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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行法制的曹思源 | 劉銳紹
六月三日深夜，天安門廣場附近的狼兵已在磨刀霍霍，我們正在捕捉各方面的最新動態。忽然，電話響了，是曹思源的妻子打來的。在電話中，我第一次聽到曹思源失蹤的消息。 她說，曹思源於當天中午從古城區家中外出買菜，本來準備很快就回家，但自此一去無蹤。當時，他的衣著很隨便，腳上還蹬著一雙經常在家中穿用的舊鞋。 不久，我們終於從可靠的消息來源知道，曹思源是被捕了，直接原因就是他受全國人大常委胡績偉委托，組織要求召開人大常委緊急會議，觸怒了權重一時的李、楊集團，因而招來身繫囹圄的結果。 四月中旬學運開始，形勢越趨嚴峻，不少人大常委認為有必要召開緊急會議，商討局勢。曹思源受人大常委胡績偉的委托，徵求其他常委的意見，聯名要求開會。此舉直接刺痛和威脅到當權者的利益，因而要馬上壓下去，不但不准開會（有一內部規定，全國人大的有關會議必須中共政治局討論和確定後才能召開），還要追查此事始末。 曹思源首先被捕，成為今次「秋前算帳」中第一位被算帳的知識分子。他被捕是在血腥鎮壓之前，可見當權者一早已有部署，而不是鎮壓後緝捕漏網之魚，從而可以證明當權者整個算帳行動都是有預謀、有組織的。 曹思源現年四十三歲，江西景德鎮人。他出身低微，家人靠做手藝過活。貧困的生活給曹思源很大的鍛煉。他讀完書後，一直在基層工作，為他了解國情打下了深厚的基礎。直至一九七九年，他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經濟學專業研究生班，當時帶他的導師正是張顯揚。 這段學習之後，曹思源進入了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工作（當時趙紫陽擔任該委員會主任），成為了國家智囊班子的一員。隨著多種經濟體制改革的發展，他於一九八三年提出了企業破產法的構想。他奔走於各大城市之間進行調查，提交報告。一九八四年，他開始為推動「破產法」而開展院外活動。當時他遇上了敢言肯說的人大代表溫元凱，並通過他動員了其他人大代表，把破產法的議案提了上去，就此開始了訂立破產法第一步。 後來，曹思源被調到全國人大法律起草小組，負責執筆起草「破產法」。草案出來之初，人大常委會不通過，曹思源於是分別按資料打電話給一百五十多位人大常委，向他們逐一解釋和聽取意見。當時有人指他不應這樣做，認為這樣會「影響人大常委的獨立思考」。但他認為這是憲法容許的，所以仍鍥而不捨地繼續下去，幾經艱難，中華人民共和國「破產法」終告誕生。曹思源亦因此而得到「曹破產」之名。近年來，他還不斷地關注「破產法」的執行情況，希望提出完善和修訂的方案。去年，深圳當局要處理一宗破產案，還特別請他南下作「軍師」。 「破產法」一役後，曹思源又向「人大會議旁聽制」進軍。他說：「我對政治體制改革的看法是先易後難的，即首先是將人大會議公開化，例如大會、常委會議設旁聽制度，其次是實行人大代表選舉制，差額一定要多於席位一半。」 從一九八七年起，他到處演講，力倡人大會議設旁聽制，後來他更為全國人大代表起草了有關提案，結果再次被接納。由一九八八年六月起，多個地方的人大以及全國人大都在不同程度上實行了旁聽制。曹思源又一次院外活動成功。 經過了在體改委的幾年工作，曹思源雖然嚐到了成功的滋味，但他同時感到很多無可發揮之處。主要一點是：體改委的工作逐漸變成是為領導層搜集支持其政策和主張的材料，為領導層創造輿論基礎；真正從下而上的改革方案卻往往不被重視。所以，曹思源去年毅然辭退了體改委的工作，在四通集團負責人萬潤南的支持下創辦了四通社會發展研究所（簡稱「四通研究所」）。 很多人不太了解四通研究所和四通集團的關係，其實兩者只是經濟撥款的關係，四通集團撥出一筆款項讓四通研究所進行他們認為值得搞的項目，從沒有要求他們為四通集團的市場和業務作調查研究。這純粹是一種支持 「窮得只剩下知識和良心」的專業人士開展調研工作的行動，加上國內的行政制度規定任何機構，都要有上級掛靠單位，所以才出現了四通研究所與四通集團這樣的關係。 四通研究所成立後，連曹思源在內，實際的工作人員只有三人。曹的妻子是教師，有時協助一些零碎的雜務。就這樣，這個位於海淀區民族學院附近一個胡同小院內的研究所便幹起來了。他們的工作中，較多人熟悉的是 「修憲活動」和「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簽名事件」。 曹思源在接受訪問時表示，議會民主的建立需要一個過程，長遠是修改憲法，在憲法中應對人民權利、地位有具體規定，包括投票權和選舉權等。在八九年三月的全國人大會議上，他向若干人大代表提出了五項有關憲法的建議，包括人大應設立憲法委員會，使人大及常委會有效行使解釋、修改和監督執行憲法的權力；修改憲法條文藉以保護商品經濟的地位和公民私有產權；要求增加條文，說明任何人在法院判決之前均應作無罪論。 為了深入探討，加強思想溝通，曹思源於三月廿六日組織了一次「修改憲法理論研討會」，豈料又遭到「勸告」。當時中共高層已決定憲法暫時不作修改，但恐怕在研討會中會出現與中央不一致的論調，所以要間接施加壓力。曹思源本來邀請了一些頗有影響力的人大代表，但這些人後來都被「打招呼」不要出席。曹思源同時也接到「勸告」，請他把範圍和影響縮小。為了大局和長遠利益，曹思源主動限制了與會人數，並婉拒了港、台和外國記者的採訪，連一些已發出的開會通告都要收回，所有通知信都寫上姓名和編號，以便入場時核對。當時，這種做法引起了不得其門而入的記者們的猜測，甚至有所誤解。其實，曹思源所想的，正是要避免被人抓住把柄，說他們借輿論界來壓中央，橫加責難。此事反映國內連一些學術主張的傳播自由也沒有，確實悲哀。 與曹思源交往已有一段日子，對他有三點印象至為深刻。其一，他是典型的漸進改革派，這一點他自己也直言不諱。他了解中國有很多事情是急不來的，更不能激進，所以他便常採用院外活動等合符正常途徑的方法，而且也常奏效。 其二，他是個對目標鍥而不捨的人。前面提及的破產法的產生過程可以證明這點。他的人力正表現於事情似勝似敗、希望若斷若續之間。 其三，他的說情說理的表達能力至為到家，相信很多聽過他演說的人都會深有同感。可以說，他的每一句話，都說到點子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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