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中的自在

十四世达赖喇嘛着

康鼎译

前言

第一章：手持白莲的观音

第二章﹕狮子法座

第三章﹕入侵﹕风暴开始

第四章﹕避难南藏

第五章﹕大陆见闻

第六章﹕尼赫鲁懊悔了

第七章﹕出亡

第八章﹕风雨飘摇的岁月

第九章﹕十万难民

第十章﹕披着僧袍的狼

第十一章﹕自东徂西

第十二章﹕神通与神秘

第十三章﹕西藏真相

第十四章﹕争取和平

第十五章﹕宇宙责任与菩提心

<记后译>

前言

『达赖喇嘛』的意涵，言人人殊。有些人认为我是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也有人视我为『法王』。然而在一九五○年代末期，我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大委员会副委员长。随后我从西藏出走，展开流亡生涯，即遭诟诋为反革命分子与寄生虫。无论上述称谓如何，均非我本意。我认为『达赖喇嘛』是一个示现个人职务所系的头衔。在下仅是一介凡夫，一个不经意间走上僧途的藏人。

本书中，我全然以一个喇嘛的角色来叙述我生平的事迹；然而，这绝不是一本关涉佛教的书。写书的两个主要原因是，其一，愈来愈多人热中于探知达赖喇嘛的生平事迹。其次，有些历史事件与我有关，因此我想平实地留下记录。由于时间的限制，我决定直接以英文叙述，这并不容易，因为我的英文自我表达能力有限。此外，我也意识到某些我表达的微妙意涵，恐怕无法如我所想般，能精确地以英文再现。但是，同样的情况，在从藏文译成英文的过程中，亦难避免。而且，我不像有些人拥有可供利用的研究资源，而我的记忆力一如常人，可能记措。因此，我要在此向西藏流亡政府的有关官员及本书编辑亚历山大．诺曼致谢，感谢他们在这些我力有未逮之处的协助。

第一章 手持白莲的观音

一九五九年三月，我逃出西藏，从此以后，一直流亡印度。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年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兵入藏。将近十年，我身兼政教领袖，致力重建两国之间的和平关系，但是终归无效。我得到令人伤感的结论﹕我在西藏外面，能对留在西藏的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

当我回顾西藏还是自由国度的时光，发觉那是我一生中的黄金岁月。今天，我的确是快乐。但面临的现况无可避免的迥异于从前我成长的时代。尽管沉缅于怀乡思绪显然无益，每当忆及过往，我仍不禁神伤，我想起同胞遭逢的非常苦难。古老的西藏并不完美，然而，实不相瞒，当时藏人的生活方式确是独树一格，有很多的确值得保留，如今却是永远失传了。

我说过,「达赖喇嘛」一辞意涵言人人殊;但对我而言,此辞仅关涉到我的职务。实际上,「达赖」是个蒙古字,意即「海洋」;而「喇嘛」是个相当于印度字Guru的藏文,意指上师。「达赖」与「喇嘛」两个字合起来,有时被泛解为「智慧之海」。但是,我认为这是出于误解。「达赖」只是「索南嘉措」(SonamGyatso)--第三世达赖喇嘛名字的部分意译。「嘉措」意即藏文里的海。更严重的误解自中国人把「喇嘛」解为「活佛」,意喻「活着的佛」。这是不对的,西藏佛教里没有这回事。只有这种说法:某些人可以自在地转生,例如达赖喇嘛,这种人称为「化身」(tulkus)。

当我还驻锡西藏,身为达赖喇嘛,象微着人间天上。它意味着过着一种远离绝大多数人民尘劳、困顿的生活。我到任何地方,都有侍从相随。我被裹着华丽丝袍的阁员及长老们围绕,这些人皆从当地最高尚、贵族的家族擢拔而出。每天与我相伴的,则是睿智的经学家及充分娴熟宗教事务的转家。每回我离开布达拉宫--有一千个房间的状丽冬官,总有数以百计的人群列队护送。

队伍的前头是一名拿着「生死轮回」象微的男子(Ngagpa),他后面是一队带着旗子、着五彩斑斓古装的骑土(Tatara)。其后则是挑夫,携着我的呜禽笼子及全用黄丝包裹的个人用品。紧接着是来自达赖喇嘛本寺南嘉寺的一群和尚,他们都拿着饰以经文的旗帜。随后则是骑着马的乐师。再后,跟着两群僧官,首先是低阶和尚,他们是抬轿的;然后是澈炯阶级的喇嘛(Tsedrung)1,他们都是政府官员。达赖喇嘛厩中的马群英姿矫健地跟在后面,皆由马夫控驭,并饰以马衣。

另一阵马群则驮着国玺。我则随后坐在由廿名男丁抬着的黄轿里,他们都是绿衣红顶的军官。与大多数高级官员不同的是,他们有自己的发式,留着一条长辫子,拖在背后。至于黄轿(黄色指涉修行意涵)则由另外着黄丝长袍的男子扛抬。轿旁,四名达赖喇嘛核心内阁成员噶厦(Kashag)2骑马紧随,由达赖的侍卫总管(KusunDepon)及西藏军总统领马契(Makchi)照应。行伍皆佩剑凛然致敬,他们着蓝裤和饰以金色穗带黄束衣的制服。头上则戴着流苏帽。队伍四周,最主要的团体是一群警卫僧(singgha)。他们看来声势慑人,一概至少六呎高,穿着笨重的鞋子,平添外表的夺目之感。他们手里拿着长鞭,随时派上用场。

我的轿后是高级及初级亲教教师(前者是我即位前的西藏摄政)。然后是我的父母及其他家人。接着是包括贵族及平民的一大群俗官,依阶级出列。

每当我出巡,几乎所有拉萨人民都争睹我的风采。所到之地,人们向我顶礼或五体投地,一阵令人敬畏的肃穆后,他们经常随之涕下。

这种生活迥异于我幼年所过的生活。我生于一九三五年七月六日,名为拉木登珠,字面上的意思是「期盼充满神性」。藏人为人、地、事命名,常取其传神毕肖,比如,西藏最主要的河流之一,也是印度大川布拉马普德拉河(Brahmaputra)源流的昌加波河(Tsangypo),其意即为净化。再如我们居住的村庄塔泽(Taktser,位于今青海湟中祈家川),名为「咆哮之虎」。这里是小而贫瘠的垦殖地,雄踞一座小丘上,俯视着宽阔的谷地。那片草地从未长期开垦或耕种,只有牧人放牧。原因是气候变幻莫定,不适农耕。小时候,我家即为典例,全家廿多人在这里过着看天吃饭的营生。

塔泽位于东北藏边陲的安多省(Amdo)。在地理上,西藏可分为四个主要区域。北方是羌塘(Changthang)寒漠区,东西横亘八百哩,几是不毛之地,只有一些吃苦耐劳的游牧人在荒烟中出没。羌塘南边是鸟昌省(U-Tsang)3。其南方及西南方毗邻的是高大的喜马拉雅山。鸟昌省东边是康省(Kham,即中国的西康省),是全藏最肥腴的地方,因此人烟也最稠密。康省北方是安多省,两省的东边则是西藏与中国分界的天然屏障--高原纵谷。我出生时,一名回教军阀马步芳才刚在安多建立了一个效忠于中华民国的地方政权。

我的双亲是小农，不完全是农夫，因为他们从未与任何地主有所关连；但他们绝非贵族阶级。他们拥有小块土地，自力耕种，西藏主要农作物是青稞和荞麦。家父母两者都种，还有马铃薯。但是，他们终年辛勤，常因严重的降雹或干旱而付诸流水。他们也养些牲口，这是比较靠得住的生产资源。我记得我们有五或六只挤奶用的（此字不在电脑中，左边一个“牛”字，右边一个“扁”字）牛（dzomos），这是牦牛与水牛的杂交种，以及一些生蛋用的土鸡，还混养了一群大约八十头的绵羊和山羊。父亲爱马，几乎总有一两匹甚或三四匹马。此外，我家有一对牦牛。

牦牛是上苍赐于人类的一种礼物。牠能存活在一千呎以上的高地，所以极适应西藏。在低于千呎以下，则很难存活。作为负重的牲口以及奶（母牦牛才能挤奶，称为dri）、肉的来源，牦牛真是高原农作的一宝。双亲种的青稞则是西藏的另一宝。将青稞焙干，研磨成细粉，即成糌粑。在西藏，很少有一餐不用到糌粑，即使在流亡生涯，我仍然每天吃糌粑。当然，我们并不光吃面粉；首先必须与液体搅拌，通常用茶，但牛奶（我喜欢）或牛奶提炼的半个态酪（yoghurt），甚至青稞酿成的啤酒（chang）也可以。然后用手指在碗底搅和，卷成小球状。否则，也可以煮成麦片粥。西藏人非常喜欢这样的美味，虽然在我经验中，少有外国人敢领教。中国人尤其是一点也不喜欢。

双亲种的大多数作物只用来养我们。父亲偶与过路的牧人交换壳物或绵羊。他间或下山到最近的城市西宁—安多省的首府，从事交易，骑马需时三个钟头。在这广袤的乡区，货币并不太流通，大多数交易仍是以物易物。因此父亲可以把当季收成盈余交换茶、糖、棉布，也许是一些装饰品以及一些铁制用品。有时带回一匹新的马。他可乐了。他很善待这些动物，并以善治马疾享誉桑梓。

我诞生于一座典型的藏人住屋里，屋子以石块与泥造成，围住一个广场的三面。它唯一特色是杜松木做成的水槽，凿成半圆形状，以利雨水宣泄。在它的正前方两翼之间，有个小天井，立着一根长竿。旗竿上挂着一面祈祷幡，顶部及底部系紧，上面写着数不清的祈祷文。

牲畜养在屋后。屋里有六间房，其一是厨房，在室内时，我们在厨房消磨的时间最多；一间有座小佛坛的祈愿室，每天清晨，我们都得群集在此献供；双亲的卧室、客房、食物储藏室，以及牛棚。我们小孩没有卧房。在婴儿期，我与母亲睡；稍大时，睡在厨房的火炉旁。至于家具，没有我们一般所谓的椅子或床，但在双亲卧房及客房里，有凸起的睡眠区域。屋里还有很多华丽的漆画木制小橱。地板同样是木制，是平整铺成的厚板。

我父亲中等身材，急性子，我记得有一次我扯了他的胡子，因为顽皮，被狠揍了一顿。不过，他仍是一位慈悲的人，从未心怀不满。听说，我出生时，他有件趣事。他病了好几星期，不能下床。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病，开始担心他性命不保。但就在我出生当天，他突然毫无来由地逐渐康复。再为人父，并无欣喜，因为家母已生了八个小孩，其中仅有四个存活（像我们这样庞大的农耕家族的确有必要多生小孩，家母共生了十六个，其中七个活下来了）。撰写本书时，我上面的哥哥罗桑桑天（LobsangSamten）以及大姐泽仁多玛（TseringDolma）已辞世。但我另二位哥哥、妹妹及弟弟仍安然健在。

家母无疑是我见过最慈悲的人之一。她真是好得不得了，我确信所有认识她的人都喜欢她。她非常有同情心。有一次，记得有人告诉我邻近的中国发生可怕的饥荒。结果，许多可怜的中国人越界觅食。有一天，一对夫妻出现在我家门口，怀中抱着死去的孩子。他们向家母乞食，母亲欣然给予。然后她指着他们的孩子，问是否需要帮忙埋葬。当他们明白家母的意思，于是摇头，并澄清说打算吃掉『它』。母亲吓坏了，立刻邀他们入屋，出清储藏室的全部食物，然后伤感地送他们上路。即使这样布施家用食物，意味着我们自己可能要挨饿，她仍从未让乞丐空手而归。

多玛是家里最大的孩子，长我十八岁。早在我出生前，她就很尽心协助母亲管理家务。她是我出生时的接生婆。她接生我时，发现我一只眼睛张得不够开，毫不犹豫地把她的拇指放在这只不听话的眼皮上，强行把它打开，幸运的是，没有留下不良的后遗症。她也负责供应我的人间第一餐，传统上，是取自当地产的一种特殊灌木皮的液体，大家相信如此可保证孩子健康。当然我也得如法炮制，几年以后，姐姐告诉我，我是个非常脏的婴儿。她刚把我抱到怀里，我就拉了一堆屎。

我跟三位兄长都没有什么相处。大哥图登吉美诺布（ThuptenJigmeNopbu）早被认定为高级喇嘛塔泽仁波切（TaktserRinpoche,仁波切是赋予精神领袖的头衔，其字面上的意义是『宝』的化身，而被迎请到离家好几小时马程的着名大寺——告本寺4。二哥嘉洛通笃（GyaloThondup）长我八岁，我出生时，他早已到邻村就学。只有长我三岁的三哥罗桑桑天留在家里。但他后来也到古本寺出家，所以在家时，我并不太了解他。

当然，除了看我是个普通的娃儿，没人想到我可能会成为什么。几乎难以置信，一位以上的化身会降生在同一个家族。我的双亲当然也没想到我会被认证为达赖喇嘛。父亲的病愈是吉兆，但大家都不认为有什么重大意义。我自己对前程同样没有特别的暗示。我最早的记忆非常寻常。有些人非常强调人们的最初回忆，我则不然。比如，我记忆中，发现一群孩子打架，我立刻加入弱者的一边。我也记得首次看见骆驼。骆驼在蒙古地区非常普遍，但偶尔会穿越接壤处。身形庞大、壮观的骆驼，看来非常骇人。我也想起有天发现我染了东藏习见的寄生虫病。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做的一件事，是随母亲到母鸡窝里捡蛋，然后落在后面，坐在母鸡孵蛋的巢上，学着母鸡呼雏咯咯叫。孩提时，另一件令我雀跃的事是，假装即将出远门，收拾物件放进袋子里，然后说，『我要到拉萨了，我要到拉萨了』。还有，我总是坚持坐在桌子的上座，后来被认为是我必然知道命定要做更大事业的暗示。幼年，我也曾做过许多梦，都得到类似的解释，但我始终无法直言知道自己的未来。后来，母亲告诉我好些能喻义高僧转世征兆的故事。比如，除了母亲，我从不允许任何人动我的钵。我也从未显现怯生生的样子。

在我继续说到被寻访、认证为达赖喇嘛转世之前，首先必须说明佛教及其在藏地发展的历史。佛教的创始者是位历史人物悉达多（Siddhartha），后来他成了释迦牟尼佛，在二千五百多年前出现。他的教义在西元四世纪间引介入藏。他们费了好几百年排挤土着本教（Bon），然后全面建立佛教信仰；举国终于彻底改变信仰，因为佛教教义统御了整个社会的各阶层。不过，藏人本质上是十分富侵略性的民族，相当好战；然而，他们对宗教事务的兴趣日增，是促使藏区遗世孤立的主要要原因。在此之前，西藏统领一个支配中亚的庞大帝国，疆域涵盖北印度大部分区域、尼泊尔及不丹南部，也包括许多中国的领土。公元七六三年，藏军确实攻占了大唐的首都，得到对方输贡的允诺以及其它的让步5。不过，由于藏人日益耽于佛教，她与邻国的关系成为一种精神上，而非政治上的性质。她与中国的关系尤然，因此发展出一种『僧伽和施主』（Priest_-Patrony）的关系。清朝皇帝也是佛教徒，称达赖喇嘛为『阐教王』（KingofExpoundingBuddhism）。佛教的基本法则是缘起或因果法则。简言之，人所经历的每件事皆源自起心动念，而后有了行为。念头因此是行为和经验的根本。这样的理解源自佛教意识及轮回的教理。

前者主张，因为『因』引致『果』，再接着成为另一个『果』的『因』，意识势必接续不断。念念迁流，剎那相续，蕴集经验与印象。到肉身人灭的剎那，念头持续不断，人的意识包括所有过去经历及印象的烙印，因此去向就跟着业力流转。这就是『业』（Karma），意即『行为』。这就是意识跟着各人造作的业，随后『转世』于一个新的躯体——动物、人类或天人。

举个简单的例子，有人生平虐待动物，来生极易投胎为狗，受主人欺凌。同样的，生平懿德善行，有助来生善报。

佛弟子更进一步相信，因为意识的本质是无自性的，却避免无止尽的生、苦、死、转世等生命无可避免的负担，是可以做得到；但是，只有世缘牵萦的恶业已经消除，才有可能。到达此一境界，意识毫无疑问地首先会得到解脱，接着是达到无上的成佛境界（转识成智）。然而，根据西藏传统佛教的观点，菩萨虽已证得佛果，解脱生死轮回，菩萨将继续乘愿再来，致力利益众生，直到众生皆得解脱而后已。

以我自己为例，我被认证为西藏前十三世达赖喇嘛每一世的化身（第一世出生于西元一三五一年）。这些化身又是灌音菩萨的示现，具大慈悲的白莲花的持有者，因此，我也被视为白灌音（Chenrezig）的示现，事实上，在传继系统里的第七十四代，即可溯及一位婆罗门（Brahmin）男孩，他是释迦牟尼佛时代的人。常有人问我，是否真的相信这些。这个答案不容易回答，但如今我已五十六岁，检视此世的经历，以及以佛弟子的信念见证，我毫不迟疑地认定，我在精神上与先前十三世达赖喇嘛、白灌音及佛陀本人相应。

我还不满三岁时，政府派出一个寻访团，打探达赖喇嘛的新化身，他们被许多迹象引导，来到古本寺。其中一个迹象，与我的前生达赖喇嘛十三世圆登嘉措（ThuptenGyatso）有关，他在一九三三年五十七岁圆寂。在他涂了香料的遗蜕，趺坐接受瞻仰期间，发现他的头从朝南转向朝东北。紧接着，一位高级喇嘛——摄政本人，看到一幅观境。他在藏南圣湖拉嫫拉措湖（LhamoiLatso），清楚地看到水里三个藏文字母﹕Ah,Ka及Ma，浮现眼际。接着出现下列影象﹕一幢三层楼寺庙，有绿蓝色与金色屋顶，以及一条到山上的小径。最后，他看到一件有怪异造型导水糟的小房子。他确信Ah字母暗示安多（Amdo），在东北方，所以寻访团就出发了。

抵达古本寺（拉萨至此，要三个月旅程）时，寻访团成员觉得他们走对路了，看来如果Ah字母喻安多（Amdo）的话，Ka势必喻义位于古本（Kumbum）的这座寺，而它也确实是三层楼，且有绿蓝色屋顶。他们现在只须找出那座山及有特殊导水糟的房子。所以，他们开始寻访附近的村落。他们看到我家屋顶上结瘤的杜松木干，即确定转世的达赖喇嘛就在左近。尽管如此，他们并未透露此行的目的，只要求过夜。寻访团的领袖结昌仁波切（KewtsqangRinpoche）大半个晚上扮作仆人，与屋子里最小的孩子玩耍，伺机观察。

小孩认得他，大叫『色拉喇嘛，色拉喇嘛』，色拉（Sera）是结昌仁波切驻锡的寺。翌日，他们就走了，几天后再回来，这次是正式的代表团。他们携来许多我那位前世的个人用品，混杂了一些他没有用过的相似物件。每天试验，小孩总是正确无误地认出达赖喇嘛十三世的用品，并说『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些多少证实寻访团已经找到达赖喇嘛的新化身。不过，在最后的结果揭晓前，还有另一位可能人选犹待验证。但没多久，这位塔泽男孩即被确认为新的达赖喇嘛，我就是那个小孩。

不用说，对这件事，我记得不多。我太小了。我只记得有个双眼锐利的人。这人名叫天津（KeurapTeuzin），他成为服饰总管，后来教我写字。寻访团认定我就是达赖喇嘛的真正化身，消息传回拉萨，报知摄政，在得到正式确认之前，还要好几个月，这段时间，我仍待在家里。其间，安多省地方政权的首长马步芳开始找麻烦。但是，最后双亲把我带到古本寺，我在那里升座，仪式在黎明举行。我特别记得这件事，因为日出前我就被人猛然唤醒、更衣，我也记得坐在法座上。

于是从此开始了我生命中一段并不怎么快意的日子。我父母并没在那里待太久，不久以后，我即孤零零置身于陌生的新环境，与父母生离，对一个小孩是一件颇残酷的事。幸亏寺中生活还有两事差堪告慰。其一是，我三哥桑天早上就在那里，虽然只大我三岁，他把我照顾得很好，我们很快成为亲密的朋友。第二件是，他的上师是位非常慈悲的老喇嘛，常把我藏在他袍子里。我记得有一回他给我一枚桃子。但大多数时候，我很不快乐，我无法理解成为达赖喇嘛意味着什么。我只知道——我是许多小男孩之一。小小孩进寺并不稀奇，我也被一视同仁。比较痛苦的一件记忆和我的一位叔叔有关，他是古本寺的喇嘛。有一天傍晚，他正坐着读祈祷文，我弄翻了他的书。正如今天所见，这本经典已书页脱落。所以，当时我一碰即散。叔叔抓起我，狠狠揍了我。他非常愤怒，我也吓坏了，之后的的确确有好几年，我一直忘不了他黝黑的、麻瘢的脸、以及刺人的胡子。从此以后，只要看到他，我就非常恐惧。

我得知能与双亲永远团聚，要一起到拉萨，才开始觉得来日有些兴味。就像一般的孩子，我对旅行的种种，兴奋莫名。不过，此行耽搁八个月之久，因为马步芳勒索巨额赎金，不让我到拉萨。他尝到甜头，需索更多。直到一九三九年夏天，我到拉萨前，一直如此。

好日子终于在我四岁生日过后一星期到来。记得当时充塞一片乐观之情。护送我回拉萨的队伍非常浩大，不仅包括我双亲以及我三哥罗桑桑天，也包括寻访团的成员以及许多朝圣者。同行的，还有好些政府官员以及大量驭骡者和斥堠。这些人终身仆仆西藏商旅路线之间，任何长途旅行都非借重他们不可。他们知道每一条河正确的渡河位置，也知道攀越一座隘口要多少时间。

经过几天的旅程，我们离开了马步芳的辖区，西藏官方正式宣布承认我为达赖喇嘛的新化身。现在，我们进入某些世界上最渺远、最美丽的乡道﹕巍峨的山岭绵延着平坦的草原，我们如昆虫般，奋力越过。偶尔会遇到融冰成水的河流湍急而下，我们泼辣地踩水而过。每隔几天，我们会踫到一个小小的屯垦区，群挤在草原中的沟火旁，或者宛如附枝般，守着一片山坡。我们能遥见一所寺庙奇迹似地栖停在悬崖之上。但大多数时候，那里只是干燥不毛的空地，惟有挟沙的野风和狂乱的降雹，让人知道大自然力量的可畏。

这趟到拉萨的旅程耗了三个月。我记得不多，只除了对所见每事的新奇感﹕庞大的野牦牛群奔越平野，一小群的野驴以及偶见的一阵闪光，小鹿轻捷，迅速鬼魅。我也爱时时可见的大群枭叫的野鹅。

大部分旅程，我都和桑天坐在由一对骡拉的车舆里。我们大半时间都在争吵辩论，就如一般的孩子，甚至经常大打出手，如此使车舆经常陷入失衡的险境。此时，车夫就得制止这种『兽性』，请来母亲。母亲往内探看，总会看到同样的景象﹕桑天流着眼泪，而我脸上挂着胜利的表情，安坐不动。因为，桑天年级虽然较长，我却是比较直率的。尽管我们感情确实够好，却无法相安无事。我们之中，总有一个人会出言引发争议，最后以打架和流泪收场；但流泪的总是他，而不是我。桑天就是脾气太好，摆不出兄长的架势来对待我。

最后，时序已入秋，我们一行人才接近拉萨。在我们距离拉萨还有数日行程时，出现一群政府高级官员，护送我们，直到离拉萨入口二哩外的多古塘平原。那里早已树立一座巨大的天幕营区。中间的一座是蓝白结构叫做MachaChenmo的『大孔雀』（GreatPeacock）。在我眼中，异常庞大，它环绕着木雕的宝座，只是用来表达欢迎年幼的达赖喇嘛回家。

接下来的庆典持续了一天，授予我人民的精神领袖地位。关于此事，我的记忆很模糊，只记得归家的盛大感觉，以及数不尽的人群。我永远想不透那里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总归言之，整个过程我自认表现良好﹕年仅四岁的我，即使一两位特别年长的喇嘛自行审度我是否为达赖十三世的真正化身时，亦泰然自若。然后，活动全部终了，我和三哥罗桑桑天被送往位于拉萨西方大约三公里的诺布林卡（意即珠宝邸园）。

平常，诺布林卡宫仅作为达赖喇嘛的夏宫。但是摄政决定等到明年底，才让我在布达拉宫（西藏政府的所在地）正式升座。在这段期间，我必须住在那里。这实在是个很『英明』的决定，因为诺布林卡宫远比布达拉宫好顽多了。诺布林卡宫由花园和许多小型建筑组合围绕，里面风景清幽，空气清新。布达拉宫则正好相反，我则见到塔楼壮观地伸向遥远的天际，宫里则是黑暗、阴郁的。

因之，我享有一整年不负任何责任的自由，快乐地与我兄长戏耍，并能定期回家看望父母。这是我所能拥有的最后的短暂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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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注﹕

1、旧译孜仲或济仲，西藏政府之僧宫。

2、噶厦类似内阁，成员有四位，清氏三名为俗家，一名为僧官。

3、乌昌旧译为卫藏。

4、古本寺，藏语全名为『衮本贤巴林』，意为十万狮子吼佛像的弥勒寺，一般汉译其名为『塔尔寺』，是藏传佛教善规派的六大寺院之一（余五寺为西藏甘丹寺、哲蚌寺、扎什伦布寺、色拉寺和甘肃的拉卜愣寺）。塔尔寺也是黄教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诞生地。

5、《资治通鉴》卷一二一三，唐纪三十九，代宗广德元年戊寅年；吐蕃入侵长安，高晖与吐蕃大将马重英等，立故邠王守礼之子承武为帝，改元置飞百官。郭子仪免胄见回纥是西元七六五年的事，唐与回纥联兵破吐番.

第二章 狮子法座

成为达赖喇嘛后第一个冬天的种种，我记忆不深。只有一件事让我萦怀。在当年腊月除夕，南嘉寺的喇嘛照例要表演名为恰木（Cham）的仪式舞蹈（跳神舞会），象征驱除过往一年的负面力量。因我迄未正式升座，官方认为我不适合到布达拉宫观赏。桑天却由母亲带着去了。我很艳羡。他当晚深夜回来，作弄地详述浓妆的舞者腾空与猝然跳跃的动作。

再接着的一整年，即一九○四年，我仍留在诺布林卡，春夏月份间，我时常与双亲见面。在我被确认为达赖喇嘛之际，他们即取得贵族的地位以及可观的财产，也可以在每年夏天使用诺布林卡宫园的村里的一幢房子。几乎每天，我习惯带着一名随从，溜去与他们相聚。这样做并未全然获准，但是负责管教我的摄政有时会放我一马。我特别喜欢在午膳时间开溜，因为注定要成为和尚的小男孩，某些食物，如蛋与猪肉，必须忌口，我只有到父母家才能吃到。有一次，我正在吃蛋，正好被我的高级官员杰普堪布逮个正着。他非常震惊，我也是。我拉足了嗓门喊道﹕『滚开』。另一个场景是，我坐在父亲旁边，看着他嚼脆皮猪肉，象只小狗注视着他，希望他分给我一些，他果真如此。猪肉的味道真是美。所以，总而言之，我在拉萨的第一年非常快乐。我尚未成为喇嘛，我的教育课程也还未开始。桑天也乐于游荡一年，虽然他在古本寺已开始识字上学。

一九四○年冬季期间，我被送往布达拉宫，在那里正式升座成为藏人的精神领袖。关于这次典礼，我没记起什么特殊的，庆幸的是，这是我首度坐在希虚普恩错格厅里的狮子法座上，那是巨大的、镶满宝石以及美丽木雕的宝座，厅名意指世间与出世间一切善行，这是布达拉宫东厢的主要包房。

不久以后，我被送往城中央的大昭寺，我在那里剃度成为沙弥。典礼包括剃发仪式，从此以后，我削发，并依僧制着茶色僧服。我当然不太记得典礼是怎么回事，只记得，看到浓妆的庆典舞者的那一刻，几乎忘我，不假思索地对桑天说﹕『你看！』

我的头发由西藏摄政瑞廷仁波切1象征性地剪掉一些。除了在我接掌大权之前担任西藏最高领袖外，瑞廷也被指定为我的高级亲教师。一开始，我小心翼翼与他相处，但我后来很喜欢他。他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鼻子，连续有节。他充满想像力，有一种相当自由的心性。他举重若轻，不会过度小题大作﹕他爱郊游与马，后来他和我父亲成了好友。可惜的是，摄政的那些年，他成为备受争议的人物。而此时政府已非常腐化，比如卖官鬻爵的情形已很普遍。

在我受戒时，流言纷传他不适合主持剃度仪式。传言他犯了色戒，不再是个和尚。另外，他责罚一位在国会上与他唱反调的官员，也招致公开批评。尽管如此，依照传统，我去掉了原名LhamoThondup，冠上他的，JamphalYeshe，再加上前几世达赖喇嘛，所以我的全名变成JampalNgawangLobsangYesheTenzinGyatso。

除了瑞廷仁波切是我的高级亲教师外，我还有一位初级亲教师塔汤（Tathag）仁波切。他是个非常脱俗的人，温暖而且慈悲。我们一起上完课以后，他经常喜欢信口拈来地谈话与说笑，我非常喜欢。最后，在我早年，寻访团的领袖结昌仁波切，私底下也尽了不少心，形同第三位亲教师。每有任一位亲教师远行，他替代他们的角色。

我特别喜欢结昌仁波切。他和我一样，来自安多。他极为慈悲，我对他从来无法疾言厉色。在课堂上，为了逃掉我分内的背诵，我习惯钩着他的脖子，撒娇地说，『你背！』稍候，他警告崔简（Trijang）仁波切，要特别注意不要笑出来，否则我铁会吃定他。他在我九岁左右，成为我的初级亲教师。

这样的安排没有持续太久。就在我的见习修行开始不久，瑞廷仁波切放弃摄政，主要是因为他的风评不佳。虽然才六岁，我仍被征询谁可以取代他。我指定塔汤仁波切，他随后成为我的高级亲教师；林仁波切则取代他，成为我的初级亲教师。

塔汤仁波切是个温和的人，林仁波切则非常自制且严厉，一开始，我的确很怕他。我甚至看到他的仆人就害怕，很快学会屏息辨听他的脚步声。但到最后，我很友善地对待他，我们发展出一种很好的关系。直到一九八三年往生，他一直是我最亲近的知己。

如同我的亲教师，另有三个人也被指定为我的贴身侍从，他们都是和尚，他们是仪式总管确彭堪布（ChoponKhenpo）；掌膳总管索彭堪布（SolponKhenpo）；以及服饰总管堪惹天津2。天津也是寻访团的一员，眼神锐利，我印象极为深刻。

我还很小时，与掌膳总管有一种亲密的连属感。这种感觉强烈到他必须随时在我的视线所及之处；即使只从门口或室里的门帘下看到他的袍子下襬也行。还好他很包容我的行径。他是个很善良单纯的人，几乎是全然地无讳。他既不是说故事能手，也不是有劲的玩伴，但这些一点也无所谓。

对我们这种交情，我常常想一探究竟。如今看来，就像是小猫或某些小动物与其饲主之间的系连。有时我觉得喂食的动作是所有关系的基本根源之一。

剃度成为沙弥不久，我开始接受基本教育。这教育祗是学习阅读。桑天与我一起受教。教室我记得很清楚（一在布达拉宫，一在诺布林卡）。相对的两面墙悬着两根鞭子，一根是黄丝制的，另一根是皮制。前者是为达赖喇嘛预备的，后者是为达赖喇嘛的兄弟而设。这些体罚用的东西把我们俩吓着了。只要师傅向那两根鞭子望上一眼，就会让我怕得颤抖。好在那根黄鞭从没动用，那根皮鞭倒用过一两回。可怜的桑天！他运气不好，当起学生来不如我。不过，我怀疑他挨打也许是一句西藏古谚的作用﹕『打公羊，儆绵羊。』

尽管桑天和我都不许拥有同年龄的朋友，我们身边却总有人陪伴，不论在诺布林卡或布达拉宫，都有大群洁役人员以及内室照管者（不能称为侍者）。他们大都是没有受教或只受过一些教育的中年男子，有一部分是军中服役后来此任职，职司保持房间整齐，监督地板务必擦过。这是我唯一讲究之处，因为我喜欢在地板上溜冰。我和桑天在一起，恶形恶状，他终于被送走，这些人就成为我仅有的陪伴。但他们真是不得了的玩伴！他们年纪也一把了，玩起来却像孩子。

桑天被送到一所私立学校，我大约八岁。我当然很伤心，因为他是我与我家族的唯一联系。如今我只能在满月时看到他。学校在满月之日放假。每回会客完后，我站在窗前看着他离去，眼见他消失在远处，心底梗塞着伤感。

除了与桑天每月固定的会面外，母亲偶然的探访便成我唯一的企盼。她总是由我姐姐多玛陪着一道来。她们每回都带来许多食品，所以我尤其喜欢他们来访。母亲是很棒的厨师，以烘焙精妙的点心着称。

到我十几岁时，母亲也常带着我的么弟天津秋结（TenzinChoegyal）一道来。他比我小十二岁。如果有比我还调皮的小孩，那就是他。他最喜欢的游戏之一是，带着小马上家里的屋顶。我记得很清楚，小小的他，有一回挨到我身上来，说母亲新近向屠夫订了一些猪肉。买肉可以，这样买则是严禁的行为。预订是不可以，因为如此一来，为了特别满足你个人的需要，有些动物可能遭到杀戳。

藏人对食用非素食之物，采取一种比较戒慎的态度。佛教不一定戒肉，但是主张不应该为了吃肉而杀生。在藏地，吃肉可以，因为往往没有什么其它东西可吃（糌粑除外）；不过，无论如何，不能介入屠杀行为。宰杀工作由其他人做。有些是由定居在拉萨的回人承担。他们拥有自己的清真寺，自成一个繁荣的社区。全藏至少有数千名回人，其中约半数来自喀什米尔，其余则来自中国。

记得有一回，母亲捎来肉食品塞满米和剁碎物的香肠，是故乡的特产，我立刻吃完，因为我知道如果让任何一位洁役人员知道，势必和他们分享。第二天，我病得很厉害。紧接着这次意外之后，掌膳总管几乎丢差。塔汤仁波切认为他一定出了什么错，于是我被迫说出一切。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训。

布达拉宫虽然很美，但并不是个理想居所。西元七世纪，达赖喇嘛五世末期所建的布达拉宫，是位于一座名为『红丘』石岩上的小建筑。一六八二年，达赖五世圆寂时，布达拉宫大半仍未完工，所以，达赖忠诚的摄政德希桑结嘉措（DesiSangyeGyatso）隐瞒他的死讯达十五年之久，直到完工。他只宣称达赖要长期闭关。布达拉宫不仅是皇宫，垣内包括政府办公室、许多储藏室，还有南嘉（意即『胜利』）寺的一百七十五位和尚及许多佛坛，另外还有一所让将来要成为澈炯官员的小和尚念书的学校。

我这个小孩得到达赖五世位于顶楼（第七层）的卧室。室内极寒，灯火不足，我怀疑从达赖五世圆寂后，那里是否有人碰过。里头所有东西都是古老的、陈旧的；四片墙上挂的帘子后面积着数百年的陈灰。卧室一边靠墙矗立着一座佛坛。上面放两盏油灯（盛着腐臭油脂的碗里，烛心燃着），还有小碟装的食物以及净水，供养菩萨。每天都有老鼠来掠食这些供品。我逐渐喜欢这些小生物。牠们非常好看，自行取用每日口粮，了无惧意。一到晚上，我躺在床上，总会听到我这些同伴来回奔跑。有时牠们会到我床上来。这床是卧室里，除了佛坛，以及一个装满座垫的木箱之外，唯一的实用家具。床以长的红色帐幔围住，老鼠也爬上帐幔，我蜷伏在毯子里，鼠尿滴下来。

不论布达拉宫及诺布林卡，我的例行生活大抵相同，虽然在夏宫时，因为夏日白昼较长，作息表会提前一个小时。这无妨，我从未以日出之后起床为乐。我记得有一次睡过头了，醒来发现桑天早在外边玩着，觉得很生气。

在布达拉宫，我习惯早上六点左右起床。梳洗打理好，作一段短短的祈祷及静坐，为时一小时。然后，正好七时过后，我的早餐就送进来。早餐总是有茶及掺着蜂蜜或焦糖的糌粑。随后跟天津开始上第一节课。从我学习阅读以后，直到十三岁，这第一堂课都是书法课。藏文有两种主要的书写字体，『乌千』（Uchen）和『维美』（U-me），一种是用于手稿与官方文件，一种用于私人沟通。我只需学会写『乌千』；但因学得很快，所以自己又学了『维美』3。

我回想这些早课，忍不住发噱。我在服饰总管注意的眼光下正襟危坐时，能听到我的仪式总管在隔壁诵经。『教室』实际上是一个有成排盆栽的走廊，正好毗邻我的卧室。天气很冷，不过天色明亮，是研究dungkar的大好时机。这是一种小而黑，鸟啄色彩鲜明的鸟，习惯在布达拉宫的顶上筑巢。此时，我的仪式总管在我的卧室内晨祷。他诵晨课时经常睡着。每回他毛病犯了，就像断电的留声机逐渐消音，诵经声慢慢消逝，愈来愈低，终至停止。停顿之后，直待他醒来，再度开诵。只是这时他会含糊带过去，因为不知道自己念到那里，所以经常一再重复好几次。这种情形非常滑稽。不过，这样也有好处。日后自己学到此段经文时，我早已了然于胸。

书法课后，照例是背诵课。只是学习佛经，当日稍晚再背诵。因为我学得快，所以觉得很无趣。饶是这样，我通常又立刻忘了。

十点钟是早课的休息时间。我当时还很小，也必须出席为政府官员举行的会议。打从一开始，除了我全藏精神领袖的地位外，我即被培植有一天也成为西藏的世俗领袖。布达拉宫的会议厅正好在我卧室隔壁，官员从同一栋建筑二及三楼的办公室走上来。这些会议是很正式的场合，对各人朗念其当日的责任。有关我自己的案子自然也受严格检视。我的侍从总管当结千嫫（DongyerChenmo）到我房间，领我到会议厅。我先接受摄政的问候，其次是四名核心内阁成员——噶厦依官阶序列向我致敬。

朝会完毕，我回房继续学习。我现在又有了一位初级亲教师，我必须把当天背诵课学到的章节背给他听。然后他把第二天要学的经文念给我听，并且逐步详析。这堂课持续到中午左右。此时，钟声响起（每隔一小时钟响一次，只有一回，敲钟的人忘了，中午一点竟敲了十三下）。中午也吹海螺。接下来是年幼的达赖喇嘛一天中最重要的节目﹕游戏。

我很好运，拥有许多玩具。我还很小时，有位错模（Dromo）地方的官员，这座城市与印度接壤，他常拿进口玩具给我，有时还附成箱苹果。许多到拉萨的国外使节也馈赠礼物给我。我最喜欢的玩具里，有一样是英国贸易使节团拉萨办事处处长给我的麦肯诺（Meccano）牌全套钢铁组合的工学模型玩具。年岁日长，我得到更多套模型玩具；到十五岁左右，我已拥有最简易到组合难度最高的所有麦肯诺牌套装组合模型玩具。

我九岁时，二名美国官员组成的代表团来到拉萨。除了捎来罗斯福总统的信，他们还带来一对美丽的呜禽和一个华丽的金表。两者都是很受欢迎的礼物。我对来访的中国使节所送的礼物并没有很深刻的影响；毕竟，小男孩对成匹的绢丝不会有兴趣。

另一件最爱的玩具是发条装置的火车组合，我还有一套很棒的铅兵。等我稍长时，我学会将之熔化，改铸为和尚。依照他们原先的用途，我还是喜欢把这些和尚佣置于战争游戏梩。我常耗时把他们摆成阵势，然后战争开始。只消数分钟，我排的完美阵势就乱成一片。这种情形也同样发生在另一个游戏上，那是糌粑面团或俗称的粑（Pa）做成的小坦克形及飞机模型。

首先，我在成人友伴中举行比赛，看谁能捏塑最好的模型。每个人分同样大小的面团，比如说限定半小时内造出一个陆军兵团。然后由我评定高下。比赛时，因为我够机敏，总是不虞失掉场面。我往往淘汰做不好模型的与赛者。然后，我把我的部分模型给我的对手，换取其制造所费等量二倍的面团。如此这般，我总千方百计得到最大的实力，来结束比赛。同时，我在以物易物的交换中得到满足。然后，我们开战。至此，我事事顺遂，在我全面落败时也想一切如我意。正因我的洁役人员无论在何种形式的竞争，都从不放水。我经常试图用我达赖喇嘛的地位来占便宜，也毫无用处。我玩起来非常顽强，常常大发脾气，还动拳脚，但他们照旧不让步，有时就弄得我哭出来。

另一个我喜爱的把戏是军队操练，从一个钟爱的洁役人员诺布通笃（NorbuThondup）那里学来的，他是大兵洁役中的一员。我总是像一般男孩充满精力，离不开任何用肢体的活动。我喜欢一种明令禁止的特定跳跃游戏。这种游戏是尽可能地快跑，跑上一块竖立大约四十五度的木板，然后纵身往前跳。不过，我这种侵略性的倾向，有一次差点给我带来大麻烦。我在我前世的遗物中发现一个古旧、前端饰以象牙的轻巧短棒。我据为己用。有一天我拿着它在头顶上用力甩，它忽然从我手中脱出，飞快打在桑天脸上。他咚一声倒地。大约有一秒钟，我确信我把他给害死了。晕眩过后，他站起来，泪如泉涌。右眉上可怖的纵深创口上血流如注。伤口后来受到感染，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复原。结果，可怜的桑天脸上多了一个明显的记号，跟着他一辈子。

一点过后，就是轻便的午膳。由于布达拉宫形势使然，日光到中午才照亮全室，此时我的早课正好结束。但到下午二时，日光开始消褪，房间陷入阴影里。我讨厌这个时刻﹕每当黑暗再度吞噬房间，我心头也拂过一片阴影。午膳以后，午课随即开始。头一个半小时包括我的初级亲教师上的一节通识教育。他竭尽所能吸引我的注意力。我是个很难驾驭的学生，所有科目一概讨厌。

我学习的课程和所有志在取得佛学学位的和尚相同。课程安排的极不平衡，在许多方面也完全不适合用来训练廿世纪末叶的国家领袖。总而言之，我学习的课程涵括五个主要及次要学门4。前者是﹕因明学；西藏艺术与文化；梵文；医学；以及佛学。最后一门最重要（也最难），可进一步分为五个领域:般若（Prajnaparanita），无上智慧；中观(madhyamika），观想中谛的道理；戒律（毘奈耶Vinaya），防止佛弟子邪非的法则；阿毗达磨（Abidharma），形上学；因明（Pramana），理则学；以及认识论。

五个次要科目是﹕诗；音乐与戏剧；占星学；度量与措词5；同义字。事实上，学位的授予只以佛学、因明及辩证为基础。因此，直到一九七○年代中期，我才学梵文文法。诸如医学等基本科目，我至今只经过非正式的学习。

辩证学，或辩论的艺术，是西藏喇嘛教育系统的根本。两个争办者轮流提问题，附带要摆出规定的姿态。问题提出，质询者右手高举过头，与伸出的左手？？（此字不在电脑中，左边一个“才”，右边一个“府”字）掌，同时左脚跺地。然后右手滑离左手，指近对手的头部。被询问的人处于被动，专注心神，不仅要回答问题，还要驳倒对方，而对方无时不在绕着他走。在这些辩论中，机智是很重要的一环，如能以幽默方法将对手的主张化为已用，可得高分。辩论因此成为一种通俗的娱乐，甚至风行于不识之无的一般藏人之间；他们也许跟不上智性层面的娴熟运作技巧，但仍能享受其中的乐趣与场面。过去常见游牧的流浪人和僻处拉萨之外的乡野之人，费了大半个白日，在寺庙的庭院观赏充满学问的论辩。

一名和尚在这种独特的论辩里的能力，是评估其智性成就的指标，因此，作为达赖喇嘛，我不仅在佛学、因明学具备良好基础，而且必须娴熟论辩。我十岁开始认真研读这些科目；十二岁时，两位指定的辩证学专家（tsenshap）6训练我辩证的艺术。

午课第一节过后，下一个钟点由亲教师向我解说当天辩论的主题如何进行。四点用午茶，假如有人喝茶比英国人还多，那就是西藏人。根据最近我得知一项中国人统计的资料，西藏沦陷前，每年从中国进口一千万吨茶叶。这项资料不可能正确，因为它暗示每名西藏人每年几乎喝掉两吨茶；这个杜撰的数据显然企图证明西藏对中国的经济依赖程度，却没有列出我们喜欢喝茶的数据。

话是这样说，但我并没有完全分享我的同胞对茶的偏好，在西藏社会，传统上习惯在茶里加盐，用牦牛奶油取代牛奶的喝法。如果精心调制，会做成非常好而且营养的饮料，不过口味绝大部分要看掺和的奶油品质而定。布达拉宫膳房里如常地供应新鲜的、乳酪似的奶油，而他们手酿的成品也很不错。那是我真正乐享西藏茶的唯一时刻。今天，我大都采英国式喝法，早晚皆然。下午期间，我则光喝热开水，这是一九五○年代我在中国养成的习惯。虽然白开水平淡无味，事实上却非常有益健康。在西藏的医疗体系里，热开水被视为第一帖药。

喝完茶后，两位专长论证的喇嘛加人，此后的一小时多，我用来辩论一些抽象的问题，诸如，心灵的本质为何。大约五点半过后，一天的苦难终于到尾声。我无法掌握确定的放学时间，如同一般藏人并不太有时间观念；因此，一些人与事的起始与结束大多视情况方便而定。仓促向为禁忌。

亲教师一离开，我立刻冲出，爬上屋顶。如果是在布达拉宫，我带着望远镜。从附近的察克波里医学院到远处的圣城（拉萨的一部分），左近有大昭寺，俯瞰拉萨，景观壮美。不过，我对位置远在红丘地下的萧村兴趣较浓。因为官方的监狱正好就在那里，而此刻也正好是狱囚放风的时刻。我把他们视为朋友，关切他们的一举一动。他们也知道。每当他们看到我，就行五体投地大礼。我全认识他们，我也知道谁获释或又有新人犯来了。除了细察狱囚，我也习惯检视放在天井的成堆柴薪和草料。

如是巡验过后，就到有很多游戏的时间，例如，晚膳之前的晚茶，在七时过后即送来。晚茶包括茶（无可避免）、蔬菜汤，有时加一点肉、乳果，再加上各种各类面团，这些面团甚为丰盛，由我母亲烘焙，每星期新鲜地送来。我最爱的就是安多口味的小圆饼，外有硬皮，里面清淡而松软。

我时常安排和一位或多位洁役人员共进晚膳。他们是老饕，全都是。他们的碗大得可以装整茶壶的茶。其它时候，我和一些南嘉寺的喇嘛一起吃。不过，我大都和三位喇嘛随从，有时和契卡堪布（ChikyobKenpo）——我的侍卫总管，一起吃。契卡堪布不在时，晚膳总是沦为喧闹的场合，大家都很快乐。我尤其记得冬天的晚膳，我们傍着火炉坐，就着闪烁的油灯微光，喝热蔬菜汤，一面倾听外面风雪呼号。

吃过晚饭后，我蹬下七层楼梯，来到天井。我在那里必须边走边背经文和祈祷文。不过，当时我还小，始终漫不经心，几乎从未照做，不是把时间花在想以前听过的故事，就是在猜晚上临睡前会听到什么故事。当然，这些故事本身有超自然的本质，所以吓坏了的达赖喇嘛九点钟就爬上那张黝暗、虱蚤臭虫肆虐的床。最恐怖的传说是有一只巨大的猫头鹰专门在天黑后抓小孩。这个传说源自大昭寺一座古代壁画。因此，夜幕一落，我就非呆在室内不可。

由于青藏高原太高，许多其它地区流行的疾病在此从未听闻。不过，还有一种经常出现的危险疾病﹕天花。我十岁左右时，有一名新来的、长得圆胖的指定医生，使用进口的药为我接种疫苗，以防染上天花。这是个非常痛苦的经验，除了手臂上留下四个永久的疤，痛苦非常，我还发烧，持续大约二星期。我还记得大吐苦水，抱怨『那个胖医生』。

我在诺布林卡和布达拉宫的生活都很规律，逢重要庆典或闭关时才有所不同。我闭关时，由我的一位亲教师，有时是两位，或者其它南嘉寺的高级喇嘛陪同。通常，我每年冬天闭关一次。一般而言，闭关长达三星期，期间我只有一堂短短的课，也不准到外面玩耍；只是在督导下长时期的诵经和打坐。我是个小孩，并非经常喜欢如此。我花了许多时间往卧室的各个窗口外望。向北的窗口面对色拉寺，群山为其背景。向南的这扇则面对大议事厅，我与政府官员的每日晨会在此举行。

议事厅里挂了一组无价的、古老的刺绣书唐卡（thangKas），描绘藏人最喜爱的宗教导师之密勒巴尊者的一生行谊。我常注视这些美丽的图书。如今，它们不知道遭遇如何。

闭关期的傍晚比白日更难捱，因为这正是与我年龄相仿的男孩骑在牛背上回到布达拉宫山麓潇村家中的时辰。我至今记得很清楚，夕照逐渐淡褪，男孩子从附近的牧场归来，引吭歌唱，我在静默中坐着，口中诵着咒语（mantras）。我常常希望能和他们易地而处。不过，慢慢地我逐渐也能欣赏闭关的好处。现在我真的希望有更多的时间闭关。

我因为学习能力强，基本上我与所有亲教师都处得很好，我置身西藏某些『超级学者』间，我发现我心智能力还不错。不过，大多数时候，我只是为了免得麻烦上身，才努力学习。然而，终于有一天，我的亲教师开始忧虑我的进步速度。所以，天津想出一场模拟考试，让我与我最钟爱的洁役人员诺布通笃竞试。我全然不知天津已在试前向他做过完整的解说，结果我输了。这屈辱是公开的，尤其难堪。

欺瞒的把戏持续了一段时间，我非常用功，纯然只是为了争一口气。但最后，我旺盛的向上心逐渐磨光，我又回到老样子。一直到我接受专长教导后，我才了解教育有多重要，从此对功课才开始真正有兴趣。现在我懊悔早年的懒散，每天总是至少用功四个钟头。有一件事，我想对我早年的学习生涯也许有所影响，那就是某些实际的竞争。因为没有同学，我一直没有任何对手可资以自我衡估。

我十岁左右，在我前世遗物中发现两件古老的手摇电影放映机，以及几卷底片。起先，找不到会操控的人。最后我们找到一位常住诺布林卡的中国老和尚，证实他是个精到的技师。一九○八年，达赖喇嘛十三世亲访中国。当时还是小男孩的老和尚，曾由父母带着礼拜过达赖十三世。他是个极慈悲、诚恳的人，竭力尽瘁于其内心的宗教召唤，虽然他像许多中国人，脾气很暴。

其中一卷底片是英王乔治五世加冕礼的新闻影片。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影片中的行伍，以及世界各地来的穿着华丽的士兵。另一卷则是充满噱头的影片，显示一些女舞者如何从蛋里孵出来。最有趣的是一部有关金矿的纪录片。从这份资料，我了解采矿是多么危险的一种行业，而且矿工得在多么困难的情况下工作。稍后，每当我听闻有关劳动阶级被剥削的问题（在往后的岁月里，我时常听说这种事），就想到这部影片。

我和这位中国老和尚很快成为好友，可惜的是，他在这事不久即往生。好在这段时间里，我已习得如何自行使用这部放映机，得到生平首度接触电器的经验，认识发电机的运用方法。这些经验日后证实对我极有用处。后来我得到一件显然是英国皇家送的礼物——一架附有发电机的现代电动电影放映机。这是透过英国贸易使节团转达，贸易团副委员长福斯（ReginaldFox）亲自教我使用的方法。

这段时间，我和另一位私人大夫，绰号列宁医生，因为他蓄山羊胡。他是个胃口极大的小个子，却有极佳的幽默感。我尤其欣赏他说故事的本领。这二位医生都接受过正统西藏医疗体系的训练。关于西藏医疗体系，我在稍候章节会谈一点。

我十岁时，打了五年的世界打战结束了。对于打战，我所知不多，除了终战时，西藏政府派了一个使节团，到印度向英国政府致赠礼物与致贺。使节团由印度总督威福威尔爵士（LordWavell）接见。接下来几年，我们又派一个代表团到印度，参加一个有关亚洲关系的会议。

就在那不久以后的一九四七年早春，发生了一件令人伤痛的意外，这件事情具体而微地显示，上位者为图个人私益，如何影响到国家的命运。

有一天，正当我观赏一场论辩，我听到枪声响起，声音来自北方色拉寺的方向。我冲到外面，满怀兴奋地欺望从望远镜中看到什么。然而，在那当下，我也很难过，因为我知道炮火也意味着杀戳。结果竟然是六年前宣布退位的瑞廷仁波切，他决定夺回摄政权位，在一些喇嘛及下野官员的支持下，图谋不利于塔汤仁波切。结果，瑞廷仁波切被捕，他的跟从者也死了不少。

瑞廷仁波切随即解送到布达拉宫，他请求见我。不幸遭我的代表拒绝，不久之后就死于狱中。自然我尚未成年，我极少有机会介入司法事件；但是回溯过往，有时我觉得我在这个事件中也许可以尽些心力。如果我以某种方式介入，瑞廷寺——西藏最古老、美丽的寺庙之一，也许就可能避免破坏。总而言之，这整件事情非常愚蠢。尽管他犯了错，我个人仍旧非常尊敬他，视他为我的第一位亲教师以及上师。他死后，他的名字曾从我的名字里摘掉，直到许多年后，才奉神谕恢复。

那件令人伤感的事件发生不久，我随塔汤仁波切到哲蚌寺及色拉寺（两寺分别位于拉萨西方五哩及北方三哩半处）。哲蚌寺是当时世界最大的丛林，常住喇嘛逾七百人。色拉寺也没小太多，有五百名。这次出访是我的初次露面，担任辩论者。我预定要和哲蚌寺三座学院及色拉寺两座学院的方丈分别辩论。鉴于日来的扰攘，采取了额外的安全警戒，使我觉得不太舒服。此外，此生首度到达这个学习的高位阶，我也觉得非常紧张。不过，无论如何，他们都对我很熟稔，我确信我的前几世必与他们有所关联。论辨当着数百名喇嘛大众前进行，我虽不免紧张，幸好一切顺畅。

大约在那段时间，我从塔汤仁波切那里受领达赖五世的特殊秘法。这是达赖喇嘛独传的法，当初由伟大的达赖喇嘛五世（他至今仍名闻全藏）得之于一个异象。

这次传法后，我有许多不寻常的经验，特别是透过作梦的形式，虽然别人不认为有什么大不了，我现在看来，却觉得非常重要。

住在布达拉宫的一个补偿是，那里有数不清的储藏室。对一个小男孩来说，房间里的物件远比房子有趣，那里头有银、金、无价的宗教文物；更有趣的莫过于我的每一任前世外层镶有宝石的巨大灵塔。我尤其喜欢古剑、燧发枪、甲胃等武器收藏。但是即使这些，也无法与我好些前世拥有的不可思议的宝物相比。在这些宝物中，我发现一枝古旧的空气步枪，完整地配备靶心与子弹，以及我已提过的望远镜；当然更别提成堆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图解英文书籍。这些令我着迷，而且提供了我制作船、坦克、飞机模型的蓝图。等我年龄稍长后，我请人将其中部分翻译成藏文，好理解其内容。

我还发现两只欧洲鞋。尽管我的脚还太小，我还是穿上，在趾端塞些碎布，多少可以将就。听到包着钢皮的沈重鞋跟声时，我就觉得兴奋。

孩提时我喜欢的把戏之一是，把东西分解，然后试着重新组合。我逐渐长于此道。不过，一开始时并非经常如愿。我在前世遗物中找到一个古老的音乐盒，是帝俄沙皇送给他的，两人素称友善。音乐盒已闇哑，我决定修修看。我发现一条主发条坏得很严重，而且缠成一团，我用螺丝起子戳它，机身突然放松，发条无法上紧，所有发声的细金属碎片应声冲出，碎片满屋子打转，造成的那种魔惑的噪音交响曲，我永生不会忘记。回思此次意外，深觉庆幸没有失去一只眼睛，因为我瞎修那机器的时候，脸十分贴近，以后我可能被错认为以色列的戴扬（MosheDayan）将军。

我非常感激达赖十三世图登嘉措（ThuptenGyatso），因为他有很多有趣的礼物。布达拉宫现存的许多洁役人员服侍过他。从他们口中，我逐渐知道他生平若干事迹。我了解他不仅是道行高深的精神领袖，也是能干且有远见的世俗领袖。我又得知由于外国入侵，他两度被迫出亡。第一次是一九○三年，英国派扬毫斯本上校（Younghusband）率军入藏。

第二次是一九一○年的曼处斯（Manchus）。第一次，英国自动撤兵。但第二次，曼处斯的军队在一九一一-一二年冬天才被逐出。

达赖十三世对现代科技也深感兴趣。他引入西藏的新事物中，包括一座电力发动的工厂，生产两种硬币及西藏首度发行的纸币，还有三辆汽车，这是西藏的大事。当时，全藏几乎没有车辆运输，即使马拉的车子也完全没有。他们当然知道有马拉车这回事，但在气候恶劣的藏地，驮兽是最实用的运输方式。

图登嘉措在其他方面亦同样富于远见，第二度出亡后，他安排把四位年轻藏人送到英国受教育。这个实验成功了，留学生表现良好，甚至受到英国皇室接待，可惜后继无人。如果这项计划依他的初衷循序实施，我相信西藏今天的处境必然大不相同。

达赖十三世也把阻碍进步的军事作了成功的改革，但也可惜人亡政息。他的另一项计划是强化拉萨政府在康省的权威。他明知由于与拉萨迢隔，康省尤其不受中央行政当局重视。因此他提议将地方土司的儿子送到拉萨受教，学成返回，有政府授职。他也想鼓励地方征兵。不幸的是，由于惯性，他的计划没有一项实现。

达赖十三世的政治洞识也迥异常人。他在手书的遗嘱中警告，除非发生急遽的变革，西藏的宗教与政府可能遭受来自内部与外部的攻击，除非我们保护我们的家园，否则达赖与班禅喇嘛，父与子，所有这个信念的虔敬支持者，即将消失，湮没无闻。喇嘛及其寺庙将遭摧毁。法律效力减弱。政府官员的土地及财产将被扣押。他们将被迫为敌人服务或让家园沦落辗转为丐帮。所有人类将沈溺于巨大的苦海及无边的恐惧中；在苦痛中，日与夜过得特别慢。文中提到的班禅喇嘛，在西藏佛教里是仅次于达赖喇嘛的最高精神领袖，依照传统，班禅驻锡在西藏第二大都市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

就其个人来说，达赖十三世是个很单纯的人。他废除了许多旧习俗。比如，以前的惯例是不论何时，只要达赖离开他的寝室，任何正好在附近的侍从都要立刻离开。他觉得这样的规定给大家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使他不情愿露面，于是他废掉这条规则。

我还小时，就听到关于他的许多故事，刻画他是如何淳朴的一个人。其中之一是由一个很老的人告诉我的，他儿子是南嘉寺的喇嘛。那个故事叙及当时诺布林卡一幢新建筑即将启建，照惯例，许多民众会在地基上放一块石头，以志其尊敬与祝福之意。一天，有个从遥远地方来的游牧人（说此故事者的父亲）也来供养上石。他带了一匹非常难驾驭的骡子，他俯身供养时，牲口随即狂奔脱逃。好在有个人正从对面走来。这位游牧人大叫，要他帮忙抓住奔跑的骡子。这位陌生人照做了，并且把牠带过来。游牧人先是高兴，后即惊讶，因为给他援手的不是别人，就是达赖喇嘛他自己。

但是，达赖十三世也很严谨。布达拉宫和诺布林卡宫的花园都禁止抽洋烟。不过，也有例外的时候。偶尔他外出散步，行至石匠聚集工作处。他们没有看到他，照旧彼此谈天。其中一人大声抱怨禁烟，说人又累又饿的时候，抽烟实在真好；不管怎样，他要嚼些烟草。达赖喇嘛听到这些，转身即离开，没有惊动大家。

但这并不是说他一向处事都慈悲为怀。如果我对他有任何批评的话，那就是我觉得他或许有些太独裁。他对他的高级官员非常严厉，能为了极轻微的错误而严斥他们。他的慈悲限于对一般民众。

图登嘉措在宗教领域上的最大成就是致力提升寺庙的学术水准（全藏寺庙逾六千座）。为了达此目的，他赋予名位给最有能力的喇嘛，即使他们并不资深。他个人也为数千名沙弥授戒。迄一九七○年代，大多数高僧都从他受了比丘（bikshu）戒。

二十出头以后，我开始永久住在诺布林卡。在那之前，是在每年早春搬到诺布林卡；大约六个月后的冬天开始前搬回布达拉宫。辞别我在布达拉宫的阴暗卧室，无疑是我全年最欢愉的一日。此行通常以一个为时两小时的仪式揭开序幕（我觉得好像永世那么久）。然后是个盛大的游行，这游行我并不是顶喜欢。我宁愿安步当车，享受乡下景物。这时节，正值芽萌叶出，到处涌现新鲜的自然美。

在诺布林卡的消遣是数不尽的。诺布林卡有座高墙环绕的美丽花园。里面有许多建筑，僚属居停其间。另有俗称黄墙的内墙，除了达赖喇嘛及其家眷，某些喇嘛可以出入，他人一概禁止。内墙的另一边还有好些建筑，包括达赖喇嘛的私人居所，有一个照顾得很周到的花园环绕其间。

我愉悦地在花园地徜徉个把钟头，漫步美丽的花圃间，观赏栖止其间的许多鸟兽。其间常见的，有一群驯服的麝香鹿；至少有六只巨大的西藏獒犬（dogkhyi）充当警犬，是一位北京人从古本寺送来的。还有一些山羊；一只猴子；从蒙古买来的几只骆驼；二只豹；一只又老又沮丧的老虎（当然关在兽槛中）；好几只鹦鹉；半打孔雀；几只鹤；一对金鹅；大约卅只非常抑郁的加拿大鹅，翅膀都剪过，飞不动，我为牠们甚觉惋惜。

有只鹦鹉对我的服饰总管天津甚为友善。他习惯喂牠们豆子。牠在天津掌中啄食时，他每每抚摸牠的头，鸟儿此际似乎进入忘我之境。我非常想要这种友善的情谊，好几次尝试，希望得到相同的反应，但是没有效果。所以我拿了一根棒子处罚牠。可想而知，以后每当看到我，牠就飞走。这对如何交友是个很好的教训；交朋友不能靠强迫驱使，宜用同情体恤。

林仁波切和猴子同样有很好的交情，牠独独对他友善。他往往从口袋掏出东西喂牠。所以，猴子看到他走来，就急急跳过来，开始在他长袍褶层中翻找。

我跟鱼交朋友的运气，比较好一些。鱼住在一口鱼族甚繁的湖里。我往往站在湖边呼叫牠们。如果牠们有反应，我以小片面包及粑奖赏牠们。不过，牠们有不服从的倾向，有时还漠不相应。如果这种情形发生，我大为震怒，不仅不给牠们食物，反而报之以石头弹雨。不过，碰到他们靠近来，我会小心观察小鱼是否吃得到食物；必要时，用一根棒子把大鱼赶开。

有一次，我正在湖边戏耍，我看到一盏木灯飘近湖岸。我于是用拨鱼棒试着捞起它。但是，紧接着我发现自己躺在草地上看星星。我掉进湖里，差点淹死。幸好我的一位从西藏西部来的洁役人员，以前当过兵的，一直注意我的举动，所以一见情形不对，立刻跑来搭救。

诺布林卡宫另一个吸引我的是，奇处河（现名拉萨河）的一条支流就在附近，出了外墙，只要几分钟步程。小时候，我经常征服外出，由一位侍从陪伴，走到奇处河边。起初没人注意；但是，到后来，塔汤仁波切下了禁令。不幸的是，达赖喇嘛所受规范十分严格。我被迫藏身内院，像一只猫头鹰。实际上，当时藏人社会甚是保守，连政府高级部长上街，都被视为不当，在诺布林卡宫，如同在布达拉宫，我大部分时间都和洁役人员一起。即使在很幼嫩的年纪，我已很讨厌礼仪和形式，喜欢和仆从为伍，远甚于政府官员相伴。

我尤其喜欢与我双亲的仆从为伴，每回只要回到故居，我总和他们耗在一起。他们大多是安多人，我很喜欢听他们说起有关家乡与邻近地区的故事。我也很喜欢和他们一起『偷袭』双亲的存粮。

在这样的场合，显然他们也乐于有我为伴﹕这是一项互利的举动。掠夺的最好时机是秋天，我们用红番椒汁泡美味干肉，货源不绝。我爱吃极了，有一回吃太撑，随即大吃苦头。我俯身痛苦地干呕，天津瞧见了，适时给我一些鼓励，比如说『这就对了，全吐出来。这样对你比较好』。我觉得自己很驴，对他的关注也没领情。

尽管我是达赖喇嘛，除非在正式场合，父母家的仆人却视我一般小男孩。我没被特殊看待，大家都敢把他们的悄悄话告诉我。因此，我很小的时候就明白，藏人生活并非日日平顺。我的洁役人员也同样放心告诉我他们的故事，以及在官员及高僧手里遭到的不公不义。他们也让我接触到种种闲话杂谈，通常是以歌曲或谣谚的形式表达，他们边工作边唱。所以尽管我的童年有时十分孤单，十二岁左右塔汤仁波切就禁止我再到父母家，但这种情形与悉达多王子或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情况完全不同。此外，我年级渐长之际，也接触一些有趣的人。

实际上，在我整个童年时代，大约有十名欧洲人住在拉萨。我并不太常看到他们，直到桑天带哈勒（HeinrichHarrer）与我见面，我才有机会了解英吉（inji）是什么。藏人皆如此称呼西方人（也许是因为藏人在十九世纪与印度的英国官员接触，遂以此总称西方人）。

我长大后，这些定居在拉萨的西方人中，包括英国贸易使节团委员长勾得爵士（SirBasilGoald）及其继任者理查森（HughRichardson）。后者日后写了好些有关西藏的书；而自从我出亡后，亦与他有过几回颇有裨益的请益讨论。除了福斯以外，还有一位英国医官，我记不得他的名字。不过，我永远忘不了有一回他奉召到诺布林卡，为一只眼底长包囊的孔雀疗伤。我看到他小心翼翼地，同时很讶异地听到他以鼓舞的口吻，兼用拉萨方言和西藏敬语，对孔雀说话（而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而当这位外国人称这只鸟为『孔雀陛下』时，更让我觉得此事非比寻常。

奥地利人哈勒拥有一头我从未见过的金发，确实是位可人儿。我昵称他为『Gopse』，意即『黄头』。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已在印度的英国监狱中，拘留了五年。但是，他设法和一位名叫奥夫秀乃特『PeterAufschnaiter）的囚伴联手越狱。他们一起逃向拉萨。由于西藏明令禁止所有外国人入内，除非少数获得特殊允许者，所以，他们能到西藏，是项了不起的成就。在终于如愿居留拉萨前，约有五年的时间，他们过着游牧式的流浪生活。他们抵达时，人们对他们的勇敢与坚持（以致官方同意他们居留），印象深刻。我当然是第一批知道他们抵达的人，非常热切地想看他们的长相；特别是哈勒，他已在极短时间内，建立起自己的声名；一位有趣的、擅交际的可人儿。

他能说一口极溜的西藏土话，还有绝妙的幽默感，兼之对人敬重又有礼帽。等我和他混熟后，他抛弃虚文，觉得十分坦率，除了有官员出席的场合以外。这是一种我极珍视的性情。

我们在一九四八年初见，在他离藏前的一年半里，我们定期见面，通常是一星期一次。我能从他哪里得知外界的状况，特别是有关欧洲及世界大战的种种。他也帮助我提升英文程度，我才开始和一位政府官员学习英文。我早就认识字母，还曾把它译成藏文语音，渴望学得更多。哈勒也在许多实际的方面协助我。

比如，他帮我修好发电机，那是随着电动电影放映机附赠给我的。后来发现那部机器非常老旧，而且有毛病。我常怀疑是否英国官员没把原要送的发电机给我，而把他们自己用过的给我？

这断时期，我另一项关切对象就是达赖十三世进口的三部车。虽然西藏没有适用的道路，直到他死前，他仍偶尔用车，作为行进拉萨市内及四周的交通工具。其中一辆是美国道奇车（Dodge）；其它两辆都是奥斯汀小车（BabyAustins）。三辆均是一九二○年代晚期的车型。还有一部威利牌的（Willy's）吉普车，这是由西藏贸易使节团一九四八年旅美推销时所得的，但也很少用。

就像起先没人会用电影放映机一样，我也大费周章，才找到懂车子的人。不过，我决定该让他们回到工作岗位上。最后找到另一位脾气暴躁的司机泰塞林（TashiTsering），他是与印度接壤的南疆噶林邦（Kalimpong）地方的人。我们全力修复车子，甚至挪用另一部奥斯汀汽车的零件，我们终于修好一部车子。而道奇及吉普车情况较好，仅仅小规模地修补后，也能派上用场。

可以想见，一旦我们修好车子，我也只能在他们左近绕绕。但这对我已足够了，有一天，得知司机不在，我决定开着其中一部车出外，道奇和吉普车都需钥匙启动，而钥匙由司机保管。不过，小奥斯汀却是用小型磁石发电机启动，只需板动曲柄把手即可。

我小心翼翼地扳转把手，把车倒出车库，继续在花园绕了一圈。不幸的是。诺布林卡宫的花园都是树，没多久我就撞到一棵树。令我惊骇的是，我眼睁睁地看着一个车前灯的玻璃撞破了。除非我能在第一天之前修好，我的欢乐之行将会被我的司机识破，那可有麻烦了。

我着手把车子开回去，不敢再有丝毫差池，同时立刻试着修复破碎的玻璃。更让我惊慌的是，我发现那不是普通的玻璃，而是彩色玻璃。所以，尽管我打算找到一块足以搭配的玻璃，好好修补一番；我随即又面对如何使新的玻璃与原有的玻璃拼凑的问题，这个问题终于以涂抹甜的巧克力糖浆缀连而解决。最后，我很中意自己的作品。即便如此，后来我见到司机时，仍满怀罪恶感。我确信他一定知道，或至少也发现发生了怎么一回事，但他从未提起，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他仍健在，如今住在印度，尽管我很少见到他，还是把他视为好友。

西藏的历法相当复杂。它是以月亮的周期为基准，几百年来，我们的历法是以六十年为一周期（饶迥），这六十年是用五种元素、十二生肖来排列组合，五种元素是地、风、火、水、铁，十二生肖是鼠、牛、虎、龙、蛇、马、羊、猴、鸡、狗、猪，依序配合计年，每一『计年』出现两次，第一次是阳性，第二次是阴性，十年算完。然后五种元素又从生肖的第十一及十二起计数，再来则是从生肖的十三、十四起计算，依序类推。所以，比如西元二千年，根据藏历则是铁龙年。

先前数世纪，西藏遭中国侵略之前，一年里有不少庆典节日，通常皆有宗教上的意义，不过僧俗同样庆祝。后者皆将时间花在吃、喝、唱、舞及玩游戏上，也有间歇性的祈愿。最重要的年度活动之一是新年的活动，或称罗萨节（Losar），时当西历的二或三月。对我而言，这是我一年一度与国师涅冲（Nechubg）公开会面的时候。稍后章节，我会详述；基本上这给我和政府透过灵媒（Kuten），针对来年事宜，咨询西藏守护神扎滇金刚的机会。

我对某个庆典活动怀有非常复杂的情绪。此即紧跟着罗萨节之后的默朗木节（Monlam），即大祈愿节，原因是我很小的时候，曾以达赖喇嘛的身分参加这个节日里最重要的仪式。这个节日对我的另一项阴影是，我照例要忍受严重的热症，就像我现在只要到印度菩提伽耶（BodhGaya），随时都要发上一阵烧一样。因此我在大昭寺时，多半都待在屋里；尽管那个房间比我住在布达拉宫的房间更多尘垢。

这个令我悚栗非常的供养仪式（Puja）下午举行，时值默朗木祈祷大会的头一个星期的尾声（全程二星期）。在一个由摄政王讲释迦牟尼佛生平的冗长讲道后，供养仪式即持续四小时。然后，我必须凭记忆背诵一段又长又艰涩的经文。我紧张得脑里一片空白。我的高级亲教师即摄政、初级亲教师、仪式总管、服饰总管以及掌膳总管都同样为我担忧。他们主要的忧虑是，典礼全程中，我都高踞法座，如果我忘词，没人能及时为我提示。

不过，记台词只是问题的一半。因为典礼为时甚久，我有另一项恐惧﹕我怕膀胱负荷不了。最后，一切顺畅；即使当时我还很小。但是，我记得曾因害怕而中风。我的意识麻木到无法察觉周遭一切的程度，连鸽子飞进来，偷吃供碟里的食物，也不知道。只有在致辞的中途，我才注意到牠们。

典礼结束，我高兴得几近恍惚。不仅是这整个讨厌的活动十二个月后才会再举行；而是现在接下来才是达赖喇嘛最美好的时光之一。典礼万后，我获准外出上街，观赏巨大华丽的食子（Thorma，手捏的供品），这是当天照例用来供佛的。还有由军乐队表演的木偶戏和音乐，全民则陷入狂热的欢乐气围中。

大昭寺是全藏最崇高的寺庙。是西元前七世纪，松赞干布王统治期间建筑的，以供奉他的妻子慈珍请回的佛像（她是尼泊尔国王布勒的女儿，松赞干布共有四位妻子，三位是藏人，另一位是唐朝第二位皇帝唐太宗的女儿文成公主）。经过数世纪的修茸，大昭寺已再扩建，而且经过费心地妆点。矗立在入口的石碑是大昭寺的着名特色，上面铭记了西藏历史诸多势力消长的见证。碑铭以汉文与藏文并列，记载着西元八二一——八二二年唐朝与吐蕃签定的永久和约的全文7。

我住在大昭寺的房间位于二楼，即是这座寺庙的平顶。我不仅能从这里看到这幢建筑本身的主体，还能看到底下的市场。往南开的窗户，使我能综览主殿的景观，我能看到和尚整日诵经不绝。他们总是表现良好，勤勉从事。

不过，从东边的窗户看出去却是迥然不同的景象。我能俯瞰庭院，那是像我这样的沙弥集合的地方。我往往很惊讶地看到他们逃学，甚至偶尔相互大打出手的场景。我还小时，总是匐匍下楼，以便取得一个观察他们的较佳视角。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闻见。一开始，他们并未循规蹈矩唱诵经文。如果他们懒得大张其口，至少会吟唱。不过，相当多数似乎从未如此做，反而全把时间耗在嬉游上。一场混战经常随时开打。然后他们拿出木钵，互相重击头部。这个场景引发了我的一个奇特反应。一方面，我告诉自己这些家伙有够笨。另一方面，我却忍不住羡慕他们，他们似乎与凡俗无涉，不过，当他们的争战转趋暴烈时，我开始觉得害怕，就跑掉了。

从西边望出去，我能看到市场。这是个很易得我欢心的角度；不过，我必须秘密地窥视，而非光明正大地观看，以免有人认出我来。如果有人看到我了，每个人都会跑过来，向我行五体投地的大礼拜礼。所以，我仅能透过窗帘窥探，感觉像个罪犯。记得大约七、八岁，我来到大昭寺的头一回或第二回，我曾经做过一些严重玷辱自己的行为。一看到底下嚣攘的人群，对我来说，实在是太多了一些。我粗鲁地用头戳破窗帘，但是，如果只是这样，倒还好；糟的是，就在老远底下，有人行大礼拜礼时，我居然吐了唾液星沫，落在好几个人的头上。

从此以后，我可以欣慰地说，年轻的达赖喇嘛终于学到一些自我训练的课题。

我喜欢窥视市场摊商百态，记得有一次看到一支木制的模型小枪。我遣人去买回来，然后从信徒供奉的献金里，取出一部分支应。我偶尔动支这部分的献金济急，因为我并未明文获准处理金钱。事实上，甚至一直到今天，我还是没有直接经手过钱。所有我的收入以及开支是由我的私人办公室处理。

待在大昭寺的另一件趣事是，有机会和那里的洁役交朋友。如同以往，我所有余暇都与他们为伴，我也相信我离去时，他们也会和我一样难过。记得有一年，在先前的庆典期间，我已与他们建立稳固的交情，而他们却不在留在那里。我纳闷为什么，因为我非常渴盼再见他们一面。我向唯一留下来的人询问，想要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告诉我，其余十个人全因窃行遭解雇。我上回离开后，他们爬下天窗，闯入我的房间，窃走各种物件、金制酥油灯等等。我交的这种朋友，多过分！

默朗木大会的最后一天，是户外活动的天下。首先，由一尊大的当来下生佛弥勒菩萨雕像前导绕境。这条路线就是昔日知名的外廓（Lingkhor）。听说这条古道因为汉人拓城而不复存在。但是，紧绕着大昭寺开展的内廓（Barkhor）仍然存在。以前，虔诚的朝圣者更是沿着外廓，一路行五体投地的大礼拜。

就在佛像绕道完毕不久，众人把注意力转向体育活动，引起一阵全面的骚动。包括赛马及赛跑，趣味横生。前者更属罕见，因为没有骑士控御。牠们皆在哲蚌寺外获释，然后马夫及旁观者引导到市中心。就在马匹抵达之前，那些竞逐赛跑的准运动员也才出发一小段路程，目的地亦为市中心。因此当人与马同时抵达时，可能会造成一种有趣的混乱场面。不过，有一年发生一件不幸的意外，就在部分选手急抓住路过奔马的尾巴之际，却被拽着跑。赛跑随即结束，侍从长指控那些他认为可能涉嫌的人。他们大多数是我的侍卫队成员。当我得知他们可能遭受处罚，心中非常难过。最后，我一度为了他们，而介入调停。

默朗木大会的某些方面密切地影响拉萨的所有人。根据古来传统，大会期间（正月初三至廿五日），市政交由哲蚌寺稚巴（相当于汉地的方丈，但地位不同）掌理。他随即从寺中喇嘛任命一个维持法律和秩序的幕僚团和警纪团。严格执法，任何不轨的行为皆处以十分严重的处罚。其中哲蚌寺稚巴始终坚持的就是清洁问题。结果，一年中就是这段时间每幢建筑都洗刷鲜明，街道也彻底清扫干净。

孩提时，新年期间有件重大事情，那就是传统烘焙的卡塞或罗萨饼干。每年默朗木庆典期间，我的掌膳总管会做许多炉造型奇特、烤的焦香的美味点心。有一年，我决定亲手试做一些点心。一切进行顺利，我对自己的手艺也十分感动，所以我告诉掌膳总管，明天还要多做一些。

不幸的是，我第二回合用的油是未经适当处理过的生油。所以，当我把和好的面团丢进锅里，油爆起如火山。我右臂溅满热油，立刻起了水泡。我对这件意外印象较深刻的是，有个年长的厨子，他爱吸鼻烟，满镇定的，当时他带着看来像是搅成泡沫的油霜飞跑过来，敷在我臂上。平常他是个十分和气的人，但在这种场合，他变得格外慌乱。我记得他边吸少许鼻烟，边流鼻水，满怖痘癜的脸上却挂着一副严肃的表情，想到那副样子，实在滑稽。

所有节庆中，我最喜欢的是长达一周的藏剧节，每年的七月初一开锣。由来自全藏各地隶属不同团体的舞者、歌者及演员登场。他们在一块距离黄墙若远实近的特定区域表演。紧邻墙内的一幢大楼顶端上竖上临时的围场，我就坐在那里观赏节目。其他的观赏者都是政府官员以及他们的妻眷——她们视此场合为与他人比美珠宝与衣饰的最好机会。不过，这种情形不仅限于女士。这也是诺布林卡宫的洁役雀跃的时刻。在庆典节日的前些日子，他们即大费周章地租借衣服和珠宝，尤其是珊瑚，以便炫示。庆典期间举行的园艺比赛，就是他们崭露头角的时刻。那时，他们携着器皿（烧过的瓶子），里头长满等待品评的花儿。

我永远忘不了我的一位洁役，他总是戴着一顶奇特的帽子露面，他颇以那顶帽子为傲。那顶帽子缀有红丝长流苏，他别出心裁地让流苏绕过他的脖子，垂在肩膀上。

群众也来观剧，虽然他们不是政府官员或贵族，无法得到特别座的待遇。正如乍睹表演，民众也对达官贵人们华丽的庆典礼服感到惊异目眩。他们往往趁机手持祈愿轮，巡行黄墙的周界（祈愿轮包括一个内有祈祷文的圆筒，当信徒口诵咒语时，即滚动之）。

除了拉萨人以外，许多来访的民众都很高大，有来自东方，虚张声势的康巴人，他们的长发辫奢侈地缀以红流苏；从南方来的尼泊尔及锡金商人；当然还有矮小的、骨瘦如柴的游牧农人。人们纵情享乐，事实上，藏人天性即精于此道。我们绝大多数是单纯的人，喜欢的也不过是一场好的表演和聚会，尽管不合法，仍有许多僧院人士参加，因此都要化妆与会。

多么快乐的时光！在表演进行中，人们并坐交谈，他们对歌与舞如此熟稔，所以他们暸然每一个情节。几乎每一个人都携来野餐、茶和青稞酿的啤酒，来去自如，年轻的妇女袒胸哺乳，孩童咯咯笑着来回奔跑，只有在佩戴着绚丽斑斓妆扮的新表演者上场时，他们才会瞪大眼睛，直勾勾地看数秒钟。而此刻，独坐老叟木然的脸上表情也会绽放光彩，老妪也会暂时停止闲话。然后一切又如常。而阳光不断穿透稀薄、清新的山中空气洒落。

可以确定的是，只有在讽刺剧上演的时候，大家才会聚集焦点。演员妆扮成比丘和比丘尼、高官以及国之祭师的模样，以嘲讽之诗文讽喻公共人物。

其他一年中的重要活动，包括三月八日的大黑天节（Mahakala）。夏天堂堂揭始，当天所有的政府官员都要换夏装。这天也是我从布达拉宫移驾到诺布林卡宫的日子。五月十五日是普愿节（IamlingChisang），这个节日代表长达一星期的假期开始了。大多数的西藏人，不论僧、尼或政府官员都到拉萨外的平原露营，举行一系列的野宴，以及其他的社交娱乐活动。实际上，我相当肯定有些人即便不打算出席，也会以化妆形式出现。然后是十月廿日的燃灯节。这是纪念西藏佛教的伟大改革者及噶鲁巴（Gelugpa）教派创教人宗喀巴圆寂的忌辰。包括燃灯游行以及点燃全城数不清的酥油灯。这天也是冬天伊始的日子，官员换上冬服，而我也不情愿地回到布达拉宫。我渴望长大，以遵循我前世参加游行的例规，然后回到他深爱的诺布林卡宫。

还有许多纯粹世俗化的活动，在一年里的不同时节举行。比如正月举行的马展。秋天，也同样是一年里的特殊时段，此时，游牧人牵来牦牛卖给屠夫。此际令我神伤。我忍不住想到这些可怜的家伙，就都要死了。只要我看见诺布林卡宫后的动物被送给市场待宰，我总是派人以我的名义设法买下，如此，我就能救祂们的命。经年以来，我想我大概已经救了至少以万计的生灵，或许是更多。当我思及此，我想这个调皮透顶的孩子毕竟做了一些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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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注﹕

1、仁波切旧译为热振呼图克图。

2、各种贴身侍从，旧译分别为其巧堪布﹕总堪布，管理达赖私人印信。

森琫堪布﹕随侍起居。苏琫堪布﹕掌管饮食盥洗。却琫堪布﹕掌管诵经、礼拜、供养。

3、维美是普通书信和其他通俗文件中所用的草体，又称『五头体』。乌千是正楷或『有头体』，用于教授、书本印刷等。

4、即五明和五大部。五明包括内、因、工巧、医、声明；五大部包括现观庄严论、律经、俱舍论、入中论、释量论。

5、又称小五明。即修辞学、词藻学、韵律学、戏剧学、星相学。

6、音译为『称厦』，意即文学侍从或侍读，有时候代替达赖喇嘛回答一些义理上的问题。

7、唐中宗建中二年，金城公主为敦睦两国和好，上表请立碑铭，永社纠纷诏允之，今日拉萨大昭寺前，尚有唐藩甥舅联盟碑文，屹立寺前。原文如下﹕

『唐有天下，恢奄禹迹，舟车所至，莫不率俾，以累圣重光，历年惟永，彰王者之丕业，被四海之声教，与吐蕃赞普，代为婚姻，固结邻好，安危同体，舅甥二国，将二百年，其间或因小岔，弃惠为雠，封疆骚然，靡有宁岁，皇帝践阼，愍兹黎元，俾释俘隶，以归蕃洛，蕃国展礼，同兹叶和，行人往复，累布成命，是必诈谋不起，兵车不用矣，彼犹以两国之要求之永久，古有结盟，今请用之，国家务息边人，外其故地，弃利蹈义，坚盟从约，今国家所守界泾州西，至弹筝峡西口，陇州西，至清水县，凤州西，至同谷县暨剑南西山，大渡河东，为汉界，蕃国守镇在兰，渭、原、会、西至临洮，东至成州，抵剑南，西界摩些诸蛮，大渡河西南，为蕃界，其兵马镇守之处，州县见有居人，彼此两边，见属汉诸蛮，以今所分，见住处依前为定，其黄河以北，从故新泉军，直北至大碛，直南至贺兰山骆驼岭为界，中间悉为闲田，盟文有所不载者，蕃有兵马处蕃守，汉有兵马处汉守，并依见守，不得侵越，其现未有兵马处，不得新置，并筑城堡耕种，今二国将相，受辞而会，齐戒将事，告天地山川之神，惟神照临，无得愆坠，其盟文藏于宗庙副在有司，二国之成其永保之。』

第三章 入侵﹕风暴开始

一九五○年夏天，就在藏剧节庆之日，有一天，我正好在诺布林卡宫，甫从浴室走出，发觉脚底下的地开始在动。已是深夜，我正和一位随从闲谈，并一边进行睡前盥洗。盥洗室位于住处几码外的附属小屋里，所以地震时，我正在室外。首先，我想到我们一定还会再踫到另一次地震，因为西藏位于地震频繁的地带。

既已十分确定，我一回到室内，就注意到好几副挂在墙上的书已东倒西歪。随之远处发生一起可怕的灾秧，我再度冲出去，后面跟着好几位洁役。我们仰望天空，一阵接一阵的轰隆声相继而起，似乎是炮弹。我们猜想这就是震动和轰隆声的肇因﹕可能是西藏军方正进行某种演习。总共约有三十到四十次爆裂声。

翌日，我们才知道根本不是军事演习，而的的确确是某种自然现象，有些人甚至看到一道怪异的红光，从爆破声源方向的天空射出。它逐渐形成，几乎全藏的人都看得到﹕东到几乎四百英里远的昌都，西南方三百英里外的萨迦。我听说实际上发生在加尔各答。随着这件事情的真相逐渐沈寂，人们自然开始认为这不只是地震，而是个预兆。

从很早以前开始，我就一直对科学深感兴趣。所以很自然地，我希望为这件异象找寻科学依据。几天后，我遇见哈勒，询及如何解释此件异象；不仅是视之为地震，更重要的是视为殊异的天象。他说，他确定这两者相关。一定是整个山脉的上升作用造成地壳的爆裂。

对我来说，这个说法似乎可信，但不尽然如此。为什么地壳的爆裂以一阵伴随着轰隆声的夜空光亮显示？何况，隔着如此无穷尽遥远的距离，如何能为人目睹？我不认为哈勒的说法能说明一切。直到今天，我还是如此认为。或许科学另有解释，但我觉得，这些异象超乎科学，属于某些真正神秘的领域。在这个个案中，我发现接受『目睹之情景为超科学现象』的说法，较为容易。无论如何，从高空或仅是地底发出的隆隆声警告，暗示了西藏的处境将迅速恶化。

异象就在藏剧节庆之前发生。两天以后，这个预兆（假如它是的话）开始被赋予实象解释。一直到晚间，表演正在进行当中，我发现一名传讯人朝我跑来。一直到帐下，他突然转向摄政塔汤仁波切，他坐在帐里的另一边。我蓦地警觉事情不妙。在正常的情况下，公事都必须等到下个星期才会处理。我好奇到几乎忘形。这是什么意思，一定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然而我是个小孩，又没有政治权力，我必须等待，直到塔汤仁波切酌情告诉我究竟怎么一回事。不过，我早已发现另一个即时得知的妙方﹕我站在一个有抽屉的柜子上，透过分隔我们房间墙上的高窗窥视。当传讯人到的时候，我往上蹬起，屏息侦察摄政的举止。他读信时，我可以清楚地看清他的脸。他脸色肃穆。好几分钟后，他才稍展神色，我听到他下令召集内阁。

我又发现这封信事实上是在昌都的康省省长打来的电报，叙述一起堡垒遭到中共军人突袭的事故，主事的军官阵亡。这的确是件重大新闻。早在前一年秋天，那里即遭中共越境入侵，他们高举将西藏从帝国主义侵略者手中解放的意图——不管那可能意味什么。尽管事实上，所有拉萨的中国官员已经在一九四七年被驱逐了。

而现在看来，中共似乎足以肇至威胁。果真如此，我十分了然藏人正陷入重大险境，因为我军总共不到八千官兵，远非新近夺得政权的中共人民解放军的对手。除了心头充满悲伤，我不太记得那年藏剧节还发生什么事。甚至最奇妙的舞蹈演出，鼓声节奏放慢，也不能吸引我的注意力；他们皆着精致的妆扮（有些穿着像骷髅，表示死亡），庄严而合拍地依照古代的舞步舞动。

二个月后，十月，我们极端的恐惧达到顶点。消息传到拉萨，一支八万人的中共人民解放军队伍已经穿越昌都东边的翠处河。中国广播宣称，中共建国一周年，开始『和平解放』西藏。

所以，斧头已砍下。再不久，拉萨势必沦落。我们不可能抵御这样的屠杀。除了缺乏人力，西藏军队的困境是拥有的现代武器太少，而且几乎没受过训练。整个摄政时期，完全忽略这些。尽管一些特定军团从驻地匆忙开拔，新的一支又招募齐了。由于历史背景影响，藏人基本上爱好和平，从军被视为最低下的生活形式﹕军人被视为屠夫，派去与中共短兵相接的军队素质并不高。

去推测事情可能的结果，否则情况会改观等等，皆无补于事。不过，仍要说明的是，中共在进攻西藏时，大量损兵折将。在某些地区，他们遭逢强悍的抵抗，除了战争的直接为害，他们的难题大部分是捕给不易，以及恶劣的天侯。许多人死于饥饿，其他的大抵也难逃高山症的考验。这种病总是折腾外来客，有时确能致人于死。至于这次战争，不管西藏军队数量多大、装备再精良，结果其努力终将赴东流。因为，即使中国的人口都比我们多上一百倍。

这个威胁西藏自由的举动，并非没有引起世界的注意。在英国政府的支持下，印度政府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抗议，并声明中共入侵，对和平无益。一九五○年十一月七日，西藏噶厦及政府向联合国求援，盼其代表西藏出面调停。但是，不幸地，西藏依照其和平孤立的政策，从未寻求成为联合国的一员，而且未曾致力于此——除了在年底前发出两份电报。

随着冬天逝去，局势越来越坏，要达赖喇嘛即位之说甚嚣尘上。人们拥护我全面掌权的行动开始出现——距离正常秩序，我还得等两年后。据说海报贴满拉萨市，批判政府，呼吁我立即即位；还有一些歌也有同样的诉求效果。

有两派立场﹕其一是视我为危机中的领袖；另一些人则认为要负担这样的责任，我还太年轻。我同意后者的看法，不幸的是，我没有共同商量的机会。政府决定将之付诸神谕。这是非常紧张的场合，最后灵媒顶着他那巨大的、仪式用的头饰，蹒跚摇摆地踱到我座前，献上一条白丝贡巾（哈达），放在我的膝上，并说『他的时代到了』。

扎滇金刚（DorjeDrakden）已经明示了。塔汤仁波切立刻准备从摄政位置退下来，他仍旧是我的资深亲教师。剩下来的就是占卜国师挑选即位日期的事了。他们选中一九五○年十一月七日，因为这天是年底前最吉利的日子。这样的发展令我非常沮丧。一个月以前，我还只是无忧的年轻男子，热切地期盼一年一度的藏剧节。如今我要面对这样紧迫的景象﹕在国家准备开战时，领导我的国家。但是，在回溯中，我知道这不是突如其来。迄今好几年来，神谕对政府显现出公然的轻忽，对待我却十分礼遇。

十一月伊始，大约在即位典礼前两周，我的大哥来到拉萨。我几乎认不得他。如今他是塔泽仁波切——古本寺的主持。我被认证为达赖喇嘛的转世时，曾在古本寺里过了一年半初始的寂寥生活。当我定睛看他，我知道他受了极大的苦。他陷入一种可怕的状态，非常紧张焦虑。他在告诉我过程时，甚至口吃。我们两个的出生地，也是古本寺所在地——安多，比邻中国，很快地落入中共的掌握中。他立刻受缚监禁。喇嘛的活动都受到限制，而主持本人却沦为罪俘，被关在寺里。同时，中国人全力对他洗脑，用新的共产主义者的思考方式，试图改造他。他们有个计划，如果塔泽仁波切愿意劝服我接受中共统治，他们会让他自由前往拉萨。如果我拒绝，他就杀了我，他们随后会酬报他。

那真是个怪异的提议。第一，任何杀生的念头对佛教徒皆是离经叛道的。所以这个要他为了个人私利，而暗杀达赖喇嘛的建议，显示中国人对西藏人性格了解之肤浅。

经过一年，其间我大哥目睹自己在家园遭中国人颠覆，他逐渐了解他必须逃到拉萨来警告我以及西藏政府，如果中共进攻，我必须贮存粮食。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假装驯服，所以他终于同意照他们的计划行事。

他喘着气告诉我经过。一直到现在，我对中国人几乎一无所知。而对共产党我更是几近完全无知，尽管我知道他们曾经严厉地迫害蒙古人。除此，我所知仅是手边刚巧看到的过期的美国《生活》杂志。但是我大哥现在明白告知，他们不仅是无宗教主义者，事实上也反宗教之道而行。塔泽仁波切告诉我，我们唯一的希望是得到外国的支持，以武力对抗中共。我听了，非常害怕。

佛陀禁止杀戳，但是祂指出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不得已而为之。而按照我大哥的想法，当前的状况正是如此。因此，他要破了僧戒，脱下僧服，以西藏特使身分出国。他希望与美国联系。他觉得他们当然会支持让西藏自由的想法。我乍闻之下，吓得一惊，但是在我反对之前，他警告我离开拉萨。虽然有许多人也提这件事，并没有多少人持这样的观点。但我大哥恳求我接受他的建议，不管大多数人怎么说。他说，我的处境危殆，绝不能冒落入中共手中的风险。

我们会面过后，大哥在离开拉萨前，和许多政府官员讨论过。我和他再见过一、二次，但无能劝服他改变心意。他在过去一年来的可怕境遇使确信已经没有别的路可走了。我没细想这些事情，而全神贯注在自己的事情上。还有几天，即要举行我的即位大典。

为了纪念这个典礼，我决定全面大赦。当天，所有狱囚都会被释放，意即萧村的监狱将会一空。我很高兴有机会如此做，虽然也有懊悔的时候。回想当年与狱囚之间似有若无的友谊，我不再拥有这种乐趣了。当我在庭院中透过望远镜遥望萧村，我看见监狱里空空如也，除了几只狗觅食残渣。那一剎，仿佛有一些东西从我生命中消失了。

十七日的早晨，我比平时早起一、二个钟头，天色仍黑。着衣时，我的服饰总管交给我一件绕在腰上的绿巾。这是按照占卜国师的指示，他认为绿色是吉祥色。我决定不吃早餐，因为典礼冗长，我可不想被任何生理讯号干扰。不过，占卜国师坚持在典礼开始前，我必须吃一个苹果。我记得那真是难以下咽。诸事妥当后，我到佛堂，破晓时，即位典礼将在此地举行。

这是个政府官员全员到齐的场合，还有各外国驻拉萨官员随同壮声势，大家都穿上最正式、最绚丽的华美服饰。不过，当时天色很暗，我无法看个仔仔细细。典礼中，我接受象征承担世俗权力的金轮。我记得不太多，只除了一阵强胜一阵的释放膀胱尿液的急迫需要。我责备占卜国师。他们要我吃苹果的主意无疑是问题的根源。我对他们从没有太大的信心，而这次又强化我的坏印象。

我总觉得一个人在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日子，如生与死，不必听占卜国师的意见，不必劳动其他人。不过，这只是在下鄙见。这并不意味我认为藏人习惯的占卜实务应该中断。从西藏文化的观点而言，占卜是很重要的。

不论如何，在这个场合里，我的情况愈来愈糟。

最后，我传讯下去给侍卫总管，请他加快节目进行速度。但是节目繁冗，我开始害怕它永远不会结束。

最后，节目终于结束。我发现自己成为统帅六百万人民的当然领袖，面临全面战争的威胁，而我只有十七岁。这是个难以自处的处境，但是我认为如果能尽各种可能避免这场灾难，是我的责任。我的第一件任务就是提名两位新总理。

提名两名是源于西藏的政府制度，从总理以下的各个职位都是双轨并行，每一个职位各由一名在家人与出家人担任。这套制度由伟大的达赖喇嘛五世所创，他是首位在宗教领袖的职务外，兼摄世俗权力的『法王』。不幸的是，虽然这个制度在过去一直运作良好，是在廿世纪却是毫无希望地不合时宜。除此之外，经过大约廿年的摄政时期，这个政府已是十分腐化，如我先前所述。

不消说，改革也从未进行过。即使是达赖喇嘛也无能为力；因为无论他提出什么，首先，他必须照会两位总理，然后是内阁，其次是行政部门的每一位成员，最后付诸国民大会。如果有任何人反对他的提案，这件事便很难再进一步发展。

改革由国民大会提出的时候，也会发生同样的状况；除非程序颠倒。比如一件法案最后提陈达赖喇嘛，也许他希望做点修正，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意见是写在羊皮条纸上，钉在原先的文件里，送回国民大会表决。但是他们深信各种外国影响会危及西藏佛教的恐惧心理，则是煽动性的改革难以推展的原因。

由于心理有底，我选了罗桑扎西作为僧官总理；另外选了干练的俗官行政人员鲁康瓦，作为相对的俗官总理。

诸事停当后，我决定和他们及内阁商议出访美国、英国及尼泊尔的代表人选，希望说服这些国家代表我们和中共调停；另一方面，则派人赴中国协商撤兵。这些特使团直到年终才出发。之后不久，由于中共军队卫戌在东方，我们决定我应和最高级的政府官员移到南藏。这样，如果情况恶化，我可以轻易穿越边境，出亡到印度。同时，两位总理依旧留在拉萨，我则带着国玺走

第四章 避难南藏

因为有太多事情需要张罗，因此好几星期后，我们才得以成行。何况，所有的准备工作皆须暗中进行。总理担心如果消息走漏——达赖喇嘛准备离开，恐怕会引起普遍的惊惧不安。不过，我确信许多人看到好几个大行李车队先行出发，一定意会到是怎么回事。行李车队里装载了五十或六十个保险柜的财宝，大多是取自布达拉宫地窖的金元宝和银条，这些安排甚至连我都不知道。这是我前任服饰总管天津的主意，他新近擢升为去结堪布（ChikyabKenpo）。我看到这些举措，非常愤怒；并非我在意这些财宝，而是我年轻的自尊受伤了，因为他没事先告诉我，我觉得他仍然视我为孩子。

我怀着焦虑和期待的复杂情绪，等待着离去的日子。一方面，由于可能要『遗弃』我的子民，我觉得很难过；我觉得对他们有一种很沉重的责任感。另一方面，我热切地希望去旅行，更加令人兴奋的是，侍卫总管决定我应该改装，换上在家人的装扮。他担心当人民发现真相时，可能真的会试图阻挡我离开。所以，他劝我保持微服。我很乐，现在我不仅可以看看我的国土，而且可以像一般人行动，而不只是以达赖喇嘛的身分行事。

我们在深夜离开拉萨。天气很冷，但是星月皎洁，我记得星子闪耀生辉，这是我后来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未曾遇见过的景象。四周如此岑寂，我们悄悄地从布达拉宫山脚的乡间小道，经过诺布林卡宫、哲蚌寺出走。每当一匹小马失蹄时，我的心跳就停了一下，不过，我并不真的害怕。

我们最终的目的地是二百哩外的错模（Dromo），正好在与锡金接壤的边境附近。这趟旅程至少得耗掉十天，这还不包括意外事件延搁行程。但是，没多久我们就碰到麻烦了。离开拉萨没几天，我们来到僻远小村姜村（Jang），甘丹寺、哲蚌寺及色拉寺的和尚正群集那里作冬季的法轮集结。他们一看到我们阵容庞大，即知非一般的行动。我们总数至少二百人，其中五十人是高级官员，还有等数的驮兽。和尚们因之猜想我必定也在其中。

幸运的是，我正好在最前面，改装显然有遮人耳目的效果，没人拦阻我，但是我骑过时，发现和尚群情激昂，许多人涕泪纵横，几分钟后，他们拦下紧跟着我的林仁波切。我瞥了一眼，知道他们恳求他和我回头。那是紧张的一刻。情绪达到最高点，和尚们相信我是他们至珍无比的保护者，他们无法承受我离开他们的事实。林仁波切解释，我并没打算长久离开，这些和尚才不情愿地让我们离开。然后，他们五体投地，祈求我尽可能早回来。

经过这次不幸的事件，我们没再遇到其他麻烦，我仍旧微服，双身前行，我能随机应变，运用每一个场合，停下来与人们交谈。我发觉此刻是我发掘我的子民与妇女生活真相的绝佳机会；并且在无人知道我真正身分的情况下，和他们谈了许多话。从这当中，我得知我的子民生活里所遭受的不公；因此，只要我能使状况改变，我会尽可能去解决以帮助他们。

出发近一个星期后，我们抵达江孜（Gyantse，西藏第四大城）。一到该地，我们的行迹即不可能保持隐密，数百名子民竟群来欢迎我。一团保护印度贸易使节团的印度骑兵，衣着褴褛，但却热情地伸出援手，但我们已无暇顾及礼数，于一九五一年一月，在近乎两个星期的旅程后，兼程赶到错模。

大家都累坏了，但我私下却有一种极度的兴奋感。这个地方本身没啥特殊，由好几个紧密相连的村落聚合而成，但它的地表景观却颇为壮美，这块地位于海平面上九千呎左右的高度，正好在把安处山谷划分为两个区域的交点上。

一条河沿着山谷底流过，非常靠近村落，人们日益皆能听到流水声，离这条河不很远，丘陵徒然升起。有些地段，河流伴着垂直的悬崖直直冲入水晶似的篮空。不远处，矗立着使西藏显现庄严与威胁感的巨大山峰。到处都是丛丛松林和石楠，以及遍地的绿色牧草。气候呢，就我观察，相当的潮湿。因为距离印度平原很近，错模常有西南季风带来的季节雨，而日照频繁，挤过厚厚的云边，以一种炫目的、神秘的光，照耀山谷。我渴望在这个区域探险，当山头披满春天的野花时，爬上某些比较容易通过的山头；但是在那里的时光却都是冬季里的那几个月。

到达错模时，我先是住在一位地方官的家里——他曾赠我玩具和苹果——然后，搬到位于丘陵上的一座小寺——敦卡，从那里可以俯瞰整个错模山谷。每多久，我们就住定，我也回到祈祷、静坐、闭关、读书的日常生活里。纵然我希望拥有更多的自由时间，我也少了一些在拉萨的日常消遣，我觉得我内心某些地方已经变了。这或许是回应丢掉许多僵化的繁文缛节及形式所得来的自在感，而这些在拉萨时却占了我生活的大部分。而同时我也失去了洁役朋友的陪伴。这空虚由我觉知的额外责任感所填满，这一趟旅程下来，使我确信﹕实有必要尽己之力用功读书和学习。我将之归因于如下信念﹕我能使我的子民成为最好的人。

就在我们来到错模不久，发生一则重大事件，那就是斯里兰卡喇嘛也来了，他带来一件我在令人伤感的某个典礼里得到的纪念物。除了两位总理留在拉萨，我的主要顾问噶厦、侍卫总管、林仁波切（如今是我的高级亲教师）和崔简（Trijang）仁波切（高级称厦，他最近被提名为我的初级亲教师），都跟我来到错模。我的大哥塔泽仁波切留在那里。他印度行之前，在拉萨待了好几星期。

我们第一件坏消息是，我离开拉萨前派出国的代表团只有一个不辱使命﹕到中国去的那一个。其他的都无功折返，情况恶化。西藏始终和尼泊尔与印度维持最友好的关系，毕竟他们是我们最亲密的邻邦。至于英国，感谢杨毫斯本上校的远征探险，有个英国贸易使节团驻藏近半世纪。即使印度在一九四七年独立，这个使节团起先继续由同样的英国人理查森经营。所以，现在英国政府居然同意中共对西藏主权的部分主张，真令人难以置信。他们似乎忘了在过去，比如当杨毫斯本上校与西藏政府缔约时，他们认为必须视西藏为一完全的主权国家对待。一九一四年，他们召开会议（SimlaConvention，西姆拉会议），西藏和中国分别受邀。除此之外，英国人与西藏人夙来交好。我的国人，无分男女，认为英国人恭而有礼、具有正义感与幽默感，因而非常推崇他们。

至于美国，一九四八年华盛顿曾欢迎过我们的代表团，我们甚至还和副总统见面。所以，很显然地，他们改变了立场。当我意识到这个事实意即﹕西藏必须独自面对整个强大的共产中国，我觉得非常的悲哀。

所有的代表团都回国后，还剩一个在几星期后才会回来。此刻第二件发展是昌都首长嘎波嘎旺吉美（NgaboNgawangJigane）1，捎来一件冗长的报告。昌都大多数地区如今已沦陷，这份报告是由一位昌都地区的商领送到拉萨去的。他伺机交给两位总理，再转交给我。报告里以痛苦的和幽暗的细节，说明中共的本质——他们威胁，并且声称除非能达到某种程度的和解，否则人民解放军会立刻开到拉萨。如果真如此，将无可避免地造成生命的巨大损失，而我希望不计任何代价，消弥战争。

嘎波提议，除了和谈，别无他路。如果西藏政府同意，如果我们必须派遣一些助手，他愿意亲自试着与北京的中国政府展开对话。我和拉萨的两位总理接触，听取他们的意见。他们觉得这样的协商应该在拉萨举行，但既然目前情势危急，他们也同意以北京作为谈判地点。因为嘎波毫无豫色地鼓勇担当赴京谈判大会，我认定这位我所知十分有决断力的行政官员应该到中国首都。因此，我从错模和拉萨各派了两位官员随同赴京。我希望他向中国领导阶层解释清楚，西藏不需要『解放』，只要继续与我们伟大的邻邦维持和平的关系。

同时，春天来了，由于大自然的生发，丘陵立刻长满了野花，草原披上一层新而苍的绿色，空气中充满新鲜而令人惊讶的气味——茉莉、金银花、熏衣草的味道。从我寺里的禅房下望河水，农夫在那里放牧羊、牦牛和（此字不在电脑中。左边一个“牛”字，右边一个“扁”字）。我也能看到几乎每天都来的野餐人群，我嫉妒地看着他们升火，下到水边亨煮。我被所见所惑，胆感鼓勇向林仁波切请求给我一些自由时间。他想必也有同感，因此出我意料之外，同意放我一天假。我耗了好几天在附近游荡，我已无法记得有多快乐。我在一次游览中，拜访了一座苯教的寺庙。我唯一的悲哀是，我知道麻烦的日子还在前头等着。没多久，我得到嘎波在北京的消息，我半期待着这个『坏消息』，但是，当它发生时，我却无从准备承担这个震惊。

我在寺中有一部古老的布希收音机接受器，靠六伏特电池运作。每天晚间，我听北京电台的藏语广播。偶尔，我和一位或其他官员一起听，但大多数独自收听。多数的广播充斥有关『伟大祖国』的宣传，但我必须说，我对大多数听到的节目印象很是深刻。有工业进步，所有中国人民一律平等的一贯谈话。看来像是实质与精神进步的完美结合。不过，有一天晚上，我独坐听到一个非同寻常的节目。一个严厉、爆裂的声音宣读当天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他们所谓西藏『地方政府』代表所签署的十七点『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

我简直不能相信我的耳朵。我想冲出去，叫醒每一个人，但是，我呆坐在椅子上，动弹不得。播音员形容『经过最后一百年或更久』的强权帝国主义者的力量，如何渗透到西藏，『造成各种欺骗和愤怒』。他又加上，『在这种情况下，西藏人民陷于奴役和痛苦的深渊』。我听到这种谎言和奇特的陈腔滥调揉杂，难以置信，简直要病了。

但更糟的还在后头。『协议』第一条是『西藏人民应该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力量。西藏人民应该回归祖国大家庭——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什么意思？最后驻扎藏地的外国军队是一九一二年的满清军队。据我所知（截至目前所知），那时西藏只有少数欧洲人。而西藏『回归祖国』的说法，实在是无耻的发明。西藏从未隶属于中国。事实上，先前我已说过，古代有西藏是中国的一大部分的主张。此外，在伦理上和种族上，两边的人都不相同。我们语言不同，文字殊异。国际法理专家协会后来在他们的报告里提到﹕

一九一二年，中国人退出西藏，其时西藏的地位，持平地形容，则为一实际独立的主体……因之可以如此主张，一九一一至一二事件使得西藏再度成为一个完整的主权国家，在事实上及法律上独立于中国统治之外。

但最令人惊讶的是，嘎波并没有被授权以我的名义签署任何文件，他仅能协商。我带着国玺来到错模，保证他无法如此。所以，他一定是被迫的。但是，好几个月之后，他才得知全部详情。在当时，所有我们能得到的资讯只有靠收音机广播（重复好几次），夹杂着许多自我庆贺的说教，有关共产主义的福祉、毛主席的荣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奇迹以及中、藏合一后，所能企望的所有好事，全是胡扯。

十七点『协议』的细节同样令人齿冷。第二条宣称，『西藏地方政府将主动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在我判断，这意味着我们的军队被预期会立刻投降，第八条继续同样的主题﹕『藏军将并入中国军队。』俨若这事可行。然后，十四条所示，从今后，西藏将被剥夺所有处理内政事务的主权。在强霸的条文里点缀着诸如﹕确保宗教自由、维持达赖喇嘛的地位及目前的政治体制。但是除了这些陈腔滥调，有一件事可以确定﹕从此以后，雪之原乡意即中华人民共和国。

由于我们的地位开始式征这个不快的事实，好些人，包括着名的塔泽仁波切从加尔各答写来一封长信，力劝我立刻前往印度。他们主张西藏的唯一希望是寻找盟邦，帮助我们对抗中国。当我提醒他们，我们派到印度、尼泊尔、英国以及美国的特使，早已铩羽而归；他们仍坚持，如果这些国家了解如今处境的严重情形，他们会伸出援手，他们指出，美国素来反对共产主义者的侵略作风，为此已在韩国打了一仗。我能理解他们主张的逻辑，但是多少了解美国已在前线倾力作战，这个事实减少她企图开辟第二个战场的可能性。

几天后，一封从北京代表团发来的冗长电报送到。电文没提太多，只除了重复我们早已从收音机里听到的内容。显然嘎波没有说真话。近来，部分代表团的团员在他们备忘录里，提到他们如何在胁迫下，使用伪造的西藏国玺签署『协议』等等完整的经过情形。但是，当时从嘎波的电报里，我只能猜究竟怎么一回事。不过，他提到新的『西藏省主席』张经武将军正途经印度，兼程往错模而来，不久即会赶到。

似乎无计可施，只好等待。在这同时，我接见三所大寺院——甘丹、哲蚌和色拉寺的墀巴，他们新近才抵此。一听到十七点『协议』，他们力陈我应尽快赶回拉萨。他们指出，西藏人民极度焦虑，因此我必须赶回；他们也提出两位留守拉萨的总理托带的讯息，作为支持的依据。

几天后，我再度得到塔泽仁波切的讯息，他显然成功地与加尔各答的美国领事馆接上头，他们保证应允他访问美国。他再度驱策我到印度去，他说美国非常急于和西藏接触，他建议，如果我要准备流亡，一些协助的安排可由我们的两个政府商议。我哥哥在他信尾结论说，时间紧迫，我必须尽快赶到印度；何况中国的代表早已在加尔各答，在赴错模的途中。此处的意涵是，如果我再不立刻采取行动，恐怕为时一晚。

大约在此时，我也接到一封同样语气的信，这是哈勒寄来的，他就在我之前离开拉萨，现在噶林邦（Kalimpong）。他坚定地认为我应该流亡到印度——许多官员也支持这个看法。不过，相对的，林仁波切也纠正我，不应如此。

所以，我现在面临两难困境。如果遵循我大哥信里的指示，看来似乎终究还有一些可得到外国协助的希望。但是这样对我的人民又意谓着什么？我真的应该在与中国人打个照面之前离去吗？如果我这样做，我们新成立的同盟会认为我们同甘共苦吗？当我思量这些想法时，我持续地推到两项特殊的考虑。第一、显而易见，与美国或任何国家缔约最可能的结果是战争。而战争意味着流血。第二、我思索尽管美国是个极强大的国家，却在几千哩外。反之，中国却是我们的邻邦，虽然实质上没有美国强大，却容易拥有许多优势。因此，也许必须耗好几年，以武力战门来解决纷争。

何况，美国是个民主国家，我不相信她的人民愿意忍受无止尽的灾乱。想像有这样一次绝处逢生的机会，那是很容易的；但是，我们藏人终究还是得再度独立承担一切。结果还是一样，中国照旧我行我素，其间，将会损及无数生命，藏人、中国人和美国人，全作无谓牺牲。因此，我决定最好的行动方式是静观其变，等待这位中国将军来到。毕竟他是个人吧！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六日，这位中国代表及时赶到错模。一位报讯者跑到寺里来，宣告他即将到来的消息。对这件消息，我觉得既兴奋又十分忧虑。这些人，他们长得啥模样？我差不多相信他们全都头上长了角。我跑到阳台，热切地往山谷逡巡直到城里，用望远镜扫描楼房，记得是个好天气的日子，尽管是在雨季的中期，在夏阳烤炙下，水蒸汽从地面往上呈涡漩状散发。突然，我发现有状况了。一群我的官员领头朝寺里走来。透过他们，我能分辨三个穿着单调灰西装的人。在藏人旁边，他们看来非常不显眼，藏人着传统高官穿的红金丝袍。

我们的会面带着冷淡的礼貌。张将军一开始就问我是否得知十七点『协议』。我极度自制，回答是的。然后，他交给我一份影本，还有二份其他的文件。在他递文件的当儿，我注意到他戴了一只劳力士金表。这两份补充的文件，一份关于西藏军队。另一份说明如果我选择流亡，会发生什么后果。上面暗示我会很快了解中国人带着真挚的友情而来。我当然希望回到我的国家，如此，大家会热烈欢迎我的归来。因此，没有离开的理由。

其次，他问我何时想回到拉萨。我答以『立刻』，虽然并非很有用，但是，我继续尽可能表现得冷淡。这个问题用意太明显了，他想要和我一起回到拉萨，当我们一起进城时，自有其象征意义。最后，我的官员打算避免这样做，而让他晚我一两天走。

我的第一个印象正如我怀疑的，不管事先我所感受的怀疑与不安如何，在我们会面时，一切都很清楚。尽管这个人曾假定为我的敌人，事实上，他只是一个人，一个像我一样的普通人。这个现实对我造成一个永久的冲击。这是另一个教训。

如今见了张将军，即将回到拉萨，我有些微的快乐。我们着手准备归程，还有我的所有官员随同，这个月底出发。此时，毋须秘密计议，我以远比走马看花更仔细的方式旅游。实际地踏遍每个主要村庄，我停驻接见大众，对当地人作短暂传法。使我有亲身向大众说明西藏近况的机会，诸如外国军队如何入侵，而中国人如何宣示友好。同时，我也传授宗教经文课程，大都采择内容与我所要言说相契的经文。我继续使用这个妙方，以迄于今。不管我们身处在什么样的环境，宗教总是有许多可以告诉我们的，我发现这是一个很好的解说方式。不过，我现在的技巧可比当时强多了。那时我缺乏自信，尽管每回我公开开示，都会改善一些。我也发觉如同每位老师教学相长，没有一件事能像教学一样，帮助一个人学习。

在这次的旅行中，我很高兴发现这么多事可做。否则，我也许有暇伤怀。我家人都不在国内，除了家父在我十二岁时往生，而桑天现在陪着我，我唯一家人以外的游伴就是塔汤仁波切。他到错模来探望我，传授一些重要的教旨，现在又掉头回他的本寺去了，他的本寺正好位在拉萨城外。自从我在去年冬天最后一次看到他。他又老了很多，现在看来他实际的七十岁还要老。我很高兴再一次与他为伴，不仅因为他是非常仁慈的人，更因为他也是一位高级成就的灵修上师。毫无疑问，他是我最重要的上师。他引介我许多传承和秘法，这些都是由当代最明睿的导师传承给他的。

我们慢慢地从错模来到江孜，印度骑兵照旧出来展示武器。这次没有走马观花，我可以停留好几天，然后我们朝金刚亥母的本寺桑汀寺出发，祂是最重要的菩萨之一。桑汀寺也是全藏最壮美的寺庙之一。一路乡道景致壮丽，湛兰色的湖边镶了一道青葱的草原，上面有成千的羊群放牧。景色之优美，平生仅见。多亏这鲜爽宜人、明媚的夏日。偶尔会瞥见鹿和瞪羚成群，这些景象当年是很普通的，全藏皆可见到。我喜欢看到祂们紧张地站着，看着我们走近，然后曲着长腿跃出。

有一度我喜欢骑马，虽然在常态下，我相当害怕马。我几乎能与所有生物相处，除了毛毛虫，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能毫不犹豫地捡起蜘蛛和蝎子，也不在意蛇，可是我不喜欢马和毛毛虫给我的冷淡感觉。尽管如此，我却非常喜欢驰骋开阔平原，不断吆喝我的马前进，实际上那是一匹名叫『灰轮』的骡子，一度为端廷仁波切所拥有。它的脚程和耐力绝佳，和我颇有交情。不过饲马长不大以为然，他认为达赖喇嘛的坐骑不应如此小，而且不够气派。

桑汀寺离南江孜小城没多远，换言之，即毗邻羊卓雍湖，其汪洋之绚丽为我生平仅见。由于没有流水进出，羊卓雍湖呈现一片不可思议的兰绿色，十分炫人。可悲的是，最近听说中共打算为了一个电力发电的计划，引出湖水，因造成的长期后果，我简直不敢想像。

在当时那个年代，桑汀寺是个繁荣的社区。有趣的是，在传统上，其主持由比丘尼出任。在西藏并没有特殊的妇女歧视，所以此事也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比如，拉萨附近有一所精舍，那里有位重要的女性修导师，在我幼年时，名闻全藏。尽管她不是一位化身，迄今仍受尊崇。当然还有许多比丘尼，不过，这是唯一由比丘尼主持的寺。

或许更令人好奇的是，金刚亥母（DorjePhagmo）是依一尊女性神袛金刚母猪而命名。传闻金刚亥母示现着猪脸妇身。据说十八世纪时，一些蒙古骑兵来到南江孜，首领遣话要求女主持去见他。他被礼貌地回绝了。此举激怒他，立即前往寺里。仗着他的战士势众，强行入内，发现讲坛里都是和尚，而法座上的人，却有个大的野猪头。

我到访时，桑汀寺的负责人是位年纪与我相仿的女孩。她向我顶礼示意。我记得她是位非常害羞的年轻女孩，留着长辫子。随后不久，她逃到印度。不过，因为我不知道的理由，又回到拉萨，而且被中共利用了好多年。可叹的是，桑汀寺和它的附属建筑如同成千的寺庙，在一九五○年代后期，都遭受破坏的噩运，而其古老传统也消失了。

在我们出发回到拉萨的最后一程前，我在桑汀寺呆了两、三天。回到诺布林卡宫之前，我陪塔汤仁波切到他的本寺，位于城门外几小时马程之处。他非常体贴的把他的禅房让给我，自己搬到主殿后的草地区，论辩经常在那里举行。在稍后的几天，我们正式见了好几次面。我们离开后，把他留下来，我觉得非常难过。对他，我有一种极深的欣赏和敬意。但是，在他摄政时期，他的名誉遭到玷污，令我耿耿于怀。甚至现在我都怀疑，如果他不卷入政治，而只是纯粹的喇嘛，情况是否会好一些。毕竟，他没有治理政府的知识，也没有行政工作的经验。期待一个没有受到任何训练的人做好某些事情，是很不合理的。但这就是西藏。因为他是众所敬仰的大修行人，所以似乎自然而然的，他理当被任命为全藏第二高阶的职位。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在世的塔汤仁波切。在那次最后的见面里，他要求我对他以往视我为孩童所施予的禁制，不要觉得挂怀。我觉得十分感动，因为这样一个年高德劭的导师，竟然想告诉我这些。当然，我了解的。

经过九个月的出走，我在八月中回到拉萨。有个欢迎我归来的盛大欢迎会，似乎全城的人都出来看我，都对我的归来表示欢喜。我深深的受到感动，同时，十分欣慰能够回到家乡。我仅知大致良好，但是自从去年冬天以来，已有很多改变，与往日大不相同。虽然我的子民满怀欣喜，看来他们也有同样的感慨，在狂热之中有一种歇斯底里的暗讯。我不在拉萨的那段时日，消息开始传到首府，安多和康省都出现对付藏人的暴行。

人们当然对未来怀有恐惧，虽然有些人感觉到一切都会转好，因为达赖喇嘛回来了。

至于在一个较个人的层面上，我最伤悲的发现我最宠爱的洁役诺布通笃已在年初过世。他显然是我最热情的玩伴。在我整个童年时代，他一直是个忠实的朋友以及欢乐的源泉。我还小的时候，他装鬼脸吓我；我长大些，他加入我战况最激烈的比赛里。在我假想战里，我时常大打出手。我记得有时候对他不怀好意，甚至到用我铅俑的剑伤人的地步，那是因为在我们嬉戏的的小冲突中，他用双臂抓起我，我无计可施之下，才出其不意为之。但是，他恒常布施，以为受用；而且从未须臾丧失他那绝妙的幽默感。现在，当然我已无能为他尽心力，虽然我还能对他的一双子女做点事。作为一位佛教徒，我明知悲伤无益；然而同时我也意会到，诺布通笃的死亡，或多或少象征着我童年时代的结束。往事如烟，无迹可觅。几天内，我如期再度会晤中国代表团。我必须尽可能为人民尽力，不管多么微细，如思索和平追求宗教信仰是人生里的头一件大事。而我只有十六岁。

我在卫兵的司令部依照古礼，接见张经武将军。这使他大发了一顿脾气，他要知道为什么我在这种地方见他，而不是在一个较不正式的场所。他坚持他不是外国人，不希望被如此对待。他显然不曾想到他不会说藏语的事实。我一看到他唾星四溅、结结巴巴，双眼暴凸，双颊赤红，拳打桌子，起先吓了一跳。我随后发现这位将军经常这样发雷霆之怒。同时，我提醒自己，在内里，或许他是个好人——事实上，他的确是，而且十分的直率。张将军发过脾气以后，我很快地发现这种情形在中国人里相当寻常。我想他们就是因为经常大发脾气，才受到某些人——尤其是欧洲人和美国人——那么必恭必敬的对待；欧美人大致上比较能彻底控制自己的情绪。好在我的宗教素养帮助我对他的行为采取另一种观点﹕在某些方面，我认为如此表达愤怒是很好的。虽然并非处处得礼，但这样总强过假装没事却暗怀恨意。

起先，在许多事情上，我毋须与张将军协商。在中共占领的头一、二年里，我或许每一个月和他见一次面。两位总理和噶厦成员最常见到他，他们很快地厌恶他的行止。他们告诉我，张将军是一位傲慢的、专横的人，对我们不同的生活取向，没有丝毫同情心。每回我们相见，我亲自见证他和他的同胞如何无一例外地伤了西藏人的感情。

我现在才明白我回到西藏的前五、六周，只是蜜月期。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六日，蜜月突然告终，大约三千名中共十八路军开进拉萨。这批军队属于去年攻克昌都藏军的一支。领军的是谭冠三和张国华两位将军，他们由一位着藏服、毛帽的藏人陪同竭见。他们甫进室内，这位陪客即行三个正式的五体投拜礼。我想这有些奇怪，因为他明明是中国代表团的一员。后来证实他是翻译员，一位忠实的共产主义者。我稍后问他为什么不穿和他同伴相同的毛装？他十分和善地答道，我必须放弃革命是服饰革命的错误想法；革命是一种意念的革命。

大约在同时，我的大哥也回到拉萨。他没有待太久，但其间他和中国的领导阶层见了好几次面。然后他宣称想到南方旅行，我即位时，我的家族得到政府赠予的一笔财产，就在南方。到南方监督家产的说法只是策略，我不久即获知，他已越过边境，到达阿萨密省，也就是着名的东北边界区。他打算尽其所能组织外国的支持力量。但他没告诉我这个计划，因为顾及我尚年幼，他担心我或许会在没有防备的情况透露秘密。

在很断的期间内，更多的解放军支队又来到拉萨。他们来的情形，我记得很清楚。因为西藏地形较高，声音可以传得非常远。结果，我在布达拉宫的禅房里听到一阵缓慢而沈重的击鼓声，很久以后还没看到一个军人。我冲上屋顶，拿出望远镜，我看到他们蜿蜒成一长蛇纵队，深藏在雪堆里。他们来到城墙时，到处是书着毛主席和他的副手朱德的红旗和海报。然后是喇叭和土巴号的声音。全场景象令人印象深刻。这就是人民解放军，看来十足地魔气。

稍后，在我克服看到红旗旗海（红色毕竟是大自然的警戒色）的巨大不安感后，我注意到士兵实际上处于非常困顿的状况﹕制服褴褛，看来全都营养不良。加上藏地高原亘古积灰脏了他们的脸，使他们有一副好战的外表。

整个一九五一年——五二年的冬天，我继续用功，当然也更努力。就在这段期间，我开始道次第（LamRim）的修持。那是有关一段经文，经由心智训练，展开一个晋阶的途径，以启昏味。大约八岁，我就开始同时接受一段显教的僧侣教育和密教，后者诸如由上师传授的灌顶、传经、口诀。随着时日流逝，我打下自己的根柢，我逐渐注意到自己的些微进步，非常微细的、心灵的发展。

而在进行年度闭关时，听到塔汤仁波切圆寂的消息。我很想参加他的荼毘大典（火化）而不可得，所以为他做了殊胜的祈祷。

那段期间，我忙着尽我所能鼓舞我的总理和噶厦。我提醒他们无常的佛理，并且指出现时状况不会持续永久，即便如此，也仅止于吾侪一生。但私底下，随着事件发展，我愈发焦虑。惟一快乐的企盼是班禅喇嘛来访，他预计不久后抵达拉萨。

此际，最后一批二万名军队抵达，严重的粮荒发生了。拉萨人口在数星期内几乎倍增，不要多久，我们贫瘠的资源就要耗尽。一开始，中国人多少遵守十七点『协议』的条文，条文明载﹕人民解放军应该『在所有买卖中公平交易，不应夺取人民的一针一线』。他们付款买西藏政府给他们的榖物，也付补偿金给房屋被征收为驻军扎营的所有者。

不过，这套付酬制度很快就崩溃了。货币不管用了，中国人开始强行要求食物和住宿。一场危机随即蔓延。通货膨胀飓起，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现象，我的人民不懂为什么榖子的价值隔夜就倍涨。他们非常愤怒，先前对入侵者的消极恨意突然化为主动的嘲弄。每当遇见一群中国军人，依照传统驱魔的方式，他们于是击掌唾吐。孩子们也开始丢石块和石头，甚至和尚也把袍子松松的褶层缠成一紽，用来挥打任何接近的军人。

同时，以取笑张经武将军的金表为主题的嘲讽歌谣也流传一时。而许多军官在千篇一律的制服底下，穿着昂贵的毛皮衬里，真相发露后，藏人的轻视更是无以复加。如此一来，激怒了中国人，我猜想大半是因为虽然他们知道被嘲笑，但是他们听不懂别人说些什么。这伤害了他们的自尊，也等于失了面子，最糟糕的状况发生在一位中国人身上。最后的结果是一件极其有趣的意外，与张将军有关。有一天他来看我，要求我发出一项禁止批评中国人的文告，不管这些批评是以歌谣或海报形式为之的娱乐活动。

不过，尽管新的法律禁止反对中国，布告却开始出现在街头，公开指责中国人。一个普遍的抵制运动已形成了。最后，一项明列人民所受的苦痛，要求军队撤离六点备忘录拟就，直接交给张将军，此举激怒了他。他暗示这些文件是『帝国主义者』的杰作，并且指控两位总理领导这项阴谋。紧张升高。试想他们大可以避开两位总理，开始直接冲着我来。起先，没有两位总理陪同，我拒绝接见他们。但是，在某一个场合，罗桑扎西说了什么特别刺激他的话，张将军真的动怒了，仿佛要打死罗桑扎西。不假思索地，我跑到他们中间，喊着要他们立刻停手。我很害怕，从没看过大人如此作为。从此以后，我同意个别接见他们。

中国派来越来越多的官员和行政官僚后，中国领导们和我的两位总理间的处境持续恶化。他们一点也不允许西藏政府料理自家的内政，如同十七点『协议』上明载的，横加干涉。

张将军在这批中国官吏和西藏政府的噶厦之间，无休止境地召开连串的会谈，旨在讨论如何长久安置这些官员、军人以及他们所有的上千骆驼和其他驮兽。两位总理认为，这样的要求不仅不合理，实际上也不可行。但是，要让中国领导了解这样的想法，简直是不可能。

当张将军二度要求提拨二千吨大麦，他们必须向他解释已经没有这么多存粮，拉萨城里的西藏人早已活在饥荒的恐惧中，而政府仓库中仅存的榖物，至多也只能供应军队两个月。他们告诉张将军，没有足够的理由需要在拉萨维持如此庞大的武力。如果旨在国防，军队应该派驻边界。只需留下官员，或许加上一团左右的军队，以为防护之用。张将军不置可否，礼貌地回应他们。所以，他们告诉了我，但是将军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在他们建议把军队移防他处后，这两位总理愈发不得张将军的欢心。起先，他隐藏对罗桑扎西的怒意，罗桑扎西是两位总理中较年长的一位，也认得一些中国人。罗桑扎西的交游广阔又惹恼了他，他急燥地罗织莫须有的罪名控告这位喇嘛；同时却称赏鲁康瓦——他心目中可望合作的同伙。

不过，事后证明，鲁康瓦是个性格较深沉的人，尽管他很年轻，而且他也从未试图隐藏他对张将军的真感情；甚至在一个较私人的层次，他流露出对这家伙极度的鄙夷。听说，在某个场合，张将军不经意地询问他喝多少茶？他答，『视茶的品质而定』。我闻讯而笑，但也了解这两人之间的处境必然很糟。

戏剧性的高潮不久后即爆发，就在张将军召集两位总理、噶厦以及所有的中国官员开会时发生。一开始，他宣布开会目的是讨论藏军纳编入人民解放军的问题。这太过分了，鲁康瓦直言这样办不到。不管这是十七点『协议』里的一条。中国人自己早就多次不遵守『协议』的条文了，所谓『协议』已成无意义的文件。他说，藏军要向人民解放军靠拢输诚，真是不可思议！

张将军平静地听着。他说，『如果那样，我只须把藏军旗帜换成中国的国旗即可』。鲁康瓦回答，『如果你们降下藏旗，然后烧掉。你们将会困窘难堪』。他继续说，中国人干扰了西藏的整合，却还期望与藏人保持友好关系，这真是荒谬。他说，『你们早已敲了一个人的脑壳了，而创伤至今犹未痊愈；你们期待他做你们的朋友，未免太快了吧！』听到这里，张将军冲出会议室。三天后，相同的情景又上演一次。

我当然没有出现在这些会议里，但我对发生的每件事情都了如指掌。如果情况无法改善，看来我似乎应立刻更直接地介入。

三天后，会议按计划召开。这次由范明将军主持。他开场白即是，他相信鲁康瓦希望对他上次说过的话致歉。鲁康瓦立刻纠正他。他无意道歉。他信守自己说过的话，认为让中国人完全知道西藏人的观点是他无可旁贷的责任。看到这么多中国军人，人民已觉得非常厌烦。何况，他们也关心昌都迄今尚未回归中央政府的管辖；而充斥全藏各地的人民解放军也无即将撤回中国的迹象。至于有关西藏军队的提议，如果实行的话免不了会有麻烦。

范明气坏了。他指控鲁康瓦和外国帝国主义者联手，他将要求达赖喇嘛免他的职。鲁康瓦回答，如果达赖喇嘛如此要求，他不仅将欣慰地放弃他的职位，也将放弃他的生命。于是，会议在混乱中结束。

随后不久，我收到北京送来的一份书面报告，声称鲁康瓦显然是帝国主义反动分子，他不想促进中国与西藏之间的关系，并要求撤他的职。我也接到噶厦传来的口头建议，如果我要求两位总理辞职，或许情况会变得较有利。我非常难过。他们两位所为是如此忠诚与坚持信念，如此爱他们所服务的人民。

隔了一天左右，他们来见我，呈上辞职书。两人双目含泪，我也泪眼相对。但是，我了解如果我不接受这种安排，他们的生命将难保。所以，我怀着一颗沈重的心，接受他们的辞职；只意识到我所关心的——如果可能，要设法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如今我必须直接与他们打交道了。第一次，我算是了解『亚霸』的真义了。

大约在这个时候，班禅喇嘛来到拉萨。不幸的是，他已在中国人监视之下，如今已往扎什伦布寺，开始执行他的法定职务2。他从安多省抵达拉萨，有一支庞大的中国军队（他的『随身侍卫』）相随，此外还有他的族人和亲教师们。

就在他到拉萨不久，我循官方的会见程序，接见这位年轻的班禅喇嘛，接着就在布达拉宫举行私人午宴。有一位精神强旺的中国安全官紧跟着他。我们单独相处时，这位仁兄甚至企图闯入。我的侍从一度出面制止他，结果在我手中差点演变成紧急意外事件﹕他有武器。

最后，我到底安排了一些时间，与班禅喇嘛单独相处。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非常诚实、守信的年轻人。由于他比我小三岁，至今尚未即位，使他仍保有一股天真的气质，视我为一位非常快乐、愉悦的人。我觉得和他十分亲近。我们两人都不知道，他往后过的是多么凄惨的日子。

不久，我受邀回到塔汤寺，在一个纪念先上师塔汤仁波切的冗长仪式里（长达十五小时），我非常用心地、一丝不苟地行礼献供。我在堂前行大礼拜，全身仆倒，我觉得十分悲伤。之后，我到山区及四周区域散心，纾解不快的环境所加诸的压力。塔汤寺之行一项较开心的事，塔汤仁波切荼毘时，烈焰焚尽后，留下一些舍利子。从其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位西藏人性格的梗概，也相当于他的修行成果。实际上，这种神秘的现象在高僧里是很普遍的。从舍利子的形色能得知其人心性，有时是一种精神印象。其他的状况，诸如我的前世，则其精神能从坐化后的全身舍利实际观察得知。

一九五二年春，两位总理被迫辞职后，我们和中国当局有一段不平静的休战期，我将之作为建立改革委员会的时机，这是我一年前避难到错模时就有的想法。主要目标之是建立一套独立的司法制度。

如前述端廷仁波切的例子，当人们觉得政府违规时，我只是个未成年人，虽然有心，却毫无助人一臂的能力。比如，一位在行政部门工作的人，被发现私藏用来做唐卡（绣的挂画）的金粉。我从望远镜里看到他手被缚着，脸朝后地被一批骡子驮着，逐出城外。这是这种罪行所受的传统惩罚。

有时我觉得自己也许介入太多。我在布达拉宫目击另一件类似的意外事件。很早以前，我就知道可以从好些地方的窗户或天窗窥视，观察室内发生什么事情；而如果在室内，却是什么也看不到。有一次，我如法炮制，看到摄政秘书的侦讯庭，他们正考虑一位和地主唱反调的佃农的苦处。这个可怜的人的长像，我记得很清楚。他十分老，矮小而驼背，蓄着一头灰发稀疏的髭须。不幸得很，他的主人和摄政（当时仍是瑞廷仁波切）有通家之谊，所以他被解雇了。我虽心向着他，却无能为力，我愈发确信司法改革的必要。

我也想在教育方面着力。当时，尚无全民教育制度，只有几所学校在拉萨，乡村地区也有一些。但大多数的寺院仍是学习的中心，而他们提供的教育只开放给僧侣团体。因此，我指示噶厦提出前胆的建议，发展一个良好的教育计划。

另外一项我觉得有迫切改革需要的领域是交通。当时，全藏没有一条马路，而唯一有输的交通工具就是达赖喇嘛十三世的三辆车。显而易见的，许多人会因道路运输系统，而蒙受巨益。不过，如同教育，这是一项长期的考虑，我明白这里要进步，还得等好几年以后。

不过，也有些可立即产生正面效果的事，或可先做。其一是废除承袭债。这是我在往错模途中，从我的洁役及与民众交谈搜集来的，这项惯例是西藏农乡社会的祸患。意即佃农欠地主的债，也许是积年歉收的累积，可以一代传一代，结果许多家族无能自力维持尚可的生活，遑论希望有一天能够解脱，几乎一样要命的是，小地主在有急需时，可循此制度向政府借款，当然债务也是代代相传的。所以，我决定首先废除债务承袭的原则；其次，一笔勾销所有无法偿还的政府贷款。

明知这些改革不会太受贵族及既得利益者的欢迎，我说服侍卫总管公开发布印行命令，而不只像平常，尽在公共场所张贴海报而已。我一反常态，用与印经文相同的木底字盘，把消息印在纸上。如此一来，即有较佳机会以利广为传布消息。任何有心干扰的人，等到他们有所怀疑时，为时已晚矣。

十七点『协议』条文明载，『西藏地方政府应出于自愿地实行改革』，因此就不该是屈从于『中国的强制』。不过，尽管这些早期土地改革的努力立即泽及数千藏人，不久即可明显看出中国当局农业组织的纲领，与我们完全不同，安多早已开始集体生产，最后终于推行全藏，但这套制度应对到处歉收以及几十万西藏人活活饿死负责。尽管当局并不特别强调跟进文化大革命，人民公社的后遗症，至今仍可见到。许多到西藏的访客批评乡村地区的人民看起来如何瘦小以及发育不良，那是因为营养不足的缘故。但是，这些所有中国在西藏所为，都是远期的空头支票。同时，我力劝政府尽力排除古老、无生产力的作为。我决心尽力把西藏推进廿世纪。

一九五三年夏天期间，我接受林仁波切的时轮金刚灌顶3。这是密教传承里最重要的一种观顶，对世界和平有殊胜的重要性。不像其他秘密传授的密教仪轨。它是在大众之前公开传承的，非常复杂，需要一周到十天的准备时间，还要三天实际操练。其特色之一就是用各种颜色的碎宝颗粒做成一个大坛城，坛城是一个代表立体世界的平面图像。当我第一次看到许多坛城中的其中一种时，几乎无法自持，乍然这么一看，唉呀！它的外表是美得如此脱俗！

灌顶完之后，接着是一个月长的闭关。我记得这是一段感动林仁波切和我的宗教经验。我觉得非常容幸能成为大成就祖师相继无间传承的一名弟子。当念到迥向文的最后偈颂时，我被感动得不能自己，大家都以为我被加持了，虽然我当时根本就没想到这一层。我把这件事看成是我堪能在世界各地展开时轮金刚灌顶的佳兆，我做的比我任何一位先世还要多，虽然我并不是最有德行来做灌顶的人。

隔年，在默朗木庆典期间，我在大昭寺的四臂观音像前，接受正式成为佛门比丘的受戒典礼，由林仁波切主持。那是令很多人动容的场合。然后，那个夏天，我应在家女众之请，做了生平首次的时轮金刚灌顶。

这段时间，我们与中国当局出于敏感微妙的时期。我很喜悦，专心致力于宗教职责，开始对大、小众做例行性开示。结果，我开始与我的子民建立一种私人的关系；对于要公开开示，尽管一开始我是有些焦虑，我的自信心很快提升了。我明暸，在拉萨城外，我的子民横遭中国肆虐，同时，我也看得出为什么两位总理如此诟詈中国政府。比如，每回张经武将军来探访我，就把侍卫留在外面，即使他明知生命的神圣性是佛家主张的首要法则之一。

我仍然留意佛法的训示。在某些情况下，一位假设的敌人比朋友还珍贵，因为敌人能教你学会一些事情，而朋友通常不会。除此，我坚定地相信，不论事情如何演变，终必趋善；最后，所有人类对真理、正义以及人性理解的天赋欲望，终将超越冷漠与沮丧。所以，如果中国人压迫我们，只能使我们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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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注﹕

嘎波嘎旺吉美，一九一一年生，拉萨市人。中共解放前曾任西藏政府噶伦和昌都地区总管。一九五一年任西藏赴京谈判首席代表。一九五二年起，历任中共党政要务，最高职位至共产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后因健康理由去职。中国官方汉译其名为阿沛．阿旺晋美。

达赖十三世与班禅九世恩怨难解，总之，班禅九世被迫离开扎什伦布寺，在青海、蒙古、中国流浪，一直无法回到西藏。最后在中国政府的支援下，走到青海附近，就因肝病而圆寂。而班禅十世也因此不驻锡在扎什伦布寺，中共不过是送他回来而已。

时轮本续是新译密续。时轮学院是研究天文历算。『时轮』在甘珠尔有《从胜初佛出现吉祥时轮本续王》、《吉祥时轮本续后本续心》、《吉祥时轮本续藏》。注疏有《无垢光明大疏》。达赖在印度传过六次时轮灌顶，一九八一年在威斯康辛州麦迪逊首次在西方传时轮灌顶。相关的黄教英文着作有《时轮本续注》、《时轮金刚生起次第灌顶仪轨》，班禅九世曾在大陆传过时轮灌顶；班禅十世在北京传过时轮灌顶。白教的卡卢仁波切曾在台湾传过二次时轮灌顶，一在台北、一在台南。

第五章 大陆见闻

在罗桑扎西和鲁康瓦去职后翌年，中共建议我们派一些官员去参观祖国的优越生活。我们立刻派员组团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好几个月之后，他们返回拉萨，提出一分充满赞扬、羡慕和谎话的报告，我当下洞悉这份报告是在中共监督下炮制出来的。现在我已经习惯了，在新主子面前是不可能说实话的。我也学会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扮相，来和中共打交道。

不久之后，一九五四年年初，中共邀请我前往中国。这似乎是个好主意，我不仅可以亲自见到毛主席，也可以看看外面的世界。但是很少人喜欢这个主意。因为他们怕我一去难复返，被中共软禁在北京；有些人甚至以为我会有生命危险，所以极力劝我千万不要去。我并不害怕自己会发生意外，因此决心不管他人的的意见；我从来没有这么坚定过。

最后我和一群随员﹕包括我的家族、两位亲教师、两位称厦（其中一位是替补刚升上初级亲教师的崔简仁波切）、噶厦以及许多其他官员一起出发。一行人约五百人。我们在较盛夏的早上出发，奇处河畔有乐队、官员为我们饯别。上万的民众举幡焚香祝我旅途平安、快乐返乡。

那时候，奇处河上还没有桥梁，我们坐兽皮小舟渡河，小舟由隔岸的南嘉寺僧侣所引导。当我坐上为我特别准备的小船——这条小船是由二条兽皮舟并在一起组合成的，转身向我的人民挥别，我看到他们都好激动。许多人在哭，看起来好像快要投水似的，他们认为这是最后一次看到我。我觉得既难过又兴奋，就像我四年前离开拉萨去错模一样。但看到我的子民心情如此狂乱，我的心碎了。同时，对一个十九岁的年轻人来说，前头的新奇世界却是非常令人兴奋的。

从拉萨到北京的直线距离是二千英里。在一九五四年，两国之间仍然没有公路连同。中共开始强迫藏人当劳工修筑『昆海公路』。第一段工程已经完成了，所以我们可以坐达赖十三世的道奇汽车走捷径。这辆道奇汽车也被载运渡过奇处河。

我的第一站就是甘丹寺，距离拉萨三十五英里远，我在甘丹寺停留了好几天。这是另一种感人的经验。甘丹寺在西藏大寺庙中排名第三。当我离寺继续前行时，我注意到有件奇怪的事情。有一尊西藏水牛头护法神的塑像明显地动过了，当我第一次看到祂时，祂是朝下看，脸色温顺。现在祂面朝东方，露出凶猛的表情。同样地，我听说在我逃亡的时候，甘丹寺一间佛殿的墙壁流出血来。

我坐车继续前行。没多久我就不得不下车，改骑骡子。因为空波地区（KongPo）的路基被大雨冲失了，许多桥也断了。一走快就会非常危险。滚滚山洪不断夹带融雪，沿途常有山崩、山岩、大石头常常掉到我们周围。现在是夏末了，所以常有暴雨，路上有一段地方泥深及膝。我实在很不忍心看到团中年长的人吃力地想跟上队伍。

情况是这么恶劣。我们的西藏向导想要说服随行护送的中共官员不走公路，改走对方认为不方便的山间古道。但是中国人坚持说，如果我们走那种路，那么路上就没有提供休憩的设备了。所以我们只好继续。一路上死了三个人，都是共军，只死了三个人，这实在是侥幸。他们沿着路旁站成一排，保护我们免受雪崩之灾，自己却不慎摔下山谷而死。也有一些骡子坠崖摔伤了。

一天傍晚，张经武将军来到我的帐篷，向我报告明天的路况会更坏，我们得下骡步行；他会亲自挽着手，全程护送我走完这一段路。当他说这些话时，我不觉得张将军不但会管我的两位总理，他还可以威吓大自然。

第二天，张将军一整天伴随着我。他比我老很多，而且不适合担任这种工作，跟他在一起实在很累。我也担心如果张将军的大限到了，那些不断从上面掉下来的石头分不清谁是谁。

在整个行程中，每一次我们都是在插着红旗的人民解放军的哨站休息。中共的士兵会前来提供我们茶水。有一次我渴极了，不等找到我自己专用的杯子，就接过茶水喝下去。口渴稍减之后我才发现杯子真脏，杯缘有食物碎渣和口水痕迹，真恶心！我想到小时候是怎样被特别呵护，但是现在！以后每当想到这件事，我都忍不住笑出来。

二个星期后我们到达一个叫德模的小镇，当晚我们就在河旁扎营。晚风轻拂着长满黄色金凤花、淡紫粉红樱草的河岸，此情此景令我心醉。十天后我们到达波玉地区，从这里开始，公路可以通车，我们就改坐吉普车和卡车。这实在是一大解脱，因为我们已经开始对骑骡旅行感到十分苦恼了，而苦恼的不只是我一个人，我永远忘不了一位官员骑骡的样子，他背痛，所以斜坐在鞍上；就是这样，他设法让背的一边休息，然后再换另一边。

在距离拉萨这么远的地方，中国人对这里的控制要更严密有力了。他们已经盖了许多兵营和官员宿舍。每一个城镇、村落都有播音器，播放中国军乐、劝告人民为了祖国的荣耀劳动，努力地劳动。

很快，我们到达西康首邑昌都，那儿有一个盛大的接待等着我们。因为中共直接管理这里，整个接待过程有一种非常古怪的意味。军乐队吹奏颂扬毛主席以及革命的歌，西藏人站在路边摇着红旗。我从昌都坐吉普车到成都——这是中共领土的第一个城镇，在路上，我们翻越一座叫『打箭炉』的小山（DharTsedho），这座山是中藏的历史边界。当我们开向山下另一边平原时，我提醒我自己﹕这片平原是多么不同，中国人会不会也像这片平原一般和我们西藏迥然有异？

我并没有看到多少成都的实况，因为我一到就发烧了，我在床上躺了好几天。等身体恢复得差不多时，中共把我和最资深的几位随员送到新冈和班禅喇嘛会合，班禅喇嘛早在几个月前就从日喀则出发了。我们一起飞往西安。

我们所搭乘的飞机非常老旧。我甚至可以分辨出它曾经有过风光的岁月。飞机里面，没有弹簧的铁座位令人非常不舒服。但是我很兴奋，因为可以从空中鸟瞰明显的缺点，我一点也不害怕。然而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对飞行持更小心的态度。今天我不仅不太喜欢而且相当怕坐飞机。我比较喜欢念祈祷文，不喜欢和别人交谈。

到了西安，我们改坐火车前往北京。这是另一种奇妙的经验，我和班禅喇嘛所坐的专车上，设备从睡铺、浴室到餐车应有尽有。但是随着愈来愈接近北京，我慢慢没心情了。我们终于到达北京火车站，我觉得非常紧张，尤其看到许多年轻人在欢迎我们时，我更紧张了，但是不久我知道他们的笑容、欢呼都是假的，他们是奉命行事，我的心又向下沈了。

我们走出车站时，周恩来总理、朱德副主席在那儿欢迎我们。他们看来都相当友善。跟他们一起来的还有一位中年的西藏人，在拉萨时，我曾看到他和谭冠三将军在一起。握手寒喧之后，这个名叫扑措汪结的人陪我去看暂寓的住所；这间房子原本属于日本外交团，是平房建筑，附有一个花园，他在这儿向我说明以后几天的行程。

我们自然地成了好朋友。他在许多年前加入成为共产党员。他还在拉萨一所由中国代表团办理的学校任教时，就是中共的代理人。一九四九年代表团人遭驱逐、业务结束时，他和他的藏裔回教徒妻子，也同时离境。他本人是西康人，小时候曾上过家乡巴塘的基督教教会学校，在学校里他学了一些英语。我们熟识以前，他早就已经精通中文了；在毛主席和我谈话时，他是位令人称赏的翻译。朴错汪结变成一位非常能干的人，宁静而有智慧，他也是一位好的思想家。同时也非常诚恳、诚实，我很高兴能有他作伴。

显然他被任命为我的翻译，觉得非常快乐，因为这个工作使他有机会接近他崇拜的毛主席。而他对我的感情也同样强烈。有一次我们谈到西藏，他说他对未来充满乐观，因为他认为我的心胸很开放。他告诉我，许多年前，他曾经是在诺布林卡宫前面围观的民众之一，他看到一个小男孩坐在法座上。『现在你已经不再是个小孩子了。你和我就在北京。』这种想法使他激动地当众哭了出来。几分钟后，他继续说，现在是以真正的共产党员身分说话。他告诉我，达赖喇嘛不应该依赖星象学来统治国家。他也说用宗教来作人生命的基础，并不可靠。因为他确实是诚恳的对我说，所以我小心地聆听。当他谈到他所谓的『迷信的仪式』时，我向他解释说，佛陀强调在接受某事为对或错之前，要先彻底的查证。我也告诉他，我相信宗教是基本的，尤其对那些从事政治的人。在我们谈话结束时，我觉得我们彼此都有高度的尊重。我们彼此间的观点的差异只是个人的态度问题，所以没有发生冲突的基础。最后分析起来，我们两人是以西藏人的观点在深思我们国家的未来。

我们来到北京后一两天，中共邀请我们西藏全体团参加一个宴会。那天下午，我们忙着作傍晚活动的服装预演。我们的主人似乎非常讲究排场（稍后我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员都是这样），负责联络的官员为了这件事已经把自己弄得焦虑狂乱。他们害怕我们规搞砸这件事，使他们出乖露丑，所以他们严格、详细地规定我们做什么，甚至还告诉我们该走几步、走多少步再朝左或右转。这就像是在阅兵。我们的出场次序也有特殊规定。我走第一个，接着是班禅喇嘛，然后是我的两位亲教师、噶伦们（他们是噶厦的四位成员）依资深别出场，然后才是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依照官阶顺序出场。我们每个人都带着一份礼物，这些礼物都和我们的身分地位相配。虽然西藏的贵族也是以爱好繁文缛节而闻名，但是这整个过程似乎非常复杂。我们主人的惊惶具有传染性，很快的我们就全身跟着发抖，除了林仁波切。他不喜欢所有的形式礼节，一副置身事外的样子。

隔天，就我记忆所及，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这次见面是在一场公开的会议上，就像前次参加宴会一样，我们依地位高低顺序入场。我们进入大厅时，我注意的第一件事就是一排反光灯已经为一大群官方摄影记者准备好。在灯光下面站着的是毛本人。毛主席看起来非常宁静、放松，他的气并不像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然而，我们握手时，我觉得好像身在一股强烈的磁力中。他非常友善、自然的过来，不拘泥于形式礼节。我先前的忧虑似乎不复存在。

总的算来，我至少见过毛泽东十二次，大部分是在大型集会中，少数几次是我和毛主席私下会晤，除了翻译扑错汪结外，旁边没别的人。不管在什么场合，宴会或会议也好他总是要我坐在他旁边，有一天他甚至为我挟菜。后来我听说毛泽东为肺结核所苦时，心里不禁有些发毛。

毛泽东是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人，他的身体很特别，虽然肤色很黑，却油光油光油亮，好像抹了某种油膏一般。他的手也有不寻常的光泽、手很漂亮，手指完美圆润，拇指优雅细致。

我也注意到他呼吸不顺畅，常喘息，使得他的谈话有种特殊效果。他说话通常缓慢清晰，句法简短。他的动作也很慢。如果他想把头从左边转向右边，需要花好几秒，这使他看起来威严而有自信。

他的衣着和仪态成强烈对比﹕衣服看起来已完全磨损。衬衫袖口脱线、外表破旧；除了颜色有些土褐色外，毛泽东的衣着和所有人的一样。他盛装时，唯一看得出来保养良好的，只有鞋子，永远擦得亮亮的。但是他不需要豪华的衣服。虽然衣着邋遢，毛泽东却有一种非常诚恳、威严的神情。他只要站在那儿，就能使人肃然起敬。我也觉得他是完全真实，并且非常富有决断力。

在北京的前几个礼拜，我们西藏人交谈的主要话题，自然是如何将我们的需要和中共的要求协调到最好的地步。我本人则在噶厦和中共领导人之间干旋。几次预备会议都进行的相当不错。我第一次与毛泽东私下会谈内容，给予我更多的推动力。在那次会谈中，他告诉我，他已经有个结论了，即现在实行十七点协议的所有条款是太早了。特别是其中的一条，他觉得目前还是不管的好。这一条是关于在西藏设立一个军事代表团，以人民解放军牢牢控制整个西藏。他说﹕『我看还是设立西藏自治区预备委员会比较好。这个组织还要视西藏人民意愿所主张的改革步调而定。』他非常坚持十七点协议的实行时间，要看我们认为需要多慢就多慢。我把这个新消息回报给噶厦时，他们都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现在形势看起来就好像我们直接和这片土地的最高人物交涉，我们可能达成一个行得通的折衷妥协。

在稍后的一次私下会晤，毛表示我能到北京，他很高兴。他继续说中国到西藏的整个目的是要帮助西藏人。『西藏是个伟大的国家。』他说﹕『你们有辉煌的历史。很早以前你们甚至曾经征服中国许多土地，但是现在你们落后了，所以我们要帮助你们。在二十年之内你们就会领先我们，到时候就轮到你们来帮助我们。』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但是他说得那么确定，不像是门面话。

我开始非常热衷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配合的可能性；我愈读马克思主义，就愈喜欢。这是一种建立在对每一个人平等、公正基础上的系统，它是世上一切病态的万灵丹，就理论上来说，它唯一的缺点是以纯然务化的观点来看人类的生存。这种观点我无法同意。我也关心中共在追求他们的理想时所用的手段。我觉得非常僵化。虽然如此，我还是表达了入党的意愿。我确信，迄至目前仍然确信，有可能综合佛法和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真的可以证明那是一种有效的施政方式。

同时我开始学习中文，在我新的中国安全官的建议下，我也作一些运动；这位安全官是个快活的人，他是韩战的老兵。每天早上都来监督我。然而他一点也不习惯早起，他也不了解为什么我要在五点以前就爬起来作早课。他常常蓬头乱发，没有梳洗就来了。这种锻炼似乎有些效果，我的胸部在还没有练拳以前，还相当的排骨、窄小，现在已经宽多了。

总而言之，我在北京待了大约十周。大部分的时间是参加政治性的会见和会议。更别提那些数不清的宴会。总体而言，在这些盛大的筵席，菜都相当好，虽然想到百年老蛋（皮蛋）我就发抖，大家认为皮蛋很好吃，味道非常强烈，令人留恋，所以吃的时候，你没办法分清究竟你是在用嘴尝呢，还是这只是味道而已﹕皮蛋完全控制住你的感官。我曾注意过有些欧洲干酪也有同样的效果。我们的主人认为这些宴会很重要，他们似乎以为只要人们一起坐在饭桌旁，就能够发展出真正的友谊。当然，这是错误的想法！

差不多这个时候，共产党第一次大会开幕了，我被推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代会副委员长。这只是个带来某些特权的荣衔，并没有什么政治上的实权（人代会先讨论政策，再提交政治局，政治局才握有实权）。

参加人代会的政治性会见和会议所得的经验，比起参加宴会有用得多了，虽然这些会议长得不得了。有时候台上的演讲人一讲就是五、六个小时，甚至长达七个小时，实在相当烦人。碰到这种情形，我就喝喝热水打发时间，等着结束。然而，有毛泽东在场的会议就不同了。他能吸引听众。他是最好的演讲人，他演讲时，会询问听众的意见。他永远试着说出人们对每一件事的最深感觉，他也乐于接受人们所提出的任何意见。他甚至在一些场合里公开批判他自己，有一次，当他得不到他所想要的成效时，他提出了一封从他家乡寄来的信，这封信抱怨中共地方党官的所作所为。总而言之，这些令人印象深刻，但是随着时间过去，我开始了解大部分的会议极为虚假。人们害怕说出心里的话，尤其是那些非共产党人士；这些非共产党人士永远是拼命地取悦那些党员，对他们礼貌有加。

渐渐地，我明白中国的政治生活充满了矛盾，虽然我还不能确定原因是什么。每次我见到毛泽东，他总是鼓励我。我记得有一次他没有事先通知我就来到我住处。他想和我私底下谈一些事情，我忘了谈话的确切内容，但是谈话过程中，他让我大吃一惊﹕他竟然说了赞同佛陀的话。他赞扬佛陀反种姓制度、反腐化、反剥削。他也提到度母——这是一尊有名的女佛。突然之间，他似乎相当支持宗教。

在另一个场合中，我坐在一张长条桌的一边，面对着这位伟大的舵手，在桌子的两端各坐着一位将军。他指着这两位将军对我说，他派这两位将军到西藏。然后他严厉地看着我说﹕『我派这些人去西藏为你工作。如果他们不听你的话，就让我知道，我会把他们叫回来。』虽然得到这些好印象，但是同时我自己也看到大多数的官员都是以偏执狂在作日常的工作。他们永远是战战兢兢地工作，生怕丢掉性命。

除了会见毛泽东外，我也常见到周恩来和刘少奇。刘少奇的话不多、很少笑。总之，他非常固执。有一次我出席刘少奇与缅甸总理宇努之间的会谈。在正式会谈前，出席的每个人都简报他们所关切的主题。我的主题是宗教﹕如果这位缅甸领袖想谈谈宗教，我就和他交谈。这似乎不搭调，事实上，这和宇努心里所想谈的截然不同。宇努想询问刘少奇，中共支持缅共在缅甸搞暴动的事情。但是当他提到这件事，并且补充说游击队正在给他的政府制造麻烦，刘少奇只是看着别的地方拒绝说话。宇努的问题也就没有下文了。我吓到了，但是我安慰自己说，至少刘少奇不说谎或骗人。不过如果是周恩来，在这种时候，无疑地会说一些巧妙的话来应付。

周恩来和刘少奇是两种不同的人。刘少奇坚定，而且相当庄重；周恩来则是充满了笑容、魅力和机智。事实上他太有礼貌了，让人觉得无法信赖。他的眼神很锐利。我记得在一场特别的宴会上，他陪着某些外国贵宾边走边谈地走向桌子，突然他的客人脚下被小梯子绊到了。周恩来有一只手残废了，但是当那个人跌倒时，他另一只正常的手臂早就在那儿等着扶住他。他甚至没有停止说话。

他的舌头也一样犀利。宇努访问北京之后，在一次上千名干部参加的集会上中，周恩来公然贬损宇努总理。我觉得很奇怪，在公开场合里，他不是一向对人很有礼貌吗？

在北京停留期间，有人请我传法给一些中国佛教徒。传法时，我的翻译是一位中国和尚，有人告诉我这位和尚曾留学西藏，跟一位喇嘛学过。我对他印象深刻；他使我感动，他是个非常虔诚、诚恳的修行人（早先，曾有许多中国和尚留学西藏，尤其是学习辩论）。

我所见过的共产党员中，有些是非常好的人，完全无私地服务他人，而且私底下也很帮我忙。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其中一位少数民族办公室的高级官员，他名叫刘格平，他奉派来教我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革命。其实他是回教徒，我常常开他是否吃过猪肉的玩笑。他断了一根手指头，我记得他是个快乐的人。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他的太太比他年轻很多，都可以当他的女儿了；她和我的母亲、姊姊也成了好朋友。我们离开中国时，他哭得像个孩子似的。

直到十月庆典之后，我才离开北京。那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周年。彼时，许多外国贵宾云集北京。其中两位是库虚契夫（Khrushchev）和布加林（Bulganin），有人介绍我认识他们。我没留下什么印象，他们一点也比不上尼赫鲁班智达。我还在北京时，尼赫鲁也访问北京。在某次周恩来作东的宴会上，他是上宾；如同以往，所有客人都依序向前，引介给他认识。还没有轮到我时，他似乎非常和蔼，跟每个到他面前的人都说上几句话。然而，轮到我时，我和他握手，他却木然不动，眼睛直视正前方，一句话也不说。我觉得很窘，我说了一些『能见到你，我好高兴』以及『虽然西藏是个边远国家，但是我曾听说过许多您的事迹』之类的话，想打破僵局。最后他终于说话了，不过却是敷衍了事的态度。

我非常失望，因为我曾想和他谈谈，询问印度对西藏的态度。总之这是一次非常奇怪的会见。

稍后在他的要求下，我和印度大使会面，但是这次会面也和上一次我见尼赫鲁一样的失败。虽然我有一位英语说得很好的官员，但是中共坚持我必须带中共的译员同行。这也就是说，印度大使所说的英语必须很辛苦地先译成中文，再转译成藏文。这实在是一次非常不舒服的会谈。因为有中国人在场，所以一些我想讨论的事情无法说出来了。

下午的最好时光来临了。侍者斟茶时，踫翻了一盘外国进口的水果，我看这些水果要值不少钱。看到这些杏子、桃子、李子满地滚着，我那位非常庄重的中国翻译和他的助手（没有官员是单独行动的），手脚着地在地毯上边爬边捡。我所能作的就是阻止我自己大笑。

我和苏俄大使之间的相处，就愉快多了。有一次宴会我就坐在他旁边。在那些年里，苏俄和中共邦交弥笃，所以我们谈话就不怕受扰。这位苏俄大使非常友善，他想要了解我对社会主义的印象。我回答说我看到社会主义的很大的发展空间，他说我应该访问苏俄。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我立即生起赴苏俄旅行的强烈念头——最好是以代表团中的普通成员身分前往。就是那样，这个假想的代表团去哪我也去哪，同时不负任何责任，我可以用所有的时间处理自己的事，并且只是看看逛逛。令人难过的是这个想法没办法实现。二十几年后，我才实现了访问苏联的渴望。不用说，现实情况当然是和我曾经天真想像过的，差了十万八千里。

总体而言，中共当局非常不情愿让我会见外国人，我猜想我一定令他们困窘。中共入侵西藏时，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责难中共。这是他们愤怒的根源，他们也忙着尽力改善形象，向世人显示，在历史上以及大国帮助弱小的道义上，中共占领西藏是正当的。我不禁注意到，外国访客在场时，我们的主人完全变得非常谦和、温顺。

有许多到北京的访客都表示想见我，包括匈牙利的一个舞蹈团，该团所有的成员都想要一张我的照片——我满足了他们的愿望，每人都给一张。同样，来北京访问的好几千位蒙古人都想见我和班禅喇嘛。这件事激怒了中共当局。也许是因为蒙古、西藏两个国家勾起中共不愉快的回忆﹕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完全相反的事。除了西藏曾经在西元八世纪时，自中国榨取贡品外，西元一二七九年忽必烈汗入侵中国成功后，以迄一三六八年之间，曾经真的统治过中国。

忽比烈汗入侵中国时，发生了一桩有趣的历史事件。忽必烈皈依佛教，并且有一位西藏上师。这位喇嘛劝这位蒙古领袖不要为了控制中国人口，而将无数中国人丢入海中。这位西藏喇嘛救了许多中国人的性命。

一九五四年冬天，中共招待我和我的随员旅游考察中国大陆的工业奇迹和物质进步。我的母亲和小弟天津秋结也随行。我非常喜欢这次的旅游，但是许多西藏官员却对中共所提供的活动不敢兴趣。有一天中共宣布没有参观活动时，他们都发出解脱的叹息声。尤其是我的母亲，她并不喜欢呆在中国。在一次游览中，我的母亲发烧了，后来竟成了相当严重的流行性感冒，使得她更加不快乐。幸运的是，我个人的医生——孩提时代的那位胖大夫，正好跟我们在一起。他非常有学问，也是我母亲的好朋友。他适时地开了一些药，母亲就立刻服用。不幸，她误解了医生的指示，竟然把两天份的药一次吃完。造成强烈的副作用，使得她发烧最严重的时候，病势危殆。好多天她都非常虚弱，我也关心她的病情。一个星期之后她逐渐复元，事实上，她又继续活了二十五年多。林仁波切也病得很严重，但是他可没有我母亲复元得那么好；直到我们流亡之后，他才完全恢复过来。

比我小十二岁的天津秋吉，他是我们大家快乐和恐怖的永恒来源，包括中国人在内，都非常喜欢他。他花了几个月就会讲一口流利的中国官话，这是一种方便也是一种不方便。他喜欢看大人出窘。如果我的母亲或是任何人说了篾视我们主人的言论，我的小弟会毫不迟疑地把话传出去。所以在他面前，我们都得小心说话。当人们说话含混或推托的时候，我的小弟也能察觉。但是他却对我们的初级亲教师崔简仁波切不说他什么，感到非常高兴。我想这主要是因为天津秋吉喜欢从家具上面跳过去，他担心必须向中国人说明这些东西是怎样摔坏的。另一方面，林仁波切是他的好玩伴。我个人并不怎么看重我的小弟。最近他提醒我，有一次我发现他把小池塘所有的鲤鱼都捞出来，整齐地摆在池塘旁边的草地上时，我狠狠地打了他耳光。

虽然许多西藏官员并不像我对中国的特质发展感到兴趣，但是我对中共在重工业方面的努力，留下深刻印象。我渴望自己的国家也能如此进步。参观东北时我尤其被东北的水力发电站所吸引。

不需太多的想像力，即能明白水力发电在西藏有无穷的可能性。但是这次旅行最令人回味的却是那位官员的表情﹕当时他正带着我们参观，我问了一些关于电力的切要问题。这一切都得感谢我曾在拉萨玩过那具老的笛塞尔发电机，我相当能掌握基本原理。我猜想一位穿着僧袍的外国年轻人问一些有关『千瓦特时』（度）、『涡输大小』的问题似乎非常不搭调。

这次旅程中最精彩的一段是我登上一艘旧战舰，这件事也是发生在东北。我被搞糊涂了。不管它多古老，但是我无法彻底了解任何一样仪器和标度盘。才一登上这条庞大、灰色的铁壳船，迎面扑来的特殊油味和海水，就使我受不了。就不好的一面来说，我了解中共当局不想让我接触中国的民众。每一次我想不按照中共的行程，或者即使只是要出去看看一些地方，随从我的中共官员都会阻止我，他们一直都是以『安全、安全』为理由﹕我的安全是他们永远的籍口。然而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被中共隔离于一般民众之外；所有从北京来的官员也是如此。中共禁止他们单独作任何事。

然而我的一位称厦色空仁波切（SerkonRinpoche）就一直都能出去或走动。他从来不听中共官员对他说的任何话，他只作他认为恰当的事。也许因为他跛脚，又相当不引人注意，所以没人想去阻止他。他是唯一看到华丽的新人民共和国生活真相的人。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他勾勒出一幅非常幽暗的景象﹕人民非常贫穷、恐惧。

然而在我访问一个工业区时，我和一位旅馆侍者作了一次非常有趣的谈话。他告诉我，他曾经看过我离开拉萨的图片，他也很高兴知道西藏人民喜欢我前往中国。当我告诉他事实并非如此时，他吃了一惊。『但是报纸上这么说。』他说。我回答说，报纸必然歪曲了实情因为事实上我大部分的子民都非常担忧。对这件事，我的朋友觉得惊讶。我则是第一次了解到中共的新闻把事情扭曲到什么程度﹕说谎似乎是中共政权的本质。

在游览中国的旅程中，我曾越过边界进入蒙古，色空仁波切陪我到他的出生地，这是一种非常感人的经验，使我了解到蒙古和西藏的关系是多么密切。

一九五五年一月底，我们回到北京，时值西藏新年——罗萨节。为了罗萨节的重要性，我决定举行一场宴会，邀请毛主席和四巨头里的其他三位——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他们都接受邀请。在傍晚的宴会上，毛泽东非常友善。有一次他靠过来，问说你将一小撮糌粑掷上空中是什么意思，我解释说这是一种象征性的供养。于是他用手抓了一些，照样地作。然后他脸上露出恶作剧的神情，拿起另外一些，把它们丢在地板上。

这种稍带讽刺的小动作破坏了这个应该是值得纪念的傍晚，原本这次聚会似乎是出现了两国之间真正博爱的预兆——当然中共是这么描述这件事。为了达到目的，中共当局召集了一大批摄影记者，把这一幕景象记录下来，传诸后世。一两天后，有些照片就附了热情报导刊载在报纸上，报导中强调聚会的谈话内容。这些图片一定也刊载在西藏的报刊上。因为返回拉萨之后，我在中共经营的一家当地报纸上看到其中的一张图片。图片中毛主席和我坐在一起，我的头朝向他，我的手在作一些不明确的动作。这家西藏地方报纸的编辑自己决定了图片的意义，插图的说明是﹕达赖喇嘛陛下正在为伟大的舵手说明如何作『卡色』（Khabse）（罗萨节的饼干）！

一九五五年春天，我离开中国回拉萨的前一天，当时我正参加人代会的一次会议。会议主席是刘少奇，当他演讲到一半的时候，我的安全官突然冲进会场，跑到我这里。『毛主席要立刻见你，他正在等你。』他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我不能就这么站起来，然后离开会场；而刘少奇正屏息以待。『在这种情况下，』我回答他说﹕『你必须去说明我要离开的原因。』安全官直率地照作了。

我们直接前往毛主席的办公室，他真的在那儿等着我来。这次是我们最后一次会谈。他说他想在我回西藏之前，给我一些有关治理政府的忠告，接着他又说明如何筹划会议，如何听取群众的意见，以及如何针对关键性问题下决定。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资料，我坐着，赶忙作起笔记，就像以往我和他会谈时一样。他继续对我说，在任何形式的物质进步中，沟通是一种重要的因素，他并且强调让许许多多年轻西藏人接受这种训练的重要性。他又说当他交付任何事情给我时，希望能透过一位西藏人。最后他靠近我说，『你的态度很好。宗教是一种毒药，第一它减少人口，因为和尚、尼姑必须独身；其次它忽略了物质进步。』这时候我觉得满脸火辣辣的，我忽然非常害怕，心想『啊！原来你是个毁灭佛法的人』。

谈话至此，已经很晚了。当毛泽东说这些重要的话时，我低着头、半藏着脸，好像是在写东西似的，我希望他没有察觉到我的恐惧；因为这可能会破坏他对我的信赖。好在那天因为某种原因，扑措汪结并没有居间翻译，不然他可能当场就会发觉我的想法——尤其我和他常常在事后作讨论。

即使这样，我很难再把我的感情隐藏起来，好在过了几分钟之后，毛泽东就结束了这次会谈。当他站起来跟我握手时，我觉得大大地解脱了。令人惊讶的是，虽然时候已晚，他的眼睛仍然炯炯有神，人也异常机警1。我们一起步出们，遁入暗夜的宁静里。车子正在等着，他为我开车门，还为我关上。当车子往前开动时，我转身向他挥别。我对毛泽东的最后印象是﹕他站在寒冷中挥手，没有戴帽子，也没有穿外套。

害怕和讶异已经被混乱所取代。他怎么会这么误解我？他怎么会以为我不是衷心信佛？什么原因使他这么想？我知道我的一举一动都被记录下来﹕睡几小时、吃几碗饭、在每一次会议中说了些什么。无疑地，对我言行举止所作的报告，每周都会经过分析。上呈给毛泽东。他一定注意到我每天至少要修法四个小时；此外，在中国的这段时间里，我的两位亲教师仍然指导我。他一定也知道我正在努力准备最后的升等考试。不消几年，我就要面临这次考试，最多是六、七年吧。我实在是不知所措。

唯一可能的解释是毛泽东误解了我对科学、物质进步的高度兴趣。我的确是想使西藏和中国一样现代化，我的心基本上也是科学的。因此唯一的可能是，他对佛法的无知，他忽略了佛陀曾开示说，任何修习佛法的人应该要亲自检择它是否正确。因为这样，所以我一向对现代科学的真理、发现持开放的态度。也许这样也使毛认为﹕对我而言，宗教的修持只是一种依靠或习俗罢了。不管他怎么想，现在我知道他完全误解我了。

隔天我离开北京，返回拉萨。回去的速度比前一年来的时候要快得多了，因为现在昆海公路已经修好了。一路上，我利用机会在不同的地方一次停留二或三天，我想尽可能地多接见一些我的同胞，并且告诉他们我在中国的经历，以及我对未来所抱持的希望。虽然我已经修正了我对毛泽东的观感，但是我仍然认为他是一位伟大的领袖，一个诚恳的人。他并不诡诈。所以我相信只要在西藏的中共官员能照着他的指示去作，假使他能牢牢控制这些官员，那么我们就有理由保持乐观的态度。至于我所关心的，除了正面的方法是唯一该采取的明智选择外，负面的方法是没有效果的；这只会使情况更糟。许多同去北京的人并没有和我一样持乐观看法，只有少数人对中国有好印象，而且他们害怕共党的僵化手段会使西藏受到镇压。当时流传一则有关中国政府高级官员的故事更使他们烦恼。据说一位叫甘坤（GangKung，译音）的高级官员曾经批判刘少奇，结果因此遭最恐怖的手法谋杀掉。

这是在我自己开始产生一些新疑虑后不久发生的。当我访问塔希奇尔（Tashikiel）——它位于遥远的东藏，那儿聚集了许多人。数以万计的人已经跋涉来此，想要看看我，并且对我礼拜。我对他们的虔诚十分感动。然而，我在稍后听到中共当局放出假消息，使人们误以为我是在真正日期的一个星期后才到达，我十分难过。中共故意在日期上撒谎是不想让人民来看我，结果，成千的民众在我离开后才出发。使我更不快乐的事情是，中共老是对我个人的安全疑神疑鬼。当我访问我的家乡时，他们坚持我不可以接受任何供养的食物，我只能吃自己厨师煮的东西。这也就是说我不能接受我的子民所带来的任何供养，即使是我在塔泽的亲族所送来的东西也不例外。好似这些纯朴、虔诚、谦恭的人想要毒害达赖喇嘛一样。我的母亲为了这件事心情很烦乱。她不知道该怎么对亲戚说。当我和西藏人交谈时，我问到他们的生活状况，他们回答道﹕『感谢毛主席、共产主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非常快乐。』——但泪水在他们的眼眶里打转。

在我返回拉萨的旅程中，我尽可能多接见人民，这儿不比中国，要见到人民可不困难。成千的人民带着病人、老人，他们只是想看看我一眼。许多中国人也参加了这些集会，这让我有机会向他们说明他们必须了解西藏人的心灵。为了这么作，我费心地去判别谁是共产党员、谁不是党员。经验告诉我，总体来说，共产党员更坦率。

西藏的中共当局对我的态度十分有趣。有一次，一位官员说﹕『中国人民爱毛主席的程度比不上西藏人爱达赖喇嘛。』在另一次场合，有位守卫用很野蛮的方式把周围的人推开，走到我吉普车旁，诘问达赖喇嘛在哪里？当他听到『我就是』，他脱掉帽子，请求我加持。当我离开成都，许多曾经全程陪着我访问的中共官员都流泪为我送别。我对他们也有相同的温情﹕虽然我们的信念不同，但是我们发展了一种牢固的个人关系。

在离开这么多个月后，再看到西藏人民，使我重新注意西藏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差异。首先你可以比较两国人民的脸孔，西藏人民比中国人民更快乐。我以为这是许多文化因素所致。第一﹕在西藏，地主与佃农之间的关系要比中国的地主、佃农关系和善多了。穷人的生存条件也没那么苛；第二，在西藏可没有像脚镣、阉割的野蛮刑罚，这些刑罚最近已经遍及整个中国。然而我想中共没有看到这些，中共把我们的封建制度当成是中国封建制度的翻版。

在我回到拉萨前不久，我会见了周恩来，他坐飞机到西康视察地震受灾区。奇怪得很，他在会谈中，说了一些宗教的光明面。我仍然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说这些话，也许他只是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想要弥补最后一次谈话时所造成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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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注﹕

1早年的游击生活，使毛泽东的起居作息与常人相反；晚上是毛的白天。

第六章 尼赫鲁懊悔了

一九五五年六月，我返回拉萨，如同以往，受到数万民众的欢迎。我长期出去在外，藏人非常忧愁，如今我又回来了，这使他们的心为之一松；我的心也一样。显然，中共在这儿的所做所为要比在东藏收敛多了。返乡的路上，我受到许多百姓、部落酋长代表团的请求，他们请我恳求中共改变对乡村地区的政策。他们看到中国人直接威胁到西藏生活方式的作法，觉得非常害怕。

在城里，我发现情况相对地正常些，不过现在许许多多的卡车、汽车带来噪音和污染；这是拉萨有史以来第一次。粮荒也纾解了，交织着怨恨的消极抵抗，已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爆发的愤怒。现在我回来了，社会上甚至再度出现乐观的气氛。从我这方面来说，我觉得我在中共西藏地方当局的地位，必须靠毛公开对我表示信任才能增强；我也审慎地对未来抱着乐观看法。

我察觉到外面的世界已经背弃我们了。更糟的是，印度——我们最近的邻国、精神上的顾问，已经默认北京对西藏所作的声明。一九五四年四月，尼赫鲁签署了一项新的中印条约——内容包括了班察希尔备忘录，备忘录中同意中印双方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干涉对方的内政。根据这项条约，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共当局与西藏行政当局，历经十年的紧张共存后，一九五五年的夏天无疑是最好的一段共处时光。但是西藏的夏季太短了，没有多少个星期，中共在西康、安多的活动就传进我耳里。中共不但没有让藏人过自己的生活，反而开始片面地强制推行各种改革。中共针对马匹、土地和牛群征收新税，破坏之余还外加羞辱，连庙产也要清算、扣税，许多财产被没收充公，中共地方干部也依据他们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来重新分配土地。地主被公审，并且以『反人民』的罪名受到惩罚，令我恐怖的是，有些甚至被处死。中共当局开始把这些肥沃区域游牧耕作的数万农夫集中起来。对我们的新主人来说；『游牧生活』令人厌恶，因为它带有野蛮的意味（事实上，中国人叫西藏人『蛮子』）。

寺庙的事务横遭中共干涉，中共也开始灌输地方民众反宗教的观念。和尚和尼师都蒙受极大苦恼，他们遭公开羞辱，强制参加消灭昆虫、老鼠、鸟以及所有害兽、害虫的计划，中共当局明明知道杀生违背佛陀的教义。如果他们拒绝，中共就施以毒打。与此同时，中共在拉萨却依然若无其事。中共不干涉首邑的宗教活动，显然希望他们在别处为所欲为时，还能留给我一个安全的假象。

一九五五年年底时，西藏自治区预备委员会的成立大会开始筹备，毛泽东打算以军事代表团来统治。但是秋去冬来，从东藏传来更坏的消息。不习惯外来干扰的康巴人，对中共的方式并未温顺以对﹕在康巴人的财产中，他们最重视的就是自己的武器。所以地方干部一开始没收武器时，康巴人就激烈地反抗。整个冬季里，形势迅速恶化。逃避中共压迫的难民开始逃到拉萨，并传出野蛮、堕落的恐怖遭遇。中共以邪恶的方式镇压康巴人抗暴﹕他们不仅公开毒打、处死抗暴分子，并且往往强迫受害者的亲生儿女来执行。公开的自我批判也被引进，中共尤其喜欢这个方法。中共用绳索把犯人缚绑得双肩脱臼，当这个人完全无助，并且痛苦地哀号时，群众——包括女人和小孩，都被中干驱迫痛打那个人。显然中共认为这种方法能改变人民的心，并且有助于政治再教育的过程。

一九五六年年初，在罗萨节期间，我和涅冲神谕有一次非常有趣的会面。涅冲神谕说，摩尼宝光（这是藏人所熟知的达赖喇嘛名号之一）将照耀西方。我以为这句话是指示我将会在那一年赴印度旅游。我现在才明白这个预言有更深的含意。

更令人关切的事是许多从西康、安多逃出来的难民最近已经到达拉萨了。整个城市在沸腾。这是首次带有政治意味的新年庆典。全城贴满了指责中国人的告示，到处在散发传单。民众举行公开聚会、推选领袖。以前西藏从未发生过这种事。自然地，中国人非常生气。他们迅速逮捕了三个人。他们说，这三个人应对煽动反民主的罪行负责。但这并不能减少藏人公开反抗中共的统治。

在默朗木法会期间，安多和西康的商业领袖开始募款，为下半年举行的色翠千嫫仪式作准备。这项仪式是供养西藏的守护神、恳求他们赐予达赖喇嘛长寿、成功。募款活动进行得非常成功，他们献给我一个非常大、满布珍贵的黄金宝座。然而，我后来发现，这项活动有别的目的。它也标示『处溪冈竹』联盟的形成。『处溪冈竹』的意思是四河、六山——这是西康和安多两省的传统简称。这个组织后来协调指挥广大的游击抗暴运动。

在默朗木法会后，西藏自治区准备委员会开幕仪式的筹备工作仍继续进行；我个人是该委员会的主席。几个月内，中共驱迫藏人建筑了三栋庞大的公众建筑物﹕供前来西藏访问的中共官员居住的宾馆、一间澡堂以及市政厅。市政厅是一栋现代化、有波浪状铁屋顶的两层楼建筑，能容纳一千二百人，前面是一个高起的平台；另外上面有一个廊台可以坐三百人。这栋建筑物正好就盖在布达拉宫前面。

一九五六年四月，当时中共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偕妻及一个代表毛主席的庞大代表团从北京来到拉萨。我记得访问中国时，曾见过陈毅元帅。私底下他是个非常好的人，但是他扮演说者角色的风评却令人畏惧。他曾经作过一场整整七小时的演说。这群中共官员都打着领带，其中，陈毅神采傲然，虽然他似乎不知道该怎么打领带。他的衬衫刚好包住他的肚子。但是这些都没有困扰他﹕他是快活的人，喜欢奢华、满有自信。他的到来象征了一场令人印象深刻的表演开幕了。中国人豪华的招待陈毅元帅，为了对他表示敬意，中共地方干部举行多场宴会和演讲。西藏自治区预备委员会的开幕仪式正式在市政厅举行时，市政厅里到处都是旗子和毛主席、中共主要人物的照片。中共军乐队演奏，党歌飘荡。真是热闹非常。陈毅元帅作了一场（比较短）演讲，他声称『必要的改革』将引进西藏，以『去除』西藏的落后情况，他解释此举是为了要把西藏提升为『进步』的中国国民的地位，因此这些改革是必须的。接着是中国人和西藏人上台阿谀奉承，他们一致赞扬社会主义和共产党，并且欢迎中共来西藏。我甚至也亲自说了一些，还直率的补充说，我确信中国人会信守承诺、依照人民所希望的步调引进改革，并且准许信仰自由。

西藏自治区预备委员会的组织包括了经济、教育、农业、电讯、医药、宗教和安全等部门。大部分都由藏人主持。昌都的行政也画归拉萨。如此组成了所谓的西藏自治区。然而，西康的其他部分以及安多全境却由北京直接控制。委员会本身是由五十一位地方代表组成。只有五位是中国人。同时，噶厦和国会都被保留，虽然事实很明显，中共想要使其边际化，最后清除一切传统政府的痕迹。虽然在表面上西藏自治区预备委员会标示着迈向自治的重大进展，但实际上却不是这么回事。当陈毅宣布任命时，这五十一位代表（没有一位是选举产生）证实全部是中共的应声虫﹕只要不说反对中共的话，他们就可以保有权力和财产。换言之，这是一场丑剧。

尽管如此，还有一些令人惊奇的事。其中之一是罗桑桑天被指派为新近成立的安全部门的一员。他是个非常仁慈、温和的人，没有人比他更适合担任这个职位。我永远忘不了他和中共同僚开完会后，他脸上的表情，一切进行得还不错，直到有个人朝着罗桑桑天（他会说一点中国话）问道﹕【『杀他】的西藏话怎么说？』在这之前，我的哥哥曾认为这件新差事相当令人高兴，并且是份正直的工作，但是这个问题使他惊惶失色。他心中甚至没有杀一只昆虫的想法，他忘了这些字。当天傍晚他来诺布林卡时，脸上充满了慌乱。『我该怎么办？』他问道。这个故事是中国人与西藏人态度差异的另一个说明。对中国人来说，杀人是生命的事实；而对西藏人而言，这实在无法想像。

西藏自治区预备委员会成立后不久，我听说西康的中共地方当局试图说服所有地方的领袖。中共把他们都召来，要他们投票表决引进民主改革，尤其是意指设立几千个集体农场，这些农场包括噶处、卡色地区的一万个家计单位。在这三百五十位地方领袖中，在我和内阁同意接受时，大约有二百名同意进行改革。四十位说他们准备立刻接受改革。其他的人则说他们永远不要这些所谓的改革。会议之后，中共就放他们回去了。

一个月之后，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又被中共召集了，这一次是在昌都东北边一个叫爵姆达宗的堡垒开会，他们一进入堡垒，堡垒就被五千名军队团团包围，中共告诉这群俘虏，除非他们同意接受改革，并且答应协助进行改革，否则就别想走。关了两个星期后，这群康巴人放弃了。他们似乎别无选择。然而，那天晚上，看守堡垒的士兵减少了。看到了这个机会，每个康巴人都趁机逃走，上山去也。一下子，中共制造了一个反对的中心，在往后的许多年里，给中共带来很多麻烦。

大约在我接到一份报纸的同时，发生了爵姆达宗事件。这份报纸是由西康卡色的中共当局所发行。我不敢相信我看到的是一列被斩断的人头。照片标题说这些头是反革命罪犯的。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中共暴行的具体证明。因此，我知道我所听到的每一件关于我们新主人所干的可怕事情，是真实不虚。中国人也发觉这份报纸对人民产生的反效果，于是就试着收回——甚至还花钱收购。

由于这件新资讯，使我连带了解西藏自治区预备委员会不过是『洗眼水』。我开始怀疑未来是否还有什么希望。我先世所作的预言现在已经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我觉得厌烦。表面上，我照旧过日子，祈祷、静坐，并且在亲教师的指导下，努力研读。我也和以往一样参加所有的庆典、仪式，时常接受开示。有时候，我运用职权离开拉萨出外旅游、访问各个寺庙。有一次我到瑞廷寺——前任摄政的法座，它在拉萨北方，要走好几天。启程之前，我收到一封信，这封信是一位已经流亡在外的西藏要人所写的。但是拉萨的现况是如此阴沈，我甚至开始起疑，所以我没把信拆封，随身收藏，到了晚上才小心地把它放在枕头下，直到我前往瑞廷寺。

能离开拉萨，远离一边努力和中共当局共事，同时一边冀能限制他们造成伤害的愤怒，真是一种解脱。如同以往，我尽量简单，并且微服出游。这样我才能见到当地人民，听听他们怎么说。在一个特别的场合里，在距离瑞廷寺不远的地方，我和一位牧人闲聊。『你是谁？』他问道。他长得又高又壮。头发既长且粗，就像牦牛一般。『我是达赖喇嘛的仆人。』我回答道。我们谈到他在乡间的生活，他对未来的希望、害怕。他过渡忙于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讨生活，以致无法顾及城里以及城外的现况。

可是因为他非常纯朴，我很高兴发现他的宗教信仰深厚；即使在这偏远的地区，佛法也如此兴盛。他过着普通的农民生活，适应自然和环境；但是对他眼前地平线以外的世界却不太有兴趣。我询问他和地方政府官员打交道的经验如何。他告诉我，多半都公正，但是有一些官员好管闲事。对这次谈话，我非常高兴；因为这给我许多有用的见识。尤其我还学到﹕虽然这个人完全没有受过教育，但是他知足；虽然他没有最起码的物质舒适，但是他安全、无虑，因为他所过的生活就像以往无数代祖先所过的一般，无疑地，他的孩子、孙子也会同样生活下去。同时，我了解到这种世界观已经不合适了，不管共产党搞得怎样，西藏人无法再活在刻意选择的宁静隔绝中。最后我们告别时，成了最好的朋友。

但这故事还没完。第二天，有人请我对下一个村落的人说法、加持，这个村落就在我们的旅途上。他们为我准备了一张暂时代用的法座，有数百人前往与会。刚开始进行得还不错，但是当我观望四周时，我看到那位朋友就站在人群中，他的脸上带着一种令人怜悯的迷惑。他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对他微笑，但是他只是傻傻地看着我。我觉得相当抱歉，因为我昨天欺骗了他。

等到我确实来到瑞廷寺时，我在该寺最重要的佛像前礼拜，我记得当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我的心情却非常激动。我强烈地觉得我和这个地方有甚深的因缘，从那时开始，我就常常想到要在瑞廷寺盖一间茅篷，安度余年。

一九五六年夏季，发生一件事，几乎使我沦入此生中郁郁寡欢的一段时光。康巴和安多的自由门士联盟开始赢得了可观的战迹，在五六月时，破坏中国军事公路的许多路段、炸毁许多桥梁。结果使得人民解放军征调四万大军增援。这就是我所害怕的事情。不管抗暴多么成功，中共最后会以庞大的兵力、优越的火力击败反抗军。但是我没能预知中共会空炸西康理塘寺。我得知此事后，痛哭了一场，我无法相信人类会如此残忍。

轰炸之后，接着是残酷的拷问、处决妇女和儿童——这些人的父亲和丈夫加入抗暴运动。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中共也谩骂僧尼。在拘禁之后，中共强迫这些单纯的宗教人士公开地彼此行淫，甚至强迫他们杀人。我不知道该作些什么，但是我作了一些我必须要做的事。我立刻要求会晤张国华将军。我告诉他，我想写信给毛主席。『如果你们这样倒行逆施，西藏人怎能够信赖中国人？』我询问道。我直率地告诉他，他们这样作是错的。但是这样一来反而引起一场争执。他说我的批评是污蔑祖国——我只是想保护、帮助我的子民啊！如果我的同胞有人不想要改革——改革将会泽及群众，因为改革可杜绝剥削——那么他们就会受惩罚。他的理由真是非常疯狂。我告诉他，这并不能证明残害无辜的人是合理的，尤其还从空中丢炸弹轰炸他们。这次会晤当然没有什么效果。张将军坚持他的立场。我只有寄望毛主席能看到他的部下阳奉阴违的行动。

我径自寄了一封信。但是没有回音。所以我又透过官方管道寄了另一封信。同时，我也劝扑错汪结亲自呈送第三封信给毛主席。但是也没有收到回信。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过去了，我仍然没有听到北京的回音。我开始首次真的怀疑中共领导人物的意图，这件事使我震惊。在访问中国之后，虽然我曾经有许多负面的印象，但是在基本上，我对共产党还是持肯定的态度。然而，现在我开始把毛主席的话看成是彩虹——美丽，但没有实质。

扑错汪结在西藏自治区预备委员会成立时，抵达拉萨。再次见到他，我非常高兴。他仍然像以前一样信奉共产主义。在四月的庆典之后，他陪同某些中共要员去视察边远地区。回来之后，他告诉我一个好笑的故事。中共的一位高级官员问一位住在边远农村的农民说﹕『你对新制度的看法如何？』这个人回答说他相当快乐，除了一件事——新税。『什么新税？』官员追问道。『拍手税。每一次有中国人来访问，我们都必须出去、拍手。』

我一向以为只要毛主席继续信任扑错汪结，那么西藏就有希望。在他回去北京后，我向张国华将军提出一项要求﹕请派扑错汪结为党书记。起初是原则上同意，但是有好久都没有下文。

一九五七年年底，一位中共官员通知我﹕扑错汪结不会回西藏了，因为他是个危险分子。听到这个消息，我很惊讶，因为毛主席很器重他。这位官员解释说，有许多理由，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是扑错汪结还在西康，未去拉萨之前，组织了一个不让中国人加入的西藏共产党。因为这项罪名，所以他被降级、不准回西藏。听到这个消息，我感到难过——第二年，我得知我的老朋友被革职、拘留时，我更是觉得难过。最后，他被关进监牢。被定为『非人』，一直做牢，直到七○年代的晚期。每个人都知道他是个真实、奉献的共产党员，但是仍不免遭此劫难。这件事使我知道中共领导人物不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者——奉献自己，造福大众，使世界更好。他们事实上只是一群极端的国家主义者。他们只是扮演成共产主义者的大汉沙文主义者﹕一群心胸狭窄的狂热分子。

扑错汪结现在仍然健在，但是垂垂老矣。在他死之前，我非常想再见他一面，我仍然非常尊敬他，因为他是一位元老的、有经验的西藏共产党员。现在的中共当局明白这一点，我仍然有希望能再看到他。

一九五六年春天，拉萨来了一位非常受欢迎的贵宾——锡金的摩诃罗阇库玛（MaharajKummar，皇太子）。锡金就在藏印边界上，距离错模不远。他是个可爱的人﹕高大、宁静、温和、镇定，耳朵很大。他带来一则好消息——一封由印度摩诃菩提学会发出的信，他本人是该学会的会长。这个组织——代表这个次大陆上所有的佛教徒，邀请我去参加佛陀二千五百年诞辰纪念。

我非常高兴，因为对我们西藏人来说，印度是圣地。我一直渴望能去印度朝圣﹕印度是我最想访问的地方。此外这次远行印度，我也许有机会和班智达尼赫鲁以及圣雄甘地的其他继承人会谈。我实在很希望能和印度政府联络上；如果我能看到民主是怎么运作就好了！当然中共有可能不让我走，但是我总得试一试。所以我拿了这封信去找范明将军。

不幸的是。范明是一个非常惹人厌的中共地方官员。他很有礼貌的接待我。但是当我说明赴印度访问的理由时，他就打起太极拳。他认为这不是个好主意。印度有许多反革命分子，它是个危险的地方，此外，现在预备委员会事情很多，他怀疑我是否有空。『不管怎样，』他说﹕『这只是个宗教性学会的邀请，并不是印度政府邀请您。所以不要担心，你不必非要接受不可。』毁了！事实摆在眼前，中共当局甚至想妨碍我履行宗教上的义务。

几个月过去了，这段期间没有再提起佛陀诞辰的事。接着在十月中旬的某一天，范明和我联络，询问我要提名谁当代表团团长﹕印度方面想知道。我回答说﹕我想派我的初级亲教师崔简仁波切；我补充说，只要他一批准，这个代表团就可以准备起程。又过了两个星期，我渐渐地把这件事淡忘了；突然，刚从北京回来的张经武将军前来告诉我，中国政府决定还是让我去好了。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我太高兴了。『但是小心点！』他警告我。『印度有许多反革命分子和间谍。如果你敢跟他们玩什么花样，我希望你知道，在匈牙利、波澜发生的事，就会在西藏重演。』（他是指苏联血腥镇压这两个国家的抗暴运动。）当他说完这些话时，我知道我应该隐藏我的狂喜，并且应该装出一副非常忧虑的样子。我表示，我确实很惊讶，并且担心他所提到的帝国主义者和反革命分子。这些话使张将军放心了，他改用一种安慰的口吻对我说﹕『不要担心太多。』他说﹕『如果你有任何困难，我们驻印度大使馆帮助你。』我们的会谈到此结束。张将军站起来，行完礼之后，就离开了。他一出门，我就忍不住爆笑，好像嘴巴都笑开咧到耳根了，我急忙把这件消息告诉我的侍者。

在我们启程前的一些日子里，我听到一个有关中共当局如何突然改变态度的趣事。据说印度驻拉萨的领事曾询问我的官员，我是不是真的能去印度参加佛陀诞辰庆祝会？他们回答说『不行』。这位领事就把这件事告诉印度政府——结果尼赫鲁就出面为我说项。但是中共当局仍然不愿意让我去。直到张将军回到拉萨，发现那个印度领事已经把尼赫鲁说项的事情告诉许多人，为了怕损伤中印关系，中共被迫改变心意。

将近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底，我终于得以离开拉萨。我充满喜悦，一心盼望能自由行动，不再受到某些中共官员或其他人的严密监视。

我的随员很少，感谢四通八达的军车公路连通中国和西藏，我们现在能一路坐车到锡金。在日喀则，我们停下来接班禅喇嘛，然后继续开往春比塘（Chumbithang）——这是那突隘口前最近边界的殖民区。我们在那里下车，改骑马前往，我也向一路陪我们来的丁明宜（TinMingYi，译音）将军道别。看到我要走了，他似乎真的感伤。我想他是确信那些外国的帝国主义者、间谍、复仇者以及共党神殿中的其他恶魔会危及我的生命。他和张将军采取同样的阵线，警告我要小心，他还要我向踫到的反革命分子说明自『解放』以来，西藏的长足进步。如果他们不相信，他说，他们可以回来，自己亲眼看看。我向他保证会全力以赴。说完之后，就转身骑上小马，开始我的漫漫云中路。在那座隘口的最高点，矗立一座很大的圆锥形石堆，上面插着彩色的祈祷幡。我们依照习俗，每人都给石堆加一块石头，并且高喊『拉给罗（LhaGyalLo！意即诸神胜利）』。之后，我们才走向山下的锡金王国。

在山的另一边、就在隘口下面，我们在云雾中遇见一列欢迎的行伍，包括一些官员和演奏着西藏和印度国歌的军乐队。其中一位是前印度驻拉萨领事阿帕．B　．潘特先生（MrApaBpant），他现在是驻锡金的政治官员。同来的有苏南．托结．卡日（SonamTopgyalKazi）他是锡金人，整个访问过程中，他一直担任我的翻译。当然我的朋友锡金皇太子通笃．南结也来了。

从边境一路上到聪哥湖畔的小聚落，都由他们护送。当晚我们就住在那里。现在天色已暗，气候又冷，地面上积了厚厚的雪。抵达时，我真是非常惊喜——好几年没见过面的塔泽仁波切和嘉洛通笃都在那儿欢迎我。罗桑桑天和年幼的天津秋吉也随我一起出来旅行，所以这是我们一生中，五位兄弟首度团圆。

第二天，我旅行到锡金首都冈托。刚开始是骑小马，接着改坐吉普车，最后一段路是坐贵宾车。这时我见到锡金的摩诃罗阇——塔希南结爵士，我们就是坐他的车子。接着，发生一件好笑但轰动的事情。我们进入冈托时，整个卫队被聚集的人群困住了。无数民众，包括许多兴奋的学童，从四面八方拥来，投掷哈达和鲜花，使我们无法前进。突然不知那里跑来一位不知名的年轻中国人，扯下在车子这一边和锡金国旗相对的西藏旗子，换上中共的旗子。

我们在冈托停留一夜，第二天一大早就前往巴格多扎飞机场（Bagdogra）。我记得这不是段令人愉快的旅程。从拉萨出发到现在，我已经很累了。此外，前天晚上我还参加了国宴。尤其令人丧气的是，早餐吃的是面条；接着车子下行向印度平原，车里面热得我透不过气来。飞机正在等着我们。这架飞机比我访问中国时所搭乘的那架舒适多了。我们坐飞机到阿拉哈巴得（Allahabat），我们在那里休息，然后再到新德里的帕兰机场（Palam）。当飞机飞在人烟稠密的印度城乡上空数千英尺高处时、用膳，我在沈思印度与中国如此大不相同。我从没有到过印度，但是我已经察觉到两国的生活方式差距甚大。不知道什么缘故，印度似乎更开放、自由自在。我们到印度首都后，更增强了这个印象。一大队的仪队在等着我们，那儿还有首相尼赫鲁先生、副总统罗达库里夏那先生。这里的表演、仪式比我在中国所看到的还要多；同时，他们所说的每个字，不管是首相致欢迎词时说的，还是地位较低的官员所说的，都有一种诚恳的成分。人民都说出他们真正的感受，而不是说他们认为他们应该说的话。他们不矫饰。

我从飞机场被直接带到总统宫邸（RashtrapatBhavan）去见印度总统拉伽德拉．普拉萨德先生（DrRajeendraPrasad）。我发现他相当老，行动迟缓，人非常谦恭。他和身旁穿着亮丽军服的高大副官、神气的贴身侍卫比较起来，显得非常巨大。

第二天，我到雅木纳(Jammuna）河畔的拉雅黑（Rajghat）朝圣。圣雄甘地就是在这里火葬。这是个宁静而又美丽的地方，在那儿我觉得非常高兴。像我这样遭受异族统治的外宾，在这个曾采用过Abimsa的国家中，也觉得心情愉快。Abimsa就是圣雄甘地的『非暴力主义』。当我肃立祈祷时，我感觉悲欣交集，难过的是我没能亲自见到甘地，高兴的是他的一生是非暴力主义的辉煌例证。对我而言，他是个完美的政治家，他把利他的信仰放在任何个人打算之上，我也确信他这种对非暴力目标的奉献，是管理政治的唯一方法。

以后几天是佛陀诞辰的庆祝活动。在这段期间，我说到我相信佛陀的训示不仅可以将个人的生命导向和平，它也可以给国与国之间带来和平。我也利用机会和许多甘地的信徒讨论印度是如何以非暴力的方式来完成独立。

此时，我在印度的一个主要发现是﹕虽然我常常被邀宴，但是这些宴会、接待却比我在中国所参加的要来得粗简多了，会场里弥漫着诚恳的气氛，这意味着真正的友谊有机会发展。这和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验形成强烈的对比。在中国，可以靠着威势欺凌，使人改变心意。我现在可以比较、并且亲自看到﹕这是错误的想法。只有籍着彼此尊重的滋长、以真实的心相对待，友谊才会产生。只有靠这些方法才有可能打动人心，武力是绝不可能的。

这些观察使我想到一句西藏的老谚语﹕犯人一旦逃掉，就不会再回来，我开始考虑是否留在印度。我决定在和尼赫鲁班智达会面时，仔细查询寻求政治庇护的可能性。稍后我很快的作过试探。

事实上，我在好些场合里见到尼赫鲁首相。他是个高大、漂亮的男人，他头上戴的甘地小帽把他的北欧面孔衬托得更加明显。和毛泽东相比，他是显得没那么『自信』，但是他不独裁。他看起来是个诚实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他会被周恩来给骗了。我们第一次会面时，我就利用机会向他详细说明中共如何入侵我们和平的领域，我们是如何措手不及地面对敌人，当我知道的外面的世界没有人准备承认我们正当的独立权利时，我是如何忍辱负重去配合中国。

起初他礼貌地聆听、点头。但是我猜想这篇感情丰富的演讲对他来说是太长了。隔了一会，他显得分心，就好像快要打瞌睡了。最后他注视我说，他了解我所说的。『但是你必须知道，』他有点不耐烦的继续说﹕『印度不能支持你。』当他以清晰、漂亮的英语说话时，他的长下唇好像同意他说的话似的抖动着。

这是个坏消息，但不完全出乎意料。虽然尼赫鲁现在已经表明了立场，我仍然继续说，我正在考虑流亡印度。他再次反对﹕『你必须返回你的国家，以十七点协议为基础，试着和中国共事。』我抗议说我已经试着竭力去作，但每一次我以为我已经和中共当局达成谅解时，他们总是粉碎我对他们的信赖。现在东藏的形势大坏，我害怕一场强力的、凶暴的报复，会摧毁整个国家。我怎么还可能相信十七点协议能行得通？最后，尼赫鲁说他会亲自跟周恩谈这件事。周恩来当时在德里，隔天他就要去欧洲了。尼赫鲁也要安排我会见周恩来总理。

尼赫鲁真的说到做到，第二天早上，我随着去帕兰机场；他安排我在当天傍晚会见周恩来。我们再度会晤时，我发现我的老朋友和记忆中一样，充满了魅力、笑容和欺骗。但是我不理会他唬人的礼貌。相反地，我相当率直的告诉他，我关切中共当局在东藏的暴行。我也指出我注意到在中国政府系统与印度国会之间有明显的差异﹕印度人民能自由表达他们真正的感觉；如果认为需要的话，他们也可以批评政府。就像以往一样，周恩来在说顺耳话以前，总是小心地倾听。『你只有在开第一次大会的时间到过中国，』他说﹕『第二次大会已经召开，每件事都已经改变得不可能再更好。』我不相信他，但是跟他吵也没有用。接着他说他听到我考虑留在印度的谣言。这是错误的，他警告我。我的国家需要我。这也许是真的，但是我忘了我们这次谈话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我的两位兄长——塔泽仁波切和嘉洛通笃也会见了周恩来，或许应该是『ChewandLie』（耍嘴皮和撒谎）——他停留德里期间，印度的一家报纸这么称呼他。我的两位兄长甚至比我还坦率，虽然周恩来恳求他们回去，但是他们告诉周恩来，他们一点也不想回拉萨。同时，我也终于开始到印度的各个圣地朝圣，在朝圣期间，我试着把政治从我的心中抛开。不幸，我发现我不可能把担忧国家命运的想法抖落掉。班禅喇嘛陪我到每个地方，他不断在提醒我们的可怕处境。他不再是那个曾经认识的仁慈、诚恳的孩子；中共的长期压力已经对他年少的心造成不可避免的影响。

在从桑奇（Sanchi）到厄强塔（Ajanta），然后到菩提伽耶和鹿野苑的路上，当我能够把自己完全投入深深的喜悦与崇敬时，我发现有些时候自己已经回到心灵的家园。每一件事物都有些相似。

在比哈尔（Bihar），我访问了那烂陀——它曾经是最大、最有名的佛教大学所在地，但是已经破败数百年了。许多西藏学者曾在这儿研读。而现在当我看到昔日曾是某些最深邃的佛教思想的发源地，而今却是残柱碎石的凄凉景象时，我再次地见到『无常』是多么的真实！

最后我到达菩提伽耶。来到这个佛陀成道的地方，我非常感动，但是我的快乐并没有持续多久。在菩提伽耶时，我收到我的中国卫士所传达的讯息﹕周恩来回到德里，他想要见我。然后在鹿野苑，我收到一封由张经武将军拍来的电报，他要我立刻返回拉萨。电报中说，意图颠覆的反革命分子和里通外国的帝国主义者正在计划一桩暴动。我必须要立刻赶回去。

我坐火车回德里，在火车站见到了中共驻印度大使。他坚持要我和他一起坐他的车子回大使馆，这项举动使我的管家、贴身侍卫觉得惊恐；我就在大使馆里见到了周恩来。管家和贴身侍卫都怕我被人绑架，他们到达大使馆时，他们无法确定我是否真的在那里，所以就请一个人拿了件毛衣给我，看看他们的反应如何。同时，我和周恩来作了一次坦率的讨论。他告诉我西藏的形势已经变坏了，他们指出中共当局准备要使用武力粉碎任何民众的反抗。

此时，我又坦率地告诉周恩来我关切中共在西藏的所作所为，虽然中共曾明确保证，他们不会这样做，但是仍然强把改革加诸于我们西藏人身上。他极具魅力的回答我。毛主席曾声明至少在最近六年不会把任何的改革引进西藏。如果六年之后我们仍然没有准备好，如有必要，他们会延缓五十年。中共来西藏只是想帮助我们。我仍然不相信周恩来的话。周继续说，他知道我正计划去噶林邦访问。这倒是真的。有人请我对那儿居住的西藏人传法。他以强烈的语气劝我不要这么作，因为噶林邦充满了间谍和反革命分子。他又说我应该提防那些我所信赖的印度官员，有些是好人，但有些是危险的人。然后他改变话题。他问我要不要准备回那烂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身分参加迎请中国高僧唐玄奘舍利、文物的法会。我得知尼赫鲁班智达会出席这次集会，我接受了。

再度见到尼赫鲁首相时，他随身带了一份十七点协议。尼赫鲁又力劝我返回西藏，以『协议』为基础和中共共事。没有选择的余地，他说，他必须明白表示印度不会帮助西藏，他也告诉我，我应该照周恩来所说的去做，并且返回拉萨，不要在噶林邦停留。但是当我坚持要去噶林邦传法时，他突然改变心意。『毕竟印度是个自由的国家。』他说﹕『你不会违犯印度的法律。』接着他答应帮助我打理这次访问一切必要的安排。一九五七年二月，我带着少数随员坐火车去加尔各答。我记得在路上，我的母亲浑然不知任何限制，也不觉得拘束，她带了一个小炉子，煮了一些非常美味的tbugpa（一种传统的西藏面汤）。我们到达西孟加拉首邑之后，停留了好几天，才坐飞机到北边的巴格多扎——喜马拉雅山的小山丘就是在这里从湿热的广大印度平原急速地向上攀高。我们最后的一段路是坐吉普车。我们到达噶林邦时，我下榻在一个不丹家族的房子，我的前世流亡印度期间一度住在这里。他们让我住在达赖十三世住过的房间。在相似处境下住在同一件房间，这实在是一种奇异的经验。这个非常友善的家庭是不丹首相家族的一支，不丹首相稍后遭人暗杀。这个家庭有三个小男孩，最小的男孩对家里的客人极有兴趣。他一直跑进我的房间，好像要调查我似的。然后咯咯的笑，顺着楼梯又滑下去。

我到噶林邦不久就见到我的首任首相鲁康瓦，他假装朝圣，最近才从拉萨来到噶林邦。我非常高兴能见到他，虽然我很快就发觉他完全反对我回拉萨。我的两位兄长同样也来到噶林邦，他们同意鲁康瓦的看法，开始劝我留下来。这三个人也请噶厦不要让我回去。在菩提伽耶时，我的兄长们曾和一些同情西藏的印度政治家接触，其中之一就是贾雅．普拉卡处．那惹颜（JayaPrakashNarayan），他答应以后在一些恰当的时机里，发出印度支持西藏争取自由的声音。我两位兄长、鲁康瓦和其他一两位人士都确定当支持西藏的声音出现时，尼赫鲁会被迫支持西藏独立。毕竟，搞得中共陈兵印度北方边界，对印度没有好处。但是我不相信。我问随员之一的嘎波嘎旺吉美（被中共强迫签订十七点协议的西藏代表团团长）他的看法怎么样？他的忠告是，如果有可能发展出一套明确的计划的话，那么就值得考虑留下来。但是目前没有任何事情是具体的，他觉得除了回去以外，我别无选择。

我请示神谕。达赖喇嘛可以请教的神谕有三位。其中的两位——涅冲和噶东就在我身边。他们两人都说我应该回去。在我请示神谕的时候，鲁康瓦闯进来了，神谕对他擅自闯入生气了，神谕告诉他留在外面，好似神谕已经知道鲁康瓦已经下定决心似的。但是鲁康瓦不管他，仍然照样坐下来。之后，他走过来对我说﹕『当人遇到危难时，人就问神；当神遇到危难时，他们就说谎。』

我的两位兄长坚持我不应该回西藏。他们就像鲁康瓦一样都是有力量、有说服力的人。但是他们都不了解我的疑虑。他们相信﹕眼前西藏人就生活在中共的威胁下，所以要用任何可能的方法来对抗中共。他们认为最好的对抗方法就是我留在印度。这样一来就有可能寻求外国的支持，他们确信如此易于得到外国的援助。他们认定美国会帮助我们。

虽然当时没有谈到以武力对抗中共，但是我的两位兄长却瞒着我和美国中共情报局训练一些西藏人打游击，然后再把他们空降入西藏。当然我的兄长们认为不让我知道这件事会比较好。他们知道我会作什么反应。

当我解释，虽然我可以明白他们所说的理由，但是我不会采纳，嘉洛通笃开始显现激动的样子。他是我的兄长中最激烈的爱国者，现在依然如此。他的个性很强，而且很固执。但是他的心不错，母亲过世时，他是我们兄长里面最难过的一个。他嚎啕大哭。塔泽仁波切比嘉洛通笃温和一些，但是在宁静、和气的外表下，却藏着倔强、不屈服的心。在危机中，他表现不错，但是现在他也露出恼火的样子。最后，没有人说服我，我决定依据尼赫鲁的忠告和周恩来的保证，返回西藏，给中共最后一次机会。

离开噶林邦后，我被迫留在冈托一个月；之后我才能再次横越那簇隘口。但是我一点也不懊悔，我利用这个机会对当地民众传法开示。

最后，一九五七年三月。我怀着一颗沈重的心，启程回拉萨，罗桑桑天在最后一分钟决定留在印度，使我更加忧愁，最近他动过盲肠手术，身体状况很差。我到达边境，向我的印度朋友挥别时，他们都哭了，我心情更是往下沈。在彩色的西藏祈祷幡之中，至少有十二面血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旗子。当秦毫汉将军（ChinRhaworhen，音译）过来见我时，一点也没办法让我好过一些。因为虽然他是个善良、诚恳的人，但是我总是不禁想到他所穿的军服，而不是『解放』。

第七章 出亡

进入藏境，我坐车进错模、江孜、日喀则返回拉萨。沿路经过的地方，我都对大众开示，并邀请西藏与中共官员到场。照例我先作一段简短的开示，也谈世俗之事。我强调藏人有诚实公正的对待中共官方的责任；我坚持任何人看到错误都有责任纠正，不论犯错的是谁；我也要求我的同胞恪守十七点『协议』。我告诉他们那年二月第一个星期我跟尼赫鲁及周恩来的谈话内容，毛泽东自己曾公开承认西藏尚未作好改革的准备。最后，我提醒他们，中国人宣称他们来西藏是为了帮助西藏人，如果他们的官员不合作，无异违反共党政策。我补充道，别人大可以一味歌功颂德，但依照毛主席的训令，我们该自我检讨才对。在场的中国人对此显然感到很不安。

我以这种方式向我的同胞保证，我会尽力帮助他们，而且警告新来的外国主人，从现在开始，我们会毫不犹豫的指出一切缺失。但旅程中，我勉强装出来的乐观，却一再受到东部战况蔓延消息的打击。终于有一天，政委谭冠三将军来看我，要求我派一名代表令自由门士放下武器。因为这也是我的心愿，所以我欣然同意，派出一名喇嘛跟他们谈。但他们并未接受。一九五七年四月一日我到达拉萨时才发现，全西藏的情形不但已不受中共控制，连我也控制不住了。

那年仲夏，从西康直到安多都在作战。自由门士在冈波扎希的号令之下，人数与日俱增，攻势也越发凌厉，中共更是奋力还击，他们不但用飞机轰炸各村镇，还用炮轰，把整个区域夷为平地。西康与安多居民逃来拉萨，在附近平原搭帐篷居住。他们来的消息有些惨绝人寰，令我觉得难以置信。中共用来吓阻他们的手段，残酷得出乎我的想像。直到我一九五九年读到国际法学家委员会（lnternationaiCommissionofJurits）出版的报告，我才算相信了我听说的这些事﹕钉十字架、凌迟处死、开堂破肚及分尸都是稀松平常。砍头、火刑、毒打至死、活埋、把人绑在狂奔的马后拖死、倒吊、或绑住手脚丢入冰水也层出不穷。为防被害者在绑赴刑场途中，大喊『达赖喇嘛万岁』，还先用挂肉的钩子扯断他们的舌头。

情知大难迫在眉睫，我宣布将在十八个月后，一九五九年的默朗木庆典中接受出家的最后考试，我知道时不我待，我必须尽快结业。同时我迫不及待的盼望已接受我的邀请的尼赫鲁早日来西藏访问（中共大使已欣然批准此事）。我唯愿有他在场，中共官方的野蛮行径会稍见收敛。

这段期间，拉萨的情况与六年前中共初来时相去不远，不过愈来愈霸道。从这时起，将领们来见我时都全副武装。虽然他们把枪藏在衣服里，并不公然佩戴，可是一坐下就原形毕露了。他们还是口口声声向我保证原来的那一套，但说多了违心之论，往往使他们满脸通红。

此外，预备委员会也还是定期开会，讨论一些毫无意义的政策修订。中共为了粉饰他们企图在西藏实施的暴政，实在是大费周章。我觉得很无力。但我确信，如果我辞职（我真的考虑这么做），或正面反抗中共，后果将更加不堪设想。但我也不能不让拉萨和其他牺牲惨重的地区投降。中共已至少有八个师的兵力在东部；十五万名训练精良的人民解放军，对付牧人和山区居民组成的鸟合之众。我对将来越想越觉得绝望，似乎不论我们做什么，都无法改变西藏将成为中共附庸的事实。

我长期居住的诺布林卡宫的生活，也是一成不变。数千尊镀金佛像在不计其数的长明灯下闪闪发光，提醒我们现世的无常虚幻。每天的例行公事也都照旧，不过我现在提前到五点以前起床，祈祷后独自做早课，然后我一位亲教师会来跟我讨论经课的内容，接着我的四名称厦会来加入，其余的时间我用于辩论——我的考试就是这种形式。某些特定的日子，我会在宫中多间佛堂中的一间，主持一场供养。

自从中共入侵以来，拉萨改变很大。中共军官及他们的眷属形成一个新的区。迹象显示，有一天现代化中国都市的发展必将吞噬这古都。他们建了医院、学校——可惜西藏人并未因而受惠——和新的军营。由于情势恶化，军方在他们的营区四周挖筑壕沟，堆垒沙袋。他们原来就至少成双结队才敢外出，现在更是非大队人马才会走出营区。但我跟外界的接触很少，大部分不幸的消息都是由我的洁役或各级官员带来的。

一九五八年，我遵照新任达赖喇嘛都必须在宝园中另筑新居的传统，迁入诺布林卡新宫。我的居所跟前辈们一样，设计得恰容我一个人使用而已，只不过装潢较现代化，还有几件电器。我用一张时髦的铁床取代了陈旧的木箱床；浴室中设有自来水及热水器，可惜还没有启用，我就必须离开诺布林卡了。上下两层楼都装了电灯，客厅中陈设着桌椅，而非传统的西藏座垫，方便外籍访客；如果我没记错，还有一架印度政府赠送的大收音机。这个家完美无缺。屋外有座小池塘，一个漂亮的假山庭园，其中花草都是我亲自监督种植的。拉萨什么都长得好，园中不久就百花缤纷。我在那儿生活很愉快，只可惜为时不久。

西康、安多与西藏中部的战役不但扩大，初夏已有数万人加入这场争自由的战争，战事日复一日接近拉萨，虽然他们都很缺乏枪械弹药。他们的武器有些抢自中共部队，有些来自一次偷袭西藏政府扎什伦布弹药库的斩获，还有一部分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所供应。

我流亡期间，虽听说有关飞机空投武器与金钱的传闻，但这类行动为西藏人带来的损害远超出中共之上。美国人不希望留下援助西藏的把柄，刻意不供应美制的装备。他们空投的都是粗制滥造的火箭炮及老旧的英制步枪，后者在印度及巴基斯坦都极为普遍，万一被敌方据获，也无法追踪来源。它们在空投时往往遭到严重损坏，以致无法使用。

我当然不曾目睹过任何一场战役，但一九七○年代，有位刚由西藏逃出的喇嘛告诉我，他曾经从安多边远地带高山上的隐居山洞中，目击一场小型冲突。六名骑士攻击河湾上一人，同时，这些已渡河逃逸的骑士又再次回头，再度从四面八方侧面攻击，然后才逃入山区。我听到这种勇敢的事迹。深受感动。

一九五八年下半，无可避免的危机终于来临，自由门士联盟『处溪冈竹』包围了哲塘一个中共的要塞，距拉萨不过两天的路程。谭冠三将军来找我的次数更为频繁。他外表像个农夫，满口黄牙，头发理得很短，现在他几乎每周都来，带着一名神气活现的通译，对我劝诱辱骂，无所不用其极。过去他们只一个月来一次。这使我觉得诺布林卡的新会客室令人无法忍受，房里的气氛被他们的造访破坏无遗，我简直怕进那个房间。

最初，谭将军要求我动员西藏部队对付反抗军。我说这是我的责任，当我指出，这么一来，士兵可能会阵前倒戈，投向自由门士阵营时，他勃然大怒。此后，他就极力指责西藏人忘恩负义，不会有好下场。最后，他把过错全推到塔泽仁波切、嘉洛通笃等人（当时均已流亡在外）身上，令我取消他们的西藏公民权。我同意照办，因为这一些人在国外都很安全，第二我不想激怒中共与拉萨发生正面冲突。我几乎愿意尽一切努力避免这种发展，我相信如果拉萨人卷入战争，和平就没有希望了。

同时，自由门士完全无意妥协。他们甚至希望我认可他们的行动；可惜得是，我年轻的爱国热情虽然使我渴望能这么做，但我做不到。我寄望于尼赫鲁来访，但中共于最后一刻取消了访问。谭冠三将军宣称，他们无法保障印度总理的安全，只得撤回邀请。我觉得犹如大难临头。

一九五八年夏末，我前往哲蚌寺与色拉寺，接受我最后出家测验的第一部分考试。我必须跟这两处学术中心最出色的学者辩论数日之久。在哲蚌寺的第一天，开始时有数千名僧人在大殿中同时诵经，气氛和谐美好。他们赞美佛陀及诸圣菩萨（大多是印度的圣人与宗师），我听得泫然欲泣。

离开哲蚌寺前，我照传统攀登寺后最高峰，俯瞰数百里内风景。此峰极高，连西藏人都有害高山病的危险——但对于在高原上筑巢的美丽鸟儿和一种我们称之为鸟佩的野花却不嫌太高。这种遍地盛开的花，外形像飞燕草，长得很高而多刺，花呈淡蓝色。

但如此的赏心乐事却因为必须在山区部署西藏士兵保护我而失色不少。在哲蚌寺就有一座中共军营，四周围满铁刺网和掩体，不时传出部队与炮兵练习打靶的声音。

考验结束，我回到拉萨才听说我已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一位学问最渊博，名叫佩玛坚参的方丈告诉我，如果我能有一名普通僧侣那么多的时间用于研习，成就一定无人能及，所以我很庆幸，我这个学生总算没有丢自己的脸。

短暂的清静过后，我发现拉萨的情况更加恶化。因中共迫害前来避难的人数以千计的增加，露宿拉萨市郊，全市人口激增为正常的两倍；但人心惶惶中，战事尚未蔓延到此。秋季我去甘丹寺继续辩论，有的顾问劝我趁此机会去南方『佛法悍卫人士』占领的地区。初步计划是我到时应驳斥十七点『协议』，重申我的政府才是西藏合法统治者。我郑重考虑他们的建议，但我不得不承认，这么做不会有什么好处。这种表态只会激怒中共，发动全面攻击。

因此，寒冷漫长的冬季，我又回到拉萨潜修。次年年初的默朗木期间，我还有一场考试。专心很困难，因为我几乎每天都听到中共用残酷手段对付反抗分子的新报导。偶尔消息对西藏有利——但这不能给我安慰。只有想到我对六百万西藏人的责任，我才能坚持下去。每天一早，我在房中祈祷，古老的祭坛上诸佛默默在庇佑，我努力培养对众生的慈悲之心。我再三提醒自己，佛陀教诲要把敌人当作伟大的导师。虽然不易做到，我从未怀疑其中的真理。

新的一年终于来临，我从诺布林卡宫搬到大昭寺，准备参加默朗木庆典，接着就是最后一场考试。启程之前，张经武将军照例来拜年，他说有个新舞蹈团来拉萨，问我有没有兴趣去观赏。我说有的。他说虽然舞蹈团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表演，但共军营区的舞台设备较好，最好我能去那儿观赏。由于诺布林卡确实没有供表演用的设施，我表示乐意前往。

到了大昭寺，我发现不出所料，聚集在寺庙里的人比往年都多。除了来自西藏最偏远地区的俗人，人群中还混有两万五千到三万名和尚。

内廓与外廓每天都济满了满心虔敬循环踱步的信徒。有些人手持法轮，诵念可算是我们国咒的『嗡嘛呢呗美吽』真言，其他人默默合掌顶礼，五体投地的膜拜。庙前的市场上也济满人潮﹕男女穿着及地长袍，外罩七彩围裙；得意洋洋的康巴人，用红绳扎住长辫，来福枪斜挂肩头；山区来的皱纹满面的游牧者；孩子们兴高彩烈的到处追逐。我从窗中窥视这前所未见的热闹场面，今年格外有一股期盼的气氛，连我这么避世独处的人也感觉得出来，似乎每个人都知道，即将有大事发生。

莫朗木的主要仪式（须诵很久的经）一结束，就有两名中共的下级军官突如其来的出现，重申张经武将军请我看舞蹈团的邀约。他们问我什么时候要去，我答应要等庆典结束，因为我考试在即，暂时没有空。

考试前一晚，我热切的祷告，比以前更深切的感到肩上的责任沈重而永无止境。第二天早晨，我要在数千人面前参加一场辩论。上午的主题是因明与认识论，对手是跟我一样的初级生。下午的论题是中观与般若，还是跟初级生辩论；傍晚的挑战不但包括五大部，而且发难者都是年纪远比我大，经验也更为丰富的研究生。

到晚上七点钟，终于一切都结束了。我人已筋疲力尽，但评审团一致承认我有资格获得学位和佛学研究博士的格西头衔，却令我感到轻松愉快。

三月五日，我从大昭寺回诺布林卡，照例有光鲜的随从护驾。这是我们一千多年来未曾间断的文明最后一次公开展现。我的侍卫穿着色彩鲜艳的礼服，蔟拥在我的轿子四周。后面骑马跟随的是满身绫罗绸缎的噶厦和拉萨的贵族，马儿都趾高气扬，仿佛祂们也知道口中的马嚼是真金打造。再后面是西藏最有名望的方丈与喇嘛，有的看来仙风道骨、有的却是油光满面，像豪商富贾，而不像境界超然的精神导师。

两地之间长达四英里的道路两旁，成千上万的人夹道围观，唯一缺席的是中央，这是他们入藏以来的第一次。我的侍卫或军队并未因而稍觉松懈，军方派了人在附近的山头上站岗；表面上是提防自由门士，事实上，他们心目中的敌人完全是另一回事。我的侍卫也有类似的忧虑，他们有些人公开拿勃伦式轻机枪对准共军司令部，表明了立场。

两天后，我跟中共官方才又有间接的接触。他们要确定我去看表演的时间。我选了三月十日。两天后，亦即表演的前一天，若干中共人员去到我的侍卫总管的家，要带他去见军事顾问传准将，听取有关我次日到访应注意的事项。

准将告诉他，中共官方要我们取消一切访问的仪节，他特别坚持不要西藏士兵随行，只准两三名没有武装的侍卫陪伴，并且强调他们要求整件事绝对保密。这些要求似乎都很奇怪，我的顾问得知后，讨论了很久，但他们还是同意，如果我拒绝前往，一定会引起外交上的重大裂痕及种种不良后果。所以我同意尽量轻装简从，只带数名随员。

我弟弟天津秋吉也接到邀请。他当时正在哲蚌寺中研究，所以必须独自前去。同时，命令传出，第二天通往共军总部的石桥一带将实施交通管制。

当然，我的行动要保密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中共这方面的企图令我的人民大为紧张，因为他们早已在担心我的安全。消息如野火燎原般散布开去。

结果是场灾难。第二天早晨，我祷告及用餐完毕，趁着晨曦在花园中散布，突然听见远处的吶喊声。我急忙回到室内，令侍者查明噪声来源。他们回来告诉我，人群涌出拉萨，向我们这边而来，他们要来保护我。一整个上午，人愈来愈多，他们有的守住在宾园各个出入口，有人绕墙巡行。中午时已集结了三千人。上午就有三位噶厦差点无法通过前门的人群进来，他们对任何他们认为有私通中共嫌疑的人都怀着敌意。一位由侍卫陪同乘车前来的高级官员，就因被指为叛徒，受了重伤。这真是误会（一九八○年代，他那位曾参加签署十七点『协议』代表团的儿子，来到印度，详细记述了签约的真相）。后来还真的有人送命。

这消息令我震惊，必须以行动化解这情况，否则愤怒的群众甚至有可能攻击中共军营。人群中很快选出几位领袖，要求中共把西藏交还西藏人。我祷告上苍给我镇静，同时我知道，不论我个人有什么感觉，当天晚上我不可能去共军总部已成定局。我的侍卫总管打电话致歉，并转达了我尽快重建秩序，说服群众散去的意愿。但诺布林卡宫门口的群众坚持不肯离去。他们认为，达赖喇嘛的生命面临中共的威胁，除非我保证那天晚上不去共军总部，否则他们绝不离开。我只好令手下官员照他们的意思宣布。但这还不够，他们又要求我永远不可走入共军营区，我再度答应他们后，大部分领袖就回到城内，举行进一步示威，但诺布林卡有很多人留下。很不幸，他们不了解，留下会比离开构成更大的威胁。

同一天，我派三位地位最高的行政官员去见谭冠三将军。他们抵达时，发现嘎波嘎旺吉美早已在座。中共人员最初很客气。但将军到达时，已掩饰不住心中的怒气。他和另两名高级军官在西藏人面前，痛骂『帝国主义的叛徒』数小时之久，并指责西藏政府秘密组织反对中共官方的动乱行动，甚至还违抗中共的命令，拒不解除拉萨『叛徒』的武装。共军将使用激烈手段，粉碎反对势力。

傍晚，我的代表来诺布林卡的会客室向我报告时，我理解到中共已发出最后通谍。大约六点钟左右，约七名下级政府官员、留下的人民领袖及若干我的私人侍卫，在宾园外聚会，连署一份驳斥十七点『协议』的宣言，并声称西藏不再承认中共的统治。我听说此事，就通知他们，他们的责任是缓和紧张的情势，而非使之更形恶化。但是他们对我的劝告充耳不闻。

晚间稍后，谭冠三将军送来一封信，以温和得可疑的口吻，劝我为自己的安全起见，迁至他的司令部。他的厚颜无耻令我无法置信。我当然不可能照他的意思行事，但为了争取时间，我写了一份友善的回信给他。

次日，也就是三月十一日，群众领袖向政府宣布，他们要派卫兵在诺布林卡宫外围的内阁办公室门口站岗，以防任何行政官员离开。他们担心一旦若不掌握大权，政府就可能被迫与中共妥协。接着噶厦与这些领袖开会，要求他们取消示威，因为再继续便有与中共正面冲突的危险。

最初这些领袖们还愿意听从，但后来谭将军又写来两封信，一封给我，一封给噶厦。给我的信与前一封信类似，我还是客气答覆，承认群众中有企图破坏中藏关系的危险分子，我或许该去他的司令部避难（但事实并非如此）。

将军在另一封信里，命令官员们要求群众拆除搭在拉萨城外，通往中国内地的公路上的路障。此举却造成反效果。群众领袖认为，中共要求撤除路障，显然有增兵以便攻击达赖喇嘛的企图，他们断然拒绝。

我听说此事后决定该亲自跟这些人谈谈。我向他们解释，如果人群不自动解散，就面临被中共部队以武力驱散的危险。显然我的恳求多少发生了作用，他们宣布退至布达拉宫山脚下的萧村，后来那儿曾举行多次激烈的示威。但诺布林卡宫外大部分人仍然留下来。

大约就在这时，我请示涅冲的神谕。我该留下或脱逃？我该怎么做？神谕清楚的指出，我该留下继续与中共对话。我一时之间分不清这是否真的是最好的出路，我想起鲁康瓦的话，他说神明走投无路时也会撒谎。因此我花了一个早晨进行另一种降灵仪式『谟』，但结果完全相同。

接下来的几天在恐惧中含糊度过，我记得接连获准中共增兵、群众情绪变得几乎歇斯底里的报告。我再次请示神谕，但还是如前不变。到了十六日，我接到谭冠三将军第三封，也就是最后一封信，并附有嘎波的信。谭将军的信跟前两封信大致类同，嘎波的信却肯定了我和其他人的猜测，中共计划攻击群众，并炮轰诺布林卡。他要我在地图上画出自己的位置，炮兵就不会轰炸我在的那几栋建筑。真相暴露的这一刻真是太可怕了。不但我的生命有危险，成千上万的同胞似乎即将丧命——除非我能说服他们解散回家。他们应该知道，他们已向中共展示了强烈的情绪。但这还不够。他们对这些不受欢迎的外国人所使用的残暴手段，已憎恨到极点，什么都不能使他们回头。他们会死守到最好一刻，为保护他们的『最高保护者』牺牲生命。

我勉强给嘎波和谭将军写回信，对拉萨人民中反动分子的可耻行为表示歉意。我向他们保证，我个人认为到共军司令部避难是个好主意，但揆诸当时的情势，很难这么做；我希望他们也能耐心等动乱平息。反正尽一切可能争取时间！毕竟群众不可能一直耗下去。我故意不告诉他们我的住处位置，希望籍此再拖延一阵子。

把信送出后，我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第二天，我再度请示神谕。令我大吃一惊，神指示﹕『快走！快走！今晚！』处于慌惚状态的灵媒蹒跚地向前，抓起纸笔，相当清楚而明白的绘出我该循什么样的路线离开诺布林卡宫，直奔印藏边界。他的指示跟一般预期不尽相同。神谕结束后，担任灵媒的名叫罗桑吉美的年轻和尚颓然倒地，代表金刚扎滇已离开他的身体。就在这时，仿佛要强调神谕的威力似的，两枚炮弹在宾园北们外的沼泽中爆炸开来。

回顾三十一年来的往事，我确信金刚扎滇已知道我必须在十七日离开拉萨，但他怕泄露天机，一直不肯明讲。没有计划就不会走漏消息。

但我并没有立刻准备逃亡。我首先要确定神谕正确无误，因此我又作了一次谟，结果与神谕完全符合，但突破封锁的机会非常小。不但守在门外的群众对所有进出的人都要先搜身查询一番，嘎波的信也说得很清楚，中共已考虑到我可能企图逃走，他们一定会防范。可是神意却与我自己的推理相同﹕我相信只有我离开，人群才会散去；我不在宫内，他们也就没有理由留下。因此我决定服从神的旨意。

情况危急，知道我决定的人数愈少愈好，所以我一开始只通知了我的侍卫总管和去结堪布，由他们负责准备一行人当晚出宫的事宜，但同行究竟有那些人，谁也不知道我们一边讨论逃亡的方法，一边决定逃亡的成员。我只带最亲近的顾问，包括我的两位亲教师，以及当时与我同住的家人。

那天下午，我的亲教师和四位噶厦躲在板车后面的帆布罩下混出宫去；傍晚，我母亲、我弟弟天津秋结和姐姐泽仁多玛经过化妆改扮，以前往奇处河两岸的尼庵为籍口出宫。接着我召见群众领袖，把我的计划告诉他们，强调我不但需要最充分合作（这一点我早有把握），也需要绝对保密。我确信中共会在群众中派出密探。这些领袖走后，我写了一封信转达给每一个人。这封信会在次日送达他们手中。

天黑以后，我最后一次来到专门供奉大黑天的佛坛前，他是我的护法。我推开沈重而吱吱作响的门，走进室内，顿了一下，把一切景象印入脑海。许多和尚在护法的巨大雕像基部诵经祷告。室内没有电灯，数十盏许愿油灯排列在金银盘中，放出光明。壁上绘满壁画，一小份糌粑祭品放在祭坛上的盘子里。一名半张面孔藏在阴影里的侍者，正从大瓮里舀出牛油，添加到许愿灯上。虽然他们知道我进来，却没有人抬头。我右边有位和尚拿起铜钹，另一名则以号角就唇，吹出一个悠长哀伤的音符。钹响，两钹合拢震动不已，它的声音令人心静。

我走上前，献一条白丝的哈达。这是西藏传统告辞仪式的一部分，代表赎罪以及回来的意愿。我默祷了一会儿，和尚们一定猜到我要走了，但他们必然会替我保密的。离开佛坛前，我坐下读了几分钟佛经，对一个谈到『建立信心与勇气』之必要性的章节沈吟良久。

我退出时，令人熄灭建筑物中其他各处的灯火方才下楼，看见我的一头狗。我拍拍牠，幸好祂跟我并非特别亲近，分离不太困难。我对于不得不留下我的侍卫洁役之事，难过得多。随后，我步入室外寒冷的三月空气中，建筑物正门外有片平台，而侧有楼梯下到地面。我在平台上走了一圈，伫立遥想平安抵达印度的情景。回到门口，我又重思将来重回西藏会是什么情形。

十点差几分，我换妥了不熟悉的长裤和一件黑色的长大衣，右肩扛着一支步枪，第二任达赖喇嘛遗下的唐卡，卷成一长卷，扛在左肩。我把眼镜收进口袋，心中十分害怕。两名士兵陪着我，他们默默的送我到内院门口，我的侍卫总管在那儿接应。我跟着他们，在一片黑暗中摸索出了花园，到达外院门口，去结堪布等在那儿，我只模糊看见他的人影，佩戴一把剑。他低声要我一直跟在他身旁。走出大门时，他大胆的向聚集在门外的人宣布，他正在作例行的巡视，我们获准通过，没有人再说话。

我蹒跚走过，觉得四周都是人，但他们没有注意我们，几分钟后，我们就顺利的出了人群，下一步是如何通过共军的关卡。被俘的念头令我很害怕。我有生一来第一次真正觉得怕——倒不是为我自己，而为数以百万计把信心寄托在我身上的人民。如果我被捕，一切就都完了。我们也有被不知情的自由门士误会为中共士兵的可能。

我们的第一重障碍是奇处河的支流，我小时常来这儿，直到塔汤仁波切禁止这么做为止。渡河靠踏脚石，不戴眼镜非常不好走，我好几次差点跌倒。渡河后，我们直奔奇处河岸，抵达之前，遇见一大群人，侍卫总管跟他们的领袖简短的谈了几句，我们才上到河岸。几重难关正等着我们和摆渡的几名船夫。

虽然每一挥浆，我们都担心会引来一阵机关枪扫射，但渡河过程很顺利。当时拉萨驻有数万人民解放军，他们不可能不在四处巡逻。河对岸有一队自由门士，牵着小马在等着我们。我在这儿跟我母亲、弟弟、姊妹和亲教师会合。我们一块尔等尾随的几名高级官员赶到。等待的当尔，我们低声的批评了几句中共把我们逼上这条路的恶毒行径。我也戴回眼镜——我不能再忍受什么都看不见的生活——但一戴上我就后悔了，因为这么一来，我就看见距我们数百码外，中共军营中的卫兵所持的火把。还好有云遮住了月光。

其他人到齐，我们就赶往划分拉萨山谷与昌波山谷的切拉山隘。清晨三点钟左右，我们在一座简陋的农舍休息，以后数周，我们经常在这样的地方寻得庇护。我们不敢久留，略事休息就继续赶路，八点左右到了隘口。我们赶到前不久天才亮，我们才看出此行是何等仓促。为我们备马的寺院一方面没有心理准备，一方面也因为天黑，结果最好的马配上最差的鞍辔，骑的人也不相称；反而最老最丑的骡子配着最光鲜的鞍具，背负地位最高的官员。看来十分可笑。

海拔一万六千呎的切拉隘口（CheLa为多沙的隘口），替我牵马的马夫停下脚步，调转马头，告诉我这是一路上最后一次看见拉萨的机会。山脚下的古城显得平静庄严，一如往昔。我祷告了几分钟才下马，走上多沙的山坡，我们又休息了一会儿才再度向昌波河出发。中午前我们到达河岸，这儿只有一处可以摆渡，我们唯愿人民解放军没有抢先赶到。他们果然没有。

河对岸，我们在一座小村停留，居民很多人都流着泪来迎接我们。我们现在处于西藏最边远地区的边缘，只有稀稀落落一两处村落，自由门士已占领了这一带。从这里开始，我们周围便有成千上百不现身的游击队战士，他们已经知道我们要来，而且会一路保护我们。

中共追补我们并非易事，但如果他们得知我们的行踪，或许能预卜我们的路线，派兵拦截我们。因此除了安排三百五十名西藏士兵沿途保护我们，还有五十名左右的游击队，而逃亡队伍本身也扩大到将近一百人。

几乎除了我以外，每个人都是全副武装，甚至我私人的厨子也扛着一具火箭炮，腰间挂满了炮弹。他是个曾受中央情报局训练的年轻人，迫不及待的想一试他那外表吓人的伟大武器。有次他还真的伏在地上，发射数枚炮弹，声称他已发现了敌人阵地。但重装弹药太花时间，我确信他踫到真正的敌人一定会措手不及。整个而言，这场表演并不出色。

我们队伍中还有一名中央情报局特工，他会操作无线电，而且显然一路都跟他的上级保持联络。他到底联络的是谁，我到现在都还不知道。我只知道他随身携带一台摩斯发报机。

当天晚上，我们住在惹美寺，我在此草草写了一封信给班禅喇嘛，告诉他我已逃走，劝他可能的话来印度跟我们会合。自从仲冬收到他的新年祝贺以来，我一直没有他的消息。他在另一封秘密信中提到，国内情形整个恶化，我们该筹谋未来的对策。这是他第一次不受中共箝制的表现。遗憾的是我给他的信都未能送到他手中，他也一直留在西藏。

下一个隘口名叫沙波拉，我们于两三天后走到。山顶上极冷，而且正下着一场暴风雪。我开始为若干同伴担心。我自己年轻力壮，但随行的一部分老年人已难经旅途劳苦。由于还未脱离被中共拦截的重大危险，我们也不敢放慢脚步，尤其中共在江孜与空波的驻军随时可能包抄，把我们手到擒来。

我起初打算在距印度边界不远的隆次宗暂作停顿，在此驳斥十七点『协议』，宣布恢复我的政府为西藏合法政府。但第五天，一队骑士赶来报告一个可怕的消息，我们出亡四十八小时后，中共开始炮轰诺布林卡，用机枪扫射尚未离开，手无寸铁的群众。我最坏的预感都已实现。我知道，跟如此残酷不仁的人谈判是没有用的，我们唯有走得越远越好，而赶到印度还有好几天的旅程，中间还有重重高山阻隔。

一个多星期后，我们终于来到隆次宗，停留了两天，刚好够我驳斥十七点『协议』，并宣布成立政府，是为西藏唯一合法的统治机构。约有一千人参加就职仪式，我希望能多停留几天，但消息传来，中共部队已逼近，我们只有往印度边界撤退，直线距离只有六十英里，但实际行程则大约两倍远。中间还需要翻越一座高山，得走上好几天，我们的马匹已相当疲倦，草料不足，祂们必须经常休息，以恢复体力。启程之前，我派一小队体能最佳的人先行，尽快赶到印度，就近让那边的官员知道我计划请求政治庇护之事。

我们由隆次宗来到名叫爵惹的小村，然后赶往卡波山隘，这是通过边界前最后一座隘口，即将爬到山顶时，我们蒙受一个严重的打击——忽然出现一架飞机，直接由我们头顶飞过。它过去得太快，以致没有人看清机身上的标志，但机上的人一定看见我们了。这不是好兆头，如果它是中共的飞机，而且非常可能是，他们就知道我们现在的位置了。如此，他们就可以从空中攻击我们，我们完全无法保护自己。无论这架飞机来自何处，它都强烈的提醒我，我在西藏任何地方都不安全。我对自己出亡的一切迟疑与犹豫都因这项认识一扫而空；印度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不久之前，我派往印度的先行队伍回来报告，印度政府已表示愿意收留我。听到这消息，我松了一口气，因为我不愿未得允许踏上印度的土地。我在西藏的最后一夜，住在一个名叫芒茫的小村。一到这个雪国的最后前哨站，就开始下雨。一周来天气都极为恶劣，我们一路在暴雪中挣扎前进，大家都筋疲力尽，实在不需要雨水，但倾盆大雨一夜不停，更糟的是我的帐篷漏水，不论我怎么挪移，都避不开如注涌入的雨水，我前几天已经在发烧，这么一来更恶化成为严重的痢疾。

第二天早晨，我病得无法行动，全队只好留下。同伴把我搬到邻近的小屋里，但它所能提供的庇护并不比我的帐篷高明，而且地面上冒出的牛羊臊气令我无法忍受。那天，我听见我们携带的手提收音机报导，我正在前赴印度途中，但我因跌下马背，受了重伤。这使我略为开心一点，因为我至少躲过了那样的灾难，但我知道我的朋友都会很担心。

第二天，我决定继续上路。跟一路护送我们从拉萨来此的士兵和自由门士道别，又是一件困难的工作，他们现在得回去面对中共。有一名我的官员决定留下，他说他知道在印度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不如留下来作战。我实在钦佩他的决心和勇气。跟这些人含泪作别后，有人帮忙我躺在母？？【此字不在电脑中，即左边一个“牛”字，右边一个“扁”字】（dzomo）背上，因为我还是病得无法骑马。我就以这么尴尬的姿势，离开了祖国。

第八章 风雨飘摇的岁月

印度边境的少数守军肯定是看到一副可怜的景象——八十位西藏难民经过长途跋涉，身体疲惫不堪，内心也因为历经严峻考验而沮丧。但是，我还是高兴，因为有一位我在二年前访问印度时认识的官员在那里和我们会面。他对我说，他奉命护送我去旁地拉（Bomtila）安顿，旁地拉是个大城镇，距离此地一星期多的路程。

最后，在逃离拉萨三星期后，我们到达旁地拉，这时间漫长得像过了一劫。当我到达时，我的老连络官和翻译，梅农先生（MrMenon）和苏南．托结．卡日（SonnamTopgyalKazi）早就在那儿等后，其中一位呈交我一份印度首相打来的电报﹕

我的同僚们和我欢迎你，并致侯你安全抵达印度。我们很高兴能提供必要的设备给你、你的家族和随员，以便安住在印度。对你保持极高敬意的印度人民毫无疑问地会依照传统，给予阁下应有的尊重。

愿慈悲关照你

我在旁地拉停留了十天，受到当地地区委员会家族的悉心照顾，离开时，我的痢疾已经完全好了。在一九五九年四月十八日以前，我乘坐吉普车前往一处叫脚山（Foothills）的公路营（roadcamp），那里早就有一小队仪队排列在替代地毯的帆布地毯两旁，地毯一直铺到公路营监督的房子——我那天早上暂用的基地。我就在房子里面吃了一顿有新鲜香蕉的早餐，但是我吃得太多了，消化系统出了问题，结果不得不由梅农先生代表我向大家简报印度政府的安排。

当天中午我就被带到德普（Tezpur），从那儿开始了前往莫梭瑞（Mossoorie）的旅途，莫梭瑞是一个距离德里不远的山站，在那儿早就为我准备好了一幢房子。印度政府也为了我们这段一千五百英里的旅程特别准备了一列火车。

我离开脚山的房子，准备坐上一辆大的红色车子之际，我注意到有一大群拿着摄影机的人，有人告诉我，这些人是国际新闻界的采访记者，他们是来采访『世纪故事』。入城时，我会看见更多的采访记者。

我们到达达普时，我被直接带到『巡回宫厅』（CiruitHouse）。那里早就有数百件消息、电报、信件等着我。这些来自全世界的问侯和关心。有一段时间，我的心中充满感激，几乎忘掉眼前的各种危机。最最迫切要作的事，我觉得，就是准备一份坦白、谨慎、措词温和的大纲，这些历史事实，我在前面几章已经说明过了。在办完这件事之后，我吃了一顿简单的午餐，然后准备搭火车，这班火车在下午一点就应该要开动。

在路上，成百成千的民众紧紧地包围着我的车队，挥手、欢呼。这种情况从我启程直到莫梭瑞，整段旅程都持续不断。有些地方，甚至不得不驱离铁轨上的那些善男信女。消息在铁路沿线的村落不胫而走，似乎没有人不知道我就坐在火车上。数以千计以上的人们跑出来，并且高喊﹕DalaiLamaKiFai！DalaiLamaZindabad！（向达赖喇嘛致敬！祝达赖喇嘛万寿无疆！）这种场面令人非常感动。在路过沿线的三个主要城市希利古瑞（Siliguri）、班纳瑞斯（Benares）和路克诺（Lucknow）时，我不得不离开车厢，答谢那些自发前来、散花欢迎我的广大印度人民。这趟旅程就像一场非常的梦。回想起这趟旅程，我非常感谢当时印度人民向我表达的殷殷善意。

经过许多天的旅程后，火车最后到达得拉屯（DehraDun）站。在那儿又有盛大的欢迎等着我。我从德拉屯坐车前往莫梭瑞，这段路程大约花了一个钟头。我被带到拍拉屋（BirlaHouse），这是印度工业领袖家族的居所。印度政府早已为我准备好了，我可以居停在那儿，直到我作好了长期计划。而事实上，我以此处作为行馆，达一年之久。

我到达柏拉屋翌日，听到新中国新闻社报导，暗示因为我在达普所作的声明是第三者所写，所以不是真的；它接着又声称我已经被绑架了，并且遭叛徒胁迫，说我的声明是粗制滥制的文件、意理不通，充满了谎言和漏洞。这份中国版的故事，形容西藏人民的抗暴是由反动的上层派系所组织的；然而，他们又说，由于西藏爱国僧侣的帮助，中共人民解放军彻底地粉碎了反革命。基本上，这是因为西藏人民是爱国的、支持中央人民政府、热爱人民解放军，并且反对帝国主义和叛徒。因此我又发表另一篇公报，坚定地指出该声明是由我所授权发布的。

四月二十四日，尼赫鲁班智达亲自来到莫梭瑞。我们透过一位译员会谈了四个钟头。一开始我告诉他回到西藏之后，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我提醒他，这些作为大部分是出诸他的坚持。我继续说，我已经照着他所建议的去作了，并且和中共公正、诚实地交涉，批评他们那里需要、努力地去遵守十七点协议。然后，我接着说明我原本并不是寻求印度人的殷勤款待；相反地，我曾经要在隆次宗（LhuntseDzong）建立政府。只有从拉萨传来的消息曾改变我的主意。到了这时候，尼赫鲁变得更生气，『即使你已经成立政府，印度政府也不会承认它。』他说。我开始认为，尼赫鲁把我当成一个需要常常叱责的年轻人。

在我们会谈的其他时间，尼赫鲁捶打桌子﹕这怎么会这样？他轻蔑地一次、二次逼问。虽然他愈来愈像是一个恃强凌弱的人，但我仍然继续说。最后我非常坚定地告诉他，我关切的主要有两点﹕我决定赢得西藏的独立，但是眼前当务之急是停止流血。这时候，他再也无法控制自己。『这是不可能！』他以充满情绪的声调对我说﹕『你说你要独立，同时你又说不要流血。不可能！』他说话时，下唇愤怒地颤动着。

我开始了解尼赫鲁首相发现他自己正处于一种微妙而又困窘的形势。在印度国会里，随着我逃离拉萨的消息，带来了另一场有关西藏问题的激烈辩论。许多年来直到现在，已经有许多政界人士批评他对这个情势的处置不当。现在，我似乎看到，他显示了一种良心不安的征兆。他曾在一九五七年时，坚持我要返回西藏。

然而就在同时，显然尼赫鲁想要保住印度和中共的友好关系，并且决定坚守班察希尔备忘录（PanchSheelMemoranaum）的条款，印度的政治家阿阇梨库立帕拉尼（AcharyaKripalani）这么形容这个备忘录﹕在明知不可却不得不为的情况下，印度盖章同意中共摧毁一个文化古国。他的态度相当清楚；印度政府仍然无法考虑和中共政府就西藏人的权利这一问题展开讨论。现在，我应该休息，并且不要对最近的将来作任何打算。在未来其他场合所举行的讨论中我们会有机会再谈谈。听到了这些话，我开始了解我的未来以及西藏人民的未来比我原先想像的还要更不确定。双方的会谈虽在热忱气氛中结束，但是等到尼赫鲁首相离去，我心中却萦绕着深深的失望。

情势很快地明朗化了，然而，我们要面对比西藏独立更迫切的问题。我们一到莫梭瑞，就收到报告说大批难民逃抵印度以及不丹。我立刻就派出一些官员把他们安顿在印度政府紧急设置的难民营中。

从这些刚逃出来的难民口中，我知道中共在炮轰诺布林卡宫后，又把炮口对准布达拉宫和大昭寺，屠杀、杀伤了上千的民众。这两个地方的建筑都被破坏得很严重。察克波里医药学院被整个破坏无遗。没有人知道在这场屠杀中有多少人被杀，但是根据西藏自由门士在一九六○年间所掳获的中共人民解放军文件显示﹕一九五九年五月到一九六○年九月，这段期间有八万七千人是死于军事镇压（这个数字并不包括那些死于自杀、严刑拷打、饥饿的人们）。

结果，成千上万的西藏人想逃出西藏。许多人死亡，有些人是直接死于中共之手，有些人是死于伤重、营养不良、酷冷、疾病。那些想越过藏印边境逃离的人，都是在悲惨、为人弃绝的情况下逃出。虽然当他们抵达印度时，有食物及庇护所等着他们，但是残忍的印度骄阳却无情地攫走许多人的生命。当时有两个营区让这些难民暂住，一个是在莫梭瑞，靠近达普；另一个在哈杜尔（BuxaDuar），该处是大战时英国的战俘营，位于不丹边境的东北方。

这两个地方的海拔高度都比莫梭瑞的六千英尺低，所以酷热并未缓和些。在西藏，夏季虽然更热，但是高海拔的西藏高原空气非常干燥；但在印度平原却是又湿又热。这种气候不仅是西藏难民不舒服，也常常造成死亡。一些西藏难民所不知道的各种疾病，就在这新环境中滋生。因此，除了在逃离过程中最常遭遇受伤致死的危险外，西藏难民也面临酷热侵袭致死以及疾病的危险，例如肺结核，这种疾病在印度的环境最易流行。许多人都死了。

像我们这些住在莫梭瑞的西藏人被认为是比大多数的西藏人民要幸运得多。因为在柏拉屋装有电扇，所以我也许是最不受热罪的人，但是吹电扇也有吹电扇的困扰，我发现如果任其整晚吹拂，会引起消化的毛病。我想起一位在布达拉宫洁役所说的谚语﹕冬天气候冷，晚上睡觉裹起来；夏天一到天气热，你就忘记了。

我的另一个小发现就是热天气会使人多吃水果，天气冷时就不会有这种欲望。在夏季月份里，热浪侵袭西藏难民时，我必须从莫梭瑞下去到平原地带，因此，我个人感受到这种不舒服滋味的次数有限。

第一次是在六月时，我前往德里拜访尼赫鲁首相，会商有关西藏难民日增的问题。当时已有二万名西藏难民，而且人数每天都在增加。

我恳求印度政府能将这些新来的难民安顿到气候不像达普、布哈杜尔那么湿热的地方。这些难民穿着长袍子、厚重的靴子逃出西藏，完全不知道即将逼近的热季。虽然第一批逃出西藏解放者魔手的几千名西藏难民大多数是男人，许多是来自拉萨以及临近的地区，稍后开始有整个家族逃出，这些人主要是来自边境地区，当时中共尚未完全严密控制。

我对尼赫鲁说，我深信如果这些西藏难民留置在那里，大部分都会死亡。起初，他显现一些被激怒的征象。尼赫鲁说我要求得太多了。我必须记住印度还是个贫穷、发展中的国家。但是很快地他的人性本能又占上风了。噶厦现前曾和印度官员商讨雇用难民在印度东北公路营筑路的计划，现在尼赫鲁说他希望这件计划尽可能地付诸实行。这样一来使得难民能赚得日常生活所需，同时他们也能到气候较适宜的地方。

接着，他谈到有关西藏未来的教育问题，很快地他就表现得很热心，最后，他对这个问题的高度兴趣，显示他好像把这件事当成是他个人的责任。他说，因为到目前为止，在可预见的将来，他把我们当成是印度的客人，我们的儿童们将会是我们最珍贵的资源。我们应该好好教育这些孩子。为了保存西藏文化，我们应该为孩子们设立特别的学校。在印度教育部中应该设立独立的西藏教育学会。他补充说，印度政府会负担设立这些学校的所有经费（直到今天，印度政府仍然继续资助大部分的西藏教育工作计划）。

最后他提醒我，这些孩子应该接受完整的西藏历史和文化的知识，这件事非常重要；另外这些孩子也务必要跟上现代世界的脚步。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为了这个缘故，他说，我们应该采用英语来教学，因为『英语是未来的国际通用语言』。我们会谈之后就共进午餐。午餐后，尼赫鲁说他会召见教育部长师利马博士(DrShrimali），使得我们有机会继续会商。在那个中午，尼赫鲁首相告诉我，印度政府会在今天就宣布成立西藏教育学会。我对这个迅速的回应感到非常振奋。

从许多年来到今天，印度人民和政府已经给予我们西藏难民非常多的帮助，包括经济上的援助以及其他许多方面的帮助——尽管印度自己在经济上有极大的困难。我怀疑是否有其他的难民会被其居停国如此地善待。这种情谊我永远铭感心中。当西藏难民不得不要求更多的金钱援助时，成千上万的印度儿童甚至无法接受基本教育。

虽然实情如此，但是只有印度才有权利来援助我们。因为佛教是从印度传到西藏，此外伴随佛教传入，还有许多其他重要的文化影响。因此我心中毫无疑问地认为印度比中国更有理由声称领有西藏主权。中国对西藏只有过些微的影响力。我常常把印度和西藏的关系比喻成老师和弟子的关系。当弟子有困难时，帮助弟子就是老师的责任。

另外许多外国的救济组织对西藏难民的慷慨援助也不在印度政府之下。他们所提供的许多援助都是很实际的，尤其在保健以及教育方面。他们所协助设立的手工艺以及其他工作中心，也提供了许多有意义的工作机会。首现是在大吉岭以及达尔荷西（Dalhousie）设立了织造毛毯的工作坊（大吉岭是在印度、尼泊尔边境上的高山制茶城镇，达尔荷西距离达兰萨拉不远。这两个地方的工作坊都是印度政府在一九五九年底设立的。以这两个中心为模型，许多其他类似的中心也在海外机构的资助下设立——某些机构至到今天仍继续支持。现在，经过了这么多年，每一个从一开始参与我们流亡生涯的救济组织都对西藏难民在他们指导下的进步，感到非常满意。

西藏难民对这些友人所提供的援助作了积极的回应，就是我们西藏人表达无比感激的最佳方式。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捐赠给这些外国机构的钱常常都是来自那些金钱原本就不充裕的善心人士。在拜访德里之后我就回到莫梭瑞。我觉得打破沉默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六月二十日，我举行记者招待会。在莫梭瑞仍然有许多新闻记者在等着我说些话。虽然『故事』发生至今已逾二个月了，一共有一百三十位记者与会，他们来自世界各地。

首先我正式地再一次否认了十七点协议。我解释说，因为中共撕毁了它自己的协议，所以没有任何合法的基础来承认十七点协议。接着我详细说明我的原始简短声明，并且指证历历的控诉中共如何恶毒、残暴地对待西藏人。我确定人们会了解我所说的话较接近真理，中共所说的是令人无法相信的谎话。虽然我的最新声明得到广大的回响，但是我低估了中共政府在搞公共关系上所能动员的力量。或者也许我高估了人类面对真理的意愿。我相信这个特质首先在文化大革命时展现了，接着是中共武力镇压天安门的事实透过电视荧幕传遍世界，全世界都看到中共是如何虚假、残酷。

当然傍晚，印度政府发布一则官方公报﹕印度政府不承认达赖喇嘛的流亡政府。一开始我有些惊愕，接着是觉得这份公报伤了我的心。我完全了解印度政府在政治上并不支持我们，但是像这样子的撇清似乎是不必要的。然而，我受到伤害的感情很快地被无比的感激所取代，因为我看到，真的第一次看到，『民主』的真正意义。印度政府虽然强烈反对我的看法，但是并没有阻止我表达的看法，更没有不准我坚持己见。

同样地，德里方面也没有干扰我和日益增加的难民过自己的生活。为了顺应大众要求，我开始每星期在柏拉屋的庭园接见民众。这让我有机会见到不同的人，并且向他们叙说西藏的真实情况。这也帮助我着手取消许多繁琐的礼仪，这些礼仪把我和西藏人民隔绝得这么远。我心中强烈地感觉我们不该再紧紧抱着老旧的习惯不放，这些已经落伍了。我常常提醒西藏人，我们现在是难民。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坚持所有的礼节都要研商简化，并且厘清，因为我不想再让西藏人对我行那些大礼。我觉得这非常重要，尤其和外国人来往时。如果他们发现真正的价值，这些外国人更回应它。保持距离就很容易使人远离。所以我决定完全公开，把每一件事都公开，不要躲在礼节后面。我希望以这种方式使人们视我为凡人。

我规定我接见任何人时，他和她应该坐在和我相同高度的椅子，而不是传统礼节中的我坐在高位，觐见者坐在较低的位子。刚开始我发现这种作法相当困难，而我也没有多大的自信，但是从那时起慢慢有些进展。虽然某些长老们有些疑惧，但是我相信只有刚从西藏逃出来的人才会对新的规矩不知所措，他们并不知道达赖喇嘛已经不再以他们所习惯的方式生活了。

在柏拉屋的生活处处非常不利于礼仪。它既不特别堂皇，地方也不大，有时候还颇拥挤。我和母亲以及管家共住，其他随从、官员则住在附近。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能常常见到母亲。能陪伴母亲，我非常高兴。

除了简化礼节，我们的悲剧也给我机会大幅简化我个人的生活。在拉萨时，我拥有许多不太有用的财物，但是我很难把它们丢掉。现在我几乎一无所有，但是只要有助于我的西藏难民同胞，我发现我更能把送给我的东西布施。

在行政方面，我也能作激烈的改革。例如我在这时候增设新的政府部门，这些部门包括情报、教育、重建、安全、宗教事务以及经济事务等办公室。我也特别鼓励女性参与政府。我提醒人们，重要官位的升迁不该以性别为准，应该要看品德和才能。我前面提过，在西藏社会中，女人一向扮演重要角色；今天，有许多女性在西藏流亡政府里位居要津。

我在九月间回到德里。当时，我对西藏难民的事，心怀较乐观的看法。难民的人数已经增加到几乎三万人，但是尼赫鲁信守诺言，许多西藏难民也已经被转送到北印山上的各个公路营区。现在我主要的目标就是要在联合国提出西藏独立权的问题。于是我又再度拜访尼赫鲁首相。我们花了一些时间讨论将新近抵印度的难民转送到南印度的新方案。尼赫鲁已经发函询问印度许多州的首长，是否能准备提供土地给西藏难民。

我听到不只一州提供土地时，我表示非常满意；之后，我提出在联合国举行听证会的计划。就在这时，尼赫鲁露出愤怒的样子。因为西藏和中共都不是会员国，他说看情形我的成功率非常渺茫。而且即使我办到了，效力也不大。我告诉他，我知道这些困难，我这么做只是想让世人记得西藏。不让世人忘掉西藏人的悲惨遭遇是非常重要的。『使西藏问题继续凸显下去，并不是靠联合国，而是要靠下一代的适当教育。但是这完全要看你自己。你生活在一个自由国度里。』他说。

我已经写信给许多国家的政府，现在我会见了一些国家的大使。我发现这是一桩非常难堪的考验。当时我只有廿四岁，我和高级官员交涉的经验十分有限，我只有访问中国时得到的经验以及和尼赫鲁及其同僚谈过几次话。幸好有一些大使非常同情我们，并且告诉我如何做，所有的大使都答应要转告他们的政府﹕我们西藏人请求支援。最后，马来西亚联邦以及爱尔兰共和国支持一项初步提案，这项提案在十月间由联合国大会辩论，并且以四十五票赞成，九票反对、二十六票弃权而通过。印度是弃权的国家之一。

同样在我访问首都的特别行程期间，我会见了许多同情我们的印度政治家，其中包括贾雅．普拉卡希．拿颜（JayaPrakashNaryan），他真的信守一九五六年时所作的承诺，设立了西藏后援委员会（TibetSuportCommittee）。现在，他觉得有个很好机会说服印度政府，改变对西藏的态度。他的热诚的确富有感染力，并且深深地打动人，但是我直觉地知道尼赫鲁班智达绝对不会改变心意。另一个受欢迎的进展是有消息说﹕支持世界正义的独立国际组织——国际法学家委员会，最近发行了一份关于西藏法律地位的报告，完全为我们的立场辩护。这个委员会在年初就受理我们的案子，它现在计划要举行一个完整的调查。

在我回到莫梭瑞之后的一个月，我接到一则令人鼓舞的消息，亚非国家会议要在德里召开。这个会议几乎用全部的时间讨论西藏问题。这个会议的会员大部分都曾经受过帝国主义殖民的压迫。所以他们自然对西藏有好感。他们把现在的我们视为以前尚未获得独立的他们。当我收到亚非国家会议全体一致支持西藏的报告时，心中非常喜悦、乐观，并且开始相信有些正面的事情必定会从中出现。可是，唉！令人十分失望，眼前的情势明显的告诉我﹕尼赫鲁首相是正确的。我们西藏人绝对不要以为不久就可以回到自己的国家。相反地，我们必须专心致力于建立强有力的流亡社区，当时机最后终于来到时，我们才能返乡继续生活，以我们的经验重建家园。

尼赫鲁的土地方案似乎勾绘出上述的希望。在南印度接近米索（Mysore）地区有三千英亩土地，如果我们想要，就立刻可以使用。但是，虽然印度政府这么慷慨，我一开始有些犹豫要不要接受。我第一次访问印度时的朝圣之旅期间，就曾经访问过这个区域，并且知道该区宁静、人口稀少。但是该地气候比北印要热一点，我觉得这些天然条件似乎太严酷了。此外，我的行政中心是设在达兰萨拉，我觉得两地距离太远了。

另一方面，综观我眼前的处境，我了解必须考虑在印度半永久地居住下来。只有这样才能开始进行教育计划、保证西藏文化的延续。最后我得到了结论﹕我过分重视地理和心理的问题；我感激地接受这片土地。第一批的六百六十六名拓荒者在新年时前往，并着手努力使该区适宜人居。以一英亩一人为基础，最终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三千人的社区。

一九五九年年底传来有关两个组织的消息﹕由阿阇梨库立帕拉尼所领导的『中央救济委员会』（CentralReliefCommittee）以及『美国西藏难民急难委员会』（AmericanEmergencyCommitteeforTibetanRefugees）为了帮助我们，已经成立了。稍后也有其他国家成立了类似的服务机构，它们提供了难以估计的援助。

同时，我开始接见一些有趣的人。其中的一位是我在错模见过的印度和尚，当时他携带着一颗佛祖的舍利，云游各处。我非常高兴能再度见到他。他非常好学，并且对社会经济学特别有兴趣。从上次见面到现在，他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要综合马克思思想以及佛法。我对他的研究非常感兴趣。因为我认为﹕从泰国边境一直到西伯利亚，这广大区域人民的信仰是佛教，现在却可怕也遭到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迫害，所以这项研究很重要。

同时在这段期间，我也接见了一位左倾的锡兰和尚。当他快要离开莫梭瑞时，我的新朋友邀请我去斯里兰卡。斯里兰卡——这个我非常想去的地方，不只是因为这使我有机会看到佛祖所有舍利中最重要的部分——佛陀的牙齿。然而几个月之后，即将动身出发之际，我收到一则『难民的地位是这么不确定』的强力暗示。斯里兰卡政府发出一则消息惋惜地说，因为不可预见的发展，所以我的斯里兰卡之行无限期的延后。这些都是北京从中作梗。我再一次被提醒；在高位的兄姊们如果愿意，他们甚至应停止宗教活动。

当我接见一个遭中共侵略的东土耳其斯坦受害者代表团时，我面临与中共展开『有意义的对话』的紧迫需要。东土耳其斯坦在一九四九年被中共占领。我们彼此间有许多地方可以交谈，我们还花了许多时间彼此交换经验。众所周知的，东土耳其斯坦的难民比西藏难民多很多，他们的领袖之中，有一位律师。反观我们，在所有西藏难民中竟然连一个开药治病的医生都没有，更别说是合格的律师了。我们最后讨论如何在我们各自的国家内进行争取自由的抗争。会谈末了，我们同意保持密切接触，就像我们今天所作的。虽然西藏问题一向比东土耳其斯坦问题更引公众注意。

十二月时，我又花了六小时旅程下德里，这是我新的朝圣之旅的第一段行程。我想多花点时间停留在一九五七年初我曾经访问过的地方。旅程中，我再度拜访尼赫鲁首相。我有点急着想知道尼赫鲁怎么说联合国决议案。我不希望他因此而烦恼。事实上，他热切地向我道喜。我开始明白，虽然他偶尔表现笨拙，但是基本上他是个非常宽宏大量的人。再一次我又领教到民主的意义。即使我拒绝了他的意见，但是他却不会因此而改变了对西藏人的态度。结果我比以往更愿意听听他的话。这和我在中国的经验恰恰相反。尼赫鲁不会满脸堆着笑容。在他回答之前，他会静静地坐着聆听、颤动的下唇微微凸出，他说话一向坦率、诚实。尤其，他给予我思考的自由。而中国人则是常常面带着笑容说谎。

我也见到了印度总统拉伽德拉．普拉萨德博士。我又再一次成为他宫邸的上宾，作陪的是一位耆那教教徒，他是阿阇梨图西（AcharyaTulsi），我非常尊敬他。一九五六年第一次会面时，我就对总统的谦恭留下深刻印象。他的风范超凡，我真得感动得眼泪都流下来了。我把他当成是真正的菩萨。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他住所的花园内。早上我很早就起来散步，发现他也在花园里，一位长者弯着身，光采奕奕地坐在一张大的黑色轮椅上。

我从德里出发前往菩提伽耶。在那儿，我接见了一个六十人或者更多的西藏难民代表团，他们也正在朝圣。当他们的领袖趋前，并发誓要以生命继续为西藏自由而抗争，这真是感人的一刻。之后，有生以来第一次，我为一百六十二位年轻的西藏沙弥受戒，我觉得非常荣幸，这座寺就在佛陀成道的菩提树旁边。

接着我旅游到鹿野苑，这是佛陀第一次转法轮的地方。随从我的一小群西藏政府官员包括了林仁波切和崔简仁波切，当然也有服饰、礼节和掌膳总管。我一到达那儿，发现大约有两千名西藏难民聚集，他们都是新近取道尼泊尔来到印度的，他们知道我计划在这里开示。他们的处境都非常不好，但是我可以看到他们是以高尚的心情来面对艰困。西藏人是勤奋的生意人，他们已经摆好了摊子。有些人正在卖那些随身带出来的值钱东西，有些人则是在卖旧布。有许多人只卖茶。我被他们这种面对苦难的力量所激励。每一个人都可以告诉你他们曾经历残暴、危难的过去，但是他们正在把缺憾的生命所能给予他们的，善加运用。

这个首次、长达一星期的鹿野苑法会对我来说是件奇妙的事。能够在两千五百年前佛陀初转法轮的地方宣扬佛法，意义非比寻常。这段期间，我专注于磨难的正面意义。我提醒每一个人，佛陀曾经说过，『苦』是趋向解脱的第一步。西藏有一句古老格言是这么说的﹕衡量快乐的是痛苦（PainWhatyoumeasurePleasureby）。

我回到莫梭瑞不久，我知道印度政府计划把我迁往永久住所——一个叫达兰萨拉的地方。这是个出人意料而且有些令人惊慌的消息。我在地图上找到达兰萨拉，发现它是另一个山站，就像莫梭瑞一样，但它比莫梭瑞还要荒僻。经过进一步的调查发现，该地不像莫梭瑞，莫梭瑞距离德里只有几个小时，达兰萨拉到德里却要一整天的路途。我开始怀疑印度政府现在是不是打算把我们藏在一个对外连络不便的地方，好让我们西藏人从外面世界的眼中消失。

因此我请求是否能允许我派一位官员去达兰萨拉实地考察，看看这个地方是否合乎我们的需要。我的请求被采纳了，我派了一位噶厦的成员——昆德林（J．T．Kundeling）前往达兰萨拉考察。一星期后他回来说，达兰萨拉的水比莫梭瑞的牛奶还好。所以我们就立刻准备拔营。

同时，我首次访问北方各省，以后我也多次访问北方各省，西藏难民现在正在那里修筑道路。我看到他们的时候，我的心都碎了。儿童、女人和男人都并肩劳作﹕他们以前是尼师、农夫、和尚，现在都被仓促地编在一起工作。白天，他们必须忍受在大太阳下作整天的重活；晚上，他们挤小帐篷睡觉。还没有人适应这里的水土环境，纵然这里比难民营还凉爽一些，但是湿热仍然使得我们支付可怕的代价。这里空气恶臭、蚊子又多。疾病到处肆虐，这些病常常会要人命，因为这些人的体格早已经陷入衰弱状态。更糟的是，筑路工作本身就非常危险。大部分的道路工程是在险峻的山边进行，筑路时所用的炸药也会引起意外。

即使到了今天，有一些老人还是带着当年那种可怕的劳动所造成的痕迹﹕残废、跛足。虽然现在他们的劳动成果已经可以明显地看到，但当时有些时候看来，这整个冒险的筑路工程，是没有意义的。只要一场猛烈的倾盆大雨就能使他们的努力付诸一片红泥。虽然他们的处境危险，西藏难民仍然对我个人表示深深的尊敬，并且当我说到撑下去是很重要的时候，他们仔细聆听。我真的非常感动。

这趟公路营的首次访问使我知道一项新问题。筑路工人的孩子正蒙受了极度营养不良的危机，死亡率非常高。所以我和印度政府接触，印度政府很快就成立了一个新的、合乎他们需要的营区。同时，第一批五十五位儿童已经被送往莫梭瑞，我们的第一所学校已经在莫梭瑞设立。

一九六○年二月一日，第一批拓荒者抵达米索州的拜拉库普（Bylakuppe）。我后来听说，他们看到这一片土地时，许多难民都崩溃并且痛哭。横在他们眼前的任务是这么艰巨。他们只有配发帐篷和基本工具，除了这些之外，他们唯一的资源就是他们自己的决心。

就在一个月之后，三月十日，在我和大约八十名组成流亡政府的官员启程前往达兰萨拉之前，我发表西藏人民的抗暴纪念的声明，以后这也成了传统。在这第一次的声明中，我强调西藏人民要以长远的眼光来看西藏的处境。对我们这些流亡在外的西藏人而言，我说﹕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定居下来，延续我们的传统文化。至于未来，我说出我的信念﹕以真理、正义和勇气为武器，我们西藏人终将战胜，西藏将重获自由。

第九章 十万难民

前往达拉萨拉，前半程要乘一夜的火车，后半是坐汽车。一九六○年四月二十九日，我带着随员离开莫梭瑞，次日抵达西马查巴德许的巴丹库特车站。下了火车的那段旅程我还历历在目。车行大约一小时，我看见远方积满皑皑白雪的高峰，就在我们的正前方。一路上经过印度最美的乡野——葱绿的田野中点缀着树木，遍地围满色彩缤纷的野花。三小时后，我们抵达达拉萨拉市中心，我下了轿车，改搭吉普车，我的住所就在数哩外的麦克雷德甘吉村。

一路山径陡峭，行来惊险重重，令我忆起拉萨近郊某些地方。有时从山路下望，只见深达数千呎的峭壁。麦克雷德甘吉村在距我的新家一哩处，搭建了一座全新的竹制牌楼，横楣上以金漆大书『欢迎』字样。我的新家称为史瓦格西兰姆，在英国统治时代则名叫海克罗夫邸，当时是师长的住宅。房子四周有树林，面积不大，但周围又加盖了若干座不相连的小屋，其中有一间是厨房，还有三间供我的随员居住。虽然尽可以再扩建，但比起我们习惯的生活，房间实在太少了。不过我对于终于能安定下来，已十分感激。

我们抵达时，时间已不早，所以看到的不多。次日清晨，我醒来就听见这一带特产的一种鸟儿的鸣声，叫声像是『卡拉啾，卡拉啾』。我向窗外逡巡，却看不见祂的影踪，只见一片宏伟壮丽的山峦。

整体而言，达兰萨拉的生活相当愉快，只有昆德林因念念不忘莫梭瑞的牛奶滋味，数年前又搬回那儿。达兰萨拉地区唯一的缺点是多雨，该区降雨量，名列全印第二位。起初这里的藏人还不上百人，但现在难民人数已超过五千。我们只有一两次真正考虑要迁移，最近一次是数年前，因为一场大地震摧毁了几栋建筑物而起。大家说，再住下去会有危险。我们没有离开，是因为这一带地震活动频繁，但通常都很轻微。最近的一次重大地震灾难发生于一九○五年，当时英国人把这地方当作避暑胜地，地震震垮了他们的教堂尖塔。由此可知，大规模震灾殊为少见。何况，从实际的观点考虑，再搬家也非常困难。

正如在柏拉屋一样，我跟母亲同住在新家里，还有两头最近别人送我的拉萨犬。人人都喜欢这两头狗，祂们个性分明。我为较大的一头取名桑吉，我常觉得他前世一定是个和尚，或许就是在西藏饥荒中死去的多名和尚之一。我这么说是因为祂一方面对异性毫不感兴趣“另一方面，祂最喜欢的就是食物﹕即使吃饱了，祂也还有办法再吃。同时，祂对我极为忠心。

另一只狗名叫大西，性情迥然不同，虽然体型较小，却更为勇敢。祂是圣母峰登山专家天津挪格送给我的，或许原因就在此。我记得祂有次生病，必须打针。打过一针后就怕了，以后每次兽医来，都必须由两个人控制住祂，才能顺利的注射。其间，大西不断咆哮怒吼，因此兽医一办完事就得赶快离开。兽医走后，我们才能把狗放开，祂会立刻满屋子乱嗅，搜寻那倒霉的家伙。不过祂其实应了『会叫的狗不咬人』那句俗语，因为祂的下颚骨重迭，根本无法啮咬任何东西。

迁往达兰萨拉时，与我同行的有一位印度政府的连络官奈尔先生，和若干印度军方的侍卫。我跟奈尔先生处得非常好，他志愿教我英文。我早已了解英文的重要性，并安排天津秋吉到大吉岭的北点英文学校就读。我在莫梭瑞时就已开始学英文，印度政府很慷慨的派专人固定来为我上课，每周二或三次；但当时我不太愿意学，经常找籍口不上课，所以没什么进步。现在我却很乐意跟我的新连络官合作，在他的指导下大有精进，不过他要求我的大量作文作业，我还是没什么兴趣。两年后他奉派别处任职，我觉得很遗憾。

这以后，我的英文课就较不正式。很多其他人，包括若干西藏人在内，帮助过我，可是我怀疑我现在的英文比二十五年前好。每次出国，我都痛苦的被提醒这回事，想到我不曾把握机会努力学习，常令我羞愧莫名。

住达兰萨拉的最初几年，除了学英文，我也专心致志于宗教研究。我从温习少年时代读过的许多藏文经典开始，同时，我也研习其他宗教派的大师处于颠沛困顿下的教诲。尽管离成佛的境界还很遥远，但我目前没有工作的压力，反而完成不少工作。不幸，时间不够用，很快就成为我在这面求进步的重大障碍。但我可以说，我任何心灵上的长进，跟我投入的努力完全不成比例。

抵达达兰萨拉两周之内，我就设立了第一所西藏难民子女的育幼院，它位于一所原本遭废弃的小屋，由印度政府租给我们收容新来者当中日益增加的孤儿。我任命我的姊姊泽仁多玛经营这所育幼院。第一批五十名儿童来到时，已几乎没有多少容身之地，但比起后到的人，他们已经过得很豪华，因为年底时，人数已增为十倍，而且还不断在增加。有一阵子，一百二十人合住一间寝室，每张床必须睡五到六个人，大家横着躺才勉强挤得下。虽然环境这么苦，但我每此时去探望姊姊，看见她的新家族扩大，都觉得满心欢喜。因为这些孩子虽然失去了父母，却依然充满欢笑，仿佛在嘲笑身处的困境。

我姊姊果然极具领导能力。她永远不沮丧。她是个强壮的女人，而且赋有家传的脾气，她要求非常严格，但心地极为仁慈而富幽默感。她在困难中给我的帮助可说是无法衡量。她早年是个单纯的村姑，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儿时大部分时间都在帮我母亲料理家务。她的任劳任怨，加上勇往直前的性格，是她成为领袖的基本条件。

不过，很快便显而易见的是，我们跟印度政府都没有足够的财力照顾我们所有的孤儿。我只好决定，如果可能的话，至少把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交由海外人士认养。所以我跟一位瑞士朋友艾希曼医生连络，请他??究这构想的可行性。瑞士在我看来很理想，这是个小国家，通讯发达，更何况还有跟故乡类似的重迭山峦。

瑞士政府从一开始就很合作，表示可立刻接纳两百个孩子。更有甚者，她同意设法安排，使这些孩子在收养他们的一般瑞士家庭中，尽可能保存追寻原来的西藏文化与认同感的机会。

第一批孩子之后还有其他批，后来又有个计划，不但让较年长的学生到瑞士政府救济，但我仍然允许一千名成年难民迁往移民。我们的境况改善后，不必再请求瑞士政府救济，但我仍然对他们为我的同胞所作的一切深怀感激。

抵达达兰萨拉后不久，我亲身接触到国家法学委员会的成员，前一年他们曾带给我们很大的鼓舞。他们要我提供证据给该会的法律调查小组，我欣然从命。这些调查的结果一九六○年八月于日内瓦出版。法学委员会再次证实西藏的观点，它在报告中指出﹕中共触犯了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DeclarationofHumanRighrs）的十六项条款，并在西藏进行种族灭绝的罪行。他们也详细列举了若干我已经谈过的卑鄙暴行。

在实际的层次上，我跟该委员会讨论，学会了一件非常有用的事。它有位成员，我猜是位英国人，问我有没有专人监听北京的广播。我答称没有，他有点惊讶，并详细说明为什么有必要听清楚中共说些什么。我们没有想到这事，实在太缺乏经验了。在我们看来，北京电台只会散布谎言与宣传。我们不懂得从广播中可了解中共的想法动态。但我能领会这么做的道理，并立刻下领噶厦组成监听小组——他们的继任者到今天仍在执行这项任务。

一九六○年一整年，我都继续致力于改革西藏的行政制度，并且跟噶厦其他人共同努力，展开全面民主化的艰难历程。九月二日，我成立了西藏人民代表委员会，这是政府的最高立法机关，代表由西藏乌昌、安多与康省三地经自由选举产生。西藏佛教的主要宗派也同样拥有议席。后来，古老的苯教信徒也包括在内。这个现在人称西藏人民代表大会的委员会的作用与国会相同。它的成员每月要跟噶厦及各部会首长开会一次。特殊情况下，它要跟由部会首长及噶厦成员组成的全国工作委员会开会。现在噶厦的成员也不再由我指派，而是从选举产生。人民代表投票通过的事项都必须依照决议执行。

一开始，这些新安排都不是尽如人意。这些变化对西藏人而言太过突兀，有些人甚至认为，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在实行真正的共产主义！三十年后，我们仍面临很多问题，但事态不断在改变与改进。我们当然已领先留在中国的兄弟姐妹，中共可以跟我们学习很多事。撰写这本书期间，西藏流亡政府正在实施进一步推动民主的新措施。

伴我流亡的若干较年长的官员，最初觉得无法接受这些改变。但大部分人都认清改革的必要，表现得非常热心努力。我将永远感谢他们。

最初几年，我个人虽然过得还算舒适，但大多数政府官员生活却都很苦。他们即使年纪很大，也被迫过着贫困的生活，有些人竟住在牛棚里。但他们安之若素，从不抱怨。虽然也有人观念较保守，不能同意我的领导方向，但是那段黑暗的日子里，每个人都有贡献。他们欣然面对困境，尽力帮助流离失所的同胞建立新生活，丝毫不以个人得失为念。当时他们的月薪还不到三英镑，凭他们所受的教育，到别处觅职，收入绝对会好得多。

更何况那时候的行政工作一点也不轻松。人际的歧异和无谓的争执本来就无可避免，因为这都是人性的一部分。但整个而言。每个人都能热忱而无私的为他人谋福利。

从一开始，我另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保存和延续我们的宗教。没有宗教，我们的文化泉源就会枯涸。最初，印度政府同意在不丹边界附近的布哈杜尔战俘营旧址，成立一个由三百名僧人组成的学术社区。但经我们说明佛教须仰赖高水准学术后，终于说服他们增加经费，资助一千五百名各教派的僧人。流亡出来的六千多名僧人中，最年轻与最有能力者加起来就这么多，其中有多位经验丰富的上师。

不幸的是，布哈杜尔的情况很恶劣。天气又热又潮湿，疾病猖獗。口粮必须自远方运来，使问题更形恶化，往往运到时已经不堪食用。不到几个月，已有数百名学者僧人罗患肺结核。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努力工作和研究，直到自己能活动为止。我很遗憾无法亲自到那儿去，只有靠写信和寄录音带为他们打气。虽然这也多少发挥了作用，虽然营区的问题并未改善，但生存下来的人却成为一个个活力充沛的僧院社区的核心分子。

不用说，我们早年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缺钱。在教育和移民计划上，因为有慷慨的印度政府和海外各志愿机构资助，倒还不构成问题。但在行政方面，我觉得请别人帮助不大恰当。靠每个人每个月乐捐两卢比的自由税，再加上受薪人员每个月同样是乐捐的百分之二所得税，实在做不了什么。好在天津早在一九五○年就有先见之明，在锡金存了一批宝物，至今仍在，它成为我们的生命。

最初，我打算把这批宝物卖给印度政府，这是尼赫鲁主动提出的建议。但我的顾问坚持在公开市场出售，他们确信这么做能换得更多的钱。最后我们在加尔各答拍卖，得款相当于币值八百万美元，在我看来简直是个天文数字。

这笔钱用于投资多种事业，包括一家钢管工厂，一家纸厂的相关企业，以及其他所谓保证赚大钱的事业。不幸的是，这些帮助我们适用这笔宝贵资金的计划，不久被宣告失败。很遗憾，很多表面上要帮助我们的人，其实对于帮助他们自己更感兴趣，我们大部分资金就这样失去。去结堪布的高瞻远瞩，大多数被浪费了。

最后只抢救到不及一百万美金的钱——一九六四年成立达赖喇嘛慈善信托基金。其实我自己对这样的结局并不太难过。回想起来，这批宝物很显然该属于全西藏人民。而不是我们逃出来的少数人的财产，因此我们也无权独享，这是宿命。我联想到林仁波切立下的先例，我们离开拉萨那晚，他把最喜欢的手表留下，他觉得流亡就代表放弃保有这只表的权利。我现在明白他这种看法是正确的。

至于我个人的财务，过去有两个部门专司处理，一九五九年起才裁减为一个，称为内务办公室（PrivateOffice），处理我一切收入与开销，包括印度政府以薪俸方式支付，每日二十卢比的零用金﹕略高于美金一元。理论上，这笔钱支应我的衣食费用。正如过去一样，我从不直接接触钱，这样或许比较好，因为我虽然从小对小钱很吝啬，但我一直担心自己生性挥霍。不过，我还是有权决定个人得到的钱（例如诺贝尔奖金）该怎么运用。

达兰萨拉的第一个夏季，我有一些休闲的时光，大多数的傍晚打羽毛球（我经常不穿袈裟）。冬季严寒，我们玩雪也非常愉快。我的母亲和姊姊年纪虽已不轻，打起雪球仗来却比谁都兴高彩烈。

还有一种比较耗费体力的休闲活动，就是攀登附近的达拉达山，最高峰海拔七千多英尺。我一向爱山，有次，我率领一队西藏侍卫攀到极高的地方，到了山顶，大家都很疲倦，我提议休息一会儿。大家喘着气坐观美景的时候，我发现远处有个山区土着正盯着我们看，他们都长得瘦小黧黑，看似很狡猾。他看了一会儿，忽然坐在一块像是木板的东西上，很快就沿着山边滑下去了。我惊讶的看着他的身影一转瞬就化为一个小黑点，消失在数千英尺下，就提议我们也模仿他的方式下山。

有人拿出一条绳索，我们十个人都绑成一串。然后我们各自坐在木板或扁平的石块上，急速溜下山坡。非常好玩，但也非常危险。一路颠簸得很厉害，我们在一片雪堆里撞成一团，撞得满身青紫，好在没有人受伤。但此后我就发现，我很多随员都不大愿意离开我们的基地了。尤其我的侍卫，每当我宣布新的探险计划，都表现得非常犹豫。

这个阶段，我其余空闲的时间都用于跟一位英国作家大卫．霍华恩（DavidHowareh）合作一本书《吾土吾民》（MyLandandMyPeopie），书中我初次叙述我的一生。

一九六一年，我们政府出版了一份西藏宪法草案纲领，请所有西藏人提出批评与建议。我们得到很多反应，主要是针对有关达赖喇嘛一职的重要条款，为了正式脱离神治，展开民主政治，我加入一条规定﹕只要国民大会三分之二票数通过，就可解除达赖喇嘛职权。很不幸，『达赖喇嘛可以罢免』这种念头，令很多西藏人大吃一惊。我必须对他们说明，民主完全符合佛教的原则，而且几近专制的坚持保留这项条款。

那年的年初，除了再次探望流浪难民，我也第一次拜访了拜拉库普的新屯垦区。我一到就发现，所有的屯垦者都又黑又瘦，我也立刻了解他们如此悲观的原因。营区位于边缘，只有几个帐篷，虽然乡野风光仍跟我初来时记忆中一样美丽，但土地本身看来并不肥沃。更有甚者，燃烧林木的热气，加上热的阳光，几乎令人无法忍受。

屯垦者特别为我用竹篱和帆布搭了一个帐篷，但尽管搭得很好，也还是挡不住垦荒掀起的大片砂尘。这地区每天都笼罩在浓烟和煤灰当中，晚间烟和灰降落下来，透过所有的缝隙，早晨醒来，身上就是一层薄薄的黑灰。这些因素导致土气非常低落，但我除了口头的鼓励，实在帮不上什么忙。我告诉他们绝不能放弃希望，并向他们保证有朝一日我们一定会克服一切难关，再次兴旺起来，其实我自己都没多大信心。但幸好他们相信我说的每一个字，而他们的情况也真的一点一点的改善了。

多亏印度好几个省份慷慨援助，我们才得以在一九六○年代早期，建立了二十多个屯垦区，使大家逐渐不需要再四处流浪。目前十万难民中，只剩下数百人仍然过着四处流浪的生活，而且这是出于他们自己的抉择。

因为划给我们的土地一半以上位于印度南部，那儿的气候比北方炎热得多，所以我规定，草创阶段只能派身体最强壮的人前去。尽管如此，因中署与热衰竭死亡的人数多得令我怀疑是否该接受位于热带的土地。不过，我相信我的同胞早晚会适应的。正如他们相信我，我也对他们有信心。

我拜访各营区时，往往必须安慰难民。想到远离故乡，今生今世可能再也见不到冰雪，更不要说我们心爱的山峦，真令他们悲从中来。我试着使他们不去想过去，我告诉他们，西藏的未来就靠我们难民。为了保存我们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必须建立强大的社区。谈到教育与婚姻制度的重要性，虽然一个和尚对后者的了解很有限。我劝妇女尽可能嫁西藏男人，这样他们的孩子才会也是西藏人。

大多数屯垦区建于一九六○年到一九六五年之间。这期间我尽可能到各处巡视。虽然我从不考虑失败，但有时问题却似乎不可能克服。例如在马哈拉许德拉省的班德哈拉，第一批屯垦者于春天到达，刚好是炎热季节开始前。不到几个星期，就有一百人（五分之一的人数）死于酷热。我第一次去探望他们时，他们含着眼泪求我把他们疏散较凉爽的地区。我只能解释给他们听，他们到的时间是最坏的时间，现在最恶劣的时机已经熬过去了。他们应该已适应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学会利用环境。我劝他们再试一年，如果次年冬季我再来时，他们还是无法成功，我保证安排他们迁往别处。

结果此后事情就变得很顺利。十二个月后我回去，发现他们已大有改进。我跟营区的领袖见面时说﹕『原来你们没死光阿！』他笑着说，一切都正如我们所料。不过我必须说明，虽然这个社区后来都发展得很好，但由于炎热的问题，它的人数始终只有七百多人。原来我们分到三千英亩土地，预定每名屯民可分配一英亩，但由于人数不足，我们又丧失了两千三百英亩，这些土地被分配给其他难民——但他们也同样撑不久。

屯垦计划的一大困难在于，虽然我们对大多数障碍都早有准备，但还是会出现意料之外的问题。例如有个地方遭野猪野象肆虐，祂们不但破坏庄稼，而且狂性大发时还撞倒数栋房舍，杀害了好几个人。

我记得有位住在那儿的老喇嘛要我为他们祷告求保佑，但提到象这个字时，必须用梵文取代。在梵文中，这个字hathi原意为珍贵的动物，神话中象是慈善的象征。我懂他的意思，但这个字眼这种用法却令我十分惊讶。我想这位老喇嘛心目中认为，真正的象应该是一种仁慈的动物。

好几年以后，我在瑞士参观一处农场，发现他们有通电的围篱。我问导游这是否撑得住大象。他惊讶的回答，如果电压够高，应该没有什么不可以。所以我就送了一套这种装备到有象灾的屯垦区。

但并非所有的问题这么具体。有时问题出在传统文化使我们无法适应新环境。我记得很清楚，我第一次到拜拉库普时，屯民非常担心放火烧林会害死林中的小动物与昆虫。佛教徒最忌杀生，甚至有几位屯民来找我，提议中止这项工作。

有些跟海外救济机构合作的计划也因这个缘故而告失败。例如养鸡场和养猪场的计划都不曾成功过。西藏人生活再苦，也不愿从事用动物血肉生产食物的行业。有些外国人觉得这很可笑，他们指出，西藏人愿意吃肉，却不愿自行生产，这种态度相当不合理。

除此之外，在外国组织协助下进行的其他计划，大部分都很成功，我们的友人对结果也颇为满意。

获得工业先进国家的人民免费提供我们支持的经验，更坚定了我对宇宙责任（UniversalResponsibility）的基本信念，在我看来，它是人类进步之钥。没有宇宙责任的观念，世界的发展永远不会平等。许多人了解我们不能孤立于世界之外，大家应以兄弟姐妹相待的道理，全人类共同的进步才有可能实现。

有几位为难民奉献人生的外国人最令我难忘。其中之一是来自波澜的犹太人莫理士．弗利德曼（MauriceFriendmann），我一九五六年第一次见到他和一位波澜的画家朋友妫玛．戴薇（UmaDevi）。他们分别来到印度，追求印度式的生活。我们流亡来此时，他们是最先对我们伸出援手的人。

弗利德曼这时年纪已相当老，身体健康也不好。他驼背，镜片极厚的眼镜说明他视力不佳，但他有双透视人心的蓝眼睛和敏锐的思考力。他有时会顽固的坚持一项根本不可能成功的计划，令人恼火。但整个而言，他提供的建议，尤其有关建立儿童之家方面，都极具价值。戴薇比弗利德曼更倾向致力于灵性的修养，但年纪也不小，她把余年都用余为我的同胞服务。

还有一位重要人物是为瑞士红十字会工作的鲁提（Luthi），西藏人称他为『爸爸』（Pala）。他拥有无比的热情与活力，是一流的领导人才，替他工作的人都必须全力以赴，任劳任怨。一向悠游自在惯了的西藏人都觉得他的作风令人无法忍受，我知道有不少人私下怨言，但事实上他还是深受爱戴。我珍惜对他，以及其他像他这样的人的回忆，他们都全心全意的为我的同胞无私地奉献。

对西藏人而言，一九六○年代早期最重要的事件莫过于一九六二年的中印战争。战事开始时，我当然很难过，但难过之中还夹杂着恐惧。当时屯垦计划才刚刚起步，若干流浪营区距战门地点极近，十分危险，拉达克（Ladakh）与NEFA甚至被迫关闭。我的一部分同胞因而被迫第二度成为难民。更糟的是，我们的恩人印度人也受到驻扎西藏的中共士兵的侮辱。

幸好战争为时不久，但双方都死伤惨重，各有胜负。尼赫鲁反省他对中共的政策，不得不承认印度一直『生活在自塑的空中楼阁中』。

他毕生梦想解放全亚洲，使每个国家和谐共存。但现在证明，签署已十年的班察希尔备忘录只是一张废纸，这位古道热肠的政坛领袖维系它的努力都归于徒然。

直到尼赫鲁一九六四年去世为止。我一直跟他保持连络。他一直很关心西藏难民的困境，尤其儿童的教育问题最得他重视。很多人说，中印战争大大伤了他的心，我想这话没错。那年五月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我走进室内，就觉得他心情极其消沉。他刚中过一次风，身体很弱，形容焦悴地坐在靠椅上，背后垫着枕头。我注意到，除了身体方面的不适，他也有很大的心理压力。我们这次晤面的时间很短，我带着沉重的心情告辞。

那天后来他前去德拉屯，我到机场送行，并且遇见他的女儿英德拉．甘地夫人，一九五四年，她伴随父亲访问北京时，我就认识她了（最初我误以为她是尼赫鲁的妻子）。我告诉她，我对他父亲身体不适感到很遗憾。我甚至说，我恐怕再也见不到他了。

结果真是如此，他不到一周之内就去世了。虽然我无法参加他的火葬礼，但他的骨灰洒在阿拉哈巴德（Allahabad）三河汇流处时，我也在场。这对我而言是极大的殊荣，使我与他的家人更亲近。我见到英德拉。仪式结束后，她走过来，直视着我的眼睛﹕『你早就知道了！』

第十章 披着僧袍的狼

泽仁多玛也在一九六四年去世，她的工作由我的妹妹杰春佩玛接办，她的勇气与决心毫不逊色。今天，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中的育幼院仍经营得有声有色。

西藏儿童村在各屯垦区都设有分支机构，目前共收容教养六千多名儿童，达兰萨拉的儿童总数则在一千五百人左右。开始的时候大部分资金由印度政府提供，目前大部分开销则改由慈善组织『国际紧急救难组织』（SOSlnternational）负担。三十年来，目睹我们在教育方面的努力开花结果，令人十分欣慰。现在已有两千多个孩子大学毕业——他们大多就读印度大学，但到西方求学的人日渐增多。我向来极注重教育计划，尼赫鲁说过，孩子是我们最珍贵的资源，我一直牢记在心。

早期的学校只是一些破旧的建筑物，印度老师在此教一些背景极为悬殊的儿童。现在我们已拥有健全而够水准的西藏教职员，但也仍有很多位印度教育工作者参与。我要向这些人和他们的先驱者致最大的谢意，对那些为我的同胞奉献大部分人生，不辞环境艰苦与路程偏远的人，我实在无法充分表达感激之忱。

令人失望的方面则是，很多孩子（尤其是女孩）未能完成教育。这有时是因为他们自己缺乏兴趣，但有时则是家长的短视。我只要一有适当机会，就会说服家长，他们有责任不利用孩子谋眼前的近利，否则只受到部分教育的孩子，会因教育水准不够而坐失人生良机。这样会造成他们对人生失望与贪婪的心理。

夏士崔（LalBahadurShastri）继尼赫鲁为印度总理。尽管他只当权三年，我却经常见到他，而且非常敬重他。夏士崔如同尼赫鲁一样，善待西藏难民，甚至也是位政治上的盟友。

一九六五年秋天，泰国、菲律宾、马尔他、爱尔兰、尼加拉瓜与萨尔瓦多在联合国提出一项决议草案，重新讨论西藏问题。印度在夏士崔坚持下，也投票支持西藏。他当政期间，情势似乎很可能使西藏流亡政府获得印度承认。不幸的是这位总理活得不够久，而印度又再次参战，这次的对手是巴基斯坦。战争于一九六五年九月一日爆发。

达拉萨拉距印巴边界不到一百英里，我得以亲眼目睹战争的悲惨后果。战役开始不久，我就离家前往一个我常去的南部屯垦区。当时已是夜晚，因实施灯火管制，我们开往巴丹库特车站三小时路程中，都不能开车灯。一路遇到的其他车辆都是军车。我记得当时我心想着，老百姓都被迫躲起来，由国防武力出动，实在是很可悲的状况。但事实上，这些人都跟我一样，只不过是凡人。

好不容易到了火车站，我听见密集轰炸巴丹库特机场的炮声。一度还有喷射机从头顶尖啸而过，过一会儿就见高射炮曳光弹射入半空。这些可怕的声音令我胆战心惊，不过好在害怕的不止我一个。我搭火车出站的速度从没有像那晚那么快过。抵达南方，我先去看拜拉库普的原始难民屯垦区，当时是九月十日，它已成为三千两百人的家，还有砖瓦建筑的永久性住宅，钻井砍树的工作也都已完成，大家热忱的照原定计划展开农耕，每个人名誉上拥有一英亩土地，不过实际上是采合作耕种制度，只保留一部分供私人种自家食用的应时蔬果。主要的作物是稻米、玉米及粟米。我很高兴看到这样的进步，也更加强了我认定积极展望与决心，能发挥无比力量的信念。

整体而言，情况大有改善。我不必再面对濒临绝望边缘的人，也不必再作一些我自己都不敢相信的承诺。但尽管屯垦者的坚忍不拔已得到了回报，他们的生活还是相当困苦。

最初跟印度政府拟订屯垦计划时，我们是希望屯民五年之内就能自给自足，有多余的农产品可资出售，开始对印度的经济有所贡献。但我们没有料到这些人未经训练，大部分都缺乏农耕知识。无分商人、僧侣、军人、游牧者及单纯的村民，都一头栽进这项他们一无所知的新行业，其实我们不该那么乐观。

印度的热带农业跟高纬度的西藏农业相去甚远，所以即使对农耕略有所知的人，也得从头学习用牛耕田及维修耕耘机等。因此，即使经过将近五年，营区的状况仍相当落伍。

但现在回顾起来，我觉得一九六○年代中期还是该算西藏屯垦计划的一个高潮﹕大部分整地工作都已完成，在国际红十字会及其他人士的协助下，大部分难民都享有基本的医疗照顾——农耕机械也都很新，不像现在那么陈旧，亟待更换。

一九六五年这一次，我在拜拉库普停留一周到十天左右，接着我沿路拜访了米索（Mysore）、乌塔马康德（Ootamacund）及马德拉斯（Madras），最后来到印度最有文化气息的省份喀罗拉（Kerala）的省会崔凡举姆（Trivandrum）。我应邀住在省长家，但最后由于北方的战争，我只好在这儿住了数周之久。战争危险一直在升高，达兰萨拉已落了两枚炸弹。不过，这段时间并没有浪费。

我住在省长拉吉巴凡（Rajbavan）公馆的房间，正好在厨房对门，一天我偶然看见他们杀鸡做午餐；目睹鸡的脖子被扭断，我不禁想到，这可怜的动物不知受了多少苦。这一觉悟使我满心悔恨，我决定从此开始吃素。我前面已提过，西藏人不一定吃素，因为西藏蔬菜很稀少，肉类反而是我们的主食，但有些大乘经典规定，出家人都应该戒荤腥。

为了确定我所下的决定，我请他们送来食物。我仔细观察以英国口味烹调的鸡，加了洋葱与酱汁，闻起来十分诱人。但我觉得拒吃一点也没有困难。从那时开始，我就完全遵奉茹素的戒律，而且也不吃鱼和蛋了。

我很能适应新的戒律，而且觉得非常满足；严守纪律带给我一种成就感。早在一九五四年，我在北京就曾经在宴会上跟周恩来及另一名政客谈过这问题。另外那个人自称吃素，但他却吃蛋。我指出因为鸡从蛋来，蛋绝不能视作素食。我们发生强烈的争执——直到周恩来用外交手腕打断我们为止。

印巴战争于一九六六年一月十日结束。但一件不幸的事冲淡了欢乐的气氛——夏士崔总理在塔什干与巴基斯坦总统阿育布罕（AyubKhan）谈判和约时去世。和约签订后数小时内，他就与世长辞。

夏士崔虽然身材矮小赢弱，是个相当不起眼的人，却拥有过人的心智。脆弱的外表下是位杰出的领袖。他不像很多其他位居要津的人，他是个勇敢而有担当的人，绝不让事件牵着鼻子走，而会尽力掌握它们的发展方向。

不久，我应邀参加他的火葬礼。这真是件令人难过的事，尤其是因为这是毕生第一次从近距离看一具死尸。我虽身为佛教徒。每天观修死亡，却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我记得看着他僵硬的身躯安放在火葬架上，回忆起他的言行举止，以及他跟我分享的一些私人见闻。他曾告诉我，他是个严格的素食者，儿时他曾追一只受伤的猪儿绕圈子跑，直到祂力竭而死。这样的结局令他惶恐万分，所以他立誓再也不吃任何有生命的动物。如今不但印度失去了一位一流的政治家，全世界失去了一位开明的领袖，人类也失去了一位真正慈悲的仁者。

向夏士崔故总理致最后敬礼后，我回到达兰萨拉的途中，走访了德里若干收容作战受伤者的医院。我见到的大多数是军官，走在病床间，听见家属的哭声，我告诉自己，战争只有一个结果﹕带给人类无比的痛苦。冲突产生的其他结果，事实上都可以用和平的手段达成。唯一差堪安慰的是，这些医院中的伤患都得到良好的照顾﹕很多其他参战的人不见得能享用这么好的设备。

两周后，英德拉．甘地夫人宣誓就任总理。因为我每次见她的父亲，几乎也都会见到她，我觉得她很亲切，我有理由相信她对我也有同感。她不止一次推心置腹的把令她心烦的人或事向我倾吐。因为我自己觉得够了解她，所以在她第一个任期将届时，我提醒她，领袖必须跟老百姓保持联系。

我自己从小就学到，希望当领袖的人一定得时时亲近老百姓，否则很容易被周围的顾问与官员误导，他们很可能处于私心，不希望你把事情看得太清楚。

我同样感谢英德拉比照印度历任总理，同样照顾西藏难民。她是西藏家园基金会(TibetanHomeFoundation）（基地在莫梭瑞）的创始会员，在教育方面尤其尽心。她重视教育的程度，如同她的父亲卓具远见。虽然印度状态紧急，有人对她不满，甚至还有人称她为独裁者，但我认为，一九七七年三月，她面对选举结果，交出政权，表现极有风度。在我看来，这是绝佳的民主范例；虽然国会内外都存在着许多冲突，当她必须退出的时候，她做得非常干脆。我对美国的尼克森总统也持相同的看法。往往领袖权转移都会发生流血事件。只有真正文明的国度里，国会的程序才能超乎个人私利之上。

同一时期，中共的内政发展就截然不同。从一九六○年代中期，直到毛泽东一九七六年去世为止，全中国都陷入一片腥风血雨的混乱之中。文化大革命的真相很多年后才呈现在世人眼前，在这场漫无目标的混乱里，大权旁落到以女皇帝自居的江青手中。我也才算看清了共党领导人在一心一德的假面具下，私底下门得你死我活的真相。

不过，当时究竟混乱到什么程度，我们只能臆想而已。我跟很多西藏人一样，知道我们心爱的故国发生了可怕的事，但音讯全然不通；唯一的消息来源是偶尔获准越过边界的尼泊尔客商，他们不但所知少，而且往往早已过时。例如，直到事发一年后，我才知道一九六九年西藏好几个地区发生大规模抗暴。据某些报导指出，在中共报复行动中被杀的人数比一九五九年那次更多。

我们现在知道，这种骚动发生过很多次。当然，这时我已经跟北京那些称我为『披着僧袍的狼』的领袖没有直接联络。我成为中共仇视的焦点，在拉萨也常被诋毁为一个装成宗教领袖模样的骗子。中共说我是个贼、凶手兼强暴犯，他们还暗示说我跟甘地夫人私下发生多次惊世骇俗的秽行。

就这样，西藏难民陷入历时十五年的黑暗时期，回家的希望比我们刚开始流亡时更黯淡。但黑夜当然也是个修养的机会，这期间我们的屯垦计划总算有了成果。愈来愈多的人加入全印各地的新屯垦区，不再四处漂泊。同时，也有一部分难民离开印度，在全世界其他地区建立小社区。目前，我们约有一千二百人在英国，其他欧洲国家约各有数十人，还有个年轻人组的家庭住在爱尔兰。

随着第二波移民屯垦计划展开，西藏流亡政府也设立了几个海外办事处，分别位于加德满都、纽约、苏黎世、东京、伦敦及华盛顿。西藏驻外办事处除了照顾当地藏人的福利，也尽可能传播有关我们的国家、文化、历史，以及流亡所在地和故乡生活的资讯。

一九六八年，我打算离开住了八年的史瓦格阿夏兰姆（SwargAshram），搬入一栋名叫布林小屋（BrynCottage）的小房子。这座建筑房子虽没有比较大，但它的好处是周围有新建的一批房舍，足以容纳我的内务办公室和印度安全室，还有间会议室和我私人的办公室。西藏流亡政府现在已成为有数百名人员的组织，他们大部分迁至不远的办公区。在进行重新调配的同时，我母亲也在不大情愿的情况下，迁入新居喀什米尔小屋（KashmirCottage），使我得以恢复出家人的生活。

不久后，我着手重建南嘉寺院，该院的僧人原本住在史瓦格席兰姆上方的一所小屋里，现在则迁至距我住所不远的另一栋建筑。一九七○年，一间名为春拉康（Tsuglakhang）的新寺院也完工，自此我才有适当的场地，根据西藏传统历法，举行各种仪式。今天南嘉寺旁并成立了一所佛教辩论学院（SchoolofBuddhistDialectics），保存僧院中论辩的艺术。下午时分，寺外广场上经常济满了身着栗色僧袍的年轻僧人，为考试作练习，不时拍手或摇头。

一九六三年，我召集各教派领袖以及苯教代表开会。我们讨论各种困难以及克服之道，如何保存并传播西藏佛教文化的各种策略。经过数日讨论，我们获得充分的信心﹕只要有适当的设施，我们的宗教一定能生存下去。我在重建寺院后不久，又在南方的卡纳塔卡（Karnataka）省重建了甘丹、哲蚌、（Drepung）与色拉（Sera）寺，最初是把布哈杜尔劫后余生的一千三百名僧人安置其中。

现在我们流亡已迈入四十年关卡之际，欣欣向荣的寺院人口已超过六千人。我甚至敢说﹕我们的和尚人数已经太多了；毕竟重要的是这些人潜心向佛的诚意，而不在人多势众。

一九六○年代末期展开的另一项文化事业是西藏文献图书馆，馆中不仅搜罗四万多种藏文原始经典，也出版英文及藏文书籍。一九九○年，它出版了第两百种英文着作。图书馆外观为传统西藏风格，除了藏书之外，它还有一个博物馆，收藏多件由难民带到印度的文物。他们能随身携带的物品有限，很多人选了唐卡、经书或其他宗教手工艺品。通常他们都把这些东西奉献给达赖喇嘛，我又转赠给各文化机构。正式迁入布林小屋前，我大病一场，数周才痊愈。一九六六年初，印巴冲突告一段落，我回到达兰萨拉，热心开始吃素。西藏蔬菜很少有不加肉的，而厨子也经过相当一段时间才学会如何不用肉而使菜一样美味适口。同时，印度朋友告诉我，多喝牛奶及吃各种核仁来补充营养的重要性。我恪遵他们的劝告——不料二十个月后却罗患了严重的黄疸病。

第二天，我吐得很厉害。此后两三个星期，我完全没有食欲，而且感觉极度疲倦，动一动就得使出全身的力气。更明显的是，我的皮肤变成姜黄色，看起来倒颇像佛陀！过去有人说，达赖喇嘛像黄金笼里的囚徒，这一回我连身体都变成金色了。这场经诊断为B型肝炎的病终于痊愈了，但我消耗了大量的西藏药品（下一章我会作详细介绍）。我再次对吃感兴趣，医生叫我少吃油腻，减少核仁与牛奶的摄食量，同时我必须恢复吃肉。他们担心这场病会对我的肝脏造成永久性的伤害，因而缩短我的寿命。我请教的多数印度医生都持相同的看法，因此我只好心不甘情愿的放弃吃素。今天我除了灵性修养上的特殊需要，日常都吃肉。很多模仿我的榜样却遭到相同下场的西藏人，也都是如此。

我住在新家从一周开始就很愉快。这房子跟史瓦格阿夏兰姆一样，最初由英国人所建位于一座小山顶上，有一个小花园，四周有树。它眺望达拉达山与下面的达兰萨拉山谷，视野绝佳。除了门外有片广场可以供千人聚会演讲外，它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花园。我立刻开始工作，栽植了多种不同的果树与花卉，一切都亲自动手，因为园艺是我的一大爱好。可惜大部分树长得都不好，果子也不甜，不过很多动物，尤其是小袅经常来此，带给我不少安慰。

我喜欢观察野生动物尤胜于园艺。为此我特地在窗外搭了一个鸟食架，它周围有铁丝和网，以防较大的鸟和猛禽闯入，把小鸟吓跑。但有时这种措施还不够，我只好不时取出我抵达印度后才卖的空气枪，准备给这些贪婪的小家伙一个教训。儿时我在诺布林卡宫花了不少时间练习使用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留下的老式空气枪，所以我的枪法很准。当然我不会杀死祂们。我只想使祂们觉得痛，得到一个教训。

布林小屋的日子跟过去一样忙碌。每年冬季我都到屯垦区巡视，偶尔我也讲经。我继续研究宗教，此外我也开始学习西方思想，尤其是在科学、天文与哲学等方面。空间时间我重温一向喜爱的摄影。在我十三四岁的时候，我的称夏、跛足的色空仁波切送我一架箱型相机，那是我的第一架照相机。

最初，我把拍好的底片交给他拿去冲洗。他总假装相片是他照的（以免我万一照了什么不宜达赖喇嘛拍摄的镜头而感到尴尬），送到一名商人那儿。照片得运到印度冲洗。这程序总是令他非常紧张，因为如果照出来的东西不成体统，他必须负责！不过后来我在诺布林卡建了一个暗房，而且从我一位官员吉美搭仁那儿学会冲洗照片的技术。

我搬入新家庭后重拾的另一个老嗜好是修理手表。现在空间比以前宽敞，我可以拨出一个房间充作工作室。就我记忆所及，我一直对钟表和念珠着迷，这一点我跟十三世达赖喇嘛很像。往往我比较我们之间个性上的差异，就觉得我不可能是他的转世，但念及我们对钟表和念珠的相同爱好，我就恍悟这样的安排没有错。

我很小的时候，虽然随身带着我的前身的怀表，但我真正想要的却是一只手表——不过有人劝我不要戴。我一长大到足以说服色空仁波切我确实需要手表时，我就要他从拉萨市上卖了一只劳力士和一只奥米茄给我。说来似乎难以置信，早在中共闯入大军来教化我们之前，拉萨已卖得到瑞士名表。事实上，市场上几乎没有卖不到的东西，从英国香皂到上个月的生活书刊，都很容易到手。

不消说，新表一拿到手就被我拆开。我第一次看到机械结构的各个微小零件，不由得懊悔自己太过轻率。但不久我就学会如何把它们都装回去，及如何调整手表走快走慢。所以今天终于能有间工作室可以做这些事，真是令我非常愉快。我替家人和朋友修好很多只看来已无药可救的表；到今天我还把各种工具留在手边，但我已不大有时间再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了。更何况现在做的表，很多在打开时都难免会擦伤；我恐怕我交换给人家的表虽然能运作正常，但外表却不及原来的美观，不免使他们感到失望了。

大致上，我多多少少设法赶上现代科技，但是电子表当然超出我的能力范围。我只有一两次失败，一次是一只极漂亮的派提，菲利普表，是罗斯福总统送我的礼物，有秒针和日期。不但我修不好，送去请专业修表匠修理，他们也是一样无能为力。直到几年前，我趁访问瑞士之便，把它带到原制造商那儿修理，才恢复运转。好在我逃离拉萨时，它是在一名印度修表匠手中。还有一只修不好的表属于我政府里的一位官员﹕我很遗憾的承认，我把表装在信封里送回去——拆成一片零件。

我也要趁此谈谈我在印度养的三只猫。第一只于一九六○年代末来到我家。祂是一头黑白斑点的雌猫，名叫哲仁。祂有很多优点。最主要的是友善。我对家中宠物除了一进我家们就非成为和尚或尼师不可之外，其他的约束不多，但哲仁有个教我这个佛教徒难以容忍的缺点——祂一见老鼠就非追不可。我不得经常管教祂。很不幸的，祂就因此送了命。我有次逮到祂在我屋子里杀死一只老鼠。我朝祂大吼，祂急忙爬到布幔上，一不小心失足跌了下来，受到重伤。虽然我尽可能悉心照顾祂，几天后祂还是死了。

不久之后，我在花园里捡到一只小猫。祂显然已遭母亲遗弃。我抱起祂，发现祂跛了一只后腿，跟哲仁死时一模一样，我把这只小猫带回家照顾，直到祂能重新行走为止。祂也是雌猫，但长得比较漂亮，性格也比哲仁温顺。祂跟两头狗也处得很好，祂尤其喜欢躺在桑吉毛茸茸的胸前。

在这只猫继两只狗死去以后，我决定不再养宠物。正如我的亲教师，热爱小动物的林仁波切所说的﹕『宠物到头来只成为主人另一个焦虑之源。』更何况，从佛教徒的观点看来，当众生需要你挂念祷告时，只照顾一两头动物是不够的。

不过，一九八八年冬季，我正好注意到面对我前门的厨房里，有只生病的小猫跟着母猫。我惊讶的发现祂也跛了脚，就跟前两只猫一样。因此我用吸管喂祂西藏草药和牛奶，直到祂能自立生活为止，现在祂已成为我家的一员，本书写作的时候，祂还没有名字﹕早晚会有的。祂非常活泼而好奇，家中每次有客来访，祂一定会来查看。到目前为止，祂都很守规矩，不追逐别的动物，但有机会的话，，祂却会偷吃我桌上的食物。

我观察动物有一个心得----即使经过训养，牠还是会不顾生活的舒适，一有机会就跑到外面去。这促使我更加相信自由是所有生物的基本需求。

对我而言，三十一年流亡生涯最重要的一项收获，就是有机会跟各行各业的人晤面。好在印度是一个自由国家，我要见谁都不受限制。

我偶尔会遇见一些真正杰出的人物，有时也会碰到一些令人讨厌，甚至心理有问题的人，但一般而言还是普通人居多。

我见到人总以尽量帮助他们和向他们学习为目的。

有时人们在我面前表现得很笨拙，但就我记忆所及，我跟所有的访客分别时都成了朋友。我相信这都是以诚待人的结果。

我尤其喜欢跟来自不同背景的人（包括来自不同的宗教传统）见面。库里辛那穆提（J．Krishnamurti）是个着名的例子。他给我很深的印象，他思路敏捷，学问渊博，虽然外表温和，他对人生及其意义的看法却十分明确。我也见到很多从他受教，获益非浅的人。

这期间我最快乐的回忆是有幸接待美国本笃教会的汤玛士．墨顿神父。他一九六八年十一月来到达兰萨拉，数周后他就在泰国去世。我们连续三天见面。每次共处两小时。墨顿身材中等，体格健硕，头发比我还少，但并不是因为像我一样剃度才如此。他穿一只大皮鞋，厚重的白色法衣上还系着一条粗大的皮腰带。但比他令人难忘的外表更予人深刻印象的是他焕发于外的内心生活。我看得出他是个谦逊而极具灵性修养的人。这是我第一次跟基督教人士相处而受到如此精神上的感动。后来我也遇到其他有类似修养的人，但透过墨顿，我才知道『基督徒』一辞的真正意义是什么。

我们的会晤气氛非常愉快。墨顿极具幽默感，且见多识广。我称他为天主教「格西（geshe）」。我们谈论双方都感兴趣的知性与灵性方面的问题，并交换有关鬙院修行的资讯。我对西方的僧院传统甚为好奇，他告诉我很多令我意外的事，例如基督教沈思时不需要摆出特别的姿势，而据我所学，姿势与呼吸的方法都非常重要。我们也讨论到基督教僧侣与修女的誓辞。

墨顿则希望多了解菩萨的理想。他还希望找位能为他启蒙密教的上师。整个而言，我们的交谈甚有裨益——尤其我从而发现佛教跟基督教有很多相似之处。因此我听到他忽然死亡的消息，极感难过。墨顿可视为我们两种迥然不同的宗教文化之间的一座有力的桥梁。最重要的，他帮助我了解，所有教人相爱与慈悲的主要宗教，都能产生善良的人。

自从与墨顿神父晤面后，我跟其他基督徒也有多次接触。我访问欧洲时，曾参观很多不同国家的修道院，每次都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所见僧侣对他们的神召表现的虔诚，令我羡慕。虽然他们人数不多，我却感觉得出，他们有极高的信仰诚意。相对的，我们西藏人即使在流亡之中，也维持相当大的僧侣人口——占据流亡人口百分之四到五——但虔诚的程度却不见得都那么高。

我也很佩服基督教各教派透过慈善机构，在健康与教育方面所做的实际工作。印度就有很多了不起的例子。我们在这方面有很多该向基督教的弟兄姊妹学习之处﹕如果佛教徒也能对社会作类似贡献，一定很有用。我觉得佛教僧侣往往只是嘴里大谈慈悲，做得却很少。我曾数度与西藏人及其他佛教徒谈及此事，积极鼓励建立类似的机构。但我同样觉得，我们也有值得基督徒学习之处。比方说，我们沈思打坐与把思考集中于一点的技巧，或许能在宗教生活的其他方面对他们有所帮助。

一九六○年结束时，我安排十万名西藏流亡人士在印度、尼泊尔及不丹屯垦的梦想，也达初步完成的阶段，因此虽然来自西藏的少数消息都令人沮丧，我仍然以实际而有根据的乐观态度展望未来。不过，两组非我控制之内的事件提醒我，目前的处境依旧危机重重。

第一组事件与四千名左右定居在不丹的难民有关。不丹王国位于印度东方，西藏中部乌昌省南方，地处偏远。它像西藏一样，地形多山，人民信奉与我们同一派的佛教，极为虔诚。但跟西藏不同处在于它是联合国的正式会员。

不丹已故的国王对流亡到他国内的西藏人非常仁慈。在印度政府协助下，他为我的同胞提供土地和交通，并协助建立农业屯垦区。

开始时一切顺利，西藏人都很满意。一九七四年我在菩提伽耶举办第一次时轮金刚灌顶法会时，见到他们一群人，得知他们都生活得很好，我也很高兴。他们对地主赞誉备至，尤其是最近登基的新王吉美旺秋。他处理国事的成熟稳重，令所有的人佩服。但是不过几个月，突然有了变故。西藏社区二十二位受到敬重的人士突遭逮捕，受酷刑拷问后，未经审判就关入首都听普的监狱。我的私人代表拉汀（与先王有亲戚关系）也在其中。这消息令我很难过，我觉得应先进行彻底的调查（虽然我根本不相信这些人所受阴谋叛乱的指控）。但从未有调查，真相始终不明。最后我才知道，这些西藏人原来被利用作不丹政府内部纠纷的替罪羔羊。

这次不幸事件后，很多西藏人决心离开不丹。但留下的人此后的生活也很平静，尽管有些不利于他们的怀疑与敌意仍然存在。无论如何，我还是很感激不丹的人民与政府为我的同胞所作的一切，并确信我们传统的友谊未来一定会恢复。

另一不幸的事件与美国中情局训练、供给装备的游击队有关，他们继续用暴力手段为争取西藏自由而奋门。我不止一次从嘉洛通笃及其他人口中，听到这类行动的情形，但从未与闻整个的细节。不过我知道，一九六○年，尼泊尔北部最偏远，与西藏交界的木斯塘（Mustang）地区，成立了一个游击基地。由数千名流亡人士的壮丁组成的部队驻扎在那儿（但只有少部分人实际受过美国人的训练）。不幸这个基地的后勤补给未经妥善规划，以至多次狙击行动都遇到困难。但不管怎么说，比起在西藏内部从事门争的那些勇敢逾常的自由门士面临的危险，当然又不算什么了。这处基地开始运作后，游击队曾多次痛击中共部队，有次还摧毁一个运输队。这次突击掳获一批文件，载明一九五九年三月到一九六○年九月之间中共在拉萨屠杀八万七千人。这些胜利颇能鼓舞士气。但缺少持续有力的后续行动这项事实，恐怕只是带给西藏人民更大的痛苦。更糟的是，这些活动予中共政府把西藏争独立运动指为外国阴谋的口实——但独立运动当然是全西藏主动的。

美国自从一九七○年代承认中共，就断绝了对西藏的支持——这证明他们的援助只是反共政策的一环，而不是真心要恢复西藏的独立。

不过游击队决心继续战门下去，这使得深受其扰的中共要求尼泊尔政府解除木斯塘部队的武装，尽管这些西藏人跟尼泊尔政府之间暗中必定有某种协议，是不问可知的事实。但当尼泊尔试图这么做的时候，游击队悍然拒绝，他们说，即使此后要跟尼泊尔军队作战也要打下去。

我虽然佩服游击队的决心，却从不支持他们的活动，这时我知道我必须干预。我知道唯有亲自提出请求才能打动他们。因此我指示前任侍卫总管塔克拉（P．T．Takla）带我的录音信去见他们的首领，我在信中指出，跟尼泊尔作战没有意义，尤其因为有数千名西藏难民在尼泊尔定居，战争势必连累他们，何况他们本该感谢尼泊尔政府。因此他们该放下武器，开始和平的定居下来。西藏的奋门绝非一蹴可几，必须从长计议。

后来，塔克拉告诉我，很多人有被背叛的感觉——少数几位领袖竟刎劲自杀也不肯离开。我听到这消息真是万分彷徨。我对呼吁自由门士撤退一事的感觉无可讳言是相当复杂。要求他们违反对西藏无与伦比的勇气、忠诚与爱，似乎是个错误，但我从内心深处知道，只有这么做才正确。

绝大部分游击队放下了武器，但少数人（大约不到一百人）无视于我的请求，结果被尼泊尔军队逐出国界。最后他们遇到埋伏，壮烈战死。这可能正符合他们的心愿，而西藏流亡史上最悲惨的一页也于焉结束。

第十一章 自东徂西

一九六七年秋天，我首度离开印度国境，到日本、泰国旅行。从那时候起我就常常出国游化——即使我的中共兄弟姊妹常从中作梗。虽然我的海外旅行绝大多数纯粹是私人性质；不幸的是，中国官方总视之为政治性的，如果看到任何人与我会见，不免又要发表政治声明。因此，有一段期间，主要的公共人物都避免和物品结识，以免招致其祖国政府与中国的不快。

当时，越战打得正热。我记得班机拉高后，机外另有一架大的飞机，爬得比我们还高。那是一架B52轰炸机。我悲怆地意识到，这架飞机即将卸下炸弹，不仅将彼及海洋，也将危害如我这样的人类。而我更是惊慌地发现，即使在离地三万呎的高空，还是无法避免目睹人与人残虐相待的一幕。

飞抵东京，我乐于发掘到较佳的人性迹象。我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即是非比寻常的整洁。任何东西都远比我从前所见者干净。我立刻发现这种强调外在秩序的惯性，甚至扩及于食物，所有的饮馔吃食总是精致地陈列。根据日本人的感性，盘中的陈列看来似乎比口味来得重要。另一件立时震慑我的是，大量的车流在街道中固定地来回穿梭，全天侯不停地输送人与货物。目睹此景，使我对现代科技利益的巨大潜力，印象深刻。我尤其感到兴趣的是，我发觉尽管日本达到极大的物质成就，却并没有丧失其历史文化与价值的视野。

在日本时，我很高兴见到许多年轻的西藏留学生。我也欣然见到一些能说藏语的日本人，他们对西藏均有相当程度的了解。晚近，达赖喇嘛十三世时代，日本学者也曾到西藏取经。所以能重建两国关系，是乐事一桩，虽然我现在是难民身分。

我对泰国的印象则迥然不同。我所见的泰国人皆乐于安逸度日，正好与日本成一对比。在日本，即使是侍者，也给我正谨从事的冲击。换言之，某些泰人遵守的成规，我认为无疑是难以办到的。根据泰国的习俗，在家人应该恒常对僧伽保持恭敬，正因佛教僧侣制度举国皆知。不过，让一名僧侣接受这样的尊崇，甚至五体投地的礼拜，完全错误。要习惯如此，对我而言，十分困难。在正常的状况下，我总是希望能回礼。而当我尽力克制自己时，往往发现手已不听指挥地独自行动了。

而在访泰期间后续的场合里，这项在家人『过度』尊重出家人的传统，在我受邀与泰王共进午餐时，给我带来了有趣的难题。究竟我应不应该与他握手？或许他会认为我大可不必如此。没有人真正知道该怎么做。当天，他走上前来，热切地与我握手。

在泰国，另一项困扰我的是，天气热得令人昏弦，甚至比印度南部还热。除了热，还有蚊子，两项因素加起来，要想安眠实在有问题。在正面的影响方面，我有幸谒见一些高僧，留下深刻印象。如同在日本一样，泰国在许多共通的常规方面，由于不同的传统所致，有许多值得探讨之处——如此促使我看待泰国传统下的佛教，为一极具完美形式的佛教。

一九七三年，我首度前往欧洲及斯堪地那维亚。这趟旅行费时六星期，足迹遍及十一个国家。到最后，我真是累坏了。不过，我还是很高兴有此机会，见识了这么多地方，会见了这么多新朋友。我也很乐于籍此革新一些古老的习惯。尤其是再度见到哈勒，更使我兴奋。他仍是一贯地明朗，他的幽默感亦如以往粗鲁而世俗。他曾经去过达兰萨拉，不过，那已是和我分手的许久年之后，而他那头我孩提时总是籍以取乐的黄发，已变得一片灰白。除此之外，岁月并没有使他改变太多。他矫健的登山人体魄，仍令我着迷。虽然他身上累积了更多伤痕；幸运的是，在一次带队探勘新几内亚的意外事故中，他仍能全身而归。

我的第一站是罗马，在那里会见了教宗。飞机即将降落的剎那，我颇好奇地想看看陆地景观能否对臆想中理应存在的东西巨大差距，提示任何线索。即使我看过无数欧洲城市。飞机着落后，我直接前往梵蒂冈。我发现圣彼得大教堂在某些方面让我想起了布达拉宫，例如教堂的规模和伟大的古老建筑。另一方面，穿着色彩艳丽制服的瑞士卫兵似乎相当古怪。他们看起来活像是门口的装饰。我和教宗保禄六世会谈的时间非常短，但是我利用这个机会对他表达了我的信念——宗教对所有人类的重要性，不管这个宗教有什么特别的信条。他完全同意我的见解，我们在非常良好的关系下互道再见。

第二天我飞往瑞士访问一周。我在瑞士见到瑞士家庭认养的两百名西藏儿童。这些孩子看到我的时候，显得害羞、行动笨拙。令人难过的是，这些孩子完全不会说藏语（然而，一九七九年，我再度访问瑞士时，这种情形已经改善很多了。孩子们已经上过藏文课，而且还能对我说一些不标准的藏语，就像我所说的破英语一样）。想起这些孩子六年前的悲惨景况，我很高兴今天能看到他们欢笑的脸孔，并且发现，就像我所希望的一样，瑞士人民已经张开双手欢迎他们。看来他们的确是在慈爱的气氛下成长。

之后，我从瑞士飞往荷兰，在那儿我见到了一位犹太教士。这是一种令人非常感动的经验，虽然我们语言不通，无法交谈，但是不需要语言，我从他的眼睛里清楚地看到犹太人所蒙受的苦难，我也为之落泪。我只在尼德兰停留二天；在飞往爱尔兰之前，在比利时停留了几个小时。然后是挪威、瑞典和丹麦，每个国家都只停留一天或两天。时间太仓促了，我只能对这些国家留下极浮面的印象。但是不管我去那里，每个地方都同样是仁慈、友善并且渴望知道西藏的事情。看来我的国家对世上许多人有一种特殊的魔力、在这次费力的旅程中，有许多特别的喜悦。其中之一就是让我有机会亲自答谢那些曾经帮助过西藏难民的国际友人。例如，在挪威、丹麦、瑞典时，我就拜访了实现西藏青年男女接受机械、农业专业训练梦想的组织。

这此旅程中，我大部分的时间是化在大英国协——我一共停留了十天，并且很高兴见到我的信念得到事实俱在的佐证，在所有的西方国家中，英国和西藏的连结最密切。令我吃惊的是，我遇见一些非常老的人能用藏语与我交谈。原来他们或是他们的父母曾经派驻西藏为官。其中一位是理查森，十年前他到印度达兰萨拉时，我曾经见过他。

在英国期间我遇见了麦克米伦爵士（HaroldMacmillan），我对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看起来非常的好，他的仪态威严、谦逊，非常引人注目。他也对宗教有兴趣。我认识的另一位先生，后来成为我重要的朋友，他是西敏寺的主持牧师卡本特（EdwardCarpenter），他的太太一向称我『我的孩子』。

虽然在一九六○年时，我曾经在印度的报纸上看到艾森毫总统说，如果达赖喇嘛去美国，他会接待达赖喇嘛。一九七二年我试探前往美国的可能性，但是他们暗示在取得签证上会有些困难。自然，我很想看看在这地球上据说是最富裕、最自由的国家，但是直到一九七九年我才得以成行。

我一到达纽约——这是我第一次来，我立刻就感受到自由的气氛。我所看见的人都非常友善、开放、放松。但是同时，我却又不禁注意到这个城市的某些地方却是这么脏乱。我也很遗憾地看到好多流浪汉以及无家可归的人露宿门口。这种景象令我惊异，在这个普遍富庶、繁荣的土地上竟然会有乞丐。我回想起我的共党朋友曾经告诉我的『美帝纸老虎的不公正』以及它如何利用穷人来图利富人。另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是，虽然如同许多东方人，我认为美国是自由的门士；但是，我发现事实上极少美国人知道西藏的命运。现在我更进一步了解美国，我已经明白，在某些地方，美国的政治制度并没有遵循它自己的理念。

这并不是说我对这第一趟的美国之旅不是非常高兴，也不是说我没有看到许多令我印象深刻的事物。我特别喜欢向许多学生听众演讲，演讲时，我发现了持续的善意。不管我的英语说得多破，不管人们是否真知道我提到的每一件事，我所得到的回应都是温暖的。这使我克服了羞于用英语公开演说的弱点，也帮助我增长了自信，对于这一点我非常感激。然而现在我怀疑是否因为这种善意而使得我失去了改善英语能力的决心。因为虽然我现在下定加强英语能力的决心，但是当我一回到达兰萨拉，我发现决心已经完全消散了。结果我还是继续偏好和德国人、法国人以及其他欧洲人士交谈，许多欧洲人士都和我一样，使用不合文法、口音浓厚的英语。我很不喜欢用英语和英美人士交谈，因为有许多人当面就说我非常保守、拘谨。

总体说来，我发现西方社会有许多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我特别赞叹西方社会的精力、创造力以及对知识的渴求。另一方面，一些西方生活方式的事物也使我关切、例如我注意到人们倾向以『黑和白』『这个或那个』来思考，而忽略彼此的依赖、相对的事实。他们没有看到灰色地带——灰色地带必然存在于这两种观点之间。

我看到另一种现象是﹕在西方社会中，有许多人在大都市生活得非常舒适，但是实际上他们却远离广大的人群。我发现这种现象很奇怪——在这种物质优渥的环境下，和数以千计的兄弟姊妹作邻居，有这么多的人却只能对自己养的猫狗表达真正的感情。这显示了他们缺乏心灵慰藉。我以为，问题的一部分也许是在这些国家中紧张的竞争生活所致，这种生活似乎会滋生恐惧和深厚的不安全感。我自己就曾经在一位非常有钱的人家中看到这种疏离感的征后。在某次国外旅程中，这位富人请我到他家作客。那是一栋非常大的私人住宅，家中所陈设的一切都使人觉得方便、舒适，而且设备应有尽有。然而一走进浴室，我不禁注意到洗手台上搁置两大瓶药丸。一瓶是装镇静剂、另一瓶是安眠药。这是另一项明证﹕单单物质的繁荣并不足以为人类带来持久的快乐。

诚如我前面说过，我常常应邀出国访问，也常常有人请我演讲。当我受邀为人演讲时，我的理路有三种，第一，作为一个人，我向人们谈到我所谓的『宇宙责任』（Unversalresponsibility）——我的意思是我们每一个人对彼此、对一切有情众生，同时也对大自然负有一种责任。

第二，作为一名佛教僧侣，我试着去促进不同宗教之间达成更好的和谐和了解。诚如我曾经说过，我坚信所有的宗教目的都是在帮助人类臻于至善，虽然彼此有哲学上的差异，某些还是根本的差异，但是它们的目的都在帮助人们找到快乐。这并不表示我倡导任何形式的世界宗教或无上宗教。相反地，我把宗教看成是药。对病人不同的病情，医生会开出不同的药方。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生同一种心『病』，所以需要不同种类的心药。

最后，身为西藏人，尤其我还是达赖喇嘛，所以每当有人表示有兴趣时，我就谈谈自己的国家、人民和文化。每当人们表示关心我的祖国和中共占据下西藏男女同胞所受的苦难时，我受到极大的鼓励﹕这种关心也激励我继续为正义而奋门的决心，但是我并不认为这些支持立场的人是『亲西藏』﹕相反地，我认为他们是『亲正义』。

旅行途中，我曾经注意到年轻的朋友对我所说的内容极感兴趣。我猜想这种狂热可能是因为我坚持完全不拘礼节的与他们见面所致。就我这方面来说，我非常重视与年轻听众之间的交流。他们询问我所有的事情，从佛教的空性哲学、我对宇宙、现代物理的看法到性和道德。我最欣赏的问题就是那些出乎我意料以及复杂的问题。他们的问题对我极有助益，因为这样一来就强迫我去研究那些不会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这变得有点像辩论。

我看到的另一种现象是﹕许多和我谈话的人，尤其是在西方，都具有高度怀疑的性情。我以为这可能是相当正面的，不过有一条但书，这种怀疑要用来当作进一步研究的基础才行。

也许最有怀疑倾向的就是新闻记者们。因为我是达赖喇嘛，我无可避免地要和他们大量接触，尤其是我在旅游时。然而，虽然常常有人说世界上自由报纸的记者先生、小姐们非常难缠，笔下不饶人，但是我发现一般说来并不是这样。大部分的记者都很友善，即使有时候一开始的气氛有些紧张，偶尔记者招待会变成严肃的争论。如果有这种情况，在谈到政治时，我通常是中断，因为我竭力避免这种现象发生。人们有权坚持自己的意见，而我也不把试着改变别人的心意当成是我的角色。

在最近的一次国王旅行中，这种情形真的发生了。在记者招待会结束之后，有些人认为达赖喇嘛的回答不好。然而我倒是无所谓。人们必须自己来判定西藏的立场是否为正义。

比这种古怪、令人不满的会面更糟的是在电视访问上所发生的一些意外。有一次我在法国，应邀在一个现场播出的新闻节目上露面。他们对我说，主持人会用法语直接对我说。他所说的话立刻经由一具小耳机翻译成英语传给我知道。但在节目中，我无法了解耳机里面说什么！

在另一个场合里，当时我正在华盛顿。我应邀去作相同的事情，只是这一次是我一个人坐在播音室里，访问者从纽约向我问话。工作人员要我注视荧幕，不过荧幕上出现的不是他而是我自己。这实在令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发现对着自己说话是如此令人慌乱。结果我说不出话来！

每次我出国旅行时，我都尽可能地接触其他宗教的行者，我这样作是为了培养不同信仰之间的对话。在某次旅游中，我遇见了一些和我想法相同的基督教徒。这次见面促成两个宗教之间的某些交流，一些西藏僧侣到基督教会中住了一些星期，同时相同数目的基督教士也来到印度。事实证明了这对彼此的教团都有极大的好处。特别是让我更加知道其他人的思考方式。

在我见过的许多宗教人士中，我要谈谈一些人。我对现任的教宗非常尊重。一开始，我们的背景有些相似，这使我们有了立即而共同的立场。第一次见面我就知道他是一位非常实际的人，他心胸广大、开放。我毫不怀疑他是位伟大的精神领袖。任何一位能称呼谋杀自己的凶手为『兄弟』的人，就像教宗约翰．保禄一样，必定是位大修行人。

一九八八年在英国牛津开完会后，我返回印度，在德里机场遇见了德蕾莎修女。她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我对她非常非常的敬重。我立刻就被她纯然谦逊的风度所感动。从佛教徒的观点来说，她可以说是一位菩萨。

另一位被我认为具有高度开展的心灵导师是一位天主教修士，我在他的隐修处见到他。那个地方在西班牙境内，接近蒙塞拉（Monserrat）。他在那个隐修处住了许多年，就像东方的圣人一样，只靠面包、水和少许的茶生存。他只会说一点英语——甚至比我还要差——但是从他的眼睛，我可以明白在我面前的人是一位高人、一位真正的宗教行者。我问到他修什么时，他只告诉我﹕『爱』。从那时起，我就一直把他视为现代密勒日巴。密勒日巴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都远离人群，住在岩洞里禅修，并且随兴唱出劝人修行的道情。

我曾经和一位宗教领袖相谈甚欢好几次，他就是前坎特伯里大主教朗西（RoberRuncie）博士（他那位勇敢的使者，TerryWaite，在我的祈祷中从未忘记他）。我们彼此交换政教上的看法，我们都同意服务人类是宗教的明确责任，但是不能忽略现实。宗教人士只念念祈祷文是不够的。相反地，他们实际上不得不贡献他们的一切所能来解决世界问题。

我记得有一次有位印度政治家请我谈谈这种观点。他相当谦抑的告诉我﹕『噢！可是我们是政治人物，不是宗教人士。我们的第一要务是用政治来服务人民』。我这么回答他﹕『政治人物比那些隐居潜修的人更需要宗教。如果一位隐士以恶心来做事，他只伤害到他自己。但是如果一个能直接影响整个社会的人以恶心来做事，那么就会有许多人受害了。我一点也不觉得宗教和政治之间有什么矛盾。宗教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我所关注的而言。任何发自善心的行为就是宗教行为。在另一方面，一群不具有善心的人们在寺庙或教堂聚会，即使他们一起祈祷，也不算宗教活动。』

虽然我没有攀附权贵，但是在旅行中我也认识了一些政治人物。其中一位就是前英国首相爱德华．奚斯。我见过他四次。我们第一次私人会谈时，我发现他就像尼赫鲁一样，转注听我说话对他而言是有些困难，然而在往后的三次会谈中，我们对西藏、中国做了长而坦率的讨论。讨论中，奚斯表达了他对中国农业成就的热中。以他新近访问过西藏的看法，他告诉我，我应该了解我的祖国已经发生了许多变迁——特别是在人民支持达赖喇嘛的态度上。他以为，尤其在较年轻的一代中，对达赖喇嘛的支持正在迅速的消退。

从这么一位资深的政治家口中听到这些非常有趣的观点，尤其是他曾和北京广泛地交涉过。然而我对他解释说﹕『我关心的不是达赖喇嘛的地位，而是生活在中共占领下六百万藏人的权利』。之后，我接着告诉他，至于我所知道的情形，在西藏境内年轻一辈对达赖喇嘛的支持正在前所未见的最高点，我流亡印度也使西藏人以较之往常不可能办到的方式团结起来。

我们仍然继续保持联系，虽然意见不同，但我仍然看重奚斯先生对世界事务的精湛理解。然而我也同时对中共颠倒黑白、欺瞒世人的本事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连国际事务经验这么丰富的奚斯也会被骗。

在过去二十年左右，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西方国家对佛法的兴趣正在快速增长。我不认为这种现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当然我是很高兴，现在全世界的西藏佛法中心逾五百家，许多是在欧洲和北美。如果有人能从佛法得到利益，我一向是随喜。然而，当人们真的要改变宗教信仰时，我通常会劝他们三思而行。冒然信仰新的宗教会引起心理的冲突，而且几乎常常是困难重重。

然而，即使在这些佛法才刚传入的地方，为了赐福那些想参与法会的人，我曾在一些场合里举行了宗教仪式。例如，我曾在印度以外、不只是一个国家里面传授时轮金刚灌顶——我这么作的动机并非只是想使别人能从某些方面来了解西藏的生活和思考方式，我也想在内在层次上对世界和平尽一份力。

谈到『佛法传布于西方』这个主题时，我想说我已经注意到在新近人们的行者中，有些宗派意识的倾向。这是完全错误的。宗教不应成为冲突的来源——人类社区中分裂的进一步因素。就我自己的立场来说，我甚至参加过其他宗教的宗教仪式，因为我深深地尊重不同宗教对促进人类福祉所作的贡献。我也效法古今许多西藏喇嘛的榜样，我继续尽可能地从许多不同教派那儿学习教法。因为某些思想学派觉得一位行者坚守他或她自己的传统是值得的，只要他们认为合适，永远可以随心做去。西藏社会向来非常容忍他人的信仰。因此我坚决支持自由的路线。宗派意识是毒药。

至于我个人的宗教修持，我努力让我的生活过得如我所谓的『标准菩萨』。根据佛教的思想，菩萨是在成佛的道上、为了帮助所有其他的有情众生从痛苦中解脱，而把自己完全奉献出来。Bodhisattva这个名词可以分成两部分﹕Bodhi的意思是对实相究竟本质的了解或智慧﹕Sattva的意思是被无缘大悲所驱动的人。透过这种词义的翻译我们可以得到最好的了解。『标准菩萨』是一种愿心——想要用无限智慧来修习无限大悲。为了帮助我达成这种要求，我选择出家成为佛教僧侣。在西藏戒律中，比丘要守二百五十三条戒（比丘尼要守三百六十四条戒），我还要尽我所能使戒律精严，我使自己远离了许多生命中的颠倒和忧虑。某一些戒条主要是规定礼节，例如一位和尚应该走在本寺方丈后面几步距离；另一些戒条则是和行为有关。四根本戒则是简单的禁令﹕也就是说和尚不可以杀生、偷盗或打狂语（谎称自己已得XX果、XX菩萨、证到XX）。和尚也一定要严守禁欲。如果他破了其中任何一条，他就不再是个和尚了。

有时候有人会问我禁欲是否真的值得，是否真的可能。我们可以说禁欲并不是单单压抑性欲而已。相反地，你必须完全接受这些欲望的存在，并且用理性的力量来超越它们。当你成功时，心智会受益良多。性欲之所以麻烦是因为它是一种盲目的欲望，说『我想和这个人做爱』是在表达一种欲望，这种欲望和『我想根除世人的贫穷』比起来，后者是有知性指向的欲望。此外，性欲的欢愉只会带来短暂的满足。诚如印度的大学者龙树所说﹕

当你痒的时候，搔搔痒处会有快感；

但是一点也不痒要比搔痒得乐来得好

至于我的每日修法功课﹕我每天至少化五个半小时在祈祷、禅修、研读。特别是，在一天里的零星空檔时间，例如吃饭、旅行时，我之所以祈祷是因为三点理由﹕

第一，它帮助我完成每天的责任；

第二，他帮助我充实地度过时光；

第三，它缓和恐惧。更严肃的是，身为佛教徒，我认为宗教修行和每天生活之间并没任何区别。宗教修行是全天后二十四小时的职业。事实上，每天的各种活动，从醒来到漱洗、吃饭，甚至睡觉都有相关的祈祷文。对密宗行者来说，在睡觉和做梦时所用的修法是面对死亡最重要的准备。

然而，对我个人而言，每天一大清早是修法的最佳时段，心正处于最清新、最敏锐的时候。因此我每天都是四点左右就起床。一醒来，我就开始念咒。接着我喝热水和吃药，之后才是拜佛半小时。拜佛的目的有双重﹕

第一，它增长我的福德（以恰当的动机）；

第二，它是一种好的运动。在我拜佛之后，我刷牙洗脸——还要一边念着祈祷文。然后，一般说来我都出外散步，边散步我口中还要念咒，直到五点十五分吃早餐为止。我早餐要花半小时（早餐相当丰盛），我一边吃早点，一边还要阅读经书。

从五点四十五分直到八点钟左右，我用来静坐，中间只有在听六点半BBC环球广播的新闻节目时，我才会暂时中止功课。然后，从八点至到中午，我研读佛教哲学。中午到十二点半吃午饭之间，我批阅公文或报纸，但是在吃午餐的时候，我又一边吃一边读经书。下午一点，我走进办公室，处理政府要务和其他事情，并且接见民众，直到下午五点。我一回到家中又要作另一次短暂的祈祷、禅坐。如果电视上有值得看的节目，我就会看一段，之后在六点时喝茶。喝完茶之后——喝茶时我再次阅读经书——我念诵祈祷文，直到晚上八点半或九点——这时侯是我就寝的时间。然后接着是高卧酣睡。当然，这套起居活动并非一成不变。有些早上我会参加『供养』，或下午时我会开示说法。但是我依然很少改变每天的修法功课——每天早上和傍晚的祈祷和静坐。

这种修法背后的理论基础相当简单。在修法的第一部分中，当我拜佛时，我皈依佛、法、僧三宝；下一个阶段是发菩提心或善心。在这个阶段中首先认识到一切事物的无常性，其次是要了解存在的本质是痛苦。以这两种观点为基础，就可能生起利他之心。

为了要在我心中生起利他之心，我修持特定的心灵练习，这种心灵练习能促进对一切有情众生的爱，尤其是包括我所谓的敌人。例如，我提醒我自己，是这些人的行为而不是这些人本身，使他们成为我的敌人。行为改变了，同一个人可以轻易地成为一位善友。

我禅修的其他部分是有关于『空性』，在修这些部分的期间，我转注于缘起的最精微理趣。这种修法的部分涉及『本尊瑜伽』，在修本尊瑜伽时，运用不同的坛城（象征性的净土）就是把自己观成是不同的本尊（然而这并不是暗示信仰独立的外在有情）就是这么观修本尊瑜伽，我把心转注，不再为客尘纷扰所动。这并不是恍惚、出神，我的心仍然保持完全清醒；这是一种在纯净心识中的练习。确切的意涵很难说明﹕就好像科学家很难解释『第四度空间』（Space-time）。语言或是日常生活经验都无法传达纯净心灵的觉受。我们可以说，这不是一种容易的修法。要花好多年才能精通。２

每天修法功课中，有一个重要的部分——是关于死亡的概念。我认为在生命中你可以用两种方式来面对死亡﹕你可以选择忽略死亡，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使『死亡』这个概念暂时远离一段有限的时光；或者你面对你自己的死亡，并且试着去分析它以这种方式试着减低由死亡带来的某些必然的痛苦。但是这两种方法没有一种能帮你真正的克服死亡，然而，身为佛教徒，我把死亡看成是生命的正常过程。我接受死亡，把它当成一种真实——如果我还在轮回之中就会发生。既然知道我没办法逃避死亡，我明白没有理由去担忧它。我以为死亡有点像衣服老旧破烂时，就要换穿衣服。死亡不是结束。然而死亡是无法预知的——你不知道它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到来。所以在死亡来临时，只有理性的作一些预防。

身为佛教徒，我进一步相信真正的死亡经验是非常重要的。只有这样才会使最深邃、最有益的觉受现起。因为这样的缘故，许多伟大的心灵导师在禅坐时脱离尘俗的存在——也就是说——死亡。当这种事情发生时，往往他们的身体都保持不坏，直到很久之后才腐烂。

闭关时，我的修行作息才会改变。这时除了每天正常修法，我也进行特殊的禅坐。我都是在早餐和中午之间、平时禅坐以及研读佛教哲学的时段来作这些特殊的禅坐。原来的功课都挪到下午。喝茶之后的功课则维持不变。然而闭关是严格不来也快不得。有时候因为外在的压力，我被迫去处理一些公务，或者甚至在闭关期间还要接见民众。在那种情况下，我可能牺牲一些睡眠时间，以便能够配合每件事。

关键的目的在使行者能完全专注于内在的开展。通常我们闭关的机会非常有限。如果我在一年之内能够有两次一星期的闭关就算是幸运的了。虽然偶尔我能够闭关一个月左右。一九七三年时，我心中很想闭个三年关，但是不幸地，环境不允许我这么做。我仍然非常喜欢闭一天关，还不足以造成真正的进步或发展出什么来，但是这些时间却恰足以让我充电。要把心真正的调练到任何程度，都需要较长的时间。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认为自己在心灵发展上还非常粗浅的原因之一。

当然，闭关时间之所以那么少，原因之一是我花了许多时间旅行，但是我并不后悔。籍着旅行，我能够把我的经验、希望与更多的人们分享，比起其他方式，旅行更有机会接触人。如果我这么作，恒常是以『佛教和尚』的观点来看待，但这并不意味我只相信籍着修持佛法才能带给自己和他人幸福。相反地，我相信即使你一点也不信仰宗教，也能带给人们幸福。我只所以只用佛法当例证，是因为在生命中的每一件事都使我肯定佛法是正确的。除了这点之外，我从六岁就出家，我对佛法确有些认识！

译注﹕

1、西藏律制是遵循说一切有部﹕比丘二百五十三条戒又叫二百五十三学处或别解脱戒﹕有四他胜、十三僧残、三十舍堕、九十单堕、四向彼海、一百一十二恶作。

２、『空性、缘起』部分，有兴趣深究者可先看龙树、提婆的中文论着；再来读般若部的经典。『本尊瑜伽』部分，请受过灌顶的人重新回想灌顶法会上，上师念诵的内容，另外再拿日常修法仪轨自己对对看，你能不能把仪轨的理趣、次第找出来呢？『坛城部分』，坛城是本尊的净土，有外坛城、内坛城；布坛城、观境坛城、平面坛城、立体坛城；读者有兴趣可以从它内含几种图形、颜色、主伴庄严来研究。以上略略介绍空性、本尊瑜伽、坛城，读者能不能从这些文字中找出三者的关系？因为修法部分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了解，所以不必多说。

第十二章 神通与神秘

常常有人问我所谓的『西藏佛教神通』。许多西方人想知道罗桑伦巴等人所写有关西藏的书，其中提到的秘密修法是不是真的。他们也问我『香巴拉』是不是真的存在？（某些特定的经书提到过这个传奇的国家，人们推测它是隐藏在西藏北方的荒原之中）。六十年代早期，有一位着名的科学家写信给我说，他听说某些高级喇嘛能示显神变，因此他要求是否能作些实验证明这些事情是真的。

对前面两个问题，我通常回答是这些书大部分是虚构的；但是真的有香巴拉这个国家，不过不是任何世俗感官所能看到。同时，否认某些秘法真的会产生一些神秘现象也是不对的。为了这个理因，我几乎考虑写信告知这位科学家，他听到的事情是真的，此外，我也欢迎他来作实验；但是我很抱歉不得不告诉他，能够作这种实验的人还没有出生！真的，在那个时候有许多现实的原因，使我们不可能参与这类的调查研究。

然而从那时候开始，我同意进行许多科学的调查来探究某些特殊修法的性质。第一个科学调查是贺博特．班生博士（Dr.HerbertBenson）所作的研究。班生博士现在是美国哈佛医学院行为药物系的系主任。一九七九年我访美期间，他告诉我他正在作一种他称之为『松弛反应』的分析。『松弛反应』是一生理现象，当人进入禅定状态，才会出现这种现象。他以为如果可以找到一些高段的禅修者来作实验的话，就能进一步了解这种过程。

我极笃信现代科学的价值，我决定让他进行，然而我并非毫不犹豫。我知道许多西藏人对这个主意有些不安。他们觉得这些接受实验的修法理应保持机密，因为它们源自密法。为了消除这层顾虑，我说诸如此类的调查结果可能不仅裨益科学，也泽及于宗教行者，并且因此可以带给人类某些普遍性的益处。

在实验中，班生博士满意了，他发现某些奇特的现象（他的发现已经发表在一些书籍和科学期刊上，这些刊物包括《自然》（Nature）在内)。他带了两位助手、一些复杂的设备来到印度，针对某些闭关修行的和尚作实验。这些和尚有的就在达兰萨拉附近的关房，有些则是在拉达克、锡金或者更北边的地方闭关。

这些参与实验的和尚是拙火瑜伽的行者，这个实验旨在示范殊胜的密续修法的纯熟程度。籍着关注于轮（能量中心）、脉（能量通道），行者能暂时地控制和防止较粗层次的心识活动，俾能经验到较细的层次。根据佛教的说法，心识有许多层次。较粗的层次是凡俗感官——触、视、味等等——最细的层次则是在死亡时才经验到。密续的目标之一就是使行者能『经验死亡』，因为在那之后，才会出现最强力的心灵体悟。1

当较粗层次的心识被压抑下去时，我们就可以观察到生理现象。在班生博士的实验中，这些生理现象包括体温升高了华氏18度——摄氏10度（体内是用直肠温度计、体外是用皮肤温度计）。这些增加出来的体温使得接受测试的和尚们能烘干那些先泡在水里再覆盖在他们身上的床单，即使当时周围的气温是在冰点以下。班生博士也亲眼看到，并且以同样方法测试了赤身坐在雪地中的和尚。他发现这些和尚能端坐整夜而没有失温。他也注意到在这些时间里，行者的呼吸次数减低到一分钟七次左右2。

我们对人类身体以及身体如何运作的知识尚不足以解释发生在这些修行人身上的现象。班生相信相关的心理过程运作的知识尚不足以解释发生在这些修行人身上的现象。班生相信相关的心理过程能使修行人燃烧贮存在体内的『棕色脂肪体』（brownfat）3——先前以为只有冬眠中的动物才会有这种现象。不管仪器是在测试什么，但是我最感到兴趣的是﹕这次实验明显的指出现代科学可以向西藏文化学习一些事情。此外，我相信在我们西藏人的经验里，还有许多其他的范畴值得科学来探究。例如，我希望有一天能对『神谕』进行科学调查。『神谕』仍然是西藏生活方式中的重要一环。

在我还没有详细介绍之前，我必须强调神谕的目的并非只有预测未来（因为可能有人会如此猜想）。预测未来只是他们所做的事情的一部分。除此之外，神谕有时候被称为护法，在某些情况里，他们充当『治病的人』（healers）。但是他们主要的功能是帮助人们修习佛法。另一个要记住的重点是『神谕』（oracle）一字本身容易引起误解。『神谕』暗示『人拥有神谕的力量』。这是错误的。在西藏传统中，只有一些特定的男人或女人，他们担任自然和心灵界之间的媒介，我们称呼他们『库灯（Kuten）——字面的意思是『身体的基础』同样，我必须指出，一般我们都说『和某种特殊事物（例如塑像）、人和地方有关的精灵』。但是你不可以认为这种说法意含着『相信有外在的独立实体存在』。

在古时候，整个西藏境内一定有许许多多的神谕。少数残存，但最重要的神谕——那些西藏政府所使用的——仍然存在。在这些最重要的神谕之中，主要的一位就是涅冲神谕。金刚扎滇籍着他来示现，金刚扎滇是达赖喇嘛的护法之一。涅冲原本是和印度圣人法护的一位后裔，一起来到西藏，在中亚的巴塔吼尔（BataHor）定居下来。西元八世纪时，在赤松德贞王在位时期，印度密宗上师、无上的西藏精神依怙莲花生大师指派他当桑耶寺的护法（桑耶寺是西藏的第一间佛教寺庙，不过它是由另一位印度学者寂护方丈所创建）。后来第二世达赖和涅冲发展了密切的关系——涅冲这时候开始和哲蚌寺密切相关——自此以后，金刚扎滇就被指派担任历代达赖喇嘛的个人护法。

几百年来到现在，在新年庆典期间向涅冲请教国政，已经成了达赖喇嘛和政府的传统了。除了新年之外，如果有特别的疑难也可以召请他。我自己每一年都要咨询他好几次。二十世纪的西方读者可能会认为这种事太离谱了。即使某些大部分自认为是『前进』的西藏人，对继续使用这种古代搜集情报的方式也存有疑虑。但是我会这么作的理由很简单﹕当我回顾以往许多次询问神谕的经验，事实证明每一次他告诉我的话都是正确的。

这并不是说我只依赖神谕的忠告。我一方面请教神谕，一方面看看内阁的意见，此外我也要听听我自己良心的声音。我认为神明们是我的『上层房屋』，噶厦构成我的『下层房屋』，就像其他领袖一样，在我决定国事之前，我要先咨询这两方面。有时候，除了涅冲的忠告外，我也把某些预言列入考虑。

在一方面来说，涅冲对西藏的责任和达赖喇嘛对西藏的责任是相同的，然而我们履行的方式却不同。我的工作，当一国领袖，是和平的；涅冲他身为护法、保护者，示现忿怒相。然而虽然我们的功能相同，但是我和涅冲之间的关系是指挥官与副官的关系。我从来不向他鞠躬礼拜。涅冲才要向达赖喇嘛俯首礼拜。涅冲非常喜欢我，他一向非常照顾我。例如如果他看到我的衣着打理得不当或有所疏忽，就会到我面前，帮我整理衬衫、理一理袍子等等。

虽然我们关系这么亲密，但是涅冲一向都尊敬我。即使在涅冲与政府关系不睦之际，不管任何时候，只要问到有关我的事情，涅冲一定热心地回答（政府是在摄政期间的最后几年里，和涅冲关系恶化）。同时，对有关政府政策的问题，他的回答是『会粉碎』。有时候他只是报以一阵讽刺性的大笑。我现在仍然清楚记得我十四岁左右时发生的特殊事件。有人问涅冲有关中国的问题。涅冲不直接回答，库灯转向东方，开始向前猛烈地弯腰。这种情景实在令人骇怕，因为他在作这个动作时，头上戴的那顶大头盔重得足以折断他的脖子。

这种动作他至少重复十五次，使得每个人都能了然危险在那里。

请教涅冲绝不是件轻易的事。每次降神都得耗时耐心等他公开现身。他的性格非常孤独、严峻，就像我们想像中的古代长者。他不管小事，他只对较大的问题有兴趣，这些较大的事情才值得据以草拟问题。他也有明确的好恶，不过不是非常容易就表现出来。

涅冲在达兰萨拉有他自己的庙，但是他也常来看我。在正式的场合里，库灯穿着一套精致的古装，这套古装有好几层衣服，最外面再罩上一件非常华丽的黄金织锦缎袍，袍子上面绣着红、兰、绿、黄色的古代图案。胸前是一块图形的镜子，镜子旁边还环绕着成串的绿松石和紫水晶；镜子边上有打得亮亮的钢环，钢环上有金刚扎滇的梵文咒语。降神仪式开始前，他也要穿上一套甲胄，上插四面旗子和三条腾幡。这些装备的重量是超过七十磅，灵媒不在恍惚状态时，无法穿着这些装备走动。

仪式一开始是念诵祈请、祈祷文，一边还有号角、铙钹、鼓等乐声劝请。不久，库灯随即进入恍惚状态，早就在他身后扶持他的助手们现在帮他坐上一把小凳子，这把小凳子就放在我的法座前。然后祈祷文念完第一遍，第二遍开始时，他的恍惚状态更深了。就在这个时候，给他戴上一顶大头盔。这顶头盔大概是三十磅重，在古时候，这顶头盔的重量超过八十磅。

现在库灯的脸改变了，刚开始是变得有些愤怒，然后充满傲气，直到外观全然改变——眼睛突出、双颊肿胀。他的呼吸开始短促，突然猛烈地发出嘶嘶声，然后呼吸暂时停止。就在这时候给他戴上头盔，盔带绑得这么紧，如果没有神灵附体，一定会窒息。现在降神已经完成了，灵媒的肉体明显地胀大了。

接着他惊跳起来，从旁边的一名助手那里抢过一把剑来，以缓慢、尊贵但却有些威吓的步伐开始跳起舞来。然后他到我的面前来，有时候是大礼拜，有时候是深深地弯腰鞠躬直到头盔触地，再很快弹回来，他身上的各种庄严配备轻若无物。本尊火山一般的能量勉强收纳在库灯脆弱肉体里，库灯走动、做出一些动作就好像他的身体是橡胶做的，由力量巨大的发条所驱动。

接下来是我和涅冲之间的交换。他向我献上供养，然后我才请问他任何我个人想问的问题。回答之后，涅冲回到他的凳子，倾听政府成员所提出的问题。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库灯又开始跳舞，在他头上猛烈地舞剑。他看起来就像一位庄严、勇猛的古代西藏酋长。

当金刚扎滇一说完话，在颓然倒下之前，库灯献上最后的供养，一具僵直而没有生命的躯体代表降神结束了。这时，旁边的助手们赶快把系牢头盔的绳结解开，然后把他带出去好让他复元，此时仪式仍然继续进行。

令人惊讶的是，神谕对问题所作的回答很少是模糊的。就拿我从拉萨出走这件事来说，他常常是非常明确的，但我猜想，这种事情很难用科学调查来确定地证明或反证其正确程度。同样地，其他范畴的西藏经验也是如此，例如『化身』。虽然如此，我希望有一天能对神谕、化身这两种现象作研究。

真的，认证化身的实际过程或许要比乍见此事更合乎逻辑。佛教徒相信转生的原理是事实，再示现化身的整个目的就是使得一位有情能继续帮助一起痛苦的众生。因此辨别个别的个案应该是可能的。如此他们能在这世上接受教育和安置，而尽快的继续未完的工作。

在认证过程中肯定会有些错误，但是大多数『化身』的生平是这套制度成效的充分证明（在藏地已示现好几百位着名的化身，而在中共入侵前，或许有好几千位化身）。

我曾经说过，再示现化身是为了有助于一位有情继续进行他的利他工作。当人们开始寻找某一位特定对象的继承人时，这种事实就有极大的含意。例如，一般说来我致力于帮助一切有情众生，而他们则特别着力帮助我的西藏同胞。因此，如果我在西藏人重获自由之前就圆寂的话，那么唯一合理的假设是，我将会降生在西藏之外的地区。当然可能到了那时候，我的人民已不需要达赖喇嘛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不必费心把我找出来。我可能转生成一只昆虫或是动物——不管我会转生成什么，对最大多数有情众生来说都是有价值。

实际认证的过程也不如想像中那么神秘。首先是一种简单的排除过程。例如，我们要寻找某位和尚的转世时，第一步必须要知道这位和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圆寂。然后，考虑到通常新的转世会在先前圆寂后，在母体孕育一年左右——从经验里，我们知道这段时间有多长——我们可以排出一个时间表。所以，如果某喇嘛在某年圆寂，他的下一位转世可能会在八个月左右或两年后出生。在某年的五年之后，这个孩子可能有三、四岁大；这个范围已经缩小了。

下一步是﹕确立『转世』最有可能示现的地方。通常这一步相当容易。首先，这个地方在西藏内或西藏外？如果是在西藏外，有可能的地方不多﹕例如西藏人在印度的社区、尼泊尔、瑞士。之后，必须要判定最有可能在那个城镇里找到这个孩子。一般都是参考现世的生平来判定。

用我所说的方式缩小范围，建立变数后，下一步通常是召集成立一支寻访团。寻访团的意思不是说派出一群人，就好像寻宝一般。通常要求社区里的形色人们寻找一位年龄在三、四岁之间，可能是候选人的孩子，这样就可以了。往往都会得到一些有用的线索，例如在孩子出生时的一些异象；或是孩子可能表现出特殊的特征。

有时候在这个阶段会有两、三个或更多的可能性出现。偶尔，寻访团根本不必去访查，因为前一世转世留下了详细的指示，里面有他下世及其父母的名字。但是这种情形很少见。有一种情形是这位喇嘛的弟子做了一个清楚的梦或看见一幕景象，显示在那里可以找到他的下一世。在另一方面，有一位高僧最近指示不要再寻找他的转世。他说任何看来可能尽瘁于佛法和西藏社区的人，就应该被立为他的继承人，而不是费心找到一位真正的转世。在转世认证上并没有严格和快速的规定。

如果有好几位小孩被推举为候选人，通常是由熟识这位喇嘛的人士来作最后的检定。常常是其中的一个小孩认出这个人是谁，这是非常有力的证明，但是有时候孩子的体相也会列入考虑。

在某些情况里，认证的过程中会咨询某位神谕或具有天眼通的人。这些人所用的方法之一是Ta——他们修法看一面镜子，可以看到镜子里出现真正的灵童或建筑物或者也许是名字。我把这个称之为『古代电视』。这种和人们从拉嫫拉错湖看到观境的原理相似。当瑞廷仁波切着手寻找我的时候，他就是在拉嫫拉错湖里看到『Ah,Ka,Ma』三个字母以及一间寺庙和一栋房子的景象。

有时候，有人会请求我指示如何寻找转世。在这些情况里，我负责做最后的认定——是否找到了真正的转世。我在这里必须声明我可没有天眼通。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来发展这些神通力。然而我有理由相信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确有某些神通力。那么我是怎么处理呢、我会把这件事说给我的高级亲教师林仁波切听。虽然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只要一看到他的侍者我就害怕——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一听到他惯有的脚步声，我的心就会停一下。但是以后我把他看成是我最重要、最密切的朋友。不久前他圆寂了，当时我觉得没有他在身边，日子会非常难过。他已经变成了我所依靠的柱石了。

一九八三年夏末，我在瑞士，起初我听说他病得很重﹕他突然中风了。这个消息使我非常烦乱。然而身为佛教徒，我知道徒忧无益。我尽快地赶回达兰萨拉，我发现他还活着，只是身体状况不好。但是他的心仍然犀利如昔，这都要归功林仁波切一辈子专心修法。他的状况稳定的维持了好几个月，然后非常突然地恶化。他昏睡后，就再也没有醒来。林仁波切在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五日示寂。但是他是一位不平常的人。在宣告死亡后，虽然天气炎热，但他的肉体在十三天之内都没有腐烂。似乎林仁波切仍然住在他的体内，然而在临床上看来，这具肉体并没有生命。

当我回想他示寂的方式，我非常确定林仁波切生病时间拖得这么长，完全是有意示现的，这是为了帮我习惯没有他的日子该怎么过。然而这只是故事的一半。因为我们是在谈西藏人，这个故事圆满地续有下文。林仁波切的转世被找到了，他现在是个非常聪明、调皮的三岁男孩。在认证过程中，他清楚地认出寻访团的一位成员。虽然他当时只有十八个月大，但是他真的叫出那个人的名字，并且笑着走向他。接着他又正确的认出一些林仁波切认识的人。

当我第一次看见这个男孩时，我肯定他就是林仁波切。他的一举一动明白地显示出他认识我，虽然他也对我极度的尊重。在那一次会面里，我给了小林仁波切一大块巧克力。他手里抓着巧克力，手臂伸直、颌首肃立；这个小孩在我面前一直都是这样。我很难相信有别的小孩会放着糖不吃，这么有模有样的保持肃立。然后我把他接到我的住所去，他被带到门口时，他的行为就像林仁波切一模一样。这件事清楚地显示他还明白的记得他的作风。此外，他一进入我的书房，立刻就和我的一位侍从熟悉起来，当时这位侍从的断腿正在复元。首先，这个小孩子严肃地献给他一条哈达，然后房间里充满了小孩咯咯的笑声，他拿着罗桑噶瓦的一根拐杖当旗竿，兜着圈子跑来跑去地闹着玩。

另一件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是，这位小孩只有两岁的时候，他被带到菩提伽耶，当时我正在那儿传法。也没有告诉他我住在那里，他就找到我的卧室，他手脚并用爬上楼梯，在我的床上摆了一条哈达。今天，林仁波切已经在背诵经典了；学习阅读时，他是否会像某些年轻的化身一样以惊人的速度记忆经典——就像是把曾放在一边的东西再拿回来一般？且让我们拭目一待。我知道有一些小孩能轻易地背诵出许多页的经文。

当然在认证转世的过程中有神秘的成分。但是可以这么说，身为佛教徒，我不相信像毛泽东、林肯或邱吉尔这类的人只是历史上的『偶然』。

在西藏经验中，另一个我非常想科学地调查的范围是西藏人的医学系统。虽然可上溯二千年前，包括古波斯在内的多种渊源；但是今天整个西藏医学原理完全源自佛法，与西方医学迥异。例如，它认为疾病的根本原因是贪、嗔、痴。

根据西藏医学的说法，身体是由三种主要的nopa所支配，字面的意思是『有害者』（harmers），但是这个字常被翻译成『体液』（humours），这些nopa经认定为始终存在于生物体之中。这意味着我们永远无法远离疾病，或者至少是远离疾病的潜在可能。但是假使它们保持在均衡状态，身体就能维持健康。然而如果三种根本原因的其中之一或多种造成身体的失衡，那么就会生病。通常诊断疾病是把病人的脉搏或是检查病人的尿。总的来说，当医生把脉时，一共要检查十二个主要的地方，这些地方在双手和两腕。尿液也是用不同的方法来检查（例如尿色、尿味等等）。

至于医疗的方法，第一种是行为和饮食。吃药是第二种；第三种是针灸（acupuncture）和艾灸术（moxibustion）；手术是第四种。各种药物是用有机物质做成的，有时候融合了金属氧化物和某些矿物质（例如，压碎的钻石）。

到目前为止，很少有临床研究来探究西藏医学系统的价值。我以前的一位医生——怡西东滇博士（Dr.YesheDhonden）参与了美国维吉尼亚大学一系列实验室的实验。我知道他在医疗白老鼠癌症上有些令人惊异的结果。但是在得到任何明确的结论之前，还是有更多的工作要做。在这个时候，我只能说，在我的经验中，我发现西藏的药物非常有效。我定期地吃药，这样作并不只是治病而已，也有预防疾病的效果。我发现这有助于增强体格，副作用却很小。吃药的结果是，虽然我长期密集禅修，但是我几乎从来不觉得疲倦。

我相信在现代科学和西藏文化之间还有一个可以对话的空间，这和理论性的知识有关，而不是经验性的知识。某些微粒物理的最新发现似乎是指向了心物不二。例如，曾有人发现﹕如果压缩真空，微粒就会出现﹕在这之前，真空里没有微粒；显然物质是以某种方式本来存在。这些发现看来是在科学与佛教中观空性理论之间提供了一个汇合的范围，基本上这说明了心和物是个别地、但彼此依赖地存在。

然而我很了解硬把宗教信仰和任何科学系统攀附在一起的危险。佛教从创始以来已经有二千五百年了，相形之下，科学的各种绝对却往往只有较短的寿命。这并不是说我认为像神谕能在冰冷的寒夜中静坐的本事是法力的证明。然而我不能同意中国的兄弟姊妹们认为西藏人接受这些现象就是落后、野蛮、即使是从最有力的科学观点来看，这也不是一种客观的态度。

同时，即使我们接受一种原理，这也不是意味着和原理有关的任何事物都是有效的。籍着分析，在我们面对共产主义这个不完美体系的明显证据时，如果只是奴性的追随，而不检择马克思、列宁所说的话，这是一种荒谬的行为。当我们处理一个不熟悉的领域时，而我们必须恒常保持高度警觉。当然，这就是科学能帮得上忙的地方。毕竟，只有在我们不了解事物时，才会把它们当成是神秘的。

截至目前为止，我所同意进行的各种调查对所有的党派都有利益。但是我知道惟有在实验能证明它们时，这些才会永远精确。此外，我知道找不到某某事物并不表示它不存在。这只是证明了实验无法找出它（如果在我口袋里有个非金属物体，金属探测器无法探测到这个东西，这并不表示我的口袋是空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进行调查时必须小心的原因，尤其在处理某个科学经验薄弱的领域时。你也须把『大自然所加诸的种种限制』谨记于心。例如，科学调查无法了知我的念头，这并不表示这些念头不存在；同样某些其他的调查方法无法发现念头的种种——这就是西藏经验帮得上忙的地方。籍着心智的训练，我们已经发展出科学还无法完全解释的某些技术。这就是外人所猜测的『西藏佛教的神通与神秘』的基础。

译注﹕

1、这套修法中所用到的气、脉、明点是报神佛的果位，不是一般的气；一般内、外气停止或脉停心停并不一定会产生这些感受；关于『死亡』，译者以侧面方式来说明﹕请读者研究地水火风空等元素的增强、削弱、转换、转化、以及这些和各种心识层次的关系；您会对密法有一种了解。

2、在各大金刚的圆满次第中，拙火不只是在冰点下静坐而已，圆满次第的拙火是在没有内外呼吸之后才现起。

3、棕色脂肪体主要见于婴儿，它是婴儿热量的主要来源，主要分布于脊柱两边。

4、有兴趣的人可以去查无自性、缘起、性空、二谛、自性、自相、心气不二的定义。再对照压缩真空产生微粒。

第十三章 西藏真相

一九五九年初期，西藏紧急的形势已经升高到濒临突如其来的剧烈变动。我听说在一份呈给毛主席的备忘录中写着﹕西藏人对中共人民解放军继续驻扎并不高兴，还说到处都有西藏人反抗，所有监狱现在都关满了人。据说毛泽东这么回答﹕『没什么好担心。不要管西藏人觉得什么的——这跟他们不相关。至于西藏人反抗嘛，如果需要的话，人民政府必须随时准备把所有的西藏人关进牢房里。因此，牢房是一定要加盖的。』我记得当我听到这消息时，真是吓坏了。比起从前真有天壤之别；中共未入侵西藏前，我认得拉萨的每一个犯人，我还把每一个犯人都当成是自己的朋友。

当时还有另一个故事是关于西藏三月抗暴后，毛泽东对一份报告所作的反应。报告中说西藏的秩序已经恢复了。『那个达赖喇嘛呢？』据说毛泽东追问道。当他知道我已经脱逃了，他回答﹕『这么一来，我们已经输了这一仗。』毕竟，我所知关于这位『伟大的舵手』的资讯都是看报看来的或是听BBC环球新闻广播听来的。我跟北京一点儿也没接触；西藏流亡政府也和我一样，这种情形维持到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泽东死亡后。

当时我正在拉达克传授时轮金刚灌顶。拉达克是印度北部偏远省分将姆(Jammu)和喀什米尔的一部分。在一连三天的灌顶法会翌日。毛泽东死了。第三天，一早上都在下雨。但是到了下午，天际出现一条非常漂亮的彩虹。我相信这必定是一个好兆头。然而，虽然有这么一个好兆头，但是我可没有期望北京会有什么戏剧性的变化。几乎是立刻地，由毛泽东爱人江青所领导的四人帮被抓起来了。事实随即显而易见﹕就是这群人，躲在苦恼的主席背后，在过去一些年里，曾有效地统治过中国，他们追随邪恶的激进政策，并且支持继续推行文化大革命。

接着，一九七七年，据报导说，李先念——当时的中共国家主席表示，虽然文化大革命有许多成就，但同时也造成了一些伤害。这是显示中共领导人物开始面对事实的第一个征兆。接着是提出安抚西藏的声明。同年四月，嘎波嘎旺吉美（他现在是北京政府的高官）公开宣布﹕中共欢迎达赖喇嘛以及逃亡到印度的西藏人回去。从一九六○年代起，中共就一直在召唤已经逃离西藏的西藏人回去，还说他们会张开双手欢迎。

这份声明显示中共即将展开一场密集的统战宣传，诱惑西藏人回去。我们开始听到许许多多有关诸如『今日西藏史无前例的幸福』。不久，华国锋——毛泽东指定的继承人——呼吁全面恢复西藏的风俗习惯，廿年来首次，中共允许年老的人绕行大昭寺，也准许西藏人穿传统服装。这一切似乎充满了希望，事实证明这不是最后的乐观兆头。

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出乎我意料也十分令我高兴，在几乎历经十年监禁后，中共突然释放了班禅喇嘛。不久，当时权势日隆的胡耀邦修正了国家主席李先念对文化大革命所作的声明，并且说文化大革命完全是个负面的经验，没有为中国带来任何好处。

这似乎是个明显的进步。但是我仍然以为﹕如果中共真的有心求变，那么最好的表示就是对西藏采行真正的开放政策。我在三月十日西藏人抗暴十九周年纪念的演说中，呼吁中共当局开放西藏让外国游客无限制地进入。同时也建议中共应该允许中共占领管辖下的西藏人能探访他们流亡在外的家族等等。我觉得如果六百万西藏人真的快乐，并且过着前所未有的繁荣生活，就像中共现在所说的一般，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再坚持，但是总该给我们机会去看看这些声明后面的真相。

出乎我意料之外，中共似乎注意到我的建议。因为不久之后，中共就允许第一位外国访客进入西藏﹕并且符合我的愿望——中共订立了规定使陷共区与流亡在外的西藏人能互相探访。然而这些旅游、探访都不是没有限制。

当中共发生巨大变动的同时，印度也同样在进行重大变革。一九七七年甘地夫人在一段期间的紧急状态之后举行选举，但却落选。继甘地夫人之后当选总理的是摩惹吉．德赛先生（Mr.MorajiDesai）。这一次是自印度独立以来，他所领导的人民党首度打败国大党。但是不久之后甘地夫人又重新获得政权。就在这时候，我和德赛先生的往来更深入了。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一九五六年，我早就认识并且喜欢他了。

写这本书的时候，德赛先生仍然健在，而我继续视他为好友。他是位俊秀神气的人中之龙，充满了生命力，并且不忧不虑。我并不是说他毫无缺点。和圣雄甘地比起来，德赛先生的日常生活非常简朴自制。他力行素食，绝对不沾烟、酒。他是全然地真心与人相交。如果他不那么直率，我还会觉得讶异。

然而，如果这是他短处之一的话，在我看来，以他对西藏人的友谊足够弥补这个短处。他曾经写信给我表示，印度文化和西藏文化是同一棵菩提树上的两条分枝。事实真的就是这样。因为我已经非常清楚印度、西藏之间的关系是浓得化不开。印度人认为西藏是地上仙境——神住的地方以及圣地。分别位于西藏南部和西南部的开拉希山（MountKailash）和曼莎罗瓦湖（LakeMansarova）是印度善男信女的朝圣重地。同样地，我们西藏人认为印度是圣地。

到了一九七八年年底，又有更令人振奋的进展﹕邓小平成为北京政府的最高领导人。这个现在掌握大权的温和派领袖似乎是未来唯一、真正的希望。我以前就认为邓小平会为他的国家做出一番大事。在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五年间，我访问中国时，曾经见过他许多次，并且对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从来没有长谈过，但是我听说过不少有关于他的事——尤其是，邓小平不但能力超强而且极具决断力。

我记得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情景﹕他坐着，一个身材非常矮的人坐在一张大的、有扶手的椅子里，慢条斯理、有条不紊地剥着一颗橘子。他的话不多，但是看样子就知道他全神贯注地在听别人说话。邓小平给我的印象是﹕他是个有权势的人。照现在这个情况来看，除了这些特质外，他也是个相当有智慧的人。他和他的妙语一切复出，例如﹕『从事实中寻找真理』、『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抓得到老鼠就是好猫』、『如果你长得丑，遮掩是没有用的』。此外在政策方面，他比较关心的是经济和教育，而不是政治教条和空洞的口号.

然后，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中共在拉萨举行盛大仪式，公开释放卅四位囚犯，这些人大部分是前西藏政府的行政官员。中共说这些人是最后的『反革命头头』。据中共报纸报导，经由中共安排，他们展开长达一个月的『新西藏』之旅后，中共政府将帮助他们就业；甚至如果他们想出国的话，中共政府也会协助。

这一波波的异常进展并没有因为新年的到来而中断。一九七九年二月一日，很凑巧地，就在美国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一天，班禅喇嘛十四年来首次公开露面，附和着中共的宣传统战，呼吁达赖喇嘛以及流亡在外的西藏人回去。『如果达赖喇嘛真的关心广大西藏人民的快乐与福祉，他应该完全相信它。』他说﹕『我可以保证﹕住在西藏的西藏人民，现在的生活水平比旧社会好上许多倍。』一个星期之后，拉萨广播电台在播报『中共政府设立一个接待国外藏人的特别欢迎委员会』的消息时，又重申了这项邀请。

一个星期之后，嘉洛通笃出人意料的抵达康普（KANPUR,UttarPradesh），当时我正在参加一个宗教会议。令我惊讶的是，他说﹕『一些住在香港的老朋友告诉他，新华社（中共驻香港对英国殖民政府的官方单位）想要和他接触。接着他又见到了邓小平密使，这位密使告诉他，中共的领导人物想要和达赖喇嘛展开沟通。为了表示他的善意，邓小平想要邀请嘉洛通笃到北京谈谈。我的哥哥拒绝了，因为他想先问我的意见。

这件事完全出人意料，我并没有立刻回覆。过去两年来的发展看起来真是非常有希望。然而，印度有一句老话说﹕一旦你被蛇咬过，那么即使是绳子你也会小心。很不幸的，我和中共领导人物打交道的经验都告诉我，这不值得信赖。除了怀疑中共当局扯谎外，还有更糟的呢！谎言穿梆时，他们一点都不会觉得羞耻。推行文化大革命时，文化大革命是『大大的成功』，而现在却说是个败绩——但是在这段供词里却没有谦让之意。这帮人也从来没有遵守诺言。虽然十七点协议的第十三条款白纸黑字写着﹕不会拿走西藏人的一针一线，但是他们已经掠夺了整个西藏。除了这个之外，中共干了无数残暴不仁的事，他们完全藐视人权。也许是因为中国人口非常庞大，所以他们把人命看成是廉价商品——西藏人的命就更不值钱了。所以我觉得应该要非常谨慎从事。

另一方面，我相信人的问题只有靠人的接触才能解决。所以听听中共怎么说应该是没有什么害处。同时我们还可以对中共说明我们的看法。我们当然没有什么好隐藏的。如果北京当局真的是认真的，我们甚至可以派一些考察团实地去了解实际的情形。

我的心中这么盘算，我也知道我们的理由百分之百的合理，而且这么做也合乎所有西藏人的愿望，所以我告诉家兄他可以去。在他见到中共领导人物之后，我们再考虑下一步怎么走。同时，我也透过中共驻印度的大使馆传话给北京，我提议由达兰萨拉派出一个代表团，中共应该允许代表团访问西藏、探访真实的情况，并且向我回报、我也提醒家兄，请他看看这件事是否可行。

不久，从一个完全不同的地区传来一则令人兴奋的消息﹕我受邀访问蒙古共和国以及苏联的佛教社区。我知道此行可能使北京当局不快，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身为佛教比丘，尤其我还是达赖喇嘛，我有责任为我的佛教同道做一些事。除了这个之外，我怎能拒绝曾经给我『达赖喇嘛』尊号的蒙古人呢？此外，我还没有圆我访问俄国的梦呢！当我还是中共的高级官员时，我就想去苏联，但是因为行动限制重重，一直去不成；所以这回我不想失去以西藏难民身分前往苏联的机会。因此我欣然地接受了。在进行这件事情的过程中并没有负面的反应。家兄在三月底回到达兰萨拉的时候，他说中共已经接受了我派遣考察团前往西藏的提议。这给我非常大的鼓励，看来中共最后是想要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代表团预定八月的某一天出发。

同时，六月初，我在前往蒙古的途中曾在莫斯科停留。我一到达，就觉得好像回到了熟悉的世界。我马上就知道这种低气压和我在中国时所领教的是一样的。但是我没有因此而放弃，因为我明白我所见到的人民基本上都是善良、仁慈——并且是出乎意外的质朴。我对苏联的最后一个观察印象是；一位俄国日报的记者来访问我的情景。他只是想问些能套我说好话的问题，如果我说了任何不支持苏联政府的话或者如果我的回答不是他想要的，他就对我怒目而视。在另一个场合，一位记者问完他事先列好的问题之后，态度变得相当谦恭，并且十分直率的地说﹕『你认为我现在该问你什么？』

不管我去莫斯科的什么地方，我都看到在表面的一致下，有这种令我欣赏的民情。这更加坚定我的信念﹕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没有人会自觉地找苦受。同时，这种情形也提醒我亲自接触民众的重要性——我可以亲自看到苏联人民不是怪兽，他们就和中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一样。我尤其被俄国东正教教会的热诚接待所感动。我从莫斯科出发，旅行到布里雅特共和国，在那儿，我花了一天在一所佛教寺庙里，虽然我无法和任何人直接沟通，但是当他们以藏语念诵祈祷文时，我发现我可以听得懂；正如全世界天主教徒都用拉丁文。这些和尚们也用藏文书写。更妙的是，我发现我们可以用眼睛交谈得很好。我进入寺庙时，我注意到人群中的许多和尚、在家众都在哭。西藏人也是一样容易自然地流泪！我觉得我们是一家人。

位于布里雅特共和国首都乌兰乌德的寺庙是我在苏联境内所见最引人注目的事物之一。这间寺庙兴建于一九四五年，当时是斯大林权力最大的时候。我没有看到这所寺是怎么盖起来的，但是它帮助我了解宗教是如何深植人心，要想拔除非常困难，甚至是完全不可能。就像我们西藏同胞一样，布里雅特的人民也因为宗教信仰而遭受到可怕的苦难，而且为期甚长。然而不管我去那里，我都明显地发觉﹕只要有一点点的机会，他们的宗教生活就会滋长。

这件事使我更加深信在共党统治地区尚残存的佛法与马克思主义之间一定要展开对话，就像所有宗教与任何形式的唯物意识之间必须对话一样。这两种生命取向是如此明显地互补。令人惋惜的是人们往往认为这两者是对立的。如果唯物主义和科技真的是一切问题的答案，那么最先进的工业社会现在应该是充满了微笑的脸孔。但事实并非如此。同样，如果人们只应该关心精神事务，那么人们应该是快乐地遵照他们的宗教信仰过日子。但是这样一来，就没有所谓的进步了。物质发展和心灵发展都是必要的。人类不能停滞，因为停滞是一种死亡。

我从乌兰德搭机前往蒙古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在乌兰巴托有一群和尚给我热情的欢迎。然而我所受到的这些快乐和自动自发的行为，显然并不为当局所允许。第一天，人们从四面八方拥来，想要摸摸我；但是第二天早上，我发现每个人的行为举止都像塑像，我注意到他们眼里含着泪水。当我造访达赖十三世本世纪初居停过的房子时，没有人靠近我。稍后，有个人真的设法公然反抗官方的规定。我离开一间博物馆时，我在大门口和一位男士握手，我觉得手掌中有样非常奇怪的东西。低头一看，原来他正在把一串念珠塞入我的手中，请我加持。这时，我的心中悲忧交集。

就是在这间博物馆里，我偶然看到一幅画，画中有位和尚打开一张大嘴，一些游牧人正和他们的牛群一起走进和尚的大嘴里。这幅画明摆着就是反宗教的宣传。我走向前要看得更清楚些，但是我的导游有些神经过敏地试着把我从这副令人发窘的共党宣传前引开。因此，我说不需要对我隐藏什么。在这副画里也说了一些真相。像这样的事实不应该遮掩退避。每一种宗教都会伤害、利用人们，就像这副画所暗示的一样。然而这并不是宗教本身的过错，而是修持这种宗教的人的过错。

另一件更好笑的事情是有关于一件陈列品——时轮金刚坛城的模型1。我注意到有些地方摆得不对，因此一位年轻的女馆员开始对我讲解坛城的意义时，我说﹕『我是这方面的专家，让我来为你讲解吧！』并且指出坛城不正确的地方。我发现这样做令我相当快意。

我开始了解蒙古人后，我才知道蒙古与西藏之间的连结是多么的强。打从一开始，蒙古的宗教就和我们一样。诚如我在前面提过，过去有许多蒙古的大学者访问过西藏，他们对西藏的文化、宗教卓有贡献。西藏人也用了许多由蒙古学者所写的佛法教本。此外，我们也有一些共同的习俗，例如赠送哈达（有一点不同的是。西藏的哈达是白色，蒙古的哈达是淡蓝色或石板灰色）。顺着这些线索，我想到，就历史上来说，蒙古和西藏的关系，就像西藏和印度的关系。因为我心中这么想，所以我安排了双方个别社区的学生交换事宜。希望籍此恢复两国之间的历史连结。2

我要离开时，对苏俄和蒙古都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有些是我所看到的物质进步。尤其是蒙古，在工业、农业、畜牧等领域都有可观的进步。一九八七年我再度访问苏俄时，很高兴地发现气氛已经戏剧化地变得更好了。这明确地证明政治的自由直接与人民对他们自己的感觉有关。现在他们能表达真正的感情，显然觉得更幸福了。

一九七九年八月二日由西藏流亡政府的五名成员所组成的代表团离开新德里前往西藏和北京。我很谨慎地挑选出这些人为代表。因为人选一定要尽量客观。我选择的人选不仅要了解中共未入侵前的西藏，也要熟悉现代世界。我也保证代表团的成员中要有三个省分的代表。

我的哥哥罗桑桑天是代表之一。他很早以前就还俗了，我们家里就只剩我一个人在僧团。他当时是以非常摩登的衣着、外貌前往西藏。他留一头长头发、嘴边是浓密下垂的须，衣着也非常的轻便。我有点担心那些留在西藏，应该还记得他的人会认不出他来。

在十年之后的今天，我还是不知道北京当局想让代表团对『新』西藏留下什么印象。但是我想他们深信代表团会看到整个祖国如此的自足和繁荣，代表们会明白再流亡下去是没有用的。事实上，为了防止代表团遭受当地右倾思想者的实质攻击，中共当局还教喻西藏人对代表团要有礼帽。我也怀疑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的存在对逐渐在乎世界舆情的中共来说是一大困扰。因此，任何能诱惑我们能回去的方法，他们都会试试。

好在他们是如此自信。因为第一支代表团到北京后，中共当局接受我的建议，同意继这个代表团之后，应该允许三个以上的代表团来访。

我的五位代表在北京停留两个星期，与中共会谈并计划考察路线——要花四个月以上的时间考察西藏全境。然而一等他们抵达安多，事情开始变得不像中共原先的打算。不管代表团走到那里，都被无数民众包围，尤其是年轻人，他们都要求加持，并且询问有关我的消息。中共大为震惊，他们心慌意乱地通报拉萨中共当局警戎，以便应付代表团到达时的状况。回电是这么说﹕『多亏首邑高度的政治教育水平，所以不可能发生什么难堪的事。』

然而，行程里的每一步，流亡政府的五位代表都受到令人欣喜的欢迎。他们到达拉萨时，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他们带回来的照片显示街上挤满了千千万万的善男信女——他们都公然违抗中共禁止外出的警告。在城里时，有一位代表偶然间听到一位中共高级干部对同僚说﹕『过去廿年的努力就在今天泡汤了。』

虽然这种情况常常是威权统治下在上位者与人民之间的鸿沟，但是看来中共的确是做了一个完全离谱的错误估计。虽然中共防止类似事情发生的情治血统非常有效；但是他们的评估却全然错误。更令我讶异的是，虽然出了这些纰漏，中共仍然继续保留这种系统。所以次年共党总书记、邓小平的继承人胡耀邦访问西藏时，就被带去看一个样板村，当然全然遭到误导。同样地，一九八八年时，我听说有位中共重要领袖访问拉萨，直接询问一位老妇人对西藏现况感觉如何。她当然是信心十足地复诵党的路线，而这位中共领导人也真的相信她的感觉就是这样。俨然中共当局真心想要愚弄他们。但是只要还有些敏感的人一定能了解﹕在严刑峻法下，谁还会唱反调呢？

还好胡耀邦没有完全受骗。他公然对西藏人的生活条件表示震惊。他甚至问道﹕『是不是中共这些年来对西藏所花的钱都丢进雅鲁藏布江了？』他接着承诺要撤回百分之八十五的西藏中共干部?但是胡耀邦所提出的这些措施，后来都没下文了。胡耀邦掌权没多久就被迫辞去共党总书记的职务。我非常感激他，因为他有极大的勇气，公开承认中共在西藏所犯的错误。这样的事实明白显示，中共的领导人物，并非个个都支持中共政府在外域的镇压措施。但是如果胡耀邦的供认对西藏事务并没有持续的影响，那么代表团十二月底回到达兰萨拉之后所作的报告，大部分肯定是有影响。

一九七九年十月，历经两次长期旅行之后，我回到家里。在旅程中我到过苏俄、蒙古、希腊、瑞士，最后是美国。

五人代表团携回一大堆底片、许多小时的谈话录音，还有足够的一段情报，这些资料需要耗费几个月来对照、过滤、分析。他们也带回七千封以上的信，这些信是西藏人民托代表团转交给他们流亡在外的亲人——这是廿多年来第一次有信件流出西藏。

不幸地，他们对新西藏的印象非常不好。不管他们到那里都被泪水盈眶的西藏人包围，他们也看到充足的证据显示中共当局以残忍而有系统的方式企图摧毁西藏的古老文化。此外他们也见证到无以计数的饥荒岁月，许许多多人饿死、遭到公开处决，诸如此类对人权形成显着而可怕的侵犯。最轻微的则是诱拐儿童，有些小孩被驱迫为奴工，有的则送往中国受『教育』；以及监禁无辜的公民，无数僧尼死于集中营里。许多照片生动地说明这真是个可怕的末世景象﹕寺院、尼庵只剩下断垣残壁，或是变成了榖仓、工厂、牛栏。

然而，在这些资料面前，中共当局清楚地表示他们不想听任何批评——不管是代表团说的或是流亡社区的其他西藏人所说的。他们说，只要我们还流亡在外，我们就没有权利批判西藏内部的事务。当罗桑桑天把这些话告诉我时，我想起来一件发生在五○~代的事情。有位共产党员问一位西藏官员说﹕『你对中国统治西藏的看法如何？』『首先你得让我离开西藏，』这位西藏人回答﹕『然后我才告诉你。』

然而代表团倒是真的带回一些有用的消息。例如，他们在北京时，见到一些被培养成共党干部的年轻学生，这些年轻学生并没有盲信马克思主义和亲中国的政策，他们完全同意西藏自由的目标。我们从许多例证来看看当西藏人民公然违抗中共当局来表达对达赖的敬爱，人民的心灵绝对没有被中共压碎。事实上，看来这些悲惨的经历反而更增强了他们的决心。

另一桩正面的事情是第一支代表团在北京见到了班禅喇嘛。中共曾经非常残酷地对待他，班禅喇嘛也让代表团看到在那场折磨中身体所留下的永久性伤痕。他说在我流亡出走后，人民解放军并没有动他在扎什伦布的本庙。但是在他开始批判我们的新主人之后，军队就开进来了。一九六二年期间，中共通知他，他将取代我而成为预备委员会的主席。班禅喇嘛不但拒绝了，还写了长达七万字的『万言书』给毛主席。之后他就被剥夺了官衔（毛曾经无耻地向他保证，中共会注意他的观察）。一群年长的看守和尚在回扎什伦布的路上，被中共发现而拘禁起来，中共控告他从事犯罪活动，并且在日喀则人民的面前公开谩骂他们。

一九六四年年初，中共恢复班禅喇嘛的名誉。在默朗木庆典期间他应邀对拉萨人民演讲，当时默朗木节是恢复了，不过只有一天。他同意发表演说。然而，令中共当局大吃一惊的是，他竟然对群众说达赖喇嘛才是西藏人民真正的领袖。演讲结束时，他激动地高呼﹕『达赖喇嘛万岁！』他当场即遭拘禁，连续七天的秘密审讯后，他消失了。许多人害怕他也会被中共杀害。但是现在证实起初他被软禁，最后则关在中国最大的公安监狱2。在监狱里，他受到密集的刑罚和政治再教育。在狱中的状况是如此的严酷，他不止一次试图自杀。

现在班禅喇嘛还健在，而且比以前好一些。但是代表团看到西藏的状况是如此恶化。西藏的经济制度确实已经转变了。虽然现在有更多的东西，但是这些对西藏人一点好处也没有。所有的商品都掌握在中国占领者的手里。例如，以前没工厂，现在有一些，但是工厂制造出来的东西都送去中国。工厂本身唯利是图，结果当然是破坏了生态环境。水力发电站也造成了同样的伤害。在每个城镇的中国区都灯火通明，但是即使在拉萨，藏人居住的地区十五瓦到二十瓦的灯光是你所能看到最亮的灯光。但是电灯常常不亮，尤其是在冬天，此时为了配合拉萨其他地方较以往更大的用电量，供电来源因而有所改变。

至于农业方面，中共坚持要把冬小麦种在原来种青稞的田里。中国人吃小麦而不吃青稞。结果，因为中共的新式密集种植法带来榖物大丰收——接着是连年饥荒。这些改变造成了西藏微薄、脆弱的肥沃表土迅速地遭到侵蚀，结果留下的是绵延数里的沙漠。

其他的土地资源，例如森林，也同样遭到滥伐。一九五五年以来，据估计已经砍伐近五千万棵树，数以百万英亩计的土地在清理之后都用来种蔬菜。畜牧方面的确是戏剧性的进步了﹕在某些地方，在同样大小的牧地上，现在养的牧口数目是以前的十倍。但是在其他地方，过度开发的环境则无法再承受任何形式的放牧。结果，把整个生态赔进去了。以前曾经遍地长满了鹿、野驴、野牦牛吃的青草地现在都消失了。以前西藏常见的大群野驴、天鹅已经看不到了。

关于保健方面，的确是增加了数目可观的医院，就像中共所说的一样。但是医院却公然偏袒移民的汉人。中国人需要输血时，就从西藏的志愿者那儿取来鲜血。

现在西藏的学校数目的确也比以前多。但教育计划却被滥用来图利中国人。例如，代表团听了一些故事﹕为了从中央政府那儿取得经费，中共的地方当局声称他们会为西藏人改进设备，但是却把经费挪用在加惠他们自己的小孩。至于中共提供给西藏人的教育，大部分是在中国本土进行。中共曾经夸口要在『十五年内』根除西藏语言。事实上，许多学校只是孩童的劳工营。真正得到适当教育的人只有一千五百人左右，大部分是聪明、有前途的小孩，他们都被送到中国受教育，因为这样有利于『统一』。

代表团也发现西藏内的交通已经戏剧性的转变了。西藏境内的公路四通八达，几乎连通每个移民区。境内也有成千的车辆，主要是重型卡车——但都是属于中共政府。然而如果没有许可，西藏人不能行动迁移。最近法令是有些放松了，但是只有非常少数人才有能力利用这些。

同样地，虽然消费物品真的可以买得到，但是只有极少数西藏人买得起，大多数人还是处于悲惨、可怜的贫穷状态。代表团听说直到最近口粮配给的数量仍然很少，三十天的配额只能维持二十天。口粮吃完了，就只好吃树叶、青草。例如，一个月份的奶油配额只够在以前喝一次奶茶，少到只够骗骗嘴唇。代表团不管到那里都看到当地人民营养不良、发育不好，同时衣衫褴褛。更不用提缤纷的饰物和珠宝——耳环等等——在以前即使是一般平民也会有一些。

在这种异常的艰困处境中，人民还要负担难以置信的税负，当然这些费用不叫做『税』﹕而是『租』或是类似的东西。即使是游牧人家也得被迫付钱才能过不稳定的生活。总而言之，中共在西藏的经济计划是一种折磨。

代表团还发现中共无情地压抑西藏文化。例如，中共准唱的都是中国调子、歌颂政治的歌曲。宗教被查禁。成千的寺院、尼庵都遭亵渎。他们听说中共从五○年代末期起就有计划地进行这项工作。首先每栋建筑物都派工作人员访查，他们开列物品清单。随后是一队工作人员把所有值钱的东西装上卡车，直接运到中国。到了中国后，这些战利品有的被熔成金块、银块，有的被卖到国际艺品市场，换取外汇。接着是更多的工人进来把所有能用的东西，像屋瓦、梁木都拿走。最后所有当地的人民都被迫表态、鄙视旧社会和腐化的和尚们。几个星期内，整间庙就只剩下一堆废墟。

这些寺庙的内部陈设代表了西藏可处理的实质财富。几百年来，寺庙聚积了各家族好多代的捐献，善男信女们一向是把最好的东西捐给庙里。现在这些净财全部都消失在中国贪得无餍的肚子里。

做了这些，中共还不满意；中共当局也决定控制西藏的人口。中共在西藏强制推行一对夫妻只能生二个小孩的政策（中共说这种节育计划不仅限于中国境内）。那些超过配额怀孕的人都被强制送进医疗单位，这些地方的设备简陋，就像江孜的屠宰场——怀孕的妇女就在这种地方没有先行消毒就打胎。确实有许多妇女被强制避孕，最近离开西藏来到印度的妇女，身上就都安装了铜制的子宫环。

当人民奋起反抗时——一九五九年之后发生过许多次——整个村落被夷为平地，村民全被杀光，数以万计的人被中共监禁起来。他们被关在生活条件最差的监狱，白天强迫劳动，晚上还得开检讨会直到夜深，中共只给他们微量的口粮。我曾经提过一些被中共监禁过的人。其中一位是天津秋爪，五○年代末期时他是我个人的初级医师。第一支考察代表团到北京时，我就要求他们请中共释放天津秋爪，并且允许他来印度。

起初没有回音，但是一年之后，他终于获得自由了，一九八○年年底，他来到达兰萨拉。他告诉我一些几乎令人不敢相信的残暴、堕落的故事。在二十多年的监禁中，他好多次都饿得快死了。他告诉我，我和同伴饿得吃衣服充饥。还有一位同伴，当时他和这位同伴住在医院里，饿得惨到当地看到同伴解出的干瘦大便中有一条虫时，他把它洗干净，然后吃下去。

我并不是无缘无故的重复这种事情。我是以佛教徒的身分来记述，我并不想激怒中国的兄弟姊妹，我只是在教育民众而已。无疑的，许多善良的中国人并不知道西藏的真相。我不是出自怨毒而来叙说这些冷酷的事实。相反的，这些事情已经发生了，除了向前看之外，别无他法。

从第一支代表团访查回来，至今已逾十年，代表团的发现也被其他许多消息来源肯定。『其他消息来源』包括随后派出的西藏代表团和外国记者、旅客以及一些有同情心的中国人。不幸地，在这段期间，虽然有一些物质进步，但是西藏的情况在许多方面甚至变得更糟。

我们现在知道中共派驻西藏的军队多达三十万人，这三十万人中有许多是沿着中印未定界驻防。更过分的是，中共把三分之一以上的核子武器部署在西藏的土地上。因为西藏是世上蕴藏铀矿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中共似乎是想籍着挖掘铀矿使西藏大部分地区遭受放射性污染的危险。在东北方省份的安多——我的出生地，当地有一个众人周知的最大型古拉格——大到什么地步呢？有人估计它足够拘禁一千万人。

中共大规模移民的结果，使得西藏境内的中国人现在已经超过了西藏人。我的西藏男女同胞今天正处于极危险的情况，在他们自己的家乡，他们只是旅客观光的对象而已。

译注﹕

1、如果告诉读者时轮坛城有几个同心圆、内城有﹕门、外城有﹕门、有几个同心正方形，坛城有多少眷属……等，读者不知道这是否不恰当。

2、就是秦城监狱。

第十四章 争取和平

第二支及第三支考察团都在一九八○年五月从印度前往西藏。其中一队的成员较年轻，另一队则由教育工作者组成。我希望籍着前者，了解年轻人对西藏情况有何展望；透过后者，则希望知道西藏的年轻一代未来能有什么样的展望。

不幸，青年团未能完成查证工作。成群结队的西藏人夹道欢迎这群离乡背井的人，在他们面前痛骂中共施政，官方遂指控这些代表挑拨群众造反；因此以危及『祖国统一』的罪名，将他们逐出西藏。可想而知，我对这种结局很感不悦。中共非但不想『从事实中求取真相』，反倒似乎决心一股脑儿的无视于真相。但至少这次驱逐行动证明，他们还算注意到了西藏人的感受。

第三支代表队由我的妹妹杰春佩玛率领，总算获准留下。这支队伍于一九八○年十月回到达兰萨拉，结论明确的指出，虽然过去二十年来，一般教育水准略有改进，但并没有真正的好处；因为中共似乎认为，认字唯一的作用就是教小孩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写『自白书』。

整个而言，考察团搜集的资料，不但完全暴露了中共在西藏的劣性，也显示西藏人的生活状况依旧很悲惨。虽然比过去二十年，情况无疑已有改善，但根据中共官方自己的说法，西藏人仍被认为是『落伍、无知、残酷、野蛮』。

一九八一年，我母亲中风，卧床不久便告去世。她毕生（她将近百岁）都很健康，因此卧病在床对她而言是重新的经验。这代表她第一次得依赖别人。过去我母亲一直自己照顾自己。例如，她喜欢早起，但她从不逼仆人为她早起，她早晨自己沏茶，尽管她有个手腕受过伤，行动不是很方便。

她在世的最后一个月，与她同住的天津秋结坦白的问她，孩子之中她最疼谁。我想他觉得自己该当之无愧。但是，她回答是罗桑桑天。我提及这件事是因为当我弟弟告诉我这事时，我也以为她会选中我，但也因为她临终之前，唯一在场的就是罗桑桑天。我在那之前步行到她的小屋，跟她短暂的见了一面，但大限到时，我却离家在菩提伽耶。

我一接到消息，就祷告她来世转生顺利。在场的西藏人也都陪我一起祈祷。他们的诚挚非常令人感动。政府当然也写信来致哀，信是书名写给负责发布讣闻的林仁波切，但是为了某种不明原因，却直接交到我手上。接着发生了一件趣事。我读完信，转回去给他。他看完信，困惑的抓着头皮来找我说﹕『照例说应该由我把信转给你，现在却颠倒过来。我该怎么办？』这是我唯一踫到林仁波切说不出话的时候。

当然，母亲过世我很难过，近年来，我见到她的机会因为工作与责任的压力增加而变得愈来愈少。但我们精神上仍很亲近，因此我有很大的失落感——每当随员中的长者去世，我都有这种感觉。当然，时光流逝，上一代总会渐渐逝去，我四周比我年轻的人愈来愈多。事实上，我的政府人员平均年龄不到三十五岁。我觉得这有很多好处。今日西藏形势带来的挑战，需要现代化的心灵才能应付。在旧日西藏环境中成长的人，不能了解那儿现在发生的转变。面对这些问题的人，最好没有记忆的包袱。此外，我们是为了下一代从事争取西藏合法独立的奋门，如果他们还愿奋门下去，就必须由他们继续。

一九八二年四月初，达兰萨拉的三人谈判小组飞往北京，讨论西藏前途。领队是当时噶厦资深成员竹谦圆滇南结，陪他前去的包括我的前任侍卫总管，一九五一年为嘎波嘎旺吉美担任译员的吞措塔希塔克拉，以及西藏人民大会主席罗提结称结瑞。他们与中共高级官员晤面，双方表明立场。

西藏人提出讨论的各点，以我们祖国的史实为主。他们提醒中共，就历史而言，西藏一直与中国分离，这项事实北京在强迫签署十七点『协议』时，已完全承认。其次，我们的谈判代表告诉中共﹕尽管我们一再吹嘘夸大西藏的进步，但事实上。西藏人根本不满意。他们建议中共根据这些事实，采取与事实相符的新方针。

一位谈判者也问起，西藏人既然是外族，是否也应该拥有跟中共政府声称要给台湾的同族人相同或更多的权利。他得到的答覆是，台湾是因为尚未被『解放』，所以才提供它这样的条件，而西藏却早已踏上了辉煌的社会主义之路。

很不幸，结果显示中共并没有实质的事要谈。他们教训我们的代表，指责我们用考察团的资料歪曲真相。他们真正想谈的只是要达赖喇嘛回去。为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提出有关我未来地位的五点清单。

一、达赖喇嘛应该相信中国已迈入长期政治稳定，经济稳定成长及各族共和的新阶段。

二、达赖喇嘛及其代表团应坦诚对待中央政府，不可拐弯抹角。也不应再以一九五九年的事件为遁辞。

三、中央政府诚意欢迎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归来。这是基于他们将对中国统一，加强汉藏及各族的团结及现代化计划有所贡献的期望。

四、达赖喇嘛的政治地位与生活状况将与一九五九年以前相同。建议他不必住在西藏并担任地方官职，但他当然可以经常回西藏。他的追随者不必为工作与生活担心，一切都将较过去改善。

五、达赖喇嘛若愿回来，可向新闻界发布一分简短声明，其内容由他全权决定。

代表们回到达兰萨拉后，中共政府发布了一份严重歪曲的会议记录，指我们的观点为『分裂主义』、『反动』、『中国人，尤其西藏人，都强烈反对』。中共对西藏的『新』政策开始显得跟一九七○年代晚期的发展所指出者相去甚远。正如一句西藏谚语所说的﹕『他们给你看的是黄糖，塞进你嘴里的却是白蜡。』

谈到中共提出与我有关的五点，我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以为我会重视我个人的地位。整个奋门过程中，我关心的都不是我自己，而是我六百万同胞的权利、幸福与自由。我这么做不仅是为了争界域，而是因为我相信，人类最要紧的就是本身的创造力。我更相信，为了实践这种创造力，人必须自由。我放逐而拥有自由。作了卅一年难民，我已知道了它的一些价值。因此，在全体西藏人都能在自己的国家分享相同的自由之前，我回西藏将是一项错误。

尽管跟中共政府从事的这些谈判本身都毫无建设性，只要北京同意，我愿意作一趟短暂的西藏之行。我希望跟我的同胞谈话，亲自了解真正的情况。对方反应良好，我们就准备于一九八四年派出一支先行部队，为我次年到访作预备工作。

同时，因为旅行的限制放宽，所以有相当多的西藏人开始来到印度。他们不断前来，不过人数已渐渐减少。写作本书时，已有将近一万人来过印度，其中一半以上留下，大部分是希望在我们的学校与寺院大学就读的年轻人。回去的人则大多出于不得已的原因。

我尽可能亲自接见来自西藏的旅客。这些场合几乎都令人非常激动﹕他们大都是悲伤而天真的人，衣衫褴褛，身无长物。我询问他们的生活和家人的情形，他们答话时总是忍不住热泪滚滚而下——在叙述亲身遭遇时更是压抑不住的号淘大哭。

这期间，我遇见曾赴西藏旅游的观光客人数也日益增加。有史以来第一次，外国人（主要是西方人）获准进入这个雪国。不幸的是，中共官方从一开始就处处设限，开放政策实施之初，就只有加入遵守既定行程的团体才能入境，可以参观的地方也少之又少。更有甚者，外人几乎没有机会跟西藏人接触，因为大部分宿处都由汉人经营，这种地方雇佣的少数西藏人都只从事侍应或清洁打扫的粗工。

除了这些缺点，中共的导游也只带游客参观重建中，或重建完毕的寺庙，仍然是废墟的所在从不在外人面前曝光。没有错，尤其在拉萨一带，过去十年间有不少重建工作在进行，但我绝非处于私心才说这么做只是为了取悦观光团，事实上，不但住进这些重建寺庙的僧人都必须由中共官方审核，甚至他们还得牺牲修行的时间，亲自动手搬砖挑瓦（资金由民间私人捐助），使人无法作出别种结论。

好在导游都受过精心训练，很少观光客看穿这一点。如果他们问起，为什么有这么多重建工程，他们会被告知，很不幸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也蔓延到西藏，但中国人对四人帮的恶行造成的后果深表遗憾，他们震憾设法弥补过去可怕的错误。从来没有人提起，大部分破坏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已经成为事实了。

可惜的是，对大部分观光客而言，西藏不过是个充满异国风情的地方，是他们护照上的另一枚戳记而已。他们多看几座寺庙，好奇心就得到满足，庙中挤满服饰多采多姿的进香客，更冲淡了他们的怀疑。但尽管大多数人受惑于表面假象，至少还有少部分人并非如此，这才是西藏开放观光对我们真正的益处。这跟经济或统计数字无关，只是一小群真正富于想像力与好奇心的游客。他们会溜出兼负监视责任的导游的视线，去看那些不希望被他们看到的东西，而且更重要的是，听到那些他们不该听的消息。

一九八一到一九八六年之间，西藏观光客人数从一千五百人增加到三百万人。从后来跟我们流亡政府接触的人口中，我们得知中共所谓的『自由主义』，不过是空洞的口号。西藏人仍没有言论自由，虽然他们私下明白的反对中共占领我们的国家，却从不敢公开谈论。更有甚者，他们取得资讯的管道极为有限，举行宗教仪式也要受管制。不需要太客观就可以看出，西藏还是个警察国家，人民都在恐惧中忍气吞声。尽管毛泽东死后就有改革的承诺，他们仍然不曾脱离恐惧，现在他们更须面对大批涌进的汉人移民，用压倒性的人数威胁到他们的生存。

我遇见的很多观光客都说，他们到西藏前，基本上都持支持中共的态度，但目睹的一切推翻了原来的观念。同样的，很多人说，虽然他们基本上对政治不感兴趣，现在却觉得必须改变立场。我记得有位来自挪威的男士告诉我，他最初很崇拜中共摧毁宗教的行径，但当他第二度回到拉萨，看到了真相，他不由得问，他能帮助我的同胞什么忙？我的回答正如我告诉所有提出相同问题的西藏出来的访客一样，就是把他目睹的事告诉越多的人越好。这样，西藏的苦难才会有更多的人知道。

从新来者和观光客口中不断得到西藏的消息，因此一九八三年，中共与西藏发生新一波迫害浪潮时，我毫不感到意外。拉萨、日喀则、甘孜都有人被处决，昌都与开雷也有人陆续被捕，这次整肃涵盖大陆全境，表面上，目标对准『犯罪与反社会分子』，但其实是为了对付异议分子。不过，尽管它似乎显示中共官方的态度转为强硬，这则消息也有其积极的方面，第一次，中共在西藏的活动透过派入西藏的国际通讯社特派员传播到外界。

难民们担心新的恐怖统治，是毛泽东时代强硬手段死灰复然的讯号，反应极为强烈。是保守派对邓小平政权的反弹，或西藏再次陷入黑暗时代，都还言之过早。但很明显的，我的先行部队已无法成行，所以我的访问也只好取消。

一九八五年五月中共对西藏政策已明显的有重大转变。胡耀邦提出中共驻西藏官员减少百分之八十五的要求未被采纳，相对的却展开鼓励移民的大型宣传活动。在『发展』的口号下，六万名有技术及无技术的工人，在公家提供他们财务担保、房屋补助及请返乡假优待等条件的诱惑下，应召前往。同时，由于中共本身旅行限制放宽，很少人也以私人名义前往，希望找到更好的工作机会。就这样，正如西藏人所说，来了一个中国人，后面至少跟十个，大批人潮涌至——持续至今也不减少。

同一年暮秋，甘地夫人遇刺身亡，西藏失去了一位真正的朋友。我当时在伦敦赴德里途中，得知噩耗，深感震惊——不仅因为当天我正巧约定跟她及库里辛那穆提（J．Krishnamurti）共进午餐而已。她的职位由她的儿子拉吉夫．甘地继承，这位年轻的领袖一心为国，并乐意协助西藏的流亡社会。

拉吉夫．甘地秉性温柔和顺，心地极为善良。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他的情形。一九五六年我访问印度时，应邀到他祖父尼赫鲁府邸午餐。当时这位总理请我去参观花园，我看见两个小男孩在一座帐篷附近玩耍，他们想放一枚大冲天炮，却放不上去。那正是拉吉夫和他的弟弟桑杰。最近，拉吉夫还跟我提起我要他们两人守在帐篷里的趣事。

不到一年的时间，罗桑桑天去世，西藏又失去一位重要的支持者。他年仅五十四岁，我在哀悼中也深感惊异。他参与第一支考察团的经验，对他影响很大。他不能理解中共对西藏如此明显的苦难不闻不问的态度。虽然他一向喜欢开玩笑取乐（他极具幽默感，而且有点粗俗），却因而闷闷不乐很长一段时间。我相信若说他因心碎而死也不为过。

罗桑桑天的死令我非常难过，不仅因为我们一直情同手足，也因为他病危之际，我未能陪伴在侧。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前往德里时，他当时正以西藏医学研究所（TibetanMedicalInstitute）主管的身分处理一些相关业务。他决定不跟妻子一块尔回去。但到火车站，他又改变了心意。他的事还没完全办完，虽然有便车可搭，他还是决定留下。他就是这样的人，永远不把自己放在第一位。第二天他就莫名其妙的得了『感冒』，恶化成肺炎再加上并发黄疸病，三周后他就去世了。

今天我每想起罗桑桑天，最难忘的就是他的谦逊，他总是像一般西藏人那样对为极为尊敬，而不是把我当作一个兄弟。比方说，每逢我回家或出门，他总是跟别人一起排在我住处的门口欢迎我，或祝我旅途顺利。他不但谦逊，而且慈悲为怀。我记得有次跟他提到印度东部欧利萨（Orissa）的麻疯病人聚居区。他跟我一样，非常重视能帮助别人减轻痛苦的事。我说我希望西藏社区能够对那些病患提供一些协助后，他就流着泪说，他个人愿意尽一切努力。

我于一九七九年、一九八一年与一九八四年访美，每次那儿的人都表示希望能为西藏人做些什么。一九八五年七月，九十一位美国国会议员联名写信给当时的中共国家主席李先念，表示支持中共政府与我的代表举行直接谈判。信中鼓励中共『尽可能考虑达赖喇嘛阁下及其人民极为合理而正当的愿望』。

这是西藏第一次获得正式政治支持——我认为这是我们目标的正当性终于开始赢得国际支持的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进一步类似的证据，将使其他国家的人民也起而采取相同的立场。

一九八七年初，我接到前往华府美国国会人权高峰会议演讲的邀请。我欣然接受，并定于该年秋季赴约。同时，我的很多老朋友都建议我趁这个机会，提出一些西藏要争取的明确目标，俾便世界各地的正义之士认同。我认为这建议很好，于是开始组织我过去几年中想到的一些观念。

就在我动身赴美前夕，国会出版了一份有关人权被侵犯的新报告。其中指出，国会一九八五年致李先念的信遭受忽视﹕〔没有证据显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曾对『达赖喇嘛合理而正常的愿望』作任何考虑。〕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一日，我在国会山庄演说，我提出的建议纲领自此被称为五点和平计划，它包括下列五点﹕

一、整个西藏划为和平地区。

二、取消中共人口移民政策，因其已威胁到西藏民族的生存。三、尊重西藏人民之基本人权及民主自由。

四、重建并保证西藏的自然环境，中共应中止在西藏生产核武器与弃置核能废料。

五、对西藏的地位及中藏人民的关系立刻展开谈判。

简短的说明这些建议后，我请现场听众提问问题。这时，我注意到场中有些人看起来很像中国人，我问他们是不是，他们犹豫一会儿才回答是的，他们是新华社的人。此后，我发现每当我在海外公开演讲，中共必然派人到场监听。这些人通常对我都很友善，当他们偶尔否定我或讽刺我的时候，都会露出愧疚的表情。

我要大致说明一下五点和平计划。第一点之中，我建议整个西藏，包括东部的西康与安多省份在内，都改为Ahimsa地区。（Ahimsa是个印度教名词，意为和平与非暴力状态）。这符合西藏作为一个爱好和平的佛教国家的地位，与中共已表示支持的尼泊尔以和平地区自居的宣言完全相同。如果能实现，西藏就可恢复其作为亚洲强权之间的缓冲国的历史地位。

下列个点是Ahimsa地区的主要条件﹕

——全西藏高原列为非军事区。

——禁止在西藏高原生产、试验、或存放核子武器及任何其他武器。

——西藏高原将成为世界最大的自然公园，以严格的法律保护野生动植物；剥削自然资源的行为将审慎立法管制，以免破坏相关的生化系统；人类居住的地区将实施认可发展的政策。

——禁止制造或使用核能，以及任何企图会产生危险性废料的科技。

——国家资源与政策都将以推动和平与环境保护为目标。凡致力推广和平及保护各种生命形式的组织，都会在西藏得到友善的接待。

——推广与保护人权的国际性与区域性组织，西藏都会加以鼓励。Ahimsa地区成立后，印度就可以从与西藏接壤的喜马拉雅山区撤除军队与军事设施——一俟签订足以满足中共合法的安全需求，并且能建立藏、中、印及该地区其他民族之间互信的国际条约，就能实现。这对每个人都有利，尤其是中共和印度，不但能加强两国的安全，同时又能减轻维持大批军队驻守喜马拉雅山未定界的经济负担。历史上，中印从未起正面冲突。只有当中共部队闯入西藏后，两国才有疆界相接，在两大强权之间造成紧张，促成一九六二年的战争。从此以后，危险的小纷争就层出不穷。

历史上一直是如此——中间设立一个广大而友善的中立地区。改善中国人与西藏人的关系，首要之务是建立互信。过去三十年的浩劫中，几乎有二十五万西藏人死于饥饿、死刑、酷刑、自杀，还有数万人被囚禁在罪犯营中，令人难以置信，现今唯有中共撤军，真正的和解才能开始。西藏的大批占领军每天都在提醒西藏人他们所受的压迫与痛苦。撤军是未来与中共基于友谊与信任建立有意义关系的必要条件。

不幸的是，北京把我提议的这一部分，视为分裂的行动，其实这绝非我的本意。我的用意只是指出，为追求我们两个民族之间真正的和谐共存，至少有一方必须作某种程度的让步。由于西藏一直是受害者，我们西藏人已一无所有，没有东西可以奉献给中共，所以为了建立互信的气氛，那些手持步枪的人应该撤走。这就是我所谓的和平地区﹕一个没有人携带武器的地区。这不仅有助于建立信任，对中共的经济也会有很大的帮助，他们可以节省在西藏驻军的大笔开销，对一个开发中国家而言，这笔开销可以说是庞大的浪费。

我的五点和平计划第二点，与西藏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所面临的生存威胁有关，也就是中国人人口流入西藏的问题。一九八○年代中期，中共的汉化政策已极为明显﹕有些人暗地里称之为『最后的解决方案』。他们籍此使土生土长的西藏人减少到微不足道的比例，变成自己祖国里的少数民族。这一定要中止。汉人平民大规模移入西藏，直接违反了第四次日内瓦大会的决议，现在我国东部，汉人人口已超出藏人甚多。以我的出生地，现在被划归青海省的安多为例，据中共统计资料，当地有二百五十万汉人，仅七十五万藏人。即使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亦即西藏中部与西部），我们的资料显示，汉人也已多于藏人。

这套移民政策并不新鲜。中国曾有系统的在其他地区运用。不久之前，发源于中国东北地方的满族还是拥有自己的文化与传统的独立民族。今天的东北地方只剩二到三百万的满族人，汉人却多达七千五百万。又如今天中国人称为新疆的东土库斯坦，汉人已由一九四九年的二十万人增为今天的七百万人，占全部当地人口一半以上。中国殖民内蒙古后，汉人增为八百五十万，蒙古人仅二百五十万。我们估计，目前全西藏有七百五十万汉人，多于藏人的六百万。

西藏民族要继续生存，汉人移民必须立刻停止，汉人屯垦民必须获准回内地，否则，西藏人将沦为吸引观光客的噱头和光荣历史的遗迹。目前汉人之所以留下似乎主要由于经济诱因；此地情况并不适合他们，汉人罹患高山病的比比皆是。

我建议的第三点与西藏的人权有关。这一定要尊重。西藏人应有在经济、文化、知识、灵性等方面发展的自由，并享有基本的民主自由。西藏侵犯人权的情形全世界最为严重，国际特赦组织及其他类似机构都可以证明。西藏的歧视行为在中共所谓的『隔离与同化』下，与种族隔离政策无异。西藏人在自己的国家沦为二等公民，被剥夺所有基本民主权利与自由，由占领的殖民政府控制，所有实权都掌握在中共官员、共党及人民解放军手中。虽然中共准许藏人重建佛寺，朝拜进香，却严禁一切与宗教有关的学问授受。因此，虽然流亡在外的西藏人，根据我一九六三年草拟的宪法，拥有民主权利，但我成千上万的同胞仍然因他们对自由的信念，在监狱或劳动营中受苦。在西藏，效忠中共的西藏人被称为『进步』，效忠自己国家的西藏人却被打成『罪犯』，锒铛入狱。

我的第四项建议，呼吁为重建西藏的自然环境而努力。西藏不应用于生产核子武器或堆置核能废料。西藏人一向尊重各种生命的形式。这这与生俱来的感情，因佛教信仰严禁杀生而更为加强。中共入侵之前，西藏是一片清新、美丽，未经破坏的野生环境庇护所，拥有其独特的自然环境。

遗憾的是，过去数十年来，西藏的野生动物几乎完全被摧毁，很多地区的林木已无法恢复原状。整个西藏脆弱的环境力受损极大——尤其因为这个国家的高海拔与干燥，植物生长需花比低海拔潮湿地区更久的时间。因此，仅余的一切更须加以保护，并努力扭转中共对西藏环境不公平的肆意破坏造成的恶果。

因此当务之急是中止生产核子武器，更重要的是防范弃置核能废料。目前中共不但打算在此处理它自己的废料，也计划进口外国废料牟利。此举的危机显而易见，不但危害现在生存于此的人，他们的后代也将同受其祸。更有甚者，本地无可避免的问题轻易便会转变为全球性的灾难。把废料交给中共，因为把这些东西丢在地广人稀，科技相当落伍的区域，只是解决问题的权宜之计。

我在要求就西藏未来的地位举行谈判的呼吁中，表达了我以坦诚修好的态度解决问题的意愿，希望找出一个对所有的人——西藏人、中国人，以及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有长程利益的方案。我的动机是经由地区性的和平促进全世界的和平。我决不以批评中共为能事，相反的，我愿意尽一切可能来协助中国人。我希望我的建议对他们有益。不幸的是他们全部视之为分离主义（其实，我在谈及西藏的未来时，从未提起主权问题），北京立刻用强烈的措辞驳斥我的演说。

这并不令我感动意外。西藏人的反应虽出乎我的预料，却也没有令我太惊讶。我在华府演说后没几天，就传来拉萨举行大规模示威的报导。

第十五章 宇宙责任与菩提心

我后来发现，一九八七年九月与十月两次示威，就是肇因于北京对我提出的五点和平计划公开指责，数以千计的拉萨人要求西藏独立，可想而知，中共官方必然以残酷的暴力镇压。武装警察开往制止示威，并任意开枪，至少有十九人死亡，受伤人数更多。

最初，中共矢口否认开火，六个月后，他们才承认，少数公安人员曾向空中开枪警告，可是或许有些子弹落地时伤到民众（听到这种说词，我不禁怀疑中共是否暗示他们发明了一种专嗜西藏人鲜血的秘密子弹）。

有关示威及残酷血腥镇压的消息立刻传遍全球，自一九五九年以来，西藏首次再度成为新闻头题。但我直到相当时日后，才得知全部经过细节，这还是靠若干事发当时正好在拉萨的西方观光客之助。

他们之中有四十人联合提出一份报告，陈述他们亲自所睹的暴行。我才知道，两次示威都循相同的模式。起初是一群僧人聚集在大昭寺前面喊叫『西藏独立』，很快就有成千上百的俗人加入，一齐吶喊。忽然间，一整营的安全人员掩至，不加警告便逮捕了僧俗共约六十人，押到几乎就在大昭寺对面的公安局。被捕前，他们都遭到毒打。民众曾要求官员开释这些示威者，但忽然又冒出多名携有摄录影机的安全人员，拍摄群众，有人因害怕被认出，而开始向公安人员投掷石块，武装的安全部队则开枪还击。少数西藏人惊惶失措，动手推翻警车，点火焚烧，但大多数人还力持自制。一部分公安人员丢下枪逃跑时，他们搜集了武器，就地破坏。

一九八七年十月一日的骚乱中，公安局很不幸的被示威者纵火。他们是为了救出被囚禁的伙伴，铤而走险，烧毁公安局的大门。同时公安人员不断出来把人拖进去，对他们横加棰楚。

群众最后被驱散时，地面上已躺了至少十多具尸首，其中有好几名孩童。当晚及接下来数晚，好几百个人在家中被捕。最后共有两千多人入狱，他们都遭受刑讯，一份报告甚至说有人被处决。

我在此要对这些外籍人士表示谢意，他们没有义务这么做，却无私的冒生命危险，帮助其他受苦受难的人。这种自然流露的人道精神，成为人类未来唯一的希望。他们一再冒生命的危险，援助许多受伤的西藏人，他们也把目睹的许多中共暴行拍照存证。

虽然中共官方尽快驱逐来到西藏的记者及一切外国人，但他们的暴行仍传遍世界各地，若干西方政府因此呼吁中共尊重西藏人权，并释放当地所有政治犯。北京政府却答覆说这是内政问题，拒不接受外界批评。

由于西藏已与外界隔离，我好几个月都得不到进一步消息，但我现在知道，示威之后，中共立刻展开大规模政治『再教育』计划，甚至以一周薪资为饵，诱人参加十月下旬一次反示威运动，但仍因为无人参与而宣告取消。同时为了防范再有新闻外泄，人民解放军全力封锁边界，在中共压力下，尼泊尔也逮捕了二十六名试图逃脱的西藏人，递解交中共。但也在这同时，有个中国消息来源告诉我（他也跟西方观光客一样，基于同情与义愤而这么做），向示威者开火确实是上层下达的命令。

一九八八年初，驻拉萨的中共官员指示宗教人士照常举行默朗木庆典（该仪式被禁二十年后于一九八四年解禁）。但喇嘛认为不妥而拒绝从命。北京政府下令照计划庆祝，希望籍此向外界证明，西藏一切如常。喇嘛被迫奉命行事，但中共唯恐再生骚动的情势很明显。一九八八年二月，英国广播公司报导﹕

数以千计的中共安全部队开赴拉萨地区——全市各处均设有路障。晚间大队武装车辆在街道上巡逻，扩音机劝告民众留在家中。有则播音直接宣称，『不听话就宰了你们』。

默朗木庆典举行前一周，一则发自北京的路透社电讯说，有五十辆军车及一千多名穿戴镇暴装备的中共公安人员，在大昭寺前面举行演习。

庆典开始，紧张情势更是节节升高。闭幕仪式就出现大批军事部队，在场的喇嘛与安全人员之比为一比十。此外还有很多便衣混在人群中，有的携有摄录影机。后来的发展更显示，安全人员还有化妆，有的剃光头，有的戴假发，使人误以为他们是拉萨本地或外来的喇嘛。

起初还能维持和平的气氛，但三月五日，喇嘛们吶喊要求释放前一年十月未经审判就遭监禁的多名抗议者中一个名叫悠鲁巴瓦泽仁的转世活佛。接下来的祈祷典礼后半，集结的人群趁弥勒菩萨的神像被抬着绕境时，痛骂中共占领西藏，并且向四周监视的警察投掷石块。公安部队的因应方式是手持棍棒与电击棒，一再冲入人群；后来，军方就开火了，这次他们并非随便扫射，而且有准备的杀死了若干抗议者。且走且战之下，有数百名西藏人受伤。中午时分，警方突袭大昭寺，谋杀了至少十二名喇嘛，其中一人先是遭毒打，然后被挖出双眼，最后由屋顶被丢到地面。西藏最神圣的寺庙变成了屠场。

拉萨的藏人区整个沸腾了，晚间约有十二家反西藏人的中国人开的商店被烧毁，公安部队也一再出击，拖走了数百名男女及儿童。

由于当时只有几名外国人，而且都不是记者，所以新闻几乎全被封锁，数周后我才听到详情。同时，这次动乱无论规模与严重性都远超过前一年秋季。结果实施两周的宵禁，至少有两千五百人被捕，所有拉萨的西藏人都受到无情的威胁。

我对西藏人民如此表达他们的绝望之情，并不感到意外，但得知中共的残暴压制手段，我仍然感到震惊。全世界都为之愤怒，短短六个月之中，国际新闻再次广泛的报导这场动乱，虽然可采用的资讯不多。同时，中共官员的反应也与上次雷同﹕北京政府认为这是内政问题，他们把示威说成少数『反动分离分子』的阴谋，又把我称作危险的罪犯。他们说，达赖喇嘛故意唆使暴动，并派遣间谍到西藏执行任务。我早已料到这事，但中共现在公开指控外国在两次动乱中都扮演重要角色的行为，却令我不安。

我第一份有关默朗木庆典示威的完整报告，来自英国政治家艾纳斯爵士（LordEnnals），他将近一个月后抵达西藏。艾纳斯爵士是北京政府批准来西藏，调查人权状况的一个独立代表团的领袖。他和其他团员发现西藏人所受种种违反人权的待遇，都深表震惊。代表团也搜集到无可反驳的示威人犯受到刑求的证据，他们从目击者那儿听取了全部细节。他们的报告由『国际警戎』(InternationalAlert）出版，其中谈到『这个危险必须加以快速、积极的反应』。

这个搜证团体在西藏的同时，我却到了英国，我是应若干对西藏佛教有兴趣的团体之邀前往。我对那儿的媒体关怀西藏人民苦难的热情，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时，我也很高兴接到一九八八年稍后，在欧洲议会对一群关切此事的政治家演说的邀请。适在此时，若干西方领袖也呼吁中共，就西藏的未来与我展开谈判。

我认为这项邀请是重申五点和平计划，尤其是扩充第五点原则的良机，所以欣然接受。一九八八年六月，我在萨尔斯堡的演说中，谈到我认为在某些特殊状况下，西藏可与中共保持关系，由北京指挥它的外交与国防。我也明白表示，西藏流亡政府随时准备与中共官方谈判。可是我坚持，这只是一项建议，任何决定权都操诸西藏人民手中，不能由我决断。

北京的反应仍是全面否定。我的演说遭到公开抨击，欧洲议会也因准我演说而受批评。但一九八八年秋季还是有一项乐观的发展，中共表示愿意跟达赖喇嘛讨论西藏的未来。他们第一次承认，不仅愿意讨论达赖喇嘛的地位，也愿意讨论西藏本身。现在轮到我出牌。我立刻提出代表团的名单，并建议一九八九年一月双方在日内瓦晤谈。我这项选择是为了一旦需要我到场，我可以立刻亲自出席。

不幸的是，中共虽然原则上同意谈判，却又设下重重限制，处处阻挠。最初，他们表示宁愿在北京谈判；接着又限制不许外国人参加谈判代表团；再下来，他们连西藏流亡政府的成员都不许参加，因为他们不承认这个政府，后来他们又说，任何曾经支持西藏独立的人都不得参加，到头来，他们只肯跟我一个人谈。这实在令人失望。中共虽然口说愿意谈判，却搞得谈判根本不可能展开。我尽管一点也不反对跟中共会面，但他们先跟我的代表初步谈判，是很合理的。因此，尽管大家同意在日内瓦举行谈判，一九八九年一月来了又去了，一事无成。

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八日，消息传来，班禅在难得的从北京住所前往西藏访问期间圆寂。他不过五十三岁，我当然很难过。我觉得西藏损失了一位真正的自由门士。无可否认，有些西藏人对他持分歧的看法，事实上，一九五○年代早期，他还很年轻的时候，我曾经怀疑过，他以为站在中共那一边可利用情况为自己造势。但我相信他的爱国热忱出于真心。即使中共一九七八年释放他出狱后，利用他做傀儡，他还是反对他们到底。他去世前曾发表一篇演讲，新华社的报导显示，他对中共官方在西藏犯下的『许多错误』，有严厉的批评。这是一项勇敢的最后行动。

两天后，他在扎什伦布寺最后一次露面，向他前世的灵塔奉祭后不久，他就心脏病发作圆寂。很多人觉得，班禅喇嘛在自己的寺庙中圆寂具有象征性，这是一位真正的精神宗师博大精深能力的表现。

虽然他去世前我们无法相见，但我曾跟班禅喇嘛通过三次电话。两次是在他北京的办公室，他是人民大会的代表，另一次则是他在国外的时候。他在北京的谈话无可避免的有人监听。我知道是因为第二次通话后数周，中共报章上刊出一份经过重新仔细编排的我们的谈话纪录。但他在澳洲时，总算有机会摆脱他的监视者，打电话到西德跟我交谈。我们无法久谈，但已足以使我相信，班禅喇嘛的心仍忠于他的宗教、他的同胞和国家。因此当我听说他在拉萨，因为对商业太感兴趣而被人批评的报导时，我并不放在心上。另外也有他娶妻的传言。

他死后，我接到中共佛学会邀我参加他北京的葬礼的邀请。这等于是访问中共的正式邀请。我个人很想去，但不免犹豫，去的话一定会面临若干有关西藏的讨论。如果日内瓦谈判如期举行，这实在会是个好机会；但在目前情况下，我觉得不该去，只好遗憾的拒绝了。

同时，中共的拖延也带来不可避免的结果。一九八九年三月五日，拉萨又展开三天的示威，表现出的强烈不满可说是一九五九年三月以来所仅见，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中共公安部队改变策略，第一天一直保持旁观，只拍摄一些书面，晚间在电视上播放。但第二天，他们又恢复用棒子打人和不分青红皂白的开枪，目击者指出，他们用机枪扫射民宅，把全家人都杀死。

不幸的是，西藏人的反应不但包括攻击警方与安全部队，在若干场合中，无辜的中国平民也成为攻击对象。西藏人实在不该使用暴力。中共要的话，以十亿人口对付我们六百万人，灭绝西藏人也非难事。大家尝试了解心目中的敌人，是更具建设性的作法。学习原谅，比单单捡起一块石头丢向憎恨的目标有用得多，尤其当深受激怒的时候。因为只有在最困阨的环境下，为自己和为他人行善的潜能才会发挥到极致。

但事实上，我知道大部分人都觉得我这番话不切实际。我要求得太多。我不该寄望每天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西藏人爱中国人。因此，我虽然决不宽容暴力，但我承认某些程度的暴力是不可避免的。

我甚至对我同胞的勇气深感敬佩。大部分参与示威者是妇女、儿童及老人﹕男人第一天傍晚就都被捕，因此只有靠他们的家人在第二和第三天，继续替他们表达他们的意见。他们很多人现在可能已死亡，更多人在牢中天天遭受苦刑拷打。

多亏少数在场的勇敢外国人，无视威胁，尽快把最近这次暴行的报导传往外界。正如以前，美国、法国、欧洲议会都一致支持西藏人民，谴责中共至少杀害两千五百名无武装西藏人，及伤及不计其数无辜的报复手段。很多其他国家的政府也表达『重大关怀』，三月八日开始实施的戒严法更引起广大的批评。

中共在拉萨实施戒严，令人想到就害怕，因为自从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六日，第一批人民解放军部队开到以来，这座城市一直受军事统治。中共显然想把它变成一个屠场，一个喜马拉雅山下的杀戳战场。

我于是在两天后的西藏人民抗暴十三周年纪念日，向邓小平呼吁，请他出面取消戒严，终止对西藏人民的迫害，但他没有作答。

拉萨抗议结束数周后，中共内部也有示威抗议。我怀着不相信和恐惧的复杂情绪，注意它的每一个发展。尤其当一部分示威者开始绝食抗议，我更感焦虑。学生都是那么聪明、诚挚、天真，他们的人生才刚开始，却须面对一个始终那么残酷、顽固、无动于衷的政府。同时，我也不得不有点佩服中共的领导人，这群始终坚持已见的愚蠢老朽，无视于种种显示共产主义已在全世界失败的证据，及数以百万计的抗议者在他们的门口吶喊的事实，从不改变。

可想而知，最后军方出动镇压示威，令我感动震骇。但就政治方面考虑，我觉得民主运动只是暂时受挫。官方动用武力，只会促使平民采取支持学生的立场。他们这么做，反而使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寿命缩短一半到三分之二。同时，他们也让世界看清了他们的手段的真相﹕原来对中共统治下的西藏人权荡然无存所持的怀疑态度，现在已一扫而空。

在私人层次，我颇为邓小平担心，他现在已身败名裂，如果没有一九八九年那场大屠杀，历史可能奉他为一位英明的领袖。我也很同情跟他同居领导地位的那些人，他们出于无知，摧毁了中共下十年功夫建立的国际声誉。看起来似乎他们的宣传虽然在人民中间并不成功，在他们自己身上却完全见效。

一九八九年拉萨全面戒严，与世界其他地区发生的美好改变恰成残酷的对比。我于该年秋季访问美国时，尤其感觉到这项令人悲哀的事实，我得知自己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虽然这则消息对我个人而言无足轻重，但我知道它对西藏人的意义极为重大，因为他们才是真正的『得奖者』。我则因国际间认同慈悲、宽赦与爱的价值而感到满足。更有甚者，我更幸庆许多国家的人都发现，和平的改变并非不可能。过去，非暴力革命的观念或许显得太过理想化，这项压倒性的反证带给我很大的安慰。

一九八九年年底，我直接体验到这个真理，我于克伦兹（EgonKrar,tz）被推翻当天访问柏林。在东德官方协助下，我得以登上柏林围墙。我居高临下，把各安全岗哨看得清清楚楚，一位老妇人无言递给我一支红烛，我心情激动的点燃它，高高举起。一时间，小小的火焰仿佛将要熄灭，但它支持住了。人群挤在我四周，我合掌祈祷，慈悲与关怀的光明充满全世界，驱逐恐惧与压迫的黑暗。我将永远记住那一刻。

数周后，我应捷克总统哈维尔之邀请赴捷克访问时，也发生类似的事。哈维尔曾因参与政治活动被捕下狱，出狱未久就当选总统。我抵达时受到热烈的欢迎，很多人满眶泪水，举手作出胜利的手势，向我挥动。我立刻看出，尽管身受多年的极权统治之苦，这些男男女女新得到的自由中，仍生气勃勃，充满喜悦。

我觉得应邀访问捷克是一项殊荣，不但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得到一国元首的邀请，也因为他是个始终如一，忠于真理的人。我发现这位总统是个文雅、诚恳、谦虚、而且富幽默感的人。当天晚宴上，他手持一杯啤酒，燃起一根香烟，告诉我他极为认同以入世着称的第六任达赖喇嘛。这使我期待捷克发生第二次革命﹕争取在用餐时间少抽点烟！哈维尔总统的不做作给我极深刻的印象。他似乎完全不受职位的影响，他的外貌与谈吐都显示他是个非常敏感的人。

一九九○年初，我遇到另一个予我深刻印象的人，就是在南印度建立一个村落的巴巴安提（BabaAnte）。他在荒芜的土地上，一手建立了一个有树、有玫瑰园和菜园、医院、养老院、学校和工厂的社区。这件事本身已是了不起的成就，但更值得一提的是，它完全是由残障人士所兴建。

我在村中看不到任何向残障屈服的迹象。有次我走进一间工寮，一名工人正在修理脚踏车轮子。他用麻疯病肆虐下双手的残余部分，抓住凿子和槌子，卖力的挥动，我不由得觉得他是在炫耀。但他充分的自信使我确知，只要有热情和妥善的组织，即使有重大缺陷的人也能得到尊严，成为社会上具有生产力的一员。

巴巴安提是个不平凡的人。他奋门了漫长的一生，承受了许多肉体上的苦难，由于脊椎受损，他只能笔直站着或躺下。但他仍然精力充沛，他的工作换了我一定做不来，虽然我健康良好。我坐在他床畔，握着他的手，他躺着跟我交谈，我不禁觉得身旁躺着一个真正慈悲的人。我告诉他，我的慈悲大多只是说说而已，他却用行动发出光来。巴巴安提后来告诉我，他如何下决心奉献一生帮助别人的故事。有一天，他看见一个麻疯病人，眼眶的烂洞中长出蛆来。一切就是这样开始。

像这样的人道榜样使我相信，总有一天我的同胞在中共手下所受的苦难会结束，因为十亿中国人之中，纵然随时都有好几千人在从事惨无人性的行为，但其他人当中，必定有好几百万人在行善。

话虽这么说，我仍无法忘怀西藏目前的状况，不满与压迫绝不限于拉萨一地。一九八七年九月到一九九○年五月之间，共有八十多次经报导的示威。其中很多只有少数抗议者参加，大部分也并未以流血结束。但我的同胞却因而处于新的恐怖统治下。现在拉萨的中国人数量已远超过西藏人，坦克经常出现，国际特赦组织与亚洲视察（AsiaWatch）等组织的报导清楚的指出，迫害仍在全西藏各地持续。无故逮捕、施刑拷打、根本不加审判就监禁或处决，都是中共官方的典型作风。

这张令人不快的清单还该加上若干西藏人的证词，他们都曾在示威之后被捕受刑，但幸运的逃脱到印度。其中一个人，他的姓名必须保密，以防他的家人遭到报复，向人权调查员叙述他如何被剥光衣服，以手铐铐在囚室中多日，一再遭受毒打和辱骂。有时警卫喝醉了就来囚室打他。一天晚上，他因头部被连续撞击墙壁鼻子流血不止，但神智仍很清醒。他还描述『满身酒气』的警卫把他当成练国术的靶子。拷问的目的是逼他承认曾参加抗议，多次刑讯之间，他有时被丢在寒冷的囚室中，不给食物或被褥。

这个人在拘禁的第五天黎明时分就被叫醒，押到监狱外面的一个侦讯中心。他先被两名警卫压在地上，第三个警卫跪在他面前，双手抓住他的脑袋，不断用他的左太阳穴撞地达十分钟之久。然后他描述一种叫做『吊飞机』的酷刑﹕

我从地上被拖起来，两名士兵用一根绳子绑住我的手臂。这根绳子很长，中间有个金属环，刚好扣在我头后，绳子两头绕过我肩膀，一圈圈绕在我手臂上，直到手指都捆住。一个士兵接着把绳子两端穿回金属环，迫使我双臂后屈到肩胛骨上。他抓紧绳子，用膝盖顶住我后腰使刀，使我的胸部疼痛非常。绳子接着穿过天花板上的钩子拉下来，我只能以足尖着地。我很快就失去知觉。我不知道自己昏迷了多久，但醒来时我人在囚室里，除了手铐脚镣，全身一丝不挂。

四天后，他又赤裸裸的被押出监狱，脚镣拿掉了，但手铐还在。这次不是带他去侦讯，而是把他绑在一棵树上。

一名士兵用很粗的绳子把我绑在树上。绳子从我的脖子一直绑到膝盖。这名士兵随即站在树后，用脚顶住树，把绳子拉紧。中共士兵坐在树的四周吃午餐。一个人站起来，把碗里剩的蔬菜和辣椒丢到我脸上，辣椒灼痛我的眼睛，我还会觉得痛。然后他们解下我，押我回囚室，我脚步不稳，几乎无法走路，但每次我跌倒都会遭到一阵毒打。

其他曾经坐过牢的人，描述如何一再遭电击棒酷刑的情形。一名年轻人嘴巴被塞进电击棒，造成严重红肿；一名比丘尼告诉调查员，肛门与阴道被塞入电击棒。虽然我很想用这样的报导来论断全体中国人，但我知道这么做是错误的。可是这样的恶行绝不能忽视。我虽然大半生都在放逐中度过，而且一直很关注中共的大事，甚至可以当『中国观察家』之称而无愧，但我必须承认，我还是不能完全了解中国人的心灵。

一九五○年代早期，我访问中国时，我看得出很多人牺牲一切只为了促成社会的改变。很多人身上留下门争的疤痕，他们大多胸怀崇高理想，要为这个广大国家的每一个人争取真正的福利。他们为这样的目标建立一个彼此之间毫无秘密，连一个人该睡几小时觉大家都一清二楚的党政制度。他们对理想狂热的程度没有什么阻止得了。他们的领袖毛泽东颇具远见与想像力，深知建设性批评的价值，经常加以鼓励。但这个新政府几乎马上就因无谓的内门与纷争而陷于瘫痪。我亲眼目睹它发生。不久，他们就用神话取代事实，为了证明自己高人一等不惜撒谎。我一九五六年在印度见到周恩来时，告诉他我的忧虑，他叫我不必担心，一切都会好转。事实上，事态一路恶化下去。

我一九五七年回到西藏时，中共官方已在公然迫害我的同胞，但同时我一再接获不干预西藏的保证。他们说谎毫不迟疑，一向如此。更糟的是，外界似乎都准备听信这番谎言。后来到了一九七○年代，若干颇具威望的西方政治家被带来西藏，回去时都说一切良好。

事实是自从中共入侵以来，一百多万西藏人死于中共的政策之下。联合国一九六五年的西藏决议案中指出，中共占领我的故乡，充满『谋杀、强暴、任意下狱的行为；大规模对西藏人施以酷刑及种种残忍、不认道及可耻的待遇』。

我仍然无法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为什么那么多好人的崇高理想会变成毫无理性的野蛮行为。我也不懂中共领导阶层主张灭绝西藏人的动机何在。似乎中共已失去了信念，所以中国人民过去四十一年来经历了无以言喻的苦难——一切都打着共党主义的旗号。

但共产主义始终是人类社会一项最伟大的实验，我不否认自己最初也深受其意识型态的吸引。问题在于，我很快就发现，虽然共产主义宣言为『人民』服务——成立『人民旅社』、『人民医院』等——『人民』代表的却不是每一个人，而是那些少数自认为持『人民的立场』的人。

共产主义之所以如此猖獗，西方应负一部分责任。西方对最初的马克思主义政府的敌意，导致这些政府为保护自己而往往采取可笑的预防措施。他们变得对任何事、任何人都持怀疑态度。『疑心』违反基本人性——人都希望能信任别人——造成恐怖的不快处境。我记得一九八二年访问莫斯科，到克里姆林宫参观列宁房间时，就遇到类似的情形。一名女导游机械化的解说俄国大革命的官方历史，有个面无笑容，显然随时准备开枪的便衣人员一直监视着我。

不过，如果说我有任何政治信念，我想我还是该算半个马克思主义。我并不反对资本主义，只要他遵循人道主义的路线，但我的宗教信仰使我更倾向于社会主义与国际主义，它们都跟佛教的原则比较契合。马克思主义还有一点吸引我之处，那就是它肯定人该为自己的命运负责，这不折不扣反映了佛教的观念。

相对的，在民主架构中实施资本主义政策的国家，比追求共产理想的国家自由得多，确为不争的事实。因此我最终还是支持人道的政府，以服务全体为理想﹕不分老少或是否能对社会有直接的贡献。

尽管我以半个马克思主义者自居，但如果真的有机会投票，我会投给支持环保的政党。近年世界最积极底进步就是日渐认识大自然的重要性。这不是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事，照顾我们的植物就是照顾我们的家。人类来自大自然，没有理由跟大自然作对，所以我说环保跟宗教、伦理或道德无关，这些都奢侈品，因为没有它们，我们照样能生存。但再跟自然界为敌，我们将无以求生。

我们必须接受这一点。如果我们使自然界失衡，人类就要受苦。更有甚者，我们活在今天，必须为下一代着想；清洁的环境也是人权的一种。因此，保证我们交给新一代的环境，跟我们从上一代接到的同样健康（甚至更健康），是我们的责任。这实际上并不困难。因为尽管个人的能力有限，宇宙整体的努力成就却无可限量。这全赖每个人竭尽所能，离开房间时随手关灯似乎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这不表示我们因此可以不做。

身为佛教僧侣，我觉得业的观念在日常生活中非常有用。你一旦相信动机及其效果之间的关系，就会更当心你的行动对自己及别人造成的影响。因此，尽管西藏的悲剧不断上演，我在世上仍发现许多善。尤其消费至上的信念，逐渐被人类必须维护地球资源的观念取代，带给我很大的鼓舞。这件事极有必要。在某种意义上，人类就是地球的儿女。虽然到目前为至，我们共同的母亲还容忍她儿女的行径，她也正在让我们知道，她已经到了容忍的极限。

我祈求有一天我能把关怀环境的讯息，带给每一个中国人。由于中国对佛教并不陌生，我相信我或能以实际的方式为他们服务。已故的前任班禅喇嘛曾经在北京举行过一次时轮金刚灌顶，如果我做相同的事，也是有先例可循，身为佛门弟子，我关怀所有的人，乃及所有受苦的有情众生。

我相信痛苦来自无明，人们会把自己的快乐与满足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但真正的幸福来自内在的安祥和满足，唯有经由利他、博爱、慈悲、消灭贪嗔痴的修养才能达成。

可是有人觉得这种话太天真，可是我要提醒他们。不论我们来自世界那个角落，基本上我们都是同样的人。我们都寻求快乐，逃避痛苦。我们有同样的基本需求与关怀。更有甚者，我们都追求自由与命运自决的权利。这是人的天性。世界各地从东欧到非洲都在发生剧变，就是最好的佐证。

同时，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暴力冲突、破坏自然、贫穷、饥饿等——主要都是人类造成的。它们唯有经过人类的努力与谅解，并培养民胞物与的情操才能解决。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其于善意与自觉，建立对彼此，及对这个我们共同拥有的星球的宇宙责任感。

不过，虽然我发现佛教信仰有助于产生慈悲，但我相信任何人都能发展出这种情操，不一定要靠宗教。我更相信，所有的宗教追求的都是相同的目标﹕为善与带给全人类幸福。虽然手段不尽相同，目标却是一般无二。

随着科学对我们生活的冲击日趋扩大，宗教与心灵修养在提醒我们自己具有的人性方面，重要性也与日俱增。两者之间并没有冲突，反而互有启发。科学和佛陀的教诲都告诉我们，万事万物基本上是一致的。

本书之末，我希望利用这机会特别向西方的朋友致感谢之忱。你们对西藏人所受苦难的关怀与支持，令我们深为感动，也带给我们继续为自由正义奋门的勇气。我们所恃者不是武器，而是更强大有力的真理与决心。我知道我的道谢足以代表所有的西藏人，请不要在这历史上生死存亡的一刻忘记西藏。

我们也希望能为促进世界和平、人类与美有所贡献。未来的自由西藏将设法协助所有需要帮助的人，保护自然，促进和平。我相信，我们西藏人精神与现实并重的能力，必将有其特殊的贡献，不论多么渺小。

最后，我希望与读者分享一段带给我极大启发与信心的发愿文﹕

虚空尚存

轮回未尽

愿留世间

普度苦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