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頁 | 目錄 | 作者 | 圖片區 | 申請基金 | ENG |  |  |
學運始末
人物
專題
新聞界
文獻
八九民運大事記
二十年大事記
申請 "人民不會忘記" 基金
香港記者協會
香港新聞界輝煌中的污點 | 盧永雄‧黃漢軍‧ 陳天權 范卓雲‧黎佩兒
為自由、民主踏出的一步。 冼偉強攝 絕食、戒嚴、圍城、屠殺……北京學運的一幕幕情景，在人們的腦海中仍歷歷如繪，事發之際，香港記者更心弦緊扣，電子傳媒差不多二十四小時不停播送新聞，報紙很早便被搶購一空。媒介頓時成為生命，生命滲入了媒介。 赴京記者被譽為「英雄」，公眾普遍肯定傳媒報道是次學運的表現。但行內人心中有數，在輝煌的一頁中也看到不少污點，及行內潛藏的危機。本文志在探索問題而非揭同業瘡疤，望有助提高傳媒的報道質素。 ### 虛假消息誰之過 新聞首重事實，但此段期間，傳媒出現了不少誇大失實的報道，甚至是虛假消息，究竟假消息以什麼形式出現？它帶來了什麼影響？為什麼它能大量佔用報紙版面及廣播時間？這裏選取了四個個案來討論。 ### 個案一：李鵬下台夢似真 李鵬發表「五˙一九」講話及宣布北京局部戒嚴後，局勢曾一度平靜。五月廿三日上午，商業電台突然播出李鵬下台的消息。報道引述消息人士指出，中共正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上李鵬受到指責，被逼下台。 稍後香港電台也報道類似消息，予人消息相當可靠之感。消息後來迅速地散播出去。至黃昏時，亞洲電視也有提及類似消息，亞視新聞部是在香港獲悉李鵬下台的消息，並要求在北京的記者作出報道，在京記者認為此消息和他們在北京聽到的大局走向不符，故此只用模稜兩可的方式報道出來。無線電視曾收到觀眾電話，責問為何沒這條新聞，該台在香港的報導員也詢問在京記者有無聽說此一傳言，但記者說傳言很多，未能證實。 翌日，大部分的報章引述了李鵬下台的消息，成為牽連最廣的錯誤消息。只有《南華早報》和《明報》提出質疑，《南華早報》更指出受批判的是趙紫陽而非李鵬，《大公報》和《文匯報》則完全沒有提及李鵬下台的消息。 據悉，傳媒報道有關「李鵬下台」的消息主要來自中共駐港的高層官員，所以才出現牽連這麼廣的錯誤。但為何要散放這消息，實在耐人尋味。 ### 個案二：傳媒「處死」鄧小平 自蘇共領袖戈爾巴喬夫訪華後，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一直未有露面。「六˙四」屠殺以後，已有傳言指鄧小平病重入院。《快報》六月六日以特大標題報道一段獨家消息─「鄧小平傳遭毒死，共軍已爆發內戰」，文中引述「可靠消息來源」，指鄧小平已於六月二日中毒去世，而北京軍區於五日凌晨派遣一百二十部坦克組成的裝甲部隊入城，救出鄧小平的家人，轉送昆明。 同日（六日）下午，《東方日報》更出版號外，大幅報道鄧小平去世的消息─「鄧小平已死，全國大亂，屠城廿七軍傳今午投降」。報道引述台北三個電視台的聯播及《聯合晚報》的消息，指鄧小平因癌症住進北京三○一總醫院，於六月六日上午九時三十一分死亡，三○一醫院一名醫生的弟弟打電話給紐約「中國之春」人士，透露此消息。 《東方日報》除了以號外形式報道外，更用大量篇幅報道鄧小平的生平，仿似他真正去世而不是在報道一個傳聞。六月七日該報以「追尋死訊源頭」繼續報道指確有一名鄧姓中共要人病逝於三○一醫院，但此人原來是鄧穎超，更說她是被李鵬氣死。 鄧小平於六月九日露面會見戒嚴部隊，這個假消息被完全否定，鄧穎超其後亦致信戒嚴部隊。 ### 個案三：零星衝突變內戰 「六˙四」屠城後，六月五日、六日開始，傳媒開始報道解放軍三十八軍和負責屠城的廿七軍衝突的消息，後來更出現各種誇張標題，包括「北京兵變，四路大軍圍攻二十七軍」，不少報紙更大出號外報道兩軍對壘，中國瀕臨內戰邊緣的消息，繪影繪聲報道計有「三十八軍重佔上風、三十九軍地對空導彈毀二十七軍裝甲師」；又傳李鵬蒙古避難。後從各方面的消息顯示，雖然有目擊者確曾見到不同部隊的軍人有零星衝突，但三十八軍及二十七軍並未大規模衝突，某軍被殲滅更屬謠傳。 當時絕大部份香港記者已撤回香港，傳媒大多倚靠外電的消息，加上不知來自何方又未能證實的消息，作大事報道。 ### 個案四：李鵬中槍疑雲 《明報》六月六日以大標題頭條新聞報道「李鵬中槍」。文中引述「北京消息」，指李、楊屠城暴行令人齒冷，一名武警軍官六月四日下午在人民大會堂內向李鵬開槍，可惜距離較遠，只射中李鵬大腿，李鵬傷勢不重，而那位軍官則遭當場打死。 日本《讀賣新聞》亦在翌日報道，李鵬確在人民大會堂受槍擊負傷。但李鵬於六月八日露面看望戒嚴部隊，從新聞畫面所見，他行動不似有問題，六月九日，李鵬再與鄧小平等會見戒嚴部隊，他看來精神奕奕，未似曾受傷。當然，仍有可能李鵬傷勢極輕，但表面的證據已未能確立受傷消息 。 ### 虛假消息，誤導群眾 這裏只舉幾個突出的例子，稍稍回顧，這些重大的「假消息」，在學運期間和其後不斷湧現並廣為傳播，實在使人有點吃驚。這些假消息直接的影響是削弱公眾對傳媒的信心。本地讀者逐漸也知悉傳媒的報道未可盡信，更嚴重的是鄰近香港的大陸聽眾，他們也對香港新聞失去信心。據接觸所得，不少廣州市民便認為香港的電台報道不大準確，他們對香港的消息半信半疑；後來港人借各種途徑進行突破新聞封鎖的工作，其功效亦因此受到一定影響。 然而，最嚴重是中國消息「出口轉內銷」。部分北京學生及市民，得悉香港流傳「李鵬下台」等「消息」，對大局的估計出現偏差，一邊沉醉於「勝利」的氣氛，一邊執著和非理性地堅持不撤出廣場。 再者，中國官方宣傳機器也看準了香港傳媒某些誇張失實的報道，對香港傳媒的消息整體否定。 《人民日報》海外版在六月二十八日，以「如此客觀公正」為標題的文章，「剖析香港某些傳播媒介的造謠手法」。 七月五日，該報更以「如此新聞道德」為題，論述在學運期間，西方和香港新聞媒介扮演了什麼角色。文章點名批評《明報》及《東方日報》散播假消息，及不點名的抨擊香港的電視台。 兩家電視台在當日即發表聲明來反駁，申明一向本著新聞原則，如實報道。《明報》在翌日撰文反駁，《東方日報》則沒有反應。 假消息得以產生及大肆傳播，關鍵是當時的環境因素，在學運爆發初期，新聞的重心在學生身上，他們的活動公開性較強，故此報道最多是誇張而不至失實。隨著事態發展，時局變化的重心由學生轉至中共高層，由於中共活動的透明度低，戒嚴後，特別是屠城以後，記者採訪舉步維艱，加上中共高層鬥爭日趨激烈，不論有心或無意，假消息應運而生，傳媒難辨真偽。 一個黃姓的中國留學生從北京回到美國後，公開在CNN電視上承認，他們曾散播李鵬受傷及鄧小平去世的謠言。因為兩人久未露面，製造謠言是逼他們出來。在當時複雜的政治形勢下，各方面也可能故意製造假消息，傳播界面對重重陷阱。 但傳媒並不可用環境因素來為錯誤開脫，傳媒處理「傳聞」的手法至關重要，若用號外形式，頭版頭條，特大號通版標題報道，在公眾印象中，傳聞也變成了「事實」。若報道時以適當的篇幅、平實的標題、註明是未經證實的傳言，公眾可自行判斷。 ### 市場導向，嘩眾取寵 傳媒如此誇大報道主要是基於市場競爭。 學潮成為香港頭等大事，學運新聞能否吸引讀者，似乎成為傳媒成敗關鍵。某報老闆質問編輯為何不多出號外，不用更「進取」的標題；編輯說他們的報道方式較準確，老闆指另一份報章的誇大報道使該報聲名鵲起及銷量大增，故此他希望員工效尤。另一張大眾化報章的主管，在學運後的總結上說：「原來中國新聞也可以『起紙』呢！」 部分報章歷經數番失實報道，沒有經受「跌紙」厄運，反而廣開銷路；遂令部分報業老闆繼續以市場導向、嘩眾取寵的手法經營中國新聞。 另一方面，傳媒一直投資不足，不少報章老闆向來「慳水慳力」為原則，可以不投資的地方便不投資，報館既缺乏完善的制度，也無充足的人手，有大事發生時，便不知所措，特別是中國新聞向來不受重視，很多較具規模的報館也沒有一個專門的中國版。一張財經報紙的主管便認為派記者上京採訪學運實際作用不大，並指記者要求赴京採訪是基於「心理需要」，結果該報成為較具規模傳媒機構中，極少數沒有派員上京採訪這場震動全球事件的報章之一。 ### 歷史關頭的角色矛盾 目睹了這場歷史性學生運動的興起、高潮，直至被當局用坦克、機槍鎮壓的全部過程，作為一個新聞從業員，應該與被採訪的對象保持一定距離，以超然的地位去對事實作出冷靜、客觀、公正及全面的報道。 然而年輕的香港記者面臨的卻是：既是一個新聞工作者，但又身為中國人的矛盾，在民族前途，大是大非的重要關頭，如何能夠使自己置之度外，保持冷靜呢？良心、愛國心與專業規範糾纏一起。 在學運興起之初，香港記者大都能恪守新聞工作的操守。隨著學生從校園走上街頭發動多次遊行，北京的知識分子奮起響應，市民情緒高漲，記者也就受感染了。 當遊行隊伍經過時，記者情不自禁地豎起「V」字型手勢致敬，或者將錢掉進學生的募捐錢箱。後來發展成向學生提供報紙，交流外界的訊息；或者自己掏錢請學生吃飯，送香煙給他們抽，與學生建立了友誼。 當五月十三日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進行絕食靜坐，以至後來戒嚴期間，香港記者幾乎都站到了學生和知識分子的一邊。有些記者曾招呼在廣場堅守了多天的學生，到自己酒店的房間洗澡、更換衣服；也有些記者曾借出自己的房間讓學生領袖開會或休息。部份更出謀獻策，與採訪對象的關係密切。 學運後期，天安門廣場上的情況日漸惡劣和混亂，但學生代表在撤與不撤的問題上爭吵不休，許多記者都顯得心情煩燥、坐立不安。 五月底，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及全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委會的代表攜帶了香港市民的巨額捐款及大批物資赴京，為廣場上的學生帶來了繼續堅守下去的動力和條件。但是，在學聯代表林耀強舉行的一次記者會上，出席的十多名香港記者，差不多異口同聲地強烈抨擊學聯的行動，指責他們將金錢和物資介入這場運動，將會把運動引上死亡之路，措辭相當嚴厲。招待會幾乎變成一次「對質會」，令學聯的代表措手不及，事後仍深感不滿。由此可見，許多記者已將學運當作了自己的事，急學運所急，憂學運所憂。 正由於記者過份投入，在報道學運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偏差： 一、潛意識地為學運作宣傳，不自覺地塑造學運「明星」。 由於許多香港記者在天安門廣場上與學生朝夕相處，成為了好朋友，因此在報道他們時，或多或少帶上了一些個人感情色彩，在不自覺之中將他們捧成了「明星」。例如對學生領袖王丹、吾爾開希及柴玲等，雖然不少記者明知他們存在這樣或那樣的缺點、毛病，甚至知道他們犯過某些錯誤、過失，但在報道時卻沒有及時點出。 二、對全局欠缺客觀、冷靜的分析，沒有及時報道學運存在的一些重大失誤。 由於部分記者政治意識不足，因此在報道上未能及時揭示出學運發展中潛在的危險性和複雜性。例如對學生組織內部存在的分裂情況、部份學生領袖的激進情緒、金錢和權力如何腐蝕部分學生，以至外來學生與首都學生的分歧，都因上述原因及形勢吃緊，記者的報道較少，可是這些錯誤的逐步演進，卻是學運走上了悲劇的部分原因。 記者角色混淆，最震撼的個案，要算「黃德北事件」。黃德北雖是台灣記者，但因這事件具示範作用，值得一提。 台灣《自立》報系記者黃德北七月二日與王丹會面，導致他個人翌日被拘留，他在國內的司機王揚和王丹性命堪虞。他被拘問九天後，卒被釋放。 黃德北在北京採訪期間，與王丹熟稔，他聲稱「在公在私」都不能不去會面。 在拘問時，他供出：王丹的近貌，如換了眼鏡，剪短髮；他和王丹在車上對談內容，如逃亡方法計有藏匿在外國使館、通過香港「地下通道」等。 黃德北預計王丹極可能被捕，他承認他對王丹有些內疚，因救不了他。這事件顯示若記者「公私不分」，對大陸形勢認識不足，不單「幫倒忙」，對大陸不同政見人士，將造成災難性傷害。 ### 記者編輯不相協調 面對北京學運這宗國際級新聞，香港新聞界在統籌和協調採訪上出現種種問題。 曾赴京採訪學運的記者都分別表示：出發前，主管沒有給予提示；到埗後，也沒有明晰的採訪指示，任由記者「自由發揮」、「隨機應變」，雙方沒有定時交換對局勢變化的意見，以釐定每天採訪的重點和角度。對於部分對局勢認識不足的編輯和記者，此舉直接影響了新聞質素。 傳媒主管也鮮有主動地為記者提供後勤資訊，如最新消息。在國內新聞封鎖、資訊閉塞下，記者掌握不了全局形勢，採訪更感困難。 傳媒主管和記者對處理新聞亦有不同意見。明顯的例子是處理「柴玲被綁架」的新聞，一份財經報紙的記者獲得錄音帶，指出了「綁架」風波，源於北京學生領袖分「保命費」，作逃亡之用，分錢不均引起；但該報之主管拒絕發放該消息，該名記者辭職抗議。 這場波瀾壯闊的學生運動，不單只激盪每個中國人的心，香港新聞工作者都渴望採訪這場關係民族興衰的歷史事件，不少記者遂自掏腰包，不理家人和報館禁令，趕赴北京作「歷史見證人」。 這批非報館特派赴京的記者，匯成為「盲流潮」，分別在「五˙四」七十周年前、學生絕食期間，及頒下戒嚴令之後，兼程赴京。 「盲流」最多時達數十之眾，他們自費，利用自己的假期，心甘情願的作「無償勞動」。 但記者紛紛北上，離開香港的工作崗位，卻令主管怨聲載道，並被嚴責不守紀律，擅離職守，雙方鬧至僵局，少數記者索性請辭。 ### 北京新聞，香港製造 記者人在北京，但各報聳人聽聞的頭條新聞大多是「香港製造」，北京記者根本無從置喙，如「李鵬下台」的消息，大部份派京的香港記者在求證無其事後，都曾爭取不發放該消息，但大多無效。 《東方日報》六月六日刊登了「鄧小平已死」的號外頭條消息，其後收到讀者投訴。前線記者遂草擬函件，對處理這段消息的方法表示失望，並謂影響士氣，要求主管把函件轉呈報社執事人。 ### 情勢急轉陣腳大亂 香港記者從未試過在戒嚴令下採訪，對採訪暴亂、戰地新聞亦完全沒有經驗，而這次被派往北京的記者，超過半數只入行一、兩年，個別甚至從未到過北京採訪。 香港的新聞界普遍地位和待遇偏低，導致人才流失。以往只報道香港新聞時，勉強可以應付，但這次報道世界矚目的北京民運事件，便感到有點力不從心。 戒嚴令頒下，大部分傳媒機構主管明令記者，不得外出採訪，部份記者遵從指示，沒有踰越；部份著眼於採訪工作，第一時間到達天安門廣場，以防官方真正執行戒嚴，堵塞進口。 五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二十三日等數天入夜以至凌晨過後，廣場氣氛異常緊張，大部份文字記者都陪著學生，在紀念碑台階守夜，又或到廣場外圍巡察，白天則四出到各大路口要塞，觀看堵車及軍車調動情況。 部分記者提議集體行動，方便互相照應，每天大致分四輪，即上午九時，下午二時及六時，晚上九時，聚集一定數目，才外出行動，後來因機動性不強，參與人數少而告吹。 根據北京市人民政府戒嚴令第三號規定，幾乎限制了記者的所有活動。 可是當各路軍隊企圖入城而被學生和市民成功堵截時，遊行和示威活動卻變本加厲，出現了「李鵬不下台，我們天天來，白天睡覺晚上來，晚上睡覺白天來」等口號，部份記者仍堅持採訪。 ### 戒嚴令下，步步為營 到六月一日，在京採訪的記者再一次受到威嚇。北京市人民政府發言人就戒嚴令的有關條款作進一步說明，強調不得約中國公民到外國和港澳台記者的駐地、寓所和飯店等場所採訪，亦不得對戒嚴部隊進行採訪，照相和錄像。 部分香港記者在恫嚇威脅下，即收斂採訪工作，一間電子媒介機構的記者，並且呼籲同業向各自的上司要求縮窄工作範圍，減少工作量，但未獲其他同業響應。部分並派代表到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要求澄清戒嚴令下的採訪事宜。在當時無政府狀態下，當局沒有理睬。 大部分香港記者都住在北京市委經營的北京飯店，被當局竊聽電話監視是意料中事，但記者為了採訪方便，都沒有搬離這間靠近天安門廣場，又可居高臨下眺望東長安街和廣場一小角的飯店。 六月三日晚，坦克車和裝甲車終於開入北京城了。較早前，一些在北京飯店露台拍攝的電視台記者，已遭到公安局方面警告不得再拍。據記者所見，北京飯店對面的一幢樓宇，隱藏了公安人員，監視著在飯店露台的記者。 另一名文字記者，在露台觀看坦克車駛過時，曾遭自稱北京飯店的保衛人員干涉。他喝令記者返回房間，稱記者違反了戒嚴令的規定。該記者反駁整個戒嚴令，都沒有一項禁止記者在露台憑欄下望的。但記者開始感到惡夢即將到來。 六月四日凌晨，軍隊開始肆殺無辜，記者出外採訪完返回飯店，即被把守在飯店門口的多名便衣人員圍住，勒令交出所有菲林，很多珍貴的鏡頭因此無法公諸於世。 ### 浩劫之後，落荒而逃 六月四日凌晨，掀開一幕又一幕屠城慘象。「軍隊將軍管北京飯店；三十八軍與二十七軍幹起來；出動空軍突圍；機場快將封閉」等傳聞，紛紛傳來，並盛傳軍隊會進駐北京飯店，部分記者震驚之下，情緒激動得歇斯底里，有些不斷哭泣。 其後，那些主張撤離飯店的香港記者，號召其他同業行動一致，返回香港，其中數名記者更想到向英國駐華大使館尋求協助，例如安排遷入較安全的地方，以及安排翌日前往首都機場的交通工具，和返港的機票等。 可是英國大使館迴避了香港記者所提出的要求。此外，又有人向國務院港澳辦公室求助，港澳辦的二司司長容康表示已與軍方聯繫，保證軍隊不會進入飯店傷害記者。但記者沒有因容康的保證而放心。 屠城後，大部分傳媒主管勒令記者不得外出，違者紀律處分，然而，除了新加坡《聯合早報》在六月五日急電特約的香港記者，為他購買人壽保險，其他傳媒機構大多數都沒有為記者購買特別保險。 六月五日，北京飯店的服務員，到每個面向長安街的房間，用紙條封住露台玻璃門和窗門，禁止記者走出露台拍照，及報道軍隊的血腥暴行。此一行動反而令記者稍覺安心，因為這種溫和的「勸告」，顯示有關方面暫無意採取武力制止記者採訪。 ### 危機四伏各有懷抱 在去或留的問題上，在京採訪的記者意見不一，主張立即走的，認為大局已定，傳言軍隊將進駐北京飯店、封鎖機場，更有內戰的可能，留下亦沒有什麼作為；堅持留的，認為採訪任務未完成，形勢亦未發展至非走不可，要把當權者的暴行公諸於世。 六月五日，首批赴京採訪學運的記者回港，在機場受到「英雄式」歡迎，他們之間心情卻迥異，部份認為凱旋而回，部份卻感到採訪工作失敗。六月六日，第二批也是最後一批為數較少的記者亦不能堅持，黯然回港。 他們的離去，主要是承受不了來自報社和家庭的壓力，也反映個別記者根本無法獨立承擔這沉重的使命。 目睹「六˙四」血腥屠城，少數記者馬上搬離北京市委經營的北京飯店，一名遷到中外合資的王府飯店，卻頻頻致電給留住在北京飯店的同行，查問人家在槍林彈雨下採訪得來的消息，然後向自己所屬機構發放。 鎮壓期間少數記者驍勇有餘，機智不足，竟打著閃燈拍照；也忽略了子彈射程可達數百米，差點連累旁人送命。 面對生與死，個人情緒反應是難以控制的，然而，在新聞專業精神的問題上，傳媒究竟承擔了多少？ 戒嚴令下，人心惶惶，怪象連生。某電子傳媒主管起初嚴禁記者外出採訪，屠城後竟叫記者訪問在街上正在奔跑逃命的人。 五月二十日戒嚴令頒下，傳媒機構大多令記者不要外出，有些召回記者，否則責任自負。一份銷量很高的報章於五月二十六日召回兩名派京記者。 北京處於政治動盪局面，記者人身安全受到嚴重威脅，是無可置疑，然而，傳媒主管發出召回命令，是否已盡責任？傳媒將如何承擔把北京消息第一時間向外界發佈的責任？ ### 新聞自由，岌岌可危 「六˙四」屠城暴露了中共當權者的猙獰嘴臉，香港新聞界也經歷了一場最嚴峻的考驗。 一九九七年限迫在眉睫，中國不再是一個遙不可及的概念，傳媒報道中國政治問題難免敏感，但他們的編採立場會因此而猶豫嗎？ 亞洲電視六月二十八日上午獲得吾爾開希逃離中國後的首次講話錄影帶，該公司的管理階層獲悉後，與新聞部的主管開會，以該講話有「政治聲明」之嫌，勸諭把該影帶剪輯至七分鐘播放，亦即是當天六時十五分新聞的版本，後來新聞部再與主管階層開會，爭取到在晚間播放該則全長達二十多分鐘的「獨家」新聞。 《文匯報》事件更震動業內人士，引起政治干預新聞的爭議。中共領導下的《文匯報》，在學運期間，一度掙脫樊籠，爭取如實客觀地報道，但血洗天安門後，報社內部出現人事紛爭，問題主要出在報紙的立場。 該報社社長李子誦在解僱副社長陳伯堅不遂後，被新華社香港分社免職，該報約三十名員工支持李社長而先後請辭。 在這過渡期間，香港新聞工作者將面臨更多的考驗，需要更多理智的思考和勇氣──黨領導下的報紙為何不是黨的當然喉舌？記者在大是大非前有沒有個人的選擇？在民族大義的大前提下，怎樣避免陷入主觀意願？ 「支持學運」、「哀悼六˙四」、「國殤」的廣告曾擠滿各大報紙的版面，香港各報都加紙升紙了。部份報社老闆都或多或少發了一點「國難財」。 中國大陸政治進入黑暗階段，香港傳媒猶有餘悸。然而，除了想起遷冊移民外，他們可有反省在這次波瀾壯闊的民運中的角色呢？ (寫於七月三十日)
上一頁 返回頁首 下一頁
主頁 | 目錄 | 作者 | 圖片區 | 申請基金 | ENG |  |
香港記者協會 © 2010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