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頁 | 目錄 | 作者 | 圖片區 | 申請基金 | ENG |  |  |
學運始末
人物
專題
新聞界
文獻
八九民運大事記
二十年大事記
申請 "人民不會忘記" 基金
香港記者協會
黨報記者猛回頭 | 梁美芬‧譚衛兒‧劉銳紹‧陳天權‧馬妙華
為自由、民主踏出的一步。 冼偉強攝 伴隨著歷史性的八九年中國學生運動而出現的，是中國新聞工作者一段悲壯的事蹟。 在短短的兩個月中，他們做了不少中共建國四十年以來的創舉。這些被譏諷為「官方的喉舌」、「黨的輿論工具」的傳媒，全都把矛頭倒過來，指向官方。 記者、編輯不單在報社內公然炮轟官方言論及領導人，他們還「打正旗號」地上街遊行、示威、請願，並與官方對話。 ### 造反緣自壓力 新聞界這次「造反」，首先是緣自外來的壓力──學生毫不留情的責難與戲謔，繼而基於本身熱切的期望與衷心的聲援──令新聞工作者要與官方「劃清界線」。 學潮爆發後，整個北京城逐漸沸騰起來。但官方的新聞對此卻極少報道。一位《中國青年報》的記者曾公開說他們接到有關指示，不能過多刊登群眾，尤其是學生自發的悼念活動──因那些行動與爭取民主不可分。 同學對新聞界提出嚴厲的批評。各大校園內，同學常常聚集一起收聽海外電台廣播。一位同學譏諷地說：「我們的報紙除了日期是真的外，其餘的都不是真話！」 其實，當時不少國內的記者，特別是年青記者，紛紛到各校和天安門廣場去採訪悼念活動。「我們大都是自己來的，並不帶有任何採訪任務。因為這些文章不會見報。但我還得來，我們今天的所見所聞，總有一天會公諸於世。」一位《光明日報》的記者曾在天安門紀念碑下這樣說。 學運展開序幕，在「四˙二○」學生衝擊新華門當晚，警察開始動武，混亂中百多名學生及數名警察均告受傷。 但翌日新華社發出題為「維護社會穩定是當前大局」的評論，隻字不提有學生被打傷，反指學生打傷了四名武警。 該篇評論一經中央電視台、廣播電台播出和各大報章轉載後，馬上使學生嘩然。同學很快開始「炮轟」黨的喉舌，北大法律系學生甚至倡議向人民法院起訴新華社和中央電視台造謠和誹謗，同學們開始轉向點名批評某些新聞機構。當時的一些順口溜很能代表學生的情緒：「人民日報欺騙人民；光明日報一片漆黑；中央電台顛倒黑白；北京日報胡說八道。」 與此同時，學生對敢於說真話的《科技日報》、《世界經濟導報》等表示了衷心的支持和讚賞。 根據一位《科技日報》記者表示，該報的領導班子其實也十分保守，《科技日報》這次之能夠刊登「風一程、雨一程、壯歌送君行」這篇傳頌一時的報道，完全是因為大部分記者挺身爭取的結果。 他說，該報在四月廿二日前，曾召開報社全體會議，大部份記者都希望能如實報道這次學生運動，領導班子因為這種壓力，卒同意較開明地處理有關新聞。 四月廿六日《人民日報》刊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社論後，新聞界嗅到一陣腥風血雨將臨的氣息，他們以為當局會馬上進行鎮壓，更加迫切感到要站在公正客觀的立場，報道將要發生的事。 ### 真實是新聞的生命 《人民日報》的記者，立即發起社內簽名運動。他們就鄧小平的講話和該篇社論，起草了《我們的意見》一信。 意見書說：「真實是新聞的生命，也是新聞起碼的職業道德和原則。」 意見書又批評新華社、《人民日報》和事前曾干預新聞報道的政治局常委喬石，指他們強姦民意。 編委會當日表示與下屬對話，但後來也不了了之。 就在此時，以開放見稱於海外的上海《世界經濟導報》因為刊登悼胡座談會，其總編輯欽本立被前中共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停職。這消息令首都新聞界強烈地感到唇亡齒寒，他們再不願保持緘默。他們知道，「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 北京新聞界第一個反應是紛紛聯名致函上海市委表示抗議，又電文上海聲援欽本立，藉此反映新聞界力爭自由的呼聲。 四月廿七日，不單舉行了學生歷史性的大遊行，一批青年記者也開了一個簡短的會議，決定將計就計，以《導報》事件作為突破口，爭取新聞自由，開始了新聞界走上街頭抗議的序幕。 在他們上街前，記者已開始大膽地在報社直斥掌管宣傳的官員和官方言論。 ### 在社內炮轟官方 四月廿九日，國務院發言人袁木與由全國學聯選出的學生代表對話。會上，袁木稱中國沒有新聞檢查制度，各報實行的是總編輯負責制。 會後，袁木曾囑咐國內記者只可用新華社所發的新聞稿，但記者認為這正違反了基本新聞守則和規律。 其後，在《人民日報》報社內的評報欄上，出現了批評袁木的文章，也有人在那裏貼出批評「四˙二六」社論的文章，公然與官方「對著幹」，有些記者更貼出他們採訪了卻不被刊登的消息。 新聞界的憤怒和因而激發起的情緒，慢慢集結成集體行動。五月三日，百多名記者再次聚集在魯迅博物館，商討聲援《導報》事，並決定以遊行者的身份參加翌日的紀念「五四」七十周年大遊行。這次會議就爭取新聞自由向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和國務院發表三點聲明：（一）就《世界經濟導報》事件發表嚴正抗議聲明；（二）要求與政府就新聞自由問題進行對話：（三）要求客觀報道是次學運，並就較早前袁木與學生的對話在報上進行討論。 這次會議，在中國近代新聞史上揭開了新的一頁，建國四十年來，一向被教育為黨和政府宣傳工具的中國新聞工作者破天荒第一次站出來，為新聞自由而吶喊；第一次要求與政府進行實質性的對話。會議後，這份聲明被傳真到各新聞機構徵集簽名。會議同時還決定各單位派一至兩名代表以個人身分組成一個新聞工作者對話團籌委會，該會人數後來發展到四十多人。 ### 記者上街、群眾鼓掌 五月四日，人們終於在遊行隊伍中發現了一向被稱「黨的傳聲筒」的新聞工作者。幾百名記者高舉著「我們想說真話，別逼我們造謠」及「新聞屬於人民」等標語。雖然只有幾百人，他們的出現卻令到人民和學生振奮無比，學生及市民的遊行隊伍，在長安大街看到新聞界的隊伍時，均鼓掌歡呼，高喊「記者萬歲」，彷彿預見了長期以來只擔任「獨唱」角色的新聞界將與群眾合奏「交響樂」。 有些北京市民說：「這些記者是我們國家的希望。」 隨著黨總書記趙紫陽當日發表了一番充分肯定學生愛國熱情的講話，北京經歷了短暫的寬鬆氣氛，記者們初嚐「有限度」新聞自由的滋味。 官方更派出掌管新聞宣傳的政治局常委胡啟立與新聞界「平起平坐」地對話。 ### 千人簽名、百人請願 在這種氣氛下，記者在五月九日便心平氣和地進行了一次請願。當日，數百名代表來到全國記者協會遞交那封簽有首都三十三家新聞單位一千零三個簽名的對話請願信。要求全國記協轉達他們希望與胡啟立對話的要求。 對話內容主要包括：（一）導報事件；（二）首都新聞界對悼胡和學運報道中所受到的束縛，違背了中共十三屆代表大會報告中「重大情況讓人民知道」的基本原則，必須改善黨對新聞工作的領導；（三）袁木在與學生對話時說中國「新聞報道工作實行的是報社總編輯負責制」之說與事實不符。這次請願得到了近千名大學生的聲援。 雙方達成默契，新聞界先從原四十人的籌委會選出十名對話代表；而胡啟立則與另外兩位分管宣傳工作的中央官員芮杏文及王忍之等分頭到各新聞單位舉行對話，安撫人心。 ### 對話時直批領導人 五月十三日，芮杏文及王忍之到《人民日報》參加編委會擴大會議，該報屬下各部門均有代表參加。 據一名參加者透露，會上報內同仁言詞激烈，曾有記者和編輯在發言時點名批評鄧小平、李鵬和袁木等，並表明他們是站在學生愛國運動的一邊。此次會議令《人民日報》編委會受到很大衝擊。 五月十六日，《人民日報》編委會召開第二次擴大會議，會上有更多人提出反對「四˙二六」社論。 翌日，該報員工又組織了第二次大遊行，有八百多人參加，包括一些年齡較大的資深記者。 即使在李鵬頒佈戒嚴後，新聞界仍不理會警告。《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央電視台等機構的記者和編輯都繼續組織遊行。中央電視台的員工甚至打出所負責的新聞節目名稱，例如「午間新聞」、「全國新聞聯播」等。《人民日報》社長曾勸阻參與者稱當局將全面鎮壓，但記者還是衝上街去。 戒嚴頒佈翌日，李鵬主持成立「戒嚴意識形態領導小組」，取代原來負責宣傳工作的中央領導胡啟立和芮杏文。組長是中宣部部長王忍之，副組長是袁木，成員包括國家教委副主任何東昌、中宣部新聞局長曾建徽和北京市委宣傳部長李志堅。這個小組指導宣傳路線和炮製宣傳文章，向新華社等供稿。 廿三日北京各大新聞單位的第一把手奉召到中南海開會，聽取指示。 新聞工作者當時都抱著流血犧性的決心，不再計較個人利害和風險，氣氛悲壯感人。可是，記者編輯們豁出去的勇氣和鬥志並沒有動搖中共高層死命抓著「筆桿子」決心。相反，中共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在六月下旬調整了最高層領導班子後，便著手整頓新聞界。在他們眼裏，新聞界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重災區」。 政治局常委胡啟立和中央書記處書記芮杏文本來負責掌管宣傳和意識形態，都因失職被撤，換上李瑞環掌印。 首當其衝的是《人民日報》。一位領導人指《人民日報》是黨中央辦的報紙，「不是某些先生們想怎麼辦就怎麼辦的報紙」。六月下旬黨報的領導班子亦遭整頓，中央黨校第一副校長高狄取代錢李仁出任《人民日報》社長；解放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長邵華澤代替譚文瑞任《人民日報》總編輯。六十二歲的高狄是中央委員，曾任吉林省省委書記。邵華澤曾任《解放軍報》副總編輯。 其後，國內傳出《科技日報》、《光明日報》高層遭整頓；《世界經濟導報》駐京記者張偉國更傳聞被捕；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署長杜導正遭革職。 曇花一現的春天瞬即過去，北京新聞界倒退回沉寂肅殺的寒冬。
上一頁 返回頁首 下一頁
主頁 | 目錄 | 作者 | 圖片區 | 申請基金 | ENG |  |
香港記者協會 © 2010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