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说，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很少

序:绝望的思想

这又是一本不太可能出版的书，之于我，这种经历已经是第二次了。奇怪的是，我似乎并没有特别的不快。一是因为我可能早已经习惯了中国对思想著作特别苛刻的出版环境。更为重要的是，我对这本书本身的价值发生了深刻的怀疑。如果有可能重写此书的话，我肯定会做出重大的修改甚至推倒重来 。但我也知道，即便如此，在最后一刻等待我的，仍然将是彻底的绝望。当然，这不是对自己的绝望，而是对人类思想及人类认识能力的一种终极的绝望。如果喜新厌旧是人类天性的话，今是昨非就是所有思想的本性。

《奇迹的黄昏》的绝大部分写就于 2004 年。就其主题而言，是我前一本同样未能出版的《中国的变局》修订本 。《中国的变局》完成于 1995 年，那时我还是一个三十岁的年轻人，中国改革本身的面貌和结局也远远没有清晰的呈现出来。十年之后，当我重新落笔的时候，中国的情况几乎天翻地覆，而我自己也已经进入越来越迷惑的不惑之年。所以，说是对《中国的变局》的修订，但实际上却几乎是完全的改写。

多年以来，中国问题一直是我的思想职志。中国问题的巨大复杂性一方面给我带来了空前的精神折磨，另一方面却使它具有无与伦比的知识吸引力，成为一个思想黑洞，让我们不断地飞蛾扑火。对我个人的精神生活而言，这本书的大部分意义可能就在于：在不断的折磨与扑火之间所获得的那种生命的张力。当然，对中国人在中国改革中的命运所寄予的深切关注和同情，可能是本书的另外一个精神源流。中国改革是一场滔天的洪流，所有中国人的命运都为之巨变。无论是幸运儿还是失意者，也不管是登峰造极的英雄还是命运凄惨的弃儿，都是这场巨大历史活剧的一部分。他们的命运值得我们去关注、去同情、去感同身受。在这个意义上，这本书是献给他们的。

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我无法站在那些现实主义者的立场上来评价这场改革。所以其中的批判性在所难免。在群星闪烁的夜晚，我时常仰望星空无限感慨：自诩为无所不能的人类为什么就发明不出一种人人都幸福 、人人都快乐的文明？这种肯定会被智者讥讽为幼稚的慨叹，在我这里却始终挥之不去，如影随形。或许，这个问题只有上帝才能回答。但这同时透露出一个相当残酷的事实：人类离真正的智慧还有何等遥远的距离。或者，这根本就是一段不可逾越的距离。如果读者有机会读到这本书，我特别希望他们不要忽略了本书的这样一种精神气质。

就在我写作这篇序言的时候，几十年如一日笔耕不辍坚决捍卫自由市场的林行止先生宣布改宗：从一个自由主义者变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我相信，中国绝大多数弱智的自由主义者都会为此惊奇得张大嘴巴、跌碎眼镜。作为一个早期的自由主义者，我非常能够理解林先生心中的那份煎熬和彷徨。只不过，我不会像它那样随便抓住一根稻草，就开始自我的精神救赎。

最近几年 ，在朋友闲聊的场合，我反复唠叨的一句话是：世界是上帝创造的，知识和逻辑是人类发明的，其中永远隔有一堵神秘的无知之幕。换句话说，我们根本无法达成对这个世界的完全理解。而这种不完全理解，实际上将我们置于了一种完全无知的状态。就像人类所面临的唯一确定性是死亡一样，思想面临的唯一确定性则是无知。对于一个以思想者自我期许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比洞悉了这一结局更加不堪的呢？对于我来说，这几年几乎已经陷入不能写，不能说的境地，因为我知道一写就错，一说就错。

人类因思想而生，也因思想而死。所以，我特别羡慕那些纯粹的某某主义者，无论他们是自由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也无论他们是年轻的追随者，还是年迈或故去的祖师爷们。不是因为他们“知”着，而是因为他们“生”着。虽然他们之中绝少有人意识到，他们的“知”不过是一种信仰，但是也正因为这样，他们的生命却变得盎然。他们因思想而生，因思想无限展开的可能性而生。而在我自己这边，却是另外一幅黄昏景象 。思想之门因我对思想的绝望而逐渐闭合 ，生，也变得如此沉默和萎缩。如果可能，我愿意匍匐在主的脚下，任其主宰和驱策，成为它的一部分，并最终达到对生命和世界的全部理解。但是我知道，主的门不会向我打开。因为我们是异教徒，理性主义早已经将我们放逐到了不能返回的地方。事实上，自启蒙时代以来，我们就被所有的确定性放逐了，它任我们在无边无际的可能性中游荡、飘浮，像一群孤魂野鬼。然而我了解，这就是我们的命运。

最后，我要感谢我所有的读者，尤其是我的太太，正是因为他们持续的关注和鼓励，才使我在对人类思想极度悲观的状态下完成了此书 。要感谢的人有很多，包括我的父母，我所有的朋友，他们对我的养育和友谊都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精神资源被包含在本书之中。这本书同样献给他们。

袁剑
2008 年仲夏于南京

第一章 飞向应许之地

1978 年 12 月 15 日，一批白发苍苍的文革幸存者，在经过了一场长达 36 天的马拉松式的政治辩论之后，重新夺回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主导权。在紧接着召开的中央全会上，这批老人将那些被他们称作极左分子的文革受益者们，决定性地驱逐出了中国的权力核心。几天之后，华国锋——这场政治角逐中的最大输家，以无可奈何的姿态代表他的对手们（这多少是有点荒诞的画面）宣布：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点将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随即，290 名代表起立、鼓掌。这就是被史家几乎一致公认为中国现代史上重要转折点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此时，无论是那些失意者，还是那些随声附和的鼓掌者，甚至包括这个进程的实际导演者邓小平本人及其同事们，恐怕都没有想到，他们启动的这场变革将如此深远的影响他们的后代，并彻底改变中国的面目。自此以降，中国的这一段现代史被称之为“改革”。

从 1978 年的那个冬天到现在，中国改革已经走过了 25 年。无论是作为一个时代的精神主题，还是作为一场范围广大、无所不在的实验，“改革”都是这 25年无可争议的核心价值。而就其实际的动员范围和对中国普通人生活的深入程度，在中国近代史上只有毛泽东的革命可与之媲美。虽然它表面上远没有毛式革命那么浪漫和富有戏剧性，但它对 13 亿中国人的裹胁力量却丝毫也不逊色。也正是因为这种力量无形但却强大的钳制特征 ，中国改革似乎还远远没有得到清醒的反思。25 年，正好是一代人的时间，历史也匆匆赶到了另一个纪元的开端，当我们还未来得及仔细咀嚼这场不断向前的改革风暴的时候了 ，中国的种种现实已经在不断提示我们：该是我们解构“改革迷信”的时候了。

从今天开始回溯，中国的改革大致可以分为一下几个阶段。

改革：阳光灿烂

从 1978 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种全会，到 1984 年中国正式开始城市改革，是中国改革阳光灿烂的日子。这一时期，以农村改革为轴心的中国改革激活了中国农民巨大的创造热情。短短几年之中，中国农民凭借他们争取到的毫不起眼的自由，迅速缔造了神奇的经济进步。这是一种从无到有的进步，其与旧时代物质极度匮乏的记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将这几年经济上的进展放在一个更长远的历史之中看，或许是微不足道的。但其对中国日后改革所形成的强大推动力则无论如何不能小看。因为正是这种从无到有在个人效用上的强烈对比，使中国人第一次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改革的魅力。这一点，相信任何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都会感同身受。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真空中突然坠落的普通中国人，第一次发现了世俗生活的巨大吸引力。与此同时，被紧紧禁闭了 30 年的国门徐徐打开，伴随着深圳、珠海等第一批经济特区的建立，中国与外部世界被人为割断的联系开始恢复。特区的建立为中国改革奠定了最为坚实的基础。这扇窗门一经打开，就再也不曾合上。这个在中国自己土地上建立的“外部”世界，为注定要具有强烈开放特征的中国改革创造了一个顽强的生长点。后来的历史证明，特区所具有的这国的开放之间制造了一种特殊的张力，中国人不仅可以借此看到外部世界，也可以借此“体验”外部世界。事实上，在中国普通人那里，特区的生活方式以及物质丰裕一直是中国改革合法性的另外一个重要来源 。特区对中国改革合法性的掩护作用一直到 90 年代中期才开始逐渐衰落。

成功的农村改革（包括乡镇企业的初步生成）以及对外开放格局的基本确立，是这一时期中国改革的一个基本特征。它不仅为后来若干年的中国许速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的示范和物质上的基础，也为中国改革提供了稳定的合法性资源。我们甚至倾向于认为，中国改革之所以能够在 80 年代末期摧毁性的政治风暴中幸存下来，完全维系于这两方面所取的初步但却显而易见的成就。

显然，这是一个共赢的时代，每一个中国人都在这个进程中获得了经济上初步但却至关重要的改善。在这个时期，中国农村与中国城市的收入差距迅速从2.5 倍缩小到了 1.8 倍、考虑到农村人口在中国的比例，以及城市人口生活品质的绝对改善，中国人的欢乐情绪是在是其来有自。很多人喜欢用帕雷托改进来描述中国的改革，在中国改革直到今天的全部历史中，1978 年到 1984 年这几年，无疑是一段最完美的帕雷托改进。走出毛泽东时代充满乌托邦色彩的精神世界，改革，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开始进入中国人的生活。对改革的乐观情绪相互感染，并在中国社会中被普遍的确立起来。人们对改革的迟疑烟消云散。这种乐观情绪透过一个个在中国城市中悄悄流传的关于“ 万元户 ”的故事中被清楚的表达出来。对今天的年轻人而言，这种故事在当时的刺激性并不亚于今天的比尔·盖茨或者巴菲特。何况这是一个发生在一个几乎从未有过财富概念的中国呢？这些故事虽然多少带有人们的嫉妒情绪，但更多的则是透露出了中国人对个人前途的憧憬和自信。人们对改革所带来的乐观未来深信不疑，似乎一切都将水到渠成。许多人甚至认为，他们要做的，便是坐等改革的奇迹在自己身上发生。

受到经济进步以及由此产生的普遍的民间乐观情绪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内的政治格局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以毛的旧部及思想信徒所组成的传统左派的彻底失势，使一个以邓小平为中心、以胡耀邦，赵紫阳为前台人物的党内改革派集团迅速成形，并影响日增。中国共产党内第一次形成了一个实力强大，以市场经济为主要取向的改革派。在这个时期，改革已经成为主流，改革精英分子不仅在党内掌握了主动，在中国民间也声誉日隆。当时一句妇孺皆知的顺口溜“要吃粮，找紫阳”生动的反映了中国民间对这批改革精英的支持和期望。毫无疑问，这是改革派在一路顺风的鼎盛时期。与此同时，与邓小平有着政策分歧的另外一些党内精英似乎还处于集结阶段，这批人经常被外界习惯和简单的称为“保守派”。此时，这批人很难有力量阻挡邓小平的改革，也无法推出他们的前台人物。准确说，中国 80 年代被称为保守派的党内精英，实际上是在生存在邓小平改革的缺陷中，其派系边界也是随着社会问题的逐渐暴露而变得明晰起来的。所以在邓小平的改革还没有露出关键的破绽之前，这批精英分子很难找到发挥的舞台。在80 年代早期，显然还不是这些人表演的合适时机。有必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中共保守精英的基本经济主张是完善而不是改变旧有的计划经济模式。我们会看到，在不同的时期，保守这个词的基本含义将会有很大的区别。有很大的区别。

与党内改革派的迅速崛起相呼应 ，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具有独立自我意识的改革集团也开始异军突起。他们既是中国初期改革的产物，又是改革在中国民间最有力的响应者。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中，中国知识界一直是改革最为显眼，当时，作为一个没有分化的信仰共同体，中国知识界无疑是中国改革最热情洋溢的鼓吹者 。最能体现这种热切和兴奋的，莫过于 1984 年在建国 35 周年的庆典上，北大学生自发打出的那一幅著名的横幅，上面写着“小平，你好！”。这一方面体现了当时中国民间与中国改革派那种精神上的亲近和契合，也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在当时鲜明的理想主义色彩。

无疑，这是一个充满快乐与期望的时代。在当时的中国，领袖、精英与大众无论在情绪上还是在意见上都达成了罕见的统一。他们被一种前现代社会天真的乐观扭结在一起，人们仿佛已经触摸到了一个新时代的胎动，不，它几乎就是事实。中国，正沐浴在改革的灿烂阳光之中。

蹒跚之旅

但是，我们必须记住，所有这一切对改革的乐观态度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的：改革的逻辑还没有来得及与旧体制的逻辑发生摩擦。改革，是在旧体制早已山穷水尽因而也就形同虚设的广大农村地区进行的，所谓特区也不过是旧的行政体制无法顾及的管制边缘 。当与传统经济体系以及政治权力联系紧密的中国城市仍然没有与改革产生正面冲突的时候，改革的效果立竿见影。这一时期，中国城市更多的是在享受农民创造的改革奇迹，城市人不再为日常生活用品的极端短缺而忍受排队的折磨，也不再为基本食品的匮乏而担惊受怕了。换言之，作为传统经济体系政治基础的中国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还没有感受到改革将给他们带来的心理及现实利益上的巨大压力。城市，还远远没有苏醒。中国人仍然是作为一个没有被经济利益分化的同质群体来理解、支持改革的。中国改革，正一路顺风。

然而，在快乐的表象之下，改革与生俱来的利益调整逻辑必然会发生作用，人们的快乐情绪很快将会受到考验。

1984 年，中国粮食产量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这实际上意味着，以胼手胝足的自由为基本特征的农村改革，其效果已经释放到了顶点。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中国农民与城市居民的缩小了的收入差距在这个时候又一次开始拉大，这个趋势一直持续到 20 年后的今天。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中国改革开始进入一个更为艰难的阶段。直到 1992 年那个具有戏剧性的春天，这个阶段才以令人惊异的方式宣告结束。从总体上说，这个阶段的中国改革具有令人困惑的两面性。一方面，第一阶段的改革成果继续发挥作用，普遍的收入提高以及对外开放领域所取得的进展创造一个个让人目不暇接的消费浪潮，家用电器等象征现代生活品质的消费品开始快速进入普通中国人的家庭。大多数中国人都在极大的程度上改善了自己的生活品质。另一方面，城市改革开始误入歧途，而以此为起点，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开始积累 。对以权谋私的不满以及通货膨胀所引发的忧虑准确折射了当时中国人的疑惑。实际上，对于中国改革来说，腐败和经济的不稳定现在还仅仅是开始。就城市改革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而言，1984 年之后的改革很难称得上是成功的。虽然经济的高增长仍然在持续，但增长与改革并不是一码事。这一点，今天的中国人已经看的越来越清楚。

第一阶段的农村改革在传统的农业领域释放出最后能量之后 ，农村改革选择了另外的突围方向。中国农民以令人难以置信的胆量选择增加收入的新途径——落后、污染严重、经营手段卑劣，将乡镇企业描绘为当时的负面典型，但他们却实实在在地赢得一场不该赢得的竞争 。分布在不为人知的广大乡村星罗棋布的乡镇企业宛若一个个准备向城市发起最后冲击的堡垒，将中国城市紧紧包围起来，而城市却依然深陷于改革的歧路上难以自拔。毋庸讳言，乡镇企业在经济上具有明显的浪费特征，但这不能掩盖乡镇企业在体制本质上的革命性。中国企业改革的这种路径迂回本来是不必要的，但却没有避免。这一点与当时的中国政治中潜在的投票结构是分不开的。在这里，中国改革的政治逻辑开始发挥作用。这一场竞争的最后结果强烈暗示：迟至 1992 年，中国改革中最积极的因素仍然是中国农民。中国农民仍然在体制许可的最大范围内创造他们的奇迹。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自由可以在什么程度上激发伟大的经济创造。可以想象，到现在为止，还会又许多中国城市人不能理解，那些皮肤黝黑、憨厚笨拙的农村人怎么在突然之间就赢得了这场战斗？对这个秘密 ，一位乡镇企业家用他浓重的苏南口音对我解释：城里人实在是享福享惯了。正是这位企业家，为了推销一个产品竟然可以把客户单位的八个正、副局长局长全部拜访一遍。

与乡镇企业凯歌高奏同时发生的另外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 ，是对外开放在内容及地域上不断扩展。对外开放由点及面，从几个孤立的经济特区延展到广大的沿海地带，又一次再现了中国近代史曾经出现过的“沿海中国”格局，成为中国最近一轮改革开放的又一片稳固的根据地。沿海中国不仅引进了外来商品，也开始舶取外来文化、精神和制度，并在沿海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扎根。值得注意的是，对外开放与中国农村改革在沿海地带的结合，不仅是先天不足的乡镇企业找到了升级换代的出口，更广泛的加入国际竞争，也使中国本土的自由经济在眼光及意识上开始脱胎换骨。或许，更有战略意义的则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成分由于这种结合得到了一个更加稳定支撑点，从而成为独立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在 90 年代中期，几乎在有中国大城市的市场中，人们都能感受到这种不断增长的力量。主要的国产家用电器品牌几乎全都是这类沿海乡镇企业与外资某种结合的产物。诸如广东顺德、福建石狮这类从前默默无闻的地名，在一夜之间为中国的城市消费者所耳熟能详。

在中国改革的整个第二阶段，中国的人口流动实际上存在着两个基本方向，一是在农村的就地流动，即大量农民在本地从农业转向乡镇工业；另外一个则是内地向沿海地区流动。乡镇企业吸收就业人口数量自不必说，仅珠江三角洲一带所吸纳的剩余劳动力就达到 1000 万之谱。用人口流动的趋势来描绘这一阶段中国的增长轴心是非常贴切的。这种增长的奇特的动力分布与中国城市改革的长期停滞了鲜明的对照。不幸的是，我们已经看到，中国的改革仍然是农民的改革，其增长仍然主要是下层阶级用汗水创造的增长。

1984 年．中国全面的城市改革错误的选择了“放权让利”的模式，这使作为中国改革一项核心内容的城市改革从一开始就陷入了泥潭。由于“分权让利”的绩效很难用统一的标准加以衡量，所以其饱受争议和最后无疾而终的结局是可以预料的。不过，这种“放权让利”的模式却在“改革试错”的鼓励下不断得以深化。虽然在这一时期，国有企业也取得了同步的经济增长，但并不能说明“放权让利”模式的成功。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在国有企业取得经济增长的同时，却创造资产负债率的更快增长，这个比率到九十年代初期已经达到了 80％以上，如果考虑到国有企业普遍低下的现金流贴现能力，国有企业实际上已经危如累销社在清点存货时井然发现，他们的仓库中还有 20 年前生产的毛巾，只不过一拎起来便碎成一片一片的。荒唐的是，这些存货都仍然被计入企业资产的。国有企业财务约束的松弛及资产质量之低下由此可见一斑。所有这一切不过是要提示人们：在增长的表象背后，国有企业正在制造着巨大的外部不经济。这种“外部不经济”是不是足以抵消或者超过国有企业同期的贡献，我们无法在数量上加以衡量。但有一点却是明确无误的，那就是，直到 20 年之后的今天，国有企业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痛苦难题，而其在银行中堆砌出的如山坏帐正在成为威胁中国经济稳定的定时炸弹。这不啻于说明，以“放权让利”为核心特征的城市改革处于实际上的停滞阶段。

由于国有企业在传统政治体系中本质上的官僚特征，所谓“放权让利”实质上是传统官僚体系内部的一种权力重新分配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这次改革与前一阶段农民的自发改革不能同日而语，与市场经济所必须具备的权利精神更有云泥之别。如果说第一阶段的改革是给农民以权利，那么从 1984 年发轫的中国城市改革则是给官员（大大小小的各级官员）以“权力”。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别，这个区别导致了中国改革长期停滞直至最后变质。由此为发端，中国城市改革一直沿袭了这个以官僚集团利益最大化为首要取舍的动力模式。以不受监督的官僚体系之手为全体民众谋福利，其中悖论无异于与虎谋皮。这种改革逻辑在80 年代中期至 90 年代中期带给中国的是：周期性的通货膨胀和周期性的腐败浪潮，是周期性放权和周期性收权的钟摆效应。于是，中国的城市经济改革变成了官僚集团内部的权力博弈。除了造就了中国最早一批官商和最早一批“跨体制利益集团”（现在更多被人称为权力资本集团）之外，城市改革与这个术语所要标榜的改革精神已经开始背道而驰。当学术界还在为“放权让利”模式争论不休的时候，中国民间用简单的“官倒”一词，便入木三分地概括了这一时期改革的基本内容。这个词语在当时的流行程度，足以证实它在民间受到的欢迎。看来，民间话语不仅比学术界敏感，其智慧也经常要比学术界精确。不能不注意到，从80 年代初期开始的城市改革中与“官倒”同时出现的另外一个现象，这就是城市中的个体、私营企业。这些曾经被称为“个体户”的私营业者，主要活跃在流通领域，以填补经济空白。这些人主要成分都是那些被排斥在正规体制之外的城市下层阶级。他们通过长途贩运等最简单但也是最辛苦的方式迅速造成了城市中最初的财富差别，以至于被有些人称为“不但不四发了财”。但恰恰是这些“不三不四”的人们却是当时城市改革最具有革命性的成分。传统体制既然无法保护他们，这些身处下层的人们只好自我解放之路。用现在的话来说，他们是那个时期主要的体制创新者。在传统的差序等级中与农民阶级几乎一样的卑微地位，使这批人与中国农民具有同样的生存本能及创新冲动。然而，这批人虽然在当时的社会中非常抢眼，但并不构成这一阶段改革的主流。因为这种民间的自我创新仅仅只被允许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进行，而主流精神仍然是自上而下的“官僚分权”模式。

那么，中国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种“授权力于官”的改革模式，而不是像农村改革那样采取直接“还权利于民众”的模式呢？很多人将此解释为一种历史偶然，或将其归咎为当时认识水平的局限。我不能否认中国城市改革模式的历史偶然性，也从来不可能扮演历史发展的先知。但是以上两种说法在解释力上的苍白则是显而易见的。在我们看来，中国的城市改革之所以选择“官僚分权”模式，选择改革模式必然是以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为首要取舍。在城市改革中如果选择“还权利于民”的模式，不仅将失去对改革进程的控制权，也将同时失去对“改革”的解释权，更为紧要的是，这种带有强烈政治改革意涵的模式一旦启动，势必将对官僚阶层的整体利益造成难以预测的冲击。农村官僚是中国官僚体系中的最下层，地处边陲的几个特区在传统官僚体系中也仅仅是无足轻重的边缘。在如今高楼林立的深圳驻足老东门一带回想当时深圳的荒凉，你一定会恍然大悟：中国的改革为什么会选择在这种传统官僚体系完全无法触及的地方开始。答案非常简单，传统的官僚体系在这个地方完全没有利益可言。在农村和边缘（不仅是地理上的边缘，而且是政治上的边缘，比如城镇集体企业）启动改革，不仅不会破坏官僚体系的既得利益，还有助于官僚体系“学习”改革、观摩改革，以便在改革中发展壮大自己的既得利益。这有助于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为什么会选择从农村及特区开始，而一旦进入城市改革阶段，便会采取截然不同的模式。这个模式中所隐含的是，给大大小小的官僚以更大的权力和利益，以便他们同意并推动改革。但吊诡之处却在于：官僚福利的最大化能够自动带来全社会的福利最大化吗？由于官僚阶级在改革中始终垄断了对改革的解释权，他们的确经常这样解释改革并哄骗公众。很清楚，1984 年中国改革的选择不是偶然，而是政治体制的一种“故意”，它不是一种经济选择，而是一种政治选择。指出并记住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是中国 20 年改革贯穿始终的一个隐秘逻辑，是我们理解 25 年改革的一把关键钥匙。这个秘而不宣的逻辑到今天仍然强有力的支配着中国的改革路径，而且业已成为当今中国诸多重大社会问题的渊 。

在一个官僚体制最早熟，历史也最悠久的国家中改革（在这种传统中，官僚体系的利益始终是第一位的，不管它表面上如何标榜）以官僚集团利益最大化作为推动改革的动力和路径，或许是一种历史惯性。但对发生在 20 世纪的中国改革来说，显然具有某种对人类现代文明的讥讽成分。这种改革在财富分配上的不道德、不正义甚至在当时就开始引发了强烈的义愤。

在 1980 年代末期，随着城市改革进程的艰难推进，中国历史上最新一次阶层分化已告肇始。社会阶层在建政前 30 年一直保持稳定的同质结构开始瓦解，受损集团和既得利益集团逐渐浮出水面。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中国传统社会阶层的解体，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个社会阶级的新景观。换句话说，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形成的“全体一致”的“人民”概念，已经不再是理解中国的有用工具。中国人已经很难再作为一个整体来诠释改革了。

对改革的不满情绪再一部分人中间迅速蔓延 ，人们对改革的感受与理解趋于现实和复杂。人们不再像改革初期那样站在“共同富裕”来理解改革，而更多是以“现在是否对我有利”来反对或者支持改革；人们不再以是否促进整体福利的标准来衡量改革。很显然，从现在伊始，改革开始被短期化了，零散化了。但这一切并不能阻止已经发动的“分权改革”逻辑。腐败的规模开始扩大，在性质上也越来越系统化；社会不公的裂痕日益加深，贫富差别渐次浮现。虽然这些问题在当时不及今日中国之万一，但对一个刚刚从极端强调平等和公正（不管它实际如何）社会中走出来的民族来说，这足以使改革的社会心理基础变得异常脆弱。1988 年席卷中国所有大中城市的剧烈通胀及抢购风潮，更使民众对下一步的可能改革充满紧张和不安。改革，已然进入了一个阴云密布的时代。

终于，这种紧张、不安和愤怒情绪在 1989 年四月到 6 月的那个春夏之交得社会理想和民众情绪的代言者，中国知识分子成为了“天安门运动”当仁不让的主角。而他们在整个事件中的表现却凸现了这个时代的两面性。

一方面，中国知识分子为已经取得改革成果欢欣鼓舞，另一方面，他们又为城市改革中所带来的种种矛盾深深苦恼。他们急切的想找到一个全面系统的方案，试图毕其功于一役。而这一时期，中国知识界快速膨胀的独立意识使他们走到改革前台的心情变得尤为迫切。作为社会最为敏感的神经中枢，中国知识分子以几乎只觉的形式认定，中国改革需要全面、系统的推进。尽管当时许多系统化的、理性的改革方案为这场运动必然带有的抗议色彩和道德义愤所掩盖，但今天中国的现实已经证明（或许还将继续证明），天安门运动所表现出来的某种历史远见。但这种远见与当时中国各阶层的实际需要和认识相比，仍然有相当差距。这就使得中国知识界所提出的改革方案必然具有操作上的空中阁楼的意味。

仔细分析“天安门运动”，我们会发现者是一个奇特的混合物。借助这场运动，中国民众实际想做的，仅仅是表达抗议，舒缓不安，发泄不满，而中国知识分子却误以为这是对他们激进改革方案的全面支持。显然，中国学生所要表达的已经远远超过中国民众所想要的。而能够将中国知识分子和大众联系在一起的，仅仅是一种情绪、一种道德义愤。一场具有技巧的绝食所激发出的广泛同情，使学生与民众的联盟规模刹那间扩充到了极致。然而，一场仅仅靠道德感所粘合起来的联盟注定是短暂的 。而两种明显不同的诉求在一个必然具有巨大杀伤力的群众运动中被结合在一起，则肯定是一个十足的悲剧。

从对政府改革路线的热烈呼应，到 1989 年直接与政府走向街头对抗，中国知识分子在 80 年代完成了一个急促成长的过程。这种成长的显著特征是中国知识分子独立意识的高涨。“文化革命”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摧残，使他们摆脱政府控制的意愿空前强烈，通过痛苦的自我反省和“速成”式民主教育，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在当时已经构造完毕。所以在与当局在初期改革短暂唱和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很快就在城市改革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中找到了独立表演的空间。他们开始不时以公开和半空开的形式批评政府的改革失误和改革速度，这种批评在 1988 年年末实际上已经达到高潮。在那个冬天，几乎所有名牌大学的校园中都已经蠢动着一种跃跃欲试的兴奋气氛，各色政治沙龙和研讨会接踵而来。胡耀邦的辞世为这种激情找到一条恰当不过的通道，于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社会抗议运动腾空而起。

“天安门运动”与其说是当时充斥中国社会紧张不安情绪的一次集体宣泄，不如说是中国知识分子对“文革”一次“君子报仇”式的总清算。虽然有表面上的广泛参与，但这并妨碍我们判断：这是一次纯粹知识分子的运动，知识分子包办了这个运动的几乎全部。中国知识分子强烈的民主意愿与当时中国社会整体上不成熟形成了相当刺眼的对比。企图依靠一场大规模的危机来催生中国社会的民主意识，甚至一步而得到民主制度，中国知识分子不仅高估了自己，也高估了大众。中国民众的确在“天安门运动”中提供了支持，但这种仅仅陷于道义的支持却被群众运动固有的热闹和情绪色彩戏渲染为一种联盟。这是一个假象。当时一位学生领袖与西方记者的一次谈话非常准确说出了这个“联盟”的基础，他说，“广大市民和大多数政府官员都同情我们”。比起其他学生领袖对局势的幼稚判断来说，这位学生领袖表现出了难得的清醒 。而恰恰是这种清醒暴露了一个秘密，那就是：将学生与其他阶层联系起来的真实基础仅仅是一种“同情”。仅仅靠一乎为零。

可以断言，“天安门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独立从事政治运动的一个顶峰。它同时也意味着全民民主运动这一奇特形式在中国历史上的彻底消失，意味着民主“危机生长战略”的失败。在危机中争取到的民主，可能因为危机而变得十分短暂。如果不将民主建立在扎实的阶层利益的基础之上，其脆弱性一望即知。

深入“天安门运动”的内部，我们可以真切感受到这个时代的困境。作为背景，这种时代困境也同样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党内改革分子在第一阶段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之后，在第二阶段显然遇到了极大的难题。他们既然无力全面系统的推进改革，便只好在城市改革一开始就构筑的陷阱中原地踏步。由于这一阶段主要是改革派主政，一切社会问题很容易被归咎为改革派的个人过错，各种社会问题的累积实际上就等于是改革者个人“罪状”的累积。改革派背负的这个包袱在 1988 年物价闯关失败之后，开始变得日益沉重。他们已经完全进入了对手的伏击圈，剩下的只是时机的选择。这个时机终于在“天安门事件”之后趋于成熟。改革派的失势并不像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只是由于一系列偶然事件所促成，而是在是当时社会各种矛盾发展的一个必然结局。

胡耀邦和赵紫阳的相继去职，使中共在第一阶段改革中所确立的主流改革集团元气大伤。除了邓小平仍然能够凭借“总设计师”及“革命元老”的超然地位而勉力维持之外，所有改革派的中坚人物几乎无一幸免。邓的这种孤苦境地特别能够说明，他为什么要在“天安门事件”仅仅过去两年之后便要不顾高龄，只身南下，为他的改革摆出决斗的姿态。但我们要清醒地意识到，经“89 天安门”一役，邓小平虽然还是那个邓小平，但邓的改革已经悄然发生了质变。如果说在1978 年发起改革的时候，邓小平还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安排过具体的时间表的话，那么 89 年之后，政治改革已经彻底从邓的改革视野中消失，它变得遥遥无期了。这种变化既出于邓小平个人性格中的实用主义倾向，更出于党内力量格局的巨大变化——邓，已不再具有那种克里斯马的领袖魅力。如此，中国改革就只能在一个极其狭窄的险径上突围。这条险径必须满足的一个严格约束是：在官僚集团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推动经济增长。如此狭隘意义上改革路径，纵然具备了操作上的可行性，但却根本背离了中国改革起初具有也应改具有的道德意义，其未来之险峻、坎坷可以想见。就这样，“89 天安门”悲剧决定性地剥夺了中国改革的最后一丝理想主义色彩，这场源自 1978 年末期的伟大革命将彻底失去它的政治改革想象，变成了一种纯粹但充满野蛮、原始色彩的经济冲动。毫无疑问，这强化了本来就深深嵌入中国改革之中的官僚资本主义本质。

然而，改革派在 1989 年的失利并不等于保守派的成功。保守派虽然在人事上取得了优势，但他们仍然缺乏清晰和得力的政策方案。这一点，一直是中共保守精英们的致命伤。

中共保守主义精英分子一开始便以强调经济稳定作为其主要主张，但这一点却始终无法与邓小平已经赢得巨大合法性的市场改革融合起来。这种以行政命令方式实现的经济稳定不仅成本极高，而且与邓小平的市场取向明显冲突。中共保守主义精英在 1989 年 6 月之后主控经济政策两年多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这期间，虽然经济以硬着陆的方式实现了稳定，但其确定的“向国营大中型企业倾斜”等一系列政策，不仅引起沿海开放地区和乡镇企业的普遍反感，也使中国经济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被普遍认为在 1992 年之后才发生的剧烈通货膨胀，实际上早已经在 1990～1991 年间便种下了祸根。事实是，1990～1991 年之间也是广义货币增长最快的年份之一，1991 年的投资品价格上涨已经达到两位数。如此加成熟，更加专业化的新一代传人了。中共保守主义在经济上的明显缺乏章法以及无所作为，使他们在 1989 年赢得的胜利变得十分短暂和脆弱。

不出所料，蛰伏两年多之后的邓小平以一种闪电式的突袭结束了保守主义精英的蜜月。他亲自上阵，用更加系统的市场观点重新诠释他的改革，简单而坚定的宣布：一个新的时代必须到来。然而，诚如前述，此改革已非彼改革。中国改革开始在中国政治逻辑指给它的那条险路上发力冲刺。

后改革时代

1992 年春天，邓小平以惊人的爆发力将中国推入了一个不可逆转的进程。以此为起点，13 亿中国人被一同送入了“后改革时代”。

正像那篇《东方风来满眼春》的著名报道所流露出的兴奋一样，许多中国人曾为这个时代的到来欢呼雀跃，欣喜若狂。彷佛一个新的创世纪的神话就要发生。一切都将按照安排好的寓言结构依次到来。然而，人们很快就会发现，这故事是如此的曲折，这七天又是如此漫长，这未来可能并非是我们的应许之地。改革之船将在一个没有航标的海域中风雨飘摇。

“不管白猫还是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个据称由邓小平发明的经典语录，在文化革命中饱受围剿之后，1978 年之后却大行其道。这当然不仅仅是因为这句话直白通俗，而实在是因为它扣合了毛泽东之后的世俗主义时代精神。不管这句话是不是邓发明的，将发明权归于邓小平都是名至实归。作为中国共产主义领袖中实用主义的典范人物，有人将邓的理论戏谑的概括为“猫”论。这种概括虽然传神，但却很难传达出时代的具体内容。

分析邓小平的改革思想，我们能够发现两个鲜明的主题，或者说两个一以贯之的目标：一是经济增长，这是第一位的，用邓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发展是硬道理”；而是政治及社会稳定。在邓那里，稳定被看作实现经济增长的一个决定性的条件 。但这个条件如此重要，以至于成为中国改革的另外一个不可逾越的边界。尤其是在 89 年之后，稳定作为实现经济增长的必须首先满足的条件被提高到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纵观邓小平的改革，我们容易看到，邓始终是在经济增长合稳定之间寻找恰当的平衡。

作为政治运动的受害者，邓小平显然比毛泽东更注重稳定及秩序。他曾经以典型的邓式语言得出结论：“今天这个上街，明天那个上街”的社会是没有办法搞建设的。在邓看来，所谓稳定，首先是共产党内部的稳定，是他赖以推动改革的官僚权力体系的稳定。“只要共产党内部不出乱子”，中国社会的稳定似乎就是囊中之物，探手可得。这个推论在改革初期中国仍然是一个完好的全能政治国家的时候，显然是正确的。这当然也是邓从文革及 89 年的痛苦教训中得出的经验。在邓眼中，文革合 1989 年的动荡无不是从共产党内部的争执所引发的。所以，与其说邓小平注重政治及社会稳定，倒不如说他看重共产党本身的稳定，看重一部高效政策执行机器的稳定。这两样东西，在中国共产党的实际领导人邓小平那里，根本就是一回事情。

与稳定相比，经济增长对邓小平具有更加重要的价值。作为一个亲历中国长期落后的世纪老人，邓对经济增长有着不同寻常的迫切心情。这种迫切心情是我们有理由将邓归于中国的头号增长论者。邓对经济增长的渴望，我们无论怎么估记得在 1988 年物价闯关之前，邓曾经一反他平实、从不故作危言的个人风格，明确警告中国人，要“准备进入风高浪急的大海”。这说明邓对物价闯关所可能带来的社会风暴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在文革仅仅十年之后，邓就准备为经济增长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足见他对快速经济增长的迫切心情。这种迫切在苏东巨变之后达到了顶峰。在屡次暗示合催促无效之后，邓不惜违背不再干政的诺言，以高龄之躯南下，直接向他的人民发出动员。这应该就是 1992 年邓“南巡”的由来。联想到毛泽东晚年多次极其相似的南下经历，我们可以想象，邓心中一定充满了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深深迷惑。有理由相信，邓自己并不喜欢这种方式，因为这很可能破坏 1989 年之后好不容易恢护的稳定局面 。但 1989 年之后几年令人沮丧的经济增长现实，可能已使他忍无可忍。或许，这是一种刻意的弥补。

正是在稳定与增长两项苛刻的约束条件所构成的狭窄改革通道之中，邓一开始便采取了依靠官僚权力体系来推动改革的路径。（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在 1989年之后，这条本来就狭窄的路径变得更为狭窄。换句话说，随着 89 年之后中国领袖们对社会不稳定之容忍度的进一步降低，对经济增长胃口随之被大大提高。）邓的这种路径选择与毛泽东大异其趣。毛非常轻视官僚体系，他甚至从不掩饰这种蔑视。与邓相比，毛更迷信于自己的个人魅力及群众的创造热情。这当然同样出自毛非凡的个人经历。从毛作为一个年轻学生开始一直到他作为一个大国的领袖，毛从来就是一个对大众具有十足诱惑力的鼓动家。而他从穷乡僻壤发动传奇革命的成功经历，更是毛轻蔑城市官僚体系充足自信的基础。所以，在文化革命中，毛使用他最驾轻就熟的群众运动方式，一举架空官僚体系就一点都不值得奇怪了。把毛漫画成一个仅仅热衷于利用群众运动来从事政治争斗的阴谋家是不确切的，大跃进就是毛利用同样方式来达成经济增长的一个显例。从这个角度讲，毛与邓同样是经济增长的热衷者，其区别仅仅在于方式的不同。当然，邓对经济增长有更加人性化的理解。

从邓的历史位置和个人性格出发，用现存的官僚体系（政治权力）来推动经济增长肯定是最佳路径。其实，这也是政治现实赋予邓的唯一改革路径。这一模式的基本内容是：官僚体系（包括政府的各种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按照对中央政策精神的理解，来组织、推动、参与经济活动。在邓及其他共产党领袖看来，这种路径是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维持社会稳定的两全其美之策 ，是工具理性上的最优选择。不过，由于任何官僚体系都不是利益中立的，这一模式的另外一个可能的隐含意义就可能变成，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最大限度的维护和扩大官僚集团的利益。在一个对官僚政治体系完全缺乏监督的国家中，这个改革路径特别容易向后一种改革蜕化。1992 年之后，从政治改革中开辟合法性之路被完全阻塞，经济增长随即上升为中国政治生活中最高也是最终的合法性来源。所以，只要声称推动了经济增长，官僚体系的任何作为就立刻获得了合法性保障，不管这种经济增长是用如何取得的，也不管这种经济增长的基础是如何脆弱和虚假，更无需对这种经济增长的实际分配后果负责。这大概就是 90 年代之后提拔标准越来越“GDP 化”的来由。也同样因为这个原因，这个模式意味着，只要官僚体系还能继续推动经济增长，那么，任何对政治权力的批判及改造努力都将被视为对经济增长的威胁，是对政治稳定的威胁，因此是“非法”的。如此，92 年代之后的改革就变成了官僚体系的自我解释、自我证明过程。官僚政治体系完全将改革价值的阐释权垄断在了自己手中。这种垄断最终造就了官僚政治权力在整个90 年代对中国经济生活的泛滥性参与。

邓小平可能没有料到，这种看上去十分完美的工具理性选择，却恰恰是扭曲对改革价值的腐蚀，竟然可以走得如此之远。

说邓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种改革模式的弊端是不公平的。有证据表明，在 80年代，邓曾数次谨慎与试探性的提出过政治改革的设想。1986 年，邓小平说道，“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他甚至为这种全面改革提出了具体的时限： “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很不幸，邓继承的正是这种制度。（容易观察到，与其他价值相比，经济增长在邓小平的思想中，无疑是一个核心价值。作为一个亲历过中国长期落后的世纪老人，邓小平对经济增长有着超乎寻常的迫切心情。经济增长的这种至高地位在邓“发展就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中，表达得十分清晰。在邓看来，无论是政治稳定、社会发展还是其他什么价值，都只是工具性的从属价值，而不是独立的建构性价值。如果其他目标或者价值无助于甚至有害于经济增长这个唯一的建构性价值的话 ，那就只能被搁置或者抛弃 。 正是从这种工具理性出发，邓小平在 1989 年天安门事件之后彻底断绝了用政治改革推动经济增长的念头。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实际上是中国现代史上头号的增长论者。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很容易理解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态度反复了。在邓那里，政治改革不过是实现经济增长的一个工具。所以当他在 1989 年天安门事件中发现，政治改革可能对经济增长构成损害的时候，他就果断而彻底的断绝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念头。引证阮铭书籍；邓小平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无论是因为政治的现实格局所限，还是由于邓没有看清传统改革模式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的极限，邓最后完全放弃了为其改革及时注入新鲜动力的努力。直到“天安门事件”将改革严重的价值缺陷暴露出来为止。而那时，邓已经彻底失去了改造政治系统的能力，他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点石成金的邓小平了，他手中剩下的唯一王牌就是经济增长为改革带来的合法性，而其改革的合法性则完全维系于是否能够带来更快的经济增长。这其实是邓式改革全面失势的一个明确信号。这样，92 年之后的改革便只好带着它完全变质的可能性并凭借经济增长所赋予它的强大惯性一路走到今天。

从某种角度上说 ，改革的全部意义在于：打破旧有的导致低效率的分配制度，并确立一种能持久推动经济成长和经济创新的合理分配制度 。然而这一目标在导入城市改革尤其是 1992 年之后，变得越来越难以辨认。事实上 ，在 1992 年之后，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首先富裕起来的主要不是那些具有勤奋品质、创新能力的人，而是那些掌握了官僚权力以及接近这种权力的“内部人”。在经济增长的表象之下，旧的分配制度却以新的面貌开始加速运转。以前主要被用来分配社会等级的政治权力，现在变成了分配社会财富的主要依据。而这种反改革的分配制度正是改革发誓要首先革除的。遗憾的是，这种旧制度遗留下来的恶习却在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的双重掩护之下不断得到了强化。在中国民间，对待任何一项具体改革措施的流行策略便是：先看看当官的如何动。其潜台词无非是说，改革总是为官僚带来利益。在失去了对改革的解释权和修正权之后，这大概是许多中国人对改革最无奈的“理性”行动。不仅如此，对于普通民众而言，由于没有官僚权力的天然凭借，他们要么拼命挤入政治权力狭小的分赃圈子；要么以他人为地狱，一逞个人的财富之欲。一场赤裸裸的财富零合游戏在中国民间展开。对于这种现象，一位朋友曾经辛辣的评论到：“在中国，没有分配，只有分赃”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发现，在 92 年之后，中国大众已经在何种程度上疏离于他们曾经热切期望的改革，而改革又是何种程度上成为日益悬浮于其本来意义之外的空洞字眼。改革显然已经在加速霉变。改革的这种实践与其说是导致了一批官僚的腐败，倒不如说导致了中国人在文化上的一次集体缴械 。而中国改革在文化上所付出的巨大外部成本恐怕需要好几代人才能修复。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这种以权力为轴心的分配体制一旦形成，就可能凭借其财富和权力的双重优势控制改革的进程本身。当这种体制露出它“马太效应”的冷酷面目时，我们就会发现，邓小平所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而达到共同赋予”的良好愿望，不过是一位共产主义改革家的一种奇怪信念。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中国的改革将由于其价值源泉的枯竭而油尽灯灭，并彻底失去其民间动力。

有人曾经生动的将中国改革比喻成“抢钱”。但 1992 年“南巡”到 1990 年代中期宏观调控完成之前，基本上处于“乱抢”状态。即民间、官方一起抢。这种疯狂抢钱不仅差点抢出了金融危机，也差点把中央抢空，抢成一个空架子。朱鎔基的所谓宏观调控实际上重新拿回驾驭局势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朱鎔基的所谓宏观调控准确地说只是重新回复了地方、民间及中央的权力平衡，但将钱的改革性质并没有变化，只是从以前的“乱抢”，变成有秩序的抢，变成“以权抢钱”，变成“只准我（以权）抢，不准你抢”。显然，这是更加系统的分赃手法。一种非常流行的描述是，中国改革是渐进改革。但这种概括非常容易产生误导。中国改革改革真正的秘密在于：一边创造财富，另一边不断洗钱；一边放开财富创造，另一边却紧紧以权抓住财富的分配。从这个角度观察，所谓渐进，就是不一次抢完，不一次分（赃）完。遮掩在“化公为私”和“化私为公”两张矛盾面孔之下的，是以权抢钱者的持续不断地抢，持续不断地分。这显然比一次抢完或一次分完的激进手法要渐进得多。

中国这种独特改革模式在 90 年代的长期持续所引发了另外一个后果，即：中国经济中出现了广泛的“权力经济”。这种用权力与资本紧密编织起来的畸形经济成分，混迹于中国漫长的改革过渡之中，已经逐渐成为中国经济中的恶性肿瘤 。其吞噬社会财富巨大的巨大胃口和能力将在未来的中国经济发展中逐步显现出来。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还要详细论述。但我们首先必须清楚的是，亦官亦商的权力经济，有着极其迷人的表象，在可能的限度内，它可以创造超常的增长速度，这非常吻合中国改革模式的独特需要。权力经济创造经济增长的惊人能力，不仅证明了权力经济本身的合理性，而且也同时证明了其他改革的不必要性。权力经济在 90 年代实现的一浪高过一浪的增长魔术，迷惑了人们的眼睛的同时，也无限期的搁置了中国文化和政治改革的进程。不过，在权力经济以消耗性速度向前疾驰的并赢得阵阵掌声的时候，它的另外一面则可能是：末路狂奔。因为，这个经济的畸形发展正在从各方面悄悄的撕裂这个国家。

权力经济的超速发展 ，是以官僚政治权力对经济和社会体系的单向输出为手段的。中国改革模式一方面无限制的放开政治权力对经济和社会的输出，企图用政府的有形之手推动快速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却绝对封闭社会对政治体系的输入。按照邓小平自己的说就是“不争论”，即用“压制”的手段消灭在改革问题上的观念竞争，以确保其经济增长目标不受到损害。邓提出这一观点的主要背景是为了“防左”，这从邓小平的个人历史经验来看显然具有充分的合理性。然而，在屏蔽了“左”的损害的同时，中国改革也失去了所有的修正可能。于是，中国人便只好无条件的被动接受官僚政治体系以神圣经济增长名义所进行的任何改革。而经常的情况则是，那些以改革或者经济增长名义所进行的政治性输出往往监督和约束的政治权力体系不断加大对社会的输出，并引发各种严重问题；同时，封闭的政治体系的开始承受着越来越大的输入压力，这个压力在进入 90 年代之后逐渐聚集起来。期望用快速经济增长来舒解这种压力是一种非常可疑的办法，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经济增长可以自动消灭这些社会问题。相反，不少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甚至表明：社会问题本身就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后果。掩盖在平均增长数字之下的，往往是不易察觉的相对剥夺感。而正是这种相对剥夺感而不是别的什么，构成了转型社会最大的稳定隐患。中国人说，不患寡而患不均。并不是他们天生喜欢寡，而是他们害怕相对剥夺。对于一个特别善于压抑自己情绪的中国社会而言，最可怕的可能是那些被剥夺者的忍气吞声，一付逆来顺受的样子。因为这等于告诉执政者，他们准备秋后算总帐。这种沉默的另外一个危险含义是：他们可能采取非制度性的手段来剥夺剥夺者。整个中国历史就是这样一部有着固定情节的血腥剧目。相形之下，那种看上去声势浩大，但显然具有娱乐性质的现代游行，实际上并不值得担心。在 90 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的相对剥夺感已经上升到相当敏感的程度。1995 年的统计数字表明，年收入在 1200 元之下的中国城市贫困人口已经达到 1200 万之众。任何一个在中国城市生活过的人都知道，1200 元的年收入意味着什么。显然，贫困或者绝对贫困这类字眼在这种残酷事实面前都会显得苍白无力。1994 年江苏某报的一篇报道说，某地区由于缺粮，老鼠纷纷窜上车道自杀。寓言从来就不以真实作为基础，这则报道应该也不会例外。但这篇报道中所潜藏着的“缺粮——自杀”的典型寓言结构，则让我们深刻触摸到了中国社会对未来的严重不安情绪，而这种不安正在激发部分民众对生活的黑暗想象。

很清楚，迟至 90 年代中期，中国已经有相当部分的社会群体已被抛离中国疾驰的改革列车，他们对改革产生了普遍不适应症状——改革综合症。这种在后改革时期逐渐蔓延的改革综合症严重削弱了中国改革的社会基础，并开始直接威胁中国改革的另外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稳定。不过，对稳定的威胁并不仅仅来自于已经初具规模的贫困人口，而来自于我们根本无力舒缓这些贫困阶级的痛苦，来自于我们根本无力阻止这个阶级的大规模复制。深入中国社会的内部，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城市贫困人口的后备军庞大得惊人。大量奄奄一息的国有企业所可能带来的失业工人，浪潮一般涌向城市的失业农民，都将在未来某个时候对中国社会稳定构成决定性挑战 。对此，有人寄望于中国毫无基础的社会保障体系，但看一看各级政府的财政赤字以及各级官僚争先恐后加入的世纪末奢侈竞赛，我们就知道，无论是在能力上还是在道德上，我们都没有做好起码的准备。（当时的一则报道清楚的显露了地方政府在对待贫困问题上的儿戏心态 ，在号称中国最富庶地区的广州，市政府为了救济 3 万贫困人口拿出了 60 万元救济款。显然，这仅仅只具有做秀的意义，因为平均每人 20 元的救济款大概只相当于来回的交通费用。）

或许，最能震撼后改革时期社会稳定局面的，莫过于来自社会不同阶层、不同利益集团但同样紧迫的利益诉求。他们一齐汇聚于中国的政治体系之门，构成对封闭政治体系的空前压力。经过 20 年改革分化，不同利益群体已经日益成熟，他们虽然得失不一、诉求相异，但有一点却非常一致，那就是，他们都认为本集团的利益具有第一优先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完全封闭了政治参与的权力体系仅仅代表着传统官僚集团的利益。这多少说明，中国的执政体系仍然沉溺于领袖们个人的全局视野以及卓越能力，来调和、折中、平衡这些利益冲突。显然，这并不是一个聪明的办法。制度的效力可能要比领袖的奇禀异赋可靠也可求得多。1992 年“十四大”之后，中国共产党曾经提出一个 20 字方针，即“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在这个面面俱到的方针中，明显凝聚了中共领袖们的某种均衡发展的远虑。但同样明显的是，他们似乎还没有准备好将这种调和诉诸于一种制度。他们仍然准备借助于领导人的个人能力来度过难关。但事实却是，从 1992 年到 1995 年，这 20 字方针强调的重心已经经历了一个完整的轮回。从强调发展到强调改革再到强调稳定。这不啻于说明，现有的政治体系已经很难应付远为复杂的利益冲突。一个分化了的并将继续分化的社会，一个大量的冲突资源都已经逸出了传统政治系统的社会，是不能用传统政治刹车的方式来加以调控的。在邓小平的理解中，党内的稳定就意味着社会的稳定，但在社会阶层日渐分化的后改革时期，他的这种传统理解遇到了巨大的难题。因为尖锐的社会冲突必然以某种方式扩散到决策体系内部，并在其中导致裂痕。如果不能迅速改造传统的政治体系，以容纳更多阶层的利益表达，改革赖以生存的“稳定”，必将成为一条河床不断抬高的悬河。河床垒得越高，其崩溃的摧毁力也就越大。这大概不需要更多的论证。90 年代中期的社会失序事实上已经以中国这一代执政者并不熟悉的方式预告：“共产党内部不出乱子”并不足以保证天下太平。因为政治系统稳定与社会系统稳定的传统同步性已经成为过时的皇历。（以上部分为 1996 年年初所写）

遗憾的是，深嵌于中国改革逻辑中的体制惯性并没有因为巨人的离去而改变甚至稍微放慢脚步。1997 年 2 月 19 日，中国人目送邓的西去，心情复杂。相信，即便那些反对邓的人也会承认，他为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洞开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个世界让我们目眩神迷，几乎来不及思考。听到邓辞世消息的第二天，一位年轻人急急告别他刚刚出生的女儿，行色匆匆的从南京飞往深圳。此刻，他神情忧虑，担心着这个突如其来的利空给股票市场带来的冲击。这位年轻人正是作者本人。他心理非常清楚邓的离去对中国可能意味着什么。不过，仅仅经过刹那间的惊恐和短暂的犹疑，中国的改革列车即加大油门、重新向前。一个极具象征性的事件出现了：在仅仅一天的恐慌性下跌之后，中国股市便止跌回升，旋即在2 个多月之后，创造中国股市当时的历史新高。这种走势让所有的人都无比惊讶。然而，这与其说暗示了一个民族已经长大，不再需要伟人的扶持，倒不如说暗示了一种机制已然型构完毕，要加速度地按自己的意愿开花结果。很明显，带有先天缺陷的中国改革正在成为一种定型的制度被巩固并确立下来。几乎与邓逝世同时发生在中国股市中的一个著名事件，清楚的揭示了邓的继承者们的无能为力。1996年年底，当中国股市疯狂上涨的时候，朱基——这位在邓之后最让人着迷的政治领袖，以他的铁腕将中国股市连续敲出好几个跌停板。但在半年之后的次年 5 月，中国证券市场就用更加狂热的姿态嘲讽了他。这种结局不仅使邓的逝世显得特别像一个无关紧要的插曲，也使朱鎔基的铁腕变成了徒唤奈何的笑柄。这个故事隐喻的是，在 1990 年中期的时候，以权力为核心，以资本为面目的中国权力经济已经发育得相当强大 。其典型表现就是各种具有金融控股性质的大型财阀的出现 。这种类金融控股公司贯通地方和中央，具有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双重面目，正在成为一种“自觉”的力量。这种力量对自己的利益有清醒的意识，四处搜寻着掠夺的猎物，所谓“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1999 年发生在中国股市中的“5.19”行情，就是这种力量主动“创造条件”大干快上的围如此广泛，领导人疲于奔命的状态就可以想见了。缰绳已经不在他们手中。

事实证明了这一点。1997 年之后，中国改革在前 20 年中逐渐积累起来的各种矛盾逐渐系统化、结构化的呈现出来。城市化进程缓慢如初，农民仍然以天文数字被禁锢在土地上；城市失业浪潮势不可挡；腐败以溃烂的形式四处蔓延，如此等等，无不说明一直潜伏在中国改革中的病灶正在进入全面发作状态。于是，中国领导人变成了四处灭火的消防队员，对“改革”的改革只好无限期搁置。这一时期，由于单纯的经济增长已经很难掩盖恶化的社会问题，经济增长带来的共赢假象开始幻灭，改革的合法性基础就不再能单单依赖于经济增长，而且要依赖于经济增长的速度。一个荒诞的经济逻辑在经济史中出现了：不保持 7％以上的增长速度，社会就不能稳定。这并非中国宏观经济管理者在自我吓唬，这的确是一个非常严酷的事实。在后改革时代的中国领导人那里，这句话的意思是，不保持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的失业问题，金融问题等一系列曾经被速度掩盖的问题就将大白于天下。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一位中国经济领导人在为自己的政策辩护的时候曾经感叹到，如果不是及时采取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中国经济早就崩溃了。这种评价是符合真实情况的。但问题在于，一个经济体没有 7％以上的增长速度就要出大故障，这个经济体不是脆弱到以至于荒谬吗？这种脆弱显然不能用中国严苛的资源约束来解释，而只能从中国改革以及由改革所衍生出来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去寻找。有趣的是，由于经济的自发增长机制远远没有形成（中国民间投资从 1998 年以来一直不能启动就是明证），对于后改革时期的中国领导人来说，要维持经济增长的速度，就必须从财政、金融等多方面加大政府吸取民间资源的力度。而在现有体制下，这种竭泽而渔方式所造成的大部分负担必然落在弱势阶级身上（1998 年之后，中国农村、失业等诸问题的显性化，都与此相关）。换言之，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本身就已经成为制造社会问题的原因所在。这实际上是中国改革模式走向最后衰竭的明确信号。

公允地说，在既定的体制舞台上，中国的经济管理者可能已经做到最好了。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他们无力改变这个舞台本身。他们只能在这个体制中，尽可能的利用这个体制所赋予他们的全部资源，来保持中国经济增长不至于突然减速和停摆。突如其来的亚洲金融危使更使这种压力大大增加。我们看到，1997年之后 ，中国最具英雄色彩的经济管理者朱鎔基先生的全部精力都花费在了这种努力之中。清楚的是，对于中国的未来而言，这种努力只具有相当有限的战术意义。或许，我们不能渴求于这些领导人，连邓小平本人都望而生畏的工程，我们又怎么能期望那些权威资源远为不济的后来者呢？1980 年代初，邓小平在复出之初，曾经一度将政治体制改革放到过相当重要的位置上，在改革顺序上也具有相当的优先性。作为中国政治体制最著名的受害人之一（对此他一定刻骨铭心），他有强烈的理由这样做。或许是经济增长在他心理的分量太重，也或许是他想将这个任务留给更为睿智的下一代领导人，邓在这个巨大的挑战面前犹豫了，并最后退却了。无论是从个人的经验及智慧，还是从个人权威所造就的政治位势，邓小平都是毛之后有可能改造中国政治体制的最佳甚至是唯一人选 。如果邓都不能有效约束和说服官僚体系以同意他的全面改造 ，那又有谁能够这样做呢？但邓可能很难想到，历史的机会并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更加可能，机会之所以是机会，正是因为它千载难逢。而历史一旦按照另一种路径展开，其惯性就会大的惊人。从这个意义上说，邓的继任者实际上已经成为这种惯性的囚徒。他们可以竟，英雄的时代已经彻底过去了。然而，一个显见的困窘是，后改革时代所消耗的时间越长，资源越多，那么，新一代领导人可用于启动新革命的本钱就越少，腾挪的余地就会越狭窄。，

总的来说，从 1992 年“中共十四大”到 2002 年“中共十六大”这十年中，中国建立了一些与现代市场经济相匹配的宏观管理框架，比如财政、金融体系。按照一种更加通俗的范式，这就是说，中国在这十年中建立了一个具有现代化色彩的上层结构。比之 1980 年代，中国的上层管理结构具有了更加浓厚的专业化色彩。也正是凭借这些在 90 年代中期建立的资源配置工具，通过对资源大规模行政调配和诱导，中国领导人在 90 年代末期和本世纪初期竭力支持了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勉强维持了改革的合法性基础。由于中国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的国有垄断性质，中国宏观管理当局吸取资源的能力极其惊人，而这种能力因为民间财富尤其是居民储蓄的高速积累而被加倍放大。在这样的情况下，创造某种增长和表面繁荣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奇迹。换言之，这种增长仍然是某种行政主导增长的变异，而不是消费者主导的自主增长。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要对这个增长奇迹保持非常高的警惕性。中国计划经济时代以及诸多发展中国家的高速增长的历史经验都为这种怀疑提供了有力证据。潜藏于这种增长中的浪费、腐败和低效率将在未来让我们付出高昂的代价。中国国有银行系统目前的可悲处境，强烈的暗示了我们未来可能遭遇的经济动荡。

中国上层结构现代化的过程在 90 年代中期之后基本上停顿了，这倒不是说，这个进程已经取得了全面的成功，恰恰相反，这是因为这个进程遇到了巨大的障碍。在党政分离、社会保障体系、国有资产管理，司法体系等诸多方面，中国上层结构的现代化进程还远未竟其全功。在这里，中国上层结构的改革显然遇到了传统政治体制的坚硬内壳。这种迟滞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90 年代后期，高速经济增长越来越成为中国领导人的压迫性约束，他们已经无暇顾及。与上层结构的有限进展相比，中国下层结构的发育则付之阙如。我们所说的下层结构，是指那种具有自由意志的、能够充分发挥其主动性的，并且具有现代市场经济道德的经济主体。这虽然牵涉到长期和复杂的文化转型（毫无疑问，这也是社会转型最核心和最重要的意义所在），但明显的是，中国领导人在这方面做出的努力非常微不足道。相反，这种文化转型受到了来自官方的压抑。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培育具有充分权利和相称责任意识的公民（企业、组织），几乎从来就没有出现在中国领导人的改革视野中（马克思说，“这个人是国王，只是因为有别人当做他的臣属。）。相反，这经常被视为对政治垄断的一种威胁。但不幸的是，这种公民和组织恰恰是现代市场经济最重要的微观基础。一个没有健康、强大的微观主体的经济体系，其前途肯定是黯淡的。当宏观手段不堪利用的时候，这一致命缺陷就会充分暴露它的破坏性。与下层机构的发展相平行，中国横向中介组织和结构的发育也相当滞后。这使中国的现代化体系中又短缺了一根关键的链条，作为沟通上层结构和下层结构，协调社会行动的现代化中介组织的建设，是公民社会得以成立的基本前提。没有这一环扣，现代市场经济是很难正常运转的。而这种组织也恰恰是历代中国领袖不熟悉因而也最为恐惧的。虽然在这十年中，中国各种中介组织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但其基本特色仍然是凭借权力寻租，其功能也不过是增加了一道寻租层次。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在中国，一个律师如果没有与法院的“良好关系”，其打赢官司的希望就非常渺茫。只有在相当罕见的场合，中国的律师业才具有专业和正义的色彩。当向法官行贿成为律师们的主要工作国历代以来就名声恶劣的讼棍。律师如此，会计师、官办行业协会等其他组织也不遑多让。太多的丑闻不仅败坏了这些中介组织的名声，也使社会公众对这些机构的信心降低到了最低点。这个情况并不出人意料，因为这些组织大体都具有与官方联系紧密的“权力”色彩，但这个趋势如果持续下去，中国社会中介组织的现代化之路就很可能被完全阻断。从这个角度看，许多观察家认为中国已经出现了“市民社会”的判断是相当轻率的，完全不足以成为我们观察中国的真实凭据。与这些观察者的判断可能正好相反，经过 20 多年的改革，我们并没有得到了市民社会，仅仅得到了数量庞大的原子化个体（100 年之前，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中国是一盘散沙），仅仅得到了四处泛滥的向野蛮返祖的利益冲动，而由此构成的利益博弈带着浓厚的前资本主义色彩，它倾向于零和的掠夺，而不是多赢的竞合。这种微观基础组成的经济体，其自我维持和自我生存能力微乎其微。历史从来就没有证明过，一群仅仅具备贪婪欲望的原始人聚在一起，就可以自动的创造出神奇的现代资本主义。这种神话只存在于某些固执的原教旨主义分子的臆想之中，从来就没有存在于我们的经验世界中。

如果我们将中国改革比作一场游戏的话，那么经过 20 多年漫长的改革，我们已经发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经被淘汰出局，改革正在沦为少数人的分赃活动。他们是丛林之中的获胜者，他们因而必须垄断战利品的全部分配。然而，21世纪的中国不可能完全退回到丛林社会，文明社会的底线不可能轻易沦丧，一旦触及这个底线，社会的剧痛就必然激起报复性的反弹。虽然在 1992 年之后的中国，出现了许多我们这一代人从未亲身经历过的新事物，有待于我们去洞察和辨识，但有一点却是现在就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以官僚集团利益最大化的改革逻辑却一直在主导潮流并贯穿始终。换言之，官僚利益集团的利益最大化始终是中国改革（不是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动力。这一点不仅决定了中国改革的路径，也决定了中国改革的分配及其后果。如果官僚利益的最大化偏好不是中性的，那么政府的中性就是不可能的，不太容易察觉的是，官僚利益集团的最大化往往被包裹在政府利益最大化的中性形象之中。这其实就是整个后改革时代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在这个逻辑的支配之下，政府行为的两个趋势就变得至为明显。一方面是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职能（官僚体系经常成为经济增长的经纪，这在政府招商引资的积极表现上体现得非常突出）被不断强化，另外一方面则是，政府提供公共品职能被不断弱化。这种趋势在以后将导致严重的后果。

指出这一点，我们是想表明，直到今天为止，中国改革（如果它的目标是指向一个现代化国家的话），并不像其奇迹般的 GDP 所显示的那样，已然走上了一条不可逆转的现代化轨道。其现有的成果，也完全有丧失的可能。现代化之路远不是一条启动了就必然一路向前的历史路径，它完全可能被突然中断或被锁入歧路。对于中国改革来说，后面一种危险相当之大。

中共十六大之后 ，后改革时期的中国领导人正在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很明显，他们也像邓小平那样，将最为艰难的改革留给了继承者们。然而，新一代领袖们真的就有了更好的历史际遇吗？他们真的就能够为自己开辟新的舞台吗？

第二章 改革死了

改革的终结

2003 年 5 月 6 日，由国家计委和国家体改委合并而成的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正式挂牌。这个不动声色的挂牌仪式，同时标志着两个时代的结束。一个是从 1949 年开始的计划经济时代，另一个则是从 1978 年开始的延续了 25 年的改革时代。对于带有“命令和强制”色彩的计划时代的消失，人们可能不会感到意外，但对于一个被经济增长渲染得如日中天的改革时代的淡出，人们则多少会有些突兀。不过，新机构的名称已经明确无误的将这种时代切换昭显出来。虽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名称上还保留着改革的字样，但秩序已经颠倒。“发展”在前，“改革”在后。联想到“计委”和“体改委”在自己的时代呼风唤雨的日子，这个名称上的变化显然不是“不经意”的。对于体改委的隐退，非常了解中国改革的经济学家石小敏这样评论到：“迄今中国的 20 多年发展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前十多年是改革，后十年是转型。前一段，改革基本上是自上而下推动的，需要有一个宏观调控部门来指导和协调各方面的利益。而在后十年，改革呈现多元动力推进的局面。体改委能起到的作用自然越来越小。”然而对于中国的新一代领导人来说，在“发改委”这个名称背后，显然还隐藏着他们对中国改革形势更加乐观的理解。在他们那里，经过十年的时间，中国市场经济的体制框架已经基本搭建完毕，接下来的就是不断完善的技术性修补工作。对时代的这种判断，充分体现在了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中。从十四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到 2003 年十六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仅有一字之差，即由“建立”变为“完善”。在体现执政连续性的同时，也充分表达了新一代领导人对现有体制基础的信赖。这个被简称为“新五十条”（对应于 10 年前的老“五十条”）的《决定》中罗列详尽、条分缕析的专业表达，更彰显了新一代领导人越来越浓厚的技术官僚色彩。一位海外的评论家也注意到了十六届三中全会的这个特点，他说，“24 年前的‘三中全会’对中国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并且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但这次的意义恐怕更多的在于技术层面、经济与社会层面，可能没有太多很深刻的政治意义；不过没有太多政治含义与影响对中国来说或许是一桩好事。”没有理解错的话，这位评论员是在批评中国引为传统的“泛政治化”倾向。不过，这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传统印象仍然停留在 20 多年以前，与中国今天的现实颇多不符，甚至刚好相反。实际上，自从 1978 年之后，中国现实政治中存在的恰恰是“泛经济化”的倾向，或者更加准确的描述是：公权的商品化潮流。中国政治对经济的控制不是消失了，而是以一种更加隐秘、更加有力的方式存在着。它甚至已经成为一种比传统的计划经济更加难以溶解的体制形式。与“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基本建立”的乐观判断相比，这可能更加接近问题的真相。而这种具有自我加强能力的“权力经济”体制，就是为雄心勃勃的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准备的舞台。如果不改造这个舞台，新一代中国领导人的审慎、渐进、温和等等技术官僚与生俱来的性格优势就可能反过来成为束缚他们的致命弱点。这种命运，在他们的令人尊敬的前任朱鎔基那里已经被悄悄的证明。

与外界普遍的印象相反，具有超凡魅力的朱基先生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技术官僚。按照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一个“事务性”官员。这并非朱的过谦之词，而是十分清醒的自我评价。纵观朱在 90 年代初期主政中国经济以来的表现，朱扮演的实际上是一个“救火队员”，从“清理三角债”，到“经济软着陆”；从“整顿金融秩序”到“分税制”，朱鎔基的英雄时代始终被局限在一个既定的体制舞台上。只不过，体制舞台的局促被朱基的个人光芒掩盖了。朱基的个人魄力、智慧、信仰以及超群的行政管理能力是如此迷人，以至于一位外国政要干脆撇开所有带有主观色彩的形容词，以不容置疑的客观标准评论朱：智商 200以上。在共产党的领袖中出现这样一位个性鲜明的人物是非常罕见的，这不仅让西方人感到惊异，更使已经对政治人物形成了刻板印象的中国人欣喜。如果在整个 90年代中国政治中有什么明星的话，那就非朱基莫属。但可能正是中国人骨子里的这种英雄期待，导致了我们对体制和时代的错觉。这种错觉由于 90 年代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变得十分“真实和可信”。不过，错觉毕竟是错觉，朱鎔基最终还是亲自证实了这一点，虽然他表达得很委婉。英国《金融时报》的评论注意到，这位最接近西方民选政治家的领袖，在他作为总理的第三次记者招待会上，已经变成了一位“不了解情况、自我祝贺的总理”，这与他刚刚出任总理时发誓要“闯地雷阵”的政治豪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据说，在听过他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后，连“最玩世不恭的北京出租车司机”都感动了。不过这家富有盛名的西方报纸忽视了另外一个寓意更加深刻的细节。早在前一年（2000 年）的记者招待会上，这位总理就已经露骨的抒发了他的无力感，他说，“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之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鎔基还是办了一点实事，我就谢天谢地了”在一如既往的幽默与谦虚中，朱显然没有克制住他对体制的无奈。一位现代中国的总理，最高的自我期许仅仅是“作一个清官”，足以反衬中国政治的真实现状。朱的这段自白，一方面流露出他的无能为力，另一方面也证实了他与体制的依存关系。中文里“清官”的意思其实可以翻译为“依靠坏体制作好事”的官员。以这样一个古老的标准的来衡量，朱无疑是现体制中最杰出的“清官”，但清官一词本身的含义则界定了朱在行政上的最大边界。换句话说，朱并不是以体制本身作为改革目标，而是以体制赋予他的权力作为凭借，在现有格局中最大限度进行资源调整，以维持经济平衡和经济增长。90年代中期，朱鎔基通过金融、财政权力的上收成功的调整了中央与地方严重失衡的关系模式，就是朱式执政思路的一个典型范例。事实上，这也是朱鎔基任内最为大胆的一次体制改造行动。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朱基虽然暂时控制了泛滥的分权模式，但却没有能够稍微改变传统政治权力本身。这就是为什么在 90 年代末期，中央政府以及各类金融、工业利益集团取代地方政府而成为盲目投资的主角的真正原因。准确的说，朱鎔基在整整十年中所作的全部工作，都是在开掘现有体制的资源，以全力维持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平衡。就这个有限的目标而论，朱无疑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因为他毕竟将中国的经济增长维持十年之久，并基本保持了中国社会的稳定。朱基唯一一次触及政治体制边界的改革，是他发誓要完成的机构改革任务（这实际上仍然一次意义有限的具有传统特色的“精兵简政）。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即便是这样一个单纯的“事务性目标”，朱基也只能铩羽而归。显然，不管朱基具备如何卓越的个人才能，但在现存的政治体系中，他都不具备改造官僚体制的足够权力资源。从这个角度观察，朱基将自己自限为一名“事务性官员”，并将自己的目标完全设定在经济领域，的确是非常“聪明”的谋略。然而一个严酷的事实规曹随，依样画葫芦，恐怕就只能南辕北辙。事实上，在主管中国经济的最后岁月中，就连朱基本人也已经无法按照原有的路径继续前进了。

关注中国问题的人都会注意到，在朱基掌管中国经济的最后几年中，在中国 GDP 完美保持前 20 年增长姿态的同时，中国的各种社会问题以发散性的方式开始蔓延。严重的失业、让人气馁的贫富分化、完全失控的腐败、农民的绝对贫困化如此等等，都在中国经济奇迹的背景上投下了巨大而又黯淡的阴影。虽然这些社会问题在 1990 年代中期就已经初露端倪，但其不可遏制的顽强性格直到 90年代末期才似乎被中国人突然发现。以中国的舆论管制程度，如果某个问题被允许在公开媒体上讨论，就意味着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发展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不过，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这些社会问题的严重程度，而是在于它是不是可以在短期内消除，在于它是不是可以在现有的体制框架内加以改良，在于目前的这种体制是不是本身就是制造社会问题的根源。虽然朱基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维持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上，但说他没有注意到并采取措施改进这些问题显然是不准确的。在朱鎔基内阁的最后一段时间中，在中国证券市场上发生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国有股减持事件。对于很少教条思想并经常对经济学家冷嘲热讽的朱鎔基来说，他推动国有股减持并不象经济学家“窃”以为的那样是为了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而是有着十分实用的目的：为社会保障资金筹集资金。从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热心及坚决表态上看，朱基显然已经意识到了中国社会保障问题紧迫性。但这个过程在中国股市中激起了巨大的反弹。仅仅半年之后，朱就以“本届政府任期已经有限“为由，决定将国有股减持问题留给下一届政府。如果说 90年代中期朱鎔基的政策还是在下面遇到抵制的话，那么在他任期的最后阶段，他的政策似乎已经很难走出中南海了。这无异于表明，一个不断制造社会问题的体制正在不由分说的剥夺中国领导人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 ，改革的方向盘已经易手。无论他们多么出类拔萃，也无能他们在民间享有多么巨大的声望。而对于持续了将近 25 年的中国改革来说，这实际上是一声正式终结的下课铃声。因为一个被悄悄培育了 20 多年的体制已经长大并站立起来，从此之后，它将按照自己的意志和逻辑改造这个国家，再也不会理会个别领导人善良的道德意愿。那么，这个体制究竟是什么呢？它是我们誓言要建立的那个市场经济吗？是我们在 20 多年之前期望的那个民主自由、繁荣均富的彼岸之国吗？

在一次纪念“南巡谈话”十周年的专访中，一位在近十年来爆得大名的经济学家，以他一贯的自信对记者谈到了腐败：“腐败增多的原因不是搞了新体制，而是因为有旧体制；而要想改革旧体制，在过程中不出点问题才叫‘见了鬼’。在转轨过程中，尤其两种体制交叉换位时，或在新体制不成熟的时候，腐败可能还会加剧。但不能因为有腐败，就停滞改革，往回走绝对不是出路。要让水不断的流动，腐败不制度化，不固化。”这段谈话如果放在 10 年之前，或许是正确的，但如果在改革 20 多年之后，我们仍然将问题推给旧体制，那就只能证明我们对现实的麻木。事实上，这段“标准”的解释反映了中国主流精英一种普遍流行着的时代错觉。在这种错觉中 ，中国目前仍在存在着新旧两种截然不同体制的对立，我们仍然在按部就班的走向一个新的体制。但事实却是，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已经很难分辨什么是新体制，什么是旧体制。两种体制经过 25 年的磨合，已经被完全融合在一起，浑然一体，天衣无缝。两种体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仅不相互排斥，而是相互配合，相互巩固。换言之，中国人今天面对的是一种完全成熟了的体制，它既不是我们深恶痛绝的旧体制，更不是我们多年以身相许的新体制。中国现在的问题不是什么“走回头路”的问题（我们早就回不去了），而是走上了歧路的问题，不是什么“不制度化、不固化”的问题，而是已经完全被锁定在歧路上的问题。当大多数人（像那位经济学家一样）仍然沉浸在未来的想象之中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不知不觉地到达了终点。不幸的是，我们经过 20 多年辛苦跋涉所到达的这个终点，并不是什么美丽的“新世界”，而是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过的旧朝代的翻版。王亚南先生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就在它那部研究中国官僚体系的开山之作中提醒我们 ，中国源远流长的官僚政治体系有着神奇的亲和力，它可以与任何体制相互融合。它既可以与古老的小农经济，也可以与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市场或者国家资本主义相结合；它既能够将儒释道汇于一炉，也能够将现代三民主义、法西斯主义杂糅并蓄之后，自成一体 。而当今世界的这个主义，那个主义自然同样不在话下。这或许正是中国官僚政治自秦以降，能够绵绵延续2000 年的关键原因。正所谓“2000 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

我们一直强调，中国这一轮迄今为止延续了 25 年的改革，是一个以旧的官僚体系为推动手段，因而在逻辑上也就必然指向官僚体系利益最大化的改革。这一点，从 1978 年到 1984 年的改革第一阶段表现得并不明显。由于这一阶段官僚体系对改革可能产生的利益调整看得并不清楚，他们对民间（主要是农民）的自发革命采取了某种观望的态度，所以这一阶段更准确的定义应该是“官僚默许”的改革。也正是由于这一阶段改革的特点，导致许多人将许多人将中国改革定义为所谓“增量改革”，但这种定义在 1984 年尤其是 1992 年之后，逐渐失去了解释力。实际上，经过将近 10 多年的改革实践，尤其是在 90 年代初期的“南巡”讲话之后，中国官僚体系已经完全明白了自己在改革中的利益所在。他们开始以各种合法和不合法的手段投身“改革”、改造改革，并最终将改革的主导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在 90 年代之后，中国官僚体系凭借完全不受约束（注意：不受约束的最强有力的理由是稳定）的垄断政治权力作为资本，以个人经济利益为导向，肆无忌惮的参与他们心目的“改革”。显然，这对于中国改革来说，更多的只能是一种本质上的败坏。这种完全失去了约束的改革 ，在中国农村被称为“干部资本主义”，而在中国城市则被称为“权力资本主义”，事实上，有一个更加恰切的术语可以描述中国的改革特征，那就是上一代人耳熟能详的“官僚资本主义”。只不过，这个术语可能唤起某种讽刺的回忆，而只能偶尔在私下中被人们提及。中国官僚体系在中国改革中的“自我觉醒”，在 90 年代中期之后演变成一种巨大的体制性力量，将触角伸展到中国经济的每一个领域，并按照自己的逻辑型构“新”的体制。在中国的中介组织的建设之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旧灵魂是如何借助新“肉身”而复活并繁殖的。90 年代初期之后，中国政府出于财政压力开始裁减官僚规模，开始鼓励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于是，林林总总脱胎于官僚体系的政府机构变成了面目全新的社会中介组织。财政部门变出了会计师、审计师事务所、司法部门变出了律师事务所、税务部门变出了税务师事务所、工商行政部门变出了各类咨询部门 。而这些挂羊头 ，卖狗肉的各种“市场中介组织”本质上仍然是国家权力机关 。其权力的垄断性和利益的封闭性以一种新的形势被延续下来。江苏某个城市的一位税务师事务所的董事长曾经向我夸耀，他那只有几十号人员的事务所一年的纯利润达到 2000 万元。此人原来是该城市某税务分局的一名即将退休的官员，在刹那间变成了董事长的同时，也刹那间拥有了巨额个人资产。这让我们联想到了中国历朝历代以专以苛捐杂税为能事的役吏形象。这种真相告诉我们，中国传统官僚权力在 90 年代中期之后，是如何以一种新的官僚权力通过新的面相向社会各个领域延伸、渗透，并寄生在新的宿主之内。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一脉相承的旧式官僚体系具有多么惊人的适应性。我们这一代人曾亲眼目睹并欢呼过中国“官本位”的式微，但在 90 年代中期之后，我们惊讶的发现这个古老的怪物带着嘲讽的笑容回来了。这个怪物的凯旋是完美的，它不仅自己完好无损的回来了，而且带回了它丰盛的战利品：“官商”本位和“官学”本位。其所到之处，几乎攻无不克。我们不是回到了 1978 年之前，我们是回到 1949 年之前。最为要紧的，可能不是中国的官僚体系及其合谋者以改革的名义攫取了多少利益，也不在于他们是否已经完成带有抢劫性质的“原始积累”，而在于在盗取了改革合法性的同时，“新”的旧体制的意志已经完全取代了改革的意志。如果这种意志是体制性的，那么，以少数精英构成的上层分利集团对中国社会的抽取就是无止境的。90 年代后期，尤其是新千年开始之后的几年中，我们发现中国官僚体系在中国的“存量”改革中表现出了与他们的职能极不相称的“积极角色”，从房地产开发到国有资产改革，一个本应保持中立甚至保守立场的官僚体系，却一跃变成了最活跃、最积极的“改革”动力。除了看得见的财政压力之外，看不见的应该是官僚体系巨大的利益冲动。中国官僚体系这个越来越反常举动表明，中国改革不是进入了什么“存量”阶段，而是进入了“瓜分阶段”。一个“新”的旧体制正静悄悄但却疯狂地运转着。然而，只要中国以官僚利益为核心的这个体制存在一天，官僚及其同谋者的最大限度攫取就不会止息，直到这个社会没有资源可供继续剥夺为止，到此，中国历史也将完成又一次可悲的循环。以现代标准衡量，作为一个社会结构中的一个有机部分，官僚体系形成一个具有自利倾向的利益集团并不是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问题的危险性在于，我们正在面临这样一种前途，那就是中国的官僚们将这个国家变成“官僚的中国”。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该是我们第 N 次面临同样的历史处境了。

毛泽东对中国官僚体制的腐蚀和吞噬能力是非常警觉的。“文化大革命”中所包含的一个重要目的之一，就是限制当时正在逐渐膨胀的官僚特权。虽然毛的鲁莽和浪漫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但将文化革命仅仅归结为权力斗争的产物，却是对中国历史的另一种无知。从某种意义上讲，毛的革命是针对中国城市特权阶级的一次农民革命。或许正是因为对旧体制的荼毒记忆犹新，他才会在仅仅 17 年之后就接着发动又一场伤筋动骨的“革命”。显然，毛泽东并没有找到正确的办法，悲剧和灾难在所难免。匪夷所思的是，作为毛的后来人，邓小平也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来约束官僚体系。或许，创深痛巨的“文化革命”使邓从另一方面吸取了相反的教训，于是，他将历史的钟摆狠狠的拨向了另一面。

有敏锐的论者提示我们注意当今中国的“重新民国化”，也有论者以更加晚近的事实警告说：中国正在拉美化。但无论是民国化，还是拉美化，他们想指出的大致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城市精英集团（他们即便在城市中也只占人口的极小部分）完全垄断了从政治权力、到经济权力、到文化权力的社会总体性资源，社会的绝大部分资源都在这个狭小的圈子里私相授受。而与此同时，大部分人口却被排拒在这个圈子之外，只能完全被动的承受这个圈子的政治、经济及文化输出结果。这种畸形格局由于有越来越现代化因而也越来越具有效力的军事权力和警察权力而得以维持。但由此带来的一个结果却是，一个制度上的“流动性陷阱”出现了。也就是说，这个制度将完全失去自我创新和自我改革的动机和能力，而在一个坏的“制度陷阱”中不能自拔。那么这种前景离当今中国究竟有多远呢？被现代技术武装起来的官僚体制，附着在这个官僚体制之上并与它紧密结合为一体的，是各种经济，文化的分利集团。这个庞大的上层结构除了维持统治之外，剩下的冲动就是无孔不入的参与各种经济活动，与民争利，而对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鲜有兴趣。中国目前的官僚体系在产权保障、社会保障、公共卫生服务方面动机低落主要就是这个原因，即便他们勉强提供这些服务，也多半是出于某种牟利冲动。在这个庞大的架构之下，是以十亿计的毫无组织的原子化个体，他们被强大的力量控制在食物链的最下端，极少有向上流动的机会 。如果时世平顺、经济繁荣，这些数量庞大被拥塞在社会底层的原子化个人可能还会表现出一如既往的驯顺，温和，上层官僚体系也多半会显示其亲民，爱民的民本风范。但倘若遇到急景灾年或者剥夺太甚，无力维持最低限度的温饱，平时沉默、温顺的底层民众就可能呈现暴民化趋势，而底层的这种骚动，也将把上层结构推向冷酷的极化形态。这种极化形态的晚近版本就是极右的专制政权。从这个抽象的事实中，我们实际上已经看到了一个旧式官僚国家的现代影子。所以，对当今中国更加准确的描述可能是，“重新中国化”。控制着社会总体性资本的官僚国家，有超强的调动资源的能力（就像它调动资源维持高速增长的 GDP 一样），因而也就具有超强的自我维持能力，这种自我肯定和自我维持能力经常被研究中国历史的人迷惑不解的称之为“超稳定社会”。这个术语预示：中国社会经过了 25 年之后，可能又一次被锁定在一条惯性强大的历史轨道之中。所谓锁定，指的是这样一种历史境遇：没有外部强力，路径将很难被轻易改变。

实际上，深入中国社会内部，我们就能够发现，今天中国已经在诸多面向上有被锁死的迹象。这首先表现在利益表达和利益分配模式上。

2003 年 8 月 22 日中午 11 点，南京居民翁彪由于拆迁问题引火自焚。这起惨剧被称为“8·22”事件。不过，发生在南京的“8·22”惨剧仅仅是一个全国性自杀抗议运动的开头。不到一个月之后的 9 月 15 日，安徽人朱正亮将这一把火烧到了北京。同样是拆迁问题，但朱正亮的自焚显然比翁彪具有更加强烈的抗议色彩。他不仅选择了北京，而且选择了最具宣示意义的天安门金水桥。在接下来的整个十月，几乎天天有人将天安门作为他们表达绝望的场所，他们或自焚，或跳水。天安门变成了中国自杀抗议的圣地。以至于北京警方不得不以严厉口吻警告，不得将“天安门作为制造事端、报复社会、发泄私愤之地”。100 多年来，天安门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表达他们社会理想的传统场所，100 多年之后，知识分子不见了，尾随而至的是中国的底层民众。不过，中国底层阶级来这里可不是为了表达什么理想和信念，他们要表达的，是对这个社会的绝弃，其中暴力与血腥气氛隐约可闻。虽然这一次他们的暴力是指向自己的，但谁也不知道他们下一次会指向谁。在 2003 年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表明，中国社会的利益表达通道已经完全被阻塞，于是人们只好诉诸于这种极端方式。我们很难想象，如果这些人还有其他的表达方式，他们怎么会选择以生命为赌注。这一次抗议的主角虽然普遍是中国的下层民众，但这并不表明中国其他阶层就有更畅通、更有效的表达方式。更有可能的一种情况是，中国的其他阶层境况稍好，有更多的本钱恪守中国人的隐忍“美德”。这是中国传统和现行体制的“阴险”之处。

中国政治体系中向来就缺乏正常的利益表达机制，而在 1989 年之后，各阶层利益表达的空间更被压缩到了极限。由于中国改革模式中对社会稳定程度的极端高要求，任何带有抗议色彩的利益表达都可能被视为对社会稳定的威胁，因而成了“洪水猛兽”。改革一方面将越来越多的人驱离了传统的共同体，（在城市主要表现为“单位”，在农村则表现为村社，这种共同体对个人的保护作用虽然有限，但仍然不失为一种有组织的压力集团），另一方面却没有为这些分散的、离开了体制内合法团体的个人开辟新的利益表达渠道。中国人领导人早在改革之初就已经深刻的认识到，改革是一个利益调整的过程，但令人不解的是，他们似乎从来就不想为这种利益调整设置一个安全阀。相反，由于社会稳定从上到下都被作为官员们的重要政绩指标，这种表达遭到了比以往更加严厉、更加普遍的压制。所谓“将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变成了各级行政部门普遍的行事准则。于是，一个弹簧被史无前例的压紧了：改革越是剧烈、被抛离分配游戏的局外人就越是多，利益表达的意愿就越是强烈，反过来，表达意愿越是强烈、压制这种表达的力量也就越是具有强迫性。对于这种情形，任何具备正常思维的头脑都会做出判断：这是一个不可持续的恶性循环。进入 90 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各级政府大门外如家常便饭的小规模静坐抗议，几乎已经成为中国改革时代的一道标志性风景，而政府处理这种问题的办法却仍然是让人疲于奔命的一对一谈判。当然，更经常的情况是，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而更多的抗议和更强烈的不满则在不断酝酿着 ，生长着 。如此循环，直到压制成本变为政府一个不堪忍受的财政负担，或者不满情绪不能被进一步压制，真正汇成领导人头脑中那种骇人的洪流。这颇有一点“自我证实的预言”意味。近几年来，在中国社会浮现出的越来越广泛的抗议活动，虽然是零散的，无组织的，但并不意味着它们永远不可能汇集，而这种零散的、无组织的特点，正是这类抗议活动最值的担心的地方，因为这种仅仅由极端不满情绪构成的抗议洪流一旦形成，就很可能失去最初的有限目标，所指之处，任何建设性都可能顷刻化为齑粉。2003 年自焚浪潮之中所隐含的“玉石俱焚”的破坏性有力的揭示了这一点。而这种前景越是逼近，当局对利益表达的容忍度就可能越低，北京公安当局对天安们系列自杀事件的严厉态度证实了这个判断。起码在目前，我们还看不到解开这个死结的任何希望。

一位学者在回顾中国 25 年的改革时，满足的总结到，“‘八九’之后，共产党不但没有垮台，80 年代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在 90 年代反倒消失了……市场化改革确实剥夺了集权主义体制的经济基础，而且造就了新的强有力的社会集团。但是，通过建立精英联盟，共产党与新精英达成默契。如今共产党的社会基础不再是工农大众，反而是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为了顺利论证其“中国特殊论”的主题，这位学者使用了许多操之过急的结论，但必须承认，他对中国社会新的结盟趋势的描述大致是中肯的。不过，这位学者可能没有意识到，80 年代的学生运动在当时实质上起到了一个平衡利益表达的作用，起到了某种类似于民主国家在野党的舆论组织功能。所以在 90 年代之后，中国学生运动的沉寂可能并不是什么良性的发展。学生运动的消失恰恰使中国社会失去了最后一个公共政策的辩论平台，中国社会各阶层在改革中表达自己利益的最后一个机会被剥夺了。正如这位学者所看到的那样，一个以传统政治精英，新的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所构成的新的联盟出现了。这个联盟能不能成为未来中国执政者的社会基础我们不敢轻易判断，但这个联盟垄断了中国改革中的利益表达则是一个越来越彰显的事实。一个涉及亿万人利益的改革却将大多数人排斥在合法利益表达之外，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一种进步，对比中国 80 年代，中国社会的利益表达渠道不是放宽了，而是显著地收窄了。中国的改革决策变成了强势利益集团狭小圈子中越来越神秘的讨价还价，公共政策的制定被私人化了。这种发展带来的一个非常符合逻辑的后果就是：中国改革中的利益分配模式也逐渐趋于锁定状态。

90 年代中期之后，困扰中国经济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所谓的内需不足。这尤其体现在消费需求的不足上。这个严重困扰延续的时间是如此之长，以至于“提振内需”变成了各级政府官员常年挂在嘴边的一个政治口号。那么，在国民财富增长“一支独秀”的同时，中国内部的消费意愿以及消费能力为什么反而会变得如此低下呢？对这个问题，许多人都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但“有消费能力的缺乏消费意愿，有消费意愿的却缺乏消费能力”恐怕是对这个悖论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显然，这个事实所透露出的信息已经远远不像“内需不足”这个术语那么中性了。这实际上在暗示，中国社会经过 25 年的改革，已经出现严重的分配失衡。而这种失衡的持续之长及扩展之快都显示，中国的分配模式已经在相当高的可能性被锁定，一个久别了的词汇——马太效应，正在回到中国人的生活当中。当然，在中国改革过程中所出现的“马太效应”被注入了典型中国式的内涵 ：被权力为分配轴心的模式不是将少数人，而是将大多数人趋入贫困的深渊。数据显示 ，中国城市与农村收入差距在 1984 年由改革前的 2.5 倍显著缩小到 1.8倍之后，开始不断扩大，到新世纪开始的时候，这个数字达到了 3 倍。而最极端的估计则是 6 倍，而就我们个人的生活经验而言，这个“极端的估计”可能一点都不极端。考虑到中国农村庞大的人口基数，我们很容易想见中国贫富分化的严重程度。更让人担心的是，中国城市人口本身也同时发生着越来越剧烈的收入分化问题。在中国城市中，我们经常可以发现，两个普通人之间的差距经常可以达到几十倍甚至上百倍之多，以任何标准衡量这都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社会中的正常现象。不过，这个问题的可怕之处在于：这些表面上的收入差距并不是什么偶然的个人因素所导致的，而是隐藏在其背后日趋固化的分配模式所引发的。排除那些由于外部资本的进入所引起内部收入分化的表象，这个核心的分配模式实际上呈现着其鲜明的权力性格 ，离权力核心越近，其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分额就越大。其外部化的形式则是，首都远远优于省会城市、省会城市远远优于中小城市；城市远远优于农村；官员远远优于群众。这等于是在说，政治权力中心就是资源中心，就是分配中心。在我们自豪地宣称我们已经基本建立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的时候，我们的分配模式却仍然是带有强烈等级色彩的封建模式。这当然不仅仅是一种嘲讽，而是一种强有力的象征。它告诉我们，中国离现代市场经济还有多么遥远的距离。一个经济体系的健康与否从来就不是只看它的 GDP 总量，而是必然的包括它的分配；合理的分配也从来不像某些故弄玄虚的理论所说的那样，会影响经济体系的效率。相反，常识告诉我们，合理的分配只会提高整个经济体系的效率。那些对中国 GDP 成就津津乐道的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似乎“忘记”了这个简单的常识。对于现行分配模式所引起的愤怒情绪，一位在中国改革之初有着鲜明改革形象的著名经济学家不屑一顾的说：“结果平等是不合理的，机会均等是不可能的”。这句回答在傲慢之外显示了中国精英意识中一种非常危险的倾向。这种完全歪曲现代市场经济基本精神的倾向如果真正成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 ，那么它将不是推动而是毁灭中国仍然非常稚弱的市场经济。具有警醒意义的是，这位经济学家是中国最高民意机构中的民意代表。中国当今最引人入胜的思想家秦晖先生曾经雄辩的论述过，中国改革最初在农村的成功，最重要的精髓就是起点平等。这一点，似乎特别容易被人们忘记。这种“健忘症”不仅遮蔽了我们的常识，更遮蔽了中国社会已经趋于极端的分配现实。

中国以权力等级为依据的分配模式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基于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政治权力牢牢控制着经济资源。许多人以中国改革中民营经济的发展个方面，这甚至不是最关键的一个方面。实际上，在中国 25 年改革中，权力一方面释出了不少经济资源，这包括那些处于激烈竞争行业的国有企业，另一方面，政治权力不动声色地大量进入更高级、更新兴的行业，这包括更加具有控制力要素领域，如金融、土地、新技术等等。换言之，权力在一面制造公开退出假象的同时，另一方面却在悄悄进入新的更具有利润空间的领域。中国金融、土地行业充斥着各式各样的官办企业自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连最具高风险特征的风险投资行业，权力也在最近几年中大量进入。除了少量国外资本所创设的风险投资公司之外，中国风险投资公司几乎是清一色的国字号。某沿海省份的一家官办风险投资公司中，完全是官员身份的公司高管们竟然以私人名义占有所投项目的股份。有趣的是，这些官员似乎丝毫也不觉的这种“改革”有什么不妥之处。这个现象实际上揭示了，权力一面退出经济领域，又一面源源不断的进入经济领域的一个真实目的：进入就是为了退出，退出就是为私人牟利。秘密何在，洗钱是也。值得指出的是，这个现象并不是个别的，而是相当普遍。90 年代中期之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传统界限越来越模糊，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多的产权性质模糊的企业（他们经常被人误解为民营企业）。这些“官办私有”企业会不会像改革早期的乡镇企业一样，成为各级官员进行“原始积累”的财务工具呢？在 2003年席卷全国各地的 MBO（管理层收购）浪潮中，这个答案已彰彰明甚。如果听说南京一家纯粹的国有土地公司竟然也要急急忙忙的 MBO，人们对此一定会心领神会。

90 年代后期，越来越多的官僚企业（他们不仅包括传统的国有企业，而且包括诸多以政治权力为背景的伪民营企业）进入金融领域，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发展。它表明，中国洗钱和寻租进程已经开始逾越微观领域，而走向更加宏观的工具。由于银行、股市、国债、保险、基金等等金融工具是以国民财富为管理对象的，而且在表面上具有非常中性的色彩，所以，以这些工具进行“化公为私”的操作将更为方便、更为隐蔽、而且规模也更大。90 年代末期中国股市中的牛市行情，实际上就具有明显的洗钱嫌疑。

虽然在形式上会有所不同，但中国改革中的经济体系却一直在重复着一个非常隐秘的循环：一方面广大国民不断通过汗水在积累财富，另一方面，政治权力体系又以国家的名义通过财政、金融工具抽取这些资源，以供各种靠近政治权力体系的内部人兴办各类五花八门的官办或“混合所有制”企业（化私为公）。接着，这些企业就会以各式各样的借口被掏空（化公为私）。当然，最新也是最时髦的办法就是 MBO。为什么中国的各级官员以及官办企业的董事长们对其他金融知识一知半解的同时，却对 MBO 这个在技术上相当复杂的金融工具领悟得如此迅速呢？原因不言自明。中国改革 25 以来，中国政治权力体系以国家名义所进行的大量浪费性重复建设，只有极少数是由于当事人的无知造成的，而绝大多数都是“有意”和心照不宣的。这不仅造成中国几乎所有产业的严重过剩，更为内部人以“退出竞争性行业”为口号进行“化公为私”的原始积累创造了充分的理由。值得忧虑的是，这种原始积累一旦打通宏观金融通道和其他要素市场，体制性的掠夺就会开始，“化私为公”到“化公为私”的循环就会进入加速阶段。而今天的中国已经有强烈的迹象表明：我们正在走入这种循环。新世纪开始后的几年中，在中国证券市场、银行系统以及土地市场中频繁发生的各种洗钱丑闻，已经将这种循环的疯狂性格展露无遗。中国四大国有银行正在紧密筹划上市募集，企图再一次用公众资金化解由于贪污渎职所造成坏帐，就是这种“化私为公”循环的最一个不断制造两极分化的典型的恶性循环。

有许多人曾经寄望于这种掠夺性的原始积累将是一次性的，从此之后，我们就可以像许多先发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按部就班的走入市场经济的坦途，这些依靠抢劫起家的权贵们就会突然转变为正经的生意人。中国 25 年的改革历史经验否认了这一点。实际上我们看到，从 1978 年开始改革到现在，中国的财富掠夺程度不是逐渐降低的，而是不断升高的，而 90 年代中期当中国改革进入要素领域之后，这种掠夺趋势反而是在不断加速的。事实上，只要体制是允许掠夺的和盗窃的，那么，通过抢劫积累财富的成本就会比正儿八经做买卖要低廉的多。而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抢劫成性的官僚痞子们甚至根本就不屑于做生意，他们完全可以将掠夺作为他们的终身职业。这些抢劫来的财富也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会重新进入已经十分拥挤的生产领域，这些财富的可能去处是，用于挥霍、炫耀以及进一步抢劫的资本。这种积累与其叫做“原始积累”，不如更确切的称之为“不断积累”，因为只要权力不受到约束以及权力仍然控制着关键的要素资源，这个积累就不会停止。换句话说，只要这两个条件被同时满足，这种“积累”就将是无止境的，不会因为某种偶然的“良心发现”而戏剧性的停止。而这两个条件恰恰是中国改革模式中所暗含着的，不可触动的前置条件（它甚至不允许被讨论）。其实，只要这两个条件被固定化，中国的分配模式就意味着将长期处于锁定状态。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大量不法资本所存在着的“清算恐惧”，将使得这两个条件进一步被强化。这种分配锁定所产生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其首要恶果就是，它使中国真正的民间资本始终被固定在低水平状态，很难产生市场竞争力。改革开放 25 年之后，中国民间资本几乎还没有产生一家真正有综合竞争力的国际级企业，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那些为中国今天的经济成就而陶醉的人们可能忘记了，中国今天的情形与 2000 年来贯穿中国历史始终的情形仍然非常相似。一个可以随意抽取社会资源的上层官僚机的下面，是汪洋大海般的小规模私营经济。这些产权保护屏障脆弱的私营经济，不仅很难形成现代的中产阶级群体，而且一旦遇到经济萧条或者上层财政危机，他们就会成为官僚体系剥夺的首选对象。这就是说，他们离破产或者贫困仅仅只有一步之遥。中国在改革中所形成的“积累循环”所导致的另外一个经济后果是，它将会不断更多的人们驱入贫困的深渊。这个后果在国民财富增长显著的时候，可能不会表现的那么明显，但一旦经济增长放缓，其效果就会非常清楚。实际上，90 年代后期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绝对贫困现象却有增无减。这说明，中国经济体系内部已经存在着日益加深的零博弈趋势。温州市一个小小的副市长杨秀珠一个人的“原始积累”就可以达到 3～5 亿人民币之巨，我们可以想见中国官僚体系巨大的“原始积累”已经在多么严重的程度上制造了贫困和剥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假设，经济增长是一架永动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官僚体系的原始积累，都意味着底层阶级的绝对损失。如果中国权力体系的原始积累不受到断然的约束，我们几乎可以断言 ，中国城市中所出现的贫困化趋势将仅仅是一个开头。与这种“ 原始积累 ” 趋势相一致，中国的阶层结构也将重新回到 1949 年之前，那就是重新创造一个人数不足全国人口 5％～10％，“但却几乎垄断全国文化阶层、官僚政权和巨大财富的统治阶级……这个统治阶级成分之庞杂和从大众中选拔贤才、维持自身地位及传统的能力。在世界社会史中首屈一指”（费正清语）。在这个上层社会的下面，是一个人口庞大但始终缺乏保障的下层。那些自称在上海、北京等等大城市惊喜的发现了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人们大概忘记这样一段历史 ，在半个中国社会的主流阶级了吗？尽管有各种媚俗的炒作，但到目前为止，中国中产阶级肯定还是一种与中国现实无关的想象 ，是我们对中国现代化实际进程的一种错觉，一种梦呓。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逐渐两极化的阶层结构。

与这种逐渐固化的分配模式及阶层结构像耦合 ，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也逐渐被锁定。仔细观察中国 25 年的经济发展，我们就会发现，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实际上有两个主要动力。一个来自投资，另外一个来自出口，而推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中最为重要的消费，却始终萎靡不振。中国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中国近十年的最终消费在 GDP 中所占比率平均为 59.5％，而世界平均水平却是 79％，相差将近 20 个百分点。如此巨大的差距，使我们不能不怀疑，中国经济中存在着某种严重的循环障碍。不过，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最终消费率在 GDP 中的比率已经形成了长期的下降趋势。从 80 年代开始，中国的最终消费率平均以 0.5个百分点左右的速度下降。在据称中国最发达省份之一的江苏省，这个比率在2002 年甚至下降到了 45.6%。低得不寻常的消费率，除了证明我们上面已经谈到过的分配严重不平衡之外，大概只能说明大多数中国民众的收入水平远远没有跟上 GDP 的增长步伐。在消费逐渐下滑的情况下，中国要维持 GDP 的增长，便只能越来越依赖投资与出口。但在 90 年代后期，中国经济的这种依赖已经达到相当反常的地步。在据称已经成功摆脱了亚洲金融危机之后 ，中国的投资率不降反升，2002 年达到 40％，而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汪同三先生估计，2003 年的全年投资率将可能达到 45％。请注意，中国现代史上最为荒唐的“大跃进”时期，中国的投资率是 51％。而在新世纪开始之后，中国的投资率正在迅速接近这一危险水平。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会遭遇“大跃进”一样的灾难性后果。但是，有一个后果则肯定是一样的，那就是，这会导致对国民财富的惊人浪费，使中国本已经十分严重的生产过剩情况进一步加剧。那么，为什么在产能过剩情况然如此严重的情况下，还会有如此高涨的投资热情呢？这可能是中国经济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秘密。这个问题我们留待本书的其他章节加以讨论。在这里，我们只想指出 ，中国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已经有日益锁定的趋势。理由非常简单，由于中国严重不均衡的分配模式已经趋于锁定，要想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这在中国一直是一个政治性任务，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失业率），就必须努力提高投资率（在中国目前政府仍然控制大量经济资源的情况下，这是一个最容易做到的事情），而大量效益底下的投资必然进一步减缓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收入增长的缓慢又反过来降低人们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这就要求有更高的投资率。如此恶性循环，其结果必然是一场非常痛苦的经济调整。然而，这种调整在政治上是很难被接受的。所以，在这个恶性循环还没有达到顶点的时候，我们将会继续看到中国低效率投资的进一步高涨。不过，已经有人警告，我们可能正在逼近这个循环的逆转临界点。

如上所述 ，改革以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另外一个强大发动机是中国的出口及外国直接投资。在内部消费能力远远跟不上快速膨胀的生产能力的情况下，中国只好将这种过剩产能向国际市场倾泻。中国超级出口能力在近几年来已经引起国际经济体系的极大关注。“中国制造”在发达国家所引起的洪水猛兽般的恐惧，正是这种超级出口能力的一个明证。不过，创造中国出口奇迹的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秘密武器，而是一个非常原始的手段：廉价劳动力。按照经济学家更喜欢的说法，这被叫做中国的比较优势。那么，这个比较优势“优”到了什么程度了呢？有人告诉我们：中国的劳动成本是日本和美国 1/50，它甚至比泰国还低一半。量的廉价劳动力的潜在供给也是外资大量涌入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到 2002 年中国的 FDI（外国直接投资）已经 527 亿美元，一跃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90 年代中期之后，FDI 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这一点，对中国沿海地带经济情况有观感的人们都会有非常直观的印象。完全可以判断，外部市场以及外部资本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支撑之一。这一方面固然说明了中国劳动力在国际市场中的巨大比较优势，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经济对外部经济体系的巨大依赖性以及潜藏与其中的某种脆弱性。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逐年攀升，在 90 年代中期之后，这个数字一直处于 45％左右（是美国、日本的一倍以上），这意味着，中国 GDP 的将近一半要靠与外部经济体系的交换来取得。这对于一个本应具有强大内部市场的大国经济体而言，相当异常。但在内部市场需求持续低迷的约束下，要想维持 GDP 的高速增长于不坠，恐怕只能进一步加大对外部经济的依赖程度。但是，如果想继续这一增长路径，就必须竭尽全力将劳动力价格固定在超低水平。由于劳动者的福利并不是中国各级政府的硬约束，而 GDP 却是。所以对于各级政府官员来说，不惜血本吸引外资而不是想方设法提高收入、增加内部需求就成为了各级政府官员的“合理”选择。在中国，各级政府吸引外资已经达到了非常疯狂的程度，而政府官员最重要的日常工作也就变成了频繁出席各种招商引资会议。但要成为中国庞大的招商引资竞争中的赢家，各级政府除了廉价奉送本地的资源（土地资源、税收资源等等）之外，剩下的就是竭力限制劳动力价格的上涨。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许多地方领导人一听到本地劳动力价格上涨就感到神经紧张的原因。在中国许多地方，外商投资企业（显然不仅仅是外资企业）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血汗工厂的新范例。将大量有强烈消费意愿的人口限制在仅仅能够维持简单再生产低收入水平之上 ，在总体上恐怕只能进一步抑制中国的内部需求。滑稽的是，这种长期来看延缓经济增长的办法正是以推动经济增长的名义出笼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中的巨大悖论由此可见一斑。在增长速度依然是中国各级政府官员最重要的政绩考量的角度看，极力营造出口和外资繁荣以掩盖内部需求的不足，仍然是中国各级政府最“理性”的选择（这个“理性”选择是由于中国目前官员的落伍的选拔标准以及政府对资源强大控制力量而成为可能的），我们很难在短期内看到中国经济如何或者有能力退出这一增长模式。但最近一个时期发生的种种迹象表明，这个模式正在走向尽头。一年多来人民币在汇率上尴尬突出的表现了这一点。人民币由于外汇储备以及出口能力等短期因素所面临的巨大升值压力，并不像许多人以为的那样，是证明了中国经济已经有多么强大，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有多么优越，而是透露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所可能迎面遭遇的巨大麻烦。透过人民币的汇率这面镜子，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幅极不协调的图画：宏观的强大（表现为贸易顺差和高额外汇贮备，使人民币有强大升值要求）与微观的羸弱（表现为严重的失业、企业盈利能力的低下，这使得中国很难承受人民币的任何升值）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为强大的宏观形象是以政府对民间财富的抽取作为代价的。以宏观数据计算，人民币不仅需要升值，而且完全可以承受升值。但显而易见的是，人民币的升值将对大量依靠国际市场生存的就业人口，以及中国的农民造成沉重打击，而对这些弱势阶层的打击势必加大中国的阶层鸿沟。这个原因，正是人民币升降两难的最尴尬处。不过，强政府在国内行得通，在国际上就未必行得通。美国、欧盟甚至包括像墨西哥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对中国越来越升级的“汇想要继续延续这一模式，我们恐怕只能将大量的剩余产能向非洲这样的地方倾销。不过，连中国自己广大的低收入人口都无法消费的产能，贫困的非洲又如何消受呢？无论从什么角度看，改变目前中国的收入分配现状，以增加中国内部需求，都是中国经济赖以持续增长的正途。但很显然，在中国经济分配越来越两极化的情况下，我们很难找到改变这种模式的具体办法。在目前的政治体制下，我们甚至很难看到改变这种模式的意愿。所以，我们可能只能眼睁睁的等待这种模式一直运行到衰竭并最终以灾难性的形式收场。

当今中国虽然在表面上呈现出了极其复杂的形态，具有难以概括的特点，但只要仔细追寻当代中国尤其是改革以来的历史，我们就能够很容易体认，无论是中国的分配模式还是与此高度相关的阶层模式和经济增长模式，其实都内生于中国具有强大钳制力量的改革模式。这个以官僚阶级利益最大化为核心的改革模式得以成立的基本条件就是，政治权力本身的高度垄断，以及政治权力对经济、文化等社会总体性资源的无监督的强有力控制。这一点，历经 25 年改革未曾稍变。换句话说，在对中国官僚体系——这个世界上历史最悠久，具有“无与伦比生命力”的政治体系，的监督和约束方面，我们还停留在 25 年之前，甚至更为遥远的过去。25 年来，这个古老的政治体系因缘际会，创造了让几代中国人都非常陌生的社会、经济景观。之所以陌生，是因为我们很难判断，我们今天对中国物质生活变化的感受，与洋务运动 、一战以及其他类似历史时期的中国人是否一致。然而，正如我们在上面已经揭示而且在后面章节中要更加详尽揭示的那样，一直蛰伏在中国改革中的政治幽灵，完全有可能反过来吞噬我们已经得到的一切，将我们再次抛入历史黑暗的轮回之中。无论这个轮回被赋予多么炫目的现代色彩，但在精神上它仍然是历史的一次简单而粗痞的重复。这种危险，由于中国文化转型在 90 年代之后又一次悲剧性中断而变得愈加可能。从任何角度讲，文化转型都是引导、维持、最后巩固社会转型最重要的基础架构。恰恰在这一点上，我们在 25 年的改革中失去了最多的时间。与那些在短期内能够发生深刻变化的经济体系、社会时尚相比，中国社会在后改革时期所出现的某种日趋固定化的精神指向，已经成为中国未来最致命的隐患。如果文化被锁定在一条歧路上，那么，中国人回头重来的时间就可能极其漫长。在某种意义上，在失去了原有的文化依托之后，中国人在近十年中重新堕入了某种“初人”状态。他们已经失去了对任何规则、制度、伦理的敬畏，剩下的只有对实力或者暴力的恐惧和崇拜。他们以最市侩的机会主义对待一切事务，一旦得逞，便飞快的贴现。他们不相信明天，蔑视人类一切美好情感和文明准则，以为那不过是他人获取利益而伪装出来的假惺惺的道具，但只要需要，他们就立即可以变为某种主义的信徒。他们只服从暴力的权威，在暴力圈定的边界之外，他们就完全失去了精神的依从，文化的指引、伦理的约束。简言之，他们是一群狡猾但完全丧失了自组织能力的原子化个人。中国人的这种文化选择是无奈的，因为仅在咫尺的，就是中国官僚体系在改革中不断“成功”的示范。在完全失去了对中国官僚体系的约束能力之后，中国人只能争先恐后的加入这种“市侩”比赛，以免在残酷的“物竞天择”中被淘汰出局。这其实就是我们在近十年的改革实践中所看到的文化事实。中国商界很知名的地产大腕王石先生，在 2003 年 9 月的中国企业家论坛上曾经放言说，自己从来没有行过贿，但在场的几乎没有任何人相信。我想，如果不是这个论坛规格较高，回报王石的可能就不是质疑，而是一阵狡猾的讥笑了。对此窘迫，王石先生感叹说，“这个社会的诚信危机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不过，司空见惯的行贿或随时有塌陷的危险。

在对待文化改造的问题上，我们将毛泽东与邓小平做一个比较将是非常有趣的。同为中国现代化的推进者，毛泽东显然要比邓小平更加看重文化改造在社会转型中的作用。他总是试图用唤醒人们精神力量的方式来实现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这一点不是偶然的，在毛看来，任何社会转型都意味着精神与道德的转型。“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文化改造的努力。毛对这种精神转型是如此迫切，以至于他不能够容忍慢吞吞的“改革”，而直接将它命名为“文化革命”。对毛泽东的激进性格深有了解的林彪，则干脆将它解释为“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林彪的附和虽然有奉承的意味，但的确是非常精到的。毛的“文化革命”无论在方向上还是方式上，我们都不能同意，但毛对社会转型文化本质的洞察显然具有入木三分的深刻之处，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就显得比毛要粗心得多。邓似乎没有意识到，市场经济不仅仅是一系列可见的制度、规范，更是隐藏在其下的对这些制度起着支持作用的文化和精神 。如果不将市场经济置于坚实的民主和自由的文化基础之上，市场经济不仅可能是短命的，而且可能是有害的（所谓“坏”的资本主义在现代化的历史上比比皆是）。邓的这种粗心和实用主义态度被中国的官僚体系利用了。他们以“改革”的名义将改革的精神不由分说的变成了私下里的“官僚内部人的利益最大化”，并冷酷地将这种不择手段的疯狂攫取贴上“必然代价”的标签。如此，改革就被中国官僚体系及其同谋者彻底置于了文化的流沙之上。改革变成了打引号的“改革”。

在中国经济学界一直有“改革旗手”形象的吴敬琏先生，在上个世纪将近结束的时候，用忧虑的口吻评论了中国改革。他说，“我常常觉得，改革后十年中，好像支持搞正正经经的改革的力量不是在增强，而是在削弱。光是靠一些知识分子的理念支撑，会是苍白无力的”。所以他将继续改革的动力寄托在中小企业家和民间力量的成长上，在他看来，如果这些力量不能成长起来，“就会越来越没有人支持一个有利于大众的改革”。吴先生一直以对中国现实的敏感著称，这一次看来他又说对了。不过，他将中国改革的后续动力寄托在中小企业和其他民间力量上，则是误判了中国的形势。且不说中小企业有没有力量（更没有组织性的力量），即便他们有力量，他们也只会同意有利于自己的“改革”，他们甚至只会同意短期有利于自己的“改革”。中小企业如此，其他阶层亦然。而那些知识分子（仅仅是很小一部分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改革，对许多人来说更是一种完全不切实际的“臆想”。此阶层眼中的改革，已经不是彼阶层所要的改革，甚至正是他们要反对的“改革”。中国社会文化对改革的整合能力已经完全处于瘫痪状态。所有的阶层都已经被动“适应”了官僚体系对中国改革的全面宰制。如果当今中国还有什么力量真正拥护改革的话，那么它们就是中国的官僚体系。他们垄断了改革，所以对“改革”的意义心领神会。官僚体系及其同谋者的地位越是不受挑战，他们投身“改革”，推动“改革”的激励就会越强烈。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的中国，官僚体系及其同谋者会成为“干部私有化”改革中最积极推动者的原因。而中国官僚体系在中国最新“改革”中空前的活跃程度，也反过来证明了，官僚体系对中国社会的言论钳制已经达到了何等窒人的地步。中国社会已经完全丧失了对官僚体系滥权的抵抗力，中国文化已经完全丧失了对改革的批判力和塑造力。改革本身正在成为问题。从 80 年代初期“人人都支持”的改革，到 90 年代“部分人支持的改革”，再到现在“人人都不支持的改革（官僚体系除外）”，中于历史的角落之中，生锈、发霉。改革死了，我们怎么办？

第三章 新阶级，旧景观

傅祥，是中国江苏省扬州市的一位下岗工人。20 多年前，他与许多知识青年一起，从江苏北部的一个贫穷的农村，回到了这座城市。然后，他进入一家皮鞋厂做了一名工人。从农民变成工人，这是傅祥人生中的又一次阶层转换。按照中国社会学家的划分方法，傅祥实际上已经跻身于了那个时代的城市“中产阶级”行列。的确，在这座历史上以繁华和富庶著名的中国城市中，傅祥的日子虽然远远算不上“中产”，但与绝大多数人没有什么两样。重要的是，他相信，“工人”的身份已经赋予了他某种职业和生活的保障——正如他名字的中文含义所寄托的那样，稳定而安详。在整个 80 年代，傅祥的日子是平静的。进入 90 年代之后，皮鞋厂的困境日甚一日，用卖不出去的皮鞋抵工资的情况经常发生。终于，傅祥下岗了。现在，傅祥住在他那间父亲留下来的已经残破不堪的住所中，每月领取190 元的下岗“工资”。傅祥的这间住所阴冷而潮湿，为了节省开支，傅祥在晚上已经很少使用电灯了。傅祥已经结过两次婚，白天，他经常将第二次婚姻留下的那个年纪很小的儿子独自锁在家中，自己出去找工做。无论是在他自己还是在别人的眼光中，经过 20 多年的变化，傅祥已经彻底的沉入了中国社会的底层。在接近 60 岁的时候，他的未来似乎变得一片黯淡。

傅祥的住所位于这座城市一个十分古老的街区。据说，这个街区是几百年前清兵火烧扬州时仅存的十八户人家，故名“十八家”。这个非常有历史的街区，这一次又通过傅祥的经历，演绎着中国最新近的一段历史。见证过中国改革开放25 年历史的人都知道，傅祥的经历只是中国最新一轮剧烈阶层分化的一个缩影。这种悲喜剧，正在中国广袤的地域上如火如荼的上演着。

八年多前的 1995 年，在写同一本书的同一章节的时候，我是这样写的： “中国社会正在从一个同质社会迅速的走向一个层次分明的社会；从一个差别很小的社会演变成一个差别急剧放大的社会。差别的形成过程正是一个社会内部能量聚集的过程。可以想象，在一个有着 12 亿人口的巨大社会中重新分层并制造令人目眩的财富差别，风险将是巨大的。那么这种不可避免的带有强烈掠夺色彩的重新分配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呢？是中国社会从此走向良性循环的契机，还是重新蹈入历史灾难的又一个拐点？这是一个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 。因为我们很快就会面对 ，中国社会所呈现出来的刺眼差别以及这种差别给我们日常生活所带来的强烈震撼。我们将看到肮脏混乱的贫民窟和富豪盈门的高级俱乐部所构成的鲜明对比。”

八年之后，傅祥的生活变化证实了这个预言。只不过，傅祥以及其他个案所显示出的绝对贫困程度，似乎已经超出了我们当初的估计。

农民，被隔离的底层

1992 年年末到 1993 年 6 月，四川仁寿县的农民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抗税“暴动”。这次暴动，无论是规模之盛，还是时间之长，都是中共建政之后的最高记录。现在已经广泛披露的资料证实，在这次抗议的最高峰时期，包围仁寿县的中国来说，这可能就意味着某种不祥的历史接续。在中国将近 1 个半世纪的现代化历史中，农民问题一直就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面相。也正是凭借对这个中国式问题的清醒洞察 ，中国共产党才从一个小小的革命集团而最后成为一个强大的执政者的。仁寿县，位于中国内陆省份四川，离省会成都不远。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四川、湖南、江西等内陆省份一直是中国农民运动的发祥之地。在平静了 40 多年之后，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又一次爆发在中国偏远的内陆省份，这很难说是偶然的。不过，仁寿农民运动最具有象征意义的方面 ，是它爆发的时间。仁寿农民暴动，发生在 1992 年年末，离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仅仅一年时间。1992年，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转戾点，是以城市为主的中国市场化改革一个大规模的重新启动时期 。此时，几乎所有的中国城市中都弥漫着一种“新纪元”的躁动，开发区遍地拔起，一夜暴富的财富神话四处流传，所有的城市人都被一种兴奋和焦虑紧攥着。城市在政治、经济、文化中的绝对优势地位，使资源在短时间内向城市迅速集中。而在这背后，并作为中国城市迅速抽取农村金融和财政资源的一个直接后果，农民迅速地暴动了！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中国现代化历史中，资源在城市的聚集与农民的生存困境，一直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就性质而言，仁寿农民暴动与半个世纪之前的农民运动并没有什么不同，不过是绵延于中国近代史中的众多农民运动中的最新一次。其重要性仅仅在于，它重新开启了长期困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农民问题的大幕。果然，在 1992 年之后，中国农村类似仁寿事件的农民暴动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在这个意义上，仁寿农民暴动实际上是将一个古老的中国问题以一种现代的形式又一次提到了我们的面前。从1979 年邓小平开始他传奇的农村改革，到 1992 年中国城市开始大规模的市场化改革 ，中国农村度过了十多年的平静时光，于是 ，农民问题退出了中国人的视野。时隔十多年之后，仁寿农民以“起义”的方式告诉我们：那只是一个假相。中国农民短暂幸福时光的结束，实际上也同时意味着，中国农村改革的最后一丝余荫消失了。这个发端于 1979 年的农村改革，曾经创造了当代中国最伟大的温饱传奇，其成果庇护中国改革将近 20 年之久。然而，当中国城市大规模的重启市场化的进程之后，中国农村在资源竞争中的天然劣势就立即暴露在了人们面前。与此同时，邓小平农村改革奇迹的过渡性和局限性也被暴露出来。如果说 1979 年之前，中国农民受到的是政治剥夺，那么 1992 年之后，在中国普遍的“伪市场化”的竞争环境中，农民受到的实际上是政治和“伪市场”的双重剥夺。自 1992年以降，中国农村的衰败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长期趋势。（在那次仁寿暴动中涌现出来的农民领袖张德安在的此后十年中持续活跃事实足以证明这一点）有外国农业专家估计，到 2002 年的时候，中国城乡的收入差距已经超过 1949 年之前的国民党时期。城乡收入差距的国际比较显示，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城乡收入差距为 1 比 1.5，超过 2 的国家极其罕见。而现在所有统计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估计都超过了 3。如果加上城市收入中的各种隐性福利，这个数据甚至达到 4～8倍。结合许多学者对中国内陆农村悲惨现状的切身描述，人们可以提出的唯一问题应该是：中国农村的“暴动”为什么会这么少？对此，中国学者秦晖先生精辟地评论到：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就是中国问题。由于对 1949 年之前的农民问题没有亲身的体验，我们很难判断中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是否已经超过 1949 年之前，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我们又遇到了一个老问题。

在中国发生的所谓邓小平奇迹，准确的说是一次关于解决农民问题的奇迹。而邓小平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办法其实非常简单，那就是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土地制度改革对于这个改革，中共一位老资格的农业问题专家曾经感慨的说，“在我过去四十年的农村工作中，前后两次真正看到党的政策发动了农民。一次是1942年在太行区黎城县的减租减息和退押运动（他当时担任该县县委书记）……第二次，就是这次建立家庭联产承包制”。然而，与邓小平所有的思想一样，邓小平关于农村改革的思想也带有明显的过渡性质。这个由邓小平的两位得力助手在四川和安徽率先试验继而在中国大陆广泛推广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虽然神奇的释放了中国农民的创造潜能（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简单”的发明无论怎么评价都不过分），使中国农业跃上了 1984 年的顶峰，但我们不能不看到，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中国农业和农村问题的环境已经大变，联产承包——这种曾经极大的促进了中国农业发展的过渡性土地制度的潜能已接近油尽灯灭之时。确切的说，这个主要以增加粮食产量而不是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为主要目的地土地制度的潜能早在1980 年代中期就已经释放到了极至。只不过，这一点远不如今日这般显眼而已。

1984 年之后，中国农业（当时主要体现在粮食产量上）逐渐趋于停滞状态，粮食价格的波动也趋于频繁。每一次波动之后，增加农业投入的呼声便会随之高涨。1993 年之后这种呼声更是声声不绝。但事实证明，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努力收效甚微。虽然中央政府一再强调农业尤其是粮食对于一个 13 亿人口大国的战略重要性，一再强调所谓“无农不稳”的古老训诫，但农业投入在全社会总投入中的比例还是不可遏制的下降了。中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农业投入占国家总投资规模的比例在 1978 年达到 10.3％的纪录之后，就开始逐年下滑，到 1994年的时候，农业仅占 2％，在扣除通货膨胀后，1994 年的农业投入实际上是－7 ％。不过，政府对农业投入的不足，并不是中国农业问题的要害，一个显见的事实是，作为一个有巨量农业人口的国家，中国政府不可能也没有能力补贴 8 亿农民。这样，对农业的投入就只能落在农民自己身上。但恰恰在这一点上，联产承包制构成了致命的障碍。在这种制度下，农民获得仅仅是期限相当不确定的经营权，而不是所有权，农民对土地收益预期的不稳定性可想而知。在整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期，人们经常可以听到对中国农民“短视和愚昧”的嘲笑，所谓“宁愿花巨资盖房，也不愿意花钱投入农业”。不过这种嘲笑除了证明嘲笑者自己的无知之外，更精确的刻画了中国现行土地制度的无能。事实上，在中国国有企业广泛试验过的“承包制”，也遇到了类似的产权困境。只不过，这种产权制度在激发企业承包者的短期行为方面，比在中国农民那里表现得更加露骨。最起码，中国农民还有一份对土地的传统感情依赖。在这样一种土地产权的安排下，农民除了维持最基本的生存所需之外，能够做的就是，尽量减少对土地的投入。基层官僚体系从个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出发，对农村地权的随意调整，也加剧了这一趋势。山西一位村支部书记甫一上任就立即废止了原来的承包合同。这位蛮横的基层干部对这种毁约行为毫不在乎，他说，“中央要求承包地 30年不动摇，我不管他那一套，我想怎么调就怎么调。”而这位山西村支部书记的一位河北同行甚至威胁农民：“谁敢往上反映就整死谁”。要紧的是，这种借助政治权力损害农民土地经营权的情况并不是个别的 。这其实说明，虽然具有法律性质的“联产承包制责任制”在表面上规定了农民的“经营权”，但通过各级官僚体系的侵蚀，真正到农民手上的，实际上连“经营权”都不是。在这样一种事实契约中，如果中国农民还拼命在土地上投入，那就只能证明他们的脑子真的坏了。事实说明，中国农民的脑子没有坏，他们非常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他们以减少对土地的投入来规避损失 。这种规避在 80年代末期表现为减少投入（官方资料显示，农民对农业的投入 1989年比上年减少２２.２％，1990 年减少 ３５.４％，1991 年更锐减３８.２ ％。），到 90 年代中后期则演化为大量撂荒，青壮劳力悉数出走。在今天的中国农村，可见一斑。

不管土地承包制度曾经创造过什么的人间奇迹，也不管那些想否定它的人怀有什么样令人生疑的政治动机，中国 90 年代直到今天的农村现实告诉我们，这个在曾经 7～80 年代十分灵验的土地制度，已经遇到了严重的麻烦。这个麻烦不仅来源于我们上面已经论述过的产权问题，也同样来源于这个制度中必然具有的小规模经营问题。土地碎化，规模不经济等问题本来就是中国特殊的资源禀赋所赋予中国农业的一个突出特色。在城乡分割，农民不能自由流动的情况下，这个特色导致了中国农业的“内卷化”困境。所谓“内卷化”指出的是这样一种情形：即在人多地少的特殊资源约束之下 ，中国农民在有限的土地上不断追加人力及其他投入，引发劳动边际报酬递减的趋势。如此，农民的耕种主要变成了糊口和生存，而不是指向利润。在中国的一些主要省份，人均耕地面积只有 0.76 亩，低于世界 0.8 亩世界土地警戒线标准。也就是说，在这些省份，人多地少的矛盾已经越过土地供养人口的极限水平（而提高农业单产水平总是有极限的）。显然，这个趋势构成了对现代化农业的一种反动。“内卷”就其英文本意的指向而言，指的是一种“退化”和“不发展”状况，与具有浓厚“进化”意味的“现代化”含义恰成两极。不幸的是，土地承包制度在部分解决了激励难题的同时，却继承了这个特色。在与其他先对代产业的竞争中，农业本身就具有无法克服的比较劣势，中国以户为单位的土地承包制度必然具有的小规模经营方式加剧了这种劣势。

无论是依经济之规律，还是征诸其他现代化国家农业发展之历史，规模经营都是中国农业难以逾越的一个的必经过程。然而，在中国谈规模经营，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到令人不寒而栗的人民公社时代。人民公社制度虽然有土地集中，规模经营的优势，但其衰败的内部激励机制却早已声名狼藉。1979 年后中国农业发展的历史经验也证明，现行的承包制度即便带有小规模经营的特点，其绩效也要比大规模的人民公社优越得多。如此，设计出一套既保留承包制得激励优势，有能发展大规模经营的土地制度，就找到了中国农业走出困境的钥匙。在我们的想象中，能够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的唯一一套制度，就是土地大规模的私有化。只有这样，土地才能够迅速集中在少数有经营水平的农民手中，并使中国农业在规模经营的推动下走出困境。不过，这种办法很难为现有的中国领导人所接受，且不论其意识形态上的背叛色彩（从某种意义上讲，土地平均分配，是中共流血革命的硕果仅存的最后一份遗产，任何中共领导人跨出这一步都必须承受致命的政治风险），单就其操作过程中所可能产生的巨大社会痛苦，就足以使任何一位中国领导人望而却步。素以铁碗著称中国前任总理朱基先生在 90 年代中期谈到农村股份制的时候，曾经隐晦的谈到了对土地私有化的担心。我们很容易猜想，他的眼前浮现出了这样一幅图景：大量失地农民在中国城市和乡村四处流窜，寻找着生存机会。胆小的卖儿卖女，胆大的则偷窃、抢劫、杀人越货。他或许在担心，中国会不会再来一次打土豪、分田地？对于有过 1949 年之前中国生活经历的人，眼前浮现出这样一幅骇人的图景或许算不上夸张。理解了这一层，我们就可以理解，中国领导人对土地私有化的疑虑并不完全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而是有着深刻的个人经历的因由。事实上，农村土地私有化的正确顺序应该是，先进城，后私有。但在当代中国城市已经进入排出劳动力阶段的时候，我们怀疑农村土地私有化的条件已经不复存在。的确，在城市不能为中国农民创造足够就业更好。中国城市失业率在 90 年代后期急剧升高的事实，增加了我们这种怀疑。农村问题在当代中国的严重性与复杂性在于：它几乎与中国城市的失业问题交织在一起。如果放任农民工进城，那么他们就可能与城市失业工人形成生存竞争，如果以提高粮食价格地办法将农民继续留在土地上，则可能对已然非常困苦的城市失业工人构成致命打击。

正是在这种左右支绌的情况下，为了稳定粮食价格和农民收入，朱鎔基先生在 90 年代中后期重新恢复了国家对粮食的收购政策。这一行政措施不但没有挽救中国农业的颓势（事实上，中国粮食产量自 1999 年之后连续四年下降），而且造成中国国有粮食系统 3000亿的亏损。这是朱鎔基先生的行政天才几次重要的失败之一。很清楚，现行农村土地制度中的小规模经营困境早在 90 年代中期就已经暴露得十分彻底，但直到今天，我们似乎都还没有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有迹象显示，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在 2003 年年末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文件上 ，中国新一代领导人这样表达了他们的突围欲望：“农户在承包期内可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完善流转办法，逐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适度 ” 一词昭显了中国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如履薄冰的心态。这种心态，与其说反映了中国新领导者的稳健风格，倒不如说反映了中国农业进退维谷的痛苦处境。然而，与这种以不变应万变的“悠然从容”相比，中国的农民却在飞快的滑向深渊。按照中国一位著名乡官李昌平先生的说法就是：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李先生为他这句警世之言提出的最令人触目的证据是，在他曾经管制的乡村中，经常有老人抓住他的手，告诉他，他们希望早点了结自己的生命。这可不是农民说着玩玩的，就在这位良心未泯的乡党委书记辞官后不长的一段时间中，他所在的湖北监利县就有四位农民自杀。

中国农村始于上个世纪 90 年代的又一次深渊之旅，由于另外一个因素而变得更加难以预测。这个因素就是 WTO。虽然有“聪明”的经济学家举出这样和那样的证据告诉我们，中国农民完全没有理由害怕 WTO。但事实却是，在加入 WTO 的当年，中国最具农业竞争力的几个省份就立即发生了“新东北现象”。在陡然面对国际竞争之后，中国东北地区部分农产品开始严重积压，其低下的竞争力被国际市场衬托得一览无余。2004 年中国在停止多年之后重新从世界市场上进口粮食，引起世界粮食价格波动。这个有力的迹象表明，中国农民的命运已经在相当程度上与全球市场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早在 1995 年，中国的大宗农产品如粮食、棉花、羊毛、油料等产品的价格就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国际市场的价格水平。只不过，由于当时封闭的市场环境，没有人过多的注意其中所包含的危险信息。当时的一则报道曾经透露，中国大量进口粮食的消息使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90 年代中国农业所显露出来的危险迹象被一位美国专家敏锐的捕捉到了。这位名叫布朗的美国学者将他的思考概括为一个耸人听闻的书名：《谁来养活中国 》。这本书在当时曾经激起了巨大的争论，也强烈的刺激了中国人的民族感情。但回想起来，这应该是有关中国农业问题振聋发聩的第一声。事实上，无论是从科技支撑、产权制度还是产业化程度，靠天吃饭的中国农业与发达国家的农业都不是一个数量级的。这个明显的不利因素，迟早都会发生作用。我们所不知道的是：它会以什么样方式展开以及这场竞争的残酷程度。日本、南韩以及其他国家农民屡见不鲜的农民抗议画面，为中国农民可能的生存境况提供了可以参照的蓝本。其不同之处仅仅在于，中国的农业人口有接近八亿之巨。或上挣扎的现状看，中国农民的确没有理由惧怕国际竞争，因为他们的处境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了。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许多经济学家对入世之后中国农民生存状况的乐观预测才是正确的。很显然，这种乐观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残酷的假设之上的：中国农民对恶劣的生存水平有着超强的承受能力。

除了中国特殊的农业资源禀赋和落后的土地制度之外 ，中国农民的悲惨状况还有另外一个重要来源，这就是笼罩在中国农民头上的庞大的官僚体系。有统计表明，仅乡镇一级，为了维持官僚体系的生存，每年就要从中国农民身上“创收”1840 亿元。

中国的学者喜欢将中国农民问题归结为所谓“三农问题（农民 、农村 、农业 ）”，但这个形象的概括却具有明显的误导作用，因为所有这些发生在农村的问题，其根源却在遥远的城市，在盘踞于遥远城市之中的官僚体系。现在已经很出名的农村企业家孙大午用朴实的语言概括了这种状况，他说，“问题在下面，根子在上面”。没有理解错的话，他所说的上面就是指的行政官僚体系。在 90 年代中期之后的中国媒体中，农村基层官员已经变成了中国干部队伍中最负面的典型。这造成了一种广泛的错觉，以为发生在中国农村的所有罪恶行为都是由这一群目无纲纪的基层干部独立制造的。中国农村基层干部确实有许多骇人听闻的纪录，但准确的说，他们经常只是这些悲剧的实施者，而不是导演者，真正的导演者是具有强大剥夺性的中国官僚体系，然而，他们却在农民看不见的地方。农村基层官员不过是这个层次复杂的官僚体系中的最低一层 ，是官僚体系这部噬血机器插入中国底层社会的一个个针头。这个位置注定了中国农村基层官员将在官僚机器与底层民众的冲突中扮演打手的角色，而在资源极其稀薄的中国农村，与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农民争夺生存资源，这个角色就必然会带有某种血腥的气味。中国媒体最近几年披露的事实说明，中国农村基层干部的暴力行为已有愈演愈烈之势。1999年 12 月，山西青年农民李绿松因上访反映村小学建筑中的经济问题，被公安机关抓到看守所严刑拷打之后，被惨无人道地割掉了舌头。其残忍和血型程度令人发指。

通常说来，即使有暴力的合法使用权，暴力手段都是一种成本高昂的选择。因为这不仅可能带来暴力的抵制，而且一旦事情闹大了，发展成为某种群体性事件，基层干部还可能受到上级的惩戒。李昌平就曾经成为过这种上级追究的替罪羊，原因是一位村民的自杀事件引起了高层震怒。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外界看来成本收益如此不合算的暴力事件频频发生呢？这实际上是在暗示 ，中国农村的生存资源已经稀缺到了值得以暴力相博的程度。在这个意义上，暴力行为发生的频度，实际上就是衡量中国农村生存资源稀缺程度的一个灵敏指标。虽然在少数城市化水平较高的沿海地区农村，基层干部手中的权力比较值钱，因而聚敛了可观的财富，但就大多数农村而言，普通基层干部（不包括那些我有实权的基层领导）的生存状态与他们的农民邻居相去不远。据我们所知，就是在江苏这样经济发达的省份，基层乡镇干部被拖欠工资的情形也经常发生，要注意的是，他们的工资水平本来就非常微薄。所以，在中国农村越来越频密的暴力背后，我们看到的不是底层官僚的人性扭曲，而更多的则是“国家”的疯狂。作为国家官僚体系的最低层级 ，中国农村基层官员的工资等基本生存资源以及更高级的诸如提拔之类的个人发展，完全掌握在他们的上级手中。而这些基本和高级需要是否能够得到满足，则取决于他们满足上级的程度。这就决定了，中国农村基层干部基层官僚无法从他们的上级那里获得完成任务以及扩张自我利益的必要资源的时候，压榨农民就成为基层官僚的唯一选择。从国家那里所借取的暴力“ 合法性”，以及农民低下的抗拒能力，使这种明显具有暴力性质的压榨获得了广阔的空间。据李昌平统计，仅监利一县，被非法关押过的农民就数以万计。只有当这种压榨不堪忍受，足以激发民变的时候，农民才会以“稳定隐患”的形式进入城市官僚体系的视野。而在平时，农民既不是他们负责和服务的对象，也不会对他们个人前程构成任何损害。正如农民看不见城市官僚一样，城市官僚也看不见这个数量惊人的底层阶级。在那些离农民更加遥远的城市官僚看来，农民不过是他们越来越疯狂的“政绩”攀比的一个工具，是他们维持日益浮滥的官僚系统运转的一个抽象的“税基”。显然，灾难发生在底层，但压力却来自官僚体系的上层。

汉学家杜赞奇先生曾经用“国家经纪”这个独特概念来描述中国官僚体系在基层与农民的互动。但与杜赞奇先生描述的那个时代相比，中国的今天的基层官僚已经基本上丧失了农民保护者的功能，走到这个谱系的另外一端，彻底蜕变成了“掠夺性经纪”。这种蜕变与中国官僚体系在 1949 年之后对基层更加成功的控制是一致的 。其中道理非常简单，因为基层官僚更多的已经不是出自民间的乡绅，而是国家的正式官员，他们所承受的来自官僚体系的压力远比来自农民的大。一位河南的镇党委书记对此深有感触，他说，“如果处理不好对‘上’的关系，更是不行，因为‘乌纱帽’在提在他们手上，随时可将你撤职，结束你的政治前途”。正是这位镇党委书记的前任，甫一上任，便大搞政绩工程，又是向银行贷款、又是向农民摊派（其摊派之多，相当于当地农民全年收入的一半），以至于最终激起民愤，导致数千农民围攻镇政府。在他的政绩工程还没有来得及兑现为进身之阶的时候，这位雄心勃勃的党委书记自己却被村民殴打入院。从这个倒霉的镇委书记的经历中，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中国农村基层官僚的一种激励来源。中国官场中的升迁虽然标准十分模糊，但经济增长（实现这种增长最简单易行的办法就是修造那些看得见的形象工程）则是他们向上流动一个必不可少的硬指标。对于转型期的整个中国官僚体系，这个指标关乎政权的合法性，对于各级官僚，这个指标则关乎他们向上流动的机会。在短期内制造快速的经济增长，需要对资源的集中和密集使用，于是大肆借贷、摊派、竭泽而渔就成为中国官场中一种十分流行的取悦上级的手法。很显然，中国基层官僚许多荒谬的举止都来源于中国官僚体系给予他们的不当激励。而这种目标恰恰是中国官僚体系最高层以“国家建设”的名义逐级分解、传递下来的。在这个意义上，基层干部许多看似乖张的行为实在不是他们个人的率性之为。不然，我们就难以解释这种行为为什么会蔓延得如此广泛。我们一直强调，中国改革的一个隐含逻辑是官僚利益的最大化。这样，中国官僚的行为激励中就不仅包括了政绩的极大化，而且也同时包括了个人财富的极大化。财富最大化所引发的自我激励虽然没有政绩激励那么具有合法性，但其激励强度并不亚于政绩激励。经过改革 20 多年的摸索，中国官僚甚至能够将这两种看似冲突的激励非常巧妙的融合起来，（例如，他们利用公共建设将个人财富和政绩最大化的结合在一起）中国官僚体系对时代精神的“适应”能力实在让人惊叹。不过，在这种令人惊叹的“适应能力”背后，则是官僚体系对民间财富的极大化抽取。只有这种力度的抽取，才能够满足新时期中国官僚体系在政绩和个人财富两方面同时膨胀起来的欲望。与毛泽东时代相比，中国官僚体系显然更多了一种抽取民间财富的激励。作为中国的政治边缘和社会底层，中国农民是离官僚体系决策过程距离最为遥远的一个集团。不幸的是，他们还是谈判可能将农民直接驱赶到生存底线之下，制造出庞大的“博命集团”（这是吴思先生一个精彩的发明），此类博命集团在中国 2000 年的王朝循环中扮演了十分显眼的角色。很多人都已经注意到了，从 1998 年开始中国农民收入进入了一个新的下降周期，农民纯收入增速急剧放缓，大幅落后于 GDP 增速，其中 1997 年为增速 8.5%,1998 年 3.4%,1999 年 2.2%,2000 年进一步降到了 2.1%。这远远落后 GDP 的增长速度。不过，几乎很少有人追问为什么是 1998 年？其实原因非常简单，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后果开始在国内发作，官僚体系维持经济增长的压力骤然增加，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这种压力的一个后果。这种“积极财政政策”的压力通过官僚体系逐级转嫁，最终落在了最弱势的农民头上。所以，农民收入“选择”在 1998 年开始下降，并不是偶然的，它是某种财政和经济危机的结果。由此观之，农民收入实在是中国经济和财政状况的一个晴雨表。

在中国改革之前，官僚体系对中国农民的抽取是通过行政手段直接实施的。有人曾经计算过，1952 年到 1986 年，中国官僚体系以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名义从农村抽取了约 7000 亿元，这笔在当时十分巨大的财富通过官僚体系直接流入了城市。国家工业化，是当时中国官僚体系的合法性源泉，因而成为各级官僚默会的政绩依据。改革之后，这种抽取并没有停止，只是口号变成了“经济增长”和“改革”，而其手段也由单纯的行政抽取变成了行政和市场的双重抽取。据中国一位社会学家的估算，改革之后，仅仅通过无偿义务工，国家每年就从农民那里拿走 1000～2000 亿元。同样是这位社会学家的估算，1985 年之后，由于国家取消了对农村教育的拨款（中学生每年每人 31.5 元，小学生每年每人 22.5 元），改由农民自筹经费，这一项“改革”，国家又从农民手中每年隐性“ 改 ”走了 300～ 500 亿元。难怪有人将中国农村税收政策讥讽为“负累进”制度。如果加上诸如金融等更加隐蔽的市场化手段，国家以“改革”和“经济增长”名义从农村抽取的则可能是一个惊人之数。体现在统计所谓比例上则是：农村为国家贡献的税收占国家税收的 26％，而得到的财政拨款仅占 9％；与此同时，农村为国家银行系统提供了 1/3 的存款，却只得到了 1/10 的贷款。这等于是在说，改革前后，中国官僚体系对农村的抽取并没有丝毫好转的迹象，只不过名义变了，手段变了。这一点，并不能因为农民绝对生活水平的提高而被掩盖。改革之后尤其是 80 年代中期之后的农民状况更准确的描述应该是：农民创造了更多的财富，却遭到了更凶狠的掠夺。

这个结论可以从 80 年代中期之后，农民与其他阶层越拉越大的收入差距中直接观察到。农民企业家孙大午先生由于集资而遭到了拘捕，表面上是因为他违反了某种不合时宜的金融法规，而实质上则是他妨害了某种“国家能力”，因为金融这种配置资源的市场手段在今天的中国仍然是官僚体系从农村抽取资源的一种行政渠道。理解了这种因果关系，我们才能完整的理解孙大午的遭遇。也只有将农村统摄于改革时期整个官僚体系的框架中，而不仅仅是把农民局限在与基层干部博弈的框架中，我们才能完整的理解今日中国农民的困境。农村问题，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本质上都是一个城市问题。这种本质，在中国最近几年中国城市化最为迅猛的时期，表现得极其尖锐。城市化，究其本意就是将农民城市化，而土地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本则是农民融入城市化进程的根本。然而，恰恰是这种资本，却遭到了无情剥夺。粗略的统计是，改革开放以来，城市政府通过征地（实际上是一种强买）剥夺了农民至少 5 万亿之多。

中国农民，作为一个社会阶层，虽然规模巨大，却具有天然的分散性，其动他们受剥夺的程度几乎完全取决于官僚集团的良心和自我约束。但中国 2000 年的历史以及我们对中国近 20 多年改革时代的体察都告诉人们，这是非常靠不住的（这其实是一个常识）。否则，对官员有着最为完备的道德训诫体系（里面充斥着亲民、爱民以及自我约束的劝谕）的中国就不会发生那么多破坏性的王朝更替了。我们经常可以听到中国的官员感慨说，我们农民多么好呀。他们是在赞美中国农民的超级忍耐力。他们也经常将社会稳定的希望寄托于中国农民的这种驯顺性格上。的确，只要剥夺没有超过生存底线，中国农民就是人们眼中的顺民、良民、贱民，但如果超越这一底线，中国农民就会立即显示出他们的另外一种历史面目：暴民。贱民和暴民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之间实际上只有一步之遥，或者根本就是一体两面，角色的转换瞬间就可以完成。承平时期压榨贱民，危机之时防范暴民，中国官僚体系 2000 年以来的基本职能总是在两极之间来回摇摆。走出这个怪圈的唯一出路，就是将农民变成拥有平等法律权利的现代公民。但可悲得很，在号称进行了 20 多年现代改革的中国，无论是在统治者那里还是在被统治者那里，我们都还没有看到这种意识的萌芽。一位社会学家在与中国河南省的某个地方当局探讨艾滋病人（这个地方地农民由于卖血而造成艾滋病大规模感染）的救助时，从地方官员那里得到的答复相当令人震惊：“你们为什么这么关心他们？这些人，让他们自生自灭吧。”地方官员对农民的这种态度实际上是一种不不祥的征兆，它意味着，一旦危机席卷，农民仍然会扮演他们反复扮演过的传统角色。暴民是临时聚集在一起的破坏集团，没有长期的组织目标，不善于谈判，也不屑于谈判。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破坏和颠覆。1993 年的时候，中国出现过一本争议极大的著作《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在书中，作者将中国的八亿农民比喻成“活火山”。火山平时看上去与其他的山头没有什么两样，恰如今日沉默、厚道的农民，但一旦开始喷发，就会在短期内发泄出巨大的能量。就其短暂、猛烈、无明确先兆的特性而言，将中国农民比喻成“活火山”无疑是神来之笔。有人将阻止火山爆发的希望寄托在压制农民的结社权利上，寄托在精英分子与农民集团的疏离上，以为如此一来，农民就只有在分散状态下逆来顺受的份，但这恰恰是危险所在。因为暴民集团从来就不需要什么严密的组织，也不需要什么长期目标，他们甚至也不需要所谓精英人物。把他们聚集起来仅仅是一种共同的情绪。而这种情绪可能只需要一个简单的信号，一个莫须有的谣言，一个敢于登高一呼的山大王，就能够在刹那间掀起风暴。事实上，从中国过去十多年中连绵不断的小规模的暴动中，我们已经看到这座活火山又一次周期性活动的迹象。毕竟，中国农民被剥夺的太久了。他们发动了这一次的改革，却在半途中又一次被改革抛弃了。一位研究人员在将南非的各种数据与中国比较之后惊讶的发现，中国农民受到的虐待远甚于种族隔离之下的南非黑人。她得出结论说，农民是中国一个被隔离的“种族”。巴尔的摩日报记者 Frank Langfitt 为这个结论提供了强有力的经验根据。他说，在他访问过的一个湖北农村中，有 38 户家庭由于无力缴纳税收，被当局拆除了房屋。最后，这些农民不得不跟他们的家畜生活在一起。虽然我们相信，这些农民的悲惨生活只是一些极端案例，但这种事情发生改革 25年之后的中国，无疑对中国农民的整体现状具有极强的指标性意义。这种文明社会很难容忍的现象不能不使我们怀疑 ，中国农民的现状离我们在理论上推导出的那种“贱民”究竟还有多远？这个“卑贱的种族”是不是已然走在了他们熟悉的“揭竿而起”的造反之路上？发达的现代通讯技术，暴力技术以及迅速的赈济能致的对现代化的阻断作用，已经被中国近代历史多次见证过。到目前为止，就我们阅读和亲历所及 ，中国农民还仅仅将他们的愤怒集中在他们看得见的基层官僚身上，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永远不会对整个官僚体系的合法性提出挑战。2001年最后一天，江西万载县发生伤亡惨重的鞭炮爆炸。当有记者问道“为什么要从事如此危险的职业”时候，村民们的回答令人震惊而又悲凉：与其饿死，不如炸死！这个极端的案例说明，中国部分农民的选择实际上只是在不同的“死法”之间而已。对生存境况这种清醒而又绝望的自我意识，实际上证明，中国农民已经对整个社会秩序的合法性发出了愤怒的质疑。再往前走一步，就可能是“与其炸死，不如战死”。对当局者来说，这已是一个再清晰不过的信号。它强烈暗示，在经过 25 年的改革之后，中国农民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又一次被驱赶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他们会在我们这个让人眩晕的中产阶级时代幕后发动一场突然袭击吗？

1932 年，一位美国青年怀着由来已久的好奇来到了神话中的中国。然后，他在北京租下一座豪华的宅院，开始了他为期四年的中国之旅。他就是后来成为美国汉学巨擘的费正清先生。多年之后，费正清先生是这样为同样好奇的美国人解读中国神话的，他说，他看到了两个中国，一个是乡村中国，另一个是都市中国。这两个中国有着巨大的反差，他甚至评论说，如果日本人扩大侵略，“农民将会默默的欢迎他们，因为农民的处境不会比现在更坏了”。费正清先生“两个中国”的发现是如此的锐利，以至于成为研究中国问题风靡一时的重要范式。令人悲哀的是，70 年过去了，这个范式仍然具有十足的解释力，吸引着我们这些后辈晚生的注意。难道我们真的还停留在费正清见证过的那个时代吗？抑或，它们仅仅是相似而已。

塔吊上的农民工，悬空的阶级

陈荣祥无意中做了一次新闻人物。为了讨要工资，他爬上了位于北京一所工地的塔吊。那是他和他的伙计们打工的地方。在 30 米高的塔吊上“示威”了三个小时之后，陈荣祥如愿以偿，为他的几十位民工兄弟讨回了工资。最后，这位65 岁的老人用一个令人吃惊的动作结束了这次“示威”行动，他颤抖地双腿跪下，口中连连有声:“给各位添麻烦了”。陈荣祥的这个故事发生在 2003 年 11 月 3 日，地点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在这之前，在中国的各个大城市条中已经有一系列类似的新闻发生。民工们以自杀的姿态爬上闹市最醒目的高处，或申诉冤屈、或讨要工资。这种在 2003 年渐成“时尚”的抗争方式被媒体形象的归纳为民工的“跳楼秀”。很难判断民工们这种有点“超限战”意味的行为是不是从媒体的报道中模仿到的，但各地民工纷纷采取这种以命相博的表达方式则证明，他们在都市中的生存状态正在急速滑向底线之下。毕竟，这种独特的“广告”方式中包含了很高的生命危险。陈荣祥就是这样无意中成为又一篇“都市新闻”的主角的。在平时，陈荣祥们是很难被都市中的“中产阶级”媒体注意到的。只是当城市中又发生新的刑事案件的时候，人们才会偶尔联想到他们。所以陈荣祥们要采取这样一种极端的表达方式来唤起人们的关注。不过，以生命为赌注的广告方式并不是陈荣祥们在城市生活中的主要姿态，他们更典型的姿态是：下跪。陈荣祥一个无意识的下跪动作，将中国民工在都市生活中的艰难和屈辱刻画得淋漓尽致。2003 年一系列农民工故事的最高潮是，中国总理温家宝亲自出马为一位重庆农民工追逃工资。

像陈荣祥这样被人们称为农民工的城市新移民 ，在中国的都市中已经聚集了一亿之众。无疑，他们已经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阶层。据中国的历史学家们考证，中国今日之农民工可以在很早以前找到它的对应物，中国唐代即有“雁户”。“雁户”是对那些往还迁徙于故土与异乡之间的民户的称谓。由于其习性与因季节而迁移的雁相近，故谓之为雁户。就这种生活习性而言，今日的农民工一族与古代的雁户的确有神似之处。不过，无论就原因、规模还是对未来中国的影响，我们现在看到的农民工都与中国历史上的“雁户”不能同日而语。

1949 年之后，毛泽东采取严厉的行政手段将农民成功地禁锢在土地之上。农民获得了土地（不久之后就被“共产”掉了），却失去了自由。长达 30 年禁锢以及生育政策的失误，使中国的农村中囤积了巨量的人口。这个堆积在土地上的人口压力，在邓小平的改革之后开始逐渐向城市释放。从 1979 年农村改革到 90年代初期，农民向中国城市释放人口压力的过程是缓慢和有节制的。早期农村改革的奇迹让中国农民误以为，只要他们在自己狭小的土地上努力精耕细作，增加单产，就可以继续保持他们温饱闲适的农耕生活。所以在这一时期，城市人们看到的农村移民主要是木工，油漆工之类的“技术移民”。可以说，他们主要是受到比较利益的诱惑而主动进入城市的 。但中国农村严重失衡的人地比例以及迅猛推进的市场化逻辑，很快就显示出了其本来的狰狞面目。中国农民发现，农村改革所带来的幸福时光不过是一种短暂的幻觉，继续留在土地上，可能连生存都会成为问题。从此之后，中国农民开始以势不可挡的主动姿态冲击城乡户籍界限，向城市移民的速度骤然加快。转折发生在 1992 年，这一年，农民工人数从前几年的低位突然爆增到 4000 万。这个数字在 92 年之后逐年膨胀，到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时候已经达到 8800 万之多。与 80 年代的民工相比，现在这支游离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巨大群落已经具有截然不同的性质 。因为他们是迫于生存压力而不是比较利益而离开土地的，他们是再也回不去的一群。他们是没有未来的城市人。他们是没有过去的农村人。这也是为什么 92 年之后的农民工大多云集在凭“身体”吃饭的低级工种上的主要原因。1994 年春节前后，当北京市民突然发现“源源不断的民工从地铁口涌出，从各路公共电汽车上挤下来的人流，向站前广场猛跑”的时候，《北京日报》以忧虑的笔调写道：“民工潮，一个跨世纪的难题”。这是一个有远见的新闻标题。但作者恐怕很难料到，跨世纪的十年之后，这个难题已经被抹上了越来越悲观的色彩。让我们用数字来描述一下这个难题的现状。即使以最低的城市化比率 60％计算，中国还将有三亿农民移民城市。这意味着，我们要在短时间内在这片土地上再建一个国家。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农民工已经远远不止是一个跨世纪难题，而是一个世界的难题。如此大规模的移民工程，在世界历史上几乎还从来没有出现过。不要以为我们可以从容地度过这一过程，时间并不站在我们这一边。中国农民在进入新世纪后越来越深重的困境显示，中国城市可能正在面临着一次更加凶险的人口洪峰。中国历史告诉我们，农民——这个在平常被人们视而不见的底层阶级，一旦流动起来，就会立即凸现出它的威慑意义。也正是从这个角度看，农民工才是代表中国农民重构中国社会的主要力量。于是，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实际上就是解决中国农民工的问题。

解决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不外乎如下几途。一是将农民禁锢在土地上，让农民在土地上自生自灭，周而复始地演绎马尔萨斯式的冷酷故事。这个毛泽东的办法不仅是不人道的，而且也被证明是失败的。否则，邓小平的改革大概也不会发生了。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第二个办法是所谓的就地转移。这就是在中国农村普遍试验过的乡镇企业之路。这个在上个世纪 30 年代由社会学家费孝通发现并推广过的农村改革路径，在中国 80 年代终于开花结果。其迅速的崛起，引发了无数人的好奇心。出于某种误解，一些海外学者对乡镇企业模糊的产权模式推崇备至，寄予了极大的期望。公平的说，沿海乡镇企业在整个 80 年代的确在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方面发挥了始料未及的作用。资料显示，在 1978~1986年之间，乡镇企业创造了 5700 万个工作岗位，可以说居功之伟。这激发了许多不切实际的热情，以为中国真的找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这种热情很快就为 90 年代之后的事实所冷却。1993 年之后，中国乡镇企业以每年7％的速度倒闭，吸收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急剧减弱。在 90 年代中期的时候，我们曾经预言：“90 年代后期，随着乡镇企业的技术升级以及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中国乡镇企业排出（注意，不是吸纳）劳动力的趋势将进一步加剧。乡镇企业作为 80 年代城乡分割的特殊环境中发展期来的特殊工业模式，其大量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过渡性功能将告一段落。形势的发展显然比我们的预期更加迅速。现在，即便在沿海地区，辉煌一时的乡镇企业也已经成为了历史名词。他们大多数消亡了，少部分变成了私营企业。而在内地农村，那些一度雨后春笋般的乡镇企业更成为见证中国农村又一次“大跃进”的历史遗迹。“离土不离乡”的工业化模式在经过短暂的繁荣之后迅速破灭的事实证明 ，中国的工业化模式很难脱离现代化的一般轨道而另辟蹊径。中国农民根本不可能在自己的熟悉的土地上实现他们与现代化结合的梦想。使他们与现代生活方式融合起来的唯一起点，就是他们十分陌生、甚至恐惧的城市。但恐惧归恐惧，生存的欲望将压倒一切。这个压力将最终碾碎中国农民延续了几千年的“土地之恋”，驱赶他们义无反顾地涌入城市。城市，是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第三条出路，也是唯一的出路。事实上，80年代主要指向乡镇企业和沿海地带的人口流动趋势已经为向中心城市流动的趋势所取代。在转了一个大弯之后，中国被重新纳入现代化的既定轨道。90 年代之后，中国大城市中澎湃汹涌的民工潮正是这一铁律在中国历史上的具体展开。现在的问题是 ，中国城市是不是已经为他们准备了足够的职位 ，中国城市中的“上等人”是不是具备了接纳一个与自己完全不同的族群所必须的宽容精神？揭开所有思维上的迷乱，中国农民问题的实质其实就在这里。除非我们对现代性存在另外一种理解，那么，中国的所谓农村问题，根本上就是一个城市问题，是中国城市能不能，愿不愿为这些乡下人提供温饱生活的问题。

30 岁王福林是贵州（这是中国最贫穷的省份之一）的一位农民，为了孩子的学费和父亲的医疗费，准备到 2000 公里之外的杭州打工。一路上，老实巴交、战战兢兢的王福林经历了小偷的抢劫、警察的嘲笑。当两天之后终于到达杭州火车站的时候，他身上的最后一点盘缠也被当地的地痞洗劫一空。情急之中，这位绝望的农民攀上了一个 20 米高的巨幅广告的支架上——这是为一年一度的西湖节准备的广告牌。面对早上如潮的上班人流，他高叫着想唤起人们的注意 。然而，他听到的是罗马斗兽场般的兴奋尖叫：“跳，跳！”，“你跳下来的时候，跳漂亮点”。王福林真的跳下来，摔断了肋骨和髋骨。带着惨痛的记忆结束了他的城市之梦。与那位北京的农民工陈荣祥相比，王福林是不幸的，但却更能代表中国农民工在城市中的普遍遭遇。

民间日常用语往往比学术概念更能传达事物的本质信息，“农民工”就是这样一个包含丰富社会学含义的日常用语。中国社会学家孙立平先生对这个词语做出了非常经典的阐释。他说，“农民工”这个词并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职业和身份的混合物。“农民”是他们的身份，“工”代表他们的职业。显然，这是一个包含了强烈贬义的称谓，其传达出来的信息是：不管“农民工”现在从事的是什么职业，但他们的身份依然是低贱的“农民”。中国城市对农村移民的歧视在这个充满蔑视的命名中就开始了。从 90 年代初期开始，中国农村移民在城市中的大规模存在已经很长时间了，但“农民工”这个名词却沿用至今。距离的接近不仅没有销蚀隔阂，相反却赋予这个名词以更加具体的含义。现在，“农民工”这个词已经更多的与愚昧、狡诈、犯罪联系在一起。至多，他们只是供人们怜悯的对象。江苏省一位共产党的高级法官在总结她的一次调查时充满敌意的说 ，在她调查的地区中 80％的犯罪纪录都与“外来人口”有关。她所指控的“外来人口”显然就是“农民工”。这部分是事实，但这个“事实”却是与另外一个“事实”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农民在中国城市中所受到的无所不在的排斥。这种排斥不仅体现在城市人口对农民工的“文化排斥”，更体现在行政当局的制度性排斥中。为了保护城市人口的就业，中国许多城市行政当局在 90 年代中期之后，制定了诸多限制农民工就业的政府文件，毫不遮掩地实施“种族隔离”政策。这些文件明确规定了“农民工”不能参与竞争的职业。虽然近几年来中国与“种族隔离”毫无二致的户籍制度已有所松动，但它不仅进展缓慢，而且为更多新的隐性壁垒所抵消。在一次规格非常高的户籍改革讨论会议上，当某省主观官员提出他的户籍改革方案时，他遭到了中国几个最大城市领导人的激烈反对。中国城市领导人的意识如此，体现在政府政策和制度上的歧视就非常容易理解了。社会工作者喜欢将这种排斥称为“集体排他”，但在中国称它为“制度排他”可能更为准确。这种制度排他与中国城市人口的“个体排他”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中国城市对外来农村移民的巨大排拒力量。这种排斥有时候是以惨无人道的暴力形式表现出来的。2003 年 12 月四日，在中国东北城市哈尔滨 ，一位向建筑老板讨要工资的农民工徐殿彬竟然被残忍的砍断了手筋。

对中国农民工一份调查显示：改革之后，有过外出务工经历的人比没有外出务工经历的人再次外出务工的比例反而比没有外出务工经历的人少约 6 成，而在改革前的一些时期，有过外出务工经历的人比没有外出务工经历的人外出务工的这个比率高 2.3 倍。对这个调查，人们可以做出各种解释，但有一个结论则可以肯定，农民在城市中所受到的排斥并没有什么显著改善。许多其他的关于农民工态度调查也证实，进城农民工返乡的意愿相当强烈。这说明，农民工在“现代城市”中与他们在落后乡村中的生活质量可能相去不远。对于很多农民工来说，城市只是他们人生一个短暂的驿站，而决不是他们生活方式的终点。他们在城市中，依然以地缘的纽带构筑着一个个乡村共同体。从农村到城市，只是从底层的一端走到了底层的另一端，地理位置的改变并没有使他们更接近更加文明、更加制度性的向上流动渠道。在遍观北京农民工困苦的城市生活之后 ，一位作家愤然写道：

……

我们流浪，从 80 年代到又一个世纪，

我看见这个城市日新月异，万家灯火；

没有一盏属于我，弟兄们，没有一盏是我们的。

武装警察越来越多，防暴队伍有特殊的任务，

从东单到西单，他们要保卫权威和一种幸福，走去又走回；

他们在寻找你和我，弟兄们，他们在寻找你和我。

这位作家的观察是准确的。他暴露的是这样一个冷酷的事实，在中国城市，

农民工受到的不仅仅是歧视，而经常是一种赤裸裸的虐待。在春运拥挤的列车上，落在农民工头上，但尤以农民工为甚。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能够期望他们回报城市以勤奋、诚实，变成守法的公民吗？如果中国城市尤其是城市管理者不能以文明的心态来对待这些必然要到来的新成员，那么，中国就只能永远是农民的国度。一位中国学者说得好，中国农民的要求歧视非常简单：以平等的身份进入市场。除此之外，别无他求。

不过，中国城市管理者对农民在意识和制度上的排拒，并不是农村移民进入城市的唯一障碍，它甚至不是最重要的障碍。只要有一丝生存的希望，中国农民都会凭借他们超乎寻常的生存能力挤入城市。哪怕是为那些典型的“血汗工厂”打工。所以，中国农民工的问题其实可以归结为：中国城市是不是能够为他们提供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工作。恰恰在这一点上，我们看不到希望。

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这个软腹部开始的，但不幸的是，农村改革的成功并没有激励城市改革的进一步加快，相反，却为城市提供了巨大的剩余，使中国城市改革的长期异化获得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如果没有这种可供攫取的资本“剩余”，中国城市可能早就被逼上了全面改革之路。中国改革得路径选择也可能比今天要健康得多，其提供就业机会的能力也可能比今天的要宽广得多。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对于中国整体改革究竟是祸还是福，是在是一个未定之数。或许，这需要今后的历史来下结论。但有一点是现在就可以肯定的：中国城市改革的长期异化不仅是中国城市自身变得日益虚弱，而且也为中国农村改革的最后到位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对于这一点，一位美国学者严肃的提醒到，“…… 如果为整个社会提供了经济改革基础的中国农村改革试验，却因为国有企业的利润问题而终结，这将是一个巨大的不幸”。这个预言中的不幸，今天正在成为现实，并结出苦涩的果实。虽然中国的 GDP 制造机仍然在高速运转，但年年攀高的失业率和每况愈下的第三产业的增长率，都为中国的 GDP”奇迹投下了极不协调的阴影。它似乎在暗示我们，中国是一个很难用常理看待的经济政治实体。但无论如何，中国的失业趋势以及第三产业的增长趋势（这是一个容纳就业最多的产业）都已经表明，中国城市的就业容量正在接近极限。在中国城市中的耳闻目睹可以部分证实这种理论上直觉。如果情况果真是这样，中国城市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排斥力量就将是无法抗拒的，歧视和制度性的排斥都将成为无足轻重的因素。事实上，中国经济危机导致城市人口被迫向农村转移的情况已经不止发生过一次。中国农民问题专家温铁军将这种人口逆向迁移幽默的比喻成“城市人口的上山下乡运动”。“上山下乡”是中国文革期间为了减轻城市人口压力而迫使年轻人离开城市的一项政策。虽然这项政策挂着意识形态的幌子，但其本质原因却是城市自身的经济危机使然。不过，在失业情况如此严峻的今天，中国经济即便没有危机，哪怕只是轻微的放慢增长，都可能引发类似人口排出现象。当然，新的历史环境中的人口排出形式可能既不是“上山”也不是“下乡”，而是一大批人彻底的沦入生存底线之下，而首当其冲的可能就是这批新的城市移民——农民工。他们既无“山”可上，也无“乡”可下。因为随着耕地的不断减少和人口的不断膨胀（有统计指出，二○○○年至二○三○年间，大陆占用耕地面积将超过五千四百五十万亩，由此导致的失地和部分失地农民将达到七千八百万人），中国今日农村人均资源的匮乏程度已经远非毛泽东时代可比。一份中国社会学家的调查显示，在中国年轻一代的农村移民中，不会、不愿以及由于耕地太少无法务农者的比例高达 70％。这意味着，他们已经是一群不工不农、不城不乡的边缘成中国历史上标准意义上的“流民”。所谓流民，即是指那些无法顺利出卖身体的人，而当身体都无法出卖的时候，身体就可能变成暴力的资本。看看中国那些争先恐后的卖血者，我们就能知道，中国农民工与流民之间的距离实际上是多么的接近。一场不起眼的经济停滞就可以促成这种身份的彻底转换 。而在我们看来 ，问题重重的中国经济随时都可能发生这种停滞和衰退。在今天中国，所谓城乡壁垒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身份壁垒，而是那些高高在上的房价，毫无着落的就业机会，远在天边的教育及医疗保障，不断升高的城市生活成本。这些已经悄然挖出的鸿沟像一道更加坚实的围墙将农民牢固地排拒在城市（化）之外。如此观之，一支历史上最大的流民队伍已经在当代中国昏睡的意识之外悄然成型。这支流民队伍的规模已经占到中国现有城市人口的 20％以上（1 亿/4.5 亿），而且有源源不断的候补人员。如此巨大的流民规模对任何社会来说，都是一支令人胆寒的摧毁力量。

中国农民工大多集中在建筑、餐馆、发廊、搬运、街头摊贩这些边缘性职业中。这些职业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靠身体吃饭，其待遇和职业稳定性都相当差，对经济波动极为敏感。中国新华社的记者从 2003 年七月起，对一位来自湖北仙桃的农民工彭红平进行了一次跟踪采访。在短短的 115 天中，这位 26 岁的湖北农民更换了 11 次工作，有 60 天处于失业状态。应得工钱 925 元，遭到老板克扣后实得 415 元，平均下来每天只有 4 元。他吃不饱饭，并且经常露宿街头。不过，这并不仅仅是彭红平个人的独特遭遇，有调查显示美，有 37％的农民工曾经遭遇过身无分文的境况 。然而，这些难以置信的数字远远不能描绘这位现代“苦力”在城市生活中的屈辱、艰难，其生存状态远远超出我们理论上的合理想象。如果一定要描述的话，我们只能说，这是一个盛世中看不见的“悲惨世界”。专门研究中国企业情况的汉学家高家龙曾经为我们描述了 1910 年代上海工厂的生活情况。在日资的内外棉纱厂 ，工人们可以获得廉价的住房，虽然七到八人同主一间，但租金非常低廉，仅仅相当于月工资的 1/50，这些工人的集体宿舍有电灯、自来水、厨房。不仅如此，内外棉纱厂还“为工人支付于工作相关的工伤或疾病的医疗费用。”相较于一个世纪之前的民工生活，彭红平的遭遇让我们仿若隔世。虽然我们没有更加准确的数据描述当今中国农民工的生活工作状况，但彭红平的故事却大体上反映了中国农民工在城市中的“职业”处境。在 2003 年 10 月中国国务院的新闻招待会上，中国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梁嘉琨透露：“中国煤矿每年死亡人数接近 6000 人基本上都是农民工”，农民工由于被拖欠薪水而被饿昏的悲惨报道也时有所闻。这些广泛的报道和证据表明，中国存在着数量惊人的“血汗工厂”、“血汗工地”、“血汗公司”，而中国农民工就是这些血汗行业劳动力的主要供给者。无论这些血汗行业在经济上多么“合理”，它都是对社会人道底线的尖锐挑战。最为关键的是，它对中国的脆弱的社会稳定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因为这无异于说明，数量庞大的农民工已经沉浮于生存线上。跨越一步，他们就无法维持最简单的再生产。

到目前为止，就我们观察到的情况而言，中国城市中的农民工都是以地缘的纽带小规模的聚集在一起，这种“共同体”给了他们相互帮助和相互救济的最后庇护。但谁也不能保证，如果情况长期得不到扭转，这些现在还在起到稳定作用的“共同体”会不会变成一个个小型的犯罪集团。发生在中国湖南省的张君案，就是这个可能发展的一个具体例证。事实上，那些失去了地缘共同体庇护的民工把我们置于相当痛苦的伦理困境中。值得注意的是，有组织的犯罪已经是底层反抗比较高级的形式。由于有组织的，公开的政治反抗行动风险巨大，底层社会对秩序的反抗一般会采取风险较小的形式。这些形式包括偷懒、怠工、装糊涂、开小差等等。与有纲领的、正式的反抗相比，这种反抗是潜在的、个体性的、随意的，避免了高昂组织成本，所以被称为“隐藏的文本”。2003 年的中国民工“跳楼秀”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隐藏的文本”。“隐藏的文本”是一种不容易被观察到的反抗形式，虽然它可能对社会秩序的效率构成重大伤害，但却很难被当局视为一种对政权具体的威胁 。当局的这种懈怠和错觉很可能为底层反抗的进一步组织化发展提供机遇和时间。显然，中国农民工中越来越普遍的个人和有组织的犯罪正在超越“隐藏文本”的初级形式。有许多社会学调查都显示，中国新一代农民工比他们的父辈受过更好的教育，但对现状却有比他们父辈更加强烈的不满。他们中间的未婚比率相当高，因而家庭对他们的传统约束力很小。这为农民工进一步的组织性抗争贮备了情绪和人员基础。如果有精英加入领导和组织，就足够构成一种强大的挑战力量。依当代中国精英们的傲慢眼光观察，中国农民工群体中没有精英，因而不足为惧。但他们不该忘记，就在不久之前的中国历史中，这个群体中就出现过毛泽东这样具有强大行动能力的精英分子 。而今天的孙志刚不过是这种精英一张模糊的面孔而已。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似乎是一个底层革命特别频繁的国家，近有毛泽东的革命、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远则有无数的底层造反运动和王朝更替。这应该使我们对底层革命抱有更高的警惕和敏感。底层革命从来就是“瞬间”出现的，不会给出明确的提示和预兆 。因为它的基础早已经成熟。用这个角度观察今天的中国，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离这种革命的距离实际上并不遥远。2003 年年末发生在孟子故乡山东邹城市的一起骚乱事件为这种发展提供了一些具体的背景。

2003 年 10 月 27 日，山东邹城市城管队在追打一名卖油饼的小贩时候，当场将这位小贩碾死。第二天，上千名愤怒的市民冲击市政府和市委，并冲入办公楼将许多办公用品砸碎。

虽然我们不妨以最恶的心态来揣测中国的城管以及其他执法人员，但碾死小贩应该是一个意外事件 。然而，当一个意外事件变成引发一场骚乱的原因的时候，足以证明人群中早已经储备了相当强烈的情绪。“意外事件”只是一个触发点，只是一个证明骚乱合法性的理由，是一个“号召”骚乱的信号。这种“借题发挥”的技术，我们几乎可以在所有大大小小的群众运动中发现。在社会情绪比较平稳的时候，人们一般会以个案的方式来寻求问题的解决，群体性骚乱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形式，毕竟这种方式隐含着对参与者的巨大风险。所以骚乱其实并不仅仅是寻求具体问题的解决，而是指向“整体”解决的一种集体行动。在邹城事件中，这种集体行动的边界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以那个无辜丧生的小贩为象征物的下层阶级。一个集体象征物的不幸遭遇，能够立即引发一场集体行动，说明这个集体对自己的处境已经有相当清醒的自我意识。我们的经验以及相关的调查都显示，大部分农民工都自我认同为“城市中的农村人”。在这个意义上，农民工作为一个群体，自我认同度比传统产业工人的还要高，其群体边界也更加清晰。他们甚至通过衣着就能一眼识别自己的同类。换句话说，这个集体已经具备了某种程度上的阶级“自觉”。这种“自觉”也同样在邹城骚乱事件具体指向中呈现出来。骚乱人群不是直接去殴打城管队员或冲击城管队泄愤，而是直接冲击市政身。在骚乱者眼中，城管队只是另外一个阶级——压迫阶级的象征物。在这里，阶级与阶级的界限已经泾渭分明。在近几年的报道中，发生在中国城市中类似邹城这样的“意外事件”已经屡见不鲜。这有力的提示我们，所谓“意外事件”其实一点都不意外。在这些看得到的意外事件之下，可能还隐藏着一个看不见的“庞大而系统”的叙事。而这个历史性“叙事”的主角之一就是那个无辜惨死的小贩所象征着的农民工阶层。这个阶层不仅数量惊人，而且联结着两个与自己面貌酷似的群体——农民和越来越壮大的城市边缘群体。基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大致可以判断：更大规模的底层运动已经为自己找到了最基础的群众。现在的问题是，他们能被积极和理性的组织起来吗？如果不能，他们会不会成为某种临时聚集起来的横冲直撞的破坏性力量？一壶持续升温的水总是要开的，不是以这种形式，就是以那种形式。

工人，关键的少数？

在经历了 25 年的改革之后 ，中国的工人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领导一切”的主宰地位跌落到今天几乎社会最底层的地步。1992 年之后，这个跌落的过程开始加速，至今没有停顿的迹象。如果说 1992 年之前，这个过程只是以某种缓慢、不为人知的方式进行的话，那么在 1992 年之后，这个过程就变得清晰可辨了。这种加速的变化，对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工人正在开始产生某种质变性的心理冲击。

把工人夸张和吹捧为中国的“领导阶级”当然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虚张声势，但中国工人在改革之前的优越地位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那个时代，与农民相比，工人是一种身份，是一种城里人的标志。与知识分子相比，则更是一种政治待遇。中国知识分子哭着喊着争取了几十年，好不容易被最高当局恩准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才觉得自己翻了身，免除了“异己分子”的嫌疑。但今非昔比，短短十几年过去之后，如果你再将知识分子当作工人的一部分，恐怕就不再是一种抬举，而是一种羞辱。在中国改革之前，唯一比工人优越的大概就是中国的干部阶层。即便如此，其经济上的分化和差距也是非常不起眼的。有人将中国工人比作改革前中国的类中产阶级，的确是非常有道理的。如今，所有这一切都已经变成了中国工人的苦涩回忆。而这个昔日曾经是中国社会稳定中坚的“老中产阶级”，也正在成为中国执政者眼中的心腹大患。所有的调查都显示，工人是中国25 年改革中受损最大的一个阶级。对于这一点，中国工人感受至深。1994 年在北京八个城区所进行的一项调查揭示，有 57.9％的工人认为自己的收入处于中等以下水平，认为自己处于中等以上水平的只有 7.4％。这表明，早在 90 年代初期 ，中国工人就对自己的地位跌落有了相当明确和一致的认识，而且评价极低。在当时，这其实是一种预感。十年之后，中国工人的处境不仅证实了这种预感，而且变得愈发阴暗。2002 年 8 月～9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在辽宁下岗工人中做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有高达 80％的被调查者认为中国社会公平程度较差。虽然这项调查的样本有些特殊，但却基本上代表了工人对中国改革的态度。实际上，在工潮和抗议此起彼伏的今天，此类调查多少显得有些迂腐了。（职业声望调查：报告 116）然而，这究竟意味着中国工人作为一个强势集团在渐次退出历史舞台，还是意味着他们正在以一种被压迫者的姿态重新进行的一次集结呢？

在改革之前，作为一个阶层或者一个集团的中国工人，虽然是附庸于政权的一种力量，但其阶级和集团意识却是非常强烈的。每一个工人都可以意识到他是这个集团或者这个阶级的一份子。这种强烈的自我意识部分要归结为宣传机器的灌输，部分要归结为工人阶级在经济、政治以及身份上的明确地位和边界。改革之后，中国工人作为一个阶级的这种自我意识逐渐瓦解了。由于职业分际在改革之后是个人地位变动的主要因素，所以中国工人曾经非常强烈的阶级意识被一种朦胧的职业归属所取代。人们不再用自己所属的阶级地位来解释自己在改革中的命运，而更多的是以自己的职业来解释这种变化。不过，与这种趋势同时发生但显然更加强烈的趋势则是一种无助感。在切断了与政权的传统联系，而官办工会完全成为摆设的情况下，中国工人在 20 多年的改革中逐渐被切割成一个个分离和孤独的个体，基本上失去了与集团、与社会的制度性联系。换言之，他们彻底失去了保护。中国工人这种自我认同的消解和危机与中国社会的碎片化趋势是一致的。事实上，具有传统马克思主义观念的中国国有企业工人队伍的不断萎缩，以及工人职业和人员成分的不断复杂化，都在不断削弱中国工人传统上的阶级意识。然而，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阶层，中国工人的意志不可能彻底消失，它总会以这种或者那种形式表现出来。当原子化的趋势发展到极至，当自由蜕变成孤苦无助的时候，人们就会有强烈的重新凝聚的需求。我们今天看到的，不仅是中国工人从传统的“领导阶级”沦落为一个“受剥夺阶级”的低潮时期，也同样是他们作为一个最新的“受剥夺阶级”重新凝聚并开始发挥作用的时期。这种趋势在中国的失业工人中间表现得尤其明显。失业工人是中国改革中受创最烈的那一部分，其生活水平大多已跌至绝对贫困状态。对这种让人刻骨铭心的生活变化，他们百思不得其解。一位家住沈阳铁西区的失业工人告诉《华尔街日报》的记者： “我们这些人本来是有工作的。我们有过自己的生活，我们还有过钱。因此当政府说它不能为我们所有人安排工作时，我就是不明白。”显然，这是一种夹杂着绝望的迷茫。这种情绪在中国的失业工人中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中国失业工人会不会成为中国工人重新凝聚其集团意识，并催生中国新型工会组织的先导者，我们不得而知。但作为一种强烈的意志，它肯定会显示其力量。以任何标准衡量，中国失业工人的数量都已经达到了爆炸的边缘。危险的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个群体的规模不仅将在高基数上继续膨胀，年龄结构也将日趋年轻化。与农民相比，工人的生存方式决定了，一旦失去工作，他们就可能立即沦为赤贫和饥饿状态。对此，我们恐怕很难寄希望于中国形同虚设的社会保障网络。以我们对中国分配机制的了解，如果我们能够稍微延缓中国贫富分化的零博弈趋势，可能已是最高目标。所以，由最先苏醒的中国失业工人为主导的中国工人，将成为影响中国未来的又一股重要力量。这个力量并不会由于工人的职业和收入分化而彻底消失。相反，由于失业工人生存状态的绝对贫困化而会变得更加具有烈度。与中国庞大的农民群体相比，中国工人可能是下层中的少数，然而，其组织性和认识能力决定了，他们可能是关键的少数。而失业工人则是这些关键少数中的关键。

对这种不断汇聚，随时可能掀起风暴的社会潜流，中国领导人早在 90 年代中期就已经隐约的察觉到。1996 年，中国当时的最高领导人江泽民就通过《工人日报》安抚中国工人：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绝对没有降低工人在企业中主人翁地位，也绝对没有改变工人阶级在我们国家中的领导地位。接着，他重申了毛泽东时代的理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写进《宪法》的。江的这段谈话表明了国领导人做出了种种努力，以改善中国工人的境况。但 GDP 迷信所造成的执政偏差，以及官僚利益最大化的恶性发展，都使局面进一步恶化。2002 年一项在东北四城市对下岗工人所做的调查显示，过去 5 年中生活情况变坏的受访者达到 6成以上，而情况变好者则微乎其微。面对这种现实，当局的安抚简直就像一场精心谋划的骗局。对于这一点，中国工人心知肚明。他们现在已经非常清楚，他们既不是什么主人翁，更不是什么领导阶级。他们只是不公正改革中的最新一个牺牲品，或者某些人眼中的“改革代价”。等待他们的将是更多的失业，更多的压榨和更黑暗的未来。公正的看，工人尤其是传统产业工人地位的非主流化，是现代化的一个必然趋势，但在财富不断增长的同时有如此之多的人陷入绝对的贫困，却很难用这样的逻辑加以解释。准确的说，中国工人受到了官僚利益集团的掠夺。这种掠夺将自己包装成一种必然的历史规律，以便让“牺牲”者们心悦诚服的接受。但显然，这只是一个谎言。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改革必须以一部分人的牺牲为代价。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种牺牲必须像中国失业工人这样惨烈。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那就只能证明，这种改革不仅值得怀疑，而且必须加以反对。实际上，中国工人目前的悲惨处境根本就不是所谓历史的必然，而是特殊利益集团假借改革巧取豪夺的结果。如果真的有什么必然的话，那它就是中国改革特殊政治逻辑所决定的必然。而这种改革逻辑本身却是人为的。中国东北一位高级领导人在谈到工人失业的问题时候说，“我们在清理一个历史时期留下的包袱。”他所说的历史时期显然是在指中国的计划经济时代。在中国，将所有改革问题都归咎为“计划经济”是一个非常时髦的“理论”。但在失业工人亲眼看到他们昔日的领导们在一夜之间就能积累起巨额财富的时候，他们会相信这是真的吗？

在 90 年代中期，当中国工人第一次遭遇大规模的“下岗潮”的时候，中国城市中曾经广泛流传着各式各样的下岗工人自杀的故事。一个流传在湖南某地区的版本是这样的。一个孩子由于很久没有吃肉，在市场上偷回了一块。当孩子的父母得知这一块肉的来历后，羞愧难当。于是，他们背着孩子在肉里面放入老鼠药，一家三口自杀身亡。当被问到这个故事的真实性的时候，讲述者言之凿凿：当然是真的，就发生在我们隔壁那家停产的玻璃厂中。

在 90 年代中期，这种具有明显寓言结构的故事，更多的是弥漫于中国工人中焦虑情绪的一种投射，其发生的概率与其流传的广度并不相称。但现在看来，这类故事已经全然没有了当时的夸张和渲染成分。有非正式的统计表明，失业工人在中国自杀者中占有相当比率。这说明，许多失业工人的生活挫折已经达到了他们个人的承受极限。今天，当这种悲剧真正发生的时候，人们似乎却不再热衷于传播。这或许是人们已经习惯了悲剧，学会了残忍；也或许是人们正在准备这个故事的后半部分。的确，就中国的改革的进程而言，中国工人在改革中的故事还远远没有讲完。

对于中国工人 ，中国官方媒体要么大肆夸张个别人下岗之后发财致富的童话故事，要么就以一种虚伪的同情号召他们“重头再来”（中国一首广为流传，其中充斥着对失业工人廉价同情的歌曲），但却对他们作为一个集体的历史命运只字不提，装聋作哑。

准确的说，中国的改革是中国共产党逐渐缩小的其控制圈的过程。这种控制对农民和其他城市边缘阶层来说，意味着更多的禁锢；而对工人来说，则意味着更多的保护（虽然它同时也带有强烈的禁锢色彩）。所以，当农民和城市边缘阶么幸运，因为他们更多的是失去了保护。中国改革在转入城市之后，实际上就是一个工人逐渐被逐出保护圈的进程。如果我们以中共政治权力为核心，按所有制性质以及在权力基础中的重要性画出几个同心圆。我们就会发现，最接近政治权力核心的是国有大型企业，其次为地方国有中小型企业，最外围则是各类地方的集体企业。在整个城市改革中，分布在最外围的地方集体企业最先失去保护。他们甚至在改革之前就已经被打入另册。我们曾经预计这些企业中的工人将是城市改革中最早的受难者，这一点在 90 年代中期就已经非常明确。1995 年在湖北省26 个县市的进行的一项失业调查现实，集体企业的职工占失业者的比率为 69％，国有企业职工占 31％。几乎在同时，在全国 35 个大中城市中，国有企业职工的工资增长幅度超过集体企业职工的一倍以上。集体企业职工的工资增长幅度甚至低于通货膨胀。现在，城镇集体企业已经成为历史名词，他们要么破产，要么已经被“私有化”了，职工中的绝大多数都沦为了无稳定职业的城市边缘人员。如今的年轻人恐怕已经不知道集体企业为何物了。不过，集体企业职工的遭遇很快就落到地方国有中小型企业的职工头上。在 90 年代中后期，中国进行了一场秘而不宣的大规模私有化，主要就是针对地方中小型国有企业的。在这个过程中，大量工人以极低的代价被推入社会，成为事实上的失业人员。这个过程在中国内陆省份进行得非常彻底，强盗私有化的掠夺色彩也非常充分。为企业工作了一辈子的职工几乎没有得到任何补偿便被迫成为“自由职业者”。与此同时，官僚利益集团的内部人却借原国有企业的土地或资产买卖成为“新富阶层”。地方国有企业与政治权力核心的距离较远，在经济上也不具备战略价值。而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这些企业甚至成为地方政府的包袱。他们被抛离于政治权力的保护之外，实在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1995 年，在保护成本越来越高昂的情况下，中国领导人为国有企业改革提出了“抓大放小”的战略，所谓“放小”正是指的这一批企业。“放”只是一个好听的说法，其实质是将国有企业职工作为包袱甩掉。这成为中国 90 年代中后期如火如荼的“内部人私有化”的一个重要的政策背景。而国有企业工人也成为了这种官僚利益集团“原始积累”的首要侵害对象。根据《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提供的数据，中国国有、集体单位职工人数从1990 年的 1.38 亿人减少到 1999 年的 9900 多万人。不难推断，这其中大部分人已经成为毫无保障或者保障很少的失业人员，构成了城市贫困阶层的又一重要来源。与进城的农民工相比，中国国有和集体企业失业工人虽然同处中国城市社会的底层，但他们的地位落差要比农民工大的多，受教育程度以及组织性也要比前者好的多。这个区别决定了，如果境况得不到改善甚至继续恶化的话，他们将是中国城市中首先点燃动荡之火的一群。事实上 ，中国城市中已经习以为常的静坐、示威和抗议活动，主要就是这批失业或者即将失业的国有企业工人所组织的。与无组织的农民工相比，失业工人不太可能成为城市犯罪暴力犯罪的主体，他们主要采取群体性的威慑办法，比如集体性的上访、静坐。工人们在原来企业中所形成的群体关系（比如居住地的集中），为这种活动提供了基本的组织基础。但如果他们彻底失去了与原来群体的联系，或者这种以前形成的纽带不再能够起到最后的组织和庇护作用，失业工人的生存就会面临两种选择。一是以个人的形式加剧城市中暴力活动，另一个就是结成更有效的新型组织，比如自由工会等等。这是一个很容易推导的结论。纵观 90 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工人的抗议活动，工人基本上是以原企业为基本组织形式的分散活动 ，在口号上也是避免采取激怒当局或治性诉求，也往往只是指向某个具体单位，具体个人的腐败行为，而不将这种诉求拔高到制度与体制层面。这显示了工人在中国这块特殊土壤上运作政治的娴熟技巧。不过，在进入新的世纪之后，中国工人的走向正在开始发生新变化。一方面是城市暴力犯罪不断高涨，其突出标志就是爆炸、投毒等恐怖事件已经开始走入人们的生活；另一方面则是跨企业、跨行业抗议活动的出现。2002 年 3 月 11日，辽宁辽阳市 6 个企业的 5000 多名工人联合行动，走上街头抗议。这次抗议活动表现出了一系列不同的特点。其中最值得记录的有如下几条。第一是跨行业及企业的联合。这种联合抗议在 90 年代几乎从未出现过。显然，由于意识到单打独斗的无效性，中国工人们正在跨越中国共产党最为忌讳和警惕的“有组织、有预谋”的抗议界限。与“有组织、有预谋”的特点必然联系在一起又一个特点是，辽阳抗议罕见的出现了工人领袖。这实际上是中国底层社会草根精英的雏形。出于杀鸡禁猴和分化的一贯策略，当局逮捕了三位工人领袖。中国当局这种传统策略并不高明，这很可能迫使这些底层民众走入地下，从而鼓励暴力集团的出现。这是一条不应该再重复的常识。在辽阳抗议中所表现出来的第三个特点，是抗议的政治色彩。辽阳抗议的口号已经不再局限与纯粹的经济目标，工人们不仅要求调查市领导，厂领导，而且要求直接与中央及省负责人进行对话。很明显，工人已经开始从政治的层面来来理解自己的处境并直接诉求政治的解决方案。他们已经意识到，他们困苦是一种政治压迫的直接后果。历史一再表明，如果工人的经济斗争长期没有得到合理的结果，他们就会逐渐将斗争转向政治领域。在中国，政治斗争的可能是存在的，而且也是现实的。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中国工人本来就不陌生，何况，这在中国本来就是一个事实。辽阳工人抗议发生在 2002 年全国人大召开的同时，这个时间显然是精心选择的，这与以往那些因为意外事件被临时号召起来的抗议活动具有明显的区别。这似乎说明，中国的工人领袖们非常懂得什么时候采取行动可以达到最大的政治压力效果。辽阳事件虽然不是规模最大的，却是 1949 年中共建政之后最值得记录的工人运动 。如果说辽阳事件还仅仅局限于中小型企业的话 ，那么 ，与辽阳事件几乎同时发生的大庆事件则代表中国工人有组织的抗议活动已经开始延烧到大型和特大型国有企业之中。 2002 年 3 月 4 日，中国大庆——这个在毛时代一直是中国工人阶级“圣地”的地方，5 万名被迫买断工龄（变相失业）的工人包围了大庆石油管理局机关大楼，抗议企业管理层的腐败和背信。虽然这次抗议不久即告平息，但它的规模之大，地点之特殊，却预示着中国国有企业工人的失业问题可能已经跃升到了新的层级、新的阶段，一个更加宏大的故事即将揭幕。像大庆这类国有大型企业和特大型企业，是最接近中国政治权力核心的部分，是现有政治权力赖以生存的命脉。只要中共作为一个执政党的政治意志还存在，这些企业就会受到政治权力力所能及的保护。但大庆事件似乎表明，中共对这些企业的保护能力和保护意愿都在逐渐减弱。中国国有企业一直充斥着大量的冗员，企业盈利能力极其低下，这一点对国有大型企业也不例外。随着国内市场的必然放开，这些国有大型企业将直接面临跨国公司的竞争，其被垄断利润长期掩盖着的低下的盈利能力将暴露于世界巨头的强大的火力之下。大量的裁减人员将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长期趋势。中国执政者即使有心保护，也可能无力回天。实际上，大庆事件就是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之中。这个背景是，中国石化公司为了在国际证券市场上融资而被迫满足盈利标准。不过，大庆的遭遇可能只是中国国有融资。四大国有银行位列中国大型垄断企业中最垄断最大型的核心。这些企业的裁员动向预示着中国国有企业工人新一轮的失业高潮可能已经开始。裁员可能无法避免，但腐败却断然可以矫治。可以打赌，只需将中国官僚利益集团每年巨额的挥霍费用（比如养车费用，吃喝费用、出国旅游费用以及其他数不清的奢侈浪费）转移支付给弱势阶层，中国的企业转型过程就绝对不会像今天这样痛苦。可悲的是，我们完全看不到这样的可能。2002 年中共十六大之后，中国各地区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最疯狂的国有资产出让高峰。在完全缺乏媒体监督、并购市场形同黑箱的情况下，这种国有资产出让完全可以定义为官僚利益集团的内部人盗窃。有许多人认为中共不愿意搞大规模的私有化，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中共不愿意搞的仅仅是“大众私有化”，而对“权贵私有化”则比谁都热衷。这本来就是中国的官僚改革的一个逻辑结果，是一桩问都不要问的事情。现在的问题早已经不是要不要私有化的问题，而是怎样私有化的问题。可以预计，随着中国“权贵私有化”在更加广泛的程度上的迅猛展开，将会有更多的中国工人被剥夺掉他们赖以保障的国有资产。同样可以预计，在中国社会创业成本极其高昂、社会保障系统如付阙如的条件下，将会有更多的中国工人加入失业大军，然后沦为社会边缘和底层。这简直就是一场纯粹的政治灾难

从总体上看，在改革之前，中国工人是一个非常主动的阶级，虽然他们同时也是一个盲从的阶级。在改革之后，中国工人逐渐变成了一个非常被动的阶级。在主流媒体中，他们甚至变成了一个无声音的阶级。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的表达渠道被堵塞，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对中国改革抱有某种单方面的幻想。这一点，在“64”事件中表现得相当明显。一位深知内情的共产党干部在回忆“64”事件时，心有余悸地说，“幸亏中国工人没有整体性的介入‘64’，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工人对中国改革的被动姿态。这种姿态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他们成为了中国改革中受损最大的一个阶级，成为了一个在政治上无效的阶级。中国工人在改革中的这种姿态与中国知识分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正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在改革中各种激进的“表达”，他们才成为了中国改革中除官僚利益集团之外的一个相对受益的阶层。这证明了一条中国式的真理：会叫的孩子有奶吃。如果中国工人没有独立的声音，他们进一步遭受侵害将是一个必然的结局。然而，侵害是有底线的，中国工人的目前的处境显示：我们可能正在逼近这个底线。当这个底线到来的时候，中国工人的被动姿态就可能转为主动，并在政治上重新“有效”。 这等于是在说，在未来的若干年中，中国底层阶级在规模不断膨胀的同时，还将被注入一批关键的成员。如果考虑到一批边缘知识分子可能掉入这个阶层，那么，一个规模庞大，具有阶级自觉的中国底层阶级实际上已隐然成军。这将是一股巨大的山洪，一旦遇到社会或经济危机，就可能夺路奔涌。我们无法预料这个山洪会不会爆发，也无法预料它在什么时候爆发，但它以及它所携带的能量却是真实存在于我们这个社会中的。这是一股被长期压缩着的，具有深刻挫折感的力量。它是惰性的，但一经激活就会迸发强烈的攻击性。不断增加的中国城市失业工人可能就是激活这股能量的一种关键成分。

现在，我们可以大致描述一下中国的底层社会所涉及的人口规模了。中国城市工人的总规模大约在 2.5 亿左右（加上进城务工的农民工），除了少数境遇较好之外，绝大部分都生活在强烈的相对剥夺感之中，其绝对的生活保障也相当脆弱。如果加上中国的农民，这个下层阶级的人数应该在 9 亿之上，这占到了中国手段和精英人物的匮乏，更使这个阶层处于毫无谈判和博弈能力的软弱境地，其束手就擒的受剥夺地位即由此而来。也由此，这个人口比例中的主流阶级变成了边缘，变成了与经济分配无关的人群。这与他们的素质和个人努力无关，而更多的是由于制度原因诱致的。

相对于资本、土地等要素而言，中国下层劳动力几乎无稀缺性可言。在与权力和资本的讨价还价中，他们在始终处于极端不利的位置。如果再不在政治权利上加以保护，这个阶层的困苦将会日益加深。

在中国 25 年的改革开放中，中国基本上形成了这样一种阶层架构，一个官僚利益集团及其精英联盟的上层，一个人口巨大的市场阶级下层，而处于中间的则是那些为官僚利益集团代理租金业务的所谓白领阶层。通过人为的制造一个庞大的充满着生存竞争的底层，进而通过这个阶层的汗水，中国不仅创造一个足以在世界任何地方炫耀的顶层，也支持了世界市场价值链地基本秩序。中国的底层不仅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

不过，这并不是中国社会稳定的象征。恰恰相反，当人口中的 70％被排除在经济增长的成果之外的时候，这个经济体系长期增长的潜力无论如何是值得怀疑的，而这个社会的稳定也注定只是一种短暂的现象。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下层人群开始铤而走险的现象暗示我们 ，中国下层社会正在又一次处于历史性的嬗变之中。中国 25 年的改革在物质层面上似乎是指向现代化的，但其精神层面却无异于一场反现代化的复辟。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很难解释中国的阶层景观怎么会与一个旧时的王朝如此相似？一个社会的阶层景观恐怕比所有的经济指标都更能准确的描述这个社会的现代化程度。这在所有的发达国家的历史中都已经得到证明。从 1978 年算起 ，中国的改革已经走过了 25 年，与所有的后发国家相比，这个时间无论如何都已经不算短。在财富不断增长的同时，中国的阶层结构却出现了奇怪的返祖现象，这只能说明，中国社会中存在着一个能力和胃口都超乎寻常的剥夺集团。不用问，这个集团就是几乎垄断了所有总体性资源的官僚利益集团。无论是求诸于我们的日常经验，还是求诸于各种社会学研究，我们都能够发现这样一个“阶层定律”：与中国官僚利益集团的远近、亲疏，决定了中国人在最新一轮阶层分化中的命运。这个充满了讽刺意味的定律无疑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然而，它却与现代化的文明标准背道而驰。虽然在 25 年的改革中，中国流传着许多阶层流动的成功故事，但越到后来，这个故事就越具有权贵和官僚色彩，因而也就越具有欺骗性。特别需要警觉的是，这个“定律”正在被不断巩固和定型为一种制度。这等于是在说，中国改革中曾经一度被打开的阶层流动窗口，正在随着中国改革的变质和终结，而被一扇扇地重新关闭。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趋势，它意味着，中国下层阶级的困苦可能还刚刚开始。因为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一个不受约束和监督的官僚利益集团，天生就具有掠夺的性格。果如此，我们就可能走在一次旧式革命的前夜。

由于市场扩展的困难越来越大，权力经济就会越来越倾向于向外部转嫁成本的方式来运作。向国家、向国家未来，向其他的阶层。中国的超级出口能力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权力经济故意导致的一个后果，他们可以人为的压低工资，（没有工会实际上就是一个政治设计的后果），从而将大量的成本转嫁给中国的下层阶级。以维持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如果没有刻意的政治制度设计，中国的出口模式与中国庞大的下层阶级完全无关了。

第四章 谁在治理中国

中产阶级幻觉

2001 年年底，中国南方一家时尚杂志，做了一期封面文章《忽然中产 》。 文章以小资们典型的渲染笔法宣布：中国的中产阶级运动开始了。“忽然”一词虽然带有夸张意味，但确实非常精准地传达了中国社会对中产阶级的陌生和惊诧。的确 ，中国中产阶级几乎是一夜之间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的 。作为一个学术术语，中产阶级早在将近 20 年前就已经为中国学术界所熟悉，但作为一个真切的中国事实，作为一种新型生活方式的表征符号，作为一个激发人们想象力的社会阶层概念，中国中产阶级则是近几年才进入中国大众媒体的的视野之中的。这个从西方舶取的概念，可能很好地概括了中国新近出现的某种现象，所以它一经大众媒体发现，便迅速成为人们竞相追逐的话语。在中国大都市做作的小资群体中，中产阶级可能仅仅意味着一种时髦的生活方式，意味着更多的财富和更高的身份。但中国的学者和意识形态专家们显然不会满足于这种肤浅的解读，他们迫切的要赋予中产阶级以更加宏大的历史和政治意义。2003 年 12 月，中国共产党的党刊《求是》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集聚起推进事业发展的强大力量》的文章，文章明确提到，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个“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在内的新的社会阶层。”虽然《求是》杂志没有明确提到中产阶级这个在意识形态上仍然颇为敏感的术语，但毫无疑问，这个所谓的新阶层就是大众传播媒介早已经津津乐道的中国中产阶级 。《 求是 》杂志的文章用中国宣传机构惯有的虚伪姿态谈到了他们与工人、农民的联系之后，对这个新阶层的素质和品德大加赞扬。这是相当不寻常的，因为就在 1990 年代，中国领导人还以不屑的口吻提到过中产阶级，并将它斥之为“敌对势力 ”“ 和平演变”的主要工具。显然，在工人和农民逐渐成为异己力量并随时可能掀起反叛运动的时候，中共正急于寻找自己新的阶级基础。在中共眼中，中国中产阶级就正是这样一个大有希望的新阶级。没有领会错的话，中共最新意识形态“三个代表”中的所谓“先进生产力”指的也是这个阶层。由此，这个与中国改革开放相伴而生的新阶级终于在官方的意识形态中找到了自己正式的位置。除了急需寻找合法性资源的中国执政者之外，中国学术界也对中国中产阶级寄予了莫大的期望。他们以一种古老的想象，将中产阶级描绘为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描绘成一个新社会主流价值的维系者和财富的创造者。在他们那里，似乎没有中产阶级，国家就没有未来。就倾注的“热情”和标榜的程度而言，中国中产阶级正是由中国学术界“发现“并“推荐”给中国执政者的。那么，中产阶级究竟是什么？它真的像中国执政者和中国学术界所想像和期望的那样，具有扭转乾坤的神秘力量吗？

与边界明晰的传统工人及农民阶层相比 ，中国中产阶级虽然已经成为中国都市媒体中的主角，但他们的阶级形象仍然异常模糊。就连那些天天谈论着这个阶级的中国知识界，也似乎只是在谈论着一个他们并不知道在哪里的东西。当他们兴高采烈的谈论中国的中产阶级的时候，他们更多的是在谈论来自西方经验的西方中产阶级。至于在那些浅薄而狡猾的中国媒体那里，中产阶级则完全沦落为一中国社会对中产阶级的热烈追逐，或许也是出于同样的道理。

究其原意，中产阶级与其字面相去不远，指的是一个社会中间阶层。如果仅仅是这样，中产阶级就失去了它的现代意义。因为这样的中产阶级，我们几乎可以在任何国家的任何历史时期都能寻找到。我们现在所谈论的中产阶级实际上是指的这样一种社会结构现象，即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以及分工的日益复杂，许多先发国家都出现了中间阶层逐渐膨胀并占据人口大多数的社会结构。这个成分复杂，分布在现代社会越来越广泛职业中的阶层，就是所谓的中产阶级。在企业层面上，它是传统企业逐渐科层化的产物；在政府层面，它是政府功能日益复杂化，统治者大量分权的产物；在社会层面，它则是中介机构日趋重要和发达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分布在这三个领域中的现代中产阶级实际上都可以找到它的传统“原型”：在企业中，他们是老式的企业主，在政府中，他们是中下层的各种官僚和代理，而在社会中，他们则是像传统律师这样的中间人。现代中产阶级虽然在职业分布上已经演化得相当复杂，但从这个角度回溯，它们的谱系仍然是非常清楚的。总体上看，中产阶级是现代化过程中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结构日益复杂和精密化在社会结构上的一个结果。它们是连续的，而不是一夜之间突然出现的新事物。现代中产阶级之所以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结构现象并成为社会学家高度关注的对象，不仅是因为从事这类职业的人口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而日益膨胀并逐渐成为人口主流，更是因为这个阶级在主流意识以及社会结构上所表现出来的新意义。（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在意识上所表现出的某种保守倾向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结构上的新意义，使传统的尤其是马克思的分析方法陷入了困境。）米尔斯在他那本经典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中，曾经仔细分析过美国中产阶级的历史演化过程，他以富有“社会学想象力”方式洞察到，大量出现的白领阶层正在取代由中小企业家、以及律师、医生等最传统的职业阶层而成为美国新的中产阶级。这个阶级在职业声望、收入、工作方式以及自我意识上都由有别于传统的产业工人，并由此构成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无能在什么社会，也无论以收入或者其他什么维度，我们都很难对中产阶级作出具有分析意义的精确定义。基于此，米尔斯的“白领”概念可能是一个最富解释力的值得继承的视角。白领涵盖广泛，但仍然有一个可以大致概括出的特点，那就是：他们都是在从事某种管理性和技术性的工作，他们是凭借知识和脑力，而不是传统的体力来完成他们的职业行为的。只有在白领这个视角上，我们才可以比较有效的观察和分析中国的中产阶级。否则，中产阶级这个概念就可能成为学术上的一个陷阱。

上个世纪 70 年代末期发轫的中国改革开放，在中国历史上造就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场域。在这个场域中，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服务型经济的转型、以及封闭经济体系在全球化环境中向开放经济体系的转型，几乎是在同一时空中展开的。这些转型在其他先发国家中则是在历史的不同阶段逐步完成的，其中许多方面（比如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甚至是其他先发国家从来就没有遭遇过的。中国的中产阶级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中发端并逐步成长起来的。因此，中国中产阶级也就在成分上呈现出繁纷复杂，新老并存的局面，对应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新老中产阶级们几乎在同一时间中，齐齐出现在中国社会中。他们中既有由于市场机会突然开放而迅速生长起来的中小企业主，也有存身于外企尤其是跨国公司中的领薪白领，也有仍然寄生于传统体制中的各种公职人员和国有企业中的管理人员。这个在短短 20 多年中突然崛起的阶层，来源上最新的这个中产阶级。循此脉络，我们可以非常粗略的估计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根据陆学艺等人编撰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所提供的数据，干部阶层、专业技术人员即知识分子阶层、国有、集体企业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以及少量在外资企业中服务的经理人员的加总，大致就是就是当今中国中产阶级的总规模。如此，这个阶层的人口总量应该在 8500 万左右。中国是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这尤其表现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表现在大中城市与小城市之间。考虑到这个特点，如果我们扣除在小城市（尤其是县城），中西部中等城市的这一部分职业人口，我们上面按职业划分的中国中产阶级人数就可能要因为收入因素而大打折扣。据此，综合收入和职业这两个确认中产阶级最重要的因素判断，中国中产阶级的人数应该不会超过 5000 万，其在整个就业人口中的比率不会超过 7％。如果以都市媒体刻意渲染的那种所谓“有房有车”的生活方式（中国浅薄的媒体经常将中国的富人等同于中产阶级）标准衡量，中国中产阶级的人数可能就更会少得可怜。我们这个估计虽然十分粗糙，但不至于太离谱。当然，如果我们将这些中产阶级人口全部集中在大中城市，尤其是像上海、北京、广州这样的沿海特大城市，就可能产生中国中产阶级已经蔚为壮观的错觉。事实上，集中在中国沿海城市中的中产阶级的确具有某种“展览”作用。许多西方观察家正是通过沿海城市的中产阶级“橱窗”找到中国的中产阶级的。有趣的是，外部观察家们已经不是第一次在上述地区发现中国的中产阶级了。从 19 世纪中期中国被彻底卷入现代化进程之后，每遇中国企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外部观察家都在像上海、广州这样的中国沿海地区“找到”过经济上和生活方式上的中产阶级。西方旅游者和记者为此留下过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记录 。而那些对潜在市场天然就具有敏感和想象力的西方商人对中国中产阶级的描述更是不绝于书。

一位外国观察家在分析中国共产党的崛起时，曾经这么写道：“中国共产党创始于 20 世纪 20 年代，当时处于全球性萧条时期，农民遭受着饥荒、教育和医疗的缺乏以及国际丝绸、烟草和棉花市场的衰颓。相对而言，中国城市的生活相当好。根据历史学家 Jonathan Spence 的描述，‘中国男人开始穿戴商业西服、礼帽或布帽，年轻的女人穿戴短裙和高跟鞋。那些比较富裕的中国人的生活实际上相当舒适，而且外国人发现在中国生活和世界的其他地方一样舒适。’”这个80 年前的历史画面与今天中国社会有惊人相似之处。而混杂于庞大贫困底层之中那些耀眼的“戴礼貌、穿西服”者正是当时的中产阶级。毫无疑问，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前，跨国公司的先辈们就已经在中国发现了那些让他们怦然心动的中产阶级。

在商人眼中，中产阶级具有巨大的消费胃口，所以，中产阶级的规模就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潜在的市场规模。在这种历史对比的意义上，中国今天最新的中产阶级其实并不是什么“新”的，而是“旧”的。让人惊讶的是，中国最新一次中产阶级“热”也首先得益于西方投资家们的“炒作”。美国的投行巨头美林公司就曾经放胆预言，中国中产阶级在未来十年将达到 3.5 亿之巨。其他投行研究机构以及新闻媒体也透过各种调查对中国的中产阶级规模纷纷作出估计。与以前那些零星的报道和旅游记录相比，西方研究机构和新闻媒体这一次对中国中产阶级的估计虽然有了更加“科学”和“客观”的背景，但其兴奋程度却没有什么两样。这种情绪极大的鼓舞了中国的官员们，他们以更加兴奋但显然也更加外行的们上面的估计相比，所有这些具有商业招徕性质的展望都显得过于乐观和鲁莽了。这种鲁莽不仅体现在他们对中国中产阶级现状的判断上，也同样体现在他们对中国中产阶级未来的估计上。

在所有对中国中产阶级的乐观判断中，都隐含着一种相当可疑的假定：即随着经济的增长，中产阶级将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必然的）历史结果。但事实上，中产阶级的成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对应关系却远远不如想象的那样清晰和肯定。换句话说，经济的持续增长并不能等同于中产阶级的持续成长，更不等同于一个中产阶级社会的形成。这一点，我们可以在诸多后发国家的经济增长历史中看到。除了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之外，没有确实的证据表明，其他后发国家也都随着经济增长自然而然的产生了中产阶级社会。在更加精确的意义上，中产阶级的持续增长与其说取决于经济增长，倒不如说取决于对经济增长的具体分配模式，取决于决定这种分配模式的政治结构。有学者曾经意识到，美国及欧洲先发资本主义国家中产阶级社会的出现，与资本主义积累机制由泰勒制向福特制的转型密切相关。以低薪劳动和血汗工厂为特征的泰勒主义外延型积累体制，在积累了大量资本的同时，也制造了一个赤贫的劳动大众；而福特主义则将更多的利润还给了工薪劳动者，从而创造出了一个有着巨大的消费胃口和能力的新阶层，并推动资本主义向高技术与高薪劳动相结合的转型。这是一个非常接近中产阶级历史本质的说法。但是，泰勒主义到福特主义的转型，并不仅仅是出自资本家扩大市场的经营智慧，也同样出自于劳动阶层在争取权利中的主动姿态。简言之，这个分配模式上的转型有着深刻的政治原因。虽然我们无法厘清西方中产阶级社会出现的所有历史成因，但有一点非常肯定，那就是，所有这些“原因”都不是随着经济增长而自动实现的。中产阶级社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复杂而令人难以捉摸的关系，已经被中国 25 年的改革历史所见证。25 年来，伴随着经济的持续成长，中国的贫富差距也快速扩大，到 2002 年，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达到 0.46 以上，一跃而名列世界前茅。有人统计，1991 年收入在 20％～80％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 53.2％，而这个数据到 2002 年已经萎缩到 41.6％，十年间减少 12 个百分点。中间阶层人口规模的萎缩意味着，在中国改革尤其是后半段改革中，以各种现代职业为特征的新中产阶级的扩张速度落后于旧中产阶级的消亡速度。中国实际的中产阶级总规模不是在增加，而是在减少。这与中国基尼系数急速赶超的势头非常吻合。这个事实不能因为新中产阶级的出现和扩张而被掩盖。中国社会中充满文学夸张色彩的中产阶级想象，并不是建立在对这个阶级的历史考察之上，而是建立在一种肤浅和幼稚的联想之上，建立在一种对新中产阶级新颖形象的好奇之上。中国中产阶级在性质上和形象上的改变，在中国导致了一种对中产阶级的普遍幻觉。仔细品味中国新闻媒体为我们描述的那些中产阶级人物以及他们的中产阶级生活，你就会轻易发现，那是我们这个社会中的少数人。如果这个新中产阶级只是我们人口中的少数甚至极少数 ，那么他们还是现代中产阶级社会中的中产阶级吗？如果它是，那么中国早在上个世纪初期就已经出现过同样的中产阶级。无论从职业特征、收入、社会声望等方面来衡量，在上个世纪早期聚集在上海等沿海城市的洋行职员、政府公职人员、教师、新闻记者们与今天的中国新中产阶级并没有什么两样，但非常清楚的是，我们不能将那个时候的中国称为中产阶级社会。一个出现了中产阶级的社会不能被等同于中产阶级社会。同样的道理，今天的中国离一个现代中产阶级社会可能还有非常遥远的距离。事实上，上个世纪中国城市中产阶级过早夭亡的直接肇因就是当时中国经济分配上的极端不平衡。分配上的严重失衡，也导致了社会阶层结构上在 1949 年的突然断裂。当今天中候，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当时大学教师超高的生活水平恰恰是对那个旧时代贫富分化的最贴切描述。在那个时代，所谓中产阶级不过是一小撮，是中国广大人口中的极少数。讽刺的是，有资料表明，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已经超过了 1949 年。这是不是在暗示，经过 25 年艰苦的改革之后，我们正在迅速复制一个旧时代的阶级景观？1949 年之前中国掠夺性的分配体制不仅导致一场血腥的革命，还使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滑向另一股极端的轨道。这个教训对今天的中国中产阶级来说，苦涩而又诡谲。它告诉我们，由中产阶级而至中产阶级社会的道路，相当崎岖。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仅仅是刚刚站在上个世纪同样的起点上 。要想竞其全功，不仅需要运气，更需要一系列根本性的制度改造，决非单方面的经济增长可以促成。更何况，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景本身往往就是一个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猜想呢？当有人列举各种数据言之凿凿的告诉你，中国经济还可以稳定、高速成长30 年，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将在未来达到多少多少亿人口的时候，你千万不要以为那是缜密的科学结论 ，那可能是一种无知的信念，也可能是一种阴险的诱拐。在所有的历史中，从来就没有什么肯定的前景，我们面对的永远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实际上，我们更愿意相信这样一种推断：如果中国改革中隐性的分配逻辑已经定型，那么，中国中产阶级的命运也就早已经注定。由于存在着一个顽强而稳固的掠夺性分配体制，所谓中产阶级可能永远只是一个两极社会的欺骗性点缀。换言之，我们可能看到一个新中产阶级（就像我们以前以及今天所看到的那样），但我们可能看不到一个新中产阶级的社会。

从更加直接的动力来看 ，中产阶级社会的勃兴与产业结构的现代化转型关系紧密，其中现代服务业在经济总量中的急剧扩张功不可没。这一点非常容易理解，因为以专业知识为职业特征的现代服务业正是批量创造中产阶级职位的温床。让人不安的是，在全球经济分工日益明确和稳固的今天，先发国家产业结构转型的经验能不能在中国这样的后起国家中复制，却是一个极大的疑问。本世纪之初，中国凭借几乎完全失去价格弹性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又争得了一项世界性得荣誉：世界工厂。在许多人陶醉于这个最新成就的时候，我们却有理由忧虑，中国的经济结构是不是已经被固定在全球产业分工的最低端 ，中国的中产阶级职位是不是在不知不觉中流向其他国家？在概括中产阶级兴起的产业结构原因的时候，有人曾经将其归结为所谓“产业软化”。但观察中国的经济，我们就会发现，在经济不断增长的同时，中国的产业结构却在反常的“硬化”。这个趋势中隐含的一个后果大概就是，中国经济可能只需要少量的中产阶级，而与此同时，却需要大量的血汗劳动力（我们经常用毫无感情色彩的术语称其为廉价劳动力）。无疑，在中国的社会版图中，中产阶级市今天最为抓人的一面。不过，当我们为这种情景所吸引的时候，我们必须记住：那仅仅是中国的一面，而它的重要性取决于它与那个巨大背景的对比。这就是所谓世界工厂在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上所呈现出的真实面相。

中国的这种产业结构特点，固然是受到了国际经济体系的挤迫以及中国本身的比较优势的影响，但影响最烈的莫过于对国内公民的各种经济和政治权利的剥夺。这一点，我们可以在从对国内公民个人从事经济活动的各种荒谬的限制中（这尤其表现在各种现代服务业的准入限制中）看得非常清楚。这种剥夺虽然换来了外资的大量涌入和官营企业的过度投资，换来了超高投资率为鲜明特征的经济增长，但其代价则是民间经济 、国内经济自主成长能力的长期萎缩 。更加确切的说，由于制造业投资在创造 GDP 上的显著功能 ，中国经济实际上已经构成了对制造业国本土中产阶级的成长空间。近代以来，中国一直有“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恶性传统，但这种传统在 20 世纪晚期的中国改革开放中表现得同样明显。只不过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其内容变成了“宁赠友邦和权贵、不予家奴”。有强烈的迹象表明，中国的产业结构正在走向某种危险的极端。1997 年之后，中国服务业的增长速度一直落后于 GDP 的增长速度，至今已经持续了 8 年之久。这也就是说，中国服务业在经济中的份额不是在增加，而是在不断减少。在所有我们听说过的经济增长案例中，这无疑都是相当令人吃惊的反常特例。如果这个现象已经构成一个被锁定的趋势，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这样判断：中国中产阶级的总规模已经在过去的几年中悄悄的达到了它的顶峰？因为我们实在无法想象 ，一个中产阶级社会怎么可以在一个服务业份额不断萎缩的经济体系中出现。

不过，这不是中国服务业的唯一隐忧。简单的观察一下中国今天的所谓服务业实况，我们就不难对中国服务业的整体竞争力以及发展潜力得出基本印象。按照一种流行的调侃，中国的服务业大概就是餐饮和带有暧昧色调的发廊的集合。有人甚至半真半假出主意说，“中国发展服务业其实不难，只要我们充分发挥中国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你给我按摩，我给你按摩，保证服务业能够大发展，而且比美国人的生活舒坦一万倍。”这个绝妙的“经济主张”或许的确包含很多真理的成分，但明显的是，这种建立在独特国民性基础上的服务业，恐怕很难哺育出一个现代中产阶级社会。经济和产业结构上的畸形可能必然带来社会阶层结构上的畸形。

新世纪之后，中国城市中的住房、汽车、旅游等各种中产阶级消费出现了爆发性增长，在这些消费人群的背后，一个陌生阶级的身影似乎已经翩然而至。这在中国内部和外部刺激出了巨大的中产阶级想象。这种想象，对长期困扰与内需疲弱的中国的经济来说，无异于买到了一份未来的保险。在 2004 年 2 月的一份报告中，巴黎百富勤在预测中国中产阶级家庭将在 2010 年达到 1 亿之后，紧接着要告诉人们的就是：“这一亿个中产阶级家庭意味着巨大的消费市场”。不用问，这是投行经济学家为投资者们开出的一份中国经济增长的期货。中产阶级人口与消费市场规模之间直观而富有魅力的换算关系，吸引了大量国际投行对中国中产阶级的关注。所以，当他们在描述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时，他们实际上是在测算潜在消费市场的规模。从历史的角度看，中产阶级的成长与消费社会的兴起密不可分，呈现高相关性。在许多人看来，中产阶级是天生的消费阶级，是消费欲望与消费能力的完美结合。如果说人们在中产阶级其他特性上还存在什么分歧的话，那么对中产阶级在消费特性方面的认识则几乎完全一致。中产阶级在消费上的这种贴现和夸张性格 ，在中国初起的中产阶级消费浪潮中得到了一脉相承的贯彻。我们说，中国的中产阶级就是世界的中产阶级，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在发生学的角度与国际资本关系紧密，也同样是因为他们在消费特点上与世界中产阶级的神似。远东经济评论在在中国大陆进行的大型调查表明，中国中产阶级在消费趣味上与其他国家中产阶级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大致可以肯定，中国中产阶级在消费上已经与世界其他中产阶级完全接轨。消费，既是中国中产阶级区别于其他阶层的外在阶层标志，也是他们内在的共同意识。在消费上制造差别，并赢取社会声望，消费上的前卫性就是中产阶级们必然要追捧的。的确，消费上的进取正是中国中产阶级对中国社会最具影响力和示范作用的部分。有人曾经讽刺中产阶级说：中产阶级只有生活方式，没有生活。但不管中产阶级的在生活方式上多力。不过，诚如我们前面对中国中产阶级总体规模和未来发展的估计，中国中产阶级在消费上的爆发力能够持续多久则是一个极大的疑问。消费爆发性增长之后的长期停滞，我们已经在彩电等其他家电产品市场上看到，它们会不会在汽车、住房等商品市场中再现呢？在某个短暂时段中的集中消费浪潮，可能与中国的收入结构以及独特的国民性格有关，但却可能造成中产阶级社会正在按照某种历史必然性准时到来的错觉。零碎的事实和大胆的猜想，是中国时下中产阶级想象的两个主要来源。

经济增长不一定会带来中产阶级社会，但中产阶级的规模扩张则肯定会推动经济发展。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社会对中产阶级寄予的巨大经济期望，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与这种期望相比，中国社会（主要是中国学术界）对中产阶级的政治想象就多少有些想当然的味道了。在几乎所有的中产阶级论述中，中产阶级一直被赋予了社会稳定器的标准政治形象。这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中产阶级在政治上具有与他们的阶级地位相吻合的政治保守意识。所谓消费前卫、政治后卫，就是对中产阶级意识的一种形象概括。显然，这是出自先发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历史经验。不过，中产阶级成为社会稳定力量并不是不需要条件的，这不仅与一个国家的制度条件，文化条件有关，也与中产阶级自身的规模和素质有关。彼中产阶级并非此中产阶级，在我们看来，中国的中产阶级可能恐怕很难担当塑造社会主流价值，消解社会激进力量的角色。这不惟是中国中产阶级人数极少，而且也是因为中国中产阶级从根本上缺乏稳定和独立的政治意识。极而言之，他们根本就没有属于自己的价值观。中国现阶段的中产阶级诞生于一个全面失范的转型时期，这导致了中国中产阶级鲜明的犬儒主义和机会主义的价值倾向。他们从来就不真的相信什么，他们既不相信民主、也不相信规则，同样也不相信市场。他们仅仅相信眼前的实惠，以及那些可以立即带来实惠的机会主义手段，哪怕这些实惠可能违反任何一种正义准则 。当我有一次谈到有些低薪收入者不足以糊口的时候，一位中产阶级博导冷漠的说：这很正常。我闻之大骇。显然，中国的中产阶级一点也不在乎把中国变成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残酷试验场。中国中产阶级这种极端的丛林面目，与中产阶级在教科书上所具有的温和理性形象，又何止十万八千里？事实上，这样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态度，在中国中产阶级中相当流行。不过，千万不要以为他们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真正的信徒。当他们自己成为这个主义的牺牲品的时候，他们立即就会激进的反对这个主义。因为他们从中国改革开放伊始一路走到今天、就一直是不折不扣的机会主义者。中国中产阶级的形象虽然十分模糊和分裂，并且具有某种异端和体制外色彩，但就其本质和主流而言，中国中产阶级仍然隶属于传统的政治权力结构。考虑到中国改革是官僚内部的分权过程，中国中产阶级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被称作中国改革中的“权力经纪”，换言之，他们是带着体制外面具的体制中人。他们在体制内和体制外的边缘来回游弋，以期毫无成本的博取改革红利。有调查表明，中国私营业主中的 1/3 是以前的干部。这说明了，中国中产阶级与垄断性权力体制有密切的勾连。私营业主如此，新中产阶级所有具有代表性的职业中的情况又何尝不是如此？这种与政治特权不大光彩的干系，在中国中产阶级的上层表现得尤其明显。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中产阶级中的大部分，其实不是什么突然之间从地底下冒出来的新生事物，而是脱胎于旧体制的旧官僚。在第一批个体户和私营业主（他们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短暂的自由放任时期崛起的第一批老中产阶级，非常类似于米尔斯描述过的美国老属于市场，而是属于旧权力。在中国，新中产阶级的故事似乎是最具有个人色彩的，但从其主要的来源看，他们仍然是在演绎某种集体的命运和阶级的故事。因是之故，中国中产阶级就不可能不具有强烈的权威主义人格。他们以顺从特权为本阶级的天然品格，因为只有这样才最符合他们的机会主义计算。令人厌恶的是，他们经常将这种品格标榜为成熟和理性，并以个人的成就来证明和炫耀这种可怕的智慧。一旦被注入了这种品格，中国中产阶级成为某种得势的极端主义追随者就不足为奇了。有调查表明，中国中产阶级有强烈和极端的民族主义倾向。这种极端倾向固然与某种诱导有关，但无论如何也称不上健康、理性和温和。

按照对中产阶级的标准描述 ，中产阶级在一个社会中应该起着承上启下的沟通和妥协功能。中产阶级的这种阶层地位可以直接还原为他们在工作场所中的地位，他们上有老板，下有蓝领，起着居间调停，上下协调的作用。放之于整个社会，中产阶级扮演的，就是粘合社会分裂，寻找国家共识、塑造主流价值的的角色。中产阶级的温和意识形态即由此而生。不过，这对中国中产阶级可能并不适用。诚如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的，诞生于特殊时期的中国中产阶级，带着与这一时代精神完全耦合的、而且挥之不去的文化疾病。他们根本就不是什么主流价值的创造者，而是一批毫无主见的追随者和彻头彻尾的依附者。比起 1930 年代中国中产阶级，中国今天的所谓中产阶级，都具有更加强烈的政治依附性。无论是今天的大学、律师所，还是公务机关，都远比那个年代都更像是政治机构的附属物。所以，他们根本无力为转型社会创造一种基本价值，因为除了消费主义，他们本身就没有价值。

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一部分是与世界市场在中国的扩展同步成长起来的，世界市场的扩展不仅为他们带来新的机会，也为他们带来了新的意识。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新兴中产阶级只是世界中产阶级的一部分。他们的命运，更多的是与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与本国的其他阶层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他们的意识更多的是与世界主流意识同构，而不是与他意识同构。马克思曾经说过，无产阶级无国界，而在今天，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中产阶级无国界。在相当程度上，全球化的世界市场已经将中国中产阶级从民族国家中分离出去，而成为世界市场的的一个有机构成。中国中产阶级与其他民族国家的同类虽然有不同的肤色，但却分享着同样的意识形态。换言之，世界市场的兴衰直接关乎他们中产阶级身份。这构成了中国中产阶级的另外一种依附。

中产阶级在理念上的依附，直接来源于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依附性。与中国其他阶级一样，中国中产阶级毫无组织性，因而也就根本不具备组织起来谈判的力量。这决定了，他们只能以分散的状态，个别的去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他们无法改变现行的分配结构，也就只能依附于这种结构。凭借自己在智力上的优势，他们随时准备先人一步将自己出卖给出价最高者或者权势最强者，以换取消费上的更大自由和个人地位的提升 。而经济地位的提升正是中产阶级们最为珍视的身份来源。显然，在政治权力仍然全面宰制中国社会的今天，中产阶级就只能依附于权力、委身于权力。他们饱尝权力的蹂躏，又以由此集聚的巨大挫折感去蹂躏所有的信念。有论者指出，中国中产阶级出现普遍的政治冷漠特点。但这与其说是一种政治冷漠，倒不如说是一种政治变态——一种由政治恐惧导致的政治市侩主义。容易想象，如果有一天，中国政治领域中出现某种压倒性的极端思潮，中国中产阶级将是热烈的追随者。德国中产阶级在法西斯时期所留下的狂热和盲目纪录，多少可以证明这一点。

从 1978 年算起，中国经济已经连续高速增长了 25 年，这当然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从另一方面来看，经济增长持续的时间越是长，离经济停滞或者突然挫折的距离就越是近。如果真的遭遇经济境遇上的突变，对在经济增长中受益良多但在精神上却极其脆弱的中国中产阶级来说，将可能意味着某种不能承受的挫折。中产阶级最重要赖以维系他们阶级地位的最重要的保护伞，就是他们的职业稳定性，但任何经济衰退，首先要攻击的就是这种职业稳定性。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新生的中产阶级的未来实在前途叵测。

我们有一种近乎直觉的判断，由于中国的经济竞争力集中在廉价劳动力上，所以白领中产阶级将是经济衰退时期遭受失业困扰最为严重的一个阶层。中国大学毕业生越来越严峻的就业形势为这种前景作出了某种提前的警告。按照通用的标准，中国大学毕业生在人口中的比例无疑是相当低的。但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中国 1999 年第一次扩招的大学生甫一毕业，就遭遇了毕业即失业的困难。荒诞的是，减轻就业市场压力正是中国大学大肆扩招最大的理由。大学一直被公认为是批量制造中产阶级的机器，但在中国，大学却似乎正在变成制造失业中产阶级的机器。大学教育固然可以提供作为中产阶级职业应该具有的技能和知识，但关键的问题却在于：我们能不能提供这么多中产阶级的职位？大学生作为替补中产阶级的困境反映的可能不是中国中产阶级在一个特殊时期的特殊遭遇 。深入中国改革的历史之中，我们甚至发现，中国中产阶级的厄运早在 1990 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因为从这个时期开始，中国发家致富的秘诀已经悄悄的让位于了权贵资本主义的逻辑。中产阶级靠自我奋斗实现梦想的奇迹，已经成为零星的个案。在中国所有的阶层中，中产阶级可能是最信奉个人奋斗的一群。中产阶级没有财产，但却具有人力资本，他们信奉这种资本的力量，也普遍将自己的成功归功于这种力量。这种伪意识，使中国中产阶级产生了一种认知上的迷乱，他们误以为这种自我奋斗是不需要体制和制度条件的。这种认识在中国改革开放知道 90 年代初期，市场机会急速扩大的情况下，多少得到现实的印证。但进入 1990 年代中期之后，中产阶级这种自我奋斗的意识开始碰到市场和制度的双重壁垒。当权贵体制开始逐渐恢复它冰冷的真面目时，自我奋斗神话就迅速失去了它的玫瑰颜色。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建立在个人人力资本自信之上的自我奋斗意识对中国中产阶级人群熏染之深，使他们轻视组织性的力量和体制性的改善，这既是中产阶级的迷人之处，也是他们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软弱性之根源所在。先发国家的中产阶级可以凭借他们在人数上的优势，并通过制度性的选票市场来显示他们的力量 ，那么 ，既无组织资源 ，又无制度依恃的中国中产阶级将如何表达他们的诉求？可以肯定，要不了多久，中国中产阶级就会因为各种原因而开始具有强烈的表达愿望。然而，他们已经注定是政治上无关紧要的一群。因为他们既无表达渠道，也无表达能力。一个被都市媒体渲染成时代英雄的中产阶级，实际上是精神和政治上的侏儒。这大概就是当今中国中产阶级的本来面目。他们连自己的命运都无法把握，又如何有力量去建设、维护一个稳定而温和的社会呢？

谁在治理中国？
——阴影中中国的精英们

90 年代中期，中国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应邀到南京某单位讲课，下榻在南京当时最豪华的一家五星级酒店。次日，经济学家离开，邀请单位去酒店结帐。一万多元。即便在今天，一天消费一万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而在 90 年代中期，这个纪录则绝对足以令人瞠目结舌。在领教了这位著名经济学家的学问之余，邀请单位也对这位经济学家的个人道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学术大腕的这种排场，让这家单位再也不敢邀请经济学家了。现在，这位年事已高的经济学家依然活跃在各种媒体上，接受着芸芸众生们的顶礼膜拜。

不过，这仅仅是中国知识精英们在 90 年代中期的形象。之后不久，在经过了最后的抵抗和游移之后，中国的知识精英开始了一个急速溃烂和恶变的过程，其形象也由此变得更加猥琐和不堪。

2002 年武汉某高校邀请一位院士参加本校一个国家级实验室的成果评审会。但这位古稀院士不仅自己来了，还堂而皇之地带来他的情妇——一位与这位院士年纪悬殊的少妇。如果故事仅仅是这样，人们可能只会将它当作一个谈资，宽容的一笑了之。但问题在于，这位院士竟然要求接待单位报销这位女士的来回机票。同是这一年，北京一所著名经济研究中心的一位海龟经济学家受邀到深圳一家证券公司讲演。在主办单位如数付清了他的“出场费”和来回机票之后，这位海龟经济学家竟然又掏出一张机票要求报销。为了不撕破脸面，主办单位只好当了一次冤大头。但他们私下里却非常震惊和愤怒，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这种全无羞耻的勒索竟然来自最不可能的人群——学者。然而，千真万确，正是他们— —标榜着中国文化精神的知识精英群体，正在以最漫画的方式演示着中国改革价值在 90 年代中后期的彻底沦丧。

如果说从 89 之后直到 90 年代中期 ，中国的知识精英群体还是在以个人的方式偷窃的话，那么自此之后，中国的知识精英群体则是以整体的方式对改革价值进行背叛，并不惜以践踏道德底线的手段开始抢劫。偷窃还仅仅是趁人不备的时候顺手牵羊，就像那一位用房卡偷偷消费一万元的经济学家。而抢劫则是以暴力的方式逼迫人们他人交出钱来，就像那一位逼着人家为自己的情妇买单的院士一样。前者与后者的区别在于，偷窃者是对自己的行为怀有耻感的，而抢劫者则完全不在乎他们的行为是不是道德和合符正义的。当然，中国的知识精英并不拥有暴力，他们只有名望和话语权力，但在话语权力无法奏效而名望又被抵押完毕之后，他们就只能用对自我实施道德暴力的方式来牟取钱财。事实上，在 90 年代中期之后，这种道德自残已经成为中国知识精英群体最主要的谋生方式。这意味着，作为一个整体，在欺骗或者乞讨的时候，中国知识精英群体已经不再会付出任何心理上的代价。他们已经在整体上被彻底“痞”化，成为分赃体制中最重要、最主动的分赃者之一。

作为中国新的精英阶级的主要成员 ，中国知识精英不仅标示了中国社会的精神现状，也标示了中国整个精英阶级的现状。

25 年的改革之后，中国社会的面目已经焕然一新，精英阶级的浮现就是这个“新社会”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与毛泽东时代政治精英一统天下的局面不同的是，今日中国的精英已经在功能上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分殊。按照一般精英理论划分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都已经在中国出现。以这个角度理解，所谓精英，其实就是那些运用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文化权力对社会施加重要影响并对大众具有示范作用的人。显然，这是一个人数极少但却举足轻重的阶级。虽然天生幽默的美国人在使用精英一词的时候，经常会暗含讽刺，但在中国，无论是媒体还是民间，精英一词都充满了对某种特殊生活方式的以及巨大影响力的联想。这种联想非常准确。如果忽略掉那个人数很少而且前途未卜的新中产阶级们不仅是我们这个“新社会”的主宰者，也是我们这个“新社会”的公共权威。

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行政系统高度垄断社会资源并成为资源配置的唯一手段，所以中国除了政治精英或官僚精英之外，别无其他的精英种类。不管他们是以局长、厂长、作家还是教授的名义出现，他们本质上仍然是官僚精英。1978年之后，因应于中国改革中的放权、分权和各个领域的日益专门化，官僚精英作为中国唯一决策者和支配者的情况渐次瓦解。中国精英群体的形象也为之一变。中国不仅出现了日益独立于政治行政系统的企业家，也出现了逐渐脱离了意识形态紧密裹挟的知识精英。即便是在官僚精英本身，也因为管理知识的复杂化而变得越来越具有专业色彩。准确的讲，中国行政体系内的技术官僚就是在这个阶段开始形成的。

中国官僚系统极其发达，历史也极其悠久。官僚精英不仅是中国社会生活的主要推动者（如果不是唯一的话），也是大众的主要的道德示范者。这种功能决定了官僚精英在中国社会中扮演着非常特殊的角色。如今，官僚精英虽然早已经不是大众的道德示范，但他们在中国社会的决定性地位却未有稍减。官僚体系对中国社会的控制至深至广，相形之下，经济精英与文化知识精英都处于明显的从属地位。从官僚精英的这种支配性地位看，官僚精英是三类精英中最关键的精英群体。换句话说，他们是精英中的精英。

邓小平时代伊始，受干部知识化、年轻化的推动，以及经济发展对官僚体系必然要提出的专业分工要求，中国的官僚精英出现了某种技术化的专业色彩。这种现象，在中央一级的诸如金融、财政等专业部门中表现得比较明显。就专业素养而言，许多在这些部门中服务的官僚精英已经非常称职，甚至非常出色。不过，从整体上说，中国官僚精英并没有摆脱从毛泽东时代一直延续下来的政治化本色。1989 年之后，经济发展既作为中共的一项政治承诺，更作为中共执政唯一的合法性来源，不仅变成了中国官僚体系的第一政治要务，也成为了中国官僚精英录用的重要参考指标。如此，经济发展作为上级的一项政治任务以及个人升迁一项拿得上台面的政绩而被各级官僚精英接受下来。这就是说，从 1978 年直到今天，中国官僚精英并没有因为经济发展而变得更加技术化、专业化、反而因为经济发展成为政治任务而变得更加政治化。这个趋势，在 1989 年之后因为经济发展越来越具有政治上的压迫性而变得更加严重。从这个角度，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为什么会在 90 年代后期越来越偏离其本来的意义，而成为中国官僚精英们一种流行的意识形态 。当经济发展成为一种迷信或者一种意识形态的时候，经济的专业性实际上就岌岌可危了，其代价和可持续性也就相当可疑。这与毛泽东在 50 年代将工业化（也是一种经济发展）当作一种政治任务的情形并没有什么两样。所不同的是，毛泽东信任的是民众的热情，而邓小平则信任官僚体系的力量。事实上，在 90 年代之后，中国官僚精英在以一种类似意识形态的狂热对待经济发展时候，其各种荒谬行为所造成的损失与大跃进时期不遑多让。在经济发展的问题上，经常的情况是，中国官僚精英主要利害计算既不是出于专业考虑，也不是依据民意取向，而是依靠对政治和政策的揣摩。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官僚精英仍然是旧式的官僚。他们既不是能够坚守专业原则的专家，也不是行政管理方面的行家，而是一群将取悦上级放在第一利害考虑的旧官僚。这并没有因为中国官僚精英整体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而得到本质上的改变。有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就有什么样的官僚精英，如此观之，当今中国官僚精英的这种态度实在是中国政治体制的一个必然结果。

除了完全继承了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态度之外 ，中国官僚精英也在新时期发展出了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这是当今中国官僚精英在态度上的另外一个重要取向。中国官僚精英在经济利益上的冲动丝毫不亚于他们在政治利益上的冲动。而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的是，他们竟然同时在两条战线上都获得了空前的成功。虽然我们无法精确度量这种成功的具体程度，但从我们个人的亲身观察以及腐败官员令人惊讶的财富积累上，我们大致可以判断，中国官僚精英群体是中国改革中在经济上受益最大的集团。显然，这是一个权钱双收、边界封闭的特殊利益集团。要想正确的观察中国改革，两条潜在规则必须把握。一是官僚体系内部的分权、另一条则是整个官僚体系的利益最大化（这表现在官僚对改革以及改革意义的垄断，不容外部人置喙）。前一条为中国官僚精英攫取改革红利提供了巨大的机会，后一条则为这种攫取提供了保护屏障。这显然是官僚精英发展个人经济利益的最佳土壤。于是，在不影响自己政治利益的前提下，追求个人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就成为中国官僚精英们的又一个重要取向和流行的潜态度。在外部监督形同虚设的情况下，这两种利益不仅不存在冲突，反而经常是相互促进的。在已经披露的越来越多的省部级官僚精英的腐败案件中，哪一桩没有牵涉到买官鬻嚼的丑闻？中国江苏徐州市市长陈耀南买官一案，更凸现了中国官僚精英中的这种风尚已经达到了何等荒唐的地步。这位市长为了获得升迁，竟然向一位自称是中央领导秘书的骗子行贿了 160 多万元。引人联想的是，如果这位久历官场的市长以前没有成功的买官经历，怎么会贸然投下这么大的赌注呢？实际上，买官（卖官）成功的案例恐怕要比买官（卖官）败露的多得多。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它为什么会在中国官僚精英中蔚为风尚。显然，权可生钱、钱能买官、权钱相通，已经成为中国官僚精英们一致信奉的官场法门。经过了 25 年的改革之后，中国官僚精英们似乎已经找到了对待中国改革的最佳态度、并因此在中国改革中进入了游刃有余的最适状态：那就是将对权的狂热和对钱的狂热以一种最传统的方式统一起来。这种“传统智慧”虽然在理论上与中国的意识形态相冲突，但讽刺的是，中国官僚精英们不仅做到了，而且因此还不断受到事实上的丰厚奖赏。这种奖赏，开启并巩固了中国官僚精英们在转型时期贪婪的机会主义态度，也驱使中国官僚精英的文化径直跌落到文明社会的底线之下。在毫无道德约束地直接攫取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同时，中国官僚精英也以同样的寡廉鲜耻攫取一切他们认为稀缺的东西。从 90 年代之后中国官员文凭造假中，我们可以轻易发现这种贪婪已然达到了何等病态的程度。浏览一下当今中国官员们的简历，大多数人将会产生一种中国已经普及了博士或者硕士教育的错觉，因为他们不是拥有博士就是拥有硕士头衔。但知情人知道，这些头衔不仅（绝大多数）是假的，而且还是中国官僚精英在道德上彻底崩塌的一个活生生的见证。本来，博士或者硕士并不是中国官僚录用的硬标准，也决不能证明一个官僚的能力甚至学识，但博士头衔稀有，所以中国官僚精英必须占而有之。但这种占有对文凭和官僚精英本身其实都是一种损害。中国东部某省的一位省级官员的学历非常具有荒诞意味：在短短两年多时间中，这位省级官僚竟然从一名 1999 年的函授文科大专生一跃变成某重点工科大学的工科硕士。如此大的专业跨度，在让人们佩服中国官员们的绝顶智商之余，也让人们感慨于中国官员们的胆量。

自从共产主义信仰在中国决定性的溃败之后 ，中国官僚精英的信仰体系就陷入了一种巨大和长久的空白。他们既不相信过去，也不相信未来；他们既无宗教敬畏，也无世俗遵循。如此，权力贴现主义的短期行为就变成了他们的唯一生活为其购买了房子的情妇竟然就达十四人之多。这种看似疯狂的行为背后，实际上隐藏了一种对未来的极端恐惧。

中国的官僚精英长期浸润在一种极权主义环境之中，与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规则及生活方式相当隔阂。在一个权力不受或很少受到监督的社会中，权力的魅力更是巨大。所以，中国官僚精英中一直隐藏着一种深刻的权力崇拜。80 年代之后中国市场社会的勃兴，虽然带来另外一个偶像崇拜——钱，也一度使中国社会出现过对权力崇拜的某种动摇，但当人们经过短暂的犹疑，发现权力也可以带来巨大财富之后，权力在中国社会所受到崇拜实际上比改革之前更加炽热。反映在中国官僚精英的态度上，对权力的迷恋就变得更加具有理性了。当然，他们迷恋的其实是那种不受限制和监督的权力（如果权力受到限制和监督，对权力的崇拜就会有节制得多）。也就是说，中国官僚精英与其是说是迷恋权力，不如说是迷恋权力在中国的特殊行使方式。中国官僚精英不仅在私人生活中体悟到了这种权力带来的快感，更在公共生活中进一步证明了这种权力行使方式的必要性。改革之后，中国依靠行政权力推动经济的发展模式取得持续的增长纪录，不仅大大助涨了中国官僚精英的自信，也为他们在中国采用极权模式找到了充分的当代证据。不难想象，中国官僚精英们在私下里对各种限制权力的警告会采取什么样的傲慢和嘲讽态度。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中国官僚精英们对权力的态度就从迷恋走到了迷信。悲哀的是，为这种迷信提供证据的事实，在当今中国社会中几乎俯拾皆是。

在中国行使权力固然可以获得绝妙的快感，但获得权力却是一件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的事情。所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但此苦非彼苦，而是精神之苦，人格之苦、依附之苦。长期处于这种人格煎熬中的中国官僚精英们，一旦媳妇熬成婆，就立即会焕发出他们权威人格的另外一面。中国东部省份一位非常年轻的副厅级干部，在刚刚被扶正后即因为强奸女下属而告事发。对此许多人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凭这位年轻厅座的权力以及资源，得到漂亮女人根本就不应该成为问题。但该省组织部的一位人士提供了一种心理解释，他说：“我在组织部工作这么多年，我太了解这些干部了，他其实不是在强奸女下属，而是在验证自己的权力到底有多大的力量”。我非常信服这种解释。因为作为中国官场环境的一种主要产物，权威人格已经成为中国官僚精英们一种典型的人格特征。这种人格的一面是奴才，另一面是主子。他们要么是主子，要么是奴才，中间绝无任何其他选择。现代文明中的平等伦理在这里没有存身之所。做惯了奴才的中国官僚精英一旦变成主子，变成一方权力的绝对拥有者，就立即会以报复性的方式行使权力— —他们要百倍的补偿他们曾经长久失去的精神和人格的独立性。这样理解问题，前面那位年轻厅座的行为不仅很好解释，而且值得同情。他们不过是环境的产物而已。

中国官员的遴选机制极不透明，遴选标准也非常模糊。这样，中国官僚精英要想在仕途上一展宏图，就必须以人身依附的方式极力接近某些关键人物，迎合这些人物的各种需要，用更加通常的话来说，所谓“跟对人”。由于命运并不掌握在自己手里，“跟对人”就成为中国官僚精英仕途前程的一条可行途径。这种围绕某个关键人物形成的，以人身依附为主要特征的非正式组织，往大里说是“派”（带有某种正规的政策取向含义），往小里说叫“帮”。这种非正式组织，一般以亲属、同乡、同学、战友，上下级的纽带纽结而成，构成一种互惠互利，体带来毁灭性的命运，这说明，“跟对人”的官场路径实际上蕴涵了某种巨大的风险，但它之所以成为中国官僚精英普遍的“次优选择”，实在是现行的遴选制度使然。自己既然无法掌握自己的官场命运，就只好将自己的命运以人身依附的方式交给有决定权的人物掌握。毋庸置疑，这种关系紧密的裙带利益集团已经成为中国政治中的一种普遍事实。这种利益格局决定了中国官僚精英的眼光和德行都很难超出本集团之外，所谓“内外有别 ”“ 结党而私 ” 指的就是这种情况。这实际上就使中国官僚精英的伦理回归到了中国古老的特殊主义传统。以这个视角观察，中国官僚精英的精神不仅是在向旧时代回归，而且是在向毛泽东、蒋介石之前的中华帝国时代回归，向一种更加久远，但显然也更加有害的传统回归。这种精神复辟与中国 25 年改革所取得的物质和技术进步，形成了极其刺眼的对比。看来，技术的进步以及更高的教育水平都无法自动缔造一个健康的官僚精英群体。

可以预见的是，只要不出现制度性的外部监督和制衡，中国官僚精英们的文化取向就很难得到扭转；同样，只要经济增长不被突然中断，中国的官僚精英们就依然会按照现在这种（他们认为十分惬意的）方式继续治理中国。

经济精英的崛起，是中国 25 年改革最重要的成果和最有力的象征。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甚至是我们这个“新社会”区别于旧时代最醒目的标签。毛泽东弹指之间就将资本家从中国人的生活中抹去，只在教科书上为我们留下了那种“吸血鬼般”的妖魔化形象，这几乎让整整一代中国人对资本家和资本无知。如今，资本家不仅回来了，而且受到了明星般的欢迎和礼遇。看看企业家在中国大众媒体上出现的频度，看看福布斯中国排行榜在中国社会中所引起的兴奋和骚动，你就会知道，资本家在中国的真实地位要远远高于正式意识形态所愿意承认的。的确，中国的经济精英们配得上这种注目。因为他们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塑造着这个新社会。

作为在短短 20 年中迅速崛起的新精英，中国当今的经济精英大多是从毛泽东时代的各种职业转换而来的。他们主要有以下几类人员构成。一是毛泽东时代的底层阶级。由于在当时社会结构中身陷底层 ，向上流动的机会几乎被完全封闭，所以邓小平的改革甫一兴起，他们就毅然决然的投入了市场，并开始逐步积累财富。这批人最早投身市场，具有草根阶层普遍具有的坚韧精神。四川希望集团的刘永好及其兄弟们可能是这批精英中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中国经济精英中的另外一支来自 80 年代末期和 90 年代下海的知识分子和干部。与那些本来就在“海”中的草根派不同，这批人在原有的社会秩序中有稳定的职业和比较优越的地位。“下海”一词非常形象地概括了他们在当时付出的机会成本。市场进程的深化和教育背景的不同，使这批人更多的进入了当时的新兴产业，如信息产业、房地产行业、金融产业等。由于这些新型产业的资本密集特点，他们必须要有规模的借助要素市场 。而这些人在原体制中的人脉勾连，则多少为他们提供了这种方便。这批人中运气和耐心比较好的，已经成为行业中的翘楚。中国当今经济精英的第三种来源，就是我称之为的“跨体制经济精英”。这批经济精英亦公亦私、亦官亦商，身份难辨。他们要么是国有企业的负责人，要么是传统的官僚精英，要么是与上述两类人具有特殊裙带关联的内部人。自中国改革发轫，跨体制集团即开始繁衍生长。到现在，跨体制集团几乎遍及中国行政系统的每一个层级，中国市场体系的每一个环节、经济领域中每一个产业。在长达 25 年的改革转型中，跨式的产权和利益输送活动。所以，每当有新的经济机会出现，我们就会看到无数的“带权下海者”，在新旧两种体制中同时牟利。事实上，在中国 25 年的改革中，成长最快的并非是外界所以为的所谓民营企业，而是这种跨体制的权力企业。而诸如金融之类的关键行业，更成为此类企业的禁脔。在这种意义上，“两栖化生存”的跨体制经济精英是中国经济精英最具有控制力的一支。

经济精英本来是作为中国改革政经分离的一个积极成果而出现的，但诡谲的是，从 90 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经济精英又重新出现了靠拢政治权力的明确趋势。这就是说，一度从全能社会中独立出来并以此为自豪的经济精英们，正在通过后门重新回到政治精英们的会议室中。对此，一位浙江的民营企业家这样注释到：“做大必须从政，不从政不可能做大！”。看得出，在改革早期一度被人们津津乐道的“不找市长找市场”的企业家精神，正在悄悄的被“不找市长当市长”的权贵气质所取代。隐匿于这种精神嬗变背后的时代背景是：一方面市场空间已经变得日益狭窄，通过市场纯市场手段获取利润的成本开始变得极其高昂；另一方面，各种关键资源（比如资本、土地）仍然高度垄断在政治权力手中，而这些资源正是经济精英更上层楼的必经阶梯。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经过 25 年的改革之后，中国的产权状况不是变得更加清晰，而是变得更加模糊；产权模糊的资产存量不是变得越来越小，而是变得越来越大。通过政治权力而不是市场来瓜分这些资产，不仅快捷、而且廉价。这种诱惑加大了中国经济精英在新时期重新靠拢政治权力的动力。何况他们之中的很大一部分本身就是出身于官僚精英呢？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中，无论经济精英是出身草根还是出自以前的干部或者知识分子群体，他们都必须与行政权力结盟，占领进一步发展的制高点。不如此，他们就可能在下一步的竞争中失去优势。对这种“新”的企业竞争生态，我们上面提到得那位浙江民营企业家表达得相当露骨：因为我的对手已经从政了！。虽然企业家直接当市长的情况还为数甚少，但中国经济精英在各级党、政、以及人大、政协中日渐活却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显然不只是出于某种社会声望的考虑。这不仅暗示了中国经济精英们在精神上的一种质变，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经济精英依附于政治权力的必然宿命。正如我们看到中国近代史上所有经济精英的命运一样。中国经济精英们没有任何独立于政治权力的个人地位和组织地位，甚至财富本身也要取决于权力的施舍、输送和保护。当然，只要这种依附是可能的，并且可以带来超市场的利润，这种依附就是值得的。事实上，在中国转型过程中，中国的经济精英正是凭借这种依附而获得了比其他公民多得多的权利和利益。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对现状感到满意，并支持和维护这种现状。中国的转型在中国社会培养了一种顽强的文化信念，只求结果、不问手段。中国经济精英们正是这种文化信念最坚决的拥护者。他们对现代商业文明的基本伦理非常陌生，而且根本就不屑一顾。就此而论，那种认为经济发展能够自动带来一个现代公民社会的推论是非常令人怀疑的，起码我们在中国的经济精英身上没有发现这种现代价值的蛛丝马迹。在中国改革特殊环境中成长并壮大起来的经济精英们，不仅没有被培养了一种公民精神，反而深深的沾染了一种特权习气。财富既可以通过创造而来，也可以通过掠夺而来，而当掠夺的成本很低并成为一种普遍的市场风俗的时候，我们就很难期望中国的经济精英成为一种健康的制衡力量。他们最大的愿望和可能，就是与特权合谋，并成为特权阶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种合谋进而结盟成一个稳固的上层阶级的趋势（这不需要任何明确的宣言、正式的纲领、和授人以柄的组织形式，只需要上层阶级之间的一种默契），在中国早已不再是一种假想。

2002 年 8 月 21 日，上海市市长陈良宇在会见 ABB 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的时候，一位私营企业家——上海紫江集团董事长沈雯赫然在座。这种特殊安排被普遍理解为中国私营企业地位上升的信号，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上海市外经贸委一位官员对新华社记者说：“过去参与经贸外事会见的人员，除了政府领导，就是国有大企业的负责人。私营企业老板的加入，说明政府对私营企业的重视和这类企业的自身地位又有了新的提高。”这位官员说得的确不错，但这个“破天荒的第一次”在不经意之间也曝露了中国的另外一个秘密。那就是：中国企业家从来就没有自己独立的舞台，他们必须借助政治平台才能够一逞其雄心。过去如此，改革 25 年后之后的今天仍然如此。这种贴身依附究竟是今天中国企业家的幸运，还是他们的不幸？当然，这并不是这个“特殊仪式”的全部意义。这个具有政治宣示意义的仪式，也为中国未来各类精英之间的默契提供了有用的线索。[1]

一个精英统治联盟要想稳固和有效，知识精英是不能够缺席的。在 90 年代中后期，当中国的新体制在渐进改革中悄悄脱胎而出的时候，新体制对中国知识精英的赎买也开始加快步伐。

1989 年之后，中国知识精英与当局之间的敌意达到了顶点，知识精英在体制内向上流动的出路几乎被断绝。一批知识精英开始下海在市场上寻求解放，另一批知识精英则继续无奈的寄生于传统体制之中。对于中国的正式体制，中国知识精英在这一阶段的基本上采取的是疏离、背叛的姿态。他们既不能见容于正式体制，也就只好闯荡于体制外的江湖之中，成为游离于正式体制之外的体制孤儿。就其生存状态而言，这一阶段可以称之为中国知识精英的“江湖时代”。中国知识精英与当局之间的这种僵持和游离状态在 1990 年代中后期开始解冻，中国知识精英开始逐渐回归正式体制。这一方面是由于知识精英在整体上出现了妥协倾向，另一方面则是当局意识到一个新的体制必须由知识精英来解释和证明它的合法性。但最为关键的原因则是，在这个时候，当局已经逐渐具备了在整体上赎买知识精英的能力。在此之前，持续的分权化改革使中央政府的财政状况一直陷入捉襟见肘的紧张状态。当局即便有心，也无力赎买知识精英。在朱鎔基推行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财政的困境开始缓解。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新体制赎买知识精英的进程加快了。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大幅度提高高校教师的工资水平。考虑到当时中国社会上普遍的工资水平，高校教师工资水平提升的幅度是相当惊人的。不仅如此，中央财政还以这个“工程”那个“工程”（如从 1995 年开始实施的“211”工程）的名义向高等院校大幅增加投资。除了体制内直接的财政挹注之外，当局也鼓励中国高等院校利用“市场”牟取双轨之利。始于 1999 年的高校大规模扩招虽然从表面上看是一种市场行为，但在高等教育完全被国家垄断，而文凭（注意：不是教育）又极其稀缺的情况下，实际上就是当局送给知识精英们的一种巨额财政补贴。事实上，中国的高等院校几乎从来就没有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竞争。对这一点，馈赠者（政策制订者）和获馈者（政策受益者）都应该心领神会。不过，以这些补贴在合法性上的疑问，这些补贴就更像是国家对特殊群体的一次行贿。在输送经济利益的同时，当局也开放和出让了一部分公共空间给知识精英，以满足知识精英对社会名望和话语权力的需求。这种幕后的默契表现在前台，就是越来越多的专家、教授和学者出现在各种公共媒体上。虽然这种开放的条件极其苛刻、空间极其有限，但对于中国知识精英来说，则不啻于一种久旱之后的巨大补偿。由于有 1989 年的前车之鉴，重新获得了公共空间在表面上是一种自律，在骨子里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恐惧。这种恐惧在中国的知识精英群体中移入了一种条件反射式的自我审查习气。他们谨守话语分际，生怕越雷池半步。纵观中国知识精英在 90 年代后期以来的公共表现，他们的确是这个时代最出色的配角。最出色处不仅在于他们将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更在于他们对自己的角色非常心满意足，丝毫也没有什么道义上的不安。（他们唯一不安和沮丧的时候，是他们想起那些精英前辈们（如胡适们）远远高于当时劳动阶层的薪水的时候。不过，他们似乎忘记了正是这种很难被现代文明所接受的收入差距，才导致了一场革命。在高等院校普遍实施津贴制之后，南京的大学教授们用这样的顺口溜自嘲：干部哈哈笑，工人哇哇叫，教师光着屁股上花轿。所谓“教师光着屁股上花轿”是在比喻教师得了名声却没有得到实惠。这显然与 90 年代中后期的事实不符合。事实上，在这个时期，大学教师的收入增幅要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而教师顶层（知识精英）与社会底层民众的收入差距甚至远远超过了1949 年之前。这种流行的口头文学，如果不是出于自恋，那就只能说明中国知识阶层对中国社会的现实相当隔膜。

在 90 年代中后期，通过多种方式的赎买，在 1980 年代一度以独立姿态与政府分庭抗礼的知识精英们，终于心甘情愿（甚至是兴高采烈）地认可并回归了体制，成为新的统治体制不可或缺的一翼。任何成功的统治都需要行政精英和知识精英之间的合作，这并不独独是中国的特色。中国的特色在于：中国的知识精英所赖以安身立命的高校、研究机构几乎完全为政府所有。换句话说，他们几乎统统是政府的雇员。（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知识精英从来就是行政体系的一员，他们中间许多人的知识精英地位，完全是依靠行政性垄断权力而取得的。）拿人家的钱，自然就要看主人的脸色。在这样一种雇佣关系下，知识精英的独立性实际上就荡然无存了 。而这种独立性正是知识精英们取得社会公信进而行使话语权力的生存根本。如果政府与知识精英之间的关系是雇佣，那么行政精英与知识精英之间的合作就很难称得上是合作，而只可能是赎买或者别的什么。身份上的依附性，是中国知识精英与行政精英这次最新合作最启人疑窦的地方。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在这样一种赎买关系的腐蚀下，中国知识精英的态度在 1990 年代后期不仅日趋保守、而且迅速地滑向“极右”。他们将这种精神上的猥琐和趋附装扮成心智上的成熟，将既得利益上的自私粉饰为学术上的保守主义，并以这种精神和态度屏蔽一切转型时期的社会苦难。他们以一种“高贵”的冷漠，将发生在他人身上的苦难轻松地解释为转型代价，甚至社会的正常现象。他们不仅是丧失了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而且是彻底沦为了既得利益的囚徒。一个充斥着乌托邦精神的知识精英群体固然是可怕的，但一个完全泯灭了理想主义的知识精英群体，也具有同样的灾难性。当今中国知识精英群体在精神上所呈现的，正是后一种可能性。基于这样的理由，当我们看到知识精英热衷于加入中国新的精英统治俱乐部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实际上是中国社会一种凶险的发展。因为，这意味着知识权力（作为一种独立的权力）对政治及经济权力将完全失去它的制约能力。中国知识精英被政治及经济权力彻底缴械的现实有力的提示我们，这个正在形成的新精英联盟很可能是一个盘踞在大众之上的分赃集团。果真如此，这将是一个相当可畏的前景。

对中国知识精英的整体赎买虽然是一次迟到的赎买，但却是一次成功的赎买。到目前为止，这次系统性的赎买仍然在延续之中。2004 年 3 月中共中央下发的三号文件，就是一个明确的迹象。虽然中国政治领导人经常会例行公事般地表达对知识精英群体的重视，但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来表达这种重视，在我们的记忆中还是第一次。尤其不同寻常的是，中国领导人这一次强调的是人文知识分子群体。这与以往更多强调科技知识分子群体的倾向大异其趣。这个题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2]的文件究竟是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对未来的重新布局，还是进一步加强对人文知识分子的控制，我们不得而知。但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群体在未来将从官方获得更多的利益输送则是相当确定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中国知识精英群体对这个文件空前热烈的欢迎和感激中略窥一斑 。但如此一来，中国知识精英群体就被更加紧密的捆绑在政治权力的利益上。这种形似“关怀”的捆绑式赎买，对社会及知识权力本身的戕害与腐蚀不问可知。绕了一大圈之后，在中国改革中一度分道扬镳的政治权力与知识权力，从上个世纪末期开始正在以一种新的形式实现着一体化。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中国的知识精英有可能变成一种上层政治符号而遭到激烈的反抗和挑战。中国知识精英在“文化大革命”中所遭受的系统迫害 ，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让人不安的是，几乎没有人洞悉这个秘密。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宁愿相信，他们在“文革”中所遭遇的一切，完全是政治领袖的阴谋。然而，他们似乎从来没有问过：个人的阴谋怎么会在刹那间转变成底层大众的狂热？由于政治人物的诱导、发动和参与，中国的“文化革命”被抹上了强烈的阴谋色彩，但从底层民众的角度看，这显然更像是一场对上层官僚精英的清算运动。从属并依附于官僚精英的知识精英不过是这场运动中最脆弱的殉葬品。

纵观中国 25 年改革中的精英现象，除了政治精英的有非常明显的世袭先赋特点之外，中国 25 年改革所造就的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具有更多的后致色彩。这得益于中国高考制度和早期农村改革中起点平等特点 。但这种比较公平的精英形成机制在 90 年代之后被破坏殆尽。从 90 年代中期之后，随着中国系统性分赃机制的逐渐成熟，政治、经济和文化这三种主要资源越来越局限于在上层精英封闭的圈子中流动，而与底层民众无缘。（1905 年，被许多外部观察家视为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年份，其原因就是科举制度的废除造成了中国精英循环机制的阻塞。从某种意义上，90 年代中期之后的中国精英分利集团的形成，对中国社会起着同样的扼杀作用。在经济增长不断创造奇迹的表象之下，中国社会内部的活力却在不知不觉中逐渐衰败和萎缩。）通过花样百出的各种“互惠”活动，中国精英将一切政治、经济和文化资垄断在一个狭小的精英集团之中。政治精英可以通过权力换取财富，换取文凭而拥有经济精英或文化资源；经济精英可以通过财富买官位、买文凭而拥有政治和文化资源；而知识精英则可以通过知识权力换取财富或者加官进爵。一位博导对自己博士生的招生“结构”是这样安排的：三分之一的名额留给官员、三分之一留给企业家、另外三分之一留给真正做学问的。这实际上是中国上层精英在 90 年代中后期的“互惠互利”一个极其辛辣的写照。留心观察过中国社会的人都会得到这样一种印象 ，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之后，中国政治精英们在财富迅速增长的同时，“知识水平”也获得了奇迹般的提高，博士、硕士学位在中国官员中几乎达到普及的程度。相应的，中国经济精英的政治地位和“文凭地位”也迅速窜升。作为普及博士和硕士的回报，中国知识精英的财富也在同一时期开始膨胀。这种精英之间的“互惠互利”在一位湖南企业家拥有的复杂身份中表现得最为真切。因为一起司法纠纷而引起广泛关注之后，人们发现这位国有企业负责人的头衔多得让人眼花缭乱。他不仅是“第九届、第十为“湖南省十大杰出青年”、“中国优秀青年科技创业奖获得者”自然也就是情理中事。这虽然不是这位国有企业家的全部身份，但已经足够让人们意识到中国“官学商”一体化精英集团对社会资源的高度垄断特征，也足够让人们领教中国精英集团对各种权力资源欲壑难填的程度。这幅荒诞的“现形图”虽然粗糙，但却大致勾勒出了 90 中期之后中国精英分肥的基本图景。不过，在一个资源被高度垄断的社会中，这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因为这几种权力其实就是同一种权力，是被同一种政治“合法性”所赋予的。

相对于中国政治精英的绝对控制力 ，中国经济及知识精英对社会的影响力仍然相当有限，但经济及知识权力作为一种单独的权力正在日益扩充自己的疆域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趋势。不幸的是，我们没有看到他们之间的相互制衡，而是看到了他们之间的联盟、勾结、和分赃。显然，一个自私的精英分利集团正在中国的改革中悄悄破壳。这个潜在的集团无需明确的合谋和组织即可以形成强大的集团力量，因为他们对本集团的利益有高度默契的自我意识。

一个表面上由相互独立的权力所构成的精英统治，比赤裸裸的政治精英统治（中国改革前的情况）更具有法理上的欺骗性，在统治上也更具有适应性。这恰恰是中国新阶层结构的又一个危险所在。任何时代都有精英，任何体制也都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精英统治特性，但当代中国的精英问题在于：谁来监督和制约精英？

[1] 上海私营企业家首次与市长一同会见外宾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kuaixun/192418.htm

[2] http://www.cass.net.cn/webnew/file/2004030112950.html

第五章 财富到哪里去了

2004 年 8 月 27 日，美林集团亚太地区负总裁马蓉在“2004 年中国财富管理论坛上”发布最新报告：2003 年中国百万（美元）富翁已经接近 24 万，比上一年猛增 12％。这个增幅不仅大大超过中国 9.1％的经济增长率，也顺利地为中国赢得了又一项世界第一：全球百万富翁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正如这份《全球财富报告》的名称所要显示的那样，美林显然是想借此说明中国正在成为全球财富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这个特别能够满足虚荣心的头衔也正是许多中国人特别想得到的。而这种虚荣心由一个国际投行巨头所赐予，则更显得其确凿无疑。然而，就在这个令人陶醉的报告发布前几天的 8 月 24 日，在离我的住宅不到 30 米的地方，一位 46 岁的男人跳楼自杀了。原因是：他每月300 元的下岗工资已经无力支付他女儿的学费。几乎是在同一天，南京市区的另外一个小区中一对父子因为同样的原因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或许，我们很难将上面两起悲剧归结为某种单一的因素，但不管如何，贫困以及贫困所带来的人类尊严的丧失肯定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

自 90 年代中期以来，此类悲剧事件屡见不鲜，已经很难成为轰动性的新闻。但上面两起自杀悲剧的独特性在于，它发生在中国南京——中国最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这说明，由于贫困所导致的自杀现象已经开始向中国的城市蔓延。这个趋势与近年来中国不断攀升的自杀率相吻合。很清楚，这类耸人听闻的自杀事件已经不再是中国下层阶级出于生存恐惧所杜撰出的预言。

如果美林的《全球财富报告》渲染的是一个财富不断膨胀的中国，那么，上面两起自杀事件则以令人难忘的方式呈现了另外一个中国——一个马尔萨斯式的古老世界。千真万确的是，它们同时发生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城市。我们不想在一部分人的暴富和另外一部分人的绝对贫困之间建立必然的因果关系，但这种几乎天天发生的让人难以安枕的人道主义灾难，却不能不让我们去思考：在中国财富分配的黑箱中究竟发生了什幺？

一、滚烫的土地

及至 1990 年代初期，阶层分化和贫富悬殊，还仅仅是徘徊在书斋中的不详推测。但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这个幽灵开始悄悄步出书斋，啃噬中国社会。短短的十多年之后，贫富悬殊已经变成一只巨兽，成为中国社会挥之不去的噩梦。反应在资料上就是中国的吉尼系数在 1990 年代之后开始急速攀升。从改革前的0.28 急剧攀升到 0.46 左右。据长期研究这一问题的中国学者杨宜勇等人预测，2005 年，中国的吉尼系数将迅速逼近 0.47。对此，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把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堪称世界最高！”。在所有对中国吉尼系数的估计中，杨先生的估计不是最严峻的。有更严峻的估计判断，中国的基尼斯系数在近几年已经超越 0.50。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这意味着中国已经快步进入贫富差距最为严重的国家行列，成为所谓“收入差距悬殊”的国家。由一个整齐划一的平等社会，转瞬之间完成天壤之别的角色巨变，是中国 1990 年代创造的又一个世界级奇迹。不过，与那幅已为世人熟知的经济奇迹的炫目图画相比，集在一起。“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曾是这个民族对两极社会最深刻的历史记忆，不幸的是，21 世纪的中国真的在开始演绎这种历史记忆的现代版本。的确，当人们发现中国的官僚们动辄用下岗工人一年的工资轻松的打发一顿饭局，同一个小区中的人们收入可以相差数十倍甚至上百倍，为数众多的不幸“落伍者”在生存底线上下沉浮的时候，我们相当确信，中国现实中贫富悬殊已经极具爆炸性，它远远不是冷静客观的吉尼系数可以描述，它正在展开的，是一场规模宏大的历史活剧。有必要询问：中国人 20 多年创造的财富究竟跑到哪里去了？

有理由相信 ，中国在 1990 年代尤其是 1990 年中期之后出现了严重的分配问题，而这个分配问题的性质已经与改革前期截然不同。这就是说，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的经济分配已经呈现出明显的零和博弈现象。中国经济学家特别喜欢用帕雷托改进来描述中国改革，但实际上，这个令人愉快和怀念的时光已于 90 年代中期嘎然而止。当人们仍然沉浸在改革初期代给我们的历史幻觉之中时，中国改革和经济增长已经为一种新的逻辑所取代。这个逻辑就是，一部分人财富增长是以另外一部分的绝对损失为代价的。这与我们 1990 年代中后期所观察到的现实相当吻合。在这一时期，一部分中国人的生存状况开始在绝对水平上恶化，但非常不协调的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富豪也不断涌现。这表明，部分中国人不仅被排除在经济增长的果实之外，而且还受到了蓄意的剥夺。

检视 1990 年代中国的财富流向，中国的贫富分化实际上有迹可寻。这首先表现在财富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与毛泽东时代通过统购统销，人为压低农产品价格对农民实施的剥夺不同 ，改革时期农村财富向城市的转移主要是通过以下三种途径实现的。一是深入农村基层但实际上代表城市利益的官僚体系对农民所进行的收刮，这一点由于各种发生在中国农民身上的残忍事件已经广为人知。但事实上，在财富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这种最为著名的剥夺却可能是最不重要的剥夺。第二种途径，则是通过对流入城市的民工实施制度性剥削来实现的。通过对数量庞大但政治权数几乎为零的农民工实施制度性剥削（压低、拖欠工资、户口限制、子女教育歧视、公共医疗的不平等分配等等），城市获得的财富数量相当惊人，有学者估计，仅仅压低工资一项，城市地区就从农民工身上每年卷走财富 4400 亿。[3]在中国吸收农民工最多的房地产行业中，劳动力成本在总成本中所占的比例出奇的低，就是这种财富转移的一个力证。财富有农村向城市转移的第三种途径，是通过对农民土地权利的剥夺来实现的。这种财富转移一直存在，但从 1990 年代后期开始加剧，在最近几年中，随着城市化进程的突然提速而进入高潮。城市化和工业化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土地的巨大升值收益，这本来是中国农民融入城市化进程的一种巨大的潜在资本。然而，在现行农村土地征用制度下，城市当局可以用极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上征用土地，然后高价出手，其中差价可以达到几十倍之多。中国国土资源部一项调查说，在浙江省上虞市，“2000年土地出让收入为 2.19 亿元，其中征地补偿费只有 591 万元，仅占卖地进账的2.7％。”有资料估计，近三年来仅此一项，城市就从农民手中取得 9300 亿元。[4]

而这些土地收益除了被官僚体系中饱私囊之外，全部流入了中国农民完全无权享受的城市基础建设之中。 如果将历史时期拉长到整个改革开放时期， 通过土地流入城市的财富就更加惊人，统计表明在近 20 年以来，农民承包地被征用的数量达到 9800 亩，以每亩地农民被剥夺财富 10 万元计，那么近 20 年，农民光通过土地征用被剥夺的财富就接近 10 万亿。这个数字远远超过改革前 23 年通过“剪刀差”从农民那里剥夺的 8000 亿。不过，中国农民的损失不是用静态的数字可以衡量的，因为这实际上是关闭了中国农民进入现代化的大门。完全可以预料，对农民工的剥削以及对农民土地权利的剥夺，将是未来农村财富向城市转移的主要形式。作为中国弱势农民所拥有的要素，剥夺了农民劳动力权利和土地权利，也就彻底剥夺了农民在未来市场活动中最重要的两种潜在资本。这就从根本上将中国农民排拒在经济发展的果实之外 。而这一剥夺可能导致的更加危险的后果在于：它剥夺了中国农民以主体身份（而不是客体）参与现代化的可能性。这等于人为的制造了一个庞大的社会底层。在这个意义上，后面两种隐蔽的财富转移要比第一种形式远为紧要 。因为在现有制度安排下，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尤其是土地的丧失），换言之，农民的财富损失可能是永久性的。

有受损者，就一定有受益者。这两年，夹杂在“经营城市”的喧嚣之中，某某或某某的朋友突然成为亿万富翁的故事又开始绘声绘色的流传起来，其中大多数都与土地投机相关。这与 1992 年之后的市井故事具有结构上的相似。与此对应，中国城市中又出现了一次高温度的繁荣。不过，深入在这背后的土地故事，我们就不难了解这种城市繁荣是建立在什幺样的基础之上。

中国的贫富悬殊首先表现在城市与农村贫富悬殊上。这种差距在 1978 年到1984 年的短暂时期一度缩小，不幸的是，这个短暂的历史现象将中国改革者麻醉了长达 20 年之久。与中国众多改革者们的想象不同的是，改革之后财富在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转移实际上没有停止，而是以更隐蔽的方式、更大的规模、更加迅疾的速度在持续进行。知道这一点，我们就丝毫不会对中国城乡差距持续刷新世界之最的事实感到惊讶了。

长期以来，中国的政治领导人为缓解城乡差距做出了不少的努力，但这些措施基本上都是短期性的治标之策。2004 年之后，中国各省政府纷纷推出减免农业税的试点，以提高农民收入，降低城乡差距的爆炸性。但诚如我们上面所分析的，这不能消解中国农民人力被剥削、土地遭剥夺的困境。2004 年 10 月，中国四川省汉源县发生中共建政以来最为严重的农民暴动事件，其起因就是土地问题。我们不能确定，具有明显古典“农民起义”性质的汉源事件，是不是预示着农村土地财富转移过程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时期，但它的确将这个问题上升到了一个相当紧张的高度。如果不能将土地升值收益以某种形式（例如以各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成立土地基金）转换为农民的投资，从而在根本上解决农民在现代化中的主体性问题，中国的城乡分配差距在未来十数年中将长期处于燃点状态。

二、向市场阶级寻租

财富在城乡之间的转移只是造成中国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财富在多数人和少数人之间的转移，或者说财富从社会不同阶层向官僚利益集团汇聚。这主要通过以下几种形式完成。一是官僚利益集团对市场阶级的剥削。改革以来，由于市场化将绝大部分中国人口卷入其中，形成了主要依靠益集团的口袋。

以北京的出租车行业为例。有记者曾经计算过，如果北京的出租车司机按照中国现行《劳动法》规定的时间出勤，每月收入约 6450 元，但其成本却达到 7000元，这意味着出租车司机工作一个月下来，不仅不能盈利，还要倒贴 550 元。如此，为了维持生存，出租车司机唯一的办法就是“自愿”延长劳动时间，“今天拉 10 趟，明天就拉 11 趟”，以至于北京出租车司机的每天工作时间普遍在 13小时以上。基于这个原因，有人将出租车司机比喻称“现代包身工”。那么究竟是什幺让出租车司机们沦落为“现代包身工”，简单的答案是成本。然而，在北京出租车司机的 7000 元成本中，“份钱”却占到了 4800。而在这 4800 元的“份钱”中，出租车公司及其相关利益者获得的特许权收益（净利润）达到 3300 元之多。很清楚，这种特许权利润流向了围绕出租车管理部门以及出租车公司所形成的利益集团手中。[5]“份钱”的确是一个相当形象的名词，它象征着官僚利益集团特许人们进行市场活动所收取的那一份租金。有人曾经计算：北京近 20 万出租车司机每年要为官僚利益集团创造特许收益 261．[6] 亿元利润6，而他们所获的工资则仅仅为 60 亿左右。这种劳动力收益与特许权收益的对比，无疑是触目惊心的。

这种对市场阶级的剥削不独于北京，也不独于出租车行业。另外一组资料可以从宏观上印证这种深重的剥削。根据仲大军先生一篇文章提供的资料 ，在 2002 年中国 10 万亿的 GDP 中，“城乡居民分得 5.6 万亿元，而其中工资总额只有 1.2 万亿元，其余的 4.4 万亿元都是通过非正式的分配渠道流入个人手中的”[7]。这本来应该分配给劳动者但却流向了少数人群的 4.4 万亿中，有多少是属于上述北京出租车行业的特许收益，我们不得而知，但肯定不是一个小数目。劳动收入阶层的收入与“其它”收入如此悬殊，难怪有人直指，中国存在一个负价值的白领阶层。白领是一个打击面相当宽泛的说法，在中国，这个负价值阶层更准确的称呼应该是官僚集团及其市场代理者。

在中国西部的四川万源市——一个每年财政赤字高达 1.6 亿元的贫困县级市，官方为了举行一场所谓“纪念万源保卫战胜利 70 周年”的演出，竟然集资2000 万元。所谓集资，不过是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强行向下摊派价格奇高（最低150 元）的门票而已。在这个贫困县，普通公务员的工资不过区区 400 多元，而在这次演出中出场的一位明星获得的酬金却达到 42 万元之多。在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财富士如何通过政府权力向少数人手里集中的。像上述北京出租车行业的市场特许权收益以及万源的集资演出等等案例，虽然纯属敲诈勒索，但毕竟是“半合法”的。相较于此类对市场阶级的“半合法”剥夺，财富向少数人转移的另外一个信道则要赤裸裸得多，这就是在中国泛滥成灾的官员腐败。有学者估计，自从 1990 年代以来，中国官僚利益集团及其代理者每年所获得的法外的“腐败收益”高达 1 万亿左右，占到 GDP 的 10％以上。

与上述对市场阶级的直接剥削不同， 腐败收益主要是通过对国有存量及流量资产的侵吞，通过对财政资金的巧妙贪污，通过对属于社会公众的银行资产的盗窃而来。这种腐败收益是通过“负性”的政治机制来实现的，而其代价则表现为“中性”的银行坏帐和日渐深重的税收负担。2004 年，仅 181 家中央企业申报核销损失就达 4000 亿之巨，占中央企业净资产的 10％以上。毫无疑问，这些在企业损益表上表现为损失的财富相当大部分已经转变为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个人收益。在中国，各类“化公为私”的技法虽然层出不穷，但大多是打着改革的旗号出笼的，以至于有人愤激而讥称：“改革即分赃”。对于此类假改革之名行分赃之实的手法，大多数人早已了然于心。需要指出的是，当权贵们的盗窃和抢劫在事实上合法化的时候，社会财富迅速向少数官僚上层汇聚，就是一个难以避免的后果。

在解释“中国人为什幺勤劳却不富有”这一问题时，华裔学者陈志武先生的回答是:中国现存制度设置了高昂的交易成本。我们在上面所讨论的北京出租车行业的案例是这个解释一个非常贴切的例证。不过，陈先生的观察中遗漏了一个重要的现象：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勤劳而不富有。事实上，部分中国人的富有已经达到让发达国家都瞠目结舌的程度。在美国，在澳洲，来自中国大陆的神秘富豪在置业时一掷千金的故事早已不是什幺新闻。一位在华尔街顶级投行服务的朋友曾经告知，一位自称“没有什幺钱”的中国大陆客户一次拿出的理财金额是1000 万美金。这给这位去国多年见识过不少发达国家富人的朋友留下了极其深刻甚至是具有震撼性的印象。如果说，大部分中国人的贫穷是因为制度为他们设置了昂贵的交易成本，那么同样的道理，少部分中国人的速富则是因为制度让他们的交易成本降低到了几乎为零。进而言之，中国的官僚利益集团一手为中国市场阶级的交易活动竖起了高高的壁垒，另一手却放任和鼓励内部人进行盗窃和抢劫（在科斯的世界里，这实际上是交易成本为零的一种至高境界）。这无疑是科斯定理在现代中国一种最具有黑色幽默意味的演绎。一边是交易成本为零，另外一边则是交易成本高昂，在这种不平等的条件下，中国不出现急剧扩大的贫富鸿沟那才真是咄咄怪事。在中国，少数人贪索敛聚，富可敌国的故事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要上演一回。今天，当中国人自以为自己的时代充满了现代性的时候，我们却从那一扇从未封闭过的后门回到了过去。

三、宁赠友邦

在一次会议上，有一位公司领导人向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发问：“中国的一些城市提供免费的水电给外国投资者，新加坡政府能否在地产出租和水电费方面也同样给予一些减免？”吴作栋的回答非常干脆：“我们不能进行这种以提供不计经济回馈为基础的竞争。假如我们要求新加坡能源公司提供免费的水电，新加坡能源公司从哪里取得资金？它会向政府拿钱。然后，我们再和另一个人在很不经济的基础上竞争，最后，我们就破产了。”吴作栋强调说，“政府必须计算过后，使竞争在一个可行的长远的基础上进行。”

与吴作栋的“吝啬”相比，中国的政府官员就要显得阔绰和大方得多。在中国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活动中，贱卖土地（几乎相当于白送），减免税收直至水电增容费用的免收，已经成为各地政府竞相使用的手段。这颇有点像货币的竞争性贬值过程。甲市将开发成本 20 万元的土地以每亩 5 万元卖掉，乙市就可能以 3 万元卖掉。在中国某城市，地方政府甚至以“优惠政策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为口号。当有记者问该市领导“优惠政策有没有底线？”时，这位领导的回答与吴作栋总理的回答同样干脆：“没有”。

两种回答虽然同样干脆，但却将那位中国地方官员的荒唐衬托得一览无余。不过，放在中国的具体背景中，这位官员的荒唐却是一种理性行为。因为对于这位掌握了辖区土地控制权的地方官员来说，土地是一种无价格的要素，却是毫无价值的东西，是一种毫无价值的“闲置资源”（至于为什幺会这样，则是一个需要篇幅讨论的问题，在此不赘），但如果卖掉，哪怕再廉价，土地价值就进入了核算体系，就能导致 GDP 的净增加，然后引进投资，又可以增加一次 GDP。这样算起来，廉价卖地甚至白送，就是一桩合算的买卖。不过如此一来，流进来的是短期的 GDP，流出去的则是真实的财富。很难确切的计算这种以“优惠政策”的名义送出去的财富，但考虑到中国一年 6～700亿美元的 FDI,数目恐怕相当惊人。按照摩根斯丹利的经济学家谢国忠先生的测算，这些优惠政策所带来的财富损失相当于人民币升值 20％。送出去那么多土地，土地自然就越稀缺，国内居民用于住房的土地价格自然就越是高涨；送出去那么多税收，加诸于国内居民的税赋自然就越重，贫困阶层的社会保障和福利的资金来源自然就越少。在中国的政治现实中，很容易推论，任何财富流失都将最终传递给中国的弱势阶层。

除了对“友邦”的直接馈赠之外 ，中国向外输出财富的另外一个通道是对“家奴”的出口。在持续增长了 26 年之后——据称这是世界经济史上最了不起的经济奇迹之一，中国的劳动力工资水平仍然只相当于美国和日本的 1/50。经济学家们几乎众口一词的将此理解为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所谓比较优势，但大量来自中国出口工厂中的新闻报道则证实：这种所谓的比较优势实际上是一种可以自由使用奴隶的比较优势。据《华尔街日报》记者王必得（PETER WONACOTT）发自中国南部的一篇报道称，在那里的一个中国出口工厂中，许多工人每天经常要工作 18 个小时，而他们每月的工资起薪仅仅为 32 美元，这甚至比当地极不人道的最低工资标准还要低 40％。显然，无论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相比，还是与出口产品的总成本相比（劳动力成本经常只占出口产品总成本中的 10％），中国的劳动力价格都被严重低估了。不管这种低估的原因是什幺，严重低估的劳动力价格都意味着财富的巨大流失，对中国这样一个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而言，就尤其如此。生产越多，出口越多，财富流失越大。无法估计中国由于劳动力价格低估所造成的财富流失，但以中国现在每年 5000 亿美元左右而且还在不断增长的出口规模来看，这个流失不仅巨大还会越来越严重。人力资本之所以是一种最重要的要素，乃是因为它是可以重复使用，最能动的要素。如果将“人”贬低为一种自然资源（甚至“贱”于自然资源）， 并作为一种值得炫耀的“比较优势”加以出口，不仅是一种最大的财富流失，也意味着这个经济体长期竞争力的丧失。从历史的常识出发，我们似乎从来还没有看到过那种依靠虐待本国人民就能够发达起来的国家。然而，问题的诡异之处在于，这种以财富流失为主要内容的外向型经济，似乎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得以正常运转的一个决定性条件。这很可能说明，无论在经济结构上，还是在要素有效率的组合上 ，中国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障碍。引进外资、加大出口，在中央政府那里是一种国家战略，而在地方政府那里，则成为扩张地方财政能力和创造政绩的最快捷手段。在整个改革时期，只有在外向型经济方面，中央和地方始终保持着高度一致。两股力量合在一起，终于使这个战略扭曲到不计成本的地步。

四、锈蚀的团结

在经过 26 年的改革之后，中国虽然形成了以一个以市场交换为主导的财富创造机制，但具有强制性分配能力的政治结构却纹丝不动。与计划体制相比，市场机制的财富创造能力成级数放大，于是，传统政治结构所导致的财富分配差距也就同步呈现级数放大效应。这毋宁是说，中国的政治体制不仅没有阻止贫富分化，而且主导和加剧了这种分化。这实际上是中国 1990 年代后期以来贫富剧烈分化的内里乾坤。

1990 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由旧式政治结构主导的“新”的分配机制趋于定型化。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这个机制初步发作的社会后果。也就是说，今天中国愈演愈烈的贫富分化不是一个阶段性的偶然现象，而是一种体制化的结果。在这种体制中，那些被排斥在正式的政治分赃结构之外的庞大人口，随时都有可能被抛离于游戏之外，而这个体制为他们设置的“保障”竟然是一种仅仅能（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标准。中国各省设立的所谓“最低保障线”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近乎残忍的标准 。如果中国的政治领导人以及精英阶层继续对这种危险的社会分化熟视无睹，一遇天灾人祸或者经济危机的洪流，中国庞大的底层人口将径直被驱赶到只能铤而走险的生存绝境。事实上，一个社会贫富分化的危险性从来不在于富人有多富，而在于穷人有多穷。当有人一点都不脸红地吹嘘自己在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的时候 ，中国为穷人确立的贫困标准竟然是每年每人收入 637 元到 882 元。这个标准只是世界银行每人每天 1 美元标准的 1/4 左右。撇开世界银行的这个“国际标准”不谈，任何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可以想象，一年 637 元到 882 元的收入，离饿死还有多远？而这正是当今中国贫富问题最为凶险之处。在中国的都市人口及上层精英那里，经济繁荣不但习以为常而且理所当然，但在那些主流媒体看不见的底层那里，生存危机却无时不在，随时都可能不期而至。分化至此，这个社会实际上已经非常脆弱。不幸的是，这个社会的主流却仍然生活在“繁荣永无止境”的幻觉之中。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达到极其险恶的程度，并且马不停蹄地不断刷新经济史的记录 ，中国经济学家邹恒甫甚至转引民间调查机构的数据认为：“考虑到高收入家庭有隐匿收入的倾向，有些民间调查机构甚至认为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 0.59。”按照一般的标准，0.4 以上的基尼系数就属于分配极不平等的国家，中国 0.59 的基尼系数很可能意味着一部分人已经陷入人间地狱般的身存灾难。对于亚洲的经济奇迹，克鲁格曼先生曾经有形象的描述：亚洲的奇迹主要是靠汗水而不是靠灵感创造的。如果这个说法的确是准确的话，那么以血汗浇灌中国经济神话的“汗水阶层”应该是最大的受益者。然而，结局却非常讽刺，他们获得的回报被压缩到了仅仅能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最底线。

更加值得我们警惕的是，中国的贫富悬殊正在以代际的形式向下迅速传递。位于中国城市武汉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一名贫困女生，2004 年一年的饭卡消费记录只有 8.35 元。在长达两年的时间之中，没有人发现这位女生是以捡剩馒头才能勉强度日的。这个故事曾经震惊了许多人。然而，这个看上去似乎十分极端的故事并不孤单。有资料披露，从 1998 年到 2002 年的四年间，中国首都某大学月生活费低于 150 元的贫困生的比例从 16%激增到 41%。作为新一代人的一个抽样群体，大学生中的贫富差距不仅反映了 1990 年代末期以来整个中国社会贫富差距急速扩大的现实，也是对中国社会未来阶级图景的一种勾画。如果这个趋势持续下去，那么未来的中国社会将肯定不是变得更加理性，更加温和，而是更加暴烈，更加激进。

中国的严峻的贫富悬殊问题，并不仅仅只是在危机时刻才会显示出它的政治打击性，经常的情况是，它只是给一个脆弱社会结构的最后一击。而在这之前，它往往会以一种不那么具有爆炸性的经济形式表现出来。在中国，它就是消费能力的长期低迷。自从 19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长期为“原因不明”的内需不足而深感困扰。表现在宏观上，则是消费率长期低于正常水平 。更为反常的是，中国的消费率不仅没有追随经济发展而提高，反而不断显著下降。到 2003 年，中国的消费率已经下降到只有 55.4%的超低水平。这个数字不仅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 80.1%，而且也远远低于发展阶段相似印尼、菲律宾等国。现在，那个“不明”原因终于开始浮出水面，许多人开始恍然大悟:中国内需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源自于中国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公，源自于中国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几乎没有消费能力的底层社会。这个在改革时期创造了最多财富的底层，被不由分说的剥夺了应得的份额，成为在消费上无足轻重的阶级。

在一个国家，当 GDP 的 1/4 供养着 99％的人口，而 1/3 的 GDP 却被仅仅 1 ％的人口占有的时候 [8]，这个国家低得离谱的消费率就不是什么难以索解之谜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逆向异动的服务业比率（这个比例在 2003 年是 33.1％，只有世界平均水平 64％的一半左右）也就很好理解了。因为穷人是消费不起什么服务的。对于中国低迷的内需和畸形的经济结构，一向喜欢发表惊人之言的中国学者王建解释到：“中国从产值比重的特征看已经是人均 3000 美元 GDP 的国家，但是从劳动力和农村人口比重看，还是典型的人均 500 美元以下国家的特征。产值比重代表社会供给能力，而劳动力比重则代表购买能力，如果社会的产出能力已经可以满足人均 3000 美元国家的需求，而人口的主体还在农村，只能吸纳人均 500 美元的产出，社会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就始终面临着巨大的供求差距”。王建虽然将这个问题表述为更具有中性色彩的“就业结构和产值结构的矛盾”，但在我们看来，它与收入差距指的几乎就是同一回事。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分配结构的失衡在先，消费率的低迷在后。分配结构决定了消费结构。在如此低迷的消费率之下，要想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便惟有像吸食鸦片一样地不断提高投资率（包括不计成本地吸收 FDI）。这进一步扭曲了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而提高投资率虽然能够在短期内维持速度，但会形成更加庞大的过剩产能，而为了推销这些过剩产能，就只能以剥削本国下层人民以及掠夺本国自然资源为代价，用极其低廉的价格向国际市场倾销。这又加大了中国经济对外部市场依赖程度。可见，中国目前建立在畸高投资率，畸高外贸依存度基础上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是一个极其脆弱的恶性循环过程。而其总源头，则是中国国内财富分配的极端不均衡。换句话说，中国怪异的产业结构不过是中国国内异常分配结构的外在表现。显而易见的是，中国主要以政府主导的高投资率已经被推至极限位置，低劳动成本以及剥削本国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所谓比较优势也已经被挤压至极限位置（中国 2004 年几乎是一夜之间突然发生的“民工荒”现象说明的就是这个问题），这提醒我们，持续了 20 多年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在一片喝彩声中正在迅速冲击它的终点。而最近两年中国经济令人诧异的强劲表现，很可能就是这种模式盛极而衰之前的最后一缕光芒。深刻而痛苦的经济调整近在眼前。然而，正如我们已经揭示的，在中国，这种经济调整将首先意味着作为源头的分配结构的调整，意味着与分配结构共生的政治结构的调整。没有这种调整，中国经济结构就很难有实质性的调整。在 20 多年的改革中，中国的分配结构按照官僚集团的政治“意愿”被不断深化，已经相当体制化。对这种分配结构进行外科手术，无异于又一场革命。近 20 年来，中国的政治领导人在各种场合不断发誓，要调整中国的经济结构。但无论从产业结构还是从增长模式来看，他们非但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而且让中国经济深深的卷入了一种无法退出的结构锁定状态。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还远远没有理解这样一个隐蔽的线索，即：在相当程度上，政治结构决定了分配结构，分配结构决定了经济结构。严重的贫富悬殊以及由此引起的经济结构畸形只是政治不平等经过一连串中间过程之后，所呈现出来的最后结果。当现存的经济结构无法支持进一步的经济增长的时候，经济对政治的倒逼效应就会开始。这种倒逼效应是以激烈还是以温和的方式展开，则取决于政治结构的适应能力。在这一点上，我们无法乐观。

严重的分配问题不仅仅从经济结构上扭曲着中国经济，也同样从动力上瓦解着中国的经济增长。20 多年以来，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杜撰了一个非常牢固的谎言。他们将平等和效率描述为一对天生的敌人，言之凿凿地认定，平等会导致效率损失。仿佛平等多一点，效率就会少一点。这个可疑的理论假设不仅非常流行，而且被官僚权贵们蓄意解释成，只要是效率的 ，那么抢劫和盗窃就是应该允许的。它甚至被含蓄地推倒了这样一个极端：不平等是经济增长的条件。按照这个逻辑，为了达到经济增长，我们不仅应该容忍不平等，甚至应该主动地去制造不平等。然而，早在四十年之前，缪尔达尔就在《亚洲的戏剧》中断言：“均等化的增加将比在西方国家更多的帮助发展，而不是阻碍发展”。而中国学者秦晖也曾经以中国早期农村改革为例证，雄辩地证明过，公正和平等是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是中国早期农村改革之所以成功的关键秘诀。事实上，凭借常识，我们也能够推论 ：一个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游戏规则一定会比一个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上游戏更具有效率。其中道理非常简单：平等可以增进信任，信任可以促进合作。没有潜在的基本信任作为基础，合作不可能，竞争也不可能，甚至连社会本身都不可能，更遑论从这种竞争或者合作中取得效率了。抽去了正义，一个社会就从核心处被抽去凝聚力，被抽去了团结。如果大多数社会成员不能从他们置身的那种秩序中获得他们认为基本公平的回报，他们就不可能信任这种秩序，而当他们不信任这种秩序的时候，这种秩序就绝对不会是有效率的。除非他们受到了某种强制。而强制的秩序，不管是计划形式出现的，还是以某种受到操纵的市场形式出现的，都不可能表现出长期的效率特征。相反，它所激发出来的破坏性则可能是长期的。在中国，严重的贫富悬殊和无处不在的政治腐败所培育的，正是这种对社会信任具有毁灭性的阴暗文化。这种文化足以消解任何一种合作或者竞争秩序，从而使它们趋于无效。在当今中国社会，对在改革中确立的竞争和合作秩序的普遍不信任情绪正在广泛蔓延，逃避、消解、抵抗这种秩序的现象随处可见。就此而论，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正在从最基础的源头上遭到瓦解。令人奇怪的是，当严重的不平等已经将中国社会锈蚀、离析到如此地步的时候， “中国经济还可以高速增长 20 年甚至 50 年”的高谈阔论却仍然在被四处传播，我们很难理解，这些“中国奇迹“的传教士们的信心究竟从何而来？

[3] 钟伟：新双轨制复归中国改革不能承受之重
HTTP://www.vankeweekly.com/asp/bbs2/showAnnounce.asp?id=971524

[4] 商务周刊：中国改革走到三岔路口
http://www.phoenixtv.com/home/news/review/200409/02/321638.html

[5] 揭开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 http://www.netsh.com.cn/wwwboardm/1725/messages/2923.html

[6] 揭开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 http://www.netsh.com.cn/wwwboardm/1725/messages/2923.html

[7] 劳动收入与资本收入的比重缘何相差悬殊 http://www.dajun.com.cn/laodonggx.htm

[8] 李志宁：《中国的经济真相》http://www.rainbowsoft.org/jzt/ARTICLE/000020.asp

第六章 坏帐如虎（或者金融之劫）

2005 年 1 月 19 日，来自中国四川的下岗工人张小林在中国证监会门口引火自焚。四年之前，张小林借款 20 万元投资股票，但到张自焚之前，他的帐户上仅仅剩下 1 万元。

作为这个个人悲剧的宏观背景，中国新兴的证券市场连续下跌了四年。从最高点算起，指数几乎被拦腰斩断。在中国几千万亏损累累的投资者中，张不过是普通的一员。其独特之处仅仅在于，他用一种悲惨的方式诠释了金融危机所具有的毁灭性。对于仅仅只有 20 多年市场历史，一直享受着令人愉快的经济增长的中国来说，金融危机一直是发生在遥远国度的遥远事件。但上面这个由于高度敏感而没有被正式披露的事件则暗示，金融危机可能已经悄悄潜入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当中。

一、奇迹背后的坏帐之虎

中国经济持续 20 多年的增长纪录所以被称为奇迹，是因为它达到了常人所不能及，达到了传统智慧的解释能力之外。那么，究竟有哪些独特的因素在推动中国的经济奇迹呢？在我们看来，在推动中国经济奇迹的所有因素中，中国独特的金融体系扮演了秘密武器似的关键角色。其重要性，无论怎么估计都不过分。所以，对中国金融体系的解读，就成为解读中国经济奇迹的紧要一环。

中国金融体系的本质特征是其程度极高的官僚垄断性质。这一特征，虽经26 年改革而未有稍变。因为这个原因，中国金融体系被普遍认为是在改革步伐上最为迟滞的领域。中国金融业高政府垄断的特征，无论是在金融企业的所有制上，还是在金融企业的高管录用程序上，都表现得极为明显。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在银行、保险、还是证券行业，金融企业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政府公司。其所有制的高度同一性，任何其他的行业都不能比拟。许多人以一种过时的范式将这些企业称为国有企业，但实际上，由于在整个改革过程中，官僚体系完全劫持了政府和国家，所以这些企业在本质上已经被偷换成官僚企业。于是，对这些企业高管的人事安排，实际上也就变成了某种官僚体系内部的分肥或者政治任命，而不是通过市场去寻找最优的人力资源配置。在中国的金融企业中，如果你能找到非官僚出身的主要领导人，将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一则光为流传的真是笑话有助于外界了解中国金融界官僚文化的真相：一位“五大”（五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到国内一家市级银行调查，他目睹的两件事让他难以置信。一是这位银行行长的办公室“大得可以打篮球”；二是办公桌上最高档的电脑上竟然有厚厚一层灰。对此，这位高级合伙人的评价是：这种银行居然还能存在，真是金融界的耻辱。”

在整个改革时期，通过对金融企业这种所有制性质及主要官员的人事控制，中国的整个金融体系实际上就完全变成了官僚体系的一个附属物，变成官僚体系实现其政治和经济目标的一个予取予求的工具 。其在改革不同阶段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它更多的是地方政府的工具，还是中央政府的工具。而中国金融体系的悲剧性发展即由此而生。

金融体系作为市场经济最基础、最核心的架构，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正常的市场经济中，金融市场的功能是按照市场原则将资金或者资本配置给最优者。这本来也应该是中国金融改革的方向。然而，这个正确的金融改革方向并不符合中国官僚体系的胃口。在改革时期，中国官僚体系有着在他们看起来更为重要也更为紧迫的任务。这就是经济增长和财富再分配。所以，他们必须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操纵金融市场 。而对金融体系的独家垄断，就成为达成这一目标的必然要求。对中国官僚体系来说，金融是一项不容他人染指的权力，而不是一种公民及组织可以平等分享的市场权利。一般认为，中国金融改革的迟滞是因为金融改革的敏感性和复杂性所致。但更为深层的原因则是，金融体系任何有实质意义的改革都可能导致官僚体系的独家垄断地位遭到侵蚀。也因为这个原因，中国金融改革20 多年，表面上虽然热热闹闹，“创新”不断，但基本上都在技术问题做文章，而基础体制上的改革却了无进展。

贯穿中国改革始终，推动和维系经济高增长一直是中国官僚体系的首要任务。这不仅是一个经济任务，也是中国官僚体系赖以存续的合法性所要求的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这样，经济高增长实际上变成了中国官僚体系一个不可逾越的政治硬约束。这种硬约束对中国的金融体系造成了持续和严重的压力。这就是所谓“金融支持”，即金融体系必须对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支持。这种支持在 1990年代中期之前主要表现为对传统国有企业慷慨的政策性输血，在 1990 年代中期之后则主要表现为对改革时期不断繁殖出来的新国企的金融优惠，表现为对各级政府支持的项目的金融扶持，表现为对热点地区、热点行业（比如近年来的房地产、汽车等等）毫无纪律的信贷注入。对中国的官僚系统来说，是否提供这种金融支持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它们能否在短期内促进经济增长，即便这种增长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只要符合这个标准，各级政府便有强大的动力为之提供金融支持。需要指出的是，在 1990 年代中后期成长起来的新国企和政府项目公司，在本质上属于那种剩余索取权属于官僚内部人的官僚企业，其损耗财富的惊人能力比之传统的国有企业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里，金融不再是市场基于风险和收益原则进行资源配置的手段，而是官僚体系支持其高增长政治目标的一个政策工具。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没有比金融更为直接而且能够起到立竿见影作用的工具了。中国各级官僚体系以金融作为支持其政策目标的首选工具，实在是一桩非常符合“理性”的选择。结果，作为官僚体系“理性行为”的后遗症，中国金融资源在长达 20 多年的时间中，持续和大规模地被错配。众所周知，超高水平的投资一直是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但接踵而至的一个普遍困惑是，在微观经济效率如此低迷的情况下，这种超高水平的投资率又是如何得以维持的呢，它究竟靠什么能够维持自我循环呢？答案是：政府的金融支持（仅仅是对增长速度的支持）。而要实现这种金融支持，就必须对金融资源进行全面垄断。没有中国官僚体系这种建基于垄断之上的不遗余力的金融支持 ，中国的超高的投资率就根本无法维系，（中国经济也断然不会出现什么“增长奇迹”。）非常不幸的是，这种政治性的金融支持经常是以金融资源的惊人浪费作为代价的。政治对增长速度提出的要求越是苛刻，金融资源的浪费就越是巨大。

鉴于上述原因，在应付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各种责难的时候，中国官员也非常乐于将问题完全归咎于金融支持所带来的“政策性亏损”，但对这种流行的说法，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因为它很可能掩盖中国金融在转轨时期另外一个重要的功能 ，那就是服务也服从于权贵需要的财富再分配功能 。对中国的权力阶层来说，改革时期具有压倒性的历史任务。这种财富再分配不仅仅是存量财富的再分配，也同样包括对增量财富的再分配。与冠冕堂皇的经济增长目标相比，财富再分配虽然是一个不能公开的议题，但同样是中国改革时代的一个重要的历史主题，是支配中国官僚体系改革行为的一个具有硬约束性质的关键考量。它甚至是比金融支持更为重要的历史主题。就便捷性而言，金融可能是财富再分配最为快速的通道，因为它是直接经营“钱”的。金融体系的这种独特性质决定了，在整个改革时期，金融将成为中国官僚体系进行财富再分配最合意的手段。中国金融领域层出不穷的腐败案件证明了这一点。在这方面，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的贪污案件可谓登峰造极。在 1993 年到 2001 年间，这家银行的余振东等前后三任行长合计贪污了 4.83 亿美元，相当于 40 亿人民币。当然，余振东们是从来就不缺乏后继者的。最新的事件是，2004 年年底，中行哈尔滨分行河松街支行的两名官员贪污 10 亿元人民币公款之后潜逃境外。贪污并不是银行的专利，中国其他的金融企业在这方面也不遑多让。湖南郴州的一位掌管住房公积金的官衔极低的官员李树彪，贪污 1.2 亿元用于在澳门赌博，并在极短的时间内输掉了这笔公款。此类贪污在中国的金融系统中屡见不鲜，大到像王雪冰、刘金宝一样的高级官员（在写作本章的过程中，有报道称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张恩照因腐败丑闻面临调查，这是中国最高层银行官员涉及腐败丑闻的最新一例 。颇为讽刺的是，张是作为因腐败而下台的王雪冰的继任者而出任建设银行行长的。对“张恩照事件”，《纽约时报》毫不掩饰的讥讽到：中国抢银行的方式与警匪片截然不同。）小到像李树彪、余振东之流的低级职员，几乎没有任何级别的银行官员没有卷入腐败丑闻。其丑闻之多，用一句中国的俏皮话来形容就是已经形成了“丑闻疲劳”。像余振东、李树彪之流大胆而鲁莽的“硬”贪污虽然难以胜数，但所造成的损失毕竟是可以计算的。无法计算且影响至巨的金融腐败，则是来自金融官员与各类企业的“软”的利益勾结及合谋。这类勾结和合谋不易察觉，但无所不在。它们一般以各种合法、合规的贷款形式出现，而实际上则多半是里应外合的金融诈骗。这种合法的金融诈骗在中国金融系统中不仅长期存在，甚至已经成为企业和金融内部人快速致富的一个标准途径。其后果，就是在中国金融系统资产负债表堆积如山但却根本找不到责任人的金融坏帐。一位来自中国金融系统内部的匿名人士曾经大曝内幕说：“呆坏帐中有 80％是被违规核销的”。这间接证实了一个在中国普遍适用的潜规则：谁能贷到款，谁就能立即成为富豪。这就是所谓的贷款致富。事实上，中国的很多富豪都是靠这个有点黑色幽默意味的潜规则而直接致富的。对他们来说，所谓项目或者经营不过是一个幌子而已。中国央行研究局局长谢平主持的一项研究认定，中国的金融腐败指数达到了 5.42。由于金融腐败指数似乎是中国学者的独家发明，这个指数无从进行国家比较，但大致的意思是说，中国的金融腐败程度已经很高。这显然符合人们的日常经验。不过，中国的金融系统本质上属于官僚系统，所谓金融腐败实际上不过是官僚权力的腐败。金融腐败与权力腐败完全是同一个问题。权力腐败与金融腐败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其意义和引发的联想却大为不同。在这个意义上，金融腐败指数有误导之嫌。但不管怎么说，中国金融系统存在严重的系统性腐败则是一个相当确定的事实。系统性的金融腐败在中国转轨时期的财富再分配过程中充当了异常重要的工具，其洗钱的能量让所有其他工具都瞠乎其后。虽然无法用定量的方式来加以测量，但看一看中国频繁爆发的富豪丑闻与金融腐败之间的勾连，我们对此就会心知肚明。马克思曾经说，金融是对内的掠夺。这个结论并非总是正确，但在一个腐败丛生的奉为至理名言。

在发生于暗处的腐败之外，中国官僚体系以堂而皇之的政策名义，在不同时期向不同利益集团所给予的金融扶持，也显著地创造了财富再分配效应。通过对资金可得性以及资金价格的垄断性控制 ，中国官僚体系几乎可以用任何理由在任何时候，将全民共同创造的金融资源配置给特殊利益集团，以换取他们短暂的顺从、合作或者忠诚。比如，中国的大型官僚企业就可以利用他们政治影响力而长期获得廉价资金甚至无偿贷款（现在，许多与官府密切的所谓民营企业也逐渐挤入了这一阵营），而那些长期被排除在政治表决权之外的各类企业（包括许多如今在政治上已经无足轻重的国营企业）却完全无法平等的分享金融资源，或者只能通过高价格获得资金。这种强制性的金融扶持和金融歧视，实际上就是在强制性地分配财富。无疑，中国官僚体系经常可以通过这种手段命中他们短期的政治或者经济目标，但同样没有疑问的是，这种短期的机会主义政成功却是以长期的金融错配为其代价的。

在转轨时期 ，中国官僚体系对金融所赋予的政治性金融支持和政治性财富再分配的特殊功能，对中国金融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在可以计算的范围内，中国的大部分改革成本都沉淀在金融体系中，但金融的奇特之处在于，它可以将这种成本向未来推移，从而尽量减少当下所感受到的痛苦和振荡。作为其后果，中国金融体系在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创造了世界金融史上仅见的坏帐率。从任何角度看，沉积在中国金融体系中的坏帐都像是一只凶猛的老虎。这只老虎蛰伏于中国经济奇迹的阴影之中，随时都可能对这个自命不凡的奇迹发出致命的一击。

其实，这种持续的打击早就已经开始。其打击力度从中国中央政府业已付出的成本中可以略窥一斑。

亚洲金融危机所带来的震慑，激发了中国中央政府对中国潜在金融危机的紧迫感。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中国金融体系，中国中央政府发动了一场规模罕见的金融救援行动。这场持续救援行动是以中国财政部为四大国有银行发行特别国债为标志的。1998 年，中国财政部以引人注目的速度为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发行了 2700 亿人民币国债，以缓解四大银行的资本金亏空之急。紧接着，在 1999 年，中央政府又从四大银行剥离 15000 亿元坏帐。这多少显示了中国政治领导人改革金融体系的魄力，然而，中国领导人的魄力似乎远远不足以冷却中国金融坏帐生产线的热情。眼见得 2006 年金融体系开放的大限临近，2004 年，中国政府不得不再次发起大规模的金融救援。在 2004 年一开年，中国政府就宣布，用 450 亿美元外汇储备（约合 4000 亿元人民币）为中国银行以及中国建设银行补充资本金，并在同年 6 月，再次从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剥离2787 亿元人民币坏帐。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还为同样准备上市的中国第五大银行交通银行剥离 600 亿人民币坏帐。然而，2004 年紧锣密鼓的金融救援行动并未包括中国金融系统两家老大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资产质量更加低劣的中国农业银行。同样是政府银行，其他三家银行获得救援，工行和农行相信也必然会得到类似待遇。不过，如果满足最基本的资本充足率，光工商银行一家就需要再补充 4000 亿元人民币，而按照标准普尔的估计，资产质量最差的农业银行要达到同样标准最少也需要补充 1500 亿美元，约合 12000 亿元人民币。这样算下来，中国政府 2004 年发起的新一轮银行挽救运动，最低也需要花费 23000 亿元人民币。加上 1998 年至 1999 年的那一次 18000 亿元，中国政府将为四家银行的救援行动花费了将近 41000 亿元。这个天文数字吞噬了中国 40％以上的 GDP。换一个形象的说法就是，在 2004 年，全体中国人为中国的银行系统免费打工的时间超过 5 个月以上。中国银行系统的财富毁灭能力实在令人望尘莫及。需要提及的是，我们上面的粗略的统计并没有包括中央银行以各种形式对地方商业银行、信托公司、信用社等中小金融机构的救援行动，这种救援自 1990 年代以来一直都在悄无声息的进行着，总花费约有数千亿元。

与传统的银行坏帐生产线相比，中国新型的金融坏帐生产线的“产能”也不容小觑。在 2004 年，中国国有证券公司发生了大规模的倒闭浪潮，范围几乎波及所有有名的老牌证券公司，政府不得不以央行再贷款等多种形式予以拯救。据估计，中国国有证券系统隐藏的坏帐在 2000 亿元以上。这个数字与中国银行动辄上万亿的数字似乎相比并不惊人，但与中国券商的资产规模相比，则是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比率。在中国另外一个资产规模不断膨胀金融产业保险业中，险情也不遑多让，其流动性风险以及在未来的偿付能力都让观察家非常担忧。尤其需要提及的是，中国券商以及中国的新兴的资本市场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改革的产物，而就是这么一个改革的产物，现在却成为了毁灭财富和金融腐败的代名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绝大的讽刺。这个现象也同时说明，制造坏帐的，可能根本就不是所谓传统的（在改革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国有企业，而是在“改革”之中大量冒起的官僚企业（中国券商是改革时期新型官僚企业的典型代表）。这毋宁是说，中国新型的官僚企业才是制造金融坏帐的真正祸首。

从 1998 年以来中国金融救援行动的规模和频繁程度来看，中国实际上已经在发生金融危机，虽然这种危机不是以那种迅疾和剧烈振荡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它对国民福利所造成的实质损害，一点都不亚于前者。然而，这些代价巨大的金融救援行动并没有为我们的未来买上一份保险，中国金融的前景依然危机四伏。

二、虎患何时休

将金融坏帐归咎为国有企业和计划经济体制 ，在中国经济学界是一种非常流行的思维方式。一位知名的经济学家甚至断言：金融改革的成败在于国企改革。这无疑是一种出于习惯思维的错误诊断。因为，作为金融支持和金融腐败基础的那个体制，早已经不是千夫所指的传统计划经济，而是在改革中诞生并不断被改革复制出来的那个“增量”体制 ，是隐蔽在人们的理论洞察之外的这个当下体制。坏帐，不是历史的，过去的包袱，而是一种正在被源源不断生产着的疾病。这也是中国金融坏帐最令人担忧的特征。在这个意义上，规模再大的金融救援行动都无济于事。

1998 年之后的事实也证明，情况的确如此。就在政府大量剥离坏帐并为金融企业不断补充资本金的同时 ，中国的金融风险却在以跟从前几乎一模一样的方式重新积累。由于国家救助以及充当最后担保人所导致的金融企业在经营上的自我放任，一般被称为“道德风险”。非常不幸，中国近几年的金融改革实践又一次充当了这个学术假说的经验证据。

苦于经济增长的失速，1998 年之后，中国政府为了推动新一轮经济增长可谓竭尽全力。从中央政府的层面，主要是以大规模发行国债为标志的。发行国债在表面上，似乎摆脱了过度依赖银行体系的窠臼，但所谓国债项目大多必须配套大量的银行贷款。这实际上仍然是典型的政治性的“金融支持”行为。不用问，这种一以贯之的“金融支持”，又造成了可观的金融坏帐。有学者估计，1998 年到 2004 年其间将近 2 万亿的国债配套贷款中，不良贷款接近 8000 亿元。对于中国的官僚金融系统，坏帐损失的多寡已经不能激起我们的惊奇，我们惊奇的是，“金融支持”的旧习竟然会如此根深蒂固。虽然，中国金融官员口口声声要洗心革面，但官僚体系的政治合法性所系，以“金融支持”强行推动经济增长，恐怕也是势在必然，不得不为。在这一点上，我们很难希望发生什么奇迹。不过，我们由此也可以发现，为了政治合法性，中国在金融上已经和将要付出的血本。

虽然倾注了极大的心力和钱财，但中国政府所期望的新一轮增长周期，却一直启而不动。直到 2002年年末，当一向对地方政府没有好脸色的朱基即将告别政坛，地方政府终于可以放胆加入 GDP 大合唱之后，所谓新一轮经济增长才终告正式启动。这其中，房地产和汽车所带动的所谓的消费升级，起到了关键的拉动（在消费和投资两方面）作用。有人据此认为，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是有消费作为支持的,是与众不同的。但深入其内部，新一轮经济增长就并没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因为其本质仍然是中国官僚体系提供的“金融支持”。只不过，“金融支持”的对象发生了某些变化，从以前清一色对企业的贷款变成了企业贷款和消费信贷并重的格局。信贷消费虽然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通例，但它在中国所表现出的特征，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将其判断为政府的金融支持，是国家信用向市场的一种廉价输送。在中国，信贷消费受到了政府的极力提倡和鼓动，其一窝蜂的场面颇似一场传统的“运动”，也与中国其他领域中普遍存在的速热速冷的集中消费类似。在消费信贷的时髦中，中国的官僚金融系统专业精神之懈怠、纪律约束之匮乏程度，与从前几无二致。结果，在短短数年之中，中国许多大城市的家庭债务比例就接近和超过了美国。以最能够象征中国“急速繁荣”的样板城市上海为例，其家庭债务比例在 2004 年已经超过美国，达到 155％，与此同时，衡量家庭债务偿还能力的指标债务承担率则更是高达 58.36％，远远超过美国的 18％。[9]（难怪有人揶揄：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借来的经济增长。在如此短的的时间中就达到了如此高的负债率，使我们有理由怀疑中国国未来的市场容量）在中国这样预期收入相当不稳定的转型国家中，如此高的债务承担率所可能引发的巨大金融风险是完全可以推测的。事实上，这种金融风险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推测。有资料显示，在 2003 年年底 1800 多亿元的汽车消费贷款余额中，有接近 1000 亿无法回收。[10]而在占消费信贷绝对份额的房地产贷款中，频繁的骗贷、畸型的房价收入比例、极不稳定的家庭预期收入，以及官僚银行在风险控制上的动机和专业水准，都引起了住房贷款坏帐的广泛担忧。上海市人民银行 2005 年初发表的一份报告称，在 2004 年上海市的新增贷款中，房地产贷款已经占到 80％左右。与此相应，中国中央银行的谢平先生也提醒我们：中国目前贷款规模中，房地产抵押品已经占据半数。无需考虑其他细节，仅凭如此之高的贷款集中度，就完全可以嗅出其中的岌岌可危的气息。房地产贷款由于期限较长，其坏帐风险并不会在短期内曝露，但市场趋势一旦逆转，其坏帐爆发的烈度比其他行业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方面的例子，远的有日本地产泡沫破裂所引发的长达十多年的衰退，近的有香港地产狂潮创造的大批“负资产阶级” ，不同的是，中国的金融系统比日本要脆弱得多，更不论香港了。

在对新一轮经济增长暗中发动的金融支持中 ，中国官僚体系对金融资源的开掘并不仅仅限于传统的银行，他们甚至打起了社保基金的注意。有报道称，深圳市就一直在争取相关政策，以期能够利用该市积累的社保基金投资基础建设。在中国，这无异于进行一场必输的赌博。鉴于各类保险基金（尤其是养老金）已经成为越来越重要的金融工具，聚集资金的能力非常强大，我们尤其需要警惕官僚体系以“金融创新”的名义滥用此类基金，以替代力不从心的国有银行作为新的“金融支持”和财富分配手段，并沦陷为又一个金融重灾区。这种沦陷，在 1999年之后的中国证券市场喊声震天的“金融创新”声中，我们已经有非常痛苦的真切感受。

可以证明中国“金融支持”力度的一个重要数据是，中国国有银行提供的流动资金占 GDP 的比例已经达到 7 成。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这个数字异乎寻常地高出人家两倍之多。11这个数据的一个直观解释是，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做无本生意。当绝大多数企业都在用银行的钱“空手套白狼”的时候，银行实际上是在从事标准意义上的“风险投资”，其中巨大的金融风险可想而知。这个数据的另外一个更加深层的解读则是，经过 26 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在企业层面根本就没有发生有效的资本积累。企业，不过是一个名正言顺的贷款工具。这个真相，对那种“中国已经拥有了广泛的私营企业基础”的肤浅神话 ，是一种无情的嘲弄。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1998 年之后，中国政府虽然深切体认到中国金融系统的爆炸性局势，并采取了以财政挹注为主要手段的一揽子改革和救援措施。但遗憾的是，中国金融并没有因此而振刷一新 。其原因就在于 ：中国官僚体系赋予金融系统的“金融支持”以及财富分配的功能并没有丝毫改变。尤其是在 2002 年所谓新一轮经济增长正式启动之后，中国的国有银行系统立即故态复萌，又一次创造了破纪录的货币扩张和投资狂热。据中国银监会的数据，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截止 2003 年年底的不良贷款比例为 21％，这显然还是一个高得离谱的危险数据。鉴于中国官方数据一向存在的信誉问题，观察家普遍估计，中国国有银行的不良率要远远高于这一数字。国际平级机构标准普耳的估计是，内地银行不良贷款的占整体贷款的比例高达 35％。不过，即便官方数据是真实可信的，仅仅考虑到 2002 年之后超乎寻常的货币扩张速度和经济过热情况，人们也完全可以预料，在未来几年中，中国将出现又一个新的不良贷款高峰。一位中国学者估计，在 2005 年之后的三年中，中国金融体系的不良资产每年将新增 8000 亿左右。这就是说，在未来几年中，中国金融体系的不良资产比例，将在 21％的高基数上显著增加。熟悉中国经济情况的人都能判断，一旦中国不断膨胀的资产和制造业泡沫破裂（这将是未来几年中国经济中的高概率事件），中国金融体系不良资产比率急速攀升将是一个必然的结局。这意味着，经过多年的拯救和改革，中国的金融系统将重新回到 1990年代中期高危状态。中国的金融体系依然是一颗随时可能爆炸的，当量极高的定时炸弹。不要以为金融危机只会吞噬像张小林一样的下岗工人，在一场金融危机面前，中国所谓的新生中产阶级也同样在劫难逃。

从 1990 年代以来，中国金融体系就一直处于高危状态，即使按照最糟糕的商业标准，中国的国有银行体系也应该破产过无数次了但令人不解的是， 中国的金融系统不仅没有破产，而且依然以强大的能量推动着中国经济增长。那么，中国究竟有什么独家法门，能够创造如此特立独行的金融奇观？

[11] 银行流动资金贷款高达 GDP 七成周小川揭示风险 http://finance.sina.com.cn/g/20040710/1109862762.shtml

三、钢丝绳上的平衡

中国金融体系长期危如累卵却又屹立不坠的秘诀之一，就是因为中国有超高的储蓄率。中国人似乎天生就是储蓄的动物。无论在何种艰困的情况下，他们都能变魔术一样省出钱来，为未来进行积蓄。这种积习成癖的国民性创造了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储蓄率。长期以来，中国的储蓄率都一直维持在 40％左右。但绝大多数中国储蓄者并不知道，正是他们这种出自节俭的超级储蓄能力，像强心剂一样勉强维持中国金融系统的生存。如果没有中国居民源源不断的存款注入，中国金融系统的流动性恐怕立即就会枯竭，其奢侈、腐败的经营方式所形成的大量坏帐就会立即大白于天下。所以，动员储蓄（所谓揽储）一直就是中国银行系统的核心业务。作为一种传统业务，揽储虽然早已不是现代银行的重心，但却是中国银行系统的生命所系。不如此，中国的银行系统就难以为继。与任何国家相比，中国银行系统的不良贷款都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唯一不同的是，中国金融当局可以利用中国超高的储蓄率来支撑这些巨额坏帐。在这里，中国官僚体系不仅辜负储蓄者的信任，而且也滥用了中国人的节俭美德。一个民族的节俭美德竟然成就了一个风险丛生、糟糕透顶的金融系统，这显然不只是一个荒谬的悖论。在评论中国 2003 年的经济过热时，《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曾经尖刻但却非常正确的评论到：“中国经济真正的致命危险是低效和资金浪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运用效益大体上是 1:1，亦即$1 的投资最终产生 $1 的产能，而中国的竟是 7:1！仅仅是由于中国老百姓的储蓄率高达 40%，才使中国能够承受得起这样巨大的资金浪费而仍然维持经济的增长……，对“过热” 的辩论掩盖了中国经济的真正致命的危险”。（所幸的是，绝大多数中国储蓄者似乎还没有意识到这种已经在背地里从事了十数年的欺骗勾当。不过，背信既然在持续进行，那么对中国金融系统深刻的信任危机就是迟早要到来的事情。）

虽然有学者警告说，根据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中国现在可能正处于储蓄率由颠峰缓慢回落的历史时期。而 2004 年之后中国居民储蓄存款增长速度持续回落，似乎也隐约证实了这种判断 。但储蓄倾向植根于一个民族深层的国民性之中，除非出现重大的历史事变，应该不会发生戏剧性的逆转。尤其考虑到中国国民在教育、医疗等方面所遭受越来越严重的福利剥夺，可能进一步增加国民储蓄倾向，我们判断，在可见的将来，中国的储蓄率即便出现下降，也不足以导致中国金融系统的流动性危机。在这一点上，中国挥霍成性的官式金融系统似乎可以继续高枕无忧。然而，高储蓄率并不是中国金融维持循环的唯一条件。它必须与另外一个条件合而为一，才能够共同支持中国金融系统奇特的循环方式。这就是中国金融系统的垄断性。垄断性，是中国金融体系维持运转的第二个秘诀。高储蓄并不必然导致国民储蓄流入官方控制的金融系统，如果国民储蓄可以有更加值得信任、效率更高的金融系统可以选择，那么国民储蓄流向就随时可能出现重大的不受官方控制的变化。正是因为深谙其中秘密，中国官僚系统对金融实施了最严密的垄断。这体现在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对内，严厉压制民营金融的发展，形成官僚金融的高度垄断；对外，则通过人民币业务限制，资本项目的严格管制，实系控制的金融系统，并进而保证官僚体系政治、经济目标的实现。可以非常肯定的判定：没有这种垄断，中国官僚系统在转轨时期的经济增长及财富分配目标，就十有八九会落空。（也惟有通过这种垄断，广大国民的储蓄才能够顺利向少数人手中聚集，金融才可能成为洗钱的工具。）就第一种对内的控制而言，在未来的若干年中，官僚体系仍然具备继续维持的能力，而就第二种对外的控制而言，则可能出现难以预测的变数。这首先是因为向外资开放人民币业务的承诺以及人民币自由兑换已经日益临近，其次则是因为，官僚体系对外封闭金融系统的意志已经发生了松动。在中国转轨时期，对外实施金融封闭的一个间接后果就是将一部分“脏钱”也关在了境内。虽然，有相当一部分带有脏钱性质的“原始积累”已经通过各种途径出境，但资本管制毕竟对财富在境内外的自由转移造成了某种障碍。随着中国境内权贵阶层“原始积累”的不断增加，他们迫切需要资本管制的松动。他们比所有人都更清楚，只有随时可以转移的财富才是真正的财富，才是自由的财富。否则，他们的财富随时都可能被国内的政治或者经济危机吞噬一空，而成为一场纸上富贵。在他们看来 ，人民币资产之能够做短期的投机性持有。这种判断的确相当清醒。而也正是具有了这种判断，他们游说人民币自由兑换的动力也就相当强大。基于这一理由，我们确信，继续维持中国的金融封闭，将不再符合中国官僚体系的一致利益，中国金融的彻底开放将为其不远。而这种开放将成为中国脆弱的金融体系一个致命的软肋，并为毁灭性的金融风暴埋下伏笔。最近几年 ，中国沿海房地产异常火爆 ，中国外汇管理当局及部分经济学家都认为，大量国际游资（其中相当部分是已经具有国际身份的内地“脏钱”）参与了炒作。中国外汇管理当局举出的一个有力证据是，2004 年中国短期外债不寻常的暴增。这种迹象说明，中国外汇管制的缺口实际上已经被打开。在外汇管制目前还相当严格的情况下，游资的垮境流动就已经如此剧烈。可以想象，一旦外汇管制正式放开 ，中国的官僚金融体系就会完全裸露于投机热钱随时可能掀起的巨大潮汐之下。

在目前高储蓄和金融封闭两个条件同时被满足的情况下 ，中国金融体系尚能够勉力维持平衡 。但很显然 ，这只是一种走在钢丝上的危险平衡。已有风吹草动，中国的金融体系就可能从钢丝上重重地跌落。

或许是看到这种随时可能不期而至的危机前景 ，中国又一位智商极高的总理温家宝先生（其学习能力以及对问题的悟性并不逊于他名声卓著的前任朱基），迅速领悟到了中国金融问题的极端迫切性，并将此列为最优先的议事日程之一。温的办法是，让中国的银行在目前还未完全坍塌，尚有垄断性溢价的情况下到境外或者境内资本市场上市融资，实施所谓的股份制改造。为此，温内阁在 2003年年底成立了“国务院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领导小组”，其成员囊括了温内阁的所有重要部门。2004 年一开年，这个小组即推出了巨额外汇储备注资建行及中行这样的大动作，可见其事态之急，决心之大。种种迹象显示，温家宝对这次改革寄予了厚望，他甚至直接说出了“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样颇有点赌博意味的命令语句。然而，温家宝押得中这一宝吗？国际资本市场真的会像中国金融改革的设计者们希望的那样，心甘情愿为中国的银行买单吗？

致力于增强中国金融体系本身的体质，温家宝的思路无疑是正确的。金融机构本身有强健的体魄，那么无论是储蓄率的下降，储蓄流向的变化，国际热钱的冲击，都无法撼动中国金融体系。况且，这些扰动本来就属于现代经济环境中必后还需要再注资，剥离之后还需要再剥离。就像经验一再显示的那样，中国金融就会是一个无底的黑洞，就会继续是政治合法性以及权力阶级财富分赃活动的提款机。对于中国金融的这种政治病根，作为技术官僚的温家宝就算意识到了，恐怕也力有不逮。这样，温实际上是在凭一己之力与危机赛跑。以一己之力抗拒体制的惯性，将注定是一场没有终点而且必输的比赛。金融败坏的政治性病因不除，中国金融躲过了这一劫，未必逃得了下一劫，正所谓在劫难逃。我们不知道温家宝能否赌赢这一局，但我们知道，留给温家宝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 。因为温家宝，或者更加确切的说是中国行政当局，可以用以拯救中国金融的资源正在迅速流失。

四、流失的信用

中国之所以可以一再以奢侈的方式拯救中国金融，其原因在于中国是一个全能政治国家。只要行政当局愿意，它就可以在任何时候，动用任何资源来弥补金融漏洞，挽救破败的金融系统。像中国这样的大规模的金融救援行动，在任何现代民主国家，如果不是不可能，也一定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来说服选民和议会。因为在那里，动用全民资源去援救一个特殊利益集团，不仅会遭到法理上的强烈质疑，也会在程序上遇到巨大的麻烦。但在中国办同样的事情，却不会遇到任何民意上的挑战，和任何程序上的阻碍。这种特点一直被许多人固执地认为是集权国家的优越性之一。但不管在什么国家，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这种金融救援行动，都需要动用海量的资源，付出巨大的成本。资源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它总有出处。不是来自这里，就是来自别处；不是来自今天，就是来自未来。那么，中国行政当局用以挽救金融的资源究竟来自哪里？他们究竟把坏帐藏到哪里去了？

在我们看来，这大致有如下两个出处。首先是财政。

在中国，财政与金融之间缺乏法律意义上的防火墙，几乎完全是一体化的，财政可以向金融借钱，金融也可以向财政转移债务，这种转移只需要领导人的一个指示就可以达成。事实上，1998 年财政部为四大国有银行发行的 2700 亿特别国债，就是金融坏帐转变为国家财政负担的一个明显例子。而从国有银行剥离出来的，名义上由资产管理公司承担的几万亿不良资产，最后的买单人也只能是国家财政。这些都构成了中国隐性但却是真实的财政负债。既然是负债，那就是要还的，既然要还，那就要看国家作为最后还款人是否具备还款能力。不管这些债务是对内（对国民的负债）还是对外负债。那么，中国的还债能力究竟如何？

尽管近年来，中国每年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总是出人意料的好，但这仍然掩盖不了中国国家负债节节爬升的事实。粗略估计，如果将外债余额、国债余额、金融坏帐所导致的财政负债、以及各种社会保障所引发的隐性负债包括在内，中国的国家负债已经达到 17 万亿左右，与 2004 年中国约 13 万亿的 GDP 总量相比，其比例达到 130％左右。如果加上不太容易统计的地方政府负债（包括大量的工资拖欠，政府工程项目拖欠、担保或隐性担保等等。有数据说，光乡镇一级地方政府的负债就达到 6000 亿元左右12），这个比例还将提高。如此，中国的国家负债与 GDP 的比例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所有大国中的最高纪录。以 2004 年中国的财政收入 27000 亿元计算，要还清这笔债务，中国所有财政供养人员停发七年工资不说，所有的国防、教育开支也必须停止七年。幸好，这笔债务虽然要还，但可以分期还。（也不必还完，只需要保持比较安全的资产负债率即可）只要还这些债务还没有那么紧急，就不必让所有的财政供养人员都齐齐去喝西北风。这就好像一个消费者按揭购房一样，他可以将债务向未来推移，并用未来的收益来偿还这笔债务。或者就像一家公司，只要该公司未来产生的收益可以逐渐偿还这笔债务即可。不过，未来的毕竟是未来的收益，它并不是确定无疑的，而过高的资产负债率（按照有些学者的计算，中国可以估算国家财富和国家负债相比，已经在整体上陷入资不抵债的境地13）很容易引发偿债危机。一个人如此，一个公司如此 ，一个国家亦复如此 。即便我们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来看待中国的财政负债，中国的短期偿债能力也相当不乐观。以 2002 年及 2003 年的数据计算，中国当年的债务收入与当年的中央财政支出之比（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分别是 83.9％和 82.9％（？）。这个数字已经远远超出国际公认的 25％～30％的安全线。换句话说，中央财政支出的绝大部分都必须依靠发债来维持。由于所有的国家债务都由中央政府作为最后承担者（这也是在一个非联邦制的集权国家中，中央政府必然的宿命），所以这个比例能够准确地衡量中央政府的短期偿债能力。短期的收入都需要发行大量国债来维持，中国短期偿债能力的脆弱性实际上已经一清二楚。我们无法判断中国长期的偿债能力，但我们可以判断的是，中国对内的债务的偿还高峰即将到来，理由是，中国社会老龄化趋势在一片中国奇迹的喧嚣声中马上就将不期而至，养老金及医疗保险将出现集中支付高峰。这一点，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中期）引发对内债务的偿还危机。如果真是那样，中国社会的景象将变得极其凄惨，吃不起饭，看不上病的黑暗历史就很可能再现于我们这个高度文明的世纪。（在中国广大的农村人口中，“看不起病”已经成为一种极其常见的现象。）

以中国目前在短、中期极其虚弱的偿债能力，显然是经不起金融坏帐的进一步打击的。而已经发生的金融坏帐实际上盗窃了中国人养老金、医疗保险，并在不知不觉中将他们的未来置于一种巨大的危险之中。与能够立即造成切肤之痛的通货膨胀相比，金融坏帐不痛不痒，却悄悄偷走了我们的未来，这可能才是金融坏帐的真正的凶险之处。坏帐并没有消失，只不过，行政当局利用国家信用工具将它藏在了未来的某一处，随时可能向我们发动致命的伏击。由少数特定利益集团滥用、挥霍、盗窃全民财富所造成的坏帐，却被行政当局慷慨地转化为全民负债，在这里，政府轻率地成为了这种野蛮剥夺的担保者。在今天的中国，政府之所以可以这么做，是因为人民不知情，是因为人相信、信任政府，在人民出于无知、无奈或者发自内心的信任而给予政府充分的自由裁量权（所谓集权国家的效率）的时候，政府尤其应该慎独、谨慎和负责。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已经无法撤销地抵押出了自己的信用 。如果政府不能以现代社会最基本的文明标准兑现它的改革承诺——不管这种承诺是隐性的，还是显性的，严重的管制危机就将尾随而至。

政府与国民之间的债务关系不像普通的债务关系，有一定的特殊性。在这种关系中，政府既是契约的监督者也是契约的参与者，政府完全可以凭借其压倒性其他更强大的力量足以强制政府履行契约。其前提是，政府能够经受住本身信用的耗损甚至瓦解，并在这个基础上维持基本的管制能力。当然，政府的信用越是减少，其管制的有效性就越是低下。这种难堪的情况，已经在中国证券市场上演。在这个地方，政府的信用几乎下降到了冰点。以至于投资者对政府包括最高领导人的任何信心喊话或者政策诱饵都变得无动于衷。对此，我们在本章开头讲述的那个悲惨故事的主人翁——下岗工人张小林，有着最铭心刻骨的感受，他在遗书中写道：政府靠不住！这当然不止是信用的破产，而且是政府管制效率下降的一个明显征兆。

除了利用未来的财政收入，也即政府的财政信用来隐藏坏帐之外，政府隐匿坏帐的另外一个手段就是利用它的货币信用。主权国家有自主发行货币的权力，这为政府的货币游戏提供了一定的空间。所以，在需要的时候，通过直接增发货币来隐匿、转移坏帐就成为行政当局一件非常顺手的办法。在中央银行完全缺乏独立性的中国，这更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回顾一下中国 1990 年代中期以来的各种金融救助手段（注入央行向破产金融机构提供再贷款），其中相当部分都属于这种货币游戏。不过，央行虽然有凭空造钱的本领，但并不是没有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增加潜在或现实的通货膨胀压力，进而降低一国货币的信用。说到底，这是个有点蒙人，有点欺负老百姓智力的游戏。我们曾经多次引用的一个数据可以让我们大致窥测到中国货币体系中潜藏的通胀压力到底有多大。到 2004年 6 月末，衡量金融风险的常用指标 M2/GDP，在中国已经达到 200％，这是中国创造的又一个反常的世界第一，接近美国同一指标的三倍。而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国仍然到处都充斥着“流动资金”短缺的喊声。可见，中国的货币增长速度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内出现显著的下降。根据这种趋势，中国的央行官员戴根有曾经预测：如果中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按每年 15％的速度增长（这是 1998 年到 2002年的平均增长速度），而经济增长速度按 8％增长，那么 10 年后，中国 M2/GDP 为 400%。对此，戴先生以官方尺度所能允许的最严重语气警告：这个比例在世界金融历史上都是从未见到过的！这实际上是在暗示，中国货币体系中存在着奔腾性的通胀动力。中国的货币信用已经遭到严重侵蚀，人民币可能面临剧烈的对内贬值压力。从传统上说，通货膨胀（通过侵蚀银行负债方，也就是存款人的利益）历来就是行政当局解决金融坏帐的最后但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当然，它也是最残酷的办法。对于这种可能性，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早年（那时他还在担任中国建设银行的行长）曾经以忧郁的口吻谈到过。不过，他将这种办法列为“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做的”在“政治上十分危险”的办法。如果我们将这几年急速上涨的房地产价格计入中国的消费价格指数，那么，人民币对内贬值的情况可能已经相当严重。这是不是意味着周小川所说的“万不得已”的办法已经在悄悄起步呢？我们不得而知。唯一可以明确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信用会进一步流失。

无论是财政信用也好，还是货币信用也罢，政府转移金融坏帐的办法都是透支本身的信用为代价的。在中国这样的非法治国家，政府的管制不是通过宪法契约及法律来实施的，而是通过它在国民中的信用来实施的，或者说，政府是通过允诺某种合意的未来而与国民达成的一种隐性契约来管制的。所以，当这个“未来”还没有被充分“呈现”出来，或者政府的信用还没有被透支完毕之前，政府依然能够实施有效的管制。政府可以通过“信用”工具左腾右挪，将风险转移到未来或转嫁、分散给国民。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国金融现状如此恶劣的情况下，仍然没有爆发金融危机的原因。不过，一旦信用被透支完毕，或者“未来”低于人在中国，金融危机、财政危机与政府管制危机之间，没有任何防火墙。相反，只要任何一处有裂口被打开，他们之间就可能相互激荡，形成骤然放大的正反馈效应，力量足以撕裂任何现存的秩序。这当然是金融危机，但也是一个刚性的全能体制被彻底耗尽之后的全面崩解。需要进一步指明的是，当中央政府垄断了全部信用资源，掌握了最终和最大的行政裁量权力，因而也就对政府与国民之间的契约担负最终的履约责任的时候，所有的风险都高度汇聚于中央政府，换言之，中央政府将是这种危机当中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也将是最脆弱的一环。从信用的角度看，全能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所有的债务及最终的担保责任都集于中央政府一身。

有趣的是，在中国对内债务高悬，信用流失严重的时候，中国的对外信用却保持了相当良好的纪录。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国际在给予中国“正面”评级的时候，它的一位评级专家多少有些困讶异地表示 ：中国目前的主权信用评级对于一个人均产值仅为一千美元左右的国家而言是相当高的。他解释说，这主要得益于中国外债水平不高。的确，与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相比，中国 2286 多亿美元（2004年）的外债规模似乎不值得一提，长期的贸易顺差纪录看上去也很让人放心。但要看到的是，中国对外赢得高信用评级多少是以对内信用的下降为代价的。这里面存在某种不易察觉的替代关系。高额的外汇储备虽然赢取了强大的对外形象，但却大大增加了人民币的基础货币发行（从外部输入通胀）；类似馈赠的外资优惠政策虽然赢得了节节增加的 FDI（外国直接投资），但却廉价输出了土地、劳力、税收。在相当程度上，中国从国际社会极力争取到的那种并不牢靠的恭维和主权信用，是以损害本国人民的福利为代价的。在今天的世界上，这种“攘内安外”的能力恐怕只有中国的政治体制才具备。当然，它符合中国在外部世界一贯推行的“形象战略”——维持并推销一个强大的外部形象，并同时借外国人之口将这种形象“出口转内销”以增加合法性资源。

近些年来，在民族主义情绪的推波助澜之下，人民币升值的观点在中国获得了有力的传播和广泛的喝彩，这对亢奋的民族主义是一种极大的安慰。但如果我们考虑到中国对内债台高筑、信用严重流失的现状，我们可能不得不面对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从长期看，人民币有巨大的贬值空间，不管在短期内我们可以用优惠政策吸引多少投机资金的追捧。对内的信用不存，对外的信用是不可能保持长期坚挺的。对内信用是脆弱的，对外信用也注定是脆弱的，无论中国在“面子工程”上有多么悠久的传统，是多么优秀的行家里手，恐怕都无法改变这个基本的常识。在我们已经观察过到金融危机中，危机的原因从来就是来自内部，而不是相反。

金融信用，作为一个经济体系存续和经济增长的必备的基础设施，在中国转轨时期，它是由政府垄断并由政府注入市场体系的，这既保证了政府主导型的快速的经济增长，但同时也造成了信用严重的透支和滥用。如果将金融信用看作一种公共产品的话 ，那么 ，我们显然已经在中国看到了一场典型的公共产品的灾难。在未来，这种灾难完全可能转换为政府治理的灾难，并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持续性最险恶的敌人之一。在这一点上，我们很难与大多数专家们一起保持同样的乐观。

我们不知道中国的金融危机会在何时发生，我们甚至不知道会不会有一场标准意义上的金融危机，我们可以确认的仅仅是：金融已经为一次“大爆炸”式的体制断裂准备了充足的弹药。

[12] 6000 亿巨债压身：乡村负债“失控”背后的隐患 http://news.hexun.com/detail.aspx?lm=1672&id=860247

[13]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时需要“大赦天下” http://www.guxiang.com/xueshu/others/jingji/200307/200307210035.htm

五、困局与赌注

在经过多年令人绝望的尝试之后，引进战略投资者并实现海外上市，似乎已经成为中国银行改革剩下的最后选择。于是，在 2004 年启动新一轮大规模注资之后 ，中国国有银行开始争先恐后（甚至是相互践踏式）地抢搭海外上市的班车。其趋之若骛的狂热劲头，让人似曾相识，仿佛在上演另外一场“改革大跃进”。

除了多次挫败所积淀而成的改革恐惧之外 ，中国金融当局之所以将海外上市当作中国金融的最后救赎之道，理由无非如下几端。

一是所谓“海外投资者可以带来先进的管理，先进的金融技术和产品。”这个理由其实相当苍白。一位在上海银行任职的业内人士就透露，在汇丰银行入股上海银行的时候，曾经签订过一系列的技术援助协议，但最后，汇丰的所谓技术援助不过是银行业务的一些入门培训和扫盲教育，而那些核心管理技术却从未“援助”过该行。这种结局其实完全可以预料。在中国最新一轮的开放历史中，引进先进管理与技术，一直就是中国开放政策最核心的理由之一。但在经过了将近 30 年的开放之后 ，中国企业除了被更加紧密地固定在世界产业链的低端之外，似乎并没有学到多少先进的管理和技术。即使学到了，这些管理和技术似乎也没有给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带来多少提升。当然，老外不愿以“教”只是一个原因，更加重要的原因则是中国的体制不鼓励“学”，对此，一位在华投资的日本企业家以不屑的口吻说 ：中国人连偷技术的热情都没有。实际上，对中国金融业来说，先进的管理、技术和产品并非那么神秘，也远非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几个咨询公司三拳两腿就可以将建行和交行打扮成“时髦女郎”的事实说明，先进管理和技术离中国国有银行实际并不遥远，显然，中国国有银行的关键隐患并不在缺乏管理和技术，而是在别的地方。

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是支持中国现行金融改革战略的另外一个重要理由。公司治理，是最近几年中国的热门词汇。颇有一点“一治理就灵”的意思。但诚如公司治理的国际先驱卡德伯里先生所言，公司治理之难并不在于建立那些诸如委员会之类的有形结构，而在于建构一种使这些有形结构得以真正有效的文化基础。换句话说，让西方公司治理结构真正发挥作用的，实际上是那种作为一种场域而存在的西方民主、制衡以及平等的文化。事实上，早有明眼人洞察到：西方所谓公司治理完全是西方政治结构、社会结构在公司内部的一种文化投影和复制。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所谓治理结构，就是公司中的宪法。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要想复制西方的公司治理，恐怕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而其着力的方向也不在公司内部，而在公司外部的广大的政治和社会文化场域。引入几个外部投资者，便企图在中国金融企业中一举开创良性的公司治理，可能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学术幻觉。

支持中国国有银行现行改革路径的第三条理由是 ，引进战略投资者可以带来新的信用文化。中国受人尊敬的经济学家许小年就是这种理论的支持者。在最近对中国国有银行引进海外投资者作出评论时，许先生断言：“……只要外资进入，就会对国有商业银行行为的改变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外资进入国有银行必然打破现有的关系和利益格局，逐渐形成新的信用文化。”事实上，究竟是外资银行的信用文化改变中国银行的行为，还是中国的商业环境同化外资银行的行为，还远远是一个不确定的结论。在这一点上，许小年所表达的与其说是一种推理，不如说是一种期望。跨国公司在中国不断卷入商业贿赂的事实暗示，许小年的这种期望可能是何等的脆弱。

无论是引进管理（技术），还是优化公司治理，抑或是更加深层的改造信用文化，都是站在银行内部来看待中国国有银行问题的。但中国人民银行最新的研究显示：在中国国有银行所有的不良资产中，由于银行内部原因所造成的不良资产仅占 20％，而由于外部原因所造成比例占到了 80％。这项研究证实了我们多年以来的一个判断：中国国有银行坏帐如山的主要原因来自外部，来自于那个决定了中国国有银行行为的外部“改革场”。换言之，中国国有银行的问题不过是中国改革问题的一部分，是“改革坏帐”以数字形式在中国国有银行中的体现。从本质上讲，中国国有银行的问题，实际上是各种权贵利益集团借改革之机盗窃国家信用的结果。企图凭银行一己之力，来解决这种仍然在不断积累的“改革坏帐”，显然是抓错了药方。而这种错谬，也恰好彰显了中国金融改革的窘迫和症结。

仔细辨析中国最新一轮的“引资改革“，我们可以轻易发现这样一个隐含的前设，那就是：我们已经无法通过本民族的资源（无论是政治资源，还是文化资源）来改革中国的国有银行，而必须借助于超越于民族国家的全球化力量。这个不幸的“发现”虽然让人羞愧，但可能非常接近于真实情况。而这，正是中国金融以及中国全部改革的最大困局所在。然而，一个无法自救的民族在危难时刻是很难指望观音菩萨突然现身的。期望外资作为散才童子解中国金融于倒悬，恐怕只能是一种神话。从某种角度看，当下的金融改革多少有点像如今在中国已经名声扫地的国企改革，只不过，老板换成了老外。

“以开放促改革、促增长”，一直是中国改革家们的惯用权谋（在 1990 年代中期中国的改革合法性迅速流失之后，中国改革几乎患上了“开放依赖症”），中国最新一次的金融改革也完全承继了这种品格。但必须看到的是，在中国，对内开放速度远远滞后于对外开放速度的严重后果，已经在广大范围内尖锐的地呈现出来。在“开放”本身的合法性在中国都已经岌岌可危的时候，还企图乞灵于这块生锈的招牌，其效果非常值得怀疑。事实是，最新一轮的银行改革现在正在招致越来越猛烈的批判。而看上去，这种多少有些民族主义色彩的狙击可能还仅仅是开始。个中原因其实非常简单，在单向开放（对外开放而对内不开放）27 年之后 ，民族主义正在中国博得越来越大的同情，也因此获得了越来越强大的动力。

撇开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遮蔽，仅就目前的引资改革而言，这种单向开放的思路的确可能引发严重的后果。其中最有可能发生的就是，中国国有银行无所不在的网路资源可能成为外资金融机构品牌和高端业务的廉价销售渠道。这种情形，在中国的其他行业中已经广泛出现。在这个正在被悄悄打造的新的金融价值链中，中国银行获得的可能只是一点面包屑式的代工费。在中国分配格局已经严重失衡的情况下，这种后果将是中国很难承受的。

同样，另外一种后果也同样可能发生。国际资本通过超高工资以及其他种种看上去完全符合国际惯例的手段，赎买中国的技术官僚阶层，强化国有银行（到那时可能是外资银行）的垄断地位，获取在别处完全不可想象的金融垄断溢价。以跨国巨头的资本实力和中国政治体制固有缺陷组合而成的新型金融垄断，可能比现有的金融垄断更加具有隐蔽性和压迫性。如果这种情况真的成为现实，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提前宣布 ，中国的本土金融服务业已经被彻底缴械并将在长时间内被边缘化。垄断，是任何资本都孜孜以求的，在这里，任何侥幸的假设都没有存身之地。

从一幅不甚清晰的全球治理图景中，我们获悉，倘若跨国巨头掌握了市场占成为跨国公司在全球进行资金配置的一个主要的储蓄抽取地、（坏帐转移地）。这就好像中国城市对中国农村的抽取一样。如此，中国就随时可能成为全球版图中的凋敝乡村或“内地”，成为全球资金投机性流动的候补受害者。金融作为一种工具，具有极强的财富分配功能，在这种全球性的财富分配游戏中，中国除了某些顶层阶级可能受益之外，其他阶层的在食物链中的位置可想而知。事实上，中国纳税人在与国际金融资本的第一场博弈中就输得一败涂地，因为他们对国有银行数以万亿计的注资，已经部分被跨国金融资本通过参股方式轻而易举地收入囊中。跨国资本不会比权贵资本更贪婪，但也决不会比他们更仁慈。最理性的选择因此也是最可能发生的结果就是，跨国资本与权贵资本携起手来，进行一场超越国界的合谋。

我们无意为中国金融改革描绘出一幅阴郁的图画，但上述种种后果并非是小概率事件。对于这些重大的不确定性，集中了中国目前一批最优秀技术官僚的金融管理当局，不可能不察觉到。而之所以要在现在冒险推进，一来是因为他们与国际资本有着深刻的文化认同，二来则是因为现实的形势所迫。2006 年，是中国全面履行 WTO 相关金融协议的最后一年。大限一过，武装到牙齿的金融大鳄将鱼贯而入。不难推断，在那些偏爱“以开放促开革”的战略家眼中，这是中国金融改革毕其功于一役的最佳时机。显而易见，中国金融正面临着一场生死豪赌。不幸的是，这是一场并没有太多胜算的赌局。

[9] 个人消费信贷持续中国家庭债务比例已超美国 http://finance.sina.com.cn/x/20041030/12451120851.shtml

[10] 银监会 6月清查汽车贷款：1000亿覆水难收 http://finance.sina.com.cn/b/20040606/1041798534.shtml

第七章 悬崖边的增长

“ 亲爱的严肃投资者，相比未来几个月在中国将发掘出来的金山银山，1990年代末美国股市所产生的财富将显得微乎其微……我将让您在未来两到三年中十分富有。”

这是美国记者安德鲁·卡彭特给他的投资俱乐部成员的一封信。安德鲁·卡彭特从未到过中国，但却在 2003 年秋天成立了一个以中国市场为目标的投资俱乐部。为了显示俱乐部的鲜明特色，卡彭特干脆将他的俱乐部直接命名为“中国俱乐部”。然而，令卡彭特失望的是，随后两年来的中国证券市场差点没有让他的投资者遭遇灭顶之灾，更不要说他们期望中的金山、银山了。

自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期以来，“中国热”一直在西方政界和经济界蔓延，卡彭特的例子则说明，到新世纪的初期，“中国热”已经开始深入西方的民间社会。中国，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奇迹、一个迷，而是一个自由资本主义的新典范，一个全球最热门的淘金之地。但正如卡彭特的经历所寓示的那样，中国——这个冷战之后当之无愧的经济增长模范生，可能还有另外一付不为人知的面孔。

一、高增长背后的政治理性

迄今为止，始于上个世纪 70年代末期的中国经济传奇已经持续了 26年之久，人们似乎早已经习惯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许多人那里，中国经济甚至已经成为高增长的代名词。如果说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还有人对这个奇迹抱有某种西方式的疑惑的话，那么在此之后，中国经济一如既往的持续高增长表现则在经验的层面上彻底粉碎了这种疑问。于是，中国经济的高增长神话作为一种流行的信念，终于被牢固地确立起来。现在，人们已经不再怀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潜力，而是更多的在议论：中国无与伦比的竞争力是如何向世界输出了通缩，是如何对其他经济体构成了威胁。在这里，中国经济显然已经被看成了一架具有神秘力量的永动机，将在未来的岁月中继续书写自己独一无二的增长奇迹。然而，除去这些肤浅信念的屏蔽，我们就会发现，中国更像是一连串巨大的悖论，神秘而又让人忐忑不安 。因为我们无法想象在一个法制如此不完善、投资效率如此低下、技术水平如此落后、现代金融系统如此匮乏、贪污腐败如此盛行的国家中，高速经济增长怎么会持续得如此之长？在政治体制几乎没有任何改革的情况下 ，一个典型的前计划经济国家怎么会在一夜之间变成一个最具经济活力的国家？在数量上争论中国经济增长（在 GDP 意义上）的真实性并没有多少意义，对我们来说更加紧迫的是要搞清楚，这一切是如何取得的、它是可以持续的吗，它对中国的未来究竟意味着什么？（中国经济神话被含蓄地解释为中国走上一条非常独特的道路，这条道路不同与也远远优越于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的选择，包含了某种独特的智慧。真的是这样吗？26年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故事？）

中国长达 26 年的经济增长不是在一个稳定的制度框架内发生的，而是在中国社会全面转型的非均衡背景下发生的，这就是那些建基于稳定制度环境之中的而必须在我们的理解中纳入那些在中国转型背景中起关键作用的非经济变量。（或者说政治和社会变量）否则，我们就可能迷失于那些过滤了事实的概念以及建立在这些概念上的一大堆相互矛盾的经济数据之中，而无法逼近中国经济增长的历史真实。许多所谓中国经济的悖论即由此而来。在那些貌似理性和科学的概念丛林中，我们将越来越远离中国改革的经验事实，将越来越远离中国经济的真问题。在我看来，在中国长达 26 年的经济增长之中，有两个因素最为活跃，第一是官僚集团的集体行动，另外一个则是市场活动的不断扩展。这是驱动中国经济不断增长的两个轮子。是故，中国的经济增长实际上可以被概括成“官僚＋市场”的简单模型 。其基本解释是 ，中国的经济增长过程实质上包括两个基本内容：其一是政治官僚按照传统方式单独组织经济增长的过程；其二则是政治官僚默许、督导、参与、推动市场扩展的过程。虽然在 26 年改革的不同时期，政治官僚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在经济增长中起到了不同的推动作用，但这并不会影响这种基本图式的有效性。

我们先来看中国的官僚集团。

一旦官僚系统成为国家治理机器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它就在政治领袖和民众之外发展出了自己独立的利益。考诸中外，这一点几成铁律，无需多言。由此，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将官僚集团看成一个在给定条件下趋向于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在中国，由于缺乏最基本的制衡机制，官僚集团几乎成为国家治理的唯一手段，对社会的影响至深至远。这一传统，并没有因为最近 26 年漫长的改革而稍有改变。这样，垄断了全部治理资源的中国官僚集团不仅作为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的初始条件，也作为中国改革中最为能动的因素，自始至终对中国的改革路径及经济增长方式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除了 1989 年的短暂时期之外，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官僚系统一直就是整个改革过程中唯一具有集体行动能力的强势集团，其态度和行动一直在暗中规制着中国的改革进程。（事实上，这本身也是邓小平刻意选择的改革路径。在邓那里，中国官僚系统是在保持秩序的前提下，唯一能够依靠的改革工具。虽然邓也意识到这个工具不仅可能带来腐败，而且可能抵制他的改革<1989 年到 1992 年年初这一时期中国官僚系统对邓改革的顽强抵制表明了这一点>，但与甩开官僚系统可能带来的失序相比，邓似乎宁愿选择前者。文化革命以及 89 年给他带来的心理恐惧和创伤强化了他的这种判断。显然，对邓来说，依靠官僚系统推进他的改革只是一种局部寻优，其中无奈只有他自己可以体会）所以，研究中国官僚集团（我们所说的官僚利益集团主要指由各级、各部门核心官僚以及国企官员构成的集团）的态度和行为，就成为我们研究中国改革进而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逻辑起点。

在整个改革中，中国官僚集团的经济人理性中隐藏着三种主要的利害计算，或者说三种主要的行为动力。它们分别是：官僚个人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迎合上级的政治要求（经常体现为对 GDP 的要求）或者说政治利益的极大化；以及最大化扩张地方或部门的财政能力。用更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升官、发财、扩充地盘。由于受到不同的政治和社会环境的约束，这三种计算在改革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重要性排序，因而也显示了不同的动机水平。但有趣的是，它们却同时指向并驱动了同一种行为，那就是最大限度的追求经济总量的膨胀。

在我们的视野中，邓小平无疑是现代中国政治领袖中最激进的增长论者。这在他“发展就是硬道理”的著名论述中表现得格外醒目。（很清楚，邓的所谓“发展”就是经济增长。）在邓的心目中，除了经济增长这个唯一的建构性价值之外，邓在 80 年代多次提到的政治改革的时候，都是将其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手段来看待的。同样的道理，一旦发现政治改革可能损害经济增长，邓就果断抛弃了政治改革。这就是为什么在“6·4 事件”后，邓绝口不提政治改革的一个主要原因。邓对经济增长的这种激进态度为他的继承者提供了主要的精神遗产，也为这个目标最后走向极端埋下了伏笔。正如我们在后来所看到的那样，邓的继承者不仅全盘接受邓小平的“发展第一”的思路，而且还将邓的激进增长论推向了一个新的极端——不惜代价和不择手段的“唯经济增长论”；发展的内涵也由邓时代的“发展＝经济增长”变成了更加简单的“经济增长＝GDP 增长”。导致这种极端发展的主要历史原因，是“六四”之后政权合法性的需要。“六四”事件中对政权合法性造成的巨大伤害，让中国政治领袖集团只能将政权合法性完全寄希望于即期的经济增长。其中潜在的逻辑联系是：经济增长维持一天，政权的合法性就存在一天，经济增长越强劲，政权合法性也就越充分。将政权合法性与变幻无常的即期经济表现相互捆绑，而不是努力重建政体本身的合法性，当然是一项非常冒失的政治战略。但在这种匪夷所思的冒失中，我们看到的却是一种路径依赖的困境。因为事实是，除此之外，当时的中国政治领袖集团已经别无选择。如果对于邓小平来说，经济增长还是最后一代共产主义领袖的政治理想的话，那么对邓更加弱势的继承者来说，经济增长则完全变成了政权延续的条件。不仅经济增长的内在意义已经与 80 年代大相径庭，其中隐含的强制性要求也彰显无遗。于是，在 1992 年之后，经济增长作为中国政治领袖对民众的一种政治承诺，在获得了至高无上的优先性同时，也转化为对官僚集团一种事实上的考核和录用标准。这就等于明白告诉中国官僚集团：要想升官，拿 GDP 的增长数据来！这就是从 90 年代初期直到今天，中国各级地方官员不遗余力直至疯狂做假地比拼 GDP 增长数据的一个重要原因。（十多年之后，中共第四代领导集体终于在“发展”前面加上了一个“科学”的定语。所谓“科学的发展观”的提出意味着中国的新一代的政治领袖已经意识到了“唯 GDP 论”不断扩散的代价。他们准备在“发展”中注入自己的新解释。不过，在长达十余年的运行中，这种增长路线已经赋予自己以巨大的惯性。这不惟是因为政治领袖无法从正统性上切断历史【这从“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的新式语录中可以看出】，更是因为这种增长路线已经在经济结构上、增长动力上锁定了中国经济。明确否定官员升迁的经济增长标准，实际上就掐灭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其结果可能是中国经济增长在短期内的失速，而其带来的失业及其他问题将不啻于对新一代中国领导人一个重大的政治打击。由于无法在短期内开发新的合法性资源，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政治承受力将比他们的前辈更加脆弱。所以在未来可预见的时期内，GDP 指标将仍然是考核中国官僚系统一个暗含的重要标准，虽然它可能已经不再是唯一的标准。这也暗示，中国的官僚系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一个重要的动力来源，经济增长方式仍然会具有强烈“官僚强制性”色彩。可以放在最后面）

既然经济增长指标成为考核中国官僚的重要标准，官僚集团竭力追求经济增长以博取升迁机会就是一桩标准的政治利益极大化事件。换言之，是一桩划算的买卖。然而，让人多少有惊奇的是，对于中国的官僚系统来说，追求 GDP 最大化增长竟然是一件最不难的事情。个中奥妙在于：中国官僚系统仍然是一个具有强烈全能色彩的政治工具。所谓“全能”，就是对官僚权力管辖范围内各种资源具原则。而在“增长第一”的政治压力下，它服从的就只能是短期经济指标的增长要求。据称，经过了 20 多年的改革之后，中国已经是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为此，中国在 2004 年还与欧盟及美国争论得面红耳赤。不过，“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 ”这个结论只有一半是真的，另外一半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黑色幽默。的确，在 26 年的转型中，中国的市场化进程相当迅猛，许多领域的市场竞争程度近乎惨烈，更远远超越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历史经验。这当然是一个事实。但更接近真相的事实则是，这种惨烈的竞争仅仅被局限于大多数次要领域和庞大的中下层阶级之中（这一点我们还要在后面具体论述，在此不详）。一个明确的证据是，在经济活动中占有绝对重要地位的金融 、土地等要素资源以及电信、能源、媒体、基础设施等具有全局控制力的关键领域仍然牢牢控制在官僚系统手中。鉴于金融、土地等要素市场以及上述关键行业在现代经济活动中的命脉功能，我们完全可以判明：与改革前相比，中国官僚系统的全能能力虽然在范围上缩小了，但在层次上却提高了，其隐藏在幕后的控制力不是减弱了，而是相对增强了。这就为各级官僚系统在管辖范围内最大限度的动员经济资源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保障，足以让他们在短期内制造任何让上级满意的 GDP 纪录。

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投资一直占有相当显赫的地位。而中国官僚系统最擅长的就是“投资”。纵观中国 26 年经济增长的全过程，中国官僚系统始终都是经济活动中最狂热的和最重要的投资者（直接和间接），虽然他们同时也是最不关心回报的投资者。其中道理一目了然：因为在所有这些投资中，中国官僚集团的个人成本趋向于零，而其收益则可能相当大。所以无论如何，中国官僚集团的在这种投资行为中获得都将是净收益。那么中国官僚系统的投资究竟有多大呢？ 2001 年的统计是国有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是 47.3％，接近一半（这是对国有投资比重一种最低的算法）；而集体和个人投资（民间投资）占有的份额是 44.6 ％。这被许多人认为是国有投资地位逐步下降的明证。不过要是严格算起来，中国的绝大部分投资恐怕都只能算成国有投资，也就是中国官僚系统的投资，其中原因非常简单：因为绝大部分投资事实上都是通过国家承担最终担保责任的国有银行来完成的。轰动一时的“江苏铁本案”就是这方面的显例。在这个案例中，一个资本仅仅 3 亿元的私营企业 ，在一年时间竟然在政府的帮助下从国有银行中贷款 30 多亿，准备投资一个 106 亿的超级项目。谁能告诉我们，这究竟是民间投资还是政府投资？“铁本”最后的结局也证明了政府实际上承担了最后的担保责任。问题是，“铁本”之类的所谓“民间投资”绝非个案，而是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普遍性。可惜，我们的统计当局还没有敏锐到要发明出这样一套甄别技术。普遍的经验告诉我们 ，中国的民间投资能力还远远没有壮大到像那些幼稚评论所想象的那样，这里真正的主人仍然是中国的官僚系统。（事实上，在大多数领域都严重投资过剩、资本回报不断降低的情况下，民间投资（如果它真是民间投资的话）还蜂拥而至的话，那才真正的匪夷所思）

中国官僚系统的投资向来就是腐败丑闻最多，效率最低下的投资，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也不需要什么论证。但国家审计署 2002 年度审计报告披露的一些数据还是让我们暗暗吃惊。这份审计数据显示：全国 9 个省的 37 个国债环保项目中，只有 9 个按计划完工并且达到了要求，仅占全部项目数量的 24%；而国家发改委重大项目稽查办公室调查四川 1998 年动用首批国债资金建立起来的 11 家垃圾处理厂后，结果发现竟然有 8 家无法正常运行。（与此同时，全国最近几年兴建的 38 个支线机场中，37 个发生亏损，累计亏损达 15.7 亿元。）1998 年积密监控这些投资。然而，就是在这种舆论环境下，还出现了这样让人啼笑皆非的胡子工程，就不能不让人有些意外了。这也正是那些早有思想准备的观察家们暗暗吃惊的原因。

中国各级官僚系统的“盲目”投资（其实一点也不盲目）是一个喊了将近20 年的老问题，但问题就是眼睁睁的变得越来越严重。有鉴于此，中国政府终于以洗心革面的姿态在 2004 年七月出台了一个以取消审批制为主要精神《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 》。 这被许多政策解读专家毫不犹豫的吹捧为“中国投资体制改革的新起点”。不过在我们看来，中国政府这个痛下决心之举，解决的却是一个假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如果中国的官僚系统没有控制那么多资源，他们还能拿什么去投资？所以应该解决的真问题是：剥夺官僚系统对资源的绝对控制。很不幸，我们暂时看不到这种前景，

早在 1996 年时候，我们就注意到中国的经济周期中的某种政治性特征。具体的含义是，中国的投资高峰往往与各级官僚系统换届、新官上任在时间上相当吻合，经常的情况是政治年也就是经济年。这一点我们在中国改革的历史上已经反复见证。1987 年中共十三大之后，紧接着就在 1988 年出现第一个通货膨胀高峰。五年之后，1992年十四大召开，经济呈现全面过热，导致了朱鎔基那一次“恶狠狠”的宏观调控。又五年，1997 年十五大之后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抑制，经济虽然没有出现整体过热，但同样在所谓积极财政政策下，出现政府投资的大规模膨胀。如果按照这个规律，你预测 2002 年中共十六大之后会出现某种经济过热的话，那么你将比中国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更加正确。因为事实的确如此。但你可能还是难以预料到，中国 2003 年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率会猛然提高到 43.42％，一举超过中国现代史上最为疯狂的大跃进时期。[14]面对危局，雄心勃勃的中国新一代政治领袖又只好停下脚步，解决这个新出现的老问题。看来，中国的经济周期的确受到了中国官僚系统政绩冲动的强烈影响。在看似盲目的经济过热背后，是冷静得出奇的政治理性。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从来就没有什么经济过热，因为它完全是一种政治规划的结果。毫无疑问，中国官僚系统的这种政治理性不死，中国所谓的“经济过热”就将反复出现。

二、财政的极大化

政治领袖们向中国官僚系统输入的政治压力，只是中国官僚集团努力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他们的另外一个理性计算是：地方或者部门财政能力的极大化扩张。这个贯穿于改革全过程的利害计算，是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又一个强大引擎。

除了早期的农村改革之后，中国的改革基本上可以被理解为分权改革。其基本含义是，将以前计划经济（秦晖先生更加精确的将其称之为“命令经济”）时代完全集中在中央政府的管理和组织经济活动的权力逐级下放、分散给各级地方政府及国有企业。必须记住的是，这种分权改革就其本质仍然是中国官僚体系内部的一次权力再分配过程。权力的来源、行使方式已经对经济资源的全能整合能力都没有改变。只是将以前的完全集中在中央政府的集权切割成省集权 、市集权 、政方式推动经济增长埋下了隐患。分权改革在经济上带来了两个直接的后果，一个是分散决策，即将计划经济时代中央的集中决策变成了各级政府的自行分散决策；另外一个则是多元利益主体的形成，也就是各地方开始拥有独立的自我利益。单中心变成了多中心。事实上，中国乡镇企业勃兴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源自中国基层政府自我利益的强大激励。在中国的决策者那里，分权改革或许只是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一种试验性安排，但它却无意之中造成了“多元利益主体＋分散决策”的一个全新格局，而正是这种格局启动了中国改革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进程：市场化。市场的形成和市场规模的扩展后来成为传统官僚系统之外又一个独立的增长推动力量，并造就了中国经济与毛泽东时代全然不同的新面貌。这是后话。

在毛泽东时代，地方利益是一个在政治上和道德上都具有邪恶意味的词语，并不具备合法性。但分权改革之后，地方作为一个独立的财政利益主体，积极性空前高涨。沿海省份由于市场扩展和分权改革所共同诱致的乡镇企业和外资企业迅猛发展，不仅带动了经济增长，也创造空前的消费繁荣。这种看得见福利改进，与邓小平一贯的实用主义判断标准相吻合。于是，地方利益在中国的意识形态中逐渐拥有了正式的位置。1992 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地方利益以中央政府措手不及的方式迅疾扩张，这不仅引起了中国领导人在政治上的极大忧虑，也几乎使中央政府在金融和财政上陷入绝境。据信在 1993 年宏观调控前，中央金融能力几近枯竭。而与此同时，以践踏中央金融信用和财政利益为代价的地方建设却凯旋猛进。这最终导致了 1993 年 6 月份那一次猛烈的宏观调控，并引发中央与地方几乎公开的利益博弈。这一次激烈的博弈以朱鎔基的分税制改革作结。分税制终结了主导性的分权改革模式，但也将地方独立的财政利益以制度化的形式固定下来。分税制改革主要着眼于中央政府自己的财政利益，而并非是抑制地方的盲目投资扩张。当中央用分税制在地方财政中拿走一块之后，地方要想维持原有的财政收益，就必须扩充税基，而扩充税基最简单易行的办法就是兴办企业、增加投资。所以分税制改革实际上很可能刺激了地方的投资冲动。90 年代中期之后，由于一系列政治上的安排（比如省级官员的轮换），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冲突归于寂静。地方财政利益虽然不再以赤裸裸的地方主义形式表现出来，但它作为一种制度安排，仍然是刺激地方政府投资扩张的一个巨大的潜在推动力。这个动机与各级官员普遍的政绩竞争合二为一，让中国官僚系统的投资热情被推到了一个新高度。如果说在前计划经济时期，仅仅中央政府在关注投资的话，那么在改革之后，“地不分南北，官不分东西”，所有大大小小的政府都成了积极的投资主体。如此这般，增长速度岂有不一飞冲天之理？毫无疑问，这肯定显著提升了中国总体上的投资率。

实际上，中国 1980 年代迅速崛起的乡镇企业也是政府财政极大化的产物。只不过在这里，地方政府变成了基层政府。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所谓的乡镇企业现象就是，中国沿海基层政府在财政压力下，倾全乡（全村）之力向外部寻求财政来源的产物。由于乡村政府所控制的资源极少，这种财政极大化冲动更多地只能通过市场手段获得。这也就是为什么乡镇企业看上去更加具有市场导向特征的原因。显然，乡镇企业并不仅仅是个人的创造，而更多是基层政府的创造。乡镇企业作为另外一种小型官办企业，是中国地方财政官僚化扩张的早期表现。这种举全乡（村）之力办企业增加财政收入的模式在中国改革时期被反复复制。

如前所述，地方政府作为官僚机构在分权改革中并没有被剥夺其全能性质，资源，争取最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并扩充当地财政实力。于是，甲省上汽车项目，乙省也上汽车项目；甲省搞大型化工，乙省也争取化工企业；甲省宣称以高新产业为支柱，乙省也轰轰烈烈的高新产业起来，你争我赶，不遑多让。中国各地产业高度同构，产能严重过剩的现状端赖于此。及至 2000 年之后中国进入所谓城市化阶段，中国各地连城市面目也开始变得千人一面。到处都是钢筋水泥，高楼大厦，活脱脱一个个工业怪兽。隐藏在经济结构同构，城市面目同质之后的，其实就是全能政府之“同”。20 多年以前，一位海外中国问题学者曾经用“蜂窝状结构”来描述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各地方经济结构的趋同倾向。在经过了 26 年的改革之后，问题似乎仍然没有丝毫解决的迹象。难怪许多外部观察家在今天的中国经济中总是不断能窥见毛泽东时代的影子。很多年以来，“调整产业结构”（经常还会加上‘大力’的修饰前缀）一直是中国官方文件中的关键词之一，但结局却总是令他们相当难堪。原因其实相当简单：各级地方政府有动力也有能力去推动这些可以带来短期增长的重复建设。（如果取消政府的投资功能基投资能力，让市场发挥裁判作用，一个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就会自动出现。）

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的全能只是就其控制范围内小一些，但其性质仍然是标准的全能政府，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地方政府在整个改革时期的投资方式看的非常清楚。在 1980 年代，地方政府的投资主要依赖中央财政的拨款，争取中央项目就成为主要手段，在拨改贷之后，地方政府投资手段主要靠命令当地国有银行贷款来取得，而在 90 年代中期国有银行贷款权逐渐被上收之后，地方政府的投资手段被迫多样化，在继续争取国有银行融资以及中央财政的大项目之外，还开始利用股市、地方金融机构（比如地方商业银行）、外资等等。在 1990年代中后期，中国官僚系统可能是在全世界出访最频繁、队伍最庞大的招商引资队伍（许多地方干脆设立了常设官僚机构：招商局），而他们许诺的税收优惠，土地优惠也是全世界最慷慨的。到了新世纪的城市化阶段，地方政府终于找到另外两件法宝又一次撬开了国有银行的大门。一是土地，二是城市基础设施的特许经营权。土地可以抵押，特许经营权所带来的稳定现金流也同样可以用来抵押。而这是中国低能的国有银行最容易避免麻烦的贷款方式。世界银行的统计显示，自１９９８年以来，银行对政府的贷款（包括持有政府发行的债券）每年猛升６１．６％，而每年对于企业的贷款仅上升１０．４％。这些贷款大量进入地方政府推动的机场、铁路、公路、电信等基础设施建设。显然，在如何套取银行贷款方面，中国的地方政府表现得相当出色。中国地方政府的这种能力反映在宏观数据上就是，在 2003 年的一季度地方项目的投资增速达到 65％，相形之下，中央项目 12％的投资增速就显得克制得多。地方政府投资爆增的态势立即激怒了中央政府，严厉的行政措施随即而来。在 2004 年 4 月底，甚至破天荒地出现了命令股份制商业银行停止所有贷款业务的纪录。这种强硬的举动让人想起了 11 年前的那一次宏观调控，同样的投资过热，同样的“严刑峻法”，真是“过七八年又来一次”。（如果 11 年前，因为中国仍然存在普遍的短缺，过度投资还有某种理由的话，那么在普遍过剩的今天，过度投资又所为何来？这不由得让人怀疑，号称取得了巨大成就的中国改革，究竟是让中国的官僚机构进步了还是退化了？）中央政府在 2004 年的宏观调控是明智的，因为他们非常清楚，地方政府的巨大投资最终都将通过国有银行的坏帐、国家财政的赤字（显性和隐性赤字）、国家土地资源总量骤减的方式对国家主权信用造成重创。换言之，地方政府以及关键的问题在于，在今天的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的极大化，都是以国民未来的预期收益减少作为代价的，它的成本是由子孙后代的未来福利来支付的，而它的收益则却在今天被特殊利益集团所兑现。这大概就是聪明的温家宝在 2004 年宏观调控中要“坚持把紧土地、信贷两个闸门”的原因。显然，作为一名在专业上非常用功的政治家，温家宝已经清楚的洞悉了调控的技术要领。但问题是，中国官僚系统的投资冲动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或者经济问题。“信贷和土地两个闸门”看得住一时（就像朱基那样），但看不住一世。一遇机会，就会死灰复燃。中国 2003 年重新开始且至今没有结束迹象的投资过热就是一个明证。在这个与 1992 年几乎一模一样的投资过热背后，浮现出的是同一个古老的政治问题 ——拥有太多资源且完全不受约束的官僚体系。在某种意义上，它已经在中国存在了数千年 。要想根治这个问题，技术和经济手段恐怕无济于事 。更为吊诡的是，经济高速增长本身正是中央对各级地方官僚提出的政治要求，这就是说，中央政府自己就是问题的一部分。所以在遏制地方府过度投资方面，中央政府不可能走得太远，它只能在足以保持社会稳定的增长速度与防范金融风险之间走钢丝。这是一个维持了 20 年的脆弱平衡。种种迹象表明，这个脆弱的平衡游戏正在趋近终点。我们的判断是：地方政府开始大规模的利用土地投机（一个完全不可再生的资源）来强行推进经济增长的事实已经说明，政府手上可资利用的要素资源已经趋于枯竭。因为在我们看来，土地，是各级官僚系统以全能方式推动经济增长的最后可以任意使用的要素资源，一旦这个资源被掐死或者消耗干净，官僚强制型的经济增长就将无法维系。这暗示，已经维持了 20 多年的以政府投资为主要特点的经济增长模式正接近油尽灯灭之时。接下来的问题是，中国能用什么东西来取代经济增长的这个官僚引擎？如果经济失速真的发生，放在中央政府面前的就只有两条路，要么继续强行维持原有的经济增长路径，这意味着放任各级官僚系统的不智投资，要么以巨大的政治意志忍受经济突然失速所带来的社会痛苦，并开始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但其中任何一条都可能引发难以预测的风险。前途的确非常凶险。

三、隐蔽的计算

在激发中国畸高的投资率的所有原因中，官僚系统面临的政治压力和财政压力只是两个容易分辨的原因。另外一个更为隐蔽也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中国官僚们越来膨胀的对个人财富极大化的追寻。这个原因对中国投资率的贡献虽然无法定量的测量，但却是一个普遍的经验事实。

个人财富最大化 ，是改革时期潜伏于中国官僚集团意识中一个最为重要的理性计算。在整个改革中，中国官僚集团一直以这个标准衡量、解释直至扭曲和控制改革。1992 年之前，中国官僚集团的这个理性计算已经开始苏醒，但由于中国的整体走向仍然存在高度不确定性，所以这种计算主要表现在那些底层官僚之中。这些官员在传统官僚体系中的上升机会有限、政治利益较少，因而也最早表现出了这种倾向。他们利用分权改革中合约不完备的特点，以承包、兴办乡镇企业、三产企业等方式来实现个人财富极大化。1992 年之后，中国的市场化趋势已经不可扭转，财富冲动作为中国官僚集团的一种整体意识得以最终明确化。于是，寻租成为中国官僚体系牟取个人财富的一种普遍形式。有趣的是，苏联和东感，并显得尤其迫切。事实上，1992 年中国创纪录的经济过热，与中国官僚们这种突然爆发的末世心态有着密切的关系。1990 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的发展几乎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当然也出乎中国官僚体系的预料。在经过短暂的混乱之后，中国官僚系统重新夺回而且牢牢控制住了中国的改革权。持续的经济增长、国际社会由旁观到接受再到惊叹的态度转变，使中国官僚体系的整体意识由焦灼到自信，最后变成一种权力的自负和骄狂（这当然是一种不详的信号）。很清楚，中国社会在 90 年代的这种发展，一点也没有冷却中国官僚利益集团的财富欲望，反而使他们有机会利用改革的控制权将这种极大化计算体制化。

事实证明，中国官僚利益集团不仅能够容忍市场，而且还有能力控制市场。在他们那里，市场不再是一种可怕的异己力量，是一个不知道怎么就会催生出某种怪物的潘多拉之盒，而是他们手上一件可以任意摆布的道具，是一个可以完全服从并服务于官僚集团利益的“制度创新”。准确的说，中国在 90 年代中后期的演变，本质上就是中国逐渐向一种稳定的阶级寻租体制的演变。寻租，作为中国官僚利益集团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已经不再需要担心同僚告发，因而也无需合谋（这样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去签订一份“一、三、五你贪污，二、四、六我贪污”的明确合约的地步，因为他们心里非常清楚，他们的同事也在干着同样的勾当。现在，他们需要做的就是在任何时候利用任何机会进行尽可能多的寻租。

中国官僚利益集团已经不再需要利用体制内的权力到体制外去寻租了，他们已经成功的建立并巩固了这样一种体制：权力即金钱、“位置”即金钱，财富已经成为权力等价物并允许自由流通。他们可以同时在两条战线上作战，可以同时政治和经济上实现利益最大化。一句话，他们是这个体制任何经济增长理所当然的剩余索取者。这一点，在新世纪的开端被公开化和合法化了。在这个时候，大多数人开始恍然大悟：中国不再有什么体制内和体制外，一切都在权力的控制之下，并成为这个体制的奴仆。这种结局可能要让那些在 92 年一时冲动毅然决然下海的官员们后悔了。下海，可能让他们一次性的得到了财富，但却让他们永远地失去了“位置”，而“位置”给予他们的将是永久性的剩余索取权。难怪许多精明的民营企业家在今天也纷纷要开始寻求“位置”。

我们一直强调，中国官僚利益集团是中国改革中具有操纵力量的行动集团。当经济利益极大化冲动变成这个集团的整体意志的时候，他们就很容易将这种意志转化成一种体制或者制度的理性，并成为中国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变量。中国不可理喻的投资过热，实际上就是这种制度理性使然 。对于中国的官僚体系来说，投资活动，（尤其是那些利用公共资金来进行的投资活动）是他们实现这种理性的最佳手段。正如一位深知中国投资戏法的人士所讽刺的那样，“没有项目怎么寻租呀？”所以，争取“项目”，尤其是那些利用诸如银行贷款之类公共资金所进行的“项目”，就成为各级官僚（包括各类国有企业的领导人）最倾心的公务活动之一。中国东部某城市在争取扩建 2 台 30 万千瓦机组的“项目”，光在首都地区的“公关费用”就达到 500 万。不难想象，这个项目总投资在 20 亿以上的所谓项目中，将有多少变成各级官僚的个人财富。这些投资项目真正能够带来多少回报、或者真正增加多少公共福利并不是各级官僚们的主要考量，他们的主要考量（甚至是唯一的考量）是，这些项目能够给利益集团带来多少寻租机会、能够最大限度的带来多少寻租额。那些写在正式“可行性报告”上的诱人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合法遮掩。由于个人成本为零，所以项目越大，体系的财富胃口越来越大有关。在中国最贫穷的西部省份贵州，交通厅厅长卢万里在短短几年之中，就利用高速公路项目为自己一举积累了高达 6000 万人民币的个人财富，可见大型项目投资对中国官僚体系的诱惑之大。丝毫不用怀疑，中国高热的投资受到了中国官僚个人和集团利益的强烈激励。民营企业的合法化以及对国民经济活动的越来越的广泛参与，为这种利益提供了合法的平台和便捷的通道。在大量国有投资的背后，是公共财富向私有财富的转移，这是中国投资的一个最大特点。对于一个完全世俗化的官僚阶层来说，如果没有利益在其中，你即便强迫他们追求 GDP，他们也未必会这么做。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并不存在中国官员的所谓“GDP 崇拜”，他们真正崇拜的是藏在 GDP 背后的个人利益。

勿庸置疑，在今日中国，国有投资已经不是本来意义上的投资，它已经完全被异化为我们这个财富再分配时代迅速转移财富的一种工具 。对于中国官僚利益集团而言，投资本身已经成为目的，因为它不再需要投资回报就能够直接产生收益，就像银行贷款可以被用来直接制造富翁一样 。如此投资，投资焉有不热之理？投资效率焉有不低之理？

从 1992 年到现在 10 多年的时间 ，是中国官僚集团利益极大化表现得越来越膨胀、越来越公开的时代，但多少有些奇特的是，这也是这个集团受到监督与制约越来越少的时代。中国官僚体系，已然是一个被滥用的工具，中国现有政治体制对此已经完全无能为力。（分权改革已经不再是中央对地方、对企业的分权，而已经变成了对核心官僚个人的分权。在长达一个时代的跨度中，与中国声势宏大的市场改革同时上演的是另外一场无声的戏剧：权力的私有化。）中国官僚集团的极大化追寻对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的影响程度之深，影响范围之广，无论怎样估计都不过分。这一点，我们以后还将反复看到。现在，先让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中的过度投资现象作一个简单的总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投资率一直居高不下，这一方面让中国的经济增长产生了严重的投资依赖症，另一方面也让人们疑问重重，忐忑不安。2003 年，这个奇怪的比率达到了创纪录的 45％[15]，这超出了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倍有余，也远远超出其他跟中国发展阶段类似的经济体。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02 年投资率的世界平均水平为 19.9%，其中高收入国家为 19.0％ ，中等收入国家为 22.9%，低收入国家为 19.7%。[16]对这个奇高的投资率，有人用中国正处于特殊的重工业化和城市阶段加以解释，但数据否证了这一点[17]。况且，中国的投资率已经不是一年两年处于极高水平，而是长时期处于极高水平。一般而言，高投资率意味着良好的投资机会或者有重大的技术改进机会，但数据显示，中国的投资效率（无论是宏观投资效率还是微观投资效率）却处于世界最低水平之列，与基本面情况相仿的印度比较，中国每百元投资所产生的 GDP 产值为 17 元，而印度则是 26元。而在微观投资效率方面，中国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近年来则一直徘徊在银行贷款利率附近，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还银行贷款都悬。（有人将投资率不断提高， 收益却不断下降的现象称为凯恩斯陷阱。 如果真有这样一个陷阱， 中国可能早就掉入了这样一个陷阱，只不过我们不知道而已。）显然，中国的市场机会并不足以诱导出高投资率，更不至于诱导出高得如此离谱的投资率。如此怪异的投资率，只能以市场之外的超经济原因才能够解释。我们业已揭示，这个原因就是中国具有全能色彩的官僚体系。这个官僚体系不仅控制着庞大的资源，而且有超乎寻常的动机水平将这些资源不断投入经济活动之中。对于他们来说，完全违背投资规律的投资，不但不是一桩赔本的买卖，而是一桩一举三得的理性行为。这就是隐含在中国高投资率中的政治经济学含义。早在十年之前，克鲁格曼就铁口直断，东亚（当然也包括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要素投入的不断增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则微乎其微，因而这种增长是不可持续的。这位敏锐但显然不太讨人喜欢的经济学家实际上是在影射：东亚以及中国奇迹般的经济增长与前苏联以及毛泽东时代同样令人侧目的经济增长并没有什么两样。的确，就像我们上面已经说明的那样，中国改革 26 年来的经济增长具有强烈的官僚强制性色彩。但如果这就是中国经济增长故事的全部，它将与我们的生活经验相悖，毕竟，20多年的持续经济增长一直伴随着巨大的消费繁荣及部分人的福利改善，这种景观是与毛泽东时代最显著的差别。毫无疑问，中国迷人的经济增长中还有另外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关于市场的故事。

四、褪色的市场

2004 年 9 月 1 日，俄罗斯别斯兰市第一中学发生恐怖袭击事件，近 400 名学生和教师死亡。整个事件充满了悲剧色彩。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恐怖和悲剧事件人们早已见惯不怪。不过，利用悲剧事件从事盈利活动的新闻，人们可能还是第一次听说。就在别斯兰的悲剧尚未落幕的时候，中国中央电视台一边报道该次事件，一边利用该新闻搞起了有奖竞猜，在屏幕下方打出滚动字幕：“俄罗斯人质危机目前共造成多少人死亡？选项：A．402 人；B．338 人；C．322 人；D．302人。答题请直接发短信至：移动用户发答案至×××；联通用户发答案至×××。”

利用遥远异国的悲剧事件从事非常有“创意”的盈利活动，虽然比悲剧本身对人类尊严具有更大的污辱性，但却以极端的方式显示了市场化在中国的渗透程度。一家国营垄断媒体，利用悲剧事件来牟取一点蝇头小利，竟然没有丝毫道德上的不安，这说明，市场化在中国已经无远佛界。

1992 年春天，在沉寂 2 年多之后又一次突然出现在中国的舞台中央时，有备而来的邓小平带来了一副新魔杖：市场经济。他以几乎是决斗的姿态宣布：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就这样，这位高龄的共产主义领袖用他毕生的最后一搏，为市场经济在中国的意识形态正统之中争得了一席之地。

在中国，即便魅力如邓小平，为市场正名也是一件风险极大的事业。我们无法判断邓小平是从哪里获得了市场经济的灵感和决心，但有两件事情肯定启发和鼓励了他。一是农村改革，它几乎魔术般的消灭了食品短缺，二是沿海地区的开放城市地区的“搞活”，它第一次让中国人有了消费繁荣的体验。这种经验无疑让邓小平看到了“市场”力量在经济增长中的巨大潜能。市场，是一种独立于传统官僚体系的动员和组织力量，是一种来自底层的自发力量。在 1992 年之前，时候，邓小平就毫不犹豫的将全部希望托付给了市场。事实上，这也是他手上剩下的唯一王牌。在其他的增长机器几乎全部失灵的情况下，邓必须飞快的转动市场这只轮子，才可能让经济增长重新上路。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市场——这只看不见但法力无边的巨手，正式成为中国经济（与中国官僚体系并行的）另外一种关键的动员力量并推动经济增长。从此之后，在中国被幽闭了 40 年的市场机器开始像发了疯似的高速运转。

从本质上讲，所谓经济增长就是将各种要素和资源不断动员并组织到经济活动中来的过程。正如我们在中国改革尤其是 1992 年之后所看到的那样，市场在这方面的动员能力是相当惊人的，其所到之处就像一个磁场，将人力、土地、资本统统吸入它的势力范围，并通过企业或者个人的形式生产出各种商品和服务。事实上，除了官僚系统不断以强制方式投入各种要素之外，中国 25 年的经济增长也是市场动员范围不断扩大的过程。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另外一个显眼的侧面。与官僚的强制和命令动员方式所不同的是，市场动员具有某种“自愿”的性质，换句话说，它能够为市场的参与者带来福利的增进。也正是因为这种福利增进的性质，市场具有了扩散和深化的可能。市场诱致型经济增长的福利增进性质是中国最近 25 年经济增长与毛泽东时代的最大不同之处。这也已经为中国人的生活经验所证实。在短短的 25 年中，中国几乎跨越了发达国家一个世纪的消费体验，中国人不仅迅速拥有了温饱，而且还拥有了互联网（当然是一部分人），拥有了汽车（当然是更少一部分人）。显然，这种经济增长比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增长要让人信服得多。

1990 年代至今，是市场化在中国攻城掠地，迅猛席卷的时期。到现在，我们的视野所及，市场化的影响已经无孔不入，遍及中国人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我们不仅有了充分竞争的商品市场，也有了充分竞争的劳动力市场，我们不仅拥有了资本市场，也有了房地产市场、技术市场，甚至，我们还以一种无人企及的“想象力”超常规地发展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市场”、“卫生医疗市场”。一份由中国北京学者李晓西主持的研究认定，中国的市场化程度已经达到了 69％。据此，这份名为《２００３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的研究认为中国已经是“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如果这个所谓的 69％仅仅是指市场化（或者更准确说是商业化）的范围，而不涉及有效性以及交易成本等更加重要的市场特性，那么这份报告的估计不仅是真实的，还可能是相当保守的。有许多强有力证据表明，中国的教育、卫生医疗等公共物品的市场化程度（虽然是以极度扭曲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已经远远超过了发达国家。最为重要的是，在中国，政府机构不仅有极其强烈的市场化冲动，而且本身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市场化了。这方面的例证不胜枚举，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一个就是：中国监狱一直就是利用廉价劳动的盈利机构。将提供公共物品的政府机构普遍的变成盈利机构，可能不是中国的发明，但其范围和程度 ，中国恐怕已经将绝大多数国家远远甩在了后面。在这个意义上，利用“别斯兰悲剧”盈利的丑闻主角是一家国营公共媒体，就一点也不值得大惊小怪了。

市场发展其实就是交易的扩大，而交易扩大就必然伴随着经济活动货币化过程，所以经济活动的货币化程度也经常被用来描述市场化的程度。如果以这个标准来衡量，那么中国的市场化程度可能已是世界第一。截止 2000 年，通常用来表达货币化程度的指标 M2/GDP 在中国已经达到了 152％（这是中国经济又一个令人迷惑的指标），是美国的两倍。而这个指标在 1985 年仅仅为 60.8%。虽然这扩散速度，的确相当惊人。

在一个产权制度阙如，信任瓦解、法治匮乏的社会，市场能够在短期内得到如此迅速的发展，一直是许多人心中挥之不去的一个谜团。然而，如果我们了解中国市场化的初始起点，这个问题就很容易被理解。中国的市场化是在一个市场处于完全抑制的状态下开始的。

在这种状态下，存在着广泛的通过市场交换来增进个体福利的机会，所以只要解除抑制，市场增进福利的示范作用，就足以使市场交换在广大的领域内得到拓展。在这种时期，交易资格的获得，要比市场的交易成本以及保障市场有效的其他条件（比如交易双方的权利平等、信息对称以及社会信任的程度等等）更为重要 。作为一种建构性的权利 ，市场交易给（为一直被禁锢在传统命令体制中的）中国人所带来的，不止是一种自由，而且还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福利改进。这是市场在 1992 年全面解除抑制之后，在中国迅速扩散的原因之一。我们可以将此称作市场的恢复性发展。原因之二则是，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中国对市场有后发的学习优势。这种学习优势足以导致市场在短时间中获得极大的发展。事实上，中国的股票市场、期货市场、电信市场、IT 市场等等市场的迅速发展，无不建立在这种后发优势之上。而发达国家建立这些市场则经过上百年漫长的摸索和实践。以房地产市场为例，在经过仅仅十多年（更确切的说是住房制度改革）的发展之后，中国自有住房比例已经达到了 70％以上，一些城市更超过 80％，这比美国、英国的 60％的比例还要高出很多。这种发展速度就包括了对信用贷款、楼房预售等市场销售技术的模仿和学习。在手机市场上，中国目前已经拥有 6亿部手机，而在十年之前，这个数字还不到中国人口比例的 1％。这说明，在一个初级的市场社会，无论法治如何糟糕，交易成本如何高昂、市场的有效性如何低下，市场机会的广泛存在和后发国家的学习优势都足以使市场迅速扩散。这在市场发展的初期几乎与制度优劣完全无关。这种粗放型的市场发展，究竟为中国的经济增长贡献了多少份额，我们无法准确计算，但它肯定是中国 25 年经济增长中最令人记忆深刻的部分。而正是这一部分，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福利改进的经验证明。

不过，只要我们深入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内部，并将中国的市场化置于官僚利益最大化这个具有显影功能的时代逻辑中时 ，中国的市场化真相就会逐渐浮现出来。这个真相就是，中国的市场化是官僚（政府）主导型的市场化。这就是说，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之后，还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官僚之手。虽然中国的市场化（在大多数情况下）符合中国民间的期待，因而也受到民间内生力量的推动，但没有官僚集团这只手的许可、诱导、推动和控制，是不可能得到迅速扩展的。就像小岗村的个别试验如果没有得到官僚体系的认可和推广，便永远不可能成为系统性的农村改革一样。在中国这样一个官僚体系全控的社会中，这一点是非常容易理解的。然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官僚体系对市场化的允许、诱导、推动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官僚集团在市场化过程中的利益最大化。设置这样一个隐含的前置条件，实际上就是要保证中国官僚利益集团在市场化过程中的优先参与和对中国市场化红利的全面控制权。由此观之，中国的市场化应该被更加准确的称之为特许的市场化。事实上，中国的市场化过程，只是在 1992 年邓小平南巡之后的一两年之中，短暂地逸出了中国官僚集团的控制范围，而具有某种民间主导的特点 。但随着朱基以加强中央政府控制力为主要目标的宏观调控的还是从打击腐败的角度，朱基都有足够的理由实施那一次宏观调控，但在中国当时的环境中，这也必然意味着官僚集团对市场化的重新控制。作为一个行政管理大师，朱基凭借和仰赖的都是现行体制所赋予他的行政资源。他所关心的是如何最大限度的通过现行的行政资源甚至是个人魅力来维护宏观稳定，至于其他目标则在他的关注之外。这就几乎注定了，朱鎔基的宏观调控将必然演变为中国官僚集团对市场化的全面控制。这实际上是 1993 年宏观调控给中国经济带来的一个最为重要的遗产。遗憾的是，这个隐藏至深但在后来一直对中国市场化过程起着关键作用的遗产，也是一个从来没有得到认真审视的遗产。作为一种体制性的冲动，官僚集团对市场化的控制权争斗是必然的，但如果不是朱基，这场艰苦的战役就未必能够如此成功。在这个意义上，正是朱鎔基杰出的行政能力、超凡的人格魅力和道德感召力，为中国的市场化进程留下了长期的隐患。当然，朱鎔基之所以能够成功 ，是因为他的努力恰好符合了中国官僚集团利益最大化的这个中国改革的核心逻辑。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央与地方矛盾看上去如此激烈的情况下，朱基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显然，1993 年的宏观调控是官僚集团内部的一次妥协，而不是官僚集团与中国民间的一次妥协。这种吊诡的历史结局，显然不是朱基的本意，但却非常符合中国改革的核心逻辑。于是，在经过了短暂的失控之后，中国的市场化进程悄悄回到了官僚主导型的模式。所谓主导，实际上就是官僚集团对市场化过程中利益流向的控制和操纵。由陌生而熟悉，由熟悉而驾驭，终于在 1990 年代末期之后，中国官僚系统对市场化的操纵和控制变得越来越得心应手。不理解这一点，我们就还远远没有理解中国的市场化。

从市场化的起点看 ，中国的市场化是在国家权力十分强大的情况下开始的，这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情况正好是一个相逆的过程。这种起点上差别，决定了国家权力在市场化中具有的某种主宰作用。

1992 年之后，是中国市场化迅速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国官僚集团利益最大化在市场化进程中全面展开的时期。官僚集团对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广泛卷入和隐形控制，为中国的市场化在性质上的畸变提供了温床。

这首先表现在中国市场奇高的交易成本上。我们先来看房地产市场。在中国的房地产成本中，政府征收的地价及各种税、费合计，占总成本的 50％，而在国外这三项合计只占总成本的 20％。很明显，中国房地产市场中由政府设置的交易成本要远远高于国外的水平。在中国的汽车市场上，这种成本也同样高得惊人。在中国的购车费用中，政府征收的税费占购车总费用的 40％，据称已是世界的最高水平。与此构成对照的一个数据是，1998 年中国汽车行业利润为 40 亿元，而相关的政府收费却达到 1626 亿元。然而，这种高昂的成本并不仅仅是中国房地产市场以及汽车市场上的独特现象，而是广泛弥散于中国的经济活动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会很清楚的看到，从创业、到融资、到生产、到销售，到中介服务，这种远远超出正常水平的交易成本几乎遍布中国市场活动中的每一个环节之中。这说明，这已经是一种结构性的制度现象。出于这个原因，这个所谓的交易成本应该更加准确的称为制度成本。而这个制度成本的确切含义就是官僚体系收取的市场化红利，或者市场化的特许权租金。这个成本虽然都是政府或者政府经纪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征收的，但绝大多数时候则是一种赤裸裸的设租和寻租。中国手机市场的例子大致可以描述这种情况。中国共有手机生产厂家 100 多家，手机生产牌照 49 张，但真正拥有牌照同时也有生产、销售能力的企业只有 10 多家。所以，很多生产企业必须为租借牌照付出一笔可观机约 50—100 元人民币。简单换算的结果是，一个没有牌照的生产厂家如果每年生产 1000 万台手机，出租牌照者可以坐收 5～10 亿元的暴利。而在所有牌照出租者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拥有四张手机牌照，被称为“专业借牌者”的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公司——一家行政色彩明显的中央级公司。在一个完全竞争的行业设置如此高的制度成本，其效率损失是显而易见的。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这种成本带来的市场利益流向的扭曲。因为负担成本而受到损害的一方是消费者、生产厂家和企业员工，而因为设置成本而获得暴利的一方则是人数极少的官僚利益集团及其合谋者。一个更加荒谬的类似例证是，辽宁省文化厅竟然对“东北二人转” （一种广受欢迎的民间演出形式）也设立了所谓准入制度。这项荒诞不经的准入制度规定：“为了积极发展健康向上的二人转，所有的二人转演员都要持证上岗，并不定期接受培训。……”似乎是嫌寻租还不够赤裸裸，这项规定还暗示：“未来的准入证也不是永久性的，很可能一年重新核发一次。”

显然，这是官僚利益集团及其合谋者对市场活动的一种抽取，是一种无法通过市场自身力量加以消除的硬成本。

对中国这样一个市场需求被压抑很久的后发国家来说 ，在市场恢复性发展的初期，高制度成本并不会对市场扩展构成明显障碍。这个时候，潜在市场需求规模决定了，无论是厂家、消费者都能够通过市场恢复获得福利改进。但是当市场规模接近饱和状态的时候，这种高制度成本就会对市场深化和进一步扩展构成致命的阻碍。这种致命性，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在中国范围广泛的市场活动中看到。在那里，丝毫没有降低迹象的昂贵的制度成本，与生产者不断降低的利润率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其中的低效率本质，却还被新兴市场迅速扩张的繁荣景象暂时掩盖着。

除了从外部设置高昂的交易成本之外，官僚体系对市场的广泛参与也从内部破坏了市场的权力平衡。市场内部权力的失衡，对中国的市场质量（市场有效性）有非常严重的腐蚀作用。

市场交易之所以能够产生所谓“合作”剩余，并具有福利改进性质，乃是因为市场交换是在自由平等的主体之间“自愿”发生的。一旦交易中失去这种“自愿”性，那么不管它以什么样的名义，都可能成为另外一种形式的剥夺。不幸的是，这种以市场形式出现的剥夺在今天的中国几乎随处可见。而其根源，就是权力在市场交易中的普遍泛滥。在这方面，房地产市场中的拆迁问题极具典型性。拆迁，本来是土地需求方与土地占有者（被拆迁者）之间的交易。只有当拆迁价格让双方都满意的时候，拆迁才会发生 。也只有这种拆迁才具有福利改进的性质。然而，在中国现实中的拆迁与这种理想模型大相径庭。原因在于，政府作为这桩交易中的第三者出现了。于是，土地需求者与被拆迁者之间的交易变成了政府与被拆迁者之间一桩简单的交易，变成了政府与土地需求者以及政府与被拆迁者之间的两桩交易。政府在拆迁交易中的出现，并不仅仅是在这桩交易中增加了一个无关的第三者（当然，这样可以增加交易次数，提高 GDP。需要提醒的是，类似这种增加交易次数，膨胀交易规模的做法，是中国经济活动中的一个普遍现象，也多少可以解释中国经济规模膨胀），而是使这桩交易的性质陡然间发生了变化。一桩本来应该在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自愿交易行为在瞬间变成了权力对无权者的强制、变成了权力对权利的剥夺，而市场交易本来意义上的福利增进性质也因此荡然无存。家住中国南京的残疾人翁彪的自焚抗议（这是中国一起极为知名的因为拆迁而导致的悲剧事件），将隐藏在这种交易中的剥夺性质揭示得一清二楚。端。一是可以迅速改变城市面目，以换取政绩上的表现。1990 年代中国许多地方官员，正是通过城市面目“几年大变样”的政绩秘诀得以快速晋升的。其二则是可以膨胀地方财政实力。事实上，通过变卖土地和推动房地产市场的繁荣，房地产业已经成为许多地方政府不折不扣的“第二财政”。第三，官僚利益集团可以在膨胀的房地产泡沫中获取巨大的个人利益。换句话说，官僚利益集团及其合谋者经常就是土地的潜在买方 。如此强烈的利益驱动，难怪在遇到拆迁“钉子户”时，湖南嘉禾县的地方官员会恶狠狠地喊出：“谁挡我一程，我灭他九族”的惊世骇俗之语。

与城市拆迁问题类似，以公共利益名义对农村土地的征用，则是权力败坏市场的又一例证。农民是农村土地的实际拥有者，本应成为土地转让价格的主要决定者，然而，当中国的官僚集团以政府名义用极低的（按农业用途评估的）土地价格从农民手上征用土地，然后又以极高的（按商业或工业用途评估）的价格转让，或者干脆出于政绩和私利将土地白白送给外商或者其他合谋者的时候，农民的权利顷刻之间化为齑粉。显然，这是在“自愿交易”掩盖之下的又一场欺诈和剥夺。其中根本就没有什么整体福利的改进，有的只是利益的转移以及对全社会公平基础的损害。我们可以强烈的感受到，在新世纪大规模城市化过程中，农村土地征用与城市拆迁问题一道，正在成为频繁引发群体抗议事件又一根导火索。事实上，这也是导致中国农民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却不断滑向绝对贫困的主要原因。发生这样的反常现象并不奇怪，因为被剥夺了土地权利的农民，实际上就是已经被彻底剥夺了分享中国经济增长成果可能的农民，就是完全被抛弃在经济结构之外的农民。鉴于中国农民人数之多，农民人均拥有土地之寡、土地要素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之重 ，农村土地征用过程中的剥夺将是一个影响更为深远的问题，毫不夸张的说，它可能影响中国未来 100 年的历史，其意义远远超过城市拆迁问题。如果任其发展，它引发的将不是一两场零星的骚乱，而可能是一次此起彼伏的长期革命。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将在本书的其他部分论及，但现在就必须指出的是，当内部的权力结构完全失衡的情况下，市场同样可能产生剥夺，甚至是更加深刻的剥夺。这可能是中国为数众多的市场浪漫主义者所不屑于看到的。但显而易见，此类强买强卖，巧取豪夺的“市场剥夺”，在中国的市场活动中已经是一种俯拾皆是的经验事实。

一般而言，所谓交易，就意味着“自愿”和“一致同意”。不过，由于交易各方在起点上存在着天然的不平等，“一致同意”的市场交易经常成为智力上的愚弄、信息上的欺诈、和权力上的强制。在这种“一致同意”的交易中，剥夺（而不是福利改进）是更加通常的结果。正是为了弥补前现代经济中交易各方普遍存在的实力不均衡以及由此导致的市场缺陷，现代权利概念才得以勃兴和发展。现代市场经济之为“现代”，并不是因为交易本身发生了变化，而是交易各方在力量上变得更加均衡，更加对称。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市场经济实质上就是权利经济，是平等权利主体之间的交易。可见，对于现代市场经济而言，权利绝非是可有可无的一件装饰，而是作为其制度基础的一种必须。

所谓权力（power），简单说就是支配他人或他组织的强制力。在现代社会中权力一般由国家机构或者国家授权的组织掌握并加以实施。所以，在一般的意义上所谓权力更多的是指“公权力”，是一种至上而下的纵向的强制力量。而权利（right）则不同，它是指公民社会中个人和组织平等并普遍享有的从事政治、一种范畴。与垄断的、独占的，只有少数人享有的权力相比，权利则是平等享有的、普遍的。权利概念虽然来自于理论的抽象，但却被赋予了越来越具体的现代内容。也正是这种权利，为现代人进入市场提供了相对平等的地位。可以说，权利概念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抗权力所导致的市场不平等地位而兴起的。由此，中国计划经济到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型，实际上就应该是“权力经济”到“权利经济”的转型过程，即组织经济活动的主体由权力主体转变为权利主体的过程。

中国的分权改革的一个侧面是各级政府之间以及各种政府组织之间的分权，但另一个侧面则实际上是公权力不断被官僚集团劫持、挪用、盗窃并合法地私有化的过程，是公权力以特权阶级的个人利益为依归在经济活动中不断膨胀、不断泛滥，不断被带入市场活动的过程。（政治改革的停滞使得这一不幸的发展成为现实）。中国庞大而顽强的官僚阶级不仅层层拦截了至上而下的权力下放，也抑止了由下而上的权利的勃兴。在这个层面上，中国经济改革就不是伪现代的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演进，而是向前现代的特权市场经济的退化和复归。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私下里将中国看成前资本主义（另外一些人更愿意将此坦率的称呼为野蛮资本主义或者强盗资本主义）的原因。这种被市场繁荣和经济增长所掩盖着的退化实际上也是中国 20 多年经济改革的另一条隐蔽线索。如此，中国浩浩荡荡的市场化历史中就很难不充斥着一股逼人的野蛮气息。权力对权利的剥夺、强者对弱者的钳制就一并成为这部市场史不能分割的典型特征。

在市场交易中，权力的强制是容易分辨的（正如上面拆迁和征地案例中的那样），不容易分辨的是信息的不对称以及对信息的操纵。现代市场经济的复杂程度，已经远非“你买我卖”那种一对一的简单交易模型可以概括（明白这一点非常重要）。由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交易范围的扩大和交易的非人格化特征，都使信息问题上升到现代经济中极端重要的位置，其重要性与交易的复杂程度成正比。权力对权利的剥夺可以导致市场的失效，信息的不对称和人为操纵也可以导致同样的结果，因而也会在根本上扭曲市场“一致同意”的本来意义。换言之，没有尽可能充分的信息对称，市场交易就不能被看成是“一致同意”的。这也是为什么在药品市场、证券市场等领域有强制信息披露的原因。完全可以说，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对信息的知情权作为一种平等权利已经被普遍接受下来。在这里，自由交易的权利已不再仅仅是自由进入和自由退出的权利，也包括了获得充分信息的权利。而保障这种信息权利的，就是充分竞争的自由媒体和政府对某些特殊行业的适度监管。讽刺的是，在中国 20 多年的市场化过程中，中国的官僚系统不仅没有恪守其看守者的监管责任，而且凭借对媒体的控制，成为了市场信息不折不扣的操纵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中国看到如下荒诞的现象也就丝毫不值得惊奇了。在 2003 年上海房地产已经经历了多年的火爆牛市之后，上海的一位主要官员在接受福布斯杂志的采访时，毫无顾忌地引诱投资者：“我在这里可以提个建议，如果你们在上海没有房产，可以听我一句劝告，投资房地产绝对是高回报的。”大概是受到了上海房地产样板经济的激励，中国南方海南省的一位新任省长，在 2004 年甫一上任就发出了更加惊人的预言：5 年后海南房价有望翻番！作为地方政府首长，对市场价格做出如此明确的预测（这是任何严肃的学者都不敢做的预测），显然不能理解为他们对地方经济的信心，而只能被理解为一种赤裸裸的信息操纵。这样鲁莽的发言，当然不是出于无知，而显然是出于房地产市场对地方经济巨大的短期推动作用。一句话，官僚利益集团在这个市场中有国投资者。地方首长如此，各种宏观管理部门同样如此。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尹中立先生的实地调查 ，上海房地产管理部门公布的房地产价格与上海的实际房地产价格有着惊人的差距，其落差高达 67％，此外，政府管理部门公布的价格走势也与市场价格走势有着极大的差异，甚至截然相反。与此同时，作为中国房地产的最高宏观管理当局之一的中国建设部也加入了这种信息操纵 。就在人们普遍质疑房地产市场问题的时候，2004 年 10 月建设部公布一份报告竟然称：“并不存在房地产行业泡沫的问题”。无疑，官僚集团出于个人和地方利益在有意地操纵信息，以期塑造一种房地产稳步温和上涨的预期。这种信息操纵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是一种标准的信息欺诈。不独于房地产市场，官僚集团出于特殊目的而操纵信息的现象在 GDP 数据、物价数据、失业数据等方面普遍存在。一位国家统计局的官员告诉《21 世纪经济报道》的记者：“中国 2004 年 7 月，中国国家统计局计算得出上半年 GDP 增长数据为 9.3％。各省统计局上报的数据进行加权计算，却表明中国的 GDP 增长已经达到 13.5％，相差竟达 4.2 个百分点 。而经济总量(GDP总额)中央和地方数据亦相差 19.8 个百分点。”[18]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国际笑话还是在中央政府对统计独立三令五申的情况下发生的。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信息的重要性体现得最为充分得莫过于金融市场。可以说，金融市场几乎完全是一个依靠信息而做出交易预期的市场，信息在其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信息操纵在这个市场中屡见不鲜。但考诸金融史，由政府直接出面进行信息操纵的 ，中国可能创造了历史典范。在这方面，中国官僚集团表现出了超人的“勇气”和罕见的天赋。其操纵之频繁、方式之多样，可谓证券史上的奇观。其中最有名的就是 1999 年发生在中国证券市场上的所谓“5·19”行情。在这一段时间中，为了摆脱亚洲金融危机所带来的经济低迷以及为某些特殊企业融资，中国官僚集团以《人民日报》社论的方式煽动人们买入股票。了解《人民日报》在中国地位的人都知道，这是一种极具中国特色但却非常有效的信息操纵方式。就这种对证券市场中信息作用的透彻理解而言，中国官僚集团似乎颇为老道，一点都不像一个后来者。于是，中国证券市场上就充斥了各种类似“5·19”的纪念日，如“6·24”，“9·14”等等，而其标志无一不是政府发布的某个重大利好或者利空信息。由此一例，中国金融市场的信息操纵程度可见一斑。然而，了解中国金融问题的人都清楚，中国金融市场的重大积弊并非信息操纵一端。其中还存在着广泛的权利剥夺问题，其严厉但显然不符合逻辑的准入制度，就是权力剥夺权利的明确例证。

信息操纵，权利不对称、集体谈判能力的缺失问题，我们也还可以在国有资产买卖等诸多交易领域看到，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自由媒体提供的竞争性信息。

与土地市场一样，金融市场作为一种要素市场，在现代市场经济结构中有举足轻重的基础性作用。如果这个市场的信息是受到操纵的，那么无论用这个指标或者那个指标衡量的市场化程度有多么高，这种市场化都是非常可疑的。

作为现代市场经济基础的平等权利不仅仅是指自由退出和自由加入的权利，也不仅仅是尽可能充分的信息权利，而是包括一组权利。在我们的视域中，另外一种重要权利应该被包括在这一组权利之中，这就是自由组成合法团体，从而形成集体行动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对于在能力上天然出于弱势的群体来说，自明显。在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中，分散的、单个的、弱势的劳动者总是面对着在力量上远远超过他们的企业主。常识告诉我们，力量对比过于悬殊双方之间的交易，很难是“一致同意”的交易，而只能是“被迫同意”的交易。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上，这种“被迫同意”实际上是一种普遍的经验事实。当农民工（远远不至于农民工）遇到强大得多的企业主的时候，他们被迫同意接受只能满足简单再生产的工资，被迫接受恶劣的劳动环境、被迫接受毫无保障的口头契约。中国的市场原教旨注意分子经常想当然的论证这种待遇给农民工带来了“福利”，但他们却无法证明这种交易是“一致同意“的。能够改变这种不对称交易的唯一办法，就是弱势群体自由的结合成工会组织，从而形成集体谈判和集体行动能力。这也是现代社会最为基本的权利之一。荒唐的是，在一个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中，劳动者自由结成工会组织却被视为政治上的非法。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的低工资并不是市场自然形成的，而是一种政治安排的结果。换言之，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根本上就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市场，至多也只能算是一个古老的市场，一个遭到了政治强制阉割过的前现代市场。推而至宏观，那种被许多经济学家推崇备至的中国的所谓（为现代文明所不齿的低劳动力价格）比较优势，其实质就是一部分（无权利者）可以被任意剥削的优势。这种优势可能为微观的企业带来某种效率改进，但绝对会损害整个社会的公平及合作气氛，两相权衡，社会整体效率和整体福利的降低自不待言。

由自由进出的权利，到充分信息的权利，再到集体行动的权利，实际上构成了现代市场经济中“自由交易”能够成立的几个基础条件或者权利。没有这些条件和权利，就没有现代意义上中的自由交易。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将自由交易仅仅理解为“自由进出”的权利，显然是将现代经济错置在一个非常古典的熟人社会环境中而导致的一种错误理解。而正是理解让他们得出了“中国市场化程度已经非常高”的荒谬结论。以我们上面为现代市场经济自由交易确立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市场化，我们就很容易发现，中国的所谓政府（官僚）主导型市场化实际上就是一系列交易条件受到控制和操纵的市场化，与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市场化真意，相差又何止十万八千里？不仅如此，正如我们上面三个案例中分别暗示到的那样，当土地、资本以及劳动力这三个最基础的要素市场都受到操纵和控制的时候，整个经济体系本身实际上就受到了潜在的操纵和控制。这种被操纵的畸形市场结构，无论其在表面上具有如何激烈的竞争表象，都绝对不能称之为市场化的。我们或可将其称为伪市场化，而这种伪市场化所具有的欺骗性以及在财富分配上所带来的长期后果，将很有可能使我们因为麻痹而蹈入一场更深的灾难。

在更大的视野中，政府主导型的市场化，也可以用来解释中国 90 年代愈演愈烈的农民问题。中国的农民问题实际上是如何将农民纳入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问题，以交易的眼光看，这个问题就转换为，处于传统农村经济中的农民如何以其资源与城市经济体系进行交换的问题。大致算来，农民可以用来进行市场交换的只有两样东西，一样是土地，另一样就是劳动力。如果这两种要素能够被纳入一个公正的市场中进行交换，那么中国的农民问题就不是一个死结。事实上，无论从台湾、日本的经验，还是从 90 年代之后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本土经验来看，在高速工业化时期，劳动力以及土地都是不断增值的。这种“增值”足以让中国农民以体面的姿态融入中国的现代经济体系之中。但我们看到，中国农民无论是以农民工的形式进城务工，还是以土地所有者的形式与现代工商业进行交换的时距，农民与城市经济体系的交换实际上就完全变成了一场残酷的掠夺。显然，今天中国农民出卖土地以及出卖劳动力的价格实际上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市场价格，而是一种受到了操纵的市场价格 ，是一种权利受到了剥夺而导致的不公平交换的价格。掩藏在这种不平等之后的，就是中国政府的城市性质。中国官僚利益集团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都是在城市并通过城市来实现的（无论是 GDP 指标、地方财政利益、还是个人经济利益都如此），而中国农民对这个官僚利益集团又缺乏选票（以及潜在的民意）的有力制约，所以，城市官僚利益集团所运作的政府，实际上就变成了一个城市政府——一个利益倾向上严重偏向城市的政府。不管中国最高领导人出于道义原因对中国农民寄予了多少同情，也不管他们出于这种同情发出了多少指示，都没有改变中国行政当局的这种“城市”性质。在市场化过程中，政府本来应该尽量弥补农民与城市人口之间天然就存在起点差距，以便农民享有更平等的交换地位，但中国的官僚利益集团反其道而行之。这实际上就是1990 年代之后中国农民在市场化过程中不断被抛出现代经济体系之外，并导致中国农民问题急速恶化的一个潜在原因。这种恶化并不是必然的，起码我们在台湾和日本类似过程中没有目睹。

1978 年的农村改革基本上是在一个熟人社会中展开的，在这个颇为“古典”的社会环境中，权利的形态相对简单，信息不对称程度较低，交易很难受到操纵。所以在一个较短的恢复性时期，农村改革看上去似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农民问题一旦越出熟人地域，越出农村范围，开始牵涉到农村与城市经济体系的要素交换的时候，（这是 80 年代后期中国农村问题的主要性质），中国农民问题就以更加激烈的形式，在更大范围内展现出来。原因无他，农民（不管是作为一个整体，还是作为单独进入市场的个体）的权利受到了剥夺，农民在进入现代经济体系的交易条件受到人为的操纵。这样看起来，中国农民问题其实根本上就是一个政治结果，而不是一个市场结果。这种理解，可以为中国农民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解释。它既解释了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也解释了这个成功在同样的政治约束条件下必然遭到吞噬的原因。改变这个“必然”的唯一办法，就是松动或者改变这种政治约束条件：以政治的形式捍卫农民的权利。

市场的权力是一组权利，这一组权利是一个整体，任何其中一个的缺损都可能影响到其他权利的行使。

以消费特征来观察中国的市场化进程，我们可以将中国的市场化粗略的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波是农产品以及普通消费品的市场化阶段，这对应与中国的农村改革时期。第二波则是以家用电器等耐用消费品的市场化阶段，这对应与中国的城市改革时期。第三波则是 1990 年代中后期开始的以房地产、金融要素市场以及汽车等高档消费品的市场化阶段。1990 年代中期第二波消费浪潮之后，中国在一般消费品领域的市场化程度已经相当之高 ，市场竞争几近残酷。这个时候，市场化自主带动经济活动增加的能力日趋减弱。表现在 GDP 上，就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这本来是经济发展中的正常现象，但这对于视 GDP 为唯一合法性的中国政治来说，却是一个反常的危机局面。由于市场化有增加可计量交易活动，从而增加 GDP 的特性，所以，市场化就开始成为一个与经济增长等价的政治目标。而市场化一旦成为一种政治目标，市场化的推动力就从民间开始转变为政府，市场化的福利增进色彩开始逐渐减弱。换句话说，这个时候的市场化已经不再是由于福利效应所导致的市场自然扩展，而是受到某种程度的政治强制的市场化。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在 1990 年代中后期，在土地、金融、教育、医疗、媒体、这些市场恰恰又是信息高度不对称、供给方高度垄断的领域。这就为官僚利益集团操纵这种市场化提供了极大的可能。事实上，1990 年代中后期在所有这些市场化过程中获得巨大利益的，几乎清一色是那些在本质上属于官僚利益集团的垄断机构及其外部合谋者、如高校、医院等等。除了他们之外，在这个所谓的市场化过程中，我们几乎找不到任何其他受益者，市场的福利增进性质荡然无存。

从 1999 年开始，中国高等院校扩大招生规模，由此拉开了所谓中国教育市场化的序幕。中国在 1999 年开始搞所谓教育市场化，并不完全是出于中国教育主管们一时的头脑冲动，与中国 1990 年代末期的经济现实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中国的教育主管者看来，教育市场化不仅可以推升中国社会的大学普及率，也是一个提高中国高校人员待遇的可行渠道。但某些经济学家那里，教育市场化的意义就要宏大得多了。据这些经济学家言之凿凿地推测，教育市场化不仅可以缓解失业现象，还可以大幅度增加内需，提高 GDP。很难说中国教育市场化是某一位具体经济学家怂恿的结果，但明显的是，扩大内需，增加 GDP 这样令人耳热心跳的目标，对苦于内需萎靡、增长减速的中国领导人来说，肯定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基本可以断定，教育市场化在拉动经济增长上的预期肯定增加了中国领导人在教育市场化上的决心。而更加隐秘也更加重要的一个原因则是，教育市场化符合中国教育官僚们的利益。不然，我们就难以理解这个遭遇激烈反对的“教育革命”怎么会在如此短的时间中能够进行得如此彻底。事后的事实也证明，一轮疾风暴雨式的教育市场化下来，中国的垄断教育体系也迅速成为最肥的部门之一。据湖北中南民族大学的一位孙姓院长估计：仅湖北一省的独立学院（中国高校改革中的一种寻租怪物），在 2004 年的招生中，保守估计就有 10 亿元被少数人中饱私囊。他形容：高校招生成为批量制造百万富翁的又一渠道。而这种致富游戏的代价则是：由于无法支付昂贵学费而导致的自杀事件频繁发生。（就我们的耳闻目睹，有理由推测，这很可能在整体上提高了中国社会的自杀率。）所谓教育市场化在让一部分教育官僚及其合谋者以光速致富的时候，也以光速掏空了诸多中国家庭一辈子的储蓄。与这个过程相对应，本来就已经声名狼藉的中国高校，也迅速变成中国社会极端冷酷、道德极度堕落的最有力见证，沦为一个人人得而诛之的“杀人”行业。

且不说教育市场化本身一直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就算可以市场化，在教育供给高度垄断、信息极端不透明的中国，中国高等教育又如何可能市场化？在本质上属于官僚序列的中国高等院校，一边享受着政府赋予的特许地位、享受着政府的巨额拨款，一边却以（毫无弹性的）市场需求的名义进行市场化操作，这就让中国的所谓教育市场化看上去更像是一场大规模的教育讹诈 ，一场蓄谋已久的财富洗劫。在有着深厚重教传统、对文凭有着畸形崇拜的中国，这种讹诈是非常容易得手的。将一种本来就享有的福利用货币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甚至用更高（经常是数倍）的货币价格表现出来，当然可以拉动内需，并大大增加 GDP 的数字（这显然满足了宏观经济数据的需要），但其中哪里还有半点“福利增进”气味？事实证明，这种所谓市场化根本就具有反福利的性质。这其实就是中国所谓教育市场化的本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同样也是 1990 年代末期中国诸多领域市场化的本质。可以肯定，导致福利减少的市场化，绝对不会是自然扩展的市场化，而定然是出于某种信息诱导、垄断胁迫、权力强制。而能够全速推动这个进程的，也必然是某种全能性的政治力量。

[14] 当前我国投资增长的主要特征原因及对未来经济增长的影响 http://www.drcnet.com.cn/New_Product/expert/showdoc.asp?doc_id=198327

[15] 《财经》：资金低成本不可持续 http://opinion.hexun.com/detail.aspx?lm=1779&id=815019

[16] 国家统计局：四大因素导致我国投资与消费率失衡 http://www.ce.cn/new_hgjj/hgplun/more/200409/08/t20040908_1702028.shtml

[17] 《财经》资金低成本不可持续 http://opinion.hexun.com/detail.aspx?lm=1779&id=815019

[18] 高层过问 GDP数据失真统计改革风暴即将来临 http://www.vankeweekly.com/asp/bbs2/ShowAnnounce.asp?ID=943915

第八章 官僚之门

一、谁支付信用？

除了政治领导人因为 GDP 压力而强烈主张市场化之外，1990 年代末期中国的市场化也从“市场”内部获得了强大的动力。1990 年代中后期，与官僚利益集团一体两面的中国权贵资本已经相当成熟。这不仅是指他们的资本实力、人才储备，也同样是指他们对市场洞察和操纵能力。在经过 20 年的蛰伏和磨练之后，现在，终于轮到他们（通过与权力的里应外合）以资本的名义在市场中大显身手了。在 1990 年代中后期，要素市场、媒体、公用事业、教育、医疗等领域仍处于行政权力的高度垄断之下，而这些领域所能够带来的财富积累速度远非一般商品生产领域所能够比拟。权力垄断造就的操纵条件，巨大利益带来的内部激励，共同激发了中国 1990 年代末期急速的“市场化”进程。就这个在广泛领域内展开的“市场化”的强制性而言，我们与其将它称之为市场化，倒不如将它称之为一场服务于特定目标的“政治运动”更为准确。在这里，市场化本身也变成了政治。这种“市场化”的政治特征在一个荒唐的例子中可见一斑。2003 年 12 月，中国江苏省的经贸委的一位负责人曾经豪迈地宣布：“江苏省将重点发展民企，力争在 3～5 年之内，打造 2000 个销售额超过亿元 1 亿元，200 个超过 10 亿元，20 个超过 100 亿元的民企。”政府打造民企，在经济上当然是荒谬的，但在政治上却是正确的。也正是这种“政治正确”，为中国 90 年代末期大规模的市场化进程提供了动力。在中国，政治正确不仅意味着合法，也同样意味着政府为某种特定的市场主体提供了信用，或者隐含担保。所以，当江苏省那位可笑的经贸委主任代表政府宣布要打造民营企业的时候，政府实际上就是在为民企提供隐含担保。有了政府的信用或者担保，民营企业还愁不能在短期内“蓬勃发展”吗？而借用政府信用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究竟还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营企业，实在是一个让人担心的问题。

信用，虽然隐藏在交易活动的背后，但却是交易活动和市场扩展不可或缺的条件。换句话说，作为一种对交易后果的一种保证，任何事实上的交易都必须有潜在的信用提供者。现代市场活动之所以能够超越地域，跨越民族国家的疆界，其实质乃是信用的扩展。没有信用，现代大规模的、复杂的市场活动根本就不可能出现。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公司而言，信用实际上是被当作一种巨大的资本来使用的。在正常的情况下，这种资本应该通过市场活动逐渐积累、内生而成。但中国短暂的市场发展历史却决定了，无论是市场本身，还是公司都不具备这种信用资本。如此，要想市场化在短期内迅速扩展，就必须从市场外部注入信用。在对政府有高度依赖和信任文化的中国，政府信用可能是最值钱的资本。所以，只要政府愿意提供这种资本，市场规模都可以在短期内得到迅速扩展。在 1990 年代中后期，各级政府对于 GDP，各种权贵资本对于利润，都有着极其迫切的要求，于是，你情我愿，两相默契，一场对政府信用乱砍滥伐的“市场化运动”终于不可遏制的夺路而出。政府向特定利益集团大规模的，无偿输送昂贵的信用资本，是 1990 年代末期中国市场化一个不为人知的主要特色，也是这个时期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在各个领域得以迅速扩展的一个重要的隐含条件。这一点，在中国新兴的证券市场中表现得相当典型。

中国证券市场在 1990 年代末期的大规模扩张，是行政当局以市场化的名义发动的。但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推动这种规模（也仅仅是规模）扩张的主力就是具有权力垄断性质的各种官营证券公司、官营基金公司、官营大中型企业以及以民营面目出现的权贵资本。而这些腐败丛生、资产质量极端恶劣的官营公司之所以能够迅猛扩张，无一不是因为政府主动或者被动为它们注入了市场信用。正是政府对这些金融机构提供的廉价的隐含担保及信用注入，构成了中国证券市场巨大泡沫的基础。当然，有些人更愿意将这种泡沫当作中国证券市场超常规发展的证据。但事实却是，在泡沫破灭之后的中国证券市场上，政府当初廉价注入的信用，现在已经成为政府巨大而又真实的财务负担。仅仅南方证券一家，就让政府背上 120 亿元的真实债务。而正是这家公司，在当初的“牛市”中神速扩张、出尽风头。熟悉中国证券市场的人都知道，南方证券并不是特例，而是所有中国金融机构的标准模式。从 2004 年中国证券公司成批量倒闭的令人惊讶的事实中，我们大致可以换算出当初政府在证券市场中的信用输送，现在究竟变成多少真实的债务负担。不用说，这又是一个天文数字。应该清楚的指出，这些真实的钱并没有真正蒸发掉，而是已经变成了官僚利益集团在“市场化运动中”的巨大利润。在这个意义上，将中国证券市场的市场化比作一场“蓄意”的洗钱运动倒是颇为合适。

政府为特定利益集团廉价提供政府信用的市场化模式，我们可以在 90 年代末期中国诸多领域的市场化过程中看到。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在教育、医疗、媒体以及其他的公共服务部门，政府不仅鼓励他们凭借垄断地位进行市场化操作，而且鼓励他们直接套取金融信用（在中国，这本质上是一种国家信用），进行不真实的规模扩张。经验和数据都表明，在中国 2002 年开始的最新一次经济扩张中，中国高校、医院等公共服务部门，一边以自己的公共服务特性大肆廉价圈地成为新一轮土地投机中的主角 ，一边又以自己的垄断经营地位大量套取银行贷款而一跃成为信贷扩张中的生力军。在中国江苏省，一个地级市竟然也建立了一座规模庞大的大学城，而在这个大学城中，一家只有 300 教职员工刚刚转为本科的学校贷款竟然达 3 亿之巨。有强烈的迹象显示，为了市场化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官僚利益集团甚至不惜将国家信用廉价提供给普通消费者。这一点在与官僚垄断利益非常密集的房地产、汽车市场上表现得相当明显。由于房地产以及汽车等行业具有拉动经济增长的显著作用，地方政府纷纷将其纳为支柱产业，所谓支柱产业不过是“准政府产业”的一种委婉叫法。既为支柱，政府为其提供信用或者隐含担保就是一桩非常自然的事情。事实上，被政府鼓励因而也经常变得毫无约束的消费信贷，对这两个市场的超常规繁荣起到极其关键的作用。数据显示，在短短的两三年时间中，中国个人房地产信贷消费增长了几十倍，到 2004年年末，这个数据已经急速攀升到 2 万亿人民币。这种毫无约束的信贷消费，虽然面临极大的财务风险，但却非常符合政府营造繁荣表象的需要。

消费贷款虽然是一种普遍使用的金融技术，但在中国的银行业几乎完全垄断的情况下，它实际上等同于一种政府信用。在政府普遍鼓励房地产和汽车市场发展的情况下，信贷消费事实上在相当程度上变成国家信用的廉价注入。这种情况已经在汽车的消费贷款中看的非常清楚。有数据表明，在 2004 年前九个月中，汽车贷款所导致的不良贷款已经占到商业银行所有新增不良贷款中的 80％。虽然在住房贷款中，还没有出现类似情况，但如果房地产市场价格剧烈波动（这是极有可能发生的情况），住房消费贷款所导致的损失肯定会远远超过汽车行业。

非常明显，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行业、要素市场、以及汽车、房地产等领域正是在 1990 年代末期以来市场化最为快速，并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领域。由此我们可以判断：由政府在市场化过程中廉价输入信用，是 1990 年代中后期中国市场化的一个普遍模式，也是这个时期中国市场化进程得以快速发展的一个隐性条件。这些信用，有些间接地表现为政府声誉，有些则是直接的财政担保、银行贷款、廉价的土地出让。由于这些领域充斥着官僚垄断企业，这种信用输送的流向实际上就直接指向了官僚利益集团。在这个意义上，这个模式更加精确的含义应该是：官僚利益集团在市场化过程中对信用的操纵。操纵了信用，当然也就操纵了利益的流向。外部观察家一直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存在严重的金融控制，但其实更加准确的说法是金融操纵。这不仅是中国强制性经济增长的宏观保证，也是财富再分配的宏观保证。

虽然我们无法就此对这种操纵的后果加以预测，但有一点现在就已经非常清楚：这些在市场化中成长起来的官营企业，将被官僚利益集团洗得干干净净，唯一剩下的东西，将是国有银行的巨额坏帐。这一点，我们已经在过去曾经风光无限而现在却奄奄一息的国有外贸公司、国有物质公司那里看的非常清楚。（讽刺的是，这经常被当局称作改革的代价或者历史遗留问题）。政府信用并不是抽象的，而是由全体纳税人创造的财富为基础的。由此我们知道，在市场化过程中向特定主体输送信用，其实就是向特定利益集团输送财富。财富再分配就是这样通过市场的名义发生的。

到这里，我们可以对中国的政府主导型市场化补充一个更加准确也更加完备的定义。所谓政府（官僚）主导型市场化，就是官僚利益集团以国家的名义操纵了一系列交易条件，并在这个过程中向特定利益集团提供了信用的市场化。这个定义对 1990 年代中期之后的中国市场化过程尤其适用。这种市场化虽然具有交易、以及货币，价格等等市场表征，但它在本质上仍然是服从和服务于官僚利益集团的权力理性的。发展什么样的市场，怎么发展市场，发展市场的先后秩序都牢牢操纵在官僚利益集团手上，简言之，这种市场是一种中国官僚利益集团合意的市场。无需否认，这种官僚主导型的市场化带来了繁荣，但同样不能否认的是，这种繁荣仅仅是一小部分人的繁荣。然而，正是因为这种繁荣的“经验”，大大强化了人们对中国经济奇迹的正面印象。与此同时，它也导致了我们一种深刻的知识困惑：这种中国历史上似曾相识的，但却从未见诸理论描述的市场模式，究竟会将中国经济带向何方？

二、新经济：官僚所有制

在中国迄今为止的 26 年改革中，强劲和持续的经济增长一直是中国改革最显著的外部特征，不过，在这个不变的标准形象背后，中国经济的内部结构却在向一个相反的方向发生变迁。

从 1978 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 1992 年的邓小平南巡 ，中国经济体制变迁的一个突出标志就是体制外的崛起。这是指当时处于体制下层和边缘的人群迫于生存压力，进行自发的市场化过程。农民万元户、乡镇企业、以及城市中的个体户，这些带有强烈身份色彩的称呼，是这一时期中国市场化主体的形象说明。由于这批人于传统官僚体系几乎没有任何瓜葛，这一市场化过程主要在传统官僚体系管辖的空白地带和外部出现。无论从其主体成分，还是按其从事的行少威胁“体制内”——传统官僚体系以及其它负有保护责任的国有企业的利益，而更多的是享受到了这一市场化的红利，传统官僚体制因此对这一过程采取了默许、观望和被动适应的姿态。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体系出现了相当明确的体制外和体制内的二分：即体制外的市场扩展，和体制内的自我维持。事实上，一直被沿用至今的所谓“体制外”和“体制内”的分析范式，也只是在这一时期才是最为适用的。

1992 年之后，政治风向的变化和体制外的示范，使中国官僚体系摆脱了以前的观望犹豫，开始凭借各自控制的体制内行政资源主动投入市场化体系。1990年代初期的官僚下海、部门下海、地方政府下海直至军队下海的壮观景象，是中国官僚体系态度转变的一个明确信号和有力象征 。自此之后直到 1990 年代末期，是中国官僚体系熟悉、参与并全面融入市场化进程的一个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也是权力与资本结盟，并逐步形成“权力＋资本”的官僚利益集团的一个时期。这种围绕各级政府权力和部门权力而形成的数量众多，分布广泛的官僚利益集团实际上构成了中国经济活动的主体。有必要指出的是，这种利益集团不是为一桩买卖而临时结合起来的乌合之众，而是通过长期的人际磨合，利益共享而形成的相当稳定的利益共同体。1990 年代中后期之后的所谓腐败案件大多具有窝案性质的事实，大致可以为这种利益共同体的集团性做出旁证。从 1992 年开始在中国市场化过程中逐渐形成和成熟起来的官僚利益集团，到 1990 年代末期已经变得相当强大。一种武装到了牙齿的力量终究是要展开它的猎杀计划的，于是在 1990 年代末期，中国的官僚利益集团终于露出了他们的吞噬本性，开始按着他们的意愿主动控制和操纵中国的市场化进程。这实际上意味着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某种定型状态。事实上，中国 1990 年代末期的诸多领域带有明显强制色彩的市场化，就是中国官僚利益集团第一次以主角身份尝试进行全局性操纵的结果。这并不是在指控存在这样一个具体的阴谋集团，他们周密策划了一次巨大的洗劫活动。而是在指出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经济内部存在着一股极其默契的合力，推动着我们朝一个可疑的方向急进。也正是感受到了这种具有裹挟性的操纵力，我们判断，中国的经济性质在经过 26 年的改革之后，已经发生某种具有终局意义的嬗变。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中国历史，可能是中国起自 1970 年代末期最新一次改革的收官阶段。到这里，中国经济由改革而二分的“体制外”和“体制内”概念，显然已经不再适用。我们面对的是一种已经浑然一体的，足以自我循环的体制，我们正在重新进入一个一元的体制。显然，它并不是我们原来想要的现代市场经济。就官僚利益集团在这种经济活动中的主导性而言，或许它更恰当的名称应该是官僚经济。

如何判断一种经济的性质，是一个让人困扰的问题。不过，还是有人提出了一种比较直观而颇有洞察力的视角：谁在组织社会中的经济活动？更精确一点，这个问题就变成：谁在主导社会的经济活动？以这个视角来透视中国经济，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发现。26 年的经济变迁之后，中国从大一统的计划经济变成了市场和计划的混合，由中央部门的统一命令变成了各级政府及部门的分散命令的混合，但不管这种经济表现出了如何晦涩的形态，我们仍然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各级、各部门（包括各种企业）官僚仍然是参与、组织中国经济活动的主角。这一点，我们可以在中国各级官僚在经济活动极其活跃的作用中一览无余。就此而论，中国的各级政府是世界大国中最为商业化的政府。需要厘清的是，由于对级官僚个人在组织和主导经济活动。在相当程度上，中国今日之经济，是围绕着各级官僚以及各种官僚利益集团的个人利益而被组织起来的 。而他们组织经济活动的基本手段，就是被私有化过的政治权力。在这里，官僚利益集团不仅劫持了改革，也劫持了国家。与此相对，所谓现代市场经济是平等公民以及公民组织按照自己的利益来组织经济活动的，而他们组织组织这种活动的基本手段则是平等的公民权利。以公民的权利还是以官僚的政治权力来组织经济活动，是中国经济区别与现代市场经济的本质分野。以我们上面谈到的“经济组织者”标准，大概没有比“官僚经济”更适合中国经济的定义了。许多分析家们迷惑于中国民营经济的崛起和市场领域的形成，因而对中国经济发生误判，但实际上，民营经济在经济活动中绝大多数时候不过是被组织者，而市场也不过是官僚利益集团实现集团利益的一种形式。

区别于教科书上的混合经济，中国的官僚经济是一种新型的混合经济，它不是那种政府与市场的混合，而是官僚个人与市场的混合。在这种经济中，官僚不是以监管者的姿态出现，而更多的是以参与者、操纵者、寻租者的角色出现。如果说，在以前的计划经济中，各级官僚还是整个命令链条中的被动执行者，那么在今天中国的官僚经济中，掌握了极大自由裁量权的各级官僚以及围绕它们而形成的利益集团则是主动行动者。

中国在 1990 年代末期之后出现这种新的官僚经济形态并不值得奇怪。从理论上讲，中国的市场是一个嵌入的市场，换言之，中国的市场是一个被嵌入在全能政治国家中的市场。中国的全能政治结构是先于市场结构并作为其最“硬”的约束条件而存在的。在这种条件下引入和扩展出来的市场经济结构，就必然具有强烈的政治特性。正如我们已经清楚看到的，在中国的改革时期，这种“政治特性”的具体内容就是不受监督的官僚的空前活跃。于是，官僚经济的出现就成为中国改革一个非常符合逻辑的发展。

看上去，中国官僚经济似乎是介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的一种形态，但应该明确的是，官僚经济绝非是一种由计划到市场的过渡形态。官僚经济并不是那种假以时日就一定可以过渡到市场经济的那种经济形态。这不仅是因为它在微观上具有强大的自我复制能力，更是因为它可以在宏观上对自己加以复制。敏锐的观察家已经发现，官僚利益集团近年来对中国宏观政策工具的影响力正在日益增加。这种影响在金融、证券、房地产等领域表现得相当有力。这实际上是官僚经济为自己进行宏观复制的一种迹象。而作为中国 26 年改革中的一种“时尚”，官僚经济甚至可以为自己克隆出一套稳定的文化和政治制度基础。这就是说，它可能是一种具有自我维持和自我加强能力的稳定结构 ，一个完全却缺乏自我革新能力的结构。没有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剧烈的政治振荡，就很难改变原有路径。在一个更加久远的历史视野中，官僚经济很像是那个几千年从未动摇过的古老政治结构与一个具有现代消费色彩的市场，在 1990 年代中国改革试验中又一次暧昧的姻缘。生活在当代中国的人，无法将当下的中国经济与一个古老的幽灵联系起来，但非常不幸，在现代技术和消费繁荣的外衣里面，这个古老的幽灵可能真的复活了。记住中国经济的这一官僚性质非常重要，因为它是理解中国当今一系列经济问题的一个逻辑起点。

市场所以有效率，是因为它能够按照价格信号将资源自动配置给最优者。这里的所谓最优者，是那些在分工中有比较优势者。他们可能是最节俭者，可能是利偷换成官僚垄断的权力，那么，这样的市场的实际上就变成了“竞权”的市场。这就是说，这种市场是按权力的大小，按离各种权力中心的远近来甄别“最优者”的。如此，在中国的市场中，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竞争格局：离权力越近者竞争力越强，反之则竞争力越弱。因为权力中心即信用中心、即资本中心，即信息中心。权力像一个黑洞，将各种资源吸附在自己身边。显然，这是对市场配置本意的一种反动，市场信号的失灵更是不在话下。1992 年之后，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受到普遍的忽视。那就是，在大量国有企业倒闭的同时，另外一些国有企业却在不断壮大。这引出了一个问题：同一种所有制的企业为什么会具有不同的竞争力？可以提供的一种解释是：这是由于官方“抓大放小”（即扶持大型和具有控制力的国企，）以及“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政策的结果。所谓“大”，所谓“非竞争性领域”，不过是政治权力体系中具有不同权重的另外一种说法。这样看来，一些国企的消亡和另外一些国企的壮大，就只能是政治权力在重新划定保护范围过程中，不同国企在这个新圈子中竞争有利位置的结果，而不是国有企业之间市场竞争的结果。

自 1978 年改革开始，中国出现了计划与市场的两分，出现了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两分，相应的，也就出现了民营和国营的两分。对所有制的这种两分，实际上一直是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一个重要范式。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实力对比不仅被当作衡量中国经济改革取得进展的一个指标，也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似乎除了私有和国有这两个位于光谱两端的所有制理想型，就没有位于中间的所有制形式。这种“错置具体性的谬误”在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那里，显得尤其突出。然而，真实的情况却是，由于官僚集团对资源（尤其是要素资源）的长期垄断，中国传统的国有企业和新生的民营企业都出现了显著变化，他们都从光谱的两端向官僚靠拢，其结果就是中国出现了一种新的所有制形式——官僚所有制。

中国最早的民营企业其实就是传统的农民和城市中的个体户。他们在 1990年代之前能够成长起来，所凭借的完全是勤奋以及大量传统体制不屑于作为的市场空白。很清楚，这种几乎完全建立在人力资本（甚至是纯粹的劳动力）之上的发展和积累不可能走得太远。要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就必须借助要素资源的规模化使用。26 年以来，中国经济格局已经天下大变，但有一点却始终未变，这就是官僚集团对要素的垄断性使用。在这种隐形市场结构的约束条件下，中国的民营企业要想克复要素瓶颈，更上层楼，与官僚集团的结成某种稳定的利益共同体就势在必然。否则，他们大概就永远只能是个体户或者勤奋耕种但收入微薄的农民。在一个权力垄断了关键经济资源，而权力又不受监督的社会中，权力就会是一个黑洞，足以将任何东西纳入其中。于是在 1992 年之后，中国的民营企业开始纷纷向权力靠拢，并努力在各种权力的势力范围之内，寻找自己的最佳位置。由独立而赎买，由赎买而结盟，画出了中国民营企业向官僚集团逐渐靠拢的基本轨迹。在 1990 年代中后期，在产品领域的市场空白基本被填补完毕，中国的市场化逐渐走向高级化阶段的时候，中国民营企业与官僚集团的结盟开始加速，其形式也更加多样。这种投靠和结盟的结果，就是中国民营企业的性质的蜕变和官僚所有制的出现。这种所有制的一个基本特性就是，由官僚和企业法律上的所有人在一定时期内以一种不公开的形式共同拥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在这种所有制中，官僚或以贱价出售的土地、或以廉价银行资金，或以其官场上的影响力或者的中国企业把注意力集中在培养与上级官员的特殊关系上，拒绝建立横向联系，放弃了为长远利益进行的技术发展和投资。”，可以对这种情况做出经验性证明的一种现象是，中国企业在任何一个新市场进行投资的时候，首先拜访的总是当地政府和部门领导，而不是市场。不过，这位美国作者恐怕很难理解中国企业在发展中的独特困境。这种困境在中国互联网的三大门户网站的成长历史中表现得相当戏剧化。在一个具有如此高成长前景的互联网行业中，中国的三大门户网站竟然全部是利用境外资本市场成长起来的。这个具有极大讽刺意义的事例，其实体现了中国企业在利用中国要素资源上的一种普遍的无助。理解了这种无助，我们就不难理解下面这则匪夷所思的新闻了。这则新闻披露：“从事软件业的内地民企金蝶国际(8133)表示，已和内地建设部合作，成立一家从事内地城市建设及建筑业应用软件业务的合资公司，……新公司总投资额一千万元（人民币．下同），由金蝶方面全数支付，中建互联则提供有关技术、客户网络等”。一家纯正的民企和一个纯正的政府部门合组商业机构虽然的确匪夷所思，但却将其中“权私共有”的官僚所有制本质刻画得入木三分。金蝶案例以白纸黑字的坦率的契约形式曝露了中国“官私共有”的所有制秘密，因而显得有些极端，但我们并不能据此以为这种所有制在中国不具备普遍性。事实上，在仰融案、杨斌案、周正毅案以及在近年来几乎是批量生产的民企丑闻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奇特所有制形式在中国的普遍性和弥散性。完全可以判断，在那些已经“做大”以及准备“做大”的绝大部分民营企业中，官僚利益集团的收益权已经以一种“结构化”（体制化、长期化、固定化）的方式融入其中。这种结构性的收益与一次性的赎买显然有天渊之别。

在中国新生的民营企业向官僚所有制靠拢的同时 ，中国传统的国有企业也以同样甚至更快的速度向官僚所有制演变。中国传统国有企业本来就是传统官僚体制的一部分，所谓的国企厂长和经理，不过是行政官员的另外一种称谓。但随着市场导向的日益重要，企业自主权也日益扩大。不过，就像我们观察到的那样，这种企业自主权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国有企业领导人的自由裁量权，变成了企业官僚不受监督的腐败权，国有企业遂在实质上沦为企业官僚所有。以国企领导人为核心形成的官僚内部人利益集团，变成了国有企业事实上的所有者。国企领导从传统的执行官僚变成现在国企主要的实际所有者 ，是传统国企与今日国企的最大区别。而这种区别，证实了国企不折不扣的官僚所有制本质。与中国民企“官私共有”的所有制相比，今天中国的所谓国有企业则是更纯粹的官僚所有制企业。以产权特征而论，所谓官企，就是那些产权属于以官僚为核心成员所组成的特殊利益集团所有的企业。毛泽东曾经在上个世纪 60 年代早期判断，中国已经出现了官僚资产阶级。在那个市场几乎被完全消灭的时代，毛泽东的判断显然仅仅只是一个假想敌。而这个假想敌，在市场不断扩展的当代中国却以一种隐晦的形式真的出现了。

在 2004 年秋天郎咸平教授掀起的那一场火爆争吵中，中国著名企业海尔集团的所有制性质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按照传统的划分，集体企业的海尔当然属于典型的民营企业，但问题是，一个民营企业怎么会被青岛国资委赫然列入监管名单？对于这个疑惑，青岛国资委的办公室主任只好以“不好说”，属于“内部秘密，不便对外透露”应付。然而，如果我们理解了 1992 年之后在中国逐渐成型的官僚所有制，我们就不再会对这个问题感到疑惑了。

官僚所有制，不仅是新兴民企和传统国企的转轨路径，更是那些在转型过程有制，遍及金融、证券、风险投资、基础设施、文化产业、通信、IT 几乎所有新兴行业。我们无法计算这些新国企在中国经济中的庞大规模，但他们共同的所有制特征却无一不指向官僚所有制。不管官僚所有制以什么企业形式出现，其共同点就是：官僚利益集团及其合谋者拥有剩余索取权。在这里，国企和民企的传统思维范式显然已经过时。而导致这种范式失效的原因，则是因为，权力作为一种蛰伏已久的文化基因，正在中国进入剧烈而普遍的发作时期。

需要顺便提及的是，与许多人所期望的相反，官僚体系开始在“寻钱”之后并没有丝毫放弃权力的意思。他们是要将权力和经济利益更加紧密的绑在一起。以便在更大规模上，以更稳定的形式寻求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这样，金钱对政治权力的赎买实际上是失败了。相反，它鼓励政治权利在更大范围内寻求金钱和权力。这其实就是中国今天的现实。因为这两者在中国几乎是可以互换的通货。人们曾经以为金钱对权力的赎买是一次性的，现在看来，这种看法相当幼稚。由于这些利益实际上都是不合法的，所以权和钱只能更紧密的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共同体。）

在城市改革中诞生的“官僚所有制”，让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在农村改革中产生的具有同样过渡特征的乡镇企业。如果说，乡镇企业是底层政治官僚与农民结合而成，因而具有更多的草根性和市场导向，那么，官僚所有制企业则是更高位阶的政治权力与精英结合而成，因而也就具有极强的权贵性质和掠夺性质。这种掠夺性质在中国官僚所有制企业的经营模式中已经以“洗钱”的隐喻被深刻的彰显出来。

观点：市场社会的形成，中国缺乏社会，所以社会对政府和市场本身修正、抵制、补充作用非常之弱。形成普遍的社会抑制问题。这个严重影响了产业结构的健康。

三、老鼠仓

如果说中国传统的国有企业的企业目标指向国家工业化和社会充分就业，而新兴民企指向企业利润最大化的话 ，那么在特殊转轨环境中诞生的官僚所有制企业则有一种非常特殊的企业目标：洗钱。这里的所谓洗钱，就是利用企业这种组织形式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最大限度的财富据为己有。说得更明确一点，转轨时期的所谓洗钱，就是指将公共财富以市场或者交易的名义在最短的时间内转为个人所有。

与乡镇企业类似 ，在城市改革大量勃兴的官僚所有制企业的产权事实上处于某种悬置状态。对这一点，官僚企业的控制者们都心知肚明。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在可以预期的时间内攫取最大的个人利益就成为一种最理性的计算，而企业本身的长期发展等其他价值就随之变成一件很荒谬的事情。换句话说，官僚企业的实际控制者唯一重要的考虑就是如何将这种有期限的控制权最大程度地贴现。在这里，企业实际上就变成了一种纯粹的贴现和洗钱工具。

在中国证券市场上，有一种老鼠仓的说法，非常恰切的描述了中国转轨期间官僚企业的洗钱模式。简单说，老鼠仓就是用他人的（主要是公共资金）资金高价买进自己低价购入的股票，以达到短期内迅速积累财富的目的。这其中有两个要点，一是开老鼠仓的人（及其合谋者）必须掌握了公共资金（这些资金可能是财政资金 、国有投资、银行贷款，也可能是通过其他渠道从公众那里募集而来，），统的贪污无异。显见，权力是老鼠仓模式得以成立的条件，因为它掌握了公共财富；而市场则是实现老鼠仓的手段，因为只有通过市场才能将财富名正言顺转为己有。二者缺一不可。一种谬种流传的说法认为，中国官僚体系内部仍然存在一种强大的抗拒市场化的力量。但老鼠仓模型告诉我们，中国官僚企业不仅不排斥市场，而是需要市场、喜欢市场。只有通过市场，他们才能安全的转移财富。否则，他们就只能从事很容易露馅的贪污。用企业控制权将公共资产暴露在所谓的市场高风险之下，同样通过控制权将这种高风险的收益化为己有。这是老鼠仓的核心。

老鼠仓模式，虽然是从股票市场发明而来，但其操作过程却经典的再现了转轨时期官僚企业洗钱模式的要诀所在。以这个模型为参照，我们就会发现，中国转轨时期所有的洗钱行为，几乎都是这个模型的扩展和变型。在这方面，最为典型的范例莫过于中国券商。

作为新型的官僚企业，中国券商一边以其垄断性连接着权力，一边又以市场主体的身份参与市场。这种特殊地位为官僚利益集团利用券商洗钱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他们利用各种公共资金投入证券市场，然后利用证券市场的“风险”，将这些资金变成官僚利益集团内部人的个人财富，或者行小集团的个人财富。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无法解释一个朝阳行业在经过了 10 几年的积累之后，为什么非但没有发展起来，反而陷入整体性的破产危机？我们更无法解释，一个陷入整体性破产危机的行业，为什么内部人能够积累起如此巨大的个人财富？号称中国最大券商之一的南方证券，从 1992 年代成立到 2004 年被接管，除了在其内部和外部制造了一大批富翁，包装了一系列的伪劣上市公司之外，唯一留下的就是将近 100 亿的黑洞。当然，南方证券在十余年存续期中所转移的财富远不止 100亿之巨。局外人并不知道的是，南方证券作为个案的情况与券商作为一个行业的情况惊人的相似，而这个行业中的许多企业已经被中央银行及地方财政反复救援过多次。中国有句老话，叫做“穷庙富和尚”。对此，转轨时期的中国券商作出了最富时代意味的“改革式”诠释。毫无疑问，券商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老鼠仓，因为其转移财富的功能远比它作为券商本应该具有的功能要显著得多。

在中国改革 20 多年的历史中，老鼠仓在不同行业和不同的历史时期反复出现。从国有物质部门、国有外贸部门到国有银行、国有券商、其历史结局无一不是创造了一批富翁之后，再留下一笔巨额坏帐。如今，这种老鼠仓模式又开始在电信、公用事业、教育、医疗等领域蔓延。一篇报道曾经披露，中国某省高速公路一个普通收费员的月工资可以达到 8000 元。这篇报道激起了广泛的惊讶。但如果将中国的高速公路公司看成一个供行业分利集团洗钱的老鼠仓，我们就丝毫也不会对这种畸形的财富分配表示不解。中国高速公路投资基本上都是利用财政拨款、银行贷款、或者是通过资本市场募集而来，属于典型的公共资产。将（通过政府权力或信誉并以公共福利名义）公共资金利用“市场”名义尽快的化为小集团的个人财富，正是这类官僚企业的本来目标。滑稽的是，这家高速公路公司的上级主管部门竟然将这种赤裸裸的洗钱行为称之为“企业的自主行为”。这种“企业自主的洗钱行为”在中国垄断企业中动辄数十万的年薪中表现得格外充分。很容易分辨，这种所谓的“企业自主行为”其实是企业完全失去了财务约束的表现。可以判断的是，这种毫无财务约束的“企业”行为带来的后果，将是公司被不断淘空、继而是公共资金对它们一次次的慷慨挹注。对这种淘空之后的挹注，在中国有一个同样市场化的叫法：资产重组。这种所谓“市场化”的资产重组，已经是中国国有上市公司隔三岔五就要上演的标准的洗钱剧目。

当然，现实中的洗钱行为并不都像上面这些典型案例来的这么直接，而是会呈现更加复杂的形式。为了安全起见，官僚利益集团的洗钱行为更多的是透过设立数量繁多的影子公司，通过民企和国企合资、资产重组、相互担保、上下游的销售代理，子虚乌有的专利或者技术买卖等一系列的“市场行为”来实现的。总而言之，公司越多、关系越复杂、相互联系的链条越长，接驳公共资源的通道也就越多，洗钱行为就越安全。

早在 1990 年代初期的公司热中，中国各类官办公司就开始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出来。但在那个时候，这类以三产之类名目衍生出来的官办公司对市场的认识还相当模糊，他们更多的是为小集团提高福利待遇的一种辅助手段。但随着民营企业的合法化和对市场的熟悉程度的提高，官僚利益集团开始越来越主动，越来越目标明确地设立各种影子公司，以嫁接公共资源的方式洗钱。1990 年代中后期，这种为小集团或者官僚个人而设立的影子几乎已到无孔不入的地步。有论者言及，“介于政府和个人之间的团体性投资是十多年来中国社会资产形成的基本特点。”大致可以判断，这些所谓团体性投资，实际上就是官僚利益集团为自己所设立的老鼠仓公司的投资，是那种随时可以转移为私人财富的公共投资。由此可知，洗钱，已经不是那种让人拍案惊奇的个案故事，而是作为一种稳定的“职业”、一种普遍的经济现象，而具有宏观统计上的意义。洗钱作为一种普遍的经济现象，非常有助于解释中国高投资、低效率的经济悖论。以转移财富为目的的洗钱企业需要不断投资，但却完全不需要效率。其设立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膨胀总量，然后把水搞混。2004 年年末，中国著名的奶业上市公司伊利股份十余名高管突然被抓。对此，一位知情人士评论说：“伊利的很多高管都在外面有自己的公司，郑俊怀的女儿郑海燕在杭州有一家商贸公司，不断有伊利公司的钱流入。”而另外一位因为伊利公司前独立董事（这位前独董正是因为不满伊利公司内部财务混乱而辞职的）从专业人士的角度分析说 ，很多迹象表明 ，是郑俊怀（伊利公司董事长）挪用了上市公司的钱，然后给金信信托，用来收购上市公司股权，郑俊怀才是金信信托背后的人。”就伊利这一具体案例来说，我们无法评论伊利公司高管人员这种自我盗窃的行为是否具有道义上的合理性，我们要指出的是，这种老鼠仓模式的普遍性以及其低效率本质。

中国改革 20 多年以来，中国人依靠汗水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对这种汗水构成嘲讽的是，通过国有银行、公共财政、资本市场的聚敛功能，这些财富却为官僚利益集团的洗钱行为提供了稳定的增量来源，为洗钱这种职业在中国的持续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这其中隐藏的洗钱流程是：先“化私为公”、然后再“化公为官”，进而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化官为私”。显然，能够保障这种洗钱流水线日夜运转的，只能是一种政治制度。

在流行的范式中，国有资产一直被看作存量，因而也就有了甚嚣尘上的所谓国有资产流失的说法，但事实上，国有资产根本就不是什么存量，而是一个不断被制造出来用于瓜分的流量。只有这样看，我们才能够解释国有企业一边大量破产，而国有资产一边又在同时不断膨胀的现象。那些不断（通过银行贷款、财政拨款）被制造出来的名义上的新国有资产（这些流量总是故意被至于某种模糊的产权状态），不过是等待进一步被“加工”为个人财产的半成品。换言之，通过政治手段掠夺市场财富而形成的所谓的国有资产，只是一个完整的“洗钱”生产线上允许我们看到的那一部分。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就会懂得：只要市场还在创造财富，以国有资产名义出现的流量就不会停止膨胀 。因为这是官僚利益集团“洗楚，在转轨时期不断增加的国有资产和官僚企业，实际上是中国官僚利益集团为洗钱之需而蓄意制造出来的。有论者以数据证明，改革之后，中国国有经济在总量上出现了膨胀，不过，在背后支持这种膨胀的则是中国官僚权力的膨胀。

洗钱经济的广泛存在，也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这样一个中国现象：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重复投资，为什么这些重复投资没有出现市场规律要求的兼并和重组（比如中国的券商）？个中原因其实十分简单，因为用于洗钱的企业不是真正的企业，一旦失去了企业控制权，洗钱便成为一件不可能的事业。洗钱企业是不会服从市场规律的。而“重复投资”在中国的真正含义，其实是“反复洗钱”的意思。

四、官僚抽水机

总体来看，在经过 20 多年的孵化、培育之后，中国的政治结构按其意志如愿复制出了一种新型的经济形态：官僚经济。那么这种经济具有什么样的结构特点呢？

从纵向上看，中国官僚经济有三个吸取和配置要素资源的管道，形似三根动力巨大的水泵。它们分别是金融、财政、土地。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地看到，这三根水泵是直接深入中国社会的最基层的。直到乡镇，中国官僚机器都设有相应的管理机构，比如信用社、土地所、财政所。也就是说，这个社会生产的所有财富（包括随着经济发展而来的土地升值），都在这三根官僚机器水泵的控制和管理之下，可谓一网打尽。而三根水泵的吸取能力之所以强大，则是因为它是官僚机器，是靠国家政权以强力加以保障的。所以，只要国家官僚机器愿意（这种意愿在公开场合经常表现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政治需要和政绩需要 ，在私下则主要是官僚利益集团的财富和升迁欲望），官僚机器就能够轻而易举地因时、因地的开动、调解水泵，用于对要素的抽取和配置。

与改革前相比，现在这种纵向结构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有一点应该注意的是，与改革前相比，这三根水泵所置于的社会环境已经迥然不同。改革之后，中国社会的市场化进程创造了源源不断的财富，社会的财富存量已经与改革前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这就意味着，这三根官僚水泵有了相当稳定的财富来源。

1990 年代中后期以来，另外一条隐性的官僚抽取管道也逐渐成型。这就是那些直属中央或地方政府，利用特许垄断权力而形成的巨型官僚公司。这些公司集中集中在那些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基础性行业中，比如石化、电信、电力、交通、烟草等等。这个抽取管道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是凭借在行业中的垄断地位盘剥消费者而从市场中直接抽取财富的。我们可以称之为第四管道。这些公司不是属于中央国资委，就是属于地方国资委的，不仅在财政上举足轻重，对国民经济也极具控制力量。2003 年中国企业 500 强企业（大多为巨型官僚垄断性企业）的营业收入为 69000 亿人民币，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 68％，其影响力和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1990 年代后期开始，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大型官僚企业对市场的抽取迹象非常明显。中国国家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先生曾经提到一组数据：1998 年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达到 529 亿元，而 2003 年底这个数字达到 3784 亿元，而在这中间，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宝钢集团、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七家上市公司实现利润占到全部中央企业利润的78%[19]。这个数据加上其他诸如电力、烟草、交通等行业巨型公司，足可以说明大型官僚企业的市场地位之强、对整体经济的影响程度之深。邵主任罗列这组数据显然是要说明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显著改善的。但在我们看来，这些既缺乏规管，又缺乏竞争、公司治理状况极差的大型官僚公司在利润上的超常表现，主要应该被解释为 1998 年之后这些超级公司市场抽取的加深以及得到的金融补贴的增多。一位参加工作不久的税务稽查人员，在经历了一次税务稽查之后非常吃惊地说：“以前只听说电力行业收入高，但一家电力集团财务公司普通员工每月光个人所得税就扣 3000 元，对应的月收入至少有 2 万元，要不是亲眼所见真不敢相信。”这个鲜活的例子足可以说明中国垄断企业对消费者抽取之重。

大型官僚企业不仅向消费者抽取，也同样可以向民营企业抽取。数据表明，民企虽然占中国经济总量的 50％。就业的 60％，但它们大多居于位于竞争激烈的下游终端消费品产业，没有任何定价能力，而大型官僚企业却居于产业上游或基础性产业位置。这种结构，实际上就使得大型官企抽取民营企业易于反掌。对此，一位国资委官员非常在分析国有企业盈利大幅增长时坦白地总结道：“这个4500 亿（央企 2004 年利润）是怎么来的？大概其中 40%的利润靠涨价”

以上四根主要的纵向管道，足以使中国官僚体系对社会资源进行全面的控制，并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抽取和配置。这四根纵向管道的最上端是中央政府，在这之下，依次分布着各级地方政府。以这四根管道为骨架，构成一个以中央政府为顶端的伞状结构。从最基层一直到中央政府，形似在管道上的一个个节点。接驳在这些节点上的，则是围绕中央政府、各级地方政府、垄断性行业而形成的官僚利益集团。各级政府从这四根管道上抽取资源，然后再横向配置给围绕他们形成的各种官僚利益集团和行业分利集团。很容易看得出，离各个节点越近，处于的节点位置越高，就越容易在资源配置及财富分配上占据有利的位置。这种伞状结构，既是中国官僚经济主要的资源配置渠道，也是这个经济体系主要的财富分配渠道。

我们先来看纵向的金融管道。改革之后 ，中国金融业在总量高速膨胀的同时，结构也发生巨大变化，但官僚体系对金融业的控制却丝毫没有放松。在银行业，除了占有居民存款绝对比例的四大银行之外（四大银行的市场占有率在 80％以上），股份制商业银行、地方商业银行、信用社也无不在各级官僚系统的控制之中。2004 年 5 月份，为了配合最高行政当局的宏观调控政策，中国多家股份制商业银行被勒令停止发放贷款，这种商业奇闻充分说明，中国的银行仍然是一种行政工具。在银行之外，证券市场、保险业、基金业也都处在官僚体系的严密掌控之中。这种官僚金融结构，无缝隙的覆盖中国社会，具备超乎寻常的抽取能力。这使得官僚体系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来抽取和配置短期资金和长期资本。无论从金融控制总量，还是从金融控制手段来看，官僚体系的金融抽取和配置资金的能力，都比改革前显著增强。中国新生证券市场的例子颇能说明这一点。证券市场一直是民众参与程度最高的一个金融分支，但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证券市场从 1990年代初期的草根性市场逐步演变成国营企业的融资场所，进而在 1990 年代后期最终演变成大型官僚垄断企业的融资场所。1990 年代后期，随着一大批官僚垄断企业如石化、电力、电信、银行类公司的上市，中国资本市场逐渐沦为大型官僚企业的圈钱和抽取场所。从这些巨型公司在中国上市公司中的所占有的股本权重以及对市场的影响程度看，这个趋势已经相当明显。这些巨型官僚企业一边通过市场垄断地位直接盘剥消费者，一边利用金融手段间接抽取金融资源， 这就难怪它们的业绩会在 1990 年代末期之后“突飞猛进”了。而“突飞猛进”的利润和“突飞猛进”的现金流，又为这些巨型企业进一步套取各种金融资源提供了财务上的优势。在 1990 年代末期，中国企业一片衰败，但中国大型官僚企业却独自实现了财务上的良性循环。这不能不说是中国 1990 年代末期之后的一个经济奇观。而创造这个奇观的是政治背景，就是行政当局在国有企业改革中一直延续着的所谓“抓大放小”政策。这种政策的另外一个更加直白的表述是，甩掉包袱（所谓“放小”），扶持并紧紧抓住对国民经济有控制力的企业（所谓“抓大”）。现在，这种延续了多年的政策已经结出了硕果，但非常清楚，这种“硕果”是中国官僚系统对国民经济强行逆配置的结果。而这种逆配置之所以能够实现，则是因为官僚系统完全垄断了资源配置的管道。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一旦垄断了金融，官僚体系几乎就可以在任何时候“配置”出任何他们想要的经济奇迹。只不过，这种配置与市场经济毫无相似之处。这其实是说明，不管中国的金融业在改革 20 多年之后具有了什么样的新景观，但它本质上仍然是一个围绕官僚集团意愿而不是市场“意愿”来配置的官僚工具。

金融如此，传统的财政管道亦复如此。1998 年之后，中国为了应付亚洲金融危机，开始实施所谓积极财政政策，通过财政管道加大抽取力度，其结果是中国税收收入以反常的高速度年年大幅递增。而作为其代价，中国社会尤其是下层社会所感受到的痛苦指数也以反常速度递增。但这些经由财政管道抽取的财富，却被以减免税、财政补贴的方式馈赠给了外商、大型官僚企业，变成它们的利润，以及官僚利益集团反常增长的福利。这种奇特的财政政策的唯一理由，就是拉动内需，支持宏观经济增长。容易看到，这种财政转移的确支持了宏观经济增长，然而，公共财政不是首先用来满足公共福利需要，不是去首先解决具有人道敏感性的贫困问题，去解决日益紧迫的社会保障问题、公共教育问题、医疗问题，而是去支持官僚系统政绩及合法性所要求的经济增长，去支持官僚利益集团不断膨胀的财富需求，则十足地证明了公共财政已经变成官僚财政，变成了官僚利益集团予取予求的私器。

随着工商业的扩展 ，土地作为一种稀缺资源的地位与日俱增 。而在这一点上，中国官僚系统也有天然的起点优势。中国的土地资源名义上是国有，实际上完全掌握在官僚系统手中。官僚系统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以任何方式将土地要素注入市场活动，唯一的标准就是要符合中国官僚体系在转轨时期的利益最大化。这就是为什么在土地资源极其稀缺的情况下 ，中国官僚体系一方面可以用零价格将大量土地赠送给外商以及亲朋好友，而另一方面却以奇高的价格卖给国内房地产消费者的原因。同一种要素，一手慷慨馈赠，另一手大肆掠夺，贫富悬殊岂有不拉大的道理？荒谬的是，这确实就是中国官僚系统配置土地要素的方式。其中机巧在于：这种完全等同于财富转移的土地配置方式，可以在两方面都同时增加 GDP。显然，这是最符合中国官僚体系的胃口的配置方式。所有的证据都表明，中国 2002 年之后新一轮的经济增长，与官僚系统这种强行配置土地的方式密切相关。由此我们也不难洞悉，2002 年以来的最新一轮经济高涨为什么会激起迄今为止最激烈的不满和抗议 。因为在本质上，这种经济增长是“夺 ”出来的和“ 送 ”出来的 。

作为这个伞状结构的顶端，中央政府无疑具有最强大的抽取能力。1990 年代中期之后，通过对金融权的回收，财政分税制、基础产业（如石化、电信）的纵向重组、以及 2004 年开始的土地权回收，中央政府摆脱了 1990 年代前期的被通过四根纵向抽取管道从容地抽取资源，然后横向地配置给各种官僚利益集团和行业分利集团，或者以“点贷”、“点投”的方式来推进其政策目标（比如，通过财政三次给四大银行输入巨款，以央行再贷款的形式不断为破产的证券公司、信托公司买单、在证券市场为大型垄断企业开辟新的圈钱场所等等）。比之于 1990年代中前期 ，中央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控制权已经更加稳固也更加有力。事实上，2004 年最新一次的宏观调控之所以在极短的时间内收效，就完全仰赖于中央政府在这种新的资源配置架构中的绝对主导地位。

作为这种伞状结构的第二层，省、市一级的地方政府曾经在 1992 年之后向中央政府的资源配置垄断权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个时候的地方政府很像是自下而上的民间利益的代表。从历史上看，中国许多民营企业就是在这场混乱的争夺战中趁势发展起来的。不过，这场短暂的混乱很快就以朱基的毫无争议的胜利而告终。分税制和国有银行控制权向中央的纵向回收，是这一场以宏观调控名义进行的争夺战的两项主要历史遗产。地方政府既然无心也无力挑战这一新的利益分配格局，也就只能在这种既定的约束条件下，激励扩张自己的既得利益。这导致两个非常重要的后果，一是地方政府扩大税源，在总量上膨胀 GDP 的需求变得十分迫切（在这个意义上，1990 年代中期的改革直接激发了地方官员的惟 GDP 导向），另外一个则是加大了向下抽取的力度。资料显示，在中央不断上收财力的同时，地方政府也如法炮制，纷纷将有利可图的税种收归己有。1993 年到 2002 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是从 22%提高到 54.9%，而与此同时，省级政府的这一比例也从 1994 年的 16.8％增加到 29 ％左右。层层抽取的结果，自然是县、乡级政府的日益严重的财政窘迫。这大致可以解释在 1992 之后一直持续着的这样一种现象：省市以上官僚机构的财力不断膨胀，而县乡一级则经常发不出工资。当然，县乡级政府不可能是这种层层抽取的最终的承受者，毫无疑问，这种抽取压力最终将被转嫁给分布在广大乡村和城市的各种纳税人。而这种近乎压榨的“财政集中”到了资源匮乏的乡村和中西部自然就变成了野蛮的剥夺。

除了法定的财政管道之外，省、市一级政府也在金融的模糊地带开辟新的聚敛手段。信托公司、证券公司、地方商业银行、保险等等都是地方政府极力渗透的领域。而在现有的架构下，争取外国直接投资（FDI）则更是各级地方政府趋之若骛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程度奇高但很不赚钱的外向型经济，实际上是被这种金融和财政格局逼出来的。不过，在新世纪之后，随着土地升值以及对土地价值的重新发现，地方政府又一次打破了中央政府的配置垄断，因为他们发现，土地可以用来套取银行贷款，拥有了土地的配置权，就相当于间接的获得了银行的配置权。这其实就是中国最新一次经济过热的来历。地方政府利用土地争夺金融配置权力的冲动，几乎又一次酿成了中央与地方的剧烈冲突。

地方政府通过与中央政府一样的纵向抽取管道，然后再以城市化的名义将这些资源横向配置给各种官僚公司、地方性利益集团。最近几年，中国地方政府所属的各类基础产业公司、地产公司迅速膨胀，就与这种抽取和配置有相当密切的关系。资料显示，在中国近几年房地产最为火爆的上海，大地产商有半数是政府公司。而被中国银监会最新列为“新五大风险行业”的正是电力、交通、公共事业、学校、医院这些官僚抽取行业和公司。这些官僚公司所以被列为风险行业，是因为他们要么以政府廉价转移地土地，要么以特许权作为抵押，在最近几年套取了大量的银行贷款。

作为这种伞状结构最低一层的节点，县乡级的政府虽然也是按照同样的手段加以抽取和配置，但显然，它们可以使用的手段和可以抽取的资源都要贫乏得多。上面的抽取越是加重，县乡级面临的压力和由此引发的官民冲突也就越是剧烈。

在这种伞状结构中，每一个节点就是一个政治中心，而每一个政治中心，就是一个资源的配置中心 ，中国的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的高度重合现象的原因即隐藏于此。当高一级的政治中心抽取得越厉害，表现得越繁荣，乡村及边缘地带就会同步表现得越衰败。1990 年代中期之后，中国边缘地带及乡村加速衰败，与政治中心加速聚敛资源和财力的过程相当匹配。

从 1990 年代中期之后，中国这种伞状的抽取和配置结构逐渐成型并得到了巩固。然而，这种以各级政府为中心的抽取和配置结构，与现代市场经济的扁平型配置结构有着相当明显的差异。在扁平型结构中，资源是按照价格信号横向流动的，但在这种伞状结构中，资源却是按照各级政府在一定时期内“政治意愿”信号以及与官僚系统的亲疏远近来配置的。伞状结构虽然保证了官僚系统对经济的控制，保证了短期政策目标的达成，但却很难保证资源的配置效率，也同样达不到资源配置的公平。不过，这一结构更加深层的危机在于，它可能代表了一种自我加强的，无法退出的财富分配结构。事实上，透过伞状的配置结构，一条清晰的财富分配线已经跃然纸上。围绕省、市政府以上节点所形成的利益群体，是这个社会的上层，而这之下，则是这个社会的中下层。上层之间是一种带有熟人性质的精英互惠经济，而下层则是一种主要建立在自由劳动力（或人力资源）基础上并以此为特点的相当野蛮的市场经济。这样，一种整体性的寻租结构实际上就出现了。上层的精英互惠经济通过金融、财政等手段对中下层的市场社会进行抽取，然后维持其低效率的自我循环。这种二元性的寻租结构的本质，其实是一种通过政治强制而进行的剥削。而其之所以得以维系，就在于官僚体系对要素资源（包括特许权）和政治权力实施了不容挑战的垄断。

我曾经做过一个相当不完整的统计，从 2004 年 4 月到 2004 年 9 月，光在家中被抄出现金超过 1000 万元的官员腐败案件就有三起。他们分别是，成都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高勇案，原深圳市民政局局长黄亦辉案，河北省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厅副厅长兼河北省机电产品进出口办公室主任李友灿案。许多人一直对人们中国货币发行超速增长的原因不得其解。但上面的案例似乎告诉我们，由于贪污所导致的大量现金退出流通领域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说句笑话，这可能是最典型的由于政治原因所导致的流动性陷阱。所以，经济学家可能应该将贪官家中藏有多少现金来作为预测中国货币趋势的一个重要参数。笑话归笑话，但这些事实却很好地凸现了中国官僚体系与市场经济的亲和程度。

有中国经济学家曾经通过“定量”（在许多人那里，定量意味着科学）分析测算出，中国要素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已经达到了 40％。我们不知道这位聪明的经济学家是如何测算出这个很有点唬人但其实非常荒谬的数据的，但我们已经看到，中国的要素资源完全处于官僚体系的垄断之中。在土地市场中，土地供给是计划的，但需求却是竞争的；在金融市场上，供给是计划的，需求却是市场的。这其中哪里还有没有半点市场化的气味？如果一定要说这具有的某种市场化的成分的话，那么，这种半吊子的受操纵的市场化，只能说是“坏”的市场化。通过这种要素市场配置出来的要素，不仅价格高昂，而且可得性极低。（尤其是对于国内公民）。在中国的要素资源中，最具有市场化色彩的，就是毫无稀缺性可言的劳动力。也正是因为这种奇特的要素配置结构，那些无法融入中国官僚利益集团分得一杯羹（要素）的民营企业和其他非官僚企业（这实际上是中国绝大多国在国际市场上的比较优势就只能是廉价劳动力。为了维持这种比较优势，这些企业就只能以近乎残忍的方式想方设法压低劳动者的工资和福利，否则，这些企业就无法生存下去。中国南方沿海的民工十年不涨工资的事实，就非常形象的揭示了这种恶性循环。而这背后的原因，则是中国官僚集团通过要素垄断对中国市场社会的隐蔽但极其深重的盘剥。一份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中国民 (私)营经济研究会组织联合发布的调查报告披露，在中国私营企业中，由各种税外交费、政府摊派以及公关、招待费用所构成的所谓企业“三项支出”相当惊人。其中一份对 1257 位被访业主的调查显示： 2003 年他们企业出资人分红总计36655.3 万元，用于公关、招待的支出总计 16240.3 万元，后者相当于前者的44.3%。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同一份调查却显示，这些私营企业的雇工工资却呈现不涨反跌的趋势。

如果在 20 多年之前，中国劳动力的廉价还是某种出于自然的禀赋，那么 20多年之后，这个比较优势就一点也不自然了，它本质上是一种政治过程的结果，是一种“政治比较优势”。一方面是官僚集团将金融、土地资源用于洗钱，实施低效率的恶性配置，另一方面则是整个经济都将人力资源当作某种类似于自然资源的东西，进行相当不人道的过度开发；一方面是制造负价值的官僚利益集团以奢靡的方式支配着绝大部分财富，另一方面则是创造了社会绝大多数财富的人们无法分享财富和资源，这不仅是一种效率最低的要素组合模式，也是一种不加掩饰的剥削结构。透过这种结构的棱镜，中国内需低迷、完全仰赖附加值极低但规模极大的出口模式的谜底，已经昭然若揭。也正是这种剥削结构决定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必然是粗放的。在中国官僚系统廉价甚至无偿控制了一切资源和要素的情况下，他们必然要选择要素及资源投入型的粗放式经济增长，而不是其他。对于对他们（以及他们的理性）来说，这显然是一种成本最低的经济增长方式。

同样的道理，我们也怀疑，中国都市近几年中突然出现的汽车及房地产消费繁荣，是不是也建立在财富突击转移的基础上。这些财富是中国人经过 20 多年胼手胝足的劳动积累起来的，它可能表现为银行存款、也可能表现为土地的升值，然而，为了官僚利益集团制造政绩、瓜分财富的一时之需，它们很可能已经被一夜之间转移给了少数人。果如此，在这一轮经济过热之后，随之而来的将是银行坏帐的激增和房地产的急剧贬值。当然，还有更加萎靡的内需。

[19] http://finance.sina.com.cn/g/20041213/07071219462.shtml

第九章 迷途全球化

信息技术革命的强大渗透力量以及“历史终结”的普遍想象，使上个世纪末期的这一次全球化浪潮获得了巨大的动力，其无远佛界的扩散性与上个世纪初期那一次全球化已不可同日而语。于是，借助资本流动、贸易以及隐藏于其后的规则和制度的扩散，资源全球化配置的市场理想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初现轮廓。多少有些巧合的是，这个彭湃而至的全球化潮流，与发端于上个世纪 80 年代的中国转型在时空上重叠汇聚，其结果是，资本和贸易的全球性布局，不仅作为一种背景，而且作为一种现实的力量，深深地卷入了中国的转型。换言之，中国的转型已经不再是关起门来的转型，而是一种包含了深刻全球化内容的转型。作为一种独立于主权国家的自主力量，全球化深深地渗透进了中国转型的几乎每一个层面。当十几年前对普通中国人来说还仅仅是梦想的汽车已然进入中国家庭，当中国人像世界公民一样在第一时间分享着发生在遥远他国的新闻事件，当政府官员、学者、企业家熟练地谈论着国际惯例的时候，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也无论是在个人层面还是在政府层面，我们都能真切的感受到，全球化已经成为中国转型中一种无形但却巨大的推动力量。这种在政府之外的重要力量，正是中国转型中一个非常值得观察的面向。

迄今为止，中国是以一个全球化受益者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的。将这个形象还原成经济学家们喜爱的数据，这个形象大致由如下数据构成：每年高达 600 亿美元以上，已经位居世界第一的 FDI（外国直接投资）；仅次于日本，将近 6400 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超过 10000 亿美元，列世界第三的对外贸易额；长期保持但相当温和的贸易顺差；稳定而坚挺的人民币，如此等等。如果我们知道，仅仅在26 年之前，所有这些数据的基数都几乎还是“零”这样一个事实的话，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中国为什么会留给外部世界一个迅速崛起的印象，以至于“中国威胁论”会成为一个迅速升温的国际话题。显然，就上述数据的强劲程度而论，这样一个“中国形象”，就已经不只是一个全球化的被动受益者，而是一个主动利用全球化机遇的模范生，一个令老师们望而生畏的后来者。这似乎颇有点像二战后迅速崛起的日本。然而，从内部看中国，这个形象可能就远远没有那么咄咄逼人了，相反，它更像一个虚弱的巨人。

一、野蛮的力量

经过中国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十数年诲人不倦的启蒙之后，“竞争”一词，终于成为中国人生活中的核心语汇和重要的经济哲学。在经济学家灌输给中国人的理解中，所谓竞争是一个比谁更优异的竞优过程，其刺激创新、激励进步的作用几乎是理所当然的。不过，这种理解显然遗漏了一些重要的例外，那就是：在相当多的情况下，竞争可能导致正好相反的结果。它不仅不能使竞争参与者变得更优异，而且会使他们放宽自己的道德约束，不择手段，从而取得竞争优势。当以降低自己的道德底线为代价而赢得竞争优势成为一种普遍的时尚并不断取得成功时，逆淘汰现象就是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可以反映这种竞争机制精髓的一句中国格言是，“我是流氓我怕谁！”。）个人、团体间的竞争如此，国家间的经两种 ，一种是加大经济活动中的科技、教育投入 ，在增加本国人民福利的情况下，提高经济活动的生产率，而另外一种相反的办法则是，以剥夺本国劳动阶层的各种劳动保障、人为压低他们的工资，放任自然环境的损害为代价，从而赢得竞争中的价格优势。后一种办法被形象地称之为“竞次” （race to the bottom），即所谓打到底线的竞争。顾名思义，在竞次的游戏中，比的不是谁更优秀，谁投入了更多的科技，更多的教育，而是比谁更次，更糟糕，更能够苛待本国的劳动阶层，更能够容忍本国环境的破坏，一句话，是比谁更有能力向人类文明的底线退化。以竞次手段所获得的所谓竞争力，其内里是一个民族向道德野蛮状态的复归。好一个“打到底线的竞争”，用来描述 1990 年代后中国的全球化实践，可谓是精准之至。

中国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一直是中国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所谓比较优势。与美国和日本比较，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大约相当于它们的 4％左右。对这样悬殊的人力价格差距，中国经济学家一般是将其当作与发达国家的某种“天然差距”坦然加以接受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还为此相当庆幸，似乎中国也终于有了某种不容剥夺的奇禀异赋。不过，仔细追究起来，这个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就并非那么“天然”和正常了。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 26 年之中，中国的 GDP 增长速度是发达国家的好几倍，但工资增长的速度却远远落后于这个幅度。（在中国，在体制内人员工资出现刚性增长的同时 ，数量的底层劳动这群体的工资却在表现出罕见的粘性）而在日本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日本工资的成长速度比美国快百分之七十，到 1980 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从 1950 年到 1980 年，日本的工资追上美国用了 30 年，而从 1978 年到 2004 年，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将近 30 年，工资却只有美国的 4％。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 1990 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 10％（印度快速增长的历史比中国晚了 10 多年）。这实在相当让人费解。更让人费解的则是，从 1990 年代初期到现在（这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一个时期），在中国最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民工的工资竟然十年没有上涨。这不但对中国独步全球的经济增长构成了刺耳的嘲笑，也确证了中国工资增长的某种“不自然性”。如今这种工资与经济增长反向运动的现象，已经开始从中国最下层的民工那里开始蔓延到所谓的知识阶层。这几年，在中国经济过热的同时，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到 2005 年年初，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已经被打到了每月 500～600 元人民币的超低水平。一位在人才市场焦急寻找工作的河南财经大学的毕业生无奈地表示：“这让人怎么活？”。按照这种人力价格趋势，再经过一个三十年，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恐怕只会越来越大 。而所谓的中国世纪，就可能只是一段民族主义非理性亢奋所留下的历史笑柄。

将经济不断增长工资却停滞不前（甚至不断降低）的现象简单归咎为中国劳动力的无限供给禀赋是非常容易的，然而，为什么人口密度远大于中国，内部市场潜力远小于中国的日本没有出现这种现象呢？同样的疑问还有，如果由数量惊人的农民直接转换而来的农民工确实存在某种过剩的话，难道在中国人口比例中小得微不足道的大学生也存在无限供给吗？很显然，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说法只是一套似是而非，根本无法让人信服的肤浅说辞，是中国经济学家强加给大众的一种学术蒙昧。事实上，劳动力价格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市场供求关系所决定的，而是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禀赋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所以，中国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也并不是由什么自然禀赋所决定的，而是由一种人为的制度在起作种纯粹的自然资源在使用，他们既无集体谈判工资的权利，也无组织工会的权利，更谈不上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的社会权利（各种福利、保障等等）。在相当多的时候，他们的待遇甚至比毫无感情的自然资源都不如。起码，保护环境的呼吁在中国是合法的，而保护劳动者权利的呼吁则是事实上不合法的。于是，作为分散的个体，在与资本的博弈中，他们的工资便成为所有成本中最容易压缩的那一部分。我们看到，在中国经济增长尤其是 1990 年代的经济增长中，中国劳动力价格一直就被压缩在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底线附近。在中国沿海地区，地方政府为了最大限度的迎合资本尤其是外资，在廉价馈赠各种自然资源之余，也最大限度地弹压劳工的各种自发和合理的诉求，以便人为地维持某种价格竞争优势。这种人为的政治压制，极大地拖低了中国劳动力的基准价格。如果按照某种可笑的经济学教条，这种极不正常的价格，会被视为不容亵渎的市场“均衡价格”。但掀去覆盖在这个均衡价格上的政治重压，我们就将发现，这个均衡价格实际上一点都不均衡，它将在现在的水平上并向着现代社会的基本文明标准大大的上扬。在企业主和政府官员那里，工资是一种必须尽量予以压缩的成本，而在劳动者那里，工资则是一种必须尽量扩张的福利 ，工资最终的价格水平其实就是两种力量最后真的博弈结果。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过程，而不是经济学家们众口一词的简单的市场过程。现在我们已经很清楚，在中国经济全速增长的整个过程中，这种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中国劳动者尤其是底层劳动者的毫无保留的惨败。所以，当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在 21 世纪的最初几年中，突然“发现”中国在全球竞争中的这个“秘密”，并将这个秘密当作中国的某种天然禀赋的时候，我们就很难不钦佩中国经济学家不求甚解、倒果为因的本领了。将一种政治过程的冷酷后果（劳动力价格）当作一种自然禀赋并作为可资炫耀的比较优势欣然加以接受，不只是一种学术上的无能，更是中国学术界在精神上彻底堕落的一个明确证据。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固然可以在全球竞争中赢得有限但非常脆弱的比较价格优势，也可以因为外汇存底的扩张，贸易的增长而为国家赢得某种强大的形象，但这种以牺牲人民福利，降低社会伦理标准为代价来换取所谓国家竞争力的办法，是一种典型的竞次。难怪有西方评论家惊呼：中国正在摧毁资本主义！显然，他并不是惊奇于中国的所谓竞争力，而是惊奇于中国竟然能够如此轻而易举地逾越现代资本主义的伦理底线，向着野蛮、冷酷的原始资本主义时代倒退。对于中国不太自知但却越陷越深的竞次战略，中国的左翼学者左大培大声抨击到：“让人民更贫困，以便使出口品有更强的竞争力。这样的‘对外贸易竞争力’反映的实际上是人民的贫困化，但是它却成了许多人沾沾自喜的资本。”这种所谓的“鲶鱼效应”可能正是中国廉价劳动力形成的秘密所在。中国并非有什么了不起的贸易武器，它只不过是别人更有能力将它的人民驱赶进一种野蛮的生活方式而已。对这个结论，只需要看一看中国工厂中，远远高于正常水平的工伤死亡率、远远超过正常水平的工作时间，我们就丝毫也不会怀疑了。或许，正是凭借这种野蛮的力量，中国才让它的老牌资本主义对手们不寒而栗。然而，我们很快将会看到，野蛮的力量毕竟是野蛮的，它不可能与文明的力量做长久的赛跑。

应当承认，中国的政府官员及其帮闲经济学家们，已经在中国的公众意识中非常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神话。它使我们误认为，我们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如果我们的人民不延长工作时间，不降低工资要求，不降低保障水平，他们就会面临失业的危险。而实际情况则是，我们的低工资更多的是国内分配严重不均衡的一个结果。它既非国际竞争的结果，也非自然禀赋所致。

在全球化的竞争环境中，中国采取的竞次姿态是全方位的，这在中国的 FDI 上也表现得同样突出自改革开放以来的 20 多年中，中国已经吸收的 FDI 达到 5000 亿美元，这个数字是战后 50 年间日本吸收 FDI 的十倍。与此同时，中国自 2002 年之后开始超过美国，成为年度吸收 FDI 的全球冠军。有人宣布，中国已经成为世界 FDI 一个巨大的磁极。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短时间中超越世界资本主义的首都美国，的确是非常令人吃惊的，绝大多数人也是将此看成中国势如破竹的全球竞争力的一个明证而甘之如饴的 。但正如我们在低工资中所发现的秘密一样，中国傲视全球的 FDI 之中也同样隐藏着巨大的代价。除了低工资的吸引之外，全球 FDI 蜂拥而至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各地方政府以竞次方式对自然资源、环境、市场，甚至是政府税收的甩卖。

1990 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经济在原有体制框架下的自主高增长动力实际上已经衰竭，与此同时，地方政府赖以推动经济发展的金融资源被全数上收，在这种情况下 ，引进外资便成为各地方政府继续维持本地经济增长几乎唯一可行的手段。除此之外，引进外资作为一种国家战略也受到了最高决策者们的鼓励。对于地方政府官员个人来说，不惜一切引进外资是风险最小而收益最大的。这是中国在 1990 年代中期之后 FDI 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背景。然而，当所有的地方政府都洞悉了这个秘密并且同时将其作为发展经济的不二法门的时候，竞争走向白热化就是不可避免的结局。在中国引资之风刮得最为炽热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地方政府的甩卖式的竞争达到了非常惨烈的程度。苏州是中国吸引外资最为成功并将这个战略发挥到极至的榜样，为此，苏州获得了一系列的赞誉和政治上的奖赏。但苏州为此付出的代价却很少有人提及。一份江苏省政府的内部刊物披露，苏州的土地开发成本为 20 万元/每亩，但为了引进外资，却将地价压至 15 万元/每亩。在这种恶性竞争的驱使下，周边的吴江、宁波、杭州地区只好将地价压到 5 万元左右的超低水准。由于地处相邻，号称寸土寸金的上海也加入了这种杀价竞争。在上海郊区，每亩土地的价格也被压至 5—6 万元。如此，就出现了在中国经济不断增长但招商用地价格不断下滑的奇怪现象。在苏州昆山，每亩工业用地的价格从 2001 年的 9.5 万元降到 2002 年的 8 万元，再降到 2003 年的 6 万元。对于这种降价，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一位负责人说“我们不降就失去竞争力。”这位负责人显然是诚实的，但这种诚实却将中国 FDI 中的竞次逻辑暴露得相当彻底。中国在 FDI 上的竞次虽然首先表现在土地的甩卖上，但决不仅仅表现在土地上。在大多数情况下，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资，采取的都是“组合”性的竞次策略，这意味着不仅要在土地上让利，还要在财政，甚至金融上予以补贴。同样是在长江三角洲地区，“零地价、送厂房、政府指定银行配套贷款(1：1 甚至 1：2 的比例)、‘5 免 10 减半’等‘政策倾销’”已经成为这个地区常见的引资组合拳。有人形象地将此称之为政府的“割肉比赛”。当然，政府本身是无“肉”可割的，这些所谓“肉”其实都是本国人民的福利。以牺牲本国人民的福利换取 FDI 的观赏性指标，对政府官员及 FDI 的投资者来说都是净收益，但对本国人民来说，则是纯粹的赔本买卖。了解了中国 FDI 这种放血式的真实内容，我们就不会下面这样一个事实感到惊讶了：在中国所有城市中 FDI 雄踞首位，GDP 排名全国第四的苏州市，在多项衡量居民富裕水平的指标上竟然落后于远处中国内陆的成都市。中国 FDI 在增进本国人民福利水平上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更加重要的是，FDI 在未来影响本国居民收入上的负效应可能还远远没有显示出来。有中国学者曾经对 FDI 的效果做出过某种宏观估计，他们认为，如果假定 FDI 的投资收益为 10％，主要由 FDI 形成的国家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为 3％，那么中间这 7 个百分点于日本战后 50 年的 10 倍，而且还在年度数字上超过储蓄率低得可怜的美国，这实在是一个相当让人诧异的事实。这除了证明中国存在惊人的资本浪费之外，证明的另外一个事实是：中国节节升高的 FDI 是一个政治选择，是一个非理性的政治体制做出的非理性的经济选择（虽然它对官员的利益来说是一种理性选择）。可笑的是，这种政治选择仅仅制造出了一些可以“唬人”，可以炫耀的 FDI 数据，而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国民福利的净损失。既然是体制的选择，那么，只要这个体制不变，这种竞次战略不走到不能承受的地步就很难回头。一位学者在研究了中国一些地方政府 2005 年的经济计划之后发现 ，引进外资被普遍提升到“经济发展生命线”的高度，他幽默地评论到：地方政府全年的三个工作重点第一是引进外资，第二是引进外资，第三还是引进外资。在中国整个改革时期，向中央政府争取所谓的项目和投资，一直是中国地方政府官员发展经济首要的议事日程，在 1990 年代中期之后，FDI 为这种传统思路开辟了另外一条捷径。如果说前一条路导致巨大的投资浪费的话，那么后者则是洞开了财富的输出之门。套用一代人耳熟能详的一句台词就是：我们不能怪国际资本太狡猾，太贪婪，只能怪自己的体制太愚蠢。这个体制的独特优势仅仅在于，它可以未经国民允许就慷慨地牺牲本国国民的福利。这显然不是一种荣耀，而是一种耻辱。正如一位评论家所精确评论到的那样：投机资本和金融资本流向“劳动价格最低廉而政府保证剥削的力度最高的地方。”毫无疑问，闻利起早的国际资本是非常欢迎这种体制的，所以，他们也十分乐于用最廉价的赞扬来满足中国炽烈的虚荣心。在这个星球上，他们可能只见过赖帐不还的发展中国家，却很少见到像中国这样奢侈和大方的穷国。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曾经以赔本赚吆喝的方式大肆支援第三世界，在今天，中国以同样的方式无私地襄助着国际资本。这真是一种绝妙的历史雷同。在这种历史雷同中。我们看到的是某种核心体制的延续。

中国在全球竞争中竞次手段，远不止于人为压低的工资价格，也远不止于土地收益、财政收益的赠送。对环境破坏的容忍，对自然资源的消耗性开发，对本国市场的让渡，对本土经济的歧视性待遇等等，都是这种竞次方式的体现。事实上有太多的证据表明，在中国赢得“世界工厂”美誉的同时，中国的环境破坏、能源消耗率、自然资源消耗率都已经达到令人难以忍受地步。而这，正是“世界工厂”得以奠定的基础。

通过这一整套的竞次战略，在 1990 年代中期之后，为中国赢得了指标和数据上的辉煌胜利，不过，它可能仅仅是指标和数据上的胜利。

二、巨人的泥足

中国在 10 余年中以竞次方式与全球经济的无缝隙融合，虽然换来了一系列的可以满足虚荣心的数据和指标，但没有为中国赢得什么竞争力。

一个常识是，人力价格并不是国际经济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决定性的因素是一个国家的生产率。如果考虑到这一点，中国的竞争力就显得相当脆弱了。根据联合国发布的《2002 贸易和发展报告》的测算，如果考虑生产率因素，在劳动力密集型制成品方面，创造同样多的制造业增加值，美国的劳动力成本仅仅相当于中国的 1.3 倍，日本相当于中国的 1.2 倍。而如果与韩国比较，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甚至比韩国还高 20％。这就是说，中国用相当于美、日将近 1/25 的工资是何等之粗放，何等的不堪依靠。当仅仅依靠压榨劳动者就可以获得剥削利润的时候，企业主总是很少有动力投资去改进生产率的其他因素的。他们既不需要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也不需要花钱改进技术。这就使得中国形成了一个“低工资、低教育、低技术、低劳动生产率”构成的所谓“低技术陷阱”的恶性循环。一位在华投资的日本企业家对此有非常深刻的感受，他不屑地讽刺说，中国连偷技术的热情都没有。这与其说是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倒不如说是中国凭借其竞次能力已经坐稳了全球经济食物链的最底端位置。有人形象地概括到：中国并不是什么世界工厂，而是世界民工。滑稽之处在于，中国似乎对这个“民工”位置相当的自豪。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这个国家的企业所具有的竞争力上，作为一种游离与政府的力量，企业比政府力量更容易跨越民族国家的边界。跨国企业巨头在全球化种越来越显赫的作用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很难想象，在全球化的激烈角逐中，由“不满的劳工＋低技术”为主要构成要素的中国企业能够具备什么真正的竞争力。以这样“原始”的竞争力，中国恐怕只有能力向非洲出口资本主义。事实上，这种竞争力的匮乏已经充分的表现在中国的贸易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贸易总额迅速攀升，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表明，到2003 年中国的出口额和出口额已经分别跃升为世界第四，世界第三。但伴随着贸易总额超高速增长的一个奇怪现象是：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不断降低，进口产品价格不断上升。进口产品价格上升而出口产品价格下降被认为是贸易条件恶化的典型症状。有统计表明，2002 年日本对华出口产品价格比 1990 年上升了 3％，而对华进口产品价格则大幅下降了 18.4％。仅此一项，日本每年从对华贸易中节省将近 200 亿美元。与此形成对比的一个景象是，在中国华南的一家出口工厂中，电扇、榨汁机、烤面包机的平均批发价格从 10 年前的 7 美元下降到 2003年的 4 美元。该厂的一位负责人感叹到，“只有最廉价者才能生存下来。”中国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事实，在表面上看，仅仅是中国从不断增长的贸易中获得了越来越少的利益，而深层所表现的则是这样一个相当符合逻辑但却令人不安的现实：中国企业的相对竞争力不仅没有随着经济增长的而上升，而是在不断下降。

中国本土企业在全球经济活动中竞争力不断下降的事实其实一点都不令人吃惊。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绝大部分时间中，中国官僚体系就一直奉行着抑制本土经济尤其是本土民间经济发展的政策。在无法平等分享金融、土地等要素资源的情况下，中国大量的本土企业要么与官僚体系结盟，形成一种多元化，短期化的战略文化，要么持续挖掘廉价劳动力这个唯一的优势并将其发挥到极至。这两种情况都不可能形成长期的企业竞争力。在意识形态和制度壁垒的排斥之外，中国对外资给予的税收超国民待遇，也使得本土企业长期处于极其不利的竞争位置。中国对本土草根企业的歧视之深与对外资企业的优待之多，形成了非常显明的反差。一个最广为人知的例证是，外资的税收优惠在延续了 20 多年之后，仍然无法取消。对此，中国的财政部长金人庆深感无奈。在一次会议上，他明确表示了他的不满：“目前外资企业所得税率不到 15%，而中资企业为 33%，这完全是不平等嘛，WTO 框架下，不说给中资企业优惠，至少要一视同仁，这才是国民待遇。我觉得，现在为中资企业说话的人太少了，而为外资企业说话的人太多了。”但金人庆可能不明白，在这种独厚于外资企业的怪现象背后，是“全球化官僚”在中国的崛起。所谓全球化官僚，就是那些熟悉国际惯例，具有全球化视野，在意识上与跨国公司有着深刻认同的民族国家的官僚。这些官僚未必与跨国公司有着正的力量所在。跨国公司的全球化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的力量，更是一种文化力量。隐性的文化力量要比外显的经济力量强大得多。2001 年，主管中国证券事务的中国证监会，竟然要求上市公司首发及再融资时，必须由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补充审计”。中国的会计师事务所固然造假成风，不堪信任，但“四大”（国际会计事务所）也同样可能造假。将制度建设的失败归罪为国内会计事务所并加以歧视性政策，当然是相当荒谬的。而其中反映的则是中国全球化官僚骨子里的一种文化自觉。

早就有美国学者观察到：“在大多数国家和城市中，具有全球意识的官僚和政界人士的力量已经超过了提倡民族经济的一方。”这种正在中国充分浮现出来的力量，就是金人庆所感受的那种（替外资说话）的无形力量。更加重要的是要记住 ，国际资本与一个腐败的政治体制是非常容易相互腐蚀的。与中国企业相比，虽然国际资本普遍具有（在母国培养的）更加健康的企业文化和商业伦理，但利益所诱，所在国腐败的政治文化所驱，同流合污在所难免。种种迹象表明，跨国资本为了经济利益已经越来越广泛地卷入了中国的政治腐败案件。中国政治级别很高的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张恩照的腐败丑闻即是其中一例。完全可以预计，这种合谋在中国将会变得越来越频繁。格外令人担心的是，只要他们愿意，跨国资本的“政府俘获”能力要比中国本土企业强大得多。如果这种系统性的勾结真的成为现实，那么，中国的官僚企业利用“国家权力”入股可能还能分得一杯羹，而中国本土的草根企业就将被置于一种完全失去话语权的危险的依附地位。这意味着，中国本土企业将被彻底固定在利润最微薄的价值链的最底层。下面的数据可以直观告诉我们价值链最底层企业的依附境遇究竟是怎么回事：2003 年中国出口了 53 亿双鞋（相当于为世界上每个人生产一双鞋），但中国企业可以获得的利润仅仅是总利润的 20％，其余 80％的利润都被拥有品牌和销售渠道的发达国家厂商所获得。按照摩根斯丹利一位经济学家的说法就是，中国仅仅得到了一点面包屑而已。在中国本土企业由于缺乏竞争力而逐渐被逼至了附加值极低的世界价值链低端的同时，外资却占据了中国附加值极高的价值链的出口高端。1993 年之后 10 年中，中国工业机械的出口总额增长了 20 倍，而其中外资企业的出口比例从 35％跃升到接近 80％。同一时期，在最能体现附加值的计算机及外围设备的出口中，外资企业占据的比例更是达到了 92％绝对比例。其他高新技术的情况也基本如此。外资在中国出口中的超高比例，与其他后发工业化国家如韩国、台湾、泰国等国的情况相比，相当的不寻常。有研究者由此认定，中国已经出现了“外资替代效应”。即正规制造业被外资取代的情况。如此看来，中国不过是一个为外资提供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有着超低环保标准、超低社会责任标准的生产基地。

不过，这远远不是中国政策失误的全部。为了官员政绩及短期 GDP 增长而疯狂引进外资也导致国内市场的丧失。与其他国家相反，中国不仅没有保护本国市场尽量只面向本土企业开放，却给予本来就具有优势的外资以各种优惠待遇。这使得本土企业无法充分利用本土市场的所给予的宝贵的成长机会。这也是为什么号称拥有巨大市场潜力的中国，在长达 26 年的时间中却没有成长出一家国际巨头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中国苏州，这个与全球化融合得最为彻底的中国东部沿海城市，曾经在 1980 年代在中国市场上非常知名的四家本土企业（被成为“四小名旦”）悉数销声匿迹，其中最为知名的一家如今在靠门面房出租苦苦度日。中国商务部 2005 年发表的一份报告承认：中国以市场换技术的初衷没有达到，跨够长驱直入是中国政治体制蓄意削弱本土民间企业竞争力的结果。全球化的经济力量不过是主动利用了中国体制的这个天然缺陷罢了。或者说，这是全球化力量利用各国的体制禀赋（而非自然禀赋）主动进行的一次全球配置。显然，跨国资本全球化配置在中国的试验是一次成功的经典之作。

以跨国公司为标志的全球化力量对中国转轨的深度卷入 ，在中国塑造了一种新的经济格局。一方面，跨国资本利用品牌和文化影响力占据中国少数富人和中产阶级的绝大部分消费能力。富人和中产阶级是中国最具有消费能力的一个群体，而跨国资本的产品中所包含的某种文化内容，是最能够满足他们的品牌追求以及身份确认要求的。作为全球化的核心意识形态，消费主义首先是从意识上，然后才是从经济上将中产阶级从民族国家内部分离出去，从而成为世界的中产阶级。所以，跨国资本一旦占据了他们的消费能力，实际上就将中国的市场从民族国家的内部转移出去，变成了世界市场的一部分。

在另一方面，中国本土的技术简单、生产率低下的制造业，由于全球性的生产过剩所导致的激烈竞争被跨国资本成功的纳入全球生产体系，为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体系提供简单的组装、加工、零部件生产等。于是，中国的底层劳动者实际上也就变成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底层。很清楚，中国的阶层分化已经与世界性的阶层分化更加紧密的融合在一起。借助于本国政治体制和国际资本的双重力量，中国庞大劳动者的底层地位也将更加稳固。

这样，中国的单一民族国家的经济体系由于全球化力量的嵌入而遭到了裂解。中国中产阶级的消费需求对应的是国际资本的供给，而中国的本土制造业却由于无法掌握最终的销售渠道被变成了跨国资本的组装车间。对于跨国资本来说，这样的组装车间世界各地到处都可以找到，他们随时可以挑选他们认为成本最低廉的地方。这就是说，中国的制造业面临的不仅是本国同行的竞争，而且也面临世界范围内的激烈竞争。这种竞争为跨国资本最大限度压缩这些“组装车间”的利润提供了借口和现实的可能 。当中国本土最大的消费需求无法转变为本土产业的合理利润的时候，中国产业的竞争力的升级是根本无法想象的。换言之，他们可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并被固定在世界经济体系价值链的低端而无法向上游移动半步。然而，这并不是这种格局最为严重的后果。更加严重的后果在于，这些为中国提供了最多就业机会的本土制造业（也包括其他产业），由于生存艰难、利润微薄而无法提升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从而使他们陷入贫困陷阱。这是中国宏观经济经常表现为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内需不足就必须扩大外需，增加外需就必须和其他穷国竞争，这种竞争又导致不断压低工资以及其他成本，而这反过来会进一步导致内需的萎靡。这显然是一个难以自拔的需求陷阱。

从社会结构上看，全球化力量的涉入，在二元结构上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社会结构的断裂 ，中国已经无法通过本土产业结构转型的传导作用推动社会结构的整合和转型。一个消费不能渐次向下层移动的断裂社会，其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一个合理的推断是，蜂拥而至的全球化力量可能促进了中国的短期经济增长，但却阻断了中国的长期增长之路。

总而言之，1990 年代之后，由于在全球化浪潮中选择了激进的竞次战略，中国已经成为国际资本正在构建的全球经济体系中一个最廉价、最庞大的中转站。这大概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大陆型经济体但外贸依存度却奇高无比的背后原了一盆冷水。这个研究得出结论说：穷国的贫困并非由于缺乏自由贸易，因为贫穷国家的外贸依存度已超过 40％——远远高于富裕国家的平均水平。这等于说，外贸依存度奇高所表明的，可能并不是这个国家贸易的发达程度，而是这个国家的贫穷程度。

在整个转轨时期，尤其是 1990 年代以来，中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一直固守着一种政府中心主义的战略姿态。这种战略将一个国家的政府而不是一个国家的企业和人民作为竞争的主体。政府中心主义，作为中国内部全能政府体制的延伸，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结果。它要求将最大限度的财力集中在政府，以形成某种“调控”能力和塑造某种名不副实的指标形象，中国以政府控制为基础的汇率制度所形成的庞大的外汇储备、以政府廉价出卖资源为手段所获得超高 FDI、财政补贴刺激的出口能力，以及在政府投资为主强行拉动的经济增长率等等，都是这种政府中心主义战略的结果。勿庸置疑，所有这些的确都为中国创造一个完美国际形象提供了数据上的支持，但同样勿庸置疑的是，所有这一切都在相当程度上是以本土企业的衰弱和人民的贫困为代价的。如果仅仅是国家好像具有了某种“竞争力”，而企业变得衰弱，人民变得贫困，那么这种所谓“国家竞争力”就只能是一种昙花一现的假相。经济发展的本来目的是让人变得“昂贵”起来，而伴随着中国高速增长，人却变得越来越“贱”，越来越廉价，这种事实显然是对经济发展的一种反动。或许，对于一个在道德上彻底退化了的国家官僚集团来说，要想获得了某种跨越民族国家范围的巨大寻租利益，蓄意维持一个贫困的底层和一群毫无竞争力的企业，就是他们所必须做的。

外交往往事内政的延续，但在中国，情况似乎却完全不是这样。在中国，内政往往作为代价耳背牺牲，用来换取国际社会的掌声。中国的政府体制具有这样一种功能：它可以将全球经济竞争的压力向内转移并转嫁给它的底层人民，而在国家层面上维持一种强大的形象。个中奥妙，是长期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人们是很难理解的。所以，中国凭借各种强劲的指标引得观者如云，并博得阵阵惊叹的时候，它实际上可能是在表演一套魔术。然而，在一通让人眼花缭乱的东方武术之后，中国也开始渐渐露出了它最大的破绽，那就是：它有一个庞大得惊人的底层人口，和一群毫无竞争力的本土企业。

第十章 ：寂静的巨变

一、寂静的巨变

1989 年 6 月 3 日的晚上，震耳欲聋的枪声在北京城响了整整一夜。第二天天一亮，北京的天空如同失血一般，一片煞白。撕心裂肺的哭声之后，恐惧牢牢地植入了一个民族的灵魂。

或许，杀人者并非有什么杀鸡儆猴的战略预谋，只是手忙脚乱、慌不择路时随手下出的一着昏招。但血流成河的恐怖结局，却意外地为一种新型政治奠定了长期的心理基础。在这个夜里，人民恐惧了，退却了，威权政府却趁着夜色呱呱坠地，野草般疯长。在 1980 年代颇为孤独的中国新权威主义者们恐怕没有想到，他们苦思冥想的威权政治竟然会以如此惨烈的形式在一夜之间唾手而得。回头看来，在北京城头这一夜的枪声之后，威权政治其实变成了中国政治唯一的选择。由于这种政治转型几乎是在一瞬间完成的，以至于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察觉。

对于 1989 年之后的中国政治，有一种非常普遍而且牢固的印象：中国经济领域已经天翻地覆，但政治领域却纹丝不动，即所谓只有“经改”，而没有“政改”。但很显然，这并不是事实。事实是，中国政治不仅一直在变，而且早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如果说“六四”之前，中国共产党政权对自己的意识形态还将信将疑，因而还是一个半带宗教色彩的极权政府的话，那么在“六四”之后，中国共产党政权对自己的意识形态则彻底灰心丧气，从此，中国共产党政权开始向一个马基亚维利式的世俗政权急速转型。虽然 1989 年之前的改革已经为这种政权转型作出了铺垫，但 6 月 3 号晚上让民众和政府都醍醐灌顶的枪声，对这种转型则起到了决定性的催化作用。

就像一个人在经历人生巨变之后突然变得玩世不恭一样，“六四”之变，也让中国共产党如梦初醒。这种大彻大悟导致中国共产党在两个方面脱胎换骨。一是政权性质发生了改变。“六四”之后，中国共产党从整体上开始演变成一个清醒地追逐自我利益尤其是世俗财富的官僚集团。在“六四”之前，无论是左翼的共产主义原教旨主义者，还是右翼的党内自由民主派，都对共产党的施政设置了某种道德约束和理想主义目标，不管这种目标的具体内容如何，这种影响都是非常强有力的。但在“六四”之后，共产党彻底摆脱了来自左、右翼的意识形态和道德纠缠，成为一个实用主义的官僚集团。“六四”之后，前中共政治局委员邓力群所代表的传统左翼以及胡耀邦、赵紫阳所代表的民主右翼迅速而且彻底的失势，非常能够说明中共去意识形态化的趋势。红旗落地，道德凋零之后，世俗利益的自我实现就成为这个官僚集团唯一的冲动。这就是说，这个时候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完全丧失了表达、整合社会各阶层意见及利益的政党功能，变成了一个仅仅表达官僚利益的利益集团。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相当活跃、派别斗争非常频繁，这固然极端无序和混乱，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表达基层、平衡利益的整合功能。从毛泽东时代一直到前邓小平时代，共产党主要分布在文化、教育、宣传、军队等部门的意识形态力量通过毛泽东的巨大影响力，对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为代表的行政官僚部门起到了强有力的牵制和钳制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毛泽东时代的所谓权力斗争主要就是表现在毛泽东所代表的力量（有却起到了某种整合利益的作用。毛泽东对行政官僚系统一直有深刻的怀疑，他经常会借助党的意识形态部门或者直接诉诸于底层民众运动来钳制甚至残酷整肃官僚系统，向官僚系统输入压力。但邓小平却恰恰相反，他似乎更喜欢官僚系统的理性化所带来的秩序感。所以在邓小平终于成为仲裁者的时候，在几经摇摆之后，他决定将左右两级的意识形态和激进力量彻底边缘化，而将行政官僚体系变成他的改革和发展惟一可以托付的力量。从邓的经验和禀赋出发，在中国，惟有讲究程序文化的行政官僚系统才是稳健和务实的，因此也惟有官僚系统才有能力在保持安定、秩序的条件下推进经济发展。在毛时代，代表激进和浪漫主义力量的毛取得全胜，而在邓时代尤其是邓小平铁心依靠行政官僚体系的后邓时代，官僚系统则取得压倒性优势。邓凭借其一手缔造的经济神话的威力将所有方向上的激进分子（按照邓的标准）彻底扫地出门。如果说，毛时代共产党是以党代政的话，那么在邓小平时代则完全颠倒为“以政代党”。人们可以发现，在后邓以及江泽民时代，中国党内的意识形态部门表现的得相当顺从和务实，而人们一直借以预测中国共产党走势的意识形态争论和派系斗争奇迹般的销声匿迹了。这种反常的发展，实际上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政权实现了一次静悄悄的剧烈转型：从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左翼极权一跃而转变为右翼专制 。而这个新政权的基础就是越来越专业、务实但同时也越来越利欲熏心的行政官僚体系。在这里，“党”（以及党的意志）彻底消失了，它被“政”彻底吸纳，彻底融解，代之而起的是一个拥有巨大权力的官僚政权。也由此，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变成了官党一体化的“官党”。这就是是为什么在邓小平之后的时代，以前经常困扰中共并引起争吵的老大难的“党政关系”问题神秘失踪的原因所在。

与以前充满意识形态狂热的“党政权”相比，邓小平时代的的官僚政权虽然具有越来越专业化、理性化的色彩，但其不受监督、不受制约的特征与毛泽东时代的党政权毫无二致。毛泽东的“党天下”变成了邓小平的“官天下”，一个极端狂热因而也极端残忍的政权变成了一个极端理性，因而也极端自私的政权。这实际上是邓小平为自己的改革留下的一个灾难性的后门 。对于一个丧失了信仰同时也丧失了道德自律的官僚政权，这种理性化意味着也仅仅意味着本集团的利益最大化，而其不受监督的绝对权力则为这种极端自私的最大化提供了绝佳的制度条件。今天中国贫富极度悬殊的现实以一种绝对冷酷的方式证明了这一点。在文革时期，毛泽东曾经用他一贯的冷嘲热讽说过：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毛的这个梦魇在 1990 年代的中国迅速变成了事实。只不过，这个所谓“资产阶级”与现代资产阶级并无太多相似之处，它更像是那个古老的“官僚资产阶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1990 年代之后的中国政权更像是蒋介石先生逃往台湾之前的国民党政权。1990 年代之后，在老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中流行过一句感慨“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表达到就是对这种历史重来的无奈。

1990 年代，我们一直有一种天真的判断认为，邓后时代中国日益恶化的社会问题将为中国共产党内的原教旨主义分子提供新的活动舞台 。但这种情况根本就没有发生。中国的社会问题的确恶化了，但共产党的原教旨主义分子却比以前更加边缘，甚至成为与右翼民主力量一样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们的网站被封、集会遭禁止，景况与右翼丝毫没有区别。这种发展说明，共产党赖以起家的传统社会基础即那些传统产业工人、农民的命运，已经在今日共产党的视野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今天，作为一个执政官僚集团的共产党的利益边界十分清晰，那就是维一个公开场合，江以一种得意甚至亢奋的神态告诫大家要“闷声发大财”。这句半真半假的戏言，似乎是说给中国老百姓听的，但在了解中国政治演变的知情者看来，这怎么都像是说给共产党人自己听的。

从一群满怀乌托邦激情的狂热信徒跌落到一个看破红尘、自私冷酷的官僚利益集团，中国共产党人的内在心灵秩序无疑经历了一次彻头彻尾的崩解。在任何时候，对一个权力趋于极致的执政集团来说，这种心灵秩序的崩解都可能导致社会的全面失控。然而，1989 年之后的中国似乎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其秘密在于 ：中国共产党政权利用现代知识和技术逐渐构建了一套成熟的现代经济的控制系统。作为内在失序的一种外在补救，现代化的宏观（尤其是宏观经济）控制系统的逐步完善不仅是中国政权转型的另外一个重要面向，也是整个 1990 年代中国社会保持基本平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这方面，一批具有现代专业知识的技术官僚的崛起功不可没。

在 1993 年 6 月采取霹雳手段惊险渡过了一次极其危险的金融混乱之后，中国总理朱鎔基曾经在颇有成就感地说过，如果不是他，共产党在年底就会完蛋。考虑到当时的中国政治经济情况，朱基的这个说法并不夸张。这个例子，突出表现了新一代技术官僚 1989 年之后在政权中不可或缺的作用。事实上，1989 年之后，中国经济遇到的险情并非 1993 年一次。而中国经济之所以每次都能够化险为夷，并在 1989 年之后长期保持比较平稳的经济增长，与中国新一代精通专业的技术官僚的崛起密不可分。虽然这一批技术官僚在 1989 年之后采取的各种短期措施的长期影响，还需要更长时间来检验，但无庸置疑的是，它起码在短期内起到维持经济稳定的作用。也就是在维持经济增长并不断做大馅饼的意义上，以朱基为代表的中国技术官僚群体抢救了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如果不是他们，以共产党在“六四”之后的道德脆弱性，共产党政权肯定是难以安然渡过 1989年之后的各种经济危机的。换言之，它随时可能因为意外的经济挫折而分崩离析。

自朱基以下，包括现在仍然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温家宝、周小川等人，是中国新一代技术官僚的代表性人物。这批人虽然缺乏上一代政治领袖如毛泽东、邓小平们那种改天换地的本事，但却多了一份专业知识和国际眼光。与魅力型政治领袖善于打破现有的约束条件，推动系统变化的特长相比，技术官僚似乎更长于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寻找最优的问题解决方案。正是因为这种技术官僚成分被注入政权之内，中国在 1990 年代的执政，在增加了一份理性的同时，也增加了一份拘谨；在多了一份短期权衡的同时，也少了一份长期战略考量。

由于中国新一代技术官僚大多分布在中央政府内，他们几乎清一色的是中央集权的拥护者。所以在整个 1990 年代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政治发展趋势，一方面是中国宏观管理制度的不断理性化、国际化过程，比如税制、金融等方面，另一方面是中央集权程度不断膨胀的过程。中国宏观管理制度（几乎完全局限于经济领域）的建构，虽然大部分是因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被动调整的，但长期不断调整的结果，不仅显著增强了政权的控制能力，也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这个政权的面目。我们可以看到，在经过长期的演变之后，中国已经在中央政府层面建立了一套现代化的宏观管理框架。不管未来的中国政治如何演变，这一套框架将是可资继承的。正是凭借这一套演进出来的宏观管理框架，中国政权才在 1989 年之后直至今天长达十余年转型中有惊无险，免于失控。从更长的历史接续的角度看 ，中国 1990 年代技术官僚做了 1949 年之前蒋介石想做但还未来得域，也同样体现立法、军队等多个领域，只不过在经济领域表现得尤其突出罢了。1990 年代中国共产党政权向技术官僚的转型，弥补了这个政权在道德自宫之后不断流失的政治合法性，也大大延长了所谓邓小平神话。（不然的话，邓小平神话在 1992 年到 1993 年之间就可能寿终正寝。）然而，政治决不仅仅意味着管理，更不仅仅意味着宏观经济管理。统治者单方面不断完善的统治和管理技巧与人民的自动遵从更完全是两回事。如果没有一个同样具有现代性的下层结构加以配合，呼应，那么一个哪怕再精巧、再现代的宏观的控制和管理框架的效能都可能大打折扣，甚或为零。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一个具有自我组织、自我稳定的人民，那么这套宏观管理架构随时都可能遭遇意想不到的攻击。正是在这层意义上，1989 年之后中国社会的稳定除了技术官僚的精心维护之外，也与好运气有莫大的关系。

总起来看，在 1989 年之后，中国的政治既有不断进化的一面，也有急速退化的一面。如此，在短短十多年的时间中，中国重新建立了一个在道德上极端自私但在统治技巧、管理技术方面都非常现代化的中央集权政府。这个政权吸纳了一大批具有现代专业和行政知识的技术官僚（非常像，装备了先进的当代信息技术和威慑力量，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个官党政权的政治合法性与道义力量则相当脆弱。显然，这是一个极其古典和极其现代的一个复杂的政权组合。将一个极其落伍的政治精神内核与一个极其发达的外在统治技术巧妙组合在一起，并对一个巨型国家实施有效的治理，再一次证明了中国官僚政治的生存、接续能力。1989 年之后在中国诞生的这个“新”政权面目模糊、难以辨识。对此，大多数人用西方概念将其归类为共产主义的后极权政权，或者右翼专制政权，但更为贴切描述可能是：这是一个继承了中国官僚政治精髓，但糅合了西方统治、管理技术的现代官僚政权。显然，这是一个中式而非西式的政权，至多，它是一个中体西用的政权。其内里，与一个天子加士大夫的王朝政权更为相似。这就是摸石头高手邓小平模来摸去最后摸出的政治体制。这是一个既古老又现代的政权，也难怪人们会对它感到难以捉摸，迷惑不解了。

1989 年之后，太多的人对中国政治发展做出了各种不祥的预言，然而，中国这一独特的政治体制凭借其神奇的适应能力，将这些预言一一击得粉碎。而中国 1989 年之后持续至今的经济增长神话更是对那些西式的民主理想构成残酷的嘲弄。种种迹象显示，中国的政治领袖和各级官僚都从 1989 年之后的政治实践中吸取了越来越强的政治自信。在表面上，中国的政治领袖仍然战战兢兢，但在私下里，他们则相当傲慢（这一点可以从他们拒绝任何政治改革的态度中看到），在他们那里，中国共产党在 1990 年代的政治发明，不仅在未来可以应付自如，甚至还可以长命百岁。未来要做的，充其量也就是使这部机器更加灵巧，更加精致。不过世事难料，过去的成功很可能成为未来的包袱，如果中国政治领袖真的以为能够以不变应万变，那么，中国这架看上去运转良好的政治机器，就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出其不意的抛锚。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抛锚的迹象 。因为，1989 年之后由执政者刻意设计出的博弈可能正在曲终人散，中国的政治逻辑也正在发生历史性的转换，所以，专门为这场博弈而设计出来的政治机器肯定也会不断遇到麻烦。

二、狡猾的博弈

“ 闷声发大财”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人在 1989 年之后的主流意识，也同样的利诱刻意诱导出来的。1989 年之后，意识形态和道德的教化力量双双失效，在这个时候，强大的威慑和世俗的利益便成为这个政权实施统治最可行也是最后的两种手段。威慑的目的在于告诉人民不可以做什么（比如“六四”上街之类威胁政府统治的举动），利益则可以诱导人民努力去争取些什么，一堵一疏，亦威亦惠。统治者既然以一种马基亚维利的方式统治，那么人民也就迅速学会了一种马基亚维利式的生存。经“六四”一役，“不合作”，成为部分人反抗政权的最高手段，而更多的人则一种表面驯服姿态与政权开始一种新的博弈，以一种补偿的心理玩命地追求财富。人们知道，只要不冲撞政治高压线，任何追求财富的方式（哪怕再不道德的方式）都是被允许甚至被鼓励的；在另一边，统治者也非常清楚，只要能够给予利益，人们就不会（起码暂时不会）挑战官僚政权的垄断统治。显然，这是 1989 年之后人民与政权之间达成的一种默契或者说隐性契约。正是这种隐性契约，维系了 1989 年之后的中国政治平衡。在这种默契中，既没有任何正式的游戏规则，也没有任何道德原则，只有相机行事的机会主义灵感。机会主义虽然意味着个体理性程度的增加，但在没有任何准则和道德基础的情况下，这种理性不如说是一种奸猾。政权如此，人民亦然。如果说机会主义策略对个体来说可能意味着理性的话，那么将这种机会主义叠加、放大到一种民族的战略，陶养成一种民族文化，则可能在长期中构成整体的不理性。这是一种典型的囚徒困境。有政治评论家曾经恭维邓小平，说他“抓住了高速变动中的社会最急需、也最短缺的政治商品：秩序。”但这显然只说对了一半，事情的更全面的真相是：邓小平依靠了枪杆子带来肉体的秩序，但却没有带来甚至瓦解了人们心灵的秩序。从长期来看，后一种秩序更加昂贵，也更难获得。肉体的秩序可以短时间迅速重建，而心灵的秩序一旦破坏，则很难复原。“六四”之后，一切文化的约束，一切内心的敬畏都从中国人的心灵中被驱逐出境，他们不再服从鬼神，不再服从信条，不再服从人类最基本的同情，一句话，不再服从任何东西。在一个崩溃的心灵秩序面前，任何看上去强大无比的制度都将被狡猾的人性所击败。中国改革中诸多制度失效，大抵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事实上，人民与政权之间这种狡猾的博弈，就是 1989 年之后中国政治的核心内容。看上去，这个统治游戏似乎天衣无缝，1989 年之后的中国政治实践更从经验上对此加以证明。但稍做推理，人们就容易察觉这个游戏赖以维持的一些一些基本条件。其中之一就是，它必须不断地提供财富增量以满足人民的财富欲望，用一句更加通常的话来说就是它必须有能力不断“将馅饼做大”——这可以说是 1989 年之后，中国官民之间，各阶层之间达成的惟一共识。不仅官僚阶层要通过“把蛋糕做大”来进一步发展（注意，不是维持）自己的既得利益（这也经常是中国官僚阶层为什么经常赞成改革甚至主动推动改革的谜底），而且民众也要通过“把蛋糕做大”来争取更高的生活水平。不如此，统治者诱之以利的治理策略就会成为无源之水，难以为继。幸运的是，中国不仅做到了，而且做得相当出色。这个关键条件的满足，实际上就是 1989 年之后，中国政治相安无事，波澜不惊的原因所在。对于这一点，中国的执政者是格外清醒的。也由于这种清醒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及与此同义的诸如“发展是硬道理”之类的口号，在 1989 年之后不仅被奉为执政圭臬，而且得到了政治领袖们极其顽强的强调。如果说 1989 年之前，“发展”还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种执政理想或者一种追求的话，那么在 1989 年之后，“发展”则成为权力得以生存、游戏得以维持的一种生死攸关的先决条件。对此，以直率著称的中国前总理朱基曾经做过非常形象的诠释。一则未经证实的故事说，在 1993年中国宏观调控开始之后不久，朱基在视察处于困境的东北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时候，听到一片倒彩式的“打倒”之声，性格倔强的朱撂下一句狠话：经济搞好了，你打也打不倒，经济没有搞好，你不打我也倒。虽然这个故事的真假未经考证，但它的确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对“发展”的极端重视。以这个角度观察，1990 年代后期在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趋于衰竭之后，中国执政者不惜代价、不惜手段追求 GDP 高速增长的狂热，就是一种非常容易理解的现象了。因为游戏的主导者知道，非如此不能生存。在中国执政者那里，发展，不再是一种出自人民的普遍价值，而是维系政权生存的一种手段。这实际上也注定了“发展”这一概念在 1990 年代后期的异化悲剧。一点都不令人意外的是，这个执政思维在今天的胡锦涛时代，得到了几乎原封不动的继承。所谓“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不过是用胡锦涛的嘴再讲了一次邓小平的话，可见其深入骨髓的程度。虽然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的 GDP 的高速增长仍然没有停滞的迹象，但常识和经验都告诉我们，经济增长终究会有停滞的一天。在这个时候，对于一个以利诱为条件甚至是唯一条件的治理游戏来说，将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不过，对于 1989 年之后的中国政治游戏而言，另外一个隐藏更深的条件可能更值得观察。这个条件就是在认可官僚集团在财富上的优先分配权的同时，必须让人民也分得一杯羹，哪怕这杯羹只是巨大财富增长中的一点面包屑。换句话说 ，人民从财富绝对增长中所获得的满足必须能够抵消官僚优先分配所带来的相对剥夺感。至少，这种相对剥夺不能超过人们容忍的极限。显然，这是比“把馅饼做大”更加苛刻的一个条件。而对于操纵游戏的中国执政者而言，更是类似走钢丝的高难度技巧。这个隐藏至深的隐性契约虽然难以启齿，但无论是领袖集团还是平头百姓都心照不宣地予以了默认。其证据就是，官僚集团的腐败行为无论是在民间还是在最高领导层那里都得到了超乎寻常的、长时间的容忍。事实上早在 1990 年代早期，这种腐败所导致的财富分配问题就已经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1994 年的一份非正式统计表明 ，在北京一家银行中 ，上亿存款的大户共有 17 人，其中 15 人是太子党。1990 年代至今，中国社会和中国高层对官僚集团极其精英联盟腐败让人诧异的宽容，十足的凸现了中国社会在这一时期盛行的机会主义政治文化。有趣的是，这种以社会公正作为抵押的危险政治平衡，竟然也奇迹般的实现了。这当然不是因为剥夺者在剥夺时真的有所克制，而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在物质财富上从无到有时的那种巨大边际满足。然而，所有的人都知道，财富绝对增加所带来的满足效应都有边际递减的时候，更何况还有剥夺的真相逐渐败露所带来的抵消效应呢？如果睁大眼睛，我们甚至可以发现，相当一部分人实际上在这个轰轰烈烈的改革游戏中，受到了绝对剥夺。与改革之前相比，中国底层民众尤其是农民在医疗、教育等方面所遭受的损失远远超过了他们货币财富的增加。

现在看起来，1989 年六月四号晚上的枪声就宛如一声发号令，在中国催生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机会主义竞赛。这是一场由最高领导人发动，官僚集团主导并亲自参与，广大人民被迫加入的机会主义比赛。在这场比赛中，什么社会公正、什么道德原则，统统都成了百无一用的书生之见。但俗话说得好，“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老猎手”，人民再狡猾，也狡猾不过手握权力，率先偷跑的官僚集团，也狡猾不过反应机敏、道德衰败的精英分子。在当代中国，除了毛泽东之外，惟一能够用个人权威约束官僚阶层的领导人恐怕就剩下邓小平了。然而，邓小平既然要依靠官僚系统来推动改革，那么他对官僚阶层的惩戒就只能点到为止。所以专业和隐蔽。这种的职业化行为表现的相当无奈。以此观察，这场比赛的结果在一开始实际上就已经注定了。只不过，被动卷入的大众并不知道这个长期契约的后果竟然是如此惨烈，他们并不知道，他们自己中的很多人竟然会输得一丝不挂。人民是无辜的，因为无论在权利还是在信息方面，他们都与官僚集团、精英集团存在着天壤之别的不对称。若干年之前，一位已经做了大学教授的同学，在饭桌上愤愤然捋起袖子，做出一副大梦初醒的样子说：既然大家都在抢，自己也无法改变“抢”的规则，我们也埋头抢吧。我的回答是：“你抢得过人家吗？”。回想起来，这真是一语成谶。精英分子尚且如此迟钝，又何况对改革懵懂无知的平头百姓？虽然到目前为止，这场起于 1989 年枪声中的漫长赛事仍未完全终局，但结果似乎已众所周知。于是，清算比赛，推倒重来的呼声渐次响起。如果说在这场比赛的开始，中国十数年来不断涌现的致富奇迹对人民仍然示范着某种“你也能够”的榜样，因而起着某种正向的激励作用的话，那么在比赛接近终点，结果即将揭晓的时候，这些财富神话所示范着的更多则是如何盗窃，如何抢夺的另外一种真相。让出局者看到这种真相是相当残酷的，但你显然很难阻止他们追问：我们究竟是怎么输掉这场比赛的？

如果说，前面 27 年中国的政治体制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和推动经济增长（做大蛋糕）的话，那么从此之后，中国的政治体制所受到的压力主要是如何更加公平的分配蛋糕，甚至是拿回被偷走的蛋糕。而后者显然要比前者困难得多。支配中国统治机器运转的政治逻辑正是在这里悄悄发生了变化。这意味着，熟练运用了多年的统治秘笈将遇到新问题。旧游戏结束了。

三、“核心”可以走多远？

1989 年 6 月 16 日，邓小平对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总结“六四”事件的经验时说：“从这次事件看出，工人阶级靠得住，农民靠得住，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也是靠得住的，但是如果中央自己出了问题，那就难说了。”

邓小平这段话固然有自我安慰之嫌，但基本上道出了实情。“六四”之前，作为中国主体阶层的工人、农民在改革中基本上没有受损，并没有成为“六四”运动的主力，至多，他们只是以道义声援的方式加入了这次运动。因而，“六四”运动虽然血流遍地，异常惨烈，仍然只是一场在中国精英分子之间展开的搏杀。这种搏杀，同样以剧烈的方式反映在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赵紫阳以及胡耀邦的残部与党内老官僚之间的这场恶斗，险些弄翻了共产党这艘大船。这让素来以开“钢铁公司”（毛泽东形容邓意志刚强的评语）著称、见过无数大阵仗的邓小平也难免心惊肉跳。惊魂未定之际，说出一句“如果中央自己出了问题，那就难说了”，其中半是侥幸，半是恐惧。

出于这种高层分裂的担忧，邓小平彻底抛弃了在改革初期的政治改革幻想，开始重新强化共产党的传统决策模式。这个政治决策模式就是邓从毛泽东手上继承下来，并最终为邓小平所正名的所谓“核心模式”。邓小平时这样论述“核心”的：

“ 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师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毛主席作为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时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识地维护一个核心，也就是现在大家都同意的江泽民同志”这段话其实就是“江（泽民）核心”的由来。

所谓核心其实就是最终决策者。在中共最高的决策过程中，核心起着弥合分歧、平衡利益，最后仲裁的作用。按照共产党的正式说法，核心就是有“最后决定之权”的人。在邓小平那里，核心的巨大作用尤其体现在危机来临之际，没有核心，中共就可能在大难临头的时候出现两种声音甚至多种声音。这样一个核心与其说是在一个最高层新政策、新理论的发动者，到不说是一个随时可以超越集体决策的最高集权者、独裁者更为合适。这是中国共产党决策不至于瘫痪的最后保险。在邓小平的想象中，如果没有他自己这个核心，共产党在“六四”期间就可能遭遇灭顶之灾 。最深的创痛往往容易铸成最牢固的个人经验，完全可以推论，邓小平对“核心模式”的信赖，主要是植根于“六四”这个创深痛剧的个人经验。在改革开放初期，邓曾经在最高层尝试过某种分权制衡的制度，在胡耀邦、赵紫阳时期，军委主席与党的总书记长期分立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但“六四”的经历使邓小平彻底回心转意。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邓才在离开政坛之前，极力扶持了一个江核心，即便是在 1989 年到 1992 年江泽民明显背离他的改革开放方向的时候，邓也没有换掉这个核心。相反 ，一旦江开始回归到他的既定路线，邓就全力维护和巩固这个核心。他甚至不惜让一贯拥护自己的“杨家将”下场休息，以免继续威胁江核心。不仅如此，有广泛的传说称，邓小平甚至隔代指定江之后的核心，胡锦涛。作为一个典型的实用主义者，邓对核心模式的坚持和期许，应该是出自他对中国形势的具体判断。邓或许相信，这个明显具有独裁色彩的政治决策模式，起码还可以在中国适用两代人。

然而，“核心模式”得以顺利运转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有一个能够胜任“核心”的潜在领袖人物存在，否则，“核心模式”就可能卡壳。在中共历史上，毛泽东无疑是具有这一资格的。毛将一个被人追赶四处流窜的反叛集团变成一个牢固控制中国社会的执政党，不仅是共产党的救星，也具有民族英雄的光环。毛不仅是共产党的核心，也是全民的核心。所以，在毛泽东时代，我们经常听到的不是毛核心，而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一个“首”字直白的显示了毛超然于他人，甚至超然于共产党的克理斯玛地位。在毛时代，重大决策往往是毛的书房里而不是在政治局会议上做出的。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将毛比附为“核心”多少有些误读历史的味道。事实上，更加符合邓小平核心模式定义的人物是邓自己。邓在中共党内的深厚资历及其改革开放所赢得空前成功，都为邓担当和巩固他的核心地位奠定了雄厚的权威基础。不过，与毛核心相比，邓核心显然已经具有了更多的协调和协商的色彩。起码，邓小平的最高仲裁的核心地位是通过政治局的正式决议被赋予的（赵紫阳在“六四”期间披露了这个秘密）。这其中，已经多少体现了政治局的某种集体意志。作为一种非制度化的决策模式，邓小平时代的核心模式仍然一种依赖于邓的个人威望、德行和能力。换句话说，没有邓小平这样的人物，核心模式就随时可能停摆。

实际上，在江泽民时代，核心模式就运转得非常吃力。从 1989 年江泽民担任共产党总书记开始，一直到 1994 年 9 月的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为止，邓小平对江核心进行了长达 5 年的扶持。如果不是这种扶持，江泽民个人哪怕再努力、再勤奋、再广结善缘，恐怕都无济于事。江泽民从一个普遍不被人看好的“弱核之间再也没有人拥有与江一搏的权力基础。这是江能够保持核心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无论如何，江核心已经不是邓核心，更不是毛核心，这个核心是一个经不起折腾的核心，更不要说出现类似“文革“和”六四“这样的折腾。幸好，借助邓小平市场化惯性的荫庇，江时代的经济发展相当平稳。经济增长之强弥补了江核心之弱。经济增长所提供的合法性屏障，是“核心模式”在江时代得以正常运转的一个重要条件。这显然不能说明核心模式是一个多么有效的治理模式，而不过是一种阴差阳错的历史巧合。事实上，承平时代的时势是很难创造出英雄式的魅力型领袖的，世俗化了的中国也再不会有个人崇拜的位置。“核心模式”所要求的超凡权威已经失去了基础的文化土壤。在晚期，江泽民也试图确立某种形式的个人崇拜，但很明显，他遇到了强大的抵制，以不到 80 岁的年纪退出政坛 ——这个年纪大大低于他的前任邓小平。不管江泽民退出政坛有多少自愿的成分，但时代变迁，形格势禁肯定是最重要的原因。换言之，江泽民时代的中国形势已经不再允许出现超越规则，君临一切的领袖了。江只能按照某种新形成的某种“法理”（呈文或者不成文的）来统治，他可以在“法理”的空白之处寻找扩大自己权力的机会，但是决不可能明显的践踏、逾越这种法理。在 1990 年代中期，海外中国问题研究者中“后邓时代”以及“邓后时代”的说法颇为热闹，但到了江泽民即将退休的时候 ，人们几乎从来没有听到所谓“后江时代 ”这种提法，这种差异中所隐含的假设是：没有人认为江泽民在退休之后还会对他的继任者发生重要的影响。人们的这种直觉并没有错，江泽民从最后一个位置退下之后，便迅速地从中国的公共舆论中消失。其影响力消退得甚至比人们预料的还要快得多。基本上可以判断，江泽民在 2003 年正式退休，实际上是按照某种没有公开披露的内部惯例进行的。在这个意义上，江泽民这个核心实际上是受到某种内部法理约束的法理型领袖。正是依靠这种法理，中共在江泽民之后推出了一个更弱的“核心”，胡锦涛。

虽然早在 1992 年的时候胡锦涛就被储为核心，但在他作为“王储”的大部分时间中，胡锦涛似乎并没有机会大力培植其权力基础。一个明显的迹象是，在胡锦涛在正式成为核心之后才开始大力提拔团派干部。资料显示，胡锦涛在在成为总书记并接任军委主席之后，提拔了大批共青团干部，以充实其权力基础。外界将其简称为团派。帮派，即围绕某个山头形成的非正式利益共同体，它以对帮派尤其是帮主的个人忠诚、人身依附为前提，换取派系和帮主的保护，共享派系利益。帮派虽然一直在共产党内普遍存在，但由于其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并将公共利益私相授受的特征，在正式文化中仍然是相当犯禁忌的。邓小平在 1989年向江泽民交班的时候就特意叮嘱，党内无论如何不能形成“小派、小圈子“，他总结说，“我不是完人……，但是我问心无愧，其中一点就是从来不搞小圈子”。的确，毛泽东可以不搞小圈子，邓小平也可以不搞小圈子，那是因为他们有超越所有派系之上发挥影响的威望和能力，但江泽民如果不搞小圈子，不使用自己人，恐怕就很难贯彻其政治意志。所以，不仅江泽民要搞小圈子，胡锦涛也必然要搞小圈子，不如此，他们就很难形成主流政策的人事基础。有趣的是，胡锦涛大批提拔共青团干部的举动似乎并没有引出多少物议。这与江泽民大举提拔“上海帮“时所导致的普遍非议形成了鲜明对比。看来，经过江泽民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已经非正式的授予了党内“核心”提拔自己人的某种特权。由于中共核心几乎形成了某种默认的任期制度，这种特权就非常接近西方民选总统或总理上任之后的向最高决策者邀宠而相互缠斗的利益集团有很大区别。有人解释说，胡锦涛擢拔团系之所以没有受到非议，主要是因为团系人马比较清廉，这显然是无稽之谈。如果说团派现在仍然没有传出更多的腐败丑闻，那是因为他们一直没有机会，一直没有可供他们腐败的位置。所以，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共产党已经默认了核心模式，也同时默认了核心的“类组阁权”。“五湖四海”（即提拔人要不分派系）的正统文化已经被江泽民击溃。

容易猜想，共产党对核心组阁权的默认很有可能是受到了江泽民时代政治成功的某种鼓舞。在 1989 年之后已经成为唯经济论信徒的共产党人看来，经济发展的成功就是政治成功的标准。这种简单的直觉式推论虽然颟顸，但却给胡锦涛的治理带来了极大的方便。胡锦涛不再需要磁场般的个人魅力，仅仅依靠中共赋予核心组阁权的惯例（党内的政治文化）就可以继续维持核心模式的运转。江泽民必须用几乎兵变的方式打掉杨家将、扳倒陈希同，方能够真正坐稳核心位置，但胡锦涛仅仅是借 SARS 之机象征性地免掉张文康、孟学农就顺势继承大位。其权力继承过程，不仅比当初江泽民要顺利得多，也比人们猜测的要顺利得多。而谜底，就是政治惯例赋予胡锦涛的力量。邓小平是将“核心”禅让给了江泽民，但江泽民将“核心”传给胡锦涛则更多是出于惯例的压力。越来越弱的核心，越来越强大的政治文化惯性，这就是今天中国最高层的政治时势。

与江泽民时代相比，胡锦涛时代的所谓政治时势的另外一个显著特点是，派系斗争的削弱。大多数中国政治观察家出于一种方法上的惯性，总是紧盯中共派系斗争，以观察中国的政治动向。但这个方法在江泽民时代就已经不太管用，在胡锦涛时代就更加不管用了。

“ 六四”之后，共产党高层的危机感相当强烈，生怕那一天突然之间莫名其妙地丢了政权，被一锅端去。意识到了这一点，共产党内部的派系纷争变得相当克制，不至于像以前一样搞得你死我活。因为派系斗争一旦用力过猛，把大船整个弄个底朝天，那就对谁都没有好处。“六四”之后的共产党人精明而市侩，对这种大局当然心知肚明。所以派系斗争都是点到为止，不至于演变成同归于尽的全面决斗。像江泽民撂倒陈希同那样的残酷斗争，不仅屈指可数，实在也是江泽民于公于私都不得不为之举。所谓“危机可以导致内部凝聚”的社会学原理，“六四”之后的中国共产党做了一个相当典型的实证。“六四”之后，外部观察家越是盯着中共的派系斗争动向，中共内部的派系斗争似乎就越是沉得住气，以至于今天几乎踪迹杳然，其原因正在于此。另外，正如我们上面多所强调的那样，“六四之后”共产党已经不是一个革命党，而是一个世俗化的利益集团，所以“派系斗争”尽管总是余音绕梁，阴魂不散，但既然已不是冰火不容的观念、意气之争，而是现实的利益博弈，其所谓派系斗争也就变成了“你多得一点我少得一点或者你少得一点我多得一点”的理性游戏，而不是有你无我，有我无你的残酷斗争。中共这种世俗化大大降低了以往派系斗争的那种烈度。中共于血雨腥风之中成立以来，于今已有将近 90 年历史，其中 60 年为和平时代，那种在战争岁月之中所形成的袍泽之情，生死之交，大多也由于漫长的和平时代而日渐消磨，而像毛泽东、邓小平那样的老山头，旧朋党，也终不敌日月流逝而逐渐枯萎凋零。掌门人既然不在，派系内部的团结自然要大打折扣，派系的界限当然也就不再泾渭分明。事实上，在江泽民时代，这个特点即已凸现。最为重要的是，从江泽民时代开始，中共党内对任期制度已经有某种预期，你江泽民再有能耐也不过是两任十年，帮帮派能够给予派系成员职位、保护以交换他们忠诚的能力在逐渐减弱，派系形成的激励也就大大减弱了。于是乎，还是别跟得太紧为妙。形势比人强，这种形势自然大大削弱了派系的凝聚力，模糊了派系的边界线。江泽民被自己搞出来的内部惯例逼退之后（“常委七十岁不得连任，必须退休”的这种规则本来是用来逼退了乔石、李瑞环等竞争对手的），中共内部对高层任期制度的预期更加明显。短短十年，要想升官发财，还是紧跟“胡核心”这个主流的好。胡甫一上台，被外界指为“上海帮”的江核心人马纷纷带枪投靠，个中秘密也正在于此。毛、邓之后，中共再无那种可以“不行就上山打游击（毛泽东语）”，“没位子可以抢位子甚至制造位子”的枭雄和狠角，剩下的大多是那种靠位子吃饭的“识时务者”。这些人一旦失去了位子，影响力就丧失殆尽，就像鱼儿离开了水一样。在一个意识形态遁隐的时代，位子是第一要紧之事，于是随风使舵，保住位子（对于他们来说，位子可以换来财富，财富比位子靠得住，美元比人民币靠得住）就是政治的潮流所向，大势所趋。那里还有什么死心塌地，坚贞不二的心腹、死党。这样的逐利之徒所构成的派系当然是乌合之众，稍有变局，自然就风流云散，消融于无形。派系的松散与流动，不特党政如此，中国军队也如此。1990 年代之后，中国军队的职业化、官僚化、技术化趋势日趋明显（这乃是时代之大趋势所迫），军事首领们的调动频繁（所谓“将不专兵”），同乡旧谊所形成的小团体固然不绝于缕，但坐镇一方号令三军的军阀势力就完全失去了历史土壤。胡锦涛下车伊始，就挥刀裁掉 20 万军队，在外界看来，这种大胆之举，有自找麻烦的嫌疑，但中国军队中却几乎不见任何反弹和骚动。这并非证明胡锦涛很强大，而只能证明中国军队内部已很少有战斗力坚强的派系堡垒。在 1949 年之后的中共历史上，枪杆子和党的分离，只是在邓小平最后一次复出之后短暂出现过，邓小平曾经将党权先后给予过胡耀邦和赵紫阳（当初也的确有分权制衡的考虑在内），自己紧握枪杆子，但是“六四”之后，邓小平立即察觉了其中的凶险，于是在江泽民时代有重新恢复了国家主席、共产党总书记、军委主席三职合一的现象。邓小平时代的“枪监督党”又重新回到了“党、枪合一”并集中于核心一人手中的局面。

大致可以预测，在胡锦涛时代，中共传统上的派系将更加萎靡，派系的内部团结和凝聚程度将更为松散，派系斗争的烈度也会大大降低。这就是说，基本上很难再有其他内部派系能够挑战和威胁胡锦涛的权力。当然，如果胡锦涛在任上遇到重大的政治和经济挫折，那就要另当别论了。新的派系往往是被危机形势催化而成的。

1990 年代之后，一个老式的政治话题不断被人提起，那就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个问题之所以在毛泽东建立了最强大的中央集权之后又重新出现，主要是因为 1980 年代之后的放权改革模式所致。这个分权模式所引发的中央与地方在财政上的紧张关系，在 1992 年到 1994 年之间达到最高潮。当时这种在新时期出现的旧事务，让很多政治观察家印象深刻，因此也被他们作为一种理解当代中国政治经济问题的新视域而沿用至今。1990 年代初期的中央与地方矛盾的确相当紧张，经济势力迅速膨胀的沿海省份如广东、山东者拥“财”自重的地方诸侯，也的确有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的形迹，但这种紧张关系很快就被心急如焚但却眼明手快的江泽民、朱基所化解。朱基用几近一对一的谈判方式搞掂的分税制，虽然阻力甚大，但却总算暂时平衡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分税制不仅粗糙，而且有诸多负面作用，但它毕竟是一种制度。除此之外，将强势地方的领导人以权谋考虑，但也的确在实质上增加了地方利益的表达渠道。也因此，将强势省份领导人纳入政治局被作为一种有效的惯例沿用至今，且有人员不断扩大的趋势。这个过程大大增加地方与中央关系的和谐程度。其实，即便没有上述措施，地方政府的所谓独立也只是一种简单的历史联想，在军队完全受中央节制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拥兵一方，挑战中央权力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除非中央政府无饷可发，军队的整体性被瓦解。而考诸胡锦涛时代，除了上述几点之外，省委书记一级的封将大吏几乎完全为外省人担任，像 1990 年代谢非、姜春运那种土生土长的，长期坐镇原籍的地方诸侯在中国已经绝迹，加之换岗频仍，就更加除去了地方实力逐渐座大的可能。这种换岗显然是承继了中国古代的“回避”制度（汉制中既有本君人不得为君守的规定）的精髓。在今天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地方利益（它经常与地方保护主义联系在一起）在道德上天生就是弱势的一方，甚至是邪恶的代名词。不管这种文化是好是坏，但时势如此，由不得你地方派系揭竿而起，对抗中央。以上诸种制度、文化上的因素，几乎决定了，胡锦涛的“核心”权力很难遭到所谓地方实力派的挑战。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通过军队、警察、财政、任免等手段就可以搞定一切。2004 年，胡温在中国大搞宏观调控，其力度、手段与朱（鎔基）老板 1993 年的宏观调控并无二致。但在地方上所激起的反对声浪却比上一次小得多，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地方政府的势力和抗拒中央政府的决心已经大不如前。形势如此，地方领导就只有唯唯诺诺的份了，再也容不得他们冒充诸侯，打肿脸充胖子了。如果读者更加仔细一点就应该发现，以前在中国不时响起的“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坚决支持中央权威”这一类宣示，在中国的政治话语中已经消失多年了。这实际上是在暗示，地方作为一种挑战中央的实力派系，可能已经暂时退出中国政治的历史舞台。

孟子说，有智不如趁势。就高层政治态势而言，第四代核心胡锦涛可谓趁势之便，有时之助。要雨得雨，要风得风。胡锦涛不是克理斯玛，但却是一位运势极佳的福将。不过，以未来的眼光观察，胡锦涛在任期内也将面临一些非常棘手的任务。其中最有可能造成高层政治震撼的，就是权力继承问题。

胡锦涛虽然有组阁权，但却没有继任者也就是下一届核心的指定权。江泽民是邓小平指定的，胡锦涛也是邓小平指定的。但江与胡的区别在于，后者必须在自己的任期内，对下一届中共领导人的产生负责。这个从 1911 年帝制废除之后在中国一直悬而未决的政治难题，将历史性的落在胡锦涛的身上。如无意外，胡锦涛的任期将在 2012 年结束，在这之前，也就是最迟 2011 年，胡锦涛必须为自己找到继承人，有点巧合的是，这个年份正好是辛亥革命 100 年。这不仅是对胡锦涛的大考，也是对中国百年发展的大考。

前面说过，胡锦涛在 1992 年刚刚 50 岁的时候就进入政治局常委行列，但纵观十六大之后的中国政治局常委中，却找不到一位 50 岁的“年轻人”，这意味着，起码到现在，还没有一位被政治局集体认可的王储（下一届核心）出现。这个关键的空缺说明，江泽民没有被赋予指定下一届核心的权力。江泽民如此，胡锦涛就更不用说了，江泽民好歹是个核心，而胡锦涛却仅仅是个总书记。这从中共正式的说法中可以找到依据。在江泽民时代，中共的正式说法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而到了胡锦涛时代正式说法却变成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一词之差，决非偶然。这意味着，胡锦涛这个核心，比江泽民这个核心无论在法定权力还是权威能力方面都要稍逊一筹。邓小平可以一口气指定两个核平所量身定作的。同一个核心模式，邓可以玩得游刃有余，江泽民就只能勉强维持，而到了胡锦涛，恐怕就要改改规矩，换换口味了。对于弱主而言，最好的办法还是寻求制度的保护。

中共十七大届满之时，按照年龄现任政治局常委中全部都将与胡锦涛一起退休。既然胡锦涛没有被赋予指定下一届核心的权力，那么胡锦涛的继承者就必然按照新的规则产生。依目前中共党内强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弱的趋势，这个新的规则一定是带有某种民主性质的选举或者协商方式。说穿了，所谓民主一定是在势均力敌的竞争中产生的。党内民主一开，社会上的民主就有可能风起云涌了。如何在党内民主开始的时候，保持秩序将是胡锦涛面临的一个严峻考验。所谓弱主，就是打破惯例、创设新制的能力较弱，但诡谲的是，胡锦涛这个弱主必须在其任期之内完成这个新制度的创设。到目前为止，没有迹象表明胡锦涛对此做好了准备。虽然有不少人观察到，胡锦涛上台之初，也大谈了几天宪法、党内民主（比如政治局向中共中央委员会述职之类）。但诚如我们所私下推测的那样，胡锦涛的这个民主试验很快就偃旗息鼓、没有下文了。这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到江泽民上台之初也大谈过一阵“民主集中制”的同样情形。不管胡锦涛是真心推动党内民主，还是为了在党内党外赢得民意而做秀，党内民主都将是一条陷阱密布的道路。2006 年 2 月，一向以敢言著称的中国“冰点”周刊被停刊之后，主编李大同循党内民主程序正式向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发出申诉，控告中共中央宣传部的相关负责人，并指控他们违反宪法及党章。这个“反常甚至是荒唐”的举动（之所以称其为反常，乃是人们从来就没有将党内民主程序当真过，所以很少有人像李大同那样真的提出申诉）对胡锦涛贯彻党内民主的真诚程度构成了考验。站在胡锦涛的角度，如果真的批准李大同按照党内民主程序走，那么先例一开，党内的申诉可能就会像雪片一样飞来，并进而裂解共产党的团结；如果不批准就会立即暴露出胡锦涛党内民主的虚伪性 ，结果不出所料，胡锦涛采取了让《冰点》复刊但主编撤职的折中办法，以个人批示的方式，迅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免引出更大的连锁反应。胡锦涛的这种暧昧态度，其实反应了他在党内民主上的巨大两难。党内民主好说不好做，一不留神，就会成为胡锦涛一笔重要的负资产。从现在的迹象看，胡锦涛已经视此为畏途。

然而，中国自接受民主理念以来已经有 100 多年的历史，民主不仅成为精英分子的文化潜意识，也成为大众的一种文化潜意识，这把瘾是一定要过的。当普罗大众都觉得民主是一种价值、一种善的时候（共产党虽然不敢搞民主，但却从来没有否定过民主价值）民主就变成了所谓历史潮流，历史的大趋势。如果你不让人们过这一把民主的瘾 ，那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了 。经济发展可以延缓民主化，但决不可能替代民主化，因为他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玩过股票的人都知道，逆势操作有多么费劲。不管这个“势”是不是理性，也不管操作者有多么杰出，逆势操作都会头破血流。民主之“势”，在中国一蓄百年，其发必猛。所以，不管民主有多么大的风险，胡锦涛都应该顺势而为，并将这个“势”引导到可以控制的范围内。而不是贻误时机，让其他潜在的权力竞争者借势。与顺势而为的风险相比，逆市操作的风险可能要大得多。就此而论，胡锦涛时代可能正是中国最高权力接近某种带有民主特征的规则性更替的关键过渡阶段。

如果不出现出人意表的外力（比如经济崩溃、民族战争、金融危机等等）打击，胡锦涛的核心权力将很难受到有效挑战，作为中国政治最高枢纽的中共政治政治局，而是来自于中南海之外。

四、软抵抗：官僚的狂欢

对于当代中国的政治，我们可以将其抽象为三种力量的博弈。即领袖层、官僚集团以及民众之间的博弈。我们所说的领袖层，就是集中了中国最高权力的中共政治局和那些位置已经接近政治局的具有政治抱负和政治理想的政治官员。以这种标准计，中国领袖层人数充其量不超过百十人。所谓官僚集团指的是那些通过合法权力执行领袖层决策的党、政、军、企中握有实际权力的官员所构成的集团。这是一批世俗欲望（尤其是财富欲望）远远大于政治理想的俗人。更加宽泛一点定义，我们可以将那些 1990 年代之后逐渐被赎买的知识及企业精英所构成的准官僚阶层纳入其中——这些人和官僚精英一起奠定了 1990 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精英政治的社会基础。我们所说的民众，则是指被权力支配的那一部分人。

“ 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领袖层对民众中所潜藏的破坏能量相当警惕。虽然有农村改革、西单民主墙时期与民众的短暂蜜月，但这种蜜月很快就烟消云散。及至 1989 年那一场刻骨铭心的事件之后，中国领袖层对民众的警惕更是上升为一种畏惧。共产党靠民众起家，当然不能明说他们并不信任民众，但在背地里，这却变成了一种支配着中国领袖层行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与此同时，改革之后一度被中国领袖层寄予厚望的中国知识分子，也在“六四”之后被列入了“靠不住”的行列。虽然在 1990 年代后期，中国部分知识分子被逐渐赎买，但其中经历相当长一段的冷冻时期。逼手逼脚之下，中国领袖层将其意志全部托付给了中国官僚集团。反过来说就是，官僚集团变成了中国领袖层可以实现其意志的惟一工具（注意：是惟一）。中国领袖层与官僚集团的这种关系，构成了一种类似于现代公司中董事会与经理层的委托代理关系。如果我们将中国看成一个巨型企业，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在将中国改革政治中的几个参与者做以下角色分配：中国领袖层是老板、官僚集团就是经理层，而民众则是员工兼股东。这个抽象模型虽然挂一漏万，但却能够很好的解释中国转型期的政治博弈。

1989 年之后，由于客观形势的变化，中国领袖层的施政目标被逐渐窄化为单纯的经济增长，并在实践中进一步蜕化成 GDP 的增长，而受托实现这一目标的的经理人就是中国的官僚集团。中国官僚集团受托发动、组织、维持经济增长。

在老板（中国的领袖层）的逻辑中，只要能够实现经济增长（我们可以将其类比为中国这个巨型企业的利润），经济增长的福利就能够自动惠及所有员工和股东（民众）。所以，只要作为经理人的官僚集团能够实现经济增长这个目标，那么官僚集团就是胜任的。即便在这个过程中，官僚集团从这个利润中多贪污一点，多收得一些不义之财，也是小节，不足挂齿。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中国领袖层一向是懂得这种驾驭之术的。这是在 1989 年之后中国的大老板（中国领袖层）与经理人（中国官僚集团）之间一直延续的一种默契。凭借这种默契，中国领袖层与官僚集团之间一直相安无事。不过，官僚集团显然是不仅仅满足于做最高领袖层的代理人的，它一定要想方设法利用这种代理权力来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在 1989 年之后组织、推动经济增长的实践中，中国官僚集团对代理业务日益“精湛”，他们与老板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也逐渐加大，老板（中国领袖层）因而也对经理层（中国官僚集团）越来越失去控制能力。

1990 年代中期之后，1992 年狂飙突进的市场化改革所释放的能量逐渐衰退，几乎在同一时期，官僚集团经理层在代理过程中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能力和胃口也不断膨胀。官僚集团及其外部合谋者不仅要将利润（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据为己有，甚至还要将属于股东和员工（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本来就已经相当可怜的份额据为己有。如此一来，中国政治在前改革时代的仍然可以勉强维系的局面就开始破裂了。

概括中国官僚集团及其合谋者在 1990 年代至今的所作所为，我们大致可以得到这样一幅图景：基层官僚集团黑社会化、中级官僚的利益集团化、高级官僚集团的买办化。基层官僚权小责大，可供利用的合法资源非常稀薄，要想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包括权力和财富），就必须借助法外手段直接剥夺最底层的民众。这是中国基层官僚集团黑社会化的一个主要背景。2005 年 6 月 11 日，河北定州市委书记和风在征地过程中雇佣 300 名黑社会成员，造成六名农民死亡、数十农民受伤的案件，非常典型的刻画了中国基层官僚集团逐渐黑社会化的特点。在中国基层，定州绝非孤例。与基层官僚集团相比，中国省市一级主要盘踞在大中城市的官僚集团则有逐渐形成牢固的分利集团的明显趋势。在中国黑龙江（田凤山案件）、辽宁（慕隋新案）等省份，省、市级干部成批量被抓的案件都是这种趋势的直接证明。这种分利集团虽然较少直接诉诸暴力，但他们毫无遮拦的利益最大化对民众福利的吞噬能力则远为剧烈。在最上一层，中国官僚集团则有与全球化力量合谋，进行跨国寻租，从而形成全球化官僚的趋势。全球化官僚更多的不是利用传统的寻租手段，而是利用全球化力量对旧有政治结构的嵌入甚至主动引入全球化力量，以创建新的寻租结构。这个过程虽然相当复杂而且总是掩盖在种种现代金融技巧之后，但其本质无非是将本来属于民众的福利拱手外献，并从中赚取代理费用。这与中、低级官僚集团挤压民众福利的作用并无二致。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这种寻租的难以识别，他们甚至比中低级官僚的掠夺更为剧烈。加入 WTO 之后的几年中，这种现象有逐渐蔓延的趋势。

与中国官僚集团利益恶性扩张同步发生的，是老板（中国领袖层）要求经理层（官僚集团）上缴的份额也逐渐开始最大化。1990 年代末期以迄于今，中国政府税收直线飙升就是这个最大化的形象说明。在 1990 年代中期尤其是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领袖层为了维系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刚性投入（这关乎老板本身的合法性）以及国防、教育等方面的基本投入，在经济增长红利中所索取的份额也水涨船高。这两个刚性的最大化叠加、耦合在一起，其结果就是作为员工、股东的中国民众的福利被压缩在极限甚至出现绝对的倒退。1990 年代中期之后，中国民众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品方面所遭受的剥夺，可能远远超过他们工资增长。也就是说，1990 年代中期之后，在相当规模的人群中出现了明显的福利倒退。在中国改革过程中，中国民众的福利本来就被设置在相当低的水准之上，倒霉的是，他们不仅碰到了一个左支右拙的老板，而且还碰上了一批贪婪无良的经理，两相夹击之下，难怪许多股东、员工要在生死线上浮沉了。

虽然中国领袖层并非民选，在法理上也无需对民众负责，但他们仍然对民众负有某种最低限度的隐性责任，比如你不能搞得民众民不聊生，衣食难周。就像你不能搞得股东或者员工血本无归，颗粒不收一样。因为到这个时候，老板最低限度的合法性就难以维持了。换句话说，老板能不能继续当下去就会成为问题。这一点，在中国领袖层在那里叫做，稳定，或曰：注意人民对改革的承受能力。1990 年代的中国改革，我们深刻见证了中国人顺民的一面，但顺民与暴民只是逼到不得不反的地步似乎并不容易。但 1990 年代末期以降中国农村以及偏僻城镇越来越频密、越来越暴烈的骚乱，不由得让我们对上述信条在中国的适用性颇感疑惑。我们疑惑 ，在如此之高的经济增长率之下，怎么还会有如此之高的愤怒？我们疑惑，中国的官僚代理们究竟已将人们剥夺到了什么程度？

对官僚集团这种敲骨吸髓的剥夺 ，中国的老板们多少是知情的。从逻辑上说，作为授权者的领袖层可以在任何时候解除官僚集团的权力，但是由于官僚集团是惟一的执行者，除此之外，别无分店，所以中国的领袖层在实际上几乎无法行使那种理论上的解雇权力。在当代中国，邓小平之后几乎不再有人能够以个人威权震慑和约束官僚集团，而领袖层鉴于对民众力量的畏惧，又无法通过民众以合法的方式来监督、约束官僚集团。正是参透了这一点，中国官僚集团才可以有恃无恐，一边受托，一边打劫，巧取豪夺几乎达到明火执仗的地步。到了这个地步，官僚集团在执行过程中的利益最大化就不再是一种理论上的推论，而是一种实践中的必然。这就是 1989 年之后中国的政治现实。显然，这是典型的委托代理问题在中国改革政治中的一次再现。

2005 年 12 月 6 日，在中国广东的汕尾市，地方当局出动装甲车等重武器射杀抗议民众。这次恶性事件不仅是 1989 年天安门之后最为恶劣的一次，也同样是中国的政治暴力在长期低迷之后开始复苏的一个强烈信号。在剥夺日深的当代中国，出现汕尾事件，丝毫都不让人惊奇，但作为一个检验中国领袖层对官僚集团的约束能力案例，汕尾事件却是一个极佳的观察窗口。汕尾事件发生后，中国领袖层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迅速严惩地方官僚，以平息民愤和国际舆论；另外一种则是装聋作哑，让事件自然平息。后一种处理方法，显然是对官僚阶层胡作非为的一种间接鼓励，其后果是刺激更多类似事件的发生。而前一种办法，则无异于自剪羽翼，瓦解官僚集团对领袖层本来就相当脆弱的向心力 。更加重要的是，在汕尾这种具有特殊标签意义的事件中表态支持民众，惩罚官员，有可能形成一种领袖层支持社会自发动员的印象，这是中国领袖层绝对不愿意看到的。显然，胡锦涛及其同事面临着一种两难——一种胡锦涛时代中国领袖层可能经常会碰到的两难。不过，再难也要选择。不出意料，中国领袖层选择了难堪的沉默，而惩罚凶手更是完全不再提起。想当初，胡锦涛处理张文康及孟学农时是何等的雷厉风行，霹雳手段。但为什么时间过了不到两年，胡锦涛却变得如此畏手畏脚，进退失据？答案是，时机不同、性质不同。在北京，胡锦涛面对的是两个孤立的高级官员，恰好可以打虎树威，而在汕尾，胡锦涛面对的是整个官僚集团，则必须投鼠忌器。汕尾事件与北京 SARS 在性质上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可能触发广泛的社会动员，而后者不会有这种担心。这就是中国领袖层态度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判若两人的谜底所在。同样的心理，在稍早之前发生的太石村事件中也表现得相当明显。（2005 年 7 月，广东省番禺太石村村民通过合法程序罢免了村主任，但最后遭到地方当局的阉割。我们注意到，在太石村事件的发展过程中，主要代表中国领袖层意志的中国《人民日报》在 2005 年 9 月 16 日曾经发表文章，正面肯定太石村事件。该文说“普通农民懂得通过合法手段罢免不合民意的村官的现象，表明了在广东的某些农村地区，建立在理性基础上，受合法程序控制的民主生态已经初现端倪。” 然而，几乎在转瞬之间，中国领袖层就立即从这个立场上撤退，转而对地方当局的黑社会行为不闻不问。这种转变凸现了中国领袖层在民众与官僚集团之间进退维谷的深刻困境。在汕尾、在太石村，一个县级甚至村级团的约束能力已经全线崩溃。一个看上去拥有无上权威的政治局在背地里却是如此虚弱，虽然不合常理，但却是中国政治的真实镜像。

在某种意义上，所谓权威，就是超越正式权力的权力。它不需要使用，就可以影响人们的行为，所谓不怒而自威。以这个标准看，中国今天的领袖层严重缺乏权威资源，有权而无威。邓小平没有任何正式职务也可以发动南巡，推动时局，而起后继者就只能靠位置赋予他们的权力来做事情。没有位置，一事无成。威权递减乃是现代社会的必然之势 ，一定要在现代社会中搞威权治理，必然事倍功半，成本高昂。领袖层只能顺应大势，走出威权迷思，发展出某种法定的正式权力。改革之后，在政权技术官僚化趋势的推动下，中国领袖层逐渐发展出一套控制官僚们看上去比较科学的，因而也为各方所认可的“法定”权力。不过，即便这种正式权力，也因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而被磨损殆尽。

1992 年之后，中国领袖层对下级官僚的一个主要控制手段是 GDP 指标的考核。谁制造的 GDP 高，谁获得政治奖赏的可能性就越高，谁获得提升的机会就越大。GDP 指标不仅符合中国领袖层 1992 年之后唯经济增长的政治路线，在他们看来，这也是选拔干部惟一科学的定量依据。但中国的官僚集团不愧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职业官僚集团，他们玩起 GDP 这种现代玩意来，同样是炉火纯青。在早期，中国官僚还是使用最为传统的数字造假术（这和 1958 年大跃进时期各地方官员争放“卫星”的情景同工异曲），而到了 1990 年代末期，中国官僚集团则完全成为世界一流的 GDP 制造专家。与笨拙的数字造假不同，中国官僚在 1990年代末期之后所制造的 GDP 完全是真实的，只不过，这种真实经常是以剥夺人民的未来福利为代价的。如果将外部性比如比如环境污染，土地收益流失等考虑进去，中国的所谓“发展”可能是负的。GDP 在今天以政绩的形式体现出来了，但其成本却被推到了未来；GDP 是真实的，但其福利效果却是负的。如此 GDP，当然只能是一个“真实的谎言”。在 1990 年代末期之后，随着中国内部自主增长能力的逐渐枯竭，中国官僚集团玩弄 GDP 的能力也逐渐臻于化境。在这个时期，中国官僚集团制造 GDP 的手段主要是以内部掠夺为特色的。从 1990 年代末期起，中国官僚集团将医疗、教育、房地产等公共品强行推入市场交易。由于这些公共品几乎是必需品，所谓“交易”就变成了完全失去了自由选择的强制和掠夺过程。考虑到房地产、教育、医疗等公共品在现代生活消费中所占的极高比例，这些与剥夺无异的市场化可以带动的交易规模将是一个天文数字，而其制造 GDP 的能力与传统商品就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的。与环境污染、金融赤字等将外部性未来化不同，教育、医疗等领域的所谓改革是在即期将外部性转嫁给其他人群。极少部分人的福利增加是以剥夺其他人群的福利为代价的。不过，剥夺归剥夺，但是它大大增加了交易，刺激了 GDP，中国官僚集团想要的就是这个。这不但可以让他们的政治利益最大化（制造 GDP 以取悦上峰），也可以通过与外部合谋者的勾结让他们的经济利益最大化。两个最大化可以如此精妙的融为一体，你就不能不佩服中国官僚集团神奇的学习及适应能力了。他们不愧为一流的假帐高手。可以肯定，中国 1990 年代末期之后的经济增长，已经被巧妙偷换为完全属于官僚集团自己的经济增长。到这个时候，中国官僚集团所攫取的，就不再是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红利，而是超经济增长的赃物了。也正是从这里开始，我们观察到，中国官僚集团的剥夺可能正在迅速超越临界状态。顺便说一句，中国官员事实上的任期制度，意外地加剧了这种剥夺 。因为每一个新官上任，就要放一把 GDP 的卫星，要配套，在没有民主监督的情况下搞任期制度，自然会搞出画虎类犬的笑话。

毫无疑问，正是上述种种“左手倒右手”的掠夺式交易——一场彻头彻尾的 GDP 骗局，维持了 1990 年代末期之后“中国奇迹”的玫瑰颜色。然而，中国领袖层几乎还未来得及享受这场“GDP 奇迹”所带来的愉悦，民众就已经变得忍无可忍，纷纷开始以暴易暴了。直到这个时候，中国的老板们才发觉大事不妙，慌忙提出了和谐社会的口号。中国领袖层一定在疑惑：昨天还在高歌猛进，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危机四伏了呢？老板被经理们糊弄到这个地步，也真是可悲可叹。

当然，中国的新老板并不是阿斗。他们已经充分意识到了官僚体系失控的严重性。2006 年年初，中国共产党的现任组织部长贺国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反思道： “此前相当长一段时间，由于发展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在不少地方的人事任免和干部选拔中，最主要的依据就是 GDP 增长等硬邦邦的‘政绩’，一些地方因此出现了唯 GDP 增速论干部上下的简单做法。这样造成的不利后果，就是部分地方领导单纯追求短期经济增长，不顾长远协调发展，对群众关心的切身利益问题不闻不问，甚至为了‘政绩’不惜损害群众利益，致使一些地方 GDP 增速虽快，但群众却无法分享发展成果，有的地方还因追求畸形发展背上沉重债务。”据称，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部门准备在新一轮党政干部换届时，将使用一套新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以约束和控制官僚行为。这一套新的考评体系，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通过引入群众满意度等新指标，尽量防止干部考察中容易出现的失真失实现象”，以矫正 1990 年代以来唯 GDP 是从的极端倾向。不过，大致可以预计，这一套新发明，很快就会像共产党无数类似的新发明一样被束之高阁。理由非常简单，因为当一个地方官员的命运掌握在他的上级而不是在在地居民手上的时候，地方官员就只可能对他的上级负责，而不可能对在地的民意负责。要求受上级节制官僚对民众负责，当然只能是与虎谋皮。不解决权力来源的问题，就无法保证权力的使用问题。对于官僚集团来说，GDP 只不过是权力滥用的一个手段，一个幌子而已。不要 GDP，他们还会找到其他的手段，其他的幌子。事实上，1990年代以来广泛流行 GDP 标准本身，也并非是地方官员发明的，而是中国领袖层自己发明的。地方官员不过是投其所好罢了。纵观 1990 以后的中国，中国领袖层对 GDP 速度的偏好一点都不亚于地方官员。GDP 速度不仅是官僚的利益所在，更是中国老板们的利益所在。没有 GDP 的高速增长，中央税收远远超过 GDP 的线形需求就无法满足，中国最高层的赎买能力就迅速流失；没有 GDP 的高速增长，失业就会在现在现在的高危基础上迅速蔓延 。而这些恰恰是脆弱的中国政治老板们最不能承受的痛苦。除非中国的政治领袖原因承担这种代价，否则，几乎可以打赌，他们将很快回到 GDP 标准上来。所谓中国的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并不仅仅是某一项或者某几项特殊的经济政策失误所造成的，而是 1989 年之后岌岌可危的政治合法性对中国经济的一种内在要求。这就是说，不解除政治领袖的合法性焦虑，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就只能被锁定在粗放方式上。这是中国领袖层或许还没有察觉但却深刻困扰着他们的又一个两难。在这种两难之中，中国的政治领袖们实际上已经陷入动辄得咎的境地。而随着矛盾的进一步积累，中国政治领袖们完全可能突然在某一天彻底失去腾挪余地，必须在民众和官僚之中择一而从。留给他们的时间其实已经不多了。

非正式的权威和正式的权力既然都无法约束官僚集团 ，中国的领袖层大概就只能又回头在传统的道德资源中去寻求解决之道了。情况的发展正是如此。 人们注意到，在上台后的短短两年多时间中，从“保先教育”到 “八荣八耻” ，中国领袖层已经将共产党传统的 “整党整风” 运动飞快地搞了两遍。 形势之急， 用心之苦，不在话下。

坐困如此愁城，中国的老板们怎能不眉头紧锁，急火攻心呢？不过，这是一场找不到敌人的战争。中国领袖层正在遭遇的是一场无所不在的，与传统派系斗争大相径庭的软抵抗。这种分散的、消耗性的软抵抗根本不需要与领袖们正面冲撞，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化解他们的意志于无形。面对这样一场找不到敌人的战争，中国领袖们纵有铁一般的意志和绝顶之智慧，又能如之奈何（回想一下那位曾经豪情万丈的朱基吧，在他离任的时候又是多么的形容憔悴，斗志全消）？胡锦涛可以轻松搞定政治局，但却无法搞定中南海之外的任何地方。套句共产党自己的老话就是，中国领袖层已经陷入了官僚软抵抗的汪洋大海之中。人曰“政不出中南海”，此之谓也。孤独无助之感，莫此为甚。2004 年，黑龙江鸡西市发生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事件。为此，中国总理温家宝连续做了三次批示，但鸡西的地方官员一点都不给温家宝面子，直到温家宝派出国务院调查组，事件才算勉强落幕。在中国，类似鸡西这样的事件又何止成千上万，如果都件件都要勤政爱民的温总理批示甚至派出工作组，温总理办公室的编制恐怕得扩大一万倍才能解决问题。按照同样的标准扩张，中国中央政府的体积可能就会出现反祖现象，庞大得像头远古的恐龙。其人员之多、成本之巨，自不待言。

的确，中国新一代政治领袖非常顺利地继承了最高权力，他们甚至比他们的上一代更加顺利。然而，此权力非彼权力，胡锦涛手上的权力已经是在邓小平，江泽民手上不断折旧过的权力。他与邓小平手上的权力、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同样是最高权力，但权力本身的效能已经大大降低。在新一代政治领袖自以为还可以对官僚集团令行禁止，吆三呵四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已经基本上被官僚集团架空，而成为官僚政权的囚徒。

事实证明：在现有的体制框架中，中国领袖层既解雇不了官僚经理们（在民主国家这种解雇权是通过定期选举来实现的），也控制不了官僚们。这显然已经远远超越了经典的委托代理灾难。

1989 年之后，中国政治领袖们表现出了越来越技术官僚化的趋势，而到了胡温时代，这种技术官僚的特征则更加突出。技术官僚的优势在于：他们能够在给定的体制约束和给定的社会环境之下用最理性的方式提出最优的问题解决方案，而其劣势则在于他们很少有能力打破现有的体制约束条件，创造出更好的体制环境。他们往往可以在现有体制给定的条件下将自己的行政长才发挥到极至，但却根本无力触动现有体制。在这方面，中国前任总理朱鎔基以及现任总理温家宝都是杰出的代表人物。然而，以一己之能与体制搏斗，必然是逆水行舟，徒劳无功。正所谓：愁煞人，天不管。总有一天，中国的政治老板们会被他们任命的官僚经理们拖垮，在耗尽最后一丝力气之后猛然不支倒地。

其实，中国的政治老板们原本可以不这么孤独，也完全没有必要如此事必躬亲、劳神费力。他们完全可以将控制、监管、解雇官僚的权力交给民众。然而，民众真的可靠吗？

五、危险的大众？

以民众的力量（包括能够反应民意的媒体）限制、约束官僚行为乃是现代政治的常态。民众用受到法律保护的权利来消解官僚的权力的滥用，是现代政治中事事都要老板监督，中国政府就会成为一个头颅（决策机构）与身体（执行机构）一样巨大的怪物。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将监督权和约束权力交给民众是政治现代化中的一种逻辑以及财政上的必然。这种安排，除了大大减轻政治领袖们的职能之外，也可以使他们能够专司“董事会”的决策功能。然而，逻辑仅仅是逻辑，它不能代表真实，尤其不代表中国的真实。

在中国，对于民众的力量，中国领袖层却一直心存戒惧。由“文革“而“六四”，中国的政治老板们饱偿“民乱”，可谓吃尽苦头，留下了相当深的心理阴影。在这样一种心理基础之上，中国领袖在 1989 年之后对民众力量一直采取抑制政策。具体的策略分为以下两种：一是让民众不敢，二是让民众不能。所谓“不敢”，就是不惜采取武力镇压措施，以维持一种心理上的威慑。“六四”是这方面最极端的例子，也达到最大限度的心理威慑效果。“六四”之后，这种极端的例子虽然不再发生，但小规模的暴力镇压事件并不鲜见，武力威慑的政策也未曾稍有放松。不过，当局要让民众畏惧，也是有极限的。那就是不能把民众被逼入机会成本为零的境地。也就是说，不能让民众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地步。到那时候，就可能出现人们最耳熟能详的所谓“民不畏死”的超边际选择，民众的“不敢”就变成“只能”了。将所有民众都逼得走投无路当然是很难发生的，但将部分民众逼到不得不反的墙角则是完全有可能的。在一个如此繁荣的盛世，将民众逼得走投无路，肯定会被认为是耸人听闻。但 1990 年代以来中国频繁爆发的暴力抗议活动，成群结队的上访人潮，都能证明我们所言不虚。或许，这些被逼铤而走险的人只是一小部分人，但揆诸真实的历史，又有那一次朝代更替是在所有人都活不下去，所有人都开始铤而走险之后才发生的呢？又有那一次革命，不是一小点星火（偶然事件）抛进了一捆干柴（社会的普遍不满）从而引发了一场不期而至的冲天大火呢？辛亥革命在被历史描述成一场史诗，但他不过是几个不满调遣的新军官兵一时冲动而引发的一场巨大的链式反应而已。更加匪夷所思的是，这几个低级军官的一时义愤之举，竟然在几十天内就颠覆了有几千年传统的王朝。看看今天繁荣表象之下的中国，又何尝没有储备足够燃起一场冲天大火的能量呢？在这里，历史并没有什么不同。

今日中国，官僚集团及其外部合谋者的剥夺已经达到相当令人窒息的地步，出现几个搏命的秀才加上一群亡命的穷人是完全可能的。这种事件一旦过于频繁，就会将政治领袖搞得神经兮兮，坐卧不安。既然民众“不敢”的条件正在逐渐丧失，那么接下来的手段就是要让民众“不能”。所谓“不能”，就是褫夺民众抗拒官僚的能力，尤其是组织起来的能力。在中国的政治词汇中，“有组织的”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定语。其背后之潜台词则是：组织是动员的基础。有组织就可能形成动员，一动员就可能群起而效仿，成星火燎原之势。所以，一定要将民众抑制在无组织的状态，按照官方的说法，就是要将不稳定因素消除在萌芽状态。比之“不敢”，让民众“不能”的代价可谓巨大。你必须在各个层级增加警力，扩充装备，（这正是中国今天正在发生的事情）必须面对强力官僚部门不断抬高的预算要价，直至变成一个警察国家。社会控制是需要成本的，对中国这样抗议频生的巨型社会实施警察控制则尤其如此。以现在中国现在各级政府警察成本不断增长的趋势，社会控制所带来的成本总有一天会拖垮财政（中国税收不断飙升这一问题在财政上的体现）。分析任何一个政府的崩溃，财政垮台都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现在大多数抗议仍然发生在中国农村，如果这个趋势向中心城市蔓延（这是很有可能的），那么中国社会控制成本将会在现有基础上暴涨。而这种成本带来的大多是负效的 GDP。许多人都在中国城市中发现了一个与众（众需求带动了一个行业的畅旺。但深究之下，这个繁荣行业带来却完全是负的福利效果。它不仅浪费了巨量的钢材，消耗了宝贵的能源，但换来的却是完全可以通过社会和解而轻松得到的福利。在这个意义上，现在被人广为诟病的中国粗放增长模式就是这种政治治理方式的后果之一。由此可见，不断增加社会控制的成本不仅是负效的，而且也是不可持续的。一言以蔽之，让民众“不能”，可能导致财政上难以承受的成本，很难免于最后的崩溃。

既如此，最为明智的办法就是让民众“不愿”，即民众不愿意起来造反。日子过的舒舒服服的，又有谁愿意提头闹革命呢？有人凭借一种浅薄的理论想象，将中国民众描绘成暴民——一群一有机会就可能打家劫舍，兴风作浪的痞子，一群一有机会就要摧毁国家机器的暴徒，并煞有介事地警告国人要警惕暴民政治。然而，这仅仅是一种想象而已，没有人天生就是暴民。暴民往往是暴政的产物，它与暴政往往是孪生姐妹。在今天中国，我们的确发现了暴政与暴民相互激荡而酿成灾难性正反馈的诸多迹象，但是，历史并必有所谓必然，困锁也同样是可以慢慢解开的。在当下，让民众“不愿”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官僚集团减少剥夺。完全消除剥夺过于理想，但减轻剥夺的程度则是可以做到的。这当然不能靠政治老板对官僚集团的道德劝诫，也不能指望他们对官僚集团的管束，这些统统都已经被证明是无效的。所以，剩下的惟一办法，就是让民众自己获得力量，与剥夺者之间形成某种均势。而民众要获得力量，就必须让他们组织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切实加强民众（尤其是基层民众）在整个政治结构中的谈判力量，从基层开始减轻剥夺。民众在所有的地方捍卫自己的利益，才能真正消解无处不在的官僚剥夺。

在中国领袖层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迷信。认为有组织的力量比无序的力量更危险。但其实，对无序力量实施社会控制成本相当高昂。试图想象一下，当你找不到破坏者，但破坏者却无处不在地时候，你会怎么办？结果当然是，你会在所有环节上加强防范。长此以往，治理者的心理和财务成本恐怕都会达到极限。而如果与有组织的民众打交道，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不仅谈判目标明确，支付的成本也一目了然。这其实是将民众疏导到有序状态的最好办法。所以，“有组织”并不是什么洪水猛兽，而是治理者之福，社会之福。真正危险的不是大众，而是无组织因而也必然是无序的大众，一个愤怒但却无处发泄的大众。那才真正是社会之祸。当然，站在中国政治老板的角度，我们可以理解这样一种计算：民众既然可以组织起来约束官僚，就可以组织起来约束自己，既然可以解雇基层官僚，就可以解雇最高当权者自己。在中国最高权力者的逻辑链条中，这是一个死结。说到底，是中国政老板对自己权力来源一种挥之不去的合法性焦虑。在这样一种考量中，中国领袖几乎本能地将自己和官僚集团变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看作是一个共生的结构。也正是洞悉了领袖层的这个软肋，中国的官僚集团才敢于肆无忌惮的绑架老板，毫无顾虑地剥夺民众。官僚集团可以不管身后洪水滔滔，但是天子们却必须要考虑天下社稷，百姓苍生。中国领袖与官僚集团的利益分野就在这里。合法性连接在一起，但利益却各不相同，这个当代中国不易察觉的政治悖论，也正是中国领袖们最大的困扰所在。摆在中国政治领袖们面前的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听任官僚在合法性问题上继续绑架自己，不断挥霍整个政权的合法性，将民族逼入历史的死角，另外一种则是，斩断自己与官僚集团的合法性连接，让自己有更多的腾挪余地。前一种是拖时间的办法，最终不免一劫；后一种则可能走冲突，而是民众与官僚集团的冲突。换言之，民众要的是利益，而不是政权。只要给予他们可以有尊严生活的福利 ，中国民众在政治上就可能变得超乎想象的温和、理性甚至保守。在这个方面，共产党的手下败将国民党提供了非常好的历史教材。在台湾，国民党政权在总统选举之前很早就开放了基层（包括县市长）选举，但这一过程，并没有引发整个社会的激进动员。相反，它为最后的民主化提供了经验，奠定了基础。而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国民党是背着所谓“外来政权”的包袱来推动这种政治转型的。稍有不慎，整个政权架构就可能崩裂解体。在今天的中国大陆，中国领袖们虽然有大量包袱，但起码没有背负“外来政权”的包袱。在整个中国政治转型的顺序中，基层民主是一个重要的环扣，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将基层（首先是农村县乡级，基层虽然不是中国剥夺最烈的地方，但却是最具有爆炸性的地方）的问题让基层自己解决，让民众在民主中学习民主，不仅可以部分缓解剥夺所带来的社会不满，走出中国良性循环的第一步，也可以将领袖的合法性与官僚集团逐渐切割、脱钩。在中国的政治代理链条中，隐藏着一种深刻的悖论，由于官僚并不对在地居民负责，而是对上级甚至远隔千里之外的更高级官员负责。而在理论上对民众负责的中国政治领袖们，又必须通过他们无法约束的官僚代理工具来履行这种责任，这样，实际上就造成了领袖根本无法对民众负责的情况。建立基层民主和自治，就是要建立官僚对在地居民切实负责的政治架构，打破中国现在的政治代理悖论。

大多数评论家在谈论中国政治变革的时候，都着眼于上层，甚至仅仅着眼于中国共产党。这当然是中国政治本身的某种逻辑所决定的。但问题在于，没有底层的民主生活，上层的民主是不可能持久的，而有了底层坚实的民主基础，上层的民主其实迟早都会到来，所谓水到渠成是也。从本质上看，民主是一种大众的生活方式，而所谓普选、投票之类只不过是由这种生活方式浸润、衍生而成的有形政治结构。有稳定的基层政治秩序，即便上层秩序崩裂，大众的生活的也会完好如初。在中国基层重建民主与自治，就是重建中国社会已经被彻底碾碎了的自我组织能力。

与中国 1970 年代末期的农村改革不同，中国的基层民主不可能像土地承包制那样可以立即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收到立竿见影的奇效，因而也不可能像 GDP 那样有明确的衡量标准，并迅速加强本身的合法性。相反，它看上去很可能是乱糟糟的。除非中国的政治领袖在意识形态上确立民主的价值，并用最大的决心加以保护，否则，中国的基层民主将随时都可能夭折。民主本身并不直接创造经济价值（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的政治领袖才对基层民主犹疑不决，起步多年却仍然在起点原地踏步），它着眼的是对资源以及经济成果的更公平的分配，并由此培育社会正义和社会和谐。在这个意义上，民主是一个社会得以被结构的隐形地基，是创造价值的价值。在经过 30 年代的改革之后，今天中国所奇缺的并不是创造更多利润的动力，最缺乏的是对利润更加公平的分配机制（而这种不公平分配被广泛认为是中国内需不足以及经济结构畸形的关键原因），基层民主正好可以弥补这种机制的稀缺。1989 年之后，中国一直采取的是“政治问题，经济解决”的办法，但现在我们恐怕得的掉过头来，采取一点“经济问题，政治解决”的办法了。在胡锦涛时代，中国政治制度的主要任务，已经从全力推动、维护经济发展的单一目标中退出，必须开始解决更为棘手的贫富悬殊、环境污染、社会分裂等同时出现的多重挑战。而这些任务的完成，单纯的经济改革已治制度正是从这种新的时代压力中获得了充足的转型动力。1989 年之后，中国的上层斗争彻底消停了，但十多年之后，中国基层却正在着火。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国的基层民主和自治，已是箭在弦上，有不得不发之势。

很多年以来，我一直有跟出租车司机交谈的习惯。在大量的非正式采访中，我吃惊的发现，他们中间理解民主，并认同民主价值的人数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什么叫历史潮流？这就是历史潮流。很多人低估中国基层民主的动力和可能性。但在我们看来，中国基层民主的条件已经烂熟。有这种基础，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就必定带有某种民主性质，不管你如何称呼它。时势如此，如果还只身相抗，那就不是明智的政治家了。时变而法不变者，乱。今日中国，时已变，势已变，惟独法不变。基层民主，是中国现行政治体制可塑性（或者称之为“可改革性”）的一块试金石，如果基层民主都不敢或者无法推进，我们就大致可以判定：中国现行政治体制已经失去了最低限度的弹性，其后果就是现体制在压力下的整体性崩裂。

在进入 21 世纪之后的中国，惟一比经济增长更快的是民众的怨恨和愤怒。对于一直沉溺于经济神话中的中国政治领袖来说，这一点多少有点始料不及。虽然我们无法定量测算中国社会中所积累的愤怒情绪，但就我们的观察而言，今天中国民众中所积累的能量已经远非“文革”前可比。现在绝大多数人“看到”的“文革”，实际上是“文革”受害者描述的“文革”，是一个经过加工后的“文革”。撇开高层权力斗争的维度，“文革”的另外一张面孔，是大众对官僚体系的反抗。作为一种强劲的动力，1949 年之后在大众中压抑多年的对官僚的不满，借助高层权力斗争打开的缺口，像潮水一般汹涌而出。这就是发生在中国 1960 年代中期的“文革”。而后来的人们所记住的“文革”，仅仅是无情纷争的高层，凶残迷狂的大众。将“文革”仅仅描述成“权力斗争＋大众疯狂”不仅相当肤浅，也会让我们遗漏重要的历史心得。在相当程度上，正是中国改革时期的意识形态故意遮蔽“文革”的部分真相，才让中国改革在牺牲大众利益方面走得如此之远。继“文革”险胜，“六四”大胜之后，中国官僚利益联盟在 1989 年之后的改革中，将利益的天平狠狠地拽向了自己一边。就对大众的掠夺而论，30 年改革时期已经远远超过文革前的 17 年。难怪有人大声发问：改革会变成“武革”吗？这种剥夺甚至远非 1949 年之前可比。因此，其积累的反弹能量也远非那两个历史时期相比。一位下岗之后靠开黑车谋生的中共党员，在一路痛诉了社会的种种不公之后，在临下车时候非常认真地请求我这位知识分子模样的人：“以后你们搞什么组织一定要带上我。”显然，这是一股不断膨胀，正在四处寻找突破口的地火。一有机会，它们就可能喷涌而出，汇成滚滚洪流。这种能量既可以引爆一场无序而惨烈的动荡，也可能成为一场深刻变革的巨大推力。

透视当今的中国政治情势，我们可以看到三把熊熊燃烧的大火：官僚利益集团欲火焚身，大众怒火中烧，政治领袖急火攻心。遭两面夹击的中国领袖层，虽然名义上握有最高权力，但却左右为难，完全找不到着力之处。灭大众之火，则官僚之火更炽，并最终将自己拖下水；灭官僚之火，则大老板断手断脚、自剪羽翼。面对如此困局，中国政治领袖们既然无法釜底抽薪，只好满足于不断地扬汤止沸疗法。除了一个正在逐渐变色而且随时可能彻底变色的“经济奇迹”之外，胡锦涛从江泽民手上继承的唯一遗产，就是一个强大的官僚体系。除此之外，别无长物。官僚体系作为中国政治领袖们的惟一代理力量和执政工具，江泽民必须依靠它，胡锦涛也必须依靠它。所谓江规胡随，并不是胡要随，而是胡不得不随。然而，这个曾经创造了中国 GDP 神话的官僚体系，在长达 30 年代的转型中也逐袖们必须引起高度警觉，并迅速拆除其引信。当务之急是，必须在官僚合法性与领袖合法性之间建立一道防火墙，以防止火势向最高层蔓延，使整个秩序结构同步崩溃，与此同时，必须通过基层民主和自治，重建中国社会的基层秩序，以消解官僚体系力量的泡沫式扩张。否则，一旦官僚体系的权力泡沫因为扩展到极限而破裂，就可能同时炸毁下层和上层秩序，而陷整个中国社会于又一次悲惨的治乱循环。

所幸的是 ，在中国官僚体系的合法性危机全面转化为中国政治领袖的合法性危机之间有一个时间差。中国大众政治文化中，历来有“反贪官不反皇帝”的传统，即贪官是坏的但是皇帝是好的。这种政治文化体现在今天，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一种抱怨：“上面的政策是好的，就是下面的执行走了样。“民众这种对高层与官僚的区别对待，虽然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但却意外地保护了中国政治领袖们的合法性。目下的中国，官僚体系已经处于全面的合法性危机之中，但传统政治文化的保护膜仍然全力维护着最高权力者的合法性。对于中国的政治领袖们来说，这是历史赐予他们的一个极其宝贵的时间差，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未来几年，将是中国新一代政治领袖能否摆脱体制惯性，创造奇迹的关键时段，也是我们观察中国历史走向的一个重要的时间之窗。

出于历史的逼迫，中国在胡锦涛时代出现重大转折的概率相当之高。但种种迹象的确让我们担心，中国政治正在逐渐丧失和平政治转型的条件。所有改革的经验都表明，被迫改革的时候，总是领袖们最为脆弱的时候，利益集团最为疯狂的时候，民众最为暴烈的时候。所有异像，由模糊而清晰，都齐齐集于今日。中国，将面对怎样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