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1968-1980年间，大约一千七百万城镇中学生被遣送到农村去。由于这些年轻人原则上必须在剩下的大半生中自我改造成农民，因此这场有组织的重要人口迁移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起的最彻底最根本的政治运动之一来进行的。由1955年至1966年之间已经分别组织过类似行动，不过范围小得多，而且是在自愿基础上进行的。在中国一般都将最初的几次遣送宣传成是毛主席的创举，其实在当时情况下，是直接受了一种苏联模式的启发，那是1953年赫鲁晓夫提出的一项政策。然而，1968年起，在中国掀起的这场运动，从形式及规模上来说，在世界或在中国都构成一桩史无前例的事件。

这场运动对整整这一代城镇青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打乱了几百万有关青年（大约占那一代人的一半）的生活秩序，而且影响到他们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以及整个城市社会，甚至农村社会的相当一部分，因为迫不得已必须给这一大批外来者腾出地方。根据毛泽东的旨意，运动被纳入“教育革命”总政策的范畴内，这就对当时的教育质量施加了极其负面的影响。连那些没有被遣送下乡的城市青年也深受该项政策之害。因此，这整一代人可以被称作“失落的一代”。1966年掀起文化大革命之时正在读中学的青年，在1968年及1969年大批下了乡，他们对那特殊的一代尤其有归属感。在乡下平均待五六年，有些待了10或11年，p.14影响要比红卫兵运动持久，这后一场运动固然是起非凡的事件，但为时甚短，而且是前后脱节的。然而，整个西方世界都听说过红卫兵与文化革命，但很少人知道遣送“知识青年”下乡的运动。

几个词语的诠释

先来介绍一些与这项政策有关的专有名词，这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它的来由、目的以及形式。不要忘记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就是在农村打天下的。其他国家大多数的共产党主要依靠城市工人阶级夺得政权，而毛则相反，他是依靠农民大军和“农村包围城市”。

早在1942年，中国共产党就在延安红色根据地（主要是农村）开始使用“下乡”这个词语，专指把年青干部及知识分子短期送到农村去锻炼。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后，准确地说是从1955年起，中共政府就号召城市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去”、“下乡”或者“上山”。1956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提议的“1956-1967农业发展纲要”里，第一次将“下乡上山”这一双重词语运用在这个意义上。这个词语当时也同样指把干部及知识分子下放到农村地区去。逻辑上说，倒过来的“上山下乡”的说法只是在山区使用。P.151965年一场发展山区运动之后，这一词语用得越来越频繁，最后替代了另一个，成了泛指遣送下乡的专用词语。比如，1967年7月9日《人民日报》社论的标题就是“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1968年底掀起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也名为“上山下乡运动”。将两个词语掉过来说，并不真的意味着要把遣送发展到高山上去，可能政府当局想借此突出运动的光荣高尚的英雄性质（毛的诗词经常高调颂赞崇山峻岭），同时也可以让那既不好听又不得人心的“下”不那么刺耳。然而，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都是使用“下乡运动”，本书也是使用这个简单词语。

运动涉及的年青人称“知识青年”，缩略为简称“知青”。因为外国没有这样一类群体，所以有很多不同的外语译法。根据中国官方规定的标准翻译，英文是：“educatedyouth”，法文是有点儿别扭的“jeunesinstruits”。这已经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专用词语，非指有“知识”的青年总体，仅指那些去了农村安家落户的，或者即将成行的。多绝妙的一个言辞生硬的政治宣传术语实例！

50年代初期，该词语出现之时，小学毕业就足以被当作“知识青年”。实际上，在那个时期，这个词语主要是指在城镇念过书的农村青年，国家鼓励他们回乡。可是，从1955年起，特别在1960年代，这个称呼就扩大泛指城市青年了，政府企望说服他们中学毕业后到农村去劳动。打自这个时期，就有了两类知识青年并存：“下”乡知青和“回”乡知青。本书中涉及后者较少，大部分篇幅是论及遣送城镇青年的问题。

p.16组织城市青年到农村去是自1955年一直到1980年。不过，我们不会详细探讨1955到1960这段时期，为的是将研究集中在1968年开始掀起的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严格地说就是从文化革命结束时起。虽然这场运动部分延续了先前的某些做法及惯例，但无论从它的规模、形式、动员口号，还是它在毛王朝晚期所起的作用来看，它实际上构成一桩独特的历史事件。

我们在这里要做的，就是孔子所称的“正名”，因此也必须说清楚本书提到的“文化革命”的定义及时间界定。不是现今中国政府所提的“十年文革（1966-1976）”。假使说“文化革命”有所指，那只能是从1966年5月到1969年4月这一大约3年的时间，在此期间暴力斗争导致了政府体系的部分崩溃，最后在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重新建立一个新政府，这次大会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就是说结束了）。部分群众的积极参与表现出这个时期唯一的“革命”一面。这场“造反”虽然是由毛鼓励和操纵的，但也有自发自主的成分，因此不能将文化革命看成是一场简单的政变或者派系斗争。但是，在诉诸武力镇压完全降伏了红卫兵，又在1968年底把他们都赶到农村去之后，1969年4月成立了新政权，一个新时期开始了：在此期间，派系斗争尖锐无比，而且完全是在政权体系内部，最后以1976年10月逮捕四人帮告终，这在逻辑上可以说是一场政变。胜利者恰是1966年的失败者。他们将两个不同时期混在一起，统称“文化革命”，目的不外是要把下列两者全都钉到历史耻辱柱上：一是文化革命中的反官僚造反行动（当然，那是错综复杂地与法西斯式暴力纠缠成一团），另一是1969-1976年间的恐怖镇压时期，其实更应该确立为毛“王朝的终结期”。这种词义上耍花招倒真的是基于伟大舵手1974年10月发出的一条指示，认为需要再次掀起文化大革命。同时也构成了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使邓小平及其他党内斗争的赢家可以在1981年对党的历史重新作出评价，并将此定作神圣不可侵犯的真理。1970年代，老百姓未曾认可这种偷天换日的转义。受访者们主动跟我说他们是“文革后”下乡的，这显然不是指“1976年之后”，而是“从1968年底起”。P.171980年代两种说法都出现在非官方的讲话及文字中。可是，1990年代以后，只见官方的说法强占了话语权并独断独行，随着而来的就是大肆删减、歪曲篡改这个时期的历史。所以我仍然使用包含原来意思的那个词语，那是在毛及邓小平先后为了不同的因由赋予它另一个意思之前。当我列举资料出处时，如果涉及另一个定义的“文化革命”，就会把这个词语放在引号里。最后，还要再强调一件事，就是好几位西方学者以及流亡国外的老红卫兵也都拒绝接受官方现在的这种断定法。

运动提出的几个问题

希望籍着本著作能让读者对下乡运动有个总的认识，为此我不仅揭示发起运动的领导人的公开或隐蔽的动机，与他们为达到目的为所使用的手法，同时也会展现他们的这些决定在整个社会上引致的后果。通过对这场运动做的总结，我们会阐明集权政府的局限性以及跟毛式乌托邦臆想正相反的结果。该项政策于1970年代末中断，那时也是经济改革的开场时期，在分析此政策终结的时候，我们会再三思考这个时期社会与政府关系中出现的变化。

西方及中国学者先后研究过该项政策的动因，他们都只停留在经济与人口层面。不可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从1950年代初起，就别树一帜，采取一系列行政措施限制城市的发展：建立严格的户口登记制度以便控制人口流动，把农村出身的中小学毕业生遣返回老家，又将为数惊人的干部、专家，甚至城市出身的年青毕业生遣送到农村及边疆地区去。P.18如此，中国就成为第三世界少有的，或者说是唯一的拥有一种效率颇高的制度，能够控制农民大量流入城市，甚至还可以组织一场群众运动，让城市人倒过来下到农村去。该项政策的全部，尤其是遣送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这一措施，被描绘成第三世界国家可以学习的榜样，至少可令他们深刻思考一番，因为这些国家都面临极度城市化以及缺少专门人才促进农村发展之类的问题。

那么，下乡运动的真实情况是否与这个榜样相符呢？在提出及执行一项如此特殊的政策中，经济动机和政治意识形态动机各自的重要性在何处？缩小城乡差别，乃至知识分子与体力劳动者相结合，是这场运动经常用来夸耀的目的宗旨，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在西方，特别在大学生中，引起了某种狂热。政府宣传中申明的这些理想事实上又如何促进这场运动呢？而运动是否又促使了理想的实现呢？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城市青年必须接受农民的再教育是什么意思？难道领导人怀有其他的政治或意识形态动机，而在公开讲话中说得含糊不清吗？

上述仅仅是将会摆出的问题中的某几则。中心问题将是知识青年在农村的真实经历，他们之间的关系、和农民、干部的关系，还有他们的劳动生活。至于其它的，那会是有关运动的终结及后果。下乡运动进行了25年之久，因何理由在1980年突然寿终正寝呢？这场运动在中国社会、政治及经济上留下了什么印记？它应该在中国当代历史上占一个什么位置呢？

今天已经有可能来总结一下这场运动了。要想完成这个总结，只能求助于一个跨学科的方法，因为下乡运动本身是一种错综复杂的现象，形象地说，它处于社会生活多方面交聚的十字路口。如果不提及中共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不触及有关城市及农村经济的问题，特别是就业问题，那就不能进行研究。下乡运动同时也是一种政治现象，处于政府与社会两者关系的正中央，还作为不同领导派别内部斗争的赌注。此外，由于城市青年要融入农村环境中，因此涌现出社会学及心理学方面的问题，知青在现实生活中精神上受到的冲击亦牵扯到中国的精神文明史。另外，下乡运动实际上是一次重大的人口迁移，那么它的结果，就像原因一样，应该以人口学的观点来分析。最后，不要忘记，这么重要的一场社会运动自然孕育出一批丰富的特殊语汇，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那就该是词汇学家们的研究范围了。

直接的资料来源

既然书面资料的可信程度如此低，本人对付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地自己多方寻找，然后再多方考证。开始的时候，主要依赖口头资料。自1970年代中期起，做了大量的采访，毫无疑问这就形成了最重要的资料来源，因而对知识青年的亲身经历有了深刻的了解。许多专家，尤其是美国专家，在当时都是有系统地组织这类资料收集，而我正相反，都是偶发性的。一次，遇见了一些偷渡去香港的前知青，他们引起了我对这个问题的兴趣。在两位住在该英国殖民地会说汉语的法国青年的陪同下，与这些偷渡者进行了长谈。他们给我讲述了亲身的经历，尤其是在农村那段时期，使我大为震惊，同时也深受感动。1975年那个时候，就像“竹幕后面”发生的所有事情一样，外界对下乡运动所知甚少。我跟这些老红卫兵谈论西方世界，特别谈到1968年5月那一代人的政治理想和社会经历，他们都很感兴趣。P.20我们决定合作共同编一本关于中国城市青年下乡经历的书，采用集体访谈的形式出版。那一系列访谈记录正是我的研究的初始，也是众多资料之一。

集体访谈并不经常用在社会学或口述历史上，但可以作为一项社会现象调查的极佳切入点。社会的问题就是集体的问题。另一方面，正像某位口述历史专家指出的，一项研究开始的时候，人们总是在摸索，因此不一定会提出最有意义的问题。在集体访问中，参加者之间互相讨论，这倒有助于填补开头的不足。当然，我也觉得很有必要参考其它的资料作补充，在某些情况下，还需要求证从这些采访中得到的信息。时间过去很久了，我发现我们的受访者提供的事实本身，就连他们作出的判断也都正确无误。宣传中的知青模范使用当年生硬的千篇一律的语言宣读壮烈誓词，而我的受访者借助真实的事例作出见证。在这两者之间，我从来未曾犹豫过，那些年轻人没有理由对着我们这些陌生人用几个小时去撒谎。我信得过他们，不仅是因为他们态度诚恳，而且也因为他们的表现以及让人感受到的出自内心的情感，我觉得在他们这种情况下那是合情合理的，可能也是有代表性的。本人愿意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充分利用这种“情感共鸣”。

我显然不能满足于第一批集体访谈，那时只有7位前知青参加，而且他们同属一个朋友圈子里的，经历和看法都不差上下。因此，1978和1979年，又分别单独访问了18名老知青（其中一位后来还当了其他知青的带队干部，还有3位当年是农民，跟他们打听那时候村里人是怎么看城市青年的。

p.21全部采访都录了音。访谈过程是半诱导式的，都是从一份统一的问卷开始，然后根据对方的回答，再加上许多别的问题。访谈分两次（有时三次）进行，间隔几天，每次3个小时左右。问题都是关于下乡运动的事情经过，也会问及他们当年的感受，和访谈之时对过去的经历有什么想法。也会询问是什么驱使他们到香港来。除了3位农民中的一位，所有从广东出来的都是非法偷渡。两位上海老知青和浙江带队干部在香港有亲属，所以是合法申请来港的。

曾经有人说逃亡香港的大陆中国人都对共产制度极度反感，假如把研究建筑在访问这些人的基础上，就会得到歪曲事实而没有代表性的结论。时至今日，已不再值得对这类说法去做详尽的反驳了。如同LucianPye，我也一样可以观察到，在香港接受访问的中国人远远不是拼命讲坏话给自己国家抹黑的，面对外国人他们倒经常将生活中最阴暗的一面淡化，那是出自民族自尊感，也是害怕别人不相信他们的话。这些采访构成了西方学者研究的基本材料，在此基础上于1960-1970年间完成了有关当代中国的最优秀的著作，而且是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为了补充有关人士表达自己观点的口头见证，还使用两种书面资料来源：公开发表的见证文字及文学作品。移居在西方、香港与台湾的一些中国人发表了不少内容丰富的第一手材料。至于以西方语言写就的，主要参考MichaelFrolic、梁恒以及岳黛云收集的资料。1980年代，在中国也出现了一些脱离宣传范围的回忆录之类，多数刊登在文学杂志上。最引人注目的是两组系列对谈录，由著名作家收集整理，p.22其中有些是访问老知青的。这些作家懂得如何向受访者保证不登出他们的真实姓名，从而让他们把心里话都讲出来，一个外国学者是很难做到这点的。那都是关于强奸或非法活动等事例，一般只有参与者或者很亲近他们的人才会了解到。这对社会学特别有意义。在林林总总的见证材料中，“创作谈”以及作家或知名人士写的自传也不可忽略。“创作谈”在中国是一种专门的体裁，也会以汇集的形式出版。文学作品的后记也经常是这样一种体裁，结合了自传体及对文学创作与使命的反思。

我还借助了1980年代在中国发展得蓬蓬勃勃的“报告文学”，它在当时填补了在报刊上应出现而没出现的一大空白。某些小说作家有时也醉心于创作报告文学，但经常是“专家”作者写的。而经常选择下乡运动为题材的作家中，最著名的应该是肖复兴，他自己本身就是老知青。1990年代陆续出现了其它的报告文学，其中有些涉及相当敏感的题材，像四川邓贤的作品。

下乡运动激发出大量的文学创作，一般是知青和老知青的作品，他们的文学创作志向早在农村时就已经开始了。这类文章我们仔细阅读过一百多篇。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真正的写实主义，就是说既不是“社会主义写实主义”，也不是“革命现实主义”。自1978年起，有些知青在经过了几年沉默不语或被迫讲假话之后，心中升起一个愿望，要把自己和同伴们的生活历练写下来。这是凝聚了一代人的文学，在其出现之初，与报道或目击记不差上下。当然，想在社会科学上利用文学材料，p.23必须将真实与文学手法分得一清二楚。在中国还得分辨是否属于宣传。即使在1978年之后，“为了说出一句真话，有时候只好用一句假话来铺垫啊！”。其实，当熟悉了中国革命时期文学的那老一套陈词滥调的时候，就很容易从作品中剔出为迎合某些不得已的公式套话而写的那些篇章或段落。可幸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不得已已经日益减少。为了分清哪些是写实的，哪些不是，可以看文学批判以及作家自己写的针对批判自我辩解的文章，他们会阐明自己想表达什么。直接询问作者是个好法子，问问他们是哪些生活体验给了他们灵感，从而写下了哪些篇章。这也正是我所作的，与好几个作家谈过话：阿城、孔捷生、梁晓声、芒克、张承志、张抗抗、张欣辛和赵振开（北岛）。然而，判断一部文学作品是否有代表性，或者至少是否直接来自现实生活体验，最好的办法就是与其它的资料作个对比。总体上，我认为那些作品中描绘的下乡运动和从采访中得到的印象大致吻合，因而就肯定了我已经获知的确实是无虚无假。文学作品中有大量的生活描写以及人际间情感关系的细致分析，这些在采访中是得不到的。当然，在这些材料中我只摘取了其它资料所证实了的，或者向作者本人查证过的。这样，几乎每列举一项文学资料，就可以援引一段访问或谈话记录，但是文学作品的措词比较感人，读者也可以去查原文。1990年代下乡运动继续不停地激发出新的文学著作或电影作品，其中有的是由已经移居海外的作家写就或者拍摄的。

谈到老知青的见证及访谈，自从1990年开始，情况有所变动。从那年开始当局慢慢地容许，有时也鼓励人发表有关下乡运动的回忆，不过必须得在限定的意识形态范围内。出版的第一部集子以及举行的第一个展览都明显地享有官方的赞助支持。P.24这种宽容也许是想对1989年血腥镇压民主运动作出补偿的一种现象，然而却引发各种各样的书籍文章与电影制作的猛然激增，到了1998年运动30周年之时达到了顶点：报告文学、长篇短篇小说、回忆录、老知青（包括还留在农村的）的访谈录、诗歌集、歌曲集、日记，甚至还有当年的爱情书信集、照相册及电视片集。

当然，将表达当事人观点的全部资料与官方报刊杂志上的文章做个对照是必不可少的步骤。后者在许多方面甚至是无可替代的。在我们的研究中，有关纯粹历史的那一部分，就很难只依靠访谈，因为当事人的记忆有限，很少人能记得住事件的准确日期，有时还把不同事件的发生时间顺序颠倒。但是另一方面假如有人说：“报纸上是这么写的，那就是真的”，那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表示怀疑，何况在中国当时的情况下。

当时，谈到下乡运动，报刊杂志的任务并不是报导事实，而是动员有关人等。各种出版物都充斥着模范知识青年的辉煌事迹，以及老百姓如何热烈欢呼坚决支持运动的文章。但是，如果熟悉了这些宣传的运作，而且可以与其他资料对照一下，也就能在其中找到有用的信息。譬如，报刊上年复一年，一而再、再而三地揭发“一小撮人”的某些“错误思想”，p.25使我们不得不想到那一小撮其实就是大多数，尤其是当看到这完全符合我们搜集的资料所反映的情况。此外，报刊杂志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工具，使人们了解政府政策的演变过程，官方公布的被遣送知青人数，等，当年政治及政府文件从来也不会公布原文（只有几次，也是在报刊上），也从没有公布过任何专门的统计数字。因此，我读了几百篇关于下乡运动的文章，都是发表在有限的几份报纸杂志上，而且直到1978年才准许外国人查阅，《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两大报，两本理论月刊《红旗》和《学习与批判》，另外还有电台广播，地方报刊以及新华社的电报稿（已译成英文，主要由下列两家通讯社发表：BBC的SummaryofWorldBroadcasts.TheFarEast以及FBIS的ForeignBroadcastInformationService.DailyReport，People‘sRepublicofChina。1978-1979年以后，在中国涌现出大量的杂志与报纸，外国人可以接触到其中很大一部分。我查阅了这类报刊上的一大批文章。那些文字虽然还没有摆脱宣传职责，但比起前一个时期更能反映现实。必须提及香港的报刊，无论是日报或是月刊，在我所研究的时期中，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发布传播了有关中国的“真实”新闻，这倒真是亏了这个城市享有的自由以及大陆与这个前殖民?之间的特殊联系。

在基本的资料来源中，还需提及自1980年代初期起在中国发表的多种官方回顾统计材料。我查阅了大量有关1949年以后的人口、就业及教育统计资料。而关于遣送知青的资料，地方统计材料在报刊上发表，或者在一些科研文章中有所透露。然而，直到1987年，才偶然地在一本有关就业问题的统计册里发现两张图表，相当详细而系统地标明1962-1979年间知青下乡及回城的人数。这些新到手的数据并没有影响我对下乡运动的看法，反倒令分析更精确更有说服力。

p.26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出版涉及该课题的研究文章及著作一直拘囿于重重限制，但从1990年代初起，逐渐解禁了，其它的有关下乡运动的官方统计资料因此也就公诸于众了。有些学者因而得以接触到过去从来未见过天日的国家或者地方的统计资料汇编，然后引用在他们的著作中。最重要的两部统计集是由直属国务院的知青办公室分别在1973年和1981年内部发行的，在这方面是最有权威的。以上提过的1987年出版的统计集明显地是从1981年版本抄录出来的。另外两部今天能找到的统计汇编提供了各省分有关下乡运动的数字。其中之一的《中国人口》汇编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在1988-1990年间陆续出版，一个省一本分册。每一分册的第六章是阐述人口迁移的，包括下乡运动，可是除了个别的例外（特别是有关广东省的那一本），一般都不太严谨。最有价值的是“省志”，每个省都有几十本分册，整部巨著系列从1980年代末期陆续出版。有关劳动问题的分册里有一章专门论及下乡运动。即使不同省份的省志精确度也有很大的区别，而且可惜含劳动章节的分册直至今日只出版了大约一半，这个系列使用价值相当高的，因为资料详细，其中不仅有知青下乡及返城的具体数字，还有这场运动的费用支出以及行政措施的演变。详细地读这些省志就可以看出，尽管当时有总的中央指示的限定，但在地方层面仍然存在可转圜的余地。

省志，以及中国学者在1990年代出版的著作，都丰富了我们了解下乡运动的重要资料来源：国家或地方政府编汇的内部政策及政府文件。直至那个时期，我们得到的这些文件仍然是零七八碎的，是从下面两种途径找来的：当年官方报刊偶尔转载的简述、暗喻或段落，以及台湾专门机构的出版物，有用是肯定的，但很不完整，而且并不总是可靠的。1981年，知识青年办公室将1962年以后所有关于下乡运动的重要文件辑录成一集。这部“内部”选编（“内部”的意思是普通老百姓无权过目），我倒获得一份，p.27它成了研究中央政府的政策以及知识青年办公室具体执行情况的主要依据。

工作的最后一个原始资料来源由两部分组成，一是1979年2月及9月自己从北京民主墙用相机照下来的大字报，另一是文化革命与1978-1979北京之春期间流传在民间的部分非官方小报。

间接的资料来源

直至1990年代中期，间接资料的特征仍是在西方及台湾学者进行的大量研究与中国公布的寥寥无几的有关材料之间形成的极大反差。1987年以前，对中国社会学家及历史学家来说，深入研究下乡运动仍然是禁区，他们也不能在公众杂志上发表这方面的文章。然而就在那一年，一篇介绍下乡运动历史总结的15页长文发表了，收在由几位中共党史御用专家撰写的评价“10年文化革命”的汇编里。这可能就道出了笔者在1989年初发表的那篇文章引人注意的原因。那一年，一本胆大包天的杂志刊登了它，6年后出版的《中国知青事典》又提到它，并说它“产生很大反响”。该文是介绍我的博士论文提出的几个结论，其实在此之前已经在香港的一本月刊《争鸣》上发表过第一个文本。看来那是在中国公开发表的p.28第一篇关于该课题有独立见解的文章。某些老知青见到一个外国人舍弃僵硬的语言来探讨与他们息息相关的那场运动的动机及意义等问题，受到了鼓舞，开始反思自己的经历，并着手也对这个问题进行学术性的研究工作。首先，他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他们比一个外国学者有更好的条件来研究这场运动。其次，他们看到这个课题绝对具有学术研究价值。最终促使了他们向当局施加压力，希求冲破研究这段历史的禁区防线。因此，后来在中国出版的头两本运动历史中都引用了我的文章。杜鸿林似乎是第一个在1990年底完成他的著作，可是到1993年才能成功地出版。他在该书的序言里解释了延误的原因：“知青问题一向被认作是敏感而棘手的问题，它关联到社会的安定。[……]有关部门提出要淡化’知青‘概念，建议有关知青的书要暂缓出版”。杜鸿林出书一拖再拖，就让另一位作者火木，抢了头阵，在1992年出版了一部下乡运动史，更具有科学性，而在意识形态上并不那么“谨小慎微”，该书的结论竟然是我的文章中摘录出来的一段。1994是转折性的一年，重要标志为一部既生动，内容又丰富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历史的出版，由史卫民和他妻子何岚编写，他们两人再接再厉，1996年又出版了一部全国生产建设兵团历史。在此同时，他们还与他人合作编撰庞大浩瀚的《中国知青事典》（前已引述），主要负责撰写军垦农场及国营农场部分。P.29这本事典材料丰富，相当全面地描绘了整个运动。事典的另外两位作者，刘小萌与定宜庄，后来出版了一部中国知青史，分两册（一为文化革命前，另一为文化革命后）。这部著作是迄今为止有关整个下乡运动的最重要的一部。两位学者的研究结果对本书，特别是第二部分，有着很重要的启发及参考作用。在此一年前，出版了一本1955年到1981年的运动历史及同一时期的大事记，可以看作是官方或半官方的。作者本来是知青办公室的干部，像主编顾洪章，他本人就是原知青办的副主任。他们用一张夹在书中的活页，公开表明得到劳动部（事实上是劳动部分配给他们这项任务的）、新闻出版暑、宣传部以及中共党史研究中心的审核。这两本书都很重要，不仅因为讲述了对运动的准官方评价，而且还因为作者当年能接触到知青办公室的所有档案，所以他们提供了有关运动历史中政府那一方面的珍贵详细的讯息，其中包括官方文件及行政运作、负责人会议记录、领导人的讲话和统计数字。因此，他们在书中列举的各省的统计就成了我们所掌握的最完整的一组数字。

除了这些特别的研究之外，我也比较有系统地查阅了在中国出版的有关我所关注的那个时期里的就业与人口（主要是人口迁移）的研究结果。

专门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台湾杂志，特别是IssuesandStudies，定期刊登有关下乡运动的文章。最重要的是他们转载中共中央的内部文件。

西方资料来源主要是两部精湛不磨的著作，使我获益匪浅。首先是美国学者Bernstein，p.30他在1971-1973年间收集了许多书面材料，还在香港访问了不少人，在此基础上，于1977年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他的研究集中在1968年下乡运动初期，也论及到文化革命前知青下放。他的著作是在运动结束之前完成的，当时能接触到的资料很有限，他的研究自然会受到影响。这应该是我们之间对问题的判断有差异的主要原因。不过，他的丰富资料与分析，乃至提出问题的清晰尖锐，都令该著作成为本课题的重要参考。其次是德国学者Scharping。由于他不是以英语写作，他的观点几乎没有在德国以外的地方被人引用过，但也是功不可灭的。Scharping研究1955到1980年期间全部有组织的青年迁移。他探讨的范围不限于文化革命后的下乡运动，也涉及到以前的知青下放、农村出身的毕业生回乡问题，以及1955-1960年期间调动近2百万年青农民去边远地区开荒的大事件。但是，念及遣送知青下乡的人数如此庞大，他的著作中也就把下乡运动放在了显著地位。Scharping下了很大?夫去编写澄清遣送人数及与运动有关联的各种经济和人口统计数字。可惜，他所依据的1980年前的资料不都是可信的。但是，由于他很仔细地研读官方报刊，并加以慎密的思考，所以最终能清楚地阐述遣送下乡政策的演变及其政治与意识形态背景。

除去上述两部大作，大量的有关下乡运动的文章在重要的国际汉学杂志刊登过。特别需要提出其中具有特殊意义的两篇。1978年底1979年初，AnneMclaren和ThomasGold在上海亲眼目睹了知青游行示威，然后分别执笔写下了他们的所闻所见。StanleyRosen的著作侧重于文化革命期间的广州红卫兵知青，尽管偏离我们着重关注的那个时期，但也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在此也应该特别提到AnitaChan，RichardMadsen和JonathanUnger三位学者的研究成果。他们当年专门研究广东省的一个村子，访问了下放到那儿去的知识青年与该村的农民（这些人后来都逃亡去了香港），然后进行了深入探讨。他们研究的主要课题并不是知青，p.31但我们仍然可以在他们所列举的各种著作文章中找到关于那些年轻人当时生活及思想状况的极有价值的资料。尽管当年我们对各自的研究都不知悉，然而巧的是有几位年青人是我们共同的受访者，这是以后才发现的。

近年来，一些美国学者，其中有些是从中国大陆去的移民，能在中国进行大规模的有代表性的抽样调查。涉及问题有社会阶层分析、城市人的生活状况及他们如何获取学习机会及理想工作，或者关于下乡运动本身，这对研究1960-1970年代无疑很有帮助。由于他们的研究是追踪某些人一生的经历，因此有时有可能提供对当代历史研究有价值的资料。可是，面对这些大规模调查的结果，必须持有一定的谨慎态度，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对历史的一知半解可能会对调查的原意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今天在中国很难找到合适的人以认真的态度来进行这类广泛的问卷调查。“调查者”为了赚取金钱，匆匆忙忙直接把问卷填好交来，我们领教过几次了。此外，对某些人来讲，有些话题至今仍然太敏感，他们不可能毫无顾忌地来回答问题。

培养革命接班人

下乡运动早在文化革命前就作为多种功能的政策存在。在1968年底动荡的形势下，随后的十几年又在激烈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当政者的动机就更加复杂。有些是长期的，有些是短期的，有些一清二楚，有些则隐晦不明，有些甚至是秘而不宣。在各位领导人，尤其是他们的头头毛泽东的脑子里，对所有这些并不一定完全意识到。然而就是毛，就是他发起这场运动，正像他发动文化大革命一样。运动的合法性又全靠他自己的思想来论证。主席的旨意往往只有几行到处张贴的黑体字，而千百篇文章即刻出笼就此作出无休止的评论解读。在这种情形下，对发起下乡运动动机的分析有时不可避免地成了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或者甚至变成对毛的心理分析。我们的研究不限于官方对运动如何解释，我们的观点是，这场运动主要有四个动机，又可分为三大类：意识形态动机（改造青年思想及消除社会分工），政治动机（恢复秩序及强化毛的领袖魅力），社会经济动机：一为积极的（发展农村和边疆地区），另一为消极的（限制城市人口增长和解决失业问题）。

中共在其历史上发起的众多政治运动几乎都负有双重目标：对客观世界的改造（经济、制度、自然环境，等）及对主观世界的改造（思想、态度，等）。这两种改造被视为不可分割的同一体。从1963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重心就明显地放在主观世界方面。作为“上层建筑的一场革命”的文化大革命则更加凸显了这种倾向。在政府的宣传中，68年底再次轰轰烈烈掀起的下放知青去农村的运动便是以将思想改造放到首位为特征的。

虽然以往已反复宣传过，但如今更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而且定了新调子，尤其是加入了“再教育”的新概念。P.381968年12月21日晚中央电台向全国广播了毛泽东的指示，并在翌日全文登载于“人民日报”。这项宣告新型下乡运动诞生的最高指示只是着重提到上述理由。以下是该指示的全文：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指示公布后，连日发表各种评论文章阐明“再教育”的含义。“再教育”应该可以帮助“知识青年思想革命化”以及“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早在文化革命前，对青年中的精英越来越脱离群众并把革命理想丢到脑后的现象，毛泽东曾多次表示不安。“苏联修正主义”的样板，加上他的“务实派”政治对手日益强大的影响力，全都令他害怕：几年以后，或最多几十年以后，中国将会“变色”。他觉得问题的关键在于越来越学院式并充满竞争的教育制度在培养着一批毫无真正实践经验的新精英，而且他们通常出身于干部及知识分子家庭。

毛一向心怀反知识分子的情绪，那时就走到了极端，认为整个学校教育已构成对年青人思想的严重危险。1964年他曾说过：“书不能读得太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也不能读得太多[……]读多了就会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修正主义”。早在1958年他就一再肯定：“自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年青人”，还说：“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学问多的人”。P.39到了1965年，他索性要求所有中学毕业生在可能上大学之前到农村、工厂及军队去干上几年。

毛对知识分子的猜疑由来已久，不过随着文化革命变得全面了：所有知识分子都被非正式地列入“黑九类”，并被那些极左派称作“臭老九”。须知当时城市里的整整一代人已成为“知识分子”了。其实，共产主义制度所带来的进步之一乃是在城市普及初中教育和在农村发展教育。这种新形势在年青人心中孕育了对未来强烈的向往，他们希望继续学业（上高中或上大学），或者得到一份与学历相当的“白领”工作。然而，无论是经济还是教育的发展都不足够满足他们的愿望，因而怨声四起。

令毛担心的是城市里教育出来的新一代（即将来的精英），他们不再认同老一代的价值观。他曾这样谈道：“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他认为这是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问题”。这个时期的毛有着一种狂热的，或许是绝望的意愿，要和MaxWeber称之为“魅力领袖式威权制度的常规化”决一死战。这种常规化的明显特征之一就表现在放弃以革命道德为标准来择优，而是采取建立在通过考试选拔的基础上同时也考虑世袭身份地位的制度。按Weber的理论，这个制度可称为半传统半官僚的。下乡运动的作用之一就是割断教育与社会地位之间的联系，强迫所有的中学生去当农民，只准以生产劳动及阶级斗争中的革命态度为标准来考虑提升与否。P.401970年大学重新开放以后，被批准入学的城市青年并不是以学业成绩筛选出来的，而是根据他们在农村的表现，由“群众”的意见决定的。这类意见也同样决定他们能否在当地得到提升.

这里必须指出，当时存在一个很突出的矛盾：典型的“魅力领袖”制度要求个人表现重于个人出身，但是从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家庭成分在社会各项工作的提升上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随着毛泽东不停地号召要加强阶级斗争，对出身不好的人们的歧视就更加深。而那些虽然出身不好但已证明是对革命忠诚的，则被冠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美名。我们在这里不需要去解释这种矛盾内含的意义，但须加以强调，因为千百万年青人在日常生活中受到了由此带来的实际影响。

对知识青年进行再教育

其实下乡运动的目的主要并不在于改变选拔人才的方式，首要的是从根本上改造完完全全受了修正主义毒素侵染的城市青年一代的思想。1968年12月22日文汇报社论这样解释：“知识青年为什么要到农村去呢？这是因为，他们在旧学校中，受的大都是资产阶级的教育”。1967年5月，正是在文化革命的高潮中，毛曾明确地对这一代“青年知识分子”表示失望，并决心要对他们进行再教育：

“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包括仍在学校受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党内到党外，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因为解放后十几年来，文化教育界是修正主义把持了，所以资产阶级思想溶化在他们的血液中。所以要革命的知识分子必须在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阶段很好的改造世界观。”

P.411971年4月5日到7月31日期间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自从该会议纪要经毛同意在8月13日公布以后，他对49年到66年间的教育工作的完全否定的观点就成了官方的统一语言。纪要认为，建国后的17年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一条“黑线”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因此“大多数教师和17年培养出来的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这“两个估计”后来就沉重地压在各类“知识分子”头上，直到1979年3月19日该纪要正式撤消为止。

毛从来都认为，知识分子思想革命化的方法就是和广大群众相结合。他在1939年曾经写道：“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三年以后，在延安的第一个下乡运动就是让青年知识分子、学生、干部和艺术家们到农村去工作，与农民群众同生活同劳动，从而熟悉他们，并为他们服务。在那个时期，知识分子倒还有一个任务，就是与存在于农民意识里的“封建主义残余”进行斗争。所以这些外来者们并不停留在共享乡民们的生活，他们扬言要改造，甚至指手划脚，因此在他们与农民，特别是当地干部之间引发了大量冲突。

在文化革命前的下乡运动中，上述的那种相互影响对方的关系还存在，理论上至少可以这样说，因为知识分子的身份既是农民的学生又是农民的老师。知青首先需要在和农民的接触中“自觉地自我改造”，此外还担负着“传播科学文化知识”的任务，特别是要“帮助农民识字、讲卫生、破除迷信”。自1968年起，总是要求知青对农村的发展做出贡献，但是这种贡献的思想层面则不再提及了。只是强调知青在与农民接触时应该表现虚心。

P.42

“再教育”的意念其实是一面倒的：是贫下中农来对青年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而后者只有在证明改造好了的情形下，才能被群众接受。

可又怎么证明呢？知青应该抛弃哪些思想及价值观？又用什么来替代呢？他们必须消灭一切“资产阶级”思想：歧视劳动及劳动者、贪图享乐、好逸恶劳、对家以及城市的极度依恋，还有只顾个人向上爬、对大众事情漠不关心、对阶级斗争无动于衷，一句话，自私自利，甚至是“自我”的概念。而他们应该学习的是一切“无产阶级”的优点：刻苦耐劳、热爱劳动（特别是又累又脏的活儿）、生活艰苦朴素、关心政治和阶级斗争、特别是为了国家及集体利益有勇于牺牲的大公无私精神。成千上万的报刊文章和电台广播稿件都同一口径地吹嘘这些优点，经常是通过作为知青代言人的模范人物来转达。比如金训华，他学习雷锋战士好榜样，为抢救国家财产牺牲了生命，死后留下了感人肺腑的日记。宣传机器进行各种说教，无一不指出艰苦劳动不仅仅是为了在物质上得到什么。吃苦，首先是为了革命化。就像在冬天，地冻得跟石头一样硬，有人要去挖井，表面上看可能很不合理，但如果他的首要目的是在艰难环境中锻炼自己的意志，那就是合理的了。

知青们从事这种英雄式的劳动，他们认为自己的最高目标是什么呢？如何证明自我改造成功了呢？非常简单，那就是满腔热情地接受毛主席为他们安排的命运：当一辈子农民，“扎根”农村。年青革命者“要心在农村。要从思想上做到安家落户。这就要下决心准备踏踏实实地捏一辈子锄头柄”。P.43要达到这个目的并不复杂，但得坚持不懈：城市青年们必须从内心世界改造成农民，“和贫下中农有同样的思想感情”。报章上的农民形象既崇高又浪漫：“当农民光荣，就是因为他们有一种不畏艰苦的革命精神，冒着狂风、暴雨、烈日、严寒，战胜千灾万难，最后夺取了胜利”。

为了加快改造，知青本身也需要经受考验，参加农田里的艰苦劳动，因为只有体力劳动才能最有效地消除修正主义思想。上述的知青模范金训华在刚到农村的时候这样写道：

“我的手会出血，而贫下中农的手为什么就不出血呢？这说明我的手、我的思想长期脱离工农，脱离劳动，沾上了修正主义毒素，必须长期在工农群众中进行磨练。”

别忘了，农民的革命优秀品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学校的教育就会令其变质。翟秀珍就是一个例子。她是一个贫农的女儿，1955年初中毕业，但她嫌弃农村工作，正是因为“中了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为了重新净化思想，她得通过一系列的考验，越是令人厌恶的活儿越是要去干，比如说用手从牲口的肛门里把粪便挖出来，最后她成了阉割猪崽的专家。身体越肮脏，思想就越纯净。在这个自我完善的每个阶段中，指引她一步一步前进的是“圣书”，当然就是毛选了，特别是伟大领袖当年那段清楚不过的话语：“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

光靠体力劳动是不够的。农民还必须帮助这些城市青年改造思想，批评他们，用毛泽东思想教导他们。P.44一个别开生面的教育方法就是“忆苦思甜会”，会上由一个老农讲述以前受过的苦，然后与今天的甜作比较。对知青来说，农民因此变成了模范人物，变成了“帮助他们提高革命思想水平”的老师。虽然知识青年中很大一部分是工人及革命干部的子女，他们还是要拜农民为师。这显然赋予了农民极高的政治地位。假若对毛泽东思想中的乌托邦主义及民粹主义方面没有充分认识，那就会对在马克思主义制度下农民地位高于城市人的现象莫名其妙。且听听毛泽东在文革前私下向他的侄子毛远新这样表示：

“以前我当过小学校长、中学教员，又是中央委员、也做过国民党的部长。但我到农村去和农民在一起时，深感到农民知道的东西很多，知识很丰富，就不如他们，应向他们学习。你至少不是中央委员吧！怎么能比农民知识多呢？

当然，有幸能得到这一崇高地位的只有无限忠于毛主席并以其思想武装起来的贫下中农：“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交付给我们对知青进行再教育的光荣任务，[……]我们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他们[……]，让他们尽快地成为既有文化又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让他们和我们一起把农村办成毛泽东思想的红色大学堂”，政府的宣传中农民们就是这样表明他们的态度的。他们无限热爱毛主席，因此，每当有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下达村子里，就算在半夜，他们之中有的会立刻起床，连夜在油灯下学习。

联系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农民，并与他们打成一片，已经掌握一定文化的城镇青年将会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农民”。这种再教育能否成功的前提，一方面是这些农民真的具有一切高尚革命品德，另一方面是千百万城市青年的思想有完全的可改造性。文化革命前，1964年1月通过的有关上山下乡纲领文件曾经对政府在这方面的期待有过意味深长的解释。充分肯定改造知青是完全可能的同时，文件明确指出，插队到农村去的人需要用两年左右的时间达到生活自给，再用三五年建立像普通农民那样的一个家庭，但是想让他们“从思想上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当作自己的终身事业”，那就需要“更长一些时间”。P.45毛认为这种可改造性毫无疑问是存在的，而他自己就是知识分子改造成无产者的成功典范。这就是他1942年5月在有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阐述的：

“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就叫作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

1942年，毛要求所有去延安追随他的革命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以他为榜样进行自我改造。他们之中不少人在那个时期去了农村。到了1968年，轮到千百万青年人被送去当“新型农民”。不难看出这种“新型农民”其实就是斯大林的“新人”的变种，只不过中国共产党几十年间要比他更乐观更执著地去力图塑造。我们甚至可以说，从为改造人的思想而抱有的雄心壮志来看，上山下乡运动确实是这类尝试的绝好典范，成败与否都具有一定的实验意义。

缩小“三大差别”

上山下乡运动的意识形态目标并不止于此。尝试塑造新型农民，也就表明了要消灭社会分工的决心。所有的报刊杂志都一致强调下乡运动的主要意义在于缩小并消灭“三大差别”（工农业之间的差别，城乡之间的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要知道，这些差别的消失正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主要标志，这么看来，发动这场运动的野心可谓不小啊！“下放知青去农村[……]是一件对未来一百年、一千年、甚至一万年都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大事”。“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是一个长期的根本的战略方针。P.46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条件之一就是消灭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在消灭这三个差别中，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是一个决定性的关键。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城市里长期脱离生产劳动的人到农村去，这是一场非常深刻的社会革命”。

毛及其追随者们的传统手法是抓思想，这也就成了搞革命的特有法宝：“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人是“主要因素”，首先要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农民”，才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消灭城乡差别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城市人改造成农民，而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鸿沟的最好办法就是把知识分子改造成体力劳动者。文化革命前，还会谈到双向的改造，就是说农民也得知识化：“知识青年主要有两方面的任务：使自己劳动化，同时帮助农民知识化”。

两化（劳动化－－知识化）双向并行到了1968年就不像文化革命前那样了，逐渐成了单向独行了。虽然知青对农民精神面貌的影响不再被认为是有用的了，但如果农民与知识分子能达到百分之百的相互融合，那依然是最理想的。唯一的区别在于，如今强调的融合是知青单方面把自己投入农村的结果，而不是相互改造进程的完结。

然而，就算农民不需要知青来改造他们的思想，知青总还可以帮助他们，向他们输送各种知识。农民一直是被积极鼓励要加强学习，农村教育的发展成为首要任务。其实，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论，当“新人”有能力从事各种不同行业之时，他们就有可能事实上取消社会工作分工。P.47著名的“五七指示”（1966年）使这个理想在中国实现了。毛在指示中要求社会各阶层都要学习解放军，除了本行业以外，还得从事其他的活动。农民得学文化、军事、政治，等等，同样，学生要去学工、学农、学军事、学政治。完全实行这种乌托邦新形式显然是不可能的，真要那么做，就会导致经济大混乱，不过部分实行倒是尝试了。全民各个阶层都被卷入去大搞政治，至少是搞毛的阶级斗争（由他主持的党领导下的阶级斗争），一部分人到解放军或者民兵中去接受军训。此外，许多干部被送到“学校”去干艰苦的农活儿，这类学校就叫“五七干校”。至于工人，他们一般很少有机会接触农业，但有的工厂成立了附属农场，而有些农民在农村的小工厂或者甚至在城市里的工厂企业中从事工业生产。

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如此强调知识青年参加农业劳动，从思想角度上讲是否有充足的理由。不管怎么说，工厂也一样在生产和体力劳动中培养人。工厂固然有其实际上的局限性（相比之下，农村有能力接待更多人）。除此以外，可以肯定毛认为从思想意识上来说，把城市青年“知识分子”安置在农村比安置在工厂要高明得多。虽然伟大舵手本人从来没有清楚地论述过这个观点，但在当年发表的鼓励下农村的所有讲话中都一而再地明确暗示过。因此，将所有青年毕业生全部（除去一小部分应征入伍）下放到农村去的政策被美之名曰为“一片红”，这就意味着其他的政策，例如部分青年被编派去了工厂，那就不是百分之百的“红”，就是说，不是百分之百的“革命”了。到工厂去就没那么先进，因为这只涉及到一种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而到农村去还能缩小另一种差别（城乡差别）。谈到有关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目标之时，为这场运动开路的宣传机器则步步紧逼地强调最艰苦的物质环境是最能锻炼青年人思想的，那就在农村。P.48一个从北京来到延安的女中学生曾高呼：“一个地方的条件越困难，对我来说就越有可能把我铸造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也正是在农村，阶级斗争是最复杂的，因而最能磨炼年轻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伟大计划大跃进创立了农村公社作为主要基石，虽然失败了，毛并没有对提高农业劳动集体化程度失去希望。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的先声）以及1969年的学习大寨运动，都证明了这点。因此，知青去的地方正是为中国社会主义前途战斗的最重要的战场。

除了这些对上山下乡运动特别具有革命性的“合理”论证，必?加上另一条“的确存在”的事实：毛的个性与经历。“东方红”一歌唱道：“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出了毛的这个中国，他所熟悉的和他所热爱的中国，正是广大的中国农村地区，而城市对他来说总是陌生的。与俄国民粹主义者相反，毛无需特意“去”农村，因为他就是从那儿来的。不过，他又“回去”了，那是在他感受到打进城市进步知识分子圈子的可谓惨痛经验以后。这种经验只会令他少年时期就具有的反知识分子倾向更加明显，同时滋生出某种报复心态。年青时期，在皈依马克思主义之前，毛的信念中的一些独特观点对他在60年代的思想演变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之后就表现在他对下乡运动的论证上：颂扬体力劳动和英雄主义，自然也就认为实践经验高于一切精神认知。

1964年，在他的“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中，毛声称：“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这句心里话揭示了毛是如何怀念“他的”早年革命，又如何轻视一切从学校学来的知识。中国传统概念上，“绿林”是指亡命之徒和强盗土匪，亦有称之为“绿林好汉”的。对毛来说，这就是农村根据地，先在江西，后在延安，中国共产党在这些地方成长，毛也是从这些地方运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领导党走向全面夺取政权。P.49然而必须指出，毛确在中国成功实践了这一战略，但并不是他第一个提出从农村开始干革命的。毛不过继承了李大钊的观点，李曾经发现俄国民粹派就是那么干的。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个号召当时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马克思主义者。1919年，在一篇名为“青年与农村”的文章里，他写道：“我们青年应该到农村里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做些开发农村的事，是万不容缓的。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得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

整个运动期间都不断地提醒人们，革命的根子是农村，特别提到井冈山，尤其是延安的经验。这两个地方亦因此成为上山下乡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目的地。就是这样，1969年初，一万多名北京知青出发去延安“接过革命火炬”。他们的行程完全就是一次朝圣仪式。他们一到达，就和农民交换毛泽东像章及小红宝书，然后由农民带领参观南泥湾，在伟大舵手住过的窑洞前面朗读他的语录。有人做出一个对比：当年青年知识分子冲破“军事封锁线”投奔延安，而今天知青该是冲破了“大叛徒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他们思想上设置的“精神封锁线”来到了革命圣地。官方特意给上山下乡运动涂上一层象征性的再革命的色彩，这一直坚持到林彪身亡以后，但是狂热性当然不如起初了。比如说，1975年，报纸上刊登了一位革命老战士的讲话，他向湖南家乡的知青们解释说，我们应该学习怎么用针线，那倒不是为了补衣服，主要是为了继承延安革命者的光荣传统，他们那时候自己织布作衣服。

毛泽东主义的这种怀古思旧的情怀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农村被看作是培养青年的理想天地。为了挽救革命及防止修正主义演变，毛决定让城市青年离开腐蚀他们思想的学校，去重新感受几十年前他自己体验过的实际经历。P.50老革命家们（首先是他自己）是在农村锻炼成长的，对那些准备把革命棒接过来并保证延续已开创的事业的人来说，那里自然是最好的学校。当时运动中翻来覆去重复的口号之一就是“农村也是大学”。

由于这场运动，不仅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连城乡之间的差别也都缩小了，中国在此同时向共产主义又迈进了一步。在中国经济落后的情况下，这样的一种尝试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教义呢？那就另当别论了。毛认为他早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他已经证明了马克思主义革命能够在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成功。对他来说，上山下乡运动就是为了使中国人民加快步伐早日进入共产主义而制定的“伟大战略措施”。

降伏红卫兵

尽管我们对上山下乡运动在迈向共产主义进程中的重要“战略”意义作出了估计，但也不应该忘却当年发起运动时的紧迫形势，以及由此引出的各种“策略”问题。

自1967年秋起，政府就试图恢复社会秩序，重新稳定局面。1968年初成立了以“三结合”为基础的革命委员会。然而，红卫兵在整个上半年里依旧拒绝停止他们之间的争争吵吵，还大打派仗，尤其是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红卫兵组织妨碍了秩序的恢复，也失去了政治利用价值。从7月27日起毛和激进派们就陆续派出“工宣队”去控制高等学校，配合加强3月份就已经派驻的“军宣队”。为了表示支持这个行动，毛向已经强行进入清华大学的工宣队赠送了一篮芒果。那些进驻清华的工人们因试图把正在武斗的红卫兵分割开，自己也遭受了损失：多名工人身亡，伤者以百计。此后，当工宣队进入高校的时候，都会高举塑料芒果模型，这简直就是古代皇帝授予心腹密使的尚方宝剑的现代翻版。P.52自此，工宣队就开始把中学生及大学生遣送去边远地区，主要是黑龙江和内蒙。然而，这些青年们迟疑磨蹭，情愿留在城里无所事事，在当时的政治情势下，就会造成对社会秩序的一种威胁。红卫兵其实已经学会了造反，也学会了自己思考问题。像湖南一个造反派组织“省无联”的成员开始孕育出某些足以危及制度根基的政治观点。毛在9月发出两条有关指示，还不够；直至12月22日又颁布了一条最高指示，才令大批知青及闲散人员离开城市。

降伏红卫兵与重新大规模遣送青年下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昭然若揭。下乡运动包藏着镇压的杀机。这一点在官方报刊上从来没有公开提及过，但许多红卫兵都觉察出来了，有的是即时反应，有的是在农村待了一段时间以后才有所觉悟。随着报刊上的公开责骂，他们对事情有更深刻的认识。当时，连篇累牍的文章猛批红卫兵，指责他们在文化革命中的狂热胡闹、自私自利、缺乏革命坚定性。那时不仅是针对红卫兵，连全体知识分子都遭到谩骂羞辱。文汇报曾大度地表示：“不要一讲知识分子就是臭知识分子，但是臭一点也可以”。对红卫兵展开严厉镇压，还逮捕了几个造反派头头，这就更使“革命小将们”明白到毛真的是下了决心要甩掉他们，“再教育”的意思是否定他们为毛所作的一切。

上山下乡运动具有预防及惩治的政治功能，这倒是符合一贯的做法。发配农村一直用于遣散被视为城市里潜在的危险分子，他们没资格在那儿居住。过去皇帝执行政治流放，把犯人押送去屯垦戎边，中国共产党就继承这一衣钵，在最边远最贫困的农村地区建立了多个劳改场。P.531949年后历届政治运动中遭殃的人与各种普通犯人混杂在一起，困在这些劳改场里。1957年毛明确地肯定了有必要分散政治上的对立者及异见者，防止他们集合起来。1954年制定了劳动改造（简称“劳改”）条例，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又增加了劳动教养（简称“劳教”）和监督劳动，都是针对分散在广大农村的“坏分子”，特别是“右派分子”了。就这样，政治运动成了影响城市人口变化的因素之一。正如两位中国学者所指出的：“自1957年反右以来，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都直接影响着我国城镇人口的机械变动。每次政治运动的结果，都有大批城镇人口被送到农村，使城镇人口相对减少。’文化大革命‘对城镇人口变化的影响更大”。就像1966年，一大批城镇居民（有出身反动的、有刑满释放的，等等）不得不举家迁往农村，因为他们有可能会破坏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1968年下半年1969年初，全国笼罩在恢复社会秩序、同时又万分惊恐苏联武装侵入的气氛中，自然又是动员知青下乡，这次不仅数量多，范围也更大，目的还不就是镇压制造动乱的不安分子，防止城中心存不满的红卫兵及无业游荡的青年群体产生一丁点儿对抗情绪？林彪在他的“武装起义工程”（又名“571工程”）里，形容上山下乡运动根本就是“变相劳改”，他倒是点出了一部分真相（他本人也有责任），并可能期望触动当过红卫兵的知青们身上的某一条敏感的神经线。这种政治忧虑并不是头一次提及，早在文化革命前就已经出现了。在那个年代里，送到农村去的主要是出身不好的青年，他们没有考上大学或高中，在城里又极少有机会找到工作。

加强毛的“魅力领袖”式威权

官方从来没有公认过利用上山下乡运动把危险分子逐出城市，不过报刊上不断地宣讲该运动的根本政治目标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在当时，具体来说就是：巩固毛的政治路线的权威，防止“刘少奇之类的修正主义分子”回笼。这里提出的问题正是上山下乡运动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的作用的问题。下乡运动当然只是这场斗争的一个方面，但由于它涉及的社会面很广，因此不可忽视。运动的一种作用就是加强毛式的权威，以及建立在领袖个人思想及威望基础上的“魅力领袖”式威权制度。事实上，他防止了一批世袭的和专家型的精英的形成；肯定了革命的意识形态目标高于一切社会经济活动目标（要求全体知青下乡，就有这个意义）；使城市青年接受了他自己年青时期的理想；仅用他个人一个简单的指示就发起了一场社会运动，把千百万老百姓的生活搅得天翻地覆（而根本无须考虑是否要颁布什么法令规章）；毛因而确定了文化革命期间他成功强制执行的魅力领袖式威权制度取得了胜利。他也更加确定了“他的”威权。正像LucienBianco指出的，毛执著地要预防魅力领袖式威权的常规化并不是没有考虑个人利益的：“问题的要害在于这个魅力领袖式威权是他自己的”。他向他的政治对手显示这种威权，同时也施加于整个社会。HannaArendt曾经这样写道：“极权主义当政者只要不停地运动自己，同时也运动他们周围的一切，那么他们就可以牢牢地抓住大权”。P.55原则上说，下放几百万城市青年到乡下去“扎根一辈子”，毫无疑问，那就是“运动”中国社会的绝好办法。用人民日报的话说，就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毛本人是否完全意识到加强他的魅力领袖式威权这一动机呢？很难说。他的威权作风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变成他的第二天性。然而毛也善于耍弄阴谋诡计，在发动文化革命的过程中就暴露无遗了。他非常明白思想意识形态是他主要的政治赌注。假如中国政府变成一个注重经济效益的理性政府，毛就会失去他实际权力的一部分。

上山下乡运动的政治动机似乎是双重的，在某种程度上说还是相互矛盾的。作为降伏红卫兵以恢复一定的政治稳定局面的手段，下乡运动给文化革命划上了句号；可是作为“运动”，即是说伟大舵手所企望的搅动社会的手段，那就是文革的持续发展。然而矛盾只是表面的。无论是恢复秩序，还是制造新的“混乱”，对保住毛在文化革命中重新夺得的绝对权力都是有用的。

因此，在大肆宣传意识形态目标占首位的背后还隐藏着经常是遮遮掩掩的政治动机。我们将要谈到的另两种动机的关系也与此相似：它们不仅是不可分割的，而且两者之中一方掩护另一方。

积极的动机：发展农村和边疆地区

毛在1968年12月的指示不仅被当作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大计，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英明决定”。在一个以农为主而农业又很落后的国家，发展农村当然是一项根本任务，其中就需要有一定知识水平的人留在农村。土地改革以后，农业合作化令这种需求显得更加迫切。1955年，毛就已经发出人所尽知的号召：“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该高高兴兴的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这后一句就成了上山下乡运动不同阶段不断重复的固定词句。开始的时候，这段话不过是毛看了一篇文章后所写的按语，该文介绍合作社如何使用毕业生。当时急需寻找有相当文化水平的人为四百万新成立的合作社担任会计出纳工作。p.58毛所指的“知识分子”主要是中小学毕业的农村青年，必须说服他们回乡去当会计、技术员或者教师。他们的返乡毫无疑问一定能帮助发展农村，同时还可以减轻城市的负担，那里已不再能容纳所有来自农村的毕业生。

但后来不只是他们去了农村，城镇毕业生也被牵扯进去了。把城镇青年送去发展农村的想法并不是毛首创的（正如企图在农村搞社会主义革命那个想法一样）。那是出自毛未来的死对头赫鲁晓夫的思想。作为共产主义领袖，他们两个都是农民出身而且都受了民粹主义的影响。1954年初，赫鲁晓夫希望尽快改善不景气的苏联农业，忽发奇想，利用城市共青团员们的先锋精神，动员他们去开垦位于卡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的3500万公顷的荒地。这场由勃日涅耶夫领导的“运动”开初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两年后，约30万大城市的青年在这些土地上安置下来。到了50年代末，他们生产出的粮食占全国产量的三分之一。1955年，这种经验引起了中国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的注意，从而在团刊上转载了赫鲁晓夫1954年2月20日对首批莫斯科自愿开垦者发表的重要讲话，并附上洋溢颂扬之词的评论。团中央随后组织了一个代表团赴苏联学习经验，回来呈交了一个报告，党中央大加赞赏，并从6月底起予以转发。P.59几个月后团中央组织了第一个知识青年团队到黑龙江北大荒去开荒，其中包括一些城镇共青团团员，也有农村青年毕业生。这个开荒团就是后来为动员上山下乡反复宣传的典型。学习赫鲁晓夫的榜样，不遗余力地称颂青年们的开拓精神、愿为发展祖国农业自我牺牲的决心、为发展落后地区的文化作出的贡献，还有他们放弃脑力劳动而选择了体力劳动的革命情操。这类美言美语在中国以后的宣传机器里不断地重复又重复。然而，原本是从苏联老大哥那里学来的这一事实很快就被忘得一干二净，而毛主席却被誉为下乡运动的始创者。值得提出的是在中国的宣传中加上了一段赫鲁晓夫从没说过的话：城市里没有足够的工作，中学大学里也没有足够的学额来满足所有的毕业生。

事实上，与苏联模式相比较，中国的下乡运动显得重要得多，而且发展方式很不同。譬如，知青开荒者没有能在经济上有所作为。他们被迫使用简陋的工具，自然远远不如那些从小就在地里干惯苦活儿的农民。因此，自1957年起，大多数的知青都被送去已开发的农村，而不送去开荒了。

宣传部门跟统计部门一样，永远也分不清两类不同的知青，因为农村知青和城镇的一样对农村存有偏见。他们很自然地就认为接受了教育，拼老命得到了文凭，这就能允许他们从此告别农村在城里找一份工作。因此，必须不断地提醒所有的知青，不管你是从哪儿来的，教育的首要目的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另外，由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们就有必要成为第一代会算、会写、又会使用农具的“新型农民”。这是他们的义务，是一个“光荣伟大”的义务。毛在当时也不乏赞美青年之言论，他把青年比作“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P.60他强调青年“最少保守思想”，推动农业发展和荒地开垦都需要他们的这种大无畏的开拓精神。除了继续革命，新一代的“历史使命”就是“改变农村落后面貌”。“支农青年”一词在当时经常替代“知青”一词，这就说明政府是把发展农村看作首要目标的。到了1968年，这个目标就下降到了第二位，不过并没有在下乡运动的宣传中消失。1968年8月24日河南日报还发表文章，鼓励“红卫兵小将”要一辈子当“毛泽东时代的新型农民”，这样就“一定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一穷二白‘面貌”，“又一个农业生产大跃进即将来临”。

但城镇青年又能为农业发展作出什么贡献呢？我们在上文谈过他们可以当会计或者教师。他们也可以在农业机械化和普及现代农业技术方面做些事情，例如搞科学试验，研究如何提高土地单位面积农作物的产量。他们还可以做卫生员或者“赤脚医生”，协助推广农村的保健工作。在整个60年代初期，知青这种能致力现代化的作用一直被置于首位，并持续到文化革命以后。另一类贡献（前面已提及）这时逐渐升到了第一位：政治工作。开始只是普通的宣传工作（给农民读报纸、读毛选），之后通过组织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文化”活动，直接参加对“阶级敌人”的批斗会。

然而，上述各点都属于比较特别的，首先要求知青做的是下地干农活儿。这就使我们怀疑运动的首位目标究竟是不是发展农业。因为在干农活儿上，他们一定不能胜过农民；此外，农村最缺乏的并不是劳动力。执行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政策以后，中国政府承认农村劳动力有一大部分是多余的。毛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在1962年曾写道：“为解决人口过剩，农村人口是个大问题”。P.611968年底在报刊上可以读到：“在农村安置知青及城镇居民并不只是为了增加农村劳动力”（言外之意就是也有这个目的），还有：“我是个青年，蹲在城市里没事干，农村很需要劳动力”。既然这后半句话的真实性极为可疑，所以要在前半句里寻找真正的因由，那就是城市里人口过剩，从而带来失业问题。注重这个因由的另一个理由是，因为大多数知青被送到比较“兴旺发达”的农村，而不是到可能需要他们的知识甚至他们的劳动力的最落后的地区。大约百分之四十五的上海知青安置在该城郊区，那是中国发展得最好、人口最密集的农村地区之一。而在全国范围内，只有百分之十的知青被送往国营的或者解放军的农场，通常是去开发条件最差的地区。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唯一的解释就是经济问题：国家没钱。因此城镇青年总是被送往有能力接待他们的农村集体，无需国家提供过多的财政援助。假使发展农村的目的高于一切，那问题就得倒过来了，就是说，本该把知青送往落后地区，把钱财集中资助那边为数较少的人。

但事实上，知青们经常被大量地送去既不缺农业劳动力又不缺会读会写会算的年轻人的地区。P.62看来，在大肆张扬的“建设社会主义农村”为主要目标的背后隐藏着某些更有决定性意义的东西，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所谓目标只起掩人耳目的作用。不可否定领导人的脑子里还是想尽量利用知青的能力去开发荒地或者去搞农村现代化。

至于边疆地区，除了发展农业之外，还有一个特别的任务：把接受过军训的汉族青年安插在那些少数民族集居的战略上相当敏感的地区，有助于加强战备防御。为了突出他们与一般支农青年不同，称之为支边青年。文化革命前，为实现这个目标，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军垦农场遣送了大约十万上海青年。这个地区之所以特别敏感，是因为有一条很长的中苏边界线，那里生活着多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其中有的大多数同宗是居住在苏联境内靠近边界的加盟共和国。把上海人迁徙到那儿去，主要是考虑到中苏关系紧张而且冲突频繁，加上某些少数民族居民大量逃亡到苏联去。1965年中共中央东北局呈上一份报告，提议在黑龙江成立同样的一个兵团，因为“苏联霸权主义者对我国黑龙江省靠近苏联的边境地区的挑衅活动日益加剧”。后来，虽然被文化革命耽误了一些时间，这个兵团最终在1968年7月1日正式成立了。随后的3年里，中共领导人万分恐惧苏联发动突然袭击，1969年3月发生在乌苏里江珍宝岛上的武装冲突更加深了这种恐惧，大批知青从多个大城市陆陆续续被送往那个地区。同一时期，为数众多的知青也被送到了内蒙边境地区。在当时从来没有大力宣传上述的这种动机，但往往是号召年轻人“去农业生产的最前线，去反帝反修斗争的最前线”。到少数民族中去掺沙子以图控制他们，这可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报刊上从来也没有明确地谈论过，不过倒是表扬过好几个为“民族团结”作出贡献的知青模范。P.63然而，为达到这些目的并不需要遣送那么多人到这些地区。迁徙城镇青年毕业生也根本没有必要。譬如50年代期间，当局组织迁徙青年农民去边境地区开垦荒地。从50年代初起，解放军农场就容纳了许多复员军人，通常是农民出身的，既会拿枪又会拿锄头。所以无论是保卫边疆，还是往少数民族里掺沙子，甚至是发展农村的目的，假使与其他的动机相比，像为城市解除沉重的负担，那就都显得很次要了。

消极的动机：解决城市就业及人口过剩问题（1）

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业总是一个很难触及的棘手问题，因为失业被看作是资本主义制度专有的先天不足。因此，理所当然的，宣传部门只会大谈光荣任务正等待着远赴农村的年青人，而不提如果他们赖在城里不走会引起严重后果。直到68年底，知青运动再次掀起的时候，这个问题才被提及，不过是运用很审慎的方式。所以，为了研究这种动机的重要性，我们必须得依据领导人过去的讲话，更要依据当时的客观形势与政府当局在这方面所采取的行动。

毫无疑问，下乡运动和城市就业与人口过于集中的问题之间存在着一种历史性的联系。中国政府很早就已经表示出对限制城市人口增长的忧虑。1951年开始制定的户口制度刻不容缓地把防止农村人口移居城市当作主要目的。尽管作了种种努力，政府也发出了劝谕，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53-1957），仍然有不少人从农村涌入城市，造成了持续不断的失业问题。P.64正像我们前面谈过的那样，首先采取的解决办法之一就是将农村出身的青年毕业生遣返回乡。1953年起开始进行宣传，第二年就广泛推行了，甚至没有等及毛在1955年12月发出号召（前文已述）为这些青年人祈福。在1955那一年，还跨出了新的一步：以苏联为榜样，部分城镇青年被送到垦荒队去了。共青团中央及其总书记胡耀邦从一开始就直言不讳地指出，面对城市就业和学校学额不足的问题，这一行动也是个解决办法。

1956年，把上山下乡运动和解决失业问题结合起来，并正式写进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亦称“农业纲要40条”）。1957年，形势更加恶化，当局深信失业乃是个结构性问题，从而有必要长时期地将部分城镇居民迁徙到农村去。当时很清楚，主要是号召高小初中毕业生，既然在城里无法升学又找不到工作，那么到农村去也是一条出路。

城市青年对学校没有安排足够的位子表示不满，毛间接地为他们作了解答：“全国六亿人口，我们统统管着。……，比如城市青年，或者进学校，或者到农村去，或者到工厂去，或者到边疆去，总要有个安排”。不难看出上山下乡运动被利用来掩盖失业问题：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人人都可以找到给自己安排的位子。当年，不是毛，而是由刘少奇出面负责让全社会，特别是年轻人把下乡政策这一苦果强咽下肚。刘并不掩饰当初决定搞下乡运动就是为了解决城市就业问题。他仅仅鼓励青年们在艰苦的环境中努力奋斗，还给他们勾勒出一幅美景：从事几年农业生产之后，说不定能得到提升，当干部、教师或者技术员。

下放知青因大跃进停顿了一段时间之后，60年代初又重整旗鼓开锣上场，这次当局愈加深信，为解决就业问题有必要持续这场运动并向纵深发展P.651964年，负责就业问题的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谭震林声称，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期间城市工业部门只能招聘五百万工人，刚进入劳工市场的六百多万人将面临就业问题。这个预计是既不详细又不全面（因为没有包括第三产业的预计招聘人数），不过也算是有价值的了。最初是由一份红卫兵杂志透露出来的。事实上，失业问题到底有多严重，政府在当时非内部的刊物中表现出来的态度是含糊其辞，尽管如此，却不隐瞒就业问题与遣送知青下乡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1968年伊始，对这一动机的表态就变得更加审慎了，不过还没完全闭口不谈。在极少的一些涉及这一问题的场合，总是当作次要问题一带而过。7月份，人民日报斩钉截铁地说：“动员毕业生下乡绝不单纯是就业的问题”，还说负责干部应该明白这首先是“搞革命”。到了掀起群众运动之时，则暗中承认了失业与下乡之间是有关联的，12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大标题：“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树立（甘肃）会宁县为榜样，因为他们向农村迁徙了995名“住在城市长期脱离生产劳动的居民”，其中“包括一批知识青年”。

这个榜样显示出掀起下乡运动并不单纯是由于失业问题，而且也因为城市化的代价太大了。会宁县的居民终于“认识到，不参加生产劳动，会给国家增加负担”。政府的战略目标总是仿效斯大林模式，由农村生产来资助优先发展重工业。第一个五年计划末期，特别是大跃进失败后，他们才明白靠农业来提供剩余的可能性很有限，必须尽量地减少工业化的成本。p.66主要方法之一就是限制工业化必然带来的城市化所付出的代价。此外，还有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毛本人）所持有的理由，他们反对依赖农村生产去发展消费城市。他们要的是刻苦耐劳型的城市，既能低消费，又能高生产。这种愿望的产生主要是因为中国革命出自农村，再加上中国城市的发展和外国对华侵略有着历史性的联系，令共产党人对城市有一种怀疑及蔑视的态度。所以，1949年当毛宣布政治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的时候，特别强调有必要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提醒党的各级干部警惕城里等待着他们的糖衣裹着的炮弹，并鼓励他们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掀起大跃进的期间，当局就一再强调资产阶级思想依旧顽固地占据着城市，而不是农村。同样的，到了1968年，城市就被描写成是一个会令人变“懒”，甚至变“修”的地方，因为某种情况下在那里可以不工作而得以生存，而在农村是不可能的。

从1957年起，下放年青毕业生去农村就和城市供应挂上钩了。当时也肯定了必须限制城市各类设施（住房、交通，等等）的支出费用。然而这一切随着大跃进的欢乐激动烟消云散了。结果是在城镇人口及职工数量上真的实现了一个“飞跃”。1962年，大跃进的失败造成了非常严峻的局面：国家从50年代的粮食出口国一跃而成进口国；粮食储存几乎是零；国库也见底了。精简城镇人口及职工数量因此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届三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十项任务”之一。提出“首先，是动员从农村来的职工，回到农村参加生产，加强农业战线”，p.67这意味着还有“然后”，就是说城镇的原居民也得离开他们的出生地。果然，60年代初期下放到农村的城镇青年的数量要比大跃进前高得多。

消极的动机：解决城市就业及人口过剩问题（2）

城镇领导干部们所担心的不只限于经济问题。游手好闲的城镇青年如果找不到维持生计的工作，就非常有可能堕落为犯罪分子。本来就有了种种要下放青年的理由，现在又加上了要减少城中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心。然而在这一点上，传媒依旧慎言，不过在某些情况下会比较直截了当。1968年底，激进派大本营上海的一份报纸明确地触及到了这个问题：

“假使一个人有好好的两只手，可又拒绝工作，假使他游手好闲躲避生产劳动，那么，不可避免的，他就会用这两只手去做坏事[……]。有的知识青年以为可以在上海混日子继续游手好闲[……]。他们真的是无所事事吗？事实上并不是这样[……]。他们在干非社会主义的事情。”

到了1966年，人民日报就青少年犯罪问题作出了一个骇人听闻的的解释：“闲散在社会上的青少年，正是资产阶级重点进攻的对象……如果我们不去管理教育他们，那么资产阶级就会乘虚而入”。1966至1968年期间，上海原本准备分批逮捕从教养所释放出来的年青犯罪分子，然后强迫他们到农村去（要不，就去蹲监狱）。把下乡运动当作是减少城市犯罪活动的办法，这种念头并不是激进派专有的。谭震林在1964年就已经论述过：“人太多。要是不把他们送到农村去劳动，他们就会待在城里，不干活儿，可得吃饭。有的就会变成流氓[……]。所有在城里不能找到工作的，包括反动分子，都应该送到农村去”。

上面所引述的让我们看清楚了精简城镇人口的社会经济动机是如何与当权者进行政治镇压的决心连在一起。1968年以后，似乎必须从城镇疏散更多的人口，因为共和国成立后头10年内出生的那一大群孩子已经到达了就业年龄。

p.68

所以，尽管政府当局对问题的这一方面谨慎少言，但减轻城镇压力的目标似乎在掀起68年的运动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大部分研究该专题的西方学者都将此放在一个甚至是主要的地位。譬如，Bernstein，就特别指出存在一种耐人寻味的数目巧合：谭震林谈到66到70年间需要提供600万职位空缺，而事实上在此期间（比较准确的是68到70年间，因为文化革命延误了他们的出发日期），被遣送的知青有540万（据他认为）。Scharping则以为，在整个运动中，城镇劳动市场需求的变化与下放人数的多少有密切的关系。他甚至认为这个动机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并将当时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行动比作几乎是纯数学的合理性。他断言每年下放城镇青年去农村的人数是政府计算下列两个数量之间的关系之后，而得出的合理妥协结果：一个是城市为减轻负担而需要遣送人口的数量，另一个是社会、特别是农村，为了减少执行该政策而出现的问题所能接受的数量。Bernstein非常重视这种动机，以至于当他1977年展望运动的前景时，他的预测都是以就业问题为出发点的。根据他的看法，意识形态动机在毛去世后开始渐渐消退。而另一方面在８０年代中期视乎人口变动，职位需求将减少。他因此预见运动在这个时候将会停止，或者开始转化成一种轮转制度。

但是至于68年发起的上山下乡运动，如今再也不能将其动机中的就业与城市人口问题看得如此重要。Bernstein对运动未来的预测并没有实现，运动结束之时正正是中国历史上最多城镇青年进入就业市场之际。事实令我们更加相信因经济与人口而产生的“必要性”只是相对的，无论如何重要，也得跟随政治社会因素。

还有更主要的，1981年透露出66至76年期间大量农民迁入城镇，问题就又一次摆出来了。其实，在“十年动乱”期间，被招工进城的农民数量是跟被下放农村的知青数量“一样那么多”，或者是“几乎一样那么多”，而且他们之中的大部分都成功地在城里定居下来。因为下乡运动政策禁止雇用城镇青年，城镇工厂企业单位就直接把这些农民招了上来。从1981年起，所有的中国资料都肯定这件事情。p.69究竟有多少呢？提供出来的数字是1300万或者1400万。80年代初期的文章都拿下放知青的人数与此作比较。根据不同的作者及不同的日期，下放知青的人数一般估计在1300万和1700万之间。这些数字确实（相当粗略）与积累的出发人数相符。这些作者似乎忘记了在此期间有的知青回城了，因而同一时间身在农村的知青从来没有超过900万人。他们也忘记了从农村招工上来的总数包括知青。他们的结论却是正确的，因为这两种遗忘造成的结果差不多互相抵消。根据后来比较的准确资料显示，那10年间共有1400万人招聘进城，其中600万是知青，800万是农民。人们因此清楚地看到在那期间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城乡劳动力大交流，双方都涉及到至少800万人。既然是这样，我们不禁要问减轻城市负担的目标是否那么重要，是否就是掀起下乡运动的动因。对某些透露这些数字的中国学者来说，结论是一目了然的：一句话，大规模的下放知青去农村，就是当时盛行的“极左政策”的实施结果，根本不存在真正的经济理由。

这里还应该区别当时形势的需要与长远的目标。当运动发起之时，已是文革结束之时，很明显是不可能即刻分配工作给那一大批知青，他们本该获得就业机会，或者在66至68年间本该继续升学的（根据陈永贵估计，有400万名中学毕业生，还要加上大约40万名高校毕业生）。p.70文化革命导致教育与生产部门处于瘫痪状态，这就迫使知青中的相当一部分长时期在城里无所事事，从政治和社会上看当然会造成很大的问题。经济加上政治两大条理由，自然说明不能允许几百万知青在文革后留在城里。正像我们见过的，报刊杂志公开地论及这种忧虑，但只摆在次要的位置。次要的，那倒是千真万确的，出现在这个时候的真正的就业问题首先就是一项政治决定的执行后果：决定停课，决定将所有的学生和整个国家投入文化革命的动乱中。此外，毛当时最担心的是青年持续无工做无学上的状态可能带来的政治后果。

除了当时形势这一点以外，从就业和城市人口的角度看，在那整个时期内似乎都没有真正的必要来发起下乡运动。上面列举的招聘进城的农民数量，加上70年代增加的职工数量表明所有知青都可以在城里找到一份工作，条件是能够有效地阻止进了城的农民定居下来。毫无疑问，对国家来说，雇用一个农民作临时工比雇用一个固定工合算多了。农民工无权享受社会福利及城市粮食供应，他的家人亦无权跟随进城，这样国家就不必负担他的住房与子女教育费用。有一天，没用了，也就很容易解雇他。然而，这800多万来自农村的工人最后变成了“固定工”，有些就是这样招来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能赢得的非常少，可以说是一无所获。

但就算运动不是为了某种客观需要，这并不意味着就业及城市化代价的问题没有在主观上影响过领导人（至少是他们中的一部分）的动机形成。比如说，大批地长期雇用农民也许可以归罪于限制城市人口及劳动力的制度太过僵化，而引致绝非本意的后果。在某种程度上，人们仿佛觉得那场人口大交流并不是预定计划的结果，而是由多种社会经济力量自发的、有时是幕后的行动所导致的。

消极的动机：解决城市就业及人口过剩问题（3）

至于合同工或临时工，工厂企业的头头们为能招到身强力健的又习惯干重活儿的农民而欣喜万分。他们可以亲自挑选农民，P.71通常工厂里的职工是由劳动局非常“官僚”地调过来的，对用人单位的需要和该职工的特点都不加考虑。这样的一种制度给一些城镇干部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去寻求钱财或物质上的好处。一篇报告文学曾经讲述，在某个矿区，本来只需要男工，但招工不可以只招男的，因为党委书记的儿子要找“媳妇”。后来成了大经济犯的女主角想法被招工进城，就开始她的“事业”，给负责那项重大“使命”的招工队队员补袜子。

另一方面，农村负责干部也可以从中捞到油水。招工是通过他们进行的，生产队根据交易领取一笔钱。往城里送临时工居然还是减少农村多余劳动力的一个办法。而那些农民，跟平时在村里干活儿得到的收入比较，在城里赚到的工资明显高得多，所以尽管是临时的，他们也都很满意。然而，将来必须离城回乡这一点相当令人沮丧。他们没法儿明白，为什么从事同一种工作，而他们得到的待遇就跟他们的来自城市的同事不一样。他们想方设法延长在城里的逗留时间，可能的话，取得固定工的身份。事实上，这类招工的发展使许多城镇干部罔顾禁止任意迁居的法例，利用他们的关系网，将他们的亲属全部从农村弄到城里来。而“解放军宣传队”的部队干部在这方面就做得更绝了，无人不知，他们从68年起在城镇基层行政单位耀武扬威多年。

看来，农民想在城里待下去，不走后门，不行贿赂，是办不到的，这些现象那么普遍，很难想象中央领导人会没有注意到。他们对此网开一面就表示了他们并不觉得在城市人口及劳动力上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对雇用农民一事他们反倒应该保持一定的审慎态度，以免激怒知青和他们的家长。P.72这就说明了为什么那个时期的农民迁徙进城一事在当时几乎不为人所知。农民出身的工人在某些工厂里占了全厂劳动力的一半以上。可见那时候的招工是大规模的，但规定他们过了一段时间以后都得回老家去。不过，文化革命后，在某一个有限的时期内，曾经公开准许临时工转迁户口。这一事实是先由西方学者透露出来的。J.P.Emerson在香港通过采访得知，在1970年有些农村来的临时工被接纳为固定工（因此，也就变成了城市居民）。M.Blecher在一次实地调查中发现，在河北束鹿县，一直到72年，这种身份转换，理论上都是可能的，起码在一个大工厂里就是这么做的。“劳动人事年鉴（1949-1987）”正式肯定了上述的情况确实存在。而且还详细叙述文革中极左派怎么利用临时工的不满情绪，后来在他们的影响下，国务院发出1971年11月30日的“关于改革临时工、轮换工制度的通知”。根据这个文件，71和72两年间，800多万农民临时工被转了正（当时一共有900多万这类工人），其中有的根本就不是真的工人，而是他们的家属。就算后来原则上禁止这类转正，仍然有大量农村来的工人转成固定工。所以1966-1976这10年间被招工进城的农民有800万，这个数字可能还是低估了。其实，根据年鉴所写的，1950-1960年间划定的各种农民工类型，到了70年代，大多数情况下，全部转成了固定工。“临时工”变成了固定工。“合同工”合同结束后可以留下。“轮换工”停止轮换。“亦工亦农”（1975年又被邓小平再次提出大为赞扬）则通常是干脆只当工人了。P.73许多这类农民其实从一开始就是被当作正式工人招进来的。无论如何，转成固定工能让他们获得城市个人户口，就算他们的家庭户口还在农村也没关系。到了1978年，又准许他们在退休或者退职的时候，可以让他们在农村的一个孩子上来顶替他们在工厂的职位。但不久后采取了多项相应措施，其中之一就是废除上述这项宽容条例，为的是能在城里招聘更多的知青。

我们似乎不能相信如此一场城乡人口交流是中央领导人反对的。尽管如此，从动机角度看，也许得分清两个不同的派别。首先是最激进的那一派。他们认为缩小“三大差别”及“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是高于一切的，而人口交流本身也不是坏事。就是他们在政府里最得势的时候正式批准转迁户口的。1976年4月，周恩来去世后，邓小平靠边站，激进派发起攻势，就在这个时候，吴桂贤出来斩钉截铁地指示：不再只限于在知识青年之中为城镇招聘工人，也要顾及到“年轻的贫下中农”，这是为了避免破坏在农村劳动的知青群体。另一方面，连在那个时期，领导人也还不能完全忽略经济问题。雇用农民的人数与下放知青的人数相等，甚至前者还高于后者，他们能容忍这种现象就说明，就业问题也许并不构成他们长远的压倒一切的忧虑。但是，看到至少一部分从农村“迁徙”来的劳动力可以让国家省钱，在那些负责计划中国?济的大管家的眼里，财政经费问题就可以当作是把运动继续搞下去的一个“理由”。

消极的动机：解决城市就业及人口过剩问题（4）

招农民进城打工因而是可以符合意识形态及经济这两种互补的动机。早在文化革命前，1958年就制订了亦工亦农政策，在64-66年间还特别加以推广，在这个问题上，毛一类的空想家们与刘少奇一类的大管家们似乎都能取得共识。P.74把农民招进城镇工厂干个三五七年，或者根据季节来安排，其实是很合算的。基于两大理由：一方面，可以节省国家开支，因为农民比固定工便宜（报刊甚至报道在这个或那个工厂，因为辞退了固定工，而让农民来顶替，为国家省了钱，之后还列出详细的金额数量）；另一方面，由于这个政策有利于“逐步消灭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所以是具有根本意义的。这完全命中了毛的实际消除社会分工的宏愿。他的旨意曾在66年的五七指示里表达过，后来在66年8月1日把全国办成一个“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号召里又一再重复。

文革期间，那些亲毛派，尤其是江青，一时间利用了临时工对不能享受固定工同样的权利而抱有的不满情绪，把决定政策的责任推到刘少奇身上。尽管如此，他们之间的共识似乎很快就又重新建立起来了。周恩来以中央的名义向临时工造反派们宣布，将来“根据中国形势”，政策还会继续执行。后来在军事镇压中那些毛派分子也不再理会他们了。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这种共识贯穿整个70年代，在准许农民转迁户口上的意见不合，只不过是空想家与大管家之间取得默契过程中的暂短波折。1976年，就有人企图去论证应当招聘年轻农民进城而不是知青，这揭示了那种共识是不稳固的，实际上存在着一股政治力量，为了搞单纯的意识形态而鼓吹城乡劳动力大交流。这么看来，为城市减轻经济社会负担的决心，在1955-1966年期间的政策中，很明显是强烈的；1968年起就紧密地与政治镇压意向结合在一起了。这种决心在70年代或许起过一定的作用，不过是一种次要的作用，是建立在主观设想及个人欲望而不是国家客观利益的基础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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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有关政府在文革后发起上山下乡运动的动机的简短介绍显示出那是关乎一项复杂的企图一石多鸟的计划。多方面的观察令我们对大力宣扬的发展农村目标的重要性产生怀疑。为简单答复本章开头提出的问题，首先必须分清当时的动机和长远的动机。当该运动开始掀起的时候，毛认为最重要的是分散红卫兵组织，对那几百万在城里无所事事游来荡去的青年采取一些行动，他们之中有的已经成为街头打群架的英雄或者有组织的“造反派”。在那个时期，政治性的镇压与减轻城市负担两种目标都占主导地位。然而，毛选择了上山下乡运动政策来解决问题，而且紧紧抱住不放一直到他闭眼上西天，因为那政策能解除他的一些更长期的忧虑。如何降低实现工业化所付出的代价，这种忧虑自然是重要的，还有希望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加强边疆地区的防卫力量。但光提这些顾虑不能解释为什么要发动如此大规模的运动，也不能解释毛为什么如此热衷于防止文革前的政策回朝。68年再次发起运动，不同的是，这次不再是动员部分知青，而是全体知青原则上都得下乡，同时强迫学生进大学前必须参加几年生产劳动，这些都只能在伟大舵手的宏愿中找到答案。伟大领袖要从根本上改造青年一代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对那些未来的精英，他们是要继承他本人从事的事业的。这个宏愿的背后，其实是年迈的统帅拒绝承认中国已进入后革命时期，也不能接受自己掌握的实权落入“修正主义”官僚派及大管家们的手中。就是为了顶住这种可能的演变，毛在生前就要把中国纳入共产主义的轨道，把革命黄金岁月延安时期的各种理想强加给国家和人民。这些理想集中表现在消灭社会分工，要求全民树立忘我的精神，就是说为国家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的大无畏的革命情操（“为人民服务”），还要向一切阻碍实现理想的势力（落后的经济，阶级敌人，特别是“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我们觉得文革中发起的下乡运动的意识形态动机应该是首要的，而我们称之为“加强魅力领袖威权”的政治动机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下面我们将会看到下乡运动如何成为“两条路线斗争”棋盘上的一枚举足轻重的棋子，在运动的瞬息变化中关系到毛的政治威望，以至他的追随者们的权力。

正像所有典型的毛泽东的大举动那样，1968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也是一个雄心勃勃，甚至是伟大无比的计划。问题在于现实能不能让这种雄心壮志实现。一位台湾学者在1972年曾经形容下乡运动是一场“理性而大胆的”实验。p.76第二个形容词无疑很准确。至于第一个，在做了上述的分析之后，看来得改动了。不管怎么样，从现在起，可以列出我们的疑点了。首先，带有强烈乌托邦色彩的政治思想目标在这场运动中占首屈一指的地位，然而，尽管也有一些经济及社会的目标，但是达到目?的办法不是合理的经济与人事资源的管理，而是社会各阶层的思想动员。这不免让人想起大跃进的惨痛教训。另一方面，我们已经谈过多重目标会引起互相之间的协调问题。至于下放多少人，从农村发展来看，最理想的人数也很难与精简城镇人口目标的需要相等，也不会与思想改造目标的要求一致。再者，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保卫边疆地区防范敌人入侵来说，知青是“再教育”的对象，处于这样的地位并不最有利于充分发挥他们的优势。我们将会看到这些矛盾在实际中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低调的开端

在中国，遣送城镇青年到农村去始于1955年。我们至少可以给这一时间找出三位先行者：为首的是俄国民粹派的名为“到民间去”的那一场运动，仅仅在1874年夏季就有几千年青的大学生下乡，他们一边劳动一边鼓吹造反。中国运动与他们最重要的相似点在于，都是城市青年下到农民中去直接与他们联系。可是很难比较这两场运动。俄国民粹派不准备在乡下待很长时间，而且他们的行动完全是自发的。虽然充满着宗教式的豪情狂热（1874年夏季在俄国被称作“疯狂的夏季”），最后还是很快地以全面失败告终。民粹主义运动在中国倒是比较走运，但是不得不和它的对手之一：马克思主义结合在一起。1919年，李大钊（不久以后出现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号召青年知识分子学习俄国民粹派到农村去，不仅因为在中国大多数劳工阶级是农民，p.80也因为对青年来说农村是一个“光明”的地方，而城市则是很容易迷路的“黑暗”的地方。他的号召得到了响应，1920年代一些年青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到农村去宣讲了，他们搞成了一场农民运动。他们之中有澎湃，还有毛泽东，人人都知道，后来他把这场运动推到了很远。尽管1949年以后向遣送到乡下去的城市青年描绘的是革命者的农村美丽史诗，但显然是两种不同的运动。

相反，1941年发起的已经名为“下乡”的运动，特别是1942年在延安那一场，与我们在这儿研究的可以拿来做一比较：因为都是由在位的共产党政府组织动员，作为目标都是既要改造农村又要改造下去的青年干部、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当年根本不可能预见在乡下待很长时间，因为战争状态不容制定长远的计划。至于下乡人数就更加不能与1950-1970年代的下乡运动相比了。但是，革命成功后领导人发起下乡运动时，中共在延安“实验室”取得的经验就毫无疑问具有珍贵的参考价值。

我们已经谈过，革命后最直接的下乡运动前身是1954年由赫鲁晓夫鼓动下共青团出面安排在苏联进行的大规模垦荒运动。最初的时候，中国的运动也是完全由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应该特别指出，当时的规模并不那么大。1955年当新下乡运动在中国发起的时候，还不是群众运动。1955-1956年间，下乡的城市青年大概还不到8000人，p.81比起当时被大批遣送去开荒的青年农民及农村出身的城镇学校毕业生的人数来说，那只是很不起眼的一小群人。还应该指出，好多个“城市”青年并不是刚毕业的学生，也不是真正的城市人，而是京郊的青年农民干部，被动员去参加开发边疆地区。杨华就是一个例子，他是第一支60人的北京垦荒队队长，是当年垦荒运动的主要英雄人物，是整个下乡运动的模范。1955年9月他们在锣鼓声中出发，在东北北大荒成立了“北京庄”。后来又有160名北京青年跟随他们到了那边。杨华本来是北京郊区石景山西黄乡的乡长兼共青团支部书记。同年11月，河北队也出发到了同一地区，在102名先锋队员中，有7个党员，77个团员。所以，那根本就是一批招募来的政治精英，是为了树立榜样的。1960年代初期以及1968年后下乡的知识青年就不具备这些特征了。这些特征也表现在苏联模式中，年青的共产党干部响应党的号召，起了火车头的作用。两场运动规模上区别分明，其原因就在于苏联头几年获得成绩的两项主要因素在中国都不存在：一方面是农业机器和交通工具；另一方面是具有农业知识的年轻人。由于那些中国垦荒者能付出的只有体力和耐力，城市青年到了那里就不能完成交付的任务。因此，从1956年年底起，即使为了宣传继续大唱颂歌，但这场垦荒运动的失败是显而易见的了。在那个时期，领导人其实很需要一些能感人肺腑的讲话与振奋人心的模范事迹，因为他们担心城市就业情况恶化引致不满情绪爆发。P.82反右斗争的政治形势有助于采取强制性的措施，1957年6月以后明显地增加了遣送青年下乡的人数：从1955-1956年的几千人一下子跳到1958年的7万9千人。1956年后，知识青年不再到垦荒区的国营农场去了，而是去毛所强调的农村合作社，因为那里需要识字的人。在最初阶段，遣送下乡与城里的就业或升学问题是清清楚楚连在一起的。

推理来看，确实具有减轻城市压力的优越性，但不久在大跃进期间无暇再考虑这个问题，下乡运动自然就完全停止了。当时，尽管仍旧大力宣传知识分子想要“又红又专”，就必须深入到群众中去锻炼，还得参加体力劳动，但是工厂企业扩大招工，学校扩大招生，这都使遣送学校毕业生下乡成了一句毫无意义的口号。在毛带头的集体疯狂时期，迁徙运动的方向倒转了：许多知青回流，特别是农民以百万数计地涌入城市，还找到了工作。然而，祸福弹指间，一下子就从欢乐的浪尖掉进了灾难的深渊。在农村两三千万农民饿死，而在城里粮食配给量就减少了很多。对国家的预算来讲?这种形势到了无法掌握的地步：必须保证城市的物质供应，可是城市居民从1957年底的9千9百万上升到1960年底的1亿3千万，还必须发工资，而受薪者人数几乎翻了一番（从3千1百万增加到6千万）。但是没钱，很多城市工厂便不得不关闭（1960-1965年间有10万家）。因此，应该将迁徙运动的方向重新扭转过来。首先提上日程的是将大跃进期间受雇工厂的农民（1958-1960年间共有2千多万人），必须尽可能快、尽可能多地把他们遣送原居地。这项工作在两年多一点儿的时间内就完成了。所有的，只要是能减轻城市负担的措施都考虑到了。所以又开始一场规模巨大的知青下乡潮。1960年8月党中央发出“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新方针，号召出身农村的知青大批回乡，向邢燕子这个女知识青年新模范学习。

大跃进失败后的加速进行

现在轮到城市出身的年青毕业生了。有关下乡，官方的统计资料都只从1962年算起。事实上，我们知道城市青年从1960年底起就离开城市，就是说从城市精简人口运动开始之时。在1961年1月召开的中共8届9中全会上，决定贯彻执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并掀起“支援农业运动”。遇罗克，后来为“出身不好”的子女伸张正义而牺牲的烈士，也是在1961年初到北京郊区的一个公社去的。虽然他的统考成绩优异，但因父母的政治问题，1960年却被拒绝进入大学，其后他决定下乡以明志。尽管这样，第二年又再参加一次大学入学考试，还尝试申请参军，两者都以失败告终。1964年初，他因病返回北京，靠做临时工生活，同时仍然继续在乡下时都没停止过的自学与写作。遇罗克的个案很值得研究，因为他的情况在1960-1966年间下乡的相当一部分知青中极为典型：出身不好或者出身一般的年轻人总是被人歧视的，想继续学习或找到工作，希望很渺茫。实际上，在1960年代“出身不好”的阴影越来越严重地影响着为数愈加庞大的人群。首当其冲的是“黑五类”的子女，跟着是老“资本家”的或者与外国有联系的各类人等的子女，最后就是知识分子的子女。遇罗克代表着少数理想主义青年，早在1960年代初期就有意识地用行动证明，虽然出身不好，但有积极的革命精神。他们自愿去下乡，是将此看作必须经受的一场考验，而不是最终的命运安排。然而，大多数这类“出身不好”的青年只是因为完全没有希望在城里找到工作，又不能再依靠父母生活，才下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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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罗克的例子说明，现实中起码有一部分没有反映在官方的统计里。虽然那几年间，在中国不同地区像北京、广州、上海、四川、陕西，等地都有下乡的，可是我们找不到任何有关1960-1961年间的官方数字，这可以说明这两年中的知青下乡不是国家统一组织的，而是各地各有各的安排。对中央政府来说，只要地方的举措有助于减少在城市生活的人口，那就都是好的。有些年轻人单独去到跟他们有特殊关系的农村地区，有些去国营农场，还有些给安排进半工半读学校，这些我们后面会谈到。在这种情况下，1960-1961年间毕业生下乡的数字永远是个谜。当然，跟往后几年相比就不那么重要了。

当时政府面对的问题不仅仅来自刚毕业的学生，更有前几年毕业的但仍处于无业状态的学生，还有1960或1961年时因财政困难索性关闭了的学校。所有这些年轻人没有单位，也不在学，分散在社会各个角落，无所事事，也没有任何行政单位管他们，被称作“社会青年”。他们之中相当一部分自然是出身不好的。其中一些变成了小流氓。街道委员会试图看管他们，可能的话给予必要的帮助，但没什么办法。1962年底全国有两千万当局要遣送去乡下的社会青年。

出现了一个令准备下乡的年青人万分焦虑的新问题：户口问题。1950年代初中期已经有了各种管理户口的措施，到了1958年当局重新捡起定下的措施，企图使其制度化，并且加大力度。在1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根本不考虑宪法条款明确规定公民在尊严和权利上人人平等，而且有迁徙的自由，反而硬性设立了一道樊篱隔开了享有特权的城市人与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乡下人。后来这份“条例”因大跃进延迟了严格执行的时间。从1960年起，户口制度开始成为社会组织的主要支柱之一。P.85失去城市人的身份就意味着从此以后知青将永远被贬到农村低下阶层中去。这令他们非常反感。1961-1962年间不少干部想让知青快点儿走，就给他们留下城市户口，或者答应他们过几年可以重新取回，这是一个永不兑现的允诺。

直至1962年，大部分知青不再去公社了，而是去国营农场，这些农场在1950年代，尤其在大跃进期间，不停地在增加。下到国营农场去倒没有引起太多地抵制，因为在那儿可以享有固定工资，工作时间正规，还有一系列的集体生活组织（食堂、宿舍、工余活动），这些都能吸引青年人。从1963年起，就有一些去新疆军垦农场的。这一下乡新途径说明国营农场的容纳量已经饱和了，同时也考虑到战略意义，这一点我们已谈过了。对年轻人施行社会政治控制，军垦农场最理想了，而那些青年在那里不仅可以享受国营农场的好处，还可以得到作为“守卫祖国边疆的战士”的精神满足感。

制度化及长期计划化

由于知青人数增长得很快，农场只能接受一小部分。事实上在1963年中，经济形势好转了，遣返大跃进期间流入城市的农民的工作结束了，而一些知青心中升起了可能返回城市的希望，怎么也不会想到，就在这个时候政府宣布要将下乡运动转变并定为大规模的长期性的计划。6月底，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一个领导干部会议上提出15年规划，很快就又延长至18年。当局认为节育工作政策两年后生效（从1963年算起），那么1965年后出生的人得在16年以后达到就业年龄，那时才能看得出这项政策所能带来的积极效益。周恩来为这个规划亲自列举出各类数字。他预见在此期间内，每年将会有300万青年进入就业市场等待安置。1963年10月18日他又在一个内部讲话中宣称，今后18年内有3500万城市青年得下到农村去。P.86那就是说每年有200万左右的青年下乡。负责这些问题的谭震林副总理估计有150万，而其他人则预测只有100万。这份相当空泛而又不太科学的规划是不准备向公众宣布的，但必须通过宣传工作把主要精神传播出去。因此，1964年3月份起，人民日报就有连篇累牍的文章：

“每年有几百万城镇中小学毕业生。除了一小部分学生可以继续升学或者留城就业之外，大部分都要到山区和农村去参加生产劳动。.”

政府的这份雄心万丈的规划当然会让人不得不考虑到财政预算。1950年代，知青下乡“不向国家要一分钱”，得到了高度赞扬。当时年轻人的热情如此高涨，他们甚至自愿付出大部分的交通费和安置费。但1958年起就有了一些改变，习惯上是向去农场的知青发放安置补贴费。然而，面对大量知青，这笔补贴费对国家来说就太高昂了，加上国营农场已经容纳了太多的人，得建立新的，这就要花费更多的钱。假如这些农场不能赢利，那么国家的负担就更重，因为必须给职工发放工资。在这种情形下，政府唯一的解决办法只能是将知青遣送到农村去，到人民公社生产队去。到那边去所需要的安置费远远没那么昂贵，而知青的工资也不是国家的事情了，是由生产队根据集体劳动所得来进行分配。因此，从1963年起，大部分知青都是被下放到农村去的。

掌管下乡运动（直至终了）的办事机构是在这个时期建立的。最初，负责遣送知青的机构是主管安置大跃进后精简农村出身的职工的。主要负责机构是农垦部。关于这个问题的第一份综合文件1962年6月1日公布，名为“关于精简职工安置办法的若干规定”，并责成该部成立安置办公室协调全国工作。11月周恩来要求国务院农办建立中央安置工作领导小组，由农垦部承办。随后，安置知青的工作就p.87附加到这些机构的常务工作中去，直到遣送知青成为一项单独的工作任务之时。1964年1月9日通过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明确规定成立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由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任组长，设置在他本人领导的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内。此后，各级行政机构都必须成立相应的小组和办公室，可以与经已成立的安置职工办公室共用，不过，在这种情形下，任务必须明确分清。大量知青需要安置，因此，县，作为最低的一层，必须成立“安置工作组”。这种制度很有组织地一直运作到文化革命，其间定期召开全国会议检查工作。文化革命后，“革命家”替代了“管家”，当年严密的官僚行政制度不复存在。

如何尽可能最合理地贯彻当时看来很有必要的政策，这种忧虑也反映在半工（农）半读学校的制度化问题上。这类学校是大跃进的产品。1957年毛发现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有大量的“右派分子”，这令他大受刺激，因而在1958年反复强调教育制度必须为农民工人服务，更好地与实际劳动相结合。这条最高指示引来的是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文件“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它将在往后十几年里指导这个领域的工作。教育政治化与普及化是其主导思想。为了能够满足教育的需要，必须提倡建立各类学校，鼓励各方投入资金，特别是创办由集体及企业资助的半工半读学校。刘少奇从1957年就很关注这些问题，大力推动落实这项政策。他认为这类学校可以与传统的全日制学校同时并行发展。毛及其他领导人当时对刘的“两种教育制度”表示赞成。于是，许多不同的这种类型的学校在大跃进及随后的困难时期中发展了起来。到了1964年，又提出大量遣送知识青年长期上山下乡，与此相联系，刘的设想是有系统有步骤的方案。P.88既然“大多数”城市青年得去乡下劳动，那么，培训他们未来从事农业生产显然是合乎逻辑的。这就是设置在农场或农村的半工（农）半读学校的职能，年轻人在那里学习农业技术基本知识，同时熟悉生产活动，以备毕业之时可以完全投入。这类学校在1964-1966年间达到相当兴旺的局面。?而，到文化革命前，那些年轻人似乎特别觉得上这类学校比上山下乡强，大部分还在尽一切努力使自己能在毕业后返回城市。

这类学校的建立使为数众多的农村或城市年青人有机会同时学习知识及技术。这正正适应了培训下乡知识青年的实际需要。此外，刘少奇还认为那是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结合的一种方式，所以可以消除“三大差别”。但是，群众的反映是毁多于赞，最后在文化革命的猛烈冲击下，这些学校只好关门大吉。问题是“两种教育制度”令社会上的不平等更加凸显。当年，传统的教育制度实际上是得到了加强，尤其是开设了拥有优良师资丰富资源的“重点学校”。这类学校几乎毫不例外地是给高干以及没有政治问题的知识分子或文艺界精英的子女预备的。那儿的学生考入大学的合格率高达70-80%，而职工子女上的普通中学只有20%左右的成功率。此外，普通学校的成绩一般的学生，就像出身不好的学生（不管水平如何），他们唯一的机会就是进入培养具有一定技术知识的工人或农民的半工（农）半读学校。这样，某一些人的命运早就定为下乡，而另外一些则完全没有这种顾虑。当年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人童大林曾经这样谈论北京的一所“重点学校”：

“我们的毕业生不会成为董加耕[他可是知青模范……]。我们学校应该培养的是县委书记、宣传部长、妇联主任、中央委员、总理、领导人……国家级人物和军官。”

矛盾及保留态度

1963-1966年间下乡运动表面上的合理性隐藏着深刻的矛盾。这个政策既是一种具有强迫性质的计划，又建立在自愿基础上。它要唤起高尚的情操，但却制造更深的社会不公。下乡人数定额分配到负责干部手中，他们然后再去动员年青人。然而，怎么可以说服某一些人必须作出不是人人都得作出的牺牲呢？事实上，这个几乎是行政指令的规划因此就得借用运动的形式，而这场运动的开展则要依赖意识形态方面的利诱以及不可为人觉的经济政治上的压力。管家们不能不理会意识形态，不然，在当年的政治形势下，对他们以及对他们的目标实现都会有危险，因为思想意识最高制定者只能是毛，而毛有其它的目标。对他来说，思想意识并不只是遮掩经济需要的一件外衣，而是有着特定的现实意义。其实，毛自从因大跃进失败靠边儿站之后，心中就念念不忘要进行政治报复。自1962年，他即发起攻势，声称不可忘记阶级斗争，因为，如果忘记了，在中国资本主义就会压倒社会主义。因此，文化革命前的那几年全国处于越来越政治、也越来越紧张的气氛中。这可以从围绕着下乡运动的各种宣传中强烈地感受到。从1964年起，所强调的越来越侧重于下乡的必要性是为了自身革命化以及与农民群众相结合，而不再是参与国家的经济发展。1964年2月16日《人民日报》社论已经把提高政治觉悟放到了下乡运动目的的首位，远在实现农村现代化之前。到1965年，对意识形态目的的反复强调就越来越占上风。在这种气氛下，给知青和他们的父母施加了极大的压力：拒绝下乡，就是拒绝革命；拒绝革命，可能就是反革命。强制下乡开始了，比如在广州，就有600名出身不好的半工半读学校的在学学生被迫在学年当中（1965年2月）下乡。实际上，当时有的地方出身不好的学生都处于同样的不可抗拒的压力下，而文革后就普及到所有的学生了。这儿有一例，我们的一位受访者是上海人，出身不好，1965年时和他的哥哥就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困境：政府只准许他们之中一个留沪工作，另一个必须到新疆去。P.90在他们两个作出决定之前，谁都得不到工作，连粮食供应都停止了。最后是16岁的弟弟作出了牺牲。

毛的出击引致政治强硬，结果造成上述那些极端现象，尽管如此，文化革命前的下乡运动总体来说还是建筑在自愿基础上。就算那些年青的毕业生并不都欢欣鼓舞地去下乡，但多数情况下，他们可以选择下去或者在城里等待工作机会，甚至接受服务行业里的不太看好的一份工作。也有自愿去的，那经常是心存希望过一段时间可以返城找到合适的工作或参加以前没能通过的考试，也有的希望尽快在当地获提升作干部。广东省党委第一书记陶铸当年曾答应下乡知青几年后可以回城，后来在文化革命期间被轰。广州市真的给知青发了“城市户口保留证”，一直到1963年。尽管有这些允诺，尽管宣传部门天花乱坠把最不宜人的地方形容成锦绣花园，相当多的中学、有时仅仅是小学毕业生，宁愿待在城里没有工作，也不到乡下去。

当时在政府里占优势的刘少奇和邓小平主张下乡运动应该是有组织的、有计划的、半自愿性的，还需限定人数；一场不平等的下乡运动，矛头对准城市里的社会“渣滓”，不过对他们的牺牲，就得作出补偿。刘当初希图借此使下乡运动比较容易让人接受，结果在文化革命中被批得体无完肤，斥责他在宣扬“下乡镀金论”。其实要想让青年大致上是自愿下农村，那就必须消除他们及他们的父母的重重疑虑。毛自己在当年也承认有这些疑虑存在。1964年10月，他向一个外国代表团说：“这些青年是吃蜜糖长大的，赶都赶不走。我们赶他们下农村，他们不肯去”。

可能正是这些疑虑使得1960年代初期的下乡人数显得比较有节制。政府当局也没敢抱太远大的雄心壮志，只是一年作一年的具体计划。P.91这种务实的态度也表现在制定长远的下乡运动规划上。在1965年8月25日至9月4日专为这个问题组织的另一次座谈会上，谭震林将周恩来在两年前定下的18年内下乡3500万青年，降至15年内下乡1100到1200万。另外，在该会议的头几天，谭宣布在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期间城市里缺少600万个职位，可到了会议结束时，他却说在那个期间只需安置366万人。必须指出，这些人并不只是知青，还有一定数量的社会闲散人员。主要是社会青年、失去工作的人、成功滞留在城里的农村人，等。可惜我们无法掌握该期间每年下放知青的数目。但是，我们得知在1962年和1966年之间，总共有196.9万人下乡上山，其中知识青年达到129.28万，占总人数的65.6%。这个比例数逐年改变。我们到手的下放知青人数只有1964那一年。总共有68.1万人下乡上山，其中32万为知青，只占47%。闲散人员与知青一样可以获得安置经费。国家在每个人身上平均花费500元。不同?年份就有所差别，尤其是下放地点不同，差别可以很大：到农村去的178到303元，到农场去的690到1119元。

1966年，由于爆发了文化革命，下乡人数限制在38.8万。最后几批有组织的安置是在7月及8月。大家都知道，之后，尤其是“破四旧”运动以后，许多城里人被驱赶出城。不止是知青，还有属于“黑五类”的一家一家人、出身不好的青年、小流氓，据说他们对顺利开展文化革命以及在万一跟苏联开战的情况下有潜在危险。

文化革命：下乡中断与自发回城潮

对真正的知青来说，下乡运动在文化革命期间不仅几乎完全停顿，而且相反还掀起了一场规模壮阔的返城运动。一大部分知识青年趁着动荡的局面离开了农村。有些回城后待在自己家里，有些的确是参加了文化革命，还成立了知青红卫兵组织，之后又并入更大更有影响的组织。他们的大字报和小报都强烈要求准许返城以及取消现存的下乡运动，并将它定性为“黑安置”。在北京，知青组织闯进中央安置领导小组办公室，又抄又砸，抄走的文件有一部分公布在他们的小报上。这场诉求运动波及到一部分农村出身的知识青年。在当时的空想革命气氛下，他们之中有些要求调到城里，为的是“立即取消城乡差别”。更有一些组织为了证明他们敌视运动是有道理的，甚至建议研究另一种形式的下乡运动（那真的是毛式的）。不幸，他们得到的是来自《人民日报》的反驳，从1967年7月起，不断有文章指出，下乡运动不是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产物。周恩来在1968年1月明确表示：

“有些知青回到北京及其他大城市，就扬言上山下乡是刘邓的政策。简直就是一派胡言。这是毛主席的思想，目的是要把我们的工作方向对准农村及广大群众。”

从1967年1月起，当局就尝试让知青回到农村去。通过报刊号召回乡，又下达了一系列通报，都起不了什么作用，直至1967年10月8日发出“紧急通知”，命令所有知青迅速返回农村去，并禁止城里的红卫兵组织吸收他们参加。周恩来在接见各红卫兵组织代表的时候特别强调这一点。p.93后来，压力变得那么大，以至于最后一批造反知青在1968年上半年都不得不走了，回到农村通常被当作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对象。当年，所有不是由革命理想推动而提出的个人或群体的诉求都被戴上“经济主义”的帽子。正是为了反击这种指控，某些造反知青才要求真正毛式下乡运动。这场新型运动到1968年真的成为现实了，然而，比之过去的下乡运动，它将更不得人心。他们唯一值得安慰的，仅此一点，是许多其他的城市青年也来与他们共命运。

红卫兵成了知青

虽然政治斗争与官僚政府机构瘫痪令遣送知青下乡无法继续进行下去，但宣传部门从来没有停止过给那场运动唱颂歌，特别是在1967年初当政府试图遣返逗留在城市的知青以后。这样有组织的再度掀起下乡运动正巧与红卫兵运动的分裂消亡发生在同时。对最富有理想主义的人来说，前者应该被看作是后者必要的延续，是对毛式理想表忠心的另一种形式。1967年夏天起，也就是文化革命开始一年以后，一些年青人觉得红卫兵被困在死胡同里，很失望，同时又看到不同派别的组织各自声称代表毛泽东思想，然后大打派仗，甚至武斗，流血，很无聊，他们都心灰意懒，于是开始寻找另外一条路子来搞革命。一个北京红卫兵，造反派小头头，倡议创办红卫兵大学，得到300名青年的支持。后来考虑了这项计划的具体细节，想到自己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可能完成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他们必须首先实现思想革命化，与群众相结合。P.961960年代曾大肆宣传并树立了下乡运动英雄，这些年青人深受影响，他们因此决定走那些知青模范的路。他们之中只有10位是一直走到底的，其中包括发起者曲折，他的名字就意味着前面的道路曲折难行。他们向新成立的北京革命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去内蒙的一个贫困地区，并到一个牧民生产队去插队。当局不但很快就接纳了他们的要求，而且准备把他们树立为新典型，其他城市青年得向他们学习。他们获得了中央领导的高度赞扬。革命委员会在10月9日，他们动身出发的前夕，组织了欢送会。第二天，一些传媒报道了有关他们的消息，而11日这条消息就上了《人民日报》及其它报纸的头版。一个月后，第二批为数1200名的北京理想主义青年步他们后尘出发去内蒙和东北。

1968年2月8日，又有一队55名首都青年上路，奔赴边疆地区，不过是在祖国的另一端，云南南部的西双版纳。他们1966年当红卫兵大串联的时候去过那边，之后就爱上了这块绝妙的热带土地。如今，他们决心与群众相结合，发展这个“落后”地区的橡胶业，于是就在1967年11月27日递交了一份申请给周恩来，告诉他：“只等中央首长一声令下，我们就奔赴战场！”。周当天就作出批示表示支持。一到达目的地，他们就写报告刊登在《红卫兵报》上，呼吁其他的同学仿效他们走同一条路。另一位北京女学生决定回到大串联去过的一个地方插队。那是山西山区里很偏远的一个穷村子，当年她步行前往延安的路途中曾在那儿落过脚。后来，她离队只身回到那个村子去，请求让她留下像一个穷苦农民那样生活。她的北京同学把她叫了回去，可是她很快就厌恶了红卫兵的所作所为，这次她正式打报告要求回到那个村子去。她还将原来的名字“蔡玉琴”改作“蔡立坚”，以示自己的坚强决心。由于父亲是个模范工人，她从小就接受严格的中国革命理想主义教育。她终于在1968年3月回到了那个村子安家落户。P.971968年7月4日《人民日报》转载了当地报纸一篇报道她的事迹的通讯，她因此就成了全国知青先进典型。

这几位下乡先锋虽然得到政府的支持，而且还被用作宣传，但仍然属于自发行为。有组织的运动是在1968年间逐渐形成气候的。当时，老三届的学生本该在1966和1968年之间中学毕业，碰上文化革命，就既不能升学也没法找工作，当局需尽全力安置

他们。这个问题特别严重，因为政治动乱引起了工业生产下降。然而，如果就此来解释毛动用手段仅仅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那就错了。事实上，有关的第一个决定是安置1966年大专院校的应届毕业生。这些学生不多，把他们分配在各自的专业部门，本来不会产生任何就业问题。但到了1967年8月，中央发布了一个文件，称这些知识分子接受了修正主义教育，所以需要“改造”，得面向农村、工矿或基层，这就是所谓的“三个面向”。1968年3月19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上交了一份有关安置工作的报告，谈到大多数大学生都送到乡下去了，毛肯定了他们的做法，还明确指出安置问题不仅涉及大学生，也涉及中小学生。

假如想重新把教育制度纳入正轨，那些1966和1967年本该毕业的学生就得给后面等着的小青年让位，这没有错。1968年4月4日黑龙江省的报告转发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同时也传达了毛的指示，批语要求根据“四个面向”原则去安置分配中学毕业生。出于毛的战略焦虑，加上了第四个“面向”：面向边疆。其实在“四个面向”中，只有面向工矿不涉及农村（“面向基层”的含义很泛，通常都理解为面向农村）。4月21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分配中学毕业生的通知”。6月15日中央又公布了有关1967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问题的新文件，再次强调必须打破一毕业就当干部而不能被分配去做工人农民的旧制度。1968年6月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成立，P.98直属沈阳军区领导，主要是为了收容大量知青。兵团的任务是垦荒种植，同时也可加强中苏边境地区的中方军事力量。因此，只能吸收出身好的或普通出身的青年，其他有“贫血”问题的（他们的血不好，不合规格）均被拒之门外。同样的，在该地区，不少兵团农场在原有的劳改营的基础上建了起来，营内的劳改犯被送到远离边境的地方，因为怕一旦打起仗来，他们会里通外国。

1968年春，开始组织知青下乡，但人数还很有限。两个革命委员会成立得很早的省份没有等到4月份的批示，就开始安置1966和1967两届“毕业生”，并把其中一部分送到乡下去了。那是山东和黑龙江，前者1967年12月着手这一工作，而后者则在1968年3月到6月期间就将两万名知青送了去下乡。在北京，4月份开始组织工作，不过还没铺开大搞。当局属意加强宣传工作。将1967年及1968年初下乡的理想主义知青典型邀请回来，让他们现身说教，鼓励其他青年走同样的道路。而文化革命前树立的老知青模范，由于跟刘少奇路线有瓜葛，在1968年一般都有些问题，他们也被请回来揭发批判刘，让这些典型还有些使用价值。报纸上刊登了他们歌颂新型下乡运动的文章。7月诞生了一幅江青一手策划出来的油画，而且复制了千百万幅散发到全国各地，画中年青的毛一片潇洒，在1922年步行到安源去组织矿工造反罢工。当时对主席的个人崇拜到了疯狂的地步，宣传上更是变本加厉地以对毛表忠心来做文章，甚至对其极力“摹仿出的神”的形象亦同样，完全是一片宗教狂热。接着，年青人开始步行下乡，走几百公里，p.99甚至几千公里的路，因为他们也要亲身体验“长征”。他们排着队行进，有时队伍由一名知青开路，他虔诚万分，手中高举一幅“毛主席去安源”油画的复制品。30名天津学生用了51天走了2000公里到达山西省的一个极其贫困的村子。另外还有5名北京青年徒步行军到他们该去插队的内蒙农村。他们给贫苦农民带去“毛主席居住的城市：北京的水”。有些学生特意选择革命圣地（井冈山或延安）作为目的地。

然而，这样下乡的学生毕竟为数极少。到1968年夏，毛决心跟红卫兵来个了断，并依靠军队来恢复秩序，立意将运动推向更高阶段。在伟大舵手的示意下，在南方进行了一场完完全全的军事镇压行动。不过，最终是通过控制红卫兵作为大本营的大中学校来收服他们的。那是在1968年7月27日，第一支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大学生奋起全力抵抗，毛对此非常不满，当天夜里就召见红卫兵五大领袖训斥他们。8月25日，他宣布，在军队的协助下工人宣传队要“永远”领导学校。9月5日，他又在《人民日报》的“编者按”里指出大中学毕业生必须接受“再教育”。知识青年与知识分子得接受“再教育”这一概念就变成了下乡运动最重要的理由。一个星期后，毛又发出另一条指示，施加更大的压力。9月12日半夜发表该项最高指示，随即庆祝游行持续整整一夜。“群众”敲锣打鼓走遍全城，欢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印刷厂的工人连夜赶印最新指示，而该指示已经被谱上曲调，由“革命艺术工作者”唱遍大街小巷：

“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

声势浩大的动员

下乡动员工作的规模无可比拟，尤其是形式和调子都与文化革命前不同。首先是由于当时的特殊政治气氛，也是因为工宣队及军宣队队员主持这项工作。他们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求学生将个人的命运托付给伟大导师。那些负责人也利用对毛的个人崇拜来抵消父母的影响。那个时候，天天都在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根据毛1967年10月1日发出的指示，必须“斗私批修”。一切个人的抱负或愿望都是自私的、可鄙的、政治上是危险的。树立的模范人物（白求恩、雷锋……）都是绝对的无私者，为他人牺牲自己的生命。当时还鼓励写血书，有个人写的，也有集体写的，那些学生刺破手指，挤出鲜血来书写，向伟大领袖保证一定听他的话，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后来还给那些持抵制态度的父母办“学习班”。另外，还求助于文化革命中流行的“大批判”：大字报、批判会，报刊发表批判文章，等。为了打击“反面人物”，无所不为，粗言秽语，有时发展到身体暴力行为。用这样的办法，就可以维持一种令人恐惧的气氛。这时，宣传队开始舍弃个人报名的方法，而实行集体报名，以班排连为单位（学校已经按军队的编制重组过）。对付那些继续死顶的青年，则另有一套杀手锏：坚决明确地拒绝在城里给他们分配工作。工宣队和军宣队队员一般都敌视“知识分子”，所以对他们就有意收紧政策。结果，一些伤残的、有病在身的、未满16岁（规定的最低年龄）的，都不得不下了乡。出身不好的青年毫无招架能力，p.101所以通常是出身好的最能顶。同样，相悖的是，获得分配在城里工作的，很多是被军代表看好的“保皇派”红卫兵组织的头头，可他们在动员其他人下乡时的表现却积极得很。有些人可能会被分配在城里，那就会引致红卫兵小头头们的一番激烈争斗，要进入有权决定安置知青的工作小组。为了能被工宣队和军宣队属下的机构接纳，暴力、贿赂，无所不用其极。表面上装出自愿奔赴“最艰苦的地方”（必须这么说才能表忠心），其实是小心行事，千万别让自己的名字登上那下乡名单。这些积极分子满嘴高调给别人指路，自己却不去走，他们的这种行为令当局很担忧。

进入秋天后，上山下乡的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总是走在最前面的东北三省，从9月开始就成批地遣送学生。沈阳有17.6万名老三届毕业生，在短短10天内14.4万人被送下了乡。不过，在学校里还留下不少老三届。所以，毛在12月21日晚发出那条有名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全民又再一次上街兴高采烈地庆祝。这条指示更强硬更明确，从此之后宣传工具不断地重复又重复。下乡浪潮演变成了真正的狂澜，不仅是知青，连其他阶层的人也都受到了冲击。黑龙江省又一次扮演了先驱者的角色，在1968年5月7日成立了第一所“五七干校”。10月4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文章赞扬他们取得的经验。此后，“五七干校”就在全国遍地开花。数十万干部及知识分子被送去“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有些带同子女下干校，如果这些孩子16岁了，或者等他们到了那个年龄，就都被看作是知青。毛在1965年6月26日发出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医务人员立即响应这一伟大号召，成千上万地出发到下乡去。此外，无业游民、家庭妇女、有政治污点的人，还有社会青年都被大批送到农村去。P.102但是，被卷入这股洪流的主要是知青。

毛12月22日的指示不仅针对他们，也针对他们的父母以及接待他们的农民。从该指示发表那天起，负责干部就放弃了说服工作。根据林彪的逻辑：“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么一来，当局采取强制手段就顺理成章了。另外，那些当时未离开城市的青年普遍都缺乏革命热情，当局认为必须施行强制手段。学校、街道委员会以及父母的工作单位，三者联合起来，使这些青年无法进行消极抵制。而那些仍在犹豫的或者继续抗拒的，就随时被来做思想工作的积极分子骚扰，有的时候，还带些小孩儿来大声唱最新的语录歌。假使这还达不到目的，就会到单位去揭发，单位就工资、粮票一块儿扣。反正，任何伎俩都是为了制造出轰轰烈烈的声势表示对这项政策的全力支持。到处都组织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欢呼主席的最高指示或者欢送下乡的知青。不时会看到某些古怪现象：被迫前来的欢送者的人数与被欢送者的人数完全不成比例。比如在上海，革命委员会动员了120万人来夹道欢送120位知青下乡。

虽然一般都有些夸大事实（或者把下乡的各阶层人士都混在一起算），但1969年期间公布的下乡数字仍然可以反映出一个前所未有过的有组织的移民潮。它并不像以往那样仅仅跟大中城市有关系，现在是连最小的镇都涉?到了。拉萨那么一个人口稀少的城市，在1969年10月第一次送走了一批知青。少数民族的子女、华侨子女，甚至外国专家的子女，都不能幸免。农村地区，过去有人对大批接待城镇青年持保留态度，如今也不敢再表示异议了。新闻报道了一些动人的事例：农民尽一切可能的力量接待好这些青年，有一位甚至把刚盖好的准备结婚用的新房让出来给他们住。

从1968年底到1969年春，下乡热潮风起云涌、震惑人心。主要就是在这个时期进行了几次远距离移民。一月初，北京、天津、上海和浙江计划送62.1万知识青年p.103到边远省份下乡。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交通运输问题。东北铁路线受到的影响尤其大，因为必须把26万及5.5万青年分别送到黑龙江省和吉林省，就是说在5个月内每天要开出两班专列。沈阳军区（统管整个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司令员陈锡联调动所有资源保证完成任务。多亏了他和领导该省的毛远新（毛的侄子），辽宁成了下乡运动的卓越典型。在1968年底，这个省就动员了30万人下乡。江西省则别出心裁，让下放干部带着知青及城镇居民插队落户，树立了另一种榜样。该省在短时间内就遣送了10万多青年下乡。

下乡的和留城的

1969年春，绝大多数“老三届”毕业生的安置工作完成。严格意义上的文化革命也结束了，因为九大的任务是建立新秩序及重组新的全心效忠（至少表面上是）伟大领袖的领导班子。5月，《人民日报》欣喜地宣称：在中国的每个公社和每个农场都有知识分子在进行自我改造。然而不久，安置1969年届毕业生下乡的动员工作大张旗鼓地展开了。1968年，有一部分学生还能受益于“四个面向”的政策，幸免下乡的厄运，可是1969年毕业的就很少能避免得了。那时，很多地方的办事原则是“一片红”政策，就是说除了少数应征入伍的可享有特权，其余的毕业生全部都无例外地必须下乡。“四个面向”的政策到安置1970年届毕业生时，才又再奏效。

正像我们下面谈到的，“老三届”毕业生过去现在都有强烈的归属感。知青中只有他们享有一个特殊的称号。其实，他们是新下乡运动的参加者，也是文化革命前最后一批接受了比较完整的中学教育的学生。照毛的说法，那是“修正主义”教育，尽管如此，比起随后的12年，这种教育达到的水平还是相当高的。P.104这些“老三届”们在农村有时跟与他们同年毕业的大学“毕业生”相聚，他们的遭遇相似，多年间在一起同甘苦共命运。以毛的观点来看，大学生比初高中学生还“臭”，因为他们念的书多。不过，通常不把他们列入“老三届”。有关知青的统计数字一般不包括他们。事实上，他们的身份是不太一样。尽管毛再不愿意将他们直接分配到干部的职位上去，但不管他们在什么地方，依然有幸可以享有国家发给的固定工资。特别是，比起真正的知青，他们有更多机会在几年之后被调往城镇的工作岗位而成为干部。这些年青人有另外一个不太为人熟悉的称号：“老五届”，因为他们是最后一批在1965年进入大学的，而在1966-1970年间被宣布“毕业了”。在这个时期之前，除了个别情况，大学生是可以避免下乡的；文化革命后，“工农兵大学”出来的大学生并没有大批下乡。“老五届”没有构成像“老三届”那么显著的社会群体，不只是因为他们的运道稍微好一点儿，而且在人数上，他们几乎少了10倍，总共有55万名，而“老三届”应该有500到600万之多。见于1967-1969年间的知青下乡数字，我们很难同意只有400万这个数目。很可能是在500万和600万之间。P.105虽然“老三届”已成了一个专门术语，是一个集体的概念，但这三届人的待遇不完全相同：下乡的机会以及形式一届跟一届都不同，地区之间也有差异。1969那一届得到的待遇也是与众不同的。每届之间下乡比率存在差距，形成的原因是当时政治形势演变得太快，以及事实上分配安置是分届决定的。不同地区的差别也很大，那是由于国家没有统一的计划，各地政府就可以自行其是。

因此就出现了下述的情形∶在北京1967-1969年间，有25万知青下乡。其中除了一小部分是1967年走的，大部分是1968年被送下去的，但68届毕业生的安置工作比前两届都要晚，他们进工厂或者参军的比例比较高。后来，周恩来知道了，对此有所批评，结果69届毕业生几乎100%全部下了乡。

在上海，1967年没有人下乡，可是1968-1969年间的浪潮来得更汹涌，大约66万5千名知青被送到乡下去。然而，30%左右的“老三届”留城进了工厂，根据不同的届别，当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甚至初中生、高中生都不一样。跟北京相反，66届及67届毕业生进工厂的比例最高，但68届下乡的比例就高得多。根据不同年份，下乡地点也很不同。66届及67届大部分去了上海郊区，而68届则去了外省。至于上海的69届毕业生，下乡人数的比例与68届相似，根据上海劳动志，差不多是100%。

在同一个地方，下乡人数比例根据不同届别有如此明显的差异，那么省与省之间的差别就更大了。在某些省份，1968-1969年间下乡插队的人数相应地比较少，那就是说，与上海及北京相比，那里的毕业生下乡的比例要低得多。

同龄人之间的差别还不是最根本的，比起他们所属的社会政治阶层带来的差别，那就算不上什么了，因为主要是以后者作为准则来筛选的。参军的名额几乎全部留给干部子女，特别是军队干部的子女。城市的工作职位则预留给一些工人及非军人干部的子女，不过他们中的大部分还是下乡插队了。至于普通出身或出身不好的青年（可以说是所有其他的），他们就几乎100%地必须离开城市。本来下乡最低年龄规定为文化革命前满18岁，之后降低到16岁。但1968-1969年间，在具体实行中，很多只有15岁的少年也不得不离家背井，有的还去了远在几千里外的农村。后来，又恢复到16岁为最低年龄。

从全国来看，1967-1968年间下乡人数为199.68万，1969年为267.38万；总数为467.06万。

狂热代替组织

我们可以说，从1968年底到1970年夏，这场运动是处于形式上最正统的时期，那也是一个原则上人人必须下乡（无定期）的运动时期。这个阶段的纯粹的革命性不止表现在意识形态目标至高无上，而且可以由中央组织能力的减弱来解释。实际上，谭震林在1967年2月就靠边站了，从那以后，“领导小组”以及该办公室也销声匿迹了。当时，再也不是中央计划调度直接管理的时期，而是在开展运动的全过程中体现落实高于一切的思想意识形态。在毛派分子看来，伟大舵手发出的指示及思想足以令工宣队与军宣队在学校里好好动员并组织学生下乡插队。然而，就在这个混乱时期，中国的官僚机构仍然凑凑合合地继续扮演它的角色。当然，那是在周恩来保护之下（毛心里明白不能完全把他甩掉），坚持执行落实领导人的各种政治决定。因此，很可笑的是，中央安置办公室在“地下”继续工作，还搬迁了两次。1969年12月国务院农林办公室撤销了，属下的安置办就并入劳动部，由该部的军代表负责领导。但是，平时把别人送到乡下去的中央安置办干部自己都下放到“五七干校”去了，只剩下两个没去。至此，在中央一级只有两个干部在负责管理p.107从1960年代初就下乡的600万知青。6个月后，1970年6月，在一次大规模的政府机构重组中，旧的安置办作为劳动部属下的一个普通的安置组，被并入国家计划革命委员会。虽然这个名字不再出现在报刊上，但仍在继续运作，并出版内部通行的“上山下乡简报”。这个组其实是替国务院起草准备有关下乡插队的计划。尽管工作条件差了，制定计划者的专业水平也不太高，但继续有计划开展这场运动是原则，政府没有放弃过，计划照做。因此才会有后来的全国计划会议。会议是由军代表、老干部代表及老红卫兵代表组织，1969年2月16日至3月24日在北京举行。会上通过了1969年计划纲要（草案），其中包括继续动员400万知青上山下乡。这一庞大的数字显示出当时革命的狂热如何压倒基于现实的理智。人们思想的出发点是：下乡运动应该是涉及到全体知青的。该次会议的最后一天，有的代表问，如果城里的工厂需要劳动力，怎么办？周恩来明确地指出三个解决办法：一是招收城市出身的转业军人，二是召回机关单位的下放干部，三是吸收群众推荐的高中毕业生或中专生。他的这一番话突出地显示了上山下乡运动政策已经经历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文化革命前城市青年找不到工作，人们不知道怎么办；可是到了1969年，不知道的是城市青年下了乡，工厂该怎么去找人替代他们。

在地方一级，自然出现下乡运动的组织问题，因此当局就针对需要设立了各类办事机构。至于机构的名称，真正五花八门，可见那临时凑合的性质。北京在1967年4月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设立了“招生、分配、就业领导小组”，属下有“安置就业办公室”（简称“安置办”）。许多省称作为“安置工作办公室”或者“上山下乡办公室”，也有的用毕业生分配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名称。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在1968年成立“四个面向办公室”，主管全部毕业生分配工作，其中也包括下乡的知青。这些不同的办公室可以直属p.108革命委员会或者该委员会属下的专职“小组”（管生产、行政、教育、政治，等）。每个省内，不同行政级别负责下乡运动的工作机构又有纷乱杂陈的各种名称。在接待的地方，一般由抓教育及青年问题的干部负责知青的一切。后来，在全国慢慢地（并不是统一的）变成特别委派干部去专门执行这一任务。在江西省安源县，1969年1月7日成立了“五七大军领导小组”，属下有一个同名的办公室，管理所有下乡的人员，包括知青、下放干部以及城市闲散人员或出身不好的，就像那个时期大多数的这类机构一样，在名称上冠以“五七”，以示与“五七指示”有关。到了公社一级，经常是抓教育和青年问题的党支书负责管理知青。有的地方，在公社一级，甚至在生产大队一级，设立“再教育领导小组”。在绝大多数情形下，是生产大队长和生产队长抓（或不抓）知青问题，有时指派一个农民去负责。根据1973年政策变动中提出的建议，以及我们采访所得到的资料，在头几年里地方一级组织的工作漏洞百出。1968-1969年间，由于文化革命后行政组织解体，某些地方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军队出来帮助农民接待知青。当年无处不在的军队也接手了国营农场，并改组为隶属于每个军区的“生产建设兵团”（简称“兵团”）的军队农场。这种农场军事化仅仅持续了几年。

从1970年春起，中央政府，乃至省政府，都意识到地方基层一级在开展上山下乡运动中涌现出的众多问题。最令人担忧的是挪用国家拨给知青的安置经费。有些地方干部真的把这笔钱看作是意外之财，p.109可以满足他们的个人需要、完成某些集体工程或者甚至拿出一部分来大摆筵席兼大家分钱，从而提高自己的威望。至于国家低价供给知青建房用的木材，就经常移作他用（比如说给老人做棺材）或者以劣换优。一旦钱到了手，地方干部就怂恿那些城镇青年回家或到别的村子去，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有些干部还虚报知青人数，希望借此能得到更多补贴。

正正是为了抵制低劣的组织工作以及各种破坏行为，1970年5月12日中央发布了由毛亲自批示的[1970]26号文件，要求各级领导把下乡知青的工作摆到重要位置上。这份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军代表起草写就的文件提出的解决办法是既含糊不清又杂乱无章。5月23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改造世界观”的社论，重新肯定学生下乡运动及干部下放在意识形态上的深远意义。在1971年8月13日公布了经伟大领袖同意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再一次强调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就是在这个文件中提出“两个估计”，否定了文化革命前17年间的教育路线，我们在前文已经谈及。

大潮中的低潮：1970-1972（1）

尽管意识形态几乎固定不变，实际情况却变化得很快。自1970年秋起，特别是1971-1972年间，遣送下乡的速度明显放慢了，而中央对这一现象没有做任何政策上的决定。下乡人数大幅度下滑：1970年106.4万（仅为1969年的39.8%），1971年再降至74.83万，而1972年又再降至67.39万。这种放缓的原因可以从两方面解释：一是经济恢复了，教育重新上了轨道；二是社会上对下乡运动的抵制，而当局的决心又较前减弱。

全国工业总产值在1967-1968年间下跌之后，在1969年上升了34.4%，而在1970年上升了30.7%。这些鼓舞人心的成就p.110使领导人对前途重获一定的乐观，他们正在欢天喜地地准备第四个五年计划。为了实现计划，也是为了满足职工安排子女的要求，企业准备在1970-1972年间大量增聘人手。中央政府在招工问题上的失控是显而易见的：本来预备在1970-1971年间招聘306万职工进全民所有制企业单位，结果招了933万。1971年12月16日至1972年2月20日召开了全国计划会议，周恩来指出基础建设铺的面太广，导致“三个突破”：全民所有制职工人数突破了5千万，工资支出突破了300亿元，商品粮食销量突破了800亿斤。人们将之称为“小大跃进”，虽然结局没有像1958年那样悲惨，但也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工业总产值的增长在1971年下降到14.9%，在1972年则下降到6.6%，因此就导致了这两年的工业生产率总共下降了4.6%。然而，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并不足以找出解决办法。1972年，这种状态仍在继续。计划在国营企业单位增加100万职工，最后真正招进的人数为292万，这里还没有把招进集体企业的150万计算在内。

大量招工自然减少了下乡的人数。城镇企业领导已经有好几年都只能招到极少的城镇青年，现在终于得到准许可以敞开大门招聘这些劳动力了。从1970年秋起，该年毕业的学生可以直接招进工厂。在那个时期，毛偏执于会跟苏联打一场大仗的预见，于是在“三线”地区的开发上投入了大量资金，“三线”是指远离中国主要中心的地区，在那里建立基础设施、军工厂及重工业……。在这些地区，绝大多数青年都被招工进了城。比如在云南省会昆明，1970-1972年间基本上没有人下乡。P.111在贵州省，1968-1969年间8万知青下乡之后，从1970至1973年期间，下乡运动几乎完全停顿，一共只有2900名青年下了乡，平均一年725名。

此外，必须看到，教育制度重新启动，也稍微推迟了青年就业的年龄。明显的是升入高中的城镇初中生大幅度增加。然而这种进步极其有限，因为新建立的体制把中小学合并为十年一贯制，代替了原来的12年学制（其实只是过去的初中毕业后再多读一年）。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第一批获准返城的知青在城里就业或上大学。新的大学招生制度是在1970年制定的，要求高中毕业生必须有至少两年的生产劳动经验才能进大学。赫鲁晓夫又一次做了毛思想的祖师爷，毛提出的政策与赫的是异曲同工。就是这位苏联领袖在1958年首创新规定：学生入大学前必须参加生产劳动，以及入学后头几年还得定期参加体力劳动。这些规定很快就被苏联当局放弃了，可是在中国，尽管温和派一直反对，毛的这项高等教育政策从1970至1976年还是得以顺利推行。对毛及那些极左派来说，选拔大学生的问题重要无比。因此，从文化革命一开始，1966年6月13日，毛就让中共中央通过了一条取消大学入学考试的指示，代之以群众推荐、干部评选的招生办法。7月2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由于文化革命，这项规定4年后才开始执行。大学招生并不会影响到大多数知青。实际上，1970年秋之后才逐渐恢复的高等学校并没有接受大量学生（1972年总共是19万），加上在乡下待了起码两年的知青还得跟其他的“工农兵”竞争，而后者理论上应该占学生人数的大部分。

选择哪些青年可以不下乡，哪些可以调回城里，一般都得看阶级成分，后来放宽了，新规定（不是全国统一的）考虑具体的家庭情况，尤其是已经有兄弟姐妹下了乡的，以及家庭经济条件。1973年7月国务院要求在全国推行上海对归侨知青的优惠政策。他们本来是回中国念书的，可是其中大约1万人从1968年起就陆续下了乡。因为他们的“海外关系”引起猜疑，所以经常受到歧视。政府顾及到在国外，特别是在华人群体中，可能造成的不良形象，所以决定让他们返城，甚至准许他们像其他华侨一样出国。在当时，或者说在整个下乡运动期间，有另一类青年可以得到不下乡的赦免牌，就是那些在体育、艺术、外语或某些学术方面具有非凡才能的。这些“超天才”就直接进入城市单位或者高等学校，然而，就算在这种特殊情形下，后门、关系和红包，对天才来说，似乎依然是不可或缺的。梁恒就是一例，他?子特高，篮球场上手脚灵活，所以不仅可以不用下乡，还上调到湖南省会。如果他答应进篮球队，就有好几个大工厂都想招他做工人。虽然有省体育教练的支持，最后还是靠一位医生的贿赂及一个党支书的有偿支持，事情才得到解决。

大潮中的低潮：1970-1972（2）

下乡知青人数下降确与城市工作单位大量招工有关，政治因素也起了一定的作用。那个时期正值“林彪事件”发生。这位“三忠于”人物在九大上被正式指定为毛的接班人，但1970年8月，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他就已经与他的恩师貌合神离，冲突已潜伏下来。这场政治危机最后以1971年9月大元帅的神秘失踪收场，同时也产生了较长时间的效应，尤其是p.113以周恩来为首的温和派在1972年回朝掌政。极左派当时在教育领域明显地作出了让步。似乎是在周恩来的支持下，高等院校在1972年招收了直接从中学毕业出来的学生。据说从恢复优秀中学毕业生直接升大学之时起，周就举双手赞成。林彪身亡后，面对“大管家”们，毛的地位有所削弱，因此他忧心如焚、无暇顾及其它，毛派分子们自然也就放松了上山下乡运动的开展。而“管家”们则避免公开讨论或否定毛的下乡运动理念，以至宣传的调子与68-69年的不差上下。

要解释运动的降温，除了领导人的政治忧虑之外，也许基层干部的意兴阑珊更重要。毛式领导作风是建筑在缺乏制度上支持的极度激进主义之上的，不容许官僚式的工作永远循序、一成不变。许多地方干部在1968-1969年间充分表现了他们的忠心与虔诚，一旦秩序建立了，红卫兵也被分散到了各地乡下，这些干部就认为下乡运动的问题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正是为了打击杜绝这种态度，出台了1970年（5月12日发出的）26号文件，但无甚成效。其实，另有一个原因使基层干部失去积极性：老百姓对下乡运动的抵制情绪越来越剧烈。知青在当地陷入的严重困境已经家喻户晓。事实上在城里有不少办法可以找到工作，这就鼓励了青年及他们的父母奋力抵制动员下乡的工作。“走后门”的现象比比皆是，也使一般群众灰心丧气。有的时候，抵制行动发展到威胁或者殴打负责动员下乡的教师及干部。后来，动员工作在学校内进行，这是个巧妙的方式，用以避免学生中途辍学。当时，辍学的学生，“有上等’后门‘的进部队当兵，有下等’后门‘的进工厂当临时工。没’后门‘的闲散在家，等候时机”。一份内部文件披露，在黑龙江省的牡丹江市1968年入学的有9000学生，可是到1972年毕业时，只剩下2300名。抵制行动也波及到已经下乡但开始未得准许而回城的知青，有些甚至递交请愿书，要求招聘他们。P.1141972年底，估计有至少10万知青处于这种境况下。这当然令中央领导大为不满，他们之中任何一个都不愿看到下乡人数大幅跌落。因此，1971年计划遣送140万知青下乡。结果计划只完成了53%。1973年初，抵制行动愈演愈烈，到5月底，上半年的计划只完成了29%。

当局为了缓和抵制行动，就着手处理青年及家长们关心的问题。揭发出了农村干部迫害知青的恶劣行径，尤其是女知青被奸污的骇人听闻的案件，有的负责干部因此被查处。干部子女的特权问题是另一桩令人沮丧的事，如今也涉及到了：1972年5月1日下达了“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中共中央第19号文件）。这个通知是经伟大领袖亲自“批阅同意”的。10月又发布了40号文件，禁止“走后门”当兵。12月公布的44号文件则规定，凡通过“走后门”获得城镇工作的必须遣返回乡。短短几个月中连续发布三个同类的文件，这就说明当局面对那些问题实在是无能为力，但是他们又想表示要“干一下”的决心。相反，知青的身份得到了提高。从1970年起，或者说是自1969年底始，报刊不只是再谈论青年知识分子需要接受再教育，同时也强调必须改善他们在农村的生活条件以及最大限度地利用他们的才能。1969年夏之后，还从知青中选拔积极分子去参加“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后来，还有知青入团入党。

领导人也利用林彪事件来攻击群众的抵制行动：叛徒元帅在他的“武装起义计划”（即“571工程”）里写明必须利用社会上对下乡运动的不满情绪，他诬蔑这场运动为“变相劳改”，并揭发毛利用红卫兵先作“炮灰”，事后又作“替罪羊”，企图以此获取群众的拥戴。P.115不知道是不是原文版本。不管是不是，在1972年公开“揭露”这些片断，反映出当局决心面对社会上的不满情绪，有意将大批老百姓对下乡运动的消极思想和一个背叛祖国、众人唾弃的叛徒拉上关系。

为了不让群众表达意见，中共经常使用的宣传手法之一，就是把群众自发产生的思想念头与阶级敌人拉上关系，这要比简单的查禁有效得多。在1973-1974年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这种手法又被反复使用。

运动的重整及重新启动：1973-1976

运动继续进行，但进度减得很慢了，这样过了两年，1973年春的经济和政治形势要求重新推动这场运动。一方面，工业增长速度放缓，必须减少招聘固定工的人数，因此就得增加下乡的人数。1973年1月7日至3月底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决定1973年全民所有制企业单位不再招工，同时还必须精简100多万职工。另一方面，林彪事件开始“被消化掉”了，毛派分子企图采取政治主动。由于下乡运动和教育一样与毛垄断的思想领域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就形成特别有利的地盘。领导内部的两大派别都一致同意将下乡运动提到工作日程上。

知青家长李庆霖致毛泽东的信及全国工作会议

重新启动运动，就必须伴随机制上的调整。事实上，运动开展4年多以来已经涌现出众多明显的社会问题，还引起了普遍的不满情绪，再次启动可能会令情况更趋严重。最终促使各个环节上调整的，却是通过1970年代中国古老的“告御状”形式。P.116追溯那些调整的源头，显而易见的是福建省的一位教师，他在1972年12月20日以“告御状”的方式给毛写了一封信，随后无上光荣地收到伟大舵手的亲笔复信。李庆霖是莆田县一个小镇上的小学教员，有两个儿子，老大已经下乡插队，老二16岁正准备动身下乡。老大在乡下挣的根本不够维持生活，甚至连理发的钱都没有。只有45元月薪的李老师，妻子没有工作，还得不时寄钱给大儿子，让他可以在黑市上买粮食吃。在写给毛的信中，李首先详细地描述了儿子的情况，而且毫不掩饰自己对两个孩子的前途非常担忧。之后，他还断言当局没有做过任何努力去解决知青在农村遇到的问题，然而所有的高干子女都“走后门”回城了。这份上书自然也是一纸“御状”，李庆霖小心翼翼地托付毛的表侄孙女王海蓉（也是他的翻译兼秘书）把信交到领袖的手上。1973年4月25日，李庆霖身上发生了近似神迹的事。毛居然给他寄来300元人民币，还附上一纸短柬：

“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上面很快就派了调查组下来进行核实，汇报说左右邻里都争相跑到李家，为的是亲手摸一摸那几张人民币钞票，还向李建议：“不要花了这些钱，这是毛主席的钱，要用红纸包起来，传给子孙后代”。然而，这封信，如同李庆霖自己写的那封一样，直到6月才被传达下去的，而且是通过“内部”渠道的。这两封信后来作为周恩来亲自起草的中共中央（1973）21号文件的附件，在全国印发直至公社或区级，然后口头向全民传达。李庆霖的名字传遍了全国各个角落，他的敢做敢为被人们广泛称颂。李老师本来政治上并不清白，1950年代有过些政治问题，p.117现在一夜之间成了全国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之后又成了在县级、省级、甚至国家级都有话语权的领导人。毛的复信不只是在这位卑微的教师的命运上产生了效应，而且还引出了机制上的一场总的改革调整，那就是在由周恩来召开的一次最高领导人会议上草拟的，后来在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全国工作会议上定下来的。这是1966年以来第一次，是下乡运动的转折点，反映出上层内部各派势力经重组而处于比较均衡的状态。尽管仍然是毛第一个提出，但立即跟上来的是政府行政机关总动员，决心全力发挥桥梁作用，把伟大领袖的指示在现实中贯彻到底。这件事充分反映了毛与周的政治作风，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前者给李庆霖复信的做法显示出他对他已掌握的权力领袖魅力无限眷恋，也让人看出他对那些把他自己和人民分隔开的官僚干部们缺乏信任。毛没有像平常那样把复信交给下面的人，再嘱咐几句，而是让他的保卫队长汪东兴从稿费中取出300元，连同复信通过邮局一起寄去。他还询问李是否共产党员，假如不是，应该吸收他入党，此外又推举李作为即将召开的十大代表。周恩来一得知情况，就立即行动起来。4月27日，李收到复信后的第二天，周就召开了中央高层次的会议讨论上山下乡运动问题。他强调：“我们一定要把这项工作做好，不能再让主席操心了。”毛的那句“全国此类事甚多”，其实就是对政府工作不言明的批评。周急不可待地回应毛的意愿，但同时p.118借此机会就把文革前运动的一些特征（如经济发展的考虑，细心的管理及按计划办事）重新使用于1968年发起的运动中。因此，周在那次会议上提议制定一份1973-1980年期间的计划。无非是关于如何挽救他1963年制定的那份被文化革命打乱了的15或18年规划。他还提出好几项措施，旨在改善知青的生活条件，此外又要求清理他们的个人档案，尤其搞清楚他们的阶级成分问题。实际上，自从林彪身亡后，相当多的干部已经得到平反，有的正在平反中。然而，地方干部通常没有及时把这些在外地出现的政治性变化纪录到有关子女的档案里。结果这些孩子回到城里继续遭到歧视。令周及其他领导人不快的并不是因出身不好遭受歧视，而是领导人的子女沦为受害者。

上述会议主要决定了要准备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遵照该会精神，来自不同组织机构的70名干部分作13个调查组，分派到12个省，对知青的真实现状撰写报告，并提出解决办法。由华国锋主持的这次马拉松式的全国会议1973年6月22日开幕，8月7日结束，足足开了47天。1973年8月4日，会议通过了一系列的决定，以中共中央30号文件形式，经过内部渠道转发全国。会议结束前就下达了决定，这反映出问题对领导人来说是何等重要与紧急。1973年下半年，在各省市就召开了各种会议，研究这些新政策，并公开进行讨论。30号文件有两个附件，一个是关于要采取的措施，另一个是有关1973-1980年的下乡规划。附件都发到省市领导人手中，可以指导他们制定各自的具体措施及长远计划。

第一个决定恰好就是加强下乡运动工作的领导。P.119要求各级党委（从省到县）成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由党委第一或第二书记任组长。任务是“组织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力量”做好有关下乡运动的工作。这些小组设立办公室处理日常事务。所以在那个时期就有了负责下乡运动机构的统一的名称、行政级别以及专门职责，因此也就增加了许多干部。

然而，中央政府并没有树立一个好榜样，因为当时全国的中央领导小组（它应该是隶属政府的，而不是隶属中共中央的）还没成立。那次工作会议以后设立的是“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1973年10月开始运作，可是到1974年1月1日才正式宣布成立。办公地点回到了农林部。该部部长沙风本来是军代表，现亦兼管知青办公室，而主要负责人则是于驰前、张亚群和顾洪章。奇怪的是这个领导小组办公室像一个虚无机构的办公室那样，运作了两年半。1973年会议期间周恩来指示要成立这个领导小组。1975年8月至9月国务院知青办在长春召开座谈会，会上再三提到尽快成立中央知青领导小组。后来，到了1976年4月沙风递交的一份报告中又再一次谈到成立小组的问题。我们下面就会谈到，这最后一次终于收到成效。

株州模式的推广及生活条件的改善（1）

中央政府老是反复多变，多半是跟实干大管家与空想理论家之间的矛盾冲突有关，尽管如此，从1973年起，下乡运动的组织工作有了明显的进展。各级领导小组及办公室相继成立，各省市订立出1974-1980年的规划。P.120在这方面，以致其他方面，最值得借鉴的当推湖南省株洲市，1974年6月被树立为全国模范。这个城市创立出一个协调机关，专门在城市的工厂与农村的组织之间建立一种永久性的联系。这样制度化了，就可以迫使干部更多地关心下乡运动。1974年下半年，在各省召开的工作会议期间，全国上下都研究了株洲“经验”。一再强调这个“经验”其实就是意图将1968年的“运动”固定下来，成为有组织有计划的“纲要”。

大力强调组织的重要性肯定是想一箭双雕：改善知青的生活条件，同时能更有效地管治他们，这样就可以弱化他们对下乡的抵制、控制他们的异端行为以及减少农村不利团结的现象发生。从1973年起，就要求地方干部抓紧知青的政治教育。但改变安置下乡知识青年的方式似乎最利于加强控制。根据株洲模式，这些城市青年再也不是分散在村子各处。他们集中在“知青农场”或者是与林、茶、果木有关的“知青林场”。相对于邻近的生产大队及公社，他们的独立程度不一，但无论如何是不相关联的单位。即使在那些没有条件建立“知青农场”（起码需要有地和钱）的地方，也极力提倡把知识青年集中在大“集体户”（由几个已存在的几个小集体户组成）和“青年点”，又称“知青点”。

这样集中起来就容易控制了，另外“株洲模式”还包括下放干部，干部和知青在一起生活，与地方干部合作给他们组织活动。从1974年起，下去了几十万名带队干部，一两年轮换一次，一般的比例是每一百个下乡知青配备至少一名干部。有的地方虽然没有实行这种制度，仍然鼓励集中知青，这就可以指派一个农民或者一个地方小干部作他们的辅导员。总的来说，是要求生产小队、生产大队p.121以及公社的所有干部定期过问关心知青问题，并任命相关的负责干部。

株洲模式能更有效地对付不愿下乡以及非法返城的青年。事实上，动员工作一直都是学校的事，偶尔街道组织从旁协助，只有在特殊情况下，需要施以压力之时，才会求助于父母的单位。然而在新制度下，就变成了直接向家庭施加压力，因为是家长的单位负责动员以及遣送学校挑选出来的下乡知青。单位的控制得到极度加强，那是因为知青回城的希望主要寄托在这同一个企业单位会不会招聘他。其实，从那个时期起，已经开始发展世袭性的招工制度，我们下面会谈到的。把知青集中起来另立各别单位的做法，当然是与当初和贫下中农相结合的原则相悖的。但是，面对知青要继续在农村生活下去所遇到的不言而喻的困难，乌托邦理想也只得退让三分了。

1973年夏天的全国工作会议的报告承认，有三分之一的知青生活不能自给，40%的住房条件恶劣。为了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决定采取不同措施增加他们的安置经费。拨给集体用于安置每一个知青的补助费增加了一倍：南方从230元加至480元，而北方则从250元加到500元。有些青年虽然尽力艰苦劳动，还是非常困难，无法自给自足，这种情况下国家就提供口粮补助。又再次强调城市青年应该跟农民一样同工同酬。另外，把知青集中起来，有了分工，就有利于更好地组织生产劳动和家务劳动，连同娱乐生活；有人管了，旷工缺勤的现象减少，结果收入就增加了。在卫生医疗方面也得到部分改善，坚持要求照顾女知识青年的生理特点（特别要避免安排她们在月经期间下水劳动）。对以前插队的生活困难的知青，也给予了补助：每人100元口粮补助及200元建房补助，补助经费中预定该用途的那一部分必须得用于给知青建房，不得挪用。然而，即使增加了经费，p.122如果没有地方的金钱及劳动力的协助，住房一样盖不起来。这些房子盖好以后，房权归谁？在某些省份理论上属国家所有，而在其他地方又说是属于地方集体。房权问题不清晰，地方当局对此当然也就缺乏积极性。

除此以外，国家还提供了数额庞大的贷款建立新的知青农场和集体种植场。同时也借助城市单位的力量。株洲模式很重要的一环是将遣送及安置城市青年的大部分责任转移到有关学生家长所属的城市单位。所以是单位跟下乡的地方联系，特别是赞助新的安置方式所需的建房额外开支。此外，有些家长工作的单位财政上无法提供援助（学校、行政，等），那么大型工厂企业就必须把他们的子女全包下来。

株州模式的推广及生活条件的改善（2）

为了增加学习及提升的机会，还采取了一些措施：专为知青安排函授或工余课程以及编写专为他们所用的课本。在全国会议上众多建议中之一是吸收更多知青进入共产党和共青团的地方委员会，以及基层领导机构里。传媒反复宣传这个精神，而且在所有涉及知青的报道中都经常谈到有多少知青入了党，入了团，又有多少进入了地方领导机构。不过这类机会仍然是很有限的。根据知青办公室发布的资料，知青中党员的比例是在1%到1.5%之间，团员的比例在20%到30%之间，进入领导班子的在2%到4%之间。

在全国会议上还公开讨论了特别令人焦虑的知青，尤其是女知青，的安全问题。大会一致同意有必要惩办那些迫害欺压知青的罪犯，所以分别在1973及1974年给一批干部定了罪判了刑。周恩来和另外几位高级领导亲自提出建议，把对知青施以酷刑的两个云南兵团军干部以及另外两个奸污迫害几十个女知青的黑龙江兵团军干部判处死刑，并且在大会后立即执行。P.123跟着的几个月里各地还公开判处了一批。集中知青并派带队干部，目的也是为了保护城市青年，避免地方干部滥用职权胡作非为。然而，儆戒性的惩处并没能解决问题。一方面，事实上，当时的司法制度几乎荡然无存，同一地区的干部总是互相包庇的；另一方面，地方干部掌握着知青命运，决定他们能否返城，新措施并没有削弱这些干部手中的大权。1974年揭发的敲诈勒索案有增无减，在上述那种情况下，实在是不足为奇，因此在那一年又掀起一场新的严惩打击运动，又有一批干部判处死刑。1974年起，有关部门把知青揭发的迫害事件以及“非自然死亡”的个案（似乎是意外或他杀引致）作了详细记录。虽然中央很重视这个问题，但那些令人愤慨的事件在全国会议之后并没有消失。根据知青办的官方统计，仅1976年就揭发出1万桩迫害事件（其中奸污女知青占大多数）。同一年，记录有4970件知青“非自然”死亡个案，占总死亡人数的73.5%。

1973-1974年期间，下乡运动经历了一场不像1968年似的彻底的改革，但至少是为了适应社会要求才进行的调整改良。很明显，中央及各省市政府提出的种种建议在农村都不太见成效，而机制的改革只是逐步地在全国展开。比如说，株洲模式还远未被广泛接受，得慢慢来。从1974到1978年，知青农场及知青队只接纳了全部新下乡知青的20%多一点儿。不论怎么说，1973年以后的下乡运动有新的政策，为了继续运动就必须付出代价。这个“代价”不仅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而且还是一笔经济账。事实上，这场运动无论对国家还是对城市企业单位来说，都是相当昂贵的。如果改变成本利润之间的平衡，那么最终会影响到它本身的前途。国家直接拨付用于下乡运动的经费逐年增长：1973年4.79元亿元，1974年8.44亿元，1975年9亿元，1976年打破纪录达到10.7亿元。

p.1241973年夏的全国会议颁布了相当详细的规则厘定哪些青年可以留城或返城。对身患疾病或者经济条件极度困难的特殊情况应另外考虑，从此每个家庭均有权留一名子女在身边。这不能说那是一项全新的政策。其实，有些省市早在1971-1972年就公布了类似的条例。1973年的规定还给负责决定知青下乡及回城的干部一定的决策空间，尤其是在如何界定健康问题或者经济困难问题上。不管怎么样，官方正式承认家庭的需要，以及社会不可能将所有青年都送下乡的现实，就是一种不可忽视的进步。这也意味着，从今以后分配工作所遵循的原则不仅仅是“国家需要”了。然而，一些极端主义分子从来都主张尽可能地全面推广下乡运动，承认特殊情况的存在无疑令他们大为不满，又一条毛派原则在工作会议上被放弃了。根据上海报纸报道，一位上海女青年的兄弟在某江苏生产建设兵团农场“完成任务”时牺牲了，而她只有这么一个兄弟，她说：“我哥哥在农村接受的再教育不能替代我自己的再教育。我哥哥在农村干过革命的事实也不能就说明我该过舒适的生活”。这其实是“上海派”对发布的政府政策的一种隐晦的批评，不过没有引起公开斗争。

株州模式的推广及生活条件的改善（3）

就这样一直持续到1976年，事实上，分歧并不排除某些妥协。虽然1973-1974年间运动经过检讨重审，但官方的口径没有改变过。全国会议的报告仍然把下乡运动说成是“反修斗争一个重要的战略性步骤”及“为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培养千千万万接班人的一种手段”。理论上，没参加过生产劳动而进入高等学校依旧是不可能的。在宣传上，新建议是作为实现原定目标的先前任务提出的。比如，一律到郊区公社去下乡插队并不算是给缩小城乡差别的雄心壮志浇冷水，而是朝城乡差别的缩小迈进了一大步，因为工厂与公社、工人与农民、城市与乡村之间有了更密切的联系。

因此，新的下乡运动从各个方面来说都是一个折衷的解决办法，同时考虑到毛对意识形态的要求，温和派对合理组织的忧虑，还有社会上对运动的不满情绪。当然，这不能化解人们唾弃这场运动的根本原因，但却能消解抵制运动的力量。P.125新运动掀起的时间与党内两大派的相对休战期恰好一致，这一时期形势的最高峰就是1973年8月中共十大的召开，会上周恩来宣称下乡知识青年工作有改善，完成了党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领导人们对运动又重新关注起来的结果是下乡人数大增：1973年有890，100名知青下乡，而1974年上升到1，724，800名。组织与计划得到改善，就可以调节下乡的人数，下列三个年份的数字显示出与1974年相比，没有很大差距：1975年2，368，600名，1976年1，880，300名，1977年1，716，800名。因此可以说，在这一期间，全国会议制定的计划，总的来说是照办了，甚至还有些微超额。本来预计从1973到1980年下乡1300万知青，平均每年160万。事实上，从1973到1977，平均下乡人数已经达到每年170万。然而，计划制定者怎么也想不到，从1978年起，他们的计划会完全失效。本来预计在这个时期从已实行过这种大规模移民的大城市遣送131万知青到外省去。黑龙江省当时就同意接纳50万上海青年。但这个计划没有了下文，那个时期全国这类跨省下乡的总数超不过8万。实际上，想让知青到远离家乡的地方去已经是越来越难了，另外政府也承认有些地方是一厢情愿把他们送去边远地区，丝毫不考虑当地的接待能力。华国锋在1973年曾经透露：7000名到贵州下乡插队的上海知青中，就有6000名跑了回来，原因很简单，那儿吃不饱。从1974年起，因株洲模式占尽优势，所以到城市郊区去下乡就越来越普遍。

这个时期遣送下乡取得的“成绩”在我们的曲线图上一目了然，显示出的是第二个高峰，但付出的经济代价不容忽视，上文已经谈过。其实，当时运动已经悄悄地逐步由终身下乡制向轮换制过渡。对这个问题，全国会议没有明确的指示，不过在会上代表们进行过激烈的争论。一部分赞成大多数知青实行轮换制，因为比较合理也比较容易为人接受；另一部分则坚决反对，认为这样经济代价太大（安置费只是给知青在乡下过一段时间，太不值，而且得进行两次职业培训，到了农村是第一次，返城后还有一次）。反对的代表建议下乡人数少一些，但应该是固定永久的。P.126全国会议明确规定准许在下乡知青中招工征兵。在这种情况下，回城的人数明显地增多了，当然还没有下乡的多，不过已经足够提高返城的百分比（从1962年开始计算），1973年底是42.9%，1976年底上升到48.1%。许多省份已经开始尝试轮换制，因为动员工作比较容易进行。文化革命前唯一正式实行过轮换制的省份广东，1975年又再一次重新实行，遣送了几乎与1968年同样多的青年下乡，同时也组织了一大批1970年以前下乡的返城。

正是在这个时期，经济现实主义令政府废除军垦农场制，恢复国营农场制。生产建设兵团是在革命狂热中匆匆成立的，接纳了过多的知青，因此产生了严重的生态环境以及生产效益问题。本来国营农场已经赤字连年，转到军队掌管之下更是每况愈下，简直到了无可容忍的地步。从1967到1969年，亏损额增加了近5倍，达到4.6亿元，而投资实现经济效益则下降了13%。政府很快地就觉得不对头了，1970年10月召开了全国生产建设兵团会议商量对策寻求解决办法，但没有任何结果。从1971到1973年，生产持续下滑。黑龙江兵团仅在1973年就亏损了近2亿元，而整个兵团系统的亏损额竟然达到了11.1亿元。问题在于兵团干部根本不关心生产，而且也没有能力指导发展生产。然而，由于军队编制的干部架构臃肿，完全是一个官僚政治机构，因此开支庞大。根据1973年2月的一份调查报告，黑龙江兵团行政机关的干部中，直接管生产的仅占8%，但同时期农场转手到军队管辖之后，干部的总数增加了一倍。在内地的一些地区，没有边防任务，也没有什么荒地需要开垦，这些兵团存在的意义何在，实在令人大惑不解。在这种情形下，中央就?定解散兵团，P.127由国营农场来替代。下放在兵团的知青就不再是“兵团战士”，而成为了农场职工。

从交白卷到批判走后门（1）

1973-1976年，这一时期可谓“两条路线斗争”时期，由于双方都自感时日无多，斗争更显激烈。温和派的牵头人周恩来已知癌症在身、历日无多，而作为极左派主要支柱的毛则年事已高、疾病缠身。斗争主要集中在是保留还是放弃某些“文化革命中的新生事物”，温和派偷偷地企图重新修改，而极左派则全力维护，声言要掀起一个又一个“运动”。毛式的下乡运动招致极度暴力性的斗争。“今天，像教育革命和知识青年下乡插队这类新生事物就是一场既尖锐又残酷的斗争”：这一句话就可以代表整个时期的气氛。

上文已谈过，1973年知青遇到了大量的实际困难，必须予以解决，在这一点上两派之间似乎有过相当的共识。不过，涉及到入大学的条件时，公开的冲突就爆发了。年初，一大批文化革命中被罢了官的老干部（包括邓小平）回朝了，显示温和派在政府里的势力得到加强。就是在他们的坚持下，4月份国务院重新将文化水平考核部分列入进入高校的各项标准中：大学生的选拔只能在“有两年以上的实践经验”的青年中进行，“首先看他们的政治条件”，然后再通过考核“测定他们的基础知识以及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尽管极左派强烈反对，许多地区还是把“文化考核”安排为选拔程序的最后一关。

7月份开始，极左派抛出张铁生事件，向文化考核开火。张是辽宁知青，在农村担任生产队长和团委委员，考试中交了白卷。他在试卷背面写有一封信：由于全身心地扑到了繁重的农业生产活动中，因此没有时间温书。他很遗憾地看到这种考试制度是偏向于那些不参加农业劳动而把自己关在小屋子里的“浪荡书呆子们”。信中提及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关系等都清白如洗。P.128他表示虽然交白卷，但不感觉可耻，只不过几个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把他的入学资格取消，“自幼的理想”不再有机会实现。其实，前两场考试张铁生就没有考好，而那封信是事前准备好的。信是6月30日写的，7月19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案”为题刊登了经过删改的那封信。7月10日毛远新在一个文化考查座谈会上风闻了该事件。他立即抓住机会，把该信作了些少改动，将最末一段恳求“尊敬的领导”照顾之类的话删去，加上他亲自过目的编者按，交付报纸刊登。8月10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张铁生的信和《辽宁日报》的编者按，同时再次重温伟大领袖5年前，1968年7月21日，作出的批示：

“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8月16日，同一份报纸刊登了上海极左派（用笔名）写的一篇文章，赞扬张铁生勇于“反潮流”。几天之后，在十大上，极左派头头之一的王洪文与周恩来都再次重复这个口号。两人都说毛曾经说过：“反潮流是马列主义原则”。整个9月份里，多篇文章把“反潮流”和“白卷”事件联系起来大加发挥。张铁生成了英雄。尽管成绩很差，他仍然被辽宁农业学院录取，而且还当上院党委委员，其实他是在农村的时候才刚刚入的团。后来，从1973年12月到1974年3月，他还随中国青年代表团出访了日本。至于他的政治生涯，我们下面再详细谈，但先说1975年1月他当上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还进入了常务委员会。P.129这种令人目眩的晋升速度并不像那份“白卷”是幸运巧合的结果，这是来自对不可一世的人物有意识地表示无比忠心，而后又被这些人物提携的结果，比如张同学还荣获了江青的接见。

1974年1月出现了另外两位“同旧的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决裂”的反潮流英雄。这个时期，批林批孔运动已经接上了下乡运动，但是该口号继续在高呼不停。辽宁知识青年柴春泽突然名扬天下，是因为《人民日报》刊登了他给父亲的回信，信中拒绝了老父替他准备好的返城机会。柴父出身贫农，是老红军战士，有27年党龄的老党员老干部。柴春泽在信中不仅拒绝离开他要“扎根”的农村，而且还严厉地批评父亲不再能担负历史的使命。他这样写道：

“自然法则决定了老一辈革命家不可能直接去完成共产主义事业。我们这一代青年人要接你们这些革命老前辈的班。”

不管柴春泽当初如何诚心诚意，公开自己与父亲的往来信件的行动本身，就表明了他要置身于当时的政治斗争中，并且立场鲜明，企图从中获取某些利益。他自己申辩说，是为了通过现身说法来教育大家，所以在一个大队的共青团会议以及所在地区的知识青年工作会议上，先后两次宣读了那些信件。毛远新看到了记者关于这次工作会议的报道，就安排在《辽宁日报》刊登柴写给父亲的信，半个月后《人民日报》就转载了。

从交白卷到批判走后门（2）

在上述的这桩事件中，宣传部门特别强调革命的青年一代必须向老一代挑战，而钟志民事件则是斩钉截铁地揭发通过“走后门”离开农村的行径。钟志民身为军队高干的儿子，又是烈士的孙子。他的父亲参加过长征，祖父曾经是江西苏维埃的村长，后来牺牲在长征中，而钟自己则完成了一项光辉万丈的行动：要求从南京大学退学，因为他是走后门被录取进入的。1974年1月18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他交给大学党委会的申请退学报告。他说在农村仅仅待了3个月，在1969年就占用了一个农民的征兵指标参了军。他甚至都不需要劳动他父亲出面，只要说出自己的名字就够了。1972年，他萌生进大学的愿望，于是去请父亲想办法。只需打一个电话，p.130入大学问题就迎刃而解，他得偿如愿进了南京大学哲学系。然而这样一种做法令他感到沉重的思想压力。虽然家庭采取了保留的态度，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则表示反对，他还是在1973年9月底递交了退学申请报告。大学拒绝了他的申请，由于钟志民一再坚持，报告就转到了江苏省委，但同样被否决了。消息很快传到了中央。江青和周恩来插了手，退学申请最终被批准了。1974年2月他回到了1968年插队的江西省瑞金县。后来他多次参加江西及福建知识青年的省级会议。他当上了劳动模范、生产小队副队长和党小组组长。1976年他被任命为县共青团副书记。这次事件之后，报刊又连续报道了另外几个干部（通常是军队干部）子女走后门进了大学又退学的事迹。所有这些报道都是出自同一格式，完全可以看出那是由中央一级组织的一场运动。有的父母出来公开做自我批评。有些通过关系参了军或者进了工厂的青年也要求返回农村。

走后门的问题在1974年初的宣传工作中占着绝对重要的位子，尤其是从1月底到2月底。这不是没有理由突然出现的。干部子女走后门现象已经在知青及他们的父母中引起了极大的不满情绪。1973年夏的工作会议上曾对此进行过讨论，承认以前发布的有关三个文件并不十分见效。大家一致认为造成这种不正之风的责任是在已经死去的林彪身上，他1969年曾鼓吹“内部参军”，但是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没有达成共识。大部分比较偏向于采取强硬措施：强迫所有走后门进来的一律回农村，要求领导干部起带头作用。但其他的则认为这个问题很敏感，很难明确“走后门”的含义，所以只应该着眼于将来从严。最后，报告提出三项要求：三个文件的内容必须让广大群众都知道，发动群众监督执行；领导干部要带头让自己的子女返回农村；今后，凡是走后门的将受党纪处分。这些决定传达到各地，引起很大反响。许多“走后门”上了大学或进了工厂的青年担心被清查出来，送回农村，宁愿“自动消失”。很多地方还张贴了大字报，矛头直指p.131“走后门”的干部。这样的气氛可以说明为什么一些“出身高贵”的年轻人，像钟志民，会感到惶恐不安。舍弃后门，甚至检举利用他们自童年起就享受惯的特权行为，这些都出自对自己家庭的一种反叛思想，以及对从小被灌输的革命价值的认同，也是他们对普通老百姓感到内疚的结果。但是，这些行为的道德意义要大打折扣，因为是用脱离实际的激进宣传口号来表达，特别因为是很明显地受了一个政治派别要攻击另一个派别的摆布。致命弱点在于从来都没有触及并挖出促成丑事的根子：所谓的“群众推荐”。群众在不掌握实权的情况下，这个选拔知青的制度实际上就是“为特权阶级和权力意志服务”。止于揭发事实，而不寻根究因予以打击，极左派们的目的昭然若揭：派系斗争才是占首位的。

尽管两派在1973年有过妥协，知青工作会议就是一例，但极左派依然试图重获优势。在8月的十大上，他们成功地得以在中央最高层加强了自己的力量。但是他们觉得还远远没有能渗入进国家机构中去，尤其是周恩来广泛把持的政府及各行政部门。他们因此决定要反周以削弱他的势力，继而扩大自己在基层的影响力。运动因此就朝了另一个方向发展，1974年1月掀起了批林批孔运动，实际上是向周恩来开战，毛本人是暗中支持的。周恩来召开了第一次讨论批林批孔运动的最高层会议，在这次会上极左派发起对“走后门”的总攻击，要求也对“走后门”进行批判，并称此“三批”为“三箭齐发”。

批“走后门”对极左派来说的确是一匹绝好的战马。大批判2月底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将国家机构大多数干部陷入于尴尬受窘的处境。中央知青办下达指令，要求各地方知青办报告查出的走后门例案的数目以及将会采取的措施，这就预示着要更深入地发展运动。然而，出乎意料之外，到了3月这场批判嘎然终止。毛的忠心耿耿的臣仆发起了这场运动，而他自己在开初也明确支持过，但最后他亲手把它草草了结了。P.132他收到了上述的最高层会议的汇报，在2月15日作了一个否定的批语，其中说到：“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又说为了避免冲淡批林批孔运动，最好将这个问题推迟到运动后期来解决。2月20日中共中央根据毛的意见发出了通知。毛为了一个不十分清楚的原因把这场对“走后门”的大批判亲手埋葬了。他在这次事件中前后不一致的做法可以与他过去的言行相比拟：文化革命中他鞭挞旧制度的弊病，着手创立一个全新的政治制度，后来他却放弃了一切努力甚至反对成立新的政治模式如“上海公社”，最终在九大上又重新供奉起本欲推翻的旧制度。假使批走后门运动继续发展，那么如果揭发特权扩大化，就有可能引发一轮对整个制度的彻底批判，他是否考虑至此，就犹豫了呢？他是否惧怕将来与周恩来及其支持者的冲突公开化？

扎根农村的样板（1）

不管怎么样，极左派虽然被迫不可向“后门”射箭，但这不意味着他们把弓收起来。在那个时期内，他们在政治战斗中没有停止过利用某些知识青年。1974年1月28日，正是批林批孔运动初期，江青写了一封信给河南省“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公社”的知青。有着这么一个特别名字的公社，是把大李庄乡范围内的某一公社所属的3个大队单独划出来成立的。当初就有农村知识青年毕业后回来安家落户参加农业生产，就是这种经验给了毛泽东一个机会在1955年写下那著名指示。该公社理所当然地成了使用知识青年的典范，从1955年的35名农村知青，发展到1976年的千余名农村及城镇知青。模仿毛（或说是帝王）的作风，江青派了她的一个亲信浩亮p.133立即把信送到了该公社。浩亮声称，这封信也是给“全国知识青年”的。江青越过负责这方面工作的行政机构，企图在下乡运动的政策中插一手，扩大极左派在知青这一特殊社会阶层里的影响。她要求那里的知青积极参加批林批孔，还恭喜他们取得“坚持乡村的伟大胜利”。言外之意很清楚：返城就是失败。不过这一主题概念到1976年才得以公开扩展。江的这封信经知青办的渠道传遍了全国。然而信没有在报刊上发表，因为周恩来示意把此事压下来，以限制影响的扩散。这封信显然是极左派针对知青的总体行动的一部分，树立典型也是其中重要的一环。除了我们上面谈过的，还有两个模范也值得一提，一个是辽宁的，一个是上海的，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因为那两个地方是极左派势力的大本营。

吴献忠1968年在抚顺中学“毕业”（之前曾是红卫兵运动的积极分子），随后下了乡，在农村她对农业生产以及对宣传队工作无比热诚，表现突出。她多次拒绝回城，甚至拒绝应招进大学，这是她获得光荣称号的最主要原因。后来她当上了公社共青团团委书记和党支部副书记，但是她拒绝当脱产干部领取工资，宁愿继续挣工分。毛远新听说了这位女知青，决定把她树立为典型。1973年2月1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出了有关她的事迹的文章，题为“扎根农村干革命”，从此这就成了极左派的主要口号之一。1973年8月她还作为代表参加了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9月14日《辽宁日报》撰文称颂她为“反潮流”英雄。

1969年4月，年方17岁的朱克家就从上海去了云南南部边境地区的西双版纳插队。他首先是名汉族好青年，愿为少数民族献身，给他们带去文明的曙光。他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不仅学会了说还学会了写傣族语，另外还掌握了农业技术。1970年12月他搬到爱尼族居住的山寨，那里的生活条件更艰苦。他帮助建立了一个小小的水电站，令穷苦的爱尼族人能够用上电，此外又帮他们缝补衣服、修理农具。他是寨子历史上的第一个理发师傅，同时还讲课当教师。他因此得到山寨农民的一致好评。1972年被推荐去上大学，但他拒绝了。1973年3月，p.134姚文元在上海听说了这位知青的事迹，立即派了两名记者飞赴云南。他们两人各自写了一篇过分夸大的赞扬朱的文章，同时又帮他完成另一篇，题为“我深深爱上边疆的一草一木”。这三篇文章首先发表在上海的两份报纸上，然后就刊登在1973年5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跟着全国各大报刊都转载了。在姚文元和张春桥的干预下，朱在4月被吸收加入共产党，8月就作为代表参加第十次全国党代会，而且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是最年青的一个。后来，他被安排进入王洪文组织的“工农干部读书班”深造，王还单独接见了朱。1974年5月朱升任云南省批林批孔办公室副主任，不久又被任命为共青团云南省委书记。1975年1月他参加了第四届全国人大，而且被“选”为常务委员会委员。朱克家晋升的速度与广度都是史无前例的。

吴献忠和朱克家两个都是“扎根”农村的典型。正如曾经谈过的其他典型，他们属于与极左派政治上有千丝万缕关系的那群知青。既然得到了急速提升与极度荣耀，他们就得作出报答，从此忠心耿耿为后来的四人帮鞠躬尽瘁，充任他们的马前卒，向敌人开火。

知青婚姻这个棘手问题同样也受到“两条路线斗争”的影响。从1969年到1973年底，政府鼓励知识青年推迟婚事，主要是出于经济的理由。文化革命中当局无暇顾及节制生育政策，直到1970年才雷厉风行地重新抓起来，特别着力于推行晚婚政策。从1950年起，法定的结婚年龄为：女方满18岁，男方满20岁；但到了1970年代，实际上把婚龄推后了很多：城市青年为女23岁，男28岁；农村青年为女23岁，男25岁。在这种情形下，知青在1970年代还没有遇到什么婚姻问题，即使理论上把他们列入农村行列也不会有问题。此外，当局也很清楚家庭计划生育政策直接冲击了农民的传统思想习惯，所以很希望知青能作为宣传标兵树立执行这项政策的好榜样。另一方面，如果知青结婚，就会牵涉到住房的开销，政府不愿被迫面对出现的那一系列问题，因为明摆着发下去的补助费是远远不够支付的。在1973年夏的工作会议上，周恩来特意过问这件事，和邢燕子及侯隽这两名女知青模范谈话，向她们询问安置一对新婚知青夫妇得花多少钱。她们算了算，估计需要700到1000元。这个数目一定把周吓坏了，他跟着就在大会上表示：p.135知青可以等些日子再结婚。他认为，刚下农村的知青不到20岁，可以等七八年，或者十年才结婚成家。他还夸奖另一名应邀来参加会议的女知青模范徐敏光，她28岁了，仍然保持单身。这样的态度分明是从经济角度考虑，但违背了要求知青一辈子在农村安家落户的精神。

扎根农村的样板（2）

这种矛盾从1974年1月就被极左派利用来向周发起总攻击。像往常一样，攻击总是通过某一具体的“模范典型”来进行。河北师范大学毕业生白启娴1968年底下放到农村插队。1972年，不顾父亲的反对，她与同一生产队的一个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农民结了婚。婚后，毫无幸福可言，还经常被丈夫殴打。然而，最让她无法忍受的是她的婚姻遭到人们的冷嘲热讽。1973年底，与白同在村中教书的同事将这桩婚事说成是“丑（闻）”，白在盛怒之下提笔写了几封信分别寄到不同的报社去。她对自己的婚后夫妻生活问题不置片言只语，但严厉地驳斥对她指手画脚的人，并把自己的婚姻说成是决心“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表现。她的信件恰巧落入正急需“反潮流”典型用以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的极左派手中。1974年1月27日《河北日报》刊登了白启娴的信和编者按语，把她吹捧为英雄模范，赞扬她的行动在反旧传统观念的斗争以及批林批孔运动中的重要性。不久，《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该信，并把她树立为全国的模范典型。霎时间，到处都涌现出白启娴式的英雄。大多数是下乡一两年后就结婚了，年纪还很小，通常是为了找出路活下去。

政治斗争在官方对知青婚姻问题政策的转变中起了主要的作用，而那些管家们亦无意唱反调。知青年龄渐长，这个问题是无法避免的，这一事实令人轻易放弃原来的政策。双方取得协调，娶嫁成婚可以鼓励，但重申必须遵守晚婚及计划生育的原则。地方干部有责任帮助结了婚的知青置家。1976年，p.136在对邓小平的大批判中，又把这类婚姻问题拿出来上纲上线。不过，1974年的鼓励政策并没有什么成绩可言。到1977年底，仅有10%的知青结了婚，相应于全中国的同龄人来说，这个比例小得很。

1974年初是极左派张牙舞爪大肆进攻的时期。但相应的平衡继续在左右摇摆。下半年下乡运动的工作主要是解决知青的实际问题及学习推广株洲模式。尽管批孔运动仍在进行（该年年底才结束），但政治上还是大力强调“团结”的中心议题。1975年1月召开四届人大，会上特别谈论的主题是团结统一的必要性，此外在周恩来自觉病入膏肓之时，邓小平复出重新上台担任第一副总理。周拼了全力来到会上宣读伟大的四个现代化（农业、工业、国防以及科技）的宏伟目标，其实在1964年的三届人大上他已经提过了，后来爆发了文化革命，结果不了了之。重点都放在经济发展上。在这次大会上，整顿恢复了教育部，并任命了温和派的周荣鑫为部长。然而，2月开始，为了响应毛发表的指示，《人民日报》又掀起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毛特别提到“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决心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是与决心“缩小三大差别”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具体的表现就是立意将下放农村运动扩展到城镇出身的复员军人以及大学毕业生。

头几批工农兵学员在1973及1974年毕业，尽管有毛1968年的7.21指示（前已提及），他们应该回到“生产实践”中去，但他们总体上都避免了回到乡下。1975年新闻媒体也承认：“目前从农村来的学员毕业后多数回不到农村”。极左派试图反对这种奇谈怪论，宣传辽宁朝阳农学院“社来社去”的经验。这个学院的大学生，不管是农民还是知青，都保留农村户口，p.137学习结束后一律回到原来的生产队去。运动从辽宁开始，然后波及到全国其他地区的大学，极左派在大学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北京大学1975年有776名毕业生，其中84名下了乡，主要是去西藏、青海和新疆。他们之中有一名北京女知青高红十，她就回到了进北大中文系之前在1972年曾经劳动过的延安地区。高红十是赞颂知青的长诗“理想之歌”的四位创作者之一，早为当局所熟悉，所以她就成了工农兵大学生回乡的模范典型，以及实践毛泽东伟大理想的一个样板。当时，清华也有几个大学生去了新疆。1976年2月，446名北京大学生在锣鼓声中出发下了乡。但是，虽然极左派鼓足干劲作出最大的努力，知青大学生回乡的比例在1975-1976年间还是偏低的。很多人，特别是邓小平和周荣鑫，都认为培养成了大学生，却让他们去当工人农民，这是浪费。然而对激进派来说，那是一个“缩小三大差别”的有效方法。所以他们要求大学生在工农群众与他们自己之间“划等号”，鼓励他们拒绝“通过大学爬上特权阶层的梯子”。有几个应征入伍的知青也要求在服役完毕后回到农村去。

1975年夏，“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运动没有能阻止吹起一股强劲的“右倾翻案风”。那个时候，邓小平将继承周恩来，已是不言而喻。虽然他推行的政治路线基本上是一样的，但他办事作风更直截了当。在他所提倡并开始实行的改革中占着重要位置的，一是高校直接从优秀的中学毕业生中招收新生（这是?接挑战毛的教育政策），p.138二是让大批知青回城。因此，1974年有603，500名知青返城，而1975年则达到了1，397，900名。

自1975年春季始，广东省党委就决定永久结束下乡运动，代之以青年下放两三年的轮换制度。所有已经在农村插队多年的，包括文化革命前下去的，都必须赶快回城。这项政策当年夏天就落实执行，1970年以前下乡的都开始成群结队地回到城里。这项政策有其独特性，或者说是彻底性（因为只是把接受了株洲模式之后的总趋势制度化）。究其原因，除了运动在广东省产生的“反常效应”特别严重之外，应该考虑到“现实派”在省党委内占据优势，当时第一书记是政治主张与邓小平很接近的赵紫阳。他在文化革命前是陶铸的得力助手，当年陶就曾经试图按轮换方式来组织广东的下乡运动。

知青在政治接班斗争中的作用

1975年底开始，大力反击“右倾翻案风”，不过还没有跟邓小平联系在一起。矛头对准高等学校招生政策，教育部长周荣鑫自然首当其冲，成为清华大学大字报的主要攻击目标。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之后，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一浪高过一浪，矛头直指邓小平。《人民日报》于3月10日与28日先后刊登了两篇经毛授意的针对邓的批判文章。P.139跟着就发生了“四五”事件，北京人民明确表示拥护温和派，反对极左派，连毛本人也未能幸免于被指责。4月7日，邓小平被控为这次“反革命事件”的幕后黑手，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报刊媒体纷纷撰文批邓。由毛决定，华国锋正式成为国家总理。

下乡运动在这场政治危机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从1976年1月起，极左派就召开了多次知青积极分子大会，揭露有人不是帮助知识青年“扎根”，相反是要他们“拔根”。从1月底到4月初，《人民日报》搞了一场报刊上的名实相符的运动，在头版同一位置同一栏目刊登了10封不同知青群组写给毛的信件，他们发誓永远忠实执行伟大领袖有关下乡运动的指示，并揭发“右倾翻案风”。作为对那些翻案者们作出的“切实反击”，这次运动又向前推进了一步，有些大学毕业生，也有中学毕业生，被下放到了边疆地区去。虽然是一些人数有限的组群，但具有象征意义。极左派坚持执行这项下放政策，直至全面崩溃之日。

从1975年11月“反击右派翻案风”运动开始，一直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捕，极左派不断鼓动他们从1973年就费尽心机拉拢的知青模范典型的积极性。张铁生1975年11月29日在《辽宁日报》发表了一封信，反击“否定教育革命”的人。这封信被看作是“张铁生的新答卷”，在12月号的《红旗》月刊上转载，并附上清华大学极左派写的另一篇文章。这是极左派向邓小平发起大进攻的信号，而这次进攻的结果就是邓在几个月之后下了台。1976年初张铁生还到北京、山西及辽宁各地去煽风点火。柴春泽也积极为极左派摇旗呐喊。1976年3月，他收到一封女知青向他请教的信，从此就开始与其通信。他本是靠一封家信发迹的，现在也如同惯常，无法压抑想把这些信件公诸于众的欲望。他主动将7封回信寄去报馆，部分信件发表了。这些信还编印成小册子，由知青办公室广为散发。柴在信中罗列了那个时期的一系列极左口号。P.140他把下乡运动描述为革命青年唯一可能的选择，他批判邓小平和“四五”运动，指出与“党内走资派”“还要斗十年、几十个十年，一直斗到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实现”。朱克家则是在云南省政府内部煽风点火。云南省委在温和派的影响下，曾经斗胆在1975年安派朱同学作为干部回到原来的生产队，让他“下基层锻炼”。1976年2月，朱在公开会议上发起对省委的批判，并支持炮制一部宣扬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干部的话剧。至于吴献忠，她在19位知青联合署名的公开信的拟定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19位青年是当年主要的“反潮流”英雄，他们的信7月13日刊登在《辽宁日报》，第二天《人民日报》全文转载，标题鲜明：“向’拔根‘复辟的罪魁祸首邓小平猛烈开火”。集体典型也纷纷投入斗争。其中就有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的主要头头，他们参加了一场1976年极左派在河南省发起的大揪“民主派”、“走资派”的政治活动。极左派还推出了另一样板：吉林省怀德县。该县占总数79%的8000多名知青表示要坚决在农村“扎根”。其中一位上海女知青，先后6次放弃大学招生或工厂招工的机会。一份调查透露北京郊区的知识青年中扎根不走的仅200人，占总数的千分之四，看到这个比例数时，人们不禁对那些知青的豪言壮语产生怀疑。当时的一份官方报告承认其实大部分知青向往“拔根”，而不是“扎根”。

“四人帮”不得不尽快招兵买马，除了发下党政传统文件之外，企图在知青中召募积极拥戴者，就像他们曾在工会干部以及民兵中的作为一样。其实，他们是想在某种程度上再来搞文化革命那一套，p.141就是说，利用天真的青年去打击敌对的那一派。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毫不犹豫地跟“知识青年得接受农民的再教育”这一根本原则唱反调。那些极左知青被人怂恿去揭发批判地方农民干部，连普通农民想多挣点儿钱而多开了一小块自留地的自发现象都没有让他们放过。吴献忠指责她所在的生产大队书记是“走资派”，只关心生产，结果导致该大队及属下的生产队干部大换班。她还强迫农民把自己饲养的猪交售给集体，组织农民无偿地大搞没有任何价值的集体工程。那个时期的文艺宣传作品充斥着“阶级敌人”如何阴险，如何让农民上了当，“好”干部又如何与之斗争，等等，以此来掩盖存在的矛盾。实际上，这样利用极左知青，导致了多宗下乡知青与农民及地方干部之间的冲突。当时甚至还出现一个正统典型人物柴春泽，他创立了一套新的理论，说什么比起工人农民，知青更是一无所有，所以是最革命的，知青的任务不是接受再教育，而是改造“小生产”。

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这些紧跟极左派、又到处兴风作浪的知青其实为数极少，而且处于孤立状态。这些扎根典型只能代表寥寥可数的部分青年，而且在他们的同伴中也只能引起鄙视或愤怒。从这一点看，极左派企图像1966年那样利用理想主义的一代青年是完全落了个空。这也说明他们如何错误估计形势，与1970年代中期的社会完全“脱节”。知青们早就没有了当年的单纯无知。他们再也不是时刻准备着为某一政治派别的利益作出自我牺牲。那些为数极少仍然坚持的，最终得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而且不用等很久，因为他们的教父到1976年10月就倒了台。

毛泽东最后一道有关“指示”

另一个显示极左派在知青领域内一败涂地的例子是1976年知青返城的人数：135万，几乎跟1975年一样那么多。反击“拔根派”的运动没有收到任何成效。P.142尽管那些赞成插队一辈子的在那儿吵吵嚷嚷闹翻天，倾向实行轮换制度的在政府内其实占多数。这两种意向针锋相对，的确给国务院知青办公室的负责人出了难题，不知道该朝拜何方神佛了。1975年8月15日到9月5日由知青办在长春召开的座谈会上，明显地存在“两种不同的指导思想”，所以知青办建议举行第二次全国工作会议来解决问题，还促请尽快建立中央知青工作领导小组（在第一次会议上已提出），以便可以有一个不容置疑的确凿指引。跟1973年准备开第一次工作会议的过程很相似，是毛收到的一封信让事情有了进展。1976年1月19日，两位住在陕西农村的年轻人写信给毛和党中央。一位是回乡知青，另一位是复员军人。他们在信中首先赞扬了中国工业的大发展，然后万分遗憾地询问为什么只能从城市人或城市来的知青中招工，而农民的身份就应该是世袭的。他们揭露有些城市青年，名字下乡了，可是根本没有来过农村，最后满了两年，也没经过贫下中农的推荐，就被招进工厂。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出身农村的毕业生就不能当工人。在城市里招农村来的工人不是更有利于缩小“三大差别”吗？

他们是通过吴桂贤转呈那封信的。这位与他们同省籍的女劳动模范，在文化革命中被迅速提拔，第四届人大上一跃而为国务院副总理。2月1日吴向毛呈上他们的信，同时还附上一封她自己写的信，表示同意他们的观点。她指出是国家计划委员会决定不招回乡知青的。她反映咸阳地区的情况：大部分1968年下乡的知识青年已经都被招工返城了，许多只下了乡两年的知青也走了。这就影响干部为知青作长远打算。这样大批回城，对下乡运动政策，是拆台。

毛在当时只剩下几个月的命了，2月12日在信后写上很简短的批示∶“印发政治局。知识青年问题，似宜专题研究。先作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以解决。”为了落实毛的这一最新指示，p.143知青办公室建议成立领导小组，并准备在下半年内召开另一次工作会议。2月23日政治局通过了这些建议，任命陈永贵为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组长。该小组于1976年5月7日正式成立（毛的著名“五七”指示发表十周年）。侯隽、顾秀莲、沙风任小组副组长。鉴于沙风进入了小组，知青办公室主任一职由于驰前接任。小组开会“学习”毛的指示，而那两位知青的来信和吴桂贤的信则决定压下，暂不散发。在大会准备期间，派出75名干部到全国各地去做调查，去寻找好的“扎根”典型和坏的“拔根”典型。一回北京，就集中开会准备写出报告，可是意见严重分歧，会议还没结束就发生了7月28日的唐山大地震，整个工作就给打断了。8月27日发出的报告是受了那场批邓运动的影响的。报告指出1975年很多知青在“拔根风”之下回城了，奸污女知青的事件继续发生，走后门的现象更趋严重，因此建议召开大会讨论这些问题。1976年9月9日毛去世，紧接着10月6日四人帮被擒，令原本预定11月举行的大会无限期推迟。

下乡运动应该采取怎么样的一种形势呢？这就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两派各持己见，一派是不露声色地执行轮换制，另一派则声嘶力竭地捍卫终身下乡制。而鼓吹公开从农村招工进城的平均主义者们的建议则是对扎根派逻辑的一种弥补。如果真的要把知识青年全都永久地安置在农村，那么就一定得找到足够的劳动力以应付发展工业之所需。其实，无论是“拔根派”，还是“扎根派”，都试图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同样的难题：如何面对几乎全民都对下乡运动所怀有的反感，以及几乎全部知青都想回城的迫切愿望。1976年5月底国务院知青办领导小组在北京召开各地区知青办负责人的会议，与会者指出两种不可忽视的现象：干部贿赂贪污成风与知青能否返城成行直接有关系，另外，有人滥用顶替制度把退休工人的子女调回城里。看到几乎所有下乡多年但仍旧待在农村的知青，都是出身不好的（因为城镇工厂不愿招聘他们），那些负责人都感到很遗憾。他们认为，这是违背下乡运动是为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精神。

毛与极左派对走后门、贪污渎职、顶替制度的抨击被事实证明是对的了。但问题是他们拒绝承认造成这一状况的深层原因，p.144那就是广大老百姓对政府强加给他们的运动已经到了厌恶唾弃的地步。因此，激进派所提议的解决方案只会使他们自己揭露的那些丑事变本加厉。坚持开展一场强硬的下乡运动，就是说原则上每一个城市青年有下乡的责任而且要终身扎根的运动，结果只能有一个：一些与下乡运动精神相悖的现象将会层出不穷。其实极左派们看到的，是毛1968年发起的这场运?在精神上的惨败。然而，他们死也不会承认，毛在他有生的最后几年已经给他们作出榜样。

1976年9月底，有一篇文章透露毛当年“亲自发动和领导”反邓斗争的目的之一，就是反对邓企图改变下乡运动的政策。实际上，毛的下乡运动的构思宗旨，乃至教育培养青年的政策，都是他的领地，不容许任何人在他有生之年安然无恙地蹑足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