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杨继绳

简介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二十世纪世界经济奇迹之一。它把中国从1970年代末的一穷二白，提升到2003年个人所得超过1000美元》但在改革的过程中'却时刻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斗争不如文革时代的残酷，但激烈程度不遑多让，它主要体现在以邓小平代表的改革派和以陈云代表的保守派对中国政经路向的角力上，使中国在进步的过程中惊涛骇浪、几起几落，还损折了胡耀邦和赵紫阳等大将。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总设计邓小平无疑居功至伟。但他的改革是不彻底的，他「经济上放开，政治上收紧」的政策，为今天的中国留下了不少后遗症，也使他的左膀右臂胡耀邦和赵紫阳成为这种「不完全改革」的摄牲品。

本书对二十多年来中国在改革之路上走过的艰辛历程和高层激烈斗争，作出详尽真贳而深入的纪录与论证。

需要特别一提的，是本軎附录中收入了作者对赵紫阳的三次访问记录，可使让者对高层政治的残酷性和复杂性有更深刻的了解。

本书作者是资深记者和评论家，长时间在北京一级媒髅工作，能接触到大屋第一手资料，也和北京政治圈人物有密切的交往，本书是作者穷十多年搜集资料锧研编写的力作，权威性和观点之透彻尖锐，为同类作品中前所未见。

导言 “双峰政治”和“两点碰撞”

第一章 破冰—走出毛泽东的阴影

第1节 中国改革的初始状态

第2节 继承人位置的争夺

第3节 邓小平力破“两个凡是”

第4节 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曲曲折折

第5节 政治路线大转变

第6节 “西单墙”和理论务虚会

第7节 “四项基本原则”

第8节 大平反 大改组

第二章 选路—中国向何处去

第1节 从《陈云文稿》到“党校事件”

第2节 商品经济，还是产品经济？

第3节 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

第4节 私有经济，是“祸水”还是“活水”？

第5节 集体化，还是农民自主经营？

第6节 自我封闭，还是走向世界？

第三章 较量—严峻的 1983 年

第1节 “缓改革” 批《苦恋》

第2节 从批“异化论”到清除精神污染

第3节 是一次未遂的宫廷政变？

第四章 涨落—波起云涌的1986年

第1节 １９８４－１９８６：政治波澜起伏

第2节 １９８６：重提政治体制改革

第3节 秦柳方上书和“马丁事件”

第4节 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的一场争论

第5节 南北共震的十二月学潮

第五章 逆转—胡耀邦落马

第1节 “生活会”――宫廷政变

第2节 胡耀邦下台的根本原因

第3节 胡耀邦下台与胡赵关系

第4节 从反自由化高潮到“十三大”

第六章 国殇—北京政治风波

第1节 山雨欲来风满楼

第2节 导火线――胡耀邦逝世

第3节 新华门前：警察和学生的冲突

第4节 “４．２６”社论：矛盾进一步激化

第5节 从“5．13”到“5．19”：空前规模的绝食与声援

第6节　 戒严以后的十五天

第7节 我目睹的“六四”悲剧

第七章 回流—重新回到“一个中心”

第1节 “皇甫平“事件

第2节 南国卷起“邓旋风”

第3节 改革发起派全面反攻

第4节 市场经济加权威政治

第八章 明天—重新争论中国向何处去

第1节 跨世纪前后的中国状况

第2节 令人瞩目的阶层冲突

第3节 新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争论

第4节 关键在于壮大民主力量

附录

附录一：一访赵紫阳

附录二：再访赵紫阳

附录三：三访赵紫阳

附录四：赵紫阳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的自我辩护发言

导言"双峰政治"和"两点碰撞"

世界注目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上世纪70年代末发端，到现在整整进行了25年。

在这25年中，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是滚滚的政治风雷。

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波澜起伏，左冲右突，扑朔迷离，局外人难以探寻其究竟。其实，只要抓住一条总的线索，就能把握其要领。

毛泽东逝世后，中国有两个急待解决的问题：经济上贫困，政治上专制。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办法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

毛泽东逝世后，有四股政治力量企图按自己的意愿选择中国未来的道路。

第一种选择是，政治和经济都维持毛泽东晚年的路线，即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计划经济体制。

毛泽东逝世之前，江青等人以毛泽东的衣钵继承者自居。他们是"文化大革命"的积极支持者，也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的积极支持者。

粉碎"四人帮"，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政治力量大为削弱。我们要肯定粉碎"四人帮"给中国历史带来突破性的重大影响，但是，粉碎"四人帮"的人，并不一定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更不一定都反对计划经济体制。1977年2月，华国锋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度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1977年5月，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77年5月1日《人民日报》）。这表明，华国锋坚持第一种选择。显然，这种选择不能解决中国当时急待解决的贫困和专制的问题，因而违背了时代的需要。经过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改革力量的不懈斗争，"两个凡是"受到批判，华国锋被迫下台。汪东兴、吴德、纪登奎、陈锡联、李鑫、郭玉峰等"凡是派"也作鸟兽散。坚持第一种选择的政治力量已经失败。但是，他们还有一些支持者，他们的思想影响还存在，他们的影响附着在第二种选择之中，有时成为第二种选择的同盟军。

第二种选择是，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原来的意识形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走50年代的路。

持这种态度的人们的主张是：放弃毛泽东晚年的路线，回到50年代。他们认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成功的，只是"大跃进"搞坏了，以后又接着"四清"、"文革"，使得计划经济没有搞好的机会。计划经济没有错，只是执行中没有搞好。当然，50年代国有经济集中得太多，统得太死，没有划出一定的地盘让多种经营和小生产发展。所以，他们主张，在计划经济制度的前提下，允许搞一点市场调节，这就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陈云是这一主张的代表。改革初期出版的《陈云文选》体现了这一思想。

第三种选择是，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原来的意识形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放弃计划经济体制。走市场取向的改革。

持这种看法的人认为，回到50年代是不行的。他们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有较深刻的认识。但在改革之初，还没有人敢提出放弃计划经济体制，也没有明确提出搞市场经济。只是强调发展商品经济，建立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经济体制。到80年代中期以后，才明确提出改革要以"市场取向"，到90年代初期才提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邓小平是这种主张的代表。l979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人时，明确提出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问题。他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但这段谈话一直到13年以后的1992年才公布。

第四种选择是，在经济上放弃计划经济体制，搞市场经济；在政治上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实现政治民主化。我们称它为自由民主派。

这是一种比较彻底的改革主张，也是希望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的思路。在改革初期，这种看法是大逆不道的，因此，在当时主流人物中，在体制内，没有人提出这种主张。但是，在民间，在知识分子中间，这种看法是存在的。更重要的是，在国外，无论是在西方国家还是转轨后的苏（联）东（欧）国家，这种看法是社会的主流思想。所以，第四种选择的思想，正是在改革年代一次又一次民主运动的思想源泉和群众基础。他们在支持第三种选择中寻找自己的表达空间，有时成为第三种选择的同盟军。

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实际上是上述四种政治力量的较量。

在改革大幕即将拉开的时候，政治斗争的中心内容是后三种政治力量合成一支力量来反对第一种力量，即粉碎"四人帮"和推倒"凡是派"。

"四人帮"己被粉碎，"凡是派"被赶出权力中心，第一种选择也就失去了可能。第四种选择的力量还处于边缘地位，对国家大事没有发言权。只能在发生学潮时表现其力量的存在。因此，政治斗争主要是在第二种选择和第三种选择之间发生。这两种力量都在权力中心，都占有较多的社会资源和较多的支持者。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随着民间力量的发展壮大，随着西方意识形态的进入，第四种选择的政治力量（即自由民主派）也在悄悄地发展。估计若干年后，可能走上前台，成为一种主流力量。与自由民主派尖锐对抗的第一种力量逐渐消退，而专制力量（新权威主义，新左派可能是这种力量的的维护者）则会与自由民主派抗衡。

这四种选择聚集了四种政治力量。这四种力量排成系列可以形成中国自左到右的政治光谱。最左为"四人帮"的残余力量，最右为自由民主派。这个光谱是连续的。在这四种力量之间，还有中间地带。

这个连续的政治光谱中。有两处能量最强，这就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三种选择和以陈云为代表的第二种选择。

陈云是一位老革命家，在1931年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同年9月成立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时，他已是政治局委员。1935年，在长征路上他被派往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1937年11月同王明、康生等一起回到延安。在延安时代就负责组织工作，因而在干部队伍中有深厚的基础。建国之初，中央领导人排名为：毛、刘、周、朱、陈、林、邓。陈云的地位还在邓小平之上。建国后，每当经济出现挫折时，就让陈云出来收拾局面，毛泽东有"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之说。在毛泽东批评"反冒进"时，他和周恩来同时被批。拥护周恩来的人大都也拥护陈云。在国民经济管理系统，在干部组织系统和高层干部中，陈云可以说是树大根深，一呼百应。由于他的深思、稳重、严谨、外柔内刚，得到了不少人的信任。他很少直接出面参与政治斗争，给人一种神秘莫测之感。

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内也是一位树大根深、一呼百应的人物。他敢作敢为，决策果断，号称"钢铁公司"，"四人帮"以后，是党内公认的领袖人物。他执掌军队，控制全局。由于他三起三落的政治经历，其地位不可动摇。

邓小平和陈云势均力敌，互相制衡，谁也推不倒谁，谁也离不开谁。一些重大问题，需要两人都同意才行得通。所以，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力量呈双峰状态。由于邓小平是实际上的一把手，这个山峰稍高一些。

邓小平和陈云风格不同。邓小平是铁腕人物，而陈云常以中庸取人。对用宫廷政变方式处理"四人帮"问题，众人拍手称快。陈云却说，这种方式"下不为例"。审判"四人帮"时，邓小平主张枪毙江青和张春桥，陈云说："如果我一票反对，也要记录在案。""六四"以后，中顾委批判李锐、杜润生、李昌、于光远四位老人，有人主张开除他们的党籍，陈云却保他们四人过了关。陈云从根本上是左的，但他用中庸之表包装左的内核。他和邓的斗争中，常以柔克刚。从积极方面看，在中国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双峰政治比一峰政治好。有陈云的制衡，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邓小平滥用权力。

有了这两个权力山峰，就会聚集两支队伍。邓小平的队伍中有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习仲勋、李昌、周扬、乔石、项南、任仲夷、田纪云以及一大批支持改革的干部。陈云的队伍中有李先念、宋任穷、姚依林、宋平、王震、余秋里、胡乔木、邓力群等左派以及党国元老中若干人士。

为了叙述方便。我们把两个权力山峰下的队伍称之为陈云阵线和邓小平阵线。陈云阵线也可以称为保守派，邓小平阵线也可以称为改革派。"改革派"和"保守派"都是中性词。没有褒贬之意。

邓小平阵线和陈云阵线有两点共识：一是坚持中国原有的政治制度和指导思想不能改变；二是必须改变毛泽东留下的经济现状，即经济体制改革。1987年，赵紫阳按邓小平的意思，把两条阵线的共识归纳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十三大把这个归纳提到"党的基本路线"的高度。

"一个中心"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是"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这两个基本点可以用另一种形式表达：不改变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学习西方的经济制度。这是一百多年前中国改革者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现代版。

两个基本点，一个是要把过去几十年视为异端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物质刺激"作为目标来实现，要积极吸收"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一个是要坚持共产党几十年的基本制度、基本立场和基本理论。这在实际工作中是很难协调的。不相容的两个基本点之间不可能不发生碰撞。中国的改革过程，就是两个基本点的不断碰撞的过程。

在这"两个基本点"的旗帜下，聚集着两支队伍：一支队伍强调改革开放，一支队伍强调四项基本原则。前一支队伍基本上是邓小平阵线的人，后一支队伍基本是陈云阵线的人。如前所述，就改革开放而言，陈邓两个阵线有分歧（一个是计划经济，另一个是市场经济）。

但这种分歧的斗争搅合在两个基本点的斗争之中。例如，陈云阵线在攻击邓小平阵线时，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武器。邓小平阵线在攻击陈云阵线时，以"反对改革"作为武器。陈云阵线如果认为邓小平阵线某项改革走得太远，就拿起"姓资姓社"的武器来打击。

双峰政治下两个基本点的碰撞，就演化为两种势力的政治斗争。

在这两种力量的斗争中。"凡是派"的残余势力支持陈云阵线；自由民主派支持邓小平阵线。当自由民主派的活动威胁到"四项基本原则"时，邓小平阵线和陈云阵线就联手对其实施打压。

对于中共十二大形成的"邓胡赵体制"，陈云阵线是格格不入的。

可以不十分确切地说，"邓胡赵体制"和"陈云阵线"是中共十二大以后政治上明争暗斗的两端。最后还是"邓胡赵体制"被瓦解。在这一轮斗争中，陈云阵线取胜。邓小平阵线的失败以两个总书记落马为代价。1992年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中国的改革目标，完全放弃了计划经济体制，可以说是邓小平阵线取胜，陈云阵线失败，以放弃自己的选择目标为代价。

如前所述。贫困是毛泽东留下的难题之一。由此产生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发展经济的有效途径就是改革开放，即经济自由化。

然而，经济自由化的发动机一经开动，政治民主化的要求就会提上日程。一方面，中国人不能只要经济自由而不要政治民主（先知人士是这样，如魏京生、任畹町等70年代末期的态度）；另一方面，从经济自由的运动逻辑来说。没有政治民主，经济自由也难以进行下去。所以，经济改革越是深化，市场经济的本身会对政治民主提出强烈的要求（党内改革派是这样的，如安志文、杜润生等90年代中期以后的态度）。因此，不管是自由民主派，还是党内改革派，都认为解决政治专制问题刻不容缓。这正是毛泽东留下的另一个难题。

就中国共产党最高层而言。无论是陈云阵线还是邓小平阵线，都不想搞彻底的政治改革。邓小平虽然多次讲过政治改革，但他的政治改革是在"四项基本原则"框架之内。其所以是这样，是因为彻底政治改革的底牌就是改变一党专政，这必然伤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所以，著名自由主义学者于光远说过："想要共产党搞政治改革是与虎谋皮。"

因此，在解决专制问题上，中国人分为两条战线，一条战线是要求政治民主化，一条战线是要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陈云阵线和邓小平阵线就变成了一条战线-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他们不仅和自由民主派，而且和一切要求民主化的中国人成了对立面。对立双方，一方拥有强大的暴力，另一方只有日益强烈、不可违抗的民意。今后的"两点碰撞"不再是"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的碰撞，而是专制和民主的碰撞。这是政治民主化过程中的"两点碰撞"，它比经济自由化过程中的"两点碰撞"更具有刚性、更为激烈。1989年春的北京风波就是一次演练。今后这方面的斗争会不会酿成更大规模的流血，取决于斗争双方的政治智慧。

周期性和无序性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具有周期性。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大的利益集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动摇，不仅仅是保证中国社会稳定的需要，也是保证这个利益集团最根本的一条。在四项基本原则中，最核心的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所以，中国的改革是在现有的制度的框架之内的自我完善。这就要处理好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既要使改革进行得比较到位，又要不伤害原有的制度。这好像是病人自己给自己做手术，既要切除病灶，又不能有剧烈的疼痛。在改革实践中，这是一个两难悖论：既要吸收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先进管理和先进制度，又要坚持社会主义原则；既要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又不危及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

因此，中国这场改革的领导者就会出现一种矛盾态度。他既然骑上了改革这头烈马，就很难半途下来。他要扬鞭策马前进，又要勒住缰绳，不要让马越过边界。这种矛盾表现在"两个基本点"之中。一旦改革的烈马践踏了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就很警觉，陈云阵线也会出来有所动作，或者以向邓小平送材料、加压力的方式让邓小平采取措施；一旦这种纠偏措施危及改革烈马的健康和生命，邓小平阵线就要限制保守派的行为，同时对改革的烈马加以激励。改革的掌舵人邓小平不得不根据形势的需要，一会儿强调这个"基本点"，一会儿强调另一个"基本点"。所以，局外人看来，邓小平"左右摇摆"、"反复无常"。由此，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就表现为周期性。一次又一次地起伏，一次又一次地反复。

对这种政治斗争的周期性，邓力群曾说过一句话：每逢双年，自由化泛滥；每逢单年，左派反击。这种说法粗略地接近实际。请看：

第一轮：1976-1977

双年是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单年是1977年。提出了"两个凡是"。

第二轮：1978-1979

双年是l978年，真理标准的讨论，"两个凡是"被批倒，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这期间，有西单墙和理论务虚会。

单年是1979年。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西单墙被取缔，一批自由派知识分子被抓。

第三轮：1980-1981

双年是1980年。胡耀邦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一些激进的改革知识分子也活跃起来。《光明日报》等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自由派人士的文章。

单年是1981年。从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开始，陈云阵线开始反攻，在政治思想领域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经济上接受了"抑需求，稳物价；舍发展，求安定；缓改革，重调整；大集中，小分散"的24字方针。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整理的材料，按照对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态度，将经济学家分为四类：第四类是主张发展商品经济的。

文艺上开展对《苦恋》等一批文艺作品的批判。

第四轮：1982-1983年

双年是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一些"凡是派"人物失去了位置，一批坚持改革的人物进入了中央委员会。政治上出现了比较宽松的气氛。知识界又活跃起来。《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发表的《社会主义异化论》和《抽象的人道主义》，这些文章如电光石火，在知识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单年是1983年。批判"异化论"，"清除精神污染"。经济上批判刘国光的"指导性计划"。左派人士发表文章，保卫"指令性计划"，批评"指导性计划"。

第五轮：1984-1985。

双年是1984。春节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特区，提出"不是收，而是放"的指导思想。3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开放沿海14个城市，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思想。

单年是1985。7月29日，陈云在全国端正党风座谈会上强调"要同一切违反共产士义理想和道德的错误言行进行坚决斗争"。9月23日。陈云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提醒与会者："社会主义经济，还是要有计划按比例。我们是共产党，共产党是搞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话现在没有过时。"

这一年两员改革大将落马，一位是福建的项南，另一位是海南的雷宇。

第六轮：1986-1987。

双年是1986。邓小平再次发表关于政治改革的讲话。春夏间，政治改革的舆论形成高潮。白由派知识分子活跃一时。12月，全国各地学生走上街头，要求加速政治体制改革。

单年是1987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落马。左派提出"第二次拨乱反正"。一批自由派知识分子被开除党籍。

第七轮：1988-1989。

前几轮斗争周期太短。双方的力量没有得到足够的释放就转向，因此双方的能量都有较多的积累。一旦重新爆发，其强烈程度非前几轮斗争所能比拟。

双年是l988。夏天以后，方励之等人批评政府的声音越来越强烈。北京一些高校里有各种"研究会"、"讨论会"、"沙龙"、自由民主人士到处发表演讲。他们含蓄地或大胆地批评共产党，批评现行制度。有些知识分子发起了争取民主的签名活动。

单年是1989年。北京戒严，"六四"镇压，左派极端活跃。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92年。其中"反和平演变"几乎提到和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地位。"一个中心"几乎变为"两个中心"。

在这以后，不再是一年又一年的轮回了。从1989到1991年持续三年的左派反攻以后，1992年邓小平南巡，接着按南巡基调召开了十四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确立。

1992年6月21日李先念逝世，同年9月28日胡乔木逝世，1993年3月21日王震逝世，1994年12月11日姚依林逝世。陈云阵线失去了几位重量级人物，势力大减。1995年4月10日陈云逝世。逝世前8个月，即1994年8月做了气管切开手术。

邓小平于1997年2月20日逝世，在1994年以后因身体原因就不管国家大事了。邓陈的斗争到1994年就已结束。

中国的双峰政治结束后，就进入了后邓小平时代。

后邓时代从1994年开始。结束后邓时代的主要标志是：重新作出一个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这将是中共第三个这样的决议），对邓小平的功过给以客观评价，其中重要内容之一是对1989年的北京风波给以公正的结论。整个江泽民执政时期、胡锦涛执政后若干年内，都属于后邓时代。

后邓小平时代有几个特点：

第一，还是沿着邓小平所规定的路线，一方面大力推进市场经济，一方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但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同时。引入了"三个代表"的思想，从而软化了"四项基本原则"。

第二，邓小平开创的改革还在继续，但改革不是像当初那样，由怀有理想主义激情的政治家推动。而是由20多年来形成的各种社会力量的合力推动。第三，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经济放在重要位置，但人们在关注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加关注社会问题的解决。人们既享受邓小平时代的繁荣，也承受着诸如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贪污腐败等社会问题的折磨。

第四，中国更加融入世界，自从成为WTO成员国以后，中国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和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来自国外的思想，以更大的力度涤荡着中国的历史积淀，更多的人类文明的成果进入中国。当然，中国也更容易受到世界风潮的侵蚀。

第五，真理的旗手已经从执政者转向民间及其代言的知识分子。

官方意识形态不仅已经丧失了神圣性，也在相当深的程度上丧失了可信性。意识形态的执掌者在对知识分子实行打压时理不直，气不壮，他们的打压指令常常用口头传达，而不用正式文件。对一些良知末泯的执行者来说，他们做的只是一种应付上级的职业行为。"极权主义的原动力已经衰竭"，"革命的总发条已经松了。"在这一点上，后邓小平时代类似于哈维尔说的"后期极权主义"。

第六，从强人政治转向了常人政治。最高执政者再不是战争年代造就的政治强人，而是靠机遇、性格、才能、品质走入最高层的普通人。常人政治的一个特点是，他不能按照既定的理念行事，只能按照社会现实需要行事；他不能凭借自有的政治强力来推行某些主张，只能在各种政治力量的合力的推动下作为。他的成功与失败决定于对社会现实需要的判断，决定于对政治力量的合力的方向的判断。判断对了，他就可以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判断错误，他就会成为时代的弃儿。

在后邓小平时代。由于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政治体制还没有改变，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日益尖锐，民主化的要求日益紧迫。

后邓小平时代的政治光谱和邓小平时代有所不同，能量最强的邓区和陈区已经合并，成为权力中心。最左端的是专制主义，最右端的是自由主义者。在两极之间是广阔的中间地带。由于中国的民主问题还没有解决，权力中心在光谱上是偏向左边的。

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除了具有周期性以外，还具有无序性。

前面谈到，由于改革的目标不同，因而有邓小平阵线和陈云阵线。

实际上，所谓"两个阵线"，只是一个模糊的划分，界线既不严格，也不清晰。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有一条纪律：党内不能搞"小圈子"，不能搞"非组织活动"。所以，我说的"两条阵线"或"两支队伍"，只是政治倾向上的一致，没有组织上的结盟，没有公开的派系活动，至于背后串联、沟通及其它活动，局外人是不得而知的。

由于两个阵线不能组成合法的党派，不能公开、透明地进行合法斗争，他们的斗争只能以非程序、非法律方式进行。

邓小平、陈云两人对中国改革的目标意见不一，他们总是"谈不拢"。邓小平为了摆脱陈云的掣肘，不开常委会（胡耀邦说："常委会很少开。小平说：谈不拢，不要开了。"-李锐《耀邦去世前的谈话》）。

邓小平有什么想法直接找胡耀邦、赵紫阳谈，让他们去执行。陈云想开常委会，是希望有说话的地方。（赵紫阳同本书作者的谈话。见附录）。不开常委会，陈云有话无处说，只有通过他周围的人以种种形式向邓小平下面的人施加压力，挑起斗争。

由于邓陈两人既不能向公众挑明他们的分歧，进行有程序的合法竞争，让广大群众作出选择，又不能以常委会的形式，通过民主讨论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共识，从而付诸执行，这样就出现了两个后果：

一是两种力量在暗中相互掣肘，使得某些改革政策左右摇摆，某些改革进展困难，贻误了时机；二是在第一线工作的中央领导人在十分因难又十分危险的条件下工作。他们处在"一仆二主"的尴尬境地，两方面相互矛盾的看法都得听取，两方面都不能得罪。两位总书记不合乎法律程序下台，政治斗争缺乏程序是一个原因。这种非程序，非法律形式的政治斗争，不公开透明，局外人感到扑朔迷离，不可琢磨；广大群众无法自觉、自主地参与其中。由于不知内情，群众不是缺乏热情，就是热情被某种政治势力所利用。

就邓小平而言，他尽可能避免和陈云发生正面冲突，也不愿意开展激烈的政治斗争，怕政治斗争影响改革。就陈云而言，他是一位具有柔性的政治家。当他看到计划经济大势已去时，并不坚持己见。陈云虽然和邓小平在改革目标上有不同的看法，但只是从旁边施加影响，希望自己的意见得以实现，但从来没有取代邓小平成为第一把手的企图。

由于邓陈双方都不愿意开展激烈的政治斗争，所以，他们之间的斗争只能像打太极一样，又柔又粘，却很有力量。

意识形态的斗争意识形态的斗争，是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的重要内容。从批评"两个凡是"到真理标准讨论，从清除精神污染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都是意识形态的斗争。就是在经济改革领域，意识形态的争论也是改革进与退的焦点。如搞商品经济还是搞产品经济，搞计划经济还是搞市场经济，允许不允许搞私营经济，搞不搞经济特区，都有意识形态防守与突破。

为什么在改革年代意识形态的政治斗争如此突出？

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她的最终目标足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近期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对这些，她千百次地向中国人民承诺，而且写进了历届党章。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就是为了实现她的这一诺言，这是她领导地位合法性的理论根基。所以，要保证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合法性，就必须坚持原有的意识形态，即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而要改革开放，就必须突破马克思主义某些根本性的教义。

本来，在改革年代，意识形态战线就应当有这样一种责任：既要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的合法性作出诠释，又要为改革开放提供理论武器。但是，由于这两项任务是相互矛盾的，题目本身是无解的，没有人能够找到两者兼备的答案。既然选定了"市场取向"的改革，改革的理论只能来自西方现成的市场经济理论。众所周知，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势同水火的。这样，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势必要和主流意识形态发生冲突。

改革年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改革前一样，依旧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一条。这一条是中国共产党的灵魂，也是其执政合法性的理论依据，落实这一条，就成了意识形态战线的职责。所以，意识形态的执掌者们，就成了原有意识形态的守护神。

既然原有的意识形态是市场取向改革的障碍，那么，这些意识形态的守护神们，很自然地就站在改革开放的对立面，成为改革年代的保守派。

从共产党国家的传统来看，意识形态执掌者总是处于日丹诺夫的地位。他们对西方意识形态有着强烈的排斥。对国内的文化进行严格的控制，对知识分子进行打击和迫害（注：日丹诺夫是上世纪30年代-40年代苏联共产党意识形态的主要负责人，他的指导方针是在各个领域，包括文学、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和自然科学领域，不断地进行批判斗争，不允许自由研究和自由讨论，动不动就将学术问题说成是政治问题，提到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高度，对知识分子进行打击迫害。日丹诺夫虽然于1948年去世，但他的影响深远。）有人说康生是中国的日丹诺夫，康生死后，胡乔木、邓力群就继承其地位。日丹诺夫主义是极权制度的产物，也是极权制度的工具。

因此。在改革年代，意识形态的掌管者和改革派知识分子之间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由于四项基本原则是一件具有法律效能的武器，意识形态的掌管者又具有政治优势和话语优势。当他们抡起四项基本原则的大棒时，改革派知识分子不是纷纷落马，就是望风而逃。然而，从中国改革整个过程来说，中国改革每一次突破，都是对原有的意识形态的突破，对原有价值体系的突破，由于新的价值体系没有建立起来，所以每一次突破，都增加一分彷徨，增加一分信仰危机。信仰危机又为卫道者提供了攻击改革者的借口。卫道者的每一次进攻又暴露了原有理论体系的残缺，又为下一次思想解放和改革的突破创造了条件。实际上，原有的价值体系大厦业已崩溃，那些希望保持教义"纯洁"的人，只能处于抱残守缺的地位。

意识形态的执掌者是以胡乔木、邓力群为首的一群人。胡乔木是毛泽东的秘书，后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分管宣传。文革中被打倒，文革后期邓小平复出后，让他负责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1976年月12月，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胡乔木向"四人帮"上书，揭发邓小平十四条，受到"四人帮"的通报表扬。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宽恕了他，还说胡乔木揭发的基本是事实。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胡乔木增补为中央委员，十一届五中全会被选为书记处书记。不过，邓小平只把他当"笔杆子"使用。在1975年邓小平二次出山时邓力群曾是邓小平的智囊之一，当时他把邓小平的思想归纳成一篇重要文章《论三项指示为纲》。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时，这篇文章成为重点批判对象。他没有把责任推给部小平，自己承担起来。1979年他发表过同意搞商品经济的文章，后来经过反复权衡，改变了看法，反而批评商品经济。十二届中央委员会里，他们两人都是中央委员，胡乔木则是政治局委员，邓力群是书记处书记。他们两人下面还有一大批追随者。意识形态的执掌者掌握着官方意识形态的解释权和裁判权，控制着新闻出版和社会科学研究。由于他们对传统意识形态的维护，对于保证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不可或缺，他们和党内的元老们息息相通。他们从陈云等党国元老那里得到权力资源，也听从陈云等元老们的意见。他们或直接向邓小平"左耳"写报告、送材料，鼓动邓的"左手"打击改革派知识分子，或通过影响元老进而影响邓小平的政策走向。但是，他们对传统意识形态的维护的过分行为，又成为改革开放的障碍，邓小平不能让他们为所欲为。

中国的改革派知识分子是中国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其激进的一翼是自由主义者。他们对计划经济体制，对专制政治有着深刻的批判，对民主、自由有着急切的渴望。一些希望尽快改变中国面貌的人同情和支持他们。党内民主派是他们的亲近力量，中国的改革为他们提供了有限的活动空间，他们的活动又将中国的改革推向深入。他们对企业、对青年、对民间，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他们可以通过党内民主派来影响权力中心的政策走向。但是，他们的活动有着解构中国共产党政治体制的危险，有可能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合法性。邓小平用"四项基本原则"作"金箍"套在他们的脑袋上。不同的时期邓小平念出不同的"紧箍咒"："清除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

意识形态的执掌者及他们的追随者们和中国的改革派知识分子是两支对立的队伍。

对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权力中心来说，这两支队伍都是不可缺少的。权力中心需要保守派捍卫意识形态，从而保证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合法性；权力中心也需要自由派推动改革开放，从而为共产党创造更长远的生命力。只有邓小平能驾驭和利用这两支队伍，他像一位高明的钢琴师，一会儿敲击左键，一会儿敲打右键。当自由主义者的行为越出了"四项基本原则"的设限时，邓小平就利用意识形态的执掌者作为打手，打击自由派。意识形态的执掌者经常提醒邓小平，自由主义者如何违犯"四项基本原则"，鼓动邓小平念"紧箍咒"，并且是执行"紧箍咒"坚定而勇猛的生力军。当意识形态掌管者的行为超过一定的限度，成为改革开放的障碍时，邓小平就停止了"紧箍咒"。并且说一些政治宽松的话语来安抚自由派，给自由派较宽松的活动空间。这时，整个社会政治气氛宽松，改革的步伐也随之加快。

这样，自由主义者一旦言论过激，就会给意识形态的掌管者开辟新的活动空间；意识形态的掌管者走过了头，也势必给自由主义者创造宽松的条件。当然，这种为对立面创造条件，是通过邓小平为核心的权力中轴实现的。正如上面所说，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有周期性；宽松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出现打压自由派的斗争。打压自由派会使意识形态的掌管者十分活跃；意识形态的掌管者活跃过头，就会出现新的宽松，自由派就会活跃起来。钟摆向左偏移的幅度越大，随后向右偏移的幅度也会相应加大。这种摇摆在20多年的改革中有多次来回。

邓小平之所以能够运用自如地驾驭自由主义者和意识形态执掌者，是因为在这两个极端的派别之间，有着广阔的中间地带。在邓小平的左侧，虽然以保守力量为主，但保守程度是不同的，保守派的极端才是意识形态的掌管者及其追随者。在邓小平的右侧，虽然想积极推进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但激进程度不同，改革派的极端才是自由主义者。从人数来看，两个极端是少数，而中间力量是大多数。

由于有广阔的中间地带，所以。上述周期性的政治斗争不会酿成全面危机。全面危机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当两极之间的广阔中间地带的群众分别向两个极端聚集时，就会出现大规模的对抗。这里的关键是，政治权力中心能否把两极间的中间群众聚集在中心地带。如果政治权力中心失去了更多人的信任，中间地带的广大群众对政治中心十分不满，他们将不得不根据自己的利益的政治倾向，向两个极端聚集。

这时，政治权力中心除了手中掌握的军队以外，很难调动其它资源来解救社会危机。

这本书记录了自毛泽东逝世后中国的政治斗争。其中每一个材料都有所根据。为写此书，我采访了很多高层人士。我尽可能从事件的经历者、目击者那里得到材料。例如，关于粉碎"四人帮"这段历史，不少书籍都有记载，而这本书根据可靠的资料来源，对现有的出版物上的记载进行了大量的匡正。关于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方面的内容，本书比现有任何出版物中所记载的更为详尽可靠。本书中北京"六四"风波的内容都是作者当年的现场记录和单位的传达，其真实性是无可置疑的。遗憾的是，在写这本书时，我听取的基本是邓小平阵线有关人士的意见，另一方的意见听得很少。1995年，我在写《邓小平时代》那本书时，我曾通过一条渠道约访邓力群先生，想就一些重大事件听取他的意见，但没有得到答复。

第一章 破冰—走出毛泽东的阴影

第1节 中国改革的初始状态

在２０世纪最后的２０年，中国发生了举世瞩目的伟大变革。这场变革是在怎样的起点上发生的？也就是说，中国这场变革的初始状态是一个什么样子？弄清这一点，对于了解中国这场变革是十分重要的。

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毛泽东在中国最高权力的宝座上逝世。毛泽东留下的遗产就是中国改革的起点。毛泽东的遗产是丰富的：有一定基础的工业体系，较强大的军事实力，贫富差距不大的社会。他的遗产也包括一大堆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政治上专制；经济上贫困。而专制和贫困的背后是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中国２０世纪末的改革面对的就是这两个问题。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国的经济制度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切经济活动都纳入国家计划，“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将变成一架大机器，变成几万万人遵照一个指令工作的大机器”。到改革之前，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运行了２０多年，这个体制在改革初期的状况是：第一，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绝对统治地位。在农业方面，毛泽东逝世时以集体经济的人民公社和生产队为主，还有２０９３个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农场。１９８０年，全国有农村人民公社５４０００个。参加人民公社有１．７亿户，８亿人口，３亿劳动力。农村私营经济基本绝迹。（１９８１年《中国经济年鉴》,张思骞：《１９８０的中国农业》）一切土地都是集体种植。在工业总值中，１９７９年，全民所有制工业占８１．０％，集体所有制工业占１９．０％，没有私营工业。（《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８４》第１９４页）１９７８年，在社会零售商品总额中，全民所有制商业占９０．５％，集体所有制商业占７．４％，个体商业只占０．１％，农民对非农业居民零售额占２．０％。（同上，第３４７页）１９７８年底，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人数７４５１万人，占职工总数的７８．４％，城镇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人数２０４８万人，占职工总数的２１．６％，二者合计占职工总数的１００％。（同上，第１１１页）

第二一切经济活动都纳入了国家计划。生产资料不是商品，不能自由买卖，全都由国家计划调拨。国家统管的物资７００多种。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全部交给国家，由国家统购包销。工厂赚的利润全部上交国家财政，工厂花钱由国家财政支出，这就是财政统收统支，此外还有劳动力由国家统招统配，外贸由国家统进统出。

第三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原则而已。真正的按劳分配是没有的。说是实行八级工资制，实际上多年没有调工资。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大多数是二级工，月工资４０元左右。到了文革，连按劳分配也被说成是“资产阶法权”而加以批判。工人的收入和他的劳动成果没有关系，多劳不多得，少劳不少得。在分配方面，中国比苏联还要“社会主义”。毛泽东还批评苏联的“物质利益原则”。在农村，农民记“大寨式工分”，即吃“大锅饭”。工厂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用什么方式生产，都由国家决定。工厂的一切技术改造，甚至连盖一个厕所，也得报上级批准，盖上几十个图章才能得到资金。重庆钢铁公司有两台蒸汽机，这是清末张之洞为汉阳兵工厂从英国引进的。１９８２年我到“重钢”采访时，在大轧分厂还看到它们在运转。在隆隆的机声和弥漫的蒸气中我走近了这两台庞然大物。从机器的铭牌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字迹：一台是７５００马力，１９０５年造；另一台是６４００马力，１８８７年造。抗日战争期间这两台机器从武汉被运到重庆，作为轧钢机的动力。到20世纪８０年代，这两台机器已经很破旧了，热效率只有４％，还要经常维修。动力科的负责人说，如果改用电动机作轧钢机的动力，仅节省能源和维修的费用，一年就是１８０万元，但需要投入技术改造费４７５万元。为了申请这笔费用，从１９６５年就向上打报告，到我去采访的时候还没批准。１７年的等待，仅多消耗掉的能源和维修费就达３千多万元。在农村，实行经济集体化，生产资料收归集体，农民生产的粮食、棉花、油料．小秋作物等一切产品全都由国家统购统销。生产队种什么作物，种多大面积，怎么种植，农民和生产队的干部没有权力决定。农民吃多少粮食，吃什么样的品种，由县以上的行政机关决定指标。农民都是集体劳动，每天早晨，农民都聚集在村头大树底下等候队长派工。太阳已经落山，队长不下收工的命令谁也不能回家。１９５３年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以后，城乡居民的生活资料全都由国家凭票证定量供应。这些票证只能在户籍所在地领取。户籍制度极其严密，离开户籍所在地短期到外地去，需要当地政府开具的证明文件，并带上粮票、油票和其它票证，到了目的地以后，拿证明文件到目的地派出所登记才能住宿，用自己带来的粮票、油票才能吃饭。如果要出省，还得带全国粮票，全国粮票必须交具省公安厅允许出省的证明才能换取。农民除了参加农业劳动以外，不能外出做工。农民离村需要向队长请假。当时，绝大多数农民终生的活动半径不超过100公里。

按照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要把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变成一架大机器，变成一架使几万万人都按照一个指令工作的机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缺乏技术上的可行性。这是因为，计划工作者的主观判断很难反映经济运行的客观实际，计划工作者确定的各种经济指标很难如期实现，计划工作很难满足千变万化的社会需求。

前苏联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就认识了这种技术上的不可行性。苏联著名的飞机设计师安东诺夫写道：“基辅的数学家已经计算过，仅仅为乌克兰编制一项精确的和十分完整的物资和技术供应年度计划，就需要全世界所有的人工作一千万年。”（亚克.诺夫：《政治经济学和苏联社会主义》〈１９７９〉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３年中文版第１８５页）。苏联经济学家卢什科夫１９６４年说过，全苏联的人都投入到编计划的工作中去，到１９８０年才能编成１９６４年的计划。退一步说，即使这样的计划能够制订出来，一定是事过境迁，没有任何作用。

技术上不可行却硬要搞计划经济，只能是主观的计划。事实上，中国的很多重要经济指标并没有经过测算，而是毛泽东根据政治需要提出来的。如，毛泽东在1957年访问莫斯科时说过15年后钢产量达到3500万吨到4000万吨，没作任何论证（即使论证也没人敢提反对意见），就作为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1975）的钢产量指标。脱离实际的主观计划必然错误百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直接生产者和管理者都是一架机器上的零件和部件。没有自己的独立利益，没有自由活动的可能。工人和农民不能通过自己的加倍劳动增加收入，企业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经营得到发展，地方不能合理地利用资源求得繁荣。这种体制使每个经济细胞都失去了自我发展、自我平衡和自我调节的能力。尽管国家可以用“军工动员”的方式集中国力搞出核武器和人造卫星，但是，生产领域的经营状况和技术水平，远远落后于市场经济国家。接连不断的错误计划，生产者和管理者的积极性多年遭到扼杀，最终的结果是极度贫困。

改革以前的中国贫穷到什么样子呢？全国人均粮食产量１９５６年为３１０公斤，１９６０年下降到２１５公斤，１９７８年达到３２０公斤。整整徘徊了２２年。自从统购统销以后，中国农民没有真正吃饱过。１９７８年新华社记者沈祖润等到安徽的定远、凤阳、嘉山去采访，看到的情况使他们心酸。凤阳县前五生产队，１０户人家有４户没有大门，３户没有桌子，６８人中有４０多人没有棉裤。当过抗美援朝志愿军的史成德，７个孩子，１０口人，只有３只缺口碗。沈祖润看到的情况不是个别现象。１９７８年前后，新华社国内部农村组派出几位记者对中国西部农村情况作了调查。１９７９年全年的农民人均收入，最高是山西吕梁地区，为７０元；陇东庆阳第二，为６４．８６元；延安地区第三，为５７．２元；榆林地区第四，为５２元；甘肃平凉地区第五，为４７．６元；固原和定西最低，同为３６．８元。（陈大斌：《饥饿引发的变革》，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北京，第１７页）据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的统计，１９７８年，全国农民每人年平均从集体分配到的收入仅有７４．６７元，其中两亿农民的年平均收入低于５０元。有１．１２亿人每天能挣到一角一分钱，１．９亿人每天能挣一角三分钱，有２．７亿人每天能挣一角四分钱。相当多的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仅挣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的钱。还有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１９７８年，全国有三分之二的农民生活水平不如五十年代，有三分之一农民的生活水平不如三十年代。处于城乡差别有利的一方的城市居民是不是比较富裕呢？不是。１９７７年，我在天津调查时发现，工厂的生产第一线７０％以上是二级工，月薪为４１．５元，再没有其它收入。城市居民只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职工家里没有任何财产，成了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手表、自行车、缝纫机这些基本生活用品是城市居民梦寐以求的“三大件”。城市居民的居住条件极端恶劣。在天津，我走访了不少工人家庭。祖宗三代人挤在一间１０多平方米的房间里的情况十分普遍。建国初期，天津人均住房面积３．８平方米，１９７２年，天津人均住房面积下降到３平方米，到改革前的１９７８年又降到３平方米以下。５０年代初为工人修建的工棚式临时住宅，一直住到８０年代。夏天，在这拥挤、破旧、肮脏的工棚里，做饭的煤球炉都排在１米宽的公共过道里，过道的温度高达３９摄低度。中年妇女脱光了上身，随着炒菜的锅铲掀翻，硕大的乳房在晃动。这是我和我的同事杜润三１９７２年在天津佟楼附近一片工人住宅区目睹的情景。

毛泽东留下的不仅是贫穷，而是产生贫穷的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需要指出的是，这种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是相互依存的。要把全国变成一架大机器，要让所有的人听命于一个计划，就不能有杂音，不能有噪音，就得在政治上高度集中。

名为共和实为专制的政治体制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下午３时，毛泽东站在天安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这个共和国实行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呢？毛泽东在和蒋介石的斗争中他曾多次提出过民主政治的口号，多次提出要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参看：《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笑蜀编，汕头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但是，在建国前夕他对民主的态度比过去显得不同了。１９４８年９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不必搞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和三权鼎立等。”他把“议会制”和权力制衡的“三权分立”说成是资产阶级的，从根本上加以否定。

毛泽东把国家组成分为国体和政体两个问题。他说，“国体是国家的阶级性质。国体问题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问题，即国家政权的阶级支配问题。”（《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二卷第637页）在中国应当由那个阶级来专政呢？在１９４０年２月，他主张“各个阶联合专政”。到１９４９年６月，他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即“对人民民主，对敌人专政”。到了晚年，又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当然，这三种提法有其一致的方面。关键在于对“人民”的解释上。如果把“人民”解释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各个阶级的联合专政。如果强调在这个联合中的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则人民民主专政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人民”的范围越来越小了。毛泽东曾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但是，“人民”和“敌人”并没有严格而明确的法律界定。从毛泽东到一个村支部书记，都可以把反对自己的人说成“敌人”，从而使其变成专政对象。人民代表大会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政体”。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和职能由《宪法》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中有“共和”两字。孟德斯鸠把国家政体分为共和政体、君主政体、专制政体三种。他认为，共和政体是全体人民或一部分人民握有最高权力的政体；君主政体是由单独一个人遵照法律执政的政体；专制政体是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独一个人按自己的意志来执政的政体。从宪法的规定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共和”的，不是专制的。但实际情况不是如此。中国当时只有两部法律，一部是《宪法》，一部是《婚姻法》。毛泽东（特别是在他的晚年）可以置《宪法》而不顾，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他向美国记者史诺担率地承认自己“无法无天”。１９５８年８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说：不能靠法律治理多数人，多数人要靠养成习惯。……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每个决议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我们有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局搞的，我们基本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我们）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他说的“我们那一套”是指中国共产党那一套，“我们那一套”否定了“他们那一套”。“决议”是指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的“决议”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党大还是国家大？党大；法大还是官大？官大。西方国家是议会政治，中国则是“会议政治”。所谓“会议政治”，就是通过会议来决定一切重大事情，会议的“决议”高于法律。然而，什么时候开会，会议讨论什么内容，用什么形式讨论，会议开多长时间，参加会议的人是没有决定权的，有关会议的一切，完全听从最高领导人的意见。会议是贯彻最高领导人意志的工具，会议的“决议”实际是最高领导人的意志的文字表达。“会议政治”是非程序化、非法制化的政治，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议会政治”和“会议政治”虽然只是调换了一个字的排列顺序，却发生了本质变化。“会议政治”比皇权政治还要厉害。皇权政治只是皇帝一个人讲自己的看法，没有那么多人跟着帮腔起哄，没有“多数人专政”，所以，皇帝想处治一个人，如果错了，别人还可以为之说情。在会议政治条件下，最高领导人要整一个人，所有的人都按照最高领导人的意见表态、围攻。中国共产党成千上万个党支部，深入到每一个工厂、车间、田头和所有的机关、学校、居民委员会。在每一个基层单位和各政权机构，党组织都凌驾于行政领导之上，凌驾于人民代表大会之上，实施绝对领导。行政领导人对同一的党委书记俯首听命。名义上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实际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权力高度集中于党，而党权又高度集中于主要领导人的手中。这样一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就形同虚设。宪法上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实际上最高权力掌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手中。宪法中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国家主席、副主席，选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实际上，这些人事任免都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事先决定了的。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国民经济计划，而这个计划是中国共产党内事先讨论过了的。宪法规定设立国防委员会，实际上这是一个虚设机构，军队由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掌握。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实际上是由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只不过是一枚橡皮图章而已。毛泽东有时连这个“橡皮图章”也懒得用。他把国家主席刘少奇置于死地，也没有动用这个“橡皮图章”。毛泽东时代，是由他单独一个人按自己的意志来执政的政体。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史就是帝王专制史。毛泽东没有摆脱几千年帝王专制的强大惯性，在他的头脑里，王权思想还有重要地位。

200２年的一天，李锐在与他的老朋友在一个饭桌上（当时本书作者也在这个饭桌上）说，在延安，毛泽东曾戏问他的俄文翻译师哲：总统和皇帝有什么不同？师哲按照书本知识说了个一二三，毛泽东哈哈大笑，说：“其实是一样的！”毛泽东这个理解不足为怪。他是在中国农业社会成长起来的，没有接受过西方民主法治的教育，对农民起义改朝换代情有独钟，在他眼里，总统和皇帝都是君临天下、统率万民，当然没有什么不同。

1981年１１月１４日，在讨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草案时，朱德的秘书陈友群提供一个情况：１９５０年４月，中宣部起草的“五一”节的口号中，最后两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在审定时，竟然亲笔加上了“毛主席万岁！”这一条。“毛主席万岁！”这个几亿人呼喊了几十年的口号竟然是毛泽东自己要别人喊的。这件不可思议的事其实也好理解：要“君临天下”就得有人山呼万岁，在专制社会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法国大作家兼哲学家安德烈．马尔罗曾经问毛泽东：“你是不是把自己看作是16世纪中国最后几个伟大皇帝的继承人？”毛泽东回答说：“当然我是他们的继承人。”（见《尼克松回忆录》中追忆访华部分）经过几十年的奋斗，毛泽东这一代人经半个世纪把战乱的国家整合起来了。他们在中国王权文化的土壤上构筑了一个金字塔式制度。这个金字塔结构最早是由秦始皇建立起来的，是经过两千多年的逐步完善的。尽管毛泽东时代是中国帝王专制的尾声，但在王朝时代，由于交通、通讯的落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只不过是皇家的理想，国家的权力很难经常深入到版图的每一点上。在毛泽东时代，由于有了现代武器、现代交通工具、现代通讯技术和现代组织手段，国家的权力深入到了一切边远的乡村、一切山野角落，深入到了每一个家的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入到了每一个人的大脑和肠胃。行政权力的扩张，已经达到了极致，已经达到了尽头，已经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这就是极权制度。

制度是一个“范”，即浇铸铸件的模型。不管怎么样坚硬的金属，只要熔化成液体注入这个模型里，出来都是一个样子。不管什么人进入极权制度这个模型，出来都是两个背靠背的连体人：专制者和奴隶的连体，在下面前是专制者，在上级面前是奴隶。在这座“金字塔”顶端的一小群人组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这是一个议事机构。毛泽东是常委的核心，他具有任何事务的最后决定权，实际上处于一种类似帝王的位置。“金字塔”顶端的其他人既对毛泽东亦步亦趋，诚惶诚恐，又十分迷恋自己的权力。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实际是毛泽东的个人专政。中国最后一个皇帝不是袁世凯，而是毛泽东。毛泽东实际是现代中国的皇帝，但他比秦始皇和代皇帝更加强大，统治更加严密。秦始皇及中国代帝王说“朕即国家”，毛泽东可以说“朕即社会”。

毛泽东帝国是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来维持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切中国共产党为了取得政权，浴血奋战了２８年，为革命献身的革命战士数以千万计。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政权。在这个新政权中，中国共产党处于绝对领导地位。毛泽东在世时有一种通行的说法：“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世界上人数最多的严密组织。毛泽东逝世时，中国共产党有３５００万名党员。在“个人服从组织，下服从上，全党服从中央”的纪律约束下，所有的党员必须信奉一个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有的党员必须执行一条路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所有的党员必须尊崇一个领袖－－毛泽东。由于中国是共产党一党专政，所以，不仅共产党员这样做，也要求全民这样做。中国共产党是按照苏联共产党的方式建立的。苏联在建党时，曾经有过尖锐的意见分歧：列宁主张把党建成“有组织的部队”，马尔托夫等主张把党建成“一种不定形的东西”。所谓“不定形的东西”，就是我今天赞成党的纲领和政策，就可以自行列名入党；明天我不同意党的纲领和政策，我就不是党员。这类似西方国家的政党。在争论中，列宁的意见得到了支持。没有这种“组织严密的、有铁的纪律的党”，就不可能夺取政权。但是，党内只有个人服从组织、下服从上的关系，党内不同意见很难发表，对党的领导人的权力制衡力量很微弱。以后史证明，这种“组织严密的、有铁的纪律的党”，成了最高领导人实行专断的工具，成了极权政治的工具。党的地方各领导机关名义上是党的地方各代表大会和由它产生的委员会，实际上地方党委主要负责人及常委均由上一级任命。在干部任命等一切重大问题上，党的一把手有绝对的权力。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的特征是，一是它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处于执政地位。按照党的理论，共产党执政一直到国家消亡、共产主义实现为止。二是党的机构全部国家化了。党的专职干部就是国家干部，他们的工资由国家财政开支，党的活动经费也由国家财政支出。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但到了毛泽东晚年只有集中没有民主，民主只不过是集中的手段。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派斗争以后，党外再没有人敢于批评共产党。１９５９年党内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以后，党内也不敢批评领导人，不敢批评党的政策。各级都是一元化，一言堂，各级党委书记都成了家长，毛泽东是全党最大的家长。党的各级领导人既缺乏党外监督，又缺乏党内监督。从１９５７年以后，党内特权开始严重发展。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内的不同看法靠民主集中制来解决，即通过协商、讨论，少数服从多数。在通常情况下，不同看法靠毛泽东“一锤定音”。而对重大问题的争论是靠“路线斗争”来解决的。所谓“路线斗争”，就是不同意见双方互不让步，最终是一批人战胜另一批人。执行“错误路线”的一批人下台，坚持“正确路线”的一批人上台。这种路线斗争是很残酷的，有时是“你死我活”的，因为路线斗争是“阶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自从毛泽东有着绝对权力以后，路线斗争常常成为他用来打击异己的工具。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的唯一政治集团。中国虽然也有“民主党派”，但这些“民主党派”都不以取得执政地位为目的，都以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原则。它们和中国共产党不是平等竞争的关系，而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它们被称之为“参政党”。这些“民主党派”的一把手是中国共产党派进去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在民主党派内设立中国共产党的“党组”，作为民主党派的核心。从经济上，是靠共产党用国家财政拨款养活的。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的民主党派都不是政党，而是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工具。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慷慨激昂地提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结果呢？还是一党专政。只不过是用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取代了国民党一党专政。这两个党在建立之初，都曾得到过苏联共产党的帮助，都从苏联共产党那里吸取了组织经验，都是奉行“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原则。当然，两党的宗旨是不同的。中国共产党宣称，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没有党的利益。按照社会学的看法，一个集团如果没有自己的独立利益，就不可能成为集团。按照社会学家的看法，在二十世纪末期，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大的利益集团。它除了谋求国家的利益以外（因为它是执政党），也得顾及本身的利益。这个强大的利益集团是中国的客观存在，谁也不能忽视。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就得面对这个强大的利益集团，就得处理好这个集团的种种利益关系。

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

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是靠军队来维持的。这支军队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从１９４６年６月到１９５０年６月，这支军队共歼灭蒋介石掌握的国民党军８０７万人，实现了“枪杆子里出政权”。

这是一支世界上与无伦比的庞大军队。在解放战争的第三年度末，即１９４９年６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有４００万人。到１９５０年７月，又增加到５００万人。１９５１年，人数为历史上最多，即６１１万人。朝鲜战争以后，还一直维持在４００万人以上。一直到１９８５年６月，邓小平决定裁军１００万，人数降低到３３０万人。（中国社会调查所：《中国国情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第１０８４页）除了这支庞大的常备军以外，一旦战争需要还可以随时召集数以千万计的预备役军人。这是一支由多兵种合成的强大军队。它不仅有陆军，还有空军、海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八十年代撤消）、防化兵、通讯兵和战略导弹部队。这支多兵种高度合成化的部队，其火力、防护力、突击力、机动力和快速反应能力都相当强大。这是一支由庞大的军事科研队伍支撑的部队。全国有数以百计的国防科研机构和100多所军事院校，国防科研机构几乎囊括了工科院校所有的优秀人才。这是一支由整个国家的重工业为后盾的军队。毛泽东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出于备战的需要。一旦需要，机械工业、化学工业、电子工业、汽车拖拉机工业很快就可以转为军事工业。毛泽东时代的很多武器装备都是在民用工厂里通过“军工动员”的方式生产的。毛泽东时代的军费不包括“军工动员”的费用。（注：“军工动员”就是用强制命令，向民用工厂下达军事装备的生产任务，要求按时、按质完成，不计成本，民用产品要为“军工动员”产品让路，费用由民用工厂承担。）

这支强大的军事力量牢牢地掌握在毛泽东手里。在毛泽东帝国，是“党指挥枪”。党指挥抢，不是一项空洞的原则，不仅是靠军官们对党的忠诚，而是靠一系列的制度和手段来保证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统率全军。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由党中央主席兼任。军委主席对重大问题有最后决定权。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都是中央军委的成员。军队的主要干部都由中央军委任命。各级军队都有党的组织，支部建在连上。军事干部都是同级党委的成员。部队的重大事情都由党委讨论批准。从上到下，党组织无处不在，无处不起领导作用。这些是“党指挥枪”的重要组织保证。同时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使每一个战士都知道“党指挥枪”的原则。战士成立“军人委员会”，可以对干部进行监督。此外，毛泽东还采用中国代的监军制，并进行了完善，从而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监军办法：一、兵无常帅，帅无常兵。军官调动频繁。这样，上级军官和下军官之间，军官和战士之间，不可能建立深厚的私人关系。这就防止军队变成个别军官的私家军队。在一支军队内部也不可能进行对抗中央的密谋。

二、带兵的不能调兵，调兵的不能带兵。军长和军长以下的各级带兵的军官，不能自己带领自己的部队移动。作战部队一个营的调动需要中央军委批准。生产经营部队一个团的调动要经过总参谋部批准。另一方面，有调兵权的人，不经批准，不能自己到一个部队里去带兵。调兵权和带兵权分离，使每一支军队只能在划定的驻防范围内活动，不可能进行中央给定以外的军事行动。

三、不能一个人单独调兵，军队调动由集体决定。中央军委调兵不是一个人说了算，而是集体研究，集体决定。中央军委主席有最后决定权。

四、军饷和装备由中央统一供给，军队不能就地筹饷。过去军阀割据，其中一个原因是军阀在自己管辖的地盘里筹饷，他可以在辖地内成为自给自足的独立王国，地盘大，军饷就充足，就可以进一步扩充军队。因此就有军阀间争夺地盘的军阀混战。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饷由总后勤部统一供给，一律“吃皇粮”。

五、驻军和所在地的地方政权分离。地方行政长官和军事长官分离。在军阀时代，地方军政合一，军事长官就是行政长官。他们既凭借自己军事实力和中央分庭抗礼，又凭借自己的行政职务，对百姓发号施令。毛泽东时代，地方长官没有军事实力，只能听命于中央；军事长官没有行政权力，不能号令百姓。中央对军事长官和行政长官分别控制，并让二者相互监督。这样，地方实行军事割据就无可能。虽然地方党委的主要负责人兼任当地驻军政委、当地驻军主要负责人参加驻地党委，但这只是一种相互沟通，军事工作和地方工作还是泾渭分明。

六、“双长制”，即同一部队有两个一把手。军长和政委都是一把手。二人平起平坐。两人都对上级党委负责。二人有相互制衡作用。他们很难齐心协力进行谋反。

七、司、政、后分立，军队里的作战指挥，干部和考核任免、后勤保障分别由司令部、政治部和后勤部各自负责。三者都服从同级党委领导，同时接受上一级对口部门的业务指导。

八、强干弱枝。在军队部署上，首都附近的军事力量大于任何一个地区的军事力量。万一个别地方出现问题，中央可以凭借具有压倒优势的首都军事力量讨伐叛逆。驻首都以外的部队（包括军事首长）带一支枪进入首都要经过批准。空、海军的飞机不能飞越首都上空。

由于军委主席有最后决定权，所以，说是党指挥枪，实际上是军委主席指挥枪，也就是毛泽东指挥枪，说到底还是毛泽东拿着枪来指挥党，再通过党控制全民。军委主席这个职务是中国的权力之柄。谁握住了这个“柄”，谁就有可能保持或改变中国的面貌。

极其严密的思想控制　与党权、政权、军权、经济权高度集中相适应的是舆论高度集中、高度统一，实行“全体一致地喜笑怒骂”。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政权以后，一方面封锁了来自境外的一切理论和信息，另一方面又全面否定了中国传统的道德标准。政府既垄断了信息，又垄断了真理。中共中央既是权力中心、真理中心，又是信息中心。一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都集中一切智慧，全力论证共产党政权的正确性；一切文化艺术团体，都极尽才华，歌颂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领袖；一切新闻机构，都夜以继日地发布证实中国共产党英明、正确的新闻。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把树立学生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当作第一任务。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文艺团体、新闻机构、学校，都成了中国共产党垄断思想、垄断精神、垄断舆论的机器，都在时时刻划地塑造着青年人的灵魂。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也为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除了社科、新闻、文艺、教育的强力灌输以外，组织灌输更为有效。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都有一批核心人物，核心人物周围又有一批骨干分子，一层控制一层，一层效忠一层。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成百上千次的大小会议，表彰和批评，奖励与惩罚，把青年人的思想引上了单一的轨道。一切与共产党不同的看法，都被消灭在萌芽状态。

中国共产党来强调抓紧“两杆子”：枪杆子，笔杆子，打天下和治天下都要靠这两杆子。“笔杆子”就是一切舆论工具，抓紧“笔杆子”就是掌握动员资源，就是控制思想。把“笔杆子”和枪杆子并列，可见其对思想控制的重视程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就用共产主义思想作为全国的统一思想，要求全国人民完全地、永远地服从共产主义这个目标。让每个人都知道，为全人类的最高理想的实现，牺牲“小我”、顾全“大我”是必要的，光荣的，高尚的，不愿为“大我”作出牺牲是可耻的。关于社会发展“五个阶段”的学说（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后一个比前一个进步，后一个必然取代前一个，这是不可抗拒的史规律）写进了中小学教科书，实现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个人利益、个人生命在历史规律面前是微不足道的。为此，一方面不让知识分子发表与共产主义不同的言论，另一方面对广大群众强力灌输共产主义。一切舆论工具、一切图书、一切讲坛、一切会议，都灌输共产主义理想，批判与之不同的思想。广大群众，特别是无知青年，只能听到一种声音，只知道一种理论，使他们思想十分“纯洁”，他们的“爱憎”分明而强烈。这些“纯洁”的青年实际是共产主义的“原教旨主义者”，他们又是排斥、打击非共产主义思想的真诚、坚定和强大力量，在政治运动中他们是狂热分子，是制造过激行为的主力军。当时只有两张全国发行的大报，一张是中共中央主办的《人民日报》，另一张就是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光明日报》。这两张报纸除了风格略有差异以外，指导思想完全一样。各省在省委直接领导下有一张报纸，除了省委审定的地方新闻以外，其它内容和《人民日报》没有不同。各家报纸的社长、总编辑全都是上级党委任命的。发什么，不发什么，全由上级党组织决定。党报的编辑记者要遵守党的宣传纪律。为了避免犯错误，各省报纸的夜班编辑在每晚确定版面时都要打电话和《人民日报》夜班编辑“对表”，以求“版面语言”的一致。在相当多情况下，同一天全国所有的报纸的第一版的稿件、标题、版式几乎完全一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新华社也绝对是中共中央的喉舌。重要稿件虽然选题是上定的，但稿件还要送审，审稿者要考虑的方面虽然很多，但是，是加强还是削弱人们的共产主义信仰，是加强还是削弱人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是降低还是提高领导人的威信，是决定稿件能否发表的最为根本的原则。外国的真实情况，工作中的负面情况，不让老百姓知道。老百姓不能收听境外电台的广，除了国家设立强大的干扰电台以外，还以“偷听敌台”的罪名逮捕、判刑。偷听“美国之音”是了不得的罪名。那时老百姓很少有收音机，有收音机也不让有短波。

当时中国也有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如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但研究的选题、研究的指导思想、研究成果的发表，都由党的官员决定。研究人员不能自由地思考，不能独立地研究，不能对真理进行追根问底的探讨。对官方意见注释、论证、辩护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唯一目标。当时也有一些学术刊物，如《哲学研究》、《经济研究》等，但这些刊物牢牢地控制在党政官员手中，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宣传工具。

全国各地图书馆，一切与中共中央意见不一致的书刊都拿下了书架，有的封存，有的销毁。我就读的清华大学图书馆藏书很多，但是，能借到的除了自然科学的书以外，只有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书，其它的书，一本也看不到。当时我们不知道清华大学曾有过陈寅恪、吴宓这样的大师，只是从毛泽东著作中知道了值得我们清华人骄傲的闻一多和朱自清。

中国的文化艺术被当作革命事业这架大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当时的文艺作品绝大部分是歌颂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神化领袖、粉饰太平、歌功颂德是文艺工作者的主要任务。如果说报刊从舆论上、社会科学从理论上动员人们忠于中国共产党、忠于毛泽东的话，那么，文艺则从情感上动员人们忠于中国共产党、忠于毛泽东。中国的文艺在神化领袖方面起了其它舆论工具无可比拟的作用，中国的文艺是造神文艺。

毛泽东晚年曾多次以肯定的态度讲到秦始皇“焚书坑儒”，认为秦始皇只坑了几百人，而我们比秦始皇“坑”的要多得多。这是实话实说。所以，新中国建立之初，几乎所有的高知大儒、学者专家都自觉地或被迫地放弃了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人格，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没有这样做、并且保全了性命的只有梁漱溟、陈寅恪等极少数人。在1956年到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又对思想界进行了整肃，近60万不服从统一思想的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分子”。一场一场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斗争，更加强了思想的“统一”。除了一次又一次地思想整肃以外，在经常情况下靠“文化官僚阶层”来保持思想的统一。文化官僚阶层是官方意识形态的掌管者，他们把当权者的政治目标从上到下地贯彻到整个思想文化空间，左右着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命运。文化官僚中有些人本来也是知识分子，他们被委以管理意识形态的重任以后，就不再从事知识创新工作，本人也放弃了独立思想（实际上他们中的多数人本来就没有独立思考的品质和能力），转而专职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监督，牢牢地掌握着知识分子产品的发布权。文化官僚阶层不仅存在于政府管理文化的部门，还在各个文化专业的领导岗位上，在知识生产的第一线进行监督。

在那个时代，全国的一切宣传机器、一切文化教育，都为同一目标服务，都集中地朝一个方向影响每一个人，全国上下真正做到了舆论一律，一切与共产党不同的看法都被“格式化”，从而实现全体人民的思想“一体化”，实现“全体一致地喜笑怒骂”。那时，全国只有一个思想家，只有一个理论权威，他就是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就是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既手握国家军政大权，又是国家最高的思想权威，即教化全民的最高权威。这就实现了“政教合一”。在政教合一的情况下，权力中心就是真理中心。谁的权力最大谁就是真理的化身。谁发表不同的意见，谁就会面临灭顶之灾。独立思考也会招来横祸。大批无知者相信毛泽会把人们引向共产主义的天堂。大批干部自认为是“为人类最美好的理想而奋斗”的重任在身，是“替天行道”，在忙得无暇进行说服的情况下，他们对不顺从者施暴是理所当然的。

同构同体的社会结构和身份社会在毛泽东时代，全国所有的地方都有同样的组织机构，都执行同样的政策；全国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某一个组织之中，都喊同样的口号，都流行同样的政治话语，在相同的时间内各地的官员们都在召开同样内容的会议。当时中国的社会是同构同体的金字塔的社会结构。在广东省的一个生产队和远在千里之外的黑龙江省的某一个生产队是一个相似形。广东省的一个人民公社社员的生活方式和黑龙江省的一个人民公社社员的生活方式没有多大差别。

同构同体的社会结构，使社会结构稳定，社会成员角色简单，社会成员的行为特征同一化。政府机构金字塔，城市结构金字塔，农村结构金字塔，构成一座庞大金字塔。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被局限在某一层金字塔的一个网眼中。社会成员的个人自由也就完全消失了。改革以前是一种身份社会。身份把人们分为不同的等级。身份一经确定就很难改变。它决定这个人一生的命运。身份是对既有的利益、地位的固化。那时，中国人有以下几种身份：在“以阶斗争为纲”指导思想下的政治身份。在农村：地主、富农、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在城市：革命干部、革命军人、烈士家属、工人、城市贫民、店员、小业主、手工业者、职员、高级职员、资产阶级、工商业兼地主，等。此外，在城乡还有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中，“地富反坏右”被称为“黑五类”，另外还加上了“走资派”这种身份。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是资产阶级的。人们在口头上就把地、富、反、坏、右、资本家、走资派、可教育子女、知识分子排成一个系列。知识分子名列第，自嘲为“臭老”。其中“可教育子女”是指“走资派”的子女和“地富子女”。这种身份系列把人从政治上划为上、中、下三等。下等身份的人得不到官方和公众的信任，人们不敢与他们亲近，上、中等身份的人不愿意与下等身份的家庭通婚。相当多的地富子女只好“打光棍”。一旦发生了什么政治案件或刑事案件，下等身份的人常常是被怀疑和被审查的对象。长达20多年的政治歧视对他们形成了沉重的心理压力，家庭中始终笼罩着阴影。连未成年的孩子也有严重的自卑感。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总是发动身份好的批判和打击身份不好的，身份不好的总是阶级斗争的“活靶子”，从而更加强化了不同身份之间的政治界限。政治身份带有先天的、不可逾越的性质。有的还有继承性。如“地富子女”就是继承的身份。城乡分割造就的户籍身份　“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是两种不同的身份。这就是户籍身份。有城市户口身份的人除了可以享受现代物质文明以外，还可以比农村户口享有很多的优惠：就业优惠，城市户口可以得到就业指标；经济优惠，买东西可以得到种种物价补贴。有城市户口的人可以得到“城乡差别”、“工农差别”所带来的利益，而这种利益是世袭的。一个初生婴儿就可以享受到城市户口的优越性。户籍身份把“城里人”和“乡下人”划成两个等差别很大的阶层，这两种身份的人基本是不通婚的。如果一个城里男子找一个“农村户口”的女子为妻，这个家庭就注定不幸：他的妻子在城里不可能有工作机会，他们的子女也随母亲而成为“农村户口”身份的人。就城市户口而言，中央直辖市、省辖市、地级市、县级市的户口也有很大差别，从上一个级别的城市可以向下一个别的城市调动，从下一级城市调到上一级城市就非常困难。那时，由于夫妻分处在不同等级的户口地区，十年、二十年调不到一起的是常事，在80年代初，仅厂矿企业，全国就有600万对夫妻分居两地。这些“牛郎织女”每年团聚一次，要乘满5万节火车厢，挤满10万辆公共汽车，一年的家庭积累全部都交给了铁路和公路，此外，国家一年还要支付23亿元。由于户籍身份的限制，人才不能流动，一些有才能的人得不到施展的条件，需要人才的单位得不到人才。中国杂技团因受进京户口的限制，除1953年面向全国招收过一次学员外，30多年一直被限定在只能在北京招人。面对距京仅有200多公里、杂技之乡河北省吴桥的尖子演员，也只能望才兴叹。

僵化的人事制度造就的干部身份和工人身份　在人事管理中，工人和干部是两种不同的身份。干部编制属人事部门管理，工人编制属劳动部门管理。这两种编制是不能跨越的。工人编制的人很难进入干部编制，干部编制的人除非犯了错误，是不会转入工人编制的。这种情况在军队里也很明显，干部和战士的界限也不能逾越，当了排长才进入了干部系列。服役期满，干部“转业”，到地方还是干部身份，不管是农村来的还是城市来的，都可以吃商品粮。战士服役期满只能“复员”，原来是工人的还回去当工人，原来是农民的还回去当农民。

干部是管理者、是官员，工人是被管理者、是群众。前者是有权力的，后者是受权力管辖的。这两种不同身份的人在工资类别、福利待遇、住房面积、医疗退休待遇等方面都有很大区别。干部的发展机会比工人多。社会声望也高低不同。所以，工人如果能够转为干部，那是很重要的身份跨越。但是，绝大多数工人是很难跨越的，其难度不亚于从农民跨越到工人。

因单位的资源占有多少不同，而形成的单位身份。与此相关的是，某人工作单位的行政别对他的身份也有一定的影响。由于僵化的人事管理体制，多数人一辈子只在一个单位工作。一个人如果脱离了单位，就失去了基本生活保障。一个人的生活水平、社会地位都与单位有关。单位的级别高、地位高，这个单位的工作人员的地位也随之高。不同单位之间在资源、地位、声望等方面的差别都落实到每一个员工身上。在中央单位工作的人和在省级单位工作的人身份不同。在省里工作的人，和在县里工作的人身份也不相同。过去企业分为局企业、处企业、科企业，这种划分是以其占有和支配资源多少为依据。实际上，这种单位行政级别既是权力层次的表现，也是对资源控制多少的表现。控制资源多的单位、接近权力中心的单位，社会地位就高，其职工的社会地位也相应较高。

“一大二公”造就的所有制身份　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前已经没有私有制了。但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在集体所有制中，因企业创办单位的背景不同又分为“大集体”（属二轻系统管辖）、街办工厂（属街道管辖）等高低不同的情况。当时的看法是：全民所有制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高形式，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低形式。后者是在前者的领导和支配下进行生产的。在城市工业中，集体所有制也比全民所有制低一个等级。在这两种不同所有制单位工作的职工，其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是有差别的。集体所有制单位的职工很难调到全民所有制单位。当然，全民所有制单位的职工，谁也不愿意调到集体企业去工作的。那时，工作在国营企业、集体企业、街道企业的职工，工资、福利、医疗及养老保障有很大差别，在社会声望上也高低不同。“国营企业职工”、“集体企业职工”、“街道工厂职工”是高低不同的社会身份。

约束人们行为的无形制度制度可以分为有形制度和无形制度(也可以称之为“软制度”)。前面说的都是属于有形制度。无形制度是指两个方面的结合，一是思想灌输所形成的价值体系；二是中国的文化传统，特别是政治文化传统。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对人们行为的规范力，常常超过有形制度。

毛泽东所建立的价值体系是由共产主义理想、阶级斗争学说、永不停息的斗争哲学、过分强调的人的主观能动性、牺牲个人保证集体的道德观等一系列的思想观念构成的。信仰、哲学、政治学、经济学、道德观等构成了一整套价值体系。这一价值体系是通过所有的舆论工具长期灌输深入到每个人的心灵深处。成为判断是非、善恶、美丑的标准。毛泽东认为国家是阶斗争的工具，是镇压的机器；认为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这些都是他的政治学说的重要内容，而无产阶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则是毛泽东的政治学说的集中体现。毛泽东逝世之前，正是“无产阶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最受推崇的时候。所以，在无形制度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有着重要作用。

几千年形成的以王权思想为特征的文化传统，其积淀比新形成的价值体还要深厚。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君主是至高无上的。君主是全社会的宗法大家长，是法律和秩序的化身，是治乱兴亡的决定因素，是全社会的最高教化者（政教合一），是认识的最高裁决者。君即父，君尊臣卑，忠孝一体。臣民必须自觉认同为子为臣的卑贱地位和工具属性，恪守本分，尽心从事。王权主义与人格平等、个人尊严、个性独立是对立的，依附、盲从、奴性是王权主义的产物。这种以王权为特征的文化传统，经过几千年的实行，已经深入到中国民间，深入到人们的思想深处，它在随时随地起作用。它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制度。

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内容和共产党的价值体系相沟通，成为集体主义的思想基础。例如，“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传统思想中，把“仁”理解为“牺牲小我为大我”，把“义”理解为“共产主义”，就会产生很大的精神力量。

软制度不仅约束每一个人的行为，还形成一种广泛的社会心理。这种社会心理是极权制度的社会根源之一。捷克前总统、著名学者哈维尔曾深刻地反省道：“在我谈到崩溃的道德环境时，．．．．我是指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全都顺从了这个制度，都把它当做不可改变的事实，从而维持了它的运转。换言之，我们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对这个制度的存在负有责任，没有什么人只是一个受害者。是我们所有人制造了这部机器。”

第2节 继承人位置的争夺

毛泽东逝世后争夺继承人的斗争，实质是在毛泽东身后中国走什么道路之争：是原封不动地接受毛泽东的遗产、坚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还是破冰前进，把中国引向现代化？

如果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路线，接班人是顺理成章的。北京高层人士间的传说不能说没有根据：江青任中共中央主席，张春桥国务院总理，王洪文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毛远新当然也是一颗有实权而且有更大前程的新星。这个班底恐怕也不是他们自己的梦想，一定是符合当时最高权力的意志。当时不仅没有人敢否定无产阶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报刊上每天都在宣传这种理论。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务实派没有话语权，他们虽然心里否定无产阶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但说不出口。毛泽东虽然把华国锋放到了接班人的位置，但这只是一种折中的办法，并不能从根本上平息这场斗争。

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毛泽东在北京逝世。９月１１日到９月１７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七天的吊唁仪式。参加吊唁和守灵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宋庆龄、江青、姚文元、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吴德、许世友、韦国清、李德生、陈永贵、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陈云。从守灵人的阵容可以看出，两种政治势力同时汇集在毛泽东遗体前。这些脸上显得十分悲戚的人们，心里各自盘算着如何击败对方。在哀乐缭绕的悲痛气氛中，双方开展了频繁的幕后活动。

“四人帮”不让权力落到务实派手里，想把权力抓到手。9月11日，王洪文撇开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在中南海另设值班室，并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重大问题及时向他们请示。但是，在他们内部，看来还没有一个协调一致的夺权策略。

华国锋决定粉碎“四人帮”毛泽东逝世以后，“四人帮”加强了对华国锋的攻势。此时的政治局常委只有四个人：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1976年2月7日，毛泽东已让叶剑英“养病休息”，在政治局常委中，华国锋受到王、张两人的钳制。所以，华国锋不开常委会，而是召开常委扩大会，并且尽可能让叶剑英、李先念参加。

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一次会上江青说：“今天的会议忽略了一件大事，就是要继续批邓。这是主席在临终前一再嘱咐的大事，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变不变颜色的大问题。不抓这件大事，就是对主席不忠。如果让邓小平复辟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就保不住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也跟在江青之后，逼华国锋表态。华国锋说：“对邓小平当然要批下去。但是，现在首要的是研究治丧问题……”江青说：“治丧当然要搞，但是批邓决不能停止。批了快一年了，批而不倒，很不得力！我建议现在就研究邓小平问题，政治局作个决定，立即开除邓小平党籍，以绝后患！”叶剑英说：“江青同志，请你冷静一下好不好？毛主席走了，我们都很悲痛。毛主席治丧是国丧，一定要安排好。现在我们要办的事很多，但第一位的事是治丧。”“毛主席不在了，我们处在最困难、最严峻的时刻。在这种时候，最重要的是加强团结，要团结在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华国锋说：“是啊！主席逝世了，我们要更好地团结在一起，度过这个困难的时期！”９月１２日，江青给华国锋打电话，要求召开紧急常委会。华问讨论什么问题，江不明确回答。华问什么人参加，江青指定不要叶剑英参加，要毛远新也参加。会一开始，江青就要求把毛泽东的文件和书籍交给它和毛远新清理。她说，她是主席的妻子兼秘书，由它整理是理所当然的。还说，列宁的文稿是以他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为主整理的。汪东兴说：“主席的文件不是讲好要封存吗？现在保存遗体问题还没有解决，没有时间清理！”江青看到华国锋不表态，就说：“这样吧，文件还由小张保管。它为人可靠，让她给我当秘书吧！”小张是指张玉凤，是毛泽东晚年的秘书。华国锋、汪东兴不同意。江青就闹了起来。华国锋宣布散会，他说：“今天的会，连剑英同志都没参加，不算常委会。下次他来了，人到齐了再讨论。”江青正要发作，张春桥阻止了她，对大家说：“我看是不是可以这样子，我们分不出手来，先叫毛远新帮小张清理一下嘛！”江青支持张春桥的意见。华国锋没有同意。会议开了四五个小时，最后华国锋坚持毛泽东的一切材料、文件和书籍由汪东兴负责，暂时封存。

“文件大战”并没有就此结束。９月２１日，中央办公厅清查文件时，发现江青、毛远新以“看一下”为名，从张玉凤那里拿走两份文件没有退回。一是江青同外国记者谈话的记录副本，另一个是１９７４年毛泽东在武汉与杨得志、王六生的谈话记录稿。汪东兴等人认为，这是两分带有重要机密的重要文献，他们找江青等索回，开始不给。费了一番周折以后，江青交回了文件，但提出了一个条件，要华国锋看后正式批给王洪文、张春桥传阅。华国锋没有理睬。从江青等交回的文件看，他们已经对文件进行了删改，向有利于他们方面删改。

江青得知中央办公厅封存文件的消息，深夜两点种给华国锋打电话。说封存文件占了它的房子，大哭大闹，说：“主席尸骨未寒，你就要赶我走吗？”为什么对毛泽东留下的文件进行“大战”呢？显然，都想争夺继承人的合法性。想从这些文件中得到自己合法继承、打倒对方的根据。谁得到了这些文件，谁就可以得到有利于自己的根据。毛泽东留下的文件中到底有些什么与此有关的内容，恐怕是永远揭不开的秘密。

“四人帮”等在这些老元帅面前，深感没有武装的危险。他们在军队里也有人，但不一定指挥得动。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就是一个。丁盛听说毛主席病危，特意到上海对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说：“我在南京很孤立，准备被杀头的，因为有的军不听我的。……这个军从南京一直摆到苏州，发生什么事情，对上海是一个威胁，你们要有所准备。”“四人帮”知道军队多数听老帅的，就抓“第二武装”。所谓“第二武装”就是工人民兵。经过丁盛催促，马天水批准上海民兵指挥部突击发放武器，到八月底就发出了７万多件。９月２１日，王洪文悄悄回到上海。大力督办“第二武装”。实际上，几年来上海动用地方经费３０００多万元，制造了大量武器。９月２３日，王洪文打电话给上海的王秀珍：要提高警惕，斗争还没有结束。他宣称上海要搞４０万民兵，要有４０万支枪，还要用大炮武装民兵。

９月２８日，张春桥派秘书肖木去上海。通知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要提高警惕”，“要准备打仗”。

９月２９日，晚１１点。政治局会议。华国锋主持。研究主席逝世后的国庆节怎么过的问题。江青首先提出：“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权怎么办？”它还批评华国锋在保定问题上优柔寡断。王洪文和张春桥提出要加强集体领导，要安排江青的工作。华国锋心里明白，江青已经有工作，何须再安排？他们的意思是想让江青当党中央主席。叶剑英、李先念等坚决反对，“四人帮”的意见被否决。

第一个议题失利，他们又提出毛远新是否回辽宁的问题。毛远新是毛泽东的侄子。他的父亲毛泽民也是共产党的高干部，在新疆被军阀盛世才杀害。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在朝鲜战场牺牲，毛泽东把他当亲儿子看待。１９６４年，他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上学的时候，放暑假回到毛泽东身边，毛泽东同他谈到青年人的成长问题。后来《毛主席同毛远新同志的谈话》作为中央文件向全国大学生传达。从这时起，毛远新的名字就被人们所熟悉。文化大革命后期，毛远新当了沈阳军区政委，成了东三省的实际上的一把手。毛泽东晚年，把毛远新调到身边，作为毛泽东和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他是能接近毛泽东的少数几个人之一。他在政治上站在“四人帮”一边。毛泽东逝世了，联络员无事可做了。“四人帮”首先提出这个问题当然希望毛远新留在北京。华国锋明确表示，同意毛远新回辽宁。江青很生气地说：“毛远新应当留下。还要他处理毛主席的后事！”华国锋寸步不让。他说：“你不是说过，毛主席的后事你不参加，毛远新也不参加吗？怎么现在又让毛远新留下来处理后事呢？”双方意见相持不下，争论激烈，会议一直拖到凌晨。大家疲惫不堪。华国锋让叶剑英、李先念等年纪大的先走了，会场只剩六七个人。江青等人一会儿说毛远新不能走，一会儿说要召开三中全会。等他们话说完了，华国锋问江青：“你究竟想要干什么？”江青说：“要讨论起草三中全会报告。”华国锋最后以主持人的身份说：“会议开到这里，不要再吵了。我认为毛远新应该回辽宁去，这是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决定。”他说：“由于其他政治局委员都不在，三中全会问题根本不能讨论。即使三中全会要作政治报告，应该由我来准备。至于党中央人事安排，应该由政治局讨论决定。”说完就站起来宣布散会。（范硕：《叶剑英在１９７６》，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１９９５，第２５９－２６２页）

在这一场斗争中，“四人帮”除了掌握舆论工具以外，在务实派面前，显得水平低下，力量薄弱。无论是政治斗争还是军事斗争，他们都不是务实派的对手。如果说他们在战略上的错误是，把本应当团结的文革中的受益者推向了对立面，那么，在战术上的错误在于，在毛逝世后他们全都留在北京，在政治聚光灯下明目张胆地进行夺权。他们这样有恃无恐，也许真的有北京高层人士传说的那个遗嘱的名单。

华国锋面对“四人帮”的威逼，除了正面顶回去以外，也在密谋对策。首先提出对“四人帮”采取强硬措施的是原康生秘书李鑫。华国锋听了李鑫的话先和李先念通了个气，然后采纳了这样的建议。李先念、汪东兴支持华国锋这样做。

汪东兴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此人和“四人帮”在政治理念上不见得有多大分歧，但毛泽东晚年不见江青，都是汪东兴挡的驾。作为一个女人，江青恨汪东兴。汪东兴也知道，毛死后，江青有可能执掌更高的权力，这对他将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所以，采取果断措施“解决”江青，汪东兴很支持。他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主管“大内”的一切，解决“四人帮”问题，有他参加方便很多。

需要说明的是，粉碎“四人帮”谁是主要的决策者，在很多记述中和事实真相有出入。有些记述说叶剑英元帅是主要决策者，华国锋是被动的。李先念1977年说：“去年十月，粉碎了‘四人帮’。这是华国锋同志提议并征得中央多数同志同意后实施的。”（《李先念文集》1935－1988，人民出版社，第311页）在收录这篇讲话的后面有一个注释（注157），原来也写成叶为主华为辅，为此李先念大发脾气，后来才改写成以下文字：1976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这个反革命集团。在这一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是年九月，毛泽东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强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话动，许多老同志对此深感忧虑并酝酿解决办法。9月21日，华国锋到李先念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问题。认为同他们的斗争不可避免，并请李先念代表他去找叶剑英，请叶剑英考虑以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为好。9月24日，李先念到叶剑英住处，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并同他研究此事。后经他们慎重考虑和反复商量，并征得当时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同意，于10月6日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实行隔离审查。（《李先念文集》1935－1988，人民出版社，第518页）２００１年３月，《李先念传》编写组发表了《一则重要考订》，“考订”中说，这条注解中的9月21日和月24日应为9月11日和9月14日。（载《党的文献》２００１年第３期，第７３页）９月１１日，华国锋借口身体不好，要到医院去检查，他离开毛主席治丧的地方，给李先念打电话：“我到你那里，只谈五分钟。”李先念说：“你来吧，谈多长时间都可以。”华国锋驱车到李先念家里，一进门就紧张地说：“我可能已经被跟踪，不能停留，说几句话就走。现在那几个人的问题已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如果不抓紧解决，就要亡党亡国亡头。请你速找叶帅商量此事。”华国锋说完，即匆匆离去。当天，华国锋还找汪东兴商量此事。汪东兴明确表示：坚决支持华国锋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当代中国出版社，２００４，北京，第２３５页）

９月１４日，李先念借去北京植物园的名义，然后突然转向前往西山。当时叶李二人由于有一段时间没有交谈过，互不摸底，经过一段交谈以后才转入正题。两人一拍即合。叶剑英也多次讲粉碎“四人帮”是华国锋领导的。

华国锋对他的老朋友张根生是这样说的：“在党和国家危在旦夕之际，我于９月１０日下午，首先找李先念来家中密谈，指出’四人帮’正在猖狂活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已急不可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为提防’四人帮’觉察，李先念于１３日借去西山植物园的名义，然后突然转向去了西山。当时叶李两人由于有一段时间没有交谈了，互不摸底，相见时先是寒暄问好，又到院中走走，经过一段交谈之后，才转入正题，正式交换了对当前时局和对’四人帮’的看法，并转达了我的意见和派他来的意思，表示了看法和态度，但并未深谈。”（张根生：《华国锋谈粉碎“四人帮”》，载《炎黄春秋》２００４年第７期）

张根生和吴德两个人说的时间和地点都不一致。华国锋让李先念去找叶剑英，吴德说是９月1１日，华国锋主动到李先念那里，张根生说是９月１０日，华国锋把李先念叫到自己家里。到底哪一个说的正确？我请教了军事科学院的军史专家李维民将军，他当即打电话询问了《李先念传》写作组的朱玉，朱玉根据李先念当年的记录回答说：吴德的回忆是正确的。当然，叶剑英在粉碎“四人帮”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叶剑英事先做了很多酝酿工作。

叶剑英西山串联邓小平下台以后，以“四人帮”为代表的左派，显得十分张扬。他们把舆论机器开足了马力，对务实派进行“狂轰滥炸”。不知他们是否知道，他们的政敌早就准备对他们下手了。

事后披露的两件事可以看出，务实派和元老派对“四人帮”已经怒不可遏。一件事是王洪文、张春桥截取了许世友将军的儿子写给其女友的一封信。这封信中有这样一段话：……罗、付藏手枪的事你千万不要对别人讲，我看他们是在准备行动了。前几天我见到爸爸，他对我说，主席逝世后，中国可能要发生内乱，主要是争夺最高领导权。如果北京有人闹事，他就率部队北上，占领北京城，控制中南海和钓鱼台，把那几个人全抓起来，统统杀掉。爸爸说，这些上海帮坏透了，靠着有主席撑腰，恃权仗势，横行霸道，干尽了坏事。现在主席没了，他们也快完蛋了。爸爸还说，别看王洪文是军委副主席，张春桥是总政治部主任，军队没人听他们的，枪杆子全抓在我们手里。他们只能调动几个民兵师，成不了大气候。爸爸说，他只用一个军，就能把上海的民兵全吃掉。他把六十军摆在无锡，就是盯着上海的。……这里的罗、付是指罗瑞卿和付崇碧两位将军。“四人帮”看到这封信以后，十分惊恐，他们和毛远新商量，准备从沈阳军区调两个师到北京，但这个计划没有成功。另一件事是与纪登奎（政治局委员，副总理）的儿子有关。１９７６年初，河南省委组织部一位负责人在北京养病期间，纪登奎的儿子去看望他。其中谈到，现在政治局是新、老派之争，那些老派现在不开口，因为毛主席还活着，只要毛主席一死，他们是要大干的。他们已经秘密串联，做了准备，到时候立即宣布张春桥为叛徒，实行全国军管，接下去就是血雨腥风……这个信息很快传到河南省。新华社河南分社社长周明英，想通过新华社渠道反映到中央去。总社主持工作的解立夫把他写出的材料转给了姚文元。姚文元看了后考虑再三，把它压下来了，再没往上转。后来从姚文元处抄家，抄出了这封信。周明英为此成为河南省的重点清查对象。

以上，第一件事当时军队里的干部很多人都知道。第二件事新华社的老记者大都知道。

邓小平下台之后，叶剑英虽然被迫“因病休息”，停止他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但名义上他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他有合法的地位，加上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陈锡联对他很尊重，叶剑英实际上还控制着军队的实权。他就很自然成了务实派和元老派私下串联的中心。叶剑英住在远离市区的西山。他利用西山这个隐蔽所，同不少人进行了秘密交谈。有时约进来，有时走出去。和他谈话的有谭震林，康克清，耿飚，李强，罗青长，熊向辉，王诤，杨成武，必业，华楠，刘志坚，李德生等。接触最多的是粟裕，宋时轮。这些都是军政要人，在党内、军内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还在毛泽东病危时，肖劲光大将就到叶剑英处，说得想个办法，把江青、张春桥搞掉，不然毛主席身后他们掌了权，党和国家就糟糕了，并建议下令调集军队，采取分割围歼的办法，把江青、张春桥等抓起来。叶剑英沉思良久，摆了摆手说：主席病重，现在还不是时机。（《肖劲光回忆录》[续集]，解放军版社，北京，１９８４，第３５１－３５２页）活跃在这些老人之间的是王震。他经常到各家串门，传递信息，商量对策。在毛泽东病重期间，王震多次到叶剑英那里去谈话。一次谈到“王、张、江、姚”时，王震问叶剑英元帅：“为什么让他们这么猖狂？把他们弄起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叶剑英不动声色，只是做了一个手势。王震想了想，终于领会了意思：毛主席还在世，不宜轻举妄动，要等待时机。（范硕：《叶剑英在１９７６》，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１９９５，第２７４页）毛泽东逝世以后，务实派和元老们接触更频繁了，讨论的问题更具有实质性。毛泽东逝世后这一段时间，叶剑英从西山搬了下来，住在小翔凤。在王震事先串联的基础上，邓小平选择了一个最佳时间，以“上街看看”为名，悄悄来到小翔凤叶剑英的住处。他们对形势的发展和如何解决“四人帮”问题，交换了看法。

经过王震串联，叶剑英派车把陈云接到西山。陈云见叶第一句话就说：“这个局势怎么办啦？”叶说：“现在各方面的情况很复杂，主席刚逝世，弯子难转啊！要尽量争取合法解决才好，震动要小一些。”邓颖超先到小翔凤，同叶剑英交谈过一次。后来又到西山会见叶。叶把自己的想法全部向它交底。邓颖超说：“比较难办的就是那个‘演员’。这个人最会演戏，它会利用和毛主席的关系扮演角色，演出一场‘贺后哭殿’。它还会利用群众对主席的感情，倒打一耙，嫁祸于人！”叶说：“是的，不过，对付这个‘三点水’也不难。解铃还需系铃人。主席生前不是多次严厉批评过他吗？只要把事实真相全部公布于众，它的戏就演不下去了。”邓颖超说：“还有那个‘眼镜’，诡计多端，也很难对付。”叶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担心的是上海的‘第二武装’，还有北京的民兵指挥部。不过，只要三军巍然不动，他们那一点‘御林军’成不了气候。”邓颖超说：“叶帅，你说力争合法，这是上策。要合法，有一个人首先要站出来。”它指的是华国锋。（范硕：《叶剑英在１９７６》，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１９９５，第２１１－２１２页）邓颖超期待的事终于出现。９月１４日，华国锋派李先念向叶剑英转达了要抓“四人帮”的意见。以后华国锋和叶剑英还直接商谈过几次。华国锋还与汪东兴商量了各项详细的准备工作。

投鼠忌器叶剑英多次谈到“投鼠忌器”。意思是老鼠爬在贵重的瓷器上，想打老鼠，又怕打坏了瓷器。“鼠”是指江青，“器”是指毛泽东。１９３７年毛泽东和他的第二位妻子贺子珍婚姻破裂。１９３８年11月，24岁的江青和45岁的毛泽东结为夫妇。应该说，他们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温馨的家庭生活。还生下了一个被毛泽东视为宝贝的女儿。进入北京以后，江青很少抛头露面，只是担当一个妻子的角色。当时到他们家作客的人对江青还有比较好的印象。也许她以当第一夫人为满足，并不想有所进取；也许这时她深藏不露，是有更大的野心。从它的一首诗看，后者的成分要大一些。（这首诗是：“江上有青峰，锁在烟雾中；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毛泽东和江青在生活方面并不协调，有时还闹些矛盾。后来还长期分居。但是，在政治上毛泽东还是把江视为亲信，关键时刻让江青出来帮他。

由于“大跃进”的失败，１９５９年到１９６０年，全国各地饿死人以千万计，１９６１年还在继续饿死人。面对严峻的形势，１９６１年８月２３日至９月１６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对策。在这期间毛泽东为江青拍摄的一张照片提了一首诗：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还写了“赠李进同志”，李进是江青的别名。这首诗表现了毛泽东当时的心情，也表现了毛泽东和江青的亲密政治关系。

建国以后毛泽东处理的不少重大政治事件，都有江青参与。

１９５０年３月到５月，电影《清宫秘史》在北京放映。江青看了以后，认为“这是一部卖国主义的片子”。江青向毛泽东谈了自己的看法，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但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副部长周扬等不同意江青的看法。没有掀起批判。但事隔１６年以后的“文革”中，毛泽东还重提这件事。并因刘少奇当年反对批判《清宫秘史》，而成为刘少奇“卖国主义”的一条罪证。

１９５１年，江青看了电影《武训传》，它认为这部电影“有严重问题”。而社会上认为这部电影不错，《大众电影》杂志还把这部电影列为１９５０年１０部最佳国产片之一。这次又是毛泽东支持了江青。毛泽东还亲自为《人民日报》撰写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在文化界掀起了一场政治运动。

１９５４年，山东大学校刊《文史哲》上发表了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批评了北京大学教授、著名红学家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江青发现了两位年轻人的文章，就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后认为不错，他让江青出面，令《人民日报》转载。但是，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没有在《人民日报》上转载，理由是“党报不是自由争论的场所，”最后达成妥协，在《文艺报》上转载。这使毛泽东大为震怒，他写了一封措辞十分激烈的信，从而开展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政治运动。

建国以后，江青一直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第一露面是１９６２年９月２９日。这天下午，毛泽东接见印尼总统苏加诺和夫人。江青以毛泽东夫人的身分出现。９月３０日的《人民日报》一版头条刊出的接见照片上，毛泽东同苏加诺夫人握手，站在二人中间的江青在微笑。据说江青和毛泽东结婚时，政治局提出了一个限制条件：20年内，江青不得以毛泽东主席夫人的名义参加政治活动。如果这个说法是真实的话，这次露面是一次重要突破。不过，这时已经过了24年了，政治局的限制期限已过。江青公开步入政治，是在１９６６年２月，林彪元帅委托它起草《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据说，这不是林彪的本意，而是毛泽东的安排。在这之前三四年，她搞过现代京剧“样板戏”，开始插手文化工作。江青插手文化工作是得到毛泽东的首肯的。六十年代，毛泽东对中国的文化工作很不满意，私下提出了不少尖锐的批评。江青在文艺界这些活动是和毛泽东的这些看法合拍的。事后人们才知道，《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准备。也就是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图，江青是比别人较早了解的。不仅了解，而且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早地参与了文化大革命的工作。例如，拉开文化大革命序幕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江青组织人写成的。江青先在北京找人批判《海瑞罢官》，没有得到支持（据说是找李希凡写，李找一个藉口推脱了），再到上海找张春桥（张曾写了一篇受到毛泽东称赞的文章：《论资产阶级法权》），张指定《解放日报》编辑姚文元按江青的意图写成。毛泽东在政治上对江青的信任还表现在一封信上。１９６６年７月８日，毛泽东在武汉给江青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信是这样写的：江青：６月２９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文伯）、陈（丕显）的意见，在那里（上海）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６月１５日离开武林（杭州）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韶山滴水洞）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２８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武汉）已有１０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注：指林彪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８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么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这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都。叹道：世无英雄，致使竖子成名。鲁迅曾对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的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难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山＋尧）（山＋尧）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之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讲过这两句话。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对于朋友的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有什么用呢？我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讲得更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半年，我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吧了。全世界三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多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接近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我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的区别。此事现在还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说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

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有多次扫除。所以我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能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中国从1911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决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20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们就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得了。但这20年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中国如果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９０％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于一时，左派则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

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中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久不通信，一写就很长，下次再谈吧。

毛泽东1966年7月8日从这封信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不是中央领导人的江青谈论如此重大的问题，可见毛泽东在政治上对江青何等信任。我们当时听传达时，在座的人都有这种感觉。毛泽东在这封信中对形势作如此严重的估计，是“打倒一切”的认识基础。也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到２１世纪，有资料说，这封信是康生、张春桥、江青等人在林彪摔死后假造的。假造这封信的目的是想说明毛泽东对林彪早有察觉，以证明毛泽东的“英明、伟大、洞察一切”。即使如此，在毛泽东健在的时候，他们假造这封信，毛泽东默认了，也说明毛泽东对江青的信任和放纵。江青走上政治舞台，从一名普通党员，变成身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要职的“中央首长”，不能没有毛泽东的默许甚至支持。

在１９６６年以后，一些中央领导人，争先恐后地对江青进行过分的赞扬，除了林彪、陈伯达、康生等人以外，周恩来也参加了过分赞扬江青的行列。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０日，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了一次十万人的大会。周恩来在会上说：在抗日战争初期，江青同志到了延安，成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的战友、勤恳的学生。它确实是紧跟毛主席的著作和思想……所以，我们要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我们要誓死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誓死保卫江青同志。……

对自己妻子如此没有分寸的赞扬，毛泽东没有制止，实际是纵容了。为什么中央高层领导人这时突然争先恐后地“大树特树”江青呢？这中间恐怕有不为人知的背景。这个背景一定是毛泽东有什么意思，这些高层领导人心领神会了，才掀起了赞美江青的“大合唱”。江青很充分地利用了毛泽东和它的这一特殊关系。不管在什么公开场合，它总是用它那很尖的嗓音，高声对听众说：“我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向你们问好……”“我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来看望你们……”直到在若干年后对它公审时，它还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是毛主席的狗，他叫我咬谁我就咬谁！”咬谁呢？咬那些毛泽东认定的“反党分子”、“牛鬼蛇神”。当然，它也要乘机咬它自己的仇人，咬妨碍它夺取权力的人。在毛泽东晚年，毛泽东也担心江青利用和他的特殊关系，干出不得体的事。因此，他申明：“它不代表我，它代表它自己。”毛泽东对江青过于专权也很忧虑，所以他多次批评江青。１９７４年，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一封回信中写道：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岁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不管毛泽东和江青之间有多少恩恩怨怨，江青毕竟是毛泽东的夫人。毛泽东批评过江青等人，但这些批评是恨铁不成钢。毛泽东说过“四人帮”这个词，但他说的“四人帮”，不是指他们是一个反革命帮派，而是希望他们不要搞小子，团结更多的人来实践“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而恰恰当在这一点上，江青等犯了致命的错误。当时在政治局委员里面，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他们中间虽然有的人对文化大革命有些看法，但他们不会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如华国锋、李德生、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吴德、陈永贵，还有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和倪志福。江青等人自己搞小子，排斥这些人，从而使自己陷入了孤立的境地。

在毛泽东逝世的那天凌晨，住在一侧的江青闻讯赶来，头发散乱，神情紧张，一进门就扑在毛泽东遗体上，一面痛哭，一面呼喊：“医生啊，你们快救救主席呀！”嗓子都哭哑了，仍不肯离去。其悲痛之状，催人泪下。这里有夫妻难舍之情，更有失去政治靠山之悲伤和恐惧。

在９月１８日的追悼会开完后，新华社的电讯稿着意描述了江青的花：“江青同志敬献的花放置在毛主席的遗像前，花圈由栩栩如生的葵花、嫩绿的玉米、金黄的麦穗和谷穗，以及果实累累的白色文冠果花组成。”先下手为强９月２１日，聂荣臻元帅通过代总长杨成武转告叶剑英：“四人帮”一伙是反革命，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要有所警惕，防止他们先下手。如果他们把小平暗害了，把叶帅软禁了，那就麻烦了。“四人帮”依靠江青的特殊身份，经常在会上耍赖，蛮横不讲理，采用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是无济于事的。只有我们先下手，采取断然措施，才能防止意外。（《聂荣臻回忆录》[下]，解放军版社，北京，１９８４，第８６７页）

先下手为强。这不仅是聂荣臻元帅一个人的想法。华国锋、叶剑英也准备这样做，并作了周密部署。据华国锋1999年3月9日对原广东省委副书记张根生说，促使他早下决心的，是解放军总政宣传部副部长张某到坦克6师进行活动。

张某是张春桥的弟弟。

粉碎“四人帮”中，李鑫起了一定的作用。李鑫，曾就读于南开大学，在中央办公厅和中央警卫团都有要职。“四人帮”想在中央警卫团找一个自己的人，张春桥看上了李鑫。因为李鑫是康生的秘书。张春桥把李鑫引见给江青。李鑫表示：“我一切听从江青同志的指挥！”江青和张春桥向他了解中央警卫团的人员编制、武器装备情况，政治局委员的居住地点和警卫布置情况。并交待李鑫每天用红机子向江青报告警卫部队的活动情况。李鑫表示同意。江青和张春桥十分满意。江青赞扬张春桥选上了一个忠诚能干的人。可他们没有想到，半个小时以后，李鑫把江、张同他谈话的内容全部向汪东兴作了汇报。汪东兴连夜报告了华国锋，促使华国锋利下定了最后的决心。在这以后，李鑫利用“四人帮”对他的信任，继续和“四人帮”保持联系，并把得到的情况向华国锋这边报告。１０月４日早晨７时，李鑫向华国锋报告，毛远新从沈阳调来的两个师已经到了山海关一线，如果北京有情况，一天就可以赶到。其实，他们不必担心。叶剑英早就把２８军调到了塘沽一带，封锁了入京的水陆交通。叶剑英得到李鑫的情况以后，还是立即命令李德生把这两个师火速调回原地。

在采取行动之前，汪东兴向执行任务的警卫战士作动员时，对战士是这样说的：“……江青等人趁毛主席逝世之机，阴谋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当时，“复辟资本主义”是十恶不赦的大罪。在政治斗争中，都要把这个大罪加在对方头上。

１０月６日下午，叶剑英在西山接到电话，通知他晚上８点到怀仁堂开会，请他提前一个小时到达。吃过晚饭，他带上一名警卫参谋，驱车直奔中南海。

怀仁堂和往常一样，灯光闪烁，肃穆安静。只有少数执行特殊任务的人员，担任警卫。叶剑英的车７时达。警卫员和司机都安排在一间房子里休息。只有开会的人才能进入怀仁堂。

这一天下午，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也接到通知：到怀仁堂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并通知，主要内容是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和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姚文元不是常委，但这个会涉及文字工作，理所当然地要请他来。没有通知江青来，它不是常委，也合乎常情。实际上江青是特殊人物，需要单独处理。

叶剑英只身进入怀仁堂，只见华国锋、汪东兴已经来了。他们见面时以目示意，没有讲话。这天的怀仁堂里搬走了所有的桌椅，显得十分空旷。中间一扇屏风把大厅一分为二。在屏风前的一半大厅中只摆了两个高背沙发。叶剑英和华国锋分别坐在这两个高背沙发上。汪东兴和警卫躲在正厅的屏风后面的两侧，注视着门口。７点５５分，张春桥到达。他夹着皮包，大摇大摆地进来了。突然随身警卫被留在门外，他感到与过去不一样，就连声地问：“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还不等他弄清发生了什么事，行动组负责人纪和富带着几个人迎了上去，“保护”他进了正厅。他迈进门坎，环视厅内，想寻找自己的座位。看到厅里已经没有他的位置，只有正襟危座、目光严峻的叶剑英和巍然直立、满脸怒气的华国锋。张春桥这才明白自己已经成了阶下囚。他正要申辩，只听华国锋严肃地说：“张春桥你听着，你伙同江青、王洪文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接着宣读了事先写好了的“隔离审查”的决定，郑重宣布立即执行。张春桥没有作任何反抗，就被带走。接着进来的是王洪文。他一跨进门，行动组的另一个负责人带着几个卫士从旁边走过来把他扭住。王洪文厉声叫道“我是来开会的，你们要干什么！”他拳打脚踢，拼命反抗，但很快被制服。警卫人员扭着他的双臂带进正厅。华国锋把决定又念了一遍。还没等念完，王洪文突然大喊一声，挣脱了警卫人员，象一头发狂的野兽，从五六米远的地方向叶剑英猛扑过去，企图卡住叶剑英的脖子。因为双方离得太近，汪东兴不便开枪。警卫人员猛冲上去把他扑倒，死死地摁住，给他带上手铐。随后，几个人连揪带架地把他抬出门，推进汽车拉走了。姚文元姗姗来迟。大家正在着急之际，他来了。他早希望开这个会。在接电话通知时他还说：“早就该开这个会了。”今天不知因什么事动身晚了，临走时忘了叫警卫，连帽子也没带，就夹上皮包，跨进汽车，匆匆赶到中南海。他到怀仁堂后，没让他进大厅，只在东廊的大休息室里待命，没由华国锋宣布“隔离审查”的决定，而是中央警卫团的一位副团长宣布的。（华国锋1999年3月9日对张根生说，姚文元也是他宣布的决定）他听完后没有争辩，也没有反抗，只是说了声“走吧”，就随行动小组的几名卫士出了门。在怀仁堂解决王、张、姚三个人的时候，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领一个行动小组，来到中南海万字廊２０１号。行动小组里有两名女警卫。江青看到几个不速之客，就问：“你们是干什么的？”张耀祠向它宣读“隔离审查”的决定。

江青听后一言不发，仍然坐在沙发上，沉着脸，双目怒视。然后慢慢地站起来，从腰间解摘下了一串钥匙，再拿了一个牛皮纸信封，用铅笔写了“华国锋同志启”，把钥匙装在里面，用密封签把信封两端封好，交给了张耀祠。

在同一时间内，在毛远新的住处颐年堂后院。毛泽东的卫士李连庆出现在门口。他和毛远新是老相识了。毛远新的妻子在辽宁，这里只有给李纳看孩子的一位老保姆照顾他的生活。李连庆来时他正在一个人看电视。他看到李连庆穿着军装，后面还跟着几个军人，感到有些异样。他问：“老李，有什么事吗？”“准备给你换个地方住。不要住在这里了。”李连庆回答。

“那要收拾一下，要带点东西。”“不必了，什么也不带，现在就走！”这时毛远新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站起来质问自己的老熟人：“啊！你来抓我？”“不是我来抓你，而是我奉命来向你传达一件事情。”接着，李连庆向毛远新宣读了对毛远新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

毛远新没有反抗。几个军人搜出了他的手枪，把他带走了。

解决了江青和毛远新的消息很快回报到怀仁堂。叶剑英高兴地说：“好！没有放一枪，实在太好了！”与此同时，北京卫戍区还对迟群、谢静宜、于会泳、刘庆棠、庄则栋实行隔离审查。在对“四人帮”进行隔离审查的时候，华国锋等首先控制了广播电台、新华社等重要舆论单位。

10月6日晚，华国锋把耿飚找到中南海，先让他看了两张复印的纸条，纸条上是毛泽东的手迹：“你办事，我放心”、“不要招急，慢慢来”，然后要求耿飚带部队进驻中央电台和北京电台。耿飚连夜赶到中央广播电台，直奔总编办公室，广播电视部长邓岗正在那里。耿飚拿出华国锋的手令给邓岗看。让邓岗通知所有的副手，带着行李卷住到总编办公室，不能回家。要求他们检查明天要播的录音带，凡是有“按既定方针办”的提法一律剪掉。耿飚要他们交出直室的钥匙。耿飚对邓岗说：“你执不执行我的意见？你如果不执行，还可以给姚文元打个电话。”邓岗知道出了什么事，连忙说：“不必了，我想原来的电话已经不通了。”当时直播室的钥匙由办公室主任杨兆麟保管。他不敢轻易交出。

耿飚说：你不交出来我就派战士守在门口，谁也不能进去。看了华国锋的手令以后，杨兆麟马上把钥匙交出来了。与此同时，耿飚把北京广电台的党委书记赵正晶找去，一切按中央广台的作法办理。耿飚是带着很强的敌情观念到中央广播电台的。为了安全，他们吃的食品，喝的水都是从外面带进去的。

新华社是第二天由一个“五人小组”接管的。时任北京分社社长李普是五人小组成员之一。另外四人是：郑屏年（某军政治部主任）、徐贵年（李先念秘书）、杨家祥（通讯兵军官）、黄兴汉（康生秘书）。10月7日李普吃午饭时电话铃响了。李普夫人沈容拿起电话。一个陌生的声音问：“这是李普家吗？”沈容说：“是的，您是哪位？”对方说：“我是39局，中组部＊副部长请李普同志说话。”李普接过电话说：“我正请病假在家。”对方说：“我们知道，请您今天下午到紫光阁开会。”李普到了紫光阁，会议由纪登奎和苏振华主持。纪登奎先让大家看了“你办事，我放心”和“不要招急，慢慢来”两个复印件，向他们透露了对“四人帮”已被隔离审查的情况，交待了接管新华社的任务。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派迟浩田等人接管了人民日报。

１０月６日晚，“四人帮”刚一解决，在京的所有政治局委员都接到了一个紧急通知：“立即上玉泉山号楼开会。晚１０点，人已到齐。出席会议的人有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吴德、倪志福、陈永贵、吴桂贤，共１１人。第二天凌晨４时才散会。会议由华国锋主持并讲话。叶剑英向大家通报了粉碎“四人帮”的经过和意义。在叶剑英的提议下，一致通过华国锋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事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不在京的政治局委员韦国清、许世友、李德生、赛福鼎等由汪东兴电话通知并征求意见。

１０月７日，上海的马天水到北京开会，一听传达，认为这是“宫廷政变，右派政变”。上海的徐景贤、王秀珍等得到消息后，在８日晚上开会，准备动员“第二武装”和北京进行军事对抗。１２日，中央将徐景贤、王秀珍叫到北京，由政治局出面，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集体谈话，让他们回去做工作。１３日他们回到上海，不再讲武装斗争，而是讲“搞合法斗争”。后来，中央派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到上海接管了权力。邓小平一家听到这个消息表现如何呢？毛毛在它的书中生动描述了它的丈夫贺平从外面得知消息后的情况：１０月７日，贺平得到消息后，骑着自行车，飞快地回到宽街，把消息告诉我们全家。他一进屋，就连声说：“快来！快来！”全家人看到他满头大汗兴奋不已的样子，就知道一定有大事发生。在那个时候，我们怕家中有窃听器，因此凡有重要事情，都会用一些防窃听的方式悄悄地说。我们大家－－父亲、母亲和当时在家的邓林、邓楠，还有我－－一起走到厕所里，再大大地打开洗澡盆的水龙头。在哗哗的流水声中，我们围着贺平，听他讲中央粉碎“四人帮”的经过。父亲耳朵不好，流水声又太大，经常因没听清再问一句。“四人帮”被粉碎啦！这是真的吗？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这个事实。听到精采的场面，我们三个姑娘兴奋得跳起来了！我们的心怦怦地剧烈地跳动着，跳得连我们自己的耳朵都能听见。震惊，疑惑，紧张，狂喜，一时之间，喜怒哀乐之情全都涌上心头。父亲十分地激动，他手中拿着的烟头轻微地颤动着。我们全家人，就在这间厕所里，在哗哗作响的流水声中，问着，说着，议论着，轻声地欢呼着，解气地怒骂着，好像用什么方式也无法表达心中的振奋和喜悦。（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２０００年，第５２３页）

１０月１０日，欣喜的邓小平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亲笔信，全文如下：东兴同志转呈国锋同志并中央：我衷心地拥护中央关于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我欢呼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这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来说是何等重要啊！怎能不令人欢欣鼓舞呢？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这是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的胜利，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胜利，这是巩固党的伟大事业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短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

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

邓小平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粉碎了“四人帮”，邓小平有希望见天日，他的欣喜之情是很自然的。他写信写华国锋是想得到重新工作的机会。事实上，在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天，叶剑英元帅就提议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但是，在当时情况下，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不久，叶剑英又把邓小平一家人接到西山居住。为了让他熟悉情况，还以别人的名义，秘密地按期送一套文件。１０月７日到１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中央党、政、军机关，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向他们通报了粉碎四人帮的情况。

１０月１８日，中央向党内发出了《中共中央文件（１９７６）１６号》，正式向全党通报了这件大事。１０月２０日，文件传达到所有群众。事实上，在这之前消息已传得家喻户晓。大多数人感到轻松，感到高兴。中国人来看不惯“后妃专权”，江青以第一夫人的身分到处指手划脚、发号施令，早就引起了人们的不满。所以，对它被捕，同情者少。

１０月２日，北京１５０万军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以后几天，全国各大城市也组织了大规模的庆祝游行。郭沫若写了一首打油诗，当时流传甚广：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

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

．．．．．．在游行队伍中，有人敲着竹板，用快板书的形式，朗诵着这首打油诗。

第3节 邓小平力破“两个凡是”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叶剑英元帅的支持下，华国锋坐上了继承人的宝座。他身兼三个要职：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建国以来，还没有一个人同时兼任这三项重要职务。与此同时，所有的报刊都大张旗鼓地树立华国锋的权威：１０月３１日，《人民日报》转载《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华国锋同志是我党当之无愧的领袖》。

１１月９日，《人民日报》转载《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华国锋同志为我党领袖是毛主席的英明决策》。

１１月２日，《人民日报》再次转载《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一切行动听从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挥》。

这三篇宏文都是以《解放军报》编辑部的名义发出的，暗示着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持华国锋。显然，这是叶剑英元帅的良苦用心。

有崇拜权威传统的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从这里得到了一种稳定感。他们觉得毛泽东逝世后的权力真空，终于得到了填补。但是，在知识分子中间却有另外一种看法。他们觉得，权力过分集中于一身，矛盾也会集中于一身。如果这“一身”缺乏必要的实力、能力、资历和魅力，他将在矛盾的焦点倍受煎熬，最终可能失去权力。知识界对这种“大树特树”华国锋的权威的作法也有看法。

华国锋全盘继承毛泽东华国锋为了证明自己继承人地位的合法性，向全国公布了毛泽东专为他写的“三条最高指示”：“慢慢来，不要招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华国锋介绍说，这三条指示是１９７６年４月３０日写的。那是在毛泽东接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的时候。客人走了以后，华国锋向毛泽东汇报工作，说全国形势大好，有几个省不太好。毛泽东就在华国锋的笔记本上写了上述三句话。把“着急”写成了“招急”。华国锋在公布的时候，为了显示“真迹”，错别字也没有改。“你办事，我放心”成了毛泽东传位给华国锋的“遗诏”，也成了华国锋的政治护身符。为了充分显示华国锋合法继承者的地位，当时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华国锋主持保存毛泽东遗体的工作，主持修建毛主席纪念堂。华国锋书写的胖乎乎的颜体字“毛主席纪念堂”，挂在纪念堂最显著的位置；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华国锋自任编辑委员会主任。这一卷《毛泽东选集》收集了毛泽东建国以后言论。华国锋掌握了毛泽东言论的解释权；华国锋的标准像和毛泽东的标准像并列地挂在所有的公共场所，被人们景仰；华国锋的题字一时风行全国，象过去毛泽东的题字风行全国一样。不过在毛泽东那种狂荡不羁的字迹面前，华国锋的字更显得过分拘谨和呆板。两个人不同的字迹正象两个人不同的风格；一首歌曲也风行起来：“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交城出了个华政委……”这使人想起了“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不过，这给人一种东施效颦的感觉。

叶剑英元帅称颂华国锋“有能力领导我们党胜利地进入２１世纪，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目标。”过去沿用了三十多年的“英明领袖毛泽东”现在改为“英明领袖华国锋”。华国锋坐上了毛泽东坐过的宝座，汪东兴立即为华国锋盖了一栋９０００多平方米的豪华住宅，后来又住进了官园，面积在１万平方米以上。此时，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也强行推倒了勤政殿，花了６９０万元为自己建５３８７平方米的私宅。每平方米造价１２８０元，相当于一般住宅造价的１０倍。

对华国锋的神化也开始出现。某省城突然出现了游行队伍，走前一看，原来是各单位到省委去迎接新发行的华主席的画像。华主席的画像已用飞机从北京运到省城，省委领导人已从机场迎回。各单位领导人站在迎像队伍的最前面，抱着空镜框，回来时把像放在框里，崇敬地抱着率队伍回来。一时间，满城都是迎像队伍。（吴江：《１９７９年理论工作务虚会议追记》，载《炎黄春秋》２００１年第１１期）在普通老百姓看来，这一切都表明，华国锋完全取代了毛泽东过去的地位，填补了毛泽东逝世后领袖位置的空缺。

但是，在接近权力顶峰的最高层，对华国锋的不满情绪也随之增加了。

华国锋接班以后，还是做了一些好事。例如，他宣布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使乱了多年的社会走向安定；开始注重经济建设，在经济方面也有一些新的办法。例如广东的对外开放政策，在华国锋执政时就开了头。进行了企业整顿，建立了规章制度，企业混乱的情况有所好转，铁路堵塞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教育、科学、文化也开始走上正轨。在当时，这些都是很得人心的。但是，华国锋全盘继承了毛泽东晚年的思想路线。

华国锋继位后提出“抓纲治国”。抓纲，就是抓阶级斗争。当时阶级斗争的具体内容就是，“揭批四人帮”运动和“深入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治国，就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这些和毛泽东在世时完全一样。

揭发批判“四人帮”。这对于统一认识、加强团结来说是必要的。但是，当时揭批“四人帮”的主要内容是，揭“四人帮”如何“阴谋夺取权力”。这似乎可以当作“罪状”，但细分析一下，“阴谋夺权”并不是问题的实质。难道务实派就没有夺权吗？难道务实派的夺权活动都是“阳谋”？问题的实质在于，“四人帮”把中国引向何处。也就是说，要揭批“四人帮”所要执行的思想路线。这对华国锋来说，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因为“四人帮”的思想路线，正是毛泽东的“无产阶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华国锋既要表示他是毛泽东的忠实继承者，他不仅不可能（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批判这一思想路线，还要高举这一旗帜。于是，在揭批“四人帮”时出现了奇特的扭曲现象：说“四人帮”背叛了他们自己所极力坚持的思想路线――毛泽东晚年的路线。也就是说，把“四人帮”扣在务实派头上的“帽子”，反过来扣在“四人帮”头上。这真是政治和理论上的尴尬。

当时的报刊宣传使人感到是牵强附会的。说“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专政下继续革命伟大理论的一次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人民日报》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２２日）说“揭出‘四人帮’反党集团，又一次证明毛主席关于资产阶‘就在党内’的论断无比英明无比正确。‘四人帮’反党集团是党内资产阶的典型代表，他们上台，就是资产阶上台，修正主义上台，法西斯上台，资本主义复辟，我们党就要变修，国家就要变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就会丧失……”（《人民日报》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２３日）。说“‘四人帮’干扰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强调要“深入批邓，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１９７６年１１月中旬，中共中央召开了宣传工作会议部署揭批“四人帮”的任务。会议贯彻华国锋提出的方针，只批“四人帮”的极右，不提批“左”。１１月２８日，《人民日报》发表指导性的社论《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社论指出“四人帮”是“地地道道的党内资产阶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悔改的正在走的走资派。”他们推行的“是一条极右路线。”华国锋所抓的“纲”，一开始就受到抵制。１９７７年１月，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前后，天安门广场又摆满了花圈。

群众络绎不绝地来到广场悼念周恩来，申讨“四人帮”，纷纷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为邓小平平反。当时天安门前的观礼台下贴出了巨幅标语：“要深入批邓：小平同志，你拿这么高的工资不工作不行咧？”这条幽默的标语，巧妙地接过华国锋“要深入批邓”的口号，呼唤邓小平出来工作。过往行人无不会心地发笑。

对“四人帮”的批判只能在一定的范围之内。１９７７年初，一些报刊开始批判张春桥和姚文元的两篇文章中的观点。（即１９７４年发表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红旗》杂志社给中央写报告，请示能否批判。２月４日，中央的批复是：“这两篇文章是中央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看过的，不能点名批判。”平反冤假错案受到限制。当时，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呼声很高。《中国青年》杂志复刊第一期，发表了天安门事件中的一些诗词和一位参加者的文章，被中央斥为“反毛主席”，这一期的《中国青年》杂志被扣压，不准发行。因为华国锋等人一直坚持：“天安门事件是毛主席亲自处理的，毛主席有批示，不能平反。”１９７７年１０月７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这是胡耀邦支持下发表的），首次提出平反冤假错案问题。在一个多月之内收到群众来信上万封，表示支持。但是，当时的组织部长郭玉峰说：“这篇文章是大毒草”，“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是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从史上看，国家最高权力的继承人，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对前任的作法改弦更张。如果前任遗留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继承者又完全沿袭前任的思想路线，他就会有负众望。毛泽东晚年遗留的问题够多的了，华国锋完全沿袭毛泽东晚年的思想路线，不仅没能解决毛泽东遗留的问题，反而错上加错：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新的冤案又不断被制造出来。１９７７年１月，北京青年李冬民等多人在长安街贴标语，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被以“反革命罪”逮捕，并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在辽宁旅大市，出现了一些大报，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被定为“反革命事件”。１９７６年１２月９日，吉林省长春市青年史云峰，在因“反革命罪”被捕两年以后，被处以死刑，立即枪毙。1977年４月１６日，上海青年王申酉，因批评毛泽东的某些看法，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被枪决。江西女青年李莲，因攻击林彪、同情刘少奇，被关押了几年，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４日被枪毙。那时，全国被杀害的青年思想犯有7０多人。揭批“四人帮”也是像过去那样，以搞阶级斗争的方式展开。大搞群众运动，大搞清查战役。很多单位搞人人过关。各单位都成立专案组，内查外调，批判斗争，把普通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站队”错误无限上纲，全国数以百万计的群众受到清查。有的人被逼得跳楼自杀。逼死的人不在少数。

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坚守一个原则：“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凡是”。它是在１９７７年２月７日，“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的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中正式提出来的。这篇社论是由李鑫领导的中央理论学习组起草的。早在１９７７年１月，华国锋在一次讲话中就说过：“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一言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学好文件抓好纲》发表后，耿飚找几位负责宣传工作的领导人讨论，他说：“登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按这篇文章中的’两个凡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两个凡是”把毛泽东晚年的思想路线固定化了。华国锋作茧自缚，他再也不能有所作为；“两个凡是”像一根绳索，它捆住了人们的手脚，中国不能前进一步；“两个凡是”，像一根钉子，把邓小平死死钉在毛泽东为他设置的十字架上，他再也不能东山再起。

邓小平第三次出山当时群众的注意力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二是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这两件事都是毛泽东钦定的。要坚持“两个凡是”，这两个问题都不能解决。１９７７年１月８日和２５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一位负责人传达华国锋的意见说：“要写篇社论，要求把天安门事件和对邓小平问题的注意力扭转开来。还说，现在的矛头对着谁呀？”言外之意，要求解决这两个问题，矛头是对着毛主席的。

１９７７年３月１０日到２２日，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会上还是提出了这两个令华国锋棘手的问题。老资格的政治家陈云在这次会上的书面发言中提出：我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二）尤其关心周恩来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因为天安门事件是群众关心的事，而且当时在全国也有类似事件。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陈云文选》1956－1985，人民出版社，北京１９８６年，第207页）陈云提出“中央有些同志”让邓小平重新工作，主要是指一批党国元老。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是历史需要他。从利益上考虑，只要邓小平出来工作，支持他的这批元老们也会出来工作。陈云这个发言是在会前他和王震、胡耀邦三人商量的结果。

华国锋没有接受陈云等人的意见，连他们的发言也不在会议简报上登出。他在这次会上的长篇讲话中，提出要坚持“以阶斗争为纲”和“无产阶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要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谈到天安门事件，他说：“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不要再在天安门事件上争论了”。对批邓问题，他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定的，批是必要的，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决定当时要继续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这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样做，就从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帮’及其余党和其它反革命势力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煽动的任何借口”，“如果我们急急忙忙地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

华国锋、汪东兴提出“两个凡是”直接后果是阻止邓小平、陈云等元老们出来工作。“四人帮”粉碎以后，华国锋、汪东兴和文革中被打倒的邓小平、陈云等党国元老们的矛盾尖锐起来。华、汪的革命资历、才能、功勋都和这些老领导人无法相比，为了巩固在毛泽东在世时得到的最高权力，华国锋在汪东兴等人的辅佐下，阻止这批党国元老重返政坛。从权力斗争而言，他们最大的政敌是邓小平。１９７６年１１月１８日，汪东兴在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毫不隐晦地说：“邓小平不要抱有幻想，他那两下子不怎么样！”“邓小平那两下子不如华主席，差得远，对邓小平试了一下不行嘛，他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邓小平问题，主席已经有了四号文件，四号文件里边，不管怎么样是正确的，是毛主席的指示。”“主席讲过，邓小平的问题还是以观后效，保留党籍。华国锋同志是很英明的，是我们党的接班人，我们的英明领袖。”“邓小平的错误是严重的，一直发展到天安门事件。”“天安门事件到底怎么看法？反革命渗进去，这是肯定的，是反革命暴乱。”他还特别强调：“要把批’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粉碎“四人帮”以后，汪东兴立即控制理论，控制毛主席著作的编纂，控制专案。康生的秘书李鑫的地位一下子显赫起来。他被任命为：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主任汪东兴）；中央专案办公室副主任（主任汪东兴）；毛泽东著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主任汪东兴）；中央办公厅理论组组长；毛主席纪念堂办公室主任。李鑫拼凑了“凡是派”的笔杆子，控制了理论宣传阵地。粉碎“四人帮”是解决毛泽东的继承人问题的第一步，但不是最后的一步。在“两个凡是”问题上的斗争，实质是解决毛泽东继承人问题斗争的继续。也可以说，围绕“两个凡是”问题的斗争，是中央领导集团内部夺取最高权力的斗争。这场斗争以邓小平为一方，以华国锋为一方。在这一轮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背后，是坚持毛泽东晚年的路线，还是开辟新的航道。由于邓小平主张开辟新的航道是符合民意的，所以，得到了更多人的支持。

在１９７７年３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迫于让邓小平出山呼声的压力，华国锋说：“在适当的时候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适当的时候”是无期限的，邓小平已经７３岁，还能等多久？华国锋比邓小平小１７岁。他相信时间对自己有利。拖下去吧，让自然规律解决问题。如果不是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推动邓小平复出，这个“适当的时候”一定会遥遥无期，不会是９个月。

华国锋没有自己的实力。也就是说，他没有忠于自己的一批干部队伍。在权力斗争面前，他面对的是一些党、政、军里的元老。这些人都比他强大。他这样一个人被赶下台，没有什么人为保卫他而大动干戈。更不会引起什么社会震动。意大利著名政治家马基雅维里说：“那些仅赖佳运而从简单庶人地位贵为人君的人，在其高升过程中甚少麻烦，但要维持这个地位却有很多困难。”（马基雅维里：《君王论》，惠泉译，湖南人民出版社，长沙，１９８７，第２６页）华国锋真正地面临了维护地位困难。

１９７７年７月，在中共中央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恢复了“天安门事件”之前的所有职务：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被打倒一年零三个月之后，他又奇迹般地成为一颗政治明星。这是邓小平第三次打倒后重新出山。第一次被打倒是１９３３年在井岗山被左倾领导人撤了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第二次被打倒是１９６６年的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中国第二号走资派；第三次被打倒是１９７６年４月５日的“天安门事件”，被说成是“资产阶级的总代表、党内最大的不肯悔改的走资派”。从粉碎“四人帮”到邓小平出山，其中经了９个月。这９个月，对于年届７３岁的邓小平来说是漫长的。“人生七十古来稀”，他的时间太宝贵了。但从政治斗争的角度来看，这个时间并不长。因为在９个月之前，邓小平还是“全国共讨之”的阶下囚。在９个月之内完成了这个戏剧性的大转弯，应该说还是比较短暂的。

邓小平出山是大势所趋。粉碎“四人帮”为邓小平出山扫清了道路。在天安门事件中蒙受打击的一大批群众，对邓小平出山呼声最强烈。因为邓小平出山就是他们的解放。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害的、在运动后期没有站到“四人帮”一边的一批党政干部，也支持邓小平出山。至于在毛泽东逝世前后的政治斗争中，站在周恩来这一边的高层人士，更是积极推动邓小平立即出山。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在晚年过分强调精神的作用，忽视了物质利益的作用，从而把中国推向了十分贫困的境地。要解决毛泽东遗留的这个问题，必须有一个强调物质利益的强者出来，才能够解决。这个强者当然是邓小平。这是就眼前而言。从深层次上讲，毛泽东遗留的问题更多。毛泽东身后，必须改弦更张。要改变毛泽东制定的基本路线，需要有一位具有非凡政治魄力的人物。在当时，这个人只能是邓小平。也就是说，历史需要邓小平。

如前所述，华国锋是要保卫自己的最高权力地位的。１９７６年４月的天安门事件，毛泽东迫于当时的形势，授予他最高权力。但他的地位是很不稳固的。在毛泽东逝世后，对他构成最大威胁的是“四人帮”，为了保卫自己的地位，他采取了攻势，向“四人帮”发起了攻击，他依靠党内元老们的力量，也顺应了民意，取得了维护权力的胜利。粉碎“四人帮”以后，对他威胁最大的是邓小平，为了保卫自己的地位，他采取了守势，死守毛泽东的遗训，他站在到了元老们的对立面，也有悖于民意。

邓小平出来工作后，华国锋还仍然贬邓。１９７８年１０月，邓小平出访日本前，日方对华国锋说：你们派了高级代表团，我们准备用国宾规格接待。华国锋说：是较高级代表团。日方听了马上研究，接待时降低了半格。邓小平出访东南亚，华国锋不让外长黄华陪同，只让副外长陪同。

１９７７年８月１２日至１８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会上华国锋作政治报告，叶剑英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邓小平致闭幕词。这表明，在开会之前邓小平已经是第三号人物。在新选的五位中央主席和副主席中，邓小平名列第三。在他前面的是华国锋和叶剑英，在他之后的有李先念和汪东兴。

叶剑英年事已高，他也不想走上权力顶峰。邓小平树大根深，胸怀大志。邓小平取代华国锋只是时间问题了。不过，就名义上的职务而言，在十一次代表大会时，邓小平已经得到了他终生最高的职务：党中央副主席。在以后他虽然取代了华国锋，掌握了全国的最高权力，但是，在名义上，除了军委副主席变为军委主席以外，他并没有担任党和国家最高的职务。这也许是邓小平聪明过人之处。

邓小平向“两个凡是”挑战“两个凡是”从哲学上是站不住脚的，从政治上是保守的，停滞的。但是，当时的既得利益者，也就是坚决执行毛泽东晚年政治路线而得到权力的人，是必须固守的防线。守住了这一防线，就保住了既得利益。从当时的群众感情上看，由于多年对毛泽东的神化，“两个凡是”还有相当的基础。群众这种情绪被既得利益者利用，就形成了相当大的力量。所以，在毛泽东逝世后的一两年内，向“两个凡是”挑战是有风险的。但是，邓小平清楚地看到，坚持推行毛泽东那条左倾路线的“四人帮”被粉碎了，但是，这条左倾路线仍然被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治国法宝。为了扭转大局，邓小平不顾一切风险。向“两个凡是”挑战，既需要政治勇气，又需要政治艺术。经三起三落的邓小平既有政治勇气，也不缺斗争艺术。如果说，毛泽东继承人争夺的第一场斗争是武力解决，那么，毛泽东继承人争夺的新一轮斗争，就得靠政治艺术了。

１９７７年４月１０日，邓小平向华国锋、叶剑英、党中央写了一封措辞十分巧妙的信：华主席叶副主席并党中央：我完全拥护华主席最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完全拥护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方针和对当前各种问题的工作部署。我在七五年的工作虽然也作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但在工作中确有缺点和错误，我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我的批评和教导再一次表示诚恳的接受。我感谢党中央弄清了我和“天安门事件”没有关系这件事，我特别高兴在华主席的讲话中肯定了广大人民群众去年清明节在天安门的活动是合乎情理的。至于我个人的工作问题，做什么，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为宜，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我曾向中央用书表达我内心的悲痛和深切的悼念。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高举和捍卫这光辉伟大有旗帜，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在党中央决定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会主席的时候，我知道了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以最英明果敢、最正确的方式战胜四人帮的伟大胜利的时候，我在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１０日曾向国锋同志和中央用书表达我的真诚拥护和欢欣鼓舞的感情。如果中央认为恰当，我建议把我这封信连同去年１０月１０日的信印发党内，究应如何处理，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决定。顺致诚挚的敬礼！

邓小平１９７７年４月１０日说这封信措辞巧妙，第一，它表现了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的姿态。不仅现在高举，而且世世代代高举。第二，毛泽东思想不仅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而且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第三，它完全采用当时流行的政治术语，没有一丝“反潮流”的痕迹。但是，这封信的内容却是反了最大的潮流。它悄悄地用“准确的、完整的”这两个伸缩性很大的词语，替换了毫无伸缩性的“两个凡是”。这为他以后改弦更张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华国锋可能还没有觉察到其中深刻的用意，５月３日就向全党转发了这封信。

在公开的场合的言论，邓小平很注意策略。而在私下的谈话，他就直接向“两个凡是”挑战了。１９７７年５月２４日，他对王震、邓力群和于光远三人说：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即汪东兴和李鑫－引者注）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１９７６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下讲的移到另一个问题，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也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毛泽东同志说，他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马克思、恩格斯也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94年，第３8－３9页）在《邓小平文选》的注解中写的是“这是邓小平同志同中央两位同志的谈话的一部分”，于光远多次表示，《邓小平文选》这个谈话下面的注解违背事实。他说，实际参与这次谈话的除了王震和邓力群以外，还有于光远，这篇讲话也是于光远整理的。在这段谈话中，邓小平抓住华国锋讲话中的矛盾，直接向“两个凡是”提出挑战。华国锋迫于形势，在３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１９７６年“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表示自己对周总理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华国锋这句话就违背了“两个凡是”：毛泽东定的“反革命事件”，你怎么说是合乎情理的呢？华国锋在这次会上还说：“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邓小平是毛主席亲自撤职的，让他来工作，不是违背“两个凡是”吗？

邓小平抓住了这两句话，“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使华国锋无回旋之地。

但是，在正式场合，邓小平还没有公开向“两个凡是”宣战。他可能觉得公开宣战的时机还不成熟。从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末期，十多年时间，开动了所有的宣传机器，利用了一切场合，采用了凡是能够采用的各种形式，把毛泽东思想灌输到每一个人的心中。《毛主席语录》几乎人手一册。客观地说，“两个凡是”正是这种对毛泽东顶礼膜拜的继续。要否定“两个凡是”，就是要扭转对毛泽东的绝对崇拜。还有可能被载上“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帽子。当时，这个“帽子”还像如来佛的五指那么沉重。所以，邓小平还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只不过是借助这面大旗来反对“两个凡是”。１９７７年７月２１日，他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作了《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讲话。开宗明义第一句话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他说：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的讲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问题的讲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94第42－43页）这段话是无懈可击的。不过，“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就不如“毛主席语录”那样有“操作性”了。毛泽东思想模糊化了。也就是说，使毛泽东思想的约束（主要是毛泽东晚年思想的约束）变得有弹性了。什么叫“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人们各有各的解释。谁掌握了这个解释权，就可以利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来做自己想做的事了。接着，邓小平从对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入手，进一步向“两个凡是”挑战。所谓“两个估计”是１９７１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的政治结论。即：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文件是毛泽东审阅过的。“两个估计”是压在中国知识分子头上的两座大山。邓小平把推翻这两座大山作为突破口，再去推翻毛泽东设置的一座又一座大山。１９７７年８月８日，他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一开始就推翻了这“两个估计”。９月１９日，他直接了当地对当时主管教育工作的刘西尧说：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就没有是非问题了。我们不能简单地处理。１９７６年天安门事件中关于我的问题的决议，毛泽东同志也是画了圈的。天安门事件涉及那么多人，说是反革命事件，不行嘛！说我是天安门事件的后台，其实，当时我已经不能同外界接触了。．．．．我们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体系。．．．．．．“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十七年培出来的？……（同上，第66－67页）

然而，要推翻毛泽东的大山是不容易的。在邓小平这番讲话后不久，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发表了“文化部批判组”的、题为《一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斗争－－批判“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文章中，又全面肯定了解建国以来毛泽东对文艺界的一次又一次大扫荡。

第4节 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曲曲折折

胡耀邦开动破冰船

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几十年的政治生活中，都把毛泽东的话当做最高标准。判断一切事情的是与非，都看是否符合毛泽东思想。在七十年代末，这一点似乎已经成为不可动摇的准则。

粉碎“四人帮”以后，这条准则继续通行无阻。“两个凡是”把这条准则强调到至高无上的地步。

邓小平提出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体系”代替“两个凡是”，怎样鉴别它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呢？由谁来鉴别呢？如果没有客观标准，那只能靠新的权威来作为最高裁决。这新的权威也可能根据自己的意志来裁决。失去了一个毛泽东，再造一个新的“毛泽东”。

中国要前进，就必须打破把毛泽东的话作为判断是非的准则。中国要前进，也必须打破用个人权威来裁决一切的体制。必须打破坚冰，开辟新的航道。

这条“破冰船”是邓小平的坚定支持者胡耀邦驾驶的。

１９７７年１０月９日，中央党校开学。８００多名学员是高中级干部和理论宣传干部。《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是其中之一。他们学习的重点是研究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党史问题。在研究中，他们提出了一些难以解释的难题。当时在党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长胡耀邦，让大家解放思想，突破禁区，大胆研究。他对编写党史问题材料的人们提出的编写原则是：“一个是完整、准确地运用毛泽思想的问题，一个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还创办了一个名叫《理论动态》的内部刊物，大量发表解放思想的文章。有的学员把这两条原则理解成两个标准：判断路线斗争是非一要看毛主席的指示，二看实践。党校理论室的吴江和孙长江认为，这两条标准是误解，应该只有一条标准，这就是实践。于是由孙长江执笔，着手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强调“唯一”。

在这个时期，不少报纸和社会舆论，在一系列问题上提出了要求改变文化大革命以来、甚至建国以来对一些问题的结论。这些问题都是毛泽东有过明确的指示。要改变是很难的。对其中有些问题（如“走资派”问题），胡耀邦让中央党校组织讨论，但有人出面阻止，认为这些问题是讨论的“禁区”。

１９７７年秋，《光明日报》理论部编辑王强华到南京开会，结识了南京大学政治系教师胡福明，约他为《光明日报》的《哲学》专刊写稿，没有出题目。不久，胡福明寄来了两篇稿件：《女人是生产力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王强华觉得不好用，准备退稿。后来他反复考虑，还是将第二篇排上了，准备放在《哲学》专刊第７７期。题目改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大样送给总编辑杨西光审阅。从中央党校学习回来不久的杨西光，决定进一步修改后放一版发出。此时杨西光得知中央党校的孙长江也在写同一内容的文章，就让胡福明和孙长江一起修改。一直修改到第八稿。

为了扩大影响，准备以“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但是，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的文章，必须送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审定。汪东兴和华国锋一样，也是坚决主张“两个凡是”的。为了绕过汪东兴，他们决定先在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上发表，第二天再由《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见报。这个想法请示了胡耀邦，他同意了。与此同时，杨西光又分别拜访了首都几家新闻界的负责人胡绩伟、曾涛、华楠，并商定，《光明日报》发表后，第二天，新华社转发通稿。

在《理论动态》发表之前，送胡耀邦审定。最后的题目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最后审定者胡耀邦承担了这篇文章的政治风险。１９７８年５月１０日的《理论动态》第６０期全文发表，５月１１日《光明日报》一版转载，５月１２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新华社转发通稿后不少省市报纸全文转载。

这篇时7个月，修改１０次的文章终于发出。它产生了影响超过了人们的预料。

用哲学武器进行政治斗争《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的当天晚上，上夜班的《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接到了吴冷西的电话。吴冷西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和胡绩伟在《人民日报》是老同事。接电话时胡绩伟边听边记：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文章否认真理的相对性，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文章说马克思主义要经过长期实践证明以后，才是真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国家可以取得胜利的学说，只有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实践以后，能证明是真理，就是说列宁提出这个问题时不是真理，一定要等到二十三年以后，实践证明了才是真理。那么，人们怎么会热烈拥护，会为了贯彻执行而奋斗呢？文章是提倡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对真理不存在，真理开初提出时不是真理。这是原则错误。文章在政治上很坏很坏。作者认为“四人帮”不是修正主义，而是教条主义，不是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而是死抱着毛主席的教条不放，因而现在主要不应反“四人帮”，反修正主义，而是应该反教条主义。如文章所说，要粉碎人们的精神枷锁，就是要反对“圣经上说了才是对的”，所谓要冲破禁区，就是要冲破毛泽东思想。文章结尾认为当前要反对的就是“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革命实践”，就是要反对所谓教条主义，要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文章用很大的篇幅讲马克思、恩格斯如何修改《共产党宣言》，毛主席如何修改自己的文章，作者的意思就是要提倡我们去怀疑毛主席的指示，去修改毛泽东思想。认为毛主席的指示有不正确的地方，认为不能把毛主席的指示当成僵死的教条，不能当圣经去崇拜。很明显，作者的意图就是要砍旗。文章批判林彪“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难道一句顶一句也不行？难道句句都不是真理才对吗？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团结的基础，如果都去怀疑主席的指示有错，认为要修改，大家都去争论哪些错了，哪些要改，我们的党还能团结一致吗？我们的国家还能安定团结吗？所以这篇文章在政治上要砍倒毛泽东思想这红旗，是很坏很坏的。

吴冷西在电话里对胡绩伟说：“这是我个人意见，不要外传。”胡绩伟回答复说：“既然你在政治上提得这么高，我必须和别人讨论你这些意见究竟对不对。”表示不承担为这个电话保密的义务。他们虽然是多年的老同事，但在政治斗争中无情义可言，胡绩伟先给胡耀邦打电话通报，第二天把电话记录稿送给了胡耀邦。胡耀邦说：这当然不是吴冷西一个人的意见，他是领导层的代言人，必须撰写另一篇文章进行针锋相对的批驳。

几天以后，吴冷西在一次会议上说，胡绩伟这个电话记录不是他的原话，而且对他的主要意思也记录得不准确。

所以，他又按照自己的记忆复述了他打电话的内容：（一）这篇文章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原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常识，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文章中既然提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应当全阐述理论和实践的相互关系。可是文章只强调了理论来源于实践并受实践检验，而没有充分说明理论是实践的概括和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没有像十一大制定的党章那样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就割裂了毛主席在《实践论》中关于理论和实践的相互关系的学说的完整性。文章的这种观点是片的，因而在理论上是错误的。

（二）这篇文章在第一节中引用了《实践论》的话：“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尔后的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但是，文章的第二段却改变了毛主席这个完整的观点，片地说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国家或少数国家可以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学说，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实践之后，才证明是真理。

按照文章的这个观点，列宁提出这个学说的时候不是真理。不是分析帝国主义的特征和总结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实践的科学结论，也就是说，一个科学理论，只有实现了才是真理，没有实现就不是真理。那么，读者会提出这样的疑问：现在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的科学理论是不是真理呢？一百多年来无数先烈和亿万人民为什么要为之英勇奋斗呢？全世界的共产党存在和他们的斗争，岂不是没有根据、没有必要了吗？党的十一大提出的新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不是要等到二十三年以后实现了四个现代化之后才是真理呢？按照作者的逻辑，全国人民热烈拥护四个现代化是不可理解的，我们党动员群众为之实现而奋斗也是没有根据的。文章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提倡怀疑一切，提倡不可知论，提倡相对主义，否认相对真理，这是严重的理论错误。

（三）这篇文章的基本内容，不是用实践标准来检验“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而是要检验和修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文章用很大的篇幅讲马克思恩格斯和毛主席如何犯了错误和修正错误，接着就指出，不仅革命导师的个别论断要修改，而且他们的理论都可以修改，也就是说，要修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虽然文章也提了一下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坚持，但这并不能掩盖文章的基本倾向是要修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文章提出这样的观点，会引起思想混乱，读者会提出“这究竟是要举旗还是砍旗？”我不是说毛主席没有任何缺点错误。他的某些话，某些指示以至个别结论，如果已经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或者已经不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当然应该修改。但这样做也要非常慎重，时机要适当，方式方法要适当。毛泽东思想是要发展的，它要随着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但是，作为一个思想体系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团结基础。我们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应该按照党的十一大确定的那样，就是高举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像这篇文章那样公开在报纸上号召修改毛泽东思想，把干部和群众引到去争论毛泽东思想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那么我们党还能团结一致吗？按照这篇文章的这些错误观点去宣传，会在国内引起很坏的反应在国际上也会引起很坏的反应。

（四）这篇文章把“四人帮”强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同毛主席过去批判过的“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倾向，相提并论，这就混淆了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界限。按照文章的逻辑，“四人帮”似乎真的信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们的错误只在于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教条，犯教条主义错误，而不是他们根本篡改和歪曲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修正主义，不是一伙反革命。文章认为，现在主要任务是批判教条主义批判那些“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错误倾向。这就颠倒主次，方向错了，是不符合党的十一大提出的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的任务的。

从上面两段文字来看，其基本精神没有多大差别。不过吴冷西自己提供的更准确、更富有论战性罢了。吴冷西这样郑重其事地提供准确的“版本”，说明他已经意识到这场争论的严肃性、重要性。他要给历史留下证据。证明自己的正确还是坦诚？也许二者兼有之。

真理标准问题是一个哲学问题。这次讨论是利用这个哲学武器进行政治斗争。但在政治斗争中，还要求在哲学方面也能站得住脚。从纯理论角度而言，吴冷西提出的问题不是没有道理的。当时笔者所接触到的人当中，也有人提出类似吴冷西的看法。当然，吴冷西也不是从纯理论上考虑。他是很懂政治的。但是，吴冷西在对时代的把握上，没有显示出他的政治水平。他没想到毛泽东时代业已结束。新的时代必须破除毛泽东设下的禁锢才能前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是破除这一禁锢的第一声。吴冷西机警地看到了这一点。但他不是欢呼，而是忧心忡忡，而是愤怒。

当时和吴冷西持同样态度的还有不少人。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以后，曾在新华社工作过多年的《红旗》杂志总编辑王殊，打电话给新华社社长曾涛，说是新华社转发了一篇错误的文章。王殊后来还对别人说，这篇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的”。在５月１７日接替王殊担任《红旗》总编辑的熊复说：“……现在是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不是要强调发展和创新，这里有个维护毛主席的旗帜问题。有些人抓住实践和真理的问题大做文章，到底要干什么？！……”汪东兴对熊复说：“《红旗》要一花独放”，对真理标准问题“就是不表态。”５月１７日，汪东兴在一个小会上说：“理论问题要慎重。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两篇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的党报不能这样干。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要坚持捍卫毛泽东思想。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当然，对于活跃思想有好处。

但《人民日报》要有党性，中宣部要把好关。”５月１８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平化，在各省、市的文教书记和宣传部长会上说：“我就听到了两种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说文章很好。另一种意见说很不好。我也还没有完全搞透。”“大家可以看看，小范围可以议论议论，发表不同意见。不要认为《人民日报》登了，新华社发了，就成了定论。……毛主席生前对省市委负责同志讲，不论从哪里来的东西包括中央来的，都要拿鼻子嗅一嗅，对不对，不要随风转。”文章背后的高层较量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支持这篇文章。

６月２日，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说：“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际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样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在这次会上，邓小平大声疾呼：一定要“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94年，第114、119页）５月３０日，邓小平同胡乔木等几位起草这个报告的人谈话时说：“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明其妙。”他有针对性地指出，只要你讲话和毛主席的不一样，和华主席的不一样，就不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１９７５－１９９７，上，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２００４，第３１９－３２０页）。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发表了邓小平６月２日的讲话。但问题并没有结束。６月１５日，汪东兴召集中宣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会上，汪东兴再次批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他要求新闻单位要有党性，要防止被国内外的敌人利用。他还批评人民日报报道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时标题上用了“精辟阐述”四个字，他质问：“对华主席的讲话，叶副主席的讲话为什么就不标精辟阐述呢？难道华主席叶副主席的讲话就没有精辟阐明毛主席思想吗？这样标题不是有意的吗？”７月，汪东兴到山东视察。他同山东省委负责人谈话中说：“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他说：现在报纸上只宣传十七年，宣传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两年，就是不宣传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是主要的嘛！三七开嘛！　　　　　在这期间，华国锋指示中宣部和一些省市负责人不要介入真理标准的讨论。他批评一些省市负责人在这场讨论中表了态。

几乎是思想斗争的同时，邓小平同华国锋在军事领域也进行了一场较量。

4月上旬，海军南海舰队106号导弹驱逐舰在湛江爆炸沉没。这是海军建军以来最严重的事故。事故发生后，邓小平严厉批评了海军司令部和当时海军第一政委苏振华。苏振华不满，4月12日，他到华国锋那里去告状，谈了5个小时。华国锋表示支持苏振华。还对苏振华说：“我最近要去朝鲜访问，回国后就到大连检阅你们海军，表示我的支持。

”苏振华回去对海军党委说：“华主席支持我们，不要紧，打不倒。”他布置动用120艘舰艇、80架飞机，准备在华国锋朝鲜归来后接受检阅。在实际已调了70艘舰艇、20多架飞机到大连的过程中，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知道了。他立即报告了主持军委工作的邓小平，邓小平坚决制止了这次检阅。事后，邓小平面对面地对华国锋说：“这是一次较量。”事后，他以军委副主席的名义到部队发动“真理标准讨论补课”，即在军队里批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在这期间，华国锋还到其它部队视察过，所在部队组织了隆重的欢迎。华国锋在军队里的活动使邓小平十分警惕，加强了剥夺华国锋军委主席的决心。

真理标准讨论是批判“两个凡是”的深入，是争夺中央最高权力斗争的继续。

为了回答一些人对《光明日报》文章的批评，６月２４日，《解放军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这篇文章是著名哲学家吴江写的，得到了罗瑞卿大将的支持。为这篇文章，罗瑞卿和胡耀邦通了6次电话。《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转载，新华社转发通稿。

20多年以后，这篇文章的作者吴江在他北京雅宝路的家里，对本书作者谈起了他写这篇文章的情况。他说：真理标准讨论过程有两件事起了推动作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后，开始并没有引起人们很大的注意，于光远就说过，他以为这是常识，并不在意。吴冷西发表了那么强烈的反对意见，上纲上得那么高，这才引起更多人的重视。汪东兴的高压，中宣部的高压，引起了反弹。吴江说，有了吴冷西的强烈反对，有了中宣部的高压，我就想写一篇文章，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我写成了给我的老同学姚远方，他当时是《解放军报》的副总编。由于6月2日邓小平在总政会上讲了话，他和华楠总编同意发我这篇文章。我建议他们送给罗瑞卿看一看。

没想到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更多人的重视。《解放军报》是代表枪杆子的，人们认为“枪杆子说话了”，所以各地相继表态，汪东兴也不再批评了。一是吴冷西的强烈反对，二是“枪杆子说话”，这是推动真理标准讨论的两件事。

７月２１日，邓小平召来中宣部长张平化，向他指出：“你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９月９日，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正确的。这是我们一向坚持的观点。”胡耀邦又组织人写了第三篇文章：《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此文于９月１０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１０月下旬，井岗山时代的老革命家谭震林，给《红旗》杂志送来一篇文章，内容是纪念毛泽东８５周年诞辰。这本是《红旗》编辑部约请的。但谭老先生却在文中大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总编辑熊复要删去这一段，责任编辑不同意。正在争执不下的时候，谭震林自己又送来了修改稿。把这部分内容写得更突出，更明确了。这使熊复哭笑不得。

他写了两点处理意见：一、先派人去跟他谈，说明中央给《红旗》定的方针是不介入讨论，请他删除有关段落；二、如谭不同意删，就照他的意见印出送中央常委审。

１１月１４日，谭震林对编辑部来做工作的人说：“这篇文章我想了两个月，想出了两句话：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要坚持；凡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要改正。”他坚持不删。

熊复拗不过谭震林，只好给汪东兴写一封信，讲明事情来龙去脉。并把稿件送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审理。

邓小平在上面批示：“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如《红旗》不愿登，可转《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的本身可能就是卷入。”李先念的批示：“我看了这篇文章。谭震林同志讲的是历史事实，应该登，不登《红旗》太被动了，《红旗》已经很被动了。”华国锋也同意发表。熊复还是不敢作主，又跑到汪东兴那里去问怎么办，汪东兴也只好同意。这篇文章在《红旗》12期终于发出来了。

叶剑英、陈云、聂荣臻、徐向前、习仲勋、邓颖超等元老也参与了这场讨论，旗帜鲜明地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

一大批对哲学没有研究、没有兴趣的政界人物，纷纷出来对哲学问题表态，这说明大家都明白这是一场政治斗争。

这场斗争的实质是如何对待毛泽东的遗产，更深一层的意义是，中国继续沿着毛泽东晚年的路线走下去，还是改弦更张。现实意义是，让华国锋继续执掌最高权力，还是由邓小执掌最高权力。一位权威人士一语道破了这场争论的尖锐性：“这是针对两位主席的。”一位是毛主席，一位是华主席。

远离权力最高层的老百性，还没有意识到这场政斗争的重要性。但是，多数人不满意中国的现状。他们期待改变现状。一些思想敏锐的人，首先挣脱精神枷锁。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以后，召开了各种各样的讨论会，会上支持这篇文章的人居多。

自然科学家积极参加了论战。他们用自然科学史的大量事例来说明，当原有的自然科学理论和新的科学实验发生冲突时，科学家是如何突破旧理论而创立新理论的。他们用这些事实来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于科学发展的实例言之凿凿，说服力强，他们的文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给人留下印象较深的有方励之发表的《从天文学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严家其发表的《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和自然科学》。严家其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哲理小说《跨越时代的飞行－－宗教、理性、实践三个法庭访问记》，因其文笔犀利又通俗易懂被广泛传。

社会科学界一时非常活跃。邓力群、冯定、童大林、于光远等人发表了充满新思想的见解，积极支持《光明日报》的文章。

周扬在一次理论讨论会上提出了“科学无禁区”的看法。认为既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科学，就不应当设置禁区，限制人们去讨论。周扬在文化大革命前长期担任文化部长。他参与制造了很多文艺界的冤案。在文化大革命中自己也遭受打击。在这次讨论中却喊出了思想解放的最强音。

真理标准的讨论很快从北京波及全国各地。各省、市、自治区及军区党政要人纷纷表态。辽宁省委书记任仲夷在辽宁出版的《理论与实践》上发表文章：《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中共黑龙江省委召开扩大会议，认真讨论了真理标准问题。省委书记杨易辰号召大家解放思想。其它各省市政要接二连三地在各种会议上发表谈话，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新华社一一发消息，首都报纸作为要闻争相刊登。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声势。

突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在真理标准讨论中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人们，以后的改革深入中出现了分野：是走五十年代的路，还是抛弃计划经济体制、走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之路？两支队伍泾渭分明，互不相让。这是后话。

第5节 政治路线大转变

“两个凡是”业已突破，“凡是派”已经失去了理论上的王牌。要开辟新的航道，一系列重大问题需要讨论。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１０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这个会开得很长，时３６天。到１２月１５日才结束。

所有的记载中国改革的书，都用浓墨重彩记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而以对于三中全会以前准备会议，即中央工作会议花费的笔墨却很少。实际上，一切问题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解决的，而三中全会只是将工作会议的成果加以确认而已。

出席这次工作会议共有２１２人。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以及各大军区负责人都参加了。原来计划这次会议讨论经济问题。１１月１０日，华国锋在开幕式的讲话中提出三项议程：一，讨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试行草案）》；二、商定１９７９、１９８０两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议上的讲话稿。但是，会上还是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抓纲治国”的十一大路线。华国锋还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从明年１月起，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工作重点转移是邓小平９月视察东北时提出的，当时就得到了多数政治局常委的支持，华国锋也接受了这个看法。

会议外面有“西单墙”，会议内面有一批思想解放的人。会上天天有“西单墙”的最新消息，成了会上会下的重要话题。西单墙的大字报和会上思想解放的议论结合起来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再也不能统一思想了。

大家是同意工作重点转移的。但是，一些重大的政治问题不解决，怎能实现转移？大家提出了各种突破当时禁区的问题。华国锋和汪东兴失去了会议控制权，会议很自然地转变了方向。

以擅长经济工作而闻名的老资格领导人陈云，在讨论经济工作的会上却不谈经济工作。１１月１２日，他在东北组的发言中提出了六个问题要求中央考虑和决定：一、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

二、文化大革命中还有一大批被打成叛徒的人，要根据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中央组织部的决定重新复查。这个决定的第三条是：“凡在狱中表现坚定坐满刑期，送到反省院的同志，照例要办自首手续，或填一般反共自愿书，才能出狱。如他们是经组织允许填写这类文件后出狱的，得恢复其组织。如具上述情形，但未经组织允许者经过工作中考察后，亦得恢复其组织。”三、陶铸同志、王鹤寿同志等是在南京陆军监狱坚持不进反省院，直到“七七抗战”以后由我们党向国民党要出来的一批党员，……现在被定为叛徒或者恢复了组织生活，但仍留一个“尾巴”，……应当由中央组织部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四、彭德怀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五、天安门事件……是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六、……康生同志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对康生同志的错误给以应有的批评。

（《陈云文选》[１９５６－－１９８５年]，人民出版社，北京，１９８６年，第２０８页）

陈云这里指的康生是中国共产党内的一名卑鄙的政客。在延安整风和文化大革命中都是整人的阴谋家。胡耀邦曾说他比“四人帮”还坏。但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就寿终正寝。死前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名列毛、周之下，为第三号人物。追悼会上给予极高的评价。粉碎“四人帮”以后，他的秘书李鑫极力为他掩盖罪行。在李鑫主持编写的《四人帮罪行材料之一》中，写进了康生临死前揭发江青、张春桥的历史问题。人们看了这个材料以后纷纷提出疑问：既然康生知道江青、张春桥有史问题，为什么不早提出来？为什么不直接向毛主席提出来？这个材料中的一个标题是“四人帮大搞阴谋诡计，妄图打倒周恩来、康生和其他领导同志”。在起草十一大报告中，李鑫把康生的名字列入“毛主席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周恩来、朱德的行列中，讨论时大家有意见，才改了过来。李鑫的种种努力也掩盖不住康生的累累罪行，１９８１年１月２３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把康生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极权政治是阴谋家的沃土。康生是这块沃土的长出的毒菌之一。

陈云的发言得到了会议的广泛赞同，从而把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推向高潮。

井岗山时代就有相当高的地位的老革命家谭震林，指名道姓地批评“凡是派”：“汪东兴说，毛主席是不能指责的，不能做任何违背他的思想的事；谁要是批毛主席史上的错误，谁就要冒杀头的危险；进行这种批评就等于不尊重和亵渎皇上和最高权威，并且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原则的。如果这样，难道毛主席比耶苏、基督、释迦牟尼、穆罕默德还高贵，比高贵的皇帝、马克思、列宁还神圣不可侵犯吗？”他接着提出了为“二月逆流”（１９６７年２月，陈毅、李先念、谭震林、叶剑英等在怀仁堂批评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事情，因而被称为“二月逆流”）和“反击右倾翻案风”平反的问题。

万里、王首道、康克清积极支持陈云的发言，要求迅速解决这六个问题。胡耀邦发言要求把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肖克发言要求为“二月逆流”平反。杨得志提出要为武汉“七．二零事件”（注：１９６７年７月２０日，武汉群众组织“百万雄师”及武汉某部官兵扣留并殴打了到武汉支持造反派的王力，后定为“反革命兵变”）

彻底平反。陈丕显提出上海“一月风暴”（注：１９６７年１月上海造反派全面夺取了上海市委的权力）的问题要搞清楚。胡乔木就少宣传个人、不搞新的个人崇拜问题提出了建议。大家不仅要把“文革”中颠倒了的大是大非问题颠倒过来，还对华国锋、汪东兴等人“十一大”以来所犯的错误进行了清算。还对很多重大决策提出了新的建议。

这些在党内有很高声望的老革命家，接二连三地发出一门门重炮，把“凡是派”轰得昏头转向，只能节节败退。

这次会议的特点是一边讨论，一边行动。１１月１４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由北京市委出面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社论，使广大群众有一种“解冻”的气氛。紧跟着“南京事件”（注：１９７６年4月，南京群众纪念周恩来而引发的类似北京“四．五”运动的事件）也宣布平反。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也宣布平反。这些鼓舞了一些思想激进的青年人，使得西单的“民主墙”更加热闹。恰好在这个会议期间，中美建交谈判取得突破，１２月１６日，华国锋总理和卡特总统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发表了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这给全国又带来了轻松的气氛。

１２月１３日，邓小平在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他讲话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讲话的第二个问题是“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在这里他谈到，“当前这个时期内，特别需要强调民主。……现在敢出来讲话的还是少数先进分子。

我们这次会议先进分子多一点，但就全党、全国来看，许多人还是不那么敢讲话。”“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手段。”“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他特别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邓小平这个讲话真正付诸实施的还是关于经济问题部分。他认为“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这就是中国八十年代初期改革的指导思想。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北京，１９８３年，第１４０－１５３页）

华国锋地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讲话说：“关于‘两个凡是’问题，去年三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我考虑刚刚粉碎‘四人帮’，我讲了‘凡是毛主席决定的就必须拥护，凡是有损毛主席形象的就必须制止’现在看来，这两句话对同志们解放思想不利，不应该讲这两句话。我的讲话稿虽然政治局看过了，但我是主席，责任在我。

“5月16日《光明日报》发表关于真理标准的文章我刚访问朝鲜归来，没有看。后来中央常委对我说起这篇文章有不同看法才找来看，认为观点是对的，常委议一下。叶副主席建议开一个理论务虚会议，大家同意。在三中全会后召开这样的会议。

“以后给中央写报告写‘党中央’就行了，不要写‘华主席，党中央’。不要写‘英明领袖’，写‘华国锋同志’就行了。”叶剑英在闭幕式上说：“民主作风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华主席对‘两个凡是’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华主席提出今后写报告不要写‘华主席，党中央’，直接写‘党中央’就行了，这是谦虚美德。这种谦虚是非有不可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后的第3天，即１２月１８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只用了5天时间，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所以如此顺利，是因为一切问题都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解决了，三中全会只是正式确认这些成果。１２月２２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向全国发表。

这次会议从根本上扭转了三十年来占主导地位的左倾路线。它标志着“以阶斗争为纲”的毛泽东时代的结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邓小平时代的开始。

这次会议拉开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史巨幕。它宣称要“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地改革”。

这次会议推翻了毛泽东时代造成的一大批冤假错案，批评了思想僵化，使人们感到冰雪开始消融，春天即将来到。

这次会议还给全国人民以“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生活”的承诺，使在贫困线上挣扎几十年的十亿人有了盼头。

次会议增选陈云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等为中央委员。华国锋虽然仍然担任党中央主席（胡耀邦不久被任命为秘书长，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但就党的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来说，邓小平已经成了党中央的领导核心。

这次会议借助社会上的民主浪潮得以成功。但是，它的成功还有更深刻的历史背景。

自１９５６年以后，中国人一直在探索怎么搞社会主义，在探索中有失误，也有经验。例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在１９５６年的“八大”就提出来了，22年以后，才在这次会上真正实现。为什么这个指导思想２１年不能实现呢？关键在于对客观形势的估计。１９５６年国外出现了匈牙利事件，国内又有大批知识分子激烈地批评共产党，于是认为主要危险是共产党的领导受到威胁，而不是经济落后。所以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当一个执政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威胁，而这个政党又把本党的利益摆在国家利益之上，它不可能把经济工作放在第一位，更不可能给群众以民主。“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质就是以维护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为纲。二十多年以后，中国共产党人环视世界，才发现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已经被远远抛在世界很多国家的后面。这时，有眼光的中国共产党人才看到，危及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不是阶斗争，而是经济落后。停止“人整人，人斗人”的阶斗争，把经济建设摆在中心地位，是顺理成章的事。

还应该承认，过去的极左路线从反面为中国的改革开辟了道路。没有“文革”对价值规律的践踏，就没有后来的商品经济；没有“文革”对个人利益的全面否定，就没有后来的物质利益原则；没有“文革”对知识的轻视，就没有后来的“科学是第一生产力”；没有十亿人的过度贫困，就没有后来对富裕的强烈追求；……这里可以借用恩格斯所说的一段话：“在这种过分的革命活动之后，必然接着到来一个不可避免的反动，这个反动又超出了它继续下去的那个限度。经过多次动荡以后，新的重心终于确立了，并且成为新的出发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北京，１９７２年，第３９２页）在这里，“反动”一词，是指方向相反的运动。

第6节 “西单墙”和理论务虚会

林彪说过：“毛主席的书是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名顶一万句。”这几句话有阿腴奉承之意。但是，这几句话的确是残酷现实的写照。几十年来，在中国，谁敢不把毛泽东的话当最高指示？谁敢说毛泽东的话不是真理？当然，造成这种情况，既有权力的强制，又有个人崇拜。

１９６６年７月３０日，周恩来总理找几名清华大学学生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听取学生对清华“文革”怎么搞的意见。本书作者是参加者之一。我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提到他在７月２９日的讲话中把一个词用反了。周恩来谦虚地说：“我讲的话不一定是对的，要一分为二。”不懂世事的我当即问他：“对毛主席的话要不要一分为二？

”他很明确地强调：“对主席的话不能一分为二，因为他的话已经经过一分为二提炼过的。”我们参加座谈会的人对这句话印象十分深刻。周恩来这句话和“句句是真理”不是如出一辙吗？

二十多年来，中国用一个脑袋的思考代替了十亿个脑袋的思考，用“最高指示”的约束代替了法律、道德、宗教的约束。

中国的思想禁锢了二十多年。现在终于砸碎了精神枷锁！

枷锁一旦砸碎，就出现了势不可挡的汹涌浪潮。这浪潮有冲跨几十年建立起来的思想堤防之势。

这股浪潮当时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在内部，是理论务虚会议；在外部，是“西单墙”。

理论务虚会是由叶剑英提议召开的，也可以说是“凡是派”的挑战引发的。在真理标准讨论期间，即１９７８年９月，《红旗》编辑部写了一篇题为《重温〈实践论〉－－论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的文章。这篇文章是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回击。文章虽然也讲实践第一的观点，但整篇强调理论的指导作用；文章不反教条主义，而大批怀疑论、不可知论；文章最后部分专门批判“毛主席也有错误”的言论，说这种言论是“海外奇谈”。

《红旗》编辑部将它送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去征求意见。哲学所提出了六点不同的看法。《红旗》编辑部将它和哲学所的意见一起上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这篇文章没有发表。叶剑英看到后，提议中央召开一次理论工作务虚会，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

这个会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１９７９年１月１８日到２月２２日（中间春节休息了５天）。这一阶段强调拨乱反正的主题。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召集，邀请中央和北京的１６０多名理论宣传工作者参加。各省市还派出了联络员。与此同时，许多省市也召开了理论务虚会。第二阶段从３月到４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和北京的理论工作者。中央军委和各省市的宣传部长也参加了会议。参加者有４００多人。

１月１８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长胡耀邦代表党中央讲话，题为《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他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的讨论。他还指出，当前突出的问题是，相当数量的同志思想处于僵化半僵化状态，成为解放思想的阻力。他指出，当前摆在理论宣传工作者面前有两个方面的任务，一是扫清前进道路上的思想障碍；另一个更重的方面是研究和解决伟大转变中的新问题，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新的实践相结合。胡讲话后宣布这次会的领导小组名单：胡耀邦、胡乔木、黄镇、朱穆之、胡绩伟、于光远、周扬、童大林、吴冷西、吴江、胡绳，共１１人。会议分五个小组。

会议的讨论主要在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共出了２６４期《简报》，刊登与会者的发言和综合报道。但涉及高层领导人的材料没有上《简报》。《简报》散布范围很广，传阅者更多，在海内外影响很大。

这次理论务虚会是集中批判“两个凡是”的大会。它涉及了一系列的重大问题。如，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无产阶专政下继续革命问题；社会主义时期的阶斗争问题；党内路线斗争问题；社会主义民主和党内民主问题；个人崇拜问题；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评价问题；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问题；有人激烈地批判封建法西斯主义，论证我们还有反封建主义的任务，等。……一些过去不敢想、不敢说的问题都提了出来进行讨论。

在当时看来，有一些发言是惊世骇俗的。第三组副组长王惠德说：“建国快要３０年了，现在还有两亿人吃不饱饭。面对这种情况，全党全民都在思考：我们一定是在哪里出了毛病。这个重新认识的要求是挡不住的。”这个组的组长周扬说：“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林彪、‘四人帮’几个野心家阴谋家造成的，还是在路线上、理论上有问题？‘无产阶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否存在问题？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两个凡是’的问题也就搞不清楚。‘无产阶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个根本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毛泽东同志。”史学家黎澍批评毛泽东过早地放弃了他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不讲条件地向社会主义过渡，搞成了“贫穷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许涤新联系大跃进、反右倾、四清、文化大革命，说：“这些是不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唯意志论发展的结果？”“既然唯意志论成了主导思想，那还有什么客观规律呢？他老人家是不考虑客观规律的。”“毛主席就是不懂经济。”国际问题专家宦乡直接批评“评”：“评所提出的观点，有的已经左得不能再左了”，“有的文章根本上错了，文风也特别坏”，他分析了“评”对国内政策路线的恶劣影响。（注：“评”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发表的篇批判修正主义权威文章，是由中共中央专门组织人撰写的，最后经毛泽东审定后发表的）。发言最尖锐的还有鲍彤、阮铭、李洪林等人。他们发言之大胆，使人震聋发聩。

理论务虚会对中国共产党建国以来所做的工作，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清算。它已经在一定的程度上危及了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危及了它的领袖毛泽东的形象。它将中国共产党所建立起来的价值体系，冲开了一个大缺口。

并不是所有的人在会上都解放思想、畅所欲言。1979年1月3日，务虚会领导小组的第二把手胡乔木在传达华国锋2日讲话时说，当前党内党外存在着“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三股风，形势比1957年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时还严重。事后胡耀邦找胡乔木谈话，婉转地指出了他对形势的看法不正确，说有三股风是不合适的。胡乔木表示接受胡耀邦的批评，并对“三股风”之说作了自我批评。但是后来他不仅坚持有“三股风”，还又加了一股：“否定无产阶级专政”。这大概是后来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来源。

在下面，理论务虚会上提出的看法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接受的。我记得我们听这个会的传达时，两位年长的记者愤慨地站起来说：这不是全面否定了我们所做的一切吗？我们都错了吗？北京街头出现了《必须批判胡耀邦的修正主义》的小字报，说“务虚会是胡闹”、“乱子是务虚会这帮秀才们闹出来的”，“连毛主席都可以议论了，难道还有什么禁忌吗？”和理论务虚会提出相类似问题、并且有更大冲击力的的是“西单墙”，二者的时间也大体相同。“西单墙”又称“民主墙”。理论务虚会是上层知识分子和党内民主力量的冲击波，“西单墙”是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和受旧体制之害最深的底层群众的冲击波，二者构成了中国七十年代末期的一次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

“西单墙”，是从电报大楼到西单路口的两三百米的一段临街墙。高约两三米。墙内有一座灯光球场、电车停车站等公共设施。那时没有民航大楼、图书大厦和文化广场等建筑。路边没有摊贩。这里是北京的闹市中心，距天安门广场也不很远。是向公众发表意见的理想场所。

从１９７８年１１月以来，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也不知道从谁开始，这里贴出了大字报、小字报。在我的印象中，最早是贴出了被禁止发行的一期《中国青年》杂志。《中国青年》1978年9月复刊第一期登载了1976年“四五”运动中的天安门诗抄，还发了《破除迷信掌握科学》的评论文章（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李洪林撰，经胡耀邦审阅同意），引起主管宣传的中央副主席汪东兴极大不满，汪下令把已经发出去的《中国青年》杂志全部收回。人们就在“西单墙”上贴出了这期杂志，成千上万的人便涌去观看。后来很多人贴出小字报、大字报发表意见，越贴越多，几百米的墙全被贴满，而且每天都是新的复盖旧的。看大字报的人常常是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站在里面的人高声念，外边的人有的听，有的记录。通宵达旦，人流不息。一时这里成了全国的舆论中心。也是外国记者丰富的新闻来源。后来，在王府井大街、人民英雄纪念碑等处也贴满了大字报。北京的示范效应，使得各省市也有类似的场所。

“西单墙”的大字报内容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比较集中地是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冤假错案的申诉。除了个人的申诉以外，还有泛泛地倾诉社会冤案无处申诉的怨恨。如在王府井有一张大字报是一首长诗，题为《包青天，你在哪里？》其悲愤、怨恨之情，其慷慨激昂的气势，打动了不少行人。抄录的人很多。

还有不少大字报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二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开始有人对文化大革命持批评态度。有的大字报呼吁为刘少奇平反。

三是对民主的渴望。不少大字报控诉中国没有民主，呼吁建立民主制度。如魏京生在“四个现代化”中又加了一个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即现代民主制度。称为“第五个现代化”。

四是对毛泽东的评价。开始有人批评毛泽东。有一张大字报批评毛泽东支持“四人帮”解除邓小平的职务。贵州的《启蒙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贴的大字报用言诗的形式，暗示毛泽东是封建专制。

五是对“凡是派”的批评。王府井大街有一张大字报说汪东兴是“何是非”。何是非是当时轰动性的话剧《于无声处》中的一个人物。他是一位出卖灵魂的老干部。该话剧是首次批评文化大革命的文艺作品。

总之，“西单墙”的大字报都是相当尖锐的政治内容。对国家的政治制度提出了批评。但也有维护毛泽东的大字报在维护毛泽东的大字报旁边，有很多批示。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反对的批示要多一些。从发展趋势来看，要民主，反专制、否定建国以来的各项工作的势头越来越猛。

“西单墙”继续发展，单纯用文字形式已经不能适应众多的人发表意见的需要了。于是，就出现了“人民民主墙”讨论会。讨论会的声势越来越大。１２月２８日晚７时，本书作者到“西墙单”看大字报。正好又开讨论会。有人发表激昂康慨的演讲。听众约有５０００人左右。演讲者认为，光争民主、争自由还不够，最根本的是要改变国家的政治制度。听的人越来越多。致使西单交通堵塞。有人提议把会议转移到人民英雄纪念碑下去。于是，数千人排着纵队向天安门进发。一边走一边喊着“要民主，不要专制！”“中国人民不是阿斗！”“让思想冲破牢笼子”等口号。唱《义勇军进行曲》、《国际歌》、《团结就是力量》。队列还很整齐。

记者的职业习惯使我也跟着队伍走到了天安门广场。走到纪念碑下，参加讨论的和围观的已达数万人之众。站在纪念碑的台阶上演讲的人一个接一个。演讲的内容和西单墙大字报差不多，但措辞激烈，富有煽动性。

邓小平开始是支持“西单墙”的。１１月２６日，他对前来中国访问的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良作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利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要让他们出气。群众的议论并非一切都是深思熟虑过的，也不可能要求完全正确的，这不可怕。”（《人民日报》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２７日）当时各单位都传达了邓小平这个谈话，并组织学习。叶剑英１２月１３日的一次讲话中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典范，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典范。”１２月初，邓小平出席了中法贸易协定签字仪式之后，对法国记者也说了和上面意思相同的话。在同“凡是派”作斗争中，邓小平还要借助群众的力量。

“西单墙”继续发展。由集会又发展为出版各种民间报纸和刊物。又由地下报刊发展为各种民间政治组织。北京的民间报刊有：《四五论坛》、《今天》、《群众参考消息》、《民主墙》、《求是报》、《沃土》、《北京之春》、《探索》、《启蒙》、《人民论坛》等数十种。上海的民间报刊有《民主之声》、《未名》、《青年笔记》等。广州有《人民之声》、《人民之路》、《浪花》。天津有《新觉悟》、《渤海之声》等。这些刊物中走得最远的是魏京生主持的《探索》和任畹町主持的《中国人权》。魏京生在《探索》上著文称，无产阶专政是“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封建君主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比江湖骗子的膏药更高明一些的膏药”。民间政治组织有“启蒙社”、“中国人权同盟”、“兴中会”、“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促进会”、“上海民主讨论会”、“振兴社”、“解冻社”等等。

在这期间，全国各地来北京告状的人（文革后期到北京告状的人很多）也组织起来，举行“反饥饿、反迫害、要人权、要民主”的示威游行。

民主墙虽然和理论务虚会讨论的问题有相通之处，但二者是有差别的。理论务虚会是希望维护和改善党的领导的；民主墙却有叛逆性，它威胁到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凡是派”利用民主墙的叛逆性的一面，指摘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理论务虚会放出了“魔鬼”。民主墙和理论务虚会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必然的巧合，没有自觉的、组织上的的联系。但“凡是派”却说二者“互相串通”“内外呼应”。党内民主力量也怕群众民主运动发展下去会搞乱局面。２月初，胡耀邦把上海、浙江、山西等地群众骚乱的材料印发给理论务虚会的参加者，上面批有“请同志们想想这个问题”。

理论务虚会第一阶段２月中旬结束。第二阶段开会前领导小组开了一个会，胡耀邦谈了社会上发生的情况，说第二阶段主要是邓小平作报告。第一阶段结束后就开始起草邓小平的报告，起草小组共五人，由胡乔木主持。这个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３月３０日，邓小平作了报告，他的话音刚落，理论务虚会就草草收场，“民主墙”也被取缔。

中国改革过程中有这么一种现象：保守力量的禁锢越严重，冲击禁锢的力量就会加速积累，一定的条件下就会出现冲击；对禁锢冲击力越大，就会引来保守力量更为严重的禁锢。但总的趋势是，禁锢的力量是逐步衰减的。中国的改革就是在禁锢力量逐步衰减中前进的。

第7节 “四项基本原则”

尽管邓小平一再讲要解放思想，一再讲要有民主。但是，解放思想和民主都是有限度的。

理论务虚会上的过激言词，“西单墙”引发的群众请愿，上海知青的抗议活动，使中国共产党内的不少人感到，这些将危及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更多的人害怕这样下去会出现难以控制的局面，影响社会安定。因此，有一些人士认为，不能让这种状况继续发展下去。事过７年以后的１９８７年胡耀邦下台时，在天津当市长的李瑞环说：“我当时就向胡耀邦建议砍掉’西单墙’，他还犹豫不定。”邓小平当时一定也听到不少类似李瑞环的这种建议。他可能也感到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受到威胁。他降低了解放思想、发扬民主的调子，改变了支持西单墙的态度。１９７９年３月３０日，在理论务虚会临近接束的时候，他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长篇讲话。他说：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　　　　　　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大家都知道，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

粉碎“四人帮”以至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一直是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94年，第165－173页）

．．．．．．中央认为，今天必须反复强调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因为某些人（哪怕只有极少数人）企图动摇这些基本原则。这是决不许可的。每个共产党员，更不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

中央这样提出问题，是不是小题大作？不是的。情况的发展使党不能不这样提出问题。

最近一段时间内，在一地方出现了少数人的闹事现象。有些坏分子不但不接受党和政府的负责人的引导、劝告、解释，并且提出种种在目前不可能实现的或者根本不合理的要求，煽动、诱骗一部分群众冲击党政机关，占领办公室，实行静座绝食，阻断交通，严重破坏工作秩序、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

不但如此，他们还人听闻地提出什么“反饥饿”、“要人权”等口号，在这些口号下煽动部分人游行示威，蓄谋让外国人把他们的言论行动拿到世界上去广为宣传。有个所谓“中国人权小组”，居然贴出大字报，要求美国总统“关怀”中国的人权。这种公然要求外国人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是我们能够允许的吗？有个所谓“解冻社”，发表了一个宣言，公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说这是分裂人类的。我们能够允许这种公开反对宪法原则的“言论自由”吗？

上海有个所谓“民主讨论会”，其中有些人诽谤毛泽东同志，打出大幅反革命标语，吹“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要“坚决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因此中国现在不是搞四个现代化的问题，而是应当实行他们的所谓“社会改革”，也就是搞资本主义那一套。

很明显，这些人就是要千方百计地破坏我们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我们如果对这些严重现象熟视无睹，那我们的各级党政机关都只有被他们困扰得无法进行工作，还有什么可能考虑四个现代化呢？

（同上，第二卷，第173－－174页）

为了刹住“西单墙”引起的这股浪潮，３月２９日，逮捕了魏京生，４月４日，又逮捕了任畹丁。同时还逮捕了带领上访人员闹事的傅月华（傅月华是一位受害女工，它为自己的合法权利上访，后被判刑，当时采访这个案件的一位记者说，傅月华被判刑是一件冤案）。各地也相继逮捕了一些人。１０月１６日，北京市中人民法院开院审理了《探索》主编魏京生案件。公诉人称，魏京生除了主办自发刊物进行反革命煽动以外，还在１９７９年２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对越进行自卫反击战开始后第四天向外国人提供了我国参战指挥员的姓名、出兵数目、战斗进程和伤亡人数等军事情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二条、第六条及第十七条规定，判处魏京生有期徒刑１５年，刑满后剥夺政治权利３年。

关于魏京生罪案，和作者同住一座楼的81岁的新华社老编辑穆广仁，向作者谈了他经的一件事。当时他和曾建徽都是新华社副总编，在法院审理魏京生罪案之前几天，他们接到中宣部副部长朱穆之的电话，让他们两人亲自到公安部采访，并且将公安部的谈话发通稿。他们二人到了公安部，公安部两位负责人向他们讲述了魏京生的罪状（即后来法院宣判的那些罪名）。稿子写好以后，送朱穆之审定。事后朱穆之又来电话说：请你们给《人民日报》打电话，让他们务必登出。穆广仁给《人民日报》总编室打电话，接电话是副总编李庄。李庄说：“我们不登。”穆广仁只好打电话向朱穆之回报。朱穆之说：“再给他们打电话，让他们登。”穆广仁又打电话。李庄接电话后一句话也没有说。第二天，《人民日报》还是没有登。后来法院的判决《人民日报》还是登了。

对于逮捕魏京生，胡耀邦曾经有不同意见。他说：“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要抓人来关。大凡敢提出这样问题的人，恐怕不在乎坐监牢。魏京生抓了三个多月，现在还不写检讨，还要绝食抗议。你们别以为他怕死，相反，他想快点死，他一死，就在群众中变成烈士，是人人心中的烈士。”（胡绩伟：《胡耀邦和人民日报――为胡耀邦逝世１０周年而作》未刊稿）

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６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又发出通告，对在北京市张贴大字报作出暂行规定。通告中说：为了保护人民的民主权利，维护社会秩序，便于处理大字报提出的建议和合理要求，防止匿名、化名者利用大字报进行违法活动，规定自１２月８日起实行对大字报的管理规定，即凡在自己所在单位以外张贴的大字报（包括小字报），一律集中到月坛公园内大字报张贴处，并在附近登记处填报真实姓名、化名、住址和单位，禁止在“西单墙”和其它地方张贴。

在这期间，在群众中出现了一些议论。认为“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四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为什么对写大字报的人采取如此压制的手段呢？

在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的制度下，一旦宪法束缚了最高执政者的手脚，他们就要修改宪法。

１９８０年２月２３日到２９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建议全国人大修改宪法第４５条，取消“四大”。同年８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这一建议。从此，在中国盛行了３０年的大字报就再不合法了。

“四项基本原则”在政治制度上对毛泽东的全盘继承。因此，既要确立“四顶基本原则”，又要在经济制度上进行改革，对毛泽东的功过必须有一个全党同意的结论。

１９８０年８月２１日，邓小平接受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采访。法拉奇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邓小平明快、干脆地回答：“永远保留下去。”他接着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在回答法拉奇的问题的时候，邓小平正在主持起草一个重要文件，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时代作一个结论。这个文件就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

从１９７９年１１月开始，在邓小平、胡耀邦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开始起草这个文件。在整个起草过程中，邓小平先后发表过10次谈话。详尽地谈了他的看法。后来又交党内４０００名高级干部进行讨论，又在不同范围内征求意见。

经过7次修改才定稿。１９８１年６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前后时19个月。这么多高级干部的讨论过程，是取得共识的过程。所以，对毛泽东的总结，不可能是历史的最终总结，只能是当代领导干部都能接受的折中意见。

为什么邓小平花这么大的精力来评价毛泽东？中国要前进，绕不过毛泽东这座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些人还要全盘继承毛泽东的一切（虽然批评了“两个凡是”，但持这种看法的人还有不少），另一些人要全面否定毛泽东。

对毛泽东搞“两个凡是”会阻碍中国前进的路；全盘否定了毛泽东就等于否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史，就会进一步否定中国共产党，就会动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如果不作一个权威性的结论（显然只能是一个折衷的结论），在党内外就可能造成旷日持久的争论。

在起草这个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有人提出废弃“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提出这个问题是有理由的。“毛泽东思想”是四十年代提出来的。当时提出毛泽东思想一是针对共产国际的，其意思是，中国不必围绕苏共和共产国际的指挥棒转，中国有自己的方针路线，走独立自主的路；二是受了当时苏联个人崇拜的影响，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

后来考虑到，突然提出废弃“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可能会造成较大的社会震动。后来决定不废弃“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而是将“毛泽东思想”重新加以解释：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个人的思想区别开来，前者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把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区别开来，毛泽东晚年的作为也违背了“毛泽东思想”。显然，这是一种高超的政治艺术。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长达三万八千字。这个决议把毛泽东分为两个阶段：晚年的毛泽东和晚年以前的毛泽东。晚年是指搞文化大革命以后。晚年的毛泽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在晚年以前的毛泽东是光辉的。《决议》指出：“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决议》对毛泽东思想从“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等六个方面作了重新作了阐述。当然，这些阐述是根据新的需要而精心选择的。例如，“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没有提“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而强调了《论人民民主专政》、《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内容。对上述六个方面进行了阐述以后指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串于上述各个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决议》强调，“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中国不能像苏联否定斯大林那样否定毛泽东。这不仅是毛泽东同一代的革命领导人还健在（邓小平就是其中之一），不仅是毛泽东思想中的确有一些合理成分，不仅是否定了毛泽东后造成的理论真空一时难以填补，而是邓小平还需要毛泽东“这把刀子”。“这把刀子”是中国共产党的“镇国之宝”。

为了保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动摇，《决议》对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斗争”还持肯定的态度：“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当然，《决议》也承认反右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

《决议》强调了“人民民主专政”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但是，“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这为今后向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人进行反击，留下了理论空间。

邓小平否定了毛泽东的晚年，肯定了毛泽东的一生，否定了毛泽东的经济遗产，继承了毛泽东的政治遗产、制度遗产。这是当时各种社会合力作用的结果。对毛泽东遗产的这样的继承，决定了经济体制改革可以继续单兵突进。毛泽东留下的两大问题：政治上缺乏民主，经济上过度贫困。邓小平努力解决后者，却绕过了前者。

第8节 大平反 大改组

毛泽东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政治路线问题。邓小平立即进行组织人事上的大突破，着手建立实施这一路线的干部队伍。

胡耀邦出任组织部长１９７7年１２月１０日，持“凡是派”观点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郭玉峰被撤职，胡耀邦接替了他的职务。这是“邓胡赵体制”形成的关键一步。

胡耀邦，１９１５年１１月生于湖南浏阳。１９２９年参加革命。１９３３年９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他随中央红军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在攻打娄山关时负伤，弹片一直留在他身上。１９３７年５月，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当时邓小平到抗大讲课，所以说他们之间有师生关系。

邓小平对胡耀邦真正了解应当是１９４９年。这年３月，胡耀邦被任命为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同年，十八兵团入川作战之后不久，便正式编入刘伯承与邓小平领导的第二野战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他任中共川北地区党委书记、行署主任、军区政委，他领导川北人民进行土改、剿匪反霸，在安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这时邓小平主持西南局的工作，他们之间有了较多的接触和了解。

１９５２年８月，邓小平从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调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副总理。同一年，胡耀邦也从四川调到北京，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取代了冯文彬。胡耀邦调京是邓小平的提议。在五十年代，邓、胡有比较密切的联系，对很多问题看法一致。

１９６２年，胡耀邦带职下放，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1964年11月，胡耀邦接到中共中央的任命：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兼陕西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在湖南和陕西期间，胡耀邦还兼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1964年，全国各高等院校都在学生中开展政治思想教育运动。而胡耀邦在一次关于“又红又专”的讲话中，却大讲青年学生要学好业务知识。当时我在清华大学学习，清华大学没有传达他的讲话，却从其它渠道传了过来，大家觉得胡耀邦讲话很大胆，很实际。一些同学私下传抄这个讲话。在陕西工作时，由于胡耀邦力主纠左，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组织人批他，把他整得生病了。叶剑英元帅到西安保了胡耀邦，并且把他回了北京。

１９７４年邓小平复职，１９７５年胡耀邦担任中国科学院党组领导。这时，邓小平正在抓整顿，胡耀邦在中国科学院也大刀阔斧地开展整顿，努力恢复科研秩序。他领导起草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这个汇报提纲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科技战线的实际情况，说出了知识分子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当作“大毒草”进行批判。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叶剑英派儿子叶选宁去看望胡耀邦。胡以自己特有的语言风格对叶选宁说：“请帮我捎三句话给叶帅和华主席，一句话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二句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三句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由于胡耀邦在真理标准讨论中的突出贡献，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第一书记为陈云）。

在同“凡是派”的斗争中，在思想战线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之后，就需要干部路线来保证。但当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是郭玉峰。他在组织上还是坚持“凡是派”的指导思想。胡耀邦发表了一篇为被“四人帮”迫害的干部恢复名誉的文章，郭玉峰说：“这篇文章是大毒草。”中央组织部的一些干部贴大字报，对郭玉峰的消极行为进行批评，郭玉峰对写大字报的人施加压力。一些老干部把大字报的底稿送给《人民日报》，《人民日报》发表了大字报里的一些内容。

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１０日，郭玉峰被撤职。胡耀邦从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任上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在中央党校时，他组织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组织部长的任上，胡耀邦大刀阔斧地平反冤假错案。

胡耀邦在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时，每天收到５００封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的申诉信。他每天亲自处理副局级、地委书记以上的干部的申诉信３３封，通过其它渠道转来的申诉信他也一一过目。他亲自主持了六七次各省、市的疑难案例座谈会，力排众议解放了一大批干部。这些干部都走上了重要的领导岗位，成为执行邓小平改革路线的重要力量。

胡耀邦得以上升，并不完全靠邓小平的扶持。1977年3月胡耀邦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是华国锋的主张，华国锋兼任校长，实际工作全由胡耀邦主持。叶剑英元帅也是支持胡耀邦的。

天翻地覆大平反文化大革命和过去次政治运动，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１９７２年，我在天津市得到了主管部门的一个调查材料。这个材料介绍，天津市文革中以各种罪名开除公职遣反回农村老家的有３８０００多人。这些人有一部分在文革后期回到了城市，但名誉、住房、子女等一系列问题没有解决。全市重大冤假错案３７１起，大搞逼供信迫害致死９４４人。这些受害者在粉碎“四人帮”后还没有彻底平反。只有４９１名职工的天津汽油机厂，文革中被抄家的就有１００多名。文革后期对这些职工虽然落实了政策，但还有一大堆遗留问题没有解决。中国的冤假错案不仅仅在文革中造成的，文革前的“反右倾”、“反右派”等历次政治运动，造就的沉冤更是不计其数。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１５日，胡耀邦到中组部第一次讲话中就说“积案如山”。

平反冤假错案从胡耀邦担任组织部长以前就开始了。从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到１９７８年１２月，有４６００多名“文革”中被打倒的干部官复原职。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以后加快了这项工作的进展。他在１９７８年９月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说：“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我在这里列举一下从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８０年两年间重大案件的平反，就可以看出其决心和声势：１９７８年８月１２日、１６日、１９日，上海市分别为金仲华、周信芳、郑君里举行骨灰安放仪式，为他们平反昭雪，恢复名誉。金仲华是原上海市副市长，著名的新闻工作者，周信芳是著名京剧艺术家，郑君里是著名电影艺术家。

他们都在文革中被加上了种种罪名，迫害致死。

１９７８年９月８日，中共云南省委和昆明部队党委召开２５０万人的全省广大会，为“滇西挺进纵队”和“云南特务组计划”两个全省性政治假案平反，为受迫害的军内外干部、职工恢复名誉。在这次大会以前，省委对“滇东北游击队”、“中上层干部联络站”和“摧资兵团”等冤案假案已作了公开平反。

１９７８年９月１１日，山西省为话剧《三上桃峰》事件平反。这个剧本在文革中被定为“大毒草”，一大批人受害。

１９７８年９月２９日，宁夏召开大会，为在１９７０年判处为现行反革命集团的“共产主义自修大学”平反昭雪。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５日，辽宁省推翻“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大假案，９０名党政领导干部和知名人士得到平反昭雪。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１５日，中共北京市委举行常委扩大会宣布：１９７６年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为此受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从１６日到２０日，浙江、江苏、河南省委也开会决定，为１９７６年清明节在南京、杭州、郑州参加同样活动而受害的同志一律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１６日，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决定，全国各地党委给最后一批右派分子摘掉了帽子。

１９７９年１月４日，中共中央转发上海市委《关于解决所谓“一月革命”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所谓“一月革命”是指从１９６７年１月４日到２月５日，在上海进行的全面夺权、并建立“上海人民公社”的活动。在“一月革命”中被公开点名批判的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等同志，所有被迫害的赤卫队等群众组织和干部、群众，以及一切假案、错案、冤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１９７９年１月１７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等六单位《关于落实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的请示报告》，一大批过去按“历史反革命”对待的起义、投诚人士重见天日。

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２日到２４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在京召开大型座谈会，重申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的政策。

统战部长乌兰夫指出，“四人帮’在民族资产阶人士中制造的假案必须平反，错案必须纠正，冤案必须昭雪。从此，一大批民族资产阶级人士和他们的子女得到解放。

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８日，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最近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除了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至今还没有改造好的以外，凡是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坏分子，经过群众评审，县革委会评审，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的待遇。地主富农子女，家庭出身一律定为社员，享有同其他社员一样的待遇。今后他们在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应看本人的政治表现，不得歧视。

这一决定，又使几十年来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数以千万计的人们重见天日。

１９７９年２月１７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彭真同志平反的通知》。彭真是文革前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文革中在秦城监狱六号囚室被关押多年。

１９７９年２月２２日，为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副校长翦伯赞召开追悼会。翦伯赞在文革中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１９６８年２月１８日被迫自杀。在追悼会上，他的冤屈得到昭雪，给他以很高的评价。

１９７９年２月２８日，为文化部平反。推翻了加在文化部头上的“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这些都是毛泽东对文化部的批评）几顶帽子。推翻了“文艺黑线”的说法。文化部的主要负责人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也彻底平反。

１９７９年３月２日，解放军总政治部作出《关于为‘总政阎王殿’冤案彻底平反的决定》。“总政阎王殿”这一冤案使得总政治部几十名副部长以上的干部长期被关押、受审，有的被迫害致死。百分之十以上的总政干部被赶出总政机关。

１９７９年３月５日，中共中央批转总政治部《关于肖劲光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肖劲光将军曾任海军司令，文革中受迫害。这次彻底平反。

１９７９年３月９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向全区各族人民宣布，林彪、“四人帮”以及康生制造的内蒙三大冤案－－“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内蒙古二月逆流”、“新内人党”经党中央批准，已彻底平反。

同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出《关于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问题平反的通知》。“三和一少”是指，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少支援民族解放运动；“三降”，是指向帝、修、反投降，“一灭”，是指扑灭民族解放运动，二者构成了外事战线的所谓修正主义路线。这一平反，为日后的对外开放扫除了一定的思想障碍。

１９７９年３月１６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全国统战系统大会，乌兰夫部长在会上宣布，经中共中央批准，为全国统战系统摘掉“执行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帽子。

１９７９年３月１９日，中共中央转发教育部党组《关于建议中央撤消两个文件的报告》。这就推翻了对教育战线和知识分子的“两个估计”：十七年的教育黑线为主，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是资产阶级的。

１９７９年３月３１日，中共中央军委批准南京部队党委为优秀教练员郭兴福平反的决定。在罗瑞卿任总参谋长、大抓军事训练时，郭兴福成为全军的标兵，在文革中惨遭迫害。

１９７９年４月３日，总政治部决定为“谭政反党宗派集团”彻底平反。谭政将军原是总政治部负责人，被林彪等打成“谭政反党宗派集团”。

１９７９年４月４日，中共中央批准甘肃省委为“以黄罗斌为首的地主资产阶篡夺白银公司领导权”错案彻底平反。这是六十年代中期“四清”时的错案。

１９７９年４月１５日，《解放军报》报道，中央作出决定，为“杨、余、傅事件”公开平反。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三位将军，在１９６８年被打成反党集团。一大批人受到株连。

１９７９年４月２６日，中共上海市委为文革中的一大冤案－－上海地下党案件彻底平反昭雪。

１９７９年６月８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陆定一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报告》指出，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的审查报告认为陆定一同志是“阶级异己分子”、“反党分子”、有“内奸嫌疑”，是错误的，应给以推翻。文革前陆定一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国务院副总理。文革中被关押在秦城监狱一号囚室多年。

１９７９年７月１３日，新华社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年多来为过去受迫害的８００多名科研人员和党政干部恢复名誉。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改正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在１９５９年以来的反右倾斗争中，因反映实际情况或在党内提出不同意见，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人，一律给以平反。

１９７９年８月２日，新华社报道：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市委正式为“三家村反党集团”平反。文革前，邓拓（《人民日报》总编辑）、吴晗（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廖沫沙（北京市委统战部长）三人以“三家村”的笔名在《北京晚报》上发表杂文多篇，文革初期就被打成反党集团。

１９７９年８月４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组织部《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刘志丹》是描述陕北革命斗争的小说。毛泽东说“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就是指这部小说。这部小说使原西北局的一批干部受到迫害。

１９７９年８月１８日，为“二流堂”问题平反。对“二流堂”问题所牵连到的同志彻底平反，“二流堂”是抗战时代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联系党外人士的一个场所。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的裴多菲俱乐部”，其矛头是指向周恩来的。

１９７９年８月２５日，为老一辈共产党员张闻天举行隆重追悼会，为他平反、恢复名誉。张闻天在长征时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建国后从事外交工作。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上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１９７９年８月２７日，为徐冰、张经武、吴溉之、邹大鹏、伍云甫举行隆重追悼会。徐冰等五人在文革中受迫害，于１９６７年到１９７２年先后逝世。

１９７９年９月６日，为邓拓举行追悼会。邓拓在文革中因受迫害，于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８日被迫自杀。

１９７９年９月１０日，云南省委宣布，经党中央批准，对“四人帮”及其在云南的代理人制造的所谓“沙甸反革命事件”予以平反。

１９７９年９月１４日，为著名经济学家、人口学家马寅初平反、恢复名誉。同一天，为前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举行隆重追悼会。他在文革中因受迫害，于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１日被迫自杀。

１９７９年９月１８日，为外交部前副部长章汉夫举追悼会。章汉夫在文革中因受迫害，于１９７２年１月１日含冤逝世。

１９７９年９月１９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的复查结论和报告》，批准为１９５８年全国总工会整风会议错案平反，为赖若愚、董昕等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１９７９年１０月９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国家科委召开大会，为《科研十四条》、“广州会议”等重大冤假错案彻底平反。“广州会议”是１９６２年召开的一次讨论科研问题的会议，陈毅元帅曾在这个会上作过重要讲话。《科研十四条》和“广州会议”在文革中被指摘为“资产阶级的科研路线”，不少人受到打击。

１９７９年１０月１４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摘帽子问题的请示》。《请示》指出，凡是在１９５７年反右派期间以及以后几年内划为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的，不论是按照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对待的，全部摘掉帽子。对确实划错了的，也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１９７９年１１月１日，中共中央发出《对于去台人员在大陆亲属政策的通知》。《通知》指出，对去台人员在大陆的亲属，应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一视同仁，平等相待，不得歧视；大陆和台湾亲友间正常通信、通电，任何人不得干涉。这又使一大批长期因亲属去台而受牵连的人得到解放。

１９７９年１１月１７日，为著名文艺理论家、诗人冯雪峰举行追悼会。冯１９５７年被划为右派分子，１９７６年１月３１日逝世。

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２９日，为马明方和王维舟举行追悼会，为他们平反昭雪。马原为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三书记，王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因受迫害，马于１９７４年、王于１９７０年含冤逝世。

上面列举的仅是我当时从报纸上记录下来的一部分。这还是在全国有影响的冤案的一部分。在这期间，各省都在不断地对当地的冤案进行平反昭雪。从１９７８年四季度和１９７９年一整年，都是平反，平反，平反；昭雪，昭雪，昭雪。报纸、电台，朋友见面，平反昭雪都是离不开的话题。恐怕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么大规模、这么集中地“平冤狱”的情况。这种声势，这种气氛，像春天解冻一样，把建国以来所积累起来的冰雪化为春水。

不过，能得到平反昭雪的一般都是原来有地位、有名气的人。蒙受冤屈的普通老百姓只能靠自己上访了。所以，同报纸、电台上声势浩大的平反、昭雪的潮流并行的是声势浩大的上访群众的潮流。当时我所在的新华社天津分社，要求记者帮助平反昭雪的群众络绎不绝。两三位记者专门从事这项工作。他们接待来访者，并敦促所在单位尽快落实政策，还真正解决了不少问题。没有专门分工从事这项工作的记者，也有人找上家门，请求帮助。当时我家里这样的客人着实不少。有一位名叫许大纯的老先生，他是民国初年总统徐世昌的女婿，后任中央银行人事局长等要职。１９５０年投诚到北京。不久被诬陷，先判无期徒刑，后改１５年有期徒刑。幸亏三十年代一位军界的朋友给他一个“少将参议”的虚衔，七十年代全国对少将以上的战犯大赦时，他得到大赦。但是，出狱后没有工作，没有住房，子女受牵连的问题没有解决。他找到我，我写了一个材料，经新华社渠道送上去以后，当时的统战部长乌兰夫很快批示，给他安排“文史研究员”的职务，其它的困难也得到解决。

许大纯先生还是算比较幸运的。大量的受害的老百姓的困难无法解决。上访的人们就产生了过激的行动：游行，抗议，集会。这成为政府十分忧虑的不安定因素。政府不得不用强制来对付上访人员的过激行为。北京的傅月华事件就是一例。

到１９８０年，平反昭雪的工作继续进行。1月份，中共中央发通知为谭震林平反。在2月下旬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又作出了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３月２０日，又为老革命家李立三举行追悼会。同时为李立三、贾拓夫平反昭雪。

影响最大的、也是比较麻烦的是１９５７年打成的６０多万右派分子的问题。１９７８年，中共中央一个文件指出：“对于右派一般不搞甄别平反，只是对于其中个别确实搞错了的，才作为个别人的问题，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

后来下面反映十分强烈，呼声越来越高。到１９８０年６月１１日，中共中央才发出《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通知》指出，中央决定给以尚未摘掉帽子的右派分子全部摘掉帽子。但是，《通知》还强调１９５６年反右派斗争的必要性，并没有否定这次运动，其实，在６０多万名右派分子中，除了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林希翎等几个人之外，全部得到了改正。

到１９８２年底，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基体结束。据统计，这次平反的次（从三反五反到文革）立案审查而被冤屈的人达３００多万人。还有一大批没有立案而受害者这次也得到了解脱。

在中国史上，从混浊政治到清明政治转换，一般都从平冤案开始。这次如此大规模的平冤，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人们期待着。

全面改组干部队伍大规模的平反运动其影响不仅仅是受害者的翻身解放。它产生的强大的政治冲击波，对人们的固有观念，对过去政治运动确定的是非标准，带来根本性的震憾。当然，这一冲击波首先冲垮了对平反起阻碍作用的势力。

天津市蓟县邦均公社原党委书记刘宝金十几年来受到严重迫害。身为蓟县县委书记的马树魁拒不执行中央平反冤案的指示，又将刘宝金关押１１８天。人民日报记者顾雷和新华社记者史博进行了调查，向上级反映了这一情况。１９８０年４月１５日，中共天津市委作出《关于马树魁拒不执行中央平反冤案指示的决定》，令马树魁停职检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从马树魁的错误看〈顶着不办〉》。显然，根据毛泽东时代的是非标准，“顶着不办”的案件是有道理的。所以，“顶着不办”的干部大多是“凡是派”。

所以，对冤案的平反，一方面为邓小平准备了一大批干部，另一方面又给“凡是派”以的重大冲击。“凡是派”干部纷纷落马，在过去路线下深受其害的干部纷纷上台。这时，中国共产党的成份也迅速发生变化：在过去那些年代不能入党的人（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因“出身不好”而不让入党的干部）大批进入党内。党内知识分子比重加大，工农分子比重相应减少。

紧接着平反冤假错案的是干部队伍大改组。

首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１９７７年８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大”上产生的２０１名中央委员，到１９８２年９月的“十二大”产生的中央委员中，再次当选的只有９０多名。十一大的中委有55．2％的人在十二大中出局。没有进入新中委的一百多人当中，除了几名逝世者和４０多名进入中央顾问委员会的人以外，其余都是政治上难以适应。如马辉、王国藩、刘子厚、刘建勋、纪登奎、李水清、汪东兴、郭玉峰、曹轶欧、解学恭等。在“十二大”产生的２１０名中央委员当中，有的是平反冤案时得到解放的，有的是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采取抵制态度的，有的是思想解放运动中有功绩的。

在１９７９年前后，各省领导班子也进行了大规模调整。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湖北、湖南、福建、广东、广西、贵州、陕西、云南、西藏、甘肃、宁夏、新疆的第一书记都是在１９７７年到１９８０年换的新人。上海在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就全部大换班。文革中就任省委书记的只有赵紫阳（四川）、江渭清（江西）、白如冰（山东）继续留任。他们三人是１９７５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担任省委书记的。省委书记撤换以后，省里的其他领导人随之大部分更换。

在省以下的单位，干部也是大规模的换班。换班的情况是各种各样的，从我亲自经的天津情况可见一斑。

天津市原来的市委书记解学恭对江青是百依百顺的。为了迎合江青，天津搞了很多新花样。粉碎“四人帮”以后，解学恭等人千方百计地保自己，对下面搞大规模的“清查”，用文化大革命的手段整群众，对市一领导却紧紧地“捂盖子”，不让揭发。１９７６年１２月２３日凌晨一点钟，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天津市委，华主席批准解学恭同志去北京。２７日下午６点，华国锋接见解学恭。汪东兴也在座。解向他们汇报了天津运动的情况，包括王曼恬的情况（王曼恬是王海容的姑母，是毛泽东的亲戚。文革期间任天津市委副书记，同时在中央文化部任要职，很受江青信任）。华国锋对解谈了四个问题：一、关于王曼恬问题。华说，王曼恬同志的错误是严重的，要接受群众的揭发批判，听取群众的批评意见。王曼恬同志应当起来彻底揭发“四人帮”，特别是揭发江青，认识自己的错误，接受教训。这样就可以得到群众的谅解。同群众对立是不好的。市委还是要帮助她认识错误，划清界限。按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一看二帮。批评是帮助，批判也是帮助。现在对她不宜采取组织措施。

二、关于小靳庄。江青很坏，到小靳庄放了很多毒。要彻底揭，坚决批。小靳庄的人民是没有错误的。江青到小靳庄和到大寨的态度不一样。到大寨是压，到小靳庄是捧，说到小靳庄是“到家了”。大寨顶了江青，小靳庄没有顶。应当理直气壮地起来揭发批判江青。

三、市委要加强对运动的领导。要深入揭批，特别要在批判上下功夫，提高批判质量。江青在天津放了很多毒。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狠揭狠批。如：她做的女皇衣，拖地裙，讲吕后，讲“女的是最大的生产力”，“将来还有女皇”等等。在政治上要提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去批。这样就深刻了，也有高度。

四、天津要稳定。天津是大城市，又闹地震，困难不会少。稳定，人心安定，这既是人民的愿望，也是整个形势的需要。狠揭狠批“四人帮”带动各项工作的发展，形势就会更好，更稳定。

华国锋不想撤换解学恭。解学恭吃了“定心丸”。回来传达时一连串说了四个“非常”：“非常幸福，非常温暖，非常重要，非常及时。”他把天津问题的责任推到王曼恬身上，把王曼恬定为“江青在天津的代理人”。１９７７年１月４日下午６时２０分，王曼恬到办公室。她对司机和警卫员说：“我今天要看材料，看得很晚。就在这儿睡。你们休息吧！”当晚，她服用大量的“苏克敏”（安眠药）自杀。桌子上留下一个纸条：“市委已全体通过我的政治生命的结束‘江青在天津的代理人’”。

但是，解学恭终究没有保住自己。１９７８年6月，在邓小平复职一年以后，中共中央从上海调林乎加到天津接替解学恭。天津市委被改组。改组天津市委是由华国锋、李先念、汪东兴等出面的，胡耀邦也参加了。6月８日下午，林乎加在天津第二工人文化宫召开大会，传达中共中央改组天津市委的决定，揭露解学恭“捂盖子”，说文革中天津重大冤假错案３７１起，逼供信致死９４４人。作为记者，我也参加了这个会，感到气氛热烈而轻松。不久，解学恭被开除党籍。　　“邓胡赵体制”形成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巨大变化，各领导班子的大改组，为邓小平造就了扎实的组织人事基础。这时邓小平就有条件构建中央的人事体制。

这时，华国锋还是党、政第一把手。现在是该请华国锋让出最高位置的时候了。对这件事的处理也是逐步进行的。

华国锋一身集中了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三个最高职务。他的这些职务是逐步解除的。而开始是以“加强集体领导”这个名正言顺的理由请他让出权力。

１９８０年２月２３日到２９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中央领导机构作了一个重要改变：恢复“八大”设立的中央书记处，作为政治局的日常工作机构。胡耀邦被选为书记处总书记。这是文革前邓小平曾经担任过的职务。同时，胡耀邦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进入常委的还有另一颗政治明星－－赵紫阳。这一举措，一方面让胡耀邦从华国锋那里分到了党中央的控制权，也为赵紫阳取代华国锋的总理职务作了准备。

在这里需要向读者介绍一下赵紫阳的情况。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赵紫阳还是河南省滑县一个农家的两岁婴儿。但是，他有机会很早就接触了革命。13岁时就在家乡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后又到开封、武昌求学。１９３８年，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第二年，１９岁的赵紫阳担任中共滑县的县委书记。

１９３９年，赵紫阳在山东省大名县（后划归河北省至今）出席直南、豫北地委干部工作会议。这个会是八路军一二师政委邓小平召开的。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决定他终生命运的人物：邓小平。１９４５年晚春，赵紫阳在土地干部工作会议上作了一个报告，全面阐述土地工作中遇到的问题。邓小平肯定了这个报告，并决定将这一经验在大区范围内推广。当时邓小平是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这是邓小平和赵紫阳的第一次交往。１９４７年赵紫阳曾在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原局下面的桐柏区党委任副书记。建国初期，赵紫阳任南阳地委书记。从县委书记到地委书记这小小的一步经过了10年的程。１９５１年４月，赵紫阳奉调到广东工作，开始了新的仕途生涯。

１９６５年，经过15年的奋斗，赵紫阳从中共华南局俱乐部（不久改称为办公厅）秘书长一步一步地升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在这期间，他开始是叶剑英的部下，后来是陶铸的部下。陶铸原来是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１９６５年专任中南局书记。

文革初期，广东省委像其它各地一样，也受到冲击。但由于陶铸是中央文革的顾问，广东省委还坚持工作。１９６７年１月，陶铸被“打倒”，成为中国的第三号“走资派”。赵紫阳就受到更多的批判。１９６７年５月５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由广州市警备区司令部对赵紫阳等人实行“监护”，以免受到红卫兵的揪斗。但赵紫阳还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后改为“犯走资派错误”的干部。

１９７１年４月，赵紫阳被解除监护，调到内蒙古担任党委书记。当时内蒙古第一书记是尤太忠。赵紫阳是第五把手，分管农牧生产。第二年３月又奉调回广东，任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在这期间，赵紫阳很谨慎，讲话时注意照顾到方方面面。

１９７３年邓小平复出以后给赵紫阳带来了机会。这一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党代会，赵紫阳被选为中央委员。这是他第一次进入中央委员会。１９７４年４月，中央任命赵紫阳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广州军区政委。这时广州军区司令员是许世友将军。赵紫阳、许世友在揭发批判林彪集团方面态度很坚决。揭发批判的重点是黄永胜。黄是林彪集团成员，长期担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在广东很有势力。

在经济方面，特别是农业方面，赵紫阳也紧抓不放。１９７４年，广东的粮食产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夏粮征购入库量比１９７３年增长了２８％。

１９７５年１０月，邓小平在征得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同意后，调赵紫阳去四川工作，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兼成都军区政委。接到新的任命之后，赵紫阳迅速移交工作，不带家眷，只身赴任。他刚到成都，邓小平就第三次失势。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了。如果晚半个月，他也许不能成为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的党政一把手。

在１９７５年去四川赴任前，邓小平在北京和赵紫阳进行了一次重要谈话。邓小平对赵紫阳说：“去四川后，要放开手大胆干。不要怕人说你是‘还乡团’。”同期，邓小平还同调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的贾启允进行了同样内容的谈话。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贾启允把这句话揭发出来了。“还乡团”就成了邓小平的一条罪状。“还乡团”这个词出自土地革命时期。农民起来造反，地主逃离了家园，农民分了他的土地和财产。地主组织“还乡团”对农民进行“反攻倒算”。“还乡团”在文革时的含义是：“走资派”复职以后否定文化大革命，向造反派施加报复。贾启允揭发以后，“四人帮”再找赵紫阳了解这次谈话的内容，赵紫阳掩盖过去了。患难见真情。相比之下，邓小平觉得赵紫阳这个人值得信赖。1996年，本书作者同赵紫阳谈起这段事时，他淡淡地说：“小平是口头讲话，怎么能拿到政治斗争中去呢？”赵紫阳在四川工作了五年。他在治蜀五年中，针对多年左的政策对农业的破坏，对农业采取休养生息的方针，大力恢复和发展农业，取得了显著成绩。粮食产量提高了，农民收入也有所增加。报报载，１９７７年和１９７８年两年粮食共增产１００亿斤，副业收入也有较大幅度的增加。１９７８年农民人均收入达到７１.９元，比１９７６年增加了１８.３元，人均口粮达４９３斤，比１９７６年多１２４斤。但是，在政治上他还是很小心的。天安门事件，邓小平第三次打倒，他都跟着潮流过来了。例如，１９７６年天安门事件邓小平下台时，四川省委和其它省一样，向中央发电报，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粉碎“四人帮”以后，他的政治态度开始鲜明起来。１９７７年７月２１日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了邓小平的职务，第三天，成都就召开了３０万人的大会，庆祝十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这在全国各省中是唯一的。赵紫阳在这个会上作报告说：“邓小平同志是我党久经考验的老同志，有丰富的斗争经验。毛主席对邓小平同志早就有过明确的、全面的评价。‘四人帮’疯狂打击和诬陷邓小平同志，是他们篡党夺权罪恶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

恢复邓小平同志的职务，是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决策，体现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心愿，体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标志着我们党更加团结和巩固，更加兴旺发达。我们坚决拥护十届三中全会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１９７７年７月２４日《四川日报》）

１９７７年８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赵紫阳被选为中共中央政局候补委员。在１９８０年２月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赵紫阳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就在这次五中全会上，邓小平从组织上向“凡是派”发动了全面进攻。在人事上有几项重大决定：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四人的辞职请求。免除或提请免除他们所担任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机构。并选胡耀邦为总书记，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姚依林等十一人为书记。

此时，华国锋在政治上完全丧失了主动地位。１９８０年８月１８日到２３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内容是讨论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和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问题。实际上是指华国锋兼任的职务太多了，要加强集体领导。会议向全国人大建议，华国锋不兼任总理，由赵紫阳接替这一职务。当然，表面上还是华国锋主动提出辞职。８月３０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接受了华国锋的辞职，赵紫阳正式就任总理。

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１０日到１２月５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连续召开了次会议。这些会议是对华国锋的全面清算。短暂的华国锋过渡时代从此结束。会议指出，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是有功劳的，应该肯定；但对此功绩要作分析，不应把功劳只归个人。会议认为，华国锋的错误是，提出“两个凡是”这个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在十一大前后提出的一系列政治口号，基本上还是文化大革命中那一套；对解放党内大批老干部、平反史上大批冤假错案的态度，明显地违反党内大多数人的愿望；热心于制造和接受新的个人迷信；对１９７７年、１９７８年两年的经济工作的冒进所造成的严重损失负有重要责任。华国锋同志在过去四年中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显然缺乏作为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所必备的政治能力和组织能力。鉴于上述情况，中央政治局认为，华国锋同志继续担任现职务是不适宜的。会议经过讨论，一致决议：向十一届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同志辞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职务；选举胡耀邦同志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委主席；在六中全会以前，暂由胡耀邦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的工作，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邓小平虽然在党和行政上没有担任国家高职务，但他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如本书前所说的，在中国，这个职务是权力之柄。再加上邓小平的资历和威望，他在中共中央一言鼎。

他是中国实际的最高领导人。

１９８１年６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正式确认了这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建议。华国锋降为党中央副主席，这时，他已经失去了一切权力。华国锋下台无疑是改革派的重大胜利。但在老百姓中也有不同的反映。在公布这一消息的时候，我正在公共汽车站，一位等汽车的妇女说：“他是一个老实人。”国外称之为“邓胡赵体制”终于形成。“邓胡赵体制”的形成标志着中国的改革者真正掌握了国家的权力。对中国改革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事。人们说，改革者没有好下场。在中国历史上的确可以找到很多惨痛的例证。不过，这些惨痛的事件是在改革者没有真正掌握国家权力的情况下发生的。一旦改革者真正掌握了权力，情况就不一样了。

“邓胡赵体制”是这样的一种体制：胡耀邦和赵紫阳身处第一线，一个出任党中央领导，一个出任国务院领导。

在他们后面，由老一代革命家掌握着重大事情的最终决定权。第一线的胡、赵只不过是负具体执行之责而已。这老一代革命家以邓小平为核心，以陈云、李先念、杨尚昆、彭真、邓颖超、薄一波、宋任穷、王震等人为主。人们用汉代的“八老安刘”来戏称这种情况。然而，这“八老”对改革的目标并不一致，陈云和邓小平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谈不拢”。其实，当时邓小平名正言顺地出任党、政、军一把手比较合适，但他没有这样做。他只出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牢牢地掌握着三军指挥权。他实际控制了国家的权力，却没有担任党和国家的最高职务。这成为邓小平时代的一个奇特的权力结构。

当时他已经七十七岁，怕出现毛泽东、斯大林那样晚年的接班人危机。把胡、赵推到第一线，有利于他身后的权力交接。

但是，这种领导体制，有名义权力的人的没有实际权力，有实际权力的人没有名义权力。而且第一线和第二线难免发生矛盾。一旦第一线和第二线发生矛盾，势必是有实权的第二线，更换没有实权的第一线。再加上第二线的邓小平和陈云“谈不拢”，在第一线的工作的领导人就更难了。所以，“邓胡赵体制”是一种不能长期稳定的体制。

然而，不管第一线的领导人是否稳定，在邓小平这个重量级的政治强人把握下的领导集体，终于演出了中国２０世纪最后２０年十分壮观的历史活剧。

第二章 选路—中国向何处去

如本书导言所述，毛泽东逝世后，中国人有四种可能的选择：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全面继承毛泽东的路线； 政治体制基本保持毛泽东时代的状态，经济上回到 50 年代；政治体制基本保持毛泽东时代的状态，经济上走市场化道路；政治和经济全面改革，即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由于粉碎了”四人帮“，批倒了”两个凡是“，第一种选择已不可能。第四种选择，即主张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的彻底改革政治力量微弱， 处于边缘状态， 不能成为左右形势的力量。 所以，政治斗争只能在第二种选择和第三种选择之间发生。 即在陈云阵线和邓小平阵线之间发生。而这两个阵线在政治改革上基本是一致的，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所以，邓小平阵线和陈云阵线斗争的中心内容是回到 50 年代，还是实行市场化改革。也就是说，是搞计划经济，还是搞市场经济。不过，主张搞计划经济也不完全是50 年代的模式，而是 ”计划经济为主， 市场调节为辅“， 即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前提下，采取一点市场调节手段。主张搞市场经济的，也不是一下子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而是随着改革的深入逐步明确的。

第1节 从《陈云文稿》到“党校事件”

陈云阵线先下手为强，抢在《邓小平文选》１９８３年７月出版之前，１９８０年１１月，就出版了《陈云同志文稿选编》，在党内发行。当时，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正在推广之中，城市经济还处在“调整、改革、整顿、提高”之中，城市经济改革的大幕还没有拉开。

按照通常惯例，中央领导人的文选一概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持编辑。但《陈云同志文稿选编》却由邓力群主持下的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持编辑。急用先学。针对当时选择改革方向的需要，《陈云同志文稿选编》收集了陈云从１９５６年９月到１９６２年的文章和讲话，共２３篇。在这段时间内，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开始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又遭到严重挫折。陈云根据当时变化了的情况和出现的新问题，阐述了许多重要的经济观点，提出了许多切实的主张，包括必须改进当时中国经济体制的建议。这些建议，不是照搬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而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允许搞一些市场调节；在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条件下，允许搞一些小自由。这就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思想来源。邓力群在《前言》中指出：“他的观点和主张不仅在那时是正确和可行的，而且现在看来也还是正确和可行的。”这就是说，陈云这段时间的论述，对于即将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应当成为指导思想。１９８１年１月，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又在《陈云同志文稿选编》的基础上，开始编辑《陈云文稿选篇（１９４９－１９５６）》，增补了篇目，扩大了发行范围。

按照惯例，中央领导人的文集出版，报刊都要发表专论，号召全党学习。有关单位也要请人作学习辅导报告。因此中央党校校务委员、第一副教育长兼理论室主任吴江，请邓力群给党校学员作辅导报告。其所以请邓力群作报告，不仅因为他是《陈云同志文稿选编》的编辑者，而且他在“文革”前帮助陈云做过一些文字工作，为陈云起草过一些讲话稿。

中央党校（一度称为“高党校”）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理论阵地，对提高与统一全党思想起着重要的作用。每当历史紧要关头，都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出任校长。延安整风时是毛泽东，进城后是刘少奇。粉碎“四人帮”后是华国锋，第一副校长是汪东兴。胡耀邦被华国锋推荐为第二副校长（当时冯文彬是教育长，后为常务副校长）。１９７７－１９８２年间，实际是胡耀邦主持工作。在这里学习的都是党的高中级干部。

到这样一个重要地方作报告，邓力群作了认真准备。他讲的题目是《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他在中央党校一共讲了四次，听讲的学员是在党校学习的高中级干部。邓力群口才好，逻辑清晰，能吸引听众。但出乎吴江意料之外的是，学员听了这四次讲演之后议论纷纷，意见很大。事后，校方召开座谈会，了解是怎么一回事。

首先，听众对经济工作本身有意见。这些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中高级干部，特别关心经济体制及经济体制改革问题。

统购统销，指令性计划，把经济越搞越死。报告说，“调整是关键”，“改革服从调整”，改革怎么能服从调整呢？

农民自发起来的改革，你能拿“调整”把它挡回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对我们来说，简直是一个怪，２０多年了，还是在这个怪里折腾。总之，大家都觉得我们的经济体制有问题，但不知问题在哪里，报告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当时正在拨乱反正，大家对邓力群神化个人很反感。邓力群在报告中说：“毛泽东同志发现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规律，陈云同志发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听众说，这把陈云同志提得过高了。邓力群还在报告中说，陈云同志“政治强，党性好，道德品质高。”听众说，这样评论党的高级领导人不符合报告人的身份。听众还不满意报告人在讲陈云经济思想时，常把自己摆进去，说自己跟陈云如何如何。

吴江向学员作了些解释，以缓和学员的情绪。他没有向党校副校长胡耀邦报告。但是，听报告的学员中有人向中央作了反映。这在中央党校是常有的事。学员中“通天人物”很多。向中央反映情况也是学员的权力。

不久，邓力群说党校有人（首先是指吴江）向中央写信批评他。吴江没有介意。但事情还在发展。

１９８１年６月，党校《理论动态》２８２期发了一篇文章，题为《谨慎谦虚和实干精神》。这篇文章是孙长江写的。

文章的意思是，现在我们的事业需要创新精神和实干精神，那种谨小慎微、墨守成规、害怕创新的消极情绪和作法，不是什么真正的谨慎谦虚。2005年夏天，本书作者到首都师范大学孙长江家串门时，孙长江拿出了这一期《理论动态》给我看，文后还署有孙长江的名字。孙长江说，《理论动态》上这样的文章通常是不署名，不知这一篇怎么写上了他的名字。

这篇文章是党校副校长冯文彬建议写的。是针对当时这样一种舆论：认为华国锋为人厚道谦虚，做事也比较谨慎；而新领导人胡耀邦说话随便，不够谨慎，很可能把事情搞糟。开始打算让阮铭写，后考虑阮铭笔锋太凌厉，就由笔锋较柔的孙长江写。孙写成后胡耀邦很满意，吴江也说不错。但是，过几天上面传来消息，说这篇文章是针对陈云的。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陈云质问胡耀邦：“耀邦同志，我是支持你的，听说你那里有人写文章批评我。”胡耀邦急忙否认：“这不可能。”过去《理论动态》发表重要文章，《人民日报》都要转载。这次人民日报接到电话：“这篇文章是针对陈云同志的，不能登！”原来，有一个人把这篇文章送给胡木、邓力群，邓力群送给了陈云，“文章针对陈云”的罪名由此产生。吴江、孙长江、阮铭受到中组部的调查。吴江从外地出差回来后找中组部长宋任穷，问调查他是为什么事，还对这篇文章的来龙去脉作了解释。宋任穷说，调查是正常的干部考察，与文章的事无关。但他从抽屉里拿出另一期《理论动态》（２６９期），上面有一篇题为《跳出子想问题》。宋任穷指出其中的一段文字让吴江看：例如，曾经行之有效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它的安排，在当时国际国内环境下，的确是比较适宜的，它的许多经验仍然值得我们借鉴。但有的同志在今天的现代化建设中，把它当作模式，言必称“一五”，行必法“一五”，这样就把当时的成功经验，变成了妨碍探讨新问题的圈子。

这篇文章所批评的“言必称‘一五’，行必法‘一五’”，正是陈云的思想。吴江恍然大悟：原来《理论动态》２６９期上的这段文字，被用来证明《理论动态》第２８２期的文章确有“不可告人的针对性”，确实是“不可宽恕的渎神”行为！

《跳出子想问题》这篇文章的题目是胡耀邦出的，稿件同胡耀邦审定，除了《理论动态》上发表以外，还在《人民日报》上刊登。很明显，胡耀邦是反对回到五十年代的，而且坚定地站在这场争论的前沿阵地。

１９８２年４月２４日，胡耀邦不仅没有按通常情况接替华国锋的党校校长的职务（１９８１年６月，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胡耀邦接替华国锋任中央委员会主席），还辞去了副校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任命王震为校长。据说王震是邓力群提名的，开始胡耀邦觉得不合适，建议找一位年轻一点的去，他提名项南。陈云坚决反对。开始王震不愿去，陈云亲自找王震谈话，并让他把中央党校办成“黄埔军校”，王震才走马上任。王震上任前，有人给吴江打电话说：“书记处任命王震当晚，邓力群到王震家中长谈数小时。来者不善，你可得有思想准备啊！”邓力群在他的《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1975－1987）》一书中承认王震当校长是他推荐的，但说“到王震家长谈数小时”是吴江造谣。吴江看到邓力群的书后立即给邓力群写信，说：“现在我也要明白地、负责任地告诉你，给我打电话告诉这一信息的，正是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并仍兼中央校常务副校长的冯文彬同志，他列席了中央书记处会议。我相信他有条件获得这一信息，决不会凭空编造。”吴江把这封信的复印件送一份给本作者。

当时人们感到不可思议：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王震不应当是合适的校长人选。

王震是一位军人。在延安时期以南泥湾大生产而闻名。其实，“南泥湾政策”是朱德提出来的，经党中央同意，朱德亲自组织力量到一片荒凉的南泥湾实地勘探，并于１９４３年３月下令调王震率３５９旅（属１２０师）到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当然，王震对南泥湾大生产是做了很多工作的。王震在延安时代还有一项功劳，就是发现了王实味“反党”，并向毛泽东报告。王实味受审查，最后被枪毙。王震因此受到毛泽东的器重，委任为“文艺界整风学习小组组长”。1944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可望。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决定，派王震、王首道率359旅南下，配合东江纵队开辟湘粤桂边界的五岭抗日根据地，以便日本退出后控制南方、打击蒋介石。11月10日，王震率部告别延安，踏上征途。1945年8月才进入广东北部的南雄、始兴。但因国民党军队围剿堵截，南进部队不能立足，只好挥师北返。这次南征没有完成中共中央交给的任务，部队损失惨重。解放战争时王震奉命率一野一兵团进军新疆（作为彭德怀的一部），后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当时还没有成立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邓力群为分局常委兼宣传部长。他们在新疆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中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毛泽东下令撤了他们二人职务，调回北京。文革前王震任农垦部长，远离权力中心。文革初期，毛泽东保过他，他还是紧跟的，“大”进入中央委员的行列。文革后期，他开始对文革有不同意见，曾在一个会上不指名地批评江青。他在邓小平和陈云两位老人间行走，对两家的子女都格外关心，和两家关系都很好。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自称是拿大刀的周仓。

果然来者不善，王震一到中央党校，就立即开展斗争。

首先，他不报告中央书记处，也不经校务委员会讨论，也没有和常务副校长冯文彬商量，直接命令教育长宋振庭给中组部打电话，通知将吴江、孙长江、阮铭从党校调出。这三人正是《理论动态》２８２期事件以后进行特别调查的对象（宋任穷说是“正常考察干部”）。与此同时，胡乔木在书记处会上提出调蒋南翔任党校第一副校长（实际是顶替冯文彬）。

孙长江给本书作者讲了当时的一个真实的笑话。王震说：“孙长江不能在党校教书，把他调到一个小的大学里去。

”孙长江说：“感谢王震同志对我的关心，没有把我调到一个大的小学里去。”６月２６日，王震在党校部、室主任会上宣布三件事：１，蒋南翔要来担任第一副校长；２，吴江要调离党校，属正常调动；孙长江不进领导班子；３，阮铭这个造反派头头要清除，清除后向中央写个报告。他说：“我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但我要和这个造反派头头较量较量。”王震限令三天开除阮铭党籍，并通知在海南出差的阮铭迅速回来。王震批示的关于阮铭的材料不给阮铭看。后来阮铭从其它渠道看到了，他认为完全不符合事实，连他在１９８０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海外转载）也成为“反动文章”。阮铭上诉到中纪委，同时把申诉材料送胡耀邦一份。几天以后，中纪委书记李昌接见了阮铭，说胡耀邦有批示，要中纪委开常委会研究处理。中纪委常委会成立联合调查组处理这件事。李昌主持调查，他说：“现在再不能制造新的冤假错案”。王震找陈云制止调查。陈云对王震说了三句话：“阮铭不能留在党内。阮铭不能留在党校。全国报刊不能发表阮铭的文章。”王震立即在党校传达。还说：“谁不同意陈云同志这三句话，就是同中央不保持一致。”阮铭就被开除了党籍。

王震以阮铭为突破口，打孙长江，打吴江，实际是打胡耀邦。其实，阮铭在文革初期参加过造反派，很快被“王、关、戚”打倒，受审七八年。阮铭有理论水平和文字功底，胡耀邦欣赏他的文章。吴江是党校理论室主任，孙长江、阮铭是副主任。对阮铭问题胡耀邦主动承担责任，以保护冯文彬、吴江。他在有关阮铭的调查材料上批了两句话：“阮铭当编辑是我的主意，文彬、吴江没有责任。”《理论动态》是胡耀邦在党校创办的一个内部刊物，由党校理论室编辑出版。这个内部刊物是胡耀邦用来反对“两个凡是”的重要基地，在真理标准讨论中立了大功。当时邓小平曾说《理论动态》“政治上强”。王震说理论研究室是胡耀邦的“智囊团”（其实，胡耀邦没有“智囊团”），他在党校的会上说：“听说胡耀邦在这里有个智囊团，我就是来砸烂这个智囊团的！”一边说，一边就用他手上的拐杖“当，当，当”地狠凿地板。

从组织上采取措施以后，他们反过来再查《理论动态》２８２期文章的写作意图，仍无所得。他们说：“这是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要把理论室的盖子彻底揭开。”最后虽然没有查出什么结果，王震还是下令解散了理论室。

７月２０日，党校中青干部训练班１４２名学员毕业，要求党中央主席胡耀邦来讲话。胡耀邦这次拒绝前来党校，而是把学员请到中南海作了一次讲话，他说：要同一切错误和邪恶作斗争，也就是要坚决相信真理与坚持真理。在我们的事业面前，任何时候都会有极端错误的东西、极端邪恶的力的干扰破坏。任何时候都不要向他们低头和投降。歪风邪气、丑恶现象、邪恶力总会长期存在的，要想经过几次斗争就消灭干净是不可能的。我们的方针，是要经过努力，经过不断的斗争，把它们缩得小而又小。．．．．．．今后几十年，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风大浪大概不会再有了，但在某个地方，某个单位，则难免可能发生大风浪。作为一个革命者，要站稳脚跟。．．．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耀邦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体制改变，不再设中共中央主席）。十二大后，党校第一副校长蒋南翔到任。在党校大会上，王震说，党校仍有造反派在捣乱（指阮铭），并要求将他的发言印发大会，意图是为难胡耀邦。吴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关于坚持与发展毛泽东思想的文章，王震连夜训斥《人民日报》总编辑秦川：“人民日报竟敢发表吴江的文章，你们还要不要脑袋？！”吴江被一撸到底，调出中央党校，政协委员被撤销，连《哲学研究》的客座编辑也撤销。按王震的意思，不再给吴江分配工作，调出北京，但他的想法没有实现。孙长江从中央党校调到了一所“小的大学”――首都师范大学。

１９８２年９月２４日，王震到党校开紧急会议，说是有要事传达。他发表讲话说：“吴、孙、阮三个人，他们在三中全会前后写过一些正面文章，但他们的表现不好，在党校工作不合适。先生不好，学生也教不好。”“看人要看本质，不能看现象，这三个人以调出党校为宜。”“他们写信批邓力群（吴江说没有此事，可能是邓力群辅导《陈云文选》时学员写的信――本书作者注），可是邓力群还替他们说好话。邓力群是正派人。胡乔木、邓力群是经过考验的，还得依靠他们，不能依靠吴江等人。”参加会议的冯文彬向胡耀邦汇报王震这次讲话内容。胡耀邦在电话记录上批道：“对吴、孙、阮等同志的问题要由党的组织部门调查核实后作出实事求是的处理，不能个人说了算！”但最后还是王震个人说了算。当然，王震也不是“个人”，他背后还有一批人。他只不过是拿大刀打前锋的周仓。实际上，在这次会上他传达的是陈云的意思。

１９８５年５月，胡耀邦受香港《百姓》记者陆铿的采访时，当陆铿提到胡耀邦和王震是浏阳老乡，胡答：“是的他是北乡的，我是南乡的。”陆说：“啊，那是南北呼应。”胡答：“也可能是南辕北辙。”

第2节 商品经济，还是产品经济？

如果不讲清背景，很多人不知道“商品经济”这个提法为什么会在中国一度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事情还得从马克思说起。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得消灭私有制。

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第２６５页）

消灭了私有制以后怎么办呢？消灭商品生产，实行计划经济。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情况下，生产是盲目的，无政府的。这就不可能自觉地实现各个产业之间、各种产品之间所需要的比例关系。只有通过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才能达到平衡。消灭私有制以后人们就可以自觉地进行计划，自觉地保持比例关系，经济危机就会消除。

一旦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

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组织所代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１9７２年，第４４１页）

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后，就可以取消商品生产，不需要价值规律来配置资源，而是实行全面的经济计划。

日常的经验就直接显示出这件产品平均需要多少数量的社会劳动……因此，在上述前提下社会也无须给产品规定价值。……各种消费品的效用（它们被相互衡量并和制造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相比较）最后决定这一计划。人们可以非常简单地处理这一切，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同上书，第３４８页）

这样，“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将变成一架大机器，变成几万万人遵照一个指令工作的大机器”。没有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主要标志。

在马克思经典作家那里，商品经济一直是共产主义的异端。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商品经济既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又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在社会主义阶段虽然不能消灭它，但要限制它，一旦条件具备，最终还是要消灭它。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对商品经济的否定更加强烈。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圣殿里一个心怀叵测的“异教徒”。不赶走这个“异教徒”，社会主义圣殿就纯洁不了。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只能有“产品”（没有“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不能有“商品”。“产品”是计划调拨的，“商品”是按价值交换的。但是，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由于没有商品交换行不通，所以从斯大林到毛泽东，承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存在，但不承认“商品经济”。这是因为，前者只是一种经济现象，而后者是一种经济性质。所以，坚持“商品经济”不仅是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政治问题。要不要“商品经济”的争论就成了政治斗争。

１９７９年４月，近４００名经济学家在无锡市举行了半个月的大讨论。讨论的题目是“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价值规律问题”。这是一次盛会。中国的第一流经济学家，诸如孙冶方、薛暮桥、骆耕漠等都参加了。为了准备这次会议，在半年之内召开了几十次不同规模的价值规律讨论会。

这次讨论会几乎接触到在以后十几年经济改革中遇到的一切重大问题：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还是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和市场是一种什么关系；国营企业是不是商品生产者；社会主义经济中价格是怎么形成的，等等。

建国以来，由于实践上不可能消灭商品经济，而商品经济的运行规律－－价值规律，在理论上又受到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约束。因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的地位和作用，一直是经济理论界争论不休的问题。

从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５７年，中国的经济学家们进行了第一次大讨论。当时起主导作用的看法是，社会主义经济受“有计划、按比例”的规律支配，价值规律只起辅助作用。认为价值规律在全民所有制内部不起调节作用。当时的经济学家还认为，“在过去漫长的史中，价值规律是同私有制相联系的，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它自发地对生产和流通起调节作用，成为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杠杆。现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它虽然‘改土归流’，……但毕竟是‘野性’难除，如果不注意加以限制，它就会产生消极作用，乃至泛滥成灾。”（关梦觉：《关于当前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作用问题》，《经济研究》１９５９年第２期）对客观规律进行“限制”，竟出自知名经济学家的笔下。

６０年代，在讨论管理国民经济要不要运用价值规律时，孙冶方主张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按价值规律办事。主张经济管理应以利润为中心。不久，这个观点就被斥为修正主义。“文化大革命”中甚至认为这是复辟资本主义的路线。

“无产阶夺取政权以后，在经济建设上，是政治统帅经济，还是‘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是坚持无产阶政治挂帅，还是实行‘利润挂帅’，这是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现代修正主义者在经济上复辟资本主义，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理论上夸大价值规律的作用，鼓吹用价值规律调节、支配整个社会生产。”（《红旗》杂志１９７０年第２期：《社会主义建设与经济学领域中的阶级斗争》）

粉碎“四人帮”以后，面对过去长期违反经济规律所造成的恶果，各方面都要求按经济规律办事，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按哪些经济规律办事呢？胡乔木发表了《按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文章，指出，第一是按“有计划按比例的规律”办事，第二才是按价值规律办事（见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６日《人民日报》，据于光远后来在一次会上说，这篇文章是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三个人写的，在发表时胡乔木只署自已一人的名字）。这篇文章当时还算思想解放的代表之作。

其实，在经济运行中，只有“按比例”的规律，并不存在“有计划”的规律。“按比例”的规律，主要是通过价格变动来实现的。“有计划”是人们的主观行为。而人们这种“有计划”的主观行为，阻碍了“按比例”规律的实现。（杨继绳：《对有计划按比例规律的再认识》，载天津《中青年经济论坛》1984年第3期）。强调“有计划按比例的规律”，实际就是强调“计划第一”。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不同意把价值规律放在次要地位的说法，认为“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指出国民经济各大部类、各部门的比例关系，只有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经济学家刘国光等也认为，所谓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就是利用价值规律来管理经济。

直到１９７８年，还有经济学者认为，“价值规律对生产和流通仍然有影响，思想路线不端正的单位，仍然会出现产值挂帅、利润挂帅的倾向，甚至出现自由生产自由种植的现象，这必然会破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加制止，就有可能导致资本主义。”（刘炽光、龚益鸣：《关于社会主义商品制度问题的讨论》，《武汉大学学报》１９７８年第２期）

无锡会议以后，中国的经济学界已经实现了两个突破：一是突破了价值规律只在两种所有制之间才起作用的界限，认为在全民所有制内部价值规律也起作用；二是突破了价值规律只起经济核算作用的界限，认为价值规律对国民经济也起调节作用。

仅仅承认价值规律对国民经济的调节作用，还不足以推动中国的经济改革。所以，争论还在继续。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围绕商品经济问题的不同意见还在争论。争论的焦点是中国现阶段的经济是不是商品经济？要不要建立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经济体制？当时相当多的人对这个问题作否定的回答。认为中国的经济是计划经济，而不是商品经济。这种意见当时在政治上占据有利地位，因为这和过去的教科书是一致的。既然是计划经济，那么经济体制也应当是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实际上，他们所说的计划经济，就是产品经济。因为只有产品经济才和商品经济是相对应的概念；而计划经济是和市场经济相对应的概念。

然而，无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计划经济的实践是失败的。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都承认计划经济体制非改不可但是，有些人想改革计划经济体制，又不愿谈或者怕谈“商品经济”，于是，在改革之初，闹出了一场“曼德尔旋风”的大笑话。商务印书馆于1979年出版了艾尔纳斯特．曼德尔（ErnestMandel）的《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书（下册，社会主义部分）。此书出版后，得到了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理论家胡乔木的高度赞扬，１９８０年５月２８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次党代会上夸奖这本书说：“我看到一本比利时学者曼德尔写的这样的书，叫《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他是依靠他自己的独立的观察，收集了大量资料，这些资料是过去马克思主义经济著作里面很少利用的。．．．．这位作者并不是一个那种流行的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他还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也没有坚持到这种程度，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话，他一定都接受。”胡乔木特别重视该书第十五章到十七章，即研究苏联过渡时期的那三章，将这三章印成大字本分发中央领人参考。还给胡耀邦、赵紫阳写信，将此书推荐给中共中央，建议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指思想。于是，一时间形成了学习此书的高潮。刚刚从经济研究所分出去的工业经济研究所买了80本，人手一册。中央党校更是把此书的重要章节印成大字本，同马列经典著作同等待遇，供领干部研读。

曼德尔是比利时人，时任托派第四国际书记处书记，系托派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经济理论家。西方经济学界把他归入“新左派”经济学家之列，例如，瑞典经济学家阿塞尔．林德贝克（曾任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奖委员会主席多年）

在《新左派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就把曼德尔的这本书列为“新左派”的代表作。

曼德尔在此书中对斯大林时期高度集中的苏联经济体制及其弊病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例如，他写道：“把一切经济上的资源都集中在国家手里，就有保持或扩大社会不平等的危险”；“把社会剩余产品那样地集中在中央机关手里，就一定会造成中央机关成员享受重要的特权”。他还揭露了斯大林时期所出现的工农业之间、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以及积累和消费之间比例关系失调的现象，以及牺牲农民的利益来实现工业化和牺牲消费者的利益来实现高积累的弊病。但是，曼德尔一直否定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着商品货币关系或市场机制。他还把经济激励和按劳分配都视为资本主义的同义语。他主张崇尚通过动员和命令的办法来解决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他声称，如果按照他的办法去做，到二十世纪末就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实现每周工作20－24小时和大学教育的普及化。显然，这是脱离实际的空想。

在学习高潮中，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赵人伟同吴敬琏私下议论，认为把曼德尔此书奉为经典并用来指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不可取的。于是，他们的看法通过马洪同志向上反映。马洪就在经济研究所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由赵人伟、吴敬琏和荣敬本三人对曼德尔这本书的基本观点进行了评介。赵紫阳派秘书鲍彤参加了这个会。鲍彤一言不发，却认真记录。赵人伟等并在这个基础上写了一个书评：《简评曼德尔〈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第十五至十七章》，刊登在《经济学动态》1980年第11期上面。他们的发言和书评引起了改革领人的重视。一场曼德尔热的“学习运动”就偃旗息鼓了。（关于“曼得尔热”取材于赵人伟和本书作者谈话；柳红：《吴敬琏》，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西安，２００２，第１８５－１８６页；吴江：《十年的路》，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出版，１９９５，香港，第９６－９７页）

１９８１年１２月２２日，陈云在省委书记座谈会上强调，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不能冲击国家计划，农民只能在国家计划的范围内活动。１９８２年１月２６日《人民日报》在一版显著位置报道了陈云在中南海办公室同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姚依林、国家计委副主任宋平等人的谈话，陈云说，“一年之计在于春。我今天要讲的是怎样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问题。我们国家是计划经济，工业要以计划经济为主；农业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仍要以计划经济为主。”（在几年后出版的《陈云文选》中，已经删去了“我们国家是计划经济，工业要以计划经济为主，农业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仍要以计划经济为主”这两句话。参见《陈云文选》１９５６－１９８５，第２７８页）在这期间，陈云还批评主张指导性计划多一些的薛暮桥，有“知识分子的劣根性”。

１９８１年４月，内部印发了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整理的材料，题为《当前关于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几种观点》，它按照对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的态度，将经济学家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坚持计划经济的；第二类是不那么坚持计划经济的；第三类是不太坚定地赞成商品经济的；第四类是主张发展商品经济的。邓力群名列第一类；薛暮桥、廖季立、林子力被列为第四类。当时，把对商品经济的态度，看成一种政治态度。

１９８２年５月初，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和国务院经济中心联合召开了一个大型讨论会，讨论经济改革的理论问题。研讨会共分８个组，有２００多人参加。这个研讨会的主调就是肯定计划经济，强调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虽然一些学者指出，商品经济是现实生活在理论上的概括，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也就是商品经济的基本内容，没有本质差别。（《经济学动态》１９８２年第８期，第８页）但是占主导地位的意见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能说就存在着商品经济。

在此期间，报纸上发表了不少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提法提出批评文章。“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基本特征的，应该是计划经济，而不是商品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落脚点仍然是商品经济，有计划被抽象了，这是不妥当的。”（李震中：《也谈计划与市场问题》，１９８１年１２月２６日《光明日报》）“如果把我们的经济概括为商品经济，就会模糊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区别”。（有林：《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红旗》杂志１９８２年第２０期）“我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只能是计划经济。……把社会主义经济降格为‘商品经济’，当然只能是一种历史上的倒退。事实上，如果没有计划经济，也就没有什么社会主义可言了。”（陶大镛：《是计划经济，还是商品经济？》，１９８２年６月２６日《光明日报》）这样一来，１９８２年原来主张商品经济的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也不得不让步了：“社会主义还广泛存在着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商品经济也是可以的。

但社会主义经济最重要的特征不是商品经济，而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计划经济。”（《薛暮桥：《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１９８２年６月２１日《世界经济报》》当然，薛暮桥让步是暂时的，在这股政治台风过去之后，他还是坚持原来的看法。而１979年写文章主张“商品经济”的邓力群转而站到了批评商品经济的行列以后，就成为一员坚定的左派领袖了。

１９８２年８月，在起草中共“十二大”报告的过程中，胡木组织王忍之、袁木等五人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在我国，尽管还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但绝不能把我们的经济概括为商品经济。如果做这样的概括，那就会把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之间共同占有、联合劳动关系，说成是商品等价交换关系；就会认定支配我们经济活动的，主要是价值规律，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和有计划发展的规律。这样势必模糊有计划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界限，模糊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区别。”胡木很快批转了这封信，以便影响十二大的政治报告。

１９８２年９月１日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左派的思想占了主导地位。这个报告写道：“我国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有计划的生产和流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同时，允许对于部分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不作计划，由市场来调节．．．．．这一部分是有计划的生产和流通的补充，是从属的，次要的。”“对于国营经济中关系国计民生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生产和分配，尤其是对于关系经济全局的骨干企业，必须实行指令性计划……对于集体所有制经济也应当根据需要下达一些具有指令性的指标。”然而，中国的改革的主力量是邓小平为首的一批官员、企业领人和经济学家。在保守力量一次又一次拿起传统的批判武器面前，他们不甘示弱。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胡耀邦、赵紫阳，顶住了这股强大的政治压力，使改革形势发生了逆转。１９８４年１０月２０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承认我国实行的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就对前两年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作了结论。参加起草这个决定的高尚全和杨启先向相书作者介了这个决定的起草过程。

这个起草班子的成员是从起草六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留下的，有袁木、高尚全、桂世镛、王忍之、谢明干、杨启先等。开始是由袁木负责，先写提纲。提纲讨论了多次，总是跳不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子。这时，其中一些人认为要跳出这个子，就必须在商品经济问题上有所突破，即把改革的目标模式由“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改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但是，在这个问题上起草小组内的看法不一致。高尚全和王忍之曾为此争得面红耳赤。七八月间，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开会。在胡耀邦的主持下，起草小组对提纲讨论了两次。胡耀邦对这个提纲不满意。他再三强调，这是个历史性文件，一定要写好。他还说经济问题要听赵紫阳的意见，提出要写进发展多种经济成分。

胡耀邦加强了起草小组，增加了林涧青、林子力、龚育之、郑必坚等人。负责人由袁木改为林涧青。从北戴河回到北京玉泉山以后，胡耀邦和赵紫阳都分别上山主持过讨论。谈到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时，赵紫阳说，我倾向于写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在这期间，曾有不少人向赵紫阳提出过建议。例如，著名经济学家董辅仁（衣补旁＋乃）向本书作者介绍了一件事。八月间，董辅仁、童大林、于光远等１０多位经济学家在北京百万庄开了一个会，坚决主张写进“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提法。他们向赵紫阳写了一个会议简报，陈述了理由。在此期间，老资格的经济学家马洪也送上了《关于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再思考》，这篇文章是赵紫阳让马洪搞出来说服党内元老们的。马洪让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经济研究所的周叔琏、财贸经济研究所的张卓元拿出初稿，又让吴敬琏参加修改，定稿后分送给元老们。此文是一块“问路石”，元老们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连王震也稀里糊涂地说好。

在此基础上，赵紫阳又召集起草小组在中南海讨论了两次。杨启先向本书作者介绍了第二讨论会的情况。这次会除了起草小组成员以外，还请来了邓力群。赵紫阳问大家：“理论上有没有问题？”杨启先回答说：“理论上能站得住。

”赵又问：“和宪法有没有矛盾？”郑必坚回答说：“没有矛盾。宪法上没有写‘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赵紫阳宣布散会，人们都站起来准备退场了，赵紫阳又问邓力群：“老邓，你怎么看？”邓力群回答说：“我１９７９年就赞成商品经济。”９月９日，赵紫阳给胡耀邦、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写信，建议把中国的经济体制概括为以下４层意思：（一）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不是市场经济。

（二）自发地盲目地通过市场进行调节的生产和交换，只限于小商品、三类农副产品和服务修理行业，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辅助作用。

（三）计划经济不等于指令性计划为主。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都是计划经济的具体形式……在当前和今后的相当长时间内，我们的方针应当是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

（四）指导性计划主要是用经济手段来调节，指令性计划也必须考虑经济规律特别是价值规律的作用。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要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要运用价值规律为计划服务。“计划第一，价值规律第二”这一表述并不确切，今后不宜继续沿用。……

”９月１１日，邓小平表示同意。９月１２日，陈云表示同意。邓小平还说这封信写得很好，并提议在全党范围内传达。“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提法，也就很自然地写进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封信的４点内容也全都写进了这个决定之中。

邓小平同意，是因为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陈云同意，是因为有“以公有制为基础”、“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不是市场经济”。胡耀邦、赵紫阳在两个老人之间踩钢丝，搞出了这个两位老人都能接受的“决定”。事后，邓小平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北京，１９９３，第８３页、９１页）

中国共产党人终于接纳了“商品经济”。但是，这个决定为两种对立的看法都留下了各自的活动空间。坚持计划经济看法的人也可以从中找到自己需要的内容；坚持商品经济的人也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内容。就“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提法来说，两方面的人都可以各执一端：有的强调“有计划”，有的强调“商品经济”。这个决定的局限性在于，它没有从总体上放弃过去那种行政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

在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陈云虽然同意“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但他的发言中强调：社会主义经济，还是要有计划按比例；社会主义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我们是共产党，共产党干的是社会主义。等等。邓力群一再表示：“陈云同志的讲话很好。”“这是一篇很重要的讲话。”（《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下册，第26页）

第3节 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

十二届三中全会一方面承认中国的经济是商品经济，但又同时表示，中国的经济是计划经济，不是市场经济。外国人不可能懂得这样的表达，经济学家也无法作出合乎逻辑的解释，因为“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实际上，这是一种政治妥协的结果。如果不知道政治背景，政治妥协的语言往往是难理解的。达成妥协的两种政治力量，一方坚持计划经济，另一方主张把经济向市场化推进。

但是，从一开始，两种力量就进行了较量。

对计划经济的传统看法是：计划就是法律，它必须是指令性的；计划不仅管宏观参数，也管微观经济活动；计划实施方式是采取实物指标体系，实行直接的计划分配。正如本书前面所讲到的，计划工作者的主观判断很难反映经济运行的客观实际，计划工作者确定的各种经济指标很难如期实现，计划工作很难满足千变万化的社会需求。所以，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为了缓和计划工作者的主观判断和经济运行客观实际的矛盾，把计划分为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指令性计划是刚性的，必须完成；指导性计划是弹性的，预测性的，即国家通过经济政策、经济法令和经济杠杆对企业的生产和发展方向进行引导。

鉴于多年来国家制定的指标总是偏离实际的教训，在改革进入了第四个年头，经济学家中多数人主张，指令性计划应当少一些，指导性计划应当多一些。

但是，如果真正把指令计划变成指导性计划，国家计划没有强制性，计划经济也就流于形式。所以，坚持计划经济的人，把指令性计划看成计划经济的命根子。从１９８２年到１９８３年，开展了一场保卫指令性计划、批判指导性计划的斗争。

１９８２年９月６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经济研究所所长刘国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坚持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文章认为，“随着买方市场的逐步形成，随着价格的合理化，要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指性计划的范围。”这篇文章捅了马蜂窝。９月７日，胡乔木就给人民日报领人胡绩伟、秦川、王若水写了一封信，追究此事。全文如下：９月６日，《人民日报》所载刘国光同志《坚持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一文，在十二大期间发表，文章一开头就说“为了实现十二大．．．．．的战略目标”，文中也引用了报告中的一些观点和文字，但其主要论点则与报告内容有很重要的不同。文章认为，指令性计划的范围在今后改革中应逐步缩小，而报告则肯定指令性计划在重大范围内是必要的，必不可少的，是完成与国民生计有关的计划项目的保证，没有任何一处暗示这只是特定条件下的暂时需要。实际上这也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一方针的关键所在。将来全国性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方针虽还有许多具体问题，中央目前尚未认真研究，亦未提出任何确定见解，这要在今后一个时期内研究解决，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在近年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人讲话中是一直坚持的，对指令性计划的必要性也是一直坚持的，这个事实《人民日报》的同志不可能不知道。作为其它时间的普通讨论文章，各种不同观点都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发表，但十二大期间提出“坚持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这样的口号，则无异于告诉读者，这个基本方向就是国光同志所提出的意见，这已经确定了，现在只要坚持这个“基本方向”，并引用了十二大报告中的某些提法（虽然没有说明，因报告尚未发表），这就不能不在读者中引起误解和混乱。我认为，《人民日报》发表这样的问题是不慎重的，因而我想指出，这不完全是偶然的，因为《人民日报》理论版发表讨论经济问题的文章早就看出一种倾向性，即倾向于刘国光同志的意见（固然这方的意见中又有一些较为次要的分歧），而相反的意见则很少发表。我希望《人民日报》理论部的同志在理论性问题上能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而在重大现实性问题上则需要注意与中央保持一致，否则即与党中央的机关报的身份不相符合。刘文认为我国经济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其它文章中有时也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至少迄今为止，我未见中央或国务院正式文件中使用这种提法，而这个提法因与刘国光同志对指令性计划的意见有直接联系，就有了特定的含义，国光同志现在是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经济研究所所长，是一个有影响的学者，我很尊重他的经济学知识，但他对于十二大报告中关于计划经济的观点发表这样的文章则同样是不慎重的。此点我已在电话中告诉马洪同志请他转告。因事关党报对十二大的宣传，涉及并非小问题，故认为有义务提醒你们注意。

你们的意见如何望告。

胡乔木９月７日接着，刘国光受到有组织的批判，并责令他在社会科学院党组会上作检查。胡乔木、邓力群组织一批人（有林、王忍之、袁木、桂世镛等）写了长篇批判文章，以“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在《人民日报》重要地位发表，造成了很大的声势。刘国光的文章是在中共十二大以前送给《人民日报》的，正好在十二大前后发表，这就难免和十二大报告不一致。这是胡乔木批判刘国光的藉口。从上面引用的信中可以看出，实质问题还是要不要坚持指令性计划。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刘国光不仅作了深刻检查，还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写出了强调指令性计划的文章，到１９８４年政治形势有所变化的时候，刘国光又回到自己的观点。

在这期间，王忍之也发表文章，强调指令性计划是计划经济的标志。王忍之后来担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长。

１９８２年和１９８３年对商品经济的批评有一个政治背景，这就是“清除精神污染”。当时有人把持“商品经济论”当作精神污染的内容之一。我很熟悉也很尊敬的一位南开大学教授，就在《天津日报》上发表文章，批评经济理论界的精神污染。当然，“清除精神污染”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说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这显然和马克思的说法不同，把它纳入“精神污染”的范围，也是合乎逻辑的。

在政治上“清除精神污染”，在改革方向上保卫指令性计划，两条战线彼此呼应，相互配合，这是１９８３年中国保守派的攻防战略。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陈云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思想还占主地位。然而，在计划经济中怎样运用市场调节呢？当时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由于这种争论不可能有结果，使得改革踟蹰不前。

在改革进行了几年之后，“改什么”的问题还不十分明确。有一次，赵紫阳请政治局委员兼国家计委主任姚依林到他家里谈天，在轻松的交谈中，赵紫阳问：“经济体制改革是改什么的？”计委主任姚依林“啊”了一声。赵紫阳笑着，自己接着说：“经济体制改革，是改你们计委的。”赵紫阳是希望计委主任在适当的时候自己提出来。（鲍彤：《咫尺天涯念紫阳》，２００４年）

在这里，赵紫阳态度十分明确，靠国家计委来组织国民经济是不行的。靠什么组织国民经济呢？鲍彤回忆说：１９８７年或１９８８年初，政治局开会，讨论扩大对外开放事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提出一个问题：“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什么不同？赵紫阳回答说：“就实际工作而言，没有差别。用商品经济，是为了减少震动，使更多人容易接受。十三大说的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两个说法，一个意思。”赵紫阳在另一个场合说：“西方市场经济的各种范畴和手段，包括期货市场，证券市场等等，我们都应该学习。（鲍彤：《咫尺天涯念紫阳》，２００４年）

胡耀邦态度也很明确。他认为改革的关键是要解决计委的问题。中宣部前部长朱厚泽向本书作者谈起１９８６年的一件事：从北戴河回北京，我又乘耀邦的专列。胡启立、田纪云也在其中。耀邦让我们到他房间去。胡耀邦对田纪云说：“中央两大综合部门，党中央这边是中宣部，国务院那边是国家计委。中宣部这边问题解决了（指朱厚泽取代了邓力群为中宣部长－－本书作者注），你去跟紫阳同志说说，早下决心解决计委的问题。”田纪云当时没有说话。当时主持国家计委的是姚依林和宋平。他们还是按老办法工作，你放权他就收。姚依林还说自由化的根子在经济工作中。胡耀邦对计委当然不满意。两年以后我想起胡耀邦这次谈话时想到：你想解决计委的问题没有实现，你自己反而被计委的人给“解决”了。

姚依林“自由化的根子在经济工作中”的看法代表了保守力量的看法。所以，经济改革上的争论，背后是政治上的较量。但是，经济有着自己的运行规律，一旦走上了市场化的道路，想走回头路是很难的。

到８０年代后期，机械、轻工、电子等加工工业，市场调节几乎占了主导地位。计划管理部门既不管原料供给，也不管产品销售，企业按合同生产，在市场上采购原料，在市场上销售产品。但是，在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方面，理论却落后于实践。理论的进展为什么会遇到困难呢？因为马列主义的传统理论把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这样，马列主义的教科书和改革的现实就发生了冲突。如果放弃教科书的观点就会有政治风险；而如果坚持教科书的观点改革就不能前进。所以，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只能一步一步地试探，只有确信没有“地雷”才敢前进。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是向马列主义教科书的挑战，改革每前进一步意味着马列主义教科书的退让。改革的动作过激，超越了当时能够容忍的政治限度，就会被坚持教科书的人们抓住把柄，从而发起“卫道斗争”，改革就得被迫后退。这是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特点。

中国在改革的实践中不断探索，探索的趋向是逐步加大市场调节的份量，减少计划调节的份量。在计划调节中，又逐步加大指导性计划的比重，减少指令性计划的比重。既然同意搞商品经济，这样的趋势是必然的逻辑。

看到市场化进展加快，陈云深表忧虑。1988年他针对赵紫阳搞市场化提出了八点意见。他一开头就说：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的办法，看来困难不少。你们正在摸索，摸索过程中碰到一些问题是难免的还可以继续摸索，并随时总结经验。（《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365页）

在１９９２年以前，“中国是计划经济”这一基本原则是一直没有被触动的，只允许在这个大前题下探索计划如何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在理论探讨中，有时向计划倾斜，有时则向市场倾斜。向哪边倾斜取决于政治形势。当时有以下几种具有代表性的看法：一是主辅论。即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里先强调是计划经济体制。在这个体制框架内，辅以市场调节手段。这是由陈云提出的、被党的十二大政治报告采纳的模式。在十四大以前，这种提法占统治地位。因为这个提法符合“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这个传统理论。

二是板块论。持这种看法的人把产品分成几块，分别由计划和市场来调节。例如，北方十三所高校编写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指出：“对于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必须实行计划调节，就是说，由国家统一计划生产，统一规定价格，统一进行产品的分配。”“对于其它产品，则可实行市场调节的方式。”三是渗透论。这种看法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计划性和市场性是互相渗透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是实现社会主义经济按比例发展的两种形式，它们之间本来是紧密结合，互相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把它们截然分开以致对立起来是不妥当的”四是层次论。一种主张是，在宏观层次上实行严格的计划管理，在微观层次上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另一种主张是，在制度层次上要强调计划经济是特征，在运行层次上把两者看作是配置资源的手段。

五是时空论。主张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空间，根据实际情况，计划和市场各有侧重。例如，在供给大于需求的时候，主要采用市场调节；在需求大于供给的时候，加强计划管理。

还有其它一些看法。在这种种看法中，大体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强调计划的作用，一种是强调市场的作用。

这两种不同的侧重中，一般是由于看问题的侧重点不同而形成的。但也有相互指摘、上纲上线的。强调计划的人指摘强调市场的人是搞资本主义；强调市场的人指摘强调计划的人阻挠改革。

在这期间，有一些经济学家大胆地抛开“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传统看法，倡导市场经济。广东老经济学家卓炯在学习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时说：“理论上要彻底一些，其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可以叫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老经济学家杨坚白也说“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是同义语。”于光远也认为“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这两个范畴之间没有区别。”但是，不少经济学家站出来重申马列主义的观点，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卫兴华在１９８６年６月《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说：“市场经济这一概念，在西方文献中有它固有的含义。……按西方经济文献解释，典型的全社会范围的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１９８７年１０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对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作了一个新的解释：“计划和市场都是复盖全社会的。新的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国家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市场供求关系，创造适宜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以此引导企业正确地进行经营决策。”中共十三大在这个解释中提到“计划和市场都是复盖全社会的”，这就否定了主辅论、板块论、层次论等各种不重视市场调节的观点，“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提法，把市场调节的作用提到了过去从来没有过的高度。这个提法是由廖季立的“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导向企业”的论点而来的（廖季立：《试论计划管理体制改革》，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８日《世界经济报》）。廖季立当时是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顾问。

中共十三大提出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提法，并没有结束在计划和市场关系问题上的争论。一年以后的１９８８年１０月８日，陈云同赵紫阳谈话时指出：“中央的政治权威，要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作基础。没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中央的政治权威是不能巩固的。在经济活动中，中央应该集中必须集中的权力。”“在历史上起过作用的办法，不应全部照搬，也不能一概否定。在改革中不能丢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这一条，否则国民经济就会乱套。

”（《陈云年谱》１９０５－１９９５，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北京，第４１６－４１７页）

１９８９年北京政治风波后，就有人批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提法，因为这个提法是赵紫阳在政治报告中提出的。直到邓小平说“我看不出这个提法有什么问题”之后，这种批判才暂时停息。到１９８９年至１９９１年进行治理整顿，加强了对国民经济的集中管理，又有人出来批评市场取向的改革说：“所谓市场取向，就是资本主义取向”。上海的著名经济学家蒋学模发表文章指出：“……搞全面市场经济实际上把全民所有制，即《宪法》里讲的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主导作用的全民所有制经济瓦解掉。”“资产阶自由化有两个方面，所有制方面公有制要改为私有制；经济运行方面让我们改革计划经济，搞市场经济。”（蒋学模：《总结经验教训，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经济纵横》１９８９年第１２期）

１９９０年７月５日，在中南海召开的一次高层会上，出现了激烈的交锋。这次会是江泽民主持的。出席会议的有薛暮桥、刘国光、苏星、吴树清、有林、袁木、许毅、吴敬琏等十多人。座谈会一开始，就在改革应当是“计划取向”还是“市场取向”这个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主张“计划取向”的人强调，社会主义只能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市场调节只能在国家计划许可的范围内起作用，不能喧宾夺主。他们说，１９８８年通货膨胀和１９８９年的北京政治风波，都是由于前几年颠倒了这种关系，采取了“市场取向的改革”的错误路线的结果。所以，必须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方针。主张“市场取向”的人据理力争，强调必须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路线，维护“市场取向”的改革方向。并且指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是从十三大提出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企业”的方针后退。薛暮桥在会上发言很激动，不停地咳嗽，会后还给中央写了一封长信，批驳了坚持“计划取向”的言论。

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这一看法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是常识，在实际工作中更是没有区别。但这层窗户纸谁也不能捅破。捅破这层纸有只能是政治强人邓小平。

１９９２年１月到２月间，邓小平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考察。他在沿途谈话中正式公开发表对计划和市场问题的看法。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在这次南巡谈话中，邓小平还对“姓资还是姓社”的批评作了回答。他说：“改革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邓小平这个谈话还没有公开发表，就广泛地传开了。北京理论界空前活跃起来。关于市场经济的学术讨论会纷纷召开，那些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的人们却沉默了。当然，他们在私下也有议论。认为这是邓小平个人的谈话（从职务上看，这时的邓小平只是一名普通党员）。也有人认为邓小平事先不经中央同意就重大问题发表谈话，是非组织行为。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正式确认邓小平的谈话，并将这些谈话内容作为中央的精神组织全党学习。

１９９２年１０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这个共产党人都要消灭的怪物，终于被中国共产党人所接纳；市场经济，这个长期被当作社会主义异端的经济制度，终于和社会主义这个词连接起来了。

又经过１年的酝酿，在１９９３年１１月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

中国共产党所以放弃计划经济体制，把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的目标，除了国内原因之外，当时的国际环境也很重要。

在２０世纪最后的１０年中，以前苏联为代表的计划经济体制已宣告失败。苏联已经解体，东欧一些计划经济国家纷纷易帜。而西方那种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体制却显得相当活跃。在２０世纪末，在国际上有一个大多数人能接受的价值判断：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不行的，竞争性的市场经济是成功的。中国也深受计划经济体制之害。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中国选择市场经济体制是顺理成章的。但是，中国在“市场经济”前面加上“社会主义”四个字，是两种政治力量的妥协，是一种折衷。然而，有了“社会主义”四个字，保守派就可以随时对某些改革提出“姓资姓社会”的诘难。当时还没有预见到另一个情况：到了新世纪，在市场经济和权威政治条件下出现了弱势群体。弱势群体也希望在“社会主义”四个字中寻求社会公正。

第4节 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的一场争论

“秦柳方上书”和“马丁事件”这两件事还是公开的。内部的斗争是围绕“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方针问题”的起草展开的。胡耀邦想搞一个好的意识形态文件，用一个开明的方针来对待意识形态。1985年9月2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十二届六中全会要讨论通过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决定。1985年11月间，胡耀邦就开始考虑起草的问题。作为中宣部长的朱厚泽，在这方面当然应该做更多的工作。但是朱厚泽对形势不很乐观。他认为，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搞一个大文件很难，只能零打碎敲地推行改革。他对本书作者回忆说：这段时间内，胡耀邦问我：“你来了半年了，有什么反映？”我说：“反映就是没有什么动静。”胡耀邦还让胡启立、王兆国给我带话：“大胆一点，准备个报告提供书记处讨论，我们大家支持你。放手工作嘛！”他认为我不敢大胆工作。他希望用新的指导思想写个报告，意识形态方就会打开新的局。当时的情况是，最上一层有老同志；老同志下是胡、赵；日常工作是书记处，开始是习仲勋，后来是胡启立；在政治局委员中胡乔木分管意识形态；在书记处中，邓力群分管意识形态；再下面才是我中宣部长。我是第六层，“六层夹塞”。胡耀邦让我把想法摆出来，他在上支持我放手工作。他太天真了。我不可能把我的想法摆出来，一摆就要吵架，他也没办法支持我。如果我摆出了自己的看法，在中央会上有分歧，我就不能在下讲我的看法了。

我对启立说：“写报告今年不能搞。连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也不能开。”以前每年都要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

不开宣传工作会议怎么办？我就东一个地方讲一点，西一个地方讲一点。在上海，在天津，３月８日在音乐家座谈会上，３月９日在出版工作协会上，４月４日在光明日报社，４月２１日在翻译家座谈会上，４月２２日，在主要报刊和经济学家座谈会上，５月２日在全国图书发行会上，在文化厅局长会上，我都讲我的看法。就是不开全国会议，不写报告。我在下讲什么也不给中央报告。用渗透的办法向下讲我的观点。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只能这么干。

朱厚泽用这种渗透的办法提出了著名的在思想文化方面的“三宽”方针：宽松，宽容，宽厚。邓力群认为：“由于’三宽’方针，导至鼓励各种错误意见发表。”“冒尖人物和冒尖言论纷纷出笼了，乱得不得了。”“三宽”是让“搞自由化的人宽松。”“是让搞自由化的人无所顾忌。”（《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第563、571页）。李先念在报纸上看到朱厚泽的“三宽”发火了。石得知李先念的态度，急忙对朱厚泽说：“厚泽，你那个‘宽’的文章不要再做了。”对于精神文明建设，当时社会上有种种不同的看法，大致归纳起来有两种：一种看法认为，精神文明建设就是精神境界的开拓，价值观念的更新，文化素质的提高，要吸收一切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促进全民族勇敢探索创新。总之，精神文明就是民族精神的现代化。另一种意见认为，精神文明建设就是将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在一个共同的理想之下，统一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下，用共产主义思想去抵御资产阶自由化的侵蚀。显然，这两种看法针锋相对，水火不容。这种对立，给起草文件造成了很大困难。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一次会议的政治报告中的第三部分“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提到“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国人在1958年吃够了“共产主义”的苦头，多年的“大锅饭”阻碍了经济发展。改革，就是要突破这一点。左派死死抓住十二大这句话不放，发起了一次又一次攻击。

在胡耀邦的主持下，1986年1月26日形成了一个比“提纲”更进一步的“要点”，“要点”中没有提“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但在“共产主义道德和社会主义道德”的关系上费了笔墨。说“在社会主义阶段，我们提倡共产主义道德，但是，在全体社会成员中，在经常大量的日常生活中，必须贯彻社会主义按劳分配。”“把铁饭碗、平均主义当做社会主义道德，用以反对改革，都是完全错误的。”1986年8月3日提交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审议的稿中和以后的几次稿都没有提“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胡耀邦批印的8月13日提交政治局审议稿中，也没有提十二大这句话。稿件指出“对外开放作为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不仅适用于物质文明建设，而且适用于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下大决心，用大力气，努力把当代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具有普遍性的经济行政政管理经验和其它有益文化学到手，并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和发展。不这样做就是愚昧，就不能实现现代化。”“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

胡乔木同邓力群私下议论说：“这个文件比十二大报告倒退了很多啊！”在北戴河讨论时，8月9日，邓力群做了一个长篇发言，他不仅搬出了十二大报告，还搬出了陈云、邓小平在各种场合下带有左的倾向的讲话，说这个文件稿违反了十二大和中央领导人的精神；又说十二大以后出现了很多双文明单位、双文明地区、双文明城市，还有朱伯儒、刘吉、曲啸、李燕杰这些“思想政治工作能手”的经验，这个文件没有吸收这些好经验，联系实际不够；还说“最近一年多来，自由结合的讨论、研究问题，相当多，参加这种自由讲座的人各种各样。有文化大革命中搞极左，现在搞极右，由西单民主墙、北京之春、1980年竞选影响下涌现出来的人。我们的文件不能被他们抓住一点作为他们的工具。”（《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第576－605页）

9月7日，邓力群又将一个“书面修改意见”分送政治局常委，同时附一封信。信中说胡耀邦主持起草的文件稿“对于十二大、党代会、中央常委讲话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精神还是表现不够。”“作协四次代表大会期间和会后，有些人讲没有前提、没有限制的创作自由，在文化界、思想界引起一些混乱。．．．．．今年以来，不讲前提，不讲界限，只讲宽松、宽容、宽厚，出来了不少东西想必常委们已经了解主要情况。”他在信中还说：“看来，精神文明决定有必要在分清是非、澄清混乱、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方面，下一番功夫。”明眼人一看就明白，他还是坚持用共产主义思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同上，第607－609页）

陈云支持邓力群的修改意见，9月10日，他在邓力群的修改稿上批示：“我同意这个修改后稿子。”（同上，第610页）

邓小平对邓力群的修改意见不仅没有表示同意，还拿起笔来删去了一句话：“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在中国也有约百年的历史，在某种条件下也并非绝对没有卷土重来的可能。这是中央领导同志再三警告过的。”（同上，第629页）

邓小平赞成胡耀邦的那个稿子。9月15日，邓小平批示：“耀邦、紫阳的意见很对。”胡、赵的意见就是认为再写“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不合适。9月16日上午，邓小平办公室电告写作组：小平同志又看了耀邦、紫阳给常委的信，说：“还是照他们两位的意见办。”（龚育之：《在耀邦主持下起草精神文明决议》，载《财经》2005年第3期）

9月17日上午，即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将讨论并通过《决议》（草案）、提请十二届六中全会审议之前，胡耀邦特地去向邓小平汇报请示。胡耀邦回来向起草小组谈起他和小平谈话的情况。他对小平说：看来讨论中有同志要挑起争论，坚持自己的意见。邓小平说：不要紧，实在要挑明就挑明，就让他挑开。最后还是以表决的办法解决问题。打的是我的牌，总的倾向是要把我们拉向左。这个不行。那么一改，会使人感到我们的政策又变了。现行的路线不能动摇。我最近讲过多次。我们的政策还是放。（龚育之：《在耀邦主持下起草精神文明决议》，载《财经》2005年第3期）

邓小平不仅否定了邓力群的意见，9月18日还专门找邓力群谈了一次话，批评邓力群“想把文件向左的方面拉。

”“你这次对决议草案提意见的方式不对。”警告“你和乔木不要扩大我和陈云同志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在一个多小时的谈话中，邓力群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事后邓小平在一个小会上说“邓力群要把我们往左的方面拉。”（《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第611－620页）

北戴河讨论《决议》（草案）时，关于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有争论，但开始还不是争论的焦点。胡耀邦主持的稿件也写上了一段话：“搞资产阶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是根本违背人民利益和史潮流的，是广大人民所坚决反对的。”这段话点明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政治方面的，防止有人任意扩大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范围。

陆定一坚决不同意写反自由化。他说反自由化是苏联教条主义针对我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来的，后在文革中又被“四人帮”使用。他说：“笼统地提出反对自由化，不但在原则上和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创作自由等人民的基本权利相冲突，而且史上造成的后果很坏，对于繁荣我国学术文化，和政治生活民主化都极为不利。”北戴河会议结束以后，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朱厚泽得知邓力群等人又要拿出一个修改稿，要求讨论。朱厚泽感到为难，他请示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回北京后就要讨论了，怎么办？”胡启立说：“老爷子已经有态度，就这样了。他还要吵，那就摊牌吧！”胡启立说的“老爷子”是指邓小平，他对邓小平的态度估计很乐观。

９月下旬，在北京举行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陆定一先在小组会上重申他在北戴河的主张。他的意见未被采纳。９月２８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全体会议，胡耀邦主持。由播音遇念了一遍决议稿，话音刚落，全场热烈鼓掌。胡耀邦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没有？”准备让与会者举手表决。陆定一（他坐在中顾委席的前面）站了起来，发言坚持去掉反自由化的那段话。他简短的发言引起了热烈鼓掌。其中，中顾委（坐在大会堂右边，中间是中央委员，左边是中纪委委员）这边的掌声最热烈。万里发言支持陆定一的意见。余秋里、杨尚昆发言反对陆定一的意见。坐在主席台上的常委也在议论纷纷。这是中国共产党全会上很少出现的情况。胡耀邦在犹豫间，邓小平发言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的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实际情况是，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所以我们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管他什么这里用过、那里用过，无关重要，现实政治要求我们在决议中写这个。我主张用。

看来，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93年，第181－182页）

邓小平这一段讲话是被陆定一的发言激起的，是被中顾委为陆定一的热烈掌声激起的。事先他没有说这样话的准备。

胡耀邦在布置会后传达时，要求主要传达决议，不必传达争论。因为当时邓小平是即席讲话，没有文字稿，无法传达，等整理出来后再传达。

事后，王震在中央党校印发邓小平讲话，人手一份。他在全校大会上说：“十二届六中全会精神就是反对资产阶自由化，就是小平同志的重要讲话。有人故意不让传达，想隐瞒。力群、乔木同志向小平同志作了汇报。小平同志说，我在六中全会讲反自由化要反二十年，有人不爱听，现在再加五十年，一共七十年，反到下世纪中叶。”胡耀邦希望搞一个好文件的目的不仅没有达到，反而出现要相反的效果。十二届六中全会翻了盘。邓小平的讲话被左派利用，掀起了更严厉的反自由化斗争。

邓力群对这个决议也很不满意。他写道：“《决议》中虽然没有’三宽’的文字，但’三宽’的精神充斥其中，这样，搞自由化的人感到这个可以接受，那个可以利用。自9月份《决议》作出以后，自由化风潮就泛滥起来了，一直搞到1986年12月学生闹事。”（《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第八28页）

显然，邓力群把发生十二月学潮的原因归结于《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是违背事实的。

第5节 集体化，还是农民自主经营？

农业集体化的道路不仅使中国农村贫困不堪，也使农民失去了人身自由。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７９年，安徽省率先突破集体化，搞起了包产到户。农民欢呼，政界骂声四起，安徽四面楚歌。一篇篇批判包产到户的檄文从四面八方飞来：北京：包产到户是独木桥，几十年的革命证明是中国的死胡同……

湖南：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新时期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江西：要重新进行集体经济优越性的教育，现在真理的山峰上被迫蒙上了迷雾……

湖北：紧紧扎起社会主义篱笆，绝不让安徽资本主义毒液蔓延……

山西：《山西日报》计划发表１２篇评论，对安徽进行不点名的批判。其中一篇已经发出，其余的都已“装膛”。

新华记者赵华胄是一位农业问题专家，１９７９年冬，他先到浙江，省委第一书记铁瑛不仅不让搞包产到户，连包产到组也不让搞。他又到福建，差一点闯了一场大祸。

建瓯县农民自发搞起了包产到户，省里派工作组来“纠偏”，这些被“纠偏”的地方生产都大幅度下降。赵华胄写了《福建建瓯县包产到户走了一条“之”字路》的稿件。《福建日报》收到新华社的通稿以后不敢发表，把稿件送到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那里。廖志高把新华社福建分社社长林麟找去，拍桌子质问：“你们怎么写这种稿子！”林麟推说：“这是总社记者写的，我们不知道。”过了两天，华国锋在北京农业经营工作会议上说：“我在省里工作期间，做过一些调查。农业许多工序一环套一环，要配套作业，一家一户不容易干。特别是割稻，一个小组没有十来个人干不起来。前面几个人割，后面打禾桶脱谷，还要递稻把子，挑稻禾子……”那时他还是中共中央主席，虽然对“两个凡是”作了自我批评，但对包产到户还不让步。

当天，参加会议的福建代表就把华国锋这段讲话传了回去。福建省委大受鼓舞。当时正召开全省三干部会，立即向参加会议的干部传达。廖志高在会上说：“新华社的赵华胄很不光彩，偷偷摸摸地到福建来写了建瓯的稿子。我们要组织调查组对这件一事件进行调查。”他还对在场的林麟说：“分社也出一个人参加调查组。”后来因情况发生了变化，调查的事不了了之。

不仅省委书记这一级干部中不少人反对包产到户，农村干部中很多人也反对。他们用顺口溜表示对包产到户的不满：“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１９７９年３月１５日，《人民日报》在一版头条位置发表了一封读者来信。来信者是甘肃省档案局干部张浩。在来信前面加了很长的“编者按”，编辑作的题目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

“编者按”打破了通常文字简短的常规，其篇幅之长，编排之显要，使人感到是中央对重大问题的表态。其中写道：我们向读者特别是农村干部、社员推荐张浩同志这封来信，希望大家读一读，想一想，议一议……人民公社现在要继续稳定地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不能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匆匆忙忙地向搞基本核算单位过渡，更不能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我们认为，张浩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已经发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认真学习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正确贯彻党中央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作法。

张浩的信中写道：最近，我到河南出差，在洛阳地区看到、听到一些关于“包产到组”的情况，介绍于下：洛阳地区不少县、社已经、正在或将要搞“包产到组”。……干部和群众对此作法持怀疑态度。他们称这种组为‘互助组’。他们问我：“分田到组，包产到户，是不是党中央的精神？上头有没有通知？你们甘肃省这样搞了没有？”我没有看到和听到党中央有此精神和文件，就照实说了，并说甘肃省没有这样搞。他们听了很满意。有的还说：“我就想党中央不会有这样的文件，肯定是咱们这里的土办法。”两个大队干部说：“现阶段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制度已经２０来年了，实践证明是符合农村实际情况的，群众也都惯了。分田到组、包产到组肯定会削弱和动摇队为基础。”他们表示不理解上头为什么这么干。他们还说：“公社化刚刚搞起来时，吃大锅饭、一平二调，步子太快了，那是错了。后来实行生产队为基础的核算单位实际是人民公社的形式，高级社的内容。再退到组，就又错了。……”《人民日报》的读者来信成千上万，一般来信是很难发出来的。张浩来信为什么能这么隆重推出呢？这与新上任的副总理兼农委主任王任重有关。当时，《人民日报》把一篇春耕的社论送来审定。王任重看到华国锋在社论的清样中有一段批示，其内容是批评农村中出现了抢农具、闹分队，影响集体经济巩固。根据华国锋这个精神，3月14日，王任重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写了一封亲笔信，指出人民公社要继续稳定地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不能倒退回去。并且要《人民日报》站出来说话。正好这时收到了张浩的来信。这是体现王副总理精神最好的稿件，总编室没有和农村部商量就发出来了。

《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多年来，人们从这里的只言片语中辨别政治方向。这个《编者按》和《张浩来信》态度如此明确，很自然地在全国引起了激烈的骚动。大量的群众来信涌进人民日报编辑部，质问的，责备的，愤怒的，要求立即答复的，也有少数拥护的。就是张浩信中说的洛阳地区，也引起了很大的混乱。洛阳地委不得不召开紧急会议，制止混乱。洛阳一位读者给《人民日报》写了一篇质问信，还附了一首打油诗：　　　　人民日报太荒唐，　　　　张浩不写好文章，　　　　一瓢冷水泼洛阳，　　　　弄得群众无主张。

张浩来信对安徽的冲击更大。当时的新华社安徽分社记者田学祥在一篇报道中记述了当时的情况：从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一播出，安徽大地便仿佛爆炸了原子弹。有人狂喜，有人丧气，有人欢呼，有人气愤。有人迫不及待地找报纸，象拿到奖旗，有人义愤填膺把报纸撕得粉碎。而在省委机关，当天上午几乎没人办公，各办公室在并无人组织的情况下不约而同开起了激烈的辩论会。有人希望当天的报纸像天女散花一样在全省散发，对资本主义的春天来场狂风大雪，也有人希望把当天的报纸扣发，来个滴水不漏。在安徽广大农村，本来很少看报，常把生产队报纸糊墙、卷烟的农民，却一反常态地到处找报纸。许多人读完后，把它扔进粪池，再压上石头，把它用石棒捣烂扔进泥塘，把它用来当手纸，即使没有大便，也要在肛门上蹭一蹭。有个农民甚至跑到城里邮局、报亭，拿出厚厚的一摞人民币买下登载这则报道的所有报纸，然后一把火当众焚烧，引起一大群人跺脚拍手叫好！更多的农民如同泄了气的皮球，如霜打了的麦苗，一群群人跑到公社，找到县委，奔到地委，来到省城。人们说，上就是有人怕农民高兴，农民一高兴，这天总变，过去有好几回了！

《人民日报》３月１５日发出这组稿件，由于对包产到组和包产到户冲击之大，被人们称为“三．一五事件”。几天之内全国就冲垮了两万多个承包组，冲掉的承包户就更多了。

《张浩来信》发表后，安徽省委书记万里来到安徽全椒县。县委领导向他汇报：“《人民日报》文章一，不得了哇！

乖乖，全椒上下乱了套了，春耕搞不下去了，农民找公社、县委，领导吓得躲起来了。……”万里打断了他的汇报：“一张《人民日报》，一篇读者来信，看把你们吓的！”万里接着说：“《人民日报》能给人饭吃？报社管饭吗？它要管饭，那行。农民不用种地，都去找它。报纸是公共汽车。他能坐，你坐不得？他能发表文章，你也能在上面发表文章！”１９７９年３月３０日，《人民日报》以《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为题，又发表了两篇读者来信。一封是安徽省农委的两位干部，批评了张浩来信，指出“编者按在我们这里引起了混乱。已经搞了分组作业、联系产量责任制的干部和群众担心又要挨批判了。原来害怕党的政策有变化的人，现在疑虑更大了。”但是，这天报纸在同一版还发表了河南省兰考县一位干部的来信，题为《生产队这个基础不能动摇》，肯定了张浩的来信。在这组稿件前面的编者按写道：“本报３月１５日发表张浩同志的来信，并加了编者按。目的是对一些地方出现的分队现象和影响春耕生产的不正确作法加以制止。其中有些提法不够准确，今后应注意改正。有不同意见的可以继续讨论。”也就在《人民日报》发表《张浩来信》前后，在北京崇文门饭店召开七个农业大省参加的农村工作座谈会。到会的七个省都不同意马上推广安徽的办法，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一间会议室，华国锋主持政治局会议，听取七省市农村工作座谈会的汇报。安徽省的代表是省农委主任周曰礼也在场。

华国锋问：“你是安徽来的？”“我是安徽代表周曰礼。”“噢噢，你们安徽包产到户到底搞得怎么样？”不等周曰礼回答，华国锋又说：“你们省委向中央写的报告，我们收到了。现在情况怎么样了？”周曰礼回答：“农民春耕情绪高涨。生产搞得很好。我有具体的数字和全面情况。肥西县山南公社是全省最早大面积包产的，实践结果，麦子总产２０１０万斤，比历史最年份增长了……”华国锋似乎有点不相信。他问“你讲的情况省委知道不知道？”“我是省委派来的。”华国锋扭头对王任重说：“你打电话问一下万里同志，看他知道不知道。”王任重立即一个电话打到安徽。万里对他说：“安徽包产到组我批准了，包产到户我也批准了，个别单干的，我也允许试验！”王任重回答说：“试验可以，但现在不能宣传。”王任重和万里通话半小时后，走到华国锋身边说：“万里同志的电话打通了，和周曰礼同志说的一样。这些情况是省委同意的。”华国锋说：“要是省委对包产到户意见一致的话，就试验试验吧！但我们必须明确集体化的道路是不变的，是必须坚持的。”中共中央对包产到户的态度，随着农村改革实践的深入而不断变化。

１９７９年９月，十一届四中全会讨论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放开了一个口子：“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但是，这个决定又规定了“两个不许”：“不许分田单干，除了山庄、窝铺和某些有特殊困难的地方外，也不要包产到户。”１９８０年２月，万里从安徽调回北京，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分管农村工作。上任以后，万里感到他在北京的处境比在安徽困难得多。各方面斥责包产到户的声音很强烈。农口一份很有影响的刊物在１９８０年第二第三两期连续发表重点文章，批评“包产到户”的作法。万里离开安徽以后，接任他的的省委书记对包产到户持反对态度，他召开蚌埠、芜湖、巢湖三个片会，指责包产到户是工团主义、机会主义、小恩小惠。这对万里来说简直是“后院起火”。

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发表了讲话。１９８０年５月３１日，他在同中央负责人的谈话中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个担心是不必要的。（《邓小平文选》１９７５－１９８２，人民出版社，北京，１９８３，第２７5页）

但是，对包产到户的争论并没有停止。１９８０年７月１１日至１２日，胡耀邦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又明确地支持包产到户：中央不反对包产到户。．．．．我们不要把包产到户同单干混为一谈，即使是单干，也不能把它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不要一提到单干就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说单干就等于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我国目前条件下，单干户，也就是个体所有制农民，已不同于旧社会的小农经济，它同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密切联系着的，他本身没有剥削，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发展到资本主义。不要自己吓自己。（吴象：《胡耀邦与万里在农村改革中》载《炎黄春秋》２００１年第７期）

万里到书记处工作后，和胡耀邦朝夕相处，他们决心解除包产到户的“紧箍咒”。１９８０年９月１４日到２２日，中共中央在胡耀邦的主持下，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着重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关于包产到户问题，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分歧和争论，被称为“阳关道和独木桥”之争。胡耀邦和万里共同认定，各省第一把手是问题的关键。经商定，胡去西北，万去东北，一个省一个省地做领导班子的工作。

１９８０年９月２７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即７５号文件），对包产到户又放松了一步，它把农村分为三个不同地区，发达地区，中等发达地区和贫困落后地区。只认为贫困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１９８２年年初发出的《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即１９８２年１号文件）比７５号文件又进了一步。它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

”至此，包产到户才算取得了合法地位。

第6节 自我封闭，还是走向世界？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接受了苏联的“资本主义总危机”这个虚构的理论，还加上了毛泽东的“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指导思想，扩军备战，与发达国家冷战对峙。

虽然中国还很穷，但还不遗余力地输出革命，给不发达国家“无私地援助”。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又反对苏联的“修正主义”。毛泽东高举“反帝反修”的两面旗帜，使中国和世界隔绝。当然，这种情况并不是中国单方面造成的，而是双方互动的结果。

１９７２年，虽然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但毛泽东的主要目的是对付苏联的威胁，为了打“美国牌”，是“以夷制夷”的策略。他这种国际斗争的权力游戏和后来的对外开放有着不同的含义。“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的“洋奴哲学”、“崇洋媚外”，虽然是一种政治斗争的手段，但在人们中造成了“谈洋色变”的心理。这种恐惧心理直到改革之初还没有消除。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实行改革以来，也同时提出了对外开放。但邓小平和陈云在开放问题上有着不同的认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与邓小平访问美国和日本时表现出的那种开放思想不同的是，陈云在多种场合向干部们强调要记住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五个基本特征。这五个特征是：生产和资本集中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垄断组织；在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与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最大的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这五个特征是列宁在1916年发表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中概括的。

列宁的这五点论断和改革开放格格不入。如果强调这五点论断，就无法对外开放。如列宁认为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是掠夺和奴役其它国家的手段，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却要大力吸收“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

陈云的思想在基层也有反映。在８０年代初，有一些单位把和外商的经贸谈判当作“一场特殊的国际阶斗争”，在谈判桌上设“前线政委”。这样的谈判成功率当然很低。一些引进国外技术的工厂，把来厂履行合同的外国专家当成“外国资本家的代理人”，用阶级斗争观念来对待他们。职工不敢单独接近这些外国专家，怕被人说成“里通外国”。

所以，这些单位和外国专家的关系十分紧张，常常影响工程进展。１９８０年６月，我到天津化纤厂采访。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生前批准的大型引进项目，我采访时正是施工高潮，有不少外国专家在这里工作。我发现这个厂和其它单位不一样。厂党委明确向职工指出，外国专家不是“外国资本家的代理人”，而是“受雇于外国资本家的劳动者”。鼓励职工和外国专家交朋友，虚心做外国专家的学生。这在当时算是了不起的经验。我很快写了一篇调查报告。胡耀邦看到后立即批给有关部门，他写道：“这样的经验应当采取有效的办法使有外国专家的单位都能掌握”。７月中旬，国务院为推广这个经验专门召开了会议，并将会议纪要以国务院办公厅的名义下发全国所有各单位。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为贯彻这个文件，都召开了专门会议。

尽管中央做了很多工作，报刊也为树立开放观念进行了大量宣传，但是，人们的封闭观念还是难以打破。１９８２年，我到中外合作开发的渤海油田采访，看到了很多令人啼笑皆非的怪事。例如，在外方工作人员每天上班都要经过的路旁，有一块写着“外国人未经许可不得超越”中英文的双语界牌。为此，外国人每天要绕行１０多公里路程。海洋石油局请求有关部门把界牌移动一下，有关部门回答说：“这块牌子是１９５３年中央军委定的，要移动得找中央军委批准。”石油勘探需要测量人工地震的回波，要在海边要建立电台，有关部门出面制止，理由是怕外国人搞“特务活动”。９月１６日，我发出了一篇《外国专家在渤海油田遇到的难题》的调查报告。胡耀邦当天就作了长篇批示：这个材料反映了一些荒唐事，看了以后真是使人又气又好笑。现在全党都同意开创新局，要提高经济效益，如果不重创这些可恶的东西，新局如何开创得出来？效益怎么能提高？几年来，我深感我们许多规定、做法，不适应开创新局的需要，加上某些人根本不是为了搞社会主义，而是妨害社会主义，这些问题要下决心，有多少，扫多少。否则，一切都会流于空谈。

４天以后，赵紫阳也作了批示，并对解决海洋石油开发中的各种涉外问题作了安排。１０月，国务院召集了十几个有关部门在北京开了５天会，研究解决这篇调查报告中提出的所有问题。会议纪要以国务院办公厅和中央军委办公厅联合文件的形式下发各地。文件中指出，解决上述问题的原则，其它对外开放的单位可以参照办理。

围绕对外开放开展的政治斗争是全面的，仅从广东就可以看到其复杂和激烈的程度。

１９７８年盛夏，污浊的深圳河畔酷热难熬。

建国以来第二次偷渡浪潮正在这里出现。第一次偷渡浪潮是１９６２年。那时因为饥饿，人们被迫逃到香港寻找生路。这一次偷渡浪潮比上一次更加汹涌。人们成群结队地躲过边境哨所严密的监视，穿过双层密实的铁丝网，不顾死活地逃向香港。下面是我的采访本上的记载：据宝安县反映，１９７８年１月到１１月２０日止，全县共外逃１．３８万人，逃出７０３７人。其中８月份以后外逃的１万多人，逃出５４００多人。全县逃出大、小队干部１２１人，党员２９人，团员１６１人。

这一年，据有关方面不完全统计，在宝安一地就堵截收容了外逃人员４．６万多人。仅沙头角一个小镇就逃出２５００多人。

有的外逃者是从海上走的。他们不顾深圳湾的惊涛骇浪，用气枕连起来做成小船，用球拍子划向对岸。其中不少人被海浪吞没。在８０年代初开发蛇口工业区时，一次就发现了４００多具偷渡者的尸骨。还有的人选定梧桐山作为逃港路线。一位成功的偷渡者事后写下了这条路线的情况：梧桐山海拔９９８米，高峻挺拔，山道崎岖，荒草萋萋，成为港九的天然屏障。由于山高坡陡，攀越艰难，这里的边防线相对较松，也就成为偷渡者冒险之地。山的两侧各有一道铁丝网，有边防部队和民兵巡逻，狼狗开道。越境者一旦被发现，轻者遣送回原籍，重者当场丢命。梧桐山的山上山下，不知留下了多少偷渡者的白骨。在这虚幻迷离的深山里，这些死者，有摔死的，有饿死的，也有被同伴害死的。为了争夺最后一点余粮，偷渡者常常在这里互相残杀。（庄永竟：《洋参丸大王自传》第６０页）

１９７８年夏天，有几万人涌向深圳，都在这里等待外逃的机会。有关部门为了防止烈日下中暑，只好把剧院打开，让大家进去休息，发干，做工作，买来车票动员大家回家。但送走了一批又来了一批。

在香港那边被抓获的偷渡者，男人光着上身，满身污秽；女人被撕破了衣衫，裸露出乳房，像牲畜一样挤在卡车上，一车又一车地遣送过来。

为什么１９７８年外逃的人这么多呢？最根本的原因是两边的经济差距太大了。这边劳动一天只有几角钱，香港一个打零工的，一个月可得２０００多元。宝安县大鹏公社西贡生产队林美兴逃到香港第三天就寄回３０００元港币。

不过，当时还有一个诱导因素，这就是当时对“侨汇”的优惠政策。侨汇，即华侨汇回来的外币，换算成人民币称为“侨汇人民币”。外逃香港人员寄回来的港币也享受同样的优惠。每１００元侨汇人民币可以优待购买３０元市场上十分短缺的“统销”商品。宝安县大鹏公社水头大队肖全珍７月份收到了９０００元侨汇商品供应证，８月１０日用４５００元买了４５０公斤粮食、３３．５公斤花生油和一批建筑材料。这使左邻右舍羡慕不已。

当时的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到深圳来解决偷渡问题。他在干部会上说：“这是阶级斗争的表现。”一位党支部书记马上站起来反对：“我们这边整年没日没夜地劳动，还是没吃没穿；逃到那边去的人，只干一年就什么都有了。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那里？你是高干部，请你解释这个问题。”习仲勋说：“你受党的教育多年，连社会主义都不理解，我撤你的职！”这位支部书记很硬气：“我不用你撤职，我现在就不干！”习仲勋是一位十分务实的高干部，会后，他了解了一些实际情况，第二天就在干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习仲勋知道，深圳河两边差距这么大的根本原因是那边能放手利用国际上的资金，这边统得太死。这不能责怪基层干部。只怪我们政策不灵活。如果不采取特殊政策，两边的差距还要拉大。

参加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回来以后，１９７９年１月８日到２５日，习仲勋就召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明确提出，要利用广东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搞补偿贸易，搞加工装配，搞合作经营。会后，省委领导人分头到下面调查研究。调研的结论是：一定要根据广东的特点，充分发挥优势，要求中央给广东放权，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此后，习仲勋和吴南生向当时在广东的叶剑英副主席汇报了省委的意见，叶剑英听了十分赞成，并让广东省委快些向中央汇报。

１９７９年４月，中央在北京听取广东省委的汇会。习仲勋，他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是中共西北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凭他的革命资历和在党内的地位，他是敢说话的。他直截了当地对华国锋说：“我们省委讨论过，这次来开会，希望中央给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华国锋问广东要些什么权，习仲勋说：“广东作为一个省，等于人家一个或几个国，得多给点自主权，类似联邦制。否则，广东就很难搞好。”华国锋回答说：“不要搞联邦了，给广东放点权吧！”习仲勋进一步提出：“允许华侨、港澳商人直接投资办厂，也允许外国厂商来投资办厂，或兴办合营企业和旅游企业等。”　静心倾听的邓小平插话说：“这个想法不错嘛！”说着，他示意习仲勋继续讲下去。

邓小平早就思考一个问题：改革，开放，得找一个突破口，一个试验场。在这里放开手搞，为全国开个窗口，为大面积改革开放探路子。这个试验万一失败了也不要紧。就那么一块小地方，关系不大。在那里试验呢？从习仲勋的汇报中，他想到了深圳。

散会以后，邓小平和习仲勋交谈。把深圳划出来，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试验场，这块地方叫什么呢？邓小平脱口而出：“就叫特区吧！”习仲勋认为这个名字好。

邓小平说：“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从这里杀出一条血路来！

”大政方针一定，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就率领国家计委副主任甘子玉、段云，国家进出口委副秘书长李灏等飞往广东、福建，具体落实。他们深入调查研究，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返京后，形成了《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这就是著名的中发【１９７９】５０号文件。

５０号文件给广东、福建两省在计划、财政、金融、物价等方面以较多的自主权。特别在外贸方面，允许广东有权安排和经营自己的对外贸易，来料加工、补偿贸易和合资经营等项目，省里可以自行审批。还确定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经济特区。

但是，对外开放不是一帆风顺。８０年代初，国门打开以后，由于缺乏管理经验，出现了一些原来没有想到的问题。

最突出的是走私。当时没有想到走私是高额关税造成的，而当作阶级斗争的表现。

１９８１年，海丰走私猖獗。大量洋货通过各种方式走私进来。这么多走私洋货怎么办？省里廉价买下来了，再卖出去，得到的利润交给地方财政。广东省就背上了走私贩私的罪名。广东出口，超计划部分的利润全部留给省里，这样，广东外贸部门就可以用较高的价格收购出口商品，外省的出口货源大量流进广东。各省意见很大。关闭了几十年的国门刚刚打开的时候，未免泥沙俱下。在广东、福建两省，各种经济犯罪活动一下子泛滥起来，引起了国人震惊。

这些问题的出现使得有恐外、排外思想的人找到反对改革开放的口实。他们向中共中央施加压力，中共中央也不得不采取措施。

先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广东进行检查。接着中央把广东的省委书记任仲夷、省长刘田夫三次召进北京，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广东的领导干部面对面地交谈。福建省委领导人也被召进了北京。１９８２年２月２１日到２３日，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了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中央书记处、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各有关部门和两省省委负责人共６８人，出席了会议。重点讨论了进一步开展打击经济领域违法犯罪活动的斗争。座谈纪要以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各地。

这个文件指出：“经济领域中的走私贩私、投机诈骗、贪污受贿、把大量国家和集体财产窃为己有等严重违法活动，已经比１９５２年‘三反’、‘五反’时严重得多。各种恶性刑事犯罪案件增加。少数人崇洋媚外，奴颜婢膝，丧失人格国格，甚至发生出逃叛国现象。”以后的事实证明，及时指出这些问题，并采取打击措施是十分必要的。这个文件对减少对外开放中的犯罪活动也起了积极作用。但是，有些人把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归结于改革开放，因而在解决这些问题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回到老路上去。即不去努力建立市场法规，反而强化计划经济的审批权，因而权钱交易的现象反而日益严重。

胡木在两省座谈会上的一个插话中强调：“我认为，对反走私贩私的活动不能孤立地看。应该看成是我们全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面临着一场资本主义思想腐蚀与社会主义思想反腐蚀的严重斗争当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胡木的这些话使得处于开放前沿的干部感到十分紧张。１０多年后，广东省一位老干部向本书作者回忆说：“当时听到这段话，我感到背心发凉。”这个文件的主要精神是：一、必须充分认识经济领域中违法犯罪活动的严重性、危害性和危险性，一定要在反对资本主义思想和斗争中，做坚定的，清醒的，有作为的马克思主义者。

二、必须加强党的领导，正确掌握方针政策，坚定不移地把打击经济领域中的违法犯罪活动的斗争进行到底。

三、必须认真总结经验，端正对外经济活动中的指导思想，促进对外经济活动健康发展，继续试办好经济特区。

如何“促进对外经济活动健康发展”？文件中最能落到实处的措施是：根据广东情况，当前要特别注意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１）加强计划管理，坚持综合平衡，把一切重要经济活动纳入国家计划。

（２）加强对外经济活动的统一领导，除经国家批准的单位按国家规定的原则和程序进行外，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对外经济活动。

（３）采取有效措施稳定物价。办法是，一是逐步增加国家对农副产品统购派购的比重。二是制止滥发奖金。三是基本建设要量力而行。

（４）大力整顿党风，严肃党纪。

看来，所谓健康发展，除了整顿党风等以外，主要还是回到计划经济的老办法上去。而党风、党纪也是实现前３条的组织保证。

如何“继续试办好经济特区”？文件中转述了陈云的一段话：“今年春节，陈云同志同国家计委负责同志谈话中指出：现在搞特区，各省都想搞，都想开口子。如果那样，外国资本家和国内投机分子统统出笼，大搞投机倒把就是了。所以不能那么搞。”陈云这段话是１９８２年春节讲的。

使广东人感到更大的压力是，这个文件有一个附件：《旧中国租界的由来》。胡乔木在座谈会上解释说：“书记处研究室编的《旧中国租界的由来》这个材料，值得看一下，也可以发下去。那些外国租界，本来不是条约明文规定的，而是糊里糊涂地上了外国人的当，愈陷愈深，最后成了‘国中之国’。这对我们，特别是现在搞特区的地方，很有教育意义。”陈云在这个附件上批示：“此件发全国各省市。对于经济特区，要警惕这类问题。”这就使人们把经济特区和过去的租界联系起来了。

10多年后的1998年春，本书作者就这次两省会议访问了任仲夷。这时他已离休在家。

他对本书作者说，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后，大约过了一个星期，胡耀邦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两省会议以后，书记处向政治局常委作了一个汇报。我想把汇报时常委的意见向你谈一下。我本想到广州亲自和你谈，因为太忙，很难离开。所以请你和刘田夫到北京来一趟。”任仲夷接到电话的第二天就和省长刘田夫一起飞到北京。胡耀邦和赵紫阳同他们谈了两个多小时。然后，胡耀邦对任仲夷说：“你给政治局写一个检查好吗？”任仲夷想：“我到广东工作虽然才一年多，工作上当然不会一点缺点也没有，写个检查当然是可以的。”他连夜写了检查。检查的主要内容是他到广东以后注意了搞活，在加强管理方面注意少了，今后要注意加强管理等等。

任仲夷等从北京回来后，两省会议的文件就发下来了。在省委讨论之前，他把谋士们找去，让他们就如何贯彻这个文件发表意见。大家谈了一整天，他静静地听了一整天，一言不发。最后说：“谢谢，散会。”为了贯彻这个文件，广东召开了省委常委扩大会。任仲夷说：“中央指出广东有这样的错误，那样的错误，不同程度地符合广东的实际情况。我们要坚决拥护。回去后要实事求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搞运动，不分任务。

我们坚决反对走私贩私、坚决打击经济犯罪不动摇。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我们坚持排污不排外。过去出的问题由省委负责。省委由我任仲夷负主要责任，因为我是第一书记。下面没有责任。”任仲夷在总结报告中还把原来提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越活越管，越管越活”改为“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思想先行，管要跟上，越活越管，越管越活。”常务副省长主张搞若干个治理整顿的文件，并提名让省政府副秘书长王琢牵头来办。一共搞了七八个文件。如果执行这些文件，很多东西都要退回去。这些文件上面看了很高兴，但对广东干部来说，有任仲夷的话在先，在执行中把这些文件不当回事。南海县委书记广大坚决不走回头路。广东取消了鸡的“派购”。要不要恢复“统购派购”？有人说：“鸡的‘派购’必须恢复。不恢复解放军战士哪有平价鸡吃？”广大说：“我办个养鸡场。‘派购’的鸡我全包了。”在贯彻中央这个文件时，对广东的供销员压力最大。当时外地几乎天天有人到南海抓供销人员。广大对来人说：“你把材料放下，我们也是一政权，有问题我们自己依法处理。”广大还专门召开供销人员大会，奖励有贡献的供销人员。指出供销人员在发展南海经济中立了大功。

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一旦出现了什么问题，在解决这个问题时，就有人把这问题归罪于改革，从而使改革走回头路。广东这次也有这种走回头路的可能性。事后有人说，这一次如果不是任仲夷稳住阵脚，不是有像广大这样一批有强烈改革意识的干部顶着，广东的改革开放就要遭受很大挫折。

不管怎么样，这次事件给广东的形象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在社会上的确有一些对广东不利的舆论。１９８３年，在六届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我采访了当时的广东省省长灵光。我直率地向他转述了社会上对广东的一些看法。

灵光说：“有人把经济犯罪和对外开放联系起来，这是不公道的。当然，对外开放以后，对管理要求更高一些。”他当时向我介绍，由于加强了管理，广州现在社会秩序较好。广州市每年春节除夕前都有花市活动，通常有一两百万人走上街头。过去这样的活动难免要出些事，而这两年的花市秩序很好。他还对我说：“不信，请你去广州看看！”第二天，我以他这句话为标题发了一篇访问记。

为了对外开放，当年邓小平派了两位思想解放的干部分赴两省，一个是任仲夷，任广东省委书记，一个是项南，任福建省委书记。他们两人上任以后，陈云阵线一直盯着他们，从而酿成批评两省的专门会议。他们两人这次算是过了关，但陈云阵线并没有放过他们。后来他们抓住了“晋江假药案”大兴问罪之师。其实，那时的所谓假药就是银耳加白糖。胡耀邦建议让项南再留任一届，有人坚决不同意，最后还是罢了项南的官。这是后话。

为了挽回两省会议文件对开放的负面影响，１９８４年春节期间邓小平到广东、福建等地视察。他全面肯定特区的成绩。他在几个特区挥笔题词，大力支持和肯定广东的改革开放。在深圳的题词是：“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在珠海的题词是：“珠海经济特区好。”在厦门的题词是：“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他建议增加开放城市。这无疑是对特区政策的指摘和怀疑的明确回答。

邓小平从南方回到北京以后，就和几个中央领导人谈话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他不顾陈云怕“口子开得太多”的忧虑，说：“除现在的特区以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点增加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样，就出现了沿海１４个开放城市。

1987年６月１２日，邓小平在接见南斯拉夫代表团时说：“我们正搞一个更大的特区，这就是海南岛特区。”１９８７年，正在筹建中的海南省委和省政府与香港“熊谷组”达成口头协议，由“熊谷组”承包开发３２平方公里的洋浦，建立自由贸易区。１９８８年，１月１７日，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率国家有关部门到海南进行了考察论证。田纪云和正在筹建中的海南省委书记许士杰、省长湘与“熊谷组”董事长于元平达成共识，确定了洋浦整体开发的总体方案。这个方案既给予开发者的自主经营权，又保证了中国的主权完整。保守派针锋相对，就在田纪云在海南考察之后，政协主席李先念派出的全国政协工作组到了海南。田纪云前面走，他们在后面到；田纪云看什么，研究什么，他们就看什么，研究什么。但他们的结论是：洋浦开发是一个丧权辱国的方案，是割让新的租界地。全国政协工作组按他们的调查结论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写了报告。这样，田纪云主持搞的开发方案被搁置起来，还传出了丧权辱国的咒骂声。

1989年8月11日，邓力群在山东烟台说：“现在，确实现出了一些吃外国人饭、替外国人办事、帮外国人讲话的中国人。其中少数人在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变成了外国人在中国的代理人。．．．．不能说已经形成了一个买办阶级，但他们确实是新时代的洋奴。”邓力群认为，这样一些人是赵紫阳的社会基础，赵紫阳是这个社会基础的代理人。邓力群还透露，李先念对陈云说：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说党内有个走资派，犯了大错误。但是，从这几年看，赵紫阳像不像一个走资派呢？陈云同志说：什么像不像，他就是走资派。他的思想，他的生活，他的政见，证明他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派。（《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第812页）

然而，陈云、李先念、邓力群的忧虑无法阻档经济运行的力量。在今日的世界，经济是跨越国界的。只有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才能实现高效率；只有实现世界范围内的自由贸易，才能普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从另一个角度看，实现真正的自由贸易也不是那么容易。第一，为保证本国居民的就业率，不能把市场全部让给外国商品。市场就是就业机会。商品出口就是变相的劳动力出口。发达国家的工会组织，最怕失去市场。第二，与前一个问题相关的是，为了民族工业的发展，也不能将全部市场让给外国商品。民族工业系到国家发展战略和国家安全。由于以上两个原因，就有种种贸易壁垒：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自由贸易和贸易壁垒的斗争将是长期的。总的趋势是自由度越来越大，贸易壁垒越来越少。１９４７年成立的关贸总协定时，中国是缔约国之一。１９９４年关贸总协定已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即ＷＴＯ。

１９８６年，中国提出了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申请，同时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支持的和反对的。以后，这两种态度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支持和反对的主要原因除了对中国加入ＷＴＯ以后的利弊的评估不同，还有更深层的政治原因。自20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中国很多研究机构进行了大量的加入ＷＴＯ的利弊研究。他们一个一个行业地分析损益，一个一个地区的权衡利弊。研究者出版的分析成果汗牛充栋。但还是两种态度：支持者和反对者。支持者认为利大于弊，反对者认为弊大于利。

反对意见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韩德强。他为此写了一本专著，名曰《碰撞》（经济管理出版社，２０００年，北京）。这本书强烈批评“市场浪漫主义”。认为WTO是经济强国拆除经济弱国自我保护屏障的战略工具。跨国公司不是激活中国经济的“鲶鱼”，而是吞并中国企业的“鲨鱼”。ＷＴＯ规定的幼稚工业保护期实际是死缓期。美国企图在全球化的旗帜下让各国把经济主权交给由它操纵的各类全球经济组织，这样，美国将成为各国的中央政府，这就是淘汰各国政府，实现美国赢家通吃的美梦。韩德强警告说：如果听任“市场浪漫主义”，中国经济未及起飞，就可能被击毁在跑道上。作为经济弱国的中国，可能会成为经济强国的食物。

虽然反对的声音很强烈，但占主流地位的看法是利大于弊。中央政府持利大于弊的看法。中国政府一直是积极争取尽快加入ＷＴＯ的。自１９８６年以来，中国参加了数十次多边工作组会议，进行了数百场双边谈判。人们通常把这个漫长的过程以1993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１９９３年以前，参加谈判的中国代表团感到最大的困难是，既不承认中国搞市场经济，又要说明中国是能够履行ＷＴＯ那一套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游戏规则。为了向别人说清这个不可能说清的问题，整整花了六年时间。一直到邓小平讲了社会主义条件下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中国代表团1993年才痛痛快快地宣布，我们中国也是搞市场经济的，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3年后主要是在开放的范围、条件、速度等方面不断地讨价还价，无非是利益的博弈。能否得到更多的利益不是决定于主观愿望，而是自己的谈判地位。由于中国的发展程度较低，谈判地位不是很有利的。要完全按国际贸易原则办事，中国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但是，中国尽可能缩短这个过程。一边谈判，一边创造加入ＷＴＯ的条件。进入十年代，中国在开放贸易方面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关税不断降低，非关税壁垒逐渐减少。

从１９８６年开始，经过十五年漫长的谈判，中国终于在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１１日正式成为ＷＴＯ的成员。

加入ＷＴＯ，意味着中国对外开放从政策层面向制度层面转变。

加入ＷＴＯ，意味着中国全面接受了世界贸易规则。

加入ＷＴＯ，意味着将用世界通行的规则来约束中国政府和企业的行为。

此时，十多年的恐惧和期盼变成了现实。

从入世后不久的实践来看，当初的有些恐惧是多余的。例如，加入ＷＴＯ以前，利弊分析者认为，由于中国商品竞争力不如发达国家，头几年出口会大幅度下降。但是，入世第二年的２００２年，中国的出口总额比上一年增长了２４．７％，顺差比上一年增长了３４．７％。又如，不少利弊分析者认为，加入ＷＴＯ以后，中国的汽车工业可能全军覆没，但是，２００２年中国的汽车产销达３２０万辆，比上一年增长８６万辆。媒体用“火爆”、“井喷”、“春风得意”、“春光满面”来描述这一年的中国汽车业。

这时人们才发现，过去看轻了中国的一个重要优势：中国劳动力平均成本只相当于欧洲国家的十分之一，只有美国的五十分之一。过去这种优势被关在国门之内，“养在深闺人未识”。加入ＷＴＯ以后，这个优势才在国际比较中得到了充分的显现。

第三章 较量—严峻的 1983 年

第1节 “缓改革” 批《苦恋》

１９８０年，不仅农村经济改革迈开了大步，政治体制改革也提上了日程。８月１８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于８月３０日通过了这个讲话。这个讲话提出了经济上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政治上充分发扬人民民主；提出了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讲话中还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他对这些现象进行了空前尖锐的批评揭露后说：“上面讲到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他接着讲了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方方面面，指出“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肃清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的顺利发展。”在这篇讲话的最后，他否定了当时有人重提的“兴无灭资”的口号，认为“这个老口号不够全面，也不很准确”。“有些同志因为没有充分地调查和分析，把我们现行的一些有利于发展生产、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改革，也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这就不对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北京，第327－338页）

邓小平这个讲话当时受到知识界的普遍欢迎。有人认为“政治改革的春天来了”。紧接着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也是在宽松的气氛中召开的，人们称之为“民主的大会，改革的大会”。

此时，一些激进的改革知识分子也活跃起来。各家报刊发表了大量谈政治改革的文章。例如，１９８０年１０月，《光明日报》连续三天不惜版面发表严家其、鲍彤、于浩成、张显扬、吴明瑜等人谈政治改革的文章。从题目就可以看出这些文章的敏感和尖锐。严家其《改革政治制度，需要研究政体问题》，吴明瑜《研究世界政治是改革的需要》，鲍彤《对官僚主义的认识不能停留在过去的水平上》，于浩成《政治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实现民主化》，江春泽《要从制度上保证劳动者当家作主》，张显扬《官僚主义的问题必须从制度上解决》，吴大英《健全法治是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重要保证》，高放《要改革，就要重新总结历史经验》，胡华《深批左倾理论，为改革扫清道路》，肖灼基《学术研究只能服从真理》，林韦《把反对官僚主义的方针坚持下去》。这些文章有着广泛的读者。

面对新的改革形势，保守势力千方百计地抵制。他们以波兰事件为藉口，扭转了政治改革的形势。

1980年７月，波兰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个国家过去靠财政补贴维持较低的商品价格。由于财政不堪重负，加上西方逼债，波兰政府不得不减少财政补贴，使肉和肉制品价格大幅度提高。结果，引起了战后波兰规模最大、持续最久的罢工浪潮。盖莱克总统被迫下台。在这次工潮中出现了团结工会。它向执政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即共产党）提出了挑战。从而形成了团结工会和波兰统一工人党两军对垒之势，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地位开始动摇。

波兰的政治风云影响到中国。邓小平和胡耀邦对波兰事件持积极态度。我的笔记本上有当时传达的他们两人的内部讲话的大意：波兰人民的斗争是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是正义的，苏联这次不敢出兵；波兰给我们的启示是必须坚持改革；中国不会发生波兰事件。

但是，陈云阵线却持相反的看法。198０年９月２４日，胡乔木给胡耀邦写了一封关于波兰危机的长信。信中认为：中国也有可能“爆发象波兰那样的局势”，“少数持不同政见者与心怀不满的工人群众相结合，可能成为一种巨大力量”；“外来思想、经济、政治、文化影响对我们也是一个大问题”；“工会可以分为官方工会与独立工会，我们如不从速解决也并非不能造成这种局势，而其它群众组织也可能出现类似情况”。

胡耀邦没有及时表态。后来胡乔木让中共中央秘书局把这封信印发各中央机关和政府部门、群众团体。并要求各部门都从各自角度出发，对波兰事件进行研究、制定对策。

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９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传达讨论胡乔木《关于波兰问题的信》，中宣部长王任重说：“乔木同志建议讨论波兰事件的经验教训，以为波兰的教训很值得吸取。”“我们存在与波兰相类似的问题，发展下去会造成同样的后果。”“小平同志《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不要再宣传。”接着，中共中央宣传部传达陈云的意见：“一个宣传方面，一个经济方面，这两个方面如果不注意，中国也会发生波兰那样的事件。”除了波兰事件以外，中国改革中的一些新情况也使坚持马克思主义传统思想的人不安。农村出现了私营企业，出现了雇工现象，出现了私人搞长途贩运。这些情况引起了一些人的争论。有人指出农村出现了剥削，出现了投机倒把。

在过去几十年中，这些现象是绝对不能允许的。面对改革中的这些情况，那些要求保持社会主义纯洁的呼声突然高涨起来。这种呼声，是针对当时的改革潮流的，是针对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村流通体制改革的。

波兰事件和国内要求保持社会主义纯洁的呼声，使中国的“两个基本点”的天平发生了倾斜：从改革开放倾向到四项基本原则。

对陈云来说，当时遇到一个契机，这就是华国锋“洋跃进”造成的经济过热。按照计划经济的眼光来看，就是“宏观失控，经济混乱”。遇到这种情况，计划经济的办法就是“收”，即“调整”。

１９８０年１２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召开的。这是一次经济工作会议，主要是研究经济调整。即调整“洋跃进”造成的经济过热。１２月２６日，陈云作了《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主题报告。这个报告共讲了十四个问题。

谈到利用外资时，他强调“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外国资本家也是资本家。．．．．对外国资本家在欢迎之中要有警惕”。谈到经济形势时，他说：“经济形势不稳定，可以引起政治形势不稳定。”“改革要有利于调整”，“调整意味着某些方面的后退，而且要退够”。他批评当时正在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以小挤大，以落后挤先进，以新厂挤老厂。”他强调：“我们国家是以计划经济为主体的。因此，对许多方面，在一定的时期内，国家干预是必要的。”“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因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开始时步子要小，缓缓而行。”（《陈云文选》１９５６－１９８５，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北京，第２４８－２５１页）

邓小平在这个会上作的题为《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中，对他的《党和国家领制度的改革》来了一个大转弯，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指出“对于党内外任何企图削弱、摆脱、取消、反对党的领的倾向，必须进行批评教育以至必要的斗争”。对于他三个月以前讲的“党国家领制度的改革”，他作了新的注解：“方法要细密，步骤要稳妥”，“先要在少数单位进行试点。没有制定和颁布完善的条例以前，一切非试点的基层单位，一律实行原来的制度。”但是，大家翘首以待的“完善的条例”一直到他逝世时还没有出来。这是后话。

在这之前，以翁永曦为首的四位青年上书陈云，提出“抑需求，稳物价；舍发展，求安定；缓改革，重调整；大集中，小分散”的２４字方针。陈云很欣赏这个建议，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宣读了这封信，表示赞同。并提出经济上调整，政治上反对资产阶自由化。由于陈云的看重，翁永曦一下子被提拔为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成为副部干部。改革派当然不会放过这个人，把他在文革中打老师的问题端了出来，翁永曦被贬到安徽一个县里。但翁永曦不甘寂寞，还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记者把他的看法写成内参，邓小平看到了批示道：怎么这个人又出来了。这一次，翁永曦的品芝麻官也丢了。翁永曦是一位很聪明的年轻人，不幸成了邓、陈较量的“棋子”，听说他后来下海经商，还有成就。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接受了“缓改革”的建议。在经济改革中，坚持计划经济，坚持“指令性计划”，一些坚持“商品经济”看法的经济学家受到批评。加强了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当时最突出的事例是对《苦恋》的批判和对青年诗人叶文福的批评。叶文福原来是军队里的诗人，他的诗作《将军，你不能这样做》，尖锐地批评了军队里高级干部的特权现象，因而被迫离开了军队。后来他到处演讲，大胆批评共产党内的腐败现象和社会制度的弊端。他在北京师范大学讲了一篇话，学校的政工干部反映：“党组织做了很多思想政治工作，一篇讲话就把它全吹了。”邓小平在1981年7月17同宣传部门的谈话中不点名地批评了这位“青年诗人”，叶文福受到了单位的批判，从此就消声匿迹了。

《苦恋》引起的风波比叶文福风波要大得多。

《苦恋》是著名军人作家白桦写的一个电影剧本，发表在1979年9月出版的文学刊物《十月》上。１９８０年底，长春电影制片厂以《太阳和人》为题拍成电影。导演是彭宁。剧本写了画家凌晨光一生的遭遇。青年时他被国民党抓壮丁，被船家女绿娘相救，彼此相爱。后来凌晨光因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被特务追捕，逃往国外。在美洲某个国家他成了著名的画家。新中国成立后，他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和绿娘一起返回祖国。回来享受到短暂的快乐后就不被政府信任。在文化大革命中凌晨光备受折磨。他女儿觉得这个国家再不能容身了，决定和男朋友到国外去。凌晨光反对。女儿反问父亲：“您爱这个国家，苦苦恋着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凌晨光无法回答。此后凌晨光被迫逃亡，藏身芦苇荡，以生鱼、鸟蛋为生，成了野人。剧终时，雪停天晴，红日当空，凌晨光的生命之火已经燃尽，他用最后的力量在雪地里爬出“一个硕大无比的问号”。

《太阳和人》在审片时不仅没有通过，还引起轩然大波。文艺界的一些权威人士认为这个剧本“否定三十年，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党的领导，是一部很坏的影片。”当时社会上流行“伤痕文学”。伤痕文学就是揭露和批判过去极左路线给人们心灵、家庭、社会，造成的伤痕。实际上，伤痕文学所揭露的不仅仅是“四人帮”的极左，也揭露和批判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阴暗面。《苦恋》是伤痕文学中高层次的代表作。

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之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就提出要批判《苦恋》。1981年４月１７日，《解放军报》在一版头条发表社论：《坚持和维护四项基本原则》，其中有三分之一的篇幅批评文艺界“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现象”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4月18日，《解放军报》第三版以半个版的篇幅发表部队读者批评《苦恋》的3封“来信”。其中来自白桦所在的武汉部队的信――《一部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作品》最为严厉。4月20日，《解放军报》以近整版的篇幅发表了“本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4月22日《时代的报告》杂志为批判《苦恋》出了增刊，第一次就印了15万份。上面除了有批判文章以外，还作为“靶子”附录了《苦恋》的全文。读者为了看《苦恋》，一抢而空。

《解放军报》、《时代的报告》开头，《北京日报》、《文学报》、《红旗》、《湖北日报》、《长江日报》等报刊紧跟其后，不惜篇幅，发表多篇批判文章，还扣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而《文艺报》、《新观察》、《北京科技报》则发出不同的声音，指出“有人在捍卫’四项基本原则’的名义下搞’左’”，为知识分子说话，但和批判的声音比起来，这种声音十分微弱。

胡耀邦要大家冷静一点，先把对苦恋的批判冷下来，再研究对策。当时主管思想战线的主帅胡乔木要《人民日报》转载《解放军报》的文章。《人民日报》文艺部认为，《解放军报》的文章带有“文革”时打棍子和大批判的色彩，不能以理服人，如果《人民日报》转载，就表明中央同意这样做。所以按兵不动。胡乔木得知《人民日报》不转载的后台是胡耀帮，就把状告到邓小平那里。于是，就有了邓小平对《苦恋》的谈话。

1981年７月１７日，邓小平同中宣部负责同志谈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他说：“《太阳和人》，就是根据剧本《苦恋》拍摄的电影，我看了一下。无论作者的动机如何，看过以后，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不好。这样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作者的党性到哪里去了呢？”他重申四项基本原则。他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肯定会天下大乱，四分五裂。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点。”（《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３９１页）邓在这次讲话中，提出由《文艺报》写批判《苦恋》高质量的文章。８月３日，胡耀邦在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讲话，也讲到“要把文艺界正在进行的对电影剧本《苦恋》的批评做好。白桦同志还是写了好作品的。但是《苦恋》就是对人民不利，对社会主义不利，应该批评；而且它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代表了一种错误倾向。”此后，白桦在他所在武汉部队一度失去自由，大会和小会接受教育和批判。白桦在检查中说：“历史老人最终是公正的。”意在《苦恋》是好是坏，历史自有公论。《时代的报告》主编黄钢，就白桦的这句话写了长篇批判文章。

胡耀邦对批判《苦恋》，态度不是很积极的。１９８１年１月１０日晚，在审片时引起批评之后不久，白桦求见胡耀邦，请他看看这部片子。胡耀邦回答说：“昨晚中南海放了这部电影，我没去看，听说有人反对你这部片子，有人支持你这部片子。我们家就是两派，一派是我的秘书，他反对。一派是我的儿子，他支持。”他一再表示，在这部片子没有审查通过之前，他不准备看。白桦一再请求，他还是坚持不看。经过一段时间批判以后，９月２５日，胡耀邦对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说“《苦恋》的事情应该了结”，１０月，胡又对《文艺报》负责人张光年说：“批《苦恋》的事了结了。

”（白桦：《我理解他》，载《胡耀邦》，中外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第９０页）根据邓小平7月17日的讲话，《文艺报》负责人唐达成、唐因执笔写了批判文章，经周扬、张光年等人组织多次修改，又经作家协会讨论，中宣部讨论再修改，10月6日《文艺报》发表，10月7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苦恋》风波就此平息。

对《苦恋》的批判虽然结束了，但对思想界、文艺界的影响并没有结束。作家们写作更加小心了。１９８２年６月召开的中国文联四届二次会议提出“要继续克服并改变涣散软弱状态，更加坚定有力地在更高水平上贯彻中央对文艺工作的指导”。这次会上作家们牢骚颇多。著名作家邵燕祥写了一首打油诗：“尽是作家艺术家，出恭入敬静无哗；不辞百万成虚掷，难得金人似傻瓜；已验几回诗作谶，可知何日笔生花；掌声拍报平安夜，大会开得很好嘛！”改革开放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这一代领人的历史使命，在不丧失中国共产党领权的前提下，他们是不会让社会主义的传统理论和原则阻碍改革开放的。在对右的势力给以适当打击之后，他会敲击钢琴的另一个键，使改革开放的音调高昂起来。

第2节 从批“异化论”到清除精神污染

“异化论”风波陡起

１９８２年９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十一届中央委员中的一些“凡是派”人物失去了位置，一批坚持改革的人进入了中央委员会。政治上出现了比较宽松的气氛。知识界又活跃起来。《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发表的《社会主义异化论》中说，社会主义仍然存在着异化现象。人民把权力给一些人，而有些人依仗这权力，在人民面前作威作福，由人民公仆变成了人民的老爷。王若水在他的《抽象的人道主义》中说，人道主义不应当成为资产阶级的专利，人道主义是一种把人和人的价值置于首位的观念，是用以反对神道主义和兽道主义的武器。这样的文章如电光石火，在知识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也引起了胡乔木、邓力群等人的注意。周扬在１９８２年也在一次讲演中讲过“异化”问题。

为了纪念马克思逝世１００周年，１９８３年３月７日，中国文联主席周扬在中央党校作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报告。中央党校校长王震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长邓力群出席了会议。报告会由中央党校副校长宋振庭主持。周扬的报告讲到“异化”和人道主义的问题。周扬念了开头以后，由于身体不好，由广播员代读。报告说：“所谓‘异化’，就是主体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自己的活动而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然后这个对立面又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而转过来反对或支配主体本身”、“由于民主和法制的不健全，人民的公仆有时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转过来作人民的主人，这就是政治上的异化，或者叫做权力的异化。”广员读稿过程中，全场鸦雀无声，报告结束，长时间掌声。王震也说讲得好，还问他“异化”是什么意思？能不能换一个词？周扬说不能换。邓力群为了听这个报告，特意从医院出来。他听着听着，就觉得有问题，特别是关于异化的问题。下午邓力群就给胡乔木打电话，说：“上午到党校听了周扬的报告，觉得有些观点和提法需要斟酌。”他建议胡乔木看看周扬的讲话稿。还建议让黄楠森等人第二天讲一讲与周扬不同意见（《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上册，第397－398页）。当天晚上，胡乔木就给中央党校打电话，说周扬的报告有政治错误，报告会不要解散，延长三天组织批评这个报告。经过两天的准备，3月12日继续开开会。由北京大学的黄楠森、人民大学的靳辉明、社会科院的王锐生、《文艺报》的唐达成发言。这四个人的发言都是上面授意的。他们的发言没有点周扬的名，没有直接批评周扬的报告，但其观点是鲜明地批驳这个报告的。

周扬这个报告本来是中共中央的安排。1982年11月间，中共中央就有一个决定，1983年3月18日是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为了纪念，要开两个会。一个是纪念会，由中共中央召开，胡耀邦作报告；另一个是学术讨论会，由中宣部、中央党校、社会科学院、教育部联合召开，由周扬作报告。为了起草这个报告，周扬请王若水、王元化、顾骧协助。从1983年2月15日到3月初，他们在天津迎宾馆工作了20多天，才拿出稿子。在这期间，法院要开庭审理王若水与前妻离婚一案，通知王若水出庭。因此，到天津的第三天，王若水就回北京了。执笔起草的只有王元化、顾骧两人。讲话稿在《人民日报》印刷厂印成清样，分送给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贺敬之审阅。大约过了三天，胡耀邦将稿子退了回来，在他的名字上划了，没有提修改意见。

周扬在党校报告的当天晚上，《人民日报》理论部主任对总编辑秦川说：“周扬的报告很精彩，宣读过程中鸦雀无声，读完后掌声很热烈。王震和邓力群都参加了。”第二天《人民日报》在一版发了这个学术报告的消息，消息中说，周扬的“报告全文本报另行发表”。

3月12日，秦川去周扬家，对周扬说：“你的文章我们登出预告好几天了，你的稿子还没有给我。”周扬说：“木说让改一改，关于异化问题，联系实际略为展开一下。我在监狱里蹲了几年，出来后又没有专门搞过调查研究，联系实际比较困难，加上身体也不好，我没法改。”秦川说：“那就发表吧，七日晚上的电视我看了，王震、邓力群都过来与你握手，还会有什么问题？”周扬说：“我考虑一下给你。”他又反问一句：“你敢发吗？”周扬把文章看了看，还是交给了秦川。

3月13日、14日，胡乔木约请夏衍、郁文、贺敬之和王若水到周扬家谈话。胡乔木说周扬讲话中关于人道主义讲得不充分，要把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人道主义区分开来。对于周扬讲话发表的问题，周扬谈了看法。但事后在场的人回忆的情况不一样。周扬的记忆是，当他问到“是否改了以后再发表？”胡木回答说：“可以在出单行本时再改。”事后胡乔木认为，他坚持改了以后才能发表。当时在场的王若水作了详细记录，他在《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中写道：“胡乔木把身体略为前倾，对着周扬说，’周扬同志年高德劭，年老体衰，两样都有。．．．．宜将剩勇追穷寇，是不是可以再辛苦一次，把讲话修改一下，把文章没有涉及到的地方，或者没有说清楚的地方，索性说清楚一些，然后出单行本．．．．．。’周扬打断说：我还要交《人民日报》发表呢。胡乔木显然没有料到周扬的态度如此坚决，只好说，那没关系，．．．．，如果报纸上发表，是不是前面加一个说明。”３月１６日的《人民日报》用一又四分之三的版面发表了周扬这篇讲话，用不到半个版面发表了四位批评者的发言综述。发稿前，王若水和总编辑秦川商量处理这篇稿时，王若水说，作者周扬不同意修改这篇文章，编辑部不应勉强。

胡木和周扬谈话时并没有指出这篇文章有什么错误，只是说有些地方“不够”。一篇文章不可能面面俱到，而且文章是探讨，不是结论，不必请示发表是可以的。

文章见报的这天一大早，邓力群给秦川打电话，大发雷霆，说：“讲话是王若水‘钻’到周扬身边搞出来的，宣扬的是王若水的主张。你要把这个情况点钟以前送到中宣部来。”秦川解释：“是我同意王若水去的，不是他要‘钻’进去的。”春节前周扬请他帮助起草讲话，他不愿意去。（秦川不知道王若水去天津只三天就回来了，没有参加起草）

当时，他刚离婚不久，把几年不在身边的孩子接回来，准备过一个团圆年。秦川对他说：“周扬同志是轻易不求人的，去去为好。”但文章发表后邓力群还是打电话给王若水，让他作检查。秦川和王若水二人不得不作了检查。

事后，邓力群在胡乔木的指示下，向中央书记处呈报了《中宣部关于人民日报擅自全文发表周扬同志长篇讲话的情况和处理意见》。这份材料中写道：在这件事情上，秦川同志负有重要责任。但是从全过程来看，主要责任在王若水同志。这次他帮助周扬同志起草报告稿，实际上把他近年来一直宣扬的基本观点都写进稿子里了。人民日报编委会开会讨论时，当听了乔木同志批评和要修改后再发表的王若水同志，不仅没有提醒此事应请示乔木同志，要慎重处理，而且‘欣然同意’全文发表。他实际上是想通过这种形式，使他一直宣扬的观点成为权威性观点，扩大它的影响。我们认为，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王若水同志的错误是严重的。

据此，邓力群提出了三点处理意见：一、关于人道主义问题，作为学术问题，今后仍可允许不同意见的讨论。周扬同志的文章既然已经全文发表，学术讨论会上持不同观点的文章，也应陆续在报纸上全文发表。同时准备组织力量，认真研究写出文章，对这一问题进行马列主义的阐述。

二、对《人民日报》编辑部进行必要的调整。王若水调出《人民日报》，另行分配工作。

三、周扬同志不顾自己的地位，在乔木同志代表耀邦同志得出要他修改后再发表的意见以后，不认真考虑这篇讲话发表可能产生的影响，自食前言，不作修改。对周扬同志在这样关系重大的问题上不严肃、不负责的表现，希望他有所认识，表示正确态度。

这个报告中央没有下发，原因是胡耀邦阻拦了。他提出“报告”要与被批评的人见面，要核对事实。根据胡耀邦这个意见，3月21日（《邓力群自述》中说是3月26日），开了一个核对事实的见面会。见面会由胡乔木主持，参加者有邓力群、郁文、贺敬之、周扬、秦川、王若水等人。地点在中南海的中宣部的一个小会议室。1998年春，本书作者访问过当事人之一秦川，他向作者详细介绍了当时的情况，还给我他写的记述这件事的一篇文稿。

这一天，批评者和被批评者面对面地坐在会议桌的两旁。被批评者先看邓力群的这份报告。秦川看了一半，就觉得有些事情和过程没说清楚，觉得邓力群有点意气用事。周扬看完了，脸上的气色发生了变化。他想站起来说话，又坐了下去。突然，他举起邓力群写的那个材料，掷在胡木面前，连声说：“这样做不正派，不正派，这样做法不正派！

”　　坐在对面的胡乔木震惊了：“你说什么？说中央不正派？”周扬愤怒了：“你们这样不正派！”胡乔木瞪大了眼睛，面对周扬，声色俱厉地说：“你这是反中央！”周扬说：“你不要戴帽子！我是反你胡乔木这个具体的中央委员！”胡乔木大声说：“你这是反中央政治局！”周扬说：“我只是反对你这个具体的政治局委员！”双方剑拨弩张。出现了党内会议中少见的情况。坐在胡乔木对面的秦川只好打圆场：“你们都是我的老上级　老领导，还是团结起来坐下说吧！”胡木也意识到自己失态。接过秦川的话茬说：“是啊，我和周扬早年在上海就在一起工作了。”他冷静下来后问周扬：“告诉你不要发表，你为什么还要发表？”周扬说：“你来我家时没有说过不让发表，你只是说异化部分要联系实际，加强一下，修改以后发表。我没法修改。既然大会都讲了，讲话稿也印发了，报纸为什么不可以发表？”胡乔木坚持说，不听招呼擅自发表是错误的。周扬坚持他从来没的听到过不让发表。

二人相持不下。旁边一位插话说：“我们当时做了记录。对照记录稿，乔木同志说过不让发表。”《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中写的是，胡乔木不让周扬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让他修改后在《哲学研究》上发表。周扬说没有听到这句话。

周扬再次为自己辩护：“乔木说异化问题要联系实际。”申明他没有听说过不让发表。

贺敬之说：“我相信中宣部的记录是真实的。我也相信周扬同志不会说假话。”贺敬之骑墙的插话使会场一时沉寂。邓力群突然站起来，大声说：“周扬同志，希望你认真学习小平同志在中顾委成立时的讲话，不要干预中宣部的工作！”周扬是中宣部的顾问。

会上，只有王若水作了轻言细语的申辩：“报告说我写了一本人道主义的书。”他拿起那本书说：“书里收了几十篇文章，其中只有我的一篇。怎么能因为以我的那篇的标题作书名，就说我写了一本书呢？”这次会核对事实的任务没有完成，不欢而散。事后，周扬给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写了一封信，说中宣部给中央书记处写的报告与事实有出入。他还根据自己的记忆写了一个事实真相的说明。

《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说：开会把事实核对清楚以后，我们又把给中央书记处的报告作了一点修改。4月20日，把这个报告，连同胡乔木3月10日同周扬的谈话记录，周扬给胡乔木、邓力群的信，秦川和王若水的信和检查再次报送上去。以后就没有了消息。有点“留中不发”的味道。．．．．．后来胡耀邦和我讲，学术问题何必搞得那么紧张，各说各的都可以嘛。我就说，周扬的那篇东西不是简单的学术问题，按他说，党要变质，党要走到自己的反，政权也是如此，经济、思想也要走到自己的反，把马克思主讲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搬过来，这不伦不类嘛，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胡耀邦一直坚持这是个学术问题，不要搞得那么紧张。事情几个月没有下文。我也只好把它搁在那里。

从邓力群这段话来看，这场冲突实际上已经在胡乔木和胡耀邦之间展开。由于谁也说服不了谁，4月份以后，这场冲突进入了僵持、胶着阶段。但是，这场斗争还没有完。

文艺界充满火药味1983年4月以后，胡乔木为了捍卫意识形态的纯洁性，他暂时放下了“异化”问题，转而从文艺界入手。

4月30日到5月3日，中宣部召开部务扩大会议，胡乔木、邓力群、周扬出席。列席旁听的顾骧记录了这次会的情况。会上不仅批评了《苦恋》，还批评了《在社会档案里》、《离离原上草》、《妙青》、《人啊，人！》、《晚霞消失的时候》、《早晨三十分钟》等一系列作品，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相当严重”。　　会上，胡乔木作了语气严厉的发言。他说：我读的文艺作品不多，全局估计不好说。但是，从许多方，从许多人：作家，批评家、读者里了解的情况，说一点看法，我想不会离事实太远。社会主义文艺旗帜在文艺界不是很高了。会上列举的一些材料说明，在社会主义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么久了，出版的文学作品，社会主义文艺旗帜不是愈举愈高，而是愈举愈低。作家批评家躲开它，躲开社会主义。如果说程度如何估计说不清，但事实是确实存在的。如果对这事实都不注意，我们的革命良心就存在问题。如果认为良心可以安，那么这样的同志的革命良心是值得分析的。已经那么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东西，怎能视而不见。不忙作结论，不忙批评？（说这些话时胡乔木提高嗓门，声色俱厉）攻击不限于来自文艺界，但比较起来文艺界突出。．．．．我认为我们文艺界出现了反对社会主义的文章，否定我们的社会主义，否定社会主义事业。认为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是可怀疑的，是童话。说我们相信童话太多了，六十年是童话，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童话，对这样的论调采取自由主义，慢慢讨论吧，我不赞成这样的态度。我对朱某某讲，四项基本原则要是可以放弃，只有我们解散共产党。但是我们共产党是不会解散的，所以四项原则不能放弃。

他接着说：对过去党的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对反右，十年文化大革命，我赞成少写。如果将过去党的历史上发生过的错误，在文艺作品中表现，也要占百分之五十五，那么，这样也就是党本身的错误了。．．．张某某这样的作家，把党的错误充分描写，无异是教育青年怀疑共产党。

对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注：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胡乔木谈了他的看法：我们要坚持一些东西，也要反对一些东西。双百方针是有目的的，不然就同战国时期一样了。双百方针不是独立的，不能认为文艺就是一个双百方针，四项基本原则就不存在了？我们共产党人要想不反对一个人是做不到的。我主观上想不轻易反对一些人，但我参加革命就是要反对一些人。这些人存在么。我们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既然有所坚持，就必然有所反对。对专门散布怀疑社会主义以至反对社会主义的作品不能容忍，不能采取宽容的态度。．．．．有一位知名人士写过一篇大学教育方面的文章，有一句话非常值得我们注意。他要我们大学实行“兼容并包”的方针，继承北大老传统。当年蔡元培提倡“兼容并包”是进步的，但要在今天的大学实行“兼容并包”，就是要在我们的大学里允许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这是历史的倒退。

（顾骧：《晚年周扬》，文汇出版社，2003年，上海，第85页－88页）

1983年8月10日，胡乔木找上海的著名老作家王若望谈话，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胡乔木首先把王若望发表的文章放在思想界和文艺界的大形势之中：“一方面由于你个人的遭遇，使你写了一些文章，说了这样一些话，反映了全国的一股大潮流。不仅是文艺界，还有哲学界。．．．．．很多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员，变成了自由主义者，毫不掩饰的自由主义者。还有比这更不好的，从根本上怀疑共产党、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也许他自己说他是共产党员。这股思潮经过1981年的批评有所下降。受了批评的有进步，但是没有受批评的却越来越厉害，越走越远。”胡乔木在这里表扬了钱钟书，说王若望没有像钱钟书一样看到现在是一个好时代，王若望所有的文章都没有歌颂这个好时代。胡乔木批评王若望：“你很少读书，发议论不知天高地厚，是非颠倒，你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未入党，你已不像党员了。”“你提倡无为而治（指对思想文化不要行政干预――引者注），如果实行无为而治，共产党就可以解散了，由民盟、民革组阁。”“你又提倡为民请命，为民请命这句话本身没有问题，《人到中年》这部片子也没有问题，但是你用这样的煽动性的话一说，你就成了专门制造党与群众对立起来这样作用的人，这是可耻的，还不说是危险的。对你的政治生命也是危险的。”“你的《三步曲》内容可能是真实的。看了你的作品，人们会说，共产党的监狱比国民党、日本的监狱还残酷。”胡乔木的谈话又从批评王若望转而批评文艺界其他人。“茹志娟在文学技巧上进步了，但对生活冷眼旁观。．．．．现在有些作家一味寻找生活中灰色的东西，或者一味模仿西方文艺的技巧。”“《文艺报》对徐迟的批评是正常的，他文章中的错误是很可笑的。我很客观地认为，这样的讨论是正常的，怎么说是围剿呢？”“《晚霞消失的时候》作者是一个青年，宣传宗教思想，贾平凹也宣传宗教思想。还有人宣传存在主义思想。很多出格的东西都放出来了。”胡乔木说：“现在文艺界混乱比之1981年思想战线座谈会时的情况严重得多。”他说：现在要大喝一声，共产党员站出来，不然社会主义文艺就要名存实亡！

1983年8月11日，胡乔木在审查《世界工艺美术展览》时发表讲话说：我们不要眼巴巴地看着我们国家就这样子，这不是和平演变吗？专让青年看搂搂抱抱的，或者是武打片子，或是慈禧太后古装片子，不是把青年引向歪路上去吗？我们掌握了国家机器，我们是执政党，对这样的问题都没有办法解决，不是太可耻了吗？

最近文化系统发生的一些非常乌七八糟的事情，不像样子的事情；这些事情是解放以来没有的。有问题的人要检讨，要整风、整党。闹的笑话很多，这方的材料宣传部都有。不能马马虎虎地过去，要研究处理。

还有一些刊物发表了一些真正离经叛道的文章，他们也敢发。．．．．大学教授在刊物上发表的一些出格的文章，教育部要管，要加以追究，要批评。

1983年8月20日，胡乔木给文化部部长朱穆之写了一封信，信文如下：一、文化系统有几位演员表演得很不像样，要适当批评，还应重一些。有奖无惩难以治天下。

二、文物部门外行领导，急功近利，考古界甚为不满。挖掘草率，保管不善。

三、出版方领导太弱，对西方现代派思想横流，负有很大责任。

1983年月27日，胡乔木在《李大维：祖国统一三点建议》材料上批示：　建议切中时弊。

对西方文化和西方生活方式的宣传，建议中央加以控制（不是封锁，现在是泛滥成灾）。加强对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宣传（与其让美国文艺传播，不如让苏联社会主义文艺传播。苏联社会主义文艺教育了我们好几代人）。

胡乔木在1983关于文艺的谈话、批示、信件，火药味很浓，在文艺界广泛传达。一些政治敏感的人感到，一场新的政治风暴正在酝酿之中。

新闻界：关于“党性”和“人民性”的斗争胡木一手抓文艺界，另一手抓新闻界。他在新闻界抓的是“党性和人民性问题”，他利用这个问题，批评“不听话”的报人，极力保证党委对新闻工作的绝对领导。

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以后，中国新闻界一直把党性看作最高原则。什么叫党性？理论上的回答是，党性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性的集中表现。对于办报人来说，党性的具体体现就是严格按各级党委的要求办报。发什么，不发什么，包括版面安排，完全听党委的。过去几十年一直是这样做的。这样做造成了什么样的结果呢？翻开１９５５年的报纸，可以看到连篇累牍地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史证明，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纯系冤案；翻开１９５７年的报纸，可以看到势如洪水的反右内容，史证明，６０多万“右派分子”全是错案；翻开１９５８年的报纸，可以看到对“大跃进”的齐声赞扬和放高产“卫星”的连连喜讯，实际上，“大跃进”造成了数千万人饥饿而死；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报纸，更是不堪入目。可以说，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报纸，真正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有良心的报人回头翻阅报纸，无不感到羞愧难当。

胡绩伟在《人民日报》工作了几十年，过去一直很听话。文化大革命以后，他想到几十年来《人民日报》种种有损人民利益的宣传，开始独立思考。从１９７９年开始，他就“党性和人民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看法。认为“人民性高于党性”、“党性来源于人民性”、“没有人民性就没有党性”。他说：党委要把自己的报纸办成一个什么样的党报呢？我们的党是代表人民的，党报也是人民的报纸。党如果不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党就失去了党性。我们党的党性，主要就是人民性。

没有人民性就没有党性。党报如果不千方百计地办成人民的报纸，党报就没有人民性，也就没有党性。报纸的党性和人民性是统一的，但历史上也有不统一的时期。

他列举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和“两个凡是”阶段《人民日报》党性和人民性不一致的实例以后说：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值得吸取的经验教训，我们共产党是不是革命党，不能决定于自己认为如何，而决定于人民群众承认不承认。在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时期，尽管他们把自己吹上了天，吹成世界上最革命的党，但人民不承认；那个时期他们把持的中央党报，自己也吹上了天，认为办得最好，最有党性，但人民不承认。事实说明：报纸的党性和人民性分不开，没有人民性就没有党性。

（胡绩伟：《从华国锋下台到胡耀帮下台》，明镜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１９９－２００页）

１９８１年１月２３日，胡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讲活中说：“把民主和领导对立起来，以至走到党性发源于人民性，说党性是人民性的集中表现，没有人民性哪有党性，这种奇谈怪论居然能相当流行，我觉得这是社会科学界的羞耻。”中宣部向各单位传达了胡乔木这个讲话。胡绩伟对胡乔木的批评不服。２月８日，胡绩伟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信。信中作了一番辩解以后说：“事情过了一年多，你却把这种观点说成是‘把民主和领导对立起来’，把它列入反对四项原则的‘资产阶自由化’之内，进行这样严厉的指责，我觉得是不适当的。”信发出去以后没有回音，胡绩伟又写了一篇题为《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的文章，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他把表述改为“党性来源于阶级性和人民性，又高于人民性”，１９８２年２月４日，将此文寄给胡乔木，并附一封信。３月２６日，胡乔木回信。否定了胡绩伟这篇文章，说“不要用人民性这个含混不清的概念来作包治百病的药方。”关于“党性和人民性”的争论没有完。１９８３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政治研究室编发了关于胡绩伟的错误观点的材料。“党性来源于人民性”是批判的靶子。这个材料的按语说：“在对外开放的情况下，有些同志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新闻思想的影响，因而在新闻理论方面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是非不清、思想混乱的状况。其中，关于新闻工作的党性和人民性问题，是一个突出的问题。”胡绩伟知道自己已被内定为大批判对象，时年已到６６岁，也是出于是拥护中央６５岁退职的号召，１９８３年１０月，他向中央提出了辞去人民日报社长职务的请求。他想，与其受批判后下台，不如主动退下来。

１９８３年１０月２８日，胡乔木受书记处的委托召开会议，正式宣布胡绩伟的错误。胡乔木说：“党性来源于人民性”这是原则问题。．．．．绩伟同志是在三中全会以后提出这个口号的，而且被大力宣传，这点，我没有夸大。因为中宣部召开的全国新闻工作会上，在中央党校，在新闻研究所，都宣传了这个观点，已经散布到全国，不能说每个省报至少有相当多的省报受到了影响，影响很大。．．．．“党性来源于人民性”这是同中央保持一致的大问题。．．．．这不是个别问题，这涉及到党的性质，关系到对党的性质，原则上都有分歧。党是不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是不是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如果是，它就不可能来自人民性。

这是对党的性质发生动摇。

胡木在“党性来源于人民性”的表述是否科学上做文章，其实这不是主要的，实质的问题是，办报人听不听党委的话，“这是同中央保持一致的大问题”。

１９８３年１０月３０日上午，是个星期天，胡木和邓力群到了人民日报社，在全体党员干部会上，胡木首先宣布了中央书记处１０月２０日上午的会上关于人民日报的一项决定：同意胡绩伟的辞职请求，并决定将他调离人民日报社。因为胡绩伟已经是人大常委了。原总编秦川任人民日报社社长，李庄任总编辑。决定将副总编王若水调离人民日报社，暂时不安排工作。他们二人仍参加人民日报的整党活动。

接着，胡木作了长篇讲话，他在讲话中他简单而抽象地肯定了两人在人民日报工作期间作出的贡献，严厉而详尽地揭露批判他们二人的“错误”。他说：“人民日报工作里面的缺点，或者包括错误，同他们两位的思想与工作也有重要的关系。”“关于胡绩伟和王若水同志他们在思想上和工作上的一些问题，希望在整党过程里面能够得到彻底的解决。”他指出这两人的主要问题是“在四项基本原则问题上和中央没有保持一致”。他说：我想应该说，胡绩伟同志跟王若水同志，对有一些思想，有一些言论，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是没有同中央保持一致的。这并不是无意的，也不是偶然的，不是一个短的时间，比方说几个月，或者一年、两年。关键的问题就是从党中央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问题以后，胡绩伟同志跟王若水同志对这样一个问题所抱的态度是不正确的。这也影响到人民日报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在很长的时间里是不积极的。

胡木认为，胡绩伟的错误思想表现得最完整的是他在１９７９年在高党校的三次讲话。他用很长的时间批判了这三次讲话。他说：在这里他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究竟是党伟大还是人民伟大？他的回答是人民伟大。党有时候伟大，有时候不伟大。．．．．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党的纪律。按照毛泽东同志提出，也是全党所认同的，就是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他提出一个问题：“中央服从谁？”．．．．．．这就是说，党报不能仅仅地服从党，因为党是会犯错误的，人民是不会犯错误的。．．．．那么怎样保证党中央不犯错误呢？就是要保证党中央经常处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而为著使党中央能够经常处在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有一个党报。党中央要办好一个党报，这个党报能够代表人民对党中央实行监督。．．．．党报是要代表党中央的，党中要接受人民的监督是不错的，但是绩伟这样的提法，实际上是把党报和党中央的关系摆颠倒了。．．．．．．这样不妥当的问题为什么会提出来呢？这就是表示了他对于党中央抱着一定程度的不信任。也就是说对于党抱着一定程度的不信任。

接着，胡木的批评转向了王若水，转向了“异化”问题。他引经据典，认为“异化”在马克思学说里不占重要地位，他引用一些事例证明，王若水宣传“异化”，其结果是“使得一些青年人坚决地反对社会主义。”接着他谈到民主，他说：“党中央服从谁？究竟是党伟大还是人民伟大”这样一个问题所包含的错误思想，必然同时包含着对于民主的一种片的错误的了解。．．．．所以，不能随便地滥用人民公仆变成人民主人。因为这样的话，很容易煽起一种盲目的不满情绪，以至被一些社会上的坏人所利用。．．．讲民主的权威是可以的，是正确的，但是不够的，还要加上科学的权威，并不是什么问题都能够用民主来解决的（他举了一个例子：一条船在大海上出了危险，是听船长的还是少数服从多数？）。．．．．片地宣传民主，这不是人民日报一个短时间的倾向，这是一个长时间的倾向，纠正一次改变一下，可是过了不久，原来的倾向又表现出来了。．．．．我坚决地反对进行这种片的民主宣传，这样的宣传使得群众走到一种斜路上去，引导群众思想完全走到错误的路上去。

胡绩伟对胡乔木宣布中央决定时又大加批判的作法十分不满。他愤愤地说：我辞职，中央批准，这是正常的。我在人民日报工作３０多年，人老了，响应中央号召，是自动提出辞职的。在中央批准的时候，人民日报的两位顶头上司，两位中央领导人，到人民日报来召开全体党员干部会，不是欢送我而是宣布上我的“错误”，发动报社同志来批判我。

这种作法，合乎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吗？合乎共产主义道德吗？现在很多机关有成千上万的老同志辞职，有哪一个机关采取“批一通，赶出门”的办法呢？既然把我调出人民日报，偏偏又规定要我参加人民日报的整党。既然要我留在人民日报整党，又迫不及待地把我调出人民日报。这不是有意整人吗？

胡乔木想在人民日报和新闻界发起一场对胡绩伟的大批判。但批判会开不起来，开起来的会也稀稀拉拉，批判只好虎头蛇尾。这次安排的以秦川为首的新班子还是“不听话”。胡乔木决定从根本上对人民日报大换血，调王忍之、卢之超等四人到人民日报接收权力。但是，他这一企图被时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的李锐等人抵制了。李锐在一篇文章中记述了这次抵制情况：１９８４年１月１９日，书记处会议，讨论《人民日报》人事问题。中宣部拟派王忍之等四人进入报社领导班子，将旧班子“一锅端”。中组部有的领导准备批准。这时听说王忍之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激昂慷慨地说，各条战线都已受到严重精神污染，似乎资本主义全复辟了。于是我同陈野苹（部长）商量，这个名单都是搞理论的人，恐怕不合适。１月７日，在习仲勋处谈及此事时，在座的乔石、宋任穷、陈野苹都不赞成。我还为胡绩伟说了话，并说胡乔木不能容人。于是，我们回部里开会，顶住了这个方案。１２日，中宣部的干部局长来催此事；野苹告诉我，他接到邓力群的电话，说我反对此事。１９日的书记处会议上，好几位同志说到王忍之二中全会发言过左，决不能去管报纸，耀邦谈到报纸不能办成理论刊物。我最后发言：这个名单不合适，报纸是对着现实情况的，重担压着，无日能卸。书生不能办报。耀邦加了一句：书生要相引号。邓力群在座，一言未发。这个名单就被否决了。（李锐：《耀邦去世前的谈话》，第２８２－２８３页）

只搞了28天的清污运动胡乔木在文艺界、新闻界点上了大批判之火，该把“异化论”的斗争引向深入了。“清除精神污染”是异化论风波的发展和深入。

当时，把与传统的社会主义原则不一致的思想称为“精神污染”。1983年6月4日，邓力群在中央党校批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讲话中，最先提出“清除精神污染”这个词。后来又增加了新的内容：文艺、新闻、教育等方方面面都有清除精神污染的任务。

据当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秦川回忆，在中央上层，对清除精神污染有不同看法。8月间，他列席了一次中央高层会议。会上书记处农村改革研究室主任杜润生谈农业问题。他谈到有人主张在农村清除精神污染。万里习惯地甩着钥匙链说：“有人尽找农村的问题，而且散发材料。材料上的那些事，如果让我找，我可以找一百个例子。”邓力群说：“我没有发。”万里说：“我这里有一份。”胡耀邦、赵紫阳也先后说：“我这里也有一份。”邓力群生气地说：“作为研究室主任，我有权派人下去搞调研。材料内部发得很少。我们的老祖宗马克思说过，有8个以上的雇工就是剥削。现在还是适用的。”胡耀邦激动地说：“我看现在有些同志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还不清楚。”赵紫阳细声慢语地说：“我看社会主义有点剥削也没关系。”万里说：“我的意见是农村不搞清污。”方毅也接着说：“我们科技战线不搞清污。”但是，“清污”运动还是在发展。１９８３年９月２２日，《中国教育报》发表社论：《教育工作者必须反对精神污染》。９月２４日，邓力群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第二次会上讲话，强调要“努力清除各个思想领域的精神污染”，把这场斗争从教育界推向各个思想领域。

周扬对关于异化的批评不服。他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为自己在党校讲话辩护，并附上马克思讲异化的18条论述。

据邓力群说，这封信是通过薄一波送上去的。当时，邓力群等正在为邓小平起草十二届二中全会的报告。９月３０日，邓小平就周扬的信向报告草者邓力群等谈了一些话：早已收到周扬同志为他文章辩护的信和附上的马克思讲异经的18条论述。周扬同志送来的马克思讲异化的材料，他引的所有的话，都是讲的资本主义社会，讲劳动创造的成果反过来变成压迫自己的力量。所有的话都在这个范围之内，都没有超出这个范围。

关于异化，马克思是如何说的，要搞个材料，印发给大家。这是个生疏的名词，绝大多数同志不了解异化是什么。也是个学习嘛。让大家接触一下这个问题，有必要。

周扬同志讲毛主席1964年赞成他讲异化的文章，毛主席是不是吃了他的亏啊？那时候满脑子苏联变质，联系到说我们自己变质，提出走资派，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所当权派。不只在中央打，各级领导都打倒。是不是异化思想导致的啊？

得组织点文章。

也怪，怎么搬出这些东西来了。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对共产主义没信心。不是说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吗？共产主义被看成渺茫的东西，可望不可及的东西了。既然社会主义自身要异化，还到什么共产主义呢？在第一阶段就自己否定自己了。否定到哪里去？

社会主义异化到哪里去？异化到资本主义？异化到封建主义？总不是说社会主义异化到共产主义嘛！当然，也说社会主义自身有克服异化的力量。

需要写有份量的文章驳这些东西。

这些观点，说它“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帜”。可能太重了，可以说它“以马克思主义的目出现”。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这是对社会主义没信心。马克思主义者要出来讲话。

这是一种论断。这个论断没有错。

搬了些古老的东西加以歪曲，这是吓唬人嘛。所以，读点马克思的书很重要。利用这个机会学习学习嘛。

外国各方对异化论的议论，整理成一个材料，发给全会（不写周扬那些）。

周扬同志送来的材料，我一看，马克思在什么范围讲这个，清清楚楚。这个材料帮不了周扬的忙。

（《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上，第二12－414页）

邓小平对二中全会报告起草者邓力群、龚育之、郑惠说：“不能讲那么多问题，只讲两个问题：一、整党不能走过场；二、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最后他们写成了《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的讲话稿。

１９８３年１０月１２日，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作了题为《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的讲话，其中大部分篇幅讲“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邓小平在讲话中说：“理论界文艺界还有不少问题，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混乱，特别是存在精神污染现象。”、“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它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有一些同志热衷于谈论人的价值、人道主义和所谓异化，他们的兴趣不在批评资本主义而在批评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常常标榜他们如何讲人道主义，攻击社会主义是反人道主义。我们没有想到，我们党内有些同志也抽象地宣传起人道主义、人的价值等等来了。

”、“至于‘异化’，马克思在发现剩余价值规律以后，曾经继续用这个说法来描写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雇佣劳动，意思是说工人的这种劳动是异已的，反对工人自己的，结果只是使资本家发财，使自己受穷。现在有些同志却超出资本主义的范围，甚至也不只是针对资本主义劳动异化的残余及其后果，而是说社会主义存在异化，……说社会主义在自己的发展中由于社会主体的自身活动，不断产生异已的力量。……这实际是引导人们去批评、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途失去信心，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一样没有希望。”、“人道主义和异化论，是目前思想界比较突出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北京，第39－42页）

邓小平话音刚落，邓力群就在二中全会的小组会上作了一个长篇发言，对王若水进行了系统的批判。《邓力群自述――十二年春秋》全文录入了这个发言。

邓小平的坚决态度，使得各方面都加紧了对清除精神污染的部署：１０月１５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开会，拥护邓小平的上述讲话。

１０月１７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开会，会上认真讨论了抵制和清除精神污染问题，要求各纪委重视这方面的工作。

１０月２５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党校校长王震的讲话，讲话提出“要清醒地认识当前思想理论战线的形势，勇敢地、旗帜鲜明地站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前列。”同一天，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座谈会上，也纷纷发言支持清除精神污染。

１０月３１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高举社会主义文艺旗帜坚决防止和清除精神污染》，同一天，很少发表评论的新华社，也发表评论员文章《向精神污染作斗争》。同一天，文化部长朱穆之在一个会上发言讲到，将采取有力措施清除文化界的精神污染。

１１月３日，《人民日报》发表哲学家邢贲思同记者的谈话，指出理论工作者要以积极的态度，站在清除精神污染斗争的前列。他说，近几年来思想理论界精神污染相当严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污染面广，包括理论、文艺、新闻、教育、政法等方面，都有精神污染；一是某个领域污染程度相当深，像“社会主义异化论”、人道主义论，理论上很玄，涉及到很多复杂的方面。

１１月３日，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王兆国提出，各团组织，要动员和带领广大团员青年，自觉地积极地站在清除精神污染的斗争前列。

１１月５日，周扬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就他所发表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作了自我批评。据说这是被迫的。

同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召开农村文明村（镇）建设座谈会闭幕。中宣部副部长郁文说，对农村精神污染现象不能低估。

１１月１２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清除精神污染也是一种思想解放》。

１１月１６日，《人民日报》又发表评论员文章《建设精神文明反对精神污染》。

１１月２０日，文化部长朱穆之在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上强调：要坚持正确方向，防止精神污染。当前主要是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

这一切紧锣密鼓的宣传。使人们感到，一场政治暴风雨即将来临。

在各省，也响应中央的号召，积极行动起来。我当时出席天津市委的一个报告会，由市委第二书记张再旺作清除精神污染的报告。我习惯开会带一本书，以便在会前的等待中打发时间。这天我带的是捷克经济学家奥塔.锡克写的《第三条道路》。没想到，市委书记在报告中提到一系列有精神污染的书，其中就有《第三条道路》。此外，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等一大批书都列为禁书。在工厂里，清除精神污染就针对青年工人的头发和服装了。有的厂党委书记上班前拿一把剪刀站在工厂门前，凡有穿喇叭裤腿来上班的不让进，或者干脆拿剪刀把裤腿剪开。有些对外开放的单位和“三资”企业，也搞起了清除精神污染，出现了一些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

据说，胡耀邦和赵紫阳在这期间，派人对基层的反精神污染情况作了一些调查，发现了反精神污染的扩大化现象。这种扩大化危及到改革和开放。他们把清除精神污染中的一些不正常情况向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小平也怕影响改革开放，才点头车。

这时，清除精神污染斗争开始向后撤退。１１月２８日，中宣部长邓力群在全国文化厅局长和广播电视工作会议上说：“不能把经济体制改革试点中不成功甚至失败的东西说成是精神污染。”１１月３０日，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在总政党委扩大会上说：一、清除精神污染态度要坚决；二、要严格掌据清理的范围和界限；三、要采取正确的方法；四、要严格区分矛盾的性质。

１２月２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清除精神污染，划清政策界限》的评论中指出，“我们要在经济战线继续进行改革，对经济改革中出现的或正在探讨的问题，更不能当成精神污染来批判”。

１２月７日，中宣部长邓力群同部分省市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代表时说，中央已经决定，在农村不提清除精神污染的口号。其实，万里是第一个站出来说“农村改革没有污染问题”。

１２月１３日－２２日，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宣布：“在自然科学技术工作中不提反对精神污染。”12月14日，胡耀邦召集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广播电视部的领导人谈话。他说：“清除精神污染要继续搞下去，但要防止两种干扰。一种是左的思想干扰，一种是封建思想的干扰，这两种思想容易使清除精神污染扩大化。”接着，他讲了8条具体意见：不干涉人家的穿衣打扮，不要用“奇装异服”一词；对没有害处的抒情歌曲及轻音乐，不要禁止；文学方面，所有世界公认的名著不能封闭。电影、戏剧、曲艺等，凡是中央没有明令禁止的都可以演，不能滥禁滥砍；等等。在这次谈话６天以后的１２月２０日，胡耀邦在书记处会上说：上次关于清除精神污染的问题，小平同志提出这个问题是完全正确的。思想工作者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因此理论战线、文艺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后来由于我们自己的失误，工作中出了漏洞：一个是扩大到社会上去了；二是把“不能搞”弄成“要清除”了；三是一哄而起，造声。后来我们刹车了。这个问题以后不要再提了。（万里插话：我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也不要提了，什么是“自由化”，说不清楚，以后提反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腐蚀和反对封建主义的遗毒，就很够了。）我同意这个意见，“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都不要提了。但也不要去批判这个提法，让它慢慢消失。正提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胡绩伟：《从华国锋下台到胡耀邦下台》明镜出版社，香港,１９９７年，第３３８页）

从此以后，报纸上就很少出现“清除精神污染”的文字了。这场来势很猛的斗争就这样悄悄地结束了。作为这次斗争的文字结果之一，胡乔木发表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长篇文章，要求各高等院校把这篇文章作为政治课教材，组织学生学习。胡乔木这篇文章是专为批判周扬而作的。为了这篇文章，他动用了8个单位的人力，集中了一批“秀才”，帮他起草。“时三个月，四易其稿”。这篇文章在《红旗》、《人民日报》等权威报刊上发表以后，又发单行本，１９８４年１月出版，印数达2000万册。但是，学生们并没有接受他的这篇文章，很快被人淡忘。

胡乔木的文章发表以后，又给他的对手施加一点抚慰。１月２６日，胡乔木写了一首诗给周扬，并致以春节的问候：谁让你逃出剑匣，谁让你割伤我的好友的手指？

血从他手上流出，也从我的心上流出，就在同时。

请原谅，可锋利不是过失。

伤口会愈合，友情会保持。

雨后的阳光将照见大地更美了：拥抱着一对战士。

诗中的“你”大概是指“异化论”，胡木也承认这个理论的锋利，但必须放在“剑匣”里收藏。“我的好友”是指周扬。可是，周扬是看不到“雨后的阳光”的。他曾在1983年11月５日，以向新华社记者谈话的形式，对“异化”问题作了检查，这个检查经新华社发通稿，为各家报纸采用。这次检查是违心的，被迫的，是痛苦的。熟悉他的人说，他从此被内心的懊恼、矛盾、痛苦深深地缠绕，心灵受到重创，郁闷成疾。（顾骧：《晚年周扬》，文汇出版社，2003年，上海，第115页）从此一病不起，“伤口会愈合”没有实现，僵卧病床数年而终。

清除精神污染实际只搞了几十天（有人说只搞了２８天），无疾而终。

为什么清除精神污染这么快就结束了？是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人联合抵制的结果。胡耀帮１９８９年４月５日在自己家里同李锐的一次长谈中说：清除精神污染问题。胡乔木、邓力群二人一直反对周扬、夏衍和巴金，认为他们三人是搞自由化的头头，影响太大。我一直顶住，认为这三人不能整。我曾批评过王兆国不该发言：“你又不知道周扬的历史情况，发这个言干什么。”乔木还拟了个文件，全国发下去，要人人过关作检查。我于是给乔木打电话，不能这么搞了，并且将原件退了回去。当时邓力群气势汹汹，逼《人民日报》、新华社发表文章：《向精神污染作斗争》。由于我和紫阳抵制，其它书记处成员都不赞成。大家知道，这场类似“文革”的“清污”运动，只搞了２８天，停了下来。紫阳在人代会讲到，此事中央有责任。但乔木、邓力群二人一直对此不满，耿耿于怀，于是接着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李锐：《耀邦去世前的谈话》，《怀念耀邦．第四集》，第２９７页）

清除精神污染很快夭折。一部分人（这部分人占多数）比较高兴。一部分人很不满意，还总结“中途夭折的教训”，并把这笔帐记在胡耀邦身上，到１９８７年１月批判胡耀邦时算总帐。

第3节 是一次未遂的宫廷政变？

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胡耀邦始终是一位焦点人物。他对中国改革事业的贡献是突出的，因他而引起的政治争议和政治风波也是突出的。

胡耀邦这个人廉洁奉公，思想开放。在干部和知识分子的眼中，他是一位富有革命热情和正义感的人，是一位有赤子之心的人。他独立思考，为人直率，敢于直言。毛泽东逝世以后，在两件大事上胡耀邦出了大力。一是在思想上拨乱反正，在真理标准的讨论中立了头功。二是平反冤假错案，在他亲自主持下，单是解放出来的高干部，就有６０００多人，为改革准备了一大批干部。在这两件事上他冒了很大的风险。他做好了这两件事，使压抑了多年的一股力量释放了出来。这股力量是改革初期的重要推动力量。作为共产党的领导人，对于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他当然不会让步的。但他思想比较解放，对知识分子比较宽厚。因而对批判文艺作品、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态度不够坚决。正是在这一点上，党内的一些老人对他早就不满意。邓小平对他也不满意。他也有缺点，如好即席发言，轻易表态，难免有疏漏，被人抓着了不少“辫子”。知识分子却喜欢他这样，认为这才是平民领袖的形象。胡耀邦逝世后，《科技日报》发表了一篇该报记者张戈非的一篇纪念胡耀邦的稿件，表达了知识分子上述看法：“宁可听漏洞百出的真话，也不愿听滴水不漏的假话”。

为了进一步研究胡耀邦这个人，２００４年６、７月间，我两次访问了胡耀邦的老朋友胡绩伟。他是新闻界的老前辈，我们是同行，他对我谈话很坦率。他认为，胡耀邦注定要被整下台。为什么呢？他不仅要从“四人帮”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还要从毛泽东的错误路线下解放出来；他不仅要突破“四人帮”和毛泽东的个人极权，而且反对树立新的个人极权统治；他不仅要纠正毛泽东那一套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假社会主义，而且还要反对打着毛泽东旗号的任何变了新花样的假社会主义。这就越来越威胁到某些政治权威和理论权威。胡耀邦最终成为某些人推行新的专制主义的政敌。胡绩伟借给我他写的一本书：《从华国锋下台到胡耀邦下台》，其中就有他说的这一段话（第３０４页）。

胡耀邦虽然使一大批被毛泽东打倒的干部平了反，复了职，但由于胡耀邦有了上述思想，有些老干部复职后对他并不满意。左派们不时地向胡耀邦发起攻击。１９８１年初发生的“社论事件”是左派和胡耀邦的一次小小的较量。

１９８１年３月１０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用自我批评的方法清理极左思想》的社论。这篇社论是在胡耀邦的主持下，组织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的编辑们写成的，其中有些话是胡耀邦的原话，这些话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上也讲过，稿件由胡耀邦审定，先在《理论动态》上发表，再作《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可以说，这篇社论完全体现了胡耀邦的思想。

为便于局外人理解，我对中国这个时期的“左”、“右”稍作解释。简单地说，倾向于资本主义的就是右，倾向于共产主义的就的左。在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里，左当然是好的。在左字上加引号，表示“左”不是真左，“左”不是好的。在改革年代，激进改革者被说成右，顽固保守者被人称为左。中国的改革过程应当以反左为主。这是时代决定的，也是改革的任务决定的。赵紫阳任四川省委书记时提出了“经济上反’左’，政治上反右。”的说法（１９９５年赵对本书作者说“我已经改变了。”）。这就是政治上排除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倾向，经济上排除改革开放的阻力。赵紫阳的这两句话反映了当时一些领导人的思想和作法。胡耀邦不同，他主张在经济上反左，在政治上也要防左，反左。

从中国改革总的要求来说，胡耀邦是对的。但他由此就处于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之上。

当时，胡木等人总是想把中央“以反左为主”的方针，扭转为“以反右为主”的方针。这篇社论就是批评这种倾向，阐明了多年来左倾路线影响的危害，因而触及了左派的痛处。他们向邓小平告状，说这篇社论有严重的片面性，全篇“只说反左，有２０多处，却连一处反右也没有。”“讲党的历史只讲‘左’的危害，没有讲陈独秀右的危害，王明后期右的危害。文章似乎给人一个印象，二十年来一贯‘左倾’”他们认为应该提“有左反左，有右反右”。邓小平找一些人来谈这篇社论，邓小平说“总的说，问题不大，不像反映所说的毛病那么大。那些同志把问题看得太重了。

”“这篇社论没有大错”，但是也表示同意“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提法。这就实际上给左派以口实，以便他们用“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来取代中央的“以反左为主”的方针。胡木等人像得到了尚方宝剑一样，决定马上向全国通报。表面上是批评《人民日报》的社论，实际上是批评胡耀邦。通报强调反右，还说“要注意，右的方面的东西往往和反革命活动的言论一起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梅行给《人民日报》社社长胡绩伟打电话，要他承认这篇社论错了。并劝胡绩伟不要说这篇社论是胡耀邦主持撰写的。胡绩伟理解为，这是要他承认错误，以便证明胡耀邦错了。胡绩伟想：当时中央已经研究撤销华国锋党的党中央主席，改选胡耀邦继任。如果胡乔木把这个通报发到全党，必然使大家认为胡耀邦在大政方针上出了错误，可能影响对胡耀邦的选举。因此，胡绩伟给胡乔木和邓力群写了一封信。

信中说“这个通报牵涉较大，搞得不好会不利于安定团结，希望三思。”后来这个通报没有发，是不是这封信起了作用，不得而知。“社论风波”就此停息。

进入１９８３年，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出现了明显的成效，但城市改革的动静不是很大。要不要在这个基础上将改革向城市全面推进？邓小平主张改革可以向城市推进。陈云阵线的意见认为，还应继续贯彻“调整、改革、充实、提高”的方针，全面总体改革应放在“七五”计划期间。胡耀邦按照邓小平和意见，千方百计地将改革向城市推进。

１９８３年１月２０日，他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一报告，题目是《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讲话提出“从实际出发，全面而有系统地改革，坚决而有秩序地改革”。“什么是全面而系统地改革？全面，就是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都要破除陈旧的、防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胡耀邦在讲话中还强调：“总之，要以是否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国家兴旺发达，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改革对或不对的标志。

”1月21日，《人民日报》一版头条公开发表了这篇讲话摘要。

这个讲话触怒了陈云和他的追随者。尽管胡耀邦传达的是邓小平的意见，但在组织上他被人抓住了辫子。当时党的另一重要领导人赵紫阳出访未归，而涉及这样重要问题的讲话，他又没有和其他人协商并取得共识。胡耀邦这个讲话引起了一场争论：是改革服从调整还是调整服从改革？

按常规，作为党的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应当以党的文件全文发下去。但胡乔木不同意发。习仲勋对胡乔木说：“党的总书记在有中直机关各部门负责同志和各省、市、自治区有关同志参加的会议上发表了一个重要讲话，如果不形成文件发下去，党的史会留下一个空白，怎么向后人交待呢？”胡木仍然坚持不发。为什么胡木敢这样坚持？他认为讲话全文没有提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向邓小平谈了这个意见，邓小平说：“这么重要的讲话为什么没有四个坚持？这个稿子不能发。”后来，经过胡乔木修改，加上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胡耀邦的讲话还是发下去了。

2月16日（大年初四），胡乔木让当时《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总编辑秦川和副总编王若水去他家中，对胡耀邦这个讲话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批《人民日报》宣传了这个讲话。胡绩伟回忆说：“乔木的谈话那样声色俱厉，好像把他对耀邦的不满都倾吐出来了。”胡乔木说：“对中央负责同志个人的批示、谈话，不要马上忙于宣传，弄得过份不好。”“中央同志有些讲话是在个别场合说的，根据这些讲话作宣传更要注意。”“中央的某一次会议，哪一个人的某一次讲话，不能作为宣传中心。

”“紫阳同志在耀邦同志离京前，曾当面和耀邦同志谈过，改革要有步骤，不能一轰而起。今年改革要集中到利改税。

改革要坚决而有秩序地进行，不能一下子都去搞承包。”他还说：“耀邦同志在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他请我修改，我改了一次，临到走前，我又改了一次。改了不少，还是有问题。现在还没有定下来，但文件已经发到县上去了。当然，整个讲话是好的。问题是，全文与十二大没有联系，有的还有同十二大精神不相符的地方。十二大开了才几个月，十二大还算不算数？．．．．．．十二大文件提出不要对大家施加政治压力。但耀邦这一讲话就反过来了，就造成压力，而且压力大。”“十二大要宣传共产主义，宣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他说胡耀邦的报告“把个人利益强调得过份”，“把国家利益和社会主义利益放在一边。”听了胡乔木的批评以后，胡绩伟认为：“一个书记处书记能够对总书记进行批评是很好的事，但最好是对总书记当面讲，或者有总书记参加的高层会上讲。而这次，却是背着总书记讲的，而且是专门向自己直接领导的下讲的。这位一再强调党性的同志这次什么也不在乎了。木同志不只批评全面改革，批评把承包推广到一切部门，而且给耀邦的讲话扣了一个违背十二大精神的大帽子，指责人民日报根据总书记的讲话进行宣传是头脑发热。这是一个多么危险的征兆！”（胡绩伟：《从华国锋下台到胡耀邦下台》，明镜出版社，香港，１９９７，第３２７页）

胡绩伟说的“危险的征兆”变成了危险的现实，并由此引发出一场不大不小的政治事件。

１９８３年3月１７日，胡耀邦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央财经小组向中常委的汇报会。由当时的国家计委主任姚依林和副主任宋平汇报。小平主持，陈云等老人都参加了。没想到，在会议中间陈云拿出准备好的讲稿，一条一条地、指名道姓地批评起胡耀邦来了。如，胡耀邦曾说过，财政赤字是假的。陈云在发言中说：“国家财政赤字是确实的，不是假的。耀邦。”陈云批评耀邦时，每批评一件事，后面总是像老师对学生的口气，亲切地称呼一句“耀邦”。陈云还批评了胡耀邦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看法，“说‘一五’时期搞１５６项是走了弯路，这种看法不是史唯物主义，是唯心主义。”他愤慨地说：“连’一五’都要改？”还问胡耀邦：“还要不要十二大决议？”因为十二大决议中有“调整、改革、充实、提高”的方针。对陈云的批评，胡耀邦没有辩解，不停地点头认错。看来，陈云憋了一肚子话，这次一吐为快，一共讲了条(《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中说陈云讲了十条)。陈云还明指胡启立暗指胡耀邦地说：“应该下放到财政部或国家计委去学习锻炼。”陈云批评胡耀邦的语气很重，有的地方用词很尖刻。邓小平没有想到也不愿意陈云会这样批评胡耀邦，有点不高兴，说：“今天主要是听汇报。”胡乔木等希望全党都知道陈云对胡耀邦的严厉批评。会后，胡乔木找陈云商会议记录、发言整理出来，然后召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进行传达和讨论。陈云同意胡乔木的意见。。赵紫阳等就准备开一个会商量这件事。赵紫阳说：“书记处可以准备，准备。这件事到底怎么讲由耀邦定，由耀邦自己讲。”开会的事胡乔木从陈云那里领来了令箭，却没有向邓小平请示报告。邓力群说，这是胡乔木“可能有点疏忽”但是，邓力群在既没有向邓小平报告、也没有向书记处请示的情况下，在新华社国内工作会议上传达了陈云对胡耀邦的批评。这次会是1983年春节后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的。当时我也出席了这次会议。在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大概是3月17日下午），说是中宣部长邓力群要接见与会代表。我们乘车到中南海。等了一段时间以后，说邓力群来了先合影，再听报告。我们在院里排了一个半园形的队伍，为照相作准备。不一会，一辆高级轿车从中南海西门开了进来，一直驶到我们这个半园形队伍的当中。邓力群一步也没有走就站到了为他安排的中心位置。当时站在第一排的人看到汽车直冲自己而来有点紧张。合完影后就进到里面作报告。这次国内工作会议由徐占琨负责简报工作。记录当然也是他的事。他也让我作一份记录。记录交上去以后，再没有退回来，也没让向下传达。正是在这次会上，邓力群传达了陈云对胡耀邦的批评。他在《红旗》杂志联络员会上也传达了这个内容。广东省委副秘书长李言年把《红旗》会上的这份传达记录稿送到了中央，胡启立才得知此事。

赵紫阳从胡启立那里得知这个情况后，立即打电话给邓力群，问他有没有这么回事。邓吞吞吐吐。赵紫阳说：“原来不是说要开个会定一下吗？怎么还没开会就捅出去了？立即打电话，不要扩散！”就在中央还没有最后定是否要开这个会的时候，胡乔木、姚依林竟然向各省、市和中央机关发出了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万里看到通知问习仲勋，习仲勋说不知道。又问胡启立，胡启立也说不知道。习仲勋认为，在总书记、常务书记、中办主任都不知情的情况下，竟然有人发出召开批评总书记会议的通知，这是很不正常的。习仲勋和万里认为党内危机迫在眉睫，共同向邓小平报告并作了工作。邓小平决定这个会不开，还说“胡赵格局不能变”。赵紫阳在天津得知这个决定。但是，开会的事已经传开了，海内外沸沸扬扬，以为这是一次倒胡行动，是一次未遂的宫廷政变。

但是，赵紫阳却对这件事的性质持不同看法。他1995年12月16日对本书作者说：“当时，的确有不少人对耀邦在经济问题上的作法有意见。我也有意见，也有一致的地方。但那时并不是想把耀邦搞下来，包括陈云。也可能我看得比较简单。”赵紫阳认为不是什么“宫廷政变”，但他对自己的这个看法也没有说死：“可能我看得比较简单。”赵紫阳从天津回来后，胡耀邦到赵紫阳家看望。胡对赵说：“那个会不开了。”还说：“外面对开扩大会很担心，以为中央要出什么事了。”赵说：“这些只是经济工作中的不同意见，不要想得太复杂了。我这个人你是知道的，只是个助手人才，对意识形态不感兴趣，我也不认为乔木和力群有非分之想。我们是在一条船上，同舟共济。”　事后，胡启立对赵紫阳说：“耀邦对你说的同舟共济很高兴。”（以上关于１９８３年批评胡耀邦的情况来自赵紫阳同本书作者的谈话，见本书“附录”）

情况可能不像赵紫阳说的那么简单。胡耀邦回忆说：“１９８３年有一天，乔木突然跑来，哭诉着说：你不当总书记，还可以干别的，我们友谊长存。我当时到非常诧异，不解其故。乔木反映过来后，破涕为笑，谈别的了。”（李锐：《耀邦去世前的谈话》，载《当代中国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４期，第３８页）胡耀邦还说：“１９８３年那次会是准备“换马”的，是邓保护了我。”（同上，第４３页）

就在陈云批评耀邦前后，姚依林和宋平联名给中常委和邓小平写信，说耀邦到处乱讲话，和十二大精神不一致。

使计委工作很难做。这封信没有什么反应。小平确定不开省委书记会之后，找姚依林谈了一次话，说：“你那封信有股情绪。”姚说：“我也承认有情绪。”　赵紫阳曾向本书作者谈了他和胡耀邦的关系。他说，在改革的问题上他和耀邦是一致的。在改革中，只有一件事他们的意见不一致，那是在１９８３年，胡作了一个报告，讲“包”字进城，把农村承包简单地搬到城里来。赵认为城市经济比农村复杂，要慎重。在经济发展问题上，他们也有不一致的地方。赵主张不要追求速度，胡主张提前翻番。这是他们的根本分歧（从胡耀邦对李锐的谈话来看，胡耀邦认为增长速度在4％－5％之间，不可能实现国民经济翻两番，只有7％才能实现这个目标，胡的这个看法是对的）。在陈云批评胡耀邦之前，小平找紫阳、耀邦、乔木一起到他那去谈了一次话。小平说：“今后经济工作由中央财经小组和国务院主要决策和发言，不要政出多门。书记处只管大事。”客观地说，经济工作应当由国务院管，胡耀邦管得过多是不合适的。他曾找国务院的几十位部长一一听取汇报，并即席发言，这些即席发言，部长们当作指示。由于他不是主管经济的，情况不是很清楚，他的有些指示使部长们为难。１９８３年初胡耀邦主张“包字进城”也有过粗、过急的问题，赵紫阳不同意也是有道理的。围绕那次陈云批评胡耀邦经济汇报会引起的风波，是不是一次未逐政变？是不是要胡耀邦下台？这要有分析。从赵紫阳等国务院这个角度看，的确是经济问题的争议；而在左派那里，是不是要借此机会要胡耀邦下台？是有这种可能的，但还要有新的史料证明。吴江在他的《十年的路》中，对这次批胡事件，用“拆台”二字，我觉得在现有的资料情况下，比较妥当。吴江认为，这件事明显地暴露了在改革问题上两股势力的较量，胡耀邦首当其冲。

胡耀邦得罪陈云那股力量由来已久。“党校事件”中已见端倪。在经济问题上，胡耀邦和陈云看法不一致。陈云认为胡耀邦不懂经济，胡耀邦认为陈云还是坚持老套套、老框框不放。１９８０年末，在中央常委和书记处会议上，讨论１９８１年国民经济发展速度问题发生了一次争论；１９８１年底，又在同样的会议上，又为１９８２年的速度发生过一次争论。胡耀邦在同李锐的谈话中提到了这个问题。胡耀邦说：１９８１年、１９８２年的争论：经济上尖锐些，关键是速度问题。说不能把住老套套、老框框不放。于是引起陈云、紫阳误会。

生产目的问题，并非批评什么人。

翻两番问题。１９８０年夏，在武汉讨论经济，到２０００年翻两番。紫阳、姚依林心中无数。小平问：怎样达到两番？我答年增百分之七点二，力争百分之七，不能少于百分之六。

姚说只能百分之六，１９８４年争五保四。我发急了，讲了难听的话，并非对谁过意不去。这时互相不能说服。于是每到地方时，我就在下气。在起草十二大报告时争论爆发。有人告状，说我在下讲了要百分之十，向乔木反映，乔木向小平反映了。于是小平找我去问：１，是否搞高指标？答未超过百分之七。２，是否说不要搞重点建设？答无此事。３，不要整党？

答要整，是文件怎么写的问题，实际上报告中写了。

胡耀邦这里说的生产目的讨论，是指１９７９年１０月，《人民日报》在胡耀邦的支持下，开展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其意是在发展生产所前题下，要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有人误认为这是针对某人的，也有人说胡耀邦主张“高消费”。

第四章 涨落—波起云涌的1986年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政治斗争也逐步深化。1986 年的反自由化斗争，比清除精神污染的规模、声势和影响要大得多。当时出现的形势有如耗散结构论中的“涨落”。在耗散结构论中，“涨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我这里不便用科学的语言来描述，只能给出一个大体的意思：所谓“涨落”，是一种能量运动的过程和方式，它使系统达到了一种远离平衡的状态，系统内可能由渐变发展为剧变。

1986 年，政治能量已经到了很活跃的程度，其运动已经十分激烈，出现了剧变的可能性。

第1节 １９８４－１９８６：政治波澜起伏

１９８４年，是中国改革大步迈进的一年。其标志之一是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把过去视为异端的“商品经济”写进了决议；二是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经济特区，对外开放有突破性进展。

1984年12月25日到1985年1月5日，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代表大会召开。按照过去的做法，作协领导班子由中宣部、中组部提名。这次会前，作家们知道了上面定的人事方案很不满意。12月2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作协四大的人事问题时，著名作家夏衍问：“原来准备的人事方案怎么样啊，是指令性计划，还是指导性计划？”胡耀邦回答说：“人事名单如果是党的部门决定的，要撤掉。既不是指令性，也不是指导性，是无效性。”胡耀邦说：“人事管理问题，要区别两种情况，一种是党和政府直接领导的单位，另一种是人民团体，对于后者，我们根本不要干涉。比如作协、文联、科协等，还有民主党派，这些团体愿意选谁就选谁。”结果，作协四大选举时，上面指定的人没有选上。巴金被选为作协主席，刘宾雁被选为作协第一副主席。上面指定的人大多是“清除精神污染”的积极分子。夏衍高兴地说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遵义会议”。在这个会上，作家们还说了一些被左派认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话。邓力群说“作协四大开糟了”。李先念说“这个会实际是一个反党的会”。（《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第487－488页）

１９８５年，改革中两个失误使两员改革大将落马。一是海南汽车走私事件，使改革大将雷宇失去了海南特别行政区最高长官的职务。二是福建省的晋江假药案，使改革大将项南失去了福建省委书记的职务。

１９８５年９月是多事之秋。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和十二届四中全会；另一方面出现了一次规模不大不小的学潮。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是９月１８日到９月２３日召开的。这次会的名称前面既没有届，也没有次，在党史上也没有突出的记载。因为它不是全国代表大会，而是两次代表大会之间的一次代表会议。按照党章规定，在某次代表大会之后，重要问题应当召开全国代表会议讨论。但新中国成立以后，这样的会只开过两次，第一次是１９５４年处理高岗问题，这是第二次。在这次会之前的两天召开了十二届四中全会，在这次会后的第一天又召开了十二届五中全会。

这是一次什么样的会呢？这次党代会一是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计划的建议》；邓小平讲话强调改革，也强调四项基本原则。陈云讲话强调“社会主义经济，还是有计划，按比例。”二是讨论了领导干部新老交替的问题，邓小平提出到“十三大”他全退；会议中间正发生学潮，所以又增加了一项内容，即如何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１９８５年９月，是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这一年，中国和日本的进出口贸易额比上一年增长４０多亿美元，达１６４．４亿美元，其中进口额１０８．３亿美元，出口额５６．１亿美元。逆差５２．２亿美元。由于中国经济技术长期落后，信息不灵，再加上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作风，一些日本商人乘机向中国倾销了一批过时淘汰设备和劣质商品。这些情况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当时流传最广的是上海宝钢项目吃了日本人的大亏，因此，群众中不满情绪在蔓延。一些人认为日本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当时还有一件事大伤中国人的感情，８月１５日，以日本首相中曾根为首的内阁成员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在靖国神社里有东条英机等１４名甲战犯和大批侵华阵亡者的灵牌。青年大学生们对此无不义愤填膺。北京大学的学生贴出大字报，要求到天安门广场游行。有的大字报措辞很激烈。中共北京市委要求学生在校内组织一些适当的纪念“．一八”的活动，坚决制止继续写大字报和到天安门。校长丁石孙几次出面劝阻，使校方和学生意见严重对立，因而出现了一些批评政府的大字报。学校关闭了大门，一些学生冲击南门，要求出去游行。由于学校多方劝阻，加上门外有海淀公安分局的警察阻拦，大部分学生没有走出校门。分散离校的数百名北大学生和其它高校零散出来的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集结，高喊“爱国无罪”、“反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等口号，并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了花圈。

“．一八”以后，事件还没有平息。北京一些高校里继续有大字报出现，或声援北大，或抗议日本对华贸易政策，或批评政府。１０月１日，西安有数千名学生上街游行，烧了几家商店门前的“日本照相器材展销”的横幅。１０月１７日，成都人民南路的游行队伍达万人以上。

这次学潮是怎样平息的呢？当时刚上任的中宣部长朱厚泽亲身经了这一段历史。2004年５月，他对本书作者回忆说：从北戴河假期办公会议回到北京后，正赶上“９．１８”北京学潮。中曾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这一年正是中国纪念抗战胜利４０周年。中日贸易逆差大，从日本进口的机器有的质量不好，还传说宝钢引进日本的设备吃了亏。等等。说是日本人“第二次侵华”。学生上街游行。

９月１８日到２３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在京举行。党代会上决定处理学生问题的方针：党委领导人要深入到学校和学生直接对话。这是第一次用“对话”这个词，是胡耀邦提出来的。按这个要求布置下去了，孙平化、符浩等外交官员给学生讲中日关系，澄清一些被误解和被歪曲的问题。由于党委不回避尖锐问题，实事求是，直接和群众对话，思想工作做通了，学潮平息了。

这次平息学潮，没有动用军队，没有政治恐吓，领导干部和学生平等对话，疏导，是这次平息学潮的主要方法。

这是胡耀邦处理学潮的指导思想。

在这次学潮中，各地也出现了一些批评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大字报。这样的大字报虽然不多，但使中国共产党内的一些人看到，在社会上的确有一股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的力量。这一情况更加强了他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决心，也增强了他们对改革的担忧和疑虑。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出现了学潮，对会议无疑会产生影响。邓小平在这个会的闭幕时讲话中特别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说：究竟什么是我们党的政策的连续性呢？这里当然包括独立自主、民主法制、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等内外政策，这些政策我们是不会改变的。而所有这些政策的基础，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对此我们更是不会改变，不会动摇的。不然的话，我们的社会就将是一个乱的社会，就谈不上安定团结，什么建设改革、振兴中华，都将成为空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北京，第１４６页）

学潮平息以后，１９８６年，政治上又出现了比较宽松的气氛，改革舆论又开始升温。

4月13日到16日，胡启立在上海同文艺界、理论界、教育界、科技界的知识分子座谈时传达了胡耀邦和中央书记处的意见：“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组织手段来解决。我们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要说服、引导，要鼓励大家真正讲心里话，不要一听到议论，特别是尖锐的话，动不动就查，就要立案、追究、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不能再搞了”。胡启立传达的话可能在书记处部经过了讨论。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朱厚泽（他是１９８５年8月从贵州省委书记调任中宣部长的）４月１２日在中国音乐协会四届二次常务理事会上讲话，提出宽松，宽容，宽厚，创造出一种融洽和谐的气氛。４月２２日，朱厚泽在报刊理论工作负责人座谈会上说，要鼓励、提倡理论工作者开展创造性的理论研究工作。朱厚泽的讲话得到知识界的普遍欢迎。

5月8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没有社会主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又使气氛进一步宽松。

第2节 １９８６：重提政治体制改革

１９８６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学潮的平息，邓小平感到局势在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又重新提出来了。

６月１０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央负责同志汇报当前经济情况时说：“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

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标志。……１９８０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北京，第１６０页）

６月２８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同上，第１６４页）

７月１２日，一次规模很大的政治体制改革理论研讨会在中央党校结束，这次研讨会上提出了很多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其中有的文章思想相当解放。研讨会结束时朱厚泽讲话。他说，目前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思想文化方面的改革相互配合，相互影响，使全面改革的浪潮一步一步向外扩展、向下深入。

７月１６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兆国在中央党校毕业典礼上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善、富有效率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

７月３１日，万里在全国软科学座谈会上发表《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讲话，经邓小平和陈云同意，8月15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当时产生了震聋发聩的影响。

９月３日，邓小平对日本朋友竹入义胜说：“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北京，第１7６页）

９月１３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汇报时说：“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同上，第177页）

９月２９日，邓小平在会见波兰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时，又一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还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同上，第178页）

１１月９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说：“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同上，第179页）

９月５日，《人民日报》报道，中共中央书记处学习讨论了邓小平关于《党和国家领导体改革》一文，要求中央国家机关、中直机关的干部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认真学习讨论这篇文章。

如此集中、如此高调地大谈政治体制改革，给人们造成了这样一个印象，政治体制改革很快就要展开。

中宣部召开全国报刊总编辑座谈会。新任中宣部副部长滕藤在会上出语惊人：“报纸登什么，不登什么，这个权应归编委会或总编辑，报社领导应该有取舍新闻的权力。什么新闻可登头版头条，什么东西可以不登，这些事情完全可以靠报社自己来定。”这等于放开了坚持了几十年的舆论控制，即“放开报禁”。

8月7日，万里在家里接见了刘宾雁，万里夫人和孩子也在座，接见充满了和谐的气氛。万里称赞刘宾雁提出的“第二忠诚”。“第二忠诚”是指怀着赤诚的心对党提出批评。万里说：“我赞成你的观点，我们党不仅需要雷锋精神，需要第一种忠诚，也需要第二种忠诚。如果一个党不能听取批评，不接受群众的监督意见，非垮台不可。不管你是共产党，社会民主党，自由党，还是基督教民主党，都要垮台。”这段话传出以后，对知识分子颇有鼓舞。

知识界思想又活跃起来了，从１９８６年７月以后，全国各地召开了各种各样的学术讨论会，在这些会上不少发言或明或暗地批评“四项基本原则”。

报纸的总编们胆子也大起来了，过去不能发表、不敢发表的东西也发表了。

８月３０日，《人民日报》在一版头条位置发表评论员文章：《政治问题可以讨论》，其中写道，旧社会人民处于无权地位，只好“莫谈国是”，新中国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有什么理由禁止他们对那些与自身利益攸关的政治问题进行研究、讨论、争鸣呢？”这个题目和7年以前郭罗基受批评的文章题目惊人地相似。１９７９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郭罗基写的一篇以三人辩论形式的文章：《政治问题为什么不能自由讨论？－－从“划清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谈起》，胡乔木大为恼怒，向邓小平告状。邓小平下令把郭罗基赶出了北京（从北京大学调到南京大学）。

９月８日，文学理论家刘再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长篇文章：《新时期文学的突破和深化》，文中强调，文学应当把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作为神圣旗帜高高举起，作家要以空前的热忱，呼吁着人性、人情和人道主义，呼吁着人的尊严和价值。他以更高的调门重提在清除精神污染中批判过的人道主义，得到了很多人的响应。

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到处发表讲话。他们讲话的内容，主要是揭露社会上的阴暗面，批评共产党的腐败，要求加快政治体制改革，要求加速民主化进程。他们的讲话，受到青年学生们的狂热支持。他们也成了青年人崇拜的偶像。

我曾参加过一次刘宾雁在天津大学的报告会。可以容纳５０００多人的求实礼堂，不仅椅子上座满了，两个椅子之间的扶手上也坐满了。在台上，在走廊，青年们都席地而座。在礼堂外面还挤满了人，不时有门窗玻璃被挤破的声音。在场的人说，国家元首也没有受到过这样热烈的欢迎。情况的确如此。可见大学生们对政治改革的关注。在这些演讲中，以方励之最为尖锐。他毫无顾忌地批评马克思主义，批社会主义制度，批评共产党的领导。

思想界活跃起来了，一些坚持传统思想的人的忧虑和警觉也同时产生了。两种思想的斗争也就激烈起来。刘再复的文章发表后，老文学评论家陈涌就发表文章，对刘的文章进行上纲上线的批评。滕藤关于报纸的讲话广后，朱厚泽就接到了几个批评电话。朱厚泽为滕藤打掩护，说他是化学专家，不了解情况。在滕藤发表这个讲话后不久，中央派他到天津办一件公务。当时的天津市委书记李瑞环不接待。李瑞环说：“那个讲报纸发什么、不发什么由总编辑决定的人来了，我们不欢迎”。滕藤只好灰溜溜地回去了。

然而，中国知识界对政治体制改革看得过于简单。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既产生于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又深深根植于中国几千年的政治传统。西方国家先是以资本主义的议会制取代封建专制制度，政党是在议会制的基础上产生的，也在议会制的舞台上活动。马列主义是先组织革命政党，由革命政党来夺取政权。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一党专政，政党在国家之上。政治改革，要改革变一党专政的状况，这等于让中国共产党让出权力。所以，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说：“要共产党搞政治体制改革，等于与虎谋皮。”有人从分析中国的政治传统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来总是由一个占绝对优势的政治集团，从力量上战胜并驾驭其它政治集团，否则，中国就会出现群雄割据的局面，国家就不能统一，社会就不能安定。既然由一个“占绝对优势的政治集团”来控制局面，那只能是一党专政了。这种看法在中国知识界很有市场。要改变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的状况，既要克服苏联十月革命以来形成的意识形态，又要保持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更为重要的是要克服执政者既得利益的阻力。

所以，中国的政治改革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一提起政治改革就要引起激烈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

第3节 秦柳方上书和“马丁事件”

1986年，两种力量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息。持保守思想的人一直想寻机向改革者挑战，但是，这一年改革思想占主导地位，保守派没有翻起什么大浪。只有两个政治小浪花可以花费一点笔墨：“马丁事件”和“秦柳方上书”。这两个事件是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秦柳方，生于1906年1月7日，早年参加革命，但摇摆于国共两党之间，两次参加共产党，两次参加国民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国务院“八办”（即财经办公室）学习组长。10干部。后在社会科院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他随时记录孙冶方的言论向中宣部汇报，为孙冶方打成修正主义分子提供了重要根据。进入八十年代，他觉得改革开放玷污马克思主义的圣洁，对改革中不断突破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理论一直抱批评态度。所以，他十分赞成清除精神污染，积极地参与反自由化。1986年2月22日，他写了一封信，附了几篇文章，送给胡乔木和邓力群等人。其中可能有马丁的文章。

马丁写了什么文章？为什么能成为轰动一时的“马丁事件”？

1985年11月2日，《工人日报》发表了题为《当代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十大转变》的文章，署名马丁。马丁的真名是宋龙祥，南京大学哲学系青年讲师。编发这篇稿子的是该报“社会之声”栏目的责任编辑徐景春。这是一篇综述性文章，谈不上有什么理论深度。文章抓住了经济理论界一些敏感的新苗头，很引人注意。

马丁文章一发表，《工人日报》社就接到朝日新闻、美联社、南通社驻北京记者的电话，打听马丁的身份及文章出笼的背景。一些在北京的理论工作者也来电话，对马文褒贬不一。

12月9日和10日出版的第49期《北京周报》上，刊登了马丁文章的译本。有英、法、西、日、德、文版。人民出版社的《新华文摘》1985年12期全文转载了马丁的文章。

马丁文章的读者范围在逐步扩大，更多的人开始关注起“马丁”这个生疏的名字。

1985年12月11日，日本时事通讯社从北京发出长达800字的电讯。电讯中说：“马丁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倡仪：为了适应中国的经济改革所面临的任务，要明确指出《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已失去有效性，并大胆采用凯恩斯等西方近代经济学的成果”。时事通讯社这篇报道，不少地方是记者对马丁文章的自己理解和主观判断。例如，马丁的文章主张经济科学研究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而日本记者却说马丁主张“实行学术研究的自由化”，马丁的文章明确指出，“当代西方资产阶经济学从本质上来说仍旧是庸俗的和非科学的”。但另一方面也指出，“过去只是注重批判它的庸俗性、辩护性和反动性，而忽视了它还有其实用性、合理性和科学性，”并主张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对待传统庸俗经济学的科学态度来对待当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文章在列举了一些西方经济学各派的研究成果后，指出：“科学地批判、分析、借鉴这些成果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但日本记者却断章取义地说，马丁的文章“高度评价了”西方近代经济学的“实用性、合理性、科学性”，“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日本时事通讯社的电讯发出后，东京《朝日新闻》与《读卖新闻》等就很快采用。《朝日新闻》12月11日发表此消息时加上“《资本论》失去有效性，提倡现代经济学理论成果”的标题，还同时增加了一个近500字的注，捕风捉影地说马丁文章是“党中央的主流派”，想要“试探国内的反响”。

如果以上只是对马丁文章的报道的话（尽管报道有所歪曲），在纽约出版的《中报》却对马丁的文章进行批判。《中报》是一张中文报纸，总编辑傅朝枢曾当过闫锡山的秘书。（１９８９年“六四”后傅朝枢曾来北京，杨尚昆接见过他。

《中报》采取支持中国政府镇压学生的立场，当然在北美难以立足，１９８９年８月就关门大吉。这是后话。）1985年12月19日，《中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扬弃学术功利主义》的社论，对马丁文章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一、指摘马丁文章认为《资本论》已失去了“有效性”；二、指摘马文主张“大胆引进”凯恩斯理论。这篇文章明确注明“根据日本《读卖新闻》12日报道”。

《中报》为了使这篇文章在中国国内产生影响，在发稿前就向新华社驻联合国记者透露了这件事。于是，马丁文章开始“出口转内销”了。12月18日，新华社驻联合国的记者发回了《中报》这篇批判文章，很快在新华社的《参考资料》上发出。《参考资料》是司局干部能看到的有关国际动态的内部刊物。秦柳方正是从这个内部刊物上收集到反自由化的材料。

为了引起更高层的重视，1986年2月21日，新华社的一种等级更高的内部资料上以《纽约〈中报〉批评我国某些经济学家“食洋不化”，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有强大生命力》为题，加上前言，报道了《中报》的社论。这种内部资料是供省、部干部和中央委员参阅的。所以，这期内部资料一发，很快引起了一些中央领导人的重视。

为了使广大群众参与反自由化，1986年3月4日，新华社的《经济参考》报又以《马克思经济学说有强大生命力—一纽约〈中报〉批评我国某些经济学家“食洋不化”》为题，对《中报》的社论作了公开报道。当时这家报纸发行80万份，影响很大。光明日报社的《文摘报》、上海解放日报社的《报刊文摘》、《理论信息报》等，对《经济参考报》的这篇报道也都作了摘要转载，从而影响更大。

1986年2月的一次企业管理会议上，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批评《工人日报》发表马丁文章，说这是“高层次的精神污染”，是“典型的资产阶级自由化”。

马丁文章的问题越来越大，似有不断升之势。事态没有进一步扩大，经济学界应当感谢秦柳方，正是他向中央揭发经济理论界自由化的那篇报告救了马丁。这个材料送到胡乔木那里，胡乔木、胡乔木送给胡耀邦、赵紫旧，附信说“值得看看”。1986年3月3日，赵紫阳、胡耀邦对秦柳方的这个报告作了批示。赵紫阳的批示是：“批判经济理论上的自由化，可要慎重，现在更需要的是大胆探索。”胡耀邦批示：“同意紫阳同志意见。”由于胡、赵两位领导人的干预，一场在经济理论界反自由化的风暴没有刮起来。

1986年3月13日，《北京周报》给中宣部外宣局呈上报告，说明马丁文章的原委，要求新华社澄清事实。3月14日，人民出版社给中宣部送去《关于马丁的文章和纽约〈中报〉对该事批评问题的报告》。事情应当就此终结。

但是，由于新华社的《经济参考》报和内部资料把矛头指向“某些经济学家”，于光远等一批经济学家，得到胡、赵的批示，有了尚方宝剑，开始对新华社做出回应。

3月22日，于光远、廖盖隆、王若水、苏星、冯兰瑞、董辅（衣补加乃）、曾彦修、张惠卿等三十多人，专为“马丁事件”开了一个座谈会。会议由思想比较开放的中宣部副部长王惠德主持。座谈会上于光远首先作了长篇发言，他肯定了马丁的文章，指出《中报》对该文的指责是无的放矢，批评新华社以外电歪曲报道为依据，以讹传讹，是对中央工作的干扰。于光远发言时态度激烈。原人民出版社社长曾彦修、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研究所研究员冯兰瑞、社科院经济所所长董辅（衣补加乃）、红旗杂志副主编苏星、人民日报社的王若水等都谈了和于光远类似的看法，但态度比较缓和。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喻权域（在国内部分管内参、此时已调任《经济参考报》总编辑）在会上成了被告，他的发言不断被与会者的反驳所打断。这次会议提出两条要求：一、鉴于《国内动态清样》上次的失真，应根据当天会议讨论情况，重新写一次动态清样。二、由中宣部将这次会议讨论情况整理一简报，上报中央。

改革派乘胜追击。1986年4月1日的上海《社会报》、《世界经济导报》报道了马丁事件引起理论界关注的消息。《社会报》的标题是《学术要自由，探索要大胆／“马丁事件”引起我国理论界关注／人们再也不允许破坏学术生态环境的怪现象继续存在下去》。4月7日，《世界经济报导》重新全文刊登了马丁文章的全文，并转载了《中报》的社论以及《读卖新闻》的报道。以后，该报围绕“马丁事件”又作了大规模的讨论。

紧接着，《文汇报》、《经济学周报》、《长江日报》、《新华日报》……纷纷发表有关“马丁事件”的评论文章，并报道了事件的真相。至此，“马丁公案”基本了结，引出了理论研究需要宽松环境的结论。

但是，在上层，坚持改革和坚持反自由化的斗争还很激烈。在中央机关，传统思想比较严重的是两个部门：一个是中共中央中宣部，一个是国务院的国家计委。胡耀帮为了解决中宣部的问题，调贵州省委书记朱厚泽任中共中央传传部长。2004年３月３０日，朱厚泽在他的万寿路新家向我谈起了当时的情况：１９８５年８月，中央调我任中宣部长，接替邓力群（邓调中央书记处，分管意识形态），调胡锦涛接替我的贵州省委书记的职务。胡锦涛当时是最年轻的省委书记，中央要求我做好交接工作。胡锦涛到贵阳，我对他说：我不在省委给你交接，我陪你往下走，一边走，一边看，一边听，一边议论。他说很好。陪同我们二人的还有省委副书记和常务副省长。他们两人有事就回贵阳，办完事就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向西、向南，经毕节、六盘水、黔西南、黔南。每到一处停下来，由地、县委汇报。到了黔南的罗甸，中央打电话，让我速去北京，参加北戴河会议。

我到北京，就住在厂桥中办招待所。当晚，就让我到胡耀邦的专列上，去北戴河。我上车见了胡耀邦。他说：“已经来了，宣传部怎么搞？”他想听我的意见。我长期在地方工作，对他的提问没有准备，只好回答：“无从谈起。”胡耀邦说：“先到北戴河听听讨论。”我们去北戴河参加的是中央办公会。中央每年夏天到北戴河假期办公。

到了北戴河，每天上午开会，下午游泳。工作会议上有两个半天讨论意识形态。在讨论意识形态时，反对自由化的劲头很大。姚依林说：“自由化的根子在经济工作里。”事先没有让我发言，我也没有准备发言。到了１１点半，快散会了。胡耀邦说：“朱厚泽，宣传部长，你也讲一讲嘛！”胡启立马上把话筒推到我前。我没办法，只讲了十来分钟。我说的大概意思是，我长期在地方工作，对上面情况不了解。从地方实际工作看，特别是从贵州这个穷地方看，妨碍实际工作和改革推进的主要是左的东西的影响。没想到，我这个发言，反映很强烈。杨尚昆说：“是个思想家呀。”邓力群不吭气。

从北戴河回北京，我又乘耀邦的专列。胡启立、田纪云也在其中。耀邦让我们到他房间去。胡耀邦对田纪云说：“中央两大综合部门，党中央这边是中宣部，国务院那边是国家计委。中宣部这边问题解决了，你去跟紫阳同志说说，早下决心解决计委的问题。”田纪云当时没有说话。那时主持国家计委的是姚依林和宋平。他们还是按老办法工作，你放权他就收。姚依林还说自由化的根子在经济工作中。胡耀邦对计委当然不满意。两年以后，我回顾胡耀邦这次谈话时想到：你想解决计委的问题没有实现，你自己反而被计委的人给“解决”了。

第4节 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的一场争论

“秦柳方上书”和“马丁事件”这两件事还是公开的。内部的斗争是围绕“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方针问题”的起草展开的。胡耀邦想搞一个好的意识形态文件，用一个开明的方针来对待意识形态。1985年9月2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十二届六中全会要讨论通过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决定。1985年11月间，胡耀邦就开始考虑起草的问题。作为中宣部长的朱厚泽，在这方面当然应该做更多的工作。但是朱厚泽对形势不很乐观。他认为，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搞一个大文件很难，只能零打碎敲地推行改革。他对本书作者回忆说：这段时间内，胡耀邦问我：“你来了半年了，有什么反映？”我说：“反映就是没有什么动静。”胡耀邦还让胡启立、王兆国给我带话：“大胆一点，准备个报告提供书记处讨论，我们大家支持你。放手工作嘛！”他认为我不敢大胆工作。他希望用新的指导思想写个报告，意识形态方就会打开新的局。当时的情况是，最上一层有老同志；老同志下是胡、赵；日常工作是书记处，开始是习仲勋，后来是胡启立；在政治局委员中胡乔木分管意识形态；在书记处中，邓力群分管意识形态；再下面才是我中宣部长。我是第六层，“六层夹塞”。胡耀邦让我把想法摆出来，他在上支持我放手工作。他太天真了。我不可能把我的想法摆出来，一摆就要吵架，他也没办法支持我。如果我摆出了自己的看法，在中央会上有分歧，我就不能在下讲我的看法了。

我对启立说：“写报告今年不能搞。连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也不能开。”以前每年都要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

不开宣传工作会议怎么办？我就东一个地方讲一点，西一个地方讲一点。在上海，在天津，３月８日在音乐家座谈会上，３月９日在出版工作协会上，４月４日在光明日报社，４月２１日在翻译家座谈会上，４月２２日，在主要报刊和经济学家座谈会上，５月２日在全国图书发行会上，在文化厅局长会上，我都讲我的看法。就是不开全国会议，不写报告。我在下讲什么也不给中央报告。用渗透的办法向下讲我的观点。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只能这么干。

朱厚泽用这种渗透的办法提出了著名的在思想文化方面的“三宽”方针：宽松，宽容，宽厚。邓力群认为：“由于’三宽’方针，导至鼓励各种错误意见发表。”“冒尖人物和冒尖言论纷纷出笼了，乱得不得了。”“三宽”是让“搞自由化的人宽松。”“是让搞自由化的人无所顾忌。”（《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第563、571页）。李先念在报纸上看到朱厚泽的“三宽”发火了。石得知李先念的态度，急忙对朱厚泽说：“厚泽，你那个‘宽’的文章不要再做了。”对于精神文明建设，当时社会上有种种不同的看法，大致归纳起来有两种：一种看法认为，精神文明建设就是精神境界的开拓，价值观念的更新，文化素质的提高，要吸收一切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促进全民族勇敢探索创新。总之，精神文明就是民族精神的现代化。另一种意见认为，精神文明建设就是将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在一个共同的理想之下，统一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下，用共产主义思想去抵御资产阶自由化的侵蚀。显然，这两种看法针锋相对，水火不容。这种对立，给起草文件造成了很大困难。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一次会议的政治报告中的第三部分“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提到“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国人在1958年吃够了“共产主义”的苦头，多年的“大锅饭”阻碍了经济发展。改革，就是要突破这一点。左派死死抓住十二大这句话不放，发起了一次又一次攻击。

在胡耀邦的主持下，1986年1月26日形成了一个比“提纲”更进一步的“要点”，“要点”中没有提“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但在“共产主义道德和社会主义道德”的关系上费了笔墨。说“在社会主义阶段，我们提倡共产主义道德，但是，在全体社会成员中，在经常大量的日常生活中，必须贯彻社会主义按劳分配。”“把铁饭碗、平均主义当做社会主义道德，用以反对改革，都是完全错误的。”1986年8月3日提交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审议的稿中和以后的几次稿都没有提“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胡耀邦批印的8月13日提交政治局审议稿中，也没有提十二大这句话。稿件指出“对外开放作为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不仅适用于物质文明建设，而且适用于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下大决心，用大力气，努力把当代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具有普遍性的经济行政政管理经验和其它有益文化学到手，并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和发展。不这样做就是愚昧，就不能实现现代化。”“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

胡乔木同邓力群私下议论说：“这个文件比十二大报告倒退了很多啊！”在北戴河讨论时，8月9日，邓力群做了一个长篇发言，他不仅搬出了十二大报告，还搬出了陈云、邓小平在各种场合下带有左的倾向的讲话，说这个文件稿违反了十二大和中央领导人的精神；又说十二大以后出现了很多双文明单位、双文明地区、双文明城市，还有朱伯儒、刘吉、曲啸、李燕杰这些“思想政治工作能手”的经验，这个文件没有吸收这些好经验，联系实际不够；还说“最近一年多来，自由结合的讨论、研究问题，相当多，参加这种自由讲座的人各种各样。有文化大革命中搞极左，现在搞极右，由西单民主墙、北京之春、1980年竞选影响下涌现出来的人。我们的文件不能被他们抓住一点作为他们的工具。”（《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第576－605页）

9月7日，邓力群又将一个“书面修改意见”分送政治局常委，同时附一封信。信中说胡耀邦主持起草的文件稿“对于十二大、党代会、中央常委讲话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精神还是表现不够。”“作协四次代表大会期间和会后，有些人讲没有前提、没有限制的创作自由，在文化界、思想界引起一些混乱。．．．．．今年以来，不讲前提，不讲界限，只讲宽松、宽容、宽厚，出来了不少东西想必常委们已经了解主要情况。”他在信中还说：“看来，精神文明决定有必要在分清是非、澄清混乱、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方面，下一番功夫。”明眼人一看就明白，他还是坚持用共产主义思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同上，第607－609页）

陈云支持邓力群的修改意见，9月10日，他在邓力群的修改稿上批示：“我同意这个修改后稿子。”（同上，第610页）

邓小平对邓力群的修改意见不仅没有表示同意，还拿起笔来删去了一句话：“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在中国也有约百年的历史，在某种条件下也并非绝对没有卷土重来的可能。这是中央领导同志再三警告过的。”（同上，第629页）

邓小平赞成胡耀邦的那个稿子。9月15日，邓小平批示：“耀邦、紫阳的意见很对。”胡、赵的意见就是认为再写“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不合适。9月16日上午，邓小平办公室电告写作组：小平同志又看了耀邦、紫阳给常委的信，说：“还是照他们两位的意见办。”（龚育之：《在耀邦主持下起草精神文明决议》，载《财经》2005年第3期）

9月17日上午，即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将讨论并通过《决议》（草案）、提请十二届六中全会审议之前，胡耀邦特地去向邓小平汇报请示。胡耀邦回来向起草小组谈起他和小平谈话的情况。他对小平说：看来讨论中有同志要挑起争论，坚持自己的意见。邓小平说：不要紧，实在要挑明就挑明，就让他挑开。最后还是以表决的办法解决问题。打的是我的牌，总的倾向是要把我们拉向左。这个不行。那么一改，会使人感到我们的政策又变了。现行的路线不能动摇。我最近讲过多次。我们的政策还是放。（龚育之：《在耀邦主持下起草精神文明决议》，载《财经》2005年第3期）

邓小平不仅否定了邓力群的意见，9月18日还专门找邓力群谈了一次话，批评邓力群“想把文件向左的方面拉。

”“你这次对决议草案提意见的方式不对。”警告“你和乔木不要扩大我和陈云同志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在一个多小时的谈话中，邓力群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事后邓小平在一个小会上说“邓力群要把我们往左的方面拉。”（《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第611－620页）

北戴河讨论《决议》（草案）时，关于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有争论，但开始还不是争论的焦点。胡耀邦主持的稿件也写上了一段话：“搞资产阶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是根本违背人民利益和史潮流的，是广大人民所坚决反对的。”这段话点明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政治方面的，防止有人任意扩大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范围。

陆定一坚决不同意写反自由化。他说反自由化是苏联教条主义针对我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来的，后在文革中又被“四人帮”使用。他说：“笼统地提出反对自由化，不但在原则上和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创作自由等人民的基本权利相冲突，而且史上造成的后果很坏，对于繁荣我国学术文化，和政治生活民主化都极为不利。”北戴河会议结束以后，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朱厚泽得知邓力群等人又要拿出一个修改稿，要求讨论。朱厚泽感到为难，他请示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回北京后就要讨论了，怎么办？”胡启立说：“老爷子已经有态度，就这样了。他还要吵，那就摊牌吧！”胡启立说的“老爷子”是指邓小平，他对邓小平的态度估计很乐观。

９月下旬，在北京举行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陆定一先在小组会上重申他在北戴河的主张。他的意见未被采纳。９月２８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全体会议，胡耀邦主持。由播音遇念了一遍决议稿，话音刚落，全场热烈鼓掌。胡耀邦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没有？”准备让与会者举手表决。陆定一（他坐在中顾委席的前面）站了起来，发言坚持去掉反自由化的那段话。他简短的发言引起了热烈鼓掌。其中，中顾委（坐在大会堂右边，中间是中央委员，左边是中纪委委员）这边的掌声最热烈。万里发言支持陆定一的意见。余秋里、杨尚昆发言反对陆定一的意见。坐在主席台上的常委也在议论纷纷。这是中国共产党全会上很少出现的情况。胡耀邦在犹豫间，邓小平发言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的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实际情况是，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所以我们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管他什么这里用过、那里用过，无关重要，现实政治要求我们在决议中写这个。我主张用。

看来，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93年，第181－182页）

邓小平这一段讲话是被陆定一的发言激起的，是被中顾委为陆定一的热烈掌声激起的。事先他没有说这样话的准备。

胡耀邦在布置会后传达时，要求主要传达决议，不必传达争论。因为当时邓小平是即席讲话，没有文字稿，无法传达，等整理出来后再传达。

事后，王震在中央党校印发邓小平讲话，人手一份。他在全校大会上说：“十二届六中全会精神就是反对资产阶自由化，就是小平同志的重要讲话。有人故意不让传达，想隐瞒。力群、乔木同志向小平同志作了汇报。小平同志说，我在六中全会讲反自由化要反二十年，有人不爱听，现在再加五十年，一共七十年，反到下世纪中叶。”胡耀邦希望搞一个好文件的目的不仅没有达到，反而出现要相反的效果。十二届六中全会翻了盘。邓小平的讲话被左派利用，掀起了更严厉的反自由化斗争。

邓力群对这个决议也很不满意。他写道：“《决议》中虽然没有’三宽’的文字，但’三宽’的精神充斥其中，这样，搞自由化的人感到这个可以接受，那个可以利用。自9月份《决议》作出以后，自由化风潮就泛滥起来了，一直搞到1986年12月学生闹事。”（《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第八28页）

显然，邓力群把发生十二月学潮的原因归结于《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是违背事实的。

第5节 南北共震的十二月学潮

１９８６年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舆论热，激发了知识界和青年学生的政治热情。对四项基本原则持批评态度的人士，也得到了宣传自己观点的讲台。尽管上层两种认识的斗争没有停止，但这种斗争没有公开化，因而也就没有减退学生们的政治热情，也没有影响方励之等人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批评。

改革进入到１９８６年，虽然经济有很大的发展，人民生活也有显著提高，但是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如党政官员中出现了腐败现象，社会风气不好，农村改革停顿，城市改革进展缓慢，出现这些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改革滞后。知识界强烈要求加速政治体制改革，这一点和前面介绍的邓小平的谈话是一致的，但对政治改革的目标、途径、方式，认识并不一致。分歧的焦点就在四项基本原则上。自从南京的顾尔镡因批评四项基本原则被处理以后，人们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批评隐蔽化了。１９８６年，在政治环境比较宽松、社会矛盾比较尖锐的情况下，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批评又公开化了。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上海老作家王若望提出实行多党政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认为现行的政治制度是“现代式的封建主义”制度，主张“全盘西化”即“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道德所有全部的东西，包括我们的政治体制、所有制”，还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一党制还是多党制”。刘宾雁认为“事实上，现行的社会制度是封建社会主义，中国的出路在于私有化，在于‘全盘西化’”。１９８６年，这些看法允许在各种讲坛上表达。当时各大学的讲演会很多，听众十分涌跃。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到１２月，清华、北大、师大共举办了演讲、研讨会２０多场。

当时，大学生中有四个不满意，一是对改革进展缓慢不满意，认为改革阻力大、效果小；二是对民主权利太少不满意；三是对党内腐败不满意；四是对知识分子政策落实状况不满意。从这四个不满意中他们得出四个反思：一是对中国革命根本教训的反思，认为中国革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和资产阶民主的洗礼，因而封建主义在我国根深蒂固；二是对两种社会制度对比的反思，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说教，实际上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都比资本主义落后，政治上不如资本主义制度民主；三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反思，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落后的，应当广泛吸收西方文化；四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认为马克思主义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民主政治，不仅不能起指导作用，反而禁锢人们的思想。（船夫：《（1979－1989）十年学潮纪实》，北京出版社，1990年，北京，第１３８页）

不满的情绪积累，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反思，使一颗颗年轻的心骚动不安，而他们所尊敬的师长和社会名流，发表的批评四项基本原则的激烈言论，像一杯杯烈性酒，更使他们如醉如痴。他们跃跃欲试，想对四项基本原则进行一次风暴式的冲击。11月的一次书记处碰头会上，朱厚泽拿出五份新华社反映各地学潮的内部调查材料，希望引起注意。但没有引起胡耀邦、胡启立、石的重视。他们认为不会出大问题。朱厚泽担心，学潮一起来，一定会引起更强有力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

但是，风暴还是来了。它的起因是中国科技大学的一次选举。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从北京迁到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集中了一批著名的科学家，群星灿烂，是安徽省最有影响的学府。１１月下旬，区县人民代表选举中某些不民主的作法使学生强烈不满。１２月１日，校园内贴出了《致科大选民的一封信》的大字报，批评人民代表大会是“少数人的橡皮图章”，号召大家“为真正的民主而斗争”。从而揭开了这次学潮的序幕。

１２月４日晚，在科大礼堂召开了候选人与选民见面大会。８名学生登台演说，要求把科大办成“民主特区”。副校长方励之在会上讲话说：“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讨论已经好久了。有好多人说突破口放在什么地方，我想群众通过这件事表明，我们会找到怎样来进行这场改革的办法的。”他强调说：“民主不是从上到下给予的，是靠自己争取到的”。得到了学校领导的支持，学生们要民主，要自由的决心更大了。

１２月５日，下午１时，中国科技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安徽医科大学等数千名学生汇合游行，一路高呼“不要恩赐的民主”、“真正的民主靠我们奋斗”、“打倒封建独裁”、“打倒官僚主义”、“孙中山万岁”、“要民主、民权、民生”等口号。１２月９日，又进行了一次规模更大的游行，２０００名学生冲进了市政府大楼。　２０００多名学生到《安徽日报》，要求如实报道学生的活动。这一天科大校园里出现了《一党专制是阻碍民主的主要障碍》的传单，其中写道：“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民主发展的主要障碍”，“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科学，对指导人类的社会实践起了不小作用。然而，它只是一门科学，不是什么‘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它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只能与其它社会科学具有同等地位”“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一个社会团体，绝不能凌驾于人民之上，其地位只能与其它政党同等”（船夫：《（1979－1989）十年学潮纪实》，北京出版社，1990年，北京，第１44页）。

１２月７日，上海同济大学校园贴出了介绍中国科技大学游行的大字报，提出“科大在行动，我们怎么办？”７日到１８日，上海各校酝酿着更大规模的学潮。

１８日，同济大学出现了《不在沉默中爆发，便在沉默中死亡》的大字报。预示着暴风雨就要来临。各校都骚动不安，校际间串联频繁，大字报、演讲会越来越多。各高校学生准备１９日举行大规模的游行。

１２月１８下午一点半，上海市市长江泽民回到他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和学生对话，希望能平息事态。事先听说他要来，大礼堂里挤满了人，楼上楼下，台上台下，挤得水泄不通。他座在主席台上指着台下的一位学生说：“解放前我也闹过学潮，那时的市长吴国桢坐在我这个位置，我就座在你这个位置。我是理解你们的。”然后，他开始向学生做工作。但是，他只要讲到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党的领导，台下就发出一片嘘声。会场秩序十分混乱，学生们先后上台演讲，批评社会主义制度。江泽民希望的和学生对话，无法进行下去。江泽民讲话平淡冗长，一位学生喊：“不要罗嗦！

”江泽民很生气，问这位学生：“你叫什么名字？你敢出来，敢上来吗？”广里传出市长问学生的姓名，不少人为这个学生担心，怕秋后算帐。但这位学生却从容地走上台来，问主持人：“我可以讲两句话吗？”主持人说：“你可以讲三句话。”这位学生讲了三句话，第一句：“请大家尊重市长。”第二句：“请市长讲话简短些。”第三句话，讲他的姓名、住址和联系电话。他的举止引起了全体鼓掌。接着学生们一个一个地上台发表看法。到下午五点半，江泽民得到了讲话机会。他说：“我一进校园就看到同学们贴的大字报，写着‘民有，民享，民治’……”学生们打断他的讲话问：“你知道这是谁的话吗？”江泽民一下子掌握了主动权，他镇定自若地说：“这是美国第１６届总统林肯在１８６３年１１月１９日在《葛底斯堡演说》中的话。你们在场的同学谁能背诵林肯这篇讲话的全文？”会场上没有一个人回答。这时，江泽民抑扬顿挫地背出了全文，学生们惊得目瞪口呆，会场一下子静了下来。江泽民反过来教育学生：“你们很年轻，只知道西方民主的皮毛，而不了解其实质。”１２月１９日下午，以同济大学、复旦大学部分学生为主的游行队伍来到外滩市府大厦。半小时以后又转向人民广场，与交通大学等校的学生队伍汇合。游行队伍打着“自由万岁”、“学生万岁”、“团结奋斗”的横幅，学生们坐在市人大办公楼铁栅栏外，连同围观者，共有数万人之多。晚７时１５分，游行队伍第二次来到市政府门前，要求与市长对话。８时到１２时，副市长叶公琦等与学生代表谈判，没有取得成果。市长江泽民深夜接见学生代表，劝他们返校。

但是，不断围坐的学生没有走，而且同济、交大等校８００多名学生携带大衣、棉被、面包前来声援。江泽民返回途中发生轻微车祸头部撞伤，在医院里还有学生找他辩论。到凌晨５时４５分，公安机关组织２０００多名干警，驱散了现场人群，用车强行把学生送回了学校。

２２日到２３日，同济、交大、复旦、医大、华东化工等２０多所高校学生连续上街游行，高呼“还我人权”、“还我自由”、“严惩打人凶手”、“打倒法西斯”、“要求释放被捕学生”等口号。全市交通一度瘫痪。工人和干部虽然没有参加，但同情支持学生的人不少。

在这期间，武汉的学潮也很猛烈。１２月５日和９日，武汉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中南财大、华中师大等高校学生两次上街游行，并冲进省政府大院。

继上海大规模学潮之后，杭州、南京、成都、西安、天津、长沙都发生了规模空前的学潮，其中，不少人矛头指向四项基本原则。

北京在１２月１０日就开始响应南方的学潮。清华、北大出现了介绍中国科技大学学潮的大字报。各校开始酝酿上街游行。

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北大到清华“点火”，这次清华却走在北大前面。北京集中进行了两次游行。第一次是２３日，清华１０００多人的游行队伍先进入北大，然后再进入人大。到人大时队伍发展到３０００多人。这次游行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为了制止游行，２６日，北京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３３次会议，通过了《北京市关于游行示威的若干暂行规定》，共１０条。对游行示威作出了种种限制。例如游行要事先到公安机关申请登记。学生对这个规定十分不满。规定公布后，全市很快有两万人登记申请游行。１２月２９日，北师大学生上街游行，先去人大，再去北大。

同日，北大出现了《元旦大游行，进军天安门》、《去天安门者注意》、《首都学生大联合，元旦１０时天安门前集合》等大字报和标语。１２月３１日，在北大、清华、师大等高校，出现了署名“首都高校学生民主运动联合会”的大字报：《元旦示威去！！！》，其中提出：“……我们第一次联合示威活动在新年元旦。中午１２时开始，下午５时结束，地点在长安街新华门，方式静坐示威。届时将由代表向当局提出如下要求：（１）由基层党员民主选举十三大代表，由代表民主选举中央委员会；（２）由人民民主选举人民代表，政府成员由人大提议、审议和任命；（３）允许私人和团体自主办报刊，彻底改变一家垄断新闻媒介丑恶局面；（４）禁止政治迫害，释放政治犯，不得因民主运动而抓押青年学生。……”学潮南北共震，震动全国，引起了各界人士的极大关注。

１２月３０日上午１０时，邓小平约见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等人，就学生闹事问题发表了很严厉的谈话。他指出：“凡是冲天安门的，要采取坚决措施。北京市政府既然公布了游行示威的规定，就是法律性质的，必须坚决执行，不能让步。我们对学生闹事，前一段主要采取疏导的方法，是必要的。疏导也包括运用法律手段。

如果破坏社会秩序，触犯了刑律，就必须坚决处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93年，第１９４页）

邓小平的讲话，使各党委和政府对学潮态度坚决。党委和政府一方面全力以付地做化解工作，一方面作了充分的应变准备。

１月１日，北京严寒，干冷干冷。广场实行戒严。为了对付学生到天安门集会，政府已经组织了３６００名优秀少先队员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举行“为了祖国的美好的明天”的主题队会。下午一点钟，数百名大学生在史博物馆西北角，按照预定的暗号，突然打出了横幅，高喊“修改１０条”、“反对暴政”、“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等口号。

仅十几分钟就被警察制止，５２名学生被警察带离现场，进行教育审查。

白天的游行被强行平息以后，学生们抵触情绪很大，在校园内掀起了抗议活动。当晚北大、人大等数千名学生冒着严寒步行向天安门进发。高呼“还我同学”、“自由万岁”等口号。２日凌晨１点３０分，队伍走到甘家口，北大副校长沙健孙追上队伍，向学生进行广讲话，告诉学生被扣同学已返回，希望他们返校。团干部、学生骨干，也多方做工作。警察也组成“劝说线”进行阻拦。但是，仍有４００多名学生突破警戒线，于３时３０分游行到天安门。于５点３０分才乘学校租来的车回校。

北京的元旦游行使全国１８个省市，２８个城市的高校出现了大字报和集会游行，连拉萨也出现了大字报。

胡耀邦提出对学潮中的领袖人物“冷处理”，不愿意采取强硬措施，还希望通过“沟通”、“对话”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这时我在天津。天津来是不怎么闹事的城市。这一次学潮的规模也不大。但市委书记李瑞环态度十分坚决。他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是成千上万革命烈士的脑袋换来的，谁要我们的领导权，也得拿这么多脑袋来换！”李瑞环在天津市委常委会上批评胡耀邦对学潮太软弱。他还回顾１９７９年胡耀邦对“西单墙”态度软弱，他说当年是他建议取缔“西单墙”的。由于李瑞环态度强硬，天津的学潮很快平息下去了。李瑞环的坚决态度受到邓小平的表扬（12月30日邓同胡耀邦等人谈话时），新华社天津分社记者虞锡圭写了一篇反映天津平息学潮的经验的稿件，胡启立要向各省转发。李瑞环不同意。他说：“我这把斧头只有我这个木匠使才有效，拿到别处去就不行了。”１２月２５日，当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的王震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陈丕显同时来到天津。他们高度评价天津对学潮的作法。他们在第一招待所同天津市老干部见面。王震在讲话前先愤怒地猛拍了一下桌子，然后声嘶力竭地喊道：“反革命分子造反了！一些民族败类造谣，滋事，破坏，想把共产党赶下台。”接着说：“现在还有右派，现在还有反革命！什么方励之，是反革命！”他每喊一句，气接不上，李瑞环就插话，让他休息一会后再接着喊。王震喊道：“有人说什么冷处理，热处理。热处理就是一枪一个窟窿，冷处理就是冻成冰棍。

”“我们的监狱能关江青，为什么不能关这些教授、研究生？”他批评的“冷处理”是胡耀邦、胡启立提出的对学潮的处理办法。陈丕显在讲话中出人意料地大讲邓小平还是我党的领袖，表示坚决维护邓小平的领袖地位。邓小平虽然是中国共产党的实际领袖，但名义上从来没有这么说过。陈丕显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我当时想，是不是有人在否定邓小平实际上的领袖地位？我和张宏文两人采访了这次会议。按照通例，王震在天津的活动得发消息。但他讲的内容一句也不能写进稿子。我们只好根据当时的形势，瞎编了一篇官样文章，送李瑞环审定后发出。稿件的开头两句话是“窗外天寒地冻，室内热气腾腾。”我们嘴里却念着：“窗外天寒地冻，室内杀气腾腾。”５天以后，即１２月３１日下午，王震在中央党校的会上也发表了同样的讲话。他一开口，就极为愤怒，以致把话筒的电线打断了。他说：“你有三百万大学生，我有三百万解放军。我要砍他妈的一批脑袋！”还说：“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关帝庙中那个拿大刀的周仓，不信来试试看！”胡耀邦１９８５年行之有效的“对话”、“沟通”的方式，在这次解决学潮中没有发挥作用，他对激进分子的“冷处理”更是引起了元老们的不满。胡耀邦面对极大的政治风险。中国会发生什么呢？人们密切地关注着事态的发展。

第五章 逆转—胡耀邦落马

1986年12月学潮的波及面之广，参加人数之多，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这次学潮中提出的口号直指四项基本原则，直指改革以来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 而这些社会问题是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的结果。学潮，是要求改变中国政治体制的民意表达，是要求既搞经济改革也搞政治改革的民意表达。如果说，邓小平在 1986 年大谈政治改革只是一种设想的话，那么，学潮就要求将政治改革付诸实践。

学潮也是中国民主力量的大演示。民主之潮如此汹涌，不仅超过了中国保守力量容忍的限度，也超过了邓小平的容忍限度。邓小平和陈云必然要连手反击，中国的政治形势一定要发生逆转。胡耀邦在这一轮政治斗争中被摆上了祭坛。

第1节 “生活会”――宫廷政变

胡耀邦对学潮坚持疏导、说服、教育的办法，没有使学潮很快平息，中国共产党内的一些元老们对胡耀邦极为不满。

１２月２７日，邓力群、王震、胡乔木、彭真、薄一波、余秋里、杨尚昆七人一起到邓小平家里，分析了学潮的严重性和危险性，一致认为这是胡耀邦的姑息和领导无力的结果。认为胡耀邦应对当前的局势负责。邓小平听取了他们的意见，让秘书召见胡耀邦、赵紫阳、万里（常务副总理）、胡启立（书记处书记）、李鹏（副总理兼教委主任）、何东昌（主持工作的教委副主任）到他家来。

１２月３０日上午，这几位领导人应召到邓家，邓说：“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这也不是一个两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上海的群众中传说中央有个保护层，对是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否要反对自由化，也有两种意见。”“在六中全会上我本来不准备讲话，后来我不得不讲了必须写上反对资产阶自由化一段话，看来也没有起什么作用，听说没有传达。”（《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北京，第１９４－196页）了解背景情况的人都知道，这是批评胡耀邦几年来反对资产阶自由化不力，批评他没有传达邓在六中全会上和陆定一那次争论的核心内容（王震在党校传达了，他还批评胡耀邦不传达），批评今天这种局面正是胡耀邦这种消积极态度造成的。

当时北京关心政治的人们感到，１９５７年反右派斗争前夕的形势似乎来临。

邓小平这次同胡耀邦等人的谈话，还提到“反精神污染的观点，我至今没有放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二十年”，“１９５７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有太过火的地方，应当平反。但我们对它没有全盘否定”。

这个谈话后来收入《邓小平文选》时，删去了关于波兰的一段话：“波兰领导人当时头脑清醒，态度坚决，面对团结工会和教会势力勾结、并得到西方世界支持的形势，他们用军事管制控制了局面，证明了没有专政手段不行。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要使用。”邓小平在维护共产党的领导这个问题上，态度一直是很坚决的。为此，必要时可以采取军事管制的手段。

胡耀邦对邓小平12月30日的谈话，毫无思想准备。他深思再三，觉得分歧之大，是以前没有想到的：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算作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对学潮、对意识形态、对知识分子的观点和方针和自己完全不同。如今要“旗帜鲜明”、“态度坚决”甚至动用专政手段去处置学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自己是无论如何不能做的。想到学潮将被镇压，一大批知识分子和好干部将受到连累，他彻夜难眠。他决心顾全大局，将一切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辞职下台，平息一切。1987年1月1日，他给邓小平写了一封辞职信。

邓小平决定要立即把胡耀邦撤下来，得到几个重要老人的拥护。陈云早就对胡耀邦的一些主张看不顺眼了，他完全同意邓的决定。李先念当时在上海，邓小平打了个电话，李答：你们在北京定吧。

胡耀邦的政治命运，就这样被几位老人定夺了。

撤掉了胡耀邦这个总书记，党中央工作就无人主持了。邓小平又不愿自己走到前台来。于是，他指定赵紫阳（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薄一波（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杨尚昆（中央军委副主席）、万里（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胡启立（中央书记处书记）组成五人小组，由赵紫阳牵头，在十三大召开前，主持中央工作，包括召开“生活会”解决胡耀邦的问题。当时有人提出：胡耀邦的总书记是十二大和一中全会选出来的，召开一个“生活会”来解决胡耀邦的问题，是否合法？让他再干几个月，十三大改选下台不是更好吗？但是邓小平一刻也不能等。

１月６日，中共中央将邓小平12月30日的谈话以中共中央１９８７年１号文件发出。在文件开头有这么一段话：“当前反对资产阶自由化的斗争，关系到我们党的命运，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关系到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成败，因此一定要旗帜鲜明，立场坚定站在斗争前列；绝不允许以任何形式参与或支持学生闹事，违者要给予党纪、团纪、政纪、校纪处分，情节严重，经教育不改的，要从重处理。”这个文件发到全党，也就是向全党公布了对胡耀邦的批评。

1月10日，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出面，召集了一个“生活会”。他说，这个会中央常委委托我们五个人主持召开。他没有说明这个会的参加者是什么范围、按什么规矩确定的，不少参加者都是被临时通知到会。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习仲勋事前一无所知，他一进会场见到这个态势，就质问：“这样重要的会为什么预先不告知？”胡耀邦也是被突然通知赴会，毫无精神准备。

根据老人们的意图，１月１０日，胡耀邦作了检查。胡耀邦在检查中大包大揽，上纲上线。他检查说：“我犯了政治原则的严重错误，给党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在政治倾向上“我只注意防’左’，不注意防右。”在用人方面“喜欢用同意自己意见的人，不喜欢用不同意自己意见的人。”等等。他还提出了辞去总书记的职务的请求（这是事先已经确定的）。胡耀邦这样检查，是违心的，其本意“是为了顾全大局，为了保护一批干部”。如果胡耀邦知道有人蓄意整他，要把他批倒批臭，他是不会作这样的检查的。

在中国共产党内，不管地位多高，既然被摆上了被批判的地位，在批判会上，每个人都得搜罗他的各种问题，进行倾向一致的批评发言。姚依林（国务院副总理）作了一个长篇发言。他说，胡耀邦不懂经济，没有好好学习陈云的经济思想，还到处自以为是。杨尚昆在批评中讲到陆铿当面吹捧胡耀邦，进行挑拨离间，贬低邓小平，批评胡耀邦对陆铿的胡言乱语没有抵制。胡耀邦于1985年5月10日会见陆铿的谈话录音作为“生活会参考材料之二”印发给与会者。

有人说说胡耀邦很注意树立自己的形象，有野心，要把邓小平挤下台。

本来许多重大人事决定是邓小平定的，却误会到胡耀邦头上，如廖志高调离福建，马文瑞调离陕西，胡启立调进中央，等等。批评者认为胡耀邦排斥异己，搞“青红帮”（青年团干部和红卫兵）。令胡耀邦痛心的是他过去的好朋友也不顾事实地揭发他。例如，王鹤寿和胡耀邦关系一直很好，在延安时胡耀邦、陶铸、王鹤寿三人关系密切，人称“桃园三结义”。在这次生活会上，王鹤寿列举“晋江假药案”、“要开除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等事例，说胡耀邦“目无中央”，邓小平、陈云两位老人说的话，胡耀邦和中央书记处顶着不办。还把胡耀邦对他讲的一些私房话也揭了出来。

有人在发言中讲了很多与事实不符的话，知情者没有一个人为胡辩解。万里、赵紫阳这样的改革者也作了批判性发言。

赵紫阳发言说：“耀邦为人宽厚，吵架不记仇，好共事。但也有弱点，喜欢标新立异。喜欢一鸣惊人，不受组织约束。

现在老人还在你就这样，将来气候变了，你的权威更高了，可能成为大问题。人再好，也会发生变化。斯大林、毛泽东这么伟大的人物，也出了问题。我过去也想过，虽然我们现在合作得很好，将来到了这种情况能否合作好，就很难说了。”讲到这里，赵紫阳说：“早在１９８４年我给小平同志写过一封这样的信，讲党的领制度问题。”赵没有说信的内容。乔石发言提到1985年7月14日邓小平找胡启立和他谈话，批评耀邦和陆铿的谈话，批评耀邦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胡启立发言也讲了邓小平1985年7月14日同他与乔石的谈话。胡启立还谈到1984年6月28日邓小平单独和他谈话，说胡耀邦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比较软弱。而作为总书记，这方面的软弱是根本性缺点。小平托胡启立把这些话带给胡耀邦。但小平这次打招呼，对耀邦同志没起什么作用。

散会后，胡耀邦坐在怀仁堂门前台阶大哭一场，可见他在会上受到多么大的委曲。习仲勋把他扶了起来。万里知道胡耀邦爱吃狗肉，当天晚上，派人把烧好的狗肉送到胡耀邦家里。

这次生活会上发言时间最长、最为系统的是邓力群。

邓力群一开头就说：“耀邦同志1月10日在会上的检查中说，他犯了政治原则的严重错误，给党造成了严重损失。我同意他这样的自我批评。我只希望并建议他，检查思路再宽一些，认识更深一点。”他抓住了胡耀邦自己承认的“犯了政治原则的严重错误”这一点不放，还穷追不舍，向宽处和深处追击。接着，他围绕以下问题对胡耀邦进行揭发批判：１，关于统一思想。胡耀邦在统一思想中不讲四项基本原则。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以后不久，他很少讲或者不讲四项基本原则了，甚至别人讲四项基本原则，还引起他反感。２，关于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力群说：“搞精神污染就是搞资产阶自由化，是一件事情的两种说法。”他揭发胡耀邦“从１９８３年的二中全会到这次学潮以前，在对待反对精神污染的问题上，经了肯定、否定、再肯定，再否定几次反复。”“两次否定，对党的损害，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对于耀邦本人来说，也极大地损害了自己的形象。一阵子这么说，一阵子那么说，反复多次，很难说他哪次讲话是能够信任的。”３，关于“四项保证”和“四有”问题。这是小平同志提出的，但后来耀邦很少讲了。

４，关于“左”和右的问题。耀邦只注意防“左”，不注意防右。在两条路线斗争中，他这种思想状况由来已久。在实际工作中只防左，反右是很不得力的。５，在用人方面，“对有错误思想的人和搞资产阶自由化的人，过于宽容；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就过于苛刻。这是处处、事事都显露出来的。”“常委中陈云同志分管干部工作。”但耀邦“实际上剥夺了陈云同志管干部的职权。”６，“耀邦同志一个重要毛病，是不尊重集体、不遵守纪律。”（《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第635－678页）

在这些问题上他又举例证，又作分析，上纲上线，使人感到，胡耀邦是资产阶自由化的总后台，邓力群的发言是对胡耀邦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作一次全面、彻底的清算。

邓力群在发言中自我表白说：“像我这样的人，一生犯过很多错误，现在也还有很多缺点，但有一点我无愧于心：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我是毫不动摇的，走社会主义道路，我是矢志不二的。别人骂毛主席、骂我们的党、骂我们的祖国，我不能容忍。对丑化毛主席、丑化社会主义、丑化我们党、丑化我们祖国和人民的，我很反感、很气愤。”他这段表白是什么意图呢？有人分析，一种意图是，他对胡耀邦批判如此严厉，是出于一种革命的义愤。可能还有一种意图：为争取接替胡耀邦的位置作舆论准备。

当时北京有陈云让邓力群当总书记的传闻。这是有可能的。邓力群“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高”，在１９７５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表现好，社会上也没有他的子女搞腐败的传闻，对陈云的思想又很忠诚。对陈云阵线来说，他是一个理想的人选。

邓力群对他违反中央规定擅自向下传达１９８３年3月17日会上陈云批评胡耀邦的事作了自我批评：“为什么１９８３年后耀邦同志同我以及书记处研究室许多同志越来越疏远？也许是因为１９８３年春天我那次没有请示就传达的错误。我已经多次作过自我批评，这次会上又检查，请求组织批评、谅解，也请耀邦同志批评谅解。”接着，他把矛头指向了支持胡耀邦的一批人：“可是我也要向你说，你在工作中，在起草精神文明建设决议的过程中，你非常倚重、再三请教、聘为顾问和听取意见的一部分同志，在决议发表后，讲话、文章都是抓住决议中他们认为对自己有利的东西，加以片面发挥，有意膨胀，批判文件中正确的东西。我手边收集了相当多这样的文章讲话。可以确切地说，这些东西已成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组成部分。”邓力群讲了五六个小时（《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中说他讲了三个半小时）。

生活会上把胡耀邦批倒了，批臭了，现在该是执行程序的时候了。

1月16日，举行了一个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政治局委员十八人、候补委员二人外，还有中央顾问委员会负责人十七人、中央书记处书记四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人二人，以及其他有关人员。会上只通过公报，邓小平不让讨论，只有陈云发言。会议的决定是：“一、一致同意接受胡耀邦同志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的请求；二、一致推选赵紫阳同志代理党中央总书记；三、以上两项决定，将提请党的下一次中央全会追认；四、继续保留胡耀邦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职务。”常委除了李先念以外都参加了。陈云说：“注意啊，我们这个会是合法的。”他怕日后说胡耀邦下台不合法，搞翻案，所以他特别强调这一点，话外的意思是，胡耀邦下台是铁案。

决定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去留，不开全委会，不开政治局会议，只是常委会几个人决定。而在常委会前，还通过“生活会”批倒批臭，而参加“生活会”的有很多是没有表决权的离休老人。陈云强调这个会的合法性，就是怕有人质疑胡耀邦下台的合法性。

接着，下发了中共中央１９号文件，数胡耀邦的种种错误，进一步把胡耀邦搞臭。

参加了这次会议的朱厚泽向我谈了当时的情况：１９８７年１月胡耀邦的生活会。薄一波主持，地点在中南海怀仁堂。参加的有二三十个人。有中央书记处的人，有几位老同志，还有列席中央常委会的人。邓小平、陈云、李先念没有参加。薄一波讲了很一般的开场白，余秋里第一个发言，主要讲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力。邓力群第二个发言，一共讲了五六个小时。这两人是重炮。姚依林讲经济问题，重提１９８３年批胡耀邦的内容。杨尚昆提出胡耀邦接受陆铿采访的事，十分尖锐。生活会开完了后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时邓小平和陈云都来了。李先念还是没有来。邓小平说：“今天的会，耀邦不便主持，我主持。会议就是通过这个公报，其它事都不谈。”邓说完后，只有宋任穷和胡乔林在文字上提了点不太重要的意见。陈云讲了很长的话。一是讲调查研究，批评胡耀邦跑的地方太多，陈云谈他自己的青浦调查的经验。二是讲用干部问题，他主张就地取才，到哪里就在哪里找干部。

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看邓小平。陈云讲话时，邓一动不动，两眼平视前方，不看人。陈讲完了，薄一波用手在邓前挥了挥，示意陈讲完了。挥了一次，没反应。再挥一次，邓像突然醒来一样，说：“我没听见。”接着又说：“没有意见，举手通过。”通过后就散会。

关于陈云在会上的发言，朱厚泽记得不全。据可靠资料，陈云在会上讲了四个问题，都是批评胡耀邦的。　第一，“在1983年3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我提过9条意见，是好意。是对胡耀邦善意的帮助，没有什么坏的意思，是希望他改正。我看耀邦同志可能没有注意，没有了解我的意思。”第二，关于书记处的工作方法。他批评胡耀邦一百多个部一个一个地听汇报的方法，也批评胡耀邦一个星期跑22个县的作法。第三，他批评胡耀邦不开常委会。“在政治局常委里，你是总书记啊，第一把手啊，名字排在剑英和小平前面，你工作不努力？不好这样说。我跟薄一波同志讲过，常委不常开会。”第四，提拔干部要五湖四海，就地取材。实际是批评胡耀邦较多地用共青团的干部。他发言时邓小平“没有听见。”显然，这些批评邓小平并不同意，万里的朋友吴象向本书作者透露，这次生活会，除了批评胡耀邦以外，有人还批评万里和习仲勋。邓力群指摘万里发表“坚持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文章，还指摘万里同意刘宾雁的“第二忠诚”的提法。对这些指摘，被万里顶了回去。

胡耀邦下台后，邓小平多次约他去打桥牌。１２月３０日胡耀邦应邀去了，邓也没谈什么，只是为了缓和关系。

“生活会”以后，薄一波让邓力群起草一个《通报》。《通报》列出了十个问题：1，统一思想问题；2；反对精神污染；3，“四个保证”和“四有”；4，经济工作；5，政法工作；6，外事工作；7，干部问题；9，集体领导和违反纪律问题；10，胡耀邦的表态。前9个问题都是集中罗列胡耀邦方方面面的错误。《通报》作为中共中央19号文件发下去以后，地方对如此匆忙让胡下台还是不理解，又增发了五个补充材料，进一步罗列胡耀邦的错误。第一个补充材料内容是：胡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态度，胡对反精神污染和反资产阶自由化的态度，胡只反左不反右。第二个补充材料是关于外事工作问题。第三个补充材料是胡和陆铿谈话问题。第四个补充材料是关于经济工作问题。这些都是出自邓力群之手。由于邓力群在生活会上的发言最系统，这些发下去的材料很多出自他的发言。经济工作问题主要来源于依林。

胡耀邦看到19号文件很伤心，认为很多与事实在不符，是对他的羞辱。胡启立看到这些材料以后，觉得有问题。

文件后面还说“耀邦同志作了一些文字修改”。胡启立问耀邦：“这些文件你修改过了吗？”胡耀邦说“我看都没有看过，谁送给我看！”胡启立觉得问题严重，6月2日，胡启立就给赵紫阳和薄一波写了一封信。指出胡耀邦1月15日《我的表态》多处修改，是文件起草同志改的。赵紫阳在胡启立信上批示：“我的意见是：1，同意启立同志意见；2、引用胡的表态，不应擅自改动；3，起草文件的人的违纪行为应当追查。”据说赵紫阳在批示前向邓小平汇报了这件事，邓小平说：“这事要查，查出来干这事的人不能在中央工作！”《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用了14个页码（683－697页）对这件事进行辩解。他说，胡耀邦《我的表态》有一个手写稿，有一个录音纪录。最后以录音稿为准。“以胡耀邦的发言录音为依据，校改了胡耀邦手写的《我的表态》。事情的真相就是这样。”这句话没有写主语。主语是谁？是邓力群手下负责整理的人，不是胡耀邦。为什么却写上“已由耀邦同志做了一些文字修改”呢？

胡启立是一位十分谨慎的人，他写这封信是很慎重的。然而，他揭露这件事给自己惹了麻烦。不久，陈云的秘书给胡启立打电话：“陈云同志马上要去南方，走之前他要来看望你。”陈云是长辈，那有陈云看望胡启力的道理？所以，胡启立急忙说“还是我去看他老人家。”说完，放下电话就赶到了陈云家里。见面后，闲聊了几句，陈云突然问胡启立：“你读过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吗？帝国主义的五个特征，你知道吗？”胡启立本想一条一条地回答，但转念一想，我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还会提别的问题。就直率地对陈云说：“您老人家有什么话就直说。”陈云说：“你不懂马列，邓力群懂。以后你不要同他作对。”三年以后，胡启立随赵紫阳下了台，陈云那里送来了陈云同胡启立的这次谈话记录，上面注明“根据录音整理”，让胡启立签字，随后作为文件发给党内。胡启立没有想到他们谈话时背后有录音，庆幸自己没有说什么不合适的话。

邓力群1987年十三大落选。事隔若干年后的２００６年，胡耀邦的秘书李汉平讲了一件令人注意的事：1988年胡耀邦和邓力群两人都到湖南长沙参加刘少奇纪念馆落成典礼。邓力群通过他的秘书刘中海给李汉平打电话，说是首长想看望耀邦。李汉平按耀邦意见回绝了邓力群会面的要求。但邓力群执意要见，再次让秘书打电话。耀邦不好再回绝，只好勉强同意了。两人谈话进行了三个多小时。送走邓力群后，耀邦脸色很难看。不停地在房间里踱步，饭也不吃。李汉平就陪他一起散步。李汉平问耀邦：“你们谈这么长时间，谈了些什么？”胡耀邦面带忧虑地说：“他要我和他们一起倒赵。”李汉平未加思考地说：“那不好吗，咱们也报个仇嘛！”胡耀邦停下了脚步，严肃地说：“李秘书，我真没想到，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思想还这么狭隘，我们绝不能因为自己受了委曲再去搞个人恩恩怨怨。赵紫阳是全党通过代表大会选出的总书记，要维护他，支持他，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决不能’倒’。我们要维护团结。老这么折腾，党和国家没有希望。”（李汉平：《胡耀邦和邓力群的最后一次见面》，原准备在《炎黄春秋》2006年第5期上发表。

后撤稿）

“民主生活会”使胡耀邦的身心受到很大的伤害。胡耀邦对他亲近的人说：没想到开生活会竟采取如此手段，想把我搞臭。“１９号文件”是羞辱（１９８７年中共中央１９号文件，罗列了胡耀邦“在经济工作方的一些严重错误”，１月２日给邓小平的信和１月１０日、１５日在生活会上《我的检讨》、《我的表态》），其中许多话不是我说的，有的是造谣。如请日本青年３０００人来，是外交部的申报：到１９８９年来１万人，常委都圈过，大家同意的，我才批了３０００人。总书记这点权力都没有？（李锐：《耀邦去世前的谈话》，载《当代中国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４期，第３４页）

有许多重大人事问题都是邓定的，都误会到我头上。如廖志高调离福建，马文瑞调离陕西，胡启立调中央，等等。（同上，第３９页）

胡耀邦还说：（生活会）完全是意外突然的。原以为辞职书送上去后，事情就结束了。（生活会上）薄一波的开场白是一般化的，要大家各自谈谈，相互间有什么意见，从耀邦开始。第一个放炮的是余秋里。邓力群讲了五六个小时。没想到要这样批倒批臭。早知道如此，就不写辞呈了。

他们还到各省收集资料，并没有收获。只有湖南一位同志讲了点过头话。生平不背后议论人，否则会更不得了。下来后，通看了自己这七八年的全部讲话、谈话和文章，都是已经印出来的，好几百万字。看了三个月，问心无愧。（同上，３６页）

将一总书记如此不实事求是地处理，置党规党法于何地？（同上，３８页）

胡耀邦就对他不公正的处理，还对李锐说：有苦恼，但不是个人问题，是历史不公平。应当还历史本来目。希望有个符合事实本来目的结论。没有也不强求，去见马克思也是坦然的。当然，死了什么也不知道。．．．．．再出来工作已不可能。老夫耄矣。再工作两三年，又能做些什么？老人政治不行。希望有个新决定中央有个正式说法。（同上，４３页）

胡耀邦为中国改革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的改革思想深得人心，他在知识分子和青年中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

将这样一位总书记不明不白地推下台，造成了不公平的史，会在群众心中留下什么呢？答案是：对胡耀邦的无限同情，对顽固力量的强烈不满。这种同情和不满，会凝聚成一种力量。在一定的条件下，这种力量将会暴发出来，化成惊天动地的怒吼。

在解决胡耀邦问题的同时，中共中央对学潮采取了果断措施：１月１２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改组中国科技大学领导班子，免去管惟炎校长职务，撤消方励之副校长职务；１月１３日，中共上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作出开除老作家王若望党籍的决定，并于１４日向王若望和他所在支部宣布这一决定；１月１４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发出通知，指出，“不管是谁违犯党的政治纪律，违背四项基本原则，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就要受到党纪处分”；１月１７日，中共安徽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作出决定，开除方励之党籍。这个决定事后通知方励之，并在他所在的党支部宣布；１月２３日，《人民日报》社机关党委开除刘宾雁的党籍。

开除王若望、方励之、刘宾雁的党籍，是邓小平在１２月３０日同胡耀邦等人谈话时定下来的。在这次谈话中，他两次谈到要开除这几个人的党籍。这次被开除党籍的还有社科院的张显扬，但没有登报。吴祖光、王若水则是采取“劝退”的方式让他们离开了中国共产党。

对这次学潮的某些鼓动者、组织者，采取了专政手段。

这时学生也都放假回家过年去了。

这样，持续一个多月的、波及全国各大城市的声势浩大的学潮终于平息了

第2节 胡耀邦下台的根本原因

赵紫阳对本书作者说，胡耀邦下台的根本原因，是邓小平及一些老人对胡耀邦完全丧失了信任。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坚决；二是胡耀邦对香港《百姓》杂志主编陆铿的谈话。

第一个问题，邓小平认为，如果将来老人不在，由胡耀邦主持工作，中国自由化肯定要泛滥。邓小平在反自由化问题上对胡耀邦越来越失望。第一次是１９８１年批评思想理论战线软弱，第二次是清除精神污染，第三次是反自由化，都批的是胡耀邦主持的工作领域。而且一次比一次更不满。对思想战线的批评材料不是来自胡耀邦，而是来自乔木、力群。邓一问，他们反映的确有其事。

尤其是反精神污染。这使邓胡分歧增大。清除精神污染是小平提出来的，有扩大化现象。搞了２８天不了了之。本来就完了，邓也觉得清除精神污染不得人心。但在这以后胡耀邦多次对这一段评来评去：“提法不科学”“搞了扩大化”。外国记者也从中挑拨。

1984年6月28日，邓小平找胡启立谈过一次话，说：耀邦同志有弱点，不仅是在对待郭罗基、胡绩伟、王若水等人的看法上，最主要的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表现得软弱。而作为党的总书记，这方面的软弱是根本性缺点。

１９８４年１２月，作协四大，在耀邦讲话造成的气氛下，在清除精神污染中被整的人发泄了很多怨气。作协选举，所有清除精神污染的积极分子全部落选。一些党内元老对此很有意见。认为作协四大是对清除精神污染的清算、否定。作协四大是耀邦和启立主持的。耀邦也就成了元老们不满的对象。

１９８５年7月14日，邓小平找石、胡启立谈话，指出胡耀邦和陆铿谈话很不得体，让他们给耀邦的传话：“现在外面有人说耀邦是党内的开明派，打着他的旗子反对我们。”“耀邦不讲反自由化，为什么不讲？”１９８５年在北戴河，在启立、石给耀邦传话之后，赵紫阳对胡耀邦说：“要研究一下，给小平要有个交待。”当时胡同意了。但他却去了新疆，一走了之。后来赵问他：“老爷子打过几次招呼，你不表态，怎么想的？”胡没有回答赵的问题。

邓不信任耀邦的第二件事是耀邦和香港《百姓》杂志主编陆铿的谈话。邓对这件事看得很重。

１９８５年５月１０日，胡耀邦在北京中南海接受了香港《百姓》杂志主编陆铿的访问，谈话两小时，并作录音。

在陆铿的提问下，胡耀邦谈了一些在改革中改革派和保守派斗争的情况。陆铿回去后写了长达两万字的《胡耀邦访问记》。在这篇访问记中，赞扬胡耀邦，批评保守势力。这篇访问记传到中央高层，引起了轩然大波。

１９８６年，杨尚昆从北戴河回来问赵紫阳：“耀邦同陆铿的谈话你看过没有？”小平对杨尚昆说：“陆铿打着奉承耀邦的幌子来反对我们！”“这几年我如果有什么错误的话，就是看错了胡耀邦这个人。”从这时起，邓小平对胡耀邦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

其实，由于老人们认为耀邦反自由化不力，早就想把他换下来。１９８６年春天，胡耀邦到赵紫阳家说，小平同他谈了话，十三大小平要退出常委，退出顾问委员会主任（没讲退军委主席），由耀邦干。耀邦下一届不当总书记。小平说：“我们俩这样一做，可以把一大批老同志带动退下来。”胡耀邦当时是接受的态度。耀邦还对赵说：“这样安排以后，你当总书记。”赵说：“我虽比你小几岁，但我们俩是一个年龄杠杠的人（在６０－７０之间），没有你下台我接的道理，可以让启立来接吧。”胡说：“让启立马上接还不行。”赵说：“能否十三大不设总书记，由常委来轮流主持，轮流值班。”胡说：“这个意见好。”赵紫阳认为，事实上，小平找耀邦谈话，让耀邦接中顾委主任，就是在十三大要把耀邦换下来，采取的是平稳过渡的方式。邓是以年轻化的名义和他谈这件事的。胡耀邦很天真，只理解为年轻化，没有理解邓这次谈话更深的含义。

１９８７年１月耀邦下台，这是必然的，由于陆铿谈话和学潮，老人们的决定提前了，形式也变了，由平稳过渡变为强迫他辞职。

赵紫阳事后对本书作者说：小平本来对耀邦很好。闹成这样的结局是两人的政见不一致。主要是对知识分子问题。

从清除精神污染沿袭下来，到和陆铿谈话。和陆铿谈话是导火线。“八六”学潮也是导火线。仅这次学潮小平不会把耀邦拿下来。小平和耀邦分手与和我分手不一样。“六四”前小平一直是信任我的。他认为“六四”才看清了我。说我是“自己暴露的”。小平和我分手没有经历耀邦那么长的过程。他和耀邦是几年的积累。他对耀邦信任一年一年的减少，最后完全不信任。

有一种说法，胡耀邦下台的直接原因是他同意邓小平退休。在一次小会上，邓小平自己提出退下来的愿望，在场的其他人都挽留，唯独胡耀邦表示同意。就是这个“同意”二字，使胡耀邦成了老人们的众矢之的。这大概是陈丕显在天津大讲邓小平是我党领袖的原因。老人们不让邓小平退休，一个原因是邓小平在他们心目中有地位，第二个原因，可能是更重要的原因，一旦邓小平退下来了，所有的老人难免都要退下来，从维护自己的利益出发，他们也不能让邓小平退休。胡耀邦同意邓小平退休，等于触犯了一批老人的利益。１９８６年《深圳青年报》发了一篇《欢迎小平同志退休》的文章，曾引起了北京高层的强烈不满。1986年12月，新华社社长穆青在国内工作会议上还说过这么一段话：“这次中央讲到，学生闹事很值得反思。原来没想到闹得这么大。为什么？新闻界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深圳青年报登出《欢迎邓小平退休》的文章，还发了这篇文章的反应消息。……”后来，《深圳青年报》被查封了。

赵紫阳认为，胡耀邦下台和是否赞成邓退休没有关系，他在接受本书作者采访时说：“这不是小平让耀邦下台的根本原因。邓没有这么狭隘，他还是伟大的嘛！”这只是赵紫阳的个人看法。到底胡耀邦下台与他赞成邓退休有没有关系？１９８６年５月，邓小平同胡耀邦谈十三大人事安排（就是赵紫阳说的那一次：即邓想通过缓和方式把胡换下来的那一次谈话），耀邦说：我已过七十了，明年十三大一定要下来。邓说：我，陈云，先念都下，你要下就半下，不要当总书记，再当一届军委主席或国家主席，到时候再说。耀邦由衷地赞成。（李锐：《耀邦去世前的谈话》，注５，载《当代中国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４期，第４５页）在那次“生活会”上，有人说胡耀邦“要挤小平下台，有野心。”为此，胡耀邦多次辩解：“关于小平全下，我半下，这是小平同我的私下谈话，当时很赞同。”胡耀邦是老人政治的牺牲品。他虽然名义上是中共中央的第一把手，实际上他必须听命于一批老人。这批老人有邓小平、陈云、李先念、邓颖超、杨尚昆、彭真、王震、薄一波、宋任穷等。这批老人中最有发言权的是邓小平，还有陈云、李先念。邓小平是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是这批老人的核心。一些重大事情，只要邓小平、陈云看法一致，就定下来了。李先念的发言权仅次于陈云。其他老人可以和邓、陈交换意见，沟通信息，他们的意志以影响邓小平、陈云的方式来体现。身处第一线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只是名义上的，他们是为这些老人办事的（赵紫阳称自己这个总书记是“大秘书长”）。如果他们使老人们称心如意，他们的位子就可以坐稳。如果老人们不喜欢他们，随时可以换下来。邓小平和陈云两个人在改革问题上一个比较保守，一个比较开放，二人的意见经常不一致，这使第一线的领导人更难了。这两位老人都不能得罪，他们的意见都不能轻视。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处于“一仆二主”的困境。赵紫阳对本书作者谈到在老人政治下他的困难处境，他说：当时中国那么多老同志都在，总书记很难办事。我代总书记时，陈云要我开会，小平说不开会。陈云要开会是要个说话的地方，小平不开会，是他可以直接找我们。我没有开会，陈云问我：“为什么不开会？”我说：“我是大秘书长一个。要开会，您和小平同志商量好了再开。”陈云听后自言自语地重复我的话说：“大秘书长一个。”两个老人意见不一致，总书记是很难当的。李先念还说：“赵紫阳只听邓的，不听我的。”两个人难办，三个人更难办了。

胡耀邦也对李锐说过：“常委会很少开。（李锐问：为什么不开？）小平说：谈不拢，不要开了。我一年去一次陈家。”（李锐：《耀邦去世前的谈话》，载《当代中国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４期，第３７页）可见，胡耀邦当总书记时，和赵紫阳说的情况差不多。从十三大中央的人事安排上可以看出老人政治的情况。赵紫阳对本书作者说：外传说，十三大时议论万里当总理，我不赞成，说我宁可让李鹏当总理也不让万里当。这是胡说八道。耀邦下台后没有中常委，只有一个由我牵头的五人小组，五人小组主管日常工作。十三大的人事安排小平委托“六人小组”（（另有资料说，由薄一波、杨尚昆、宋任穷、姚依林、王震、伍修权、高扬组成的七人小组――本书作者注），六人小组由薄一波同志牵头。六人小组直接对小平负责。我这一层也在六人小组议论之列。常委名单中，除了后来定的五个人外，还有万里和田纪云。这两个人大概是小平提的。“六人小组”在征求老同志意见时，坚决反对万里进常委。姚依林说：“万里如果进常委，国家一旦有事，他就会带头起哄。”陈云也反对万里进常委。“六人小组”向邓汇报了这个意见。邓才同意万里不进常委。剩下田纪云。姚依林突然提出田纪云有什么什么问题。邓小平说：“万里不进常委了。又说田纪云有什么问题，这不一定是事实，但时间很紧了，田纪云也下来吧！”这就定了五个常委（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这一段情况有些我是从邓那里听到的，有些是从薄一波那里听到的。传说万里当总理，实际上从来没有这个说法。那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下一届总理必须比我年轻。万不能进常委后，邓曾和我交换过意见，让万里当人大委员长。邓把这个想法告诉薄一波。“六人小组”也不赞成。这时邓就找万里谈话，批评他：“你是怎么搞的，人事关系搞得这么紧张。”邓要万里挨门挨户去访问，做自我批评。万里到我家来过一次，他说还去过宋任穷家。人事安排邓委托“六人小组”搞，不是邓一个人定的。“六人小组”还要向陈云汇报。

赵紫阳还说：重要人事问题不是我这一层所能定的，耀邦时也是如此。有时连参与意见的机会也没有。“六人小组”也没有决定权。他们只能到几个老人那里听取意见。小平、陈云二人达成一致意见以后就能定下来。邓小平认为这个人不错，就调上来。认为不行，就让下去。毛主席当年也是这样。“赵孟能使贵之，亦能贱之。”这是东方政治、也是中国政治的特点。这是无法改变的。我当总书记，组织部长我能动吗？宣传部长我能动吗？不能。对宣传部长王忍之我很不满意，我还骂了他一次。我只能骂骂而已，我换不了他。因为有人支持他。这一层次的人都不是在前台的人所能决定的。总书记耀邦不能决定我能不能当总理。在最高领导层的人事上我们前台的人没有发言权。真正有发言权的就是两位老人（邓、陈）。第三位（先念）有影响，但不起决定作用。只要两位老人达成了一致，就成了。稍微了解中国政治的人，不会相信耀邦下台我起了作用。

赵紫阳说，老人政治是“东方政治、也是中国政治的特点”。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在“马上得天下、马上治天下”的国家，这个特点表现得更为突出。“马上得天下”造就一批“开国元勋”。建国以后，“开国元勋”就转化为“镇国公”、“护国公”，就会有“元老院”。“元老院”里的“镇国公”、“护国公”们，真正掌握着国家实际权力。他们中的多数人只会打仗，不会建设。所以还是“马上治天下”，即靠镇压手段维持稳定。只要这些“镇国公”、“护国公”健在，老人政治的状况就不能改变，“革命党”也就不可能转变为“建设党”。老人政治使得名义权力和实际权力分离，潜伏着深刻的政治危机。危机一旦爆发，在第一线工作的名义领导人就是牺牲品。胡耀邦牺牲了，下一个该是赵紫阳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多年了。老人们不可能长命百岁，老人政治总是要结束的。江泽民恰好赶上了老人政治结束的开端。他是幸运的。

第3节 胡耀邦下台与胡赵关系

国内外有一种舆论认为，赵紫阳对胡耀邦下台起了推动作用。吴江在《十年的路》中写道：胡耀邦突然辞职下台，赵紫阳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赵紫阳既上书责怪胡耀邦过多干预国务院事务于前（这就是“破坏集体领导原则”罪名的由来），又指责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力于后。这就是把两个严重的罪名加在胡耀邦头上。然而，赵紫阳未深思“唇亡齿寒，胡倒赵孤”的道理，在当时那种形势下他竟忘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寓言和确有的历史教训。因此，事实是，赵紫阳要求“解决胡耀邦的问题”，恰恰为别人“解决赵紫阳的问题”创造了条件。（吴江：《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处的日子》，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出版，香港，１９９５年，第２１０页）

吴江在他的这本书中说，赵紫阳向邓小平、陈云亲自写信，责怪胡耀邦对国务院工作干涉过多，不好合作，希望趁现在两老还健在，及时解决这个问题。这当然是一件极严重的、非同寻常的事。说这封信后来在胡耀邦下台时在批评胡和“生活会”上由薄一波宣读了。还说，胡耀邦不仅面对来自左的方面的挑战，也面对来自赵紫阳方面的挑战。（同上书，第１９８－１９９页）

阮铭在他的《邓小平帝国》一书中也谈了和吴江类似的看法。

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１６日，我在赵紫阳家中采访他时，向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现在海外出版的一些书中，说胡耀邦下台您起了重要作用，落井下石。您能否就这种看法作些说明？

赵答：这种看法我也听到了。您大概是指阮铭的书和吴江的书。这种看法集中起来有四件事：一是说他下台前我告过他的状；二是说小平要退下来征求意见，胡耀邦举双手赞成，我说离不开小平；三是说胡下台前我批评他反自由化不力；四是说１９８３年我和陈云联合起来搞胡耀邦。现在就人们说的这四件事做些说明。

赵紫阳说：“人们说我写信告胡的状。我是写过一封信（只有一封信），这封信只是一般意义上讲党的领导制度问题，没有讲耀邦的事。”他向本书作者出示了这封信。这封信全文如下：小平同志：送上黑龙江省陈俊生同志建议一件，请阅。

虽然他提出的办法不一定是治本之策，但却提出了如何保持我们国家长治久安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目前我们各方的情况都越来越好，而且这种头一定可以保持下去。然而，这还不能说长治久安的问题已经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保持国家根本法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固然是一个重要方，但我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只从宪法上考虑，恐怕还不行。我认为根本的、首要的是在党的领导体制上着力，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现在趁您和陈云同志健在，精力仍然充沛，而国内外大政方针已定，在您的领导和决策下，各项工作已走上正轨，当前的确是我党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正因为这样，我衷心地希望您能以更多的精力，集中去考虑解决这一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千秋万代的重大问题上，为我们党制订必要的领导制度，并亲自督促付诸实施，使之成为习惯，形成风气，不因人事的变化而变化，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以上建议妥否，请酌。此致敬礼！

赵紫阳１９８４年５月２６日访欧前夕赵紫阳向本书作者介绍了他写这封信的原委。陈俊生在全国人代会上有一个发言，谈到要通过立法来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赵紫阳认为，光靠立法不行，关键是要解决党中央的领导制度问题。信送上去后，没有回音，他也没有再问。赵紫阳说，在“民主生活会”上，大家都批评胡耀邦。他当然也得批评。他讲了胡为人宽厚，可以吵架不记仇，好共事。但也有弱点，喜欢标新立异。喜欢一鸣惊人，不受组织约束。“现在老人还在你就这样，将来气候变了你的权威更高了，可能成为大问题。人再好，也会发生变化。斯大林、毛泽东这么伟大的人物，也出了问题。我过去也想过，虽然我们现在合作得很好，将来到了这种情况能否合作好，就很难说了。早在１９８４年我给小平写过一封这样的信。”赵紫阳说，在“生活会”上的发言中，我没有说信的内容。有可能别人理解我当时发言的内容就是信的内容。吴江的《十年的路》中说薄一波在生活会上念了这封信，这不符合事实。如果真的念了，也就不会出现这种误会了。赵紫阳对本书作者说：吴江的《十年的路》我看过，再版了也听说过。他的书我很不高兴。评价好坏无所谓，但事实不对。他说1984年我给邓写过信，告了耀邦的状。没这么回事。我是写过信，但信中根本没有讲耀邦。我不认识吴江。听说他很严谨，是个学者。不知道他这个材料是从哪里来的。分析评价无所谓，重要的事实不能编造。这一点我对他不大谅解。我在这个处境下编造更不该。我如果是自由人就可以公开说清楚。他又是耀邦周围的人，他说的话有影响。我那封信是灵机一动写的。陈俊生在人大会上有个发言，谈到长治久安问题。这就引起了我的动机，就写了这封信。信中说要实现长治久安，需要解决党中央的领导制度问题。政治局及中央常委的领导制度问题。要建立制度，不因人的变动而变动。真正在中央领导集团实行民主集中制。赵紫阳对《十年的路》的意见不仅是对我一个人说过。１９９５年１２月，就在我访问他以后不久，他同孙长江也谈了同样的意见。孙长江是吴江的中央党校的同事，同是胡耀帮周围的人。孙长江对本书作者说，为此他专门找过吴江。孙长江对吴江说：胡、赵当然有矛盾，但这些矛盾是正常的工作矛盾，是党政矛盾；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改革派的领袖人物，不应在他们二者之间分是非；赵后来政治表现很好，他在“六四”中的表现是有目共睹的。建议他在《十年的路》再版时删掉“胡耀邦突然辞职下台，赵紫阳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方面的内容。吴江坚持自己的意见，说孙长江“太天真”。在《十年的路》再版时没有删除这方面的内容。

1998年3月5日，本书作者到前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家，向他谈起赵紫阳这封信和赵紫阳同本书者谈话的内容。

他说：吴江说赵紫阳告胡耀邦的状。赵紫阳说这封信没有提到胡耀邦。他们两人各有各的理。我的看法是，这封信即使没有写胡耀邦，也说明他们两人不是很团结的。你写这么一封信，讲的是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这么重大的问题，作为总理，你为什么不同总书记探讨？为什么不以你们两人的名义向邓提建议？如果两个人取得共识后再向邓建议不是效果更好吗？为什么不两人联合写信？两人联合写信不是更有力吗？据我的经验，胡耀邦是可以交心的人。可你写信在胡耀邦那里连招乎也没有打。在批胡耀邦的生活会上薄一波讲出这件事胡耀邦才知道，当时他吃了一惊。党政一把手要团结无间。一方就重大问题写信不让另一方知道说明“有间”，有一条缝。上有一条缝，下就会有一条沟。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人都是改革派。有这两个人国家就很好。如果团结无间，就好了。邓小平接到赵这封信后，应当把胡、赵二人找来做团结的工作。或把赵找来问：“你为什么单独写信？”可惜这样的工作没有做。胡耀邦当总书记时没有开过常委会（确切地说是很少开常委会），这算什么集体领导？常委会难开。为什么难开？这当然与邓小平和陈云有关。任仲夷说他们二人不是“团结无间”这是符合实际的。他们是“有间”的。这个“间”被保守派利用了，这是造成中国改革的悲剧的原因之一。如果他们真是团结无间，两人联手顶住压力，中国改革的历史也许是另一个样子。

赵紫阳对本书作者说，在改革的问题上他和耀邦是一致的。在改革中，只有一件事他们的意见不一致，那是在１９８３年，胡作了一个报告，讲“包”字进城，把农村承包得单地搬到城里来。结果商店搞承包，卖家用电器的奖金很多，卖针头线脑的拿不到奖金。赵制止了。赵认为城市经济比农村复杂，要慎重。当时的“包”字进城和后来实行的企业的承包制是两回事。除这件事外，在经济改革方面他们意见是一致的，但在经济发展问题，他们也有不一致的地方。主要是发展速度问题。赵主张指标低一点，让下面去超，更主动。胡和赵有着不同的经，不同的思维方式，二人的性格也不同。胡在中央工作的时间长，赵在地方工作的时间长。胡读书多，同知识分子比较接近；赵实际经验比较丰富，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没没胡那么近。赵很实际，胡有一点理想主义色彩，所以赵认为胡“没有当过家”。赵有城府，有权谋；胡城府不深，怎么想就怎么说。赵善于保护自己（除非他认为值得作出牺牲的时候），胡不会。赵主持国务院，胡主持中共中央，党政矛盾，在他们两人身上也自然会有表现。在经济工作上，由于职务关系，赵自然地和陈云阵线有些共同的看法。至于赵是不是想取代胡的位置，赵曾向本书作者极力否认。即使对赵持不同看法的吴江和阮铭，也没有说赵想取代胡。

１９８３年春天倒胡，可以说是陈云阵线利用了胡赵的“间”，联手批了胡。但他们批胡的目的不同。赵只是陈述工作之间的分歧，而陈是想把胡换下来。最后是邓保了胡。

1986年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那场关于精神文明建设方针的一场斗争中，胡赵二人是高度一致的，这说明在意识形态上二人的根本一致性。但在对待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胡赵有不同的表现。赵紫阳在四川省委书记的任上，就提出过“政治上反右，经济上反左”的说法（“六四”以后赵放弃这个观点）。在在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凡涉及经济改革的，赵坚决顶住（如秦柳方的信）。但是，在文艺、思想等非经济领域的反自由化，他没有和胡耀邦联起手来抗争。在思想领域，胡耀邦独自顶住左派的压力。所以，老人们也许有误会，以为赵真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所以，１９８６年，政治改革的设计，不让总书记胡耀邦主持，而让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主持。这说明老人对赵的信任超过了胡。直到１９８９年春，上海市委倒赵时，邓保了他，还准备把军委主席让给赵紫阳。当然，这是后来的事。

邓小平搞“新权威主义”（只是不用这种说法），政治改革只限于提高办事效率，精简机构，改进作风，克服官僚主义，目的是把生产搞上去，不能让“翻两番”的目标落空。当然，他也提出过党政分开，但在总的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党政分开”只能是一句空话。赵紫阳也知道效率的重要，但比邓看得更远一些，他着眼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建立民主政治，形成人与人之间的良好关系，从根本上铲除再搞文化大革命的条件。赵紫阳接受了政治改革设计的任务以后不久，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初步设想，邓小平同意，但叮嘱了一句：“不要搞西方的三权分立。”这还是“新权威主义”的另一种说法。这句话赵紫阳当时不得不听。对于政治体制改革这样一件重大而复杂的政治社会工程，胡耀邦和赵紫阳二人并没有协同起来。１９８６年１０月邓小平发表政治改革的讲话以后，说政治体制改革由赵紫阳具体负责，要求在１９８７年７月以前写出一个文件，讲明改革的目标、方法、步骤等，经过讨论后逐步实行。赵紫阳立即设置了在他领导下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机构，由他的秘书鲍彤负责，还调集了一批年青人参与其事。

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赵紫阳和鲍彤不可能跳出“新权威主义”的框子。“新权威主义”是中央研究室吴稼祥等人提出来的，知识界一直持批判态度。邓小平心里是赞成“新权威主义”的，但说不要用这个提法，只照这么做就行了。他同赵紫阳谈了他对新权威主义的这个看法。不过，在赵的思想深处，却有更开放的想法。但这些想法也无法表达，只好开一系列研讨会，让学者们去说。然而，这么多研讨会造了过多的舆论，社会上以为政治改革马上就要开始了，但又不知道如何开始。保守派冷眼旁观，收集材料，准备一战；改革者不知就里，无从下手。胡耀邦对赵紫阳的这种作法提出了批评。１９８６年９月２８日，胡耀邦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指出：现在议论纷纷，许多议论并没有讲在点子上。这个那个研究单位，写文章一写就是一大篇，有些言论信口开河。他们往往抓住一个什么外来学说，就洋洋数千言、数万言，把西方民主说得天花乱坠，离开了中国实际。当然，这里我只是同你们通通气，并不是要批评什么人。按书记处分工，这件事由赵紫阳同志负责，用大约一年的时间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方法等研究清楚，我估计明年五、六月或七月初可以拟出一个文件，但是我们党委要注意，不要让那些人到处造空气，造风潮，搞得人心不安。（吴江：《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处的日子》，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香港，１９９５年，第２０９页）

胡耀邦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我同当年在胡耀邦身边的人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认为，胡耀邦思想虽然解放，但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工程，必须慎重行事。这么多研讨会把政治改革的空气造得过高，而政治改革的实际步子还不可能迈开。舆论和现实的矛盾，有可能造成很大的社会风险。作为党的总书记的胡耀邦，不管他是不是分管政治改革，他势必要承担风险，他不得不指出这种风险的存在，压缩一下虚张的空气。

第4节 从反自由化高潮到“十三大”

学潮，实际是政治风潮。每一次政治风潮，的确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现行的政治制度的力量起作用。现行制度有问题，有人反对是很自然的事。对共产党的领导和政治制度中的问题，群众中有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的积累，加上西方意识形态的作用，是政治风潮一浪高过一浪的重要原因。但是，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现行政治制度，群众中有几种不同的态度，一是想从根本上否定，一是希望加速改革。开始，前一种态度是少数，随着腐败日益严重，政治制度中的弊端日益显露，而政治体制改革又停滞不前，很多寄希望于改革的人失去了信心，逐渐变成前一种态度。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来看，他们不是不知道现行政治制度中的缺陷。他们也想通过改革逐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面对社会上的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潜在力量，怕改革步子太大会丧失共产党的领导权。所以，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一激烈，政治体制改革就停顿。但是，要从根本上稳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又必须改革。因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言论压下去以后，就要着手政治体制改革。而一提政治体制改革，“资产阶级自由化”又要乘机抬头。从根本上说，政治体制改革最终要废除“一党专政”。否定共产党领导（即“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的逻辑结果。所以，“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项基本原则”一次又一次地冲突。邓力群说过，自１９７８年以来，逢双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逢单年马克思主义者反攻。

1987年是单年，该是马克思主义者反攻的时侯了。学潮的平息，胡耀邦的落马，陈云一派除了一直掌控经济领导部门以外，现在，宋平取代尉健行掌握了中共中央组织部，王忍之取代朱厚泽，掌控了中共中央宣传部，王芳取代阮崇武掌握了公安部。这些要害部门都落入陈云一派的手中。一批著名人士被开除党籍。全社会形成了反自由化的强大声势。知识界的一些曾发表过过激言论的人颇感紧张。比较敏感的新闻界，较早地感受到了这种紧张气氛。1986年12月召开的新华社国内工作会议上，社长穆青作了长篇报告。他分析这两年“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原因时说：“新闻界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宣传战线软弱无力。舆论界是不是真正掌握在党手里？有些报纸让出了阵地。深圳青年报登出《欢迎小平同志离休》，还发表了这篇文章的反映消息。王若望在《深圳青年报》上发表文章：《和小平同志商榷》。新闻自由是上海一家大报提出来的，我不同意。马达（注：马达是一位老报人，上海《文汇报》总编，主张新闻自由）要和我辩论。好嘛！我应战！”“有人攻击我保守，说我们思想不解放，不改革，甚至有人说，我们跟中央跟得太紧了，这使我感到很欣慰（副社长郭超人插话：感到很光荣！）。有人把新华社看成官方警察，这没关系，总比同流合污好，总比赶时髦好！”“党的舆论工具如果掌握在糊涂人手里或者政治上不可靠的人手里，只能搞自由化。”“我们的舆论阵地不能落在没有共产主义理想、没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人手里。他们跟我们不是一条心。”1987年１月１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搞好改革开放的根本保证》的元旦社论。社论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自由化。”按照年形成的传统，元旦社论是代表中共中央提出新一年工作的基调。

１月２８日，邓力群带领新任中宣部长王忍之到中宣部接管主张“宽松、宽容、宽厚”朱厚泽的权力。邓力群介绍了王忍之。朱厚泽在简短的讲话中说：“我来中宣部一年，做了些工作，这些工作的是与非，由史来评说吧！”邓力群以胜利者的姿态说：“不必历史评说，现在就要评说，胡耀邦下台就是结论！”1987年1月6日，中共中央1号文件下发。这个文件传达了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同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乘的谈话。邓小平对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态度是强硬的。他说：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就出在这里。．．．．．．我看了方励之的讲话，根本不像一个共产党员讲的，这样的人留在党内干什么？不是劝退的问题，要开除。郭罗基并没有放弃他的观点，但这次学生闹事他表示不参加，这就好嘛！你的观点可以保留，只要你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行动。王若望猖狂得很，早就说要开除，为什么一直没有办？四项基本原则必须讲，人民民主专政必须讲。要争取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没有人民民主专政不行。不能让那些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造谣诬蔑的人畅行无阻，煽动群众。我们不是把魏京生抓了吗？难道中国名誉就坏了吗？既然抓了就不放。中国的形势没有因此而变坏，我们的名誉正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我们讲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不搞三权分立那一套。我们经常批评美国人，说他们有三个政府。当然，美国资产阶级对外用这一套来对付其它国家，但对自己也打架。这种办法我们不能采用。我们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学习外国技术，利用外资，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补充，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要搞二十年。民主只能逐步地放开，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乱不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93年，第194－196页）

邓小平这个讲话一传达，各党组织马上行动。这次反对资产阶自由化是改革开放以来声势最大的，但广大群众没有像往常政治运动那样响应。群众对“四项基本原则”有着自己直观的理解，当时流行着一首诠释“四项基本原则”的民谣：民主不能大，自由不能化，政府不能骂，小平不能下。

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提出过反对民主，但反对“大民主”；也没有提出过反对自由，但坚决反对“自由化”。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开展以后，又和改革开放发生了碰撞。有些地方，在反对自由化的过程中，认为厂长负责制是削弱党的领导，又退回到原来的体制上去了。１９８７年我到重庆采访时，得知这个城市一夜之间，让几十个厂长负责制的企业，退回到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反自由化使吸引外资大量减少。１９８４年到１９８６年，实际利用外资平均每年递增４８％。１９８７年上半年不少外商观望不前。到下半年经过多方努力，才有所回升，但也不能挽回局面，结果，这一年实际利用外资比上一年只增长１６％，比前三年平均增长率少了３２个百分点。有些已经签订的合同的外资项目也暂时停顿。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在1月下旬两次发出了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公开信，批评“反对资产阶自由化”运动。在这两封信签名的中国学生来自１００多所大学，共有２１５０多人，其中７０１人用真名真姓。新近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李远哲博士和一批华裔学者，也写信到北京，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出批评。左派们不顾改革开放的大势，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中越战越勇，希望进一步扩大战果。胡耀邦下台后，赵紫阳只能单枪马地直接面对左派的进攻。

当时，中纪委书记王鹤寿起草了对若干党员的处分的决定草案，要求常委批准。其中之一是开除社科院马列所所长苏绍智的党籍。罪名之一是他“不承认马列主义是科学的科学”。列席会议的鲍彤插了一句：“恩格斯也不承认有科学的科学。”赵紫阳问列席的宣部长王忍之：经典作家对“科学的科学”是什么态度？王忍之在座位上欠了欠身，支支吾吾。同时列席的两位老理论家都不说话。赵紫阳说：“既然没有弄清楚，常委怎么能批？不要闹出笑话来。你们这些决定，今天不讨论了。”苏绍智的党籍这次没有开除。对于如何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赵紫阳和胡乔木、邓力群发生了一次冲突。这个冲突是围绕着起草中共中央１９８７年４号文件展开的。所谓４号文件，就是《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这个文件最初由胡乔木、邓力群主持起草。

胡乔木、邓力群力图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以及城乡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胡启立对邓力群这个稿子没有提出不同意见，而是建议赵紫阳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赵紫阳知道，如果提交书记处讨论，在胡乔木、邓力群等人的支持下，一定会获得通过。他把这个稿子压下来了，而是让鲍彤组织人对文件进行了重要修改。赵紫阳、鲍彤修改后的文件强调：“这场斗争严格限于党内，而且主要在政治思想领域进行，着重解决根本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问题，即主要是反对企图摆脱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的错误思潮。不要联系经济改革的政策、农村政策、科学技术研究、文学艺术风格技巧的探索，以及人民日常生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具有特定的含义。党和社会上存在的其它消极、腐败现象，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要同资产阶级自由化挂钩。”起草完了，赵紫阳没有把文件立即交书记处讨论，而是先送给邓小平看。邓小平看了表示同意，他才召开书记处会议。他说：“这个文件小平同志已经看过，同意了，请大家讨论。”有邓小平的明确态度，大家一致表示同意。胡乔木、邓力群也无法反对了。

１９８７年１月２８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当天发出了《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即4号文件）。从而阻止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向全局扩展。8年以后，即１９９５年，赵紫阳接受本书作者采访时，就这个阶段的情况说了这么一段话：我确实不愿当总书记。我愿意在总理岗位上把经济改革搞下去。但是，当时让我代理总书记我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在那种形势下，只有我能代。我代的效果可能要好一些。如果耀邦下台以后排山倒海地反自由化，就了不得。我代总书记，首要任务是少伤一些人，把运动控制住。把反自由化调整到改革开放。那个时期我虽然多次讲过不当总书记。现在我想，让别人搞就没有十三大这个结果，肯定不如我。那时不可能为胡耀邦讲话，讲也没有用，早就定下来了。能把启立保下来就不错了。耀邦下去了，常委会不能开，搞了个五人小组，启立是一个。是我提的。老同志不赞成，小平同意了。胡耀邦下台后，启立受到很大牵连，他参加五人小组，做了十三大常委，已经是很不容了。赵紫阳想把反自由化运动控制住也很不容易。邓力群等这股力量是不会善罢干休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一经动员起来，这股力量就不甘心受到“4号文件”所划定的范围的限制。他们千方百计地打破“4号文件”的框框。最典型的是涿州会议。４月６日到１２日，《红旗》杂志文艺部、《光明日报》文艺部、《文艺理论与批判》三家报刊，在河北省涿州召开了一个组稿会议。实际上，这个会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直接支持下召开的，其内容远远超出了“组稿”的范围。参加会议的共有１２０多人。由于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大多是多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最坚定的人，因此特别引人注目。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在会上号召大家拿起笔来，携起手来，迎接这次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严重挑战。《红旗》杂志总编熊复在讲话中首先表示，他对当时正在形成的反自由化的强大声势感到极大的鼓舞。他要求理论和文艺两条战线的马克思主义者联合起来，进行反对资产阶自由化的斗争。老作家刘白羽阐述了从１９７９年３月到１９８７年春天，共有五个回合的斗争。马仲扬强调了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中国“和平演变”的危险性。在会上定了一批文艺大批判的题目。当时文艺界对这个会议议论纷纷，传说这次会上准备批判１００多个人。传说会上组织了包括政治、经济、哲学、史学、文学、艺术、教育等在内的若干个“大批判组”。赵紫阳得知涿州会议的情况以后，担心会超出“四号文件”的范围，派人调走了这次会议的全部录音带和会议简报。新任中宣部长王忍之提出要进行“第二次拨乱反正”。赵紫阳就此狠批了王忍之一次。赵质问王：“你拨谁的乱？反谁的正？”赵还说：“我知道，这话不是出自于你。”王忍之急忙说：“是我说的。是我偶尔失言。”（实际上，“第二次拨乱反正”是邓力群说的）赵还批评他：“听到小平说‘主要是反左’，你们宣传部如丧考妣，这是什么精神状态？”赵紫阳能够如此严厉地批评王忍之，是因为心里有底。邓力群等一批人把改革以来的曲折总结为“几次路线斗争”，把陈云阵线作为正确路线的代表，还提出要进行“第二次拨乱反正”。赵紫阳得知后立即向邓小平汇报。并点明所谓“第二次拨乱反正”就是要否定改革开放。邓小平十分警觉，要赵紫阳开一个会，刹一刹左派的风。当时赵紫阳要出差，说出差回来就开会。邓小平说，先开会。赵紫阳放下出差的事，５月１３日就召开了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并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已经四五个月了。在全党的努力下，政治思想领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情况已经扭转，大气候变了，局面已经控制住了。”他虽然讲，决不能说这场斗争进行得差不多了，还要深入、健康、持久地进行下去，但他却说“不是搞运动，不是要人人过关，不是要把政治空气搞得很紧张，……而是……”“而是”什么呢？是学习，是正面教育，总结改革的成绩……。在反对资产阶自由化斗争上虚晃一枪以后，他谈到问题的实质：“前几天，我向小平同志汇报工作时，小平同志说，去年发生的风波，不应该影响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不仅要坚持，而且要加快。”“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然会滑入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道理比较好懂。其实，不改革，也会助长资产阶级自由化。……如果不改革，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限制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搞得社会主义没有多少吸引力，岂不是给资产阶自由化帮了大忙？”赵紫阳在这个讲话中指出了“近来出现了一些实际上对改革开放持怀疑、保留态度的错误观点”，批评了“要反政治上的自由化就必须反经济上的自由化”、“资产阶自由化最深刻的根源来自经济领域”的看法，批评了“有人要打破4号文件的‘框框’，把反对资产阶自由化的斗争扩大到经济领域”的倾向，然后说：“试问，如果把现行政策说成自由化，人心惶惶，生产不搞了，生意不做了，砍树的砍树，杀猪的杀猪，谁负这个责任？所以，所谓打破4号文件‘框框’的论调，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言论，政治上是错误的，组织上也是违反纪律的。”赵紫阳的５.１３讲话，使轰轰烈烈的反自由化斗争来了个急刹车。左派对这个讲话十分不满。直到赵紫阳下台以后，他们才出了这口气。１９８９年春的北京政治风波以后，有一篇批判赵紫阳的文章写道：“赵紫阳同志以代总书记的身份在１９８７年５月１３日的一个重要会议上的讲话（即５１３讲话）中，把思想文化界的反对资产阶自由化一下改成反‘左’。从这以后，反自由化的大气候就来了个大逆转。”（《涿州会议的前前后后》，载１９９０年２月１４日《人民日报》）

赵紫阳乘胜撤掉了左派的重要阵地――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还将他们的另一个阵地《红旗》杂志更名为《求是》杂志，使它的影响大大缩小。

赵紫阳1996年向本书作者介绍了1987年春夏的形势。他说：耀邦下台后在我脑子里最重要的问题是怎么对待反自由化问题。搞不好就会伤害很多人。耀邦一下台，邓力群那一批老人劲头大得很。按他们那种搞法会伤很多人。我和邓力群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决裂的。他恨我胜过恨耀邦。我把他的研究室撤了，不让他管意识形态。耀邦不敢做的事我做了。这是因为他们劲头太大，没有回旋余地。.......反自由化上有小平，下有邓力群，还有中纪委。开名单啊，一批一批地往上送啊，中纪委的有些老同志一说反自由化，就认为过去几年都错了。还好，我跟小平彻底谈了一次。小平这根神经（指怕否定改革）比较紧。听了我的谈话他转过来了。说，不能这么搞。这就产生了我的‘五一三’讲话。反自由化的刹车，为“十三大”的准备工作造就了一个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邓小平又调整了天平的珐码，使得十三大在反左的气氛中召开。

胡耀邦下台后没有政治局常委。由赵紫阳领头的“五人小组”负责日常工作。邓小平又委托一个“六人小组”筹划“十三大”的人事安排。“六人小组”由薄一波领头。开始提出政治局常委由七个人组成：赵紫阳、李鹏、石、胡启立、姚依林、万里、田纪云。万里和田纪云是邓小平提名的，他提这两个人是想加大改革的力量。但是，“六人小组”在征求意见时，老人们对万里和田纪云有不同意见，邓小平只好作罢，常委只好由五人组成。田纪云２００４年６月的一次饭桌上说（本书作者在座），在定十三大政治局常委时，邓小平曾提出一个大胆的想法：让中央委员投票，票数最多的前七名是常委。有些老人不同意，邓小平也没有坚持。赵紫阳也提出一个大胆设想，中共中央不设总书记，由常委轮流主持。这个设想也没有实现。

十三大的指导思想集中体现在《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政治报告中。十三大的报告开始由胡耀邦负责准备，胡下台后由赵紫阳接着准备。1987年３月１９日，赵紫阳就起草十三大政治报告的总的设计思想，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赵在这封信中列出了报告七个部分中每个部分的内容。他在信中强调，报告全篇拟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立论的根据。因为以此来立论，有可能避免左右两种倾向把这个大问题说清楚。如能这样，对统一党内外认识有好处，对国外理解我们政策的长期稳定性有好处。邓小平阅后在这封信上批示：“这个设计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有两个要点：一是承认中国现在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二是中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阶段。初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不能用社会主义高阶段的那些原则来限制人们的手脚。这个理论的提出，使得党的领导者既可以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减少了政治风险，又可以采取一些原来认为的一些非社会主义手段来发展生产力。后来，老百姓也看到了初期阶段理论的实质，说“初级阶段是个筐，什么都能装”。后来，又用“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来代替“初阶段理论”。其实，这两个理论的实质是一样的：既要举社会主义的旗帜，又要摆脱传统社会主义原则的约束。在“社会主义”前面加上“有中国特色”几个字，就可以突破传统社会主义的框框。十三大的政治报告总结和吸收了改革8年来所有的成果，提出了“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模式。从经济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来说，这比陈云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前进了一大步。1987年10月25日，在十三大上，赵紫阳作了上述政治报告，引起了广泛的好评。在组织上，十三大确定了比较年轻的领导班子。邓小平不参加常委，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担任军委主席。赵紫阳坚持要求邓进常委。他的意见邓没有采纳。赵紫阳为什么坚持邓进常委呢？他向本书作者解释说，这有两点理由，一是小平还是要管事的（小平本人向赵表示过），与其在常委外管事，不如在常委内管事（“六四”前群众中有人批评邓“垂帘听政”，说明赵这种想法不是多虑）；二是在很多老人还在的情况下，小平不在常委，常委的份量太轻，总书记很难当。邓小平虽然没有进十三大的常委，但十三届一中全会有一个内部决定：“小平同志作为我党主要决策者的地位没有变。”十三大决定赵紫阳由代总书记成为总书记，继续当他的“大秘书长”。江泽民、李瑞环第一次成为政治局委员。胡启立、石、芮杏文、闫明复是书记处书记，温家宝是候补书记。十三大还有一个插曲，这就是邓力群落选的事。由于邓力群持保守态度，党的上层一些老人很看重他，胡耀邦下台后，陈云阵线想推他当总书记。王震按照陈云的意图四处活动。有一次王震和赵紫阳谈起十三大的班子，赵紫阳说，我还是当总理。王震说：“对，你还是当总理好。”他就怕赵紫阳占了总书记的位置，赵紫阳这这个承诺正中下怀。王震还找一些人谈话为邓力群拉选票。顾卓新是被王震拉拢的人之一。顾卓新不买王震和邓力群的帐，把这个内幕活动告诉了当时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的李锐。温济泽也告诉李锐同样的情况。李锐思想开放，力主改革，和邓力群在思想上势不两立。邓力群私下串连想当总书记的事，使李锐大为震惊，如果让王震这样的活动继续下去，支持的人越来越多，加上陈云的后台，最后邓小平也不得不同意。邓力群一旦当了总书记，改革一定要受到损失。李锐和邓力群在延安整风时还有一段旧帐。当时李锐被打成特务。他的前妻范元甄也被隔离审查。负责审查范元甄的是邓力群。范元甄是延安“四大美女”之一。邓力群乘人之危，借审查之机，向范元甄泄秘讨好，花言巧语，勾引通奸。这事被发觉后邓力群和范元甄都挨了批评。杨尚昆主持批评他们的会议，会上还作出了一个对邓力群批评很严厉的文字结论（《１９４５年１月３１日中直学委会对大会讨论的总结，杨尚昆同志讲话》）。范元甄后来把这个材料抄下来交给了李锐。李锐把这个材料一直保存在身边。李锐向本书作者展示了范元甄亲手抄写的这份材料，好一手工整秀丽的小楷！李锐从顾卓新和温济泽那里得到消息后，立即给中央写了一封信，“送紫阳并转小平”同志。这封信一开头就写道：“邓力群同志在中央担任领导工作期间，有许多言论和行动于党于国十分不利，在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中影响极坏。我认为十三大后，应当让他离开中央领导岗位。”这封信揭发邓力群几个问题：一，一贯抵制改革开放的方针；二，组织上严重不守纪律；三，思想上坚持左倾教条主义，空谈共产主义理想，表现理论水平低下。此外，李锐还重提延安这段往事，附上了《１９４５年１月３１日中直学委会对大会讨论的总结，杨尚昆同志讲话》。信的后面还说：“最近听说，还有人在活动他进政治局当总书记，这就更加令人担忧无已，寝食不安。我一直认为，邓力群是中央改革开放方针的反对派，十三大后，决不能让他留在中央领导班子之内。这样可以使党在前进的道路上除掉一块绊脚石，去掉一个隐患。”李锐把这封信亲自交给鲍彤，由鲍彤送到赵紫阳手中，赵紫阳转给了邓小平。邓小平看后批了三条：一，撤销邓力群的职务，二，保留政治局候补委员；三，李锐同志不要算旧帐。胡启立向李锐传达时，只传达了一、三两条。怕李锐不饶，继续写信，第二条没传达。当然，阻挡邓力群当总书记的当然不仅仅是李锐这封信。赵紫阳把邓力群提出的“第二次拨乱反正”的事告诉了邓小平。邓小平对这句话很反感，他怕邓力群当总书记后，否定改革开放。恐怕这也是邓小平不让邓力群当总书记的一个重要原因。

陈云对邓力群没当上总书记很不满意，他说：“这都是李锐和鲍彤搞的鬼！”李锐和鲍彤哪能阻止邓力群当总书记？其实，这是邓小平和陈云两种力量较量的结果。早在1986年，由于邓力群对改革开放的态度，中央书记处其他书记很不满意。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习仲勋和万里批评了邓力群。万里还说：“你拿四项基本原则打改革开放，没做什么好事，建议你自己辞职。”邓力群当然不会辞职。书记处还以研究书记分工的名义，让邓力群只担任书记处书记，还负责意识形态的工作，把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主任的职务交给王兆国。这次分工结果向各省发了通知。事后邓力群向陈云哭诉。陈云十分震怒，当即给胡耀邦打电话：“这事不能这么干！”结果，书记处的分工被推翻，还是由邓力群兼任政策研究室主任。为什么陈云对研究室那么重视？有人认为这个研究室不仅是左派的重要阵地，也是左派的情治机构，左派不会让邓力群退出。直到十三大以后，根据邓小平的意见，赵紫阳才解散了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

邓小平虽然不同意邓力群当总书记，但出于平衡的考虑，要赵紫阳做工作，让邓力群选上政治局候补委员。但是，由于是差额选举，邓力群被“差”了下去，连中央委员也没有选上。后来又把他安排到中顾委，想让他当中顾委常委，陈云还下令让中顾委一定要选上。中顾委常委不是差额选举，又有陈云的命令，当选应当是没有悬念的事。谁知半路杀出个陈咬金，在中顾委会上，李昌带关发言，反对陈云强令选举的作法，得到了不少人的响应。选举时邓力群的票数不过半，落选了，只当一名普通中顾委委员。

胡耀邦虽然下了台，受了批判。但十三大的选举却出人意外。在选举中共中央委员时，胡耀邦得了１８００多票，只有几十个人没投赞成票。在随后的一中全会上选政治局委员时，胡耀邦得票１６６票（全票为１７３票），在没有投他票的７人当中，有胡自己的一票。与此相反的是，在中顾委选举常委时，邓力群只有８５票（全票是１８７票），落选。胡乔木勉强选上了，也只有１３５票。邓力群和胡乔木是得票最少的两个人。中顾委选举结束后照相，临时撤去了为邓力群准备的座位（为中顾委常委准备的），胡木最后走过来，一脸死灰，没有人同他打招呼。邓力群说：“中委和中顾委落选，对我有剌激，当天晚上睡得不太好，情绪有那么几天不舒畅，不愉快，总觉得不太公平，也有点尴尬。但很快就想通了。”他说他得了1600多张票，认为他落选是赵紫阳做了手脚。（《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第720页）十三大是开得很轻松的，我当时作为记者采访这个会时，亲身感受到这种气氛。在新的政治常委的记者招待会上，五个常委一个个容光焕发，穿着做工很考究的西服，显得英俊潇洒。赵紫阳回答记者们的问题时，机智、大胆、幽默。经电视转后，群众也很满意。公共汽车上人们兴奋地议论，说这次记者招待会有点当年陈毅外长举行记者招待会的味道。

第六章 国殇—北京政治风波

1986 年的学潮平息，1987 年的胡耀邦下台，政治体制改革完全剎车，经济体制改革遇到困难。十三大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虽然为突破传统社会主义的框子开辟了新的空间， 但由于政治体制的掣肘，使市场化的改革开始走上了“权力加市场”的歪路。中国的社会矛盾不仅没有解决，反而进一步加深。到 1989 年春天，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第1节 山雨欲来风满楼

１９８８年，中国最高领导层对价格改革下定了最大的决心。

３月２５日到４月１３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李鹏总理到邓小平那里汇报会议情况。邓小平问，代表们意见最大的是什么事。李鹏说是价格问题。他讲的是双轨价格造成的腐败和经济秩序混乱。邓小平这时讲到要下决心闯过价格这一关。事后，李鹏向政治局传达了邓小平关于加快价格闯关、“长痛不如短痛”的意见。所谓双轨价，就是同一种商品两种价格：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由于物资供应短缺，市场价格高于计划价格一倍以上。有权力背景的人买到计划价格的商品，再以市场价格卖出去，就获得暴利。

在这以后的几个月里，中央领导人接二连三地出来讲价格改革，使人们感到，中国将要迈开价格改革的步伐。８月１９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了一条重要新闻：８月１５日至１７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第十次全体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但是并没有具体讲从什么时候开始改革。不少人联想到在这之前，赵紫阳、李鹏、万里、胡启立等中央领导人在接见外宾时，都发表了关于加快价格改革的谈话。现在公报发表了，认为价格闯关马上就要开始了。在传达物价闯关时，还提到军队警察要作好准备，防止价格改革中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

８月１９日当天，各地就出现了抢购。当时抢购的情况是触目惊心的。从草纸到电池，从服装到鞋帽，从彩电到冰箱，见什么抢什么。着了慌的居民们恨不得将所有的纸币都换成看得见、摸得着的物品，恨不得将几代人所需要的东西都买齐。武汉有人买了２００公斤食盐，南京一市民一下子买了５００盒火柴，广州一位女士扛回了１０箱洗衣粉。混乱的秩序使得商店不敢敞开大门，在门缝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在门缝之外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在抢购队伍里，拥挤、漫骂，有的地方还出现了小的骚乱。

与抢购同时发生的是银行门前排起了挤兑的长龙。湖北有的县银行因不能及时支付，柜台被愤怒的群众推倒。这一场席卷全国的、造成人们极大恐慌的抢购风潮，到底有多大规模呢？七、八、三月，银行存款少增加了３００亿。当时居民储蓄余额近４０００亿元。仅仅少增加３００亿，就掀起了如此大的风浪！就是这３００亿，使得号称“钢铁公司”的邓小平不得不临阵退却。８月３０日上午，国务院召开第２０次常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做好当前物价工作和稳定市场的决定。其中包括，向群众解释北戴河会议说的物价闯关不是马上完成，而是5年或更长一点时间；下半年不再出台调价的决定，加强物价管理；开办保值储蓄，使３年以上的存款利率不低于以至略高于物价上涨幅度；坚决压缩基本建设规模，控制货币发行；做好粮、棉、油的收购工作，保证市场供应；整顿市场秩序。这些措施一一落实以后，抢购风潮才终于平息。

如果价格闯关不退却会怎么样呢？多年计划经济造成的隐性通货膨胀会释出来，物价到底会涨多高是很难预料的。随着物价飞涨，社会是不是会失控，也是难以预料的。

９月２３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开展“治理整顿”。９月２６日，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正式通过“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

治理整顿必然造成经济滑坡。治理整顿这剂猛药，抑制了通货膨胀，同时也造成了连续三年的市场疲软。全国零售物价指数，１９８９年为１７．８％，１９９０年为２．１％，１９９１年为２．９％。经济增长率由1988年的11.3％下降到1989年的4.1％，1990年继续下降到3.8％。商品滞销，库存增多，企业停产，职工下岗。治理整顿必然使改革倒退。治理整顿的大刀首先砍向了改革中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邓小平还要各级干部用党籍保证把乡镇企业压下来。但强行压缩对乡镇企业要造成很大损失。当时我到大连市郊区采访，乡镇企业干部用激烈的言词指名道姓地批评邓小平压缩乡镇企业的说法。治理整顿最常用的办法就是“宏观调控”。谁来“调”，谁来“控”？中央政府。靠什么调控？靠行政手段。政府职能强化了，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增多了，企业自主活动的空间减小了。４月３日的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一版头条标题是“以改革指导整顿，还是借整顿算改革的总账”，文中说：“现状促使更多的人在深思：把各种账都算到改革份上，通过治理整顿的办法使其寿终正寝，还是将改革作为统揽全局的总方针？”经济大滑坡，改革大倒退，使得人们不得不反思。几年以后，当时主持国家体改委工作的安志文向本书作者谈起当时的情况。他曾对赵紫阳说，治理整顿这个提法容易引起误解，人们会以为改革出了什么大问题，需要纠偏。他建议还是用“十三大”的“稳定经济，深化改革”的提法。当时赵紫阳没有采纳他的意见。１９９３年，安志文去看望在软禁中的赵紫阳。赵紫阳对他说，你当时认为治理整顿的提法不妥，现在看来，这个提法是有点问题。实际上，治理整顿所采取的作法正是和陈云的经济思想一致。邓小平在政治上很强，但经济上一出了问题，还得听陈云的。陈云阵线正是以“纠偏”的方式算改革的总账，邓小平还要为陈云张目。物价闯关失败，改革进退维谷，人们惶惶不安。１９８９年４月２７日，我参加了《经济研究》编辑部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一位年轻学者在发言中惶惶地问道：我们在哪里？我们正在做什么？我们向何处去？当时人们感到最大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剌激经济活力的同时如何保证社会公平的问题没有解决。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来起来”的口号以后，贫富差距开始拉大。由于长期形成的平均主义观念起作用，有些人不能接受这种种现实，发出种种怨言和牢骚。这些怨言和牢骚也的确有它的理由。因为相当多发财的人不是靠诚实劳动。当时政策漏洞很多，法律很不健全，是与非、法与非法的界限不很清楚。那些过去被人们看成是胆大妄为的人，现在充分利用这个社会条件从事种种商业活动，大发其财。当时反映这一情况的民谣很多。如：“提了一批吹牛拍马的，富了一批投机倒把的，穷了一批奉公守法的，抓了一批真真假假的”。

第二是共产党内腐败之风愈演愈烈，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事情越来越多。当时正是“双轨价格”价差最大的时候一吨盘条钢，计划价格８００元，市场价格１６００元。商品越短缺，价差就越大。除了商品以外，贷款利率、外汇的汇率都是双轨的。为了得到计划价格商品、贷款和外汇，不法分子向掌握商品销售权、贷款权的人大量行贿，普通人则千方百计地拉关系、走后门，干部子弟则利用父母的地位和权力。他们得到计划价格商品后，按市场价格出售获取暴利。当时社会上对赵紫阳、邓小平的儿子的传说也很多。民谣：“毛泽东的儿子上前线，林彪的儿子搞政变，邓小平的儿子卖彩券，赵紫阳的儿子倒彩电”。卖彩券，是指邓朴方当总经理的康华公司为残疾人募捐，群众怀疑其中有借残疾人的名义为个人谋私的情况。后来邓小平下令清查，官方公布的清查结果说康华没有大的问题。邓小平还是下令把康华解散了。赵紫阳的儿子倒彩电，有此一说，１９８８年彩电供应极为紧张，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相差一倍以上，弄到一台计划价格的彩电到市场上卖，可以赚上千元。彩电最中的重要部件显相管最为短缺。传说赵紫阳的儿子到陕西咸阳的显相管厂要计划价格的产品。但据新华社陕西分社调查，赵的儿子最后没有倒成。

第三是经济秩序混乱。第一种表现就是全民经商。党、政、军、民、学都做起买卖来了。民谣：“十亿人民十亿商，大家一起骗中央”。没有制度约束，法律很不健全，市场秩序十分混乱，不少人混水摸鱼。第二种表现是地区之间经济封锁，经济割据，并且开展“经济大战”。当时原材料短缺。为了不使本省的原材料外流，在地区边界上封关设卡。一些蚕茧产地的政府，还请武警，调民兵，用县、乡、村三级联防的办法，实行严格在过境检查。统一的市场被分割，资源不能在全国范围内合理配置。

第四是改革停滞不前，进退维谷。首先是农村改革停滞。农村改革从１９８４年以来没有什么进展，粮食产量下降，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负担加重，怨气很大。城市改革局面难以打开。物价闯关失败以后，引起经济序混乱的原因之一的双轨价格，既不能退到以计划价为标准的单轨价，又不能前进到以市场价为标准的单轨价。原有的计划管理已经不起作用，市场的作用也不能有效地发挥。国有企业越来越困难，报纸上经常有厂长们发出的要求企业自主权、改善经营环境的呼吁。改革方向不明。就企业改革而言，放权让利的路子已经走到了尽头，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问题没有解决的希望。价格闯关失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事也只好搁置起来。在改革进退维谷之际，对改革的不同看法也就多了起来。“文化革命是十年动乱，经济改革是十年乱动，文革是无政府主义，改革是无主义政府”，“市场供应紧绷绷，经济秩序乱哄哄，官倒私倒忙匆匆，平民百姓气冲冲”等等抱怨改革的民谣广为流传。改革给人们带来的好处被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所淹没。１９８８年、１９８９年是群众中传顺口溜最多的时候。在火车上，在食堂里，在茶馆，在军营，在朋友相聚时，在党支部生活会上，都是牢骚，都是怨言。彷徨，烦躁，不满的情绪在蔓延。“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生活改善了，怨气却多了。为什么？社会调查的结果表明，群众不满的原因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不正之风，二、分配不公，三、物价上涨，四、改革方向不明。尤其是对腐败现象，群众深恶痛绝。在3月下旬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们的发言空前激烈，其中批评最集中的就是腐败现象。

偏偏这一年交通事故特别多。接连几次大的铁路事故，铁道部长丁关根不得不引咎辞职，但他辞职后，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一天，发生了上海真如车站两列客车迎面相撞的重大事故。飞机、轮船也事故频频。民谣又传开了：“火车亲嘴儿，飞机打滚儿，轮船沉底儿，物价没准儿”。

１９８８年夏天，一个狂风暴雨之夜，总书记赵紫阳老母的坟被挖，遗体被盗。他母亲是１９７６年８０岁时在河南老家病逝的，葬在河南。对赵紫阳不满的人挖了他的祖坟，这是中国人最残酷的一种报复手段。这对赵紫阳的精神无疑是一次重大的打击，但他却不动声色，要河南省“淡化处理”。人们认为，这也是对现实不满的一种发泄。

面对社会上普遍的不满情绪，一位中央领导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过去每一次革命都有明确的依靠力量，尽管每次革命都有强大的反对力量，由于有了坚定不移的依靠力量，所以取得了胜利。这次改革也是一次革命，现在各方面都有意见，到底谁是改革的依靠力量？当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李贵鲜在3月一个会上说：“１９８８年是难忘的一年。１９８９年是难过的一年。”知识界一些人士认为，经济改革陷入困境的原因是政治改革滞后。现在社会问题如此突出，是因为７０年代末政治改革（指粉碎四人帮及其后的思想解放运动）开辟的资源已全部用尽。于是，一些民主派人士空前活跃起来。自１９８８年夏天以后，方励之等人批评政府的声音越来越强烈。他频频地受外国记者采访，公开批评“四项基本原则”，批评“清除精神污染”，批评“反对资产阶自由化”，提倡“全盘西化”。他已经从一个天体物理学家变成了一名活跃的政治鼓动家，政治活动家。他也就成了中共中央特别注意的危险分子。上海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世界经济导报》，经常触及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虽然发行量只有十多万份，由于大胆地批评时政，在知识界的影响越来越大。

１９８８年秋冬，北京一些高校里有各种“研究会”、“讨论会”、“沙龙”。方励之、严家其、苏绍智、包遵信、张显扬、许良英等人经常应邀到这些地方发表演讲。他们含蓄地或大胆地批评共产党，批评现行制度。

１２月７日，金观涛在北京大学“未来中国与世界”的讨论会上说：“二十世纪另外一个遗产是社会主义尝试及它的失败”。《新观察》主编戈扬以一位老党员的身份作证说：“金观涛对社会主义的否定不是太厉害了，而是客气了一点。实际上，现在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封建社会，它的头子必然是皇帝。”进入１９８９年，民主派的活动越来越频繁，言论越来越大胆。政府也越来越加强了对他们的监视，掌握了他们的一举一动。

１９８９年１月６日。方励之致电邓小平，要求大赦政治犯、释放魏京生。此时，不少人要求释放魏京生，有人为魏京生家属筹集资金。

１月２８日。苏绍智、方励之等在北京“都乐书屋”搞“新启蒙沙龙”活动。参加者除中国人外还有一些美国、法国、意大利的驻京记者，共百余人。方励之在会上说：“现在中国主要是人权问题，需要行动。”这次活动引起了政府的高度注意。

２月４日。方励之等人在友谊宾馆举行“名人名家迎春联谊会”。方励之说：“希望企业家作为中国的新生力量，同先进的知识分子结合越来，为争起民主而斗争。”２月１３日。诗人北岛发起、由陈军出面，联系了冰心、萧乾等３３名知识分子发出了《致人大常委和中共中央的公开信》，要求“在建国４０周年和五四运动７０周年之际，实行大赦，特别是释放魏京生等政治犯”。这封信发出后，政府以新华社记者访问司法部负责人的形式做出反驳：“陈军等人发起写信提出要求释放魏京生，其实质是制造舆论，对政府施加压力，干涉国家的司法审判。”各单位向职工传达说，冰心签名是受陈军的人的蒙骗。陈军拿着吴祖光的介绍信到冰心处，说是帮助党稳定局势，搞大赦。冰心后来说：“我以为是为中央补台，现在糟了，还影响萧乾。我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把我的名字摆在前面。”２月２６日。张显扬、李洪林（八十年代初活跃在北京的理论家，后调福建社科院）戈扬等４２人联名写信给中共中央，要求释放政治犯。

３月８日。王淦昌、许良英等４２名科学界人士联名发出《致赵紫阳总书记、万里委员长、李先念主席、李鹏总理并中共中央、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国务院的公开信》，要求“防止由于发表不同政治见解的言论和文字而治罪的历史悲剧重新出现，请责成有关部门释放一切因思想问题而被判刑或劳动教养的青年”。

上述公开信各国报纸都广为刊载了，连苏联、东欧的报纸也登了。袁木在３月１４日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谈到关于这几封要求释放政治犯的信时说：“中国没有政治犯，因而不存在释放政治犯的问题。”中国因言获罪的知识分子和流氓、小偷、强奸犯、杀人犯关在一起，当然没有政治犯。

中共中央向各单位向职工传达时说，这几起签名背后都是美国支持的。

美国是否支持这几起签名无法核实，但是，美国支持中国的不同政见者确有其事。２月２５日，美国总统老布什访问中国。２６日晚，他在长城饭店举行德克萨斯式烤肉招待会，没经中国政府同意，邀请了几名中国政府不喜欢的人出席。他们是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其、经济学家苏绍智、文艺界著名人士吴祖光。老布什到别人家里做客，邀请主人不喜欢的人，当然是不愉快的。在被邀请的人当中，除方励之外，其它4个人都出席了。方励之接到请贴后乘车去长城饭店。途中被警察以违反交通规则的名义扣下。方改乘出租车，途中又以违反交通规则的名义受阻。方又改乘公共汽车，汽车到站时，警察不让停车。他又步行很长的路到美国大使馆。使馆门前的中国警察不让进入。方又到加拿大使馆一位外交官员的家里，这位外交官用外交车把方励之送到香格里拉饭店的新闻中心，在这里他接受了外国记者的采访。第二天在家里又开了记者招待会。

２８日，美国官方就方励之未出席布什的晚宴事发表谈话。３月１日，中国外交部就美国官方这个谈话发表评论，对美方“不负责任的谈话”“感到惊讶并深表遗憾”。

晚宴事件使不同政见者和政府的矛盾更加公开化了。

这种矛盾的公开化，本是持不同政见者的意愿。有了公开化才有合法化，有了合法化才能组织化，有组织才能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当时政府的态是，绝不让步，绝不迎合。政府认为，“迎合只能搞乱政局，一让步他们就得寸进尺。我们要作中流砥柱，要对史负责。”当时新华社传达一位中央领导人的话说：“搞万人签名也没什么了不起，我们也可以搞签名呢。”政府这种强硬态度与东欧形势有关。当时东欧正处在剧变之中。南斯拉夫提出不要垄断政治，原有的政治秩序被打乱。波兰提出政治多元化，由一党执政变成了三党竞争（统一工人党，统一农民党，民主党）。雅鲁泽尔斯基一度宣布团结工会为非法，这时又承认其合法地位，团结工会力量迅猛扩大。全国１２００万工人有９００万参加团结工会。２月１２日，匈牙利宣布１９５６年的骚乱是人民起义，这使中国十分被动。当年是中国共产党劝苏联出兵镇压这场骚乱的。对东欧出现的新情况，中共中央密切注意，接连开会研究对策，防止东欧的事态波及到中国。在内地政治情况比较紧张的情况下，西藏又出现了不安定的情况。达赖计划在“起义”3０周年（３月１０日）搞一次大规模的政治活动。３月５日，拉萨出现了骚乱。中央政府对拉萨实行了戒严。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胡锦涛动用军队使事态平息。邓小平很赞赏胡锦涛的这种强硬态度。西藏事件在当时的政治空气中又增加了一分紧张。如果说，１９８８秋到１９８９年春，改革进退维谷，政治上两种看法的分歧已经公开，那么，最关心时局的青年们却在寻找，在探索，在彷徨，在躁动不安。１９８９年４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五校对师生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态度作了一次调查。调查结果是：学生中倾向于一党多派、两党轮流执政和多党制的占５０．２％；２１．８％否定社会主义这种社会形态；１２.３％的人根本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编：《惊心动魄的56天》，大地出版社，1989年，北京，第14页）。真实情况要比这组数字严重得多。青年人在失去了对马列主义的信仰以后，又转向尼采，转向萨特，转向弗洛伊德，转向新儒学。接二连三地出现了尼采热，萨特热，弗洛伊德热。但是，热得快，凉得也快。经过一轮一轮地寻找和追求之后，青年们心中还是一片空虚。他们烦躁和不满现实。他们对师长们（方励之等）批评现实的言论狂热地信奉。他们有爱国的激情，渴望改变中国的现状；他们无牵无挂，无所畏惧；他们思想单纯，又容易冲动。他们是社会上“着火点”最低的一族。一个火星就可以把他们点燃。

１９８９年是“五四”运动70周年，是建国40周年，是改革10周年。有人提出反思70年，有人提出反思40年，也有人提出反思10年。这些“反思”是要对中国革命道路、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对１０年改革从根本上提出质疑。对此，中共中央多次对新闻界发出指示，要引导舆论。

１９８９年春天，北京的空气中弥漫着火药味。一个火星就可能引起爆炸。

第2节 导火线――胡耀邦逝世

４月１５日，早晨７时４８分，胡耀邦因心脏病逝世，享年７３岁。他是４月８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突发心脏病的。不久前他到广西作过调查，在政治局会上可能有些话要说。但开会不久，他伏案举手示意：“紫阳同志，．．．．”立即呈心脏病态。江泽民当场从自己的口袋掏出硝酸甘油片为之急救，并立即送医院抢救。但后来病情恶化，7天后就逝世。人们是同情弱者的。胡耀邦是因反自由化不坚决而下台的，是被一批顽固老人不公正地整下台的，为他抱不平者很多。不少人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冤案。为数以百万计的人平反了冤案的人，自己却蒙受了冤案，人们心中极度不平。在当时十分紧张的政治空气中，这样一个人逝世，终于成了一场重大政治风波的导火线。很多人断定将有重大事情发生。我所在的《经济参考报》总编辑喻权域让我多注意一些社会情况，多往外面跑跑。我是几个月以前从新华社天津分社调到总社工作的，由于还没有分到房子，就住在9号楼招待所1015室。家属还没有来。9号楼是记者招待所，在这里经常接触到第一线回来写稿的记者，是一个消息很灵通的地方。我想起了一位西方记者在出现重大事件上时说过的一句话：“历史将在我眼前爆炸”。因此，平时不记日记的我，开始记了比较详细的日记。目的是不让在我眼前发生的“史爆炸”逝去。为了把今天的读者引入当时的情景，在此摘引我这段时间的日记，同时把事后了解的情况作为日记的背景。

４月１６日星期日听说一些大学里出现了大字报。今天下午，我和田学祥早早地吃了晚饭就骑自行车到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去看看情况。在人民大学，果然贴出了不少大字报。一张大纸上画了一根点燃的红蜡烛，旁边写道：心线正直表里通红浑身是火一生光明风吹不熄泪落始终还有一张大字报写道：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死了该死的是指那些整胡耀邦的老人。有的大字报主张“五四”搞大的政治活动：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五四天下大吉署名“悲夫”题为《悼胡公》的藏头诗大字报写道：悼君唯怨是非多胡公又奈邓公何耀目曾经华夏客邦国何事任蹉跎如果说上面一张大字报对邓废黜胡耀邦表示不满的话，后面的大字报就指名道姓地批邓了：猫养七二鼠食尽民脂民膏最终猫成硕鼠魂系民心呼喊捉鼠打鼠毕竟魂仍是忠魂黑猫白猫不抓老鼠才是好猫赌棍恶棍只欺良民不如拐棍“黑猫白猫能抓老鼠才是好猫”是邓小平的名言。由于邓小平爱打麻将，有不少对联是用麻将牌的术语写成的：横批：去他妈的借西风作胡胡公胡抛“四条”伐民民十万这里的“西风”是指民主化。“四条”显然是指“四项基本原则”。

题：红不如黑一红心开叫点力不够分配不好同伴又不应怎能成局？

三黑桃阻击紧逼有方诈骗有术首攻也有利居然进贯这里的“红”是指胡耀邦及其代表的政治力量；黑是整胡耀邦的人。另有一张署名“麻派子弟”的大字报写道：横批：耀邦先生仙逝开西风杠－－杠出白板，众叹杠未开花停红中碰－－碰了四条，庄家胡是诈胡这里的“四条”是指四项基本原则，“诈胡”是指整胡耀邦的人用不正当的手段。

还有一些直接攻击邓小平的大字报。如《×××政绩累累》列出邓小平十大罪状。另有一张大字报写道：“．．．．．耀邦被贬后的中国政坛。在‘年轻化’的幌子下，杨尚昆摇晃着硕大的身躯，以高于前主席两岁的高龄出任了国家主席，大批‘太子党’、‘秘书班子’占据了党政要位，新总理继承‘父’业，腐败之风日益猖獗，官倒官商治而更甚（康华整顿结果‘毫无问题’），全国空气沉闷不堪，改革可信程度猛降，人们从失望到绝望。．．．”政府看到悼念胡耀邦的势头不对，担心出事，就提出了种种限制措施。中共中央向各省发出电报，追悼会原则上不让北京以外的人参加，规模限４０００人。但是，这种作法却更激怒了群众，使不满情绪升级。

４月１７日星期一同事中传说自发往胡耀邦家中悼念的人很多。我干完自己的工作之后，骑车到胡家。胡家在府右街路西的会计师胡同２５号，是一座四合院。胡同里停满了汽车，上下车的人都带着泪痕。我在这里不到半小时，就有七八十个人来到这里。杜近芳、王昆和红线女的儿子三人乘一辆红色小轿车，送来了一束鲜花扎制的花圈。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带着夫人从一辆本茨２８０（车号A03－0227）上擦着泪水走了下来。四合院里摆上了两张签名桌，桌上的五个签名簿上留下了悼念者的名子。屋里设了一个灵堂。灵堂前摆满了悼念的人送来的鲜花和花圈。当中花圈的绶带上写着李昭率子胡德平夫妇和胡德华夫妇。来这里悼念的人鱼贯而入，一批人在灵前默哀鞠躬后离去，另一批人再进去。据警卫人员说，这两天来悼念的人很多，都是自发来的。他希望新闻界不要张扬，否则这个小胡同承受不了。

从胡家出来，沿府右街南行折东到天安门广场。正碰上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学生结队到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圈，不到一千人。他们在人民大会堂前高呼口号：“自由万岁！”“民主万岁！”“法制万岁！”“教育救国！”“胡耀邦同志永垂不朽！”“打倒贪官污吏，清除腐败现象！”喊完口号后高唱国际歌。围观者很多。不少外国记者对着学生摄像。

纪念碑北侧有个花圈。纪念碑上下挤满了围观的人。有人倚在纪念碑石栏上，手拿长镜头相机，等待着重大事件的发生。广场上到处都是警察。广场四周树林里停着不少挂着“ＧＡ”标志的汽车。晚上有人在纪念碑前辩论。这两天，除北京以外，全国很多地方都在纪念胡耀邦的活动中出现了学生游行。这些游行提出的口号还不是很激烈的，没有发生什么冲突。但是，学生们的情绪还在升温。

在起草胡耀邦的《生平》和《悼词》过程中出现了争论。争论在三个方面：一是写不写错误。一种意见认为，胡耀邦的错误应当写清楚，不应回避；另一种认为，悼词应当讲他一生的功劳，不必写错误。争论的第二个方面是写不写胡耀邦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多年来，中共中央领导人去世后，都要说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1975年康生病死，讣告和悼词中说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1976年周恩来逝世，由于“四人帮”的反对，没有写“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1976年的“四五”事件中，这成了群众不满的一个焦点。争论的第三个方面是对胡耀邦辞职下台要不要有个说法。胡耀邦家属希望有个说法。但这个说法很难写。这些争论最后由邓小平一锤定音：“功劳讲足，不提辞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都不够，我也不够，我死后就不要给我加。”最后，《悼词》中还是肯定胡耀邦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肯定“胡耀邦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为党和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这样的肯定又使人们提出问题：这么样一个好人为什么要让他不明不白地下台？下台后为什么又给他加上种种罪名？

４月１８日星期二北京大学、北京经济学院等大学生在人民大会堂东门静坐。

他们向政府提出七点要求：一、对胡耀邦进行客观评价（即否定１９８７年１月对胡的批评）；二、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为在这两次运动中受害的知识分子平反；三、公布国家领导人及其子女的收入和财产；四、开放报禁，允许民间办报；五、取消违反宪法的禁止游行的十条规定；六、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待遇；七、客观报道这次活动。

生静坐时，不时有人向学生中投掷面包。学生要求人大常委派人出来将这七点要求转交人大常委。一名学生因劳累过度在人民大会堂前晕倒。这个文件还是被人接进去了。

事后，学生们将写有“中国魂”的巨幅标语挂上了人民英雄纪念碑。晚间，纪念碑前聚集了数万人（据说高峰时达十万人）。一名学生站在高处一条一条地宣读他们的七条。

每念一条，下面一片欢呼。中间换了一个南方人念，下面听不懂，齐声高呼：“换人！换人！”南方人下去了，换了一个北方人念。

晚１０时许，又有一所大学近千人抬花圈在天安门广场绕场一周。警车在旁维持秩序警车上的喇叭用平缓而温和的语调不停地广：“请向右走，注意交通安全！”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前用绳索拉了一条线，防止学生越过。见有越线的，警察就带着笑容说：“对不起，请后退。”凌晨一点，人民大学近千名学生在新华门前要求和李鹏对话，提出了１０点要求。高喊：“李鹏，出来！”警卫战士手挽手构成一道人墙。学生们一面喊，一面唱“工农兵联合起来”、“国歌”，还挑逗表情严肃的警卫战士：“笑一笑！”“你们也唱一支歌！”有几人将鞋子和汽水瓶扔进新华门内。学生们三次冲新华门，都被警卫战士挡住。新华门前坐着的学生和围观者近万人。

据从纪念碑那边过来的人说，有人站在纪念碑上演说，逐条批判四项基本原则，为他鼓掌的人很多。凌晨４时，北京市政府开出宣传车，广北京市政府公告。公告说：“近几天来，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借广大群众进行悼念活动之机，散布谣言，蛊惑人心，张贴攻击、漫骂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大字报。更为严重的是，他们在４月１８日晚，公然煽动少数人冲击中南海，打伤维持秩序的警卫战士，提出种种与悼念活动无关的无理要求。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已不是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动，而是蓄意制造和挑起事端，企图转移悼念活动的真正方向。”公告要求，悼念活动应在本单位有组织、有秩序的进行。对那些打、砸、抢、冲、烧的违法和犯罪分子，要依法严惩。

天亮了，新华门前人群逐渐散去，长安街交通恢复正常。

第3节 新华门前：警察和学生的冲突

自4月16日以来虽然学生和政府在言论上对抗，但还没有发生冲突。到4月20日凌晨，警察为了驱散集结在新华门前的学生，和学生发生了第一次冲突。矛盾进一步激化。

４月１９日　星期三　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中央美术学院挂上了胡耀邦的巨幅画像。画像两边写着“何处招魂　中央美术学院敬挽”。这幅画像高三米、宽两米，在很远就可以看到。花圈、挽联、条幅、诗词，贴满了纪念碑四周。有人演说，有人朗诵诗词，有人认真地抄录。照相机的银光不停地闪烁，估计有上千台照相机在广场上记录当时的情景。今晚广场上大约有１０万人。形势在升级。悼念活动的矛头指向了现任领导人。

广场上看的人比参加活动的人多得多（大概是１：１０），外国人不少。晚９－１０时东、西长安街上自行车如汹涌的大潮，涌向天安门广场。

１０点半，纪念碑前一青年宣布：开始游行。游行队伍向西往新华门前进。沿途警察阻拦未遂。学生抵新华门。１１点半，举花圈的学生和警察发生冲突，在冲突中花圈被弄碎（有人说是警察撕毁的）。听到学生高喊：“警察无赖，警察打人！”１２点，北京市公安局开来两辆警车，反复广《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告》，要求大家２０分钟内离开现场，不离开者后果自负。过了几个２０分钟，人们还没有离开。

吉林分社记者王景和当时在新华门前，他回来对我说，凌晨一点钟，警察手拉手构成了一个三层包围圈。把学生围在最中间，同围观者隔开了。东西长安街交通切断。只准出，不准进。学生齐声高喊：“坐下，坐下！”“中国人坐下！”“警察坐下！”也有个别人喊：“警察跪下！”学生坐下以后高唱《国际歌》、《团结就是力量》、《我是一个兵》。一位自称是北师大的学生指挥。他要求大家遵守秩序，让大家离新华门远一点。警察的包围圈不断向外扩展，把围观者向外边挤。

一位美国电视记者摄像，一名警察向他冲了过去企图制止。一名中国青年推着一辆自行车挡住。群众中一些人高喊：“新闻自由！新闻自由！”凌晨三点半，开来了大批警察（目击者估计有近万名），从六部口到王府井全被切断。

两个警察架一个学生，强行拖上汽车。学生反抗，警察拳打脚踢，不少学生被打伤。五点半，人群散尽。王景和说：他没听到有人喊反动口号。　去过高校的记者对我说：清华、北大、人大等大学都有很多大字报。北大三角地挤满了看大字报、抄大字报的人。　４月２０日　星期四大雨如注。

北京大学６００多名学生步行出校，举行和平请愿，每个人都被淋成落汤鸡。

中央对胡逝世的处理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在政治上给胡以很高的评价，只字未提他的过失。葬礼安排仅次于毛、周、朱，比叶剑英略高。没有当作一名普通政治局常委处理。这些作法的本意是安抚民心，但却带来了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这么好的一个人为什么在１９８７年要把他搞下去呢？，为什么不公开承认当时的作法不对呢？”这是学生闹事的原因之一何况，胡下台后，一些知识分子受到了牵连，知识分子憋着一股怨气。

这两天人们谈论的还是昨晚的新华门前发生的情况。有学生挨打的种种传说。政府坚持说没有打学生。群众更多的还是相信传言，不相信政府的说法。

４月２１日　星期五新华社昨天发出的短评和消息今天被所有报纸刊登，引起了不小的风波。署名“新华社评论员”的短评的题目是《维护社会稳定是当前大局》，其中写道：“有那么一些人，借口悼念胡耀邦同志，蓄意把矛头指向党和政府。他们发表煽动性讲演，呼喊打倒共产党的口号，污损人民英雄纪念碑，甚至冲击新华门，打伤维持秩序的武警战士。他们明明白白地不是在悼念胡耀邦同志，而是在干扰正常的悼念活动。他们的行动已经越出了法律允许的范围。对这样的违法活动，采取坚决措施及时加以制止是完全必要的。”在题为《近３００名学生冲击中南海》的消息中，说学生冲击中南海，打警察，喊反动口号等。据说，这两篇稿子是新华社副社长曾建徽在新华门里面奉命写出来的，是经李鹏审定的稿件的态度如此强硬，是想把学潮压下去。但是，事与愿违。

今天，新华社收到了３００多个抗议电话。新华社内部也是议论纷纷。在办公室，在食堂，都谈论这件事。有的说，稿子歪曲事实，违反新闻的真实性原则；有的说，写稿的记者无耻有的说，这两篇稿子使我们大家都蒙受奇耻大辱。据说，社长穆青对这两篇稿子也有意见。但穆青在会上说，中央领导都挨了骂，新华社挨点骂算什么？

上午，中国新闻学院的学生送花到纪念碑，高喊“新闻自由”绕场一周。中国新闻学院一学生挨打，听到“学生打警察”的报道后，十分愤慨，所以到广场高喊“新闻自由”。他们认为，没有新闻自由，就没有事实真相。《科技日报》、《中国日报》也送了大花圈。

４月２２日　星期六昨晚７时４５分，我骑车到达广场。这里聚集了约３０万人。纪念碑上有人演讲。每讲一句，下面就有人叫好。当讲到“公布官员财产”时，下面叫好声一片。有人撒传单。纪念碑上挽联、诗歌很多。抄录的人里三层，外三层。前排人的后背成了后面人放笔记本的“桌子”。

纪念碑东边围了一团人。一个女的说：“新闻真实，有真实吗？”另一人接着说：“人家掌握了报纸、电台，你有什么办法？”社科院新闻研究所举着巨幅横标：“新闻要讲真话”，引起了一片欢呼和掌声。

新华社北京分社一辆采访车停在金水桥里面。一群人围住，一边用手敲着车，一边喊：“马屁！马屁！”一位青年画家头上缠着一块绿布，上写“坏蛋”，在天安门前作画。

９时回社稍事休息。１１点半我们又骑车从新文化街出来。路口有警察。汽车只准出长安街，不准进长安街。长安街上没有车辆。只有潮水般的自行车向东涌去。大街两旁的人行道上站满了人。在新华门前，外国电视台架起了摄像机。新华门附近的墙头、树杈上都是人。大家都等待重大的事情发生。到天安门广场，只见人比８点钟时少多了。在人民大会堂东门警戒线内挤进了一万多名学生，在那里静坐。

我正在观察时，突然一股人流从纪念碑向西北角的长安街跑去。我也沿人民大会堂东门骑车北去。原来是一支浩浩荡荡的学生队伍从西向东走来。从队伍的横标可以到，最前面的是南开大学，依次是清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农业工程大学等２０所大学。学生手拉手五人一行，队列整齐，秩序井然。队伍两边，也是由学生手拉手构成两道防线，防止外人挤入学生队伍。队伍一边前进一边高呼口号。学生队伍一出现，两边的人群就欢呼、鼓掌。学生喊口号，两边群众呼应。气氛十分热烈。学生呼的口号都写在白色的横标上：绝对权力＝绝对腐败打倒贪官污吏　抗议新闻欺骗要求政府官员公布财产严惩凶手　保障人权抗议新华社北京日报歪曲事实真相镇压学生运动没有好下场科学　民主　人权　法制新闻自由人民万岁　民主万岁　自由万岁新闻界，良心何在？

反对乱涨价废除特权警察打人　报纸电台骗人学生队伍在经过长安街时，一位推自行车的外国人不停地用小本记录。一位青年调侃：“老外，你这么感兴趣，进去参加吧！”老外说：“我是外国人，我没有权利。”他说他是英国一家报纸的记者。

游行队经过新华门时出人意料地没有停下，径直向天安门广场开去。在纪念碑北面，按学校整整齐齐地坐了一大片。周围还是学生手拉手地围成一道防线，不让外人进入这个学生方阵。这支学生队伍大约有四五万人。

这时已经凌晨３点。人民大会堂东门静坐的学生已经散去并汇入纪念碑北的方阵。他们是来参加胡耀邦追悼会的。

凌晨３点半，我沿西交民巷回来。同行的有几位卖汽水、卖煎的小贩。他们今晚生意很好，想必收获不小。他们轻快地蹬着三轮车，哼着小调。

４月２３日　星期日　昨天上午同时有两个追悼会。人民大会堂里面是４０００人的追悼会。在广场上是5万人的追悼会。两个会的情绪是对立的。

《新观察》主编戈扬在大会堂里面参加追悼会，出门时站在大会堂东门前，看到学生的情景，写了一首诗，题为《这边和那边》。

一片土地分成两边，中间隔着暴力的墙。

这边是冷漠的冰山，那边是真情的海洋。

耀邦的尸体在这边，耀邦的灵魂在那边。

我们都是来自那边，没有那边哪有这边。

黑龙江分社记者陈坚发昨天早晨六点钟去广场，看到学生还静静地坐着。７点，学生队伍从纪念碑北转向纪念碑西，面向人民大会堂东门。在转向的过程中和警察有点小的冲突。学生高喊“人民警察爱人民　人民警察人民爱”，警察让步了。７点钟，广场戒严。7点到10点，学生坐在场地上喊口号、唱歌。10点钟，大会堂里面的追悼会开始，学生坐在广场上听广、默哀。学生队伍秩序一直很好。在电视上，只能看到人民大会堂里面的追悼会，看不到学生的活动情况。到下午才听说在追悼会快结束时，三名学生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前跪下，要求中央负责人接见，中央没人理睬。他们要向中央领导人面交请愿书，治丧委员会的两名普通工作人员要代为收下，他们不同意，坚持要面交。学生跪了半小时，中央领导人还是没有出面。有的说，学生不该下跪，太卑贱；有的说，中央领导人太无情。

开完追悼会后，胡耀邦的灵车经西长安街去八宝山。街道两边站满了送灵的人群。类似当年为周恩来送灵的情况。学生游行队伍跟在灵车后面。学生队伍走了两个多小时，各自回校.　学生的活动受到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学生募捐，很多人解囊相助。在办公室里，同事们谈了不少见闻。

戴国强在北太平庄看到从小汽车上走下一名妇女，向学生的募捐袋里丢下了１００元。一位老先生对学生说：”你们回去上课吧。”一位工人反驳说：“他们不游行，政府还听得见这些意见吗？”叶奇元在上班的路上看到，一位干部模样的人拿出１０元一张的地一叠票子丢进募捐袋。学生说：“太多了，太多了”这位干部连连摆手，一句话没说，大踏步地走了。在前门的一个募捐点，一位个体户拿出１７００元，说：“就这么多了，全给你们吧。”（注：当时教授的月薪最高是800元）

４月２３日，赵紫阳赴朝鲜访问。李鹏送他到火车站，问赵有什么交待没有。赵说，就这么几条：一是耀邦的追悼会结束了，要恢复正常秩序，要复课；二是不要激化矛盾，不要动武；三是打砸抢烧者例外。李鹏没有讲不同意见。李回去后，向邓小平汇报了这三点意见，邓说，就这么办吧。

第4节 “４．２６”社论：矛盾进一步激化

在胡耀邦追悼会前后，很多大城市也出现了大规模学潮。连学潮历来不激烈的天津，也出现了上万学生游行、几十万群众围观的情况。新华社4月２２日的报道中说，“今天西安市的一些不法分子围攻陕西省政府大院，打砸抢烧。据有关部门提供材料，共烧汽车１０辆，烧毁民房２０多间。……有１００多名值勤的武警和公安人员被打伤。”新华社4月２３日发出的关于长沙的报道中说：“在长沙市五一广场、火车站及黄兴路等繁华地段，昨晚连续发生不法分子抢砸商店事件。据有关部门初步统计，有２８家商店被砸被抢，部分商店被洗劫一空。”新华社奉命报道部分群众这些极端行为，为政府下一步采取强硬手段提供了根据。但是，驻当地分社记者和我们面谈的情况与报道很不一样。陕西分社老记者侯嘉荫（出版时写老何，不写名字）对我说，西安事件共死了１３人，其中２名警察，１１名群众，死者中还有中学生。开始是学生要求设灵堂，和警察发生冲突，警察动手打人。在树上看热闹的一名１４岁男孩也拉下来毒打。一位穿便装的公安局副局长也错挨了警察的打。后来才发生群众冲省政府、烧汽车的事件。看来新闻报道不符合事实的情况不止北京一处。

新闻报道和实际情况的反差进一步激化矛盾。北京市有４０多所高校5万多学生罢课。并通电全国，无限期罢课，直到李鹏辞职为止。北京街头到处是油印传单。有的传单介绍４．２０事实真相，有的揭露腐败现象（如说中央领导人搞世袭，亲属子女升官情况）。署名“北京工人联合会”的传单号召工人组织起来支援学生。

赵紫阳去朝鲜访问的第二天（４月２４日），李鹏就召集和主持政治局会议，由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市长陈希同汇报北京学潮情况。汇报题目是《北京市委常委对当前学潮的形势的意见》，汇报时把情况说得比较严重。把很多个别现象统统集中起来上纲上线。认为“大量的事实证明，尽管大多数学生有善良的愿望，但是，从动乱来说，矛头是直接对准党中央的，是以推翻共产党为目的的。”“不可小看敌对势力，他们是要跟我们斗到底的。”“以斗争求安定，则安定存；以退让求安定，则安定亡。”根据北京市委的汇报的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认为学潮是“在极少数人的操纵和策动下，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会上决定成立制止动乱小组。会后，李鹏向杨尚昆表示，要向邓小平汇报。４月２５日，邓小平听取了杨尚昆、李鹏等人的汇报。邓小平同意政治局会议对学潮的定性。同时发表了引起争议的４．２５日讲话，把学潮定为“动乱”，表示要采取强措施制止动乱。4月26日，《人民日报》根据邓小平这个讲话发了一篇社论，新华社同一天发通稿，全国所有报纸同时在一版头条登出。这篇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社论指出：“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这个定性的政治份量，超过了1957年对右派分子的定性。按照当时的中国政治常识理解：政府必定动用专政力量粉碎阴谋、镇压动乱。参与动乱的人没有好下场。

４月２６日　星期三昨晚街头所有的喇叭都广了《人民日报》社论。同时广北京市政府公告。公告重申不准游行的十条规定；禁止在街头讲演、募捐。广播员的语调高昂有力，有点像文革中广《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那种味道。今天所有的报纸都在一版头条显著位置刊登了这篇社论。一股强大的政治压力使人们预感到，政府要采取更加强硬的手段对付学生。

但是，强大的政治压力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各校纷纷集会，抗议４．２６社论。矛盾进一步激化。各校都贴出大字报。一条巨幅标语写着：《人民日报》骗人民。同情学生的人很多。今天在新华社大礼堂听邓小平４．２５讲话的传达。听传达的同事回来说，听众共发出五次“嘘”声和哄笑，鼓两次倒掌。

今天上午和高露一起到中国社科院马列所参加“民主的困惑”讨论会。这个会是贵州省社科院和中国社科院马列所联合召开的。严家其主持。苏绍智、于浩成、曹思源、远志明、荣剑等一批活跃分子都参加了。主要内容是批判“新权威主义”。严家其说，“动乱是缺乏民主造成的。人民的呼声没有正常的渠道反映。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没有不是宣布为反革命事件，但后来都平反了。１９５６年的匈牙利事件，１９７６年的天安门事件都是如此。今天重温１９７６年是有意义的。今天社论的起草人还是１９７６年起草那个社论的人。”于浩成在发言为“德先生”招魂。他批评政治体制改革“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新权威主义”倡导者之一的吴稼祥中途到会。他发言说，中国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名义最高权力和实际最高权力分离，因而无力做出重大决策。他主张中国应建立立宪总统制。严家其说：“我们意见一致了，我们不必批评新权威主义了。”严家其认为今天的会应限制在学术会议的范围之内。远志明说：“到什么时候了，还学术，学术。我们应当行动！”他主张搞一个签名运动。荣剑主张，为防止事态双方采取非理性行动，请社会名流出来吁请双方冷静。

４月２７日　星期四中午从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开会回来，到复兴门桥时，看到很多人站在桥头上向北张望。有人说：“游行的学生队伍被警察挡住，过不来了。”我骑车从西二环向北走，到阜成门十字路口（当时没有立交桥，作者1997年注）。只见四周已经围了上万人。连周围的房顶上、树上都站满了人。在路口北，警察排成几列横排，把南北大道封死了。学生队伍在封锁线北面无法过来。周围的群众不停地齐声呼喊叫警察为学生让路。看来警察也不是死守不放。学生拼命前进，警察步步后退。但进展十分缓慢。学生每前进一步，周围群众就一片欢呼，一阵掌声。不久，从西面阜外大街又开来的一支学生队伍也来到路口，两支队伍会合，冲破了警察封锁线。在这之前，学生队伍还在中关村、人民大学南等冲破了几道封锁线。通过重重封锁线之后，下午３点多钟学生队伍才到达西单。在六部口，警察手挽手形成一排排人墙，一共十几排，两排之间约一米距离，构成十几道紧密的封锁线，阻止学生东进。这时，从六部口到复兴门之间全是学生队伍和围观群众。满街满巷，水泄不通。围观群众不停地齐声呼喊：“让－－开！让－－开！”声音震天撼地。也有人和警察谈话，劝警察让学生过去。也有人有意和警察说话，分散警察注意力，学生乘机通过。今天学生游行的口号是：请愿不是动乱和平请愿　反对动乱妈妈，我们没有错人民日报，胡说八道；新闻联　全是胡说中央电台　颠倒黑白；光明日报　一片漆黑新闻要讲真话民心不可欺血谏政府正义就是力量北大清华　人民养大　为了人民　死都不怕为民请命　虽死犹荣拥护廉洁的中国共产党稳定物价打倒官倒官倒富　农民苦拥护宪法宪法至上人民政府　人民监督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决不允许１９７６年的“四五”事件重演　中国政法大学学生抬的一块大牌子上写着：起诉书　被告：人民日报　案由：诬陷　诽谤　游行口号都写在横标上。其中有几幅横标用邓小平过去说的话（“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等）来批驳他的４.２５讲话。学生齐声朗诵，周围群众鼓掌。

在游行中，学生还喊了一些问答式口号。一个领头的学生提问，其它人（包括围观群众）齐声回答。如：“我们是反党吗？”“不是！”“我们是反社会主义吗？”“不是！”“我们是搞阴谋吗？”“不是！”“我们是一小撮吗？”“不是！”赤手空拳的警察挡不住学生和周围群众的拥挤，他们没有采取强硬手段，防线一道道地被冲破。学生队伍开向天安门。

在六部口南的新华街口，两位年轻的女警察（看样子像警察学校的学生）从阵地上撤换下来。她们中的一位鞋被挤丢了，穿一双白袜子站在路边哭泣。一位四十来岁的女人对她们说：“哪碗饭不好吃？偏要和学生作对！”在人民大会堂西停了十几辆卡车，车上坐满了军人。这时学生队伍还在六部口受阻。

一些人围着军车齐声喊：“人民军队不打人民！”　学生队伍经过天安门前没有停留，经建国门向北。学生在游行过程中，群众向游行队伍中抛面包、汽水。学生游行到雍和宫，有的累得走不动了，一些人用自行车和三轮车驮送学生。北京市政府派公共汽车在新街口把学生送回学校。

游行学生回到校门口，留守学校的学生在校门挂上巨幅标语：欢迎壮士凯旋归来！

有的学校放鞭炮迎接。

“４．２６社论”的态度那样强硬、坚决，人们估计政府对学生游行会采取强硬措施，大家都担心发生流血事件。学校领导一再劝阻。学生游行前也有思想准备。有的写下了遗书，准备牺牲。医学院的学生还带了药箱和急救用品，以准备军警镇压时急救伤员。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学生胜利了。

今天参加游行的学生约１０万人，他们来自３８所大学。

一位军事记者说，昨天从３８军调来了两个师，约两万人。据传说有的医院腾出了病房，并传授如何治疗催泪瓦斯造成的眼伤。为什么政府却没有动手呢？

昨天民主党派２００多名知名人士联合签名恳请中央不要镇压学生，对学生采取宽容态度。据说签名文件送到新华社后送到印厂立即排出，来不及派人送去，就用电传发给中央。是不是这封信起了作用？

４．２７大游行的成功为学生进一步壮了胆。强大的政治压力对学生再也不起作用了。游行的成功使千方百计地阻止学生游行的学校党团组处于尴尬境地，他们今后说话学生更不听了。这一天，全国很多大城市都发生了抗议４．２６社论的大规模游行。

从４．２６社论以后，学生运动一个核心内容，就是要求政府收回“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这个政治结论。学生和家长根据历次政治运动的经验认为，学生背上了这个政治包袱，将影响他的毕业分配，影响他终生的命运。政府恰恰在这一点上不让步。因为这个定性是从邓小平的口中说出来的（虽然是他听了政治局常委的汇报后说的），一让步，中国就丧失了最高权威。政府也怕反政府势力得寸进尺。从这里退下来可能引起链锁反应，最后不可收拾。

４．２７游行以后接连是几天的平静。只有袁木（国务院发言人）、何东昌（国家教委常务副主任）、袁立本（北京市委秘书长）同学生代表对话。对话是不可能有成效的。“底牌”很清楚，在４．２６社论上双方都不让步。谈判双方只能在谈判条件、谈判程序上争论不休。人们都知道，４．２６社论的问题不解决，学潮不可能真正平息。赵紫阳１９９５年接受本书作者的访问时说：“４．２５讲话”后，又发表“４．２６社论”。学生容易冲动。就引起了４月２７日的大游行，有10万人参加。事情就这么闹大了。本来通过做工作，事件是可以逐渐平息的。在悼念胡耀邦期间，有很多学生没有上街，４．２６社论把这批中间学生也调动起来了。“文革”以后，人们对戴“帽子”很反感，机关知识分子都认为不应该这样扣大“帽子”。４．２６社论把大批人推到另一边。那么多人声，那么多人担忧。“六四”的根本问题是４．２６社论，引出空前规模的群众抗议。

４．２６社论没有发给我，在朝鲜时我不知道这个社论。但小平的４．２５讲话发到了朝鲜，使馆给我看了。我也表了态，同意小平同志关于稳定局的讲话。因为这是内部讲话。我没想到他们会公开发社论。到５月１７日，我会见戈尔巴乔夫后，常委公开发生分歧。我主张从４．２６社论退回来。有人说退回来涉及到小平。我说，这个社论我虽然没有看，但我可以承担责任。李鹏说，没有那个必要。

我从朝鲜回来路过沈阳时，辽宁省委同志说，小平讲话传达后反映不好。当时我想，为什么要传达呢？过去有一条，不得人心的事不能把小平抬出来。这次为什么要把小平抬出来呢？对传达４．２５讲话，邓本人也不高兴，把他推到前去了。

我从朝鲜回来后，他们最怕我不支持４．２６社论。一定要我表态支持４．２６社论。４．２７大游行后，李鹏等也认为４．２６社论搞坏了。他们没有想法缓和，而是认为要坚持下去，要顶住，而是千方百计地证明４．２６社论是对的。在这一点上，他们当时可能有私心，特别是北京市委的一些人。常委中的多数认为，４．２６社论不再提了，要逐步淡化，逐步缓和。

５月１日上午开政治局常委会，通报情况，交换意见。５月３日，赵紫阳发表“五四运动”七十周年讲话，学生反映还比较积极，有缓和的迹象。５月４日，赵紫阳在会见出席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第２２届年会的代表团团长和亚行高级官员时，根据逐步淡化、逐步缓和的指导思想，发表了与“４．２６社论”基调不同的谈话。“４．２６社论”已经明确表示已经发生动乱，赵紫阳说：“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４．２６社论”说学生运动“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赵紫阳肯定了学生的行动：“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他们对十年来改革和建设，对我们国家的进步和发展，是很满意的。他们要求纠正失误，改进工作；而肯定成绩，纠正失误，继续前进，也正是我们党和政府的主张。”他提出要“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学生参加五四游行后回来听到了赵紫阳的讲话表示欢迎。北京大学一位教经济学的青年教师说：“这是一个温和的讲话，表明党和政府的诚意，会对解决目前的问题起积极作用。”但是，国家教委主任何东昌、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市长陈希同等对赵紫阳的讲话不满，坚持“4．26社论”的立场。高校里的一些党、团干部对赵的这个讲话有不同看法。他们前些时一直是按４．２６社论的基调向学生做工作的，赵紫阳这篇讲话使他们被动。李先念听了赵紫阳的亚洲开发银行讲话以后，立即给邓小平打电话，说中央有两种声音。陈云也捎话给邓小平，要他注意赵紫阳的亚行讲话。

５月４日　星期四昨晚１１点，新华社秘书长张国良和总编辑南振中打电话给社内各部门领导人，说明天有《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单位的记者要参加游行，要求各部门给编辑记者打招呼，不要参加，不要围观。

今天一上班，各部门召开会议，把两位领导人的电话传达到每一个人。干部局长康国志清晨６点半就到9号楼招待所，挨门向在这里写稿的分社记者打招呼，让他们不要参加游行。

今天有４７所高校参加游行。警察没有阻拦，学生到天安门广场集会，不到一小时就分几路游行回校。今天游行不如４．２７游行那么整齐，显得松散。游行队伍中有来自外地高校的学生，还有来自香港的学生。喊的口号也比较温和。如，“弘扬五四革命精神”、“拥护共产党，振兴我中华”、“誓死捍卫宪法尊严”、“深化改革”、“腐败不除，国无宁日”、“人民政府人民监督”、“新闻要说真话”、“平等对话”、“一小撮＝１１亿×９９.９％”、“上不正下歪，坚决拥护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等。还有关于政府和学生对话的口号，如：“援木（袁木）求鱼”、“如此对话，怎能东昌？这般面目，怎能立本？”袁木（国务院发言人）、何东昌（国家教委副主任）、袁立本（北京市委秘书长），三个人是政府和学生对话的代表。游行队伍在天安门广场发表了“五四宣言”，随后，游行组织者宣布：从５月５日起，北京所有高校复课。

在学生游行的同时，有数百名新闻工作者也走上了街头。组成了单独的游行队伍。

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青年报、科技日报、工人日报等。他们先在新华社门前集合。新华社的人当时没有参加，事后溜出来，到天安门才进入队伍。新闻工作者的游行队伍很引人注目，周围的人热列鼓掌欢迎。他们的口号是：“不要逼我们造谣”、“新闻要讲真话”、“我们想说的不能说，我们想写的不能写”、“钦本立，你没有错”、“要求恢复钦本立的职务”等。下午５点半，一支学生队伍到新华社南门齐声高喊：“新华社，不要怕，为人民，说真话！”北京的新闻界为什么要声援《世界经济导报》？事情是这样的：４月１９日，《世界经济导报》和《新观察》在北京举行纪念胡耀邦座谈会，座谈会的主题为“耀邦同志活在我们心中””。会议由《新观察》主编戈阳主持。参加会议的有李昌、李锐、于光远、胡绩伟、秦川、吴江、严家其、苏绍智、戴晴等五十多人。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说：“耀邦同志是在一个并非非常时期，完全是违反组织原则和组织程序的手段，让他被迫提出辞呈书，而且被迫地作违心的检讨，这是他一生中最悲惨的事。”“他是受到了完全不公正的待遇，离开了总书记这样一个职务的。”“那种非程序性的权力转移，对中国、对我党确实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今天有助于我们党重新思考这个问题。”“对于他的不公平待遇，应当重新评估。”这些发言预计在《世界经济导报》4月２４日出版的439期登出，大约两万字左右。

4月20日，上海市委宣传部得知，《世界经济导报》将发表悼念胡耀邦文章。市委宣传部长陈至立随即告诉了市委书记江泽民。21日下午，江泽民派市委副书记曾庆红、市委宣传部长陈至立找《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谈话。钦本立承认要发表4月19日北京座谈会的发言。曾庆红和陈至立要他将这期《世界经济导报》的清样尽快送审。第二天晚上八时半，曾庆红与钦本立讨论第439期《世界经济导报》清样问题时，要钦本立删节五百字。钦本立强调报纸总编责任制，并说：“出了事情我负责，反正江泽民同志没看过清样。如果发表出去有什么后果，不必由市委、市委宣传部负责。”曾庆红说：“现在不是哪个人负责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效果的问题。”钦本立坚持由他负责，不同意删改。曾庆红看说不服他就去向江泽民汇报。江泽民没想到钦本立如此坚定，就搬出了《世界经济导报》的名誉理事长汪道涵。有汪道涵在旁边，江泽民坚持要钦本立改清样。汪道涵搬出党性原则要钦本立服从市委决定。当江泽民和汪道涵要钦本立同意删节时，却发现十几万份报纸都已印好了，并且四百份已批发给个体报纸。此外，还有相当数量报纸直接送往北京了。最后才追回两万份，影响已经造出去了。上海市委批评钦本立违反纪律，钦本立认为报纸是按正常的出版时间出版的，谈不上违反纪律的问题。

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后，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市委书记紧急会议持续到凌晨一时，江泽民说要采取果断措施。同日，在有一万四千名党员参加的大型集会上宣布停止钦本立的领导职务，并对《世界经济导报》决定进行整顿。

4月27日，江泽民派刘吉、陈至立负责的“上海市委整顿领导小组”进驻《世界经济导报》。遣散了《世界经济导报》员工。钦本立已是癌症晚期住院，陈至立在病床前宣读了对钦本立的党纪处分。《世界经济导报》这家很有影响的报纸从此停刊。上海当即发生了大规模游行，打出“还我导报”、“言论自由”、“立即恢复钦本立职务”等口号，全国各地都发生了声援《世界经济导报》、抗议上海市委整顿“导报”的浪潮。北京1013名新闻工作者签名的请愿书送交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要求与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领导人对话。请愿书列举了三项对话内容，其中的第一条就是关于上海《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停职问题。设在纽约的“保护新闻工作者委员会”，就导报事件两次向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赵紫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邓小平发来呼吁书。呼吁书说：作为保护新闻工作者委员会董事会的成员，我们深切关心上海市《世界经济导报》禁止出版的事件。对钦本立被停职表示“深感不安”。指责上海市委对《世界经济导报》和钦本立的行为“严重违反国际公认的新闻自由准则”，并请中国政府重新考虑。事情闹得如此之大出于江泽民的意外。4月27日晚，江泽民在惶恐中打电话给原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当时的中顾委委员李锐，通话达40多分钟，江在电话中既恳请李锐向北京有些朋友通融，又在电话里向李锐探询北京情况。江在电话里还以“受不了啦”的口气向李锐表示当时的心情。江泽民受命到上海当市长时，是李锐代表中组部找他谈的话。他现在遇到困难，找李锐是很自然的。

4月30日，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访朝归来，当晚江泽民与曾庆红飞赴北京，向赵紫阳汇报工作。赵很快接见他们，江汇报完后问赵：“你对我在上海处理《导报》怎么看？”赵并未即时表态，反问江泽民：“你看呢？”江泽民很难回答。赵紫阳看了一眼江泽民，接着说：“现在没有时间谈这个问题。”江泽民说：“紫阳同志若不拿出意见，我们就不好工作，也不好回上海交代。”赵紫阳只好表态了：“上海市委行事仓促地处理了《世界经济导报》的问题，把小事化大，才让自己步入了死胡同。”说完扭身便走了。据当时在场的人士透露，江泽民呆呆地望着赵离去的身影长时间没有说出话来。

当时，江泽民政治上处于危险状态。他没有想到，决定他的政治命运的老人们很喜欢他对《世界经济导报》的强硬态度。他更没有想到，这件事为他以后晋升中共中央总书记创造了重要条件。当然，他也因此忌恨赵紫阳。后来他在一次讲话中忿忿地说：“他想要我的脑袋!”，十年代还说“要像关张学良一样把赵紫阳关到死。”这是后话。

５月３日，赵紫阳还向青年发表了一个纪念“五四”的讲话。这个讲话是鲍彤起草的。李鹏、姚依林、宋平、李锡铭都要赵在稿子中加上“反对资产阶自由化”这句话。赵没有加，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自由化是一回事。稿中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没有必要再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了。”邓家的孩子（大概是邓榕）给鲍彤打电话，要求在讲话中加上一段小平对青年的关心的内容。因为４．２５讲话公开以后，小平在青年中的形象不好。五四讲话中就加上了这一段：“邓小平同志十分关心和爱护青年一代，对当代青年和建设中的重大作用寄予殷切的希望。他说‘青年一代的成长，正是我们事业必定要兴旺发达的希望所在。”几天以后，何东昌在各大学党委书记会上说：“赵紫阳在亚行的讲话和４．２６社论的精神是一致的。他的有些讲话是他个人意见。”他实际否定了赵的亚洲开发银行讲话。人们猜测，一个教委副主任公开否定总书记的讲话，一定有更深的背景。可能高层对赵在亚洲开发银行的讲话有不同的看法。何东昌的讲话正符合大学党政干部的口味。因为４．２７游行后，学校党委灰溜溜的，他们也希望死守４．２６社论这条线。何东昌讲话传达下去后，人们普遍认为，赵紫阳的亚洲开发银行讲话不代表中央。因此，学生继续向中央施加压力。赵访朝回国第二天打电话给香港工委书记许家屯，让他来北京。５月３日，赵在他的中南海住宅里和许家屯谈了近两个小时。赵先问许对学潮的看法。许说：“这是爱国行动，是支持共产党改革的运动。”许告诉赵，社会上支持学生的人很广泛，包括党政机关干部。许表示，４．２６社论，把学潮定为“动乱”，激化了矛盾，这是不明智的。他认为是李锡铭和陈希同夸大了情况，小平上了他们的当。许还说：“我们再不能犯错误了。文化大革命把毛泽东搞垮了，出现了‘三信’危机。这几年靠了小平同志。现在不能把小平同志又搞垮了。”赵听后表示：“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他特别强调：“我们一定要维护小平同志的威信。我愿意出面承担责任。我们要向小平同志说明真相，改变对学潮的定性。”赵对许讲，现在主要问题，一是争取小平同志能同意改变对学生运动的定性；二是要征求常委的意见，改变决议。赵紫阳说：“请你帮助一下，你和尚昆比较谈得来，请你把我们今天谈的意见特别是把外界的反应和你的看法告诉他，征求他的意见。如果他同意，再请他去小平同志那里，争取小平同志改变对学潮的定性。”赵表示，他准备自己找李鹏谈。他估计常委里，石、胡启立会同意，主要问题是李鹏、姚依林。

许受托后，第二天就和杨尚昆在杨家见了面。许把他和赵的谈话内容向杨尚昆讲了。杨尚昆很爽快地表示完全同意。杨还告诉许，他刚从人民大会堂回来，听了赵紫阳对亚行年会代表的谈话，讲得很好。也碰到石，也很赞许。赵在亚行的讲话是鲍彤起草的，在常委上讨论过。讨论时姚依林提出加上反对资产阶自由化的内容，赵说，在这样的气候下，暂不强调，常委们也都同意了。杨尚昆对许说“我去同老爷子讲，老爷子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他可能听得进去，也可能听不进去。你告诉紫阳，让他先这样做，假如有责任，我是第一个。”许告诉杨尚昆：“外面传说，这次不是赵倒，就是李下台。”杨斩钉截铁地说：“一个也不下，赵李都不下。”（《许家屯香港回忆录》第３７２－３７４页）

５月８日，赵紫阳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六点意见。一、尽快公布对四大公司审查结果；二、取消副部级以上干部的特殊供应（７５岁以上的除外），公布副部长以上干部的经和财产；三、在全国人大设立专门委员会（万里建议称为“廉政委员会”），专门审查副部级以上干部及其子女的违法行为；四、制定新闻法，扩大新闻自由；五、司法独立；六、一切问题的解决都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进行。以上意见由新华社发通稿，明天见报。万里同意，李鹏反对。常委会上没有讨论。人大常委会开会要发表这六点意见，李鹏不同意。后来经过袁木删节，只在５月１２日的《人民日报》一版不显著的位置用三号字的标题发了３００字。出乎意料的是，第二天，《人民日报》在一版头条用大字标题登出《人大常委八次会议的议程深得人心》。

但是，赵紫阳缓和矛盾的作法无法实施，矛盾继续发展。学生要求从４．２６社论退回来，继续对政府施加压力。而政府这边有些人一边收集一些有剌激性的材料往邓小平那里送，一边发表一些剌激学生情绪的话。这样，学生的情绪越来越激烈，邓小平镇压的决心也越来越大。李鹏对赵紫阳说：“你主张不激化矛盾的缓和办法没有效果嘛！”

第5节 从“5．13”到“5．19”：空前规模的绝食与声援

经过几天表面平静之后，波澜陡起。５月１３日，数百名学生到天安门前绝食，抗议政府对学生请愿采取的冷漠态度。

５月６日，学生代表向中共中央、人大常委、国务院递交了《北京高校对话团请愿书》。这份请愿书有２３所高校的学生签名。请愿书中写道：“我们作为北京高校民主选举产生的代表，本着诚恳帮助党和政府改进工作，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的基本态度，急切请求尽快同党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就当前的学生民主爱国运动、深化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的推进、民主法制建设等问题，进行真诚的建设性的公开对话。“我们希望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和国务院的代表尽快同我们确定时间、地点，就对话程序、事宜进行协商，以利对话顺利进行。“我们请求，根据新闻自由的原则，允许新闻界对这次对话进行采访，并向全国公开准确地进行报道（我们准备５月８日下午３左右前来听取答复）。”但是，在什么人参加对话，多少人参加对话等具体问题上一直达不成协议。这具体问题的症结是，政府只愿意同全国学联、学生会这样的官办学生组织对话，不愿意同自发的学生组织对话。因此，对话的事一直拖延下去。这是学生提出绝食的理由。

５月１３日下午，学生“绝食团”在天安门前进行绝食宣誓。誓词是：“我宣誓，为了促进祖国民主化进程，为了祖国繁荣，我自愿绝食。坚决服从绝食团的指挥，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在宣誓的同时散发了《绝食宣言》。其内容是：抗议政府对学生罢课采取麻木冷淡的态度；抗议政府拖延与北京高校对话代表团的对话；抗议给学生扣“动乱”的帽子，和一系列歪曲的报道。要求政府与北京高校对话代表团进行实质性的、具体的、真诚的对话；要求政府承认这次学潮是一场爱国民主的学生运动。绝食口号是：“不是动乱，立即平反！马上对话，不许拖延！为民绝食，实属无奈！世界舆论，请支援我们！各界民主力量，请支援我们！”在宣布绝食的同时，学生领袖们在历史博物馆的西台阶上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散发《绝食宣言》。除了《绝食宣言》以外，还有《绝食书》，天安门广场上一位女学生在广中朗诵。一位青年记者从广场拿回一份《绝食书》，文字优美，情真意切，十分感人，全文抄录如下：这阳光灿烂的五月里，我们绝食了。在这美好的青春时刻，我们不得不将一切生之美好，毅然地抛在身后了。但是，我们多么不情愿、多么不心甘啊！然而，国家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刻：物价飞涨，官倒横流，强权高压，官僚腐败，大批仁人志士流落海外，社会治安日趋混乱。在这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同胞们，一切有良知的同胞们，请听一听我们的呼声吧！国家是我们的国家，人民是我们的人民，政府是我们的政府。

我们不喊，谁喊？我们不干，谁干？尽管我们的肩膀这么稚嫩，尽管死亡对于我们来说，还显得过于沉重，但是，我们去了，我们不得不去了，是历史要求我们去的！我们最真诚的爱国感情，我们最优秀的赤子心灵，却被说成是“动乱”，说成是“别有用心”，说我们“被一小撮人利用”。我们真诚地请求所有正直的中国公民，请求每一位工人、农民、士兵、市民、知识分子、政府官员、警察和那些给我们炮制罪名的人，把你的手，按在你的心口上，问一问你的良心，我们有什么罪？我们是动乱吗？我们罢课，我们游行、我们绝食、我们献身，到底是为了什么？可是，我们的感情一直被玩弄，我们忍着饥饿追求真理，却遭到军警毒打，民族精英跪求民主，当权者却视而不见，平等对话的要求一拖再拖，爱国学生处境危艰．．．．．．我们怎么办？民主是人生最高的生存情感，自由是与生俱来的天赋人权，但这些却需要我们这么多年轻的生命去换取，这难道不是中华民族史上永难抹去的一页吗？绝食乃不得已而为之，且不得不为之。我们以视死如归的气慨，为生存而战！然而，我们还是孩子，我们还是孩子啊！爸爸妈妈，请认真看一看你的儿女吧。当饥饿无情地折磨着我们的时候，当死亡正在向我们一步一步逼近的时候，你们那一颗颗慈爱的心，一定会同儿女们的心有着同样的节奏！

我们不想死，我们有对未来的憧憬,因为我们是人生最美好的年龄；我们不想死，祖国还这样的贫穷，我们没有权利抛下祖国死去－－死亡决不是我们的追求！但是，如果一个人的死，或一些人的死，能够使更多的人活得更好，能够使祖国繁荣昌盛，我们就没有权利去偷生！当我们饥饿时，爸爸妈妈们不要悲哀；当我们告别生命时，叔叔阿姨们不要流泪。我们只有一个希望，那就是让你们更好地活着；我们只有一个请求：请你们不要忘记，我们追求的绝不是死亡！因为民主不是几个人的事情，民主事业也不是一代人能够完成的。死亡在期等着最广泛而永久的回声！人将去矣，其言也善；鸟将去矣，其鸣也哀。别了，同仁，保重！死者和生者一样地忠诚。别了，爱人，保重！舍不下你，也不得不割别。别了，父母！请原谅，孩儿不能忠孝两全。别了，人民！请允许我们以这样不得已的方式报效。祖国，母亲！在这个妩媚的五月，我们去绝食了。我们．．．．永远．．．．这天晚上，北京大学、人民大学的教师都贴出了大字报，对绝食学生进行声援。

绝食开始以后，政府只派李铁映、闫明复以及北京市的李锡铭、陈希同等劝说学生不要绝食，但对学生提出的要求不予答复。学生继续坚持绝食。绝食的学生由开始的三、四百人发展到３０００多人。中央戏剧学院等学校，不仅绝食，还绝水。社会各界焦急不安，而政府在４．２６社论等关键问题上还是寸步不让。这样，教师、工人、干部，绝大多数人都同情学生。形成了全社会声援学生的高潮。由学生上街游行发展到各界上街游行。天安门广场经常有几十万、上百万示威的人群。接连很多天，支援学生的游行队伍像不尽的长河，在长安街涌动。在全国各地都掀起了声援首都学生的大规游行。

一位负责采访绝食的记者对我说：绝食不绝水生命极限是７－１２天。在绝食现场，烈日当空。绝食学生相继出现了脱水、电解质紊乱、抽搐、烦躁，有的出现了室上性心动过速、肾功能衰竭、体循环衰竭、昏迷等严重症状。１５日，就有１０人昏迷。１６日１５０多人昏迷。以后每小时昏迷人数都在增加。到１８日晚，送往医院的共有１７６８人，留院观察的有８０３人，多次抢救的就有７４０人。截至１９日，累计有３５００人次晕倒，其中２５００人次留院治疗。北京数十所医院和数千名医务人员投了抢救工作。

几天来，抢救学生的救护车在天安门广场和各大医院间来往穿梭，凄厉的尖叫昼夜不停，使首都人撕心裂肺。学生的状况使各界人士焦心如焚。而党和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却不出面，因而引起了社会愤慨。各界人士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都发出紧急呼吁，要求中央党政主要领导人尽快和学生对话。连冰心这样的老人，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要求中央主要领导人迅速解决问题。

自从胡耀邦逝世以后，新闻报道一直严格控制。没有正面报道过学生的活动。４月２７日那么大规模的游行，只发了１００多字的消息。５月６日赵紫阳同中共中央书记处的胡启立、芮杏文打过招呼：“放开了一点，游行作了报道，新闻公开程度高一点，风险不大。”“面对国内人心所向，面对国际进步潮流，我们只能因势利导。”所以，这一段时间以来，报纸、电视可以公开报道学生的活动。那时的电视新闻收视率空前高。不仅在城市，就是走在路上的农村干部，到了有电视新闻的时间，也赶紧到有电视的地方看新闻。所以，当时北京的情况全国很快就知道，全国各地都心系北京的绝食的学生。

５月以来，外地高校学生大量进入北京，在天安门广场参加首都学生的示威活动。天津５０００多名学生骑自行车到北京。后来，外地学生乘火车到北京不要钱。有点像文革中红卫兵串联一样。5月14日　星期天今天午饭后去天安门广场。学生在纪念碑前绝食。广场上有数十万人。西长安街从西单以东禁止车辆通行。学生队伍不断地开进天安门，准备明天和戈尔巴乔夫见面。

人们10个一堆、8个一伙地在讨论形势。人民大会堂东门口，一名工人模样的人说：“学什么南斯拉夫，把我们都变成了合同工；现在又搞什么优化组合，和头儿不对劲儿的人都给‘组合”下来了。”有人附和他的意见，有人说实行合同制是必要的。在另一堆人里，一位干部模样的人指着广场上的涌动的人说：“现在闹到这种地步，怎么收拾局面？”一位40岁左右的人一本正经地说：“我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大家侧着耳朵听他的回答。他指着毛主席纪念堂说：“毛老头儿睁开眼睛就行了！”大家哄笑。一位40来岁的人说：“明天戈尔巴乔夫来，像这个样子，不怕给国家丢面子？”一人回答说：“中国早就没面子了，没脸没皮了。到处借债，还有什么面子？”学生和中央的对话时不时的进行。但由于政府不点也不让步，对话没有什么进展。

5月15日　星期一天安门广场聚集上百万人。声援学生的队伍不断地通过长安街。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到北京访问。天安门广场被学生占领，只好在机场举行欢迎仪式。由于仓促，戈尔巴乔夫走下飞机时，苏联国旗也没有挂，地上只有一小块地毯。

虽然长安街两边布置了欢迎彩旗，但戈尔巴乔夫的车队没有经过长安街。大概是通过北三环进入钓鱼台。

５月１６－１７日　星期二－星期三　声援学生的游行队伍越来越大，接连几天都是一两百万人的大游行。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前三门大街，都是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这几天参加游行的除了学生、工人以外，还有国务院和中共中央的部门。如：中共中央党校、中共中央马列主义编译局、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教委、中国科学院、国家海关总署、国务院直属机关、国家体改委、新华社、人民日报、广播电视部等。这些单位的职工都打着写着这些机关名称的巨幅横标，特别引人注目。当然，这些中央机关的领导人绝大多数没有参加游行。打着机关名称的横标也不是经过本单位的领导人同意的。机关名称的横标都是部分职工打出来的，领导人不赞成，也不反对。

游行口号一般和各个部门的业务结合起来。如海关总署的大横标写着“官倒走私　铁证如山”，有很大的震憾力。主要口号是：悲绝食壮士　哀冷漠政府（在人民大会堂东北角，20多米的巨幅）

学生绝食　政府绝情　人民绝望－－工人学生是我们的骄傲－－北师大教工学生的行动是正义的――北师大教工寻人启事：李鹏、赵紫阳，你在哪里？

救救我们的后代－－中科院工人是学生的后盾人民高于政党学生绝食　人民着急工人工人，学生后盾；总理不理，工人不许学潮不肯定，民愤不能平领导多喝一口茶，学生多流一滴血赤子热血融冰雪，政府冷漠寒人心慈悲为怀　爱人如己－－佛教声援队弘法自由普渡众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佛学院中国专利营养秘方：五十少年，六十青年，七十中年，八十正当年－－中国专利局清热解毒，托里排脓－－北京中医学院妇产医院　专治难产－－北京妇产医院小平小平，没有人性；紫阳紫阳，心地冰凉；主席主席，主持宴席；总理总理，总是不理。

总理总理，总是不理；如此总理，岂有此理？

老子高官儿好汉　老子百姓儿笨蛋－－中国怪态白猫抓权　黑猫抓钱－－３５中教师中国已无退路！－－文物出版社爱滋病　官倒　腐败　寄生虫－－中国爱滋病防治中心中国的瓦文萨，你在哪里？

国债＝奔驰；国库券＝宴席卖掉奔驰，偿还国债官倒不倒，人民不饶怨　怒　吼小“贫”不走，小康不来学竹下辞职小平您好－－１９８４年人贵自知之明，谁该辞职，快快辞职打死不抓鼠的猫投降吧，贪官污吏！……

我们不是邓家军，也不是杨家将，更不是镇压人民的宪兵――几十名年轻军官　决不当独裁者的禁卫军　打倒中国的秦始皇　把军队还给人民――部分军官　中苏高级会唔　88（邓氏）－58（戈氏）　老人政治何时了　５月１６日，赵紫阳在和戈尔巴夫会谈时讲了这么一段话：“十三届一中全会郑重做出决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示。”赵紫阳这段话公布时，很多人感到，赵紫阳这段话的潜在意思是，现在局面这么糟糕，责任全在邓小平身上。赵紫阳和邓小平决裂了。第二天，游行队伍中多了这样一类的口号：“党要总书记，不要太上皇”、“垂帘听政　误国害民”、“天塌下来，小个子也逃不掉”、“共和国不要西太后”、“小平小平，八十高龄，身体还行，脑子不灵”、“小平辛苦，快去休息”等。有的打出巨幅横标，上写“帘政”两个大字。

在这期间，上层分歧进一步激烈。5月16日的常委会上，赵紫阳再次提出４．２６社论要有个说法，他认为这个社论对学生运动定性不恰当，要改。赵紫阳说：“虽然我没有看这个社论，但我可以承担责任。”他说，４．２６社论的定性要改，但无论如何不能涉及小平。小平只要说一句话就行：“现在看来学生的问题并不像原来说的那么严重。”剩下的工作由我们来做。李鹏说，让你承担责任，没有那个必要，这不是政治家的态度。姚依林和李鹏态度一样。李说，４．２６社论是邓的讲话。赵说，不是，是常委会定的调，向邓汇报后才有这个讲话。李说，你在朝鲜回的电报中说同意制止动乱。赵说，动乱这个词是中性的。问题不是出在动乱上，而是出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定性上。而这个定性是常委作的。这次会不欢而散。

第二天，赵紫阳向邓小平写信要求面谈。这时邓小平决心已定，他不想再听赵紫阳的意见，而是通知了几个人：赵紫阳、李鹏、姚依林、胡启立、石、杨尚昆、薄一波。他们去了邓家。赵紫阳还是重申了他的意见。姚依林和李鹏说，学生动乱不能制止，是紫阳在亚行会议的讲话引起的，这个讲话使学生感到中央出了两个声音。李鹏强调事态发展到这个地步，紫阳同志应该负主要责任。在邓家的这次会上决定实行军事戒严。邓小平表示，已经没有路可退了，只有戒严，动用解放军平息动乱。赵紫阳表示：“有决策比没有决策好，但是我非常担心它将带来严重后果，由我来组织执行这个决策很难得力。”胡启立也反对军管。石原来不赞成军管，在这个会上也赞成了。杨尚昆原来反对军管，后来也赞成。最坚决的是姚依林、李鹏。赵紫阳后来对本书作者说：其实，这几个人的态度无所谓，邓小平动用军队的决心已定，别人是很难扭转的。在邓家开会之前，赵紫阳的意见是多数，启立，石，尚昆，都是一致的。在这之前，他们根据共同的看法一起做了不少工作。赵紫阳在接受本书作者采访时说：“我作为总书记，到最后关头，我赞成军管，总书记还可以当下去；我反对军管，就要下台。邓的性格我是知道的。是继续当总书记，对学生采取强硬的方针，还是下台？

我选择了后者。这一点我反复想过。不赞成军管和不当总书记我是一起考虑的。从邓家开会一回来，我就写了个辞职信。

杨尚昆劝阻我，才收回。他说，你的辞职信一传出去，就会引起更大的动乱。”1995年，赵紫阳对本书作者说：“我认为，军管必然导致动武。从４．２６社论导致４．２７大游行说明，现在想用上纲上线的办法把群众压下去是不灵了；用权威人士出来压也不灵了。既然这两个都不灵了，又不退让，搞军管，势必发生冲突。一冲突就要流血。当时我还担心，学生流血会不会造成工人大罢工？当时我没有想到用几十万大军来吓住。这只有小平才有这么大的气魄。但这对共产党的形象影响太大了。”５月１７日，北京声援学生的群众游行的规模也是空前的。全国除北京以外还有２７个城市的１７０所高校学生上街游行，声援北京的绝食学生。

５月１８日星期四今天，总编辑喻权域本应到房山新闻培训中心去讲课。形势如此紧张，他只好让我去代他讲一次。下午我从房山讲课回来，游行的人还是那么多。车到丰台，一位头上缠着标语的学生拦车。司机说：让他上来吧，有了他头上的标语，路也好走些。汽车到复兴门再无法前进了。我只好下车步行回社。

回到社里，只见喻权域伏在办公桌上，满脸通红。不知道是睡午觉的缘故还是遇到了什么不快的事情。我见他的神色，问他，怎么啦？他没回答。我向别人打听，原来是大家对今天本报的版面不满意。部主任们根据群众的呼声，到老喻这里提了一些很尖锐的意见。还对老喻说：“你休息几天，我们干几天，干对了算你的，干错了，我们承担责任。”老喻认为，这是夺权。我回来时，这场所谓“夺权”的小风波刚完。我安慰了老喻几句，急忙找来报纸看。今天《人民日报》在一版头条用最显著的版面语言报道了昨天的群众示威。初号黑体字的主标题是：“首都百余万人游行声援绝食请愿大学生”副体是二号宋体：“强烈要求立即对话救人救国”而本报呢？只在一版右下角报道昨天的群众示威，还把示威人数大大缩小了。本报对昨天的群众示威采取了很冷淡的态度。现在的北京，很多人已经把对待学生的态度当成正义与非正义的界线。本报今天的版面，使本报同人在社会上脸面无光。当然会引起报社内部的公愤。

自从前几天新闻放开以后，明天的报纸怎样报道今天的活动，对各报总编辑来说是考验，是猜测，也是押宝。在这场政治风潮中，学生是满腔热血，一颗赤子之心。但是，其中还有各种政治势力的殊死较量。目前这种较量还胜负难分。报纸如果站在最后的胜利者一边，报纸（主要是总编辑）将来会共享胜利的果实；如报纸现在支持的最后是失败者，总编辑就要分享苦果了。老喻今天的宝押对了吗？

5月18日下午四点，中宣部长王忍之电传紧急通知，要求各新闻单位关于学潮的报道要和李鹏、杨尚昆5月19日的讲话保持一致。

赵紫阳想用缓和的方式来解决学潮问题为什么没有被邓小平采纳？人们猜测，因为这时邓小平已经不信任赵紫阳了。有人分析，邓不相信赵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因康华公司的问题。１９８８年，社会上对邓朴方任董事长的康华公司有各种传言。说他借为残疾人募捐的名义中饱私囊。赵向邓小平反映了群众的看法。邓下令把康华公司撤消了。后来清查康华的帐目也没查出多大问题。而赵紫阳的儿子的倒卖彩电的问题当时并没有查处。邓小平是很心疼邓朴方的。

在这件事上，邓和赵之间，感情上出现了裂痕。二是赵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中，把邓抛出来了。言外之意是，现在局面这么糟，是邓的责任。第三个原因，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是，有一位元帅之子向赵紫阳建议，让赵和邓划清界线，站到学生这一边。人们还分析，如果邓对赵还保持信任关系，齐心协力地缓和矛盾，有可能不发生“六四”悲剧。缓和不成只好动用军队了。邓小平是“钢铁公司”，了解他的人预计到他会动用军队。

三年以后，一位高层老同志告诉我，传说中某元帅的儿子就是陈毅的儿子陈小鲁。他让赵和邓保持距离确有其事，但并没有造成赵邓之间的裂痕。陈小鲁和几位高干子弟议论了这件事，其中有宋任穷的儿子。小宋回家谈了他们的议论。宋任穷向邓打了电话。后来邓派人了解，才知道这仅是“孩子们”的议论，和赵紫阳无关，和鲍彤等也没有关系。

第6节　 戒严以后的十五天

5月17日晚在邓小平家中的一个会上决定对首都实行戒严。第二天下午，杨尚昆主持了中央军委会议，为北京地区的戒严进行兵力部署。会议決定以北京军区、沈阳军区、济南军区承担戒严的主要任务，其他军区配合，成立戒严部队指挥部。戒严部队指挥部由刘华清、迟浩田和周衣冰（北京军区司令員）組成，直接对中央軍委負責，兵力部署由中央军委統一指挥。奉命进京执行戒严任务的有15军、20军、24军、27军、26军、28军、38军、39军、40军、54军、63军、65军和67军。调兵时动用了飞机、火车、汽车等交通工具。

5月19日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礼堂召开中央机关和北京市司局以上的干部大会，宣布戒严。

外地进京部队沿途受到群众的堵截。以从石家庄开来的27军为例，5月19日7時30分起，这个集团军参加戒严的部队分三路向北京地区梯次开进。其中第79师参加戒严部队编为兩个合成团，沿元氏、赵县、安国、保定、良乡路线向北京待机地域开进；第80师編为兩个合成团，沿灵寿、曲阳、徐水、朗县路线向北京大兴地区开进。19日午后，集团軍先头部队抵保定，遭到学生和群众的拦截，集团军基指和直属队，第79师、第80师戒严部队各一部先后受阻。部队被迫改变行军路线，围绕道安新、容城、涿州，於20日晨进入北京市郊。但后续部队被截堵于保定，前进后退均受阻。該师又組成以王小京参谋长為組长的轻便指揮組返回保定控制和指挥部队，迂回进京。集团军高炮旅、工兵团、通信团于19日12時以后先后出发，当日行至保定受阻，连同第80师部分车辆在保定市郊被阻7個小時。部队进入北京市郊，在良乡、丰台路口、大兴、芦沟桥等地再次被阻隔，通信联络中断。

在调兵过程中出现了令人震惊的38集团军军军长徐勤先抗命事件。当时，徐勤先因患肾结石在北京军区总医院（在东四十条）就治。住院期间，他密切关注北京形势的发展，不同意动用军队镇压学生。5月17日，徐勤先接到北京军区的开会通知。这一天，他刚好结石被排出，情绪很好。参加会议的有几位军长。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李来柱宣布中央军委命令，让军长们当即表态。其它军长没表示不同看法。徐勤先说：“口头命令我无法执行，需要书面命令。

”李来柱说：“今天没有书面命令，以后再补。战争时期也是这样做的。”徐勤先说：“现在不是战争时期，口头命令我不能执行！”李来柱说：“那你就给你的政委打电话，传达命令。”徐勤先给政委打了电话，然后说：“我传达了，我不参与，这事和我无关。”说完就回到了医院。他回来后同朋友谈起这件事时说，他作了杀头的准备。

他说：“宁肯杀头也不能做历史的罪人！”徐勤先，1935年8月出于山东省掖县，8岁被闯关东的父亲接到奉天（今沈阳）。那时他父亲在一个小店里站柜台，但很快失业。徐勤先读了两年小学就辍学卖菜。沈阳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后，他1948年重新上学。1950年抗美援朝招兵，徐勤先要求参军，但因年龄不够没成，他又到抚顺通讯兵学校，咬破手指写血书要求参军，才被接受为学员。学习8个月后赴朝在38军坦克师当报务员。从朝鲜回来后继续留在坦克一师。徐勤先好读书，涉猎甚广。

史、哲学、政治、经济、文学，方方面面的书，甚至先锋派的诗，他都十分喜爱。由于他思路开扩，为人正直，工作能力很强，在坦克师由报务员、通讯营长、团参谋长、作战训练科长、一步一步升到师长，后又升任38军副军长、军长。

38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人数最多、素质最好、机械化程度最高的一个军。作为中国最大的军的军长，又敢抗拒中央军委的命令，人们认为他有特殊背景，误传他是徐海东大将的儿子。

18日晚，北京军区司令员周依冰就徐勤先抗命事件向杨尚昆作了紧急报告。杨尚昆说：“这件事可开不得玩笑！

这是军令！不执行军令是要依军法论处的。”杨尚昆向邓小平谈到此事时，邓小平说：“是军人，谁都不能违抗命令。徐海东的儿子也不行。．．．．军纪一定要严，军心一定要齐。”军纪严比较容易，军心齐就很难。杨尚昆为此深为不安，几天睡不好觉。为了防止出现第二个徐勤先，不得不第二次调兵，还对已调进北京的军队的布防重新进行调整。徐勤先回到医院后很快被带走，被关在某地，后被军事法庭判五年徒刑、开除党籍，在秦城监狱服刑（最后一年在公安医院）。

一位作家写诗一首，歌颂徐勤先舍生取义的行为。诗曰：三军易得凭驱遣一将桀骜天下惊优患百年凝浩气摘缨甘愿且徒刑徐勤先刑满后，江泽民下达指示给徐勤先以副军待遇安排在石家庄养老。这是后话。

戒严部队进城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百万群众堵军车的情况，军队一直无法执行戒严。这种军民对峙的状况一直持续了半个月。下面再抄录我这一段时间的日记。

５月１９日星期五赵紫阳、李鹏等今天清晨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从电视上看到，李鹏只讲一句话：“赶快结束绝食，接受治疗。”赵紫阳声泪俱下地对学生说：“情况很复杂”、“我们来晚了”、“学潮的性质、责任问题终究是可以解决的。”“你们要保重身体，你们年轻，来日方长。我老了，无所谓了。”人们普遍认为，这是赵紫阳告别政坛的最后讲话。

下午，中宣部通知各报社说，中央领导人指示，各新闻单位一律不得报道学潮的事，要制造有利于事态平息的舆论。今天上午，本报总编辑删去了一位年轻记者稿件中有关学潮的内容，记者和他发生了一场小小的冲突。据说今天其它报社也发生了这样的冲突。下午４点钟，传达了中宣部的通知以后，各报社内部这种冲突才平静下来。记者们有意见也没有办法，只好骂骂而已。今天上午受到责骂的总编辑们感到轻松。建国以来，仅仅开放开了几天的新闻舆论重新收紧。

今天下午，在游行队伍中，《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打出巨幅横标：“反对暴力警惕军管”。晚饭时，一位军事记者对我说：“今晚大军要进城，快去广场把你儿子找回来”群众中也有传说政府正在调动军队。

晚８点半，我到广场去找杨磊，刘青海去找他亲戚的孩子，我们结伴同行。９点半，绝食团宣布停止绝食。１０点钟传说赵紫阳已经下台，有人主张继续绝食。广场上人还是那么多。各大学在自己驻地周围，由学生围成人墙，不准外人穿越。我们越过重重障碍，从广场西南角挤到纪念碑北边用了一个多小时。

把杨磊从广场找回社里已经深夜一点多了。只见所有的电视屏幕上都是李鹏的头像。他在发表关于实行戒严的讲话。他不时地挥动着拳头，声色俱厉。各处的电视机都开着，但很少人坐下来看电视。有人指着电视叫骂：“法西斯！”这时有人说，执行戒严的部队被群众堵在三环线以外，不能进城执行戒严任务。我看了看手表，凌晨三点。我立即下楼骑车沿西长安街西行，奔向公主坟方向。只见沿途群众情绪激昂，有人演说，有人喊口号，对李鹏、杨尚昆、邓小平、王震等骂声不绝。一辆辆卡车满载着学生自西向东呼啸而过，可能是到广场去壮大学生队伍。一辆辆卡车满载着市民自东向西飞驰，据说是去堵截军队。车上的人高呼口号：“反对暴力！反对军管！”几百辆摩托车集结成长长的队伍向西驰去。不久又从西边驰回。威武，壮观。这是市民摩托队，是为学生壮威和通风报信的。

在公主坟，环岛周围（当时公主坟没有建立交桥――作者1997年注）果然停有大量军车。这些军车被成千上万的群众围住。在每辆车跟前，都密密麻麻地挤满了人。有的为战士念《科技日报》上报道学生绝食的文章，有的和战士谈话，劝他们不要镇压学生，有的向战士讲述党内腐败现象。……用过去战争年代的话来说，这些人是在“策反”。有一位战士还听得流下了眼泪。多数战士不说话。一位上尉走下车来和群众握手，说：“我们心里很明白。请你们放心，我们不会干出对不起人民的事。”群众热烈鼓掌。

邓小平等本想利用军队来平息愈演愈烈的学潮。但事与愿违。群众不怕军队。没有人组织，没有人号召，丰台、六里桥、沙子口、呼家楼、古城、清河等所有军队进城的路口都被群众堵住。在各个路口都设有路障。作为路障的有公共汽车，有马路上的钢铁隔栏，有木头。在有些干道上，马路中间的钢铁隔栏被推成“之”字形，使整条马路被封死。军队无法进城执行戒严任务。戒严令宣布不让游行，不让集会，不让演说。现在广场上学生照样集会，还有大量外地学生涌进北京。参加游行的人比原来还多。演说者的言论越来越激烈。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面临两难选择，军队不进城，取消戒严，党和政府的威信扫地，反对政府的人也会得寸进尺；强行进城，势必造成大规模流血。

有些“聪明”的省、市领导人看到形势前景不明，对敏感问题不表态，不“站队”，成天到工厂、农村去“考察”，讲反腐败、讲党风等不会出错的话题。他们这样做，为自己留下了后路，将来不管谁主持中央，还得用他。

５月２０日星期六今天首都气氛十分紧张。城外四周大兵压境。天上直升飞机低空盘旋。一架又一架直升飞机似乎擦着楼顶掠过。嘎嘎的马达声令人心惊胆颤。

但是，人们和政府对立情绪也更激烈。公开反政府的人也得到一些人的支持。在人民大会堂东侧，一个人站在台阶上演说：“民可载舟，也可覆舟。我们老百姓把他们翻了！

”他一边说一边用双手做着“覆舟”的姿势。他的几百名听众鼓掌，欢呼。

有人在演说中称现政府是“伪政府”、“李鹏等一小撮政治阴谋家”。广场上出现了一条引人注目的巨幅横标：“强烈呼吁立即召开全国人大非常会议敦促李鹏辞职、邓小平杨尚昆引退解救危难学生、稳定政局”今天人们不顾不让游行的禁令，百万人上街游行。口号有：“李鹏强奸民意”、“小平下台，回家打牌”、“坚持民主、自由、人权、法制四项基本原则”、“一人掌权、集体负责、群众遭殃”等。

游行队伍中不停地呼喊“打倒李鹏！”的口号。“打倒邓小平！”的口号也不断喊出一个标语上写着：“新四人帮：邓小平、王震、杨尚昆、李鹏”地铁已经封锁。有的说里面装满了军人。每个地铁出口都被学生组织的“敢死队”和成千的市民围住，防止军队从里面出来。

天安门广场已经断水。市民们源源不断地把水送到广场。送水的人们对政府断水行为骂声不绝：“真缺德！”广场上的学生在学习防催泪弹知识。有的标语上写着：“防止空降兵！”一辆装有四个高音喇叭的大轿车在长安街和前三门大街缓缓移动。不停地广：“我们是首都工人自治会，号召全市市民走出家门，支援学生，把李鹏等一小撮政治阴谋家淹没在人民的大海之中。”今天本报为是否登李鹏讲话和戒严令发生了激烈争论。总编辑要登，一批编辑、记者不让登。最后印刷厂的工人说：“没有人手换版”，结果没有登出。工人不想登。

晚饭后，长安街和广场上的人比前几天少，只有几十万人。晚１０点，我和田学祥一起去广场，看到各方支援学生的队伍如潮水般从四面八方涌来。“工人敢死队”、“市民敢死队”、“工人纠察队”、“市民纠察队”排着整齐的队伍开进了广场。一队“市民抗暴团”雄纠纠地开进来了，人们一阵欢呼。一位“工人敢死队”队员拍着自己的脑袋说：“我已经写好了遗书，不准备活着回去。”传说戒严令必须在２４小时内发生效力。所以人们认为，昨晚没进城的部队，今晚一定会强行进来。因而各种“敢死队”、“纠察队”准备进行拼死搏斗。

中国社会科学院游行队伍的巨幅横标写着：“政府已经走向了历史反面”、“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绝没有好下场”５月２１日星期日昨晚军队还是没有进来。今天上午我去广场，看到人比昨天少多了。天亮后，工人都撤退了。广场和长安街上只有２０万人左右。但各地铁出口，各路口还有很多学生和市民把守。

这几天新闻封锁。不让如实报道北京情况，从新华社资料室得知，香港报纸一连几天也没让进北京。正常渠道得不到消息，各种传闻大量涌来。今天有几则传闻：万里发表声明，说李鹏宣布的戒严违反宪法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表示不服从中央决定海南省委书记湘致电中央，反对中央决定外交部通电国外，不承认中国政府美国航空母舰进入渤海等等。

这些传言基本不可靠，其中有不少是谣言。如果遵守新闻规律，让报纸如实报道，就不会有这么多传言。

今天的群众舆论普遍谴责政府。街头演说的增多。演说的不仅是青年，一位老太太在街头演说博得了阵阵掌声。

西单十字路口西南角的大标语牌上，不知谁用工整的隶书写满了四字一句的《讨邓檄文》，东南角幅标语牌上同样写满了四字一句的《讨杨檄文》。杨是杨尚昆。

晚１２点多钟，新华社几百人组成浩浩荡荡的队伍去天安门声援（传说今晚一定要执行戒严令，要采取行动）。口号是“北京人，站出来，救学生，救国家，救民族”。语句短促，喊出和声音低沉有力，颇有一种为正义而赴死的味道。在院里集合时，穆青、郭超人出来劝阻。穆青说：“要保住我们这支队伍。”结果还有５００多人上街。所到处，群众高呼：“新华社，好样的！”5月21日，张爱萍、叶飞、肖克、杨得志、宋时轮、陈再道、李聚奎七位上将联名给邓小平和中央军委写信（后来王平也参加，一共八名上将），信中表示：鉴于当前事态严重，我们以老军人的名义，提出以下要求：人民军队属于人民，不能同人民对立，更不能镇压人民，绝对不能开枪，绝对不能造成流血事件。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军队不要进城。

《解放军报》一位记者采访肖克，肖克说：“中国不能出现流血事件，如果出现流血事件，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耻辱。倒退五十年遇到这种情况，我也会上街的。”当然，这样的话是不能登出来的，但在新闻界同行中口头传出来了。

５月２２日星期一听说六里桥发生了冲突，上午我骑自行车去六里桥。站在还未竣工的立交桥上向南望去，只见数十辆军车被黑压压的人海所淹没。第一辆军车前面，有一辆横过来的公共汽车阻挡了道路。几辆３５６路汽车轮胎放了气，横在路口。

在车号为Ｐ７１－１８３４的军车上，战士都背着枪，车上装有不少箱子，像是弹药箱。数十名群众围着车做说服工作。在另一辆车上，学生们为战士放录音（记录的是天安门广场的绝食情况）。群众为战士送来了馒头，战士坐在车上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看来他们很饿了。站在车旁的一个人和战士谈话。这人说：“你们千万不能镇压学生。”战士反问：“你看我们会开枪吗？”“我相信你们不会开枪。如果上级命令开枪呢？”“向天上开。”战士用手向天上指了指。

城里传说军车进六里桥时和群众发生了冲突。一位老人向大家介绍两天前军车开过来的情况。他说，并没有群众躺地路上挡车的事。只有一个太太跪在地上哭求战士不要去镇压学生。在六里桥没有发生冲突。这位老人说，在丰台群众和武警发生过冲突。武警试图驱散围军车的群众。双方都有动手。一个农民开拖拉机拉砖经过这里，拖拉机停了下来，为群众提供“武器”，群众拿起砖头，把武警赶走了。

下午去广场。在天安门金水桥南挂上了“首都工人自治会”的横标。一位３０多岁穿白色衣服的工人站在那里，对过往行人说：“工人自治会已经组织起来了。”一会儿，过来一位４０多岁的人说：“请派两名纠察队员跟我去。”穿白衣服的手边没有人，他对站在旁边围观的一位青年说：“你可以去吗？”这位青年同意了。自治会就发给他一个红布条，说：“你就算自治会员了。”一会儿，走过来一位中年妇女说：“天安门下的门洞需要人堵。”（故宫和中山公园近来不开放，据说其中驻有军队）正在这时，从东边过来一支市民游行队伍。自治会的人就动员这批人到天安门下去堵门洞。这支队伍果然留下了几百人听从安排。

今天新华社院里贴出了通知，今晚８点，新华社职工游行。下午５点半，穆青、郭超人就召集各部门负责人开会，要求大家制止。说，新华社昨晚游行已经很突出了，今晚再去就更突出了。我们得保住这支队伍。你们过去的行动责任我们承担，我们会保护你们。现在外面传说穆青下台了（我们可没有听到这种传说），你们再去游行，可能真要下台。这个班子下了台，谁保护你们？我快７０岁了，不怕丢乌纱帽。前几天游行好说，戒严后游行是明目张胆地反政府，将来要追究的。由于穆青的苦劝，预定今晚的游行取消了。

晚饭后去３０１医院（即解放军总医院）。路经公主坟，这里的军车都退到３０１医院和一所中学里去了。在３０１医院门口有学生站岗。里面有６０多辆车，车号是“Ｖ０４”打头，分别停放在东西两边。战士有的坐在地上打扑克，有的聊天。我问一名上尉：“为什么不进城执行戒严任务？”“等上级命令。”“大概什么时候进城？”“不知道。你不如找学生打听，他们比我们知道得多。那一位是学生头儿。”他指不远处一位穿粉红色上衣的女学生。那位女学生说，看来这几天部队不会进城。她说３８军军长就住在医院里。（其实，徐勤先此时已经失去了自由，被关在北京某地方。――2006年注）

回来时经过军事博物馆。在地铁口的铁栅门里，一名地铁职工在里面搬自行车，他和站在外面的群众聊天。他说地铁里面没有一兵一卒。地铁里生活用电没有停，运行用电停了。说是上面让停的。

“为什么地铁停运？”“这是上面定的，你问李鹏去！”“既然是上面让停的，为什么要说学生扰乱了交通？”“你问李鹏去！”参加招待戒严任务的上校团政委杨清福事后回忆了当时六里桥被困的情景：“1989年5月21日。广安门外六里桥往南150米处。被困了20多个小时。清晨两点，还围了好几万人。部队啃了一天干粮，喝的水不够一泡尿多。昨天就有6名战士晕倒。电线杆子上学生的喇叭说4点钟解放军要打进天安门广场。顿时，喊叫声、骂声此起彼伏，人群像潮水一样涌向我们的车队旁。几层――十几层――几十层，人墙把我们围得水泄不通。几十辆汽车的轮胎被放了气。我们部队是5月19日奉命进京执行戒严任务的。5月20日早晨在六里桥受阻，围困时间长达三天三夜。5月23日凌晨4点20分，我们乘学生和群众极度疲劳之机，经过周密组织布置，仅用十三分钟就撤出了包围，部队安全无损地到达了休整地点。”（上校团政委　杨清福：《艰苦忍耐的三天三夜》载《戒严一日》解放军文艺出版2005年版，第14－17页）

六里桥被困三天三夜的这支部队不得不向两公里以外的总后直属仓库转移。直到6月3日傍晚，才向天安门广场进军。

（上尉指导员李义：《伤》，同上书，第326页）

《戒严一日》这本书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征文办公室编、2005年8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总政文化部在北京风波后就向戒严部队亲者发起“戒严一日”征文，征文经过“严格把关”。全书没有军人向群众开枪的记载，却有大量群众如何阻挡军队进城的情况。后者有一定的真实性。

到北京执行戒严任务的部队在北京四面八方都被群众堵截。《戒严一日》中从军方角度记录了被围堵的情况：“5月20日上午10时，秦涛师长命令我团迅速进驻人民日报社等重要警卫目标。刚出营房大门，就遭群众围攻。

我旋及闯过，紧接着又连闯两道学生设立的封锁线。眼看已进入城区，不料，在朝阳区大北窑，被潮水般涌来的上万名市民和学生团团围住，动弹不得。后来，我们发现了一条远离工厂、学院、居民稠密区的线路，即通过292医院。同时命令部队化装成老百姓，调团办化工厂的五辆大轿车到司令部门前待命。20点30分，八里庄桥上聚集了2000多名群众，看趋势，夜间人会更多。23点，邓副参谋长报告，新路线全线被堵，不要说进北京，就是出通县也很困难。经过讨论，我宣布，改走顺义李桥乡，再插入官庄大道，进而向‘前进基地’――292医院开进。穿着花衬衣、牛仔裤、新潮服的217名官兵携带武器、弹药、电台等物资鱼贯登车。我们的几台大车跟在一辆运菜的卡车后面上了北关桥。算是闯过了第一关。但此时北京城内形势严峻，各个交通路口都设有路障，并有上千人把守盘查，开进困难。我们从地图上找到了一条路线，离开了马路开向农田区。在洞黑的田野里、村庄中迂回前进。最终到达了292医院。”（中校团长李旦生：《向首都重要警卫目标前进》同上书，第1页）

“5月20日上午7时50分，臧军长、曹政委奉命率部向天安门广场前进。9点10分，钢铁洪流从西山驶出。9点30分，进入八角街附近路段。车队受到数万人围攻。开始，部队让部分人下车，将躺在军车前面的人抬走，将横在军车前面的汽车开走。我们的部队继续向前开进。学生和群众又截住了3台10吨大卡车和6台公共汽车，并把车胎气放掉，把车钥匙拔走，组成三道屏障，横在路中央。在车队不能前进的情况下，臧军长、曹政委经过简短协商，决定留下看护武器和车辆人员外，其余下车步行，向前突进。他们两人带头下车步行前进。每前进一步都要受到来自前后的推搡，12点差1分，两公里走了两个多小时。下午5点40分臧军长、曹政委在古城被围。”（干事秦生祥：《将军被围记》，同上书，第17－21页）

受阻部队被迫暂时驻扎在北京四周，如沙河机场，南苑机场，三河县，通县，以及四周的仓库、学校。但部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时刻等待向城内进军的命令。北京市民对四周的部队也保持高度警惕。为了防止车辆开动，汽车轮胎被放气。有的地方，群众用电焊机把装甲车和坦克的履带焊死了。

５月２３日星期二戒严令已发布７２小时，还无法执行。政府已威信扫地。

昨天辽宁分社刘欣欣给本报一编辑打电话说：“北京市民真伟大，我以沈阳市民的身分向北京市民致敬！”赤手空拳的北京市民阻挡了几十万大军进城，这是世界奇迹，也是历史奇迹。当然，这也说明政府不敢真正动武。真正动起武来，群众是阻挡不住的。但是，能真正把枪口对准数以百万计的群众吗？

八角村听说解放军来了，农民从四面八方迅速奔向公路，阻挡了军车前进。星期天，从外地调来一列车全副武装的战士，刚进北京站，火车司机鸣笛半小时。群众纷纷围向车站，逼着列车退到了丰台。

这几天由于公交停运。马路上自行车很拥挤。互相之间磕碰一下的情况经常发生。要是过去，势必要发生纠纷。现在，相互一笑就过去了。一位女同志被碰倒了。几位青年将她扶起来，说：“现在是非常时期请相互谅解。”她起来后，拍了拍衣服就走了。

北京市政府宣传学潮影响交通。实际上地铁是政府让停运的。这些天，学生和市民一起维持交通秩序。晚上设路障阻止军车进城，天一亮就把路障清除，保持交通畅通。

北京市政府断了天安门广场的水以后，马上就出现了“学生没有水”的白旗。居民纷纷送水。各种可口可乐瓶、汽水瓶都装满了水，从四面八方送到广场。不少家庭的瓶子全收光了。北京市政府看到断水起到了相反的效果，当天就恢复了供水。但市民送水还持续了三四天。给在广场上的外地学生送食品、送稀饭的人更多。一位西安来的学生对我说：“我们不愁吃，不愁喝，全是北京市民送的。”昨天，２４名军人化装成老百姓，穿上便衣进驻了新华社，就住在大礼堂的舞台上。

礼堂大门紧闭。今天上午，不少人从礼堂侧门拥进去，向他们提问题。一位团长回答了三个问题：一、为什么来这里？为了执行戒严令。

二、为什么穿便衣？被迫的。我们本可以穿上军装，戴上军徽。但进不来。２０日我们来过一次，路过复兴门桥时被学生检查。

三、来干什么？协助武警维持秩序。保卫新华社。新华社是重要机关。

大家对他的回答很不满意，齐声呼喊“反对军管”的口号。

今天下午，百万人上街游行。在西单附近的长安街上，三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并行（过去游行的队伍是一支，两边是旁观者，今天满街都是游行队伍）。靠北边的一支是汽车队伍今天游行的标语口号是：反对军管戒严军管，动乱之源撤消戒严令，恢复首都正常生话李鹏下台，以平民愤李鹏丧钟已经敲响罢免李鹏打倒李鹏，全国安宁；公审李鹏，人民必胜石油工人一声吼流氓李鹏抖三抖－－石油勘察院李鹏是动乱之源拥护赵紫阳等等游行队伍前不见头，后不见尾。下午四点钟左右，突然乌云压顶，雷声大作，大雨如注。人人被淋成落汤鸡，标语口号被淋得七零八落。队伍有些凌乱，但没有人离开队伍避雨。

在北京大学的队伍中，几位年轻教师扶着一位白发昂首挺胸的老教授，冒着大雨阔步前进。使人们想起了“五四”运动中北京大学教授的形象。

在雷雨中，所有的口号变成了一个口号：“李鹏，下台！”一部分人喊“李鹏”，一部分人喊：“下台！”成千上万人的声音汇合在一起，压倒了雷雨声。

雷雨稍停，在人民大会堂北门的长安街上，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在一辆汽车上高举一幅李鹏投降的漫画，并且一边敲起大鼓一边齐声高唱：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他妈的谁怕谁。

不是人民怕李鹏而是李鹏怕人民。

在南开大学的游行队伍中，学生们一边走，一边按着步伐的节奏齐声喊：周总理，在哪里？

你的儿子不讲理。

邓妈妈，少讲话，快把儿子领回家，再给三个大嘴巴：叭，叭，叭！

南开是周恩来的母校，传说李鹏是周的养子。“邓妈妈，少讲话”是指周恩来夫人邓颖超今天发表的公开信，要求学生相信政府，相信人民解放军。学生对这封信很不满意。喊最后的“叭，叭，叭！”时，脚步声也同时“叭，叭，叭！”地响，口号声和脚步声共鸣，有很强烈的效果。

游行队伍把目标集中在李鹏身上，希望李鹏下台。这实际是不可能的。因为戒严的决策不是李鹏个人做出的。邓小平不会让李鹏下台。如果真让李鹏下台，又有人要说邓小平“舍车保帅”。邓小平知道，李鹏下台以后，反政府的力量会得寸进尺。

５月２４日星期三今天是宣布戒严的第五天，军队仍未进城。

昨天下午的一场大雨之后，天气显得冷。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怎样过夜？我到广场转了一个多小时。

在纪念碑南面的二层台阶上，有一个小小的物资站（即群众救助学生的物资存放棚）。不少学生，瑟索地排队领取衣服，人人都得到了满足。我问发衣服的学生：“哪里来的这么多衣服？”他说：“都是市民送的，晚饭后两三小时内就送来了两、三万件衣服还有毯子和棉被。”在广场上北京的学生很少，几乎全是外地学生。全国所有的高校都在广场上设有营地各校都用塑料搭起了低矮的、简易的帐棚以避风雨。北京市民除了把衣服送到纪念碑上以外，还送到各个帐棚。一对中年夫妇用塑料袋装了五件衣服送进西安一所大学的帐棚里。

北京医科大学一位研究生对我说：“我到一个居民楼里求援。一下子就送来了大量衣物。装了两汽车。小孩子也送来了煮熟的鸡蛋。”雨后学生被淋湿了。居民送来了糖姜水和热稀饭。有的还送来了酒，为学生暖身子。送包子、送鸡蛋、送黄瓜、送饮料……，送什么的都有。在挂有“体育馆居民大院”横标的送饭汽车周围，一群学生在高兴地吃着热稀饭。

但是，学生还是够艰苦的。在天津大学自动化系的小棚里，两个学生穿着短裤坐在水泥地上（他们的长裤被雨淋湿了）。我叫他们到纪念碑去领一件衣服，他们说：“需要衣服的人很多，我们就这样凑合吧！”在天安门前横跨长安街的地下通道里，数以千计的学生，像挤在罐头盒里的沙丁鱼一样。躺满了整个通道。通道里空气污浊，令人窒息。

学生的爱国热情和北京市民的感情是可贵的。也有人从另外一个立场提出忧虑：这宝贵的热情会不会被人利用呢？

戒严以后，北京的局势非常复杂，社会各方面人士都十分焦急。游行队伍中有“召开人大紧急会义罢免李鹏”的口号。一份署名“首都知识界300余人”的《紧急呼吁人大常委提出弹劾李鹏案》中写道：“鉴于目前的局势，只有李鹏下台，才足以平民愤、拯救国家、民族的灾难。为此，我们紧急呼吁人大常委，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不负全国人民的重托，召开紧急特别会议，行使宪法所赋予的最高权力，弹劾李鹏，以解国忧。”四通公司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曹思源建议草拟一份立即召开全国人大紧急会议的《建议书》，希望通过召开人大紧急会议来解决当时的政治危机。四通公司总经理万润南同意曹的想法，并且认为，“人大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在这个时候，召开紧急会议，是完全符合宪法原则的，也是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必要措施。”曹思源在《建议书》中写道，“在此紧急关头，应通过法律程序反映人民的意志，召开全国人大紧急会议。”在万润南的支持下，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全力进行院外活动。曹思源首先找到时任人大常委的胡绩伟。胡绩伟审阅了《建议书》后，明确表示支持，并在《建议书》上加了一句话：“如果暂不能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召开在京常委委员非正式紧急会议。”胡签名后，表示愿意以他的名义，委托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曹思源等人向其他常委委员办理征集签名事宜，并正式写了委托书。从5月21日晚开始到5月24日上午，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与各方联系，或登门拜访，或打电话，或发加急电报，要求同意这一主张的全国人大常委委员在《建议书》上签名。有的人大常委委员见了《建议书》，在上面签了名；有的委员没有见到《建议书》，在听了内容后委托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代为签名。

最后，一共有46位常委委员或直接签名或电话委托签名，有的回电报表示赞成开会。加上以前已有一部分人大常委委员也呼吁从速召开一次紧急会议，来研讨当前的严峻局势，谋求问题的解决。先后共有57位人大常委委员赞成召开“全国人大紧急会议”，超过全国人大常委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达到了立即召开人大紧急会议的提案人数。24日上午，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将关于提议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的信件及收集到的常委委员的意见材料交给了胡绩伟。胡绩伟又分别给万里委员长、习仲勋副委员长、彭冲副委员长写了亲笔信。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于24日下午1时半将这些材料送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收发室。香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主任刘锐绍据此发了第二天的头条消息。

李鹏对此进行了追查。五月三十日，高登榜、王厚德、宋汝棼、李琦、顾明、刘大年等六名常委委员发表声明，声称自己没有同意签名，是造谣，要求追究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的法律责任。五十一名常委委员对签名没有提出异议。

不久，曹思源在自己家门口被秘密绑架；万润南的座车被明显跟踪；公司气氛弥漫着紧张和不安。

５月２５日　星期四　今天是宣布戒严的第六天。戒严令还没有执行。听说军队退到城郊安营扎寨去了。

政府和戒严司令部宣布北京动乱没有平息，需要军队维持秩序。但新闻媒介一直宣传北京市秩序逐渐好转。《人民日报》今天报道，近来北京交通事故明显减少。《人民日报》另一报道说，自五月以来，治安的发案数没有明显变化。言外之意是，没有必要实行戒严。

从人们的体验看，《人民日报》的报道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最近连小偷也少了。

今天游行队伍人数不多，只有二、三十万人。游行口号除了要求李鹏下台以外，还有求万里回国，并要求他主持人大常委会议罢免李鹏。

据今天报道，截止５月２４日晚６时，全市３２所医院救治绝食学生共９１５８人次，留院观察８２０５人次。

５月１３－２５日，全国人大常委委员长万里在北美访问。出国前，赵紫阳到他家里同他进行了一次长谈。就如何对待学生问题取得了一致的认识。５月２４日，他在多伦多发表谈话说：“要坚决保护学生的爱国热情，同时要坚决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中国学生的爱国热情是可贵的。他们希望促进民主和惩治腐败，要在民主和法制的基础上解决问题，要冷静、克制…”这和赵紫阳在亚行的讲话调子差不多。所以，学生对万里抱着很大希望。在他出国期间，通过人大罢免李鹏的呼声很高。5月２１日，赵紫阳发电报让他提前回来，希望能增加一个支持者。李鹏等发电报让他继续到美国访问，以免力量对比的天平倾斜。全国人大9位副委员长向他发电报，说有２４名人大常委联名建议立即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会员会紧急会议”“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让万里立即回来主持会议。万里到美国后，看到赵紫阳没有出席５月１９日晚间的党员干部会议，知道赵紫阳已经不行了。他访问期间一般要代表赵向对方领导人发表礼节性问候，现在觉得很难办，打电报给中央称身体不适要求提前回来。同时把这个意思通知美国政府，美国表示理解。他提前回来了。在飞行途中接到中央电报，是为他起草的一个讲话稿（一个简短申明），调子和李鹏５月１９日讲话的一样。５月２５日凌晨３点，他没想到他的飞机没有按他的愿望飞到北京，却飞到了上海。到机场接他的有丁关根和万里的四儿子以及上海市的领导人江泽民、朱熔基等人。中央不让他回北京，报导说“万里委员长因身体不适，经医生检查，留沪治疗”。他对讲话稿不满意，要求修改，但基本调子没有改，直到５月２７日才发表“书面谈话”。５月３１日，经中央允许，万里才回到北京。他一回到北京就在政治局会上说：李鹏代表中央要我发表这个申明。

５月２６日　星期五　昨晚李鹏接见几国大使的新闻联上，告诉外国人中国大局已定。人们理解是政府的决心已定。最近两天学生也有点疲，原来一些激进的年轻人也打起扑克来了。今天有些学生开始准备托福考试，准备一走了之。天安门广场上北京的学生很少，基本是外地学生。

外地学生也是走的多，来的少。近日离京２万，来京不足２００人。

今天南开大学教师常修泽来我这里聊天。他是从天津专程来接学生回校的。他说：“南开的学生已经很少了，我不来接他们也要回去。”　看来，现在是解决学潮问题的一个好时机。只要工作做得好，可以不必动用军队。

这两天办公室聊天的中心话题中中央的人事变动。有各种猜测。有的说赵紫阳胡启立等要下台。

据有些知道内部情况的同志说，调动二、三十万军队进京不是对付学生的，而是对付军队内不同意见的人，对付军内支持赵紫阳的人。

后来了解到，李鹏说大局已定是因为5月21日老人们在邓小平家开了会，对赵紫阳统一了认识，决定从22日起停止他的工作。重新考虑新的领导班子，对新班子的人选进行了议论。对采取果断行动收拾局面的决心已定，参加会议的有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杨尚昆、薄一波、王震。正是这些老人，采用非法律、非程序的方式，决定中国的命运。

陈云看到邓小平4月25日的讲话后，第二天就从杭州赶回北京。5月26日，陈云在中顾委常委会上讲了话。他说：关于反对动乱问题，我讲两点意见：第一，现在是关键时刻，不能后退。如果后退，两千万革命先烈用人头换来的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变成资本主义共和国。第二，我们作为老同志，现在就是要坚决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坚决拥护以李鹏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讲话。同时要主动多做干部和群众的工作。陈云打电话让在上海住医院的邓力群立即回到北京。5月31日，邓力群回到了北京。（《邓力群自术――十二个春秋》）

５月２７日　星期六今天传达了李鹏、杨尚昆、石、姚依林、在５月２２日的讲话要点。这些讲话是以“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的名义下发的。

李鹏说：决定戒严常委召开了多次会，所有的老同志都参加了。４．２６社论是正确的。当前是一场动乱。决不能从４．２６社论的立场后退。当然，这个社论可以写得更好一些，如把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得清楚一些。这是老同志的意见，不能退。否定了它就失去了精神支柱。后退是没有出路的。你退一步，他进一步。已经无路可退了，再退就把中国送给他们了。但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他们是极少数，极少数。

紫阳五月四日在亚行的讲话没有经过常委任何一个人。是他自己准备的，和４．２６社论调子不同，而且广为传。这样，群众就看到党内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他５月３日纪念“五四”的讲话，我们提出加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没有采纳。他的“五四”讲话使学潮升温，中央才下决心戒严。

我党代表改革开放的是小平，不是赵紫阳。十年改革的主要方针政策是小平提出来的。

紫阳同志做了不少工作，但他是执行小平的。

紫阳和戈尔巴乔夫的讲话把小平抛出来了。第二天的游行口号就打倒小平。

我５月１９日的讲话是经过中央批准的。开那个会和实行戒严都是党的决议。如果维护党的团结，紫阳就应出席那个会。但他请病假了。他是有病，供血不足，头昏。作为总书记，身体不好，不讲话，主持会议是可以的。不主持，参加一下总可以吧？但他不干。

５月１９日早晨他去天安门广场的讲话把党内分歧暴露给全国人民了。

这一场斗争的确很复杂，问题就在党内。

杨尚昆说：游行一喊出“打倒邓小平”的口号，我们就觉得性质变了。

小平讲话和４．２６社论是电报发给紫阳的，他从朝鲜回电报说完全同意。但他一回来就说社论不对。

５月３日他在纪念“五四”讲话中李鹏、石、依林、锡铭和我都要求他加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句话，他不接受。

他在亚行讲话后小平知道情况不好，就与陈云、先念、彭真商量，后来在小平那里开了个会。紫阳也到了，我是列席者之一。小平对紫阳说：“你在五四那天亚行会上的讲话是转折，从那时起，就闹得更凶了。”小平提出问题：“退，还是不退？退，退到哪里？

”我当时说：“这是最后一道堤，再退就垮了。”小平说：“我知道，你们中间有争论。

今天只讨论退不退。不能退。问题就出在党内。要实行戒严。”紫阳说：“这个方针我执行不了，我有困难。”小平说：“少数服从多数嘛！”紫阳同意少数服从多数，还说，有决断比没有决断好。但是，晚上８点钟开常委会，布置戒严。紫阳说：“我的任务今晚结束了，我和你们的看法不一样，我不能再干下去了。我想不通，我不能执行。我辞职。”大家说，你不能再说辞职了。我说：“你这个态度不对，不能在这个时候甩手。”他说身体不好。后来他给小平、给常委写信，说他不能执行，要保留自己的意见。他要辞去总书记和军委副主席的职务。我批评他：你有五个不好交待：怎样向人民交待？怎样向全党交待？怎样向中央委员会交待？怎样向政治局交待？怎样向常委交待？。他表示辞职信不写了，但仍有保留意见，说实在执行不了。他要我给小平捎信，说“4．26”社论是错误的。我说，这话我不能捎。他说他有病，头晕。他的确有病，医生说他有心臓病。

彭真、陈云、先念、王震、说，这个问题要到小平那里去解决。那一天，小平找彭真、陈云、先念、王震和我，常委几位、军委几位开会。赵紫阳请假。会上，陈云、彭真、陈云说：太不像话了！他们说，问题出在党内，如果党内一致，事情不会闹到这种地步。

决定戒严以后，军队来得匆忙些。原定21日开始戒严，后来提前一天，从20日开始。

体改所、农研中心、中信国际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把紫阳的讲话基本透露出去了（指紫阳的五点意见），但是说我们否定了这个意见。不对，我们也同意用法制来解决问题。先念说，现在有两个司令部，究竟由哪个司令部指挥，现在不揭开不好办。

关于改革的失误，紫阳不承认多年有失误，只承认最近一年有失误。李鹏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承担了责任。

石说：我早就认为不能再退了。５月１９日早晨赵要自己单独去见学生，李鹏只好赶紧跟在后面。

以上记录的只是大概意思。听了传达后，在群众中有两种不同的议论：一种意见是，赵紫阳起了分裂党中央的作用。持这种意见的多是领导干部。

另一种意见对几位领导人的讲话持批评态度。这些批评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一、赵紫阳过去有错误（儿子搞官倒，改革有失误），但这次站在民意一边，而且在中央不怕当少数，敢顶，敢说。他想不通，不执行戒严，辞职，是正常的，不能说是搞分裂。

二、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央早就没有诚意和学生对话。对话的核心问题是４．２６社论。

他们已决定不退，还有何话可对？

三、通过戒严把学潮压下去，搞掉赵紫阳，这个决定的做出还是一些没有法定职务的老人。他们没有表决权。１９８７年他们通过这种不合法的形式搞掉了胡耀邦，这正是这次学潮的起因。现在又是这些人用搞胡耀邦的方式来压制学潮，岂不是疙瘩越结越深？

五月底、六月初应当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好机会。广场上的人不多了。外地学生走的多，来的少。不少学校局部复课。浙江、河北、湖北、山东、黑龙江、四川、安徽、陕西等地不少高校基本复课。学生已经有点疲倦了。学生总是要念书的，无限期罢课毕竟不是学生的意愿。可惜，政府没有抓住这个好机会，没有采取强制但不流血的手段使学潮平息。这时，一些激进分子怕学潮冷了下来，千方百计地制造新的“热点”。

５月３０日　星期几天没有去天安门广场，今天去看，多了两样东西。一是“民主之神”石膏像；二是香港赞助的一百多个帐棚。

“民主之神”像高１０米左右。在广场的中轴线上，处在天安门城楼和纪念碑之间。头部有点像刘胡兰：园脸，向后飘的短发，面目坚毅，双手高擎火炬。这是中央美术学院的２０多名师生制作的。天安门管理处发表声明，反对在广场搭设女神像。政府的广里不停地念着署名“国家机关某委设计院的一位女中年知识分子”的一封信：“强烈要求市政府采取相应措施制止这一无法无天、强奸民意的行径。”她要求政府拆除“民主之神”。

但是，今天来看民主之神像的人很多。广场北部挤满了人。长安街人流如潮。在民主之神周围，照相机的闪光灯闪个不停。

在毛主席纪念堂北侧，２００多个小帐棚覆盖了一大片场地。每个帐棚里可以躺３－４个人。这是香港赞助的第一批。据说还有更多的陆续要送来。

在公安部门前有一个横联：“秘密抓人　面目毕露－－首都工人自治会”。首都工人自治会的一铅印传单说，今天凌晨一点多钟，在北京饭店附近，一辆带警灯的吉普车停在一骑自行车人面前。吉普车上跳下两名警察把骑车人扭上了吉普车。骑车人迅速丢下两个笔记本，本上写有沈银汉的名字，记录着筹集经费２００元。拾本人把本送到纪念碑前。

经首都工人自治会查询，沈银汉是自治会的执行委员。到他家里打听，昨晚没有回去。首都工人自治会到处宣传：我们是根据宪法“结社自由”组成的群众组织，为什么秘密绑架人？首都学生自治会也此事贴出了抗议传单。

据说，市民摩托车队有１１人被抓走了。最近几天晚上再没有摩托车队四处飞驰了。

５月３１日　星期三人民大会堂东门前的广场的栏杆上新立了一幅大标语：“中华脊　宁折不弯――一批有正义感的官兵”军人也站到学生一边了。

为什么调几十万大军进北京？这是近来人们议论的热点话题。有人说是为了维持首都秩序，多数人不同意这一看法；有人说为了镇压学生运动，这个说法也不能说服人，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还要几十万大军？也有人说是为了对付原有的北京驻军和在京的军内反对派；最近又有新说法：调兵进京，你调我也调，你进我也进，形成了你包围我，我包围你，成了夹馅花卷。

人们猜测，军队内部不一致。担心打内战。

６月１日　星期四　今天凌晨一点钟，一千多名大学生打着上百面红旗，擂着大鼓，到新华社南门后又从西门进到院里。他们高喊“新闻自由”、“新华社，不要怕，为人民，说真话”、“反对军管，取消戒严”等口号。戒严部队没有出来制止。学生们闹腾了２０分钟后就撤走了。

首都工人自治会有三个人被抓：沈银汉，白东平，钱玉民。据说这个组织有３０００多名会员。学生们为此到公安局静坐抗议。

据说学生提出了四点对话建议：取消戒严；撤走军队；不对学生秋后算账；新闻自由。政府拒绝了他们的建议。

学生原计划征集１０００－５０００人的自愿绝食。目前只有３００多人报名。

今天传达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的通知：１）动员学生回校，学期考试按规定进行，对不及格者按规定处理；２）对幕后策划的极少数人要揭露，采取果断的措施加以制止；３）维护社会治安，对打、砸、抢分子决不手软；４）加强舆论导向；５共产党员在稳定局势中要发挥作用。通知说，天安门前有１２６所外地大学的学生，要求各省采取措施让他们回去。　昨天五人宣传小组成员王忍之（戒严期间五人宣传小组的成员是：袁木、王忍之、曾建徽、何东昌、李志坚）召集各新闻单位的负责人开会。新华社穆青参加。王忍之说，最近几天，各报还是贯彻中央政策的，但参差不齐，从版面看，差异很大。王忍之要求，一、要增加工、农及普通群众要求稳定局势的报道；二、强调恢复天安门广场的庄严形象；三、军民关系；四、根据李鹏讲话的精神，写一些评论。

北京市政府组织郊区农民游行，喊“制止动乱”、“拥护李鹏”的口号。和学生游行唱对台戏。

今天晚饭后我去天安门广场，看到除了香港的２００多座帐棚外，在纪念碑北面又用大帆布搭起了几十座大帐棚，一排一排地，比较整齐。似乎有长期安营扎寨之势。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不少少年儿童到广场和大学生联欢。在民主之神像下面，一名少先队员向长期坚持在广场上的一名大学生献红领巾。这位小学生说：“能和大哥哥、大姐姐在天安门广场过儿童节，感到很幸运。特向们献上我们最珍贵的礼物－－红领巾。

”她说完后，很多围观者鼓掌。

广场西北角搭起了一个帆布帐棚。这是“首都工人自治会”。我问坐在帐棚里的一位五十多岁的工人：“抓去的三个人放出来了没有？”他说：“放出来了。”“什么时候放出来的？”“昨天下午五点钟。”我又问：“你不怕坐牢？”他说：“既然干上了，怕也没有用。”听采访中南海的记者说，昨天下午江泽民来到北京，就住在中南海里。有人猜测，可能邓小平要重用他。但从迹象看，也不像，他还一个人到食堂吃饭，没有人前呼后拥。

早在5月20日，元老们就内定江泽民接替赵紫阳任中共总书记。”６月２日　星期五天安门广场近一个时期有三个广站。一是代表政府的大型扩音器，音量大，音色浑厚。最近一个时期一直广《一位女中年知识分子的信》、《几位居民的信》，批评民主之神像及劝学生离开广场。另一个是纪念碑前的高校自治联合会的广站。今天广的是吾尔开希的演说。掌声不少。另一个广站在广场西北角，是“首都工人自治会”的。今天广的是３８军徐军长拒绝执行进军北京的命令以及被解职的经过。吸引了很多听众。

前两天广场上人有逐渐减少之势，今天又多起来了，约有２０多万人。今天有两件新事。

一是侯德健、刘晓波、周舵、高新等四名知识分子开始在纪念碑前绝食。纪念碑前增加了“我们绝食　我们抗议　我们呼吁我们忏悔”的巨幅横标。吾尔开希今天的演说就是以这幅横标为题。侯德健说是代表香港１００多名影视名星绝食的。穿的背心上有这些人的签名。他们四人发表了《六二绝食声明》，宣布绝食７２小时。侯德健只绝食２４小时。

二是今天清华、北大等大学举行了十分幽默的游行。这次游行是针对政府组织郊区农民游行的。传说政府给游行的农民发奖金１０元。今天学生游行的口号是：戒严期间　奉命游行　每人十元　拥护李鹏大戒严带来大安定　大游行促进大戒严每人块　良心去喂狗拥护李鹏　独裁万岁坚持倒退　反对前进支持腐败　拥护镇压反腐败有罪　反官倒有罪　要自由有罪消灭民主　反对自由拥护军管　要求血腥镇压学生恢复帝制　垂帘听政等等一位外国人看到学生游行后说：“中国人真幽默。”

第7节 我目睹的“六四”悲剧

政府没有抓住学生大量减少的时机，采用非军事方式解决危机，却下定决心将军事戒严进行到底。6月2日，驻在城外的部队奉命派出先遣队，从四面八方化装成老百姓，偷偷地向市内的要害部门进发。化装进城的部队在西单路口等处被群众发现并发生冲突，使矛盾激化。

《戒严一日》中记录的部队化装进城的情况：“6月2日凌晨1点10分，我们部队接到了上化装进城的命令，代号为F75行动。10点50分传达到全体战士，一个半小时以后，整个部队全面准备完毕，整装待发。健美裤、港式衫、运动衣、大裤衩、小背心，赤橙黄绿青蓝紫，什么服装都有。有的手拿羽毛球拍，有的拿着旅游图．．．．装成各种身份的人。13点40分，调整收拢组人员乘座四辆吉普车，分别向香山、动物园、西四、北海公园等方向风驰电掣般驶去。14点20分，数百名官兵分为100多个小组，分别由干部党员带队，拉开距离，仨一堆，俩一伙，勾肩搭背，或哼小曲，或叨烟卷，或吃着零食，互相照应出了营门，很快隐入了大街上的人流之中。定点调整组人员在乘车站，在转弯路口，有的拿把子，有的点着香烟，还有的喝着汽水或吃着冰棍，用眼神、手势指挥部队一组组通过。为了加快行军速度，收拢组两辆挂着地方牌照的面包车，穿梭般往返于部队行进路上，一趟趟将走在后面的人员往前运送。经过四小时奔袭，18点整，代号F75的官兵全部到达集结地点。为胜利完成6月4日天安门清场任务迈出了重要的一步。”（郭德华　何文亭　傅俊：《75在行动》，《戒严一日》，第39－41页）

“6月2日，我师奉命进驻人民大会堂。部队全穿便装，化整为零，赤手空拳，徒步开进。晚7点半，我带着师前线指挥部进入大会堂，并马上布置调整哨，接应后续部队。3日凌晨1点，师长政委到达大会堂。但部队还有2000多人被分散拦阻在莲花池东路、广安门、宣武门大街等处。于是开始寻找、收拢部队。凌晨5点，全师还有近千名干部战士没有到位。师党委开会决定，组成10个小组，出去继续收拢被冲散的部队。上午10点，我刚返回人大会堂，师长、政委对我说，一辆运送武器弹药的车在西单路口被围。我立即带领30名战士，从大会堂西门出去解救。但由于一路聚集很多群众，大部分战士被冲散，等挤到拉武器装备的车前，我身边只剩6个侦察兵。而这时，几千人把这台车团团围住。

3名学生站在车顶，把车内的一挺机枪、两支冲锋枪、炊事班的菜刀、一顶钢盔和大沿帽，拿到车顶架起来，一边让外国人拍照，一边拿着手提喇叭做煽动宣传。．．．．后来，我们与西城区公安分局取得联系，在部分群众和学生协助下，把车上的武器弹药安全地转移到海军医院。”（上校参谋长王小京：《六月三日，在西单路口》，同上书，第50－52页）

6月3日中午，化装进城的先遣部队占据了所有的要害部门，各方面布置停当，6月3日下午，驻扎在城外的部队几乎同时接到了向天安门广场进军的命令。数十万大军从西郊，从沙河机场，从南苑机场，从河北省三河县，从通县，浩浩荡荡地向市区挺进军。《戒严一日》中记述了这些部队向天安门广场进军的情况。

38集团军少将政委王福义记录了从西面向天安门进军的情形：“6月3日下午5点钟，我们集团军几位领导坐立不安，焦急地等待张副军长归来。一个小时以前，他去军区开会，受领任务。

“电话铃急促响起。为了争取时间，张副军长在军区受领任务后，当即通电话向我传达。军区命令以X个集团军的建制，并由我集团军为先导，由西向东向天安门广场开进。如遇障碍则强行排除，务必按时到达。同时命我集团军于当晚10时前在军事博物馆以东路段完成集结编队，分四路纵队乘车东进。据此，张副军长提出，整个集团军密集收缩在1公里之内，人车集中，首尾相顾，形成铁拳。

“我立即将军区命令和张副军长的想法向集团军其他领导作了传达。经简短研究，刘参谋长和司令部同志以A、B两个步兵师一家两头，齐头并进，坦克师、炮兵旅和工兵团随后跟进。整个车队先头设600人左右的防暴队、排障队开路，两侧由各自的防暴队护车，人车相互掩护前进。整个战术以密集队形对付人海战术，以原始防卫手段对付砖石、木棍等和攻击以强大的威势对付反革命气焰。．．．．．．“晚8时许，集团军指挥所的车上路。一上大街，我看到街两旁已经围着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我们的车队到达公主坟转盘东口时，数以万计的人群涌上公路和林荫道，向我们围上来。有的举着铁棍铁管，站在公路中间拦击。有的举着拳头向车队狂喊：“当兵的，滚回去！”有的用木棍敲着车窗要和我们对话。．．．．“不一会，‘做工作’的见说服不动我们，相继后退。接着雨点般的石头、砖块从四面八方飞来，砸得车体当当作响。大车辆玻璃被打碎。我乘坐的213车的8块玻璃碎了6块。．．．．“在万分危急的时候，A师炮团车从右后侧上来。我令炮团组织反击，用扔过来的石块（？）回敬暴徒。军指挥车随即开到军博附近，与先期到达这里的A师会合。

“此刻，我最担心的是B师能否及时赶到。他们有4个团住在丰台西仓库，5月22日强行进点时就曾受到数以万计的群众阻拦，有116名官兵受伤流血，现在要及时赶到，沿途要经过丰台路、五棵松、万寿路、公主坟等主要路口，不知要遇多少障碍。我用电话问参谋长：B师来了没有？参谋长回答还没有，不过B师已派师侦察连到五棵松路口接应了。　“这时，A师基本在军博以东集结，但由于B师没有上来，侧翼暴露，人群从前后左右围上来扔石头砖块。A师防暴队英勇反击，把人群阻止在百米之外。．．．．．．“9时刚过，军区首长带着指挥组赶到集团军前指位置。军区首长催着我们出发。我非常着急，B师不到突击力量总是单薄。

“时针指向9点20分。报话机里突然传来了炮兵旅、B师已经到达先头位置的消息。我兴奋地对车上人说：‘这就好办了。’部队提前半小时9时半出发，浩浩荡荡向东挺进。

（少将政委王福义：《铁流东进天安门》同上书第53－58页）

王福义将军的这篇文章说：这支军队是1928年随彭老总在平江起义，保卫井岗山，两占遵义城、激战直罗镇、大战平型关．．．在抗美援朝中获得“万岁军”的美名。可见，这支向天安门挺进的部队就是38集团军。许勤先军长抗命，不愿镇压群众，最后在政委王福义的指挥下，还是镇压群众的主力。

王福义将军的这篇文章接着写到在复兴门立交桥、在西单路口、在新华门前如何同群众激烈冲突的情况，如何“制服了”为首分子，驱走了群众。凌晨1点30分到达天安门广场。从公主坟到天安门，只有7公里的路程，整整走了4个小时。

XX集团军少将军长傅秉耀记录了从东面向天安门广场进军的情况：“早些天部队向北京开进的时候，我们集团军部分由火车输送，部分摩托化开进。但没有到城区就受阻。只好驻在集结地。．．．“6月3日17点50分，我集团军分四路向城区开进。但担任天安门清场任务的我某师团在八王坟受阻。我另一个师的官兵在建国门遭打、分隔。．．．．八王坟处我受阻部队已采取第二方案迂回前进。建国门桥上，张师长也迅速在那里稳住队伍固守要点。团长艾虎生已带着他的团队沿着铁路线进了北京站。他们正以十路纵队进入天安门广场。”（《戒严一日》第98页）

上校团长艾虎生他写的《敬礼，天安门》一文中对傅秉耀军长的《走进血与火》作了补充：“那天，我接到向天安门进军的命令，500多人乘着车出发了。行至八王坟，遇到上万人的阻截。我决定采取第二套方案。我用话筒对人群喊：‘不让进，我们就撤！’接着，我跳下车机盖，对官兵说：‘各单位组织调车，我们撤。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我决定采取迂回策略，改道前进。这时是1989年6月3日20时05分。．．．．“我们很快侦察到可进天安门的三条路线，处处聚满了截车的人群，乘车开进比登天还难。我突然想起一个弃车徒步的方案。21点20分，我率团主力顺利撤到高碑店公路与铁路交叉口，准备沿铁路进北京站，再进天安门。23点20分，铁路桥100米处，集中了全体官兵，他们是三三两两地悄悄地摸上铁路线的，完全摆脱了尾随的人群。．．．我们臂挽臂四次冲过堵截的人墙。凌晨2点20分，进入了北京站。．．．接着，500人分十路纵队臂挽臂向天安门广场前进。．．．在指定的时间到达了天安门广场。（少将军长傅秉耀：《走进血与火》载《戒严一日》第101－104页）

少将副政委张方、政委方祥礼和上士朱双喜记录了从南面向天安门进军的情况：“6月3日15时10分，我奉命率部队从大兴县东南集结地出发，于19时48分到达丰台六里桥一带预定戒严区域。

21时50分，上级命令我部徒步迅速向天安门广场开进。我与师长钟声琴大校和政委王玉发上校一起，立即率部沿六里桥、广安门、菜市口、虎坊桥、南新华街向天安门广场挺进。走在前面的担任前卫的是‘叶挺独立团’，跟在后面的是‘红军团’．．．．“22时半，部队行至广安门铁路与公路的交叉口时，一列火车停靠在路口中间，拦住了部队前进的道路。我和战士一起从火车下面爬了过去。部队一过火车道，暴徒们就在车箱上用砖头往下砸，用木棒和钢筋打，用路口的横杆往下打。官兵们搀扶着伤员，继续往前冲。队伍行至广安门护城河，上万名群众在护城河桥头的街道两侧正在拆建筑物，设立第二道防线。砖头、石块像冰雹似地砸来，走在前面的前卫团被砸倒50多人。战士们实在憋不住，跪在团长徐乃飞和政委面前，要求发子弹。．．．．．“部队至南新华街时，受到更猛烈的袭击，一些打着‘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旗号的人煽动上万名群众，用几十辆汽车、隔离栏栅设置了密集的路障。我命令部队不惜一切代价，火速向天安门广场挺进。

快到和平门全聚德烤鸭店时，一块大石头砸在我的小腿上。在跨越栅栏时，我倒在地上．．．我醒来时，已躺在北京市急救中心床上。急救中心二楼全是解放军伤员。

“4日凌晨，一个提着录音机的人冲上楼，径直朝解放军伤员走来，录音机里传来一阵阵噼噼啪啪的噪音。显然，这人是想在伤员中进行反宣传。党支部的同志立即与医护人员一起，把这个家伙赶了出去。．．．．”（少将副政委张方：《血染的征程》，《戒严一日》第377－381页）

6月3日下午5时20分，我团880名官兵从临时营地京郊南苑机场出发，急行军25公里，一路上16次被群众围攻拦阻，511人受伤，于4日凌晨2点行进到天坛公园东门外，团队被分割成三截。被6万多名群众挤压在公路旁的铁栏杆和公园围墙之间，动弹不得。有人送水果、点心，有人“开导”：“解放军兄弟们，不要为腐败政府卖命，脱下军装，回家去吧。”（上士朱双喜：《两退两进都是难》《戒严一日》第130－131页）

6月3日晚9时，在当年冯玉祥将军阅兵的大操场上，一字排列的车队，全副武装的官兵，都在等待着团首长一声令下，立即飞奔天安门。晚8点45分接到上级命令，要我团沿三营门、木樨园一线，9时30分到达公主坟，加入师行军行列。可侦察参谋报告：东高地、三营门、南苑路口全被堵死了。部队领导决定往南奔，到大兴县，来个迂回。从京石公路，10时35分，上了西三环。路边不少人大声喊叫，我们不理采，以80公里、100公里的速度，11时23分，到达了公主坟。（政委方祥礼：《六月三日――强行军》，《戒严一日》第309－311页）

上校处长刘新力和上校团长张振生记录了从北面向天安门进军的情况：我们从沙河机场出发的时间是6月3日15时50分。在这之前15分钟，上前线指挥部用保密电话下达了紧急命令：要求部队按既定布置立即行动。命令是我接的。军长当即决定首先组织A团出发，由我任组长，带一名作战训练参谋、一名通信参谋组成军先遣组和A团一起赶到东直门，在海运仓开设指挥所。

我从集团军指挥所赶到A团驻地。A团和C团都被阻在东河一带。我找到了两个团的领导用写小纸条的办法，传达了军首长的指示：稳住部队，待机前进。

半夜零点，我们赶到海运仓时，又接到军长指示，命令部队一定要在拂晓前到达指定位置。必要时可以对空鸣枪示警。3时06分，远处传来一声响。A团炮营营长傅勇说：处长怎么办？打吧！我说：“打！”他朝天开了一枪。我们到设障碍的汽车前，边鸣枪，边逼驾驶员把车开走。让他把路让出来。驾驶员听到枪声，只好开了起来。障碍车一动，我们的汽车就一台台地开过去了。这时，人群中喊：“法西斯！”我们到了三元桥。桥上人山人海，两辆载重10吨的大卡车轰隆地开了过来，车上装的是大煤块。人群一截，司机就把大煤块卸在桥上。暴徒们用煤块砸桥下穿过的军车。

桥上有人喊：砸呀，快砸呀！连铁垃圾桶都从桥上扔下去了。

3点20分，部队突围成功。我又赶到了东直门，这时部队已经占领了立交桥。立交桥周围仍然是人山人海。．．．．（上校处长刘新力：《八闯三元桥》，同上书，第140－145页）

我接到向市区开进的命令是6月3日16点45分。不瞒你说，在沙河机场厚棉帐棚里憋屈了十多宿，大伙早就盼望这一天了。

在距三元桥800米时，一辆公共汽车横过来挡在路中。我们突破人群以后，进入三元桥下。这时，大煤块、果皮箱和自行车，接二连三地往桥下砸来。我们对空鸣枪。周围人群喊：“热烈欢迎解放军――那是1949年。”：“当兵的，滚回去！”“政府腐败了，你们还为它卖命，何不学学张学良。”“只要老弟说声走，车票包在大哥我身上。”“只要觉得穿军装不方便，到我家去给你换。”一个人掏出一大叠人民币和外汇券，说：“哎，想好了就来领路费，每人50元，包你回家去团圆。”．．．．．（上校团长张振生：《车头永远向北京》，同上书第146－149页）

这次的目标是先直奔德胜门。6月3日傍晚，从沙河机场开上京昌公路，三驾车队齐头并进。从沙河机场出发不久，就在清河受阻。从马甸到清河镇，隔离桩、公共汽车和卡车横在路上，人群挤挤插插的，黑压压、乱糟糟，没头没尾，一辆辆军车就象大海中飘摇的小舟。

（大校副军长刘传明、少将副政委张传苗：《走向德胜门》，同上书第370－371页）

六月三日这一夜，是中国史上永远难忘的一夜。这一夜，我骑自行车在北京市的大街小巷里穿行，还看了儿童医院、人民医院、邮电医院、二龙路医院的伤亡人员，亲眼目睹了这悲痛的一幕。下面是这几天的日记。

６月３日　星期六　北京人第二次阻止了军队进城。

几天来，报纸上发表了各级党委和政府支持戒严的政治表态。宣传上也是舆论一律。市民们上街比过去少多了，天安门前的学生也逐渐减少。

但是，今天凌晨风波又起。

驻在城郊的军队穿上便衣、乘上民用汽车开进城来，又一次被市民阻挡。

我早晨来到西单路口。只见几辆车作为路障挡住了东西通道。电车顶上站满了人，有的演说，有的呼喊。在电车西边不远处有一辆大轿车被群众包围。轿车里面坐满了穿便装的军人。一位穿便衣的军官模样的人举着小喇叭讲话。四周的群众高呼：“北京人不欢迎你们！”再往东走，在长安大戏院（在西单十字路口往东５０米路南，不是后来在东单新建的长安大戏院――作者2000年注）门口，一辆大轿车顶上，学生们把从车里拿出来的机枪、冲锋枪、钢盔、菜刀、三角刀，当众展览。车上有一幅白布横标：“请看李鹏政府怎样保护北京市民”。很多人在现场照相。西长安街人山人海。各个路口成堆的人议论纷纷。

一位银发老干部说：“说军队不进来，又化装偷偷地进来了，今后政府说话谁相信！

”一位中年妇女说：“到底谁在搞动乱，不很清楚吗？”　为什么军人要带菜刀、三角刀？群众中有人说，为是为了给群众栽赃，在混乱中军人把菜刀、三角刀丢到群众队伍中，再说群众手拿武器拦阻军车。这只是一部分人的猜测。

下午四时，我从西单商场北穿过灵境胡同绕到六部口。一个多小时以前，六部口发生了一起激烈的冲突。冲突的双方是警察和市民。

从府右街南口到音乐厅和西长安街交叉处，挤满了议论的人群。议论的中心是警察如何施暴。

在这个十字路口还可以闻到一股剌鼻迷眼的气味。这是警察施放的催泪弹的气味。今天下午二时左右，警察在这里施放了２０多颗催泪弹。这是建国以来共和国警察第一次向人民施放的催泪弹。现在五十岁以下的人，只从历史课本上知道反动警察如何施放催泪弹，从来没有见过催泪弹。

地上到处是碎砖头、破瓶子，还有成堆的鞋子。也有一些自行车零件。据现场群众说，防暴警察想拉走被群众包围的两部军车和车里的武器。警察一进现场，就拿出警棍见人就打，胆小的跑了，没跑地就挨了打。警察打人时，哭声、叫声一片，一片恐慌。在用警棍驱逐群众的同时，还施放催泪弹。警察抢走了在汽车上展览的武器以后，就向北撤到中南海西门里去去了。留下的群众十人一堆、二十人一堆控诉警察的暴行。

在府右街力学胡同附近，有一辆警察丢下的吉普车，车号是Ａ０１－３２８１，上面还有“广场５”的牌子，车上有一把铲子和一把锯刀。在十字路口的警察岗亭前，也丢下了一辆警察吉普车，车号是Ｖ０２－５４９１，几名青年市民坐在车顶上。在长安街上还有两辆大轿车，车号是Ａ０１－３２５９和Ａ０１－３２６３。这两辆大轿车门窗玻璃砸得粉碎，坐椅的沙发坐垫也被翻了出来。轮胎也被放了气。还有两辆２２路公共汽车也被堵在那里，成了激战时的“工事”。军事编辑的张万来对我说，这些车里原来有武器，怕流失，所以出动警察把车里的武器抢回去了，但车没抢回去。

一位老年妇女在力学胡同东口向一群人讲述她刚才亲眼看到的情况，她气愤地说：“政府这样做，民心丧尽！”一位年轻人站在西单路口的汽车顶上，手举一颗银白色的催泪弹壳向群众展示，说：“这是李鹏政府保护群众的证据！”一位老人说：“最近刚刚平静一些，政府又是组织农民游行，又是让军人化装进城，又是施用警棍和催泪弹，使形势又紧张起来了。”另一人说：“靠警棍和催泪弹来树立政府的权威是不行的，这只能使政府权威扫地！”吃晚饭时程万泉（出版时改为一位同事）在食堂对我说，他今天采访了１７个在六部口被打伤的人（共打伤多少他不知道）。有的被电棍打成脑昏迷，有的因催泪弹爆炸使腿部有３５度烧伤，有的被射钉枪射出的钉子打伤（有一个伤员钉子进入大腿５厘米）。他在六部口现场采访时看到，下午２点１０分，上千名防暴警察在六部口施放催泪弹，群众纷纷后撤。当停止施放催泪弹时，群众高声齐呼：“法西斯！法西斯！”又向前涌。这样来回拉锯几次，一些群众受伤。防暴警察施放催泪弹后，将北新华街被阻的戒严部队接走，西单路口被阻的官兵依然被围。

这位同事说，下午２点４０分以后，由北京大学等高校学生几千人在西单列队，唱着国际歌，迎着防暴警察前进，大批市民跟随在后，防暴警察向府右街撤离，一些市民随之将停在六部口的两轿车的玻璃砸碎。

他说，在北京市第二医院外科急诊室有１１名受伤的人，其中有学生、干部、工人。齐威，女学生，１９岁，腿部被炸伤３０多处。王长刚，干部，３０多岁，右膝被射钉枪射入五厘米。宁火炬，干部，头部缝了五针。一名建筑工人被橡皮子弹打晕。一名妇女下身大出血。

他介绍说，北京急救中心外科有８名受伤者。外科主治医师聂星和其他医生对记者说，这次警察打人太狠。一般警棍打臀部、胳膊等处，这次多是打头部。

今晚６点半，北京电视台反复广市政府《紧急通告》：“全体市民要提高警惕，从现在起，请你们不要上街去，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广大职工要坚守工作岗位，市民要留在家里，以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还广了戒严司令部通知，说是可以采取一切措施对付阻挡军车前进的人。但是，今天晚饭后，上街的人比过去人更多。满街都是人，群众和政府的对立情绪更严重，政府越不让出来，出来的人越多。西长安街两边的人行道上，摆满了自行车。很多人骂政府。

晚８点４０左右，又有直升飞机在低空盘旋。

今晚可能有大的流血事件。

事后得知，在西单路口那辆装有武器、被群众包围的大轿车是27军79师第235团8连的押运的，車上載有100余枝沖鋒枪，5挺轻机枪，2部電台和上万发子弹。从车上抢下武器的是79師侦察分队、西单公安分局、总后101仓库的官兵。当晚12点，這辆车上的武器弹药完好无損的转移到了海军医院。后来听军队里的人说，原计划军队化装分散进城，到６月１０日清场，执行戒严任务。但化装进城被群众发现，而且六部口装武器的大轿车被群众围住。为了夺回武器，又和群众发生了冲突，打伤了一些群众。激化了矛盾。６月３日清晨，中央电视台借用武警的一辆汽车因交通事故撞死了人。群众误解是为军队开道的警车撞死了人，矛盾进一步激化。六部口事件和警车撞死人使得局面难以收拾。发展下去可能冲击人民大会堂和中南海，被围的便衣军人的安全也受到威胁。所以，６月３日下午３点半才决定军队全部进城。部队接到通知后很仓促，各部队对命令的理解也不一样。有的把子弹发到战士，有的子弹统一保管。

_６月４日星期日昨晚９点，由于街上人太多，我推着自行车在人缝中从西单向天安门广场挤去。街上的人都对下午发生的六部口事件非常愤慨。骂声不绝。１０点多，走到广场，看到天安门下人头攒动。我挤进去一打听，原来从中山公园里面走出来一支穿便衣的士兵，被群众包围起来了。有人喊打，学生劝阻，把士兵围到一旁做说服工作去了。

广场上和前一天差不多。虽然政府的广播用最大的音量反复广戒严指挥部的紧急通知，但学生还很轻松。还有人坐在帐棚里弹吉它。学生广播台还出好消息：前门西的解放军被群众围住了，进不来了。

在广场西北角有人高喊：“不好了，解放军到军事博物馆了！”不少人闻讯骑自行车向西猛跑。

我骑车沿前三门大街往西。在前门西路北的北京供电局门前，果然有黑压压的一大片全副武装的解军被群众围起来了。学生走进里面去做工作，劝他们不要镇压群众。戴着钢盔的军人们紧抱枪枝，一言不发。在前三门大街，群众用马路隔栏做了重重路障。在十字路口，都用公共汽车做路障。

在和平门急救中心，也有一部分武装士兵被群众包围起来了。包围圈的群众齐声喊“人民军队爱人民！”在宣武门路口，两辆大电车横在前三门大街上。在电车西边，两辆军车被阻，军车上满载着全副武装的军人。车下的群众和他们说话，气氛并不紧张。

在国华商场附近的路口，满载武装警察的三辆大轿车和一辆大卡车被阻。车里的战士和周围的群众有说有笑。

我继续骑车由复兴门桥向西。到广播电视部门前，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部”的牌子丢在地上燃烧。一辆武警的汽车也在燃烧。这时听到西边传来了枪声。很多人以为是橡皮子弹和催泪弹，拼命骑车向西奔去。也有人知道是真子弹的。一位三十多岁的男子用自行车驮着妻子。妻子说：“就站在这儿看，不要往前了。”男人说：“不怕，去为学生壮个胆。”妻子说：“死了不值得，活着将来还可以说说这个事情的真相。”他们还是骑车向西去了。我也加快了向西的速度。

到木樨地路口。人山人海，枪声密集，人声如潮。离路口一百米，再也无法前进了。

我在路北２５号楼旁边站定。想看个究竟。我估计要开枪也是向东开，子弹不会打到北边的胡同里。刚站定，突然感到眼里、鼻子里难受。有人说这是催泪瓦斯。突然，子弹的呼啸声从耳边响过。我身边一个人“哎”地叫了一声，我一看，他的右胳膊上的白衬衣被鲜血染红了。他用左手捂着伤口，向大楼后面转移。我也赶紧躲向大楼后面。这时，一阵阵急促的喊声：“快，快，快，闪开！闪开！”三个人、两个人抬着一个又一个鲜血淋淋的伤员从胡同里穿过。一辆辆三轮板车驮上了伤员。

枪声太密集，有点象大年三十晚的爆竹。我随着拉伤员的三轮车向北，绕到了儿童医院。儿童医院气氛很紧张，一位年轻的护士在大厅里紧张地张开手臂，引导护送伤员的人们进入临时急诊室――一个宽大会议室。医院的过道上有鲜血。我想证实一下是不是橡皮子弹，我问在现场的大夫：“是橡皮子弹吗？”他瞪了我一眼没有回答。我又问第二个大夫：“是真子弹吗？”大夫吼着对我说：“不是真子弹还能这样！”后来不少人说，不仅是真子弹，还是开花子弹。

宽大的会议室里面躺满了伤员。我记下了伤员的名字：冯友祥，男，外贸系统干部。浑身是血。大腿上一个大洞，外表直径约３厘米。短裤全被鲜血染红，还在上面结成了血块。大夫要剪开他的短裤，他说，短裤上的血是他爱人的。他爱人叫刘景华，头部受伤，现在不知死活。

徐磊，女，航天部三院调度员。腿部受伤。

一位干部模样的年轻女伤员一边呻吟，一边骂：“我发誓，今后半辈子要反共产党反到底！”她这样骂，我不便问她的姓名。

我还想记录，但新的伤员不断抬进来。医务人员十分忙。一位大夫嫌我妨碍他们。我只好离开。在一个角落的地面上躺着一具尸体。２０多岁，胸部佩着红校徽。

离开了儿童医院，听到复兴门外大街上枪声还很密集。我又沿西二环向北，转向阜内大街的人民医院。这里也是一个大会议室作急诊室，伤员很多，不让记者进入。我问一位大夫这里的死亡人数，他不说。从里面走出一位年轻女护士，见我询问，她拐到没人处对我说，目前死了两个，一男一女。一个打中了心包膜，一个打中了肺，都是20岁左右。女的书包里还装着课本。护士说着哭了，用两手捂着脸跑了。在这个大会议室门口，几个人用手电筒照着地面，议论着。我挤进去，看到一个人用小木棍挑着白花花的东西，说这是人的脑浆。

我准备离开人民医院，往口袋里一掏，发现自行车钥匙丢了。我找了块砖头把自行车锁砸开，几个学生围了上来。他们是维持治安的，以为我偷自行车，不让我离开。我掏出记者证，证明我的身份。几位工人围上来说：“你是记者？今天晚上看清楚了吧，要真实地告诉群众，不要说瞎话！”这时，一个学生在门口喊：“谁自愿献血？”他话音刚落，站在门口围观的十多个人同时举手：“我去！”学生说：“真是好样儿的！”献血的人排着队进去了。

我到了邮电医院。走廊里都是伤员。有的大声嚎叫：“给我打一针麻药吧！”其中有两名受伤的防暴警察。几名身上带血的人不让大夫对他们二人治疗，说他们刚才打人太狠。这两位警察无可奈何地呻吟。我掏出记者证，对那几个人说：“他们现在是伤员。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应该为他们治。”这几名带血的人还算通情达理，没有阻止。

我又到二龙路医院。也看到类似的情况。

我从西四大街骑车南行，想经过西单路口回来。西四大街满是路障。西单路口有密集的枪声。只好回头向北，穿胡同向西，绕到西二环。经打听，军队已通过了复兴门桥。我穿过复兴门桥，经音乐学院附近胡同回到社内。在各个小胡同里，都有年老的居民们站在家门口。他们神情木然，满脸惊恐、焦虑，低声地议论。整个北京市的人都没有睡觉。

回到社里已经三点半了。新华社大院里站满了议论纷纷的人群。我吃了点东西后，上了号楼房顶。从这里听到西单附近枪声大作，喊声震天。还有机枪扫射的声音。不时还闪出火光。这是真正的战争。

早晨５点半，我又骑车出门，在佟麟阁路和复兴门内大街交叉处的斜道上，满地都是砖头。在民族宫、西单一带，边道上歪歪斜斜地堆满了自行车，估计数以万计。这些自行车的主人，是开枪时弃车逃命去了，还是受伤、死亡了？复兴门内大街砖头遍地。在三味书屋附近的地铁工地旁和复兴门内大街路边，地上有一摊摊血。有人蘸血在墙上写下了大字：“人血！人血！”“为死难者报仇！”“血债要用血来还！”地铁工地周围的铁皮围墙上到处都是弹孔。

西单十字路口，是一个刚结束战争还没有打扫的战场。坦克履带在马路上留下了深深的印痕。昨天被截的一辆军车在燃烧，路口东昨天被截的两辆军车也腾出浓烟和烈焰。

满地是路障、砖头和血迹。几辆被坦克压坏了的自行车横躺在路中间。街道两旁的墙上弹痕历历。天安门广场方向还有枪声。一队学生打着旗子自东向西走来。他们是从天安门广场撤下来的。一会儿，人群骚动，说军队来了。向东一看，果然开来了一支军队。人们向西逃命。有的在路北的花坛下就地卧倒。这些没有经过战争的人们，用上了从电影里学来的卧倒姿势。我也跟着卧倒。但军人没有开枪，卧倒的人爬起来向西跑。

我骑车向西。在复兴门立交桥西，路北有一座象征和平大理石女雕像，在她的胸部有两个弹坑。这表明子弹是从军人行进的方向朝侧后射出的。开枪不是要扫除前进的障碍吗？为什么要向后开枪呢？

在广播电视部门前，两辆汽车在燃烧。在复外大街居民住宅和国家信息中心的墙上，有很多弹痕。居民的窗玻璃上的弹孔周围，有放射状的花纹。我找到我昨晚站立的地方。

不远就有大片大片的鲜血，路边铁栏杆上几毫米厚的钢条被子弹穿透。木樨地地铁站上有深深的弹孔。这时我才知道我昨晚的危险，有点后怕。在木樨地桥上有几辆公共汽车作路障。大桥北边的人行小桥上也有一辆电车作路障。桥西有几辆汽车在燃烧，浓烟滚滚，很呛人。我过桥西行。突然，西部一群人拼命向东奔跑。我只好沿玉渊潭小河西岸向北，在中科院对过停下。向南望去，只见几十辆装甲车从西向东开来。第一辆装甲车向桥上的公共汽车路障连撞三下，装甲车跳了很高，几乎翻了过来。两边的人群高呼：“好！翻他妈的！”后面的坦克放了几颗催泪弹，一股黄烟，幸好是东北风，我这边没有受害。

几十辆装甲车东去以后，又有几辆军车开来。一辆军用卡车被路障挡住，几个不怕死的年轻人冲上前去向车上扔砖头。我继续沿河边向西北走去，从玉渊潭水闸绕回三里河大街，再到复兴门大街。街道两边骂声不绝。两位白发老太太说：“北京从来没有这种情况，日本人的坦克也没有进来过！”密集的枪声从昨晚１１点到今晨７点半。整个上午，零星的枪声不断。

广播电视部门前的汽车是军队进城前烧的。其它汽车都是军队进城以后愤怒的群众烧的。国华商场前的军车是今天早晨烧的。

今天一整天，同事们怀着沉痛的心情交流自己看到、听到的死亡情况。有些情况骇人听闻。

住在9号楼1013室（我的隔壁）的陕西分社记者卜云彤（出版出改为小卜）清晨从西单回来告诉我：今晨６时，在电报大楼附近，一辆坦克从东向西开来，市民唱歌，喊口号，坦克向一群学生猛冲过去，因有催泪弹，学生睁不开眼，后面又有铁栏杆，学生没有躲开，也没有退路。坦克过后，有１１具尸体。第一具尸有血，头压扁。其余尸体当时没看到血，人都压扁了。一中年妇女过来，呼天抢地的大哭。

经济参考报副总编周建英（出版时改为老周）说，一孕妇在院内乘凉，一颗子弹穿透腹部，胎儿和母亲都死亡，其夫一时精神失常。（老周的女儿在医院工作，情况应当是可靠的）

《半月谈》何晓彤（出版出改为小何）说，当晚他在复兴门立交桥，装甲车开过来，老百姓手挽手想挡住，装甲车开得很快，挡车的人只好让到桥两边。装甲车用机枪从上向下扫射，何晓彤迅速卧倒，一骑自行车青年脑浆被打出。

国内部政治组邹爱国说：今天早晨六点钟，我和何平（出版时改为小何）、张勇（出版出改为小张）去六部口，亲眼看到坦克压死１１个学生。在音乐厅北口，一颗子弹打入一个人头部左侧，一块头骨掉了下来，是白色的，一学生赶快拾起头骨送上救护车。一颗子弹穿过一个人眉间，当场倒下。

日记里写的木樨地当时没有立交桥，那时小河上有两座桥，一座是走汽车的宽桥，在宽桥北边１０米处有一个人行窄桥。１９９５年建立交桥后这里面目全非。

６月４日凌晨，天安门广场的情况怎样呢？在现场的同事和朋友回来讲述了自己的经。大概一点左右，北京市政府和戒严司令部发出《紧急通告》，说北京市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现在必须坚决反击。1点55分，从人民大会堂里向广场打出催泪弹。群众声泪俱下地向军人讲理，让他们不要开枪。一位妇女喊：“打倒军阀！反革命法西斯！

”这时，从南面开来装甲车，后面跟着部队。工人自治会向车上丢汽油瓶，装甲车着火逃跑。从故宫、中山公园等处开出大量解放军。和群众有所冲突。四点钟，广场灭灯，一片漆黑。广播通知让人离开。４点４０分灯光重开，这时广场已被包围。四周的军人处于临战状态。机枪架着，战士爬在机枪旁边作描准姿势。在恐怖中，群众高呼：法西斯！法西斯！

４点５０分，纪念碑前的学生讨论撤离问题。有人主张保存力量。５时左右，向纪念碑开枪（向上），同时装甲车从广场西北角开来。装甲车在广场东南留出一条通道让学生撤离。警察用警棍和皮带驱赶，有惨叫声。学生一边哭一边唱国际歌，打着旗子撤离。很悲壮。很多人鞋子丢了，但队伍很整齐。学生还没撤完，装甲车就在帐棚上来回压。有人说帐棚里还有学生。在历史博物馆西北角和金水桥附近，有机枪扫射声。这是对付工人自治会的。事后政府宣布，天安门广场没死一个人，但群众中与此相反的传说很多。

同事中相互转告：北京国际广台发生了值得新闻界同人骄傲的事情。昨晚，这家电台英语节目负责人吴小勇冒着生命危险用英语向全世界广：“这里是北京国际广电台。请记住1989年6月3日这一天，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最骇人听闻的悲剧。

“成千上万的群众，其中大多是无辜的市民，被强行入城的全副武装的士兵杀害。遇害的同胞也包括我们国际广电台的工作人员。

“士兵驾驶着坦克战车，用机关枪向无数试图阻拦战车的市民和学生扫射。即使在坦克打开通路后，士兵们仍继续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街上的人群开枪射击。

“北京国际电台英语部深深地哀悼在这次悲剧中死难的人们，并且向我们所有的听众呼吁：和我们一起来谴责这种无耻地践踏人权及最野蛮的镇压人民的行径。

“鉴于目前北京这种不寻常的形势，我们没有其它新闻可以告诉你们。我们恳请听众谅解，并感谢你们在这最沉痛的时刻收听我们的广。”吴小勇是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吴学谦的儿子。他没有像有些高干子弟那样，恁藉父亲的权势爬上高位，只是靠自己的业务水平当上了处干部。事情发生后，他即被调离、审查，整个英语部工作人员都作了检讨。

6月4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中的主持薛飞、杜宪，身着黑衣，臂带黑纱，报导新闻时神情哀伤。王震看了电视大为震怒，说：“我再不愿看到这个女人！”从此，他们两人就离开了中央电视台。

６月５日星期一昨天傍晚一场雨冲掉了长安街上的血迹。但坦克履带的痕迹清晰可见。被坦克压碎的交通分隔水泥墩、压坏了的自行车比比皆是。被烧毁汽车还冒着一股青烟。

在电报大楼门前一辆被烧毁的汽车上吊着一具尸体（即刘国庚，后命名为“共和国卫士”――6月20日注）。头上戴着军帽，全身赤裸，只有脚上穿一双浅黑色尼龙袜。头部烧焦了，全身皮肤白皙，腹部有一个三、四寸长的口子，从中可以看到肠子。在尸体旁边有人用粉笔写着：“刽子手，他亲手杀死了四个人”，是一笔很漂亮的隶书。由于这一行字的影响，有人向尸体上吐唾沫。有人说：“死得活该！”在音乐厅附近的新华路口，横放四辆坦克，坦克前站着十多名全副武装的士兵。一名头戴钢盔的胖军官笔直地站在路旁。在坦克中间有一条狭窄的通道，从这个通道里可以南北穿行。在六部口的长安街口，二十多辆坦克把长安街拦腰斩断。六部口以东被封锁，行人和车辆不能进入。在新华门前军人在操练，口令声使人胆寒。

今天直升飞机在低空盘旋了一整天。

今天粮店门前排起了长队。群众开始抢购粮食。蔬菜价格涨了一倍。

新华社院里站满了议论的人群，一一，大家交换见闻，多是哪里打死了人之类消息。

今天下午５点钟，西单枪声密集。后来又断断续续地响了一个多小时。其间，西南方向也有清晰的枪声。据从西单回来的人说，六部口方向向西开来了坦克和军车，一些人又在西单用公共汽车设路障，所以军人开枪。群众一听到枪声就向四方奔跑。

下午７点钟，西单浓烟滚滚。７点４０分，西单又枪声大作。从西单回来的记者说，７点钟，军人用火焰喷射器烧毁了作为路障的公共汽车，用浓烟作背景，拍摄电报大楼前的那具军人尸体。大概是制作“暴乱”的录相。有人向里观看，军人就开枪。当场死了两人（其中一位老头）。

晚１２时零５分，西部不远枪声大作。

晚１２时４０分，西部不远又枪声大作。

晚１２时４２分，西单又响起了枪声。

晚１２时５５分，长安街枪声大作。

在两次枪声间歇时，有群众的呼喊，骂邓小平、骂解放军。一阵骂声，一阵枪声……

不知持续了多久，我入睡了。天刚亮，楼顶上的直升飞机又把我惊醒。

今天，新华社不少人对戒严部队用新华社的名义发布歪曲事实真相的消息十分愤慨，抱怨穆青太软弱，不敢顶，使新华社蒙受了耻辱。

食堂旁边的布告栏里有人贴出了这几天新华社发出的歪曲真相的稿件，上面有王忍之、曾建徽、袁木等人签发后，直接送新华社让发的。这大概是总编室哪位编辑贴出来的，说明他们发这些稿件是无可奈何。

驻外记者纷纷发回电报，其中一份是：“纽约．联合国分社．请转北京新华社总社的同事们：正义和良知向你们呼吁：请把天安门流血事件真相告诉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外国朋友和我们一起焦虑地期待着，你们不能沉默！

为了民族，为了真理，为了新华社的荣誉，从灵魂深处发出正义的吼声！！！

亚地亚哥分社全体同事。１９８９年６月４日晨”如果单从长时间的密集的枪声来判断，北京市一定是血流成河、尸横满街。但是，实际死人并没有这么多。其中不少战士的枪是向上开的。任何一个有政治头脑的指挥官，也要尽可能减少普通群众的伤亡。但是，在高度对抗的情况下，被激怒了的拿枪的年轻战士，就很难有什么理智了。到底死了多少人，只有袁木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布的数字。群众中相当多的人不相信袁木说的这个数字。事后我听袁木周围的人说，袁木曾建议由红十字会出面作一客观统计，但他的建议没有被采纳。他只好按政府提供的数说话。军队到底伤亡多少？政府公布的数字应当不会缩小的：戒严部队、武警官兵、公安干警负伤６０００多人，死亡数十人。“数十人”，到底是多少？一直没有公布。从报纸上宣传暴徒的罪行和“共和同卫士”的数目来看，只有十几个人。但是，在几十万军人中，受伤数千人是不会少的。群众死亡人数袁木没有公布。我曾向在北京市高教委工作的清华同学任彦申打听死亡数字，他说，北京市委负责尸体收集的人告诉他，死亡296人。但我也听到过一些某处尸体就地掩埋、就地火化的传言。如果真有就地处理尸体的情况存在，那位收集尸体的人提供的296人，就不是全部了。还有一种说法，被打死的学生有一些按正常疾病死亡处理，这又减少了打死的人数。到底死亡多少群众和学生，恐怕只能是一个历史之谜。

据新华社河北分社的记者说，进入北京戒严的２７军的军部在石家庄。６月４日到６月５日，石家庄数万名群众包围了这个军的军部，抗议２７军在北京的行为。２７军的家属给自己当兵的男人写信，叫他们不要打学生。

在动用数十万军人镇压学生的同时，当局还对外封锁消息，为此，公安部门对驻京的外国记者采取了措施，《戒严一日》一书中对此有记录：6月4日凌晨1时整，北京市公安局外国人管理处值班室的电话铃响了，值班室小王一字不漏地记下了上的指示：“即刻派人去北京饭店收缴外国记者违反戒严令非法摄制的录象带、胶卷，并对他们违反戒严行为提出警告！

”．．．．为了造成不应有的损失，处领导果断地决定：“刘建华副科长带领6人去北京饭店执行此次任务，全体同志着便装携带警服，穿胡同步行前进。”．．．．．下午7时30分，在紧张的一夜里，他们不顾个人安危，园满地完成了收缴外国记者非法摄制的录本带、胶卷的任务。

（北京市公安局刘成社：《没有硝烟的战斗》，同上书第185－188页）

６月６日星期二公共汽车不通。还有零星枪声。所以，除了家住新华社附近的人外，其它人都没有上班。

上午８点半，我去西单。昨晚被烧的十几辆汽车上显出一个个大窟窿，这大概是火焰喷射器的痕迹。在电报大楼前军人的尸体移到了西单路口，腹部那个口子扩大到十多厘米宽，一大堆肠子鼓了出来。

西单路口西北角那个食品店门前（当时这里没有建中国银行――作者２００４年注），有四棵直径一尺左右的槐树倒在地上，碗口粗的树枝压得粉碎。上面有履带的痕迹。

一人说：“这是暴徒的拳头打倒的。”另一人说：“这是暴徒的坦克撞倒的。”满街都是压碎了的水泥墩。钢筋、汽车零件被压成扁扁的白铁。

在人民银行门前（还未完工）的马路边躺着一具青年人的尸体。穿着运动衣，皮带上有一串钥匙，脚穿布鞋，头部满是血，瞪着两眼。旁观者说：“他死不瞑目。”复兴门立交桥上站着全副武装的军人。桥两侧排着两列坦克，大炮指向两边（二环线南北）。

在没有军人的地方，群众三人一堆五人一伙地议论纷纷。

最近两天，北京的高校设灵堂、带黑纱，开追悼会。全国各大城市都举行了抗议游行。

游行队伍举着花圈和挽联，喊着打倒李鹏、邓小平、杨尚昆等口号。长沙学生卧轨使京广铁路中断。兰州几千人的敢死队占领了公路桥，使陇海铁路不通。上海满街都是路障，防止军人进城。成都市中心盐市口人民商场被烧。西安群众设路障和军人对抗。

对国外的电讯中断。出国在外的人不知道家中的情况，心急如焚。我的一位老同学、老朋友在美国宾州大学当访问学者，他也一定很着急。午饭后我骑自行车到和平里他家探望。

回来时6点多了。副总编周建英还在办公室等着。她见了我生气地说：“你回来了，我们以为你被打死了呢！”这两天经常传说街头打死了人（薄一波的司机在街上被打死了）

各单位随时清点人数。我向周建英解释说：“我的老同学远在美国，在这样一个非常时刻，我应当看看他的老婆孩子。”周建英说：“你也有老婆孩子，你出了事我们怎么向你的老婆孩子交待！”对外通讯中断，但新华社的业务线路还没有断。我托国际部负责联络国外分社的一位同事给设在纽约的联合国总分社打了电话，告诉他我的同学宾州大学的电话号码，通报他家里平安。

从新华社收到的外电得知，北京的镇压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世界各国反应强烈。６月５日和６月６日的《参考资料》作了大量的报道。现摘要如下：香港近２００万身穿深色或白色服装的市民４日在香港最大的跑马场参加“黑色大静坐”，然后举行环岛大游行。

澳门５万多人４日走上街头举行了“反对北京流血事件抗议活动”。

中国在国外的留学生６月４日就采取了抗议行动：来自美国各地２５所大学的数千名中国留学生云集华盛顿，在中国驻美使馆前集会，抗议“中国政府以武力镇压示威者”。一些集会的留学生说，他们是开车１２小时专程赶来的。１５００多名中国留学生、当地华人在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前举行示威游行。在加拿大人口最多的城市多伦多，二至三万华人和留学生在中国领事馆前举行示威游行。在巴黎的中国使馆附近集会的中国留学生和法国人约３０００人左右。数百人在伦敦抬着两个象征性的棺材在街头游行。在维也纳、海牙等欧洲城市也有中国留学生游行。在里斯本的中国留学生向中国驻葡使馆递交了抗议书，并在使馆前放置花圈，为死者致哀。东京华侨总会发表声明“对用武力杀伤众多爱国学生和市民表示无比愤慨”。在东京的留学生和华侨约２２００人佩带黑纱参加了抗议集会。

很多国家领导人和政要都发表声明对中国政府的镇压表示谴责：６月日，美国总统布什就北京局势最新发展发表讲话，说“必须强烈地和明确地表示我们对最近几天事态的谴责”，他下令采取以下行动：――暂停政府对政府的一切武器销售和商业性出口；――暂停美国和中国军事领导人之间的互访；――重新研究中国留美学生要延长逗留时间的请求；――通过红十字会向那些在突然袭击中受伤的人提供人道主义的医疗援助。

同日，美国国务院新闻发言人宣布：美国政府准许所有旅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在其签证到期后继续留在美国，而不改变其身份。当时大约有45008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滞留在美国。

六月五日欧洲共同体执行委员会发表关于中国局势的声明，“对于痛受折磨的北京人民遭到镇压表示遗憾”。取消预定六月六日中国经贸部长郑拓彬前来共同主持共同体中国联合委员会的高级磋商会议。六日，欧洲共同体十二个成员国发表公报，“强烈地谴责对和平的示威者采取的造成大批人员死亡的武力镇压”。第41届欧洲共同体首脑会议决定通过制裁中国的《关于中国的声明》，主要措施包括：一、在适当的国际机构内提出中国的人权问题；要求独立观察员能参加审判和探望犯人；二、停止各成员国同中国的军事合作和实行武器禁运；三、中断双边部长级和高级接触；等。

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发表声明说：“对不加区别地枪杀手无寸铁的人民深感震惊。”英国工党领袖尼尔．金诺克说“北京的枪杀事件是对人类的犯罪。”英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对北京事态表示“严重关切”。

法国总统密特朗谴责中国领导人下令部队向示威者开枪。他在６月４日发表谈话说：“一个政权为了维持下去而不惜向它培养的、为争取自由而反对它的青年人开枪，这个政权就没有前途。”法国前总统德斯坦发表谈话：“天安门广场的‘天安’这个字的意思是‘天上的和平’，现在就是在这个天上的和平的广场上，在昨晚留下了几百个或者是几千个青年人的尸体。”法共总书记治．马歇发表公报，对北京的镇压“表示法国共产党的震惊和愤怒。”意大利政界人士６月４日下午纷纷发表声明和谈话，一致“谴责中国政府对学生使用暴力”。意共总书记奥凯托约见中国驻意大使杜攻大使，并递交了一封致中国领导人的信。信中说：“我在这里表示我和我们全体意大利共产党人对目前中国正在发生的闻所未闻的大屠杀行为的愤慨和严厉谴责。”西德总理科尔说，北京发生的事情使他感到震惊，他对争取更多的自由和人权的中国学生表示“由衷的同情”。

西德政府发言人就中国事件发表声明：“联邦政府谴责对以和平示威争取民主权利的公民出动装甲车和动用射击武器的做法，认为这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瑞典首相卡尔松发表谈话说：“对这种令人震惊地使用军事暴力的做法，必须毫不犹豫地予以遗责。”瑞典政府５日做出决定，“鉴于中国当前事态的发展，取消中国前国家主席、现政协主席李先念原定９月８日访问瑞典的安排。

”瑞士政府就北京事态照会中国驻伯尔尼使馆，“联邦委员会谴责对中国人民的民主要求的暴力镇压。”芬兰外长和芬共主席就北京局势发表声明：“我们以震惊和忧虑的心情关注着北京向我们传来的事态发展。使用如此之暴力令人无法理解。”日本首相宇野“对北京事态表示不胜忧虑。”日本三个在野党“对中国形势表示遗憾和忧虑”。日外务省发言人“对于北京的流血感到严重关切。”澳大利亚总理霍克取消了访问中国的计划，霍克政府对中国的镇压“深感悲痛”。

新西兰总理帕尔默说，新西兰政府将“就中国政府使用军队对付没有武装的市民这一不可接受的行动提强烈的抗议。”泰国总理差猜对中国发生的事件表示遗憾。

菲律宾总统科．阿基诺夫人５日说：“我和全世界领导人一样对北京的事件向暴力发展表示沮丧。”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对于“中国政府镇压北京要求民主的游行者感到震惊和沮丧。”世界各大媒体对中国镇压学生的谴责势如波涛汹涌。

与此同时，中国驻外金融机构信用顿时崩溃。六月五日清晨，香港中银集团所属的13家分行门口排起了长龙，发生了中银集团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客户挤兑，当天提出款项50亿港元，创历史最高纪录。同一天，在中国银行澳门分行及其属下的16家支行门口，一早就排起了长龙，发生了自1950年成立以来第一次客户挤提现象，当天提出款项3．3亿港元。为了挽救中国在香港澳门金融机构，中国银行不得不从内地大量调入头寸，使挤兑风潮平息。

６月７日星期三街头有不少铅印传单。其中一张写道：你有机枪坦克可以屠杀人民，你有电台报纸可以传播“新闻”，你有权力可以自封领袖，你缺少什么？

你缺的是十亿人的心。

昨天袁木举行记者招待会。介绍“六四”伤亡情况。他说军队死伤５０００人，群众死伤２０００人。一共死亡不到３００人，其中学生只死２３人。大部人不相信。有人指着电视上的袁木骂：“戈培尔！戈培尔！”（注：戈培尔是希特勒的宣传部长，“谎言重复一千遍可以成为真理”是他的名言）

这两天有各种传说，有人说邓小平死了；有人说有可能发生内战。

今天阴雨，天空低沉。商店关门。公共汽车不通。人人都阴沉着脸。在北京的旅行者都纷纷离开了。新华社号楼招待所里只剩下１０来个人，留在这里的人有点“人去楼空”的感觉。北京有些家庭也把老弱转移到外地。北京站显得比较拥挤，人们都想离开这座城市。大家担心局势进一步恶化。更怕部队之间发生摩擦而导致战争。

在这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电视不断出北京的反革命暴乱的情况，电视屏幕上全是暴徒烧汽车，抢武器，杀解放军……。开电梯的女服务员说：“全是造谣！”的确，电视、报刊的确有夸大群众暴行的情况，这大概是为了证明的确发生了“反革命暴乱”、证明“开枪有理”吧。本来，绝大多数被烧的汽车是军人开枪以后烧的，电视里却说群众先烧汽车，军队不得不进城平息“反革命暴乱”。

６月９日　星期五今天下午公共汽车可以穿过天安门前，但还不允许自行车通过。晚饭后，我骑自行车沿长安街西行，从民族宫到公主坟路障全部清除了，并且已打扫干净。但没有看到公共汽车。

骑自行车的人不少。不时有军车通过。车上的军人把枪架在车顶上，威风凛凛。马路两边岗哨很多，在长途电话局、在复兴门立交桥、在燕京饭店，都驻有很多军人。宣武饭店、长安大戏院、中山公园、故宫、北海公园、天安广场，都成了兵营。

人们的舆论开始转弯。前两天慷慨激昂的骂声没有了。新华社院里聚集的人群没有了，街头群众议论的人堆没有了。但在办公室里还是关起门来议论。另一种看法也出来了（前些时群众舆论一边倒，都是支持学生的）。今天上午我去西单首都打字机行买打字机，乘服务员到库房取机器的机会，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售货员和我交谈了较长时间。她说：“不动用军队解决不了问题，开枪是应该的，对暴徒还能手软？枪子没长眼睛，误伤是难免的。叫你不上街，谁让你上街呢？”“木樨地是匪窝子，在这里多打死几个人是可以理解的。”“方励之躲进美国大使馆，他跑不了。我们的空中也控制起来了。”“高自联的头头应该枪毙。”我看她态度如此鲜明，就和她谈起家常，才知道她男的是二炮的一位军官。儿子没有考上大学。

对成天坐在家里看电视的老人来说，媒体的宣传是很起作用的。今天上午碰到了离休多年的朱波，他说他很久没上街了，但每天听广，看电视。朱波说：“你看这些暴徒多狠，把我们的战士的肠子都挑出来了！”“对这些暴徒就得狠狠地镇压，现在很多老百姓都在拿起棍子打暴徒。”报纸、电视又不断地发布通缉令和处理罪犯的消息：新华社上海６月１０日电：上海“工自联”９名头头被抓；新华社上海６月１０日电：上海逮捕制造骚乱事件的１０名罪犯；新华社北京６月１０日电：首都抓获参与反革命暴乱的４００多名暴徒；新华社北京６月１０日电：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向全国发出通缉令，通缉王丹、吾尔开希、刘刚、柴玲、周封锁、翟伟民、擎暾、王正云、郑旭光、马少方、杨涛、王治新、封从德、王超华、王有才、张志清、张伯笠、李录、张铭、熊炜、熊焱２１名“高自联”头头；新华社北京６月１０日电：首都“工人特别纠察队、”１６人落网；新华社北京６月１２日电：公安部转发北京市公安局通缉令，“各地公安机关部署查缉，严防方励之、李淑贤外逃”；新华社北京６月１４日电：公安部转发北京市公安局通缉令，通缉“工自联”头头韩东方、贺力力、刘强；６月１６日上海文汇报报道，因在光新路道口严重骚乱事件中作恶，三名罪犯判处死刑；新华社北京６月１７日电：北京判处八名打砸抢烧罪犯刑事犯死刑；新华社北京６月１７日电：北京已有１０９人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首都知识界联合会”、“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合会”的头头也在缉拿之列。有的省市也开始搜捕本地的“高自联”、“工自联”的头头。

通缉，抓捕，自首，检举，判刑，枪毙，取缔非法组织，在一段时间内，各家报纸每天都有这样的消息。

各单位也对前一段职工的表现进行清理。很多人被迫作了检查。当时规定，对处级以上的干部上街游行的要给处分但是，上街的处以上的干部太多，（如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１１８位处以上的干部，有１０２位上了街，中共中央机要局的处级以上的干部全部上了街），法不责众，各单位大多是雷声大、雨点小，多数是不了了之。

６月９日，邓小平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队以上干部，并且发表了十分强硬的讲话。他肯定４．２６社论是正确的，认为４．２６以前发生的是动乱，以后发展为反革命暴乱。肯定了平息暴乱的功绩。他首先“对在这场斗争上英勇牺牲的解放军指战员、武警指战员和公安干警的同志们表示沉痛的哀悼！”并提议为死难的烈士默哀。但是，他对死伤群众没讲一句安抚的话。可见他旗帜之鲜明。他坚持他在4月25日讲话时提出的看法，他说：《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把问题性质定为动乱。“动乱”两个字恰如其分，一些人反对的就是这两个字，要修改的也是这两个字。实践证明，这个判断是准确的。后来事态进一步发展到反革命暴乱，也是必然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北京，第３02－303页）

不过，像次反自由化高潮过后一样，他总要强调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不变。在６月９日的这次讲话中，他再一次强调改革开放没有错，强调“除了个别语言有的需要变动一下，基本路线方针、政策都不变。”在这之后层层开会，用邓小平这个讲话统一思想。

６月３０日，经新华社发通稿，所有的报纸都同时登载了国务委员、北京市市长陈希同署名的《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和报告》，这个报告长达两万多字，点了几十个人的名。从这个报告的八个小标题就可以看到其态度的强硬和偏执：一、动乱的酝酿和预谋由来已久；二、学潮从一开始就被动乱的组织者所利用；三、《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对动乱的定性的正确的；四、赵紫阳同志“五四”讲话是动乱升级的转折点；五、以绝食相要挟，使动乱更加扩大；六、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正确措施；七、极少数人是怎样挑起反革命暴乱的；八、反革命暴徒是怎样残害解放军的。这是当时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的基调。几年以后，陈希同因腐败罪被判刑，公布审判结果，他受贿金额只有几十万元，其中还包括外国人送的、存放在办公室的礼品。但北京的老百姓并不同情他，出租司机说：“陈希同不是经济犯，是政治犯。”他们说的“政治犯”是指陈希同在“六四”中积极参与镇压学生。这是后话。

６月１９日到２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会上批判了赵紫阳。万里也挨了批评。２３日到２４日，召开十三届四中全会。全会审议并通过了李鹏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说“赵紫阳同志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这次会上撤了赵紫阳的各项职务。会议没有安排赵紫阳发言，赵向主持会议的姚依林提出发言要求。姚依林给赵15分钟。赵紫阳拿出准备好的稿子一口气念了２0分钟。他一共讲了5个问题。一，讲他动乱以来的一些事实和他的思想状况；二，自学潮以来自己是怎样做的，哪些做得对，哪些做得不对或不妥，对11个问题作了解释和自我辩护；三，对于经济工作中的缺点失误及其责任问题，在这里他强调政治改革要和经济改革协调进行，强调“政治改革必须跟上，主要是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建设必须跟上”；四，同志们就反对资产阶自由化问题对我提出了很多批评意见，就此对大家讲一讲我的思想状况；五，我对李鹏同志的报告中提出的撤销我的领导职务的建议没有意见，但对我提出的“支持动乱”和“分裂党”有保留意见。他最后说：对于如何处理学潮和动乱，我的确根据党章允许的范围在党的会议上提出过自己的不同意见。不管这些意见是否可行和有效，但都是关于如何平息动乱的意见，我从来没有提出过支持动乱的意见。

……

关于分裂党的问题。什么才是分裂党的行为？党的历史上是有案例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也有规定，我们党从来没有把在党的会议上提出不同意见，甚至表示保留意见就叫做分裂党的。……

既然党章规定党员有对自己的处理意见进行申辩的权利，我今天就着重对这两个指摘提出申辩，希望予以考虑。

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对赵紫阳这个申辩不仅没有考虑，反而加重了对他的处理：原来准备保留的中央委员也不给他保留了。事后让王任重负责调查赵紫阳的问题，调查两年，最终还是没有查到赵紫阳“支持动乱”“分裂党”的证据。王任重据实秉报，陈云批示：“到此为止”。但从此一直对他软禁。

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江泽民接替赵紫阳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会后，万里在家里说：“胡赵万，胡赵万，三个倒了两个半。”赵紫阳丢了官，却在群众中得了分。他成了反对镇压、并为反对镇压付出了代价的代表人物。他的这个结局在几个月以前是没有人预料到的。1989年春节，邓小平、李鹏等在上海，上海市委领导人向邓反映了赵紫阳不少问题。邓听完后，态度很明确地表示：“不能倒赵。”李鹏回北京向赵紫阳转达了邓的这一态度。赵对李说：“不要在会上传达，个别说说就可以了。”邓回北京不久，即向赵提出，要把军委主席职务让给赵，自己完全退休。赵不同意。如果不是北京政治风波，赵紫阳就会成为真正的党和国家一把手。

正如赵紫阳说的：“我下台和胡耀邦不同，胡耀邦下台有一个过程，我下台带有突发性质。小平后说我是自我暴露的。”１９８９年的北京政治风波，是群众中不满情绪的大爆发，是反对中国共产党力量的大演示，是对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政治制度的大冲击，是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大挑战，也是中国民主力量的大检阅。邓小平真不愧为“钢铁公司”，面对强大的反对力量，他寸步不让，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采用大规模的军事镇压来扭转局面。

“六四”是两个基本点碰撞最激烈的表现。两个基本点的碰撞的焦点是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四项基本原则在一些方面有冲突之处，这种冲突可以对传统理论的重新解释加以缓冲；而政治体制改革和四项基本原则的冲突却具有刚性，是无法缓冲的。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解决权力制衡问题。而内力（即权力体系内部的力量）是不能制衡的。因此，权力制衡就要触动中国共产党的现行领导体制。两位总书记的下台都是在政治体制改革引起的。他们在政治体制改革和四项基本原则的冲突中没有回旋的余地。

邓小平在“六四”问题上的坚决态度，实际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内传统势力的利益，也就是代表这个政权下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虽然他和陈云在经济改革问题上有不同看法，但在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问题上，则是完全一致的。为了维护中国共产党现行的领导体制，为了保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动摇，他们不惜采取一切手段。不管你地位多高，只要你有削弱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倾向，或者在这个问题上态度不够坚决，都得把你赶下台。对这一点，邓小平在同李政道谈话时说得很明白：过去两个总书记都没站住，并不是选的时候不合格。选的时候没有选错，但后来他们在根本问题上，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上犯了错误，栽了跟头。四个坚持中最核心的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四个坚持的对立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年来每年我都讲多次，但他们没有执行。在这次动乱中赵紫阳暴露了出来，明显地站在动乱一边，实际上在搞分裂。好在有我在，处理不难，当然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作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北京，第３２４页）

１９８９年１１月２３日邓小平同坦桑尼亚革命主席尼雷尔说：“中国今年的动乱也是迟早要出现的。其中也有我们内部的问题。你知道我们两个总书记都在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栽了跟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北京，第３４４页）`不管从那个观点来看，“六四”是一场空前的悲剧。它在人们的心中，在改革开放这一段史中，留下了一个难解的疙瘩。这个疙瘩也许成为将来某个时候复发的“病灶”。疙瘩总要解开，病灶总要根除。对于没有身负“六四”史责任的下一代领导人来说，“六四”还是一张很有价值的“政治牌”。这张“政治牌”在未来的权力角逐中，在已经得到权力需要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中，也许大有作用。他会不会打这张牌，能否打好这张牌，关键在于审时度势，在于有胆有识。

第七章 回流—重新回到“一个中心”

邓小平在“六四”中的举措， 严重损害了他在改革开放中所建立起来的良好政治形象。作为一个政治家，他一定会知道。用坦克来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会在历史上留下什么样的记载；他也一定会知道，在现代社会， 用几十万大军来对付老百姓会在国际上留下什么样的形象。他一定记得，段琪瑞政府只枪杀了十几名学生，在历史教科书中受到怎样的鞭挞。哪个政治家不想名垂青史？“六四”以后，邓小平的内心深处一定会感到痛苦。

一位接近上层的朋友告诉我，“六四”以后，邓小平在家里不说话，整天生闷气，戒了几年的烟又一支又一支地抽上了。夫人卓琳很着急，劝他不要抽烟。他冲着卓琳吼了起来： “我连抽烟的自由也没有啊！”他的小女儿毛毛不怕他，对他说：“你想要自由？学生争自由到天安门前静坐，你也去静坐吧！”逗得邓小平笑了。

“六四”以后，改革开放的形势一下子发生了逆转，外资进入大量减少，改革踟蹰不前，批评改革的声音一时显得很强烈。邓小平是不会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的。他虽然已经风烛残年，但还是要用生命中最后的热能，给中国的改革事业加温，在改革和开放中重建自己的形象。

第1节 “皇甫平“事件

１９８９年正是经济上“治理整顿”时期，又发生了这么重大的政治事件，本来已经很困难的改革，在这时就出现了逆转的趋势。

当时有的报刊开始批判“改革的市场取向”，认为“市场取向”就是“资本主义取向”。批判“市场化”，说“市场化”是“资产阶自由化的主要内容”；批判股份制，认为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的企业组织形式；批判“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些批判文章认为，“私营经济不可避免地会冲击社会主义经济，滋生剥削阶和其它非无产阶的意识形态，乃至为剥削阶思想上政治上代表人物的产生提供土壤”，这些批判文章还把这些年出现的一些问题都归结到改革头上。在实际工作中，改革也放慢了步伐，甚至出现了停顿和倒退。在80年代初主张“市场取向”改革的经济学家刘国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学习陈云同志经济思想》的文章，主张用陈云的“鸟笼经济”思想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

１９９１年１月２７日，邓小平乘专列从北京前往上海，１月２８日晚抵上海。在去住地途中，邓小平在听取朱熔（金＋容）基的汇报时说：“浦东开发至少晚了五年。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就开发好了。”知内情的人会知道，这是对陈云的抱怨。因为浦东开发晚了正是陈云的阻挠。

邓小平在上海一直活动到２月２０日晚才离沪回京。他在上海过的春节。值得注意的是，陈云也在上海过春节。当时，邓小平曾约陈云交谈，并一起同媒体见面，但被陈婉拒。可见邓、陈二人还是“谈不拢”。谈不拢也罢，邓小平就自己开展了积极活动。他视察了上海航空工业公司、上海大众汽车工业公司、上海航天局中华机器厂和正在建设中的南浦大桥工地等处。在视察中，他不停地宣传改革开放。

２月１４日下午，邓小平和上海市党政军负责人、部分老同志及各界人士共庆新春佳节。这样重大的政治活动，在上海的陈云是应当出席的，但他没有出席。这是不同寻常的。

在上海，陈云不愿谈，邓小平却和执掌军队的杨尚昆谈了两次谈话。

１９８９年春夏之交，邓小平和陈云在镇压学生运动中达成了一致，一批老人联手用武力平息了学潮。邓小平可能认为，１９９１年在上海过春节是和陈云寻求共同点的一次机会，他主动发出信息，但陈云不买帐。邓小平不得不发表了一系列具有突破性和言论。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些言论不少是针对陈云的。

邓小平在上海发表的言论直指陈云坚守的阵地：计划经济体制。他说：有些同志总是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方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

邓小平接下来的讲话更具有突破性：我们在开放问题上要有一个新的思想解放，九十年代上海开放要迈大步子，必须要有一系列崭新的思路，敢于冒点风险，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例如开发浦东，设立保税区，实行进入自由，免征出口税等带有自由港性质的特殊政策，对于这些造就“社会主义香港”的尝试，如果我们仍囿于“姓资还是姓社”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

３月２日、１２日，４月１２日，上海的《解放日报》在一版头条位置，以“皇甫平”（黄浦江评论的谐音）的署名，连续发表了三篇评论，转述了邓小平春节在上海谈话的内容。这些评论的题目是：《改革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有更强些》、《改革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这几篇评论传的思想在当时是有冲击性的。一时成为北京的知识界的见面话题。

有陈云在上海不买邓小平的帐在先，在北京陈云阵线的人紧跟其后。对“皇甫平”几篇评论，北京的报纸持冷淡态度，有关部门还追查这几篇评论的来头。有人告诉追查的人们，这几篇文章是传达邓小平的谈话，他们回答说，就算是邓小平的谈话，《解放日报》这么发也是不对的，邓小平的谈话应当通过党的组织系统传达，怎么能这么直接捅出来？当时《人民日报》的社长高狄还亲自到上海微服私访，打听邓小平是不是讲了这些话。有的报刊还组织了批判。《人民日报》也发表了一些旁敲侧击的文章。针对邓小平谈话中“姓资还是姓社的诘难”的说法，有人提出了“两种改革观”的问题，认为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也有“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号召人们要对后一种改革作坚决斗争。

《求是》１９９１年第期发表了一篇《问一问“姓资还是姓社”》的文章（《光明日报》８月７日全文转载），第一段就说：“实行改革开放要不要问一问‘姓资还是姓社’？这是一个被资产阶自由化思潮弄乱了的重要是非问题，至今仍有些论者把‘姓资还是姓社’的诘问指责为‘保守’、‘封闭’的观点，主张予以抛弃。看来，‘姓资还是姓社’究竟该不该问，还是一个值得讨论的现问题。”这篇文章的结尾尤其尖锐：“对于那种不许问姓资姓社的观点，人们也不妨问一问：它所代表的思想倾向，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据说这篇文章是王震让发的。《求是》第十六期一篇文章写道：“总之，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说，都不可能得出可以不问‘姓资姓社’的结论。不问者，决非不问也。不管提出‘不问’的人意识到没有，其实际效果只能起着模糊社会主义方向的作用。”这实际在批邓。这次批邓不是出现在毛泽东的晚年，而是出现在改革12年之后。

当时我还亲身经了一段小插曲。那时改革停滞有一个理论依据，这就是要保持社会稳定。针对以“稳定”压改革的现状，我为新华社的《半月谈》写了一篇题为《推进改革和长治久安》的文章（《半月谈》1991年第14期）。在这篇文章中，我列举了影响稳定的一些社会矛盾之后指出，只有加快改革，才能解决这些矛盾，才能保持长治久安。我还写道：“改革有风险，不改革风险更大。不能用静态的眼光看稳定，稳定应当是动态的。火车高速前进，乘客并不感到不稳定。自行车的轮子一停止转动，它就失去了稳定。如果把停滞当稳定，或者为了求得暂时稳定，不去触动社会矛盾，矛盾就会积累，到一定时候就可能大爆炸，酿成严重的不稳定。”没想到这篇文章发表以后，遭到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王忍之和副部长徐惟诚的严厉批评。他们说这篇文章“有片面性”，“只讲改革，不讲反资产阶自由化，怎能保持稳定？”两位部长的批评在新华社传达以后，我接到了十几个对我表示同情和支持的电话。有的人还到我的办公室表示慰问。可见，当时群众是要求加快改革的。《半月谈》这次遭批评的还有该刊副总编于有海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提到在改革中不要怕“姓资姓社”的诘难。两位部长对于有海的这篇文章的批评更为严厉。

有人说，当时围绕“姓资姓社”的大批判，实际是批邓。从逻辑上看，这次批邓的总后台是陈云。这股“批邓”风越来越强劲。一直到１９９１年９月２日，才开始转折。这种转折是一个小小的事件造成的，人称“二社论事件”。

９月２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要进一步改革开放》的社论。在这篇社论中，报社领导人高狄亲自加上了一段话：“我们要问‘姓资姓社’，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我们问‘姓资姓社’的目的是为了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按照常规，新华社头天晚上就把这篇社论全文发出去了，广电台也当晚广了。江泽民发现后，指示要把“姓资姓社”这两句话删去。这样，新华社不得不把删过的稿子重发一次。同一篇稿子新华社发两次，实属罕见。更令人难堪的是，香港和国外的报纸登的是第一稿，国内的报纸登的是第二稿。因此，国外舆论大做文章，说中共中央有两个不同的声音。

但是，《人民日报》并没有就此转弯。在９月２８日出版的《内部情况》中发表了一篇“中直机关几名共产党员”的来信。来信中说：“那些对改革开放不主张问一问‘姓社姓资’的不是政治上糊涂，便是戈叶之流的应声虫。”，戈叶之流是指戈尔巴夫和叶利钦。高狄还为这封信写了一个“编者按”，说：“在国际风云骤变，社会主义事业面临严峻考验的今天，这封信提出了反和平演变，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和人民日报怎样正确引导舆论等重大问题。

”接着，“编者按”引用了文天祥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号召读者“应该以这几名共产党员为勉，为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贡献自己的一切。”（注：关于“二社论事件”的材料引自胡绩伟：《论防“左”为主》，载《历史的潮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１４３页）

高狄是１９８９年“六．四”之后从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岗位上调任《人民日报》社长的。在北京风波期间，《人民日报》“不听话”，发表了不少同情学生的报道。特别是在“六．四”期间，还发了“号外”，抗议对学生的镇压。

发“号外”的编辑被送进了监狱，但有些高超的编辑举动，使当局无可奈何。例如，１９８９年６月７日的４版上，有两个十分鲜明的标题上下呼应。一个是“小鹿何辜竟遭屠杀”，一个是“警犬报警荣立三等功”。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前一个标题是同情被杀学生，后一个标题是骂军警的。但看内容，前一篇是“克什克腾旗百只珍兽被害”，后一篇是安徽巢湖石油公司一只警犬“报警”及时，避免了一场火灾。高狄到《人民日报》后，不仅对内部进行了清洗，还高举反和平演变的旗帜，唱出了反和平演变的最高调。

与“两种改革观”的提出的同时，在党内高层还有一种舆论，认为反和平演变是一项十分严峻和紧迫的任务，应当提到和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地位。这样，逻辑的结论应当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以经济建为中心”应当变成两个中心，“反和平演变”也应当成为一个中心。

“反和平演变”的调门这样高，除了“六四”的影响之外，还有苏联的“八一”事件的影响。

“八一”事件是富有戏剧性的。在１９８５年前后，戈尔巴夫大刀阔斧的改革使不少中国共产党人对他怀有好感，他的《改革与新思维》成了中国的畅销书。不过，就是在那个时候，他搞的“公开性”，中国的知识界和改革者感兴趣，却使保守派不安。随着戈尔巴夫在改革中背离传统的共产主义原则越走越远，中国共产党的元老们对他开始不满了，认为他是共产主义的叛徒。中国人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得到“八一”信息的。

１９９１年８月１８日１６时５０分（莫斯科时间），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向国家安全保卫局长普列汉诺夫下令，对戈尔巴夫实行隔离，并切断他与外界的联系。当时戈尔巴夫正在克里米亚休假，安全保卫局长是专门负责领导人安全的。８月１９日６时零５分，副总统亚纳耶夫宣布，“苏联总统戈尔巴夫因健康原因已不能履行总统职务，根据苏联宪法第１２７条，由副总统代行总统职务。８月１９日６时２５分，亚纳耶夫、帕夫诺夫和巴克拉诺夫三人联名签署《苏联领导的声明》，宣布在苏联个别地区实行为期６个月的紧急状态，并成立“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在紧急状态期间，“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行使国家全部权力。8月19日６时３４分“紧急状态委员会”发表《告苏联人民书》。《告苏联人民书》指出，“由戈尔巴乔夫发起并开始的改革已走入死胡同。”决心“使国家和社会尽快走出危机。”１９９１年８月１９日，新华社连发了三条消息：１、戈尔巴夫因健康状况不能履行总统职务，由亚纳耶夫履行总统职务；２、摘要播发“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告苏联人民书》；３、紧急状态委员会人员组成。新华社是继塔斯社之后，第一个发布消息的，消息发得很及时。整个下午，新华社很多办公室议论纷纷：“戈尔巴夫是不是被抓起来了？”“叶利钦怎么样？”“这件事对中国改革会有影响的。”年轻人说：“中国的正统马列主义者该高兴了。”……

１９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原计划访苏，新华社消息的草稿也写好了。现在访问计划取消了。

中央连夜开会。第二天传达上面关于对“八一”事件宣传报道的意见是：这是一件好事，对中国也是好事。西方对苏联施加压力，会减轻对我们的压力。要客观报道，但也要有倾向（意即倾向紧急状态委员会）。报道不要太集中，不要让人感到我们喜形于色。他们（指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困难不少，西方制裁的考验，罢工考验，经济考验，今年过冬的考验。

２０日上午，在中宣部召开的一个宣传业务会上，中宣部长王忍之说：“苏联这次干得很漂亮，特别是舆论控制得很严。我们５．１９（指１９８９年５月１９日实行戒严）就没控制好（说到这里他拍桌子：他妈的，５．１９以后《人民日报》一直和我们唱对台戏！）”。他批评中国青年报７月３１日报道苏共的一次会议，报道说这次会议开得很平静，报道说“最轰动的新闻是没有出现轰动事件”。王忍之说：“说人家很平静。平静什么？在准备干大事呢！”但是，这个“大事”没有干成功。８月１９日１１时４６分，叶利钦在俄罗斯联邦大厦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紧急状态委员会是“非法的”，是“右派反宪法的反动政变。”莫斯科大批群众走上街头，支持叶利钦。紧急状态委员会出动坦克、军警和群众对峙。叶利钦走出俄罗斯议会大厦，站在塔曼师１１０号坦克上发表演说，号召群众反击政变。

支持叶利钦的人越来越多。乌克兰、塔吉克斯坦也反对紧急状态委员会。某些军队和克格勃部队拒绝执行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上演了三天的政变喜剧宣告失败。

紧急状态委员会失败，中国高层很多人表示惋惜。有人说：“紧急状态委员会手太软。最大的失误是没有把叶利钦办掉。”戈尔巴夫复职以后宣布解散苏共中央。叶利钦签署命令，宣布苏军中的共产党基层组织非法，停止苏共和俄共在俄罗斯境内活动，并解散其组织机构。在这之后，一些苏共党的负责人受到查处。几万名党的领导干部一夜间失了业，收入、看病没有着落，生活成了问题。不久，苏联解体。

苏联的剧变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内不能不引起震动。陈云阵线借“六四”镇压的余威，以苏联“八一”事件为依据，加强了对邓小平阵线的攻势。“两种改革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来的。这个提法的潜在意思是：陈云的改革观是社会主义的，邓小平的改革观是资本主义的。他们把“反和平演变”提到重要地位，这个作法的深层意思是：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取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等于对经济改革的全面否定。

“八一”事件以后，有人要求和苏联决裂，也有人提议发表新的“评”（注：“评”是指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共中央组织人撰写的篇批评苏共“修正主义”的评论员文章）。当时的报纸上反复宣传，中国和苏联不一样，苏联的事情在中国不会发生。实际上，苏联有很多和中国共同的地方，最怕苏联的事件在中国重演。在传达中特别强调苏共几万名领导干部失业的事，意思是反“和平演变”涉及到每一位党员干部的切身利益。因此，人们纷纷总结苏联教训。

苏联的主要教训是什么？当时一些权威人士的意见是：一是戈尔巴夫这类“叛徒”掌了权；二是国外敌对势力颠覆；三是政治上反自由化不力；四是对群众缺乏教育。当然，经济没有搞上去也是重要原因。

后来，不少学者对这四条提出了批评，说这四条只看领袖，不看群众；只看外因，不看内因；只重政治，不重经济。认为这种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总结，不可能看到问题的实质。但是，有很长一段时间内，占主导地位的意见，的确是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看成最重要的教训。同时把改革中的很多东西当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面临挑战。改革面临挑战。当时的确有一股或明或暗的“批邓”风。邓小平当然不会让步的。

１９９１年８月２２日，邓小平８７岁生日。在北戴河的生日聚会上，他谈到苏联问题。他说：中国还没有能力去管人家的情。即使有能力也不能管。戈尔巴乔夫看上去聪明，实际上很笨。先把共产党搞掉了，他凭什么改革？苏联共产党一分裂，民族矛盾就要发生。这个局迟早要来，他没有办法收拾。苏联有苏联的情况，和中国不一样。他没有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他的改革策略有错误，没有把力量集中起来搞经济建设。苏联的教训证明，中国走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这个特色的关键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离开了这一条什么口号也不灵。这一点要坚定不移，不能发生动摇。

邓小平提出苏联解体以后中国共产党应当采取的方针是：“冷静观察，稳住阵脚，韬光养晦，决不当头”。后来，在十六个字后面加上了“有所作为”，成为二十字方针。

第2节 南国卷起“邓旋风”

由于陈云阵线的抵制，邓小平１９９１年春节上海之行以及发表的讲话，不仅没有产生作用，“两种改革观”和“反和平演变”的调子还越来越高。改革开放还继续倒退。

苏联和东欧的剧变使中国共产党人产生了危机感。但如何看待苏联剧变的教训，改革派和保守派各有不同的看法。

改革派认为，苏共的失败在于一党专政，在于没有民主，在于没有搞好经济改革。而传统势力则认为，苏共的失败在于丢掉了列宁和斯大林这“两把刀子”，在于没有防止和平演变。

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来自陈云。１９８９年９月８日，陈云同李瑞环谈话时说：“列宁论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和侵略别国、互相争霸的本质，没有过时。”“从历史事实看，帝国主义的侵略、渗透，过去主要是‘武’的，后来‘文’‘武’并用，现在‘文’的（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突出起来，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搞所谓的‘和平演变’。那种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非常有害的。这个问题到了大呼特呼的时候了。”９月１６日，陈云致信薄一波、宋任穷并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提出要大家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还送上最近同李瑞环的谈话以及１９８７年同赵紫阳胡启立的谈话。（《陈云年谱》１９０５－１９９５，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北京，第４２８页）

苏联剧变使得陈云的“大呼特呼”得到了更多的人响应。防止和平演变一度成为主流思想。这一段时间的报纸，反和平演变几乎成了主调。中央党校也办起了反和平演变学习班，学员是省委书记和中央部长。

在此期间出现了“毛泽东热”。文革中十分耳熟的“毛主席语录歌”又弥漫着社会空间，只是把原来那种战斗旋律改为轻松的旋律。这实际是改革受阻后群众对现实的不满和彷徨，而左派们却利用这个机会借尸还魂，重新祭起了毛泽东的“反和平演变”的理论，不仅在中央党举办了省部干部“反和平演变学习班”。还准备在农村重新搞“社会主义教育”。

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处境和政治态度怎样呢？

１９８９年５月３０日，江泽民奉调秘密进京。十三届四中全会（１９８９年６月２３日－２４日）上被定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接替了赵紫阳的职务。江泽民是李先念提名推荐的（李先念先征求了陈云的意见。实际上陈云最中意的是邓力群。他电告邓力群从上海赶回。但邓力群锋芒毕露，很难被人接受，他只能退而求其次。）邓小平同意。江泽民成为新的接班人，是陈云阵线和邓小平阵线的一种妥协。十三届五中全会上（１９８９年１１月），邓把军委主席职务让给了江，但留了一手，让他信得过的杨尚昆任军委第一副主席，让杨尚昆的弟弟杨白冰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军委秘书长。这说明邓小平对陈云阵线提名的江泽民，还是有一定保留，还想看一看。

杨尚昆不仅是一位老资格的革命家，在军队里也有很深的关系，杨尚昆和邓小平１９３２年相识，６０年来关系一直很好，深受邓的信任。早在１９８１年７月１０日，经邓小平提名，杨尚昆任中央军委常委兼秘书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在任命的前一天，邓小平对杨尚昆说：“军队的问题较多，你到职后，要多调查研究，把军队建设理出个头绪来；要拟几个制度，解决‘一进二出”的问题。同时，要设想五年内把这支军队建设成什么样子，以后又怎么办。

”可见，从１９８１年开始，杨尚昆就替邓执掌军队。

１９８２年９月，十二届一中全会上，杨尚昆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军委不设常委，日常工作由秘书长、副秘书长处理。杨尚昆在军队中的地位更为重要。

１９８７年１０月，在十三届一中全会上，杨尚昆继续担任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１９８８年４月，杨尚昆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他的份量更重了。

１９８９年１１月，十三届五中全会上，邓辞去军委主席，江泽民担任军委主席。杨尚昆为军委第一副主席，协助军委主席主持日常工作。在这次会上，杨尚昆的弟弟杨白冰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委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江泽民虽然是军委主席，由于资历浅，又没有军中的经，只能听命于杨氏兄弟。而杨氏兄弟是听邓的。也就是说邓虽然不当军委主席，但对军队还有控制力。

江泽民的地位既然是邓、陈政治妥协的结果，一旦妥协的条件改变，政治妥协就会变成政治对峙，江泽民就会夹在两座政治山峰之间备受煎熬。胡耀邦、赵紫阳的命运已经清楚的摆在他面前。在北京政治风波那种严峻而复杂的形势下，江泽民临危受命是很危险的。对突然升迁，他家里没有喜悦和兴奋，却有无名的恐惧。据接近江泽民家庭的一位记者对我说：“江泽民奉调进京时，夫人王冶平有一种大难临头的感觉。”当时的江泽民不是政治强人，把他放在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位置上，他只能权衡左右，在两个山峰的斗争中见机行事。哪边的力量大，就倾向哪边。在“六四”以后，左边不仅力量大，而且十分活跃。江泽民就说了一些左边喜欢听的话，做了一些左边喜欢的事：对一些私营企业主的某些违法行为，他提出的处置办法是：“把他们搞得倾家荡产！”他几次重提毛泽东过去说的、多年没有人说的“这两把刀子不能丢”的话。（注：“两把刀子”是毛在１９５６年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来的，他说：“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毛泽东批评苏联“修正主义者”丢了“两把刀子”，强调中国不能丢。详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北京，第３２１－３２２页）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７０周年纪念会上，江泽民的讲话中重提阶级斗争，他说：“当前阶级斗争的焦点是四项基本原则和资产阶自由化的斗争。”知识界对这句话有不寒而栗之感：按他这么说，“资产阶自由化”再不是意识形态问题，而是“阶级斗争的焦点”了。

他在中央党校开办省部级反和平演变学习班。

他同意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在湖南搞试点。

他赞同“在军阀时代，谁掌握了军队，谁就掌握了中国；在现代，谁掌握了国有企业，谁就掌握了中国”（出自《第三只眼睛看中国》一书）的论断，一度在国企改革中持保守态度（三年以后他放弃了这个态度，对国企改革他比朱熔基激进）。

等等。这些有的并不是他的主意，但必有他这位总书记的同意和支持。

江泽民的这些表现，邓小平当然不满意，不放心。

“两个基本点”这架天平过度向“左”倾斜，使邓小平深感不安。在他８８岁高龄的时候，他决定采取大的行动，把改革的目标进一步明确，把改革的大政方针固定下来，把“改革”这两个字深深地铭刻在他身后的史上。把有点冷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思想重新炒热。他决定又一次南巡。

他这次南巡是有风险的。他没有任何职务，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共党员；他没有同中央打招呼，是“秘密南巡”；他谈话中有些内容的批评台上的人；他这次南巡主要是批“左”，也就是批评党内的传统力量。邓小平知道这次南巡的风险。他对身边的人说：“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但我要冒一冒险。不冒一下，什么事也别干，什么事也干不成。”１９９２年１月１８日到２月２１日，邓小平带着全家老小，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沿途发表了很多针砭时弊、富有冲击性的谈话。

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首先针对党内想把“一个中心”（经济建设）变为“两个中心”（经济建设和反自由化）

的那种思潮，反复强调“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方针不能变。并且警告他们，谁想改变这个方针，谁就会被打倒。

他说：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在这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举世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变也变不了。说过去说过来就是一句话，坚持这条路线方针政策不变。

这次十三届八中全会开得好，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一变就人心不安。……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

十三届八中全会原来说是要讨论在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后来由于支持邓小平的力量起作用，放弃了原来的议题，重新肯定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邓小平当然是满意的。南巡时邓小平对左派发出警告之后，又批评了在改革开放中缩手缩脚的行为，为改革者壮胆。他回击了“两种改革观”的指摘，解除了长期禁锢人们思想的紧箍咒－－姓“资”还是姓“社”。他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

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的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或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

要敢闯，往哪里闯？邓小平点破了中国改革中最敏感的禁区－－市场经济。而在这之前，有的报刊还批判改革的“市场取向”，说“市场取向就是资本主义取向”。邓小平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

在这里，邓小平又一次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作出了自己的解释：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邓小平又批评了左派理论家，认为他们也会葬送社会主义，主要是防“左”。

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

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们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

谈到经济特区，邓小平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

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都会不一样。

办特区从一开始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大家都记得，当年陈云批示了《旧中国租界的由来》这个材料，把经济特区和旧中国的租界并提；大家也记得，当年邓小平要多搞几个开放城市，陈云提出了不要“口子开得太多”的限制。邓小平在这里说的“我的一个大失误”，是明批自己、实批陈云。

邓小平南巡虽然有风险，但不是没有底。他虽然没有当军委主席，但还有忠于他的杨尚昆兄弟执掌军队。邓小平南巡的时候，杨尚昆紧随邓的身边，杨白冰在北京警惕地掌握军事按纽。邓在深圳期间，多次和杨尚昆在媒体上同时亮相。香港《大公报》１月２３日报道：《邓小平和杨尚昆在深圳参观植物园动手植树》，１月２７日报道：《邓小平和杨尚昆在珠海见面》，１月２８日报道：《邓小平和杨尚昆在珠海参观电子公司游市容》。如影随形，２月１日，邓小平到上海，杨尚昆也到了上海。除夕，邓杨二人“同上海党政军负责人和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迎春节。”明眼人一看便知，邓、杨的这些举动和报刊的着意宣传，是显示邓的力量，显示有军事力量为邓的南巡“护航”。在这期间，杨白冰又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要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这一说法虽然使杨家得罪了很多人，改革派也认为这个提法不合适，但对于反对邓小平改革思路的人来说，不能没有震慑力。

邓小平南巡，香港报纸当作一件大事作了充分报道。可内地报纸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声息。在北京，从广东、从香港传来了大量的邓小平南巡的小道消息。春节期间探亲访友，邓小平南巡是主要话题。大家很注意南方。很多人在传阅２月４日（壬申年春节）上海《解放日报》的一篇评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要讲一百年－－壬申元日感怀》。

这篇评论透露了南巡讲话的一些精神。２月２４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改革的胆子再大一点》。这是中央报纸第一次正式亮牌。

当时的北京很多人奔走相告，当作喜讯来传。也有人抱着观望的态度。有人说，邓小平只不过是一个普通党员，他说的这些算数吗？也有人说，邓小平背着中央到外地讲这些中央没有讨论过的重大问题是不合适的。

邓在南巡讲话中有批评江泽民的内容。１９９２年４月邓小平在视察首钢时讲到，朱熔（金＋容）基懂经济，不服气不行。还说对朱熔（金＋容）基用晚了。人们猜测邓是打算用朱换江。江当时也感觉不妙。５月，他到玉泉山看望十四大报告起草班子时，起草者看到他情绪不高，面色不好。他还对起草者说：“报告一定要写好。不管十四大谁来作这个报告。”他是总书记，还会有别人作这个报告吗？对政治十分敏感的“笔杆子”们感到：江泽民话中有话，他对自己的地位缺乏信心。但是，邓“换马”的想法在老人中得不到支持。陈云明确表示：“江李体制不能变。”薄一波说：“事不过三，你已经换了三位领导人了”（注：指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

面对邓小平南巡的冲击波，江泽民不得不重新权衡左右的力量对比。江泽民最终还是站到了邓小平这一边，接受了邓小平的南巡讲话。２月２８日，中共中央整理了这个讲话的要点，以中共中央１９９２年２号文件下发到县团党委，要求传达到全体党员。中共中央认为，这个讲话，不仅对当前的改革建设，对开好党的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３月９日至１０日，江泽民在北京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全体会议。会议接受了邓小平的南巡讲话。３月１１日，新华社发表了这次政治局会议的长篇新闻。这等于以政治局的名义向全民通报。当时人们猜测，这次会议结果不是以会议公报形式，而是以新闻形式发表，是不是还有保留呢？

第3节 改革发起派全面反攻

１９８９年以后三年改革的倒退，企业界和知识界感到十分压抑。１９９１年下半年，北京的理论界在小范围内不声不响起重新拨旺改革之火。这样的小会我参加了几次。我们自己也举办过这样的会。１９９１年１１月，经报社领导同意，《经济参考报》理论部（当时我是理论部主任）开了一次座谈会。会议是在新华社新闻大厦１０５会议室召开的。我们请来了薛暮桥、厉以宁、董辅（衣补加乃）、季崇威、戴园晨、张卓然、杨培新、陈吉元等１０多名头牌经济学家，当时薛暮桥、厉以宁还刚刚挨了左派领导人的批评。在座谈会上，他们一吐为快，发言激烈。我们还请他们每人带来一篇文章。第二天（我记得是１１月１６日）我们在头版用一整版的篇幅刊载了这些学者的发言摘要。在整理这篇摘要时，我把“十三大”赵紫阳的政治报告放在旁边作为“尺子”（“六．四”后邓小平曾肯定了这个报告），“把政策用足”，尽可能把大家的意见表达出来。在这以后，每天在一版位置登一篇他们交来的文章。一连登了十多天。没想到，十多位学者的发言摘要引起了国内外的强烈关注，国外有四大通讯社发了消息，有的通讯社还以“中国的改革者发起了反攻”为题。有两家外国报纸还全文转载了我们的发言摘要。外电对中国事情这么强烈的反映，按过去通常作法，新华社应当收在《参考资料》中，但这次并没有收进去。因为这是新华社自己点的火，在当时那种反和平演变的气氛中，上面看到了可能给新华社带来麻烦。但在国内企业界反映强烈。后来厉以宁见了我说：“你们发了我的文章后，我收到了这么多读者来信，都是企业写来的。”他用两只手比划着，足有半尺高！可见学者的发言表达了企业界的心声。

１９９２年春，邓小平旋风从南方刮到了北京。在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１年反和平演变中受到压抑的改革派真正开始了全面反攻。北京的理论研讨会又多了起来。坚持计划经济的人沉默了，反和平演变再没人提了。改革派接二连三地“收复”了北京政治风波以后三年的“失地”，精神振奋。他们认为，这是继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

市场派的经济学家们忙得不可开交，他们到处作报告，到处发表文章。思想界、文艺界、新闻界的名人们都站出来写文章、作演讲，对左派进行讨伐。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石３月初在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上强调“左”葬送社会主义的危险性。４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田纪云在中央党校的讲话更富有挑战性。他说：根本问题是把经济搞上去。苏联的垮台，绝不能把它仅仅视为一两个人的错误造成的，这方的原因当然是重要的，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它那个模式的社会主义没有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没有给人民带来幸福，失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如果说苏联的垮台是由于出现了戈尔巴乔夫，那么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并没有戈尔巴乔夫，为什么也垮台了呢？东德的昂纳克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东德不也是柏林墙一拆，就垮台了吗？

如果我们不清理一下“左”的东西，不把小平同志关于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个问题稍加具体化，光空喊加快改革步伐，实质上是加不快的。“左”的积习根深蒂固，改革开放的阻力主要是来自这种“左”的积习。“左”的东西表现很多：你要宣传一点改革开放，他就会说，这会破坏来之不易的大好形，丧失治理整顿的成果，他没有想一想大好形是怎么来的，大好形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你说要多利用一点外资，他就会说，多一个外资企业，就多一份资本主义，就会威胁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你要划出一块地方给外商承包开发，他就会说，这是出卖国家主权，丧权辱国；你要多发展一些乡镇企业，他就说，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会腐蚀我们的干部，把乡镇企业视为对社会主义的威胁；你要多发展一点私营企业、个体户，他就会说，这会改变社会主义性质；你讲要搞厂长负责制，他就说，这是削弱党的领导；你讲家庭联产承包制不能动摇，他就说，这是走单干所道路，不利于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共同富裕。如此等等。有人作了这样的高度概括，三资企业是和平演变的温床，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集体经济瓦解的根源。他们把改革开放以来最基本、最实质的东西几乎全都否定了。有些人，一吃着改革开放的饭，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一大骂改革开放，对改革开放就是看不惯，就是不顺眼。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还是留恋五十年代、六十年代那种短缺经济。也有人至今留恋阶级斗争那一套。总觉得，你斗我，我斗你，群众斗干部，干部斗群众，人人不得安宁，干群关系非常紧张，没有这样一种情况就不是社会主义。总之，“左”的积习对改革开放的阻力不可低估。干什么事情他都要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让你什么都不敢干，什么事情也不能干。“左”的东西可以说比比皆是，而且，由于它带有革命色彩，是革命的言辞，欺骗性大，危害性大，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如此，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所以我认为，在领导层摆脱“左”的思想束缚，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如果不敢触动它，改革开放就无非是空谈一阵子。不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改革开放能否持久，要划一个问号。

邓小平同志谈话，光跟在那里重复，说上千遍万遍，没有用，重在落实和执行。特别要警惕那些风派人物，这种人翻手为云，复手为雨，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一有机会就跳出来反对改革开放。这些人一旦掌握了国家大权，对国家，对人民，都将是一种灾难。

有人攻击特区，１９８４年就有人给我提建议，让那些自认为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念的人，可以让他们承包一个地方，或者承包一个岛，让他们实行他们想要实行的那一套。搞他们的特区。不竞争就判别不出真理来。问题在于，谁去办这个特区？就是连那些一有机会就攻击改革开放的、自认为是正统的社会主义观念的人，他们也不去！

人们认为田纪云的讲话是一篇很好的“讨左檄文”，中央党校的这部录音带畅销一时。２００４年６月９日下午，在一个田纪云在座的饭桌上（本书作者也在座），有人称赞他在党校１９９２年的讲话，说这个讲话很有骨气，问田当时是不是感到有风险？田纪云说：“当然有风险。我讲的左的种种表现，都是有所指的。所以左派恨之入骨。”田纪云还说：“为了防止左派告黑状，我一作完报告，就从主持人那里要了一份录音和录相，托邓楠送给小平。后来，果然有人找小平告状，说田纪云在党校讲话不好。小平说，我听了录音，没有什么。多亏了这么做，不然我就出政治局了。

”邓小平已经８８岁了，来日无多。像毛泽东晚年担心他的路线会变化一样，邓小平也有这种担心。毛泽东是怕人否定文化大革命。邓小平是怕他开创的改革开放事业夭折，也怕中国共产党失去领导权。他担心的还是“两个基本点”，对改革开放更为钟情。因为邓小平在中国历史上主要功绩还是改革开放。所以，他对田纪云等批评左派是很满意的。

第三代领导集体已经形成。原来传说的“南巡讲话”中对这一代领导集体流露出不大放心之处。经整理后正式传达的有“现在中央的班子干得不错嘛！问题当然还有很多”这句话。不管怎么样，领导班子木已成舟，他不能再让他的第三个接班人下台。他唯一能做的是，让改革开放路线深入人心，并且形成具体的路线、方针。他要为将来的路铺好铁轨，并把第三代领导人推上这个铁轨。造就这样一种格局：你的列车只能在我这个轨道上开，离开这个轨道就要翻车。

除此以外，邓小平还在人事上作了安排：把年仅４９岁的胡锦涛定为江泽民的接班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接班人通常是由现任最高领导人这一代决定的。但是，在十四大上，邓小平把江泽民的接班人也定下了，提前为江泽民办了“后事”。这种隔代决定继承人的作法，为今后的高层政治增添了复杂因子。

南巡讲话已经为他这种努力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现在需要做的是在党代会上把这个思想体系确立起来，并制定出具体的路线、方针，从而用党的组织力量来推行。江泽民在这一点上是密切配合的。邓小平只说“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江泽民进而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总目标。邓小平称赞江泽民“这件事做得很有分量”。

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１２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出席会议的有２０３５名代表。６００多名中外记者采访了这次盛会。江泽民作了《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政治报告。这个报告充分肯定了十四年的改革开放；肯定了邓小平的南巡讲话；确立了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重申了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明确了十年代改革和建设的主要任务，其中首要任务是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加快经济改革步伐。这个报告在起草过程中就经过反复酝酿，易其稿。在这次会上，代表们又反复讨论后通过。

十四大撤消了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这表示，老人们不再当现任领导人的保姆。他们在家里颐养天年。江泽民不必像胡耀邦、越紫阳那样，看老人们的脸色行事。不过，直到1994年邓小平和陈云因身体原因再也不能问事时，江泽民才走出老人政治的阴影。

十四大修改了《中国共产党章程》。新党章对社会主义作出了新的解释：“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完全采纳了邓小平南巡讲话中的解释。总纲完全体现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体现了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此时，陈云还继续保持强有力的影响。１９９３年３月，李铁映就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之前，先到杭州拜见陈云，听取陈关于改革的意见。但是，十四大以后，陈云没有继续坚持自己的意见。

“铺轨”到此还没有完成。再经过一年的酝酿，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１４日，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一共５０条，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轮廓框架作了设计。

这个设计完全体现了邓小平的思想。这个决定还提出在本世纪末初步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这个决定的产生，江泽民也出了很大的力气。这算是两代领导人对未来经济体制的共识，也是两代人的一种交接。

到现在，邓小平对身后的事更加放心了。

“十四大”以后，江泽民虽然名义上是军委主席，但杨氏兄弟不一定听他的话。所以，有杨家兄弟掌握重兵，江泽民还不算完全接班。这时，江泽民面对一个现实，两个机会。一个现实是，杨氏兄弟二人执掌军队，并且过于张扬，军内老将们对他们十分不满，他们提出的用军队“为改革保驾护航”的口号也得罪了很多人。两个机会是：一是张爱萍、李聚奎等七位上将在1989年春天上书中央反对动力用军队镇压学生，“六四”后他们在政治上处于被动地位；另一个机会是杨尚昆虽然是“六四”时动用军队镇压学生的执行者，但他内心深处还有不同看法（１９９８年他对３０１医院的蒋彦勇大夫说：“‘六四事件’是我党历史上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江泽民是这样利用这两个机会的：一方面他提高这七位上将的政治地位（如李聚奎逝世时以超乎寻常的规格举行追悼会），争取老将们在邓小平面前说话，批评杨尚昆兄弟的种种不是；另一方面通过某种方式让邓小平知道杨尚昆兄弟对“六四”心怀异见，使邓小平担心日后杨尚昆可能为“六四”翻案。经过努力，邓决定剥夺杨氏兄弟的兵权，但杨家兄弟还不知就里。在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杨尚昆提出让他的弟弟杨白冰进政治局常委，江泽民坚决顶回去了。江泽民敢顶，是因为他事先从邓那里得到了承诺。江泽民借邓小平之手，赶走了杨家兄弟，换上了份量比杨家兄弟轻得多、且没有政治野心的刘华清、张震。从此，江泽民才成为名副其实的军委主席。接着，江泽民在军队中大批提拔干部，大批任命上将，他的地位才算真正稳定。

作为接班人，要完成自己的史使命必须抓住六个字：“站住脚，做好事”。这六个字也可以用另外的说法，即：“掌好权，治好国”。站住脚（即“掌好权”）是前提。国家最高领导岗位这个地方无风三尺浪。曹操把这个地方称之为“火炉”，没有几下子是不容易站得稳的。连脚都站不稳，就谈不上做好事（即“治好国”）。在权威政治条件下，新领导人要“站住脚，做好事”，他必须使自己强大。这就必须大胆而谨慎地抓住军队，大胆而谨慎地进行组织人事调整。江泽民在两、三年之内很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任务。随着权力的巩固，江泽民逐渐显出了自己的特色和风格。

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注：“三个代表”的完整提法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常识，不是什么理论，不管谁执政都会向老百姓有类似的宣称。“三个代表”的提法是为了使中国共产党适应新的形势，在新的形势下得到执政合法性。“三个代表”比“四项基本原则”前进了一步。在江泽民主政时期，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按邓小平的意愿向市场化、全球化方向大步推进，国民经济也以较高的速度发展。

如果１９９２年邓小平用朱熔（金＋容）基顶替江泽民，情况会怎么样呢？朱熔（金＋容）基当5年总理的实践证明，他是一位是计划经济思想很重的干部，在国企改革中不提产权改革，在粮食和棉花流通中取消了农民的卖粮自由，他扶持了一批行政垄断性大企业，影响了中国的市场化进展。这些是和邓小平的初衷相背的。如果让朱接班，其结果可能还不如江。可见，权威人物选择接班人，常常选出不符合自己意愿的人。

江泽民如果在十六大全身隐退，或许能留下一个好名声。可惜的是，不知什么人出的主意，他干了三件蠢事，使他的声望大大下降：一是大讲１３年（１９８９年到２００２年）的成就。这使人们产生了两个不好的印象：江泽民不顾事实地把这些年经济发展的功劳全记在自己帐上，其实，他完全执政并没有１３年，他虽然１９８９年当了总书记，但１９９４年开始摆脱邓小平的控制；他讲的１３年恰好是“六四”以后的１３年，人们认为他是在再一次肯定“六四”镇压。

二是自己在中央党校讲话把“三个代表”摆到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同等地位。前三者是被后人或别人摆上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神龛”、从而享受政治“香火”的，而江泽民却自己爬上了政治“神龛”。

三是十六大还保留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也许这不是江泽民的本人的意愿，还是给人们留下了“老江交班不交枪”、“恋权”的把柄。他保留中央军委主席职务以后，有时还站在保守立场，对新领导人指指点点，群众也很反感。

而且，这三件蠢事是和大树特树江泽民的权威中连在一起的。对这种“造神”宣传，也许是“权威政治”的需要，但在老干部和知识界留下了很坏的印象。

第4节 市场经济加权威政治

邓小平南巡使左派否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企图破产，阻止了经济改革的逆转，加快了向市场化推进的速度。另一方面，邓小平南巡在政治上更加强调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反自由化，完全放弃了他在１９８０年和１９８６年关于政治改革的承诺。放弃了他在1980年的“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的提法。他在南巡讲话中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只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事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在苗头出现的时候不注意，就会出事。

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说过，阶级斗争学说不是他的发明，真正的发明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历史经验证明，刚刚掌握政权的新兴阶级，一般说来，总是弱于敌对阶级力量，因此要用专政手段来巩固政权。

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

“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　这是邓为“六四”镇压辩护。在铁血的“六四”之后，他又进一步强调反资产阶自由化，重提“无产阶专政的理论”，其震慑效果远远高于八十年代。

邓小平南巡讲话有两个相互矛盾的结果，一方面使经济体制向市场化大步推进；另一方面，使政治体制改革完全停止，原有的权力结构不断强化。这样，就给中国的造就了“市场经济加权威政治”的格局。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的指导下的“十四大”，使“市场经济加权威政治”的模式法律化，固定化。当然，这种“市场经济加权威政治”也正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改革路线的必然结果。

我这里说的“权威政治”和毛泽东时代的“极权政治”不同。中国的专制制度从公元前２２１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沿袭了两千多年，有着丰厚的历史积淀。在毛泽东时代，尽管这是中国帝王专制的尾声，但由于有了现代武器、现代交通工具、现代通讯手段、现代组织手段，再加上计划经济体制完全垄断了一切经济资源，垄断了老百姓的基本生活资料，又不让人口自由流动，因而对社会、对官员、对民众的控制比代帝王的专制更为严密细致，更为深入广泛。

它严密控制着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生活。专政的强制力量，深入到每一个边远的乡村，每一个家庭成员，每一个人的大脑和肠胃。说它是极权制度，是指行政权力的扩张，已经达到了极致，已经达到了尽头，已经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

经过２０多年改革以后，政治权力放弃了对居民生活和部分经济的控制，只保留对政治、思想、文化、舆论和部分经济的控制。在政治制度上还基本保持计划经济时代的状况，在经济上实行市场经济，但还由政治权力审批各种发财机会，由政治权力扼守阶层地位的上升通道。权威政治，既不是极权政治，也不是民主政治。用邓小平的话来说，权威政治就是最高领导人“说话算数”。“六四”以后邓小平说过，在第二代领导人中，他“说话算数”。第三代领导人当中，如果江泽民“说话算数”，就算稳定了。也就是说，中央领导人必须有绝对权威。

权威政治加市场经济，是一些无名学者奉为圭皋的模式。他们用现代政治学的话语，为这个模式进行了精心的妆扮之后，在中国政治市场上高声叫卖。但在中国知识界和民间响应者寥寥。因为它已经给中国带来了现实的危害。

残酷的是，由于邓小平南巡讲话，使得中国的现实正是沿这条路往前走的。自从１９８９年北京政治风波以后，“政治体制改革”这个词语虽然还在出现，但出现的频率比８０年代小多了。更重要的是，对政治改革的内容的提法更加谨慎了。让我们来比较一下三次党代会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提法：１９８７年的十三大政治报告中说：“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发展，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愈益紧迫的要求。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过程，应该是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最终取得成功。”改革措施上，首先是“实行党政分开。”十三大政治报告也提到“不能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和多党轮流执政”，但放在后面，语气也不那么绝对。

１９９２年的十四大政治报告中说：“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绝不是搞西主的多党制和议会制。”没提改革的紧迫性，没提“党政分开”。对多党政治和三权分立，由十三大的“不照搬”改为“绝对不搞”。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前面加上了“中国特色”的限制词。

１９９７年的十五大的政治报告中说：“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我国实行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是人民奋斗的成果和史的选择，必须坚持和完善这个根本的政治制度，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这就是说，毛泽东建立的“国体”和“政体”必须坚持。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只不过是对毛泽东建立的“国体”和“政体”加以完善而已。

三次党代会报告对政治体制改革提法的微妙变化，使得实践中政治改革停滞不前，民主在倒退。８０年代知识分子还可以在各种研讨会的讲坛上发表政治改革的意见，９０年代“政治改革”成了危险的词语，提起政治改革人们就谈虎色变；８０年代报纸上还在一定的限度内可以发表一点不同意见，９０年代又是舆论一律了；８０年代的差额选举还能在一定程度上表达民意，９０年代末一律改为等额选举；９０年代初各省人大对省委提名的干部有时还能说“不”（当时有几个省省委提名的省长没有选上），９０年代中期以后，省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实际是取消了人大的监督职能。在干部任命上，更加强化了领导人的意图。“十六大”还没有开，新的中共中央委员会还没有建立，但就在“十六大”前不久，中央有关部门的新领导人就提前就位。为了保证这些不经选举就已经走上岗位的人当选，还搞了一些花样：１，事先预选一次。预选的结果无效，只是搞一次“火力侦察”，看哪个代表团的选举结果和中央意图不一致，就重点在哪个代表团做工作；２，选举前召开党员会，要求党员投票和中央保持一致，用党的纪律来约束党员的选举行为；３，在选票设计上，凡是同意的就不必动笔，不同意才动笔。但是，只要一动笔，会场的摄像头就会记录下来。会场布置了很多摄像头。

十六大要修改宪法，在修改前中宣部下令不允许一切报刊对修改宪法发表意见。对事关全民利益的宪法修改，却不让媒体发表意见，真是不可思议。

由于市场化的迅速推进，经济发展速度很快。国力增强了，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了，一些人的钱包鼓了起来。庆典的鞭炮逐渐掩盖了天安门前的枪声；筵宴上的美酒洗刷了长安街上学生的鲜血。大学生沸腾的政治热血已经化为考“托福”的实惠行动。一位在“六．四”时天天上街游行，喊着十分激进的口号的青年，现已人到中年。他对我说：“看来老邓‘六．四’那么做是必要的。虽然死了一些人，但换来了十几年的稳定发展。”持这种看法的人不是个别的。

这正是“权威政治加市场经济”的社会基础。

１９９４年底“双峰政治”结束。邓小平的思想占统治地位。原来意义上的“改革与保守”的斗争已经退居次要地位。保守派中有些人发现，对他们来说，市场经济加上权威政治，不仅不会失去什么，还能得到更大的利益。没有经过改革的政治权力，在市场上可以兑换成大量的黄金白银。他们还发现，市场化的过程正是利用政治权力聚敛财富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于是，原来取保守态度的官员们，也“咸与维新”，加入了推进市场化的行列，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由此结盟。

一方面市场化加速，一方面原有的权力体系更加强化，更加扩张，民众参与程度更加降低。结果，改革的目标和路径扭曲。然而，这种扭曲开始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吴敬琏们还不停地为新出现的经济精英鼓与呼。但是，一旦人们注意到扭曲的倾向时，局面已经不可逆转了。于是，吴敬琏们惊呼：“中国现在是权贵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本来是配套的。没有民主的市场经济只能是权贵资本主义。

经济市场化了，公共权力的运作方式还基本保持计划经济时的状态。权力过分集中，政企不分，大量的经济活动需要官员们审批。办公司，申请营业执照得审批；向银行贷款要审批；进口商品要审批；经营房地产，地皮需要审批。

在“权威政治加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的经济不是计划经济，也不是市场经济，而是“审批经济”。审批的权力掌握在官员手中。据《中国信息报》2002年3月11日的一篇文章中介绍，据不完全统计，仅国务院70个有审批权限的部门就有审批项目2854项，省政府行政审批项目多则2000多项，少则1000多项。在上述2854个审批事项中，只有11．8％是依据国家法律设定的，那些依据部门文件和部门内设司（局）文件设定的审批事项则占到了36．8％的比例。

对经营者来说，需要审批的是发财机会。得到了批文就得到了财富。所以，手中有审批权的官员如果没有高尚的情操和坚强的意志，就无法抗拒“糖衣炮弹”的进攻。何况，审批无法可循，有相当大的随意性，他可以批给这个人，也可以批给另一个人。

自废除科举制以来，中国的官员都采用委任制。这种由上级官员决定下命运的制度沿袭至今。在“市场经济加权威政治”的条件下，经济领导部门掌握的是各种经济活动的审批权，即发财审批权；党政部门掌握的是人事任免权，即升官审批权。经济部门在权钱交易中获得了实惠，党政部门也不能“守着大挨饿”。官员任免权是具有高度垄断性的“商品”，是最值钱的。由于权力缺乏监督，卖官鬻爵频频发生。那种一手交钱，一手给官，是卖官鬻爵中最笨拙、最露骨的形式。还有其它多种变相的形式。这些形式虽然变化无穷，微妙无比，但其实质是一样的：买官者通过各种手段给有任命权的人以好处。卖官者以种种正当的名义给买官者以“乌纱帽”。

先有权力缺乏制衡，才有把公权作为谋私的手段，然后才有卖官鬻爵。第一把手利用任命官员的机会谋私，第二、第三把手也这样做。他们之间心照不宣，互相保护。这次提拔了你的人，下次就重用我的人，权力分享，利益均沾。这样的选官机制实际是选劣机制，选上的多是以权谋私之徒。在这样的选官机制度下，官员们在黑箱交易中建立了不可告人的关系，形成了官场的人身依附，团团伙伙。

买来的官是要支付成本的，为了收回成本并得到盈利，就得向下一卖官，就得贪污受贿。因此层层卖官，上行下效。从受到查办的案件来看，近年来官员犯罪出现了以下特点：第一，官员犯罪人数逐年增加，职务别越来越高。

据统计，从1993年到1996年，全国纪律检查机关查办案件年递增9％左右，受党纪、政纪处分的党、政干部年递增12％左右。

2001年3月十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说，从1998年到2003年，５年来检察机立案侦查贪污受贿、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２０多万起，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干部１２８３０人，其中有曹秀康案、胡长清案、成克杰案、慕马案、李嘉廷案、丛福奎案等涉及省部干部的大案。

2003年3月十届人大三次会议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说，这一年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207103件。其中，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百万元以上大案5541件，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干部12830人。

2004年3月十届人大会四次会议上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说，全年共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案件39562件43490人，代表国家提起公诉22761件26124人。全年共立案侦查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犯罪大案18515件，其中涉案金额1000万元以上的123件。立案侦查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2728人，其中地厅干部167人、省部干部4人。大案要案占立案总数的53.7%，同比上升4.5个百分点2005年3月十届人大会五次会议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说，这一年立案侦查涉嫌职务犯罪的国家工作人员43757人，比上年增加0．6％，其中涉嫌贪污贿赂犯罪35031人，渎职侵权犯罪8726人；共提起公诉30788人。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百万元以上案件1275件，比上年增加4．9％。立案侦查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960人，其中厅局198人、省部11人；已提起公诉1980人。

我们不仅要看到职务犯罪案件数量一年又一年的增加，还要看到犯罪金额年年在大幅度提高。几年以前，几万元就立案，现在这样的事就不能进入高检案件的数字之中。

第二，领域广，金额大。腐败现象已由经济领域发展到人事领域、司法领域。

80年代贪污受贿10万元的一般判死刑。90年代初期贪污受贿30万元以上的可以留下性命。90年代中期贪污受贿100万元以上可以不死。到新世纪贪污受贿500万以上的的居然判无期徒刑或死缓。

令人不安的是，自上世纪中期以后司法腐败不断滋生和蔓延起来，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搞司法腐败的不仅有法官，也有检察官，有些反贪局的检察官也搞腐败。在法院，搞司法腐败的不仅有基层法院，也有中和高法院的中法官和高级法官，甚至有高级法院的副院长、院长。不仅有单个的腐败分子，在有些地方还有成群、成窝的腐败分子。

如已经被揭露查处的广东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麦崇楷、辽宁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田凤歧、沈阳市原中级人民法院原院长贾永祥、副院长福全、焦玫瑰和沈阳市人民检察院原院长刘实等人的腐败大案，令人触目惊心。一位研究法律的专家写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司法腐败几乎扩散到每一个司法机关，渗透到每一个司法环节，成为当今司法机关的恶性肿瘤。”司法是保证社会公正的最后屏障，司法腐败了，社会怎能公正？社会不公正，怎能保证社会和谐？

第三，手段科技化，窝案、串案增多。他们有装备良好的高科技通讯手段和运输工具，从单个作案到团伙作案。中纪委二次全会以来浙江省台州市就破获了70多起窝案，涉及100多人。福建省1994年查处窝案、串案113起。苏州交通银行蔡涵刚一案，涉及17省市，近百家单位。

第四，顶风作案猖獗，涉外案件增多。腐败分子内外勾结，为案发后铺好后路，使得涉外案件增多。据公安部资料，到2004年底，共500多名贪官外逃，卷走资金700多亿元。

第五，群体腐败。近年来出现的群体腐败现象令人关注，有愈演愈烈之势。所谓群体腐败就是，一个执掌公共权力部门的若干成员，共同谋划、共同行动、利用公共权力为私人谋利的腐败行为。早几年，是个别人利用公共权力为自己谋私，现在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演变为整个权力部门的若干官员群体谋私，最近几年揭露多起由主要领导人带头、多名成员联合行动的集体作案。“要烂，烂一窝；要抓，抓一串”。1996年揭露的山东泰安市委，1998年揭露的广东湛江市委，1999揭露的宁波市委书记犯罪案、2001年揭露的厦门走私案、沈阳市政府慕马案，等等，就是整个领导班子集体犯罪的典型。

由于权力缺乏制衡，由于民众对政治和经济决策参与度太低，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中国政坛的腐败是空前的。总部设在德国柏林的透明国际（theTransparencyInternational）1998年9月22日在华盛顿发布了1998年国际腐败洞察指数。这里腐败的定义是“滥用公共权力来为私人谋利”，这个指数是10多项调查的综合，得分越低，腐败情况越严重。得分在6.0或5.5以下的国家都是腐败比较严重的国家。中国大陆1998年得分3.5分，在他们所调查的85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52位比1997年排名倒退了11位。中国香港地区得分7.8，排名第17位，中国台湾地区得分5.3，排名第29位。

1999年99个国家腐败洞察指数中，加拿大9，2分，澳大利亚8．7分，英国8．6分，美国7．5分，法国6．6分，以色列6．8发，日本6．0分，等等，6分以上的有26个国家，约占四分之一。中国得3．4分，排在59名，比1998年倒退了7位。

2005年10月，国际透明组织公布的腐败洞察指数，调查显示在159个受调查的国家中有三分之二以上贪污盛行。

最清廉的国家是冰岛，在亚洲国家中贪污情况严重的是中国，印度，越南和印尼。中国排在第78位，上一年是68位，比上一年又倒退了10位透明国际组织发表了一项研究成果，这项成果是一位外国研究腐败的学者运用了多变量计量分析的方法，对50个国家的腐败程度作了比较研究后完成的。这项成果有以下三条结论：（1）国家的个体经济自由度越大，则腐败程度越低，或者说，国家对经济控制的程度越高，则腐败程度越高；（2）国家的民主制度和公民的民主价值越弱，则腐败程度越高；（3）国家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程度越高，则腐败程度越低。由此看来，“权威政治加市场经济”最容易腐败。

随着市场化的深入，贫富差距急剧拉大。善于捕捉商机的人，有经营才干的人，将自己的科技成果进入市场的人，他们会先富起来。这些人先富起来，老百姓是口服心服的。人们难以接受的是那些利用公共权力为自己聚敛财富的人。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称他们为“红顶商人”（杨继绳：《市场经济不需要“红顶商人”》，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7年第2期）。所谓“红顶商人”是指用行政权力发财的商人。“红顶商人”是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不完善的市场交媾的怪胎，是权力和金钱的私生子。在政府对市场过度干预、市场制度又很不完善的情况下，“红顶商人”的出现是必然的。“红顶商人”中的多数人自己并没有“红顶”，有的利用金钱收买官员的“红顶”来敛财，有的利用父兄的“红顶”来敛财。值得注意的是，不少“红顶商人”的父兄是坚定的保守派。

在20年的改革过程中，“红顶商人”聚敛财富共有四个高潮：在国家垄断经营初步放开时期（主要是进口商品的国家垄断）。在1994年以前，官定汇率下的人民币币值一直是高估的，从国外进口商品到国内卖就要赚大钱。在改革以前，国家统进统出，盈亏互抵。外贸放开以后，有些企业可以自营进出口，但进口商品必须有国家发放的许可证。有权力背景的人就可以搞到进口商品许可证。这是无本万利的生意。

80年代，一位干部子女口袋里揣着大把大把的进口商品许可证，一转手就成了大富翁，在香港不仅有半山别墅，还有赛马和游艇。

在双轨价格时期。商品的双轨价格从1984年一直实行到1993年。例如，1988年，１吨钢材计划价格800元，市场价格1500元，得到了计划价格的商品就得到了财富。除了商品双轨价格以外，资金的利率、外汇的汇率也是双轨的，计划内贷款和计划外融资利率差别很大。1987年，商品、资金、外汇的双轨价差高达2000亿元以上，约占当年国民收入的20％，1988年上述三项价差达３５６９亿元，占当年同民收入的30％（胡和立，1989）。某些有权力背景的人可以得到计划内商品、贷款、外汇。如果上述双轨价差中的十分之一漏到某些人手中，可以造就多少富翁？

在金融资本时期。1992年以后，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兴起，其中有不少黑箱操作，“红顶商人”在这次浪潮中得到的财富远远超过了双轨格时得到的财富。在股票市场上，原始股的赠送，上市额度的分配，股票市场的操纵，都给“红顶商人”巨大的发财空间。在房地产市场上，土地的批租，银行贷款的取得，旧区拆建权的取得，也是“红顶商人”大有作为的机会。

在国有资产重组时期。1997年以后，开始实行大规模的国有资产重组。国有经济陆续从一些竞争性行业中退出，这是私有经济大发展的一次空前的机会，也是“红顶商人”一次聚敛财富的良机。一部分国有资产拍卖给个人所有，多少价格比校合理？盛行一时的“管理层收购”实际是企业高层管理人员自卖自买，是明目张胆地瓜分国有资产。

“红顶商人”在以上四个时期（其中有的是交叉的）聚敛财富一次比一次多，胆子一次经一次大，手段一次经一次更高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了百万元财产，就被人称为“百万富翁”。到了新世纪，超过100万美元财产才能进入富翁的行列。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之一的美林集团2004年全球报告显示，中国现在的富裕人士（超过100万美元金融资产）比上一年增长了12％，达23．6万人，这些人的总财富为9690美元，每人平均资产41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3400万元。美林集团亚太副总裁马蓉说：“中国富裕人士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几个国家之一。”中国不知道有多少亿万富翁就是在这样一次又一次的改革机会中产生的。

国外有些人士把“市场经济加权威政治”说成是“中国模式”，并且加以肯定和张扬。他们隔岸观火，不知道这所谓“中国模式”的深层有多少危机，多少苦难，多少无耻。而国内的有识之士对此却洞若观火。　所谓“中国模式”就是没有民主政治的市场经济。而没有民主政治的市场经济必然是腐败和混乱。

前国家体改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主任是赵紫阳）安志文，亲自参与领导了中国８０年代的经济改革。９０年代以来，他在中国改革研究会会长的岗位上，一直致力研究中国改革。他对中国改革的现状和前景深表忧虑。现摘引他2001年8月22日同本书作者的谈话：一个人说了算，其他人不敢说话，党内生活不正常，社会问题就多。没有党内民主，就很难实现社会民主。

党政不分，党领导一切，在战争时期可以，在建国时期不行。党领导一切，还把领导权集中于个人，这是一切问题的根源。权力垄断，思想垄断，舆论垄断，这是当前问题的总根子。思想本来垄断不了，改革20多年了，下面思想很活跃，但舆论垄断严重。垄断必然出现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权力垄断，有权就胡作非为。制度要改。

现在社会问题比经济问题严重。搞现代化，如果政治体制不改，就可能搞一个腐败的市场经济。这已经现实地摆在我们前了，不是很遥远的事。

过去说先把经济搞上去再搞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不对的。政改不搞，经济改革就会走到邪路上去。经济可以发展，但带来的社会问题很大。

权力腐蚀人，在台下本来很明白的人，上了台就糊涂了。当权的要自觉地改难。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从上到下的改就改不动。他们接受国内外情况多，应该知道这个常识。但当了权就维护权力。为维护权力搞稳定不是个办法。

权力垄断、舆论垄断不仅给事业造成危害，也危害一代人。

如果权力不受监督，处分多少人也不行，也治不了腐败。这些都是常识问题。但不知道当权者怎样想。

对这么复杂的局，靠一个人的头脑、靠一个声音来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再伟大的人物也非犯错误不行。

我是赞成欧洲社会民主党的。现在中国没有一个政党能挑战共产党。所以，要先通过搞党内民主来搞社会民主。这是中国共产党自己救自己的唯一出路。社会民主党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恩格斯在19世纪90年代讲了一些话，他说，我三十年不讲共产主义、不讲共产党。

写共产党宣言时，社会主义太滥，所以我们讲共产主义。第一、第二国际成立后，我们就不讲共产主义了。我和马克思当时对欧洲革命形的估计有错误。认为资本主义问题很严重，革命快来了。现在看来，这个认识是错误的。

《资本论》第二卷马克思在世时就完成了，就印了，后来停了，发现经过危机后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更快了，这是新的现象。

无产阶级专政是革命时期的手段。革命胜利了再搞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行了。

社会民主党也好，自由主义也好，都承认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这些普适性的东西。这很重要。共产党不是不能继续执政，但必须重新认识这些东西。不承认市场经济是普适性的，不承认自由、民主、人权、法治是普适性的，这是不行的。

不能说哪个地方搞得好都是执行了“三个代表”。我不认为“三个代表”有什么问题，但我对这种造舆论的方式有意见。这样搞危害很深。我很反感这样做。我不是对江泽民个人有意见，这是制度问题。斯大林搞的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一党专政，一党专政又变成了个人专政。邓小平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讲民主，讲政治体制改革。但他的行为和说的不一致。邓小平的实践是两句话：经济上放开，政治上收紧。这是他的历史局限性，他的经历，他的环境，他的制度，他周围的人，都不允许他有所作为。

现在本来是个转机，但却搞起了个人崇拜。新一代领导人靠这个吃饭不行。现在每天都在捧他的人，不一定是五体投地地佩服他。

对前途我有一定的忧虑。政治体制不改革，市场经济就要走上邪路。现在的作法是反其道而行之。他开始提出讲政治（当时还没有“三个代表”），我还没弄清楚。当时我去薄一波那里，讨论“讲政治”的问题，薄说：“现在讲政治就是维护中央的权威，维护江泽民的权威。

”新左派、新儒学都有他们的主张，但他们的思路是行不通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是共同的价值观，这一点还是要的。但是，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怎么办？经过社会民主主义来解决更平稳一些。从实践上讲，中国实行民主将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和平过渡是上策。经过震荡来改，不知道会出现什么问题。利益多元化以后，取得一致是很困难的。但是，一些共同的价值观还是可以有共识的。不要把一切学说，一切思想都打上阶级烙印，否则，永远走不出去。

从２００２年到２００４年，我和安老的几次接触中，他进一步重申了他上述看法。有这种忧虑的，不仅仅是安志文一人。在北京，我接触到一些８０年代改革的领导人和积极支持改革的学者，不少人持这种看法。

第八章 明天—重新争论中国向何处去

第1节 跨世纪前后的中国状况

经过２０多年的改革，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和毛泽东逝世时大不相同。在跨入新世纪前后，中国的状况有以下特点：第一，计划经济体制已经崩溃，但其影响还在；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已经建立，但还很不完善。自1978年开始，中国经了近20多年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1992年又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特征基本消失，政府不再下达指标、管理生产、制定价格、不再分钱、分物、分人。中国已经进入了市场经济体制的轨道。

到跨世纪期间，市场机制已经在多数经济领域起着主导作用或者重要作用。但是市场化进程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和各个地区还很不平衡。

就行业来说，在制造业、建筑业、公路交通业、国内贸易、房地产业、生活服务业等领域，市场竞争机制已经取得了主导地位。在农业中还有部分农产品（主要是粮食）在价格和市场进入方面没有完全放开。铁路、电信、电力、金融、保险、国际贸易的某些方面还仍旧处于国有企业垄断、半垄断状态。

要素市场的发育落后于产品市场的发育，特别是金融部门市场化改革滞后。银行利率固定，不能随行就市。几家大型国有银行吸收了全部存款的70%以上，近80%的银行贷款投向国有企业，其中有较大的部分形成呆、坏账，私营企业几乎得不到贷款。

对各产业、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的数量表达，陈宗胜、樊纲、王小鲁、李晓西等经济学家，各自用不同的方法算出了不同的数据。下面引用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的数据供参考：劳动力的市场化程度“五”估计可达到45％，“十五”预计达到65％；（注：”五”即第个五年计划期间，即１９９６年－２０００年；”十五”是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５年。）

资金的市场化程度“五”为45％，十五预计为60％；生产的市场化程度“五”末达60％，“十五”末达75％；价格的市场化程度“五”末可达65％，“十五”末可达75％；综合以上对劳动力、资金、生产、价格的市场化程度分析（其中在综合中赋予劳动力较大权值，因为劳动力是最重要的生产力），再考虑到我国庞大的政府机构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如主管部门管理、现金管理、专卖管理、人事及劳动管理、各种社会团体介入、国际收支管理、工商行政管理、技术监督管理、卫生防疫管理、计划生育管理、街道办事处介入、市容管理、交通管理、市政管理、计划管理等等行政管理过于庞大。我国经济的总体市场化程度不会超过50％，大致在45％－50％。由此可以估计，“五”末达到55％，“十五”末可达到65％－70％。

需要指出的是，处于行政垄断地位的铁路、电信、电力、金融、保险等行业，出于本身利益，通过种种形式让国家出台有利于他们的政策。如限制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进入，以保持它们的垄断地位；这些行政垄断行业，在金融、财政、税收上获得最大的支持，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处于劣地位。一些高干子弟和其他有权力背景的人，在这些垄断行业起着呼风唤雨的作用。

由于市场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计划经济的思想还大量存在，上世纪８０年代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两种不同选择的斗争还在继续，但不成为政治斗争的重要部分。

第二，无产阶专政还在坚持，但已经松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四项基本原则之一。对于“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的言行还是像过去一样给以打击。但打击的手段、方法，不像毛泽东时代那样血腥。例如，在毛泽东时代，对不同政见的人是用“杀、关、管、批”的手段；现在，如果出版了和中共中央看法不一致的书籍，不批作者，不批文章，而是以种种技术上（如“没有送审”、“超越该出版社会的出版版范围”等）的藉口处罚出版社。意识形态管理部门虽然经常批评这本书，批评那篇文章，但是他们心里明白，这些被批的书（黄色的、腐朽的除外）说的是实话，讲的是真理，如果自己出面批这些书，会留下对自己不利的史记录。所以，他们发禁令常常不发正式公文，而以口头形式，以免留下文字凭据。他们的这些批评，多是职业行为，是做给上级看的。有些书被中宣部查封了以后，它的盗版书在书摊上大量出售，中宣部不再过问。

第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是指导思想，但加上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邓小平理论重新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前面加上了“初级阶段”和“中国特色”的定语。这样，使得中国共产党人可以不受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的束缚，可以放手学习西方的先进管理和先进思想。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把发展经济提到了首位，阶斗争被放到了次要位置。邓小平强调“不管白猫黑猫，能逮耗子就是好猫”的思想，淡化了意识开态的影响，让人们放手发展经济，实现他提出来经济上“三步走”的现代化目标。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淡化了中国共产党的阶性，私有企业主也可以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处于全面衰退的今天，把“人民利益”、“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这些任何政党都可以提出的普适性目标，代替了“共产主义”这个目标，使得中国共产党适应新的生存环境。

第四，中国共产党还掌握着领导权，但这个党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和毛泽东时代相比，中国共产党已经大不相同了：他们不相信传统的教条，而是探索中国进入现代化之路；他们不再唱共产主义的高调，而是脚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地；他们不追求出身纯之以纯，而是吸收一切愿意一起奋斗的人们......。他的宗旨，他的作风，他的成份，都和毛泽东时代有着明显的不同。1995年广为传的文章《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的文章（俗称“左派万言书”）中，用忧虑的心态列举了中国共产党的几大变化：一、党组织的弱化。不少党的基层组织再不像过去那样是“战斗堡垒”，是“铁拳”，是“核心”。而是“陷入了软弱涣散和瘫痪状态”，“像一种骨质酥松症，使党的战斗力大大降低，无法对人民群众实施有力的领导”。

二、一部分党员思想发生了重大的方向性变化。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已经失败，社会主义道路走不通，共产主义是空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已经过时。“有些彻底换了脑筋的共产党员可能像苏共已经出现过的情况那样，拉出队伍，反戈一击，成为反共急先锋。”三、党与工农群众关系的变化。“在相当大的一部分工人和贫苦农民中，感到这个党已经不再代表他们的得益，而代表有知识、有能力、有财富的人的利益，产生离心倾向。

四、部分党政干部腐败。

五、党政领导班子政治素质的变化。“进入地方综合性领导班子的知识分子，学理工医农的多，学文科的少，学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专业的更少。”“左派万言书”对中国共产党存在问题的分析，还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当然，他们是从他们的视角提出问题。

第五，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但贫富差距越为越大。从1978年到200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NP）由3624．1亿元增长到88189．6亿元，增长了23.33倍，远远高于人口增长的幅度（31．5％）。按汇率换算，2000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约840美元，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2000美元。经过２０多的改革，中国经济的确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这块蛋糕的分配不是很合理的。跨世纪前后，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经过数年长期跟踪，分别于1988年、1995年、2002年展开三次全国范围的住户调查，并于2004年初完成的调查报告称，2002年全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454，比1995年的0．437高出1.7个百分点。2002年收入最高的1%人群组获得了全社会总收入的6.1%，比1995年提高了0．5个百分点；最高的5%人群组获得了总收入的19．8%，比1995年提高了1．1个百分点；最高的10%人群组获得了总收入的近31．9%，比1995年提高了1．2个百分点。这些数据意味着富人变得更富了。（李实　岳希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调查》，载《财经》2004年3／4期合刊）这个数据考虑了住房的差别，但没有考虑医疗差别，没有考虑灰色收入，也没有考虑收入最高层的收入。因为最高收入层是很难进入调查样本的。如果考虑这些，吉尼系数可能超过0．5。

基尼系数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最早提出的，它在０到１之间，如果基尼系数为０，则表示财富在全社会平均分配；如果基尼系数为１，则表示全社会的财富被一个人占有。按照国际经验，基尼系数小于0．3属于相对平均；在0．3－0．4之间属于中度不平等；超过0．4，不平等程度偏大。从上面数据看，中国不平等程度已经相当严重了。然而，令人关注的不仅是基尼系数的水平之高，而是基尼系数上升的速度之快。进入新世纪，基尼系数还在继续扩大。

第六，社会阶层与毛泽东逝世时全然不同，社会分化为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

经过２０多年的改革，中国的社会阶层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在《中国社会阶层分析》（杨继绳著，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２０００年）一书中，对改革年代的阶层变化作了系统、全面的分析。最近我又用新的数据对该书作了修订（未出版）。分析方法是，我吸收国外学者五等（上，中上，中，中下，下）简明的优点，考虑各个阶层的职业内容，以财富（收入）为基础，再参照权力、声望因素，直观地将当前中国社会分为以下几个阶层（2004年全国就业总人数是75200万人，我们可以算是每一个阶层占总人口的比重）：1。上等阶层。政府高级官员、国家银行及其它国有大事业单位负责人，国有大型企业或大型股份公司经理、大中型私有企业主，他们的总人数在1100万左右，约占全国从业人员总数的1．5％，这些人构成了中国社会金字塔的顶端。他们数量很小，对社会影响很大。他们掌握着国家重大事情的决策权和大企业的决策权。他们制订一个政策可能影响众多人地位的升降。他们的一项投资决策可能影响成千上万人的就业机会，他们直接或间接控制着媒体，可以影响社会舆论。

在这个金字塔顶端的人们，他们的财富和社会行为常常被高处的“云雾”所笼罩，社会上对他们只能有一个蒙胧的印象，很难得知其真面目。越到顶端越是蒙胧。

2。中上阶层。高级知识分子（约50万）、中高层干部（约50万）、中型企业经理和大型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约800万人）、中型私有企业主（约100万）、外资企业的白领雇员（约80万）、国家垄断行业的职工（金融保险、电信、电力、铁路等行业，约1500万人）总共大约2580万人左右，占全国从业人数的3．4％左右。这些人处于中国社会的中上层位置。对普通人来说，上等阶层是可望而不可求的事，但他们认为经过努力中上阶层是可以达到的。中上阶层是普通人心目中的成功象征。

3、中等阶层。据国家统计局2004年数字，专业技术人员（工业、农业、卫生行业）大约1800万人、高中专任教师193．3万人，普通高校专任教师85．84万人，县以上独立核算研究机构及科技信息与文献机构共有科学家和工程师225．2万人。一般文艺工作者、一般新闻工作者、律师、会计等共约1200万人、党政机关公务员约1100万人、企业中下层管理人员约有1000万人、小型私有企业主300万人，个体工商业者2350万人，，其它处于中等地位的约有1000万人，以上总计9254万人，占全国从业者总数75200万人的12．3％。

4。中下阶层。农民阶层（农村稳定劳动力阶层。主要是指在农村从事农林牧渔业劳动，2004年为30596万人，扣除管理人员剩下约3亿人）；城乡两栖阶层（不稳定劳动阶层，全国最多12000万人，但其中多数统计在农民之列，估计在工农之间有3000万左右）；工人阶层（城市稳定劳动阶层。据统计局最新数字，2002年采掘业558万人，制造业8307万人，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290万人，建筑业3893万人，地质勘察业水利管理业98万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讯业2084万人，总共15230万人）。2002年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的从业人员4969万人，其中没有自己的经营点、专为人打工的约有3500万人。在中下阶层主要是从事体力劳动的阶层。他们的收入地位、声望地位处于中下水平。权力地位更是低下。这个阶层总共约有48730万人，占全国从业人数的64．8％。

在中下阶层中如果再分层次的话，工人较高，其次是两栖劳动者，农民最低。作为两栖劳动者的流动民工的收入在工人和农民二者之间。

5。下等阶层。城乡贫困人口，如农村无地、无业者和城市下岗、失业人员。这部分人约135000万人。其中，城镇贫困人口近2000万人，进城民工贫困人口2500万人，农村贫困人口约9000多万人。（统计局数字，2004年，农村绝对贫困标准为668元，农村贫困人口为2610万人。世界银行估算中国2004年农村贫困人口为1．6人亿人。中国农业大学调查结论，绝对贫困人口为1．4亿左右。我取9000万人），占总从业人数的17．9％左右。

这个阶层的人没有固定收入，他们只能找点临时工作取得微薄的收入，有的连这样的工作都找不到。城市的失业工人和下岗工人还可以得到一点最低生活补贴，农村的无业者成为没有生存基础的游民。他们的子女很少有受教育的机会，他们本人和他们的子女也很难向上流动。

为了构造中国社会阶层模型，我将财富、权力、声望都分成10个等级（最高为10，最低为1），利用现有的各种社会调数据（包括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和我能得到的社会家的调查数据），将不同的职业的财富、权力、声望纳入不同的等级。并利用我所能得到的学者调查数据和实际判断，确定财富、权力、声望三种因素在决定阶层地位中的权数：财富为0．36，权力0．38，声望0．26。例如，高官员的财富等为7，权力等为10，声望等为9，加权综合后为8．66。高级知识分子的财富等级为7，权力等级为6，声望等级为10加权综合后为7．40。最后按加权综合数据排序，数据大的在上，小的在下。加权综合数据7．5以上的为上等阶层，6－7．5的为上中阶层，4．5－6的为中等阶层，2－4之间的为中下阶层，2以下为下等阶层。（见下表）

2004年全国就业人员总数：75200万人。

二十世纪末中国社会阶层模型表社会群体财富等（权数0．36）

权力等级（权数0．38）

声望等（权数0．26）

加权综合等极占从业总人口的比重（％）

所属阶层高官员71098．66国家银行及国有大型事业单位负责人8988．38大公司经理9878．10大型私有企业主10767．821．5％上等阶层高知识分子（科学家和知识界、文艺界名人）76107．40中高层干部6877．02中型企业经理7576．24中型私有企业主8566．34外资企业白领雇员9466．32国家垄断行业中层企业管理人员7576．243．4％上中等阶层一般工程技术人员和科研人员5575．52一般律师5675．90大中学教师5575．52一般文艺工作者6575．88一般新闻工作者6575．88一般机关干部4675．54一般企业中下层管理人员4554．64小型私有企业主7455．34个体工商业者6454．9812．3％中等阶层生产第一线操作工人4243．24流动民工3132．24农民2142．1464．8％中下等阶层城市下岗待业人员2121．62农村困难户111117．9％下等阶层从上面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当前社会分层的特点。从社会和谐角度来看，这些特点都是负面的。这些特点是：80％以上的工农大众处于社会中下层（64．8％）和社会下层（17．9％）。这是中国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

中国社会的中下层和下层是农民、工人和流动劳动者。他们以体力劳动为生，是社会物质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工农劳动大众是社会的基础，他们是向社会付出最大、得到社会回报最少的阶层。这个占就业人口82．7％的阶层处于较低的的社会地位，这与中国的社会发展目标是相悖的。

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城乡差别还将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城乡分割，人为地把人分为两种身份是不公平的。这种不公平正在逐渐消失。但是，它还在社会生活中起着作用。

要完全打破城乡分割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跨世纪前后，全国有1亿农民进城务工，成为流动民工。流动民工在城市工作，却是农民身份。这就把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带进了城市，使中国城市成为“二元城市”。“二元城市”的一元是原有的城市居民，另一元是从农村来城市务工的农民。这两个社会群体社会地位不同，就业场所和劳动报酬不同，生活方式不同，他们的利益诉求和思维方式也不同。流动民工成了城市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但不能融入城市主流，被迫处于边缘地位，处于城市社会的底层。

两个不同的社会群体同在城市的屋檐沿下，而且很不公正地处于极不平等的社会地位，这个屋沿下是很不安全的，更不可能奢谈和谐。

中间阶层比重太小，社会阶层呈金字塔结构。

西方学者提供的资料表明，发达国家中间阶层是一个占比重最大的阶层。整个社会阶层结构呈橄榄形，中间大两头小。而中国的情况不同，中间阶层比重在12．3％，比发达国家小得多。中国的中下阶层和下等阶层比重过大，社会阶层结构呈金字塔状。

金字塔状的砖瓦建筑是稳定的，因为它重心低。而金字塔状社会结构是不稳定的，这是因为下层比例太大，想改变自己地位的人太多。一个社会大多数人没有“恒心”，希望通过社会变动来改变自己的境遇，社会就不稳定。一个社会有较多的人自认为属于中间阶层，这个社会就比较稳定。

上等阶层中的不少人财富和权力的获得渠道不透明高官员，国家银行及其它国有大事业单位负责人，大公司经理，大中型私有企业主。他们的财富、声望、权力，都处于中国社会的顶端。他们是全社会所关注的，但不一定都是全社会所敬重的。他们中的有些人的人格甚至受到社会怀疑。

这是因为他们财富和权力的获得渠道不透明。在众目睽睽中的上等阶层并不都是众望所归，实至名归，这个阶层虽然处于社会上层，但社会并不是全然认同他们。

阶层之间，在财富、声望、权力方面有错位现象一般说来，每个人的社会地位与其受教育的情况是正相关的。

但是，中国有些上等阶层的人受教育程度不是很高。这种现象在财富地位上最为明显。各阶层之间，在财富、声望、权力方面，有整体发展错位现象。如知识分子的声望地位高，而财富地位低，私有企业主财富地位高，而声望地位低。政府官员权力地位高，但财富地位较低。这种错位说明现有的社会分层并不是很稳定，也会带来一些弊端。如官员和私有企业主就可能在私下在权力和金钱上互通有无。

通过以上阶层分析可以看出，中国改革进入20年，改革前的社会不公正问题有些解决了（以政治身份来确定其社会地位），有些没有解决（如城乡身份问题）。改革以后又出现了新的社会不公正。进入80年代后期，社会公正问题就开始显露，到90年代中期，社会公正问题更显突出。

改革期间的社会不公正的主要表现是，对改革的代价承担和对改革的收益分享不对称。

对旧体制的历史责任大、对改革成本和风险承担小的社会阶层，应获得较少的改革收益；对旧体制历史责任较小、对改革成本和风险承担最大的阶层，应获得较多的改革收益。众所周知，对旧体制的史责任大的和对改革成本承担较小的社会阶层是各掌权者及他们的亲属和朋友，对旧体制史责任较小和对改革成本付出较大的阶层是工人和农民。而中国的现实情况是扭曲的：改革中获益最大的是更多的各掌权者及其亲属和朋友，改革收益较小的是工人和农民。当然，对旧制度的历史责任是不应当追究的，但制度变革的成本的收益应当大体对称。农民在旧体制下受损最大，在改革初期得到了一部分补偿，而1984年以后，农民一直是弱势阶层之一，还继续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和种种经济负担来承担改革成本和城市化成本。工人，在旧体中名义是主人，实际上没有得到足额工资（工资的另一部分，即医疗、教育、住房的费用由国家集中，国家给职工提供保障，实际没有很好地保障），改革后通过下岗来承担改革成本。

强势群体中的某些人利用手中的权力资源，扼守新生阶层上升的通道，收取种种形式的“买路钱”。他们以改革的名义捞到足够的利益以后，又用其强势地位，使改革向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企图使制度始终保持对他们有利的状态。这样，就造成了制度性社会不公。

在跨入新世纪前后，中国政治斗争的内容和形式与改革初期和中期有所不同。社会公正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思考和争论。但是争论的双方不完全是原来的保守派和改革派。政治斗争将是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争夺利益的斗争，将是弱势群体反抗强势群体以维护权益和争取权益的斗争。这种斗争反映在知识界，是不同思想派别的争论。（此段兰字在初版中就有，上次发给你的修订稿将此段误删，现恢复。）

第2节 令人瞩目的阶层冲突

在跨世纪前后，中国社会阶层还没有完全形成阶意识，没有成为自为的阶。从这个意义上说，阶层之间也就不会有自觉的阶级斗争。

但是，各阶层之间利益并是不完全一致的。阶层间的摩擦和冲突有时还是很激烈的。这种冲突表现为群体事件。所谓群众事件，就是大规模的示威与骚乱。在一定意义上说，群体事件就是阶层冲突。自上世纪90所代中期以来，群体事件逐年增多。据公安部门统计，1993年有8700起，1999年32000起，2000年5万起，2003年58000起，2004年骤升到74000起。2004年的群体事件是1993的8．5倍。

群体抗争事件频繁发生，不仅对社会安全产生严重影响，也会动摇人民对政权的信心。对群体事件不能简单地用“救火”的办法来扑灭，要研究深层原因，从根本上采取对策。

根据对近年发生的群体事件的分析，阶层间最容易发生磨擦起火的以下几危险点：第一个危险点：工人利益受到侵害引发劳资冲突劳资冲突较多地发生在私营企业和小型外商投资企业之中。不少私有企业劳动条件恶劣，工人在缺乏基本劳动保护的环境中劳动。这些企业里的雇工大多是单个或小群体的外来农民，面对很不充分的劳动力市场信息，加上劳动者之间的激烈竞争，他们只能被迫接受不公正的条件，在企业里，又没有保扩他们利益的劳工组织。地方政府急于引进外资发展地方经济，在劳资矛盾中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企业一方。中国劳动力的供给远远大于需求，是买方市场。在劳动力的买方市场上，分散的劳动者面对有组织的企业，只能处于被宰割的地位。工人对待资方不公正的待遇采取的对策是：“跳槽”，离开这家企业，另找新的工作；消极怠工；破坏机器（深圳曾发生过一起纵火案，却使一些无辜者受害）。这些都是单个人或小群体行为。在个别地方和企业，在矛盾比较尖锐的时候，工人也曾自发组织过罢工，但范围不大，影响面小，常常被资方另招来的新工人所瓦解。有的罢工引起了政府的重视，在政府的干预下，投资方作些让步，但事后资方很快将罢工组织者开除。这些劳资冲突虽然没有发展为重大的社会事件，但潜在的不安定因素是很危险的。

劳资冲突不仅发生在非公有制企业，也发生在国有企业。在国有企业的资产重组过程中（企业兼并、拍卖、破产）

重组方案没有听取职工的意见，职工的利益受到侵害，是上世纪末以来劳资冲突的一个爆发点。国有资产重组必然伴随大批工人下岗。如果下岗工人缺乏生活保障，很容易引起社会冲突。特别是那些产业单一的资源性城市（如以矿区形成的城市），资源采尽以后矛盾最为尖锐：这里产业单一，除了开发资源没有别的生路；这里下岗工人最集中，最容易引发集体性冲突；这里的工人“同质化”程度很高，内部队意见很容易一致。对这里的下岗工人安置不当，很容易引发群体性骚。上世纪末，辽宁一个出产钼的矿业城市曾发生过大规模冲突。全国资源性城市有一百多个，如果不及早发展后续产业，不采取妥善安置工人的措施，资源采尽之日，就是矛盾爆发之时。

进入世纪以后，有些国有企业因“买断工龄”引发了群体性事件。所谓“买断工龄”，就是按工龄长短，一次性地补偿下岗工人一笔钱，从此以后，他和企业脱离关系，医疗、养老、教育、住房以及其它一切都与企业无关。每一年工龄补多少钱，与企业的现状和支付能力有关。效益好的企业多一些，效益差的企业少一些。一般情况下，有10年工龄的工人，可以拿到两万元左右。

长期以来，中国的国有企业的冗员高达三分之一以上，这是企业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下岗分流，减员增效是提高企业竞争力必不可少有措施。

从企业角度看，买断工龄是减员增效的一个比较简单可行的办法。但实际情况相当复杂。“买断”的价格是多少？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工人得到的工资不是足额的。从理论上讲，工资是劳动力再生产的价值，也就是维持工人本人及其家庭物质文化生活所必须的那部分生活资料的价值，应包括、衣、食、住、行，教育、医疗等方面的费用。当然，这是在一劳动生产率条件下的社会平均数，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伸缩性也是很大的。在统包统配的劳动制度下，本应属于工资的一部分的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费用都由国家扣下了，再由国家对他们进行终身保障。但是，由于当时国家经济效率太低，政府说是包下来，事实上又包不下来，多年来工人的生活质量很差，为企业干了几十年，连一间像样的房子也没有。现在要工人和企业脱离关系，就得把过去由国家集中起来的、用于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的那部分钱退还给工人。买断工龄，“买断”的价格就是在工人在职期间，理论工资和实际工资的差额的总和。这笔钱的数额巨大。由于多年国家投资效益差，国有企业经营效益低，这笔理论上集中起来的工资差额，实际是不存在的。国家只能从现有财政中拿钱，也就是用今天的财政偿还史旧帐。今天的财政没有能力拿出这笔钱来补偿工人，只能由企业对工人进行补偿。企业效益不好，买断时工人所得甚少，会引起工人不满。企业效益好，减员以后企业效益更好，也会引起离开企业的工人不满。如果在岗工人一年的收入就超过了他一次“买断”时所得，他们会说：这企业是我们多年劳动的结晶，这么好的效益我们不能没有份！所以，群体性事件相当多是在效益好的企业里发生的。如大庆油田、胜利油田发生的大规模的群体事件就属于这种情况。

第二个危险点：因土地和移民问题而引发冲突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中央政府要求土地承包30年不变，使农民有长期有保证的土地经营权，但有些地方的农村干部热衷于短期承包、频繁调整，在再一次发包中获取利益。在农村耕地流转过程中，很容易引发群体事件。

随着城市化的加速，工业建设项目的增多，工业和城市建设与农争地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围绕土地的补偿费用和失地农民的安置，经常引起矛盾，甚至暴发大规模的群体事件。

我的老朋友、新华社高级记者邓全施曾在四川、海南等新华分社任社长，他对这方面很有研究，最近写了《农民问题备忘录》一书，其中的资料是他亲身经的，下面的内容摘引自他这本书。

海南省政府政策研究室的一份关于全省土地问题的“通报”披露，1997年以来，全省19个县、市都有涉及土地纠纷而引发群体事件的问题。据统计，从1995年至2000年8月不到6年的时间里，总计发生纠纷9273宗，涉及土地面积98603公顷。截止2002年8月，仍有6911宗涉及73085公顷土地纠纷未作处理，因此不断引发群体事件。

海南省乐东县在农业开发用地的流转中，由于一些基层村组干部与承包开发商人或权势寻租者勾结，暗箱操作，个人说了算，根本不经村民代表或村委会讨论，就向外发包集体土地。这样的有“问题”的土地面积约占流转土地总面积的59.8%。如黄流镇孔汶村委会将土地发包给商人、关系人和某些干部的亲属，所得款项村干部集体贪污。孔汶村农民多次上访得不到解决，后来数百名农民包围黄流镇政府，与政府工作人员理论而发生冲突。这就是发生在2000年8月29日的所谓黄流农民“冲击镇政府事件”。后来在国务院领导人朱镕基、温家宝的直接干预下，中共海南省委派出得力干部调查处理，事件才得以平息。

就在孔汶村事件不久，黄流镇的东孔村又出事了。这也是干部违法越权对外发包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农民在多次上访、上告得不到调查处理的情况下，才把承包土地的老板的几台抽水机扣留，拉回村里等待谈判解决问题的。村民们也征求了承包人的同意，承包人在抽水机上打上了标记，以便今后认领。可是三天后，乐东县公安部门以“损害公私财产罪、伤害罪”为由，于2000年11月4日下午2时，动用警力几百人，携带全副武装，围剿不足300户的东孔村，冲击民房，打坏门窗，砸烂神牌、神坛，并抓走无辜妇女6名，其中学生2人。公安局还放出风声要抓走村里几十人。

村民为了逃避灾难，出走他乡，全村怨声连天，酿成影响极坏的“11.4事件”。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苏厚，在《未泯集》一书中记叙，他接到东孔村5名村民代表的《血泪控诉》后，带领工作组先后三次到乐东县调查促办此事，终于使越权违法对外发包农民集体土地、侵犯农民合法权益、贪污土地承包款的村委会党支部书记孙某被判处有期徒刑；让县委和公安局领导到东孔村向农民赔礼道歉，并赔偿民房损失近7000元；还依法修订完善了土地承包合同。

《农民问题备忘录》一书还分析了在四川省因土地问题引发的冲突。其中最突出的是洪雅事件与汉源事件。

洪雅事件是2003年12月7、8日发生在四川省洪雅县瓦屋山水电站工地的农民群体事件。农民因水电站工程淹没房屋、土地、及生产设施的赔偿问题，与工地和镇政府发生矛盾冲突，数千农民把350名公安干警和预备役官兵包围在瓦屋山镇政府的办公楼上。眉山市政府主要负责人赶到现场，与农民们见面谈判，认真采纳了农民的合理意见，使问题迅速顺利解决。

汉源事件是指2004年10月27日至11月9日，发生在四川省汉源县瀑布沟电站库区移民的群体请愿事件。瀑布沟电站要截断大渡河，搬迁汉源县城，移民10万多人。事件起因是库区移民认为补偿标准过低，从4月开始不断到中央、省、市、县有关部门反复上访，呈递了80多份报告和万人签名的“万言书”。但均未引起应有重视。10月27日，电站导流洞开始进水。移民认为他们提出的问题尚无解决迹象而世世代代的家园即将变成汪洋，蓄积已久的怨愤顿时燃烧。28日，在工地聚集静坐的农民估计最多达到3万人。现场出现混乱，29日晨一农民遇车祸意外死亡。有人鼓动抬尸游行，数千人包围汉源县政府，并打砸抢。县城多数商店关门，汉源四中学生罢课游行。29日下午，电站业主国家电力大渡河公司同意暂停施工，汉源县县长到工地向移民承诺暂时停工。群众情绪缓解，移民尽数散去，社会秩序恢复正常。11月2日晚，在汉源的省委工作组通知电站业主“明天上午9点复工”，当地电视台反复放雅安市政府“电站复工”的公告。农民感到被骗了。3日下午，大批农民再次聚集电站工地。4日多达万人以上。警民发生流血冲突。5日事态进一步恶化。5日晚中央工作组入川，采取得力措施，使得这一重大群体事件得到和平化解。事后，中共四川省委通过深入调查，逮捕了在此次事件中犯有贪污农民补偿款、入股淹没区经营矿山牟利、及暗中煽动农民闹事等罪行的腐败干部。

撤换了某些渎职失职官员。

除了邓全施记载的海南省和四川省的事件以外，全国其它各地都发生过很多与土地有关的群体冲突。如2005年6月，河北省定州事件。是因建设电厂占地和当地农民发生了大规模冲突。2005年12月，广东省汕尾事件。也是因为电站建设没有解决好失地农民的利益而发生大规模冲突，并且出现了严重的流血事件。

第三个危险点：农民和农村强势群体的直接对峙如前所述，广大农民处于社会的中下层。而和他们直接面对的是一个农村强势群体。这个农村强势群体是由乡村干部、乡镇企业经营者、私有企业主、粮食收购店、派出所、工商、税务等单位的负责人组成的。农村强势群体在整个社会上来看，不算上等阶层，但在农村，他们有钱有势，临驾在农民之上。在有些地方，农民和这个群体势同水火。

村民委员会本应是农民的自治组织，如果真正按民主程序产生，可以加强农民的政治参与，从而可以缓和阶层间的矛盾。但是，村民委员会实际是乡镇政权的延伸。而乡镇政权的权力高度集中于党委，村党支部的领导班子是由乡镇党委任命的，而村民委员会的领导成员的产生，党支部起着决定性作用。党支部书记是村里的第一把手，村委会主任只是村里的第二把手。第一把手由乡镇党委任命，乡镇党委和村支部书记不喜欢的人怎能选上第二把手？所以，媒体热衷炒作的、连撒切尔夫人、克林顿也抱有很大期望村民委员会的选举，80％以上是徒有形式，不能反映农民的意愿。

乡镇一级政权有着强烈的权力扩张行为。党委、政府、乡镇企业高度一体化，党政财权高度集中于乡镇党委，又缺乏权力制衡。市场经济的唯利是图和农村的封建残余结合在一起，使得“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成了挂在墙上的空洞口号。乡镇企业是农村的财源。乡镇企业的领导成员是乡村的肥缺，为谋得这个职位，需要投入很大的成本。某人一旦任命为厂长以后，他首先考虑的是尽快把谋求职务时的“投入”收回来。第二是考虑购买小汽车，还要用乡镇企业的钱来招待和拉拢乡镇政府官员，在乡镇政府的积极活动下，乡镇企业大量从银行贷款。什么时候银行给企业的贷款花光了，企业也就差不多倒闭了。乡镇政府背上了一大笔贷款包袱，银行的利息耗尽了政府的财政，挤占了教育经费。对这其中的内幕农民是看得很清楚的。他们敢怒不敢言。一旦矛盾激化，农民就可能采取过激的行动。

由于农村基层政权被强势群体所把握，或者代表这个群体的利益，所以，农民和这个阶层的矛盾常常表现为农民和基层政权的矛盾。而基层政权的重要职责是“收粮派款，刮宫引产”，和农民的利益相悖。所以，近几年来，农民和基层政权直接冲突的事件履履发生，其中有些冲突规模很大。就在毛泽东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地方，在上世纪末发生了几次群体性冲突，其规模之大，行为之激，令人震惊。

在农村基层，强势群体和广大农民正面对峙，这里“着火点”最低，矛盾最尖锐，在这里最容易发生社会冲突。

这种冲突是危及社会安全的触发点。一旦触发，就难以熄灭；不迅速熄灭，就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引发冲突的常常是预料不到的偶然因素，但其根本原因是农村强势群体过于张狂，使农民忍无可忍，不得不愤起反抗。从近年来发生的多起事件来看，不外乎以下几个触发点：第四个危险点：低层群众对上层腐败强烈不满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次又一次的民意调查都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群众最不满意的是腐败。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除了权钱交易没有得到节制以外，腐败又在几个方面有所发展：一是干部选拔、任用方面的腐败；二是公安、检察、司法的腐败；三是“官－商－黑”三位一体的情况开始出现。除了官员腐败引起群众强烈不满以外，有些暴富者为富不仁也引起群众强烈不满。

因此，在一部分底层群众中存在着“仇富”和“仇官”心理。

重庆万州“局长”打挑夫引发万人群体事件，就有“仇官”心理的作用。

2004年6月18日下午1时许，「棒棒」（挑夫）余继奎途经太白路中段时，肩上的扁担撞上了后行的胡权宗的妻子曾庆容。曾庆容打了余继奎一耳光，胡权宗将余继奎的扁担夺过来，朝他的脚上连续击打。由于胡自称自己是局长（实际他是万州昊盛房地产水果批发市场的普通职工），出了什么事花钱可以摆平。胡的举动引起了周围群众的公愤，并由此造成数百名人围观和指责，致使交通堵塞。

不久后，当地警方接报到场，但警员问了“局长”夫妇几句话后，就强行驱散周围的民众，并将“局长”夫妇送上警车。围观群众以为警方保护了“局长”，更加愤怒，大批人聚集在太白路，堵塞交通，要求政府对此事作出回应。

接着包围了区政府大楼，“交出凶手”、“严惩凶手”的叫声此起彼落。官员和警方则组成人墙，防止人群冲入，双方一度冲突。万州区委副书记、区长吴政隆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启动突发事件处置预案。公安局亦马上抽调大批警员，保护党政机关及商场、银行等重要场所。傍晚，万州区常务副区长李世奎发表电视讲话，承诺当局一定查明真相、严惩肇事者，劝导群众离去。此时，示威者已开始推倒警车，并纵火焚烧，用砖头瓦块砸政府建筑。官员和警察开始时在上级再三指示下，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群众愤怒稍事平息，当局开始强制清场，上千防暴警察全副武装，强行驱散大楼前和广场上的人群。对极少数趁机搞打、砸、抢烧的违法分子采取了果断处置措施，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2005年的池州事件，既有仇官、也有仇富的心理起作用。2005年？月26日下午14时40分，安徽省池州市城区翠柏路菜市场门口，一辆挂着苏A牌照的丰田轿车将一行人刘亮挂伤，双方发生争执，车上司乘人员将刘亮殴打致伤，引起部分市民不满并向池州110报警，华路派出所立即派人赶赴现场，及时将刘亮送往池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室就诊，并将肇事者连人带车带到派出所接受调查。

肇事者被带到派出所后，部分围观群众怀疑警察偏袒“乘轿车”的，跟随到派出所和警方对峙，人愈集愈多。闻讯赶来的市领导出面与市民对话，效果不佳。18时左右，一些好事者开始推砸肇事车辆，将丰田轿车砸得面目全非并掀翻。18时50分，现场围观群众逾万人，有人点燃轿车，并向着火的车辆扔入鞭炮，引起骚动。19时，有人又瞄准了一辆停放在派出所门前的警车，将警车推堵到派出所门口，一边点燃车辆，一边燃放鞭炮，顿时浓烟四起，现场混乱开始升级。指挥部派武警维持秩序，但围观群众太多，场面无法控制。19时05分，又有人开始袭击现场武警，6名武警被石块砸伤。赶来灭火的消防车，不但消防栓被抢，车子也被推离现场十余米。19时25分，派出所电源被切断，有人向室内扔放鞭炮。19时40分，停放在翠柏路上的一辆宣传车和一辆警车同时被点燃。20时03分，一群人围攻附近的东华东超市，并破门而入进行哄抢。3个多小时以后，超市被洗劫一空。至23时许，现场仍聚集2000余人。

下午18时，指挥部在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成立。市长谢德新等市领导紧急磋商，形成方案：加大宣传攻势，疏散不明真相的群众；鉴于池州警力严重不足，请示省公安厅调集警力紧急增援；部署调查取证工作等。21时许，副省长、市委书记何闽旭赶到池州传达王金山省长特别指示：要尽快疏散人群，严防不法分子继续作案，同时做好调查取证工作，严厉打击不法分子。23时，省公安厅厅长崔亚东赶到指挥部，简短听取汇报后，指示：果断采取措施，控制局面。23时40分，700多名警力冒雨开赴现场，局面迅速得到控制。几名涉嫌人员被公安部门当即抓获。（2005年06月27日16:33池州日报）

显然，“仇富”和“仇官”是一种不正常的社会心理。富人中多数财富来源是正当的，多数人对社会是有贡献的。

官员中有很多执政为民的好官。仇视他们是以偏概全，不利于社会和谐。但是，“仇富”和“仇官”心理的存在，部分官员腐败和部分为富不仁者存在的反映。

与官员腐败和为富不仁者相对应的是大批产业工人下岗和农民的贫困。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中，中间阶层十分薄弱，低层社会的意愿也缺乏足够的表达空间。在这种社会结构中，高层社会和低层社会之间缺乏缓冲的中间地带，很容易形成低层社会和上层社会的二元对峙。

上述种种危险点最容易引发群体事件。

如何对待群体事件，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态度是，积极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实行言论自由，让各个阶层、特别是弱势阶层有表达意见的畅通渠道。政府利用公权保证各阶层协调发展、并使弱势阶层的权益不受侵害。另一种态度是，把群体性事件看成是群众闹事，企图用警察等强制手段，把它消灭在萌芽之中。有些当政者更倾向于后一种态度。

最近几年，中共中央把减少群体事件的任务层层落实到各地方政府，作为对各领导干部的考核内容。其本意是要求地方政府努力化解矛盾。但地方政府无力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好动用军警对付群众，抓捕闹事带头人。近两年来，各地都在加强军警对群体事件的控制力度。一些基层公安干部把对会群体事件当作一项重要任务。山东省东营市公安局局河口分局指挥中心主任荆某在一篇报告中写道：“基层公安机关处在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的前沿，既要有应对突发性治安事件的心理准备，又要有足够的警力作为保障。要加强指挥系统建设，强化信息控制、后勤保障和应急队伍建设。要强化平素训练和预案演练，确保群体性治安事件一旦发生，能够‘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做到‘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各地都加强了警察对付群体事件的演练。据报道，深圳市针对大规模群体性突发事件组织了一次有700名警察的大演练。广东佛山巡警为了应对群体性事件，进行了大规模演习，报道描述道：“全身装备的防暴队员排出整齐的队列，利用手中的盾牌将滋事人群往后压，但人群仍手拿木棍向防暴队员猛击。民警命令警犬对着人群狂吠，同时后面两辆防暴车连续发射了七枚催泪弹。仅10多分钟时间，一场群体性事件被及时制止了”另有“南宁举行处置群体性事件演练”报道说：“8月7日，广西南宁市举行处置群体性械斗事件演练，整个演练紧紧围绕即将开幕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安全保卫工作实战需要，演练运用科学的指挥系统，参演人员反应迅速，决策果断，充分检验了有关部门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协调作战能力。”有的媒体发了演练的照片：“公安干警在演练中抓捕‘带头闹事’人员”、“村民与公安民警进行‘械斗’的演练”。各级政府鼓励对群体事件“果断处置”，《武汉晚报》报道：“恩施州公安机关在恩施州委州政府的领导下，对当日发生在利川市团堡镇堵塞国道、打砸抢烧、暴力冲击党政机关的群体性暴力事件进行了果断处置。2月7日下午1时许，柴家湾村等地村民约300多人利用当日赶集人多的机会，有组织地乘车涌入团堡集镇，围攻冲击镇政府，堵塞318国道，造成150多辆车辆被堵，并烧毁和砸烂车辆，用石块和砖头等物暴力袭击，砸伤在现场维护秩序的公安干警和群众。州公安局、利川市公安局、恩施市公安局、州武警支队迅速调集警力，采取果断措施将领头闹事者强行带离现场，疏散闹事群众，迅速平息了事态。”维护社会治安离不开警察。但是，过分迷信警察的力量、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能使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一旦激化到警察也控制不住的时候，就会引发上层的重大政治震荡。这种政治震荡可能有两种绝然不同的结局：一种结局是使专制更加强化，警察对社会控制更加严密；另一种结局是通过政治突变，使民主化进程发生重大突破。到底是哪一种结局，取决于社会上民主力量的强弱。

第3节 新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争论

在从20世纪跨入21世纪的时刻，在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两侧，有两个思想派别进行着激烈的论战。右侧是自由主义，左侧是新左派。尽管中国普通百姓对这场论战并不十分在意，但国内外知识界对它十分关注。

这场争论是中国社会发展进入了新的状况下出现的，是改革面临原来没有料到的新问题而出现的。这场争论不是纯粹的学理之争，而是中国知识界着眼于中国20年改革的实践，对当前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进行的思辩。然而，这场争论提出的问题的广度和深度，却远远超出了20年改革的时限。它关系到中国改革下一步如何走，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的道路。

从每一位参与争论的学者来看，很少有纯之又纯的自由主义者或纯之又纯的新左派。同一位学者有些看法是自由主义的，另一些看法又和新左派接近。号称同一派别的学者们对某些重大问题的看法又大相径庭。所以，我曾认为，中国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新左派，也不存严格意义上的在自由主义派。然而，尽管人物阵线不十分清楚，但两种不同认识倾向是明显存在的。我的梳理工作与其说是梳理两个思想派别，不如说是在梳理两种思想倾向。

是什么人在争论？

改革初期（80年代初）参与改革讨论的只有经济学家。当时我曾写文章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仅靠经济学家是不够的。”目前参与这次争论的有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文学家、经济学家。在冷冰冰的经济学中注入了人文关怀和哲学思辩，多学科的专家们对当今社会进行联合会诊，当然是一件大好事。

中国的自由主义学者队伍有一个奇特的现象：断代遗传。其主要力量是50岁以下和75岁以上的人，60岁左右的人很少。这是因为60岁左右的人在上学时没有机会接触自由主义的书籍，而且学的是俄语，到了能够看到自由主义书籍的时候，由于年龄原因，吸收知识的能力已经大大下降了。但总的来讲，自由主义队伍拥有人才优势。

75岁以上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学者当中，李慎之（1923－2003）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他年少时对国学有相当深的造诣。青年和中年对西学又有精深的研究，新华社国际部的工作使他有世界眼光。中年以后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先后任美国所所长和副院长，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研究颇深。邓小平出访美国李慎之任随团高级顾问。像李慎之这个年龄的人还有一大批，我称他们为“两头真”的人物：青年时代为追求真理真诚地参加革命、离休以后大彻大悟并真诚地直面社会现实。境外有的媒体称这批人是“党内民主派”，其实他们是自由主义派。如李锐、杜润生、于光远、胡绩伟、李普、朱厚泽、曾彦修、吴象等。

自由主义者新生代的队伍人数众多，从20多岁到40多岁，分布在经济学、政治学、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新闻学多个领域。由于种种原因，有很多青年学者持自由派的立场，但不敢承认自己是自由主义者，因此我不能举出他们的名字。自由主义者借着改革开放的话语条件，宣扬市场经济理论，批判行政权力扩张；宣扬自由精神，批判行政强制；呼吁政治开放，批判专制政治……，只要不明显挑战“四项基本原则”，他们的论著是不愁发表的。

中国改革开放20年以后，中国社会出现令人震惊的腐败和社会不公正现象。我们不能说“新左派”是社会不公正的专职批判者，但可以说，如果社会状况良好，也许不会出现“新左派”。9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对社会不公正的不满，中国普通百姓中产生了对毛泽东的怀念。他们已经忘却了毛泽东在世时的恩恩怨怨，把毛泽东升华为一个象征社会公正的符号。与此同时，老百姓对近年来新起的上层社会采取不认同的态度。新左派从上述群众情绪中吸收了思想灵感，重申毛泽东时代的某些价值，并大力批判“垄断精英”，自称社会底层的代言人。

新左派的左，是指他们对市场经济的疑虑，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经济全球化的抵制，对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热衷，对传统社会主义的留恋。这些和老左派很相似。在某种情况下，新老左派会合流，共同声讨自由主义者。老左派对新左派的出现是高兴的。老左派的刊物上（如《真理的追求》、《中流》等）常有新左派的文章，但新左派的刊物上很少有老左派的文章。

新左派的“新”，一是相对于老左派（邓力群、王忍之、袁木等）而言，他们是新生代，是30多岁到40多岁的中青年知识分子，而且不少人有在国外学习的经；二是他们的思想来源和老左派有不同的地方，老左派的思想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新左派吸收了现代西方“后学”的思想；三是和老左派产生的背景不同，老左派面对传统体制的解体，以维护传统制度的面目出现，在改革过程中强调“姓资姓社”；新左派面对改革出现的新问题，批判业已形成的市场经济的现实。四是指他们很多主张与老左派不一样，例如，老左派否定“文革”，新左派认为“文革”有不少值得肯定的东西；对毛泽东，老左派“三七开”，新左派是“二八开”，肯定的比例更大一些（自由主义者对毛是“倒二八开”，认为毛是中国最新最大的专制主义代表人物），对民主的渴求、对特权的憎恶新左派与老左派泾渭分明。他们虽然都把自由主义当对立面，但处理方式有点不同，老左派视自由主义为异端，用政治武器来打压；新左派视自自由主义者为论敌，用理论武器来批判。

１９９２年以来，陈云、李先念、王震、胡乔木等相继逝世。随着时间的推移，老左派影响日渐消失，新左派有可能取代老左派的地位，成为抵制市场经济和西方政治制度的重要力量，成为社会主义原则的辩护士，成为毛泽东的辩护士。

新左派的优势是：一是以某些民众情绪为依托（对社会不公正的不满情绪、民族主义情绪和近百年造就的反西方情绪）；二是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环境中，有着语境优势；三是有《读书》、《天涯》等杂志作为阵地。在这场争论中，新左派采取攻势，自由派处于守势（也可能是有意淡化）。

争论双方的处境与政府对他们的态度有关。双方都声称自己受到的压抑，都说对方在政府那里“得宠”，都说对方是政府用来打压自己的工具，这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作为知识分子的思想派别，不管立场如何，都以批评现实社会为职志。所以，自由主义者也好，新左派也好，都从自己的角度批评时局，批评政策，批评不良的社会现象。他们一方面小心地与政府保持一定的距离，以维护自己的批评资格；另一方面希望政府采纳自己的意见，并以意见被采纳为荣。

政府既吸收二者的某些思想来修订方针政策，又对二者的某些方面进行限制，防止他们过分越轨以影响社会安定和政府的权威。新左派对传统社会主义的依恋、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中国当今的主流思想吻合，使他们有时登堂入室；而新左派中的激进一翼否定中国市场化改革思路、否定参与国际竞争的必要性，与当今主流思想相悖，也可能成为政治上的反对派。自由派对市场取向改革的赞同，对向西方制度学习的热情，与主流思想的改革开放相吻合，使他们有时进入“高参”行列；而自由主义中激进的一翼对英美社会制度的崇拜，对专制制度的激烈批评，对经济私有化的公开鼓吹，与主流思想很不合拍，也可能成为政治上的反对派。不过，在中国当前的情况下，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相比，具有明显的“话语优势”，主流思想对自由派持有更多的警惕，常常当作“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基础而加以防范。

他们在争论些什么？

这场争论内容十分广泛，既有学理上的，也有实践中的；既有史的，也有现状的；对中国改革前制度的评价，对20年改革开放的看法，对当今中国社会状况的判断，对今后道路的走向，双方都有重大分歧。

对中国目前社会现状的看法改革20年以后中国社会现状如何？争论双方各有不同的评估。

新左派认为中国社会发生了质变。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的市场社会，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中国当前的社会问题归结为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及其在中国的肆虐。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批判已经过时，当前的批判对象应当是资本主义，是市场霸权。

自由主义者认为，“我们认为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就社会性质和社会制度而言，和1949年建立、经50，60，70，80年代的社会和制度是一脉相承的，没有革命，没有断裂，没的质变。”（徐友渔：《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他们认为，毛泽东晚年的极左路线，在社会主义名义下实行的专制、几千年的封建残余还在阻碍中国前进，对这些东西进行清理和批判是尚未完成的任务。是坚持继续批判这些东西还是阻挠这种批判，这种思想斗争还在继续。

新左派认为，目前中国的改革越来越走向自由主义所倡导的模式，中国正在进入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当前“中国社会的各种行为，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行为甚至政府行为，都深刻地受制于资本和市场活动。”“80年代中国的启蒙思想所许诺的‘好社会’不仅没有伴随经济市场化而到来，市场社会本身呈现了新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更加难以克服的矛盾。”（汪晖：《当代中国思想状况和现代性问题》）新左派满怀忧虑地问道：“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究竟是谁在统治，是人民呢还是寡头？是权力呢还是资本？这是需要深思的。在全球化潮流下，跨国公司正在系统地、有步骤地剥夺世界各国人民的民主权利，正在把我们这个世界带向奴役之路。如果看不到这一现实的威胁，恐怕就谈不上懂得民主。“（韩德强，2000）

自由派认为，目前中国虽然存在种种问题，但正在从不合理的体制走向合理的体制，走向人类文明的主流。他们所说的人类文明的主流就是以英美为标志的价值体系和社会制度。“对于自由主义立场而言，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问题再多再严重，也只能硬着头皮向前走，决不能走回头路，决不能返回衣、食、往、行都被人包办，种什么，造什么，卖什么都得等上级指示的那种日子。”（徐友渔：《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

对当前的社会结构的变化，自由主义者持乐观的态度。他们认为，20年的改革，已经在政府之外开始出现了新的社会结构，这种新的社会结构可能是将来中国的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雏形，在中国的社会发展中是将成为一支重要力量。因此，让这种新的社会结构进一步发展是一条必由之路。新左派认为上述看法是当今既得利益集团虚构的神话，他们认为，这20年所形成的不是中间阶层，而是新生的资产阶，是垄断精英，垄断精英是改革中社会不公正的既得利益者，是需要限制的、而不是应当鼓励发展的阶层。

中国正处在十字路口，搞得好，就可能建成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搞不好，就可能形成一个金权、家庭统治的新型专制制度。就像某些南亚和拉美国家一样。这是两派一致的看法。但是，新左派认为这种危险在于市场霸权和垄断精英，自由主义者认为这种危险在于没有得到改革的原有的权力结构，在于中国两千多年相沿成习的专制主义。

面对当前现状，自由主义者认为只有制度创新才能走出困境，而制度创新的目标就是西方已有的“民主宪政”，但是，在目前的语境下，这个目标他们说不出口；新左派没有提出自己的明确纲领和解决问题的办法。

对社会公正问题的看法中国改革进入80年代后期，社会公正问题就开始显露，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公正问题更显突出。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都承认社会不公正问题的存在，但对不公正产生的原因和解决办法大相径庭。

自由主义者认为，社会公正问题的根子在于没有得到改革的垄断性权力结构。中国的改革是利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权力来构建市场经济体制。原来权力持有者及其亲属，就利用社会资源再分配的机会为自己谋利。在经济运行过程中，行政干预过多，“寻租”现象泛滥，权钱交易每时每地都在发生。依靠权力发财是最大的社会不公正。他们还认为，改革开放20年以后，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上层建筑几乎没有什么触动。这是公共权力进入市场交易的根本原因，也是继续产生社会不公正的根本原因。因此，他们强调要加快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使其适应市场经济的基础，强调让公共权力退出市场减少“寻租”机会，强调建立对政府权力有效监督与制衡的政治体制。

新左派不仅批评自由派想“经由市场自然达到国内和国际领域中的公平、正义和民主不过是另一种乌托邦而已。”还把不公正的原因归罪于市场，归罪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归罪于过去多年强调的“资本主义的固有弊端”。他们认为当今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的根本原因是市场竞争造成的“强者越强，弱者越弱，使强者可以越来越肆无忌惮地对弱者进行压榨和剥夺”。他们认为，在资本和市场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已经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的问题同时也是中国的问题，对中国问题的诊断同时也是对日益全球化的资本主义问题的诊断。

自由主义者对此反驳说，当今中国的贪污腐化无一不是当权者在滥用不受制衡的权力违法乱纪，搞权钱交易，这和近年来从西方引进的市场经济没有关系，恰恰相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权力制衡机制和完善的法律体系正是遏制腐败的有效武器。

新左派指摘自由主义者对借改革之名化公为私、大肆掠夺国有财产的现象保持沉默。认为自由主义者是垄断精英的代言人。

自由主义学者认为，只有自由才是实现公正的基本方式。真正落实市场原则（自由竞争，公开透明），就可以达到相对公正分配。从经济上来说，只有尽可能减少行政干预，保证自由交易，社会不公正问题就会减少。有的经济自由主义者甚至认为，在自由经济下，根本不存在社会公正问题。他们认为，商品交换是等价交换，这本身就是平等的，公正的。既然道德的基础在公正，而公正体现在契约，所以等价交换就是公正。交换也是一种合作博弈，必然会产生合作剩余，即使是不等价交换，合作剩余在双方分配不均，但交易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只要不断重复自由交换，公正就在其中。所以，经济学家讨论道德问题就是“不务正业”，主张经济学“不讲道德”。（樊纲：《“不道德”的经济学》）

新左派认为，人们在市场上所交换的不仅仅是单纯的商品和货币，交换过程中还有出卖劳动力的人。因此，在商品货币的平等交易的背后，掩盖着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早期资本主义由此造成尖锐的社会冲突。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自由交换自身是不可能解决的。他认为自由主义者所看重的法权上的公正只是形式上的公正，因为法律赋予人们的平等只是一种可能性，它不能保证所有的人实际上享有这些权利。要使形式上的平等变为实际上的平等，还需要整个社会和每个适法者具备某些必要条件。

新左派批评自由主义者把解决中国当前社会问题寄托于完善的市场制度，是“制度乌托邦”，他们问道，迄今为止，哪个西方国家曾有过这样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新左派忧心忡忡地认为，20年的改革造就的垄断精英阶层已经完成了它的原始积累，他们已经有力量与体制抗衡，靠“规范市场”是解决不了社会不公正问题的。何况垄断精英阶层只允许按他们的意愿来“规范”市场，不会按照理性的市场要求来规范市场。新左派认为，不仅要关心过程公正，也要关心结果公正。他们认为仅仅依靠市场原则，是不够的。无论按特权原则分配还是按市场原则分配，如果结果财富都垄断在少数人手中，都违背了结果公正的原则，也将为民主设置障碍。民主和公正不能简约为“市场竞争原则”。

对国际问题的争论苏联、东欧剧变，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两大阵营之间持续半个世纪的冷战结束。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判断当前的国际局势？中国应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世界？争论双方对这些问题有着不同的回答。

自由主义学者认为，冷战结束以后，原来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应当汇入世界文明的主流，即在经济上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在政治上实行民主制度。市场化，民主化是不可违抗的历史过程。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结果已水落石出，中国应当利用这个机会尽快地融入世界主流体系。

新左派认为，虽然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剧变，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并未解决。产生不平等、不自由和不民主的土壤还存在，因为没有任何力量阻止全世界受苦的人追求一种更为公正的、全面民主的生活方式（他们认为这种生活方式不是美英式的——因为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得到这种生活方式）。“当我看到在社会主义的废墟上资本主义是怎样肆意横行的时候，意识到将近一个世纪的革命是资本主义本身而不是冷战思想家所说的一小撮革命家阴谋的产物，而且我相信全球资本主义还在继续培植社会变革的土壤。”（陈燕谷：《历史的终结还是全面民主？》）

新左派认为，当代世界经济体系是由发达国家控制的，只利于发达国家压迫和剥削后进国家，其规则是发达国家制定的，是不公正的。因此，他们对中国加入WTO持保留甚至抵制态度。

自由主义者承认当今世界贸易规则有不公正之处，但是他们强调，“不承认市场秩序是人类自愿合作的扩展秩序，偏说它是弱者‘不得不接受’的制度安排，恐怕有悖于历史事实。”（王思睿：《现代人类文明的主流》）现在，100多个国家一边抱怨不公正，另一方面却积极参加WTO，不能否认100多个国家权衡利弊的智慧。自由主义者承认这个世界以强凌弱的现实，但他们认为，我们的任务不是去咀咒这个不平的世界，而是尽快使自己强大起来，只有参加世界竞争才能使自己强大。

民族主义是新左派张扬的一个重要内容。他们认为“当代世界日益全球化的经济和文化关系没有发展出相应的新的政治形式，因而全球化的经济过程仍然是以民族国家体系作为其政治保障的。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说，民族国家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积极地干预当代的经济过程，并且把自己看成全球经济活动的最大的代理人。”（汪晖：《文化与公共性》）他们认为，代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抗的将是民族国家之间的对抗。民族主义复兴是历史的必然。

从学理上讲，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在“群体第一”这一点上成了“个人自由第一”的对立面。而“民族第一”和“国家第一”在通常情况下也是一致的。在外敌侵略面前，自由主义者也会成为民族主义者，但在通常情况下，自由主义者对民族主义保持着警惕。他们认为，民族解放任务完成、民族国家建立以后，民族主义具有很强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是整合社会的重要力量。但过分的民族情绪有可能成为自我封闭的理由，成为现代化的障碍。更为重要的是，民族主义常常是专制政权用来剥夺公民权利、压制不同思想的工具。民族主义是以情感为基础的，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非理性的力量。这种感情力量很能够容易调动起来，一旦调动起来就难以控制，就可能成为冲击理智的破坏力量。他们警告，不要轻易玩民族主义这把耀眼生辉之“火”。

1999年5月8日，北约轰炸中国驻南大使馆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和谴责，学生上街抗议美国的暴行。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主义十分活跃，有的对“和平与发展”的基本估计提出质疑，有的认为世界走向多极化只是幻想，有的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提出批评，有的提出大幅度增加军费以扩充军事实力的建议……，与此同时，他们加强了对自由主义的批评力度。他们批评自由主义者近几年来对西方的“权威和物质的新的臣服”，“一部分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反而在堕落，投降兴趣和维持会情结反而在高涨。尤其具有迷惑性的是，这种可鄙的情趣搭上了西方物质主义和伪善的自由主义的合法班车”（《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编者的话）在这种上纲上线、潮水般的批评面前，有的自由主义学者对中国出现的狂热民族主义情绪发表了忧虑的言论，这些言论立即就遭到新左派的声讨。甘阳发表文章，将质疑北京反美大游行中出现暴力行为的知识分子称作“败类”、“奴才”，说他们“随著西方媒体的旋律翩翩起舞，凡是西方说的就要照办，凡是西方做的就要紧跟”。一些自由主义者顶风反驳，著名国际问题专家资中筠在文章中说：“不知哪里忽然冒出来一些‘战略家’占据舆论要津，头头是道地‘分析’，给人的感觉似乎又要‘七八年再来一次’，重新清算改革开放以来的路线至少是外交路线，由于涉及对整个世界局势的看法，势必也涉及国内建设路线。令人大惑不解，也令人担忧。”在这样开篇之后，她有针对性的一一陈述自己的看法：世界大战可以避免，不能因一颗炸弹就改变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去搞军备竞赛；美国和欧洲国家对外搞霸权并不能否定他们国内的民主制度，民主的呼声不能被民族主义淹没，不能让带有排外性质的民族主义抵制向现代化方向的改革；把“主权高于人权”绝对化是逆潮而行，是难以作为普遍的原则“占住理”的等。

对美国9．11事件，新左派中有些人鼓掌叫好。自由主义者普遍同情。

需要指出的是，从民族主义的逻辑来讲，是应当主张主权高于人权的，但有些民族主义者（如王小东）在这一点上却与自由主义者一致：人权高于主权。

自由为先还是民主为先？双方都赞同民主。但二者各有其出发点。自由主义者关心的是自由精神的发扬，新左派关心的用民主来制衡市场权力。新左派的批评指向精英垄断，希望通过民众的政治参与制约市场霸权；自由派的批判指向行政强制，希望通过经济自由来提高效率。

民主制度在对公共问题作决策时是少数服从多数。多数人的意志并不是每一个人的意志。在这里，民主和自由发生了矛盾：对于民主来说，通过表决，少数人必须放弃自己的价值判断，服从多数人的判断。而自由主义不必因此而服从，他们唯一合法的手段是说服。在自由主义者看来，民主原则和自由原则不是一回事。自由主义者认为多数人可以决定许多公共问题，但是，到了侵犯个人基本人权的界限，就得“行人止步”。他们认为，民主如果同自由主义相结合，就是自由的民主，即使由多数人来行使权力，也要受到法治和宪政的限制。民主也可以同极权主义联姻，即行使权力的人不受制约，这就是“极权民主”。所以，自由主义者申明：“自由高于民主。极而言之，前者是植根于彼岸世界的东西，而后者不论何等崇高，毕竟是此岸世界的东西。就经验而言之，‘民主’之运作，非有具备自由精神的个人而不能成功。‘民主’是不可能存在于我们当中的，故其可以争取之；‘自由’则从未不在我们当中，故其只可发扬之。

‘自由’是一种精神，一种不受到现象界约束的‘超越现象’的精神；‘民主’其实是一种运作，但真正的民主是在一种精神支配下的运作，那种精神就是‘自由’。”（汪丁丁：《社会选择：市场经济与自由》）

甘阳批评自由主义者“以自由主义之名贬低和否定民主平等，其结果是把所谓的‘自由’更多地理解成了少数人享有的‘特权’，而不是所有人具有的‘权利’。事实上，今日许多对自由主义高谈阔论主要谈的是老板的自由加知识分子的自由，亦即富人的自由、强人的自由、能人的自由，与此同时则闭口不谈自由主义权利理论的出发点是所有人的权利，而且为此要特别强调那些无力保护自己的人的权利：弱者的权利、不幸者的权利、穷人的权利、无知识者的权利。……把自由归纳为市场的自由，认为自由经济能够自动地实现最大的自由。在这种版本的自由主义中，民主是奢侈的，平等更是罪恶的，反倒弱肉强食成了自由主义第一原则”。甘阳批评上述倾向是“中国知识界集体道德败坏症”。

（甘阳：《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甘阳还写道：“当少数人正在疯狂掠夺多数人的财产并且日益威胁多数人的基本保障时，我们却听到许多人在那里摇头晃脑地谈什么“多数的暴政”。（同上）新左派主张“全面民主的生活方式”，即“必须承认每一个人都拥有平等的权利参与社会生活所有主要方面的的决策和安排”。他们还认为，“全面民主必须既在局部范围内又在全球范围内反对资本主义，消灭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制造的全球性两极分化。”（陈燕谷：《历史的终结还是全面民主？》）

自由主义者把政治权力的无限膨胀看成是奴役民众的力量，新左派把市场力量的无限膨胀看成是奴役民众的力量。

自由主义者主张限制政治权力并且两眼盯着政府的缺陷，新左派主张限制市场力量并且两眼盯着市场的缺陷。实际上，自由主义者并不主张对市场完全放任，他们认为限制市场已经包含在市场经济之中，例如，反垄断法本身是市场经济的内在需要，也是市场经济的必要组成部分。

关于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在西方现代化道路中，市民社会、公共领域是必须具备的因素。所谓市民社会就是在政府之外的私人经济领域、自愿结社和社会运动。公共领域是指国家和个人（特别是底层百姓）之间的政治表达空间。

如果没有市民社会，就没有真正的民主；如果没有公共领域，就可能造成政府和民众的直接对抗。中国目前底层人群的政治表达一是寄希望于新闻媒体，二是上访，三是民间社团的表达，四是非秩序行为，即通过闹事来引起政府重视。

新闻媒体控制过严，很难表达底层的声音；上访的效果更差；民间社团的表达渠道也不畅通；非秩序行为常常引发暴力对抗。所以，公共领域的问题有着十分现实的意义。

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对这个问题有着完全不同的态度。

自由主义者看重正在发育的中产阶，认为他们就是将来市民社会的主体，有了这样一个经济的市民社会，就会产生对公共事务的要求，进而就会发展出公共政治表达空间。而新左派把自由主义者眼中的正在发育的中产阶层看成垄断精英，认为他们是社会不公正的产物，他们要表达的是垄断精英的利益而不是民众的声音。通过他们不可能形成社会底层的政治表达空间。新左派认为中国大陆的政治表达空间不一定要有市民社会，甚至存在于国家体制内部。有人还认为，在毛泽东时代没有市民社会，也有公共政治表达空间，如“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技术人员、管理干部三结合）。鉴于“四大”已经被邓小平废除，新左派很看重“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作用。自由主义者希望从未来的中产阶层中寻找公共政治空间，新左派从传统政治领域寻找公共政治空间。

对在改革中崛起的垄断精英阶层，争论双方都怀着忧虑和警惕。垄断精英阶层是改革中的既得利益集团。争论双方都担心，如果任垄断精英阶层发展，这个集团不仅得到了改革的最大利益，还会左右中国的政治。中国的私有企业在受到传统体制的压制时，学者们支持它（特别是自由派）；当他们已经发展起来、并与官员私下结盟时（大款“傍”官员，官员“傍”大款已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时，学者们呼吁社会防止发展为黑金政治。如何防止，争论双方有着不同的主张。新左派主张各个阶层、特别是社会底层对现行体制要保持足够的压力。这种压力既有制度化的，又有非制度化的。自由主义者认为官商私下结盟的主导方面是政府官员，只有建立对政治权力的制衡机制，才能防止黑金政治的产生。

平等优先还是效率优先？在经济政策上，新左派强调平等，自由派强调效率。在这里，不少人将平等和公平划等号，又将公平和公正划等号。如果把公正和效率放在一架天平上，毫无疑义的是公正优先，因为公正是最高的社会准则。这方面的争论有些概念混乱。

要提高经济效率就必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特别是能者、强者的积极性。为此，就得保护私有财产，就得为强者和能者创造施展才能的条件。自由主义者认为，在“消灭私有财产”和实行“经济平等”的口号之下，没收个人财产，将所有众人的生产资料交由一个政治组织来掌管，其结果是政治权力进入了个人家庭生活，进入了个人的闲暇，也切切实实地控制了个人的肠胃和头脑。这样，所有的个人必须仰承权力的鼻息以求生存，个人独立存在完全消失。所以，“消灭私有财产”实行“经济平等”、“计划经济”是通向奴役之路。

新左派强调经济平等。他们认为强调效率就会出现两极分化，就会出现垄断精英阶层对底层的奴役。

在平等和效率的问题上，自由主义者担心政府以平等之名无限扩张的权力，可能造成政治权力对民众的奴役，新左派担心市场力量的无限扩张，可能出现贫富差距过大，造成经济寡头对民众的奴役。

在这场争论中还出现一些小插曲。例如，新左派上演话剧《格瓦拉》，舞台上下齐声高喊“打倒资本主义！”“铲除私有制！”（《格瓦拉》中的台词），多数自由主义者冷眼旁观，也有人写批评文章。

进入２００４年，中国的主流意识开态发起了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２００４年８月２１日，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的邓小平生平和思想研讨会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作了长篇发言，他在发言中一再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几次重大斗争显示，它是以西方资产阶自由主义为武装，以全盘西化为目标的反社会主义思潮。”他告诫人们：“要高度警惕自由化分子接过理论创新的旗帜，成套地搬用资产阶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把改革引向西方政治家和理论家鼓吹的方向和轨道上。”为了深入批判新自由主义，中国社会科学院不仅组织了专门的研究机构，还出版了《新自由主义评析》一书，并为这本书举办了隆重的出版式和研讨会。《光明日报》２００４年６月１４日报道这次研讨会说：“专家学者数十人指出，新自由主义是国际垄断资产阶关于全球化意识形态的理论表现，其根本目的是肢解民族国家，为垄断资本提供更多的空间。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否则就可能导至理论上和政策上的失误。”2005年，中国经济学界又刮起了刘国光旋风，把批判新自由主义引向了一个新的高潮。82岁的刘国光，原来是中共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他是中国经济学界政治地位最高的人，但在学术观点上摇摆不定。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是主张“市场取向”改革的，为此在1983年受到批判。受批判后他很快转向。“六四”镇压以后，1990年他发表题为《学习陈云同志的经济思想》的文章，倡导把陈云的“鸟笼经济”思想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

这篇文章对当时的改革产生了负面影响，连日本蓍名经济学家石川磁（Ishikawa）也感到震惊。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他急忙转弯。沉默了几年以后，2005年7月15日，他又说出了系统的看法，其激烈程度令人震惊。

他说：我在江西某高校听老师讲，学生听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觉得好笑。在中国这样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学生嘲笑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很不正常。有人认为，西方经济学是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思想，一些经济学家也公然主张西方经济学应该作为我国的主流经济学，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西方资产阶意识形态在经济研究工作和经济决策工作中都有渗透。对这个现象我感到忧虑。如果西方经济学真的在中国成为主流、主导的地位，取代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那长远的后果可想而知。不管你愿不愿意，最终要导致改变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取消共产党的领导，或使她变色。

他说：造成当前西方经济学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下降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外部原因是：第一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资产阶亡我之心不死，中国社会主义是美国继苏联之后又一个要消灭的目标，这个目标是既定的。

所以美国不断地对我们进行西化、分化；第二，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之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很多人认为社会主义不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行了。内部原因比较多，总的说来，新形势下我们对于意识形态斗争的经验不足，放松了警惕，政策掌握失误，特别是教育部要负相当的责任！他批评教育部门大量引进西方经济学教材的版本，冲击国内经济学的教学。他批评“海归派”没有经过马克思主义的再教育，就进入教师队伍和研究人员队伍。他批评教育界有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北京某大学一些领导岗位，由西化色彩很浓的人担当。他质问：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些人为什么这么受重用？他强调，领导权一定要掌握在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他大声疾呼：要确确实实地检查一下我们的高校领导干部，包括校长、书记、校长助理、院长、系主任、研究室主任、研究所所长等等，是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不是就换，让他去做别的工作。这是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问题，不能够等闲视之！在这个问题上，教育部不能太马虎了！

刘国光一再强调，一切淡化或者取消马克思主义的企图都会削弱共产党的领导，改变社会主义的方向，或者改变颜色，即共产党还在领导，但是已经变色了。所以这是一个主要的危险。因此我们不能把经济领域里的东西看淡了。当前突出的倾向性问题是资产阶自由化的声音和倾向正在复苏，并且在顽强地发展蔓延。中国的改革一旦由西方理论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理论来主导，那么表面上或者还是共产党掌握政权，而实际上逐渐改变了颜色，那么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个像噩梦一样的危险。

在刘国光发表这些新论之前，他还说过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还未尘埃落定”，对市场化改革提出了质疑。

刘国光新论一出，多年沉默的老左派一时十分活跃，他们和新左派合流，开展了对市场经济、对新自由主义的齐声声讨。

改革派也不示弱。被左派视为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的高尚全（原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现在中国改革研究会会长）向中央领导人进言：“如果按照刘国光的意见办，必然会出现灾难性后果。”《财经》杂志发表了署名“皇甫平”的文章，题为《改革不可动摇》。文章说：“中国又走到了一个历史性拐点。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进程中，我们面临着国内矛盾凸显期与国外摩擦多发期的交织，社会上出现一股新的否定改革、反对改革的思潮。他们把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新矛盾，上纲为崇奉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恶果，加以批判和否定，似乎又面临一轮改革‘姓社姓资’争论的轮回。”文章列举了当前存在的种种社会问题以后说：“有些人把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统统归罪于市场化改革本身，动摇和否定改革，这显然是片面的、错误的。在经济体制转轨的历史背景下，诸多矛盾主要是由于市场经济不成熟、市场机制作用不充分所致，并非是市场经济、市场机制本身的缺陷。”1991年，因老左派批评改革“姓资”，“皇甫平”接连发表了几篇文章，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皇甫平”这次发表文章，在网上却招来了很多批评。批评者认为，中国当前存在很多新问题，和1991年情况大不相同，“如果再简单化地以当年的“皇甫平”笔下来理解今天的“皇甫平”所评，以为中国又有保守干部在反对市场经济，恐怕是失之毫厘谬之千里。”除了这些说理的批评以外，网上还有不少对“皇甫平”侮辱性的咒骂。

2005年以来争论的激化，有人称为中改革以来的第三次大争论，是关于中国改革方向和道路的大争论。第一次争论是1981－1983年，最后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告终；第二次是1989年－1992年，最后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告终。当然，前两次“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是争论的统一，而是政治权威的折衷。第三次争论比前两次复杂得多。不管持什么观点的人，都承认中国存在着严重社会问题，都承认弱势群体的利益受到损害。但这些问题是怎样产生的和如何解决却有着完全相反的看法。

上述不停息的争论表明，中国人对近30年的改革认识还不一致，对中国未来走什么路的认识也不一致。这预示，中国的未来还存在变数，中国前进的道路还会很曲折。

第4节 关键在于壮大民主力量

当前，中国要从制度层面上解决以下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怎样解决在中国特有的改革路径中造成的社会不公正。市场经济是有缺陷的，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如果让市场经济规律自由运行，其极端结果是两极分化。这就需要用政府行为以补市场的无能和缺陷。而我们的政府基本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全能政府。中国的改革路径是用行政力量制造市场。市场是在政府的恩准和退让中形成的。行政权力左右着财富的重新分配和流动，而这里的行政权力又缺乏民主的制衡。中国的改革的特有路径，把市场经济的缺陷和计划经济的残余结合起来了。这是产生不公正的主要原因。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政府行为和扭曲的、残缺的市场相结合造就了病态社会。市场经济的唯利是图和“审批权力”没有制衡，很自然地造成金钱和权力的交换。

既得利益者利用手中的权力资源，扼守新生阶层上升的通道，收取种种形式的“买路钱”。他们以改革的名义捞到足够的利益以后，又用其强势地位，或阻挠改革或使改革向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使制度始终保持他们有利的状态。这样，就造成了制度性社会不公。

制度性社会不公正暴露出中国社会当前的一个最基本矛盾：计划经济时代构建的上层建筑和已经市场化了的经济基础严重不适应。这是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的必然结果。

第二个问题是，怎样面对资本奴役劳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总是占主导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同义词。在资本的主宰下，从高级工程师到普通产业工人，都是资本雇用的劳动者。资本需要他们，他们才能得到劳动的机会；资本不需要他们，他们就会流落街头。最近几年，一批自诩为“知本家”的技术人员也成批成批地被“资本家”解雇。

任何商品被置于买方市场，就要受买方的主宰。劳动者也是如此。在今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不仅一般劳动力严重供过于求，由于大学加速扩招，大学毕业生也会供过于求。中国劳资双方力量对比严重失衡，劳动者的利益必然受到损害。

这里有一个怎样驾驭资本的问题。自１９世纪以来，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对资本带来的罪恶有过深刻的批判，写出的文字汗年充栋。马克思主义是其中最为深刻的一家。这些揭露和批判的都是符合实际的。但马克思主义不是寻求驾驭资本的制度，而是寻求消灭资本的制度。资本是不应当也不可能消灭的，要驾驭它，让它为人类服务。

其实，现代民主制度就是是驾驭资本比较有效的制度。这是劳动和资本经过千百次博弈中产生的制度，是社会实践在千百次试错中产生的制度。

从资本对劳动的奴役这个角度也提出了加速民主化的问题。

无论是制衡权力，还是驾驭资本，都需要要民主政治制度。

当前中国的一切社会问题都与缺乏民主制度相关联。

中国的前途可能有两个：一是听任问题的发展，成为权贵资本主义；二是搞好政治体制改革，成为一个民主的法治的国家。到底出现哪种后果，取决于是否搞政治体制改革。

走出专制制度，是中国近百年的历史课题，这个课题现在显得相当紧迫。

让我们再回到中国当前两种思潮的交锋上。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争论，是两种倾向不同思想的争论，还没有发展为政治斗争。我们应当寻求这场争论的积极意义，从中找到未来发展的正确道路。因此，我想，能不能在各执一词的论战中，找到一些共同点，从而找到更多人能够接受的正确东西？

个人自由与社会公正，是社会天平上的两个砝码。对这两种目标的追求是社会前进的两翼。二者缺一，既得不到自由，也得不到公正。只有去其二者之极端，相互兼容，才可以二者兼得。人间没有理想国。无论是个人主义的理想国还是集体主义的理想国，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社会主义作为个人主义的反题出现以后，吸收了自由主义中不少内容，并把自由的观念和社会平等、正义的原则结合起来。马克思批判了“兵营共产主义”，他理想的新社会是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个性自由和民主。社会主义把使人摆脱各种形式的剥削和压迫放在首位，力图创造尽可能多的个人自由发展的社会条件，由此就产生了一个著名的公式：“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西方社会（暂且称之为资本主义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更是大量吸收了社会主义因素，如公正、平等原则，没有社会主义的营养，就没有今天西方社会的繁荣和稳定，20世纪并不是哪一种文明胜利的世纪，而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中合理因素的共同胜利的世纪。

20世纪的历史证明，凡是两极状态的社会都是不稳定的。极端的自由主义往往会忽视社会公正，使社会动荡不安；极端的集体主义会抹杀人权，也会导至总崩溃。而中间力量占主流的国家，则比较稳定。

二战以后，世界发生了一系列新的深刻变化。在新的变化面前，人们的思维方式也发生了变化：由二元对抗的思维转向多元并存、互补、互转、互通的新思维。新思维使上述两极已经有互相融合之势。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就不是极端自由主义，以社会民主主义为代表的左派力量，就不是极端的左翼。这温和的两翼相互融合、相互吸收，成为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的主流思想。现在，在这温和的两翼之间很难看出明显的界限。

当然，个人主义（以及与它相对应的社会制度）与集体主义（以及与它相对应的社会制度）这两极的融合是一个宏大的历史课题，这个课题至今因没有完全解决而被高度关注。1998年度诺尔经济学奖评委会给其得主阿马蒂亚.森写下了这样的评语：“他澄清了使个人价值得以集结到集体决策当中去的条件，这些条件使集体的规则不致于损害个体权利的重要部分。”我必须再强调一次，把当前中国知识界的争论梳理为新左派同自由派的争论是一种简约。实际上，参与争论的学者很少有纯粹的自由派或纯粹的新左派。“我赞成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都认同的那些价值，而反对他们都反对的那些价值。”（秦晖）持这种态度的人在争论双方都有不少。当前的思想是多元的，交叉的，互混的。这种多元思想的交叉和互混表明有相互吸收和融合的可能。从上面我介绍的双方争论的内容中，我们可以找到某些共同之点：都需要市场经济，都不迷信市场，都不要市场霸权；既要反对“不公平的伪竞争”，也要反对“反竞争的伪公平”，而要公平的市场竞争。

都需要行政权力，都反对行政权力过分扩张，都主张对行政权力进行制衡；既反对垄断精英控制政治权力，也反对政治权力妨害经济自由；都主张建立民主制度，既反对把民主当成少数精英谋取利益的工具，也反对把民主变成多数人的暴政。要把民主制度是建立在自由理念之上；都看到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也都看到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对中国有利有弊，尽管双方在利弊的权衡上各有轻重，但都在寻求趋利避害的途径；都呼唤社会公正。不公正的原因既不能单纯归结为改革前的旧体制，也不能完全归罪于正在完善的市场；从解决方法上既不能完全坐等市场制度的完善，也不能发动底层群众来与精英阶层对抗，根本途径是制度创新。

都主张多元化。既不能实行资本霸权的一元化，也不能实行政治强权的一元化。

等等。

还可以到出更多的共识。当然，分歧会更多一些，上述共识中也包含着不少分歧。不过，我们相信，只要抛弃自立门户和党同伐异的学风，对不同看法大度包容，对批评对象思想本质良性把握，对批评者新思想的吸收，激烈而不敌对，鲜明而不偏激，深刻而不片面，共识就会越来越多。

还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主张不同思想的相互吸收和相互融合，但是，有些东西是永远不能融合的，如专制和民主，只能后者取代前者。自由和公正只能在民主的条件下兼容。近年来在国内外出现了“第三条道路”的声音，这声音起源于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新著《第三条道路》。应当注意，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是指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并不是指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道路。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奉行民主政治，是排除专制的。第三条道路没有专制的地位。“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是与人性不相容的。兽性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北京，第４１４页）从政治常识来看，权力不能同体自授，权力制衡也不能同体制衡。为什么不能同体制衡？这是简单的力学常识。为什么人不能抓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因为他手使再大的劲也是内力。内力不能改变物体的运动状态。既然要搞民主政治，民主国家近百年行之有效的制度也应当拿过来为我所用。如：三权分立，多党竞争，新闻自由，军队国空化等。

那么，在中国现实条件下，怎样走出专制、建立民主制度呢？不少人推崇晚年的蒋经国的民主化的果断作法。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只有这一件成功的例证。

晚年的蒋经国力排众议，锐意改革，抛弃了一党专制，融入世界民主大潮。蒋经国意识到，开放报禁、开放党禁，谁也阻挡不了。如果继续坚持僵化的专制制度，在他去世之后，台湾将面临重大的危机。于是，他顺应了历史大方向，断然决定：晚改革不如早改革，被动改革不如主动改革，死后改革不如生前改革。

１９８６年９月２８日，１３５名反对派人士在台北市圆山饭店集会，他们提议建立新党，起名为民主进步党，与会代表兴奋地一致通过。消息传到蒋经国官邸，他沉思了半个小时以后，才通知几位核心高级官员到官邸开会。党政军要员匆匆赶到，蒋经国坐在轮椅上出现，开口就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当情治部门的首脑呈上一份抓人的名单时，蒋经国说：“抓人解决不了问题。应该避免冲突，保持镇定。”他决定默许民进党的成立，只是要求媒体低调报道。党内大老抱怨说：“经国太软弱了。他应该像他爸爸，把他们（反对派人士）丢到海里去！”而蒋经国一笑了之。事后他对蒋彦士说：“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１９８８年１月１３日，蒋经国逝世。一个时代结束了，一个时代开始了。

对于蒋经国晚年的这一历史性的果断，中国知识分子写下了不少赞美的文字。戴睛女士写道：“乾纲独断，以专权雷厉风行”，恐怕正是十年、二十年前蒋经国的模式，也未尝不是我们今天的模式。蒋经国已经离世，他的灵柩所过之处，数万人沿街恸哭，世界上闻名的产花地鲜花销售一空。为什么？他安排了蒋家王朝统治的终结，他安排了党禁报禁的废除。“不错，我是一个专制者，但我是最后一个，我以专制保证民主制度的开端．．．．．”以中国之国情，专制只能在专制者手中结束。（戴晴：《从林则徐到蒋经国》）

由这里引出了新权威主义的论题。八十年代，新权威主义在中国风行一时。原中共中央办公厅研究室研究员吴稼祥曾写文章鼓吹新权威主义。他写道：中国大陆的改革和现代化需要政治强人，就类似于近几十年来在东亚诸国和若干地区产生的那种政治强人。．．．．．．新权威主义强调的不是政体，而是领袖。民主政体可以产生有权威的领袖，也可能无法产生。专制政体也是如此。事实上领导一个国家顺利实现现代化的伟大领袖人物产生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选举的，也有继承的，有任命的，也有政变上台的，从世界近代史上我们可以找到相应的实例。．．．．．新权威主义不仅强调领袖人物，还强调与领袖人物配合默契的决策集团，强调英明的见解、果断的行动、排除任何障碍的力量以及高超的应变能力。

（吴稼祥：《新权威主义述评》）

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２９日，赵紫阳在他家中同本书作者也谈到了新权威主义这个话题：杨问：有人说，“政治上反右，经济上反左”的说法是您先提出来的，是不是这么回事？

赵答：我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有个发言，其中有这个意思，我在经济领域是改革者，在政治领域是保守者。我现在有改变。我在四川工作时，一位陕西工人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经济上您是反左的，政治上您是反右的”。后来我跟别人说过这封信，说这两句话有道理，承认我是有这种想法。到北京工作后，我还是不赞成政治上搞得乱糟糟的。有人说我赞成新权威主义。我不知道新权威主义是怎么回事。我不认识吴稼祥。有几个学生到台湾中央研究院，他们很欣赏美国的民主。认为台湾比大陆民主。一位台湾教授教训这几个年轻人说：“你们应当了解一下台湾的路是怎么走过来的。”他的意思是如果没有一段时间的强人政治，稳定一个时期使经济得到发展，台湾就没有今天的民主。

1988年有一次我去小平那里。小平提到方励之。我就把上说的事讲给他听。我说有一种新权威主义，就是政治强人稳定形发展经济。他说：“我就是这个主张。但是不必用这个提法。”但是，大陆不是台湾，邓小平不是蒋经国。邓小平有足够的权威，但他没有利用自己的权威来结束专制，反而加强了专制。是邓小平不如蒋经国开明、果断，还是大陆的民主化条件不如台湾成熟？也许兼而有之。但不管怎么说，邓小平这么高的权威，都没能结束专制，在他以后，中国还会有强人政治吗？还会有能够结束专制的专制者吗？

写到这里，我不得不说一说所谓“北京共识”问题。有人为了与“华盛顿共识”相抗衡，提出了“北京共识”。说穿了“华盛顿共识”就是民主政治加市场经济；“北京共识”就是权威政治加市场经济。其实，在权威政治条件下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经济，只能有权力垄断下的市场经济。本书第七章已分析，权威政治加市场经济是中国当今一切社会问题的制度根源。人们对它已深恶痛绝，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共识”。

权威政治加市场经济造就了腐败，有人不是归罪于强权，而是归罪于市场经济。进入新世纪，批评市场经济的言论日益强烈，新权威主义的声音又大了起来。由此引出国家社会主义：在经济上，行政垄断性大公司左右中国经济；在政治上，加强政府权威，扩张政府权力；在意识形态上，加强思想垄断和舆论控制；在社会控制上，迷信警察，对不同意见实行镇压。有识之士认为，这是当今中国的危险，也是最令人忧虑之处。

事实上，自邓小平以后，强人政治已经转化为常人政治。中国再不可能出现邓小平、蒋经国那样的政治强人。也不可能有邓小平、蒋经国那样的权威。进入中国最高层的是普通人。他能走上高层是因为机遇、性格、能力和人品。他既没有在血与火的战争中获得功勋，也没有在非凡的政治风浪中得到荣誉，他走上高位又不是民意选举的结果。他们没有政治资本。想平地起高楼，通过宣传手段和组织手段人为地制造一个新权威，这是不可能的。硬要这样做只能是东施效颦，贻笑大方。今后只能是常人政治。常人政治的一个特点是，他不能按照一个既定的理念行事，他只能按照社会现实需要行事；他不能凭借自有的政治强力来推行某些主张，他只能在各种政治力量合力的推动下作为。

由于中国改革的路径选择，使得改革的结果和原来的期望扭曲，对改革成本的负担和成果分享扭曲。那些为改革支付成本大的阶层很少分享到改革成果，成为弱势群体；为改革付出成本小的阶层却享受到最多的改革成果，成为强势群体。在社会合力中强势群体的力量有着更大的权重，它左右着社会合力的方向。如果按这个社会合力的方向走下去，中国社会就更加不公平，社会危机更加深重。常人政治既不能违抗社会合力，又要防止强势群体左右中国的发展方向，这是常人政治的困难所在。常人政治的领导人要走出这个困境，必须发展民主力量，用民主力量制衡强势群体。对政治家来说，民意是最重要的力量，但中国领导人不是选举产生的，民意对领导人的进退不起作用。对领导人进退起重要作用的是他周围的政治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常人一旦成为领导人，就可能成为强势群体实现自己利益的工具。所以，常人政治必须以民选为基础，否则，社会就会更不公平。

如此说来，中国未来民主化最根本的还是社会上民主力量的发展、壮大。只要民主力量发展了，在各种政治力量中成为一支强大力量，足以影响社会合力的指向。到这时，善于审时度势的掌权者就会因时就势，果断地作出决策，加速民主制度建设。

经济市场化是民主力量发展壮大的一个条件。中产阶的壮大，某些政府行为逐渐回归社会，封建专制思想的逐渐削弱，契约关系逐渐代替行政关系，乡村选举的民主实践，党内民主化的逐渐加强，现代政治文明的传与普及，宪政思想逐渐变成施政行动，等等，这些都是民主力量发展和壮大的条件。当然，民主力量的发展壮大，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将会伴随着种种政治斗争和曲折。

我并不期待再出一个蒋经国，用他的权威地位一下子将专制转向民主。我认为从专制走向民主可以分步进行。我曾多次说过，可以分以下三步：第一步，在中国共产党内加速民主化。如各党的领导人（直到中央总书记）由全体党员直选，党内先搞三权分立。第二步，党内派别合法化、公开化。不同的派别向全体党员亮出自己的政策，争取党员的选票。第三步：多党竞争，其中有些党派是中国共产党内的派别发展起来的。

本书作者按：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我访问越紫阳时，曾承诺在世纪内不向外透露访谈内容。我忠实地遵守了承诺。现在进入新世纪已有四年，赵老身患重病，趁他健在的时候我将三次访问的记录公布出来，给历史留下一个见证。

附录一：一访赵紫阳

时间：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１６日上午９时至１２时１５分。

地点：北京灯市西街富强胡同６号。

这是一个复合四合院，由南院和北院组成，是赵下台后的住处。赵的家人住在北院。门窗油漆一新。门外有一个小牌，上写着“非开放单位谢绝参观”。院里有几个战士看门。战士们住在南院的南屋。

南院的北屋就是赵的办公室兼会客室。我们就在这里交谈。一张宽大的写字台上散乱地放满了文件。写字台前后墙上各有一张挂毯。前面是草原上一群奔马，突出的是一匹白马和两匹赤马。后面是绿树丛中几只鹿。赵养了一只白毛狮子狗，白毛已经发灰了。我们走进这个办公室时，他把小狗抱起来，放在写字台前面的桌子上。我们谈话时，小狗一直蜷在那里。

赵红光满面，气色很好，动作敏捷，看不出老态，不像７６岁的人。只是头发全白了。他记忆力好，思维很严密。

就我提的问题，他一口气谈了三个多小时。

赵的老乡宗凤鸣先生把我介绍给赵，并一起听赵的谈话。

问：中国共产党历任总书记下台都是要作检查的。而您下台却没有作检查。您能否结合您在“六四”前后的经，谈谈自己的想法？

答：关于“六四”问题，北京的老百姓都很清楚。我在十三届四中全会的发言，主要谈我在“六四”前后的经。

这个发言海外报纸去年都发了，你可能看到了。现在再谈，也没有这个发言详细、准确。

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的发言第一部分、第二部分讲事实过程，讲我处理这件事的过程和争论。

我去朝鲜访问前没有明显的争论。当时提的方针，包括不激化矛盾的方针，邓是同意的。李鹏同志内心可能有想法，但我去朝鲜前也没有表现出来。争论出在我从朝鲜回来之后。

我去朝鲜前学潮是向缓和方面、平息方面变化的。学生之所以集会，主要是悼念胡耀邦。我主张不要干涉学生悼念活动。学生悼念的要求不能说不好。他们在外面悼念，我们在人大会堂里面开追悼会。追悼会开完后，耀邦的灵柩顺利送到八宝山了。学生没有理由再闹了。我认为，只要我们以后的工作不犯错误，事件可以平息。因为我觉得不会出大问题，可以走了，才放心去朝鲜了。

李鹏送我到火车站，问我有什么交待没有。我说，就这么几条：一是耀邦追悼会结束了，要恢复正常秩序，要复课；二是不要激化矛盾，不要动武；三是打、砸、抢、烧者例外。李鹏没有讲不同意见。李回去后，他把我的意见向邓汇报了，邓说，就照紫阳的意见办吧。

我去朝鲜后的第二天晚上，北京市委李锡铭、陈希同提出要向常委汇报。说情况很严重。常委开会听了北京市委的汇报。正如人们说的，谎报军情，把很多事情集中起来，说学生要搞全国性的大串联，要建立组织，大事不好。我去朝鲜以前北京市不跟我讲，也同意学潮实际在平息。当然，他们在常委会上讲的情况不是没有，但他们把情况说得太严重了。李鹏主持常委会，听汇报后，他总结，说是有领导、有组织、有纲领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行动。

第二天，他们去邓那里汇报。有李鹏，有杨尚昆。小平一向对学生闹事反感。如果我去汇报说学潮正在平息，他也会点头。他听李鹏一讲，就觉得问题严重。就发表了“４．２５讲话”，给学生运动定了性，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李鹏立即通知各单位传达。北京市开了几千人的大会传达。

“４２５讲话”后，又发表“４２６社论”。学生容易冲动。就引起了４月２７日的大游行，有十万人参加。事情就这么闹大了。本来通过做工作事件是可以逐渐平息的。

在悼念胡耀邦期间，有很多学生没有上街，“４．２６社论”把这批中间学生也调动起来了。“文革”以后，人们对戴帽子很反感，机关知识分子都认为不应该这样扣大帽子。４２６社论把大批人推到另一边。那么多人声援，那么多人担忧。

“六四”的根本问题是“４．２６社论”，引出空前规模的群众抗议。

“４．２６社论”没有发给我，在朝鲜时我不知道这个社论。但小平的“４２５讲话”发到了朝鲜，使馆给我看了。我也表了态，同意小平同志关于稳定局势的讲话。因为这是内部讲话。我没想到他们会公开发社论。到５月１７日，我会见戈尔巴乔夫后，常委公开发生分歧。我主张从“４．２６社论”退回来。有人说退回来涉及到小平。我说，这个社论我虽然没有看，但我可以承担责任。李鹏说，没有那个必要。

我从朝鲜回来路过沈阳时，辽宁省委同志说，小平讲话传达后反映不好。当时我想，为什么要传达呢？过去有一条，不得人心的事不能把小平抬出来。这次为什么要把小平抬出来呢？对传达“４．２５讲话”，邓本人也不高兴，把邓推到前面去了。

我从朝鲜回来后，他们最怕我不支持“４．２６社论”。一定要我表态支持“４．２６社论”。

４．２７大游行后，李鹏等也认为“４．２６社论”搞坏了。他们没有想法缓和，而是认为要坚持下去，要顶住，而是千方百计地证明“４．２６社论”是对的。在这一点上，他们当时可能有私心，特别是北京市委的一些人。

“五四”我要发表一篇讲话。李鹏、姚依林、宋平、李锡铭都要我在稿子中加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句话。我没有加，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自由化是一回事。稿中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没有必要再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了。”邓家的孩子（大概是邓榕）给鲍彤打电话，要求在讲话中加上一段小平对青年的关心。因为４２５讲话公开以后，小平在青年中的形象不好。五四讲话中加上了这一段。

“４．２６社论”各方面反映都不好。我从朝鲜回来后，他们包围我，影响我，要我坚持“４．２６社论”。开始我没有讲话。李鹏到我家谈这事。我说要让学生复课，有问题可以对话。我看了公安部４２７游行的录相。费孝通等四个民主党派领导人找我。费孝通态度很明朗，说要想法挽回。我找北大和北师大的两位校长，两人的态度不一样，但反映的情况是一样的。耀邦的事基本平息了，“４．２６社论”把学生激怒了。“４．２６”社论发出后，学生冲出校门要上街。学校领导和党团组织出来阻止。因为“４．２６社论”态度很强硬，学校怕学生上街后真会发生流血事件。但４２７游行什么也没有发生，学生胜利了。这时学校的领导和党团组织感到灰溜溜的，感到以后的学生工作更不好做了。

我从朝鲜回来后很不好办。有小平讲话，又发了社论，学生怕秋后算帐，要求收回社论。而李鹏、北京市委坚持“４．２６社论”不能退，还拿邓作牌子，说４２６是邓的话。事实上，是他们定性在前，邓讲话在后。我说，动乱这个词是中性的，骚乱、动荡、风波，都是讲规模，没有讲性质。小平讲动乱没有什么问题，问题是什么样的动乱。动乱有人民内部矛盾，也有敌我矛盾。问题就出在“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个定性上，在５月１７日常委发生争论时我是这么说的。

当时常委大多数人认为可以采取逐步缓和、逐步淡化的方法，不再说４２６社论了。５月４日，我接见亚银时，就根据这个精神发表了讲话。提出通过民主和法制的办法解决问题，提出学生和政府要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八个字。这个讲话反映很好。北京７所大学复课了（当时报纸有报道）。这又是一次解决问题的机会（第一次机会是耀邦追悼会完毕）。但这时学生还不放心，认为我讲的是空话，没有落到实处。这时如果继续对话，加紧做工作，形势就会好转。

但是，不知有什么背景，何东昌在各大学党委书记会上说：“赵紫阳的讲话和’４．２６社论’的精神是一致的。

他的有些讲话是他个人意见。”他实际否定了我的亚银讲话。我想这一定是有背景的，他不可能发表这么大胆的讲话。

何东昌的讲话正符合大学党政干部的口味。因为４２７游行后，学校党委灰溜溜的，他们也希望死守“４．２６社论”这条线。何东昌讲话传达下去后，人们普遍认为，我的讲话不代表中央。

这时，学生要求对“４．２６社论”有说法，而另一些人坚持“４．２６社论”不能退。他们还收集一些有剌激性的材料往邓那里送，发表一些剌激学生情绪的话，两面挑。我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我和学生没有联系。两面都不买我的帐。学生想要“４．２６社论”的结果，继续对政府施加压力。而这边邓的决心也越来越大。

李鹏对我说：“你主张不激化矛盾的缓和办法没有效果嘛！”和学生对话，对一次和学生闹一次。他坚持只和学生会对话，不和闹事的学生对话。我说，和学生会对话等于和自己对话，没有用。现在另一方是闹事的学生，要和他们对话。

戈尔巴乔夫访华，学生占领了广场，连举行欢迎仪式的地方也没有，大丢面子。也给李鹏他们以口实。我在和工人对话时劝告学生不要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学生没听懂我的话。我这话的意思是，你们闹得越激烈，有人越高兴。

学生闹得越来越厉害，李鹏和北京市委对小平的影响就越来越大。

就是到了这个地步，也不一定要非动武不可。

戈尔巴夫走了以后，我想，事情拖得这么久了，学生也疲了。广场上的学生已经不多了，北京的学生都回去了，留在广场的多是外地学生。如果我们在“４．２６社论上退一点，事情有可能好转。４２６社论不退，学生怕秋后自算帐，就很难安定。

学生中也有激进分子。在快冷下去的时侯，他们搞起了绝食。

我认为，军管必然导致动武。从“４．２６社论”导致４２７大游行说明，现在用上纲上线想把群众压下去是不灵了；用权威人士出来压也不灵了。既然这两个都不灵了，又不退让，搞军管，势必发生冲突。一冲突就要流血。当时我还担心，学生流血会不会造成工人大罢工？当时我没有想到用几十万大军吓住。这只有小平才有这么大的气魄。但这对共产党的形象影响太大了。当时学生不相信解放军会向他们开枪。这说明我们在群众中有信誉。１９７６年“四五”也只是用棍子，用工人纠察队。北洋军阀也只打死十几个人。一二运动蒋介石也没敢开枪。我党历来没有这个历史。所以，学生不相信解放军会向他们开枪。

开枪是把事态压下去了。但党和政府的形象损失太大了。这样的搞法只有邓才下得了决心。几十万军队，调动了好几个军区的力量。

我在解放前也闹过学潮。组织学潮搞无限期罢课最不得人心，是得不到支持的。学生还是要念书的。“五四”前学生已经闹够了。他们不会无限期罢课。政府退一步，给学生个台阶，就可能平息。用不着动武。

怎么退？在５月１７日晚的常委会上。我说后退我承担责任。小平只要讲这么一句话：“现在看来，学生的问题并没有原来说的那么严重。”当时学生游行的口号中有拥护改革开放，拥护四项基本原则的内容。尽管他们有些口号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小平可以接过来，用来缓和矛盾。只要小平讲了这么一句话，剩下的工作由我们来做。

直到最后我还认为这是最好的方案。军管就要流血。确定戒严后我给邓写了一封信：我担心出现更严重的后果（我是指工人罢工）。

后来有一种说法，说镇压是被迫的，是无奈的。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有多次机会可以不采取流血的办法。关键是我们的措施不对，方针不对。

事后也证明，哪有什么黑手？哪有什么组织、领导？真正有组织、有领导就好办了。他们的领导也是当时产生的，甚至一天换一个。

我当时就说，我们是执政党，谁能有组织、有领导搞么大的事件来？

说开枪是没有办法是后来讲的。一开始是说动乱就要镇压。后来才说镇压是不得已而为之，说政府采取了克制态度。

谁克制？要不是我从中做工作，早就这么干了。李鹏还对外国人说，我们没有橡皮子弹。

学生中也有激进分子，他们怕学生不闹，一会搞自由女神，一会搞绝食。

你问对付学生为什么要调这么多军队，开始军队开不进来，后来才越调越多。调少了也怕军队发生变化。这时我已经下来了，具体情况不清楚。

５月１６日，上午小平会见戈尔巴乔夫，下午我会见。晚上开常委会。在这之前，我已很明确地提出“４．２６社论”要讨论。这天的常委会上我正式提出“４．２６社论”要有个说法，定性不恰当，要改。虽然我没有看这个社论，但我可以承担责任。改“４．２６社论”的定性，但无论如何不能涉及小平。小平只要说一句话就行：“现在看来学生的问题并不像原来说的那么严重。”这天晚上我和李鹏发生争论。他说，没有必要让你承担责任，这不是政治家的态度。他说，“４．２６社论”是邓的讲话。我说不是，是常委会定的调，向邓汇报后才有这个讲话。李鹏说，你在朝鲜回的电报中说同意制止动乱。我说，动乱这个词是中性的。问题不是出在动乱上，而是出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定性上。而这个决定是常委作的。

第二天，我给邓写信要求面谈。邓通知了几个人：李鹏、姚依林、胡启立、石、杨尚昆和我。我们去了邓家。本来是我要求谈话，他通知了这么多人，显然不是听我的意见。我还是重申了我的意见。姚李说，学生动乱不能制止，是赵在亚行会议的讲话引起的，这个讲话使学生感到中央出了两个声音。我表示，××××，对　搞军管我担心出现严重后果，我很难执行。胡启立也反对军管。石原来不赞成军管，在这个会上也赞成了。杨尚昆原来反对军管，后来也赞成。最坚决的是姚、李。其实，这几个人的态度无所谓，就是五个人都不赞成也可能实行军管。在邓家开会之前，我的意见是多数，我，启立，石，尚昆，都是一致的。在这之前他们和我一起根据这个意见做了很多工作。

现在回答你的问题，我为什么下台不作检查？因为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作为总书记，到最后关头，我赞成军管，总书记还可以当下去；我反对军管，就要下台。邓的性格我是知道的。是继续当总书记，对学生采取强硬的方针，还是下台？我选择了后者。这一点我反复想过。不赞成和不当总书记我是一起考虑的。从邓家开会一回来，我就写了个辞职信。杨尚昆劝阻我，才收回。他说，你的辞职信一传出去，就会引起更大的动乱。所以，对下台我并不闷气。

这件事不像别的。不像过去搞运动作检讨。过去搞运动我作过不少检讨。那时总认为毛主席是对的，自己可能有错误。包括文革，我作检讨也是这样。这一次我不这样看。当然，这和文革后思想解放有关。我觉得自己没有错，何必检讨？

一检讨就不能说明事实真相。

十三届四中全会前，劝我不要讲话，劝我作几句检讨，不深刻也行。他们没有想到我在会上有这么个发言（在政治局扩大会上讲的）。他们几位在这个会上的发言都印发作为中央全会的材料，我的这个发言开始也印了，后来又收回了。原来要给我保留中央委员的职务。我有这个发言，就不保留中央委员了。那一天姚依林主持会，我要讲话，他说，“不讲了吧！”我坚持讲。姚让我讲１５分钟。我事先准备了稿子，２０分钟念完了。我一讲话，他们很不高兴。开完会我就走了。第二天复会，把我中央委员也没保留了。关于我的问题组织处理进行投票，我没举手。我说：“不当总书记我可以举手。说我分裂党、支持动乱我不接受。”在整个动乱期间小平一直在北京，并不是传说中他在外地。

问：现在海外出版的一些书中，说胡耀邦下台您起了重要作用，落井下石。您能否就这种看法作些说明？

答：这种看法我也听到了。您大概是指阮铭的书和吴江的书。这种看法集中起来有四件事：一是说他下台前我告过他的状；二是说小平要退下来征求意见，胡耀邦举双手赞成，我说离不开小平；三是说胡下台前我批评他反自由化不力；四是说１９８３年我和陈云联合起来搞胡耀邦。现在就人们说的这四件事做些说明。

人们说我写信告胡的状。我是写过一封信（只有一封信），这封信只是一般意义上讲党的领导制度问题，没有讲耀邦的事。这封信全文如下：小平同志：送上黑龙江省陈俊生同志建议一件，请阅。

虽然他提出的办法不一定是治本之策，但却提出了如何保持我们国家长治久安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目前我们各方的情况都越来越好，而且这种头一定可以保持下去。然而，这还不能说长治久安的问题已经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保持国家根本法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固然是一个重要方，但我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只从宪法上考虑，恐怕还不行。我认为根本的、首要的是在党的领导体制上着力，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现在趁您和陈云同志健在，精力仍然充沛，而国内外大政方针已定，在您的领导和决策下，各项工作已走上正轨，当前的确是我党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正因为这样，我衷心地希望您能以更多的精力，集中去考虑解决这一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千秋万代的重大问题上，为我们党制订必要的领导制度，并亲自督促付诸实施，使之成为习惯，形成风气，不因人事的变化而变化，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以上建议妥否，请酌。

此致敬礼！

赵紫阳　１９８４年５月２６日　访欧前夕这中间有个误会。确定耀邦下台以后，１９８７年１月，在批评耀邦的“生活会”上，有人批评耀邦不受约束，好即兴发言，对重大问题轻易表态。我也讲了这方面的问题。我讲了胡为人宽厚，可以吵架不记仇，好共事。但也有弱点，喜欢标新立异。喜欢一鸣惊人，不受组织约束。现在老人还在你就这样，将来气候变了你的权威更高了，可能成为大问题。人再好，也会发生变化。斯大林，毛泽东这么伟大的人物，也出了问题。我过去也想过，虽然我们现在合作得很好，将来到了这种情况能否合作好，就很难说了。讲到这里，我说，早在１９８４年我给邓写过一封这样的信。我没有说信的内容。有可能别人理解我当时发言的内容就是信的内容。

他在日本访问，一下子就邀请了３０００名日本青年到中国访问。一回来就忙得一塌糊涂。他到朝鲜访问答应金日成派飞行员到中国受训，可以开中国的飞机。小平对他这一点很不放心。

吴江的书中说，薄一波在“生活会”上念了这封信。实际上没有念。当时要念了就不会产生误会了。

说邓要退下来胡举双手赞成，我不同意他退。事实并不是这样。

耀邦是否说举双手赞成我不知道。因为耀邦下台之前邓没有说他退的问题。

１９８６年２月，耀邦到我家对我说，小平同他谈了话，十三大他要退出常委，退出顾问委员会主任（没讲退军委主席），由耀邦干。耀邦下一届不当总书记。小平说，我们俩这样一做，可以把一大批老同志带动退下来。耀邦当时是接受的态度。耀邦还说，这样安排以后，你当总书记。我说：“我虽比你小几岁，但我们俩是一个年龄杠杠的人（在６０－７０之间），没有你下台我接的道理，可以让启立来接吧。”他说：“让启立马上接还不行。”我说：“能否十三大不设总书记，，由常委来轮流主持，轮流值班。”他说：“这个意见好。”小平没有同我谈他退不退的问题。

我不赞成邓退出常委，那是胡下台以后的事。１９８７年夏天，成立７人小组，负责为十三大人事工作，由薄一波负责。这次小平讲，十三大他不做常委（军委主席还做）。当时我不赞成。理由有二，一是小平还是要管事的（他自己说过），与其在常委外管事，不如在常委内管事。何况在很多老同志还在的情况下，小平不在常委，常委的分量太轻。但我主要的看法是在常委外面管事不如在常委内面管事。事后也证明了这一点，“六四”就有人说“垂廉听政”。

（杨问：为什么小平从一开始不自己担任党的主席？）这一点我说不清，只能是猜测。大概是考虑舆论吧。一开始叫华国锋下台，胡和我都不同意。不管怎样，华在粉碎“四人帮”时还是立了功的。胡不愿接党的主席。胡说，华在台上并不妨碍我嘛！邓不接受胡的意见。陈云坚决要华下来。当时中国那么多老同志都在，总书记很难办事。我代总书记时，陈云要我开会，小平说不开会。陈云要开会是要个说话的地方，小平不开会，是他可以直接找我们。我没有开会，陈云问我：“为什么不开会？”我说：“我是大秘书长一个。要开会，您和小平册志商量好了再开。”陈云听后重复我的话说：“大秘书长一个。”。两个老人意见不一致，总书记是很难当的。李先念还说：“赵只听邓的，不听他们的”。两个人难办了，三个人更难办了。

１９８６年还有这么一个情况。胡访问欧洲时，多次向记者讲十三大老人退不退的问题。我外出访问时一概不回答这样的问题。他是总书记回避不了。是否有人从这里觉察出我们对邓下台态度不一致？

胡下台不是讲邓退下来引起的。小平的心胸不是那么狭窄，他还是伟大的嘛。他对胡很了解，只是认为胡不够持重。

关于对学潮的态度问题。在１９８６年闹学潮时，１２月３０日，邓找我们（还有何东昌等）开了一个会，讲了一篇很严厉的话。说这次学潮是长期对自由化放纵的结果。还说，我讲过多次的王若望等人的问题为什么不处理。当时我插了一句：刘宾雁找了费孝通、钱伟长，商量１９８６年要开一个会，纪念反右斗争30周年。费、钱二人觉得不妥，向我反映了，没有搞成。小平说，费、钱不错。

我没有批评胡耀反自由化不力。１９８６年学潮是我和耀邦、启立三个人一处理的，没有分歧。所以，学潮问题我不会批评耀邦。

关于１９８３年陈云联我倒胡的问题。

说1983年陈云倒胡没成功，说有三次常委扩大会在经济问题我批评耀邦。事实是，有一次常委听财经小组汇报，汇报的中心内容是“经济指标不搞那么高，定低一点，让下面超额完成，比高指标好处多”。这是我安排汇报给小平听的。小平说指标定得太低。这次汇报是对小平这个问题的回答。

那天主要是计委的姚依林和宋平汇报。小平主持。我插话：前几年我们带有还帐的性质，所以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减少。这是不得已的，也是正常的。但长此下去不行，中央财政过不去。会上没有争论。就在这个时侯，陈云拿出讲稿，针对胡耀邦一段时间内对经济工作的讲话，提出了１０条（也可能是７条）批评意见。如耀邦曾说过，财政赤字不可怕，是假的，陈云就说：“财政赤字不是假的，是真的。耀邦。”还有耀邦对第一个五年计划谈过看法，陈云对他的看法也提出了批评。陈云批评时，耀邦一句也没有辩驳，只是承认。看来陈云是憋了一肚子气，一吐为快。小平不愿意在这个场合下批评耀邦，也不愿意争论。他没有思想准备，不太高兴。说：“今天主要是听汇报。”在改革的问题上我和耀邦是一致的。在改革中，只有一件事我们的意见不一致，那是在１９８３年，他作了一个报告，讲“包”字进城，把农村承包简单地搬到城里来。结果商店搞承包，卖家用电器的奖金很多，卖针头线脑的拿不到奖金。我制止了。我认为城市经济比农村复杂，要慎重。当时的包字进城和后来的承包制是两回事。在经济改革方面我们意见是一致的，但在经济发展问题，我们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

我和耀邦在经济发展中的分歧在陈云批评他之前，在邓那里谈了一次话，说清楚了。我主张不要追求速度，他主张提前翻番。这是我们的根本分歧。小平找我、耀邦、乔木一起到他那去谈了一次话。我说耀邦这些讲话行不通。耀邦接受了。小平说：“今后经济工作由中央财经小组和国务院主要决策和发言，不要政出多门。书记处只管大事。”胡木认为耀邦在１９８３年那个全面改革的讲话全文没有四个坚持。小平说：“这么重要的讲话为什么没有四个坚持？这个稿子不能发。”陈云批评耀邦之后，胡木说：“经济工作的不同意见对地方影响很大，要不要找各省同志来打个招呼。”小平说：“你们商量一下吧。”我们定下来开一次会商量一下。事后我在书记处说：“书记处可以准备准备。这件事到底怎么讲由耀邦定，由耀邦自己讲。”过了两天，胡启立到我那里去说：“邓力群在新华社的一个会上把陈云批耀邦的话捅出去了。”我立即打电话给邓力群问他有没有这回事。他吞吞吐吐。我说：“原来不是说要开个会定一下吗？会还没有开怎么就捅出去了？立即打电话，不要扩散！”之后我去天津。家里来电话说：“各省打招呼会不开了。这是小平定的。”我从天津回来后，耀邦到我家告诉我：“那个会不开了。”还说，外面对开扩大会很担心，以为中央要出什么事了。”我并不认为问题很严重。我说：“这些只是经济工作中的不同意见，不要想得太复杂了。我这个人你是知道的，我只是个助手人才。对意识形态毫无兴趣，也不懂。我也不认为乔木和邓力群（指当时邓力群）有非分之想。陈云同志主要是对你的讲话憋了一肚子气。我们是在同一条船上的，同舟共济。”事后，胡启立对我说：“耀邦对你说的同舟共济很高兴。”就在陈云批耀邦前后，姚依林和宋平联名给中常委和邓写信，说耀邦到处乱讲话，和十二大精神不一致，使计委工作很难做。这封信没有反应。小平确定不开省委书记会之后找姚依林谈了一次话，说：“你那封信有股情绪。”姚说：“我也承认有情绪。”当时，的确有不少人对耀邦在经济问题上的作法有意见。我也有意见，也有一致的地方。但那时并不是想把耀邦搞下来，包括陈云。也可能我看得比较简单。

陈云的确有一肚子气。我劝耀邦到陈云那里去谈一谈，他答应了，但没有去。

领导班子中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

小平为什么不信任耀邦？根本原因外界不清楚，国外也是乱猜测。小平对耀邦态度改变，有人说是受陈云的压力，有人说是受到挑拨。挑拨是有的，关于四项基本原则问题，邓力群不断打报告。这些最多只起推波助澜的作用。对耀邦外事上的毛病，经济工作中的乱讲话，邓并不看重。邓了解他，他们的关系很深。

根本原因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邓认为如果将来老人不在，由胡来搞，中国自由化肯定要泛滥。邓在反自由化问题上对胡越来越失望。１９８１年批思想理论战线软弱，第二次是反精神污染，第三次是反自由化，都批的是胡主持的工作领域。而且一次比一次更不满。中间邓让启立和石两次传话给胡，批评他对自由化太软弱，对有些人不处理。

第一次是让启立传的话：“对自由化采取这样放任软弱的态度，是作为总书记的根本弱点。”尤其是反精神污染。这使邓胡分歧增大。反精神污染是邓提出来的。反精神污染有扩大化现象。搞了２８天不了了之。

本来就完了，邓也觉得反精神污染不得人心。但在这以后胡多次对这一段评来评去：“提法不科学”“搞了扩大化”。

外国记者也从中挑拨。

１９８４年１２月，作协四大，在耀邦讲话的空气下，在反精神污染中被整的人怨气很大。作协选举，所有的反精神污染比较积极的人全部落选。这样一来，很多老同志有意见。认为作协四大是对反精神污染的清算、否定。作协四大是耀邦和启立主持的。老同志对他们当然有意见。

１９８５年，小平让石给耀邦的传话中说：“现在外面有人说耀邦是党内的开明派，打着他的旗子反对我们。

”“耀邦不讲反自由化，为什么不讲？”１９８５年在北戴河，在启立、石给耀邦传话之后，我对耀邦说：“要研究一下，给小平要有个交待。”当时他同意了。但他却去了新疆，一走了之。后来我问他：“老爷子打过几次招呼，你不表态，怎么想的？”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邓不信任耀邦的第二件事是耀邦和陆铿的谈话。邓对这件事看得很重。陆铿１９８５年和耀邦谈话我不知道。就在１９８５年７月，邓要石传话时，石、启立对我说：“耀邦和陆铿的谈话太不像样。陆把他说成开明派，挑拨离间。

耀邦没有批驳，而是迎合的态度。”１９８６年，从北戴河回来的一位老同志问我：“耀邦同陆铿的谈话你看过没有？”小平对这位老同志说：“陆铿打着奉承耀邦的幌子来反对我们！”小平还对这位老人说：“这几年我如果有什么错误的话，就是看错了胡耀邦这个人。”我观察到，从这时起，老人们对耀邦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

后来我联想到，１９８６年４月，小平找耀邦谈话，让耀邦接顾委主任，就是在十三大要把他换下来　，采取的是平稳过渡的方式。邓是以年轻化的名义和他谈这件事的。胡耀邦也是这么理解的。

１９８７年１月耀邦下台，这是必然的。只是老人们的决定提前了，形式也变了，由平稳过渡变为这种辞职的方式。

对后来耀邦辞职，我既没有投井下石，也没有为他说话。我知道，老人们已经定了，说也没有用。

事实上，１９８６年学潮发生后，邓在１２月３０日的谈话中指名批评胡耀邦，这个讲话当时就发到各地去了。

他已经无法工作了，只能辞职。

我确实不愿当总书记。我愿意把经济改革搞下去。但是，当时让我代总书记，我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在那种形势下，只有我能代。我代的效果可能要好一些。如果耀邦下台以后排山倒海地反自由化，就了不得。我代总书记，首要任务是少伤一些人，把运动控制住。把反自由化调整转向到改革开放。那个时期我虽然多次讲过不当总书记。我想，让别人搞就没十三大这个结果，肯定不如我。那时不可能为胡讲话，讲也没有用，早就定下来了。能把启立保下来很不错了。

耀邦下去了，常委会不能开，搞了个五人小组，启立是一个。是我提的。老同志不赞成，小平同意了。耀邦下来后，启立受到很大牵连，他参加五人小组，做了十三大常委，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了。

对我和胡耀邦关系的传言有三个原因：一是不了解胡为什么下台；二是我们在经济发展问上确有分歧；三是耀邦下台是我接他的职务。

外电说，邓受到压力，在胡、赵两个人中，邓只好牺牲胡保赵。不是这么回事。邓不是受压力才让胡下台。

也不是胡让邓退休，邓才让胡下台。如果是这样，邓就没有伟大之处了。

邓每次对思想战线上的批评材料不是来自胡。都是乔木、力群反映的。邓一问，他们反映的确有其事。思想战线是耀邦分管的。这当然使他被动。

邓了解胡。有一次邓向我介绍胡的长处之后，说胡不够持重。他们之间的关系比较深，邓对胡很了解。

我和胡的关系基本是好的，但也不是很好。他这个人的确有毛病。例如，经济工作上的分歧，在小平处已经定了，主要由财经小组和国务院管。１９８４年，他又以端正行业不正之风的名义，一个部一个部地听汇报。汇报会上，他又下指标。他定的指标国务院不知道，但部里都来国务院要钱要物，说是耀邦定的指标。

总之，在改革问题上我们基本是一致的，是互相支持的。在经济发展上，我们的意见不同。他还是搞宣传鼓动搞群众运动那一套。

附录二：再访赵紫阳

时间：1996年10月29日下午3点半到6点。

地点：还是上次那个地方。

张广友得知我要访问赵紫阳，一定要同去。还是赵的老乡宗凤鸣先生引见并作陪。这次访问张广友说话太多，影响赵的讲话时间。

这次一开始是闲谈。老张问他看过《改革风云中的万里》（张广友著）没有，这本书要再版，您有什么意见。赵说，眼睛不好，白内障做了两次手术，很少看东西，看东西也很粗。你的书我只是翻了一下。

谈到他的健康状况和生活，他说，身体除了眼睛，都很好。一个星期打两次高尔夫球（他的写字台上有一本《中国高尔夫》杂志）。同意我去打，但只能在指定的地方打，别的地方不能去。看看电视，爱看历史剧，不管写得好坏。看书少，看些闲杂书。新华社的《国内动态清样》看不到了。信息也不灵。国事已经很淡了。不能说不关心，的确是淡了。对当前事想得少。想多了也没什么意思。

谈到境内外写他的书。《赵紫阳传》的作者赵蔚我不认识。他是抄报纸写的。我的家庭情况他也写得不对。老张拿出香港出的《赵紫阳的崛起与陷落》问他看过没有，他说，我没看过，听都没听说过这本书。

吴江的《十年的路》我看过，再版了也听说过。他的书我很不高兴。评价好坏无所谓，但事实不对。他说1984年我给邓写过信，告了耀邦的状。没这么回事。我是写过信，但信中根本没有讲耀邦。我不认识吴江。听说他很严谨，是个学者。

不知道他这个材料是从哪里来的。分析评价无所谓，重要的事实不能编造。这一点我对他不大谅解。我在这个处境下编造更不该。我如果是自由人就可以公开说清楚。他又是耀邦周围的人，他说的话有影响。我那封信是灵机一动写的。陈俊生在人大会上有个发言，谈到长治久安问题。这就引起了我的动机，就写了这封信。信中说要实现长治久安，需要解决党中央的领导制度问题。政治局及中央常委的领导制度问题。要建立制度，不因人的变动而变动。真正在中央领导集团实行民主集中制。

我写这封信，除了看了陈俊生的发言以外，因为领导制度问题我过去想过。我当总书记的第一件事就是搞书记处和常委的议事规则。我主张重大的事情必须一人一票。否则谁赞成谁不赞成，多少人赞成，不清楚。事情一过，就会说我当时就不同意。我主张重大事情举手或投票。但这个想法没有实行。党内要有制度，还要遵守制度。《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很好，就是没有执行。人治的特点太厉害了。粉碎“四人帮”后，叶帅出来进去地说“文化大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党内生活不正常”。问题在没有制度。有制度就好办。我写的那封信就是这个意思。信送上去后我没有再问，也没有回音。

杨问：有人说，“政治上反右，经济上反左”的说法是您先提出来的，是不是这么回事？

赵答：我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有个发言，其中有这个意思：我在经济领域是改革者，在政治领域是保守者。我现在有改变。我在四川工作时，一位陕西工人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经济上您是反左的，政治上您是反右的”。后来我跟别人说过这封信，说这两句话有道理，承认我是有这种想法。到北京工作后，我还是不赞成政治上搞得乱糟糟的。有人说我赞成新权威主义。我不知道新权威主义是怎么回事。我不认识吴稼祥。有几个学生到台湾中央研究院，他们很欣尝美国的民主。认为台湾比大陆民主。一位台湾教授教训这几个年轻人说：“你们应当了解一下台湾的路是怎么走过来的。

”他的意思是如果没有一段时间的强人政治，稳定一个时期使经济得到发展，台湾就没有今天的民主。

1988年有一次我去小平那里。小平提到方励之。我就把上面说的事讲给他听。我说有一种新权威主义，就是政治强人稳定形势发展经济。他说：“我就是这个主张。但是不必用这个提法。”我的确主张过政治上不要慌慌忙忙地搞改革。

现在我的想法有改变。我现在认为，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要配合。不配合，搞市场经济，还是无产阶级专政那一套，这两套很难长期在一起，矛盾会很多。但是我也认为，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政治体制改革不能过急，要渐进，要考虑社会承受能力。不能搞得天下大乱。不能像走马灯一样换领导人，今天你在台上，明天我在台上。西方这样可以，社会照常动转。中国不行，几个月换一次领导人什么事也干不成。台湾地方小，人的文化教育程度和我们也不同。他们经过了一个过渡时期。现在他们一个大党，一个小党，不能形成轮流执政，但有合法的反对派。

谈到“六四”。赵说：“《许家屯回忆录》写的‘六四’那一段是符合事实的，大体是那么回事。”我们的话题又转到十三大中央的人事安排上。他说，外面传说，十三大时议论万里当总理，我不赞成，说我宁可让李鹏当总理也不让万当。这是胡说八道。耀邦下台后没有中常委，只有一个由我牵头的五人小组，五人小组主管日常工作。十三大的人事安排小平委托“六人小组”，六人小组由薄一波同志牵头。六人小组直接对小平负责。我这一层也在六人小组议论之列。常委名单中，除了后来定的五个人外，还有万里和田纪云。这两个人大概是小平提的。“六人小组”在征求老同志意见时，坚决反对万里进常委。姚依林说：“万里如果进常委，国家一旦有事，他就会带头起哄。”陈云也反对万里进常委。“六人小组”向邓汇报了这个意见。邓才同意万里不进常委。剩下田纪云。姚依林突然提出田纪云有什么什么问题。邓小平说：“万里不进常委了。又说田纪云有什么问题，这不一定是事实，但时间很紧了，田纪云也下来吧！”这就定了五个常委（赵紫阳、李鹏、石、胡启立、姚依林）。这一段情况有些我是从邓那里听到的，有些是从薄一波那里听到的。传说万里当总理，实际上从来没有这个说法。那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下一届总理必须比我年轻。

万不能进常委后，邓曾和我交换过意见，让万里当人大委员长。邓把这个想法告诉薄一波。“六人小组”也不赞成。这时邓就找万里谈话，批评他：“你是怎么搞的，人事关系搞得这么紧张。”邓要万里挨门挨户去访问，做自我批评。万里到我家来过一次，他说还去过宋任穷家。

人事安排邓委托“六人小组”搞，不是邓一个人定的。“六人小组”还要向陈云汇报。

老张问：李鹏是怎样当上总理的？

赵答：总理人选只有李鹏一个人。当时比我年轻的只有李鹏和田纪云。田纪云嘛，没有人提他。我也不好提他。有人说我提田纪云，没那么回事。对李鹏当总理有些人有不同看法。邓说：“他年轻，知识面广。”不知道小平怎么认为他知识面广。（杨问：邓大姐起了什么作用？）邓大姐起了什么作用我不知道。在考虑李鹏当总理时，有人担心他只懂电力，不懂经济，就提姚依林。小平否了，说姚年纪太大，身体又不好。

话题又转到“六四”。大概是5月3日，在万里出国前，我到万里家和他长谈了一次。谈得比较好。我主要向他讲了学生的事怎么看。我说，现在开放搞了这么多年了，外面什么东西学生都有印象。学生们觉得什么话都可以说。老一代人的思维方式还是“以阶斗争为纲”，学生说我们不好就认为是要颠复我们。这样，本来不是对抗性的就搞成对抗性了。有的人把学生的话收集起来，往这儿送，往那儿送。往邓那里送，说矛头指向邓了，把邓激怒了。我说这事没有什么了不起。采取对话疏导的方式可以缓和下来。我说时代变了，思维方式也要变。不能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方式来看待学生的言论。否则就不理解青年，把问题看得太严重。万同意我的看法，说：“对呀，李瑞环给我打电话，说我们太软了，主张中央要坚决一些。李瑞环不对呀！”他也认为，开放时代的青年思想变了，我们还是老思维方式不行。一听到不同意见就说反党，不是那么回事。我们的看法比较一致。

“六四”以后没有把我送上法庭，是因为我在国外有影响。不能像鲍彤那样秘密审判。

鲍彤有什么事？查清了什么事也没有。说他反革命煽动和泄露机密。什么机密？起诉书说，有人问他“赵是不是不行了？

”他回答：“一个星期以后就知道”。这也算泄密？就连这件事鲍彤都说没有。说他反革命煽动，一是议论了朱琳出国时丢了一个假项练，紧张得了不得。二是议论了戒严。反革命宣传和泄密这两个罪随便就可以加上。审判鲍彤连证人都不让出庭。现在说是把他放了，但还不给他自由。天天讲法，这是什么法？

原来搞鲍彤是为了搞我的问题。以为我和学生私通，还通过鲍彤和外国人私通。结果什么也没有。他们查索洛斯基金。索洛斯是匈牙利人，是个大富翁。他出资金支持体改所的研究工作。他有没有美国中央情报局背景我不知道。对这个人公安部和安全部看法不一致。公安部认为他有这个背景，安全部认为没有这个背景，他是安全部的客人。公安部1987年7月给我写了一封信，说索是个反共老手，支持匈牙利事件，支持波兰团结工会。我比较慎重。我把公安部的信批给了安志文（当时安是体改委党组书记），让体改委和这个基金脱钩。我的意思是社会上对体改委的议论已经不少了，不要再增加议论。

鲍彤的事是先入为主。李鹏对邓说过鲍彤是坏人，说我受了鲍彤的影响。在老人家脑子里留下了印象。

他又对胡耀邦下台和万里中的一些事进行解释。他说，重要人事问题不是我这一层所能定的，耀邦时也是如此。有时连参与意见的机会也没有。“六人小组”也没有决定权。他们只能到几个老人那里听取意见。小平、陈云二人达成一致意见以后就能定下来。邓小平认为这个人不错，就调上来。认为不行，就让下去。毛主席当年也是这样。“赵孟能使贵之，亦能贱之。”这是东方政治、也是中国政治的特点。这是无法发改变的。

我当总书记，组织部长我能动吗？宣传部长我能动吗？不能。对宣传部长王忍之我很不满意，我还骂了他一次。

我只能骂骂而已，我换不了他。因为有人支持他。耀邦一下台，他很快提出“第二次拨乱反正”。我问他：“拨谁的乱？

反谁的正？拨胡耀邦的乱？不能全算是胡耀邦的问题吧？”我还说：“我知道，这话不是出自于你。”他急忙说：“是我说的。是我偶尔失言。”我批评他：“听到小平说‘主要是反左’，你们宣传部如丧考妣。这是什么精神状态？”和他在一起听批评的还有王维成。我骂他时胡启立也在场。

这一层人都不是在前台的人所能决定的。总书记耀邦不能决定我能不能当总理。在最高领导层的人事上我们前台的人没有发言权。真正有发言权的就是两位老人（邓、陈）。第三位（先念）有影响，但不起决定作用。只要两位老人达成了一致，就成了。稍微了解中国政治的人，不会相信耀邦下台我起了作用。

吴江讲的几件事情都不符合事实。说耀邦赞成邓退休，就让他下台。耀邦决不会说“我举双手赞成”，邓也决不是在这件事上对耀邦有意见。耀邦下台前邓从来就没有对我说过他退不退的问题。外国记者问我邓退休问题，我从不回答。

小平对耀邦很好。有这样的结果是两个人政见不合。主要是对知识分子问题。从反精神污染沿下来，到和陆铿谈话。

和陆铿的谈话是导火线，86年学潮也是导火线。仅这次学潮小平不会把耀邦拿下来。小平和耀邦分手与和我分手不一样。

“六四”前邓对我是信任的。他认为“六四”看清了我。说我是“自己暴露的”。小平和我分手没有耀邦那么长的过程，只是“六四”。他和耀邦是几年的积累。他对耀邦的信任一年一年地减少，最后到完全不信任。

耀邦下台我没有为他说话，也没有落井下石。为什么不为他说话？说也没有用，我也认为耀邦再也无法搞下去了。

耀邦下台后在我脑子里最重要的问题是怎么对待反自由化问题。搞不好就会伤害很多人。耀邦一下台，邓力群一批老人劲头大得很。他们一搞就会伤很多人。我和邓力群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决裂的。他恨我胜过恨耀邦。我把他的研究室撤了，不让他管意识形态。耀邦不敢做的事我做了。这是因为他们劲头太大，没有回旋的余地。我在国务院工作时不知道耀邦的苦处。我一当总书记就怕这件事。我说我这个人对意识形态没兴趣，我也懂。我喜欢干些实实在在的事。反自由化上有小平，下有邓力群，还有中纪委，我很难。开名单啊，一批一批地往上送啊。中顾委一些老同志一说反自由化，就认为过去几年都错了。还好，我把我的想法和小平彻底谈了一次。他这根神经（指怕否定改革）比较紧。我跟他谈了一次，他转过来了。说，不能这么搞。这就产生了我的“五一三”讲话。我不愿当总书记，但是，在反自由化的情况下，我认为我在这个位置比别人要好一些。要让别人当总书记更不好办。

小平在政治上决不放松，经济上他无所谓，只要把经济搞上去就行了。这也是你提的“政治上反右，经济上反左”那个问题吧？我现在认为，长期政治上集权，经济上放开，不行。现在社会上很多问题归根结底就在这里。再这样搞10年，中国社会成什么样子很难说。

现在要找到政治体制如何逐步适应经济基础的办法。现在这个问题是禁区，不允许讨论。这就找不到建设性意见。

腐败啊，社会风气不好啊，问题都在这里。解决这些问题原来的办法不灵了。不研究新办法只好用老办法。整风，整党，教育，培训，解决不了问题。现在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另外的原因。如果完全回到过去，所有的都由国家安排，离了国家饭都没吃的，老办法就有效。能回到那个时候吗？又想搞市场经济，又想搞那一套，不行。怎么办呢？这是很重大的课题，要允许讨论。闭着眼睛不看现实，只搞思想净化运动，是不灵的。有人说现在的办法只能治标，不能治本。

我看连标也治不了，都是空话。

现在社会上这些问题究竟是怎么产生的？怎样才能解决这些问题？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如何改变？过急了不行。完全照搬外国也不行。但是，怎么走，要允许讨论。他们怕一说可以讨论，就收不住了。还是舆论一律。

杨问：听说1975年您去四川时小平和您有一次重要谈话。1976年您在这个问题上保护了他。这是他后来起用您的一个原因。是不是有这回事？

赵答：1975年我去四川时小平是和我谈过一次话。主要内容是要大刀阔斧地干，不要怕人说你是还乡团。那时派贾启允到云南，小平也和他谈过这样内容的话。在批邓时贾启允慌了，沉不住气了，把这段话说了出来。“还乡团”就成了邓的一条罪状。我当时觉得这是口头谈话，就没有说出来。

杨问：外面有这样一种说法，说北京风波时，邓之所以没有采纳你缓和矛盾的意见，是因为那时邓对您不信任了。而不信任的原因是陈毅元帅儿子让您和邓划清界线，您接受了，您下面的人还按照这个想法有些活动。有这么回事吗？

赵答：你说是陈小鲁吧？他曾在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干过。北京风波时我没见过他。我下台前没和他接触过。他当驻英国使馆武官时我在英国见过他。我下台后他来看过我一次。我说：你还敢看我？他说，我已经下海做生意了，怕什么？

杨问：前一段时间外面传说，杨尚昆今年曾表示，趁老同志还在，把“六四”问题搞清楚，他可以承担责任，有这么回事吗？赵答：这不可能！

附录三：三访赵紫阳

参加人：李普，杜导正，杨继绳，肖宏达。

时间：２０００年５月２８日（星期天）上午９时半至１１时４０分。

地点：北长街４４号，肖宏达家。

肖宏达原是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在中纪委副书记的岗位上离休。在广东工作时是赵紫阳的朋友。这个小院紧靠故宫西护城河，小院绿化得很好，两棵高高的雪松郁郁葱葱，散发出清新的气息。肖说，可惜前两年在护城河底下铺了水泥，隔断了地气，把好好的护城河弄得不行了。

８点３０分，我们３人到达肖宏达家。杜导正拿出原广东省委书记林若买的新录音机给我。我不会操作。正摆弄间，赵紫阳和其夫人到达。赵夫人由一位随行的小保姆搀扶。赵大步流星地走进来，他身板挺拔，红光满面，白发向后梳理得很整齐，身穿灰色夹克衫，显得很精神。他说眼睛的白内障手术很成功，现在看东西不成问题。杜导正展开他夫人续大姐赠给赵紫阳夫人一幅画――《宠物保护神》，宠物是一只猫，杜夫人作画，杜导正题词。意思是赵紫阳是赵夫人的宠物，赵夫人是赵的保护神，博得大家一笑。

笑谈间我问他的小白狗。他说已经死了。这只可爱的小动物也随着赵被软禁，终于在软禁中死去。

赵紫阳说：你当记者这么多年怎么不会用录音机？他说，他夫人不敢碰电器，连电视也不敢开，逼得他学会了。

赵调好录音机把它放在茶几下面，他说，工作人员进来看到录音机不好。赵很小心，他说，他的警卫人员每天要向上面汇报他的情况，这是他们的工作，不能怪他们。他举起自己的一个黄色小皮包说：出门时我考虑是拿个塑料袋呢还是拿这个包？这就算公文包了，会引起人们的，但今天不管他了。

我们谈话间赵夫人由肖夫人玉华带到内屋休息。谈完了，送走赵以后，肖夫人说，今天很不容易，先是中央警卫局把北长街的汽车都赶走了（北长街小学星期天有补习班，小汽车很多），接着北京警卫局又派几名警察来守卫，后来派出所又派警察来加强保卫。赵来时还有几位中央警卫局的陪同，赵进来后警察站在门外。大家分析，今天这么重视，大概是临近“六四”之故。

赵紫阳说，７年以前，我怕有些事情忘记了，曾经把“六四“一些事写过一些东西，留下一些记事啊，就算记事。

我跟他们讲是随便的，现在为了方便起见，我就照这个材料讲。这样你们就可以把一些前因后果搞清楚。把六四事实本身搞清楚。有些事情我在十三届四中全会的发言中讲了，但有些事没有讲。

说着，他从皮包里拿出一叠稿子讲了起来。由于这次谈话他从头说起，所以很多内容与前两次和我谈话的内容有些重复。

第一个问题，学潮的起初阶段学潮的起初阶段是围绕着悼念耀邦逝世开始的。耀邦是４月１５号逝世的，广以后，当晚北京一些大学的学生就有自发地上街搞纪念活动，随后发展到上万名学生上街。４月１８，4月19，晚上有数百人涌到新华门。4月22日，举行耀邦追悼会的时候，在天安门广场聚集了学生几万人。当时所谓学潮就是这么回事。学生上街人数越来越多了，确有一些学生表现情绪激动，说了一些过激的话，不恰当的话，但总的说比较注意秩序。没有发生什么有＊＊的事。那时我调录相看，那时公安部有录相，从录相当可以看到，１８日夜晚发生所谓学生冲击新华门事件，实际上在前面的学生一直叫喊：要守纪律，不要犯错误。主要是后边的人，围观的人往前挤。学生几百人，外边围观的人多。学生在前面提要求啊，要见什么人哪，后面往前涌，往前涌往前推的时候，前面的学生还喊，要守纪律。后来学生自己总结经验，在他们的周围自己组织纠察队，把学生队伍和围观的人隔离开了。

至于４月２２日的追悼会时，天安门前几万学生集会是经我们同意的。我们在人民大会堂里面举行追悼会，学生在外面悼念，给他设上高音喇叭，外面学生可以听到人民大会堂里面开会的情况。

当时，“４．２６社论”之前所谓学潮就是这个情况。

为什么学生对耀邦逝世的悼念如此强烈？这有复杂的原因。第一个是耀邦的形象好。他平反了大大量的冤假错案，推动改革开放，特别是他为政清廉，当时人们对腐败的意见比较多，借悼念耀邦来表示对腐败的不满意；第二是耀邦１９８７年下台的方式不满，有气。一方对反对自由化的斗争不满意，有抵触，同时认为耀邦下台、那种更换领导人的方式难以接受，总之，为耀邦鸣冤，鸣不平。第三个原因就是１９８８年秋天提出治理整顿以来，改革开放全面收缩，政治改革不见动静，经济改革停滞不前不满意，所以，学生用悼念耀邦的方式来表示对深化改革的愿望。大体上当时情况可以这么分析。上街的学生有三部分人：绝大部分就是上面说的那种情况，一部分是因为对我们工作不满，借题发挥，闹一闹。当然，也确有少数人反对党反社会主义，想故意把事情闹大。

当时在中央常委委员会上我说，中央治丧，学生悼念我们不能不允许，不能说我们治丧，不让学生悼念，这没道理。因此那时我主张，除了打、砸、抢、烧、冲五种违法行为，要依法惩处以外，一般要采取保护手段。违法行为才依法处理。在追悼会结束以后，我提出了三条意见：第一，追悼活动已经结束，社会生活应进入正常轨道，对学生游行要进行劝阻，让他们复课。当时我觉得，学生游行是借悼念耀邦这个题目，现在追悼会已开了，你们也参加了，再没有题目闹了，要复课；第二，对学生要采取疏导方针，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和各种多形式的对话，互相沟通，征求意见，当时想是召开种种各样的会议，教师也好，学生也好，知识分子也好，都征求意见，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讲；第三，无论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但是如果出现对打、砸、抢、烧、冲等违法行为要依法惩处。以上我的这些意见当时李鹏和各位常委都接受了，并形成了文字。前面这些分析和以及定的方针，都以文件形式通知了各地和各部门，有文件可查。后边讲的三条是我去朝鲜以前说的。我记得追悼会结束，我们一同下电梯时我对他们讲的，后来我又正式谈了这个意见。４月2３日下午，我离开北京去朝鲜时，李鹏到车站送行，他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就是那三条。事后听说，李鹏把这三条意见报告了邓，邓也同意。

可以说，在我去朝鲜之前，对当时的学潮，常委中没有发生什么不同意见。至少没有明显的不同意见。我只记得一件事，就是４月１９日夜，李鹏突然给我打电话，质问我：学生现在冲新华门，你知道不？怎么还不采取措施？我当时回答说，石在第一线，分管政法，他在第一线，有各种预案准备着，他会应急处理的。随后我把李鹏的电话告诉了石。实际上到了２０日清晨，聚集在新华门前的大部分学生都走了，还有少数人没有走，石让警察清了场，强令留下的学生上了车，送回了学校。

这一段就是说，我出访朝鲜之前，学潮的情况、当时常委的方针。

第二个问题，“4．26社论”出台前后“426”社论是个关键。将来你们还可以从各方面收集些材料，把这一点讲清楚。学生这种不满情绪，当然总是会要表现出来的。但学潮怎么闹成这么大的乱子，就是“4．26社论”。在“4．26社论”以前没有这么大的事（**：你的意思是，学潮闹大了是“4．26社论”剌激起来的？）。426社论以前没有那么大的动作，只是有点不满，这些不满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如果那个时候因势利导，做好工作，事情根本不会闹得这么大。“426”社论是转折点。４月１９日，我就访朝鲜事问邓，也向邓谈了学潮的情况和如何处理的意见，他当时都表示支持。但事情就是奇怪得很，我是4月23日离开北京的，不知是上午还是下午，就在我离开北京的当天晚上，北京市委的李锡铭、陈希同找万里（万里在学潮问题上本来和我是一致的，从始到终是一致的），要求召开常委会议，听取他们的汇报。万里转告李鹏（我出访由李鹏代理主持常委工作）。４月２４日晚上，李鹏主持了常委会，真是非常的快啊。在李鹏的主持下，李锡铭、陈希同极力把学潮情况说得非常严重。不顾当时学潮有趋于和缓的情况，上街的学生出现了分化，一部分学生主张复课，少数人反对复课，有的学校为此还发生了纠纷。学生要上课，那些激进分子在教室门口把着，不让进去。这种情况下是正常的。当时如果接着做工作，疏导啊，对话哪，可以提出些狠的要求啊，会更缓和一些，这是很好的机会。但他们汇报情况时说：“一场全国规模的包括中学生、包括工人在内的大规模行动正在组织发动之中。”说北京大学生纷纷派人到全国各地串联。你说激进分子有没有呢，会有的。学生到外地跑一跑也是有的，像文化大革命那样，但总的是趋于缓和。（以下未和录音核对）他们还说学生在街上募捐，组织经费，要搞更大规模的行动，实际上２２号追悼会以后，很多学生已经回去了。他们把个别学生的过激言论，特别是对邓小平个人的过激言论加以宣扬。自从改革开放以后，学生对西方的东西听得很多，说领导人几句难听的话不算什么。当时还说我的孩子搞“官倒”，说我把多少车皮化肥运到老家去了。几万人中间不可能没人说过激的话，但一集中起来就显得了不得了。把学潮说成是反对共产党的，说成是针对邓小平的，这很容易影响邓小平的思想。李锡铭等人这么做是他们原来的思维方式起作用，还是别有用心，我就不清楚了。２４号晚上的常委会上把学潮定性为“少数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李锡铭、陈希同、李鹏是始作蛹者，万里上了当。我出访朝鲜前李锡铭给我打过电话，说问题非常严重。李锡铭比较老实，就是保守传统，陈希同比较鬼。

４月２５日，李鹏、杨尚昆把常委会的情况向邓作了汇报。邓这个人对学潮一向采取强硬方针，认为学潮影响稳定听了李鹏汇报以后，邓当即同意把学潮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提出“快刀斩乱麻”，加快解决。邓这个人有个特点，如果有另一种意见他也不会这样。我４月１９日到邓那里，我的看法他也是完全同意的，２５日李鹏、杨尚昆一讲，又同意他们的看法了，因为这和他来的主张一致。４月２５日邓同李鹏等的讲话本是内部讲话，但当天夜里李鹏决定把邓的讲话向各级干部传达。４月２６日又把这个讲话改写成《人民日报》社论发表，把学潮定性为“一场有计划、有预谋的动乱，其目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我访问朝鲜以前，李鹏从来没有谈过这些看法。这就改变了政治局原来的分析和方针。究竟事先有没有人预谋就不清楚了。

邓对李鹏大面积传达他的讲话很不满意。５月１７日，在邓家决定戒严那次会上，邓对李鹏说：“这次不要像上次那样搞了，不要把我决定戒严的事捅出去。”李鹏连连说：“不会，不会。”邓的孩子对把邓推到前台也很不满意。

“五四”青年节我有个讲话，毛毛打电话给讲话起草人鲍彤，希望在讲话稿中加上邓爱护青年的内容。

有人利用学生的过激言论来激化矛盾，把党和政府推到和学生对立的地位。经过改革开放，学生批评领人本来不算什么事，发泄一下而已，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人要推翻我们的制度。但是，把学生批评邓的话说给邓听，对老人是极大的剌激。学生说“小平您好”他特别高兴，说他不好就很生气。当时我听别人说，学潮中邓朴方对人说：“现在我们不能外出，他们会把我们剁成肉泥！”有些人把学生中少量的、零星的、分散的过激言论说成是学潮的主流，说斗争矛头指向邓，这就把邓多年以阶级斗争为纲时形成的思维方式激活了，所以，一听到李鹏的汇报就发表了那样的讲话，这恐怕是主要原因。

我在朝鲜时，４月２４日常委会纪录和邓的讲话稿通过我驻朝鲜使馆传给了我，我回电表示：“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对付当前动乱所作出的决策。”这些文件发给我，我就必须表态，这是党内多年形成的惯例，也不能表示不同意见，因为我在国外不了解国内情况。我也没有想到他们会这样。但我留了一个心眼，没有对常委会纪录表态。（以下未经过录音核对）看了邓的讲话，我不认为会对学生采取什么行动，我当时的马上的反应是，恐怕又一场大的反自由化的政治运动会起来，十三大以来的改革、特别是政治改革势头要受到伤害。对此我很担心。因为邓认为学潮的原因是长期以来反自由化不力。我当时认为学潮平息不是很大的问题，不管邓怎么讲啊，不是迫在眉睫的事情。因为现在没有闹啊，闹是426社论以后闹起来的吗。

下面主要是讲４２６社论大大激化了矛盾，使学潮规模急剧扩大。追悼会结束以后，学潮趋于缓和，只要进一步做工作，学潮可以平息。但４２６社论一发表，情况立即发生了变化。学生被社论的言辞、“帽子”所激怒，主要有学生多年没听这种话，“反党反社会主义“，“有计划、有目的“什么什么，多年没听这种话，一下子被激怒了，情绪极为激动。原来处于中间状态的人也被激怒了，被推到激进的一边。我从朝鲜回来以后，找几个大学谈过，他们都反映这个情况，426社论一发，包括机关也非常不满意，怎么搞这样一个东西！。427游行一下子上升到10万人。社论言辞严厉，学生以为这次游行可能受到镇压，所以游行前给家里或亲友写了“遗言”，“诀别信”。426社论不仅激怒了学生，机关、团体、民主党派也不普遍不满意，他们认为，学生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改革命运，提出社会上的热点问题，是可贵的，是爱国行为。政府不仅不表示爱护，加以引导，而是完全站到学生的对立面，给他们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表火药味如此之浓的社论，吓唬他们。尤其是知识分子反应十分激烈。政府这样，社会上更加支持同情学生。从现场拍摄的录像可以看到，学生当时的游行沿街群众拍手欢迎，呼喊一些支持的口号，有些人甚至自动加入游行队伍。

就连负责阻挡游行的警察也是敷衍一下，就放弃了。本来布置一些封锁线，学生队伍走到哪里，警察就让路。学生游行可以说畅行无阻。当时许多老同志对学生游行相当担心，生怕矛盾激化，因为小平讲了那么严厉的话，生怕发生流血事件，一再表示要克制，不要动武。彭真直接给中央办公厅打过几次电话，说无论如何不要动武，无论如何要克制，希望中央不要让矛盾激化。当时只有李先念给小平打电话，听小平讲话以后给小平打了电话：“要下决心抓他几十万人！”这个话不知准不准确。王震也主张抓多少人。面对成千上万的游行队伍，原来决心驱散游行的人，如北京市委、李鹏等人也束手无策。原来以为发生什么事情，什么也没有发生，这当然是很好的事情哪。这样一来，参加游行的学生来准备发生事情，结果游行这样胜利，回校以后当然是欢欣鼓舞哪，更无所畏惧。“4．26社论”激起了一个很大的行动。这个行动的结果，原来出校门时，由于传达了小平同志的讲话，发了社论，学生会啊，党团组织啊，校长啊，教师啊，都拼命地拦阻，叫他们无论如何不要去啊，出去会怎么怎么样啊，学生回去后欢欣鼓舞，欢呼，搞得党团干部受到奚落，讽刺，感到很委曲，有埋怨情绪，认为被出卖了。他们躺倒不干了。包括陈希同这样的人也有这种感觉，5月1日，常委听北京市的汇报，陈希同一肚子怨气，说学校基层干部感到被出卖了。我批评他：“谁出卖谁？”原来以为“4．26社论”调子一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调子一定，学生就不敢动了，结果不仅没压下去，反而闹得更大了。这说明用无限上纲上线的老办法不灵了，来上纲上线的办法很灵。第二说明什么呢？425，426广泛传达了邓的425讲话，学生都知道，“4．26社论”是邓完全支持的。也说明再靠最高权威领导人的发话也不灵了，第三个说明什么呢？北京市政府刚刚发布了示威游行管理办法，提出了严格的管理和限制，也不灵了，等于作废了；警察阻挡也不灵了。当时我回到北京了解这些情况以后很担心，如果不缓解下来势必动武。现在跟427以前不一样啊，学生经过427大游行以后什么都不怕了，他认为政府没办法了，政府的手段都拿出来了，就剩出动军队了，但学生认为是不敢出军队的，以后这个事情就比较难办。而政府只剩出兵这一招了。426社论给整个北京事情简直起了很坏作用，增加以以后解决问题很大的难度。

以上说明，如果不用疏导对话途径，要用强制的手段制止学潮，除了动用军队，没有别的办法。我从朝鲜回途经沈阳，听了沈阳的汇报，当时我就有这种感觉。他们也是大会传达邓的讲话，省委的同志也怀疑：还用这种办法行吗？

（将来写的时候不要写这一点，不要影响辽宁省委的同志），这样做适得其反，他们讲传达邓讲话时很多人骂邓。所以我从朝鲜回来以后就觉得很危险，426社论以后，其它办法都不灵了，就存在着大规模的流血可能。

原来邓说，鉴于解决耀邦问题的教训，解决赵的问题要符合手续。实际上解决我的问题也不符合手续，不是政治局委员也可以投票，也以退休的老同志也参加解决我的总是的投票。李先念还说：感谢李鹏给他们投票权。耀邦下台时，常委除了先念以外都参加了。陈云说：注意啊，我们这个会是合法的。陈云比较注意这个问题，小平不管这一套。

这次赵紫阳没有谈完。我说：既然这么麻烦，何必兴师动众。赵老会用录音机，让他自己录不就行了吗？以后我就没参加此事。听说赵也没有录。

附录四：赵紫阳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的自我辩护发言

这次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将对我的问题作出组织处理，我欢迎同志们对我进行批评。这些年来我的工作有不少缺点、错误、失误和不得力的地方。辜服了党、人民和同志们的期望。现在我想我所犯错误的一些事实做些说明和进行自我批评。

（一）

我先说学潮和动乱以来的一些事实以及我当时的思想情况。

四月中旬以来，学生游行发展愈大，我和大家想的都是使事态尽快平息下来。我讲过对于学生不按法律规定进行申诉就上街示威，我来是不赞成的。对罢课绝食更不赞成。我一再呼吁，要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我还讲过，即使按法律可以批准的游行，学校领导人和党组织还是应当积极进行说服和劝阻工作，尽可能引导学生通过正常渠道用其它方式表达意见。我的这个态度一直是很明确的。但是，我也看到这次学潮有两个很值得注意的特点。一是学生提出要拥护宪法推进民主，反对腐败等口号。这些要求跟党和政府的主张基本是一致的，我们不得拒绝。二是参加游行和支持他们的人非常之多，各界人士都有。北京城人山人海。在这种情况下，我当时产生了一个想法，就是要想平息事态，必须首先着眼于大多数，把多数人的主流肯定下来。广大学生要求改革、反对腐败的热情是可贵的，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还要接受群众的合理意见，采取积极的整改措施。这样使多数人的情绪稳定下来，使多数群众理解、支持党和政府的做法，然后对少数坏人的问题才好解决。因与这个想法联系，我还觉得四月二十六日社论有个问题，就是没有肯定多数人的主流，而是从整体上做了一个多数人难以接受的笼统的敌我矛盾性质的定性。极少数人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浑水摸鱼肯定是有的，但是几十万人的行为只由少数的人操纵，是很难完全解释得通的。学生们认为四月二十六日社论给他们戴上一顶帽子，情绪变得激烈起来。因此，我曾主张对社论做些改变，松一松口。我的这些看法，只是在中央常委的会议上讲过，只在这个范围内同少数中央领导同志交换过意见。我当时考虑这个想法对不对是一个问题，在党的会议上可不可以提，是另一个问题。我觉得，我的这一个想法，无论如何，是可以在当时的常委会上提出来的。提一提是不应该有什么问题。当然后来大家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讲话的口气、提法实际上也逐步在变，也都讲一些广大学生爱国热情的话。我觉得如果一开始就把这些话写进“４．２６”社论里，而不是做一个整体的敌我矛盾的定性，多数人们可能不会那么激怒，再加上我们其它工作，事态可能不致闹得那么大。这是我当时的想法。

总之，我是想把广大青年学生和社会上很多同情者的行为与极少数人的企图利用学潮浑水摸鱼、制造事端，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行为严格区别开来，避免把整个学潮笼统地作一个敌我矛盾性质的定性（“一场有计划的阴谋”，“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着重采取疏导的方针，避免激化矛盾，尽快平息事态。我的不同意见的主要之点就是在这个地方。另外说明一项，我没有反对过用「动乱」这个词。我认为「动乱」只是指学潮规模，和对社会秩序的影响程度而言，并不说明性质，可以是自发的，也可以是敌对的。我在五月十六日常委会上已过这点。

（二）

我仔细回想了自学潮和动乱发生以来这些日子我是怎样做的，哪些地方做得对哪些地方做得不对或不妥。

一、胡耀邦同志的追悼会举行以前，常委内部没有什么分歧，至少没有什么大的分歧。成千上万的学生聚在天安门广场，大家的心情确实相当紧张的焦虑。我当时分析，恐怕有三部分人：绝大多数人是出于对耀邦同志悼念之情；一部分人是对我们的工作不满，想借题发挥；少数人反对党和社会主义，想故意把事情闹大。我说，党中央在治丧，学生们也要悼念，我们不好不允许他们悼念。因此，我主张，除对打、砸、抢、烧、冲的违法行为要依法惩处外，一般应采取缓和手段。我记得当时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在追悼会会前唯一的一件事是４月１９日夜，李鹏同志给我打电话，说学生在冲新华门，怎么还不采取措施？我说石同志在第一线，准备了各种预案，他会临机处置的。随后我打电话告诉了石同志。我记忆中就是这么一次。其它没有听到常委中有什么不同意见。

二、追悼会结束后，我提出三点竟见：①追悼活动已经结束，社会生活应纳入正常的轨道，对学生游行要坚决劝阻，让他们复课。②对学生要采取疏导方针，应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和各种形式的对话，互相沟通、增进理解。③无论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如果出现打、砸、枪、烧、冲行为要依法惩处。李鹏同志和常委其他同志也都同意。事后听说，李鹏同志和常委其它同志也都同意。４月２３日下午，我离京访问朝鲜，李鹏同志在车站送行时问我还有什么意见，我说就是那三条。

三、４月２４日到３０日晨，我不在北京，对这一段具体情况不太清楚。我是４月２６日凌晨在朝鲜看到小平同志谈话和常委会议纪要电传的（“４．２６”《人民日报》社论并未电传过去）。我当即复电表示“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对付当前动乱问题所作出的决策”。我理解，小平同志决策的总精神是要稳定，不要动乱。这一点，对我们国家太重要了！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应竭尽全力来做到这一点。

四、我在５月３日北京纪念“五四”大会上的讲话，事前经过了政治局、书记处同志的审核，送审时，不少同志提出了一些修改竟见，根据这些意见，我们对稿子做了多处改动。在我记忆中只有两位同志提出加上反对资产阶自由化的意见。我当时考虑，稿子上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已经有了充分的阐述，而资产阶自由化这一概念，指的就是否定四个坚持。因为意思是一样的，不加也可以。另外，从技术上考虑，整个稿子是正面讲纪念“五四”的，两位同志的意见插到那里都觉得文字上有些不太顺，因此就没有吸收。我们来讨论修改稿子，都不能把每个人的每个意见完全吸收进去。

五、我５月４日会见亚洲银行理事年会代表的讲话，本意是想促进学潮的平息，同时也想使外资增强对中国稳定的信心，讲话发表后，开始听到的是一些好的反映。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有什么问题。李鹏同志也对我说，话讲得很好，他在会见亚行年会代表时，也要呼应一下。这次讲话的调子比较温和。我当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矛盾。因为我在访朝归来之前，李鹏同志批发的《人民日报》第二篇社论（４月２９日）调子已经缓和了。后来在国务院授权举行的对话会上，发言人也明确表示第一篇社论（４．２６）不是针对广大学生的，反复肯定９９．９％的学生是好的，学生提出的一些要求也正是政府要解决的。我５月４日的讲话，特别注意了这些情况，与上面的调子大体保持一致。另外有些话（如反动乱的问题）我在５月３日的中已经讲了不少，觉得可以不必重复了。我这次讲话的新内容只两点：一是我分析了群众对党和政府又满意又不满意的状况。我仍然认为这种分析是符合当时情况的。二是我提出要在冷静、理智、克制、秩序的气氛中，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去解决。我的这次讲话，从当时各方面的反映看，效果还可以。后来，同志们批评我的讲话未经常委讨论。这是事实，不过中央各位领导同志接见外宾时的谈话（除正式会谈方案以外），来都不提交常委讨论，一般都是根据中央的方针自己去准备。就在第二天（５月５日）李鹏同志会见亚行年会代表和讲话，也没有经过常委讨论，其调子也和我的差不多。尽管有以上这些情况，但我的这篇讲话仍然引起了一些猜测，这是我事先没有料到的。如果我更慎重些，早考虑这些情况，当时可以不讲这篇话。

六、关于５月８日的常委会和５月１０日的政治局会。４月２７日的大游行后，学生们坚持要我们改变４月２６日社论的定性。我非常为难。我当时的想法是先绕过这个问题，在廉政和民主建设方面办几件好事，使群众看到我们正在做出努力，事态也许会逐步平息。等到大家都冷静下来以后，也许比较容易取得统一意见。因此，我在这两次会上提出了向人大常委报告清理公司的情况，公布高干部的收入和身世，取消八十岁（或七十五岁）以下领导人的特供，由人大常委依组织专门委员会对涉及高干及其家属的举报案件进行独立调查（万里同志考虑得比我周到，他建议由人大成立有权威的廉政委员会），在广泛讨论的基础上，制定新闻法和游行示威法等等。我的这些建议在常委会和政治局会议上都只是提了一下，以后还准备再讨论，并没有正式做出决定。我的基本想法是，把廉政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件大事来抓，把廉政同民主、法制、公开性、透明度、群众监督、群众与等密切结合起来。５月１３日上午，我和尚昆同志在小平同志处汇报时，向小平同志报告了这些想法，小平同志赞成，说，要抓住这个时机，把腐败问题好好解决一下，要增加透明度。

七、关于我同戈巴乔夫谈话的问题。十三大以后，我在接待国外党的主要领导人时，曾多次向他们通报，我党十三届一中全会有个决定，小平同志作为我党主要决策者的地位没有改变。我的目的是让世界上更明确知道小平同志在我们党内的地位不因退出常委而发生变化，在组织上是合法的。这次访朝，我也向金日成主席谈了这个问题。我跟戈讲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惯例了。问题在于这次作了公开报导。我从朝鲜回来后，听说小平同志４月２５日关于学潮问题的讲话广泛传达后，社会上引起很多议论，说常委向小平同志汇报不符合组织原则。还有一些更难听的话。我觉得我有必要加以澄清和说明。在戈巴乔夫来访的前两天，我与工人和工会干部座谈对话时，上也有人提出这类问题。当时我根据十三届一中全会的决定，作了说明，效果很好。他们说，我们过去不了解，现在知道了就好了（石、胡启立、阎明复等同志均在场）。在此之前，陈希同同志就针对人们有关“垂帘听政”的错误议论向大专院校工作的同志们做了解释，说明了党的十三届一中全会有关决定的情况，效果也是好的。陈希同同志在４月２８日的常委会上还汇报过这个情况。因此，我就考虑，如果通过公开报导，把这一情况让群众知道，对减少议论可能有所帮助。我当时向戈巴夫同志通报的内容是，十三届一中全会郑重作出一个决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我有意识的没有讲，可以召集会议和由他拍板的话）。邓小平同志也总是全力支持我们的工作，支持我们集体作出的决策。照理说，这些内容的话，是不会给人以一切事情都是邓小平决定的印象的。我实在没有想到，这样做，反而伤害了小平同志，我愿对此承担一切责任。

八、关于５月１６日夜间的常委会。我从朝鲜回来以后，听到各方面对四月二十六日社论的反映很大，已成为影响学生情绪的一个结子。当时我曾考虑，可否以适当的方式，解开这个结子，以缓解学生的情绪。５月４日，我和李鹏同志谈了我对这个社论的一些意见。李鹏同志表示反对，因此我觉得要重新考虑是很难很难的。我又同尚昆同志商量，我考虑先绕开这个难题，对性质问题淡化，逐步转弯子。当时小平同志正在集中精力考虑同戈尔巴夫会晤的事，我们不便打扰，就把这个意思告诉了小平同志处工作的同志，也以个别交换意见的方式分别在几位常委中谈过，想把这个弯子慢慢转过来。但是到了５月１３日几百名学生宣布绝食。其中一个主要的要求就是改变那篇社论的定性。我感到事态十分严重。这个问题已无法绕开，因此才在５月１６日晚的常委会上提了一下这件事（这是第一次在正式会议上提出）。李鹏同志说，社论中所说的“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是小平同志的原话，不能动。我当时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我认为，社论主要是依据４月２４日常委会的精神写的。小平同志的话是听了李鹏同志主持的常委会的汇报以后说的。小平同志的一贯态度是全力支持常委会的工只要是常委集体做出的决定，他来都是支持的。所以，责任应该由我们承担起来。我在５月１６日晚的常委会上还表示，我已从朝鲜打回电报，赞同小平同志的决策，所以我对“４．２６”社论也应该负责。当时我只是提出这个问题，请常委考虑，不要求作出决定。同时时间已晚，也没有谈下去。５月１７日，在小平同志处召开的常委会上，李鹏、姚依林同志批评我，把学潮升级的责任全部归结到我５月４日在亚银年会上的讲话，其激烈的程度出乎我意料之外。这次常委会再次肯定４月２６日社论的定性，并作出了调军队进京戒严的决策。我表示有决策比没有决策好，但我非常担心它将带来严重的后果。由我来组织执行这个决策，很难得力。我是在党的会议上坦率地讲出我所担心的。会后我再三考虑，很怕因为我的认识水平和思想状况而影响和耽误常委这一决策的坚决实彻执行。我在情绪比较急躁和冲动的情况下便想提出辞职。尚昆同志知道后，立即劝我说，如我辞职，将在群众中起激化作用，并说常委内部还是能够继续共事的。我无论如何不能做使党为难的事。因此辞职信没有发出。但情况的发展仍使我忧心忡忡。５月１８日，我又给小平同志写信，要求他再次考虑我的意见，并打电话给尚昆同志，请他再向小平同志说一下。我觉得无论如何，在党内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是允许的。身为总书记有不同看法如果不提出，并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现在回想，辞职信虽然没有发出，但当时产生这个念头，从全局来看，就是很不妥的。

十、关于５月１９日凌晨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的学生。原来在学生绝食三天后，我就准备去看他们。后来我又几次提出要去，但都因种种原因而未去成。５月１９日学生已绝食进入第７天，有死人的危险，已经到了紧急关头。党内外各界人要求我和李鹏同志去广场劝说绝食学生的呼吁像雪片一样传来。人民群众也对我们迟迟不出来做工作强烈不满。有些同志说，如果周总理在世，早就到群众中去了。我觉得我们如果再不出来，无论如何无法向人民交待。尽管我当时身体已感不适，但我还是下了决心一定要去。因为学生己绝食七天，在那样的情况下，我去了以后，除了动之以情，劝说他停止绝食外，还能说些什么呢。在我们看望之后，当天绝食学生的情绪已有缓和，并于当晚９时，宣布停止绝食。我不能说我的讲话在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起码是没有起反作用。看完学生回来后，我的病情加剧。

十一、关于我没有出席５月１９日晚召开大会的问题。我要说明，那天我是因为有病向常委请假的。石同志在会上也是这样宣布的。我的请假信是在接到开会通知之前发出的。请假信在先，接到开会通知在后。我开始时是眩晕、头疼、站立不稳，入夜后心脏病发作，实情就是这样。我请了三天病假，假满以后我就没有工作可做了，也不再让我加任何会议。情况我也就不知道了。从以上可以看，我对处理学潮和动乱的问题当时总的想法就是要设法缓和与学生的对立，争取学生中的大多数，使学潮逐步平息下来。我十分担心在同多数人的矛盾尚未缓解的情况下采取强硬手段，特别是动用武力，将很难避免发生冲突和流血事件，那样就会使事态更加扩大，即使把学潮平息下去，将会留下很大的后遗症。现在回想起来这些想法可能是一厢情愿，不那么现实。即使当时对“４．２６”社论的定性作了松动，也不一定能缓解矛盾。可能又节外生枝提出新的难题，最后矛盾激化，仍然无法避免。最近小平同志发表了非常重要的讲话，使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他说，这场风波的到来，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影响的必然结果。还说，现在来比晚来好。如果从这样的高度来观察问题，我的原来的那些想法当然就成为多余的了。我当时确实没有认识到这样的高度和深度，我愿意结合学习小平同志的讲话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

（三）

对于经济工作中的缺点、失误及其责任问题，小平同志讲过，李鹏同志也讲过。

我的态度是，从我到国务院工作之后，直到十三届三中全会之前，经济工作中的失误，应该主要由我来负责。１９８９年李鹏同志向人代会报告，在政治局会议讨论之前，曾专门送给我征求意见。由于报告初稿中，讲到失误的原因时，连续用了几个“多年来”，我建议对过去几年的问题，要采取分析的态度，如预算内基本建设规模８５年已经基本得到了控制，没有控制住的是计划外的部分。笼统地说改革急于求成，也不符合实际情况。李鹏同志听后说，那就集中讲８８年的问题。作为本届政府的年度工作报告，可以不讲过去几年的问题。我听后未表异议。有的同志批评我，不让李鹏同志讲过去几年的失误，把过去几年的失误推到李鹏身上，我要说明，没有这回事，我从来没有这个想法。

１９８７年以前，我国经济状况总的是好的，是充满活力的，这是改革开放的结果。这几年来，经济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有不少缺点和错误。作为在第一线工作的主要负责人，我对这些失误应当负责。基本建设规模，年年控制不住，对计划外基建和过快增长的消费基金，一直没有找到有效的控制办法。农业问题，小平同志，陈云同志，先念同志，彭真国志，等都提醒过。但是，直到去年农业会议之前，我们长时间没有采取比较有力的措施，这些失误，责任在我。

１９８８年以前，我国没有明显的通货膨胀。当然也积累了一些可能加剧通货膨胀的因素。去年发生明显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是由于对前年情况估计过于乐观，在物价已经开始不稳定的情况下，又准备加快物价改革步伐，并公开宣传物价改革，宣传放开物价，引起人们的恐慌，造成了群众对物价上涨的强烈心理预期。这个问题，凡是搞商品经济的国家都非常重视，而我们当时不大懂得。人们对涨价的心理预期过高，我们又没有及时地提高存款利率，解决储蓄保值问题，因而就发生了抢购，尤其严重的是造成储蓄率大幅度下降，使银行的钱少了，被迫多发了票子。着重讲１９８８年发生的这结事情，是为了正确分析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并没有任何推卸责任的意思。因为１９８８年这个失误，也应当由我来负主要责任。

这里顺便说一下，李鹏同志代表四位常委的报告中，批评我不加分析、不讲条件地鼓吹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自己“创收”。这与事实不符。去年上半年，我曾专门打电话给江泽民同志，要上海纠正党政机关建立公司搞“创收”的问题。报告中还批评我一再宣扬“社会主义初期阶段腐败现象不可避免”。我不记得我在那里讲过这样的话。自从我去年在广东提出“党政机关要廉洁”以来，我开始认识到制止腐败、解决廉洁问题的重要性。从那时以后，我对防止腐败和廉政问题讲过不少次话。我讲过，从许多国家经验来看，在发展商品经济的初期，容易发生腐败现象，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应当而且可能把腐败现象限制在最低限度。提出“经济要繁荣，党政机关要廉洁”。当然，如何防止腐败、保持廉洁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虽然书记处会议研究过，还开过一些座谈会，也总结过一些地区的经验，但至今还没有能够找到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如何有效整治腐败现象的办法。如果要讲责任也要由我来负。

（四）

同志们就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对我提出我批评的意见。我愿就此对大家讲一讲我的思想状况。开放以来，怀疑社会主义制度的忧越性，企图照搬西方民主制度的思潮，在某些知识分子中，尤其在一些青年教师、青年学生中间确实有所增长。这次学潮问题闹得这么大同这个思潮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抓得不够有力，收效不大，放松了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这些问题都是存在的。我都有重要责任。我经常在考虑这个问题，觉得很不简单，究竟如何才能抵制和反对这种思潮，确实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以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加强关于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是非常重要的。这方面我过去也经常强调的。特别是今年以来，我在加强党的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形势教育，加强理论研究等方面都　过一些话。我还根据小平同志多次讲话的精神提出要坚持两手抓，即一手抓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一手抓加强思想和政治领域的工作。当然，总的来说，还抓得很不够。特别是很不落实。正像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一手硬，一手软，对此我要负主要责任。在这期间，我感到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才能收到好的效果。我经常听到一些反映，只用原来的办法进行教育，效果往往不显着，甚至引起逆反心理。我在这方面想得较多，但是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同时我还感到，光靠思想教育是不够的，要在人们思想上解决究竟是社会主义优越还是资本主义优越的问题，归根结底，还得靠人们从自己的实践中切实感受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就必须把我们的改革搞好，把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很快地发展起来。１９８７年４月以来，小平同志多次讲过这样的话：“反对资产阶自由化是个长期的斗争，也是一个长期的教育过程，不能搞运动，要靠把改革搞好，把经济发展起来，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实践去说服那些怀疑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我非常赞成小平同志这个观点。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这两方面互相影响。现在看来，除了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外，社会主义在政治体制上，在民主问题上也必须显示出自己的优越性，在实践中，我愈来愈感到，政治体制改革对经济体制改革既不能超前也不能滞后了，应该大体上同步进行，如果太滞后，经济体制改革就很难继续下去，而且会产生各种社会政治矛盾。我原来曾想，只要把经济体制改革搞好，把经济发展起来，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人民就会满意，社会就会安定，但后来发现，情况不完全这样。人民的生活水平，文化水平提高以后，政治参与意识，民主意识都会增强，如果思想教育跟不上，民主法制建设跟不上，社会仍然不会安定。去年１２月，我在军队的会议上说过，许多国家的情况都说明，经济的发展常常不能自动地带来人们的满足、满意和社会安定。我觉得这向我们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必须坚持两手抓，不能忽视思想政治工作，二是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跟上，主要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的建设必须跟上。

（五）

我对李鹏同志的报告中提出的撤销领导职务的建议没有意见，但对我提出的“支持动乱”和“分裂党”这两项指摘我有保留意见。对于如何处理学潮和动乱，我的确根据党章允许的范围在党的会议上提出过自己的不同意见。不管这些意见是否可行和有效，但都是关于如何平息动乱的意见。我从来没有提出过支持动乱的意见。再从实际情况来看，学潮和动乱的扩大，也不能说是我支持的。事实上从四月二十三日到月底这一段，学潮和动乱急剧扩大，而这段时间我并不在国内。李鹏同志的报告中，说我在亚行年会的讲话，使动乱升，事实上在我讲话以后，各大学继续纷纷复课的情况，说明这种批评不符合事实。当时首都各报都有报导。这至少可以说明我那次讲话并没有引起学潮升级。五月十日实行戒严以后，我就没有工作了，当然也再没有发表任何讲话。此后动乱的升级更没有理由说是我的原因，如果说我请病假没能加五月十日的会议，以后事态的发展也主要是由于我的原因引起的，这无论如何解释不通。

关于分裂党的问题。什么才是分裂党的行为？党的历史上是有案例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也有规定。我们党从来没有把在党内的会议上提出不同意见，甚至表示保留意见就叫做分裂党的。领导人之间的公开讲话中侧重点有时有些不同，口径不那样一致，人们中间有这样那样的议论，这是不断出现过的事，不能因此就叫分裂党。而李鹏同志报告中指摘我在亚行讲话中没有提到四月二十六日社论，又指摘我在已经出现动乱的情况下讲话中却说了“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但是就在第二天，李鹏同志在亚行讲话中也没有提四月二十六日社论，而且说中国要努力“避免动乱”。我认为像这样一些在不同场合不同时间出现的讲话侧重点的不同，甚至口径上不太一致，有些是不合适的甚至是错误的，但都不能上纲为“分裂党”更不能因为我请病假不能出席五月十日会议算作“分裂党”的行动。另外，把一些单位说成是我的“智囊”、“智囊团”，因此对这些单位有人上街演说，似乎与我有什么关系。我要说明，并不存在什么“智囊”和“智囊团”的事。我在国务院工作时，有时就一些经济理论问题找人座谈。参加座谈的人常常来自许多单位，有时也有这些单位的人。此外，我和这些单位没有其它什么联系。这些单位更不直接由我来管。他们有自己的隶属关系。把他们统统说成是我的“智囊”，既不是事实，也会不必要的使这些单位背上了包袱。既然党章规定党员有对自己处理意见进行申辩的权利，我今天就着重对这两个指摘提出申辩，希望予以考虑。

（本书作者注：这篇报告是我从网上下载下来的，后来又以一位老同志那里的原件为依据进行了多处校正）

赵紫阳致十五大主席团并转交全体代表的信十五大主席团并转交全体代表同志们：这次召开的十五大，是我们党在二十世纪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再过两年多的时间，就将进入二十一世纪。值此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时刻，我衷心祝愿大会取得满成功。请允许我向大会提出一个对「六四」事件重新评价的问题，请予审议。令举世震惊的「六四」事件已经过去了八个年头。现在回过头来看，有两个问题应该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给予回答。

第一，那次学潮不管存在甚么偏激、错误和可指责之处，但把它定性为「反革命暴乱」是没有根据的。既然不是反革命暴乱，就不应该采用武装镇压的手段去解决。当时的武装镇压，虽然迅速平息了事态，但不能不说，人民也好，军队也好，党和政府也好，我们的国家也好，都?当时的那种?策和行动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其消极影响，直到今天，还依然在党群关系、台海两岸关系以至我国的对外关系中继续存在。由于这一事件的影响，还使十三大开始的政治改革中途夭折，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以至造成在我国经济上改革开放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种种社会弊端迅速滋生蔓延，社会矛盾加剧，党内外腐败惩而不止、愈演愈烈的严重情况。

第二，对那次学潮当时是否可以找到一个更好的办法，既避免流血又可以平息态呢？我当时提出「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就是?了争取这种结局。我现在仍然认?，采取这种方式，是可以不流血地平息事态的，至少可以避免严重的流血冲突。大家知道，当时学生中的多数是要求惩治腐败和促进政治改革的，并不是要推翻共产党，颠覆共和国。如果我们不把学生的行动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接受他们的合理要求，采取耐心的协商、对话、疏导，事态是可以平息下去的。这样就不仅能?避免流血冲突所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而且能够在执政党、政府和人民之间建立起一种新型的沟通和互动模式，促进政治体制的改革，使我们的国家不但在经济改革上取得丰硕成果，在政治体制改革上也将会出现一种新的局面。

对于「六四」事件的重新评价问题，迟早是要解决的。即使时间拖得再久，人们也不会淡忘掉的。早解决比晚解决好，主动解决比被动解决好，在形势稳定时解决比出现某种麻烦时解决好。现在全国形势尚属稳定，思改怕乱成为多数人的共识，人们当年的那种激动情绪也逐渐趋于平静，我们党如果能在这种情况下主动提出重新评价「六四」事件的问题，并主持进行这一工作，是可以排除来自不同方面的极端情绪的干扰，而把解?这一历史难题的进程引上理性、宽容、和解，以及严格遵照解?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注重总结经验教训，不注重追究个人责任」的正确轨道上来。这样就既可以使历史难题得到化解，保持国内局势的稳定，同时也可以为我国的改革开放争取一个更好的国际环境。希望我们党审时度势，早作抉择。以上建议供大会审议。

赵紫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