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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工人韓東方 | 黎佩兒‧麥燕庭
韓東方 「現在戒嚴期間，我們到這來，需要承擔『衝擊公安局』的責任，但被抓的是『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工自聯）的常委，若叫學生去談判，是沒有道理。（鼓掌聲） 「我認為應該由工人去談；北京通訊設施先進，公安局之間很容易聯絡上，若要查有沒有抓人，根本不存在要用一天的時間核實、三天才公布抓人原因的問題。」（鼓掌聲） 他輕輕揚手止息群眾洶湧的憤怒，再以十分冷靜有力，緩疾有致的語調說：「但我們要顧全大局，請你們相信我的頭腦，無論我出來作出的決定是怎樣地出人意表，都請你們相信我的大腦……請你們在我進去之後，想一下什麼是『顧全大局』。」 韓東方三言兩語便把學生在交涉中的代表性，被公安局蒙騙的問題全點出來，他與另外兩名工人終於獲准入公安局交涉「工自聯」三名核心分子的下落。 留下百多名工人和數十名學生，楞楞地看著他高瘦的身影──既震懾於他的冷靜理智，又對他誇下的承諾滿腹狐疑。 那天是五月三十日下午，烈日當空，大批工人學生打著旗幟，不理戒嚴令，公然聚集在前門東大街的北京市公安局，抗議及向公安局要人。 事緣當天凌晨，「工自聯」的沈銀漢、白東平、錢玉民分別被公安模樣的人，強行架走。 二十多名工人早上九時到來交涉，被公安逐個錄像，氣氛十分緊張，千名學生從廣場趕至聲援，工人代表擔心會予當局「動亂」口實，勸諭同學回廣場，僅留部份學生作聯絡通訊員。 公安局指「工自聯」是個非法組織，只答應與學生談，談了很久，學生帶出來的消息是「當局要二十四小時後，才能回覆有沒有抓人，若有，將在兩天內解釋抓人原因」。在場工人非常不滿，群情洶湧。 下午三時許，工人代表終於爭取到入內談判，談了一刻鐘，韓東方出來了。 公安局不斷以強力的廣播：「現在是戒嚴期，同學不要受少數人煽動，不要上人當，應馬上離開，因聚在公安局門前，是違法行為。」 韓沒有用喇叭，他在震耳的廣播句語停頓處，向群眾交代「當局沒有答覆他們」。 他仍然要求在場的工人「相信他的大腦」，再等一小時，才聽他的最後應對方法。 工人在焦灼中度過一小時，公安局仍無答覆，韓東方要求工人聽他的：遷到天安門廣場東北面的中國公安部靜坐，直至該三名工人獲釋。 工人果然聽他的，全站起來跟他打著旗，秩序井然地離開那剛剛增派千多名武警駐守的公安局。 由一名軍隊「先進」變成被官方鎮壓的反革命組織的負責人，韓東方的心路歷程足以證明「革命往往從靈魂深處爆發」的名言。 甫跟個子高高、面孔長長、五官稜角突出的韓東方打個照面，便覺得他是一個硬朗和倔強的人，再加上那股淡淡的、溫文爾雅的書生氣質，記者很快便在一群幹完宣傳工作回來的工人中，注意起他的舉動來，再經人介紹，才知他便是筆者要找的人，當時他是籌組中的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的負責人。 現年廿六歲的韓東方於北京出生，但還未得到首都氣息薰陶，便於三歲回到窮困的山西省黎城縣老家。當時正值文化大革命爆發，在這五年，他過著艱苦的生活。但他認為，「這是得天獨厚的好事，他學懂了獨立思考，對外界的反應，防禦都加強了。」 帶著這些特點，他走進了軍隊，過著刻苦的紀律生活，使他倔強，硬朗、吃得苦的性格逐漸形成，並在部隊獲得「先進個人」的榮譽。他笑說：「我紅得很哩！」他復員後轉當了三年武警，於八四年轉往鐵路局工作。 但悼念胡耀邦活動卻改變了他平凡的生活。韓東方憶述道，在四月十七日經過天安門廣場時，他看見紀念碑下圍著很多人，於是便下車看個究竟，聽見不少人在發表有關時弊和民主自由的演講。他說：「我受到感染，很激動，於是也發表演講，大家都很激動，開始感覺到民心所向。」自此以後，他便不時到廣場吶喊和演講。 他和上街募捐的同學傾談起來，更加深了他對民主自由的渴求和對學運的認識。學生開始在廣場絕食後，韓東方每天下班便跑往廣場東側的歷史博物館前留意學生的情況，間中也找學生領袖談理想。 然而，學生為保持學運的純粹性，刻意排拒外界的加入。韓說：「學生對我的意見有興趣，但對我的職業沒興趣。」 韓東方每晚去看望學生，和常在那裏的十多名工人混熟了，他們逐漸感覺學生「承受不住，犧牲太大，需要工人及市民接力。」於是在一些學生協助下，在五月下旬籌組「工自聯」。 在他構思中，「工自聯」並非什麼福利機構，而是一個具監察功能的論政團體，由不同行業的工人選出代表，再由代表選出常委，但考慮到工人會因壓力大而不敢參加，以致一個行業內沒有足夠人數參加，故也可按區選派代表。他樂觀的認為，無論是大廠或小廠，只要約十人參加他們的組織，工廠便不敢怎樣。 但他的想法根本無法驗證，因為號稱實行工人無產階級專政的共產黨，最怕的便是工人。「工自聯」五月卅日晚上正式成立，但當天凌晨官方便來抓人，使「工自聯」還未正常運作，便遭取締，而學生工人大聯盟的計劃亦告吹。 韓東方沒有懷疑自己籌組「工自聯」的能力。他輕鬆地說：「還可以。雖然我只是高中畢業，沒上大學，但平常也自修心理學、社會科學。而且我頭腦特別清醒，邏輯思維較強。」 韓東方沒有上大學，但他說：「鄧小平上台後曾標榜文憑至上，但我不同意，所以刻意抵制。」他頓一頓又說：「不過，現在倒有點後悔，所以唯有靠自修了。」 那他是否作了一次「錯誤」決定？他將來又會否為現在的抉擇而後悔，害怕被開除？他毫不猶疑地說：「不怕，人總有辦法活下去的，我只希望有一個真正能為工人講話的工人組織，況且現在退回去，處境可能更壞。」 韓東方笑言，他的妻子也是經過他這番解釋後，才減少憂思，後來更常在公開場合出現，在精神上支持他，使他幹得更心安理得。 韓東方不諱言想當政治家，然而，在他心目中，政治家應能看清楚政治形勢，並能掌握民眾心理；可惜現在的當權者已脫離群眾，而政府亦過於官僚。 他在血腥鎮壓前預計，若政府鎮壓學運，國民經濟便會崩潰，因工人可能消極怠工。生產必因而長期受損，比罷工更可怕。此外，更會令中國在國際上的威信一落千丈，而中國的地位亦因而受影響，令一些人瞧不起中國人。 看來，他真的不幸言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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