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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囊無用武之地──馬少方 | 潘潔
馬少方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夜十一時半，馬少方和另一位北京市高校的學生坐在他們朋友的家中，當時他們正討論著幾個小時前在天安門廣場成立的「民主大學」。凌晨零時四十五分，馬少方和那位北京高校學生站起來準備離去。「你們現在往哪裏去？」「回廣場營地。」馬少方答道。這時已是六月四日的凌晨，一個中國人，以至全世界人永遠記住的凌晨，中國自那個凌晨開始出現了重大轉折，如同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如同「反右」運動、十年文化大革命、十年改革開放一樣，永遠記載在中國的歷史上，不可磨滅。 那天凌晨馬少方的朋友最後一次見到他，他依然用他那條永不放棄的吊帶繫著褲子，不過另一樣很少放棄的衣飾──白色領帶沒有出現在他的脖子上，頭上的鬈髮已經長得太長，但他仍然不失慣有的幽默。顯然，馬少方當時仍未得知，在北京城西面的木樨地附近，一支包括持槍軍人、坦克、裝甲車的武裝部隊，正向天安門方向挺進，在部隊經過的路途上，遍躺著鮮血淋漓的屍體。 六月十三日，中國公安部發出的通緝令，馬少方列於通緝名單第十位，六月十四日，馬少方在廣州向當地公安部門自首。 馬少方是北京電影學院的學生，他不隸屬於學運中堅院校，如北大，北師大，卻早於運動初起便投身運動行列，在「北京高校自治聯合會」籌組階段，與吾爾開希、王丹一起進行策劃和組織工作。在學運的中期及最後階段，馬少方雖然沒有擔任北高聯的職務，但依然參與北高聯關於學運決策的討論，並成為藝術院校的學生領袖。 馬少方認為今次學生運動源於開放改革政策。在思想方面，一些開放的知識分子在報上發表有關民主自由的文章，一些教師將民主自由的意念帶入校園，使校園的民主空氣越來越濃；在社會層面，一度蔓延的「讀書無用」風氣，「腦體倒掛」現象，使學生開始關注如何做買賣，如何可以賺多些錢。當他們與基層生活更為接近的時候，便看到了社會的腐敗現象，認識到沒有民主政制社會的可怕。在上述兩種認知下，胡耀邦逝世便成為導火線，爆發了學生運動。 在學運問題上，馬少方一直主張「進行有策略民主運動」，當學運取得一定成績時，便應適當放緩步伐，待時機又成熟時，再掀起新的高潮，像海浪一般將社會改革一波一波往前推進。 在馬少方看來，四月廿七日的大規模遊行，是在《人民日報》發表措詞強硬的「四˙二六」社論，指學運是動亂的情況下進行的，故遊行成功本身已顯示學運取得了極大勝利，隨後便應考慮轉換鬥爭方式。他說：「從四月二十一日北高聯臨時自治聯合會產生到大規模遊行的成功，非暴力和平請願方式在中國產生了，以後每當政府出現重大失誤時，便會出現這樣的請願活動，迫使政府在以後的進程中不得不考慮民意」。不過，學生並沒有因為取得「四˙二七」大遊行勝利而罷休。五月四日，藉紀念五四運動，大規模的學生遊行又再舉行。 馬少方的社會閱歷和廣泛閱讀的愛好，使他在眾年輕的學生領袖中顯得特別思想成熟。比較之下，馬少方有關學生運動的觀點和主張更為理性和現實，自然他的熱情衝動也就相對地較其他學生領袖為低，這也說明了馬少方雖然與吾爾開希稔熟，但始終未達到如吾爾開希一般在學生中的威望。吾爾開希在談到他與馬少方之間的關係時說，「他的理論基礎強，我的組織能力和感召力強，所以我們利用各自的長處分擔不同的工作，他搞學運的理論研究，我則站出來當領袖，目前我們是對很好的搭擋」。 事實上，馬少方也意識到自己「個人魅力」不足，而專心「研究學運理論」，探索學運的深層社會意義，聯繫整個局勢變化思考學運策略，在學運的不同階段，馬少方都有一些獨到的見解。例如在五月中旬學生絕食之際，馬少方認為「十七、十八數天市民在學生絕食行動的感召下，參與運動的情緒已十分高漲，北高聯應該藉此機會，將運動指揮權交出去，讓更有鬥爭實力的工人接收，使其他社會力量能充分地介入運動，這樣學生運動就擴展成全民運動，它帶來的對政府的震撼力更強，取得的勝利也將更大」。不過，當時指揮學生運動的北高聯、廣場指揮部、絕食代表團均未意識到這一點，使學運錯失了一個擴展的機會，也導致後來學生必須獨力支撐著運動的擔子、疲憊不堪地堅守到最後一刻。 在戒嚴令頌佈後的七、八天後，廣場上靜坐的學生疲態畢露，有很多萌發撤退的念頭。馬少方認為，「此時外地的學生應先撤回本地，在當地宣傳發揚學運，而天安門廣場只留下三百同學堅守陣地。在廣場旗幟屹立不倒的情況下造成一個全國各地民主火花點燃的壯觀局面」。但是，當時外地學生抵京參加靜坐不久，學生情緒仍十分高漲，外高聯不願接受撤退的決定，無法形成統一行動，致使學運再失去一個「保存實力長期鬥爭」的轉機。 馬少方是個思辯能力特強的學生領袖，但有時受到客觀條件的限制，對一些較複雜的問題，有意或無意地採取迴避態度。在絕食時期，馬少方被問及學生激烈行動可能會導致政府採用強硬措施，學生是否應考慮政府的迴旋餘地而採取一些適當的步驟。馬少方說，「讓政府作出某種適當的反應，責任不在學生，社會上應該還有另一些人──如知識分子，告訴政府作出怎樣的反應才是適當的。」 在談及學運激化了上層權力鬥爭，馬少方對於局勢發展的估計也是過於樂觀的，他表示「學生運動被權力鬥爭利用是無法避免的，不過無論哪一派利用了學運，他都將收斂專制控制、並改善腐敗現象。」 和其他學生領袖一樣，馬少方除了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之外，也具有強烈的榮譽感，當趙紫陽失勢已成為定局的時候，很多人擔憂中國從此面臨一次大倒退，當時馬少方和吾爾開希均表現得十分激動，「如果中國有一次歷史大倒退的話，我們作為學生領袖應承擔歷史責任，我們不排除採用極端的鬥爭形式──自焚，來喚起民眾的覺醒，阻止大倒退！」在他們的心中，此時充滿了悲壯和浪漫的犧牲精神，他們不惜以自己的生命和鮮血承擔起歷史責任，同時藉此維護學生運動和作為學生領袖的聲望，杜絕因大倒退可能出現的對學生運動和學生領袖的質疑。 在私人場合，馬少方是個十分隨和並且愛開玩笑的年輕人，他會大肆批評電視廣告水平後，開始闡述自己的廣告構思，而且在一片噓聲中仍然自得其樂。他認為自己是個具有藝術氣質的人，具有獨到的審美觀點。他愛用白色領帶和長褲吊帶來顯示他的衣著品味，經常拿白長褲來配黑襯衣，一雙二寸釘鐵踭的皮鞋即使在長途遊行時都不捨得放棄。 一位與馬少方稔熟的記者說，「馬少方是個極具潛質的年輕人，假如他堅持不懈地造就自己，十年後便是個出色的人才」。然而，六月四日凌晨之後，馬少方的命運改變了，他的人生道路與整個中國一起步向一個未可預知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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