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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我餓了，但我吃不下 絕食源起 | 譚衛兒
學生問：「餓你兩天看？」 陳木南 「五˙四」大遊行後，一位學生領袖在天安門宣布翌日復課，並說：「如果不復課，會給市民造成損害。」當天下午，當時的中共黨總書記趙紫陽對來京參加亞洲發展銀行年會的外賓，稱讚學生的愛國熱情，肯定了同學們提出嚴懲腐敗，要求民主的要求。許多同學的情緒開始平伏下來。 「我們應該回到校園，開始校園民主活動，從校園做起。」一位北京大學的同學對記者說。 接下來的幾天，學運陷入了低潮，許多同學茫然若失。政府對學生對話團的對話要求沒有迅速回覆，一些同學認為政府此舉有心拖延，而且在總書記肯定學生的愛國熱誠之時，扣在學運頭上「動亂」的帽子還未摘掉。情緒低落的同學，對再上街遊行已有點力不從心。 難道整場運動就這樣不了了之嗎？ 王丹、吾爾開希，柴玲等學生領袖都在苦思冥想：不能讓同學的感情如此葬掉，必須重新燃起同學們的熱情，必須採取一種更有效的鬥爭方式，既要保持同學的熱熾情緒，又能引起政府和民眾的關注。 五月十日，王丹、吾爾開希、王文、馬少方、楊朝暉和程真六人，一起進膳時討論到今後學運發展的方向。席上有人提出應該考慮絕食，以尋求政府真正平等的對話，一如當年印度甘地，以絕食為國家爭取獨立和民族團結。（事後，馬少方和程真說他們以前看過《甘地傳》，他們對甘地的作為印象深刻。）這一提議立刻得到其他人附和，並一致同意先在北大徵集簽名，組織一個絕食團。 天安門廣場指揮柴玲日後說，在想到甘地之前，同學已有過絕食的念頭。「因為遊行，請願不奏效，就決定用生命來呼喚一下，看看政府究竟會是什麼樣子。」她說。 其實最早提出絕食向中國政府施壓力的是香港學生。 四月廿三日，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四名赴京代表，曾醞釀在天安門廣場絕食廿四小時，要求總理李鵬與學生對話。不過，計劃最後告吹。學聯代表曾與北大、北師大和政法大學的學生領袖交換意見，其中以北師大的吾爾開希最為贊成，政大同學也表示支持。但北大前研究生會主席、青年教師李進進則叮囑香港學生千萬不能這樣做，否則只會幫倒忙。 學生決定絕食時，顯然也看準了蘇聯領袖戈爾巴喬夫數天後訪華這個機會。舉世矚目的中蘇高峰會議期間，若學生進行絕食請願，必然會引起世界的關注。不過，王丹後來公開否認他們想借外國勢力向政府施壓力。 採用集體絕食的抗爭方式，在共產黨掌政後的中國尚屬首次。對這種較激烈的手段，北京市高校自治聯會部分同學甚為反對，但絕食還是定下了，只是以個人自願形式參加。 五月十日當天北大便收集絕食簽名。起初願意參加的同學只有四十多人。王丹、吾爾開希等都很焦急，柴玲更難過得哭起來，她對同學說：「這次絕食是要看看政府的臉孔，是來鎮壓還是不理睬；看看中國還有沒有良心，還有沒有希望。」 當晚，「北高聯」草擬了日後廣為傳頌的《絕食宣言》，強調「絕食乃不得已而為之，也不得不為之。我們以死的氣慨，為生而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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