡丹、芍药……。夏季的花则是另一样，它们通常外表不起眼，但香气袭人。玉簪棒、夜来香、晚香玉……夜深人静时总会有一个奇妙的时刻，这些花的香气会从白天里混合不能区分的一个气味，变成单独只属于每个花的，好几股不同的幽香。我的童年欢乐和生而为人的幸福像一条小船，在这芬芳的海洋里荡漾。秋天，院子里引人注目的不是花了。通体变成金黄的白果树，像一把大火炬，把整个院子都照亮，我会如醉如痴地躺在树下，看那些扇形叶片带着秋日骄阳的光亮。恋恋不舍地离开母枝。等第一场冬雪过后，缺乏色彩的庭院里，又是一派鲜艳风最:弯弯枝头上，火红的磨盘柿个个带上一顶俏皮的白绒帽。

我在这个院落里懂得了风花雪夜和四季晨昏之美，体会到自然造化的伟大神奇。但我日后审美情趣中的重大缺陷也与这里紧密相联。它使我在童年和非童年的很长时间里对所有童话故事的结尾都深信不疑:“从此，他们过着幸福的日子。树上结满成熟的果实，河里流着牛奶和蜂蜜……”我一直以为整个世界不过是一个大一点的和这个园子差不多的地方。

无论睛天或雨天，远远近近地看过去，我们的房子总包裹在一派温柔典雅的气氛中。想想都奇怪，建造了这美丽房子的人竟会是逃往海外的特务。

房子的设计朴素端庄。外表看上去不对称，有西式建筑的优美变化感。但它的内部结构却整齐匀称，易于安排。前厅的大理石地面上有一个美丽的图案，像一种星星或者罗盘的符号。线条有力、明确，构图充满智慧。看到它，会使人想起夜空的神秘和大海的广袤。这个厅原来大概用做聚会。但我们在这里玩溜冰和马拉车。光滑的地面使这种游戏玩起来格外舒畅。这些原来都是乡下孩子的游戏，由我们这些胜利者的子女带进首都，并在达官贵人曾经聚会的地方大加演绎。前厅里还有一个落地的大穿衣镜。我后来才知道，这面镜子一也许是世界上制作最精良的镜子之一，大多数镜子都不能像它那样清晰光亮。关于它，我们一也有特殊的把戏，就是在这面镜子的两边，一个人把一侧的腿和胳膊同时举起来，放下去。另一个人在对面，把他一侧上下肢的活动，通过镜面的反射看成是整个人在空气里手舞足蹈。虽然做的人和看的人都知道制造这景象的机关所在，但我们仍然乐此不疲。至今，我们还兴致勃勃地把这把戏做给我们已经被电子游戏弄得眼花缭乱的子侄们看。遗憾的是再也找不到这样好的穿衣镜。

二层的房间数目相等，细细想来是面积相当的两套起居室、卧房和盥洗问。这些房子都有开关无声的门。密实的双层玻璃窗，厚厚的窗帘和地毯。卧室里挂着大幅西洋油画，不知作画者为谁，也不知是真迹还是赝品，只觉得这些风景画中幽远的山峦和树林带来淡淡的忧郁，使室内气氛温暖、静谧，与尘世隔绝。对于这种铺排，大人们说是因为房主人有两个女人的缘故，一个女人住一套，不会有争执。我不以为然，问：那主人自己住在哪儿？大人们笑，很朦胧地说：他随便住在哪里都可以嘛。我仍大惑不解，在很长的时间里始终不懂得，他既是主人，为什么没有自己的房间，而是“随便住在哪里都可以”。

通向二楼的楼梯拐角处异常优雅。这优雅不仅来自建筑本身，还来自妈妈。爸爸曾经说，女儿四个，没有一个比得上妈妈漂亮。我们都服气，因为妈妈年轻时确实明丽照人。她穿好晚装准备和爸爸一起出去的时候，总是从那个楼梯的拐角处出现。她施了淡淡的脂粉，与平日比较竟又美丽十分。她总是衣着得体，使我们看着她款款从楼梯拐角处向下走来，裹着一团好闻的香水气，就像看着天女下凡。爸爸走在她身边，姿态比往日也挺拔几分。我们一群傻头傻脑的小鬼就以为我们见到了世界上最漂亮的男人和女人。

三楼是顶楼，用做储藏室，摆着一人高的大木箱，木箱的角包着铜皮。这里常年弥漫着重重的樟脑味，是家里我最不喜欢的地方。低矮的木梯连着一扇不祥的小窗，通到房顶平台。因为终日不见阳光，阴沉和陈旧充满每个角落。每逢五一劳动节或十一国庆节，我们会爬上屋顶平台看天安门广场上的焰火，不得不经过这里的时候我总是加快脚步。1966年3月18日的早晨，身陷大祸的父亲在自己办公桌上留下绝命书后，就是从这里坠楼自戮的。这使我越发认为我童年对这个地方的厌恶很有道理。

在这个院子里，发生了我们家所有重要的故事。这个地方先是盛载了太多的欢乐，而后又是太多的痛苦。

“文革”开始后，爸爸像原来的房主人一样被决定成为人民和革命的敌人。这个院子里天堂般的生活永远失去了。

爸爸出事后，我们都被蒙在鼓里，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只是感觉到身边一切已不同以往。先是家里的工作人员都造了反。每天清晨，扫院子的警卫班战士故意把拖垃圾的车子弄得震天响，不让我们再睡，后来就干脆不再扫院子。炊事员也不再给我们做饭，一切都要我们自己动手。这个院子的供暖和热水是由东郊热力厂利用工业余热解决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不需要特别的人来照顾。但是造反的人们却怀着强烈的阶级仇恨特意地关上阀门。在冬季来临的日子里，我们拥着厚厚的棉大衣，无言地蜷缩在太阳光照得到的地方。我们的家忽然变得陌生，并不再温暖。

回想起来，对于这种变故，我有过预感。

春天里，太阳高照。童年的我摘下院子里最早开放的榆叶梅。这种花，叶子像榆树是不错的，但它的花更像桃，而不像梅，是北方庭院里常见的品种。我迎着太阳，把手里的花瓣扔上天空，仰着脸，等待着花瓣掉下来，我眯着眼睛，阳光透过睫毛变幻成彩，我怀着莫名其妙的激动等待，太阳把脸晒热了，可是花瓣不知哪里去了，风把它吹跑了。这个像神秘的咒语一样的场景无数次出现在我的梦里，使我无法确定它到底是在我童年真正发生过，抑或始终只是梦。但我现在相信它就是失去天堂的征兆。

在我出生以前，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有了大约3500年。直到本世纪初，中国这个幅员广大的帝国一直是由历代开国皇帝或皇室成员来统治。前者往往是经过激烈的流血争斗后上台，而后者则一定是由于腐败和无能丢失了祖宗的基业。19世纪以来，中国皇朝最后的一批统治者使中国几乎和世界上的其它地方完全隔绝。在中国本土起源和发展至使全世界震惊的中国文化，也在这种隔绝中日渐式微。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痛苦不堪。西方的英、法、德、意、俄和中国的东邻日本强大起来。他们用坚船利炮轰开中国的大门，强迫中国与他们通商，并允许他们的公民不遵守中国的法律。

1911年，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反对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中国最后一个皇帝被推翻，成立了共和国。共和国第一任总统是国民党的领导人孙中山。但是，他的权威受到来自传统社会中的多方面的挑战和威胁。出生在1893年的农民的儿子毛泽东，在以后变革中国、改造中国的历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毛泽东年轻的时候就周游各地，观察穷人的生活。他逐渐认为共产主义是能改善人民生活的一种制度。1921年，他创立了中国共产党。后来，他领导的共产党和在孙中山去世后由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之间展开了长期的战争。直到1949年，即我出生前两年，在一场全面的内战之后，共产党以革命的暴力夺取了全中国的政权，并允诺给由56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带来和平、民主、统一和现代化。

父亲是1906年出生在四川南充的。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他只有16岁。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追求社会公正，渴望成就事业，反感旧式家庭，新婚失意等等，使他在自己母亲去世后离开了不愁温饱的家，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并在以后的日子里逐渐成为毛泽东的忠实朋友，成为那种四海为家的被人称为理想主义者的职业革命家，直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为执政党的高级成员。我的母亲出生在中原大地的漳河之滨，日本侵略者使她放弃了成为一名洁身自好的中学教员的理想，毅然投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对日本侵略者的革命战争。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使我的双亲相识、相爱，建立家庭。也许，这种以革命为契机建立起来的家庭，虽然都像革命一样曾经血肉丰润，但也注定像它一样存在缺陷。在不顾一切地打破传统和秩序之后，便失去了保持传统和秩序的能力。它会像阳光和春风里的榆叶梅花瓣一样，虽然美丽娇艳，却有随时被风吹走的危险。

奇怪的是，在离开这个家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始终忘不了这个庭院，忘不了这个由于革命造成，又由于革命失去的天堂，仍然把它当成我们唯一的精神家园，而把别的地方只当做住过的地方。提起它，我们仍然说，咱们的院子、房子，咱们的柿子树、白果树，咱们的海棠花、玉簪棒。妈妈在提到那些典雅的仿明式的硬木家具的时候，也说我们的柜子、月牙桌，我们的樟木箱。那神态和语气绝不亚于一个真的亲手买了它们，布置了它们的主妇。甚至在“文革”后发还被查抄的物品的时候，我们还理直气壮地要回了本来并不属于我们，只属于那座老房子的一些东西。

“文革”后的1977年8月，历尽磨难，终于复出的父亲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在邓小平主持的中央军委担任了军委秘书长一职。我们曾想在这个时候搬回我们的家。但由于房子到底属于军队，还是属于公安部的问题搞不清楚而遇到障碍。后来不久爸爸去世，这个事就不再提了。

现在，这个院子已经面目全非，老建筑已经全部拆掉。军委机关里有太多的干部没有房子住，维修老房子要花好多钱，修好了也只有一家能住。所以索性拆掉盖上宿舍楼，解决干部的住房问题。那里现在更加热闹非凡，出出入入是一些脸色红润的机关干部和他们不愁衣食的妻小。不过，这里上演的完全是另外一些故事了。

但是，至少在我从协和医院的暖箱里回到南池子的家的时候，这个院子里还嗅不到任何阴谋和动荡的气息。

相反，革命和家庭都正年轻，美丽的大院子里满是美丽的人物。

3.老杨

上帝为要把他的道路，离开人的感觉远些，把天和地放得这么远。……

——《失乐园》282页

妈妈说再找不到50年代那么好的工作人员，实际上就是肯干而不计较得失的工作人员。

花匠老曹，不仅侍候花草，还养一缸一缸的肥硕金鱼。夏天养花，扫院子，冬天烧锅炉扫院子。院子里还有齐刷刷五个漂亮年轻女人。两个有大学学历的是秘书。三个没有学历的是保育员和奶妈，管我们七个兄弟姊妹。还有一大堆和这些女人年龄相仿的男性公务员、警卫员和秘书。上述人物个个朝气蓬勃、心地纯洁，革命意志坚定。不难想象，这个充满花草气、孩子气、女人气和男人气的大院子，会是怎样一个气象万千、热闹非凡的所在。

但满院子里点点最爱的去处是厨房。因厨房里有厨子老杨，一个温和健壮的中年人。

老杨原是农民，我已记不清他的家在京东的哪个郊县。因为年成不好，十几岁就进京学手艺。全国解放时，他在一家山东馆子做到掌勺师傅。老杨苦出身，人老实，手艺不错，公私合营①后被公安部千方百计地想法调到罗部长家。老杨的女人原来和他在城里住，后来乡下搞土地改革②;，老杨让她回家去分地，女人不愿意和老杨分开，可分地的事关乎一家人的生计，就只好回去，老杨的家安在郊区了，一天打不了来回。罗部长呢，工作忙，吃饭没准点，家里人口又多，逢年过节的也走不开。所以老杨好像一年到头不回家，不看老婆。老杨有三男一女，大儿子守根本，在家种土改分的地，可以自食其力。剩下的都由老杨供着读书，女儿考大学检查身体时发现先天性心脏病，哭一场，不上学了，两个哥哥正正经经受了高等教育。妈妈说是新中国使老杨的儿女能受教育，旧社会一个厨子的儿子不可能上大学。老杨说，他辛苦，死做，省吃俭用，儿女才可以上大学，也许他们说得都对，可一提到这事，妈妈就说新中国、新社会，老杨就说辛苦、省吃俭用，说得不一样。

老杨真的勤快极了，一天到晚手脚不停。厨房里样样东西井井有条，锃光瓦亮。实在没有事情干，他就拿块磨刀石，把几把菜刀磨得寒光闪闪。有一回勤快得过了劲儿，把妈妈买来的不锈钢水果刀也开了刃。妈妈非常生气，因为那时候这种刀子挺贵的，开了刃，就开始长锈，根本不能用了。老杨自己也干净利落，头发永远长仅够寸，鬓角和下巴永远刮成青萝卜皮的颜色。白围裙、白帽子洗了还要浆过。灶台上永远有一盆热气腾腾的碱水，顶备着把一切油腻不洁的东西放进去煮。

老杨也喜欢点点。他说，他和点点投缘。点点大哭大闹不讲理的时候，奶娘把乳房（他把这个念成“咂儿”）塞嘴里都不干，只要他抱过来就破涕为笑。不知道是不是他杜撰，反正点点不吃奶了，有了记忆以后，和老杨确实亲密。

一晚，爸妈请客，请的好像是当时驻苏联大使刘晓夫妇。

点点小，只许早睡觉。舍不得热闹，不敢说，委屈，想到哥姐们许上桌，一定快乐无比，又嫉妒。入夜，间壁觥筹交错，客人们谈笑声不绝于耳，尤其是刘晓夫人的开怀大笑声僚亮无比，睡不着，没事做，只好半真半假躺在床上矫情地哭。又想让人听见，又不想让人听见，那声音就不大不小。老杨许是端菜路过，许是做完菜出来转转，听见了，蹑手摄脚走进来。

“嗨！不点儿，哭啥？”

点点当然不理，还哭。

“你听……”

点点一愣，先是不哭了，然后竖耳朵听，墙外传来吆喝声：

“萝卜赛梨哟……”

老杨说：“吃吗？”

点点干脆涎着脸：“吃。”

“你等着。”

一会儿，他举个青皮水萝卜回来。

萝卜已经削好，青皮像绿萼，红瓤像红花。

点点和老杨你一块，我一块，掰下花瓣往嘴里送。吃完了，老杨说，没的说了，睡觉。

点点心满意足，乐嘻嘻倒头便睡。

从此记住了那萝卜，那吆喝。

那晚，对无端寂寞的点点来说，那萝卜岂止赛梨。

又一次，点点从幼儿园回来。

妈妈问：“洗澡了吗？”

点点说：“洗了。”

妈妈又问带点点的阿姨，阿姨说：“没洗啊。”

妈妈是问回家以后洗澡了没有，点点是说在幼儿园已经洗过了，阿姨是说在家里还没洗过。妈妈以为点点不喜欢洗澡，没洗也说洗过了，就对点点说:“妈妈最恨小孩子说假话。”

点点小，一下子不知说什么好，就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了。

一会儿，点点撅着嘴进了厨房，没想到老杨蔫蔫地说，他刚才在一边全听明白了，仨人的话两岔着呐。

点点一下子热泪盈眶，从此把老杨引为天下第一知已。

老杨的一只手，中指和无名指之间，像鸭掌一样有一层膜联着。这是大秘密。相信别的兄弟姐妹一定没见过。因为点点只在特别听话的时候才能看。点点考了五分，回家告诉了爸妈之后，又去向老杨献宝，老杨一听，乐了，伸出大手说：得，没的说，这回得看看。点点就像得了大奖赏，把那层奇怪的膜凑在眼前看个够。

点点有事没事的老往厨房跑，老杨做活，点点看。红案、白案，切菜、和面，有趣得像游戏。

老杨抻面。

先把案上面粉堆成小山，然后从容加水，山塌陷处流水潺潺，一时间山水俱消溶。老杨便腰膊轻展，掌间生风，一团面随他手臂翻动，像个活物一般跑遍巨大案板的每处角落。待揉按再三，最后置案板中央时，面团晶莹润滑、生动新鲜如薄壳巨卵。

老杨说这叫三净：面净，案净，手净。

老杨有一副典型北方汉一子的高大身材，当他拉开架子准备抻面的时候，头发尖上都放射出肌肉一般的弹性和张力，他两眼放光，鼻翼微微张开，活像匹健壮激动的马。面团随他双手起飞，则像一条嬉戏的游龙。一匹马一条龙，生动之至。老杨则如舞蹈一般:拉、拽、神、引，兴起时以面击案，咚咚有声。点点则屏气凝神，快乐非凡。正眼花缭乱，乐不可支的当儿，一条面龙早已被老杨拿捏得俯首贴耳，渐渐如丝如缕，成百上千。待抻抻拽拽，颤微微下在滚水里，以二尺长竹筷挑散时，面已熟。

一屋子的热气中，影影绰绰地只见老杨叮叮当当把蓝花白地儿细磁碗，八个、十个，依次排开。面捞入碗中后，配鸡汤色清如水。每碗面和汤的分量相当，面静卧汤中，白优雅如浴中美妇，碗碗看过去，那精美绝伦的姿势绝不走样。而且，席上有多少客，这白汤龙须面就有多少碗。一根不多一根不少。就像从和面起就严格计算，丝丝入扣，分毫不差。

后来，点点也看过不少抻面表演，却总觉表演者不像马，他们手中的面不像龙。看客们又过于大惊小怪，不像点点当年那样朴素、虔诚。于是就难免感叹：一龙一马，把个小孩子乐得前仰后合，得见这美妙场景者，世上可有第二人？

老杨杀鸡。

先磨刀：霍、霍、霍，极有气势。一般的鸡，听此声已骨酥筋软，摇晃而不能站立。大胆些的，待老杨挟鸡头人两翅间，另一手在弯曲的鸡颈最突出部，噌地拽下一把鸡毛的时候，也就魂飞魄散了。此时，老杨一改平日的忠厚善良，恶狠狠手起刀落，寒光闪烁处，碧血飞溅。此时，地下早放好二青瓷大碗，鸡血汩汩流人碗中，少许粗盐在鸡血冲击下慢慢溶化。加盐是让鸡血凝后鲜艳柔嫩，好看，好吃。点点每每看得胆怯而激动。血腥得紧了少不得双手掩面。尤其是那只被放了血的鸡，苍白着脸在墙角挣扎的最后关头。不过，逢年过节才有杀鸡宰鱼的事，所以，但有机会，点点绝不放过。

童年乐趣，智慧者在自然，识实务者在知识，有大志者在做帝王游戏。愚钝浅薄如点点者，说来惭愧，在厨房。

后来念书时才知道亚圣③认为凡君子先要有菩萨心肠，不忍看杀生，故曰：君子远庖厨。这种不入君子流的行径很使点点自卑过一大阵。

点点渐大，喜欢上厨房的陋习仍不能改。尽管从大人们的眼神和脸色中越来越知道往厨房里跑的不应该，但就是无法抵御厨房的诱惑。时间长厂，老杨也开始不自在。有一回他挺没来由地说：“点点，你是大姑娘了，别老往厨房跑。”

嘻皮笑脸地不理他。他就越发严重地叹口气：“你是学生，要有个学生的样子，又是个姑娘，不能没正形儿。我一个厨子……我怕什么？”

老杨的话一向好懂，这回却让人费思量。还不光是话，他神情怪兮兮的让人难受：点点再问，老杨却不再说。点点去问别人，别人也怪兮兮的样子，说：“老杨是怕人说闲话呗”

点点如堕五里雾中。

以后点点去厨房少了，一是功课渐渐忙起来，另一个是不耐烦猜老杨话里那些越来越曲折难懂的意思。比如偶然去厨房，老杨又会说：点点真成大姑娘了，把老杨忘喽。

再后来，老杨走了，调到别处工作去了。招呼也没打一声。

点点大吃一惊。先是以为老杨生了气，嫌点点忘了他。后来又以为是爸妈生了点点的气，嫌点点老往厨房跑，耽误了功课，就把老杨调走了。

生平第一次觉得惆怅莫名。

再后来，知道两者都不是，老杨调走的原因是军委服务处从四川找了一批厨师。因为当时中央和军委的首长里四川人很多。朱德、邓小平、陈毅、聂荣臻、刘伯承……，爸爸那时已经从公安部到了军队，所以就有了一个四川厨师老张接替了老杨的工作。加上点点后来真的大了，就不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可老杨还是逢年过节的来看看。爸妈会问他现在的工作累不累，家里人都好不好。他也问爸妈工作忙不忙，身体好不好。再就是问点点在不在，点点长成大姑娘了吧。不在就算了，在就看看。她要忙就不用叫了，看耽误了功课，带好儿吧……

有时候不免遇上了，点点便摆出知书达理的样子问候他。他也没有多的话，只说看见了就放心了，放心了。

有一回，一个不知深浅的毛头小子在旁边大咧咧地说：“吓，首长的女儿，在这个大院子里住着，我们一个警卫班呐，你有啥不放心的嘛。”

老杨脸上就红一阵，白一阵。

另一个知道点原委的说:“你知道个屁。老杨在这儿的时候你小子还穿开档裤呢。”

老杨的脸上就更红一阵，白一阵。

“文革”开始，再没见到老杨。

一晃十多年！

1978年，我好不容易大学毕了业，在军队的门诊部当了一名军医。一个姓杨的老护士说，有个人打听你呐，说是你们家原来的炊事员。跑去一看，是老杨。

老杨忠厚整洁的样子如前，但神情优郁。他说马上要退休，组织上说他是党员，要带头退，他同意了，可心里不高兴。他说自己身体还好，技术没人可比，除了下肢静脉曲张引起的一点皮肤溃疡……，辛苦了一辈子，离开工作好像什么都没有了。说着说着，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转。点点赶紧打岔，问他现在的情况，老伴、儿女们都好不好，有了几个孙儿孙女了。还问他现在在哪个首长驻地，要是真不想退，就跟那个首长说说。

老杨说:“咳，还说呢。早知道你爸出来了，恢复工作了。也知道你们都回北京了，思来想去的没敢去看你们。我们现在这个首长，‘文革’中整过你爸，现在不吃香了，听说也得写检查。我怎么好去看你们？听说你在这里才想着看你。”

听他说得煞有介事的，便不再多问。

老杨说：我其实常来这里换药，这个溃疡老不好，别人都烦我，杨护士心好，不烦我，我每星期来一次。

他走了，杨护士说，他腿上的溃疡其实很难好。

后来他果然常来。他家不远，就在和门诊部的同一个院子，我也去过。见到他老伴、儿子还有上小学的孙女。他的一个女婿是北海仿膳饭庄的厨师，是他喜欢的徒弟，所以把女儿都嫁给他。我每次去，老杨都拿出一些精致的点心，是只有仿膳才造得出来的宫廷点心：豌豆黄、芸豆卷、栗子面窝头、凤爪酥什么的。是他女婿孝敬他的，他总留着。我让他自己吃，他就说：“你能吃着什么？这是正宗.儿，真材实料。你上仿膳正经花钱也未必见得着。”

如果我实在不吃，他就说：“你小时候好，一个豆沙包就糊弄了。现在人大心大，学的挑嘴。”

后来怕吃他的点心，怕到不敢再去他家。但他还是每星期来门诊部换药，见不到我就托人带话让我去他家吃点心。

后来，他还是退休了。不久，老伴去世。这以后，他的脾气越来越坏，抱怨越来越多，腿上的溃疡越来越大，人也越来越老。

有一次他神情诡秘地对我说，他现在反党，因为党组织动员他退的休。退下来，工资少了，房子也不给调了。儿子一家三口和他挤一间房，儿子光听媳妇的，孙子也不懂事，和他不一条心。

他托我给他想办法，调房子，长工资，帮他把儿子调到近一点的地方上班。说了几次，没结果，也就不再提。还说，虽然你爸出来了，这样的事多了，你们也未必管得过来。为这话，我感激万分。

不久他的儿子单位分了房子，搬走厂。老杨剩了孤身人，没人照顾，就在儿子女儿家轮着住。终于可以不常常见他。但总听说他的日子过得不开心，嫌儿女不孝，孙儿女不听话。他托任何一个他认为可能见得着我的人带话：去看他，去他那里吃点心。我也就是答应着。

有一年夏天，他女儿来门诊部找我，说他因为腿上的溃疡感染住了院，说他心情很坏，一提点点就掉泪，说天下的人都对不起他，只有点点好。点点说那就一起去看看吧。

他女儿说你自己去吧，我还上班，不陪了。

果然见了我就掉泪。果然骂遍了所有的人，包括让他退休的共产党、这一次他已满头白发，神情不再忧郁，但眼睛里有了一份从未有过的刻毒，让我看了心惊。

老杨对着满病房的人说：“看见没，她爸原来是总参谋长，后来是军委秘书长。她照样来看我，她比我闺女亲，我们爷儿俩起根儿有缘，她小时候哭，奶妈拿‘咂儿’都哄不住，我一抱，她就笑。不信你们问问她……”

病房里又脏又乱，气味难闻，老杨的话也让我坐不住。因为我知道他的儿女们实际上还是很孝顺的，只是老杨的脾气越来越大，没人敢惹。我说回去了。这一次老杨仍然拿出仿膳的点心，已经留了很长时间，又干又硬。我收下，答应回去吃。

感染控制后，医院让老杨回家去。他不走，说他给共产党干了一辈子，公家的医院应该伺候他。又说儿女的家不是他的家，让他回哪里去。医院生气了，医生护士对他渐渐没了好脸，床单被子有时也不给换，他不管，仍然住下去。

这期间又去看过他一两次，好像都是过年过节以前，他女儿来叫，我就去，也觉得应该去看他。每次去，心头就像压着一块石头，总觉得欠他什么，但思来想去，又不知道除了去看看他，还能帮上什么忙。

有一次，是他儿子来找。他一说：我是杨万升的儿子……，我心里一震，马上明白：老杨不在了。

追悼会是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的。他的儿女们一定费了不少心血和气力。因为老杨的追悼会确实很像样子，追悼室很宽敞，摆满了花圈，不知道的人一定以为死者是个不小的干部。我被很认真地引到签到处，工作人员帮我佩带上了白色纸花，我在签到本上写：老杨叔叔，点点想念你。那支笔沉重万分。身后有人痛哭失声，回过头，通过几张相像又悲伤的脸，认出是老杨的儿女们。

告别仪式还未开始，我被优待，先走进去与死者告别。

老杨安卧，面容还算安详，体态也还丰满。

我的心惶惑不安，没着没落，我左顾右盼……

一眼看到老杨被刮得青白的像萝卜皮的鬓角和下巴，点点一下泪如泉涌！如梦方醒！所有往事在这一瞬间被唤醒，拥拥挤挤堵在嗓子眼儿。

我忽然明白，我失去了一个终生爱护我的，天下最痴心的人！失去了人生中最难得的童年知己！

老杨！老杨！你的爱护耐心而艰难，甚至有点执迷、执迷到完全不求回报，甚至不求平等。世界上哪里还有比你的爱护更仁慈的东西！

点点现在失去你了！在失去很多之后，又一次痛失你这爱心常在的痴情长辈！

老杨的儿女们走上来，说：“爸爸辛苦了一辈子，他的晚年不幸福。”

点点更如万箭攒心，造成老杨一辈子辛苦和晚年不幸福的人中，不正有一个罗点点在内？自问自责，痛苦万状之下，只好夺门而去。

夜深人静，往事历历在目。

老杨一晚上在和我说话，还是那个温和健壮的中年人。

他笑嘻嘻地把大手伸过来，说:“得，这回得看看。”

我就像得了宝似的，把上面那层奇怪的膜看个够……

后来，别人告诉我，老杨的遗体火化前，他的儿女大大发泄了一顿：痛骂了让老杨提前退休的“组织上”，提到房子、工资和级别，提到至今不能报销的医药费，也提到“没良心”的罗家。说老杨把一生中最好的光阴留在罗家，当牛做马。除了“文革”中受牵连，再没沾过别的好处。人死了，只来个小女儿，连追悼会也没开完……

这当然是些在情急时说的话，人家告诉我别太认真。

现在，人家请客要问上哪儿，我准说：仿膳。朋友们都知道我酷爱仿膳的宫廷点心。到了仿膳，会想起老杨。想起老杨，就能温习到许多温柔而复杂的情感。会告诫自己活在这世界上要自重，要珍惜和理解爱心。有时候也会特殊地感觉到伤感和寂寞。但无论如何，我会觉得自己更有人情味。

注释

①指中国共产党在1953年春开始的，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具体做法是向这些企业派公方代表，代表国家实行领导权，并占有相当股权。利润实行“四马分肥”，即资方红利不许超过四分之一。据统计至1955年，全国实行公私合营的企业3193户。

——参见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8月北京第1版328页。

②1950年6月，中央政府委员会通过和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第一条总则就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到1953年春，全国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土地改革都已完成。全国有三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地获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

—参见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8月北京第1版283页。

③指孟子。

4.秀芳

她穿戴着美德，无须面罩，也没有思想上的缺点使她脸红。

——《失乐园》189页

50年代人人想入党。

我们院子里当时一定有一场入党运动。那时候入党不是可以多挣钱，或者有别的好处。但凡和共产党沾了边的，人人着了魔似的要人党。

参谋、秘书、管理员是干部，大多是入了党的，没入党的是保姆、司机、厨子类勤杂人等。这些人按革命队伍里的规矩分别叫做保育员、驾驶员和炊事员。

一开始老杨很有希望。他的出身好，工作积极，技术又没人可比；但强中自有强中手，保姆秀芳很快成为他的竞争对手。

秀芳原来是旗人。父亲是清朝的蓝带四品官，是在宫廷里伺候皇上打猎的小官吏。和一般老百姓比，家境当然不错。后来，清朝倒台，改了民国。秀芳的父亲进了民国政府的印刷局，做印钞票的工人。秀芳说她父亲告诉过她，朝廷倒台的时候还给所有在旗的人发了亡国粮，那意思是从此各奔东西，谁也管不了谁了。但这亡国粮救不了末路人。没有了朝廷的俸禄，秀芳家的生活先是大不如从前。后来她父亲年老退休，家里的事情就由大哥主持。偏这大哥十足末世王孙，挣钱的本事没有，花钱的本事忒大，还抽大烟。没几年，大哥很快将家产败光，很自然地将老爸老妈气死，然后妻子病死，儿子不气不病自动而死。唯一没死的妹妹秀芳，让他丧心病狂地卖作童养媳。最后自卖自身当了兵。再往后就不知去向。比红楼梦里的一片白茫茫大地还干净利索。1949年解放的时候，秀芳在婆家正水深火热地活不成人，正好大姑子是中共地下党员，在她帮助下，秀芳走出来参加了解放军南下工作队。秀芳虽然饱受折磨，但聪慧秀丽。她本来已经准备进人南下部队文工团，在进一步审查的时候因为被发现没有文化，才又经人介绍到公安部罗部长家。干的虽然是保姆活，却是正式计算工龄的革命工作。她之所以成为老杨的竞争对手，是因为她除了有和人人一样迫切的人党要求，和老杨一样忘我的工作精神之外，和人人不一样的是，她的文化课成绩好。有人说这全是文化教员喜欢年轻漂亮女人的缘故。因为这实际上是秘书的教员同时是支部组织委员。不过秀芳并不应该为自己的年轻漂亮负责，而秘书似乎也不应该为自己喜欢这样的女人负责，尽管这对老杨有点不公平。

很快事情有进展，打破了不公平状态。老杨被人想起土改时候让老婆回家分地的事，而且他还在聊天的时候说他很羡慕他们饭馆以前的老板。公私合营以前，这老板手上有一块金灿灿的表，老杨说他这辈子如有相同的一块就心满意足了。如果前者是小农意识的话，后者就要算资产阶级意识了。这个话一传出来，老杨就有些灰。不久，老杨在厨房里打了一只偷嘴的猫儿，不想在文化课上被个个刚学了两天文化就舞文弄墨的公务员发挥成一篇作文。文章洋洋洒洒，题为《杨先生怒打大花猫》。写者无心，听者有意，一个“怒”字，着实让有心人费了猜疑：怒从何起，又向谁来。不能因为入不了党就对组织不满嘛……这些沸沸扬扬的议论虽然并无下文。也足以使老杨心灰意冷了。

秀芳对此浑然不觉，因为她从未对老杨怀有恶意。她不喜欢的是另一个年轻的保姆。这保姆是志愿军的家属，丈夫不在的时候却和别人相好，生了孩子。私生子一生下来就送人，鼓胀的乳房迫着她出来给罗部长的小儿子当了奶娘，这秘密很快让别人知道了，她的日子自然不好过。秀芳虽然绝对是个善良本分的人，但毕竟事关重大，有碍革命及革命女性之尊严。和这样的人一起工作，使秀芳多少有些委屈。尤其是这女人还享受着志愿军家属的待遇和好名声，又有文化，工作之余，她总是眼泪汪汪地写着一封又一封的长信。人以为是给丈夫写，唯有秀芳知道她是给相好的人写。这一切使秀芳心乱如麻。好在这女人像有自知之明似的不争着入党，这使秀芳还高兴些。

但事情忽然急转直下了。老杨被支部谈了话，很快填表入党，秀芳这里却毫无动静。后来就隐隐约约地听说是因为秀芳的出身有了问题。她参加革命的时候虽然是个童养媳，还有地下党员的介绍，但她家庭的清朝官吏的背景很让人不放心。

对于这件事，当时还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只不过因我太小，无法深刻理解其中所有的复杂关系。比如有人说是因为管理员在账日上有说不清的事，想让老杨担待。知道老杨想入党，就给某支委送了礼，替老杨通融。也有说是因那个写《杨先生怒打大花猫》的公务员对年轻漂亮的秀芳心怀不轨，动手动脚，让秀芳不客气地教训了一顿。公务员怀恨在心，不仅抖出了秀芳家庭出身的问题，还把秀芳当时的恋爱对象在“三反”“五反”运动①中犯的错误嚷嚷开来。

后来，秀芳一直没入成党，事隔40年后的今天，老杨和当年大院里的好多人都已作古，70多岁仍然健旺的老太太秀芳，提起此事竟仍然愤愤不平。“文革”后，秀芳的丈夫和老杨的女人先后去世，老杨很想和秀芳搭伙过口子。我们觉得挺好，都是“老人儿”，互相知根知底的。但秀芳坚决不答应，我怀疑，仍和当年的那场入党风波有关。

至于那个志愿军的妻子，后来一直和丈夫好好过着日子。当年给了别人的私生子长大以后正赶上改革开放，自己做生意发了点小财。更难得的是，这从小没有被母亲照顾过的人，现在对亲生母亲十分孝顺。

注释

①1951年中共中央决定在政府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在私营工商业者甲开展的“反行贿、反偷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财产，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

——参见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8月第l版292页。

5.普通人和普通的小学

如果不求更大的幸福和更多的知识，这就是至高无上的幸福了。

——《失乐园》160页

为了让我们知道普通人的生活，爸爸妈妈把我们送进了普通的小学。

东华门小学确实普通，校园简陋而陈旧。各年级的教室均是老式瓦房。夏大雨水多了，房上就长出许多草，秋天变黄。冬天刮西北风的日子，这些枯了的草就在房上跳舞，使我们这些在冬季的教室里常常感到寂寞和寒冷的小学生们多了一份注视的欢乐。

普通学校里最普通的人是工友陈婶。

我不知道她有多大年纪，反正学校里不分长幼一律叫她陈婶。她常年穿布的大襟衣服和抿档裤。她有三件式样完全相同的衣服，一件白单褂、一件蓝夹袄和一件黑棉袄。所以她夏天穿白，春秋穿蓝，冬天三件都穿上最外边是黑。她脸上有几粒麻子，梳旧式发髻，一双脚缠过。由于有做不完的工作，她的神情永远疲倦。

教室里取暖的大铁炉有一人高，上面铸着看不懂的外国字，据说确实是外国造的。陈婶称它们“洋炉子”。每天早上，她一手提着装满煤球的铁捅，一手拿着铿锵作响的通条、铁铲，一间一间地将这些教室的洋炉子点着笼旺。除了生炉子，上课或下课时她还要摇铃。铃是铜的。比较而言，上课的铃声摇得比较认真。从门房开始，“当啷、当啷……”从前院摇到中院、操场，最后是个只有三间教室的小跨院。到这里时学生老师们都已进了教室，铃声便戛然而止。大铜铃被反过来，陈婶紧紧握住铜铃里的铜疙瘩，不让它再发出任何声响，然后静悄悄回到她的门房里去。此外，陈婶还要给教工们所有的办公室灌暖瓶，给他们热饭盒。她的门房里，永远有开水壶在炉子上磁滋作响，永远弥漫着非常复杂的饭味。陈婶自己的饭常是烤窝头片和水疙瘩。后者是北京人爱吃又最便宜的一种咸菜。所以在她屋里那些复杂饭味中，以上两种东西的气味不可或缺并总最浓厚。陈婶扭着一双小脚，做以上所有的事情，让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孩子觉得她的工作很辛苦。

我们升入高年级部以后，搬进了新盖的教室，房子再也没有跳舞的枯草，屋内的洋炉子也换了中国造的。学校里装了电铃，修了锅炉房，并添了一位男工友专司其职。陈婶除了看守门房，只剩下在冬天给我们点炉子笼火的活儿。但她的抱怨越来越多。抱怨自己老了，拎不动那么重的煤球桶了。抱怨北京冬天骤冷骤热的没个冬天样。抱怨最多的是这些个新炉子比洋炉子难烧得多，又小又费煤，一大早点着，到了第三节课，教室里也没个暖和劲儿。

后来我升入中学，不久“文革”开始了，听人说爱抱怨的陈婶是个漏网地主，抱怨就是她仇视无产阶级专政的表现。她被造反的红卫兵遣送回乡。我才想到，原来孤零零的普通人陈婶也是有家乡的。

小学二年级，正是大跃进的1958年。东华门小学的操场上砌上了小高炉，夜里红光闪闪，煞是好看。我们被要求从家里找出炼钢的原料来。同学们拿来了五花八门的东西，有许多东西我是第一次见，香炉、佛像、蜡烛台，甚至还有几个精致的首饰盒子。老师用一块磁铁来试验它们是不是铁。结.果有许多东西被认为不是铁，而是铜、锡或者是银，甚至还有一尊长不及寸的佛像是金的。这些不寻常的东西后面，一定有一个个关于普通人家的故事。不过，那时在我们眼里，铁是最可爱的东西，它比金银或者任何的家族故事都要珍贵。记得我从家里拿去的一个不太破的脸盆被认为是铜而不是铁的时候，我难过得哭了。

大炼钢铁之后，是“除四害”运动。“四害”起先是苍蝇、蚊子、老鼠和麻雀。

对我们小孩子来说，最高兴的是参加一种全城总动员的消灭麻雀的活动。大家都在公家规定的某一天，一般是星期天，跑到房上或树上去，敲响一切可以敲响的东西，把麻雀吓得无处停歇，最后惊恐疲累而死。我亲眼看见过精疲力尽的麻雀飞着飞着就像被枪打中一样地从天空中倒栽下来。

后来科学家们说，麻雀一年里吃掉的害虫比它吃掉的粮食多，就把麻雀的名字从“黑名单”里去掉。但是人们已经习惯了除“四害”的说法，仍然这么说。再后来，又有科学家很科学地在报上发表文章，题目赫然是《为麻雀平反》，并把“四害”里的这一害改成蝗虫还是嶂螂什么的，但人们记不住，说起“四害”来还是苍蝇、蚊子、老鼠和麻雀。

学校的学生都是北京东城区普通市民的孩子。我们按着爸妈的意愿尽量做到和别人一样普通。我们走着和同学们一起上学，和大家用一样的手缝的碎花布拼的书包。我们的衣着也和大家一般无二。50年代的日子，即使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也是很朴素的。由于我们家子女多，我们的生活实际上不得不更俭朴一些。我记得，我们班上衣着最惹人注目的是电影演员上官云珠的儿子，这是一个总是面带羞涩的漂亮而忧郁的男孩。我一直羡慕他有，一件玻璃（实际上是塑料）雨衣。而我，一直到小学毕业，我的最高理想只是有一双像样的雨鞋和一把不破的油布雨伞。爸妈基本不给我们零花钱，我们的学习用品也是最普通的。为了让妈妈给我买一盒班上几乎人人有的12色图画笔，我费尽心机在妈妈心情愉快地会见客人时，当着客人的面提出我的要求。不过我们觉得这样子很光荣，爸妈除了要我们在学习和品德上超过别人之外不许我们有丝毫的“特殊化”。这是五六十年代共产党的干部对自己子女的基本要求。而无论多么高级的干部，如毛泽东、刘少奇的子女们，对此也真诚地身体力行并引以为荣。这是那个时代的风气，是那个时代各种神话中的一个真实的部分。

但我们仍然和别的孩了不一样。这一点我们自己觉得，别人更不忘记。

那时下课后要上课外小组，就是几个孩子一起到某个同学家一起做作业。同学的家长会用异样的目光注视我，会问我许多我不大懂的何题。比如问我爸爸妈妈挣多少钱，我们家门口的警卫带不带枪。现在想来这些问题充其量是一种好奇，但当时我却真实地感受到了歧视，这些提问总让我如坐针毡。

还有一次我在西城区少年宫朗诵比赛中得了奖，到同学家做功课的时候她妈妈很不高兴地对我说，这个奖应该是她女儿的。还一本正经地问我：为什么会给了你，是因为你爸爸，你知道吗？我说不出任何话，而且非常吃惊和伤心。从此我还失去了这个和我一样喜欢朗诵的好朋友。

有一个时期，班里一些男孩子流行说几句恶作剧的黄色笑话，他们来跟我说，我不懂，就回去问妈妈，妈妈一下子变了脸，说：“你们学校怎么有这么坏的孩子。”几天以后，其中一个最调皮的男孩子被记了大过。她妈妈来接他回家的时候指着我对他说：“我告诉你多少遍，惹谁不好，偏偏来惹她。”这个母亲的目光，使我在全班同学面前无地自容。

八年之后，“文革”开始了，在这个小学男同学面前我竟然又一次无地自容。

“文革”中，由于我爸爸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就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②”。这种身份的人一般是不被信任，所以也就不能参加红卫兵③。红卫兵是“文革”中出现的学生组织。是在“文革”初期的扮66年5至6月由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一批中学生秘密发起的。他们在7月底写信给中共党的主席毛泽东，宣称“造反有理”。毛则在8月1日回信，表示热烈的支持。使得红卫兵运动在一夜之间席卷全国。以“破四旧’④为宗旨的红卫兵运功虽然在后来造成对中国社会文明空前残酷的摧残，但一开始，能够加入红卫兵对所有我的同龄人来说是革命和幸福的象征，也是我梦寐以求的事。

大约1966年秋季的某一天傍晚，北京的红卫兵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一次集会。我太羡慕那些整天戴着红袖章、穿着绿军装的红卫兵了，禁不住想同样装扮一下的欲望，就找了一身军装，把一个红卫兵袖章戴在臂上，趁着暮色，走进古柏参天的劳动人民文化宫。会场外面早已人山人海。随着人流，我觉得自己有几分把握不被别人认出来。离会场大门还有十几米的时候，我一眼看到了那个记大过的小学男同学。他的名字我已经忘记了，但他酷像他妈妈的样子我记得清清楚楚。看他忙碌的样子，我猜想他是在负责看守会场大门的工作。我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像做了贼似的心虚。糟糕的是他也认出了我，甚至脱口叫出我的名字。他一脸笑容，但我想他一定是幸灾乐祸，所以没等他说出第二句话，我就转身狼狈逃窜了。

在这所普通人的小学里，我读到了三年级。因为家里修缮房屋，我们搬到东交民巷8号住，就先转学到东交民巷小学。后来大概是因为父母实在忙，没有时间管我们，就把我和姐姐送到北京西郊的“十一”小学。

这所学校是专为干部子弟开办的。由军队出钱，主要接收军队的干部子女。和东华门小学、东交民巷小学比较起来，这里漂亮得多。院子宽大，遍植花草。教室明亮通敞，桌椅不仅配套，而且随着孩子的身高而大小不同。学生们住校，食宿全由学校管理。听说原来衣服也是学校发的，后来，部队的干部不实行供给制，实行工资制了，衣服才改由家长提供。但是我们班里还有一些同学的衣服是由公家发给的，他们是一些烈士或者在执行特殊任务的人的子女。我们只知道，后者的父母是一些需要隐姓埋名的人。

我不喜欢这个学校。第一，我只能每星期回一次家，这对有一个愉快的家的我来说，自然是非常巨大的不幸。我总是幻想着在我不在家的时候，我们那个美丽温暖的大房子里一定发生了数不清的美好故事。第二，这所子弟学校里弥漫着一种彪悍的气氛，使我非常的吃惊和不习惯。这里好像人人都是某种“战士”，时刻在进行着“战斗”。从早上起来，洗漱和叠被子都要竞赛。从早操、上课、一日三餐到晚自习要列队行进和唱歌。队伍要比准排得齐，唱歌要比谁唱得响。第一次到饭厅吃饭的时候，我奇怪何以人人面对热腾腾的饭菜正襟危坐，忽听一声刺耳的哨子，有个老师大喝：开动！于是全体动作。刹时杯盘狼藉，人走屋空。原来吃饭也是竞赛。

在日常生活中，男孩子们个个是欺负弱小的好手，女孩子们则工于心计，讲究的是不动声色而达到目的。所以，这里经常有或悲壮，或离奇的嘈杂闹剧上演。

在一个时期里，好像有一场旷日持久的针对老师的恶作剧比赛。比如把老师的鞋尿湿，或者往他们的茶杯里放进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我还记得一些男孩子把一位瘦小男老师的椅子腿弄断，这位老师由于体弱多病，上课经常要坐着。他突然跌下去，又惊又气，竟然放声大哭。看到老师被这些精力过剩的学生们折磨得精疲力竭、哭笑不得的样子，我曾以为小学老师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

最可怕的是每个班的孩子中都有一个“王”，或男或女，性别不限。这个“王”走上宝座的道路想必是相当艰苦卓绝的。一旦大权在握，马上成为所有孩子的精神和行动的领袖。我们班里的“王”是个女孩，中等个，短头发，一双又黑又大的眼睛。我亲眼见她扯着一个男生的头发往墙上撞，那个孩子不敢叫也不敢哭。一直到今天我都不理解，为什么在这所子弟小学里，十岁左右的孩子中间就存在这样明显的暴力行为。

一年以后，爸妈大发慈悲，把我又转回城里的东华门小学。我不仅可以天天回家，不错过家里发生的任何事情，也可以在普通人的小学里享受一份平庸的生活了。

注释

①“文革”中对中国共产党内犯了路线错误的领导干部的一种称谓，据认为，毛泽东在1964年12月12日对一份党内报告的批示中首先使用这一概念。1965年毛泽东亲自主持修订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中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的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文革”全面发动的标志。在这个会议上通过的“五一六”通知里对这种人有思下描写：“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成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认识这一点。”（下划线是著者加的）

②指上述党内走资木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子女。毛泽东在“文革”中对红卫兵的某次讲话中说这些人是可以（被无产阶级造反派）教育好的。从此形成对这些人特殊的称谓。

③1966年8月1口，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的当天，毛泽东写了给清华人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一封信，表示对他们的造反精神的热烈支持，这使红卫兵运动在全国迅猛地兴起。从8月18日到1月26日，毛泽东在北京先后八次接见红卫兵和大中学校师生，总共约一千一百多万人次。……这是造成社会大动乱的一个严重步骤。各地大批红卫兵冲向文化教育界、党政机关、冲向社会、对他们认定的所谓“封（建）、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事物进行大破坏。文化教育界、党政机关约许多人，被当做“黑帮分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受到批斗、抄家，受到侮辱、殴打和迫害。——参见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8月北京第1版429——430页。

④从1966年8月19日起，北京发生了一场全国规模的“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运动（北京的红卫兵首先走上街头，贴传单、标语、大字报，集会、演讲、宣传，修改原有的地名、店名、校名，干预衣着、发型等生活方式，甚至连姓名也要革命化。……这样“破四旧”的运动被引向全国，并采取了更.为激烈的行为，冲击寺院、古迹，捣毁神像、文物，焚烧书画、戏装，从城市赶走“牛鬼蛇神”，勒令政协、民主党派解散，通令宗教职业者还俗，进而自行抓人、揪斗一、抄家、游街示众、私设公堂、滥施酷刑，甚至打人致残、致死……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光明日报出社1989年9月第1版223页。

6.冰雪女王

……没想到，她自己也是一朵最鲜艳的不支之花……

《失乐园》322-323页

转回东华门小学后，最使我高兴的是我的班主任是一位美丽女人。她有一张漂亮细腻的脸，高傲平滑的额头，完全希腊式的鼻子。她的脸总是苍白无血，使她整个人更像大理石雕成。我在她的家里看到她穿着娇纱的结婚照片，更怀疑她就是断臂维娜斯的中国翻版：班主任永远整齐于净，不苟言笑。一双美丽的眼睛中闪着冷静圣洁的光芒。妈妈从苏联给我们带回过一些动画幻灯片，其中有冰雪女王的故事。我看过后，就在暗地里叫她冰雪女王。冰雪女王教我们语文和算术，她每天走进教室时优雅高贵的姿态，使我们觉得能够天天看到她，实在是一种幸运。没想到，有一天，我竟惹她生了大气。

一次作文课后，她把我叫到预备室（不知道为什么东华门小学的老师办公室都叫预备室）。我胆战心惊地看到，冰雪女王的形容大变。她把我的作文本啪地一声扔到我面前，喘着粗气说：“这是怎么回事？”还没等我明白，又啪地一声扔过来一本书，还是那句话：“这是怎么回事？”那次作文课是冰雪女王让大家写暑假里的生活。我写的是和爸爸妈妈去北戴河海边度假的事。我挺喜欢作文课，而且不放过每一次舞文弄墨的机会。但是当我把冰雪女王扔过来的书看完后，自己也不禁冷汗涔涔，无地自容。那本书是一位名作家的散文集，其中写大海日出的章节无疑与我的有关章节（当然更正确的说法是我和他的）如出一辙。我站着，不知道应该怎样解释，因为我自己也确实是一头雾水。沉吟良久，还是说不出是怎么回事。冰雪女王在一旁早己气得满脸通红，上气不接下气。

她说：“就算天下文章一大抄吧，也没有抄成这样的，幸亏我……”

压抑不住舞文弄墨的恶习，我设想那删节号后面的成语应该是博览群书？博闻强记？或者是学富五车？……可是我仍然想不出自己该说什么好。

说实话，一到今天，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位名家的书我肯定是读过的，这篇写海边日出的散文我好像也是读过的，但是天地良心，我在写自己的作文时却真的什么也没抄袭，甚至连这位作家的大名都没想到。但是，作文是我带回家写的，现在名作家的文章和我的作文又白纸黑字摆着，虽不是逐字逐句，但实在是太像了。对于“抄袭”这个罪名，作案时间和证据现在俱全，至于动机当然也不难设想：

冰雪女王最后板上钉钉子地、痛心疾首地说：“抄袭和作弊是最可僧恶的。”

那以后，好长时间我情绪低落。一是事关自己的清白，不仅有口难辩，而且连自己也怀疑这个清白是否靠得住。二是使得美丽的冰雪女王勃然大怒。她气得喘吁吁的样子实在让我心如刀绞。更伤心的是我以前至少以为她是喜欢我的，因为我在她任教的课日里，成绩很好。可现在，她一定把我当成个抄袭和作弊的专家了。

不久，进入毕业考试了。我有点紧张。爸妈对我们的要求严格，考不上好的中学，好像很对不起爸妈。加上我平时总不如几个哥姐用功，可又自认为成绩不比他们差。我的理论是：不用功未必成绩差。如果升学考试考不好，自然会影响这个理论的说服力。

升学考试的最后一场是考算术。我挺得意地很早就做完了。想起冰雪女王事前千叮咛万嘱咐地说有时间要检查！检查！我就从头开始检查。真是检查出了几个错误，赶快改过来，要不可太划不来了。这以后，我就轻松愉快地看着人家，不知道再做什么好。监考的冰雪女王不知为什么开始烦躁不安，好像要暗示什么给我，甚至是要跟我说什么。但我绝不敢相信这一点。她说的“抄袭和作弊是最可憎恶的”，仍如暮鼓晨钟轰响在我耳边。我有点慌乱地把眼睛转向窗外，心里疑疑惑惑的。

冰雪女土慢慢走到我身边，先用身子严严地挡住了别人的视线，然后用一个很难觉察到的动作，把她纤细洁白的手指轻轻点在我做的一道题上。我大吃一惊！因为生怕理会错了她的意思，就抬起头来看她的脸。她竟然像上次对我生气时一样气喘吁吁，满脸通红。我不再犹豫，赶紧看那道题的演算结果，果然是一个错误，而且又是一个不该有的笔误！我刚刚来得及改过来，下课的铃声响了。交卷时我仍然不敢相信刚才发生的事。我想再看看冰雪女王的眼睛，但她没有抬起来。我猜她一定知道我在她面前，而故意不肯抬头的。我只看见，她的脸仍然因为心情激动而微微涨红着。

这次升学考试，我得了198分：语文98分，算术一点错误都没有是100分。我报考的师大女附中的录取线就是198分。很明显，没有冰雪女王的忘我相助，我是无法实现这个愿望的。为了帮我，天知道她怎样冲破了她对最可憎恶行为的概念，越过了她原本认为根本不可能逾越的界限。

这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冰雪女王。后来听说，她出身一个基督教家庭。她之所以常常面色苍白，激动的时候就满脸通红、气喘吁吁，是因为她有肺结核。在我们这一届学生离开东华门小学后不久，她也因病辞职离开了。

冰雪女王如果现在还活着，已经是70岁以上的老人了。她天性中的柔弱、真诚和由此产生的一种特殊的美丽，不仅使我当时就受益匪浅，考上了喜欢的学校。而且我一直觉得，她是命运带给我的一个恩惠，使我从此懂得，人类天性显现，且与某种信念冲突激烈的当儿，真善美就像熟透的苹果，滚进我们的篮子。这种并不高明但平和的审美情感，真让我终生受用不尽。

7.夏日旅程，往事1959

看见了这些光辉的表面，谁不想进一步去窥探一下地下深处的蕴藏呢？

——《失乐园》229页

北戴河原是渤海边一个小渔村，在北京东300公里处。这里蓝天白云，海平沙软。一到夏季，海风习习，凉爽宜人。清末民初，先是一些外国传教士的足迹到了这里。三四十年代，一些来华做生意的外国人在海边的松林里建起一两幢别墅，后来房子造得越来越多，逐渐变成有名的避暑胜地。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干毛泽东酷爱游泳，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将这里稍加整顿和修缮，就成了中共中央，尤其是书记处一班人夏季办公的地方。中共中央许多重要的会议在这里召开，许多重要的决定在这里做出。我们这些孩子来这里，则在大人们为国家大事焦心操劳争论不休的时候，无忧无虑地享受美好的青少年时光。

每年夏季七八月份，是全家去北戴河的日子。除了我们，许多人家都去。这些家庭里也有像我们家一样的要为国家大事操劳的爸爸，温柔美丽的妈妈和一群吵吵嚷嚷的儿女们。这个季节就成了这些地位相近的家庭之间，一年中最愉快的交际季节。50年代没有那么多汽车和公路，大家去北戴河都是坐火车。火车要走八九个钟头，于是这种交际就从火车上开始。

在火车上，不同的家庭友好共处一隅，那气氛多少与平常不同。大人们之间会说许多我们平时听不到的有趣的话，让我们这些孩子体会到我们之间应该是怎样一种亲密融洽的气氛。

罗荣桓①元帅是长辈中最慈祥的一位，他有宽广明亮的额头，一双和蔼安静的眼睛和厚厚的嘴唇。不易觉察的笑容像一阵阵清风掠过春日的原野，在他脸上时隐时现。他太不像一个统领千军万马的大元帅，太像一个“好爷爷”了。连那种充满辣椒味的湖南话在他的嘴里都显得格外好听，以至于所有的孩子都喜欢和他在一起。贺龙②则永远威严，他的眼睛不大，却炯炯有神，唇上一撮与众不同的胡须，使他甚至永远是漂亮的。那时候，这些元帅伯伯们都喜欢带一种苏式的筒状羔皮帽，就像苏联电影里夏伯阳、布琼尼戴的那种。同样的帽子戴在他们头上却是不同的效果。罗伯伯显得更一团和气，贺龙则更八面威风。

在火车上吃饭，不分你我，十几个大人孩子共坐一桌，热闹非凡。长辈们往往由于健康原因不能与我们吃一样的东西，但见我们这帮孩子对大鱼大肉尽情享受，羡慕得不行。罗伯伯实在耐不住，就趁人不备，在我们的盘子里夹起一筷往嘴里送，而林月琴妈妈更会手疾眼快地一把抓住，大喝：不许！林妈妈是罗帅的妻子，她出身在安徽金寨的穷苦人家，后来成了著名的女红军。这敬爱的老妈妈一辈子不改勤劳善良的天性。

贺帅的妻子，学生出身的薛明阿姨对同样被勾起馋虫的贺龙则完全是另一种战术，她会柔声细语、不动声色地说：贺老总用不着我提醒，他自己知道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每当这种时候，两位老帅，一文一武，都只好偃旗息鼓，不战自退。我们的心里则充满对两位伯伯深切的同情。

妈妈说，去北戴河，和朱老总③同行是最舒服的。爹爹（我们所有的小辈都依照四川方言把朱德总司令叫爹爹）德高望重，出行可以坐专车。晚上从北京出发，第二天凌晨到北戴河站。爹爹总是交待人让把专车甩在铁路的备线上，让我们这些睡不够的大大小小的孩子们睡到日上三竿，再接着往北戴河进发。

不知人生乐趣是否在等待某种恍然大悟的时刻。也不知为什么我从小就有这种固执的念头，而且这种欲望在坐火车的时候会特别强烈，也许是移动的列车使时空交错的体验异常生动鲜明。反正，每年在从北京到北戴河的火车上，我会固执地守望在车窗边，不放过眼前的任何事物。直到今天，我眼前仍然会出现这样的情景:一列开向大海的火车，梳着妹妹头④的我坐在车窗边，风把头发吹到我的眼晴、鼻子和嘴巴里。我在打了一个大喷嚏的同时，如痴如狂地感受着穿行在窗外那些陌生的农村风景中的快乐。我会因感受到时间正在窗外移动的树梢上流逝而焦虑，我也会忽然有了百代过客的凄凉，进而像个大哲人似的严肃自问: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平去？我还会把夏日田野上的各种概念:植物、动物、人、粮食、阳光、四季和生命等等一大堆东西，杂乱无章地搅在一起，然后享受这种深陷在混乱中的惬意。一年又一年，恍然大悟一直没有来临，但我至今醉心于那个坐在车窗边，梳着妹妹头的小姑娘，她在失魂落魄的等待中体验到的愉快。

有一年，又是坐火车去北戴河。记得火车上有邓小平的妻子卓琳，彭真的妻子张洁清，他们两家的孩子，还有我们家的孩子和其他几家记不清了的人家的孩子，反正是除了两位夫人，就是一大帮孩子。中央警卫局的李树槐带队。

走到河北省滦县，离北戴河已经很近了，也就是在我不着边际的冥想接近尾声的时候，火车忽然停下来，就停在荒郊野外，不能再走。李树槐满头大汗地跑来跑去。大家不知出了什么事。那时火车上没有空调，车停了，车窗外没有风吹进来，车加里闷热难当。好一会儿，才说是滦河发了大水，把铁路桥冲断了，正在抢修。车箱热热得不能呆，桥也不知道要修到什么时候，李树槐当机立断，把一车人拉到县城里去等。

临下车的时候，不知谁家带孩子的阿姨发牢骚说:家里大人都不在，碰上这样的事情，怎么办？卓琳阿姨听到了说:“怎么办？你说怎么办，跟着我们还不放心吗？”这话很对，那时候，这些人家之间的关系朴素而牢靠。这种情况下，虽只有两家的大人在，但保险谁家的孩子也不会吃亏。

滦县那时候是个小县城，因为在铁路边上，也还热闹，街上很挤，满是人和东西:道路上的泥泞被太阳晒得像石头那么硬。我们一行人在这些被车辆、雨水和太阳共同制造的矮小而坚硬的泥塑上而歪歪倒倒地前进。成小山的西瓜、黄瓜、西红柿还有装在笼子里的鸡鸭在如火的太阳下曝晒。因为道路被大水冲断，这些运不出去的东西只好在市场上廉价出售。空气里充满了尘土和垃圾的腐败气味。每一堆货物的后面，都是货主们愁苦的脸。一个出卖鸡雏的人一动不动地守着他的摊子，几乎让人家白拿走他的小鸡。李树槐非常在行地说，因为找不到喂它们的水和食物，这些鸡卖不出去也是死。还说要是在家里就好了，可以让老婆炒一大盘辣子子鸡了。

我们这一行人的到来，无疑惊动了县城上下。我们到县委的招待所落脚，接待我们的不知是县委的什么领导，只记得他一叠声儿地说着四个字:喝水、吃饭，喝水、吃饭。我想他无疑抓到关键，因为大家确实又饥又渴。饭在招待所食堂吃，猪肉大葱包子加大米粥，其香无比；只是食堂里用来引诱和消灭苍蝇的铁丝笼里，摆着一碗一碗的臭鱼头，臭气熏天。我们在香臭夹攻中进餐。后来听说这法子其实很奏效，因为苍蝇香臭兼喜。食堂凭着这法子，每次火苍蝇比赛能拿第一。饭后，两位夫人休息，我们一帮孩子在李树槐的带领下，上滦河河堤上去看水。

滦河的水并不大，起码不像我想象的大，但是稠得像浆糊。我们议论，说是这样的水怎么就把铁路桥冲毁了呢？旁边的人说，大水已经过去了。今天早上的水才大，水里啥都有，死猪死羊，还有死人呢。我们听得头皮发麻，就说上桥上去看看。那边人声鼎沸，说是动员了部队在抢修。李树槐大概是怕有危脸，也许是怕麻烦，板着脸说：不许去。几个大孩子不敢说什么，我们几个小的就更唯李树槐之命是从了。

被水阻住不能走，大人们都很着急,我听见几次卓琳阿姨问和“家里”联系上没有，县里的电话线路被火水冲断，李树槐最后跑到车站，用铁路的专用电话线路才和“家里”联系上。张洁清妈妈也把李树槐数次叫来问:大家喝的水有没有问题，不行的话就白己想法子消毒，都是些小孩子，拉肚子可不行。

我们这些小孩子却很高兴，人人都有一种快乐的冒险感觉。晚上所有的孩子共处一室，逼着李树槐给我们讲故事，否则就不睡觉。李树槐撇着他的陕西腔都说了些什么已经记不清了，但是这次经历和从找吃喝到讲故事无所不能的李树槐却清楚地留在记忆里。

问题是那年为什么只有两位夫人带着一大帮孩子，各家的爸爸都到哪里去了。经我们一再回忆，原来，这正是1959年，所有人家的爸爸都没去北戴河，而在庐山开会。

1959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多事的一年。1959年的庐山会议和1958年的北戴河会议紧密相关，并代表中共历史上重要的两件事：大跃进和反右倾以及后来揪出彭(德怀)、黄⑤(克诚)、张⑥(闻天)、周⑦(晓舟)反党集团。

在1949年夺取政权之后，中国共产党又先后夺取了抗美援朝、镇反肃反、社会主义改造和反右斗争的一系列胜利。美帝国主义、反革命分子、党内异己分子、资本家以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都在革命的铁拳面前纷纷落马。党的主席毛泽东对自己呼风唤雨的能力以及共产主义理想对中国劳苦大众的吸引力有了进一步的信心。于是，他在1958年开始了大跃进。这一年的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提出1958年的粮食产量，要比1957年3700亿斤增长近一倍，达到6000亿到7000亿斤，1959年要达到8000亿到10000亿斤，会议正式决定，1958年的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1959年达到2700到3000万吨。会议通过的计划指标比三个月前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刚刚通过的各项指标翻了一番。会议还作出厂在全国农村大办人民公社⑧的决定。在这个决定里说:“看来，共产上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那时候，从毛泽东到全党，竟然相信，一穷二白的中国，会在一两年内，凭着由于强迫命令而丢掉土地的9000万农民在上百万个小土高炉中大炼钢铁，凭着一个“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模糊口号，凭着各行各业“放卫星”和社会主义制度“一大二公”的优越性，总而言之是凭着一种超级革命意志，就能创造“超英赶美”的经济大奇迹。

1958年5月，中共八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七年赶上英国，十五年赶上美国的口号。当年6月份，国家建委上任薄一波向中央政治局提交的题为《两年超过英国》的报告中说：经过三年苦战，中国可以在钢铁及其其他上要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基本上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毛泽东看完报告后，高兴地批示：超过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以后，超过英国的时间就被提前到了两年⑨。

这种异想天开的举动，实行不到一年，也就是到了1959年。已经露出不可收拾的景象。工业生产由于强调大炼钢铁而比例严重失调，农业播种面积下降，工农业生产指标一降再降，甚至降到了北戴河会议制订的指标的一半，仍然完不成⑩。面对这种困境，党内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在这一年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国防部长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封信，陈述自己对于大跃进的不同观点。结果不仅自己丢了官，毛泽东更抓住这件事，揪出了“澎、黄、张、周”反党集团，在全党全国大反“右倾”，打击不同意见，使大跃进的恶果进一步扩大。1960年，发生了全国性的大饥荒。据正式公布的数字，1960年全国的总人口比上年明显减少。而实际上，加上以后两年的持续饥荒，有专家估计，全国被饿死的人会更多。饥荒最严重的地区，如河南信阳等地，有整村人饿死的事发生。现在四五十岁的人提起那次全国性的大饥谨，仍然谈虎色变。

说到彭德怀元帅，在我们的记忆里他确实与众不同。比如说，他好像从不到北戴河来，在我们这些家庭的交际场吧，从来没有他的影子。我们能记起北戴河的别墅群里哪一座是谁家住过的，但是没有人回忆得起彭元帅住过哪一栋。彭元帅不苟言笑，没有孩子，他的妻子浦安修也总是严肃有加，所以我们小孩子都有点怕他们夫妇。

彭德怀元帅在“文革”中受到更加惨烈的迫害，没能活到党给他恢复名誉的一天。

党的十一届二中全会后，一些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被重新允许到北戴河度假，军委的招待所电大兴土木，以浦安修、林月琴、汪荣华(刘伯承元帅的夫人)、薛明和我妈妈的名义先后翻盖起五幢别墅。浦安修只来住过一次，那时她已经患了癌症，不久就去世了。

注释

①罗荣桓(1902－1963)湖南衡山人。1955年授予元帅军衔，当时是中火政治局委员。（有关中共党内人物的资料均摘自《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总论·人物》，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第一版。下同。)

②贺龙(1896－1969），湖南桑植人。1955年授子元帅军衔。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

③朱德(1886-1976），四川仪陇人：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员长。

④一种小女孩梳的，鼓简单的齐耳短发式。

⑤黄克诚(1902-1985)，出生于湖南永兴县下青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当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撰写过《黄克诚回忆录》。

⑥张闻天（1900-1976），化名洛甫，上海南汇人。是新文化运动战士。解放后曾任驻苏大使，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当时为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

⑦周小舟（1912-1966）,原名周怀求，字元诚。湖南湘潭人。当时为中共胡南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⑧1958年北戴河会议后，全国农村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实现了公社化。到年底，全国七十四万个合作社合并为二万四千个人民公社，农户的99%参加了人民公社。所谓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就是把几十上百个经济条件、贫富水平不同的合作社合并，一切财产，包括自留地、家畜、果树上缴公社，有的地方甚至可以调用农民的房屋和家具。致使惊恐不安的农民纷纷杀猪宰羊，砍伐树木，造成农村生产力极大的破坏。人民公社推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对农业生产实行大兵团作战的方法，动辄日以继夜，突击作战:社员吃饭在食堂，有些地方甚至宣布对社员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实行完全的供给制。农村原有的集市贸易，家庭副业都被当做“资本主义”加以取缔。参见《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⑨参见《20世纪中国全纪录》，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年1月第2版778-780页。

⑩参见《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8.金色的记忆

在群星中，金色的太阳最近似天庭的灿烂，吸引他的眼睛。

——《失乐园》116页

有一天早晨我醒来，面对灿烂阳光，忽然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已是中年人，记忆中发生过的事情，无论如何填不上四十五年的时间。对我来说，往事像一本被蛀食的书。这书中的某些章节完全失掉了，不是模糊漫漶，而是像被虫子吃了一样的完全没有了。对于自己竟然在世界上活了这么多年和如此大量的生命过程归于虚无这两件事，如果碰巧只想起前一件，我就很奇怪，百思不解。如果不幸前后两件一起想起来，我就会整日的沮丧和惊悸。

但我的记忆里有些章节却历久常新。它们被北戴河的海风吹拂过，被它的阳光照耀过，所以，它们永远像晴朗天空下波光鳞鳞的海面，色彩分明，活泼生动，永远闪着金色的光芒。

在北戴河中直管理局属下的别墅区里，毛泽东的大房子靠近山腰，在一片松林中。林彪的房子在更高处的山洼洼里，因为他既怕风又怕听到和看到海。我们家孩子多，住两所房子，两个哥哥同住的房子离毛主席的很近，记得妈妈总是嘱咐他们不许吵闹，以免打扰主席。董（必武）①老的家和我们家隔着一条大沟，平时沟里没有多少水，要是夜里下了雨；早上就涨成一条小河，流水哗哗的。沟那边那个门窗都漆成绿色的白房子是我日夜想念的地方，因为那里住着我暗恋的梦中情人，董老的大儿子良羽哥哥。他体魄健壮，笑容明朗，笑起来好像还有酒涡儿。我为什么会迷上他早已忘记了，反正在一段时间里大有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之感。董良羽是我大哥的朋友，比我大十几岁，并且一点也不知道我的秘密情感。每次我傻呼呼地缠他时，他就跳过这条大沟逃跑。最近我又有机会见到这位大哥，提起童年往事，他抚着已经斑白的鬓角大摇其头，说：“是个甩不掉的跟屁虫哇。”

刘少奇、朱德和陈云等人的家几乎住在海边上。我真羡慕他们家的孩子们能从窗户里就看见大海。

每天早饭后，我们心急火燎地做完功课，就准备到海边去了。我们不喜欢走大路，在我们自己开辟的小路上，一条美丽的小溪天天伴我们同行。我们不知疲倦地在小溪两侧跳来跳去，头上密密匝匝的树叶编织成一把伞。太阳透过树叶，将一个个跳跃的圆形光斑投过来。我们想不透，树叶的缝隙个个不一样，光斑为什么却个个都是正圆的呢？我们之中知识最渊博的小青大哥说，因为它们是太阳的影子，太阳是正圆的嘛。一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他说的对不对。路边最多的是槐树叶和狗尾草，我们一路上在它们身上下功夫，弄出一些小把戏把自己乐得前仰后合。比如把槐树的叶子拿在手里，做分解动作四：一，将整片叶子以优美的姿势示人示己（同时念：“春天长叶”）。二，将复形叶的所有小叶片从底掳到头，叶片聚在手里像一朵花（念：“夏天开花”）。三，将手松开，叶落满地（“秋天落叶”）。四，将剩下的光杆以同前一样优美的姿势再次示人示己（“冬天光杆儿”）。还有一种叫算命，任什么命都可以算。比如说想知道某人来不来，或者什么东西得到得不到，就从槐树复形叶的任何一片小叶子开始，一边摘掉，一边说：“来，不来……”，或者“有，没有……”。最后一片叶子摘掉时落在哪一句，“命”就是什么。被预测来不来的人也许是老师（最好不来，因为来了要告状），也许是爸爸（最好来，因为他忙老不来），得到得不到的东西可能是好分数，也可能是明天的好太阳，好天气。最了不得是妈妈带我们上北戴河镇上天津的起士林分号吃一顿冰淇淋。

去海边的路走到一半会经过王稼祥②的家。王伯伯戴眼镜，给人文弱的感觉。他的房子里总静悄悄的。我们走过时不知不觉地放轻脚步，他和朱仲丽阿姨没有孩子，收养了一个女儿，叫莺莺，也是文静得不得了的女孩儿。如果他们的窗户里传出弹钢琴的声音，那是莺莺在练琴了。莺莺总是穿得很漂亮，连衣裙干净平整，头上结着比脸还大的蝴蝶结。我们这帮穿着裤衩背心，浑身晒得黑炭似的“罗家班儿”和人家比起来，真有天壤之别。莺莺总是弹钢琴，很少见她到海边去玩。我们都很奇怪，到海边来，为什么要天天弹钢琴，不下海？钢琴可以从北京带来，可海是带不回北京去的。我们就恶作剧地猜人家有病，什么病？妇女病！想起来，我们真是混账得可以。

我们全家酷爱大海。

我虔诚地相信：海是人类的家乡。生命是从海里匍匐着爬上陆地的。否则，天地间小小的我怎么会如此眷恋它。

我尽量和海呆在一起。

站在海边的沙滩上，海浪拥上来，亲亲你的赤脚，退回去，又亲亲，又退回去。站久了，脚慢慢陷下去，海浪不停地拥上来，退回去，和你比赛谁更有耐心。当然是人输。你耐不住性子，走了，海浪仍然拥上来，退回去。而月，它大度地替你掩盖掉没有耐心的证据，只三两次，就把你留在沙滩上难看的脚迹抹平了。

走进去，海无比温柔，起伏的海浪摇你，让你替全人类想起童年和故乡。你想起属于自己的那个摇篮，你想起母亲的模样，尽管你也许从未睡过摇篮，尽管你也许是个孤儿，从来记不得母亲的模样。反正你会觉得你在故乡，正睡在自己的摇篮里，母亲的手推着摇篮，你自己则在最无忧无虑的心境中，走向温暖的未来。

海在身边，像个前世就认识的朋友。它轻轻地摇着我，耐心地呼唤我。当我身心舒展，神智静谧，胸怀博大到终于可以和海合二为一的时候，我的灵魂就开始变轻。它拍击着空气和海水，发出奇异和谐的声响，渐渐露出婆娑起舞的姿势。我真担心人人都看见我灵魂出壳，因为它分明在澄明的空气，在阳光照耀的浪花泡沫之中，上下翻性，俯仰歌吟。

五浴场是中直几个浴场中最大的，全天开放，可以随时去游泳。但大人们不能像我们成大泡在海里，他们要开会。所以，他们要到中午前后才会出现。毛泽东则出现得更晚，他总是下午三四点钟才来。在那个朴素的年代，毛泽东的个人生活在很多人看来是很神圣的。人们充满崇敬地互相会意：主席夜里办公，只到下午才起身。我对这种习惯自然也景仰得很。可我一是不明自，主席难道不和大家的爸爸一样早上要去开会？二是觉得下午才起床，耽误了好太阳，好天气，实在有些可惜。

海不总是风平浪静，风雨过后，天上的大动荡虽然已经过去，但海上却正是最美、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往日平缓的海面上此刻高潮迭起。海浪有时会有三四个人高，要是刮过大风，每个高高的浪头上都拖着一条尾巴，它是由风吹起的水雾造成，这尾巴有点像慧星的尾巴，由于带着邪恶的意味而让人心情亢奋。空气里满是风雨的腥气。目光所及处，翻卷搅动，灰重如铅的，非云即水。我们喜欢这样的天气，这种时候跳到海里，在大浪的拍击下，会有极其强烈的快感。我们兄妹数人尖声大笑着与海浪嬉戏，有时竟会忘记了时间。这种天气里来五浴场游泳的人很少，但除了我们，还会有毛主席。

记得有一天，正是这样的天气。下午四点钟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已经不知在海里玩了几个小时，忽然岸上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我定睛着去，原来是毛主席来了。他穿着条白布大裤钗，在几个战士的簇拥下走到海里来。为了保护首长们的安全，五浴场里有一个游泳排，由游泳技术非常好的解放军战士组成，专门陪同首长游泳并保护他们的安全。毛主席的水性好是人人知道的。他平时来游泳是最不需要帮助的一位首长。但是今天显然不同，大概因为天气不好，风浪大的缘故，他身边比往日又增加了许多人。

这种天气，海上的浪虽然大，但也有一定之规。通常说来，近海岸处有两个浪大的地方。一是岸边，海水翻卷着达到自己的尽头，这是无风也要起浪的地方。另外是距岸边三四十米处。这里由于海浪冲刷倒流，流动的沙子在这里形成浅滩（因为这种浅滩呈长条状，像一道矮矮的沙端。有人称这现象为“沙墙作用”。平时这沙墙在水下，不易觉察。浪大时，海水通过这道矮墙时受到阻碍，就翻卷形成更大的浪。这些白花花的喧嚣滚动的大浪，看上去挺吓人。不知根底的人视为畏途。但是只要越过这个地方，往深水里去，浪再大也不翻不卷。只要顺着风势水势，游起来就比较自如了。

那天毛主席一下海，就像往常一样向深水处游去。毛最喜欢的游泳姿势是那种与众不同的侧仰泳。即身体像仰泳一样平躺着，手脚划动时却偏向一侧。这种姿势由于“文革”时放映的毛泽东畅游长江的纪录电影，已经闻名世界。那天，当他们一行人游到“沙墙作用”造成的浅滩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事情有点不对劲。因为我们实际上一直在浅滩处追着那些白色的卷浪玩，所以看得十分清楚。毛主席显然是想冲过这些卷浪，但他的姿势这时候成了大问题。这种不正规的姿势虽然省力潇洒，但是速度较慢。一个卷浪打过来，毛要被冲出去很远，他的姿势使他不能抓住白浪翻卷的间隙，快速冲过去。在这种时候。毛是绝不会接受别人的帮助的。几个卷浪打过来，毛这一行人就被打到岸边。我们从小就被大人告诉，毛主席的一切活动都是不可以被打扰的，所以，我们没有走过去，也不能发表自己的意见，只在远处看，但从远处也可以看到，毛在激动地说着话，伴着他特有的倔强的昂首挺胸的姿势。他周围人的都在气急败坏地围着他团团转，显然，和海浪搏斗的几个回合下来，毛泽东已经被大大地激怒了。他现在一定是在别人劝他不要再试的时候大发脾气了。一会儿，显然是作出了新的决定，这一行人又跌跌撞撞走回海里。这在我们是预料到的事，因为毛泽东当然是不能被人说服，他是一定要游过去的：所以我们的心情也不由得紧张起来，不知道这件事情会怎样收场。

后来，毛泽东当然还是游过了这个浅滩。是别人帮了忙，还是自己改变了姿势游过去的，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当他游过去以后我们大家的愉快心情。我相信，那个下午在五浴场，目赌了这一幕的所有人一定都有如释重负之感。

当毛泽东凯旋上岸后，我们也兴高采烈地收兵上岸了。毛泽东显然注意到我们在风浪里嬉戏的样子，他指着我们问身边的人：这是谁家的娃娃？有人告诉他之后，他挺高兴地冲我们笑笑，准确地说是冲正在走过他身边的我笑笑，笑里充满赞许和喜悦，似乎颇引我为同道。这个笑容令我难忘。不管后来发生了什么事，不管人们现在怎样评价这个人物，我却常常怀念它，怀念这个属于我的笑容。后来，在卫士李银桥写的回忆文章里，读到过毛泽东在北戴河海滩向风浪冲锋，并向卫士们大发脾气的事。只是不知道，毛的类似经历有几次，李银桥写的和我经历的是否是同一次。

五浴场里最轻松愉快的是爹爹(即朱德总司令)。他老穿一身舒适的布或者麻的衣服。说也奇怪，毛泽东也穿宽袍大袖的布衣服，但那些衣服在他的身上有一种强烈的符号感，好像有深奥的哲学含义。可穿在爹爹身上却只有朴素自然。连他手里的一根拐杖，虽然提着的时候居多，也让人觉得那么好看。爹爹下海，完全听其自然。套一个大大的救生圈，任凭游泳排的人把他拖到哪里。有时想上东，水或者风把他推到西，他也就去西。反正泡的时间差不多了，他就上来。天气不好，他就和他的卫士长在浴场里下象棋。古铜色的木棋子握在他被太阳晒成古铜色的大手里，慢慢举起来，静静放下去，满棋盘的沉稳之气，逼得观棋的人大气也不敢出。姓葛的卫士长未必下得过爹爹的，但是他常常摆出他是故意输给爹爹的样子。爹爹当然并不计较，只是乘兴而来，兴尽而返罢了。

爹爹的这种心境，在每周末为各位中央首长举办的舞会上更显独树一帜。他一手拥着舞伴（临时请来的文工团员，或者年轻的女工作人员)，拐杖挂在另一只手上，自乐曲开始时起步走，他向前，舞伴退后，走到头，向左或右转，再走下去，仍然他向前，舞伴退后，舒展自然，自得其乐，直到乐曲终了。我们都认为，爹爹这样子一定会长寿。

要是沙滩上出现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一大家子人，那就是刘少奇和王光美带着他们的儿女来了，兴致勃勃、亲亲热热是这个家庭的特点。他们能够在海里形成不小的一个方阵。这实际上也是我们家的做派，这么说吧：五浴场里的家庭，在海面上形成方阵的能力方面，也就是人数多和相处和睦的家庭气氛方面，没有人可以和我们两家相比。我们家的方阵和少奇同志（那时爸妈是这样称呼他们的。大人们之间的称呼在我们看来很没有一定之规，他们称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为总理，朱德为总司令，刘少奇为少奇同志，而陈云、林彪和邓小平则一般被称为五组、六组和七组)家的方阵在海上相遇，是五浴场整个夏季里最热闹好看的场面。

五浴场的沙滩上，有几位女性经常吸引我的目光。

王光美很年轻，高个子，皮肤白皙但略显粗糙。听大人们说她是40年代北平的大学生，出身于资本家的家庭，但她坚决地参加了革命，并在革命胜利前夕成为刘少奇的第四任妻子。1964年，爸爸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的参某长。中共委员是叶剑英，同在一起工作的还有副参谋长耿飙，顾问饶漱石③及李克农④、荣高棠等人，中共代表团的翻译是黄华、董越千、康黛沙和王光美四人。那时我妈妈带着刚会说话的大姐峪田，王光美那时候才20岁出头，妈妈让大姐叫光美姐姐。进了城。光美姐姐嫁给了少奇伯伯，变成了光美阿姨。姐姐很快改了口，在我看来，光美阿姨确实和许多阿姨不一样，她除了举手投足总有一种谨慎之外，恐怕正由于她是刘少奇的妻子。她在许多时候显得比别人更俭朴、谦虚和亲切。我喜欢她得体的样子和笑容，她和刘少奇前妻的几个孩子相处得也还融洽。看着一大家人高高兴兴一块儿过日子，真是件挺好的事情。

另一位是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的寡妻刘松林。她梳着一条黑黑的大辫子，总是穿素净的连衣裙，常常安静地出现在沙滩上，有时她和毛泽东一起来，只交换很少的几句话。多的时候是自己一个人来，一个人游泳。没有人陪她，或者是她不喜欢有人陪，她不大和别人打招呼。她一来，沙滩上就比往日安静一点。提到她，大人们总是很怜惜的表情、她的忧郁和孤独。赢得了多人的满意和同情。后来她又嫁了人，北戴河的海滩上再也没有了她的孤独的身影。

毛泽东的亲人们似乎都是单个地和他在一起，如果李讷在，李敏就不一定在，如果女儿在，媳妇就不在。江青更是不和女儿、媳妇甚至毛泽东在一起，她总是单独地出现，更是不和别人打招呼。从来不下海，只一个人在海边坐坐就走。那时候大家都知道，她的身体非常不好，到哪里都有医生和护士陪着。

还有一个瘦小黧黑的姑娘给我留下深刻记忆，她姓陈，他的叔叔是一位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她老到我们浴场来是因为她当时正和在我们浴场里出入的某男（姑且叫他杨大哥）谈恋爱。我之所以对她印象深刻，似乎是因为她的眼睛里有一种特殊的神情，那是一种非同寻常的胆怯、自卑和哀怨。这种神情由于只在她和别人的目光交换的那一刻闪现，才显得格外神秘和夺人，她和杨大哥在一起的时候往往很欢愉，但每当有人从他们身边路过，短暂地打破他们的二人世界时，那个要命的眼神就会出现，我自认为她的每个神情都没有逃过我的眼睛，但我不知道这神情的后面是什么。

多年以后，我终于听到了这个凄惋的故事，使我猜了那么多年的谜有了谜底。故事是杨大哥亲口讲述的。原来，陈姑娘的叔叔是个劣迹累累的无耻之徒，侄女在他家不仅受够了寄人篱下的苦处，竟然还被他很早夺去了贞操。杨大哥知道真相后，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最终没有和陈姑娘建立家庭，但他却一直受到良心谴责。后来不清楚陈姑娘的下落了，只知道那个可恶的老男人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继续做荒淫无耻的事，更可恨的是继续高官稳坐。而杨大哥在以后的生活里却一直颇多苦恼，尤其是在家庭生活方面。据说屡受挫折之后，竟变得花天酒地起来。去年突然听说他大病缠身，挣扎了数月，竟在不到60岁的年龄上早早谢世了。

注释

①董必武（1886－1975）。湖北黄安人。中国共产党内有名的四元老之一。当时的职务是国家副主席，党的政治局委员。其他三老是徐(特立)老，林(伯渠)老和谢(觉哉)老。

②王稼祥（1906－1974），安徽泾县人。曾任驻苏大使。外交部副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

③饶漱石（1903-1975），曾用名梁朴。江西临川人。曾任华东局第一书记，组织部长等职务。1953年因“高饶反党集团”问题被开除出党。后病故。

④李克农（1899-1962）,曾用名李泽田、李震中、峡公。安徽槽县人。解放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参与朝鲜停战谈判。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55年授予上将军衔。曾任中央调查部部长，中共中央委员，政协常务委员。

9.跟苏联人踢足球

天地之子呀，你听着，你现在的幸福是由于神，……

——《失乐园》194页

50年代，世界上两个主要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的关系经历了从好到坏的过程。

由列宁缔造的苏联共产党在1917年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的国家。列宁去世后，这个党由斯大林领导。50年代初，刚刚建立国家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把苏共作为自己的老大哥，把来自强大苏联的援助当做发展经济的重要依托。

1953年5月，中苏两国在莫斯科签订由苏联大规模对中国进行经济援助的协定：由苏联人在到1959年的六年时间里，帮助中国设计和建设150余项大中型工程项目。此后，大批苏联专家来到中国，享受着当时高于大多数中国人生活水平的特殊待遇。那时候到北戴河夏季度假的人除了我们这些人之外，就是这些苏联专家了。

他们住在专为他们修建的别墅区，在北戴河镇的东侧，靠近鸽子窝风景区的地方。在我们看来，他们的别墅区更漂亮。设施更齐全，更有异国情调。比如说他们浴场的沙滩上有像苏联电影里一样的彩色阳伞、白色沙滩椅，他们别墅的小卖部经常有外国酒和冰淇淋卖，他们还有一个气派的标准足球场。这使我家大哥和他的一帮年龄相当的，爱踢足球的朋友们羡慕不已。

大约是1955年的夏天，苏联专家的孩子们约我们这区的孩子们进行足球友谊比赛。这些苏联孩子是在夏令营中被专职的足球教练训练了一个夏天的。迎战的是我家大哥、良羽、叶挺的儿子叶正光、叶剑英的儿子叶选宁等，都是一些十五六岁，血气方刚的半大小伙子。

比赛从开始到结束，共踢了90分钟，双方未进一球。踢平后，苏联教练叫加时，还没等中国孩子反应过来，他的队员已经开球，冷不防的就把球踢进了大门。踢进了一个球，教练马上就吹比赛结束。苏联孩子心领神会，一哄而散。把中国孩子晾在操场上，气得七窍生烟。

小青哥哥他们气不过，回去跟贺龙元帅告状。贺龙伯伯莞尔一笑，只说四个字：“来年再战。”

第二年暑假，中国孩子早早来到北戴河，开始为比赛做准备。贺龙元帅为他们请来了北京队的队员方韧秋做教练。还从景山少年官少年足球队请来了三个队员，分别担任后卫、中场和前卫。业余球员的老班底里又加上了粟裕②大将的儿子粟戎生，郭沫若的儿子郭汉英，张闻天的儿子张宏生等人。记得为了踢球方便，戎生一放暑假就住到我们家来。使我们原本热闹的家这年夏天更热闹了。

这些人每天到那个足球场上去练球。那股励精图治、誓死胜利的虎虎生气把苏联人震住了，觉得中国孩子不可小视。他们沉不住气。从青岛、大连请来三个苏联水手参加他们的足球队，也开始天天练。苏联人本来就高，加上这三个人都是大人了，跑在球场上比中国孩子高出二个头。

定好的比赛日期很快就到了，和苏联人踢足球成了那年夏天北戴河的重大事件。那天，除了我们这些小萝卜头之外，很多叔叔伯伯都去了。其中有周恩来、朱德、董必武、林伯渠③、彭真、郭沫若，还有贺龙和爸爸。大家都去给小青哥哥他们助威，一是这几个小后生去年确实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另一个隐隐约约的原因则是上面说过的，两党关系问题。

1956年的中苏关系已经出现了一些裂痕，在这年2月苏共召开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背着包括中共在内的各国共产党代表团作了批评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中国共产党和他的领袖毛泽东对此大为不满，认为他的这个报告一是揭了盖子，二是捅了漏子。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在4月5日发表根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写成的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全力维护斯大林形象和“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道路。中苏论战，或者说中国共产党反对苏共修正主义的斗争自此拉开了大幕。所以这场孩子们之间的足球胜负有意无意地被大人们赋予了一层特殊的意义，成了这场社会主义阵营内两党斗争大背景下的一个小事件。

中国孩子这面是张宏生守门，上场的有选宁、正光、戎生、良羽和我大哥等人。张教练站在大门边。苏联队除了孩子们之外，三个大人也在场上，特别显眼。开球后，张宏生看苏联队员人高马大，来势凶猛，不由有些慌乱。他对张教练说：他们大人都上，咱们也上，你来守门。说了几次，张教练不耐烦了，说：你真罗嗦。你下去。张教练让我大哥去守门。我真替他捏了一把汗。赛了一阵，中国孩子踢进一球。苏联教练急了，叫原来的守门员下，他自己跑上去守大门。这样加上他，苏联队一共四个大人在场上、这个教练守门的技术并不高明，他上场把事情弄得更糟。选宁在苏联队门前大脚高调，球飞起后摇摇晃晃进网，苏联教练一时拿不定主意怎样去接，笨头笨脑地跳起来，双手伸向天空去挡，球从更高处掉下来，在他的两手之间直落网底，中国队再得一分，全场哗然。不久，正光又用头顶进大门一个球，苏联教练的反应仍然很慢，动作仍然惨不忍睹。中国队连得三分，苏联人情绪激动起来，加强全场反击。在中国队的球门前，苏联队的大人球员一记劲射，我大哥拼命扑上去，球扑出去厂，全场欢呼。但是他下巴上不知为什么挨了一脚。球赛结束后，小青哥才觉得下巴痛，后来人家分析可能是他太性急，把射进的球和射门的脚一起扑出去了。总之不是苏联人的脚踢了我大哥的下巴，就是大哥的下巴扑了苏联人的脚。

中国队最后以四比二胜了这场球。所有的叔叔伯伯那高兴得像孩子似的。周总理提出大家照个相留念，中国孩子和观众都围上来。周总理颇有风度地向挤在一边的苏联人连连招手，说：大家一起来，一起来，友谊比赛嘛。

晚上，在五浴场旁边的西浴场看电影，周总理看到立下汗马功劳的勇士们，又特意走过来握手，把大哥他们一帮男孩子乐得不知怎么好。

这张相片现在还在，看到它时，我会重温一种恍若隔世的宁静和欢乐。它们在遥远的过去向我微笑，提醒我生命中有过这么无忧无虑的时光、我们的这种童年幸福是因为它刚好处在一些伟人事业的上升期，在这些伟人的庇护下，我们这些人有着非同寻常的安全感。

注释：

①叶挺（1896-1946），广东惠阳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时期著名将领。抗日战争爆发后曾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长。“皖南事变”中被国民党强行扣押。度过了五年多的监狱生活。抗战胜利后被营救出狱。1946年4月8日，在从重庆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

②粟裕（1907-1984），湖南会同人，新四军著名将领，1955年授予大将军衔，曾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等职务。

③林伯渠（1886-1960），原名林祖涵，湖南临澧人。中国同盟会早期会员。1921年加入共产党。解放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中共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10.把金纳姐姐领回家

从那时起，我觉得男性的恩情和智慧胜过美，只有这才是真的美。

——《失乐园》148页

金纳姐姐是烈士邓发的女儿，是爸爸把金纳姐姐领回我们家。

关于邓发，我知道的只限于党史资料：他是广东云浮人，原名邓元钊。1922年至1925年他在苏兆征的启发和引导下参加香港海员大罢工和省港大罢工，成为一名工人运动的领袖。在中央苏区他担任过中央局委员、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延安时期他担任过中央党校校长，1945年他作为中共工委书记代表解放区80万职工出席了在巴黎召开的世界职工代表大会。1946年4月8日，邓发乘飞机从重庆飞往延安途中，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因飞机失事遇难。和他同机遇难的还有当时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王若飞、博古，刚刚出狱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夫妇，王若飞的舅舅、教育家黄齐生先生等，党史上称为“四八烈士”。他遇难时金纳姐姐大约八岁。父亲牺牲后，金纳曾和许多烈士的子弟一起被送到苏联莫斯科共产国际开办的国际儿童院，解放后才回中国来。

我大姐峪田说，她上育英小学的时候，每到星期六，各家的父母来接孩子，金纳总是和她一起被接回我们家。她从来没有感到过奇怪，也没有问过为什么，她觉得和金纳共同享有一个家庭是件挺自然挺愉快的事。那个年代革命队伍里的孩子完全没有私有概念。

原来，爸爸当公安部长不久，有一次到广东出差。大约是想减轻一点妈妈带孩子的辛苦，工作之余，他还带着大哥小青和大姐峪田。在广州，爸爸碰到金纳的母亲。也许是爸爸百忙当中还带着孩子的事使金纳的妈妈心有所动，她对爸爸说，她的女儿金纳刚从莫斯科的国际儿童院回来，很不适应南方闷热潮湿的气候，托爸爸将金纳带到凉爽一些的北京上学。爸爸和邓发以及金纳的妈妈都不相熟，但金纳是烈士的遗孤，爸爸自然觉得义不容辞，就一口答应了。

答应了金纳的妈妈之后，爸爸却忽然想起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是他和妈妈的一个约定。

我有七个兄弟姊妹，我是第六个。妈妈不知为什么每怀一个孩子，妊娠反应都特别重，加上她生性要强，总想多做工作。还有早几年打仗，环境艰苦，所以妈妈总是不想多生孩子。但是爸爸喜欢孩子，每次都跟妈妈说：“你看，咱们的孩子多好，一个比一个漂亮，越生越好。你生吧，生下来，我来养。”妈妈虽然知道“我来养”只不过是一句甜言蜜语，但是她每次都过不了这甜言蜜语的关。所以我们家加上大哥小青，不知不觉就有了七个孩子。二哥猛猛是在延安生的，本来妈妈已经给组织上打了报告，李富春同志也批准了可以不要的。但在爸爸的有意拖延下，猛猛还是来到革命圣地。进了城，有了第三个女，妈妈起名叫多多，是多了的意思。爸爸跟妈妈商量，别叫多多，孩子长大了知道爸妈嫌她多怎么行，再说根本也不多。结果，多多没叫成，改了朵朵，花朵一样地让人疼让人爱。我生下来早产，虽然有惊无险，却着实让妈受了一回罪，让爸担了一回心。两年后有了弟弟，妈妈说什么也不想再要了，又给组织上打了报告。又是在爸爸一再阻挠下，世界上有了弟弟。事后，爸爸得意洋洋地说：“看看，幸亏都生下来了，打了报告的两个可都是男孩子呀。”但是这回妈妈和爸爸商量好了，这是最后一个。所以弟弟起名叫了了，是结束，了结的意思。

现在该怎么办呢？约好了自己的孩子都不要了，都“了了”了，又添了一个别人的。况且根本没和妈妈商量，妈妈能同意吗？爸爸还是很有智慧，他先给妈妈写了一封信，然后再打发孩子上路。信上说：

治平：遵照你的意见，将四儿、小青等先送回读书。内有金纳，乃邓发的孩子，其母托我们代管。请送她去学校，每礼拜同我们的孩子一块接回。我们的孩子已经够多了，再添一个麻烦，没有办法，也应该照顾。盼你不要怪我好管闲事。……

爸爸把日子算得挺准，这封信到了，孩子们也已经到了。他根本没有给妈妈留下讨价还价的时间。

在妈妈的精心安排下，金纳自然而然地成为我们家的一员：妈妈非常细心地照顾着金纳，让这个敏感的孩子得到尽量多的温暖，我的姐姐们有的，金纳都有。不仅如此，金纳妈妈或者别人送她的漂亮衣服啦、鞋啦、扎头发的缎带子啦，姐姐们可就没有了。妈妈告诫她们要对金纳特别谦让，说金纳得到比她们多的照顾是完全应该的。为此，我的姐姐们还产生过小女孩特有的嫉妒，想不通自己为什么不如金纳处处讨人喜欢。

我喜欢金纳姐姐，觉得她漂亮、亲切并且聪明。她那双好看的黑眼睛看我的时候，我心里会充满浪漫激情。我会幻想她是《一千零一夜》中某位阿拉伯公主，由于通灵，可以和大自然中的一切活物交流。她手巧，会给洋娃娃和米什卡(这是妈妈从苏联给我们带回来的一个玩具熊的苏联名字)做衣服穿，还会用手绢在自己头上结式样不同的蝴蝶结。她会送我可爱的礼物，完全是因为她喜欢送礼物给一切人。

金纳渐渐长成大姑娘。不仅越来越漂亮，而且开始有自己的主见，有自己的社交活动了。她在苏联的国际儿童院长大，有许多在那里认识的朋友。

这些和金纳年龄相仿的哥哥姐姐们都有自己的特殊经历、他们的父亲多是中共最老资格的领导者，有些则是早年牺牲的烈士，他们的母亲有些是烈士，有些是由于各种原因和他们的领导者父亲离异了，这些哥哥姐姐们生于战乱，长于贫困，父母由于不得已的原因将他们交给组织上照顾。在二三十年代，党困难的时候，这些革命者的孩子实际上只能流落街头，饥俄和贫病夺去了许多幼小的生命。红军长征结束到达延安后，环境相对稳定了。组织上通过各种办法将他们找回，并送到苏联学习。据我知道，王一飞①、瞿秋白②、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发、叶挺、博古③(秦邦宪)、任弼时④、林彪、李富春⑤等人都有年龄差不多的孩子，被送到莫斯科。这些学校是当时共产国际建立的，专门培养和教育各国共产党人的后代和烈士子女。建国后，这些孩子陆续回到国内，他们或者生活在父亲的老战友的家庭或者生活在父亲后来新组成的家庭里，他们曾经远离祖国，又失去完整家庭，所以他们对社会和家庭都有一种疏离感。在假日，他们不约而同地走到一起，排遣这份寂寞。他们仿照苏联人的习惯：聚会、唱歌、跳舞，有时候还要喝一点酒、这些在苏联长大的男孩女孩们，相处十分随便。他们见面时拥抱，亲吻，有时很晚不回家，太晚了，干脆大家在客厅里胡乱睡一晚。

妈妈开始不放心了，毕竟是一些不谙世事的少男少女啊。金纳不仅是烈士遗孤，更是她妈妈正式托付，由爸爸领回家的，当然出不得半点问题。但是只要问起来，金纳就不高兴，认为妈妈干涉了她的自由。此外，妈妈还对她有一系列的要求，譬如学习成绩好、尊敬师长、勤俭朴素等等，妈妈觉得这都是自己的责任，不能有丝毫松懈。但是金纳正在多梦的年纪，她准备好为自己的浪漫情怀付出任何代价。

有一天早晨，金纳好晚不起床。头天晚上，妈妈刚就她晚回家的事话问了她。敲了很久的门，金纳既不开，也不响，妈妈慌了，要警卫员垫着椅子爬到高处，从门上的小窗户向里张望，生怕她出了什么事。但就在这时，金纳若无其事地打开门，扬长而去。

妈妈在我们面前从来说一不二，威严有加，惟独到金纳姐姐面前，她完全没有办法。不是自己的孩子，管轻了重了都不合适，她只好求助于金纳的亲生母亲，但是那个同样束手无策的母亲说：金纳更不听我的话，还是你来管教她吧。

时间长了，金纳姐姐和爸妈之间的关系竟开始疏远，只是我们小，不知情。

有一次，记得是一个冬天的晚上，下了挺大的雪。金纳好长时间没回家了。爸妈和全家人都在饭厅里吃饭，我因为生病躺在自己的房子里。没听到一点声音，我忽然看到金纳姐姐站在床头，身上落满了雪花，面孔红通通的。

“不点儿，生病了？”金纳姐姐的声音永远那么好听，样子永远那么好看。我正百无聊赖，非常高兴她的出现，非常高兴她把又香又凉爽的面颊伸过来让我亲。

“金纳姐姐，大家都吃饭呢，你也快去。”

“你乖乖躺着，我马上就回来。”

我以为她按我说的去了饭厅，但却有点意外地听见楼梯上响起轻轻的脚步声。一会儿，金纳姐姐手里拿着个大包下楼来，又进了我的房间。

“我回来拿东西，外面朋友在等我，我不去饭厅了，点点帮我给爸妈说一声吧。”

金纳临走把一大块巧克力放在我的手上，使我非常愿意帮她的忙，那时候见到这么大的巧克力可不容易。后来，我把看到金纳的事告诉爸妈。妈妈不高兴，也有点伤心地说：“这孩子现在连面都不见一个。”那时我并不懂妈妈为什么会生金纳的气。

后来就再没看见金纳回家来，听说她住到大学里去了。我很想她，当然不仅是因为巧克力，实在是因为她在我眼里是个美丽亲切的人。长大以后我才想到，金纳是故意挑这个大家都在楼下吃饭的时候回来拿东西的，对于爸妈的管教，她觉得不如敬而远之的好。

金纳大学毕业以后嫁了个越南人，是越南老共产党人李班的儿子。金纳跟着他回到越南的河内，当了一名普通的教师，还替他生了两个儿子。不知道金纳的出国远嫁有没有负气而去的因素，但是我们家里的人都忘不了她，会常常提起她，但一提起，妈妈又总是有点不高兴。后来，由于越南国内形势的变化和越共的党内斗争，金纳一家人流离失所，吃尽了千辛万苦，那时候，中国也在搞“文革”，大家处在水深火热，竟是谁也顾不上谁。

“文革”结束不久，金纳的妈妈去世了，金纳写信给当时的国家副主席廖承志，要求回来给她的母亲奔丧。廖公知道邓发的女儿在越南的情况，就费尽周折，通过国际红十字会，把金纳一家人接回中国。廖公说，父母死了要回来奔丧，这是我们中国人传统习惯。实际上，金纳回到国内和在广州的弟弟团聚时，她的妈妈已经去世好几年，连廖承志都已经去世。金纳姐姐不仅没有见到妈妈，竟连自己的救命恩人都没有见上。

有一天，我拿到一份南方出版的杂志，忽然看到邓金纳署名的一篇文章，醒目的标题是《我的罗瑞卿爸爸和郝治平妈妈》，金纳姐姐充满感情地回忆了在我们家度过的日子。

不久，金纳带着儿子来北京看妈妈。除了那双黑黑的大眼睛，她年轻时的光彩已经完全消失。可以想象，去国离家的日子是多么漫长和艰辛。她告诉我们，她回到祖国的时候，她两个儿子第一次吃到糖果并有了自己的玩具。

金纳和妈妈紧紧拥抱。

妈妈说：金纳，你是巧手孩子，你还记得给米什卡做的小衣服吗？它一直穿着，直到“文革”抄家，人家把它也抄走……

金纳姐姐说：妈妈，我太不知好歹……

30年天各一方，音信杳然，短短两句话，说尽了苦难也说尽了亲情。

40年前，爸爸把金纳姐姐领回家，现在，爸爸不在了，但金纳姐姐回来了，还带回了她的儿子，她说：“我是罗瑞卿爸爸的女儿，是罗瑞卿爸爸把我领回家……”

注释

①王一飞（1899—1928)，又名王兆鹏、王亦飞。浙江上虞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筹建中共中央军事部门的最早负责人。参与策划发动南昌起义、秋收暴动。1927年底在中共湖南省委书记任上由于省委机关被破坏，被国民党当局逮捕，1928年1月18日英勇就义。

②瞿秋白（1899—1935）,江苏常州人。中共最早的党员和领导者之一。为在中国传播马列主义和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作出卓越贡献。1934年红军开始长征后，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后不幸被捕，1935年6月18日在福建长汀英勇就义。

③博古(1907－1946),原名秦邦宪。江苏无锡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当选为七大中央委员。任新华通讯社社长等职。1946年4月6日与邓发等人同机遇难。

④任弼时（1904－1950）湖南湘阴人。中共主要领导人之一，1945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一起制定了党的重大方针决策。1951年10月25日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27日病逝。

⑤李富春（1900—1975），字若愚，湖南长沙人。早年参加过留法勤工俭学。解放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书记处书记。

11.姥爷和姥姥

在人方面是可耻的背信弃义、不忠、叛逆和不顺从，在天方面则变疏远、冷淡……，给这世界带来了弥天大祸。

——《失乐园》305页

1962年，由于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我的姥爷和姥姥被发生在全国的普遍的饥饿赶进了北京城。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们。

记得那时我刚填写了我的加人中国少年先锋队的申请表格，我在填写“主要家庭成员和成份”这一栏时，刚从妈妈嘴里知道我的爷爷、奶奶、姥爷、姥姥竟然统统都是地主。我在吃惊之余是深深的失望。因为在我心目中，地主就是“半夜鸡叫”中的周扒皮，是剥削人民，压迫劳苦大众的吝啬鬼。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和这样的人发生关系。所以，我不喜欢地主姥爷、姥姥的到来。当然并没有人来征求我的意见，所以我只有尴尬难受，暗自不满。

今天想来，我非常庆幸爸妈当时在这件事情上党性没有那么强，尽管姥姥和姥爷的成份是地主，但他们仍然决定把两个老人留在北京，免得他们饿死。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后来知道，当时有许多干部的父母或亲戚由于同样的原因从乡下逃到北京，希望他们在党里、政府里工作的儿女收留他们。按照严格的党性，这当然是不能准许的。许多人只好按照组织的规定把亲人送回乡下，这些回去的人中，后来确有饿死的。

姥爷中等身材，面容黯淡。我不记得他笑起来是什么样子。姥姥却是一个很容易有明朗微笑的富态老太太，她的衣着总是很整洁，面皮白净。比较而言，我觉得姥姥更亲切。但是有一次我无意中看到她洗脚，她把畸形的缠过的小脚突然露出来的时候我大惊失色。虽然这和她是不是地主没有点关系，但她的亲切形象一下被全部破坏。我从此决定绝不再和她单独相处。

姥爷姥姥一开始和我们同住一个院子，他们住的两间平房在前院，和我们住的后院隔着一排树和一道墙。虽然一想到他们是地主，我心里就有点别扭，但我从爸妈对两位老人的态度上学会了起码尊重他们。总的来说，两个老人十分安分守己，没有特殊的事情从不到我们的楼里来。他们似乎既不特别希望对我们表示慈爱，更不敢期望儿孙们早晚侍奉。当时我有一位表妹，也就是我小姨的女儿放在姥姥这里抚养，因为她，我有时到姥姥姥爷的房子里玩。我的印象里，两位老人都不多话，也不严厉，我们玩，他们在一边静静地看，从不指导或者干涉我们什么。

但是这种脆弱的关系却随时可能受到破坏。

那时在小学生中间，流行用一种塑料的文具尺，我们叫它化学尺子，比木头尺子又轻又漂亮。我很想要，但又不敢和妈妈说。因为这种要求通常是不被批准的。姥姥不知怎样知道了，就对我说：“不点儿，你和我上街，姥姥给你买。”我一高兴，忘记了自己不和姥姥独处的原则，欢天喜地地跟了姥姥去。买了尺子，姥姥说：“累了，咱们坐三轮车回去。”姥姥叫了车，蹬车的汉子把我放在她的膝盖上，姥姥说：“乖，别动啊。”我坐在姥姥膝盖上，觉得心情都好得不得了。姥姥也高兴。胖胖的她笑起来，身上颤颤的。

离家不远时忽然出了事。我没有搞清楚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只觉得二轮车大概是要避让什么东西，忽然在原地打了一个旋，车头高高翘起来，我和姥姥则被仰面朝天困在车座上。我身子轻，一翻身跳起来，姥姥体重太沉，越急越起不来。蹬车的汉子忙不迭地去扶她，看到姥姥狼狈的样子，脸上不知不觉地带出了一点窃笑。姥姥一下子恼了，冲那汉子大喊起来，威胁着不给他车钱，还说是摔坏了孩子决不与他善罢甘休。这下那汉子慌了，脸色苍白，哆哆嗦嗦说不出话来，几乎要给姥姥跪下。姥姥越发不依不饶，还让那汉子赔我摔坏的尺子和她刚买的苹果和柿子。看到姥姥越来越凶狠的样子，还让人家赔我并没有摔坏的尺子和她未必不能吃了的水果，我的心里忽然浮上“地主婆”三个字，而且觉得眼前的这一个，实在是符合凶狠、贪婪等所有标准的，如假包换的一个。

我大喊：“我没摔坏，尺子也没坏……”一边喊，一边莫名其妙哭起来，然后拔腿就跑。姥姥愣了，不知道我发生了什么事，只好拐着小脚来追我。我们跑到家，姥姥拉着我，一个劲儿地问：“好乖，吓着没？吓着没？”我故意沉着脸不理她，使她惊悸不安。好几日，姥姥见了我就一脸的愧疚。

我并不关心这次姥姥是否受了伤，也不知道给没给车钱，我只是又下了一个决心，再不和姥姥上街买东西。

终于，姥姥姥爷不得不搬出了我们家的院子。这是因为出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姥爷信耶稣教，是一个耶稣教徒。他到北京以后，仍然参加耶稣教堂举办的宗教活动。有一次，他参加的活动被公安部门监控。活动结束后，一个公安人员跟踪姥爷。他看到姥爷堂而皇之地进了公安部长的家，不禁大吃一惊，一时真不知道怎么办好。后来妈妈知道了这事，觉得住在一起还是太不方便，就托人在我家附近又找了一个小院子，把两位老人安顿下来。这以后，他们就很少到我们家里来，过年过节，妈妈也是上门去看他们。我的印象里，妈妈没有带我们去过。

“文革”开始，爸妈都被作为走资派打倒了。红卫兵兴起的“破四旧”运动在1966年8月及以后的日子达到了高潮。秋天原本是北京最美好的季节，但1966年北京的秋天却到处是刺鼻的血腥。所谓的“破四旧”运动实际上是一场无法无天的打、砸、抢运动。许多人在这场红色恐怖中受到骇人听闻的迫害①。

有一天，一群红卫兵冲进了我们家，他们不知怎么知道姥姥姥爷的住处。姥爷那时在颐和园园林管理处工作，那天不在家，红卫兵只抓到了姥姥，并把她带到我们家。那天，中央警卫局的人事先听说了红卫兵要到我们家里去，提前把妈妈转移走了。红卫兵找不到妈妈，就把姥姥推在地上，当着我们的面拷打她，问她我妈妈在哪里。用呼呼作响的皮鞭赶着她在地上爬，一边强迫她叫：“郝治平，你在哪里？你出来吧，……”打了一阵，没有结果就推推搡搡地带走了她。从头到尾，我默默地注视这一切，一点也没想到在这样一个老人受到残酷虐待的时候做点什么来帮助她，更坦率一点说，连我心里涌起的同情都少得可怜。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姥姥。她很快被红卫兵强制送回了老家临漳，姥爷没有多久也被强制返乡。姥爷一路上受尽欺凌和折磨，回到家里，他只进屋在姥姥床边坐了一会儿，当夜就在老家的堂屋里悬梁自尽，没有给任何人留下只言片语。姥姥的腿被红卫兵打断，在床榻痛苦地挣扎了三年，也在1969年悲惨地去世了。他们二老先后离开世界的时候，都只有我三姨在。作为地主和走资派的亲属，三姨的处境可想而知。两位老人入土时，除了身上的衣服，什么都没有。1986年，妈妈离开家乡30年后重回故里，她将两位老人合葬。挖开坟，由于下葬的时候没有棺木，姥姥姥爷都只剩下一堆白骨，姥姥的腿骨还是断的。捡拾这些骨头的，是我前面提到的，由姥姥养大的小表妹。

这几年，妈妈岁数大了，她开始给我们讲她小时候的故事，有时是我们问，有时我们没有问。

她的家乡在现河北临漳县，家住县城西南角。从临漳的地名可以知道这是个临漳河的地方。妈妈出生的时候临漳属河南省，解放后划归河北，又划回河南，最后划归河北。但现在只要有人问起，妈妈总说自己是河南人。妈妈的爷爷，也就是我的太姥爷，排行最小，以开当铺为业。他的家境在几个兄弟中不算富裕。据说是因为太太姥爷死后分家不均，家里人欺负小房的缘故。太姥爷不知道为什么不希望姥爷继承他还不错的当铺生意，早早让自己的独生儿子也就是我姥爷上了学。姥爷念书识字，学业完成后在县里不定期地做过小官吏，不做公家事的时候，就做小学教员、受姥爷的影响，妈妈从小的理想也是做个洁身自好的小学教员。妈妈是家里的长女，很受太姥爷和姥爷的疼爱。她小时经常被我太姥爷扛在肩膀上到临漳县城的街上去玩。太姥爷一手提着一小袋面，另一边的肩膀上扛着我妈妈。到了街上，太姥爷把面放在机房里压面条，然后扛着我妈妈进茶馆，太姥爷喝茶，妈妈吃太姥爷给她买的馓子。喝完茶，太姥爷去机房取压好的面条，一手拿面条，一边的肩膀还是扛着妈妈，祖孙二人有说有笑地走回家去。妈妈说，当年她坐在太姥爷肩膀头上，看到的临漳城内大大小小的房屋和街道至今历历在目。她现在已经是70多岁的人了，还会梦见自己是个小女孩，坐在太姥爷的肩膀上，走遍临漳城的大街小巷。

在妈妈的家乡，女子受教育很少见。但在姥爷和太姥爷的精心安排下，12岁的妈妈完成了小学的学业后又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开封的明伦中学和开封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

这正是“芦沟桥事变”爆发的1937年，日军的铁蹄在践踏了东北之后，又把魔爪伸进了华北，小小的临漳城危在旦夕。日军沿途烧杀抢掠的暴行使小城内人人自危。忧心如焚的姥爷不知用什么办法才能保住全家人的性命。他和姥姥商量来商量去，决心将两个刚刚成年的姨嫁出去，已婚的女子无论如何会比待嫁的姑娘安全些。他们还决定由姥爷带着未成年的舅舅，也就是郝家三代单传的男孩子，上开封找我妈妈。姥爷的打算是父女三人一起向南逃难，路上他也许可以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教书挣钱，这样第一可以不做亡国奴，第二可以保存郝家的血脉。姥姥则留在家里照顾年迈的公公婆婆，还有她年仅五岁的小女儿。

姥爷到了开封，把他的打算和妈妈说了，没想到，妈妈已经下了决心找共产党抗日去，不过为了不让姥爷替她担心，她没有和姥爷明说，只说她要继续读书，不愿意和家里人一起走。没有办法，姥爷知道自己说不过倔强的女儿，只好带上独生儿子，父子二人坐上了南下的火车。

妈妈说到做到，没过多久，她和几个进步同学在一个共产党员，绰号“老大哥”的带领下，经历了千辛万苦，徒步走到延安，进人了抗日军政大学。

姥爷带着舅舅到了武汉，万万没有想到，在一次日本人的飞机轰炸中和舅舅失散了。姥爷离家千万里。又丢了儿了，真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因为他总觉得舅舅没有死，还有找到的一天。找不到儿子，姥爷不敢回去见姥姥，在武汉又度日如年，他就在这时候皈依了耶稣教。舅舅一直找不到，一晃三年过去了，姥爷只好打点行装回到家乡。他告诉姥姥独生儿子丢掉了，而姥姥则告诉他大女儿也不知去向，有人说是投了共产党，但还是生死不明。可以想象，姥姥和姥爷那时是如何伤心欲绝。

1942年，妈妈在杭日前线太行山和当时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的爸爸结了婚。这时候，为了开辟冀南抗日根据地，当时任冀南军区主要负责人的宋任穷知道妈妈是那一带人，就找妈妈介绍家里的关系。妈妈离家多年，当然想知道家里的情况，马上心急火燎地给家里写信。宋任穷派人把信送到姥爷和姥姥手里，他们真像白捡了个女儿一样高兴。这以后，只要组织上找到姥爷，他都尽可能帮助共产党八路军做事。姥爷好几次赶着一群羊到敌占区去，卖了羊，用卖羊的钱给八路军买药。这是一件挺危险的事情，带现钱怕土匪抢了去，赶羊又有赶羊的难处，怕抢，也怕路上羊死掉，又怕到地方卖不上好价钱，姥爷一个读书人，赶羊卖羊当然都不在行，交给别人又不放心，可真够难为的。好在姥爷办事稳妥，一直没有出过大差儿。此外，姥爷知道了女儿的下落，心里觉得是在帮女儿做事，这种心情恐怕是他乐此不疲的重要原因。

1943年，我大姐峪田一岁，二姐峪书刚刚出生。姥姥知道了，就急着要到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看女儿、女婿和外孙女。姥爷说，那么远的路，又有日本鬼子，怎么去？姥姥说你不用管，我不会像你，连个儿子也保不住。姥姥这么说，是因为她真的多有计谋，遇事不慌。还是她过门不久的事，小姑被土匪绑了票，一家人急得火上房，又没有那么多的钱去赎人。作为嫂嫂的她给全家出了个主意，四处去散风，说家里没钱赎人，这个姑娘也不准备要了。没几天，土匪竟然放了人，并从此留下郝家没钱的印象，再也不来找麻烦。姥姥执意要去的另一个原因，是她这时知道姥爷在外面的几年，有一个相好的女人。虽然姥爷后来和这萍水相逢的女人再也没有来往过，但这使一直为郝家含辛茹苦的姥姥受到极大伤害，她越发不能原谅姥爷把舅舅丢掉的事情，气愤伤心之下，她决定只身一人上路。

从临漳到太行山，可以想象，姥姥怎样拐着一双小脚，千辛万苦地找到妈妈。她最没有想到的是根据地的妇女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真的和男人平起平坐。姥姥大开眼界，她对妈妈说，你这里好，男人女人平等，我不回去了，就和你在这里打日本鬼子吧。妈妈说日本鬼子的扫荡马上要开始了，不仅你不能留在这里，还要把峪书交你带回去，请你替我抚养，这里的环境太恶劣了。姥姥没有办法，大哭一场回家去了。

六年以后，妈妈给姥姥写信，让她把峪书送来，因为孩子要上学了。妈妈希望她在革命部队里受教育。姥姥带着峪书又一次跋山涉水地到了解放区。刚住下不久，妈妈又不得不动员姥姥回去，因为那时候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开始了，作为党的干部，妈妈不能留自己地主成份的亲属在部队上，这有逃避土改的嫌疑。姥姥这次又是大哭一场。临走她对妈妈说，你们为什么这样不通情理？我给你把女儿养到六岁，没指望你谢我，可峪书是我一把屎一把尿养大的，也是我的心头肉，一下子不让我带走，连多住几天都不行，让人心里怎么受？后来舅舅写信给妈妈说，姥姥是一路哭着到家的。回到家就大病一场，险些送了命。

一直到解放以后，姥姥姥爷再没提要来的事，妈妈也没回去过。妈妈说。要不是三年自然灾害，肚子饿得受不了，他们也不会来投奔我。

这些故事让我感动。姥爷姥姥原来只是漳河边上一对过着最传统小康生活的农民。先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打破了他们平静的生活。后来由于生养了一个投身革命，立志改造社会的女儿，又被卷人一堆他们并不理解的事情中去，直到在“文革”中惨死。如果人真有灵魂的话，他们的灵魂一定是无法安宁，夜夜游荡的。

但是连这种想象都无法改变我对他们已经形成的印象，所有关于他们的回忆都打上别扭、怪异的烙印，总使我重温看到姥姥那双小脚时的难受和恶心、一般说来，老人的至福是含饴弄孙颐养天年。小儿女们的至乐，则是在夏日的藤萝架下听自己祖父祖母讲牛郎织女之类的故事。对于我和姥爷姥姥来说，至福至乐都无从谈起。文明史中这种最简单的图画，对我们来说都是奢望。不仅如此，联想到我在红卫兵毒打姥姥时的无动于衷，联想到我在今天仍然无意修补我被扭曲的情感，我对自己的冷酷不免心惊：我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失落了人的基本感情？

半个世纪以前，一个捷克人在临刑前说：“人们啊，我爱你们，但你们要警惕啊。”

小学语文课读这篇《绞刑架下的报告》的时候，我就为这句结束语热泪盈盈。

可伏契克以为自己是谁？他不是上帝，他只是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年纪轻轻就被法西斯断送生命的捷克作家。他走上的并不是美丽的十字架，他只会被人用肮脏油腻的绞索绞断脖子。但是他却说出这样应该由上帝说出的悲天悯人的话：

“人们啊，我爱你们，但你们要警惕啊。”

伏契克要告诉人们，要人们警惕的到底是什么？

我曾经以为，那只是法西斯分子和由他们发动的罪恶战争。但是今天我懂得了，几个战争狂人或者某种专制制度都不是世界的最大危险，最大的危险是隐藏在人性深处的一种状态。

这种状态就是：失去尊严，回归兽性！

年轻的共产党人伏契克在走上绞架的那一刻，深深理解了人类生存中这种最悲哀、最无望的状态，所以他在一刹那之间升华了自己的信仰，变成为全体人类受难的上帝之子。所以他以最高智慧说出了只有耶稣基督才能说出的话：

“人们啊，我爱你们，但你们要警惕啊。”

不幸的是，这句箴言一经说出竟变成咒语。因为活着的人总是不够警惕。尽管合理的社会历史形态会抑制这种状态的发生，但更多时候这种状态却像疾病一样传染和蔓延。不管人的尊严是被剥夺，还是自愿失去，不管回归兽性是发生在忽然之间，还是形成于常年累月，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莫过于此。看看我们自己和周围，难道还需要更多的例子吗？这种状态发生在我，我曾非我，发生在人，人会非人，发生在时代，时代就血腥。如果不幸传染蔓延开去，那是世界的末日了。

①继《十六条》鼓励红卫兵不要“文质彬彬”、不要“温良恭俭让”之后，（1966年）8月23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好得很》再度为学生“千钧棒”欢呼。随后，红卫兵的暴烈行动骤然升级，在全国范围内以暴力冲击寺院，捣毁文物，焚烧书画、戏服，勒令民主党派解散，通令宗教人士还俗。揪斗、批判、抄家、游街示众等“红色恐怖”笼罩中国大地。据不完全统计，在北京以及郊区，红卫兵自8月27日至9月1日杀“四类分子”（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及家属325人。在北京市内，自8月下旬到9月中旬，红卫兵打死170多人，抄家3.36万户，揪斗四类分子8.5万多人。

——参见《20世纪中国全纪录》，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年1月第2版889页。

12.哥哥姐姐们的故事

那棵能给你辨别善恶力量的树，就栽在园的中央，挨在那生命树的旁边，作为你的顺从和忠信的标志，要记住我所给你的警告，不要去尝味它，……哪一天你尝味了它，哪一天你就活不了。必须死……

——《失乐园》290页

他们年龄较大，经历坎坷，在我们中间是率先走入生活和社会的，所以我们中最初的人生故事便来自他们。

刘爱琴是刘少奇的大女儿，她的母亲是被国民党杀害的烈士何宝珍。爱琴小时候当过童养媳，后来被党组织用几块大洋赎回来，送到莫斯科近郊的莫尼诺国际儿童院。在异国他乡，她迎来了自己的青年时代和第一次爱情。她和一位西班牙青年费尔南多结了婚，这个青年是西班牙共产党领袖，绰号“热情之花”的伊巴露丽的外甥。爱琴万万没有想到，当她回到解放的祖国，准备为祖国效力，更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的时候，父亲刘少奇却认为她的婚姻是不妥当的。费尔南多虽然也是革命者的后代，但他来自一个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度。这个人当他的女婿，进入他的家庭生活，尤其是住在中南海里都是不妥当的。刘少奇要求女儿一切要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重，实际上就是不能再和她的丈夫生活在一起。在父亲和父亲所拥有的理想面前爱琴屈服了，这对青年夫妇就这样被活活拆散。爱琴对丈夫的唯一纪念是把他们共同的儿子起名叫索索，这是她丈夫姓中的一个字。我相信在这件事情里，父女两人都经历了十分痛苦的情感过程，但是这种有悖常理的事情在当时一切以党和国家利益为重的逻辑中，却是合情合理的。

后来，李富春的大女儿特特姐姐以及爱琴的弟弟刘允若等人又遇到了大致相同的问题。他们都爱上了和自己国籍不同的人。尽管他(她)们或者是革命者的后代，或者是来自社会主义制度国家的苏联人，但是这种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国籍的婚姻在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的家庭里是没有希望成功的。所不同的是，这两个人不像爱琴那样顺从，他们为了自己的爱情和幸福与父母发生了激烈冲突。所以，在一段时间里，他们在这个圈子里是受到普遍批评的人。我们都觉得他们实在不应该把个人的利益，更何况这利益其实只是爱情，凌驾于革命之上。大人们教育我们说，这是由于他们受到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影响，自身不够革命化的缘故。特特姐姐由于坚持和自己的爱人保持关系，她妈妈蔡畅①和父亲李富春宣布和她断绝亲子关系，尽管这实际上没有意义，因为这种客观存在的关系在法律上无法解除，事实上也无法断绝。这只是表示我们严厉的父辈对他们不听话的子女一种决绝的惩罚。特特姐姐好长时间不能和父母联系，不能再住在中南海的家里。

我家大姐姐峪田曾是大家公认的漂亮姑娘。大学三年级那一年，她在公园里碰上了正在独自散步的刘允若，刘的小名叫毛毛。峪田姐知道毛毛爱上一位苏联姑娘的事，他那时因此在朋友们当中很抬不起头。毛毛拿着一本俄文小说，满脸都是生活在梦幻里的表情，他对峪田说:“我们一起散步好吗？”多半出于对毛毛既往不革命化的名声和现在不革命化的现状的双重厌恶，小半出于少女的高傲，峪田姐像躲瘟疫一样躲开，留毛毛一人更加失魂落魄地站在那里。这件事，峪田姐到现在想起来还很后悔，因为她的年轻幼稚对一个同样年轻幼稚的心灵造成的伤害再也不能补救了：对生活始终充满美好幻想的毛毛，“文革”中受到父亲的牵连，遭受了更残酷的迫害，在监狱中悲惨地死去了。

在中国的近代史上，郭沫若恐怕是最有才华，同时最有传奇革命经历的人了。他的天才光辉照耀着历史、文学、戏剧、考古等多种领域。同时，他又是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几乎所有重大事件的亲历者。1924年，这位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名扬天下的浪漫诗人，在五四运动退潮后回到他留学的日本。为了养活五口之家，他在一日权当桌子的旧皮箱上，翻译出日本经济学家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没想到是这本书使他变成了“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信徒”，而在此之前，他“只是茫然地对于个人资本主义怀着憎恨，对于社会革命怀着信心……”果然，郭沫若的革命激情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他受毛泽东之邀，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授课。不久，他参加了北伐战争。在武昌城下，他竟然冒着枪林弹雨和北伐战士一起冲锋。“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前夕，他将生死置之度外，写了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文辞激烈，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影响。后来，他又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并在部队转战途中经周恩来等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起义失败后郭沫若携全家到日本。这期间，他在中国古代历史和古文字研究方面取得世人瞩目的成果，成为举世闻名的学者。抗日战争时期，郭沫若回到上海，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在国民政府任文化第三厅厅长。这期间，他在从事救亡文化运动的同时，创作了大批历史剧，写出了一批影响深远的历史学、考古学论文。因家民族的危亡时刻，往往是郭沫若才思奔涌、学术成果最灿烂的时期。他似乎特别善于在学术研究中贯注革命激情和他的人文理想。或者换个说法：郭沫若的那个浪漫、叛逆的灵魂，和变革社会的强烈愿望，是他火山喷发般创造力的源泉。新中国成立后，作为继鲁迅之后最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旗手，郭沫若担任了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主席、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等许多重要职务。

但是，郭沫若和他的家人却使我感到过迷惑。大人们朦朦胧胧的言谈中，总使我感到异样。比如他在1928年到日本去的事情，虽然正式的说法是由周恩来安排的，但是有人并不完全那么认为，他们说那实际上是脱党，是在革命最艰苦的时候对革命失去信心的表现。

大约是1960年，在中南海怀仁堂上演一部新编历史剧。这是郭老写的一部为曹操翻案的戏，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以后，郭老又写了《武则天》，为女皇帝武则天翻案。说实话，我那时不到十岁，根本无法很好理解剧情，更不要说理解对历史人物如此复杂的评价了。散戏之后，大家正在退场，一位将军对他旁边的人半开玩笑地大声说:“曹操如果像郭老写的这样好，我就介绍他入党。”当时康生也在场，我看到包括他在内的许多人都笑了。毫无疑问，当时那位将军和他周围的人都是非常“自己人”的，康生是非常权威的革命理论家。我不记得郭沫若先生当时是否在场，但这种玩笑中包含的轻佻和不以为然，以及周围人对这种玩笑心领神会的响应，却留在我的印象里，对我的判断力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说来难以置信，我们这些小孩子竟然也会势利地在这种玩笑中辨别出一个人在党内的地位是否重要。

假期我们会有跟随爸妈和其他长辈去外地度假的机会，一些名山大川，或者刚刚建好的水库、电站，都会有郭老龙飞风舞的题字。大人们有时会用一种调侃的口气说:“又是郭老的。”

郭家的二儿子郭世英是小青哥哥踢足球的朋友，有一次，小青哥哥回来忽然振振有辞地背起诗:“从长沙到湘潭，坐汽车三小时半，真方便……”说这是郭老的新诗，随即又摇头晃脑地说:“郭老，郭老，诗多好的少。”

爸爸喝住他:“不许胡说！”

小青哥哥委屈地辩解;“不是我说，是郭老二说的。”

后来听说，这句话是郭老自己说的，但是爸爸坚持不许我们这样议论一个德高望重的长辈，说我们乳臭未干，说我们才是:“真正的不通，不通。”

对于郭老的字、诗，对于这位大文豪所有盖世的成就，我们其实连基本的了解都没有。我们之所以这般放肆狂妄，是受了当时共产党内存在着的对知识分子轻视和不信任风气的影响吧。

但是我们不知道，与此同时，在许多知识分子眼里，郭沫若早已失去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只是个“党喇叭”。建国初期，他在关于武训传和红楼梦研究的讨论中，大写检讨。很多人认为这除了要过关，没有任何道理。1957年反右斗争中，他先是号召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们积极参加共产党的整风，要人家四面八方来拆墙。随后又投入反击右派，以《拨开云雾见青天》的题目接受报纸记者采访，希望右派分子不要自绝于人民。大跃进开始后，郭沫若主编了《红旗歌谣》，这个从年轻时起就以《凤凰涅褩》倾倒过无数人的浪漫派诗人，竟在这个头脑发热的年代写下如此头脑发热的诗句:“不见早稻三万六，又传中稻四万三……不闻钢铁千万二，再过几年一万万！”

实际上，我要讲述的是郭老两个儿子的故事。

郭世英是郭沫若和夫人于立群的第三个儿子，1963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世英从中学时代起，就成为三好学生、党支部书记，进入大学后，他仍然担任团支书。世英对所学专业十分喜爱。入学不久，他和班上其他三个学牛张鹤慈、叶蓉青和孙经武组成了一个讨论小组，对一些哲学问题进行讨论。他们从世界的本质开始，讨论哲学的前途，比较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发展的背景和在历史上的作用，进而讨论两者的合理性孰大孰小。哲学真是门危险的学问，这些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在认真的哲学思辨中，很自然地产生了迷茫。他们对共产主义理想的确定性，尤其是当时思想界流行的对学术问题的专横态度，对文艺批评的单一标准都产生了疑问。他们的小组频繁活动，还写了诗和其他文字的东西表达自己的情绪。这在当时的干部子弟和青年学生中都是惊世骇俗之举。更要命的是，为了表示自己探讨的问题都是未知数，他们给小组起名为X。不久，X小组的事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被一个同学检举揭发出来。这个同学的父亲在镇反运动中被定为反革命，关在监狱里。由于生计无着，这个大学生常常窘迫到饿饭的程度。世英同情这个同学的境遇，觉得他能上大学太不容易。所以接触得多，谈得也多。X小组里讨论的问题是非常有挑战意味的，其四个成员中，郭世英是郭老的儿子，张鹤慈是北大名教授张东荪的儿子，孙经武的父亲也是军队干部。所以，作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成果，这个由高级干部子弟和高级知识分子子弟惹下的麻烦事，在上上下下掀起了轩然大波。

先是经有关方面批准，X小组所有的成员被公安机关拘留，突击审讯，最后定了反动学生的罪名。郭世英被劳动教养，其他三个被判刑，送去劳动改造。对世英的处理比对其他二个人轻一点，恐怕还是由于他到底是郭老的儿子。遭受了这个挫折，世英真诚地检讨自己的错误。他在黄泛区的一个农场里努力劳动，希望通过痛苦的磨练重新做人。后来由于表现好，提前解除劳教。但是世英表示不愿意离开他的种棉花的师傅，希望在农场继续呆下去，为改变当地的落后面貌贡献青春。后来在家人的劝说下，同意到中国农业大学学习。

记得我在北戴河海滩上看到过世英，他被太阳晒得黧黑，人很瘦，也很沉默。他自己在海里游很远，上了岸就从沙滩上拣起自己的衣服去冲澡，不和我们这些在沙滩上懒懒晒太阳的人多搭腔。

世英的弟弟叫民英，从小兴趣广泛，聪明过人。他酷爱音乐，竟然凭着自学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在学校里，才华横溢的民英十分引人注目。他从家里带去一架盘式录音机和同学们一起欣赏喜爱的西洋古典音乐。那时候拥有录音机是不寻常的事。音乐学院的一位学生就此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反映说音乐学院的一些干部子弟搞特殊化，拿着家里的录音机到学校里听西洋音乐，崇拜“大(人)、洋(人)、古(人)”(毛泽东语)，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毛泽东很快批了这封信，说:“类似这样的事应该抓一抓。”

看上去，郭家两兄弟很不幸地碰上了有告密嗜好的人。实际上，这两个告密的年轻人，具有革命青年的典型特征，集中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价值观念，即革命和革命化是社会生活和生存的唯一标准。毛、周两个伟人对这件事情的反应，也说明对全社会、全民族实行革命化管理这件事，在他们心中有多么重要的地位。郭家两兄弟是生在大树下的两棵小草，在父亲郭沫若这棵大树的庇护卜，还遭到了如此无情的风雨。可以想象，在那个全社会进行革命化无产阶级化的时代，有多少青春才华受到摧残。

身心交瘁的民英只想离开音乐学院。再去学什么呢？有世英学哲学的例子在前，文科是万万学不得的，学理工科吧，民英已经学了两年音乐，理工的基础课又跟不上。思来想去，郭沫若夫妇决定按照儿子的意愿，把他送去当兵。民英从小向往浪漫的航海生活，希望做一名水兵。那时候，部队是最革命化的地方，心乱如麻的父母亲也希望儿子能在解放军军营里渐渐适应革命化的社会生活。他们找到我爸爸，希望他能够助一臂之力，因为他正在军队任总参谋长。爸爸很快替郭沫若夫妇安排好了这件事，把民英送到了一个经过挑选的海军部队。

一开始，民英表现得不错，尤其他在文艺方面的特长使他在部队的战士演出队里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这一段时期，民英也许还是愉快的，他甚至已经成为中共预备党员。可惜好景不长，一年后，“文革”开始了。由于对运动不理解，民英原本需要休养生息的精神世界又陷入了深刻的矛盾和痛苦。没有人注意到这个敏感的年轻人正处在孤立无援的危险里。1967年4月里的一天，民英突然自杀身亡。对于所有的人来说，事情发生得太突然，因为前一天，民英还在参加战士演出队的排练，没有人知道民英是怎样下定决心的。

我翻开这段历史，注意到民英30年前离开这个纷乱世界的时候，毛泽东正把“文革”的大火烧向全国。他已经接见了八次红卫兵，并向造反派们发出“你们要关心国家人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全国各地的造反派在上海“一月风暴”②之后，纷纷开始夺权。所有的政府机构和中共的党组织实际上已陷入瘫痪。在一片红色恐怖之中，像老舍、傅雷这样的文化名人都已惨遭厄运，命归黄泉。尽管郭沫若先生在“文革”一开始，就表了态，要在革命的群众运动中滚一身泥巴，沾一身油污，甚至要沾一身血迹，要向帝国主义分子甩几个手榴弹③，并且要求辞去科学院的一切职务、但此时他充其量只是一个幸存者了。

世英所在的农业大学里各路造反派们开始为争夺“文革”运动的领导权而大打派仗。世英“文革”前由于怀疑共产主义理想被劳动教养的事又被翻出来，他被当做反动学生，先由造反派管制。后来，造反派则私设公堂，对他进行严刑拷打。当时的详细情况，已经没有人知道，听说周恩来在世英死后曾派人调查，但也没有任何结果。这种事情，发生在那个无法无天的年代，注定要石沉大海。

仅仅一年，在铺天盖地的政治风暴中，郭沫若家接连失去了两个刚刚成年的儿子。

事后，周恩来曾痛心地对郭沫若全家说:“世英是为我而死……”

我是在多年以后听到这个说法的，但是这句话还是让我大大地吃了一惊，正因为我不知道这话到底是指什么，我才百思不解。我的长辈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像世英这样花朵一样的青年要为了父辈而过早凋谢？

从我懂事起，最陌生的情感就是怀疑。父辈们是一群职业革命家，这些被称为职业革命家的人，忠于社会不断进步的理想。他们相信在冥冥中有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能导致全社会进步的真理，只要找到这个真理，并为之不懈奋斗，人同世界就一定会到来，在他们眼里，世界更像一个大工地。他们把碰到的问题精心排列，相信通过一个艰苦庞大的社会工程，就不仅可以解决所有这些被排列进去的问题，而且可以在这个大工地上建立起他们的理想大厦。我们出生之日，正是这些革命骄子们的事业如日中天之时。所以，一个十分严密周全的精神世界已经为我们准备得停停当当。

在这个世界里，高悬在一切之上的是父辈们的，后来也是我们的革命理想，那就是人类的彻底解故。更规范的是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说法则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尽管这个理想世界完全是先验的，从来没有人费神向我们证明过这个世界确实存在。但我们这些生于和平，生于安乐的半大孩子，却很容易从身边充满秩序的环境中生发出对它的信任。首先是父辈们为这个理想流血牺牲，艰苦奋斗，已经夺取了政权，建立了国家；其次，无产阶级的理想是解放全人类，最后解放自己。这种说法具有强大的人道主义力量，实在让我们不可抗拒。世界在我们眼里是如此简单明快，人类历史中所有苦难，人类自身的缺陷和困境，在我们这些被革命理想迷醉的孩子们的眼里，统统是能够被革命理想战胜，或者被设计周全的社会工程解决的问题。现在想来，民英和世英只不过是我们中间稍微有点浪漫气质和独立思想习惯的人罢了，他们的道路竟会因此而特别艰难，命运也因此而特别悲惨。

为什么半个世纪以前，郭沫若天真烂漫，追求真理，革命的大时代使他一夜成名。半个世纪之后，世英民英怀着同样的赤子情怀，却走上了毁灭之路。是命运无常，还是历史嬗变？

无产阶级的职业革命家们为了实现理想，不借付出自己与他人的双重代价。他们对待整个世界的坚硬决心，在一切人身上留下累累伤痕，包括在儿女们身上。这种为信仰牺牲一切的悲壮故事会被现代人理解和原谅吗？当然问题并不在于任何人的理解和原谅，而是在于理想化的人生给世界和他人带来的到底是什么？古往今来多少大奸大恶，假至诚至爱之名，猖撅盖世大行其道。这是所有真诚善良者，包括真诚善良革命者的不幸和悲哀吧！

注释

①蔡畅（1900-1990)，女，湖南湘乡人。蔡和森之胞妹。著名的无产阶级妇女运动领袖。解放后曾任全国妇女联合会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职务。是中共中央第八至十一届中央委员。

②1967年1月6日，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员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策划下，由王洪文领导的上海“工总司”等上海32个造反派组织召开了打倒上海市委，夺取上海市领导权的大会，要求中共中央改组上海市委。会后，上海市委市政府所有机构都停止办公。

这个“文革”中全国第一个夺权运动，又被称为“一月风暴”。——参见《20世纪中国全纪录》，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年1月第2版898页。

③参见1966年5月5日人民日报文章《向工农兵学习，为工农兵服务》。

13.接班人

他把我创造得光辉、卓越，施恩于我、丝毫没有亏待我……

——《失乐园》127页

我的中学生活开始了。

第一天去师大女附中报到，新同学由于互相不认识而显得群龙无首。我个子高，被老师一眼看中，成了临时整队喊口令的人。当大家听从我的口令站成整齐的一排，而我把这个漂亮的队伍交给老师，自己跑回队列，成为全班的排头时，一道灿烂耀眼的阳光忽然穿透了我原本温柔朦胧的心，使我心里陡然涌起一份欣喜，觉得自己一下子走出了羞涩疑惑的童年，走进成熟自信的新天地。责任、荣誉、功利……，一条条欲望的小虫子在我心里爬。痒痒地，让我心急气短，急切地希望自己有所作为。

这时候，大饥餓的喧嚣已经远去，人民总算度过了饿肚子的三年，迎来经济全面好转。1963年起粮食产量改变了三年连续下降的状况，全国有四分之一的县粮食、油料、生猪等农业总产量超过了大跃进以前的1957年。工业生产特别是轻工业生产有了明显转机。国家财政扭转了四年连续出现大量赤字的局面，实现了收支平衡。

这种经济复苏和环境逐渐宽松，使执政党领袖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的思维进入了新的活跃时期。这时候，新一代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在苏联发起了一场短命的改革：鲁莽的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专制上义的全面否定，使毛泽东暗自惊心。他意识到他在中国进行的共产主义实践，正日益受到严重的挑战：这种挑战现在不仅仅来自资本义和帝国主义的敌对势力，也来白共产党内部的新生代。毛泽东不知道这种强大的挑战力量实际上来自工业革命后变化着的整个世界，色括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国家，对现代化的内在需要，而不是像他认为的那样来自共少认党内一两个的变节分子。所以他决定发起一场旷日持久的阶级斗争运动以抵御这种挑战，保证他创建的党和国家的纯洁。

毛泽东咄咄逼人地说: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问题，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在他的倡导下，这一时期全社会开展了如火如荼的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先是在农村，后来扩展到城市的四清①运动使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尤具是基层干部人人自危。与此同时。全国人民学雷峰、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等一系列思想教育运动更是将无条件服从革命利益的，清教徒式的极端生活方式推及整个社会。而我恰恰是在这个时候进人了青年时代。当我学了医以后才知道，这是人一生中荷尔蒙分泌最旺盛的时期。人通常会在生命的这一周期中生发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不仅渴望浪漫柔情，更渴望献身理想和正义。

我的同学们回忆，在女附中的日子里，我在大家的眼里实际上就是革命的化身。主要的原因当然是由于我出身在一个很革命的家庭里，自然有良好的背景和充足的理由追随革命。另一个也是主要的原因是我过盛的精力在那里作祟，同学们说，虽然整体上说我还不是一个一点不通情理的人，但在每一个革命化的活动里，我总令她们心惊胆战，因为我总能充分运用想象力，使这些活动有声有色，别出心裁。在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的运动里，我提议全班同学利用星期天徒步走到香山，以模仿部队行军的方式，体现我们不怕苫，不怕累的精神。今天我已经快把这件事情忘记了，但是我的同学中很多人对这件事记忆犹新。她们说由于我不肯稍稍松懈，由于我始终走在队伍的前边，由于我帮别人背了背包(我一点不记得我们还打了背包)，她们只好无可奈何，而又痛苦万分地跟着我。她们也许有点佩服我，因为我和她们一样汗流侠背，在行程的后半截一瘸一拐。但更多的是恨我，有一个同学说她跟在我后面一整大，我高个子长腿的身影在她眼前晃，使她从早到晚都在想我会像路边收获的高粱一样被镰刀齐根砍断。但她们对我毫无办法，因为我坚毅的身影确实代表着时代的精神，每当这种艰难困苦的场合，她们都惧怕我的出现，因为我总能成功地把这种场合赋予了庄严的革命意义，又能够身体力行地向她们证明，她们可以像我一样。

遗憾的是这种革命戏剧不是总由我领衔主演。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个个是热血沸腾的革命好手。班里很快成立了共青团支部，由几个年龄比较大的同学组成。我因为不够入团年龄只有眼红的份，但我很快就感受到团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以及来自它的强大压力。

有一天，我被告诉下课后到团支部书记家去。去了才知道是团支部组织的一次“吃忆苦饭”的活动。这是当年一种很通行的革命教育方式，通过吃用野菜和糠做的最粗糙的饭食，以表示不忘劳苦阶级的根本。一般认为，食物的粗糙程度和参加者革命化的决心成正比。我们这些参加者是团支部经过认真筛选认为可靠的人。所以食物尽管难以下咽，所有的人仍然兴致勃勃，红光满面。但是团支书的姥姥嫌我们做忆苦饭的时候将她的厨房搞得一塌糊涂，坚决不许我们继续活动，后来由团支书的父亲出面批评了姥姥的落后，我们才得以勉强完成所有吃忆苦饭的仪式。这以后，团支部只好不断召集其他方式的会议。每次课上课下，团支部那几个人开始交头接耳，窃窃私语的时候，全班的人就都紧张起来，不知道谁会被召集，谁会落选。我虽然也会紧张一下，但心里基本上是有把握的，接到日头通知以后，就颇为洋洋得意。这种会议除了进行正面教育外，一开始最令我不知所措的是经常会听到团支部对一些所谓落后同学的分析和评价，譬如谁的父亲解放前是小商贩，所以她会在与人相处中斤斤计较。谁有一个漂亮的笔记本，也会被怀疑家中有海外关系。还有一个同学因家庭困难中请助学金，但被发现她的父亲实际上是个吃定息的小资本家。尽管她的父亲早死，尽管她的母亲是被父亲遗弃的姨太太，尽管她父亲活着的时候并没有给过她半点帮助，但是她的助学金不仅得不到批准，她还在我们这些人中留下了对组织隐瞒问题的恶劣印象。我开始还怀疑，这些朝夕相处年龄相当的普通女孩未必像团支部会议上说的那样面目可憎，但后来就慢慢习惯了。我会在事后真的觉得这些人异样。久而久之，我颇有了一些阶级斗争观念，很能够用一个可靠的，团支部发展对象的全部特征塑造自己，并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分析所有的事情。

这一时期，我和我周围的人对于这样的思想训练像吃错了药一样上瘾。它渐渐在我心里培育出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在童年的迷茫上面，分明日益长出一个坚毅的完全不同的自我。而且，这两个自我之间的力量对比，竟然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开始它们还可以相安无事。夜半无论是梦中还是醒来，.我觉着躺在床上的都是童年的那个我，充满疑惑和朦胧，万事可以商量，没有定见的。天一亮，那个坚毅的我就开始行动和讲话，而它则是讲原则，不动摇，万事有主见的。问题是，随着思想训练的不断严格和革命自觉性的不断增强，我终于认识到，白天的这个自我之所以还不够坚毅和顽强，之所以是漏洞百出，经不起推敲的，完全是因为晚上的那个自我在作祟。于是白天的自我决心向晚上的那一个开展坚决斗争。记得第一次读到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时，我一点也不感到陌生和惊讶，因为我觉得他提倡的修养方法早已是我每天必修的功课了。

我们成了一群简.单忙碌又愉快的人。每天早上起来，心中都装满了革命的理想和信念，每天的生活目的都明确得不能再明确。课堂上我们为革命学习，代表无产阶级攀登科学文化的高峰。课余，我们为革命锻炼身体或者为革命唱歌、读书、娱乐等等，晚上我们大写“雷锋日记”和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坚持不懈的努力，渐渐使这些文章的文风、文体和语言都与报纸上发表的同类文章酷肖，后来又发现原来这种文风是属于毛泽东的，只不过是报纸和全国人民都在有意无意地仿效。夜晚灯下，我们仍然孜孜不倦，目光炯炯地检查一整天来所做所为有什么不符合革命化的要求和毛主席的教导。这种时候我们唯一的烦恼是没有生在革命战争年代，无法马上检验我们对革命的忠诚和马上为革命作出牺牲，而最痛苦的事情则是发现自己做得离党和人民的要求差得还有很远。

我姐如朵朵和她的好朋友，刘伯承元帅的女儿刘雁玲同在景山学校读书。她们虔诚地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罗惊涛和刘骇浪，表达自己不怕风雨，随时准备迎接革命考验的情怀。中学生杂志上登出了她们在革命化的道路上迅跑的事迹，使她们成为中学生，尤其是干部子弟学习的榜样。我捧着这本杂志，心里充满了敬佩之情。唯一不满意的是这篇文章的插图。它把两个人都画成背影，而在我眼里她们是革命青年里非常漂亮的人物，好不容易上了杂志，只画了背影，实在说不过去。

假期里，爸妈根据我们的意愿送我们去进行方式不同的锻炼、由于爸妈的工作岗位，我们接触连队的机会较多。我们和连队里普通的解放军战士结下深厚友谊，熟悉和喜爱他们的生活方式。有一段时间我们热烈地爱上演出队演出的通俗文艺节日，在全国调演期问，我们夜夜沉浸在普通士兵革命化过程中的喜怒哀乐里。这一年的国庆节，师大女附中初一年级在北海公园游园会上演出的节目是由我主演和组织排练的，名字叫“小王赶车”。这个表演唱完全是从战士演出队的节目中移植的，表现了一个年轻的驭手，在参军后的不长时间里过了生活关、技术关和艰苦关等等，完成了革命化的重要步骤。我们七八个女孩子，一律把头发剪得齐耳根，一律穿解放军的绿军装、扎皮带，一律把袖子卷到肘关节以上，如果再带上一个红袖章，就完全是一副红卫兵的样子。所以，我一直认为，我是红卫兵形象的最早设计者。我这个主演唯一和大家不同的是手里拿了一条赶车的皮鞭子，这个节目除了要边舞边唱之外，最关键的是要在刚出场和临下场的两个规定时间把这鞭子甩得啪啪响。由于我对革命工作的责任心极强，曾经日以继夜地勤学苦练，所以这个动作完成得十分成功。那天我们学校的演出场地被安排在北海前门背对白塔的彩绘牌楼下，是每个进人北海公园的人的必经之路。我的鞭子在所有观众的头上挥舞，最终啪啪响起，观众热烈鼓掌。我心里又有许多欲望的小虫子痒痒地爬。我那时体验到的愉快和成就感，绝不亚于一个奥运会冠军。尽管我下得台来，遇到几个观众疑惑的目光。他们正争论着我们这伙人是男是女，其中有一人看见我摘下帽子就说：“你看，我说她是女的嘛。”这时我才想到，我从排演这个节日开始，就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性别问题。我压根儿就没想到应该处理女学生扮演男战士的矛盾。但是这种由男女莫辨生出的尴尬并没有真正影响我的情绪，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

有一次，总理周恩来为了让一些领导同志的大人配合搞好外交工作，借着中央在北京开会，召集一些中央和地方领导的夫人在人民大会堂聚会。这种聚会实际只是联谊，并不十分正式，所以妈妈也带了我去。记得参加的有全国妇联主席蔡畅、陈毅元帅的夫人张茜、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的夫人肖里、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等。周总理非常高兴，和夫人们谈笑风生。他、张茜还有我妈妈都属狗，他就兴高采烈地称自己为老狗，把张茜和我妈妈称为小狗。这中间不知怎么一来，也许是夫人们都去方便，房间里只剩下我和他。

总理走过来对我说：“我带你去看画。”

我没听清他的口音，就问：“看花？”

总理说:“不是花，是画。”

我们走到大厅过道上，他拉着我的手，指着墙上一幅巨大的中国画，告诉我是关山月画的红梅。

我挺矫情地说：“这是画上的花。”

总理笑了，对我的咬文嚼字宽容大度，他和蔼地说：“你是个知识分子啊……”

我也笑了，觉得他的笑容很好看。总理握住我的那只手有力而温暖。我注意到他的指甲是精心修理过的，在红润的甲床上显得格外光洁。我的身心因为这双优雅的手而一下变得安静高贵，连大会堂里的金碧辉煌也不那么刺眼喧闹了（我听说大会堂中所有的装修方案都是由总理亲自过目的)。总理款款地说自己的家乡有梅花，问我见没见过长在野外而不是长在花盆里的梅花。大约就因此谈到年轻人不应该是温室中的花朵，谈到毛主席最近提出了接班人的五个条件②，周恩来那双众所周知的眼睛此时又大又黑，一双浓眉也遮不住那里面夺人的光亮，说到接班人的活题时他的眼睛则更大更黑，害得我心潮澎湃，晚.上回家把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反复学习，还在我的“雷锋日记”中大书特书关于做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决心。

每个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对上述类型的精神生活都不会感到陌生。在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这些职业革命家们确实在全社会建造了一个严密的系统，为自己培养可靠的接班人。他们自信已经建立了千年帝国，其合理性和合法性都不容置疑。包括他们子女在内的下一代人的使命，只是做一个合格的接班人。

字典上说，接班人是接替下一班工作的人。恐怕在生活中难找到比这更缺乏个性的角色了吧。但我们的父辈就是这样简单而坚决地划定了我们的职责和人生道路。不能否认，他们确实造就了一批正人君子，一些重要的思想品质：热情、简单、克己奉公、不怕艰苦等等，渐渐在我们这些人，实际上是整整一代人身上成为现实。

我总忘不了在周恩来优雅掌握中的这一刻。我是在他温暖的笑容里，在他好看的黑眼睛的注视下，接受接班人命运的。所以，我比别人，甚至比“惊涛骇浪”还难从这个角色中走出来，直到一部由杰出的共产党创始人出演的好端端的正剧，不知怎么被演成了后来那种样子……

注释

①1963年到l965年中共领导人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一次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清思想的政治运动。把大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看成了阶级.斗争和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使不少人受到不应有的错误打击。继而在1965年错误的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运动一直延续到文化革命初期。

——参见《辞海》1985年版缩印本178页。

②1.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2.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3.必须是能够国团结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4.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5.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缺点错误。

——参见《人民日报》1964年8月3日第一版社论《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

14.举足轻重①

在蒙恩、被选的精灵中间扩散着一种说不出来的，未曾有的喜悦感觉。

——《失乐园》96页

一直到1949年建国以前，爸爸在党内都算不上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人。虽然他在23岁就当了红军的团参谋长，24岁当师政委，27岁当军政委，27岁任军团领导。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延安后，他主持过抗日军政大学的工作，他的名字随着千万抗大学生的脚步传遍了各个抗日根据地。后来他到太行山，在朱德总司令的领导下工作。解放战争中爸爸任华北野战军的主要领导。但总的来说，他的职务是随着资历积累，逐步提升的。

解放后，爸爸逐渐成为独挡一面、成绩卓著的干部。他先是由毛泽东亲自点将，担任了新中国第一任公安部长。在“镇反”、“肃反”运动中，他以作风凌厉干练著称，不仅对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各种意图贯彻及时彻底，并且日益显露出对震荡全社会的政治运动掌握有度、进退有方的机敏。应该说，在巩固年轻的共和国政权的复杂斗争中他开创了一份特殊的业绩。

1955年军队授衔的时候，爸爸成为十个共和国人将之一。比较而言，他的资历最浅。

有人出来说话：罗瑞卿的大将军衔授高了。

爸爸确实是从这时候开始脱颖而出，毫无疑问，这是因为他正日益受到毛泽东的重视和任用。

1959年，国防部长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因对大跃进提出不同意见，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判、8月18日，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把庐山会议上的争论发展成对彭德怀和黄克诚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批判。在这个会议上，连一向德高望重的朱德也受到批评。毛泽东盛怒之下甚至提出了“跟谁走”的问题，到会的人们在慌乱之余，纷纷表态要跟着毛泽东走。

9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发布命令，任命林彪为国防部长，罗瑞卿兼任总参谋长。9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土作，罗瑞卿为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

爸爸这样从公安部回到军队，颇有些受命于危难之际的意味。这一系列的任命，无不说明毛泽东、周恩来，甚至林彪，对他特殊的赏识。这以后，他果然成了深得信任的，行走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林彪、邓小平和各位军委副主席之间的，常常负有特殊使命的人。

中国共产党对于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领导，从战争年代起就是通过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来实现。建国以后。这个方法一直沿用下来。

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受到整肃，第一个党内举动就是改选中央军委。换届的中央军委主席是毛泽东，副主席共七位老帅：林彪、贺龙、聂荣臻、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从主席副主席的.人事安排上可以看出，爸爸这个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军委办公会议的召集人，是一份需要智慧的，不大好十的差事。

60年代初，中国的周边环境变得日益险恶。印度在中印边界对中国领土进行蚕食。中苏之间由于意识形态的分歧，导致国家关系紧张，特别是在苏联策动了新疆伊犁塔城事件②之后。1962年，在国民经济最困难时期，根据我军情报部门掌握的情况，蒋介石在台湾组成了以他和陈诚为首的“最高五人小组”，又称反攻行动委员会，准备对大陆东南沿海的福建省和闽粤、江浙结合部搞一次军事行动，国民党军队还在美军的参与下在台湾南部地区举行了名为“昆阳”的作战演习。这一切都引起了毛泽东极大的警惕。他一改自50年代以来东风已经压倒西风，战争打不起来的看法，开始强调世界战争早晚要发生，战争不可避免。

1962年5月，在上海的毛泽东紧急召见爸爸，在上海锦江饭店对面的国际俱乐部开会，修改《关于战略方针的建议》。参加这次秘密会议的还有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以及汪东兴等人。

这个由中央军委起草的关于制订我军战略方针的文件，实际上已经在毛泽东的办公桌上摆了两年之久。现在当毛泽东感到战争危险已经迫近的时候，将它拿出来修改。

五月底，《关于战略方针的建议》刚刚修改完，毛泽东再次紧急召见爸爸。在他的住处，爸爸领受了毛泽东针对台湾海峡、中印边界和中苏边界出现的紧张局势，要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加强战争准备的指示。5月30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刘伯承、徐向前任正副组长的军委战略小组在北京研究了东南沿海地区的作战问题。会后，作战部根据会议内容用保密电话向在上海的爸爸报告会议情况和林彪、陈毅元帅在会上的讲话。电话讲了四五个小时。那时好像是因为通讯技术不发达，设备难以承受这样负荷，反正根据档案材料记载，电话传达这次会议情况的过程中，用坏了两部电话机。爸爸的两位最干练的军事秘书邓汀和郭树元交替做电话记录，手都写麻了，也不敢稍有差迟。当晚，会议的电话记录整理好，爸爸本来准备让总参作战部研究处处长谭旌樵去向毛泽东汇报。但凌晨1时，己到杭州的毛泽东打来电话，要爸爸亲自去。爸爸当然感到了事关重大，所以第二天上午10点，他乘专列赶到杭州。下午，就升始向毛泽东汇报。在谈话结束的时候，意犹未尽的毛泽东还惟恐有人对形势的危险估计不足，他目光灼灼地说：“要准备蒋介石集团40万人秋后登陆。”

毛泽东要爸爸立即回上海，向正在那里召集的华东局地委书记以上干部会议作一次关于备战问题的报告。在会上，爸爸以确定、沉稳的口吻说道:主席找我谈了一次话，要我来向大家报告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大家要准备打仗……

6月4日，爸爸召集南京军区、上海警备区、嵘洒要塞区和东海舰队、江苏省军区负责人会议，传达同样的毛泽东的准备打仗的口信。会后，爸爸赶回北京，向在京的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和中央政治局的其他领导成员汇报毛泽东关于准备打仗的各种想法和指示。这些党内军内的高层领导都是从爸爸的嘴里，听到他们的领袖，听到国家最高军事统帅毛泽东关于战争危险的警告和国家军事力量要进行重新部署的消息。

5月下旬，东南沿海地区的部队进人紧急战备状态.6月10日,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各军区入闽部队向东南沿海地区秘密开进。为避免暴露，各部队从驻地出发都是在夜间，出发后驻地电台仍然工作，而运动中的入闽部队则保待无线电静默状态。乘火车的部队只准坐闷罐车厢，无论进站还是临时停车，严禁任何人开门或下车，部队吃喝拉撒都在车上，战士们很好地执行了纪律。到7月初，步兵和特种兵部队全部按时开进到指定地区并部署完毕。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神不知鬼不觉，风不吹草不动，东南沿海地区的陆海空三军已经严阵以待。

后来，由于其他国际政治原因，其中包括美国总统肯尼迪发表公开谈话，表示不支持蒋介石的军事行动，台湾当局并未将反攻大陆的军事行功付诸实施，只派遣小股武装对大陆进行袭扰。但很多人从.这次东南沿海备战的部署过程中开始了解，在新形成的军委领导班子里，爸爸作为一个雷厉风行、精明干练的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怎样成为一个上传下达、有职有权的关键人物，他在协凋各方、组织实施军事大行动的时候是怎样一个举足轻重的人。

1962年初夏的一大夜晚，毛泽东把爸爸和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召唤到中南海他的住地。爸爸知道毛泽东、向在夜里工作，这个时候恐怕是刚刚起床，所以并没有感到奇怪。但是他以为毛泽东会和他谈东南沿海备战的事情，所以一路上都在动这个脑筋。

没想到刚见面，毛泽东劈头就问：“你们军队中是赞成单干的多，还是赞成社会主义的多？”

爸爸完全没有准备，一时被问住了，就说：“我们一直在忙着搞东南沿海备战，对这个事没有注意。”

毛泽东说：“这样的事你们都不注意？回去看看7、9、11三天的报纸和《参考消息》。”

临走的时候毛泽东又说：“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一也还没有解散集体农庄呀，回去查查军队人们的意见怎样。”

爸爸回家就找出这三大的报纸和《参考消息》，这些报纸上登载着全国各地的农村实行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受到农民群众和许多基层干部的欢迎的消息。爸爸马上意识到，毛泽东是在以他特有的调查情况的方式向他吹风，党内又存在了严重的不同意见。

1962年9月里的一天，我们被妈妈召集到一起，从晚上8点钟全国新闻联播节目里收听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消息。我听到爸爸被选入中央书记处任书记。这时，我才发现，爸爸在1956年当选的八届中央委员的名单里，名字就非常靠前，比许多爸爸一再对我们说要特别尊重和爱戴的伯伯叔叔还要靠前。妈妈说八届中央委员名单是依据得票数排定的。我想我是从这天晚上有了爸爸是个重要人物的概念。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他严厉批判了提倡包产到户的“单干风”和为彭德怀鸣不平的“翻案风”，严厉指责了对当时严重困难形势作出充分估计的人是“黑清风”、义愤填膺的毛泽东由此作出了一个伟大的判断，并说出了那段著名的话：“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上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在这个会上，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

不过爸爸的重要性，主要还是表现在他在军队里的，保卫国家安全的工作和任务上。

中印两国的边界是两国政府之间争论很久的一个问题。1959年，周恩来向尼赫鲁提出保持两国边界现状，避免武装接触的建议，但未得到印度方面的积极响应。到1962年四五月间，印度当局趁着中国军队正在进行东南沿海备战的机会，对我国领土一方进行变本加厉的武装蚕食。刚刚开完八届十中全会，爸爸就向毛泽东汇报了中印边界上的紧张情况。10月12日，印度政府扬言，要把中国军队从印度准备侵占的中国领土上清除掉。这时，毛泽东下了和印度人打一仗的决心。

10月20日，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同时发起全面进攻。以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等组成的东段指挥部和以新疆南疆军区司令员何家产负责组成的西段指挥部奉命进行反击。爸爸起草了军委给边防部队的电报此次作战事关国威军威，务必初战必胜，只能打好，不能打坏……。这种明确严厉的措辞是爸爸一贯作风的体现。它们是对参战部队的要求，更是他对毛泽东，对中央军委立下的军令状。

那段时间，爸爸为了随时掌握情况，把家里也布置成了一个临时作战指挥部，许多房问都挂满了地图。那一年我11岁，妈妈认为我应该有一问自己的房间，而不应该再和弟弟同住。但由于上面提到的原因，只给我在一间房子里搭了个临时的床，我晚上睡在那里，白天还是归临时作战部使用。

那些军事地图的印刷是多么精美啊！我至今记得挂在我房间的那张1:50000的亚洲地图，我的床摆在像一弯残月的波斯湾下面。反击战最紧张的那儿大，爸爸的军事会议常常持续到深夜。每晚，我枕着那一湾蓝蓝的波斯湾海水，听着参加会议的人们在前厅留下的杂沓的脚步声，窗户上透照进来许多汽车的灯光，我看见它们活动着在墙上描画出许多奇怪的影子。这一天，我在一种难以人睡的苦闷里，忽然很渴望做一个像爸爸那样举足轻重的人，可以在深夜惊动许多人，可以满脸严肃地运筹帷幌，决胜于千里之外。

长时间以来，国防工业和国防科研是关系十分密切的两大部门，担负着既要满足战备需要，又要集中力量加强科研，突击尖端技术的艰巨任务。在两大部门的计划和决策的工作中，需要与可能的问题一直困扰着领导者们。在由贺龙元帅领导的国防工委和聂荣臻元帅领导的国防科委之旬，尖端与常规，科研与生产，制造与维修，整机与配套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一些互相矛后的问题。

对于两个老帅之间由于工作产生的不协调，周恩来总理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他在1961年8月国防工委北戴河工作会议上提出，在国务院设立国防工业“口”。11月8日，中央发出了关于成立国防工业办公室的决定。11月29日，中央批转厂爸爸向周恩来并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所作的《关于成立国防工业办公空问题的报告》。报告说：为了加强国防工业的统一领导，密切与有关方面的联系，在国务院成立国防工业办公室(简称国防工办)，直接归日管理第二机械工业部(简称二机部，主管原子能工业)、第三机械工业部(简称三机部，主管国防工业)和国防科委所属单位的工作，并作为国防工委、国防科委两委之间联系协作和组织日常工作的日子，在党内对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负责。中央决定，爸爸兼任这个国防工办的主任。

也许是这个国防工业办公室的工作确有成绩，协助两个老帅解决了许多原来不好解决的问题。也许是这个办公室加强了毛泽尔和周恩来两人对国防工业和科研领域的领导，使他们的意见史通畅直接地到达这两个重要部门。1962年底，中央书记处进一步明确规定国防工办是国务院管理国防工业的办事机构，同时也对中央负责。它对国防科委和国防工委，在工作上是指导关系，两委有关的各项工作，应首先经过国防工业办公室研究处理。1963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撤消原来的中央军委国防上业委员会，把它的任务并人国防工办，更加重了国防工办的任务。

国防工业办公室的设置，充分体现了周恩来总理的领导艺术。爸爸是个有公心、不讲价钱的人，办事情不仅效率高，而且有分寸，既有尊重上级的习惯，在下级面前又有威信。事实证明他是这一时期各位老帅都能够接受的人。所以，尽管这个职务的设计复杂而且缺乏安全性，周恩来却真是没有选错人，爸爸是主管这个部门再合适不过的人选。爸爸在1962年12月19日召开的国防工业办公会议上说：“在国防科学研究机构和国防生产部门维持现状不变的情况下，各委、部要协调的事情，还是先送到口子(指国防工办这个口子）来，先通过口子上处理，不要事无巨细都直接捅到两位元帅那里去。元帅们比我们站得高，看得远，要让他们有时间考虑和掌握大问题、大事情，关于具体工作，在他们的指示下，我们就要多挡一些。如果发生瞎指挥，我们可以承认错误。”不管当时或者后来别人怎样想，爸爸说这番话是由衷的。他真的相信，自己的劳苦和忘我工作可以节省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以及各位元帅的时间，让他们集中精力多考虑一些大政方针，多考虑一些战略方面的问题。在国际形势十分紧张、国内经济困难尚未克服的那些日子里，爸爸觉得这是他为党，为国家和人民分忧的最好方式。

在这种环境里，尤其是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到“文革”开始前的1965年，爸爸一共担任了五个方面的13个职务。在党内，他是、中共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在政府，他是国务院副总理。在军队，他是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人民防空委员会上任。在国防工业战线，他是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十五人专门委员会和中央专委成员兼办公室主任。他还是中央对台工作小组负责人。在人大，他是人大常委会委员。爸爸一天之内要处理的问题，从命令空军打击侵人领空的敌机到同某个犯了腐化错误的高级干部谈话;从处理某一军工厂出的安全事故到调解某一院校因训练场地同当地人民公社发生的纠纷;从修改第几天要见报的社论到研究如何安排亚非留学生在院校的课程；从检查原子弹试验的准备工作到处理文工团住房靠木工房太近、噪音太大的问题。说句玩笑话，如果真有离了他地球就不转的人，爸爸得算一个。

爸爸会多。书记处的会，国务院的会他要参加，政治局的会他要列席。军委的会他不仅要参加，还要当军委办公会的主持人。总参和国防工委的办公会、党委会他都是主持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林彪、邓小平等人的指示、讲话，他不仅要及时向下传达，而且要向未听到这些指示、讲话的各位老帅逐一登门汇报。

爸爸要处理的文件多。秘书们曾在1961年作过一个统计，1960年全年共收文件3.6万份，平均每月3000份，每天100份。当然没有人能看完这么多文件，爸爸的四个秘书帮了大忙，爸爸说：“没有你们我弄不了这么多事……”后来文件逐年增多，秘书们也懒得再作什么统计。

爸爸出差，无论火车飞机轮船，办公室就直接搬上去。好在爸爸身体好，多大的风浪或者气流，他从不晕机晕船,爸爸记忆力极好，任何数字他可以过目不忘，譬如说部队番号、驻地、编制和科研项目中的武器型号、性能他都能脱口而出。这也给他节省了不少时间，而且使他的上下级都对此印象深刻，对他生出许多额外的信任。

爸爸小时候在家乡读小学。有一次学校组织去春游，至一古庙罗汉堂，见一罗汉于睡乡中恬静安然，爸爸心有所感，一时口占成打油诗四句:一睡睡得好，万事皆罢了。我要同你睡，大事没人搞。当时，周围的同学都哄哄大笑，以为诙谐有趣。现在，爸爸是在做大事了，这是他从小就向往，就追求的一种人生境界。所以我断定，这是他最无怨无悔，最忙碌但也是最愉快的一段时光。

在爸爸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的这段时间里，我对他的印象最模糊。不知道哥哥姐姐们怎么想，我觉得在很长时间里，我甚至说不上是和爸爸亲密的。我们好像总在各种各样的时间里等待他，等他从外面开会回来，等他打完一个又一个电话，等他从办公室里走出来，等他下楼来吃饭，等他兑现偶尔答应，带我们出去玩的许诺。

有一次，爸爸大大地得罪了我。那是一个新年即将来临的日子。北京那时候冬大的雪比现在多。下雪和过年都使我们小孩子兴奋无比。我和弟弟决定在我们家的前厅里，在画着那种神秘图案的水磨石地上布置一个玩具方阵，以表达我们小孩子过年的喜悦。我们把所有的玩具，洋娃娃、布狗熊、各种大小的玩具汽车，还有不倒翁、花皮球等等都抱出来。方阵很快摆好，窗外的大雪静悄悄地落满了庭院，和我们一起等待爸爸从外面回来。好容易，大门外响起了汽车喇叭，汽车轮子在院子里洁白的积雪上画了几条好看的弧线，车门开时，秘书已经冒着大雪在门边迎候。爸爸一边和秘书交谈一边快步走进前厅，爸爸对前厅里发生的事情完全心不在焉，不仅根本没注意我们美丽的玩具方阵，甚至还在跨越这些方阵的时候微微皱起了眉毛。最不可原谅的是他碰坏了我最心爱的一个白瓷鸽子，这鸽子美丽的一双红眼睛只剩下一只。我猜爸爸根本没有发觉他做的事，但我却伤心了好几天:第二天或者是第三天，我正在院子里玩，听到大门口响起汽车喇叭，不知道出于什么心情，怨恨、害怕还是陌生，我掉头就跑。爸爸一定是看见我了，他走下汽车的时候大声叫着我的名字。我紧张得心怦怦跳，但是却执意躲在藏身的地方不肯出来。我听到爸爸跟妈妈说：“奇怪，刚刚看见点儿在院一子里的，怎么一眨眼不见了？”这时候我心里很满意，因为我叫他失望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变成了一个矫情女孩。如果有几天见不着爸妈的面，我就会心里不安，会整天泄气，还会怀疑爸妈是否还爱自己的孩子。一天临睡，我居然突发奇想，跑到别人的床上拿来好几个大枕头，胡乱塞在脖子底下，摆了一个难受无比的姿势睡着了。我想，如果爸妈还关心自己的孩子的话，他们就会来关照我，把我从这种难受的姿势中解救出来。深夜，我在朦胧中觉得房中的灯被打开了，我听见爸爸说：这孩子怎么这样子就睡了？随后有人从我身下拿走了那些枕头，我相信那是妈妈。

我曾经把这段经历写在我的另一本书《非凡的年代》里，一个自认为在心理学方面很有造诣的友人看后对我说，那晚的情景也许只是一个梦，只是我这种矫情女孩在心理暗示下产生的幻觉，而我的爸妈根本没有出现过。他的说法并不正确，因为我脖子下的枕头确实被人拿走了。但我知道，即使在我们都更小的时候，爸妈也不是每天都会到我们的房间.卫来查看的，所以那天爸妈来厂我的房间完全是偶然。可本来不一定发生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正是这种偶然性让我大大地放了心。这以后，我对爸妈的爱心深信不疑，就算好儿大不见他们的面，我也相信他们是爱我的。

爸妈和我都应该感谢命运，它在这个时期总是顾恋我们，让我们轻而易举地度过任何感情上的危机。

注释

①本章内容部分引用了《罗瑞卿传》第十一、十二、十三章。《席不暇暖的总参谋长》(上、中、下)中的文字。总参谋部《罗瑞卿传》编写组著，当代中国出版1996年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②1962年4月22日。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塔城、阿尔泰、博尔塔拉和伊犁的6万余中国居民，在苏联柱新疆机构人员的策动下逃往苏联。

15.水清水浊(1)

你要证明你的忠诚，先得证明你的顺从。

——《失乐园》320页

1938年，任抗大副校长的爸爸奉毛泽东之命，在延安凤凰山下写书。书名叫做《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为了随时征询毛泽东的意见，他住在毛泽东隔壁的窑洞。在一种读书写书的轻松气氛里，毛泽东曾送了爸爸两句话：第一句“水至清则无鱼”，第二句“人至察则无徒”。这两句话出自《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也见于《后汉书·班超传》，是用水太清澈，鱼就无法生存的道理，比喻为人处事太明察秋毫，太彻底，就没有追随者。毛泽东说了就说了，没有多的解释。这个熟读史书，通晓历代纵横之术的政治家说这话的时候充其量是有感而发，信手拈来，所以大概很快就忘了。爸爸大概也很快把这话忘到脑后了，因为他以后的所做所为证明，他实际上从没有搞懂过这句话，他根本不明白，为人处事怎么能够水不清，一旦清，又如何做到不至清。

但是智睿的毛泽东在有意无意之间说出的这两句话对爸爸的一生实在太重要了。爸爸真的一辈子也没能走出这个水清水浊的怪圈。

事隔两年，1940年6月，爸爸离开了抗大，调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在太行山，他和妈妈谈恋爱了。他写给妈妈的第一封情书，开头称妈妈“紫萍”，落款是“洛水清”。这是妈妈名字治平和他姓名罗瑞卿的谐音。

洛水是古水名，一说指河南的洛河，另说指四川沱江诸源之一。洛水就洛水吧，很好，很贴切，它确实是流经爸妈家乡的两条不同的河的共同的古老名字。问题是，仅仅洛水不够，爸爸好一个“清”字了得，无“‘水清”二字不能达意传情，非“洛水清”三字不是罗瑞卿。这愈发证明罗瑞卿价值观念中，“水清”属于极美好重要的一类，证明他无论有意识无意识或上意识下意识里都是对“水清”的认同，否则他不会在这种浪漫时刻，在对妈妈表达最迫切意愿的时候，鬼使神差地使用“洛水清”这个名字。

我甚至怀疑，正是毛泽东的提起，才使爸爸追求“水清”的天性在这以后，在不断自我暗示中，愈发不可收拾。直到“文革”中遭了一场天大的灾难，他再回过头来，想起凤凰山下毛泽东送他的这两句话，想起这两句话的洞幽烛微，不由得暗自心惊。

“文革”后，我不只一次注意到，当提出类似毛泽东为什么会整罗瑞卿这样的问题时，爸爸总会直接或者间接地提到这两句话。

不管别人如何点头称是，我却难以接受。毛泽东这两句听上去文质彬彬、和平安详的话，怎么会忽然鲜血淋漓，一语成谶？想想“文革”中爸爸和我们经历过的事情，更不明白，清清洛之水，为什么如此难保清白？竟然天地不容！

听爸爸的口气，至少是乐于提起这个话题的，并在这个由毛泽东提起的关于水清的话题里有所感悟。那么，这感悟是什么？它从何而来？便成了我的一件心事。

1959年彭德怀下台后，主持军委工作的一直是新国防部长林彪。爸爸回军队，很大程度上是他的主意。爸爸和林彪历史上的关系很好，他们都是红一军团出身，同在抗大工作。按照通俗的说法，是一个“山头”的。

庐山会议刚结束，毛泽东从反“左”突然变成反右,以及揪出“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做法，使全党沉浸在震惊和沉默之中。是林彪第一个打破了这片寂静。他在当年9月份召开的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发出了异常响亮的声音：“毛泽东同志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号召大家以主要力量学习毛主席著作，称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捷径”。而且，“学了马上就可以用”。9月30日，林彪发表了《高举党的总路线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红旗阔步前进》。文中说：“1958年以来的国民经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高潮显示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无限光芒……，不要群众运动，抓住一些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而且是迅速克服了的缺点反对群众运动，就是不要前进，不要革命。”

1960年1月，林彪在党中央的会上把毛泽东在延安对抗大题词中的三句话八个字，总结成所谓“三八作风”，作为军队革命化的标准。这一年春天在广州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林彪再次提出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对于毛主席著作的学习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林彪的响亮口号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嫌不够，又加上“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后来在“文革”中大行其道，据说印数超过了《圣经》的《毛主席语录》也是林彪在此时的发明创造。他要《解放军报》在报眼的位置刊登毛主席语录。对毛主席著作中最重要的篇章，要反复学，反复用，对于其中的许多警句，要熟读、熟记，能够背诵出来等等。

林彪就是这样独树一帜。他带着浑身熠熠的光彩，以一种即使在党内也鲜为人知的语言，塑造自己毛泽东思想捍卫者的形象。

1960年9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又提出了“四个第一”。在他的主持下，通过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在这个决议里从内容到表达方式尽量模仿毛泽东在红军创建时期为红四军党代会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林彪俏皮地称自己这是在‘复古’。毛泽东看到这个文件颇为心领。爸爸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我把文件呈送主席，并把此点（指林彪“复古”的提法）报告了主席，主席表示了极大的喜悦。”

实际上，就是没有爸爸的报告，毛泽东也不会不注意到林彪这一系列举动。要知道，．大跃进的悲惨结局和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等人代表的，正在全党蔓延的不满情绪，使毛泽东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感受了孤独，透过这厚重的孤独的云雾，毛泽东不能不注意到这个他选定的国防部长大异于人的一举一动。

但是，对于大跃进，对于庐山会议前后“反右倾”而造成的三年严重的国民经济困难，对于这期间全国饿死了许多人的事实，毛泽东还是必须给全党一个交待。

1962年1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由于参加人数多于往常任何一次中央工作会议，所以直接称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对几年来出现的错误承担了各自的责任，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也在最后的发言中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这时候已经临近农历新年，毛泽东对大家说：“白天出气，晚上看戏。”要大家“把话都说完，有话就说，有屁就放。气出不完，话说不完，年也别回家过了。”

在这个会上，林彪也发了言。会前，林彪的讲话稿是爸爸这个军委秘书长找人替他准备的。林彪的妻子叶群是林彪办公室的主任，在北海附近的三座门军委办公地讨论这个发言稿的时候，她代表林彪说要加上关于毛泽东个人天才的内容。爸爸经过一番考虑，斟字酌句地说：“毛泽东思想是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形成的，这个话是从中南海出来的，是主席的秘书田家英提的。”爸爸是好心好意地告诉叶群，毛泽东本人未必同意天才的提法。爸爸这样说了，稿子上就没有出现天才的字样。

发言稿送到林彪的办公桌上，林彪觉得不是这句话写上不写上的事情，而是爸爸他们搞的发言稿根本不能用，根本没有体现他的意图，完全要另起炉灶的问题。他自己拟定了讲话提纲，而且，他在会上的发言果然独树一帜，他说：“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现实生活中的反映。”他认为，产生经济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很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林彪强调指出：“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林彪刚讲完，毛泽东带头鼓掌。

会后，林彪把他的讲话稿送给了在武昌的毛泽东。毛泽东很快看完，要爸爸、田家英、王任重几个人把稿子再做一些文字上的处理和个别问题上的推敲。整理好后，毛泽东又很快看完，并批示说：“这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令人大为高兴。”毛要求将其“发给党内干部学习”。毛泽东还要爸爸把修改过的稿子和他的指示送给林彪看，爸爸马上照办了。

以后，毛泽东又将爸爸叫到武汉梅园他的驻地，在一种私下的场合里问：“林彪的这一篇讲话，你讲不讲得出来？”

爸爸认真地说：“我怎么讲得出来？恐怕永远也不可能讲得出来。”

毛泽东说：“讲不出来，要学嘛！这次你们给他准备的稿子不能用，还不是他自己写出提纲去讲了一遍。我也是这个办法，在会上边听边想边写提纲，最后就按提纲去讲了一遍。”

毛泽东对爸爸说：“要懂得一些马列主义，要认真读几本马列主义的书。”

爸爸赶快颔首称是，而且很有一些自责。如果说他在和叶群争论的时候还对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常识有点自信的话，那么他在林彪面前，尤其在毛泽东面前，就只有服膺和顺从了。

毛泽东要爸爸回北京后去找陈伯达，同他商量开出几十本马列著作的书目来，毛泽东还说他自己要替爸爸圈定这份书目，要爸爸好好学习。

爸爸风尘仆仆回北京找陈伯达开书目去了。他只觉得自己的理论水平确实很需要提高，至少提到和林彪相近才行。他没有意识到，林彪这种特立独行的言论，已经成功地把自己打扮成毛泽东唯一的好学生。他更没有想到，林彪和毛泽东之间正在形成一种同盟，来反对一些对毛泽东自大跃进以来一系列做法表示怀疑的一些党内领导人。事实证明，这些党内领导人后来都变成了睡在毛泽东身边的赫鲁晓夫。严格说来，深得信任的总参谋长罗瑞卿此时并不在这一群赫鲁晓夫之中。但是，他是否能够加入那个正在形成的同盟，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他还要作出一些事情，更清楚地表明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才行。

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和他的弟弟毛岸青是毛泽东的第一个夫人杨开慧的孩子。杨开慧牺牲后，岸英岸青兄弟流落街头，岸青被警察毒打，脑子落下了残疾。后来被党组织找到送到苏联国际儿童院学习。岸英先回国，后来牺牲在朝鲜战场上。岸青回国后和刘松林的妹妹邵华结了婚。他们夫妇先是住在东北，后来，给毛泽东写了信，想回北京来。毛泽东觉得和自己住在一起不方便，要卫士长李银桥来找爸爸，要爸爸安排岸青两口子回北京的事情。爸爸马上交待总参管理局局长梁其昌，给岸青夫妇找了房子，配了专职的医生和护士。爸爸交待梁局长，岸青有病，要好好照顾，但也不要太特殊，不要和其他干部的生活水平相差太远，　要真正为主席分忧。直到今天，岸青邵华两夫妇的生活还是由总参管理局照顾的，这是将近40年前总参谋长罗瑞卿立下的规矩。

岸青想见父亲，或者毛泽东想见儿子，都由爸爸来安排。记得爸爸妈妈都说过，岸青只要不犯病，就是个挺聪明的孩子，会写俄文诗，还会弹钢琴。每次由爸爸安排了去见过毛泽东之后，岸青总有一段时间特别兴奋和愉快，写诗弹琴的成绩就特别好。如果毛泽东恰巧比较忙，或者江青知道后不高兴，一时安排不上，岸青就情绪沮丧，病就犯得厉害。爸爸当然很替岸青着急，但也毫无办法。虽然爸爸知道事关主席家事，可能会落得吃力不讨好的结局。他每日的工作又千头万绪，难免一时照顾不到，出个差错。但爸爸一味尽心尽力地替毛主席分忧，实在忙不过来，就要妈妈亲自办。交给别人他不放心，生怕有个闪失。

可就真的出了差儿。大约是1965年，全国农村都在开展四清运动，邵华为了锻炼自己，提出要到农村去四清。爸爸知道邵华是追求进步、严格要求自己的意思，但考虑到岸青需要人照顾，先是劝她不要去，后来邵华坚持，爸爸考虑再三，将她安排在离北京很近的地方，一旦有事可以马上回来。不知毛泽东怎么听说了这事，很不高兴，觉得爸爸不该这样干涉他的家事，把邵华送去四清。

爸爸原来是列席政治局常委会的，但为了这事，政治局常委会竟然不让爸爸参加了。一位知道了内情的老同志来给爸爸打招呼：罗总长呀，知不知道常委会为什么没要你来呀？

爸爸说：没要我来是因为这次会上没有要我办的事情吧。

爸爸先是真不知道毛泽东为这事情生了气，后来知道了，也没怨言，继续做自己该做的事。过了一段时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的吴旭君护士长对毛泽东说，邵华去四清是她自己提出来的，根本不是罗总长要求她去的。这才解开了毛泽东的疙瘩，爸爸又能去列席常委会了。

大约是爸爸真的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或者是怕影响妈妈的情绪，反正直到“文革”后，他才和妈妈在闲谈中提起这件十几年前的往事。

1965年5月，三届人大第九次会议通过决议，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这是经贺龙元帅建议，毛泽东决定的又一项防止出现修正主义的措施。所有海陆空官兵不分军种、兵种、级别，一律佩戴红五角星帽徽和全红领章。江青找到爸爸，说她对军队和军装都很有感情，希望有一套新式的军装和帽徽领章。江青可是给爸爸出了一个难题，而且是关乎江青同志感情问题的难题。爸爸考虑来，考虑去，认为基本事实是江青同志并不是一个军人。所以，只能给江青发一套军装，不能发领章和帽徽。爸爸觉得这样做，既照顾了江青同志的感情，又维护了现役军人的尊严。但是对爸爸这种貌似公允但实际上不肯通融的做法，江青同志当然大为不满。“文革”时，阻挠江青穿军装的爸爸罗瑞卿坐了毛泽东和林彪的班房，包括江青在内的所有想穿上军装的权势人物，都“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笑嘻嘻地如愿以偿。

我不是说这些小事情能影响毛泽东对罗瑞卿的信任。我只是说，毛泽东对罗瑞卿“水至清，人至察”的基本看法是多么正确，这种小事情没有哪一件不提醒毛泽东，罗瑞卿就是他说过的那种连小事都不肯通融的人。

妈妈说，有好长时间，她和爸爸都想不透毛泽东这两句话中，到底是表扬的成分多，还是批评的成分多。她说，对林彪整爸爸她想得通，因为林彪知道要罗瑞卿相信他超过相信毛泽东是不可能的，所以，林彪要篡党夺权，就先要搬掉爸爸这块绊脚石。但她想不通毛泽东为什么要整罗瑞卿。毛泽东从来没有认为罗瑞卿有野心，是坏人。所以，除非是毛泽东品质有问题，否则他为什么会白白冤枉一个好人……

妈妈的提问忽然使我茅塞顿开，原来分散在我心里的一大堆疑问忽然循着妈妈的思路有了答案，这种思想成果使我一时热血沸腾，不吐不快，我忍不住就振振有辞起来：“第一，毛泽东对罗瑞卿了解透彻，评价准确。爸爸确实是清澈如水之人。第二，是批评还是表扬，那要看具体情形而定，当他毛泽东自己水很清，需要能干的人来创造成绩，成就事业的时候，水清也好，至清、至察也好，都是优点，只惟恐其不至清不至察。当事情起了变化，他希望水浑一点的时候，至清至察自然就成了缺点，而且最好不清不察。第三，对于天性至清至察如爸爸罗瑞卿这样的人来说，理解前一点比较容易，所以水清的日子比较好过。理解后一点，因天性作怪，则几乎不可能。所以人家毛林，希望水混一点的时候，你罗瑞卿偏偏要清、要察，甚至一味‘至’下去，当然就让人家尴尬，再由尴尬生出讨厌来，你的日子当然就开始不好过。第四（我对于自己竟然随口就总结出四点颇为得意），伟人毛泽东是否有品质问题，是设问根本不合理。共产党和党的领袖毛泽东是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具有人世间最高的道德等级，为了这个根本利益和最高等级的道德自然可以牺牲任何人，任何东西。保证党和党的领袖的大道德，则是每个党员义不容辞的责任。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能不亡……”

妈妈对于我的高谈阔论，当然不屑得很，而且脸色渐渐难看，终于断喝一声：“胡说！毛泽东是无产阶级的领袖，不是封建帝王。”

没想到75岁的老妈妈如此敏锐地抓到我胡乱运用概念的漏洞。我一时理亏，难以自圆其说，只好打住。

俄倾，妈妈又高屋建瓴，斩钉截铁地说：“别忘了，先把水搅浑的是林彪！”

注释

①文革”时期，江青在领导文艺界时推出的八个革命样板戏之一《智取威虎山》中人物少剑波的唱词。

16.水清水浊(2)

他正要着手一个阴险的企图。

——《失乐园》126页

林彪曾是我们特别尊重和熟悉的几个长辈之一。我们称林彪林伯伯，称叶群叶妈妈。虽然他们两夫妇和别的长辈们确实有很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我们都以为这完全是因为林彪是个病人的缘故。

在我印象里，不仅林彪一直是病人，林彪一家人都忧郁，都身体不好。他的家又老是出一些让人难以理解的怪事情，让我想起英国女作家夏绿蒂姐妹笔下那些古老幽暗城堡，里面住着家族遗传的精神病人。

每次爸妈带我们去林彪家，总要千叮咛万嘱咐不许我们大声说话。我们穿过一个又一个高大、空旷、无人的房间，这些房间里都铺着厚厚的地毯，房门上钉着绿色的厚呢条儿，以便开关的时候没有声响。所有的窗帘都低垂着，墙上挂着硕大的两根水银柱组成的干湿温度计，让我觉得这些房子里什么看不到的地方有着非常贵重的精密仪器。这些幽暗寂静的房间彼此相像，像些古老的洞穴，连空气都静止，只有在我们通过的时候流动一下，然后又静止。

林彪总是在最后一间最大的房子里，这间房子里除了一套长沙发，竟然再没有一件其他的家具。那沙发又大又软，林彪以一种非常虚弱和无力的姿势深陷其中。他的身边既无书报，也无收音机、电视机之类的东西。我甚至觉得在我们进来之前，这房间里是连光线也没有的。我不知道人怎么可以这样什么事情都不做地干坐着。

林彪伸出他又白又软的手，我们在爸妈紧张地注视下，尽量得体地握住他的手。他如果笑，笑容也是软弱和疲惫的。走出去的时候，我才能稍稍稳住神，才想起林伯伯的手上怎么会又潮又冷。这种潮冷彻骨的感觉在我手上常常盈日不去。

还有一次，不记得叶群和我们同车去哪里。车上除了妈妈，我，叶群，还有一个四五岁的小姑娘。她面目姣好，打扮得花枝招展，唯一遗憾地是长着一口四环素牙。叶群说这是他们司机的女儿。说她自己在家里实在非常寂寞，101（叶群这样称呼林彪）整天和她说不上一句话，只好带了这个小姑娘解闷儿。叶群还跟妈妈说：总长对你多好啊，你可不知道我受的什么罪。有一次，101发了火，要我马上从汽车上滚下去，我只好下车，自己一步步走回家。叶群还说到小姑娘的爸爸，也就是林彪的司机也是多可怜的。林彪睡不着觉的时候就得出去“转车”，司机不敢换档，不敢刹车。车速一变101就要醒。有时一转几个小时，司机苦不堪言。她只好帮司机带女儿，也是辛苦得不得了。叶群说她的命不好，她这辈子把一切都给了101，自己什么都没有了，101也不理解，谁都不理解。

叶群说的这些事在我记忆里一直都是朦朦胧胧的，因为它们使我有限的判断力处于休克状态，完全想不清楚林伯伯和叶妈妈之间，他们和司机，以及司机的女儿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这种关系对我来说匪夷所思，但却使我深深敬畏，因为它们显示出一种生活的复杂性和深刻性，完全不同于在我们家里大行其道的那种简单的情感逻辑。印象深刻的另一原因是说话者底气很足。我坐在前座，下车时后脑勺潮湿且生疼，很可能是被叶妈妈在慷慨激昂的当儿，发出的挟带唾液的气息，连续撞击所致。

林彪和叶群生有一子一女。姐姐林立衡，小名豆豆。弟弟林立果，小名老虎。豆豆和老虎都被送到我们家来玩，叶群说是让这姐弟俩来我们家学习开朗和活泼。这在我们又是一件怪上加怪的事。开朗和活泼是需要学习或者可以学习的吗？

豆豆和老虎都比我大，是哥哥姐姐们的朋友。不知他们是否学到了他们要学的东西，反正他们每次来都挺高兴，我们也高兴。因为我们从来喜欢有朋友来。有一次，老虎在我们家吃饭，盛饭的时候忽然失手把饭锅盖摔得嘭的一响．老虎竟然吓得面色大变。我们赶快说，没关系，没关系。二哥猛猛则大笑：还老虎呢，整个儿一个猫。这以后，我们都将林老虎戏称为猫。没法想象这个“猫”后来在“文革”中当上了空军作战部长，策划了571工程，并且亲自指挥一班人马图谋暗杀伟人毛泽东。

豆豆是个多愁善感的女孩，在家里好像有许多苦恼。她曾经收到过匿名信，说她不是叶群的亲生女儿。叶群生性多疑刻薄，对家人也不例外，使豆豆越发觉得匿名信中所言不虚。豆豆精神上很痛苦，得了严重的抑郁症，常常独自哭泣，整夜睡不好觉，后来听说甚至闹到了自杀的地步。这些事情都让我们大惑不解。我们这些人天天吃饱了饭，除了一心要当合格革命接班人，不知天下有忧愁二字。在我们这些思想简单的人的眼里，林彪的家庭罩着一层神秘的云雾。

1964年来到了，这一年在我记忆中是一个亮点。因为全军开展了如火如荼的群众性练兵运动。我们全家都成了军事训练表演的最热心观众。记得看北京军区杨村军事表演的那次，爸妈甚至允许我们耽误功课，允许我们向学校请假。这对我们来说绝对是破天荒的事情。

记得最清楚的是夜战近战表演。射击时，曳光弹不仅把夜幕撕得粉碎，还像节日的焰火一样炫目。夜战的士兵每人头上一灯如豆。奔袭时，灯火由远而近，像一群萤火虫互相追逐。我想象那是一群古代士兵在衔枚疾走。两军遭遇时，惊心动魄的喊杀声陡然爆裂，灯豆霎时零乱不堪……。那一夜，枪炮声彻夜震荡着远处的山峦和我们幼小稚嫩的肺腑，让我们为战争的壮美而激动万分。连演习组织者为节省时间，发给每人一份的简易晚餐：两个甜圆面包，一根香肠，两个茶叶蛋，都使我们如啖山珍海味，心里像过节一样快活。

6月份，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各大区和省的党政负责人都在北京。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在会上向毛泽东提起北京军区杨村军事表演的事。毛泽东一时兴致大发，说：“有这样好的事为什么不告诉我也去看看？”贺龙立即通知北京军区准备，同时告诉在济南的爸爸，要他马上回京筹备。爸爸建议增加济南军区的几个分队和民兵参加表演，贺龙同意了。

如此，1964年在全军兴起的群众性练兵运动以向毛主席汇报的方式达到了高潮。

1964年6月15日下午，在毛泽东的带领下，中国党政军所有重要人物：刘少奇、董必武、朱德、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贺龙、聂荣臻、李先念、李井泉、谭震林、乌兰夫、陆定一、康生、薄一波、李雪峰、刘澜涛、杨尚昆、肖劲光、许光达以及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共数百人，浩浩荡荡云集北京西郊射击场。在整个表演过程中，爸爸始终不离毛泽东等领导人左右，由于这些表演他都是事先看过的，所以对一切过程都了如指掌。他亲自讲解每个项目，谁提了什么问题，他便快步走过去作解释。元帅们交待了什么事情，他又立即派人去办。

第二天，毛泽东意犹未尽，决定下午先在十三陵水库游泳。爸妈陪他下水，一直游到水库中心的小岛。上岸后，毛泽东兴致勃勃地问爸妈：“你们两个谁游得好。”爸爸指着妈妈说：“她游得好，我比不上她。”实际上，爸爸原来不会游泳，因为他小时在家的时候有一个兄弟在嘉陵江里游泳淹死了，奶奶从此不许爸爸下水，出门读书要在脚杆儿上用毛笔划上记号，回到家里要检查，看墨迹还在不在。建国以后，爸爸做公安部长，毛泽东酷爱游泳，他觉得自己这个做保卫工作的不能不会，所以在50岁上学会了游泳。

在十三陵看了追击炮射击和水雷、石雷表演后，需转到阳坊观看炮兵和坦克兵表演。由于天气热，毛泽东游过泳，已经疲乏，爸爸、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和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还加上一个江青都劝毛不要看了，回去休息。毛泽东说：“人家准备了，不看不好嘛。”杨得志说：“炮兵和坦克表演，以后再找机会看。”毛泽东问：“哪里找机会呢？”杨得志不做声了，杨勇赶快说：“两位主席下决心吧。”

毛泽东稍稍考虑了一下，站起来只说一个字：“看。”于是一行人又浩浩荡荡来到阳坊，看完了炮兵和坦克射击表演。

两天时间里，毛泽东和所有到会的人都兴高采烈。台上台下掌声笑声响成一片。我亲眼看见白发苍苍的叔叔伯伯们一个个高兴得像孩子似的。两天表演，两个军区七个军的一些分队加上民兵参加，表演成绩超水平发挥不说，整个活动紧凑有序，一点事故也没有出，作为组织者，爸爸愉快的心情可以想见。

愉快的爸爸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如此盛大的军事检阅，这等风光热闹的场合，国防部长林彪却没有露面。

事情后来的发展证明，林彪确实对权力有过非分之想。不知是什么，诱发了这个在战争年代立下赫赫战功的共和国元帅的权力欲望，也不知道这种隐秘的欲望开始于何时。但是对于爸爸来说，大概是从这个时候起，周围的一切事情开始变得别扭起来。

爸爸回军队是林彪的提议，是他看中了爸爸的可靠和能干。有爸爸在，在实际工作中他便基本上不用操心，但是事隔不久，他发觉有一些事情不在他的预想之中。

首先他没想到爸爸和毛泽东以及周恩来的关系那么密切。这种关系是许多微妙因素的总和，而且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尤其是在爸爸卓有成效的工作中，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的。尽管林彪已经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引起了毛泽东特殊的好感和注意，在全党独树一帜。但他对自己仍然没有自信，在他和毛泽东的关系中一直缺少的那么一点点亲切和自然，使他拿不准他的这种表现是否真的取得了毛泽东的信任。

第二，他没有想到罗瑞卿以他的勤奋周到和严谨很快成为军委里几位副主席都乐于接受的人。他和他们所有人都很快地建立了融洽的工作关系。

第三，1962年秋，部队东南沿海备战后，叶群向中央反映，林彪指挥部队入闽累病了，需要休息。毛泽东决定，在林彪养病期间，由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林彪称病不出，不管是真是假，也不管他称病的目的如何，反正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所有人都当他真的病了。所以，毛泽东决定军委的日常工作由贺龙主持，而且明确告诉爸爸：“林总最近身体不好，军队的事情可以请贺总多管一下。”爸爸就真的一心一意配合贺龙抓军委工作。因为他病，好多事情贺龙和爸爸只好直接向毛泽东、周恩来报告。因为他病，军委其他副主席交办的事情，爸爸也尽量不打扰他，快手快脚地自己都办了。日子一久，林彪开始不安。

林彪有一次若有所思地问爸爸：“我们的威信不够吧？因为我们不是南昌起义的领导人。”爸爸没有搭腔。因为他知道，林彪虽然用了“我们”这样一个共称代词，但这个主语实际上和他没有关系。南昌起义的领导人是数得出来的几个，林彪和这些人都是他的上级，都是他敬重的元帅。他的组织观念告诉他，这绝不是他应该参加讨论的问题。但这使林彪大为不悦，爸爸虽然用自己的沉默表示了对他的尊重，但林彪还是一下子看透了爸爸内心深处那汪太清的水。他明白了，罗瑞卿看重的东西已经超越了他林彪个人，罗瑞卿基本上不能做到唯他林彪马首是瞻。

还有一次，林彪从外地休养归来，一下飞机就打电话要爸爸马上去见他。爸爸在开会，还有其他军委首长在场。爸爸在电话上小心翼翼地说：“散了会马上去。”林彪大发脾气，当时就摔了电话机。后来，他在他那些当做备忘录的卡片上愤怒地写道：“大捧别人，大跟别人，回京后根本不来见面。……让他做绝。”“当做又一彭黄也——”

这些发自国防部长林彪的危险信号并没有引起爸爸的警觉。相反，当时光流转到1964年的时候，爸爸又协助军委两个副主席，贺龙元帅和叶剑英元帅搞起了群众性练兵运动，惊动了毛主席，惊动了中央。又搞如此盛大的军事检阅，不仅毛泽东去了，中央领导几乎全体出动，还带去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前呼后拥，万头攒动。罗瑞卿更是跑前跑后，出尽了风头。军委以至军队，还是他林彪说了算的地方吗？

林彪必须力挽狂澜。

他的拿手好戏是突出政治。

这一年的冬天，林彪就当时部队工作中的问题做指示的时候，咄咄逼人地说：“有的部队只抓军事技术，不抓政治思想，甚至弄虚作假，搞锦标主义和形式主义。这样下去，必然会把政治工作冲垮。”他说：“今年的比武把政治工作冲垮了。明年要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反对单纯技术观点、反对单纯生产观点。”“军事训练、生产等可以占用一定时间，但不应该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林彪的这个突出政治的指示做完之后，不动声色地叫爸爸拿去修改。

爸爸对林彪这些话中的意见，也就是矛头所指不会不明白，他甚至明显地感到了林彪要他屈服的暗示。但是，如果说在过去一段时间里，爸爸对林彪的许多看法和提法是同意甚至是信服的，那首先是因为他觉得这些看法和提法都是对的，是对部队建设有益的，包括所谓的“突出政治”和学习毛主席著作等简单极端的做法。但是现在，林彪却把突出政治和抓军事、练技术对立起来，说政治可以冲击一切。把抓军事训练说成是单纯军事观点，甚至还要扣上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帽子。爸爸认为这不是他个人的事情，他应该为整个部队建设担忧。他怕贯彻林彪突出政治的指示后，政治会乱冲击一气。怕1964年军训成绩退下来，完不成毛泽东交待的两年普及军事训练尖子的任务。

于是，在修改这份林彪的原稿时，爸爸提出了一些增改意见。在1965年初军委办公会上讨论和传达林彪这个指示的时候，爸爸又做了一个明确表达自己观点的发言。他不同意给群众性练兵运动戴上单纯军事观点的帽子。坚持认为1964年军事训练的成绩是主要的，比武始终贯彻了毛主席的军事思想，调动了广大指战员的积极性，气可鼓，不可泄。他甚至针锋相对地说：“政治也不能乱冲击一气，不能搞空头政治。”

这些意见都是在会上公开发表的，会议文件经军委办公会议通过，交林彪审查，林彪同意后以军委文件的形式下发给全军团以上干部。

但是，林彪却通过爸爸这些言行，再一次证明了这个事实：罗瑞卿绝不是一个随声附和的人，他有一种非常讨厌和顽固的坚持原则的坏毛病。如果说以前发生过的那些事，摔话筒啦，意味深长的试探啦，酸溜溜地认为爸爸出风头啦，还多少有点闹脾气使性子的味道，那么从现在起，林彪不得不重新来估计罗瑞卿，重新严肃考虑他和自己的关系了。

尤其是，当权力的欲望折磨着这位曾经骁勇善战的元帅，当他在和平的日子里，对自己日益变得平庸感到不满，当他出于对党的领袖和党内体制的深刻理解，自信能够凭借自己的方式，搅浑毛泽东的这盆水，创造另一份自己的家业的时候，他更得目光如炬地选择忠于自己的人了。

道理再简单不过。我想如果将来有人演戏，这句戏词儿可以这样唱：浑水摸鱼，已是国防部长锦囊中的妙计。怎容忍，总参谋长罗瑞卿，水清无鱼？……

17.走上祭坛

他们歌唱，光荣归于至高者……

——《失乐园》257页

读我自己写下的这些故旧之事，我总会有忽然失去真实的感觉。

我说总会，是因为从我十年前有机会接触到“文革”期间，爸爸在监狱里亲笔写下的自传开始，我就对这些发生在“文革”前夕的事感到荒谬和难以置信。

现在我多少明白了，我的毛病在于我总是难以接受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即培育了我精神世界的共产党人，党的领袖，也有如此委琐，如此丑陋的人性弱点。我总是难过地发现，我的父辈，这些高大的共产党的创始人们竟然不是可以避免人类弱点的超人。我惊异，一个伟大的事业和一些伟大的人物，却由于一些如此渺小的原因演出了令后人汗颜的滑稽戏。

这种人类弱点和渺小的原因通常包括：自大狂、偏听偏信和背信弃义。

就算林彪已经洞悉了罗瑞卿的为人，但爸爸在军政两界担任的重要职务，他和毛泽东、周恩来的亲密关系以及在其他党的领导人，包括各位军委副主席面前已经建立起来的精明强干的形象，已经创造的卓越工作成绩，都使林彪不能等闲视之。要搬掉罗瑞卿这块绊脚石，他还有许多事情得做。其中，动摇毛泽东对罗瑞卿的信任是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关键。

1965年2月，上海华东医院的高干病房里，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正在艰难地走完他生命的最后的路程。刘亚楼得的是肝癌，医生们已经对他的病束手无策。刘亚楼的妻子叫翟云英，原来是个医生，我们小时候都觉得她长得挺好看，后来才知道她有俄国血统。

据她讲，林彪的妻子叶群，在那一段时间里忽然成了刘亚楼病房里的常客。叶群一来就要谈上半天，连她翟云英也不准在场。有时候好容易叶群谈完了，坐上汽车开出医院的大门，翟云英还未在丈夫身边坐稳，叶群的汽车又掉头回来，翟云英只好再次离开病房。叶群和刘亚楼谈什么，翟云英不知道，刘亚楼不说，她也不问。她只是觉得丈夫在那一段时间里非常烦躁。使她更为吃惊的是，林彪竟然也一改平日怕风怕光怕见人的规矩，打破他从来不看望任何下级，更不探视任何病人的常例，亲自跑到刘亚楼的病房里来和他谈话。内容仍是非常秘密的。

这时候，爸爸专程到上海向林彪汇报工作，林彪却让爸爸先找刘亚楼谈。爸爸对林彪的安排十分奇怪，但是他正好也想看看刘亚楼，就先去了华东医院。爸爸安慰刘亚楼，要他安心养病，要心胸开阔。刘亚楼对爸爸说：“林总说了，现在几个大将，论身体，论能力，我不用罗瑞卿，用谁呢？”他还要爸爸对林彪不要有误会。这些话使爸爸如坠五里雾中，他并未意识到这是林彪通过刘亚楼对他进行的最后一次争取和试探，看他到底肯不肯上林彪这条船。后来，爸爸回想起这件事的时候曾经说：“我当时只是想，他林彪，我罗瑞卿，都是为党为人民工作，这些话算是从何说起呢？”

刘亚楼沉吟了许久，又对爸爸说：“我也有对不起你的地方，说了一些也许不该说的话。”爸爸对这些话同样没有在意，一个垂危的病人，常常会有特别伤感的想法。爸爸仍然嘱咐他好好养病，不用考虑太多的事情。

这场莫名其妙的谈话之后，林彪才出来见爸爸。林彪问爸爸和刘亚楼谈得如何，爸爸只是如实相告。林彪看出爸爸根本没懂他的意思，他对爸爸的表现又一次失望。但是时机远未成熟，他林彪更不能自己把这层窗户纸捅破。林彪看爸爸情绪低落，就把话锋一转，对爸爸用安慰的口吻说：“去年（指1964年）的军事训练有四好：即用心好、内容好、方法好、效果好。以后打仗或准备打仗时，也许还要搞突击的军训。但今年要突出政治，不突出政治，一切坏的东西，庸俗的东西都会出来。”谈话到此结束，但是林彪的话却未使爸爸感到丝毫的宽慰。实际上，爸爸虽然在军委办公会上为1964年在全军开展的群众性练兵运动进行辩护，虽然军队中的大多数将领都不同意全盘否定练兵运动的成绩，但是这个轰轰烈烈的练兵热潮已经急速降温了。更令爸爸心乱如麻的是，他完全无法估计他和林彪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只是觉得，林总行事说话越来越怪异。

爸爸后来曾经对妈妈说，1965年那一年，他的心情很不好。林彪经常会和他说一些莫名其妙，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比如什么“你们都可以放心，我林彪就是犯了错误，也不会连累你们，连我的老婆孩子也不会连累”等等。对于类似的话，爸爸在大多数场合，只要能够维持礼貌就沉默，或者顾左右而言他。但是有一次，林彪说得太多了，他再不开腔实在不行了。爸爸小心翼翼地说：“林总，我想我们这些人和主席的关系是棒打不散的。”后来事情的发展证明，爸爸说这话实在是有点自作多情。因为没过多久，林彪和毛泽东都毅然决然地割断了他们和爸爸的关系。但正是这种自作多情的话引起了林彪更大的不满，他要的是爸爸对他个人绝对的服从，而不能掺杂另外任何别的因素。

每次进行完一场这样的谈话，爸爸就觉得很忧郁，他不懂林彪为什么一下子变得这么多疑。他只能安慰自己，把这一切都归结为林彪在长期养病的生活中产生出来的坏脾气。

1965年4月上旬，爸爸要回北京参加作战会议，当时毛泽东在武昌。爸爸从广州打电话向毛泽东请示工作，说他自己拟先到武昌向毛主席请示作战会议的问题，然后再到上海去向林彪请示。不久，毛泽东处回电说，不要来武昌，也不要去上海，先回北京开两星期会，然后再来汇报。4月28日，爸爸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先在北京开完了会，然后陪同贺龙元帅到武昌向毛泽东汇报。为了向林彪汇报，爸爸又只身去了上海。

林彪知道爸爸先陪贺龙去了武昌，心里已经不满。一见了面就没头没脑地先说了一句：“要加强通气。”然后又说：“你过去通气是有的，但不够，要加强。”林彪还对爸爸和他之间的通气规定了五条。这五条大概的意思是，如林彪在北京，要×日一次汇报工作，如在外地也要×月一次。爸爸到他那里汇报工作用不着事先联系，也用不着事先打电话，随到随去等等。林彪在向爸爸说明通气的重要性时竟然还拿出了党章一字一句地念起来，还引用了毛泽东的语录。这种非同寻常的情况使爸爸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他仍然不能懂得林彪的火气到底从何而来。爸爸说：“我知道毛主席和你都是最痛恨不通气的。我今后一定照规定做。”林彪说：“你能做到，就好。”

当时，刘亚楼的病已经很重，父亲去看他，告诉他：“毛主席要你好好休养。”刘亚楼说：“我不要紧，毛主席的健康最重要。只要主席健康，你的身体健康就好。”当时妈妈也在场，她听到刘亚楼的话曾经起了一点小小的疑惑。刘亚楼为什么没有在谈到身体健康的问题时，在毛主席和爸爸之间提到林彪，要照当时的常理，刘亚楼是不会疏忽这种问题的。但是因为当时妈妈看到刘亚楼病势深重，心里很悲痛，就没有再想下去。也没有料到，这种“疏忽”是因为刘亚楼已经对林彪想在他这里打开整爸爸的口子有所恍悟，而对林彪产生了不满。第二天上午，刘亚楼就去世了。对于他的死，爸爸曾经很难过。因为刘亚楼是一个能干得力的干部，是爸爸的一个朋友。刘亚楼的丧事办完后，爸妈还请翟云英和她的孩子们到我们家里吃饭，我记住了刘亚楼叔叔有一个儿子的中文说得特别差，据说是因为他从小跟了一个只会说俄语的苏联保姆，所以从此学不好中国话了。但他的名字却非常中国，叫刘煜奋，爸爸说：“你的名字又热又亮。”我查了字典，“煜”是火焰和照耀的意思。

5月25日，爸爸深夜才回家。连续几天的作战会议使他已经很疲倦。一进家门，秘书就送上一份电话记录。这是林彪口授的一个关于作战会议第六十三期简报的指示：“会议上不能散布个人做结论的空气。如果散布了要当众收回，在什么范围散布的，就在什么范围收回。六十三期简报关于罗总长作总结发言的提法不对，明天要在各小组宣读。”

原来，当作战会议结束的时候，爸爸做了一个总结。本来，总参谋长在军委主席和国防部长都未到会的情况下，在一个小小的作战会议上做一个总结本是情理中事。更何况要爸爸做总结发言是会议决定的，事先也报告了林彪，他并未表示什么不同意见。当六十三期简报送到林彪手上的时候，他却忽然勃然大怒。

还没等爸爸把自己的思绪理清，判断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电话机响起来，是叶群打来的。她在电话上说：“我今天只离开了_小会儿，谁知道就出了这个事情。101发了大脾气，现在已经睡了。一定请你到这里谈谈，我会把事情解释清楚。”

爸爸到后，叶群把爸爸引进一个卫生间。使爸爸更为吃惊的是，他看见叶群的女儿林豆豆竟然也在场。叶群令人作呕地说：“深更半夜，我们两人谈话不方便，只好把豆豆也叫来。”她说：“简报是导火线，其实总结发言的事并没有什么。101憋了一肚子气，不发出来是不行的。他只好找自己最亲密的人发了。我已经把他那个电话记录追回了，这个事情可不能再扩大。总长啊，不要把这事情放在心上，他是把你作为最亲密的人才跟你发脾气的嘛。”

爸爸始终一言不发，回到家里，他气愤地对妈妈说：“一个国防部长，一个总参谋长，她叶群夹在中间算怎么回事？”

现在看起来，六十三期作战会议简报的事情，是林彪本来想突然发难，大闹一场，先给爸爸点厉害尝尝。但是刚刚开了个头，他们就发现这样一件小事闹起来有点太不成样子，理由不充分，站不住脚。简单地说，，就是他们实际上没有准备好，所以他们不得不想一个收场的办法。

第二天，林彪亲自约爸爸去谈谈。叶群在电话里要妈妈同去，说：“他们两个男的干巴巴地，谈不好又谈崩了。你来，你来，你一来气氛就不一样了嘛。”

那一天的情景，妈妈至今记得清楚。叶群把妈妈让到另一间会客室里，对她说：“昨天晚上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我只是不在了一小会儿就发生了这样的事。电话记录我已经让人收回了，我还交待了他们要消毒。”她和妈妈坐得更近一点，口气也十分急切和诚恳。她说：“希望你和总长忘掉昨天的事情，永远忘掉，就像它根本没发生过一样。”她还说：“101的脾气坏得很，他只能同自己最亲密的人发脾气。总长就是他最亲密的人。”叶群还找出小说《红楼梦》中的两句话，说林彪和爸爸的关系就像是林黛玉和贾宝玉的关系一样，“因为太好了，所以就常常发生‘不预之隙’，所以就是又要好，又要吵。”

妈妈觉得叶群的话实在有些不伦不类，就尽量转换话题，不想叶群的兴致更加高涨起来。她说：“101这个人实际上是非常重友情的。你知道罗荣桓当年的政治局委员是怎么当上的吗？罗在东北可没做什么事情，天天担架上抬着。可101还把功劳分给他一半。开大会的时候，101从前台跑到后台，满头大汗，就是去说服一些人，要不然，罗荣桓的政治局委员根本当不上。”

爸妈一向尊重罗荣桓同志，认为他实在是党内不可多得的忠厚长者。妈妈觉得更不应该这样议论一位已经过世的同志。叶群见妈妈不喜欢这个话题，就说：“你们为什么不送点东西给我们呢？”妈妈很吃惊地说：“没想到什么合适的东西呀……”叶群说：“就是送张照片也好嘛，你们那些孩子多好，活泼，不像我们家的豆豆和老虎不开展，不活泼。”妈妈说：“好吧，我回去捡几张合适的照片送来。”

谈话总是不太融洽和热烈。叶群提议到院子里去走一走。刚走出客厅，叶群就大喊：“秘书，拿剪刀来！”

5月份是花开的时候，院子里的牡丹和芍药都开得正好。叶群手持一把大剪刀，咔嚓、咔嚓把那些花朵都剪下来。这时爸爸和林彪一起走出来，他们谈完话正在告别。妈妈赶紧和爸爸一起登上汽车。两人都已在车上坐定，叶群追出来把那一大抱花从车门里递过来。妈妈说：“这么好的花，你们留着看吧……”叶群则一迭声儿地说：“大家看，大家看。”妈妈无可奈何地把花接在手里。

在汽车上，妈妈问爸爸今天都谈了些什么，爸爸说和昨天的意思差不多，让我永远忘掉这件事。话虽这么说，可妈妈仍然感觉到爸爸很忧郁，也很沉重。她把刚才叶群的谈话告诉给爸爸，尤其是关于罗荣桓元帅的那一段。妈妈说：“叶群这样子实在太不对，太庸俗，不像个党员说话。”爸爸沉吟了一下，对妈妈说：“这个话不要出去说，千万不要出去说，这个话是会影响团结的。”

那天爸妈回到家里，我们看见妈妈拿回来那样一束大得不寻常的花，都高兴起来。因为我们都知道妈妈最爱花。但是妈妈后来告诉我们，她觉得那些花一点意思也没有。头一次，美丽花朵在她眼里失了颜色。

后来，妈妈找了几张弟弟的照片送去。叶群回电话说：“101喜欢极了，马上装了镜框放在办公桌上。”我记得，我们也收到过叶群回赠的小礼物，是一些在那个年代里不多见的漂亮的塑料小钱包、小手袋。那上面的娃娃人形，都镶着会动的眼睛，我大概曾经非常喜欢这些小东西，所以到今天还记得它们的样子。

根据档案记载，林彪和叶群早在上述事情发生以前，就．已经下了整掉爸爸的决心了。1965年5月20日，他们授意几个秘书联名写了揭发爸爸的材料。6月间，叶群又授意海军政治部负责人写了揭发爸爸的材料。这些都锁在叶群的保险柜里。什么鲜花啦，装上镜框的照片啦，都是演戏。是为了在他们没有做好充分准备之前，稳住爸妈。

这以后的一段时间，爸爸的日子就更难过了。最难的就是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去向林彪汇报工作。原来规定的五条好像很明确，但实际上完全是一团乱麻。你若事前不打电话，车子开到门口，就说身体不好，不见。事前打电话，就说，不是说了吗？汇报用不着事前联系，要来就来。真的去了，又说，总是搞突然袭击，没有思想准备，搞得一个病人心惊肉跳满身大汗。那么下次就再打电话。又说打了电话头天就睡不着觉，一晚上都失眠。汇报时间短了，就说匆匆忙忙，敷衍了事。时间长了就说故意搞疲劳战，想把人累死。

1965年八一建军节后，爸爸从北戴河给在大连的林彪打电话，要去汇报工作。林彪处回电话说：来吧。爸爸不敢怠慢，那天天气很不好，大连方面大雨滂沱，但爸爸坚持起飞，冒着倾盆大雨赶到了林彪的住处，连汽车几点几分开到大门口都是事先联系好的。那次林彪倒是见了爸爸，但事后硬说爸爸的汽车开到门口林彪才知道，是又一次突然袭击。总之，每次去汇报工作，林彪都未就工作的实质内容发表什么实质性的意见，就是在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上纠缠不清。

我曾经非常奇怪，对于林彪和叶群的这种种恶劣做法，爸爸为什么能够忍耐。就当时爸爸和毛泽东、周恩来两人的关系而言，爸爸完全可以告他们一状，而且可以告准。但是爸爸却忍辱负重。后来，他对我说：“一直到坐了林彪的班房，我还认为是毛主席和林彪对我的误会。”这才使我恍然大悟：爸爸根本没有想到他的革命生涯中会发生这样一件离奇的遭人陷害的事。这种阴谋手法完全在他常识之外。所以，他本着老一套尊重上级，维护团结的精神，拼命躲避着射向他的明枪暗箭，心里头最惴惴不安的，是林彪，后来是毛泽东对他的误会。

就算爸爸做梦的时候能想到林彪陷害他，但他绝不信，毛泽东会改变对他的看法，他原以为，毛泽东对他的信任是一块谁也搬不动的大石头，这是爸爸从开始起，就对林彪的种种恶劣表现姑息忍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但是，爸爸很快又挨了当头一棒。

毛泽东自己倡导的阶级斗争不断升温和扩大化反而使他自己对中国形势的担忧和焦虑达到最高点。早在1965年，阶级力量的对比在毛泽东的眼里已经呈现出一幅可怕的图景。按照他的说法：

农村政权有三分之一以上不在我们手里。

工厂企业里一个相当大的多数，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

学校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

文学艺术界的大多数已经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

中国存在一个吸工人血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党内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党里、政府里和军队里已经混进了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1965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同大区第一书记和大军区司令员谈话时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毛泽东认为，过去搞了工厂的斗争，搞了农村的斗争，搞了文化界的斗争，搞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都不能解决问题。现在，需要的是通过一种发动亿万群众，自下而上地揭露共产党的阴暗面。毛泽东扭转这一可怕形势的办法，这种他心目中酝酿已久的能够彻底解决问题的群众运动，就是“文化大革命”①。

1965年11月，天空已阴云密布，“文革”导火索已经点燃。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25日爸爸到了上海，当时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在上海。上海的各种报纸都在刊登有关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当时的华东局书记陈丕显告诉爸爸，毛主席对北京各报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很不高兴，并对他们上海的人说：他不转载，你们出单行本，看他转载不转载。毛泽东还交待了，什么人都不要讲。陈丕显说，他什么人都没有讲，但觉得爸爸可以例外。爸爸听了这个消息，叫秘书要了一本单行本来。26日下午，爸爸陪同毛主席接见柬埔寨的朗诺。在客人未到时，爸爸向毛泽东说：“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我要了一本，还未看。”毛泽东笑了笑，未说什么。

晚上，爸爸看到江青，江青也对爸爸说：“北京各报至今都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不知为什么。”还说：“现在在北京看家的是彭真。”

回到驻地，爸爸赶快给彭真打电话，他在电话上认真地对彭真说：“姚文元评海瑞的这篇文章我同毛主席提起时，主席笑了。估计主席是看了这篇文章的。我已经要《解放军报》转载，请你也考虑，如果北京的报纸不能同时转载的话，就先指定一个报纸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大约同样的时间，周恩来也向彭真打了招呼。所以，11月29日，《解放军报》和《北京日报》同时转载了姚文元这篇文章。爸爸对即将到来的“文革”和他本人面临的可怕灾难完全没有预感。他仍然以他老一套的方式，一心一意维护着毛泽东的个人威信，维护着他一向珍视的党的高级领导之间的团结。

爸爸做完了这些事情，心安理得地离开上海之前，对毛泽东说他准备到苏州去看林彪。毛泽东神情开朗地嘱咐爸爸：“去看看好，要他好好养，要养得像七千人大会的时候一样，能够做三个钟点的报告。”毛泽东情真意切地将这句话重复了好几遍。爸爸说至少到这个时候，他和毛泽东之间还是晴空万里。爸爸万万没有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他爱戴和追随了一辈子的伟人毛泽东。

在苏州，林彪不动声色地接见了爸爸。听说爸爸的到来，叶群星夜从搞四清的地方赶回来，在近旁的一间屋子里偷听。爸爸像往常一样向林彪汇报了工作。临走时林彪问爸爸身体怎么样。爸爸说，还好，只是最近闹牙痛。林彪说，牙痛要吃莲子炖鸭子，一吃就好，豆豆几次牙痛，一吃这个就不痛了。

整个谈话过程，爸爸没有感到林彪有什么不满意和不高兴，反而觉得这次和林彪的谈话显得比往日轻松些。

妈妈不放心，稍后曾在电话上问爸爸：“今天谈得如何？”爸爸说：“谈得不错。”妈妈又问林彪的身体怎样。爸爸说：“比我们在大连时见到的样子好多了。”

这时候是11月27日，离召开整爸爸的上海会议，仅仅十天。

我刚才已经说过，就算爸爸做梦的时候想到了林彪陷害他，他也绝不信。毛泽东会动摇对他的信任，他更不信。这个变化在他离开毛泽东的第四天，即11月30日的五个小时之内由叶群出马完成。但是这样的事情却真的发生了。

11月30日，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主席：

有重要情况向你报告。好几个月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我因为怕有碍主席健康而未报告，现联系才知道杨尚昆的情况②，觉得必须向你报告。为了使主席有时间先看材料起见，现先派叶群送呈材料，并向主席作初步的口头汇报。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随时到来。

此致

敬礼！

这封信甚至对爸爸连名字都没有提起，但林彪让叶群带给毛泽东的随信附去的11份材料除一份是刘亚楼给爸爸的信之外，全部是揭发爸爸的材料。

在1965年以来的一段时间里，林彪在部队一些单位建立了联络员，即选择了一些人，使他们可以越过一切机构直接同林彪和叶群联系。林彪和叶群为整倒爸爸与他们个别交底谈心。有时叶群为了表示对某人的信任，在爸爸来到他们家里向林彪汇报工作的时候，让这个人藏在另一屋子内偷听。这些人中有些听完林彪叶群的交底后没有行动，但也有一些人对林彪表示效忠，因为这样的事情在党内屡见不鲜，事实早就证明，在党内斗争中使用这种手法是有效果和有利益的。

这些材料里有林彪授意当时在海军工作的李作鹏写的。有当时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在林彪、叶群向他交底之后，他主动写的。但他太迫切地想讨林彪和叶群的欢心，在材料里把自己说成是对爸爸观察了六年，早就独立发现爸爸有问题的人。这使得他在林彪叶群倒台以后颇有一点被动。如果篇幅允许，我在事情进行到那时，也许还会写一点他的故事。

关于叶群带着这封信，到毛泽东那里都说了些什么。由于林彪和叶群非常有先见之明地采取了口对口的告状方式，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档案，现在，所有当事人都已经作古，我原以为，这会永远成为一个谜。但历史的机缘有时非常神妙。1996年9月，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了《张耀祠回忆毛泽东》。张作为当年中央警卫团主要负责毛泽东警卫的领导，是这一事件的准当事人。在这本书里竟然有整整一节叫做“叶群向毛泽东密告罗瑞卿”，活画出当年叶群向毛泽东密告爸爸时，一些人物的形象。不可不读：

1965年10月，毛主席住在杭州汪庄。这里环境清幽，是一个休闲和思考问题的好去处。也正由于杭州山青水秀，中央的很多会议都是在这里召开的。我们的第一部宪法就是毛主席在1953年带一批文人在杭州起草的。

1965年11月下旬，杨成武同志住在杭州空军疗养院。一天，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约我到他那里去一趟。

接到电话的当天下午我就去了。

到了他的会客厅，见了面，没有说几句话，叶群笑容满面地进来了（叶群是1965年11月下旬来杭州的）。

叶群开门见山地对我讲：“我这次来，是林彪叫我带来一封面交主席的信，请你带去交给主席吧！”

我接过信说：“好，我交给主席。”当即将信装进衣服口袋里。

这时，叶群神神秘秘地离开了会客厅，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她又折了回来，对我说：“我给林彪打了个电话，林彪说，信要我当面交给毛主席。”

我说：“好，你当面交。”我将信又还给了她。

当时，我琢磨不透，叶群怎么这样变化无常，这里面肯定有鬼。我心里老大不快。

这时杨成武对我说：“很久没有见到毛主席，很想看一看毛主席。”

我说：“我给你向毛主席报告一下。”

我没有别的事，便告辞了。

回到主席这里，我将上述情况向毛主席做了报告。

毛主席“噢”了一声，没有讲别的什么。

第二天早上5点多，护士长吴旭君通知我，要我立即打电话告诉叶群，主席要见她，叫她快点来。

我给叶群打了电话，便站在大门口等她。不多会儿，叶群来了，进了头道门，我对叶群说：“谈话不要超过两小时，主席还没有睡觉。”

谈话进行到两小时，不见叶群出来。我进去催了第一次，我说：“已经谈了两小时了。”

到了三个小时，我进去催了第二次，我说：“已经三个小时了。”

时间已过四小时二十分钟了，我实在耐不住了，又进去催了第三次：“已经谈了四小时二十分钟了，主席该休息了。”

每次进去催他们结束谈话，主席都没有讲什么。他们谈到差五分钟五个小时，叶群才得意洋洋地走出来，眼里充满了胜利的喜悦。

三次催叶群，只能听到她的话头话尾，联系起来看，是叶群向毛主席告罗瑞卿的状。她对主席说：“我过去对罗瑞卿是毕恭毕敬的，没有想到罗瑞卿跟林彪的关系搞得这个样子。”

叶群又说：“罗瑞卿掌握了军队大权，又掌握了公安大权，一旦出事，损失太大，他的个人主义，已经发展到野心家的地步，除非林彪同志把国防部长让给他。”“林彪的位子让给他没关系，但会不会发展到‘逼上夺位’的程度呢，我想是会的。主席，他是两个眼睛盯着这个位置。”叶群还罗列了一些罗瑞卿的罪名，她说：“罗瑞卿反对林彪‘突出政治’，他说，‘病号嘛，还管什么事，病号应让贤！不要干扰，不要挡路’。”当天下午，叶群回到苏州，她在电话上向吴法宪说：我去杭州向毛主席汇报了罗长子（瑞卿）的问题，你不要外传。

虽然那时毛主席对叶群的这些话半信半疑，但主席对罗瑞卿的看法变了。

这些描写我认为是靠得住的。只有最后一段中这个判断，我想我妈妈大概不会同意张耀祠。因为她说过，毛泽东从来没有相信罗瑞卿是个坏人，会反党，反毛主席……

对于毛泽东下定决心整罗瑞卿，是否是因为听信了林彪和叶群的谗言这回事，我同意妈妈的意见。毛泽东虽然在后来说过，他整爸爸是因为他对林彪“偏听则暗”，但此时，如果不是另有原因，他才不会被林彪更不会被叶群的意见所左右。事实是，在林彪要毛泽东帮助他搬掉爸爸这块绊脚石的时候，毛泽东的心里正在涌动着一个更大的革命波澜。为了掀起这个后来被称为文化革命的波澜，为了除掉睡在他身边的赫鲁晓夫们，他需要林彪作为盟友。所以，罗瑞卿成了革命棋盘上一个需要牺牲的棋子，成了毛泽东这位平衡大师一个砝码。为了革命是什么都可以牺牲的，为什么罗瑞卿就不可以？

关于这一点，张耀祠回忆毛泽东这本书里也有一段不可不读的文字。这段文字记述的是1966年6月，毛泽东一生中第二次回到他家乡，在为他专门修建的滴水洞别墅中住了十天。张耀祠认为，毛泽东就是在这十天中最后下定了发动“文革”的决心：

毛主席在滴水洞，任何外人都不见，除了看书、批阅文件外，就是思考问题。他有时拿着书躺在床上看，有时又像烦躁不安。按照主席的习惯，一有重大事情，一般不出来散步，或者散步时间很短。我们一般没有什么事，是不会去打扰主席的。那时主席对林彪既有看法，又有些宠爱。在每天所看到的材料中，都有林彪吹捧主席的话，主席看了非常不自在。特别是林彪讲的“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主席抱着疑惑的眼光自问道：“我的话真有那么管用吗？”他说：“为了打鬼，借助钟馗。”“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他的这些话，都写进了他给江青的信中了。

毛主席在给江青的信中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有些反党分子，他们是要想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

……我认为，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指导思想、需要发动的规模等就是在滴水洞中形成的。……

毛泽东给江青的这封信，在林彪1971年叛国出逃以后由中共中央下发全党，用张耀祠的话来说：“于是，毛主席这封信便显得‘高瞻远瞩’了（单引号是原文有的）。”其实，在这封信中，明眼人都可以看出，毛泽东为了打倒右派和他心目中的牛鬼蛇神而决心发动“文革”，并因此甘心情愿给人（林彪？）当钟馗的形象比对林彪反党企图的觉察显得更生动鲜明。

不过还是让我们回到历史事实吧。

在叶群杭州告状的第八天，毛泽东在上海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个会议专门是为了解决罗瑞卿的问题。

注释

①参见《“文化大革命”简史》，席宣、金春明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7月第一版第二章有关内容。

②杨尚昆（1907-），四川潼南双江镇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办公厅主任。1965年11月，因在中央的会议上使用录音设备，被说成是对中央和毛泽东本人搞侦察，被调离。

18.上海会议

伪善者这样说了，没有被识破……

——《失乐园》121页

60年代中期的中国共产党，虽然已经被不断升级的阶级斗争理论弄成了一个阶级斗争的大火药桶，但它毕竟是一个掌握着国家政权，代表国家政体的严肃大党。虽然这个党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毛泽东的一言堂，但是民主集中制作为组织原则毕竟还写在它的章程里。所以，毛泽东还是不得不主持召开1965年12月8日的上海会议，使党内其他主要领导人相信罗瑞卿反党反林彪反对突出政治这回事。就算他已经决定与林彪结盟，在发动更大的政治风暴之前，他也要先稳住全党同志，尤其是领导集团成员的神魂和阵脚。

对毛泽东来说，在1965年12月做到这一点易如反掌。

会议开始的时候，爸爸正风尘仆仆地奔波于边防线上，执行着他总参谋长的职责。

妈妈回忆当年的情况说：

1965年12月9日,我和瑞卿一起到了昆明。瑞卿作为全军的总参谋长，每年都有巡视部队的计划。此行是计划的一部分。10日，他和昆明军区的领导干部见了面。谈话的时候，阎红彦、周兴都在场。大家请瑞卿同军区的一般干部见个面，作个报告。瑞卿说没什么报告好作，不过见个面，大家谈一谈我是很愿意的。就去同大家见了面。回到住所，秘书就来说中央来了电话通知瑞卿到上海开会。开什么会，没有讲。

我们觉得有点突然，开会的事情怎么事前一点都不知道呢？原来中央开会可不是这个样子的。

那时书记处的几个人，小平同志、李井泉本来都是在昆明的。他们想去看看三线的建设情况。知道瑞卿也来昆明，电话联系好了在昆明碰个头，然后一起去看工厂可是瑞卿还没有到，邓、李二人就被叫到上海开会去了。可见，开会、开什么会，他们事先也不知道的。

我们问阎红彦关于会议的情况，阎也说不清楚啊。为了给会议做些准备，瑞卿只好打电话回北京，北京只有彭真同志在家。彭真同志说：我只知道开会，不知道开什么会。后来，彭真同志打电话问总理，总理大概是知道会议内容的，而且可能是给彭真同志吹了一点风。彭真同志又打电话给瑞卿说，你去吧，去了就会知道了。我们就猜，也许是军事上的事？因为这样子保密和紧急。

贺老总当时也在北京。接到开会的通知，贺总问：开什么会？回答也是去了上海就知道了。飞机已经准备好了。秘书问贺总会议上要带点什么文件？贺总说，带上地图去。可见，贺总也是猜想开会是为了军事上的事情。到了上海，下午，刘少奇同志就跑来找贺总问开什么会。贺老总说，奇怪，你都不知道，我怎么能够知道呢？

后来我们知道，这个会议开始之前，政治局常委中除毛泽东、周恩来、林彪之外，大都不知会议的内容。与会人员被分批召到上海，开会时才知道是为了整总参谋长罗瑞卿的事。会议给每个人发了一袋子文件，也就是叶群送来的那11份材料。这些材料只许参加会议的人在会上看，自己保管，自己交回，不准秘书经手。会议上最活跃的人物是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的叶群，她做了三次共约10个小时的发言。这些发言的主要意思是说爸爸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向党伸手。叶群编造了大量的细节来证明她的这些观点。但是这些事件的证明人不是林彪叶群他们自己，他们的孩子，就是他们的秘书。还有一个刘亚楼，但是他已经死了。对叶群的这些冗长琐碎的语言，与会的大多数人表示怀疑。刘少奇会前听了叶群的汇报，只说了四个字：“难以置信。”邓小平感到叶群的所有发言里，讲的最要害的问题是刘亚楼说的，即爸爸要他转告林彪的四条，要林彪让贤的事。但是这时候刘亚楼已经死了。邓小平说这是“死无对证”。最可敬佩的是爹爹（朱德）。在会上他竟然表示同意爸爸反对林彪说毛泽东思想是顶峰的提法。他说他也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会发展，不能讲已经是顶峰，到了顶峰就不会发展了。会后，爹爹心情很不好。他的夫人康克清妈妈回忆道：

1966年1月下旬春节期间，朱老总参加上海会议后辗转到杭州。见面后，我发现他常常独自一人叹气，我关心地问：

“你有什么不好过？”

“没有什么。”他说得有气无力。

“不会没有什么吧！”

几十年的相处，我对他已十分了解，知道一定发生了什么使他不舒心的事，经我再三询问，他也不说。后来他烦了，喊了一声，“不要问了！”

过了一会儿，老总的秘书悄悄对我说，这次上海会议批判罗瑞卿，说罗有篡军反党的野心，撤了他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公安部长等职务。以后我问老总是否为上海会议的事心情不畅，他叹了一口气说：

“肃反肃到我们党的内部核心。是真的？是假的？弄不清楚。罗瑞卿那些事都看得见，他办的每件事都报告过中央，经毛主席同意的，说他篡军反党，无法让人相信。”

他在屋里低头沉思，来回踱步。过了一会儿又说：

“为什么要撤？这不是撤一个罗瑞卿的问题，像这样可靠的人都撤，打击面宽了，真假失去了标准，今后党内要不平安了。”①

爸妈在上海会议召开的第三天到达上海。妈妈回忆说：

我和瑞卿是12月11日去上海的。平时外出，飞机起飞时间都是由瑞卿定。这次空军却打电话来通知飞机定在10点钟起飞。我们问为什么定在10点呀？空军说上海虹桥机场上有英国人的飞机要降落，碰上了不好办。瑞卿也觉得没什么关系，10点钟飞就10点钟飞吧。

在飞机上，瑞卿还是像平时一样看文件，一刻也没有停。飞机开始盘旋下降，上海市已经在脚下了，我说：“不要看了吧，就要到了。”这才让秘书把文件收起来。到上海的时间是11日下午2点多。

机场上，陈丕显同志和吴法宪在等候我们。这使我们又感到奇怪起来，因为中央规定开会是不准迎送的。平时到上海，也只有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迎候。

我们和陈丕显同志同车进城。瑞卿总想知道开会的情况，可陈丕显同志显得很不自然，就是不谈开会，老和瑞卿东拉西扯地谈些庄稼啦，雨水啦，工业生产情况啦等等。后来，陈丕显同志告诉我们，他是奉了命令不准和瑞卿谈会议的事情的。

瑞卿这个人平素喜欢和大家在一起。以前到上海开会，我们都住锦江饭店，那里人多热闹。快进城的时候，陈丕显同志告诉我们这次不住锦江了，锦江饭店人都住满了，住不下，另外找了一个单独的地方让我们去住。我心里疑惑起来，这才觉得有点不对劲了。但我仍然没有多说什么，看瑞卿，他也沉默。汽车很快就到了一个小院子（后来知道是建国西路618号，原来作过波兰领事馆）。这时，陈丕显才告诉瑞卿说总理和小平同志都在房子里等他。一听到总理和小平同志在等，瑞卿就有些吃惊，我也很紧张。但这时已经不容我们再考虑了。陈丕显同志的话音未落，车子已经停在一座两层的楼房前。瑞卿下了车，就直接急步走进了楼下的会客室。

我没有看到总理和小平同志，就被人叫到楼上去了。这时候，空气显得十分紧张。会客室、楼梯上都站了一些公安人员。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王鉴也在场。看样子我们已经被看管起来了。

我在楼上心里万分焦急，百思不解，这是出了什么事情。我想到楼下看看，不准。我只好又回到楼上。过了一会儿，秘书找我说不让安电话机（瑞卿原来走到哪里都要先安自己的电话机的）。我说不让安就别安吧。我心乱如麻，那些秘书更感到糊涂。

我在楼上等啊等啊。天黑了，我也没有心思去看表。大约是7点钟的样子，听到院子里汽车发动的声音，我知道，这是总理和小平同志走了。我就往楼下跑。正好瑞卿从会客室里出来要上楼。王鉴同志走上来要扶他，瑞卿推开他，可是自己怎么也没有力气走上楼梯了。我搀着他走上了二楼的房间。我们两人面对面地坐着，一句话也没有。看着瑞卿的神态，我已经猜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只觉得像当头被人打了一闷棍。好一会儿，我问瑞卿：“这是怎么了，到底什么事呀？”

瑞卿说：“开会了，说我反对林彪，封锁他，对他搞突然袭击，反对突出政治。说我伸手。我没有！我没有伸手。我的工作都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任命的。我没有封锁他。我该和他讲的都和他讲了。就是有些问题我向总理、主席直接讲，听他们的指示，这是应该的。而且林彪也知道，谁都知道的……”

我看见，瑞卿流泪了。我心里难过极了。看着瑞卿痛苦的样子，又加上这几天碰上的一连串莫名其妙的事情，我也不禁痛哭了一场。但是，这不能使我稍微轻松一些。面对着这个我无法理解的突然变故，我想我们大概是遇上了一生中最严重的事情。

整个上海会议期间，没有让瑞卿参加会议。说是要背靠背。瑞卿要求去见毛主席和林彪，把问题说说清楚。总理对瑞卿说，不要去见主席，也不要去见林彪。瑞卿当时想见的就是这两个人，不让见，别的还见什么人呢？所以，哪儿也没去，就在那个小院子里。从11号到上海，一直到17号离开，这期间哪里也没有去，就在家里等着。参加会议的那些领导同志，谁来了就和谁谈。我不能参加他们的谈话，只能谈完了，听瑞卿讲一讲，他说多少，我就知道多少。

在这几天里，看得出来，瑞卿从一个生龙活虎、坚定自信的人一下子变得无可奈何。不能参加会议，又不能去见主席，受着天大的委屈，无法辩白，真是说不出的味道。这五天里，我们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在院子里走一走。那个院子有一条不到20米长的通道。我们就从住房的门走到院子的门，到了收发室往回走。就这样一来一回地走。那时已经有人在监视我们了。我们自己也根本没有心情出去。就是心里想不通，怎么也想不通。

后来，总理和小平同志又一起来对瑞卿说：“主席说了，没有这三条（指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和向党伸手），有别的，可以检讨别的。”

瑞卿说：“别的有什么呀？”

回答：“你和别人的关系不好。”

瑞卿回来告诉了我，我就对他说：“关系不好，那就检讨关系吧。”

所谓关系不好，就是说瑞卿在工作中不尊重老帅。刘伯承同志听到这个说法，就说：“我这个人身体不好，进城后不能做什么工作，罗长子还是往我这儿跑，有事同我商量，我倒没什么感觉。”

16号，总理和小平同志又来了。他们告诉瑞卿，毛主席对林彪说，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呢。就是反对我到长江里游泳，还是一片好意。这是一。第二，主席说，如果没有这三条，可以把问题先挂起来，中国有很多问题都是挂起来的，挂几百年不行，还可以挂一万年。有什么就检讨什么。还说，瑞卿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主席讲，这个事，我们也有责任，没有发现，及时教育。然后就说，告诉罗总长回北京，回北京再说吧。

那天，卓琳同志坐同一辆车来看我。他们三个在楼下谈，卓琳就上楼来找我。她劝了我一阵，我就问她：“你们是什么时候来的，发了些什么文件？”

卓琳说：“不要提了，不要提了。这次开会和过去什么都不一样，非常神秘。我们这些当秘书的都看不见文件。都是小平同志自己装在口袋里。看完了，谁交给他的就退给谁。”

后来，贺龙同志的夫人薛明回忆说：贺老总也是这样，发了文件就自己装在口袋里。后来，两个口袋装得满满的，也不让她收拾整理一下。

我又问卓琳：“你看到什么人了吗？”

卓琳说：“谁也不走动，不串门。不好串门呀。”过了一会儿，她又说：“这个问题本来可以不这样办，但是现在已经这样办了，那么就这样子吧。让总长好好注意身体。回北京后家里还有孩子，可以解解闷。”她还特别对我讲：“我对你说的这些话，都不是小平同志的意思。也没有见什么文件，是我自己有这么个感觉。”

17日，我们和总理、小平同志、李富春同志回北京，在飞机上我碰到了张茜。我问她，你怎么一个人回来？她说，陈老总没开完会就走了，说他有事，又没有什么好说的。

到了北京，原来我们因为修房子而暂住钓鱼台。瑞卿很自觉，觉得那里有外宾，不好。我们就搬到了新六所二号楼。

那一年，我14岁，在北京师大女附中读初中二年级。

好像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正大叫大嚷地在操场上打球，有人叫我去接电话。我一步三跳地上了办公楼，汗湿的手把话筒抓了五个清清楚楚的指印子。秘书告诉我说，爸妈已经从上海回到北京了，住在新六所，让我放了学自己坐公共汽车去。我根本不可能设想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仍然兴致勃勃地打完了那场球，离开学校的时候已经很晚了。

新六所坐落在北京的西郊，当时是个很少有人知道的地方。天黑，路不熟，我又早下了一站车，所以，我在路上耽搁了许久。西郊那时很偏僻，为了打听一下路，我弯了很远跑到一个量具刃具厂的门房里，经一个老人指点才找到新六所大红油漆的大门。院子又大又黑，只有二号楼的灯亮着。早已过了晚饭的时间，爸妈都在楼下的门厅里等我。我不知道爸妈一回到北京实际上就被软禁起来，更不可能理解这种焦急是来自上海会议那一番无端的诬陷。突然的变故，使他们丧失了安全感，生怕自己的家人再遭到什么不测。

一般来说，爸妈都属于直爽外向、喜怒形于色的人。但他们同时又具有遇事不慌，尤其是遇大事，有大智慧，能在任何场合保持从容镇定的性格。所以，爸妈双双焦急地站在幽暗的灯光下，看到我的时候两个人都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的场景，在我的记忆里形成了非常特殊的一幕。我想这是我亲眼看到的，爸妈有些慌乱的，绝无仅有的一次。

注释

①康克清回忆录》第468-46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

19.想起受迫害的犹太人

全能的神把他倒栽葱，全身火焰，从净火天上摔下去，……

——《失乐园》5页

1966年初的一天傍晚，我照例骑自行车从学校回家。我那时是很勇武的女孩，骑上车子就会幻想自己是骑上了骏马，一路飞奔，虽然飞奔的是自己的腿而不是马的。

正是春寒料峭，西北风不仅没有收敛余威，反而变本加厉。骑到北海附近时，我的情绪忽然有一点低落，因为我看到平日美丽娟秀的团城和城上挺拔的白皮松，在漫天风沙中显得闷闷不乐。北海大桥那时还是一座朴实的石桥，两旁的栏杆是由高仅及腰的汉白玉雕刻而成。现在桥上两人多高的铁栏杆，是在“文革”中为防止有人跳到中南海里，威胁党中央的安全而立的。自从这个铁栏杆竖起，北海大桥就永远失去那一派清风徐来、波光潋滟的自由风韵。

我骑上大桥，发现三个比我年龄稍长的男孩子也骑车上了桥。我认出这三个人中的两个是我非常熟悉的一对兄弟，我的父母和他们的父母，我的哥哥姐姐和他们的哥哥姐姐都是朋友。他们是北京男四中的学生，我们会经常在上下学的路上碰到。这次我们没有互相打招呼，并不奇怪，因为我们这些从小的朋友都正进入一个微妙敏感的时期，开始讲一点男女界限，对谁和谁先打招呼这样的小事挺在意。但是奇怪的是他们三人在超过我的瞬间，齐刷刷回头看我，像从来不认识我一样。两兄弟神秘地向第三个人低声说话。虽然我听不见他们的声音，但他们冷冷的目光使我从头到脚起了一阵寒战。那时，批判我爸爸的上海会议已经开过，他已经被免去一切职务。这对兄弟大概已经从他们的父亲嘴里知道了。但是我还被蒙在鼓里，对即将袭来的厄运全然不知。这道冷冷的目光凭空而来，使我感到莫名的恐惧和绝望，简直像遭了当头棒喝，几乎从自行车上一头栽下来。

人们都把1966年5月16日由毛泽东制定的《五·一六通知》的发表作为文化革命的开始。但对于我来说，“文革”开始在这个刺骨寒冷的春天的傍晚，在这座北风呼啸的北海大桥上，在原本亲如兄弟的人的这道冷冷的、锥子一样的目光中。

回到家，暮色四合，心头的空寂竞比暮色还重。许多已经发生的事情忽然在我心中清晰起来。

团支部的活动我好久没有参加了，是没有活动还是人家活动了没有通知我？我一下失去自信。而且，我交了入团申请书也已经很久，但为什么一直没有回音？前几天，几个同学忽然来问我，知道不知道什么是折中主义，当时我没有在意，因为我是班上马列主义理论学习方面的佼佼者，经常有人来这样请教我的。但现在想起来也有一些可疑。我回忆起她们的提问中带有明显的挑衅。这是因为，上海会议把毛泽东给林彪的一个批示当做批判爸爸最重要的一件武器。毛泽东说：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突出政治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的人们，我们应当有所警惕。我的那些消息灵通的同学们，这时候已经知道了会议上的这些细节。而我竟然还认真地和她们讲究了一番到底是“折中主义”还是“折衷主义”，最后的结论是两者都对。

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过，爸爸和我们全家在革命阵营中的优越地位会发生这种戏剧性的，从天上到地下的变化。所以虽然心存疑窦，但第二天早晨，我仍然在心中装满了信心和理想，急冲冲骑上自行车，去认真地履行革命接班人的职责。

在这些疑惑不安的日子里，却有一件事使我乐不可支，我发现了一个与先前完全不同的，亲切耐心的父亲正在向我走来。

爸爸不常出去了，在家里的时间渐渐多起来。他的目光更多时间地停留在我们身上。一向忙得脚不沾地的他，忽然有了大把的时间。

我家是一个多子女的大家庭。爸妈都并不特别宠爱我。大约是14岁女孩子身上发生的某些变化，从那个时候起，我觉得开始一天天地接近父亲。原来那种隔着一层轻纱的感觉消失了，我开始注意到爸爸那双清澈的眼睛里带些探询的神气，注意到他说话的时候那些灵活、恰到好处的手势，注意到他高大的身材、好听的声音，注意到他眉宇之间那股凛然正气。

现在想起来，爸爸那一段时间确实显得疲惫和忧郁。妈妈看我们疑疑惑惑的，就对我们说，爸爸身体不好，你们要多陪陪他。我对爸爸的变化只觉得亲切和温暖。他比以前有耐心得多，我们聚在一起玩、闹、大叫大嚷，或者自以为是地争论什么，总能感觉到他在一边默默地注视我们。

由于家里修房子，我们搬到北京西郊的新六所，住在二号楼。新六所是一个沉闷的地方。高大粗壮的树枝虽然落光了叶子，仍然密密匝匝填满了天空，让人喘不过气来。天气寒冷，二号楼的暖气烧得热火朝天。在房间里只能穿一件衬衣，到院子里散步要加上毛衣、棉衣，还要穿上大衣，回到房间里又要依次脱掉，实在令人心烦。

但我喜欢和爸爸在院子里散步。我喜欢挽着爸爸的手臂，走过院子里坚硬的水泥地。我老是兴致勃勃地将自己的脚步调整得和爸爸一致，左脚、右脚、左脚、右脚，两个人却只有一个人的脚步声，左脚、右脚、左脚、右脚，我甚至可以因为这简单的把戏乐得出了声。

也许是感觉到爸爸总有些忧郁，我就絮絮叨叨地讲一些学校里的事情，我自己的事情给爸爸听。爸爸如果回答我一两句，我就更加情绪高涨。不过有时候，我也会忽然感觉到谈话并不那么热烈。我就会茫然地注意到二号楼前面的两棵大树。是松树还是柏树已经记不清了。但是，它们在北京浓密的工业灰尘里保存着的那么一点灰绿色，在清白的月光下，总在我心里引起一点忧伤和神秘。

有一次散步归来，爸爸在脱大衣的时候对妈妈说：“你说这孩子不爱讲话，点点今天和我讲了不少话呢。”

我多少感觉到了，这话里不是赞扬，而是怜惜和悲悯。但我不知道这怜惜和悲悯从何而来。

爸爸在自传里这样描述他上海会议以后的痛苦心情：

从上海回到北京后，我即写了报告给主席、中央，请求调离我在军队中的一切职务和与军事有关的职务，如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人民防空委员会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中央很快就批准了，并将批准及我的报告转发全国军队团以上，地方县委、县公安局长以上。并将电报抄给了我。

因我不在军队工作了，军委办公厅来人撤了电话机。我还要秘书将我的枪、猎枪和秘书们的枪都交上去。彭真同志专门打了一个电话给秘书，说猎枪可以保留一支给孩子们玩。我说，不要留，全部交。

我曾经要求出去理个发。组织上交待说，不要去，以免碰到熟人。以后，我除了到301医院拔了一颗牙，什么地方我都没有去。

回到北京后我住在新六所。孩子们都回来了。可他们还什么都不知道，仍如往常。看到这一群孩子，尤其是三个小的。想到自己的错误会连累他们，真是万分痛恨自己，恨不得立刻将自己彻底毁灭掉！

我不知道爸爸怀着这么沉重的痛苦。否则，我也许就不会用那些愚蠢的想法来娱乐自己，就不会用那些饶舌来烦扰他。

在我和爸爸散步的时候，他好像是漫不经心地给我讲了一些年轻时代的故事。讲他在找到共产党之前那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这些故事对我来说，带有一种遥远的传奇色彩。我把它们和我在小说和电影中看到的那些革命者不平凡的经历联系在一起。这样一来，这些我并未听到过的事情却好像是熟悉的了。它们像一阵风，似曾相识，轻轻地掠过我的脑海，却没有在其中掀起真正的波浪。

实际上，爸爸是在这些回忆中检视自己，追问自己跟随革命，加入共产党的初衷。尽管上海会议给他制造的罪名荒诞到难以置信地步，但他毕竟是个老共产党人，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他的眼睛里神圣无比。尽管满心里都是抵抗，满心里都是想不通，但是，他的价值观念和世界观，都强迫他接受痛苦万分的事实。

在这些沉重的自省中，阳光有时也会透射出乌云，因为自省的结果往往使他增加的不是自责而是自信。

有一天，吃中午饭临近尾声，爸爸对我们所有在座的人说：“将来我退休了，带上你们都回四川老家去。咱们四川可是个好地方呐。”爸爸的声音是轻松的，声音里还带着笑。这句话引起了全家人一阵小小的欢乐。

爸爸不能不觉得，上海会议是毛主席和林彪对他的误会。他相信有一天，他能够解释清楚。实在不行，退休，带着我们全家人回四川老家，就是他所估计到的最严重的后果了。

不久，妈妈发现她上街的时候后面有人跟梢。她告诉爸爸，爸爸说那你就尽量少出去吧。妈妈就更多待在家里，待在爸爸身边。

妈妈回忆说：

快过春节了，我们回到城里自己的家。中央一些负责人都来找瑞卿谈，但是还是不准见毛泽东和林彪，只让写检讨。说是没有上海会议上说的三条，有什么就检讨什么。关系问题啊，对老帅够不够尊重啊，还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问题啊。瑞卿自己一面写检讨，一面看毛选，尽量把自己的缺点、错误从重检讨。写好检讨，送上去，康生先说不行，说是只检讨了一些鸡毛蒜皮。这个检讨过不了关，还要写。瑞卿万般无奈，实在检讨不出来。然后，小平同志就说：检讨不出来，就好好读点书，把一些事情好好想想，从思想上提高提高，花上几个月、半年的时间。

这样的安排，我看瑞卿还是能够接受的样子。他也想安静安静，想想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很认真地看毛选，还想读一点哲学著作。

可是还是安静不了，3月份会议突然来了。3月3日下午瑞卿接到通知说，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常委决定开个会，是专门解决你的问题的。下午通知，3月4日上午就开会。瑞卿思想上一点准备也没有。因为小平同志刚刚说了让瑞卿好好看看书，搞个半年左右，怎么忽然又开会呢？

这个会一开，问题就严重了。不是上海会议上提出的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和向党伸手那三条了，瑞卿一下子就被说成反党反毛主席。一些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情也被编造出来。说什么瑞卿上林彪家去说，病号嘛，就是要休息。不要占着茅坑不拉屎。还在走廊上把林彪家的猫踢一脚，大声说：走开！这些事情真是闻所未闻。可是硬是有人证。那就是林彪的老婆、女儿，还有秘书。统统是这些人亲耳听到的。

最让瑞卿受不了的是说他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这真是天大的冤枉。本来林彪说瑞卿反对他，封锁他，这些问题瑞卿还是顶得住的。我也抱着很大的希望。直到三月会议前，都觉得这个事情是会弄清楚的。因为我们觉得毛主席是了解我们的，毛主席是会把这个事情弄清楚的。在上海时毛主席说过：反对你林彪，还没有反对我。还讲没有三条就挂起来，可以挂一万年。

可是三月会议一开就不是这样了，完全成了敌人，什么混进党里来的阶级异己分子，军队中的赫鲁晓夫。比武硬说瑞卿没有向中央报告，是“擅自大比武”，瑞卿当然知道不是“擅自”，是写了报告的。但是写了那么多报告，这个报告是在哪一天写的，记不清了，让秘书给查，秘书拒绝。想找一个文件都不可能了。所以完全处于一种说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的状况。而且，非要你自己承认。还有那30本马列的书是冲击学毛选。另外还有很刺耳的话，瑞卿听了从来不跟我说，怕我受不了。人家那么整他，但他还是很坚强。说得多么刺耳，他还是听，还是每天都去。而且坚持不能说的话就是不说。有一些公安方面的事情就更不能说了。我觉得瑞卿是个多么坚强的人啊，这种搞法，造谣、诬蔑、人身攻击。要是我处在他的地位，我可坚持不了那么长的时间。可是他还是挺着。早上起来，吃了饭就准备去。可是回来就不行了，连楼梯都上不动，第二天还是照样去，检讨照样写，但是每天回来都上不动楼梯。他去开会，我在家里连书都看不下去，我就等他，一听到车响，就赶紧到楼梯下面接他，把他扶上来。每天回来都是这样。问他，他也不说，就是走不了路，不吃饭，晚上也不睡觉。我晚上去看看他，他就在那写检讨。他把窗帘拉得严严的，谁也看不见。

我已经不止一次地抄写过妈妈以上的回忆，不止一次地沉浸在爸妈当年经历的痛苦中。每一次抄写和沉浸，我的心都比上一次更加阴暗沉重。因为，每一次，我都古怪地想起了受迫害的犹太人。

长这么大，我觉得文明世界中最难以理解的是迫害犹太人这件事。犹太民族创造了最古老的一神教，也就是创造了上帝，可不知为什么，从它被上帝指定为“特选子民”的那一刻起，却成了永无穷期的世纪漂泊者。在长达两千年的时间里，文明世界对犹太人的迫害，超越了民族、人种、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等几乎全部由它发明出来的划分人群的概念。很长时间以来，我只能在那些主要由小说和电影提供的历史资料里苦闷和疑惑。近读中国犹太学学者徐新先生的大作①，其中对犹太人遭受迫害的情况有如下颇为凝炼的表述。

他说：“历史上，几乎所有有一定数量犹太人长期生活在其中的国家都曾把犹太人视为异己、敌人，几乎无一例外地对其进行歧视和迫害。犹太人从古至今，无论是生活在基督教社会，还是其他宗教信仰社会，无论是生活在宗教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还是世俗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无论是在古代罗马社会，还是在中世纪社会，或在现代社会，无论是在封建制度下，还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论在集权主义国家，还是在民主制度的国家，都常常是社会憎恨和迫害的对象，是人们仇恨和杀戮的目标。固守犹太教规的犹太人被指责为民族沙文主义者；同化了的犹太人则被指责为以同化手段毒害非犹太人社会的第五纵队；富有的犹太人被视为国家的吸血鬼，成为人们憎恨的对象；贫穷的犹太人被看成是社会的负担，沦为人们袭击的目标；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犹太人被认为是共产主义者而受到社会的怀疑；生活在非资本主义国家的犹太人被看成是资产阶级代理人而受到人们的攻击。”

许多学者绞尽脑汁，试着用各种各样的理论来分析这个不可思议的迫害犹太人的现象。在反复观察“文革”早期父亲的遭遇后，我忽然发现了这个遭遇与受迫害的犹太人之间的相似之处。我想，这是深藏于人类天性之中的一种欲望使然。这种欲望和食、色等等从本质上没有多大区别，区别只是它与人的基本生存的关系没有那么经常和紧密。它在人的基本生存要求被满足后，才会日益膨胀，所以它带有明显的文明痕迹。但这并不是说，它是人有人无或若有若无的东西，只要时刻来临，人人都难逃它的掌握和摆布。这种隐秘奇怪的欲望就是：发现和证明世界上有比自己低贱的人时的愉快。而发现和证明的方法就是迫害。

听上去，这念头不大光彩，东西方的道德标准都难以容忍。但如果你因此否认自己有这种欲望，却未免操之过急。不妨设想，当你再找不到世界上有比你更低贱的人时候，你还有勇气活下去吗？

但为什么恰恰是犹太人，而不是其他人，成为人类这种隐秘欲望的牺牲者？我想，这和犹太民族拥有太完美的理想和太彻底的责任感有关。

犹太教宣称，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上帝与他们订约，要他们在世上传播拯救人类的“上帝之谕”。为了完成这个使命，犹太人必得忍受苦难，蒙受屈辱，历经折磨直至死亡。

正是犹太宗教理想中，这种包容人类所有苦难的，如此彻底、完美的献身精神，激发了人性中无法容忍自己比别人更低贱的罪恶情感。

换句话说，当有人自认有最完美的道德和献身精神的时候，他就得罪了整个人类，就激惹了深藏在人类天性中这种邪恶的迫害欲，就在理论上沦为受迫害的犹太人。

历史不止一次使迫害犹太人的举动变成一扇奇妙的窗，让我们窥见人性中最丑陋最隐秘的部分。

当然，我不是历史和社会学家。关于这个话题，我只能东拉西扯到此为止。我想告诉读者的是，每当回忆起爸爸1966年3月份的遭遇，我就会想起受迫害的犹太人，就会看到人类天性中这种活生生的迫害欲。

爸爸好像是因为在太长的时间里，太努力地使自己成为一个完美和有责任的人而得了报应。他更不幸的是处在一个狂热代替理智的时代。总而言之，这些参加三月会议的共产党人，大多数都从发现爸爸比自己低贱的喜悦中得到在这个疯狂世界上继续生活的勇气。否则没有办法解释他们在这个会议上对待爸爸的态度，为什么和反犹主义者在两千年中对犹太人的迫害一样荒谬绝伦。

上海会议由于毛泽东有言在先：罗瑞卿“反对你（指林彪），还没有反对我……”所以上海会议没有给爸爸扣反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帽子。但是，上海会议以后，再不给爸爸扣上这两顶在当时吓死人的大帽子，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林彪要置爸爸死地而后快的要求了。所以，三月会议要开出和上海会议完全不一样的效果来才行。

3月3日，邓小平和彭真约见爸爸，对爸爸说，关于政治挂帅问题，军队政治工作会议对你反映很强烈，常委考虑要开个会，彭真报告主席，主席说，他也考虑开个会。会议明天开始。邓小平要爸爸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他对爸爸说：“我对挨斗争是有经验的。你要做充分的思想准备就是了。”从党内斗争的角度来说，邓小平比爸爸有经验得多，所以他后来可以经历三次大起大落，还成就了后毛泽东时代一番改革大事业。他大概知道爸爸是从没有在党内挨过斗争的人，所以，他希望这种提醒可以帮助爸爸度过难关。

但是邓小平的提醒还是落空了。爸爸的思维数据库中没有这样的储存，就算有人提醒，有人播种，但爸爸的心灵里没有这样的土壤。所以悲剧还是发生了。

3月4日下午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会议实际上成了批判斗争会。数月不见的与会者，原来都是爸爸最亲密的同志，他们或者是爸爸爱戴、尊重的上级，或者是爱戴他、尊重他的下级，现在都变成了路人或者仇敌。所有人都换上了一张完全不同的面孔，除了揭发罗瑞卿反党、反对毛泽东的问题之外，就是表示自己和罗瑞卿划清了界限。爸爸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所有到会的人，不仅见面不打招呼，不讲一句话，都是以十分敌对的眼光望着我，太难受了。”

这眼光的分量我是知道的，它们和北海大桥上射向我的那些冷冷的目光相同。但我又是永远不可能知道的，因为我们只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可爸爸与他们却是生死与共、志同道合的战友。我失去朋友心痛，可失去同志和战友，爸爸就等于丢了命。

对于爸爸这样洁身自好、清澈如水的人来说，三月会议给他罗织的各种罪名，“野心家”、“阴谋家”、“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代理人”，哪一个都可以使他七窍流血。或者，话反过来说，如果爸爸能对人类天性有更多了解，如果他能从毛林的关系中发现他们正在结盟的蛛丝马迹，他也许就不会采取这么激烈的方式，就能从自己和他人的存在中找到更复杂的意义。

只要细想一下，这样的蛛丝马迹原本比比皆是。在上海会议期间“背靠背”的时候，有一位和爸爸很相熟的人去驻地和爸爸“谈”。爸爸谈到情急处，激动地问他：“为什么要采取这种办法？我到底犯了什么错误？”那人也是情急之下冲口而出：“太突出，你太突出了呀！”但爸爸就是不懂这点人性中的缺陷，就是不能充分理解“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的千古明训。不久，他又打电话给周恩来，要求去见毛泽东和林彪，他觉得他无论见到他们其中的哪一位，都可以把事情解释清楚。周恩来说恐怕不方便见吧。爸爸急切地说，那我给林彪打电话。周恩来也激动起来，他在电话里大声说：“太天真！你太天真了！”

是的，爸爸是太天真了！他把应该由同类一起来承担的道德理想背在自己身上，他无所畏惧地触动了人类隐秘丑陋的天性，他不幸处在一个历史的“独裁”时刻。所以他注定沦为被迫害的犹太人。

1966年3月18日，天阴无风。爸爸吃了早饭，从桌上拿起他装满检讨的公文包，准备去开会。这时候，秘书桌上的电话响起来，军委办公厅通知说今天的会暂时不开了。

在这一刻，爸爸下定了自戮的决心。

如果说爸爸一直希望向党向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说清事情的真相的话，从他接到暂时休会的通知的这一刻起，他却忽然明白了，这一切根本是不可能的。不是事实本身无法替他辩污，而是那些关键人物根本不愿意承认这些真相。实际上是这个发现使爸爸方寸大乱。他赖以立脚的基础和他的精神殿堂都在这一刻哗啦啦地坍塌下去，转眼变成一堆废墟。如果事实真相已经不是评判是非的标准，那么他为之奋斗了一辈子的东西到底都是一些什么呢？一向崇高圣洁的信仰忽然变得无法理解，甚至面目狰狞。爸爸形容这一刻的心情时说：“我感到眼前一片黑暗，毫无希望，已陷进无可名状的痛苦深渊之中。觉得除此之外，别无出路。”

当生活变得太残酷的时候，死亡就显得温柔和光明了。

爸爸伏在案上写下遗书：

治平：

会议的事没告诉你，为了要守纪律…

永别了，要叫孩子们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

我们的党永远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你要继续改造自己！永远革命！

爸爸写好这张字条，把它放在抽屉里。

爸爸推开妈妈的房门，妈妈正拿着一本书读，妈妈回过头来看爸爸，爸爸说：“你在这里好好看书吧。”爸爸轻轻地带上了房门。

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

爸爸回到自己的卧室，换上一身洁净的睡衣和一双家乡四川出产的布底鞋。为什么是睡衣和布鞋？爸爸此时想到了什么？是永远的安息吧，是彻底的回归家园吧，我想，在这个诀别生命的时刻，是这两样东西大大安慰了爸爸的灵魂。随后，他轻手轻脚，形容镇定地走上了通往顶楼的楼梯。在走上楼梯之前，他迟疑了一下，想了想，百般珍爱地脱下那双家乡的布鞋，端端正正地放在楼梯旁。

顶楼只有一扇小窗通往露台。这扇窗太狭小了，我猜爸爸通过它时一定十分费力。多年来，我的眼前一直晃动着这番情景，爸爸高大的身躯正固执又急切地通过这扇小窗。爸爸，你的决心一旦下定何以竟这样顽强？难道人世间就再没有你可以留恋的事情？上下五千年，多少疲倦的政治家东篱种菊，闲云野鹤，多少报国无门的将军挂甲拴马，终老田园，而你何以这般毅然决然？是什么样的绝望吞没了你的理智，是多么狂暴的风雨熄灭了你的生命之火，是多么沉重的矛盾使你给妻子儿女留下专一、凄凉托付，而你本人却不肯在这世界上再多活一分钟？窗外的平台是毫无遮拦的，爸爸踩着已经和理想一同破碎的生命走完最后几米，投向一片虚空。

阴沉的天光，镇静缓慢地溶化了他的身影。

这时候，安静的世界上，微微地，起了一阵风。

这一天，家里的所有的孩子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当我们晚上回到家里的时候，爸爸在院子水泥地上留下的血迹已经被细心地冲洗干净。那天我的心情非常好，因为我写了一篇墙报稿，歌颂几天前为拦惊马，救儿童牺牲的解放军战士刘英俊，这篇稿子被登到校墙报上了。

妈妈告诉我们爸爸得了感冒，住进医院了。那天晚上我们家的屋顶下，只有知道真相的妈妈通宵未眠。

爸爸命太大，他没有死，只是落地的时候摔断了右侧的足跟骨。他做到的，只是让那个旨在折磨人的三月会议停开了。但是参加会议的人余兴未尽，余怒未消，他们说爸爸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他们用最难听的话说爸爸，说：“罗长子跳了冰棍……”也有人不说难听话，他们诗意大发：“将军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首万里，故人长跑……。”

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参加三月会议的许多人不愧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他们的行为对中国革命以后的进程，尤其是粉碎“四人帮”的行动，都起到无可替代的伟大作用。但是，当年三月会议后，被我体察到的这种愉悦，不是从迫害别人中得到，会是从何而来？不是纵欲后的满足，又是什么？

注释

①徐新著《反犹主义解析》，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6月第1版。

20.天塌没塌

愿您的光明照耀我心中的蒙昧，使我能够适应这个伟大主题的崇高境界，……

——《失乐园》4页

爸爸的天塌了，可我的没塌。

我已经差不多被培养成了合格的共产主义接班人。

北京所有的学校里气氛空前活跃起来。年轻的学生们都在跃跃欲试，包括我自己在内。各种消息，各种观点都在流传。所有的人都觉得自己一夜之间变成了对于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举足轻重的人。

但是让我感到奇怪的事情接踵而来。先是我知道了在国防科工委工作的大哥去执行爆炸原子弹的保密任务被取消。后来知道发展我入团的工作干脆被团支部搁置一旁。在学校里，同学们对我的态度越来越富于挑战性。比如有人会拦住我的路，对我说：“你说，突出政治是不是要落实到业务上去？”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三月会议上他们批判的爸爸的观点。爸爸曾经说过：突出政治要落实到军事训练，也就是要落实到本职业务上去。

总之，妈妈不能把事情瞒得太久，总得让我们知道。

怎样和孩子们说呢？妈妈去问领导，去问汪东兴，汪东兴木着一张脸说，去问罗。妈妈去问爸爸，两人只有痛苦万分地相对沉默。

一天下午，妈妈走进了我的房间，对我说：“点点，你说你写了入团申请书已经很久，支部一直没有发展你，你现在应该知道原因了。”

妈妈随后说了什么话我都已经忘记。但直到今天，我仍在感叹，妈妈实在是有不寻常的智慧，才能为自己不谙世事的小儿女，找到如此合适简捷的谈话开头。

妈妈走出我房门的时候，我觉得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是在我和革命之间的。有许多问题，现在要从完全不同的角度去考虑了。我很奇怪周围一下子变得空旷冷清。我只好爬上床，蜷在角落里等待天黑，这时候，我们刚刚停了暖气的大房子里冷极了，简直是寒彻骨髓。

从此，我最怕两件事，早春的寒冷和落日前的孤独。

不过，我并没有花太大力气就决定了自己的态度。第二天早上，我和太阳一起起床，阳光重新装满了我的胸膛。我觉得自己又坚强起来。我决定和爸爸划清界限。我悲壮地想：老子犯了错误，儿子照样可以革命，只不过这条革命的路比别人更艰难罢了。这是一个再自然不过的想法，是一个被父母、师长教训着革命重于生命的15岁女孩所能做出的唯一决定。此时，文化革命终于在毛泽东的运筹中拉开了大幕。“文革”中红得发紫的重要人物都已经登场。继对《海瑞罢官》进行严厉的批判之后，林彪又在2月份委托江青在上海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毛泽东对这个会议的纪要先后进行了三次修改，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批转全党，并加批语说，纪要对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形势分析和所提出的原则、方针、政策，不仅适合于军队，也适合于地方，适合于整个文艺战线。毛泽东在和康生、江青等人的谈话中多次提到，他历来主张，凡是中央机关做坏事，就要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地方要多出几个孙悟空，大闹天宫。毛泽东说，去年9月他就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还说，要保护左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培养左派队伍。

1966年的4月至5月，在一般的群众之中，再平庸的人也明白了，“文化大革命”绝不是一场它在表面上显露出来的关于“海瑞罢官”或者别的什么学术问题的争论，而是一场实实在在的政治斗争，权力斗争。倒是党内的一些领导干部，那些后来成为睡在毛泽东身边的赫鲁晓夫的人，那些后来被“文革”大棒打得头破血流的人对这点一直估计不足。毛泽东对这些人的轻蔑和不满日益增加。他终于在5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康生传达了他要在全国开展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指示，并通过了由他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在这个通知里，毛泽东向他的敌人公开宣战：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5月16日晚上8点半，全国各地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出了这个通知，我们在家的孩子和妈妈一起在楼上，在已经没有爸爸的爸爸办公室里听这个通知。男女播音员的声音宏亮清晰，全中国人民都知道他们是最棒的播音员。从60年代初，中苏两党论战的时候，人们就从电台播送的一系列重要反修文章中认识了这两个完美坚定的声音。很长时间以来，代表党中央精神的所有重要文章都是由这两人播出的。“文革”中，由这么美丽的声音传达出的信息，总使我能够保持对革命理想的信服和沉醉。

从我们这个位于小巷深处的二层楼的窗户望出去，全北京城都静悄悄的，所有人家的收音机都开着，所有人都在收听这个广播。人们的政治热情正空前高涨，没有人会错过这个关心国家大事的机会。

通知里的内容没有引起我们太大的震动，全国人民都已经习惯任何方式的群众运动在任何时候的来临。广播听完了，我们几个走下楼，聚在猛猛哥的房间里，不记得谁在我们那架苏制唱机上放上了一张苏联唱片，它们都是爸妈在公安部时访问苏联时给我们带回来的。那时候没有录音机，这是我们听音乐的主要方式。唱片是芭蕾舞“天鹅湖”第二幕的音乐。那些华丽的乐句忽然在我心里召唤出一个非常清晰的想法：以后恐怕没有再听这种音乐的机会了。这个想法当时并没有使我有丝毫的悲哀，我只是忽然意识到，它也许是我一生中自己下的第一个判断，得出这个判断所有的根据当时还很庞杂混乱，但这个判断却显见得那么简洁明了。我当时就坚信它正确，事后证明它果然基本正确。所以我今天还记得。

在日益高涨的革命热潮中，首先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先走了几个秘书，后来警卫班的许多人和爸爸的公务员还有秀芳阿姨都走了，炊事员也走了，妈妈开始自己做饭。剩下来的工作人员日益与我们为敌。他们的职务从服务变成了监督管理。先是规定我们每人每月只可以有20块钱生活费。那时候，爸妈每月的工资还是按数发给我们的，但规定20块钱，我们就只用20块。打破这个规定的只有猛猛哥哥，他常常用额外的钱去买点好吃的东西，我们吃掉这些东西，却批评猛猛不该打破这个规定。妈妈担心猛猛的不听话会惹来麻烦，只有他自己不在乎。

有一天晚上，我接到了电话。我们班团支部的一位干部在电话里没头没脑地说：“我们给你念一幅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说完这些，她很得意且坚决果断地放下了电话。我如坠五里雾中。第一，我觉得她念的，根本不像对联，文字语气的粗俗且不论，对联的基本特征对偶工整、平仄协调也根本谈不上。第二，我从她的口气和态度里，能猜出她并非善意，但不明白她的确切意思所在。老子和儿子的关系在这幅对联里虽然很富于变化，却含混不清。具体到我，老子英雄时是好汉，老子现在反动了就是混蛋了，叙述这个过程是想说明什么呢。

第二天我到了学校，满校园的墙上都刷上了这些字样。毛泽东在他的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开篇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长时间以来，在一代青年中培养出来的革命热情急于找到实践的机会，当“文革”的烈火熊熊燃烧的时候，毛泽东的当年的分析标准对今天的青年学生已经不能再用，但是，不解决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显然是不行的。所以，这个带有封建种姓制度特征和明显流氓口吻的对联一经提出，就一夜传遍全国。当然，提出这个对联的人实际上不是流氓，他是个中学生，但当然自认是老子英雄儿好汉的那一种。

全国的青年学生们迅速地被好汉和混蛋的标准分裂开来，一夜之间，许多人无缘无故地拥有优越的权利，更多的人则无缘无故地丧失了基本安全。确实有人，当然主要是那些家庭出身不好，也就是老子不能称为英雄的青年，在“文革”中成为这个对联的牺牲品。

团支部开始组织会议，希望能证明我一贯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对“文革”的抵触情绪。有一次还找出我的一个笔记本，说封面上毛泽东的烫金头像严重剥落，怀疑是我故意弄的。这时候我才明白，团支部并不念我曾经有过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历史，只是强调我现在已经因为老子反动而是个混蛋了。但是她们好像在这种事情上经验不足，每次这样的会议都有点虎头蛇尾，比如关于毛泽东头像的事，我争辩了一下说那应该是烫金工艺的质量问题，天大一件事情就此没了下文。再后来，学校里更乱了一点，大家都踢开党委闹革命，不再听团支部那几个人的话，而是各自为政地成立了各种战斗队和造反组织。我自觉日子好过一点，更认为我也有革命的权利，就自己组织了战斗队。不过由于老子反动儿混蛋日益深入人心，我自己老有点儿披着羊皮的狼的感觉。好在那时建立组织不需要任何法律程序，大家干革命又都很兴奋，很忙，所以没有人顾得上认真和我理论，我到底是狼还是羊。我们的组织叫红灯照，是义和团运动中女青年组织的称号。那时候战斗队都得有名字。红灯照里一共四个女孩，续亦红、王依农、孟满和我。除了我，她们三个人的家庭出身好像都还可以，其中续亦红的父亲还是海军的干部，这是。“红五类①”里的头一份——革军。

我这么说，是因为虽然谁都可以成立组织，但儿子的身份要根据老子的变，所以组织的高低贵贱也要分三六九等。一等一的是由红五类组成的红卫兵，以下是各种杂牌军。红灯照里因为有了我，充其量是个外围游击队，所以没有什么特殊的业绩。我们只是煞有介事地将一间学生宿舍据为已有，在门上写了红灯照的字样，还通知说随时接待兄弟组织来串联。一两次去学校总务室领写大字报的毛笔、墨汁和浆糊之类，并且确实写过一两张大字报。红灯照的主要作用是在每个人都有一个组织可以开始职业革命生涯的时候，使我们这四个散兵游勇也有一个名义上的落脚之处，除了显得不太孤单外，也能大体上像个职业革命家。再后来，我发现，我们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机会再闹革命，因为我们的革命对象，学校的党委书记、校长卞仲云，被我们，她的学生们活活打死了。

我总是觉得下一代人孤陋寡闻，精神世界贫乏单薄，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从没见过，一些良家女子，本该最温文尔雅的女学生怎样一下子变成了杀人凶手。

据说卞校长不是被一个人一次打死的，而是你一下，我一下被很多人，在很多次里不断地打死的。加上她原来就有高血压和心脏病。所以直到今天，没有人对她的被打死负责。“文革”中千千万万屈死的人，都只能使用一个没有主语的奇怪字眼儿——迫害致死。我认为，这是到目前为止有关逃避法律的最伟大的文字创造。

想起来，当时我对卞校长的死并没有感到太吃惊。还不如我第一次在校园里看到一个同年级的女生，剃光了头发，光着脚，手提带着大铜扣的军用皮带的时候来得刺激。后来，我又见一群我的女同学，大约都是红五类，把女附中的两个特级教师绑在一起打。这两个人为了献身教育，终身未嫁。两个老处女几十年来相依为命，只是教出了一批又一批有好有坏的学生。我看见这两个人在女学生的皮鞭和棍棒下面无人色。她们的细皮嫩肉很快开了花，鲜红的血从苍白的皮肤流出来的时候，我只觉得有点恶心和难以置信。两个老处女中较年轻的一个叫张玉寿，她的嘴巴一张一合，像条快干死的鱼。又过了几天，我又看见也许是同一群女学生，也许不是，把另一个副校长胡玉涛的头发剪成阴阳头，从头到脚倒上一桶浆糊，又倒上一桶墨汁。胡校长一直在和学生们分辩着，到底是革命干部出身，她此时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教育责任，不像两个老处女早就吓破了胆。她因此挨了更多的打。经过了这一切，到了卞校长被打死的消息传来，我一点也不吃惊了。

说起来，这些曾经呕心沥血，现在饱受虐待的教育者们也不该太为被她们自己的学生毒打而痛心。多少年来她们教过许多东西：从李时珍到牛顿，从达尔文到詹天佑。但她们从未告诉过我们，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是人的尊严和人的生命。在我们接受的人生观教育里，就算是依稀听到过这种说法，实际上也都是作为一种陪衬，都是在蜻蜓点水地被肯定之后，又被郑重地，不可质疑地否定了。提到生命的宝贵，只是为了最后说明它们并不真的那么宝贵，真正宝贵的东西只有革命的理想和事业。我们这一代人，都会背诵《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为小说主人公写下的一段名言：“人最可宝贵的东西是生命，但是……”我们知道最浪漫的诗句也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句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著名诗句，在“文革”中被改为“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理想故，二者皆可抛”。其实前句的“自由”二字也只是一种理想。这种改变只是更直白，更从字面上接近我们人生观教育的主题——革命。所以，在我们的意识深处，生命，不管是自己的，还是他人的，从来都不是一种绝对的价值，它只有在与革命理想发生关系的过程中才能获得附带的意义。所以，当革命狂飙席卷一切的时候，失去生命不仅不会引起丝毫恐慌，反而成为最时髦，最有说服力的革命的来临的象征。所以，我的同学们（只因为她们是红五类）做下这等草菅人命的事情，而我（只因为已经不是红五类了，才做了旁观者）对此默默无言，并没有因为这类流血而引起对“文革”的任何怀疑和警惕。谁不承认，革命的人生观教育在“文革”中结下了丰硕的果实。

1966年从夏天到秋天，真是气象万千的季节。文化革命呈现出越来越多的惊心动魄的风景。除了我已经在上面仔细描绘过的学生打先生，而且要打死的事情之外，人们为了显示自己对革命理想的忠诚，正争先恐后地上演着夫妻反目，父子成仇，兄弟相煎，同室操戈的戏剧。

这时候，受伤的爸爸一直住在医院里。我从未提出过去看他，也未向任何人打听过他的情况。不仅如此，我老在问自己，想象着如果爸爸伤好回家，我有没有勇气对他说：“我要和你划清界限！”我是在一个下午坐在我们家的院子里忽然想到这个问题的。我望着爸爸的汽车通常拐进来的地方，想象着爸爸从汽车上走下来，我迎着他的眼睛，对他说……我想不下去，就从头想：爸爸的汽车叫开了大门，从通常拐进来的地方露出亮晶晶的车头和挡风玻璃，爸爸走下来，秘书走上去，不对，不是秘书，是我走上去，迎着他的眼睛，对他说……，又想不下去，从头想：……如是三番五次，当迎着爸爸的眼睛时，我总是想不下去，也什么都说不出来。我就希望爸爸是被冤枉的，或者干脆是个梦吧，唯愿醒过来，一切照旧吧。

这一年的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上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他认为这是对造反的革命小将们最大的支持，也是发动“文革”的最好方式。一直到11月11日毛泽东共八次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多达数千万名红卫兵。在伟大领袖的亲自鼓舞下，红卫兵运动的烈火以不可阻挡之势烧向全国。我没有能够参加红卫兵，当然也没有能够受到毛主席的接见。这使我伤心欲绝。我在前面讲到过的，我伪装红卫兵去参加他们在文化宫举行的聚会，没想到被小学同学认出来的事情大约就发生在这个时候。

实在用不着我自做多情，红卫兵很快就找到门上来，他们是来抄家的。这些人都是干部子弟，我们熟悉他们，他们也熟悉我们，否则不会轻而易举地找到我们的家门。我们从小一起玩大，亲密无间。有一回，我家爸妈看我和人家玩得那么好，就有感而发地说，这些孩子，从小一起长大，像亲姐妹一样。这时我们中最天真烂漫的一个，说了一句颇戏剧化的话：我们是亲骨肉嘛。再以后，大人们每次见到我们在一起，都开玩笑地对我或她说，你的亲骨肉来了。这次来的人里，就有我的亲骨肉。

他们所有人的表情都一样阴沉，鼻孔在兴奋中微微张开。他们做出尽可能野蛮的行状，说尽可能粗鲁的话。我太熟悉他们，所以马上看出来，阴沉、野蛮和粗鲁都未必真实，惟独微微张开的鼻孔所透露出来的喜悦是真实的。正是因为这份掩藏不住的，挣脱了一切羁绊后感受到自由的喜悦，使我有一刹那甚至理解了他们。平心而论，他们还是比大多数抄家的红卫兵客气，在我们默默无言地注视下，他们在喜悦之外，多少感觉到了一些紧张和不安。实际上在整个过程中，我们大家都是紧张不安的。大家的情绪实际上都很压抑和暧昧，因为我们虽然都很透彻地懂得这种革命行为的象征意义，但我们对于人性的复杂却经验不足，不知道它有时不会服从任何象征意义。这一点弄得我们都心里没底，并且越来越烦。再后来，我甚至觉得他们更希望这件事情快点结束。

当他们准备离去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暧昧的事。这件事情暧昧到我不能肯定它是不是真正发生过。一个比我大几岁的，我一直称为“××姐姐”的人，和颜悦色地向我招手，我毫无戒备地走向她，她用一种完全不带感情色彩的语调说：“把你身上的军装脱下来给我，你们现在没有资格穿。”坦白地说，我很害怕，而且觉得受到了侮辱，但我同时又没法否认她的判断标准在我心中也是合理的。因为我并不是“红五类”，所以我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于是也没有资格穿只有红卫兵才能穿的绿军装。我觉得自己虚弱极了．屈辱极了，我把心爱的绿军装递给那位××姐姐的时候，我相信她一定看到我的眼泪了，但是她仍然不动声色地拿了我的衣服离去。今天，想起30年前的这一幕，我只为自己完全有权利表达愤怒，完全应该维护自己尊严的时刻，表示出来的胆小和麻木感到恶心。当然，我对那位姐姐也不是毫无怨言的，很多人都注意到，我习惯把那些从小认识的，比我大的同辈女士都称为××姐姐，大家公认我在使用这种称呼的时候流露出非同寻常的真挚和童真，我却心下怀疑，这是当年我遭受×姐姐羞辱后，这方面的感情被窒息压抑不再发展的结果。后来有心理分析业内人士证实，这说法符合弗洛伊德的某种精神分析学说。至于我说它暧昧到我不能肯定它是否真的发生过，是因为这个故事最近又有新进展，那个当年从我身上脱下衣服以后就多年未见的××姐姐，最近托人捎来话，让我替她一个做生意的朋友通融一件事情。那口气就像我们之间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就像我们昨天还见过面。我一下子就糊涂了，而且怀疑多年以前的那件事情是否真的发生过。否则怎么会我还在对自己作心理分析的时候，她已经若无其事了呢？一个朋友看我小肚鸡肠地绕不出去这个圈子，又不想太得罪我，就好心好意地劝我：“也许，她早就忘了？”

其实我哪用人家劝呢，我更宁肯当年的事情根本没发生过，这样，我也用不着每当回想这件事情就为自己的胆小和甘受屈辱而感到恶心了。而且，说实话，这确实是我唯一一次记得细节的红卫兵抄家，再以后，就完全没有感觉也基本没有记忆了。所以对于××姐姐来说，这完全可能不是第一次而是很多次，所以不是忘，而是根本不记得了。

1966年的冬天来了。我们从来温暖如春的家里成了冰窖，我们的取暖系统原来是并不需要特殊照顾的，它和东郊的热力厂相连，是利用发电的余热。但是此时，工作人员已经出于强烈的阶级仇恨特意将供暖的阀门关上了。我们只好裹着厚厚的棉大衣，蜷缩在院子或者走廊里阳光照得到的地方。唯一可以做的事情是看书，或者盯着爸爸的汽车通常拐进来的地方，问自己那个永远回答不上来，也想不下去的问题。有一天，天气比较暖和，那个想不下去的问题在脑子里特别顽强和活跃，终于弄得我伤心至极，我躲在棉大衣里偷偷地哭，结果眼泪和鼻涕把大衣里子打湿了一大片。顺便说一句，我哭总是眼泪鼻涕一起流，对电影女主角们熟练掌握的光流眼泪不流鼻涕的技巧，从来佩服得五体投地。那时我正在读《红楼梦》，看着大衣里子上那块奇形怪状的鼻涕眼泪，自诩可以和林黛玉来一个眼泪鼻涕大比赛。

学校已经完全停课，实际上也没有任何事情可做。我们就不去上学，天天呆在家里。妈妈挺着急，很怕我们荒废了学业。但是这时候，她的革命身份也受到了越来越严重的威胁。作为爸爸的妻子和办公室主任，她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中央办公厅召开的批判斗争会，已经把她作为批判的对象了。所以，我们面临着如何和她划清界限的问题。甚至妈妈自己都要求我们和她划清界限。出于尴尬和无所适从，更出于我们对革命的忠诚，我们减少和妈妈的交流，谁多说了一句话，或者表现出一点温情，就像做错了事。所以我们那一段的生活非常沉闷和黯淡，虽然天天呆在家里，但温暖的家庭气氛完全没有了。

天是没塌，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文革”只不过是建国以来许多政治运动中的一次。他们中的许多人，早已头破血流。但对我们来说，天虽然没有塌，但生活是第一次面目全非了。

注释

①文革”时期有五种家庭出身是最优越的。它们是：革命军人（简称革军）、革命干部（简称革干）、工人、贫下中农和革命烈士（简称革烈）。又称红五类。

21.人血花朵

贪婪的鸟，从百里以外就能嗅到第二天战场上该在血战中战死的活尸气味……

——《失乐园》366页

爸爸在医院里一共住了九个月，这期间，妈妈还能够去看他。猛猛哥哥也去看过，我没有去，而且没有想到过向任何人提起去看他。我完全沉浸在自己对整个事件的震惊、痛苦和自认为思考以后的奋起中。我一次也没有想到过爸爸是需要安慰的。

12月最寒冷的一天夜晚，一群疯狂的红卫兵冲进了北京医院，把爸爸从医院抢走，准备参加斗争会。爸爸回忆到：

12月20日晚上，深夜，一群红卫兵突然闯入我的病房，我从睡梦中惊醒。他们高声叫喊：“穿好衣服，走，走。”我问什么事情，他们还是这两句话。我仍然坚持问：到底什么事情？要说清楚才走。但是他们不由分说，将我塞上一辆汽车，到了一个什么地方，把我从汽车上拖出来，放在一个地下室里。

我仍然问他们，到底是什么事情，你们要负责给我说清楚。但是他们不准我讲话。后来他们又让我坐上汽车到了城外一个部队的驻地。一间小房里有一张床。门口放了卫兵。这样我才明白我是被提了，此时天还未亮。

我刚睡下，三个穿军衣的红卫兵走来了，他们大声地叫我起来，要我交代罪行。我说我并不明白你们是怎么一回事，没有什么好交代的。他们说：哼！彭罗陆杨，你是第二名，你还不知道？站在门外的一个说：他妈的，要当国防部长，还反对林彪。我说，我没有。他们就破口大骂。我问：你们为什么老骂人呀？他们还是骂。我说，毛主席要你们骂人？毛主席给了你们骂人的权利？这样才算封住了他们的口。随即也就走了。又过了一会儿，天亮了，一个穿军大衣的走来说：好好躺着想想吧，你是怎样反对毛主席的？他走后，我问卫兵他是什么人。卫兵说是专管你们这号人的。

大约三天后。一天早晨通知我：今天要开会，要我穿上从家里拿来的棉衣，说要穿厚一点才行。一个卫生员拿来两卷厚厚的绷带，把我带着伤口的那只脚包了又包，扎了又扎。吃过早饭，坐车到了体育馆。

妈妈那天同去，用那时的话来说是陪斗。她回忆：

12月17、18号，瑞卿提出要回家，周总理也同意了，因为在医院里实际上也没有什么治疗。该试的都试过了，也都失败了。瑞卿跌伤的左脚一直也不能封口。但我们在极度的痛苦中仍感到一点安慰，因为再困难，一家人能在一起也要好得多。可是，12月20日深夜，突然冲来一伙红卫兵，到医院里就把瑞卿抢走了。连衣服都没有换，还是一身病号服，用病床上的床单一包，就把人连拖带拉弄走了。这一天夜里一两点钟有一伙红卫兵冲到家里，把我也抓走了。同一辆车还抓了梁必业、肖向荣。把我们拉到总后大院的一个楼上，让我们面对墙坐着。我记得墙上还贴着丑化彭罗陆杨的漫画。天亮时又把我们拉到高等军事学院。我被关在一个三楼上，我住在里间，外面有红卫兵在看守。因为抓我时很仓促，我只穿了一件薄毛衣，一条薄呢子裤，冷得很。我就提出要穿棉衣棉裤，他们不答应。而且我没有带牙具、毛巾，脸都不能洗，他们也不肯给我取，说你不会买一套。我说，那就买吧。

第二天来了一个穿军装的人。一进门就很凶地吵着说：“你这个人连买肥皂牙膏的事情都说不清楚，怎么搞的！”进到里屋，他就小声地对我说：“我给你把棉衣棉裤送来了，我到你家里去了，孩子们都很好。我去的时候他们还在看电视呢。”

这个人是谁呢？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他悄悄告诉我他姓李。我问他叫什么，他就摇摇头，只是说：“北戴河，钓鱼。”我一下子想起来，他曾来我们家替过卫士长的班。那天正好是星期天，我们去钓鱼。他好像是河南人。1974年我从监狱里出来后曾到处找他，可怎么也找不到这个好人了。保卫部没有，警卫处也没有。说完这些话，他又大吵大嚷地走了。这些棉衣棉裤送得太及时了。24日开我们的批斗会，一直叫我们跪着，如果没有这条棉裤，我想我是很难回得来的。我什么时候想到这位小李同志，都充满了感激之情。

24日一早就把我们拉出来，街上路灯还亮着。到了工人体育馆，就把我们关在一个小屋里，眼睛都用黑布蒙着，勒得很紧，和头发结在一起，想松松也不可能。进屋后让我们对着墙坐着。我听声音，还有王尚荣、陈鹤桥、史进前等人。

“文革”中林彪剪除异己，“靠红卫兵而诛之”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档案资料证明，12月24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的大会名义上是由北京军事院校红卫兵组织，实际上是在林彪叶群等人的示意下。组织批判会的人原来都穿军装，为了不太明显，有些人一到台前，一到公开场合就换上红卫兵的装束。当年知情者撰写的文章提到：“开会那天，连叶群都是一身红卫兵打扮，绿军装，红袖章，只是为了掩盖面目和年龄，比别人多戴了一个大口罩。林彪也对大会提了要求：‘干部不要上台，由红卫兵自己搞。’那一天，叶群挤在19号看台上，林彪没有到会。”

批斗会的规模和声势越来越大，手段也越来越残酷。1967年3月4日、5日，36000余人参加的“誓死保卫毛主席，斗争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大会在工人体育馆连续召开。除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之外，陪斗的有刘仁、万里、吴冷西、周扬、童大林、安子文、曾山、肖向荣、梁必业，还有我的妈妈和陆定一的夫人严慰冰等数十人。

那是一些极其血腥的场面。每一个被斗争的人脖子上都被挂上一块沉重的木牌，上面写着碗口大的黑字，名字上还被划上大大的十字叉。每个人后面站着两个膀大腰圆的红卫兵，他们的臂膀被这两个人扭曲着，头便会不由自主地向前弯。这是“文革”中最普遍的一种折磨人的方式，叫做“喷气式”。整个会场上响彻震耳欲聋的口号声、语录歌。成千上万面红耳赤的人处在一种极其亢奋的状态中，争相表达着他们对革命和毛泽东本人的忠心。嘈杂的声浪一阵盖过一阵，听不清台上一个又一个声嘶力竭的发言者究竟说了些什么。时间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过去了。被斗争的人受到长时间的折磨，个个脸色灰白，冷汗滴滴。妈妈写到：

开会时，我们都在台上站成一排，脖子上挂着大牌子，会场上又喊，又骂，又拳打脚踢。还有人去打瑞卿的耳光，瑞卿问他们为什么打人，就打得越凶。让我们低着头，跪着，弯腰，还揪着后脖领子。我穿着一件中式棉袄，领子扣得很紧，再一揪，简直喘不上气。看我要不行了，他们才松了手。红卫兵们穿着大皮鞋，尽管我穿着棉裤，腿上还是踢了好多青紫块。一些人跑上来照相，照电影时，我低着头，就是不让照。我真恨不得地上裂开一道缝让我钻进去。他们就拼命扯我的头发。这时候，我忽然听到瑞卿在我身边说：“抬起头来，让他们照！”听到这个话，我觉得很受鼓舞，心想，我也没有罪，怕什么？我就抬起头来了。这时候，又听到一个红卫兵对瑞卿说：“你还有什么了不起的？”瑞卿说：“你们要照就照吧！”我抬起头来看他。他被用一个大筐抬着，旁边是一片片血迹。这是从左脚的伤口里流出来的。天啊，这是什么世道！我心里充满了愤怒。

记录这些血腥场面的电影和照片，至今还在。仍然令所有见到的人毛骨悚然。巴金先生曾在“文革”结束后的1986年著书回忆自己的“文革”经历，并建议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他说：“应当感谢那些牢牢记住‘文革’的人，他们不再让别人用他们的血在中国的土地上培养‘文革’的花朵。用人血培养的花看起来很鲜艳，却有毒。”①后来我看见了一本在香港出版的，叫做《文化大革命博物馆》的文字图片集。这本书显然是为了响应巴金先生的呼吁。虽然，纸上的“文革”博物馆无法代替真正“文革”博物馆，但在今天大陆不仅不可能建立一座真正的“文革”博物馆，新闻出版方面还有明文规定：电影、出版物和报纸都不能出现“文革”场景。所以，实际上连这样的书也不能出版。在这种情况下，摄影家杨克林的所作所为当然显得尤其珍贵。

当我拿到这两本沉甸甸的大书的时候，发生了一件绝不是偶然的事情。我拿起了下册而不是上册。随手翻到1966年12月24日那页而不是别的任何一页，翻开的书页上竟然迎面扑来刺鼻的血腥！爸爸正被四个带着红卫兵袖章的彪形大汉用箩筐抬着，左脚缠着厚厚的绷带，照片上看不清爸爸的脸，只有一头乱发覆盖着他宽宽的额头……我的心几乎不再跳动了！这滴血恐怖的行列正穿过当年千万红卫兵疯狂的呼喊，穿过30年的风雨，从翻开的书页中向我走来。19号看台上带着大口罩的叶群，似乎也鬼蜮般从暗处露出嘴脸。我的心再次被愤怒和痛苦涨满。我相信这是冥冥中历史老人的严肃提醒，再次向我传递这些我永远不应该忘记的信息。

“文革”是阴谋家们角逐争斗的战场。但他们找到了一块多么美妙的地方，这里的人被一种革命理想迷醉！没有人因血腥而胆怯，反以为其中蕴含着充沛纯正的革命激情，以为这是到达理想世界的必由之路。我清楚地想起，30年前的那个时候，我也正搅在革命的狂潮里，天天为毛泽东发动的“文革”而虚火上升，天天琢磨着怎么和爸爸说：“我要和你划清界限……”当爸爸的血滴在万人脚下的时候，我正裹着厚厚的棉大衣坐在我们家的院子里，在席卷中国的红色恐怖中魂魄颠倒，在冬日黯淡的阳光下为迷失了革命而涕泪交流。

为此我再次发誓，以爸爸当年受到的所有残害发誓：警惕所有人血培养的花朵！谴责所有的恐怖和暴力！无论它们是否以革命的名义！

血写的历史啊，你不要沉默。即使是在深重的黑夜里也要发出幽幽的光亮。为了人类尊严，你要不停地诉说，像骚动不安的潮汐一样不知疲倦吧。

注释

①见巴金著《随想录》第五卷《无题集》。

22.在路上

对我的诅咒只是斜睨一下大地，说我必须劳动才能得食。

——《失乐园》400页

我和很多人有共同的名字，叫老三届。这名字指1966年到1968年的高中和初中毕业生。其特征是没有读多少书，而且上山下乡①。

不过，如果你认为老三届是生不逢时或者是无奈的代名词就大错特错了。我今天还记得，得知要下乡插队消息的时候我多么欢欣鼓舞。那时候，在学校和家里已经彻底失去革命信心的我，相信自己可以在农村，在广阔天地里找回它们。所以当我在20多年后读到那一篇毫无感情的，只把上山下乡作为一种政府安置剩余劳动力的措施的文章时，虽然不得不因为它内容的中庸客观，而把它摘录成本章第一个脚注，但我内心深处对它是极端不满意的，因为它毫不留情地抹去了我们这代人热血青春的价值。

这件事情一开始就有点不对劲。我根本没想到从北京站上火车的时候，月台上哭声一片。来送行的知青亲属们人人一张悲痛欲绝的脸，车上要走的人更是哭得抬不起头。

这就帮了我一个不小的忙。

串联②中我吃了不少坐火车的苦头，稍后串联变为免费旅游，坐火车的经历更加悲惨。所以我一上车就很老练地占了两个靠窗的座位。忙着哭的人就只能不幸地坐别人捡剩下的地方了。

我们没有忙着哭是因为我们没有可哭的对象。爸爸自从离家再没有回来过。1967年的冬天我们离开了南池子的家，搬进了北京西城华嘉胡同附近一个简陋的四合院。妈妈不久从这里被抓进了秦城监狱。抓人的那天深夜，一些穿制服的人在秘书们的带领下闯进我们的房间。妈妈住在里间。她像紧急集合一样麻利地提出一个小箱子，镇静地跟着来人走了。走前没有和我们说话，我们也没有说话。妈妈说，她对来抓她早有准备，箱子早收拾好的。她没有和我们说话是不想给我们找麻烦。另外她说，她觉得组织上一定会在她不在的时候照顾我们。这些事情都再次显示了妈妈和我们全家人一贯看重健康、明确和简洁的作风。

车厢里都是同校或同班的女孩子。我看成自己“一伙儿”的，实际上只有三人。我的姐姐朵朵，她的朋友邓毛毛和我。我已经盘算过了，一下子占三个靠窗的座位太显眼。但有两个，我们三个女孩子就可以很舒服地换着或坐或睡了。

邓毛毛大名邓榕，和我同校不同级，比我大一岁，比朵朵小一岁。她和朵朵的友谊大半是在北戴河，朵朵成为干部子弟革命化典型的那段时期建立起来的。毛毛的爸爸是邓小平。“文革”开始的时候，邓小平不是一开始就被打倒的，所以我们由于前面所说的那幅对联定下的标准而当“狗崽子”的时候。毛毛是“红五类”，参加了学校最高等级的红卫兵组织。后来，邓小平成了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毛的日子开始不好过。临下放插队的时候，她说愿意和我们一起走。一开始我还有点不愿意，因为我在学校最难过的时候，毛毛虽然没有落井下石，但对我也表示过出于划清界限的不友好。但是朵朵一口就答应了。等毛毛和我们一起上路的时候，我也已经说服了自己：先受苦并不能成为一种资本。况且毛毛爽朗热情，是一个可爱的朋友。

那时候我们和她都没有想到，邓小平凭着自己的大智大勇，经历了惊心动魄的三起三落，后来成为中国改革的设计师。

知青家属们震天的哭声在北京站的月台上打成了一个大疙瘩，重重地压在欢送的鼓乐上面。火车开出北京站的时候，正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刻之一。但是以忧心忡忡来形容我们的情绪是完全不对的，包括那些刚刚以泪水洗面的大多数人，都在悲伤之余，感觉到前面有一种新的生活。而大家都非常愿意鼓起勇气，迎接革命的新考验。虽然谁也不知道整个中国和我们这些人在“文革”的狂潮中会有什么样的命运，但我们的教育和年纪都不允许我们刚刚上路就失去信心。

出了北京，火车上的人都有点闷闷的。在送别的大激动之后，似乎人人都需要休息。学生干部在车厢里鼓动了好几次都不太见效，因为她们自己就遮不住哭得红红的眼睛和鼻子。没有人来计较我占的位置。我有点兴味索然，懒懒地看窗外。列车西行，北方冬天的景致也是越来越没得看。

大约是车过郑州，车厢里起了一阵骚乱，那几个干部紧张起来，说一个同学不见了，恐是逃回北京去了。人们乱了好一阵，然后以那几个学生干部惴惴不安地去向什么人汇报而结束。我猜想那同学不过是买东西或者洗脸上厕所之类的事情误了车。一火车成百上千的知青，实际上还都是孩子呐。

到西安换慢车，到铜川换汽车。景色越来越荒凉。卡车到延安时我们又激动了一下，因为延安的宝塔山太像照片上的了，我们就很误会地产生了熟悉和亲切的感觉。在延安，我们被以学校为单位地分到各个县。去安塞和志丹的继续向北，去延长、延川的向东，去富县和甘泉的又折回向南。记得好像没有向西去的人。大家虽然并不都认识，但是一道从北京出来，现在要分手也不免凄凉了一番。我们这些向东的人都乘敞篷卡车。数九寒天的，也没觉得太冷。总之一直到了公社，我们这群人还是麻麻木木的。

有人说到了公社先开的欢迎会，我不记得，只记得吃饭，大米粥、咸菜和猪肉包子。在北京是常见的饭菜，很对我们的胃口。没有桌椅，大家提盆抱碗，几百人在公社食堂前的空地上摆了一个方方正正的吃饭阵。

饭吃了一半，各生产队来接学生的人都到了。除了队干部，大多是一些后生和女子。当地方言，把未婚的青年男女称后生和女子。结了婚的就是汉和婆姨。上了年纪就是老汉、老婆。对年轻人不分男女都可以称为“娃”。比如后来我们就被统称为“学生娃”。而更小的孩子准确的叫法是“娃娃”。如果年轻人被人叫做“娃娃”，那就要小心了，因是被嘲讽为黄口小儿的意思。

冷不丁地，这些人闯进了我们的饭阵，闹闹嚷嚷地寻自家的学生。只看到一张张红扑扑急煎煎的面孔，我们也乐了。语言不太通，情急之下，我们就把手里的包子、大米粥递给他们吃。他们很不好意思，我看见许多年轻人羞红了脸。后来我们慢慢才知道，这些衣食并不富足的人，对于吃饭有比我们更庄重的习惯。他们把无缘故接受别人的食物视为尴尬的事情。公社食堂的管理员急得用马勺“咣咣”地敲着他的大锅，以示对我们慷慨的愤怒。但我们却真正活跃起来。

一会儿，各生产队的人像约好了似的吆喝起来。一开始以为他们在吆喝牲口，后来才听清楚是在喊我们：“相跟上，回啊。”

队里给我们准备了毛驴车，但那几头毛驴太瘦弱了，我们只把行李搁在车上，人都走着。也是这几天实在是坐腻了各种车，想走走。

从公社到村里15里川道。一边是山一边是水。川道依山水之势，蜿蜒曲折。刚刚下过一场雪。延河已经结了冰，地势迭宕之处，碎裂的冰层下可以听见流水淙淙。空气洁净而透明，天空高远，红日当空。高原上的景色果然不一样，蓝天、冰河、白雪、黄土山，样样真切分明。

我们和后生女子们谈得火热。毛毛很有点语言才能，已经使用刚刚学到的陕北话和他们交谈了。如“夜天”（昨天），“甚”（什么），“咋”（怎么），“会（读‘害’）下会不下，’（懂不懂）之类。要在北京，这种高声叫喊早会吵乱了一条街。可在这儿，山也悄悄，水也悄悄。明明扯大了嗓门儿，可就是不大听到自己的声音。好像声音都被周围的黄土山吃掉了似的。那感觉真怪极了。拐过一个山旮旯，有个叫“花”的女子大吼一声：“看！咱村，杨家湾！”那声音才叫铿锵有力。

只搭眼一望，我的心就醉了，化了。杨家湾像个漂亮的婴儿静静睡在融融白雪的襁褓中。那天的日记我就是这样写的。现在回想起那一眼，还是得用这句话。

走近了，看清了，村口小路上挤满了男女老少。先还跟我们走着的后生女子们几蹦就回到了人堆里，向我们指指点点着，想是在向同伴提供事先得到的信息。锣鼓唢呐响了，放鞭炮，呼口号。我注意到几个赶车的后生拉紧了他们的牲口。后生、汉子多是穿黑布棉袄，婆姨女子们穿得花，且各拥在道路一边。所以我们像进了布店，一边是黑布柜台，一边是花布柜台。好几个干头净脸的婆姨女子使我眼睛一亮。黑布柜台那边的男人们也一个个浓眉大眼，皮肤黧黑油亮，真真好看煞。一路的疲惫、蹩屈竟然一扫而光。知青中不知谁冲动地说：“可到了家了。”

后来我们接到远在东北插队的弟弟的来信，说他们进村的时候因锣鼓鞭炮齐鸣，惊了牲口，胶皮轱辘大车轧死了一个老乡。于是知青到的第二天村里就办丧事。我又想起了那天在村口紧紧拉住毛驴车的男人，凭空增加了许多对他们的好感。谁愿意在到“家”的第一天就让家里死人呢？

进村后第一件事是分灶。杨家湾生产大队一共三个小队。杨家湾一队、二队与盖头坪队隔延河相望。要把二十几个学生依这三个队分成三个灶。“灶”当然是伙食单位，一个灶上的就是一起吃饭的。用这种方式来划分我们这些到广阔天地来大有作为的革命青年使我们有些不以为然，但我们同时懂得了在这里吃饭是头等大事。时至今日，提起“一个灶上的”在大多数插过队的人来说还是一种简练而强烈的感情标记。

我们灶上除了我们三个人还有五男四女。以性别区分为两个窑洞住。男生表示骑士风度，认为女性爱清洁，就把自己住的窑洞充作灶房，我们这边连炕的锅里只管烧些温热水就行了，这样不仅暖了炕，洗涮方便，也少了许多油腻。不过，一边男生宿舍兼灶房，一边女生宿舍兼锅炉房，错落出入，天长日久，又是少男少女的风流年纪，不免就有了一些罗曼史。不过，这是后话。

没多久，要过新年了。从60年代进入70年代。听说我们要过年，老乡们一律是两句话：这算个甚年？过年吃什么？这十个字言简意赅地观照了过年的“名”和“实”。对他们来说，新历的两年交替对他们的农耕生存方式意义模糊。如果一定要过，就得先解决一个过年的实质问题：吃什么。

我们说吃饺子。他们说，饺子？甚叫饺子。所以，1969年12月31日晚上就有许多杨家湾人走来看我们如何过年，如何包饺子。窑洞里外很快就站满了人。我们按刚学到的规矩，请来人上炕，他们一律摆摆手说：“罢（不），罢（不），生（盛）不哈（下）哩。”就都站着。我们看人多，心里不免发紧。把面和了又和，饺子馅加了又加。一个叫杨中其的男生挽挽袖子走出来，那样子真像表演节目似的。饺子皮像一群圆圆的大蝴蝶从他的擀面杖底下飞出来，看的人都由不得喝彩：“好手段！好手段！”我们余下的人们受了鼓舞，就一拥而上如飞地包。第一批饺子刚包出来，没想到满窑洞的人一哄而散了。“哈！饺子？就是扁食哩。”我们赶紧留客；“这么多，这么多，留下来尝尝……”“哈！饺子？就是扁食哩。”说的人还是管自走了。

原来我们说的饺子，陕北人叫扁食，也是“一张皮皮包个馅馅”，也是过年才吃。所不同的是，他们包扁食的皮是用手指一点点捏出来，和我们用擀面杖的半机械化比较，更古朴和从容不迫。所以一到制作的共同之处，真相大白，他们便毫不留情地拔脚而去，留下我们继续擀皮、包馅。待完工时个个汗如雨，包的饺子摆了半炕，只有发愁的份儿了。

烧水时大家的头都有点大。第一锅饺子进肚，饱了，也困了，人人想睡，却不行。不仅有半炕的饺子要煮，在集上割猪肉的时候我们贪便宜还买了一副猪下水。陕北人不吃下水和鱼，所以集上的各种下水货格外便宜。要把这些肝肠肚肺—件件洗好卤出来，工程巨大啊。

风箱唿嗒、唿嗒响了半夜。灶角里的石炭（当地一种劣质煤）也用去了大半。凌晨时忽然浓烟满屋，男生们大叫。我们懵懵懂懂跑过去一看，原来炕席烧糊了。一个男生的铺盖也烧了一个大窟窿。好在这人一直在烧火，所以，既未烧伤人，也未再燃着别的东西。

也别说陕北这地方闭塞。第二天，也就是1970年的第一天，杨家湾的学生娃咋过的年，咋吃的扁食，咋煮的猪下水，咋燃着了铺盖，以及半夜惊魂，且有惊无险的故事就在我们的睡梦中传遍了整整一道川。在以后的几天里，老有外村的老乡和知青来看我们。焦糊洞穿的炕席和铺盖索性就挂在涧畔上。如果要建立知青博物馆的话，我想这两件东西是值得收藏的展品。这是我们开始自立生活时，为中国地域辽阔，语言庞杂多样而付出的代价。饺子只是北方人的食品，我们已经知道了它在陕北叫扁食，山东某些地方的人叫它“故渣儿”（因为实在不知该用什么字，这里只得依音注写），满族人则叫它水饽饽。

新历年过完就是旧历年。村里的人也许觉得有点不过意，也许我们进村的头一年还当我们是客，像商量好似的轮流请我们知青去他们窑里吃饭。相比之下，作客是一件轻松的事。所以我们便在一个劳碌不堪的新历年之后，过了一个安安逸逸的旧历年。

注释

①从50年代开始，每逢城市就业压力比较大，安置有困难的时候，就把F乡上山提上日程。通过强有力的思想动员与组织工作，使数以百万计的城镇劳动力（主要是新成长的劳动力）参加农、林、牧、渔业生产。这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就业办法，对于缓解城市就业压力、稳定社会秩序，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从60年代初开始，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给这件事套上了闪烁的政治光环，改变了它的就业内涵，直到70年代末，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才终于结束了这一违反一般就业规律，违反群众意愿的事情。

——参见《中国社会保险》1996年第八期郑家治的文章《60年代初城市失业处理》之二。

②开始于1966年秋天的，全国范围的学生运动。由于毛泽东认为学生串联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好形式，1966年9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外地师生代表到北京串联的通知，同时，鼓励北京的红卫兵到全国各地去“点燃革命的火种”。到这一年年底，估计有一千万学生在全国各地串联。由于中央规定，串联期间的交通和食宿免费，火车、轮船、车站、码头到处人满为患，一切交通秩序和生产秩序都被打破，甚至直接影响了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

——参见《百年潮》双月刊（中共党史学会主办）曹理的文章《“文革”一幕：周恩来制止大串联》。

23.春末夏初

天神说：“要在地上产生各种有灵性的生物，家畜、野兽、爬行的生物，各从其类！”

——《失乐园》268页

一个人精神世界能有多么纯洁，我是在自己的精神世界受到污染以后才知道的。这件事情发生在那年春末夏初，和一个叫三娃的漂亮女人有关。

三娃是个绝顶俊俏的年轻婆姨。这女人白皮肤黑头发，一双花花的杏核眼，鼻子尖削而小巧，白生生的碎米牙在两片红艳艳的嘴唇当中闪闪发亮。最妙的是这三娃走起路来脚下生风，整个身子如风中荷叶，摇摆娉婷。看到她，你禁不住会想起旧版言情小说中的许多句子：颦笑生缱绻啦，顾盼有深情啦等等。这女人站在二三十个年轻女人当中，谁都会一眼看到她。再加上叫了个男孩儿的名字，愈加娇嗔可人儿。

进村不久，我们就听说这女人“作风”有问题，陕北话就是“偷汉”。那个年代，禁欲主义在并没有人提倡的情况下，作为革命的一种伴随现象大行其道。正常的男欢女爱在人们心目中都是一种罪恶情感，遑论其他。盛怒之下，我们打听了三娃的成分，记不清了是上中农还是富农，反正不是贫下中农。

碰到问题先打听当事人的出身和成分，也是当时与革命伴随的流行做法。而且出身问题往往最后决定当事人的命运。就我所知，来插队的知青中并没有几个根红苗壮，也就是前面说过的“红五类”出身。不是父母先后被打成走资派如我们姊妹和毛毛，就是出身压根儿不好，什么小业主啦，知识分子啦，城市平民啦等等。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些人之间很快就形成了一个红卫兵式的决定：教训一下三娃，理由是不能让这个女人败坏了纯洁的革命空气。教训的方式也非常北京红卫兵化：用皮带抽。因为我们深刻感觉到“偷汉”这件事情发生在我们身边，对我们纯洁的精神世界来说是一种亵渎。

那是—个春天的下午。只要有太阳，黄土高原上就是这种干巴巴的燥热。我们一群人在村子的正当中截住了正要走回家去做饭的三娃。这个聪明的女人几乎是马上就感觉到来头不对。她的脸一下子拉长了，嘴唇颤动，原本水汪汪的大片红艳艳的嘴唇当中闪闪发亮。最妙的是这三娃走起路来脚下生风，整个身子如风中荷叶，摇摆娉婷。看到她，你禁不住会想起旧版言情小说中的许多句子：颦笑生缱绻啦，顾盼有深情啦等等。这女人站在二三十个年轻女人当中，谁都会一眼看到她。再加上叫了个男孩儿的名字，愈加娇嗔可人儿。

进村不久，我们就听说这女人“作风”有问题，陕北话就是“偷汉”。那个年代，禁欲主义在并没有人提倡的情况下，作为革命的一种伴随现象大行其道。正常的男欢女爱在人们心目中都是一种罪恶情感，遑论其他。盛怒之下，我们打听了三娃的成分，记不清了是上中农还是富农，反正不是贫下中农。

碰到问题先打听当事人的出身和成分，也是当时与革命伴随的流行做法。而且出身问题往往最后决定当事人的命运。就我所知，来插队的知青中并没有几个根红苗壮，也就是前面说过的“红五类”出身。不是父母先后被打成走资派如我们姊妹和毛毛，就是出身压根儿不好，什么小业主啦，知识分子啦，城市平民啦等等。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些人之间很快就形成了一个红卫兵式的决定：教训一下三娃，理由是不能让这个女人败坏了纯洁的革命空气。教训的方式也非常北京红卫兵化：用皮带抽。因为我们深刻感觉到“偷汉”这件事情发生在我们身边，对我们纯洁的精神世界来说是一种亵渎。

那是一个春天的下午。只要有太阳，黄土高原上就是这种干巴巴的燥热。我们一群人在村子的正当中截住了正要走回家去做饭的三娃。这个聪明的女人几乎是马上就感觉到来头不对。她的脸一下子拉长了，嘴唇颤动，原本水汪汪的大眼睛变得干燥无光。

皮带在空中飞舞，“啪”地一声，我们之中的一人急不可待地动了手。全村静悄悄，家家窑门紧闭。好像人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更奇怪的是连三娃自己也一声不响。寂静和燥热使人愈发激动不安，皮带抽在肉体上“啪”“啪”的声音沉闷得不可思议。我们站成一个圆圈，皮带在我们手上传递，人人都动了手。

轮到我，我一点没有迟疑地完成了我的动作。我只记得，我希望扬起手来的时候三娃会躲避一下，她果然闪开，我就很满意。不知轮到谁的时候，三娃没有来得及闪开，皮带扣子在三姓的额头上开了一个口子。口子不大，但鲜血马上顺着她的脸颊流下来。这女人仍然咬紧牙关，不哭也不叫喊。当她觉得血流下来了，就伸出手抹了一把，先把手上的血吃到嘴里，然后从地下抓了一把土按在伤口上。三娃流了血，使我们大家都惊骇起来，不约而同住了手，好像我们原本认为皮带不会把人打出血似的。记得有人说了一个“走”字，我们便慌慌张张作鸟兽散，谁也没有回头望一眼的勇气。

下午，三娃的公公站在自家的涧畔上破口大骂，仔细听去，骂的竟然不是我们这些打人的凶手。

“黑心肠的些们，挑唆学生家打饿（我）窑里的娃哩，黑心肠地么……饿（我）娃惜惶哩！饿（我）娃可怜哩么……”

那声音苍老、宏亮又带点结结巴巴。后来知道，三娃的公公当过生产队长，在“四清”运动中因成分高①就不当了。但他为人厚道老成，在村里很有人缘。不当队长多年了，还人见人称“老队长”当过干部的，就不免得罪过人老队长骂声出了口，我们才心虚地想到是不是真的有人挑唆？因为我们并不知道三娃是否真的“偷了汉”，而且确实是别人将这些话传到我们耳朵里的。老天爷，我们竟然没有任何证据，也从没有想到过应当获得任何证据就动手打人！

我们正在暗自心惊，就有一些老婆儿老汉儿走到我们窑里劝：“娃娃们，下回不敢了啊！一个村里生着（住着的意思），打坏了人了不得哩。”我们中间有不知深浅的说：“这算什么？要在我们北京……”“好饿（我）个你哩，这不是不在北京你的窑里哩么？”劝的人话里仍然一团和气，但脸上有些硬硬的。我们一时不知再说什么好。

那一边的老队长也被村人劝回去了。但在那个下午，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感觉到惶恐和不安。老队长对此事发生有复杂背景的判断，三娃这女人在挨打时表现出的镇静，以及“这不是不在北京你的窑里哩么？”的外柔内刚，都让我们心惊，都在我们的常识和判断能力之外。我们为捍卫道德纯洁所作的努力不知怎么一来显得那么软弱和丑陋。我们觉得自己不仅没有大展威风，反而像在厚重的黄土坡上跌了一个大跟头，跌得鼻青脸肿，又悄无声息。显然那些在北京人们公认的道德标准和“一抓就灵”的手段②用在这里，就像旷野里的声音会被大山吃掉一样，也被什么东西吃掉了，而且吃得连骨头都不剩。

更使我心惊的是，第二天早晨出工的队伍里，三娃的身影比从前更加惹眼。她不仅仍然唇红齿白，风摆荷叶，那额头上贴着的一块小小的白纱布更使她俏皮撩人。村里那些后生汉子们像往常一样和她说笑打闹，走成一个疙瘩。歇歇儿的时候，三娃又成了一场放肆玩笑的领头人。这种玩笑的主要内容是：青年男女先因为一个暧昧的消息或者一句轻薄的笑话大惊小怪地滚作一团，最后以全体年轻婆姨把一个或几个汉子按倒在地而告结束。有时候婆姨们忘形到扒那汉子的裤子，而且一定要扒松了裤带，使那男性本质部分半隐半现为止。就算那汉子的新婚婆姨在场，也无法阻止这种玩笑，因为这实际上是一场公共娱乐活动。新媳妇能做到的只是和我们这些女子们用背冲着那群疯狂男女，口里喃喃地骂上一两句。那一天，和这些兴高采烈的人比较，北京知青都显得灰溜溜的，来自北京的纯洁精神世界无疑受到黄土高原上活泼男女们的巨大挑战。

往后又听说，老队长年轻的时候他婆姨就得了重病，有人说是麻疯，又有人说是梅毒，总之不能生育，所以老队长的儿是抱来的。没想到这孩子长大成人后虽不聋不哑，不缺胳膊少腿，却是身心孱弱的一个人物。老队长为传香火，一把屎一把尿带大了这个儿子，又大费钱财地给他说了个漂亮媳妇。三娃过了门一点没耽搁，先后生下一男一女两个娃，老队长心头那块传递香火的石头这才落了地。在家里，三娃这媳妇和孙儿孙女子是老队长的心尖尖。听说三娃对老队长也恭敬孝顺。

又过了几天，有人说三娃又“偷了汉”，就在刚起来的青纱帐里。说得有鼻子有眼的，我们不敢不信，也不敢全信，但这回我们不敢轻举妄动了。

后来又听说，老队长一直是受骗的。三娃的一双儿女根本不是娃他大（爸）的。还有人指点给我们看，那女娃像村里的谁，男娃又像谁。还有人说，老队长心里是明白的，只不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不过这时的我们已经明白这种种的说法和我们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只不过是生活中一个又一个故事罢了。而且，随着日益繁重的田间劳动，我们已经无暇顾及别人的事情和纯洁的精神世界了。

我们打了人，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听说北京干部和公社都曾经调查过此事，但最终不了了之。

如果你问一个陕北婆姨他的男人到哪里去了，她回答：上山受苦。这是下地劳动的意思。陕北话把下地叫上山，劳动叫受苦。农民一律自称受苦人。所以受苦人这称呼在陕北并不是指阶级分析意义上的受压迫受剥削之贫下中农。我们这些知青这时候也是受苦人。

话说初夏里的一个艳阳天，我和杨家湾的，一群受苦人正在山上受苦。此时繁重的农业劳动正在日益失去革命的浪漫意义，正在对我们进行不折不扣的磨炼，并且带领我们向着它的本质——受苦接近。

时近正午，所有人都已饥渴难当，大家都盼送饭的人快点从那条小路转弯处出现。

红桩子是一个健壮的中年人，有好看的长腰和筋腱毕露的长腿。他被公认是一个全面的庄稼把式，所以当组长，是我们这帮子上山受苦人的头儿。此刻我正怀疑他中了魔法，因为他坚定挺拔的背影说明他除了上下挥舞老镢③之外，脑子里完全没有别的想法。我也怀疑周围的一切部中了魔法，包括天上的太阳，因为它牢牢地粘在我们所有人的脊背上，半天不肯动一动。我脑子里则是挥之不去的毛主席《愚公移山》中的语录：“每天挖山不止，祖祖孙孙挖下去……”有一阵儿我悲哀地认为我们已经变成了愚公，永远不能停止挥舞手中的老镢了。

但我毕竟是个头脑灵活的人，因为我很快发现，左顾右盼对缓解挥舞老镢的疲劳很有作用，我便开始愈来愈频繁地向四处张望。

正是万物生长的季节，延河两岸，也就是当地人称为“川”里的青纱帐已经密密地遮严了黄土地。从我们受苦的黄土山上远远看过去，川里除了庄稼，还有一群驴。

这些驴是杨家湾拉车转磨的宝贝，所以队里派三娃的公公，人称老队长的稳妥老汉经管它们。老队长对这群牲口十分上心，一有空闲就吆着它们出来吃草，使我在饥渴难当的时候能够看见这样一幅悠闲的放驴图而稍感欣慰。忽然，这幅图画中的景物发生了使人不安的变化。我看见一头大驴爬上另一头小一点驴的背，小驴躲了一下，但是大驴不肯甘休，再一次爬上去，这次小驴不再躲闪，而且我有点儿觉出它实际上是半推半就。这还不算完，像受了传染似的，几头大一点的驴都先先后后地爬上了小一点驴的背。小驴们也都是半推半就。按说，就算我从来没有见过，或者是我再傻，也应该从大小驴们的暧昧态度上会意出这是个传种接代的仪式，以及这类仪式的不可言说或者不宜言说性。但我的智力那时一定因为不停上下挥舞老镢而出了问题，我只觉眼前驴们的游戏生动活泼，与上下挥舞老镢比较显然更有趣和新奇。所以我就干下了平生最大一件傻事。

我对所有人大叫：“看呀！驴打架！”

我一脑门子想，这至少可以使那些上下挥舞的老镢停下来。

果然见效，魔法被解除。所有人在回头看了一眼之后都停止了挖山。男人们大多抱着肚子笑倒在地下，女人们或者羞红了脸，或者追打身边笑倒的汉子们，嘴里骂着：和尚！和尚！好像男人们犯了大错。陕北人骂人家和尚，大约是咒人娶不上媳妇，或者断子绝孙的意思。但我一直觉得这句话逻辑上有问题，因为出家当和尚的人是出于信仰，是主动选择没有妻小家室的。而娶不上媳妇则大部分是出于无奈，是没有办法生儿育女。这里面有个精神境界的问题被混淆了，所以我一时还是不能从众人的态度中领会发生的事情。

组长红桩子先还想压住阵，绷着脸说：“悄悄儿（安静的意思），悄悄儿，笑甚哩！”但是看着这一山坡笑倒的人，又看看仍然蒙在鼓里的我，终于也憋不住，对我说了一声：“好饿（我）个你哩！”和众人一起笑倒尘埃。

我终于恍然大悟。在我的人生经验里，从来没有碰上过如此尴尬的事情。我面红耳赤，张口结舌，真希望黄土山立时三刻裂个缝子，好让我钻进去。幸好这时候送饭的人挑着担子，一摇一晃地出现在小路上，红桩子率领受苦人中几个仁慈点儿的奔向午饭，这才给我解了围。

从此刻骨铭心，对鸡牛猪狗的类似行事均能举一反三，心明眼亮。

一夜，烦躁莫名辗转难眠。夜空晴朗，月到中旬。后半夜，窗纸依旧白花花耀人眼。披衣起坐，无所适从。忽耳有所闻，心有所动，屏息静听时脑畔飒飒作响，似风过竹林而清奇诡谲，如雨洒荷塘更生动神妙，渐渐由远而近，徘徊反复，先寻寻觅觅，后愈发密集，不多时竟觉六合充溢，近在咫尺。然环顾左右，除身边朵朵、毛毛两位姐姐酣睡沉沉，惟一窗明月流泻如水。

忐忑难耐，捻破窗纸凝神向外张望时，不觉目瞪口呆，心旌摇荡。

对面山上一群狗，足足有50条以上的狗，正静悄悄在银色月光下散步。这回我一眼看出，这集体散步的性质和传种接代有关。如风如雨之声竟是狗们的脚步。灿烂的星月之光下，狗的队伍显然正在不断扩大。新来的无声加入，如先前的一样静静地走，先三五成群，摩肩接踵，渐渐耳鬓厮磨，成对成双。整个队伍首尾相衔，似漫无目的，细细推敲，又分明是一场规矩华丽的爱情圆舞。只见狗们的眼睛闪闪烁烁，愉快而激动。它们的步子始终镇定，队伍始终有秩序。干燥黄土正在狗脚下发出沙沙天籁。黄土山在夜空中形成巨大剪影，酷像舞台上的布景。在神秘的表演气氛中，狗们都面露庄严进入冥想，虽与我隔山相望，却高傲地沉浸在一个视我为另类的，不可知的世界里。

我被深深震撼，一股强大的力量从宇宙深处，飞越日月星辰，飞越五湖四海，越过我至今建立起来的一切审视和分析生活的方法，不远万里地撞击着我要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的愿望。眼前这一群眼睛亮闪闪，正在发情的狗，使我惊异莫名，使我在那个高尚的革命愿望之外，对自然和宿命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敬畏。这种感觉以后我还多次产生过，如面临一个垂死的病人，看到一件出神入化的艺术品或者美丽得吓人的自然风光。最使我惊奇的是，我发现这种庄严伟大的情感竟然和任何高尚的革命愿望无关。我相信，大自然是在这个春末夏初，差遣了这群眼睛亮闪闪的狗，向我首次昭示庄严。直到今天，我一想起这个夜晚，想起如昼月光下目光如炬的狗群，就禁不住喉头发紧，汗毛倒竖，就进入一种不能自禁的对大自然的崇拜。

我和狗都正入神，忽然村里传来嘈杂的人声和什物碰撞的声音。看样子有人像我一样发现了狗们的行动。他们弄出种种声音把狗驱散。受了惊扰的狗群很快从我的视线里消失了。不知它们是换了地方还是真的被人们躯散。一直到天亮，四下里老有狗在狺狺地叫，使这天清晨怪异而不安。整个白天没有人提这事，当然也没有人出来对昨晚的驱散事件负责。我非常想问问除了我还有谁看见了昨晚对面山上狗们的行事，而且十分想问那些半夜大动干戈的人为什么要将它们驱散。但我记住了上次的教训，所以像人民大众一样成熟地守口如瓶。

时间长了，对这类事儿我也没了问的兴趣，因为在这个不止草木萌动而是许多东西都在萌动的春末夏初，我见到太多畜牲们的类似行事，以及人们反复演出的驱散事件，所谓司空见惯是也。有一次，我竟完全像个当地婆姨一样，下意识地对一只正在踩蛋的公鸡大骂“和尚”！还如临大敌地高举起双手作威吓状。站在母鸡身上雄纠纠的大公鸡着实受了惊吓，落荒而去。之后当我悠悠地意识到什么时，很为自己的举止也变得那么滑稽和没来由而惊异。

人的记忆是最不可靠的东西之一。最近，一起插队的北京知青聚会。大家对当年事情的记忆简直是南辕北辙，相差千里。他们说我曾经在杨家湾引娃娃，就是带一些学龄前的儿童，让他们的母亲可以无牵挂地上山受苦。我说我完全不记得了。但是现在我想起来是有这事，因为要不然我记忆里的以下这件也是发生在春末夏初的故事就失去线索了：有一个男娃和一个女娃，都是四五岁的样子吧。有一天我带他们和一群娃娃出去散步，忽然发现这两个娃娃不见了。我在一个僻静的角落里找到他们，我再也想不到他们会在做这样的事！他们竟然在仔细观察，然后抚摸对方的生殖器！显然对它们的截然不同十分好奇。好在农村小孩子惯穿的开裆裤，使他们的举动保住了起码的雅观。这时候的我虽然已经成熟老练了许多，但对眼前的事情仍然大紧张起来。我真拿不准自己是应该呵斥他们，还是上演一次驱散事件。但最后还是决定不动声色的好。

我联想起一些事情。好几次我和娃娃们散步，碰上过村里无聊男人，他们往往会脸上带着粘糊糊的表情问：“娃娃，夜里你妈在上面还是你大在上面？”

对他们问完后满脸的得意和愉悦，娃娃们大多能够老练而镇静地开口就骂：“和尚！”比我的反应准确迅速得多。

这使我逐渐明白了一个事实：村里的成年夫妇和他们的未成年子女自古以来从不分室而居。所以这些屁大的孩子从记事起就耳濡目染，知道了我们这些城里学生在生理卫生课上勉强了解的那些神秘知识。发生在我眼前的这个惊世骇俗之举，实际上只是男女孩童之间的游戏吧。而所有游戏中的主要成分只是摹仿。

不久，传来一个坏消息，这件事情让我今天想起来还难受万分。我们班一起来插队的同学中，有一个分在另外的生产队。她和外校的一个男生在劳动和生活中发生了感情，所谓感情充其量是拉拉手，亲亲嘴的事情。但不知道为什么就闹得沸沸扬扬，不晓得哪一级领导还把他们当阶级斗争新动向抓了典型。他们问这个女同学是否和那男生发生过肉体关系，偏这个女同学属于精神世界最纯洁的那种，竟然以为拉手和亲嘴就是肉体关系，懵懵懂懂就说那男生和她发生了肉体关系！结果那男生因此吃了大亏，给当做“流氓”抓到县大狱里。在以后漫长的日子里，男女双方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想，同样的问题如果让我带的这些屁大孩子，甚至让过完了春末夏初的我来回答，一定不会出这种令人痛心的错误。

秋天的时候，我被队里派到公社的水利工地上，是在一个叫李家湾的地方修水电站。我是队里派出的唯一女生，所以和不同队里派出的女劳力住在一起。

原来和这些婆姨女子睡一条炕还不是对我最大的考验。我很快发现在同住的少数几个人中有一种奇怪的关系。她们总是在大家都睡了以后开始不安分。我原以为她们在聊天或讲故事，后来发现她们不只动口还动手。那时我还不知道什么叫同性恋。也不知道人可以同时是同性恋，又是双性恋。所以我虽然被这事搅得心烦意乱，虽然在又一次抓阶级斗争的时候，有人把这件事半通不通地汇报上去，说有人搞流氓活动。但由于我已经经历了春末夏初的季节，我现在至少知道它是一种和阶级斗争或者革命理想完全无关的东西。我对前来调查情况的女干部说，女民工干那么重的活，睡觉时已经个个像死人。再说都是女人，耍什么流氓？那个女干部是个回乡知青，脸嫩得要出水；想必是属于精神世界纯洁的一类，听了我的话遂羞得满脸通红，无言而去。

但是我以最快的速度，很坚决地换了一个窑洞住，而且对那些女人说她们必须收敛，必须避人！

她们故意装糊涂，乜斜着眼睛问我：“咋了？”

我强硬地说：“不咋，畜牲可以不避人，你们得避！”

说这话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成熟得简直像她们的妈。

不过为了避免进一步的尴尬，趁她们还在我的复杂逻辑中打转转儿的时候，我赶紧拔脚而去。

春末夏初真是一个深刻的季节。当我穿行其中，终于走完这个季节的时候，我成了一个复杂的人。我的精神世界不再洁白如雪。但我却更加镇定、老练和有力量，或者套用海德格尔的话，更加“诗意地生活在大地上”。

但是30年过去了，无论怎样镇定或者诗意，我至今没有勇气再回杨家湾，因为我不知道怎样面对现在大概已经做了祖母的三娃。这件事情对我们这些当年动手打人的人来说显然是没有权利要求宽恕的，甚至没有权利再在三娃的面前提起。它只能永远留在我们自己心上，它只应该在那里永远不愈合，永远疼痛。深夜醒来，我又常常暗自庆幸，这伤口幸好没有留在脸上，因为它是一个永远抹不去的羞耻标记。

当我纯洁，或者说智力有障碍的时候，我像魔鬼一样伤害别人，现在我有了一颗平常心，成熟得像人家的妈，受益的却只是自己。

还有人说命运是公平的么？

注释

①中农、上中农、富农和地主都是相对于贫下中农的高成分。

②毛泽东语录：“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③一种笨重的翻地工具。在陕北，平一点的地由牛拉犁耕，小块或者山地由人用老镢翻，翻完或者犁完的地就可以播种了。

24.在那遥远的地方，有四个好汉子

虽忍痛说出豪言壮语，心却为深沉的失望所苦。

——《失乐园》9页

据说黄土高原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居住，但杨家湾一带的人大都只有三四代在这里定居的历史，细问问，大家都是“上头”下来的。所谓上头，就是绥德、米脂、佳县、榆林一带，靠近长城边。

与陕西中部的八百里秦川比较，陕北这地方自古以来并不适宜居住。听说在汉朝以前，这里的绵绵黄土还是由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覆盖着。“十五英寸等雨线”①经过陕西最北部，也就是黄土高原的最北部，将北方的游牧民族与中原的古老农业文明在这里划分开来。秦始皇鬼使神差地沿这条线修起了长城。这样，长城脚下就有了戍边的军人。年深日久，这些为皇帝和朝廷守边疆的人在这里落地生根，繁衍后代。他们不仅凭借长城，将剽悍的北方游牧民族阻隔在毛乌素沙漠和阴山之间，更在生产生活和通商贸易中，使各民族间的文化和人种在这里交汇融合。与此同时，东部的黄河将中原与这块土地相对隔离，使它的风土人情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糅合了更多来自西北异域的品质和风格。这股西北来风，在吹入黄土高原之前，就已经是一种混合体。它起于北方民族骁勇善战的马上生活，挟带着血污腥膻。在遭到长城的阻隔之后，便沿长城西去。遥远的地中海波涛使这股西北来风湿润温柔，流连往返。但最终，它还是回过头来，沿和平的丝绸之路，经新疆、宁夏、甘肃一路低吟浅唱再回到黄土高原。以我浅薄的文史知识，我相信这确实是在历史上发生过的一幕。

第一次听陕北民歌《兰花花》的时候，我曾被特别地震撼过。第一段歌词比较平稳和熟悉：“五谷里那个田苗子数上高梁高，三十一省的女儿哟，就数兰花花好。正月里说媒二月里定，三月里交大钱四月里还。兰花花下轿来东望西照。瞧见周家的猴老子好像一座坟。”接下来说兰花花有个情哥哥，没嫁成情哥哥，嫁了个害痨病的人。婚姻不如意当然满怀幽怨，曲调难免凄凉委婉。没想到这以后，原来还在人们常识和意料之中的凄婉情绪忽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这个三十一省最好的女子兰花花，隔山吼喊给情哥哥的是这样一个无法无天的蓄谋杀人计划：先在饭食里下毒毒死公公，再亲手杀死丈夫。不仅如此，兰花花在接下来的歌词里幻想自己已经得了手，她咬牙切齿地对自己丈夫唱到：“叫你死来你就死，你前晌死，后晌我膈夹包包跟上情哥哥走。”如此理直气壮的婚外恋，如此惊心动魄的杀人预谋．如此这般大声大气地吼喊出来，显见和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中原儒家文化联系甚少。

杨家湾有四兄弟：大汉、二汉、三汉和四汉，四兄弟都身材魁梧，高额头大眼睛，是杨家湾里的漂亮男人。杨家湾的男人好看，这是我们一进村就发现的事情。我老想，说不定他们的祖先都是些戍边的军户，更说不定他们的脉管里真的流着匈奴单于、蒙古王爷或者突厥公主、回鹘女郎甚至阿拉伯美人儿的血呢。

没想到，这种历史遐想中的浪漫色彩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丧失殆尽，这以后的很长时期，我陷在一种悲观主义中。

大汉是延长油矿的工人。延长这地方历史上就出石油和煤炭，中国的第一口石油井就打在这里。杨家湾的人谁能不上山受苦，而是到油矿上当工人，就是最体面的人物。大汉是村里唯一有这好命的一个。

但是我们到杨家湾的时候大汉却因为这好命而坐了牢，说是因为在矿上参加“文革”武斗打死了人。问起怎样打死人的，没有人能说得清。但是只要谈起大汉，杨家湾人都会露出敬佩的神色：“大汉？那人能行！残得很哩！（这个残忍、残酷的残字用在这里，并不如字面上只有贬义。而是说到做到，果断坚定，大义凛然的意思。）他领几十号人，胳膊上都系红带带，手里提根棍。油罐车顶上坐满，在这川里面忽隆隆上去，忽隆隆下来，威风得不能。”只有他大（爸）他妈提起他叹气，说是不如当初在窑里受苦。

二汉有病，年轻轻地不知怎样就得了慢性肝炎。他的面孔总是蜡黄，但是病中的英俊男子似乎更让人动恻隐之心。每次见到他我都想起《水浒》中那些落草的受难英雄，比如病关索杨雄或者病大虫什么的。他常蹲在自家涧畔上默默瞭望远山。时间长到我开始幻想二汉早晚会化成一尊雕像，这雕像可以命名倔强，也可以命名无望。每逢我沉入冥想的时候，二汉往往很配合我，他一动不动地蹲着，只有两只眼睛犀利有神，使我觉得对面山上的黄土已经被他的眼睛挖出了一对又一对的窟窿。他有文化，先当了几年的民办教师，听说是很不错的教师，很努力，有希望转成公办教师来的，后来得了病就只好收拾行李回村来。他病，自然和我们一起上山受苦的时候不多。加上他待人冷淡而高傲，笑容和话都少。有一次他病得厉害，呕血不止。家人一大早张罗着往公社医院送。三汉和四汉慌慌地套了驴车，从窑洞里把他抱出来。二汉的肚子又大又圆，胀满了水，已经走不了路，但是神志很清醒。他对哭哭啼啼的婆姨厉声说：“哭甚哩！悄悄儿！”婆姨面无人色地住了声。他大他妈慌慌张张跑来，两人心急气短，哆嗦得话不成声。围在近旁的兄弟子侄、嫂子、弟媳妇们虽然有一大堆，但一个个方寸大乱。二汉的脸上只管淡淡的，眼睛里干燥无光，一头乱发被呕出的血凝住，像个扁平的帽壳奇怪地戴在头上，看他的肤色，也已经像黄土一样松散黯淡，那样子竟已是身心俱死。谁也没想到他的病情还会好转，三几日，二汉又回到村里，又蹲在自家涧畔上遥望远山。只是大家这回都知道他得了肝上的病，传染。所以他的口子更冷清些。

有一天傍晚，我路过他家，远远看见他又蹲在涧畔上。正在我琢磨今天这个姿势应该叫倔强还是无望的时候，我听见他婆姨在窑里喊他进去吃饭，他明明听见了，就是不做声。一会儿，暮色中一个男娃磨磨蹭蹭走近他，嗫嚅不清地央告着：“大，回窑……吃饭……”二汉抱住那小身影，用自己的衣服紧紧裹住他，两个身影变成了一个，父子两个都不做声，婆姨也没声响，连烧火的风箱也停了，窑里窑外一片寂静。

我心里一阵难过，为这婆姨娃娃将来的无靠，更为这五尺高汉子现在的无奈。但不知怎么一来，我在难过中又有了一种欢快，和二汉比较，我觉得自己从哪方面来说都是一个太走运的人。虽然我知道看人家受苦时这样想实在不怎么样，但我就是没办法不这样想。先为自己原来的不知足而出了一身冷汗，又由于自己的幸运高兴得出了一身热汗。寒热往来的，第二天竟然抱病不起床，自己给自己免出一天工。懒懒地躺在炕上时，我又想到二汉一向的冷漠和高傲，而且觉得他这种态度很对头。因为一千个见过二汉的人一定有一千个像我这样，在怜悯之外更多是庆幸。二汉难道不应该对报有这种想法的人表示轻蔑和决绝吗？细细想来，我也许是从那个懒懒地躺在炕上的时刻起，下决心不管今后碰到什么事情，绝不抱怨命运对我不公。因为用这种庆幸的自私心理分析了二汉处境，才叫我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不幸。

二汉的婆姨高个子，是个爽快利落、干净大方的人。我曾经满怀同情地问她，二汉这么年轻就病得这样子，“你熬煎不？”她想了想，对我说：“罢！（就是不的意思）”我又问：“咋不熬煎哩？”她回答得更快，因为胸有成竹，所以还是一个雄辩的反问句：“哪辈子没有这样人呢？”我小小地吃了一惊，没想到一个陕北乡下女子，能够从这样横贯古今、俯视人生的角度理解自己的命运。我一时很为二汉欣慰，他婆姨有如此坚定的信念，他应算是终身有靠了。

三汉是好看的四兄弟中最好看的一个。健壮挺拔，筋骨匀称。面孔稍显黧黑但肤色油亮。他一笑就露出虎牙，由于他太爱笑，我很容易地发现他有一口在当地人中少见的、洁白整齐的牙齿。

这年春旱，一冬天雪少。立了春，又是一点一滴的雨雪没落。快到播种的时候，地里干得冒烟。于得冒烟并不是一个比喻，而是一阵风来，把田里的黄尘刮起，真的冒起一阵黄烟儿。我们这时候已经很有点劳动人民的感情，真为播不下种子，或者耽误了农时而发愁。可村里其他人好像都没有我们知识青年愁得厉害，他们每天照常上山去犁那些冒烟儿的地。眼见得节气就剩两三天了，村里人还是照样。我沉不住气，很想找人间问。这几天上山受苦，我和一头牛分给三汉，我牵牛，牛拉犁，三汉赶牛和我。犁一天冒烟儿的地，三汉挣十二分，是最好的劳力才能挣的最高分。牛挣一顿草料和两把黑豆，我挣三汉的一半不到：四分半。我们三个当时一定都觉得挺公平，因为我们相处得很融洽。歇歇儿的时候，我问三汉老不下雨怎么办，他露出一对虎牙，暧昧地笑着说：“他下呀，他下呀。”这个“他”显然是指老天爷吧，可三汉怎么知道老天爷下不下雨呢？再问也问不出第二句话来。这天夜里，当真就下了一场透透儿的雨。第二天起，全村人上山下川摸爬滚打，把种子全种下了地。等喘过气儿来，我又去问三汉：“你咋知道会下雨？”他一下没明白，问我：“我咋知道会下雨？”我说：“你说他下呀，他下呀，他咋果然就下了呢？”这回三汉听明白了，虎牙又露出来，红着脸说：“球实哩，我知道个球实哩，我只知道老天爷不能把人往死里饿哇，他不下咋？他得下哩嘛！”我为三汉这超级智慧而目瞪口呆，一时有又点儿拿不准这到底是不是智慧。就像我后来又有点儿拿不准二汉婆姨说“哪辈子没有这样人”的时候，到底是信念坚定还是痛苦太多以后的麻木一样。但有一点我会意出来了：乐天知命是一种品质，是牛产方式落后和命运悲惨的人们的特征。渊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这种东西最有利于安定团结。中国老百姓因此成为世界上最安分守己，最热爱和平的人民。

天天在山上受苦，我们开始讨论什么是最难受的苦。三汉说是伏天在川里锄最后一茬玉米。因为川里本来没有山上风凉，又是一年中的最热季节，一人高的玉米像一顶密不透风的帐子，玉米扬的花落在身上，出汗时特别刺痒难耐。四汉却说是收秋，因为要往窑里“捍”。陕北人将担、扛、背、驮总称为一个“捍”字是有道理的。因为没有大牲口，毛驴车也舍不得用，我们这地方一年收下来的所有粮食：粱、麦、菽、黍都要凭一条绳子和人的肩膀往回运。山陡路远，运粮食的具体姿势常常多变。所以略去担扛背驮的分类，总称为“捍”，意为不拘小节地带回来，是很省事又准确传神的。三汉和四汉一开始各执己见，后来我注意到，四汉抿抿嘴不做声了，看样子是习惯让着三汉的。四汉比哥哥们还忠厚老实，是四兄弟中唯一没有成家的一个。

秋后听说家里给四汉说亲了，四汉不愿意，因为开始征兵了，四汉想去当兵。三汉是民兵连长，当然也给弟弟使劲儿。但是不知为什么杨家湾一个青年也没当上兵，三汉和四汉那一段垂头丧气的，村里少了许多笑闹声。

四汉不久结婚了，听说女方原来是他中学同学。四汉结婚时，我们知识青年都去串门。那天四汉脸上冷冷的。我先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我们知青中有一个人说了一些要扎根农村，好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话。四汉听了竟然激动得红了脸。我不喜欢讲话那人，也不喜欢他讲的这番话。此时看四汉的神色，就幸灾乐祸地凑上去问：“咋？说得不对？”四汉说：“说得对！可说这些管甚哩，迟早你们是个走，甚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哩。”我碰了一鼻子灰，没有再说什么。当时我虽然不喜欢有人来不来就念扎根经，但也确实没有想到走，我好像在潜意识里已经接受了上山下乡的安排，并且把改造农村的落后面貌当成今后的革命目标。所以对四汉的说法也不以为然，认为是他没有当上兵，心里不高兴，所以改变了往日忠厚老实与人无争的禀性。可是不知怎么又想起了另一件四汉发火的事情。

收获的季节，我们从山上“捍”谷子回来。一条手指粗的绳子的中间部分用来捆谷子，两头剩余部分挽成两个圈圈，套进人的肩膀，使谷子和人联成一体，或者说是让谷子长上两条人腿，人和谷子一同走回家。山高路远，进村的时候，天已经擦黑，朵朵、毛毛和我以及三捆谷子走到场院的时候，我发现朵朵开始以一种怪里怪气的姿势晃动肩膀。我愣了一下，随即明白她是没有力气把肩膀从圈圈里挣脱出来了。我想上前帮她…把，但是发现自己双手和双肩也都麻木得不能动。毛毛一定也和我们处在相同的境地，因为她一屁股坐在地上，好容易才从那一大捆谷子中脱身，我和朵朵恍然大悟，嘻嘻哈哈正准备照章办理。只听得背后有人凶巴巴地说：“操心！闪了腰！”我和朵朵肩上同时伸过一双手，每只手一边使了一点向上提的劲儿，那点儿劲别提多合适多妥帖了，使我和朵朵一齐卸下了肩头的千斤重担（显然千斤不是事实而只是比喻）。帮忙的是四汉。我们想道谢，只听得四汉更凶狠地说：“瞎球实闹！一群女子，何苦来受这苦！”说完，自管自走掉了。天已经黑，看不清四汉的表情，但他的口气简直要把我们一日吃掉。真不知道他的火气从何而来。这里是贫困的地方，土地贫瘠，单位粮食产量一直在一两百斤。现在每个百十人的村子里凭空来了十几号大男大女，我第一次想到，也许这里的人并不欢迎我们？看样子，不管我们怎样想，怎样说，在他们眼里，我们和他们不是一回事。

这年冬天大汉也从监狱里放回来，说是保外就医。因是戴罪之人，大汉很少走下自家的涧畔，远远地望着大家，他果然是一脸刚毅，神情中有一种优越和隔膜，大概不是因为打死过人，而是曾经拥有一段与众不同的生活吧。

大年初一早上，四兄弟齐刷刷从村中走过，大约是给父母拜年。走到与我们知青窑洞一沟之隔的他们父母窑跟前，他们大出来迎。我才发现四兄弟的父亲并不太老，虽然腰微微地弯了，但仍然是个健壮男人。这汉子脸上现出感动的样子，一家人大约很难这样凑在一起。五个魁伟男人站在村子里，不知怎样就聚起了一股雄浑之气，四周的山都矮小了许多似的。我正在这样看着他们时，心里忽然出现了一个怪念头。我对自己说，如果他们之中有一个回头看我，我从此把他们当亲戚或者可以信任的人，把杨家湾当亲戚或者可以信任的地方。如果没有人回头，就从此井水不犯河水，熄灭自己进入杨家湾人生活的念头。我敢肯定，他们感到了我的目光，但从始至终，没有人回头。

我就是在这一刻感到了悲观和虚无。无论对别人接受再教育的哗众取宠还是对自己改造农村落后面貌的真诚都大感失望，一堵高墙升起在现实和我的理想之间，身处其中的杨家湾一下子遥远得只可望而不可及，轻盈得可以随风而去。

听说杨家湾现在已经很富了，那整条川地底下发现了更多的石油，油矿打井，付给农民许多钱，农民拿了钱，没了地，所以许多人已经不种地了。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做了一个梦，梦见我们当年被玉米花子闹得心烦意乱的地方现在都树立着采油树了。四汉说过，“迟早你们是个走”，他说对了，当年的知识青年中没有一个人留下来。梦里我没有见到四个汉子，实际上我已经记不太清他们的样子。但我当然是应该梦见他们的，当年他们像商量好了似的没有一个人回头看我，对我是太大的恩惠，至少使我知道井水河水确实是不一样的水，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有难以测量的距离，使我在热情狂热的革命年代少走了许多弯路。

杨家湾，你为何始终这样轻盈、遥远？

四好汉，你们的儿子孙子现在还像你们一样，想离开这个遥远的村庄么？

注释

①十五英寸等雨线是一条假想的线。国际史学界一些学者用它来说明地域降雨量与原始生产方式的关系。这条线从中国的东南走向西北，线之东南平均年降雨至少有15英寸。参见黄仁宇著《中国大历史》第三章第25页，三联书店1997年5月北京第1版。

25.没有家的日子

他的话使他们枯萎的意兴重振，凋零的希望复苏。

——《失乐园》230页

1970年冬天，当我和朵朵在生产队请准假回到北京城的时候，我们已经没有家了。一家九口，爸妈和在清华读书的二哥猛猛三个住监狱，朵朵、我还有弟弟了了三个下乡插队，大哥、大姐和二姐三个在外地工厂做工。是个整齐的无家三三制。组织上的说法是：北京没有人，所以不必再安个家嘛。所以，有没有家完全听从革命的安排。

毛毛说，住我们家吧。毛毛说的家不是原来中南海里的家了。邓小平夫妇此时被隔离。但是他们家里有个奶奶。这个老太太既不能上山下乡，不好去工厂做工，也不合适安排到监狱里去。所以，中央办公厅给他们在宣武门外找了两间平房，让老太太住下来。

奶奶精神矍铄，面孔和善，一看就是个勤劳俭朴的人。对我们来说奶奶家里永远有干净的床铺和热腾腾的饭菜。推门进去或开门出来，身前身后永远是奶奶善良安静的眼睛。尤其奶奶做的四川菜在我们来说是世上无双的美味佳肴。住在这里会忘记外面的寒冷和动荡，因为奶奶脸上总有压倒一切的气定神安。宣武门外方壶斋里两间温暖如春的小平房，在中国最乱的时期之一，在我们没有家的日子里，带给我们的安慰和镇定使我终身难忘。一个像奶奶如此善纯淳朴的人有这样大的精神力量，也是我终生需要认识和理解的事情。

那时候在和平里住宅区有一幢五层居民楼，附近的人都叫它“黑帮”楼。因这里住着一些“黑帮”的家属而得名。所谓黑帮，不是指我们现在说的杀人放火走私贩毒的黑社会帮派组织，而是那个年代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别称。住在“黑帮”楼里的孩子，和我们年龄情况大致相同，不同的是，他们尚有一些原因使革命给他们在北京城里留下一个落脚之处，而不像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在这里有家。这个地方很热情而自然地接待了我们。

我们的真正基地是林枫①的儿女们的家。林家住三层，同一个门洞里的五层是乌兰夫②的儿女们的家。一两家鸡犬相闻，高兴时两家加上两家儿女们的朋友统统合成一家，一个锅里吃饭，一个盆里喝汤。很多时候计划赶不上变化，饭刚做熟，一大帮客人拥进门。主人头皮发乍，但绝没有把人饿着的事情发生。“黑帮”楼里最经常的饭菜品种是炸酱面，面条可以随时下锅，炸酱可以随时加盐。大家公认当年在“黑帮”楼里吃过的咸得发苦的炸酱面是最令人回味的。

经常在这里出入的孩子都是家里有“问题”的，他们的父亲都是当时一些最著名的“走资派”：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薄一波、罗瑞卿、杨尚昆、吕正操等等。这些孩子们当时都是15岁到18岁的样子。在一起过着共产主义的生活。尤其是林枫的女儿林京京，当时只有十六七岁，带着九岁的妹妹，靠着每人每月25元的生活费过日子，这种“黑帮”子女领的生活费是由国务院管理局从父母冻结的工资里扣出来的。京京还要定时去看关在少管所里的，此时害着严重肺病的哥哥林炎志。提到这个少管所还得提上两句，少管所在北京西苑，全名叫北京少年犯管理教育所。不知这个机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文革”中这里成了关“黑帮”子女的地方。据我知道，先后在这里关过的人有许多，年龄最大的是文化名人邹韬奋先生的儿子、叶剑英元帅的女婿、曾当过国务院副总理的邹家华。

京京的家，是所有没有家或者有家而不愿意回家的“黑帮”子女的乐园。不知道她操持家务的本领是从哪里学来，反正只要进了她的门，她就有本领让你吃饱喝足，抽烟的人还可以找到不错的烟抽。但你要以为她是个只会操持家务的温柔女孩就大错特错了。京京更多时候是个琴心剑胆，义薄云天的女侠形象。

“文革”时，走资派是第一专政对象，这个楼里的“黑帮子弟”自然是管片儿民警第一注意的地方。凭良心说，管这片的民警是个相貌挺不错的人，皮肤白皙，五官端正。只因为下巴较长，就被我们起了外号叫“手枪枪儿”。手枪枪儿有事没事的，老到京京家来。看到他不顺眼的，或者面孔生的人就带到派出所去问话。想来他没有真正为难过我们，顶多是带去问问话，又放回来。有时他还会问问这些孩子们的爸妈的情况，满足他的好奇心。我们虽然并不真正怕他，但是却很讨厌他，因为他老是显得很无聊，让我们觉得他来，或者带人走，仅仅是因为他很寂寞。所以，我们尽量躲着他。有一次他来查夜，警察来查夜都是深夜两三点钟，人们睡得最沉的时候。听见敲门声，京京一个鲤鱼打挺儿从床上跳起来，一把把睡在同一张床上的我拖到地上，还没等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三把两把把我搡到一个离地一人多高的顶柜里去，又扔上来一个大包袱把我遮住，然后随手把柜门关上。前后只有一两分钟。等我惊魂稍定，京京已经开开门了。我第一次经历这种事情，心里非常紧张，大包袱更挤得我喘不出气来。但我依稀听到京京和他们说话，镇定安详，应对有度。临走好像还说说笑笑起来。但是也有叫手枪把儿得了手的时候。有一次我们正吃饭，手枪把儿上来非要把一个比我们年龄都小的叫席修明的男孩子带走。说起来也怪，修明可不是“黑帮”子弟，他爸爸在中共中央联络部工作。有共产党国家的重要领袖来华，比如胡志明等人，修明的爸爸都出来陪，报纸上经常可以看到修明爸爸的名字。但不知道修明为什么老往我们堆儿里混。京京说他，人家没家住，没饭吃的人才来我们这儿。你老爸又不是“黑帮”，你有吃有住，干吗老在这儿混？修明不管，有机会就来。他觉得我们这里没有父母管，好玩儿。这天手枪把儿不知怎么看修明不顺眼，非要带他去问话，因为修明的爸爸仍是革命干部，所以他被警察带走大家都不真正紧张。京京更是虚张声势地在凉台上冲手枪把儿大喊：“你可看好了这小子，腿儿快着呐，溜了你可再找不着。”手枪把儿原来走在修明前面，听了这话赶紧走到修明后面去，我们则都在楼上笑得肚子疼。我们饭还没吃完，修明回来了。果然进了派出所，手枪把儿第一句话就问，你爸是谁？修明扔一张当天的《人民日报》过去，指着一则胡志明访华的消息，用当年很流行的短句式说：“自己找，我爸，姓席的。”手枪把儿在《人民日报》上找到了修明爸爸的名字，只好放修明回来。临走他也用短句式跟修明说，“别跟他们混，回家，听我的，没错儿。”后来见不到手枪把儿的面了，听说他去参加警察合唱团。我们就说手枪把儿不能站第一排，要不指挥一伸胳膊就碰着枪把儿了。现在想起来，手枪把儿不是个坏警察，他挺忠于职守，而且在那个无法无天的年代，他尽量使自己的所有活动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

我们没有家，除了在京京家落脚之外，还到别人家里去玩。有一次，我到刘少奇儿女们的家去玩。他们家在北京站附近一个新建的高层建筑的十几层楼上，在当时算是很漂亮了，不仅房间布局合理，他们的房子里还有非常贵重的家具，听说是他们外婆的，由于是私人所有，所以允许他们带出来。那一天停电，电梯停开，我兴致不减地拾数百级而上，敲门进去，像进入了什么漂亮宫殿一般。记得那天他们家大姐爱琴，还有园园、婷婷、小小、爱琴姐姐的儿子索索都在。他们作为主人亲切周到，但我总觉得他们有点心不在焉。由于停电，房间里十分冷，一直到吃完晚饭，房间里的照明灯也没有亮。有一会儿不知为什么大家都冷了场，这时我听见窗外一列火车驶过，我忽然觉得这火车很孤独，这么冷的天，它要开到哪里去呢。

园园深深地出了一口气，点亮了几只蜡烛。我们每个人的杯子里都被重新倒满了葡萄酒，空气一下子凝重起来，我预感要发生什么事情了。

园园举起酒杯说：“今天是爸爸的生日，让我们祝爸爸平安。”

我的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儿，吃惊，震动，还是感动，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园园又说了一句话：“爸爸是革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这句话对我来说更如五雷轰顶。

自从三年前，“文革”刚刚开始的那个早春，我在落日前作出那个寒冷的决定：与爸爸以及一切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划清界线以来，我从没有想过走出这条思路。尽管身边发生的“文革”事件已经越来越血腥，越来越滑稽，完全像一个恐怖笑话。但是我除了让自己尽量去理解它们之外，没有作过任何别的尝试。园园的话使我如梦方醒，或者简直是汗毛倒竖！我第一次想到可以从完全不同的角度去理解所有事情。当然对我来说这中间还有很多的障碍，但我觉得从听到这句话起自己已经完全不同，心头放下了一副千斤重担，一股温暖的东西回到我的血液里。

从刘家告辞出来，夜已经很深。我的头脑仍然在轰轰作响，脚底下轻飘飘的，我惊异自己何以受到这样强烈的震动。一时间我不想回到任何地方去，只想在寒冷的空气中多停留一会儿。我走到台基厂附近的时候，忽然看到一栋洋房窗户里的灯光，透过院落中密密匝匝的树枝，和一道矮墙，那灯光如此温馨又如此熟悉。我痴痴地看着它，忽然极其清晰地想起南池子我们那个温暖的家，想起我们家的院子和窗户。由此又想起音信全无的爸妈，想起了在学校里忽然失踪的猛猛哥哥和四散的兄弟姐妹。在这夜深人静时我泪流满面，充分体会到在万籁俱寂时分痛哭流涕有多么舒畅。三年来，我第一次为自己和自己失去的东西哭泣。我摸摸脸颊上冰冷的泪水，心中却倍感温暖。我又想起冰雪女王的童话故事。当她被人类之爱感动得流下眼泪的时候，她的冰雪心脏就融化了。我觉得自己就像融化的冰雪女王，眼泪流下来，可心是温暖的。更重要的是我忽然明白从今往后我又可以听从自己良知的召唤，不必让那些僵硬冰冷的逻辑强迫自己。想到我的爸妈不一定是坏人，我的家根本不该失去，或者至少我有权利为我失去的东西难过，而不是和众人一起高呼“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的时候，我的心里真是充满了天大的欢喜。

回到京京家已经很晚。京京给我开门的时候问：怎么这么晚？我愣了一下，觉得自己不该这么晚还来打搅她。京京看我的样子，赶紧说：我没睡，我是说这么晚了才来……我进去，为京京的体贴感动。京京给我拧了个手巾擦脸，我才知道我的眼泪竟然一路未干。

园园说：“今天是爸爸的生日，让我们祝爸爸平安。”

可就在他说这话的时候，他们的爸爸已经不在人世了。

一年以前，1969年11月12日，国家主席刘少奇在自己还有12天就过71岁生日的时候，在河南开封孤独地离开了这个无法无天的世界。临终前，他靠鼻饲维持生命已近一年。他的糖尿病、高血压、肺炎等严重疾病从未得到认真的治疗。仅仅是为了给中共九大留一个活靶子，才将他几次从濒临死亡中抢救过来。1968年11月24日是刘少奇的70岁生日，专案组破例给他听了一次广播，让他知道，为九大作准备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把他定为“叛徒、内奸、工贼”，决定将1921年入党的他，永远开除出党。五个月后召开的中共九大，林彪被指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刘少奇是在1969年10月17日由于林彪的一号手令③被送往河南开封的。他是在离开北京一个多月以后，在完全失去自由和一切人的基本权利的情况下，在知道自己被永远开除出党之后一年零十二天以后去世的。死后立即秘密火化，骨灰存放单上都不能使用自己的姓名。

园园还说：“人民不会忘记他。”园园没想到，这话不仅说对了，还无意中唤醒了我的良知，让我从此可以按照常人的逻辑来计较得失。这一点，他恐怕到今天都不知情。

注释

①林枫(1906-1977)，原名郑凌风。黑龙江望奎人。曾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主席等职务。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总论、人物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

②乌兰夫(1906-1988)，又名云泽，蒙古族。曾任中共八届政治局候补委员，十一、十二届政治局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家副主席等职务。参见《同上》。

③1969年10月17日林彪在苏州作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这个指示被当时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长黄永胜等人以“林副主席第一号命令”名义下发，引起全国震动。参见《20世纪中国全纪录》，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年1月第2版939页。

26.九·一三？九·一三！

地狱的人数满时就将它永远关闭。同时要火烧这个世界，从它的灰烬中造出新的天地……

——《失乐园》105页

毛泽东亲手点燃的“文革”烈火此时已经燎原。不仅燎原，很快还要燎到他这个点火人的胡子眉毛。

1969年举行的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把林彪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并且堂而皇之地写进从此不再堂皇的党章。在大会通过主席团名单的时候，毛泽东突然说：“我推举林彪同志当主席。”林彪马上惊慌地站起来大声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毛泽东又说：“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副主席，好不好？”林彪连连摆手说：“不好，不好，毛主席当主席，大家同意请举手。”于是，全场立即举起手来。毛泽东看见大家举手，就同意当主席，并提议林彪当副主席，周恩来当秘书长，会上一致通过。接着，林彪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①。康生在介绍新党章的起草和修改时说：把林彪接班人地位写进党章，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以及世界革命的前途和命运的大事。党章总纲中写到，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在这次党代表大会上，大会主席团规定的选举办法为，毛泽东和林彪是“当然候选人”，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和军委办事组的成员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李作鹏、邱会作、温玉成为“一致通过的候选人”。还规定，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提名为九届候选人的，限定为53人。结果，当选的170名中央委员们把林彪的所有亲信，包括他的老婆叶群都选进了中央政治局。

此时，在北京公主坟南边一个叫做什坊院的“文革”监狱里，一群“文革”囚徒正在捧读刊登中共九大消息的报纸。这些人原来都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有些比林彪与毛泽东更亲密，现在却都做了毛泽东的囚徒。24个单独囚室住着24个囚徒，从l号到24号，他们是：陆定一、黄克诚、潭政、彭德怀、孔原、彭真、马明方、王尚荣、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荣高棠、孟用潜、万里、陈克寒、冯基平、罗瑞卿、邓洁、李井泉、赵健民、贺龙、刘仁、陈再道、郑天翔、赵凡和林枫②。

爸爸曾经跟我说过，一直到坐了班房，他还在想这一切是毛主席和林彪对他的误会。就在他日夜冥思苦想毛林为什么会对他产生这么深的误会的时候，九大的消息传进了这个临时监狱，所有的犯人因此而被允许看报纸。爸爸说：“我看到叶群的名字写在中央政治局的名单里，我就想，这些人恐怕要完蛋。”说来奇怪，爸爸的恍然大悟没有因为他的裂骨折筋而发生，没有因为他被装进箩筐，受到惨无人道的批斗而发生，没有因为妻离子散而发生。而当他看到庄严党章上，党的政治局名单上出现林彪叶群的名字的时候，他却想到这些人要完蛋了。是因为这种荒诞喜剧式的神圣结盟已经超出了老爸的想象力？还是因为强奸党意民意的权力交易使他失去耐心？反正从这个时候起，爸爸获得了从不同的角度审视自从“文革”以来发生事情的可能性。在这以后，“文革”囚徒们所能够做的，只是一次再次的目瞪口呆。林彪这些人确实以令全中国、全世界人民震惊的速度和方式完蛋了。

毛林联盟是在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出现了第一条裂痕。一种被普遍认同的说法是：林彪虽然引人注目地当上了接班人，但是也许是毛泽东接受过去的教训，怕给的权力太多，又一次大权旁落，所以，作为第二把手的林彪，从来没有享受到刘少奇当二把手时那么大的权力。加上毛泽东倚重的另一票“文革”人马，江青等人的势力正在一天天扩大，林彪心里越来越没底。所以，林彪的一票人马，在九大以后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过程中一再提出设国家主席的主张，并且要毛泽东任国家主席。毛泽东则连续六次讲不设国家主席而且他本人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话。两下里因此争得脸红脖子粗。林彪本人在这一时期坚决要求毛泽东当国家主席，并且四处游说，不遗余力。毛泽东说不许设国家主席，因为他本人不当。别人，包括林彪当然也不许当。这都是党史上不争的事实。8月25日，庐山开会期间，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和各组组长会上口气坚决地说：“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他还转过脸来对林彪说：“我劝你也别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谁去当！”但问题是林彪从没有明说他坚持要设国家主席是他自己要当。他和毛泽东之间的推推让让，让我又一次想起他俩在九大推举大会主席团主席的时候，争着要当副主席，要对方当主席的事。那一次不管毛泽东是不是真心让林彪当主席，看样子林彪还是真正甘心当副主席的。既然他们之间的类似游戏如此随便，为什么这一次就一定是反过来：林彪假心假意让毛泽东当国家主席，而真心真意自己要当呢？“九·一三”事件后，吴法宪揭发说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叶群对他说过：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同样内容的话也有一位当时江西省的负责人对毛泽东说过，同时提到了叶群说这话的时候有吴法宪在场③。尽管我对伟大领袖毛泽东在政治权力斗争中的警觉性和他作为天才革命家的直觉深信不疑，但是作为一段历史的确认，我总觉得不踏实。叶群虽然是林彪的老婆，是他的办公室主任，也是他的亲密战友，但叶群却不是林彪。林彪虽然已经在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中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虽然林立果在他的羽翼下组建联合舰队，阴谋发动武装政变，谋害毛泽东本人的事，人证物证俱在。但林老虎也不是林彪本人，就算有一张“盼照立果、宇弛同志传达的命令办”的林彪手令。但我总觉得，这整个事件中缺点什么。

也许到今天，人们仍然只能猜想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猜想当年汹涌在这个天才的革命家心中的激情，怎样使他做下了一件又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为他最为信任的林彪，甘心当打鬼的钟馗，而后又选定林彪做他的接班人。刚刚堂而皇之将林彪写进了党章，接班人的儿子却制定了武装政变，并且谋害他的计划，不久，接班人又坐着飞机摔死在国外。毛林联盟从组合到解体的复杂离奇的故事，总使我这个最直接的受害者女儿，在深夜醒来之际感到担心和害怕，我担心在我们那么匆忙地将历史分出是非的时候，是不是遗漏或忘记了什么。这既来源于我对于整个事件缺点什么的感觉，也来源于直到今天，有人把这样一件恐怕连毛泽东本人也后悔万分的事情完全说成是他为中国革命立下的又一巨大功劳。

事实证明我的担心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大约是1988年春天，我写的第一本关于爸爸的书《非凡的年代》出版了。不久，有人传话给我，林豆豆看了我的书，说：点点还小，她写的很多事情都是听大人说的。虽然我听出这话对我未加掩饰的轻蔑，但我同时感觉到，豆豆是在用这样的方式告诉我，她有话对我说。我一时拿不准自己能不能在和林豆豆见面的时候保持镇静，因为按常理，林彪一家怎么也应该算我们家的仇敌了。而且，“九·一三”事件已经过去17年，毛泽东离开人间12年，我爸爸去世也已经10年了。事情过去了这么久，豆豆能告诉我什么呢？我犹豫了很久，后来还是耐不住想和她谈谈的愿望，决定和她联络一下。豆豆在电话里的声音稍显紧张，但是她很迫切地与我约定了谈话的时间。在等待她出现的那个晚上，我发现自己也紧张起来。算起来，我们已经20年没有见面，这20年的时间里，我们两个家庭像处在翘翘板的两端。当林彪在“文革”中步步走上权力的巅峰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在阴谋和痛苦的深渊中挣扎。她的父母和弟弟在温都尔汗机毁人亡则成为我们后来改变命运的原因。听说她在林彪出逃的时候向周恩来报告，才使毛泽东等人在事件发生的当时掌握了基本情况。但对于豆豆来说，她在生死存亡的时刻为什么选择“背叛”？一向柔弱单薄的她，得知家庭成员惨死的消息后怎样理解自己的“背叛”？又怎样熬过至今为止的所有日日夜夜？

我家门上响起小心翼翼的敲门声，门开处，黯淡的灯光下站着一个身材中等的男人。我微微有点吃惊，正待询问，一个瘦削的身影从这人的身后闪出来。一个声音说：“点点，还认识吗？是我。”

这之前我在发愁，见面不知称呼她什么好，因为她在电话里一直用的是化名。而按照20年前的规矩称呼她豆豆姐姐，对我来说又感觉非常的陌生和别扭了。听见她的招呼，看见她与我记忆里的形象相去不远，我觉得自己一下张得开嘴了。我不太费劲地说：“豆豆姐姐，请进。”

第一声招呼打过之后，一切都好像变得容易些了。

豆豆的变化不大，还是那么瘦小，眉眼之间还是那么清楚地告诉别人她是谁的女儿。只是她的衣着和头发在两侧梳成两条长辫子的样子显得有点过时，让我不太舒服地想起六七十年代。我注意到她在走进我家的客厅时，尽量不被人注意地打量各扇门后面的情形，她甚至微微停下脚步屏息静听了一刻，仅仅一刻，但我这小小三室一厅中的所有动静一定已在她的耳中了。

豆豆说：“你写的书我看了。”

我无言，等待她说下去。

“你那时候还小，很多事情你大概都是后来听大人们说的。”

果然和传话人说的几乎一字不差。我仍然无言，等待她入题。

豆豆开始了她的叙说，我尽量不打断她，尽量从她稍显凌乱的话语中摸索着她的思路。

她说：“1965年我们知道上海会议要打倒总长，我们都很吃惊。我们根本不知道。”说林彪后来终于知道了，“心里很难过，还流了泪。很冲动地说要和主席当面谈”。

她说她很怀念我爸爸：“罗总长一直很关心我和我的工作。”说这话时她的语气很真挚。

我问她叶群到杭州找毛泽东告状并带了林彪写给毛的信的事。豆豆说：“叶群办了很多坏事，她不能代表林彪。”还说林彪是“一直信任总长的”。说“总长所以有感觉”是因为“叶群在他们的关系里也起了坏作用”。她还说：“但我们是一直做团结工作的”。后来我发现，豆豆在她的谈话里从头至尾保持了这种风格，一是对某些关键问题不做正面答复，但总能不失时机地明确表示自己的看法。二是使用“我们”这个模糊的人称代词，有时候好像是指她自己，有时候像是在指她和林彪，还有的时候让人觉得是某些神秘的人甚至是某层组织。比如她说到“九·一三”事件的时候，就说“我们对这个事有觉察，就一一找驻地工作人员谈，要他们防范”。我问她：“‘我们’是谁？”她说：“是林办里一些我们平常有相同看法的人，都是有经验的干部。”但是有一点很清楚，这个“我们”里绝不包括叶群，她提到叶群的时候总是非常确实地使用叶群这两个字。而且反复说：“叶群这个人政治品质不好，投机心理强。”

我问她“九·一三”事件是不是她先向周恩来报告的。她说是。我又问为什么。她说林彪是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同时更是个坚定的爱国者，他根本不会同意离开自己的祖国，林彪是被迫登上飞机的。我的脸上一定是露出了不相信这种说法的表情，于是豆豆开始比较连贯地叙述这段往事。

豆豆说，1971年9月12日晚上，为了不引起注意，叶群让她和张清林举行订婚仪式。工作人员都在北戴河中直疗养区的96号楼看电影，林立果从北京带着一架空军的三叉戟飞机来到。豆豆问他北京情况怎样，林立果含糊地说那帮人成不了气候，还告诉豆豆，明早可能飞广州，要她准备一下。豆豆说在这之前，她和老虎谈过一次话，知道他们认为毛泽东南巡以来的形势对林彪非常不利，老虎有到广州，并把林彪和“黄吴李邱”都弄到广州去的想法。豆豆劝他不要这样做，但老虎说，林彪已经时间不多，不被整死也得被拖死。后来林立果自己去了北京，豆豆便和驻地工作人员一一淡活，让他们做好各种防范工作，保护首长的安全。这次豆豆听老虎说要去广州，就知道事情不好。她回去告诉张清林如有人来找，就说她上厕所去了。然后，她跑到离96号楼不太远的8341警卫部队的驻地，对副团长张宏说，林立果要劫持首长飞往广州，要张宏转报中央和周总理。张宏一开始没把她的话当真，以为他们姐弟之间闹意见，还劝了她半天。直到她第二次跑来报告，张宏才半信半疑地要通了当时8341部队长张耀祠的电话。这时候，豆豆已经第三次十万火急地来报告了。豆豆说，为了使叶群和林立果带走林彪的事情不能得逞，我们还向警卫部队提出了具体预防措施：让一辆大卡车把路堵死，或者砍一棵大树把路堵死。先让警卫部队把联峰山④的路封锁，如果还是堵不住就封锁去机场的路。豆豆说，我们的防范措施当时警卫部队的领导都答应了，可是当林立果和叶群把林彪带上车的时候，这些事情都没有人去做，致使林彪的车一直冲到机场。豆豆说，为什么北京迟迟不答复我？为什么他们答应拦截却又不拦截？

豆豆的话使我十分震惊，因为当时我不仅不能接受她对林彪马克思主义者和坚定的爱国者的评价，更无法相信这种我认为根本不合逻辑的说法。作为堂堂全国军队副统帅的林彪，竟会像一个没有行为能力的病弱孩童，“被迫”上飞机。如果这个父亲不愿上飞机，他可以有一百个强于他女儿提出的，又是砍树又是堵车的办法。无论是8341部队，还是他的贴身侍卫们都会毫不犹豫地听从他的指挥。他只要一个眼色或者作出任何一种他正在受到强迫的暗示，就会马上引起警觉，改变局面。历史事实是，林彪自始至终没有这样做。

我注视着面前的豆豆，在叙述中她的脸上很少表现出喜怒哀乐，语气却是肯定和不容质疑的。灯光下，我看见一种坚定的神情在她眼睛里闪烁。我再一次想到豆豆从小在这个阴暗的家庭中表现出来倔强性格，想到叶群和她奇特的母女关系，以及由于她的报告导致“九·一三”事件最后以机毁人亡告终。我想到这所有事件的悲剧性，再一次为豆豆竟然承担起了这一切人世间最难以忍受的痛苦而震惊。她用什么信念才能支持自己的生命？如果没有一种非她存在不可的理由，如果她不是有意无意地进入以上这种认为林彪是一个爱国者，是被迫踏上叛国之路的思维的话，她早就化成灰了吧。

豆豆一生中自杀过三次。

1964年豆豆在北京大学读书，那一年她才20岁，她吃安眠药自杀，被人发现，送到医院抢救过来。这事我们当年就听到过，爸妈议论的时候都说豆豆这孩子需要多关心多爱护。而对于正在努力做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我来说，却是难以理解的。我想不透还有什么事情比做合格接班人更重要，还有什么事情比“离党和人民的要求差得还很远”更使人沮丧。我们那时听到的理由是豆豆和她妈妈的关系不好，后来还听说，豆豆离开学校后进了空军报社当记者，接触部队和基层的革命实践使她进步很快，写出了很好的文章。豆豆刚才说她很怀念爸爸，说爸爸一直关心她和她的工作，不知道是不是就是指的这一段。豆豆告诉过我：林彪对毛泽东的弱点和党内生活的种种不正常是有深刻了解的。她说，1964年除了与叶群的关系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听了林彪一些对毛泽东的议论，一下子觉得不能接受，又万分失望她才吃安眠药轻生。豆豆说，很多最真实和知心的话林彪都和她说，林彪也说过，他只能从豆豆那里听到真话。

豆豆第二次自杀是1968年夏天，这时“文革”已经开始。叶群不知因何大怒之下毒打豆豆，据说把豆豆的头发都扯下来，还在豆豆门前大叫大喊，大骂粗话。听到里面一直没动静，推门进去才知豆豆已经又吃了大量安眠药。据说这次豆豆自杀林彪始终不知道，叶群瞒着。别人也没人敢说。⑤

豆豆那天跟我说：“九·一三”事件之后，她被从北戴河直接转移到北京的玉泉山，接受专案审查。专案组的负责人是谢敬宜。原来还把她当成“九·一三”事件的有功之人，后来就成了“林彪留下的钉子”，待遇越来越坏。她给毛泽东写信，后来周恩来见了她，待遇稍好。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专案组对她的态度再次恶劣起来。“他们想要的东西我不给，我交代的东西他们又不想要，我的日子那一段最难过。”后来我知道，豆豆的第三次自杀就发生在这个时候。豆豆说：“九·一三专案是‘文革’最后一个冤案，牵涉和打击了许多不该牵涉和打击的人。”

我问她现在的情况如何，她说她的关系现在郑州的一个汽车厂里，这次回北京是为了向中央反映情况，并要求回到北京来。能够见到我她很高兴。她还问了我妈妈的情况，并说郝阿姨吃了那么多的苦，应该好好注意身体。她没有让我代问妈妈好，我原来担心她这样做。因为我不会向妈妈提起我见过她的事情，我知道，妈妈一定不高兴我见她，更不要说知道她持有以上令人吃惊的观点了。后来，我隐约向妈妈提起我见过豆豆的事情。还把豆豆那天谈话的主要意思告诉她。原来妈妈从王光美阿姨那里已经听到过类似的消息，豆豆去找光美阿姨，在要求解决自己问题的同时，把自己的一些看法谈出来，光美阿姨大约是觉得这些事情和我们家有关，就告诉了妈妈。我说完了，妈妈问我：“豆豆这是什么意思？”我说：“她的意思是：第一，叶群是坏人，林彪是好人，毛泽东是有缺点的人，尤其她讲爸爸在‘文革．’中受到迫害时，这个观点最鲜明。第二，‘九·一三’事件林彪叛逃是被迫的，是被叶群和林立果挟持走的。第三，‘九·一三’专案的审理是江青等人一手把持的，是‘文革’中又一冤案。”妈妈又问：“你怎么看？”我说：“第三点也许还有点根据。”妈妈说：“连林豆豆都喊冤了，别人该怎么办？”我当然懂得妈妈的意思，她这样说当然有道理。但我又觉得事情绝不仅仅如此。

果然，最近对“九·一三”事件的议论渐渐多起来。不算那些捕风捉影的猎奇说法，以我见到听到的，以当事人或见证人的资格，用严肃的态度来回忆当时事件的观点和文章，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以歌颂立场，将“九·一三”事件作为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立下的伟大功绩。以汪东兴撰写的回忆录《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还有张耀祠等人的回忆录等为代表。第二类则散见在各种报刊上，多为当年在林彪、叶群身边工作过，后因“九·一三”事件受牵连的人所说所写，与豆豆的看法多少相同。

最近我又和豆豆见过一次面。我打电话约她出来吃饭，她很痛快地答应了。她现在社科院工作，家也已经搬到北京。再见到她时，觉得她和十年前相比显得轻松和开朗一些，人也胖了点。我记得她有严重的肠胃过敏症，就问她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她说身体已经好多了，现在什么都能吃了。她说她现在很忙，单位里的领导对她也很好，她所在的单位属于社科院，近年来经济上有困难。她帮他们报批了一个出租车公司，给单位挣了一点钱，还帮助别人做招商引资的顾问。单位里许多事情要她做，所以挺忙。我说我最近在报刊上见到一些说法，说1965年上海会议的事情林彪根本不知情，他听说罗总长受批判时流了泪，还情绪激动地说要找毛泽东当面谈。有些人说是你说的，我想知道是不是你接受了采访。豆豆还是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临走，送了我一本书。这本书由官伟勋著，他是当年到林彪驻地帮助工作的空军政治部文艺处副处长。豆豆说：“我们觉得这本书写了一些实际情况，可以看。”我提到十年前那次见面时曾听她说关于“九·一三”事件她写过东西，我提出也想看看。她说，最近《炎黄春秋》上有一篇文章对“九·一三”事件的描述比较客观，说她会帮我找一本来读。后来，我拿到了刊物也读了文章。这些文字都是在回忆当年事件的基础上，直接或间接印证豆豆关于“九·一三”事件的三个观点。

“九·一三”事件恐怕还要被人们议论下去，但它更多的时候既不会被当做毛泽东的伟大功绩，也不会集中在林彪是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或者爱国者的问题上。像我这样，急于将这笔历史旧账挂在它应该挂在的人物名下的，多少有点像亲子寻仇的心态，也是绝无仅有了吧。今天的人之所以关心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是因为除了人人都有好奇心，人人都认为他们有权利把历史上发生的任何事情当做娱乐自己的资料之外，还在消闲之余隐隐约约地觉着，能够透过历史的迷雾看清一点东西，会使自己看上去比身边的大多数人聪颖和高明，会使自己在今日变化莫测的现代生活中具有更多见怪不怪，处变不惊的能力。

但是，“九·一三”事件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毕竟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这个新中国建立政权以来最大的政治丑闻，使所有人对革命权威和领袖权威的信任一落千丈，“文革”理论一夜破产，毛泽东的个人神话戛然而止。

对我们来说意义更加重大。毛泽东的“文革”囚徒——罗瑞卿，一家人从此再见天日。

注释

①见席宣、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第1版203页。

②见《文化大革命博物馆》，东方出版社有限公司、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12月香港第1版455页。

③见《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北京第1版105页。

④北戴河中直疗养区林彪别墅所在地名。

⑤参见官伟勋著《我所知道的叶群》，中国文学出版社1993年5月北京第1版。

27.等待重逢

如果黑夜把邪恶搜集暗藏起来，请把它们驱散……

——《失乐园》181页

一辆长途汽车在北京通往延庆的公路上颠簸着，车上坐着朵朵、了了和我。我们打听到自从1967年年底失去消息的猛猛哥哥现在那里的一个农场，就急急忙忙赶往那里。我们在车上没有多说话，很怕人家问我们上哪儿，因为人人知道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个劳改农场。但在肚子里，我们都很焦急和不安，五年没见的“老猛子”会是什么样子呢？

“文革”一开始，妈妈最担心的就是他。他是我们兄弟姐妹中唯一不肯承认爸爸犯了严重错误的人。所以他的言行总带着一股桀骜不驯的劲头儿。规定我们每人的生活费不许超过每月20元，他偏偏要多花些钱买好吃的东西带给妈妈和我们，我们吃了东西，却说他不该这样做，老猛子不在乎，他老说：“看他们能怎么办？”爸爸住进北京医院的时候，只有他提出要去看爸爸，而且坚持去了。除了妈妈，我们兄弟姐妹中只有他在那些最可怕的日子里给过爸爸安慰。

他那时是清华大学的学生。1967年的岁末，妈妈和我们等他回家过新年。31号不见他的人影，转过年来还是没有音信。妈妈急了，让朵朵和我到清华去找他。结果他的宿舍里空无一人，他的床铺上也是空空如也。我们好不容易从一个匆匆过往的人的口里得知：“罗宇被公安局的人带走了。”那人问我们是谁，我们说是罗宇的妹妹，他说，那你们上公安局去问。我们去公安局信访办，和一大堆上访探监的人挤在一起等消息。最后有人隔着小窗户说：“人在我们这里，不能看，回去吧。”我们问能不能送东西，说：“什么都有，不用送。”我们很傻，没有经验，就真的以为什么都有。记得旁边有人答茬儿说：“送，送，只要能送就多多地送。”这些人当然是很有经验的，不过我们当时觉得自己租那些人不是一回事。谁晓得他们都是些什么样的铁杆反革命家属？所以我们是很耻于与他们为伍，他们的话差不多等同于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后来老猛子说他被关进监狱的时候是一身棉衣，后来就一直穿这身衣服。专案组的人还故意饿他，他饿得把木头桌子都啃得是牙印。如果我们那时能送点东西进去就好了。记得当时妈妈和我们知道他在公安局手里好像还觉着不是个最坏的消息，因为我们已经听说许多“黑帮”子女落到造反派手里被打死或者致残的消息。后来我们才知道，23岁的罗宇竟然和爸爸罗瑞卿列为同案，由周恩来批准，中共第二专案组执行监禁和审讯。

我们在一个只有我们三人下车的地方下了车。这里已是山区，气温明显低于城里。下午应该是最阳光灿烂的时候，但不知为什么天光忽然暗下来，了了忽然指着西边说：“看！”

我们看见一块厚厚的乌云正从西边的山上飞奔而来，一阵阵夹着腥气的冷风刮得人睁不开眼，显然一场大雨将临。了了大声说：“快跑！”不尽意，了了更大声地喊：“别回头！叶群正坐在山顶上喷云吐雾呐！”

“九·一三”事件刚刚过去不久，大家还有点神经质。虽是—句玩话，却使朵朵和我都倒抽冷气，汗毛倒竖。我们三人撒腿向已经看得见的农场大门跑去。记得我们三人大呼小叫地跑进农场大门的时候，连看门的狗都吃了一惊，我们已经跑进传达室，它才虚张声势地叫起来。幸好如此，因为瓢泼大雨已经砸下来，再慢一步就要挨浇。我们喘息之余问了了干吗说得那么吓人？他说不吓你们能跑这么快？

老猛子出现的时候雨已经停了。我第一眼看见他的时候放下心来。他显得比原来黑了，但并不消瘦。他神情开朗，皮肤上泛着一层健康的光辉，只有在太阳下劳动，又吃得下睡得着的人才有。老猛子一把搂住我们三个弟妹，那满不在乎的样子，就像我们昨天才分手。只有他胳膊上的劲儿告诉我们他是多么高兴。我一下子想起来我上小学的时候，有时会在上下学的路上碰到骑自行车的老猛子，他总会让我坐在后座，在众同学羡慕的目光中呼啸而去。今天的感觉和那时一模一样。我觉得人生在世有亲兄弟姐妹是最好的事情了。

老猛子手臂上搭着几件衣服租毛巾，他以为我们一定淋了雨。我注意到，那些衣服和毛巾，一件件被我这个原来不怎么会做事的哥哥，洗得洁净，晒得松软，叠得整齐。

我们走时，老猛子告诉我们以后不需再来，因为他很快会出去了。

见了老猛子，我们又四处跑着要见爸妈。在和平里的京京家里，这类谁已经见了自己的父母，通过什么渠道，怎么见上的消息这时候最热门儿。我们和许多家的孩子一样写了许多信，给我们所有想得起来的机构和还在台上工作的父母的老同事们送信。这成了我们那时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常工作。这时候，也有非常不好的消息传来。我们知道刘仁叔叔的儿女在努力想见父亲的时候知道了父亲去世的消息。

有一次，朵朵和我拿着一封写好的信去找当时的中联部长耿飙。是老在和平里出入的那个修明，越南共产党领袖胡志明一来，他老爸就上《人民日报》的那个小孩儿，给我们提供的线索。他告诉我们耿部长住在哪里以及什么时候在家。我和朵朵跑到中联部大院，门口传达室的人问我们，你们认识耿部长？我们点头，又问我们是哪个单位的，我们壮着胆子说总参。这时一辆黑色的红旗车从大院里开出来，传达室的人招手让车子停下，对车里一个警卫员模样的人说：“找你们的，带走吧。”我们糊里糊涂地上了车。车子向西开，又进了一个岗哨林立的大院，很像我们1965年冬天住过的新六所。一会儿，耿飙的夫人赵兰香阿姨走了出来，看到我们她微微地吃了一惊。看样子我们今天遇到了两个实在莽撞的工作人员，根本没有弄清我们的身份，就把我们带到一般人不能进来的地方了。我们原来称呼她小赵阿姨，这次也这样称呼她。她脸上露出关切的神情，告诉我们他们在这里看电影，他们的家确实住在中联部的大院里。她问我们的情况，问爸妈的情况。这让我们放下心，因为我们在类似的场合中有和这个很不一样的经历，许多原来非常熟识的人都给过我们白眼和冷遇，像小赵阿姨这样主动询问我们和爸妈情况的人实在是绝无仅有。我们把信递给她，她说她和耿飙叔叔一定尽快办。让我们回去等消息，还让来时的车仍然送我们回去。坐在车上的时候，那个警卫员模样的人看看我们，说了一句：“好家伙……”我们没理他，心想他今天一定会“挨呲儿”了。在车上，我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我回想起刚才见到的所有事情：内部电影，出入有专车，哨兵向汽车行礼，室内洁净温暖，空气清香，灯光柔和，甚至踩着脚下厚厚的地毯的感觉还留在我的十趾之间。这一切我们原来都熟悉，身处其中的时候我们没有特殊注意过，现在，这些久违的东西怎么使我如此不平静？我的心里一下升上来非常强烈的世态炎凉之感。权力和地位在我的心里有了非常实际的意义。

先被允许去见妈妈，妈妈被关在秦城监狱。这是50年代为关押战犯修建的专门监狱。后来一些重要的政治犯人，如胡风等人也在这里关过。妈妈一见我们就说了这一段，说这里她很熟悉，修这个监狱的时候她还在公安部，义务劳动到这里来植树。因为有看守在旁边守候，所以妈妈只好从这样的话题开始我们五年分别之后的见面。妈妈的样子虽然苍白和虚弱，但如此平静和机警地开始谈话，我们还是大大地放了心。无论经历了多少磨难，原来那个爽朗倔强，处处要强的妈妈还在。她露在黑色囚衣外面的白色衬衣的领子补着一块补丁，但是它雪白平整，针脚细密。妈妈用着的一块权当手帕的纱布也同样雪白平整，我看见朵朵把自己的花手帕放在妈妈手里，看守看到就站起来想干涉，我们一起回头看着她，她没有再说话。妈妈后来说，朵朵幸亏给了她这块手帕，因为她回到监牢以后忽然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见到了我们，她觉得就像做了个梦，很怕梦醒了会是一场空。她说，这种梦她做过许多次，醒来会加倍地难过。手里拿着朵朵的手帕，她的心才安下来，才敢睡觉。早上醒来第一件事是看看手帕还在不在。

我们去看妈妈，已经是1972年的5月间了。离“九·一三”事件发生已经八月有余，但是规定任何人不准谈论这件事。我们见爸爸的要求一直被搁置，虽然答应我们很快能够探望，但探望的时间却一拖再拖。

“九·一三”事件以后，听说毛泽东病得很厉害。1972年1月份，陈毅元帅病逝，我们从纪录片中看到出席追悼会的毛泽东果然骤然衰老了。身患重病的张茜阿姨悲痛地搀扶着老态龙钟的毛泽东，这景象使我心痛如绞。我有了一种苍凉的历史感，我知道有一些东西正在衰落和死去。无论我和我的一家在“文革”中经历了什么，我们和这些东西实际上是血肉相连的。2月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的大门打开了。后来，又听说在江西的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信，毛泽东的批示和邓的信被中央政治局委员传阅。邓小平解除了监督劳动，恢复组织生活，他原来的公务员和秘书都派到江西去照顾他的生活。无论如何，这些所有的事情都给我们吃了定心丸，我们确信见到爸爸只是时间早晚的事情。

从1972年8月起，我们可以探望爸爸了，原来不定期，后来可以定期，原来两三个月，后来争取到可以一月一次。这些探望大多数在北京西郊一个摩托化营的驻地进行。一般是我们先到达，然后爸爸进来。与老猛子和妈妈比较起来，爸爸的变化最大。他不仅永远失去了健全的身躯，我还感觉到，积蓄在他身体中的痛苦常常要把我们和他的心同时胀破。

在这些探望中，爸爸有时心情好一些，有时坏一些。对我们对他生活细节的询问一概心不在焉。他会反问我们：这有什么关系？这很重要吗？他问得最多的是妈妈的情况。他总是说：“妈妈那么小就参加了革命，她有什么问题？把妈妈抓起来坐监狱简直太不公平。”还反复说：“在对待林彪和叶群的问题上，妈妈的感觉一直比我对头，妈妈一直比我清醒，妈妈的骨头一直比我硬。”或者他就静静地听我们把外面的消息带给他。这种时候他很少发问和插话，只是很认真地听，有时摇摇头，有时又点点头。这些会见，一开始都有专案组的人在场，先是在屋内，后来在门口，后来到屋外，再后来就不见踪影了。不过我们还是很小心，生怕惹出些麻烦来，丧失了和爸爸见面的机会。

每次见面结束，专案组的人都坚持要爸爸先走，一直要等到载着爸爸的汽车离开很远之后才准许我们离开。每次当我们把架着双拐的爸爸扶上汽车，又目送汽车出了大门，转了弯，看不见了，我们的心里就涌起一阵痛苦。这种生离死别的日子还要过到哪一天？

那间会见的屋子里，玻璃窗上都糊满了报纸，一点阳光都射不进来。墙上有一大块一大块雨水浸蚀的痕迹，还有几张又破又旧的木头桌椅。我记得墙上似乎还挂着几张毛泽东的像。后来我们知道，那些对于爸爸特别残酷的审讯都是在这间屋子里进行的，这间屋里曾经从天花板到墙壁都糊满了“低头认罪”、“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标语，还在墙与墙之间拉了好几道铁丝来增加悬挂标语的数量。这是专案组设计的精神战。这里曾经连续几天几夜灯光如昼，彻夜回响着专案组人员声嘶力竭的吼叫。

爸爸去世以后，我们曾和没有到过这里的妈妈重新寻访此地。我们向妈妈指点着当年爸爸和我们见面的地方。这里已经改建成一所漂亮的幼儿园，只有整幢建筑物的外形依稀可辨。房间里摆着一些淡绿色的小桌椅，墙上挂满了出自孩子们小手的图画，舒适的小床上是一些花花绿绿的可爱的小被子。那是一个星期天，孩子们都回家去了。整个院子安静又美丽，挂着花窗帘的洁净的玻璃窗上树影婆娑。谁能想到，就在这个和平的、花木扶疏的院落里曾经发生过那些血腥的故事呢。近日，我又从那里走过，院落已经荡然无存,我猜想那地方已经变成拓宽道路的一部分。这回是我问自己，这个地方真的存在过吗？如果是，那些故事如今在哪里？如果不是，我们是谁？

1973年11月，对爸爸的监禁终于解除了。那时候爸爸住在解放军301医院。他的病房门口放着一架屏风，屏风后面原来坐着一个解放军战士日夜看守。那天我们走进病房的时候，一个很明显的变化是，那个坐在屏风后面的战士给了我们一个很灿烂的笑容。再出来时，屏风和战士一起消失了。

爸爸解除监禁的第一个夜晚是我和他一起度过的。301医院14病室的护士长给我搬来一张行军床，并且紧紧握住我的手，对我说了一句当时很流行的话：“今后我们就在同一个战壕里战斗了。”这话现在看来有点不伦不类，但当时却使我热泪盈眶。我看到护士长似乎也热泪盈眶。这证明，“文革”真是一个真情激荡的时代，我虽然并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但我相信自己和别人都在“文革”时期流下了最多的热泪。和今日平庸生活中人们习惯的琐碎情感比较起来，我们那时候经历的生死飞跃和敌我转换才称得上是大事件、大起伏、大喜悦和大悲哀。

护士长离开以后，我和爸爸关上门。多少年来，爸爸终于可以关上门，关上灯，在没有人监视的情况下睡觉了。我们说到很晚，说了好几次，睡觉，明天再说，可就是停不住。想到一个话题，又从头说起。当我们终于安静下来的时候，我在行军床上更加如卧针毡，睡不着，却连身也不敢翻，生怕惊动了爸爸。一会儿，我听见爸爸轻声唤我，问我睡着没有。我赶快答应着，说没有。爸爸说：“这下我要翻个身了……”我才知道，爸爸原来也是睡不着，为了不打扰我，也是连身都不敢翻。

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觉得整个世界都变了样子。从六年以前我决心和爸爸划清界限的那个寒冷的下午起，第一次觉得这样轻松，整个人都像要飞起来。当我终于卸下了千斤重担的时候，我才明白，这多年来我们生活在多么沉重的压力之下。我相信我一定在这个懒散的早上怀想起我生命之初的那个温柔乡，想起了我睡过的那个无忧无虑的暖箱。因为我的革命决心又一次大打折扣，革命的艰难困苦又一次使我更加亲近我早年养成的贪图安逸的本性。我的革命意志显然越来越不坚定了，想到这一点，我又忧郁起来。

有一天，爸爸指着走廊的另一端一间门前也摆着屏风，也坐着一个卫兵的病房，悄悄问我：“那里面关着谁？”我说：“听说是彭德怀。”爸爸说：“一起关了这么久，原来是他。”我指着彭德怀的病房问：“为什么要在门上、窗子上从头到脚都糊上报纸呢？”爸爸说：“专案组都是这样于的，原来我的房子里也这样糊的，一直到放我那一天才撕下来。”

过了几天，爸爸在一次走廊散步之后颇有些伤感地对我说：“不应该把我和彭德怀关在一起，他还是做过几件反对毛主席的事情的，我拿什么来和他比？”

说到爸爸和彭德怀的关系，我要把话扯得远一点。

1940年8月间，八路军总部决定对华北敌军展开大规模的进攻和反“扫荡”作战。因为参加作战的部队有105个团，故被称为“百团大战”。其时朱德总司令正在延安，华北地区的八路军实际上是在彭德怀的指挥之下。左权任参谋长，爸爸正从抗日军政大学调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不久。战前，左权曾打电话给爸爸。在电话中左权很兴奋，他对爸爸说，此次作战是华北地区的一次大破袭战，作战部队已经突破100个团。他要爸爸积极配合布置好宣传政治工作。爸爸自然也很兴奋，因为从参加革命起，第一次听到自己的部队有100个团在一起作战。爸爸不仅十分有效地布置了自己分内的工作，而且在整个作战期间，在彭总的要求下，他四处联络督战。因为，依他的观点来看，这次百团大战不仅可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甚至可以影响全国的战局。在敌人扫荡快要结束的时候，爸爸还随彭总参加了由彭总亲自指挥的关家垴战斗。

历时三个月的百团大战给敌人以很大的打击。现在军史、党史都对此次战斗持明确的肯定态度。但是不知为什么，当时的中央认为，如此重大的军事行动，战前未经请示主席和军委，是彭德怀擅自决定的。不过当时党中央和毛泽东本人对百团大战的批评并未公开，爸爸当然不知情。

1941年到来了，蒋介石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消息传来，全党全军悲愤万分。彭德怀认为这是又一个“四·一二”反革命事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可能破裂，中国会再一次进行土地革命战争。他要爸爸起草一份电报，将“皖南事变”的消息和他对时局的估计告诉部队，并要部队特别注意进行阶级教育。爸爸自然按着彭老总的意思起草了电文，并很快拍发给了部队。没想到，这种看法和分析与中央，尤其是毛泽东的观点有出入。毛泽东看到这个电报之后，马上拍了个电报给彭老总和爸爸，批评他们未经请示就作出举动，也批评了他们在电报中所表达的观点是错误的。爸爸见到毛泽东的来电之后感到很紧张，觉得自己确实犯了错误。他马上以野战政治部主任的名义把给部队的电报收回并通知作废。同时，他还给毛泽东另发一电，除向毛主席作检讨外，并说明这个电报是由他起草的，这部分责任应由他负。

事情本来过去了也就过去了，爸爸没有十分放在心上，因为这类事情是工作中经常发生的。观点看法上有不同，举动行为上自然有出入。发电报也好，百团大战也好，都是为了抗战胜利。何况百园大战从军事上说是胜仗，它打击了日本鬼子和敌伪军的威风，长了抗日军民的志气。党中央毛主席批评了就检讨，该收回的收回，从个人情感上说也没有造成多大的隔阂。爸爸说自己在和彭德怀共同工作的这一段时间里，一直是很尊重他的，不仅因为他当时是北方局和八路军在前方的负责人，也因为毛主席和中央是信任和重用彭老总的。

但是，这件事情在1942年延安整风开始以后，尤其是华北座谈会以后却发生了一些变化。

1943年12月爸爸回延安参加整风并准备参加即将召开的七大。前线的许多干部也陆续接到通知回延安参加整风。当时的延安因为一下子聚集了许多人，消息也特别活跃。这时，爸爸听到了一个使他大吃一惊的消息：“皖南事变”后，他和彭老总发给部队的电报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他向毛泽东做了检讨之后，彭老总曾直接电告毛泽东，说他自己疏于检查，所以才会有拍发电报给部队的错误。这个说法在爸爸心里引起很大的波澜，一向耿直的他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另外，爸爸也很想知道是不是真会有这样的事情。

有一次，有毛泽东在场，爸爸按捺不住向彭总问起电报的事情，他的本意是想通过毛泽东的某种影响解开这个堵在心里的大疙瘩。彭总说：“我看你当时看到中央和主席的来电很紧张……”彭还未说完，毛插话说：“犯了错误，受批评，应当紧张，难道还应该轻快？”这样一来，场面僵住了，爸爸的情绪更加激动起来，谈话也进行不下去了。疙瘩不仅没解开，反而越结越大了。

再后就是华北座谈会。

在这个会上，彭老总受到了中央的批评，爸爸再一次吃惊地得知，百团大战这个重大的军事行动战前既未请示中央，也未请示军委，是彭德怀同志擅自决定的。毛泽东在这个会上表示他事前根本不知道这一回事。毛泽东对彭德怀说：“苏联和德国订了个互不侵犯条约，有一条叫做互通情报，而你连个情报也不给我通。”

这些闻所未闻的事情，再加上前面说的电报，都使爸爸一时对彭德怀很不满意，并在这次会议上对彭老总说：“主席要我们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而你却总是坚持错误，修正真理。”这样的话自然很伤感情。

彭老总更是个性坚强的人，对于爸爸的两次顶撞自然不满意。尤其是爸爸当着毛泽东和他的那场谈话，两种方式都是他不能谅解和接受的。他曾经说：“人家有不满意毛泽东的话，罗瑞卿听不到，人家也不会让他听到，怕他听到了就会去报告。”这些话反映出成见已经很深了。

除了这些战争年代发生的事情，建国以后，又发生了1959年庐山会议的事情。彭德怀和毛泽东之间的分歧从此尽人皆知，包括“文革”开始批判《海瑞罢官》的时候，毛泽东还说它的要害是“罢官”，显然是跟彭德怀没完的意思。而爸爸从来于公于私，于情于理都站在毛泽东一边，现在把他和彭德怀关在一起，他自然很有些伤感。

后来，我发现爸爸对彭老总的那间病房很注意，有时在走廊里走走，会看到卫兵端饭进去又出来。我们能看到他吃得很少，有时还会从那间病房里传来吵闹声。几天以后的一个晚上，我正在给爸爸读报纸，爸爸一直神不守舍，他指指彭老总病房的方向问我：“他，什么病？”我说：“听说是癌症，病得很重。”爸爸摇摇头说：“怪不得吃不下饭。”又停了一会儿对我说：“你知道吗？这个人是没有孩子的。也不知道有没有人来看他。”我说：“好像没有什么人来看，也许根本就不许看。”听了我的话，爸爸脸上现出难过的神色来，过了好半天，才又愤愤不平地说：“死了也不准看吗？”我猜度爸爸正在一种复杂的心态中重新考虑他和彭老总之间的关系。这两个一辈子也没能很好相互理解的倔强的人，他们是否能在这一次的同处逆境中找到沟通的机会呢？

没有机会了，爸爸在1974年年初回到家里，我们一家团聚了。彭老总则在这一年的11月因直肠癌不治，逝世在301医院14病室的那间与爸爸同处一个走廊的病房里。一代名将彭德怀在这里孤独地离开人间，他病重期间一再要求为他作出公正的结论。他去世后，遗体被秘密火化并化名送至四川。

劫后余生的团聚，因那么多人没能够团聚而显得黯淡。庆幸之余，一种痛定思痛的气氛在我们家弥漫开来。

28.好日子

但是我给自然的法则是禁止他永远在乐园里住下去。

——《失乐园》405页

经张爱萍同志介绍，爸爸决定到福州去治腿。福州有一位林姓祖传中医骨科医师，对于骨科的各种疾病都有一些独特的治疗办法。现在回想起来，爸爸一直到死都没有接受过自己已经丧失站立和行走能力的事实，所以他一听到这个消息就动了心。

当时在福州工作的一些领导同志，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政治委员李志民、福州省委书记廖志高都非常热情地欢迎我们去。尽管上面对爸爸的出行还有各种各样的规定，什么不许称首长，不许公开身份，不许随便会见客人等等。但是当我们到达福州，见到这些叔叔的时候，从他们的眼神和搀扶爸爸的姿态里，我们看到了战友重逢之后的欣喜和对一个历经磨难仍能保持本色的老战士的崇敬。这种感情自然超越了任何规定的限制。在他们的安排下，爸爸有了一个愉快舒适的休养环境，在前后两年多的时间里，身心得到了一次彻底的休息。

这是一段十分美好，令我永世难忘的时光。我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去认识和观察爸爸，这在我们父女的共同经历中是绝无仅有的。在这些日子里，我会常常觉得爸爸离我十分遥远。六年的隔绝造成了一段空白，六年的苦难成为爸爸和所有人之间的一个鸿沟。面对这个身心疲惫的老人，我不得不小心翼翼，百倍经心，生怕在无意之中触动了他内心深处那些巨大伤痛。但是这种状态很快过去了。在那个静谧的，被高大的玉兰树和木棉树遮掩的院子里，在福州汤井巷一号那清香、润湿的空气里，在那些被翠绿的竹林环抱的池塘边，在那些青苔和落叶盖满的石子小路上，我们的心很快都舒展开来。

爸妈和我三个人在那个很大很深的院落里一点也不感到寂寞。我甚至幻想和希望我们会从此被世人遗忘。我们每日早起的互相问候，白昼里无休无止的谈话，晚间依依不舍的道别都充满了那么柔美的含义：深长的爱护、周到的体贴。我原来以为只有陷在热恋中的情人才会如此行事。

一天下午，我在离爸爸窗下不远处闲坐。透过一扇半开玻璃窗的折射，我看到他在房中读报。大约因“文革”耽误了浪漫年华，所以信不信由你，反正那天已经二十有四的我，手里不仅真的拿了一把吉他，而且曼声弹唱，做小女子状。我弹着，唱着，忽然有些不能专注，一抬头，看见爸爸已把报纸放在一边，他的眼睛望着我该在的地方（因为他实际上是无法看到我的），脸上是一副被感动的神情。我弹了许久，也唱了许久，爸爸也就那样子坐了许久，听了许久，一直到夕阳西下。我在心里祈祷时间就此停止，就此停止，让我和爸爸永远停留在这飘逸空灵的一刻吧。我忽然想到，世界上有一种或者很多种我们原来根本不知道或者不理解的美好生活方式，崇尚恬淡、亲情，崇尚内心的平静和与世无争。我怀疑在那一刻，又是我出生时睡过的那个怪箱子在作祟，在操演它的人生在世的幸福极致了。但我知道，这种东西离我们，至少是离爸爸太遥远，我们永远不可能到达那种境界。

爸爸治腿是一件太艰苦的事情。一开始，医生们也没有什么信心。但老爸却满怀希望，并且认真投入，按时治疗，按时服药，对任何医嘱都执行得不打一点折扣，最累人的是要按时锻炼。建国以后，因为毛泽东的工作习惯，爸爸他们这些人都成了晚睡晚起的人。但那段时间，爸爸是我们院子里起得最早的人。我每天都在爸爸练走的声音中醒来，那双拐在水泥地上发出的声音在我的梦中是柔和而不带有任何血腥气的。院子太大了，打扫起来很困难，很多小路上都长满了草，但爸爸每天练走的路上却寸草不生。看爸爸这样，我经常感到害怕，万一治疗不成功怎么得了！

不过后来我放心了。爸爸越走越好。先是妈妈看出来，后来我看出来，医生们也终于看出来了，因为他们的预言也不像以前那样含糊其辞，这种药物的疗效和这种锻炼方法的好处也被他们总结归纳得十分充分了。

我记得那是一个雨后天晴、阳光明媚的早晨。我和妈妈一左一右陪着爸爸在院子里练走。忽然爸爸停下脚步，对我们说：“今天我要试一试。”我们还没明白他的意思，就见他先把腋下的一只拐杖递给我，又把另一只递给妈妈。我们因为没有一点思想准备而大惊失色，我看见妈妈抢上去要扶他。就在这时候，爸爸满脸带着笑，清清楚楚地对我和妈妈说：“我站起来了。”我和妈妈都呆住了。待我醒过神儿来，赶紧飞身上楼，把妈妈那架老式德国120相机取来，按下了快门。这张照片一直被我珍藏。至今我仍觉得这张照片上盛满爸爸的欢乐。他气韵生动地站在那里，只要屏息静听，我就听见他高兴地说：“我站起来了。”

在这一段时光里，我亲眼见到我的双亲天天相依相伴，充分享受劫后余生中的生命阳光。妈妈在秦城监狱里因乳腺癌做过一次大手术。出狱后，她曾想对爸爸隐瞒真情。但天天生活在一起，又经常去医院，又要做治疗，怎么瞒得了呢。她终于说出了真情。妈妈从未见过爸爸这样伤心，就是在上海会议期间，爸爸最痛苦的时候，也只是泪流满面。这一次，爸爸是嚎啕痛哭了。爸爸太知道在专案组手里，妈妈得了那么重的病，动了那么大的手术，要忍受多少心灵上和肉体上的巨大痛苦。而且他总在心里觉得，妈妈坐监狱是因受了他的牵连之故。我由此想到，被爸爸爱是太幸福了。我也由此决心按照这种专一郑重的程度寻找我的爱情。至于找没找到，容我后表。

这时候，虽然爸爸的日常起居已经有了一位姓孙的警卫员同志照顾，但妈妈总想为他多料理一些生活上的事。爸爸总不肯让她动手，觉得她是一个更需要照顾的病人。我还听见他们总是不厌其烦地互相询问：昨晚睡得怎样？怎么了？为何这餐吃得这样少？妈妈去折一朵树上的花，爸爸就心惊胆战地叮嘱：“看闪了腰，看扎了眼睛。”妈妈出去回来稍晚，爸爸就会坐立不安。

这些日子里，除了与我们相处，爸爸最高兴的就是皮定均、李志民、廖志高等老同志来访。他们总有说不完的话。当我看见他们一次又一次在手掌上划三点水的时候，我知道，他们又在谈江青那伙人了。有一次，我听到皮叔叔对爸爸说：“你就在这里住下去吧，将来他们要翻天，我们上山打游击也要和他们干，你腿不方便，我们就抬着你，你给我们出出主意就行了。”不幸的是，皮叔叔在1976年的一次意外的飞行事故中以身殉职。这时候，离“四人帮”倒台只有几个月了。爸爸和我们都对皮叔叔的突然离去感到万分痛惜。我忘不了爸爸在皮司令员的灵堂里悲凄的面色。记得我当时因此产生了一种幻觉，完全不像在和平时期告别早逝的长辈，倒像在战场上告别牺牲的战友。爸爸长久地抚摸着覆盖在皮司令员骨灰盒上的党旗不肯离去。我觉得自己是在那一刻懂得了什么叫做战友情。现在皮司令员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每年清明，当我们走进骨灰堂一室时，我们就看见，皮司令员和爸爸一起在向我们微笑。我们要将两束一样的花放在他们面前。如果在我们之前已经有相同的鲜花放在那里了，我们就知道，一定是皮叔叔的夫人或者女儿来过了。

1976年秋天，毛泽东去世。爸爸心急如焚地赶回北京。在向毛泽东的遗体告别时，他坚持让人搀扶着，用他刚刚能够站立的双腿走过毛泽东的灵柩。他久久端详这个巨人的遗容，泣不成声。9月18日，毛泽东的葬礼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爸爸又在那里伤心欲绝地站立了一个多小时。爸爸后来在担任了军委秘书长之后，在百务缠身的情况下，还担任了毛泽东纪念堂管理委员会的主任。无论在这个以革命为主题的世纪里发生了什么事情，爸爸对毛泽东的信任和爱戴从未动摇过，他始终是这个伟大天才革命家的忠实追随者。

不久，我们的好日子结束了。我又一次悲观地想到：这种日子本来就不是为我们准备的。

29.仅仅一年

他们进入幸福境地，天上或人间，去过远为幸福的日子……

——《失乐园》463页

1976年，中国人失去的不止是毛泽东。这个旧历龙年，带走了对中国革命最有影响力的三个人：周恩来、毛泽东和朱德。领导人的集中逝世，使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来到一个十字路口。毛泽东雄心勃勃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却没有来得及给它划上句号。他做到的只是使他身后发生的事情又一次具有绝对的戏剧性。

毛泽东去世不到一个月，“四人帮”垮台了。至此，毛泽东在“文革”中依靠和扶植起来的两股政治力量，以林彪为代表的军人集团和以江青为代表的文人集团都以失败而告终。邓小平在妥善地替代了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华国锋之后，成为这份革命遗产的继承人。

爸爸作为被邓小平信任的军队元老，回到军队任职。

1977年8月里的一天，妈妈从报纸上得知十一届一中全会已经结束，但是去参加会议的爸爸却久久不见回来。妈妈放心不下，就打电话给正在京西宾馆开会的爸爸。爸爸在电话里对妈妈说：“治平，中央已经给我分配了新的工作岗位，回去后再详细告诉你。现在我这里有许多各地来开会的同志在谈事情，你不要急。事情办完后我就会回去。”

这时候，我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读书。我从广播里知道爸爸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秘书长的消息。当时我的一位同学一定是见到我有些迷惑，就言简意赅、直入主题地提醒我说：“你爸又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了。”

我们都以为，爸爸生命中新的一页开始了，我们都没想到，仅仅一年以后，爸爸就离开人世。命运在我们最没有警惕性的时候，跟我们开了个大大的玩笑。

那天我在课堂上就有点坐立不安，我正在为一件不大光彩的事情走神。这件事情是两年以前发生的。

我入学后就提出了入党申请，但支部说，我应该先入团，再入党。我说我已经25岁，是不是可以不入团，要是符合条件就直接入党吧。回答是还是先入团的好，于是我就耐心而认真地争取先入了团，又交了入党申请书，按照支部书记教导员“和平时期只能小处见精神”的指示，每天坚持打水扫地，每周坚持帮厨并把上街休假的名额尽量让给别人。但教导员的嘱托很快不够用了，因为其时正是1976年的二三月份，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最高潮。据历史材料记载，1976年3月26日，由江青提议，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史无前例地邀请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教职员工和学生代表列席，面对面批判邓小平。列席人员指责邓小平“是一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一贯倒骑毛驴向后看，一贯搞复辟倒退”，说他“大搞物质刺激，鼓吹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是“党内外一切新老资产阶级和一切牛鬼蛇神的总代表”。据说，邓小平一直闭目静坐。①

支部和政治局一样要开批判会。显见着我光小处见不了精神，非大处见精神不可了。我拿不定主意，给爸妈写了封信，说自己如果不发言好像过不了关，入党希望就会渺茫，像“文革”前入团的事一样，一拖就是十年。信发出我才发觉，根本等不到爸妈的回信到，我们的批判会就要召开了。我终于决定不放过这次机会，决定像毛泽东一样做一次“违心”的事。奇怪的是从准备批判稿子开始，我就莫名其妙地深陷于角色其中不能自拔。我记得自己先激情满怀地在图书馆内查阅报纸，把“梁效”、“方炬”等人的文章都翻了个遍，然后在自习教室里奋笔疾书。特别清楚地记得当我完稿的时候，我把钢笔很快意地一丢，很像电影《列宁在十月》里列宁签署攻打冬宫的命令的姿势。批判会上，我上台发言，听着自己清晰嘹亮的声音在众人头上盘旋，对自己发言的效果毫不怀疑。果然，会后大家公认我的批判稿逻辑缜密，说理服人。散会的时候我听见不止一个人说：“还得数人家一中队的小罗……”这个发言并没有使支部马上讨论我的入党申请，但我相信一定使我在发展对象的名单上提前了不少。两年后我之所以又想起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们在上《神经精神疾病学》的时候提到了双重人格，我正在比较我和毛泽东两人的双重人格倾向谁更严重。而且，因为后来邓小平的复出，又因为爸爸因邓小平的复出而复出，当上了军委秘书长，我对自己两年前的举动多少有些不好意思。虽然听说邓小平曾经和毛泽东说过永不翻案的话，说明他也是具有双重人格的人，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我做的事情就是光彩的。

下课不久，有人叫我到中队办公室去，队长、教导员和副队长都在。他们说：“已经给你买好了回北京的飞机票，明天一早派车送你上机场。”我想起来爸爸曾说过要出国安装假肢的事情，是不是这次想让我回去商量商量？还是已经决定走，反正马上要放暑假了，要我回去送他。我离开办公室的时候，记得教导员还满怀同情地问了我一句：“你爸平时身体好不好？”我说：“有冠心病，但是不严重。”教导员点点头，没再说下去。我也再没问下去，心里一点不祥的预感也没有。

飞机起飞的一刹那，我忽然意识到点什么。想想前后的事情，多有蹊跷。但是我正处在一个“文革”后的生活上升期，我认为自己应该培养对上升生活中多有变动的习惯，应该有见怪不怪的能力。

一下飞机，我发现来接我的人中有总参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我_下明白大事不好！一路上我根本没听清他们都跟我说了什么，只觉得“文革”中都没有塌的天，现在塌下来了。

从1966年3月18日那个血腥的日子起，爸爸就丧失了站立和行走的能力。“文革”中专案组一直秉承林彪等人意志，贯彻医疗服从专案的原则，爸爸的伤腿一次再次地失掉了治疗的机会。

爸爸在狱中写的政治自传中，有关于这些可怕日子的回忆：

约在（1967年）4月底又通知我写政治自传。我写了。自传写好后，就不断将我从医院中拿出去斗，也不断有审讯。直到9月，将我从医院拿出去一连斗了几天。晚上住的地方蚊子奇多，又不给挂蚊帐，睡不了觉，实在是疲惫不堪。一天晚上通知我回医院，我以为这下可以回去休息两天。谁知回到医院第二天就发高烧，重感冒。晚上起来小便时头晕脚软，重重地跌了一跤。看守人员将我拉起来，我觉得脚很痛。第二天医生来搬了两下腿，说没有关系。我说有些痛。医生说跌痛了热敷几天就会好，骨头没有坏。再一天，我的热退了。医生下午还来试了一次表，证明已经没有发烧，于是看守人员就来通知我出院。我想原说把我的脚治好，现在我的脚并没有治好，而且重感冒，腿还在痛。我在医院名义上住了五个月，但有近二分之一至少三分之一还多的时间住在院外。有一次开刀后不到一个星期，线都未拆，就拿我出去斗。当时我要求至少要拆了线。看守高声说，医生讲可以，你说那些干啥？我又说，这太残酷。看守自然更不满意，又大声吼叫了一通。

出院后又审问，叫我交代历史问题，要我写书面材料。我即写了，除了说明我的认识外，我申明我再没有什么问题可交代。

出院后我的腿大痛起来，一动作特别是上下汽车时痛得忍不住，晚上痛得睡不着觉。不仅不能向左侧卧，也不能仰卧，只能勉强向右躺，整个晚上连翻身也不行。去厕所也成了问题。我自己买了一个热水袋，每天热敷几次，皮肤都烫黑了，还是一点效果都没有。以后队土的医生要我自买了一些四环素吃，说吃了就好了。我买了60粒，吃了十天，仍然无效。不久发现腿肿了，送我到附近一个部队的医院去拍了几张爱克斯光片子，大概就发现了是骨折。

11月中旬或下旬，又送我上301医院，一检查是严重的骨折。两个医生似乎还发生了点争论。一个说上次出院时检查可能马虎了。一个说，上次确未发现。告诉我：先要减少疼痛，而且避免接骨开刀采取牵引治疗。他们把我放在一个特制的床上，把腿牵了起来，脚上吊着一块几公斤的铁砣，而且要逐渐加重。因此左腿上的伤口又肿又痛。有时忍不住打一针止痛针。腿牵引起来后，实际上已将人固定在床上，除睡觉外只能用两床被子垫着背坐着。说是要牵引十来个星期再看要不要开刀接骨。可是只牵引了一个星期又把我解下来出去开斗争会。当天晚上送我回医院，可医生几天不来，后来来了，也不讲任何话，不检查，又把腿吊起来了事。

就在这个时候，又要我交代问题，写检查。并警告我说，是时候了，不能再丧失机会，如不采取主动，后果自负。但是当时我只能说真的，不管怎样，我也不能乱说。因此审讯过程相当紧张，牵涉的问题相当复杂。我受了相当大的折磨。这种审问，整天都干。有时要我写材料，早上要，晚上就得写好。一直继续到1968年2月，中间除过年，过春节外很少停过。

1968年2月上旬，医生来将我的牵引架子拆了，对骨折的左腿未再做任何处理。第四天看守又来通知我出院。医生则拿来了几包灰锰氧要我自己洗伤口。我说骨折你们还未治疗，至少应该再检查一下，回答是：以后再说。

原来让我出院还是因为要审讯，要交代“重大历史问题”，并说有人已经检举你了，逃不掉了。并说我在铁的证据面前仍然顽抗到底。我当时表示，我的腿并没有好就把我从医院里赶出来，我没有的我绝不承认，绝不乱说。这个审问有个把月，也是整天干，有时夜晚还干，并几次对我说，你逃得了上午，逃不了下午，逃得了今天，逃不了明天，白天时间不够，我们可以夜战。这个场面你觉得不过瘾，我们还可以加大场面……

就在这个时候，我感到腿仍然痛得不行。脚的伤口也经常流脓、流水。因此我写了一个报告请求再给我治治脚上的伤口和大腿的骨折，我并请求伤口如果治不好，就把腿锯掉。但我想，如果要治是不会治不好的。

1968年7月的一个下午，审问完我以后通知我说：“毛主席亲自批准你再去住医院。”

第三次住院后又在那里接着审问，情况相当紧张，审问的人很多，有时多达十几人。

7月25日，301医院的有关人员作出了手术方案并写了报告。专案组将报告在8月初呈递给林彪、江青、陈伯达以及黄永胜、吴法宪等人。8月4日，叶群给吴法宪打电话说：“罗瑞卿的动手术的问题林彪不同意，要推迟进行。林彪说，罗瑞卿的事情到现在也没搞到什么材料，要抓紧审问和斗争，搞出材料后，到秋后再动手术。如果手术后不好，什么材料也不能写了。请你立即告专案组，动手术的问题推迟到秋凉以后。”吴法宪说：“可是罗瑞卿的手术问题，江青、陈伯达和黄永胜已经同意了啊。”叶群说：“我负责把林彪的意见告江青、陈伯达和黄永胜，你负责告专案组。手术推迟至秋凉以后。”

8月7日，专案组重写的报告上说：“为了抓紧时间对罗瑞卿进行不间断的审讯和斗争，建议对罗瑞卿的手术治疗推迟到秋凉之后进行。”

手术在秋凉以后并没有进行，而是拖到了1969年初。1月25日深夜，在没有进行术前讨论的情况下，参加手术的医生和护士又临时换人：以致这些医务人员连病人都没有见过。这次手术截去了爸爸左腿小腿的下三分之一部分。五周以后又将爸爸在医院里跌断的股骨头摘除，使得剩下的残肢失去了和身体的骨性连接，在以后的日子里，连安装假肢都十分困难。而且，这条腿最终成了爸爸无法跨过的死亡线。

爸爸重新工作不久就听医生说可以通过手术安装一个人造股骨头，这样他的左腿功能可以得到很大改善。但是这种手术对于爸爸这样已经70多岁的人来说风险很大。而且当时国内对这种手术还比较陌生，技术不成熟。在我们的劝说之下，爸爸暂不再提。后来，组织上请了两位德国专家来给爸爸安装一个更好、更轻一点假肢的时候，爸爸又旧话重提，得知德国二战后由于战争残疾人很多，这种手术开展得多，所以技术水平较高。两位专家也表示，如果能够施行这个手术，会使爸爸的左腿功能改善很多。

我一直认为，爸爸是个崇尚现代生活的人，他习惯的逻辑方法始终是严格的因果相袭，这导致他太信赖科技手段。否则，他不会在72岁高龄上，把自己的健康希望托付给现代医学，相信通过技术手段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生命质量。同时，他又是一个稍显陈旧的、至死不渝的理想主义者，他认为健全的自己才是供奉给理想的最好牺牲。不过促使爸爸下定最后决心的还是另外一件在我不在家里的时候发生的大事。

1978年春天，妈妈在例行的健康体检中发现肺部有一个阴影。连续观察的结果，那个影子长得很快。结合她原来有乳腺癌的病史，医生们的估计是很不乐观的。妈妈关心的事情是先别让爸爸知道。但是那几天，爸爸一开完会就上医院来看妈妈，来了话就特别多，也特别温存。妈妈一下明白爸爸是知道了。他对妈妈说：“动手术，不要犹豫，要争取最好的结果。医生说动手术才能诊断明确，而且良性的可能性很大。”实际上爸爸心里也没有把握，他对哥哥姐姐们说：“妈妈肺上长了东西要动手术，如果是恶性的，医生说最多还能活五年，这样的话，就是老天太不公啊……”爸爸说这话的时候老泪纵横。

在爸爸的鼓励下，妈妈鼓起了勇气。3月8日这一天，妈妈先去参加了“三八”妇女招待会，然后带上两个第三代，坚坚和毅毅到天安门广场上去玩了一个下午。妈妈说那天的天气非常好，她的心里觉着挺平静。回到家里，她把我们所有人住的房间都看了一遍，就坐上汽车回医院去了。

手术后证实病变是恶性的。哥哥姐姐们认为这个结论无论如何不能告诉精神已经处在极度紧张中的爸爸。但是爸爸自然还是知道了一切。是一个去医院看望他的老同志，在他的一再追问下说走了嘴。

那位同志离去之后，爸爸和衣倒在床上，闭着眼睛不说也不动。他要在场的哥哥嫂子回家，他要一个人静一静。哥嫂刚到家，电话铃响起来。原来是警卫员小王发现爸爸在他俩离开之后一直坐在床边垂泪。小王不敢问，又怕出事，所以要哥嫂赶快再去。两人扔下饭碗又往医院跑。当他们气喘吁吁爬上六楼，推开爸爸房门的时候，他们却看到了一幅他们怎么也想不到的情景。

爸爸已经穿好衣服，洗好脸，正坐在桌边吃饭。他神态镇定，和他们离去时已经判若两人。爸爸对哥嫂说：“我不能这个样子，我已经想好，我要出国去治腿。今后，我不能再要你们的妈妈照顾我，我要治好腿，不管她还有多少时间，我要照顾她，要让她过得愉快轻松。”

哥嫂说，爸爸出国治腿的决心就是在那一天，那一刻下定的。

妈妈渐渐好起来，在那一段非常痛苦的治疗中妈妈表现得非常勇敢和有耐心。301医院的医生和护士都公认妈妈是一个最配合治疗的病人。爸爸则积极作着出国治疗的准备，他请有关的同志帮他调查情况，搜集资料，他还向中央写了报告。组织上派了专门的技术小组研究和考察有关问题。在爸爸的积极努力下，事情很快决定下来。

妈妈回忆说：“6月里的一天，我刚刚出院不久，瑞卿就告诉我，出国治腿的事情已经定下来了。我听了大吃一惊，而且心里想，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不好好跟我商量？前几天提到的时候他还说没有定，也许拖一拖。记得为了这个我还和他吵了几句，可是吵有什么用呢？我知道他定下来的事情是无法更改的，再说，我也习惯了在这种时候听他的。”

这样，1978年7月15日，大病初愈的妈妈跟随急切的、对自己充满美好信心的爸爸离开了北京，飞往那个遥远陌生的地方。妈妈并不知道爸爸这个巨大的决心里饱含着对她的深长情意。7月31日，爸爸给在北京的儿女们写信：

……爸爸下星期三就要动手术了。根据观察可能如愿以偿。虽然要冒一点风险，但大致不会出什么意外的，你们放心。这里的我国大使及大使馆的同志们对我们很好。他们的阶级情谊实在使人感动。……

妈妈写：

今天我从大使馆到医院看爸爸（200多公里，汽车走2点30分）。要他写几个字给你们。他一写就是一大篇。爸爸现在一切情况都正常。有的比在国内还好些。例如咳嗽比在家里少，也容易些。可能与这里气候好有关系。医生经过各方面检查后说，比他们原来想的要好。2日决定动手术。爸爸和妈妈都有信心。因为教授、医生说，我们虽然不是上帝，但一定会尽一切努力治好。大使馆的同志都对我们很好，你们也放心好了。1日下午，大使和我就都到医院附近的一个旅馆住几天，这样看护爸爸方便些。等动完手术后妈妈再写信给你们……。在外面的爸爸妈妈很想念你们。祝愿你们工作学习得更好，身体健康！等爸爸动完手术后身体更健康，咱们全家就可以更努力、更多地、更愉快地为人民做更多的工作。

8月1日妈妈和张彤大使到医院去看爸爸。妈妈带了一把鲜花。她和爸爸在病房里照了一张相。爸爸情绪很好。妈妈一直待到很晚，爸爸催了几次，妈妈仍然舍不得离开。最后爸爸说：“走吧走吧，我已经吃了睡前药，明天还要做手术。别担心，一切都会好。”妈妈说她永远忘不了，爸爸那样笑眯眯地跟她摆摆手，她觉得爸爸心里平静极了，有信心极了。她就比较放心地回到旅馆里去了。这一去，竞成永诀！

第二天一早妈妈赶去医院的时候，爸爸已经提前进手术室了。爸爸在里面，妈妈在外面。不时有消息从手术室里传来。中午12点左右，手术顺利结束。妈妈听到这个消息掩面失声。她急着要去见爸爸，但因为害怕术后的感染被医务人员拦住了。妈妈只好再等。一切消息都是好的。傍晚，爸爸从麻醉中清醒过来以后，还对为他手术的医生用英语说：“晚上好，谢谢你。”那医生把爸爸的左腿搬动了两下说：“明天你就可以下床。”两个人都笑了。

一直到晚上12点多了，爸爸的情况仍然平稳。在人们的劝说下，妈妈才肯回到旅馆里去。刚刚洗漱完毕，熄灯睡下，电话铃声大作，同时有人敲门。妈妈知道大事不好。赶到医院的时候，爸爸已经离开人世！

波恩时间8月3日凌晨2时40分，爸爸被心肌梗死突然夺去生命。

波恩和北京的时差是7个小时。

8月10日，中央派专机将爸爸的遗体运回北京。

那天下小雨，所有迎灵的人都默默站在雨中。邓小平站在距离我们不远处，他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我看见他的脸色非常凝重。

机舱门很窄，我发愁爸爸的灵柩怎样才能被抬下来。一会儿，靠近我们一侧的机舱忽然无声地升上去，连同舷窗都不见了。这下我看见爸爸的灵柩安静地躺在机舱深处。我忽然替爸爸产生了一种非常不愿被打扰的感觉。我不知道这么多人站在这里有什么意思，爸爸也许只想好好休息一下……

接下来的几天，心情有时平静，好像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已经和我没有关系。有时又充满仇恨，仇恨所有和爸爸年龄相仿，或者和我年龄相仿但父亲健在的活人。但最强烈的感觉还是被人打扰，到处都是人，没法让我好好想一想，我为什么失去了和怎样失去了我最亲爱的父亲。

我认为从那时开始我变成了一个愤世嫉俗的人，心里开始有一种离经叛道的欲望。命运在我眼里成了一种玩笑，否则，当年爸爸怎么会认真严肃地履行了坠楼的死亡仪式而无法如愿。今天他在古稀之年，再一次扯满生命之帆，希望过一种更完整的生活时，仍然无法如愿。我问自己，今后我是否还应该继续做一个无神论者？不是分明有上帝在冥冥中主宰，这一切如何发生？可真有上帝，这般不公正的上帝，信它又有何用？总之，爸爸的突然去世，使我觉得自己已经不再是一个只注重精神生活的人。我对朋友说，今后我不准备太信任生话和命运的时候，完全像一个对售货员说某一种化妆品因为不喜欢所以不买了的轻佻少女。我隐隐约约相信自己完全可以过一种世俗化的生活。但那种生活是什么，我不清楚。

在这短短的一年当中，爸爸除了没做到留住自己的生命之外，做到了许多事情。这其中，我最看重的是他支持当时中共中央党校校长胡耀邦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事。我很庆幸爸爸这样的老共产党人，最后以这样的方式再一次报效了祖国，并给自己一生的理想主义和英雄气概作出了最合乎逻辑的解释。尽管他没有看到中国改革开放的事业真正开始，但他做了自己来得及做的事。

注释

①参见《20世纪中国全纪录》，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年1月第2版1021页。

30.进修医生

光辉的幻影便含着微笑，更加光辉。

——《失乐园》292页

我在北京协和医院长长的走廊上行走，手里拿着一个导尿包。正是夜里两三点钟，我作为一个进修医生刚被人从梦中唤醒去为一个重病人导尿。我一边走一边让自己快快从昏昏欲睡的状态中摆脱出来。这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重病人的情况很容易在这种时候恶化。

从第二军医大学毕业，我成为一名普通军医，过着那种在军队大院里的平静生活。不久，我去协和医院进修。这样，在军队大院里建立我的世俗生活的理想又一次面临挑战。

一进协和医院，我就陷入一种神秘境界。所有人都好像似曾相识，所有发生的事情都像鬼使神差。这所世界闻名的医院，从20年代起按照美国当时最先进的医院建成，为中国培养了最好的临床医生，时至今日，仍然对一切职业医生具有不寻常的吸引力。但对我来说，事情却似乎不是如此简单。不久，我终于找到了答案。

有一天我被一个主治医生差遣，到妇产科去拿一份病人的检验报告。被盘问了许久，又换了鞋和衣服，才允许我走进产科的走廊。左手是一间大大的婴儿室。透过洁净的玻璃窗，我看见里面一排排的睡满婴儿的小床。忽然有一个怪头怪脑的透明箱子引起我的注意。我心情激动地想起自己的出生故事，并且非常固执地认定这个空箱子就是我出生后睡过的那个暖箱。我对自己说，在它的帮助下，你才具备了生而为人的资格啊！在这么大的激动中我准是又有一刻灵魂出壳，因为隔着婴儿室的大玻璃窗，我分明看见一个是我自己的婴儿，一丝不挂地躺在那箱子里，正享受着人世间最幸福的生活。这下我恍然大悟，这是我一生中住过的最好地方，怪不得我在这所医院里总会有奇怪的亲切感觉。

现在，当我在凌晨二三点钟拿着一个导尿包，走在协和医院急诊观察室长长的走廊上的时候，我的心里就充满着这种朦胧的亲切感。

病人是一个老年妇女，病情危笃已经数日。实际上她从前一天下午就进入轻度昏迷，病情危重通知书已经发出，家属都在给她准备后事了。这天晚上所以叫我，是因为家属发现病人忽然烦躁不安。我检查了病人，发现她的膀胱明显膨胀，说明她发生了尿潴留，应该导尿。导尿就是插一根管子到膀胱里去，帮助病人把尿排出来。一般来说，导尿是由护士做的，但那天已经深夜，我已经被叫起来，不愿意再打搅护士，我就决定自己给病人导尿。我不愿意打开病房的大灯影响其他病人的睡眠，就找了一个手电筒，后来觉得光线太暗，又找来一个落地的治疗灯。但是由于我不熟悉导尿技术，光线又不好，我忙了半天也没有把导尿管插进去。我出了一身大汗，病人家属也有点着急。这时我变了一个姿势，把治疗灯换了一个角度，准备再插一次。当我再次使劲把导尿管插进尿道的时候，那老太婆的整个身体忽然痉挛了一下，让我想起我小时候曾经用火柴去烧一条手指粗的豆青虫，当火柴接触到它身体的时候，它就像这样狠狠地缩成一团。那老太婆这时完全不像个已经昏迷的病人，出乎我意料，凶狠而清楚地说：“该死！……你该死！”我定睛细看，导尿管显然插错了地方。我认为是尿道的地方原来是一个最不能刺激的神经汇集之处，怪不得病人像被火烧了似的难受。但病人家属不知道我干了什么，听到病人骂我，赶快向我连连道歉。医生在临床工作中挨病人的骂是经常发生的事情，我当然并不在意，我只有不安，因为是我操作不当，给病人增加了痛苦。我尽量快地做完导尿，什么也没说地离开了。

当天上午，病人去世了，我从昨晚开始的不安更加强烈。病人家属偏偏又在这时走过来，再次向我道歉。那时急诊观察室是由邵孝鉷大夫负责的。我越怕他问，他偏就一眼发现我神色不对，走过来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了昨晚导尿的经过。邵孝鉷大夫问：“为什么不找护士？”我说：“我已经起来了，不想再打搅她们。”邵大夫又问：“为什么不开（病房的照明）灯？”我说：“我不想打搅别的病人。”邵大夫说：“喔？你在乎很多事情。”显然，“在乎很多事情”的弦外之音是“不在乎做一个糟糕的医生”。我为邵大夫一下说中了我的要害而羞愧。今天想来，要不是我对协和医院事先抱了那么多的好感，要不是我亲眼见过邵大夫神奇地解决了临床上那么多的难题，以至于我对他个人经历中许多事情，比如错划了右派，比如开创了中国的急救医学的先河等等都抱有一种奇怪的崇拜心理，我才不会听不出来他这句话中对我的拣了芝麻丢了西瓜的讽刺和对世界上竟然还有我这样不知职责所在的医生的惊讶。

我还可以举出许多例子以证明协和医院里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具有这种寓言般的犀利和深刻。

一个暖和的春天上午，我去找内科主任张孝骞教授的秘书赖淑莹大夫。当我推开张主任的办公室，使我大惊失色的是，我竟然看见这位闻名全国的医学专家、内科学界权威、鼎鼎大名的张孝骞教授在痛哭流涕。这位耄耋老者用一方大手帕捂住脸，使劲儿擤着鼻涕，哭得像个孩子。在这之前，张孝骞是一位只可仰视的医界泰斗，所以这景象实在是让我吃惊不小。我慌忙退出来，甚至忘记了自己来干什么。后来，我听赖大夫说，张主任那天是因为每周一次的内科大查房被政治活动冲击了的缘故。这使我大大失望，觉得张孝骞老头儿在接受共产党领导的这么多年里竟然还没有习惯这种事情，实在有那么一点幼稚。

协和医院的内科大巡诊也有人叫大查房，据考证，至少从其建院时的20年代就开始了。至我进修的80年代初，这个活动仍然被所有临床医生爱戴。内科大查房是协和医院最郑重其事的业务活动之一。先由住院总医师挑选病例，这些病例都是疑难、复杂或者罕见的。经主治医生和内科主任认可，由实习医生或者住院医生做全面的准备。病案资料要全部备齐，该做未做的各种化验要补做，有疑问的化验单要核实，病人的有些资料要画成大幅的图或表。这些病例都要事先公布出来，病房护士长也要做好相应的准备，届时她要使病区秩序良好，保证大查房顺利进行。由于有这样复杂的准备阶段，所以这活动还没有开始，就带上了很多庄严的意味，出席内科大查房的所有人都可以感受到它的程式化带来的严肃性。

查房开始后，先由住院医生报告病例，要求完整扼要，就是说不能遗漏，也不能繁琐。然后由主治医生发言，说明这个病例诊断和治疗上的主要疑问或者是经验。然后是大家提问和讨论，这种讨论往往严谨又热烈，看上去畅所欲言，实际上等级森严。对我们这些外来的进修医生，这是最好的观察本院各级医生的时刻，职务高低，学术水平如何，临床经验丰富不丰富，甚至风度仪表好不好，都属我们密切关注的内容。最后由内科主任综合讨论的结果，作总结发言。在这个总结发言中，他要明确表示自己的见解，提出今后进一步治疗和检查的意见。有些当时弄不清的问题，以后通过观察、手术或者病人死亡以后的尸体解剖弄清楚的，还会在以后的大查房中继续报告给大家。这种学术活动由于学术水平高，又完全针对临床工作中的实际问题，所以深受所有临床人员的欢迎。说是内科大查房，但全院各科室的人都会来，有时还有外院的医生参加。谁在这个协和医院大查房中有了精彩的表现，比如清晰完整地报告了病例，提出了非常出色的问题或者诊疗意见，甚至画了一张鲜艳美丽，又达意传神的图表，都会成为人们眼中的明星，甚至可能成为北京医疗界当时的话题。我记得自己做过一个梦，梦见我作为一个下级医生在协和医院内科大查房的时候向所有到场的人做了一个精彩的病例报告。醒来已经知道是梦，可还一整天的，像喝了蜜似的高兴。

后来，我读过一篇邓家栋先生撰写的文章《内科大巡诊杂议》①。邓先生是我国著名血液病学家，30年代毕业于协和医学院。令我非常吃惊的是，他所描写的30年代他在协和医院当实习医生时内科大查房的情况，在漫长的50年的时间里竟基本没有走样。他写的细节和我经历的大致相同。据说，协和医院的内科大查房在历史上只中断过两次，一次是日本人占领北平，强令协和医院关门的时候。另一次是“文革”期间。

我在协和医院进修，正是“文革”结束不久，内科大查房制度说是恢复了，但一有重要的政治活动，比如全院开大会传达什么文件的时候，就会把内科的大查房冲掉。这次张孝骞主任痛哭流涕就是因为又一次精心准备的内科大查房被领导通知取消了。

按说对于这种事，就算找不到幽默感，也早应该习以为常了。这是80年代所有科研机构里共同的景象。许多以顽固著称的知识分子都接受了这种现实。事实证明张孝骞却不能。

张孝骞是湖南人，1921年他毕业于湖南湘雅医学院。他是这个当时全国首屈一指医学院中最棒的一个学生。他创下了这个学校入学考试、毕业论文和答辩三个第一名的唯一的纪录。抗日战争结束后，他来到协和医院任职。当我进入这所全国最高医府的时候，张孝骞这个名字仅用德高望重来形容是不够的，它似乎代表了职业医生最高境界。在我们眼里高大得了不得的医疗专家一提到这个名字，脸上都会有一种肃然起敬的神情。

张孝骞有一颗巨大的头颅，和一张农民的脸。如果不是长期学术工作使他的表情带有浓浓的书卷气，你会以为他根本来自湖南乡下。我们听说，张主任解决临床上的疑难问题有非常特殊的本领，他不仅能从理论和经验的意义上做到点水不漏，对一些绝无仅有的病例他甚至能从病人的生活方式或者心理活动中找到诊断的线索，使他的临床诊断水平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这种故事在临床医生们中流传，在许多人眼里，他是一个传奇人物。我在协和医院期间，最流行的也是被所有上级医生当做典范讲给下级医生听的两个病例是：有一个被其他医生确诊为结核性脑膜炎的病人，各种临床症状和检验指标都符合诊断。张主任在徒手检查这个病人的时候发现他颈部有一个淋巴结稍大。凭着丰富的临床经验，从这个线索出发，他很快查明这个病人是得了一种叫做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的病。这种病往往自然好转。在停止一切治疗之后，病人很快恢复了健康。还有一个持续高血压而不明原因的病人。张主任又是凭着徒手检查的硬功夫，发现病人耳道里有一个小结节。从这个不起眼的小结节人手，他判定病人得的是一种叫化学感受器瘤的病。这个病非常罕见，全世界只有少数报道。很多年资不低的医生，甚至不知道有这样一种病。张主任不仅做出了这个诊断，还说出这种病例刊载的刊物名称、期号和这本刊物放在协和医院图书馆哪一个书架上的什么位置。

有一天，我在张主任每周一次的门诊时间，陪一个病房的病人去找他。那时还没有专家门诊，张主任的挂号费和普通医生一样。在等待的时间里，我非常希望有传奇故事发生，但我见到的却是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景象。张主任看的病人都是一些感冒发烧，但他却认真得无以复加。对于每一个走进来的病人，张主任竟然都要先欠身问好，然后详细问诊。视触叩听一样也不马虎。这个闻名全国的医学专家竟然对日常门诊工作如此一丝不苟，实在让我有些意外。后来，进来一个外地病人，是一位衣衫近乎褴褛的乡下老妇人，张教授仍然先欠身说了“你好”，然后再问：“老人家怎样不舒服？”

这老妇人几年来发烧消瘦，就是查不出病因，这次是北京的儿子接来看病的。张教授在检查中要病人把袜子脱下来，病人不肯，说是脚脏，还有“很重的湿气，看不得的”。

张主任则和颜悦色地说：“没关系，没关系，我一定得看一看。”那口气好像是在请这母子为自己做一件天大的好事。

儿子帮母亲脱下袜子，果然脚很脏，有很多地方溃烂了，散发出一股臭气。张教授把病人的脚拿到离眼睛很近的地方详细观察，还用手在上面按来按去，他对身边的医生说：“看，病人的脚上虽然有湿气，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脚气，但不完全是。这些糜烂的地方也不一定只是脚气感染……”这时候我有点激动起来，因为我猜到什么不平常的事情快要发生了，但由于我是陪病房的病人去的，不能多待。事后我听说，这个病人的诊断确实是从脚上找到的线索，是一种不多见的寄生虫病。我曾把我当天看到的张主任看门诊的情况告诉邵大夫，说我真没想到他甚至对每个进门的病人问好。邵大夫只淡淡地说：“张主任这样子，已经数十年如一日。”

急诊观察室的工作庞杂繁重。我们这些来自不同地方的进修医生，为了多接触病例，多积累经验，尽量争取多做工作。我记得那时病房里没有实习医生，所以我们这些进修医生不仅要干实习医生的活儿，有时，护士的活儿我们也干。收病人，写病历，治疗，值班，来来回回跑腿，取化验单，送标本，一天忙下来不知道东南西北。有一次我连着上了半个月的夜班，倒成白班的那一天，我才发现春天已经来了，在两个星期里北京城已经全都绿了。这时我想起临床工作中的辛苦和压力，不禁有些闷闷不乐。

这种坏心情和前几天夜里，楼上病房发生了病人自杀的事情有关。那是个挺年轻的男性白血病患者，不知是因为治疗无望还是病人自己觉得太痛苦，反正他在半夜从病房的窗户里跳出来，坠落在离我们急诊观察室不远的地方。病人当时就死了。值班的医生和护士都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我听说那个年轻护士也是来进修的，出了这个事，大病一场，以后连护士都不做了。应该说，在来到协和医院以前，我虽然知道当医生是一种崇高职业，是和人的生命打交道的。却从没有体会过临床工作中如此沉重的压力，也不知道医生护士肩上有这么复杂严肃的责任。我没法想象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我值班的时候我会怎么办。那几天，我特别紧张，晚上我病房里有病人出来上厕所，我都竖起耳朵听动静，那个自杀的白血病人的影子总在我眼前晃。

日子虽然不好过，但还是过下去。因为邵大夫总给我们所有在急诊观察室工作的人带来信心。他并不特别明确地要求我们做什么事情，但只要他在场，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和怎样做。他的方式总是理智和冷静的。观察室里有一个多次发生心肌梗死，心脏功能已经非常差的中年病人，他是一位科学家，手里有很重要的工作。单位和家庭为了保护病人的情绪稳定，都向他隐瞒了一部分病情。但在出现越来越严重的心力衰竭以后，病人自己忽然意识到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他私下里问邵大夫他还有多少时间，他要把手里的工作交出去才行。邵大夫考虑一下，就如实向病人说了。这使得病人在最后的日子里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心愿。病人弥留之际，对邵大夫一再表示感谢。我们几个人事后带着一点敬佩的口吻议论这件事，说邵大夫对疾病过程了解得那么透彻，几乎一日不差地预见了病人的死期。这话让邵大夫听到了，他心情略显沉重地说：“医生能说出病人什么时候死算什么本事。……这个人死得太可惜。”还有一次，我们随邵大夫在病房里检查病人，在给一个女病人听诊的时候，一位进修医生动作笨拙，女病人很不自在，但又不敢说什么。邵大夫把那个医生拉到一边，换上我，并且决定这个病人以后由我负责。我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第二天，邵大夫在晨会上问我们：“听诊时应该注意什么？”我们七嘴八舌说了不少，最后，邵大夫说：“还有一条叫做‘尊重病人’，尤其对年轻女性，这一点非常重要。你们为什么都没有说？说明你们脑子里没有！”我说过了，由于对我出生的这所医院抱有毫无保留的好感，不管别人是否能够接受这种严厉的耳提面命，我对邵大夫的类似说教甚至到了一日不听一日不爽的程度。这以后，我自认为我的检查动作不仅规范而且优雅，因为我的耳边总回响着邵大夫的“尊重病人”的谆谆教导。

这一天，我又在这样优雅地检查着我的病人。这是一个患先天性心脏病的年轻女病人，这次是由于想做手术来到北京。几天前她由于发生了轻度心力衰竭而住进急诊观察窒。现在她正一边纠正心衰，一边等待外科手术病床。这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文静而略显羞怯。我正检查，忽然发现她脸上的神情发生了很大变化，先是有点吃惊，随即发射出一种幸福的光彩；好像她整个人都像一朵鲜花开放了。我回头一看，一个身材高大、头发斑白的男医生正含笑站在我身后。我的病人轻轻唤道：“方大夫！方大夫……”那声调饱含感情，我不认识这位方大夫，但从对方的气度上猜到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高年资医生，就让在一边。他一边用眼睛回答了女病人的招呼，一边对我说：“你是罗大夫吧，我是方圻。我刚刚看了她的病例，她原来是我的病人，我可以看看她吗？”

我真没想到站在我面前这个谦和文雅的人就是最著名的心脏科专家、协和医院副院长方圻大夫，而且通过看病例就知道了我的名字，还叫我“罗大夫”。

在得到罗大夫的允许之后，他又转向那位姑娘，认真地再次回答她的问候：“你好。”

姑娘激动得好像喘不过气来，她说：“方大夫，我好想你！”这回声音里不仅饱含激情，甚至已经带了泪了。

方大夫笑着点点头，又简短地解释说：“今天外科的×大夫说你来了，要做手术，我来看看你。”

我看到，泪水竟然真的噙满了姑娘的眼眶，她脸上幸福的光芒好像要把整个病房照亮。

方大夫开始检查病人。在叩诊开始以前，他把病床周围的帘子拉上，遮挡了除我之外一切人的视线。然后，他把自己的双手握在一起让它们足够温暖。叩诊一开始，我就发现他的动作有一种说不出的灵活轻巧，两只手像两只在水面上低飞追逐的燕子，清晰的叩诊声从他指甲剪得短短的手指下面传出来的时候，简直像音乐一样好听。当他叩出心脏浊音界的时候，他指着那地方，认真地征询我的意见：“在这里？”听诊时，他又先把听诊器放在手里捂热，然后将病人的衣服打开，只有够把听诊器放进去的那么一块小小空间，这个空间随着他的听诊器在患者胸前移动。在听到心脏杂音的时候，他仍然没有忘记我的存在，再次抬起头来问我：“差不多三级？”天呐，就算他不用这种方式表示对我的尊重，我早已满心里都充满了对他的好感。我当然明白凭他的临床经验，他根本用不着如此认真地征询我这下级医生的意见。

检查完成了，他随手但细心地给病人盖好被子。看得出来，他的所有细致入微的动作都熟练到成为一种习惯，只是当他注视病人眼睛的时候，是一种有针对性的关怀。临走时，他对病人说：“我会和外科×大夫交换意见，一切都不用担心，好吗？”他转过头来，再次非常礼貌地对我说完再见，才离开了病房。

原来，这个女病人十几年前到协和医院就诊时是方圻大夫给她确定了诊断。住院期间，方大夫给这个小女孩留下了深刻印象。她告诉我，方大夫是她一生遇到过的最亲切的人，不仅医术高明，她还亲眼看到他对每一个病人发自内心的关怀。她说，在这以后的十几年中，她不仅不能忘记他，而且在一个心脏病人艰难的生活中，她是靠了不断回想方大夫，才没有动摇对生命的信心。这次做手术虽然又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但她知道方圻医生已经是全国闻名的，经常给中央首长看病的大专家了，根本没想过还能见到他。谁想到方大夫听说她住院，竟然还记得她，专门来看她，还给她做了检查。她说昨天晚上她还因为害怕手术而睡不着觉，现在见到了方大夫，她什么都不怕了。

一下午，我都和那个女病人一样激动。我想，我的脸上一定也泛着幸福的光辉。方圻大夫检查病人的整个过程，不仅使我知道自己离规范和真正的优雅还有多远，而且我发现已经从几天以来的坏心情中彻底解脱。方大夫身上那种朴素又高深的博爱，使我对医疗职业有了一种全新的，类似宗教一般圣洁的感情。每次回想起那天方圻大夫出现我面前的时候，我就怀疑我看到了医学的上帝，否则怎样解释那种心灵的被照亮，那种好像听到音乐一样宁静？应该说我在协和医院多次看到了医学的上帝，张主任、方大夫还有邵大夫这些人在临床工作中都有一种上帝才有的魅力。我曾对别人说，他们在工作中不是人，不是医生，而是圣，是医圣。

总之，我并没有意识到在协和医院度过的这_段时光对我来说是十分危险的。由于过于自恋而对自己出生地存在非同寻常的好感，由于对一些临床专家的盲目崇拜，加上对于什么医学上帝的不伦不类的联想，使我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对生命绝对价值认同。我开始坚定地认为：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这种宝贵没有前提，没有任何附加条件。我结束一年的进修生活，走出协和医院这个神圣的医学殿堂的时候，脑子里就充满了这种想法。事实证明，我在以后的日子里根本没有成为那种头上带有神圣医学光环的人，充其量只当了一个平庸的医生。这是说，我只’学会了一些皮毛，比如说在接待病人的时候给对方尽可能多的善意，比如说在检查病人的时候使用最规范最优雅的动作，比如说在严格的规章制度里打转转儿，比如说在任何情况下固执地为我的病人争取“最好的医疗照顾”。但我当时至少认为，从此我可以在这个耀眼的光环里安身立命。

注释

①见《话说老协和》，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9月第一版，邓家栋文《内科大巡诊杂忆》。

31.失落的家族

1996年是爸爸九十诞辰纪念。74岁的妈妈带我们所有子女回到四川南充，回到已经被辟为罗瑞卿纪念馆的院落。在妈妈的带领下，我们在屋前种了一棵树，把从北京带来的爸爸的骨灰洒在树下，填上土。

种完树抬起头来的时候，太阳从连阴的云层中露出来，我惊讶地发现，一向陌生冷淡的祖屋这时候显得温存而亲切。这棵树以及爸爸灵魂的归来，使整个院子明亮起来。

曾几何时，我还认为祖先或家族都是奇怪的字眼，它们甚至带有贬意。记得我为加入少年先锋队第一次填写表格，听说我的爷爷奶奶和姥爷姥姥竟然都是地主时，我是多么吃惊和失望。

我的转变是因为另一个关于家族的故事。

70年代末，我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读书。按照当时时兴的做法，我们到江苏吴兴县一个名叫南浔的小镇开门办学。这江南小镇，像画和电影上看到的一样：一条水巷横贯全城，水巷两侧全是飞檐重叠，青脊白墙的旧式民居。

咸丰、同治年间起，清政府在西方列强的压力下被迫实行了五口通商。南浔作为浙北蚕桑业的中心市镇，开始逐渐繁荣发达。南浔以丝市贸易起家的富商大贾有几十家，盛况空前时有所谓“四象八牛七十二只狗”之说。我们去时，小镇往日的浮华已经无影无踪。它平静且寂寞，墙上随处可见的“文革”书画更让我们觉得它和中国大地上任何一个经过“文革”劫难的小镇毫无区别。

春节刚过。家家户户的门前挂着腌制好的猪头、火腿。奇怪的是，这小镇上几乎见不到年轻人或儿童的的影子，一串串的腊货下面是千篇一律的老头老太平静的脸，他们坐在竹凳上，仿佛已经坐了一百年。河上来来往往的木船，在他们麻木的瞳仁里留下唯一的活动影子。这小镇上的沉闷气氛让人受不住。尤其是课余饭后，我们真希望能找到一点可供消遣的东西。

星期日，我们一行四五个同学百无聊赖地在街上闲逛，内心怀着热烈的冒险愿望。不知不觉我们离开了那条寂寞的水巷，走到小镇的深处去。在一个绿叶特别葱茏的地方，我们忽然发现自己正站在一个被封闭的大园子跟前。两扇西洋式的拱形铁门上有一副锁链，锁有海碗大，铁链如小孩胳膊粗。同行者一致兴奋起来，因为这硕大无朋的锁链后面不会是太平庸和乏味的东西。

我们几个开始在门外大声叫喊。这地方看上去已经被封闭了那么久，没把握一定会有人。一会儿隐隐听见狗叫，我们遂坚信既有狗就有人，于是继续大叫不止。终于出现了一个步履蹒跚的老者，他踏着落叶，从园子的最深处现出苍老的面目，让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古老历史中走来的神秘的人。’也许是我们几个人都穿着解放军制服，而解放军在那个年代是最可以信任的缘故。也许是这鸠形鹄面的老者让我们感到惶惑，我们都没有多说话。这老者默默地替我们开了门，放我们走进一园子的静谧和清凄中去。

园子早已荒败，但它的规模却使人一眼看出，园子的主人曾经非常显赫和富足。园子正中是个不小的水池，多年没有疏竣，已经干涸了。池边的亭台楼阁年久失修，但仍然气势巍峨。散落在各处的太湖石，狼狈颓倒，但也依然保留灵、透、瘦的上品风格。不难想象，这里曾是一处怎样朗日繁花、月白风清的所在。我意识到，这座残破的庭院是一条通往小镇繁荣历史的隧道，这里曾经有过的生活，完全不是这小镇现在看上去的那般陈旧和庸碌。

园子北面的主要建筑是一座中西合璧的楼房。房门紧锁，窗上是厚厚的尘土，看不清里面的样子，所有建筑上的牌匾留有被人摘掉的痕迹，使我们无法判断到底来到了什么地方。

楼后面的几列平房竟然没有上锁，我挺高兴地走进去，藏书生涯，1924年购地20亩，斥金12万，建成这规模宏大的嘉业堂藏书楼。在这里，刘承干聚书57万余卷，18万册有余。刻书179种，2926卷，成就了中国近代藏书刻书史上最伟大的事业之一。按照曾在嘉业堂藏书楼任编目主任达八年之久的周子美先生说法：刘承干是“中国近代史上私家藏书最多，化费精力、金钱最多的一个，远远超过清代著名四大藏书家以及湖州的其他藏书家。至于藏书楼的建筑规模更为以上诸家所望尘莫及。”1951年，嘉业堂藏书楼被主人捐赠给浙江图书馆。刘承干则于1963年在上海病逝。

也许是刚刚结束的“文革”给整个社会留下劫后余生的恐惧。这个失去主人的凄凉家园，在我心头久久盘踞不去。那些在照片上留下精致华美形象的人们如今何在？似乎已经没有人能够以主人身份来讲述这个辉煌的家族故事了。这种恐惧和凄凉使我第一次强烈地产生了解自己家族的愿望，使我一时间觉得这是在吃饭穿衣之外第一紧迫的事情。

按说，中国人具有最充沛的崇敬祖先的情感，但家族的承传在近代中国却呈现出一副支离破碎的悲惨景象。虽然在儒家思想中家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重要的道德载体。君子须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而后方能治国平天下。但实际上，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和至高无上的皇权，却使家庭显得脆弱可笑，不堪一击。历史上我们读到太多这样的故事，再发达显赫的豪门望族，只要龙颜震怒，就难免殃及九族，满门抄斩。更不要说朝代更迭，外族侵略，近代以来则主要是革命和战乱，使一般家庭遭到破坏了。所以中国人最乐天知命的理论中有：富贵如浮云，富不过三代之说。难怪曹雪芹一部《红楼梦》，虽只是他一家的辛酸破败史，但无论皇亲贵胄，还是贩夫走卒，都在里面看到自家的影子。成千上万的失落了家族的中国人，面对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动情动容，潸然泪下。

这是近代中国人面临的窘境之一：当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活生生家族存在的证据，找到家族传承的荣耀时，我们却找不到这个家族的主人。就像我在南浔嘉业堂遇到的情形。或者，人们虽然幸存在现代社会中，但已经失去了家族背景，显得那么没来由，那么孤立无援。对于我们，这些革命者的儿女，恐怕尤其如此。

实际上，我爷爷罗春庭的爷爷那一辈时还是个穷人。到我爷爷的父亲这一辈，渐渐富起来，买了房子买了地，才成为有头有脸的人。关于富起来的原因，传说很多。其中劳动致富的说法当然是我们比较容易接受的。中庸一点的说法是在东家的牲口棚里挖到了财宝。爷爷的父亲很有一点造反精神，他没让东家知道，不动声色地将财宝据为已有。还有的说法就带着月黑风高、杀人越货的隐喻，我认为基本不可信。

我们是富不到两代，到我爷爷罗春庭这一辈，家计又开始艰难。主要是世道年成不好，另一种说法是爷爷根本不懂经营之道，还染上了抽大烟和赌钱的恶习。这两个原因中到底哪个起决定作用？是因为爷爷抽烟赌钱，，天生就是败家子，还是世道年成不好，使爷爷无法振作而堕落，没有定论。好像完全取决于叙说者是主观决定论，还是历史决定论。我是历史决定论，即爷爷完全是因为社会黑暗，奋斗无门，而绝望，而沉湎于烟毒和赌博的。因为我不愿意我的奶奶压根儿就嫁个无能的人，因为当年我奶奶在当地女界中可真是个少有的知书识理、美丽贤淑的人。

奶奶的父亲，也就是我爸爸的外祖父鲜锦堂是当地首屈一指的富裕地主。他的原配夫人去世早，只留下奶奶一个女儿。鲜锦堂后来又续了弦，续弦的妻子替他生了三个儿子。但奶奶始终是他的掌上明珠。他虽然广有田产，但自己不识字。早年，他曾出头揽过一桩公事，好像是替县上管理公家的谷仓，由于不识字被人做了手脚，丢官赔钱，头破血流地回到家里，发誓再也不出去做事，只在家里教育子女。奶奶天资聪明，心灵手巧，不仅做得一手好女红，还能读书写字，很被鲜锦堂看重。由于特别看重这个女儿，鲜锦堂一心一意要为她找个好婆家。谁想到挑来拣去，女儿的年龄忽地大了，只好忙不迭地操办起来。听说，媒人送到我们罗家来的喜帖，是奶奶亲自写的。罗家的长辈们看到这一笔秀丽的毛笔字就满心欢喜。下聘、迎娶，兴高采烈的罗家人，马不停蹄地办妥了一切事。洞房花烛夜，爷爷高大端正，奶奶眉目清秀，红盖头揭去，二人相见，喜不自胜。爷娘父母，亲戚乡里也莫不说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双。

奶奶在罗家做媳妇，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不夸奖。不仅家务打理得井井有条，．每逢春种秋收，粜谷买田，奶奶也都亲自过问，罗家的账本都是她写。奶奶天性善良，每遇邻居告贷，她总不肯让人空手而回。至今乡亲邻里中有口碑。总之，奶奶当时一定是一心一意要和爷爷好好过日子的，否则她不会在忙碌的白天结束后，又在油灯下写下那么工整清晰的账本。一笔又一笔，精打细算，分明是她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

不知为什么，大约是在她连着生育了几个子女之后，爷爷忽然抽上了大烟，还开始赌钱。为还烟债、赌债，爷爷瞒着家里一次又一次卖田。这时候太爷爷已经去世，太奶奶和奶奶都无法管住爷爷。家里的日子越来越难过，奶奶的身体也从这个时候起越来越坏。她开始常年的咳嗽，后来吐血。但奶奶不是个软弱的女人，在我爸爸大约十几岁，他的下面又分别有了三个弟弟和三个妹妹的时候，奶奶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她带着所有的孩子，离开了爷爷家，住到南充城里去了。奶奶这样做，首先是为了保证爸爸的教育，爷爷为了让爸爸早日挣钱养家，几次强迫爸爸中断学业。但奶奶的决定实在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多少年来，四川乡下大概没有女人敢于这样离开婆家，离开自己的丈夫。当然在这件事情上，鲜锦堂是帮了忙的。奶奶住在城里的房子和日常的开销，包括爸爸后来上学的费用都是他负担的。

鲜锦堂认为把自己的爱女也就是我奶奶鲜氏嫁给我爷爷罗春庭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由于他的大儿子早死，二儿子出门不归，三儿子年幼，总之三个儿子中都没有他满意的家族继承人，他就把顶门立户的希望寄托在我爸爸身上。爸爸身材高大，有胆有识，为人质朴忠诚，实在是个很好的接班人。另外，鲜锦堂想靠自己的财力把这个聪明的孩子抚育成人，也是对女儿的一种补偿，使女儿日后有个依靠。

平心而论，鲜锦堂对外孙是操心尽力，煞费苦心的。先是进鲜家的私塾，后人大林寺高小，再后又入南充县立高中，都是他出的主意，他出的钱。这些学校在当时当地都是最高学府了呢。方圆百里，鲜锦堂以吝啬出了名，平日自己的饮食起居简单极了，但是对爸爸他还是肯花钱的，不仅给学费、零用钱，而且他还要爸爸穿得像样子，举止像个上等人。无论小学、中学，爸爸的衣着齐整是人所公认的。而且，爸爸的许多豪爽之举，例如同学们上街吃茶，爸爸总是争开茶钱之类的事情，实际上是由他的外公鲜锦堂做了坚强后盾的。外公那些光宗耀祖、成家立业的话一开始爸爸很听得进去。在世纪初的中国乡村，这些道理朴素真诚。所以，爸爸学业勤奋，成绩优良。这段时期，这一老一小至亲骨肉之间的关系十分融洽，因为维系这种关系的毕竟是一些很紧要的东西。老的是小的衣食父母，小的是老的希望所在。只是在后来，当爸爸自己有能力去考虑人生中的一些问题时，事情才起了变化。

表面上看，爸爸和外祖父之间的激烈冲突，一开始是为了演戏。爸爸演文明戏一开始也不完全是为了宣传革命，只因为他始终是个狂热的戏剧爱好者。

四川的戏叫川戏，是清朝雍正、乾隆年间由外省传人的昆腔、高腔、胡琴等较大民间剧种与四川当地的小戏“灯戏”共同发展而来。它用四川方言演唱，表演诙谐细腻，曲调丰富高亢，文辞又极为优雅。尤其是那种把底气顶到脑门儿上，一开口惊煞四座的高腔，更叫人听一回永不忘记。

爸爸从小就是戏迷，戏文里那些在民间流传了上千年的忠臣烈女、英雄豪杰的故事常使他心驰神往，不能自己。有一回，他和一群小学同学赶了很远的路去看戏，看到忘情处，众人皆唏嘘不已。爸爸忽然口出狂言：“大丈夫生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周围人无不暗自心惊，不知这乳臭未干的小儿郎，哪里来的这冲天怨气。我猜想，爸爸这时满胸襟里定是“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哉”的万丈豪情。

先是爱看、爱听，后来就模仿起来。再后来，古人的事情不能满足了，就演新戏，田汉的，洪琛的，还不过瘾，就自编自演起来。爸爸在南充中学先后参加演出、编排的新戏就有《孙中山之死》、《士兵泪和农民泪》、《算账》、《老爷的鼻烟壶》等等。这些戏剧自然是针贬时弊，锋芒毕露。演来演去，传到鲜锦堂的耳朵里，于是就捅了马蜂窝。

且不说这些戏明摆着的革命倾向，旧社会地位最低下的三种人叫做戏子、王八、吹鼓手。鲜锦堂身为一方首富，从来是最要面子的。爸爸放着好好的书不读，却去演戏，这是他无论如何不能理解，更不能容忍的事情。一开始他生气，后来就和爸爸吵，爸爸不服气，就吵得凶，还砸了东西。爸爸终于不肯屈服，后来又出了打典当捐的事。

生活在今天的人，恐怕不容易想象当年军阀割据的时候，在乡间，一个普通人所要承担的各种捐税。我曾经查过南充的县志，仅这部民国初年修的县志上就记载了各种杂捐34项：屠牛、猪小肠、丝箱、茶棹、柴炭、猪鬃、鸭毛、机房、猪号、烟叶、木料、水果，钱摊、棉烟、河斗、春帖、过道牛、茧、硝磺、棉纱兑票经纪、丝经纪、棉烟牙行、渔船、塘、棉花称、油称、药材称、丝称、盐称、印花、烟酒、油、屠羊、屠猪。看得人头皮发麻。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举手投足都要缴捐上税。其中有些项目如“过道牛”，到底指得什么，问了好多人都不知道，可见当初巧立名目者颇费心机。

1924年，驻防南充的军阀何光烈决定征收“典当捐”。就是说典客、典主，收租和交租的人均出捐一成。典当东西，当人当出的双方也要出捐一成。一成就是十抽一。这真是花花点子想到天上去了。一时间各界人士纷纷反对，闹得最欢的是县立中学的学生。

5月11日一早，南充中学的学生分成几路下乡去捉收捐委员。这些委员们是先花了钱向何光烈买下收捐的名分，然后下乡去征收，收多收少完全归个人，他们的穷凶极恶则可以想见。爸爸是一路学生的带头人，结果是痛打了收捐委员秦同淮，让他签字画押不许再收捐。这当然是一件震动地面的大事情，真正的太岁头上动了土。多亏有德高望重的张澜①老先生给学生们做后台，事情才算平息下来。

这件事情使鲜锦堂受到很大打击，他第一次想到自己的外孙也许完全不会按照自己的意思长大成人，继承家业。但是为了自己的希望，他要做最后的努力。他先和爸爸约法三章，说如果再不听话就断绝一切经济来源。另外，他还和病中的奶奶商量，给爸爸定下一门婚事，希望用这门亲事拴住爸爸的心。

实际上爸爸结婚后不久，奶奶就去世了。鲜锦堂一点也不知道，正是这门不如意的婚事和奶奶的去世使爸爸最后下定了离开家的决心。这时候，他这个封建大家长的态度，无论是约法三章，还是断绝一切经济来源的威胁，对爸爸的影响已经越来越小。

爸爸的青少年时代，正处在五四运动爆发后，北伐革命开始前。科学、民主和革命的思潮正冲击着古老的中国社会。他在接受家庭提供的文化教育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些思想的影响。外公那一套光宗耀祖的道理在这些闪烁着理想主义光辉的新思想面前不免黯然失色。这时候，追求新生活的愿望在爸爸的心里虽然不明确，但已经那么强烈。母亲曾是爸爸唯一牵挂的亲人，现在母亲已经离他远去，毫无感情的婚姻又使他清楚地看到旧生活给予他的究竟是什么。他当然只有离开家的唯一道路了。

清晨太阳升起的时候，20岁的爸爸踏上了离家的不归路。在一片红色的丘陵上，他踽踽独行。太阳光将他活动的身形细细描绘在脚下家乡的红土地上。他翻过一道山岗，又一道山岗，眼睛里映照着朝霞的颜色，心里怀着对陌生未知世界的渴望。他如此性急地逃离自己的家乡，几乎奔跑着去迎接命运，惟恐稍有迟疑，那些新鲜的东西就会消失，他的机会就不会再来，他探索的欢乐就会被剥夺。他怀着异乎寻常的欢乐远离自己的家乡，从没有想到失去家族根基的危险和永远漂泊的代价。实际上，在以后大半个世纪的日子里，爸爸始终没有失去这个永劫不复的，急切热烈的，多少有点孤独的家族背叛者的形象。

爸爸的长辈们没有一个活到解放后。同辈的三个弟弟中，一个早天，一个被国民党抓了壮丁，不知所终。另一个当了印刷工人，贫病交加，也是未及婚娶，很年轻就死了。三个妹妹中一个最小的丢了，二姑姑跟爸爸出来革命，由于偶然的触电事故死了，只有一个大姑姑活着。中国近代以来的所有苦难在这个家族身上留下深深的创痛。

故居里陈列着一幅油画。由于没有任何家庭照片保留下来，善解人意的画家将题材处理成家庭照片的朴素格局，奶奶坐着，爸爸在她身边恭敬而立。画上的奶奶清癯秀美，气定神安。第一眼看过去我就全身心接受了这个形象，从此对于自己所有祖先的模样不愿再做其他的猜想。画上的奶奶正从遥远的过去向我慈祥微笑，她不仅没有责怪我这个不肖的晚辈，在如此长久、无谓的漂泊之后，才来拜见她。奶奶的笑容宽厚仁和，这跨越了时间，超脱了所有苦难的笑容在我眼里慢慢化作一片温暖安详的光，照亮了故居陈旧的老屋，驱散了一个世纪以来笼罩在这老屋上的、家族永远分离的愁云惨雾。我喜极而泣，热泪长流，因为我终于在这个爸爸出生长大的地方，在奶奶沉静的笑容里与所有凋谢飘零的亲人团聚一堂了。

注释

①张澜（1872-），字表方，四川南充人。川汉铁路保路运动的领导者。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教育家，1941年担任中国民盟终身主席，解放后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曾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

32.世纪苍茫

……手携手，慢移流浪的脚步，告别伊甸，踏上他们孤寂的道路。

——《失乐园》中最后的句子(470页)

1991年的冬天十分寒冷。我和妈妈走进北京医院干部病房楼。妈妈的脸色十分凝重。因为我们知道朱德爹爹的遗孀、敬爱的康克清妈妈病重，就焦急地赶来探望。

康妈妈生于1912年，是贫苦农民的女儿。她是党内屈指可数的，战功累累的妇女军事干部。她参加过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斗。后来又参加红军长征。记得我刚懂事，第一次见到康妈妈，我从爸妈脸上的崇敬表情，就知道康妈妈是一位怎样值得我们尊重的人。我见康妈妈最多的机会是在北戴河。每次见到她，都会奇怪她怎么知道我们家那么多的事，她指着小青大哥的鼻子说：“这个儿子生得好，但是有我的一半。”小青哥这一辈生在延安，长在太行山的孩子，哪一个没在爹爹和康妈妈家里又吃又喝，把爹爹家当成是比自己家还愉快舒服的地方。康妈妈还管大姐峪田叫冬瓜，说她在太行山八路军总部的时候是个爱吃肉的胖女孩。胖得像冬瓜，跌个跟斗下去，头脚两头不着地。现在不一样了，是个漂亮姑娘了。还说我家猛猛哥哥头上的那条疤是在他们窑洞跟前跟晾得满院子的被子衣服捉迷藏的结果。康妈妈当机立断，把当时十分昂贵的一把磺胺粉按在他头上，才过了这一关。不过还好，原来以为要留个大疤，现在并不显眼，看来不会影响娶媳妇。我们这些小一点的孩子则都愿意被康妈妈搂住亲亲，因为她身上老是有一股特别好闻的太阳和海水的味道。她喜欢游泳，她健康结实的身影在海滩上出现，所有人都会跟着精神一振。再找不到像康妈妈这样爽朗愉快和朴实亲切的人。康妈妈喜欢孩子，她家里有许多孩子，我们分不清谁是她的孙儿孙女，外孙儿孙女还是侄孙儿孙女。她跟妈妈说，孩子放了假，能带的她都带来，游泳、晒太阳、吃东西，小孩子身体好才能学习好。说她和爹爹的工资一暑假全都吃光喝净。确实，康妈妈家的孩子虽然分不清谁是谁，但一个个都活泼红润。有一段时间，康妈妈每次见了我，都对妈妈说，把你家的小不点给我吧，我没有女儿啊，我听了就精神紧张起来。妈妈有时也开玩笑地要把我送给康妈妈。倒是康妈妈看出了我确实一点儿不经逗，就笑着跟妈妈说：“不能再开玩笑了，不点儿是大孩子了。”

真的长大了，康妈妈见了我总说：“当时要是给我当了女儿……”

“文革”后再没有见过康妈妈的面。有时妇联开会，妈妈会说她看到了康妈妈，还是那样满脸都带着崇敬的表情。康妈妈也像当年，会把我们问个遍。但听说爹爹去世以后，康妈妈的日子总是过得冷清一些。

算起来，康妈妈今年已是80高龄，听她的秘书说这次生病是因为一段时间以来大姐的精神一直处在紧张不安之中。原来这年的8月，苏联发生了“八·一九”事件。随后，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城头易帜，共产党失去政权，国家解体。康妈妈面对突然的事变十分痛心，每天要花大量的时间读书看报，劳累过度，才发病住院。秘书说，大姐的情绪现在有时候还会很激动，让我们不要谈论太多这方面的事情，只谈些家常就好。我和妈妈走进去，妈妈在前，我在后。不知为什么我忽然觉得很不愿意看到康妈妈现在的样子，我愿意20年前那个健康、愉快，满身散发着好闻的太阳和海水味道的康妈妈永远留在我记忆中。

康妈妈一眼看到妈妈，果然十分激动，第一句话就是：“郝治平啊，苏联的事情怎么得了……”

妈妈快步走上去，拉着康妈妈的手：“大姐，大姐，我早就要来看你，医生说一定要等病情平稳了才许来……”

康妈妈说：“除了着急，我们还有什么用……”

妈妈说：“大姐，大姐，你可千万急不得，急不得……，急坏了身体怎么得了？”

从康妈妈的病房出来，妈妈说以后再不带我，她以为我会比她更好控制感情，可我除了和两位老人家一起热泪长流，简直没用。

我整晚心情沉重。

康克清妈妈14岁参加革命，16岁随中国工农红军上了井冈山，为劳苦大众求解放，为中国革命流血牺牲，浴血奋战，创造了革命队伍中最具有传奇色彩的戎马生涯。这位老妈妈一生追随革命，追随伟人，俭朴自然，高尚勇敢。除了知有天下人，不知有自己。现在，她老了，她光荣和梦想的火炬在熊熊燃烧之后就要熄灭了。在她面前，我们这一辈人显得多么懦弱渺小！对这样一位为中国革命贡献了一切的革命老妈妈，我有权利说：我不再是一个坚定的革命后代，或者我平生只作过一名庸俗的医生吗？我们这些不肖子孙，让我们奋斗了一生的前辈，在垂暮之年如此惊悸不安，黯然神伤。我们难道不该羞愧吗？

窗外夜色正苍茫，电视里正在广播美国一个邪教领袖带领数十教徒自焚，画面上浓烟滚滚，美国公众强烈谴责政府处理不当。画面回放，邪教领袖正向徒众宣道：“世纪末灾难来临，只有跟随大卫教主者才能得到救赎……”

世纪末？什么叫做世纪末？我们已经来到世纪末吗？人们为什么如此恐慌？旧世纪过去了，不是还会有新的世纪吗？

回首往事，我们从无产阶级革命中得到过正义的改变世界的力量，也忍受了世界法西斯主义的暴虐。我们经历了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仇恨，眼下又在忍耐苏联东欧巨变之后的失望。当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争论变得不再重要，和平、发展，变成了世界主流，科技和经济进步就成了世界上最主要国家各自追求的头等目标。不管革命曾被颂扬为一种奇迹，还是被指认为一种罪恶，当它的喧嚣过去之后，我们看到的是，西方先进国家和大多数后发国家之间的距离正在越拉越大。当我们希望摈弃阶级斗争和阶级压迫的说法的时候，金钱和高科技技术手段正在全球造成范围更大的奴役和剥削。西方市场流行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温情脉脉地将我们的年轻一代变成美国生活方式的崇拜者，但是，从资源角度出发，地球只能养活一个美国。当一些后发国家以“东亚模式”创造了“亚洲经济奇迹”，自以为可以在经济一体化的游戏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时候，东南亚经济危机再次揭示美元霸权地位和金融扩张主义的威力。西方国家在全世界掀起了新一轮“跑马圈地”运动，但这一次，他们不再依靠鸦片、毛瑟枪，不再依靠殖民主义的坚船利炮。他们的“武器”已经变成日新月异的高新技术，变成了畅通全球的电子网络系统，和日益虚拟化的金融符号。我们既往习惯的正确立场的根基发生了根本的动摇，20世纪发生的所有事情让许多话题已经无法讨论。

不仅如此，现代化的困境实际上使所有人心事重重，喜爱诗歌的人只能在铺天盖地的广告语中去发现诗意。城市使每一个现代人都失去家园，变成经济统计数字中的一个黑点。信息的流动使每一种思想、制度和立场都失去界限因而失去对比的可能。艺术和商品的混淆是不是人性的退化？知识和理论向大众行为方式的妥协，是不是文明的腐败？谁说得准呢？这些在世纪末任凭邪教之火吞噬的生命，是不是真有点先知先觉的灵性？

窗外，世纪末的夜色果然浓密苍茫，在我的注视下，它们竟然交头接耳地爬进我的房间，使我整个人都像它们一样苍茫起来。

翻看本书的第一章，才想起，这区区20万字，我竟然已经写了四年！我把写这篇东西的缘起，归咎于一本台湾出版的漫画。为了寻访当年的心境，我又找出这本漫画，翻到那一页，四幅一组：一副担架抬人急诊室。两青年女子路过。一个说：“听说都38岁了……”另一个说：“她那么老了，为什么还要自杀？”然后我说，因为我已经大大地超过了38岁，不适宜再寻死觅活，所以只好不尴不尬地写点回忆。但这次，我发现了一个大大的错误，那个青年女子说的是：“听说都83岁了……”而不是“38岁”。四年前，由于中国繁体字还是阿拉伯数字，排版从左向右的大陆习惯，还是从右向左的台湾习惯在我脑子和眼睛之前打架，我竟然把关键的“83岁”看成了“38岁”。

当然，今天我发现这个错误的时候还是感到很欣慰，因为我今年虽然已经47岁，但离万念俱灰，连自杀都没有权利的83岁还有许多年华。只要我愿意，再上天入地的活几年，也不至于伤大雅。但是我还是感到一种虚无，因为我最怕认认真真地做了一件事情，那原因却只是一个错误，或者叫误会。

17世纪英国作家弥尔顿写的《失乐园》，曾使我在15岁第一次读到它的时候就激动不已。现在我已经快结束中年，仍然这般执迷地将它中间的句子断章取义地用在我文章的每一节的开头。今天，当我合上这本书的时候。我看见，封底上赫然印着英国大诗人雪莱的话：

“弥尔顿巍然独立，照耀着不配他照耀的一代。”

真不幸，这好像又是一个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