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西孤儿院纪事

杨显惠

父亲

今天是我重返饮马农场的最后一天，明天就要去小宛农场。

我是1965年到河西走廊西端的小宛农场上山下乡的，在老四连当农工。那是1970年吧，我们的连长调至饮马农场的商店当主任，他把我也调过去了，在饮马农场的商店当售货员。

由于是最后一天的滞留，吃过晚饭之后，我特别地在场部走了又走，又一次看了知青回城之后，留下来的农工们第二次创业建立起来的啤酒花颗粒加工厂和麦芽厂。直到夜色四合，我才回到招待所。我刚推开招待所接待室的大门，有个人忽地从沙发上站起来了，喊了声梁会计。我知道他是在叫我，且口音有点熟悉，但一时间却没认出他来。我说，你是……

我是何至真呀。

啊，我想起来了，他是农场机耕队的机务员——开拖拉机的。我说，你怎么来了？他说，我来看看你呀，听说你来了。

我很感动，拉着他上了楼进了我住宿的客房。沏好茶之后，我说，我当再也见不到你了，人们说你调到黄闸湾的变电所去了，离这儿十几里路呢。他说，我是听我们所长说你来了，赶来看看你。我真是很感动，我说，哎呀太……太……我连着说了几个太字，也没说出太什么来。这次来饮马农场，土地还是那么亲切，当年栽的白杨树苗都已经变成参天大树，但熟人没几个了：知青都回城了，老职工都退休了，走到哪儿都是生面孔，就是当年五大坪过来的一百名孤儿也只剩下二三十人了，还都散布在几十平方公里的十几个生产队里，很多人都没见上面。真有一种人去楼空的感觉。我亲热地问候他：还打篮球吗？他笑了：还打什么篮球呢，都退休了。我也笑了，我的问话太可笑了，那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农场每年都要从连队挑十几个大个子爱运动的人组成篮球队，集中训练几天之后去师部和其他农场的篮球队比赛，我和他就是在篮球队认识的。

我们聊起了篮球，聊起了朋友，家庭和儿女，我问他：这些年常回家吗？他回答：一次也没回过。

我很惊讶：怎么一次也没回过？

你知道的，我家没人了。

我点了点头：知道知道。沉默片刻，我又说，亲戚总是有几个嘛。

不来往。我不愿和他们来往。前几年有个叔叔写信来，说要来看看我，问我坐哪趟车怎么走，我没回信，撕掉了。

怎么呢？

我挨饿的时候，需要人帮助的时候，他们到哪里去了？

我静了一会儿说，至真，你一次也没认真跟我讲过你的家庭。

我跟谁也没讲过。那些伤心的事，我不愿讲，也没人愿意听。

谁不愿意听，是你不愿讲的。都老了，还想在心里埋一辈子，跟老朋友都不讲吗？

是老了……他叹息着说。这几年我的思想也有点变化，曾经想过把过去的事给孩子们讲一下，起码叫自己的后代们知道一下我受过的苦。我也给他们讲过，可他们不爱听。今天你要是想听，我就给你讲一下。

就从我父亲讲起吧。我们这些从河靖坪来的孤儿，父母都是死光了的。当然，一个人和一个人的死法不同。

我父亲1958年去了皋兰县当民工，大炼钢铁。那时候不是大跃进吗，要大炼钢铁。定西地区的多数县没铁矿，没煤，全地区的民工都集中到皋兰县和靖远县去炼钢。光是通渭县就去了一万七千民工。1959年春天，炼钢失败了，我父亲说过，就炼了些黑黑的焦炭疙瘩，就停止了，放回来了。放回来也不叫闲着，又派去修白（银）宝（积山）铁路，直到1959年夏季才又放回家来了……

不对不对，不是放回来的，是我母亲没了，我父亲跑回来了，他不放心我和我妹妹。我们家三个孩子，我最大，1947年生的，还有两个妹妹。

我母亲是这样没的：1959年春天公社食堂就没粮了，就天天喝糊糊，到夏季，食堂干脆就喝清汤。你可能觉得奇怪，夏季小麦下来了，怎么没粮吃了？都叫大队拉走交到公社去了，说是交征购呢。征购没交够，搜粮队搜社员家的陈粮。结果把农民家里藏下的一点陈粮搜走了，社员们就剥榆树皮充饥，挖草胡子，吃骆驼蓬。我母亲有一天在麦场干活，实在饿得受不了啦，看见麦场边上有一种灰色茎蔓叶片像鸡毛一样排列的草，拔下来嚼着吃了，下午叫人扶回家来了。她的肚子痛。知道是中毒了，她自己洗胃，把一块胰子嚼着吃下去了，还喝了水，恶心，呕吐，然后躺在炕上。到了半夜里，母亲不行了，要着喝了些水，又把我和两个妹妹叫到炕前，摸着我们的手断气了。母亲想说话的，但光是张嘴，舌头硬了，没说出话来。

我父亲回来之后，被队长组织积极分子批斗了两次也就算了，不再追究了。人们都说，家里没个大人咋行？

其实，我们家里藏着两缸苞谷哩，没叫搜粮队搜走。那粮还是我父亲和母亲1958年春天埋下的。那时候刚办集体食堂，队里叫把家里的粮交到食堂，说吃集体食堂呢；共产主义到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马上就要过好日子哩，家里存粮食干什么！父母亲交了一部分留了一部分。父母亲不懂什么共产主义，知道粮食是命根子，没粮食不得活。也可能我的父母思想就是反动，不相信共产主义到了的宣传，因为我家的成分是富农，按阶级斗争的理论来说本质就是反动的。

我父亲兄弟四个人，父亲是老大。我爷爷在马营镇城里开过商号。解放前爷爷就去世了，弟兄四个人就分家了。我父亲种地，家在马营镇城外住。我父亲是个好农民，庄稼种得好。我记得清楚得很，我父亲犁地，犁沟一行一行匀得很。他犁地的时候人总是走在犁沟里，一片地犁完了，你看不见一个脚印——每一趟犁铧翻过的土把脚印都盖上了。父亲说，犁地是庄稼人的脸，看你的脸清洁不清洁就知道你是不是个好庄稼人。

我父母藏苞谷我知道。我1947年出生，1958年十一岁了。藏苞谷的那一天夜里，我在大门口望风，我父母在后院的园子里挖坑。怕苞谷发霉，直接把两个缸埋进坑里了，上头压上麦草，再把土填上，扒平，种上了苦荞。第二年种了些扁豆，拔了扁豆又种上苦荞。搜粮队搜粮的时候，荞麦还开花着呢，他们根本就没想到长着荞麦的地里会埋粮食。他们拿着铁棍把院子、猪圈、厕所和住房都捣遍了，浆水缸都用铁棍搅着看了。

1959年春天饿得难挨的时候我问过母亲：娘，腿饿软了，还不挖些苞谷吃吗？我母亲说不能挖，挨饿的日子在后头呢。

我母亲去世，父亲回来了，还是没吃那苞谷。我父亲说，不敢吃，叫队里知道就收走呢！那时候社员们还在喝食堂的清汤，家里不准冒烟。一冒烟队长和积极分子就来了，看你煮的野菜还是粮食。

到了旧历九月，父亲还是不叫吃苞谷，那时集体食堂已经关闭了，家家都煮野菜吃。父亲胆子小，父亲怕开批斗会，怕得要死。也真不能不怕，就是那一阵子，专区工作组在马营镇召开了万人批斗大会，在一个农民家挖出来了几十斤粮食。这个农民家的儿子是县委什么工作部的部长，工作组叫他儿子主持大会批斗父亲，说他父亲是阶级敌人，冒尖人物。什么叫冒尖人物？就是想发家的农民！那次批斗大会我父亲也去参加了，他回来说，会场上架着机关枪，民兵们手里提着明晃晃的大刀。我父亲怕得要命，怕把他也揪出来。唉，从打土地改革开始，我父亲就被人整怕了。土改的时候，民兵背着枪在我家门口转，怕我家转移财产，说是我家够地主条件。后来清查完了，定了个富农，但和地主分子一样对待，一开会就拉到前边站着，批呀斗呀，说是阶级敌人。动不动就踢两脚，打两拳。

到了腊月里实在饿得不行了，我的小妹妹不会走路了，走着路跌跟头。于是，一天夜里父亲起出来些苞谷。苞谷又不能生吃，太硬，又不敢动磨子，后半夜就煮了一锅，全家四口人围在炕上吃了。

过两天又吃了一锅。煮第三锅时有人进了我家，说你们生火煮啥呢，这深更半夜的？那人是队里的积极分子，平常不爱劳动，不下地，就知道跟着队长混吃混喝，是个二流子，全村的人都骂的人。他半夜里看见我家烟筒冒烟了。他掀开锅盖看见了苞谷，就去向队长报告了：何建元家有粮食！

何建元是我父亲的名字。

第二天开父亲的批斗会，整整开了一天。积极分子们——队长的亲信们，他们吃生产队仓库里的粮食肚子不饿——围成一个圈，炒豆子，撞人。队长拿着扁担在我父亲腰上打了几扁担。我亲眼看见的，头一天开批斗会我跟着去了。他们逼我父亲，叫我父亲交出藏下的粮食。

连着撞了两天，我父亲晚上回到家的时候鼻青脸肿，一只眼睛充血，眼睛肿得像桃子。鼻子也淌着血。走路一瘸一拐的。父亲跟我说，顶不住了，明天再斗就交待呢。我说父亲：你一交待，人家把苞谷拿走，全家人吃啥？等死吗？

但父亲还是坦白了。队长带着人来把苞谷挖走了，连缸都搬走了。

我问父亲：现在怎么办？

父亲说，没办法了，我不能叫人打死。

我说，不打是不打了，可是要饿死了！

父亲说，我家里不蹲了，我要饭去。

我问，我妹子怎么办？

父亲说，我管不了喽，一点办法没喽。

我说父亲你不能走，你走了我和两个妹妹怎么办？你把妹妹撂这里，我能有啥办法？我父亲说，没办法，我管不了这么多喽。他一边说，就一边把一床被子卷起来，外边裹了一块羊皮，捆好了。他说天一黑他就走。可是这天傍晚我们一家人正在喝荞皮汤，队长又进来了，看见行李了，说我父亲：何建元，你想跑吗？你想得好呀！你给我乖乖在家蹲着，你单要是跑，我叫人把你的腿打折呢！

队长走后，父亲就睡下了，就再也没下过炕。每天都睡着。我和妹妹去拾地软儿，撅蕨菜杆杆。地软儿泡软了和谷衣搀着煮汤喝。蕨菜杆杆剁碎炒熟磨面也烧汤喝；蕨菜面面粗得很，扎嗓子，但没毒。这样凑合了几天，我父亲说今晚上就要死了！叫我把他的长衫拿出来，他穿上，然后躺在炕上等死。可是第二天一天他也没喝汤，也没死，他就说：

我可能死不了。

他又把长衫脱了，放在箱子盖上。

就在他折腾活呢死呢把长衫脱了放在箱盖上的这天晚上，我小妹妹死了。小妹妹已经在炕上趴了好几天了。小妹妹瘦成一张皮了。小妹妹趴着睡，就像一块破布粘在炕上。就一直那么趴着，给些谷衣汤她就喝上，不给也不出声。后来她一口都喝不下去了，因为谷衣、荞皮汤喝上后她排泄不下来，掏都掏不出来。

我跟父亲说，我妹死了，你把她抱出去吧。父亲靠窗根睡着，他也是脸朝下趴着，没抬头，说：

放着去。

我没想到父亲会这样说话，我说，大，妹子没气了，硬硬的了，在热炕上放着能放住吗？不臭了吗？臭了怎么收拾？

父亲说，我的娃，你看着你大还能活几天？

我说，我猜不出你能活几天，也猜不出我和大妹妹能活几天，可是人只要活着，就不能和断气了的人一搭躺着。那臭哩呀。

我大又说，不等你妹子臭了，我也就早断气了。放着去吧。

我又说，我和大妹子还活着哩。

我大不出声了。

我看指望不着父亲，就自己抱，但是小妹妹重得很，——不，不是重得很，是我身子太瓤了——我抱到门口就栽倒了。在台阶上坐着缓了一会儿，再抱……我终于把小妹妹抱到后院的花园里了，就放进积极分子们挖苞谷挖出来的那个坑里。我没力气埋上我妹妹，就随便用脚蹬了些土疙瘩下去。

过了一星期，大妹妹突然胖了起来，脸胖得脸盆那么大，我都认不出她了。

我听奶奶说过，人饿的时间长了脸要浮肿。我大妹妹浮肿了。人一浮肿腿就没力了，大妹妹不能跟我去拾地软儿了。我烧上些地软儿汤，她喝上半碗，在台阶上躺着晒太阳。

过几天队长到我家来，说要播种了，谁下地干活，给一碗洋芋。

我父亲不去。他在炕上趴着，跟队长说他起不来了。队长走后我说父亲：你哪里是起不来了，你是不想起。你起来了下地，到地里混去，干动干不动，队里不是给一碗洋芋吗？你就这么趴着等死吗？父亲说吃一碗洋芋也是死，不吃也是死。

我说吃一碗洋芋死得慢，不吃死得快。

我父亲骂我：你吃去，你吃去！你能活下你吃去，我就等死了。我父亲生我的气呢。他准备下的行李叫队长没收了，没能去要饭，认为是我报告队长了，我把他拦住了，害得他没走了。

我就去劳动了。我干的活是在地里打囫几。旁人摆耧种小麦呢，我拿个长把把的木榔头把犁铧翻起的囫几打碎。木榔头轻得很，可那时候人乏得很，木榔头在手里重似千斤，每举起一次都要用完全身的力气。我实在打不动囫几，但又不得不混着打，坚持着，坚持着。坚持到中午收工的时候，出工的人到一冬天也没做过饭的食堂去，一人给了一碗洋芋——就几个洋芋。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的，蓝边的土碗，本地烧的。

就那几个尕尕的洋芋，我端在手里高兴得很：有吃的了，饿不死了！回到家我把洋芋给大妹妹吃，不给父亲。说实话呢，我父亲认为是我拦住他没出了门，生我的气呢，可我生父亲的气呢。人家的父母撩乱着给孩子找吃的，他在炕上躺着不动！但是，我和妹妹在台阶上吃洋芋，父亲在炕上趴着听见了，喊我的小名，说，真娃子，我吃个洋芋。我说，你不出工，我能叫你吃？

下午我还是打囫几。有时蹲在地上刨土，从犁沟里把前头人播下去的麦子刨出来捡着吃。队长看见了骂，我把你的手打折哩，你再刨！我就接着打囫几，等他走了接着刨犁沟，拾种籽吃。到晚上收工食堂又给了一碗洋芋。回到家我还给大妹妹吃，我也吃。这次我父亲不张嘴要了，他知道我不给他，但我给他拿一个过去，我说，吃吧，你。他接过去吃了。这天夜里，我大妹妹说口干得很，想喝水。家里没水，我到隔壁生产队的食堂去，敲门，说要点水，我妹子渴得很。食堂做饭的人睡了，不愿起，说没水。我只好提着瓦罐往河沟走。河沟离我家二里地，黑咕隆咚的，走着走着被什么绊倒了。用手一摸，是个死人。死人我也不怕，白天打水，看见过人们撇在河湾里的死娃娃。那时河湾里到处是死尸，我一点都不害怕。到了河沟又舀不上水：河沟冻冰着哩。我从沟边上找块石头砸冰也砸不开。那时候冰已经薄了，但我抱不动大石头，拿小石头砸。砸了很长时间砸下来一些小碎冰渣渣。我把碎渣渣捧到瓦罐里提回家来，这时天麻麻亮了。我赶紧烧水，没烧开，就是冰化开了，温嘟嘟的，端去叫大妹妹喝，大妹妹不会喝了。我给她灌也灌不进去了。我跟父亲说，父亲不管。他把长衫又穿上了，他说，我要死的人了，能管着她吗？

没办法。我大妹妹那年十岁，我试着往外抱没抱起来，叫个人来，把大妹妹拖出去了。还是拖到菜园里的那个坑里，和小妹妹埋在一起了。

我还是出去参加队里劳动，一天弄两碗洋芋吃。连着两天，我和父亲分着吃，一人一半。我想，是我的父亲呀，不要叫饿死了。我娘养下了我，但我是父亲养大的呀，为了一家人的生计，他吃了多少苦呀，现在我家就剩下我们父子两个人了，有一碗洋芋就两个人吃吧。

给父亲吃洋芋的第三天，我父亲突然就精神起来了，改变主意了，那天晚上他脱了长衫睡觉，说：

死不了啦，明天下地做活去。

看父亲精神起来，我很高兴，说，大，你不等死了？父亲说，一天有两碗洋芋，老天爷不叫我死呀！

早晨起来， 我看见父亲趴着不动弹。我想他又发懒了，又变主意不想出工了，就喊，大，你还不起？你说的今天干活去！我父亲不说话。我就又说，大，你说话不算话！说着，我推了他一把，才发觉已经硬硬的了。

我把父亲的长衫给套上了。这长衫是我父亲解放前家境好时做的长衫，那时爷爷还活着，经商，虽然父亲在家种地，但独当一面管着全家的农业生产，爷爷给他做的长衫。我母亲跟我说过，冬闲或者村里有啥事了，父亲就穿着长衫走来走去，应酬。农村合作化以后，父亲不穿长衫了，但他很爱惜，一直存放在箱子里。我父亲是我们村唯一穿过长衫的农民。

把长衫套上后我就去找队长，叫他找人抬出去埋掉。但队长没来，我就给父亲脸上盖了一张纸。放了三天，队长叫会计和保管来了，把我家的柳条耱子拿过来，把父亲抬上去，盖了床被子抬出去了。会计问我，你去不去？我回答走不动了，你们埋去吧。

埋完父亲的这一天，家里来了很多人，都是亲戚，还有街坊邻居。都是看我来的，说这娃孽障，没人管了。等他们走后，我发现铁锨没了，铲子没了，水桶没了，砂锅没了，连提水的瓦罐都不见了。在家一个人过了几天我就跑出去了……跑到公社去了。我听人说，那里有个幼儿院，专门收养没父母了的孩子。

1969年冬天，五大坪农场往饮马农场迁，我回了一趟家。我想把父亲的坟迁一下，问会计，问保管，你们把我父亲埋哪儿了？他们都说记不清了。他们说，队里死了人都叫他们抬，关门了的都有好几家，成孤儿的就更多，都是他们抬的，他们也不记得抬出去埋哪儿了。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回过家。何至真结束他的家事的讲述。

我沉默无语。过一会儿才问，你两个妹子呢？还在菜园里埋着吗？

没有，那次回家，生产队已经把我家房子占了当队部。我叫他们把我妹子起出来迁到祖坟去了。当时有些亲房家的人不同意，说哪有女子埋祖坟的，媳妇才能进祖坟。我说，我不讲规矩，我就是要把妹子埋在祖坟里。天打五雷劈，叫它打我来，劈我来！

这天夜里，我与何至真聊天直到深夜。大约是凌晨一点钟的时候，他说该回去了。我挽留他：这间客房是农场领导安排的，就我一个人，你睡那张床。他不睡，说黄闸湾不远，骑车二十分钟就到了。非要走。我送他到兰新公路。这是中秋节过后几天，大半个月亮挂在天边，那残缺的一边像是狗啃得豁豁牙牙的。何至真骑着自行车的身影在月色下消失很久，我还在兰新公路上站着。很久才有一辆跑长途的汽车驶过来，车灯贼亮，晃花了我的眼睛。但是汽车过去之后，月色如水，洒在公路上，公路伸向幽暗朦胧的远方。残月就在那远方。

独庄子

黄家岔梁的蚰蜒小路上走下来一个人。

黄家岔梁是条绵延数十里的大山梁，南北向横亘在通渭县寺子川乡境内。黄家岔梁仅仅是这条梁在黄家岔村附近这一段的名称。黄家岔村北边和南边的山梁人们分段叫做毛刺湾梁、黄家湾梁、朱坡湾梁和鸭儿湾梁。这条梁的脊背比较平缓宽阔都开垦成了农田，而两边的山坡很陡，且有很多条倾斜而下的山冈和山沟，就像下垂的百褶裙。那些大的皱褶延伸到梁顶的地方往往形成一个较为平缓的塆子，这样的地方大都有个村庄，分别叫毛刺湾村，黄家岔村，朱婆湾村……

这条梁的东边和西边各有一条并行不悖几十里长的大山梁，东边的山梁有一个总名称董家山，西边的山梁也有个总名称段家梁。董家山和黄家岔梁中间是一条巨大的山沟叫董家沟。从黄家岔梁上看董家山的沟沟壑壑，一座一座的院落掩隐在一片一片的绿荫里，在午后的蜃气中若隐若显，若幻若真。

10月中旬天已经很凉了，山坡地上的庄稼都收完了，地都犁过耙过了。树叶变黄了，草也黄了，只有一条一条的冬麦地绿茵茵生气勃勃的。已经是深秋了，太阳晒在身上也不暖和了，但是从黄家岔梁上走下来的这个人的脸上却淌着油腻的汗水。他不年轻了，一顶土苍苍的蓝色布帽遮不住鬓角上的白发。他穿着毛衣，怀里抱着一件绿色军大衣。黑皮鞋和裤腿上沾满了尘土。

他不熟悉这里的路。他已经快下到坡底了，山坡上有很多横的斜的人踏下的羊走下的蚰蜒小路，他站下来观察，似在选择该往哪边走。后来他横着翻过了一道小山冈，终于看见了山脚下的一座院落，才又滑着蹭着下到两道山冈之间的沟里，往那个院落走下去。

接近院落的时候，他就听见了狗叫，还看见一条狗在院子中间跳来跳去，仰着头狺狺地叫。狗叫声中一个小姑娘从靠着山坡的屋檐下跑了出来，站在院子中间看他，接着又走出一个老奶奶也仰着脸看他。

这个行人看见了狗和人，但他没出声，快速地下坡走到那个院子旁边。这时他的视线被院墙挡住了，他又绕到门口去。院门向着董家山的方向，关着的。

这是个独庄子，庄子建在两条不大的冈子中间的小塆子里。塆子里有几棵大柳树，树那边是一道雨水冲下的山水沟。庄子门口有一条小路延伸到山水沟里，沟不深，沟坡的半截有一个比笸箩大不了多少的水坑，周围是人工用石头砌成的坝。这是一眼泉，渗出的水很少，看样子也就只够这一户人家使用。泉那边才是淌雨水的山水沟。

山水沟往东延伸不足百米就突然变深变宽了，和巨大的董家沟连在一起了，山水沟两旁的山冈变成了平缓的坡地。坡地里种着冬麦。有几块地种过洋芋，已经犁过了也耙过了，地边上堆着黑黑的洋芋杆杆。

这个人又看了一眼院门，把手里的军大衣和一个人造革书包放在山水沟边上，然后沿着一条小路往下走，走到山水沟的又宽又深的沟口上，对着巨大的董家沟站着，看对面的董家山。后来他又在冬麦地里走来走去，并走进了耙过的洋芋地里。他像是在寻找什么，走走停停，时而仰着脸思考什么。很久之后他终于拍了拍手往回走，回到独庄子门口。他看见院门还关着，就又下了那道山水沟，从泉里撩水洗了洗手，捧着喝了几口，然后眼睛顺着泉边的一条路看，看那条小路下到山水沟底，又上了对面的山坡；那小路弯弯曲曲从山坡上往黄家岔梁攀援而去。

他的眼睛对着小路看了很久，当他再回头的时候看见院门开了，一个六七十岁的白头发老奶奶站在门口，身旁还怯怯地站着个五六岁的小姑娘。

那个人笑了一下，喊着问，大娘，这达是黄沟吧？

就是黄沟。这位客人，你在这达转着找啥哩？

那人不回答，又问，这达就住你一家人吗？

啊，这是个独庄子。你是从那达来的？你找啥哩？

没找啥，就是看一下。大娘，这门前头的地越来越少了。

就是呀，我们刚来的时间地还宽着哩，这些年山水把地冲走了。

你们是啥时间迁到这里来的？

二十年了吧。将将承包的时间我们就来了。队长说哩，这达有十几垧地你们种去吧，我和老汉就来了。那时间我们三口人。老汉说，这坡根里地气热，种啥啥成……

你们将将来的时候这达还有房子吧？

没了，那早就没了！那学大寨哩，队长叫拆过平掉了。喂，我说你，你是哪达的人，你怎么知道这达的事情？

那人犹豫了一下说，大娘，我原先在这达住过，就是这达的人。

老奶奶很久没说话，愣愣地站着，后来突然就尖叫了一声：

天爷呀，你是展家的后人呀……

啊，我就是展家的后人，我叫展金元，我大叫……

知道，知道。哎呀呀，你是稀客呀！快，快进家，进家了喝口水……老奶奶很热情，也很激动，一连声地邀请，还对身旁的小姑娘说，快叫大大。但小姑娘认生，不叫，紧着往老奶奶身后躲。

进了院子，又进了房子，老奶奶又叫展金元上炕。展金元也不客气地上了炕。老奶奶一边问这问那，一边又打发小姑娘去叫爷爷。老奶奶说，老汉拉柴去了，两边的塆子里还有些洋芋杆杆没拉回来。老奶奶在地下忙乱，把一个自制的小茶炉端过来放在炕头上。这是个薄铁皮做的桶桶，里头套了泥，炉口就两寸大，放在一个铁皮做成的盘子里。她又从台阶上拿来一束剁得很整齐的树枝点着放进炉膛，把一个白色但已经熏黑了的小茶缸倒上水坐上，放上茶叶。把一碟冰糖放在炕桌上。

金元，你说你叫金元？老奶奶又从灶房里端来一碟花馍放在炕桌上，她自己才在炕头坐下说，你先填补几口馍馍，你是远路上来的吧？等老汉来了，我再做饭。金元说，不要做饭，不要做饭，我吃些馍馍就行。在毛刺湾吃下饭的，在黄家岔坐了一会儿就过来了，还饱着哩。大娘，我打问些事，过一会儿还要到寺子川去哩。老奶奶说不知你问啥事哩？金元说，大娘，我想问的是你们搬到黄沟来是啥时间？怎么把房子落到这达了？我记得我家的老庄在下头平坦的地方哩，你们咋不在平坦的地方盖庄廓？老奶奶说，对着哩，你家的老庄是在下头哩。我们盖房房的时间，你们的老庄连印印都看不见了，人们还说你家的院子里埋下人着哩，老汉说，我们还是避开亡灵吧，就把房房盖这达了。

茶已经煮好了，老奶奶往一个茶盅里放冰糖，再倒上茶，说，金元，你喝茶，你走渴了。这时，院里脚步声响，老奶奶又说，老汉来了。

一连声的跺脚，还有拍打衣裳的声音，金元要下炕，一个老汉进来挡住了：不要动，不要动。你是稀客！稀客！老汉也上炕了，老奶奶又放个茶盅在炕桌上，倒上茶。老奶奶说，这是展家的后人，在黄沟住下的。老汉说，知道了，我知道了。小孙女跟我一说我就知道了。早就听说过，你们一家人就剩一个娃娃一个老奶奶了，娃娃的名字叫金元……

我就是金元。你还记得我的名字？

长相记不清了，人还记着哩。我那时年轻，不操心旁人家的事，但还记得你娘的样子，瘦瘦的，黄黄的脸，领着个五六岁的娃娃，大老远的从黄沟到黄家岔的食堂打饭。那时间吃食堂，公社化……1959年我们一家人逃荒去了新疆，过两年回来，就听说你家剩一个娃娃了，还有个老奶奶，叫亲戚领走了，几十年没有消息。将才小孙女一说，我就想是你来了。你今年多大？

五十岁。

现在在哪达？

在酒泉。

酒泉的哪达？

农场，在一个农场当农工，种地着哩。

你的情况咋相？

凑合着好着哩。和这边一样，农场也承包土地了。我和女人承包了六十亩地，种啤酒大麦——就是做啤酒的大麦。

收入还好吗？

一年和一年不一样？种好了，市场价好了，一年能收入个两万；市场价格下来了，也就收入个一万元吧……

一万元！不好了还能收入一万？那就好得很呀！我们这达两年也收入不了一万元。

不一样，农场和家里种庄稼的方式不一样。农场种经济作物，啥值钱种啥。家里还是种麦子种洋芋，一斤麦子五角，一亩就是打上四百斤，不是才二百元吗，还有成本哩……

老人喝茶，沉默良久改变了话题：金元，这些年你没来过黄沟吧？

这是第一趟。1966年和1976年到过寺子川，看姑父和娘娘。两次我都要来黄沟，想把我大我爷往好埋一下，娘娘挡住了；娘娘说你去做啥哩？老庄都叫人平掉了，你爷和你大的坟都找不到了……

老人说，噢，看来你这趟来是给老汉迁坟来了？

有这想法。我大下场时说过，叫我把爷爷埋好。几十年了，大的话在我心里装了几十年了，我现在也快老了，想着这次来把事办了。

老人又停顿了一下说，你还记得你爷你大埋在哪达了吗？

不记得，不是我埋的。娘娘说埋在菜园里了，还有我妹子。

老人放下手中的茶盅，看着展金元的眼睛说，金元，这事你怕是办不成了。六十年代学大寨，生产队把你家的老庄平了，种成地了。现在连个印印都没了。

我将才也看了，的确我也认不出来哪达是我家的老庄，哪达是菜园。我爷和我大埋在庄后的菜园里了。我就认出来了那八棵柳树；那时候才茶盅那么粗，是土改以后分了地，打院墙时我爷种上的；现在水缸一样粗了。还认出水泉来了，我在那里提过水……

老人说，当年的事你还记得吗？

记得一些，有些记不清了。那时间我才七岁。

你爷你大怎么下场的，还记得吗？

这事我记得清清楚楚的，烧成灰也忘不掉。

能说一下吗？

那说起来就长了，怕是来不及了，我还要去寺子川哩。我计划下的今天到黄沟看一下，看能找着我爷我大的坟不，然后赶到寺子川的娘娘家去。

你非要今晚上赶到寺子川吗？晚一天不中吗？

晚一天……

不要走了，不要走了。今晚上站我家，明早起来消消停停走，饭时候就到了。我问你，你今天怎么来的？

我从通渭城里出来坐的去会宁县的班车，在沙家湾下车又换上会宁去静宁的车到了党家岘子。到党家岘子就没车了，步行走到万家壑岘，再到刘家湾，到毛刺湾，再到黄家岔，再到黄沟。

我估计你就是从党家岘子来的，你经过黄家岔了嘛！你已经走了四十里路了，翻山越岭的，今天就缓下吧。寺子川二十里超过了，你们不走长路的人，猛一下走长了，腿痛哩。

也就二十里路，我攒劲儿走一下，天黑就到了。

你看你看，你还是见外嘛。你为啥攒劲儿走哩？你今晚站下，明天起来了消消停停走不好吗？再说，这里是你的老家嘛，我们也是乡亲嘛，我老汉实心实意留你哩……

盛情难却，展金元犹豫犹豫同意了。他说，老大大，那就要麻烦你了……

这有啥麻烦的。你是贵客，想请还请不到哩。再说，我着实想听你说一下你的家事。

要说我家的事呀，那还得从头说，可那时间的事情，有些记得，有些不记得了，有些记是记得，但当时搞不懂是咋回事。就拿我大上洮河来说，我记不清是啥时间走的，只记得那时候吃食堂了，我娘天天三顿往黄家岔食堂里去打饭，那时我大就不在家了。我问过娘，我大哪去了，这么长时间了，咋还不回来？我娘就光说你大上洮河了。上洮河做啥，娘也没给我说清楚。还有，我实在也记不清从啥时候开始饿肚子的，只记得一开始吃食堂，我娘从黄家岔提回来的是馍馍，有白面馍馍，有糜面馍馍，能吃饱。后来就光提回来洋芋疙瘩汤，清汤，就吃不饱了。再后来是麸皮汤，后来连麸皮汤也没了，我娘不去打饭了。我娘说食堂没粮了，食堂散伙了。队里没粮了，家里就更是没粮了！在我的记忆里，吃食堂的那两年，庄稼黄了的时候，队上就派很多人来收我家地里的庄稼，在我家门口的场上碾场。场碾完了，粮食全叫牲口驮走了，一颗粮都不给我家留，就留下些麦草和谷衣。因此食堂一散伙家里就没粮吃，我娘就拿谷衣煮汤全家人喝，再就是剥榆树皮煮汤喝。喝了几天树皮汤，有一天我二爸跟我爷我奶和我娘说，我们逃荒去吧，蹲在家里饿死哩。我爷不逃荒去，我爷说到哪里逃荒去，政府的政策是一样的，这里没粮吃了，外头也就没吃的了，你往哪达逃荒去！我娘一听二爸说逃荒去，吓了一跳，说这一大家人的，老的老小的小，怎么要馍馍去？等一等吧，政府看着饿死人了，还不放粮吗？二爸说，放粮，你等着放粮哩吗？上头的公购粮征不够着哩，谁给你放粮哩！家里没粮吃，我娘也心慌得很，惆怅得很，但她坚决不同意逃荒要馍馍去。她跟二爸说，就是要馍馍去，也要等你哥回来呀，回来了商量一下呀，哪能说走就走呀！再说大和娘上岁数的人了，眼看着天凉了，能出门吗？还是等你哥回来再看吧。我二爸说，嫂子，你等我哥回来再要馍馍去呀，那你就等吧，我可是要走！说这话的第二天，我二爸就走了，他怕我爷我奶不叫走，悄悄儿一个人走了。

我家那时八口人，爷爷、奶奶、二爸、我大和我娘，我，还有两个妹子。二爸一走，就剩下七口人了，我大还在洮河上。二爸没走的时候，我家还能喝上树皮汤。二爸年轻身体好，二爸到外头跑着剥榆树皮，剥了榆树皮全家充饥。二爸一走，我家连榆树皮都剥不上了！食堂一散伙，人们抢着剥榆树皮，大的厚的榆树皮剥光了！二爸走了以后，我跟着娘去剥榆树皮，只能在人家剥过的树枝子上剥些薄皮皮。树皮剥来后切成小丁丁，炒干，磨碎，煮汤喝。再就是挖草根根——草胡子根根，妈妈草根根辣辣根根，还有骆驼蓬。这些东西拿回来洗净，切碎，炒熟，也磨成面面煮汤喝。除了草根根骆驼蓬，再就是吃谷衣炒面，吃荞皮炒面。荞皮硬得很，那你知道嘛！磨子磨不碎，要炒焦，或是点上火烧，烧黑烧酥了，再磨成炒面。谷衣呀草根呀磨下的炒面扎嗓子，但最难吃的是荞皮，扎嗓子不说还苦得很，还身上长癣，就像牛皮癣，脸上胳膊上身上到处长得一片一片的，痒得很，不停地抠呀抠呀，抠破了流黄水。

食堂散伙才一个月，我爷就下场了。榆树皮草根根谷衣荞皮，这些东西吃了是能充饥，能填满肚子，可肚子胀得把不下来，把屎成了一个难关。通常，我娘给我奶奶掏，我娘也给我和两个妹妹掏。可是爷爷不叫人掏，我奶奶要给我爷爷掏，但爷爷不叫掏。每一次把屎，我爷都拿根棍棍到茅坑去，自己掏。爷爷上罢了茅坑，灰堆上就淌下一滩血。后来爷爷就不吃那些草根根榆树皮了，躺在炕上不动弹。我记得我娘专门煮了一点点扁豆面汤给我爷端去，哭着劝我爷：大，你要吃些呀，不吃饿死哩。我爷不吃，他说，吃上这碗汤也是个死，不吃也是个死，留下这碗汤吧，给我的孙子喝去。一天夜里，大概是半夜时间，我被奶奶说话的声音惊醒了，看见灯亮着，奶奶披着衣裳坐在爷爷身旁喊我娘：金元娘，你醒醒。娘醒了，一轱辘爬起问做啥哩？奶奶说，金元娘，你下炕舀碗浆水去。你大将将说他口干得很，想喝口浆水。我娘披着衣裳下炕舀了半碗浆水给奶奶。奶奶用一个木勺勺舀着喂浆水汤，爷爷的嘴张着，但奶奶喂了几勺勺，浆水都流到枕头上了。奶奶又叫我娘，说金元娘，你看一下，你大把喝上的浆水吐出来了。奶奶那时间眼睛麻了，我娘探着身子看了看，嗓子里带出哭音来了，说，娘，我大像是不中了。奶奶呜呜地哭起来，我娘也哭起来。

这天的后半夜，我们一家人再也没睡觉。奶奶和娘一哭，我也哭起来，两个妹妹也哭。我大妹妹那年五岁，小妹妹三岁。他们不知道爷爷下场了，她们被我奶我娘和我的哭声吓哭了。后来，还是奶奶先止住哭说，金元他娘，不要哭了……天明了你到庄里喊几个人来，把你大抬埋了。

我娘说，这没棺材嘛，阿么抬埋哩？

奶奶说，这饿死人的年月，阿里那么多讲究？把板柜的隔板打掉了装上，抬出去埋了吧。

娘再也没说话。天亮之后，娘就到黄家岔去了。

黄沟到黄家岔的这一截坡坡，我娘过去一个钟头能走来回。这时间我娘的身体瓤了，爬不动山，我娘走的时候跟奶奶说，娘，你不要急，我饭时候就回来了。可是娘走了也就一顿饭的时间，就急匆匆回来了。她的脸上汗津津的，神色慌慌张张的。奶奶惊讶得很，问你这么快回来了？你叫的人哩？娘慌慌张张地说，没找见队长。奶奶说，没找见队长，叫几个庄户人也行嘛。娘说，哪顾上叫人嘛，听说搜粮队进庄了！队长和会计叫公社叫走了，到外庄搜粮去了。奶奶说啥搜粮队？娘说，我也说不清，反正是县上来人了，专区也下来人了，还有公社的干部，到咱队来了，搜粮哩，要把各家的粮食搜走……

奶奶听娘这么一说，也慌了，叹息般地叫了一声天爷，然后说，快！快！你把柜柜里的那几斤粮……

我家原来存着不少陈粮的，有麦子，有扁豆、谷子，把房子地下的板柜装得满满的，可是头一年成立食堂叫队长领着人来背走了，说成立人民公社了，要过共产主义的好日子，家里不叫做饭了。还是我奶奶哭着喊着挖了几碗扁豆，有十几斤，装在一个布抽抽里，放在炕上放着的一个炕柜里，和几件旧衣裳放在一搭儿存着，舍不得吃。只是爷爷奶奶吃谷衣吃草根把不下来的时候，我娘才在石窝里踏碎，煮些清汤叫我爷我奶喝。那汤都不叫我喝，我小妹妹才能喝上两口。扁豆就剩下七八斤了。

我娘把炕柜上的锁开了，拿出装扁豆的抽抽走到院子里去了。一会儿进来对奶奶说，娘，我放在草窑里了，用草埋起来了。奶奶说，好，放在草窑里好。我家的院子里有两间土坯垒下的窑，以前是圈牲口的，一间是放草料的。合作化以后牲口入社了，窑里堆的全是生产队分下的麦草麦衣添炕的。但奶奶在炕上坐了一会儿又说，草窑里怕是藏不住吧，人家来了还不先翻草窑吗？娘说，那你说放在哪达呢？奶奶仰着脸瞪着房顶，思考着，良久说，拿来，你把抽抽拿来，放在被窝里，我不信他们连被窝都搜。娘叫了起来：娘，不行呀，被窝里最不保险。我听人说，搜粮队把几家的炕打了搜哩，不叫人在炕上坐着。奶奶惊讶得睁大了眼睛说，是吗？有那么做事的吗？大冬天把炕打了人往哪达睡去？娘说，人家不管你在哪里睡呀！

奶奶不出声了，坐着，但仍在走心思，因为过了一会儿她又说，金元他娘，你把抽抽拿来，我把它揣怀里。他们总不搜身吧！

娘略一思考说，这倒是个好办法。他们来了不砸炕你就在炕上坐着，砸炕你就下来在台阶上坐着。

奶奶把她破烂的大襟棉袄掀开了，把装着扁豆的抽抽塞进怀里了，抱着抽抽坐着。但是，后来娘烧好了草汤全家喝完了，奶奶又不放心地说，金元娘，我心里还是不踏实：来人了叫我下炕，怀里揣着一抽抽扁豆，人家看出来哩。娘说，那你看放到哪里好？奶奶说，我想放在你大的怀里，下场了的人，他们不翻吧！我娘说，这办法好，这办法好。

于是，奶奶又从怀里拿出抽抽来，掀开昨天夜里缠在爷爷身上的一件破布单子，把爷爷硬了的手拉开，把抽抽贴着爷爷的腰放下，然后盖上了布单。一切都做好之后，奶奶看看爷爷，总觉得爷爷的身体有点异常——腰部有点宽，且鼓了起来。她不放心地又揭开了布单，把爷爷的腿抬起来，把抽抽放到爷爷的膝盖下边，拍打着摊平，再放下腿去，再盖上布单。这样一来，连我也看不出爷爷有什么异常了。

然后，我和奶奶、两个妹妹在炕上坐着。我娘忙着切草根根，炒草根根，炒荞皮，推磨……我们全家人忐忑不安地等着搜粮队来搜粮食。关于埋葬爷爷的事，谁也不再提起。

这样子过了三四天，始终也没人来我家搜粮，奶奶有点沉不住气了，说我娘：你去黄家岔看一下，这搜粮队怎么还不来，等得人心急。

娘就又到黄家岔去了。这次娘去的时间长，饭时候才回来。娘进了房子，不等奶奶问话就说，搜粮队走了，没人搜粮了。奶奶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说，走了吗？走了好，走了好，唉呀，把我吓死了。就剩下几斤粮食了，叫搜走了可怎么活呀！她长长儿出了一口气，停了一会儿才又说，也怪了，这工作队怎么没来咱家呢？我娘说，知道咱家没啥粮呗！没油水！奶奶说，那你没找一下干部吗，叫他们派人把你大抬出去？娘说，找了。我这时间才回来，就是找人找的。找不上人。队长不在家，叫公社叫去四五天了，搜粮去了，没回来。听人说这次搜粮是大兵团作战，怕本地的干部抹不开情面，把旁的公社的干部调到黄家岔搜粮，把黄家岔的调到旁的公社搜粮去了。奶奶说，队长不在了再找一下会计嘛，叫会计派个人来嘛。娘说，找了，会计昨天刚回来，会计也调出去搜粮去了。我找到会计说我大下场了，你派几个人把我大抬埋一下，看见会计的娘在炕上坐着哭着哩。原来前两天来的工作队在会计家搜粮没搜出来，逼着叫他娘交出粮食来。他娘说没粮食，人家拿棍子把他娘的腿打折了。会计今早上回来，他娘说你不在家，人家把我的腿打折了。会计说，娘，你不要说了，我在外边也是这样干的。我进去的时候，会计正张罗着找人给他娘治腿，哪顾上咱家的事哩。

奶奶怔怔地坐了一会儿说，你叫几个熟人来一下也行嘛。娘说，我去了十几家，半个村庄都跑过来了，有的家里人跑光了，到外头要馍馍逃荒去了，有的人家院子和房子地下挖得一堆土一堆土的，——搜下粮的——一个个灰头土脸的正收拾房子着哩，谁还有心思管咱家的事！

那咋办呀，你大就这么在炕上停着吗？那臭下哩！

我也没办法，叫不来人嘛。我一个人抬不出去，就是抬出去了还要挖坑哩……娘说。娘坐着缓了一会儿，喝了点水，又说,先这么办吧，我们把大挪一下，挪到凉炕上去，过两天我再找人去。

于是，我娘用力，奶奶帮忙，两个人把爷爷推着翻了两翻，把爷爷从窗跟前滚到上炕上了。上炕没有烟道，不走火，温度低。

我家原先住两间房，爷爷奶奶和二爸住一间房，娘和我和我妹子睡一间房。二爸出走之后全家挤在一盘炕上睡觉，为的是节省添炕的。以前家里有牲口有羊，有驴粪羊粪，添炕的不缺。公社化以后没牲口没羊了，麦草麦衣少了，我娘也饿软了，拾不下添炕的了。把爷爷翻到上炕上之后，奶奶就睡到窗根去了，那个位置炕最热。我挨着奶奶睡，然后是两个妹妹，然后是我娘。娘那头是爷爷。

又过了三四天，我娘就又去了黄家岔，又没叫上人。娘告诉奶奶，找到队长了，队长说死人太多了，他管不过来，叫自己找人埋去。娘跟奶奶说，黄家岔村口的路上东一个西一个撇着没埋掉的死人，有大人，也有娃娃，人都走不过去。她看了那情景就再也没去叫人。娘说，叫啥人呀，黄家岔的人乱撇着哩，谁到黄沟给你抬埋人来！

奶奶静静地坐了良久才说，那就放着吧，等后人来了再说吧。

奶奶说的后人就是我大。于是我们全家人盼呀盼呀，盼着我大回来。我娘对我和妹妹说，你大回来就好了。我问娘我大回来就有吃的了吗？我娘说，你大会有办法的。

我都记不清了，忍饥挨饿吃草根子吃谷衣的日子又过去了多少，大概是两个月吧，我大回来了。后来我才知道那是腊月底的日子，也就是1960年元月的一天。

我记得特别深刻，那是一天的饭时候，我们一家人在炕上坐着，我娘正要下炕给我们煮汤去，突然院门被人拍得叭叭地响了两声。

我们家几个月没来过人了，连搜粮工作队都没进来，所以门一响全家人都惊了一下，都仰起了脸。连正闹着要吃奶的在我娘怀里闹腾的小妹妹都停止了哭闹。后来门板又响了两声，一个软软的声音喊开门来！娘就说了一声：

你大来了！开门去！

我还有点怀疑，因为这声音有点异常，不像我大的嗓门。我大那时候三十左右做事干脆利落说话嗓门很高……但我听见的声气像是个老汉。可我却毫不迟疑地下炕开门去了。

那时候，我娘的身体已经很瓤了，已经不能每天出去给我们拾地软儿挖草根，不能挖妈妈根了。我家两个月当中就吃了奶奶藏下的那七八斤扁豆，再就是谷衣和草根，荞皮。我们吃完了草根汤在炕上坐着，可我娘还要给我们烧汤和添炕，我小妹妹还要吃奶。娘的脸肿得像南瓜一样，脸皮薄得像透明的纸，里头就像是装的水，指头一捅就能捅破，水能淌出来的样子。她在家走路的时候慢腾腾的，要时不时地扶一下门框和墙壁，防止跌倒。

我大回家了，但他根本就不是原来的样子了，他的胡子长得像犯人，脸瘦得变了相，黄蜡蜡的，灰楚楚的，他的棉衣破得像个要馍馍的花子。我不敢认他。倒是他一个一个地叫我和妹妹的名字，抱我，抱妹妹。我大抱小妹妹，小妹妹吓得哭起来，奶奶对我大说，你看你看，这丫头天天喊大哩，你回来了她倒诧得不行。

我大说，我走的时候她才一岁嘛。

我大上炕坐下了。我大冻坏了。我娘去烧汤，奶奶和我大说话。我听明白他们说的话了：我大是得了肺病回来的，要不得病还不叫回来哩。他说在工地就知道家乡没饭吃了，因为许多人的家人没饭吃，往工地跑，投靠儿子和丈夫。所有去工地投亲的人都劝他不要回来，说回家就饿死哩。有人还说，通渭县一个姓白的副县长，老娘在家没吃的了，往工地去找儿子，饿死在陇西和渭源交界处的路上了。人们越是劝，我大越是放心不下家里人，硬是走着回来了。他在路上走了五天，白天赶路，夜间就住宿在沿途的农民家里。昨天夜里他住在寺子川一个人家了，今天一早往回赶。

我大还真给全家带来了一些新气象，这天中午我娘烧的榆树皮汤。我们已经好长时间没喝到这样香的汤了，榆树皮汤咽起来滑溜溜不扎嗓子，还有点甜味。喝着汤我娘说，这榆树皮炒面是专为我大留下的，她说她猜着我大过年一定要回家来的。我大笑了一下。

我大还真有办法。这天傍晚又喝了一顿榆树皮汤他就出门了，半夜才回来。一阵挖地的声音把我惊醒的。睁开眼，我看见我大和娘把地下的板柜挪开了，挖了个坑，把半口袋啥粮食放进去又埋上了，把板柜又挪回原地方。把挖出的土端出去倒了。后来我大上炕了，在我身旁睡下的时候说，娃娃，我去背了一些糜子，埋下了，还有半口袋胡麻，胡麻放在草窑里了。奶奶在窗根里坐着，担惊得很，一个劲地问，你从哪达背来的？你从哪达背来的？

但是，第二天早晨我大睡在炕上起不来了，不停地咳嗽，吐出几口血。我娘拿个瓦盆接血。那血是黑颜色的，一块一块的就像浸住了的血豆腐。大的脸黄得像张烧纸。奶奶在窗根里坐着抹眼泪，说，叫你不要出去，不要出去，你偏要出去。挣坏了吧……

我大的脸上泛起一层淡淡的笑容：娘，那些粮食够你们吃到春天，草长出来，苜蓿上来……苜蓿上来就饿不死了。

我大再也没有爬起来，他连着咯了两天血就咽气了。咽气之前把我叫到他的身旁说，娃娃，我不中了，有些事要跟你交代一下，你是我们展家的唯有的男子汉。你将来要把你的爷爷埋了。爷爷没棺材，等到你长大了做个棺材，把爷爷埋好。大不中了，没那能力了。我大说着话又咳嗽起来，又吐血，过一会儿不咳嗽了，又对我娘说，那口袋糜子你们先不要动，放好。你们先吃胡麻。你们一点一点拿着吃，糜子你们放好，要把荒年过去。黄家岔的黄福成你们要防着些。我和他一搭给冉家做过活，那人你们要防着不要叫知道咱家有粮，知道了一颗都剩不下。那人瞎账得很……

我大下场了，我娘还是没办法把我大抬出去，就像爷爷一样，推到上炕上和爷爷一排放着，脸上盖了一张纸。我们一家人挤在半截炕上睡觉。白天，我娘和我们在炕上坐着取暖，煮谷衣煮草根吃，到了夜里，娘就在爷爷以前喝罐罐茶的茶炉上炒胡麻在石窝里踏胡麻煮汤。胡麻有营养，虽然一次就喝半碗碗，但我的心踏实着哩，知道饿不死了。我娘在妹妹饿得哭的时候总说，不要哭，天黑了给你煮胡麻汤。

我娘不敢白天炒胡麻，也不敢夜里在灶房的炉灶上炒胡麻，爷爷还活着的时候，一看见烟筒冒烟，队上的积极分子就闯进来看锅里煮的啥。

但是，我大没了才七八天的一天的中午，黄福成还是闯进来了，还带着三四个年轻人。那天我娘正在灶房里烧荞皮汤，听见啪啪的打门声，就跑进住房对奶奶说声来人了，然后去开门。门一开，黄福成就进来大声嚷，人家的烟筒都不冒烟，就你家的烟筒冒烟，你家还特殊得很！说着他就直奔灶房揭开了锅盖，但他看见的却是一锅黑糊糊的荞皮汤。这时我娘说，黄队长，你给我说说，谁家的烟筒不冒烟？不冒烟就能把草根煮熟吗？但他不理，对那几个年轻人说，搜！给我搜！那几个人进了住房看见奶奶、妹妹和我在炕上坐着，爷爷和我大在半个炕上躺着，就又出门进了空荡荡的猪圈，进了草窑。

很快，他们就把麦草呀谷草呀从门口撇出来了，把半口袋胡麻翻出来了。我娘急了，扑上去夺，说这胡麻你们不能拿走呀，这是救命的呀！黄福成一脚就把我娘踢倒了，骂，驴日下的！我知道你们家没干好事！你男人一回来，仓库的粮食就少下了！不是你男人偷的才怪了！你说，你男人偷了多少胡麻？还有糜子？糜子藏到哪里了！

我娘哭着不出声。队长又骂：

说不说！你不说吗？搜，给我再搜！搜出来我把你的腿打断哩！

这帮人手里拿着镢头，锨，还有个人拿着一把斧头。他们在院子里这儿捣，那儿砸，听声音，觉出声音不对头就刨。他们把炕洞里都探过了，拿锨把带着火星的添炕的铲出来橵在院子里。后来又进了房子敲打。终于，他们把板柜下的半口袋糜子也挖出来了。黄福成又喊着骂，没冤枉你们吧，我没冤枉你们吧！我知道就是你们偷队上的粮了！掀过，把炕席掀过！把炕打了，看上炕上藏下粮食没有！

就在他们翻箱倒柜的时间，奶奶已经走到门外去了，坐在台阶上了，就是两个妹妹在炕上坐着。他们把妹妹从炕上撵下来，把爷爷和我大掀到奶奶经常坐的窗根前，然后揭起上炕的席子。

奶奶在台阶上坐着没动，我娘又冲进来了，喊着说，你们不能动死人呀，这不是造孽吗！但他们把我娘推开，细看炕坯有没有动过的痕迹。

他们没打炕，他们没发现藏过什么的痕迹，但他们走出房门之后，又在院子里站着朝四面看着。看着看着，黄福成像是又发现了什么，对坐在台阶上的奶奶说：

你，站起来！

奶奶颤颤巍巍地站起来了，拢着两手。黄福成又喊：

把前襟掀起！

奶奶不动弹，奶奶的脸色变了，嘴唇抖起来，想说什么又说不出。黄福成走近两步抓住了奶奶的袖子一拉，把奶奶拢在一起的手拉开了。啪嗒一下，一个书包大小的抽抽从奶奶的大襟底下掉了下来，落在奶奶的小脚上。

黄福成拾起抽抽捏了一下，大骂：

你这个老熊，我说你今天这么老实——在台阶上蹴着！你把胡麻藏在怀里！你为啥不塞在裤裆里！

我也很是惊奇：不知道奶奶什么时间把几斤胡麻塞在怀里的。难道她知道有一天黄福成会来搜粮吗！

奶奶没说话，瞪着黄福成，她的脸色非常难堪，身体就像筛面一样地抖着。但是后来她猛地一跃，突然就抓住了黄福成手里的抽抽，喊着说，这几斤胡麻你要给我留下……

但是黄福成一甩胳膊奶奶就栽倒了。奶奶在地上呼天抢地嗥起来：

天爷呀，你不叫人活了……

黄福成领着人走了，把糜子和胡麻都背走了。他临走还说了几句话：今天就便宜你们了，你们老的老小的小……你儿子单要是不死，我非治他个盗窃公物罪，送到劳改队去……娘和奶奶把炕席铺好把爷爷和我大又翻着滚到上炕上。娘又抱了些麦草把炕烧一烧，把炕添上。这时天黑了，我们就睡了。这天我娘没做晚饭，我们一家人都没心思吃饭。就小妹妹哭着闹，喊饿。娘解开纽扣叫她咂奶，但她咂着咂着又哭起来，娘打了两巴掌，她又咂，咂着咂着睡着了。

第二天我娘也没起来，就在炕上躺着。到了下午，两个妹妹都饿得哭，奶奶颤颤巍巍下了炕，烧谷衣汤。奶奶把汤舀好，一人一碗，我端到炕上，但我娘不喝，把我端的碗推开了。奶奶劝我娘：

金元娘，你要喝上些，你不喝哪行哩？

我娘还是不喝，一动不动躺着，一句话也不说。

我娘在炕上躺了两天，这两天都是我奶奶摸索着烧汤，娘一口汤都不喝。第三天早上我娘爬起来了，因为这天夜里我小妹妹死了。小妹妹夜里总哭。没吃没喝的日子把我娘熬干了，她趴在我娘身上咂奶咂不出来就哭。我烦我妹子，娘都起不来了，她还没完没了地咂我娘的奶！我把她从娘怀里抱过来撇在炕角上了。我妹妹就像一只赖猫一样，吱啦吱啦地在墙角上哭着。天亮时不哭了，身体已经硬硬的了。

我娘把小妹妹抱到院子里用一团胡麻草包起来往外抱，身体摇晃着。我怕娘摔倒，跟着娘出去了。娘没摔倒，娘走上几步就站一下，站一下再往前走。走到去董家沟的坡坡上之后回头说了一句：你不要来。她又走了几步，下到董家沟的陡坡上去了，我看不见她了。娘为啥不叫我过去？我心里这样想着就又往前走了几步。这时我看见娘在陡坡上坐下了，点着了包着妹妹的胡麻草。我的心揪起来了，我娘烧我妹妹呢！前两天妹妹还活着，还要吃的，吃娘的奶，今天就要变成个黑蛋蛋了。我突然心里难受得很，后悔得很，后悔我没叫她吃娘的奶把她饿死了！还是这一年的春季，我跟娘去黄家岔食堂打饭，在路上看见过烧成黑蛋蛋的死娃娃。我很恐惧，问娘为啥要烧死娃娃？娘说怕狗啃了。那为啥不埋上？不叫埋。谁不叫埋？老辈子就这么始下的。那就那么撇着吗？它自己就化掉了。

我娘在陡坡下头坐了好长时间，我妹子都烧成黑蛋蛋了，火早灭了，她还在那达坐着。她的肿得亮晶晶的脸朝着董家沟的深沟大涧，看着沟那边的山山洼洼，看着山山洼洼里的白雪。那正是一年里最冷的日子，大雪把董家山盖住了。董家山的雪蓝盈盈的闪着光，和蓝幽幽的天空都连在一起了，分不清山头和天空了。她一动不动地坐着，坐了有小半天，才弯着腰手触着地站起来，我就赶紧跑回家了。

小妹妹的死像是把娘从睡梦中惊醒了，回到家中她就再也不睡了，给我们烧谷衣汤喝，她自己也喝。喝完之后，她又把门外台阶上早先洗净晒干的一堆草胡子和骆驼蓬抱进灶房在面板上剁碎。她的胳膊没力气，切刀在手里重如千斤，剁上几下就提不起了，她就停下来缓着，过一会儿接着剁。

转天我娘把剁碎的草胡子和骆驼蓬炒熟了，又放在磨子上推成炒面。她推上转上一圈就走不动了，但她缓上一下就又推。奶奶对她这种突然爆发出来的劲头困惑不解，说她：你缓着嘛，你这么急做啥？口袋里还有谷衣哩，吃完了再推。娘一句话不说，还是推。

推了两天，我娘把那一堆草胡子和骆驼蓬推成了炒面，和家里的谷衣拌在一起，装进一个毛口袋里。然后她又拿个瓦罐子到门外山水沟里的泉上提水。赶天黑前把水缸提满了。

就是这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娘坐在炕上对奶奶说，娘，我把炒面推下了，缸里的水也提满了，明天我想出趟门。奶奶问，你到哪达去？我娘说，我想出去要馍馍去。奶奶没出声，很久，我娘又说，娘，一家人在家里坐着等死，不如我出去一趟，我要上馍馍了来救你们。奶奶还是不吭声，凹陷的眼睛布满皱纹的脸花白的头发对着我娘。我娘也把她空荡荡的眼睛看着奶奶。

后来，我娘就躺下睡了。

转天早晨喝汤的时候，我娘对我说，元元，你和奶奶把家看好，把你妹妹看好，我出去要馍馍去。要上馍馍我就回来了。我心里明明白白的，家里没吃的，一家人坐着不动就得饿死，我说，娘，我跟你一搭儿去。娘说，你还小，你走不动，你和你奶奶把家看好，把妹妹看好，我出去半个月就回来了。

天亮起来喝完了汤，娘跟奶奶说，娘，我要走了。你把娃娃们看好。听说娘要走，大妹妹咧着嘴哭，也说要跟娘走，但奶奶把她抱住了，说，我的娃娃，你娘要馍馍去哩，你跟上做啥？你娘抱不动你，你也走不动。我没哭，我送我娘到门口，看着我娘下了门前的山水沟，又走上了去黄家岔梁的坡路。我娘说要往寺子川去，她走的不是去黄家岔村的路，走的是西边山坡坡上的那条路。那条路窄得很，也陡得很，拐来拐去的。我娘手里拄着个棍，一个手里还提着个手笼儿，里边放了一只讨饭用的粗瓷碗。她走上几步就站下来喘气，回头看我，招手，叫我回家去。我没回去，我站着看娘上山，我喊，娘，你慢些走，乏了就坐下缓一下再走。

我娘坐在山坡上了，缓着。过了一会儿她又站起来往上走。她缓一下再走，再缓一下再走，慢慢地转过一个塆子又转过一个塆子，走得再也看不见了，我才回家了。

我娘说，她出去要馍馍半个月就回来。我和妹子和奶奶等呀等呀，十五天过去了，没有回来。二十天过去了，也没回来。第二十天上，我大妹妹没有了。那是夜里，大妹妹在我和奶奶中间睡着，她说渴得很，说哥，我想喝口水。但这时我已经不敢下炕了。我娘走了以后，我奶奶给我们烧汤喝。后来奶奶也烧不成汤了，她下了地一走路就栽跟头。她趴在地上，在茶炉上给我和妹妹烧汤。烧汤好了，舀上，往炕上端，也是爬着挪。她还要添炕哩，也是爬着走，门坎都过不去；好不容易爬到炕洞门上了，添炕的又送不进炕洞里。后来，奶奶就不敢下炕了，怕下去上不来。我就下炕了，把娘磨下的炒面捧到炕头上，饿了就吃炒面，渴了喝水。那是大妹妹没的头一天，我下炕舀水，我也端不动碗了，一碗水端在手里，啪啦啪啦地抖，撒得剩下半碗。我上炕也上不来了，还是把一个木墩墩滚到炕跟前踩上爬上来的。所以大妹妹要水，我不敢下炕。奶奶也不叫我下炕，奶奶说，你下去上不来咋办哩？我拉不动你。那可冻死哩！天亮的时候我大妹妹断气了。她的头吊在炕沿上，人趴着，像一块破布搭在炕沿上。她的嘴里吐出来不多的一些白沫沫。我大妹妹那年五岁。

我和奶奶把大妹妹掀到上炕上去还费劲了！我们掀着滚到我大身旁了，可是他们三个人并排躺着占的地方太大了。奶奶说把爷爷再往炕柜那边搡一下，和我大挤紧一些，腾些地方出来。爷爷已经在炕上放了三个月了，他的脸皮都干干的了，胳膊腿也干干的了，肉皮就像牛皮纸贴在木头棍子上。爷爷变得轻轻的了，我和奶奶一用力就掀得翻过了，而这时我发现爷爷后背上的骨头扎出来了。原来爷爷的后背腐烂了。

把爷爷、我大和我妹子摆着放好之后，我和奶奶就在炕上坐着等死。奶奶啥话都不说，我也啥话都不说。我心里明白得很，娘要是一两天能回来的话，我们就能活下，娘要是再不回来，出不去三天，我和奶奶就没命了，渴也得渴死！冻也得冻死！因为我和奶奶都下不了炕，就没人添炕了，也喝不上水了。炕一阵比一阵凉了。我和奶奶把能穿的都穿在身上，把两床被子围在身上，奶奶抱着我一动不动坐着。

你问我那时候想的啥吗？不想，啥也不想，想的就是要死了，像爷爷我大那样要死了。再想的就是娘为啥还不回来呀？她说的半个月回来，这都二十多天了，她为啥不回来？遇到啥事了？

也不害怕死。那时间心已经木下了，不害怕死。我大死了，爷爷死了，妹妹死了，黄家岔那么多人都死了，不是也没啥吗？我死了有啥可怕的。不过，有时一阵一阵的，也觉得死了有些可惜，我还没长大哩。人都是长大了，老了，才死哩，我还没长大就死掉，是有点可惜。但也没害怕死，心想，既然人一辈子要受那么多苦，还是死掉吧，死掉就不知道生活有多苦了。咳咳，就是这么随便想一想，也没深想。

那是我和奶奶在炕上坐着的第二天吧，中午时分，奶奶抱我的手已经抱不紧的时候，我家的大门被人推开了，院子里脚步声响。我的心当当地跳起来，心想是我娘回来了，她要上馍馍了，救我们来了。但脚步声到了台阶跟前，我又听着不像我娘，就没出声。接下来房门又推开了，进来一个生人。是个男人，大个子，瘦瘦的。那人可能是从阳光下走进房里看不清，站在地下看了一会儿才说话：你们还活着哩？你们是展家吗？奶奶回答就是，那人又说，我是寺子川的周家。你们在李家岔是不是有个亲戚？奶奶说我有个丫头给到寺子川了，在李家岔。那人说，我就是受你丫头的托付来看你们的，你们家里好着吗？那人已经适应房子里的光线了，就又哀叹起来：啊呀，这怎么齐刷刷地摆下了？奶奶说，这是我的老汉，这是大后人，这是孙女子，还有个孙女子没了，撇过了。活着的就剩我和这个孙娃子了，还有个媳妇出去要馍馍了……呜呜呜呜……奶奶说着就哭起来了。那人也唏嘘不已，但他说，老人家，不要伤心了，不光是你一家这样，我的一家人也饿光了。我这达拿着几个菜饼子，你和孙娃子先吃上，我们再说话。这人的穿衣有点怪，你说他是干部吧，一身农民的黑棉袄黑棉裤。你说他是个农民吧，棉袄上套着一件中山装的单褂褂。这人从他中山装褂褂的抽抽里掏出两个白面饼子，从那个抽抽里又掏出两个饼子。我接过一个咬了一口，原来是馅儿饼，是苜蓿馅子。奶奶吃了一口也吃出苜蓿来了，说，苜蓿长出来了吗？那人说，老人家，你多少日子没出门了？春天到了。奶奶说，我也不记得几个月没出门了，我的腿蜷上了，连炕都下不去了。说着话，那人又到外边去抱了柴来，给我们点火烧水，把开水端到炕头上，说，老人家，你喝些开水。这时候奶奶吃下一个饼子了，才问，好人，你是个啥人呀，你为啥这么伺候我？那人说，老人家，你问哩，我就把话说明，我是寺子川大队的人，我到李家岔检查工作，见到你的丫头了。她的婆家没人了，男人也没了。我就跟她说，你是个可怜人，我也是个可怜人，我的一家人也没了，老人没了，婆娘娃娃都没了，你要是愿意，我们就凑到一搭过吧。她说行呀，一搭过吧，我就把她领到我的家里去了。到家之后她跟我说，她是黄家岔村黄沟的人，不知家里还有人没有了，叫我来看一下。她想来看一下，就是腿软得走不动……

原来这个人是我的姑父，一下子我们就变得亲近了，奶奶就和他商量后事。姑父说，今天时间迟了，你们就先吃上些饼子缓着，明天我再来接你们。我给你们把炕添上。

姑父添了炕，又把开水给我们用一个瓦盆端到炕沿上放下，叫我们好喝水，然后就回去了。第二天天还没亮他就又来了。这次他又拿了几个苜蓿饼，还拿了一碗莜麦炒面。他烧了一锅开水，把炒面倒进去搅成稠糊糊，叫我和奶奶一人喝了两大碗，喝饱了。然后他说：

老人家，现在你们下炕，我们走，到我家去。

奇怪得很，昨天我和奶奶还下不了炕哩，吃了两顿好饭，我和奶奶竟然能爬出院子去了。爬到房背后的坡上之后，我竟然又能站起来了。只是腿软得很，心发慌，走上几步就栽跟头，就又跪下爬着走。然后休息，然后又站着起来走一截，然后又爬着走……

奶奶站不起来，就一直跪下爬着走，爬着走一截又跪着走一截儿……爬不动就坐下缓上一会儿。

从黄家岔梁往西，山梁长得很，过朱坡湾，过宋家庄。我们走到宋家庄的时候，奶奶实在爬不动了，我姑父就背她走。姑父的身体也瓤，背上一截放下来叫奶奶爬一截，再背……我们从鸭儿湾下了那大梁，就到了寺子川。这条路总共是二十几里吧，我们从太阳升起来走到日头落尽才走到姑父家。奶奶的棉裤在膝盖那儿磨破了，膝盖淌血了。

见到我娘娘，我们才知道姑父是大队书记，是省上派下来的工作组新任命的书记。姑父原先是寺子川大队副书记，以往工作中对社员好，不太粗野，所以任命了个书记。原来的书记队长那时都撤职了。我和奶奶在姑父家过了七八天。姑父是干部，那时一月供应十五斤粮。那时省上已经给通渭县放粮半个月了，但我们在黄沟不知道。救济粮一人一天二两到半斤，不一样。娘娘是吃四两。我和奶奶不是寺子川的，吃不上寺子川的救济粮，就吃姑父和娘娘的。姑父要工作哩，娘娘就每天去挖野菜，掐苜蓿。四个人凑合着吃。七八天以后的一天，我听见姑父跟娘娘说，他想把我送到义岗川公社孤儿院去。义岗川公社成立孤儿院了，孤儿院的娃娃们吃得好，政府还给穿的。

第二天我没和奶奶娘娘打招呼，就自己跑上到义岗川公社去了。寺子川村到义岗川公社大约三十华里的路，我一天就走到了。我是顺着金牛河边的小路走的。在姑父家吃了几天饭，我的腿已经有力量了，不栽跟头了。

展金元的讲述在这儿戛然而上。然后就是长时间的沉默。

展金元讲述家事过程中，黄沟的老汉老奶奶静静地坐着听，就问过几句话。他们的小孙女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在热炕上睡着了。后来老汉才猛地叫起来:

哎呀，你看天黑了，黑黑的了！

是的，天已经黑透了，他们互相看对方脸部都不清晰了。老汉这才点煤油灯，对老奶奶说：

你看，你看，都啥时间了，你还不做饭去，咱们的客人饿坏了！

老奶奶如梦初醒，急忙下炕往灶房去了。老汉才对展金元说，喝茶，喝茶，哎呀，你看这火都灭了。他一边点茶炉一边问：

你娘再没回来？

没回来，一直没消息。

你奶奶呢？

过了两年，我奶奶叫二爸接走了，接到宁夏去了。那年二爸跑出去到了宁夏的固原，给一个人家当了招女婿。我工作以后回家探亲就是看奶奶，看娘娘，看姑父。我跟娘娘嘱咐过，叫她注意打听我娘回来过没有。我1966年回来过，那时我还在孤儿院呢，说是要分配工作哩，怕分远再回不来了，来看了一回娘娘和姑父。那次我问娘娘听到我娘的消息没有，娘娘说姑父每次到黄家岔梁都打问我娘。有一次听人说我娘死在华家岭的公路上了，有个人见过。姑父找到那人家里，那人又说是没这回事，他没说过这话。后来，我姑父劝我，娃娃你不要找了，你娘走出去就两种下场，一是死在哪达了，再就是跟了旁人了；如果是跟了旁人了，那就再不回来了，你找也找不见。但我不死心，每次见了娘娘都要问问有啥消息吗？我是这样想的：我娘就是跟了旁人，生活好了以后也该有个消息呀。她不想我吗？不想我妹子吗？老大大你说呢？

老汉不回答，静静地坐着，许久又问：

你爷爷和你大是谁埋了的？

我和奶奶到了姑父家两天，姑父叫上人来把我爷我大收拾过了。姑父回到家说，埋在庄后的菜地里了。1966年那趟见到姑父，姑父说黄沟的庄子已经平掉了，庄子变成一片庄稼地，庄稼长得好得很！

我也没问过人，——没操过这心嘛——你家为啥独门独户住在这山根里？老汉又问。你们家要是住在大庄里，你大妹妹就能保住命，那时间已经放粮了！你们是个独庄子，没人管！

我长大以后奶奶告诉我的：我家原先是陇山乡人。家里穷，我爷到黄家岔这达给富汉扛活，富汉家在这达有一片地，叫我大给他种这片地。富汉家给盖的房房，叫我大在这达成家。解放以后土改，工作组把这片地划给我家了。

炕洞里的娃娃

上官芳每天早晨要锻炼一趟身体。她是十年前从地区人民医院退休的，那时候她才五十岁，在医院供应室工作，每天没完没了地煮针头、叠纱布、洗输液瓶。提前退休，是因为心脏不好，经常无端地心慌心跳，喘不上气来。那时候丈夫也已经退休，丈夫说两个儿子都成家了，你也就退了吧。从退休的第二天开始，丈夫每天早晨都陪着她锻炼一次身体。

锻炼身体也就是散散步：早晨从家里出来，走过立着一匹奔马雕塑的大十字来到东街，穿过繁华的商业街，走到南山新村；再慢慢地爬到南山的半山腰的南山公园，休息一下，俯视古老而又年轻的定西城；然后又下山原路返回家中。

走这么一趟要两个半钟头，可是她不觉得累，也不犯心脏病。原因是夫妇两人的确走得很慢，路程也不远。

这一天他们两口子折返到东街了，正在逛街，一个穿皮夹克的男人从地区医院的门诊部倒退着走出来，不看身后，仰脸看门诊部的二楼，把上官芳的脚踏了一下，还差点把她撞翻。她丈夫手快，一把扶住了她，并大声喊：

喂喂，怎么走路呢！

那人忙忙地转过身来道歉，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光顾看上头了。脚踏痛了吗？

脚踏痛了问题不大，撞翻了你负责任吗？

这时站在街边的一个中年妇女也替那个男人道歉：大娘，对不起，对不起，他光顾着找地方呢，往上看呢。

其实，那个男人只是踩着了上官芳的鞋帮子，并没踩痛脚，上官芳便说没关系没关系，找啥地方你们接着找吧。走，咱走。

说着话，上官芳拉着丈夫的胳膊又顺着人行道往前走。可是，那个男人紧走两步追上来了说，大娘，大娘，我听着你是本地人，跟你打听个地方你知道不？

上官芳站住了，转过身对着这个人。

我问一下，50年代末——就是1960年——这个地方有个儿童福利院，你知道不知道？

上官芳一怔，打量对方一下才说，你是找孤儿院吗？

对，孤儿院，那时候人们都叫孤儿院，其实正式的名称是定西专区儿童福利院。

你找孤儿院咋哩？

咋也不咋，就是看一下。

看一下？上官芳似问非问，又似自言自语，但她的眼睛在这个人身上打量来打量去，最后落在对方的脸上：这个人也就五十岁的样子，除了皮夹克，还戴一顶解放军的皮帽子，是兔皮的，咖啡色的皮毛，像个外地人，但说话又带着本地口音。她说：

你找孤儿院咋呢？你还真问对了，我就在孤儿院工作过。

您在孤儿院工作过？那人盯住了上官芳看，眼睛上下睃巡，突然说：

上阿姨，你是上阿姨吧？你不认识我啦？

上官芳怔了一下，困惑地摇头，反问，你是谁呀？

那人大声说：

我是秃宝宝！

上官芳又是一怔，接着笑了。这个五十岁的大汉竟然说出这样稚气难听的名字来！她笑着又说：

秃宝宝？你是秃宝宝？就是那个爱钻炕洞的秃宝宝？

对对，我钻过炕洞，差点叫烟熏死。那男人以为她不相信，啪的一下摘掉了头上的帽子，并说：

你看，你看我是不是秃宝宝。

那人的头光溜溜的。不是剃过的那种秃头，是长过疮或者得过病的脱光了头发的那种秃头，除了后脑勺还有些稀稀落落的头发之外，其他部分一个伤疤又一个伤疤结痂以后锃光瓦亮的样子，一根毛都没有。

啊呀，你还真是秃宝宝，嘿嘿……上官芳咧着嘴笑，但她看见了路旁的几个行人站住了看她，看那个秃头，便有点难为情地说，戴上，你快把帽子戴上……

那个帮秃宝宝说话的妇女也有点脸红，笑着说你快戴上帽子吧，也不知道丢人！

秃宝宝也笑着，但他说，这怕啥呢，我就这么难看嘛！嫌难看你还找我咋哩？

上官芳又笑，说，秃宝宝，你咋认出我来了？我一点儿也认不出你了。

你咋能认识我嘛，那时候我还没现在一半高，才八九岁嘛。不，还没到八九岁。我是一进来就换肚子住院的，那时才七岁多一点儿。

你的眼睛尖得很，能认出我。

你没变嘛。你那时鸭蛋形的脸，现在还是鸭蛋形的脸。

怎么没变，四十年了，哪能没变？成老奶奶了。

成老奶奶我也能认出来。鸭蛋形的脸年轻不显年轻，老了不显老。再说，你嘴上的美人痣一看见就记起来了。

上官芳又笑：秃宝宝会说话了。

秃宝宝还笑：不是会说话，是真的。再说，我离开孤儿院是1969年，我都十六了，啥事不记得？上阿姨，你这是往哪里去呢？

回家去呢。我是出来遛早来了。你往哪去呢？

我就是来看一下孤儿院。我回通渭探亲，绕路定西来看一下，看一看孤儿院。没想把你碰上了，你说巧不巧？

那你找不见了嘛，早八辈子拆掉了。这两边的房子，这街，都是新修的。

可地方应该在呀。我问了一个老汉，说是就在这个医院门诊部的地方。

对着的。这里原先是物资局的院子嘛，最早的孤儿院就办在这里，旁边是高桂芳家的院子，也叫征用了。你还记得高桂芳吗？

记得，有个姓高的阿姨，是保育员，给我看过病。

对，你记性真好，那时就我管病房，忙不过来时高桂芳也抽过来帮忙。后来还来了个北京的医生，女的，一个上海的护士。再就是专署医院的林大夫。高桂芳是因为李院长来看房子，说要征用她家的院子，她说，你把我家的房子征了，就把我收下。李院长说那好嘛，我们正缺保育员哩。她就当了保育员，一个月挣二十五元钱。

这我不知道。

你知道啥呢，你来的时候穿开裆裤呢。你就知道钻炕洞。

秃宝宝又笑，说，上阿姨，你现在没事情吧？我请您吃顿饭去。这附近有饭馆吗？

我能叫你请我吃饭？你是客人，该我请你。走，家去坐一下。

不去了不去了，我下午的车还要去兰州哩。

你在哪工作？

在河西走廊呢！酒泉，地质队。

干啥工作？

工人，电工。

那你急啥呢，多住一天，明天再走。

我们一搭还有人在兰州呢，等我到兰州，要坐今晚的火车一起回酒泉呢。车票都买好了。

拉拉扯扯推推搡搡，秃宝宝终于把上官芳老两口拉进了一家饭馆。还不到吃饭的时候，服务员歉意地说要等一下才能上菜，厨师的准备工作还没做完。秃宝宝说没关系，等一下就等一下，我们要说话呢，先沏壶茶。茶端上来了，几个人一边喝茶一边聊天。先是秃宝宝问上官芳的情况，上官芳说了。上官芳又问秃宝宝的情况，秃宝宝说他是在孤儿院快撤消的时候以知青身份回到农村的。在农村过了三四年，招工到地质队当工人……他说三十年没回过家了。这时饭菜端上来了，他给上官芳搛菜，又给上官芳的丈夫搛菜。上官芳说，不要搛了，不要搛了，我自己搛。秃宝宝说，上阿姨，你当年救了我的命，我今天给你搛一筷子菜不应该吗？上官芳说，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秃宝宝喊起来：咋就不能这么说？我那时换肚子，换完了肚子头上又长疮，流脓流血，是不是你给我上药的？是不是你给我刮脓的。你刮我的头，我看不见，你刮其他人的头，我可看得清清楚楚。二十几个人，当时我们头上长秃疮的有二十几个人。原先和我住一房的娃娃们都嫌我难闻，可你每天要给我们二十几个人抹药水，先把脓痂泡软，再刮，刮完了用火罐子拔脓，拔完了又上药。要不是你不嫌脏，要不是你精心护理我早就没命了。好几个长疮的人不是死了吗？上阿姨，你那时候才十八九岁，刚从卫校毕业，到孤儿院来当保育员……我的命就是你救下的，你对我恩重如山，你是我的再生父母。

秃宝宝几句话把上官芳感动了，上官芳的眼睛有点湿润了：那是你运气好，没死掉。当时换肚子，的确死掉了不少娃娃，抱出去埋到南山根了。你太小，瓜着哩，不知道送到专署医院的多少娃娃没回来。咱们孤儿院的娃娃，有病的都是从我手里过下的。病轻的，在孤儿院林大夫能治好的，就在孤儿院治；病重的才送医院。在医院治好了的，也是我去接的。记得前后送了八九十个，回来了三四十个。那没回来的哪去了？你知道吗？秃宝宝说，你说谁瓜着哩？你说我瓜着哩？你算了吧，谁不知道没回来的就是殁了？我住的那间房子就有三个没回来的。上官芳说，你知道呀？你知道就不说了，不说了。这些事呀，说起来伤心。我问你个问题，你是怎么到孤儿院的？咱孤儿院的娃娃，凡得过病的，大部分我都知道他们是怎么进来的？可我没问过你。秃宝宝回答，问过，你问过，我当时没说。我不愿说。上官芳：为啥不愿说？就因为你是孤儿，嫌丢人？

秃宝宝说：

丢人？嫌丢人我就长不了这么大了，早碰死去了！

那是咋了？

上阿姨，你是非要我说？

上官芳笑了：你不愿说就算了。我不逼你！

不逼？你不逼呀？你不逼我还就要说！今天我高兴，因为见了你，我就把心里的秘密说出来吧。其实，这秘密装在心里也难受！难受一辈子了！

上官芳又笑，秃宝宝的女人也笑，笑声中秃宝宝讲：

我为啥不愿说？我能活下来，活到今天，是六条人命换来的！1958年，我家里七口人，我大我娘三个姐姐一个妹子，还有我。那时候吃大锅饭，我大上洮河了，家里剩六口人了。我那时小，五六岁，瓜着哩，光知道我大出门了，到底做啥去了，不知道。还是1959年挨饿的时候我娘说，你大回来了就好了，我就问我大做啥去了？娘说到引洮工程去了。我说引洮工程是做啥？娘说引洮就是挖渠，挖一条大渠，把洮河的水引过来。

1958年开头还好着哩，吃大锅饭能吃饱，全村人在一个大院子里吃，一人一个馍，拌汤随便喝，喝几碗都成。到后半年就只能喝拌汤了，不给馍馍了，拌汤也只能喝两碗，不能多喝。第二年秋里，我二姐三姐就殁了。饿死的。整整一年，食堂就给大家喝拌汤，而且汤越来越清，就剩下清汤了，没有面核核了。还越来越少，后来干脆变成了麸皮汤，谷衣汤，啥面都没有了。我二姐三姐饿死的时候正是喝麸皮汤的时候。那时间家里不叫冒烟，队长看见谁家烟筒里冒烟，就跑来搜粮，说你家里有粮，搜不出来就批斗，炒豆子。其实各家都搜过多少遍了，几年前存下的陈粮都搜光了。二姐三姐死后，食堂就关门了，各家撩乱着各家吃去，队里啥都没了。这时我们全家吃谷衣，吃麦衣，我娘和我大姐天天出去找着剥树皮，挖草胡子根根，炒熟了磨成粉，烧汤叫我们喝。后来我大姐也殁了，就剩下我娘、妹子和我。

为啥我没饿死？这就是我最不爱给人说我的家事的原因。还在食堂打汤的时候，不管拌汤清呢稠呢，不管是麸皮汤还是谷衣汤，都是我娘抱个陶土罐子去打汤。她不叫姐姐们去打，怕她们路上偷着喝。打来了汤娘给我们分汤，我的碗里汤总是稠一些，妹妹的汤也稠一些，三个姐姐的汤清得多。

我没饿死的第二个原因，是我娘给我吃独食。我记得清清楚楚的，现在谈起来就像昨天发生的事情那么显豁：那是二姐三姐死后，就是公共食堂关门后的日子里。那些日子，我娘、大姐、我和妹子天天吃草根，喝谷衣汤，我觉得马上我就要饿死了，和我二姐三姐一样要撇到山沟里去，因为我的肚子里装的都是草根、谷衣，大便秘结，肚子胀得要死。好几次，我娘把我放在炕沿上拿筷子给我掏。掏得我流血不止，痛得死去活来。但就在这时候，发生了一件这样的事：一天夜里，我娘把我摇醒，往我的嘴里喂了一口莜麦炒面。第一次我娘把炒面塞进我嘴里的时候，我惊呆了。我惊奇莜麦炒面的香味，就像从来没吃过那么香的食物，比肉都香。我还惊奇我娘从哪里弄来了炒面。当时我想问一声，但我娘把被子一拉把我的头捂住了，没容我说话。过了一会儿我把炒面用唾沫浸湿咽下去了，我娘又把被子拉开了，又往我的嘴里喂了一口，又把我的头捂上了。过一会儿又喂了一口。

以后，每到半夜里我娘都给我两三口炒面，不给我姐和我妹子。

我那时想，这是我娘偏心我。

我大姐的死，不是在家里。是我们家的一个邻居给我大姐说了个男人，会宁县的，一个放羊的孤老汉，五十几了。孤老汉来我家接我大姐的时候，牵着个驴。当时说好的是给二十斤糜子就接走。我大姐也同意了。可是那天那老汉来接的时候，我大姐不愿走。那老汉老得一塌糊涂，还是个瘸子。我大姐在家里哭，说，娘，我不愿跟他。我娘也哭，但我娘骂她：你不去家里就没这二十斤糜子，你弟弟你妹子就得饿死。我大姐就骑上那个老汉牵来的毛驴走了。可是，第二天早晨，那个老汉跑到我家来了，和我娘吵仗来了，要把二十斤糜子要回去。说是他牵着驴走到华家岭，我大姐跳了崖了。是我娘和我大姐合计好了坑他二十斤糜子的。我娘当然没给他糜子，我娘说他没把牲口牵好，把我大姐绊死了！

我大姐死的那一年十六岁。

靠着我大姐的命换来的二十斤糜子，我娘、我妹子和我过了一段时间，我妹子也死掉了。我妹子的死，我记得是1960年的正月，过年的时候。天冷得很。那时我娘每天都去沟洼里拾地软儿，把我和妹子放在家里。我妹子那时已经饿昏了，饿晕了，走在平路上都绊跟头；遇上一棵草，腿迈不过去，要绕着走。她的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就是绊倒磕碰下的。绊着流出来的鼻血在嘴唇上结着血痂。我娘拾地软儿去的时候，把我放在家里看我妹子。我和妹子饿得在炕上坐不住，后晌的时候跑在门口去坐着，等我娘回来。有时在麦场的草垛根里捡麦颗颗。一天也拾不上几颗，村子里的大娃娃们把草垛都翻了几遍了。偶尔在场边上墙角里拾上几颗，拾起来就塞进嘴里。

那是一天黄昏了，我娘拾地软儿回来了。我娘那时身体也弱得走路摇摇摆摆的，脸上一点儿肉都没有，就是肉皮贴在骨头上。可我妹子不懂事，看我娘进了门坐在台阶上缓着，就扑到我娘怀里缠着吃奶呢。我娘心烦，推了一把，我妹子就跌到了，哭了。那时我妹子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哭的时候，就像赖猫叫唤一样，声气又细又嘶哑。我娘也没管，到灶房泡地软儿去了，给我们烧汤。我跟进去帮我娘烧火。我娘把地软儿和谷衣烧下的汤端上，到台阶上叫妹子喝，我妹子还在地上躺着，叫也叫不喘了。我娘用一团胡麻草裹住抱出去，撇在洼里了。我娘撇我妹子的时候，我跟着去了，但我娘不叫我靠近。我远远地站在坡上看，我娘把草点着了，把我妹子烧得黑糊糊的，然后回来了。我娘没哭，我也没哭。

我妹子殁了之后，我问过娘，前些天我吃的炒面是哪来的？我娘说队里搜粮的时候，她把七八斤莜麦装在一个布袋里，夹在大襟衣裳的腋下，在台阶上坐着。搜查队光顾了挖窑砸地面，没想到她怀里还揣几斤粮食，这几斤粮就保住了。后来她用石窝踏碎，每天给我吃上两口。

我妹子殁了时间不长，我大从洮河回来了。那已经是春天了，我记得苜蓿长出来了，能掐着吃了，生活也好些了——国家的救济粮发下来了，一人一天四两。我后来才知道的，我大是逃跑回来的，我姐我妹子饿死了，我大心里急得在洮河工地蹲不住了。

我大回到家的那天，我娘给我大烧的豆面拌汤。我大喝拌汤的时候，我娘说：

我没本事，就给你拉扯活了一个。今天我把你的后人交给你……

我大在炕上喝拌汤，我娘坐在炕沿上跟我大说话。说了一句把我交给我大，接着就哇的一声哭开了。哭着哭着扑腾一下又栽倒地下，哭声就断了。我大慌忙下地，把我娘抱到炕上喊，娃他娘！娃他娘！也没喊过来……呜呜呜……

说到这里，秃宝宝已经泣不成声。上官芳也是泪流满面，她拿块餐巾纸捂在眼睛上，呜咽着说，不要说了，快不要说了……宝宝快吃，快吃了你还赶车呢。

定西汽车站离着饭馆很近。上官芳夫妇硬是把秃宝宝两口子送上车开走了，老两口才步行回家。刚走几步，丈夫就问：这娃叫啥名字？上官芳说，名字我也不知道，那时间人们都叫他秃宝宝。男人又问，他大还活着，他怎么就进孤儿院了？上官芳说，那娃说他的命是六个人的命换来的，这话你没辨过来吗？他爸1960年冬季没了！男人说，不是吃上救济粮了吗？怎么还……上官芳斜了丈夫一眼，不满地说，你这个人猪脑子！我跟你说过，通渭县的饥荒和定西和全国的饥荒不一样。定西是1960年闹饥荒的。通渭是1959年闹饥荒的；1960年冬上又闹了一次。这中间省上发过几个月救济粮，死人的情况减轻了一阵，可这一年因为饥荒没种上粮，到夏天救济粮一停，又开始死人了。他大就领他出去讨饭了，他大又饿死在讨饭的路上了。他是定西县火车站的收容所送进孤儿院来的。

男人走了一阵又问，你说他是钻炕洞的娃娃，这话是啥意思？

上官芳回答：这娃娃他大没了以后，自己还流浪了一段时间，走村串户要馍馍。走到哪里人们给吃的，可不愿收留过夜，——他身体瓤得不行，人家怕他死在人家的炕上。他常常钻进人家的炕洞里睡觉和取暖。进了孤儿院，有吃的有住处了，换上新棉衣了，可他还爱往炕洞里钻。钻进去唤都唤不出来。还有一个娃娃也爱钻炕洞，两个人一起钻一个炕洞。有一天两个人钻进去没出来，拉出来的时候两个人都晕过去了，烟熏的。那一个死了，他救活了。

这娃娃命大！

就是命大。

黑石头

我是通渭县襄南乡黑石头的人。

黑石头是个很出名的村子。听老辈子的人说，一天夜里，随着呼隆隆的一声巨响，天上飞来两块神石落在村前的牛谷河边上。这两块石头一瘦一胖一高一矮，高的近乎一丈，矮的半人多长，黑黝黝铁疙瘩一样杵在地上。十里八乡的人们跑着来看，谁都不相信石头会飞。但时间不长，石头又飞了一次。一个妇女晚上收工回家，在牛谷河洗完了脚，把裹脚布晾在石头上没拿，她想第二天下地时再裹脚，不料去找的时候石头不见了。全村人惊了，到处去找，发现两块石头都杵在村后种谷子的坡地里。这下人们才相信了，这是一对神石。人们都说，神石被女人的不洁之物冲撞是不吉之兆，全村人都要遭受报应的。

黑石头有三个商号，一个是斗行，人们买粮粜粮的铺子；一个叫荣福祥，是个杂货铺，收土产品也卖土产品的商店；还有个字号叫钱永昌的，是个钱庄，给农民放款的。

荣福祥是我大大家开的。我大弟兄三个，我大是老三；二大在县城当老师。

我大解放前也是经商的，在碧玉关有铺子。解放后政府给我大戴了顶地主分子帽子，赶回家来了。

1958年，我大上引洮工地，我哥去靖远县大炼钢铁，我娘去大战华家岭。到了第二年农历九、十月，生产队的食堂没粮食吃了，散伙了。

食堂没粮食吃了，家里就更没吃的了。从1958年开始公社化吃食堂以来，生产队就没给社员分过粮食；打场的时候县和公社的工作组就守在场上，打下多少拉走多少，说是交公粮交征购粮。就这，征购粮还没交够，工作组挨家挨户搜陈粮。

为了搜陈粮，把我们全家人都撵到二大家了。工作组在我家搜了三天，拿铁棍捣地，拿斧头砸墙。我跟村里的娃娃们跑进去看了，我家的院子里面挖出来几个窑，但没有搜出一颗粮食。我回家给我娘说了，娘说那是解放前没分家时我大大窖下粮的空窑窑，窑里的粮食土改时早就搞光了。

我二大家的院子也搜了，挖了十几个坑，连猪圈都挖了，也没挖出粮食来。二大的房子是临解放才盖的，二大是中学老师，家里根本就没有窖过粮。

食堂没散伙时，天天喝稀汤，食堂散伙后连汤都没处喝了，我娘就把谷衣炒熟，磨细了，再把苜蓿根挖出来剁碎炒干磨成面，两搀和着打糊糊喝，当炒面吃。

食堂散伙一个月，我奶奶不行了。谷衣和草根吃下去排不出来，就是现在说的梗阻，我娘拿筷子给我掏粪蛋蛋，也给奶奶掏。我奶奶临断气的时候躺在炕上说胡话，喊大大、二大和我大的名字。那时我娘的身体也不行了，走路摇摇摆摆的，我娘就打发我去叫大大家的大嫂子。大大家的大哥会木匠活，结婚后分出去单过。那时大哥已经不在人世了，他背着木匠家什去外边做活，叫人谋害了。大嫂子不知道，还在家里守着。我找到大嫂子说，奶奶放命着哩，我娘叫你去看一下。一叫，大嫂子赶快拿了一块榆树皮做的馍馍到我家去，给奶奶吃。那时候榆树皮馍馍就是最好的吃头了！食堂一散伙，家家没吃的，抢着剥榆树皮。我娘身体弱没剥上。榆树皮切成碎疙瘩，炒干，再磨成面，煮汤。那汤好喝得很；粘乎乎的，放凉了吸着喝，一碗汤一口就喝下去了。你说怪不怪，我奶奶都昏迷了，说胡话了，可是大嫂子把榆树皮馍馍往奶奶嘴里一放，奶奶就不胡喊了，啃着吃开了。可是奶奶七十多岁了，早就没牙了，哪里嚼得动放凉了的榆树皮馍馍呀！我嫂子用刀切碎了给奶奶喂，我给奶奶灌水，奶奶就能嚼动了。喂着榆树皮馍馍，大嫂子说，奶奶怕是真不行了，我娘就把老衣给穿上了，就是裙子扣子没系住。我们那儿的风俗是老人死了要穿裙子，但不是现在的年轻人穿的那种裙子。

奶奶吃完那块榆树皮馍馍又活了三天，三天后再没吃的，就去世了。

当时我和我娘我奶奶睡在一盘炕上，奶奶睡在窗根离炕洞口近的地方，这儿炕热一些，娘睡在离炕洞口远的上半截炕上，我睡在奶奶和娘中间。睡到半夜里，娘把我推醒说，巧儿，奶奶没了。我娘又说，来，巧儿，咱们把奶奶抬到上炕上。奶奶那时干瘦干瘦的成了一把骨头，但我们没抬动。我没力气，我娘更没力气；我娘那时已经不能出门了，在家里走路要扶锅台，扶墙。我和娘在炕上跪着，从一边掀，把奶奶掀着滚了两下，滚到上炕上去了。

然后我和娘又睡下了。我娘没哭，我也没哭。那时候人死得多，看得也多，神经都麻木了，不知道哭，也不知道害怕。

天亮之后，我娘又说，巧儿，你出去叫个人去，不管谁家的，有大人了就叫来，就说奶奶没了，帮着抬埋一下。

黑石头是个很大的村子，人口稠得很，一、四、七的日子，左近二三十里的人都来这赶集。可是今年以来除去赶集的日子，街上根本就看不见人。很多人家的门上挂着锁子，没锁的人家也空荡荡的不见人。我到街上转了几家没锁门的人家，只有一家有人，是个姓毛的老奶奶在家里。我进了她家一间房一间房地找人，都是空空的。老奶奶看我乱窜，问我，巧儿，你做啥哩？我说毛奶奶，我奶奶没了，我娘叫我找个大人。毛奶奶说，巧儿，你奶走了吗？走了好，走了好。我看她洋混子着哩，就大声说，毛奶奶你家的人呢？毛奶奶说，死的死掉了，活的就剩个福祥娃拾地软儿去了。

我没找上人，回家告诉我娘，娘说，快上来，上炕暖和一下。我上了炕和我娘坐着。奶奶就在上炕上躺着。

时间快到中午了，我娘又说，巧儿，你再看一下去，毛奶奶家的福祥娃回来了没有。回来了就叫他找一下队长去，叫队上帮个忙。我下了炕正要走，突然听见院门被人拍得啪啪响。我心里一惊：这是谁知道奶奶没了！

娘说，快去开门！看谁来了！

我跑出去开门，原来是福堂哥来了。他是我奶奶娘家的侄孙子，二十来岁。他的脊背上还背着个背篓。我说福堂哥：你怎么来了？他说，我是来看看姑奶奶的。我说我奶奶没了，饿死的。福堂哥一听就跺脚：哎呀，我大怕姑奶奶没吃的，叫我送些吃的来。你看这还来晚了！

福堂哥进了房子，看奶奶停在炕上，我娘也在炕上坐着，就说，人已经没了，你们就这么坐着吗？也不找人抬埋？我娘说我出不去门了。我也说一早上就去找了，没找上人。福堂哥说他看看去。

福堂哥去街上转了一圈，也没找到人。他回来后说，我先回去，明天从碧玉叫几个人来。

第二天，奶奶的娘家来了几个人。奶奶的棺材是几年前我大就做好的，只是没有合卯，没刷漆。娘家人合了卯，白皮子棺材把奶奶抬出去埋了。埋在老坟旁的一条向阳的地埂子旁边，天冷，地冻上了，没法在祖坟里挖坑。

奶奶去世后，我和娘靠着福堂哥背来的东西将就着过日子。他的背篓里装了些晒干的萝卜叶子，萝卜叶子下面压着四五斤糜子，还有些烙熟的麻腐饼子。我娘身体弱得下不了炕，家里一切都靠我：我把糜子在石臼里捣碎，捣成面面再煮成汤，放上萝卜叶子或是苜蓿根磨下的渣渣，和我娘喝。福堂哥拿来的东西大部分叫我吃了，我娘光喝汤不吃麻腐饼子。我叫娘吃，娘说你吃吧，你多吃些干的，我喝些汤就成了。我已经动弹不成了，你再不能饿垮了，里里外外都靠你哩。其实那年我才十岁。

我奶奶很惨。奶奶去世的时候，她的几个儿子都没有了。我大大是死在引洮工地的，挖土方的时候崖塌下来砸死的。二大是右派，送到酒泉的一个农场劳改去了，农场来通知说已经死掉了。我大娘外出讨饭，听人说饿死在义岗川北边的路上了，叫人刮着吃了肉了。我大是奶奶去世前一个月从引洮工地回家来的，是挣出病以后马车捎回来的，到家时摇摇晃晃连路都走不稳了，一进家门就躺下了，几天就过世了。我大临死的那天不闭眼睛，跟我娘说，巧儿她娘，我走了，我的巧儿还没成人，我放心不下。咱家就这一个独苗苗了。

我大为啥说这样的话哩？我哥比我大死得还早。我哥是1959年春上从靖远大炼钢铁后回到家的。八九月谷子快熟的时候，他钻进地里捋谷穗吃。叫队长看见了，拿棒子打了一顿。打得头像南瓜那么大，耳朵里往外流脓流血，在炕上躺了十几天就死掉了。我哥那年整十八岁。还没成家。

那天，我娘对我大说，娃她大，你就放心，只要我得活，巧儿就得活。

我大和我娘的感情特别好。我娘人长得漂亮。我娘是襄南乡的人，是我大做生意时看下的，看见我娘长得漂亮，叫媒人去说亲。谁知我外爷不同意。我外爷家也是大户人家，但不封建，嫁姑娘要姑娘同意，我娘却不同意，嫌我大长得不俊。其实，我大长得不难看，就是皮肤黑，我娘看不上。可是我大就是看上我娘了，我大跟人说，非我娘不娶。后来他自己跑到我娘家里去说亲。旧社会哪有自己给自己说亲的，特别是在农村，那不成体统呀！可他把我娘感动了，我娘嫁给他了。

从哪里说我大和我娘感情好？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农村的家庭，谁见过男人给女人做饭的，尤其是光景好的人家！我大就给我娘做饭。我大和我娘结婚以后，我娘在黑石头侍奉我爷爷和奶奶，我大在碧玉关做生意，一两个月回家来住两三天；每次回到家里，我大就和面擀面做饭，不叫我娘动手。这是我娘自己给我说下的，解放前的事。我娘还说，就因为我大给她做饭，我奶奶还生气得很，说我大怕媳妇；我大就给我奶奶解释，我一年四季在外头，都是媳妇侍奉你，媳妇也辛苦嘛，我回家来了，做两顿饭她休息一下有啥不行的。解放后我大回家种地了，那就更是经常性地做饭了，因为我娘那时也下地劳动，收工回来就累得很了。我娘是娇小姐出身，从小没受过苦。

我再举个例子，我大去世后，我娘烧了七次纸，逢七就烧，七七四十九，烧了七次。现在看来烧七次纸没什么，家家都这样。可那是1959年的冬天呀，大量死人的时期呀，一般人家拉出去埋了，烧上一次纸就罢了，可我娘烧了七次。尤其是后来的两次，我娘走不动了，——那是奶奶死后的事了——娘是跪着挪到大门外，又挪到村外头，给我大烧纸的。

说起烧纸，我又想起一件事来。那是我奶奶去世后的两三天的一个晚上，那天又是我大去世后逢七烧纸的日子，不记得是四七还是五七，我娘说要给我大烧纸去。可她扶着墙走到大门口就再也走不动了，扑通跌倒了。还是我扶着她慢慢地走出巷道去的。我和娘烧完纸了，慢慢地走回来。那天我和娘进了院子关上大门，刚进房子，一个披头散发的人突然从院子里冲进了房子，拿个灰爪打我和我娘。我娘吓坏了，噢地叫了一声，往炕上爬。虽然天黑看不清这个人的面孔，但是我感觉出来她是谁了，就喊了一声：这不是扣儿娘吗！那人看我认出她来，扔了灰爪转身就走。我心想扣儿娘今儿是咋了，就跟出去了，一边走还一边问她：扣儿娘你打我咋哩？你打我娘咋哩？扣儿娘不说话，拉开门栓走出去了。我关上门回到房子，点上灯，看见娘的头钻在被窝里。我说娘，出来吧，扣儿娘走了。我娘掀掉被子看我，说我的头流血了。到现在我的前额上还有伤疤，在左边。我娘一边给我擦血，一边说我：你怎么这么大胆子，知道是扣儿娘还跟出去送她？我说咋了？我娘回答，她是想把我们娘母子打死，吃肉哩！我不信扣儿娘要吃我们，但我问我娘：庆祥说，扣儿娘把扣儿的弟弟吃了肉了，真事吗？娘长长地叹息一声没回答，半晌才说，门关好了吗？记住，以后不准你到扣儿家去。

过了十几天，福堂哥背来的菜叶子和粮食吃完了。家里一点儿能吃的东西都没有了，谷衣也吃光了，只好吃麦衣和荞皮。

连着两三年生产队不种荞麦了，嫌荞麦产量低，想吃荞皮也没有呀！我娘就把枕头里的陈荞皮倒出来吃。荞皮硬得很，吃起来很麻烦：拿火点着，烧焦烧酥了，叫我用石舀捣碎捣成面面。然后放在砂锅里倒上水煮，一边煮一边搅。那是草木灰呀，在水上漂着和水不融合呀。等搅得成了黑汤汤，大口喝下去。荞麦皮苦得很，就要大口喝，小口喝不下去。喝些荞麦皮灰然后一定要吃些地软儿什么的，否则就排泄不下来，肚子胀得要死。有一次，我趴在炕沿上，我娘拿筷子给我掏；痛得我杀猪一样叫，血把我娘的手都染红了。我哭着跟我娘说，娘，我再也不吃荞皮了，饿死也不吃了。我一哭，我娘也哭，娘说，我的娃，要死容易得很呀，我早就不想活了，可我死了，你也不得活呀。你不得活了，我咋给你大交待哩。

我好久没哭过了，我大去世的时候没哭，奶奶去世也没哭，但是这天为了吃不吃荞皮的事大哭了一场。原因是以前家里没了那么多人，我已经麻木了，也不害怕，因为我娘不管吃什么都多给我一点，我没有太挨过饿，没有想过自己会死，觉得有娘哩天大的事都能过去。而这几天吃下的荞皮差点把我胀死，我突然觉得死离我是这样的近，就像只隔着一张纸，一捅就破。而且我娘的痛哭使我觉察到了一个重要问题：我以为是保护人的我娘并不那么强大，相反很是软弱无力！巨大的恐惧揪紧了我的心：我才十一岁，还没长大，就要死去吗？就要像人们扔在山沟沟里的死娃娃一样叫狗扯狼啃去吗？这太可怕了！

娘，我们就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吗，真是要饿死了吗？哭了好久之后，我抽抽噎噎地说。我的心都在颤抖。

我娘这时已经不哭了，她目光呆滞滞地看着我。好久好久才说，巧儿，我的娃，你害怕死了吗？

我没回答我娘的问题，那一刹间，我感觉到我娘一眼看透我的灵魂了，看出我的恐惧了。不知是羞愧，还是害怕，我哑口无言。这时我娘又宽慰我说：

我的娃，你把心放宽，娘能把你养活了。

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我说，娘，那我们吃啥呢？

我的娃，你到街上看一下去，今天是集日，看一下赶集的人多不多？

到集市做啥呢，你要买啥吗？我对娘的话很不理解，不愿动弹。可娘催我：

去嘛我的娃，你去看一下去，村西的那块空地上有没有卖木头买木头的人？要是有一堆一堆的木头，有人买，你就把他叫到咱家来。你跟他说，咱家有木头，比集上的便宜。

我还是不理解娘说的话，我说，娘，咱哪有木头，你能变戏法变出木头来吗？

娘说，咱家怎么没木头？下前川的房子拆了不是木头吗？

我心里一惊，说，娘，咱住的这房是二大家的，二大没了，二娘跑到陕西去了。要是二娘回来要房子，咱家的房子又拆了，咱到哪里去住哩？

娃娃，顾不得那么多了。有再多的家业也是闲的，把肚子吃饱，是顶要紧的。

尽管是灾荒年间，集市上仍然有稀稀拉拉赶集人。我和庆祥吉祥还有扣儿去牛谷河边的草滩上拾地软儿，总是从集上过，总看见卖馍馍卖油饼卖粮食和麸皮的人。卖馍馍的人把馍馍装在怀里，遇到要买的人就从怀里掏出来馍馍叫人看一下，接着很快就又塞进怀里。等对方把钱交了，他才摸出馍馍交给对方。一个馍二元钱，一个油饼四元钱，一斤小米七元。

但这天我没在这儿停留，我直奔买卖木头的地方。这地方也比前几年萧条多了，卖木头买木头的人稀稀拉拉的，新木头很少，人们都是买卖旧木头旧椽子的。

我在集市上转来转去许久，才鼓起勇气走到一个要买椽子的大人跟前，仰着脸说，大大，你要买椽子吗？我家有椽子，你要不要？那买椽子的人侧着身看我，惊奇地睁大了眼睛：你家的椽子在哪里，一根卖多少钱？我说价钱你跟我娘说去。我娘病了，在炕上睡着呢。

黑石头村在牛谷河边上一片很缓的山坡上，集市把村子分成上前川和下前川。我把那人领到上前川叫他去见我娘。那人进了院子四下看，没发现椽子，进房后问我娘：你们家的椽子在哪里？

我娘说，我们先谈价钱，价钱谈好了，你拆房子，房子在下前川，椽子是上等的松木。那人说要先看椽子，我就又领着他到下前川我家的房子去了一趟。我家解放后定为地主成分，四合院的房子没收了三排，给我家留下了一排四间房。看完房子，那人又去见我娘说椽子是上等的，但拆房子是个累活，一根椽子比集市上的便宜五角钱卖不卖？我娘说卖。

那人拆了八根，一个毛驴驮走了。这天下午我就买了六个谷子面馍馍回到家里。我娘说这六个馍馍得一斤半面才能蒸出来。六个馍馍我和我娘吃了三天。我把馍馍揉碎，和我拾来的地软儿煮成糊糊，一天喝一顿。一顿我喝两碗，我娘喝一碗。

下一个集日又卖了十六根椽子……后来，椽子卖完了，我娘 把三根大梁子也卖了，一根梁卖十元钱。多粗多大的梁呀，比我穿着棉袄的身子还粗。最后，我娘把我家的一盘石磨也卖了。买磨的来了两个人，是我看着他们把磨盘卸下来，滚到大门口，一辆架子车拉走了。卖这盘磨的钱买了十个谷子面馍馍。这样我和我娘就凑合到腊月底了。

正是一年里最寒冷的时间，家里又没吃的了。我娘的身体更加衰弱了，干脆就下不了炕了，天天在炕上不是坐着就是睡着。我娘的脸干干的了，眼睛塌成两个洞洞，脸腮也陷成两个坑坑。肉皮像是一张白纸。贴在骨头上。娘下不了炕就得我添坑了。我用扣儿娘打过我的灰爪——一个木头棍棍，前头钉了一块横着的木条条——把麦衣和秋天我娘从山沟里扫来的树叶干草推进坑洞，一天两次。每过两天，还要把死灰扒出来一次。这是我娘能动弹时教会我的。我娘说，丫头，你要学会添坑，我死了没人给你添炕，把你冻死哩。我不爱听娘说这样的话，她一说我就不添炕了，我说我不学了，你死了我就跟你一搭死去。这时我娘就哄我,说,死丫头,你还歹上了。娘不死，娘要陪你过一辈子，可是你长大出嫁了还要我给你添坑吗？我说我不嫁人，我就跟你过一辈子。

并不会因为天气冷肚子就不饿了。不，天越冷肚子饿得越厉害，没办法，我跟着庆祥吉祥弟兄又去拾地软儿了。庆祥和吉祥是我三姨娘的娃娃。庆祥比我大两岁，吉祥比我小一岁。我娘跟我说，她嫁给我大不久，三姨娘也嫁到黑石头来了，给了钱永昌钱庄老板家的大少爷。三姨夫前两年因病去世了，三姨娘三个月前就死了。三姨娘生了三个儿子，大儿子几月前就跑到内蒙去了，两个小的现在大大家过日子。入冬后他们弟兄天天在沟里拾地软儿。他们的大大有个儿子在襄南公社粮管所工作，家里没死人。

冬天的地软儿特别不好拾。天旱，地软儿小得很，在草底下藏着不容易找到。但地软儿泡软了好吃，有营养，我和娘烧汤喝。

靠着拾地软儿过了半个月，我也饿得走不动了。正好这时供应救济粮了。

是生产队长王仓有到我家通知到大队背救济粮的。大队就在黑石头村里，我去背的，给我和娘四斤大米。

当时家里没有锅。头一年大炼钢铁，我家的锅呀铁壶呀，所有金属的东西都叫生产队搜走了，家里就剩下一个沙锅。也没有柴了。院子里只有一个不知啥时候挖下的树根，可我和我娘劈不开。我娘就把沙锅放在树根上，——由于有了大米，我娘精神大了，鼓起劲儿从房子里爬出来了——我娘叫我抱些麦草放在树根底下点着。我娘想把树根烧着，我们从两边吹气。树根上的树皮着了火，有了红火，后来麦草烧完了，红火又灭了。想煮米汤，水没烧开，米倒是泡软了，我们就喝了。

过了五六天，那几斤大米喝光了。这时候生产队的食堂又恢复了，一天叫社员打两次稀汤。我听人说，救济粮一人一天四两的标准。四两粮能做什么饭，就只能喝两顿稀汤。

就在我们喝稀汤过日子的一天，庆祥和吉祥到我家玩来了。我娘问他们：这几天不见你们两个人，你们到哪里去了？庆祥和吉祥抢着回答，我们到福利院去了。我娘问福利院是做啥的，庆祥说福利院是收娃娃的，那里能吃饱。我娘又问福利院在哪达哩？庆祥说，福利院就在襄南公社院子的隔壁，福利院一天吃两顿饭，早上吃一顿糜面馍馍，后晌一顿汤面，有时候是棋花块块，有时候是柳叶子片片，饭里还有不少洋芋疙瘩。顿顿都能吃饱。

我娘坐在炕上和三姨娘的娃娃说话，听说在福利院能吃饱饭，就又问：福利院能不能把巧儿也要下？

庆祥说，那不行呀姨娘。福利院要家里没人了的娃娃。

庆祥和吉祥说完就走了。他们是从襄南来看一下黑石头的大大的，还要赶回福利院吃晚饭，二十里路呢。

我娘和庆祥兄弟说话的时候在炕上坐着，那兄弟走后，我娘就躺下了。她的一只手搭在脑门上，长时间闭着眼睛。我当成娘坐的时间长了，乏了，要缓一下，提上树皮桶桶拾地软儿去了。可是这天后晌回来，我从食堂打来的汤我娘一口也没喝。第二天上午也没喝汤，还是静静地躺着。

娘的情况把我吓坏了。我以为娘不行了——我大我哥和我奶奶临走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一句话不说，睡着睡着就没气了。我想，娘要是走了，我可怎么办呀，天不就塌下来了吗！这天我没出去，我把头一天拾下的地软儿泡软，洗净。晚上的面汤打来之后把地软儿放进去煮了煮，稠乎乎地给娘舀了一碗，端过去：

娘，起来喝些汤。

娘没说话，只是把睡在枕头上的头轻轻地摇了摇。

我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而且是大声地嚎。

像是我的哭声把娘惊了一下，我娘一下子就坐起来，比平常坐起来的速度快得多。娘惊愕地瞪着我：

你哭啥呢？

我还是哭：你怎么不喝汤呀……我当成你不行了……

我娘嘴咧了一下，她是想笑，但她干巴巴薄得没肉的嘴唇没笑出来，嗔怪地说，死女子，你怎么胡说哩。我不是好好的吗，怎么不行了？

我说，那你为啥不喝汤？

死女子！娘这两天不觉得饿，就不想喝呗。

我说，可我当成你要死了……

死女子！我能死吗？我死了谁管你去！谁给你做衣裳哩！拿来拿来，把我的碗端来，我叫你看看我能喝不能喝，我是死哩还是活哩！

这天晚饭，娘喝了两碗稠糊糊。而且第二天早饭端来食堂的稀汤之后，她也比往常多喝了半碗。

我娘不光是能吃了，还能干活了。这天喝完早上的一顿汤，我去掐苜蓿了。黄昏回到家的时候，家里的情况把我吓了一跳。我娘在炕上忙碌着：不知道她从哪里翻出来一捆羊毛，扯着，撕着，把炕都堆满了，连空中都飘着毛絮。我说她，娘你不缓着，撕羊毛做啥呢？娘说，我给你做条棉裤。

娘能坐起来做活了，我心里多高兴，这说明她的身体比前一段时间好了，但我怕娘累着，就说她：我的棉裤是去年拆洗过的，添了新棉花，暖和着哩，你就不要再做新的了。你睡着缓着。我说的实话，我们村子的娃娃们冬天都穿的破棉袄，还是空心穿棉袄，下身只穿单裤单鞋。更有甚者，十几岁的男娃女娃连单裤都没有，冬天冷得出不了门，在炕上蹴着。而我娘两年就要给我做一身新棉衣和新鸡窝，第二年穿时衣裳旧了，就做一件新褂子套上，过年总要穿新的。这两年我大上引洮工地，我娘也时不时地被队长派出去劳动，大战华家岭，拓宽华双公路，没时间也没钱给我做新棉衣。不过旧棉衣拆洗过了，裤腿也加长了，穿着挺暖和。在沟里洼里拾地软儿，剜野菜，我没觉过冷。但我娘不听我的话，用嘲笑的口气说，你潮着哩！衣裳穿不破吗？

我说，破了再说破了的，明年再做嘛。

可是娘不听我的话，喝完汤之后在煤油灯下还撕扯了一阵子羊毛。她把一疙瘩一疙瘩的羊毛撕开，扯虚，把里边的尘土抖干净，扯成一片一片的堆在炕上。全部羊毛撕扯完了，才睡觉。

后来的几天里，娘的身体和精神越来越好，她把箱子里的碎布找出来，又把她年轻时穿过还有八成新的衣裳翻出来拆了，量呀裁呀絮羊毛呀，给我做了一条厚厚的棉裤。棉裤做成的那一天傍晚娘叫我换衣裳，把旧的脱了，把新的穿上。我换了，把新裤穿上了，但是娘絮的羊毛太厚了，我的两条腿变成两个棉花包子了，上炕下炕弯一下腿都很吃力。我很不高兴，说她：你把裤子做这么厚，我以后怎么跳房房掐苜蓿？腿都弯不下嘛！

娘笑了一下说，你潮着里，厚了不是热吗？

这也太长了呀！你看，裤腰都提到腔子上了，脚还没出来！我怎么穿？怎么走路呢？

娘又笑一下说，你不长吗？长大就不长了。

我嫌新棉裤大，没穿，转天早晨又穿上旧棉裤提上树皮桶桶掐苜蓿去了。

其实，再穿不了几天棉裤了；已经是农历二月了，春天已经悄悄地到来了黑石头。虽然，我们通渭类似高寒阴湿山区，但是春天毕竟来了，阴山洼洼的残雪还斑斑点点闪着蓝莹莹的白光，阳坡上的青草芽芽已经冒出地皮来了，山坡上的冬麦地也开始由黄转绿。从上前川背后的山岭上往远处看，一层又一层的山头就像升起了一层淡淡的绿雾。空气也像是比冬天的干净鲜亮，吸到嘴里舒服得很，有一股青草芽儿的气息。

苜蓿地就在黑石头村背后的山坡上。苜蓿长得真快呀，前几天来掐苜蓿，还要把地面上的土疙瘩刨开才能掐到黄芽儿，现在就不刨土了，因为苜蓿芽芽已经把地皮拱翻了，长出来半寸长了，圆圆的叶片由黄色变成嫩绿。

掐苜蓿的人多得很，在我爬到最高的一块苜蓿地的路上，我看见所有的苜蓿地里都有人，长得好的地里有十几个人。经过严寒和饥饿，吃了一冬荞皮和谷衣的人们看见了苜蓿，就像春天赶到绿草地上抢青的羊群，抢着掐嫩芽芽。有的人掐下苜蓿就往嘴里塞，嚼得牙都绿了。

可是，我再也看不见庆祥和吉祥了，也看不见扣儿了。吉祥和庆祥去福利院了，扣儿早就殁了。

扣儿殁得太惨了。

那还是我和我娘拆房子卖椽子的时候，庆祥和吉祥到家里来找我，说是拾地软儿去。那些天我们几乎天天拾地软儿，还叫着扣儿。所以那天我们路过扣儿家的大门，庆祥和吉祥又跑进去叫扣儿了。

我没进去，自从扣儿娘拿灰爪打了我和我娘以后，我再也没进过她家的院子。我害怕扣儿娘。扣儿娘的眼睛红红的，水汪汪的发着亮光。人们都说，吃过人肉的就是那个样子。人们还都说，扣儿兄妹五个人，两个哥哥跟他爸讨饭去了，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死了，白天扔到山沟里了，晚上她娘又抱回家，煮着吃了。

扣儿，扣儿！庆祥喊着跑进扣儿家院子，我从大门口看见他往人住的正房跑去了。像是扣儿不在那间房里，庆祥又出来了，往院旮旯走去了，我看不见了。他弟弟在院子中间站着。但是突然之间庆祥飞一般地跑到院中间来了，拉了一把吉祥说了声走！吉祥差点摔倒，趔趄了几步跟着庆祥跑出大门来了。庆祥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眼睛睁得大大的，脸白得像是抹了石灰。我问咋了，他不回答，只喊跑，快跑！

我莫名其妙地恐惧起来，也跟着跑。一直跑得喘不上气了，跑到人多的集市上，庆祥才停住脚步。我们都站着喘气，然后庆祥才说了他为什么疯跑！他说他进了正房没找到扣儿，出门一看灶房的门缝往外冒热气，他就又往灶房找去了。一推开门，扣儿娘正烧火哩，听见门响，转过脸来问他做啥？他说找扣儿拾地软儿去。扣儿娘说扣儿去舅舅家了。他有点不信，昨天还一起拾地软儿的，便问了一声扣儿啥时间走的？扣儿娘说今早走的。他又问跟谁走的？扣儿娘说，你问这么详细咋哩？庆祥说，他刚进灶房就闻到一股怪味道，那味道是灶上的锅里冒出来的，锅里咕嘟嘟响。那气味香得很。但是说着话，他突然看见扣儿的毛辫子搭在水缸盖上。他以为扣儿藏在水缸后边了，故意叫她妈说谎话骗他哩，就又喊了一声扣儿并且走过去看，但令他惊愕是水缸后边空空的，就是扣儿的辫子长拖拖地放在水缸盖上。他立即吓出了一身冷汗，腿都软了。后来扣儿娘又扭过脸问他：你站着咋哩？他看见扣儿娘被灶火照得红赤赤的眼睛，吓得他转身就往外跑。

这天我掐了满满一桶桶苜蓿。往常拾地软儿，几个人光顾玩了，今天就我一个人，掐苜蓿掐得快。

我每天回家一推开大门就喊一声娘。每当这个时候，娘总是答应一声：

哎，我的娃，你回来了吗？

我回来了，我回答。有时候我娘还要说，把桶桶拿过来我看看，我的娃拾了多少地软儿。当我叫她看的时候，她拨弄着地软儿总要夸我几句，说拾了这么多地软儿呀，我的娃长大了呀，有本事了呀。无论我拾的地软儿多与少，她都这样说。

这天因为掐苜蓿掐得多，我有意要给娘炫耀一下，所以使劲儿推开大门，大喊了一声娘，娘却没有应声。

哎，娘怎么没声音呢，是这几天做裤子累了，这阵儿睡着了？这么想着，我就又大声喊道：

娘，我回来了！

娘还是没有应声。

我心里察觉到有点不对头，噔噔噔几步就进了房子。

娘，你做啥呢？

进了房子，我又问了一声，因为我看见娘跪在窗前的炕上，像是在从窗棂上往外看什么。几个月了，娘总是佝偻着脊背坐在炕上，手搭在盖着双腿的被子上，有气无力的样子。而她现在的姿式却很精神——她的身板挺得直直的，就像个很健康的人一样。

但是，我的心突然猛地一跳，胸腔里像是有个什么东西突然掉下去了，掉进无底的深渊里去了。

我看见了一样东西——一条布带带挂在窗棂上，布带带的两端系在一起。娘的脖子搭在这条布带带上。

娘！我急促地喊了一声，往前扑过去。我的膝盖在炕沿上碰了一下，但我没感到痛；我跪着爬了两步，抱住了娘的腰。我用力往上一举，娘的头就从布带带里退出来了。娘的身体轻得像一包棉花，一团羊毛，我都能抱起来嘛！

娘没死，我绝对相信娘没死。当我把娘抱下来的时候，娘的脸色还像她平常一样，非常平静。娘的头在布条里套着的时候，她的膝盖还在炕上跪着。只不过她的身体比平常伸得直一些，脖子也抻得长长的；娘在没挨饿的年月里就是这样挺着身板走路，抻着脖子站立，她的脖子平常就显得光滑并且很长。

人们都说，上吊死去的人吐着舌头，面孔非常可怕，因为是憋死的，死前无意识的挣扎是很剧烈的。大人们吓唬小孩的时候都扮出吊死鬼的样子：吐舌头，睁圆眼睛。可娘的眼睛闭着，嘴也闭着，娘的舌头并没有吐出来，脸上的表情很是安详。

我把娘放在炕上，喊娘！娘！我一连声地喊娘，并且摇她的身体。但她一声也不答应，也不睁眼，也不动弹。后来，还是大嫂子经过门前，听见我的喊声走进来看了看，骂我：

瓜子！三妈走了，你还叫唤啥哩！

我放声大哭起来。娘真是走了！我想给我娘换一换衣裳，但是她的腿已经僵硬了，弯曲着——还是跪着的那个姿态，怎么也拉不直。娘真的走了！娘的身体太弱了，跪着吊上之后，连本能的挣扎一下的力量都没有，就咽气了。这天晚上，大嫂子叫我到她家去睡，我没去，我说我要给我娘守灵，我一个人在娘的身旁坐了一夜。天亮之后，大嫂子把生产队长王仓有叫来了。王仓有和大嫂子用席子卷住我娘抬出去埋掉了。他们把我娘埋在我大的坟旁边。我听见王仓有说，孽障，这一家人大人没了，娃娃也没了，绝后了。过了一天，王仓有把我领到襄南公社的福利院去了。

在福利院能吃饱。

1968年我回了一趟黑石头。那时我已经到五大坪农场当农工一年多了，一个月挣二十五块钱。我存下了一些钱，我把钱寄给我奶奶娘家的福堂哥，并且写了一封信给福堂哥。我说我存下了五十元钱，你操心着打三口棺材，我要把我奶奶、我大和我娘的坟迁一下，迁到祖坟里去。我家没儿子了，就我一个女子了，我要给我大我娘尽孝心哩。福堂哥把棺材打好后给我回了一封信，我就请假回黑石头去了。是我自己把我大我娘的骨头收敛起来装进棺材的。帮助迁坟的富堂哥说他来干，女娃子不能收骨头。我非要自己收不可，我说我们家没有男娃子，但是有后人，我就是后人！

那一次回家，我见到扣儿娘了，扣儿娘避开了，没和我说话。

扣儿娘现在九十岁了。

姐姐

我的老家是通渭县第三铺乡的槐树湾村。

我大是1959年旧历七月从洮河跑回来的。没别的原因，就是想家。那时候洮河工地的民工都吃不饱肚子了，他想，一大家人呢，家里人吃啥呢？怎么过日子呢？

我大弟兄四个，解放前就分家了。我大是老大，家里情况最好——1958年吃食堂时队上叫往食堂交粮，我娘在我家后院的菜园里埋了一缸莜麦——我们一家人凑合到这时还没饿死人。家里有娘、大姐二姐妹子和我。这时我大姐二姐出去要饭不在家。我还有个奶奶和四爸在一起过，四爸这年三月跑到新疆去了，在沙湾县，家里有四妈。三爸在一个小学当过老师，1957年定了右派下放回家种地呢，年初就没了。爷爷是这年八九月去世的。记得有一天我奶奶打发我去万家岔叫我小姑姑，有八九里路，说爷爷快不行了，叫你回去。姑姑当天没动身，抓紧时间在磨子上推了些谷衣，放下叫娃娃们吃，第二天早上我们一起往家奔。等我们进村时听人说爷爷没了，姑姑坐在村口大哭一场。

我大回到家的时候，那一缸莜麦已经吃完了。生产队夏粮收完了，但没分粮食，食堂也没留，悉数拉走交公粮交征购粮了。我大就抓紧时间在房后的我家菜园里种了点文艾和苦荞。

由于种得太迟，下雪天荞麦还开花呢，只长了不多的一点点颗颗。收荞，我大还不在家里，县上大战华家岭，我大又被派到华家岭挖鱼鳞坑修梯田去了。我奶和我娘把荞拔了，刚收拾完，县上搜粮队来了。进来了十几个人，只有一个认识的，是我们大队的队长，碧玉公社碧玉大队的人。那时候不叫本地人当队长，怕你营私呢，怕你瞒产私分呢。那人叫吕连连，过去在我们村狗儿家扛过活，这时候是脱产干部。他领着十几个县上和其他公社抽调的人组成的搜粮队在我们村挨家逐户地搜粮呢。1958年大跃进，1959年持续更大的大跃进，吹牛皮吹得更大，征购粮任务比1958年还重，全县的征购任务没完成，从家家户户搜陈粮交征购呢。他们拿的矛子、斧头、铲子满墙扎，地上打，听音，房子、院子里想到哪儿就挖哪儿，挖了三天三夜。我家是个老庄，住了几代人了，有前院、后院、正院，都挖遍了，到处挖下的坑，堆下的土。把房子里的空面柜挪开挖下了坑，把炕砸了，炕里头也挖了。四爸跑新疆时还埋下着二百斤粮食在庄后的菜地里，地上种上了韭菜。那粮是给我爷我奶留的，说实在没吃的了再挖出来吃，救命粮，叫他们挖出来了。我家刚收拾好的荞麦连缸都挖走了。荞麦放在洋芋窖里，洋芋窖里是空的，我娘在窖底上挖的坑埋下的，挖走了。

这三天搜查队在我家挖，在我家吃，他们撤走时粮没了，文艾菜也叫他们吃光了。

搜查队走后十几天，我大从华家岭回来了，是马车拉回来的，走不动了。我大回来时我娘和二爸家的大哥不在家。家里有个油坊，在庄外的麦场上，分家时给我大和二爸两家了。这时家里没柴烧，我娘和二爸家的大哥拆着烧火了，队里说那油坊已经入社了，是集体的财产，把我娘和二爸家的大哥拉到公社批斗去了。那是快天黑的时候，听见有人敲门，我当是娘回来了，出去开门，却是我大回来了。我大饿得变相了，不像我大了，走路都走不稳。

第二天我娘和大哥才回来。

又到第二天，两个姐姐要饭回来了。这天晚上我娘烧了一锅榆树皮汤全家喝，喝完，睡下了。两个月没见我大了，这夜我睡在我大的怀里。天蒙蒙亮，我大怀里湿溜溜的，像是出了一身汗——实际我大失禁了，我傻着呢，辨不过来——我冷得不行，我就喊娘：我大身上出水了！娘叫我喊大，我喊大，大不喘。大姐喊大，也喊不喘。我娘骂我：赶快起来！我娘也起来叫我奶去了。我奶住四爸家里，听说我大叫不喘了，一进门就在院子跪下了，把头在地上磕得咚咚响，呼天抢地地哭：我这辈子做啥孽了，我的儿子一个跟一个地不行了！

我二爸和大哥把我家的面柜的腿腿锯掉了，把隔板打掉了，把我大放里面，叫了两个人帮忙抬出去了。旧历十一月的天气地上冻了，挖不动坟坑，只好放在庄后的一孔窑里。这是放添炕的用的土窑。门口立了些树枝堵住。

我大去世后烧了七天纸。那几天我大姐姐就说，烧过七天纸领着我要饭去。在家里吃树皮吃谷衣非饿死不可。我娘不同意，说这都快到腊月了，出去冻死呢。我奶说我娘，你叫他去吧，你就这一个独苗苗了，蹲在家里饿死呢！我娘不拦了。

头一天要出门，怕公社干部挡住，娘说明天走吧，早些走。第二天天还黑着就起来要走，天上下起雪花来了。娘说，下雪了，冰天雪地的，衣裳下湿了咋办呢？等雪停了吧。还是我奶办事果断，说我娘：你不要拦了，赶快叫走！走得晚就赶不到要饭的地方了。

我娘不反对了，默默地把她准备好的两碗谷衣炒面叫我大姐背上。谷衣炒面就是在辗子上辗下来的谷子皮，谷壳壳。炒熟，磨细，能煮汤，也能干吃。

从第三铺槐树湾天不亮走起，路过宁家湾和万家岔，到万家岔时天亮了。这时候又刮风又下大雪，身上刮透了，脚上的鞋湿透了——因为沾在脚上的雪化了。雪花飘飘，寒风割脸，确实冻得受不了，但两个姐姐催着我快走。她们说还没出第三铺公社呢，遇上公社干部非挡回去不可。公社有规定，社员不许外出逃荒，那给社会主义丢脸，给公社干部丢脸。

又走到温泉、西川，没进通渭县城，后晌上了北山。北山上白雪茫茫，除了黑楚楚光秃秃的在北风里日日响的树棵子，山梁融化在茫茫的白雪里。大雪旋裹的雪柱子在空中旋着转着。天黑了下来。我们走一步脚下就咕吱吱响一声。我害怕得很，怕狼，怕夜里冻死，可我姐说前边有个村子，我们今天缓在那里。我跟着走，进了山梁东坡洼洼的一个村子，两个姐姐领着我找住处。央求几家都不叫住，后来找到一个老大妈家，老大妈把我们收留下住了一夜，她说她家的娃娃也要饭去了。老大妈家还有两个小娃。大妈小个子瘦得很，和我娘一样瘦，风能刮倒的样子。炕烧得很热，几个人挤着睡了一夜。这天走了一整天没吃东西，我口干，吃不下去。姐姐也没吃，她是给我留着不敢吃，怕头两天要不上吃的饿着我。大妈给我们烧着喝了点开水，把我们的鞋放在炕角上烘干。

天亮后继续走，走在去义岗川的山梁上听见前边有马车的声音。当时我已经走不动，大姐说赶快走赶马车去！到车上坐一下。追了一截，马车下山了，走弯来弯去的车路，我们走截路从坡上溜了下去，追上了。我姐央求赶车人：把我兄弟带一下，兄弟走不动了。赶马车的不叫坐。这人三十岁左右，戴顶皮帽子，穿皮袄，烂布鞋，坐在车辕上。我姐嘴里央求带一下，一边说，一边把我抱上了车。坐上后赶车的再没说啥，两个姐姐也爬上车来。一直坐到义岗川，马车进了一家大车店停下，我们下来。赶车的进了一间房子，我大姐进了另一间房子，要点水出来叫我喝。把碗还回去时央求那房里的一个女人，女人叫我们进去了，上炕，和这女人睡在一盘炕上。

第二天早上我姐一定要我吃几口谷衣炒面，说再不吃就饿垮呢！两个姐姐都吃了，我还是没吃，吃不下去。谷衣太干，在家煮汤能喝下去，干吃我真吃不下去，扎嗓子，苦。再上路我就走不动了，饿得洋混子了，脑子木呆呆的脚抬不起来了，不会走路了。两个姐姐拉着我走，上山的时候从后边推着我，轮换着推。这一天又走了四五十里路，——三天总共走了一百五十里路——傍晚时走到一个名叫沙家湾的地方。大姐说前头有个独庄子，上次她和二姐来这儿要饭吃饱过肚子。

我大姐二姐要过一次饭了，她们认路，也认识大多数地方叫得上名字。大姐十七岁，二姐十五岁，我十岁。大姐已经说好婆家，原定1959年正月婆家娶亲的，1958年生活紧张了，婆家来人说缓一缓，过了这一段艰苦时期再结婚。大姐比二姐长得俊，瘦高条，二姐长得矮，胖，那时也不胖了。

听两个姐说能要上吃的，我就鼓劲儿走。一会儿走到那个独庄儿，却是没一个人——庄子在，人搬走了，空空个儿。我们三个人一下子泄气了，扑腾坐在地上了。

坐了一会儿，大姐说，缓一下咱还走，没人怎么办！我已经站不起来了，是我大姐拉我起来的，拉着往前走。走到沟底里，有十几户人家，我们就去要饭。这是离开家三天来我们第一次要饭；前两天没要饭，光赶路了，到了村子就是找地方过夜。这都是我大姐决定的，她要过一次饭有经验，知道在通渭县境内要不上饭。到这个村庄，我姐说能要饭了，我们就开始要饭了，但是连着要了几户人家，都没要上：家里的大人开会去了，娃娃们在家。我姐说，谁家也没干粮，吃饭的时候再要吧。我们就在街上坐着等大人。天快黑时大人们回来了，各家的烟筒冒烟了，我们开始要饭。我没要过饭，不敢要，大姐领着我要；二姐分开了，她自己去要。头一家要饭，我姐站在门口喊，大奶奶，给上些吃的。喊了几声没人出来，也没人答应。我拉姐的手叫我姐快走。我那时还羞得很，要饭是丢人的事；我还害怕得很，我也不知怕什么，反正心里恐惧得很。我姐不走，连续喊大奶奶给上一些吃的。终于，一个老婆婆出现了，花白的头发，瘦瘦的黄黄的脸。她走到大门跟前说，我家也没吃的，连汤也喝不上了。我姐央求说，大奶奶，给上一口嘛。我家里没吃的，出来三天了，一口汤都没喝上，我弟弟快饿倒了，走不动路了。把汤给上些。老婆婆不说话了，转身进了房子。我想，人家不给嘛，走嘛，但这时老婆婆又出来了，拿着舀饭的铁勺走到我们跟前说，实在是没吃的，把这口汤喝上吧。我姐忙把她的提笼儿里的一只黑碗伸出去，接住老婆婆铁勺里的汤，嘴里说，谢谢大奶奶。老婆婆还站着，我姐就把碗给我了：

拴拴，快喝，趁热喝。

这是糜面汤，还有一块煮烂了的指头蛋蛋大的洋芋块块。我一口喝完了汤，第二口又喝掉了洋芋块块。

又连续要了三家，连口汤都没给。我失望得很，不想要了，但姐姐拉着我往前走，接着要了两家，又都给了些糜面汤。姐姐都叫我喝了。又有一家人给了两个生洋芋，放在姐提的笼儿里。这时我们已经穿过这个村子了，到村口了。

二姐怎么要饭的，我不知道。我和大姐跟二姐分手的时候说好的，要罢了饭在村口见面。我和大姐在村口等呀等呀，天黑黑的了，没等着二姐。我们又进了村子找二姐，没找见。问了几家人，有人说看见了，从那个方向走了，我们顺着人说的方向找了几遍，还是没找见。后来找到这个村的马号旁边了，大姐说，二姐可能蹴在马号里了，进马号问问吧。马号的院子里有个小房，灯亮着，有个老汉。大姐问他有个要饭的丫头来马号没有？老汉说没有，没看见个要饭的丫头。说着话老汉知道了我们是姐弟三个人出来要饭的，老汉说我姐：你兄弟这么小，天这么冷，你领出来要馍馍，饿成这个样子了，你的胆子这么大呀!把兄弟饿死怎么办！他数落了几句我姐，又说，别找了，你妹子可能在谁家蹴下了，你把兄弟领进来，就在这达蹴下。我和姐正发愁这天夜里没处睡觉，就在马号里蹴下了。炕热得很。

饲养员老汉善良得很，他说，可不敢在村里乱跑。队长开会时说了，上边有指示，外流人口不叫收留，看见了要报告，送到收容站去。

第二天早上，老汉忙着喂牲口，我姐把洋芋塞进炕洞里烧熟了，叫我吃，她吃了一把谷衣炒面，喝了口凉水。从家里带出来的谷衣就吃完了。

吃完洋芋离开了马号，这时还不到饭时候，大姐说找二姐去。我们在村子里找了一圈还是没找见，大姐失望了，说二姐可能离开这个村子了，咱往前走吧。

这天中午要饭的村子我没记下，但是却在村子里遇见了二姐。

大姐为二姐担了一夜心，怕她出啥事了，或者叫坏人欺辱了，或者冻死了。如今在路上碰见，她一腔子的怨气都发泄出来了。我大姐的名字叫芬儿，二姐叫芳儿，大姐厉声喝道：

芳儿，你昨晚哪去啦！

我二姐没说话，大姐就骂开了：

你个混账，给你说下的要罢饭在路口上等着，谁先到谁等着，你做啥不等！你说，你做啥不等！你把人能急死嘛！你知道不知道我们找了半夜！

二姐当时解释一下就好了，可她没解释，就那么站着，看着大姐，看着我。大姐接着骂：

你哑了吗？你说呀！你为啥不说话！分手的时候说下的谁先到谁等着，你为啥不等！你混账东西！你家去，你自己要馍去！你不要跟我们在一搭，你叫人把心操死哩！

大概是大姐太凶了，二姐受不了啦，一句话没说转身就走了，噔噔噔地往村外走去！

我看二姐走了，心里害怕，说大姐：

姐，你再不要骂了，二姐着气了。

大姐说：

着气了？她还着气？我的气还没出来哩，她就着气了！走去，叫她走去！我看她上天去！

当然，二姐是上不了天，但二姐转身噔噔噔走了之后，我们再也没看见她。以后的两天里大姐也很后悔，她猜测，二姐那天夜里可能没找到住处，可能在哪个麦草堆里睡了一夜，也心里窝囊着呢。她一顿骂，不许二姐还嘴，二姐可能真正生气了，赌气走掉了。于是大姐领着我一边要饭，一边找二姐。大姐估计，二姐可能还会走夏秋之际她们要饭走过的那些村庄，便领着我也到那些村庄去要饭，找二姐，但始终也没见着二姐打听着二姐的下落。

在沙家湾要了几天饭，大姐就领我到了青天堡。青天堡是回民集中的地方，头天到那儿，饭能要上，但晚上睡觉没地方去，找了多少人家，都不叫我们住。怎么央求也没人要，都说政策紧得很，不敢收留。那天找住处到深夜了，我们到了一个人家，有一个老奶奶，我们就央求叫我们缓一晚上暖和一下。那老奶奶说你们出去，到外头找住处去。我姐说太晚了，叫我们好歹过上一夜，在地下蹲着都行。那老奶奶说不成，你们不能在这达蹴着。不是我不叫你们缓着，你们可可怜怜的也孽障得很。我把你们留下，后人来了肯定不行，把你们撵出去哩！我和姐不走，就在房里的地下蹲着，我姐说，这时间了，我们确实没处去了，你家后人来了再说吧。老奶奶的后人来了，干脆不叫蹲，开了门撵我们，还把我姐踢了一脚。吓得我和姐赶紧跑了出来。就这他还追了出来，叫我们离开村子。我和我姐不愿走，人生地不熟，又是深更半夜，我们能往哪去！但是老奶奶的儿子跟上来了，一连声地喝走，走，走！他把我们赶过了一道沟，翻了一道梁。这时候他蹲下了，说你们愿往哪走就往哪走，不要回来！啊呀，那个年轻人，我没见过那么坏的人！没办法，他在那儿拦着，我们进不了村，只能摸黑往前走。没月亮，那几天夜里没月亮，黑得很。深一脚浅一脚，一会儿像是有路，一会儿又没路了，遇到了塄坎，原来是走到野地里去了。我当时心里恐惧死了，心想，今晚上没命了，不是狼吃掉就是冻死。我的眼睛里都含着眼泪了。还是我姐有本事，她就像是有夜眼，拉着我走了一程进了另一个村庄，而且立即我们就闻到了新鲜的马粪味道——我们走到这个村的马号跟前来了！

按说，马号是最理想的住处，但我们不敢进去。那个村的回回把我们撵出来了，这个村的回回能收留我们吗？

我和姐想找一找，看这儿的麦场在那里，我们想找个草垛钻进去。就在我们转身离开马号的时候，突然发现了一间草窑——用土坯旋的房子，房顶上没有椽子，里边堆着铡好了的麦草。在这寒冷的腊月，又是无处栖身的关头，一个草窑当然是可以勉强栖身的了。我和姐立即钻了进去，并很快地在一堆铡碎的麦草里安顿下来。但是，毕竟这是腊月的数九寒天，没有门的草窑，西北风直接就灌进来，加之我们冻僵的身体本身就没有多少热量，我和姐睡下很久，姐搂着我我也睡不着觉。姐也睡不着，我们抖得索索的。

就在这时候，响起了咚咚的脚步声，一个人走进来了，在我们头顶蹲下了，把一个啥东西放在地上。我当时怕极了，以为是那个撵我们出来的年轻人还在跟踪我们，要加害我们，要掐死我和我姐。或者是在我们走进这个村的时候，有个坏人跟上了我们，要把我和姐怎么的……还在家的时候就时不时听见这样的传闻：某某某在外头要饭叫人打死了，谁谁谁叫人刮着吃了肉了！可是没想到的是那个人伸开了手划了一下草，他的手碰到了我的头，竟然惊得呀地叫起来，噔噔噔退了几步跑出去了。过了一会儿，窑外边出现了一盏马灯的亮光，两个人说着话走进来了。看见了我和姐，其中一个人说：

啊呀呀，你们是做啥的，咋睡在这里？把我吓死了！原来他是饲养员，拿着背斗进来揽草的，给牲口上料呢！他们把我们领到饲养员住的房子去了，叫我们在炕上睡，把身体暖和过来了。我和姐都睡着了。

转天，我们往关川一带走。青天堡的回回生活也差，也吃谷衣，吃荞皮，我们就往关川走。关川一带生活稍好一点，能要上一点洋芋汤和糜谷汤，也有的给些酸菜，吃不饱但饿不死，能把命吊住。

我们没进会宁城，姐知道城里有收容站，抓住要饭的就往回送。我们是翻山过乡到关川的。关川是会宁县的西川，是以一条河出名的，那条河叫关川河，它随后流进祖厉河，再往北流，流进黄河。一天，我们在一个村里要饭，遇到的一个人说，走，我给你们找一个吃饭的地方去。那人像是个村干部，把我们领到河畔公社的收容所去了。那是个临时的收容所，不是公安局办的，看来就是专门收容要饭人的，因为它是在一个私人的院子里，有二十几个要饭的，大部分是大人，就几个娃娃，还都比我大。进了收容所我和我姐很害怕，怕他们把我们遣送回通渭去，那就得饿死。可是他们没遣送，给了些谷米面煮的汤喝，就把我们领上了一片塬地，给我们一人一个背斗，叫我们到压沙地背沙子。背沙子要从山沟沟里背，走的路长。背了几趟，累得很。在一个转弯的地方，我姐前后看看没人，就撂下背斗拉着我跑。

我姐一边拉着我跑一边往后看，专往僻背的山沟沟里钻，怕有人追上来。跑了一阵之后藏在一条坡地的地埂下边，上气不接下气地喘。缓了一会儿，看没人追上来，这才慢慢站起来往前走。这时候我们也没目标了，也不知道走到那里了，看见村庄就进去，要着吃。我们这样乱跑就是为了躲开河畔的收容站。这样走了两天，我们走到了白草塬。白草塬的情况比通渭好一些，但和关川差不多，人们也挨饿着呢，要饭时有的给有的不给，天天能吃上一点儿，但总是吃不饱。不过我的腿比在第三铺槐树湾时有劲了，有时一天走几十里不觉得太累。

我记得离开家的那些日子——有一个多月——就吃饱了几次。

一次是走到刘寨遇到了一家人，只有老两口——四十几岁快五十岁的样子吧。我和姐进了他家院里要饭，老两口把我们叫进窑里，端出来几个糜面馍馍叫我们吃。那馍馍一个就有碗那么大——半斤重。我已经一年没吃过饱饭和馍馍了，馍馍一端上来放在炕桌上，我的心里就说不出的兴奋！老两口说吃吧，你们往饱吃。我伸手去拿馍馍，这时我的心跳得咚咚的，慌得很，也激动得很，嘴里气都喘不匀了，气短得不够用了！要晕过去的感觉！我的手抖得我想控制一下——不要抖——可是控制不住。我把馍馍拿过来吃了一口，那馍馍那个甜呀，像是嘴里含着冰糖！那个香呀，香得没法形容，比吃肉还香！一会儿我就把两个吃下去了。这时候我姐姐也吃完了两个，正伸手拿第三个，我也去拿第三个，但这时坐在板凳上的老汉说话了：你们饿了的人，一下子不敢多吃，吃多了胀呢。

这要是在家里我大我娘说，我是不听的，——心里饿呢——可这是吃人家给的馍馍，尽管想吃，但还是忍住了，没再吃。我姐也把抓起来的馍馍放下了。这时老奶奶又端上开水来说喝些水，渴了吧。我和姐一人喝了两碗水。

喝完了水，老两口说，你们姐弟今天就在这达缓下，我们家里再没人，炕大着呢。

我感动得心里热乎乎的：自从离家要饭以来，这是第一次别人先说出来叫我和姐住下的话。我心里觉得幸福极了，也感动极了，没法形容的感动。我的眼睛里含满了眼泪。

于是我和姐脱了鞋上炕坐下，用被子盖上了腿，暖腿。立刻，全身都暖和了。这时老两口跟我姐暄开了，那老汉说：

我们家是缺儿女的，没个娃娃。你看，把这么心疼的娃娃饿成这样了，叫人心痛得很呀。

停顿了一下，他又说：

这丫头，我跟你说句话——如果能行，把你弟弟给我家留下。我们老两口认个后人你看行不行？

我姐说：

老爷爷，我家姊妹几个，就这一个男娃。我娘怕他在家里饿死没后人了，叫我领出来混个口，我娘在家等着我把兄弟囫囵个儿领回去呢。我大刚刚没了。这兄弟不敢给人。

老两口听姐这么说，不言喘了。睡了一夜，天亮又拿干粮——糜面馍——给我们吃，叫我和姐吃饱了。还给我姐的提笼里装了几个糜面馍，我和姐就动身走了。走的时候，老两口还跟我姐说呢：丫头，你要是舍不得兄弟，连你也留下，我们把你认成自个的丫头，行不行？吃的我们有呢。我姐说，老爷爷，你把我留下，我也不能把兄弟给你。我是一片树叶落到哪达都行哩，可兄弟不行。他不家去，我家就没顶门的了。

老爷爷说，你这个丫头，天这么冷，你领上兄弟往哪里要吃的去！

我姐说：

老爷爷，那没办法，我家穷，不要饭就饿死呢！

然后姐转过身来说我：

拴拴，走。

离开刘寨，又到了大沟。在大沟有一家人也好得很。那是在一个小地名叫猪槽沟的村子要馍馍，又吃饱了一顿。

离开大沟，离开猪槽沟，我和姐还往北走。我们一路上听人说下的，靖远县的情况比会宁还好，那边靠着黄河，产量高，不缺粮，要饭能吃饱肚子。可是越往北走，人口越稀，一片接一片的荒滩，一道一道的荒岭，有时一二十里路看不见人，看不见村庄。

还在大沟猪槽沟的时候，那一家好心人就劝过我们，不要去靖远，山高滩大狼多得很，被狼吃了的要馍馍的人多得很。我姐不信，说那是好心人怕咱出事吓唬咱呢，咱就往前走，到靖远就能吃饱肚子了。

在大沟北边的几个村子里又要着吃了两天，有一天中午吃了一顿饱饭，我姐就说，今天下午咱趱紧了走上一截，今天就要到靖远县。

那天下午鼓着劲儿走了三十里路，过了一个庄子，又走过了一个庄，又过了一道沟爬上一道长长的山梁。光是在山梁上高高低低走了十几里路，来到一座山峁上。我们问下人的：下了那个山峁是一片大荒滩，荒滩的那头山根里有个村子，那就到靖远了。我们站在山峁上看见了那村子。这时已经黄昏了，一会儿天就要黑了，我们急急忙忙地往峁下走，朝着荒滩上的一群羊走过去。我们知道，有羊群就有放羊的，但就在这时从东边的山沟里跑出来两只狼，一下子钻进羊群里把一只羊扯倒了，又扯倒了一只，把羊群整个冲散了。明明白白荒滩上有个放羊的人，狼还是把羊扯倒了。我和姐吓坏了，不敢走了，慌慌张张又上了山峁。我姐说，咱原路回去吧。

可是，回去又谈何容易，刚刚爬上山峁，走过一个凹塌，天就黑下来了。我的心里害怕极了，我想，天黑了，山梁上可不要窜出狼来。我就跟姐说，姐，不要走了，天黑了，出来狼咋办呢！就这里蹲下吧。我姐这时也有点害怕了，但她说，蹲下哪行，蹲下就没狼了？蹲下还不冻死吗！

我姐说得对。蹲下就是避开了狼，也非冻死不可。已经腊月二十几了，正是三九天气，太阳一落就冷得受不了。我和姐除了穿个破棉袄，下身是单裤子，两条腿已经冻麻木了，如果停下，时间不长就能冻死。

我们就接着走，但是走了也就是五六里路，我就走不动了。饿是次要的，就是冷，再加上害怕遇上狼，心里恐惧，这寒冷就格外压迫人。我的两条腿已经冻得透透的，腿都伸不直了，走不成路了。

我姐看我的确走不动了，就背起我走。提笼儿交到我手里。她的手揽着我的腿。

我姐那年十七岁，个子大，但终究是挨饿的人，走一截也乏了，越走越慢，后来站下了，放下我缓一会儿。她说，这怎么办呀，路还远着哩，我也乏了。我没喘。喘啥哩，我成了我姐的拖累了！我抽抽噎噎地哭起来。我脑子里就想着一个问题：今晚上不是叫狼吃掉就是冻死，再也看不见娘了！

就在我抽抽搭搭哭的时候，我姐突然说，拴娃，你看，那是不是一盏灯？

这是腊月二十几的日子，天刚黑月亮就下山了，山山洼洼一片漆黑，我根本就看不见哪里有一盏灯。姐说:

你看，在半山坡上，有一点亮光呢。

我按着姐指定的方向看，果然看见了一点点黄色发亮的东西。凭经验判断，那里有一间房子，房子里点着灯，灯光照在窗纸上。姐说；

走，到那达缓着去。

姐背着我从陡坡上往下溜了一截儿，出现了坡地的塄坎，在一块坡地的边上出现了几间房子。一只狗叫起来了。是个羊圈。我姐说。

那时候农村的人家早不养狗了，狗吃粮食，只有生产队的羊圈才养狗，而且是山坡上攒粪的羊圈才养狗。会宁县和我们通渭县一样，山多川少，庄稼地都在山坡山梁上，为了往地里背粪方便，很多羊圈建在离村庄很远的山坡和山顶上。

这个羊圈就是在靠近山梁的山坡上，一间大棚子圈羊，旁边还有两间放羊人的住房和草窑。听见狗叫，房门开了，一片黄色的灯光洒到门口，一个人走出来问了一声：做啥的？

我姐忙说，要馍馍的。

要馍馍的？那人反问了一句，接着又说，三更半夜的你们要馍馍哩！

老大大，我们是往靖远去哩。走到北边的山梁上看见狼了，不敢走，折回来了。

放羊的说，你还背着个人？

姐回答：是我兄弟。老大大，我兄弟冻零干了，你叫我们在你房里缓一下。

去去去，我这里没处住。

放羊的大声说完转过身去就要关门，但我姐紧蹿两步用身体抵住了门板。我理解姐姐的心情：真要是被那人拒之门外，我们可就麻烦了，因此不能放弃这个机会。同时我姐又说，老大大，把我们留一夜嘛。

但放羊的吼开了：哎，你还进来了？出去！出去！谁叫你进来的！

但我姐挤了进去说，老大大，求你了，叫我们缓一下嘛。

那人还是吼，谁是你的大大！出去！出去！出去！

姐姐不仅不出去，反而把我放下了。我因为腿冻得没了知觉，一放下就跌倒了，坐在地上，咚的把地砸得响了一声。这时我看清了，这个放羊人大概四十岁的样子，一脸胡子，很凶的样子。但姐姐不害怕，姐姐和我被人骂惯了：滚！走开！这样的话我们一天不知道要听见几次。所以姐姐放下我之后继续央求：

老大大，叫我们缓上一夜嘛。没处去呀，这荒山野岭的。你看，我兄弟已经冻得站不住了。

放羊人还是不松口：我管你站住站不住哩！我这么小个房，这么小个炕，你们两个人一睡，我到哪里睡去！

的确，他这间房子很小，二三尺宽的一条地，不足四尺宽的窄溜溜炕。我姐忙说：

老大大，留一下我们嘛，可怜可怜；我们不上炕，就叫我们在地下蹲一夜也行。

可能是我姐说的在地上蹲一夜也行的话打动那个放羊的了，那人在炕上坐下了，打量着我姐问起话来：你们是哪达人？咋到这里来的？

对于这一类的问题，我和姐姐一天不知道要回答几次，而且都是说实话——我们是通渭第三铺公社的人，我爷饿死了，我大饿死了，家里剩下我奶、我妈和一个妹子，我们姐弟三个人出来要饭，二姐又丢失了，不知死活……而且，这天我姐还说起了我二爸、三爸和四爸家的情况，三爸死了，三妈到陕西要饭去了……

我姐要饭有经验了，为了打动人心，得到同情，一说起来就痛哭流涕，往往就是最严厉无情的人，听了也为之动容。所以这天我姐说完，那个放羊人就不撵我们了，还说噢，你们家这么可怜！

于是，我姐把我从地上拉起来放到炕上，接着央求：老大大，可怜一下我兄弟，我们家就这一个后人，你行个善，叫我兄弟在炕上暖和一下。我在地上蹲着都行呢。

缓上一夜就缓上一夜吧。放羊人终于松口了，但他眼珠一转又说，我答应你们两个在这达过夜，你们给我啥好处哩？

你要啥好处？我姐惊讶地问。

啥好处？嗯……这话……当着你弟弟的面，我还不好说……

那人不知为什么突然就支吾起来，脸上的表情有点不自然。

你说嘛。我姐催他，看着他。

还真有点……不好说。那人似乎还真有点难言的样子，站了起来，扭过脸去不看我和我姐，但他沉默片刻后又说，走，你到外边去，我跟你说个话。

我姐怔了一下说，到外边做啥呢，怪冷的。你有话就在这达说嘛。

但那人噔噔噔几步走出门去了，在门外喊，你出来，到旁边草房来，我跟你说话。

我姐没出去。姐可能觉出了什么不祥的事情，坐着没动。后来那人又喊了：你出来不出来？我姐看了看我，说，栓拴，你坐着，我出去一下。

我姐出去后在门口站着说，你有啥话你就说嘛，但那人的声音说，你喊啥哩？来，到草房来，我在草房跟你说，外面太冷。接着，我就听见了门轴的吱扭的响声和那人的招呼声：进来，进来。

我不知道那人说了些啥话，但我姐很快就回来了。煤油灯的光线照在姐的脸上，我看见我姐的脸色红红的，又像是很生气的样子。接着那人也跟进来了，很厉害的声音说：

怎么，你不答应吗？

我姐咬着嘴唇说，不行！

那人很凶的样子，很吓人地说，不行？不行了你们就走！我这里不招你们！你和你的兄弟愿到哪睡去就到哪睡去！

我姐不说话，在地上站着，背朝放羊的，也背朝着我。后来，她默默地把进门后从头上抹下来的一块棉线织的遮风挡寒的头巾拿起来，默默地包在头上，然后拉我：

拴拴，下炕，咱走。

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我不想走。我知道，出了门就要受冻。我说那个放羊的:

老大大，你不叫我们睡吗？

放羊的脸上一种怪模怪样的表情：娃娃，不是老大大不叫你睡？是你姐不愿意在这达睡。

我又问姐；姐，你咋不愿睡？

姐不回答，厉声喊，下炕，叫你下炕你就下炕。走！

我一下子哭了：姐，就在这达睡吧，外头冻死呢……

姐突然哇的一声哭了，接着扑腾一声跪在地上，哭着央求：

老大大，你就可怜我一下。我已经许了人了，说下今年娶亲的，闹年成才没娶……你可怜一下我，我把你认个干亲，你是我干大，行不行？

不行不行，你想走就走，领上你的兄弟快走……那人说。

我姐还是哭着说，干大，你是我干大。不管你认不认，我都叫你干大。干大，你可怜一下我和我兄弟。我兄弟一出门就得冻死，就得叫狼吃了。可怜一下，行个善……

那人说，不是我不可怜你兄弟，是你不可怜你兄弟！你就不要怪我不行善。

姐说，干大呀，你行行好，救我兄弟一命……

那人说，少胡说八道，谁是你干大，谁球稀罕你叫一声干大！走！领上你兄弟走，滚出去！

以我当时的年龄的确辨不清当时出啥事了。我那年才十岁，还不懂事呢。我只是感觉出来那人不叫我们住他那达，是因为那人要我姐做一件事，而我姐又不答应。于是我就问我姐：姐，他要做啥呢，咋这么凶？

我姐光是哭，不回答我。哭了好久，她像是作出了决定，她又摘下了头巾，咬着嘴唇对我说：

拴拴，不走了，咱们不走了。睡吧，你先睡。姐等会儿就睡……

那个放羊人笑了，说，这就对了。把你个要馍的，还高贵得很！你当你是啥人？皇亲国戚？青枝枝绿叶叶？

我不懂那个人说的啥话，反正是他不撵我们走了，我就放心了，放心地脱了棉袄钻进被窝里了。睡着了。羊圈里的炕都烧得热，有羊粪……这一觉睡得香得很，直到我姐把我叫醒。我们在人家过夜的时候，我姐经常半夜里把我叫醒。那时我身体弱有时把人家的炕尿湿。但这天姐叫醒我之后没叫我下炕尿尿，却说，拴拴，穿鞋，咱走！这时候天还没大亮，就见门缝里刚刚透进来一束淡淡的青光。我跟姐说天还没亮嘛，急着咋哩？我还想睡。但姐不解释，态度很粗暴地一把拉起我来，不等我穿鞋，她就把鞋给我穿上了，拉着我出了门往山梁上爬去。

姐好久没说话，就是走。等到上了山梁，姐才回过头来说：

咱回，回家去！

这时我才看见姐的眼睛哭得红红的。姐跟我解释：咱回家吧。快过年了。我想娘，想奶奶了。

我说我也想娘，想奶奶。

我们就沿着山梁往南走，往通渭走。

我们离开的时候，那个放羊的老大大在羊圈的炕上睡得跟死猪一样，打着呼噜。

我和姐姐是大年初一回到槐树湾的。那时我娘已经去世了，奶奶活着，妹妹活着。到家还是没吃的，第二日早上我姐又出门要饭去了。我跟着奶奶过了一个月，妹妹先殁了，接着奶奶也下场了，生产队就把我送到了公社的幼儿院去了。

我再见到大姐，是一年以后的事情了。那时我已经到了定西孤儿院了，上一年级。那是七月的一天下午，孤儿院李院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去了，说是有人来看我。原来是我大姐。大姐说她要饭去陕西了，她是从陕西回到定西，然后要回通渭县家里去，在定西城里遇到了年家湾村的年至真。年至真是和我一起来孤儿院的，他比我大两岁上四年级，和几个大娃娃在定西县的大成小学上课，在孤儿院吃住。他在去上学的路上认出了我姐，告诉姐我在定西孤儿院呢，我姐就到孤儿院来看我了。我姐问我孤儿院能吃饱吗，我碍于李院长的面不好说挨饿的话，就说能吃饱。我姐说能吃饱就好。

那次来孤儿院看我，我姐还买了一把枣给我吃。那时枣刚下来，我姐用一个手巾包着。

到兵团工作以后，两三年我就回家探一次亲，探亲就是看大姐。不回家的一年，过年时给大姐寄几十元钱。大姐还在世。大姐成家后生了三个儿子一个丫头，丫头出嫁了，大儿二儿成家了，小儿还上高中呢。

十八年以后大姐打听到二姐那次出去要饭在靖远县的周家咀跟了个男人。1978年我和大姐专门找去了，找到后二姐不认识我和大姐了，我和大姐也认不出二姐了。

华家岭

芬儿一旦决定回家，就心焦火燎地赶路，连要饭的心思都没有了；她领着弟弟顺着南北贯通会宁县的祖厉河畔的公路往南走，饿了就在路边的村庄要口汤喝。三四天时间，就进了会宁县城。前一段时间要饭往北走，她领着弟弟没敢进会宁城，怕被城里的收容所扣住遣送回去，可这次她领着拴拴直奔县城。她对弟弟说，咱就到收容所去，叫公家把咱押送回去。收容所有汽车，说不定到家还能赶上过年。

芬儿还真说对了。拴拴跟着她打听收容所找到城西南角的一个收容所的时候，正是吃晚饭喝糊糊汤的时候。六七十个被收容的乞丐排队打汤，一个穿蓝色制服棉袄的干部站在打汤的地方说：

吃完饭，你们就休息，明天送你们回通渭去。

收容所设在了一家私人的庄子里，有两排平房，还有两三间土坯旋砌的土窑。这里只有几个民政局的干部，还有雇来做饭的和协助工作的几个城镇居民。看来，这个收容所是专为收容乞丐而设置的，因为没有一个警察。

一人一碗谷子面的糊糊汤喝完，乞丐们就被赶进了土窑，门外上了锁。乞丐们拥挤着在铺了麦草的地上过夜，没有炉子取暖。好在风刮不进来，又都是风餐露宿惯了的，没有人喊冷，只有呻唤声，咳嗽声，且渐渐平静下来。

有一件事姐姐没说对：没有什么汽车。第二天早上起来，民政局干部就叫大家排队。还是那个穿蓝色棉制服的人喊：走了！走了！排好队！有人叫唤起来：不给些吃的吗？蓝色棉制服说，走，联系好了，在前头路上吃饭！有人说给上些吃的嘛，不吃饭能走动吗？蓝色棉制服说，走，少废话！给上些吃的？给上些吃的你们腿攒劲了，跑了！另一个工作人员大声喊：

放心走，饿不着你们。背着粮哩！

人们看时，几个身体有劲的乞丐背着面口袋跟在一个干部后边走出大门去了。

人们似乎放心了一些，不吭声了，跟着这两个民政干部走出院子。什么样的人都有，五六十岁的老汉，老婆子，中年男女，十来岁的娃娃，夫妇领着孩子的。共同的特点是衣着破烂蓬头垢面，脸色蜡黄，很多人有棉袄没有棉裤，出了院子冷风刮来，人就索索地抖起来。民政局干部的担心是多余的，走了不长一段路乞丐们就拉开了距离，零零散散了，但没有人逃跑。看来，这些人不论是自愿还乡还是被迫还乡，都是听话的。有些人身体很弱，但挣扎着努力前行。

押送这些人的总共五六个人，一开始他们都很负责任，不断地喊叫跟上！快跟上！今天走到华家岭呢！到那儿就有汽车了，把你们送回家去！后来就都不吭声了，和乞丐们混在一起走，因为他们也看出来了，这些乞丐都是想回家过年的，也都走得很努力。

拴拴和一个中年人走在一起。早晨一出窑门，民政局干部就把姐姐喊出去了，叫姐姐背上些粮食，前边走。昨天一进收容所，管理干部就认下她了，认为她自觉来收容所的，可靠，她的身体也高也强壮。她便把弟弟托付给了昨天认识的一家人。

昨天晚上喝完了汤在土窑的麦草上躺着的时候，姐身旁坐着个女人，三十七八岁的样子。那女人是全家出来要饭的，一个男人在旁边躺着，还有个十五六岁的女子在两人中间坐着。那女人看他俩是新来的生面孔，就问姐：你们是哪达人？姐回答，通渭第三铺人。又问哪个村？姐说槐树湾。一听是第三铺槐树湾的人，那个男人翻身坐起来问，槐树湾？槐树湾谁家的？姐说我大叫那永福。那人叫了起来：那永福，你是那永福的丫头吗？你认得我吗？姐姐摇了摇头反问你认得我大？那人说，怎么不认得呢，我是袁家沟的何家嘛，离槐树湾十一二里路嘛。我还去过你家。你家有爷爷奶奶，还有你大你妈，有两个丫头。姐姐纠正他：三个丫头。那人说，两个，那次到你家，你大说的两个，还有个男娃。姐说，男娃就是我这个兄弟，可丫头是三个，我还有个碎妹子哩。男人说是吗？你碎妹几岁了？姐说五岁了。那男人说，那就对着哩，我是五六年前去的，你碎妹还没出生哩。唉，日子过得真真快！那年我是做啥呀……对了，那是我家的牛跑了，我到槐树湾的山沟里去找，回来渴了，想喝口水，进了你们家的。以前就知道你大，也见过面，没说过话。那次见了，就认识下了。

昨晚那人还问了姐许多话：为啥出来要饭？都到哪些地方要的？姐一一回答了，那人不断地叹息，叹息人生无常，叹息世事艰辛。

由于谈得热火，早晨民政局干部把姐叫去背粮，说背粮的要前边走，姐就把拴拴托付给这家人了。姐说，何大大，我前头走了，收容所叫我背口粮呢，就是大家路上吃的。你把我兄弟领上。

乞丐们出了会宁城，先是沿着通（渭）会（宁）公路走，后来就脱离了公路，沿着田间小道，沿着村道，顺着河谷，爬坡翻梁前行，向着高耸的华家岭方向。有些人喊起来，怎么不走正路呢？民政局干部说，走捷路呢，今天要赶到华家岭。

这一走就走了半天，到饭时候已经走进华家岭的群山之中了，周围都是白雪皑皑的山梁，民政干部还催着大家快走。乞丐的队伍拉开了距离，稀稀拉拉有二三里长。有些人走不动了，喊腿痛，喊饿了，但民政局干部说，再坚持坚持，到王家寨子吃饭。

拴拴不知道王家寨子在哪里，只是咬紧了牙关跟着走。

终于，太阳滑过头顶了，乞丐的队伍走进了王家寨子，一个向阳的山坡坡上的一片村庄。先期到达的一个干部在村口路上站着，招呼后边走来的人：

到这边来，到这边来，在这个庄缓一下，喝汤。

先期到达的乞丐们已经在烧汤了，分在两户农民家里。那拴拴进去的一家正好是姐姐烧汤，已经烧熟一锅疙瘩汤了。农民家的锅小，烧了三四锅，人们才吃饱。——这一顿饭还真吃饱了，民政局干部知道今天的路远，还都是上坡，舍得下面，疙瘩汤里有许多指甲盖大的面核核。

先喝完汤的人，民政局干部催着叫先走。乞丐们分成两三拨出发了。姐姐叫拴拴还是跟着那个袁家沟的中年人走，说到华家岭收容所见面。姐姐还要给没喝汤的人烧汤。

那拴拴跟着人走，路越来越难走，一个劲儿钻沟，爬坡，有些地方小路被雪埋掉了，民政局干部领着他们走，雪有半尺厚。后来上到华家岭了，沿着山梁上平坦的公路走。公路南北方向，公路上汽车轧出的辙印层层叠叠。风大极了，也冷极了。刮的西北风。

这时候天已经黄昏了，那个中年人说还有十多里路就到新站了。那拴拴前后左右看去，他们走的这道山梁最高，两边的山都矮。云彩在他们脚下，太阳也在脚下，太阳在云彩里藏着，把云彩烧红了。

又走了五六里路，太阳从西边的云彩后边消失了，他们前方的公路边上出现了一个村庄。这个村庄不小，有些房顶的烟筒冒着淡淡的蓝色烟雾。这是麦秸、谷草燃烧的烟雾，它和城镇的烟筒里冒出的黑烟不一样。蓝烟一出烟筒就像被扫帚刷地扫掉了，消失了。华家岭的风太大了。风把拴拴的两条套着穿的单裤刮得哗啦啦响。虽然他的脸已经冻木了，但还是被风打得疼痛难忍。

娃娃，你现在阿么办哩？我们不走了。

走到那片村庄旁边了，那个中年男人站住了说。拴拴不明白他的话，看他。他又说：

我实在走不动了，这达有个熟人，我们要到这里站一夜去。你是往前走呢，还是在这达等你姐呢？

拴拴听明白那男人的话了，突然就觉到了骇怕。从会宁城出来，姐走在前头，吃过中午饭姐留在后边给人烧汤，现在，姐还落在后边很远的地方，而他们前后走着的人一个也看不见了。这个人说他们要到熟人家去，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天已经黑下来了，左右看出去都是深沟，深沟被夜色填满了，如同万丈深渊一样可怕。他的前面是一座黑魆魆的山头，脚下的汽车轧下的辙印往那个山头爬去。

娃娃，你往前走吧。这里是老站，往前五六里就是新站。收容所在新站，前边走的人都到新站去了。那人又说。

拴拴一点儿都不明白这个人说的老站新站是什么意思。还在明清时代，华家岭上的这条铺满积雪的道路，就是中原通往定西、兰州的必由之路，无数的商旅马帮、左宗棠征伐甘（肃）新（疆）的大军就从这儿走过，这儿形成了盛极一时的驿站和兵站。民国二十六年，国民政府出于战略的需要，开始修建和拓宽这条驿道，二十九年贯通的西（安）兰（州）公路在老驿站南边三公里处建立了汽车站，修建了很高级的招待所，苏联援华战争物资经由此处运往抗日前线，中央大员和地方官员来往于东部和甘新青之间也要在此处落脚住宿。拴拴又一次回顾走过来的茫茫雪路和瞻望黑楚楚的前程，心都颤抖起来：

大大，你把我领上吧，我跟你去蹴一夜。

中年男人也回头和前瞻了片刻，很为难的样子说：

那就走吧。

那一家人进了一个土墙土房的院落。主人烧汤招待，也给拴拴舀了一碗，但是睡觉时为难了：主人家就一盘炕，主人家两个大人两个娃娃，客人两个大人一个女子，打颠倒睡把一盘炕挤得满满的。中年男人就说拴拴：

你就在地下蹴着吧。

拴拴在地上蹲了一会儿，华家岭上没有取暖炉子的农家房子跟冰窖一样，冻得他实在睡不着，便央求主人：

老大大，叫我在炕旮旯上蹲着吧。我不占地方，就蹲着。

主人不忍心了，说，上来吧。

拴拴上了炕在炕旮旯里蹲下，但后来主人客人都睡着了，他也睡着了，歪着头，不知不觉就躺倒了。

早晨起来，主人不做饭，客人也自觉，说，我们到收容所吃去。拴拴就跟着出来了。拴拴已经习惯和姐姐分开过夜了。他们在要饭的日子里，每走进一个村庄，都是分头要饭——这样可以多要一口馍或者一口汤，因此，经常各自在给馍的人家睡觉，然后第二天早晨在村口碰头。但是，这天走到新站附近的时候姐姐在街口站着，一看见他就发火了，就像刚出来要饭的那一天对待二姐一样：

你到哪里去了！

他说，跟这个大大在人家屋里蹴了一夜。

姐姐啪的一巴掌打在他的脸上：

我给你说过没有，在收容所等我！

他不吭声。姐又说：

你把我吓死了！我当成你叫狼吃了！怕你在路上冻死了！我等到半夜不见你，天不亮又在这儿找你。

拴拴不回嘴，他知道姐为他操心了。这时那个中年妇女说话了：

你不是托付给我们了吗，我们能把你兄弟撇了吗？

姐又高兴了，赶紧从手中的提笼里摸出个馍给拴拴，说快吃，饿坏了吧！

还在从会宁与靖远县的交界处往回返的路上，在会宁北川的甘沟公社的一个村庄里，进了一个庄廓，一个人也没，家搬空了，但在一个房角上发现了几捧秕胡麻，里边也有许多雀粪和老鼠屎。拴拴和姐把粪拣出去把胡麻拿上了，又在一户有磨的人家磨碎了，又在一户给了两碗甜汤的人家搀上汤烙成了馍。这些馍他们舍不得吃，说带回家给娘和奶奶吃，还有妹子。他们姐弟两人要饭每天能吃上些，身体已经强多了，饥饿感减弱了，能存住馍了。几个人回到收容所。进门的时候，头天管他们的那个穿蓝色棉制服的民政干部问姐姐：

丫头，找着你弟弟了？

姐高兴地笑着回答找着了。然后，姐就跑到灶房烧汤去了。姐勤快，到了哪儿都帮人干活，人都喜欢，都愿意招呼她。

一人两碗汤喝完了，人们都挤到收容所的办公室门口，问汽车啥时来？还在会宁收容所的时候，民政干部就讲了，会宁城里雇不上汽车，到华家岭汽车站再找车，那里是枢纽站，班车多，谁去那儿都可以坐上车，车票钱收容所出。但这时华家岭收容所的一个警察说话了：这么厚的雪，哪个司机敢出车？今儿个腊月二十九了，能走动的就自己走，走上回家。走不动的等着看，看来车不来车。很多人哭开了：这么厚的雪，怎么走到家呀？

很多人走了，他们回家过年的心切，他们也心里清楚，路上雪太厚不会来车的。拴拴姐没动弹，她帮着灶上的炊事员和会宁来的管伙食的干部把锅碗收拾洗净了，跟会宁那个穿蓝色棉制服的干部说，我兄弟小，昨天走了一天，腿肿了，你照顾一下，叫我们缓上一天，也等一下车。有车我们坐车，没车我们明天走着走。蓝色棉制服说行哩，晚上你还给我们烧汤。

华家岭收容所是正式的收容所，有警察，有民政局干部，房子里有炕。这天华家岭的管理干部安排拴拴和姐和其他的娃娃们睡在炕上，大人们睡在地下。半夜里，拴拴身旁睡的一个小娃娃没气了，没人往外扔。门从外边锁着的，谁也出不去。早晨管理干部开门进来，看死娃在炕上躺着，把一个大人骂着叫抱出去撇了。那人撇完死娃回来，管理干部说，今天三十了，车肯定是来不了啦！做饭的也回家过年了，没人烧汤了。你们都自己走，想办法回家吧！

本来剩下的人就不多了，离开收容所走了一阵，出了新站，拴拴和姐身边也就剩下袁家沟的那一家人了。雪厚得很，走起路来特别吃力，只听见咯吱吱的脚步声，呼哧呼哧的喘气声，还有寒风的啸叫声。拴拴和姐与那家人没有走散，是因为两家人都住在第三铺公社，相距很近，动身之前两家人就说好的，一搭儿走。

他们走的是华双公路。这是一条以华家岭新站为初始站，通过马营公社所在地马营镇，再经过锦屏公社、通渭县城、碧玉公社……进入秦安县再去陕西省双石铺的跨省公路。从华家岭新站到马营镇二十公里，山大沟深，汽车路就在高高的山梁上逶迤旋转一路下坡。

他们计划这天要走到锦屏公社的坡儿川，总共是距新站三十多公里，但是走了不到十公里，那个男人就走不动了。婆娘娃娃们停下来等。等他跟上来时，瘦瘦的脸黄腊腊的，鼻梁上一道白印印直通到额头上。缓一下再走，男人又落后了，几个人站下来又等。这样数次，那男人站下来喘息，说：

不行了，我走不动了。

拴拴的姐有点着急：这么走，啥时间能到家？

那妇女也是黄渣渣的脸色，也是走得气喘吁吁。看出拴拴的姐不耐烦了，替丈夫解释说，饿的，前天一个猛子走了八九十里路，乏劲没缓过来，今天一口汤也没喝上。

拴拴姐说，强挣着走这梁也要走下去，到马营再缓着。

那妇女说，实在是饿了。

拴拴姐说，哪一个不饿？要强挣着走嘛。

那妇女说，丫头，男人比不上女人娃娃，饿起来饿得劲大。

拴拴姐说，这咋办呢，才走了十几里路？

拴拴姐说完这话，扭过脸去朝着山梁旁的深沟看着，心里想这事该如何处理。很快地她就在心里作出了决定，就弯腰放下胳膊弯儿上挎的提笼儿，又摘下挎在肩上的一个面口袋。自打从会宁县城出来，这两天又背粮食又烧汤，她和民政局管伙食的那个干部混熟了。昨天晚上烧汤的时候，那个干部把八九斤谷子面连同装面的口袋递给她了，说丫头，明天食堂就不烧汤了，我们也要回会宁家里过年呢。这几斤面你拿上，领上你的兄弟回家去。当时她快乐得脸上都放光了，一声接一声地叫着大大说，你拿回家去吃嘛。那个干部说，丫头，这是公家的，你拿走没关系，就是预备下叫你们吃的嘛。我拿回家可就犯错误哩，可不敢拿！她接过面粉之后，昨天在灶房里就找了根麻绳扎紧了袋口，另一头扎在面袋底上；今天上路的时候，麻绳搭在肩膀上，面口袋吊在腋下，就像是挎着个书包。她再把提笼儿挎在胳膊弯儿里挡住人们视线，于是，不盯着看的人就发现不了她背着八九斤面粉。

昨天往口袋上拴麻绳的时候，她还把提笼里的几个胡麻面馍馍也放进面口袋里去了。此刻她背对着那一家人解开了袋口上的麻绳，伸进手摸出一个胡麻面馍馍来。馍馍上沾了些灰黄色的谷子面，她抖了抖，另一只手伸进去把馍馍上粘着抖不下来的谷子面抹进面口袋，转过身把馍馍递给那个男人说：

你把这个馍馍吃上。

一开始那个男人没太在意她的举动，当她解开口袋抹去馍馍上的谷子面的时候，那个男人的眼睛才注意起她的手来。她把馍馍递过去，男人的手就抖得啪啦啦的接住了。嘴里说了一句很感激的话：

丫头……大姐姐，我怎么报答你哩……

拴拴的姐姐说，报答啥哩。你吃上了我们赶路。

那男人手抖得厉害，把馍馍举到嘴上。一开始他伸了一下舌头，想舔一下粘在馍馍上的谷子面，但他的嘴干，他便伸着舌头舔了一下牙齿，又舔了舔唇，然后才用舌尖尖舔了一下馍馍上的谷子面粉。

生谷子面有点甜味，他的舌头在嘴里转动着，转了很久。他一定是品出了甜味，且长时间地品味着甜味，香味。接下来他就三口两口把胡麻面馍馍吞进肚子去了。胡麻是榨油的材料，香得很，且滑润不扎喉咙。只是他吃得太猛了，噎住了，他闭紧了嘴伸着脖子鼓着眼睛咽下去了。

唉，香得很！

后来他说，并且舔了舔手指头。

出门要饭的后一阶段，由于天天能要上饭，拴拴和姐姐的饥饿感已经不那么强烈了，所以那男人吃胡麻面馍馍的时候，他们两人静静地站着看那人的吃相。那母女两个人也一动不动地站着看。待那人吃完了，姐像是可怜自己一样叹息了一声：

唉，遭的这罪！

她转身弯腰准备系口袋，接着走，但这时那个妇女说了一句：

大姐姐，把你的馍给我的丫头也给上一个。

拴拴姐姐看了她一眼，说，这馍馍我是给我娘我奶奶存下的，自个儿都舍不得吃。

那妇女说，给上个嘛，大姐姐。

那个和姐姐年岁相仿的丫头也说：大娘娘，给上个馍馍。

啊呀，这种声音拴拴太熟悉了——离家要饭的第三个傍晚，那是在沙家湾附近的一个村子里，姐姐就是第一次这样要饭的：

大奶奶，给上些吃的。

突然，拴拴就热泪盈眶了，说姐姐：

你就给他们一个嘛。

姐姐瞪了他一眼，像是生气了，但是略为停顿一下，又弯腰从面口袋里掏出个馍来，掰成两半，分头给了那母女俩。口袋里还剩四五个馍了，姐的手伸进去模了好久，掏出一个小点的，像小娃娃的手掌那么大那么薄的，跟拴拴说:

你把这个吃上。

拴拴说了声给娘留着，转身走起来。他这几天特别想娘：自己和姐姐能要着吃上馍馍，能要着喝上面汤，能要着吃上洋芋，可娘和奶奶在家里吃的什么：草胡子根，荞皮，麦衣……他跟娘跟姐姐曾经把苞谷秆秆切碎炒干，放在磨子上推。苞谷秆秆进不了磨眼，娘用一根柳树枝子往下捣。苞谷秆秆磨成粉吃，扎嗓子，的确咽不下去……

拴拴才走出十几步远，就听见姐姐短促地尖叫了一声：

拴拴！

他扭脸往后看，一下子惊呆了：那个男人抓住了姐姐手里的面口袋，姐姐用力往回拽，那男人就是不松手。提笼儿在附近的雪上横着。

姐！他叫了一声。

姐一边夺一边喊：

快过来，我们一起夺！

他反应过来了，噔噔噔跑过去。这时那男人已经扑倒在地了。那个男人身材虽然高大，却是虚弱，没力气，但扑在雪窝里之后，还是抓住口袋不放，姐夺不下来。拴拴跑过去拉住了姐的胳膊，往回夺。那个妇女也扑上来了，她怕男人捏不紧口袋，干脆双手也抓住了口袋。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局势，八只手捏着面口袋往两边拉，且拴拴和姐姐占了上风：他们两人比那一对中年夫妇有力，那两个人随着他们姐弟两人的倒退而往前滑动。那个丫头在一边站着，惊呆了。

猛的那个妇女喊起来：

把剪子拿来，戳烂，戳烂了咱吃！

那个手足无措的姑娘说：

人家攒劲，把你打死呢！

那妇女发狠道：

拿来，赶快把剪子拿来！

拴拴和姐以为那妇女吓唬她们，没当回事，一起用力夺口袋。不料那丫头还真拿了个剪子来，狠劲儿往面口袋上扎了一剪子。结果，嘶啦一声响，顺着剪子扎破的地方面口袋断成了两截，八九斤谷子面粉噗的一声洒了出来。由于双方用力很大，面粉在雪地上洒了一大片。

拴着面口袋的麻绳没断，一头在拴拴姐姐手里，一头在那个妇女手里。

拴拴和姐姐惊呆了，对方的两个人也惊呆了。然而双方很快就清醒了，姐姐去拾那几个胡麻面馍馍，馍馍却被那个中年男人跪在地上先搂在怀里了，用胸膛压住了。姐姐改变了主意，跪在地上捧面，但是捧了一捧，捧在手里还没地方放。后来她摘头巾想把面放在头巾里，可手冻僵了，一时又解不开脖子底下挽住的疙瘩。她又急又气，呜呜地哭，骂了起来：

瞎熊！你们一家人都是瞎熊！说下的一搭儿回家，你们夺我的粮食！你们一家人都这么瞎账！

姐姐终于解开了头巾，铺在地，捧面，但捧起来的却是面和雪的混合物。面撒得太薄太均匀了！姐姐伤心得大哭起来！

瞎账！太瞎账了！你们这些瞎账……哇啊啊啊……

不料那个妇女也发怒了，从丫头手里接过剪子向姐姐走过来，也破口大骂：

你这个小杂种，你骂谁瞎账，你骂我瞎账吗？

悲愤交集的姐姐骂道：

瞎熊，你过来，你过来看我不把你掐死！

但是姐姐还是不由得跪着往后退了一下。虽然那个妇女没有她健康，手里却拿着剪子。那妇女也知道自己的优势所在，还就挺着剪子向前逼来，大声吼着：

掐死？你要把我掐死？我今天倒是要看一下，谁能把谁整死！

她的剪子唰的一下就捅过来了。拴拴的姐吓得往旁边跳了一步，这才躲过那把剪子。她嗷嗷地叫起来：

嗷，要杀人了！嗷，要杀人了！你还真戳我哩……

戳你！我今天要吃你的肉哩！那女人已经发疯了，掉转了方向又一次把剪子戳过来。

拴拴的姐姐这一次极为警惕，呼地往后跑了几步，嘴里喊：

拴拴快跑！

拴拴紧跑了几步，跑到姐姐身边去。

姐弟两人害怕那女人追过来戳他们，跑出十几步远，但那女人并没有追过来。那女人跪在地上了，一只手拿着剪子，一只手从地上抓面粉，往嘴里塞。看来，那女人并不像如她所说要整死姐姐。于是，姐弟两人又慢慢地走了回来，两个人也像那女人一样，从雪地上抓面粉，并且，姐姐把头巾又摊在地上了，双手从雪上捧面粉。姐弟两人知道，损失已经无法挽回，那就能拾多少就拾多少吧，竭力多收拾几把带回家去吧。他们很清楚，这时骂和喊没有任何用处，与事无补了。但不料想，姐弟两人刚捧了几把，那女人又站起来了，挥舞着剪子扑过来，嘴里喊着：

再拾，你们再拾，我把你们戳死！

姐弟两人只得又一次后退。于是女人又一次折回去抓面吃去了。于是姐弟两人又一次试图接近，但又被那女人吓退。干脆，这次那女人追过来之后再也不去拾面粉了，而是吼着：

滚！走开！你们不要想抓一把走！

在她的后边，她的丈夫，她的丫头，一把一把地抓面粉，往嘴里塞。

拴拴这时已经泪水汪汪的。他因为这巨大的损失而心痛不已破口大骂：

我日你先人，你这个土匪！你们一家子都是土匪！我日你先人……

姐姐没骂，姐姐明白，这个女人是在保护他们抢夺的成果，不叫他们姐弟染指。她也清楚，她和弟弟夺不回自己的面粉，骂是毫无用处的。她只是心疼失去的面粉，心疼得哭，抹眼泪。一边抹眼泪一边说：

走，拴拴！咱打不过她，她手里有剪子！叫他们拾着吃去。把他们胀死去！

姐姐和弟弟盘桓一阵子之后无奈地撤离了。三步一回头，五步一驻足，哭着抽泣着向马营镇方向走去。

这天黄昏的时候姐弟两人走到了坡儿川。他们找了两三家人，想缓一缓，过夜，但没有一家人收留她们。不得已，他们在一个空庄廓里过了一夜。这个庄廓的家具摆得好好的，房檐下的台阶上垒着烧火用的木柴，一小捆一小捆码得很高，很整齐，一个冬天都烧不完，可家里没有一个人。姐弟两人抱了足够的木柴走进一间空荡荡的房子，在地上点火，围着火堆坐了一夜。姐姐抢着捧了几把面在头巾里，但他们没舍得吃，要留给娘和奶奶。

转天他们在几个人家里要饭，想喝上口汤再走，走完了半个庄子没要上一口汤。于是他们饿着肚上路了，往第三铺公社槐树湾走去。

过了半个月那拴拴听到人们传言：华家岭到马营的山梁上死下着三个人：那三个人是一家子，第三铺袁家沟村的何家。他们背着的面粉叫人抢了，面粉洒了一地。他们吃了撒在地上的面粉，渴了就吃雪，胀死了！

走进孤儿院

把春儿埋了之后隔一天的早晨，拴拴穿好了衣裳，拿了提笼儿正要出门，奶奶进来拦住了：今天你不要拾地软儿去了。他问咋哩？奶奶说我烧汤着呢，一会儿喝上些汤，我们到坡上去。到坡上做啥去？拴拴惊讶地问。拴拴很清楚，万岔梁的坡陡得很，存不住水，山坡上的窄条条地只能种耐旱的糜谷和洋芋，这时候光秃秃的啥都没有了。奶奶说：

我们搜腾着找一下去，看能不能拾上两个洋芋。

奶奶！哪里的洋芋呢，年时就叫人拾光了！

找着试一下去，要是能拾上两个不好吗？奶奶又说，拴拴，奶奶这几天肚子胀得不行了，实在是谷衣子荞皮子吃得人难受得很！

好吧，拾洋芋就拾洋芋去。拴拴同意了。奶奶说的实事：他和奶奶的肚子里装的都是谷衣荞皮草胡子根。他也希望有点好吃一点的东西。谷衣子苦得很，喂猪猪都不好好吃！荞皮就更苦了，还燥得很。草胡子根炒干用石臼踏出来，吃起来虽不苦，只有一点涩味，但那是羊吃的草呀。这些东西吃完了排泄不下来，每次上茅房都要奶奶拿一根树棍棍给他掏，痛得他杀猪一样嚎。奶奶上茅坑的时候自己掏；每一次奶奶上完茅房，茅坑里有许多血，排泄下来的草蛋蛋也叫血染红了。

喝完汤他就跟奶奶出发了。他们出了庄顺着山水沟走，沟边上有一条人们踏出来的小路，可以一直上到万岔梁的长城岭，过了长城岭二里路就是第三铺镇，公社管委会就在那儿。奶奶的身体真是不行了。拾洋芋的工具就是两个半尺长的铲子，锄草用的，拴拴把它们装在提笼里自己挎着，奶奶空着手走还是跟不上他。他也瓤得两腿发软，走一截就气喘，就休息，但奶奶还是跟不上他。他只好走一截就坐下来等奶奶。

他们慢腾腾地走了一里多路，就走到庄后边一片很陡的山坡上了。奶奶站在一片陡得能把牛滚了的像是弃荒地一样的窄条条地头上说，不要走了，这里就是洋芋地，前两年种下洋芋的。

是的，这里就是洋芋地，拴拴也记起来了。1958年上的学，他和村子里的娃娃们从这条小路去第三铺镇，这一片坡地上长满了绿油油的洋芋秧子，开着铃铛一样的白花，黄色的花蕊。秋天到来的时候，他和几个娃娃还在这里偷过洋芋，烧着吃。烧洋芋的情景有趣极了：就在地边的塄坎上挖一个小水桶样的坑坑，围着坑坑沿沿用鸡蛋大的土疙瘩往上垒起一尺多高的圈圈；圈圈越往上越小，最后收了口。从塄坎的侧面再掏一个洞，和坑坑底部掏通，这是燃火的灶眼。然后娃娃们就到沟里去拔蒿子、灰蓬和骆驼蓬，点着了，从灶眼里烧。那个坑坑就是灶膛，火苗蹿上来从土疙瘩缝缝里往外冒。烧上一顿饭的时间，一大堆蒿柴烧完，就把灶上的土疙瘩烧红了，再把洋芋从灶眼里塞进去，把烧红的土疙瘩捅倒，把洋芋埋上。再拿干土压上。过上一顿饭的时间把灶挖开，洋芋就都熟了，洋芋外头都烧成了硬硬的黄壳壳了，咬开，里边的瓤子又沙又白又香。

哎呀，那一年的洋芋长得又大又多！他听娘说过，那一年风调雨顺，不光是洋芋，还有小麦、谷子、糜子都长得好。

但是那一年的庄稼并没有丰收，大去引洮工地了，娘和大姐被县上征去修温泉到县城的公路。其他人家也都这样。——好些年之后，当自己的儿子长到他现在这个年龄的时候，他才明白了，当年父亲、娘和大姐参与劳动的是形象工程。形象工程并不是后来才发明的，1958年就有了——由于劳动力都去搞形象工程了，那一年的麦子、糜谷都落草了。到了深秋，下雪了，洋芋秆秆还长在地里，没人挖。但这时县上要来工作组检查秋收工作，队长就把奶奶也喊到地里，公社把学生娃娃们赶到地里。一帮小脚老太婆、娃娃和老汉能干啥活呀，眼看着工作组就要到生产队了，队长命令所有的人通宵达旦地抢收——把洋芋秆秆拔掉！工作组检查后很满意：槐树湾和第三铺公社的洋芋收完了！可是农民们遭殃了，冬季开始挨饿，转年春天人都走不动路了，庄稼没种上。到青黄不接的五六月就死开人了……

饥饿中的人们什么办法没想呀：拿着扫炕的笤帚到地里扫落草的粮食，大雪封山的日子去挖冻得硬邦邦的洋芋地，夏天也挖……

冻烂又风干的洋芋好吃得很！它变得黑黑的，和风干了的驴粪蛋蛋一个颜色；咬起来柔筋筋的；还有一股说不出的香味。

但是，毕竟这干旱的万岔梁的坡地被人翻过很多次了，像是梳子梳了篦子篦了……拴拴和奶奶挖呀找呀，直到饭时候，才捡到两块黑黑的鸡蛋壳壳大的洋芋皮皮。看来这是被人们遗漏却被雀儿嗑得剩下的壳壳。后来，奶奶直起腰来往脚下的村庄往远方起伏汹涌的群山看了看，说，拴拴，咱回家吧，冻着挖不动。

拴拴早就没信心了，说，就不该来。

由于他们走来走去走到两个山梁梁中间的山沟沟来了，两个人就顺着山沟沟往下走；这里没有梯田的坎子，好走一些。

顺着山沟沟下去就到了他们上山的路上，这里离着槐树湾很近了，转过左手的山梁梁就到了。这是个塆子，路也浅浅地弯进山沟里来。奶奶到了这儿往左右看了看，说拴拴：你前头先走，我后头就来。

拴拴明白，奶奶是要尿尿，便接过奶奶手里的一把铲子提着提笼儿往前走。只是他才走了十几步，就和左手山梁梁的小路上走过来的几个人相遇了。他急忙地喊：

哎……哎哎！

那几个人走得快，前边两个戴茶色眼镜的人瞪了他一眼还往前走，后边的一个人说了一声你哎啥哩！

有人……有人……

拴拴没好意思说出奶奶尿尿的话来。他认出来了，先走过去的一个人正是前几天他在生产队办公室看见的和队长吃饭的人。挨过队长打以后才知道了，那人是公社的一个什么书记。他不敢拦这几个人了，就急忙回头喊，奶奶，快，有人来了！

可是奶奶已经蹲在地上了，听拴拴喊还抬头望了望，却又没站起来。没办法，饿软了的人体质很弱，身体的各种功能变得很差了，尿憋了就得尿，憋不住，解裤带慢一点就要尿裤；再说，奶奶已经尿开了，哪还收得住！

奶奶尿完了才站起来。这时候那三个人已经走到离奶奶几步远的地方站住了。奶奶匆匆忙忙提裤子系裤带，还抻了抻破破烂烂的棉袄衣襟。奶奶很尴尬，脸上先是露出羞惭惭的神色，继而轻轻地叫了一声：

王书记……

王书记不出声瞪着奶奶，奶奶便把羞色改成了笑容，怯怯地说：

王书记，你去槐树湾了？

王书记还是不出声。奶奶脸上的笑容便凝固了，不知如何是好，怯怯地低下头去。这时王书记说话了：

你姓啥！

奶奶没回答，后边跟上来的一个人说，这是那永福家的老奶奶。她的老三是当下教员的！

王书记扭脸瞪了那人一眼，又转向奶奶：

你做啥着哩？

奶奶思忖不安地抬起脸来：想找个洋芋，找了半天没找着一个。

你胡扯啥哩！

那人吼了一声，又大声说：

我是问你将将做啥了！

奶奶突然就慌乱起来，她的因为饥饿而变得像烧纸一样的脸上升起一抹红晕，她无意识地抻了抻衣襟，接着又扭脸看了一下身后。她身后的土地上有一片湿漉漉的印印，还冒着热气。她扭转头来的时候羞惭惭勾着脸。

说呀，你将将做啥哩？那人严厉的大嗓门又说。

奶奶没出声，依旧勾着头。

你说不说？

奶奶还是不说话，这时后边的那个年轻人又说话了：

说呀，王书记问你哩，你将将做啥着哩？你哑了吗？

奶奶吭吭哧哧地说话了，声气低低的：

我……没做啥……

没做啥？你没做啥吗？没做啥你尻子撅下着撅着哩！

王书记严厉地说。奶奶又不出声了，奶奶的脸红得像一块绸子。

说呀，你尻子撅下做啥着哩？

王书记又催。奶奶都要羞死了，但她沉默一会儿之后终于抬起头来了，脸色变得白白的。她平静地说：

咋哩，你非问下个我做啥哩那你想做啥哩！我就是尿个尿嘛，你没看见吗？

王书记惊讶了：

咦，你还犟嘴哩！把你还歪得很!

奶奶的声音更加平稳了：

我歪啥了？我尿个尿，你明明看见了，你非要问下个我做啥了，是你歪，还是我歪？你在家里跟你的老汉也这么说话吗？

王书记愣了一下，继而气哼哼说：

嗨！把她妈的，我还没说你个啥哩，你倒找开我的碴碴了！我的老汉惹你了！你还真是倚老卖老，给脸不要脸！

奶奶也愣了一下，但接着提高了嗓门说：

王书记，你今天要把话说清楚：我怎么不要脸了？

你当着这多男人的面撅着尻子尿尿，你还要脸吗？

奶奶又哑了，不出声。王书记又催：说呀，你咋又哑了！

奶奶沉默着，沉默着，但突然又说：

是我不要脸，还是你不要脸？我的孙子给你们喊了，不要过来，你直直地走过来了！你是有意地要我难看哩！这是我不要脸吗？

王书记又是一愣，接着就大发雷霆：

哎，你还真是无法无天了！你知道我是做啥的吗？我是党委书记！你胆敢在我脸前尿尿，你不是往党委脸上尿尿吗！你是往共产党脸上尿尿！你这个反革命分子，我把你……

王书记说着话就抬腿在奶奶的腿上踢了一脚。奶奶啊呀叫了一声，扑通倒在地上。但她趴在地上之后就破口大骂起来：

王士虎，你踢，你今天把我踢死！我实话给你说吧，我活够了，我早活够了，我实实在在活够了，早就不想活了，你今天把我踢死吧！你把我踢死，你就积了德了！我在阴间里也念你的恩德哩！你单要不把我踢死，你就不是你娘养下的！你说你是书记，你是个啥球书记嘛，我还不知道你的底底吗？你尕的时候连条裤子穿不上，要着吃，走到哪达，狗追着扯哩。嗑瓜子嗑出个臭虫来了，你是个啥仁仁（人人）嘛！

反革命！反革命……你竟敢骂党委！明目张胆地骂共产党！打，你们给我打，往死打！打死了我负责！

王书记气急败坏地喊起来。旁边那个戴茶镜的人一直没说话，这时走上前来一连脚地踢奶奶，踢得奶奶哎呀哎呀叫唤。

一开始拴拴吓懵了，他怎么也没想到一贯胆小怕事的奶奶敢跟书记顶嘴，但是看见那个人一个劲儿踢奶奶，他一下子醒过来了，举着手里的铲子打那人的后腰。一边打一边喊：

你们敢打我奶奶！你们敢打我奶奶！

他没力气，那人穿一件黄色的大皮袄，铲子打在身上就跟拍蚊子一样，那人根本就不理他，还是朝着奶奶狠踢。后来奶奶不出声了，那人才转过身来叭的一掌打在拴拴脸上。拴拴跌倒了，那人还要踢，王书记却拦住了：

你跟个娃娃执啥气哩？打那老婆子！

但这时那个年轻人说老婆子没气了！王书记往奶奶看了看，朝那两个人一扬脸说：

走！

那个戴茶镜的人有一脚踢在奶奶的肋巴上了，奶奶好久喘不上气来，发不出声音。能喘上气之后，奶奶就坐在地上呜呜地哭。拴拴也跟着哭。许久，拴拴才扶着奶奶往家走。奶奶每走一步都痛得呻唤，她全身都叫人踢伤了。

回到家里，奶奶就躺下起不来了。奶奶的胸口痛得厉害，一咳嗽就痛，说话也痛，一动弹全身都痛。奶奶说那个人可能把她的肋巴骨踢折了。这样一来，他和奶奶的生计就靠他一个人了。好在过了两天，队里食堂又开始供应粮了，一天两顿面汤，一顿二两。听说是省上拨下来的救济粮。

大概是正月十八九那一天吧，好些年以后，拴拴还记得那是奶奶躺在炕上的第五天的下午，他正在灶房门口洗地软儿，生产队长邢成民走进来了。邢成民就是那个在食堂里打了他一柴疙瘩的人，是他家的一个远亲，比他父亲小几岁。他问，拴拴：你奶奶呢？

我奶奶在炕上睡着呢。你找我奶奶咋呢，邢家爸？

邢成民说商量个事，就进了上房。拴拴放下地软儿跟进去时，邢成民正在跟奶奶说话。

那家娘，我想给你的拴拴安排个吃饭的地方去，你看好不好？

奶奶已经在炕上坐起来了。奶奶嘶哑着嗓门说：邢家爸，你能给拴拴安排个吃饭的地方就好得很呗！就是不知道你把他安排到哪里去呢？

公社里成立了个幼儿园，专门收养娃娃的。他们一天半斤粮，比社员的口粮还多。你叫去不叫去？

那好得很嘛，我咋不叫去哩！

那他走了谁伺候你哩？你下不来炕了。我给你说实话，那家娘，拴拴还不够去幼儿园的条件，人家要的是没大人照看的娃娃。我是思谋着你下不来炕了，顾不上他了，我给大队长说了个好话，大队长同意叫他去的。

奶奶很感激地说：那我就把你谢一下，你叫他有个吃饭的地方了。我的事好办得很，二后人还活着呢，他还不从食堂里给我端一碗汤吗？

那好，那好，只要你舍得，那就叫他到幼儿园去。然后邢成民扭过脸来对着拴拴说，拴拴，我说的话你听下了吧？去，一会儿你就跑上了去，到公社幼儿园报到去。在第三铺呢，就是王占魁家的院子。王占魁家知道吧，就是那个开下杂货铺的掌柜的家！

拴拴说知道，邢成民又说，你走的时候把年年也叫上，还有陈家的那个丫头芹芹也叫上。那两个娃娃也没人管了，也孽障得很，叫到幼儿园活个命去。

听说有吃饭的地方，奶奶又叫去，拴拴高兴得很，跑去把二爸叫来，把奶奶安顿了一下，就去找年年和芹芹了。年年正在麦场上抖麦草找粮食颗颗呢。他一说，两个又一起去叫上了芹芹。这两个人都比拴拴大一两岁。

从槐树湾到第三铺公社管委会所在地第三铺镇也就是四里路，他们走了一顿饭功夫就到了。管理幼儿园的是公社的通讯员，把登记册拿过来叫他们登记。年年和芹芹都上过二年级，那拴拴一年级没上完就辍学了，还不会写槐树湾三个字，芹芹替他写上了。

登记完了就到吃晚饭时间了，炊事员烧下的糜面汤，大黑碗一人一碗。这是从会宁要饭回来以后吃的最好的一顿饭，糜子面汤稠咚咚的，但喝完了汤肚还不饱，心里还想再吃些才好。拴拴就对年年说，咱回队里去吧，再混着喝一碗汤。年年是个瘦长个子，也是被糜面汤勾起了饥火，说，走。两个人又把芹芹叫上了，一路下坡跑回了槐树湾。生产队的食堂正在打汤，他们三个人就都去食堂了。不料队长在食堂门口站着，一眼就看见了他们，问，你们咋又回来了？

拴拴机灵，抢先回答，人家叫队长领着去呢。个人去了不行。

但又怕队长真去了识破他的谎言，就又补充一句：人家说了，队长写个条条也行哩。

混着又喝了一碗汤，这天他就住在家里了，翌日早晨忙忙地往幼儿园跑，去喝幼儿园的汤。幼儿园一天三顿汤，喝完了早上一顿，年年说咱再回队里混碗汤去。拴拴说那不敢了，队长已经开条子了，再去就识破了。

幼儿园是初办，这时才二十几个娃娃，一个公社干部的媳妇烧汤。头两天还行，汤稠稠的，可过了两三天就变清了，成了稀汤汤了。拴拴和年年就在一起议论：口粮都是他们几个大娃娃去公社粮管所背回来的，每天打一次，一人半斤的量，然后自己在磨子上磨出面来，汤怎么一天比一天清呢？他们注意观察了一下，发现那媳妇把他们磨下的面没有用完，剩下的都装进一个陶土罐子里放在一个条案上。这天已经给娃娃们舀汤了，汤还是那么清，拴拴就跟年年说，不喝了，走，咱们给工作组反映去。他们已经搞清楚了，省上有工作组在公社蹲着抢救人命哩。两人正商量呢，芹芹听见了，说，我和你们一搭去。

幼儿园在公社大院的西头，离着也就半里路，抬脚就到。进了大院，三个人遇到了一个没见过面的生人，那人问他们有什么事？他们说找工作组。他们还真找对人了，那个人是定西专署的秘书长，秘书长说我就是工作组的人，你们有啥事就跟我说。他们说，幼儿园烧的汤清得很，面叫人偷了，我们吃不饱。秘书长说你们前头去，我就下来。他们刚返回幼儿园，秘书长就带着公社通讯员陈和祥进来了。看见娃娃们喝的汤还真是清得很，便问烧汤的媳妇：你烧的汤咋这么清？那媳妇说没面了汤就清了。那拴拴叫起来：不对，面没下完，罐罐里装着呢。秘书长拉过陶土罐罐看了看，叫那妇女按定量给他们三个人再烧一次汤。这次烧下的汤稠咚咚的。秘书长看着他们三人喝完才走，临走时说，以后汤清了就喘着。

当天晚上，陈和祥就把那媳妇打发回家了。

在幼儿园里，那拴拴算得上大孩子了，他已经十一岁了。再说由于家人的照顾，他的身体总也没饿垮，所以幼儿园的负责人陈和祥总是叫他和年年一样大的几个孩子每天早晨去粮管所背一趟粮食，磨面，有时还要去各生产队拉烧柴，拿着公社主任写的纸条，拉着一辆排子车去。

很快的，能干活的大娃娃就增加到十几个了，原因是几天的时间里幼儿园就像吹胀的猪尿泡一样膨胀起来：各生产队哗哗地把孤儿们送来了，人数猛增到一百二十人。大的有十三四岁的，小的有两个月的——还不会吃饭，要保育员喂着吃。保育员也增加到三四个人，都是第三铺镇上找来的妇女。管两三岁以下的十几个小娃娃的是一个老奶奶。

此后就再也没有增加，反而急剧地减少！原因是虽然不断地有孩子被送来，但送来的人比死去的要少得多。

从那拴拴进幼儿园的第一天，他就看见每天有几个大孩子把死娃娃抱出去。那拴拴到了不惑之年的时候，对人说起幼儿园，也总是说他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娃娃们进了幼儿园之后差不多都拉起痢疾来，有的人头上还长疮，流脓。他说，所有的娃娃都爱打嗝儿，喷出一股特别熏人的气味。他后来思想，是不是吃草吃野菜惯了，人的肠胃已经习惯吃草和消化草了，而进了幼儿园吃上些面，肠子和胃倒不接受了！肠壁挂不住面食了！他说，外边的人说幼儿园的娃娃们死得多是因为吃多了面粉胀死的。他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说，那时候吃粮的标准是半斤，根本吃不饱，饿得没法时还跑出去在粮管所院子里，拣各生产队驮救济粮的人们撒在地上的粮食颗颗，有时趁管理人员不注意，在装粮的麻袋里抓上一把。

娃娃们死得太多了，有时候一早晨要抱出去五六个。那几个抱死娃娃的大孩子一天要加一碗汤，不加汤他们不愿抱。

和那拴拴睡一炕的一个娃娃，比他小一岁。那娃娃进幼儿园时还能走路，尽管腿软，走路摇晃。过了三天那娃娃就拉得睡在炕上起不来了。有一天，炊事员做的穷馍馍，——就是把泡软的干菜叶子放在笼屉里，上边撒了一层面粉，蒸熟，然后搅拌成菜团团，就可以吃了——那娃娃的一份打在碗里之后没吃，那娃娃已经吃不下食物去了，但他把碗抱在怀里躺在炕上。其他的孩子们想吃，不断地凑到他跟前看死了没有。等到那娃娃一咽气，几个娃娃扑上去抢着吃了。其中有于季林。

于季林兄弟两个都进了幼儿园。于季林的弟弟身体瓤，脱肛，肠头脱出来半尺长，吊着。于季林把破布鞋放在炕洞里烤热了用鞋底给弟弟往上托。

二月初的一天，公社的妇女主任和通讯员陈和祥一起来到了幼儿园，把七八岁以上的大娃娃集中到院子里坐下，对大家宣布：

娃娃们，公社接到县上的通知了，过两天要把你们送到县上去，然后再转到定西县去。专署在定西县城里成立了个儿童福利院，专门收养你们这样的没娘娃的，叫你们在那达吃，在那达住，还要上学。你们要感谢共产党对你们的关怀，旧社会的时候，遇上荒年，饿死就饿死了，谁管你们呀！共产党管你们，你们要记住共产党对你们的恩情，世世代代不能忘……

接下来妇女干部还说，娃娃们，你们能回家的就回家去一趟，身子瓤的走不成的叫旁人捎个话给你们的家里人——就是你们的亲戚呀哥呀姐呀，说一下，过两天就走了，有啥事了这两天就安排一下。你们去了就不能随随便便回来了。你们当中可能还有不愿去的，也有家里的亲戚不叫去的，那你们就不要去了。

妇女主任说到这里就讲不下去了，因为娃娃们已经议论纷纷嚷成一片了：去，还是不去；能去还是不能去……拴拴和年年挨在一起坐着，年年问他：你去不去？拴拴回答：

我不去！

年年十分惊讶：咋哩？

我走了奶奶谁管哩。你去不去？

我去。

我不去。我舍不得奶奶！

年年沉默了一下又说，你瓜着哩！你在家就能管了你奶奶吗？你能给你奶奶吃，还是能给你奶奶喝？

不是管了管不了，我是舍不得奶奶。

公社妇女主任来过的第二天，拴拴回了一趟家。

拴拴来到公社幼儿园才十几天，他已回过三趟家了。他想奶奶，他也担心二爸照顾不好奶奶，奶奶病着呢。前几天他回到家中，奶奶自己拄着拐棍去食堂打汤，在路上绊倒了，把汤洒了。他说过二爸的小儿子，叫二爸的小儿子和奶奶在一搭儿睡去，给奶奶端汤倒水做个啥。二爸的小儿子不愿去，二爸自己又走不动路。

拴拴回家，是因为这天是二月二，傍晚食堂炸了油饼，一人给了两个，比平常的量多了一倍。把自己的那份油饼拿到手里之后，他吃了一个，另一个举在手里往家奔。油饼太香了，吃头一个的时候他就想到叫奶奶也吃口油饼。

他走得很快。他想把油饼给了奶奶就回来。这些天幼儿园管理严格了，有的娃娃离家近，吃了饭就往家跑，陈和祥说了，谁再跑幼儿园就不要了！陈和祥在公社当通讯员，又管着幼儿园，但近来常常晚上来查夜，发现不守纪律的真训哩。但是有一件事搞得他太痛苦了：他一路走着，不断地看油饼，放在鼻子跟前闻。油饼的香味太诱人了。是清油炸的，油饼的颜色金黄，浓郁的香味馋得他流口水。

走着走着他就忍不住了，咬了小小的一口。他在心里说，吃这一口，就吃这这一小口。但是这一小口嚼碎咽下去之后，又忍不住了，又咬了一小口。

当他走到那一次和奶奶拾洋芋的地方时，一块油饼只剩下半个了，他却还是想吃。油饼真香呀，真馋人！但他用极大的毅力克制自己，一次又一次在心里说：再也不吃了，再也不吃了！一定要把这半个给奶奶拿回去。

他终于保住了半块油饼，当他走进院子的时候，他的心激动地跳着，他高声地喊了一声奶奶我回来了！然后他就噔噔噔地跑上台阶，一把推开了房门。但是房子里没有奶奶的身影，炕上也没有。他旋即出了房门，又连着喊了几声：

奶奶！奶奶！奶奶!

还是没有奶奶的声音！他推开了灶房的门，没有，又推开四妈住过的房门，还是没有。突然，一种不祥的念头在脑子里升起：他想起了大年初一那天从会宁要饭回来找不到娘的情景……他决定到二爸家去一趟，心想奶奶可能在二爸家吧，千万千万不要……他急急忙忙往大门口跑，不料一出门就碰到了奶奶，几乎和奶奶撞个满怀。他先是一愣，继而又急皮白脸地嚷了一声：

奶奶，你到哪达去啦！

奶奶也愣了一下说，咋了？

他说：

我当成……当成……我回来找不着你，你把我吓死了！

他的眼睛里突然就涌出泪水来，脸上一副委屈又激动的神情。奶奶也一下子明白了孙子的心情，故意地笑着说：

咋了？咋了？你哭啥哩？我还没死哩，你哭啥哩？走，进去！

拴拴不好意思地笑了：你做啥去了嘛？

奶奶说我打汤去了，你没看见吗，我碗里的汤！

一听说汤，拴拴猛地想起自己干啥来了，把手里的油饼高高举起来说，奶奶，你看这是啥！

啥呀！奶奶看着他的手。奶奶闻出了清油的香味，也看见了金黄色的油饼，但奶奶不相信那是油饼。这样的年月哪会有油饼吃！

油饼！拴拴大声地说，把油饼举到奶奶嘴边上说，奶奶，你吃！

奶奶没吃，奶奶抖抖索索一只手接过了油饼，在落日的余晖下看金灿灿黄澄澄的油饼，良久才说：

油饼！还真是油饼！拴拴，哪里来的？

幼儿园给下的。

幼儿园给下的？幼儿园还给你们炸油饼呀？奶奶张大了没有门牙的嘴，惊愕至极！

就是幼儿园给下的。今天是二月二呀，工作组到幼儿园去了，说慰问孤儿，改善伙食！

工作组真好呀，这么爱惜你们！幼儿园天天都吃些啥？

谷面汤，糜面疙瘩，面鱼子，再就是疙瘩汤里下上的洋芋块块啥的。奶奶，我不是给你说过了吗，你咋总问呢！你快吃吧！

好，我吃，我吃。拴拴，你把这碗汤喝了。拴拴不喝，他说不饿，但为了叫奶奶吃油饼，他还是把汤碗接过来了。这时奶奶又说：

拴拴，你去叫一下村娃去。

叫村娃咋哩？

拴拴不解地问。村娃是二爸的小儿子。奶奶说：

叫村娃也吃一嘴油饼。

拴拴说，你吃吧，不给他！这是我给你存下的，我都舍不得吃……

奶奶耐心地婉转地劝说，叫村娃也吃上一口嘛。他也没见过油饼的时间长了嘛。你们是兄弟嘛，你比他大嘛……

拴拴跑到二爸家叫了一趟村娃。奶奶和村娃分食了那角油饼。

拴拴原定这天晚上要回孤儿院的，早上起来去了怕赶不上喝汤。可是他无意中又说起了过两天孤儿们要去定西儿童福利院的事，奶奶突然就把他缠住了，奶奶问啥叫福利院，你给我细说一下。他回答，儿童福利院就是专门收养没大人管的娃娃的，叫娃娃们在那达住，在那达吃，还要上学，一直到国家把他们养大……奶奶仔细地听着，并且不时地问这问那，最后奶奶说，我问你，你为啥不想去福利院？拴拴说，奶奶，我害怕去了再回不来了，见不着你了。定西远得很！我想你见不着咋办呢？奶奶问，别的娃娃们怎么想的？拴拴说有的想去，有的不想去。奶奶又问，想去的多还是不想去的多？拴拴说想去的多。奶奶问，那些不想去的是为啥？拴拴说，都是怕去了再回不来了。有个照看娃娃的大妈说，外可不敢去，去了一天锁在房子里不叫出来，也不叫回家。有几个娃娃害怕了，说不去了。奶奶反反复复地问了，拴拴就自己的理解水平回答了，再也没啥话说了，奶奶才以坚定的语气说：

我的孙子，只要公家叫去，你就欢快快地去。不要听这个人说这话，那个人说那话。蹲在第三铺饿死呢！

奶奶，我走了你怎么办，村娃不管你，连睡觉都不过来，谁伺候你？

我过得不是好好的吗？放心，奶奶一天三顿饭还是能打上。再说，过几天你大姐二姐要馍馍还不回来吗？她们回来我就跟她们过了！我的孙娃子，你把心放得宽宽的，去你的定西吧。一颗粮食没有的日子奶奶活过来了，吃上救济粮了，奶奶还能死掉吗？我还等着你长大了，干上大事了，享你的福呢！

拴拴笑了，他没想过干什么大事，他就是想到了定西能吃饱就行，还能上学。奶奶说：

你笑啥呢？你笑啥呢？说不定你长大了，公家安排你在城里的机关干事哩，当工人哩。到那时，拴拴，你给奶奶扯一身华达呢的料子……

拴拴不笑了，歪着头想了一下说，那我要是想你哩？

奶奶嘿儿笑了：拴拴，想我了你就跟领导说，我想奶奶了。领导还不叫你回来看一下奶奶来吗？领导家里就没老人吗？他不想老人吗？

那我要是没钱坐车哩？

你打个信来，我叫你姐接你去。我的孙子，多少人想离开这达达，想到城里去，就是去不成，没那办法；现在公家叫你到定西去，又管吃，又管住，还供你上学，你还三呀五的不想去，你瓜着哩。

拴拴不说话了，陷入沉思。奶奶又说，快去，我的孙子，一点不要犹豫，走，快走！

可我想你呀奶奶……

我的孙子，你活人还在后头哩，奶奶快死的人了，你万万不能想奶奶就哪达都不去了，那是没出息。男娃子要有出息，就要到外头奔去呢！

拴拴又思考了一下说：

那我去？

去！为啥不去哩？我还怕人家不叫你去呢！

好，那我就去！

拴拴是坐在热炕上和奶奶说话的，一旦定下要去定西了，他又恋起奶奶来了，决定今晚不回幼儿园了。他脱了衣裳钻进被窝里说，奶奶，我在家里再睡一夜，过一两天就走呢，再没时间回来了！但是奶奶没心思睡了，奶奶拿过拴拴脱下的衣裳坐在窗根靠近煤油灯的地方给他缝补。奶奶的眼睛花了，拴拴睡着之后奶奶把他叫醒了三次，叫他往针眼里纫线。第三次叫醒时已经半夜了，奶奶还在灯下坐着。奶奶说：

拴拴，我口渴得很，你给我舀点浆水，我想喝口浆水。

拴拴光屁股跳下地去，从一个浆水缸里舀了半碗清清的浆水汤给奶奶喝。那是夏季娘从地里拔来的葛蓬腌下的浆水，还煮了半锅糜子面汤倒进去，叫浆水有点面气儿。后来，全家人不断地捞菜吃，娘又不断地把各种野菜煮熟再添进去。娘没了以后是冬天，没野菜了，奶奶把蕨菜秆秆煮软了补充进去。浆水汤已经清得没一点儿面气儿了，汤却酸酸的，喝了特别解渴。

喝完浆水汤，奶奶睡下了。拴拴把碗放回桌子上去，又上了炕。他钻被窝的时候看了一眼奶奶的脸说，奶奶，我把灯吹了。奶奶说吹吧。

奶奶睡在靠窗根的地方，那里离着炕洞口近，炕热。拴拴爬起来隔着奶奶吹窗台上的煤油灯，看见奶奶如释重负的样子，朝他笑着。奶奶说：

拴拴，给奶奶把被边压一下，进风，凉得很。

拴拴把手从奶奶胸脯上伸过去压了压奶奶身子那边的被子，问，好了吗？

奶奶笑着说好了。奶奶把一只胳膊抬起来放在前额上，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拴拴知道奶奶累了，说了声睡吧，扑的一口气把灯吹了。

拴拴睡醒时太阳已经照在窗户上了，他急急忙忙地穿衣裳，——奶奶把衣裳叠得整整齐齐地放在他头顶上——然后下炕穿鞋，说：

奶奶，我走了，去幼儿园了。去晚就喝不上汤了。

他说完就走，但走到门口时觉得有点异常，奶奶没喘。刚才穿衣裳下炕，奶奶也没喘！奶奶的胳膊还在前额上搭着，和他吹灯时的样子一模一样。

他走回炕前又喊了一声：

奶奶！

奶奶还是不喘。

他拨了一下奶奶搭在前额上的手，奶奶的手已经冰凉僵硬了。

第三铺镇到通渭县城约四五十里路，拉车的牲口瘦成了干骨头，但一路下坡，车催着牲口走，两三个钟头，第三铺公社的四五十个娃娃就到了通渭县的儿童收容所。公社的幼儿园里有七八十个娃娃，但有些娃娃的亲属不叫娃娃去定西儿童福利院，这一批就来了四五十人，三辆马车挤得满满的。公社的妇女主任领来的。县儿童收容所是专门收容那些流浪儿童的，在县城西门外山官庙旁一家关了门的商号的院子里。这里已经集中了城关公社和碧玉公社的几十个娃娃。第三铺的娃娃们一来，收容所的干部就登记造册，一个一个地问姓名、岁数、家里还有啥人，不够条件的不要。

年年和芹芹顺利地登记了，到拴拴时出了点麻达。那干部问家里还有啥人，他说没啥人了，除了大姐二姐在外头要饭，再没啥人了。但旁边有个年家湾的娃娃说了一句话：你家里不是还有奶奶吗？一听说他还有奶奶，那干部说，家里有奶奶就不够条件，一边去！拴拴一下子就急了，喊着说，我奶奶没了，我奶奶没了，昨天将将没了的！那干部愈加不信了，说，今天去定西哩，你奶奶昨天没了，你哄鬼哩！

实话，我说的实话！

但是无论拴拴怎么辩解那干部也说不行不行，你还是跟上车回家去。

虽然没给拴拴登记，但中午饭还是给他吃了，一大碗莜麦面拌汤。吃完了饭，来了一辆轿子车，把条件合格的娃娃们拉走了。后来第三铺公社的马车要回去了，妇女主任对着十七八个年纪过小的娃娃喊，回去喽，回去喽，娃娃们上车！

娃娃们都上车了，拴拴却不上。妇女主任喊，那拴拴，你在那达站着咋哩，快上车！他回答：

我不回第三铺。我去定西哩！

你不够条件，人家不要你，你快上车！

那拴拴说，我奶奶就是没了！你不信吗？你回去调查一下去！

妇女主任也生气了，大声吼起来：哎，你上车不上车？你还把人鼓住哩！何成喜，你把他抱到车上去，拉上走！

何成喜是赶马车的车把式，三十来岁，很壮的身体。他走过去把拴拴抱起来说，娃娃听话，家走。他把拴拴放在车上。可是车把式一转身拴拴就跳下车了。妇女主任发脾气了！

你还真不听话！何成喜，抱上去，你把他再抱上去！我看他再下去的！

车把式也有点不高兴了，双手把拴拴的腰一拤放在车上，同时像蹾粮食口袋一样把他的屁股在车板板上腾腾地蹾了两下：

老实坐着！

那拴拴不动了。马车走起来了，三挂车一挂跟着一挂。但车走出几丈远，到了人来人往的一个路口上，拴拴忽地站起来往下一跳，接着就往一条岔路跑去。车上坐的几个娃娃喊起来：拴拴跑了！拴拴跑了！车把式扭过脸看了一下，朝前头一挂车上坐的妇女主任喊：

秦主任，那娃娃跑了，咋办哩？

妇女主任跳下车朝着奔跑的拴拴看了看，说：

跑去，叫他跑去！不管了！

黄昏时候，那拴拴又回到了山官庙旁的收容所。他知道收容所里还有些娃娃没上去车，过两天轿子车还要来接人，他想混在娃娃们当中去，但是那个负责登记的干部看见了他，喝他：你咋没走！他回答：

你这个大大不相信人，我奶奶真没了！

那干部看了他好一阵说，你家里啥人都没了？

还有个二爸哩。

有二爸就不能去定西。

拴拴不出声了，站着。后来，那干部说，去喝汤去吧，晚上在这达蹴一夜，明天回家去。但是，第三天定西儿童福利院来接人，拴拴硬是挤上了轿子车。轿子车到了定西地区儿童福利院已经是半夜了，娃娃们一下车就被阿姨们领进墙刷得白白的大房子里，吃了点饭睡了。早晨起来，拴拴看见院子里玩的娃娃们都穿着崭新的灰色和蓝色的学生装，不论男女都剃着光头。小娃娃们的棉袄上边还罩着白生生的饭兜兜。

焕然一新头剃得光溜溜的年年一边招手一边向他走来，笑着喊：

拴拴，你来了！

顶针

谁都不记得那是一辆什么牌号的车了，连八十岁的王兴中叔叔也回忆不起来了。反正是辆轿子车，不是现在奔跑于高速公路的豪华大巴，也不是中小城市有人招手就停住上人的中巴。它的模样是这个样子：前头有个大鼻子，里头是轰轰响的发动机，呼隆隆转动的“螺旋桨”。司机座位前的大玻璃分成两块，每一块都像农村人家灶火的小窗子一样大。司机坐在驾驶座上往外看，有一种进了菜窖的感觉。车帮上的玻璃窗也小得很，人一进去就像进了农家茅舍，光线立即就暗了下来。有人回忆说，可能是用卡车改装成轿子车的，大概有二十来个座位。但这却是当时定西专区专员公署惟一的轿子车了，七八成新。这辆车那几天破天荒地归王兴中指挥，他说去哪里，司机就乖乖地往哪里开。

王兴中是新成立的定西专区儿童福利院的教导主任，那几天负责从通渭县往定西县城拉孤儿。

这天他是第三次来通渭县收容所了。第一次是3月22日，拉走了一帮流浪儿；第二次来，这儿的娃娃太多了，——县上通知离县城近的襄南公社、碧玉公社和城关公社把八九岁以上的大娃娃送到县上的收容所来， 一下子就集中起七八十个娃娃来——第二次来只拉走了五十多个。八岁以下的小娃娃没叫送，专区儿童福利院刚成立几天，房子少，缺床缺被褥，房子也不够。也才有三四个保育员，小娃娃去了照顾不过来。

这一次你轻轻松松就拉走了，总共就剩下二十五个娃娃了。通渭县民政局收容所的负责人给王兴中交待人数时说。

那里的话？你们局长已经跟我说了，马营公社还有几十个大娃娃呢，叫我捎走呢。王兴中说。

通渭县收容所设在通渭县城西门外山官庙旁边。这儿是通渭县城关公社管委会所在地，除了一座又一座的农家院落，沿街还有几个铺面。收容所把襄南公社、碧玉公社、第三铺公社和城关公社的大娃娃集中在一家公私合营前私人做过生意的人家里。主人被撵走了，娃娃们住在几间房子里，炕上挤不下的睡在地上，有的就睡在临街的铺子里，地上铺着麦草。王兴中拿着名册逐房核对，点名，招呼娃娃们上车。他叫了一个女娃的名字，但没人应声，便大声喊起来：

魏招弟！魏招弟在哪达哩！

还是没人回答，但墙角上的一堆麦草动弹起来。草堆里钻出一个蓬头垢面的姑娘，十一二岁的样子。

你叫魏招弟吗？

那姑娘没出声。

你怎么在草堆里趴着？

我没被子。沙哑的被风寒摧残了的嗓门说。

没被子还睡在地下？怎么不在炕上趴着去？炕都空下了！

我弟弟发烧，他们不叫睡。

谁不叫睡？

有个男娃。

你弟弟在哪达？

那姑娘把麦草扒了一下，出现一团破棉絮。王兴中蹲下摸了摸，叫起来：哎呀，这娃娃烧成了这样子。梁师傅，你把这娃娃抱到车上去。司机梁师傅走近来弯下身子看，皱着眉头说，这娃太小了嘛，才五六岁，你不是说拉八岁以上的吗？王兴中问那姑娘：你弟弟几岁了？那姑娘说，七岁。王兴中也皱了皱眉头，但他略一寻思说：

拉上，拉上吧。

司机说，病得厉害，别死在路上。

王兴中蹲下又摸了摸，站起来说那姑娘：

抱上，你把你弟弟抱到车上去。

那姑娘从草堆里把那团破棉絮抱出去了。终于，人数都查对完了，孩子们挤着上车，这时又出了一件事：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娃娃硬要挤上车，收容所的负责人大声训斥：回去！前天不就说过了吗，你不够条件。但那娃娃还是往上挤，那干部拉住就是不叫上。王兴中问怎么回事？

这娃是前两天第三铺送来的，登记时说他家里有人抚养。叫他回家去，他不回。他非要上福利院去。

王兴中问，你叫啥名字，今年多大了？

十一岁。我叫那拴拴。

你家有啥人？

我二爸。

你二爸对你不好？

好着哩。

那你不家去？

我二爸家困难。我二妈饿死了，大哥和妹子也饿死了，二爸连自己都顾不住了。

叫上车吧，叫上车吧。按说呢，有人管就不能去福利院，可父母都没了，也符合孤儿条件……叫上车吧。

收容站又给了王兴中一面袋馍馍，说这是娃娃们晚饭吃的干粮。还多带了一顿的，恐怕你们半夜才能到定西……可不敢叫一顿吃了，小心胀着。车就开了。

收容所位于县城西门外西南方向的街道上，这条路通往第三铺公社，所以车先是往西门洞子返了一截，绕了个弯子这才往正西方向的通（渭）马（营）公路驶去。经过通渭县汽车站、煤炭公司、砖瓦场和药材公司之后就上了山，后来又下山，又上山……沿途经过了高碾子、坡儿川。这时娃娃们叫起来：

大大，给些馍馍。

王兴中把馍馍分给大家，一人一个。四两一个的白面馒头。车到马营镇又拉上了三十个人。车上一个人的座位上挤两个人还坐不下，十几个娃娃坐在过道里堆着的破烂被褥上。汽车出了马营就沿着古代的商旅马帮踏出来的、抗战时期民国政府拓宽的跨省公路——华（家岭）双（石铺）公路——向着巍峨耸立沉默不语的华家岭攀升而上。

华家岭海拔2457米，是甘肃省中部第一高峰。已经是春天了，1960年3月28日，在马营公社的河川和沟岔里柳树已经泛着淡淡的绿烟，农民们已经播种春小麦了，冬麦也返青了，但华家岭的沟沟岔岔的阴洼里，冬天的积雪还没有消融。光秃秃的白杨和柳棵子因为冰雪的摧残永远也长不大，树林子就像蒿草滩一样黑楚楚灰蒙蒙的。草是白的，土是黄的，只有天空蓝幽幽的闪着耀眼的烤蓝般的光芒。太阳异常的明亮，太阳光像瀑布一样洒在山梁上，洒在车篷和车窗上。随着之字形的盘山公路的攀升，不论坐在哪边的娃娃都有被太阳耀得睁不开眼睛的时候。汽车越爬越高，马营镇方向延伸过来的沟岔已经变成了深沟大涧，万丈深渊。从车窗往下看去，马营镇已经湮灭在午后的熏风雾蔼里了。由于颠簸，体弱的娃娃们觉到了晕眩和恶心，有人呕吐起来。

我叫你买把香，你忘了吧！司机梁师傅说王兴中。

那天买下的你不拿上，现在又怪我了。

你就不该给他们吃馍。

娃娃们忍不住嘛。

王兴中和司机正在说话，有个孩子叫起来：大大，停一下车，停一下车！

王兴中回头望去，说话的是县城收容所最后上车的那个娃娃。他问，那拴拴，你咋了？

那拴拴说，我憋不住了！

汽车正好驶到山岭上一段拐弯的地方，路平，司机一下子刹住了车，喊，快下去，快下去把去。王兴中就坐在车门旁的一捆毡上，——这是他从马营镇的供销社采购的——他推开了车门，转身又去扶那拴拴伸过来的手。但是孩子还没走到他身边，身上已经散发出来一股极臭的气味。本来就一身臊味的孩子们喊了起来：

把到裤裆里了！

臭死了！

王兴中拤着那拴拴的两腋从一个孩子的头顶越过，转身放在门外边的公路上，说了声快把去，然后自己也跳下车，朝着车上喊：

谁还把哩，也都下车；尿尿的也下车尿去。再开车就不停了！

他拉着那拴拴的手走了几步，就帮着那拴拴收拾。那拴拴已经把裤子和腿搞得一塌糊涂。他干脆叫他脱掉裤子，用土块帮他擦屁股擦腿，又把裤里子翻出来擦了好久。还朝着下了车的娃娃们喊：男娃娃这边，女娃娃到那边去——拐过塆子去！

后来，孩子们又上车了，挤着坐好了，车又发动了，却有个女娃喊起来：莲莲还没来哩！他问哪个叫莲莲？那个脸烧得红红的小娃娃嘶哑的声音喊着说：

我姐姐没来哩。我姐姐叫莲莲。

王兴中下车了。他往四周看了看，又拐过塆子到山梁那边去找，还是看不见人影。他大声喊，莲莲！走了！要开车了，快上车，莲莲！山谷里响起一连串的回音，莲莲……莲莲……但是没有莲莲的回应。他奇怪了，回去把车上的孩子们叫下来：

下来，谁的腿攒劲了就下来，找一下莲莲去。

孩子们散开了。不一会儿，那个拉了一裤子的那拴拴哎哎地喊着，从二百米远处，一截垒了很多大土块状若花墙的地方钻出来了，大声喊，莲莲在这达哩！莲莲在这达哩！他大声说，你把她叫回来！那拴拴回答，这达有个死人！莲莲哭着哩！

王兴中觉到了蹊跷：尿个尿嘛，跑那么远干什么？他快速地走过去，向着那堵花墙一样的土堆走去。那花墙是1958年建的，是大跃进的产物。那时候他还在定西专署的干校当老师，在临洮县呢，但是他知道那一年省委上马了一个引洮工程，通渭县抽了两万三千民工去渭远县劳动，动员一万七千民工去靖远县和皋兰县大炼钢铁，还有一千多民工去修铁路……那一年全国水土保持检查团要来通渭，途经华家岭，县委组织五万民工到华双公路和西（安）兰（州）公路沿途搭彩门种树，修花园，整整半个月。由于劳力不足，把老汉、小脚老婆子都赶上华家岭来了。结果，博得了检查团的表彰。接着，深秋天气，专区领导又命令通渭出动二万五千名劳力，照样有许多小脚老婆子和青年妇女到这冰封雪盖的几十公里山梁上会同定西和会宁两县的数万民工大战华家岭。在公路两边挖鱼鳞坑，种草种树，创造山顶人造园林。在通道显眼处还用大土块垒了雄狮猛虎的造型。整整干了两个月。那时地委宣传部出版的《定西日报》上有这样的口号：洮河过了华家岭，贫穷的日子断了根。县委宣传部的会战简报上的口号是：脚踏地球手搬天，两肩担平华家岭。1959年反右倾之后干校停办，地委又把他抽到了地委工作组，叫他跟地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到通渭县调查通渭的粮食情况——通渭的县委书记向省委汇报，说通渭缺粮，饿死人了——是否属实。那次他就在华家岭深入群众，看到了两次大战华家岭的成果：公路旁栽的柳树和白杨，每隔一段修个花园——没有砖，用土崖上挖下来的黄土块块垒下的花墙。时间才过去了一年多一点点，那一个一个的花园已经荒芜，花墙坍塌成了一堆一堆的黄土。

在公路边的一截“花墙”后边，他看到了跪着哭泣的莲莲。他喊了一声莲莲，但立即就住嘴了。他看见莲莲的面前两三米之远，一具人的骨头架子倾斜着，倚在一截“花墙”上。他停顿一下脚步才走近莲莲，问，莲莲，你怎么跑这儿哭来了？

莲莲回头看了他一眼，又转过脸去，又哭。他走过去拉她：莲莲，走，你跪这里咋呢？一个死人，你不害怕吗？

莲莲还哭。他便用力拉，说，走呀莲莲，人都等着你哩？你哭啥哩，这么伤心？

莲莲说话了：大大，我哭我娘哩。

你想你娘了吗，触景生情了？瓜娃子快走，一个人在这里瘆得很！

大大，你不要拉我。我找着我娘了……呜呜……

王兴中不胜惊讶：快不要胡说了，那怎么是你娘哩？你是哪达人？你不是城关公社的人吗？

呜……

孩子突然就哭倒在地上，杵了一脸黄土。她的脏兮兮的脸上滚动着泪水，嗓子扯心裂肺地嚎起来：

大大，这就是我娘呀……娘呀，我的娘呀！你就这样走了吗？你把弟弟和我撇下了……

这真是太骇人了！王兴中松开了莲莲的胳膊，一下子怔住了，还有后边跟着跑过来的几个娃娃也都十分惊骇，呆立一旁。他们一起注视起这个死尸来。这的确是个女人，她头上的纂纂被华家岭上的大风吹散了，长拖拖地拖在脑后，土苍苍的，在春日的华家岭的冷风里索索地抖动着。但是，任何人也看不出来这个人的模样与莲莲有什么关系，因为她身上的肉已经化光了，就剩下个骨头架子，骨头架子上还套着被风撕破的妇女的大襟汗衫，松松垮垮。肋骨白花花的很整齐。一只鞋离开着骨架，鞋里灌满了黄土；另一只鞋已经不见了。衣裳的颜色和完整的骨架只能说明这个人死的时间不久，一年多，最多两三年。眼睛、鼻子、嘴都是黑窟窿，惟一的特点就是最大的那个黑窟窿里，两排白生生的牙齿很完整，它似乎在证明这个妇女还比较年轻……

一切都凝固了，围观的孩子们惶惑惊恐的或者不以为然的神情都凝固了。

王兴中很是为难，这丫头说这是她娘，哭个不停，怎么才能劝她止住哭呢？他思索片刻说，莲莲，你说这个人是你娘，你怎么知道她是你娘？你娘多大岁数！

我娘没的时候三十出头。

三十出头的人多了，我来过华家岭，知道这一路死下的人多得很。挖鱼鳞坑的时候有人栽倒就没气了，就埋在树坑里了。大战华家岭结束，回家的路上，有些人坐下缓一缓就站不起来了……

大大，你看！

莲莲坐起来了，伸开黑几几的手指。手掌里是一枚生锈了的黄铜顶针。王兴中说：

这不是一个顶针吗？

莲莲说：

这是我娘的顶针。我在我娘的身旁找着的。

王兴中的心震惊了，但他接过顶针看了看又说，你这个娃娃，妇女们戴顶针的人多得很，咋就说明这是你娘的顶针，你娘的顶针有记号吗？

没记号，我娘的顶针没记号，但这就是我娘的顶针。我娘走的时候，——去年我们离开家的时候——专门把一个顶针套在手指头上的。我娘说，咱们逃命去，一定要戴上个顶针，路上鞋破了衫子烂了好补……我看着我娘戴上的。

王兴中仍然不相信世界上会有这样巧合的事，他又说，莲莲，你家是城关公社，——花名册上写着呢——你是高碾子的人，对吗？

对对的。

对对的就好办了——高碾子村离着这儿七八十里，你娘怎么能到这里来呢？

我和我娘一搭儿出来逃命的，还有我弟弟，我姐姐……呜呜……

你说，你把话说完。你先不要哭，把眼泪擦干。

但莲莲的眼泪就是擦不干。王兴中耐心地等呀等呀，等到莲莲的哭声变小了，变成了抽泣。她一边抽泣一边说：

去年春天的时候，麦子才种上，队长通知我家，说我大在洮河工地没了，放炮叫石头砸死了。那时我家没吃的，队里一天喝一顿清汤汤。我娘瘦得一把柴了。我娘说等到扁豆下来了找妹妹去——就是我的小姨娘。我娘说小姨娘家在华家岭老站过去一些的地方。我娘说，小姨娘家日子好过一些，那里地广人稀。我娘还说，小姨娘不收留的话，我们就到会宁逃命去。六月里扁豆熟了。我家的前后院里，那年我娘种上了些扁豆。扁豆下来了，在自家的院子里把扁豆收拾完了，我娘就领上我们走了。领着我姐，我弟，我。我们走了一天，从天不亮走，到马营后晌了。我娘说找个人家缓上一夜。找了几家人，都不留我们。我娘说咱接着走，还有三十里路，天黑透就到了。我们就又走，走到这达我娘走不动了。我娘说缓一会儿，一缓下就起不来了。我娘说口渴得很。我们背着一罐水哩，还剩一点点了，我姐端过来叫我娘喝。娘不会喝了，嘴不会动了。我姐给我娘灌水已经灌不进去了，灌上就淌出来，灌上就淌出来。后来，天黑黑的了，啥也看不见了。我和我姐，我姐十五岁，还有我弟，不知道怎么办呢，往前走呢，还是回呢，我娘又怎么办呢……我们就是哭。后来从那面走过来一个人，听见哭声了，走过花墙进来一看，叫我们不要哭了，说我娘没了。他问我们往哪里去，我姐说我娘领我们找小姨娘去。他问小姨娘在那个庄？我姐说走到老站就不远了，但不知道是哪个庄。我们没去过。那个人说，你们知道庄名我就把你们送一下；你们不知道庄名，我没办法送呀。你们还是跟上我回去吧，我到坡儿川去。我们害怕那个人。我们听我娘说过，路上有杀人吃肉的人呢。我们说我们还要往前去。那人说，娃娃们，狼把你们吃过哩。我们没办法，只能听他的话，跟着他下了华家岭。后半夜才到了他家里。缓了两天，就又回城关的高辗子去了。那天离家的时候，我姐背着收拾下的十几斤扁豆，我背着个水罐子，我娘背着一块毡。我娘说，天热着哩，被子不盖行呢，要背块毡呢，外头睡觉要防潮湿呢。我娘还拉着我弟弟……我和姐把扁豆背回家了，把弟领回家去了，毡给了领下我们的那个好心肠的人了——我们也背不动了。

因为说话，莲莲倒是不哭了，王兴中却泪流满面：

莲莲，你怎么认出这地方来了？

我看着这个塆子像。我们在这达缓下的时间太阳落山了，但是天还没黑，还亮着呢。我一找找着我娘了。我记得缓在一截花墙后头。

你姐姐哩？

半个月前殁了。正月里，大队把我和弟弟送到公社的福利院去了，我姐姐从我二妈家来看我们。我们回到高碾子二妈收养了我们。后来我和弟弟上了福利院了，队长不叫我姐去，我姐大我两岁，能当劳力了，能给队里干活了。我姐到福利院看我和弟弟，在福利院住了一夜，染上了痢疾回到二妈家几天就殁了。

王兴中大恸。良久，哽咽着嗓门对身旁的孩子们说：

来，娃娃们，我们把莲莲的娘埋了。

王兴中说完话就走上前去，把那具骨头架子抱起来。骨头架子上、头发上和破衣烂衫上落了不少黄土，他一抱起来，黄土就哗地洒在他的中山装制服上，但他一点儿也没嫌脏，抱着骨头架子走了几步放进一棵小白杨的树坑里。他说，娃娃们，把囫几抱过来，埋上。

孩子们一拥而上，抱起倾倒了的花墙上的土块。

很快，小白杨的树坑就变成个坟堆了。然后，王兴中拉起哭软了的莲莲，还来了个大女子从另一边扶着，把莲莲扶上了汽车。汽车嗡嗡地吼着，又往前驶去。这时，橙黄色的太阳浮游天际，像是一块烧红了的烙铁，正在缓缓地凉下来，又像是火盆里一块就要熄灭的木炭。云彩多了起来，云彩绚烂之极。灰蒙蒙的雾气从沟底里升起来，和云彩沆瀣一气把远处的山头淹没了，华家岭就像是大海里沉浮不定的一条鱼脊背。汽车就在这条鱼脊背上行驶。风大起来了，空气骤然寒冷，孤儿们把破棉袄裹紧，抵御从四面袭来的寒气。华家岭的春天不像春天。

俞金有

农历十一月的一天，黄昏，刘世权和妹妹在房背后的山坡上挖辣辣根， 吃妈妈根，队长俞国民找他们来了。俞国民爬上山坡说，走，权娃子，到食堂吃饭去。刘世权说，俞家爸，食堂不是不开饭了吗？俞国民抱起他妹妹说，今天专门给你们做了些吃的，你们吃罢了我送你们到义岗川去。刘世权问到义刚川做啥去？俞国民回答，给你们找个吃饭的地方去。刘世权问，你给我们找个啥吃饭的地方去？俞国民说，公社通知的，义岗川办了个幼儿园，叫我把你们送到那达去。要趁早走哩，路远得很。听说要到陌生的地方去，刘世权哭开了：俞家爸我不去……但俞国民一手扯着他一手抱着他妹妹往坡下走着说，你哭啥呀，这是好事情。幼儿园是收娃娃的地方，专门收没娘娃的。你们去了公家管你们哩，管你们吃管你们穿哩，有娘的娃娃还不叫去。那里能吃上白面馍馍，天天吃肉菜。金娃子和他的姐姐也去哩。

听说金娃子和姐姐也去义岗川幼儿园，刘世权就不哭了，跟在俞国民的身后走，一会儿就到了生产队的食堂。食堂的院子里空荡荡的，只有一个八九岁的姑娘和一个小男娃在台阶上坐着。两个人瘦得像麻秆秆，细细的脖子挑着污垢的头。那姑娘靠墙坐着，男娃躺在台阶上，头枕在姑娘的腿上。男娃子叫俞金有，六岁，姑娘是他的姐姐俞金花。他们的大去年上洮河，病死在引洮工地上了。一个哥一个姐两月前殁了，饿死的。上个月，队长叫他娘给生产队的食堂磨面，他娘偷了二十斤面粉领着他和姐姐跑掉了。队长不知道他们跑到哪里去了，过了三天，会宁县党家岘的人把他和姐姐送回苗沟来了。原来他娘带着他们姐弟二人跑到会宁县去了，逃荒去了，在党家岘叫人把他娘打死了，把他娘背的面抢走了，他们两个人没人管了。俞队长看他和姐孽障，把他们领到自己的家里去了。队长是他们的堂爸。

叫你们煮的洋芋煮熟了吗？

走到食堂门口，俞队长大声问，并且把刘世权的妹妹放在台阶上。一个妇女的声音从食堂里传出来：

煮好了。一共是十五斤，对啦？

对着哩。一个娃娃两斤半，分了，叫吃上，吃上了我们走哩。

好，我这就给他们分。那妇女回答。

粑粑烙好了吗？一人半斤，也分给他们拿上。队长说着话又看娃娃们，说，娃娃们，洋芋吃上，谷面粑粑是路上吃的，存着，啊！我牵牲口去。

然后队长转身走了。做饭的妇女就给娃娃们分洋芋。娃娃们呼噜呼噜地吃洋芋。

吃完洋芋，那妇女又把分好的谷子面粑粑分到每个人手里，并且说，娃娃们，粑粑拿上不要吃，小心胀着。但是刘世权的妹妹不听话，又吃起粑粑来。谷子没脱皮，磨下的面粗糙得揉不到一起，摊在锅上烙下的饼子人们叫粑粑。她刚把粑粑吃完，队长回来了，身后还跟着一个名叫欢子的年轻人。

队长一进来就喊，给我们准备的干粮拿来，该走了。还是那个妇女，围裙里兜着些洋芋、谷子面粑粑走出来。队长和欢子接过来塞进怀里，然后队长转身说，娃娃们，走喽！

队长抱起刘世权，又伸手拉起他的妹妹，欢子抱起俞金有和他姐，几个人出了门。门外头站着两个毛驴，驴背上驮着两副粪筐。来，把娃娃们放进筐里。队长说着就把刘世权放进一个筐里。筐先是往下沉了一下，后又升起，原因是队长把他妹妹装进另一个筐了。

欢子把俞金有和他姐姐装进另外一副粪筐，毛驴嗒嗒嗒地走起来。

刘世权今年十一岁，身体瘦得没一点肉，一进筐子就搐成一点点了。他从粪筐的柳条缝缝里看出来毛驴是往南山走的，顺着沟沿沿走着。苗沟是一条又深又长的山沟，三面环山，下半截特别陡，是悬崖，苗沟村散布在悬崖的上边。要往南山走，就得绕着沟沿沿转半个圈圈，把沟转完。嗒嗒的蹄声中刘世权听见欢子说，这么急着送啥嘛，天就要黑了！明早上再送嘛！

队长说，天黑也要送。等到明天还不知道哪个又不中了！

欢子不出声了，过一会儿又说，这天凉得很嘛，夜里冻哩。

队长说，先走，到前头的马家岔垫上些麦草。

毛驴转上南山上又往东拐，爬坡， 后来又朝南走起来。刘世权觉出是走在董家山梁上了，因为他从筐缝缝里看见了西边低矮的群山，太阳沉进笼罩着千山万壑的暮霭里了，像个红蛋蛋。董家山梁是通渭县和静宁县的分界线，从北到南四十里，一直延伸到寺子川公社所在地。从寺子川往北再走三十里河谷，就到义岗川镇了。董家山梁像高高耸起的驴脊背，它的两边有许多东西方向的山沟，苗沟是它北端的一条沟。

走了一顿饭的时间天黑了，这时队长说话了：站一下，站一下垫上些草。队长的胳膊伸进粪筐来了，拉刘世权。刘世权伸着蹲麻了的双腿站起来才认出是到马家岔村了，牲口站在一片麦场上。队长抱了一捆草塞进筐里，把草往四周拨了拨，叫他又坐下。这一次他觉得舒服多了，柳条条不硌屁股了，且从四周挡住了初冬的冷风。

牲口又走起来，走着走着瞌睡就上来了，但是队长又把他拉醒了。队长一边拉他，一边说：

权娃子，醒一醒。

刘世权问，俞家爸，做啥哩？

队长说，不做啥，你接着睡。然后队长又说，欢子，你看一下那两个娃娃，好着没有？

欢子的声音传来：好着哩，好着哩。

队长说，好着了就好。我就怕路上死下一个。

没那么担惊吧。在家里好好的，在路上就能死了！

我就担惊着哩。吃下草根根的，今天吃了些洋芋，还吃了些谷面粑粑，胀死了咋办哩！

权娃子，醒来，到了！

刘世权也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大概是半夜时分，队长把他从背斗里拽出来了。他清醒过来的时候看见满天星光下妹妹和俞金有、俞金花都在地下站着，周围黑洞洞的。欢子正在拍打一个大门，大声喊开门来！我们是送娃娃来的！好长时间，咣当当的一阵门响，一个老奶奶开了门，问你们是哪里的？欢子回答我们是寺子川公社凤凰大队来的。老奶奶又问几个娃娃？队长说四个，老奶奶说跟我来。

这是个大户人家的院子，四合院，廊檐上挂着个风灯，廊檐台子很宽。老奶奶领他们走进一间房子。房子很大，一盏带罩子的煤油灯亮着，可以看见有两盘炕，一盘炕上睡满了人，另一盘炕空着半截。老奶奶把靠窗根的几个娃娃叫醒了，把他们的被窝抱到上炕上说，过来，你们几个人到这达睡来。娃娃们都穿着破衣烂衫，懵懵懂懂地爬过去了。老奶奶转过身来说，来，你们几个靠窗根睡下，这达炕热。然后又问，娃娃们，一路上冻坏了吧？娃娃们害怕，没说话，老奶奶又把脸朝着队长和欢子：有你们这样做事的吗，半夜里送娃娃来！都快腊月了，冻坏了咋办哩？队长和欢子没出声，老奶奶又说，上炕呀，娃娃们。我给你们抱被子去。娃娃们上炕了，一会儿老奶奶抱来两床被子撇在炕上，说，娃娃们，两个人盖一床。幼儿园刚成立，被子不够用。过几天就好了。然后老奶奶又问队长和欢子：你们咋办哩？是站下哩还是回凤凰哩？站下的话就也上去挤下。队长说我们回哩，然后对娃娃们说，娃娃们，你们在这达住下，要听老奶奶的话，我们走了。俞金有突然哇的一声哭起来，哭着说，四爸，我回去哩……队长说，你站下吧，过几天我看你来。这达好，这达有吃有喝，天天有肉菜哩。你回去咋哩？吃草根根去吗？

俞金有的姐姐也哭起来，说我回去哩，但队长转身对欢子说，走，我们快走，哭一会就好了……

他们走了之后老奶奶劝了两句：娃娃们不要哭了，这达好着哩，有吃有喝的。过两天你们就惯了。老奶奶还嘱咐几句：尿憋了尿在盆盆里，地下有盆盆哩，不要尿在炕上。老奶奶哄着娃娃们睡下，把被子拉着盖上就走出去了。

娃娃们抽搭着哭了几声就睡着了。他们睡得很香，一路上累了，炕也热得很。早上醒来就吃饭，一人发了一个搪瓷的小碗，一个勺勺。一人一碗白汤——白面糊糊，一个小馍馍。但是打饭的阿姨刚走出去，一个在对面炕上睡觉的大娃娃把俞金有的馍馍掰了半个去，俞金有哇地哭了，气呼呼地把剩下的半个馍馍也撇到地下去了。几个娃娃呼的一声扑上去抢走了。刘世权看见这幕了，略一踌躇走到那个抢到馍馍的娃娃跟前，伸出手说：

拿来！

那娃娃不想给，说我拾下的。刘世权一把抢回来了，说，你再拾一个我看！那娃娃又瘦又黄，比刘世权矮半头，他瞪着刘世权说，王瑞抢馍馍了，你怎么不要去？刘世权瞪了那个娃娃一眼，走到俞金有跟前说，拿住，把你的馍馍拿住。然后他又走到最先抢馍馍的大娃娃跟前说：

你叫王瑞？

那个娃娃不出声。他又说，你不要当成你大一些，就欺辱人！把馍馍还回来！

那娃娃比刘世权大一两岁的样子，长得还高一点点。那娃娃脸上一副不屑的神情，乜斜着眼睛看他，说，你想打仗吗？

刘世权知道自己打不过他，说，谁跟你们打仗哩？你把人家的馍馍拿出来！王瑞说，我不拿出来你咋办哩？刘世权说，你不拿就不拿呗，半个馍馍，能把你做啥哩？说着他就回到自己的炕沿跟前去了，端起碗来喝汤。但是他一边喝汤一边看王瑞，当王瑞也转过身喝汤的时候，他突然走上两步去，把自己的一碗汤一下子扣在王瑞的后脑勺上。汤已经不是很烫了，却仍然烫得王瑞哇地叫起来，王瑞猛地转过身来了，但刘世权不等他动手，就把手里的空碗一下子砸在他的脸上，并且大骂起来：

我把你驴日下的打死哩，你信不信！

王瑞被他的气势吓住了，愣怔了一下，哇哇地哭着跑出去了，嘴里喊着：我告你去哩，我告你去哩……

一会儿，那个给他们舀下饭的阿姨就进来了，气呼呼地说，谁拿面汤泼人哩！谁拿面汤泼人哩！王瑞指着刘世权说，他把面汤倒在我的头上了！那阿姨问，你为啥打王瑞，你说！刘世权不出声。那阿姨又说，你肚子饱着哩吧！罚你三天不吃饭……噢呦呦，你们苗沟来的娃娃还歪得很，将将来就打人哩……

阿姨说罚三天，其实只罚了一天——就两顿，中午和晚饭，这两顿也只是扣了他的面汤，馍馍照给。吃饭的时候，俞金有把自己的面汤倒了一半给他。俞金有一边给他倒汤一边说，我们两个人喝一份……

就是这天夜里，刘世权的妹妹殁了。妹妹身体瓤得很，好些天了，走到那达都坐着，头都抬不起来。妹妹这天睡觉的时候好好的，半夜里却用力地拉被子。两人盖一床被子，被子被妹妹拉走了，把他冻醒了。他坐起来看，妹妹把一床被子都拉到自己身上了，把头都盖起来了。他往自己身上拉被子，妹妹却抓住不放。妹妹还用力撕被子。他不知道妹妹哪来那么大的力气，妹妹才八岁，妹妹把被子撕破了，棉花一团一团掏出来了。他撩开妹妹身上的被子说，你不要撕了，你把幼儿园的被子撕了阿姨不说吗？妹妹不说话，妹妹眼睛睁得大大的用力撕被子。他伸手去拦妹妹的手，妹妹竟又撕他的袖子，撕他的手。他推开了妹妹的手，看妹妹不听话，就往旁边躲了躲钻进另一个娃娃的被下去了，睡着了。

早晨他还睡着哩，那天夜里给他们开大门的老奶奶进来了。老奶奶是打扫卫生倒尿盆的。老奶奶看见了炕上撕烂的被子和棉花团子，喊了起来：这丫头怎么把被子撕成这样了！老奶奶推了一把妹妹，妹妹已经没气了。老奶奶出去叫个人来把妹妹抱出去了。

幼儿园每天都有娃娃死去，死了就从附近叫农民来抱出去撇了，撇在金牛河边崖坎子下边。幼儿园每天也都有娃娃进来，都是义岗川公社和寺子川公社的娃娃，驴驮人担送来的。送来的比抱出去的多，很快的幼儿园的人数就上升到二百多人了，原先的大户人家房子里住不下了，就调整到董家堡子去了。董家是全定西出名的大财主，解放前家里有武装，院墙修得像城墙一样，人称董家堡子。董家堡子是三个院子连起来的，幼儿园只占了其中的一个院子。调整后的幼儿园男女分开，男娃娃住前院，女娃娃住后院的几间房子。

俞金有和姐姐也分开了。俞金有的岁数小，小娃娃是怕人欺辱的，他就总围着刘世权转，因为是一个村子来的。娃娃们的身体都瓤得很，幼儿园也不开课，娃娃们一天到晚就是睡觉，玩。刘世权爱抓窝，在院子里挖下几个窝窝往里头散石头，看谁赢的石头多。刘世权一玩就是半天，俞金有也跟着玩。为了叫娃娃们混心，幼儿园还给娃娃们买了扑克牌。刘世权打扑克的时候俞金有就坐在旁边看。除此之外俞金有总往食堂跑。幼儿园规定十岁以上的娃娃吃粮标准是二十四斤，九岁以下十二斤。俞金有饿得不行，总往食堂门口拾大师傅撇出来的烂洋芋、菜叶子。再就是看见大师傅蒸馍了，就跑回来报告，说，世权哥，蒸馍上锅了，过一会儿又跑来说，世权哥，馍馍下锅了，快打饭走！刘世权也喜欢俞金有：这娃娃不光嘴甜，长得也心疼——脖子细细的，但脸相秀气，小鼻子鼓鼓的，眼窝深深的。他要是搞来啥吃的东西，也分给俞金有一点儿。

幼儿园是封闭式管理，大门经常锁着，因为娃娃们饿得难受，一跑出去就不回来了，有的要饭去了，有的就跑回家去了。封闭管理挡不住大娃娃，刘世权经常和其他大娃娃翻墙而出，到义岗川镇的粮管所偷粮食。过完春节不久政府发放救济粮了，四面八方的社员赶着牲口来驮粮食，粮管所秤粮的地方总是吵吵嚷嚷的。他们混在人群里，趁人不留意就抓一把麻袋里的大米或者捧一捧面粉拿块油渣。拿回来之后用洗脸盆或是刷牙缸子煮着吃。

俞金有是个机灵娃娃，但也闹了一次笑话。过完春节不久的一天，省上的一个领导来幼儿园看娃娃们，来时拿的水果糖，给娃娃们发糖。省上的领导到来之前阿姨给娃娃们换了新衣裳，五六岁以下的娃娃们没发新衣裳，一个人发了一个白布的兜兜，也打扮得很鲜亮。阿姨们还教娃娃们站队，说，来的是省长，姓邓，要叫邓爷爷。邓爷爷来了大家要喊欢迎邓爷爷，走的时候要喊邓爷爷再见。那一天邓爷爷来了，一大帮人走进幼儿园，阿姨指挥着喊欢迎邓爷爷，可是俞金有一紧张喊成了邓爷爷再见。阿姨慌了，说他你喊的啥？他竟然不觉知，还喊，邓爷爷再见！邓爷爷再见！搞得邓爷爷身后的随从们笑了，邓爷爷也笑了！

邓爷爷来过幼儿园不久，三月份的一天，阿姨们又逐个房子通知：娃娃们，明天专署领导要检查幼儿园来哩，今天我们打扫卫生。娃娃们在阿姨的带领下搞了一天卫生，抹桌子，洗床单，把院子扫完之后洒上水不叫起土。吃晚饭之后又把娃娃们集合起来讲，记住，明天领导来了你们不要在台子上东倒西歪地躺着，都要在炕上坐着，要有精神。领导问话的时候不要胡说。问吃饱吃不饱的时候，都要说吃饱哩，不能说饿肚子。共产党对你们好得很，吃的是城镇居民的标准，再要说吃不饱可就对不起共产党了。

第二天上午十点钟左右，果然地委的领导来了。一大帮人，二三十个人，有县上的干部也有义岗川镇的领导陪着。他们和幼儿园的领导和阿姨们见过面之后还要和娃娃们座谈，分散到每间房子去了。

刘世权和俞金有住在董家堡子最大的一间房子，是从前的客厅。这间房子盘了两盘炕，打颠倒睡了三十多个娃娃。所以这个房间进来了四五个领导。

娃娃们好！

这几个领导进门之后走在前边的一个人向娃娃们问好。可是这一次娃娃们是坐在炕上的，阿姨没跟大家讲这种情况下怎么跟领导问好，所以娃娃们谁也没说话。领导看娃娃们很拘谨就分成两拨坐到两个炕沿上了，其中一个领导问，娃娃们，你们在幼儿园吃得好吗？吃饱吃不饱？

能吃饱。娃娃们异口同声地回答。

这个领导又问，你们吃的啥饭呀？

面叶子！

散饭！

糜面疙瘩！

还有大米饭，还有炸油饼！

有个领导又问了一句：你们还吃炸油饼吗？几天吃一次？

过年吃下的！

二月二龙抬头也吃了！

领导对娃娃们的回答是满意的，他们开始个别谈话了，一个娃娃一个娃娃地问，叫啥名字？哪里人？家里有几口人？谁没了？谁还活着？其中一个留着大背头的领导问着问着淌开眼泪了。后来，那个带头进来的人站起来了，说，娃娃们，我们今天来看你们，走得急了些，没买上糖。我给你们一点零钱，你们自己买糖吃去。说着他就从口袋里掏出一沓子事先换下的崭新的钞票发给娃娃们，一人两角钱。然后他就走出去了，其他人也跟着走了。

哎呀呀，把人饿死了！快，打饭去！

由于邓爷爷来的时候出了一次差错，这天俞金有是坐在炕里头的，坐在几个娃娃的后头，他怕人家问话再出差错。他的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看见领导走出去了，他就大声叫起来了。但是他没注意到，有个白头发的老汉进来后一直没说话，就是拿个笔记本坐在炕头上写什么，而这个老汉还没有走。老汉听见他喊饿死了，站起来说：

是你说的饿死了吗？这个娃娃你给我说一下，你们能吃饱还是吃不饱？

俞金有惊呆了。一时间哑口无言，脸色都变了。那老汉看出他紧张的样子了，说，不要紧张，这个娃娃你不要紧张。你给我说实话，你们吃饱吃不饱？

俞金有还是不说话。

娃娃们，后来那老汉把脸转向大家，大声并且和蔼的口气说，我们到幼儿园来，就是调查真实情况来的。你们要说实话哩，要把真实情况反映出来哩。这样我们才好研究怎么解决你们的困难哩。你们不说实话，我们怎么知道你们有没有困难，怎么解决你们的困难哩？

娃娃们静静地听着，老汉又说，我问你们，你们真的能吃饱吗？说实话，你们说实话。

吃不饱！俞金有大声说。

吃不饱！

一天到晚饿得心慌！

一顿就那么大的一个馍馍，哪里能吃饱呀！

有些菜就好了，拉些洋芋来……

娃娃们也都乱七八糟地说开了。说了一阵子，白头发老汉又说：

娃娃们，我知道你们的真实情况了，好了，我回去给专署领导汇报。不过这吃粮的问题是个严重问题，恐怕还不好解决。县上解决不了，专区也解决不了。整个定西专区现在都缺粮食呀。不过我今天给你们许个愿，我们回去以后，先跟专署蔬菜公司协商一下，先给你们解决些蔬菜，这个问题还不大。

专署的领导来过几天之后，一辆大卡车开到幼儿园门上来了。阿姨们跑到各房子喊，大娃娃到门口卸菜去。不光是大娃娃们去了，连小娃娃们都去了。饿急了的娃娃们一听是吃的东西就都一窝蜂围到汽车跟前去了。可是车槽板一打开，却是一车臭烘烘的咸菜，甜菜叶子，湿淋淋还往下滴水哩。大师傅喊不能吃，娃娃们，这是咸菜，不能吃！但依然有些娃娃抓一把就跑，拿到水井边冲洗，嚼得咔嚓咔嚓的。有些人嚼上两口不嚼了，把菜叶子撇得到处都是。

好多年以后刘世权还记得那天发生的事情：那已经是半夜了，刘世权睡得很香的时候，俞金有把他喊醒了。俞金有和他睡的一个被窝，脚对脚睡，他听见俞金有喊他：世权哥，醒一下。他睁开眼睛看见俞金有在他脚底下坐着哩，他问了一声：啥事？俞金有说我渴得很。刘世权说，渴了喝水去。俞金有说没水了，我端下的水喝光了。刘世权说，那怎么办哩，没水了你就忍着些。刘世权知道，幼儿园的食堂里有一口开水锅，大师傅做饭的时候捎带着烧一锅开水，吃饭时大家舀着喝。吃过饭，大师傅把锅灶收拾干净，再把门一锁就回家了，——大师傅是义岗川雇来的农民——谁再想喝开水就要等明天了。刘世权说完就又睡着了，可是过一会儿俞金有又把他推醒了，又说，世权哥，我实在渴得受不了啦。刘世权瞌睡得很，生气地说，受不了咋办？俞金有说，你给我打些水去。刘世权说，谁半夜三更的给你打水去，我还睡觉不睡了！俞金有哀求地说，打一桶去嘛，世权哥，我都要渴死了！刘世权说你自己打去！俞金有都要哭出来了，眼睛里含着泪花说，我提不动嘛。看见俞金有要哭的样子，刘世权很不情愿地爬起来了，一边穿衣裳一边说，卸菜的时间我说过你没有，不能吃咸菜，那吃上了渴哩，你不听！俞金有说我再不吃了，你快些去吧，打水去吧！真要把人渴死了！

幼儿园的水井在后院里，就在食堂的旁边。井台是一整块石板做成的，中央有个凿下的圆洞洞。井台上平常放着一只木桶，是大师傅打水用的。这是个破桶，打下的水一会儿就能漏光。水桶叫水泡透了，重得很。刘世权小心地把桶放下去，听到井下咕咚一声响就赶紧往上提，用净全身的力气才提上半桶水来。俞金有舀了一碗咕咚咕咚喝了一气，缓了一下又喝了一碗，这才问你喝吗？刘世权说喝，我也渴了。他喝完以后俞金有又舀了一碗端着，回宿舍去。

回到宿舍，他们就没地方睡了，因为炕上睡的娃娃太多，他们的位置已经叫人挤没了。他们躺在别人身上了，在别人的身体上边漂浮了好一会儿，他们的身体才落到炕上。

但是，刘世权睡得很香的时候又一次被人推醒了。他一看又是俞金有在炕上坐着，就生气地说，咋哩，你又咋哩？俞金有说，我又渴了，你再给我打一次水去。刘世权说你不是端了一碗水吗？俞金有说喝完了，你再给我打一下去。刘世权骂起来：你滚球开吧，你骚毛得人睡不成觉！

刘世权瞌睡得很，闭上了眼睛，临睡着又迷迷糊糊说了一声：找你姐去！

俞金有不敢再叫刘世权了，静静地坐着，看着睡得很香的刘世权，不断地用干燥的舌头舔干燥的嘴唇。后来他悄悄地下炕走出房子去了，手里拿着吃饭的搪瓷碗。

……已经是后半夜了，刘世权睡得正香，一个女孩子的喊声突然把他叫吵醒了：世权哥，你醒一下！世权哥，你醒一下！这是俞金花的声音。刘世权大声地问，俞金花吗？你喊我咋哩？

俞金花说，你看一下我弟弟在不在！

刘世权爬起来一看，他脚下躺着另一个娃娃。他说，你等一下，我再看一看！他在炕上跪起来了，一个娃一个娃地看过去，仍然不见俞金有。他大声地回答：

不在的！

俞金花问，你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吗？他回答不知道！他不在你那达吗？俞金花大声回答不在的呀！哎呀，这害人精半夜里跑到哪里去了！刘世权听见俞金花不安的声音了，赶紧穿衣走出去，对站在窗根的俞金花说，金娃子没去你那达吗？头回他叫我给他打水去，我没去。他没找你去吗？俞金花说，有一会儿了，他找过我，叫我给他提水去，说他渴得很。我叫他把我碗里的半碗水喝上了，他说还想喝。我说天亮了再喝，他就走出去了。我睡了一觉不放心，来问一下你。刘世权说，我这达没有，你那达没有，他能到那达去？走，我们问一下阿姨去，看他会不会到阿姨那达要水喝去。

由于不断地有孤儿被送进幼儿园来，送来的娃娃身体瓤，幼儿园夜里安排两个阿姨值班，她们每过两个小时就要把新来的娃娃叫醒尿尿。他们跑到阿姨值班的房子一问，阿姨也慌了，阿姨说俞金有没来要过水。阿姨说，快找，快找，看到哪达去了！

他们猜测，俞金有有可能到别的房子找水喝，但是他们把娃娃们睡觉的房子全找过了，还是不见俞金有。后来，阿姨又叫起一帮大娃娃到处找，到后院子去找。有个娃娃说，会不会到木头堆里剥树皮去了？有的娃娃饿得不行，进幼儿园之后还到食堂烧火用的木头堆里剥树皮啃着吃。烧火的木头都是伐来的柳树榆树。于是，他们又跑到食堂旁边的木头堆里看了看，还是找不到俞金有。后来，有个娃娃突然喊了一声：

哎，井台上的水桶咋不见了！

几个人趴在井口上往下看，水井里黑洞洞的。一个阿姨赶紧跑回值班室拿来个风灯。把风灯伸进井里再看，水面上像是漂着一个人。

把俞金有打捞上来了，肚子鼓得像个皮球。他喝了太多的水！过了一天，幼儿园就买了一个很大的水缸放在食堂门口。幼儿园领导对大师傅说，以后回家以前，一定要把开水灌满。

1973年秋季的一天，商店的指导员叫我到农场直属一连去一趟。他说一连有个职工死了，今天要开追悼会，叫我代表商店职工去参加追悼会。

死了的是一位女同志，名叫俞金花，定西孤儿院来的。饮马农场在红柳园山里有个锰矿，俞金花来饮马农场不几天就被抽到锰矿去了，两天前在一次放炮的时候被一块崩起的石头打在头上。说来也巧，锰矿的职工住在离矿点二三百米远的一道山水沟里，住的地窝子。那天放炮的时候，她正在地窝子睡觉，可是由于炮眼里放的炸药太多，一块飞起的石头正好从地窝子的天窗钻进来打在她的头上。石头像核桃那么大，把她的头打破了，晕过去了。锰矿把她送到敦煌县医院，她却始终没醒过来。锰矿把她的尸体拉回农场来了。

开完追悼会，离得远的连队的代表回去了，场直单位的代表把她送到场部门口的疏勒河边埋葬。棺材放进墓穴，一帮从定西来的姑娘突然放声大哭起来，一帮小伙子也跟着抹眼泪。

后来送葬的人回到场部了，走到商店门口了，我看见一连的刘世权还在擦眼泪，擤鼻涕，眼睛哭得红红的。我和他都是农场篮球队的队员，很熟，我叫他去喝点水，在商店我的办公室里他对我讲了俞金花和她的弟弟的故事。

黑眼睛

这天早晨又有几个小娃娃被送进病房来了，是李院长领着几个大娃娃抱进来的。保育员上官芳发愁地说，往哪里放呀，你看，挤得满满的。

这些娃娃都是拉痢疾的。

是换肚子的吗？

是换肚子。

上官芳再没说啥，匆匆忙忙把睡在大通铺上的娃娃们一个一个挪动，挤紧，腾出一个娃娃的位置，放下一个娃娃，再挪再挤再放下一个……等到她安排完娃娃，李院长才问：

林大夫呢？

林大夫昨晚上昏倒了，我给打了一针葡萄糖，现在他的房里睡着哩。

是吗？我怎么不知道？不是跟你们说过吗，有啥事情要跟我汇报？

天快亮昏倒的，没顾上跟你说呢。忙得很。林大夫三天三夜没睡觉了，瘦成一把柴了。

你这达有纸吗？

有，林大夫开方子的。

李院长在一张定西专署人民医院处方笺上写了两行字之后说，你把这条子送给马老师去。叫他一定要安排，从今天起，林大夫和有病的娃娃们一样吃病号饭。

睡在这间房里的都是病号，有大的，十二三岁，有小的，才两三个月。这些娃娃进儿童福利院的时候，大部分都瘦得坐不住，吃过饭就躺倒了。有的娃娃穿着新换的棉衣，里外三新，坐在台阶晒太阳，头垂在胸前或歪在肩膀上。坐着坐着就躺倒了，把新衣裳沾了一身土。没办法，他们的骨头没有支撑头颅和身体的力气了。新新的棉衣几天就变成旧衣裳了。

最头痛的还是换肚子。

这些娃娃在家里没了父母，没吃的，成天在麦场拾麦颗颗，吃草籽，吃荞皮，吃葛蓬。榆树皮磨成面煮汤是他们最好的吃食了。他们的肠胃已经习惯了吃草，进了儿童福利院，吃白面馍，吃豌豆面的散饭和搀了洋芋块块的禾田面的汤面条，很多孩子的肠胃倒不适应了，拉痢疾，呕吐，头上长疮。娃娃们和福利院的老师以及保育员把这种现象称为换肚子。专署医院的儿科病房住不下这么多换肚子和患有其他疾病的娃娃，福利院不得不成立个病房，把专署医院小儿科最权威的大夫借调过来，长期在这儿工作。

早晨是病房最忙的时候，娃娃们要拉要尿，要洗脸。有些娃娃把脓血拉在铺上还不知道，上官芳和给她帮忙的几个孤儿当中抽出来的大女子忙了两个钟头，把屎把尿，换褥子擦被子，忙得不可开交。

上阿姨，秀秀又把下了。一个叫黄玲珍的大女子喊。

把下了你给擦掉就行了，喊我咋呢？上官芳说，她自己正在给一个娃娃把尿。

她还吐了！

吐了就擦掉嘛。你没擦过嘛！上官芳有点不满意的口气说。

你来看一下嘛！

黄玲珍不屈不挠，上官芳便有点急火攻心的样子，放下尿尿的孩子之后顺着两张大通铺中间的过道咚咚咚走过去，粗厚着嗓子说：

咋了？咋了？

黄玲珍手里抱着个小姑娘，就两三岁的样子。她的腿被黄玲玲的双手分开着，摆在地下的便盆里有一点点脓血。黄玲珍说，你看枕头边上。

枕头旁边有一大摊血。

黄玲珍又说，那是吐下的。

上官芳觉得问题严重了，大声喊一个正在给另一个小娃擦脸的大女子：改娃，你快去把林大夫叫一下……

谁知她的话还没说完，林大夫推门进来了，问：

出什么事了？

上官芳说，林大夫你快来看一下。这是李院长刚才送来的个娃娃，又吐又拉。吐的是血！

林大夫叫林保新，福建人，上海医科大学毕业，1955年支援大西北建设来到定西专区的，还不到三十岁。他过去看了看，说，快，给她输液！

很快就输上液了，林保新开的药方，上官芳扎的针，输液瓶挂在头顶上。这是一间大房子，像是仓库，从这头到那头两排大通铺，中间过道的上空扯了一根铁丝，专门用来挂输液瓶的。

这是1960年的初冬。这一年的夏季，饥荒迅速地从通渭县蔓延开来，蔓延到定西专区各县，蔓延到相邻的平凉专区和天水专区，蔓延到甘肃全境。定西地委的领导指示定西专署儿童福利院要扩大，要多收孤儿，因各县民政局的压力太大。于是定西县和陇西县的许多孤儿都送到这儿来了，大的十三四岁，小的才两个月。大娃娃们住到了新开辟的福利院二部——原地委讲师团院内，小娃娃们还留在老地方——专区物资局和征用的两家私人宅院里。

病房设在物资局的一个库房里，住了五六十个患病的娃娃。只有一个大夫，一个保育员，还有几个孤儿当中挑出来的大女子照看他们。

输上液体之后，上官芳支使那几个大女子给娃娃们擦脸，她坐在床头上守着那个小姑娘。

这小姑娘她看见过。前两天她从院子里走过，见几个来得早已经换过肚子恢复了健康的小姑娘跳房房玩，这小姑娘腿软得站不起来，在台阶上坐着，但她又不甘寂寞，就从台阶上爬下来，往人多的地方爬。

这娃娃除了一双大眼睛扑棱扑棱地动，身体已经没一点精神了，静静地躺着。脸白得像一张纸。她的头皮光溜溜的泛着青光。进了福利院的男娃娃女娃娃都要剃头，他们原先的头发里长满了虱子。伤寒已经在福利院肆虐两次了！剃完了头到县人民浴池洗澡，换上新衣裳。旧衣裳在澡堂子的院子里就地点火焚烧。

小姑娘的脸上有一道伤疤，从鼻梁到左边的脸。

小姑娘的眼睛扑棱扑棱闪着，眼睛盯着铁丝上挂的输液瓶，又看看上官芳。上官芳看出小姑娘疑虑不安的神情了，因为娃娃们都没输过液，看着一个大瓶子挂在头顶既新奇又恐惧。为了消除孩子的疑虑，她说：秀儿，这药给别人都不打，给你用上了。明天你就不拉肚子了。这是好药。

秀秀摆在枕头上的头点了一下，大眼睛扑棱了一下。这孩子的眼睛出奇的大，眼珠又特别黑，还是双眼皮。由于消瘦，双眼皮的褶线非常清晰。眼睫毛又密又长。

秀儿，你是哪里人？

我家是陇西的。

你咋来这儿的？

牲口驮来的。

为了和孩子多说话，上官芳故意说：秀儿，你本事大得很——你才几岁，就敢骑牲口？

不是骑来的，是驮来的。一个驴驮的，一边一个背斗，我在这边的背斗里，我哥在那边的背斗里。

你哥呢？你哥叫啥？

我哥殁了。牲口到福利院，邢大大卸背斗哩，一看我哥没气了。李叔叔叫邢大大驮回去了。

想着通过谈话转移孩子思想的不安，不料引出如此沉重的话题。怕孩子伤心，上官芳立即转移话题：

秀儿，你把不把？

想把。我忍着呢。

能忍住吗？

我用力忍着。我不愿意麻烦阿姨。

要把还得把，阿姨不嫌麻烦。

阿姨，你真好。

这时候好几个孩子要拉屎，上官芳就忙去了。这一天秀秀拉了十几次，每次不是血就是脓，又吐了两次血。黄昏时林保新医生说就看今晚上了，再吐就得送医院了。

这天晚上，秀秀还拉，但次数少多了，就五六次，再也没吐。转天早晨林大夫检查的时候，又开了液体，说，接着输。但接下来的几天里，孩子的痢疾还是止不住。这时又有十几个新来的孩子拉痢疾，住不进病房来，林保新就把十几个痢疾很顽固的孩子送往专署医院，秀秀也转过去了。是孤儿院的几个大男娃用架子车拉过去的，一车拉两三个。架子车每拉一趟上官芳都跟着跑，她不放心，怕男娃们粗心把病号跌伤。

最后一车病号拉过去全安顿好了，上官芳要回福利院了，秀秀喊了一声：

上阿姨，你不要走。

上官芳走过去问，秀儿咋了？

我害怕。

你怕啥呢？

秀秀不说。

上官芳明白，孩子们换了新的环境，总是有恐惧心理，就在旁边坐着陪了一会儿。她和秀秀说话：

秀儿，你脸上伤疤是咋弄下的？

我二妈砍的。秀秀细细的声音说。

上官芳惊了一下：你二妈砍你？咋了？

秀秀说：我大没了以后，我娘给我和我哥炒的扁豆，一人一碗。我娘说，你们两个一人一碗，慢慢吃，一颗一颗吃，不要打仗。我出去给你们寻吃的去。我娘刚走，我二妈就进来了。她的手里提着一把切刀要我的扁豆。我不给，我二妈砍了一刀，把扁豆子连碗夺走了。把我哥的也夺走了。

你娘没回来？

没回来。

那谁管你的？

我和我哥等了三天，我娘没回来。那时我和我哥都站不起来了，队长转进来看见了，把我和我哥送到了幼儿院。公社的大夫给我抹的药。

自从定西专区儿童福利院开办以来，上官芳每天下午都要跑一趟专署医院。有病号送病号，没病号送的时候去看病号，接出院的病号，或者取药。她每天把每个病号的病情、送去后死亡的人数和名单向李院长汇报。

她特别心疼秀秀，每天来了医院，都要去看一看秀秀，坐着说句话，安慰孩子。

这是秀秀进了专署医院的第三天，她一进小儿科病房，护士就告诉她秀秀不行了。她是有这思想准备的，因为自从福利院开办以来，经常死人，且都从她手上过。有些孩子虽然什么病也没有，但生命已经到了尽头——太虚弱了，一天吃六顿饭，吃很宝贵的点心，吃奶粉，死亡的结局也不能逆转。而得了痢疾的孩子有时候一天就死几个。正是为了不叫福利院的孤儿们看见他们的伙伴死掉，才把病最重的娃娃送到专署人民医院来。这样殁了的娃娃就由医院处理掉，对活着的娃娃们影响小一些。这天上官芳一如既往的一个一个地看孩子，特别是到了秀秀的床前，她在秀秀的身旁多坐了一会儿。她心里很难受：她特别喜爱这个孩子，才三岁，拉血拉脓，她的肚子一定很痛很难过，但她一声也不出，总是睁着一双大眼睛默默地忍受着痛苦；她也知道这个孩子将不久于人间，却又无法挽留。而这一天，秀秀似乎也有点恋恋不舍，她一坐在床上，秀秀就把自己的一只手从被子下边慢慢地伸出来说：

上阿姨，你摸一下我的手。

上官芳攥住了那只枯瘦如树枝的小手。小手热得烫人。秀秀再没有说话，就是大大的黑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她。她也没有说话；她心里难过，不知道说什么话好。她不忍心光看孩子眼睛，便多次把眼光转到孩子长出头发茬的泛着青光的头上。她说：

秀儿，等你头发长长了阿姨给你梳两个毛角子。

秀秀没说话，只是瞪大眼睛看着她。

后来她要走了，站起来放开秀秀的手说，秀儿，阿姨明天再来看你。秀秀却猛地抓住了她的一个手指头，说：

上阿姨，我看见我大我娘从那个床下头出来了，他们看我来了。我存下的馍馍还有五六个呢，你给我娘给给。

上官芳惊了一下，看床对面的桌子，那里果然有两个白面馒头。她问：

秀儿，你娘在哪达呢?

秀秀说：

就在那达哩，那个床下头。

秀秀放在枕头旁边的手指了一下。上官芳往她指的方向看去，那里根本就没有床，那是一面石灰刷过的白墙，白生生的白墙。

第二天下午上官芳再来医院，护士说秀秀殁了。护士说，秀秀临死难受得眼睛睁得圆圆的，死了还睁得圆圆的，眼皮没合上。上官芳说，你把太平间的门开一下，我要看一下秀儿去。护士坚决地拒绝了：

你不要看！你不要看！

不行，我要看，我一定要看一下去！上官芳哭开了，她一边抹泪一边说，拿来，你把钥匙拿来！

那护士很坚决地说：不给，我不给你钥匙！你不能看，真的不能看！那娃娃眼睛闭不上，我看了都受不了，不能叫你看！

那护士说完就进了一间房子，从里边插上了门，上官芳怎么敲怎么喊她都不答应。上官芳呜呜地哭着回福利院去了，给李院长汇报去了。

打倒“恶霸”

从通渭县收容所接孤儿的汽车在千山万岭之间行驶，一路上颠颠簸簸风尘仆仆，半夜时分进了定西县城。我在半路上睡着了，车到专署儿童福利院门口才惊醒。其实孤儿们大部分都睡着了，我醒来时听见一个睡糊涂了孤儿的问了一声：这是到阿达了？接我们的老师是个活泼人，听见他的问话说了一声：你说到阿达了，到第三铺了，你下车不？娃娃们笑了起来。

因为是夜里，路灯又不亮，下车后没看清周围的环境，就见临街的两扇大木门开了，出来几个人有男的有女的把孤儿们迎进去了，安排在几间房子里。

来福利院之前，娃娃们的心里忐忑不安的，不知道福利院啥样子，能吃饱不能，冷哩热哩……在第三铺的时候，有的阿姨说过那不能去呀，去了锁在大房子不叫出来。可是进了房子孤儿们惊呆了！这儿原先是地区物资局的机关，又新刷过石灰，墙白生生的。顺后墙支了一张大通铺，铺着新褥子，褥子上灰色的棉线毯铺得平展展的。靠铺脚很整齐地摆着一溜花格子棉被，新崭崭的。被子上放着枕头，也是新的。桌子上还摆着刷牙缸子，放着牙刷，牙膏；一排白色洋瓷碗，就连吃饭的勺勺也摆放得整整齐齐，把把都朝着一个方向，一人一条白生生的毛巾。桌子下边两个白色洗脸盆是公用的，还有一桶冒着热气的开水。我们在家里哪见过这样好的东西呀，当时心里那个感觉，就像是进了仙境了。

娃娃们，你们乏了就先上床坐一会儿，吃罢饭了再睡觉。一个中等个子穿中山装制服的人进来说。这个人叫李毓奇，孤儿们后来都叫他李叔叔，他是福利院的领导，老师和阿姨们叫他李校长。他还说饭做好了又放凉了，现在正热着哩，一会儿就端来。可是娃娃们都不敢上床，怯生生的。还是一个胆子大的娃娃问了一声：大大，我们今晚就在这达睡吗？

啊，就在这达睡。

这被子是叫我们盖的吗？那个娃娃又问。

对呀，就是叫你们盖的。咋了，你看不够是吗？娃娃们，福利院刚刚筹办，缝被子来不及缝，你们先两个人盖一床，打颠倒睡。等走入正规了，就一人一床。

那娃娃说，我说的不是这意思，我是怕弄脏了。

李叔叔说，脏了不怕，脏了保育员洗，你们放心盖上了睡……

这天晚上我们一人喝了一碗大米稀饭，就睡了。阿姨不叫多喝，说挨下饿的人，吃饱了胀哩。这晚上我睡得香得很，和我睡一个被窝的是一个叫梁百川的娃娃。早晨醒来，太阳已经升得高高的了，梁百川已经不见了，一房睡的好多娃娃都不见了。我赶紧穿上衣裳走到门口去，原来他们都在台阶上站着哩，看比我们来得早的娃娃在院子里转圈圈。那是一帮小娃娃，有五六岁的，七八岁的，也有比我大的。他们穿着新棉袄新棉裤，没有新棉衣的小娃娃胸前围着个白色的饭单。有个阿姨在前头领着慢慢地走着。他们的神态就像刚学步的婴儿，有的又像是残疾人一样，走路时一颤一颤的，就要跌倒的样子。正好这时比我早两天来到福利院的年年来找我。他的穿戴焕然一新。我问他，那些娃娃做啥哩？他说，那些娃娃吗？身子太瓤，锻炼身体哩。不锻炼就怕以后走不成路了。年年指了指台阶又说，你看那一帮娃娃，身体比他们还瓤，来了以后吃了面粉，拉肚子，人软得站不起来。我朝他指的方向看，看见就在我们站着的台阶的左边，沿着墙根坐了十几个娃娃，拢着手晒太阳。他们有的浮肿，头就像南瓜一样大，身体像水缸一样粗，有的瘦得像树枝枝，新棉衣穿在身上空荡荡的。有的娃娃脖子细得撑不住头，头歪在肩膀，垂在膝盖上。有那么三四个娃娃穿着新崭崭的棉衣躺在台阶上。我说，你看他们新新的衣裳弄脏了！年年说，那没办法，瓤得坐不住嘛！在床上躺着吧又心急得很。

我们正在门口说话，李叔叔和两个阿姨走过来说，你们这么早就起来了吗？叫你们多睡一会儿哩，你们都起来了！起来了就都出来吧，出来站队，有话要跟你们说。我们房的人就都出来了，那两个阿姨把另外几间房的昨晚上来的娃娃也都叫出来了，然后李叔叔说，娃娃们，给你们重新分一下房子，大娃娃和大娃娃住在一起，小娃娃和小娃娃住在一起。大和小的分开，好管理。

娃娃们挤挤嚷嚷按着由大到小的次序站好队之后，保育员就把我们一拨一拨分开领到了房子去了。福利院一进门东西两排房子，有大间有小间，大间相当于三间民房大，二十多平米，中间是门，两边窗子，迎面一张大通铺，小间八九平米，也是一张通铺，睡七八个人。我和十几个十岁以上的大娃娃进了坐东向西那排房子当中的一间大房子。我岁数不算大，但我个子高。这帮大娃娃中有四五个榜罗公社的，是早早就离开家乡在外边流浪下的，被收容所收容下的。他们胆子也大，一进房子就抢两边靠山墙的位置。我没和他们抢，等娃娃们各自占好位置，才在中间没人争的位置上坐下来。我觉得那些娃娃抢铺位可笑得很。那么新的被子那么新的褥子，比家里的炕席和毯片片好得进了天堂一样，还抢个啥呢！昨晚上和我盖一床被子的梁百川站队和我站在了一起，他个子比我低一点，和我分到一间房了。梁百川是个老实娃娃，不爱说话，他也不争铺位，最后又和我睡到了一达，盖一床被子。

我和梁百川坐在床头上说话，问他是那达人，他说是碧玉公社的。说着话，我突然看见线毯上有一片土黄色的末末。我说，哎，你看，这是啥？梁百川低头看了看又用手攒了攒，捏起一小撮放在手掌里再看说，像是麦麸皮。接着他又拿舌头舔了添说，就是麦麸皮，有一点咸味，不知道谁撒下的。说着话他双手把那些末末攒到一起送进嘴里。我也跟着攒，也吃了一撮。我们吃麸皮叫身旁的一个名叫王汉元的娃娃看见了，说你们吃啥哩？我说不知谁撒下的麸皮。但王汉元走过来看了看说，这哪里是麸皮！昨晚上有个女子在这达睡，阿姨没认出她是女子。她的头上戴了个棉帽子，我在她边上睡，我也没认出她是女子。她的头上长下疮的，睡了一夜，抠了一夜，这是淌下的疮痂子。尽管这两年吃草根吃荞皮，除了驴粪蛋蛋啥都吃过，但一听把疮痂子吃上了，我还是恶心，一个劲儿吐唾沫。直到中午吃饭，我才不恶心了。这天中午一人一个白面馍馍还有半碗炒洋芋片！我有一年没吃过这么白的馍馍了！

这天下午，我们就被管总务的杨老师和保育员领到定西戏院对面的人民浴池洗澡去了。在热烘烘的水池里泡着身体搓尽了垢痂，然后换上崭新的蓝色斜纹布学生服，换上了海绵底的解放鞋，戴上一顶崭新的蓝帽子。女娃们也都穿上了大翻领——列宁式——的棉袄或是印着大花的棉袄裤。当我们排着队走回福利院的时候街上的行人都站下来看我们。我们都焕然一新了。我们骨瘦如柴，但是我们黄馇馇的脸上带着幸福的笑容。我们的破衣烂衫在浴池的院子里收集起来烧掉了。

只是有一点不雅观，在后来的几个月里，不论是男娃女娃，基本上都剃成了秃子。女娃们的头发上堆满了虱子，梳子梳篦子篦也不能根除掉。

我们那间房子里总共住了十六个人。刚进福利院的时候互相不熟悉，头两天大家都不怎么说话，吃过了饭，不是在炕上坐着躺着缓着，就是跑着串门，找本村本乡的娃娃玩。我常到年年的房子去，有时候我们也去看芹芹，有时去找于季林玩。有时候他们来找我。

有一天年年又到我住的房子来了，掏出一块油渣叫我吃。这油渣是黄豆榨油后的渣子，吃起来香得很，我们两人嚼得嘎嘣嘎嘣响。这馋坏了靠墙跟的铺上坐着的王汉元。王汉元是榜罗公社人，进福利院之前一个人流浪过几个月，坐火车到过定西，到过兰州。他是叫兰州的收容所送回定西收容所，又送到通渭县的收容所住了半个多月。这人个子不算高，但由于在外边要馍馍，吃得好，身体好，有力气。王汉元说，拴拴，给我点油渣吃。油渣硬得很，掰不开，我撩起床头上的褥子，在床板沿沿上绊了几下，绊碎给了他一些。他很快就嚼完了油渣，又要，但我手里仅剩下核桃大的一块了，我犹豫着不想给他，年年就把他手里的一块扔给了他。王汉元一边吃油渣一边问：

年年，你的油渣是哪来的？

从火车站偷来的。

火车站还有吗？

有的是。不光有油渣，还有大米，还有苞谷。长长的一列车，从外省运来的。

你知道那车停在哪达吗？

那咋不知道，我们昨天偷下的。

不一会儿王汉元就吃完年年给的油渣了，他说，年年，咱们到火车站去一趟。

做啥？

看一下去，你不是说有大米苞谷吗。

今天不行了，后晌了，明天去吧。

明天去车就开走了。

嗳嗳，天天都有，这趟车没了，那趟车又来了，还有过路车哩。

好吧，明天去，你跟谁都不要说，就咱们三个人。

转天吃过了午饭，我们分头出发。福利院不叫小娃娃出门，大娃娃出去要请假。我编慌跟阿姨说要买信封给亲戚写信。

定西火车站离福利院不远，在它的东边四五里远处。我们在东街相逢，半个小时就走到了。走近火车站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迎面过来了一个跟我们差不多大的娃娃，手里拿个包包，大步往前走着。王汉元眼尖得很，看出包包里是个饼，我们和那娃娃已经错过了，他又转身追了上去，一把把那娃娃的饼夺过来了。那娃娃是个城镇居民，穿着整齐，留着分头，他先是惊了一下，继而就向王汉元扑过来夺饼子。王汉元两步跳开了，喝道：

做啥哩？你想夺回去吗？

那娃娃说，你抢我的馍馍！

王汉元大声说，抢你的馍馍咋了？

那娃娃说这馍是给我大送的午饭，你拿走了我大就挨饿哩。

那娃娃说话已经带出哭音来了，但王汉元说，你大饿一顿就饿一顿吧，我都饿了一年了！

但那娃娃不管不顾地扑了过来夺馍馍，说，不行呀，我大打我哩！

王汉元给他的胸脯上狠狠打了一拳说，你怕你大打你，就不怕我打你吗？你夺，你再夺我就把你打倒哩，你信不信？

那娃娃挨了一拳之后怔怔地看着王汉元又看我和年年，继而哭出声来：你们是土匪，抢人呢！但他眼睛里含着泪水走掉了。王汉元把馍馍分成了三份，给年年一份，又给我一份。我没要，我说，你抢人家的馍，我不要。王汉元说，呦，你还心善得很。你不吃了算，我吃！

王汉元吃完了饼，我们就到火车站了。年年在路基上站着看了看说，那趟车还真不见了，开走了。

定西火车站就三四条铁轨。整个车站这天都空荡荡的，只有很远的地方停着几节车厢。我很失望，说，开走了咋办呢？咱回去吧。但是王汉元不甘心，说，已经来了，还空手回去吗？走，过去看那几节车厢装啥了没有。那是三节闷罐车，我们爬上车窗往里看，满满的都是豆饼。可我们的手伸进去够不着，拿不上，车门关得严严实实推不开。我们急得团团转，一个农民走过来了，手里拿根铁棍，还提着一条麻袋。那农民是有备而来的，也可能是侦察过之后回家拿工具的。他把铁棍插进门缝里用力撬，把铁门嘎吱嘎吱撬开了。

他爬进车厢装了一麻袋豆饼跳下来，扛上就走。我和年年害怕，没上车，王汉元爬上车去了，抱了锅盖那么大的两块扔下来。抱着豆饼走太显眼，我们在铁轨上摔碎豆饼。然后我和王汉元解开棉袄脱下里边穿的汗衫包豆饼。年年却紧张地叫起来：

来人了，来人了！

我抬头看见一个穿着蓝制服帽子上别着路徽的人已经绕过那头的车厢向我们走过来。我说了一句跑吧，可王汉元不甘心撇掉得来的果实，说不跑，看他抓住了怎么办！不就是些豆饼渣渣吗！我们就把豆饼倒下，又把汗衫穿上，在原地站着。

你们干什么啦！那个人走近之后大声问。

我和年年都没出声，我们两个人害怕得很，王汉元回答，大大，我们饿坏了，想拿些豆饼吃。那人没说话，他已经看见我们倒在两条铁轨之间的豆饼块块了，他还弯着腰往车下边看，看我们还藏了多少豆饼。这时王汉元又说，大大，车门不是我们撬开的，是那个人撬开的。他装了一麻袋背走了，满满的一麻袋。

那人朝着王汉元指的方向看，然后就跑着追过去了。王汉元和我又脱下汗衫包豆饼，抱上跑。年年在后边跟着跑。

那人是往西追去的，我们三人往东跑。跑了一截却被道岔处的小房房跑出来的一个人截住了。我们和这个人离得太近了，王汉元和我把豆饼撇在铁道旁的水沟里还没来得及跑，那人过来把王汉元和我一手一个抓住了，吼着问你们偷什么啦！

一点点豆饼。你要吗，你要了我给你拾上来。你放开手！王汉元说。

那人说，你想的还好得很——放开，放开了你好跑，是不是！

王汉元不吭声了，那人大声说走，跟我走！

那人一手拉着王汉元，一手拉我。这时年年跑的话能跑掉，但他没跑。结果那人把我们带到了车站的派出所，把我们交给两个警察，还告诉警察我们偷火车站的粮食了。王汉元说我们偷的不是粮食，我们偷的是豆饼。警察大声训斥：豆饼不是粮食吗？你知道不知道，那是从东北调来的救济粮，救命粮！王汉元说，豆饼是能当粮食吃，但那不是粮食。警察很生气，说，你这个贼娃子嘴还歪得很！一个警察在他的头上拍了一巴掌，还把帽子给他摘走了，接着又训：你看你像个好人吗？你把帽子整成这个样！说，你们的家在哪里！

王汉元把他的帽子里头放了个铁丝弯成的圈圈，帽子像解放军的大盖帽。王汉元说我们没有家。那警察说，没有家？没有家你们不是父母生下的吗？王汉元说我们的爹妈都死过了！警察更生气了，大声训斥，爹妈都死过了？死过了你们穿得新崭崭的，是谁给你们做的衣裳？王汉元突然不言喘了，我和年年也不敢说话。我们都有顾虑，怕说了实话派出所向福利院打电话叫领导来。福利院的娃娃们在外边偷吃的经常叫人抓住，叫领导去领人，回来就挨批评，记大过。但是那两个警察气势汹汹地训我们：说不说，你们的家在哪里？父母在哪个单位？不说，就把你们送拘留所！

我们怕送拘留所，就承认了是孤儿院的娃娃。这时两个警察不说话了，他们互相看了看。他们的桌子上有个墨盒，还有一支毛笔，一个警察突然拿起笔来在王汉元的脸蛋上写下两个字：小偷。接着又在我的脸上写了“小偷”，又在年年的脸上写了“小偷”。然后就干别的事去了，不理我们了。

我们进了派出所的房子，人家就叫我们在墙根站着。人家不理我们了，我们也不敢坐下。我们站呀站呀，心里想着人家怎么处置我们啥时间处置我们，可是站到天黑了，六点钟了，人家也不跟我们说话。后来，干脆就没人进那间房子了，也听不见有人走动了。后来年年悄悄地往外边看了看，又到另外的一间房去看了一下，回来说警察吃饭去了，没人了，咱也走吧。王汉元心痛他的帽子，说等警察来了要上帽子再走。我说你算了吧，不要找倒霉！

我们出了派出所王汉元又说要去铁路上看看，把豆饼拾回来。我说，豆饼还没叫铁路工人拾走吗？人家还不拿回家吃去吗？王汉元说看看去。天已黑透了，我们摸到道岔旁的水沟里却发现豆饼还在那儿。

王汉元说，这帮铁路上的人肥着哩，谁吃你的豆饼！

这天回到福利院的时候大门已经关了，我们翻墙进去，用刷牙缸子煮豆饼吃。

娃娃们进了福利院，基本的生活条件有了保证，有铺的有盖的有穿的，能吃上面粉了，早饭能吃一碗汤面条，午饭是一个四两的馍馍——白面馒头或是糜谷面的碗坨子，还有一碗水煮菜，晚饭又是汤面或是散饭。开饭时六个人一组在院里蹲成一圈，碗也摆成一圈。值日生把菜打来，给每人碗里舀上一勺，剩下了就再分一轮。分汤面条也是这样。吃汤面条时一人一大碗，看着量不少，但是吃不饱，因为面条汤里下了很多菜叶子或是洋芋块块。孤儿们吃下野菜野草的，心灵有一种可怕的饥饿感，总觉得饿得心慌。我们端上饭舍不得吃，先稀溜稀溜地喝汤，后挑着吃菜，最后才吃面条。有的把馍馍掐成小疙瘩塞进拾来的玻璃瓶瓶里，别人吃过饭了，他才倒着吃一颗再吃一颗，馋人得很。

娃娃们一天到晚都在想吃的，找吃的。小娃娃们总往食堂门口的垃圾堆上跑，捡炊事员倒出来的菜根根。大娃娃们经常跑到火车站的粮栈和城市居民的粮店去，趁人不备偷一把苞谷面，抓一把红薯干，捡驮粮队洒下的粮食颗颗。胆大的到副食商店偷点心偷水果糖。经常有娃娃叫人抓住，打电话叫福利院去领导领回来。有些人走路都低着头，看见别人扔掉的桃核捡起来嗍上一阵，西瓜皮干脆嚼着咽下去。

娃娃们吃完这顿饭想下顿，每到吃饭前的那段时间，总有娃娃跑到食堂去看，一会儿跑回来说，馍馍上锅了，一会儿又有人来说下锅了……

王汉元是一个贼大胆。火车站又在铺设铁轨，工地上有个食堂，他发现下屉的时候蒸气大，视线差，就趁机钻进去偷馍馍。有一次偷了半面袋，吃不完的分给我和年年吃。但他第四次去偷，叫人家抓住了，李叔叔去了才领回来。

我和年年跟王汉元很快就成了好朋友，我们经常在一起玩，一起想办法搞吃的。我觉得这个人胆大，办事有主意，还讲义气。有一次，我和他去街上给食堂拉水，来了几个城里娃娃，一把把我推进水坑里了。王汉元急了，他打不过那几个娃娃，拾了个钉子冲过去一下扎在一个娃娃的肩膀上。那娃娃的肩膀出血了，哭开了，一个大人看见喊开了：要杀人了！我们吓得跑回来了，架子车都撇下了。还有一次，我们去偷定西糖厂的糖稀，他白天侦察好了熬糖稀的车间，半夜里我们翻墙潜入拧开了锁，往准备好的瓶子里灌糖稀。回到福利院我偷的糖稀不甜，原来是装了一瓶洗锅水。王汉元把他的给我倒了半瓶，我用馍馍蘸着吃了好几天。

我和王汉元关系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都有过要饭的经历，内心里有一种沟通，一种同病相怜的好感。他对我讲过他的家事。他是榜罗公社毛家湾村的人，1948年出生的。他说1959年的五月初五，阴历，他大到毛家湾村头顶的山坡上掐苜蓿去了，在苜蓿地栽倒了。他说他大那年才47岁，就杵个棍走路，因为饥饿，父亲瘦成个骨头架子了。那时候队长不叫社员掐苜蓿，说苜蓿是生产队的，不是你个人的菜园，你想掐就掐。他大脾气倔，说我一家人没吃的，你不叫掐我咋活！硬是自己掐苜蓿去了。当时他的一个远亲房哥叫王天有的从旁边走过来看见了，把他大背回家了。他大被人背回来时他还在炕上睡着呢，他已经饿得不愿起床了，他娘也在家。他大放在炕上时已经没气了，他娘哭着说这可怎么办呀！他却没哭。他说他饿懵了，不知道悲伤，也没有眼泪。王天有叫了两个人把他大抬到地上。家里没木头，卸下几块门板拼了个匣匣，转过天抬出去埋了。他哥比他大七岁，头一年就上洮河去了，这时家里就剩下他和娘了。他娘白天参加队里的劳动，晚上收工了剥树皮掐苜蓿撩乱两个人的光阴。过了两个月，那是一天上午，他在院门口的路上晒太阳，过来了一个人。那人他像是在哪达见过，但又知道他不是毛家湾的。那人看见他说，走，要饭走，不然就把你这娃娃饿死哩。他问到哪里要饭去，那人说我把你领到陇西要着吃去。他娘那时在家，但他没跟娘打招呼就跟上那人走了。他们顺着毛家湾村后边他父亲掐过苜蓿的山梁走，到了榜罗，大概走了二十里路。那人背着十几斤谷子，找了一个人家，在人家的磨子上推成面煮了锅汤，又烙了几个馍。那人给这家人吃了些，他们自己也吃了些，就住下了。第二天又走，过四罗坪，青堡，天黑时到了和平。找到一家饭馆，卖荞麦面面片，但是要粮票要证明。那人有点钱却没有粮票也没有证明，人家不给卖。他们跟人家央求，人家给了一碗汤，他们泡些谷子面饼吃了。吃饭时外边停着一辆汽车，司机也在饭馆吃饭，还有两三个人。吃完饭司机要走，领他的那人说把我们拉上一下。司机看着他们问去哪儿？那人说你把我们带到陇西。司机说我们不去陇西，我们去文峰镇。那人说那就带到文峰镇吧。司机说上去，钻到帐篷里去。他们就上去了。钻进帐篷，他们看见一车全是苞谷。他那时穿着一个肚肚，就一边吃一边装，那个人也一边吃一边装。车到文峰镇司机要卸粮去，叫他们下车。司机看见他们抽抽和肚肚里装了苞谷，但没说啥，看了一眼就走了。这时天黑透了，大概夜里十点了，他们又找着个饭馆，又是卖荞麦面面片的，他们又要着喝了些汤。这时来了一列客车，那人就提起他扔在车上，他们到了兰州。从车上下来，出了站，那人说你到饭馆里要着吃去，过几天我找你来。但是从那天以后他再也没见着那人，他就在兰州要饭吃。

刚到兰州城里，他心里很害怕，看见城里人穿得好，吃得好，走路很神气，对乡里人冷冰冰的。可是过了些天也就不怕城里人了。这么一件事改变了他对城里人的看法：他要了两个月饭，在饭馆舔盘子，在居民区要饭馍馍，街道地形都熟了，看下东哨门有个大果园梨长得特别好，就去果园偷梨。他爬在树上摘梨，看果园的人发现了，过来看是个孩子，没说啥就走了。他拿着个白布口袋，摘了一口袋梨，第二天早上背到兰州汽车站候车室去卖。他不知道梨该卖多少钱，就卖一角钱两个，呼啦啦人们都拥过来买，抢着买。卖了三四元钱。汽车站外边有个小食堂，早上卖汤，不要粮票，他就每天去排队买碗汤喝。他晚上就睡在汽车站候车室。钱花完了，就再去偷梨，再卖。一天他正在候车室卖梨，进来一个人要没收他的梨。他不叫那人没收，那人硬夺他的梨，还说要把他送到收容所。人们都涌上来看那人夺他的梨，他抱着梨躺在地上不起来。这时进来一个穿得很神气的人，皮鞋很亮，半截袖的衬衫，问那个人：你夺孩子的东西干什么？那人说他偷的梨。来人说，他偷你看见啦？那人说，外地要饭的，不是偷的哪来的？来人说他偷梨你抢梨，这算什么事？那人把来人和王汉元都叫到派出所去了。到派出所，叫他站在院子里，人家两个人进了房子。他站在院子里听见两个人还在吵，过一会儿那个替他说话的人走出来了，看他一眼，没说话就走出去了。然后警察出来叫他进去，指着夺梨的人说，你偷他的东西没有？他回答没偷。警察说，你把梨背走，到外头要着吃去，不要偷了。他背着梨出了派出所看看口袋，卖下的钱还在里头。

他说，出了这件事之后，他再也不敢偷梨去了，就是要饭。要到哪儿就睡在哪儿：有时睡在商店的台阶上，有时睡在人家的门洞子里。有一天晚上，他又跑到汽车站的候车室去睡觉了，在椅子上蜷腿睡，那个穿皮鞋和短袖衬衫的人又进来了，在候车室里转来转去的。那人看见他了，走近了，他就赶紧坐起来。他从心底感谢这人，就对这人笑了一下，这人就问他：你再搞梨没有？他说没有再去。那人说，别怕，搞来卖，卖了钱买吃的。他说再不敢了，那人说，搞点梨不算偷人，接着搞！说完，那人还给了他二元钱，叫他买面汤吃去。

后来他在火车上要饭，车把他拉到了定西。在定西不如在兰州好要，定西人比兰州人穷，给的少。这时已经到腊月了，他想他娘了，就坐火车到陇西，再从陇西走到青堡，榜罗。他走到毛家湾梁上时天黑了，碰见下庄里的两个娃娃，一个叫福祥，一个叫田娃。这两个娃娃一人杵着一根棍走路，问他从哪里来？他说到兰州要馍馍刚回来。两个娃娃就都说，你有吃的吗，给上些。我们饿得走不动了。他抽抽里有两个在定西要下的生洋芋，就给了那两个娃。那两个娃一边吃生洋芋一边说你家里豪去了，领上我们要饭去；你到家里就饿死哩！他说想娘了，要回家哩，到家看看娘再说，就和那两个娃娃分开了。过了两天，他就听人说那两个娃娃死在去榜罗的半路上的一个避风的塆子里了。

他走到家门口时天黑得很，院门顶着。他喊娘，好半天没人答应没人说话，光听见院子里有扑索扑索的声音。后来大门开了，看见娘在门跟前趴着。原来他娘走不动路了，爬过来拿开顶门杠的。他搀扶娘，娘站起来了，一迈步又跌倒了。他娘说我的娃娃你先走，我慢慢爬过来。进了房子他还没说话，娘就开口问，我的娃你回来做啥？他说娘我想你了。他想把娘搀上炕去，娘却说我的娃，娘还没吃饭哩。他娘在地上爬着把他大喝罐罐茶的茶炉点上火，坐上沙锅，炒羊粪蛋蛋。茶炉旁放着一小堆羊粪蛋蛋，看来是娘从外头拾来的，因为家里就没羊嘛，成立人民公社就把他家的几只羊赶走了。娘把羊粪蛋蛋炒干了，倒在地上放着的面板上，趴着用擀杖擀面了，嘴凑到面板上舔着吃。娘说，我的娃，你吃些不？他饿得很，但他没吃。他后悔得很，后悔把仅有的两个洋芋给那两个娃娃了。

他娘已经瘦成一张皮了，出不了门，在家里爬着炒羊粪蛋蛋，爬着添炕。于是，维持母子两人生命的担子就落到他身上了：从第二天起，他就到山沟里去拾地软儿，拾来了泡胀煮熟吃。那是他回到家的第三天傍晚，他把这天拾来的地软儿煮熟，总共就煮了不多的一点点——一碗多一点点。娘的身体瓤，他给娘多舀了些，有多半碗，他自己舀了少半碗。吃着吃着他娘说，娃娃，我吃不下去了，这些你吃去。吃完睡了，半夜里听见娘的嗓子里发出异常的呼哧声。他叫娘娘不喘，点上灯才看见娘口中吐出很多白沫沫，娘已经不会说话了。他喊着哭。哭到天亮，远亲房哥王天有进来了，把他娘往顺里拨了一下说，你娘过世了。王天有出去叫了个人，用席子卷上又卸下灶房的门板抬出去埋在菜园了。王天有说，娃娃，记下你娘埋哪达了，往后日子好了，给你娘做棺材迁到祖坟去，和你大埋在一搭。

埋完娘的第二天，他就又离开了毛家湾。走在去榜罗镇的路上，他突然想起田娃和福祥来，就跑到人们说的那个塆子里去看了一下，福祥和田娃还在一个坎子底下蹴着里。他猜测，田娃和福祥是饿得走不动了，想在避风的地方缓一下，一缓下就站不起来了，冻死了。

他是在兰州要饭时被收容所收容了，送回通渭县的收容所，又和我一车到了专署福利院。

听他讲完要饭的事我还大哭了一场。我想起我娘来了。我和大姐从会宁要馍馍回到家中，没见上娘的面。

那年八月的一天，王汉元把我叫到门外的墙角上说，他已经侦察好了，定西农科所正在打场，离我们就几里路。他叫我一起去看一看能不能偷些麦子。我说叫上年年。年年也是住的一间大房子，我们对面的那排房子当中的一间。我们进去时有几个娃娃在床上躺着哩，年年也躺着哩，睡着了。我叫年年起来到外头转一圈去。年年问做啥去？我说你走呀，出去再说。年年就爬起来下炕，穿鞋，这时候王汉元看见墙上挂的一个书包了，鼓鼓囊囊的，就问了一声：这是谁的书包？年年说屈孝仁的。王汉元又问，装的啥。年年说馍馍。王汉元惊讶地说：

馍馍？真是馍馍吗？

就是馍馍。

王汉元走过去摸了一下说，还真是馍馍！这狗日的，我们吃不饱，他的馍馍吃不完装在书包里。他从哪达弄来的？

哪达弄来的？强要下的！这房子的娃娃，吃馍时都要给他掐一疙瘩，不给就打哩。他吃不完，存下的。

王汉元说，是这回事呀！狗日的，他这么歪？年年，你把书包拿下来，给他吃了。

年年说，那不敢！那是恶霸，我们房的人都害怕哩。你也不要惹。

王汉元沉默了一下。他知道这个屈孝仁，是马营镇的人，在孤儿院的娃娃们当中岁数最大，身体壮实得很，比他还高出半个头。但他稍一沉吟之后坚决地说：

年年，你把他的馍馍拿下来，拿下来大家吃了。

年年睁大了眼睛说，汉元，可不敢，那熊来了真打哩，你打不过！你真打不过，别惹他！

当时我也劝王汉元不要惹屈孝仁，但王汉元主意已定，自己上了床去拿书包。他说，我不信，我还真不信他就那么歪！

他把书包拿下来把馍馍都掏出来了，有八九个四两的馍馍。他自己先吃然后叫我和年年吃，还分给另外几个娃娃吃。那几个不敢吃，说害怕屈孝仁打哩。他说：

吃，放心吃，他来了你们都说是我吃了的。

你打不过他！有个娃娃说。

我打不过吗？你说我打不过他吗？那你们都上手不就打过了吗?

娃娃们还是不敢吃，我就也劝：大家都吃！他来了我们大家都动手，看他能打几个！说真心话，我也是早就对屈孝仁心怀不满了：他也欺侮我，在院子里碰见了，拍我的肩膀，像是很亲热，实际上他拍得重得很，就像打了一拳那么痛。他还摸我的头，顺着后脑勺捋到脖根里。这是很下流的动作，是欺侮人！叫人真难以忍受！

娃娃们就都吃了，一书包馍馍吃完了。然后，王汉元就挤在床上和娃娃们下棋。我催他：你还去不去农科所。他说去，等屈孝仁来了再去。他的棋下得好。他是个聪明人，脑子好用，那时候娃娃们吃完了饭啥都不干，睡觉和玩，他常常跟人下棋。

下了一会儿棋，屈孝仁就进来了。他一眼就看见墙上挂的书包不见了，书包空荡荡地扔在铺上他睡觉的地方。他立马就喊起来：谁动我的馍馍了？

娃娃们都不吭声，有的看他，有的还接着看棋。屈孝仁就把一个娃娃拉了一把，问，谁动我的馍馍了？那娃娃说不知道。他又问第二个娃娃谁动我的馍馍了？第二个还是说不知道。他又问第三个，第三个娃娃说没看见，他甩手就打了个嘴巴，还骂：

没看见？你瞎着哩吗！

那娃娃哇的一声哭了。

那娃一哭，王汉元从棋盘上抬起头来了，——他一直坐在床上看棋盘，屈孝仁进来也没抬头，——他问了一声：哎，你怎么打人哩？这一问，屈孝仁就把脸对着他了，不屑的口气说，你管着吗？我打谁你管着吗？王汉元说，哎，怎么管不着？你随便打人还不叫人管？说着，他就扭身下地穿鞋。屈孝仁欺负人欺负惯了，总觉得天下老子第一，根本就不把王汉元放在眼里；他往前走了一步，威风凛凛地说，你想管吗？那你就给我问一下谁偷我的馍馍了。王汉元说，不用问，我知道谁吃你的馍馍了。

谁吃了？屈孝仁气势汹汹地问。

我吃了！

王汉元低着头系解放鞋的鞋带时说这句话的。话刚出口，他就忽地抱住了屈孝仁的双腿，又欧地往前一冲，把屈孝仁掀翻在地上。接着他又吼了一声：

你们都动手呀！

娃娃们平时对屈孝仁敢怒不敢言，此刻看王汉元将他绊倒了，便一哄而起拥了上去，又踢又打，发泄心中怨气。年年看挤上来的人多，打着不方便，拿起一只不知道谁的胶鞋，噼里啪啦打屈孝仁的脸。屈孝仁的鼻子出血了，被打急了，用力扭转身体想爬起来，但王汉元抱住他的腿就是不松手。就在他挣扎着弓起背抬起头的时候，一个娃娃抡起洗脸盆梆的一声盆底砸在屈孝仁后脑勺上，盆底上的瓷碰得溅起来了。屈孝仁痛得惨叫了一声，哇哇地哭起来。他的后脑勺上开了个口子，血淌了出来。

一看出血了，娃娃们害怕了，手停下了，王汉元也松了手，屈孝仁乘机挣脱钻进床下边去了。

把顶门杠拿来！把顶门杠拿来！王汉元喊起来。有人把顶门杠给他，他就弯下腰往里捣，嘴里喊着我把你打死，我把你打死！但是顶门杠太短，够不着。他又喊，找椽子去！找椽子去！食堂门口有椽子，拿一根来！

还真有个娃娃跑出去拿了半截椽子进来，他接过来看也不看，往床下边捣，嘴里还喊着：

你再打人不打了？你再打人不打了？

屈孝仁被捣得吱哇乱叫，哭着喊，不打了，我再不打人了！

你还当恶霸不？

不当了，不当了……

王汉元自己也出了一身汗，放下椽子说，出来，不当恶霸了就出来。

屈孝仁哆哆嗦嗦爬出来，一脸土，一脸血，哭着说再也不当恶霸了，不要打了……平日的威风一扫而光。王汉元这才说，谁给倒些水，叫他把脸上的血洗净。我告诉你屈孝仁，不准你给阿姨汇报。你要是汇报，我们把你的腿打折哩！

不汇报，不汇报……屈孝仁唯唯诺诺连连答应，但是他趁着洗了脸泼水的功夫跑出去了。

那天的仗打得真是痛快！福利院一夜之间打倒了一个“恶霸”。挨打的那天晚上，屈孝仁没敢回宿舍睡觉，他在认识的马营镇来的娃娃们的房子里睡了一夜。转过天在他的要求下，阿姨把他转移到另一间房睡去了。他自己都不敢来房子拿他的饭碗和毛巾刷牙缸子，还有他的被子。那时候我们一人盖一床被子了，就是那种花格子被面的。还是一个马营镇的娃娃给他取走的。以后我们再也没听说他打过或者欺负过哪个娃娃。有时候我们和他在院子里或是路上相遇，他瞪我们，但是不敢说啥，更不敢打我们了。

可是那次打仗我们也付出了代价，尤其是王汉元！那天屈孝仁跑出去之后就给李叔叔告状了，说王汉元和我和年年教唆人打他了。李叔叔把我们都叫到他的办公室追究原因，说屈孝仁欺负小娃娃不对，你们动手打屈孝仁也不对。结果给屈孝仁记大过一次，吃饭标准降一级，一个月；给我们一伙的王汉元也记大过一次，降低吃饭标准一个月。

我们在福利院吃饭分三个等级，大娃娃一顿一个四两的馍馍，小娃娃三两半，再小的只有二三两。炊事员蒸馍馍的时候在馍上做出记号，一等的馍上笼之前在上边切个“一”字形的刀印，二等的切个“十”字形的刀印，三等不切印印。一等和二等之间的差距是很明显的，三等的比一等的馍馍小很多，吃汤面也要少上一些。

那时候娃娃们最计较饭的多少，吃一样的等级，如果谁看见分给自己的馍馍叫别人的馍馍粘走了一块皮皮都心痛得不行，要叫值日生去找食堂调换，或是跟分饭的值日生吵仗：为啥把这个馍馍给我？如今由一等降为二等，王汉元的心里确实是窝囊得很。我记得很清楚，降级的那天中午，值日生从饭盆里把一个上边有着“十”字形刀印的馍馍拿给王汉元，说，这是你的馍馍，食堂就这么给的。王汉元先是愣了一下，继而接过馍馍，把馍馍举在手里好久，端详着，看着。他好久没吃，眼睛里泪汪汪的。我当时犹豫了一下，把已经吃了一半的馍馍掰了一小块——也就是半个馍馍的四分之一——给了他，我说，给，你把这口馍馍吃上。王汉元先是不要，说，我吃你的馍馍做啥，你都吃不饱。我说，拿上拿上，你跟我还客气啥呀。他就接过去吃了。这天晚上吃汤面条，我也给他的碗里拨了一些。

但是，我连着给王汉元掐了两次馍馍，心里也不平衡了：顿顿给他半两馍馍或是汤面条，我也心痛。我也是饿着肚子呀！所以有一天中午吃饭时，我就跟我们一组吃饭的几个娃娃说：

喂，你们几个人听我说句话。

围成一圈吃饭的娃娃们停止了吃饭看我，我就说，我有个建议，不知道你们同意不同意。王汉元叫领导扣了饭了，馍馍比我们吃的小了一圈。现在我提个建议，从今往后每顿吃饭的时候，我们一人给他掐上一疙瘩，就指头蛋蛋大的一疙瘩。如果是吃汤饭，每人给他舀上一勺勺。这样，我们大家也就少吃了一点点，王汉元少下的饭就补上了。你们说这样行不行？可能是大家都没有这个思想准备，也可能都不愿意把自己的饭让人，那几个人都不出声。我就又说，你们听见我说的话了吗？行，还是不行，你们都说个话。王汉元叫领导扣饭，不是为了大家吗？屈孝仁平时欺负这个欺负那个，谁都不敢说话，王汉元打了他，他再不欺负我们了，我们总不能叫王汉元吃亏饿肚子吧！我这么一说，梁百川就先说话了：行呀，我同意给王哥掐馍馍。自从王汉元打了屈孝仁，他就成了我们这帮人当中的英雄了，娃娃们亲热地叫他王哥。

梁百川在我们这个房子里年龄最小，才刚刚虚岁十岁。他也受过屈孝仁的欺负。他立即就从自己的馍馍上掐了指头蛋蛋大的一块，放进王汉元面前的装着萝卜菜的碗里。梁百川这样做了，另外的几个娃娃也都说行，各自都掐了一点点自己的馍馍放进王汉元的碗里。吃汤面条的时候，我们组的娃娃也都给他的碗舀一勺勺面条。

这样一来，王汉元降等级的损失就补上了，我们几个人也没受大的影响。

我们小组的人给王汉元掐馍馍的事，有一天我说给年年了，没想到的事又发生了：第二天吃中午饭的时候，年年捧着一大捧馍馍疙瘩到我们组来了，一下子把王汉元装菜的碗装得满满的。原来他把我们组的人给王汉元掐馍馍的事给他们房子的人说了，他们房子的人说，王汉元是为了打倒他们房子的“恶霸”受处分的，应该由他们补偿王汉元的损失。他们一致决定，只要是吃馍馍，就每个人给王汉元掐一疙瘩馍馍。

我们房子的人还照旧给王汉元掐馍馍。这样一来，王汉元每天吃的馍馍比他应得的那份要多出一倍还要多，他竟然因祸得福天天都能吃得饱饱的了。

他还成了一帮大娃娃的头头，英雄，他说个啥话，其他娃娃都听他的，比他大比他有力气的娃娃们都服气他。

时间过去了一个月，一天轮到梁百川值日打饭，他把六个人的馍馍和炒菜端回来给大家分饭的时候说，王哥，今天开始我们就不给你掐馍馍了。王汉元一怔，说，为啥不掐了？梁百川从饭盆里拿起一个糜子面碗坨子给了王汉元说，你看，这是你的馍馍，和我们的一样了。王汉元接过碗坨子看了看，他那个馍馍没有十字花的刀印了，只有一个道道。王汉元说不掐就不掐了吧。

其实，这时候王汉元也用不着大家给他掐馍馍了。原因是1959年通渭县发生饥荒大量饿死人之后，饥荒就在定西地区的各县蔓延开来，到了1960年的七八月，各县都饿鸿遍野，路断人稀，各县都出现了大批孤儿，成立了孤儿院。定西县因为有个专署孤儿院，上级就说再不单另成立孤儿院了，各乡的孤儿都送到专署孤儿院来。专署儿童福利院的成立，是为了那时缓解通渭县的压力——那时通渭县出现了几千孤儿，但由于定西没房子没保育员，接了二百孤儿就停止了。通渭县和通渭县的各个公社都成立了孤儿院自救。现在专署叫接收定西县的孤儿，孤儿院就急剧地扩大了：找保育员，调老师，找房子——把原孤儿院旁边的一家民宅征用了，那家人姓高，有个姑娘叫高桂芳，刚刚从县卫校毕业，李叔叔把她也要来当保育员。把蒲剧团的房子也征用了，把三个院子的院墙打通连在一体了。就这还不行，又把北街火神庙那儿的讲师团赶走了，把房子要过来了，建立了专署儿童福利院二部。定西县的孤儿们呼噜呼噜地涌进来的时候，大娃娃们就都迁移到了二部，一部——就是原先我们住的物资局——成了七八岁以下娃娃们的天下。

定西县的大娃娃也到了二部，我们的房子也分进来几个。我们是轿子车接来的，他们因为在本县，离得近，由各公社和大队自己送来，驴驮人担进来的。由于财力不足，准备也不足，这帮娃娃进来后好长一段时间，还穿着自己的破衣裳。他们每天吃完了饭，不管多毒的太阳，就在台阶和门口坐着晒太阳，东倒西歪的。乍一看，就像一堆破布。

他们和我们吃一样多的饭，但他们好像比我们刚进福利院时饿得还厉害，只要是能塞进嘴里的东西抓起来就吃。有一次外边的农民给食堂送萝卜，卸车时掉下了一些萝卜缨子，一帮穿得破破烂烂的娃娃冲上去就抢，连洗都不洗就往嘴里塞，咔嚓咔嚓嚼着吃了。他们还只顾眼前不顾长远，吃了这一顿不管下一顿。有一天吃过午饭回到房子里了，有个娃娃看见王汉元手里抓着一把馍馍疙瘩慢慢地嚼着，一会儿吃一疙瘩，过一回儿又吃一疙瘩，就馋得受不了啦，说，王哥，把你的馍馍给我给上两疙瘩。王汉元瞪了他一眼：你说给你两疙瘩？那娃娃说你已经吃饱了，没心吃了，给我两疙瘩嘛，我饿得很。王汉元很凶地说，谁说我吃饱了？我给你说我吃饱了？那娃娃赶忙说，我说错了，我说错了。可是王哥，他们天天都给你掐馍馍，你饿得不那么劲大嘛，就给上我两疙瘩嘛，你也饿不着。王汉元不吭声了，确实的，自从打了那一仗之后，一二十个娃娃给他掐馍馍，舀一勺勺汤面条，他顿顿都能吃饱，再也不觉得饿了。那娃娃看他不吱声，就接着央求。央求来央求去，王汉元说话了：你说得对，我是饿得不劲大，但这个年头哪有白给馍馍的。那娃娃又央求：不给了借上些也行。王汉元说，借上些？你拿啥还我？娃娃想了想说，明天中午还你，明天中午我少吃些，把借下你的还上。王汉元斜着眼睛看那娃娃，说，不借不借，我还要吃哩。说着，他就又吃起手里的馍馍来。他越吃那娃娃越馋，就又说，王哥，你看这样好不好，你把你的馍馍给我借上半个，明天吃饭我给你还一个。

一听这话，王汉元说，说话算话？

那娃娃说，说话算话，明天的饭打来，全还给你，我不吃了。

王汉元把他手里的馍馍疙瘩给了那娃娃，并说，这够半个馍馍吧！

那娃娃说够了够了，接过来就吃了。

转过天的中午，那娃娃就光吃了一碗煮茄子，馍馍给王汉元还了账。

娃娃们都是饿急了的，为了当下能多吃一口饭往往不计后果：从这天起几乎每天都有一两个娃娃找王汉元借馍馍吃。凡是借了的，都要还高利贷，借半个还一个，借一个还两个。一顿还不上就分两顿还。结果是挨饿的人越是饿肚子，王汉元却天天吃得饱饱的。所以我们不给他掐馍馍以后，他也吃得很饱。

算起来，我们来到专署儿童福利院已经半年多了。这半年中娃娃们啥也不干，就是睡觉吃饭晒太阳，缓着。九月到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缓过来了，大部分娃娃——除去死了的除去得伤寒得肝炎住医院的——精神都好起来了，福利院就组织我们上学了。福利院为娃娃们上课的老师也调来了，有临洮师范刚刚毕业的肖雁翎，有高俊褀，还有从兰州师范毕业的……

学生从一年级到五年级都有，但没有教室，三年级以上的大娃娃到县上的大成小学去上课，是借人家的教室，二年级以下的到一部去上课。一部原物资局的院子里有个大会议室能当教室，还有蒲剧团的大房子也能当教室，就不用去大成小学了。我虽然个子大，岁数也算大的，但在家就上了个一年级，现在叫我上二年级。为了上课方便，我又搬回一部住去了，这就和年年和王汉元分开了。

住的一分开，见面就少了，半个月一个月跑去玩一趟，见个面说说话。

中秋节这一天，晚饭吃的长面，羊肉和洋芋丁丁炒的臊子，一人还发了两块月饼。肚子吃饱了，天黑的时候我跑到二部去了。

进了年年住的房子和熟悉的人说话，突然我看见放碗放刷牙缸子的桌子上放着两块月饼。我问年年那是谁的月饼？年年说王汉元的。我问月饼怎么放在桌子上？他说吃不完呗！我惊奇得很，说他不怕人偷着吃了？年年说谁敢偷？不打死吗？我说吃口月饼就能打死吗？拿来拿来，我把他吃了，我看他来了打我！

年年说我：拴拴，不能吃，那来了真打哩！

我不信年年的话，我说，你拿来吧，我吃了，看他打我的。

年年不拿。我拿过来吃了。我一边吃一边问，王汉元哪去了？他说了声不知道。我从年年说话的口气听出来了，年年对王汉元有看法，像是有啥意见，我就问他，你们咋了，闹矛盾了吗？他说有啥矛盾？我看他不愿说，就又问他王汉元哪去了？这次他说，可能看电影去了。我说他还有钱看电影？年年哼了一声，弦外有音。

我在年年房子坐了一会儿，怕一部关门，就说回呢。年年送我到大门口，这才对我说王汉元变了，变得贪心不足，斤斤计较：他放账，放高利贷赚娃娃们的馍馍。借给别人一个馍馍，要还两个馍。我劝年年：这我都知道，他以前不就放账吗？你不要管这事，他又不给你放高利贷。年年说谁说的不给我放？那桌子上的月饼就是我的。我惊诧极了，问他怎么回事？他说前两天借王汉元一个馍馍，王汉元说中秋节发月饼哩，借他的馍馍要还月饼，还馍馍不行……

年年还说，王汉元把放账放来的馍馍拿到黑市上去卖钱……

这次来二部虽然没见着王汉元，但我对他的印象彻底改变了：他跟我跟年年是好朋友，还这么苛刻，这人的心太黑了！我好几天都在想着这事，想找个时间跟他谈一谈：吃的是贵重，但也不能赚好朋友的馍馍呀！过几天福利院组织娃娃们看电影，我在电影院门口碰见了王汉元。我把他叫到一边想劝劝他，不料刚一说对朋友要真诚的话，他立即跟我瞪眼睛：

你算了吧，你把我的月饼吃了，我还没跟你要账哩，你还教训我来了！

我当时气得差点背过气去。我啥话再也没说，但心里想，这样的人再不能当朋友了。

我也没想到，我和王汉元彻底决裂的日子来得那么快。过了不到两个月就是元旦，元旦放两天假，我又一次到二部去玩，去看年年，却和王汉元打了一仗。

我是白天去二部的，年年住的房子里就有七八个娃娃，有的下棋打扑克，有的在睡觉。年年不在，王汉元也不在，就梁百川在家，蒙着头睡觉呢。我问他年年哪去了，梁百川说上街逛去了。我说你怎么不去逛街，他说肚子饿，没心思去。他说的话叫人觉得奇怪：这天我们一部改善伙食，吃的是油饼，煮的小米汤。因为过节，每个人多发了一份油饼，小米汤随便喝，不限量。难道二部没吃油饼，没改善伙食？于是我问他：怎么没吃饱呢，你们没吃油饼？他说，食堂炸油饼了，可我没吃上。我问咋没吃上？他说还了账了。问怎么回事，他回答，前些天借下王汉元一个馍馍，今天食堂给了两个油饼，他逼着叫还账呢，把两个油饼全都要走了。我听了这话心里不平，说他：

你又不是不知道那人的毛病？你借他的馍馍做啥？

我饿嘛！

你不会过两天再还他吗？油饼和馍馍能相提并论吗？

不行嘛，人家逼着要哩嘛！

你不要给嘛。

不给就打哩！

听了梁百川的话，我半天没出声。后来才问：他把两个油饼都吃完了？还有他的两个也吃了吗？他回答，没吃完，他今天要账要回来六个油饼，加上他的两个，一共八个，他吃了三个就吃不下去了。我说那还有五个油饼哩？都卖了吗？他指着桌子旁用砖头支起来的一个小木箱说，在那个箱子里锁着哩。

我当时气不打一处来，说他：

拧开，你把锁子拧开，把油饼吃了！

他说，那不敢，来了打哩！

我说，拧开，放心拧开了吃。他要是敢动手，咱一起打他！

我说了这话，又朝房子里的七八个娃娃说，你们同意不同意我说的话，咱们一起动手，教训教训王汉元。有两个娃娃说好，我早就想打他，没人带头。那熊力气大着哩，一两个人打不过。于是，我把王汉元的箱子撬开了。我的天呀，你知道那箱子里装了多少馍馍？装了有二十个，还有油饼。我把油饼和馍馍拿出来叫大家吃，有些馍馍都发霉了。

王汉元是黄昏才回来的。王汉元回来之前年年也回来了，我们商量好了，王汉元问的时候，我就说我拧的锁，我先上手，他们再上手。年年和梁百川还到院子里找好了两根锨把粗的棍子。

王汉元一进门当然地就看见箱子上的锁没了。他掀开箱盖看了一眼，立即就像是针扎了一样叫起来：

哎，谁拧我箱子上的锁了！

我没出声，我想看看他怎么办。他就转着圈地问：

说，你们说，谁吃我的馍馍了？还有油饼！

瘦小孱弱的梁百川竟然应了一声：

我吃了。

王汉元不相信梁百川敢吃他的馍馍，说，百川你说实话，谁吃我的馍馍了？

梁百川说，我说的是实话，就是我吃了！

王汉元瞪大了眼睛：

真的，你真吃了？你胆子大了！

梁百川说：

我吃的我的油饼！

王汉元说：

你的油饼？

他啪的一拳捣在梁百川的鼻梁上，同时恨恨地说：

你不想活了！

梁百川哎哟了一声，他的鼻子里流出血来了。他捂了一下鼻子，又看了看手上的血，但他猛地一跳，一拳打在王汉元的鼻梁上。王汉元的鼻子也流血了，他暴跳如雷地说：

你胆子大了！你胆子大了！

他抡起拳头又要打梁百川，但我从后边一把抓住了他的衣领，往后一拉把他拉倒了，他的身体一下子仰在床上。这熊力气大得很，倒在床上之后身体一转就要爬起来，但一房子的娃娃都扑上来了。大家早就准备好破鞋底子了，没头没脸打下去，就像雨点子一样打在他的后脑勺和后背上，直打得他从床上滚下去。就像那次屈孝仁挨打一样，他也要往床底下钻，但年年双手抱住他的一条腿往外拉。他的手抓住了架床的板凳还要往里钻，呼啦一下把板凳拉倒了，床塌了。这倒给了他个机会，就在大家一愣之际，他挣开年年的手往塌了的床铺爬上去，一把抓住了窗棂，想从窗户跳出去。但是我又扑上去抱住了他的腿，大家一起用力又噔噔噔拉到地下来。梁百川和年年抡起了准备好的木头棍子，用力捶他的后背。我们把他打得哇哇地哭，他不挣扎了，趴在地上哭着说，不要打了，不要打了，我错了，呜呜呜……我怕上一次他打屈孝仁的事重演，他往李叔叔那里去告状，就劝大家住手：好了好了，大家不要打了，我们问他还剥削人不剥削了。于是大家叫他站起来，我们站成一圈，叫他站在中间，就像斗地主一样斗他：

你说，你还剥削人不剥削了？我问他，同时用力推他一把。

他踉跄到那边去，说，再不敢剥削了！

你还歪得很，还不上馍馍你就打人！我问你，你以后还打人不打？那边一个娃娃又掀了他一把。

不打了不打了……他噔噔噔又晃到这头来了。

你还当恶霸不当了！又一个娃娃在他的腿上踢了一脚。

不当了……

你还放账不放？又一个娃娃在他的肋巴上捣了一拳。

不放了……

年年平常是不爱说话的，性格内向，但此刻他气愤愤地说：

你这个瞎熊，我们过去跟你那么好，一搭偷甜菜，一搭偷豆饼，你竟然给我放账，放高利贷！吃你一个馍馍，你要我两个月饼！

梁百川也一改往日畏畏缩缩不敢说不敢喘的样子，指着他的鼻子说：

王汉元，你说句实话，我对你咋个样？你的吃饭标准降了，我每天给你掐一疙瘩馍馍，那时候我饿得走不动路。可你对我咋样，借下你一个馍馍，你要我两个油饼……你动不动就打人，你跟恶霸地主一样……你说，你再当恶霸不了？

这天的确把王汉元打服了也斗服了。我们把他推过去搡过来，这个一拳那个一脚。他哭得鼻涕眼泪往下流。他说，我再也不当恶霸了，我再也不剥削人了。我要是再剥削人，你们就炒豆子，斗地主……我怕他告状去，就威胁他：

王汉元，我看你态度还算老实，今天就饶过你！但是你记住，今天的事不准你跟阿姨说，不准你告状，只要你告了，我们就还斗“地主”！斗“恶霸”！记下了没有？

他说记下了，我就又跟他说不要哭了，洗脸去，把脸上的血洗净，把鼻子眼泪洗净，不要叫阿姨和老师看见。他唯唯诺诺，拿了毛巾擦脸洗脸。后来他又说要上厕所我们叫他去了，不料一出门他就直奔李叔叔办公室……结果还是给了我一个记大过的处分，吃饭降了等级。

这个故事是我在农场当售货员期间，商店的保管员那拴拴对我讲述的。他都是不经意间讲一件事，闲着没事了又讲一件事。我只不过是在好多年后把这些事串起来，编到一起而已。那拴拴是个性情温和性格内向的人，不擅言谈，说话慢条斯理。记得他讲述完了和王汉元打架的事，很感慨地说过这么一句话：哎呀，人这个东西怎么那么奇怪，挨饿的时候，心里就想着怎么吃上一口饭；吃饱了，就又想着剥削别人。我问过他，这个王汉元后来怎么样了？他说：挨完那次打，他就威风扫地了，时间不长就跑到新疆去了。他有个叔叔是逃荒到新疆的。听说他在新疆参军了，还当了营长。

院长与家长

李毓奇刚刚送走一个领养孤儿的人回到办公室坐下，拿过一本记事簿要作记录，福利院的保育员上官芳走进来问：

李校长,你有时间吗？

李毓奇三十五六岁的年纪，脾性温和，办事稳妥。他抬起头来问，怎么了，又出啥急事了吗？

没啥急事。我刚刚去了一趟医院，送去了两个得肝炎的娃娃，又接回来两个病好了的。给你汇报一下。上官芳是去年春季定西卫校毕业的学生，分配到专署儿童福利院当保育员的。当时福利院接来的通渭县的一批孤儿病号太多，专署医院儿科病房接纳不了，福利院紧急成立了病房，病得不很重的娃娃就在孤儿院治疗，吃药打针输液。还从专署医院请来了一个叫林保恒的儿科大夫常住福利院给孤儿们治病。上官芳给林大夫当护士。

没啥急事了你忙去吧。你要多注意休息，千万不要再晕倒。

通渭县的孤儿接来几个月之后，定西县的孤儿又像潮水一样涌进来了。病号更多了，由于人手不够难得有时间休息，上官芳和林保恒累得晕倒过几次。

李毓奇说完接着翻记事簿要作笔记，上官芳却站着不走，说，有个人要见一下你。

李毓奇又抬起头来。上官芳接着说，来了一个看娃娃的。李毓奇说，看娃娃的，你叫别的保育员接待一下就行了。上官芳说，我说了我领着看一下去，可人家一定要见一下你哩。

叫王老师接待一下不行吗？

人家说要见领导哩。

教导主任不是领导吗？

可人家一定要见院长哩。

我啥时间给你们说过我是院长嘛……

人家说要找院长。

好吧，叫来，你把他叫来吧。李毓奇是解放前参加地下党的小学教师，解放初受组织器重任地委干部科科长。后来要提拔他当县长，正遇上内部肃反，地委领导就他的历史问题提出质疑，又不用他了，叫他到临洮县去筹办专署的干部学校。大跃进大炼钢铁开始之后干校停办，此后就参加这个工作组又调那个工作队，这几天下乡过几天又集训，实际上挂起来了。直到通渭县的饥荒酷烈蔓延饿殍遍野专署决定抢救通渭县的孤儿，组织部门才找他谈话，叫他领着原干校留下来看大门的王兴中、杨新东、马俊几位老师筹办专署儿童福利院。但也只是对他说了句“你负责”，并未明确他是院长。倒是几位干校过来的老师依然叫他李校长，福利院的保育员和孤儿们也都跟着喊李校长。因了这次政治上的挫折，他在工作上小心谨慎，遇事汇报请示，唯上级的马首是瞻，不敢越雷池半步。

上官芳转身出了门，站在台阶上喊，老大爷，你到这房来。随着她的喊声一个胡子拉碴的人走进来了。这就是我们李院长，你有啥话就说。上官芳说完就走了。那人站在门口喊了一声李院长就不言声了。李毓奇从椅子上站起来问了一声你从哪里来的？他看出来这人是走下远路的，因为这人的身上落了厚厚的一层黄土，一双破布鞋整个就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了。已经是农历四月了，还穿着破棉袄。脸上的尘土被汗水冲得五马六道的。但他岁数不是很大，也就是四十出头的样子，只是头发白了，胡子长胡子也白了，皱纹多，显老。

从通渭的常河公社来的。那人怯怯地回答。

哎哟，常河公社可不近呀。你是走来的吗？

走来的。

那你快坐下，坐下了缓着。我给你倒水。

李毓奇拿起办公桌另一头的热水瓶。那人忙忙地说不要倒不要倒，我不渴，但李毓奇倒上了，送到他手里，他却吹着喝起来。李毓奇又坐回椅子，看着他喝水，问：

你是看人来的？不知道你要看谁哩？

我看一下苗振山苗振海。

李毓奇反应很快：噢这是兄弟两个。

就是，就是。噢，他们在这达哩，那我就放心了。我找他们半年了。那人长长叹了口气，像是在呻吟，又说，李院长认得他们？

李毓奇说，福利院的娃娃我咋不认得？大的叫根根，小的叫串串。

对对个的，对对个的。

李毓奇又说，这两个娃娃来的时候，身体弱得很，老大还好些，老二脱肛。第一天到人民浴池洗澡，肠子脱出来一拃长，在腿中间吊着，吓人得很。

是吗？肠子脱出来了吗？那人脸上显出担心的样子。

现在好了。那个大娃娃好得很，把鞋底子烤热了给弟弟往上托，天天托，托了两个月托上去了。孤儿院有几个娃娃脱肛，医生都不知道咋办哩，他给弟弟托上去了。

噢，那就好，那就好。院长，我能见一下娃娃不能？

咋不能见哩？能见。就是现在还见不上，娃娃们上学去了，在大成小学。等一下放学了，你就能见上了。你是娃娃的啥人？

那人突然就拘谨起来，且显出不安的神志，结结巴巴地说，我是……他们的……大。

李毓奇怔了一下说，怎么，你是根根和串串的父亲？亲父亲？

亲父亲。

噢，你是他们的亲父亲呀，你领娃娃来了？

不是的……那人说了半句话，就战战兢兢从板凳上站起来了，一副畏葸的神情，嗫嚅地说，李院长，我求一下你：我就是来看一下娃娃，看他们在不在这达，在了就叫他们还在着……将才你们那个阿姨问我找谁哩，她要领我找去，可我不敢去呀，就是想着先跟领导说清楚……

李毓奇说，那不行吧，政策规定的福利院不能收有大人的娃娃。

可我不能领回去呀，领回去了养不活。求你了，李院长，千万千万……那人要哭的样子。

就在这时院子里有人喊，老李，你还不吃饭去？开饭了。李毓奇站起来从一个柜子上拿起碗说，你先坐着，我给你打饭去，再把娃娃给你喊来。娃娃你得领走。福利院收了几百娃娃，紧张得很，住的紧张，吃的紧张，民政局给的经费也有限。这些事把人都要愁死了，地委、专署和定西县一直在动员城镇居民和娃娃们的亲属领养娃娃，要减轻财政的压力呢。

李院长……

那人还要说话，但李毓奇拿着碗出了门。

福利院开办之初，仅仅是借用了专区物资局的院子和房子，后来孤儿增加，又“吞并”了旁边的蒲剧团和征用了一家民宅，把隔墙上打开豁子连接起来。福利院的办公室和单身职工的宿舍设在民宅里。李毓奇从民宅走到物资局的院子里。院子里娃娃们正在吃饭。他们六个人一组，围成一个圈，有的蹲着，有的坐着。男娃娃们都穿着白衬衣，女娃娃们穿着花衬衣，小娃娃们的胸前还围着一个白生生的饭单。他们一圈一圈地坐着，就像是一朵一朵开放了的桃花梨花。

李毓奇进了食堂，叫厨师打了两份饭，——糜子面碗坨子和小白菜——然后端着碗在院子里看了看，走到一帮吃饭的大娃娃跟前喊：

根根！

一个十二三岁的娃娃站起来了，个子高高的，但很消瘦。李毓奇对他说：

过来，再把你弟弟叫上，跟我走。

根根有点糊涂，问，李叔叔，你叫我和我弟咋哩？

你大来了，接你们来了。

我大来了？根根一愣，继而扭过脸去喊，串串，快过来！一帮小一点的娃娃当中，一个和根根长得一模一样的娃娃站起来问，哥，你叫我咋哩？根根说你过来，大接咱们来了！串串手里还捏着半个馍馍跑了过来。李毓奇说：

走，你们都到办公室去。你们的大接你们来了。

两个娃娃听说父亲来了，转身就要跑。李毓奇叫了起来：站住，你们站住！两个娃娃站住之后李毓奇说，你们吃完饭了吗？串串这才噢了一声，朝那边喊，钱钱，你把我的碗端回去。我大来了，我看我大去。哥哥根根也从地下端起自己的碗来。碗里还有几口开水煮过后用醋用盐拌了的小白菜。他说，不吃了，给我大吃去。

李毓奇说，吃上吃上，把饭吃上了再走。你大的饭在这达哩。给，串串端上。但是根根伸手接住了碗说，李叔叔，我端，小心他撒了！

根根一手端一个碗，串串捏着一块馍馍，他们跟着李毓奇走，但走了几步他们就跑到前头去了。这时李毓奇又把串串叫住说，你看你，裤子上的土！这是上个月才新发的单裤，可已经脏得不成样子了。串串便站住了使劲儿拍打了几下坐着吃饭蹭上的土，又跑到前头去了。进了办公室，他喊了一声大，父亲颤颤地从板凳上站起来，他呼的一声扑上去抱住了腰，哇的一声哭了。根根把碗放在桌子上一扭身抱住父亲的一只胳膊也喊了一声大，也咧着嘴哭了。父亲搂住了两个娃娃的肩膀，摸摸这个的头，又摸摸那个的头，看看这个的脸又看看那个的脸，后来又把脸伏在两个娃娃的头上哎嘿嘿地哭。

三个人哇哇地哭成一堆，哭稀了。

不要哭了！不要哭了！叫你们的大吃饭。李毓奇第一次遇到父子在福利院相聚的情景，心一酸，眼泪扑索索流了下来，他擤着鼻子喊。但是父子三人哭成一团，根本就听不见。兄弟两个人喊大，大！父亲光是说，我的娃娃，我的娃娃……哎嘿嘿嘿……李毓奇只好坐在办公桌旁的椅子上看着，淌着眼泪。

父子三人哭了一顿饭的时间，李毓奇才又抹着眼泪说：

娃娃们，不要哭了，你们的大还没吃饭哩，叫你们的大吃饭。两个娃娃这才松开了手，抢着端饭，哭着说：

大，你吃饭。

但是，两个娃娃把碗筷递到父亲手里，父亲的手抖得端不住碗，眼泪淌着不住。父亲放下了碗擦眼泪，哭着问：

娃娃们，你们在福利院好着吗？

好着哩。串串抢着回答。

能吃饱吗？

能……吃饱。串串说，但他扭脸看了一眼李毓奇。

李毓奇说，娃娃们，说实话。

串串不说话了，根根也不出声。李毓奇说：

吃饱是办不到，老哥，你知道的，全省都遭灾了，全定西都困难嘛，城镇居民也吃不饱。但饿也饿不到哪里去，吃的粮和城镇居民一样多，国家照顾娃娃们着哩。

父亲噗噜噜地淌着眼泪说，那就好得很！那就好得很！我在家里吃救济粮，一天才七两，娃娃们四两。

大，我奶奶好着吗？根根问。

我的娃，你奶没了。你们出门以后，我也要馍馍去了。去年腊月回到家，你奶奶早没了，没了一年多了。

我娘哩？

你娘……不知道呀，现在在哪达都不知道。自从你们走了以后，就再也没听见她的音讯。

那你咋过着哩？

我自个过着哩。你尕爸今年来了一封信，说和你们一搭出去后失散了，给人家当了招女婿了，在陕西。他来信说在陇西就和你们失散了，他跑到陕西扶凤县了。你们是怎么失散的？

那是在文峰镇，我和我弟上了火车，尕爸叫列车员挡住没上去，火车开了。我们到兰州了，再就没见过尕爸。根根忙忙地回答。不等父亲说话，他又说：

大，我跟你回家去吧？我能给你做饭。

但是，不等父亲说话，串串就抢着说，那不能回，回去饿死哩，你没听大说吗，一天才四两吃的。

大，是不能回吗？根根问。父亲不回答，扭脸看李毓奇，一副乞求的目光，但李毓奇没出声，父亲又面对孩子们说：

娃娃们，这事就看院长怎么决定了，院长说回去，你们就跟我走，院长单要是能留你们，你们就在这达蹲着。家里情况不好得很，村里的人跑的跑了死的死了，没种上庄稼，没吃的。家去就挨饿哩。

娃娃们都静下来，看李毓奇。李毓奇略一沉吟说，娃娃们，天已经黑黑的了，你们的大走累了，你们先回去，叫你们的大吃饭，吃了饭缓着。你们有啥话明天再说。你们的大今天不走，住客房哩。你们看好不好？

两个娃娃看出李毓奇不愿留他们的意思了，但他们很听话，一起说，大，那我们回去了。明早上我们再来，你先缓着。

那好那好。父亲说。但是根根和串串刚刚走到门口，他又喊起来：等一下，娃娃们，你们等一下再走！两个娃娃转过身来了，父亲慌慌忙忙地拉过放在板凳上的一个破旧包包，伸进手去摸出一把杏子来，说，我这达拿着几个杏子哩。但他首先把手里的杏子举到李毓奇面前说，李院长，这几个你接住，尝一下。李毓奇说，你给娃娃们。父亲说，接住接住，李院长，确实没个啥拿的，庄门上有两棵杏树，结得也不少，还没熟就叫人打着吃光了……李毓奇盛情难却，接在手里，但他捏在手里没吃。杏子绿绿的，一看见牙根就冒酸水。那父亲接着又给儿子掏绿杏子，李毓奇就走到门外去了。隔着两扇门就是上官芳和一个保育员的宿舍，他敲开门看了看说，上官芳你把客房门打开，把那个看娃娃的安排住下。

李毓奇的住房兼办公室旁边有两间空房子。这是专门留出来接待客人的。孤儿们进了福利院，他们的亲戚——叔叔呀舅舅呀哥呀姐呀——有时来看望他们，又都穷得住不起旅社，福利院就把这两间房空出来。房里的炕是现成的，铺上两条灰色的线毯放了两床花格子被，就成了客房，专供探视孤儿的亲戚临时居住。

上官芳过来把那位父亲领过去了，还把那份客饭也端了过去。李毓奇也坐下来吃饭记笔记。然后又出去在孤儿院转了一圈。福利院有三四十间房子。他一间房一间房地转 ，看孤儿们睡觉盖好被子没有，查娃娃们的房子里值班阿姨是否在岗。孤儿院里还有两三岁的娃娃，还有几个月大就失去父母的娃娃，阿姨把炼乳用开水冲稀了给他们喂着吃，用奶瓶子喂。这些小娃娃一天二十四小时要阿姨伺候，喂吃的，把屎把尿。他们的身体过于羸弱，每过两个钟头阿姨就要抱起来把屎把尿，否则会把铺盖搞得一塌糊涂。

大概十一点钟，李毓奇才回到他的宿舍兼办公室去。走到房门口，他看见客房的灯还亮着，就走过去推了一下门。门没顶，一推就开了，他探头往里看了一下，见那位父亲在炕上静静地倚着墙坐着，头仰在墙上，两只脏脚放在炕上的灰色线毯上，双手搭在膝盖上。门一响，那位父亲扑楞扭了一下脸朝这边看。李毓奇惊奇地问了一声：你怎么还坐着哩？

呦，是院长呀！那人惊了一下，慌忙下炕。

不要动，不要动。李毓奇走进去说，我当你睡着了没熄灯。

那父亲还是下了地，趿上鞋说，没睡嘛，睡了就吹灯了。院长怎么还没睡，这么晚了？

我看了一下娃娃们。

哎呀，这么晚了还要看娃娃们？

唉唉，现在好多了，一晚上巡视两趟就行了，看娃娃们被子蹬掉没有，看保育员脱岗没有。去年一年把人累垮了嘛，两个钟头一趟两个钟头一趟，十几岁的娃娃，你不叫就把炕尿湿了；娃娃们刚刚进来身体瓤得很呀，还有把屎把在炕上的。病号也多得很……

院长这么操心？

不操心不行呀！领导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你就操心哩。这叫啥，食其禄，司其职。把娃娃们照看不好，对不起娃娃们呀，这些娃娃都是没大没娘的……说着话，李毓奇看着靠墙的桌子上放着的竹壳壳热水瓶又问，这电壶里有开水吧？

有哩有哩，那个阿姨给提下的。

噢，有了就好，渴了你就喝水。福利院条件差，饭也没叫你吃饱，就一个馍馍一碗小白菜……

嗳，吃饱了吃饱了，这就好得很。这年头嘛，能吃上这么一顿饭就过年哩。从1959年到如今，我就再也没吃过这么好的饭了。

休息吧，休息吧，你睡觉，我也该休息一下了，等一会儿还要巡夜去。

好，你休息，院长。那位父亲说着，走过来送李毓奇。李毓奇拦住说，你快睡觉，我出去把门拉上，不要在炕上坐着了。

那父亲说：睡不着呀！半年了，从打要馍馍回到家里我就得下这病，整夜整夜睡不着。惆怅得很呀……

咋了，你这么惆怅着咋了？

唉……那父亲深深地叹息一声，那叹息就像是从无底深渊发出来的，然后说，惆怅的事就多得很呀。你看你看，人说伍子胥过昭关，一夜愁白了头，我是几个月愁白了头。特别是今晚，一点点瞌睡都没有嘛。我在想，这两个娃娃回家去，我们父子三个人怎么过日子哩，吃啥哩？穿啥哩？

李毓奇扭过头来看这位父亲，说，老哥，你是为这事愁得睡不着吗？

就是呀。家里一点点吃的没有嘛，我把他们带回去咋办哩？我在想，回去了还得出去要馍馍去，要不就到陕西投我兄弟去。靠救济粮活命是不成的……

李毓奇不说话了。他看着这个父亲的脸，转身坐到炕沿上，久久才说：

老哥，头会儿你和娃娃们说话，我听着你出去要馍馍了？

要馍馍了呀。不要馍馍我活不到今天。我一家饿死了几口人:我爷，我娘，我大。

老哥，坐下，你坐下，我们今晚喧一会儿。是你的一家人都出去要馍馍了？我记得根根和串串也要馍馍去了。他们是定西火车站的收容所送来的。

出于对李毓奇的敬畏，那位父亲一直站着，李毓奇一再催促他才坐下，坐在炕沿上。他望着李毓奇沉默片刻说：

唉，说起我的家事，难肠得就说不成呀，不知从哪达说起。1959年9月我家里就没吃的了，绝粮三个月。我家那时候还有七口人，我和女人，两个娃娃，还有个大，还有个老娘，有个兄弟——就是娃娃们的尕爸。说是尕爸，可比根根才大两岁。就在这绝粮的三个月当中，县上还从各公社各队抽人到陇西的东边修公路哩。就是从陇西到通渭的公路。修了三个多月路，腊月里修路的人回家来了，我女人没回来。回来的人说，工程临结束的时间，几个女人在一搭商量，回家没吃的，我们要馍馍去吧。她们就跑到陕西去了，从陇西上的火车，去了宝鸡。我问回家来的人：她跟人去陕西的时候没叫你们给我带个话吗？啥话都没说吗？回家来的人说没带话。

这时候家里一点点吃的东西都没有，绝粮三个月了。听说女人要馍馍去了，也提醒了我一下，是得想办法呀！不想办法在家里死挨着咋行哩？我就把两个娃娃——振山振海——和我兄弟安荣叫到跟前说，你们出去要馍馍去，逃命去。蹲在家里饿死哩。安荣问我哩，哥，那你咋办哩？我说，你们要馍去，我在家里守着，还有个老娘哩，我不能走。就是吃谷衣，吃草根，我得守着娘。我爷爷，还有我奶奶，都是1959年上半年饿死的。那时间还有食堂哩，食堂里就是给些清汤汤，两个老人舍不得喝，叫我们兄弟和娃娃们喝。两个老人上半年就饿死了。我大上半年就出门要着吃去了。

我跟振山振海和我兄弟安荣交待了，我说，你们叔侄三人出去要馍馍，千万不要分开，不要失散了，我在家里等你们一个不少地回来。我还说，单要是老娘下场了你们还没回来，我也就走了——要馍馍去了。

我家是常家河公社苗家崖湾大队。那天我给兄弟和振山振海说你们出去要饭去，第二天天不亮我就打发他们出门了。不敢白天走。上头不叫要馍馍去，说要馍馍影响不好，给社会主义的脸上抹黑哩。抓住出门的人开斗争会哩。我送他们过了田泉下，过了泉湾里，沿着陈家沟一直上了凤凰山。凤凰山上有去榜罗去陇西的公路。这路是1958年开始修建的，1959年的腊月才修成的。我女人就是修这条路那一段时间跑了的。我没修过路，我是上下洮河的，两年，1958年去的，1959年腊月回来的。我们大队那时有安排，每家都要出人去参加引洮工程，两年一轮换。

我站在凤凰山头上看着兄弟和儿子走远了。那是十一月的天气，腊月，冷得很。西北风一阵阵就把我刮透了，但我在公路旁的山顶顶上看着三个人影走远了看不见了，才回家。

我把兄弟和儿子送走，这事没跟我娘说。我害怕娘知道我把兄弟儿子打发出去要馍馍了骂我哩。我大那时候要馍馍去了，还没回来呢。那天送兄弟和儿子走的时候我还跟娘编谎了，说叫他们到舅舅家去一趟，看能不能借些粮来。我舅舅家在襄南公社。可是回到家我又觉得这事瞒不过去，就跟娘说了。

我娘一听就骂开了：

那你咋不走！你给我也走！

我当时有点懵，不知娘说的气话还是真话，没出声。我娘就撵开我了：

我的娃呀，你糊涂呀！你把我的孙子打发着要馍馍去了，你做的对呀！那你为啥不要馍馍去！你想在家饿死哩吗？

我明白娘说的话了，我说，娘，我走了谁管你哩，你都六十岁的人了！

我娘说：

你不要管我，你要你的馍馍去，逃荒活命去。你蹲在家里把你也饿死哩！

那天我娘骂了我一天，一会儿骂我糊涂，一会儿说我不走是不孝顺。我说我要在家伺候你哩，这是尽孝哩。她说还不知道谁伺候谁哩！她说，你不走，你饿死了我还要抬埋你哩，我的心不痛碎吗？我能把你抬埋了吗？我哭着说，娘，我走了你怎么办呀？娘说：

总有管我的人哩！人不管天还不管吗？

我心里清楚楚的，我蹲在家里，两个人都得饿死，可把娘撇在家里饿死，我真是不忍心。我对娘说，娘，我们一搭走吧，出去逃荒去，逃个活命去。我娘说，你走，你走你的，娘走不动了。我说我背你走。娘说不行，娘跟上你是个累赘，把你难肠死哩。再说哩，这天寒地冻的，我也受不了那风餐露宿的罪了。

我和娘在一搭住了两天，这两天我给娘炒着磨了些谷衣炒面。第三天我就走了，要馍馍去了。

我走的时候娘送的我。顺着陈家沟往凤凰山走。我娘一边送我一边哭，走到半坡上就走不动了。我知道我走了娘就要饿死，今后再也见不上娘了，那一阵我心里刀割的一样，痛得呀！我走着走着就跪下了，哭着说，娘，你再不要送了，你家去吧，你不家去我就不走了。我娘拄着棍送我的，——那时我娘浮肿着哩，头肿得背斗那么大，眼睛细得一条缝缝，小腿肿得碗口一样粗，她乏得一坐下就起不来——她拿棍子打我，骂我：

走，你给我快走！

我说：

娘，你快家去吧。

娘说：

你走哩，我送一截还不成吗？

我就站起来又走，我娘也挣扎着往坡上走。走了一截她实在走不动了，站住了说，我的娃，你走，娘就送到这搭了。我说你回去吧，我抹着眼泪往山上走。我走上几步回头看一看娘，走上几步回头看一看娘，我上了凤凰山走过凤凰山顶顶的时候，看见我娘还在山坡上站着朝我招手……哎嘿嘿……

说到这里，苗振山的父亲哭起来，但这是抑制的有节制的哭泣。他的干巴粗糙的大手不停地擦眼睛，泪水却依旧汩汩地流出来。他的眼睛就像山坡坡上往外渗水的咸水泉，渗出一串浑浊的黄水。李毓奇静静地坐着，没劝，也没说话。苗振山的父亲就又接着说起来：

从常家河的凤凰山走上七八里就是榜罗乡的龙首山，再走就是榜罗梁，顺着山梁上的公路走，当天天黑的时候我就到了积麻川。这一天走了五十里路，挣扎着走的，心想不能在半路站下，站下就冻死哩。天冷得很呀，西北风刮在脸上像是刀刀割着哩。是腊月嘛，三九天气嘛。我又没棉裤，就穿着夹裤。光脚穿着一双破单鞋。走着走着就把人冻僵了，走不快，但又不敢站下缓一缓，怕缓下再起不来。积麻川是榜罗公社的一个大队，是个大庄子。想找个人家住下，人家不叫住，找了三四家人都不叫住。有一家人说我：你这个样子，谁敢叫你住。我听出来了，人家是怕我死在他家里。从常家河到积麻川，我就没要馍馍。我知道，通渭县的各乡都一样，要不上吃的。

在积麻川的村庄里，我钻进一个场上的草垛里过夜。路上把人就冻僵了，钻进草垛里冻得睡不着，抖抖索索地蜷了一夜。早上起来走不成路了，手脚都冻硬了，能站起来，可迈不开步。就又在草垛上坐下了。等着太阳出来晒了一会儿，慢慢地把腿活动开了，能走路了。

以前上洮河的时候，是公社组织的，我们从常家河到榜罗，再到陇西，都顺着大路走。这天起来后没走大路，大路太绕远。我想快些到陇西，陇西的川大，通火车，比通渭县富足，想着要快些到陇西县要上些吃的，再饿一天就饿倒哩。我就打听怎么走路近一些。有人说，从这条沟里走出去就是陇西的云田乡了，有火车站。那条沟叫贺家沟，沟大得很，深得很，有三十里长。顺着沟走没有人家，但有零零散散的人在沟里走着。我试着跟他们要吃的，没人给，说他们也是逃荒的，没吃的。口干得很，喝不上水，但有冰，沟里一路上都有冰，我就砸着吃冰块。冰上走着省力，路平，但走着走着就滑倒了，绊上一跤。

这天走了四十里，天黑时到了云田。在云田要上饭了，要了十几个人家，吃了有一碗汤。每家给一点点，舀饭的铁勺舀上半勺汤汤，或者给上个碎蛋蛋洋芋。时间不长，来了一趟火车，是客车。我问也没问就上车了，跟坐车的客人要着吃；要上了半块块烧饼，二指宽的一条条。当时心想，这在车上要饭还好要，可是车走了几站路列车员就把我赶下去了，说火车不是要饭的地方。下了车才知道到文峰镇了。在文峰镇要了十来天。这里能要上吃的，每天都能要上些，但没吃饱过一顿。白天要着吃，夜里睡在火车站的候车室。候车室里逃荒要饭的人多得很，没人撵，我就多要了几天；候车室有火炉，不很冷，能睡着。在文峰镇要了十几天，一天又上了火车；这时间我知道兰州在哪边了，也知道陕西在那边了，我就上了去陕西的车，到宝鸡下了车。在苗家崖湾的时候，修路回来的人们说我女人去宝鸡要馍馍了，我就想着到宝鸡要馍馍去，看能打听着不能。

在宝鸡要饭到了夏天，又到了陕西东部——靠近潼关那一带。后来又扒火车到了宝鸡。到了腊月，听人说通渭政府给农民放粮了，我就要着饭回到苗家崖湾了。

李毓奇问，在宝鸡没见着你女人吗？

没见着，打听不着。甘肃人到宝鸡要饭的多得很，没办法打听。

家里情况咋样了？

回到家里，就我一个人了。我出去要馍馍半个月，我娘就下场了。庄里人知道的时候在炕上硬硬个了。我们村里的苗队长收拾着把我娘给埋了。回到家先给我娘上坟。娘没有埋在祖坟里，没棺材，就埋在庄后的山坡坡上了。哎呀呀，坐在我娘的坟前头，一下子就想起了饿死的娘，想起了外出讨饭的我大，想起了逃荒去的女人，还有两个不知下落的儿子，还有兄弟，心里那个难受呀，火烧一样地痛……

你怎么知道儿子在定西的？

不知道呀。只要有逃荒的人回来，我就打听，见过我的振山振海没有？前半个月，有个逃荒在兰州要下馍馍的人回来了，到家了，跟我说，他在兰州看见过振山和振海，可能叫收容所收容了。他叫我到通渭县福利院去看一下。他说娃娃们被收容以后要送回县上，家里没大人的话就有可能送到福利院。我就到县上福利院打听了，没有；又到城关福利院打听了，也没有。城关福利院的院长是个年轻妇人，说我：你到定西的专署儿童福利院打听一下去，专署儿童福利院从通渭收容所拉走了三四车娃娃，有些娃娃是兰州送回来的，看那达有没有你的娃娃。我就来了。没钱坐车，一路走一路要饭，走了三天。

李毓奇不出声了。那位父亲静了一会儿又说，我大也饿死了。我大走得比我早，还是1959年的春天离开家的，也是去年腊月里往家走，走到榜罗乡的境内死在榜罗梁上了。四罗坪的一家人挖个坑把我大埋在山坡坡上了。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这趟看完振山振海，回去我就要想办法给我大迁坟去哩。

你们那一带的情况就是严重。福利院有一帮流浪乞讨的常家河公社榜罗公社的娃娃。

对对个的。苗家崖湾是个七百人的大村子，现在剩下二百多口人了。

你的两个娃娃乖得很，学习也好。

那两个娃娃前两年在村校上学，老师就夸他们爱学习。

你明天再看一下娃娃就回家去吧，叫他们在这达安心上学。

李毓奇站起来了。苗振山的父亲还没明白啥意思，李毓奇又说句你缓着吧，就走了出去。苗振山的父亲怔了一下追到门口说，你是个善人呀，我怎么谢你哩？

李毓奇说：

不要谢我。你要感谢共产党救了你的娃娃。

后记

1962年，国家实行巩固调整的经济政策，定西专区撤销了定西县城南的定西专署卫生学校，定西专署儿童福利院从一部二部迁移到卫生学校的旧址上。也就是这一年的夏季，苗振海突然患急性痢疾。头一天拉肚子，第二天送专署医院，第三天就死在传染病科的病房里。当时医院也搞不清楚这孩子何以如此迅速地死亡，提出来要解剖研究，但李毓奇没有同意，叫其哥哥苗振山和几个娃娃用架子车把他拉到那时候还是乱坟岗子的南山根埋葬了。1965年，国民经济已经好转，定西专区各县福利院的许多长大了的孤儿已被招工，更多的娃娃被亲戚领走，孤儿人数骤减。于是专署作出决定，撤销各县的儿童福利院，将剩余孤儿中的小娃娃集中到定西专署儿童福利院，将四年级以上的孤儿送往靖远县河靖坪，在那儿成立了半工半读性质的靖远儿童教养院，试图叫他们在那儿成长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开荒种地走向他们的人生。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除去部分被兰州医学院、兰州炼油厂、玉门石油管理局和甘肃生产建设兵团招工的孤儿之外，其余孤儿均于1969年被政府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名义遣返原籍。定西专署儿童福利院不复存在，河靖坪儿童教养院更名为定西专区五七干校。1974年的一天，在专区干校改造思想的李毓奇在地头上和定西专区水利局的一个副局长聊天，那副局长说他是常家河公社苗湾人，文革前曾在通渭县常河公社当过书记。李毓奇就跟这位副局长讲述了一位常河苗家崖湾大队的父亲来福利院看望儿子的故事。

这位副局长大为惊讶地说，你还认识苗家崖湾的人呀！苗家崖湾的苗家和苗湾的苗家是一个苗家，我和苗振山是一家子，远亲房。他的大我要叫爸爸哩。副局长问李毓奇苗振山后来到哪儿了？李毓奇回答那娃娃招工到生产建设兵团的第十一团去了，后来又调到玉门镇的饮马农场了。李毓奇问副局长：苗振山的家里情况怎么样？父亲还是一个人过日子吗？副局长说，1962年省上派工作组到外省招回流落异乡的甘肃人，他娘被工作组叫回苗家崖湾来了。他娘在陕西跟了个男人，回家时怀着陕西人的娃娃。那娃娃出生以后苗振山的父亲当成亲儿子一样拉扯着哩，娃娃出生两年，娘得胃病下场了。老人下场了要写功德谱哩，有一个堂兄不叫写那娃娃的名字，说他不是苗家的后人。我那天也是听着苗振山的娘下场了，去苗家崖湾走个礼去，正遇上振山家的一帮叔伯弟兄争执这事哩。我看粗人要用粗办法——细道理对牛弹琴呀——我就把那个堂兄骂球了一顿：你能得很，你知道你是你大日下的吗？如果你娘跟别的男人睡觉怀上你了，你能知道吗？你的名字就不写进你娘的功德谱里吗？说得那个堂兄再不出声，写的人把那娃娃就写上了。

那个副局长说，苗振山的大再也没说媳妇，一心一意地拉扯那个娃娃着哩。

蔓蔓

秋季的一个傍晚，太阳已经落山了，陇西县城的那家巷突然热闹起来。驶来一辆大轿子车，坐着十来个人，有大人有娃娃。车停在陇西县老人和残疾人福利院门口，老残院出来了几个人，车上也下来几个大人。他们握手问好，然后就招呼车上的娃娃：

娃娃们，下车。

但是娃娃们不下车，哭了起来。有个娃娃一边哭一边说，阿姨，我还回定西福利院呢……但是从车上下来的一位阿姨说，那不行呀，我们就是送你们到老残院来的，你们不下来咋办呢？娃娃说我害怕。阿姨说你害怕啥呀，这里也有娃娃哩，你们在一搭上学一搭玩呢……劝了一阵，娃娃们终于下车了，他们有的一只胳膊，有的眼睛失明有的耳朵失聪，还有的腿跛，还有两个丫头坐在车上不动弹。老残院的梁院长说，你们两个人咋不动弹？一个定西来的阿姨说，那两个娃娃走不成路。说着，她和另一个阿姨上车把她们抱了下来，其中一个丫头的怀里还抱着一只拐杖。那个阿姨问，梁院长，这两个娃娃安排到哪达哩？这要抱进去呢。梁院长看着两个丫头思索了一下，说，你们跟我来。

这是个很大的四合院。进了院子，梁院长把他们领到西房的一间房子里，对着土炕上盘腿坐着的一位老奶奶说，常奶奶，这是定西儿童福利院送来的两个娃娃，腿不行，把她们安排到你这达，你给咱们多操些心看上，叫她们不要打仗。

两个阿姨把两个丫头放在炕上，后边还跟着两个人，提着她们的行李卷儿，还有饭碗，还有一根拐杖。常奶奶说，梁院长，我能看啥娃娃呀，我七十几岁的人了。梁院长说，嗳嗳，咱老残院还就你管她们合适，再的人看不见。然后他又对那两个阿姨和抱行李的人说，走，我们再看一下那些娃娃去。那两个阿姨就跟两个丫头说：香兰，蔓蔓，你们两个人就在这达住下，我们去看一下再的娃娃，一会儿我们就走了。天黑了，车有毛病哩，趁早走哩。你们要听话，要乖，听老奶奶的话。

两个丫头哇的一声哭了，那两个阿姨便安慰她们：不要哭，过两天我们来看你们。两个丫头还是哭，说要回定西呢，但梁院长说，快走快走，叫哭去，一会儿就好了。

果然两个丫头哭几声就住了，瞪着泪眼打量起房子来。看来，老残院是做过准备的，一盘大炕，那个老奶奶坐的地方铺着褥子和被子，而这一头铺了很厚的麦草，房子地下有一张很旧的八仙桌，还有两个洗脸盆什么的简单的用品。

就在她们打量房子时，又进来了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婆子和一个十一二岁的姑娘，那老婆子的眼窝是凹陷的，她摸着走近土炕，说，常奶奶，你这达安排人了？常奶奶说安排了两个。吴妈，你坐下。吴妈坐在炕沿上。那姑娘也坐下了，朝着香兰和蔓蔓笑，嘴里流着涎水把胸前浸湿了一大片。

香兰怯生生地看吴妈凹陷的眼睛，捅了一下蔓蔓的肩膀，叫她看吴妈。蔓蔓其实早就看见了，说，那是个瞎子！

立即，她的肩头就挨了一拳，她扭过脸来说，你打我做啥？

吴妈说，你将才说的啥？

那你不是瞎子吗？

蔓蔓嘴快得很，什么也不怕的样子，结果她的肩头又挨了一拳。这一拳打得更重，蔓蔓哭了起来：哇……

梁院长送走了定西儿童福利院的人，再一次检查各房子娃娃们的安置情况来到常奶奶的房子，看见蔓蔓呜呜地哭，就问做啥了？哭什么？蔓蔓哭着说：

这个婆娘打我。

梁院长在吴妈的脸旁拍巴掌，说，她打你了吗？是她打你了吗？我打她！我打她！

他把两只手啪得叭叭响了两声，说，我打她了！我打她了！不要哭了。

蔓蔓不哭了，看着吴妈笑。梁院长这时又对那个淌涎水的丫头说，王尕女，来，我们给她们把被褥铺上。梁院长一边往麦草上铺被褥一边问蔓蔓你几岁了？蔓蔓说八岁了。问香兰几岁了，香兰说十一岁了。铺完被褥，梁院长走了，炊事员提着桶送饭来了。洋芋块块煮烂了，里边下了些小麦面片片，稠糊糊的一人舀了一碗。房子里没人说话，常奶奶、吴妈和王尕女坐着看她们俩吃饭。煤油灯光很暗。后来吴妈走了，常奶奶出去拿个尿盆进来放在地下，然后对蔓蔓、香兰和王尕女说，丫头们，睡觉。谁要是夜里尿尿就尿在瓦盆里，不要把炕尿湿了。王尕女先进了被窝，她和常奶奶挨着。香兰和蔓蔓也睡下了。睡下又睡不着，到了新的环境一切都新鲜，兴奋，蔓蔓唱起歌来，香兰也跟着唱。她们唱《社员都是向阳花》，又唱《社会主义好》，唱着唱着睡着了。

2

清晨当当的钟声响起来，把两个小姑娘吵醒了。她们睁开眼睛看见太阳已经把窗子照亮了亮亮的一条。常奶奶穿好了衣裳正在给王尕女梳头。窗台上有只破碗，碗里有一底清水，常奶奶的手指头在碗里沾一下再往王尕女的头上抿一下，然后用一个缺了牙齿的木梳梳一下又梳一下。地下的尿盆也不见了。

常奶奶，打钟做啥哩？蔓蔓问。

开饭了。丫头们快起。打过一遍钟了，我看你们睡得香，没叫。

常奶奶说着，就推了一把王尕女说，走，打饭去。

蔓蔓穿上了衣裳，刚坐到炕沿上，香兰就已经穿好下地了，跛着一条腿走了两步，把一条毛巾在洗脸盆的凉水里沾了一下擦了脸，又递给她说，擦脸！

蔓蔓擦了脸把毛巾还给香兰，这时常奶奶已经一手拄个拐棍一手拿个搪瓷碗走出门去了，她也指着八仙桌说，香兰，把我的碗拿来。香兰把碗递给她之后拄着一根拐杖一跛一跛地急匆匆走出去了，她想跟上常奶奶。

陇西县老残院在一家扫地出门的财主院子里，东南西北各有五六间房子，除去干部办公室，仓库和食堂还住了三十几名孤寡老人和残疾人。听见钟响，各房子的人都出来了，盲人和跛子都积极地往院子旮旯的食堂走去。一时间，食堂门口排起了长队。

常奶奶虽然岁数大，但眼不麻腿不瘸超过了那些残疾人排在了前头。她打完饭往回走，看见院子里站了一大堆人。你们看啥呢？走到跟前她问了一声。有个人说，你看，那个娃娃孽障不孽障，爬着走路哩。她从人群里走过去看，不由得惊了一下。

蔓蔓在地上爬着呢！蔓蔓的身体紧贴着地面，那动作就像电影里一条腿受伤后匍匐前进的战士，一只手在地上撑着往前挪一下，身子也跟着往前挪一下。她有一条腿就像是从大胯那里炸断了，一点儿也用不上力，软塌塌地拖在后边。与战士匍匐前进的差别仅在于战士拿枪的那只手里端着一只白色的搪瓷碗。

常奶奶说，丫头，你咋在地上爬着走哩？

蔓蔓回答，我站不起来。

常奶奶说，丫头，你说一声嘛，我给你把碗端上嘛。

常奶奶，你能把你的碗端上就行了！

丫头，你说一声嘛，我端不上还有尕女子嘛！

常奶奶，你不要管我，我在定西福利院就这样。

说着话，蔓蔓就一挪一挪往食堂爬过去了。

3

蔓蔓是最后一个端着饭碗回到宿舍的。这时香兰已经吃过饭了，王尕女也吃完饭了，唯有常奶奶还在炕上慢腾腾地咀嚼着。早饭是一个禾田面的馍馍和一点点咸菜——切得碎碎的韭菜。是早上才蒸出来的馍馍，很喧腾，但常奶奶没牙了，用她光秃秃的牙床鼓捣半天才能咽下一口去。咽下一口还要喝点开水。开水是王尕女用一个大茶缸子端来的。

香兰也喝了几口开水，放下碗说，蔓蔓，我出去看一下去，看他们在哪个房子住。

我也去。蔓蔓说。她明白香兰的意思，是要去看昨天一起从定西儿童福利院来的那些娃娃。她急忙把最后一块馍馍塞进嘴里，转身下炕。

丫头们，你们先不要走，我问个话。这时常奶奶说话了。

两个丫头不动弹了，她又说，丫头们，你们官名叫啥？几岁了？

蔓蔓说我叫丁蔓蔓，八岁了。

香兰说我叫陈香兰，十一岁了。

噢，你八岁了，她十一了。那我再问你们，梁院长前两天就交待了，说要来几个定西孤儿院的娃娃，你们在定西孤儿院蹲着不好吗？咋到陇西来了？

定西好着哩。定西把几个孤儿院的娃娃合到一搭了，住不下了，把我们有缺陷的送到陇西来了。香兰回答。

你们的娘老子都没有了吗？

嗯，没有了。两人一起回答。

哪一年没的？你们哪一年进孤儿院的？

香兰说1959年，蔓蔓没说话。常奶奶又问蔓蔓，你怎么不说话？

蔓蔓说，我不知道是哪一年了，光记得是和香兰差不多一搭进去的。她比我早几天。

和香兰一搭进去的吗？哎呦，孽障死了，你两岁就进孤儿院了。那谁把你送进孤儿院的？

不知道，不记得了。我连我大姓啥叫啥都不知道。

那你咋知道你姓丁的？

孤儿院的阿姨们说的，一个姓丁的人把我背到福利院的，阿姨就叫我姓丁了。登记的时候写了个丁蔓蔓。

丁蔓蔓的名字是谁起下的？

阿姨看我瘦得很，胳膊腿细得像洋芋蔓蔓，就给我起了个这名字。

常奶奶没有牙的嘴咧着笑了，泪汪汪的眼睛笑得眼泪流出来了：你们的这个阿姨真正就会起名字得很！

那我再问你，你是哪达的人？常奶奶笑罢又问。

我是定西县的人。

哪个乡的？

不知道。

娃娃，你连哪个乡的人都不知道吗？

不知道。你问这咋哩？

不咋。我的娘家也是定西人，我就问一下呗。我再问你，你的腿咋这样了？

腿是后妈打下的。

噢，你是后妈拉扯下的。你大咋就给你找了个这么狠心的后妈……

不是的！香兰大声说，她进孤儿院的时候好着哩，腿攒劲着哩。再的娃娃坐在廊檐台子上晒太阳头都抬不起来，她还能跳房房。一天来了个媳妇抱娃娃哩，她在床底下爬着玩着哩，那媳妇拉出来一看一帮娃娃里就她攒劲，就把她抱走了。腿是后妈打下的。

你的后妈是哪达人？她抱娃娃哩，抱回去咋又打你哩？

不知道。刚去时后妈好着哩。我记得坐火车了，还坐汽车了，到家时天黑了。啥地方我不知道，就知道是到兰州了，又到哪个县的农村了。一进门把我放在板凳上坐着，后妈就生炉子，把柴棍棍塞进炉子眼眼里，擀面，做的汤面叫我吃。过了一阵子，有一天后妈烧开水，水开了，说你把水提下来。我一提没提动，她就打开了。炉子旁边有一块砖头，拿砖头砸我的腿。

就把你的腿砸折了？常奶奶惊骇地说。

没有，那一次没有，是后来打折的。她拿笤帚打过，用刷子打过，猪鬃刷子！有啥就拿啥打！有一天她打罢了，撂在猪圈门口了，我啥也不知道了。后来猪把我拱醒了，猪哼哼着哩，家里没人，后妈上工去了。有一次，她叫羊顶我，羊不顶，她打我叫我跟羊顶。她打着羊顶我，羊把我撞翻了，她坐在台子上笑。笑了一会儿她叫我站起来，又打着羊顶我。这时候隔壁的老奶奶进来了，骂她，她哭开了。那个老奶奶经常骂她，她打我我哭，老奶奶听见了就进来骂她，有时间隔着墙骂她。她就哭。有一天夜里我尿炕了，她把我拉到地下，把衣裳脱光了，叫我在水缸跟前站着，她上炕睡下了。我看见她睡着了，也上炕睡了。她半夜醒来看见我睡了，又拉起我来打。那一次把我的胳膊打折了，又叫我站到水缸跟前。胳膊痛得不敢动，我就乖乖站到天亮了。天亮后她上工去了，没给我饭吃。平常她就不好好叫我吃饭，都是她吃罢了，剩下饭了就舀给些，锅巴给我吃。有一天我饿得很，就从一个装豌豆的缸里抓着吃了些豌豆。豌豆吃上了渴得很，但水缸高得很，我够不着舀不上水。看见面板上一个碗里有半碗黄水水，我就端过来喝，喝了几口苦得很，我就又放下了。放下后我又害怕得很，我不知道那是啥水，水少下了，后妈来了肯定能看见，看见就打我哩。我到院子里隔着墙喊那个老奶奶。老奶奶开门进来看了看，说，娃娃，你把灰水喝上了。老奶奶怕我闹死，把我领到她家去了叫我多喝水，说是冲稀一下就闹不死了。到中午了，后妈收工回来找我，在大门上喊我。我吓得钻到水缸里了。后妈进来问老奶奶，问我到哪里去了，老奶奶说不知道。她找不见我走了，我从水缸爬出来了，她又进来看见了，把我拉回去打。那一回打得我站不起来了。她没发现我喝灰水，是嫌我跑到隔壁老奶奶家去了，下茬打我。

常奶奶泪汪汪的眼睛和消瘦的脸朝着丁蔓蔓，颤抖的嗓门说，这次把腿打折了！

骨头没折，是把脚巴骨打坏了，我的脚挨不成地了嘛。她用一个木头棒棒打的，就像砸核桃一样。她一边打一边还说，再叫你跑，再叫你跑！那天打罢了，她又把我拉到外头去了，推进一个坑里，往我身上铲土。她是想埋我哩，铲了几锨土，可不知为啥又不埋了，又拉回家了。在定西的时候，阿姨把我抱到医院看过病，也照过像。大夫给阿姨说这娃娃的这条腿没法治了，胯关节，膝盖关节和脚巴骨关节都碎了，没法治了。大骨头没折。

你怎么又回到孤儿院了？

有一天，那是春天的时候，后妈上工去了，我在院子里一个木板板上坐着晒太阳。那些天后妈不叫我穿裤子，说我光尿裤，我光穿了个棉袄。我想，她是怕我跑到老奶奶家去吧。实际上我跑不出去，那些天她上工的时候从外头把大门锁上。老奶奶也进不来。那天我晒太阳着哩，看见有个人绕着院子在外头转，看我。后妈家的院墙不高，那个人转了两圈，隔着墙问我：这娃娃怎么不站起来，光在那达坐着？我说我站不起来，我的腿站不住。那人翻墙跳进来了，把我拉起来看我的腿。我的腿尽是伤疤。后妈有一次拿镰刀割过我的腿，割腿上的肉。她把腿肚子上的一块肉差一点点割下来了，就连着这么一点点，把我痛死过去了。后来我醒过来了，她往我身上泼水哩。她又把割下的肉贴上了，拿布条条缠上了。伤口叫苍蝇下上蛆了，她又拿一根柴棍棍往外拨蛆。那次又把我痛死了——我下茬哭喊，又晕过去了。醒来时我在隔壁老奶奶家躺着哩，那老奶奶用药水给我擦着洗。就是药水，我记得脸盆里的水红红的，可能放上药了。那人问这问那问了很多，我害怕得很，我说那人，你快走吧，一会后妈来了又要打哩！那人说她再不敢打你了，我是公安局的。后来那人走了，还是翻墙出去的，时间不长后妈回来了。她回来和面着做饭着哩，可我心里害怕得不行，怕公安局的进来把后妈抓走。他们把后妈抓走谁给我做饭呀！就在这时有人敲门，后妈就开门去了，一下子进来了一大帮人。里头有个女的，还有头会儿进来过的那个人。有人把后妈叫出去了，那个女的坐下又问我后妈怎么打下我的。后来那个女的走了，后妈又进来了。可她不做饭了，把菜刀在面板上拍着响，说我：今晚上有你的好事哩。我吓坏了，心想，今晚上后妈要杀我哩，可这时进来了两个人。原来人家留下了两个人在院子里站着哩，听见后妈骂我又进来了。其中一个人把后妈捣了两拳，把手铐铐上拉走了。另一个把我抱起来送到隔壁老奶奶家去了。

我在老奶奶家住了几天，这时后爸爸回来了，给我扯的布做的新衣裳。

常奶奶问，你后爸是做啥的？

不知道。后爸爸一年多就来过两三趟。我的后爸爸好得很，有一次回家来看见我的胳膊动弹不成，后爸爸用布给我包上了，用个布带带挂在脖子上吊着。后爸爸抱着我到医院去看了胳膊，还给我买了一包包糖，用手巾包上。后妈看见了跟我要，我没给，后爸爸一走她就抢过去了。

我和后爸爸在一搭过了几天，有一天后爸爸把我抱到法院去了。在法院门口转了一圈，我就看见孤儿院的杨老师了。杨老师跟后爸爸说了几句话，后爸爸抱着我跟着杨老师到汽车站去了，坐汽车又坐火车。天黑的时候在定西下了车，下车后后爸爸把我交给杨老师了，杨老师就把我抱回孤儿院了。回到孤儿院我才发现，后爸爸家的钥匙在我的手腕上套着哩。那是在火车上后爸爸叫我玩的，他忘了拿回去了。我跟杨老师说，后爸爸回到家怎么进房子呀……

蔓蔓，你到那时间还想着后爸爸进不去门的事吗？常奶奶呜呜地哭起来，泪水哗地流下来了。

后爸爸对我好得很……

甭说了再甭说了，蔓蔓。你知道不知道，你后妈判了几年刑？

十五年么十七年，我不记得了，那时间孤儿院的娃娃们说过我后妈妈判刑的话。

十七年。蔓蔓，原来那个受虐待的娃娃就是你呀？

你知道这事呀？丁蔓蔓惊讶得很，睁大了眼睛看常奶奶。

常奶奶泪如雨下，哭着说，知道，这事老残院的人们都知道。三四年四五年前的事了，老残院的人们传着哩，说街道上贴下的布告上写着哩，榆中县的一个婆娘虐待养女，想杀害养女，判了十七年劳改。世道真是不公呀，这样狠毒的人法院怎么没毙过呀！你应当感谢法院的人，法院的人把你的命救下了。还应该感谢共产党……

这我知道。定西孤儿院阿姨也是这么说的。阿姨还说，这要是在旧社会，我早就没命了……

对着哩，你们阿姨说得对。常奶奶说，但她立即长长地叹息了一声：

唉，尕尕的娃娃遭下的罪！娃娃们，人活一辈子难着哩，这谁也怪不着。这是前世修行得不好呀，是老天爷安排下的，你们这辈子到世上来，就是还债来的呀。

蔓蔓说，常奶奶我没借过别人的啥呀，谁跟我讨债哩？

常奶奶突然愣住了，停了片刻又说：瓜着哩，你们还瓜着哩。不是你借了谁的债了，是你前世造下孽了，你的先人造下孽了，你这一辈子要还债里，要赎上辈子的罪哩。蔓蔓还是听不懂常奶奶的话，她说，常奶奶你是怎么到这达来的？

常奶奶说，我吗？我是没儿没女，老汉死得早。我在外头要着吃了十几年，老残院一成立政府就把我收下了。那是1952年的事。唉，我也是前世没修行好。

蔓蔓还是第一次听人说修行的话，她听着沉吟着，良久才问，常奶奶，咋是个修行好了！

修行就是做善事里，烧香哩，积德哩……香兰，你的腿是咋的事？

香兰说，在定西孤儿院，有一天半夜里我睡着哩，不知怎么就跌到地下了。费了好大的劲才爬到炕上，第二天就起不来了，昏昏沉沉。后来醒过来的时候在医院躺着哩，手和腿搐住了。原来是得小儿麻痹症了。后来孤儿院的麻眼老师给我搓呀搓呀，手能伸开了，一条腿也伸开了，还有一条腿还是走不成路，要拄一根拐……

因为说话，时间流逝很快，当当的钟声又响起来。常奶奶说开饭了。香兰和蔓蔓转身下地，常奶奶把蔓蔓拦住了：

你不要去，你走不成。叫王尕女给你把饭端来。

蔓蔓说不，我自己端去。她往地下一坐，一手杵地一手拿碗，倾斜着身体一挪一挪拖着那条残腿翻过门槛往院子爬去。

4

那家巷是一个靠近县城边缘的巷道，很冷清的，除了一些城郊的农户和一家小小的卖酱油醋的小铺再没有其他商铺。老残院也很清静，那些盲人和孤寡老人一天到晚悄悄地过日子，吃过饭就在台阶上晒太阳。但是新来的这帮残疾娃娃打破了这种寂静。他们还小，在定西专署儿童福利院和其他的娃娃们热闹惯了，来到老残院后还是窜来窜去，在一块儿戏闹，唱歌，打扑克。而那些晒太阳的盲人和孤寡老人觉得稀罕，常常拦住娃娃们问这问那。当然了，他们问得最多的是蔓蔓，因为蔓蔓在这群娃娃中太显眼了；她爬着走路，爬着上食堂打饭，爬着上茅房。她还喜欢热闹，看见哪达有娃娃们玩扑克或者抓窝，就一路匍匐着爬过去一起玩。

这些老残人一看见她就都像常奶奶一样问她这样那样的问题，而且还好心地提出各种各样的解决办法：娃娃，叫人给你做个拐。你拄上拐走哩嘛，你就这么爬一辈子哩嘛？

蔓蔓回答，大大，我拄不成拐，站不起来嘛。

你的那一条腿不是好着哩嘛？

那一条腿也没力气，那一条腿的筋叫后妈打断了，软着哩。

我看我看，筋怎么打断了？

于是蔓蔓抹起裤腿，那些人就看见了她的小腿肚和大腿处一道一道深刻伤疤，还有大腿上火剪捅下的洞洞痊愈后的小坑。她的腿就像变形了的长茄子。

噢呦呦，你的腿叫后妈整成这样了吗！人们看见了就发出怜悯的感叹，那些盲人也要伸出手去摸她的伤疤。

有的人出主意：丫头，你的大腿还好着哩，能往前挪。你找个草垫垫，拴上根绳绳绑在腰里拉着。走到哪达了也好坐一下。你在地上坐着不凉吗？

蔓蔓嫌那样不好看，拒绝他们的建议：那不把人麻达死吗！

不光是老残院的人看她，问她，且很快地那家巷的老老少少农民也都知道老残院有个爬着走路的姑娘，后妈打下的，也都跑来看。有些陇西县城里住得很远的居民也跑来看，看她怎么“走”路。因为他们前几年也都看见过和听说过定西中级法院的布告，榆中县的一个妇女虐待养女，致残养女，判了十七年刑。现在他们要亲眼看看这个女娃是不是像布告上写的那样。

他们一伙一伙地进来，围着蔓蔓看；如果蔓蔓不出来，他们就在院子里站着等，非要亲眼看一下不可。而且，他们用吃惊或者同情的口气问：

丫头，你的腿咋弄成这个样子了？

起先，蔓蔓还回答后娘打下的，但是时间一长她的精神就受不住了，人们的同情和好奇在她内心里酿成了屈辱和厌恶，她恶声恶气地回答：

鬼捏下的！

5

梁国华是个荣誉军人，战斗英雄。他在朝鲜战场上被美帝国主义的炸弹炸掉了一只手，复员后回家国家养着他，可他闲不住要求工作，民政局就安排他当了老残院院长。

他每天在老残院转来转去，安排老残人的吃喝，和老人们聊天。哪个老人病了，他亲自拉个排子车送到医院去，治好了再拉回来。他还把聋哑娃娃们集中起来上课，叫两个盲人老师教娃娃们在牛皮纸上扎字摸字。

他的最大的精力用在种菜上了。民政局给的经费有限，除了买面和买一点日用品，根本就没钱买副食品改善生活。为了老残人能吃上两斤肉，他就想办法种菜养猪。老残院是从前一个大财主的庄廓，有个很大的后花园，种了很多牡丹、芍药和其他的花花草草。他叫人把花草挖了，种上甜菜。甜菜长得好得很，一到夏天，绿油油嫩闪闪的叶子长得比膝盖还高。他动员老残院能动弹有眼睛的人都参加劳动——把甜菜叶子打下来抱到食堂去。汤面条里下上甜菜叶子饭就稠了，人们就能吃饱了。猪也有喂的了。吃不完的晒干，冬天吃。到了深秋，甜菜挖出来放进窖里，一冬天都下饭或者包甜菜馅的包子。

这是1966年夏季的一天，他领着几个残疾人正在打甜菜叶子，蔓蔓从菜地埂子上爬过来了。他说，蔓蔓，你到这里做啥来了？蔓蔓说梁院长，我饿得很，找些吃的。梁国华说这里有啥吃的，快回去到那个院子去，等一会儿就开饭了。蔓蔓没理会他，爬到菜地边上坐下了，伸手从甜菜上撅了几片嫩叶子，在胳膊上磕打两下就塞进嘴里。梁国华看她生嚼菜叶子，心里突然就不好受起来，说，你就那么生嚼哩吗？蔓蔓说生嚼也不闹人，还接着吃。但梁国华心里实在不好受，说，蔓蔓，你不要吃了，甜菜叶子生吃拉肚子哩。你撅上些拿到食堂去，叫大师傅给你炸一下，拌上些酱油，你再吃去。娃娃，听话。蔓蔓很听话地摘了一大把菜叶子，又往回爬，但这时梁国华又叫起来：

蔓蔓，你站下，我有话跟你说。

蔓蔓坐在地上了，扭过脸看她。他说：

蔓蔓，你站起来。你站，你站着试一下，我看你能站起来不能。

蔓蔓说我站不起来。

梁国华说，你站呀，你站着试一下，我看你站住站不住。你那条腿不是没折吗？

那条腿也不行，站不起来。

你试一试嘛，你试呀。娃娃，你要站起来呢，你不站起来，你就这么爬一辈子吗？长大了不是个残废吗？

蔓蔓脸上显出无奈的神情说，梁院长我实在站不起来。这条腿软着哩，上炕都费事得很！在定西的时候我就站过，阿姨扶着站过，她一松手我就跌倒了。

但梁国华不甘心，走过去双手拤住蔓蔓的双肋把她抱起来了，放在一棵杏树旁边说，站下，用力，用力站下。靠上，脊背靠到树上，手扶住我的手。

蔓蔓的双手捏住了梁国华的左右手的粗壮的手指头。她的后背靠在树干上。她的上牙咬住了下嘴唇。她在用力，梁国华的手感到了她的双手的颤抖，她的那条“好”腿也在颤抖，但是她站住了，她的那条残废了的腿也因为用力而摆动着。

这不是站住了吗！这不是站住了吗！梁国华激动地喊起来了。你们大家看呀，你们看呀，蔓蔓站住了！坚持住，蔓蔓，坚持，再坚持一会儿！

但是蔓蔓扑通一下跪在地上了，继而侧倒在地上。她的鼻子和前额渗出了细密的汗珠，脸色通红。

梁国华也出汗了，但他大声地说，没关系，没关系，锻炼锻炼就能站住了。你不是站住了两分钟吗？能站两分钟就能站十分钟。有一条腿能站住就能拄拐杖，拄上拐杖你就能走路了！6

梁国华跑遍了陇西县城也没买上拐杖，最后还是在县木器厂订做了一副。拐杖拿来那天，正是个星期六的傍晚。梁国华把蔓蔓叫到院子里靠着墙根站好，当着很多围观的人把两根拐杖塞进她的腋下，叫她双手捏着拐杖，等到身体的重量移动到双拐上之后，他后退两步说：

蔓蔓，走，往前走！把一根拐先往前挪！

蔓蔓把一根拐往前伸出来半尺远。这时梁国华又喊：

把那个拐往前挪！

但是蔓蔓左手的拐总也伸不出来。有的人说，不行，娃娃还不会用拐哩，她的腿出不上力。于是梁国华又喊：

你要快些出拐哩！你站的那条腿也要用力，腿用力的时间快些把拐伸出来！

蔓蔓按他说的办，把重心移到“好”腿上，然后挪拐。挪是往前移动了几寸，但这时她的腿一软身体跌倒了。她坐在地上红着脸说：

不行不行，腿软得走不成！

梁国华说，那肯定软着哩，你几年没走过路了嘛。来，娃娃们，你们来个人扶一下蔓蔓，叫她学着走路。

围观的人群里有一个初中生，父母是盲人，他自己就是在老残院出生的。他刚刚从学校放学回来。他扶起蔓蔓，叫她拄好拐杖，然后几乎是抱着她往前走了几步。梁国华说，好，好，你这不是能走吗？大家看，蔓蔓走开了！但就在这时蔓蔓扑腾一声坐在地上，脸涨得通红，连声说不成不成，我走不成！腿软得站不住嘛。

梁国华看出来了，蔓蔓不是腿软腿硬的事，是她没勇气走路，没有自信心。说：

蔓蔓，你走，你锻炼着走！只要你下决心走，你就一定能走。等你真正能走了，你长大了，我就领你到上海去，把你的那条残腿给你换一个假腿，到那时你就连拐杖都不要了，能自己走路了，跟好人一样！你有这个决心没有？

蔓蔓不说话，看周围的人，脸色红得像一块旗布。

说呀，你有这决心没有？

蔓蔓的脸更红了，细细的声音问，腿还能换吗？

梁国华说，咋不能换？我在荣军院的时候，好几个没腿的人都到上海去装了假腿，走路跟好腿一样。不知道的都看不出来安的假腿，那假腿下边的脚上穿的还是皮鞋，亮亮的好看得很。上海人能得很，上海的科学也发达得很。

那你的手怎么不安个假手？蔓蔓问。

梁国华一怔，马上又说，蔓蔓，手也能安假的。我在荣军院的时间，领导说了给我安假手的话，叫我到上海安去哩，可我没去。人的手和腿不一样，腿安上个假的就能走路了，手安上假的手指头还是不能动，科学还没发达到手指头能动弹的程度。我就跟领导说手指头不能动就不安了，那就是看着好看花那钱做啥哩。

蔓蔓认真地听着，后来说，锻炼着走路当然好，可是谁扶我哩？

梁国华说，这个问题好办得很。他对着那个中学生说，陆七儿，我给你交待个任务，你以后每天放了学，要搀着蔓蔓走一会路。等她能走了，我给你买个水笔，金星牌的。

7

一连三天，吃过晚饭蔓蔓在院子里练习走路。蔓蔓就拄着双拐，陆七儿从后边扶住她的腰，连推带抱地拖着她走，折腾上一个多钟头。这时候香兰也拄着拐杖跟在旁边喊，你要快些哩，快些挪拐棍哩！王尕女张大了嘴，嘻嘻地笑，淌着涎水。常奶奶坐在炕上从窗子格格上往外看。当然最累的要数陆七儿，他几乎是抱着蔓蔓的腰两个人一起往前挪，恨不得一天叫蔓蔓能走路了。他急得不停地喊：你的腿也要用力，你站好，你先要能站住呀！拐杖往前挪呀！但是蔓蔓一挪拐杖，身体就歪倒了，把陆七儿也绊倒了。引得那些围观的大人娃娃哈哈笑。

练习了三天蔓蔓还是不会走路，第四天陆七儿不来了。连着两天吃过晚饭后没去练习走路，蔓蔓噘着嘴坐着，不高兴的样子。常奶奶问：

我的尕尕，这两天你咋不走路去了？

蔓蔓说没人扶。

哎，咋没人扶哩？不是梁院长指派下陆七儿扶你吗，他咋就不扶了？

蔓蔓不出声。常奶奶又问：

你们吵仗了吧？

没吵。

没吵？那他为啥不来？我找去，我找他去。扶我的尕尕走路是好事嘛，积德行善哩嘛，他咋不扶了？

常奶奶唠唠叨叨地说着就要下炕，香兰拦住了：常奶奶，你不要去，你去了也叫不来？

你说我叫不动吗？我把个陆七儿叫不动吗？我找她娘去！

你找他娘也叫不来，找他大也叫不来！

为啥？常奶奶惊讶了，张着没牙的嘴眼睛瞪着香兰。

香兰说，你不知道，常奶奶。有的娃娃说怪话了，说蔓蔓和陆七儿长大了要成两口子，陆七儿就不来了。

常奶奶瞪着香兰看了一会儿，骂开了：你看这些碎子子事情多不多，裤裆的尿水水还没干哩，就说开胡话了！她骂了几句，又把脸转向蔓蔓说：

走，蔓蔓，陆七儿不扶你我扶你，我们锻炼去，我们谁都不求了！

蔓蔓还没说话，香兰叫起来了：常奶奶，你行吗，你能扶蔓蔓吗？你自个儿走路都抖抖索索的！

常奶奶说，我咋就不行？我不行不是还有你吗？不是还有尕女子吗？叫尕女子扶，尕女子你们看是瓜着哩，那力气大着哩！那只要哄顺了，那啥都能干！

于是院子里出现了这样的感人情景：一个傻乎乎的姑娘连拉带拽地搂着蔓蔓的腰，旁边一个拄拐的姑娘扶着她的胳膊，另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奶奶一手拄个拐棍另一手扶着她的那一只胳膊。她们笨拙地困难地慢慢地移动。一不小心老奶奶的拐棍和蔓蔓的拐杖搅在一起，常奶奶跌倒了，蔓蔓、香兰和王尕女也跟着摔倒了。常奶奶呻唤起来：唉呀，你们要把我的腿压折了！

8

“文化大革命”的汹涌波涛冲进老残院来了。为了向毛主席表忠心早请示晚汇报更加庄严，梁国华从外边请人在老残院的院子中间砌了个忠字台——一个土台台，上边拿砖头砌了一截土墙墙，抹的白灰膏。它的向着大门的一面是带着军帽的毛主席像，背面写着一行大字：大海航行靠舵手。为了防止娃娃们登高爬低玩耍，他还请木匠做了个围栏。围栏完成的这天他来验收，然后就靠着围栏站着，想象从明天起，老残院的孤寡老人盲人跛子就都能到忠字台前边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了。他这么想着，又肃穆地看起毛主席像来。好久好久他的眼光才离开伟大领袖指航向的画像准备回办公室去，却突然发现蔓蔓在他身边站着，手扶木栏杆仰脸看着毛主席像。他惊奇极了，问：

你怎么在这达哩？你是怎么过来的？

蔓蔓不出声，看着他笑。他又说：

嗳——怪了，我没看见你爬呀，你怎么来的？

蔓蔓还是笑，不说话。他觉到了事情的蹊跷，便仔细打量蔓蔓，看见蔓蔓用一条腿站着，身旁的栏杆上斜倚着两只拐杖。他惊奇又兴奋，笑了，说：

你能走了吗？你走！你走！你走我看一下！你真会走了吗？

蔓蔓拿起身旁的拐杖，一边一个拄上噔噔地往前走：她把两只拐杖同时往前伸出，然后那支“好”腿一蹬，身体飘过拐杖往前飘去；脚挨着地之后身体一挺，两只拐杖就往两边一撇飞了起来，飞到身体的前方去了，又撑在了地上……如此循环，两只拐杖噔噔地响着，蔓蔓走远了。梁国华欢喜得拍起手来，喊：

你们看，丁蔓蔓会走路了！

常奶奶在西房台阶上站着，大声说：

把你个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人家娃娃能走着几个月了，你才看见吗？

9

斗转星移，日月如梭，定西儿童福利院的残疾儿童来到陇西县老残院已经八年了。香兰已经是十九岁的大姑娘了，老残院安排她当了老残院的炊事员，一个月挣三十元钱。她搬到职工宿舍住去了。香兰是个勤快人，除去做饭，老残院的啥事都操心：给菜地除草呀，喂猪呀。这是秋季的一天，傍黑，她看见看大门的赵师傅还在台阶上跟一个孤老汉下棋，就说，赵师傅我给你关大门去。她走过去刚一推门，街对面台阶上坐着的两个老汉喊起来：丫头小心，不要把娃娃轧死了。

香兰认识那两个老汉，就喊着问，老爷爷，你说的啥娃娃呀？

就在砖柱子跟前哩！

听见老汉的回答她往门外探探头，还真看见砖柱跟前放着个小娃娃。娃娃穿着件黑棉袄，光腿。娃娃的腿动弹着哩，把身上裹的一块布单子蹬开了。她喊着问老爷爷这是谁家的娃娃？一个老汉说，谁知道那是谁撇下的！你们老残院收下去吧。

香兰把娃娃抱了进来，却又不知道如何处置，就把娃娃抱到常奶奶的房间去了，说常奶奶，我在门口拾了个娃娃。隔壁住的几个盲人和残疾人跑来看娃娃，议论纷纷：哎呦，这个当娘的咋这么心狠，把个这么心疼的娃娃撇了。这娃娃有八个月了吧，你看门牙长出来四个。蔓蔓也看娃娃，说，你们看这娃娃还是双眼皮大眼睛。常奶奶把她的老花眼细细地看娃娃，说，这娃娃真格心疼，就是萝卜花！香兰问啥叫萝卜花？常奶奶回答，你细细看嘛，娃娃的眼睛白花花的，看不见眼仁。人们仔细看看，都说就是，原来是个白内障。怪不得大人把他撇了。

大家议论了一阵子娃娃的长相，又都说这娃娃怎么安置呢？有个妇女说：

刘敏不是说过吗，想抱个娃娃。把她叫来看一下，看她要不要。

刘敏原先是老残院的按摩师，盲人。前两年两口子都调县医院当按摩师去了，没生养过娃娃。

转天早晨开过了早饭，香兰就跑了一趟县医院把刘敏叫来了。刘敏也喜欢这个娃娃，但因为眼睛是萝卜花，终归还是没要。她说，我就是个麻眼，抱个娃娃也看不着，长大了是个麻达！香兰就把娃娃抱到梁国华办公室去了，说昨晚上关门时拾下的，咱们老残院收养下吧。梁国华一个劲摇头：你从哪里拾下的还撇哪里去吧。多一个娃娃有多少麻烦你不知道吗？香兰说撇到外头没人管，死了咋办哩？这是一条命呀！但梁国华坚决不收，说：快撇了去，我不知道那是一条命吗？你个大姑娘没娃娃急了吗，随便抱个娃娃就想收养下！香兰涨了个大红脸，气呼呼抱出去撇在门外了。

10

那娃娃撇到门外去了，这件事整个老残院都知道了，尤其是几个盲人夫妻在孤儿院生下的小娃娃们，一会儿跑出去看一趟，然后跑进来传播消息：那娃娃哭了；那娃娃不哭了，街道上的一个人给了一块馍馍，那娃娃一吃馍馍就不哭了。有个孩子跑到常奶奶的房子里来，说：

常奶奶，那个萝卜花娃娃把屎把下了，把单子泥脏了。

常奶奶老了。她今年八十一岁了，头发白得像冬天的雪花一样，没有一根黑的了。她已经身体瓤得下不了炕了。吃完了饭就在炕上坐着看蔓蔓和娃娃们玩羊骨头打扑克牌。她有时候犯糊涂，犯糊涂的时候一天到晚睡觉，吃饭也叫不醒。一旦醒过来，就又嚷蔓蔓：嗳呦，吵死了，你们不吵好不好！叫我睡一会儿觉好不好！你们出去！可是蔓蔓又不敢出去玩，因为常奶奶经常很突然地喊把尿盆拿来！把尿盆拿来！蔓蔓就要赶紧端尿盆，端得慢些她就把裤子尿湿了。

蔓蔓也长成个大姑娘了。她已经十六岁了，虽说有个可怕的童年，拖着残疾的腿，但她的性格很是开朗，哪里有娃娃们玩，她就杵着双拐跑过去，打扑克，抓窝。她跟着老残院的裁缝学习做衣裳，一只脚踏机器。裁缝说你个半脸汉学这做啥哩？她说以后长大了我还不自己做衣裳吗？叫旁人侍候我一辈子吗？别人织毛衣，她也跟着学。她没钱买毛线，就把一件破棉袄拆了，把棉花纺成线织件线衣穿在棉袄里边当衬衣。她跟那些老年人学，把瓦片拿来磨成纺锤纺线线。

她和常奶奶很有感情，小的时候常奶奶给她洗衣裳补衣裳，给她梳头编小辫子，给她端尿盆，如今常奶奶下不了炕了，眼也花了，脑子常犯糊涂，她就给常奶奶洗衣裳补衣裳，给常奶奶梳头端尿盆。常奶奶自从三年自然灾害以来再也没吃过饱饭，没吃过好饭，常奶奶好几次跟她说，啥时间能饱饱地吃上一顿搅团，吃上一顿肉块块，死了都中哩。她听了这话心里难受得很，就把帮人家纳鞋底织毛衣人家给的三五角钱存下来，再找人买上几两粮票（一斤粮票一元钱），到饭馆去买一碗臊子面（大碗三两粮票二角钱，小碗二两粮票一角八分钱）端来给常奶奶吃。有时她还要给王尕女买一碗，把王尕女哄好，因为常奶奶拉了尿了擦洗的时候，需要王尕女帮忙抱着常奶奶。她自己一条腿用不上力。

常奶奶昨天就关心那个娃娃的情况，今天上午听说香兰把娃娃撇到门外了，就不断地打发蔓蔓出去看娃娃是不是有人抱走了。她还叫蔓蔓给娃娃喂了一次水。她说娃娃吃上馍馍以后渴哩。现在听说娃娃拉屎了，就说，我的尕尕，你去看一下，把屎擦一下去。蔓蔓就拿点破布去了，给娃娃擦干净，包好又放下了。

到中午的时候，蔓蔓自己又跑去看了一趟，回来给常奶奶说，那娃娃不见了。街上的人说，一个农民抱走了。常奶奶说，抱走了好，抱走了好，娃娃遇上好人了。常奶奶长长地叹息了一声：唉——

11

其实，那娃娃叫一个路过的农民送到县民政局去了。不到一个钟头，那个农民又把娃娃抱到老残院来了。他对梁国华说，民政局叫他抱回来交给院长，叫老残院把娃娃收下。

这一次梁国华不能不收养娃娃了，民政局的话他不能不听，但是叫谁管上这个娃娃呢，真正把梁国华难住了。老残院除了院长和一个新调来的书记，还有保管、会计、炊事员、裁缝，就是没有阿姨，一个七八个月的尕娃娃叫谁带才好呢？梁国华和书记商量来商量去，认为还是香兰带娃娃最合适。梁国华把香兰叫来了，说，香兰，你不是想带那个娃娃吗？民政局把那个娃娃送回来了，一定要叫老残院收下。我们商量了一下，你就把他管上吧。以后你就再不要做饭了，专门管这个娃娃。你的工资老残院一分钱不少地给你。但是陈香兰说了一句话，把梁国华噎得喘不上气来：

我一个大姑娘带娃娃，人们的唾沫星子不把我淹死吗？

这个娃娃可是把梁国华愁死了，他又把一个女炊事员叫来做工作，炊事员说自己的娃娃送托儿所着呢，怎么能带别人的娃娃呢？

梁国华真是急得上火。已经下班了，老残院吃晚饭的钟声响过了，还没找下带娃娃的人。他不得已跑到食堂去打了一碗饭回来喂娃娃，然后用布单子把娃娃裹起来。他决定先找一对盲人夫妻看上一夜，明天上班再想办法。可就在他拾掇娃娃的时候门外头响起噔噔的木头棍子捣地的声音，扭脸一看，蔓蔓正把一个拐杖伸进办公室的门槛，身体倾斜着跨过门槛。

蔓蔓，你有啥事吗？他问了一句。

梁院长，我听说你这达有个娃娃？

什么娃娃！去去去！我忙着哩！

梁国华这两年不喜欢蔓蔓了。蔓蔓长成大丫头了，高高的个子，俊俏的脸盘，可是这丫头说话刻薄，你说她一句她能顶你十句，无理搅三分。就拿去年冬上来说，老残院每间房子发五十块煤砖烧炉子取暖哩，她们房子的煤砖却被她一角八分一块卖掉了，卖下的钱给常奶奶和王尕女一人买了一件衬衣。批评她吧，她却说常奶奶穿空心棉袄冷得很，老残院为啥不给大家买衬衣？你们干部都是穿的空心棉袄吗？她把取暖的煤砖卖了，又把烧炕的煤末子打成煤饼烧炉子，背来菜园子的干菜叶子煨炕。

咦，赵师傅说你这达有个娃娃哩，叫我来看一下。蔓蔓说。

看什么！娃娃有什么看的，那又不是花花草草。

蔓蔓怔了一下，脸上显出疑惑的神情：赵师傅叫我来的，说你找人着哩，找个带娃娃的人呢……

是找个带娃娃的人哩……梁国华一句话没说完，诧异地停住了。他怀疑自己听错了，停一下才犹犹豫豫地说，你是说……

蔓蔓说，赵师傅说你这达有个娃娃没人管，叫我管上。我是来抱娃娃的。

简直叫人难以置信！梁国华仍然疑神疑鬼地问，你说的实话吗——你要带这个娃娃？

蔓蔓的脸上显出惊讶的神情：我啥时候哄过你？

梁国华大喜过望，说，好！好！你把娃娃带上！蔓蔓，只要你把这娃娃带上，你有啥要求我都答应。你说，你有啥要求。你尽管说！

蔓蔓没吭声，睁大了眼睛看梁国华，后来才吞吞吐吐地说，我没啥要求，我就是抱娃娃来的。你叫我说要求的话，那我就说一个要求——你说话要算数！

你说吧你说吧。

蔓蔓又说，我尕的时候你跟我说过的，长大了给我装个假腿。我长大了，你又不提这事了！

梁国华哑了，许久才发出声来：蔓蔓，你不是还没长大吗？

我都十六岁了。

十六岁也是娃娃。十八岁才算大人哩，十八的人才有选举权……

可你给洋焕治脸，她才十四岁……

脸和腿不一样呀。她的脸上长疮，一个女娃子多难看呀……

我是男娃子吗？拄着拐走路好看吗？我将来怎么工作哩？

梁国华沉默了一下说，蔓蔓，你把娃娃先带上，过上两三年，娃娃大些了，我们给他治眼睛。白内障不是治不了的病。等到他的眼睛治好了，你就该工作了，我就给你治腿去，给你装个假腿。到那时间，你就不用拄拐杖了。

你说的实话？

实话。

蔓蔓盯着梁国华的脸看了一会儿说，那我就把娃娃抱走了。

梁国华说我给你抱过去。

我自个能抱！

蔓蔓把两个拐杖合到一起塞到右腋下边，右手扶住，腾出左手抱住娃娃，然后用自己那条“好”腿支撑住身体，把拐杖往前挪一下。然后她的身体又往拐杖倾斜过去，把全身的重量转移到拐杖上，再把“好”腿一点一点拖过去，靠近拐杖。然后再把拐杖向前挪去……她侧着身体往前挪动，在整个挪动的过程中，她那条残腿就在旁边甩搭着，像是条被风吹动的空裤腿。她翻越门槛的过程尤其艰难；她的身体完全倚在门框上，她的右手才能把拐杖举过门槛……

12

梁国华一直目送着蔓蔓走到院子中间了，这才收拾一下办公室下班回家。他走到门口时看见传达室门开着，就走了进去，向赵师傅说：

老赵，你今天帮了我的大忙了，娃娃叫蔓蔓抱走了。你说，你是怎么说动她的。

赵师傅回答，我也没说啥呀。我就说那娃娃孽障得很，没娘娃，遭罪着哩。你也是遭下罪的，你把那个娃娃管上，消你的罪哩。她就同意了。

听赵师傅说完，梁国华沉默了，而后说，哎呀呀，我就想都没想过叫她把娃娃管上的事。打从香兰上班之后，她和我差不多成仇人了，见了我连话都不说。

你把丫头哄下了嘛。你说下的丫头长大了给装假腿哩，走路就不用拐杖了。丫头长大了，你装下的没事情的样子。

梁国华很激烈地说，你说我哄那丫头了！你站着说话腰不痛！装假腿要动手术哩，还要去上海订做假腿哩。那得花多少钱？民政局一年才给着多少钱？给她装一条假腿，老残院的人还吃饭不吃？

赵师傅也拉长了嗓音说，那你不要许愿呀！光许愿不还愿，你算个啥人嘛！

梁国华哑了。许久，他声气徐缓地说，不是光许愿不还愿，老残院真是有困难……不过这次你跟丫头说，叫她把娃娃带好，过两年娃娃能自理了，我一定给她装一条假腿，到上海去……

你不要跟我说这话，干打雷不下雨！

实话！你给她说，到时间老残院砸锅卖铁，也要凑上这笔钱……

13

蔓蔓，你怀里抱的啥呀？

还在蔓蔓艰难地翻越门槛的时候，常奶奶就问。常奶奶的眼睛花了，看得不很真切。蔓蔓大声回答：

我把那个娃娃抱来了！

常奶奶像是有点不相信，说，你把那个娃娃抱来了吗？她说话的时候把“你”字说得很重。蔓蔓说，没人管呀，把梁院长愁坏了，赵师傅说是叫我管上，我说管上就管上。说着话，她走到炕跟前了，把娃娃放在炕上了，又说，你看，你看娃娃。

常奶奶弯着腰看了好一阵儿娃娃，摸了娃娃的手，摸了脸蛋，说，好，我的尕尕，你把娃娃抱来了就好，这是修善哩，积德哩，但就是你怎么拉他哩？你是个半脸汉，又拉上个半脸汉，你能顾住他吗？

行哩，没问题！这娃娃乖着哩，不爱哭。你看，你看，大眼睛扑棱扑棱的，就像是能听懂咱的话。就是身上臭得很，你闻，你闻，这是一股啥味道嘛。我得给他洗个澡。蔓蔓很自信地说，并且扯着嗓门喊起来：尕女子，尕女子！

王尕女也长大了。她比蔓蔓大三四岁，个子没蔓蔓大，但傻吃傻喝，身体比蔓蔓壮实有力。她从院子里沙达沙达走进来说，蔓蔓，你叫我？蔓蔓说你到食堂端些热水去，我给娃娃洗澡哩。王尕女嘴里淌着涎水看了好一会儿娃娃，在蔓蔓的再三催促下拿个脸盆走了。

给娃娃洗澡还费了事了。房子里有个小板凳，蔓蔓坐在板凳上把娃娃接过来放进洗脸盆里，水溢出来了。她一条腿用不上力，那条残疾腿抬不起来，溢出来的水把鞋和裤腿洇湿了。还是叫王尕女抱住娃娃，她才把娃娃的身上打了胰子洗干净了。

然后她又洗包裹娃娃的单子。娃娃就趴在常奶奶的怀里，以防娃娃着凉。

这天晚上，娃娃和她睡一个被窝，把褥子尿湿了。害得她半夜起来晾褥子。常奶奶说她，我的尕尕，你当成娃娃那么好带吗？那要把尿哩，一晚上把两三遍哩。拿来吧，你把娃娃给我吧，我给你抱着。第二天蔓蔓跑去找保管员要了几个面粉袋子，洗净后缝了个小褥子和小被子。又把她和常奶奶的两件破衣裳拆了，洗净，给娃娃当尿布。她还跑到裁缝那儿找些碎布拼凑起来，给娃娃做了新衣裳，新裤子。

她看见过隔壁的盲人夫妻怎么侍候婴儿。她把尿布给娃娃垫上，然后用小被子裹起来，再用个布条条系住。这娃娃不爱哭，除了睡觉就睁着白花花的眼睛看着他无知的世界，但蔓蔓还是喜欢抱着他摇呀晃呀。她叫梁国华给娃娃起名子，梁国华说党和国家收养下的娃娃，就叫党国爱吧。于是，她抱着娃娃摇呀晃呀，嘴里说着党国爱，我的党国爱，你快些长大，长大了给你看眼睛去，那时间你就啥都看见了。

14

毕竟蔓蔓还是个孩子，她才十六岁嘛，伺候了三四天娃娃她就急得蹲不住了。一天早晨党爱国吃过饭睡觉了，她跟常奶奶说我出去一下，国爱醒了你给我看一下。她一出去就是半天，和娃娃们打扑克。吃午饭她才回到宿舍，看见常奶奶抱着娃娃摇着晃着。她问常奶奶：娃娃尿湿了吧？常奶奶说我把过了。她看见地下有把过尿的印子，打开小被子看看，干爽爽的。于是，她就经常把娃娃交给常奶奶看，自己便跑出去玩，或是帮着裁缝做衣裳。

只是有一件事搞得蔓蔓很苦恼：娃娃吃不饱！

老残院的残疾人和孤寡老人的口粮是有限额的，大人一月二十六斤，党国爱六斤，第二年才增加到八斤。也就是说蔓蔓一天吃三个馍馍，党爱国才有一个。每天早晨去食堂打饭，大师傅就给党国爱一个馍馍，叫她分三顿给党国爱吃。另外给一点点咸菜。蔓蔓早晨掰半个馍馍用开水泡软，放上些咸菜喂党国爱。到中午泡上另一半再喂上。晚饭就没吃的了，饿得娃娃夜里睡不着觉，光哭。为了叫党国爱吃上些饭睡觉，晚饭蔓蔓就把自己的汤面条分给娃娃一些。老残院供应的饭原来就吃不饱，现在要把自己的饭分一些给党爱国，蔓蔓难挨得很。

她找过梁国华，说娃娃吃不饱，给增加些粮食。梁国华说，蔓蔓，你要啥条件我都能答应，可这粮食的问题，我没办法。给他多吃些，再的人就要少吃些。人家提意见呢！

她只好去食堂帮厨的时候偷，偷菜芯子，偷洋芋。

这是领养党国爱的第二年秋天发生的事。老残院食堂管理员从乡下买来了几口袋洋芋，叫了几个盲人和蔓蔓一起拣洋芋：大的挑出来入窖，小的放到食堂去。一起干活的都是盲人，蔓蔓就把十几斤洋芋藏起来了，放在食堂门外的一堆大白菜下边。等到天黑了，她找个背草的背斗，叫王尕女跟她去背回来，在炉子上煮着吃。过了好几天，洋芋都吃完了，事情被书记知道了，叫人把蔓蔓和王尕女叫到办公室去，叫她们交代偷洋芋的事。蔓蔓死不承认，说没偷过洋芋；问王尕女，王尕女嘴上淌着涎水也说没偷。书记很是生气，顺手拿起一根扎绳打王尕女的腿。书记一边打一边问，你还偷不偷洋芋了！王尕女哇哇叫着说不偷了，再不偷了！

几个盲人听说书记打人了，同情地问蔓蔓：书记打你了吗？蔓蔓回答：没打我，光打尕女子了！他要是打我，我到民政局告他去哩！你是共产党的干部吗？共产党叫你打人的吗？

她的话传到了书记的耳朵里，书记惊讶地说，啊呀，这个丫头不得了，幸亏是个瘸子，那要是不瘸，上天哩！

15

党国爱已经四岁了。虽然是在饱一顿饥一顿的日子里长大的，却长得心疼得很：他的面孔白白的，还十分秀气，像个女娃子；他的性格也恬静，有人说话的时候静静地听着，大而无神的眼睛一眨一眨的。这娃娃还聪敏得很，房子里来过什么人，下次再来，一听见脚步就喊：常奶奶，吴奶奶来了；阿姨，刘大大来了！他跟蔓蔓亲得不得了，蔓蔓走到哪达，他就跟到那达，牵着蔓蔓的衣裳，就像是蔓蔓的小尾巴。有时候蔓蔓不领他，跑到别人的房子织毛线去了，玩扑克去了，他就像能闻着味道一样，摸上就来了。蔓蔓有啥事上街了，回来时刚进大门，他就能听见拐杖的声音，高兴得拍手，喊：阿姨回来了，阿姨回来了！他听见拐杖的声音了。

这娃娃也吃了不少苦头。老残院隔三差五收进一些讨饭的盲人来，有些还是两口子带着孩子，有的进了老残院又生孩子。那些孩子不到上学的年龄就在院子里耍。他们恶作剧，在地上挖个坑，灌上水，叫党国爱走过去。于是党国爱摔得鼻青脸肿，一身泥水，他们哈哈笑。有时党国爱在院子里走得好好的，有人突然推他一把，他一趔趄绊倒了，原因是另一个娃娃就在他身旁无声无息蹲着，故意绊他呢。为这种事，蔓蔓经常找上门去，跟娃娃们的父母吵仗。吵完仗还要找书记和梁国华告状：你们到底管不管，蛋蛋把党国爱的脸挖破了，蛋蛋的妈还不讲理，说党国爱自个碰破的！

16

八月的一天早晨，蔓蔓起床后去倒尿盆，看见老残院的张会计匆匆地走进大门来了，往会计室去。蔓蔓觉得奇怪，张会计是个最散漫的人，经常八点半钟还不来上班，白天谁要是找他办个啥事又找不到他，他早早就回家了，却总说自己出去办事了。蔓蔓朝他喊了一声：张会计，今天的太阳从西山上升起来了，你这么早上班来了！张会计像很忙的样子瞪她一眼往前走，但是走到会计室门口又扭过脸来说，蔓蔓，我到兰州出差去哩！蔓蔓说，我又不是领导，用不着跟我汇报！

你这个丫头！张会计哼了一声又说，蔓蔓，我这次去兰州，梁院长交待了一个任务，叫我在省上的医院联系一下去，要给党国爱的眼睛做手术！

听到这消息，蔓蔓飞快地倒完尿盆回了宿舍，大声地说，常奶奶，报告你个好消息：老残院给党国爱看眼睛哩，张会计今天到兰州联系去哩！

你说的啥？党国爱也听见她的话了，很兴奋。

要给你看眼睛去哩！做手术哩！

做完手术我就能看见路了，再不栽跟头了，对不对？

党国爱兴奋极了，拍着手喊。蔓蔓抓住了他的手说：

就是，手术一做完，你啥都看见了！来，我给你洗脸！

往常洗脸，蔓蔓也就是拿手巾给他糊里八涂抹一抹，然后把手巾扔给他自己擦手，但这天她给党国爱脸上擦了胰子，把两只手也用力擦了擦。她一边擦一边说，你这两天不要乱爬去！你看，你这爪子哪里像个手，像是个粪杈子嘛。

但就在她用力擦手的时候，党国爱哎呦哎呦地叫起来：阿姨轻些，阿姨轻些！她问咋了，党国爱咧着嘴哭了，说手痛得很。她仔细看党国爱的手，才发现中指关节上淌血了，那里有个伤疤被她的毛巾蹭掉了，中指和食指的指甲黑黑的充血了，手指肿得粗粗的。她问这是怎么碰破的，党国爱说：

蝉来砸下的。

他为啥砸你？

他和蛋蛋说跟我比一下谁的手大，我把手放在台台上，他一砖头砸在手上了。

这个瞎熊蝉来，我找他去！

常奶奶息事宁人，说，算了算了，娃娃们玩着哩嘛！

有这么玩的吗？你看，这砸得多劲大，手指头砸破了不说，连指甲缝都化脓了！这不是玩，这是心坏了！怎么始下的这样的东西，有人养没人教的！不行，我找他妈去！

算了算了，找去能做啥呀？找去了就打仗哩嘛！破了的也好不了嘛！你消消气吧，给我的狗狗抹些红药水去。

常奶奶一再劝解，蔓蔓气才消了些，但依然气咻咻地问党国爱，这是哪一天砸下的？

几天了。

那你早些不说！

我害怕！

害怕啥？害怕我把你吃上吗？

我害怕你吵仗去！

蔓蔓不吭声了，瞪他，过一会儿才说：狗狗，你长大就知道了，人家看不起我们，我是个瘸子，你是个瞎子！你就要歪些，马善了人骑哩，狗善了拉稀屎，人善了人家欺负哩！

她把党国爱训了一顿，然后就拉着到食堂去了。食堂的一个炊事员是河北省人，男人是省军区驻陇西县部队的连长，家里有红药水，有消炎粉。

给党国爱的手上撒了点消炎粉抹了点红药水，包上，她就急急地跑到裁缝那达去了。她嘱咐常奶奶中午给狗狗把馍馍泡上，叫他自己吃，她要给狗狗做一件衣裳去。她说，张会计一两天就回来了，联系好了的话，狗狗这两天就要去兰州，要叫狗狗穿上一件新衣裳。听说要给党国爱治眼睛去，裁缝也高兴，从公家的布匹上给她扯了一块布，裁剪好了，叫蔓蔓自己扎。扎完了上衣，蔓蔓又找些碎布拼上，又扎了个裤衩。

黄昏时分她才回到宿舍，看见党国爱在炕上睡觉哩，她就说狗狗起来，试一下新衣裳。可是党国爱没应声。常奶奶说，狗狗今天不知道咋了，吃过午饭就睡下了，一直没醒来。她摸了一下前额说，有点发烧。可能感冒了，叫再睡会儿。过一会儿开饭了，她和王尕女去打饭，回来硬把党国爱叫醒了，给国爱喂饭。国爱吃了两口就推了一下碗，又倒下睡了。

这一天蔓蔓也累了，吃过饭也没出去玩，躺下睡了。到天黑她突然醒了，心里总觉得党国爱有点不对头：这娃娃以前也受过凉发过烧，但没有过不吃饭的时候。她就又推国爱，喊，狗狗，醒一下！党国爱醒了，突然坐起来说，阿姨，我要呕。党国爱像是很恶心的样子，还很急，怕自己呕在炕上，两只手拼起来举在胸前接着。蔓蔓也忙忙下地，把尿盆端来叫他呕。呕完了，党国爱又睡了，常奶奶说：

狗狗是吃了啥不合适的东西了。没啥，呕完就好了。

蔓蔓也就放心睡了。

天亮后党国爱还是睡，叫上几声才睁开眼睛看看，接着又睡。蔓蔓觉得不像感冒，就去找梁国华开了一张医疗合同单，叫王尕女抱着去了县医院。

到了医院挂号，医生检查了一下，说这孩子病重没法治了，你们抱回去吧。蔓蔓一听慌了，恳求医生：你收下嘛，病重了才上医院哩，病轻了来医院做啥！但医生理也不理她，又给别人看病。蔓蔓急了，跑去找老残院调过来的按摩师刘敏。刘敏也帮着去找儿科的医生，可医生还是不收。刘敏生气了，把蔓蔓叫到走廊上说，你把娃娃撂椅子上，你们回去，看他们管不管！蔓蔓便大声地说，尕女子，把狗狗放下，放在椅子上，咱回老残院！她和王尕女转身就走，那位医生着急了，喊，你们走了孩子谁管？蔓蔓催着王尕女还往外走，医生说不要走不要走，孩子我们收下，你们大人要看着。医生叫护士把党国爱抱进了病房，吊上大瓶子输液，蔓蔓才松了一口气，打发王尕女回去报告梁院长去。

下午香兰来了，还买了一斤饼干，说梁院长到县上开会去了，不在老残院。香兰问了情况，想叫醒党国爱。叫了几声党国爱没醒，就见党国爱的手一抖一抖的，便呜呜地哭了。蔓蔓生气，说你哭啥哩？香兰说你瓜着哩，在定西孤儿院的时候，有个尕女子抽风，送到专署医院去了就再也没回来。蔓蔓说你胡说个啥嘛，我没听说抽风能把人抽死的。蔓蔓在枕头旁边叫，狗狗，你醒一下，香兰阿姨看你来了，阿姨也在你跟前哩。党国爱睁开了眼睛看她，看香兰，微弱的声音说，阿姨，这是在哪达？蔓蔓说，狗狗，这是在医院里。来，你吃些饼干，这是香兰阿姨给你买来的。党国爱没说话就又睡着了。

香兰到天黑回去了。转天早晨梁国华来了，看见党国爱皱了一下眉头，说，蔓蔓，这娃娃不中了，你看，嘴角抽着哩。蔓蔓说，狗狗快好了，狗狗抽得轻多了，昨天手抽着哩腿也抽着哩。梁国华说，这娃娃得的是破伤风，我见过，我在朝鲜战场上见过破伤风的人，得上就没治了。

这时候进来了两个护士，拔了输液针头，收拾着要抬党国爱。蔓蔓问你们往哪里抬？一位护士说太平间。蔓蔓说人还活着哩，你们就往太平间抬吗？另一个护士说，那是倒气呢！

蔓蔓大哭起来：你们不能抬走！我给狗狗做下衣裳还没穿上哩……

17

党国爱殁了几天，常奶奶躺到了。常奶奶在过去的两三年里每到夏季都得一场大病——拉痢疾。常奶奶今年拉肚子已经两个月了。这两个月食堂的饭里天天下甜菜叶子，她一吃就拉肚子，而且很快就转成了痢疾。她的身体太瓤了。

常奶奶不光是躺倒了，并且脑子也糊涂了，一天二十四个钟头都在睡觉。醒来的时候就问，狗狗呢？我的狗狗呢？还在她没有躺倒之前，蔓蔓就嘱咐过王尕女，不要说党国爱殁了，就说到兰州治眼睛去了，但是王尕女傻叽叽地告诉常奶奶“狗狗死了”。结果常奶奶问着问着就淌开眼泪了。人一糊涂就麻达得很，拉了尿了自己不知道，房子里臭气熏天，蔓蔓天天给她擦洗。

给常奶奶擦洗费事得很，她自己坐不起来，要人抱起来。蔓蔓本身一条腿残疾用不上力，抱她的时候叫她把手搂住自己的脖子上再拉住她的肋巴往起拉。一不小心，蔓蔓就失去平衡跌倒了，两个人都躺在炕上。王尕女有力气，但她不愿干，嫌脏。每一次支使她，蔓蔓都要付出些代价，给一块手巾呀，许愿给买一碗臊子面呀。把她哄高兴了，她就跪在炕上，从后头把常奶奶抱起来，蔓蔓就给常奶奶脱裤子，擦洗，然后把干爽的裤子换上。

人一拉痢疾就体内缺水，就不断地要水喝，夜里也要喝。

有几天常奶奶清醒了，蔓蔓把枕头和被子垫到她的腰上，叫她坐一坐。坐着，常奶奶跟蔓蔓说：

我的尕尕，你把我再伺候几天。我把你麻达不了几天了，这场病我熬不过去了。我缓下了，你记着要把我的拐棍放在棺材里，要给我的袖筒里袖上一个馍馍。

袖筒里袖馍馍做啥哩？蔓蔓莫名其妙，问。

常奶奶说，缓下了也要吃哩嘛，人到了阴间和阳世上一样。

蔓蔓对常奶奶的话似信似疑，没出声。常奶奶又说，我的尕尕，你今天给我洗一下脚，我几个月没洗脚了。脚痒得很呀！

蔓蔓把王尕女叫来了，她把几床被子摞在一起，叫王尕女把常奶奶抱到被子上，王尕女从后边扶住，她给常奶奶脱衣裳。常奶奶问脱衣裳做啥呀？她回答：常奶奶，今天你精神好，我给你全身擦洗一下。她把常奶奶松弛干瘦的身体擦洗得白白净净，穿上衣裳，然后脱去常奶奶的破袜子，解开裹脚布。

常奶奶从前都是自己洗脚，坐在地下的角落里面向墙壁。蔓蔓从来没看见过她的小脚的真面目。这天她看见常奶奶的尕脚了，小小的，就像是五月端午姑娘们绣下的荷包那么大的一点点，脚指头还弯在脚心里，除了大脚趾。常奶奶的脚洗完后也白生生的，就像是一个剥了粽叶的粽子。

裹脚布长得很，解开后在炕上堆了一堆。裹脚布上虱子多得很，蔓蔓用开水烫了，搓着洗了，可是虮子洗不掉。她拿了一把剪子，叫上王尕女到门外的台阶上去，扯紧了，用剪子刮了一遍，再洗。然后搭到忠字牌跟前的木栏杆上晒。不到一个钟头，裹脚布就被黄土高原的太阳晒干了，她拿进来又给常奶奶绕过来绕过去缠上。

缠上裹脚布之后蔓蔓又把一双自己攒钱买下的尼龙袜子给常奶奶穿上了。她对常奶奶说，常奶奶，你的袜子太破了，我撇过了。这时候常奶奶哭了起来，眼泪唰唰地淌个不停。蔓蔓说，常奶奶，你那袜子太破了，穿不成了！常奶奶说，我的尕尕，你的情我这一辈子补不上了，下辈子再补吧……

过了几天常奶奶死了。那几天常奶奶又犯糊涂了，长睡不醒，有时连饭也不吃，就是要着喝水。蔓蔓和王尕女夜里轮流值班，一人半夜。常奶奶一说渴得很，她们就把窗台上放着的一个破嘴嘴的茶壶端过来往常奶奶嘴里灌水。

那天晚上王尕女值前半夜蔓蔓值后半夜，但蔓蔓一觉睡到天亮王尕女也没叫她。她醒来后看见王尕女穿着衣裳在常奶奶身旁睡着了。她推醒王尕女问，常奶奶一晚上没要水吗？王尕女说，没有呀。蔓蔓觉得奇怪，就问，常奶奶你喝水不喝？问了两声常奶奶不答应，她拿起茶壶灌水，水都淌在枕头上了。

她跑出去找看大门的赵师傅，说常奶奶一夜没喝水。赵师傅跑来看了看说：

常奶奶缓下了。

赵师傅抱了一捆麦草铺在地上，又叫了两个大汉把常奶奶连同她的褥子抬下来放在草上。过一会儿上班了，就去给领导反映。梁国华和党支部书记来看了，叫保管从仓库抬个棺材来，再叫人到殡仪馆请人去。书记还要出去办事，临走说，起灵的时候把褥子抽出来，再来人还要用。

老残院每年冬季都要死几个老汉，老残院请木匠打下着一房子棺材呢。保管和赵师傅抬了一口来放在门口。下午，殡仪馆来人了。梁国华看着起灵，说，书记不在，快，你们把褥子给垫上，快些抬上了走。殡仪馆的人用褥子把常奶奶兜起放进了棺材，这时蔓蔓喊了声等一下，跑进房子把常奶奶的被子抱出来盖在常奶奶身上了，然后把一个馍馍塞进常奶奶的袖筒里，把拐棍也放在常奶奶的身旁。

老残院的盲人和孤寡老人们都来了，他们是和常奶奶告别来的。一个七十多岁的孤老汉说，常奶奶没一个亲人，这些年没一个人来看过她，可是常奶奶没受一天罪，多亏蔓蔓这丫头了。

另一个孤老汉说，蔓蔓，你把我也伺候上，我到了阴间想你哩。

蔓蔓恐惧地说，张爷爷，到阴间了你可不要想我，我害怕得很，我还想活哩。

过了三个月，民政局安排蔓蔓到陇西县服装厂当工人。她走着上了一个月班，工厂派一个人来老残院背她的行李。人们出来送她，梁国华说，蔓蔓，星期天休息下了到老残院玩来。蔓蔓哭开了，说：

你说下的给我装条假腿，到我走你都没给装，我还来老残院吗？

尕丫头回家

高永祥领着三个娃娃从文峰镇的火车站出来，一拐弯儿进了一个巷道，来到一个大宅院门口，叭叭地敲门，喊开门来！

这里原先是一个富汉家的深宅大院，门楼子很高大，门板也很结实。院角上还有个高房比其他人家的都高都大。解放初，它的主人就被政府扫地出门了，住进来几户农民；前几年这几户农民也被迁出去了，改称陇西县收容站，专事收容和接待流浪人口。

开门的是一个穿一身黑棉衣的人。他是收容站从文峰镇雇来的街道居民，已经在这里干了三四年了。他认识高永祥，说，高干事来了？高永祥说，把个门关这么紧做啥？

不关紧？不关紧人跑过哩！那人笑着回答，但他看见了跟着高永祥走进来的三个娃娃，又说，栾娃子，你怎么又来了？

高永祥已经走过去了，听见问话扭过脸来看，见他领来的一个叫栾吉泰的娃娃朝那个人做了个鬼脸，就问：你们认识？那人说，我们怎么不认识，是我把他送到孤儿院去的！

高永祥朝那个娃娃脸上看了一眼，又往前走去。那个人大声地朝着北房的方向喊，马站长，专署的高干事来了！

马站长闻声走出北房，但这时院子里除了那三个娃娃，高永祥已经不见了。马站长站在院子里等，就见高永祥从一间房出来又进了一间房。北房的台阶上坐着几个穿着褴褛蓬头垢面的老汉和娃娃。他们在台阶上晒太阳。这是正月十五刚刚过去的日子，太阳已经有点热气了。这个宅院大得很，东西南北各有六七间房，都是七尺深的廊檐台阶，大门开在东南角上，面向南方。

高永祥把除了办公室之外的房子都转了一遍，才朝着马站长说，走，进你的办公室去。来，娃娃们也进来。

马站长，你跟娃娃们认识？进房子后坐下，高永祥说。他在各房子巡视的时候就看见马站长在院子里和娃娃们说话。

马站长回答，这个娃娃熟。他叫栾吉泰嘛，云田镇麻家山的人，这几年就把收容站的门槛踏断了——收进来送回家了，又跑了，又收进来了。去年将将送到孤儿院。这两个没见过。

这一个叫王旭，这一个叫吕贡多。你说缺人，我今天去陇西福利院了，给你领了三个娃娃来，帮助你们工作。你就再不要从外头雇临时工了，省几个钱。

那不雇了嘛。有人就不雇了嘛。马站长说。

我将将看了，你这达还有二三十人哩。你要快些把人送走,把房子腾下，陕西新疆的人这两天就要到了。你不把人送走，陕西新疆的人来了，把你就整住哩：饭也做不熟，睡也没处睡，看你咋办哩！

有那么凶动吗？

那你当吓唬你着哩吗？这事搞了一年了，省上民政厅的厅长亲自去陕西谈判的，派出去上百人的工作队到陕西各县做动员工作去了，陕西省也下了文件叫各县各级组织配合好。有些人已经集中到县上了，这两天就上车哩。专署重视得很，我们民政局的人都下去了，各县各公社要做好接待和安置的工作哩。你不要马虎，你单要是马虎，着家伙哩！

好好好，马上就准备好！马上就准备好！那些人是马河镇的，还有菜子河的。早就给那边的工委打电话了，叫他们接人来，他们一个人都没来。

不行了你们就送去。要快些把房子腾下哩！

好，送去，送去！你给我增加人了，我就给送去。原先不行呀，手底下没人指派呀，就一个会计，一个保管，一个大师傅，一个看门的。

谈了谈工作，大师傅把饭端来了。炒的洋芋片片，蒸的禾田面馍馍。吃完了，又喝水，高永祥就对三个娃娃说，娃娃们，你们在这达住下，帮助马站长工作。过两天我就又来了，我看你们来。马站长说你这就要走吗？不住下？高永祥说。不住不住。我还要到通渭去哩，看那达的收容站准备好了没有。一定要赶上一点钟的这趟班车，迟了就到不了通渭了，耽误事哩。

马站长把高永祥送走之后回到收容站，三个娃娃问他：马叔叔，我们现在做啥哩？马站长回答：娃娃们，今天你们啥也不做，先把你们睡觉的事安排一下。来，把你们的被褥提上。

娃娃们是背着行李来的。他们提上行李，跟马站长走到隔壁的一间房子。这是个小房间，九尺宽，一丈一的进深，进门直通通一条二尺五宽的过道，右边一盘大炕。炕上乱糟糟一堆麦草。马站长说，娃娃们，把草摊平，再到隔壁拿两床被去，把被铺上，再把你们的单子和褥子铺上铺厚些睡，暖和些。那个叫吕贡多的娃娃去了，但又空着手回来，说，我们不要被子了，就铺我们的线单子吧。那被子太脏了。栾吉泰一边铺单子，一边问马站长：马叔叔，将才那个高干事是做啥的，他怎么还管你哩？

在栾吉泰的心目中，马站长是很有权威的，因为他很多次被人送到这儿来，都是马站长登记审问并派人把他送回云田公社去的。

马站长很惊讶：你们一搭来的，不知道他是做啥的？

我们哪知道呀。院长叫他领我们到收容站来，一阵阵就到文峰镇了。路上他光说我们到这达的事了，他说，我们就是帮助收容工作来的，要接待外流人口哩。他没说他的情况。

谁叫你们跟他来的。

孤儿院的院长。院长把我们叫去了，说你们几个人跟上高叔叔到县收容站去，帮着干些活去。我们还当成他是新调到收容站的干部，归你管哩。

娃娃们，高干事是民政局的的干部，局长的秘书，是管我们的，还管孤儿院，还管乡里的救济工作——哪里发了大水把房冲过了，庄稼叫雹子打过了，他要调查哩，发救济款哩。

就管陇西吗？

定西专区的各县都管。娃娃们，我给你们交待一下你们的工作。吕贡多，你个子小，从明天起，你就到伙房帮着大师傅做饭去。现在人少，大师傅一个人能做过来。过两天流落外地的人送来了，他一个人就忙不过来了。你们两个——王旭，栾家娃，你们两个人明天把东房的那二十几个人送到马河镇工委去。栾家娃，马河镇你知道吧？

那我熟。我家是云田镇公社的。河合镇我要饭着去过两趟。我们咋个送法？

这明天给你说，叫会计按人数把车票钱给你，你们到火车站去，把那些人领上，买上车票坐火车走。把人送到马河镇工委之后，叫他们打个条子，收到了多少个人，哪一天收到的。花下的钱在会计那达报销。要注意的是送的人不要叫跑了。

工委是做啥的？栾吉泰问。

工委……工委……马站长觉得这事一下子还给娃娃讲不清楚，就说，你不要管工委是做啥的，到了马河镇，你就说找马河镇工委哩，人们就告诉你了。

第二天，栾吉泰和王旭就送人去了。总共是二十二个人，都是些老汉和娃娃，要馍馍的；有从定西收容下送来的，有从兰州送来的，还有陇西和文峰镇火车站收容下的。第三天又送了三个要馍馍的娃娃到六仓湾去。六仓湾在文峰镇东边十几公里的地方，不通车，他们走着去，天黑才回到收容站。

后来空闲了两三天，马站长领着他们几个人打扫卫生，到文峰镇拉麦草给每间房子的炕上地下铺好，然后大批的妇女就到了。一节车皮一下子送来了七八十人，从陕西来的。一下子把十几间房子住满了，有的房子地下都睡满了人。她们一来，收容站都乱了。有些妇女肚子大了，要生娃娃呢，赶快往医院送。有的妇女才生完娃娃几天，娃娃留在陕西了，现在奶胀得难受，自己往外挤，痛得哭。有的妇女还带着一两岁的娃娃，娃娃哭着要回家呢，要找陕西的大去。全收容站的人都动员起来了，登记，调整房子，把同一个公社的安排到一起，通知公社来人领。没人领的，收容站往公社送。送的路上还跑掉了两个，她们又跑回陕西去了。这两个人到了收容站就哭，闹，说她们在陕西的娃娃才一岁，生产队长叫她们到大队开会。一开会就扣住了，不叫回家了，甘肃去的人和陕西的干部把她们装上车拉到火车站去了。她们说，就是把她们送到陇西的老家她们也要跑。这两个人是栾吉泰去送的，坐在火车上他劝她们再不要乱跑了，陕西的家里有娃娃，陇西的家里没娃娃吗？陇西的家里没男人吗？那两个妇女很惊讶他一个十四五岁的娃娃能说这样的话。他说，我就是孤儿，我妈跑到陕西去了，到现在没音信。我见了陕西来的人就打听，见没见过一个叫张秀英的人，三十岁出头，中等个子？谁都说没见过。那两个妇女听他这么说很感动，说她们这边的家里也有娃娃哩，她们不跑了。可是在通安驿的饭馆里吃午饭的时候，她们说去厕所，出去就没回来。再找就找不见了。

送完这批人大家想轻松两天，不料又来了二十多人，是兰州收容站的用缮着篷布的大汽车拉来的，说是收下的要馍馍的。又忙了五六天。

大概是他们来到孤儿院半个月的时间，高永祥又来到了收容站。这天刚刚把第二批人送完，马站长叫栾吉泰和王旭休息一天，高永祥就到了。高永祥把站长、会计、保管、栾吉泰和王旭叫到一起叫他们汇报送人的情况。站长说第一批还有一个尕丫头没送回去。他就问，为啥没送出去？站长说，丫头尕尕的从家里跑出去了，现在回来不知道家在哪达，没法送。高永祥不信，说，能跑到陕西去的丫头把自家住的村子没记下吗？站长说，就是没记下。光说是在一条河边上住着哩。高永祥说，送不出去也要想办法送哩，陇西就这么儿大的一块地方嘛，就几条河嘛，只要想办法，我不信送不回去。站长说，河是不多，就三条。高永祥说，对呀，不就是个咸河，渭河，还有个菜子河吗？沿着河边走，叫她认，还认不出来吗？站长说还就认不出来！栾娃子和王旭骑着自行车跑了一趟咸河了，一直跑到马河镇了，来回一百多公里跑了两天，把娃娃们累坏了，没找着。

你们咋找的？高永祥问栾吉泰。

沿着河边走，只要是离河边近的庄子，都停下来问。没打问着。尕丫头个人也认不出来，总说不像她家的庄子。栾吉泰回答。

高永祥沉默一下说，你们把丫头叫来。

王旭跑去把尕丫头叫来了。尕丫头十一二岁的样子，穿一件很旧的紫红色小棉袄，两根小辫子不长，搭在肩头。好些天没洗过脸了，黑污污的。高永祥问，丫头，你家在哪里住？

陇西。小丫头回答，眼睛大大的，一眨一眨的。

嗳嗳，不是问你陇西，问你是哪个公社的？

不知道。

家在哪个庄子？

不知道。

你姓啥？

姓曹。

那你家住的庄子叫不叫曹家庄？

不知道。

高永祥停了一下又问，丫头，你今年几岁了？

十一。

你哪年从家出来的？

六岁上出来的。

六岁你就离开家了吗？你怎么出来的？

那是秋天，还没下雪，我在庄外的山坡坡上挖农棒吃，挖妈妈根。上庄的一个娃娃过来了，叫我，说蝉蝉，跟上我了要馍馍去，你在家里蹲着饿死哩。我就跟上走了。

那娃娃叫啥？

喜喜子。

喜喜子姓啥？

不知道。上庄跟我们庄子离着一截哩，我光知道他叫喜喜子。

喜喜子多大了？

也就十岁。

上庄叫啥庄子？

不知道。

他把你领到哪达了？

火车站。

哪个火车站？

那我不知道。

你们往火车站走，走了多长时间？

走了两天。头一天在半路上天黑了，我们在路边上的一个窑窑里蹴下了。我害怕，我也想我妈，我说回去吧。喜喜子说回去就饿死哩，一定要到火车站去。他说火车站不远了，他去过。那晚上他给了我一把炒面吃了，我们蹴下了。转天走了半天就走到火车站了。我们在火车站要着吃。

那咋又到陕西去了？

我和喜喜子在了火车站要馍馍，有一天喜喜子不见了。过了两天，有个老汉说我哩，娃娃，这达要不上馍馍，都是逃难的。跟我走，我们到兰州要馍馍去。老汉拉着我上了火车，不知咋就到陕西了。在陕西转着要着吃，先是那个老汉领着我，有一天有个老奶奶家把我留下了，老汉不见了。在那个老奶奶家天天叫我到外头铲草，铲苜蓿，喂羊喂猪。到去年我想我妈了，想回陇西，人家不叫走。我偷着跑了，人家的儿子把我找回去打了一顿。今年，我听那达的娃娃说，甘肃到陕西来人着哩，叫外地的人都回去哩。我偷偷地跑到大队去了，见了陇西去的人。陇西的人就把我送上火车了。

你在陕西哪个县蹲了这么几年？

岐山县。

问来问去也找不出有价值的线索，高永祥停了一下又问，你家的那个村子有啥特殊的标记——和别的村子不一样的地方？

小姑娘说，我家的庄子跟前树多，庄子紧挨着大车路，路上过马车，还有汽车。

啥树？

柳树。

翻来覆去地问，最有价值的线索就是河边，靠路近，树多。高永祥就叫尕丫头回去了，接着研究怎么办。高永祥说，送，一定要送到家里去。全陇西县不就是三条河吗？咸水河你们去过了，再剩下两条河了，就沿着那两条河打听。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打听。尕丫头从陕西跑回来了，千里路上寻父母哩，我们不能叫丫头失望，不能叫丫头变成孤儿，不能送到孤儿院去。不等马站长说话，高永祥又说：

明天我送去。你们不是有一辆自行车吗？我把尕丫头带上，我领着她找她家的庄廓去。

马站长说，自行车有哩，除了公车还有我个人的哩。还是我去吧，我和栾娃子去。

你去了这达谁管？再来一车人了咋办？我去！栾娃子缓着。栾娃子这几天乏了。这一两天又要来人哩，缓好了接着跑哩。

栾吉泰说，不乏，我不乏高干事。你要放心了我自个找着送去，不放心了我跟你一搭儿去。

好好好，咱一搭去，你给我做个伴儿。高永祥决断地说，又问了一句：你骑车子跑远路行吗？

嗳嗳，骑车子你放心。这小伙子攒劲着哩，马河镇能骑个来回！马站长说。

他们于清晨七点钟出发。虽说已是初春的季节，但黄土高原清晨的气温依然寒冷，他们骑着车子走，呼吸喷出来的哈气在脸前形成一团白雾。他们必须早走，因为这天的路线是渭河沿岸，渭河在陇西境内挨着公路的路段长约五十公里。为了不冻着尕丫头，他们把一件皮袄套在尕丫头身上，然后把她放在高永祥车子的后座上，叫她抱住高永祥的腰。

从文峰镇到陇西城他们走得很快，因为这十公里路不靠河边，他们就没打问。出了城往西不远就费事了：从安南镇往上，公路与渭河并行，且村庄很密；每到一个村庄，他们都要停车打听，这村里有没有走失过一个六岁的姓曹的小姑娘。而且几乎每个村庄的每户人家都有娃娃外出流浪，为了不错过每一个可能，每个村庄都要耽误很长时间，一家一户地问。直到确信这个村子没有一个外流的姓曹的小姑娘，他们再往前走。

他们在首阳镇吃午饭已经是下午三点了。首阳是陇西县很大的一个村镇，再往前走就要进入渭源县境了。但是，他们在首阳镇一人吃了两碗罐罐面之后继续爬坡，骑到了三四公里处的东家堡子村，又走到渭远县境的三河口村。这时尕丫头说这里的地形一点儿也不像她家的山村。

他们只好返回。夜半时分他们才回到收容站。

马站长下班后没回家，他向高永祥转达了专署民政局长的一个电话，要他当天夜里返回定西，明早地委书记要听民政局汇报安置外流人口的情况。高永祥只好连夜坐火车赶回去，但他走前指派王旭和栾吉泰接着送尕丫头回家。他说，就剩下菜子河了，再要是找不到家就只好送孤儿院了！栾吉泰说高干事你放心，就是再多跑两趟我也要把她送回家，不叫她成为孤儿。

菜子河是渭河的一条支流，它从菜子公社两边的四店村发源，由西南流向东北，在安南镇汇入渭河。转天早上，栾吉泰和王旭带着尕丫头从安南镇开始往沙家庄方向溯流而上。他们经过了二十里铺、菜子镇、汪家阴坡，一路上遇到村庄就停下来叫尕丫头辨认，看这个村子像不像？那个村子像不像？尕丫头看见路边上的村子都觉得像，并且，有两次指着紧靠马路掩隐在树丛中的两堵土墙说，那就是我家。栾吉泰下了车去问，那两家都说丢了娃娃——有男娃和女娃在外流浪，但这两家都不姓曹。

王旭甚至怀疑这个丫头把姓记错了，说：丫头，你家是不是姓曹？尕丫头说就是姓曹。王旭说，那你说那是你家，那家不姓曹嘛！尕丫头说我看着那墙墙像嘛。

王旭问，墙咋个像法？

尕丫头回答，我家的院墙外头是一面崖。

结果，他们过了汪家阴坡、过了那坡，一直走到蔡家峪。这时候尕丫头也失望了，说不像了。问怎么不像了？丫头说，我家门前的河是个深沟，这达的沟浅得很。

他们垂头丧气地返回。由于彻底地绝望，往回走的半路上，王旭都骑不动自行车了，尽管还是下坡。他们折回到二十里铺的时候王旭说，缓一会儿吧，咱们在这达吃晚饭，吃完再回收容站。这时候才下午五点钟。栾吉泰说，还早着哩，不到吃饭的时间。王旭说，我饿得走不动了。

其实，栾吉泰也乏了，从精神上乏了，便说，吃就吃吧。

和前几年比起来，这时候生活已经好转了，国家搞经济调整，政策也放松了，可以搞自由市场了，而二十里铺又是个几十户人家大村子，靠着公路，路边上有两家私人的小饭馆。他们进了一家小饭馆，买了几碗罐罐面吃。

吃完罐罐面要走了，交钱，共是六元钱，栾吉泰说掌柜的，开个条子。

掌柜的很奇怪，问，开条子做啥？

回去报销。

报销那要开发票嘛，我们这达没发票。

知道你没发票，才叫你开个条子。

掌柜的犯愁了：这条子怎么开呦，我还不会写字。

不会写字你还开馆子吗？你不到家里蹲着去！

掌柜的有点脸红，说，你这个娃娃口气大得很，你会写字吗？你会写字你写，我这达有纸哩。

栾吉泰是跑过西安郑州的，在大馆子里添过碟子吃过剩饭，在这样的山野小店里吃饭自然是有点牛气，说，拿来拿来，我写，可是你要把手印拓上。你不拓手印我就是造假了，会计的章程不允许。

行哩行哩。掌柜的说。等到栾吉泰写完了条子，掌柜的又没印色。他说他到外头找印色去，栾吉泰说算了算了，就用墨水吧。叫掌柜的把手指在水笔尖尖上沾了一下，在纸上摁了个蓝色的手印。这时掌柜的问：

你们是哪个单位的？

县收容站！

说这话时栾吉泰很自豪。自从到了收容站帮忙，经常和公社干部打交道，在出差的路上下馆子吃饭，他的心里已经滋长起来一种为政府干事出差的自豪感。那位掌柜听了似乎有点不相信，问：

你今年多大了？

十六了！他有意多说了一岁。

十六岁你就参加工作了？

十六岁参加工作咋了！你问，不信你问这个丫头，我是不是收容站的！

掌柜的不问尕丫头，掌柜的说，你是收容站的，你到这达做啥来了？

送人来了！

送的啥人？

从陕西接回来的外流人员，1959年出去要馍馍的。

要把她送到哪个庄？

掌柜的一问哪个庄的，倒激起了他的一丝灵感，他反问，你知道不知道，这跟前有没有个姓曹的人家？我们送的这个丫头尕尕的就跑到陕西去了，现在回来了，认不出家了，也记不起她家在哪个庄子。我们领着跑了一天也找不着家。

掌柜的说有呀，往下走一里路有个曹家庄。

心咚地跳了一下，栾吉泰忙问，真有姓曹的吗？

真有！

我们来的时候可没听说这达有个曹家庄！你们庄子我们问过了。

嗳嗳，往下走，往下走，半坡坡上有个独庄子，那里住的一家人就是姓曹。

他们急忙骑着自行车往下游走。走出去不远一截，看见离着公路很远的山坡上有个独独的庄廓。庄廓周围有许多砍掉枝杆的柳树。栾吉泰问那个小丫头：你看那个庄廓，像不像你家？

小丫头站着看了一眼就说像，那堵墙像。但是她又往周围看了看犹豫地说，可我家离大路没有这么远，这达树也少得很……

栾吉泰不愿意放弃一点点希望。他对王旭说，你们两个缓着，我上去问一问。

他放下车子往山坡上走，到了独庄子门口之后打门，喊着问，有人吗？一个白头发老奶奶开了门，问他找谁哩？他说你家是姓曹吗？老奶奶说姓曹。他又问，你家前几年是不是丢失过了一个尕丫头？老奶奶惊讶地说就是呀，我的孙丫头跑丢了。你问这事做啥哩？他问，你的孙丫头多大时丢了的？老奶奶回答，五六岁。

栾吉泰不再说话，转过身往山坡下招手，大声喊：把尕丫头领上来！

尕丫头走到山坡坡上来了，离着十几步就喊了一声奶奶，跑过来把老奶奶抱住了，哇的一声哭开了。老奶奶也大哭起来，搂着尕丫头哭，我的娃娃，你这些年跑到哪达去了，我们把你找乍了！

尕丫头光是哭：呜呜呜……奶奶，奶奶……我妈呢？这时从院子里走出个中年妇女来，尕丫头看见了，扑过去抱住了腰，大声喊，妈呀，我的妈呀……一家三口人哭成了一团，哇哇地哭。在她们的哭声中，栾吉泰从抽抽里掏出一支水笔一张纸，写了个条子，走到老奶奶跟前说，老奶奶，你在这个条子上拓个手印。老奶奶哭着问，盖手印做啥哩？他回答，我们把你的孙娃子送来了，你要打个收条。我们回去给领导交代哩，这是规程。老奶奶的手抖得啪啦啦的，在他的水笔尖尖上涂了点蓝墨水拓上了手印。老奶奶说，恩人呀，恩人呀，快进房子呀。栾吉泰说不进了，我们要走了，天快黑了。老奶奶拉住手不放：进走，进家里走，吃罢饭了再走。但栾吉泰硬是挣开了手说：

把你们的娃娃看好，再不要叫跑了。

老奶奶说再不跑了，能吃上饭了。

栾吉泰扭脸下了坡坡，逃跑一样地跑到公路边上。王旭跟在后边走下来，推车子的时候看见他的脸上淌着泪水。王旭问，你哭啥哩？他大哭起来：

我妈不知道在哪达哩……嗯嗯嗯……

在胡麻地浇水

去年春节，我请假回了一趟陇西老家。我想着要找一下我妈。坐火车先到的陇西，再倒公共汽车到云田镇，又步行了三四公里山路就到了北山的麻家山村。麻家山是一个三十几户人家的村庄。这个村全村人姓麻，就我们一家姓栾的。我到了麻家山一户一户地问乡亲们：我听人说过，我要饭的时候我妈回来迁过户口，你们知道她迁到哪里去了？有些人说迁到陕西了，陕西啥地方不知道。我们那个生产队的队长叫麻延海，我找到他家问，麻家爸，你记得不记得我妈迁到陕西啥地方了？麻家爸说，娃娃，我光记得你妈说过要往陕西迁户口，离宝鸡不太远，哪个县哪个公社就说不清了。我说麻家爸，我要找我妈去，我要知道她迁到哪里去了。麻家爸说，那你要到公社查去呢。你妈迁移户口是在公社办手续，公社那达可能有存根呢。可村子里有人又跟我说，迁户口的人去公社前先要在大队开条子哩，你先到大队打听一下吧。我就没去公社先到祁家坡大队去了。到大队问了一下，还真问着了。大队干部翻了一下一个厚厚的大本子，上边写着哩，我妈是迁移到宝鸡县东边的蔡家坡公社红光大队三道湾村生产队去了。我当天就又离开麻家山去了云田镇，再坐慢车到陇西，当天夜里上了快车。第二天上午十点钟就到了蔡家坡车站。宝鸡市，宝鸡县、岐山眉、眉县，蔡家坡这一带我熟得很，要馍馍去过，所以我下了火车就打听红光大队在哪达。有人指给我往东走五六里路就是红光大队。我走到红光大队的地界上再问三道湾村，又走了一个小时的路就到了。蔡家坡和陇西地形不一样，没有高山，是缓缓的丘陵地区，那地方的人叫塬。我到了三道湾村，遇见一个老汉，向他打听一个甘肃来的张秀英。我妈的名字叫张秀英。那老汉问你是哪里人？你妈是做啥的？我说我是甘肃陇西县人。我妈是1959年逃荒出来的，还带着我弟弟、妹妹。弟弟五岁，妹妹一岁。我妈1961年底回过一趟家，迁户口，迁到蔡家坡的三道湾村生产队了。我是她的大儿子，现在甘肃酒泉的一个农场工作，我找我妈来了。那老汉问这问那，我回答了，他叫我跟他走。他说他们这个村里有两三个从甘肃来的女人，都带娃娃着哩，不知道哪个叫张秀英。走到一个土墙墙院子门口了，正好有个女人从一个麦草垛上抱草要进院子，那老汉就喊了一声五婶，你在甘肃老家有个儿吗？他找你来了。那女人面朝我站住了，抱的麦草掉在地下了，定定儿看我。我也看那女人。我立即就认出来了，她就是我妈。我离开我妈的时候我妈才二十八岁，还年轻着哩；这时我妈老了，就像是五十几岁的老奶奶了，头上有白头发了，还很多；但她的脸型像我妈，站着的样子也像。她穿一身黑布的棉袄棉裤，棉袄是大襟的。我喊了一声：妈。

我妈站着不动弹，也不说话。那个老汉又叫了一声五婶，说五婶你咋不说话，这个娃是不是你的儿？我那一阵心有点慌，我看我妈不说话，就心里没底儿了，害怕我妈不认我，也害怕我自己认错了，就又喊一声妈，说，我是吉吉！

我妈还是不说话，但她往前走了几步，抖抖索索伸出手来了，把手举到我的脸前。我不知道我妈要干啥呢。我的个子高，我妈的个子小，我妈把手举起来摸了一下我的耳朵，还歪着头看我的耳朵。我耳朵门上有个小肉蛋蛋，我妈摸了一下肉蛋蛋。

我跟那个老汉打听我妈的时候就有两三个大人站在旁边了，听我跟那个老汉说话。我去认我妈时他们也跟过来了，而且这时村里的几个大人娃娃也都围到我和我妈身旁了。他们静静地看着我和我妈，看我妈摸我的耳朵。终于有个人问我妈：五婶，是你儿吗？我妈这时说了两个字：

就是。

像是一声巨大的叹息，嗡的一声，安静的人们说起话来了。有的说五婶的儿子从甘肃来了，找五婶来了。有的说你们看还真像呀，那眼睛，那脸型。有的说没听五婶说起过她还有个儿子呀。还有人说，啊呀，五婶还有这么大的儿子哩。

但我妈一句话不说，定定个站着，看我。这时我的脸有点发烧，有点不好意思了，说我妈：妈，进房子吧，叫乡亲们进去坐。

我妈这时才说了一句话：

我当成你叫狼吃过了。

我调来饮马农场商店工作已经三年了。

饮马农场过去是河西走廊上最大最老的劳改农场，由于劳改犯们的廉价的劳动力，这里渠网配套阡陌纵横土地平整，生产很多粮食。可是它移交我们农建十一师之后，农场职工的生活依然艰苦，因为整个农建十一师的粮食生产不能自给，饮马农场生产的粮食要调拨到新开发的农场去，还要供应师直各单位吃粮。也是因此原因，饮马农场光种粮食，忽略了蔬菜和副食品的生产。光吃粮食也不行呀，为了改善生活，场领导给场直机关单位分些地，叫各单位抽人或者利用节假日种菜，种油料。

这是夏季的一天夜晚，我在商店的胡麻地里浇水，正好栾吉泰给他们连的麦田浇水，我们两个单位的田挨在一起，我们就坐在渠堤上聊天，吸烟。他说起了寻找母亲的经过。他是从定西地区河靖坪儿童福利院参加工作的孤儿，1969年五大坪农场的职工调来饮马农场不久，我就认识了他。那时候他就跟我讲过他的身世。

他是1949年出生的。他说他记事的时候起，家里有奶奶，父母，两个弟弟一个妹妹。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之前，他父亲到陇西石料场砸石头去了，不是农业社上派的，是父亲自己去的，砸石头挣钱。父亲几个月回一次家，父亲说，那里的石头是白颜色的，工人们炸山把石头炸下来，父亲和很多人把石头砸成小块块，火车再拉走。砸石头是用一条橡胶弯成个圈圈，把石头圈在圈圈里固定在大石头上，用铁锤砸成比核桃大的块块。1959年生活紧张了，家里没吃的了，吃树皮，吃荞麦杆杆，吃麦草。把麦草点着，熏黄，扑灭，磨碎，拌上磨碎的树皮煮汤汤喝。奶奶就死了。奶奶死后有人把他父亲叫回来了，把奶奶安葬了。家里实在没吃的，父亲又要去陇西石料场，就把大弟弟带走了。大弟弟那时七岁。过了两个月，父亲又回来了，说是有病了，干不动了，回来歇几天。父亲是半夜回到家的，一进门就问母亲大弟弟呢。母亲说老二不是你带走了吗，怎么又问我哩？父亲一听急坏了，说弟弟到了石料场没地方玩去，他买了一张火车票送上火车，叫弟弟自个儿回家来了。父亲和母亲跑到火车站去，跑到陇西县城去找了四五天，没找到大弟弟。父亲回到家就躺倒了，过四五天下场了。父亲临死时给母亲交代，石料场还有几个月的工钱没领。母亲把父亲用一张竹席卷起来安葬后对栾吉泰说，吉吉，你把弟弟妹妹看好，我领你大的工钱去。工钱领上了我给咱们买粮去。母亲走的时候说过，她今天去明天就回来了，可是等了三天母亲也没回来，家里连树皮和麦草灰也没有了，弟弟和妹妹哭。弟弟那年五岁，妹妹不满一岁，还不会走路。栾吉泰害怕弟弟妹妹饿死了，就说，你们在家等着，我去要馍馍去，要上馍馍回来你们吃。他们家住的麻家山高得很，前边还有一座山，从那个山顶顶上看过去就能看见云田火车站，他和大弟弟两个人曾经去过火车站。这天他一个人去了，到火车站要馍馍。火车站上人多得很，要馍馍的娃娃和老汉们也多得很，他要不上馍馍，就上了一列票车跟旅客要。正伸着手要着呢，火车开了。他急着要下车，列车员不叫下，说下一站再下。到了下一站列车员叫他下车，他却藏到椅子下边没下。他想，这不知道开出来多远了，回去也救不了弟妹了，因为他还没要上一块馍馍呢。他还心存侥幸：可能母亲今天就回到家了，买上粮了。他就接着在车上要馍馍。这趟车的终点站是郑州，他到了郑州才下火车。

他到处要饭，乱跑，河北省、山西省、陕西省都跑遍了。他离开家的时候是冬季，1959年的冬季，在西安要馍已经是夏季了，有个老奶奶给了他一件白褂子，土布做的。夏天，要到哪达就在那达睡，马路边上，人家院子的门道里；冬天难熬得很，卖醪糟的收摊之后在人家的锅台里头蜷着。到一个庙里去要饭，人家叫他当和尚，给人家扫院子。在河南要饭时一对中年夫妻收留过他。那对夫妻三十几岁，没儿子。那男的是招女婿，有个丈母娘。河南冬天不生炉子，丈母娘住在苞谷秆秆搭的马架形房子里，他和丈母娘一起睡马架房。

他在陕西要馍的时间长，陕西人给馍馍大方。他也几次要馍馍回到甘肃。一到甘肃就被人抓住送到收容所；从天水到兰州，大些的火车站和各县都有收容所。他在甘肃要馍馍时回过一次家。那一次回家就听人说，他出去要馍馍的第二天母亲回到了家中。母亲领了点钱，买了几斤谷子，炒熟，用石臼踏成面面，喝了几天糊糊，就背上妹妹拉着弟弟逃荒去了。村庄的人们对他说，他母亲出去逃荒的第二年——1961年底的时候——回过一趟麻家山。母亲是迁户口来的，迁到陕西去了。他母亲向乡亲们打听过他，乡亲们说跑出去再没回来，就哭了一场，走了。

他头一次回家是在从西安市到定西县的火车上叫警察抓住的，他对警察说，你们把我放了，我是回家去的。但是警察把他交给定西火车站的派出所，派出所又把他送到火车站跟前的收容所。这是民政局的收容所，去了登记，睡大通铺，盖着破被子。这是个四合院，是民房，但看来是富汉家的庄廓，院墙高得很。白天可以在院子里走动，可以到别的房子串门，晚上收容部的干部就把房门从外边锁上，不准走动。这个院子还有高房，干部们审查人的时候搭个梯子，叫人爬进高房，审问完再放下来。在收容所关了十几天，凑够十个八个人，派个干部买上车票坐火车送到陇西县收容所。陇西县收容所在文峰镇火车站跟前，再凑够十个八个，再由干部带上火车到云田镇，交给公社，干部返回。公社问清了谁是哪个大队的哪个生产队的叫回家去。干部还问吃饭了吗？说没吃，就喊炊事员给这娃拿个馍。给个馍之后就说，回家去吧。他第一次回到家中，队长留他住了一夜。天亮了，队长问他：娃娃，你妈不在了，你咋办哩？他回答我找我妈去。队长问你到哪达找去？你知道你妈到陕西哪儿了吗？陕西大着哩。他说我也不知道上哪达找去，那我还接着要馍馍去吧。

他就又翻山越岭到了火车站，又走上了要馍馍的道路。只要是票车他就上，列车员阻拦就不上了，或者换个门再上。只要能上就上。火车上的人肯给馍馍，比穿街走巷要馍馍容易些。他说他要饭从来手里不拿棍子不拿饭碗。拿上这些一看就是要饭的，各地的干部爱抓，送收容所。拿上这些还进不了饭馆。他大大方方进饭馆，拿起别人吃过饭的碗碟就舔，有剩饭就吃。服务员撵了放下碗碟转身就走，不叫抓住。

他在郑州、西安、天水和兰州各抓住一次，定西抓住三四次，每次都是送到公社。公社说这娃娃又来了，回家去吧，就把他放了。他就又去扒上火车去兰州、陕西要馍馍了。

有一次从宝鸡市抓住送到兰州，兰州又送到陇西收容所，干部们说这娃又来了，家里真没人了吗？这次在收容所关了五个月，人家派人调查了，查清他家真没人了，就送他到陇西县孤儿院去了。县孤儿院在陇西县城的搭搭巷。这是1963年的夏天。在孤儿院上了半年学，——他在家上过两年学，到孤儿院后上三年级——民政局又把他借去干了一年多遣返流浪人口的工作；1965年陇西孤儿院的小娃娃合到定西专署孤儿院去了，大娃娃要去靖远河靖坪孤儿院，他就去靖远了。

听说他找到母亲了，我说他：好嘛，你找到你妈快两年了，没跟我说过！

他说，这有啥说的？难道还要丽丽在全场广播一下吗？

我笑了。丽丽是我的女朋友，在场部宣传科当广播员，工作就是每天早晚放广播，放起床号；别人休息了，她在播音室念稿子：党委的什么决定啦，表扬好人好事啦，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啦。搅得人半夜睡不好觉。

来，再吸颗烟。我又递给他一颗燎原香烟。很快，劣质烟的香味就从我们的嘴里喷出来，我又说：

你妈对你咋样？

好着呢。他回答。那次找到我妈，在我妈那达住了二十天，我妈给我烙了几次大油鼓子。我小的时候，过年杀了猪，就爱吃大油鼓子。

我问什么大油鼓子？

他说，把莜麦面或者糜子面谷子面蒸熟，再和板油炒到一起，撒上盐，调料，外边再裹上白面皮，在鏊子上烙熟。吃起来外脆里酥，香得很。

你妈家里生活条件可以吧？你去了杀猪了。

条件不行，穷得很。板油是我妈跑到蔡家坡买下的。就为了叫我吃大油鼓子才买去的。蔡家坡是个大镇子，比玉门镇还大。那里有很多工厂，军工企业。

你继父对你咋样？

一般。我继父是个没本事的人，弱智，就会干农活，赶牲口犁地。说话都不利索。

是吗？我真有点难以接受。

就是的。我妈去了那达，和继父又生了三个娃娃。就一个脑子清楚的，还很聪明，另两个都是弱智，瓜子。

怎么会这样呢！

我妈带着我弟弟和妹妹走，从云田镇扒上火车，到蔡家坡叫列车员撵下来了。我妈也没目标，不知往哪里走，哪里能混上一口饭，就抱着一个拉着一个走，沿着铁路走。她听人说的城里不能去，城里有收容站，抓住又送回甘肃去呢。她就朝着农村走，冒走。她一边走一边要饭，遇上了一个老汉。那老汉问我妈：我们村里有个人哩，四十几了，没成家，就是脑子不太灵，你跟不跟？我妈跟着去了，看那人不疯不残——不缺胳膊少腿，就跟那人过了。没办法呀，为了活命，明知道那是个火坑，也得往里跳呀。

你妹妹和弟弟呢？

弟弟十七了，上了个小学，就在队里劳动了，帮着我妈我继父养家。妹妹还在上小学呢。我在家问过我妈，我大弟弟丢了的时候穿的啥衣裳。我妈思想了半天，说，花衣裳，白底底，蓝花花。我妈不爱说话。我在我妈那达住了二十天，我问这些事她才说哩。我不问，她一句不说。除了做活，就坐下了坐着，半天半天看着我。但有一句话她说了几遍：我当成你叫狼吃过了。我相信我妈说的话，她要是认为我活着，就一定会找我的，会回麻家山找我的。我们陇西，包括整个定西，五九年六○年的时候，狼多得很！我从家里去火车站的路上，在一个山沟沟里碰上了一只狼，在路上站着呢。我吓得汗毛都立起来了。但是我没跑。我听人说的，狼欺负胆小的，你跑它就追着扯哩。那天我想，跑也是死，不跑也是死，我就迎着你走过去，你把我吃了吧！吃了我就不挨饿了。结果那狼转过身走了。它没跑，它是懒洋洋地走了的，长长的尾巴。后来我想，那狼吃饱着呢，不吃我。那时候从庄里出去，村口的路边上就撇着死人。死娃娃人们抱到路口上就撇了，往远处抱一下的力量都没有。

我为啥问我大弟弟穿的啥衣裳？我想到兰州以后登个报哩，找一下我大弟弟哩。可是到甘肃日报社一打听，登一个寻人启事三十三元。我就说算了，不登了。我一月的工资二十九元七角五分，不够登一次寻人启事的。那登一天不行，起码连着登上十天八天，才有可能引起人们的注意，才有可能传到大弟弟耳朵里。再说，我也不知道大弟弟活着还是死了。我大弟弟说不定就是叫狼吃了。我大把我大弟弟送上火车，给一个列车员靠过，叫列车员到了云田火车站放下去，他就自个回家了。我大弟弟知道回家的路，我领着他到车站看过火车，他五岁的时候。我们经常站在麻家山的山顶上看火车站，他不会迷路。

我妈实在不爱说话。我今年春节又看我妈去了。去年我妈跟我说，再来蔡家坡的时候提前发个电报。我说发电报做啥？她说她到蔡家坡车站接我。我不叫我妈接，去时就没发电报，我突然进门了。我妈在台阶上坐着搓棒子呢，就是把包谷颗颗搓下来。她看见我了，只是噢了一声，站起来看着我，再就不说一句话了。后来在房子里坐着，天有点暗了，我把灯拉着了，——三道湾村有电哩——我妈突然淌开眼泪了。我问咋了？她说日子实在不好过。我问咋了嘛！她说没钱交电费，过一会儿电工就要来掐电线呢，天黑了电灯就不亮了。正说着话，电工就进来了，说五婶，你把钱准备下了没有。我掏了二十元钱把半年的电费交上了，我妈又哭开了。

我妈坎坷一生。我听麻家山的人们说过，我妈是旧社会要馍馍走到我家门口的。是我奶奶把她收留下了，当童养媳。十五岁上跟我大成亲的。我今年在蔡家坡问过我妈：你的娘家在哪里？我妈说不知道。

吸了几颗烟，栾吉泰站起来走了。他右手拿着铁锨左手提着风灯，脚上穿着水靴。他说，得去看看了，那块地的水可能灌满了，要换一条毛渠了。

我在胡麻田的田埂上坐着，看他的身影走远了，但是他的穿着水靴的沉重的脚步声啪哒啪哒地传过来。在饮马农场浇水是要穿水靴的，虽然正是伏天，但从祁连山的峡谷里淌出来的雪水冰凉砭骨。

算账

我和郑成义是多年的好朋友了。刚进定西孤儿院不久，我们就成了好朋友。那是1960年的夏天，因为调房子，我和他调到一个组住一间房。那时候我们还没上学呢。刚进孤儿院娃娃们的身体瓤得很，人瘦得像木头棍棍，脖子细得撑不住头，在台阶上坐着晒太阳，头垂在胸前，或是歪在肩膀上。有的人坐不住，没力气，往炕上或是台阶上一坐，身体就歪倒了，躺着。我们一天吃三顿饭，早晨是莜麦面拌汤，半个糜面馍馍；午饭一个白面馍馍，一碗菜汤；晚饭一碗汤面条，里头放了很多洋芋疙瘩。我和他关系好还是因为这么一件事：由于人瓤得很，没力气动弹，于是每天早晨洗完了脸，吃过了饭，阿姨们领着我们在操场上走来走去转圈圈，说是锻炼身体。那时候娃娃们害怕阿姨，怕阿姨生气把我们撵走。其实这样的事并没发生过，只不过是孤儿们的一种恐惧心理，害怕再挨饿。由于这种畏惧心理，走不动也强挣着走。那是我们刚调到一个组的一天早晨，我们一房住的一个新来的娃娃太瓤，走着走着跌倒了。阿姨走过来喊他：站起来，站起来，跟上走。就在这时候，一个岁数比我大两三岁的定西县的娃娃说话了：阿姨，你硬叫他走圈圈咋哩？他刚来走不动嘛，挣死了咋办哩？他的话把我惊了一下：这个娃娃咋这么大胆，敢用这种口气跟阿姨讲话！结果，那个阿姨并没有发火，只是瞪了那个娃娃一眼，把那个跌倒的娃娃扶到台阶上坐下了，说，那你缓着。替那个娃娃说话的就是郑成义。郑成义胆子大得很，他到了孤儿院就才几天。他不光敢说话，还经常夜里跑出去偷定西糖厂的甜菜渣。偷来了给我吃，我们就成好朋友了。

这是1971年的春天，我们饮马农场的商店调来个仓库保管员，名叫那拴拴，是五大坪农场过来的孤儿，没事聊天的时候说起了郑成义。郑成义是场部直属一连的农工，和王斌一样是赶马车的，但和王斌的活泼好动不一样，性格沉默寡言。我们商店去玉门镇火车站农建十一师的商业批发站提货，如果用他的马车，三十公里的路，他总共说不上十句八句话，就像谁欠了他多少钱没还。我那时对五大坪农场来的这批孤儿的情况不太了解，所以总想了解他们的身世。

你不要当面问他的情况，你问了他也不说。那拴拴对我说。

那你清楚他的身世吗？

我怎么不清楚呢？我们从孤儿院一炕睡盖一床被一锅吃饭到现在十多年了，他啥话都跟我说。

那你跟我讲讲。

从头讲吗？

从头讲。

郑成义是定西县葛家岔公社牛家石沟村的人。他跟我说过，他大身体壮得很，身大力不亏，在他们葛家岔是出了名的人。他大五六年五七年还当过牛家石沟的生产队长，后来给撤掉了。撤掉的原因是1957年开展农村社会主义大辩论，他大说了错话。农村的社会主义大辩论，你知道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时候我才八九岁，光看见开批斗会，人们站成一圈掀着绊人呢。后来才知道社会主义大辩论就是叫农民说社会主义好，合作化好，要叫农民把口粮以外的粮食卖给国家。实际上呢，就是征粮，任务还重得很，搞得农民饿肚子，还说你是自愿卖给国家的。当时上级规定的农民口粮是一天半斤。你不能说半斤吃不饱，你说半斤吃不饱，就开会掀着绊呢！不管你是干部还是农民！其实他大说了啥错话呢，啥错话也没说，就是想给队里的食堂多留些粮，不叫上边全拉走。上边下来的工作组就组织积极分子批斗他大。把他大的队长撤了以后，五八年夏天新队长就把他大派到洮河工地挖渠去了。他大是个有血性的人，在工地听说家里挨饿了，转年春上就跑回家来了。放心不下家里人。当然，这样跑回来的人是没有好果子吃的，一到家就被生产队组织人批斗了，又是掀着绊呢，接着就送到公社的劳教队去了，白天劳动，夜里被关在葛家岔堡子里民兵把守着不叫回家。你是城里人，你不知道农村的情况：自从公社化和农村社会主义大辩论之后，各公社都成立劳教队，把对征购政策有意见的人和地富反坏分子，还有冒尖人物——就是贫下中农当中那几年稍微富起来一点的人，还有懒汉——就是劳动不积极的人，还有队长看不上眼的人……都送到公社的劳教队去。我们村有个叫储先生的人，家庭是上中农，解放前在兰州一个小学当老师，解放后嫌学校里会多，管得严，不干了，退职回家了。他想着在家当农民自由一些，结果一成立人民公社，队长说他是懒汉，给脖子上挂个牌子，写上懒汉两个字批斗，然后送到公社的劳教队了。劳教队在一个堡子里。我们定西地区的山梁上好些地方有城墙一样高的堡子。解放前闹土匪，地方上的大户人家就出头组织全村和几个村的人在险要的山头上建城堡；一闹土匪，几个村的人都躲到里边去，组织起来抵抗土匪的抢劫。堡子里没房子，劳教的人就住在露天，苦不堪言，储先生就翻墙逃跑。两丈多的高墙跳下来把腰绊折了，这才不送劳教队了。

到底郑成义大的胆子大，劳教了两三天，一天夜里就逃回家来了。郑成义的娘看是跑回来的，知道公社不会善罢干休，就紧紧张张烧了半锅疙瘩汤叫他大喝上，赶快跑。他大就跑了。他大跑的时候说，要到兰州去，当工人去。那时候大跃进，城市里的工厂招工人，农民去了就收下。那时还不分城市户口农村户口。他大前脚出门，后脚公社的民兵就追来了，问他娘你男人哪去了？他娘说，你们把人抓去我就再没见过面，我没找你们要人哩，你们还问我来了。那几个民兵前后院找了一圈没找到，就回去复命去了。

郑成义跟我说，他大过了七八天又回家来了。原来他大已经步行走到甘草店了，离兰州就三四十里路了，在一个熟人家住了三四天，又跑回家来的。他大说，家里人挨饿呢，放心不下家里。

这次回来，公社没再抓他大。他大到隔壁的队长家下了个话，把从甘草店买来的二斤点心送给队长了；队长没往上汇报，事情就过去了。

郑成义家里那时就四口人。五九年的五六月，他哥就饿死了。他哥那年十四五岁。有一天他娘给他哥碗里舀的汤稀了，和他娘吵仗；他娘拿铁勺打他哥，他哥就跑出去再没回来。那时家里的粮食交食堂了，就是喝从生产队食堂打来的豆面拌汤，一人一碗，谁也喝不饱。很多人家吃野菜吃麸皮了。他哥跑出去要饭，死在外村的路上了。他大听说了，找去抱回来埋了。

过了四五个月，食堂关门了，他大也死掉了。郑成义亲自跟我说的，他娘是后娘，是1957年和他大过到一达儿的；他的亲娘是1956年去世的，病死的。他后娘原来是公社的妇女干部，丈夫得病死掉了。由于他大当时在那一块地方很有名：生产队长，长得也很壮实英俊，后娘就跟了他大。但是生活紧张之后，后娘和他大的关系就不太好了，后娘有时在他家呆几天，有时回到原来的家里住几天。

那一年郑成义十二岁。他跟我说，每天晚上睡觉，他大搂着他睡，他枕着他大的胳膊。有一天天亮时，他大的胳膊凉凉的，身体也凉凉的。他冷得很，就喊大，大！但却喊不应。他跑到隔壁的魏四奶奶家说他大喊不醒了。魏四奶奶跑来看了看，说他，瓜娃子，你大没了。魏四奶奶叫来了几个人。没棺材，来的人也没力气了，就用席子卷上，拄着拐棍抬到房后边的山坡上埋掉了。埋的时候他和后娘都跟着去了。

他大没了的时候，家里天天吃榆树皮汤，还有谷衣和麦麸皮搀着磨下的炒面。

埋掉他大之后，后娘跟他一起回到家中。这天后娘陪着他在家里坐了一天，中午烧的谷衣汤，两个人喝了，晚上还烙了两块谷衣和榆树皮面混合面的馍馍，他吃了一块，后娘也吃了一块。后娘把他的破棉衣补了补，还添了炕。这天夜里后娘和他睡在一起。第二天早上穿好衣裳之后，后娘就把大门扣上，拿把锁锁上了，说，你玩去，我把门锁上了，小心不要叫人偷了。他就到麦场上拾麦颗颗去了。他大活着的日子，他总是在麦场上抖麦草，抖糜谷草，抖豌豆草，捡粮食颗颗吃，和一大帮半大娃娃在一起。因为是冬季，沟洼里的野菜都干掉了，榆树皮也被人们剥光了。有时候一天能抖出一把粮食来，有时一颗也抖不出来。

他大活着的时候，每到饭时候他就回家去，这时候他大或者后娘就把汤烧好了，他们全家喝汤。但这天他回家去吃午饭，门还锁着。他在门口坐着等，后娘也没回来。他又去麦场抖麦颗了，傍晚回家时才见后娘正在烧汤。饭后后娘添了炕，又问他你一个人睡觉害怕不害怕？他说不害怕。后娘说不害怕你就自己睡，我回那边去了。你把门从里边扣上，谁敲门也不要开。其实他害怕得要死。村子里死掉的人多得很，尤其是小娃娃，死了还不埋，用麦草、胡麻草烧一下撇在山沟里，狼吃狗啃。这是一种习俗，没成年的娃娃是不能下葬的，——不能入土为安，但这却使得他整夜整夜睡在炕上能听见凄厉的狼嗥声。这一夜就没睡着觉，毛骨悚然。

以后的日子，每天早晨后娘都过来一趟，看他出去了，就把门锁上，傍晚来给他烧汤和添炕。这种状况持续了半个月，有一天夜里大门被贼撬开了，偷院里堆的木头。他家前两年新盖的房子，剩下了很多木头。他被抬木头的声音惊醒了，从窗棂上往外看，三四个人影在抬木头。他没敢出去，也没敢喊。天亮后推开房门，看见木头被人偷光了。

这天晚上后娘来给他开门，做饭，他气呼呼说后娘：我大没了，你走你的，我家的事不用你管了。因为哥哥是挨了后娘的打才跑出去饿死的，从那时起，他就对后娘记恨在心。这一天木头的丢失使他更是气愤不已——如果后娘在家，贼就不敢偷了！所以他把对后娘的不满发泄出来了。后娘先是愣了片刻，继而说，你这个娃娃怎么这么说话呢，我伺候你吃喝，一片好心变成驴肝肺了。他说，我不要你的好心，你走！你走！说着话他就拿起扫炕笤帚甩了过去。

那是一把用旧了的糜子草扎的笤帚，就剩个笤帚疙瘩了。他因为赌气而用很大的力量扔出去的笤帚疙瘩正好打在后娘的眉梁上。后娘痛得哎呦了一声，把手捂在眉梁上，血把手染红了。后娘生气了，扑过来抓住了他的胳膊压在炕上在他的屁股上打了两巴掌。打完了后娘就哭了，哭了一会儿又去做饭。他大没了的这些日子，后娘每天给他烧一顿汤喝，说是节约点粮多吃几天，可这天打完他之后，后娘用荞面搀着谷衣烙了三个馍馍，两个大的一个小的。后娘把两个大的给他吃，小的自己吃。

吃完了馍馍，后娘说：往后吃饭的事，你就自己撩乱去，睡觉的热炕我给你添。

然后后娘就把钥匙扔在炕上，走了。

郑成义说，从第二天起，后娘就只是晚上来给他添炕。他自己做饭。这样倒好，家里还有两斤荞面，他烧了几顿稠糊糊，谷衣和榆树皮面他也烧稠汤喝，渴了就喝点凉水。当然，也就七八天的时间，家里仅有的一点食物被他吃光了。接下来他就挨饿了，实在饿得难过的时候就泡一点盐水喝。就在他挨饿的第三天，魏四奶奶进来了一趟，看见他在炕上躺着，一口吃的也没有，就说：

我的尕娃，你赶快跑吧，到外头要馍馍去。蹲在家里非饿死不可。

他听了魏四奶奶的话，把家里仅有的一床被子找个麻绳捆上，背着，离开了家。他把院门扣上了，没锁。他往葛家岔走。葛家岔是他曾经去过的最大的村镇，公社所在地，离家十五里。他是中午离开家的，一下午没走到，又走了一夜。他的腿软弱无力，走一截就要坐下来歇上好一阵。一个很大很深的沟，没水，路就在沟底，他沿着沟底走。天已经开始暖和了，他没冻死，他也没有害怕。他说那时候饿昏了，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害怕了。饭时候他走到了葛家岔公社。葛家岔公社的一个领导在公社办公大院的门口看见了他。问他是谁家的娃娃，问家里的情况，把他叫进去给了一个白面馍，一碗菜汤。然后送到了公社幼儿院。过了四五个月又送到定西孤儿院。

大概是那年夏天，我们的身体恢复些了，秋天到来时开始上课了。我上了二年级。那是刚开课不久的一天中午，我们下了课吃完饭回到宿舍去。走到宿舍门前的时候看见李叔叔领着一个女人走过来了。我们把孤儿院的领导李毓奇叫李叔叔。李叔叔看见了我们，喊，郑成义，你娘来看你了。

进了孤儿院的娃娃们都是没父母的，现在郑成义突然出现了一个娘，娃娃们一下子围上来，看李叔叔是不是要把他交给他娘领走。他娘就是来领他的吧？大家已经熟悉了，互相都很关心，希望谁都不要被领走，因为谁都知道，回到家里就要挨饿。孤儿院虽然每顿吃个七八成饱，但比家里强多了。大概郑成义进孤儿院时编的没有娘的谎言戳穿了，也可能真怕他娘把他领走，我看见郑成义的脸一下涨红了。他被李叔叔叫住后看了那女人一眼，就垂下了头。那个女人穿着破旧的衫子，一脸汗水，大概是走路热的。

义义！郑成义的娘叫了一声。

郑成义没回答，低着头。

义义，你好着吗？

郑成义还是没有回答。

义义，你过来呀。叫我看一下你。

但郑成义远远地站着，还是不说话，不抬头。李叔叔说话了：

郑成义，你怎么了？你娘跟你说话，你连头都不抬？

郑成义这才抬起头来，他的脸色变得十分苍白，但是他大声地说：

她不是我娘！

围观的娃娃们和郑成义的娘一下子怔住了，那些喊郑成义你娘来了的娃娃们也都变得鸦雀无声。那时郑成义没给我说过他的家事，我不知道他家有个后娘的事，所以他这么一说，把我也搞傻了，我也怔住了，我以为他是为了留在孤儿院连亲娘都不认了。但这时李叔叔却笑呵呵地说，郑成义，你们家的情况我知道：过来过来，叫娘，她虽然不是你的亲娘，但跟亲娘一样关心你，几十里路上来看你，你怎么这个样子！去去去，你们都围在这里做啥！睡午觉去！

李叔叔轰我们这些围观的人，且对郑成义和他娘说，走，你们娘母子都到我的办公室去，办公室没人，你们两个人到那达说话去。

过了半个小时郑成义回宿舍来了。我急忙问，是你娘要领你走吗？他回答，不是，她不是来领我的。

那她做啥来了？

看我来了。我在葛家岔幼儿院的时候她看过我，从葛家岔送定西她不知道，打听着来了。就是看看这儿的福利院生活咋样。我说好着哩，她说好就好。她问我家去吗？说家里情况好些了，公家给返销粮了。我说不去。李叔叔也同意我不回去。

那太好了！我为他庆幸，又说，你这个后娘还好着呢，还给你带来青豌豆。——郑成义一回到宿舍就把一书包青豌豆放在炕上，叫我们吃。

好着哩？他气哼哼说。

咋了，不好吗？我反问。

她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来了。

咋了？我惊讶他说话的口气。

她说，她把我家的房卖了！我大活着的时候盖下的新房。五间，都是新木头。卖了多少钱也没说，一个子儿也没给我！

是吗，那可怎么办？你将来回去，可就没处去了!

郑成义沉默着，好久，才恶狠狠地说：

我现在没办法，还小。等我长大了，再跟她算账！

那拴拴跟我讲述郑成义的故事过去了三年，也就是到了1974年的时候，郑成义回了一趟老家。那时候，我跟他已经很熟悉了，虽然他仍然不苟言笑，但他几次跟我谈到过他的家庭，他小时受过的苦，他的后娘！他说要不是后娘打他哥，他哥不会死在外边；他说，后娘把他家的房子卖掉了，要不的话，他有一笔财产……所以那年他穿着兵团发的黄棉袄在场部门口等班车的时候，我还开了句玩笑：回家娶媳妇去？他腼腆地笑了一下：亲戚们介绍了一个姑娘，我回去看一下去。

不找你后娘算账吗？我又笑着问。

算账！那账能不算吗？五间房值不少钱呢！他严肃地回答。

还真是碰得巧，正月底的一天早晨上班的时候，我正在开商店的大门，玉门镇开往敦煌县的班车停在场部门口了。我们饮马农场的场部就在兰新公路边上。七八个探亲归来的知青下车了，有天津和兰州的知青，他们往这边走过来，郑成义也夹杂其中。他看见我了，走到跟前时说，开门啦？我说，开门啦。怎么样，这一趟回家成果怎么样呀？他扭头看了一眼身旁走着的一个姑娘，又把脸转向我说：

这是我媳妇。

这是一个十八九岁很腼腆的姑娘，脸蛋红红的，就像河西走廊上的农村姑娘，红二团，但是，那窈窕的身材煞是叫人羡慕。我又问他：你后娘的账算了吗？他扭脸看了看身旁走着的一位老得一塌糊涂的村妇，一个劲儿向我摇头。

过了两三天的一个下午，仍然是穿着黄棉袄的郑成义跑进商店找我来了，说老梁，你这里有金徽酒吗？我说散金徽吗？他说瓶装的。我问要多少，他说十斤。他把我吓了一跳：金徽酒是甘肃生产的最好的烧酒，瓶装的一斤二元四角五分，要商店主任批条子才能给卖个一斤二斤的，他竟要十斤。我正要问他买十斤干什么，他说，走，走，我们找个地方说话去！

我把他叫进了会计室。那时间我不仅当售货员，还兼着出纳，和会计在一间房办公。我看会计不在，就说在这儿坐会儿吧。他坐下了，说，今晚上我把你请下。我说要举行婚礼吗？他红着脸点了点头，然后说，那天你问我算账了吗，我为啥跟你摇头，我身旁走的就是后娘呀！我错愕不已：你把后娘接来啦？他便讲了这么一段故事：

我回到老家，先给我大上了个坟，然后相亲去了，可是去了一谈，人家嫌我是赶马车的，工资又低得很，没成。没成就没成吧，心想过了年找后娘算账去，算完账回农场。我刚到家就过年了，你知道的，过年不讨账，这是习俗。不料想就在大年初二的时候，后娘就找到我亲房四爸的家来了，说是听我回来了，要请我到她家吃顿饭去。去就去吧，心想正要找你算账呢，你倒自己找上门来了！谁知道这一去，就再也张不开口了。她家里穷得很，家徒四壁。炕上连块毡都没有，叫我上炕，坐在席子上屁股硌得痛。地下只有我们农村人家才有的一个面柜，装面的。说了几句话，我才知道后娘的命也苦得很：为啥她和我大成亲以后还往那个家里跑，原来那个家她还有两个娃呢，一男一女，男娃才六岁，女娃三岁。当时她想把娃们领到我家来，婆婆又不准许。婆婆家三代单传，她一领走那边就断后了。全靠着她那时间挖野菜拾地软儿，在我家混吃混喝，才把那边的婆婆和两个娃的命保住。她为啥卖我家的房子呢？就是那时她的婆婆死掉了，两个娃娃眼看着也要没命了，才动了那念头。后来生活好了，她也没有改嫁。她说要把那家的儿女拉大，才对得起那边的丈夫。寡妇拉娃娃，千辛万苦把娃娃拉大了，儿子又得了异常急病死掉了。真是绳从细处断，薄处开眼眼呀。不过穷是穷，我去的那一天她母女两个把我和四爸招待得好得很，炒的菜擀的长面，还预备了一斤酒，一个劲地叫我们吃，喝。吃饭的时候，后娘问我成家了没有？我说，还没有对象呢。她说真没有吗？真没有就把这个女子领走吧，我欠你的账哩，我把你家的房子拆着卖了，还差点把你饿死。我对不住你大和你们一家人。后娘一席话说得我心酸酸的，眼泪淌着擦不干。我想了想，我回家就是娶媳妇的，贼不走空，就把这姑娘领走吧。我就说，我把你的姑娘领走，你也跟我走吧。我们两个人养你一个人，你再不要苦了。我就把她们都领来了。

我笑着说，行啊，两个女人顶上五间房子了。

陈孝贤

陈孝贤把铁锨立在墙根里之后，站在院子里拍打身上的尘土，用力跺脚，跺得地面咚咚响。这是他的习惯，每天他一跺脚，媳妇就赶快端着洗脸盆出来，叫他在院子里洗脸，因为他在生产队的平田整地专业队劳动，收工时灰头土脸一身尘埃，不打土就进不了房子。但是这天他跺了好一阵脚打完了身上的尘土，女人也没露面，娃娃也没露面。他只好自己端个洗脸盆去厨房舀水。他已经看见了，厨房里点上灯了，上半截门框冒着白色的水蒸气。

呦，今天做长面了？给舀些水。他低着头进了矮矮的厨房门，说。他看见女人正在用手逼着切刀切面条。

你自个舀，不看我忙着吗？女人没顾上看他，还在切面。

娃娃们哩？

到隔壁人家借醋去了。女人回答，并立即补充一句：来客人了。

啥客人？

工作组，景队长领来的。

景队长领着来的？他问了一声，没等媳妇回答，就端着洗脸盆出去了。在台阶上呼噜呼噜抹了两把脸，又从窗台上拿块毛巾擦干，然后才又进了厨房，问，做啥的工作组？

我也不知道做啥的，队长领着来了，说住在咱家，吃在咱家。景队长交待下的。说是个啥组长，专区革委会的。女人停顿一下又补充说，听着像是检查工作来的，检查学大寨的。

姓啥？

姓蒋。

住的时间长吗？

听说一两天就走哩。

噢，这么个事儿呀。我看一下去。

女人说你把菜端上。

这是招待贵客的菜，一碟炒洋芋片片，一碟炒鸡蛋，还有一罐罐油泼辣子，一碟碟腌韭菜切得碎碎的，放在一个木制的托盘里。陈孝贤托着托盘走进堂屋，看见一个四十多岁的人坐在热炕上。养母驼着背坐在上炕上，养父在炕沿上坐着，正在一个小泥炉上煮罐罐茶。炕中央放一个小炕桌，摆着茶壶和一碟切成片片的馍馍。养父扭脸看了他一眼，向客人说，这是我的后人。然后才对陈孝贤说，这是工作组的蒋组长，从定西来的。陈孝贤尊敬地说，蒋组长，你来了？

蒋组长欠了一下身体说，收工了吗？累了吧？

累嘛。天不亮就出工，黑黑的才收工，一天往黑里拉架子车挖土，就累得很呗。

你们做的啥活？

修大寨田哩，在平田整地专业队。陈孝贤回答，然后对养父说，大，你上炕坐下去，我把茶炉收拾过。

陈孝贤把茶炉撤了，把炕桌上的馍馍放进托盘里放在桌子上，又把茶盅收掉。这时蒋组长又问，你们的专业队多少劳力？陈孝贤回答二十多人。蒋组长说，你们才二十多人修水平梯田吗？陈孝贤回答，我们上岘子全体劳力才七十多人，二十多人修水平梯田还少吗？都去修梯田，其他活还干不干了？蒋组长说，现在是冬闲季节，你们不多上些人，开春才上人哩吗？专区革委会要求男女老少齐上阵，学大寨哩。陈孝贤说，蒋组长，说实话哩，我的看法是上二十多人还嫌多了。修大寨田把熟土翻下去了，把生土翻上来了，不长粮食。蒋组长说，你的这思想可不对呀。修大寨田暂时是要受些损失，可长远些看，水平梯田保墒好，防止水肥流失，稳产高产。陈孝贤说，理是这个理，地修平了好，可那要有计划地慢慢来，快了挨饿哩。说着话陈孝贤走出去了，一会儿又端上臊子面来。农村妇女切下的长面又长又细，浇上洋芋丁丁和鸡蛋炒的臊子，蒋组长一边吃一边说，我们工作组下来，要和社员同住同吃同劳动，明天千万不做好饭了。养父说这是啥好饭嘛？蒋组长说，这不是好饭吗？你们家天天吃长面吗？天天炒鸡蛋吗？养父笑了，说，那舍不得嘛，攒下几个鸡蛋还要换醋换盐哩，给娃娃们扯过年的衣裳哩。蒋组长也笑：对呀，鸡蛋你就还攒下，你们给我把散饭散上，把洋芋煮上。我是农村人，从小吃下散饭、洋芋疙瘩的。

蒋组长是哪地方人？陈孝贤问。

我是通渭县马营镇的。

马营镇的？你是马营镇的人呀？那你熟悉不熟悉锦屏？

锦屏我熟悉嘛。我在通渭县林业局干过，下工作组去过锦屏，还在何家阳坡住过。

是吗？你在何家阳坡住过？

住过住过。怎么，你熟悉那达？

那熟悉嘛……陈孝贤说话的时候养父看了他一眼，他就住嘴了，改口说我给你端饭去。

蒋组长再也没说啥，吃饭，吃完了饭就下炕，说工作组要和队干部们开个会。陈孝贤跟着他走出房去，说天黑得很，看不见路，我送你到队部去。蒋组长不叫送，说路我认下了，能找着队部。睡觉也不要等我。你们睡你们的觉，把门给我留下就行了。会不知道开到几点哩，我回来自己睡。

这天的会开的时间长，半夜里蒋组长才回来。他轻轻地推开虚掩的大门，想悄悄地去他睡觉的小房，不料门吱扭响了一下，陈孝贤就披着棉袄从厢房出来了，问：蒋组长开完会了？蒋组长说开完会了。哎呀，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不要等我。陈孝贤说，我知道你们当干部的临睡觉还有洗脸的习惯哩。说着话他就把热水瓶和脸盆提到小房里。他往脸盆里倒上水，还摸了摸炕热不热。他说，蒋组长，你看这炕热不热，不要把你冻下。

蒋组长说，你快睡去吧。有一点热气就行。我的铺盖厚，还有皮袄哩。

但是陈孝贤不走。他磨磨蹭蹭地摸一摸炕，又给一个茶缸子里倒上开水，然后坐在炕沿上看蒋组长洗脸擦脚，又问：

蒋组长，你们这趟来上岘子是要站几天吧？

站不上几天。今天的会上你们的队长汇报了一下，提了些问题——就是你吃饭时说的那问题，明天再到地里看一下，后天就走哩。

后天就走？你们咋这么急？多住几天嘛。

不行呀，学大寨任务紧得很，还要跑几个地方检查督促哩。

噢。陈孝贤叹息一声不说话了。

蒋组长已经洗完脚泼了水上炕了，说，睡吧，时间不早了。陈孝贤站起来了，但又磨叽着不走，吭哧着说，蒋组长，我想……跟你打听个人……

蒋组长把腿伸进被窝里坐好了，仰起脸问，不知你打听谁哩？

嗯……陈孝贤沉吟着说，你说你在何家阳坡下过工作组……

就是，我在何家阳坡下工作组蹲过半个月。

何家阳坡有个叫何乾的，不知你知道不？

何乾我认得嘛，那次去何家阳坡，就住在他家。

那是我表兄。

蒋组长惊讶了：表兄？他怎么是你的表兄？坐下，你坐下了说。

他娘是我的娘娘，亲亲的娘娘，我大的亲姐姐。

是吗？你们还是亲戚吗？那么你是……你是……哎呀，你先不要说，我想一想……蒋组长瞪着陈孝贤，一只手举在胸前，食指指着他，很快就又说，你……你是陈家大河的陈家，你大叫陈安荣，你的小名是芒芒？对不对？

陈孝贤惊奇了：你怎么知道我的小名？

我怎么不知道？你娘娘哭着跟我说过，你大1957年出了个事，你娘跳井了。你娘娘知道你进了孤儿院了，还叫何乾到孤儿院打听过，孤儿院说你叫人领走了，领到哪达去了不知道。你娘娘一说起你就哭，说陈家就剩下你一个顶门的了，还叫人领走了……哎呀，你原来在这达哩！你怎么不给你娘娘写个信呢？

陈孝贤沮丧地说，没打听嘛。我娘跳了井了，我哥跑到洮河混口去了，我领着小妹妹要馍馍去了……后来听人说我哥死在洮河工地了，家里没啥人了，我就再没心思打听亲戚了。

唉……

蒋组长长长地叹息一声，良久不语。陈孝贤又问：

蒋组长，你听没听我娘娘说过我大在哪达哩？还在不在……人世？

没有嘛，你娘娘光说过这样的话：你大到新疆服刑去了，再啥她就不知道了。

我大没给我娘娘来信？

没有嘛。

陈孝贤不说话了。蒋组长也不说话了，两个人就坐着。良久，陈孝贤说：

蒋组长，你睡，你睡，看把你打扰得觉都睡不成，都半夜了。

但蒋组长叫住了他：坐下，你再坐一会儿。已经晚了，索性再坐一会儿，我们说说话。你给我详细说一下你的身世——你咋进的孤儿院，又咋来了定西，到了上岘子？

那说起来话就长了，不说了吧？

陈孝贤说，说一下说一下。怎么，你还不放心我，怕我传出去？

不是不是，我一个农民，传出去又咋哩？我的身世，上岘子的人都知道。

那你就给我说一下嘛。那次在你娘娘家里我还问过，你大是咋判的刑，你娘又为啥跳井，你的娘娘也说不清楚。

那她说不清楚嘛。我大是地主分子，那时间天天批着斗哩，亲戚们都不敢来往，就怕沾光哩。

陈孝贤又坐在炕沿上了，静静地坐了一会儿说：

蒋组长你靠墙坐好了，我慢慢给你说。我家的院子有个巷道，进门的时候先要进巷道才能走进院子。巷道很宽，我爷爷活着的时候在那里盖了个油坊。解放后土地改革，把我大定了个地主分子，房子和土地都没收了，就留下了个油坊。把我们一家人撵到巷道里去了，油坊旁边有一间草房房，我们一家住在那里。后来高级社的时候我家入社了，油坊也入社了。那是五六年么五七年的事。我大心里不愿意，跑到社里去要油坊，说那是我们私人的。社里就说我大反攻倒算，抓起来判了四年刑。那时候我家里七口人，我大我娘一个哥两个弟弟一个妹妹，还有我。我哥比我大三四岁，我十一岁，我和哥还干不了活，全家的重担就都落在我娘的身上了，我娘的思想负担重得很。我记得我娘就没笑过嘛，就是一天到晚地劳动，还要给我们做饭，缝衣裳。后来到了1959年家里一点点吃的都没有了。那已经是冬天了，我记得下雪了，一天夜里，我娘拿了个筐，叫我拿上个扁担，说我们找些吃的去。我和娘走到岘口子那里了，队里的洋芋就窖在地边的坎子上挖下的窖里头，没人看。我们装了一筐洋芋抬上回家了。怕人发现，慢慢地走。洋芋窖到我家一里路，抬回来后没敢吃，——我娘说队里很快就会知道丢洋芋了，先藏起来，等搜查过了再吃——把洋芋藏进炕洞里了。果然第二天早上队长发现了路上的汤土和雪上有脚印哩，队长李建国拿着一根绳子来了。一个人来的，来了就审我娘，说你们偷了队里的洋芋！我娘说没偷，他就搜开了。一搜就搜出来了，就用绳子打我娘，要捆我娘。我娘挣扎着没捆成，他就骂：你们家是地主，剥削下人的，你们还敢偷生产队的种子！我把你抓起来哩，送到县上劳改去哩！他还骂我娘：你男人服刑去了，你还不老实，你找死哩吧！

队长骂的过程当中我娘走出去了，不知做啥去了。队长等了一会儿，问我：你娘做啥去了。我说不知道。他等一会儿等不住了，就走了；临走还跟我说了一句：明天开社员大会，斗争你们！

那天我哥不在家，就我在家，还有一个小妹妹。队长走后我就到处找我娘，找不见。我到山沟沟山坡上都找了，心想我娘会不会拾地软儿去了，可是到处也找不到。天快黑的时候我走到家门口了，到水窖上看了一下。我家门前的麦场边上有个水窖，那是解放前挖下的，专门收集麦场上的雨水的。那个水窖原先是我们一家人吃水，土改后也成了大家的了，大家都吃那个窖的水。我那时候心里已经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了，担心我娘出啥事了。我走到窖跟前一看，窖口上有溜了土的印子，还有手在雪上抓过的印子。我的心咚咚地跳开了，趴在窖口上往下看，七八米深的水面上漂着个人影子。我急了，叫了几个亲房哥捞人，把我娘捞上来了。我娘穿的烂衣裳，人已经泡胀了。家里什么也没有，亲房哥们就把我娘放在一扇门板上抬出去埋了。当天就埋了。我娘下场之后，哥哥一看家里没人管了，没法过了，就跑到引洮工地去了。那时间听人说洮河工地有粮吃，只要劳动就管饭。我娘下场前家里就没吃的，我的两个弟弟饿死在炕上了；吃树皮把不下来，大弟弟先死了，小弟弟后死。那是一天刚天亮的时候，我和小弟弟睡在一起，醒来后一推弟弟，不动，我说，娘，可能来娃死了。我小弟弟叫来娃。我娘哭开了。哭了一会儿，叫个亲房抱出去撇了。小弟弟死时八岁。

家里剩下我和小妹妹了。我和小妹妹白天在场上刨草垛底底拾麦颗颗，晚上睡在冷炕上。哎呀，冻得睡不着呀，我不会添炕，小妹妹冻得光哭。这么过了两三天，隔壁分下我家房子的一个老奶奶进来了，说，娃娃，你领上妹子要馍馍去，你蹲在家里饿死哩。我就领上小妹妹要馍馍去了。

到处都在闹饥荒饿死人，走到哪里都要不上吃的。有时人家给上一点吃的，也是谷衣炒面，或者草根根煮下的苦汤汤。记得只有过两次人家给过正经的吃食：一次是一个老奶奶给了两个洋芋，还有一次，一个大妈给了我们一人一碗莜麦面的拌汤。晚上没地方睡觉。小妹妹那年才六岁，小妹妹瘦得皮包着骨头，到谁家找住处谁家都不留，怕我和小妹妹死在人家家里。我们只能睡在人家麦场的草垛里。天气越来越冷，已经是腊月了，我和小妹妹只穿个破棉袄和单裤单鞋。

我们要了几天饭，有一天要到公社所在地上店子了。站在一个房子盖得很好的院门口，我不停地喊，大奶奶，给上些吃的。喊了有十几声，出来个妇女要撵我们，但是刚说了一声去去去，你们要饭要到公社来了……突然又叫起我的小名来：芒芒，你怎么到这达来了？原来那妇女是我们上岘子村的人，在公社给干部们做饭哩。我娘没了……我把我娘跳井的事情说了，那妇女进去拿了两个糜面的碗坨子出来给我了。因为小妹妹受的罪大，那两个碗坨子我就给了小妹妹一个，另一个装在我从家里出来时拿上的一个抽抽里了，想给小妹妹存着。小妹妹真是饿极了，接过碗坨子站在路上就啃着吃开了，但是碗坨子将将吃完，小妹妹就说肚子痛。痛得还急得很，坐在地上不能动了。我当时急了，抱着小妹妹走到麦场上，放在一堆麦草上，叫她躺着晒太阳。我说我给你揉揉肚子，可是将将一揉肚子，她就痛得叫起来。我不敢揉了。小妹妹痛得脸色变了，像石灰一样，一会儿就断气了。

我没主意了，不知道咋办才好，就跑回公社门口去了，喊那个妇女。那妇女听说小妹妹死了，也惊呆了，脸色都变了。她说，可能吃得太猛了！然后她又说，芒芒，你快走吧，不要在这达站着了。我给你的馍馍是偷着拿出来的，没叫干部们知道，干部们要是知道我给你的馍馍把你妹妹吃死了，还不把我抓起来吗？不得叫我抵命吗？

我妹子怎么办呢？我听说妹子的死亡要给好心的妇女带来灾祸，更是慌张起来。

那妇女说，你赶快走，离开上店子；你妹子你也不要管了，小心人家看见你。

当时我慌慌张张离开了上店子，也没敢去看小妹妹。

又要了两天馍馍，我就回家了，回到陈家大河了。我想与其要不上馍馍，还不如回家吃谷衣吃树皮去，夜里总还有个睡觉的地方。但是回到家中一看，我离开时锁上的大门叫人撬了，家里的啥啥都叫人偷光了，毡呀，席子呀，锅呀水缸呀。没办法，我就又出门要馍馍去了。这一次我翻过华家岭到会宁去了，会宁能要上吃的，会宁的情况比通渭稍稍好些。

说到这里，陈孝贤结束他的故事说，后来，第二年正月里，我叫会宁的收容所收容了，送回通渭了。通渭的收容所在西关里，我在那达住了几天，一辆轿子车接到定西儿童福利院去了。福利院那时在物资局的院子里。

后来呢？你怎么又到这达来了。

陈孝贤说，在物资局蹲了一年，我上学了，上了一年级。一天来了个上岘子的人，找到我们班主任肖延龄，说是想领个娃娃。肖延龄跟领导说了，领导同意，肖延龄就到我们宿舍来，问你们谁愿意给这个人当儿子去。我说我去。我那时已经十五岁了，孤儿院吃不饱，我想到他家里总能吃个饱饭。我就拿了个茶缸子和小勺勺到了上岘子。

上岘子的这个人叫郑海山，也是1960年一家人饿死了，和另一个妇女合成一家人的；那个妇女是男人和儿子饿死了，带着一个丫头。到了郑家一开始好着哩，可后来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对我不好了，饭也不叫我吃饱了。过一段时间又把我领回孤儿院了，说不想要了。孤儿院的领导说，那就回来吧，甭去了，可我说我不回来，我能自己生活了。

这次回到上岘子，我就到队长景有福家里去了。队长你今天见了嘛，那人好得很，叫我住在他家吃在他家。我在队里劳动，挣的工分分的粮食都给他家。就这样过了一年，有些人说闲话，说景有福家养了个长工。他避嫌哩，就跟我说，娃娃，你到李正海家去吧，李正海想领个儿子顶门哩。我就到现在的这个家了。李正海——就是我的养父——一家人也是1960年饿死了，就剩了他一个人。他也是找了个男人饿死了的媳妇，就是我现在的养母。养母也带来着一个丫头叫李秀英，属鼠。我在这个家里一边吃饭一边劳动，这丫头给我们做饭。那时候我当饲养员着哩，住在牲口圈里，每天回到养父母家吃饭。这样过了几年，有一年腊月里，养父把我和李秀英叫到一搭儿，养母也在跟前，养父说，你们两个人都长大了，我的想法是你们成个家，我们四口人就在一搭儿过，你们同意不？我说同意，李秀英也说同意，就定下来腊月里结婚。养父当时还说，养下头一个娃娃了姓李，如果是儿娃子的话，给我李家顶门，再养下的就姓陈，给你们陈家开门，不管是男娃娃女娃娃。我说好。

不几天就结婚了，养父养母给我们准备了两床新被子，一片毡，一个单子。准备了酒席，庄里来人了，拜了天地入洞房。没啥讲究。结婚后秀英对我好，生了两个娃娃，老大儿子，姓了李，老二是丫头，姓陈了。

陈孝贤讲完了自己的身世，蒋组长问，你现在的日子过得咋样？陈孝贤回答，好着哩，养父养母老了，干不动了，我和李秀英劳动着哩。吃的紧张，但也过得去，比1960年好多了，总是饿不死人嘛。现在我就是想我大，不知道我大的情况咋样了，活着还是下场了……

蒋组长第三天早晨就离开了上岘子村，临走对陈孝贤说，我回到单位就给何乾写信，叫他看你来。过了二十多天，何乾还就来了。何乾的身后跟着个白发苍苍的老奶奶，一看见陈孝贤就泪如雨下。

老大难

甘肃生产兵团始建于1964年，它在初创时期曾经明文规定：初到农场的知青（包括1968年以后来到农场的知青）三年内不准谈恋爱，不准结婚，不准探亲。但是到了七十年代，领导发现许多大龄知青成了老大难——许多二十四五岁到三十岁左右的知青，还在打光棍。原因是知青中男多女少。这个问题成了制约农垦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些没有家庭的人不安心边疆建设总想着回城市。为此，兵团出台了一个解决老大难问题的政策。凡农场知青——不论男女——能从外地找到配偶的，其配偶可以调来兵团农场并转为正式农业工人。这项新政策的确使不少“老大难”受益，我的好朋友王斌就是其中之一。

王斌是来自定西专区孤儿院的孤儿，已经二十五岁，还没有女朋友呢。我曾经说过他：你是想打一辈子光棍呢，还是不安心河西建设想回你的定西呢？他听了我的话苦笑着告诉我，他刚到农建十一师十一团——原靖远五大坪农场——不久，通渭县老家的亲戚就张罗着要给他说媳妇，他告诉亲戚，农场有个三不准。而调到玉门镇饮马农场工作之后，这边的女青年看不上他。听了他的话，我同情地点头。还真是这么回事，他在定西孤儿院读过五六年书，但始终没升到小学三年级，不光是城市来的女知青看不上他，就是孤儿院来的姑娘对他也不屑一顾。他不光文化水平太低，相貌也不及——又瘦又小，对姑娘们没吸引力。

他在场部赶马车，经常给我们商店拉货，我认识他几年了，知道他有一个不堪回首的童年。1958年，引洮工程上马，他大被生产队派往引洮工程的渭源工地劳动。这一年的六月全家人进了生产队的公共食堂吃饭，家里不叫冒烟，队长叫把粮食交到公共食堂去。他大当时三十出头，是农村的积极分子，上边叫往食堂交粮，就一颗粮食也不剩地都交出去了。当时爷爷说，家里还是存下几斤吧，防备荒年。他大说，都人民公社化了，吃饭不要钱了，就要过上共产主义的日子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还能闹灾荒吗？真要是天旱了，冰雹打了，国家的火车的一声吼，粮就拉来了，你还怕没吃的吗？粮食交到食堂，他大就上引洮工地去了。但是谁也没想到，这年没旱没涝，人却饿肚子了：劳动力都上洮河去了，炼钢去了，粮食淌到地里了，洋芋也烂在地里，国家还要收公粮收征购粮，食堂没粮吃了，只是煮些麸皮汤汤叫大家喝，国家的返销粮不见影儿。这样的日子凑合到1959年夏季年老体弱的奶奶就饿死了。

他大也从洮河工地跑回来了。原因是民工吃的粮食供应不足了，民工们也吃不饱了，面黄肌瘦干不动活了。由于他大是跑回来的，队长还不给他大汤喝，他大就只好匀着喝家里人的那份糊糊汤。这无疑是给挨饿的一家人雪上加霜。他大回来后队里还连续批斗，炒豆子。结果他大的内脏叫人打伤了，从此一病不起，旧历九月份食堂停火的第三天就去世了。

这时家里就剩下爷爷、娘、两个妹妹和王斌自己了。接着更大的灾难就降临到他的头上了。

他大去世后一个月，大妹妹就殁了。那时全家人吃树皮吃谷衣，填肚子。吃这些东西肚子胀得很大，排泄不下来，他和两个妹妹解手的时候，娘拿筷子一个人一个人往外掏。一天下午，娘正给他掏着呢，大妹妹说她的肚子也胀得不行了；娘说自己把去，大妹妹就去茅房了。天黑要睡觉的时候，娘说，芹芹这半天哪去了？找来找去，在茅房里找到了：大妹妹在一堆灰上趴着，已经硬硬的了。娘抱着大妹妹哭了一场，用一团豌豆草裹上抱出去撇在山沟里了。他们家乡的习俗是未成年的孩子不能起坟，要叫自然腐烂或者被动物吃掉。那时候爷爷已经外出讨饭去了。娘把大妹妹撇了之后就像是魔障了，除了挖草胡子、拾地软儿给他和小妹妹拾掇吃的，就痴呆呆坐着，经常自言自语：不得活了，咋办呢……结果又出事了。

大妹妹殁了之后半个月的一天早晨，他醒来后发现娘不见了，五岁的小妹妹也不见了。

他好奇怪，头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娘还在煤油灯下给他补棉裤哩，半夜里他醒来一次，还问过娘一句：娘，你咋不睡呢？娘说了一句你睡你的，他就又睡了。

他以为娘早早儿就带着妹妹挖草胡子或者撅蕨菜秆秆去了，找吃的去了，就在炕上坐着，等娘回来。

太阳已经西斜了，娘还没回来。他等得焦急了，肚子也饥饿难忍了，就穿上鞋走到门口去看。从大门口往巷道的两头看，没有娘的影子。他又往村口走去。

在村口，他遇见了要出门拾地软儿的段家大娘。大娘问他：土宝宝，你做啥去？他没事的时候总在土堆上玩，搞得土头土脑的，人们就在他的乳名前加了个土字。他回答，段娘，你看见我娘吗？段家大娘脸上显出疑惑的神情：土宝宝，你找你娘咋哩？他说，我娘一早就出门了，不知上哪了，饭时候过了，还没回来。段家大娘说，土宝宝，你不要等了，你娘回不来了。他有点疑惑，说，我娘哪去了？咋回不来了？段家大娘说，我的娃，你娘没给你说吗？她到旁人家去了，再不回来了？你快家去吧，不要等了。他更不明白了，说，我娘到旁人家做啥去了？她咋就不家来了？段家大娘说，瓜娃子，你娘给人家当媳妇去了，再回不来了。你快家去，找你爷爷去吧。

听说娘给人家当媳妇去了，他一下子就怔住了，继而大哭了起来。这不是天塌下来了吗！

王斌跟我述说往事的时候我问过他：以后你就进孤儿院了吗？他说没有，那时还没有孤儿院，我跟着爷爷过。我们家就剩爷爷一个大人了。爷爷还靠不住，爷爷那时候已经不在家了，他自己讨饭去了。我娘走的那天，爷爷就在外头讨饭，没在家。我爷没有走远，就在通渭县城里讨饭，过上十天八天回来一趟。回来也指望不上，全通渭都挨饿呢，他能把自己混着饿不死就不容易了。不过也有时候拿回一个两个洋芋来给我吃，住一夜第二天就又走了。我问，那你怎么过日子？回答，村里的人看我孽障，东家给一口汤，西家给一口汤，再就是在麦场上抖麦草，拾粮食颗颗吃。我娘走的那天，我回到家哭了一场，就到麦场上拾麦颗颗去了。我问他：以后你见过你娘吗？回答，见过，我娘改嫁的人家就在我们村里，有时在路上就遇到我娘。我觉得惊奇，问他：你们在街上经常遇到呀，那见面时怎么办呀，你叫娘吗？他回答叫。我问你娘什么态度？他回答，我娘看见我就叫我问我吃饭了吗，叫我到那个家去。我不去。我娘就哭。我妹子也叫我，我也不去。我妹子小，瓜着哩。我问，你怎么不去呢？他回答，我爷不叫去。我爷每次讨饭回家来都跟我说，你大没了，你娘就跟了人家，不要你了，是个没良心的人，心狠，没情没义。你见了再也不要叫娘，不认她。我觉得我爷说得对。我说，那你还叫娘呢！他说，忍不住嘛！我娘见了我就喊宝宝，我躲，她就追，追上了问，爷爷回来了没，爷爷讨上饭了没，给我吃不给。我要说爷爷没讨上饭，她就哭，就叫我去那个家。我不去，她就哭。有时候一看见我就哭，一句话没说就哭。有时候哭得我也心酸，但我不哭。我说，你应该去嘛，你去了你娘能给你点吃的。他说，我不去。我恨她，她狠心不要我了，我还到她那个家去吗？我要有志气。

我还问过王斌：你娘改嫁的那个男人家庭条件好吗？他回答，好一点，但也不怎么样，就是饿不死人呗。那男人是光棍，四十岁的样子，家里没负担，能把我娘我妹子养活了——大男人，总比妇女有办法一点儿。

我还问过王斌：你娘到你家来过吗？他回答，不来。我们农村的风俗，跟了旁人的妇女不能去原来的婆家，去了人骂哩。

我记得还问过一些问题：你娘旧历腊月改嫁，到你进孤儿院，还有两个月——通渭县成立孤儿院据我了解是到了1960年的旧历正月底二月初，这两个月的时间，你怎么活过来的？据我了解，这两个月政府没发放过一斤救济粮。

抖麦草，拾粮食颗颗。村子里有十几个娃娃抖麦草。我们把生产队麦场上麦草、豌豆草、谷子糜子草垛垛翻遍了。有时一天能抖出一二两，有时一颗粮食也抖不出来。有一次草垛塌了，把两个娃娃压死了，也没人来找，没人来救一下。后来，一个亲房二叔找我来了，说榜罗公社有个儿童孤儿院，收娃娃的，我领你去，看人家收不收你。我跟着二叔去了，二叔跟人家说我大饿死了，娘改嫁了，爷外出要饭了……人家把我收下了。

王斌在榜罗公社孤儿院生活了两年。这两年中吃国家的救济粮，一天半斤。到孤儿院第二年，孤儿院给孤儿们发了课本，有老师授课，但他饿得心急，课堂上坐不住，经常跑到街上去找吃的。有时候混到粮管所给各大队和生产队发放救济粮的地方，偷着吃政府从外地调拨的红薯干，有时在街上拣别人扔掉的西瓜皮吃，看见别人扔掉的桃核，拾起来塞进嘴里嗍别人没吃净的果肉。只有过年的时候，二叔来孤儿院接他回王家岔村住两三天，和爷爷见个面，然后又回到孤儿院。两年后榜罗公社孤儿院的孤儿合并到了通渭县孤儿院，这时供应的粮食多点了，但还是吃不饱。在通渭县孤儿院一待就是三年，但他连三年级都没升上去，就因为肚子饿，没心思学习。1965年通渭孤儿院撤消，他到了定西专区孤儿院的靖远河靖坪分校，半天劳动半天上学。这时口粮增加到一月二十八斤，但仍是饿得难受。到1967年1月被农建十一师十一团招工，才吃饱了肚子。兵团农工的口粮是四十五斤。

在通渭县孤儿院，他回过一次家，也是二叔来接他去过春节的。从榜罗公社回过两次家，两次他都躲着没见娘。他从心底里就不愿意见她。两次回到家中，爷爷总是耿耿于怀地对他说，他娘坏良心了，他大去世才一个月，就把娃娃撇下走了，差点把王家搞得断了香火。他倒是没想过什么香火不香火的事，他想的是娘不管他了，他连谷衣、荞皮都吃不上了，差点饿死。他去拣麦颗子，差点叫塌下来的麦草压死。他晚上睡觉，炕是凉的冻得他睡不着觉，挨不到天亮。受的那个罪！所以这次从通渭孤儿院回到家中，他依然不愿见娘。倒是娘想见他。初一的那天，他给村子里几位从1960年的大饥荒中活过来的并且当年给过他一勺汤一口谷衣炒面的老人拜年——他已经十四岁了，知道感恩了。当他在村口的段家大娘家拜年时，段家大娘问他：你不看一下你娘吗？他果断地说不去。段家大娘说，土宝宝，你的娘可是没忘了你呀。不管哪一次说起你都淌眼泪。他对段家大娘说，她还知道淌眼泪？知道淌眼泪，那时间把我撇了！段家大娘说土宝宝，我的娃，还有儿子跟娘记仇的吗？你知道不知道你娘当年走的时候想把你也带走的事吗？是你爷和二叔不叫你娘带你的，说她把你带走，王家就没后人了。

段家大娘说着话，就打发她的小丫头说，去，把你土宝宝哥哥的娘叫来，就说我叫她的，到咱家来。土宝宝，你们娘母子就在我家里见上一面，不要叫你的爷爷知道。知道了那老汉还骂我多管闲事呢。

王斌说，不要叫，我不愿见她。但段家大娘的小姑娘已经一溜烟地跑走了。于是他站了起来说，大娘，我走了。他确实不想见娘。他知道感恩了，但他的爱憎也更分明了：他恨娘，娘抛下他到旁人家去，不仅是不爱他，也是对大的侮辱。他嫌难看！但段家大娘拉住了他的袖子说，土宝宝，你听大娘说句话：你娘昨晚上就到我家来了，她前天就知道你回家过年来了，她叫我给你传个话，她要请你哩，请你到她那达吃一顿饭去。他使劲儿挣开了段家大娘的手，大声说，不要拉，大娘你不要拉，我不见她，我也不吃她的这顿饭。我没饭吃的时候她不管我，我现在有饭吃了，她叫我吃顿饭去！我缺这顿饭吗？你告诉她，我不认识她这个娘，她早就没这个儿子了！他拉开门噔噔地走出院子，又噔噔噔地向自己家走去。

但是，他走过段家大娘的院墙，拐上去自己家的街道时，他娘已经在他回家的必经之路上出现了。他娘急匆匆地朝他迎过来，他已经避不开了。他站住了，略一踌躇，便朝着身旁的一个巷道走去。他想躲开娘。可是，他没想到的是他很熟悉的这个小巷道在他去通渭的两三年里被这里的人家堵上了。他走了一截，突然发现这是个死胡同。情急之下，他去敲一家人的院门，他想进到人家的院子去。然而门还没开，小脚女人奔跑时特有的那种咚咚的脚步声已经响到他身旁了。他从小就听惯的那个亲切的嗓音带着哭声说：

宝宝，我的娃，你就这么恨我吗？连见也不想见我？

他没回答。他背对着娘，继续敲门。娘继续说：

我的娃，我知道你回来了。你已经两年没回家了，我想，今年你一定要回来一趟。我等呀，等呀，把你等回来了。走，家里去，我把面都擀好了，到家里吃一顿饭去。

他仍然不说话，面对着院门，低着头。他已经听见院子里有人来开门的脚步声了。

走呀，到家里吃顿饭去呀。娘又说。

但这时那个院门哗啷一声开了。开门的是他熟悉的一个出了五服的叔叔。叔叔看见他说了一声呦，土宝宝来……而叔叔一句话还没说完，他就走进院去，把门从里边一关。他隔着门大声说：

谁稀罕你的一顿饭！

门外传来他娘呜呜咽咽的哭泣声。

……自从那次见过娘之后，王斌已经十年没回过老家了。他来到饮马农场也已经五年了。他在场部直属一连当农工，种地，浇水，收割和播种，后来又赶马车。他跟我说过，他一点也不想老家——通渭县榜罗公社王家岔村。

但是，1974年的冬闲季节，王斌请假回故乡去了一趟。临走之前，他来商店买点东西。他隔着柜台倾着身体伸长了脖颈，把嘴对着我的耳朵小声说：能不能给我扯两套衣裳的凡尔丁！凡尔丁是这几年的时兴的化纤面料，不如毛料的华达呢贵重，价格一米十几元钱，但做裤子穿又结实又洒脱，还不起褶，就像是毛织面料。是农场干部们最爱穿的面料。我们商店从兵团的批发站进货时有配额的，一次才进一疋也就是三十几米。这一疋凡尔丁进来之后要给场部的干部们留出一多半，剩下的平均分配到几个连队，下一次再进来一疋再分到另外几个连队。一个连队一年就分上一两次三四米，只够两三个人做裤子的，根本就轮不到连队的农工头上。现在他却要一下子买两套衣裳的！一条裤子一米二十厘米，上衣要一米四五十厘米，两套就是五六米呀！我说他，你买这么多干什么？他回答给丈人和丈母娘买的！我惊了一下：找下媳妇了？他说不是解决老大难吗？我二叔请人在老家的牛家大湾说下了个姑娘，过春节回去相亲，顺利的话，过完年就领回来。我替他高兴，便冒着被商店主任批评的风险给他扯了五点五米。当然，为此我克扣了下边几个连队的分配指标。

他还买了三丈平布，不知他从哪儿找来的那些布票。他说平布便宜，是给未来的媳妇家的其他成员的礼物。

过完年他领回来了一个土得掉渣的姑娘，但身材和脸蛋漂亮至极，农场里六十年代来的女知青无人可以匹敌。那姑娘才十八岁呀，刚够领结婚证的年龄。回到农场他来商店看我，还掏了一把糖给我。我也表示了对他的祝贺，说了几句鲜花插在牛粪的笑话，然后就问他：怎么把人家姑娘骗来的？他详细地跟我讲了说媳妇的过程：一到家，二叔就把媒人叫来了，媒人说，相亲要准备四百元的礼钱。四百元的礼钱拿不出来，事情就干蛋！没相！爷爷七十岁了，多次写信催他说媳妇，这次看他真的要说媳妇了，便坚决果断地说，那就拆房子，卖椽子！但他不同意，说，见完丈人再说。于是在媒人的带领下去了牛家大湾，见丈人。丈人问，你在哪里工作？他回答在玉门镇。问干什么工作？回答种地。问一个月挣多少工资？回答，要说挣钱，一点情况没有，一月才二十几元，将将能吃口饭。丈人听他这样回答，说，好，好，你这个人说实话，不胡吹冒聊，我就喜欢这样的人。接着丈人又说：你把你的情况细讲一下。他就说，我从小就没爹没娘，在孤儿院长大，现在一个月挣二十几元钱，一级农工。我把你的姑娘领去，领导安排个正式农工，也就是二十几元的工资，也将将能吃个肚子。媒人说你们要四百元钱，我是办不到的，你们看这事怎么办？丈人没直接回答我，而是把脸转向媒人：这娃娃的家境不好，可怜巴巴，但为人老实，是可靠人，事情就这样办吧，我们不要他的钱，叫他把姑娘领走吧。不过这事情是要姑娘同意才成哩，叫姑娘看一下你，你也看一下姑娘。看姑娘就是吃饭的时候叫姑娘给我们上饭，姑娘就看见了我，我也看见了姑娘。回到家中，媒人问我同意这门亲事吗？我说同意。媒人说，丫头同意，你也同意，这事情就好办了。于是正月十五二叔陪着他去了丈人家，把一套衣裳的凡尔丁给了姑娘；姑娘不要，给她妈了。三丈平布给了丈人，说是给丈人家一人一件衣裳的礼物。这天就把姑娘领回家了。又过了三天，就回农场来了。

王斌花了不到二百元钱娶个媳妇，我替他高兴，但有件事如骨梗喉，不吐不快——我问：你这次回家娶媳妇见你娘没有？

他回答：

把媳妇领回家里，我就跟爷爷说了，我要看一下娘去。爷爷不同意，说饿死人的年头你娘把你撇了，跟人走了，娘母子的情早就断了。你看她做甚？我跟爷说，爷，我是我娘养下的，不是石头缝里憋出来的，我娶了媳妇，不见我娘情理不通。爷不出声了。过了一天我就去我娘的家了，拿着那一块凡尔丁的料子。我临回家买了两套衣裳的料子，当时没跟你说，一套就是给我娘的。十年没见我娘了，我想了很多，娘千错万错，一件事没错，她养下了我，她就是我娘。这次回去我要认我娘。进了我娘的家，我叫了一声娘，我说我看你来了。我娘正在院旮旯里喂猪，看见了我，听见我喊她，啪哒一声，手里端的猪食盆掉在地上了。接着哇的一声哭了，双手蒙住了脸，放声大哭。接着又蹲下了。我娘哭的声音太大了，哭得站不起来，惊动了她到那家后生的娃娃；娃娃们都出来了，那个男人也出来了，站着看我；大儿子去拉我娘，说娘不要哭啦。我娘还是哭，哭着说，这是你宝宝哥，你们不认识吗？叫哥！我娘改嫁后生了两个男娃一个女娃，三个娃都叫我哥，然后就把我娘搀起来了，进了房子。在房子里，我娘的眼泪擦不干，说不出话来。那个男人就说，你娘知道你回来了，也知道你娶媳妇了，想去看你，又怕你不认。这时候我也哭了，我哭着说，娘，那时候我小，不懂事，伤了你的心了。事情全怪我，你不要哭了。娘又大哭起来，哭着说，娃娃呀，不怪你，怪娘，全怪娘呀，娘后悔了一辈子，可又没办法……我娘哭呀哭呀，哭得止不住，我也大声哭了一场。等到娘哭罢了，我也哭罢了，我跟娘说，明天我就要回去了，今天你到那边过去一下，看一下儿媳妇去。我娘去了。我娘进门没去上房，直接进了灶房。她不好意思见我爷。我爷也没出来见她；我爷的思想还转不过弯子来，不愿意见她。那时我二叔一家人和爷住在一搭，二妈正好在灶房做饭，二妈跟我娘说，大嫂子你先坐下。今天宝宝结婚，来客人哩，我顾不上你，待完客我们再说话。我娘听说待客，袖子一挽就帮着二妈做起饭来，收拾这，拾掇那。我说娘，你不要忙了，今天你是婆婆，媳妇要见你哩。说着话，我把媳妇叫来了，对她说，这是我娘。媳妇叫了声娘，就要跪下磕头，我娘拉住了，没叫磕，又哭起来。哭了一阵，她从胳膊上抹下来一个银手圈，套在媳妇的手腕上说，丫头，我也没有啥给你的，这是宝宝他爸给我买下的，旧的，你戴上吧。

这一天我娘一会儿难过，一会儿高兴，在我家待了一天。晚上吃完了饭，看院子里没客人了，才回那个家去了。第二天一早我就要往公路上坐班车，要到通渭城里去赶长途汽车，天不亮就起床了。刚起床，就听见有人敲门。一开门我娘进来了，手里提着一篮子煮熟的鸡蛋。我说娘，你拿鸡蛋做啥？娘说，娃娃，这是家里攒下的几个鸡蛋，你们上路吃。说着话，她又从怀里掏出来一沓子钱塞在媳妇的手里：丫头，娘穷，就这几十元钱给你，你扯件衣裳穿。钱我没叫媳妇拿，鸡蛋我收下了，我们就回来了。

1979年知青返城，我也回城了。今年，我又回到饮马农场旧地重游。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近年来，总是想起河西走廊，想起夏季绿草如茵的原野，也想起冬季里飞沙走石尘土飞扬的戈壁滩……我想，再回去看一眼吧，老之将至，过几年可能就去不了啦。人都说这叫知青情结，就算知青情结吧。我又见到了王斌，老了，原先长的娃娃脸，现在前额上有了很深的抬头纹。身体有点发胖了，肚子往前挺着。七十年代中期，他以老大难找的媳妇也不那么水灵了，但身材还是那么好看，见了我还是那么羞涩。老朋友见面格外亲切，他叫我到他家吃饭，喝完了一瓶饮马农场生产的饮马大曲。饮酒之际，他告诉我，1980年他回过一趟通渭，和媳妇去看丈人丈母娘，也去看了他娘。他说，那年进了娘的家，他娘擀的臊子面。他和媳妇在娘那儿住了三天，娘高兴得很。那年他的儿子五周岁了，名字叫田田。他娘抱着田田满村子转，逢人就说，看，这是我的孙娃子！名字叫田田！

那天王斌还跟我说，我去看娘，那个男人对我也热情得很，跟我喝酒。喝酒的时候，娘在一旁哄孙娃子玩，我就问娘：家里咋的个相？我娘说好了，吃饱了。娘又问我：你那里咋个相？我说好着呢。娘说，好就好。你看，那时候一家人散了，现在一家人又起来了。

后来还回过两次老家，一次娘给那家的小儿子娶媳妇，一次是嫁姑娘。嫁姑娘的那次，我提出要把娘接到饮马农场来，想叫娘在这里养老。可那家的儿女们都反对，说你把娘接走了，人们说闲话呢，说我们不孝顺娘。没接成。

为父报仇

1972年的春季，我们商店的百货门市部要调个营业员进来，原因是有个女营业员结婚要调到师部商店去了，她对象是师部汽车连的司机。为调人的事商店党支部还开了一次支委会，指导员问我和另外几个支委：你们看刘勇行不行？我们说行呀。

刘勇是农场直属连的一个班长，定西孤儿，人很老实，还有见义勇为的事迹。那是一天中午，十二连的一辆马车从场部门口经过，马突然惊了，顺着马路狂奔起来，而前边正好走着一队刚刚放学的小学生。驭手吓坏了，远远地跟在车后边跑边喊，闪开闪开！但是有两个小学生吓傻了，呆呆地站在路中间。眼看着就要出事，路边闪出一个人来。他是刘勇，收工后来商店买了盒香烟，一个人在路上走。见情况危急，他挥舞着手中的铁锨迎了上去，把铁锨向拉套的梢马砍去。梢马猛地往路边闪去，但后边的辕马来不及躲闪撞翻了他。没有发生大事故，那是一辆空车，车轮从他的腿上轧过，一条小腿骨折。三个月后他从师部中心医院归来，腿有点跛。就因为他这种欧阳海式的英雄行为，被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

调进商店几天，党支部就指定我重点帮助他，准备发展他入党，所以我很快就了解了他的家世：他出生在通渭县李家堡乡一个叫马家岔的村庄里。出身贫农，家中原先有八口人，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父母哥嫂侄女和妹妹都饿死了。他是在县孤儿院长大的，1965年到了靖远县河靖坪孤儿院，1966年又从孤儿院参加工作到了五大坪农场，1969年战备时随场迁移到饮马农场来。他尤其详细地跟我讲述了母亲饿死的过程：那是春季的一天黄昏，他母亲在炕上躺着，叫他把炕点上。他说那都是四月底五月初的天气了，已经不烧炕了，但母亲说冷。家里没有添炕的东西了，他是跑到生产队的麦场上偷着抱了两趟麦草点炕的。点完炕进屋，他发现母亲在炕头上趴着，头垂在炕沿下头，口吐白沫，披头散发。他那年十二岁，不懂母亲出什么事了，喊娘。但娘不应声。于是他跑去叫哥哥。那时候他父亲已经去世几个月了，姐姐也出嫁在另一个村庄居住，只有哥哥和他们在一个村子生活，也成家另立门户了。哥哥和嫂子在村庄的另一头居住，他找到哥哥后说，我叫娘娘不答应。哥嫂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跑来之后给娘换上单衣，把娘从热炕上抬下来放在地上，然后叫了两个人来用席子卷起放在一块木板上抬到院子后边的山坡上挖了个坑埋了。因为饥饿无力挖了个不大的坑，木板放进去后还有一头露在外边，只好多铲些土盖上了。

然后哥和嫂子把他和小妹妹接走了，妹妹那年才六岁。哥哥家也没粮吃，一家人就挖苦苦菜吃，铲苜蓿煮汤充饥。过了一两个月，小麦成熟了，队里食堂又开伙了，一人一天四两粮食，但吃了时间不长，又没粮食了，队长就把他和妹妹送到通渭县孤儿院去了。是一头毛驴驮着两个筐子，筐里装了些麦草，他和妹妹分别坐在两个筐子里。那天送孤儿院的还有两个孤儿，另一头毛驴驮着。走在路上，队长几次停下来看看筐子，看他们活着没有。

进了孤儿院两天，妹妹因为拉肚子被送到县医院去了，以后他再也没有见到妹妹。在孤儿院生活了一年，有一天孤儿院院长告诉他哥哥被判刑了，原因是他进孤儿院不久，嫂子饿死了，侄女也死了，哥哥偷了生产队的羊杀了吃肉，被生产队送进了通渭县监狱。哥哥不服，上诉，反而加重了判决，不久死于狱中。他在西关小学上学的时候，偷偷地跑去看过哥哥。他听孤儿院的娃娃们说，监狱里的犯人在城外一个地方劳动，早晨押出来，晚上押回去。一天下午他从学校里偷跑出来，跑到劳改犯要经过的路上等着哥哥。他果然看见哥哥和一队犯人走过来了，公安兵押着。他不敢叫哥哥，便唱起歌来，发出声音以引起哥哥的注意。他唱的是“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孤儿们进了孤儿院，阿姨们就教这支歌，说是党挽救了他们的生命，要永远记住党的恩情，要记住社会主义的好处。哥哥听见他的歌声了，哥哥扭过脸来了，哥哥看见他了。但哥哥没说话，他也没说话。哥哥在公安兵的押解下一边看他一边走过去了，他也就回孤儿院了。又过了几个月，孤儿院的阿姨通知他哥哥已经死了。他没问阿姨怎么知道哥哥死讯的，他想可能是哥哥临死前要求监狱通知他的，也可能是马家岔的亲戚接到了哥哥的死亡通知又转告孤儿院的。他在马家岔还有个叔叔。

刘勇还告诉我，在孤儿院的时候，他就参加过一次工作：由于他学习好，又是孤儿中年龄比较大的，1962年被县政府要去当通讯员了，但是1963年政府搞精简又把他送回孤儿院了。

刘勇在商店干了一年多，党支部决定发展他入党——1973年5月叫他填写了入党志愿书，准备“七一”召开党员大会讨论他入党的问题。他在商店干得很好，对顾客态度好，又经常抢着干脏活累活。他除了当营业员，总是抢着到批发站去提货装货卸货，参加义务劳动，很积极。

但是，就在他填写志愿书的第三天，指导员突然把全体支部委员叫到他的办公室，脸上一副很严肃的神色，说，今天我们再研究一下刘勇的事情，看看能不能叫他入党。我和指导员的关系是很融洽的，我们是一起从小宛农场调到饮马场来的，在小宛农场他就是我的指导员。我对他的话不以为然，说，怎么啦老任，前几天不是研究过了吗？出什么事啦？指导员斜了我一眼说，坐下坐下，坐下说！我当时愣了一下，有点难堪，因为指导员从来没用过这样的口气跟我说话。待我坐下之后，他才说，你这个介绍人怎么当的，一年多了，对他的家庭问题一点也不了解。我怔了一下说，他家庭有什么问题，不就是父母饿死了吗？这有什么？孤儿院来的人。不都是这种情况吗？指导员嘴角上出现了一丝冷笑：看你说得多轻松？——不就是饿死了吗！是这么回事吗？他父亲是畏罪自杀！他参加工作当通讯员被退回来，是因为他对现实不满，对党有仇恨！指导员的话叫我大吃一惊，但我又说，老任，你这话有根据吗？说话可要负责任！看我有点着急，指导员便说了事情的经过：这天上午，他遇到了直属一连的指导员，随便说了一句要发展刘勇入党，一连指导员就问他：你们搞清刘勇的历史问题了吗，还有他的家庭？他说一个小青年，有什么历史问题？一连指导员就说了，他在五大坪农场就是刘勇这个连的指导员，那时候就听孤儿们说过，刘勇的父亲是畏罪自杀的，但他自己却说是被生产队长打死的；他当了县政府的通讯员以后在日记本上还写过长大了要为父亲报仇的话。县领导认为他对现实不满，是个危险人物，就把他退回了孤儿院。

听了指导员的话，我的心大为震撼：这的确是个严重问题，如果问题真是这样严重，而我又介绍他入党，我可就犯了政治错误，可是不得了！我想了想说，我再去问问刘勇吧，把问题了解清楚。可指导员说，算了算了，我已经找组织科谈了，组织科长说立即派人去定西外调，因为直属一连也要发展两个孤儿入党。等外调回来，一切都清楚了。

一个月后的一天指导员召集支委开会，说是“七一”就要到了，再研究一下发展党员的问题。然后他就把一沓纸放在桌子上，说，这是刘勇的外调材料，你们先传阅一下。外调材料是一位直属连孤儿和一位副连长——转业干部——搞来的，所有的外调材料都说明着这样一个问题：1958年农村搞集体食堂，社员们向生产队交出家中的存粮，刘勇家只交了一口袋谷子——一百多斤；1959年的秋季，生产队的食堂没粮食了，上级号召各家各户交陈粮，刘勇家一斤没交。有的社员揭发他家有陈粮，他家的灶房烟筒半夜时分冒过烟。生产队长召集社员开他父亲的批判会，叫他父亲交出粮食，他父亲不承认有粮食，回家后服毒自杀。还有通渭县革命委员会某干部的证明，说自己1962年时在县政府办公室工作，看见过刘勇当通讯员时在日记本上写的内容：父亲是批斗会上被身为共产党员的积极分子打死的，我长大了要为父亲报仇。领导认为他思想反动不宜在要害部门工作，便以精兵简政的名义将他退回了孤儿院。支委们看完了外调材料后指导员问：大家看看，我们还要不要吸收刘勇入党？支委们沉默很久才发表意见，有的说刘勇隐瞒父亲的历史问题，且对现实不满，不能入党；有的说再考验一段时间，再研究他的问题。但我出于对孤儿的同情发表了这样一个意见：可能刘勇因为年龄小并不知道父亲是自杀的，所以从一个孩子的思维方式出发，在日记本上写下了长大了要找这些人报仇的话。他这是针对个别人的，不是针对共产党的，也不是对整个社会有看法，仅仅是认识问题，而不是对现实不满。党支部应该找他谈一次话，把情况讲清楚，看他能不能正确认识父亲的问题。如果他能正确认识父亲的死亡问题，还是应该发展他入党。于是支部形成了决议：由指导员和我共同找刘勇谈话。

谈话以我为主，我恶狠狠地说刘勇：你辜负了组织对你的培养！整整一年了，党支部叫我重点帮助你，要吸收你入党，志愿书都填过了，但你对党组织不忠诚！我的话像棍子一样把他打蒙了，他一句话说不出来，脸色变得腊黄。好久他才磕磕巴巴说，我……怎么了？

我说，你隐瞒你父亲的罪行！你父亲把粮食藏起来不交，革命群众批判你父亲，你父亲畏罪自杀，你还记黑账，说长大了要为父亲报仇。你这是对现实不满……

我神色俱厉地批判他。我看见他的脸色变得像一张白纸，他怔怔地望着我。我接着说，你对现实不满就是对党不满，你是个危险分子，我差点叫你骗了！

他突然哇的一声哭起来，泪水流了出来。他一边哭一边说：

不是的，不是这样的……

他哭得伤心极了，大声地哇哇地哭，把我和指导员都吓了一跳，我们都不知如何是好。等他哭声略有减弱，指导员才说：

你不要哭了！不要哭了，你个大小伙子像什么样子！

我说他：哭什么呀，是我冤枉你了吗？难道不是你对组织撒谎吗？

他还是哭，我们只好耐心地等待。等到哭声变成抽泣，他才说：

我是欺骗组织了，这些年真是欺骗组织了……但这是没办法的事，我说了实话，你们更加认为我说慌了，认为我对党不忠了……

指导员睁大了惊奇的眼睛说：哎，你这是什么话？你说吧，不要哭了，你把实话说出来吧。党组织是最公正的，党组织不会冤枉好人……

他又抹眼泪，然后才像是下决心一样地咬了一会儿嘴唇说，好的，我说实话，我今天说实话，我也不打算加入党组织了……我以前跟你们说，我父亲是饿死的，不是的，我父亲不是饿死的，但我父亲也不是你们外调材料上说的畏罪自杀的，我父亲是叫人打死的，是生产队的积极分子们逼粮打死的！

说到这儿，他瞪着眼睛看我，又看指导员。我和指导员没出声，他才又接着说下去：我家原来不是马家岔的人，我家原先是陕西人。那是民国十八年，陕西遭了灾，我爷爷逃荒到了通渭县李家堡公社的马家岔。马家岔都是姓马的，就我们一家姓刘，我爷爷给一个富汉家扛活。我爷爷给富汉家干了一辈子，富汉家给我爷爷几垧地，我们家在那儿住了下来。可是有一年干旱，我家的水窖没水了。父亲有一天夜里去一个马家的窖里担水，叫人家发现了，打得死去活来。不就是两桶水吗，把我父亲打得那个样子，我父亲就跟他们打官司。那家人打输了，给我父亲赔了看病的钱。后来——解放后——我姐姐长大了，那个马家的人看上了，请的人来说亲。我父亲没同意。这样一来马家就记下仇了。到了1959年秋天生产队从各家搜陈粮，马家的人就说我家有陈粮，把我父亲抓去批斗，叫把陈粮交出来。其实，1958年吃食堂以后我家把合作化以前的陈粮填补着吃光了，我家就交不出陈粮。结果几个马家的人就打我父亲，用牛鞭杆打，用顶门杠打。我父亲被打急了，受不住了，就说家里有粮。队长就领着人拉着父亲来我家找粮。把炕拆了，把灶扒了，把院子里的磨子掀了，用铁棒捣，用镢头挖，还是找不到粮食，就又把我父亲拉回去批斗，又打。父亲又受不住又说家里埋着粮哩，就又拉回来挖粮。这么几趟，结果，我父亲走在路上，倒在巷道里一个马家的门口上断气了。可他们把我父亲抬回来放在炕上，说我父亲是服毒自杀了，定了个藏粮不交的罪名，说是畏罪自杀。

听了刘勇的讲述，我身上一阵阵发冷，好久说不出话来。还是指导员比我有涵养，冷静地说，县政府把你送回孤儿院是怎么回事？你是不是说过长大了要向共产党报仇？

我是在日记本上写过报仇的话。我说我现在还小，没有能力，等我长大了，要往法院去告那几个打死我父亲的人，一定要为父亲报仇。我没写是要向共产党报仇，我写的是几个共产党员积极分子打死了我父亲，我要跟他们几个人报仇。

你怎么知道是谁打死了你父亲？

我姐姐看见了。那些天我姐姐回娘家住在我们家里。生产队把我父亲抓去逼着要粮，开批斗会，不叫回家，我姐姐给父亲送饭，他们也不叫吃。我姐姐看见他们拉着我父亲一路走一路打，我父亲跌倒在一个马家人的门口再也没有站起来。

刘勇父亲和他为父亲报仇的事情已经一目了然，我把脸转向指导员，意思是问他怎么办？指导员一口接一口地吸烟，良久才说：

刘勇，以你的说法，你父亲是被人打死的，但组织调查的情况是你父亲有粮不缴畏罪自杀了。你现在跟我表个态，你是相信你姐姐说的话呢，还是相信组织的调查和结论？

刘勇看着指导员的脸沉默了好久，他的眼睛又湿润了。他哽咽着嗓门说：

我相信党组织。

那你写个对父亲问题的认识材料交上来。指导员说。

“七一”前夕，党支部召开大会，讨论了他的入党问题，举手表决吸收他为党员。就是这天晚上，我提着半斤酒去了他的宿舍，表示祝贺，并且推心置腹地对他说了一些话。我说你那天跟指导员说那句话说对了，你要是说相信你姐姐的话，你就入不了党啦。我还千嘱咐万叮咛：以后不论是跟谁，都不能说你父亲是被党员积极分子打死的，说那样的话是要犯政治错误的。他满口答应。

入党以后的刘勇更加努力工作，兢兢业业，每年都评为五好战士，并被树立为我们师的先进标兵；到了1975年，他被提干当了我们商店的会计。

但是到了1977年，他却栽了个大筋斗。事情还是出在他父亲的问题上。记得那是一个周末，党支部召开党员生活会，农场组织科的科长突然出现在我们商店。生活会开始，指导员说李科长有件事要宣布一下。李科长说，我宣布党委的一个决定：免去刘勇同志商店会计职务，给以党内警告处分，调十三队当农业工人。我们全体党员都惊呆了，问刘勇犯什么错误了？李科长拿出一沓子信纸说，叫你们指导员念一下。

原来那是好几封刘勇写给通渭县检察院、通渭县法院的信和诉状，告通渭县李家堡乡马家岔生产队的队长和几名共产党员，说他们1959年冬季批斗和殴打他的父亲致死。他要求法院将几个凶手绳之以法。法院和检察院把他的信和诉状转回了饮马农场党委，并且还写了一封信。法院的信中说，刘勇告这几个人是反对三面红旗，是对现实不满，也是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这是严重的政治立场问题，希望饮马农场党委加强思想教育。

那天，李科长还当着全体党员的面批评了我们党支部的成员。他说，接到法院的来函，组织科查了刘勇的档案，发现他早就有为父亲报仇的思想和言行，但你们把他拉入党内？你们的政治素质怎么这么低！

指导员为此事向党委写了两次检讨，才过了关。

刘勇下放的连队在农场的最西边，离着场部十公里路，但是，有一段时间里，他几乎每个星期天都来一次场部。来了场部就到我的办公室来喝水和歇息。他说，他是来场部邮局发信的，他说他的信不敢叫别人代寄，他怕带信的人把他的信交给农场领导。那是他写给定西地区中级法院和检察院以及省高级法院和省检察院的诉状，他还在告马家岔生产队长和积极分子。我劝过他：你告不赢，你还想找倒霉呀？他说，再倒霉能倒到哪儿去，我已经是农工了。我不相信能把我抓起来！

他告状还真产生了一点效果，1978年，省高级法院复信给他：你的诉状我们已转通渭县法院，此事你和县法院联系。县法院后来也寄信给他，说，你起诉的人我院作了调查，但因为年代久远，当事人老的老了死的死了，无法查清；再说这种事情是大跃进时期群众的过激行为，不宜追究个人责任，你就不要再纠缠此事了。

但他继续写信告状，他说打父亲的人还有三个人活着，他一定要把这三个人送上法庭，为父亲报仇。

1979年我就回城了。

回到城市二十年了，但是总想着河西，想着疏勒河和疏勒河畔的饮马农场。今年趁着五一长假来了一次重游。饮马农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场部盖起楼房了，连队的土坯房也都变成了砖房，有些人把房子装修得华丽和时尚，但是老朋友却很少，知青们基本都回城了，老职工大都退休，看见的都是生面孔，有一种人去楼空的感觉。

但是到农场的第一天我就见到了刘勇。我在招待所住下后向年轻的服务员打听还有那些熟人，问她知不知道刘勇？她回答：那是我们的财务科长。一打电话刘勇就跑来了，说话中我问什么时候离开十三队的？他说1981年就回商店当会计了。那一年纠正文革中的冤假错案，组织科把他的档案中的黑材料都清出来销毁了，把通渭县法院的来信也销毁了。后来又调到财务科工作。我问他告状的事结果如何？他说写了很多封信，县法院又回了封信，还是那个答复。他不甘心，平反那年回了一趟老家，他想找姐姐和叔叔了解当年积极分子打死父亲的情况，搜集证据，接着告状，但姐姐和叔叔说打父亲的四五个人死了三四个，就剩个队长了。队长还瘫痪了。他去队长家看看，队长的老伴已经去世了，儿子也分家另过去了，队长连饭也吃不到嘴里。队长得了一种怪病：身上的肉都烂了流黄水，臭哄哄的，苍蝇围着飞来飞去。他心软了，就再没有起诉。他说：

人算不如天算。

寻找弟弟

时近中午，魏志明乘坐的公交车经过冉家石滩平缓的田野，经过险峻狭窄的石峡，终于到达了碧玉乡政府所在地新城。他没来过这个地方，但他知道公路狭窄一边是牛谷河一边是巉岩千仞的地方叫石峡，那一片宽阔的川地叫冉家石滩。因为他已经从他的伙伴们那儿多次听说过这些地名。

新城是这辆公交车的终点站，车上走下来十几名旅客。旅客们很快就走散了，他们大都是这附近的农民，唯独魏志明下车后没动，站着看眼前的一座大山。这座山的山坡像一面屏风平平展展地立在他的面前。山坡还带些弧形，像一个人展开了双臂要拥抱他。近午的太阳正好从它的头顶上向他直射过来，炫目的阳光有点晃眼，他看不清山坡上的农田也看不清山坡下的村庄。只觉得山上山下郁郁葱葱，苍翠欲滴，绿成了一片。啊呀，这座山这么好看！他在心里感叹着。在他和这座大山之间是一片宽阔的河滩。河滩地上还种了几片荞麦开着红色的碎花。还有错落的庄廓和瓦房掩隐在柳树、槐树和白杨树的树荫里。一天前他离开饮马农场，饮马农场和河西走廊已经是初冬的景象了，万木萧瑟，白杨树的树叶都落光了，寒风掠过荒滩戈壁……这儿却依然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还是家乡的气候好呀！

老大大，这山是何家那坡吗？一个白胡子老汉从他身旁走过，他喊着问了一声。

就是。

那么刚才公交车从县城来的时候经过的一道山沟，两边都是石崖，那是不是叫石峡？

就是石峡。那老汉是匆匆走路的，他已经和魏志明错肩而过了，却又站住，转过身来看这个穿着时髦的防寒服的中年人，反问：你是哪达来的？

我来的地方可远了。魏志明回答，又接着说，可我是通渭人。

老汉说，听口音你就是本地人嘛。你是通渭哪达的？

锦屏乡魏家湾的。

那你不知道何家那坡？

我离开家的时间长了，十几岁走的，没来过碧玉。

噢，你是出差来的，要去何家那坡？有公干？

不，我不去何家那坡，我就是随意问一下。我们单位有碧玉的人，说起过何家那坡。我也没啥公干，倒是有件私事想打听一下，不知道老大大知道不？

你打听啥事嘛？

我找个人，一个小名叫三娃的人。那是我弟弟，小时候我们在孤儿院住着，他叫人抱走了，听说是一个碧玉的老汉抱走的。

噢，你是孤儿呀！那老汉惊讶地说，眼睛上下打量他，又说，哎呀呀，问孤儿院的事情，你算是问对人了，你再问年轻些的，就给你说不上了，这都二三十年了嘛！

噢，你知道孤儿院的事呀？

那怎么不知道哩，我就是这达的人。碧玉那时间也有孤儿院哩，就在河湾里一个土坎坎下头的院子里。孽障，那些娃娃死完了——死了一拨又进来一拨，死了的都撇在河滩上了，活下的几个送到定西去了。

老大大，我打听的是魏家湾的一个娃娃——我的弟弟。我和弟弟进的是县孤儿院，1965年又合到定西去了。1961年，在县孤儿院，我弟弟叫人抱走了。是个碧玉的人抱走的。

噢，你是到这里找兄弟来了。你兄弟多大了？

我弟弟三十岁了，比我小七岁。叫人抱走的时候他才六岁。

他的官名叫啥？

魏志义。

老汉嘴里念叨着三娃魏志义这两个名字思考着，然后说，哎呀，没听说过这么个人。你们分开多少年了？

二十四年了，1961年分开的。

不知道，的确不知道。这跟前，我知道有四五家人抱过娃娃，1960年抱下的。有两家抱的他们本庄的娃娃，有一个还是亲戚家的娃娃，给他家顶门哩。还有两三家……那都不是从县孤儿院抱下的，那是从碧玉孤儿院抱下的，有一家是一个要馍馍的留下的，说是饥荒过去接来哩，一直也没接，娃娃长大了。哎呀，这事你恐怕难办了？你想嘛，一个五六岁的娃娃，人家抱走了，早就改名换姓了，你打听名字能打听着吗？再说哩，碧玉方圆五六十里路哩，两万人口哩，你这么冒着找，不是大海里捞针吗？

我知道不好找。老大大，碧玉乡的乡政府在哪达？我到乡政府问一下去。我一定要找着我弟弟。

老汉往马路对面指了一下说，乡政府就在这跟前——后街上哩。对，你到乡政府问一下去，那里有专门管户口的，可能能查着。老汉说完，连声叹息着走了：不好找，那不好找……都几十年了嘛，老汉们下场了，年轻人不知道……

碧玉乡政府是解放后建的一圈平房，围城一个大院。魏志明走进去后找到了户籍管理办公室。那里有两位女同志坐在椅子上正在吃葵花籽儿。一个盘子那么大的葵花掰成了两半，一人手里拿着半个。一位四十多岁的样子，留着齐耳的短发，另一位二十来岁，头发烫成了很大的波浪，长长地垂着。他一进去，那位留着短发的女人就问他找谁。他说找管户口的。那人又问你有啥事？他说查个人。不等人家再问，他就把弟弟被人领去的事说了一遍。那女人从葵花盘子上揪着葵花籽嗑着，听他说，不等他说完，就回答他：那没法找。我也是从那时间过来的人，比你还大几岁，那时间饿死的人多得很，娃娃们进孤儿院的多得很，没娃娃抱娃娃的也多得很。就我们庄子上抱下娃娃的就有两个。可你不知道你兄弟是哪个庄上的人抱走了，那就没法找了。魏志明说，你们这里是管户口的，你们给查一下嘛。谁家抱下娃娃了，从哪里抱来的，你们这里有登记嘛。那女人说，户口本上登记的是人家家里的人的姓名，看不出谁是从哪里抱来的。魏志明说，不会吧。娃娃们一出生，登记户口，不是要写上出生年月出生地吗？从外边抱来的娃娃，那要写清楚从哪抱来的吧？那女人说，哪有那事？人家抱下娃娃的，谁愿意说这娃娃是抱下的，他的原名叫啥，现在叫啥，你给我登记上！魏志明问那女人：你是说抱下娃娃的不登记？那女人说，登记是登记哩，可人家不说是抱下的。那时间的户口乱着哩，死的死了活的活了，人家不说是抱下的，谁能搞清哪个是抱下的哪个是人家自个养下的！魏志明很失望地说，这么说没法查了？那女人回答：不要说没法查，就是有法查，几千个户口本我一本一本给你翻吗？我还干别的不干了？

魏志明无话可说了。他心里很沮丧，自己两千里路来到通渭，来到碧玉，户籍管理员几句话就打发了！他实在不甘心就此打住，却又不知怎么办才好。他静静地站着看那女人嗑葵花籽，后来又说：

麻烦一下你，帮忙给查一下；我是从酒泉来的，专门找我弟弟来的。

那短发女人扭过脸来了，被葵花籽染黑了的嘴唇翻动着说，哎，你这人咋这么麻缠嘛，给你说过没法查嘛！

魏志明央求说，嘿嘿，想个办法嘛，求你们了……我兄弟叫人抱走二十几年了！

叫人抱走二十几年了，你怎么早不找，今天才想起来了！

找过，十年前我就找过。我找着当年的孤儿院的院长了，院长说记不清谁抱走了。

对呀，人家管娃娃的人都记不清谁抱走了，我能给你找见吗？你走吧，我们已经下班了，时间过了，我还要回家做饭去哩，娃娃放学到家没饭吃。

魏志明无奈地转身离开了办公室。他的脚步非常沉重，啪哒啪哒地走到乡政府门外之后又站住，惆怅地看着新城这个农村小镇上空旷的没有几个行人的街道，想着下一步该怎么办，是继续找弟弟呢，还是回家去？找又怎么个找法呢？他是前两天从河西走廊上的饮马农场坐汽车到兰州，又坐汽车回到通渭县魏家湾老家的。他在二爸家住了两天，今早上步行到县城坐公交车来到碧玉找弟弟的。二爸不同意他找弟弟，说这么多年了，你兄弟活呢死呢都不知道，你上哪找去？如果你弟还活着哩，你又找着了，你又能做个啥？他说，不是做啥的事，是想弟弟。弟弟失散了二十几年，想团圆的想法一直在脑子里翻腾。二爸说，就怕你找着了，你兄弟不认你！他说，找着了他怎么不认呢？二爸分析说，你兄弟叫人抱走时六岁了，他该记得自己是魏家湾的人吧，碧玉到魏家湾四五十里路，他长大了应该打听一下老庄吧？看家里还有啥人！他哥在哪达！他为啥不打听？

魏志明觉得二爸的分析有道理，但还是决定要找一下。他对二爸说，我这趟回老家，就是找弟弟来的！找到了不信他不认。

就在他踌躇不知如何之际，管户口的那个短发女人推着自行车走出乡政府来了，看见他说：

你怎么还在这达站着？

大姐姐，请你帮个忙……查一查。他嗫嚅地说，鼓着勇气。

回去回去，你从哪里来的，赶快回哪里去。那没法查！

那女人厉声说，然后一偏腿骑上车走了。过一会儿那个留着长发的青年女子也走了出来，她没有骑车子。他怕这女人再说什么，便扭头朝着与那个骑车女人相反的方向走去。他看见那边有个饭馆，他想先去吃点饭，肚子有点饿了。可是他走了几步，就听见身后那个青年女子的喊声：喂，那个人，你等一下！他一扭脸看见那个青年女子正向他走来。他站住了，那青年女子走近来说：

我们不能给你查你兄弟。

他有点惊讶这女人怎么跟他说这样的话，但他也听出话外有音，便怀着希冀的心情说：

大姐，有这规定吗？

啥规定也没有，就是不能查。出过几档子事了：有人找妹妹，有人找儿子，我们帮着找着了，妹子跟哥走了，儿子不蹲了。抱下娃娃的家里闹矛盾打仗，好事变成坏事了，主家对我们有意见。

大姐，我没这想法，我就是想找弟弟，找着了跟主家认个亲戚。我大我娘我的一家人死光了，就活下来我们弟兄两个。以前为啥没好好找兄弟？不是穷吗！工作单位远得很，路费住宿费出不起。现在生活好些了，我就想着一定要找着他。找着了能帮他一把就帮他一把，他的光阴要是苦的话……

说着话，魏志明的嗓门哽咽了，眼睛盈满了泪水。这时那个年轻女人左右看了看，低声说：

我给你出个主意。这事，你要找孤儿院当年的阿姨去，还有院长，他们知道。

找过了，十年前就找过了。院长就在县城住着哩，我找到了，可她说记不清谁把我弟弟抱走了。院长是个女的，现在已经是老奶奶了。

她那是哄你哩，她不愿说，怕主家怪不是哩。娃娃抱走了，她亲手过下的事，怎么能不记得？那还要登记在册哩！那是个人，那不是二斤白菜三斤洋芋，说送人就送人了！

我也这么想，可她不说我没办法，不能强迫人说嘛。

院长不说，你就不能找别的阿姨吗？阿姨们也知道。

我不知阿姨们到了哪达了！

你打听哩嘛，找过去孤儿院的娃娃们打听嘛。有些在本地工作的孤儿和当年的阿姨有来往，他们知道阿姨在哪个单位工作。

我也不知道哪个孤儿在哪达住。我离开通渭二十多年，听说一些岁数小的孤儿按知青上山下乡又回家了，但都没来往，不认识。

哎呀，你这个人怎么啥都不知道！这样吧，我给你说个人，你找去。那女人转过身去，指着何家那坡的方向说，你是从那边公路上下车的吧？你还往那边走，到公路上，再往东走。东边不远路边上有个老堡子。过了老堡子你再往前走，靠右手有一条小路通到河边。你从那达过河，那里有个水泥桥。过了河有一道山沟，有路，马车能走的路；你就进沟，上山，过两个庄子就到岳家岔了。那达有个岳家岔小学，你找个叫岳保国的老师；那也是个孤儿，比你小几岁。你找他，他认得县上的几个保育员，他跟她们有来往。你就说是我叫你来的。我就是在那达当下老师的。说不定你还认得他哩。

他多大岁数？

三十二三吧。抗美援朝时生的嘛，他大当过志愿军，给他起了个抗美援朝的名字——保家卫国。

那说不定我能认识——他和我弟弟岁数差不多。谢谢，谢谢。我怎么谢你哩？我们到那达吃个饭去。魏志明往前指了指，他已经看见那儿有一家饭馆了。

青年女子说不了不了，我回家还有事呢。你快去吧，路还远着哩。

魏志明在一家饭馆吃了一大碗臊子面，然后就走到了公路上，又经过店子村，经过碧玉关的老堡子，从一条长满了车前子的小路上下到河滩，过了一座水泥小桥。河里水不大，就像是一条小溪。这就是牛谷河，它从通渭西部的牛营大山流出来，一路上经过马营镇，经过锦屏乡，经过通渭县城，到达碧玉乡的时候依然如同潺潺小溪，但在八九月的雨季里，它却像一条黄毛恶犬，常常跑上河滩吞食河滩上平缓的川地。魏志明走到这儿，突然就想起1960年秋季他和弟弟从魏家湾去县上孤儿院的情景：他们过了马家壑岘走到罗家壑岘，下山到了刘家庄，再往东走到杨家山庄，从杨家山庄过牛谷河去李家庄。河上没有桥，水里摆了些大石头，他们踩着石头过河。弟弟又瘦又小，有两块石头的间隔大一些，弟弟没跳过去跌落水里了。他把弟弟拉起来走。弟弟的全身都泡上水，过了河冷得走不成路了。正好河边的李家庄走出一个人来，问他们到哪里去。他们说队长叫他们去孤儿院，那人就把弟弟抱上了，送到了通渭县孤儿院。到孤儿院，有人说那是锦屏公社的书记。

过了河还真有一道很大的山沟，阳坡上有一条弯弯曲曲能走马车的山路。他走过了一个叫刘家岔的村庄，又过了一个叫王家岔的村庄。这时以他的判断，他已经走到何家那坡后梁的半山腰了。他又往上走了半小时，就到了一架大山梁上。顺着山梁往南走，左手的山腰里出现两道小山梁夹着的一道深沟，沟两边靠近他脚下的塆子里散布着一个很大的村庄。他顺着一条小路往下走，走近两排公房式的院落。院门口有个牌子写着岳家岔小学。在几个学生娃娃的带领下他走进一间办公室，娃娃们喊，岳老师，有人找你。

这个人三十出头，高高的个子，削瘦的面颊。他迎着魏志明站了起来，热情地说你来啦，但是又一脸怅惘的表情，问你是哪里来的客人？

你好好看看，还认识我不？魏志明说。

岳保国盯着他看，而后摇了摇头：认不出来，真认不出来在哪达见过！你是哪来的？

魏志明大声说，你是不是在县孤儿院蹲下的？

就是。那你是？

你还记不记得魏志义？

哎呀，你是魏志义呀？你长得这么高呀？

岳保国叫了起来，魏志明忙说：

不对不对，我是志义他哥，叫魏志明。你还记得我吗？

岳保国有点尴尬，但他立即就说，记得，记得，刚到孤儿院的时候，你天天给志义托下身。志义脱肛，肠子脱出来半尺长。志义一天到晚在台阶上躺着。你把布鞋的帮子扯了，在食堂的炉上烤鞋底，烤热了给他扶肠子。

哎呀，你还记得这事呀！

那怎么不记得哩。我那时就想过，志义的哥哥真好，给弟弟扶肠子哩；我弟弟要是活着，肠子掉下来了，我能不能给他扶肠子？

你弟弟没了？

就是进孤儿院之前没了的嘛。

这我都不知道。

哎，那时候娃娃们也不说这些事。谁家都是那样，说啥哩！

突然两个人都不说话了，静默下来，可能是突然想起了苦难的童年，思绪飘飞开去了。静了片刻岳保国才说，志义的情况现在咋相？

不知道呀。保国，我今天来，就是找你打听志义的情况来的——他不是叫人抱走了吗，到底抱到哪达了？

你还没有找见志义吗？

没有啊。到现在没找着嘛。我打听到新城去了，到乡政府问过了，人家说没法查。还是一个青年妇女说的，叫我来找找你……

是何丽吗？

我不知道叫啥，说是和你一搭当下老师的。

何丽，那就是何丽。那是何家那坡的人，上的定西师范，毕业后分到这搭来当老师。干了一年多，调到乡政府去了。啊呀我说哩，你怎么到这达来了，什么风把你刮来了！啊呀呀，咱们分手都多少年了？二十多年了！

可不是二十多年了！何丽说叫我找你，我连你的模样都想不起了；这阵儿说着话，我才能一点一点地记起你那时候的样子来。

那时候多大嘛！我比你兄弟大一岁嘛，才七岁。现在三十一了！半辈子人已经活过去了！

可是我弟弟到现在也没找着。

你这次就是专门找兄弟来的？

就是嘛！1975年我找过一次，没找到。再就没找。我是1966年参加工作的，从何靖坪到了农建十一师的五大坪农场，再到酒泉专区的饮马农场。那时我的生活也困难，一个月才挣二十九元七角五分；那时我也成家了，从魏家湾领了个媳妇，在农场安排个农工的活，也是二十几元。就没能力找嘛。这两年承包土地了，也困难。就今年收入好些，见了些钱，我就想找一下兄弟。地里的活将将收拾完，我就出来了。

唉，唉，那时间多少家庭妻离子散嘛，多少娃娃没了父母叫人抱走了。前两年我到城里去，有人还说哩，南河川一个女娃就是叫人从福利院领下的。那女娃原是陇山乡的人，父母都没了。有个大大在新疆工作，正好春节回来探亲，看大哥没了，大嫂也没了，就把两个娃一男一女领走了。领到县城了，上汽车哩，看着女娃不行了，怕死在路上，大大就把女娃放在候车室的椅子上了，领着男娃走了。那女娃叫人送到收容所了，结果活下了，又送到县孤儿院了。那女娃到现在没找着她哥，都三十岁了。人们一说，我就想起来了，那女娃叫弯弯嘛——刚到孤儿院的时候别人问她叫啥名字，她说叫弯弯，姓啥不知道。阿姨登记的时候起了个姓，党挽救下她的，就叫党弯弯吧。那女娃抱走的过程我还记得清楚得很。那是一天上午，阿姨进来了，说娃娃们洗脸哩，把脸洗干净，今天你们的娘要来领你们。洗完脸了，我们一帮小娃娃——男男女女几十个——在院子里排好了队。这时院长领着个女人过来了，站着看我们。那是个年轻妇女，也就是二十八九岁，因为不生养，到孤儿院抱娃娃来了。人家是想挑一个男娃的，挑个心一点的，长大了给人家顶门哩。可是那个弯弯忽地扑上去了，叫了一声娘，抱住那女人的腿再也不放手。那女人一下子感动了，再没挑，就把她抱走了。

听完岳保国的故事，沉默很久，魏志明说，你这记性好得很嘛！我问你，你还记得我弟弟叫什么人抱走的吗？

记不清了，好像……大概是一个老汉抱走的。

那老汉是哪达的？哪个乡，哪个村的？

不记得，真不记得那个人是哪乡哪村的。志明，人家抱娃娃的人都不说他是哪里的，人家害怕娃娃的兄弟亲戚知道哩，怕长大了要回去哩。

可我听说是一个碧玉的老汉抱走了。

谁说下的？

一个尕娃娃说下的。

那娃娃叫啥？

没记下，记下不就好了吗？我大，你们小，那时候大娃娃在一搭住，小娃娃一搭住，玩也是大的在一搭玩，小的在一搭。你们房子我常去，可没记下你们的名字——平常不在一搭玩嘛。我连你的名字也没记下，还是那个何丽告诉我的。我光记得那时候我已经上学了，在孤儿院外头的西关小学上学。一天下午放学了，孤儿院的老师领着我们回到孤儿院，那时孤儿院在煤厂子旁边哩，一个你们房子的娃娃在院子里看见我了，说我弟弟叫一个老汉领走了。我跑到你们房子去看，果然弟弟不见了。问娃娃们，都说一个老汉领走了。问哪里的老汉领走了，都说不知道，就有一个娃娃说那老汉是碧玉的。一看弟弟叫人领走了，当时我快急疯了，也生气得很，心想孤儿院怎么能这样做事哩：把我弟叫人抱走，给我这当哥的也不说一声，也不征求个意见！我就没顾上细问那个娃娃那老汉是碧玉哪个村的……

可能那娃娃和那老汉是一庄的人，那娃娃认识老汉。岳保国插话，但魏志明接着说下去：

我就从你们房子跑出去了，去找管你们小娃娃的阿姨。找见阿姨以后我就说，阿姨，你们叫人把我弟弟领走了！阿姨不说话。我就又问谁把我弟弟领走了，领到哪达去了？阿姨说，你兄弟叫人领走，是院长叫领的，你有啥话，找院长说去。我就又跑到院长办公室去了。院长是个年轻妇女嘛，听说是县妇联派下的干部。我去了问，院长，你叫人把我弟弟领走了？她说就是。我又问，是谁把我弟领走了？院长说你问这做啥哩？我说我要把弟弟领回来。院长说，你弟弟到人家家里吃好的去了，穿好的去了。咱们孤儿院条件不好，吃不好，穿不好，你兄弟享福去了，你领回来做啥？我说那我要领回来。在家里吃糠咽菜的日子我们弟兄都熬过来了，在孤儿院有饭吃有衣穿，我的弟弟不能给人。这时院长脸色变了，说话的口气也变了，说，你这个娃娃怎么不听话！你要听话哩！当时我就不敢再说话了！你们不知道，志义也不知道，我那时十三岁了，要按当时的政策，十三的娃娃是不能进孤儿院的，说是十三岁的娃娃已经长大了，可以独立生活了。因为我是和志义一搭去的，还是公社书记送去的，他们勉强收下了。收是收下了，可是有随时撵回家去的可能。所以院长一生气，我就不敢吭声了，怕把我送回魏家湾去。没吭声是没吭声，但是，弟弟叫人领走的事搞得我一连三天夜里睡不着觉，白天上课老师讲的啥根本就听不进去，脑子里想的就是我没把弟弟看好，我对不起弟弟，对不起死了的我大我娘。过了好几天我才不想这事了，才能睡着觉了，我的思想想通了：我小，没能力保护弟弟，人家领走就领走吧，等我长大了再找吧。对了，那天找院长去，院长给了我一把洋糖，说是领我弟弟的人留下的。领的人知道他领的娃娃有个哥哩，叫把那把糖给我，叫院长传话给我，说他会好好对待我弟弟的，叫我放心。回到宿舍，我数了一下，总共是八块洋糖——就是水果糖。那糖我三天没吃，心想这是我弟弟换下的糖，我要保存着，可是过了三天，我馋得不行，还是吃掉了。

岳保国说，噢，对了，你说着说着我还就想起来了：你弟弟真就是叫一个老汉领走了。那是一天下午，来了个长着山羊胡子的老汉，手里拿着个手巾，手巾里包着鼓鼓的一包洋糖。阿姨叫娃娃们站好了队，那老汉从手巾里掏出洋糖一个娃娃一个娃娃地发糖，一人发一块。给糖的时候，老汉还问话哩，几岁了？姓啥？叫啥名字？现在想起来，人家是口试娃娃的智力呢，害怕把瓜子领上哩。再也是仔细看娃娃长得怎么样。人家发了一圈糖问了一圈话，然后又走回到你弟弟跟前，给你弟弟又发了两块，问你弟弟愿不愿到他家去。你弟弟说，你还给糖我就去哩。那老汉又给他抓了几块糖，他就跟上了。

魏志明说，这个没出息的，几块糖就把他哄走了！

岳保国大笑起来：哈哈哈，志明，这话可不对呀！

咋个不对？

五六岁的娃娃，不懂事嘛，有人给糖吃，就跟上走了呗，能说没出息吗？我是我三爸拿几个杏子到孤儿院来把我领回家的。那还是1964年了，生活比1961年好多了，我都十岁了。我记得清楚的很，那是六月了，我三爸拿着半书包杏子叫我吃，说他是领我来的。三爸说他家的杏树上结满了大接杏，我回家了天天能吃上大接杏。那杏子大得很甜得很，我吃完了还想吃，就跟上回来了。

但魏志明不同意他的话，说，那不一样，你是三爸接走了，那是亲戚，亲爸爸。志义是不相干的人一领就走，光顾吃了，再啥都不顾。你记不记得，志义还叫人领走过一次。

是吗？那事我一点儿都不记得。

真是的。那是我们弟兄到孤儿院几个月后发生的事，大概是1960年腊月的时候，叫人领走过一次。我找回来了。

岳保国没出声，他在思考，在回忆，然后说，嗯，我记不起了，那时候我和志义还不熟悉吧？

那可能。那一次是叫北城公社的人领走的，那时间我还没上学——孤儿院没开学哩。有一天我和几个大娃娃跑出去到集市上去了，我们拾人家撇下的烂菜叶子吃，有时也偷一把抓一把人家的粮食，洋芋。回到孤儿院就找不着弟弟了。娃娃们说来了个中年人，拿着一包包干枣，给我弟弟几个，就把他领走了。不过那一次娃娃们听下了那人是北城公社的中林山的人，我第二天就找去了。中林山那儿你熟吗？那是在太白庙的北边，有好几个庄子，一个塆子一个庄子。我一个庄一个庄地问。先问了周家湾村的人：你们庄有人从县孤儿院领娃娃了吗？又问了王家拐的人：你们庄有人从孤儿院抱来的娃娃吗？我把几个庄子都问遍了，都说不知道。白跑了一天，我就回来了。回到孤儿院又问娃娃们，真是中林山的人把我弟弟领走了吗？娃娃们说对，那个人说他就是中林山的人。后来我就想，可能是弟弟叫人家刚抱回家去，庄里人还不知道，我没打听着，过几天我再去，人们就知道谁家抱了娃娃了。这样子过了半个月，我就又找去了。这一次我没问庄户人，我到了一个村就先问他们队长在哪达住，我找到队长家去。我想，不管谁领娃娃，总要给队长打招呼，队长得知道。队长不知道吃不上救济粮呀。结果，我问到庙湾的时候队长告诉我了，他们庄的一个牛家抱了个娃娃。一说岁数个子长相，就是我弟弟，我就说要把弟弟领走。那个队长人好得很，四十多岁，听说我要把弟弟领走，就说我哩：娃娃，你们弟兄有感情，这好得很，可是人家把你弟弟抱来了，你说抱就能抱走吗？人家也是合法领养的呀,是县上叫没娃娃的人领娃娃哩。再说你弟弟跟着人家来了，你弟弟愿走不愿走？这，你也要想到呀！我说那怎么办哩？那队长想了想给我出了个主意：娃娃，你在我家等着，我把你弟弟叫来，你们弟兄先见个面，你弟弟愿意跟你回孤儿院的话，我们再想办法。队长家里有个七八岁的娃娃，队长给娃娃说，你到牛家去一下，装下的跟那个娃娃一搭玩哩，把他叫到咱家来。那娃娃把我弟弟叫来了。一见我弟弟，我心里火就上来了，一巴掌就打哭了。我气呼呼地说，人家给你几个干枣子你就跟上走吗？你知道这半个月我多着急吗？队长劝我不要打，说娃娃还小着哩，瓜着哩。后来我就问弟弟，你跟我走哩，还是给牛家当儿子哩？我弟弟哭着说跟我走，还回孤儿院哩。这时候队长说话了，你不能这么领上了走；你领走了人家不怪我吗？你看这么办好不好——叫你弟弟先回去，就装成啥事没有的。你呢今晚就在我家住下。明早上叫你弟弟从家里出来，到村口上去；你在那达等着，你们悄悄地回城里去,不要叫人知道。我觉得这办法好，两全其美。那天晚上我就在队长家住下了，第二天早晨，天还没亮我就到村口等着去了。太阳出来的时候我弟弟来了。他手里提着个手笼儿，给牛家说是掐苜蓿去哩，找我来了。我叫弟弟把手笼儿撇了，拉上他就跑了回孤儿院了。

够顺利的？岳保国说。

就是，我们一口气跑回到孤儿院。从这以后，我就不敢离开我弟弟了，怕人家把他领走。我做啥的时候都领着他，除了吃饭睡觉。我说过他，以后有人再来领娃娃，不准你跟上走。他答应着哩，可是翻过年我上学了，不能一天到晚领着他了，他就又叫那个碧玉的老汉拿几块糖哄走了。你说他有出息吗！我那一阵差点气疯了，现在想起来还有气。

岳保国笑了，说，行了行了，那时间领走的娃娃多得很，你能说那些娃娃都没出息？县上动员人们领娃娃哩，孤儿院的领导也千方百计地往外送哩，为的减少压力！说到这里，岳保国突然叫起来：

志明，走，到家去。你看，放学了，校园里没人了。

魏志明扭脸从窗户往外看去，刚才还人声嘈杂人影晃动的操场上已经空旷如野，没一个人影了。头会儿从后窗户射进来的阳光把办公室照得亮堂堂的，如今房子里已经暗了下来。太阳被村后的山梁挡住了。他站起来说，保国，不着急，你不要着急，我问你一件事：在孤儿院的时候，管你们的那个阿姨叫啥名字？你知道她家在哪儿住吗？在不在通渭？

在通渭城里，名字叫管玉珍。那实际上也是个孤儿，进孤儿院的时候岁数大了；按规定不能在孤儿院，可是家里没人了，连个叔叔舅舅都没有了，生产队就把她送到孤儿院了。孤儿院领导想把她送回去又没处送，就把她留下当保育员了，看小娃娃。那人命也苦得很。

她现在在哪达住？

在南河川住着。就是她给我讲那个兄妹分离的故事的。

她在哪个单位上班？

县孤儿院的孤儿合并到定西去以前她就嫁人了，跟了税务局的一个干部。孤儿们去定西以后公家把她安排到蔬菜公司卖菜去了。前几年我在城里碰上了，我叫她管阿姨，她都认不出我来了。我还到她家吃过一顿饭。

你把她的住址给我写一下，我想见一下她。

你找她做啥？

我想问她一下去，抱我弟弟的那个老汉在哪达住。

不急不急，走，家走，吃完饭再说。

魏志明说，不去了，保国，我想今天赶回城里去呢。我走快些，天黑就到碧玉了，还能赶上最后一趟公交车。

哎呀，你这么急做啥！你到我家吃顿饭，今晚上住下，我家的饭里没毒！再说，我这一阵还想着哩，回家了问一下我媳妇。我记得媳妇的舅舅说过，他们庄子上有个人抱下的孤儿呢，像是从孤儿院抱下的，不知道是不是你兄弟。

是吗？魏志明一怔。那娃娃叫啥？

叫啥我可不知道。她舅舅家的庄子我去过，人我可没见过。

多大岁数？

我也没问过。走吧走吧，到家就知道了。我媳妇清楚。

魏志明还有点犹豫，岳保国却已经拿起他进门后放在桌子上的防寒服和书包，不由分说走出门去。魏志明只好跟着。走在路上，他问岳保国的情况怎么样。岳保国回答当民办教师，队里记工分，乡政府一月补助十几元钱。唉，孽障得很，你去就看见了，我住的还是我大我娘解放前盖下的老庄，几间破房房。

女人做啥哩？

农民，承包地着哩。我也是农民。

岳家岔的小学盖在庄外的一片小土坪上，他们走了几分钟就进了庄，进了岳保国家。院子很大，还有个后院，有五六间房，但都很旧了，东倒西歪的，墙上长满了苔藓，房檐就像旧帽子的帽檐耷拉着。门窗也都很旧了，门板都翘了，黑乎乎腐朽了的样子。女人比岳保国小几岁，很羞涩，保国介绍了魏志明，说是孤儿院的同学，她就叫魏大哥。然后她转身就走，说是做饭去，岳保国喊住了：

哎哎，你先不要走，有话问你。

女人站住了。他说：

我记得有一年到你舅家去，你舅舅说过，他们庄子里有家人从县孤儿院抱过一个娃娃？

你问这做啥？

不是我问，是志明打听个人。小的时候，他兄弟在孤儿院叫人抱走了，是碧玉的人抱走了。他找不着兄弟，找我打听哩。我记得你舅说过这样的话——冉窑有个从孤儿院抱下的娃娃。

是有这么件事。我见过那个娃娃。女人回答，但她立即又说，可那不是从孤儿院领下的。

不是从孤儿院领下的？

不是，我记得是从窑下村领来的，是从亲戚家领来的。

你没记错吧？

我记得舅母这么说的。

唉，我还记成是从孤儿院抱来的呢！岳保国失望地说，但却又不甘心，又问，这个人叫啥名字？

名字……名字像是叫……麦换……

麦换？这是个啥名字嘛？

我听舅母说过，是拿五升麦子换下的，庄里的人们就都叫他麦换。

你兄弟小名叫三娃吧？岳保国问魏志明。

是叫三娃。我原先还有个哥哩，那年上洮河砸死了。住在窑洞里，山体滑坡，我们庄子去洮河的人全都砸死了。我弟是老三，家里人都叫他三娃。魏志明回答，然后问，这个麦换多大岁数了？

我见下的时候二十岁了，现在有二十八九了吧。这说起来八九年没见过了。

魏志明说，岁数倒是差不多，我三十七岁了，他比我还要小七岁哩，可这名字不对呀……

岳保国说，哎，名字人家不改吗？我看就这样办吧——明天咱们去一趟冉窑，看一下去，不对了再说——不对了我们到城里找保育员问去，我陪你去。冉窑就在去县城的路边上，顺路着哩。

不去了不去了。我弟弟是从孤儿院抱走的，他是从亲戚家领下的，这差得太远嘛！咱们还是直接到城里去，找保育员去，免得白跑路。

岳保国说也对也对，明早起来就进城。

岳保国的女人很贤惠，擀的臊子面，鸡蛋和洋芋丁丁炒的臊子。女人做饭的时候，岳保国把一只鸡杀了，吃完饭炖上，熟了喝酒。喝着酒魏志明问，保国，我的印象里你走得早，我们还没招工，你就离开孤儿院了。

比那还早。你们大娃娃去了靖远县河靖坪，小娃娃去了定西孤儿院，这都是1965年的事。我是1964年回到碧玉的，我三爸接回来的。

你三爸为啥接你？

我去了孤儿院之后，我家的房子空下了。后来，我三爸想占我家的房子，三爸家的房子塌了。当时队上不同意，乡亲们也有人说话：人家家里没人了，可后人还在孤儿院，你怎么能占人家的房？为了掩人耳目，我三爸去孤儿院把我接回来了——他说他养我，他住我家的房子就合情合理了。

回家以后的情况好着吗？

我的情况吗？那说起来就是一部长篇小说了，三天三夜也说不完，等会儿再说吧。你先说说你和志义是怎么进孤儿院的吧！

我们是自个儿跑到孤儿院去的。

自个儿跑去的？

啊，自个儿跑去的。我家七口人，我大，我妈，我大妈，我弟，我妹，还有我，还有上洮河砸死了的我哥。我说的大妈不是我大大家的大妈，是我大的大婆。我大先娶的大妈，大妈四十几岁了还不生养，就又娶了我妈。我妈先天失明，我大娶过来就是为了生儿子顶门的。我妈生了我哥、我和弟弟，生了我妹子。我们家穷得很，成分是雇农。我大是擀毡的，也补席，就是篾匠。我妈因为失明，出不了门，就在家做饭推磨；大妈在队里劳动，给我们缝衣裳补衣裳。我大终年在外头跑，到青海，到宁夏，给人擀毡、补席，挣下点钱就拿回来买粮食。我妈身体不好，有病，没钱治，1959年春上青黄不接的时候饿死了。我妈死的时候不闭眼，干瘦干瘦地躺在炕上，就是不咽气。那时我大回家来了，把我和弟弟妹妹叫到炕头跟我妈说，娃他妈，我知道你是不放心这几个娃；你赶快走吧，放心，我把娃娃们亏不下。我妈就闭上了眼睛。我大就又出门了。

后来到了六七月，豌豆下来的时间，大妈也瓤得不行了，胃痛，叫我到新城去抓药，抓了两包熬着喝了，不见好，就硬抗着。抗到年底我大回来了。那时吃食堂，喝拌汤，一顿饭全家人舀给木头马勺两马勺。我大舍不得喝，叫我们兄妹喝。记得是二月二的一天，我大到上庄里给人家补席去了，大妈在队上旋洋芋，有人到我家来说我大不行了。我就跑去叫大妈，我和大妈往上庄跑。到了补席人家的院里，我大在墙根靠墙坐着，头勾倒着垂在腔子上。我和大妈扶着回到家里。家里有一把大妈从队上偷回来的洋芋疙瘩——就是旋洋芋籽剩下的块块，大妈煮了一碗汤。就一碗，除了几疙瘩洋芋就啥也没有的清汤汤，连一把面都没有，叫我大吃上了。我大缓过来了，能说话了，我大说，我没事，好着哩。我想吃人家的一碗萝卜菜哩，说好的把席补完，人家给一碗萝卜菜叫我吃。明早你们把我扶上，我补席去；还有一点点了，补上了我就能吃一碗萝卜菜。

这一天夜里我大不行了，要水喝。大妈灌了些水，天不亮就咽气了。这天是二月二。二月二龙抬头，所以我记得深刻得很。家里没棺材，我大妈用我家门口长着的一棵大柳树跟人家换了三块板子，一块平放着，两块支楞上，把我大抬出去埋了。

以后就是大妈照顾我们了，时间不长，上边放粮了，一人半斤，给的谷子。头一次放粮，给了三天的，我们四口人，给了六斤，推成面了。大妈要吃馍。大妈那时间啥也做不成了，一天到晚在炕上不是坐着就是躺着。我把苜蓿炸了一下，揉上面烙饼子叫大妈吃。大妈吃了两个，还要吃哩。我说这是三天的粮，一顿吃完咋行哩？大妈骂我：你烙不烙？我今天要吃饱一顿哩，你不叫我吃饱，我就把你吃上哩！我给大妈又烙了一个，但我没叫她吃饱，怕她胀死。这天夜里我跑到外头的麦草堆里睡了一夜，害怕在炕上睡下大妈真把我怎么哩。天亮了，太阳升高了，我回家去，大妈骂我：这一夜你到哪达去了！我要渴死了，想喝口水喝不上。你兄弟尿了一泡尿，把我泡在尿里了！

这时候我妹子瘦得很，妹子才四岁。大妈说，你看，你妹子瘦得像你死了的娘一样。

五月，小绿杏下来了，我摘杏子给大妈吃。大妈不吃，大妈说绿杏子闹人哩。一天，我和弟弟掐苜蓿回到家里，妹说哥我饿得很。我叫妹子抱草去，煮苜蓿吃。吃着苜蓿她说肚子痛得很。我把她抱到炕上，她滚过来滚过去睡不住，嘴里吐白沫沫。大妈叫我叫人抱出去。大妈说那是吃了绿杏子闹了。从隔壁何家叫个人来抱出去撇了。后来何家撇我妹子的人说，撇我妹子时妹子还活着哩。

又过了一个月，那是麦熟了拔麦的时间，一天夜里大妈要水喝，我给端的水。天亮时枕头边上一滩水。我去找队长，说我大妈死了，可没人管。过一天大队正在开会，我找去跟大队长说我大妈死了，在家放着呢。大队长魏万林骂小队长：人死了你们不抬出去！小队长魏万荣派着几个人来，用豌豆草卷上，放在耱子上抬出去了埋了。

家里就剩下我和弟弟两个人了。这一年庄稼不行：由于1959年挨了饿，人们逃荒去了，没逃荒的人乏得不得动弹，庄稼就没种上。庄稼收完就吃救济粮，我和弟一人一天给半斤谷子。我每天到队里做活，别人翻地晒地，我拾草。那一年雨水好得很，草长得凶。给我记半个工。弟弟在家看着发给我们两人的救济粮。谷子推下的面放在一个罐罐里。一天我收工回家，弟弟说面粉叫魏永清抢了。我去找队长，队长跑去追回来了。队长叫魏万荣，魏永清是他的侄儿子。面剩下半罐子了。此后面就放在魏万荣家，吃饭时弟弟过沟到魏万荣家去拿面粉。

那一阵队里还分过一次油渣，那是从外地运来的救济粮。我弟弟掰着吃了，吃得吐了。幸好吃得不多，吐完就好了。过了几天，那个偷面的魏永清到我家来，说队长叫他来通知我们，要把我弟弟送孤儿院。第二天我就叫弟弟去魏万荣家把五六斤谷子面都拿回来了，我给弟弟教的：你就说我哥要给我烙馍馍，明天我去孤儿院的路上吃呢。就五六斤面粉了，全拿回来了，我炒熟了，装在一个毡片儿缝的袋袋里。第二天不等队上来人送，我就领着弟弟跑到城里去了。从杨家山庄过牛谷河，踩石头跳着走，有两块石头隔得远，我弟弟掉进河里，衣裳全湿了。我拉出来了，可是过了河他冷得蹲下起不来了。那是秋天了天凉了，已经穿棉袄了。我又背不动他。后来路上走过来一个人，问我们到哪儿去呢？我说去孤儿院哩，那人把我弟抱上把我们送到了县孤儿院。

翌日晨，岳保国的女人烙油饼，岳保国把茶炉点着了熬罐罐茶，两人喝着吃了些油饼就动身了。他们赶到新城上了公交车往县城去，他们要到城里找从前的保育员去，但是车过了石峡行驶到冉家石滩岳保国突然改变了主意，说我们先到冉窑看一下去，那个人是不是你兄弟。魏志明不同意，说，你媳妇说了，那不是孤儿院抱下的。岳保国说，看一下去，她要是记错了呢。他叫司机停住车，硬是拉着魏志明下了车。他说，冉窑不远，顺路着呢，咱们看一下去。不是你弟弟，咱就再上车再走也不晚。

他们在冉家石滩村下了车往南走，过了牛谷河就是冉窑，进了岳保国女人的舅舅家。岳保国好几年没来过女人舅舅家了，舅舅说哎呦，什么风把你刮来了？岳保国说，舅舅，我是打听一个人来的：记得八九年前你说过，冉窑有一家人困难时期抱下着一个孤儿，是不是有这么回事？舅舅说有这么回事。岳保国又问这娃娃是从哪达抱下的？舅舅说是县城孤儿院抱下的。

一听说孤儿院抱下的娃娃，岳保国高兴地说魏志明：你看，来对了吧！

舅舅有点莫名其妙，说你打听这娃娃做啥哩？岳保国这才给舅舅介绍魏志明，说这是我在孤儿院的同学，他弟弟在孤儿院叫人抱走了，说是碧玉的一个老汉抱走了。他找了二十多年了没找着，昨天打问到岳家岔去了。我记起你说过这达有个从孤儿院抱下的娃娃，可玉珍说不对，那娃娃是从亲戚家抱下的。

舅舅说，玉珍说得对……

舅舅！岳保国叫了一声。他有点糊涂了。舅舅立即说不要急你听我说嘛。那娃娃命苦得很，先是一个老汉把他从孤儿院抱来了。那老汉家就有个老奶奶，没儿子，把他抱来顶门哩。没想到抱来头一年的冬天，老两口得了急病都下场了。那娃娃又成了孤儿了，没人管了。那老汉的侄媳妇领去养着去了。那是个寡妇，男人1960年饿死了。可是过了两年那寡妇寻下婆家走了，那娃娃又没处去了，我们庄的吴家就领来了。吴家和那寡妇是亲戚。吴家也是老两口，有一个领下的丫头；把麦换领来是想着长大了和那个丫头配一对哩。

噢，这回事呀。那娃娃叫啥？

叫麦换。

官名呢？

吴金锁。

这名字对不上嘛。岳保国沉吟着说，但他立即又问，舅舅，你听他说过没有，他有个老哥？

说过。那娃娃平常少言寡语的，从不跟人说他的身世，可他跟我对卯得很，跟我说过，他在孤儿院还有个哥哩。但他不知道他哥到哪儿去了，失散了，原因是那老汉从孤儿院把他领走了。他还说那老汉给他起过个名字福娃，可福娃没叫响，人们都叫他麦换。那老汉到孤儿院领娃娃，孤儿院的领导说你拿五升麦子来，我们叫你领个娃娃。老汉背了五升麦子才把他领回来。为这，人们都叫他麦换。

这娃娃多大了？

二十八九三十一二的样子。

岁数对着哩。成家了吗？

成家了，一个小丫头四五岁了。

志明，这个麦换肯定是你兄弟。岳保国把脸转向魏志明说。魏志明说，嗯，像哩。岳保国便对舅舅说，舅舅，你把我的同学领到麦换家看一下去，我看这事成了。

但舅舅沉吟一下说，保国，这是这么简单的事吗？

岳保国说，咋了？

舅舅说，你们这些呆子！你们跑到人家家里认兄弟，真要是亲兄弟，你们弟兄相认了，人家老汉愿意吗？人家老两口抱下娃娃是养儿防老哩，你们说认就认走了，人家不是鸡飞蛋打了吗！再说你们一见面说开了，把人家家里几十年的平静破坏了，人家家里闹起矛盾来咋办哩？

岳保国不出声了，自知太鲁莽。魏志明说，那舅舅你看这样好不好，你把麦换叫到你家来，我问一下情况，看他是不是我弟弟？是的话再看他认不认我，认了再商量怎么跟老汉说。你说这样办好不好？

好，好，这样办事才妥善。说着，舅舅就把小孙子叫过来说，去，到你麦换爸爸家，把他叫到咱家来；就说我叫的，有事要给他说。悄悄地叫，不要叫他大他娘知道。

小孙子走后三个人又商量麦换来了谁说话怎么说话，还没商量完，院子里传来脚步声，一个中年人的大嗓门问：

冉家爸，是你叫我吗？

舅舅迎出去说：麦换，进来，进房里来，我给你介绍个人。

那人进来了，三十岁左右的样子，穿一身农民的黑棉衣，光着头。他看见了炕上坐的岳保国和魏志明，站住了打量。舅舅又说话了：

这是我的外甥女婿，在岳家岔当老师哩，这是从酒泉来的他的同学。他们到我家走亲戚，说闲话哩，说他们是孤儿院长大的。我说我们庄子也有个孤儿院出来的，叫麦换，你们认识不认识？他们说叫过来喧一下，我就叫尕孙子叫你去了。上炕，上炕坐下。

岳保国和魏志明也招呼麦换上炕。麦换在炕沿上坐下了，又一次打量岳保国，打量魏志明。魏志明给他上烟，他说不吸烟，岳保国说话了：

我舅舅说你进过孤儿院。

他应了一声：嗯。

你是哪个孤儿院蹲下的？城关孤儿院？还是县孤儿院？

县孤儿院。

我们也是县孤儿院蹲下的。你哪年进去的？

记不清了，是1960年吧，也可能是1961年。你是哪年进去的？

我是1960年的春天。我问你，我舅舅说你的名字叫麦换，你那时就叫麦换吗？

不是的。

那你叫啥？

麦换似乎很拘谨，沉默一下反问，你问这做啥？

岳保国说，也不做啥，就是想回忆一下咱们在一搭蹲过没有。二十多年了，我记不起你是谁了。

麦换问，那你叫啥名字？

我叫岳保国。

岳保国？岳保国这个名字我还有点印象。

是吗？你还记得我吗？

好像记得。

那你叫啥名字嘛？你说，你把名字说出来嘛，你不要怕嘛。

我叫……魏志义。麦换迟疑地说。

魏志义，你是魏志义呀！岳保国因为问出了麦换的真名而兴奋起来，大声地夸张地说，啊呀呀，你才是魏志义呀！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你那时候才这么一点点……你在孤儿院就蹲了几个月嘛，叫一个老汉领走了嘛，对不对？

对着哩。麦换的脸上显出淡淡的红晕，有点难为情的样子。岳保国又说：

那是一天下午，阿姨叫大家站队，说有人领娃娃来哩，领上了吃好的穿好的去哩。来了个老汉，书包里提着洋糖，一人给了一块，一个一个问几岁了，家里还有啥人……最后把你领走了。对不对？哈哈哈！你刚进去的时候脱肛，肠子在外头吊着哩。对不对！哈哈哈！

对着哩……麦换的脸色更红了，也笑。岳保国接着说：

你还有个哥哩，也进孤儿院了？

嗯。

你哥现在在哪达哩？

那不知道嘛。我叫人领走了，和我哥失散了。

你没找过？

那没处找去。我那时才六岁，啥事都不懂。等到长大了，想找，又不知道哪里去找。

你哥也没找过你吗？

没有嘛——没听着嘛。

还记得你哥的名字吗？

我哥叫魏志明。

岳保国沉默了一下，把脸转向坐在炕角上的魏志明瞪着眼睛说，喂，你怎么不说话，睡着了吗！

魏志明手里端个茶杯，但他口干得厉害，舔了舔嘴唇才说：

麦换，我是建设兵团的——在酒泉的饮马农场工作。我也是进下孤儿院的。你听说过没有，1966年，有一帮孤儿招工到兵团去了，在五大坪农场？

听人说起过这话。

我就是那一批招到兵团去的，后来又调到饮马农场去了。我们一搭有个叫魏志明的人是通渭县孤儿院出来的孤儿，是锦屏乡魏家湾的人。我这次回家探亲，魏志明委托我到碧玉来一趟，打听一下他的兄弟。他兄弟就是叫魏志义，小名三娃。1961年在城里孤儿院的时候，一天他上学去了，他兄弟叫一个碧玉的老汉抱走了。魏志明跟我说，如果找到了他兄弟，就给他兄弟捎个话——兄弟要是认他这个哥，他就来看兄弟哩。

麦换先是怔怔地看着魏志明，听他说话，后来就突然扭过脸去抹眼泪，嘿嘿地哭了起来，并且说：

哥，我当成这一辈子再也见不着你……

梦魇

慕家祥在定西城里走着。

慕家祥是来县医院看病。春上种田的时候他的右脚脚后跟痛起来了。他没把这当回事，每天睡觉起来后疼痛，操劳上一阵子就慢慢减轻了……可是时间不长左脚的脚后跟也痛起来了，还痛得厉害，走路都有点瘸了。他坚持着把田种完了，就进城看病来了，他怕扭下筋伤下骨了。可是医生给他拍了X光片之后说没啥病，累下的，给了些止痛片，说回去休息去，再不要劳累了。他心里轻松多了。

他顺着东街走，心里一轻松脚后跟痛得就不厉害了，就想走一走顺便买一点日用品，城里是不常来的。但是走了几步他就进了一家裁缝铺。这个裁缝铺是廖翠英开的。廖翠英和他一起在孤儿院工作过，他是老师，后来犯了错误早早离开了孤儿院，廖翠英是保育员，临时工，孤儿院撤销后就回家当家庭妇女去了，改革开放之后自个儿开了个裁缝铺。他刚才看病的县医院就是在孤儿院的旧址上盖起来的。

啊呦呦，我还正想着要到红土窑找你一趟去哩，你个人来了！

廖翠英也是六十多岁开外的人了，见了慕家祥竟然大呼小叫的。慕家祥惊了一下说：

你找我啥事？

你坐下喝水，我慢慢给你说。噢，对了，你吃过午饭没有？

慕家祥说吃过了，带的干粮在医院门口的台阶上坐着吃下的。廖翠英听他说吃过了也就不再客气，倒了茶水叫他喝。然后说：

有个名字叫那拴拴的娃娃你记得不？是孤儿院长大的。

慕家祥沉吟着摇了摇头：想不起来。

你咋就想不起来呢！人家娃娃记着你哩，说你给他当过班主任，你对他好得很。人家娃娃还打听你哩，叫我给你带个话，请你到他家玩去哩。

叫我到他家玩去？他家在哪达呢？慕家祥有点惊讶。

在兰州哩，在兰州医学院当教授着哩！

慕家祥沉默片刻后说，啊呀，真格就想不起来是哪一个嘛。你说嘛，这娃娃长得啥样子嘛，哪达人嘛。

第三铺的，他女的是襄南黑石头的张巧花，也是孤儿，在省人民医院当护士长着哩。

想不起来，想不起来。黑石头在孤儿院几个丫头哩，我能知道是谁呀！你说，你说，他咋就叫我到他家玩去哩？到底咋个事嘛？

嗯，你看你这人，确实就受下刺激的，脑子一点点不中了！是这么个事：前几天我到兰州去了一趟，看我的一个侄女去了。我的侄女也是孤儿院蹲下的，那时间我当保育员照顾过她。后来招工到兰州棉纺厂了。我到侄女家以后，侄女把兰州的一大帮娃娃都叫来了，有兰棉厂的，有省人民医院的，有兰医附属医院的。

对着哩，省人民医院和兰医去了一帮娃娃，孤儿院办过个护训班。可这个那拴拴我怎么想不起来呢？

那拴拴不是护训班的，那拴拴是去了五大坪的，后来又到了建设兵团，再后来从兵团推荐到兰州上医学院了，留下当老师了，就和当护士的张巧花成一家人了……

噢，是这么回事呀……可我还是想不起来那拴拴……

唉，你脑子真是不行了！娃娃在侄女家见了我了，第二天又把我请到他家去了。娃娃热情得很呀！吃了喝了，还给我装了一抽抽木耳、牛奶糖……娃娃叫我一定要把话给你带到，请你到他家去。人家娃娃说了，你去，你的吃的喝的他都管上，连路费都管上。对了，我说一件事你想起来想不起来：娃娃说，有一天中午他从你的宿舍门口走过，你把他叫进去了，说这达有一碗茄子菜哩，端上吃去。娃娃说他当时不好意思吃，说不饿。你说不吃了端去给再的娃娃吃去。他这才端上走了，回去就自己吃掉了。他说记着你那一碗菜的好处哩。

嗯，这种事有过。教工灶上的伙食好一些，打的菜多一些，我有时吃一半，剩下些给娃娃们吃……

慕家祥迟疑地说，似乎想起来了。廖翠英也兴奋起来，又说：

噢，你想起来了！那我再说一件事，人家娃娃记着你一件事哩：你还带着他看过电影，没带别人，就带着他一个人去的。

嗯，好像有过这事。我想起来了，这娃娃岁数偏大，可也不很大，不太爱说话。

对着哩对着哩。娃娃现在五十三四岁，说话就是憨厚，办事也稳当。娃娃说，那时候上官芳阿姨特别喜欢他，做啥去都把他带上。有一天晚上，上官芳要看电影去，他碰见了，也要跟上去，上官芳说去就去吧。是你把他拦住了，说你做啥去哩，人家谈对象去哩，你骚毛啥哩？结果你把他领上看电影去了。

慕家祥哈哈大笑起来：是有这么个事，是有这么个事，哈哈哈。娃娃们没钱嘛……

笑毕他又说，嗨，去啥兰州哩，我还发愁拔田的事哩。

咋了？

我的脚后跟痛了两三个月了，连路都走不成了……

慕家祥和廖翠英说说话就告辞回家了，他的家在红土窑乡慕家岔村，在定西县去通渭县的公路边上，离着县城三十公里。到家后他就天天吃药，休息，并且还叫一个土郎中给他针灸……半个多月过去，脚后跟的疼痛还真消失了，他就和老伴投入到拔田的劳动中去了。学生邀请的去兰州的事他根本就没当回事。他是这样想的：和学生娃娃们分手四十年了，没有一个娃娃和他联系过，这个那拴拴也是非亲非故，邀请他做啥哩？无非是遇见了熟人闲扯，客套客套罢了！没料到是将将拔完田，他却收到那拴拴的一封来信。信里写的和廖翠英说的一样：很想念他，几十年都打听不着他，从廖翠英那儿才打听到他在红土窑慕家岔住。“我真诚地邀请您到兰州来玩一趟。来了就住我家，路费、吃喝一概你都不要考虑。”拴拴这样写着。

老伴听他念完信说了一句话：要不你就去一趟吧，你还没去过兰州哩，这娃娃看来是真心请你哩，你就逛一趟兰州城吧。

但是慕家祥还是不为所动，说，我走了谁打场哩？天要下雨哩，麦子发芽了咋办哩？

打碾罢夏粮就开始犁地。一天早晨，他扛着杠子赶着牛往自家的地里走，一辆吉普车停在村道上了，乡长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喊，老慕，你犁地去吗？等一下，等一下，我还正想找你去哩，没想在这达碰到了。他立即就站住了，惊讶乡长对他和蔼的态度——乡长从前迎面碰上了看都不看他一眼的！他毕恭毕敬地叫了一声乡长……

他没敢问乡长有什么事，心里很是忐忑不安。乡长却和蔼地说，这达有一封你的信，是专署的田师傅叫我捎给你的。

乡长从车上下来了，把一封信递给他，并且寒暄了几句：场打完了吗？粮食卖了吗？然后说，老慕，你忙着，我还有旁的事哩，先走了。

直到这时，慕家祥才怯怯地问了一句话：乡长，专署的田师傅是谁呀？

给吴专员开车的。

看着吉普车跑远了，慕家祥才款款地打开了信。信是一个叫田新民的人写来的，说他是孤儿院长大的学生，现在定西专署当司机。兰州的同学那拴拴打电话给他，叫他到红土窑乡慕家岔看一下慕老师，问一下慕老师为啥没来兰州？收到他的信没有？田新民说他最近忙得很，先写这封信给老师，请老师给兰州的那拴拴回一封信。

慕家祥不犁地了，扛着杠子回到家里。他对惊愕不已的老伴儿说，我去兰州哩！你看，学生娃请我的事把专署都惊动了，把乡长也惊动了。不能不去了！

出门是需要盘缠的，可家里一点钱也没有，他思考了一下，找出一双皮鞋来。这是他前些年在乡上的小学当民办老师的时候买下的。那时候一月挣二十元钱，穷得很，但老师就要像个老师的样子，他存了几个月才攒了五十元钱买了双皮鞋，只是上班的时候才穿。鞋还有七八成新，他想把他卖了。家里还有种下了自己吃的七八辫子大蒜他也背上了，走到红土窑镇旁的公路上等车。

他坐上一趟从通渭县来的班车，一个多钟头就进了定西县城。从汽车站出来不远就是城中心的鼓楼，他在鼓楼西边人行道上找了棵枝叶茂盛的垂柳在树荫下蹲下来卖蒜，把皮鞋也摆出来。

皮鞋很快就被一个人买走了。他张口要二十元，那个人还了五元。最后那人涨到八元再就不涨了。八元就八元，他卖了。他知道旧货不值钱。卖蒜很不顺当。一辫子蒜四斤，应该卖三元，但有个人只出一元五角。他没卖。又等了很久才有个行人站住了，问，老大爷，你的蒜多少钱一辫子？他听到说话的声音不像本地人，并且有点耳熟，抬头看了一眼，又慌忙低下了头把破草帽拉了一下。接着他又把蒜辫子一划拉抱起来就走。喂，老大爷，不要走呀，我买你的蒜哩！那人朝着他喊。他越发加快脚步，几乎是一溜小跑钻进右手的一个巷道里。

在巷道里站了两分钟，他又往外探头，看那人走了没有，却发现那个人也走到巷道口上来，正往巷道里看。他猛然一转身又往巷道深处跑去。

他遇见王定远了。王定远是定西孤儿院的老师，教音乐和体育的。他1960年调来定西孤儿院工作时王定远也才调来不久，两个人住一间房子。王定远是兰州师范的毕业生，爱好运动和音乐。他和王定远关系好得很，王定远叫他敲鼓拉二胡，领着孤儿们排演节目。王定远还拉上他去县上大礼堂给跳舞的干部们伴奏，舞会结束能混一顿好饭吃。

他在那个巷道里跑了一截确信王定远没追上来，这才又把蒜摆下接着卖。他再也不敢去大街上卖蒜了。孤儿院撤销之后，教职工都安排在定西城里各单位机关工作，叫他们看见自己的这个样子太尴尬！但是这个巷道僻静得很，很长时间也不见个人。他背上蒜转来转去走到县城的农贸市场再蹲下卖。蹲的时间不长，身旁摆摊的人呼喇喇抱上菜跑了，一边跑一边喊收税的来了。他也赶紧抱上蒜辫子跑。过了一个钟头那些人又从小巷道钻出来，但他抬头看看日头决定还是回家。到家他对老伴儿说：

蒜价上不去，我没卖。卖了也不够去兰州的盘缠。

这天进城去花了八元钱的路费，正好一双皮鞋钱。

在红土窑这一带的农村，像慕家祥这样的家庭是不多见的：只有一个姑娘，还出嫁到靖远县的平川乡，那里用黄河水浇地，生活条件好些。家里只剩下老两口，六十多岁了，还在土里刨食，一年四季种呀收呀打碾呀，静悄悄地过着自己的日子。只有正月里，姑娘女婿都来了，热闹上三五天。然后就又是长久的寂静。

但是这一年的冬季，大年三十的黄昏，两辆黑色的小轿车打听着问着从红土窑乡政府门口离开柏油马路驶上了乡村的黄土路，颠着晃着，卷起一团尘雾开进了南山坡坡上的慕家岔村，停在慕家祥的院门口。车上下来了三个人，两男一女，他们乒乒乓乓地打门，喊，慕老师，慕老师在吗？引得一帮娃娃看稀奇。

慕家祥的老伴儿开的门，她面对这三个面孔陌生服装整洁的人瞪大了眼睛：你们找谁哩？

我们找慕老师。

你们是哪达来的客人？

我们是兰州来的，是慕老师的学生。慕老师在家吗？

噢，你们是兰州来的……在哩，老汉在哩……你们快进来……

几个人进了大门，老伴儿又噔噔噔跑到前头去了，忙忙地推开堂屋门喊了一声：老汉，不要睡觉了，来客人了！然后她撩起门帘子说快进走，快进走！其实慕家祥已经听见喧哗声爬起来了，正下炕穿鞋呢，但是客人们一进去倒吓了一跳：慕家祥的头上套着一个白色的塑料袋，且在脖子那儿系得紧紧的，看不见他的面孔只有眼睛口鼻处留着几个黑窟窿。客人中一个穿呢子大衣的说，慕老师您这是咋了？

慕家祥说坐，你们快坐！他穿上了鞋又急急地除去头上的塑料袋，这才露出他的花白的头颅和满脸的皱纹。他的脸上汗水淋淋的，他没顾上擦汗，又说，你们是从兰州来的？但三个人没顾上回答，都问，慕老师你这是咋了？慕家祥说，坐，你们坐下了我给你们说。上个月不知道啥原因，突然就口眼歪斜。我吓坏了，心想这是中风了，要偏瘫了，就赶紧到县医院去，又吃药又打针。治了半个月不顶事，我就想这是不是风打下了，受凉了。就天天用塑料布包上，不出门的时候在炕上躺着，叫它出汗。还真起作用，才十几天的时间，差不多恢复了。你们看，我还口眼歪斜吗？三个人都说慕老师好着哩，看不出来。

这时老伴儿已经把炸得黄灿灿的油果子端上来了，说，您再不要说你的口眼歪斜了，叫客人吃茶。慕家祥便急忙说：对对对，吃茶吃茶，先吃些油果子，填一下肚子。噢，对了，你们先介绍一下你们叫啥名字嘛。你们光把我叫老师哩，可我一个也不认识。

三个人都笑，其中一个穿呢子大衣的说，慕老师，我们都是你的学生，你给我们当下班主任的，1963年。你猜一下，我们都叫啥名字。

那我猜不出来。那时间你们都是尕娃娃，才十二三岁十四五岁，现在都五十多了，长得不像了嘛。我能猜出来吗？

你猜嘛，你试着猜一下嘛。

慕家祥细细地打量，看完这个看那个，然后指着穿呢子大衣胖墩墩的那个人说，你，我猜是田新民。又指着另外的一男一女说，你是第三铺的那拴拴，你是黑石头的张巧花。

三个人大笑起来，穿呢子大衣的人问，慕老师你说，你怎么猜出我是田新民的？

你来过信嘛？说你是汽车司机。司机不动脑子，光往胖里长哩。他们两个是你领来的，那肯定就是兰州来的。这些年没人牵心过我，就你们三个……

哈哈哈！田新民哈哈笑。那两个光是嘿嘿。老伴儿又说话了：你们不要光说话了，吃个油果。你们路上饿了，先填填肚子，我这就做饭去……

但那拴拴拦住了：阿姨，不要做饭，不要做饭。咱们到城里吃饭去。咱们走，城里一帮同学在饭馆等着呢。

慕家祥没说话，老伴儿叫唤开了：到城里吃饭去？到哪个城里吃饭去？

到定西城里呀。田新民说。

天爷！老伴儿大声说，哪里有这样的事嘛，眼看着天黑了，几十里路上跑着吃顿饭去！

几十里路上吃顿饭咋了？田新民说，人家县长专员的跑到兰州吃饭去哩！吃罢了饭再回来！

实话吗？你说的实话吗？

这我哄你哩吗？你们的乡长多少次后晌会儿坐着吉普车往定西城里跑，跑着吃饭去！我见过的次数多了！

老伴儿张大了嘴半晌不言语，后来才说，乡长怎么吃饭的我不知道，我可是不去。今天是年三十，哪个饭馆开门哩，人家不早早地关门回家团圆去吗？

他不开？他不开我们就把他的门砸开！

那拴拴看出来了，田新民是故意跟慕老师的老伴儿开玩笑，就和蔼地说，慕老师走，咱们走。早安排好了，你们老两口跟我们走，到城里去。我叫了你几次叫你到兰州去，你不去。这次我是特意来定西和你一搭过年来的。我在饭店把房子都订好了，定了三天的时间，我们两家人在一搭住一搭吃，咱们在定西城里头过年。到了初三，我把你们送回来，我就回兰州了。

慕老师没说话，他知道那拴拴的盛情难却。老伴儿叫了起来：天爷，哪有在饭店里过年的事呀！但田新民拉住了她的手说，阿姨，你就跟我们走吧。人家当官的有钱的就是在饭店里过年哩，有的还到外国过年去了。

但慕老师的老伴儿说，那我蒸下的馍馍烩下的菜咋办呢？

你蒸下的馍馍坏哩吗？烩菜坏哩吗？

老伴儿一怔，继而笑：那坏是不坏，现在是冬天……

不坏了那就放着去，等到初三回来了你和慕老师吃去。田新民不管老奶奶怎么说，硬是搀着她出了房门，并且问，锁子哩，你们家的锁子哩，我把门给你们锁上！

两辆黑色的轿车沿着关川河边的柏油路一路下坡向定西县城奔去。关川河发源自定西东部的华家岭，它在千山万岭中穿行，一路向西，经过定西县城以后左拐，往会宁县往黄河跑去。它一路上冲击出深沟大涧，也淤积出一连串的川台平原。太阳已经隐没在前方的千山万壑中了，但从汽车后视窗看出去，华家岭的主峰还沐浴在金黄色的霞光里。公路两侧的白杨树柳树和榆树光秃秃的枝杆迅速往后退去，还有成片的或是孤独的农舍。

田新民，你们来了两辆车？好久好久，慕家祥才说了一句话。

慕老师，我们想着你还有儿女哩，来一辆怕坐不下。田新民回答。

我就一个姑娘，那是犯事以前养下的。从农场回来，再就没要娃娃。

为啥没要哩？那时候还没计划生育呢？

养不活呀！人家社员一天一个工，给我只记七分工，人家出工就有工分，我要做义务工。

田新民不出声了。良久，慕家祥又说：

我这还是第一次坐这样的车。

啊，我开的这车，定西地区坐过的人不是太多。这是奥迪车，定西专署的专员和副专员才能坐上。

那你今天出来，专员不坐吗？

专员到新马泰旅游去了。我昨天送走的，送到兰州机场去了。

停了一下，慕家祥又说，那拴拴那辆车是谁坐的？

那是拴拴自己的车。那叫桑塔纳两千，上海出的。人家自个买的。

自个买的？那得多少钱？

十几万。

慕家祥再就没说话。好长时间之后田新民又说，慕老师，今天拴拴请你赴宴，叫你吃你就吃，叫你住你就住。他有钱着呢，大学教授，挣的是年薪制，光是死工资就是一年四万，还不算奖金讲课费。

晚宴是在金谷饭店举行的，金碧辉煌的餐厅人满为患，闹闹嚷嚷，他们坐在名叫桃花轩的雅间里，总共是十二人，围着一张大号的圆形餐桌。雅间里有半圈沙发，有茶几，还有电视。宴会开始那拴拴先给大家祝酒，他说，咱们班的老师、同学三十八九年才团聚了这么一次，为了这一次团聚干杯。接下来又给慕家祥老两口敬酒，他说，同学们，我为啥大过年的不在兰州过年跑到定西来哩，我是向慕老师表达谢意呀。大家记不记得，那时候在孤儿院里，娃娃们吃不饱，好些人上课偷跑，跑出去在垃圾堆上拾菜叶子，到粮站偷面粉，有的班里人跑得课都上不下去，可咱们班一个偷跑的都没有？就因为慕老师要求的严格，谁要是旷课迟到早退，慕老师可是要罚站哩。我跟你们讲个笑话，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咱们班上不是有个孔保财么，头一天慕老师布置下的作业是把新的名词解释背会，第二天要提问哩。结果问到孔保财，就地取材是啥意思？孔保财回答：蹴在地下取材。慕老师批评他：你这个大破财，你给我后边站着去！我为啥要讲这件事哩？按说，老师体罚学生是不对的，可我认为是好事！说明老师负责！大家还记得慕老师离开孤儿院的第二年孤儿院办护训班的事吗？护训办招人时全定西专区各县的孤儿院的孤儿都来参加考试，就咱这个孤儿院考上的多，咱这个孤儿院就咱们班考上的多。

有人说，可我记得大教授没考上。

那拴拴说，不对不对，我根本就没参加考试。那一阵我正好抽出去了，到外头参加遣返流浪人口的工作去了。那一阵省委派出的工作组到外省把流浪人口召回来，再送回到各县各乡和各村，我到陇西县帮忙去了。

接着大家轮流给慕老师敬酒，然后是长时间地聊天，讲述自己的经历，也互相询问他人的情况。有个叫牛杰的说起了慕老师给大家上最后一堂课的事，田新民听见了，捣他不叫说，但慕家祥看见了，说：

不要拦，不要拦，叫他说下去。

于是牛杰说：

我记得那天是慕老师给我们上美术课。慕老师在黑板上画了个水壶。水壶将将画出个轮廓，王定远老师进来了。王定远老师小声跟慕老师说了句啥话，慕老师就出去了，王定远老师接着画那个水壶。那天放学的时候，大家就都知道慕老师叫公安局叫走了，说是带的手铐，披着一件夹衣戴着手铐。慕老师，是不是这样？

对着哩，对着哩。慕老师说。警察那一天还搜我的房子了。我的房子里有几个箱子，装的孤儿院演出队的演出服，那箱子他们都翻遍了，没翻出啥来。

他们翻啥哩？牛杰问。

翻反革命传单。娃娃们，我那天犯事了，叫公安局带走了。就是戴的手铐抓走的。我问你们，我叫公安局抓走以后，你们知道不知道我犯的啥罪？为啥抓我哩？

不知道。好几个学生说。

但慕老师看见那拴拴没说话，便问，拴拴，你知道我犯的啥罪吗？

那拴拴说，知道，可我仅仅知道你犯的是现行反革命罪，具体怎么反革命的，内容我不知道。

你是怎么知道我犯的反革命罪？

上官芳阿姨告诉我的。她叫我对任何人都不要说，我知道就行了。

噢，你是这么知道的。其他人还都不知道，是吗？

就是。“同学们”说。

娃娃们，那我今天就给你们说一下，我确实犯的是反革命罪。我是1960年夏天调到孤儿院工作的。也就是那一年的冬天，放寒假了，有些老师回家过年去了，我没回。虽然那时孤儿院开始开课了，但娃娃们得病的多得很，管生活的阿姨们管不过来，老师也得帮忙。就在那个寒假里，我们慕家岔的一个人找我来了。我们是小学和中学的同学，关系好得很。他来了，和我一搭儿住了两天，说他和几个同学要搞个地下刊物，写文章把时下饿死人的事揭露出来。问我参加不参加？我那时候对社会现实确实没有好感，干部胡来哩，把老百姓饿死了一层。我就说我参加。

那人以后再没来过。到1963年秋天，公安局就把我抓走了。抓我的那一天，我心里就明白了：我这一辈子完了。后来给我判了六年刑，参加反革命组织罪。那个同学判十年，他是组织反革命组织罪。

慕家祥讲完他犯罪的经过，好久，牛杰问，慕老师，你们这个组织有过啥活动？

慕家祥回答，再没啥活动。再要是活动，六年就打不住了。

拴拴问，慕老师，你是不是在三河农场服的刑？

慕老师很惊奇，你怎么知道我在三河农场服刑的？

我在靖远五大坪农场当农工的时候，农场的人说，靖远有个三河农场是劳改队。我那时还想到三河农场看一下你去，有个兰州的知青把我拦住了，没去成。

你没去就对了。你去了看一下我，推荐工农兵学员就轮不上你了。

慕老师，那几年你受了苦了？

唉，那是一场恶梦。

这天晚上“娃娃们”玩得很尽兴，吃完饭喝完酒，大家又唱卡拉OK。“娃娃们”还都逼着慕家祥唱歌。慕家祥不唱，说他四十年没唱过歌了。“娃娃们”就自己唱，并且每个人都在唱歌前说两句话：我把这首歌献给尊敬的慕老师，祝愿他身体健康。一位叫张维刚的“娃娃”现在西川小学当老师，他唱了一首《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娃娃们”都拍手，慕家祥也老泪纵横。折腾到凌晨四点才散伙。散伙后那拴拴把慕家祥领到给他们老两口订好的房间去，叫他们洗澡睡觉，他和田新民开车送那几个娃娃回家。有两个同学住得很远，在定西县西川的农村，送完他们回来，那拴拴看见慕家祥住的房门开着个缝，就推门探头看了一下，问：慕老师，你们老两口怎么还没睡觉？

他给慕家祥安排的是间很豪华的大房子，房子中间有一圈镂空雕花的壁子把房子分隔成两半，里边放着双人沙发床，外边是一圈沙发茶几，全都是精工雕刻的木制品，古色古香。慕家祥老两口在长沙发上正襟危坐。

慕家祥回答，我们等你了。

那拴拴惊讶地问你们等我咋哩？我不是说了你们洗澡吗，洗完了你们就睡觉。你们洗澡了吗？慕家祥说没洗。那拴拴说咋不洗呢？慕家祥有点不好意思，吞吞吐吐说开关打不开。那拴拴说，哎呀，我忘了教你们了。来，过来我给你说一下怎么用热水，怎么用凉水，还有篷头。那拴拴走到卫生间门口了，但慕家祥坐着没动，说，不急，不急，你过来，过来坐下，我有话跟你说。那拴拴走过去在一个单人沙发坐下来，拿起茶几上的易拉罐饮料“嘣嘣”地打开了，给慕家祥老两口喝，说，慕老师，有啥话你说。

慕家祥抱着易拉罐没喝，说，拴拴，我问你，你这次来定西，就是为的叫我们老两口到这达住两天，享两天福？

那拴拴一怔，没回答。慕家祥接着说，或者你还想把同学们请一下，喝酒，唱歌，大家在一搭玩两天？

那拴拴还是没回答，眼睛离开了慕家祥。慕家祥又说，你是不是这样打算的？你要是这样打算的，明天你就把我们送回家。

那拴拴惊愕不已：咋了，慕老师，你们觉得不习惯？不开心？

不不不，开心得很。看着你们长大了，事业有成，我欢喜得很。

那你急着回家咋哩？

没必要，没必要花这钱。在家里住着一样睡觉，花这钱没必要。

那拴拴恍然大悟，说，慕老师，你踏踏实实地住着。我们分开着四十年才见一面，花一点钱值得，这些钱我出得起。

这我知道，田新民给我说了，你能挣钱着哩。可我想是花这钱没必要。我们老两口见了你了，也吃了也喝了，这么好的房子也住了，你的情我领了，你还是把我们送回家去吧。

那不行呀。我和同学们都商量好了，明天晚上田新民请你吃饭，后天是张维刚，大后天……

不行不行！你给同学们说，他们的情我领了，我要回哩。慕家祥态度坚决。

那拴拴为难了，说，慕老师，阿姨，你们再住两天不行吗？你们再住上两天，我还有重要的话跟你们说哩？

这次轮到慕家祥吃惊了，他仰起脸看着那拴拴说，有啥重要的话？你现在不能说吗？。

不能说。现在一说，你睡上一觉起来就走了。

说嘛，你说嘛。你今天晚上不说，我连今天晚上的觉也睡不好。

那拴拴说：今晚上说也行哩，可你要答应我再住两天。你要是非要明天回家，我的话也就不说了。

慕家祥犹豫了，看老伴，意思是征求她的意见。老伴吭吭哧哧地说，实在不叫走，那就……住两天吧。猪娃宰掉了，鸡娃子自个刨着吃去也饿不死。慕家祥便说，好吧，不走了，不走了，住两天就住两天，就是这么花钱叫人心里……

你们同意不走了，那好，那好。那拴拴高兴了，说，慕老师，其实我要说的也不是什么大事。头会儿吃饭的时间我不是说到孔破财了吗？不是那一天孔破财回答问题把就地取材解释成蹴下了取材吗？不是你把他罚站了吗？我说的事和这件事有关，就是那天傍晚，有人在厕所的墙上写了一句话，骂你的话。你还记得这件事不？慕老师一脸茫然，摇了摇头。那拴拴又说，结果当天晚上马老师就把你代课的两个班的学生排成队，追查是谁写下的字。马老师叫大家自己坦白交待。马老师说自己要是不交待，查出来就要严厉处分。那时间最严厉的处分就是吃饭降等级，把大馍馍换成小馍馍。结果孔破财承认了，说骂你的话是他写下的。但是他又跟马老师说，是我叫他在墙上写脏话骂你的。第二天上午课间操的时候，马老师把全院的孤儿集合起来了，批评了孔破财，还批评了我。批评我比批评孔破财还厉害，说我是教唆犯，错误比孔破财还严重。慕老师，我没教唆孔破财骂你。事情是这样的，那天课间休息的时候，孔破财问过我一个字，说慕老师的慕字怎么写。他在一张纸上写了你的姓名，问写得对不对。我一看他把慕字写成幕布的幕了，我就给他纠正了一下：是羡慕的慕。结果就出了那么一件事。

慕家祥注意地听那拴拴叙述，脸上仍然一片茫然，说，是吗，还有过这么一件事吗？

有呀，就是1963年秋天发生的事嘛。我还想着要跟你解释一下哩，不是我叫孔破财写着骂你的，是他自己写着骂你的。我还没找着机会给你解释呢，过了两三天你就……离开了。

记不起了，记不起了。我不记得有这件事。孔破财骂我啥了？

他写的是……慕老师，那话难听得很。

那拴拴有点难为情，不好意思说，但慕家祥说，你说，你说，娃娃时候的事嘛，有啥不好说的？

他写的是……写的是慕老师，后边还有四个字，我日你妈。

慕家祥笑了：记不得了，哈哈哈……

慕老师大笑起来，但那拴拴不笑，说，慕老师，你觉得这事好笑吗？

不是好笑，我是笑你哩！你一次一次地叫我到兰州去，这次又跑到定西来，把我请到这么高级的宾馆，就是要给我解释这件事的吗？

就是。

慕家祥沉默了一下，感慨地说，啊呀，这是个啥事嘛，你还这么当真呢！

你真不知道？

真不知道，一点点不知道。

啊呀呀慕老师，原来你不知道这件事呀！可我认为你知道。几十年了，我遇见孤儿院的同学就打听慕老师在哪达哩？我想把事情解释请楚。几十年了，这件事压在我的心口，就像磨盘一样重呀！做梦还梦见过！有一天夜里魇住了，巧花把我叫醒了，问我做啥恶梦？我说没有做恶梦，就是梦见慕老师了，魇住了。慕老师骂我着哩，说我是个坏熊，表面上老实，背后捅刀子！

啊呀呀，你这个娃娃就心诚得很呀！我根本就不记得有这件事。好了好了，你把心里的话说了，把心里的磨盘卸下了，你回去睡觉去吧。唉，你看你，我说就没这件事，你非说有哩。不管它有还是没有，你都是个好娃娃。明天早上起来，你还是送我们回红土窑吧。

那不行！那不行！那拴拴激烈地反对：我把压在心里几十年的话说开了，咱们更要好好地玩哩。哎呀你看，天都亮了！

紫色天鹅绒的窗帘没拉严，二指宽的缝隙里透进来一片如水的晨曦。

守望殷家沟

快到晌午了，殷占岭和女人在殷家沟北侧的山坡地里挖洋芋，女人突然说了一句：你看，坡上来了一个人。

在哪达哩？殷占岭虽说五十岁了，但长期从事体力劳动的身体很有力量。他一镢头刨出来一窝洋芋，然后站直了身体看山坡上的小路。

已经到跟前了。女人拿着洋芋蔓儿的手指了指地边的塄坎下边的小路说。

这个人我像是在哪达见过，你看那走路的样子。殷占岭说。他看见了那个人，恰好那个人也抬起头看他们。那人也喊了一声：你不是殷占岭吗？

殷占岭怔了一下，立即就惊讶地叫起来：呦，这不是董耕吗？你怎么来了？

啊，就是我呀，你认出来了？我从那半截路上就看见你们两口子了。那人又说。

殷占岭说，哎呀，还真是你！你怎么到这达来了？

我看你来了。怎么，不欢迎吗？

哎呀，欢迎得很嘛，稀客来了咋不欢迎哩！甭急，这达上不来，你还往前走。

董耕这时急着想攀上洋芋地来，洋芋地就在路边上，但有个高高的坎子，直上直下无路可走，他只好按着殷占岭指的方向顺着小路继续往上坡走。殷占岭也沿着地边往上走，当这块窄条条地走完的时候，两个人就相逢了。殷占岭握住董耕的手说，哎呀，真没想到你来。你这是头一次来殷家沟吧！然后回头喊女人：快过来快过来，你不认识董大哥吗？

认识嘛……女人走过来了，腼腆地笑。

认识怎么不叫董大哥？殷占岭责怪女人，而后又命令式的口气说，拿镢头去，走，家走。

家走做啥哩，不挖洋芋了？董耕说。

不挖了不挖了，老大哥来了，还挖啥洋芋哩！快家走。

挖出来的拾掉嘛。

晾着去，明天再说。

小路窄窄的——也就能走个排子车——斜斜地往前伸延，左侧是一层一层的梯田，右侧是笔直的悬崖和巨大的山沟。这悬崖真是吓人，直上直下十几丈，沟底长满了巨大的白杨树，还有榆树、杏树和柳树夹杂其中。已经是深秋季节了，树叶红的红黄的黄还有绿的，绚烂之极。殷占岭说了一句：董大哥往里走，小心掉下去。

董耕说，掉是掉不下去，就是看着眼晕。啊呀，你们殷家沟的山沟真格就深得很！

沟是深得很。没见过吧！

没见过，真没见过这么深的沟，树小得就像蒿蓬嘛。这要是把人掉下去还不绊死吗？

那绊死哩嘛！上头的庄子里，崖比这达小得多，去年过年还绊死了一个人：有个人喝醉了，半夜里从人家家里出来回家，掉下去绊晕过去了。醒来后往家爬，爬一截爬不动了，到天亮冻死了！

小路还是沿着悬崖延伸，且逐渐上升。沟也在上升——越来越浅，沟里的树就渐渐地高大起来，并且爬上小路，越过小路走进参差错落的庄户小院，向山坡上爬去。

到家了。殷占岭站住了，朝着一座独家小院说。小院的门鼻上挂着门扣，他走上两步，摘下门扣推开门扇又说，进吧！

这个门建得窄小但却精致：小小的门楼，顶上有几层青瓦，门柱上还贴了黄绿相间的瓷砖。院子不大，正面是盖了不几年的农村式样的三间套的堂屋，瓦房，木格窗子，水泥台阶。左右也是新房，一边是厢房，一边是灶房。

堂屋里的家具都是旧的，中间一个八仙桌，两个板凳，左边靠山墙有两个自制的很旧的沙发，右边是火炕，炕上有个炕柜。

你这房子盖了几年了？董耕问。

四五年了。上炕，上炕，炕热着哩。

董耕说，不上了吧，热炕坐不住。殷占岭说，上炕，地下坐着凉得很。我们这达是二阴子地区，气候凉。等到董耕上了炕，殷占领就端过炕桌来，然后把个小小的电炉子拿过来放在炕头，接通电源，又拿过茶罐罐说，走累了吧，先喝个罐罐茶。

不一会儿，茶熬好了，殷占岭把茶倒进放了冰糖和红枣的茶盅里，说，喝茶，先吃口馍馍填一填肚子。婆娘杀鸡去了，饭还得一会儿。董耕稀溜稀溜地喝了两口茶，吃馍馍。殷占岭说，老哥，今天是哪股风把你吹来了？董耕回答，我到义岗川烧纸来了，桥沟有个亲戚看一下。到了桥沟，听说殷家沟离着不远，七八里路，我就想起你是殷家沟的人，就想来看一下。娃娃们呢？

殷占岭往茶罐罐添水，回答，姑娘上煤炭学校了嘛，在靖远矿务局哩。儿子到兰州打工去了，在一个啥公司当保安哩。

噢，你的事情都安排妥当了嘛。

唉……妥当啥哩，把人愁死了。保安的个活嘛，说白了就是给人看大门哩，不是个正经工作。你的娃娃们咋个相？

我就一个儿子，也是没工作，跟我养奶牛哩。

你的奶牛养得咋个相嘛？你比我退休早两年，一退就养牛了。

你知道的，咱们那达都是工矿企业，养个牛要到农区买饲料哩。养了八个牛，四个有奶，四个没奶，一斤牛奶才卖八角钱，卖下的钱将将够个饲料钱。

那不赔本了吗？

赔是赔不下，一年下上两三头小牛，长大了能卖两三万。

那好着哩，比我在家种地强。今年雨水好，一亩地能挖四千斤洋芋，才值五六百元。

还有矿上的退休工资嘛。

全靠退休工资着哩，不是那几百元退休工资，我的日子在殷家沟就是最穷的：老娘给我留下了就八亩地，全都种成洋芋，也才值四五千元。一斤洋芋才卖一角钱多一点点……

唉，靠种地过不了日子。董耕叹息一声，仰着脸看墙壁。迎门的后墙上挂着一幅紫红色平绒的幛子，中间四个白色的大字：慈容宛在。左右一副对联：阁型永垂皆称贤母，淑德留芳共仰仪范。山墙上还有一匾额：留芳百世。

你娘过世几年了？他问。

四年了。这是三周年人们送下的。

噢，四年了！时间过得真快呀！我还记着哩，那一年你媳妇逃避计划生育到矿上去养儿子，你娘跟着去伺候你媳妇的情景就像是昨天的事情：就那么一间小房房，一张双人床，你媳妇和你娘两个人睡，中间还有两个娃娃。你娘干脆就没处睡嘛，就在床沿上趴着；等到娃娃们睡醒了，你娘才在床上睡一会儿。

那受下的罪就大嘛。那小房房还是大家帮着拾砖头盖下的，矿上不给宿舍嘛。矿上煤多得很，可是不敢烧，怕领导检查。冷得不行，买了个电炉子放在床底下取暖。那是冬天嘛。那时间挣的钱孽障得很，我娘在矿上住了半年，我连一斤羊肉都没买。买下几斤鸡蛋我娘也舍不得吃，全叫媳妇补养身体了。我现在想起来后悔得很，我娘受了一辈子苦，没享上我的一天福。

他们随意地谈论着家乡，谈论着煤矿，喝茶吃馍馍。女人进来出去地从山墙根的面柜里挖面，取东西。女人还很年轻的样子，穿一件条绒夹克，短发，高高的个子。董耕突然问：

你媳妇是哪达人？

就这岭背后刘马家岔的。

是你娘给你说下的吧？

不，媳妇是我自个看下的。

你很有眼力！

殷占岭笑了一下说，媳妇是我看下的，可钱是我娘攒下的。我从定西福利院回到殷家沟，说是知青，实际才十四岁，到家还上了两年学，十六岁才开始挣工分。二十五六岁上，队上叫我看钢磨，一天来了个刘马家岔的老汉来磨面，背着一百多斤苞谷，说是没钱。磨一百斤才二元。我说没钱了先欠下。磨面的时候我问老汉，你家有女子吗？有女子了给我说个媳妇。老汉说有五个女子，把老二给你吧，你啥时候到家里来看一下。白天不要来，白天来了队上知道了就不给女子口粮了。

他们正说着话，女人把饭菜端上来了，殷占岭便撤电炉子茶罐罐，同时出洋相伸了一下舌头。女人看他伸舌头，便觉得奇怪，瞄了他一眼。董耕笑了，说，大妹子，我们正说你哩。女人脸上荡起一丝红晕：说我啥哩？殷占岭说，说咱们谈对象的事哩。女人抿一下嘴走出去了，过一会儿端了粉条汤进来坐在炕沿上一起吃。

董耕一边吃花卷吃洋芋烧鸡块一边说：占岭，接着说。

殷占岭说，过了两天，我把媒人请好了，我娘蒸了两个大花馍，晚上我就到她家看去了。看去的时候丈人对我好得很，给我做的长饭，炒的鸡蛋。可是饭吃完了，我也没认下哪个是老二，她家女子太多，端饭时把我的眼睛耀花了。丈人说，没认下？没认下你就到厨房再看一下去，老二叫禅花。厨房的炕沿上坐的，地下站的，齐刷刷五个女子，房子里就点着一个煤油灯，不亮，我还是分不出哪个是老二。幸亏我那天拿着个电筒，我就一个一个照，一个一个问，你是老几？你是老几？问到她时她不说话，头勾下去了。其实我认识她，我们两个村子就隔着岘口子上的一条路，她们那边的山坡平，都开成地了，没蒿柴，我们这边沟大，崖上蒿柴多，她们来我们这边挖柴我还吼着骂过她哩。她们家人口多，困难，她那时间连一件衣裳都没有。

女人脸上腾起一片红云，说，我怎么没衣裳，我光着膀子吗？殷占岭说，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说你那天穿一身破衣裳，一件大襟的黑棉袄，裤子也是大裤裆。女人说，你穿的啥好料子？不也是黑棉袄和一条黄裤子吗？

殷占岭哈哈笑了：董耕，那时间咱这里穿黄衣裳的人多得很，都是解放军的衣裳，公家救济下的。那天我看她去，连个帽子都没有，还是找人借下的。

吃完饭女人去洗锅了，殷占岭又接着说，那次去看她，定下的礼钱是四百元。第一次送钱是那年的腊月。那年我娘喂了一头猪，腊月里交给国家了，卖了四十几元。家里养了几只鸡，舍不得吃一个鸡蛋，都攒着交给供销社了，把钱都存着。我们这里沟大，崖上有地骨皮，还有麦冬；崖陡得很，我都不敢上，我娘一个人往崖上爬，挖药材。卖下的钱也都存下来给丈人家送礼。那年头一个工值才六分钱，我娘一年挣二百个工，到年底结算队里给了十二元也凑上了。我挣了三百个工，十八元钱也凑上了。把所有的钱都凑到一搭儿，那一年送了一百二十元。以后凑五十六十元送去，凑三十元也送去，直到1979年春天我招工去靖远煤矿当工人，礼钱还没送够。我当工人挣了一年工资，才把礼钱送够。

我当工人去我娘特别高兴，虽说我一走家里就剩她一个人了，但她在我接到靖远矿务局的招工通知的那一天，连夜给我补衣裳拆洗被褥。第三天，我背着拆洗好的被褥往党家岘去坐长途汽车了。那几天下大雪着哩，往岘口子的坡上滑得人走不上去，可我娘把我送到岘口子的大路上了。

那一天媳妇也送我去了。到了矿上，人熟了，有的人就要给我介绍矿上的姑娘哩；我说家里占下媳妇了，媳妇对我好着哩，老丈人也好着哩，我不能忘恩负义。介绍人说，你在农村找个媳妇将来调不过来，一辈子受罪。我说受罪就受罪。这是实情。我走了以后，家里就剩老娘一个人了。后来承包到户单干了，我娘分了八亩地，就我娘一个人种。老丈人看不惯，就把媳妇打发过来跟我娘住，帮着我娘种地。

这时候女人已经收拾完厨房来到堂屋，在炕沿上坐着，董耕就把脸转向她，夸奖说，行啊，没过门你就伺候起婆婆来了。

女人腼腆地笑了一下：婆婆就一个人嘛，我不帮谁帮？

婆婆对你好吗？

好着哩。给我扯衣裳，有好吃的自个舍不得吃，叫我吃。

占岭对你好吗，结婚以后？

好着哩。

打你不打？

打过，就打过一次。殷占岭抢着说。

就打过一次？

就打过一次。有一年我回家来，那是秋天，挖洋芋的时候。她不挖洋芋，跟几个婆娘拉扯着到义岗川去了，逛街去了。回来我说她：我和娘挖洋芋，你浪街去了。她顶嘴，我打了一巴掌。

是吗？他是打你了吗？董耕问女人。女人红了脸笑。殷占岭说，打了一巴掌人家还着气了，跑回娘家去了。结果我娘知道了，骂我，叫我叫去。我去了，丈人见了我说，噢呦，女婿老爷来了吗？我给你端炉子熬罐罐茶。那一次把我臊坏了，我赶紧做检讨：我打人不对。

董耕说，行呀占岭，你还会做检讨。

殷占岭说，不检讨哪行呀，人家把我告下了，老丈人生气了。

坐的时间长了，董耕下了炕穿鞋，说，咱们到外边转转吧，哎呀，把人坐得腰酸腿疼的。殷占岭说，转转就转转，既然来了一趟，就看看我们的殷家沟。出了大门就是悬崖旁的小道，站在小道上他问，你看往哪边走？董耕怯怯地探着头往下看了看悬崖，又往东边小路延伸的方向看，问，这条路是往哪里走的？殷占岭说，再往上走一截，山水沟就到头了，路就绕到沟对面去了，到西边的那道山梁上去了。董耕问，你们的殷家沟村就是这么一块块吗？就建在这沟沿上吗？殷占岭说就是，不大的个庄子，几十户人家。董耕说那就顺这条路走走吧。

小路始终绕着山水沟蜿蜒，沟里长满了树。透过绚丽的树丛可以看到沟底的草地，可以看见一个人工围起来的水潭，有个小小的人儿从水潭里打了两桶水，担着往上走。还有几头牛在树丛中的草地上漫游。走了一截，小路上又分出去一条坡路，很陡，往东山梁爬去，且有很多粗大的柳树分布左右。董耕问这条路通到哪里？殷占岭说上去就是岘口子，翻过岘口子是刘马家岔，往党家岘去的公路经过刘马家岔。他们没有去岘口子，董耕嫌陡。他们绕了一个很大的弯子走到沟南去了，又上了沟南的山梁。山梁背后又是一道像殷家沟一样的大沟。他们站在山梁上俯瞰殷家沟，董耕问，那个大门上贴着黄的绿的瓷砖的宅子就是你家吧。殷占岭回答就是。董耕说你怎么把房子盖在崖边上了？殷占岭说再没地方盖，那就是我家的老宅基地。他还说门前的路原先宽着哩，路边上原先有个小小的麦场，只是时间长了，麦场一片一片地塌掉了，大门就直接对着悬崖了。董耕收回视线看着脚底下一处围墙很厚的宅院说，这是个老堡子吧？殷占岭回答那是殷老爷家的宅子。董耕问什么殷老爷？殷占岭回答，你可不要小看我们殷家沟，这达还出过一个举人哩，人们叫殷老爷。我们站的这一道梁，还有东边的大山梁，从前都是殷老爷家的地。听老人们说，殷老爷家从前雇几个长工给他种地哩。董耕说，这山坡坡上的窄条条地能种成个啥庄稼，还不把牛滚了？殷占岭说你还真说对了，以前公社化的时间滚过牛，滚到沟里绊死了。老汉们说过，从前殷老爷家雇长工，要写好契约哩，契约上写：扳折杠拐，滚下山涧，一家死人，两家抬埋。说的是长工扶着杠子犁地的时候，一用力把杠拐扳折了，人滚下崖去绊死的话，东家和长工两家出钱抬埋，不能光叫东家出钱。

董耕说，还有这样的事吗？我家从前就是义岗川的财主，家产比殷老爷家要大得多，可我家也没有长工死了还叫长工出钱抬埋的规矩。走，咱们往回走吧，太阳落山了。

为了在天黑以前到家，他们从一条种田人踩出来的蚰蜒小路走下山梁。突然殷占岭站住了，指着一条窄条条地上长满了杂草的地方说，这达是我家的坟地，我娘就埋在这里。董耕也站住了，看坟地，问，你娘是得病下场了的吧？得的啥病？殷占岭说我也不知道得的啥病。我娘先是大便下血，我就请农村医生来看，打针输液。输的青霉素，不见效。又请乡卫生院的大夫来看，血止住了，可是腹部疼得厉害，大便下不来。媳妇用肥皂水灌肠，又服果导，结果又腹泻不止。媳妇对我娘好得很，灌肠时汤汤子喷一身也不嫌脏。开始医生们都说是肠炎，治了一两年都没治好，反复拉肚子，便秘。一有病我就回家来照看，来了就守上半个月二十天。后来我跟娘说，我把你拉上，我们到县医院看去。我把车都找好了，一个搞运输的三轮汽车。我娘不去。说拉肚子是个啥病嘛，还用着到县上去？后来不行了，我在地里劳动，娃娃们去上学，我娘从床上滚下来。这时我说一定要去县医院，但我娘说她不行了，到哪个医院也是白花钱。

我娘临到下场时肚子不疼了，可又吃不下饭去了。我端着饭碗喂吃的，我说娘，你要吃些饭。可我娘说，喜喜子，你甭吵了，我想睡会儿觉。我就再没喂，娘睡着了。过一会儿，听见娘的嗓子里发出睡觉打呼噜的声音。我就喊娘，已经喊不喘了。我娘那年69岁。我娘不愿意死，临到下场的那几个月，我回家来守着，我娘跟我说过几次：过去穷得吃不上穿不上的日子都过来了，现在生活好了，她实在想多活两年。亲戚们来看她，她在炕上躺着，谁要是说你的病过几天就能好，她就高兴；谁要是说，你放心走吧，你的孙子都大了，没啥牵心的了，她就不高兴，把脸扭过去不理人家。

这时殷占岭和董耕已经从山梁走到小路上了，绕着弯子往家走，董耕又站住了，问，占岭，有件事我一直没问过你——还是在义岗川福利院的时候娃娃们就说你娘在监牢狱服刑着哩。你娘到底出了啥事进监牢狱的？

不知道嘛，那时候我还小，——我是1955年出生的，进福利院的时候才四岁。我光是隐隐约约记得我尕爸  把我送到福利院的，一个牲口驮着两个粪筐，那边一个娃娃，这边一个娃娃。那边的娃娃是谁我都没记下。我后来回想，我在去福利院之前好些天就见不着我娘了，我在尕爸家住着。后来义岗川福利院撤销了，咱们都转到定西福利院了，我才知道我娘还活着哩：我上二年级的时候，班主任权老师给我拿来了十元钱，说是我娘寄来的。我问我娘在哪达呢？她说了个靖远多少多少号信箱。我问啥单位？她说她也不知道。后来，每过上几个月半年，我娘就给我寄五六元十元钱。我那时还傻着哩，当成我娘在哪里当工人哩，收到钱就买牛肝子吃，一毛钱一片片。再往后，大娃娃都参加工作了，小娃娃当知青上山下乡了，各回各的老家了。我是定西的汽车送回义岗川的，然后队里来了两个人，——一个是我尕爸，一个是队长殷国民——牵的牲口把我接回殷家沟了。回到家中，我尕爸把我收养下了。这时候我尕爸才告诉我，我娘在靖远县的监牢狱劳改着哩，判了二十年。

我娘是怎么进监牢狱的，也是我尕爸说给我的。尕爸说，我家原来有八口人，我大我娘，五个姐姐和我。尕爸说，1959年夏天，我大先饿死了。那时吃食堂哩，顿顿喝稀汤汤，我大的身体已经不行了，可是队长还叫我大给引洮工地的民工送炒面去。工地在渭源县呢，路上要走几天，几个人担着炒面走。走到最后一站在一个农民家住下了。那一晚上送粮的人们都说，今晚上要多吃些哩，明天到工地就吃不上炒面了。我大和另一个人把炒面吃多了，喝了些凉水就胀死了。送粮的人回来后不敢说胀死的，说是得了绞肠痧痛死的。我大死了两个月，我的五个姐姐就饿死了四个，剩下一个二姐了。那一年我二姐十四岁，有一天我妈把她叫到一个窟泉跟前去了，说窟泉底下有蒿柴哩，我把你吊下去你把那些柴挖上来。我姐姐下去了，我娘再没往上拉她，二姐就饿死在窟泉里了……

说到这里，殷占岭已经泣不成声，咧着嘴哭。他转过身去，用手指头抹眼泪。董耕也不说啥，把脸朝着很深的山沟看着。

我娘为啥把我姐哄到窟泉去呢？我问过尕爸，尕爸说那是秋天发生的事，有一天我姐饿得受不了啦，钻进糜子地里捋糜子吃，叫队长看见了。队长就叫食堂把我们三口人的饭停掉了，不给汤了。队长还跟我娘说，你把那个丫头要管一下哩！你说，我娘怎么管我姐哩？本来我姐就饿得皮包骨头了，走路都摇摇摆摆的，我娘再去打我二姐吗？再说，我娘打了我二姐队上就给打汤吗？三四天过去了，队上还是不给我家打汤，眼看着三口人都要饿死哩，我娘就把我二姐丢进窟泉去了。没办法，我娘搞到一口吃的要先顾我呀，我是儿娃子呀，千方百计要把我的命保下，要我顶门哩……可是队长又把这事反映到大队去了，说我娘把我二姐推到沟里绊死了。公社就派人下来把我娘抓起来了，叫大队长押着一个村一个村游斗，然后就抓到县上去了，判了二十年。后来还是一个远房的四奶奶跟我说的，我娘往县上押的时候没有鞋穿，四奶奶给了一双旧鞋穿上了。大水头煤矿的周千余的丈母娘也跟我说过，我娘走的那一天，她还给我娘的手里塞过豆饼，叫我娘在路上吃。她怕我娘饿死在半路上。当时我娘的两个手是反绑着的，周千余的丈母娘还给押人的民兵说，你们把绳绳解开嘛，她能跑了吗？民兵没解……

啊呀，这些民兵这么可恶！

队长是报复我家哩。还是我尕爸说的，那一年我大是看场的，有一天夜里，队长领着他兄弟到场上来了，往他家背粮食，我大说了他：你们不给社员分粮，你们往家里背粮，这事做得对吗？我大没叫他背粮，他就记下仇了，先是不叫我大看场了，接着又叫我大去送炒面……

你娘在监牢狱受苦了？

没有，我娘在监牢狱里没受啥苦。刚去时跟一帮妇女在一搭做布鞋，过些天又叫做豆腐去了，后来又做糕点。我娘说在监牢狱里生活好着哩，她没饿过肚子，比在家好得多。有病了还给治病，一个月还给两元零花钱买个手巾肥皂啥的。

你问过你娘？

没问过。我娘为我蹲下监牢狱的，我哪好意思问？是她闲下了自个跟我说的。

你娘哪年回来的，坐满了二十年吗？

没有嘛。我是1969年回到殷家沟的，过了两年我娘就回来了。提前释放的。那一天我和尕妈磨面哩，听见一个人在岘口子哭。哭的声音大得很，整个殷家沟的人都听见了。过一会儿有人跑来跟我说你娘回来了，快看去。尕妈也叫我看去。我不去，我说我不认得她。过了一会儿，我娘自个从岘口子下来了，还有几个庄里人陪着。我娘走到磨坊来了，叫了一声喜喜，你磨面着哩吗？喜喜是我的乳名。我这才叫了一声娘。我娘再也没哭，就是眼睛里冒着泪花。我娘穿的一身黑棉袄，新的。手里还拿着两个面包。那面包是她从靖远到定西的火车上买的，没舍得吃，给我拿来了。

他们默默地往家走，已经绕过塆子看见殷占岭家的大门了，殷占岭突然站住了，问，董大哥，你有个兄弟在华家岭哩？董耕回答，那是张金荣给了人的嘛。我们弟兄四个，一个1958年生活困难的时候我大二升麦子换给别人了，剩下三个，三个都进了义岗福利院。有个华家岭的老汉看上老二安娃，张金荣自个做主就把安娃送人了，我不同意，张金荣就说不同意就把我们弟兄撵出去，不叫到福利院了。我挡不住，给人了。我娘是1960年11月饿死的。那时候吃食堂，打来饭我娘叫我多吃些，那两个小的就不管了。我娘说，能活下一个就行。我娘睡觉时搂着我，半夜里摸着给我抓虱子，跟我说，你十二岁了，十二岁的男娃有脱父之力了。

啥叫脱父之力？殷占岭问。

就是说应该能自己生活了。董耕回答，接着说，过了两天我娘就下场了。那天日头升起来很高了，我娘还不起。太阳红得很，照进房子来了，我娘眼睛睁得大大的，断气了。

你大呢？

我大是地主分子，1958年弄到公社的劳教队去了，在华家岭劳动，当年就没了。

这些事你都没说过？

那不敢说嘛。我家是地主，说了还了得？

转天早晨喝了罐罐茶吃了馍馍，董耕要回桥沟去了，殷占岭和女人送他。他们走到昨天挖洋芋的地方了，董耕站住了说，你就送到这达吧，再不要走了。殷占岭站住了，说，好吧，那你就走，有时间再来玩吧。两个人握手道别，董耕却又捏着手不放，说，兄弟，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说不当说？殷占岭有点惊讶，说，有啥话就说呗，你怎么客气起来了！董耕说，前几年没退休的时候，人们都想办法给女人娃娃办户口，我给你说过，花点钱给派出所，把婆娘娃娃办过来。那时候上边有这精神——夫妻分居十五年以上的职工可以办户口，可你不办，你说房子盖在老家了。我这次看见你的房子了，但我还要劝你：把你这两间房房卖掉去，能卖几元就卖几元，把家搬到矿上，或者在靖远城里买两间房房住下去。这个山沟沟里有啥蹲头！

殷占岭握着董耕的手久久没说话。后来他扭脸看着深深的山谷说：董耕，说实话哩，前几年我跟你说那话，也不是真心话。我不愿离开殷家沟，倒也不是因为盖了两间房房，主要是我娘不愿离开殷家沟。现在呢，是我自个想住在殷家沟：我的老娘埋在这达了，我想守着我的老娘纪念我的老娘哩。

董耕捏着殷占岭的手站着，眼睛看着殷占岭的眼睛。良久，他扭过脸去说，占岭，我走了。

董耕走出好远了，马上就要拐过一个塆子去了，他回过头来朝着仍旧站在小路上的殷占岭扬了扬手。他喊，回去吧，甭站着了！

他的脸上淌着泪水。他的嗓门带着哭音。

后记

我扳着手指头计算，今年五十三四岁的人在1958年的时候才五六岁。也就是说，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和随之而来的1960年的饥饿，在他们的记忆中已经是一个幻影或者传说而已。就以我自己来说吧，六十岁了，关于大炼钢铁也仅仅是记得和同学们拉着排子车去同学的家中把铁锅水桶之类的铁器拉到兰州市上沟小学的操场上集中起来。我那时在那个小学读五年级。1960年我在初中读书，住校，每月有一定的供应量，虽然吃得不怎么饱，但没怎么饿着，过来了。倒是1965年上山下乡之后的头几年里，在甘肃省生产建设兵团，抬土挖渠开荒造田的劳动中饿得我疲乏难耐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人就是这样，越远的事情越是淡漠。

但是，这些事情的确是不该遗忘的：历史学家告诉我们，1958年到1960年，由于饥饿，曾经造成大面积死亡。

我很幸运，上山下乡期间在甘肃省的农建十一师二团——安西县小宛农场——当农工，七十年代，听说四团——位于玉门镇的饮马农场——有一个从甘肃省定西专区来的孤儿们组成的连队。后来的1990年我在饮马农场深入生活，在那儿挂了个副场长的职务，由此便与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相识。于是，我知道了这些事情：定西专区是甘肃省1958年到1960年饥荒的重灾区，灾难的三年过去，定西专区紧急成立了一个专署儿童福利院，接纳了几百孤儿。同期，定西专区的各县、镇、重灾县的各人民公社都成立了儿童福利院或是“幼儿园”。这些大大小小的儿童福利院收容了大约五千左右的孤儿。

这是一段并不遥远的历史，但是我不知道，很多人都不知道，在没有战乱和大旱大涝的年代竟然发生这样的灾难。我的眼睛充满了泪水，抑制不住心灵的震颤，我把收集来的大量素材进行加工、提炼和剪裁，写成这部小说。我想告诉那些不了解历史或者忘掉了这段历史的读者：我们的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和进步，我们过上了前所未有的温饱生活，为了这温饱的生活，我们的前辈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无数人的生命和眼泪。我们不该忘记他们！

这本书就要出版之际，我感谢那些接受过我访问的孤儿和他们的亲友，感谢那些给我提供了帮助的人；他们提供了我写这本书的第一手材料。我还感谢《上海文学》的编辑姚育明女士、主编陈思和先生、社长赵丽宏先生和花城出版社的林贤治先生、张懿女士；他们的帮助使这本书得以连载和出版。还感谢北大中文系的邵燕君教授，以及魏冬峰、刘勇、文珍诸位先生女士，这本书在《上海文学》的连载，始终在他们的关注和支持之下。

我尤其要感谢我的好朋友烜笠先生：他带领和陪伴我在定西的山山岭岭奔跑了很多日子。

2006年11月22日塘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