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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校上街 | 梁美芬
壯歌送君行。 冼偉強攝 第一批挽著輓聯花圈湧上天安門廣場的學生來自中國政法大學。 戒嚴期間中央黨校不顧勸諭參與遊行。 屠城之後，據學生說中國人民大學的學生犧牲最多。 為什麼這些一向被譽為「中國神學院」的中央正統大學在今次學運中表現得一反常態，如此勇敢？ 人民大學一向校風保守，前幾次學生運動中，校內學生大多都是跟著走。八六年底的學生運動中雖有參 與，但也不是領頭；八七年底因有學生被流氓毆打受傷，自發搞了一次遊行；去年北大學生柴慶豐遭毆斃而引發小型示威，人民大學學生也是抱著非常保留的態度。總之，文革以來該校從未搞過任何學生運動。 人民大學一向以「第二黨校」見稱；學生們畢業後分配工作比北大還要好，是一所把工農子弟轉為中央幹部的培養所。自四九年建校後，有三千人在中央單位工作，擔任要職。文革時停校。文革後，即改革派上台後復校。自七八年以來分配到中央單位更多。尤其是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簡稱體改所）及國務院等，有很多該校畢業的學生。亦可能由於這種關係，反政府的情緒沒有北京大學那麼強，他們想到日後會當官，自然對中央政策抱諒解心情。 最近兩年該校的情緒也隨著種種原因變得低落：畢業分配沒有以前那麼好，學生經常被視作「官的走狗」，心理壓抑很重。自胡耀邦倒台後，學生心理也受到影響；體改所再不像從前那樣得寵，當官也不見得是好出路。然而胡耀邦的死確是令到校內很多學生情緒激動，筆者去探訪過很多宿舍，很多「忠誠」的學生仍是貼著胡耀邦的照片，對他實在有種說不出來的懷念。 這所長期被譏笑為「神學院」的學校，其實也有很多同學非常關心國是，亦有一些執信於馬克思主義的年輕人，不斷思考理論和信仰問題；但基於前途，沒有北大那樣灑脫，他們不願意隨便說話，亦可以說不敢說話，以致整個校園的壓抑感特強，種種的潛在壓抑，就透過胡耀邦的死而爆發出來。 改革派在四月的人民代表大會明顯失勢。李鵬的工作報告批評改革的失誤，再不提政治改革；體改所失寵；學生們感到要倒退到七八年以前的政策。 就是在這次民主運動中，人民大學一開始就表現積極，胡耀邦死後不到兩天，校園內已出現了不少十分激情的大字報及悼念文章，一改該校一貫作風。此外，在新華門前靜坐及「四˙二七」的遊行，他們都起了帶頭作用。 可是，從戒嚴開始，他們漸漸由前線退居二線的原因基於學生有如下兩種估計： 第一：人民大學的學生與國家領導層的關係較好，已肯定改革派大勢已去，趙紫陽已被迫辭職，知道這次學生運動必然失敗，故由前鋒退到二線，並開始說服其他同學撤退，以免傷亡慘重。 第二：人民大學的學生較為穩重和務實，經過絕食行動之後，政府並無絲毫反應，知道堅持下去也沒有意思，因此主張撤退。 然而，該校仍有很多同學是主張堅持到底的；這些同學，很多在六月四日屠殺中殉難。據非官方統計，清華大學與人民大學的學生在那天死亡的人數是各大學中最多的。 政法大學與人民大學一樣，在學生運動中一向比較穩重，不會首先冒出頭來。也是一所親中央和畢業後分配較好的學校。 學生們也如人民大學學生般，有種壓抑感；政法大學這樣積極地參與了這個學生運動，並且有好幾次大會都在政法大學舉行，也是前所未有的。 政法大學校長江平是胡耀邦平反的，他與胡耀邦的感情特別深。因此，學生們要把悼念胡的活動擴大，校方一直沒有反對。江平曾利用法理的角度表達對學生示威的態度：「到天安門示威是可以的，衝擊新華門，就不可以接受。」以一位大學校長來說，這種表態已經是對學生的支持了。 另一方面，政法大學學生王智勇在四月二十日凌晨四時，被警察不由分說，打至重傷，也激起該校師生的憤怨。 除了學生的積極參與外，政法大學的老師亦透過了不同形式去支持這次民主運動。四月底上海《世界經濟導報》受官方干項及停刊；政法大學的一些法律系老師自願為該報寫起訴狀，給法律系同學實習「模擬審判」，打算為《導報》伸冤。這種表現確是非常罕見的。 中央黨校不言而喻，這是一所正統的中央官校，專門訓練忠誠的黨員幹部。七七年以後，胡耀邦當過副校長，該校與胡耀邦的感情特別深。胡的逝世當然地引起師生情緒上的激動。 中央黨校現任校長喬石，是中央管政法的政治局常委，也是秘密警察的頭子。喬石為人比較難預測，但在學生運動初期，黨校的學生對胡的悼念，喬石是沒有出面阻止的。喬石在整個運動中扮演了什麼角色，其實也耐人尋味。 值得注意的是，在二十一名通緝的學生領袖中，並沒有中央黨校及人民大學的學生，這實在令人疑惑。但亦有人說，這兩所大學校長曾與官方接觸，不要把他們的學生列在通緝名單內，但官方可以私下捉人，以免影響校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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