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可羡慕-朝鲜人的普通生活

芭芭拉·德米克

简介

作者的话

二零零一年，我被派往汉城，作为《洛杉矶时报》的特派记者，报导区域涵盖北朝鲜及南韩。在当时，作为一个美国记者，访问北朝鲜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即使千方百计得以访问北朝鲜，我发现要完成一个报导也几乎是件不可能的事情。访问北朝鲜的西方记者们通常都会被指派一个所谓的“看管”，他的工作就是确保不发生任何没有官方批准的交谈。同时，访问者所参观的地方都是事先经过精心挑选。同当地普通市民接触是绝对不允许的。在照片及电视里，有关北朝鲜人的形象，不是机器人似的、整齐划一的正步阅兵，就是出现在为歌颂领袖而举行的大型团体操中。我久久的凝视着这些照片，试图探究这些面无表情的面孔后面可能的故事。

在南韩，我开始了与脱北者–从北朝鲜逃亡至南韩或者中国的人–进行交谈，一幅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普通百姓真实生活的画卷慢慢展现在我眼前。我已经为《洛杉矶时报》写了一系列的文章，这些报导聚焦于来自北朝鲜最北部清津市的脱北者。我相信，针对来自同一地区的人员，交谈越多，就越容易对一些事情进行相互印证。关于地区的选择，我倾向于选择那些远离北朝鲜政府朝所精心安排的，专门向外国访问者展示的地方，而这也就意味着我所要描写的地点对我来说是个禁地。清津市是北朝鲜第三大城市，而且也是受九十年代中期开始的饥荒波及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该地区迄今为止，仍然对外国人完全封闭。我十分有幸能遇到很多非常好的清津人，他们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也丝毫不吝啬自己的时间。《无可羡慕》这本书就来源于这一系列的报导。

本书是基于七年来对脱北者的访谈。出于保护那些至今仍然生活在北朝鲜的人们，书中我都采用了化名。所有的对话都是取自一名或多名当事人的描述。我也尽我所能将所听到的故事同公开报导的事件进行印证。书中，对于我个人无法亲自参观地点的描述，来自于脱北者的口述，照片，或者影像资料。北朝鲜在很多方面，迄今为止，外界仍然不得而知。因而，我也不能保证我所听到的都是事实真相。我所希望的就是，有朝一日，北朝鲜变得开放之后，我们能够自己判断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第一章 在黑暗中，手牵手

北朝鲜及南韩的夜间卫星照片

如果看一下远东地区夜间的卫星照片，你会发现有一大片的地区很奇怪的没有亮光。这片处于黑暗的地区就是朝鲜人民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所在。

与这个神秘黑洞接壤的南韩，日本及现在的中国都闪烁着代表着繁荣的亮光。即使从数百英里以上的高空看下来，广告牌，车灯，街灯，及连锁快餐店的霓虹灯都变成一个个细小的光点，显示着人们作为二十一世纪的能源消费者在各自忙绿着。然而，在这其中，却有着一个近乎英格兰大小的黑暗地带。难以置信的是一个拥有大概两千三百万人口的国家，表现出来的却是和周围海洋一样的真空。然而，北朝鲜就是这样一片空白。

北朝鲜大约在一九九零年代初慢慢衰落暗淡的。随着苏联的解体，支撑社会主义联盟的廉价石油不复存在了，北朝鲜脆弱且无效率运转的经济体系也随之崩溃。发电厂设备锈死瘫痪。电灯不再发光。饥饿的人们爬上电线杆，偷取那一点点铜线以换取食物。当夕阳西下，一切都变成了灰色，蹲在地上矮矮的房子也被夜色一点点的吞噬。整个村庄慢慢的消失在暮色之中。即使在首都平壤，这个的橱窗式的城市，夜晚当你漫步于主要街道之时，也无法看清道路两旁的建筑。

当外人凝视着今日北朝鲜这一片漆黑的夜晚，他们可能会联想到在遥远的非洲或者东南亚某个文明之手-电，尚未触及的村落。然而北朝鲜却不是一个未开化的国家，它是一个末落的发达国家。

沿着任何一条北朝鲜的主干道，抬头即可发现他曾经的辉煌及怎样的失落-那些摇摇欲坠的输电线，锈迹斑斑的铁塔证明着，电网曾经覆盖着整个国家。

北朝鲜中年以上年纪的人都记得，曾几何时，他们比在南韩亲美的表亲有着更多的电力（这也意味着更多的食物），然而，现在他们却不得不枯坐在黑暗中，心里五味陈杂。回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美国曾许诺以能源援助换取北朝鲜放弃核武器计划。然而，这项交易却由于布什政府指责北朝鲜违背承诺而最终告吹。北朝鲜人痛苦的抱怨着缺乏电力所带来的黑暗，进而他们也谴责美国的制裁。晚上，他们不能读书，不能看电视。“没有电，我们根本没有文化生活，”一个粗鲁的北朝鲜警卫曾经没有好气的向我抱怨着。

然而，黑暗又有它的好处。尤其是对于那些正与人偷偷约会的青少年来说。

当大人们早早上床之后，冬天这个时间可能会早至晚上七点，那就很容易悄悄的溜出来。享受着黑暗所赐予的私密和自由，而这在有电的时期是很难想象的。披着神奇的隐身斗篷，你可以为所欲为而不用担心父母，邻居或者秘密警察那警惕的目光。

我遇到很多北朝鲜人，他们告诉我如何努力学会去喜欢黑暗，但是留给我最深印象的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和她男友的故事。十二岁那一年，她遇到了临镇一个大她三岁的男孩。在北朝鲜拜占庭式的社会管理体系中，她家处于很低的阶层，因而，两人公开在一起的话，不仅会毁掉男孩的前程，也对女孩的清白名声不好。因此，他们只能在黑暗中长久的散步约会。除此之外，也没什么事情可做。他们最初的交往开始于九十年代初期，那个时候由于缺乏电力，餐厅或者电影院都关门歇业了。

他们会在晚饭后见面。女孩告诉男友不要敲前门，这样会有被她的姐姐、弟弟或者那些爱多管闲事的邻居们发现的危险。他们都挤在一个狭长的建筑里，屋后是户外厕所，由很多家人共享。房子由一座高仅及人视线的围墙同街面隔开。男孩在墙后发现了一块地方，当天色暗下来之后，在这里没有人会注意到他。邻居们洗碗或者冲厕所的哗哗声掩盖了他的脚步声。接下来，他要做的只是等待，这可能是一小时，两小时甚至三小时。这没关系，北朝鲜的生活节奏很慢，也没有人有手表。

一旦摆脱家人，女孩会马上出现。步入户外，凝视着前面的黑暗，起初看不到他，但是她能感觉到他就在附近。她不用为化妆而烦恼，黑暗中没有人需要化妆。有时候她就穿着自己的校服，那是一件裁剪适当的宝蓝色裙子，刚刚好掩住膝盖。白衬衣，配着红色的蝴蝶结。所有的衣服都是由一种爱起皱的化纤面料裁剪而成。女孩还没有到为穿着打扮而烦恼的年纪。

起初，他们只是默默的走着，接着他们开始窃窃私语，当他们离开了村庄，完全放松在黑暗里之后，耳语就变成普通音量的对话了。直到他们确信没有其它人之前，他们始终保持一臂之距。

离开镇子不远，道路通往一片树林，绿树环绕之中有个曾颇有名气的温泉度假村。它一百三十度的泉水曾经吸引着一车又一车寻求治愈关节炎及糖尿病的中国观光客，但是度假村现在却极少营业。

在其入口处，有一个用石墙围成的长方形映景池。穿过庭院的大道两旁，种着松树，日本枫树，以及女孩最喜欢的–银杏树，一到秋天，金黄色的落叶随风飘舞，形状宛如东方的折扇。周围山上的树木都被人们作为柴火砍光了，但温泉旁的树木是如此美丽，以至于人们都不忍心砍伐，使得这些树得以保存了下来。

然而，庭院的状况保持的不太好。树木无人修剪，石凳也支离破碎，铺路的石块像烂掉的牙齿，参差不齐。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北朝鲜好像一切都消耗殆尽了，破损了，失灵了。整个国家曾经有过好日子。然而到了夜间，残败的景象就不那么扎眼了。长满杂草的温泉池里，池水清晰的倒映着璀璨的夜空。

北朝鲜的夜空是一道难得的景致。它可能是东北亚地区最闪亮的夜空。在亚洲大陆的其它地区充斥着煤灰，戈壁滩的沙尘暴及一氧化碳，而这里可能是唯一的一块净土。在过去，北朝鲜的工厂也为这些白茫茫的烟雾做着贡献，然而现在不会了。现在没有任何人造的光线同夜空中满天的星斗争辉。

年轻的情侣在夜色中漫步，脚步带起地上的银杏叶。他们都谈些什么呢？家人，同学，读过的书，等等无论什么都可以成为话题，这给他们带来了无尽的欢乐。以至于多年后，当我问这个女孩什么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记忆，她给我讲述了这些夜晚。

这一类的事情不可能出现在卫星照片中。无论是在位于弗吉尼亚州拉格雷市的中情局总部，还是在大学的东亚研究部门，人们只是在远远的地方分析北朝鲜。他们可能想不到，在这个黑洞的中间，一个数百万人死于饥荒的黑暗国家里面，原来也有爱情。

到我遇到这个女孩的时候，她已经是一个三十一岁的女人了。Mi-ran美兰（在这本书里，我用这个名字称呼她）脱离北朝鲜在南韩已经生活了六年。我曾经因为一篇关于脱北者的文章而要求采访她。

二零零四年，我被派往汉城，作为《洛杉矶时报》的总编辑。我的工作范围涵盖整个朝鲜半岛。南韩一边的工作很容易开展。作为当时世界第十三大经济体，韩国的民主，繁荣还有点喧闹，它有着亚洲最积极的新闻媒体。政府官员也乐意把他们的手机号码给记者们，也不介意下班的时候被打扰。北朝鲜却是另外一个极端。北朝鲜的对外信息传播渠道仅限于北朝鲜中央新闻社所发表那些冗长、措辞激烈的社论。这个机构，因为它关于“美帝国主义”的那些荒谬而夸张的言论，而被戏称为“大辱骂者”。美国在一九五零~五三年爆发的朝鲜战争中为南韩而战，那次战争是冷战中第一次激烈的局部战争，迄今为止美国仍然在南韩留有四万人的驻军。对于北朝鲜而言，战争从未结束，敌意时时刻刻的存在。

美国公民鲜有能获准进入北朝鲜的，记者更甚。二零零五年，当我和一名同事终于拿到北朝鲜签证，得以造访平壤的时候，被带领沿着一条制式的参观线路游览，参观为纪念光辉领袖金正日及他的前任金日成而建的各种纪念碑。在北朝鲜期间，我们一直都由两个身材削瘦的黑衣人陪伴着，他们都叫朴先生。（北朝鲜通常都会采取预防措施，派两名看管，这样他们可以相互监督，以免被收买）这些看管们说的话同空虚生硬的官方通讯社保持一致。（例如：“感谢我们的领袖金正日”

这个短语以令人奇异的频率反复出现在我们的谈话中）言谈之间，他们很少同我们进行目光交流，我也怀疑他们是否相信他们所说的内容。他们真正在想什么？他们是不是真的同他们宣传的那样爱戴他们的领袖？他们有没有足够的食物？他们下班后都做什么？在全世界最高压的政权下的生活是怎样的？

如果我想得到我这些问题的答案，毫无疑问，从北朝鲜内部是无法获得的。我必须同那些离开的人–脱北者，交谈。

二零零四年，美兰住在位于汉城以南二十英里的水原，那里灯火通明但又杂乱无章。水原是三星电子的总部所在地，聚集着大批制造业工厂。生产着大多数北朝鲜人闻所未闻的产品–计算机监视器，光驱，数码电视，和闪存条。（据一项经常被引用的统计数据显示，北朝鲜与南韩之间的经济差距，四倍于一九九零年两德统一时，东西德之间的差距。）这个地方很喧闹而拥挤，满是搭配不协调的色彩及刺耳的噪音。与大多数南韩的城市一样，建筑风格都是那种丑陋的混凝土盒子，房顶上挤满眼花缭乱的各种招牌。高层公寓楼从拥挤的城市中心向外延绵数英里。公寓楼之间由Dunkin's甜甜圈及必胜客，以及更多其它的韩式餐厅相连接。街后面的小巷里，满是名为“爱神旅馆”或“爱之园地”情人旅馆，房间按小时出租。交通状况也是，街道被经济奇迹所创造出的–成千上万的现代汽车挤得水泄不通，人们艰难的在家和大卖场之间慢慢的挪着。鉴于这个城市的交通永远处于永无止境的拥堵之中，我决定搭乘从汉城出发的火车，仅仅30分钟的车程，然后在出租车上蜗行至这个城市为数不多的一处幽静之地，一个烤牛排餐厅，位于一个建于18世纪的古军事城堡的对面。

起初，我没有认出美兰。她看上去和我之前见过的北朝鲜人不太一样。当时，在南韩生活着超过六千名来自北朝鲜的脱北者，他们身上往往都带有很明显的破绽，透露着他们在融入当地生活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过短的裙子，没有去掉标签的新衣服–但是美兰却同南韩人一无二致。她穿着一件别致的褐色毛衣，配以针织的裤子。这给我端庄的感觉（我对人的第一印象很多情况都被证明是错误的）。她的头发整齐的梳到脑后，并用一个镶着水钻的发卡别住。她的面容姣好，只是下巴上略有粉刺，身子也略显沉重，这是怀孕三个月的结果。一年前，美兰同一位供职于南韩军队的文职人员结了婚，现在正期待着他们第一个孩子的降生。

我邀请美兰共进午餐，以期了了解更多关于北朝鲜学校体系的情况。出逃之前，美兰在一个矿区小镇的幼儿园做过几年教师。现在，美兰在南韩攻读一个教育方面的学位。谈话很沉重，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当谈及那些五，六岁左右的学生们因为饥饿死去的时候，桌子上的饭菜也是一口没碰。当孩子们一个个不断死去的时候，她仍然被要求告诉孩子们，他们是被祝福才生为北朝鲜人的。金日成，从二战结束开始一直到一九九四年去世为止，北朝鲜的统治者，被尊奉为神。而他的儿子和继任者，金正日，作为神的儿子，是个基督式的人物。美兰对这种北朝鲜系统的洗脑深恶痛绝。

谈话进行了一个或两个小时之后，我们的话题就转到一些女孩之间的闲聊了。美兰的沉着和率直也使我问了很多的私人方面的问题。诸如，北朝鲜年轻人的娱乐方式是什么？她在北朝鲜时游过快乐的时光吗？她在那有男友吗？

“你问的很有趣，”她说。“我前几天刚好做梦梦见了他。”

她告诉我，那个男孩高高瘦瘦的，前额留着浓密的大浏海。离开北朝鲜之后，美兰很高兴的发现在南韩有个青春偶像叫刘俊相的，和她的前男友长得非常像。（基于此点，我这本书里，我就用俊相来称呼他。）他非常聪明，在平壤一所最好的大学里读书，日后有可能成为科学家。这也是他们不能公开恋情的原因之一。他们的关系可能会毁了他的前程。

在北朝鲜，没有情人旅馆。异性之间偶尔的亲密行为是很难发生的。但是我还是想委婉的打听一下他们之间的关系到了什么地步。

美兰笑了起来。

“我们花了三年时间才牵手，又花了另外六年才接吻，”她说道。“我从来不敢想象除此之外还能做什么。我离开北朝鲜的时候都二十六岁了，但是我却不知道怎么才能怀上孩子的。”

美兰承认她经常会想起她的初恋，对于自己不辞而别的离别方式也感到非常痛苦和懊悔。俊相是她最好的朋友，是她可以将梦想、甚至家庭机密相倾述的人。尽管如此，她还是向他保留了人生中最大的一个秘密。她从来没有对他说过她是多么厌恶北朝鲜，同时她也完全不相信那些她教给自己学生的宣传话语。更重要的是，她从来没有告诉他关于她家的逃离计划。这并不是因为她不信任他，而是在北朝鲜，再怎么谨慎都不为过。如果他告诉别人，而别人又告诉其它人，这你从来不会知晓，且在北朝鲜密探无处不在。邻居们相互揭发，朋友揭发朋友，甚至恋人都会相互揭发。如果秘密警察对此事有所耳闻，那么她的整个家庭都会被关进囚车，送到大山里的劳动营。

“我不能冒那个险，”她告诉我，“我甚至不能去道个别。”

在我们的初次会面之后，我和美兰经常谈及俊相。她是一个幸福的已婚女人，在我再次看到她的时候，她已经是一个妈妈了，但是，无论何时当俊相的名字被提及的时候，她的语速就会加快，而且还会脸红。我感觉到，美兰很乐意同我谈及此事，因为除我之外，她不能同其它任何人提及到他。

“他后来怎么样了？”我问道。

她耸了耸肩。朝鲜战争已经结束五十年了，南北的朝鲜人却不能相互联系。就此事而言，南北朝鲜同东西德国或者世界上其它类此情况完全不同。北朝鲜和南韩之间不通电话，不通信函，甚至电子邮件都无法抵达。

美兰自己也有很多不可能得到答案的问题。他结婚了吗？他还想着她吗？他恨她的不辞而别吗？

俊相会不会因为她的叛逃而认为她是祖国的叛徒？

“我想他会理解我的，但是真的，我却无从知晓，”她答道。

美兰和俊相在他们刚刚十几岁的时候就相遇了。他们都住清津市郊，一个位于北朝鲜北部的工业城市，那里离俄罗斯的边境不太远。

北朝鲜的景色山川像极了东方的水墨画。以美国人的观点来看，很多地方，美的让人惊叹。同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区域的景色比较类似，只是不知怎么的，缺乏些色彩。色彩仅限于冷杉，杜松，云杉的深绿到花岗岩山峰的浅灰白。亚洲乡村特有的、郁郁葱葱拼图般的稻田，只能在夏季多雨的那几个月才能看见。秋天的时候，树叶迅速失去的颜色。之后，一年里的其它时间都是黄色和棕色，逐渐凋敝。

南韩随处可见的凌乱，在这里完全看不到。几乎没有广告牌，没有车辆。在北朝鲜，私人拥有汽车基本上是非法的，也没有人买得起汽车。拖拉机也很少看见，零零散散的都是些黄牛在拉着犁。

房子简朴、实用，形制整齐划一。这些房子很少有建于朝鲜战争之前的。主要建筑大多于六七十年代，用水泥，石灰建成，并且根据工作和职务，分配给民众。在城市里，还有很多所谓的“鸽子笼”，就是只有一间房间的低层公寓楼，然而在乡村，人们都住在一种单层的叫“口琴屋”的房子里，那是数排只有一间房间的房子，紧紧贴在一起，就像口琴上的方形气孔。偶尔，门框和窗框会被漆成扎眼的青绿色，但是绝大多数情况，所有的东西都是刷成白色或者灰色的。

在反乌托邦（反理想主义–译者）小说《一九八四》里，乔治欧文描绘了一个世界，在哪里唯一的色彩是出现在宣传画里面。北朝鲜的情况正是如此。金日成的形象用社会主义写实风格以生动的色彩出现在招贴画中。伟大的领袖坐在长凳上，被一群身着艳丽服装的孩子们拥簇着，脸上洋溢着慈祥的微笑。一道道黄色或者橙色的射线从他的脸上射出：他就是太阳。

红色是书写那些无处不在的宣传标语的专用色。朝鲜语使用一套独特的，由圈和线组成的字母。在灰色的背景里面，红色的文字就显得特别显眼。他们遍布田野，刻在山崖峭壁中，如里程碑一样不时的出现在主干道旁，晃动在火车站或者其它公共建筑物的屋顶上。

金日成万岁。

金正日，二十一世纪的太阳。

走我们自己的路。

党说什么，我们做什么。

这个世界上，没什么值得我们羡慕的。

少年时代，美兰没有理由不去相信这些宣传。他的父亲是个卑微的矿工，他的家很穷，但是他们所认识的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穷。由于外界的出版物，电影，广播又是被严格禁止的。美兰设想世界上应该没有其它地方的人会过的更好。她在广播电视里一次次的听到，在亲美傀儡领导人朴正熙，及他的继任者，全斗焕的统治下，南韩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还得知，中国修正的共产主义远不如金日成所领导的成功，很多中国人都在忍饥挨饿。总而言之，美兰感到很幸运能生在北朝鲜，沐浴在伟大领袖慈父般的关怀之下。

事实上在美兰长大的这个小村庄，七、八十年代时，条件还是不算差的。这是典型的千把人左右的一个村庄，整个村子像豆腐块一样建设的整整齐齐，由于是集中规划，使得这个小村庄和其它的村庄没什么区别，但是这个村庄却有着的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六英里外，就是东海（也就是日本海），所以村民们时不时的还可以吃到新鲜的鱼和蟹。同时，村子坐落于清津市那一排排烟囱的后面，所以村子既靠近城市，又有一些空地可以用来种植蔬菜。这里的地势相对平坦，这在这个国家是非常难得的，金日成众多的度假别墅中，有一栋就坐落于这附近的温泉中。

美兰是四姐妹中最小的一个。她出生于一九七三年，这在北朝鲜简直是个悲剧，有点像十九世纪英格兰作家简奥斯汀笔下《傲慢与偏见》里，那个不幸有着五个女儿的家庭。南北朝鲜人都尊同儒家文化，认为男孩能够延续家族，传宗接代，抚养老人。在美兰出生之后三年，美兰的父母终于摆脱了没有男孩的窘境，但是这也意味着他们最小的女儿在这个家庭成为一个被遗忘的孩子。

根据美兰父亲的情况，一家人住在口琴屋里的一个单间。进门后就是一个小的厨房，也兼炉子间功能。柴火或者煤被铲进炉膛里。炉火既可以用来煮饭，也可以通过一种称为“炕”的地热系统为房间供暖。一扇移门将厨房和主房隔开，一家人都睡在地板上，晚上铺上垫子，白天收起来。随着男孩的降生，家庭成员也扩大到八人，五个孩子，父母和外婆。因此，美兰的父亲贿赂了人民委员会的头头，将隔壁的一个单元也给了他们，并且同意他们打通了相邻的隔墙。

有了更大的空间，家里的男女也就分开了。吃饭时，女人们挤在靠近厨房的一张矮桌旁，吃着玉米饭，玉米饭比北朝鲜人喜爱的主食-白米饭要便宜，但是却不如白米饭有营养。而父亲和儿子却在他们自己的桌子上吃白米饭。

“我想生活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美兰的弟弟，锡柱（Sok-ju）后来告诉我。

如果姐姐们发现这些，他们不会大惊小怪的，但是美兰就会嚎啕大哭抗议这些不公正的待遇。

“为什么只有锡柱才有新鞋穿？”她问道。“为什么妈妈总是关心锡柱而不关心我？”

父母对她的这些抱怨只是置之不理。

这不是她第一次反抗这些对女孩的不公平待遇。在当时的北朝鲜，女孩甚至不能骑自行车。人们认为女孩骑车很不雅，且被视作是一种性暗示。劳动党就此还曾发布过正式的法令，将女性骑自行车定为非法。美兰不管这些规定。十一岁那年，她就开始骑着家里唯一的一辆日本产的二手自行车，去清津。她需要的只是远离这让她感到压抑的小村庄，去哪里无所谓。对于一个孩子来说，那是十分辛苦的路程，要骑三个小时的上坡路，只有少部分是柏油路面。路上骑车的男人都试图超过她，咒骂她胆大包天。

“你会把你的私处撕裂的，”他们这样冲她喊道。

有时候一群十几岁的男孩挡着她的路，试图把她从车上撞下来。这时候，美兰就以牙还牙，用脏话对骂。后来，她学会无视这些人，只是继续蹬着车。

在她的家乡，只有一个地方能够让她暂时抛开烦恼–电影院。

北朝鲜每一个镇子都有电影院，而无论镇子是多么小。这要感谢金正日，他认为电影在建立公众的忠诚度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一九七零年当他三十岁的时候，金正日开始他的第一份工作，掌管劳动党的宣传鼓动部门，主管国家电影工作。他于一九七三年出版了一本书《论电影艺术》，在这本书里他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革命艺术和文学是鼓舞人们积极投身于革命的极为有效的手段。”

在金正日的领导下，坐落于平壤郊区的朝鲜故事片电影制片厂扩建至一千万平方英尺的规模。每年出产大约四十部电影。这些电影大多有着相同的主题，唯有自我牺牲，才是通往幸福之路，为集体利益必须放弃个人利益。资本主义日薄西山。当我于二零零五年参观该制片场的时候，我看到一个被当作是典型的汉城街道的布景，街道两旁排列这破烂的店面和酒肆。

无论电影是不是纯宣传的，美兰都喜欢去电影院。她是一个在北朝鲜小村庄所能长成的最狂热的电影迷。从她可以独自去电影院的时候开始，她就经常向她妈妈要钱买电影票。票价十分便宜–仅仅半块朝元，甚至有时候只是几分钱，差不多一杯软饮料的价格。美兰看她能看的所有电影。有些影片被认为是儿童不宜的，例如一九八五年上映的《哦，我的爱人》，据称有男女接吻镜头。实际上，女主角微微的压低了她的阳伞，这样观众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嘴唇有没有相碰，尽管如此，这也足够使这部电影被评为相当于R级的限制级电影。好莱坞的电影毫无疑问的是被北朝鲜禁映的，其它国家的电影也差不多，唯有少数俄罗斯电影例外。美兰非常喜欢俄罗斯电影，相比于北朝鲜电影，俄罗斯的电影少些宣传色彩，更多浪漫气息。

可能对于一个喜欢在银幕上寻找浪漫，爱做梦的女孩来说，不可避免的，这会让她在现实生活中也憧憬着属于自己的浪漫。

他们是在一九八六年相遇的，那个时候还有足够的电供电影放映机运作。文化礼堂是镇子上最显眼的建筑，建的十分宏伟，是三十年代日据时期流行的建筑式样。礼堂两层楼高，足够大，中间附有夹层，主立面被巨大的金日成画像覆盖着。关于伟大领袖画像，其尺寸有专门的规定要求同建筑物成适当的比例。文化礼堂可以作为电影院，剧院，和演讲厅。在公众假日的时候，例如金日成的生日，这里要举行竞赛，以表彰那些学习伟大领袖的标兵。其余的时间里，文化礼堂就放映电影，每隔几周就会有从平壤来的新电影。

俊相对电影的痴狂一点都不亚于美兰，只要听说有新的电影上映，他一定会第一个冲去电影院一饱眼福。他们相遇的那次上映的是《新政府的诞生》。故事发生在二战期间的满洲，当时朝鲜的共产主义者在年轻的金日成的带领下，组织成立政权，以反抗日本的殖民统治。抗日的题材在北朝鲜的电影院里是个经久不衰的主题，一如好莱坞早期作品里充斥着牛仔和印第安人。这部电影吸引大量人潮，人们争相目睹极具人气的电影明星。

俊相很早就到了电影院。他买到了两张票，一张自己的，一张是给他兄弟的。然后就在外面四处溜达的时候，遇见了她。

美兰当时站在一群涌向售票处的人的最后面。北朝鲜的电影观众都是年轻人，他们很粗鲁，特别是这次。大些的孩子早就挤到前面去了，围成一道屏障，小点的孩子根本挤不到售票处窗口。俊相走近了点仔细的看了看女孩。她失望的跺着脚，看上去快哭出来了。

北朝鲜传统审美标准偏好洁白的皮肤，越白越好，圆脸，弯弯的嘴，但是眼前的这个女孩却完全不同与传统意义上的美女。她的脸型长，且线条清晰，鼻梁高挺着，颧骨分明。在俊相看来，她长得野性而又异国风情。她看着售票处前面的混乱，眼睛里闪烁着怒火。她看上去一点也不像其它那些忸怩作态，笑不露齿的女孩。俊相分明感觉到她的生机勃勃，好似她从来没有被北朝鲜的生活所击倒。他马上就被她迷住了。

十五岁之后，俊相慢慢感觉到他喜欢关注女孩，不过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固定到某个特定的女孩身上。他已经看了足够多的电影，这使得他对电影的情节轻车熟路，他设想着，自己与她的相遇能像银幕上的故事一样延伸下去。多年之后，当他回忆起那个时刻时，觉得那时的美兰全身散发着神秘的吸引力，仿佛一部梦幻彩色电影中的场景一样。

“简直难以置信，这样的小镇子里居然会有这样的女孩，”他自言自语着。

他沿着人群外面来来回回的走了好几次，想仔细看看她，脑子里思讨着该这么办。但是，他是个读书人，不是战士。他不可能再次挤到售票处去买票。突然一个主意冒了出来。电影快要开演了，而他兄弟却还没有来。如果他把那张多余的票卖给她，那她就一定会对号坐在他傍边的位置。他又围着她走了一圈，脑子里想着如何开口将票给她。

最终，俊相还是没能鼓起勇气同一个陌生的女孩说话。他钻进了电影院。当银幕上映着女英雄在雪原上飞驰的时候，俊相却懊悔着他错失的机会。电影里，女主角饰演一个留着一头短发，英勇的抵抗战士，跨着战马，驰骋在满洲大草原上，喊着革命口号。然而，俊相却止不住的想着剧场外面的女孩。当电影结束，播放演职员名单出现的时候，他冲到外面到处找她，她却已经不见了。

第二章 不洁之血

朝鲜战争中行进的难民

在十五岁的时候，俊相是个瘦瘦高高，勤奋好学的男孩。从童年开始，他的数学、科学的成绩就一直是最好的。他父亲，一个失意的知识分子，对孩子们的期望很高，特别是对这个颇具天赋的长子。这也是他的梦想，期待俊相能走出这个偏远的省份，到首都平壤去念大学。如果俊相晚上九点后才回家或者功课落后了，他父亲就会迅速拿出一根专门用来教训那些不听话的孩子而准备的木棒。在整个高中期间，他要始终保持在前几名，并且通过在清津举行的长达两周的艰苦考试，才能确保能考上一流的大学，例如金日成大学。现在，俊相刚刚开始高中一年级的学业，但是他已经开始进入职业生涯的轨迹了，所有的其它事情都要为此让步，根本没时间考虑约会啊，性爱啊什么的。青春期的躁动必须静静的等待。

俊相试图将这些胡思乱想放到一边，在这个最关键时候，他应该集中精神学习。但是无论怎么努力，他也不能将那个留着齐耳短发跺着脚的女孩从自己的脑海里赶出去。他对她一无所知。她叫什么名字呢？她是不是真的和记忆中的一样漂亮？还是那只是记忆同他开了个玩笑？怎样才能找到她呢？

然而事情的发展令人吃惊，找到她的线索竟然不费吹灰之力。美兰属于那种很容易让男孩们注目的类型，仅仅是描述了她的短发就足以让俊相在他朋友的口中得到她的线索。一个同俊相一同上拳击课的男孩碰巧就她住在同一排口琴屋，相隔仅仅两个门。俊相同他攀谈起来，旁敲侧击的探听着她的消息，并让他做自己的私人耳目。邻居们悄悄议论著关于美兰和她姐姐们的闲话。人们都说她们姐妹一个比一个漂亮。她们个子都很高，这在北朝鲜是非常让人羡慕的，她们也非常有天赋。大姐擅长唱歌，另外一个姐姐画画很好。而且她们都有运动才能，排球、篮球打的都很好。这是多么美丽聪明的女孩啊！不过这些传闻的最后，总是会加上一句，只可惜他们的家庭成分太不好。

问题出在她们父亲的身上，一个面容憔悴，沉默寡言的矿工，同周围的邻居一样，在一个矿上工作。那是一个出产高岭土的矿，开采一种可以用于烧制陶瓷的粘土，他作为木匠，负责修理支持矿道的木支撑。关于他，我们不甚了解，唯一清楚的就是他极端自律。当其它的矿工一杯一杯豪饮着米酒的时候，（有时是烧酒，朝鲜米酒，如果他们买得起的话，）美兰的父亲却滴酒不沾。他不想碰任何会让他松口谈及过去的东西。

美兰的父亲泰宇，于一九三二年出生于现在属于南韩-敌对国家的一个地方。朝鲜人通常将自己父辈的出生地视为自己的籍贯，而不论自己住的离那里有多远。泰宇出生于忠清南道，几乎在半岛的另外一侧，靠近黄海的沿岸。这是一个宁静的小村子，周围遍布翠绿的水稻田，和清津恶劣的地形完全不同的是，这里地势平坦。他的村子坐落于西山市的郊区，非常小，只有几排房子，旱地穿插于星罗棋布的水稻田中间。回到一九四零年代，一切都是泥巴和稻草做成的，甚至是孩子们在街头巷尾踢得球也不例外。大米是这个小村庄的灵魂，是人们赖以为生的食物。种植水稻是项极其繁重的体力劳动，需要犁地，播种，插秧，全都要手工完成。在这个村子里，没有富人，但是泰宇的家在当地是数一数二的，生活比其它人过得去。但是，他们也仅仅是有个比别人大一点的茅草房而已。家里有两千坪左右的田地，（坪是一种朝鲜的面积单位）相当于一点六英亩。除此之外，他们家经营着一个小磨坊以贴补家用，街坊邻居们来这里把稻谷碾成白米。美兰的祖父因而也娶了两房太太，这在当时并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虽然法律上只是承认第一次婚姻。泰宇是第二房太太的长子，也是家里的独子。他有两个很崇拜他的妹妹，总是跟着他屁股后面在村子里转悠，这让他十分厌烦，但是当她们慢慢出落成漂亮的姑娘时，他的朋友们却是很乐意。

泰宇并不是那一群孩子里年纪最大的，但是他确是天生的领袖。当男孩们玩打仗的游戏时，他总是当将军。他的朋友都叫他小拿破仑。“他很直爽又果敢，他说话很坚定，其它的人都听从他的指挥，”李钟勋，一个泰宇儿时的玩伴，这样说道。“他也非常聪明。”

泰宇上了小学，后来大概十五岁的时候又上了中学，这在当时农民的孩子中还是比较普遍的。学校里用日语教课。日本在一九一零年吞并了朝鲜，废黜了朝鲜的末代国王，之后开始系统的去朝鲜化，取而代之以日本文化。在占领初期，村里的老年人被强迫剪去长辫，按朝鲜传统男性蓄发，并在头顶上挽成一个发髻，再用一顶黑帽子盖住发髻。他们被迫使用日本姓名。日本人对朝鲜人课以重税，收成的一半或更多都被掠走，日本人声称这是对他们正在进行的太平洋战争必要的支持。年轻的男男女女被船运到日本，为战争出力，女孩被逼成娼，美其名曰“慰安妇”，被迫为军队提供性服务。没有日本人的批准，他们不能做任何事情。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号这一天，日酋首裕仁（译者不愿意用“天皇”这个称呼给这个杀人魔王）通过广播宣告日本投降。消息几天之后才传导这个小村庄。听见这个消息，男孩们冲向日本人驻扎的兵营，却发现他们已经撤走了，匆忙间连个人物品都来不及带走。占领结束了。村民们没有钱来庆祝，但他们仍兴高采烈的跑到街上，奔走欢呼，相互道贺。

“万岁朝鲜，”他们喜极而泣。朝鲜万岁！

朝鲜人相信他们的命运又再一次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他们又重新收回了自己的国家。

当日酋首在广播里读着投降书的时候，在地球的另外一端，华盛顿特区里，两个年轻的军官，埋在一堆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的地图之中，就如何处理朝鲜犯着愁。当时的华盛顿对朝鲜这个不知名的日本殖民地知之甚少。当对于德国和日本详细的战后占领计划完成的时候，只是对朝鲜做了个临时的补充。日本在朝鲜殖民统治了三十五年，随着他们突然的撤离，留下了一个危险的权力真空。美国担心苏联可能会占领朝鲜并以此为跳板，以便从战败的日本身上攫取更多利益。虽说在二战中是盟友，华盛顿对苏联的不信任却在与日俱增。日本宣布投降前一周，苏联的军队已经从北部进入朝鲜，而且还在继续前进。为了安抚苏联，美国人提议将北部朝鲜以一种临时托管的形式交给苏联实施管理。这两位军官，其中一位就是迪恩鲁斯特，后来成了为美国国务卿，希望将首都-汉城-纳于美国的管辖之下。因此这两名军官思考着用一种简便的方式将这个半岛一分为二。最终，他们将分割线画在了北纬三十八度在线。

这条线在朝鲜的历史以及地理上都找不到任何相关的依据。朝鲜半岛像一个大拇指，从中国大陆延伸出来，这片陆地东临日本海，西临黄海，鸭绿江图们江形成了于中国的边境线。在这个半岛上，根本没有一个天然的分割线可以将它一分为二。在被日本人占领前一千三百年间，朝鲜都是一个统一的王国，先是由世界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封建王朝之一的李朝统治，在李朝之前，是高丽（公元九一八年—一三九二年），高丽再之前，是半岛三国纷争的时期。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使得这个国家四分五裂，东部地区由于其地理位置，很自然的亲日本，同样西部则倾向于中国。

然而，南北的划分，则完完全全是由外国人一手炮制的，由华盛顿决定然后强加给朝鲜人的，这期间根本没有征求任何朝鲜人的意见。有传闻说，当时的美国国务卿，爱德华斯特迪纽斯，曾询问下属，朝鲜在哪里。

朝鲜人对于像德国一样被分割占领感到异常愤怒。毕竟在二战里，他们不是侵略者，而是受害者。

当时的朝鲜人，无奈的自嘲道“他们就是巨鲸之间的小鱼虾，”成为大国角力的牺牲品。

超级大国们谁都不肯让步，以成全一个统一的朝鲜。当时，朝鲜人自己内部也是派别林立，有不少是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地图上的划分很快就变成了现实。一九四八年，南韩成立，时年七十岁的李承晚任总统，他是一个拥有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的保守强硬派。随后，金日成，一个抗日英雄，在莫斯科的扶持下，也成立朝鲜民族主义人民共和国-也就是北朝鲜。北纬三十八度线，最终也成为了一个一百五十五英里长，两点五英里宽的分割线，那里布满铁丝网，坦克陷阱，壕沟，堤防，火炮和地雷。

由于双方都宣称自己是代表半岛的唯一合法政府，于是战争就在所难免了。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五日星期天，拂晓之前，金日成的军队在苏联提供坦克的掩护下，潮水般越过三十八度线。他们很快就占领了汉城，并势如破竹一路向南，南韩被压缩至位于东南沿海城市釜山及其周边的狭小区域。

然而，同年九月，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指挥下，四万美军出其不意的在仁川进行了极其冒险的两栖登陆，一举改变了战局。除了美国和南韩，还有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和荷兰等十五个国家加入了当时的联合国军。他们很快重新夺回了汉城，占领了平壤，并且继续向北推进。

然而，当联合国军迫近鸭绿江时，中国人参战了，并把他们赶了回去。随后的两年里，战事成胶着状态。到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停战协议最终签署的时候，几乎三百万人死于战火，整个朝鲜成了一片废墟。而战线或多或少的仍然沿着北纬三十八度线分布。即使以二十世纪最牵强的战略标准来看，这都是一场无谓的战争。

在共产党军队入侵的时候，泰宇十八岁了。他是家里的顶梁柱，妈妈妹妹都依靠着他，他父亲在战争爆发前就去世了。南韩对战争准备不足，当时军队只有六万五千人，大概刚刚够北朝鲜军队人数的四分之一。因此政府急需征召所有身体健康的男子。有些农民对共产主义持同情态度，因为他们听说，共产党会免费分给他们土地。虽然赶走了日本人，但是他们依然穷困。然而大多数的年轻人不关心政治。“我们那个时候根本分不清派别，什么是左，什么是右，”李钟勋回忆道。但是无论什么政治信仰，他们都被南韩军队征召入伍，别无选择。

泰宇最后升到了军士军衔。他所在部队的最后一仗发生在金化，（英文后来称Kumhwa），是美军所称“铁三角”中的一角。那是一个战略位置极为重要的一个村庄，四周被群山包围着。（平康和铁原构成另外两角）那里见证了双方在战争末期最为激烈的交战，中国人试图在停火协议签订前尽可能的将战线向南推进。在一九五三年七月十三日的晚上，三个师，大约六万人的中国军队对联合国及南韩联军发动了突然袭击；大约在晚上七点半的时候，共产党军队开始炮击联合国军阵地；晚十点左右，他们发射照明弹，“群山，村庄还有成千上万的敌人都显现在眼前，”一个美国士兵后来回忆那次战斗。军号从四面八方响起，中国军队向他们发起冲锋。“简直难以置信，那就像电影里的场景，”这位美国老兵说道。当时连下一周的大雨，爆发的山洪都被鲜血染红。

泰宇，此时被派到战地医疗小组，正用担架抬着一个南韩伤兵，随后，他们被中国人包围了。此时距停战协议签署仅仅两周，他和其它大约五百名南韩首都师的士兵成为了战俘。

他作为南韩人的生涯就这么戛然而止了。美兰的父亲从来没有提及他被俘后的事情。但是可以想象到，他的待遇肯定不会比其它共产党的战俘好到哪里去。许在硕，一个逃脱的战俘，后来在回忆录中写到，他们被关在肮脏的营地中，不准洗澡刷牙。头发里长满了虱子；伤员的伤口得不得任何救治，爬满蛆虫。每天只供应一顿米饭和盐水。

停战协议签订后，双方交换战俘，共产党方面释放了一万两千七百七十三名战俘，其中包括七千八百六十二名南韩战俘。然而还有成千上万的南韩战俘却再也没有回到家，其中包括泰宇。根据许在硕的回忆，他们在平壤火车站上了火车，原以为火车会开往南方，他们可以回家了。然而事实恰恰相反，火车向北驶去，来到中朝边境，煤炭储量丰富的山区。北朝鲜以内政部建设处的名义，在矿区附近建了新的战俘营。煤矿在北朝鲜不仅脏乱，更要命的是非常危险，矿井塌方，火灾司空见惯，时有发生。“在那里，我们战俘的命就像只苍蝇一样不值钱，”许在硕写道。“每天我走进矿井的时候，就觉得自己是一头走进屠宰场的牛，我不知道是自己还能不能活着出来。”

一九五六年，北朝鲜内阁发布一道法令，允许这些南韩战俘获得北朝鲜公民权。这就意味着最艰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然而，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他们永远回不了家了。对于泰宇太说，最艰难的就是在煤矿，由于贸然的开采，矿井塌方、火灾，事故不断。之后，泰宇被派到位于茂山附近的一个铁矿工作，茂山紧挨着中朝边境，位于北朝鲜一侧隶属于咸镜北道，那是一个简陋的小城。那里的工人都是前南韩人，一起住在集体宿舍里。

宿舍的工作人员里的有一个女孩，十九岁了，仍然单身–在那时候已经算是老姑娘了。她瘦骨嶙峋的因此很难称得上漂亮，然而她却有着吸引人的独特之处；她处事果敢，雷厉风行。只为了摆脱同住的妈妈和姐妹，她渴望结婚。然而，战后适龄的男性很少。因此，宿舍管理人员将她介绍给泰宇。虽然泰宇的个头并不比姑娘高，但是他说话温和，虽然浑身沾满矿井里的煤灰，却散发着绅士的气质。于是，她对这个无依无靠的年轻人顿生怜爱。当年，他们就结婚了。

泰宇很快就适应的北朝鲜的的生活，这对他来说很容易。朝鲜人同属一个民族，他们习惯称之为“大国家”。他们看起来完全一样。平壤口音也因为同釜山口音有着类似喉咙音而经常被取笑。连年的战乱，也让朝鲜人完全融合在了一起。出于对共产主义的恐惧，成千上万的朝鲜人穿过三八线逃往南方，其中不乏地主，商人，牧师，及日据时代的通敌者。少部分共产党的认同者来到北方。

不计其数没有政治立场的人们，仅仅是为了逃避战火或是北上，或是南下。

谁又能分清谁是北朝鲜人，而谁又是南韩人呢？婚后不久，泰宇和他的新娘就被调往位于清津附近的另一个矿山，在那里他们一个人也不认识。虽然在那里没有什么会让人对他的背景产生怀疑，然而怪异的是，在北朝鲜，总是有些人会知道。

战争一结束，金日成就迫不及待的开始剪除异己。他最先从对他有威胁的最高领导层开刀。他清洗了很多同他一同在中国东北进行抗日斗争的昔日战友。随后，他命令逮捕了很多朝鲜共产党南方局的创始人。他们在战争期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在，却是兔死狗烹的时候。整个五十年代，随着更多的人被肃整，金日成在这个国家慢慢建立起类似于中国封建皇帝式的威严，至高无上，不容任何挑战。

在此之后，金日成腾出手来，将注意力转向普通民众。在一九五八年，他下令开展一项浩大的计画，试图按照政治上的可靠性，对所有北朝鲜人进行分类，雄心勃勃的想以此实现对朝鲜人的重组。当六七十年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红卫兵清除“走资派”，这导致骇人听闻的混乱，邻居们相互揭发。相比之下，北朝鲜则进行的有条不紊。每个人都要进行一项有八条标准的背景审查。

你的成分，即所谓的评级，要考虑你父母，祖父母，甚至旁系表亲的背景。忠诚度的调查，以各种方式进行并被冠以各种冠冕堂皇的名称。“加强党中央的指导”是第一阶段。划分成分在随后的阶段变得更加明目张胆，例如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四年的“识人计划。”

抛开二十世纪的社会工程的术语，现在这一套就是过去朝鲜封建社会体系的一种升级，将朝鲜人完全带回了上一个世纪。在过去，朝鲜人处于一套类似于印度等级制度严苛的桎梏之下。贵族穿白衣、带黑色的马鬃高帽，而奴隶，脖子上则系着木牌子。朝鲜过去的社会等级制度受中国儒家哲学的影响极大，儒家思想认为人类社会应该严格按照金字塔一样的等级制度来划分。金日成截取了儒家思想关于人文的观点并结合以斯大林主义。在金字塔的顶端不再是皇帝，而是金日成及金家。由此向下，共细分为五十一个阶层，归为三大类–核心阶层，动摇接触，和敌对阶层。

敌对阶层包括妓生（女性娱乐从业者，与日本艺伎类似，能为出得起价钱的顾客提供一些特别服务），算命先生，巫师（在封建王朝时期，他们既是社会底层）。敌对阶层也包括政治上的不坚定者。关于他们，在根据现居住于南韩的脱北者的证词辑写而成的北朝鲜人权白皮书上有明确定义。

出生富农的，商人，企业主，地主，或其它私人财产被完全没收的，亲日，亲美份子，反动官僚；南方来的叛逃者…佛教徒，天主徒，被罢黜政府官员，战争期间通敌份子。

作为一个前南韩士兵，泰宇的成分接近这个金字塔的底部，却还不是最底层，因为还有更低的。那些人（大概总数有二十万人，接近总人口百分之一）永远被关在仿照苏联古拉格（苏联的劳动集中营）建立起来的劳动营里。在北朝鲜，成分不好的人是不允许住在橱窗式的首都平壤，或者乡村里朝南的地方，一般来说朝南的土地相对比较肥沃而且也比较暖和。泰宇是不能梦想加入劳动党的，朝鲜的劳动党类似于中国及苏联的共产党，他们把持着这些美差。

像泰宇这样的成分，是会被邻居们严格监视的。北朝鲜人的基层小区是按照一种叫“人民班”形式组织起来的，每个人民班大约有二十户居民组成，它的职责就是是密切监视居民并管理小区的日常事务。人民班的领导由居民自行选出，通常会是一个中年妇女，她会将辖区内的任何异常情况上报给上一级政府。对于出身不好的北朝鲜人，想要改变成分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在这个山区省份，两江道，个人档案被锁在国家安全保卫部在当地的办公室里，并且被严密保管，以防有人企图篡改记录。在这个等级体系里，唯一的流动性是向下的。即使你处于只属于统治阶层极其亲属和党干部的核心阶层，你的成分也会因为你的不当行为而降级。一旦你有污点，它就会跟着你一辈子，永远无法摆脱。而且，就像是旧朝鲜的社会体系，家庭成分是可以继承的。父亲的罪就是儿子的罪，也是孙子的罪。

北朝鲜人称呼这些人为不纯-“不洁之血”也就是血统不纯。

美兰和她四个兄弟姐妹身上都流着这样的不洁之血。因此显而易见，他们的前途不会比他们的父亲好多少。

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美兰意识不到这些在她出生之前就已经注定了的厄运。她父母认为最好不要告诉孩子们关于他们父亲出生于南韩这件事。如果孩子们知道了，因为他们的出生，他们将永远无缘于最好的学校、最好的工作，他们的人生是不是没有未来？如果这样，谁又会劳心费力的去努力学习，刻苦弹奏乐器，练习体育运动呢？

北朝鲜人不会被告知他们所属的阶层，因而就算家庭背景不好，负面作用也不会马上显现出来。然而孩子们却还是发现了父亲的特别之处。他有点古怪，与世无争，似乎总是背负着千斤重担。他在这里没有亲人。他不止是从不提及过去，他根本就是不说话。对所有的问题也就是回答一两个字，说话声音也总是像在耳语。当他用双手劳动，房前屋后修修补补的时候，是泰宇最开心的时刻。只有在这个时候，他可以埋头工作而不必说话。

现在的泰宇，完全看不出他曾是当年那个发号施令，神气活现，扮着将军的小男孩。他太太，女儿们继承了她的身高和运动天赋，则替他说了所有的话。如果孩子们要管教，如果要对邻居有所抱怨，都是她太太代他出面。如果泰宇有任何想法，他只会留在心里。偶尔，家里得到一张报纸，这在北朝鲜是很难得的，泰宇会就着家里唯一的那盏四十瓦的灯泡，在昏暗灯光下静静的读着，他对于劳动党官方报纸《劳动新闻》和当地报纸《咸镜日报》上吹捧金日成最新伟大成就怎么看？他永远不会说。他相信北朝鲜的这些报导吗？他被说服了吗？

美兰发现他父亲对待任何事物的态度，消极被动的简直让人无法忍受。多年之后，美兰才明白那是一种求得生存的方法。仿佛是他将个性隐藏起来，以免引起对他过多的关注。在想使自己融入北朝鲜社会的数以千计的前南韩士兵中，很多人还是出了岔子。美兰的母亲后来告诉她，他父亲有四个与他一同在煤矿工作的南韩伙伴，就因一点点的过失都被处决了，尸体被草草的扔到万人坑里。作为敌对阶层中一员，怀疑是徒劳的，因为你永远不能从中获益。任何影射金日成的嘲讽或者对南韩的思乡之情，都会给你带来极大的麻烦。特别是谈论朝鲜战争和关于谁先发动战争的话题简直就是禁忌。官方的历史（在北朝鲜也只有官方的历史），声称战争是南韩军队在美国的命令下挑起的，而不是北朝鲜的军队暴风般的越过三八线。“美国帝国主义指使李承晚傀儡集团挑起朝鲜战争，”

援引朝鲜《劳动新闻》。然而，每一个记得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五号发生了什么的人（哪一个朝鲜人又能忘记呢？）都心知肚明，只有明智点把嘴闭上。

随着孩子们一天天的长大，父亲出生给他们所带来的影响也就日益凸显出来。到十五岁的时候，义务教育结束，学生们开始申请高中。那些没有机会晋升的人就会分配去工作单位，可能是工厂，也可能是煤矿，或者类似的地方。但是美兰的姐姐们非常自信，她们能得到进一步深造的机会。他们如此聪明，长得又漂亮，也非常活跃，老师同学们都非常喜欢她们。如果她们不是如此优秀，被拒绝可能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她的大姐，美熙，天生一副好嗓子。无论唱温柔婉约的朝鲜民歌，还是歌颂金日成的赞歌，邻居们都会过来聆听。她也经常被邀请参加各种公开演出。歌唱是北朝鲜非常重视的一项才能，因为没什么人有立体声音响。美熙也非常漂亮，曾经有一个画家专程跑来画她的素描肖像。她自己也十分期待能有机会到高等艺术学校去深造。当得知被拒绝之后，她一连哭了好几天。她们的母亲，是一定知道内在原因的，即便如此，她还是跑去找校长讨个说法，校长很是同情她们，但也是无能为力。

她解释道，只有成分好的学生才有资格进入表演艺术学校。

美兰没有什么特殊的艺术、运动才能，但是她是一个好学生，而且长得也很漂亮。在她十五岁那一年，学校里突然来了一群穿着深色衣服的人，男男女女看上去都不苟言笑。他们是okwa，来自劳动党中央第五部的选拔人员，在全国范围内，选拔年轻女性作为金日成和金正日的随身侍从。如果被选中，姑娘们将被送到一个训练营进行军事化训练，之后就会被派往领导人遍布全国的住地。

一旦被录取，她们就不能回家，但是她们的家人将得到贵重的礼物作为补偿。这些女孩们具体做什么，外界不得而知。有人说是做秘书，服务员，或者演员；也有谣传说是给领导人做情妇。所有的这些都是美兰从一个朋友那里听来的，朋友的表姐就曾被选中。

“你知道，金正日，金日成也是凡人，和普通人一样他们也有七情六欲，”美兰的朋友耳语道。

美兰似懂非懂的点着头，不好意思的承认她根本没听明白话里的意思。像她这么大年纪的北朝鲜的女孩，根本不知道情妇是什么意思，他们只是觉得能服务于领袖那是莫大的光荣。只有最聪明，最漂亮的女孩才会被选中。

当这些选拔者走进教室的时候，学生们都坐直身体，安静的等待。女孩子们两个人一桌，排成长长的一排。美兰当时身上穿着校服，脚下是一双帆布运动鞋。选拔者在课桌之间来回穿行，不时的停下来仔细打量。当来的美兰的课桌前时，他们的脚步慢了下来。

“你，站起来，”一个选拔者命令。示意她跟着他们到了教师的休息室。当她到哪里时，发现还有四个女孩等在那里。在教师休息室里，他们看了她的档案，给她量了身高。五英尺三英寸，美兰是当时班上最高的女孩。他们还不断的问她一些问题，例如：她的成绩怎么样？她最喜欢那门课？她的健康状况怎么样？身体上有没有疤痕？美兰十分冷静的一一作答，并且认为她的回答是合适的。

之后就杳无音信了。美兰并不想真的被他们从父母身边带走，但是被拒绝总是件令人痛苦的事情。

自那时起，孩子们也慢慢意识到他们的家庭背景可能有问题。他们开始怀疑他们的父亲是不是来自从国界的另外一边，但是，是在什么情况下呢？他们设想父亲应该是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英雄般的离开南韩，加入金日成的军队。美兰的弟弟最终迫使事实浮出水面。锡柱是一个总是皱着眉头的充满活力的年轻人，他曾经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来准备一所师范学校的录取考试。他完全知道每一道题的正确答案。当被告知未通过考试的时候，他愤怒的找到了考官讨要一个说法。

事实是灾难性的。孩子们常年来被灌输以北朝鲜所书写的历史。美国人就是恶魔的化身，南韩就是美国人可怜的马前卒。照片上，他们的家园被美国人的炸弹炸成一片焦土。文章里，美国及南韩士兵冷笑着将刺刀插入无辜百姓的身体里。课本上，连篇累牍的述说着人们被敌人火烧，碾压，刀刺，射杀，关押的故事。现在，他们知道了他们的父亲，曾是一个为美国佬助纣为虐的南韩士兵，事实让人无法接受。锡柱人生里第一次喝醉了。他离家出走，住到了一个朋友的家，直到两周后，朋友才将他劝回了家。

“你要知道他终究是你的父亲啊”朋友力劝他。这句话深深的触动了锡柱。他知道他像其它的朝鲜男孩一样，特别是作为家里的独子，他必须尊重他的父亲。锡柱回到了家，跪地请求父亲的原谅。

他第一次看到父亲老泪纵横。

当孩子们慢慢发现父亲的真相时，他们几乎是最后知后觉的。街坊邻居早就传开了泰宇层是南韩士兵，并且人民班已被通知对他们家要保持警惕。俊相几乎在得到他在剧院外邂逅女孩的名字的同时，他就听说了这个传言。俊相非常清楚和这样家庭出生的女孩联系过密会毁了他的前程。他不想退缩，但是，按照儒家思想的传统，如同所有北朝鲜人一样，他是个背负了使命的孩子。他相信他来到这个世上注定是要侍从他父亲的，而他父亲的愿望就是，希望他能考入平壤的大学。他需要的不仅仅是最高的分数，而是操行上也必须无懈可击。哪怕是一丁点的不小心，都有可能会毁了他，因为他自己的家庭成分也是有问题的。

俊相的父母都是出生于日本的朝侨，二战结束的时候，在日本几乎有两百万的朝侨。这些朝鲜人的小社会是朝鲜和日本的一个交集，主要构成是：来日本求学的朝鲜精英，战争期间，因战争需要被强行征召的人，以及劳工。尽管他们当中，有些人富了起来，他们始终是少数民族，处处遭日本人的冷眼。他们渴望能回到祖国，但是问题是，那一个是祖国？在朝鲜半岛处于分裂状态，在日朝鲜人也分为两派，一派支持南韩，一派同情北朝鲜。亲北朝鲜的人成立了“朝总联”-在日朝鲜人总联合会。

对一些民族主义者来说，北朝鲜更像是祖国，至少在过去北朝鲜同日本人的殖民统治做着坚决的斗争，反观李承晚的亲美政府，居然重用这许多日据时代的通敌者。而且，在一九六零年代，北朝鲜的经济发展看上去也远比南韩来的强劲。北朝鲜的宣传机器也使出浑身解数，一张张海报显示着这个新生的国家在金日成的英明领导下，一切都那么欣欣向荣，面色红润的孩子们在操场上玩耍，崭新的农用设备在广袤的田野里收获着丰收。时至今日，人们丝毫不会去理会这些拙劣的、带明显社会主义色彩的宣传手法，然而在当时，他们辅以事实证明，以至很多人都被说服。

总共超过八万人掉入这个陷阱，俊相的祖父就是其中一个，俊相的祖父是日本共产党党员，因为其左翼信仰，还曾在日本坐过牢。由于自认为太老，太弱，他将他的长子送回到北朝鲜，代替他实现建设新国家的心愿。一九六二年，渡船经过二十一个小时的航行之后横跨日本海，俊相的父亲登上了北朝鲜这片陌生土地。因为是个工程师，属于当时北朝鲜急需的人才，俊相的父亲很快被派往位于清津的工厂。几年之后，在那里，俊相的父亲遇到了同为朝侨的一位举止优雅的姑娘，她与她父母在和他几乎差不多的时间从日本抵达北朝鲜。俊相的父亲相貌平平，有着一个溜肩，而且皮肤还疙疙瘩瘩的，虽然其貌不扬，但是却知识渊博，十分有学问。家里人都说，他看上去像个土匪，说起话来却是个诗人。凭着一腔热忱和锲而不舍的精神，他终于如愿以偿，抱得美人归，她最终同意了他的求婚。

俊相的父母总能弄到些钱，使他们的生活始终比大多数的北朝鲜人要好。他们想方设法弄到一套独门独院的房子–这在北朝鲜可是非常稀罕的，因为在院子里开辟个小花园，就可以种些菜。在一九九零年代之前，北朝鲜人是不允许留有自留地的。房间里摆放着五个木制大橱柜。里面存放着产自日本的棉被和衣物。（朝鲜人晚上睡在地板上的垫子上，那是一种亚洲传统的就寝方式，早晨起床后，就把卧具卷起置于橱柜内）北朝鲜人，如果要判断一个人的家境如何，只需要看看他家有几个橱柜就可以了，俊相家有五个大橱柜，也就是说家境是非常殷实的了。不仅如此，俊相家的家用电器也比邻居们多，有电扇，电视，缝纫机，八声道的放音机，照相机，甚至还有冰箱，这在北朝鲜是个非常罕有之物，因为人们根本没有什么多余的食物需要冷藏保鲜。

然而，更不寻常的是，俊相家居然还养有宠物，一条朝鲜种的丰山犬–一种全身长满雪白长毛的狗有点类似于波美拉尼亚丝毛狗。虽然在乡下，一些北朝鲜人也养狗，但是那是把狗当成一种家畜，养它们主要是用来做“补身汤”，那是一种很辣的用狗肉来熬炖的汤。把狗当成家庭宠物来养，简直闻所未闻。谁负担的起这多出来的一张嘴呢？

事实上，日籍朝鲜人，也被称为kitachosenjin，从日本回到北朝鲜后，又被称为KitaChosen，有他们着自己的圈子。他们有这独特的口音，也倾向于相互通婚。虽然以日本的生活标准来看，他们远称不上富足，但是相比于普通的北朝鲜人来说，他们的生活已经属于上等的了。他们来到这个新国家的时候，脚下蹬着皮鞋，身上穿着羊毛衫，而北朝鲜人那时只是穿着帆布鞋和闪闪发亮的人造纤维。他们在日本的亲属也会定期的寄来一些日元，这让他们可以在只收硬通货的特供商店里买到家电。甚至有些人还买了车，然而很快就因为买不到零配件而开不动了，最后不得不将其捐给北朝鲜政府。尽管来了很多年了，很多亲属仍然会带着钱和礼物乘坐万景峰-九十二号轮渡定期的来看望这些朝侨。渡轮是由亲北朝鲜的“朝总联”运营的，它的定期到访也是受北朝鲜官方所支持的，因为这可以为这个国家带来宝贵的外汇。朝侨亲属们带来的钱，最终都会落到政府的口袋里。

尽管经济状况比较好，这些朝侨在朝鲜的社会等级却是很低的。不论你是不是因为拥护共产党，而放弃日本舒适的生活而来到北朝鲜，你都会被划归为敌对阶层。这个政权不相信那些有钱的但是却不是劳动党党员的人。他们也是北朝鲜人中少数被允许同外界有联系的人，然而此举也意味着他们很不可靠；因为，这个政权的力量就来自于将自己的民众完全同外界隔绝起来的能力。

这些新移民很快就从他们的理想主义的幻想中清醒过来。有些早期的移民写信给家人，发出警告，让其它人不要继续前来，但是这些信件都被截获进而被销毁。很多朝侨，有些甚至是“朝总联”的骨干在一九七零年代早期的肃整中被处决，家人被投入劳动集中营。

俊相偶尔听到父母耳语这些事情。当他们要来抓你的时候，事先没有任何迹象。突然，半夜里，卡车就停在屋子外面，你只有一两个小时收拾收拾家当。当俊相听见这些的时候，非常害怕，而且这些事情也很隐秘，不好细说。然而这些事情又是实实在在时有发生的。因此俊相天生说话就很小心谨慎。

俊相也十分低调，以避免激起他人的嫉妒。他穿着日本产的厚羊毛袜，而大多数其它的孩子根本就没有袜子穿，于是，他把总是拉长裤腿把脚罩住，避免引起其它人的注意。后来他说他自己就像一个敏感的小动物，终日提心吊胆，时时刻刻竖起耳朵，警惕着四周的捕食者。

即使有着这些暖和的毛衣，家电，毯子什么的，可是俊相家的日子比美兰家的也安逸不到哪里去。

俊相的母亲，离开日本时还是个无忧无虑人见人爱的漂亮女孩，随着年龄的增长，青春的逝去，也变得越来越忧郁。在生了四个孩子之后，她的身体再也没有恢复。晚上，俊相的父亲也总是枯坐着，抽着闷烟，长吁短叹。他们并不害怕被其它人听见–独门独户的好处就是还能有些隐私–而是，他们不敢说出真实的想法感受。他们不能跑出去说，他们想离开社会主义的天堂，回到资本主义的日本。

家里天天被一种无法言述的气氛笼罩着：每过去一天，就更深一步的认识到来到朝鲜这个决定是多么可怕的一个错误。他们意识到想回日本是不可能的了，他们必须在逆境中求发展。解救家庭的唯一方式就是融入这个体系，伺机爬到塔顶。家庭的希望就寄托在俊相的身上。只有他进入平壤读大学，他才有可能加入劳动党，到那时家里的日本资产阶级的色彩才可能被宽恕。旷日持久的巨大压力，让俊相时时处于紧张，也形成他犹犹豫豫的性格。他迷恋着那天在剧院外碰见的女孩，也思讨着如何接近她，然后最终的结果确是，什么都没做。

第三章 真正的信徒

一九五零年十月，美国密苏里战列舰炮轰清津清津

这个城市有着不太好的名声，自然条件十分恶劣，即使按照北朝鲜的标准，也没什么人愿意选择居住在这座城市。这个城市的五十万居民就见缝插针的挤在山脊与蜿蜒的日本海（朝鲜人称之为东海）海岸线之间那一片狭长的地带。沿着海岸线，礁石密布，景色非常美丽，波光粼粼之下，是一片幽深刺骨的海水，然而，这也意味着如果没有坚固的渔船，打渔将变得非常危险。山间终日的狂风使得地里长不出什么庄稼，冬天气温也会降至华氏四十度以下。只有沿着海岸，地势低洼的地方可以种植水稻，大米不仅仅是朝鲜人的主食，还是朝鲜文化的精髓，一切都围绕大米展开。历史上，朝鲜人衡量成功的标准之一就是你离权利中心的距离，这也是亚洲的一个悠久传统，人们都想远离穷乡僻壤的乡下，来到皇城根儿的脚下。清津几乎位于朝鲜版图之外，是朝鲜最北的一个城市，以至于从清津到俄罗斯远东城市海参崴比去平壤近多了。时至今日，清津至平壤之间直线距离仅仅二百五十英里，汽车却要在砂石路面的山路上，蜿蜒盘旋上三天三夜。

在朝鲜李朝时期，首都甚至更远，位于大致相当于现在汉城的位置，那些惹恼国王的大臣们都被发配到清津–这个王国的化外之地。因而，这个地方的人，往往都有着天生的桀骜不驯。到现在，出生于咸镜北道的朝鲜人，被认为是朝鲜人当中，最能吃苦耐劳，也最坚强不屈的。

咸镜北道，是位于朝鲜最北部的省份，一直向北延伸至图们江–朝鲜同中国及俄罗斯的界河，直到二十世纪，其人口稀少，经济上也无足轻重。再早几个世纪，可能那里老虎的数量都比人多，在很多朝鲜的传说故事里面，经常出现的老虎至今仍然吓唬着孩子们。今天，老虎早以销声匿迹了。随着日本人在朝鲜王宫上插上了日本国旗，这里一切都改变了。咸镜北道位于日本人通往满洲的必经之地，而占领满洲是日本人发动全面战争的先决条件。不仅如此，日本人还对位于茂山一带几乎未开采的煤矿、铁矿垂涎已久，他们需要将这些战利品从半岛运回日本。清津（这个名字来源于中文，意思是清澈的渡口）这个小渔村，也就发展成为一个港口，每年货物吞吐量达三百万吨。在日剧时期（一九一零年至一九四五年），日本人在清津建了大型钢厂，在更南的地方，他们发展了罗南，一个有着横平竖直的街道，规划的非常整齐的现代化城市。曾参与侵略中国华东地区的日本帝国陆军第十九师团将司令部设在这里。沿海岸线再往南，日本几乎从无到有，建立起了咸兴市，这里集中了很多大型化工厂，生产着从火药到化肥等各种产品。

一九五零年代，共产党上台之后，他们重建了在战争期间屡遭轰炸的工厂，并冠以自己的名字。清津的日本钢铁变成了金策钢铁，成为北朝鲜规模最大的工厂。该工厂也被金日成亲自点名，作为北朝鲜工业实力的代表，成为在他领导下经济所取得的光辉成就的示范。今天，清津市的居民对于这个城市的历史知之甚少–事实上，这个城市看上去根本没有过去–北朝鲜政权对日本人在这些城市发展中所做的贡献是不会有任何的正面评价的。到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时期，由于名声和人口都有所提升，使得清津于七十年代成为朝鲜第二大城市，人口几近九十万。（近期，清津人口相信有所下降，估计在五十万左右，成为排在咸兴之后，北朝鲜第三大城市。）清津，有时也称之为“钢铁之城”，籍着所拥有的钢铁工业，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经济和战略重镇。

那里的工厂出产手表，电视，人造纤维，医药，机械工具，拖拉机，农具，钢铁板材，及军需品。

渔业捕获的海蟹，鱿鱼，以及其它海产品都用于出口。港口也被用于造船。沿着海岸线，从上到下，原来日本人的军事设施都被北朝鲜人接管，建成瞄准日本的导弹基地。不变的是，清津周围的农村继续成为敌对阶层和动摇阶层的流放地，像美兰的父亲，就被安置在一个矿业小镇。然而，这个城市又是如此重要，绝不能落入不可靠的人手里。这个政权需要来自核心阶层，忠诚的党干部执掌这个城市，确保清津时刻同党保持一致。因而，清津有着一个掌权的精英阶层。他们都住的很近，然而不是紧紧的挨着，中间还加扎着些被踢出这个精英阶层的失势者。处于北朝鲜社会阶层两个极端的人，在同一个地方交织在一起，就其本身就赋予清津一种特有的活力。

宋熙锡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共产主义信仰者。作为一个工人，也是四个孩子的妈妈，她是北朝鲜的模范市民。她可以滔滔不绝的复述着金日成的语录，对其内容她也是深信不疑。她是个非常循规蹈矩的人。宋女士（后来，她是这么称呼自己，北朝鲜的妇女婚后并不改随夫姓）对这个政权是如此的爱戴，以至于她看上去像是宣传影片里的英雄式的女主角。在年轻的时候，她也确实有点像，然而在那个时候，谁又不是这样的呢？她天生就长了一张金正日式电影的脸：她面相饱满，让人看不出营养不良；微翘的嘴角，使人读不出内心忧郁。小小的鼻头光亮亮的，加上诚挚的目光，使得她看上去真诚热情–事实上她也确实是。

就一切事实而言，很明显这个体系辜负了她，但是她仍然保持信念，毫不动摇。“我只为金日成将军和祖国而活着，别无他念”，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她是这样告诉我的。

宋女士出生于二战的最后一天，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她在清津市火车站附近长大，当时她父亲是位铁路工人。朝鲜战争爆发后，铁路成了美国主导的联合国军重点的打击对象，以掐断共产党军队沿着海岸的补给线和交通线。美国海军战列舰密苏里号及其它战舰云集日本海海域，炮轰清津及其它海滨城市。不时在头顶盘旋的美国军机，吓坏了孩子。有时候他们飞的如此之低，以至于宋女士可以清楚的看到飞行员。白天的时候，宋女士的母亲为了孩子们的安全，拉着六个孩子躲进山里。夜晚的时候，他们就会回来，睡在邻居们在房子外面挖的避难处。这时候，宋女士总是在薄毯之下，瑟瑟发抖，紧紧的挨着母亲和其它兄弟姐妹。一天，宋女士的母亲丢下孩子，去打探她父亲的情况。因为就在前一天晚上，清津遭到猛烈空袭，一个生产铁路部件的工厂遭到摧毁。她回来的时候泪流满面，长跪着以头呛地，哭道：“孩子他爸被炸死了，”此时孩子们围着母亲哭成一团。

父亲的死使宋女士成为根红苗正的“祖国解放战争烈士”子女。家里得到政府颁发的证书。父亲的死也在她心里烙下深深的反美主义情绪，同时这也是这个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旋律。在人生中易受影响的那几年经历着战争的混沌后，现在她准备接受在劳动党安排下，有条不紊的生活。并且，她家里也非常穷，理所应当有资格成为金日成声称所代表的受压迫的下层劳动人民中的一员。有着如此纯正共产主义信仰的女孩，当然只有选择门当户对的，婚姻才能称得上完美。她的未婚夫，长博也是劳动党党员，她也从未想过同一个不是党员的人结婚。长博的父亲作为一个情报特工，在战争中表现突出；他的弟弟当时也已供职于北朝鲜公安部。长博毕业于金日成大学，是个记者，这可是在北朝鲜倍受尊敬的职业，因为记者可是这个政权的喉舌。“那些按照党的意志写报导的记者都是英雄，”金正日就曾这样说过。

长博身材魁梧，在他那一代北朝鲜人里面属于异常高大的。宋女士只有五英尺高，依偎在长博的身边，长博的搂着她，显得她是那么的小鸟依人。多么完美的一对啊！这对政治上正确的俊男靓女是很容易获得居住在平壤的资格的。因为平壤是北朝鲜唯一的经常有外国人造访的城市，因而这个政权也尽其所能，保证平壤的居民能以他们良好的外表及精神面貌给访问者留以深刻印象。然而，上级决定这对夫妇需要回到清津，以巩固那里的精英阶层，因此他们定居于清津，住在有一定特权的，最好的小区里。

在北朝鲜，一切都是平均主义，住房也是按照背景、成分等级来分配。在清津，没什么人要住在南边的住宅区，那里靠近煤矿和高岭土矿。房子也都是些刷着白灰低矮的口琴屋。北边的情况就好多了。一条大道穿过罗南，建筑也比南边高多了，有些住宅楼高达十八层，在当时建造的时候，算是很现代化的了。建造者们甚至给这些建筑留下了安装电梯所需要的主轴，虽然他们从来没有考虑会由他们自己来安装电梯。很多战后公寓楼建筑设计的思想都来自于东德，并根据朝鲜文化做了相应的修改。楼层之间增加了额外的夹层，以容纳朝鲜的一种地暖系统。每一个房间都安装有扬声器，用于播放小区通知。

清津远离着现代化的平壤，但是这个城市也有自己的特权阶层。作为咸镜北道的省会，清津有着一个很大的省委省政府办公区。以这个办公区为中心的城区规划的十分整齐，附近区域设有一个大学，一个冶金学院，一个矿业学院，一个农学院，一个艺术学校，一个外国语学院，一个医学院，三个师范学院，十几个剧院，还有一个革命历史博物馆。东边港口对面是专门接待外宾的天马山宾馆，宾馆旁边是俄罗斯领事馆。城市的街道广场都被设计成夸张的巨大，气势非常恢宏，属于那种莫斯科或其它共产主义城市流行的风格，处处体现着这个政权掌握着的，那种凌驾于个人的无上权力。

贯穿整个城市的第一大道，可以轻而易举的容下六车道，不过前提是清津要有这么多车辆。路两侧，每隔一定的距离就有着像卫兵一样竖立着的行道树，主要是松树和洋槐，树干下半部都涂成白色。关于为什么要涂成白色有很多说法，一般认为是为了防虫蛀，保温，还有人说是给树做标记，即为政府资产，不得私自砍伐以作柴火。路沿石也被涂成白色。树木之间点缀着无处不在的写着革命口号的红色标语牌。标语牌后面，是高高的路灯，然而现在却鲜有点亮之时。沿着车道设有同香榭丽舍大街一样宽阔的人行道，虽然有这么好的林荫大道，但是因为路上没什么车，多数行人还是直接走在车道上。路上没有交通信号灯，只有穿着制服的警察，像跳着机器人舞一样，挥舞着胳膊指挥寥寥无几的交通。大路在咸镜北道大剧院前就到了头，这是个宏大的建筑，顶上有一副高达十二英尺的金日成画像。剧院后面，这个城市突然来到了尽头，Naka山由此一直向着东北方向蜿蜒。如今，山坡上星星点点的到处是坟墓，树都被当成柴火大多被砍光了，然而这里仍然景色宜人，不失为一个休闲的好去处。事实上，就清津的主城区而言，即使今天看来，也能给访客留下良好印象。然而所有的这一切，都只可以远观，如果细察，你就会发现，建筑物上大块混凝土剥落，街灯七倒八歪的斜着，有轨电车上满是是坑坑洼洼，但是对于数量有限的那些访客而言，对这个城市也就是一闪而过，所有的这一切都很轻易的被忽略掉。

宋女士的新家位于一幢八层楼房的第二层，没有电梯。当宋女士第一眼看到房子的时候，她惊奇的发现，房间里有室内管道系统–像她这样的普通人在一九六零年代是从没见过如此先进的设备。房间的取暖通过加热地板实现，一如朝鲜传统住宅，不同的是热源来自热电厂通过管道系统送来的热水。小夫妻当时没有什么家具，但是他们却有两个房间，一间他们自己住，另外一间给数量不断增加的孩子们住。他们的第一个女儿–玉熙出生于一九六六年，两年后又生了个女儿，之后还是个女儿。北朝鲜当时医疗水平有较大发展，大多数城市的妇女都是在医院生孩子，但是宋女士外表看上去是除此柔弱，然而内心却是坚强无比。她所有的孩子都是自己在家生的，甚至连接生婆都不要。有一个孩子还是在路边生的，当时她挎着一篮子洗好的衣服走在回家的路上。当她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她婆婆给她炖了海带汤，一种朝鲜人专门为产妇补铁的偏方。第二次，婆婆只是把海带扔给她，让她自己煮。再生了三个姑娘之后，她婆婆再也不理她了。

“你注定就生不出个带把的，”她临走的时候只丢下这句话。

宋女士并不气馁，第四个孩子出生的那天下午，她当时独自一人在家。那天，她因为肚子疼就早点回了家，在家里她也闲不住，就开始擦地板。这个时候，肚子一阵剧痛，她意识的可能要生了，马上冲进了厕所。一个男孩，谢天谢地，终于是个男孩。宋女士在家里人面前又挺直了腰杆。这次她婆婆亲自下厨给她炖了海带汤。

长博当时正在外地出差，第二天才得到消息。他立刻搭第一班火车往家里赶，半路上停下来买了一辆儿童自行车–送给尚未谋面的儿子的礼物。

除了照顾四个孩子和操持家务，宋女士还要完成自己的全职工作，作为在位于浦项（Pohang）的朝鲜制衣厂附属日间看护中心的财务人员，她一周需要工作六天。在北朝鲜，女人们是维持工厂运作的主力军–因为男人总是不够–大约百分之二十的适龄男性在军队服役，按人均来看，是世界上军人比例最高的国家。为了照看孩子，宋女士工作时，通常背上背着一个，手上还要牵着一两个。她的孩子也基本上都是在日间看护中心长大的。按照规定，工时为八小时工作制，期间有一个午餐时间，和一个班间休息时间。下班之后，她还要去工厂的礼堂参加几个小时的政治学习。某一天的主题可能是关于如何同美帝国主义作斗争，而另一天可能是金日成的在二战期间反抗日本的丰功伟绩（或真实，或夸大其词）。不仅如此，她还要就劳动党最新声明，以及《咸镜日报》的社论完成自己的思想汇报。这样，当回到家的时候，几乎就是晚上十点半了。然后还要做家务，煮饭。

第二天，天不亮就要起床，赶在全家人七点钟离开家之前，准备好所有人一天的饭菜。因此，宋女士很少有能睡五个小时以上的时候。某些天，要比平时还要紧张。在周三的早上，她要比平时更早到单位，参加的社会主义妇女联合会的周会。周五的晚上，则是自我批评的时间。这时候，单位的同事就轮流站在大家面前进行自我批评，坦白自己的工作失误。这个是共产主义版本的忏悔。宋女士这个时候一般都饱含真情的责备自己工作的还不够努力。

宋女士对自己的话是心口一致的。多年的睡眠不足，多年的自我批评–这些与洗脑或审讯如出一辙的手法，使得宋女士连反抗的念头都未曾冒过。她已经被塑造成按照金日成所设想的人类改造的楷模。金日成的目标不仅只是建立一个新国家；他还想打造一个全新的人民，重塑人性。以此为目的，他创造了自己的哲学体系，主体思想，一般也解释为“自力更生。”主体思想，汲取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地主与农民，富人与穷人之间所存在的阶级斗争的思想。它也相类似的宣称，是人而不是神主宰着自己的命运。然而，金日成又剔除了一般意义的共产主义所倡导的消除国家以达到大一统的国际主义观点。金日成是个极端的朝鲜民族主义者。他不断向人们灌输着，北朝鲜人民作为一个几乎是被精心挑选出来的民族，从今以后不再需要仰中国、日本或俄罗斯等强邻之鼻息。而南韩毫无尊严，简直就是美国人的走狗。“简而言之，建立主体思想，依靠自身的力量成为开展革命与国家重建的主人，向世人展现以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金日成在其众多的文章中的一篇中是这样解释的。这种说法对于一个几个世纪以来，尊严被邻国反复践踏，而内心又十分高傲的民族来说，无疑是极具诱惑力的。

一旦掌权，金日成完善了在抗日游击战争过程中形成的思想，并将其发展成为一种社会控制手段。

他指示北朝鲜人，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然而，将个人融入集体，那么所展现的力量是无穷的。然而，集体也不能不容分辨的按照人们的意志行事，即使这是经过某种民主过程而确定下来的。人们应该毋庸置疑的听从一个绝对的最高领袖的指导。这个领袖毫无疑问就是金日成自己。

然而，这还不够。金日成还想被爱戴着。在鲜艳的宣传画中，他被一群面色红润的孩子簇拥着，孩子的目光里充满着敬意，好似他们洁白的牙齿，开怀的大笑全部都是拜他所赐。玩具，自行车占据这画面的背景–金日成不想做约瑟夫斯大林；他要做圣诞老人。他那张带着酒窝的脸也使他看起来比其它的独裁者更和蔼可亲。他被北朝鲜人尊称为父亲，而在儒家文化里，父亲意味着威严和慈爱。他希望人们视他为挚爱血亲，自家人。这种儒家共产主义很类似与日本军国主义的观点，认为天皇即为万物之源的太阳，这同卡尔马克思的初衷可谓大相径庭。

在有的方面，所有的独裁政权都是一样的。从斯大林的苏联，到毛的中国，从齐奥塞斯库的罗马尼亚到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所有的这些政权都有着同样的嗜好：独裁者的雕像俯视着几乎每一个广场，他们的画像挂在每一间办公室，甚至腕表的表盘上都是他们的脸。但是金日成却把个人崇拜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极致。在二十世纪独夫的群丑图中，他驾驭信仰的能力，也使他区别于其它独裁者。金日成了解信仰的能力。共产党时代之前，他叔叔是平壤一个基督教牧师，而当时平壤的基督教小区也颇具规模，以至于曾被成为“东方的耶路撒冷。”甫一上台，金日成就关闭教堂，查禁圣经，信众也被发配苦寒之地，然而对基督教传教所用的图像膜拜，宣讲布道的方式，却被他盗取，将这套手法用于对自己的自吹自擂上面。

广播里，播音员以一种几近宗教崇拜的方式连篇累牍的报导着金氏父子，其密集程度简直令人窒息。报纸上也不厌其烦的报导些超自然现象的故事。当抓住倾覆的船沿，在水里挣扎的水手唱起金日成的赞歌时，怒海奇迹般的平静下来。当金正日来到位于朝韩边界的非军事区时，一团神秘的浓雾骤然升起，保护着他免遭敌人的冷枪袭击。他使铁树开花，冰雪融化。如果金日成是上帝，那么金正日就是上帝之子。一如耶和华的诞生，据称，金正日诞生之时，繁星闪耀，天空出现七彩虹霓，一只神雀从天而降，口中唱着“征服世界的将军啊。”

北朝鲜政府的这一套实在称不上高明。我们嘲笑那些拙劣的宣传手法，嘲笑他们的愚昧。然而，如果考虑到他们从摇篮就开始被灌输着这些教化，一天十四个小时的工作，重复五十年，每一首歌曲，电影，报导，标语牌，都在歌颂着金日成，外界关于神一样的金日成的任何质疑都被严格的屏蔽着，在这样的环境下，谁又能保证他们能抵御这些呢？

一九七二年，金日成六十大寿，在朝鲜文化中，六十是人生中一个重大的时刻，劳动党开始分发金日成像章。不久之后，全民都被要求将这种像章佩戴与左胸，略高于心脏的位置。在宋女士家中，其它人也都一样，在一面空着的墙上悬挂装裱精美的金日成画像。悬挂着画像的那面墙不允许再放置其它的东西，即使是亲人的照片也不允许。金日成就是你唯一家人，至少在一九八零年代只这样的，之后在金正日当上劳动党总书记之后，他的画像也被挂在了他父亲的旁边。再后来，挂上了第三个画像–父与子的合影。北朝鲜的报纸也开始报导这“闪着人性光辉的故事”，那些英雄的人们，为了保全这些画像免于火灾或者洪水的吞噬，而献出生命。这些画像都是由劳动党免费发放，且随画像包装盒里附带一块白布。按照规定，这块白布只能用于清洁画像。这在雨季显得尤为重要，以为在雨季的时候，会有霉菌从画像镜框的边角开始滋生。而且，来自公共标准监察部的检查人员也会一个月一次定期的来检查画像的清洁情况。

宋女士不需要为应付监督而清洁画像。即使在分秒必争的早上，卷起被褥，准备早饭，催促孩子们出门，她仍然不忘将画像快速的擦拭一边。有些妇女不喜欢佩戴像章，因为那样会在衣服上戳出一个洞，而且有时候还会留下锈迹，但是宋女士从不忘记佩戴。只有一次，她因为换好衣服匆忙出门而忘记了，在路上，背一个带着红袖标的，属于社会秩序维持队的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拦住。这是共青团所设立的专门检查人们佩戴像章情况的检查岗。第一次违反，通常要被强制参加政治思想学习，并且在个人档案里留下不良记录，但是，宋女士非常诚惶诚恐的意识到自己的疏忽，以至于那个孩子只是给了个口头警告就让她离开了。

宋女士的生活完全按照她在工厂的晚间政治学习中所学到的领袖的教导来展开。甚至在她日常的对话都会出现领袖的语录。“忠诚和孝道是革命者的最高境界”是她在教训那些顽皮的孩子时最常用引用的句子。同其它北朝鲜的孩子一样，宋女士的孩子并不过他们自己的生日，然而却庆祝领袖们的生日，金日成是四月十五号，金正日的在二月十六号。这两个日子也是国家法定假日，也是他们家唯一能分到肉的日子。后来，在能源短缺的日子里，也是唯一有电的日子。在每个生日之前的几天，劳动党给每个孩子分发大约两磅的糖果。对孩子们来说，这份礼物太有诱惑力了，有各种饼干，果冻，巧克力，和口香糖。这些东西没到日子之前是不能吃的，但是有些妈妈不管那么多，宋女士却不会这么做，她总是严格按章行事。当时候到了，孩子们都排列在领袖画像前，集体的向画像鞠躬，以表达他们对领袖的感激之情。

“感谢您，亲爱的父亲金日成，”当孩子们说这些的时候，他们的妈妈颔首微笑着。

多年以后，当宋女士回首这些日子时，仍然沉浸在幸福之中。她认为她还是幸运的。长博也证明是个好丈夫，他从不沾花惹草，也从来不打宋女士和孩子，就是高兴的时候爱喝两口，也总爱就着自己越来越大的肚子开玩笑。他们曾经是这样一个充满爱的幸福家庭。宋女士爱着她的三个女儿，爱她的儿子，爱她的丈夫，甚至那时，她还爱她的婆婆。当然她也热爱着金日成。

宋女士对那些年里仅有的一些欢乐时光，始终念念不忘。周日的时候，非常难得当她和长博都不加班，孩子们也都不去学校，全家人凑在在一起。这么多年来，也就只有两次，于是全家人就一起来到离家仅仅几英里的海边。虽然没人会游泳，他们只是在沙滩上走走，挖着沙子里藏着的蚌壳，然后带回家蒸蒸就是一顿晚餐。还有一次，儿子十一岁的时候，她带他去清津动物园。这个动物园，她在小时候学校组织的郊游时去过一次。她记得那时候，动物园里有老虎，大象，狗熊，还有狼。

但是后来那次，动物园只剩下了几只鸟。从那以后，她就再也没有去动物园了。

当孩子们越来越大的时候，各种麻烦也开始接踵而至。四个孩子中，最难管教的就是大女儿，玉熙。玉熙和宋女士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个子不大，丰满，长得也很漂亮。虽然有着同样可爱的嘴唇，玉熙的却总是生气的撅着。她的个性鲜明（乖张）。和妈妈的宽容完全不同，她脾气火爆，总是那么咄咄逼人。由于妈妈需要早出晚归的在外工作，作为大女儿，她要承担很多家务，而这也让她颇有微辞。玉熙不像她妈妈那样能吃苦耐劳。她无法容忍哪些让生活变得如此折磨人的蠢事。她的叛逆并不是因为她很懒，她只是不喜欢做毫无意义的事情。

她讨厌“义务劳动”，那是所有北朝鲜的青少年被要求履行的爱国义务。从十二岁开始，孩子们就被动员起来，成队的送到乡下，参加水稻的种植，插秧，除草。她害怕春天，每到那个时候，她就要抬着一筐筐的土，或者去喷洒那些刺眼的农药。列队行进的时候，其它孩子都兴高采烈的唱着“让我们保卫社会主义”的时候，她只是怒视着前方一言不发。

最让玉熙忍受不了的是要从公寓的厕所里收集“米田共”。长期以来，北朝鲜一直缺乏化肥，而且也没什么家畜，因此需要收集人的粪便作为肥料。每家每户都要收集一桶，每星期一次，交到几英里之外的仓库。交完便可得到一张便条，以证明完成本周的份额，凭着这个便条，才能领到下一次的粮食配给。这个臭气熏天的苦差，通常都是由家里的老大承担，于是玉熙开始盘算着找个捷径。实际上要打歪主意也很容易。存放一桶桶粪便的仓库没人看管，（毕竟谁又会去偷一桶屎回家呢？）玉熙悄悄溜进仓库，提了一桶，就当她自己的交上去，然后拿到了便条。

回家之后，玉熙沾沾自喜的夸耀着自己的小聪明。宋女士却被女儿的诡计彻底激怒了。一直以来，她都知道这个大女儿是四个孩子中最聪明的–她三岁就开始识字，能在亲戚面前大段的背诵金日成著作。然而这件事，证实了妈妈最担心的事情，玉熙是个缺乏集体主义精神的个人主义者。她又如何在这个追求步调一致的社会里生存啊？

玉熙高中毕业后，宋女士的丈夫动用自己的关系为她在一个建筑公司宣传部谋得一份差事。玉熙的工作就是写些通讯，报导超额完成任务的工人，报导公司在筑路工程中所取得的巨大进展等等诸如此类的内容。公司有个宣传车，那是一台破破烂烂的军用面包车，车两边刷着标语（“让我们以主体思想规范全社会”）宣传车巡回于建筑工地上，此时，玉熙在麦克风前朗读这她的通讯文章，然后声音由车上附带的扬声器广播出去。这是份轻松有趣的工作，不需要肩挑背扛，而且像其它的宣传部门的工作一样，是人们羡慕的工作。

为了玉熙将来生活美满，宋女士和丈夫开始为玉熙物色一个合适的丈夫。宋女士希望找一个和她自己丈夫类似的人选，于是她让长博在周围找个年轻版的自己。有一次长博出差，乘火车去茂山，和他同坐的是一个可爱的年轻人。郑永洙，来自罗津的一个良好的家庭，罗津是清津之北的一个小城。他是朝鲜人民军的文职人员，在军乐队里是个小号手。在北朝鲜，在军队有点职位和影响力的人肯定都能加入劳动党。长博想这个年轻人看上去前途光明，因此邀请他到家坐坐。

玉熙和永洙于一九八八年结婚，婚礼是典型的北朝鲜式的–在金日成雕像前举行，如西方的牧师一样，按这种方式金日成缺席主持了北朝鲜所有的婚礼。他们穿上最好的衣服–玉熙穿着米黄色的夹克和黑裤子，永洙是一套黑西装–肩并肩拘谨的站在高耸的铜像前拍了结婚照。他们在铜像面前献了花，籍此希望他们的结合能受到伟大领袖的祝福。之后，他们回到家里，享受宋女士准备好的饕餮大餐。按传统，婚宴是要吃两次–新娘家一次，新郎家一次，某种意义上也是两家显摆的一个比拼。结婚的花费是不菲的，因为要宴请邻居，同事，除此之外，娘家还要准备衣橱，及满橱的被子，全套厨具，大衣镜，及化妆台，如果家境殷实的话，嫁妆还可能包括缝纫机或者家电。

宋女士有点自信心不足。她知道她的亲家-永洙的家境更好，因此她也倾尽所有，以期给亲家留下一个好的印象。她准备了满桌子的好菜–朝鲜打糕，鳕鱼，清蒸八爪鱼，油炸豆腐，毛蟹，还有三种做法不同的墨鱼干。这顿大餐可是家里有史以来最为奢侈的一顿了，也是这次婚礼最值得称道的地方了。

然而，婚后才发现永洙喜贪杯中之物，尤好浓酒，一种自酿的廉价米酒。几杯下肚之后，他那讨喜的音乐家的优雅就荡然无存，恶劣的嘴脸立然显现。最初让玉熙着迷的，那侃侃而谈的英俊面容在瞬间就变得恐怖可憎。这对新人婚后，搬进了位于火车站附近的新居，但是玉熙却隔三差五的跑回娘家。每次回来，不是黑着眼圈，就是豁着嘴唇。结婚后大概半年的时候，永洙应为与同事打架，被军乐团开除。他被安置在茂山一个铁矿里工作。现在，他加入劳动党的希望破灭了。在北朝鲜，如果想加入劳动党，那你就要在二十多岁的时候申请，再由单位的党委书记进行考核。入不了党，永洙的前途也就堪称黯淡。而且偏偏此时，玉熙又怀孕了，孕期强烈的妊娠反应让她不得不放弃工作。她的处境比以往更糟糕了。

没多久，宋女士的儿子也开始让人头疼起来。与玉熙不同，他从小就是一个规规矩矩的孩子。南玉自小就是个结实的孩子，这点和他爸爸很像，长大后，他有着一身强健的肌肉，身高也有五英尺九英寸。虽然块头高大，但是他说话声音却很小，也几乎从不与人吵架。无论是父母还是姐姐们吩咐什么，他总是言听计从，毫无怨言。关于他，玉熙曾这样感叹到，真是龙生九子啊，同一个爹妈生出来的怎么就那么不一样呢？“他要是不吭声，你都不知道他在哪儿，”南玉成绩一般，但是颇有运动天赋。他最快乐的事情是自己独自玩耍，不厌其烦的一次次将球踢向公寓楼的侧墙。在十一岁那年，一个体育教练给他测了前臂和腿的长度之后就把他带进了清津市体校。这是共产党政权就竞技体育选材的一套做法–通常是由国家而不是家庭决定这些孩子是不是要放弃正常学业而进入国家队进行专业体育训练。南玉也不负众望，十四岁的时候就被调入平壤，接受拳击训练。

随后的七年里，南玉一年只能回来两次，每次十二天。宋女士一年到头也见不到他几次。原本他就不像姐姐们，喜欢在妈妈怀里撒娇，现在就更是形同陌路。然而，宋女士却听见一些风言风语，外面都传开了，南玉在清津有个女友，一个大他足足五岁的女人。当他从平壤回来的时候，经常会住在那个女人的家里。这在当时简直就是个双重丑闻，一是按朝鲜传统，男人不愿同比自己大的女人交往，二则是朝鲜社会不能容忍婚前性行为。南玉因此会被体校开除的，或被逐出共青团。作为家里的独子，找个好姑娘，结婚生子，延续家族是他责无旁贷的重任。就此，宋女士和丈夫曾就此事经质问过他，但是得到的响应只是死一般的沉默。从那以后，南玉同家里就更加疏远了，有时候，即使有假期，他也不愿意回家看看。

随后，长博也惹上麻烦，差点吃官司。有一天晚上，他和宋女士在家同一些上门的邻居一道看电视。宋女士和她丈夫是整栋楼里少数家里有电视的人家。在一九八九年，电视相当于一般人三个月的工资，大概合一百七十五美元，而且没有单位的特别许可，你有钱也买不到。电视也被政府以金日成的名义奖励给那些在工作中做出杰出贡献的人。长博家里的电视是因为长博父亲在朝鲜战争期间对南韩出色的情报工作而获得的。电视是日本日立公司生产的，但是注册了一个朝鲜的商标，松树牌。电视和收音机在北朝鲜在出售前都做了设置，以确保只能收到官方的频道。尽管如此，有些电视节目还是很有意思的。除了例行公事的金日成讲话，在平时的晚上，有时候会播放体育节目，音乐会，电视剧，还有那些金正日的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在周末的晚上，会播放特别节目，有时可能是俄罗斯的电影。宋女士和丈夫都因家里的电视而引以为豪。通常，他们都会开着门，这样邻居们可以来串门，一起看看电视。这也是那时候一种保持集体精神的体现。

让长博惹上麻烦的是关于一家生产雨鞋的制鞋工厂的无关痛痒的商业报导。电视镜头扫过那些在生产着成千上万雨鞋的生产线前一丝不苟紧张有序工作着的工人们。解说员激情四射的报导着雨鞋上乘的质量，以及不可思议的产量。

“哈！如果真有这么多雨鞋，那我的孩子怎么从来没有分到一双啊？”长博哈哈大笑起来。当说这些的时候，他根本没有过多的考虑这些话会给他带来多大的麻烦。

宋女士至今都不知道到底是那个邻居打的小报告。她丈夫的话很快就被报告给了人民班的班长，一种邻里之间的基层监督组织，班长又上报给国家安全保卫部。这个机构就是北朝鲜无孔不入的政治警察。它在北朝鲜构建了一个广泛的信息网络，有着数量庞大的告密者，遍布各个阶层。根据脱北者的讲述，大概每五十人里面就有一个告密者，数量甚至比前东德臭名昭著的西塔斯还多，关于西塔斯的文件也是在东西德合并后才被公诸于世。

窥探他人在这个国家简直是全民参与，且乐此不疲。其中以来自共青团的小治安员尤为积极，正如那个因为忘带像章而拦住宋女士的小毛孩。除了打小报告，他们还有一项任务，那就是维持民众穿戴规则，确保民众不穿蓝色牛仔裤，和带有拉丁字母的T恤衫等-象征腐朽资本主义的服装-或者男子的头发留得太长。劳动党隔三差五就会发布布告，规定男子的头发不能长过五公分，当然也有例外，对于秃顶的人士，规定则放宽至七公分。违反这些规定的，情节严重者甚至会被公共标准警察逮捕。除此之外，街上还有巡警，他们也抓衣着令的违反者，而且更为恶劣的是，他们可以随时破门而入进入室内进行搜藏。他们查处超额用电的情况，例如使用超过四十瓦的灯泡照明，电炉或者电饭煲都是不允许的。在一次突击搜查中，一个邻居情急之下，把电炉塞到毯子里面，结果引发大火，把整个公寓都烧起来了。巡警还常常半夜之后到访，看看家里有没有留宿那些没有旅行许可的访客。如果被抓，即使是你外地的亲戚，也够你喝一壶了，如果是异性，那你麻烦就大了。事实上，那一双双窥视的眼睛不仅只来自巡警和青年志愿者。每个人都要小心翼翼，以免祸从口出以及违反那些数不胜数的规定。由于这个国家非常穷而且电力供应非常之不稳定，使用电子监控是不现实的，因而国家安全们更多的还是依靠人–告密者。报纸时不时的也会报导一些孩子举报其父母之类的大义灭亲的例子。因而，因出言不逊而被邻居告发也就不足为奇了。

对长博的审讯持续了三天。审讯人员朝他咆哮，辱骂，但是却没有动手–至少他后来是这么告诉宋女士的。他还说是他语言的天赋帮他渡过难关。他摆事实讲道理为自己辩护。

“我并不是侮辱什么人。我只是说我买不到这些雨靴，我想给我家人买几双，”长博气愤的抗议着。

他的辩驳最终起了效果。再加上他的那个将军肚及严肃的表情，也让他看上去有些领导的样子，像个典型的劳动党干部。因而，最后那些政治警察也就没有将案子上报，也没指控他什么罪行就放他回去了。

当他回到家，等待他的是妻子那比审讯还要来的猛烈的责骂。这是两人婚后最激烈的争吵。对于宋女士而言，这件事不仅仅是他丈夫对政府不敬这么简单；而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她对这个政府心生恐惧。长久以来，她严格要求着自己的一言一行，真诚奉献，却未曾想到竟然落到这步田地。

“你为什么要当着邻居的面说那样的话啊？你不知道那样会毁了我们的一起吗？”她向他咆哮着。

实际上，他们两个都意识到他们是多么的幸运。如果长博没有堪称完美的阶级背景和党员资格，他是不会这么容易被放过的。另一方面，宋女士也担任过几次人民班的班长，在国家安全官员那里多多少少有点口碑，这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要不是在小区里还是有些地位，以长博的那一番即兴评论，足以送去山区的劳动营了。他们层听说过一个人就是因为拿金正日的身高开玩笑，就被终生关进劳动营了。工厂里，宋女士所认识的一个妇女也应为在日记里写了些东西就被带走了。那时候，宋女士还觉得她罪有应得。在经历了这一切后，宋女士也为当时那样想而感到很羞愧。

这次风波看上去终于平息了。吃一堑长一堑，长博在外说话更加小心谨慎了，然而，思绪却犹如脱缰的野马。这么多年来，长博内心里，一直挣扎于时不时就会爬上心头的诸多质疑之中。现在，这些质疑却转化成了彻底的不信任。作为记者，长博能接触到多于常人的信息。他就职于在咸镜北道广播公司。他和他的同事能听到外国媒体报导的未经审查的新闻。而他们的工作就是对这些新闻进行筛选，以用于国内的宣传报导。资本主义好的一面，特别是南韩一九八八年举办的夏季奥运会，都一笔带过，而罢工，灾难，骚乱，谋杀等等，就添油加醋，大肆报导。

长博主要写经济方面的报导。他带着笔记本和录音机下到各个集体农场，商店和工厂，走访厂长经理。回到编辑部，就用自来水笔（单位里没有打字机）所把采集的经济形势一片大好的资料编写成报导。虽然，文章里，他总是从积极的角度去看待事实，但是，也努力使报导看上去贴近真实情况。然而，当文章被平壤的上级审定修改后，那仅存的一点事实都荡然无存了。长博比任何人都清楚，北朝鲜经济的伟大成就只不过是凭空捏造出来的。他完全有理由对雨靴的报导嗤之以鼻。

他在电台有个信得过的朋友，长博可以向他倾述自己对这个政权与日俱增的蔑视。当两个聚在一起的时候，长博总是打开一瓶宋女士做的浓酒，几杯酒下肚之后，他们就开始互述衷肠。

“一群骗子！”长博忿忿的说道，因为担心被薄薄的隔墙后面的人听见，因而压低着声音。

“他们都是骗子。”

“儿子比老子还坏。”

玉熙经常凑近来听两人的谈话。她总是在一旁点着头表示赞同。当她父亲发现她的时候，他一开始总赶她走。可是，玉熙总是赶了又来，最后他也就不再去赶她了。在让她严守秘密之后，他同意玉熙也参与他们的讨论。长博告诉玉熙金日成并不是像他自己宣传的那样是个抗日战士，他只不过是苏联的傀儡。他还告诉玉熙，南韩已经成为亚洲最富有的国家之一；甚至普通的工薪阶层也有自己的轿车。他天天所报导的共产主义已经被证明是一种失败的经济体系。中国苏联现在都转向资本主义。父亲和女儿常常一聊就是几个小时，当然为了不让在周围逛荡的邻居听见，他们的声音总是处于耳语水平。而且，都是趁宋女士这个忠实的共产主义追随者不在家的时候才说。

第四章 陷入黑暗

清津的工业区

随着一九九零年的到来，柏林墙轰然倒地，旋即被敲成小块，变成即将统一的德国街头小贩手中热卖的纪念品。苏联帝国也分崩离析了。毛泽东的脸也出现在美国游客在北京买的那种哗众取宠、质量低劣的手表表盘上。前罗马尼亚共产党独裁者，尼古拉斯齐奥塞斯库–金日成必然的好友，被一队士兵处决。列宁雕像被从基座上推到、砸的粉碎。全世界共产党的干部们，午餐就着可口可乐，大嚼着麦当劳的巨无霸。而此时，在恍若世外的北朝鲜，一起都按照原来的轨迹继续着。

在某种程度，北朝鲜当局允许报导共产主义的崩溃，当然他们会就事实打些折扣，有时候还会颠倒黑白。就《劳动新闻》而言，在共产世界中其它国家所发生的问题，都归因于人固有的弱点。（北朝鲜媒体总是喜欢标榜北朝鲜人生而由来的优越基因。）东欧人，中国人意志软弱，纪律涣散。他们都变修了，偏离了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如果在金日成这样的天才指导下，他们的共产主义也一定会焕发勃勃生机的。坚持领袖所教导的自力更生，因而北朝鲜对其他国家发生的事情无动于衷，并继续沿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

所以宋女士紧闭双眼，以期对那些越来越明显的恶化迹象选择性失明。一开始，苗头很小，几乎注意不到。电灯泡熄灭那么几秒钟，然后是几分钟，几小时，最后是整夜整夜的。自来水也停了。宋女士很快想出办法，当来水的时候，家里所有的盆盆桶桶、坛坛罐罐全部用来存水。但是即使这样，还是不够用，因为整个建筑的水泵靠电驱动，每次来电的时候，水早就漏完了。因此，宋女士带上家里所有的塑料水壶，去楼下公共供水处。取水成了她每天的例行公事。每天早上，把地上的床垫卷起来，给金日成画像掸灰，之后就是取水这累人的活了。因此，即使现在孩子们都大了，她却比以前起的更早了。她上班经常搭乘的一路电车，班次现在也越来越少了，偶尔来了一辆，也是如此的拥挤，以至于车尾的梯子上都挂着人。宋女士不想在一大群小伙子中间被推来搡去的，所以通常她步行上班。她每天要花一个小时才能走到单位。

清津的工厂沿着海岸线依次排开，从北部的浦项向南延绵八英里到罗南，那里原来是日本人的军事基地，现在成为北朝鲜人民军第六师师部所在地。其中最大的工厂包括清津钢铁厂和金策钢铁厂，化纤厂，第二钢构厂，五月十日煤炭机械厂和一个麻田鹿场，生产一种用鹿茸制成的药材。宋女士在位于工业区北部的朝鲜制衣厂清津分厂工作。清津分厂有大约两千名员工，除了高层管理人员和卡车司机，其余的几乎全部都是女工。北朝鲜人一生大部分时间都穿着制服，而这些衣服大部分都是由朝鲜制衣粗制滥造的–统一的学生装，售货员服装，列车员制服，劳工装，当然还有工厂工人的工装。所有的衣服都是有一种叫维尼龙的化纤面料制成，这种质地较硬，外表发亮的合成面料是北朝鲜所独有的。北朝鲜人对这种材料也颇引以为豪，是由一个朝鲜发明家于一九三九年发明的，因而也被他们称呼为“主体”纤维。这些面料大多在沿海岸线往南一百七十五英里的咸兴生产的。

大概自一九八八年开始，面料的供应开始延误。宋女士和其它工人被告知，问题出在咸兴的工厂。

不是他们没有足够的生产维尼龙所需的无烟煤，就是电力短缺，没人闹得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面料，你就做不了衣服。

在等下一批原料的到货的时候，缝纫女工们就只好拖洗地板，擦拭机器。厂子里现在死一般的寂静，往日缝纫机欢快的卡搭声再也听不到了，现在能听到的只是扫地时发出的沙沙声。

为了让女工有些事情做，厂子的管理层开展一项工作，美其名曰“特别项目”。实际上，就是搜集一切可以卖掉或者换食物的废品。某天，女工们每人一个袋子，被安排去铁路沿线收集狗粪以作肥料。另外一天，可能是拾废铁。开头，只是缝纫女工被安排出去，后来宋女士和其它日间看护中心的妇女也被安排加入其中。他们采取轮班制–中心一半的女工留下照顾孩子们，而另外一半则外出四处拾荒。

“即使遇到艰难险阻，我们也要誓死保卫党，”当在外面的时候，他们还这样唱到，管理者希望以此鼓舞士气。

有时候，他们会去海边，在那些巨型钢铁厂背面的排污管所排出的废料里，收集金属。宋女士不喜欢弄湿她的脚–即便当年和孩子们一起在靠近清津青年公园的海边拾贝壳的时候也是。像大多数她那一代北朝鲜人一样，宋女士不会游泳。即便是很浅的水，也让她胆战心惊。而现在，她却不得不卷起裤脚，只穿着帆布鞋，跋涉在海水里，用篮子像淘金一样淘着金属块。一天下来，检查人员要给捡拾到的金属称重，确保每个单位都完成了份额。

所有的妇女都在想方设法逃避这恼人的苦差。他们又不敢辞职，即使连工资也拿不到。在北朝鲜，如果旷工，那你就领不到粮票。如果无故一周不来上班，就会被送去拘留所。

有些妇女就胡编乱造些家里的急事。另外一些则弄到医生开的假条，说身体不舒服，不能来上班。

其实这些大家都心照不宣，检查人员也不会仔细核对这些假条，他们也知道即使女工来上班也无事可做。然而，宋女士却不会耍这些小花招，弄个假的假条。她觉得心里过意不去。她还如往常一样，准时上班。由于缝纫女工都不来上班，因此也没人送孩子来日间看护中心。领导也就安排些关于金日成的讲座来打发时间。经过多年的一天十四小时的工作，宋女士终于有机会休息一下。她可以趴在自己的桌子上，好好的打个盹，脸靠着木板，思量着，这样的日子还要过多久。

一天，厂长把宋女士和她同事们召集到一起谈话。厂长是宋女士很敬重的一个人，他是党员，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同宋女士一样，是一个真正的信仰者。在过去，他总是信誓旦旦的向工人们保证，从咸兴来的原料马上就要到货了。现在，他不自然的清了清嗓子，一脸尴尬的说道，形势短时间内不可能有什么改观。此时，她们这些和宋女士一样坚守岗位的女工们，从今以后，也不用再坚持了。

“阿妈们，”他说到，用了一个朝鲜语“阿姨”，这个词通常用来称呼已婚妇女的词的，“你们应该想想其它的办法给家里找吃的了。”

听到这里，宋女士目瞪口呆。厂长什么意思？虽然他并没有直说是卖淫，但他的潜台词很可能包含这个意思。他建议宋女士去黑市工作。

和其它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北朝鲜有着黑市。虽然法律上来说，私人买卖商品是属非法，但是由于政策总是朝令夕改，因此没人把它当回事。金日成时代是允许人们在自家的自留地里种些蔬菜和出售自家的出产，因此人们在宋女士住的小区后面的空地上设立临时市场。说是临时市场，其实也仅仅是在泥泞的地面上，铺上一层塑料布的小摊位的聚集点，卖些萝卜、白菜之类的蔬菜。偶尔，也有些人卖旧衣服，残缺的陶器，二手书。总而言之，任何全新的东西是不能在市场上销售的。这些东西只能在国营的商店里出售。销售谷物也是严格禁止的，任何人如果销售大米将被判处徒刑。

宋女士总是认为黑市充斥着廉价、市侩的气氛。小贩们绝大多数是老年妇女。宋女士总是看见她们盘着腿坐在摊位上，面前是脏兮兮的蔬菜，粗鄙的喊着售价。有些妇女甚至不顾北朝鲜女性不许吸烟的禁忌，叼着烟杆，吞云吐雾。宋女士很反感这些老阿婆，进而恨乌及乌的对黑市买卖也是感到讨厌。那里没有共产主义。

实际上，纯正的共产主义是不需要商业的，即使不是绝对。金日成曾经倡导一种反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很难想象在二十世纪这样的方式居然还能得以存在。而在亚洲的其它地方，市场上充满人气，商品琳琅满目。但是北朝鲜却不是。这个国家最著名的商场是平壤的两个百货商店–第一百货商店和第二百货商店–店如其名，他们的货品也是令人印象深刻。我二零零五年访问平壤时，参观了这两个商场，一楼摆满产自中国的自行车，我不清楚这些商品是真的拿来销售的还是仅仅作为摆设给外国人看的。具曾经于一九九零年代访问平壤的人叙述，这些商场有时候用塑料的蔬果蔬菜，以假乱真糊弄外国参观者。

北朝鲜人也不被认为需要逛商场，理论上讲，他们所需的任何物品都由政府以金日成的名义发放。

一般来说，他们每年可以领到两套衣服–一套夏装，一套冬装。新衣服通常由所在的单位或者学校于金日成的诞辰日发放，以此强化金日成乃幸福之源的形象。所有分发的物品都是统一标准制作。鞋只有人造革的和帆布的鞋供应，皮鞋是非常昂贵的，只有那些有其它收入来源的人才买得起。衣服都是由类似于宋女士的制衣工厂提供。一般都是化纤面料的，这种面料很难染色，所以只有那么单调的几个颜色：工厂的工装是单调的靛蓝色，办公室人员就是黑或者灰色的。红色的面料是专门用于制作红领巾的，在北朝鲜，红领巾是孩子们围在脖子，作为少先队成员的标志，而少先队则是每个十三岁以下的孩子必须参加的。

不仅仅是不用买东西，甚至连钱也用不着。在北朝鲜，工资更像是一种津贴，数量少的可怜。宋女士每月工资为六十四朝元，即使按照官方的汇率也仅值二十八美元，而实际上连一件尼龙织的线衫都买不到。这些钱只能当成零花钱，看看电影，理个头发，坐坐公交，买张报纸什么的。对于男人来说，也就够买买香烟。女人，也就买点化妆品–在北朝鲜有个奇怪的现象，妇女们都喜欢浓妆艳抹。大红的口红，让北朝鲜女性看起来像是四十年代电影里明星的装扮，粉红的腮红掩饰着由于漫长的冬季而变得枯黄的脸。清津每一个居民区都有自己的一些国营商店，而且这些商店都千篇一律相互没什么区别。每一个北朝鲜妇女都很注重仪表：宋女士宁可不吃早饭，也不会省下化妆的时间。她的头发有点自然卷，而其它她这个年纪的女性，都去那些像生产装配线一样的理发店里烫发，理发店里一边是一排男顾客用的理发椅，另外一边是女顾客的。理发师都是国家职工，为一个叫做便民所的政府单位工作，这个所也修鞋和修自行车。

小区商店，除了理发店，还有食品店，服装店。不像苏联，在北朝鲜，你很少看到排队的景象。如果你想买个大件–例如买个手表，买个录音机什么的–你要先向单位申请许可。所以不仅仅是钱的问题。

北朝鲜体系的最高成就就是食物补贴制度。正如赫伯特胡佛在竞选中承诺家家锅里有鸡一样，金日成也许诺北朝鲜人一天三顿白米饭。米，特别是白米，在北朝鲜弥足珍贵。所以这也就是个空头支票，不可能对所有人兑现，只能先满足精英阶层。然而，公共分配系统确实向普通民众供应各种混合谷物，根据级别和工作内容所消耗的热量，供给的数量是经过仔细计算过了的。煤矿工人属重体力劳动，每日供应谷物九百克，宋女士这样的工厂工人，每人每天供应七百克。这个系统还供应其它朝鲜的日常食品，如酱油，炒菜油，一种叫辣椒酱的粘稠的红豆膏，（这里应是作者有误）在国家假日的时候，如金氏家庭的生日，可能还能分到猪肉和咸鱼。

食物配给里，最受欢迎的是白菜，一般在秋天发放，用于制作朝鲜传统的泡菜。这种味辣、腌制的白菜是朝鲜传统的佳肴，也是漫长冬季里朝鲜人的日常饮食中唯一的蔬菜品种。泡菜和米饭一起构成朝鲜文化不可或缺的元素。北朝鲜当局十分清楚如果没有泡菜，那么幸福对于一个朝鲜人来说就无从谈起。每个家庭中，成年人可以分到七十公斤白菜（合一百五十四磅），孩子可以分到五十公斤（合一百一十磅），在宋女士家，在她婆婆搬来和他们一起住之后，就总共可以分得四百一十公斤的白菜。这些白菜用盐腌制，再加上很多很多很辣的红辣椒，有时候还加豆瓣酱和虾米。宋女士还做萝卜和大头菜的泡菜。做这些泡菜，宋女士要花上一整个星期的时间，并把它们储存在大的瓦缸里。长博会帮忙讲这些瓦缸搬到地下室，那里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储存柜。其实，传统的做法是要将瓦缸搬到花园里埋起来，这样这些泡菜就会保持在冷藏的状态，而且又不会上冻。在公寓楼里，他们想了个办法，就是用泥巴糊在坛子周围。当一切大功告成的时候，剩下的就是需要一把结实的锁，把柜子牢牢的锁起来。在清津，偷窃泡菜非常普遍。即使在如北朝鲜这样一个讲究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没人愿意同陌生人分享自己的泡菜。

很明显，北朝鲜并不是像宣传的那样是劳动者的天堂，然而，金日成的功绩却也不是无足轻重的。

自一九四五年半岛分而治之后的头二十年，北边的日子一直比资本主义的南边要好。实际上，在一九六零年代的时候，朝鲜的学者提及“经济奇迹”的时候，他们指的是北朝鲜。仅仅是喂饱历史上长期处于饥荒状态的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这一点，就是个了不起的成就，再考虑到这个半岛大部分适宜耕种的土地都在南边的这个事实，这一点就更尤为可贵。在饱经战火，几乎全部的基础设施损失殆尽，百分之七十的房屋毁于战火，这样一个国家，在金日成的带领下，从战争的废墟中完成基本的重建。每一个北朝鲜人，有房子住，有衣服穿。在一九四九年，北朝鲜成为亚洲第一个宣布消灭文盲的国家。一九六零年代，访问北朝鲜的外国政府要员，一般需要跨越同中国的边境进入朝鲜，总是津津乐道于北朝鲜明显优越的生活条件。事实上，那时候数以千计的朝鲜族中国人，为逃避由毛泽东发动的灾难性的“大跃进运动”而引发的饥荒，纷纷前往北朝鲜。那时候，北朝鲜家家都是大瓦房，一九七零年代就村村通上了电。甚至是最顽固的中情局的分析员，也不得不承认，当时金日成的北朝鲜给人留意深刻印象。

作为一个共产党国家，北朝鲜更像是南斯拉夫而不是安哥拉，是共产世界引以为豪的例子。人们往往喜欢用北朝鲜取得的成就，特别是相对于南韩的成就，以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然而真的是这样的吗？北朝鲜的所谓奇迹都是基于诸多想象，都是宣传的出来的，未经证实的。北朝鲜政府从来不公布经济统计数据，即使公布了，也没有多少可信的成分，并且政府花大力气蒙骗那些访问者，甚至是自欺欺人。因为害怕将真相报告上级，监管人员任意捏造农业产量和工业产出的统计数据的现象司空见惯。村骗乡，乡骗县，一路骗到国务院，因此可以想象，连金日成自己都闹不清楚经济什么时候会崩溃。

虽然强调“主体”和自力更生，北朝鲜实际上极端依赖领国的慷概援助。从邻国，获得廉价的石油，大米，化肥，药品，工业设备，卡车及轿车。X光机和育婴箱来自捷克斯洛伐克；建筑设备来自东德。金日成也娴熟的利用中苏两国的对立，从双方获得额外的好处。像旧式的帝王，从邻国得到进贡：斯大林送来了高级装甲防弹轿车，毛则送来铁路车厢。

一九八零年代，金日成逐步把权利移交给儿子金正日，两人都喜欢采用“临场指导”的方式处理国家问题。父子两人是从地理到农业的全能专家。“在金正日的现场指导，和亲切的关怀下，山羊的繁殖率和奶产品产量有了极大的提高，”这是朝鲜中央新闻社在金正日参观了位于清津附近的一个养羊场后所做的报导。某天，金正日突发奇想，下令将土豆取代大米作为国家的主粮；隔日，他又下令养殖鸵鸟以解决食物短缺的问题。这个国家就这样，摇摆于一个又一个的不切实际的计划之中。

同时，又有大量的国家财富被军队挥霍。北朝鲜的国防预算接近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而相比下一般工业化国家这个比例仅仅是百分之五。虽然自一九五三年停战以来，朝鲜半岛并无战端，北朝鲜却豢养了近一百万的军队，使得这个再大也大不过这个半岛的弹丸小国拥有世界第四大军事力量。北朝鲜的宣传机器也开足马力不知疲倦的宣传着帝国主义忘我之心不死。

金正日在被确定为接班人之后在政治局内的地位急升，并于一九九一年被任命为朝鲜武装力量最高指挥官。几年之后，全国范围内的主体纪念碑傍的标语牌上开始推广着新的标语，“先军”或者“军事优先”并且宣传朝鲜人民军是一切政治决策的中心。此时小金已经羽翼丰满了，不满足于仅仅拍拍电影了，现在他的兴趣转到一个更大的玩具–核武器和长程导弹。

早至二战末期美国在长崎投下原子弹的时候，金日成就梦想他的国家也拥有这样的核力量，并且于一九六零年代开始在宁边建设苏联人设计的核设施，并着手开展核武器的研制工作。但是，直到金正日时代，核武器的研制才驶入快车道。很明显如果拥有核武器，这将有利于北朝鲜在其国际影响力日薄西山的今天为自己保留一席之地。北朝鲜不是把钱投入急需重建的老旧的工厂和基础设施，相反他们投入巨资用于研制秘密武器计划，声称拥有“核威慑”是应对美国侵略必要的手段。

到一九八九年，北朝鲜已经在宁边建立了处理工厂，从反应堆的核燃料棒里提炼武器级的钚，且据中情局评估，在一九九零年代早期，北朝鲜可能已经拥有可制造一到两枚原子弹的核材料。“金正日不在乎这个国家是否会破产，”金斗洪，一个曾经是平壤高阶军官的脱北者于二零零六年在汉城的一次采访中这样告诉我。

而此时的时局对北朝鲜也非常不利。金正日意识到冷战业已结束，但是他却没有意识到过去的社会主义老大哥们现在只对做生意赚钱感兴趣，谁还会去投入巨资去满足一个跟不上时代的独裁政权的核野心。经济方面，他们的死敌-南韩也于一九七零年代中期全面超越了北朝鲜；随后的十年间，更是一骑绝尘，把北朝鲜远远的甩在了后面。社会主义大家庭早就被抛之脑后，苏联和中国都更愿意同现代和三星做生意，而对总是赊账的北朝鲜国有商社则兴趣索然。在一九九零年解体前一年，苏联同南韩建立了外交关系，此举严重动摇了北朝鲜的国际地位。两年后，中国也跟进同南韩建立的外交关系。

依赖他国的北朝鲜渐渐债台高筑，截至一九九零年代早期，累计未偿还债务达到一百亿美元，债主们慢慢失去耐心。终于，莫斯科决定北朝鲜必须以世界通行的市场价而不再是社会主义盟友的“友情”价格购买苏联的出口物资。过去，供应着北朝鲜四分之三的燃油和三分之二的食品的中国人，现在也要求款到发货，虽然中国人一向认为两国是“唇亡齿寒”的亲密盟友。

很快这个国家的经济陷入万劫不复的恶性循环。没有廉价的燃油和原材料，工厂无法运作，厂子停了就意味着没有产品可供出口，没有出口就没有硬通货，没有硬通货就更没钱买燃油，进而电力无法供应。没有电，无法启动电泵抽水，煤矿无法运转。没有煤炭就更加恶化电力短缺的状况。电力短缺也影响到农业生产。没有电，集体农庄无法正常运作。即使在过去电力充足的时候，要靠北朝鲜贫瘠的土地养活两千三百万人口也非易事，而提高产量的农业技术却依赖电力驱动人工灌溉系统，生产化肥和农药的工厂也因缺电，缺原材料现在也陷入停顿。北朝鲜的粮仓开始见底了，随着人们食不果腹，他们也没有力气去工作，这样产量就下降的更厉害。经济呈自由落体状态了。

北朝鲜是（在二零零九年，本书撰写期间仍然是）地球上最后一个所有农作物都在集体农庄种植的地方。国家征收所有农业产出，然后再将一部分返还给农民。但是随着一九九零年代早期，连年的歉收，农民自己也开始挨饿，于是就有人开始偷偷密藏食物–有传言，发生过因将谷物藏在屋檐上而将房顶压塌的事情。农民们也在田里没有什么劳动积极性，精力都用于伺弄房前屋后的自留地或者山坡上自己开荒出的小块土地。驱车驶过北朝鲜的乡村，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农民自留地和集体大田的区别，前者满是茁壮的蔬菜，一支支豆杆朝天而起，一个个南瓜垂地，而仅仅一臂之遥的集体大田里的玉米弱不禁风，一排排歪歪扭扭无精打采的站着，这还是由那些志愿者在爱国义务劳动的时候栽种的。

最艰难的还是哪些无地的城市平民。

自结婚后，宋女士每十五天就会提着两个塑料购物袋去食品配给中心。这个配给中心离家不远，就在小区里面，挤在两栋公寓楼之间。不像是在超市，你可以想要什么拿什么；女人们在这个没有任何标记的店门口的一个可以两侧摇开的大铁门前排起长龙。每家每户都安排了固定的日子–宋女士一家是每月的三号和十八号–即便如此，等上个几小时还是家常便饭。配给中心里面是个小屋，没有供暖，四周刷着白灰，一个妇女哭丧着个脸，坐在铺满账本的桌子后面。宋女士递上她的粮食配额册的，一些钱和服装厂开的证明她完成工作任务的小票。营业员会计算她家的粮食定量–她和长博每天七百克，她婆婆每天四百克（退休人员的配额会减少），家里的孩子每人每天五百克。如果家里有人出门在外，那他相应那几天的配额就会被扣减。一旦计算完成，营业员就会拿起正式印章，在红色印泥里沾沾，重重的敲在一式三份的收据上，然后交回一联给宋女士。在后面的储放着大米，玉米，大麦，和面粉的仓库里，另外一个店员会称足口粮份额，然后放入宋女士的塑料袋中。

袋子里的东西总是让人感到意外，有时候多些，有时候少些。多年以后回顾那些日子时，宋女士已经记不清楚什么时候，她的口粮配额开始慢慢消失的，一九八九，一九九零还是一九九一年。当他们把袋子还给她的时候，她都不需要看就已失望至极。袋子比以前轻多了。短缺是全面性的。一个月她可能只能拿到二十五天的配额，另外一个月则仅仅是十天的。金日成的许诺成了一句空话，对于北朝鲜人，白米仍然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即使现在，大多数的人仍然吃玉米和大麦饭。食用油过去还零零星星的有一些，现在则彻底从袋子里绝迹了。宋女士不是那种爱抱怨的人，至少不是那种只要她想，她就能抱怨的。

“如果我啰嗦几句，他们可能就会把我抓走，”她后来这么说。

北朝鲜当局就粮食短缺提供诸多解释，有的解释荒唐可笑，有的勉强说得通。人们被告知政府现在正在囤积粮食，用于南北统一时，赈济那些饥肠辘辘的南方民众。他们还被告知，是美国长期针对北朝鲜实施封锁，使得他们买不到食物。这不是事实，但是这个说法却颇具真实性。因为早在一九九三年，北朝鲜威胁退出核不扩散条约时，克林顿政府就拟实施制裁。因此金日成很容易混淆视听。他可以把污水都泼到美国-这个北朝鲜最好的替罪羊头上。“朝鲜人民长期以来一直忍受着美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引自朝鲜《劳动新闻》。

朝鲜人自认为是坚韧不拔的民族–他们也确实是。宣传机器开展了一项新运动，通过回忆子虚乌有的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间，金日成领导一小队抗日游击战士同数以千计的敌人做斗争，在零下二十度的严寒下，顶风冒雪，忍饥挨饿，然而红旗却始终飘扬的经历，以期重新激起人们的自豪感。艰难的行军，他们是这么称呼这段经历的，后来被用于隐喻饥荒。《劳动新闻》号召北朝鲜人追忆金日成的奉献，希望通过此举，使人们更坚强的面对饥饿。

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朝鲜人民以“艰难行军”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向着胜利前进，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仍将是一个强盛国家。

忍饥挨饿成为人们爱国义务的一部分。平壤的标语牌也贴出新标语，“让我们每天只吃两顿。”

北朝鲜电视台也播放了一部纪录片，一个男人据说因为吃太多米饭，把胃撑爆了。报纸也援引农业部官员的讲话，说按最坏情况预计，当前的短缺也是暂时性的，下一季的稻米会有大丰收。

当外国媒体于一九九三年报导北朝鲜食物短缺是，北朝鲜新闻媒体却义愤填膺。

国家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向民众提供粮食，以至于普通百姓甚至不知道大米的真实价格。这就是朝鲜半岛北边的现实情况。在我们的土地上，人们幸福的生活，根本不需要担心食物的问题。

如果北朝鲜人静下心来好好审视下那些显而易见的前后矛盾，思讨下他们被灌输的谎言，他们就会意识到他们现在置身于一个怎样的险地。他们毫无选择。他们不能离开这个国家，不能罢免领导人，不能公开表达意见或者示威。为了生存，普通人只能强迫自己不去想那么多。然后，人生存的本能让你乐观面对这一切。正如一九三零年代德国的犹太人告诉自己在没有比这更艰难的一样，北朝鲜人告诉自己，至少我们自己独立自主。他们都认为食物短缺是暂时性的。形势会好起来的。

饥肠辘辘不相信谎言，但是有时候它也会被骗。

随着新的宣扬运动的展开，当局加强国内监视网络。怨言越多的地方，那么确保无人胆敢抱怨也就显得愈加重要。

自一九七零年代早期，宋女士会定期时不时的担任人民班长–她所在邻里组织的负责人。每年，街坊邻居们都会选出一个负责人，通常由已婚的中年女性担任。宋女士是这一职位的不二人选，她精力充沛，组织纪律性强，对党忠诚，还具备朝鲜语称为nunji的一种素质，大致可以译为直觉。她同每个人相处都很好。作为负责人，她要将所有小区事物列表，然后在将这些工作分配给所辖的十五个家庭，包括清扫人行道，打理公寓楼前的草地，收集可循环利用垃圾。还有一项工作就是将辖区内的可疑情况报告上级。

宋女士向一位国家安全保卫部的官员报告工作。江同志，是一个年长宋女士几岁的妇女，听说丈夫是一个在平壤颇有人脉的劳动党官员。每隔几个月在地区办公室，江同志就要听取宋女士就邻里情况的报告，有时候江同志也去宋女士的家，边听情况边喝家酿的米酒。但是，一般宋女士没什么好报告的。公寓楼里的生活很平静。没人惹什么麻烦–除了长博抱怨雨鞋的那次。

后来江同志变得比以前更加坚持。当食物的配给变得越来越少的时候，她就变得更想知道人们是不是因此对政府牢骚满腹。

“他们对食品短缺有没有怨言？他们都说什么？”江同志问道。她在公寓楼前等了很久，最后把宋女士堵住在入口处。

“他们没说什么，”宋女士有点反感的回答。这是真话。实际上，宋女士已经注意到当她走进邻居的家时，人们的对话就立刻停止了，只剩下令人尴尬的沉默，而且无论她走访那个家庭都是一样。每个人都知道她是人民班长，专门负责向国家安全部打小报告的人。

江同志对这个回答很不满意。

“你应该先发些牢骚。你应该问为什么食物配给没有了。看看他们什么反映，”说这些话的时候，她压低嗓子左右看看，确保在她说这些话的时候门厅上面的楼梯里没有人听见。

宋女士微微点点头，此时她只想夺路而逃。她并不想用这种方法。她知道邻居们里没人涉及危害国家行为。他们不是国家的敌人。她只是仅仅太累了而不想再去考虑什么意识形态。

食物缺乏也慢慢使她失去往日的充沛精力。现在她时时刻刻都全神贯注与一件事情，脑子想的全都是这个，任何其它的东西都都要靠边站，这个事情就是如果给家里找到吃的。服装厂在一九九一年彻底停摆了，在最后一整年，宋女士都没有领到过工资，只有食品券，然而由于公共食品配给中心根本没有吃的，食品券也成为废纸一张。在过去，宋女士的丈夫时不时还能因为加班而获得些额外的食品礼物–有时候是食用油，饼干，香烟，或者白酒–但是现在也没有了。国营商店的货架上也是空空如也。

在工厂关门之后，宋女士不得不将自己的对黑市的禁忌抛之脑后，现在只有黑市才有食物，有时候甚至还有大米，不是价格确是高的离谱。黑市里，每公斤大米大概要二十五朝元，而在食品配给中心，这个价格只是一毛钱而已。

宋女士对于要在市场上找活做觉得心里没底。她能做什么呢？她没有地，种不了蔬菜去卖。商业技能上，除了能用算盘什么都不会。要养四个孩子，况且刚刚大女儿出嫁，家里没存下几个钱。她寻思着把家里值钱东西卖掉。在她脑子里她把家里值钱的东西过了一遍，首当其冲的就是电视。然后是丈夫的那些存书，兴许缝纫机也可以换几个钱。

当宋女士盘算这些的时候，数以千计的其它人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他们有什么可以卖的呢？在那能找到吃的呢？

清津基本上是个混凝土丛林。只要不是陡峭的山坡，早就用来盖上房子，或者铺设道路。因此也没有树林，你可以去捕鸟或者采摘野果。宋女士一家曾在去捡拾贝壳的海滩收获也很有限，沿岸的海水也很深，基本也钓不到什么鱼。城里唯一比较适宜种植的地方就是位于罗南的一个小水湾，那里有一些菜地和水稻田。

人们开始去更远的野外找吃的。镜城县有个果园，那是人们争相前往的地方。在周末的时候，清津的家庭们，成群结队的徒步南下–目标就是离市中心三英里之外的果园–当然还要装作是全家郊游的样子。没人愿意承认这么做是因为饥肠辘辘。果园是一个集体农庄的，里面种植着特有的朝鲜梨，专供出口日本换取硬通货。朝鲜梨的大小形状有点像葡萄柚，但是有着波士克梨的红褐色，又有着苹果一样的甜脆。这种通体浑圆的果实成熟后，常常从树上跌落下来，有的就会滚到围着果园的栅栏之外，人们很容易就能捡到。来捡果子的大多是孩子。由于学校供应的午餐越来越少，最后干脆不见踪影，孩子开始逃学，到处找吃的。他们很容易从栅栏下面的缝隙钻过去。有个年轻人，在一九九二年的时候才十岁，颇为得意的回忆当年他趴在公交车的后面，然后在位于终点站的罗南跳车，再步行一个小时。由于年纪小，加上就一个人，没人会注意他。他瘦小的身体让他很容易就从栅栏下挤进果园，然后拿得动多少就拿多少。“我有多少就摘多少，回来后分给我的朋友们，”

他说。

这个时期的其它记忆大多是苦涩的。金智恩，一个刚刚从医学院毕业的实习医师，于周末和她的父母，姐姐、姐夫还有两个很小的孩子一同去果园。一路上带着怨声载道，才刚刚蹒跚学步的孩子们，直到下午三点左右才走到果园。在他们之前，已经有太多人来过了，以至于他们在地上只找到一个有点烂的梨子。他们把梨带回家，煮熟之后，切成了五份分给了孩子，父母和金智恩的姐夫，智恩和姐姐都没有分到。

日期是一九九三年九月九日，金智恩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日子，因为那是她一生中第一次，一整天没吃任何东西。其它人很少能这么清楚的记得这个日子。因为一个时代的终结不是突然一下子。很多人花了一年的时候才意识到他们的世界已经不可逆转的改变了。

第五章 维多利亚式的罗曼史

镜城县文化礼堂

当第一次注意到城市居民纷纷到乡下去找吃的的时候，美兰还在读高中。她骑车去清津的路上就能看到，他们一个个看上去像乞丐一样，背着个粗麻布袋子，朝路两旁的果园走去。有些甚至走的更远，去到玉米地，去那里要走过她的村子后，再向南朝海边的方向继续走上几英里。城市居民也被发现在美兰父亲工作的高岭土矿附近的山上找柴火。这点颇让美兰感到意外，因为她总认为清津人的生活比镜城人好多了。清津有大学，大剧院，餐馆，这些都是那些劳动党党员及其家属才能去的，像她这样的女孩是不准进去的。

镜城其实就是一些村庄围着一个小城区构成的，就像清津一样，只是规模小很多–一条贯穿首尾的大道，一个巨大的石碑，纪念二战中在金日成领导下抗日取得的胜利。还有几个瓷器厂，处理美兰父亲工作的矿生产的高岭土。一个大的电气设备厂，叫六月五日工厂，名字来源于金日成于一九四八年的那一天，亲临工厂现场指导工作。因此严格来讲，美兰的家并不在乡下，只是相对于城里来说，他们多些土地。靠近海岸的地方，地势平坦，沙质土壤，相对比较肥沃。内陆，地势依次抬升，群山满是茂密的松林。口琴房之间有限的空地，也被人们利用起来，精心的栽种着些红辣椒，白萝卜，大白菜，甚至还有烟草，因为自己卷烟比买的烤烟要便宜，况且几乎每个朝鲜男人都吸烟。家里房子是平顶的人，就在屋顶上放很多瓶瓶罐罐，里面都种着蔬菜。个人的这种小农生产方式因为规模很小，因此也不会触怒共产党当局。至少一开始的时候，在食物短缺还没发展成饥荒的时候，这些小农生产缓解了人们的饥饿。

当父亲从矿上拿回家的工资越来越少，并最终消失的时候，美兰母亲就开始了她的冒险。虽然仅仅是个相夫教子的家庭妇女，但是母亲却是个颇有生意头脑的人。她做缝纫，做豆腐，还养了一段时间的猪–后来因没有饲料而无以为继。最成功的还是母亲自己发明的独特配方的仿冰激凌。她先是买了台名叫北极的二手冰箱。因为在北朝鲜你是不可能买到牛奶或奶油的，于是她用做豆腐剩下的汁水加上红豆和糖。再把这看似奇怪的混合物注入冰箱的制冰格里冷冻。朝鲜人很疼爱孩子，如果家有一块余钱他们都会给孩子买好吃的。有时候，美兰的母亲会在一个朋友的卡车后货箱里沿街叫卖她的冰激凌。劳动党的法令禁止私营经济，但是她丝毫不理会。这并不是她有多么叛逆，而是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她从不过多纠缠于所谓的意识形态。卖代冰激凌所赚的钱，能够让她在黑市上买得起所需的玉米，有时候甚至能吃到白米。

美兰的秘密男友也没有挨饿。俊相的祖父每年都要乘轮船来北朝鲜看望他们。从一九九零年代早期，轮船不再停靠清津，只停元山–在北朝鲜东海比较靠南的一个港口。俊相一家人就在码头上同祖父见面，每次都是抱在一起，大哭一场，再此期间，俊相的祖父都会偷偷把一个装满现金的信封塞到儿子的口袋里。这必须偷偷的做确保不被政府人员发现，以免事后被他们敲诈。有时候信封里的日元有差不多两千美元之多。在日本的朝鲜人都知道，如果没有这些硬通货，他们在北朝鲜的亲戚就要饿肚子了。

俊相家也很幸运，有个私人花园。他父亲非常用心的伺弄着这块地，他把围好的花园分成一个个小块菜地。弓着腰，在花园里劳作着，他像呵护这自己的孩子一样，小心的照顾每一棵幼苗。在一个小本上记下播种的日期，犁土的深度，发芽所需的日子，生长成熟所需的天数。俊相的妈妈有一套买自日本，精致的厨房设备。用锋利的菜刀，她把胡萝卜切成片，白萝卜切成丝，在煮好的饭上面撒些蔬菜丝，再把饭用一片片干的海苔卷起来。他们是邻里之间唯一一家吃Kimbab的，一种在南韩很流行的朝鲜版的日本寿司卷，但是北朝鲜人一般没有见过。有自己种的蔬菜和黑市买的白米，除了劳动党的精英阶层，他们吃的比其它人都有好。

家里最值得骄傲的就是俊相自己。多年的苦读，每天晚上学习到凌晨一点，早上天不亮就起床，在父亲无情的鞭策下，自己也希望能完成家庭所寄予的希望，这一切的付出终于得到回报。俊相考入了平壤的一所大学。但不是金日成大学–家庭的成分还不足以达到这个要求–但是这是一所培养科研人员的大学，因此在学生选择上更倾向于有潜质的学生。北朝鲜，在科技方面已经被南韩及日本远远的拉下，已经没有什么本钱去浪费仅有的那些天资聪颖的人才。俊相本来更喜欢文学、哲学，或者影视剧创造也不错，但是父亲却期待他向科学发展，认为那是这个成分不太好的孩子通往平壤的唯一道路。

对于一个来自咸镜北道的孩子来说，被平壤相当于北朝鲜的麻省理工的大学录取，那可是件了不起的事情。这也意味着俊相可以免除兵役。现在，他有很好的机会去改善整个家庭的成分-那就是争取加入劳动党。虽然对这个政治体系还是有些疑问–他开始思考，既然共产主义像他们说的那样这么好，为什么东德还要推到柏林墙–但是，确定的是，党员资格和平壤的教育是他通向核心阶层的门票。

俊相也为自己的表现引以为荣。他是个谦虚的孩子，一直以来都很小心，不出风头，不显摆自己的聪明和家境，但是那时候，每当他从平壤回家，他总觉得像个衣锦还乡的英雄。同军人一样，大学生被要求穿着校服，即使是在放假离开校园的时候也是。校服是绿色双排扣夹克、裤子、白衬衣还有领带构成。采用绿色是因为金日成曾说过年轻人就像青山一样。春风得意之间，俊相又想约美兰出来。此时距俊相第一次在剧场外遇见美兰已经五年了。让自己不敢相信的是，他仍然忘不了她。在平壤的大学里很多女孩–聪明，漂亮的女孩–但是没人能像美兰那样，让他如此钟情。

俊相对美兰已经有些了解。在高中的时候，他就经常讨好美兰的姐姐美淑。美淑比美兰大两岁，是家里的假小子。她参加了女子排球队，经常活动于体育馆附近，而俊相的朋友也在那里训练。

俊相还有个在拳击班的朋友，同美兰家住同一排口琴房。俊相以此为借口经常徘徊于她家附近。

美兰家设法弄了一台电视，和宋女士家一样，他们也采取开门政策。一天，当俊相去同学家串门的时候，就随着看电视的邻居们一道也晃进了美兰家。当所有人都被电视节目吸引时，俊相却左顾右盼的一会儿看看电视一会儿看看美兰。她已经出落成一个漂亮的姑娘了。他盯着美兰，想仔细看清楚她的眼睛，鼻子，嘴巴还有头发的曲线，想弄明白，为什么这些会让他如此着迷。

一九九一年春天，当第一次从平壤放假回家的时候，俊相决定采取行动。他先是在镜城的中心城区晃荡，希望能和她来个不期而遇，如果那样说不定就有机会和她说上话。在假期的最后一天，他真的等来了机会，在市场上看到她了，然而还没等他走近到可以说话的距离，他猛然看见几步之遥她妈妈就跟在后面。

不久，俊相就向美兰的姐姐美淑吐露真情，美淑同意充当他的中间人。在随后的假期里，俊相按约好的时间来到她家。美淑此时正徘徊在门口。“小妹，出来和我朋友说说话。”美淑叫着美兰。

美兰把头伸出门外看了看。她尴尬的小声应了一声，又缩回去了。“出来，小妹，不然我就把你拖出来了，”美淑喊道最后，她还是出来见他了。第一次，四目相对，他能感到脑后冒出成串的汗珠，汗湿了刚刚熨烫的制服领子。当他开口说话的时候，他的声音都颤抖着。现在骑虎难下了，他只能硬着头皮往前。

他找不到什么话题，只好如实相告。从第一次在剧院外看见她说起。最后，他问她是否能当他的女朋友。

“我的学习。我应该用功学习的，但是我不能集中精神，因为我脑子里总是想着你，”他脱口而出。

美兰什么都没说。她站在那里，没有像他所期待的那样转过她的目光，但是也没有任何回应。他觉得他的脑袋都要爆炸了。他想方设法的想让她开口。

“你没注意到我始终看着你吗？”他问。

“没有，真的，我没有注意，”她回答。

他没说话，期待着她说下去。

“哦，不是说我不喜欢你，”她回答的时候用了一个双重否定的句式，这用朝鲜语表达出来就显得非常模棱两可。他实在闹不清她在说什么，但是隐隐的他觉得，那是一种很小心的积极响应。她后来答应写封信给他，将她的感受写在信里。尽管表面冷若冰霜，其实美兰内心里欣喜万分。她的爱慕者很帅，体贴，老实说，她撞大运了。她认识的男孩里面只有很少几个上了大学，但是没有一个在平壤。虽然她假装吃惊，但是实际上她早就注意到俊相常常出现在自家附近，甚至心理面有时候猜想着他是不是为她而来。穿着闪闪发亮的双排扣制服，他看上去像个海军军官。虽然从没有约会过，但是美兰非常渴望能有个约会。她很纠结如何答应，但是又想保持自己的矜持，不至于显得太渴望答应。结果是信里，字迹工整隽秀，内容却如公文。

“如果我不答应使你不快，进而影响你，使你不能集中精力学习，我也不想看到这个局面发生，那么，我就暂时接受你的请求吧，”她几周之后这样写道。

尽管是以一种十九世纪的鸿雁传书的方式，两个人总算开始交往了。他们两人之间唯一的联系方式就是写信，此时是一九九一年，南韩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行动电话出口国家，同时大部分北朝鲜人却连电话都从未使用过。要打电话，你要去邮局。然而，就算是写信，也非易事。因为信纸很难得。通常人们都是在报纸的空白处写东西。商店卖的纸张都是用玉米秆做的，稍微用点力就会写破。美兰之后向妈妈讨些钱买几张进口的纸。进口的纸张就怎么划都没问题；因此纸也要省着用。

平壤与清津仅仅相距二百五十英里，但是信件要花上一个月才能收到。

当他们开始的时候，是美兰高中的最后一年。相对于男友的大学生背景，美兰倍感压力。在平壤，俊相买得到不错的信纸。他还有支圆珠笔，他的信通常都是好几页，洋洋洒洒的，文笔非常好。他们之间的通信内容也慢慢从礼节性的客套，慢慢过度到情意绵绵的浪漫。俊相从来没看过好莱坞式的浪漫电影，但是他现在被爱情冲昏头脑，满脑子都是那些经典爱情场景。他曾经在给美兰的信中描绘，在天空美丽的彩霞下，他和美兰跑向一起。他像她讲述这自己在平壤看的小说。他写情诗给她。在纸上，多年以来想对她说的话终于得以一吐衷肠。

俊相把信寄给美淑，此时美淑已经工作了，因此通过把信寄到美淑的办公室可以避免她父母的察觉。美淑是家里唯一知道这件事的人。俊相也是守口如瓶。其实，他们之间从没有刻意的提到要保守秘密，因为他们都明白在北朝鲜性和家庭成分都是讳莫如深的话题–实际上抱怨自己的成分songban，就是对当局不满。美兰出生不好，这对双方是不言而喻的。他们两个都心知肚明，如果他们真的结婚了，这对俊相的前途不利，而他加入劳动党的梦想也要化为泡影。当然，如果俊相的父亲发现了，他也会棒打鸳鸯的。北朝鲜社会讲究人们遵从长辈。俊相明白他父母期望他找个同是朝鲜日本归侨出身的女孩。因此无论如何，俊相的父亲都不会准许他去约会的。

“先把书读完。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追女孩上面，”他教训道。

这里先谈谈性在北朝鲜这个话题：这个国家没有什么约会的传统。很多婚姻仍然是包办婚姻，或者是由家庭包办或者是由党书记或者领导安排的。情侣们也不习惯于大庭广众之下卿卿我我–甚至连公开牵手都被视为伤风败俗。脱北者都坚称在北朝鲜没有婚前性行为，也没有未婚女学生怀孕的事情发生。“那将是无法想象的灾难。我几乎不敢想象这样的事情真的会发生，”一个已经矜持不再的逃北妇女是这样告诉我的，当我遇见她的时候，她在汉城以出卖肉体为生。显然，在北朝鲜也没有南韩或日本那种情人旅馆。没有旅行许可，你甚至都普通旅馆都无法登记入住，就更不会有旅馆允许未婚男女同处一室了。清津来的人告诉我，未婚情侣如果情不自禁，那只能去野外或者晚上去公园，但是从没有人听说有人承认这么做过。

女子举止得体，洁身自好是传统朝鲜文化所推崇的。当你置身于汉城街头，满眼都是女学生的花格子超短裙，你很难想象仅仅一个世纪以前，这里的妇女是从头包到脚，和塔利班统治下的妇女如出一辙。十九世纪英国旅行家伊萨贝拉伯德大主教曾经描写一八九七年她在平壤以北一个小村庄里，看到妇女们都穿着一种类似长袍的奇怪的衣服，她是这样描述的“那怪异的帽子看上去正如花园里的岗亭，但是没有底。这个看上去奇奇怪怪的东西，有七英尺长，五英尺宽，深三英尺，把人像木乃伊一样从头裹到脚。中上阶层人家的女人不允许抛头露面，除非在一些特定的时刻，而那时候街上的男人都要回避。”大主教曾经常游历于伊斯兰世界，即便如此，她仍宣称朝鲜妇女受到“最严酷的束缚，世界范围之内，实属登峰造极了。”历史早已不复存在，然而传统观念却得以留存。金日成掌权之后，他将朝鲜传统与共产主义天然对性的压抑相结合。他不仅关闭妓院，而且更进一步，连那些服务于富人的艺伎也一并取缔。创造淫秽作品将被处决。除了他自己和儿子–年轻时曾是花花公子的金正日，可以为所欲为，其它人即便是党干部，如果被发现有奸情，也将被罢黜。

金日成对早婚也不提倡，并于一九七一年发出“特别指示”规定男性应不早于三十，女性不早于二十八岁结婚。北朝鲜报纸曾这样报导，“祖国希望，也相信年轻人将遵循传统美德，在对国家做出足够贡献后再结婚。”事实上，这根本不是什么朝鲜传统–在过去，朝鲜人一般在十四就就要谈婚论嫁了。这项规定原本是用于提升军人士气，有了这个规定，他们不用担心自己的女友等不及自己服完兵役了。然而，晚婚也降低了婴儿出生率。虽然这道禁令于一九九零年代取消，然而北朝鲜人仍然对成双成对的年轻人嗤之以鼻，虽然他们可能根本就是普通朋友。

宣传运动也倡导妇女选择“符合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和体现时代气息的发型。”对于中年妇女，这就意味着是烫卷的短发。未婚女性则可以留长发，但是必须扎在脑后或者编成辫子。北朝鲜妇女也不允许穿高于膝盖的裙子，或者无袖衫。有趣的是，南韩在一九七零年代，朴正熙军事独裁时代也曾有过类似的规定。而现在南韩却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这点也侧面反映了北朝鲜整个社会还停滞在什么年代，同文同种的两种不同的文化对待穿着和性的态度已经是天壤之别了。几年前，当我前往当时非常热门的北朝鲜境内对南韩游客开放的旅游区时，我注意到北朝鲜宾馆的门童看到南韩游客里年轻姑娘穿着低腰牛仔裤和露脐装的时候，他们几乎要昏厥的表情。很多我访问过的脱北者告诉我，当他们来到南韩的时候，最让他们吃惊的就是年轻人在大庭广众之下接吻。

因此，虽然电力短缺带来诸多不便，俊相和美兰却也因此有机会开始发展。北朝鲜夜间的黑暗是那种生活在电气化世界的人们从未经历的，那种黑暗无法相信。没有街灯，没有汽车头灯，没有任何光线从窗户，门下透出来，那种黑暗就像是被一层厚厚的东西包裹着，没有一丝光线。在大街上，只有当你看到一个人吸着的烟头那点亮点，你才能知道有个人沿着街道走过来了。

吃完晚餐，俊相就会找个借口出来。虽然他已经是二十岁的大学生，个子也比父亲高一个头，可是他仍然对父亲心存畏惧。

“我出去找个朋友，”俊相边说边出了门，随便的提了这个或者那个高中好友的名字。他答应晚上九点之前回家，但是他明白不到半夜是回不来的。然后他又会找些借口来搪塞他父亲。

去美兰家，大概步行要半个小时。他走的很快，虽然他知道到了之后可能是长时间的等待，因为美兰没有帮她母亲收拾完晚餐后的家务之前是出不来的。而且他现在也找不到什么借口在她家周围逛荡，他那个拳击班的同学，也就是她的邻居，早就搬家了。所以他只能待在黑暗里，安静的等着，静的他觉得甚至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那时候，就那么几个约会能去的地方早就关门了。镜城文化礼堂因为没电，电影放映机无法运转。

早些年还开放的，仅有的几个餐馆现在也是关门大吉了。清津城区沿着海边在码头的旁边，就是清津青年公园，里面有个湖，可以划船，还有个破烂不堪的游乐场，然而旅行证查的很严，从郊区去城里也要旅行许可。他们也不敢去火车站后面的镜城公园，害怕在哪里会遇到熟人。

所以，长途步行也就成了最好的选择。其实，路也只有一条，从城里通往山区。他们也是尽可能轻快的走，不要表现的好像是逃跑一样。当他们走过微笑的金日成标语牌之前是不说话的，标语牌写着“如果党决定了，我们就坚决执行。”以及“让我们用生命护卫金正日。”还有一个彩色标语牌上是一个拿着刺刀的士兵竖在街道的一边，街道在这里从一个点缀这蓝花的天桥下穿过。当路两旁的标语牌开始变少的时候，那就是出城了。在黑暗中，他们也可以放松警惕了。黑暗里，他们的瞳孔会放大，这样用不着凝视就可以看到夜景。道路两旁，行道树高大茂盛的，枝叶繁盛，在头顶上形成一个天然的蔽阴华盖。在晴朗的夜空中，星星点点的星光从树枝间穿透下来。再走几分钟，道路开始上坡了，整个村庄也就展现在路旁，而另一侧这是陡峭的山坡。茂密的松树林覆盖着山腰，树林里左一丛，右一簇的在岩缝里开满紫色的野花。

然后，道路跨过一条两边是沙堤的小溪后突然向左边急拐，之后就通向Onpho温泉度假村，这个地方的温泉是朝鲜唯一的碱性温泉，温泉水温常年保持在华氏一百三十度，据传此温泉能包治百病，从消化不良到不孕不育无所不能。再往前，路就被一个检查站封锁，那里就是金日成的别墅–据说是金日成在全国所建的，供他随时享用的三十个别墅中的一个。那里，戒备森严，普通人不允许游荡于附近。虽然不对外开放，但是从路上却可以看到里面有个党干部专用的温泉浴场。而对公众开放的温泉浴场也因经济困难，勉力支撑，浴场里那些石砌的，混凝土的建筑也都年久失修。度假村最早于一九四六年开放，有一幅画描绘当时落成时的场景，在画中金日成被一群医生拥簇着，现在度假村看上去，好像从那时起就从未得以任何维护。度假村前面一个巨大空地，杂草丛生，晚上看上去十分空旷。这对年轻人对眼前景象没什么兴趣，两人能在一起才是最重要的，即便在夜晚走了几英里，脚板酸痛也是值得的。

边走，边说，这就是他们约会，仅此而已。谈话是那么生动有趣，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慢慢流逝。

当面对面的时，俊相却没有了信里浪漫的勇气。他很礼貌，文雅，甚至不敢牵美兰的手，俊相直到两人约会三年后，才第一次牵手美兰。他给她讲故事，讲他们朋友，宿舍。他告诉她当学生们在操场上点名时，学生们是怎么样被编排队列，队列行进时手脚如何步调一致。他还向她讲述着在平壤的见闻，美兰只去过平壤一次，那还是小学里，去参观纪念碑。平壤可是代表着现代的缩影–如宣传所称，这个城市的建筑及其在技术水平方面上所取得的成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俊相告诉她，双子塔的高丽饭店顶上有个旋转餐厅。他从来没进去过那里，只是曾久久凝视着地平在线它的轮廓，在天际在线它和高达一百零五层的金字塔形的，号称亚洲最大建筑的柳京饭店遥相呼应。俊相还向她描述平壤的地铁，那可是在深达一百英尺的地下，地铁站里装饰着大吊灯，还有镀金的马赛克拼成的金日成像。

回平壤后，俊相去了外汇商店，用他的日元给美兰买了一个蝴蝶形镶着一排排水钻的发夹。对美兰来说，这个发夹真让她眼花缭乱，又充满异国情调–她还从来没有拥有过如此精美的东西。因为不想引起母亲的询问，她从没有佩戴过它。只是小心翼翼的把它藏在自己的内衣里面。

俊相在平壤的经历，使得美兰得以一窥遥远的特权世界是怎个样子。同时，她还要装作很平静的听，不要表现出任何的嫉妒。她高中即将毕业了，她有预感这自己做学生的日子到头了。她曾经目睹自己的姐姐们一个个曾经满怀信心，仅仅因为自己父亲的历史，而最终都以失望而告终。甚至连参加大学的入学考试都需要得到当地教育委员会的许可。她的三个姐姐只有大姐进入了学院，而且不是她心仪的艺术表演专业，白白浪费了一副天生的好嗓子。大姐进入的是体育专业，后来也因结婚也半途而废。

美兰早就清楚自己的未来会是怎样。她甚至已经能看到她前面的路，平淡无奇–进入工厂，结婚（很可能就同厂子里的工人），生孩子，衰老，死去。然而，当俊相闲聊着他的大学同学时，她内心却越来越痛苦。俊相感觉到了她内心的细微变化，慢慢开导她，使她终于向他敞开心扉。

“我觉得我活着毫无意义，”她脱口而出。

他略有所思的听着。几周后，他回到平壤就给她写了封信。

“任何事情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俊相在信中写道。“如果你想改变命运，那么你就必须首先要相信自己，通过努力你能梦想成真。”后来，美兰一直以俊相的话激励着自己去改变命运。她曾经是个好学生，就因心灰意冷，成绩一落千丈。如果前途渺茫，自暴自弃又有什么区别？但是俊相的一席话，惊醒梦中人。她拾起书本，央求母亲让她从繁重的家务中解脱出来，以便她能有时间学习功课。她请求老师能够允许她参加大学的入学考试。如果真的事与愿违，进不了大学，她也没什么遗憾得了，至少她努力了。

出乎意料的是，她被师范学院录取了。金正淑师范学院–以金正日母亲的名字命名的学院，是清津最好的师范学院。为什么她这么幸运而姐姐们都失败了呢？美兰自己也觉得奇怪，因为她自认为虽然是属于好学生，但是在班上都算不上顶尖。她原以为那些家庭出生好的，成绩也不差过她的女孩应该早就把招生名额占满了。

在一九九一年的秋天，她搬出了父母的家，搬进了大学集体宿舍。学校在市里的浦项区，就在博物馆的对面，前面有金日成雕像的公园的后面。

第一次到宿舍，给美兰留下深刻影响。宿舍非常现代化了，每四个女孩住一间宿舍，每个人都配有一张床，而不是在朝鲜传统的那种暖炕上的席地而睡，其实以传统的方式可以用最少的燃料就保证整晚都很暖和。到了冬天，当清津的天气天寒地冻的时候，美兰总算弄明白了为什么她在新生里会有一席之地。宿舍没有暖气系统。美兰每晚睡觉都穿着大衣，厚袜子，手套，还要用毛巾罩住头。每天早上，当起床的时候，呼出的水汽在毛巾上冻成了霜，使得毛巾都变得很脆。在水房，女孩们在那里洗月经带（那时没人有卫生巾，条件好些的女孩用纱布绷带，而穷的就只能将就着用廉价的化纤布），天气冷得出奇，洗好的挂在那里晾干的月经带几分钟就冻得硬梆梆的了。美兰最恨的就是早上。同俊相的学校一样，美兰的学校也实行军事化管理，每天早上六点起床，但是不像自豪的士兵出操，她们都是哆哆嗦嗦的挪进水房，朝脸上泼着刺骨的冰水。在冻得硬邦邦的月经带下，女孩子们钻来钻去。

相对于住宿条件，食堂的饭菜就更差的了。当时，北朝鲜正在开展一项运动“让我们每天只吃两顿”，但是学校把这项运动开展的更彻底，每天只提供一顿餐饮–一份汤，就是一点盐，几片萝卜干加点水而已。有时候，食堂也会加一勺煮了几个小时变得又大又泡的米饭或者玉米。学院里的女生开始一个接一个的病倒。美兰的一个室友因为极端营养不良，脸上除了皮就是骨头了。她最后退学了，很多人也接着一个个退学。

值得一提的是，美兰在勤劳母亲的荫庇下，得以度过此次经济危机。她央求母亲从家里拿些吃的给她，然而一年后，家里也拿不出什么了。由于不想就此而放弃她千辛万苦得来的受教育的机会，她得到学校的允许，住在校外。这样她一个星期平常的时候住在一个亲戚的家中，周末的时候就回家。通常这样是不允许的，但是学院的行政管理部门现在也是能少一张嘴就少一张了。

俊相在平壤的日子相对容易些。政府在给养上给这些精英的学生以最高优先权，这些学生可是明日的科学家，政府也将未来解决北朝鲜贫困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俊相仍然每天三顿集合后集体进餐。他们的宿舍晚上仍然有暖气，有电，这样他们在天黑之后仍可以学习。

俊相和美兰只能在俊相一年两次的寒暑假里才能见面，除此之外，仅有春假有机会见面，春假里学生们被组织去地里除草，以备播种。在过去，平壤的学生就在首都郊外的田里完成任务，但是随着食物短缺，学校决定让学生们回家，在家乡参加劳动，这样就可以在家解决吃的问题。俊相向来很担心这项田里的志愿劳动，现在他却盼着从学校放假回家的日子。这种渴望也是一种发泄，多年来他只是读书学习。“我真的想放弃一切，回家见她。我第一次意识到，在我生命里什么才是人类的感情，”他后来是这么描述那段时期的。

在一九九三年秋天，俊相的姐姐结婚。虽然他父母已经叮嘱过他，不要因此影响他的学习，但是俊相想这可是个绝好的借口给美兰一个惊喜。于是他还是请了三天假回了家。此时，平壤往北开的火车已经很少了，因为火车都是靠电驱动。即使想方设法弄到了票，除非是党高级干部，一般都是无坐的。火车站里也挤满了等车的旅客。他们都在黑暗里，或是四处闲逛，或是蹲着吸烟，等着火车到站。一旦有车来了，他们就不顾一切的冲过去，从破了的窗口爬进车厢，或者有的就挂在车厢之间。

由于买不到票，俊相只好等在车站，看看有没有过路车。一天之后，他才发现有一列北上的货车。

用了几支烟送给一个机修工，才得知这趟车会经过清津。因此他爬到运煤的车皮上，用一条毛巾裹着脸以保护眼睛。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这样扒货车回家，但是不是最后一次。

清津的前一站是镜城–离美兰的村子不远。俊相在那里跳下了车，径直跑去了她家。与往常见面时间不同的是，这次是上午时分艳阳高照，但是他却等不及了。他觉得如果要等到天黑，那他会发疯的。那天正好是周日，他猜想美兰应该在家，所以自从秘密幽会以来，第一次他站在了美兰家的大门口。

门开了，美兰的妈妈向外张望。

俊相的脸就像他的衣服一样，满是煤灰。美兰的妈妈认识俊相，因为他同其它一些邻居的孩子来过几次，但是现在她却认不出他来了。还好，美兰当时不在家。

“有个奇怪的人来找你，”美兰的妈妈后来告诉她。“你朋友都是些什么奇怪的人啊。”他们险些就被母亲撞破。俊相那边，他父亲对儿子中断学习回来参加姐姐的婚礼很不高兴，并质问他的目的。俊相后来在一个晚上进到美兰家里，那晚美兰的父亲去矿上上夜班，而母亲也出去了。

但是，后来美兰的父亲却突然回来了，俊相只好藏起来，直到外面安全了才出来。

后来，俊相和美兰回忆起这个惊险的意外，还大笑不止。事实上，他们都很享那个时候瞒着父母的时光。保密不仅是必须的，有时候也很有趣。在一个没有隐私的社会里，这使得他们整天提心吊胆，偷偷摸摸的，然而也正是这样使他们得以分享相互之间的心灵感应。同时，这也是一种相对安全的，对束缚的抗争。

他们越聊，笑的也越多。后来，当年长了些，也在舒适安全的环境下，再回首那么日子，他们都认为那是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在被爱情冲昏头脑的时候，他们对周围发生什么也就不太很注意。

第六章 神的黄昏

清津的金日成雕像

在一九九四年七月，美兰只剩一门考试，之后就可以从师范学院毕业。那时，她作为见习教师被分配到清津市内的一所幼儿园。在七月九号中午的时候，孩子们都回家吃午饭了。她在教师休息室里，正准备打开从家里带来的盒饭同其它老师共进午餐，这时候，突然她听见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走廊传过来。于是就走出了房间，一个小女孩刚刚从家里跑回来。马尾辫都给汗水打湿了，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语无伦次的，没人听得懂她在说什么。

“他死了，他死了，”小女孩喊着，在喘气之间吐出这么几个字。

“你在说什么？”一个老师问。

“伟大的统帅死了！”这个词只能被用于称呼金日成。老师们惊呆了，任何人即使是孩子都知道这么说。在幼儿园，孩子们从小就被教育不能拿领袖来开玩笑。他们抓住女孩的肩膀试图让她平静下来。她正大口喘着粗气。

“真是反党的胡言乱语，”一个老师责备道。

“不，不。我刚刚在家看了电视，”女孩坚持着。

老师们都不相信她。他们清楚五岁大的孩子还分不清事情的真假。再说了，电视新闻一般下午五点之后才会播放。然而，他们也开始不安起来，因此也顾不上吃饭，想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学校没有收音机或电视机，所以他们都跑到大街上去了。那个小女孩很急切的领着他们去几个街区之外自己的家。当他们上楼的时候，发现那里挤满了人，他们不得不推搡着才能挤到电视跟前。美兰也设法挤了进去。她什么都听不见，但是她看见周围满是悲伤、苍白的脸。人群里发出一阵呜咽，转而嚎啕大哭。从开着的窗户外，可以听见经过昨夜的大雨至今仍湿漉漉的整条大街都在哀号。

美兰脑子里一片空白。她无法理解。她只是个实习老师，一个受高等过教育的女性，她明白人终将一死，生命是有限的。但是她想金日成可不是凡人。如果伟大统帅都会死，那么还有什么不会发生。

所有的北朝鲜人都异常清晰的记得，当他们得知金日成的死讯时，自己在做什么。多年来，每每采访脱北者，当我问道“那时候，你在哪里呢？”无论我采访的主题是什么，无论被采访者多么健忘，或者多么不配合，他们对这个话题总是会娓娓道来。经历了一九九零年代梦魇般岁月的人们，依旧能够如数家珍般的立即描述出那一天他们的一举一动。在这个受到如此巨大冲击的时刻，一切时间法则，一切人类意识全部冻结了。

金日成死的这一年，也是自朝鲜战争以来，全世界最热闹的一年，重大事件频发。面对濒临崩溃的经济，再加上中国和俄罗斯现在同敌人在汉城打得火热，北朝鲜很快沦为流氓国家。联合国，在咄咄逼人的新任美国总统比尔柯灵顿的把持下，要求北朝鲜开放其核设施接受核查。在一九九三年三月，为进一步发展核武器，北朝鲜宣布退出核不扩散条约，引发冷战后第一次核恐慌。第二年，北朝鲜更进一步，对宁边核反应堆的核燃料棒钚进行处理。宁边位于平壤以北四十英里，是北朝鲜秘密的核武研究中心，对此，五角大楼甚至威胁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北朝鲜则以战争相回应。正是在此时，北朝鲜的谈判者提出了日后著名的威胁“将汉城变成一片火海。”在六月，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突然对北朝鲜进行了三天的访问。期间，卡特抛出一个提议，北朝鲜冻结其核计划，作为交换美国提供能源援助。卡特还转达了北朝鲜对时任南韩总统金泳三访问平壤的邀请。敌对多年的两国领导人计划于一九九四年七月二十五日进行此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面。

七月六日，金日成前往平壤以北的一个山区别墅视察，金日成拟在此处接见南韩总统。期间，他还前往附近的一个集体农庄，进行其著名的“现场指导”。那天，天气非常炎热，气温大概华氏一百度。晚餐过后，金日成突发严重心脏病。几个小时后，他就去世了。三十四个小时之后，他的死讯才被公布。虽然金正日早在二十年前就被定为继任者，但是平壤需要时间好好准备如何冠冕堂皇的宣布这样一个共产世界里第一例子承父业的权力继承。

去世时，金日成已八十二岁高龄，远远超过他那一代北朝鲜男性的预期寿命。那时，他颈部已经长有一个高尔夫球般大小的很明显的甲状腺瘤。因此，除了北朝鲜民众，所有人都很清楚，他其实时日无多，但是从没有任何公开的关于金健康状况恶化的讨论。他不仅仅是这个国家的父亲，他们的华盛顿，他们的毛，还是他们的神。

宋女士，那时正在家为自己和丈夫准备午餐。工厂已经关门了，长博也因拿不到工资，现在也很少去电台上班。他正坐在正屋里等着电视新闻开播。他们听说，正午时分会有特别新闻播报，想必应该和正在进行的核谈判有关。一个月前，当北朝鲜宣布不再同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时，也曾有过一次这样的特别新闻播报。长博作为一个记者，自然也十分关注此次的外交角力。而宋女士却对什么核武器谈判没什么兴趣。她有更多眼前的烦恼–例如怎么才能使玉米粥看上去更可口一些之类的事情。突然她听见长博打着响指。

“有事情发生了，大事情，”他喊道。

宋女士把脑袋从分割厨房和主屋的隔断上的一个小窗口探过来。她正好看到一些不对头的东西。电视新闻主持人全部穿着丧服，黑西装打着黑领带。她赶紧用毛巾擦干手，跑到客厅来看电视。

北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中央军事委员会，国防委员会，中央人民委员会，朝鲜人民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以最悲痛的心情向全体国民宣告，北朝鲜劳动党中央总书记，朝鲜人民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突然因病于今天凌晨二时去世。

我们倍受尊敬的慈父般的领袖，他为了人民群众的独立事业奉献终身，为了祖国的繁荣、人们的幸福而鞠躬尽瘁，为了统一祖国，独立自主的屹立于世界，操劳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现在离我们而去，令我们深感悲痛。

宋女士脑子里一片空白。浑身像是被电流击中，好像刽子手按下电椅按钮。这种感觉她以前只有过一次，那是几年前当她得知母亲死讯的时候，但是那次，对于母亲的去世，她是有心理准备的。

她从来没有听说金日成有什么病痛；仅仅三周之前，他们还在电视上看到他精力充沛的会见吉米卡特。这不可能是真的。她试图集中精神好好听听电视里说什么。他的嘴唇在动着，但是却不知所云。难以置信。她开始嚎啕大哭。

“这让我们怎么活啊？没有统帅，我们该怎么做啊？”这些话脱口而出。

她丈夫根本没有反映。脸色苍白，面无表情的凝视这半空。宋女士却不能保持安静，整个身体热血翻涌。她冲下楼来到房子前面的院子。很多邻居也来了。他们双膝跪倒，以头呛地。恸哭声响彻云霄。

宋女士的大女儿玉熙结婚以后辞去了在建筑公司宣传部门的工作，但是她仍然时不时的被小区叫去参加义务演出。她曾经接受过播音员的专业训练，用车载扬声器鼓励工人们努力完成工作指标。她清晰且权威式的声音在哪里都有用武之地。玉熙也不可能拒绝当地公安局要求她去解说一个希望公众配合的短片。还必须非常严肃的去背诵大量诸如“让我们抓住更多的奸细来保卫祖国，”和“如果犯罪，立即坦白。”这类的话。

彩排之后，她精疲力尽的慢慢踱回家，期待着马上吃午饭。此时，玉熙注意到大街上空空荡荡。她和丈夫还有两个孩子住在熙熙攘攘的清津火车站的斜对面。

当她上了楼，她很惊奇的发现门锁上了，她知道丈夫此时应该在家的。她还听见旁边公寓里传出了电视机的声音。她轻轻推开门，朝里面张望。她丈夫正和其它邻居们一起，盘着腿坐在地板上。他眼睛红红的，但是此时，他没有喝醉。

“嘿，怎么啦？怎么中午也放新闻？”她问道。

“闭嘴，自己看，”她丈夫吼道。对他易怒的脾气已经习以为常，玉熙也没多说什么。

房间里每个人都在哭–是的，每个人，除了玉熙。她觉得脑子里一片空白，不是悲伤，不是高兴，可能有点恼怒。她现在想到的只是饥肠辘辘的肚子，对其他的她毫无兴趣。金日成可能死了，她想，但是我还活着，我要吃东西。为了不引起注意，她尽可能静静的坐着，也不知过了多久，她起身离开。

“好了，我要回家准备中饭了，”她告诉丈夫。

他非常鄙夷的看了她一眼。虽然因为酗酒和坏脾气使得他没有机会加入劳动党，永洙却自视是个高级干部，喜欢以自己的标准对周围的人指手划脚。在家，因为玉熙拒绝做，每天是由他给父子画像掸灰清洁。现在永洙怒气冲冲的看着对这个死讯无动于衷的妻子。当她离开房间的时候，永洙哼道，“你简直不是人。”玉熙回到自己家，准备好午饭。她打开收音机边吃边听。播音员已经谈及继承人的问题。

只要伟大领袖唯一的继承人亲爱的金正日同志同我们在一起，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革命的胜利。

此时独自一人坐在家，她仿佛已经可以看见这将带来的灾难。希望金日成死后，北朝鲜可能有些改变的幻想立刻破灭。大位传给儿子。事情不会变得更好。此时，她仿佛听见父亲的话在耳朵里回荡。“儿子比老子还坏。”“现在，我们真的生不如死了，”她自言自语。

直到此时，她眼睛里才满是自怜的眼泪。

金赫，那个在果园偷梨的男孩，在金日成死的时候已经十二岁了。此时，他开始在清津Malum中学第一年的学习，这大概相当于美国的七年级。宣布金日成死讯的那个早上，他还在纠结要不要去上学。他有很多讨厌学校的理由，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他家里没有什么吃的可以带去学校当午餐。在学校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也是两眼望着窗外，想着如果在外面的话就可以想方设法的找些吃的。他不是去镜城的果园，玉米地，就是去火车站附近的小贩那里偷些东西吃。事实上，他前一天，再前一天都逃学了。所以今天他不敢去上学，他的老师肯定会因为他屡次逃学而揍他的。他已经迟到好几个小时了，但是现在他更迈不开腿了，总想着要不要掉头回去。

就在这个时候，他看见他的朋友们兴高采烈的从学校跑出来。他们被通知回家看中午的一个紧急通知。

“哦也！不用上学了，”金赫边喊着边和朋友们一齐跑开了。

他们径直去了市场，想在那也许能从小摊档上讨到或者偷些吃的。但是当他们到那里里的时候，所有的小摊点都关门了，整个市场空空荡荡的。看到的几个人也都跪在地上磕着头哭着。突然，金赫感到那不是在玩。

在平壤，俊相正享受着慵懒的周六的早晨。他躺在床上，膝盖上放了本书，在这大学里难得的闲暇时刻放松放松自己。在家，父亲不准他在床上看书，说这对他眼睛不好。即使时间还早，窗户也都开着，天气却已经很炎热，俊相只穿了T恤和短裤。突然有个室友跑进来，告诉他所有的学生都被要求中午时分在操场集合，有紧急通知。

俊相很不情愿的爬起来，穿上长裤。像其它人一样，他想肯定是关于核危机的通告。他承认他很紧张。尽管卡特来访了，俊相确信北朝鲜和美国的对抗不可避免。几个月前，他的大学里所有的学生都被要求咬破手指，以鲜血签名，发誓如果爆发战争，他们将志愿加入朝鲜人民军。当然，每个人都是被强迫的，但是也有少数女生，也划破手指签了这样的誓约。现在俊相只是想撑到大学毕业，如果撑不了一辈子话。

“就是这个了，我们马上要打仗，”当去操场列队的时候，俊相这样告诉自己。

在操场上，大概三千名学生和教职员工按年级，专业和宿舍顺序列队，等着通知。烈日当头，他们一个个汗湿了自己的短袖制服。正午时分，一个女声，颤抖着满是悲伤，从扬声器里传来。扬声器很老旧，声音夹杂着啸叫，俊相几乎听不明白说什么，但是能断断续续的听到几个字–“去世”，“病”-而且他从人群里迅速传播的悲伤里也可以猜到个大概。开始有人抽泣。人群里有人晕倒。

没人知道要做什么。所以一个个，三千人陆陆续续都坐在滚烫的地面，抱着头。

俊相也坐下来了，不知道该做什么。头深深的埋在手里，这样就没人看见他脸上的疑惑，他听着周围此起彼伏的抽泣声。他还偷偷看了一眼他那些痛不欲生的同学。他很惊奇的发现他是唯一一个没有哭的。他感到很尴尬，不知道为什么，他在看小说看电影的时候经常被感动到落泪，而且对于弟弟对此的无动于衷感到愤慨，为此父亲也没少批评他，说他怎么“心软的像个女孩”。他又擦了擦眼睛，确认是不是真的没有眼泪。眼睛干干的。他没有哭。他是怎么了呢？为什么金日成死了，他却一点都不悲伤？他爱戴金日成吗？

作为一个已经二十一岁的大学生，俊相对所有权威都持怀疑态度，包括对北朝鲜当局。他也对自己这种怀疑一切的能力感到自豪。但是他并不认为他自己这样做就是煽动分子或者国家的敌人。他信仰共产主义，或者至少相信共产主义也是有缺陷的，然而它比资本主义更公平，更人性。他曾经想象他最终得以加入劳动党，并且为祖国的进步贡献一生。这也是所有顶级大学毕业生的期盼。

现在，被抽泣的学生包围着，俊相很困惑：如果其它人真的那么热爱金日成，而他却不是，他又怎么可能融入其它人？他自己思考自己对此事的反应，是否太理性、太客观，但是他突然感到一阵害怕。他很孤单，以他对此事漠不关心的态度，说明他完完全全是个孤家寡人。他总是认为在大学里，他有些志同道合的好友，但是现在他才意识到，他对他们根本不了解。当然，他们也不了解他。如果他们了解的话，恐怕他早就惹上麻烦了。

对他的检举揭发也会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比一个严重：因此他的未来，现在全部系于他哭的能力上了。不仅仅是事业前途，还有劳动党党员资格，甚至是他是否能生存下去。这可是事关生死的大事。想到这里，俊相满心恐惧。

起初，他深深的低着头，所以没人能看到他的眼睛。随后，他决定长时间睁着眼，这样眼睛就会变得很干，然后就会有眼泪流出来。就像一个睁眼的比赛。凝视。流泪。再凝视，在流泪。最终，这变成无意识的动作了。身体取代了情感，突然间，他就真的哭了起来。他觉得自己瘫坐在地上，身体来来回回的晃动着，像所有其它人一样抽泣起来。没人看得出破绽。

在中午消息正式公布后几个小时，整个北朝鲜的人们开始聚集到金日成的雕像前，寄托他们的哀思。据一个经常被引用的统计数据称，北朝鲜有多达三万四千座伟大领袖的雕像，每一座雕像前都满是悲伤拜倒的民众。

清津有五十万人口，但是只是在浦项广场有一个二十五英尺高的铜像。巨大的广场挤满了人，很多人被挤到至其正东面的革命历史博物馆前面的草坪。人潮沿着铜像前面宽阔的第一大道一直延伸到省剧院。而且像轮子的辐条一样，连接广场的街道也都挤满了人群。从天空看下去，人们就像一队队的蚂蚁，向着一个目的汇聚到一起。竭斯底里加上拥挤，使得人群里滋生出危险。人们开始不断的向前涌去，成排的人们被推倒，后面的人踩踏着前面已经倒地的人，雕像围着的整洁的篱笆也被踏平。几个街区以外，通过潮湿的空气使得从广场传来的声音听上去像是暴乱中的呐喊。天气也是一会儿瓢泼大雨，一会儿酷热难当。没人可以戴帽子或者遮阳伞。太阳就这么当头直射，湿漉漉的人行道变成了桑拿房。人们看上去像是要被融化在泪和汗的海洋。很多人昏过去。第一天，警察试图用绳索将人们隔成一排排，使得人群得以控制。

祭奠者由工作单位或者学校班级组织。每个团体都要献花–大多是菊花，亚洲葬礼上传统用的花–如果买不起，可以代以自己采摘的野花。人们排成十到二十五人一排，等着他们的顺序，像波浪一样，一排排向前。那些因悲伤过度而无法站立的人都被其它人架着胳膊。一旦排到，他们朝雕像走上几步，跪倒在地，磕着头，然后虔诚的望着天。金日成的雕像矗立在头顶，目光注视这广场，头部高于旁边高大的松树，整个雕像有三层楼高，单单是铜像的脚就高过任何人。对于脚下的敬仰者来说，铜像就是人，他们直接同他谈话。

“abogi，abogi，”老妇人哭道，这个朝鲜语的尊称一般用于称呼一个人的父亲或者是神。

“你怎么能这样突然离我们而去？”下一个男人这么叫喊着。

那些个还在等待的人们，有的跳着脚，有的痛苦的锤着脑袋，有的夸张的晕倒，有的撕扯自己的衣服，有的紧握双拳，徒劳的朝天发泄。男人和女人一样痛哭流涕。

这种装模作样的悲伤表演后来却演变成一种另类的比赛。谁哭的最大声？谁最竭斯底里？悼念者的画面充斥着电视新闻，电视新闻可以几个小时几个小时的播放人们哭泣的画面，成年人脸上挂满泪珠，用头撞着树，水手们向着桅杆鞠躬，飞行员在飞机座舱中哭泣，等等诸如此类的画面。

“这是我们国家在朝鲜民族长达五千年历史中最为悲恸的时刻，”平壤电视台主持人吟诵着。

北朝鲜的宣传机器全力开动，甚至泡制离奇的故事称金日成并非真的去世。在他去世不久，北朝鲜当局开始在全国境内树立起三千两百座叫做“永生塔”的石碑。金日成死后仍然保留国家主席职位。他死后不久拍摄的一部电影，也宣传如果民众足够悲伤的话，金日成就能得以复活。

当伟大领袖去世的时候，数以千计的白鹤从天而降护送他远去，但是当这些鸟儿看到北朝鲜人民是如此的恸哭，呼喊，捶胸顿足，拉扯着自己头发，以头呛地之后，他们也不忍心将他带走。

上述所有自然流露的悲伤之情成为一种爱国义务。妇女不得化妆或在十日的国丧期间烫发。喝酒、跳舞，音乐等娱乐也被禁止。人民班也仔细记录人们去雕像前寄托哀思的频率。每个人都被盯着。

他们不仅仅紧盯人们的行为，同时也关注面部表情，以及语音语调，以此判断人们的悲痛的真实度。

美兰在十日的国丧期间不得不每天去两次，一次是和幼儿园的孩子们，还一次是和同单位的教师们。她也开始有些害怕，不仅仅是怕不够悲伤，还担心弱小的孩子被踩踏，或者哭得太过于竭斯底里。她班上有个五岁的孩子每次都哭的特别大声，特别伤心，以至于美兰很担心她会晕倒。但是不久她就发现，这个女孩只是把唾沫吐在手上，在抹在脸上。她没有真正的眼泪。

“我妈妈告诉我如果我不哭就是个坏小孩，”小女孩后来坦白道。

清津的一个知名女演员发现她处境非常不妙，她哭不出来。这不仅仅将她置于政治危险之中，甚至还事关其职业生涯。“这是我的工作。按要求我必须要哭，”这个演员，金惠英，多年后在汉城这样回忆。

姜赫和他学校的朋友去雕像那里非常频繁，因为在鞠完躬后可以领到糯米饼。他们敬完礼后，为了多吃糯米饼马上又去排队敬礼。

在北朝鲜数以百万计的哀悼金日成去世的人们之中，有多少假，多少真呢？他们真的为伟大领袖的逝世而恸哭还是为他们自己而痛哭呢？或着哭泣仅仅是因为其它所有人都在哭？根据研究大众行为的历史学家塞伦和查尔斯麦凯-经典名著《异常流行幻象与群众疯狂》的作者，的研究发现，竭斯底里是能传染的。在一大堆哭泣的人群中，人们自然的反应也就只有哭了。

毫无疑问，很多人也是发自内心的对金日成的去世感到悲痛。或是基于震惊又或是悲痛，很多北朝鲜的年长者在哀悼期心脏病发作或者中风–因此紧接着的一段时间里死亡率有着显著上升。还有很多人用自杀来表达他们的悲痛之情。他们从建筑物顶上纵身跃下，由于北朝鲜买不到安眠药，而只有军人才有枪和子弹，跳楼就成了北朝鲜最常用的自杀方式。其它一些人就会绝食自杀。清津市医院儿科医生，金智恩医生的父亲就是其中之一。

第七章 酒瓶当点滴

咸兴医院里的男孩

金日成去世时，清津已经没有汽油开动屈指可数的那几台救护车，病人必须靠人背着或是用木头推车送到医院。金智恩在一家小的地区医院工作，因为这家医院离浦港广场最近-走路大约只要十五分钟，所以那些在铜像前推挤中受伤或晕倒的人全都被送来了，让这家原本就很小的医院更是显得人满为患。金属病床上都躺满了病人，一个小病房里挤了五张床，还有更多人坐在木头长椅上或躺在昏暗的走廊上候诊。医院内白天很少开灯，因为电全被用于不分昼夜的照亮金日成铜像。由于伤寒疫情爆发，这个夏天本就忙碌异常。在儿科，父母带着病怏怏的孩子来看医生，这些孩子都是在骄阳下啼哭而导致了严重的脱水，有些人甚至出现痉挛现象。通常金医师的工作时间是从早上七点半到晚上八点。不过这些日子，除了抽空到铜像前表达哀思，她几乎整天都待在医院。尽管如此，她从未抱怨工作时间过长。金医师非常看重自己的行医信约。何况辛苦工作也能让她暂时忘却自己早已亮起红灯的个人生活。

二十八岁的金医生是这家医院最年轻的医生，也是个子最小的。她穿上鞋也不过四呎十一吋（一百五十公分），勉强能够高过她的小病人，体重也不到一百磅（四十五公斤）。金医师有着像弓一样略弯的嘴唇和心形脸蛋，给人纤细柔弱的感觉。或许是为了避免这点，她总是摆出一副严肃的态度，而且她的同事，尤其是男同事，很快就明白不能小觑她。虽然认为金医生不容易相处，但他们都认为她是个好医生。她总是第一个志愿承担那些无薪的额外排班。下班后，金医生还要到劳动党书记办公室工作。就跟北朝鲜其它机构一样，医院也设有党委书记。党委书记的工作是确保工作场所意识形态的正确，与挑选适当的入党人选。虽然医院里大概每四名医生才有一名有机会获准入党，金医生却很自信自己会被选中。其中一个理由是女性比较容易获准入党，因为女性绝大多数不喝酒，而且一般来说比较守规矩。其次是金医生自律且不苟言笑的性格，未来也会是个尽心尽力的党员。她对北朝鲜政府的奉献与热爱无疑是真诚的，因为她自小就受到父亲的熏陶。

在朝鲜和中国边境-图们江，鸭绿江上，几个世纪历经来来回回的迁徙，因此满洲有着大量的朝鲜族人口。金医生的父亲就是在出生在中国靠近朝鲜边境的一个说朝鲜语的村子里。在一九六零年代早期，还是个年轻人的时候，为了逃离毛发动的灾难性的大跃进及引发的导致数百万人死亡的大饥荒，他来到了北朝鲜。金医生的父亲认定是金日成而不是毛，才真正代表着共产主义，是能给像他一样的工人阶级以真正平等及公正的对待。他仅仅是一个建筑工人，只读过六年书，但是他的聪明才智，全心奉献都被北朝鲜所认同，他甚至还被劳动党接纳为党员。他在所工作的建筑队担任党委书记直到几年前的轻度中风后才从岗位上退休。因为没有儿子，他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女儿身上，希望女儿能够替他继续为党、为祖国奉献一生。

未来的金医生对所担负的责任也是满怀激情。在七岁的时候，她光荣的加入少年先锋队，脖子上戴上少先队标志性的红领巾。在十三岁的时候，她进一步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且自豪万分的佩戴上金日成像章。加入青年团几乎是每个北朝鲜人必经的仪式，但是对于一个十三、四岁或者十五岁的孩子来说，加入青年团要靠个人的操行及学习成绩。还早在小学低年级的时候，金智恩就表现出比其它孩子成熟。她写的一手漂亮的好字，上课也总是第一个举手回答老师的提问，学习成绩也总是名列前茅。还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她就被特别选拔进去医学院学习，尽管她曾经梦想当个教师或者记者。然而作为一个建筑工人的女儿能被选择成为未来的医生，也是莫大的荣誉了。

还在十六岁的时候，她就进入清津医学院，她的同学们都比她大两岁，而且三分之二是女生。在完成七年的学习后，她开始在学校的附属医院，也是咸镜北道最富盛名的道第二人民医院的实习。那时候，她看上去仍然像个只有十几岁的青少年。当地人把这个医院叫做“捷克医院”，因为早在一九六零年代，朝鲜还是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一员时，有一队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医生带着x光机和育婴箱在这里施诊。现在虽然捷克的医生早已离开，大部分的医疗设备都被塑料带封存了起来，但是医院仍然保留着欧洲医院的名声。实习期过后，金医生作为正式医生被分配到一个小医院，这个医院服务于浦港区，她就住在这一区。

金医生早上七点半就要到单位报到。按规定，她每天需要工作十二小时，看至少三十二名病人。

通常上午她会在医院，而下午则会随医疗小组出诊。她穿白大褂，头戴可以罩住头发的白帽子，使得她看上去像个做快餐的厨师。她总是随身带个很重的医疗包，里面装着听诊器，注射器，绷带，消化药片，抗生素等等。作为三人医疗小组的成员，她要走访学校小区。朝鲜每个小区都有卫生室，同人民班设在一起。

“医生出诊！医生出诊，”这样的喊声回荡在小区里。之后，人们就会在小区卫生室前排起队，大人带着哭闹的孩子排成一队，准备让医生处理手上的伤口，或者身上出了几个星期的疹子。

北朝鲜的医生被期望无私地为人民服务。由于缺乏X光机，他们通常只能使用简单的X光透视机，让病人曝露于高度辐射下；不少老医生也因此落下白内障。需要的时候，医生不仅要捐血，还要捐出小块的皮肤移植给烧伤病人。金医生因为身高体重远低于平均值，得以免除这最后一项义务，但她仍然要到山上采摘药草。

亲自调制药品也是北朝鲜医生的要务，住在温暖气候地区的医生还要自己种植棉花来纺制绷带。医生全都得外出采集药草。金医生的工作单位尽可能在春秋两季各腾出一个月的时间让医生去采集药草。这段期间，他们睡在荒郊野外，几天才洗一次澡。每人都得采集到规定的数量，然后将采到的药草运回医院的药剂室，接受秤重。如果重量不足，还得继续去采。他们通常要深入山区人迹罕至之处，因为比较容易到达的地方早已被想卖药草或留作自用的人们给采光了。其中最抢手的是芍药根，能用来放松肌肉，治疗神经疾病。野山药可调节女性月经周期，蒲公英有助消化，姜可以防止恶心。苍朮属植物也是一种颇受欢迎的中药，能增强免疫力，没有抗生素的时候就得靠它了。

多年来，北朝鲜医院一直采用草药疗法结合以西药。医师不用止痛药，而用拔罐──一种让有吸力的小杯刺激人体特定部位以促进全身血液循环的方法。另一种方法也是源自于中医，就是用艾草针灸患病部位。由于缺乏麻药，对一些简单的手术如切除阑尾，医生就用针灸代替。

“有效的时候会很有效”，多年后，金医生这么跟我说。没效的时候呢？病人会被绑在手术台上，以免他们乱动。多数时候，北朝鲜人在接受治疗时都很能忍痛。“他们才不像南韩人，稍微有点小病就喊得震天价响”，金医生说。

尽管有很多缺点，北朝鲜的公共卫生系统还是给予人民远优于共产党时期之前的医疗服务。这种享受“全面性的免费医疗服务……改善劳动人民健康”的权利，实际上明文规定在北朝鲜宪法上。金医生对自己身为这个医疗体系的一员也颇为自豪，也对自己能提供病人医疗服务感到高兴。但到了一九九零年代初期，北朝鲜医疗体系的弊端日益凸显。许多医疗设备不是过时就是不堪使用，原本制造这些机器的社会主义集团国家的工厂现如今都已私营化了，因此也得不到设备的配件。清津的制药厂因为缺乏原料与电力而减产。北朝鲜也没有资金从国外进口药品。金医生巡诊时提的袋子越来越轻，以至于到最后里面除了听诊器什么都没有了。她只能帮病人开处方，希望他们有亲戚朋友在中国或日本，或是用私藏的钱从黑市买到药品。

一九九三年，金医生首次与医院领导层发生严重冲突，令她心灰意冷。当时她负责诊疗一名二十七岁的男子，这名男子被判以经济罪-也就是说他曾经从事私人买卖。他被判七年有期徒刑，在服刑满三年后，从监狱转到了医院。这人被打的全身是淤青而且严重营养不良，瘦得连肋骨都清晰可见。他还患有急性支气管炎。金医生想给他打抗生素，却遭到领导拒绝。

“他是罪犯，我们应该把抗生素留给其它人”，上级告诉金医生。

金医生愤怒了。“他已经被送到医院来了，病人就是病人，我们可以救他。他没有抗生素的话，可能连命都保不住”，她严正地反驳。

她执拗的一面在这件事上表露无遗。金医生并不善罢干休，为此事她同领导一连争论了数日。最终，垂死的年轻人还是没有治疗就出院了。金医生每天到他家两次，但这名病人的病情却日益严重，意志也越来越消沉。他嚷着：“我不应该继续活下去。”不久就自杀了。金医生深信自己和医院要为他的死负责。她和上级之间的紧张的关系也一直持续着，于是她主动申请调到儿科，她认为那里的情况不会这么政治化。

于此同时，金医生的个人生活也出了问题。不像事业上的成功，她的爱情生活一点也不美满；她工作狂加完美主义的风格，使得男人们对她都敬而远之。在正式参加工作后一年，从大学时代就开始约会的男友和她分手了。此事对她打击巨大。她求朋友帮她介绍了一个人，在第二次约会后就同他订了婚。她丈夫同她一样年纪–二十六岁–但是由于在军队服役，此时还只是个大学一年级新生。由于她已经工作了，她想他们可以依靠她的工资直到丈夫毕业。

“你会伤了他的自尊心，”金医生的母亲担心的说。一个女医生嫁个一个大学生？“男人不喜欢他们的妻子赚的比他们多。”在结婚的当晚，金医生意识到她犯下了个多么可怕的错误，但是她很快就怀孕了，因此也没有机会逃离。几个月后她生下了孩子，在给年幼的儿子哺乳完之后，她搬出了丈夫家，回到了自己父母家。按照朝鲜传统，孩子由她的公婆照顾；如果离婚的话，孩子的监护权也在父亲一边。

如果赚的多是她婚姻不幸的罪魁祸首的话，那么令人颇为尴尬的是，她的薪水最终却消失了。她曾经能赚一百八十六朝元一个月，按照官方汇率大概值八十美元，是一般普通工人的三倍。用这些钱，她可以养活丈夫，自己的父母，甚至还能帮衬一个已经出嫁的妹妹。随着薪水消失的还有食物配给。在此期间，她发现自己不得不去集体农庄的果园去偷梨子，在乡下去搜集吃的。她也时不时的接受病人的礼物–一袋面条或几个玉米棒，这使得她觉得非常尴尬及不舒服。金医生知道其它医生收取贿赂以换取原本免费的医疗服务；她决定不与他们同流合污。但是回过头来，她也饥肠辘辘。

在二十八岁的时候，她早年的美好憧憬慢慢都变成失望。她离婚了，同父母住。她失去了孩子的监护权。她现在比以前更加努力的工作，然而得到的回报却比以前还要少。她又饥又累，贫穷而且找不到真爱。

这就是金医生在金日成死的前一年的不幸处境。

与大多数北朝鲜人一样，金医生是从中午的特别广播中得知金日成的死讯。当时她才护送完一名伤寒病人到一间特殊诊所，刚刚回到医院。进到医院大厅，就看到医生、职员与病人全在全院唯一一台电视机前面哭泣。

金医生花了四十分钟才走回自己位于市体育场后面的公寓，她的眼睛噙满泪水，几乎看不清自己蹒跚在人行道上的双足。父亲在家睡觉。听到她的脚步声，于是坐了起来。

“怎么了？妳的病人过世了吗？”他惊慌地问。他知道自己的女儿对病人投入的感情有多么深。

金医生倒在父亲怀里。她从来没有哭得如此伤心过，即使是在男友抛弃了她，婚姻破裂孩子被带走，还是父亲中风的时候。这些全是人生可预期的挫折。即使金医生是一名医生，受过高等教育，了解人的自然规律，也深知人不免一死，但她从来没想过这样的事会发生在金日成身上。

她同事的感受也差不多。当他们在医院昏暗的走廊上彻夜工作时，会交换自己听到的小道消息。其中一种说法是，金日成是被美国的军火贩子暗杀的，因为他们想破坏即将来临的南北高峰会，届时金日成会跟南韩总统金泳三会面──北朝鲜宣传政策中反复出现的一点就是美国蓄意让朝鲜半岛分裂。

金日成刚去世的那几天，金医生过着浑浑噩噩的日子。由于处于震惊与睡眠不足之下，她隔了好一阵子才发现，自己家里也早已危机重重。她的父亲自从因病退休之后就陷入忧郁，伟大领袖的死对他更是个打击。他躺在床上，拒绝进食。

“如果像金日成这么伟大的人都会死，那像我这种一无是处的人又何必活着浪费粮食？”他哭道。

金医生试着跟她的父亲讲道理。先是好言相劝，然后提高音量，最后连威胁也用上了。

“如果你不吃，我也不吃。我们一起死好了。”她这么说。她的母亲也威胁要绝食。金医生还把医院的党委书记找来一起劝他。她也试着用静脉注射的方式让父亲维持体力。

金医师的父亲开始呓语。他一会儿赞美金日成，一会儿又辱骂他。一天他说自己是如此敬爱领袖，没有领袖他活不下去，另一天他又低声说金日成的死清楚的证明了北朝鲜的体制完全失败。他要女儿从医院带些纸回来，勉强撑起身子，潦草地写了张便条：

身为劳动党党员，我最后的任务就是让我的长女继续我的工作。请指导她，让她成为优秀而忠诚的党员。

他把信交给金医生，要她转交给医院的党委书记。然后他又拿了一张纸，在上面胡乱画了一个看似相当复杂的金字塔，每个塔阶标示着姓名与数字，那个图怎么看都像是疯子的涂鸦。金医生以为父亲神智不清了。

他示意金医生坐到他的身旁。他身体已经虚弱得只能轻声说话。

“这是我们家在中国的亲戚。他们会帮妳。”那是一张族谱。金医师感到震惊。难不成父亲是在暗示她离开祖国，到中国去？这是逃离中国后，亲自跪着教导她读书写字，对金日成忠诚无比的父亲会说的话吗？他会是叛徒吗？金医生第一个反应是撕碎它，但她无法毁掉父亲的遗言。于是她拿出一个收藏纪念品的小铁盒，上面有锁与钥匙，这是她少女时期留下来的东西。

她把父亲的草图折好，锁进箱子里。

金日成安厝于一处地下陵寝，他的遗体在经过防腐处理后公开陈列，这是一九二四年列宁死后共产党的传统。北朝鲜政府举办了为期两天（七月十九日与二十日）的隆重葬礼。平壤广播电台报导有两百万人参加了这场仪式，金日成的灵柩放在凯迪拉克车顶上巡回整座城市，后头跟着踢正步的士兵、军乐队、以及架有领袖肖像与花叶装饰的加长型礼车车队。百辆车组成的车队行列从金日成广场出发，行经金日成大学与市中心一百英呎（二十九。四米）高的金日成铜像（这是北韩最大的金日成铜像），最后停在革命门前，这是巴黎凯旋门的仿制品，只是更为巨大。次日有一场纪念仪式。正午十二时，全国各地警报声响起，车辆与船只鸣按喇叭，每个人立正默哀三分钟。国丧期间终于结束。该是国家返回正轨的时候了。

金医生有许多机会藉由工作来忘记悲伤。她的父亲在金日成葬礼后的一个星期去世，所以她晚上也不想回家，宁可更长时间的工作。热浪尚未结束，始于夏天的伤寒现在成了席卷各地的重大疫情。

因为排水系统不佳，清津市很容易爆发疫情。排水系统是在朝鲜战争后仓促重建的，未处理过的粪便被冲入妇女用以洗衣的河川。随着电力断断续续，自来水也不太稳定。通常早上与下午会有一小时的水电。人们在家里用大桶子储水（几乎没有人有浴缸），而这些水桶就成了细菌温床。没有人有肥皂。伤寒可以用抗生素轻易地加以治愈，但到了一九九四年，北朝鲜却几乎得不得这种药品。

一九九四年的炎夏之后，迎来了罕见的寒冬，山区气温骤降至零下三十五度。来年夏天出现暴雨，洪水淹没了农田。这让北朝鲜政府有了不失面子的借口，首次公开承认国内出现粮食短缺。一九九五年九月，联合国赈灾小组获准进入北朝鲜，他们得知水灾所造成的损失已达一百五十亿美元，五百二十万人受灾；九万六千三百四十八栋民宅被毁，五十万人无家可归；减产一百九十万吨的农作物。

在儿科病房，金医生则注意到她的病人出现一些奇怪的症状。在她治疗的孩子当中，凡是一九八零年代晚期到一九九零代早期出生的，体格都小的惊人，甚至比金医生自己读小学时的个子还小，她当时是班上最矮小的学生。这些孩子的前臂瘦到金医师只需要用自己的食指与大姆指就能轻易圈住。他们的肌肉软弱无力。这是肌肉耗损的症状，也就是身体在饥饿状态下会吃掉自身的肌肉组织。这些孩子因便秘而来看诊时，症状非常严重，以至于他们痛得蜷缩着身体，痛苦的嚎叫。

问题出在食物上。粮食短缺使得家庭主妇开始采集杂草与野草加到汤里面，营造出一种蔬菜的假象。玉米逐渐取代大米成为主食，而且还在玉米里参入玉米叶、玉米壳、玉米茎与玉米芯使得玉米饭煮的更多一些。大人还撑得住，孩子稚嫩的胃可受不了。在医院里，医生们一起讨论这个问题，最后他们决定给这些母亲一个烹煮上的建议。“如果妳们要煮野草或树皮，就必须把这些东西磨得很细，然后煮久、煮软一点，这样比较容易吃”，金医生告诉她们。

年纪稍大些的孩子与成人则是出现另一种奇怪的新症状。病人的双手和沿着锁骨一圈长出发亮的疹子，长在锁骨附近的，感觉就像戴了项链，要是长在眼睛周围，看起来如同戴了眼镜。这种症状有时被称为「眼镜病」。事实上这是糙皮症（玉蜀黍疹），主要是饮食中缺乏烟碱酸所引起，通常发生在只吃玉米的人身上。

常常有因为小感冒、咳嗽或腹泻而来看诊的孩子在很短的时间内突然死亡。贫乏的饮食降低了他们的抵抗力。就算医院有抗生素，他们虚弱的身体也吃不消。婴儿骨瘦如柴，他们的母亲自己也营养不良，无法分泌足够的乳汁。在这里，婴儿配方奶粉闻所未闻，连普通牛奶都很罕见。过去，奶水不够的母亲会用稀释的粥来喂孩子，现在她们连米也买不起。

另外还有一些孩子完全没有可诊断的症状，只是抑郁。他们看起来脸色苍白或者有点发青，皮肤粗糙缺乏弹性。有时候肚子会鼓胀，但有时候又没有。

“我不知道我的孩子得了什么病，我就是无法让他停止哭闹”，母亲们这么对金医生说。

她同情地点点头。她了解这个状况，却无法把话说出口。在没有粮食的状况下，你要如何告诉一名母亲，她的孩子需要的只是多吃一点？

金医生会写下便笺，让这些孩子住院，虽然明知自己根本无法治疗他们。医院也没有食物。当她巡房时，经过儿科病房，孩子们的目光跟着她的身影。即使当她转身时，她也能感觉到孩子们的眼睛盯着她的白袍，想着她是否能解除他们的痛苦，然而很快就明白她也无能为力。

“他们看着我的眼神充满指责。即使是四岁的孩子也知道自己快死了，而我一点忙也帮不上，”多年后，金医生这么对我说。“我能做的只是事后跟着母亲们对着他们的尸体痛哭。”金医生从医的时间还没有长到已经在自己与病人之间筑起一道保护墙。孩子的痛苦就是她的痛苦。

几年后，当我问她还记不记得一些在她注视下死亡的孩子时，她斩钉截铁地回答：“每个孩子我都记得。”几年过去了，医院能提供的治疗越来越少。地下室的火炉将煤炭烧尽之后，变成一个摆设，于是医院的暖气停了。当停水的时候，也无法适当地拖地。即使在白天，院内也是一片阴暗，医生只能站在窗边写报告。病人必须自备食物与毛毯。由于绷带稀少，病人会剪下被单权充绷带。虽然医院仍然可以进行静脉输液，但他们没有瓶子来装这些输液。病人必须自己带瓶子来，通常是用清津最受欢迎的啤酒“Rakwon”也就是“乐园”的空瓶。

“如果他们带一个空瓶，就可以吊一瓶点滴。带两个空瓶，就可以吊两瓶点滴，”金医生说。“这种事很难堪，令人难以启齿，但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最后，医院人去楼空。人们不再带亲人去看病。何必这么麻烦呢？

金日成的死实际上并未对北朝鲜造成多大改变。金正日在他父亲去世前十年已逐渐掌握权力。经济不可避免的崩溃是经年累月的结果，其病根始于北朝鲜经济缺乏效率。但北朝鲜的伟大领袖挑了一个非常合适的时辰离开人世，往后数年的灾难也不至于使他毕生的事迹蒙尘。要是金日成多活几年，今日北朝鲜人将不会以怀旧的心情回顾在他统治期间曾拥有过的相对富足的生活。他去世之际，刚好也是共产主义美梦破灭之时。

到了一九九五年，北朝鲜的经济就跟它的伟大领导人的尸体一样冰冷如石。国民人均收入直线下降，从一九九一年的两千四百六十美元，陡降到一九九五年的七百一十九美元。北朝鲜的商品出口从二十亿美元掉到八亿美元。经济的崩溃具有一种有机性，彷佛一个生命体正缓慢丧失功能，走向死亡。

在清津，沿海矗立的巨大的工厂像一道生锈的墙，烟囱整齐得像是监狱的铁杆。烟囱是最可靠的指标。多数时候，工厂锅炉只会喷出几阵烟，你可以清楚数出喷烟次数–一阵，两阵，顶多三阵–然后看着这城市的心跳慢慢消失。工厂大门紧闭，上头缠绕着链条和挂锁–当然了，如果早已把机械拆散、运走的小偷还没把锁也偷走的话。

工业区北边，海浪轻拍着空荡荡的港口码头。以往固定来载运钢板的日本和苏联货船都不见了，现在只剩下北朝鲜一些生锈的渔船。宣告着二十一世纪的太阳–金正日的几个大字高耸在港口上方的峭壁上，但连这几个字好像也跟周围的景观同朽了。沿路宣传告示上的红色字迹已多年未重新上漆，褪成了黯淡的粉红色。

清津曾是北朝鲜污染最严重的城市，现在有了一种崭新的美，荒凉又寂静。在秋冬这两个东北亚的干燥时节，这里的天空清新而湛蓝。来自钢铁厂刺鼻硫黄味已经消失，人们再次嗅到海水的气味。

夏天，蜀葵悄悄从侧方爬上了水泥墙。连垃圾都不见了。这并不是说北韩以前有很多垃圾──东西都不够了，哪来的垃圾呢──但既然经济活动全然停止，文明生活的沉积物自然也随之消失。没有塑料袋或糖果包装纸随风飘荡，港湾里也没有漂浮着的汽水罐。如果有人在人行道上踩熄一根烟，就会有另一个人去捡，把香烟拨开，抽出里面仅余的几根烟丝，用报纸再次卷起。

第八章 手风琴与黑板

手风琴课，平壤，二零零五年

金日成的逝世使得美兰最后一门音乐考试推迟，因此直到一九九四年秋天，她才得以毕业。考虑到金日成刚刚去世，因此在此时开始自己的教师生涯，可真不适时宜，对所有其它事情也一样。此时，美兰却很急切的想回到家里，和父母在一起，清津的食品供给已经完全中断了。她要求分配到离家较近的地方教学。幸运的是，最终她被派往位于她父亲曾经工作过的Saenggiryong矿附近的幼儿园当老师。矿场距离镜城两英里，在通往清津的主路上，位于奶咖啡色的山间。对于能够回来工作，美兰的父母也放心了些，这样她能吃的好一些。在北朝鲜，未结婚的子女，特别是女儿同父母住很平常。她能够帮这料理些家务，还可以陪陪父亲，那些日子他已经几乎不上班了。他们的口琴屋里的两个卧室由于两个大些的女儿已经出嫁，儿子考进师范学院，现在也显得空空荡荡。

从家到幼儿园大概步行需要四十五分钟，而且幼儿园看上去和她在清津实习的那个一模一样。那是个单层的混凝土建筑，要不是围着房子的铁栅栏上画满五颜六色的向日葵，入口处有个拱门上面写着“我们很幸福”谁也看不出这是个幼儿园。在门口的院子里，有几件破旧的运动设施–一个秋千，木质的座板早已破烂，一部滑梯，还有一个爬架。教室都是些标准的配备，黑板上挂着金日成父子画像。双人的课桌也是用木板和铁架做成的。在教室的一边，窗户下是迭起来的床垫，用于午睡。另外一边有个很大的书架，只有很少的几本书现在也几乎看不清了，这些书是很早以前的复印件，现在也是污迹斑斑了。书本和纸张在北朝鲜很珍贵，如果想让孩子们在家学习，那么一些有毅力的母亲就要去手抄课本。

学校之间的差别主要在于学生本身。乡村的孩子们看上去就比他们在城市的同龄人要穷很多。幼儿园期间还没有制服，因而孩子们穿的也都是五花八门，大多都是哥哥姐姐传下来的衣服。因为学校没有暖气，孩子们一个个都是裹的一层又一层的。有些孩子衣衫褴褛的都会让美兰惊讶，他们穿的破破烂烂。当美兰帮孩子们脱衣服的时候，她发现一层又一层的衣服下面，包裹着的是那么瘦小的身体。当美兰握着孩子们纤细的手时，孩子们的拳头在她的手掌里只有核桃大小。这些五、六岁大的孩子，怎么看都像只有三、四岁的样子。在清津实习的时候，她的学生大多是工厂工人或者当官人家的孩子；而这些都是矿工的孩子。美兰意识到，虽然城市里的食物供应很成问题，但是矿场食物短缺更严重。在过去，为了奖励他们的重体力劳动，矿工能得到每天九百克的粮食配给，多过普通工人的七百克。现在Saenggiryong附近的煤矿和高岭土矿差不多都关闭了一年多时间，矿工的粮食配给也早就中断了。美兰怀疑有些孩子来幼儿园仅仅是为了中午能吃上一顿餐厅提供的，一份和她大学时餐厅里一样的，只放点盐，飘着几片干菜叶的清汤。

虽然如此，美兰还是满怀热情的投入到新的工作当中。身为教师，是个受过教育，倍受尊重的阶层。这对于一个矿工的女儿还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再也不是身处社会的最低阶层了。每天早上她都迫不及待的起床，穿上在床底压了一宿的，爱起皱的白衬衣。

学校早八点上课。每当此时，美兰就会挂着灿烂的笑容去迎接孩子们，看着他们慢慢坐满教室。当她把孩子们一个个领到指定好的座位上，她就会拿出她的手风琴。在北朝鲜，每一个教师都要求会弹奏手风琴，这也是她毕业前的最后一项测试。手风琴也被称为“人民乐器”，因为当人们到建筑工地，或者在田间地头的义务劳动时很容易携带上它–也没有什么其它乐器能给田野里或者建筑工地上劳作的工人带来手风琴所能带来的巨大干劲。在课堂里，老师经常唱《这个世界，我们无所羡慕》，在北朝鲜这就如《一闪一闪亮晶晶》一样，是家喻户晓的一首歌曲。

美兰还是小姑娘的时候，这些歌词就深深的印在心里：

我们的父亲，这个世界我们无所羡慕。

我们的家园在劳动党的怀抱之中。

我们都是兄弟姐妹即使面对火海，可爱的小朋友们请不用害怕因为父亲在这里这个世界，我们无所羡慕美兰没有像她姐姐那样的好嗓子–俊相曾经这样揶揄她，每次她唱歌的时候，俊相都是避而远之。

可是她的小小学生没这么挑剔。当她唱的时候，他们都仰着小脸看着她，很是活泼可爱。孩子们都很崇拜她，这样也激起她的热情。美兰曾经很沮丧于自己的弟弟和自己年龄相仿，事事总是和他竞争，相比之下，她更喜欢教导这些小弟弟小妹妹们。她很喜欢她的工作，至于她教些什么，她不曾停下来想想是对是错。她也不知道教育可以会是其它的什么样子。

一九七七年，金日成在他的一篇关于社会主义教育的文章中这样写到，“只有在适当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基础上，科学，技术以及体育教育才能得以成功。”由于美兰的学生还小，还读不了伟大领袖的通篇巨作，（以金日成的名字出的书多达一打，而金正日也写了另外一打的书），她只是大声的朗读着这些摘选。孩子们也被鼓励跟着她齐声朗诵关键篇章。一个可爱的小女孩或小男孩用孩子气的嗓音大声背诵金日成的语录总能引得大人们一片开心的笑声。在意识形态训练之后，接下来的课程就是一些比较普通的科目，但是伟大领袖总是形影相随。不论是学习数学，科学，阅读，音乐或者艺术，孩子们总被教导爱戴领袖，憎恨敌人。举个例子，一个一年级的数学书上是这样提问的：

“八个男孩，九个女孩一起歌唱金日成赞歌。一个有多少个孩子在唱歌？”“一个女孩在抗日战争中作为爱国军队的通信员。她把情报放在一个装有五个苹果的篮子里，但是在一个检查点，被一个日本兵拦住。这个日本兵拿走了两个苹果。现在篮子里还有几个苹果？”“三个朝鲜人民军战士消灭了三十个美国大兵。如果这三个士兵每人消灭的美国大兵一样多，每个战士消灭多少个美国大兵？”二零零三年出版的一本一年级的启蒙阅读材料里有这么一首诗，题目是“我们前往何方？”我们曾去过什么地方？

我们层到过森林我们将去往何方？

我们即将翻越山峦。

我们将做什么？

我们将去消灭日本鬼子。

音乐课上还教授一首名为“朝美国混蛋开枪”的歌曲我们的敌人就是美国混蛋他们想霸占我们美丽的祖国拿起我自己亲手做的枪我将朝他们开枪。，。

儿童启蒙读物里通篇都是孩子们被西方传教士、日本鬼子或者美帝国主义者殴打，刀刺，火烧，泼酸，或者扔到水井里的故事。在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里，一个小男孩仅仅因为拒绝给美国大兵擦皮鞋就被一脚踢死了。同当年纳粹德国的反犹漫画里的犹太人一样，在北朝鲜，美国大兵都被画成有着一个鹰钩鼻。

美兰听过很多关于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的暴行，但是她不知道哪些是不是真的。她自己的妈妈回忆那些曾经经过他们家乡的美国大兵时，说他们又高又帅。

“我们常常追在他们后面跑，”她妈妈回忆道。

“追着他们？你没有逃走？”“没有，他们会给我们口香糖，”她妈妈告诉她。

“你是说他们没有杀掉你？”当听到她妈妈的故事的时候，美兰感到不可思议。在历史课上，孩子们曾经有个参观。所有规模大些的小学都特别设有一个专门用于讲授伟大领袖的课室，称为金日成研究室。矿区幼儿园的孩子们这会被安排步行去镜城一些主要的小学去参观这个特别设置的课室，通常金日成研究所都被安置在较新的建筑里，里面干净明亮，暖气也比其它教室要好。劳动党会定期的进行检查，确保学校的管理人始终将它保持的一尘不染。这个房间就像个圣殿。即使是幼儿园的孩子们也知道在这里他们不可以嘻嘻哈哈，打打闹闹，或者窃窃私语。他们会把鞋脱下，安静的排队。他们走近金日成画像，深深的鞠三次躬，口说，“谢谢你，父亲。”房间的中央放置着用玻璃罩着的金日成出生地-万景台的模型，那是位于平壤郊外的一个小村庄。

透过玻璃孩子们可以看到几间茅草屋的模型，孩子们也被告知伟大领袖就出生在如此卑微的环境里，同时他也出生于一个有着爱国及革命传统的家庭里。孩子们还被告知他在“三一运动”中就高喊抗日口号，那是发生于一九一九年的一个反抗占领的运动，而此时金日成仅仅七岁，他斥责为富不仁的地主，显示出即使在很小的时候就有着共产主义精神。他们听着老师们讲述他是如何在十三岁的时候就为了解放祖国而离开家乡。挂在墙上的油画也描述着他当年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从北朝鲜的观点来看，他几乎是一己之力击败日本。而官方历史也完全删除他待在苏联的时间，以及斯大林在树立他成为北朝鲜领导人时所起的作用。

而且金日成死后显得比活着的时候更伟大。平壤当局命令更换日历。不再使用基督出生年标记时间，北朝鲜现代纪年从一九一二年金日成出生年开始标记，所以一九九六年就被称为主体八十四年。金日成也被尊称为“永远的主席”，仍然在永生塔下的陵寝里，从精神上统治着这个国家。金正日担任劳动党总书记、国防委员会主席，位列其后成为国家最高领导人。

虽然金正日毫无疑问是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但他仍将国家主席的职位永远留给他父亲，以此显示对父亲的忠诚，这也让他得以利用比自己更受爱戴的父亲的名号来攫取权力。在一九九六年之前，他深居简出，不挂画像，避免在公共场合露面，但是父亲死了几年后，他开始慢慢浮出水面。

那一年，教育部开始要求全国范围内的学校设立金正日研究室。同他父亲的研究室一样，除了没有万景台那个简陋的小村庄，取而代之的是长白山的模型，这座火山位于中朝边境，在哪里据称金正日出生的时候，天现虹霓。长白山是个理想的地点：朝鲜人长久以来都认为那是天帝之子、神话人物檀君-朝鲜始祖的出生地，檀君被认为于公元前两千三百三十三年建立了朝鲜第一个王国。然而，苏联的记录则清清楚楚的记载着金正日生于俄罗斯远东城市海参崴，当时他父亲正同苏联红军并肩作战。

篡改历史，树立神话在北朝鲜并不是什么难事；在一九九六年建一栋新楼都比这个要来的困难。金正日研究室被要求布置的要同他父亲的研究室不相上下，但是工厂早已停工，砖，水泥，玻璃甚至是木料都很短缺。最难弄的材料就是窗户的玻璃，因为清津的玻璃厂早就关门了。这些时日里，如果玻璃破了，只能用塑料板盖上。北朝鲜唯一还在生产玻璃的工厂在南浦，一个位于黄海边的港口城市，但是学校也没钱去买玻璃。镜城的学校因此想了个办法。学生和老师收集本地区著名的陶瓷-高岭土制成的产品，带去以盐碱地著称的南浦。他们用陶瓷换取盐，然后再把盐卖掉赚些钱买玻璃。这个计划看上去大费周折，但是谁也想不出更好的点子。作为全国性的运动，他们得到指示要自己想办法建好金正日研究室。校长要求老师、家长们一起参加这次远行。美兰作为精力充沛且足智多谋的年轻人，自然责无旁贷的被要求走一趟南浦。

美兰听到这次行程后就内心就开始盘算自己的小九九。她偷偷在地图上查阅了下铁路线。正如她预料的那样，南浦在朝鲜半岛的另外一边，平壤的西南。这样火车势必将路过平壤，也很有可能在这个位于市郊的大站停留，而附近就是平壤大学的集中区。她可能离俊相的校园只有仅仅几英里之遥。

自从金日成死之后，他们相互联系就变得愈发困难了。此时他们之间的关系早就过了待在一起时紧张与愉悦并存的尴尬阶段；现在他们在对方陪伴之下非常放松，享受这种纯洁的友谊。但是后来，曾经几周就能到达的信函变成几个月甚至再也收不到了。人们怀疑铁路的职工烧掉信件用于抵御严寒。

俊相回家间隔的时间也变得越来越长。美兰痛恨一个人困在家里苦等，希望有敲门，不期而至的探访，甚至一封信，任何关于他想她的片言只语。在感情方面，她内心里不是个被动的人，也期待主动去看望他，但是去平壤的旅行许非常难申请到。为了保持平壤橱窗式的形象，北朝鲜当局严格控制到访者。美兰的邻居里有一家人，就是因为家里有个儿子是侏儒就被赶出了平壤。普通的外地人想要参观平壤只能随团，由工作单位或者学校组织。美兰之前只去过平壤一次，那是在学校组织的一次郊游时。因此她想靠自己取得许可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现在谁又能让她不去想着跑出火车站呢？

一共有五个人参加这个行程–两个学生家长，校长，另外一个老师和美兰。铁路因为年久失修，光是去南浦就花了他们三天的时间。当火车停停走走，在铁轨上咣咣铛铛的时候，美兰看着窗外，陷入沉思，试图想个办法怎么从这个团体脱身。很快同行的其它人就奇怪的发现这个通常最活跃的年轻老师突然默不作声，欲言又止的样子。

“哦，没什么，家里的事情，”她告诉他们。这句漫不经心的搪塞突然让她想到个办法，通常一个谎言总能引发另一个谎言。回程时，她说想在平壤下车去看一个住在火车站附近的亲戚。她自己会乘下一趟去清津的火车回去。他们也不好问的太仔细，毕竟事发突然，而且都是私事。

美兰的同伴们是懂非懂的点点头，当她下车的时候，他们都左顾右盼的避免让她尴尬。他们都猜想她可能要去平壤的亲戚家讨些钱、粮什么的。他们有理由这么想。清津的每个人都一无所有，特别是教师。他们有将近一年没有拿到过薪水了。

当火车载着回清津的同事们消失在铁道尽头的时候，美兰呆呆的站在站台上。这是个四通八达的车站，几乎没什么照明，只有机车引擎排出废气时的一点点亮光照映在顶棚上。美兰以前从未单独旅行过。现在她几乎身无分文，也没有合法的旅行文件。她有的文件很清楚的写明她只可以在平壤转车。她看着一大群刚刚下车的旅客挤在由警察把守的唯一的出口处。这里的检查比在清津严格得多。她的计划里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一细节。如果她试图用手头的文件蒙混过关，如果被抓她很可能就会被送往劳动营。最乐观的结果就是丢了教师的工作–这样原本就不好的家庭背景上又添上个污点。

美兰沿着站台慢慢挪着，看看是不是有机会乘乱从另外一个出口出去。她回头的时候看见一个穿制服的人正盯着她。她继续往前走，又回头看看。那个人还在盯着她。现在她意识到那个人盯上她了。直到那个人走近同她说话，她才知道他盯着她是因为发现她很吸引人。然后她也注意到他的制服是铁路职工的，而不是警察制服。这个人和她差不多年纪，很热情真诚。她向他解释了她当下的困境，当然有意无意的略去了男友那一部分。

“我哥哥住在火车站附近，”她脱口而出，焦急的表情显得确有其事，虽然是个谎言。“我想去看看他但是我忘带了旅行证。这里的检查的是不是很严格？”这个铁路员工马上殷勤的英雄救美。他陪着她一起穿过几列货车车厢到了一个没有守卫的货物出口。之后他问她能以后不能再见面。她马上编了一个假名字和地址。心里面，她也感到很过意不去。仅仅一天，她就撒了这么多弥天大谎。

在学校的大门前，守门的学生警惕的看着美兰。之后，他跑去找俊相。他让她先到门卫室里坐坐，美兰犹豫了下才进去。她努力装着镇静，她能感觉到门卫室后面的操场上投来的道道目光。为了不让别人误以为要刻意打扮，她打消了重新梳梳头发，整理下衬衣的念头，虽然在炎热的天气下，这些都贴着身上了。那是夏末时光，太阳虽然消失在大学那一排排建筑身后，天气却依旧炎热。她看见去就餐的男生来来往往穿梭的身影。科学院通常是男女合校的，但是女生住在学校的另外一头，而且也是万绿丛中一点红，数量很少。其中有一个学生探头进门卫室，颇为挑逗的眼神盯着她。

“他真的是你的哥哥，不是男朋友吗？”当她终于在操场上看到他的时候，天差不多都黑了。他推着一辆自行车，穿着一件T恤衫和运动裤–显然他没有料到会有访客。他身后操场上的照明灯已经开启，看得到他一脸的疑惑。当俊相走近她的时候，美兰看见他目瞪口呆的表情，转而眉开眼笑。

他笑道。“不不不，这怎么可能。”她忍住她的笑容。“我正好路过附近。”美兰和俊相一同走出校园，就好像他们以前在家乡的时候一样的那种若无其事的步态。他们后面，美兰听见几个男生发出的口哨声和阵阵的嘘声，但是她和俊相都没有理会，也没有回头看。那种情况下，装酷是最好的选择。如果学校里开始流传关于他们的传言，那过不了多久俊相的父亲就会有耳闻的，甚至美兰的父母也会知道。他推着自行车，因此车在他们之间形成了个屏障，但是一旦他们走出人们的视线，美兰就会跳上车，侧身的姿态坐在自行车的后货架上，俊相就负责蹬车。他们骑入了黑暗，此时她只是前臂抓着俊相的背。这也是他们之间曾有的最多的身体接触了。

俊相很惊异她今天的大胆行为。他的亲戚都弄不到来平壤的旅行证。所以一个小时前，当有人来告诉他，他的“妹妹”在学校大门口等他的时候，他想应该是弄错了吧。即使是最大胆的猜测，他从不敢想象会是美兰。俊相也总是想闹明白，美兰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竟然让他如此痴迷，现在他清楚了–美兰总是能给你带来惊喜。一方面，美兰看上去是如此的女孩子气，很天真，也不如他那么博学多才，但是另一方面，她的勇气却是令人赞叹。他暗自提醒自己永远不要小看了美兰。后来令他更吃惊的是，那天晚上他们一同坐在树下的一条长椅上时，当他用手环抱她的肩膀时，她没有躲开。晚上能够感到秋天的第一丝寒意，他想抱着她给她温暖。开头他很确定她肯定会把他的手推开，但是她没有，他们坐在那舒服的依偎在一起。

时间过得飞快，就这样一晚上很快就过去了。他们整晚都是聊天，聊着聊着突然就没什么话题了，于是他们又起身走了走，直到腿脚酸痛后，又找了个地方坐下休息。现在即使在平壤，路灯也是不亮的，也没有什么光线从旁边的建筑物里透出来。就像在家乡一样，他们藏在黑暗里。一旦眼睛适应了黑暗，你还是可以分辨出紧紧挨着人的轮廓，但是其它的人就看不到，仅靠轻微的脚步声和小声的对话揭示他们的存在。此时此刻，俊相和美兰以及天地万物都被一个大大蚕茧包裹着，不受任何打扰。

午夜过后，美兰疲态尽露。在整个旅行中，她睡的不多。俊相搜了搜口袋，看看有没有足够的钱去火车站附近的旅馆要个房间。他告诉她只要给宾馆的人一点好处，他们就不计较她没有什么旅行证了，这样她可以在回家前体面的睡上一觉。除此之外，他没什么其它想法；毕竟对他来说，酒店的房间还不曾用来做什么其它的事情。

“不，不，我必须要回家了，”她反对。她已经违反太多规则习俗了，不想再打破年轻姑娘去宾馆开房的禁忌了。

他们一起走到火车站，自行车又一次隔在他们之间。虽然刚刚过午夜，但是火车站依旧人声鼎沸。

因为火车从来不准点运行，人们已经习惯了整宿的等车。在火车站附近，有个妇女支了一个小柴火炉，她搅着炉子上一锅的大酱汤–一种味辣的黄豆汤。他们肩并肩的坐在小木桌前吃着。美兰接受了俊相给的路上吃的一些饼干和一瓶水。火车开车的时候，大概是早上五点，在早上第一缕阳光里，她很快进入梦乡。

美兰旅行之后的兴奋很快就消失了。随着疯狂冒险之举的结束，她觉得提不起精神，也总是心神不定。来回平壤的艰难让她对这段看不到希望的感情感到担忧。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次看到俊相。他在平壤享受这安逸的大学生活，而她却和父母待在家。怎么会这样，像北朝鲜这么小的国家，怎么平壤就像在月球一样遥远？

旅途上的一些见闻也让她感到困扰。这么多年来，她第一次离开清津，即使是在习以为常自己的国家里，她仍然注意到一路上所见竟然如此破破烂烂。她看见一些比自己学生稍大些的孩子，衣衫褴褛的在火车站讨吃的。

他们买好了玻璃，在南浦最后的一夜，因为没有钱住店，而且天气也还算不错，她和同伴们就睡在火车站外面。在火车站前面有个小花园，其实更像是用于交通的环形交叉路，中间种了一棵树，铺了草坪，人们就在草坪上铺上纸箱或草席，席地而睡。美兰睡得不深，总是时时醒来，然后她就会换个舒服的姿势，这时候她看见站起来了一群人。他们静静的走着，对着旁边蜷缩在树下，看似睡着的一个人指指点点的。他不是睡着了，他死了。

过了一会儿，来了一辆木架子牛车。那个人周围站着的人就抓住他的手脚把他提了起来。就在那个人的身体被重重的抛到车上的时候，美兰瞥见那个人。他看上去还很年轻，从脸上光滑的皮肤判断，可能还只是个十几岁的青少年。当抬起他的脚时，他的衬衣散开来，露出胸口。黑暗里，他瘦骨嶙峋的肋骨反射着黯淡的冷光。他面色憔悴，瘦的皮包骨头，瘦过美兰见过的任何人，其实美兰以前也没有见过死人。她吓得一哆嗦，一瞬间睡意全无。

此后她很疑惑那个人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他是被饿死的吗？尽管那个时候没什么人能吃饱，而且当局也承认由于去年夏天的洪水，粮食供应很紧缺，但是美兰从来没听说过在北朝鲜有人饿死。

那是在非洲或者中国才会有的。实际上，老一辈的人谈论发生在一九五零和一九六零年代，在毛的灾难性的经济政策下，大量中国人饿死的时候，他们说“很幸运我们的是金日成，”美兰很后悔没有当面问问俊相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她没有提这个，因为她害怕这会毁了难得的几个小时的相处–但是现在回到了家，她开始考虑这些不曾考虑的问题。当她第一次来幼儿园上班的时候，她就注意到她的学生个子非常小，现在看起来，孩子们越长越小了，时间好像倒流了，就想电影里的回放镜头。按照规定，每个孩子都应该带一捆柴，给幼儿园的地炉当燃料，但是很多孩子根本拿不动这些柴火。相比孩子们骨瘦如柴的小脖子，上面的脑袋就显得特别大；他们细小的肋骨清晰可见，从腰间突出，而小小的腰美兰只需用手掌就可以合的过来。有些孩子肚子开始肿胀。这对她来说再清楚不过了。美兰记得在拍摄于索马里饥荒的照片上看到过类似突出的肚子。

学校的餐厅因为没什么吃的已经关闭了。学生们被告知要从家里带午餐，但是很多孩子还是空手而来。当班上只有一两个孩子没有午餐的时候，美兰就会在让其它的孩子每人匀一勺出来给这些没有午餐的孩子。但是很快那些带午餐孩子的家长就跑到幼儿园抱怨。

“我们家也没足够的吃的匀给其它人，”一个妈妈这样恳求道。

美兰曾听到传言说幼儿园可能会获得一些外国人道主义救援机构提供的饼干和奶粉。一个代表团正在这一地区的其它学校参观，孩子们把最好的衣服都拿出来了，通往学校的路也整修过了，房间和院子也紧急的打扫干净。但是，最后没有什么外国援助到达。相反，教师们在幼儿园附近被给了一小块地，他们被要求在哪里种植玉米。后来玉米成熟，掰下玉米棒，煮的像爆米花一样大。作为小吃，缓解下孩子的饥肠辘辘，但是它所能提供的热量却也仅仅聊胜于无。

教师们一般来说不会去偏爱哪个孩子，但是美兰却有一个。这个女孩叫慧玲，才六岁已经是班上的美女。她的睫毛是美兰看过孩子里最长的，大眼睛又圆又亮。起初，她是个很活泼，惹人注意的学生，是美兰喜欢的那种学生，她常常用满怀崇拜的眼神看着老师，认真听讲，生怕漏掉一个字。

“醒醒，醒醒，”一天，当她看见这个小姑娘瘫在桌子上时，美兰这样朝她喊道，她的头转了转，好让脸贴着木桌面。

美兰用手垫在小姑娘的脸颊下，托起她的脸。她的眼睑肿的眼睛只眯成一条缝。她无精打采的。散乱在美兰手上的头发也感觉很脆硬，摸上去很不舒服。

几天后，小姑娘没有再来幼儿园了。后来通过一些邻居，美兰知道她家地址，她想去一趟她家看看她的情况。后来，她却放弃了。去又有什么用？她十分清楚慧玲的病因，但是她却完全束手无策。

很多班上的其它孩子也是一样。上课的时候就趴在桌子上。课间的时候，当其它孩子在院子里的爬架上嬉戏，爬上爬下的时候，他们只是留在原地，或趴在桌子上睡觉，或躺在午休用的垫子上。

而这个循环也一直上演着：先是家里拿不出所要求的柴火份量；然后午餐没有了，之后孩子也不太参加课堂活动，总是躺着睡觉；再之后，没有什么解释孩子就不来幼儿园了。三年间，来幼儿园的孩子从五十名减少到只有十五名。

这些孩子都怎么啦？美兰却不愿意花费太多精力其探究，她害怕听到她不想听见的答案。

美兰再一次看到俊相是那年冬天的事情了。这次是俊相给了她一个惊喜。他提早回家过寒假。为了不冒去她家可能遇见她父母这个险，他直接去幼儿园。那天幼儿园放假，但是美兰在哪里清扫教室。

教室里没有大人坐的椅子，所以美兰把自己挤进桌子后的小椅子里，而她那些可爱的学生却很容易把他们小小的身子坐到这些椅子里。她告诉俊相发生在孩子们身上的事情。他也开导着她。

“你又能做什么呢？”他说。“即使是国王也帮不了这些人。不要把所有的都怪罪到自己头上。”当他们谈到尴尬的事实时，谈话就变得很别扭。他们两个都没有吃不饱的问题。俊相的父亲在家里的空地上种了些蔬菜，他们还可以用手中的日元在黑市买到食物。令人惊诧的是，美兰从学校宿舍回家后，吃的甚至比前几年还好。在这个经济危机之中，家庭成分差也就算不上什么了。美兰那优秀的大姐嫁的非常好，她姣好的面容还是战胜了不良的家庭成分。她丈夫在军队工作，而且利用这层关键，全家人都得到帮助。美兰的妈妈也不断想法设法去赚钱。在没有电力之后，她用来做豆浆冰激凌的冰箱运转不了了，但是她有开始其它的生意–养猪，做豆腐，磨玉米。

十年后，当美兰自己也做了妈妈，开始做有氧运动帮助产后减重恢复的时候，那段经历就像块大石头一样始终压在她心头。她常常对自己当时所作所为感到后悔，为什么当时没有去帮助她那些小小学生。她怎么能安心自己吃的好好的，而那些孩子们却在忍饥挨饿。

不言而喻的是，当死一个人的时候，死亡是悲剧，当死成千上万的人的时候，死亡就仅仅是统计数据了。所以对美兰也是这样。她没有意识到她的无动于衷是特殊时期必要的生存技能。为了活过一九九零年代，你就必须克服同他人分享食物的冲动。为了不发疯，你就必须收起爱心。她可以从一个濒临死亡的五岁孩子身边走过而不会觉得有责任去提供帮助。如果连自己喜爱的学生都不会与之分享食物，她当然也不会去帮助一个完完全全的陌生人。

第九章 好人命不长

艰难行军的宣传画

据说在共产主义国家长大的人们无法自己谋生，因为他们习惯于政府无微不至的照顾。对于北朝鲜的饥民来说这不是真的。人们不甘心坐以待毙。当公共配给系统停止供应粮食后，人们为了生存想尽一切办法。人们用桶和细绳设置陷阱来扑捉野外的小动物，在阳台上，放置网兜抓麻雀。他们自己摸索一些植物的营养特性。他们回顾过去对饥荒的记忆，回忆父辈们对付饥荒的一些窍门。他们把带甜味的松树内层树皮撕成条，磨成细细的粉用于代替面粉。他们把橡子捣成一种胶状的糊，在用模子压成小方块，含在嘴里慢慢融化。

为了保命，北朝鲜人学会抛弃他们的尊严。他们在农业饲养的牲畜的粪便里捡拾那些没有被消化完的玉米粒。船厂的工人发明了新的技术，他们把堆放过食物的货船舱底部仔细的刮一遍，把刮出来的那些散发着恶臭黏糊糊的东西放在路边上晾干，然后从中收集没有煮过的米粒和其它可食用的东西。

在海滩上，人们从沙滩上挖着贝壳，采集海藻。在一九九五年的时候，当局沿着海边竖起了一道围栏，（表面上说是防止间谍潜入，但是更可能的是阻止人们捕捉国营单位想控制的那些鱼类资源）人们只好去海边那些没有防卫的峭壁用长长的耙子去收集海里的海藻。

没人告诉人们该怎么做–北朝鲜政府不愿意向外界承认粮食短缺–所以他们只好自己想办法。妇女们交流做饭心得。在制作玉米面时，不要丢掉玉米的壳、芯子、叶子和根茎–把这些都扔到磨子里。即便这些东西没有营养，也可以填饱肚子。面条至少煮上一个小时，这样看上去会更大些。找一些草叶放进汤里，以便看上去好像有蔬菜漂在里面。用松树皮粉做成糕。

收集和生产食物是所有人的重中之重。每天早上醒来要去找早饭，吃完早饭，你就要想晚饭怎么解决。午餐是属于过去的奢侈品。你可以在午餐时间睡觉，这样就可以保留体力。

然而，这还是不够。

在服装厂关门之后，宋女士内心挣扎着，彷徨着自己该干什么。她仍旧是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内心里憎恶腐朽的资本主义。她深深爱戴的伟大领袖金日成曾经反复告诫社会主义者必须“反对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恶毒的观点。”她喜欢引用这句语录。

然后，现实是自从伟大领袖去世，家里再也没有人领到过薪水–即使是她丈夫，一个党员及在电台有着一份如此体面的工作。长博再也得不到那些作为记者常有的免费葡萄酒和香烟作为额外津贴。

宋女士明白是时候把自己的禁忌丢到一边，要去赚钱了。但是怎么才能赚到钱？

宋女士不太像个一般人眼里的生意人。她五十岁，除了会用算盘算账，她没有什么其它的技能。当她同家里人发愁如何解决当前困境的时候，家人提醒她，她在厨艺方面的天赋。回到能得到食材的那些时候，宋女士很热衷于烹调，长博也很爱吃她做的美味。当然她的才能很自然也仅限于北朝鲜的风味，对外国的美食却没有尝试，但是即便如此，他们自己也很惊异的发现，虽然他们国家的名字现在几乎成了饥荒的代名词，但是北朝鲜的饮食文化之丰富也让人咋舌。（实际上，南韩的很多餐饮业者都来自北朝鲜）北朝鲜的饮食很具创造性，通常使用天然食材，例如松茸和海藻。他们把当季的时鲜混合以大米，或者参杂玉米的大米，有时候加入当季的红豆酱或者辣椒粉。这道著名的菜式就是平壤冷面，其中冷的酸汤荞麦面根据地区不同也是千变万化，在加一个白水煮的鸡蛋，黄瓜或者梨。如果很忙，宋女士就会去商店买面条；如果有时间的话，她就会自己从淀粉开始做。

利用从公共配给系统获得的一些的食材，她可以做炸菜，一种轻脆的油炸蔬菜。在她丈夫生日的时候，她就会用大米做香甜的糯米糕。她也知道如何做玉米酒。她的女儿们也常常夸耀她的泡菜是邻里间做的最好的。

家里人催促她在厨房里进行她第一次生意上的尝试，说最好的产品就是豆腐，在困难时期是一种蛋白质重要来源的食品。豆腐在朝鲜食谱中用处很广，可以用来做汤、焖煮、油炸或者发酵。宋女士用豆腐代替鱼，用油煎一煎再加上些红辣椒。为了筹钱买大豆，家里开始变卖他们的财产。第一件卖掉的就是家里引以为豪的电视机——日本型号的，那是为了表彰长博的父亲在朝鲜战争期间所做的情报工作而获得的奖励。

如果劳动力多，制作豆腐就相对比较简单。先把大豆煮一煮，然后磨碎，完了放入凝固剂。之后，就像奶酪一样，用一块布挤挤。再之后，就得到一些稀的豆奶和大豆壳。宋女士想了个好主意，她盘算用做完豆腐剩下的豆渣来养猪作为副业。而且公寓楼后面刚好有一排用来储物的大棚。宋女士在市场上买了些小猪，然后把他们安置在其中一个棚子里，并上了挂锁。

几个月下来，这门生意成功了。宋女士把她家小小的厨房变成豆腐作坊，把盛满大豆的大桶放在公寓里的炕炉上煮。由长博负责品尝并确认。小猪吃着豆渣、豆浆还有宋女士每天清晨外出割到的草长的也越来越肥。然而，要找到木头和煤炭烧炉子却越来越难了。电每周只来几个小时，即使这样，每家只能使用一个六十瓦的灯泡，一台电视机或者收音机。没有燃料就没法煮大豆，宋女士也就做不成豆腐。没有豆腐，自然就没有豆渣喂那些猪。为了喂饱这些猪，宋女士每天要花好几个小时去割草。

“看来，我们自己可能也要吃草了，”她对长博打趣道。略有所思后接着说，“如果毒不死猪，也毒不死我们。”于是，家里进入更严峻的新时期，他们再也不是那对曾自诩为美食家的有些身份的夫妇。宋女士每天都要从市中心向东、向西徒步步行很远的距离到那些地表没有被人工覆盖的地方，带着一把菜刀和一只篮子，沿途收集可以食用的野菜。如果走进山里，还可以找到即便在好辰光时人们也会吃的蒲公英和其它野菜。偶尔，宋女士会捡到一些农民扔掉的烂菜叶。她把白天捡到的东西拿回家，然后和其它买的起的任何食物混在一起。通常，就是些碎玉米面–一种很便宜的由玉米壳玉米芯磨成的粉。如果连这个都买不起，他就会买些更便宜的松树皮粉，有时候里面还会夹杂些锯末。

即使是表演天才也掩饰不了那种人憎鬼嫌的味道。她必须把野菜树皮切碎捣烂，弄成糊状，软软的才能下咽。这样的糊糊里没有多少东西，因此很难制成熟悉的面条状或者蛋糕状，虽然没什么分别，但是至少这些形状可以骗骗人，让他们以为是在吃真的食物。她现在能做的也就是这些没有什么味道，也没什么实质内容的粥。仅有的一点调味料就是盐。只要有一点大蒜或者红辣椒或许就能压住那可怕的味道，但是那些东西太贵了。食用油是有钱也买不到，没有油就很难做菜。有一次，宋女士去看望她姐姐的嫂子并被留饭，吃到的是豆秆和玉米芯做成的粥。即使那时候很饿，但是那一顿她简直咽不下去。又苦又干，卡在喉咙处，就像吞了一个鸟窝一样。她被噎住，脖子涨的彤红，最后还是吐了出来。她感觉受到莫大的侮辱。

在金日成死后的一年里，宋女士吃的唯一肉食就是青蛙。他在农村的兄弟抓了些。宋女士的嫂子把青蛙用酱油爆炒，然后切碎，和在面条里端上来。宋女士后来说那顿饭简直是美味啊。青蛙并不是朝鲜人的传统菜肴；宋女士以前也从来没吃过。不幸的是，这是她最后一次享用此等美味。到一九九五年，由于过度扑杀，北朝鲜的青蛙也几乎绝迹。

一九九五年年中，宋女士和她丈夫已经卖掉了家里大多值钱的东西换取食物。电视机之后就是他们主要的交通工具，日本产的自行车，也被卖掉了，接着是宋女士做衣服用的缝纫机。长博的手表和作为结婚礼物的一幅东方水彩画都被卖掉了。大多数的衣服和放衣服的大衣柜也都被卖掉了。曾经总认为很小的，容纳全家及家当的两居室公寓，现在看上去空空荡荡，除了墙上的金日成、金正日画像，真正的是家徒四壁了。省下能卖的就只有公寓本身了。

有个很奇怪的现象。在北朝鲜，你没用自己房子的产权；你仅仅是有居住在里面的权利。但是随着人们收买官员走后门暗地里交换住所，非法的房地产市场因此也出现了。宋女士经人介绍，认识了个妇女，她丈夫是曾在俄罗斯林场工作的北朝鲜工人，因此有些余钱想换一个更好的公寓。

宋女士的公寓的位置极佳，位于城市的中心地带，在没有公交车可以运行的时期就显得更为重要。

宋女士和长博在这里住了二十多年，在这里有很多的朋友–这也归功于她的性格，供职于人民班这么多年却一个仇人都没有。她和长博达成共识，他们不再需要这么大的房子。现在家里只有他们夫妇俩和长博的母亲。女儿们都出嫁了。儿子也搬去同那个年纪很大的，令宋女士很失望的女友同居，她只能想这样至少少了一张吃饭的嘴。

公寓换来了一万朝元–按照官方牌价合大概三千美元。他们搬到了一个一居室里。宋女士决定用手头的钱进行另外一次生意上的冒险：做大米生意。

大米是朝鲜人饮食中的主食–事实上，与大米（baq）同一个字也有饭和食物的意思。一九九五年之后，清津的居民只能用现金在黑市上买到大米。咸镜北道的气候寒冷，多山的地形不适于种植稻米，只有靠近罗南的小水湾有些田地能种植水稻，所以这个城市所消费的大米大多靠火车或者卡车从外地运来，而道路、铁路路况都不佳，因此大米的价格也一直居高不下。宋女士盘算能南下从沿海地区低价收购些大米，然后坐火车运回来。交易大米–或者其它类似的谷物–在北朝鲜都是很严重的违法行为（对当局而言，买卖蔬菜或其它食品相对来说还能容忍），但是自从每个人都这么做之后，宋女士下决心冒这个险。这样，她可以赚点钱，还能给自己和长博留下些大米。想着这些，嘴巴竟然不由自主的流出口水。自一九九四年以来，他们家还没吃过一整碗的米饭。玉米只是大米的一半价格。

宋女士把一万块藏在内衣里，外面再罩几层冬衣。她坐上开往平安南道的火车，在那里买了大概两百公斤的大米。在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的早晨，她踏上回家的路，其实也就是不到一天的路程，她把所买的大米堆放在自己的座位下面。长博利用自己记者的关系帮她弄到一张三等车厢的卧铺票–一等、二等车厢都是给劳动党干部及军官乘坐的。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宋女士对于自己享受的特权已是非常满意了。火车很长，每次转弯的时候都能看到后面长长的车厢，那里人们都没有座位，都站着。车厢里非常拥挤，只看见黑压压的一片。还有人爬到车顶坐着。在清晨八点半的时候，她刚刚爬下自己铺位，同包间里的其它乘客，一个军人，一个年轻妇女和一个老妈妈，聊着铁路糟糕的路况。整夜里，火车都走走停停，而且颠簸的非常厉害，以至于都没有办法吃早餐。他们的聊天也是断断续续的，每一次颠簸都会打断，直到一阵剧烈的颠簸把她震离座位，她重重的摔倒地板上，她的左脸撞到一个冰冷的东西上，后来才知道是窗户的金属框架。车厢整个侧翻了。

她听见后面的惨叫声。火车几乎扭成了麻花。后面拥挤的车厢几乎整个都毁了，大多数乘客都遇难了。而前面的车厢很幸运的幸免于难。至于这次发生于新浦，清津以南大概一百五十英里处的事故到底死了多少人，有传言多达七百人，但是正如其它北朝鲜的灾难一样，这次事故没有被公开的报导。

宋女士从车厢的残骸中慢慢爬了出来，脸颊上划了一道伤口，腿上也有块皮被扯掉了，背上也扭伤了。卧铺的床板落下来压住了她，但是因祸得福，可能也正是它的保护，她才幸免于难。在事故后四天，她才回到清津。她总是认为自己是个受幸运眷顾的人–在金日成的关爱下出生成长，有了个美满的家庭–从火车事故中死里逃生后，现在这个感觉就更尤为强烈。她疼得非常厉害，回到清津时，只能从火车上被抬下来，在站台上她看见长博，还有几个月没有讲话的儿子。看到他们，即使在事故中损失了大部分的大米，她仍然庆幸自己的好运。

宋女士受的伤其实她想象的来的严重的多。麻药过去了之后，她才意识到自己受的伤有多重。医生给了她一些止疼药，并叮嘱她要卧床休息三个月。但是她却将医嘱抛之脑后。要有人出去给全家找吃的。

在饥荒的时候，人们不都是饿死的。很多情况饥饿会先引发疾病。长期的营养不良会降低身体对抗病菌的免疫能力，而且饥饿让人们对结核，伤寒的抵抗力也逐渐丧失。饥饿使得人们非常虚弱，即使有抗生素，他们的身体也受不了，因此一点点可治愈的平常小病，突然就会使人们丧命。体内电解质等化学成分的剧烈波动也很容易引发中风、心脏病。人们也因为食用代食品而丧命，因为他们的身体消化不了那些东西。饥饿成为令人麻木的、飙升的儿童死亡率，或急剧降低的人口期望寿命的罪魁祸首。它导致了在此特定的情况下死亡率异常的情况-统计显示在此时期，死亡率高过正常数据。

死亡也有一个自然的过程。首先遭殃的是处于弱者的–五岁以下的孩子。他们先是患上感冒，进而恶化成肺炎；或是腹泻严重为痢疾。在父母们考虑求医问药的时候，可能孩子就已经死了。其次，死神盯上的就是老年人，从七十岁的老年人开始，然后慢慢降至六十岁甚至是五十岁的人。这些人都会死，只是快慢的问题。之后，饥饿带来的死亡开始席卷青壮年。男人由于身体脂肪含量少往往先于女人死去。强健者及运动员也是死亡的重灾区，因为他们的身体新陈代谢旺盛因此也需要更多的热量维持生命。

然而更为残酷的是：死神光临的往往是最老实的，那些从来不偷，不骗，不坑，遵纪守法，不背叛朋友的人。正如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莱维在奥斯维辛死里逃生之后，写道自己以及些那些幸存者之间在战后却不再想见面，因为他们所有人都做过见不得人，让人不齿的龌龊事情。

当宋女士十年后回首那些时日，当她想起清津那时候死的自己认识的人，她仅仅说了句“老实，善良的人，告诉他们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听话的人–他们是第一批死的人。”自己家里，宋女士的婆婆是第一个走的人。长博的母亲按照朝鲜传统，长子赡养父母的习俗，在他们结婚后不久就搬来和他们同住。照顾老人的责任也责无旁贷的落在了媳妇身上，因此朝鲜的媳妇和婆婆的关系总是不和的。宋女士的婆婆早年也是，常常对媳妇厉声斥责，特别是她生下了三个姑娘之后。仅仅是孙子出生后，她才有所改观，但是宋女士总是非常孝顺，也想方设法让老人开心。

春天在朝鲜是最为艰难的季节，因为秋天的收获快要耗尽而田里的下一季的庄稼才刚刚冒芽。而这一年，对从六个月前的事故中，刚刚恢复过来宋女士来说尤为艰难。她的婆婆现在七十三岁了，相对于北朝鲜人的平均寿命而言，已经是非常高寿了，因此也很容易让人认为她的去世是“时日到了”，但是宋女士却坚信这个凶巴巴的老太婆如果吃得好一些的话还能活很多年。由于不能做什么生意，也没办法到山里觅食，她把能在住所附近找到的野菜统统都扔进锅里煮汤。她婆婆也因此患上骨质酥松，眼睛周围也出现玉蜀黍疹。在一九九六年的五月，她吃坏了肚子，最后恶化成痢疾，几天后就去世了。

宋女士以一种朝鲜妇女可能的，最失败的方式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政府当局秋天里呼吁所有市民努力工作渡过难关的宣传，加上婆婆的死，使得她的绝望达到顶点。海报上，拿着扩音器的男人向人民疾呼“以胜利的精神在艰难行军中向新世纪前进”，他之后跟着戴钢盔的士兵，手拿铁镐的矿工，戴着眼镜，手拿蓝图的知识分子，戴着头巾的农民，还有拿着红旗的将军。即使是金正日，在官方报导里，在此期间也只吃些土豆做的简单食物。

现在只剩下夫妇两个了。宋女士和长博决定再次搬家，搬到个更小的地方。这次，仅比窝棚大一些，地板是水泥地面，墙面是斑驳的石膏墙面，脆的连金氏父子的画像都挂不住。她只好把画像仔细擦拭之后，放在墙角。他们没剩下些什么家当了。除了几本金日成、金正日写的书不能卖，她把长博其它的书都卖了。她还把她心爱的泡菜坛子也卖了。现在他们需要的只是两双筷子，两把汤勺，几个碗碟而已。

长博辞去了省电台的工作，到了铁路的一个广播站工作。铁路也没有钱付他工资–他们也仅仅是承诺在下一次食物配给时，给他更高的优先权。但是食物却从没发放过。几个月后，宋女士和她丈夫就花光了上次卖房子的钱。他们的大女儿，玉熙，偶尔会从自家拿些玉米来，但是她要非常小心不被自己那脾气暴躁的丈夫发现，他会认为玉熙在“偷吃的”而揍她。他家里有些钱，但是却不愿意同自己的岳父母分享。

由于宋女士还不能到山里去寻觅，她只有起得更早，先是六点，之后五点就起来了，希望找到些隔夜长出来的野菜，这些野菜比较的嫩，也容易消化些。她会把野菜树皮煮的非常软，加点盐熬成粥再加几勺玉米面。

宋女士精疲力竭的时候反而觉得不饿那么了。在她吃完后，勺子就当的一声从手中滑落到金属盘子里。然后她就瘫在地板上，也不用麻烦去换衣服了，就这样昏沉沉的睡了，直到黑暗里，一种救生的本能告诉她是时候起来继续找吃的了。她现在没有任何意愿做其它的事情。她不再梳理她那曾引以为豪的卷发；她不再洗那些恼人的衣服。她的体重也下降的非常厉害，以至于单裤在她腰上就挂不住。她感到好像自己已经死了，好像魂魄飘出了曾是自己的身体的那副皮囊。

长博的健康状况也在恶化。他有着在北朝鲜人当中属于异乎寻常的高大身材，体重差不多两百磅（约九十公斤–译者）。他实在太胖了，以至于几年前医生建议他尝试用吸烟来减肥。现在，他曾引以为豪的大肚子–在北朝鲜肥胖可是地位的象征–成了空心袋子。皮肤也成了鱼鳞状，貌似还得了严重的湿疹。他下颌下陷，说起话来含糊不清。宋女士一次送他去了铁路管理医院，在哪里，他被诊断是患了轻度中风；之后，长博发现他无法工作了。他不能集中注意力。他的视力开始减退，甚至连提笔写字的力气也没有了。

长博经常赖在床上或者躺着地板上他们仅剩的被子里。他的双腿像气球一样肿了起来，宋女士明白这是浮肿的症状–因为饥饿导致的水肿。他的话题也越来越多的围绕着食物展开。他说起童年时刻他母亲给他做的豆腐汤，还有他们新婚时宋女士给他做的异常美味的姜葱蒸蟹。甚至对宋女士十年前做的美味的每一个细节，他都有着异乎寻常的记忆力。当说起这些美味的时候，长博感概颇多，甚至还有些浪漫。此时，他握着宋女士的手，眼里闪着泪花，回忆这那些已经很模糊的记忆。

“来，亲爱的。让我们去好一点的馆子，再开一瓶红酒，”一天早上，当他们蜷缩在毯子里是，他告诉妻子。他们已经有三天滴米未进了。宋女士警惕的看着丈夫，担心他已经神志不清了。

宋女士全然不顾背上的伤痛，快步跑到市场上。她觉得去偷，去讨–总之不管用什么方法–给丈夫弄些吃的。她突然看见自己的姐姐在卖面条。他姐姐也好不到哪里去–由于缺乏营养，皮肤也和长博一样呈鱼鳞状–所以过去宋女士从不向她开口，但是今天顾不上了，当然，姐姐也不会拒绝。

“我会还给你的，”宋女士承诺着，带着面条跑回家，此时双腿完全靠着意志力驱动着。

长博在毯子下蜷缩成一团。宋女士喊着他的名字。但是他没有答应，她把他翻过来-因为长期挨饿，他体重降得非常厉害，以至于不费什么力气就把他翻了过来，但是此时的他手脚都已经僵硬了。

宋女士一遍又一遍的捶打着他的胸膛，大声呼救，即使她明白这一切都无济于事。

长博死后，他们的儿子，南玉搬回来和宋女士同住。自从他搬去和年长的女友同居后，母子就形同陌路了。实际上，宋女士同这个独子的关系，自儿子十几岁的时候就不怎么融洽。并不是南玉顽劣难以管教，而是她很难打破他的沉默。现在面临如此巨大的变故，那么与年长自己的女友同居的事实也就变得没那么重要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需要相依为命。宋女士寡居，而南玉女友家的境况甚至还不如他自己家，她们家里也没有什么吃的了。

南玉的整个青少年期间都用于拳击训练，但是体校里的条件也非常差，所以在一个冬天冻坏了一只耳朵后，南玉回到了家中。他回了清津，通过家里在朝鲜战争中宋女士的父亲死于美国轰炸的这层关系，在火车站上找了一份工作。正如他的父亲一样，铁路管理局付不了南玉工资，只是解释在食品分配系统恢复运作时，可以他一些优先权。

宋女士的儿子很强壮，是个身材很好的年轻人，长得很像他父亲，只是更健壮，全身肌肉发达，身高五英尺九英寸，在朝鲜人当中算很高的了。因此，他的生存也就需要更多的热量。刚开始的时候，是脂肪消失，他看上去精瘦的，像个马拉松运动员，但是后来，肌肉也消耗掉了，他几乎变成了一具皮包骨头的骷髅。在一九九七至一九九八年的冬天，气温降至冰点以下，他患上了严重的感冒，后来转成肺炎。即使瘦的不成形，但是要把他送去医院，对于宋女士来说，还是太重了。那个时候也根本没有救护车开的动。因此她只好一个人去医院向医生说明症状。一个医生给她写了处方，要打盘尼西林（青霉素），但是她去市场后发现，一支要五十朝元，差不多是一公斤玉米的价格。

最后，她选择了玉米。

后来在一九九八年三月，南玉一个人孤独的死在那个小窝棚。那次，宋女士又一次跑到市场四处为他乞讨吃的。他后来在城北的一个小山头上被火化，同他的父亲葬在一起，那里离家很近，都能看见。铁路管理局也提供了个棺材，同长博一样的棺材。

截至一九九八年，估计有多达六十万至两百万的北朝鲜人死于饥饿或者由饥饿引发的病症，这几乎是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在食品配给系统比其它地区更早中止的清津地区，死亡率甚至高达百分之二十。然而真实的数字似乎永远无法统计，因为北朝鲜医院写死亡报告的时候，是禁止用饥饿作为死因。

在一九九六至二零零五年间，北朝鲜总共接受多达二十四亿美元的粮食援助，而这些援助大多数来自美国。虽然北朝鲜当局愿意接受援助，但是它却拒绝外国人与之同行。试图提供帮助的援助机构的工作人员被严格限制在平壤和其它精心准备的地点。当他们被允许走出宾馆或办公室的时候，衣衫褴褛的人们都被驱离马路；在参观学校或者孤儿院的时候，只有穿的最好、吃的最好的孩子才会出现。政府一方面要求更多的援助，于此同时又把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隐藏起来。居住在平壤的援助机构人员也不允许学习朝鲜语。

一九九七年，有些援助机构的官员被允许进入清津，在那里他们受到比在平壤更为严格的限制。曾为名为反饥饿行动的一个法国援助机构工作的工作人员在日记里写到，她不可以离开位于清津港附近的天马山宾馆，借口是她可能会被车撞到。这个机构不久就撤出了行动，因为他们不能保证救援能够抵达需要的人手中。随后，医生无国界组织也撤出了。装载着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所捐助的谷物的巨轮于一九九八年开始在清津港卸货，此时，这些援助却被装上军队的卡车并被运走。有些食品最终到了孤儿院和幼儿园那里，但是更多的都被堆放进了军队的仓库，或者流向了黑市。联合国的相关机构花了差不多整整十年的时间才在北朝鲜建立起了一套令人满意的监督系统。到一九九八年底，饥荒最严重的阶段过去了，也不完全是因为各方面供应都在好转，宋女士后来推测，可能是要吃饭的嘴也少了很多。

“要死的人都死了。”

第十章 妈妈的发明

清津的一个临时餐饮摊点

宋女士没有参加儿子的葬礼。悲痛，饥饿和过去几年积累的压力彻底压垮了她的身心。她再也不忍心回到儿子死在里面的那个窝棚。“我留下他一个人孤零零的死去，是我留下了他，”她反反复复叨念着。她开始绝食。她在街上漫无目的的游荡，直到昏倒。

她的女儿们都外出去找她，最后发现她躺在在离家不远的荒草里，饿的已经神志不清，体温也很低。当时是三月下旬，但是夜间气温还是低的足以让一个营养不良的人毙命。当女儿们看见母亲的样子时，都被吓了一跳。宋女士曾经颇为得意自己那一头浓密卷曲的黑发；现在却披头乱发的肮脏不堪。衣服上也满是泥土。她们把她带回二女儿的家，脱下衣服，就像个孩子一样，给她好好的洗了一个澡。实际上，此时五十二岁的宋女士瘦的体重和玉熙八岁的儿子差不多。女儿们凑了点钱买了一袋面条给她。经过十五天适当饮食的调理，宋女士慢慢恢复了理智，想起发生了什么，然而这又一次让她对自己的不幸陷入绝望。

三年之内，走了三个至亲–婆婆死于一九九六年，丈夫死于一九九七年，儿子死于一九九八年。宋女士现在一无所有，包括伟大领袖，她对他的死与自己丈夫、儿子的死感到一样的悲痛。

她最后鼓起勇气回到了家，那个让她充满罪恶感的窝棚；她一个人对于家里去世的人负有责任。回去的路上，她边走边看看那个光秃秃的小山，只看见几个简单的木牌子标记着最近填的新坟；她的二女婿为也埋在那个小山上的自己的丈夫和儿子也做了个类似的标记。到了家，她发现门虚掩着。

她记得，因为没有锁，离开的时候把门钉死了，很明显有人把它打开了。她推开门，先探个头张望了一下，确保里面没有人。窝棚空空荡荡的。没人。也没东西。煮饭的破铝锅，吃饭用的便宜金属碗，几双筷子，儿子死时裹的毯子，都不翼而飞了。窃贼甚至连金日成、金正日画像上的玻璃都没放过，只留下了画像。

宋女士又出门了，现在连关门都省了。她现在没什么可以丢的了，只有自己一条命，就算这个她也无所谓了。她也想不通为什么她还活着。她想就这么一直走下去，直到昏倒。她想倒下就死了算了。但是不知怎么的，始终死不了。于是她又开始找些事情做。

饥荒中奇怪的一点就是：当事情坏到了极点，几十万的人死去时，一种从未有的创业精神反而冒出来了。社会主义食物配给系统的崩溃却给私人经济以机会。人们不可能所有人都长途跋涉到山里去采野菜，野果，或者扒松树皮；人们要去买吃的，就必须有人卖。北朝鲜需要商人：鱼贩子，屠户，面包师傅，去填补公共体系垮台后的空白。

所有的这些都是严重违法的，金正日比他父亲制定了更严格的条框来针对私人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即使是粮食问题也要按社会主义的方式解决。市场和摊贩都会导致人们产生唯利主义，”在一九九六年十二月的一次演讲中他这样说道，这也是金正日为数不多的几次承认粮食危机的讲话之一。除了能在家种些蔬菜，粮食不能在市场上公开买卖。卖大米或者其它谷物是严格禁止的；北朝鲜将之视为非法及不道德，是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上扎刀。任何私下的努力都被冠以“经济罪犯”，相应的惩罚包括流放到劳动营，如果涉及腐败，可能会被处以极刑。

然而，另一方面如果个人不为自己着想，那么死亡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一个人一天至少需要五百卡路里的热量维持生命；仅仅靠在吃在树林里所能找到的东西，一个人是很难活过三个月。死到临头给像宋女士这样不情愿成为资本主义者的人以新的勇气。

在上次大米生意的血本无归之后，宋女士意识到，她要坚持一门最简单的生意，不要出差，不要很多启动资金。她最拿手的、也是唯一的畅销的技能就是厨艺。但是做饭变得越来越难，因为柴火越来越难找。附近的山都秃了，有树的地方人都到不了。

深思熟虑之后，宋女士决定把她未来的重心放在烤饼干上面。饼干只需要在烤炉里烤十分钟就好了，一捆柴火可以烤四到五批。它们比面包容易烤熟，而且饼干是快餐食品很适合那些赶路的人。

宋女士加入了她的小女儿容熙的饼干生意，时年容熙刚刚离婚–她的婚姻，在容熙发现丈夫是个无可救药的赌徒之后，三个月就宣告结束了。容熙借了些钱，买了些废铁，让钢铁厂里失业的电焊工给加工成烤炉。烤炉大致上是方形，分成上下两部分，在底下一层烧煤，而上面一层用来烤饼干。

她还做了个饼干架子。宋女士和容熙还来回穿梭于城里的各个市场，从其它卖饼干的小贩那里取经。当时很多妇女都在卖饼干，有段时间，宋女士还去给她们帮工，边看边学。她也从其它小贩那里买些样品尝尝，对比一下。找到她们喜欢的口味，然后试图复制其配方。

她们的第一次尝试不尽如人意。第一批产品还不适合拿到市场去销售，即使是以北朝鲜的标准来看也是。为了不浪费宝贵的饼干原料，宋女士和女儿把失败的产品都吃了。最后，她们发现要多放些糖和酵母。而且她在配方里还加入牛奶。然后把生面团切成不同的形状，这样看上去真的很像是小甜饼–一种不是太甜且很容易消化的小零食。

宋女士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做饼干。市场竞争的很激烈，她的饼干必须保持新鲜。她没有手推车甚至连用来卖货的木箱子也没有，只好把饼干放在塑料盆里，然后在用一个带子把盆子像背小孩一样背在背上，到行人聚集的主干道去卖，那里的竞争者会少些。她徘徊于市场里和火车站前面的大广场上。由于背还没好，当疼的时候，她就会双腿交叉盘腿坐在地上，把饼干盆放在膝盖上。

由于在事故中受伤的背还没有完全好，所以她就对着来往的行人吆喝兜售，一如过去她负责人民班时，需要吆喝大家收集可循环利用的废品及给祖国收集粪便一样。喊声充满热情。

“Gwajasassayo。”这些话以朝鲜语一种单调的语调唱着。意思是“买饼干喽。”宋女士天生就是做生意的料。人们都被她的热情感染着；如果有人想买饼干，他们就会到她那儿去买，虽然可能有多过数打的人在卖饼干。一天十四个小时下来，她口袋里大概会有一百朝元–都是些五毛钱的钞票，可能还会有几袋其它的东西，有时是红辣椒，有时是几袋煤球，都是用来和她换饼干的。赚的钱刚刚够她买自己的晚餐和下一批烤饼的原料而已。拖走两条沉重的腿回到家后，往往精疲力尽，倒头就睡了，但是仅仅几个小时之后又要起来，一切都又要重复一遍。不同的是，她现在不再饿着肚子上床而已。

数以千计的妇女做着同宋女士一样的事情。他们都是个体户。他们没有固定的工作场所或者店面；他们不敢设立售货亭之类苏联改革时期街头上司空见惯的那种摊档。关于商业，除了被灌输的，所有的私有经济都是唯利是图的之外，他们没什么概念。但是饥饿和绝望，使得他们重新审视自由市场经济的概念，而这个概念又是当局宣传中所要求的永不涉及的禁区。在实践中，人们已经发展出一种在易物交易中衡量物品价值的技能；体力好的年轻人，可以到深山中砍到柴火，而宋女士到不了那么远，就只能用她的饼干来交换柴火。如果你有梯子，你就可以从电线杆上收集到铜线（没有什么危险，因为没有电）然后用于换吃的。如果你有那些废弃工厂的钥匙，你就可以拆掉那些机器、窗户和地板以作他用。

不论是烤盘还是小推车，都是个人手工制作的，工厂早就关门了。女人们把帆布剪成小块，把捡来废弃的橡胶融化，制成简陋的运动鞋。旧轮胎，木门，铁丝被用于制作那种往返于市场和家里的装货用的小推车。

人们什么都是自学。一个没接受过什么教育的矿工，找到一本关于东方医药的书，潜心研读后，瞭解了清津附近山上所能采到的草药及其功效。他成为和医生一样好的草药专家，而且由于身体好，他能到更偏僻的地区采到草药。

医生，也不例外，有他们的赚钱之道。他们自己没有药，但是他们可以在医院或者在家进行简单的诊疗。油水最丰的就是堕胎，严格来讲在北朝鲜没有特别许可，堕胎是非法的，尽管如此，堕胎却是控制生育的一种通常做法。虽然饥饿降低了人们的性欲和繁殖力，但是仍然有妇女怀孕，家里不想要这些孩子，因为他们养不起孩子。几年前，当玉熙带一个朋友去堕胎时，那时候花费大概是四百朝元，差不多相当于十七磅（也就是八公斤）大米的价格，但是近来价格低到甚至提一桶煤去就可以了。

金医生没有受过做手术的训练。她靠她的笔生存，写医嘱说病人需要离岗休病假。旷工在北朝鲜可是要在拘留所被拘留三十天，即便是工作单位再也发不出工资。但是人们需要时间外出去找吃的和燃料。作为回报，他们会给金医生一些他们所能找到的任何吃的东西作为礼物。她厌恶写假的医嘱-这违背了她入行时，对这个职业，对祖国的所有信约。

美兰足智多谋的母亲又开始了另外一门困难时期非常红火的生意。通过大女儿的关系，她弄到开磨坊的许可。不像她的冰激凌和豆腐生意，没有电就做不成，磨坊用的是传统工艺，完全是人工运作。在煤矿为巷道做支撑的泰宇为磨坊做了一个木头的棚子。当安装棚顶的时候，邻居们都来帮忙，甚至恰好在家休假的俊相都来帮忙了。磨坊刚刚建成，四邻八乡的邻里们就带着玉米来磨坊了。对他们来说，直接买玉米要便宜的多，而且可以视需要决定将多少玉米磨成玉米面，包不包括玉米秆子，叶子，玉米芯子，玉米壳–甚至你可以决定要不要混些锯末进去。而且只有磨成很细很细的粉末，这样的混合物才能被消化，所以磨坊是一门很重要的营生。

如果你没什么可以卖的，你就卖了自己吧。

虽然金日成早就取缔了妓生园（朝鲜的妓院-译者），卖淫却从来没有被消灭，只是在非常小心谨慎之下，由个人安排在普通人的住所里悄悄进行。饥荒不仅逼的妓女们走向大街，还产生了新的妓女类型–通常是已婚的年轻妇女，从事卖淫仅仅是为了给孩子买吃的。她们通常只要一袋面条或者几个红薯作为嫖资即可。她们一般聚集在清津主火车站外的广场上。在广场上，总有几百人长时间的等着火车，靠着这些人在广场上来回徘徊的掩护，她们也就变得无影无踪。找生意的女人们好像参加鸡尾酒会一样，来回穿梭于人群之中。她们的着装很邋遢低调，如果她们穿太短的裙子，太短太紧身的衬衣或者蓝色牛仔裤，或者佩戴首饰的话，马上就会被公众标准警察逮捕，所以妓女们就采用涂抹浓重的红色口红作为标记，并且用眼神挑逗过往的男人。

玉熙住在丈夫所工作火车站的正对面。每当她看见这样的女人时，她总会很尴尬的低下头，尽量避免目光对视。然而有一个女人，却总是想方设法的同她进行目光交流，有时候还会对玉熙笑笑。

她比其它人穿的要好一点，更自信，甚至可以说很职业。

有一天，当离一出门的时候，玉熙发现那个女人就在她家门口几英尺之外的地方，看上去好像在等她。

“听着，姐姐，”她很亲热的说着。“我兄弟刚刚到这里，我们有些事情想私下聊聊，你能借个房间给我们吗？”此时，她朝在她后面来回踱步的一个男人点点头，他侧着脸。玉熙原来对这种皮肉生意感到有点恶心，但是当真的遇到时，她却意识到这是个不错的赚钱机会。她丈夫外出工作，孩子在学校上课。

那个妓女用她一个房间一个小时付了五十朝元。后来她就经常会来，除了付租房的钱，有时候甚至还会给玉熙的孩子一些糖果。

当然，这是非法的，但是回过头来说，现在也是司空见惯了。提供服务收取酬劳都是犯法–不管是卖淫还是修自行车。但是现在谁又在乎呢？为了生存，每个人都在铤而走险。

大多数的商品交易都在老的农贸市场上进行。即使在共产主义的黄金时期，金日成也不得不默许某些市场的存在，但这只限于人们出售自己菜园里种植的副食品。当孩子还小的时候，宋女士手头上如果有些余钱的话，就会常常去位于她公寓附近空地上的市场，买些鸡蛋，给孩子们当早餐补补营养。根据季节的不同，她还会买些在太阳下晒成的红辣椒干，咸鱼或者大白菜。人们还可以在市场买到二手的衣服，鞋子，和碗碟，在市场上交易全新的商品是被严格禁止的，那些东西只能在国营商店里买卖。

在一九九零年代，即使是在饥荒非常严重的清津，人们时时刻刻都被死神危险着，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市场上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食品。大白菜，萝卜，生菜，西红柿，洋葱和马铃薯都能在市场上买到。这些蔬菜都是来自分布于山村里的一些秘密菜园。对于农民来说，他们发现最好的生存之道就是在坡地上开荒，即使是在过去认为坡度太陡不适宜耕种的地方。所有的精力都被倾注到这些自留地里，一排排的蔬菜如同打字机的键盘整整齐齐的，豌豆和南瓜的蔓藤都爬上搭好的棚架，而集体农庄的作物就被随意的打理一下。

市场上也突然有了白米，大量的白米，四十公斤装在粗麻布袋子里，外面印着罗马字母（UN联合国，WFO世界粮食计划署，EU欧盟）还有联合国相互交叉的橄榄枝的标志，有些还有美国国旗，每个北朝鲜人都从宣传栏上认识了这些标志，不同的是，宣传栏上出现这些标志的时候通常都滴着血或者被刺刀刺穿。

为什么米袋子上会出现北朝鲜死敌的旗帜？有人告诉宋女士这是北朝鲜军队从美国战争贩子那里俘获的战利品。有一天，宋女士看见一队卡车驶离港口，车上装着的都是这样的粗麻布袋子。虽然卡车都挂着民用车牌，但是宋女士清楚它们都是军用卡车–因为没有其它人会有汽油–她后来估摸着这是人道主义救援，军队有人把这些物资拿到市场上牟利。

不管它来自那里，清津人看到这些大米都非常高兴，大米在公共配给系统中已经消失很多年了。

每次去市场，宋女士总会见到很多让她吃惊的东西。桃子，葡萄，香蕉。她已经记不得上一次见到香蕉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也许是二十年前，长博买了些给孩子吃。有一天，她还看到橙子，真正的橙子！宋女士从来没尝过橙子–她只从图片上看到过。还有一天，她看见一种带着斑点的黄棕色水果，顶上还带有绿色的刺。

“这是什么东西？”她问一个朋友，那个朋友告诉她那是菠萝。

还是第一次，市场的家庭日用品是如此廉价，即使是北朝鲜人也买得起了。邓小平开始于一九七零和八零年代经济改革的成果也渗透进了北朝鲜。市场上充斥着从中国来的信纸，钢笔和铅笔，沐浴露，洗发水，指甲钳，剃须刀，电池，打火机，雨伞，玩具车，袜子。长久以来，北朝鲜坚持什么都要自产，使得这些稀松平常的东西都变得珍贵无比。

着装也能说明一些问题，外面世界的色彩也慢慢侵入了。粉红，黄，橘红，青绿–衣服的色彩也同市场上的热带水果一样多姿多彩了，面料也比北朝鲜自制的更柔软，更闪亮。偶尔，在市场上你还能见到去掉了商标，质量更好的衣服。商贩偷偷的说这些衣服是来自arehdongae，意思是“南边的村子，”意指南韩。人们都愿意付更多的钱去买产自敌国的衣服。

每次宋女士去市场，都觉得它变得一天比一天大。现在那里不再是老年妇女蹲在泥地上铺着防水布的那个市场了；现在是数百计商贩的箱式或手推车式摊位的市场。商贩们买来桌子、柜台和大阳伞以免他们的商品被太阳直射。

清津最大的市场发起于水南河（Sunam）附近的工业废弃地，从那里经港口很快就可以到市中心。

在荒凉的化纤厂旧址后面，水南市场最后成为北朝鲜最大的市场。它的形式同亚洲其它地方的市场没什么区别–几条走道是卖食品的，其它的有卖五金，锅碗瓢盆，化妆品，鞋类，服装。直到二零零二年，金正日才勉强将市场合法化。然而清津当局早几年就非正式的认可了市场的存在，并加以管理。市场管理部门对入场的摊贩每天收取七十朝元的租金–相当于一公斤大米的价格。付不起租金的摊贩就在市场大门处支起摊位，所以市场延伸的更远，一直快到河堤边的陡坡。宋女士的饼干生意从不曾到可以单独租用摊位的程度。她也不想付租金。但是她确实成为小贩组织的一员，在松片市场（Songpyeon）的边缘做生意，这个市场位于港口的西侧，在那里一旦赚到一点钱，她就要换个地方。

市场像个磁铁，吸引着各式各样的营生。在水南市场外，沿着歪歪扭扭的一排蜀葵后是一条刷着白灰的墙，前面排着一排木制推车。他们的主人通常就在车上睡觉，等着需要拉货的雇主。清津没有出租车，甚至连中国那种人力车，三轮车都没有。（北朝鲜当局认为那些东西有失体面），但是人们不得不把自己作为搬运工填补这个空缺。理发师是由政府的便利局训练出来的，而这个机构应该提供人们需要的各项服务，此时也在市场设立了流动的理发服务点。他们要的只是一把剪子，一块镜子就可以开张了。他们一般在靠近食品市场的地方工作，因此也常常以为剪下来的碎头发飘到吃的上面而同其它商贩吵架。理发师要动作很快，一只眼睛要确保剪刀不把耳朵剪破，另外一只眼睛要小心警察，如果被抓住从事私人生意，他们所有的工具都会被没收。即便如此，这还是有利可图的。因为即便饥肠辘辘，妇女们仍会用最后一块钱去烫发。

在沿着铁道的市场上，人们用砖块支起一块木板，小桶反过来当凳子，设立了移动的饮食摊点。顾客也吃的很快，他们用勺子快速的扒着小金属碗里盛的汤或者面条。用来加热食物的圆柱状金属炉子不会比油漆桶大，采用传统的方式，摇扇子生火。女人们背上背着孩子、蹲着生火的情景也不少见。

商贩绝大部分都是妇女。按朝鲜人的传统，商人的地位很低，所以一般也就是女人去做。即便在一九九零年代，市场有很大发展后仍然如此。男人们要待在工作单位，而工作单位是北朝鲜人生活的中心，一切都要围绕着它，但是妇女有大把的闲暇时光，她们可以找借口逃脱自己的本职工作。从清津逃出来的脱北者朱成夏，现在在汉城当了一名记者，他告诉我，他相信金正日为了减缓饥荒带来的压力，不得不默许妇女从事私人经济活动。“如果不准阿玛们（已婚妇女）去工作，可能会激起民变，”他说。

结果就是，新经济体内，女人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男人受困于拿不到工资的工作单位；妇女们则在赚钱。“男人还不如一条看家狗有用，”有些阿玛们私下这样抱怨。虽然女人们更高的收入改变不了千百年来形成的家长制文化，但是她们也确实得到一定程度的独立。

从外表看来，清津并没有什么变化。空空荡荡的柏油路傍，树立着一样的，灰色外墙的斯大林式样的办公楼。路边仍然点缀着褪了色的，颂扬金正日和劳动党的红色宣传栏。确实，这里的时间仿佛停止了，仿佛时间还停留在一九七零年代的世界。但宋女士很清楚。她生活在一个浑沌的糟糕世界里。这里，黑白颠倒，好坏不分。妇女比男人有钱。市场上满是食物，数量之多，是大多数北朝鲜人一辈子没有见到过的，但是另一方面，人们仍然大量饿死。劳动党员也被饿死；而那些从不在乎祖国的人却大把的赚着钱。

“Donbulra，”宋女士低声的咒骂着。金钱的奴隶。

在过去，她觉得很心安理得，多多少少大家都一样的穷。现在，她看见富者愈富；而穷者愈穷。早十年，穿皮鞋、穿新衣服的人会被视为经济罪犯。有些人即使努力工作仍然改变不了挨饿的境地。

通货膨胀失去控制。在黑市，大米的价格在一九九八年底飙升到两百朝元一公斤。即使工资恢复了，一个普通的办公室人员或者一个教师的月工资，还买不起一家人两、三天所需的食物。孩子们跪在地上四处搜寻，捡拾那些从麻布袋里散落在地上的米粒或者玉米粒。

她认识一个男孩，成哲，九岁。他常常和父亲一起来市场，他父亲很粗鲁，因为卖梨子，其它商贩都叫他“梨子大叔”。但是梨子生意不好，梨子大叔很难靠此养活全家。

“你为什么不像其它男孩一样，去弄点吃的？”梨子大叔有一天在市场上这样告诉他的儿子。

成哲是个很听话的孩子。他走到一个男人们喝酒吃蟹的摊挡傍边。就在他父亲摊点的侧面，突然他喊肚子疼。他吃了些丢在地上的一些煮过的鱼内脏。在梨子大叔能用仅有的一点钱送他去医院看医生之前，他就死于急性食物中毒。

几乎没有一天，宋女士不是在死亡在线挣扎。虽然自己与自己家庭经历了这么多，她还是不能习惯于这种持续不断的死亡。有一天，从市场回家的路上，她绕道去了下火车站，希望能卖掉剩下的饼干。工人们正在清扫站前广场。许多人拉着一架沉重的木拖车走过。宋女士好奇的想看了看他们拖得什么东西。里面堆满了尸体，差不多有六具，都是前一天晚上火车站死掉的人。一些瘦骨嶙峋的肢体伸在车外，一个头颅垂了下来，在地上拖着。宋女士睁大了眼睛；那是个四十来岁男人的头颅。他的眼睛依稀还在眨巴着，还没完全死去，但是也差不多可以用车拖走了。

宋女士禁不住的想起自己死去的亲爱的丈夫和儿子。他们能死在自己的家里、自己的床上，而且她还能给他们体面的葬礼，想到这点她感到欣慰无比。

第十一章 流浪的燕子

北朝鲜市场上的男孩

由于经常去清津火车站，宋女士总会与一个小男孩不期而遇，他总穿着一件很不合身的靛蓝色的工装，衣服很大下摆都盖过他的膝盖了。乱糟糟的头发里长满虱子，脚上裹着聚乙烯塑料袋而不是鞋子，看不出来又大多年纪，大概十四吧，个子却和一个美国八岁的孩子差不多。

如果有没卖完的饼干，宋女士就会给他一些。不然，她就会从他身边走过，也不会专门去注意他。

这个孩子和其它数以百计的其它在火车站流浪的孩子相比，没什么特别之处。北朝鲜人叫他们Kochebi，“流浪的燕子”–这些孩子不是父母双亡的孤儿，就是父母外出找吃的，把他们落下的。他们必须要自己照顾自己，也总是一群一群的像鸽子一样，在火车站附近到处翻找可以吃的东西。在这个国家，他们是一道奇特的风景线，之前这个国家从来没有无家可归者。

金赫虽然个子小小，但是他很健壮也很狡猾。如果你在火车站买一点小吃，还没等送到你嘴里，他就会从你手上一把抢过来，一口就吞掉了。商贩们一般都用布把装吃的的桶子扎的紧紧的，防止小偷小摸，但是就在罩布揭开的那一刹那，他就可以撞倒桶子，然后从地上捡起吃的就跑。这些小伎俩都是在更小的时候由于缺乏食物给逼出来的。如果不是靠着这些，他可能早就饿死了。

金赫是怎样沦落到无家可归、在火车站流浪的历程，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的案例分析，说明的北朝鲜核心阶层的每况愈下。金赫曾是个有些特权的孩子，一九八二年他生于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家庭。他的父亲在一个旨在对南韩进行渗透的军队精英部门工作。他后来被吸收加入劳动党，在军队运作的、出口鱼类和松茸以换取外汇的商社工作。金赫的家在水南区靠近他母亲工作的清津化纤厂。金赫两个月大的时候就被送到厂子里的日间看护中心同其它在职妈妈的孩子们待在一起。

三岁时，母亲因心脏病突然去世后，之后金赫的生活开始陷入混乱。对于母亲，他只非常迷糊的记得她的脸–他所能回忆起最早关于母亲的记忆就是葬礼上焚香的味道。金赫的父亲很快又再婚了。

金赫和大他三岁的哥哥，金哲，经常因为吃的和继母起冲突。

这两个男孩非常调皮，还很野-而且永远饿着。他们相信继母总是给自己的女儿，他们同父异母的妹妹更多吃的。他们就去厨房偷玉米芯，拿到市场去换煮好的面条吃。后来继母把吃的都锁了起来，他们就把她的毯子偷走拿去换吃的。

金赫第一次从一个陌生人那里偷东西是在他十岁的时候。他从一个商贩的推车里拿了一个红豆馅的糯米饼，然后跑掉了。他的小腿抡的比小贩快，因此就让他这样得逞了。但是祸根是，这个糯米饼又甜又香太好吃了，以至于他跑回去想拿第二个。

金赫的父亲把他从派出所领了回来。金赫垂头丧气，泪如泉涌。回到家，父亲用皮带好好教训了他一顿，在他腿上留下一道道红印。

“我的孩子没人会当贼，”他父亲怒斥道。“宁可饿死也比偷好。”金赫不认同这个观点。他仍然继续的偷，每次到离家更远的地方找吃的。就在清津的南边，镜城县内，有几个煤矿。煤矿再往南就是果园。金赫和他的朋友经常扒在公交车后去那里。在一九九零年代，他几乎隔三差五就去一次。当梨子摘完了，他们就偷玉米。有一次他们被抓住，由于年纪太小，警卫只是警告了下就放他走了。金赫丝毫不为自己的偷窃行为感到羞耻。即使在金日成逝世的哀悼期，连那些为了让人们到铜像前寄托他们的哀思而准备的米糕，他都偷。

金赫的父亲对儿子的行为感到暴怒，但是也拿他没办法。家里也没什么吃的，以至于金赫的继母带着妹妹回了自己的娘家。此时，金赫的父亲换了工作，他当上了一家精神病看护中心的党委书记。

他把儿子们安置在原来护工住的房间里。金赫很喜欢住在看护中心同病人聊天的日子。那些病人同他一样孤独，因此他们把和金赫当成大人一样和他聊天，而不是把他看成个孩子。但是看护中心食物也很短缺。虽然父亲是看护中心的党委书记，一把手，比其它的人更有权力，但是他也没有额外的食物配给。他能做的就是利用关系，把儿子们送进孤儿院。

同许多其它的共产党国家一样，北朝鲜的孤儿院里不只有孤儿，还有被父母遗弃的孩子。就像是全日制学校，孤儿院提供教育住宿，和膳食。能被孤儿院接收，这可是一种特权。

Donsong第二十四孤儿院位于稳城郡，是咸镜北道最北部的一个郡，靠近中国边界。父亲带着他们在九月的第一个星期坐火车到了那里，这样他们可以赶上新学年的开始。金赫十一岁，进入小学的最后一个年级；他哥哥十四岁，进入初中学习。去一趟路上要花六个小时，车上人满为患，父子们找不到座位，也一路无话。

“你们俩是兄弟。以后要相互照顾。不要让别人欺负你，”他们的父亲在签完放弃监护权，由孤儿院负责看护的文件后，这样对他们说。

当父亲往回走的时候，金赫第一次注意到父亲已经老成什么样子了。曾经高大、英俊的父亲，现在一脸憔悴，背也驼了，头发满是丝丝白发。

起初，孤儿院的餐厅还能勉强控制住男孩们的饥肠。当时还是秋天，收获的季节，食物很充足。男孩们很高兴每天都能有一碗米饭。即使米饭里混着玉米，大麦还有其它一些便宜的粗粮，但是这可是他们这么多年来吃的最好的东西。到了春天，他们发现孤儿院里满是树木的院子里种着杏子。他们爬上树，摘杏子吃。

可是在冬天，他们的食物配给被削减，孩子们只能吃到一碗只飘着几根玉米面条的咸汤。在一九九六年的头三个月，孤儿院死了二十七个孩子。金赫和他的哥哥开始旷课，到附近的镇子上找吃的。

他们发现那里的状况也好不到哪里去。金赫遇见一个和他差不多大年纪的男孩，这个男孩的父母双亡，他和一个六岁的妹妹住在一起。邻居们定期会来给他们一碗粥，但也仅此而已，孩子们要自己照顾自己。

金赫和哥哥还有他们新交的朋友一起到处找吃的。金赫是爬树的好手，长长的手，非常有力，补偿了他那又短又粗的腿。他可以轻而易举的爬上松树，用锋利的小刀，削去外层粗糙的树皮，得到内层的嫩皮。内层嫩皮是黄色的，很有嚼劲，有点甜，有时候他还抱着树的时候就会迫不及待的开始吃了。其它人也想学他，但是金赫总能爬到更高的地方，那里的树皮没人碰过。

“你真像个小猴子，”他的朋友总是钦佩的说。

金赫又成为猎人。他猎杀老鼠，耗子，青蛙和蝌蚪。当青蛙消失了，他就抓蚱蜢和知了。在清津还很小的时候，他曾经看过朋友在水南河边抓知了吃，但是他总觉得很恶心。现在他没什么挑剔的了。他用网兜和一些东西做个了逮松鼠的机关，里面用线挂一个玉米粒作为诱饵。他们把抓到的小鸟拔毛后，用火烤着吃。他还试图用篮子和绳子来抓鸽子，但是发现鸽子非常聪明不上当。

狗却没那么聪明。金赫发现一只走散的狗，很小，很友好的摇着尾巴跟着他进到朋友的院子。金赫突然关上后面的门。他和朋友一起抓住它，把它塞到装满水的桶子里，盖上盖子。溺水的小狗挣扎了整整十分钟才咽气。他们把它剥了皮，烤着吃了。狗肉是朝鲜人的一种传统饮食，但是金赫很喜欢动物，事后觉得很内疚，暗下决心再也不干这样的事情了-其实到一九九六年中期，狗都已经很少了。

金赫继续偷。他和他哥哥翻墙，挖出人们埋在私人院子里的泡菜坛子。之后用手掏出泡菜直接往嘴里送。金赫始终记得他父亲的话：“宁可饿死也比偷好。”有时候，金赫想象再碰到类似情况，他会反驳，“如果饿死了，没人会当你是英雄。”现在，金赫很想家，他想父亲还有哥哥金哲。当十六岁的时候，达到法定成人年纪后，哥哥离开了孤儿院。金赫总是依赖哥哥当自己的保镖，在童年里那些无法无天、恣意妄为的时光里，哥哥总是保护着他。金哲继承了父亲的大个子。现在哥哥离开了，金赫总是挨打。有一天，他在外面砍柴火时，遇到一伙来自稳城的男孩也在找柴火。城里的孩子经常找孤儿院孩子的茬，他们指责（正当的）孤儿院的孩子偷了他们的食物。起初，金赫以为有人朝他泼了一桶水。后来，他意识到他的脚被血浸湿了。对方用斧子在他大腿上砍了一道深深的口子。当伤口一好，他决定混上火车回清津。

当金赫回到清津时，他几乎都不认识自己的家乡了。清津看上去就像一个死城。所有的东西是是荒芜的，破烂的，阴郁的。商店关门歇业。火车站附近也没有公交车。他就沿着平行于海岸线的第一大街走回了家。当他穿过水南河的时候，他清楚的看到沿着海边一排的烟囱之中，没有一个冒烟。

过了桥，他转向通往母亲曾经工作的那间化纤厂的大路。化工厂的大门挂着锁，里面的房子看着让人伤心。窃贼洗劫了厂里所有的机器。天慢慢黑了，当金赫到了自己家那一带时，他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他觉得自己像是站在没有月光的旷野之中。儿时家附近一些标志性的东西，不是在他不在的时候变换了位置，就是躲在阴影之下。

最后，金赫还是找到了自己家的那幢楼。推开没上锁的前门，他走进了黑乎乎的楼梯间，摸索着拾级而上，一层楼、一层楼的数着。楼里是如此之安静，好像整栋楼被废弃了一样，仅仅有孩子的啼哭声，而且越往上爬，哭声就越大。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弄错了。他家在第八层，从顶层向下第二层。当他走到楼上，他看见门缝下透出一缕灯光-也许是煤油灯–此时，他满心希望。

他敲敲门。一个年轻、漂亮怀里抱着一个婴儿的妇女开了门。她请金赫进了门，解释到她和丈夫差不多一年前从金赫父亲的手上买了这间公寓。他没有留下任何地址，但是他留有口信：“如果我的儿子们回家了，告诉他们到火车站来找我。”清津火车站。只有当人们一无所有，无处可去之后才会去的容身之所。那里和完全放弃，躺在路边不同。火车的来来往往产生一种错觉，让人们对生留有一丝的希望。它让人们幻想进站的火车会带来些吃的，或者火车能带他们去好些的地方，而且他们能搭上车。清津在北朝鲜铁路网是个重要的大站-沿着海岸延伸的南北线与通往中国边境向西的铁路线在这里交汇。人们争相涌向清津，期待能找到些吃的，因为其它的城市–咸兴，吉州，金策–那里的情况更糟糕。人们不停的迁徙流动。他们还没有放弃生的希望。

火车站是个非常巨大的、用大理石装饰的、有着一排又高又窄窗户的两层楼建筑。屋顶上有一副巨大的金日成画像，画像的尺寸同建筑物成适当的比例。画像下面是一个石面的钟，偶尔它能报准时间。车站里，空气弥漫着火车排出的废气和香烟的烟雾。

人们坐在自己的腿上，空等着。如果他们太虚弱，就会席地躺在候车室或者昏暗走廊的地板上。金赫在人群中徘徊着，寻找四肢细长，走路姿势像父亲一般的人。他弯着腰，凑近了仔细看每个人的脸，希望能找到熟悉的目光。他之前的邻居很多人现在都污秽不堪的挤在火车站，但是没人知道关于他父亲和哥哥的消息。由于无处可去，金赫发现一个凹槽，那里原本是用于容纳一扇厚重铁门的。他吸了一口气，爬进凹槽处，蜷缩在里面，然后在里面美美的睡了一觉。早上，他找到个有水的水龙头，所以好好的洗了把脸，但是头上的虱子却怎么也清理不干净。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北朝鲜沦落成无家可归是很不寻常的。这是因为，毕竟，这个国家花费巨大建立了一套可以追踪自己国民的体系。每个人都有自己固定的地址，工作单位，这一切都和食品配给相挂钩–如果你离开家，你就没有吃的。人们没有旅行证都不敢去邻县去看望亲戚。即使夜里突然到访的客人都要去人民班登记，而人民班要把来访者的姓名，性别，身份证号，旅行证号，来访目的等信息一一上报给警察。警察会定期的在半夜里进行突击检查，确保没有人有未经批准的访客。每一个人时时刻刻都要带着“公民证”一本十二页护照大小的本子，里面记载持有人的全面信息。那是按照苏联旧式身份证的模式制作的。

在饥荒中，所有都改变了。没有食物配给，没有理由再待在固定的地址了。如果坐在家就意味着会被饿死，那当局的任何恫吓都不足以把人留在家里。有史以来第一次，北朝鲜人开始在自己的国家无所顾忌的到处游荡。

在无家可归者之中，有异常大的比例是孩子或青少年。有些孩子的父母是外出找活干或者找吃的去了。但是还有另外一种看似非常奇怪的解释。面对这食物短缺，很多北朝鲜家庭采取了非常残酷的分配方式–他们放弃自己的食物，通常是年长的祖父母，以确保年轻一代得以存活。在这个战略下，就产生了异乎寻常多的孤儿，因为孩子们往往是整个家庭被毁灭后最后剩下来的。

朝鲜语kochebi，意为流浪的燕子，站在火车站外的人群之中。就像金赫一样，他们都穿着成人尺寸的靛青色工作服，衣服看上去好像就是挂在他们身体上一样。由于工厂关门，现在工装有剩，当局有时候就把工装挂在外面，供人们免费取用。他们称之为“社会配备。”很少的孩子有鞋。如果有，他们马上就会用它换吃的，然后找几个塑料袋套在脚上。因此他们大多都有冻疮。在食品短缺的第一年，火车站的孩子靠乞讨维生，但是没过多久，他们的数量越来越大，而且也没有多少人有多余的吃的可以施设。“自己吃饱了才有余粮做慈善，”北朝鲜人都这么说；当你自己的孩子都在挨饿，你不可能去可怜其它孩子。

当讨不到吃的时，孩子们就在地上捡拾任何可以吃的东西。如果找不到食物，他们也会捡烟头，用废纸把剩余的烟丝卷起来。几乎每个孩子都吸烟以缓解他们的饥饿。

金赫有时候会加入一些孩子组成的流氓团体，一起偷东西。清津一直因其街头流氓而颇有污名，但是他们这样做也是在非常时期时，不得已而为之。也很自然的，他们分成两类：一类是大些的孩子，跑得更快些，也更强壮些；另一类是小些的孩子，这样他们被抓后不至于挨打或者被捕。大些的孩子通常会去冲撞饮食摊点，把所有的东西打翻在地。当愤怒的摊主去追他们的时候，小些的孩子就去铲取地上的食物。

另外一个伎俩就是找到开的很慢的运送谷物的火车或卡车，用很尖的杆子捅破货物的袋子。无论漏出来什么，对每个孩子都是公平的。最后，铁路公司雇佣武装押运，而且执行射杀命令以杜绝此类盗窃。

他们的生活充满危险。孩子们不可能安安心心的睡觉，时时刻刻担心有人或者是另外流氓团伙会偷走他们仅有的一点东西。他们之间还流传着恐怖的故事说有专门拐骗孩子的大人。他们拐骗孩子不是为了性，而是要吃他们。金赫听说有人会给孩子下药，然后杀害他们，吃他们的肉。火车站后，靠近铁道有一些用小炉子卖汤和面条的小贩，有人说肉汤里翻滚的灰色的肉就是人肉。

不管是不是市井传言，吃人的说法传遍整个市场。宋女士是从和一个阿玛闲聊中听到这个故事的。

“不要买任何来历不明的肉，”她偷偷警告她。这个妇女声称她知道谁吃过人肉，据称味道还很好。

“如果你不知道，你就祈祷那是猪肉或牛肉吧，”她的这些话把宋女士吓坏了。

故事越传越玄乎。还有人说，一个父亲饿的精神错乱后，把自己的孩子给吃了。一个市场上的妇女据说因为卖人骨头熬成的汤而被捕。从我对脱北者的采访得知，这种情况确实发生过，而且至少有两起–一起发生在清津，一起发生在新义州，两起案件中，罪犯都被逮捕并且因为食人而被处决。

然而，没有证据证明这种情况曾大规模发生，或者达到中国发生于一九五八年-六二年，饿死三千万人的大饥荒所记载的程度。

即使没有吃人现象或者其它捕食者，孩子们在街头还是活不了多久。年纪小的很难活过几个月。宋女士的大女儿，玉熙，住在火车站对面公寓楼的二楼，已经习惯每天回家的路上经过这些孩子们。

“这些小的可能熬不到明天早上，”玉熙会这样告诉自己，之所以这么想，部分原因是为自己做出经过这些孩子而不施以援手的决定做自我安慰式的辩护。

大部分我采访的清津人都提到了，在火车站和火车上散落着大量的尸体。一个工厂女工告诉我，她曾经有一次坐火车从吉州到清津，她所在的车厢里有个人就这么坐着、坐着就死了。那个人是个退伍的军官，僵硬的手指还抓着他劳动党的党员证。她说坐在旁边的人对他的死一个个都是无动于衷。她猜火车到了清津之后，尸体就被拉走了。

在火车站，清洁人员会定期巡视周围的公共区域，把尸体用木手推车拉走。他们会先在候车室里转转，然后再去站前广场，然后算一算地上躺着的从昨天开始就没有挪窝的人的数量。金赫说有时候他们一天要从火车站抬走多达三十具的尸体。要确认他们的身份非常困难，因为没有人有身份文件，这些文件早就随好些的衣服、鞋子被偷掉了。由于这些人的家人可能已经死了或走了，这些尸体就被集体掩埋了。在儒家社会，这样处理对死者是非常不敬的，儒家思想认为祖先的坟墓所在地对子孙后代的兴旺发达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有些靠近中国边境的这样的坟墓被南韩一个叫诤友的佛教组织所见证。安德鲁纳塔索斯–一个美国援助官员也亲眼目睹了这样一个坟茔。他看见很多尸体用白色塑料纸包裹，放进墓地旁挖的一个大坑里面。之后，工人再在大坑旁，低头默哀。

金赫相信他父亲就被埋在这样的坟茔里面。一年后他碰到个熟人，他告诉金赫，父亲在一九九四年的冬天待在火车站，到了一九九五年，他被送进了医院。这个自傲的人，发誓从不偷窃的人，可能是第一个被饿死的人。

一旦放弃找到父亲的希望，金赫就没什么理由继续待在清津了。他又溜上了车。这对金赫来说很容易。在年久失修的铁轨上，火车开的很慢，而且频繁的临时停车。金赫只要跟着车跑一段距离，之后一把抓住车厢之间的把手，就用他猴子一般的手臂把自己提了上去。车厢里非常拥挤，以至于乘警无法通过走道去检查乘客的旅行证件和车票。金赫不喜欢封闭的空间，所以他爬到了车顶。车厢的顶部略带弧形，有点像面包。他在中间找了个稍平一点的地方，这样他可以平躺下来，以避开头顶上的电线。用他随时的包做枕头，他就这样一趟就是好几个小时，身体随着车厢晃动，眼睛看着头顶上飘着的白云。

一开始，金赫只是到了这个城市的郊区。他回到镜城，小时候他曾经在那摘梨，偷玉米。但是现在想偷更难了–农场有武装巡逻–所以金赫只有去更远的地方。他回到了位于稳城的孤儿院。现在稳城看上去不会比清津好。他记忆里孤儿院里茂密的树林，现在也被砍的差不多了。他知道离孤儿院仅仅几英里之外，从宿舍的窗户就可以看见的山脊的另外一边是一条细长如灰带一般的河–图们江–一眼望不到头。河的另外一边，那里树木仍然郁郁葱葱，玉米地也没有用枪守卫。

那个地方叫中国。

中朝两国边境沿着两条河延绵八百五十英里，这两条河都发源于朝鲜称为白头山，中国称为长白山的休眠火山。向南流的鸭绿江是著名的一条江，在朝鲜战争中，中国军队从此把美国军队逼了回去。中朝之间很多的官方贸易就是跨过这条江，大部分是在鸭绿江位于黄海的河口处进行的。相对于鸭绿江，图们江就仅仅比小溪宽一些，很浅，水流很缓。图们江向北流去，蜿蜒扭曲，勾勒出北朝鲜的东北边境，在海参崴（海参崴）的西南入海。图们江很窄，窄到即使在雨季，丰水时期，一个人很容易就可以游过去。

孤儿院的孩子们不允许在图们江附近玩耍。整个边境区域都是封闭的军事禁区。如果他们在图们江的支流里游泳时，太靠近边界的话，就会有边防警察把他们赶走。沙质的河岸很缓，岸边也没有什么长的够高可以提供掩护的东西。但是从稳城往南走一个或者两个小时，就是一片人烟稀少的地区，那里的河岸长有很高野草。边境守卫也离的很远，一个人很容易从这里溜过去。一般，一个边境哨位有两个人，一个人看守，一个人睡觉。但是凌晨一点一过，通常两个人都会睡着。

金赫第一次跨过图们江是在一九九七年的晚些时候。那是一个枯水期，江水的水位很低，江两岸沙质的河岸就象指尖一样几乎可以碰到一起。但是江水很冷，当金赫踏进去时，那刺骨的寒冷如同给他一记重击。虽然水深仅及他的胸膛，但是暗流不断的冲击着他的脚底。他不断的被推向下游，最终当跨过江之后，他发现自己走了一个斜线。最终当他艰难的爬上对岸时，暴露在寒冷的空气里，衣服冻得就像一件盔甲。

金赫之前对中国毫无兴趣，对于中国，他认为那是一个和他自己的国家一样贫穷的共产党国家。第一眼看上去的时候，中国和北朝鲜没什么区别，但是当他从河岸继续往内陆走的时候，他发现延绵数英里的已经收割过的玉米地。在一个红砖小房子里，囤有一个食槽，脱壳的玉米一直堆到了天花板，房子前面的棚架上满是南瓜和豌豆。他逛到了一个小镇上。这里比他想象的繁荣的多，有出租车，摩托车，还有人力车。商店的标牌用的是中文和朝鲜文。他很高兴的了解到，这里的很多居民虽然是中国公民，但是他们都是朝鲜族，说和自己一样的语言。他们很快就认出他是北朝鲜来的，不仅仅是因为他衣衫褴褛。十五岁了，他的身高才四英尺七英寸，因此相对于身体，他的脑袋就很大，这是长期营养不良的典型症状。当孩子营养不好的时候，他们的脑袋会发育成正常大小，但是身体就会矮小的多。

在一个市场，金赫预见一个卖碟子，首饰和小摆件的人。他问金赫能不能从北朝鲜弄些熨斗过来–那种用炭加热的老式熨斗。在北朝鲜几乎每家每户都有这样的熨斗，但是人们很少用它–特别是当衣服面料变成化纤的之后。金赫可以以几乎白给的价格在北朝鲜收到这样的熨斗，然后在中国以差不多每个十美元的价格卖掉。这可是他一辈子都没见过的、这么多的钱。带着赚到的钱，他可以回北朝鲜买更多的东西带来中国卖。瓷器，首饰，字画，玉石。他还专门买了一个podegi，北朝鲜妇女传统的用来背孩子的布。用这块布，他把收购的东西背在背上，这样他可以带比用背包更多的东西。

金赫开始周期性的跨越国界。他仔细研究过边境的哨位，哪些地方的警卫心不在焉，懒惰，或者可以收买。他还发现跳进江里之前最好把衣服脱掉。他开始变得在将衣服和买的货顶在头上过江时，仍然能很熟练的保持住身体的平衡。

他不再偷东西。如果他想吃碗面，他就用自己的钱买一碗。他还买了裤子，一件T恤，一件蓝大衣，还有一双运动鞋，这样他看上去再也不像一个难民了。他试想着就这样继续下去，掌握自己的生活。私下收购物品，并以牟利为目的进行售卖是违法的，没有旅行证件跨越国境更是罪加一等。

在十六岁的时候，法律上金赫成年了，从现在起，任何不当行为就会被严肃处理了。

第十二章 人人自危

北朝鲜警卫立正列队，平壤

正如因纽特人有着丰富的词汇描述冰雪，北朝鲜人有着大量的字眼形容罪犯。一些人仅仅是因为微小的过错–例如翘班–就会被送去jibkyulso，拘留所（由基层警察单位-人民安全署运作的拘留中心）或者被关进rodongdanryeondae，劳动锻炼队（劳动营，在哪里会被判处一、两个月的重体力劳动，例如铺路）。

最臭名昭著的监狱是kwanliso（管理所）-字面意义是“控制及管理所。”事实上，就是劳动营殖民地，在这个国家最北的大山里，延绵数英里。卫星图像显示，这里大约关押这二十万人。仿造苏联的古拉格（苏联时期的劳动营-译者），金日成刚刚掌权就建造了这个集中营，将任何对他有威胁的人投入这里，包括政治上的竞争者，地主或通敌日本的朝奸后代，基督教传教士。在那里，有的人因阅读外国报纸，有的人因酒后拿金正日的身高开玩笑而被抓。“侮辱当局领导人”是被称为“颠覆国家”的最严重的罪行。宋女士工厂的一个女工，因为在日记里写了些政治上不正确的东西而被带走。我认识的北朝鲜人，他们常常会私下里议论，他们认识的或者听说的人，突然半夜里消失了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一旦被送进管理所，就是终身监禁。孩子，父母或者兄弟姐妹通常会被一起带走，以铲除三代以内的所谓“不洁之血”。由于不是血亲，配偶通常会被放过，被强制离婚。

管理所之内到底会发生些什么，没人知晓，几乎没人能活着逃出那里，讲述他们的遭遇。

另外一种类型的劳动营称为kyohwaso（教化所），字面意思是“管教中心，”反映设立这个机构的初衷是改造那些叛逆、顽劣之徒。这是针对那些非政治犯罪，例如非法越境，走私，或者仅仅是做私人买卖的人而设立的。这些劳动营不如那些关押政治犯罪的劳动营那么可怕，因为理论上说，这些罪犯可以刑满释放–前提是他或她能想方设法活下来。

金赫在十六岁生日过后不久就被捕了。当时，他待在稳城一个朋友的家里，朋友家离孤儿院不远，是他认识的人里面家离孤儿院最近的，也是一旦他累的不行之后的去处。当时他刚刚从中国返回–由于频繁的往来中国，结果就是，他被警方盯上了。

当时，金赫在等着八月里白天的热浪消下去，这样他可以出去砍些柴。大概下午四点的时候，他从屋子走到后院。他看见一个人，然后又有一个，看着自己。他看到他们，就注意到这些人虽然都没有穿制服，但是他们的目光让他强烈的感觉到，这些人是来找自己的。他拿起斧子，慢慢的转到房子前面，想着翻过院墙赶紧跑。但是在房前他看到更多的人。可能一共有八个。所以他只好站住，镇定的开始劈柴，期待用劈柴时木片的四处飞溅来驱赶自己内心的恐惧，稳定下自己狂跳的心脏。

便衣警察把金赫押到了稳城郡市中心一栋楼里的一间办公室。他们来自Bowibu（保卫部），调查政治犯罪的国家安全局。事情比他想象的要严重的多。在中国的时候，金赫曾经给几个想潜入北朝鲜的中国商人画了一张地图。在北朝鲜这几乎等于叛国，按北朝鲜刑法五十二条，叛国罪的规定：

“任何共和国公民，潜入外国或敌国，包括在外国大使馆寻去庇护…（或）协助敌对国家公民及机构，提供诸如向导，通译的服务或提供道义、物质上的帮助…应被判处死刑。”在一根方形木棒的帮助下，金赫很快就招供了。他们用木棒打金赫的背，肩膀，腿和脚板，实际上，为了让他保持意识，除了头，他们哪里都打。他把自己蜷成婴儿状以避开击打。在那里，警察没有拘留所，只有办公室。所以他们把他铐在一个非常小的房间里，房间小的他无法躺下来，以至于他想将遍体鳞伤的身体靠一靠墙都痛苦万分。晚上他无法入睡，然而到了白天，即使在挨打的时候，他又昏昏欲睡，或者丧失知觉。金赫不知道还能期待什么。虽然历经坎坷，他以前只被抓过一次–就是十岁的时候偷糯米饼的那次。他是那种总是能够虎口脱险的孩子。现在，情况不同了，他被当成一个成人，犯有严重罪行的罪犯。他感到无助，失败，没有尊严。在审讯期间，他絮絮叨叨。他告诉审讯人员任何他们想知道的事情，但他们只想知道中国商人在哪里，而这是金赫真的不知道的。

几个月后，他们把他转移到普通的县监狱，在那里他又遭到新一轮的殴打。

金赫没有接受审判，但是国家安全警察最终放弃了对他叛国罪的指控，因为他们找不到中国商人，也不想让案子悬着。金赫最后被控以非法越境。这本身就是很严重的罪行了，判处入劳动营三年。

第十二教化所坐落于另外一个边境城市–会宁市，在稳城郡以南四十英里。金赫被手铐铐着乘火车到了那里。在火车站，他遇到了解送至此的其它几个罪犯。用绳子系成一串，他们列队从城里走向山里的劳动营营地。当他们到达的时候，引擎轰鸣，带动厚重的铁门吱吱呀呀，徐徐的打开。大门的顶上是金日成的语录。金赫对这里心生畏惧，以至于不敢抬眼看看这些标语。

金赫先被送去医疗室，在哪里他被测了身高、体重。劳动营没有制服，犯人们都穿着自己的衣服。

如果衣服有领子，他们就会把领子剪掉，因为在里面领子是地位的象征，被劳教的服刑人员是没有资格穿的。任何颜色鲜艳的衣服都会被拿走。金赫在中国买的蓝夹克就被狱警没收。另外一个囚犯拿走了他的运动鞋。

具金赫估计，这个劳动营里大概关押有一千五百人，大多数都是年长男性。金赫是那时年纪最小的，但不是最弱的。金赫很吃惊在国家安全特工手里，他吃的很好–由于他们手上只有几个罪犯，因此警察们去市场上买来面条给囚犯吃。在监狱吃了第一顿之后，金赫马上就明白了为什么那些大叔看上去一个个皮打皱，瘦的不成人形，为什么他们的肩膀突在衬衣下面，像个衣服架子。一个警卫给他了一个叫米团子的东西，其实里面大多数是玉米，玉米棒，玉米壳和叶子。比网球大不了多少，金赫很容易一手就包了起来。这就是正餐。有些时候，除了米团子，他们会有些豌豆吃。

囚犯们早上七点就要出工，开始劳动一直到日落。劳动营其实就是个繁忙的大工厂，有木料场，砖厂，煤矿和一个农场。劳动营制造从家具到自行车的所有产品。金赫被分配到伐木组。因为他很矮，因此他负责记录其它人砍伐的木头数量。他还要负责登记犯人的休息时间。金赫并不认为做这个很幸运。他怎么可能对那些早他进来十几年的老犯人进行管理呢？

“对他们的任何惩罚，你也有份，”给金赫分工的警卫这样向他咆哮。“如果他们任何人试图逃跑，他们会被枪毙，你也会。”虽然金赫没有看见，但是确实有人想逃跑。那个人偷偷溜出他的工作小组，穿过树林，找着逃跑的路。但是劳动营的围墙有十英尺高（大约三米–译者），顶上满是带锋利尖角的铁丝网。那个人整夜都在树林里跑来跑去，最后还是回来，跪在监狱大门口祈求宽恕。实际上，他们绕了他的命，声称这是“慈爱领袖的宽宏大量”囚犯们除了在吃饭、睡觉和意识形态学习时之外，不允许停止劳作。在新年假日里，他们要反复诵读金正日的新年致辞，直到逐字逐句的背下来。“今年，我们的人民应该加快前进速度，坚定拥护我们在思想，军队，科学和技术等各个领域的重要方针。”到了晚上，囚犯就直接睡在水泥地板上，每个房间五十人。因为只有寥寥数床毯子，人们只好挤在一起相互取暖。有时候一床毯子下能睡十个人。到了晚上，人们筋疲力尽，没人聊天，一个个背靠背或者相互抱着别人的脚就睡着了。为了让一床毯子多盖几个人，他们都是头、脚间隔着睡，按这样的方式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臭脚给了别人。

刚到的时候，金赫像害怕警卫一样害怕其它的囚犯。他以为那些人都是十恶不赦的犯罪分子，都是些可怕的，暴力的人，都是性侵害罪犯。实际上，饥饿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使人们丧失了性欲。在劳动营里，几乎没有性行为，连打架都很少。除了那个拿他鞋的人，其它囚犯的暴力程度大多都不如他在火车站流浪时所遇见的孩子。他们大多数都是“经济罪犯”，都是在边境或者市场上惹了麻烦。他们之中的盗窃犯也就是偷了些吃的而已。他们中有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农夫，原来在集体农庄里养牛。他的罪行就是没有向上报告刚出生就死去的小牛犊，而是把死牛犊带回家，给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吃了。在金赫遇到这个人的时候，他十年的徒刑已经坐了五年。金赫常常和这个农夫一起睡在一床毯子下，他的头躺着这个人的臂弯里。这个农夫是个很温和的人，说话细声细语，但是有一个高阶警卫非常不喜欢他。他的妻子、孩子来看过他两次，但是不被允许见面，也不准留吃的给他，这是留给那些招人喜欢的囚犯的特权。

这个农夫后来饿死了。这来的很平静；他仅仅是去睡觉然后就再也没有起来。有人在夜里死去在这里也很平常。通常靠近他睡觉的人都知道，因为垂死的人的体液会失控流出，小便失禁，口吐唾沫。但是不到早上，没有人会那么麻烦去抬走他的尸体。

“哦，某某人死了，”在报告警卫之前，有个人就这样麻木不仁的记录着。尸体就在他们伐木的那座山上火化了。也没有人通知家里人，直到他们下一次来探监才会被告知。单单是金赫的牢房里，每周都要死个两、三个。

“没人想到自己会死，他们都认为自己能活下来并重新见到家人，但是死亡就是发生了，”多年后，住在汉城的金赫这样告诉我。此时，他刚刚出席在华沙举行的人权会议，并在会议上作证。随后，他参观了奥斯维辛集中营，诉说着他自己类似的经历。在他的劳动营，没人有休息–如果他们虚弱的工作不了，他们就会被送到其它的监狱。虽然有些人会被处决，有些人会挨打，但是最常用的惩罚是饿饭。饥饿是这个政权消灭异见者的手段。

虽然要对金赫所叙述的在第十二教化所里的生活进行印证是很难的，但是也无从反驳。他所描述的细节同其它曾是囚犯和警卫的脱北者的证词没有什么出入。

金赫与二零零零年七月从第十二教化所被释放。加上被警察拘留的时间，他三年的徒刑中，只坐了二十个月。他被告知提前释放是因为庆祝即将到来的劳动党建党纪念日。而金赫却相信他被释放是为了给潮水般涌来的新人腾位置。北朝鲜有更多比金赫重要的多的敌人。

“食品问题正在引发无政府主义混乱，”金正日在一九九六年在金日成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这样指责。他警告，私人市场和交易的兴起会导致劳动党的“垮台和消亡……（正如）过去发生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事情。”同世界上其它强人一样，他十分清楚极权政权需要的是绝对权力。人生中美好的事物都是由政府赐予。他不能容忍人们自行获得食物或者用他们自己的钱买大米。“告诉人们按他们自己的方法解决食品问题，只会增加进入市场的农民和摊贩的数量。此外，这也将导致自私自利、利己主义的产生，这样党的阶级基础就会崩溃。这已经由过去发生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事情得到印证。”当食物短缺情况有所稳定，金正日认为他在危机期间太过于容忍，因此他决定收紧自由化。这样监狱里，新收监囚犯的数量就爆炸性的增长–都是些小贩，商人，走私者，还有曾在苏联或东欧等这些曾经的共产主义、现在却背叛了它的国家接受教育的科研、技术人员。这个政权对可能威胁旧有体系的任何人都进行无情的打击。

同时，金正日加强了在与中国接壤的八百五十英里边境在线的巡逻。增加在金赫第一次偷渡的那一带图们江浅滩处沿岸岗哨的数量。北朝鲜也请求中国政府抓捕并遣返叛逃者。中国的密探也开始巡逻于边境地区的市场和其它北朝鲜逃亡者可能前往的觅食地点。同时，中国政府还允许北朝鲜派遣自己的密探至中国自行抓捕叛逃者。

如果涉水过界仅仅是为了找吃的，逃亡者可能只会关在监狱几个月，但是如果从事跨界交易，或者同南韩人或传教士接触，就会被送进劳动营。

在严打中，甚至连无家可归的孩子都不例外。金正日意识到如果任由国民，无论年纪大小，没有旅行证就乘火车，再涉水到中国，那他的体系将无以为继。他设立了后来称为九二七中心的机构，名字来源于设立日期一九九七年九月二十七日，那天他下令为无家可归者建立收容所。在这个中心里，没有暖气，食物很少，卫生设施简陋。无家可归者很快就意识到他们将作为囚犯被关在里面，因此一个个都想方设法逃离警察的抓捕。

清津则承担着设立这个中心的主要压力。作为地区的中心，清津从朝鲜王朝时期，就容纳了很多流放者、不同政见者和被社会淘汰人员，现在清津再一次同政治中心的意见相左。咸镜北道早于北朝鲜的其它地区就中断了食品供应。有人认为这是金正日故意切断这个省的粮食供应，因为他认为这个省的忠诚度在降低。可能除了咸兴，清津地区的营养不良率是北朝鲜最高的。但是，这也导致这个城市的地下经济飞速发展。

“为什么政府把我们丢在一边，让我们自生自灭？”市场上的妇女们聚在一起时常常这样抱怨。

“没人会再理会政府，”几年后一个从清津来的年轻人告诉我。

并不像北朝鲜的他城市，清津开始偏离党的立场。二零零五年清津的水南成了北朝鲜最大的市场，市场里的商品多过平壤的任何一家百货商店。这里，你可以买到菠萝，猕猴桃，橙子，香蕉，德国啤酒和俄罗斯的伏特加。市场里，你还能买到非法的好莱坞电影的光盘，虽然商贩们都把他们藏在柜台里。一袋袋的大米，玉米很明显是人道主义援助就这样公开的贩卖。性也公然叫卖。妓女在清津火车站前的拉客也不再遮遮掩掩。对比于刻板的平壤，清津简直就是狂野的西部。

金正日不能让北朝鲜第三大城市偏离劳动党的强硬路线。虽然缺乏燃料，但是清津的钢铁厂，化纤厂，和机械厂仍然是金正日以期重建的这个国家工业引擎的关键部分。从军事方面看，清津由于靠近日本这个位列美国之后北朝鲜最大的敌人，因此也极其重要。清津南部的海岸线上遍布针对日本的军事设施，包括舞水端里导弹基地，该基地于一九九八年经行了长程导弹的试射。

父亲死后一年，金正日开始肃整驻扎清津的人民军第六军。第六军是北朝鲜多达百万的二十个军的地面部队中的一个。军部设在罗南中心地带，一个清津市中心以南，煤矿以北的地区。一天深夜，人们听见几十部卡车，坦克的引擎轰鸣，还闻到引擎废气那刺鼻的气味。整个军，三千人及其坦克，卡车，装甲车一夜之间撤出了城。军人们先是在罗南火车站集中，随后，坐火车缓缓离开，其时产生着令人心悸的巨响。居民一个个吓得瑟瑟发抖，没人敢从床垫上爬起来，偷偷看看门外。

劳动新闻和广播里对此事没有一个字的报导。也无法获得第一手数据，因为北朝鲜人民军通常需要服役十年，而且士兵都被安置在远离家乡的地方服役也不准同家里有任何联络。没有正式渠道的新闻，谣言就满天飞。军队是不是在准备期待已久的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南韩入侵了吗？军队要造反吗？人们之间流传着第六军的军官要控制清津的港口和军事设施，同时准备在平壤实施对金正日的刺杀计划也落空了。

在医院，金医生从一个病人那里听说，第六军的计划是由一个富有的中国商人提供资助。

在幼儿园，老师们聚在餐厅，听一个厨师讲述着，其自称从一个亲自参与计划的亲戚那里听来的第一手资料。他说计划是由南韩总统金泳三资助的。

一个学校的老师声称她看见一个参与计划的邻居被带走了，因为不洁之血，一同被带走的还有他年仅三个月大的孩子。时间是半夜，被一辆卡车带走。

“他们把孩子扔到卡车后货箱里，就像扔一件家具一样，”这个老师耳语着。孩子被扔到卡车后面的景象使美兰深深的感到恐惧，以至于很多年里，无论清醒着或是睡梦之中，这个恐怖的场景一直会反复的出现在脑海里。

最终，第六军的番号被撤销，由从元山调来的第九军代替。交接工作进行了数月。直到今天真正的原因仍然是个谜。

情报分析人员试图揭秘这只部队的真正意图。多年来在北朝鲜，有人说是叛乱，有人说是起义，还有人说是刺杀未遂–然而没有一种说法得到证实。对于第六军的解散，最合理的解释就是金正日想控制其经济行为。在北朝鲜，军队运作着很多商社（贸易公司），出口着从松茸、墨鱼干到冰毒、海洛因等各种物品–非法毒品成了这个政权硬通货的一个重要来源。而且一般认为，军队也染指人道主义救援，将援助的大米在清津或其它地方的黑市上销售。设想下，贪污腐败在第六军内横行，军官只为自己牟利，如同犯罪集团内部一样，就被大老板修理了。一个在一九九八年叛逃至南韩的前人民军军官告诉审讯者，第六军的军官靠着位于清津郊区农场种植的鸦片牟取利润。

在整肃军队后不久，清津发生了更多奇怪的事情。平壤派来的称为groupa的特别检察官专门打击工厂的腐败行为。主要目标就是金策钢铁–北朝鲜最大的钢铁厂，而钢铁厂在整个一九九零年代几乎都是闲置的；任何时候，工厂里十个烟囱中只有两个会冒烟。工厂的管理者组织工人收集废铁去中国边境换取食物。当废铁不够的时候，他们就会自己拆除设备，零部件，然后都在边境被卖掉。

换来的现金至少部分用于为工厂员工购买粮食。

钢厂的管理者–大概一共十人被行刑队处决。人民安全局在水南市场通往Suseon溪之间的一块泥泞的草地上执行了这次枪决。

之后，检察官转向更小的目标。他们处决那些从电线杆上偷铜线换取食物的人，偷羊贼，玉米贼，偷牛贼，还有在黑市上交易大米的人。在一九九七年，布告在清津满天飞，其中有一个布告警告人们偷窃，储藏，或销售谷物属“扼杀我们的社会主义”并且最高将被处以极刑。

北朝鲜的刑法将死刑仅限于故意杀人，叛国，恐怖主义，“颠覆国家行为”以及“反人民行为”但是对这些概念的定义却很随意，以至于任何触犯劳动党的行为都可以归为其下。在南韩的脱北者谈及一九九零年代的处决包括通奸，卖淫，拒捕，骚乱行为。在稳城–金赫孤儿院所在的边境城市，据报导，四个学生因在一次酒醉后，赤身裸体而被处决。

在过去，北朝鲜是一个有序、简朴及可预知的地方。如果有人被谋杀，通常都是黑帮火并或者由爱生忌。很少会有盗窃案，因为没有人比其它人拥有的多。人们明白什么是规则，什么是不能碰的。

现在规则却被玩弄于鼓掌之间–生活因此变得无序，令人恐怖。

第十三章 井底之蛙

一名在北朝鲜最大的图书馆–平壤人民大学习堂学习的学生

俊相在一次回家度暑假的时候，曾亲眼目睹过一次处决。执行前几天，带着扬声器的卡车就开着四处转，宣布着日期、时间。人民班班长也挨家挨户的敲门，通知每个人都被要求参加。俊相不喜欢这种场合。他恨血腥，他忍受不了看一个人或者动物受难。在他十二岁那年，父亲强迫他去宰一只鸡。当俊相抓着鸡脖子的时候，手不停的抖着。“你连这个都不敢做，怎么成为一个男人啊？”父亲严厉的责备道。俊相只好顺从的用刀一挥，相对于一只无头的鸡，他更害怕父亲的斥责，但是当晚他拒绝吃晚饭。看着一个人死去对他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他发誓不会去看。但是当那天到来，所有的邻居都跑去看，他发现自己也跟不由自主的跟着人群一起走去。行刑地点设在离他和美兰夜晚散步去的那个温泉度假村不远的一条小溪的沙堤上。大概有三百人已经聚集在哪里，孩子们推搡着想挤到前头。男孩们都想争抢公开处决时落下的子弹壳。俊相也挤过人群，想找个好的角度。

国家安全部门已经把场地整理了一下，变成一个临时的法庭，摆了些桌子用做检控席和摆放有两个巨大扬声器的扩音系统。那个人被指控爬电线杆盗剪铜线贩卖。

“这个窃贼导致了国家财产的巨大损失，意在破坏社会体系。这是叛国的行为，是帮助社会主义国家敌人的行为，”检察官朗读着，他的声音夹杂着扩音器的啸叫通过扩音器远远的传出去。然后有个人作为辩护律师对所做指控做出反应，然而他的话却没有丝毫辩护的意思：“我承认检察官所做指控均属实。”“犯罪嫌疑人因此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第三人下令。

被宣告有罪的那个人的眼睛，胸口及腿就被绑在一个木桩上。行刑小组会按次序瞄准绑着的绳子，每个部位三枪–从上到下一共九枪。先是头部瘫软，然后身体按顺序瘫倒在脚下准备好的袋子里。

简练且有效。看上去像是罪犯死了都在祈求原谅。

此时一股低声抱怨开始在人群中传出。看起来，不止俊相一个人认为对于这么小的一点偷窃就处以极刑实属太过于严厉。那些电线本来就没什么用。那个人偷的几米铜线可能换不了几袋米。

“真可怜，他有个妹妹，”俊相听见有人说。

“是两个，”另一个人说。

俊相猜想那个人的父母可能都死了。他肯定清楚没人会替他解决问题。他可能家庭成分也不好。可能像美兰的学生一样，是个矿工的孩子。

正当俊相思讨着这些可能性的时候，枪响了。

头。胸。腿。

头像个西瓜一样被打烂。鲜血立刻喷涌而出，几乎溅到人群的脚上。俊相立刻觉得想吐。他马上扭头挤出人群，回了家。

对于俊相来说，每次去清津他总是会在自己的国家里有些令人不快的发现。在大学，俊相与最恶劣的现实相隔绝。他有足够的吃的，晚上也有电。平壤顶级大学的学生是这个特权城市里最具优先权的一群人。但是一旦离开了象牙塔，现实立刻面目狰狞的展现在眼前。

曾伴随美好记忆的地方现在都关门了–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曾去过的餐馆，第一次邂逅美兰的剧院。

除了偶尔的公共假日，例如金日成和金正日的生日，其它时间都没有电。

夜晚都是摸黑在家，听着父母长吁短叹。他在东京富有的祖父已经去世，其它还活着的亲戚都不像祖父那么慷慨的给穷亲戚送钱。他母亲的风湿性关节炎也严重到让她无法步行去市场或者踩买自日本的缝纫机。

几乎每一个晚上都一样。父亲抽着闷烟，黑暗里烟头一亮一亮的。每吐一口烟，他就要重重的叹一口气，预示着他有坏消息要说。

“你知道谁死了吗？你还记得…”他父亲提了俊相高中时一个老师的名字。他的数学老师。他的中文老师。还有他的文学老师，曾经也是个电影迷，还曾借给俊相几本电影文学的杂志给他看，那是关于东欧电影及电影在反帝国主义斗争中所扮演的角色等等。老师们大多是五十多岁的知识分子，在学校系统停止发放工资后，他们发现自己没有什么其它的谋生技能。俊相过去在放假从平壤回家的时候，常常会去看望一下自己高中时期的老师们；老师们看到自己的学生如此优秀也是非常高兴。现在俊相会尽量避免联系高中的人。他不想听见谁又死了。

死亡不仅仅局限于老年人。俊相的母亲告诉他，他哪些同学饿死了，那些没有通过大学选拔考试不得不参军的人。俊相同他们都失去了联系，但是他曾经心安理得的想象他们应该能度过难关，因为士兵应该是优先供应食品的一类人。毕竟，是金正日自己宣称的先军（songun）观点，或者“军事优先。”中小学生要做出牺牲，所以强大的军队就能保护他们免受美帝国主义的轰炸。

俊相现在可以看到那不是真的。清津附近的士兵们成群结队的，个个衣衫褴褛，用人造革腰带将不再适合他们骨瘦如柴身板的军服扎紧。因为营养不良，一个个的面露菜色，很多人身高仅及五英尺。（因为年轻一代生长状况不佳，北朝鲜军队在一九九零年代早期也降低了新兵入伍所要求的五英尺三英寸的身高标准）一到夜里，他们一个个都擅离职守，爬进私人菜园，挖泡菜坛子，把蔬菜连根拔走。

住在附近的邻居们大多都加高了围着屋子的围墙，而无视于警方关于围墙不得高过一米五的规定，这样可以方便警察直接看到院内的情况。然而即使这样，窃贼还是光顾了三次，他们爬过围墙，将俊相家的菜园一扫而光。他们把种的大蒜，马铃薯和大白菜全部拔走。对菜园，俊相的父亲在他的蔬菜种植日志里做了很仔细的记录，记下他用的是什么类型的种子，以及发芽所需的时间。

“为什么他们就不能至少等这些菜长成啊？”他哀叹着。

当有人把狗偷走后，俊相的妈妈简直像失去了亲人。俊相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就养了这只丰山犬。她非常溺爱这只狗，每天亲自给它做吃的。在写给在大学读书的儿子的信中，也满是这只小狗的消息。她容忍不了这只狗很有可能已经被吃掉了的想法。

实际上，他们非常的幸运，只是狗被杀了而已。每个人都知道他们家来自日本，有钱，所以他们很容易被窃贼盯上。他们村子里有一户人家在一次令人发指的抢劫中，全家被杀。俊相和他家必须比以前更加小心。他们在高墙后的房间里快速吃完晚餐，希望不要被邻居看见他们有足够的吃的。

自从对金日成的死无法挤出眼泪以来，俊相意识到他对这个体系的失望是与日俱增。任何他所看到，所听到的，所读到的，都使得他与所谓的政治正确的思考渐行渐远。他在大学的经历改变了他。生命里第一次他有了全新的观点。

当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俊相读所有他能弄到的书–小说，哲学，科学，历史甚至是金日成的演说。

镇子上的书店卖的小说讲述着美国佬的凶残，南韩人的谄媚、懦弱，以及英雄的北朝鲜人。偶尔也会有俄罗斯的小说–托尔斯泰或者高尔基的著作。他高中时期所看的书都是来自教育器材及读物供应办公室以及他父亲那颇为可观的关于希腊和罗马历史的藏书。俊相很爱读那些古代勇士的书–他喜欢关于汉尼拔是如何将罗马帝国搅得天翻地覆，宁可服毒自尽也不愿接受失败的那些故事。

等他到了平壤，他已经做好准备迎接更现代的事物。在大学里，图书管理员的桌子后面，有一小部分经过挑选的翻译成朝鲜语的西方书籍。这些书是不准面向普通大众的；只有顶级的学生可以接触这些书。在政府的某个高级层面，有人决定这个国家也需要一些精英学生对西方文学的精华有所瞭解。这些书在封面上没有标明出版社名称，但是俊相听见有传言说它们是由InminDaehakseupDang（人民大学习堂，一个位于金日成广场，橱窗式的国家图书馆）出版。这些书里甚至还有美国的书。

俊相最爱读的是《飘》。这种通俗风格的书不同与朝鲜小说的语调。他惊讶于美国内战和朝鲜战争是何其相似。他很惊奇的发现同一人民之间的战争竟会是如此激烈、血腥–很明显美国人同朝鲜人一样慷慨激昂。他想美国人的结局更好，毕竟美国最终还是归为一统，而不像朝鲜人至今仍然分裂着。他很钦佩于女英雄郝思嘉，钦佩她的勇敢。她也小小的提醒了他，在北朝鲜电影里也有个女英雄，总是在泥地里摸爬滚打，为祖国而战，但是郝思嘉更多的是个人主义者–这在北朝鲜文学中是不值得赞扬的。而且北朝鲜的女英雄肯定是没有卿卿我我的爱情。

按照北朝鲜的标准这些可是伤风败俗的。俊相还想读更多的书。他读完了所能找到的所有的书，从西德尼谢尔顿的《天使的愤怒》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他甚至还读了《人性的弱点》，卡耐基写于一九三零年代的自立励志经典。这是他第一次对西方商业的探索，而且这深深震动了他。他不能相信卡耐基给读着的种种建议。

学会爱，尊重，并以愉快与人相处。

一个在美国的资本主义体系下的作品怎么会像这样写？俊相问自己。难道所有的资本主义敌人不是生活在丛林法则中吗？-要么杀人，要么被杀。

俊相还从同学那里借书。在顶级的大学，很多学生有一些位高权重的亲戚，他们时常出国，能买些书籍杂志。朝鲜语的材料在中国延边地区可以买到，那里有很多朝鲜族人口。通过他的一个同学，俊相还得到一本中国学校系统出版的性教育读本。真是大开眼界！俊相意识到他和他那些二十多岁未婚朋友的性知识还不如中国的中小学生。为什么他要知道女性的生理周期？那能解释很多东西。

他还吃惊的读到一个在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印发的讲话，讲话批判了毛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总有一天，他想，劳动党也会批判金日成。

一天。一个和俊相经常交换书籍的同学偷偷靠近他。这个学生四下看看，然后很神秘兮兮的塞给他一本书。

“这本书很好，”他耳语到。“可能你想看看？”书是一本薄薄的俄罗斯政府出版的关于经济改革的小册子。那个男孩的爸爸在平壤一个书展上，在俄罗斯大使馆那里得到的。书看上去是一九九零年代初，当俄罗斯试图建立自由市场经济改革时写的。俊相立刻意识到这本书在手上的危险–北朝鲜人被要求将任何他们发现的外国文学上交给警方。他，男孩，还有男孩的父亲都会因为私藏这样的书而惹上大麻烦。俊相马上把书藏到自己更衣箱的衣服下面。他的宿舍有两张上下床–四个学生一间–所以他们很少有私人空间。他只能躲在被子里用手电筒偷偷的看。

他读到：

在早期阶段，资本主义是一种无情的竞争，目的是追求财富。此时没有公平分配社会财富的概念，或者普通工人福利的概念。经济以一种无序的方式发展…但是现代资本主义已经有非常大的进化，已经纠正了之前的缺点。例如，反托拉斯法（反垄断）确保正常有序的生产，但是生产活动不由国家控制。

这本书继续解释退休金制度和保险、福利的概念。它阐述了全球范围内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崩溃是缘于他们的无效率。俊相发现他边读边不由自主的点着头。

在一九九六年，俊相拿到了大学文凭。没有回清津，他决定继续留在学校，读研究生。他现在正式是个成年人了，有权搬出校园。他搬出了学校宿舍，租了间私房。这是一间破旧，肮脏的房间，没什么家具，但是他很喜欢他的房东，一对老年夫妻，耳朵有点背，眼神也不好。他们完全符合俊相的预想。一旦有个自己的房间，俊相用祖父最后一次来给的钱买了台索尼电视机。然后按北朝鲜法律，他在无线电监察局对电视机进行了登记。由于北朝鲜自己不能自行生产家用电器，进口的电视机必须将频道固定至官方电视台，然后将调频器失效-北朝鲜版本的去功能软件，这样就防止电视被用于接收外部世界的信号。北朝鲜人自嘲他们就像个“井底之蛙。”世界对他们来说不会比头顶上的那一片天空大。技术娴熟的人很快就能搞定，避开这个系统。对于收音机来说，这很容易–只要打开后盖，切断联系表盘的传送带，再换上橡胶圈，这样就可以转到你想要的任何频道。电视就要多一些的专业技术。

这个局会贴个纸封条在电视机的按钮处，这样证明电视机业已预设好，处于批准状态。要绕开封条又不损坏它，俊相用一根又长又细的缝衣针去按按钮。在他房间里有个后门通往外面的院子，在那他安了一部天线。在所有人睡了之后，他调试天线，通过调整不同天线的方位，最后找到了他想看的：南韩电视节目。

俊相只有当夜深了，来自非军事区以南九十英里的电视信号最清楚的时候才开始听电视节目。他会一直等到自己确信房东都已入睡–因为墙壁非常薄，他能听见他们打呼噜。由于电视没有设置耳机插孔，他不得不把电视的音量调到刚刚能听到的程度。而他要屈膝，把耳朵贴到扬声器上，直到他的腿和脖子酸的坚持不住这个姿势了。与其说他看电视，不如说他是在听电视。当打开电视的时候，他总是处于高度警惕的状态。几个门之外，有个邻居养有一条狗。如果他夜里听见狗叫，俊相就会马上把电视调到官方电台，并且飞奔出去把天线藏起来。

电视核查人员确实会来。有一个眼睛非常毒，他注意到一片透明胶带纸贴在纸封条上。俊相用胶带纸掩盖针在纸上留得痕迹。

“这个胶带纸是干什么用的？”核查人员问道。

俊相的心狂跳。他曾听说有一户人，家里有人看了南韩电视节目，而全家都被送往古拉格（劳动营）。他的一个朋友仅仅是被怀疑听了南韩的广播就被审讯了整整一年，而在此期间他从没有见过阳光。当他被释放的时候，他脸色像死人一样的苍白，他精神几乎崩溃。“哦，我贴上胶带纸怕它松开，”他故作镇定的回答道。核查人员皱了皱眉，走开了。

在这次侥幸逃脱之后，俊相更加小心了，但是他实在不能抑制自己的好奇心。他现在对信息，特别是实时信息的胃口变得越来越大了。电视带给俊相的不仅仅是外面世界的新闻，更多的是，他以前从不知晓的自己国家的信息。

俊相了解到很多令人瞠目结舌的事情，那些他曾经怀疑过但却从不知晓的。他听到比尔柯灵顿总统说美国已经提供燃油和能源援助，但是北朝鲜却没有停止研发核武器和导弹。他发现美国提供给北朝鲜以几十万吨的大米作为人道主义援助。

数名美国国会成员组成的代表团举行了个新闻发布会宣传北朝鲜的饥荒导致多达两百万人死亡。人权组织估计二十万人被关押在古拉格式的劳动营里，北朝鲜有着全世界最差的人权纪录。

在二零零零年，南韩的电视台报导南韩总统金大中即将在平壤同金正日进行历史性的峰会。峰会期间，南韩电视台播放了金正日的声音，当时他同南韩总统在谈话。俊相以前从没有听过敬爱领袖的声音；在北朝鲜广播和电视中他的讲话，都是由一个专业的播音员，以一种颤抖的、充满敬畏的嗓音朗读出来。这样可以保持他的神秘感。“你怎样看我们的历史名胜？”俊相听见敬爱的领袖以一种听上去很苍老、无力但是却很清楚的声音说。

“毕竟他也只是个人，”俊相这样对自己说。

听南韩的电视节目就像是一个人一辈子第一次照镜子，意识到自己并不是那么可人。北朝鲜人总是被告知他们是世界上最值得骄傲的国家，但是外面的世界却认为它是个可怜的、破产的政权。俊相知道人们在挨饿；他知道人们被强制投入劳动营；但是他从来不知道有多少。当然，南韩的新闻报导可能夸大其词，但是，会像北朝鲜宣传部门那样不靠谱吗？

俊相回家的火车之旅，让他不禁想到自己读的佛教经文中所描述的人间地狱。车厢里是如此拥挤以至于他无法去上厕所。男人就直接往车窗外尿，要不就等到停车的时候，到野外去尿，但是有时候他们连着都无法做到，只好在车厢里解决问题。当车慢些的时候，无家可归的孩子就会在车箱旁追着跑，乞讨，有时候还会尖声乞求食物。他们还会试图从破车窗外伸手进来抓吃的。火车总是严重晚点，因为在试图爬过平壤以北陡峭的山坡时，车头经常会趴窝。俊相有一次被困于发生故障的火车里长达两天，那时正处严冬，寒风肆虐着没有窗户的车厢。他也尽可能的帮助同其它乘客–一个妇女带着一个二十天的婴儿，还有一个因晚点而缺席了自己婚礼的年轻人。他们在一起，弄了个金属桶，在里面生起了火，而不理会列车员要求把它拿出去的命令。如果不是这堆火，他们可能全部都因体温过低而见了阎王。

在北朝鲜经济跌至谷底的一九九八年的一次旅途中，俊相被困于咸镜南道的一个小镇，通常他在那里转车，从向东的车转到沿着海岸向北的车。铁道被洪水淹了，暴雨把等车的乘客浇了个透心凉。

俊相在站台上找一切可以避雨的地方。当等着的时候，他注意到有一群无家可归的孩子，Kochebi（流浪的燕子），在卖艺讨钱买吃的。有些孩子耍些小魔术，有些跳舞。有一个男孩，大概七、八岁，在唱歌。他细小的身体藏在成人尺寸的工装里，但是他的发音听上去又远比年纪大。他紧闭着双眼，满怀深情的唱着歌，整个站台都被他的歌声感染着。

UriAbogi，我们的父亲，这个世界上我们无所羡慕。

我们的家园在劳动党的怀抱之中。

我们都是兄弟姐妹。

即使面对火海，可爱的小朋友们请不要害怕因为父亲在这里这个世界，我们无所羡慕俊相很小的时候就牢记此歌，除了现在的歌词有点更改。在这句个词中“我们的父亲，金日成，”这个孩子将名字换成了金正日。即使真的，这么小的孩子也不应该为能给予他保护的父亲唱赞歌，况且他的境况也很明显的与歌中所唱的不符。现在他在站台上，全身湿透，污浊不堪，而且毫无疑问的饿着肚子。

俊相摸了摸口袋，给了这个孩子十元钱，对街头艺人来说这是一个慷慨的小费了。虽然有部分怜悯，但是更多的感激这个孩子带给他的反省。

后来，他想他应该感谢这个孩子使他清醒过来。现在他明白了，自己完全不信那一套。这是真情流露的重要时刻，正如一个人决定放弃信仰成为无神论者一样。这让他感度无比孤独。从此他将与他人格格不入。就这样，他突然无意识的就背负上自己发现的关于自己的一个秘密。

心里的疑惑澄清了，起先他以为他的生活将会因此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事实上，生活和以前一样没有一丝涟漪。他又仔细思考了一次自己所忠于的观点。在周六的早晨，他会准时的出现在大学的意识形态讲座中。劳动党党委书记喃喃的述说着金日成的传奇，听上去他好似一部自动播放机。在冬天，当礼堂的暖气还没有开启的时候，演讲者就会以最快的速度敷衍了事。俊相会经常偷偷的观察其它的听众。参与讲座的通常会有五百人左右，大多是研究生或博士后。整个讲座期间，他们一个个都晃着脚，把手放在屁股下取暖。但是他们的脸很平静，木无表情，麻木的如同百货商店橱窗里的人体模型。

他突然意识到他的脸上也挂着同样的表情。实际上，对于讲座的内容，他们可能和他有着一样的看法。

“他们知道！他们全都知道！”他几乎要喊出来了，他非常确定。他们应该是这个国家最为聪明的头脑。“任何有脑子的人不可能不知道，这不对头。”俊相意识到他不是唯一不信的人。他甚至认为他能以一种保持沉默的交流方式认出这些同类，这种方式很微妙，甚至没有到眨眼，点头的程度。他们大学里有个学生，年轻女性，在日记里叙述着她是如何的爱戴着亲爱的领袖，赢得不少赞扬。《劳动新闻》还有关于她的报导，她也因为自己的忠诚而受到褒奖。大学的学生们却刻薄的挖苦她。他们认为她是个怪人，但是因为他们不可以这样说，于是就嘲讽她。

“谁那么幸运能娶到你啊？”他们问她。但是他们能做的也就仅此而已。

北朝鲜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同其它共产党国家的同行一样不敢上街示威。在北朝鲜没有布拉格之春，没有天安门广场事件。北朝鲜的高压程度是如此之高，以至于没有任何有组织反抗的苗头。任何参与反政府行为的示威者，他的直系亲属，以及所有知晓的亲属，都将得到可怕的惩罚。在这样一个三代以内连坐的体系下，惩罚将延伸至父母，兄弟，姐妹，侄子、侄女，表亲。“很多人觉得如果用他们的生命换取终结这个可怕的政权，他们愿意这么做，但是问题是你不是唯一受惩罚的人。你的整个家庭全部都要被打入地狱，”一个脱北者这样告诉我。

在北朝鲜，想成立读书俱乐部或者进行一个政治研讨是不可能的事情。任何自由的交换思想观点都将不可避免的延伸至禁区。在任何三人或四人的小团体中，就至少会有一个告密者或者各种各样的特工。俊相怀疑他高中里一个最好的朋友就是政府的线人。这个男孩曾是学校最好的学生，甚至比俊相还优秀，但是他上不了平壤的大学，因为幼年时曾患小儿麻痹，导致腿跛。当俊相从平壤回家的时候，这个朋友就会大声的抱怨政府，且鼓励俊相应答。他的话语大胆而又有点做作，这使得俊相很担心这是个陷阱。后来俊相对他就完全避而不见了。

他提醒自己：只要你还住在北朝鲜，你就不可谈论政治。对你最好的朋友不能，对老师甚至是父母不能，当然对你的女友也不能。俊相从来不在美兰面前谈及对这个政权的感觉。他没有告诉她，他在看南韩电视，读资本主义小册子的事情。他当然也没有告诉她，他已经开始幻想叛逃。

第十四章 那条河

从中国看图们江

相互之间倾诉的越少，他们的关系也就越紧张。

在过去，俊相和美兰会对他们的同学，同事，家庭闲聊上数小时。当他们在黑暗中漫步，他给她回忆自己曾看过的每一部电影，每一本书，不放过任何一个情节。他给她背诗。他喜欢她那天生的好奇，他喜欢看她对一些闻所未闻的事物强装镇定的样子，她和大学里那些只知道埋头用功的女生太不一样了。现在，他读书的乐趣很大一部分来源于他随后将之复述给美兰听。在分离的数月里，俊相努力积累最好的素材，在脑子里反复预演，想象着给美兰讲述这些故事的时候，她眼睛里会闪烁着怎样的欣喜，她会如何毫无顾忌的开怀大笑。然而现在，他却对她有所保留，即使脑子里满是那些他不能与其它人倾诉的观点。

不是他不信任她–他觉得美兰甚至比他的直系亲属还要亲近。当其它的朋友一个个疏远时，美兰就更是他生活的中心。但是告诉她这些有什么好处呢？如果她知道了他所知道的，她会不会像自己一样，也被这些事情弄得不开心？如果她知道了南韩的富裕程度，她又怎么能继续教那些饥肠辘辘的孩子唱金日成赞歌？她为什么需要知道在中国和俄罗斯进行的资本主义改革？他很担心美兰。她的家庭成分不好，她应该比其它人更加小心自己的行为。只言词组就足以毁了她。当他们在一起，谈及她那些饿肚子的学生，他们总是用些诸如“形势”，“艰难行军”等一些委婉的词。挑的太明，可能会陷他们于要相互揭发的危险。

其它未曾触及的话题就是个人方面的。俊相怀疑美兰被自己一九九七年大学毕业后决定留在研究所的选择深深的伤害了。这样要靠破烂不堪的铁路，以及几乎陷于瘫痪的邮政，来维系这段感情就更加困难了。就算回家，相互之间的联系还是让人气馁。既没有电话，也不能在对方家里留便条。要约会，俊相就要想方设法在美兰家外面或者幼儿园里去碰美兰。有时候下暴雪，俊相要艰难跋涉几个小时，才能到幼儿园，大雪茫茫，只有将铁路线作为方向的参照。当到达的时候，他的手指几乎都冻僵了，却发现美兰今天不上班。

他们一年只见两次–只在寒假和暑假。在经历长时间的分离后，即使见面，还要花点时间克服一开始的尴尬。美兰变了。初次邂逅时大胆的短发早已不见。美兰现在看上去和其它北朝鲜姑娘差不多，齐肩长发，扎在脑后。他还惊奇的发现美兰开始化妆了。

事实是，他们现在都是羽翼丰满的成年人了–他二十七岁，而她二十五岁。很明显他们将何去何从，没有答案。

在俊相的一次来访时，这个话题没有任何预兆的提出来了。美兰那天早些时候刚刚参加了自己一个同学的婚礼。喜宴之后，她和俊相在她家后面见面，然后又来到了那个温泉度假村。那是个晴朗的夜空，四周一片寂静。他们在树下的小径漫步，倘佯于假山、瀑布，映景池之间。他们在最喜欢的长椅上坐下，从那里可以看到月亮挂在群山之上。

美兰向俊相打趣的说着婚礼和她朋友的新婚丈夫。

“我不知道人们为什么要这么年轻就结婚，”俊相突然插话。他最近读了一首朝鲜古典诗歌，这首诗在他脑海里，引起巨大的共鸣。他找出年轻新娘不幸的段落。

如果在山间突遇猛虎，它会比婆婆更可怕吗？

彻骨的冰霜会冷过公公的冷漠吗？

即使是被你猛踩而爆裂的豆荚，它看你的眼神也不如小叔子的目光，那么肆意。

不，即使最辣的辣椒也辛辣不过小媳妇的生活。

俊相想这首诗风格颇为调侃。美兰也被逗的哈哈大笑，但是笑过之后她却沉默了；他不知道是不是她把这当成是他的一个暗示。

实际上，俊相对婚姻没有考虑太多，或者至少他不太愿意去考虑。一方面，他不敢想象自己会同美兰以外的人结婚，即便是同她的婚姻会堵上自己通往劳动党之路也在所不惜。入不了党，他就很难在平壤的大学里谋得一份固定工作。但是那是在当前情况下。如果他离开北朝鲜呢，和她一起？如果北朝鲜政权垮台呢？俊相前一天晚上从电视里得知，北朝鲜是当前世界上唯一的一个这样的共产政权，可能除了古巴。正如一九八九年柏林墙被推倒，两德统一，有朝一日朝鲜也可能统一。每次，当他在大街上走过叮满苍蝇的尸体或者看到污秽不堪、濒临死亡的孩子，他都觉得这个政权的末日快到了。他们就像生活在战争之中的国家，各种灾难不停的从四面八方袭来。在这样的条件下，俊相只能得过且过，甚至都不能对下一周做出什么计划，更不会想到婚姻了。

一瞬间，对自己、对美兰以及对他们现在不快乐生活的沮丧之情占据他的身体。他没什么心情继续背诗。他知道再多的话，也仅仅是聊以自慰。他做出个前所未有的大胆之举：把她搂过来，吻了她。

至少这是个吻。虽然嘴唇只是在美兰的面颊上比轻碰多了那么一点，在碰到达美兰的嘴唇之前就分开了，但这也是他们以前不曾有过的，是最亲蜜的身体接触。他们认识十三年了，约会了九年，除了牵手什么也没有。

美兰看上去吓坏了。她好像不是生气，而是紧张。她突然从长椅上站起来，并示意他也这么做。

“好了，”她说。“我们走走吧。”美兰被这个吻吓了一跳。虽然她对性只有最模糊的概念，但是她知道一个吻将把她带往一个万劫不复的深渊。她曾经听过女孩被男人睡的传言，还有她们惹上的是多么恐怖的麻烦。北朝鲜没有避孕措施，相反只有昂贵、危险的堕胎手术。

不像她不切实际的男友，关于婚姻，美兰想了很多。三个姐姐中有两个嫁人生子，她很多的高中同学也都订婚了。她不得不严肃对待自己的将来。她不认为俊相将来会娶她。

确信的一点是，她的成分已经有所改善。到一九九零年代，金正日有比五十年前在朝鲜战争中替另一边打仗的人更大的敌人需要着眼。一如幼年的伤疤，到了皮打皱的年纪就早以不记得了。污名会随着时间慢慢消退。即使在北朝鲜的法律体系下，三代以外，不洁之血也将被稀释。美兰和弟弟就被师范院校接纳。她大姐姣好的面容也战胜了不良的成分，嫁得也很好；丈夫是军队的文职人员，他们一起住在一个军事基地附近，那里周围的树林没有被破坏。她可以不断的给家里些在树林里采集到的松茸，一种珍贵东西可以用于换取其它食物。

然而，美兰仍然不得不接受些限制。例如，她怀疑她或者家里的其它人能不能得到居住在平壤的许可。如果和俊相结婚，他们最好住在清津。但是她觉得如果那样，她就要对俊相的牺牲负责。当见到他的时候，看着他那双学校里苦读时后，苍白、严肃的眼睛，她又担心他愿不愿意回到清津。回到这里，他可能会像他的老师们那样，能引经据典、满腹经纶，却无养活自己的一技之长，最终落得个饿死街头，终了一生。

然后是他的父母。她从未见过他们，但是听说过很多关于他们的事情。如果俊相要娶她，他们肯定会大发雷霆。他父亲可能会寻死；他母亲怎可能会装作一病不起。不考虑其它因素的话，俊相是个背负使命的儿子。他从不违背父母。

毕竟，来自日本的朝侨通常都是圈子里相互通婚。他们会帮他找个有日元的姑娘，或者他会在大学里遇见一个聪明、有教养的姑娘。美兰的这个又浪漫又爱读诗的男友和她就不是一类人。面对现实吧，她这样告诉自己。她开始想象没有他的生活回是怎么个样子。平淡无奇。没有诗歌。嫁个工厂工人或者像她爸爸那样的矿工。生孩子，永远生活在这个采矿小村庄或者最乐观住在清津。她觉得生活的大门慢慢关上了。

她的教师工作也近况惨淡。班上的学生从开始的五十人，到现在只剩下了十五个。每天早上，她害怕走进那栋破烂的建筑，她害怕想起离开的孩子临走时回头投向幼儿园那一道道悲伤绝望的眼神。

孩子们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开怀大笑。课堂上，没人能集中精神–学生不能，自从金日成死后，再也没有拿到过工资的老师们也不能。当美兰问园长，什么时候工资能恢复，这个女人只是笑了笑。

“可能当我们和南韩统一的时候吧，”她开着玩笑。

美兰曾想过换个工作。也许她能在市场上或者在服装厂找个工作。她如此用功才考进了师范学院，成了一名教师，才进入了主流社会。现在看起来，还是一场空。

美兰另外一个担心就是父亲。他现在年已六十过半了，在美兰看上去，他一天天在老缩。泰宇曾经强壮的身形，随着年纪的增长也一天天佝偻下去。这让曾经自诩能将家人照顾的很好的母亲很是尴尬。现在泰宇也就终日在家转转，找些小活，有时候修修桌子或柜子，然后经常会做到一半的时候就会忘记自己在做什么。一改往常的沉默不语，现在他整日嘴不停，找任何在家的人说话，有时候甚至会自言自语。话题也都是些半个世纪以来从未提起的。他回忆在忠清南道度过的童年，还有他漂亮的妹妹们。当提及他的父亲及祖先的时候，他还颇为得意的说他们是yangban的一支，那是个贵族。当回忆这些的时候，他的眼睛总是湿漉漉的噙着泪水。在美兰三姐出嫁的时候，他史无前例的：喝醉了。

美兰的父亲一直以来都因为拒绝喝酒，使得他在他那一代的北朝鲜男人当中显得格格不入。这实际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在一九六零年代目睹几个朋友–像他一样都是前南韩战俘，因为酒后吐真言而惹上麻烦。而现在时过境迁，泰宇认为他用不着那么小心了。婚礼在家举行。他们都用家酿的玉米酒敬美兰的母亲。泰宇连干三杯这种烈酒。到客人都离开的时候，他开始唱小时候就会的一首伤感的南韩民歌，也不在乎会被谁听见。

我过去常常抓着妈妈的手。

然后我松开妈妈的手去够水果糕点。

哦，我是多么怀念抓着妈妈手的感觉。

美兰的父亲于一九九七年去世，时年六十八。当时美兰不在家，但是她弟弟陪在身边。他后来告诉姐姐们，父亲弥留时还喊着妈妈。

在去世的前几个月，泰宇清楚的述说着他的家庭。他坚持让他的独子记住族谱里他们祖先的名字，族谱是朝鲜人用来记录家族构成的一个记录。他是家里的独子，所以自己的儿子可以延续家族。

然而父亲还有一个最后的愿望却很难实现。泰宇希望将自己的死讯通知给自己在南韩的亲人。这个要求听起来就像个将死之人的臆想。

自从朝鲜战争后，分割了进半个世纪，南韩于北朝鲜之间既不通邮，也不通电话。红十字会也不允许传递信息。（直到二零零零年，才有被精心选择的一些家庭参与家庭团聚，但是仅限于因战争而离散的家属。）美兰和她的兄弟姐妹估计他们在南韩的祖母应该早就过世了，但是也没有父亲妹妹的线索。要联系在南韩的亲人看上去怎么都不可能办到。

美兰父亲死后的第二年，她姐姐，昭熙，急匆匆的跑回家里。她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脸也涨得通红。她刚刚同一个能来往中国的朋友谈了谈。他认识一些人可以帮助我们联系到父亲的家人。一旦你去了中国，他建议美兰的姐姐，你只要拿去电话给韩国拨个电话就可以了。

可能他们想试试？

美兰和昭熙一开始有点怀疑。你可不能信任一个不是家里人的人。这可能是那些秘密警察惯用的伎俩，设下圈套，让人们自投罗网。

在商量了几天之后，她们决定相信这个朋友。他有亲戚在中国，他们都会提供帮助。他认识一个人有一部卡车，可以载她们到边境；在那里有一个边境警察知道什么地方可以渡河，谁可以买通走另外一条路；他还有个表兄就在边境附近有座房子，到了那里她们就安全了。计划是美兰和昭熙一同去几天。他们只告诉了一个人，那就是他们新婚的姐姐，她发誓会保密。但是，她却实在无法保守这么大的一个秘密。她把秘密泄露给母亲，母亲却不准她们去。

“未出嫁的姑娘家不准单独去中国，”她下令。此时在外面很多流言，说很多北朝鲜妇女被强奸、拐走，最后被买到中国沦为妓女或者被杀害并被偷走人体器官。美兰的母亲说一不二。

他们又陷入家庭会议之中，商量着怎么做。美兰的弟弟坚持，作为家里唯一的男丁，他应该独自走一趟。母亲也不同意。他才二十二岁，是家里的宝贝，她的独子。

最后，有决定了。美兰，昭熙，还有他们的弟弟去，母亲也去。这可是全家出动。她新婚的姐姐不想去，而且他们也不敢告诉大姐，她和丈夫孩子住在军队大院，她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虽然美兰一家从不属于最忠诚的那部分–她母亲甚至还嘲笑那些天天给画像掸灰的妇女–但是，他们也不是这个政权积极的反对者。他们之中最大胆的，后来才知道的，是美兰的弟弟。他看上去老老实实，实际上每晚都用耳机偷听南韩的广播。而其它人对时局不太关心；她们每天都忙着想办法填饱肚子，谁有闲工夫去管外面的世界。

相对于其它北朝鲜家庭，美兰一家在新的经济下过的还算滋润。母亲经营着个小磨坊。他们也没怎么挨饿；他们也老老实实不犯事。因而，他们没什么紧迫的理由需要逃离北朝鲜。但是机会就这样突然摆在眼前，一旦他们决定行动，那开弓就没有回头箭了。垂死之人的恍惚之语，现在成了驱动他们走向边境的动力。

他们要去中国去联系在南韩的亲人。然而，他们担心能不能找到他们，或者即使找到，他们愿不愿见自己。他们根本不敢想去南韩的事情。

所有的计划准备在几周之内就一一落实了。在她们的口琴屋里，由于忌惮墙壁太薄及那些爱多管闲事的邻居，所以任何可能走漏风声的事情他们都不在家做。他们努力保持外表和往常一样的平静。

看不出有什么异常的。他们不能卖了家里值钱的东西去筹集路费。他们不能用木板把门窗钉死，以保全家当。

美兰在走之前，还有一项紧迫任务要完成。他们出发的前一夜，她从衣橱里拿出一个仔细捆扎的包裹。那是俊相写给她的信。她把这些信件和这么多年收到的礼物全部小心的保存起来。她曾收到过的最珍贵的礼物，那个蝴蝶形状镶着水钻的发卡，她却留下了。这些信必须销毁。在扔掉之前，她把每一封信撕得粉碎。她不想任何人知道这十年来，她和俊相一起度过的那些美好时光。除了她弟弟，和两个姐姐，没人知道这事。现在，将这段浪漫保密比以前更为重要了。

美兰告诉自己，他们就是做个短途旅行，去打个电话而已，但是内心里，她知道很有可能再也回不来了–不论在南韩的亲戚是不是接纳他们。一旦他们走了，他们就会被宣布成为叛国者。“在党的关怀下，你接受了教育，你居然还背叛祖国，”她几乎都能听见党委书记在耳边这么说。她不想让俊相有负罪感。她走了之后，他的日子会同往常一样。他可以去找个适合的妻子，加入劳动党，然后在平壤作为一个科学家度过余生。

他会宽恕我的，他会理解的，她告知自己。这样也是为他好。

第二天早上，美兰动身了，只随身背了自己的背包。她骑上车，和往常一样很随意的同母亲、弟弟挥手再见。计划是每个人分头离开家，以避免引起注意。晚些时候，她母亲会在邻居家门口露面，同他们打个招呼，说要去出嫁的女儿家一两周，帮忙照看孩子。这会给他们在警察注意到他们失踪前争取些时间。

他们在清津碰头，在哪里美兰的姐姐有个公寓。美兰和姐姐徒步出发去找能载他们去中国边境的那个卡车司机。美兰表现的出奇的镇定，每一步都像是纯自然的，好像她做着她应该做的，完全没有考虑到这些行为的后果。但是，当她同昭熙一起走着的时候，她恰巧扫了一眼街对面，突然她感到心脏停止了跳动。

她看见俊相在对面的方向走着，或者至少看上去是他。美兰的视力很好，所以即使是六车道的马路对面，她也能发誓那一定是他，即使现在是十月，他应该在大学的研究所里。她第一的反应就是想穿过马路去拥抱他，当然在大庭广众之下，她不能这么做。但是，她有太多事情要向他倾诉。她想他知道，她很担心他。她希望他能过的好。她还要感谢他曾给予的鼓励，鼓励她考入师范学院。她想告诉他，他对生活的热情也鼓励着她积极去面对自己的生活，包括当下正要做的事情。如果她的行为短期内伤害了他，她感到十分难过，但是…她强迫自己不要想了。这些话刚刚浮现在脑海里，她马上就意识到她收不住嘴，她会泄露秘密的。这样会危及全家，而且如果他知道了的话，对他也不好。

她在自己这边没有停住脚步，但每个几秒就回过头看看，直到那个也许是也许不是俊相的人消失在人群之中。

他们静静的坐在卡车后货箱里，前往茂山，这个美兰父亲在朝鲜战争后作为战俘被送往的城市。现在的茂山几乎成了个鬼城，煤矿，工厂都关了门。但是在毫无生气的外表下面，却是暗流涌动，这里成了走私者的乐园。这个镇子坐落于图们江江面最窄的一段，同会宁市和稳城郡一道，发展成非法越境中国的一个枢纽。非法越境在北朝鲜是个发展很快的行业，可能是北朝鲜唯一增长的行业。

这个卡车司机就是专门带这些没有护照和旅行许可的人到边境的。乘火车是想都不要想的，那里旅行证查的非常严。

如果有人看到他们一家，没人会怀疑他们在逃离自己的家。他们将自己最好的衣服穿在了日常穿着的下面，希望到了中国后，不要显得太寒酸。他们的穿著看上去也合符他们的借口–他们来茂山参加家庭婚礼。他们随身带的几件行李也只够他们来次周末短途旅行。里面也就塞了几张家庭合影，一些干海鲜，鱼，墨鱼，螃蟹等清津的土特产。这些不是给自己吃的，都是用来贿赂的。在去茂山的五十英里的路程上，有两个检查点。早些年，没有许可他们是不敢来茂山的；但是在一九九八年你用吃的什么都可以换来。

跨境被精心选择在一个没有月光的晚上，在边防守卫最可能打瞌睡的时候行动。地点就是茂山郊外的一处，那里边防岗亭相距两百米。跨界的时间、地点都是同中国那边的向导仔细协调过了的，他会在半夜过后，在河对面等着这些“包裹”美兰独自一人行动。她母亲，弟弟和姐姐按照安排都先走一步。为了安全，全家人最好分开过河。

因为如果单独被抓，你可以煞有介事的声称自己过去是应为肚子饿。如果走运，你可能会被轻判，也许只要在劳动营里待一年。如果全家被抓，就很明显的是有预谋的叛逃，那么惩罚就会非常、非常严厉。具体什么惩罚，美兰不知道，因为她从来没有遇见跑出来的人。她努力的让自己不要去想这些事情。

有个向导护送她，沿着一条平行于河道的土路，出了茂山。这时，路到一片玉米地前来到了尽头。

他示意她穿过玉米地，一直朝着河的方向走。

“直走，不要停，”向导告诉她。

现在，美兰超常的镇定又发挥了作用。由于恐惧和寒冷，她的身体不由自主的打起哆嗦。十月天，还是秋老虎发威的时候，但是一到了晚上，就感到阵阵的秋风凉。树枝上只挂有有几片枯叶。光秃秃的树枝让美兰暴露无遗。最好现在就穿过待收割的玉米地，走路尽量轻，干枯的玉米秆在脚下瑟瑟作响。她肯定有人正盯着她，马上要抓住她的脖子。

没有任何光线做参照，要按照向导的话直走很困难。哪边才是真正的直走？河在那里？她现在是不是应该走到河边了？她怀疑自己是不是一直在玉米地里转圈。

然后她几乎撞上了一堵墙。它就横在自己的去路上，高过头顶，视力所及向两边延伸而去。那是堵混凝土墙，就像是监狱和军事基地的那种围墙。她落入陷阱了吗？她现在很明确她走错了路。她要离开这里。越快越好。

她沿着白色的墙边走向前走。边走边用手摸着墙，墙也越来越矮，最后矮到很容易就翻过去。她现在明白了，这是一堵河岸的挡土墙。她摸索着下了水。

秋天在朝鲜是枯水期，河流很浅，只及膝盖，但是河水却冰冷刺骨，她的脚不一会儿就麻木了。当运动鞋灌满了水后，两只鞋就像是铅做的。她忘记了向导告诉她要卷起裤腿。她陷入了淤泥。她拔起一只脚，另一只又陷进去了。一步一步的往前挪，努力使自己不要滑倒，栽进水里。一直直走，她告诉自己，向导的话一直在脑海里回荡。

突然，美兰觉得水退到了脚踝处。她爬上了河岸，浑身湿漉漉的，四周看了看。她在中国了，但是什么也看不到。那里没人。黑暗里，她孤零零的。她的嗓子里又涩又干，但是现在即使她能喊，她也不敢。

现在，她完全慌了神。她回头看看身后的北朝鲜。现在她从另外一边看见那堵让她迷惑的墙。在那墙之外是玉米地，连着那条和向导分开的路。如果她能找到路，她可以走回茂山。在那里她可以搭火车回清津，第二天她就能到家。她可以回去幼儿园继续教书。俊相也不会知道她几乎就跑了。一切都好像是没有发生过。

当她胡思乱想的时候，她听见树丛后一阵沙沙声，然后是个男人的声音。

“Nuna,nuna.”是朝鲜语“姐姐，姐姐。”那是她弟弟在喊她，她伸手抓住他的手，永别了，北朝鲜。

第十五章 顿悟

清津的住宅区

在平壤的大学里，俊相非常依赖那反复无常的邮政系统同家乡的朋友、家人保持联系。除了美兰，他还固定的同几个人保持联系。他母亲也会把家里狗的一些趣闻写信告诉他。而父亲则总是要求他刻苦学习：“为了金日成，为了精心培养你的劳动党，”他总是用这样的语句作为信件的结尾。希望以此取悦那些检查信件的核查员。在寒冷的冬季，那些信件很有可能被铁路职工用于取暖御寒而烧掉了，因此俊相就可能几个月里一封信也收不到。所以，当他写给美兰的信件都石沉大海、杳无音信的时候，他一点也不奇怪。但是当十月过去了，十一月过去了，然后十二月也过去了，仍然没有她的只言词组，俊相就开始担心了。那个冬天，当一回到清津，他就装作随口闲聊一样的问他弟弟最近有没有碰到过美兰。他弟弟却不等他说完就脱口而出，“她走了！”“走了，走去哪里？”俊相不敢相信他所听到的。关于美兰计划的行程，他没有得到一丁点的征兆。她总是会把她的任何事情都告诉自己的，不是吗？虽然在夏天的时候，她给他的回信里语气有点不好，但是那可能是因为还在嗔怪他不愿意结婚吧，他不能相信她就这样不辞而别了。他抓紧弟弟，想得知更多的消息。

“他们都走了。有传言说他们已经到了南韩。”弟弟知道的只是这么多。

他去了她家附近，想了解些更多。他先是在她家附近转悠，好像在实施监视一样；他不能靠的再近了。他觉得肚子里一阵紧似一阵；自己脖子的青筋也在狂跳。几天后，他回来了。他在多年来同美丽秘密约会时，一直等她出现的那堵墙下坐了很久。他亲眼看到，现在那间房子里住着另外一户人家。

那个假期里，还有后来的每一次回家，他都会不断的回到那间房子。仅仅是想打听些消息–除了传言，没人知道更多。他怎么这么白痴。他恨自己；他做任何事情总是犹犹豫豫，瞻前顾后，好不容易下定决心却又发现太迟了。他思前想后的，终于决定向她求婚了，而她却走了。纵观他们的感情，他总认为自己是主导方。他是男人，他年长几岁，他有大学文凭。他给她带来平壤的诗，告诉她那些她闻所未闻的小说、电影。但是到头来，她才是勇敢者，而自己却是个懦夫。当然这无人知晓，但是他心里有一种感觉–她在南韩。

该死，她居然比我早行动，他告诉自己。

实际上，美兰的动作几乎比任何人都早。

从朝鲜战争结束后，到美兰一九九八年十月逃亡之前，几乎半个世纪中，一共只有九百二十八名北朝鲜人逃到了南韩。对比于柏林墙屹立时，每年多达两万一千名东德人逃往西方，这个数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这些逃亡的北朝鲜人，大多是外交官或者在国外旅行的官员。黄长烨，北朝鲜高级学者和领导人，曾经作为金正日的教授，在一次出访回国途经北京时，走进南韩驻北京大使馆。偶尔，也会有北朝鲜的士兵历经艰难险阻，穿过非军事区叛逃至南韩。还有一些渔民，则坐船前往南韩。

北朝鲜当局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锁住自己的国民。在清津和其它沿海城市，一九九零年代早期，就沿着海岸树立起一道围栏，防止人们乘船驶向日本。当北朝鲜人离开这个国家出公差，他们必须留下自己的配偶或者孩子作为有效的人质用以确保他们会回来。他们要逃亡者明白，自己的自由，是以至亲爱人下半辈子将永远生活在劳动营作为代价的。

形势在一九九零年代末发生了变化。饥荒以及中国经济状况的改变给了北朝鲜人以逃亡的动机。从边境，他们可以看到图们江那一侧沿着江堤跑着闪亮的汽车。他们用自己的眼睛可以看见，中国的生活看上去很好。

帮助美兰过江的地下网络迅速扩大他们的运营。他们不断的变换跨过图们江的线路，标记出最窄的跨越点，以及哪些守卫是可以被收买的。如果你不会游泳，你可以雇人背你过去。逃亡者的数量也急剧增加。二零零一年，估计有多达十万的北朝鲜人潜入中国，但是他们当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最终抵达南韩。

交易流动是双向的。北朝鲜的人逃往中国；中国的货品输进北朝鲜，货物不仅仅是食品，服装，还有书籍，杂志，甚至圣经，这在北朝鲜是非法的。中国盗版工厂生产的DVD光盘体积小，价格低廉。一个走私者一次就可以在一个小小的箱子里夹带数千张，上面再摆上一层孝敬给警卫的香烟。

DVD播放机也是中国制造的，只需要二十美元就可以买上一个，通过这种方式，北朝鲜人在新经济下，私人赚取着利润。热卖的影片有《泰坦尼克》，《空中监狱》，《目击者》等。更受欢迎的是南韩的影视剧，还有夸张的甜蜜肥皂剧。南韩的情景喜剧应当描绘的是普通工薪阶层的生活故事，但是北朝鲜人却特别关注节目里所展示的厨房家电和角色的服装。有史以来第一次，普通的北朝鲜人能看到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演绎的，没有任何金日成或者金正日出现的节目。这些影碟使北朝鲜人得以一窥另一种生活方式。

然而，北朝鲜政府却指控美国和南韩将DVD影碟和书籍输入北朝鲜，阴谋颠覆北朝鲜政权。DVD小贩被逮捕，甚至以叛国罪名被处以极刑。劳动党党员也发表演说，警告人们抵制外国的文化侵蚀：

我们的敌人正在用一些专门制作的材料来美化帝国主义，传播他们极其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假使我们让自己受这些专门制作的材料毒害，那我们的革命思想、我们的阶级意识就会丧失，我们对统帅（金日成）的绝对崇敬就会消散。

然而在北朝鲜，藉助于书本、报纸或电影传播信息的效果远远不如人们的口口相传。那些没有手段看外国DVD影碟的人就会从其它人那里听说。然后关于邻国的富裕、科技的发达就以不可思议的程度传播着。有人说，南韩发展了一种轿车是如此的先进，只有在驾驶者先通过一种酒精测试以证明他处于清醒状态下，汽车才会启动（这不是真的），还有边界对面的普通中国农民十分富裕，以至于他们一天三顿，顿顿白米饭（真实的）。

一个北朝鲜的士兵后来回忆，一个朋友有一把美国产的指甲钳，那个朋友很得意的向他炫耀。这个士兵用它剪了几个指甲，很是钦佩它的锋利，整洁的刀刃，并且惊叹于这个简单小东西的做工。然后，他突然心里一沉，意识到：如果北朝鲜做不了这么精细的指甲钳，它又拿什么去和美国生产的武器竞争呢？

有一个北朝鲜学生在官方媒体上展示的一张显示在罢工现场，警方拒马前的一个南韩人的照片。照片的本意是想揭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被剥削的工人；然而适得其反的是，这个学生却注意到这个“被压迫的”工人身上穿着一件带有拉链的夹克，口袋上还别有一支圆珠笔，而这两样东西当时在北朝鲜可都是十分稀罕的奢侈品。

一个北朝鲜的海事官员于一九九零年代中期时待在一艘航行在黄海的船上，此时收音机碰巧收到了南韩的广播信号。那个节目是个情景喜剧，说的是两个年轻女人争抢公寓楼前一个停车位的事情。

他根本理解不了一个地方怎么会有那么多车，以至于会没有地方去停车。虽然那个时候他已经三十多岁了，而且阶级也不低，但是他还从来没听说过有人有私车–就更不要提年轻女性了。因此，他猜想这个节目是一出拙劣的表演，但是反复琢磨了几天之后，他被深深的震撼了，是的，南韩肯定有很多汽车。

他几年后叛逃了，正如那个用了指甲钳的士兵和那个看到罢工照片的学生一样。

即使在最疯狂的梦境里，金医生也从来不曾设想会离开北朝鲜。并不是因为愚昧无知，也不是因为对外界没有好奇心–她非常热爱读书，很喜爱来自遥远国度的异国爱情故事–但是就她而言，北朝鲜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为什么还要去其它地方呢？

在整个童年时期，金医生经常听父亲讲述一九六零年代早期逃往北朝鲜之前他在中国的悲惨生活。

因此，金医生十分庆幸自己能在北朝鲜出生，更让人感激的是政府让她这样一个卑微的建筑工人的女儿免费进入医学院学习。她认为自己应该用所学，用生命来报答她的国家。这也是她期待加入劳动党的最大动力，以期能偿还自己对国家的所欠。

“如果党需要我献出生命，我就会毫不犹豫。我是如此的爱着我的祖国，”她后来这样说道。

金医生志愿担任额外的工作–党委书记的助理–在此期间，她却发现党不是这样看待她的。

在金日成去世的那个冬天，金医生的志愿工作让她不得不早上七点半就到了医院，她要赶在其它高级职员到之前，将党委书记乱糟糟的办公室整理干净，党委书记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女医生，肝病专家，通常被人们称为张书记同志。她的办公室是个小间，一面墙上按规定挂着金日成、金正日的画像，其余的墙边放满文件柜。老式带抽斗的办公桌抽屉总是关不严，因此文件会漏出来，散落在地上。然而，报纸却仔细的迭放在桌子上。报纸是不能随便扔在地上的，以免人们会踩着上面印着的金日成、金正日照片。张书记同志不太喜欢读写；她的这些事情完全都是由金医生代劳，金医生给她读《劳动新闻》和当地报纸《咸镜新闻》的社论，为她准备讲演稿子。作为回报，她很自信书记同志会作为她的入党介绍人。她甚至还大胆想象，自己有朝一日也会沿着她的轨迹，当上党委书记。

当她整理办公室的时候，金医生注意到一个木文件柜开着。此时她的好奇心占了上峰。一堆文件里，一个大信封露了出来。她打开信封，发现里面有个名单都是她认识的单位同事，他们的名字都位列于需要特别监视的栏目之下。每个名字之后还有一些评价，说明他们被怀疑的原因。大多数都是因为家庭背景–父母或者祖父母是教徒，或者是地主的子女，家里有从日本来归的朝侨，或者家有亲戚在中国。

她的名字也在这个名单里。

金医生半信半疑。整个一生，她的行为都无懈可击。她天生是个完美主义者，以极高的标准要求自己。当还是学生的时候，她的成绩就非常优秀。她总是积极参与志愿工作，参加额外的政治思想学习。她的父亲来自中国，在那里也仍然有亲戚，但是金医生和他们从未谋面，也未曾有过联系。

可能弄错了，她告诉自己。

最后，真相水落石出。张书记同志只是在敷衍她，让她干这干那，却对她入党的事情绝口不提。更糟糕的是，金医生开始怀疑她真的是被监视着。她觉得医院里那些党干部总是对她特别关注。

直到两年后，她最终确定了她的怀疑。一个国家安全特工突然来医院找她，这个人为保卫部工作，一个专门调查政治犯罪的警察部门。起先，金医生以为他来调查她父母或者同事，但是他却只问关于她的问题，她的家庭，她的工作，直到最后，他才来到重点。他此行的目的是评估她会不会叛逃。

“离开北朝鲜？”金医生愤怒了。她从来没有考虑过这样的事情。当然，她听说过有人离开的传言，但是她非常瞧不起那些在艰难行军中意志力不坚强、且背叛祖国的人。

“为什么我要离开？”她抗议道。

这个特工列举了些原因。她有亲戚在中国。她的婚姻破裂了。医院付不出工资。

“你！我们盯着你。别想跑！”他离开前恶狠狠的威胁道。

后来，她在脑子里不断的重复着这次谈话。她想的越多，就越是觉得那个保卫部的人所说的原因有道理。他把这个想法种进了她脑子，根深蒂固，她发现无法甩掉。

她在北朝鲜的生活简直糟透了。她的前夫在离婚后很快就再婚了。按照北朝鲜典型的离婚做法，她六岁大的儿子和奶奶住。根据法律和习俗，孩子属于父亲一边，也只名列父亲家的族谱上。金医生只能偶尔在周末去看看孩子，而那时她对孩子的又小又瘦感到焦虑万分。他的前夫和婆婆家里也没有太多吃的。

她吃的也好不到哪里去。其它的医生通过卖药或者做手术，特别是堕胎手术来贴补家用。而金医生没有受过这方面的培训，也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因此，她也只能草草的吃些病人送的食物，但是不久之后，病人也没有多少可以给的了。

金医生于一九九七年申请调离儿科，她实在无法忍受那些饥饿孩子的眼神。她转到了研究部门，以此希望不再接触那些将死之人，但是医院里根本没什么条件开展研究。早餐之后，医生们就一个个忙着准备晚餐，晚餐后，他们又开始发愁明天的早餐。她开始早退去山里面找些能吃的野菜。有时候她也会砍些柴去买。她的体重降至八十磅以下。她的乳房干瘪，月经也停了。那时候，她看上去就像个十二岁的孩子而不是个三十出头的女人。没有吃的那头几天，她饿的都想去偷一个孩子的食物。但是差不多四天过后，她也就觉得没什么了，只是有股奇怪的感觉，觉得自己的身体不是自己的。她觉得自己好像飘在空中，然后又掉下来了。她的身体已经差不多耗尽了。早上，她没有力气起床。她也不再去义务帮党书记工作了，到一九九八年头的时候，她彻底不去上班了。她想方设法的赚钱–在市场上卖酒，卖煤。她根本不在乎荒废了在医学院学到的本领。在饥荒最严重的时刻，活下来就可以了。

在她一次去的一个市场里，她碰见了一个老朋友。她们在高中就是同学，她们是一类学生，聪明且都被认为“最有前途。”她朋友曾是个班干部。她们礼貌的寒暄了一阵，相互恭维对方看上去气色很好，虽然她们都面黄肌瘦。然后，金医生问了问她的家庭。她丈夫和两岁的孩子就在三天前死了，她说这些的时候，好像事不关已一样。

金医生试图安慰她。

“哦，我现在好多了。要喂的嘴少了，”她告诉金医生。

金医生分不清她朋友是麻木了还是精神错乱，但是她知道如果她在北朝鲜再待下去，她也会和这个朋友一样，或者她早就死了。

在死之前，金医生的父亲给了她一个名单，上面有他在中国的亲戚的姓名和最后知道的地址。这是自杀之类的绝笔–她父亲用颤抖的手，在绝食的弥留之际写成。曾几何时，金医生觉得被这张纸条冒犯，但是最终她没有把纸条扔掉。她找出了装纸条的小铁盒子，小心的展开那张纸，看着那些名字。

“他们会帮你的，”她父亲曾说过。

金医生独自一人前往中国。她没钱雇向导或贿赂边境守卫，所以她只能依赖自己的头脑和直觉。在一九九九年三月，已经有很多人成功逃离，因此在一些边境城市，你可以就跨界最好的地点和时机听见一些小建议。其时，严冬刚刚过去，早春的景象刚刚展现，图们江上有些江段仍然封冻着。金医生到了一处听说江面仍然可以走人的地点。每隔几英尺，她就向前投掷一块重石，测试冰面的厚度。至少在北朝鲜一侧，冰面还足够结实。她先把一只脚滑向前，然后是另外一只脚，动作优雅的像个芭蕾舞演员。她大概来到了江中心的时候，突然石头在一次投掷中消失在淤泥中。她也随之掉了下去，刺骨的江水一下子淹到腰部。她好像在爬一座冰山一样，手脚并用的爬了出来。

金医生挣扎的爬上江岸。她的腿包在冻硬的裤子里，完全没有了知觉。她摸索着穿过了树林，在晨曦第一缕阳光照亮天空的时候，她找到了一个小村子。她不想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她害怕那样会死于体温过低–但是她很清楚自己没有力气走的更远了。她只好试一试向当地居民寻求帮助。

金医生看见一条土路通往一些农舍。这些房子大多由围墙围着，前面有个铁门。她轻轻的试了试一扇门；门没有锁。她把门推开，朝里面张望。在地上，她看见一个小金属碗里面装着些吃的。她又凑近看了看–是一碗米饭，白米饭，还混了些肉在里面。金医生已经不记得自己上一次看见整碗的白米饭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但是一碗米饭放在这干什么，就放在地上？当听见狗叫的时候，她一切都明白了。

就在此之前，她还曾有点希望中国会和北朝鲜一样的穷。她仍然愿意相信她的国家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她珍爱一生的信仰会被证明是正确的。但是现在她面对的是眼前不可否认的痛苦事实：中国的狗吃的都比北朝鲜的医生好。

第十六章 买来的老婆

中国男人的北朝鲜妻子，图门，二零零三年

一旦有机会，玉熙就会逃离北朝鲜，没人会对此感到吃惊。还是学生的时候，宋女士的这个大女儿就对全国上下对金日成的崇拜敬而远之。从学校一回到家，玉熙就会把少先队的红领巾扯掉。对一九九四年金日成的死，她也不会刻意假装去哭。

过了几年，当全家都在挨饿，她也变得愈加愤怒。她咒骂政府对管理国家经济的无能，咒骂政府让她弟弟和父亲饿死。北朝鲜电视台反复播放一首名为《同志们的行军》的歌曲（“我们生活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里衣食无忧。/让我们挺起胸膛，骄傲的放眼世界”）同时屏幕上播放着国旗飘扬的镜头，玉熙认为这简直是愚蠢至极。

“不用担心？”她边哼着边把电视给关掉。

但是实际上促使玉熙做出叛逃决定的最初动机，不仅仅是要逃离这个系统，也是要逃离她的婚姻。

这个婚姻从一开始就被证明是过于草率。玉熙和永洙像其它的夫妻一样，总是为性，为钱争吵不休，后来当日子艰难的时候，他们又为吃的，为政治而争吵。永洙总是能赢。如果争论不是朝他的方向发展，他就会给玉熙个大嘴巴子，把玉熙扇的天旋地转，以此作为总结陈词。

尽管酗酒，托家里的福，永洙还是保住了列车员的工作和住的公寓。在铁路系统，列车员可是趋之若鹜的肥缺。当他跑边境的线路时，永洙可以私带货物卖往中国，赚取额外收入。他以五朝元每公斤的价格收购工人从闲置工厂里偷出来的铜线及废金属，再以二十五元的价格卖掉。起先，玉熙对此很吃惊。因为即使入不了党，她的丈夫以前总喜欢幻想自己是个党干部，喜欢对妻子发表些即兴的、关于邪恶的利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长篇大论。他会严厉斥责她对金日成的口出不敬。现在，他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按党的要求做的人是傻瓜。现在只有钱才是王道，”他告诉她。

永洙的废金属买卖让他成了困难时期手头较宽裕的人。每次从边境回来，他都能带回家几袋米，几瓶酱油；一时间，他们还在家堆了不少玉米。每次当玉熙提议拿些吃的给她饿肚子的父母时，这都会让他暴怒。

“在这个时候，你怎么想着把我们的食物送人？”他大喊大叫道。

永洙不信玉熙不会帮衬家里，所以每次他只在家留下刚刚够用的最少量的钱、粮，即使工作使得他回家的时间经常是有几天的来去，而且现在的火车时刻根本无法预计。在一九九八年，他曾经使得玉熙和他们的儿女，一个八岁，一个六岁，一个星期没有任何吃的。在六月五日，北朝鲜的儿童节（这里应该有误，社会主义国家都将六月一日作为国际儿童节–译者），他们的儿子应该参加学校组织的运动比赛。孩子们被告知要自带午餐，但是家里什么吃的都没有。玉熙满城的跑，想从亲戚那里借点粮食，但是没人能有太多的余粮。最后，她在市场找到正在卖饼干的姐姐，抓了些饼干给她。她赶紧跑去学校，在午餐时间，发现儿子站在操场上等着，眼睛里噙满泪水。

“对不起，宝贝，”她告诉他，递给他一小袋饼干。

永洙，这个曾经的音乐家，有着让女人着迷的、动听的歌喉及优雅的举止。现在，口袋里有了几个钱，就同一帮狐朋狗友，在外面找女人，喝酒到深夜。一天晚上，玉熙和孩子们已经睡着一会儿了，这时候，她听见永洙醉醺醺的闯进门，然后是一个女人的阵阵笑声。玉熙不知道她是永洙的女友还是妓女，但是她不想起来弄清楚。

这件事情后，玉熙开始认真的谋划她的逃亡。她可以选择先离婚，但是这样就意味着要失去所有东西。虽然劳动党口口声声要把传统封建社会中地位地下的妇女解放出来，但是北朝鲜的社会体系仍然对妇女不利。如果离婚，男人会留有住房和孩子–而不论是不是因为男方的家暴或出轨。而且由于玉熙的家庭成分不好，加之父亲去世，也没有人为她出头，离婚对她就尤为不利。玉熙心里打算最好能去中国，看自己能不能在那里赚些钱。如果能赚到足够多的钱，自己买个公寓，她可能能获得些筹码，迫使永洙将孩子的监护权给她。

一天晚上，永洙喝醉了回家，而且脾气特别不好。他打了玉熙，把她推到在地，然后狠命的踢了一脚，以至于玉熙仿佛听见自己肋骨断裂的声音。突然有人敲门-是个过路人来问路，由于住在火车站附近，所以常有人来问路。当她丈夫答应的时候，玉熙从地板爬起来，退到了厨房。打开后门，只穿着睡衣她就沿着台阶走下去了。

火车站的时钟显示当时的时间是晚上十点。时值八月底，晚上气温还比较宜人。当离家足够远，确信丈夫没有跟来后，她在外面站住了，仔细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做。通常冲突之后，她会跑回娘家，母亲会用热毛巾帮她敷一敷豁着的嘴唇和青着的眼圈。第二天早上，当永洙清醒过来，他会哭着道歉，求玉熙跟自己回去，而她也总是会这样做。十年了，他们就一直这样生活着。如果她想改变，现在就是时候了。

玉熙不敢去清津火车站，那里有很多丈夫的同事可能会认出她来。因而，在暖风吹拂下，她整夜都沿着铁道向北走，先是出了城，然后来到了位于郊区的第一个火车站，寿城。现在无家可归的人非常多，没人会注意一个只穿着睡衣的女人。

她在这个火车站待了两天。她的肋骨因为那一脚现在还一阵阵抽搐的痛。饥饿和脱水也让她隐隐觉得头疼。她也因为头晕目眩而无法站立。她看见一群人聚在火车站，人们看上去都很兴奋。一趟火车马上要开车了，前往边境城市茂山。她鼓起全身的力气，努力的冲入想从门和窗户爬上车的人群。人们抢着座位，之后填满走道，站进厕所，最后连车厢间的过道都挤满了人。还有些人挂在窗户上，附在车厢底。车厢挤满了人，列车员根本无法通过去检查车票和旅行许可。在走了一天之后，玉熙来到了茂山。现在的玉熙一无所有，没有身份文件，没有钱，没有吃的，没有衣服。

她现在有的只是一个三十二岁女人还算健康的身体。玉熙从来都不算非常漂亮。她母亲过去常常把她定位为最聪明的女儿–而她第二个妹妹每个人都说她长得像电影明星–但是玉熙在饥荒中的境况比其它人好。和母亲一样的娇小丰满，她还有着让人会误认为肥胖的体形。她的小鼻子，让她看上去很年轻，牙齿又白又整齐。然而即使看上去很显年轻，但是她还是太老了做不了妓女，而且这也不在她考虑的范围之内。然而，对北朝鲜妇女来说，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可以把自己卖了，而且这种方式还更让人心甘情愿。

就在图们江对面，那里的玉米地延绵几英里。那里的村子里有足够的吃的，但是他们缺女人。在想生儿子的传统，和控制家庭人口的政策之下，导致新生儿中性别比例失调，每十三个男性，对应十个女性。在十几岁的时候，很多年轻女孩都涌向城市，在不断膨胀的工厂里找到工作，那里她们的薪水比种地好多了。乡村里的光棍，特别是三十五岁以上的没有钱或者没什么个人魅力的就很难找到老婆。他们转向那些婚托求助，而婚托一般对他们的服务只收取三百美元，当然如果介绍的妇女既漂亮又年轻，他们也会多收一点。但是漂亮和年轻不是必要的前提条件；身体健康的六十岁老妇也有人要，可以帮一些更年老的鳏夫煮饭，操持家务。北朝鲜妇女对中国人来说还有那么一些的神秘。尽管因为饥荒，身体、面容大不如前，但是北朝鲜妇女仍被认为是亚洲女性中最漂亮的之一。

南韩男性经常谈论这buknyeo,namnam–北女，南男–据称是最理想的基因组合。中国男人发现北朝鲜的女人比中国的媳妇的更谦卑和顺从。

玉熙对中国人买卖婚姻的市场很了解。当清津有妇女神秘消失了，人们就会咬耳朵，“那个贱妇可能把自己卖到中国去了。”

茂山的火车站就是这些买卖起始的源头。一个妇女只需要在那里单独的逛逛，就会有出价自动靠上来。那个给玉熙拉生意的男人后来才知道是她丈夫的一个老朋友。他给玉熙提的条件是：会有一个向导带她过河去中国。她会被给衣服，内衣，吃的和一的临时的住地直到配对成功。婚托会帮她找个体面的人家，她去给人家做老婆，其实各方都清楚，这种婚姻不会被中国法律所承认。作为回报，她同意和为她选的男人待在一起，且她一分钱也拿不到。

玉熙同意了这些条件，并提了一个要求。她坚持这个男人不说朝鲜语。大多数的北朝鲜妇女都倾向于同一个朝鲜族的男人生活，这样他们交流起来没有障碍，但是玉熙不是。

“不要朝鲜族，”她告诉婚托。“我想生活在一个没人认识我的全新的世界里。”

这个人帮玉熙选了一个三十过半的农民。他非常矮–大概五尺一吋，和她一般高。他看上去呆呆的，以至于玉熙怀疑他是不是有点轻度的弱智，而且他非常害羞，都不敢正视玉熙的眼睛。毫无疑问，他肯定没结过婚，她想。他们在边境靠中国一侧的一家小饭店里见面。同她一道到中国的，另外一个北朝鲜妇女则被卖给了一个个子高些的，也更有生气的男人；他同陪同的其它人有说有笑的。玉熙感到有点嫉妒，但是她提醒自己这是她的选择–她想要一个她不可能爱上的男人。

数以万计的北朝鲜妇女就这样被卖给了中国男人。根据一些估计，居住于中国的大约十万名北朝鲜难民中，有四分之三是妇女，其中一半是以这样的方式同中国男人在一起。关于北朝鲜妇女被殴打，被强奸，成串被关押或者像奴隶一样被奴役的遭遇，简直就是一部血泪史，罄竹难书。然而，玉熙却是非常幸运。玉熙的这个男人名字叫明远（Minyuan），他没有一点自己丈夫的那种魅力，但是他却非常体贴，使得他看上去对这个世界来说太过于无知。第一次和她上床的时候，他抱着她，用盆子打来热水给她洗脚。他给她做好吃的，不让她下厨。他的父母也是一样的疼爱她。

玉熙同这个男人差不多生活了两年多。她也学了足够多的中文，所以他们之间可以交流。她仔细阅读一本孩子的地理书，所以她可以自学中文。期间她住在山东，那是离她跨境地点西南六百英里之外的地方；是位于青岛以西的一个富产棉花和小麦的农业大省。（这里作者有误，青岛是山东的一个市）她记住进城的公交路线。这些日子里，她一直在策划出逃。

她怀了两次孕，但是都打掉了。虽然明远很想要个孩子，她还是说服了他，如果生下来，这个孩子注定命苦。中国政府是不会承认他同北朝鲜妇女的婚姻，所以他们的孩子无法注册成为公民，这样就上不了学。

“我在北朝鲜已经有两个孩子了。总有一天我要回去找他们的，”她告诉他。明远很难过的点点头。

当她决定要走的时候，明远送她到车站，给了她一百元。他哭了。她也希望他能求她留下来，但是他没有。他还是像她第一次见到他时一样的木讷。他只是告诉她，“小心点。”

实际上，玉熙的旅途充满艰险。到二零零零年，中国人开始对脱北者感到厌倦了。太多了，他们有点担心了，这些脱北者可能会抢走中国人的工作，打破中国东北地区的稳定，并引发民族骚乱。人权主义者认为中国政府在道义上和法律上，有责任给这些叛逃者以食物和住所。但是中国坚称这些跨界的人属“经济难民”并不属于中国签署的《联合国难民地位公约》中所需提供保护的难民。中国人还指出之前同北朝鲜国家安全部于一九八六年签署的秘密协议，该协议要求双方合作打击非法越境者。

中国人会定期展开抓捕脱北者的专项行动。他们在靠近边境的地区设置检查站，随机检查身份证。

在中国几个月后，北朝鲜人一般都会胖起来，也买了新衣服；因此很难将他们同中国人区别开来。

所以中国人允许北朝鲜警察入境找出他们的国人。还有脱北者自身被发展成为间谍，去筛查其它脱北者的藏身之所。中国政府也悬赏四十美元给举报有北朝鲜女人同中国男人生活的告密者。这些妇女会从家里，从她们事实的丈夫，从孩子身边被带走。男人会被罚款，但是可以留下他们的孩子。

在二零零零年三月的一轮这样的行动中，就有至少八千名妇女被逮捕。（直至二零零八年，这样针对脱北者的抓捕行动仍在持续着。）玉熙在中国丈夫的村子里很安全，因为那里离北朝鲜的边境足够远，以至于在抓捕范围之外。但是为了赚钱，她要不得不回到边境地区，在那里有很多朝鲜语的使用者，因此机会也更多。她非常渴望赚钱–这是她唯一的机会去买来自己的自立和孩子的监护权。吃好，休息好后，她试图在餐馆或者工厂找份工作，然后也许能自己做点小生意。她坐上向北驶去的客车，不是回她跨境的地方，而是去了丹东，中朝边境最大的城市。

丹东是个兴旺的城市。鸭绿江沿岸，新建的办公楼、公寓楼的玻璃幕墙熠熠生辉，林立的塔吊混杂期间。对比于与江对岸北朝鲜的肃杀，丹东的繁荣就更显得震撼。然而丹东对玉熙来说，很快就被证明不是个明智的选择。连接平壤与北京的主要铁路穿过这个城市，很多官方贸易也通过跨过两国的中朝友谊桥完成。北朝鲜很多国有商社在丹东都有办公室。这个城市遍布着便衣特工。

玉熙是在二零零一年的一月被捕的，并被递解过江，遣送至新义州的警察局。经过两年在中国的生活后，玉熙被自己国家的状况震惊了。数九寒冬，警察局里没有暖气。警察和囚犯们一起都被冻得瑟瑟发抖。一个警察在一个木片上写下了对她的指控，他们连纸都没有。然而，她的时机很巧。为庆祝金正日的生日，有个大赦即将来到；数以千计的罪行较轻的罪犯将被释放。在被关押了仅仅两周之后，玉熙就被释放了。刚被释放，玉熙马上就又过江去了中国。

在被捕前，玉熙在一家砖厂工作过，之后又去了一家餐馆。每天赚那么一块钱、两块钱都是她的财富–这可相当于在清津一个月的工资–但是这在中国算不了什么。这次，玉熙需要找份能赚更多的工作，即使这意味着要冒更大的风险。她决定也做个经纪人，就像那个把她卖给中国农民的那个男人一样。她第一份差事要她潜回北朝鲜，找个被留下来的孩子，并带他跨过图们江和他的家庭团聚。玉熙接下了这单生意。

这个孩子据信应该住在茂山，她第一次出逃时的出发地。她对这个城市很熟悉，甚至可以说当地的方言，所以她想她能在哪里转悠几天而不会引起太多的注意，但是她错了。她刚到茂山的第一天，一个警察就把她从人群里提了出来。

“嘿，你，”他朝她喊道。经过两年多的中国生活，玉熙现在又白又胖。她习惯用香味的香波和香皂。这使得她看上去和所有的人都不一样。此外，她还带了个在中国买的，可以收听到南韩节目的半导体收音机。警察没收了她的收音机然后（让她告诉他南韩广播节目的频道，然后又要走了她的耳机）再把她移交给了保卫部。

玉熙被投入一个收容间，里面装有一百多个被逮捕的人。他们都被告知跪着，不许动。警卫在一排排之间来回巡视，如果有人想动动跪麻的腿，马上就会遭致他们的殴打。在也被打了一次之后，玉熙只能用眼睛四处瞟瞟。在仔细看了看同被关押着的人后，她马上就能说出谁在中国待过。那些皮肤白皙，穿戴较好的，看上去气色不错的就是和她一样的。其它的人，憔悴，面黄肌瘦，通常都光着脚；他们可能是还没跨境就被逮着了。

玉熙想还好，这两种人都混在了一起。她最好的生存机会就是当局不知道她是个经纪人。她也希望那个没收她收音机的警察能自己留着那个收音机而不要上报。对叛逃者的惩罚不一而论，要看阶级成分，和叛逃者在中国做了什么。如果仅仅是过界找吃的，那么惩罚就会比在中国生活、工作来的轻。那些拐卖妇女，买卖DVD影碟，同南韩人见面，或者去过在中国的教堂的人，就会被控以“背叛祖国，”，一般都被处以极刑或者关进古拉格。

最后，警卫们按照籍贯，把收容室内的人们进行分类。当分好之后，玉熙发现很多人都是来自清津。警卫们没有手铐，所以他们三个人一组用塑料鞋带把他们的大拇指绑在一起。这些带子绑的非常紧，以至于血液无法流通，整个大拇指都淤青了。囚犯们之后被押送上了一列专列，他们三个人被塞入原本两人坐的位置。玉熙看到过道对面一个人艰难的在口袋里翻找着什么东西。那人设法藏了个打火机。他用打火机烧断了绑着的塑料带，然后三个人在警卫发现之前都翻窗逃掉了。女人们不敢动，除非有一个人不得不去上厕所；如果那样，那么三个人就要大拇指连在一起的一起去。

当列车发出刺耳的刹车声时，玉熙意识到她到清津火车站了。时间是二零零一年的九月，差不多离她穿着睡衣跑出来的那天有三年了。现在她灰溜溜的回来了，被绑着大拇指，像个被用锁链锁住的囚犯一样，回来了。

“Baka,baka”–低头，低头，当囚犯们爬下车的时候，警卫们大声呵斥着。

玉熙更情愿低着头。如果被丈夫或者他的同事看见怎么办？他们列队穿过火车站候车室，走过她妈妈卖饼干的广场，然后正好从她家窗户下经过。在过去，她自己经常会透过那扇窗户扫视那些成群的囚犯，看看有没有自己认识的人。

然后他们被领着沿着清津的主干道走下去，穿过一大群好奇看热闹的人，然后再跨过两座桥，走过工业区和沼泽一样的洼地，那里是清津唯一可以有稻田的地方。之后再转向大海的方向，他们来到了一个被混凝土高墙和铁丝网环绕的院子。这个地方就是农浦拘留中心，建于日据时代，用于关押朝鲜的抵抗份子。农浦这两个字就意味着死亡。现在里面关押的满是叛逃未遂的人们。

女囚就满满三大间，非常拥挤以至于女人们只能侧过来成排的睡在地板上。那些找不到地方的就只能睡在厕所里了。每隔几天就有更多的犯人到达，通常一次就有上百人。警卫们对新来的都要进行裸体搜身，把明显怀孕的挑出来然后送去强制堕胎，而不论胎儿是不是几乎就要降生了。他们都假设孩子的父亲是中国人。

在农浦男女囚犯的比例大概是一对二，这也大致反应了脱北者的一个性别比例。当玉熙和其它女人熟识之后，她很吃惊的发现她们的经历和自己的是多么的类似。很多人都是离开丈夫和孩子，都辩称自己想着能给家里带些钱和吃的回来。玉熙对这些女人感到恶心，当然也对自己感到恶心。她永远不能原谅自己抛弃了她的孩子们。我们都变成了怎样的少廉寡耻的贱女人。饥饿让我们丧尽天良，她想。

在里面，她有大把的时间好好反省。长时间的奴役之后紧接着的是漫漫长夜的自我批评和学习。囚犯们食不果腹，动辄挨打。总的看来，其实农浦可能比其它的监狱还要好一些。在周六的下午，女犯允许从院子的井里打些水洗个澡。她们相互帮忙在头发里抓虱子。在待在里面的时间里，她只一次看到个女人被暴打。那次是在气愤之下，这个妇女试图爬上围着院子的一堵墙。其实也就是耍耍泼，而不是真正的意图越狱，而且她也没有机会逃脱，但是警卫把她拉下来，当着其它囚犯的面，拳打脚踢的把她打的神志不清。

总的来说，在农浦的女犯给玉熙留下的印象是愤怒多于害怕。当她们被强制要求劳动的时候–制砖，田里除草–她们的脸上永远愤怒的扭曲着。我们一辈子都在听谎言。我们的生活就是一个谎言。整个系统就是个谎言，玉熙认为，而且她也确信其它女人的想法和她一样。

这里每一个监狱教官都放弃了再教育。他们仅仅走个形式，麻木的读读劳动党分发的学习材料。每个人看上去都活在谎言里。

有一天，当女犯被安排去收割玉米，监狱长跑来在玉米地做了一个即兴演讲。这是常有的事情。他要求她们用金日成思想武装自己，自觉抵御资本主义诱惑，献身祖国。

然后他要求大家举手示意：谁发誓再也不跑去中国？女人们一个个都气鼓鼓的蹲在地上。玉熙环顾四周。没有一个女人举手。在一阵令人不安的沉寂之后，监狱长说话了。“好吧，如果你们还想去中国，下次不要被抓住了。”

实际上，玉熙已经在谋划好下一步的行动。一天，她被派去给菜地除草，菜地位于高墙之外，有刺铁丝网形成的栅栏之内。玉熙看见一个年长的妇女在附近，在栅栏另外一边放羊。玉熙迅速看看左右，没有警卫在附近。她透过栅栏和这个妇女说话。她想和她做个交易：玉熙把自己的内裤给她，如果她能去找玉熙的妈妈并捎个口信说她在这里的话。内裤在北朝鲜算是稀有之物，而且玉熙的内裤还是新的，刚刚在中国买的。这个妇女同意了。

玉熙蹲下来，脱下了内裤。她把内裤揉成一个球，塞了个写着母亲地址的纸条，扔过了栅栏。

第十七章 睁大眼睛，闭上嘴

庆祝足球世界杯，汉城，二零零二年

当得知玉熙在农浦，宋女士一点儿也不奇怪。她早就知道女儿会被关进监狱，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自从玉熙三年前从丈夫那离家出走，她再也没有听说过她的消息。但是宋女士猜想她应该在中国，和那些妓女和叛国者在一起。如果她背叛了祖国，那么蹲监狱是她罪有应得。但是，女儿就是女儿。宋女士不可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第一个孩子在清津最臭名昭著的拘留中心里撒手不管。

经过多年在死亡在线的挣扎，宋女士吞下自己一个又一个的禁忌。现在她已经精明于人情世故。她早就知道了有钱能使鬼推磨。只要不是因为辱骂金正日而被抓，只要有钱，死刑犯都可以买出来。

所以，她跑去黑市，以每包五十元的价格，买了十包烟。然后她四处打听，最后找到负责农浦监狱的国家安全局官员。就这样自己那倔强的女儿，一眨眼的功夫就花费了宋女士一整个星期的收入。

几天后，玉熙出现在母亲家的前门，旋即昏倒在母亲怀里。

当见到她时，宋女士尖叫了一声。此时已经是十月，天已经很冷了，但是玉熙几乎赤裸着身子，光着脚。她的鞋被农浦的警卫切成一块块的，他们以为她会把钱藏在鞋底里。她把自己衬衣的袖子剪下来，以作卫生巾。她的内裤送走了。身上的衣服也破破烂烂。头发里爬满虱子。但是在给她洗澡的时候，宋女士发现玉熙比离开的时候健康的多。即使在监狱里，每顿只能吃到稀粥和地里捡的生玉米粒，但是玉熙骨骼肌肉强健有力。面色红润。

玉熙不停的说啊说。精力像山洪爆发一样喷涌而出，她诉说着在中国的一切–他们早饭，中饭，晚饭都吃白米，那里的市场，那里的时尚。她的话一部分是旅游见闻，另一部分是那些抨击政治的陈词滥调。宋女士和两个女儿围着她，听着。

“南韩的生活是这样的？”他们问道。

玉熙也没有第一手的信息，但是在中国的时候，她看了很多南韩的电视节目。

“南韩现在是个富裕的国家。即使是中国人也不敢想象南韩有多么富裕，”玉熙告诉他们。“我发誓在死前一定要去南韩。”

当玉熙发誓的时候，妹妹们盘腿坐在地板上。一会儿兴奋，一会儿又感到恐怖。二姐嫁给了个铁路上的警卫，是三个姐妹里最刻板的。随着玉熙的讲述，她的眼睛越睁越大。半信半疑，因为玉熙原来总是唬她，她插话道。

“但是我们的将军不知辛劳的为我们…”她指了指母亲今天早上掸过灰的父子画像。

“你还看不到？你的将军把你都变成白痴了，”玉熙吼道。

小妹，容熙，离婚后跟妈妈住，对玉熙的话表示赞同，但是她却担心姐姐的口无遮拦；她们的麻烦已经够多得了。虽然在宋女士的家里可以畅所欲言，但是外面可能隔墙有耳。

“小心点，让我们都说话小心点，好吗？”她提醒玉熙。

在妈妈和妹妹们对她的故事感到厌烦了的时候，玉熙开始了同其它人的诉说。邻里的大婶们虽然一个个舌头打结，但是好奇心还在。她们一天下午来访，欢迎玉熙的回来，然后聚在她身边听着。

“睁开眼睛看看吧。你就能看到我们整个国家就是个监狱。我们就是个可怜虫。你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真正是怎个样子。”

无论何时，当金正日的画面出现在电视上的时候，玉熙就会暴怒。“撒谎！骗子！小偷！”她都会朝着电视叫骂。

宋女士最后发了脾气。玉熙的大嘴巴会陷整个家庭于危险之中–这是叛国。如果不是自己的女儿说些那样的话，宋女士早就履行人民班的义务而上报了。尽管发生了这么多，宋女士仍然是共产主义的追随者。

“闭嘴。你这个国家的叛徒，”宋女士吵玉熙吼道。

玉熙一下子懵了–她母亲很少提高她的声音–但是她是不会住嘴的。她马上反唇相讥。

“为什么你要把我生在这个可怕的国家？”玉熙喊道。“你更爱谁？金日成还是我？”

母亲和女儿之间的争吵就一直没有停。在母亲家修养了四十天后，玉熙完全从在监狱里所受的折磨中恢复了过来。她告诉母亲和妹妹们，她已经从先前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现在她要再试试，去中国赚钱。不同的是，这次她不会再被抓住了。宋女士很不情愿的又给了玉熙一些钱。她非常担心，但与此同时，当女儿离开时又松了口气。

一晃八个月过去了，玉熙没有稍一句话回家。之后，在六月里，一个女人到了宋女士家门口，声称有女儿的消息。宋女士振作了下精神。玉熙一定是又被关进监狱了。她又要不得不想办法把她弄出来。但是，这次却不是，这个女人说玉熙在靠近中国边境的地方工作，近况很好。她想把借妈妈的钱还给她，还买了些衣服和礼物给家里人，但是如果回清津的话，她害怕会被逮捕。所以宋女士能不能去她那里走一趟。

宋女士犹豫了。她不认识这个女人。自从一九九五年出事故的那次，给家里带来巨大痛苦的行程之后，她再也没有出过远门。她其实不需要钱；她的饼干生意还过得去。现在松片市场提供摊位给商贩们，整个市场也安装了顶棚。她付租金，还领了执照。现在她觉得自己像个正正经经的女商人。

她也再婚了–是形式上的。其实更像是一种安排，寡居、年长的女人家里需要一个男人相互照应，但是那人很善良，经济状况也比较好。宋女士现在的日子过的比以前舒适多了。她没有理由要冒险去中国边境，但是她又有点心疼上次弄玉熙出来时花的那五百块钱。这个陌生女人向宋女士许诺她不用坐火车–玉熙已经安排好了一部私人汽车。这打动了宋女士，之后她就同意了。

在二零零二年六月一个闷热多雨的一天，宋女士出发前往茂山。她只随身带了个小行李包。她打算只在那里过一夜，第二天早上就回来。但是当他们到了那里的时候，根本没有玉熙的影子。一开头，宋女士只是被告知女儿在边境地区工作。但是这个妇女没有说是边境的哪一边，现在事实很清楚了：玉熙在中国。

“你要去中国拿衣服和钱。你的女儿在那边等着你，”这个女人告诉她。然后她介绍了个说是自己丈夫的男人给她。“别担心，他会带你去的。”

宋女士已经走了这么远。难道她现在要回头吗？于是，他们乘了另外一部车驶向通往另一个边境城市会宁的路。之后他们在那等着天黑。

当他们到达河边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天还下着雨。河水暴涨，激流拍打着河岸，溅了他们一身泥水。宋女士几乎分不清哪里是河岸，哪里是河水。两个穿着北朝鲜边境警卫制服的男人和他们汇合。一个人像拎孩子一样把宋女士背在背上，另一个则握住第一个人的手臂，在过河的时候帮助他们保持平衡。他们趔趄了好几次，几乎失足。宋女士以为她肯定会落水并被激流冲走。像她那一代大多数的北朝鲜人一样，她不会游泳。但是正当宋女士挣扎着冒出水面，并能喊出心中希望的–带我回去，带我回去–之前，他们爬上了对岸。一个向导给了这两个边境警卫一些钱，然后他们就掉头回了北朝鲜，消失在视线之中。宋女士和另外一个向导抹黑进入了中国，连夜翻越了一座小山，在天蒙蒙亮的时候，来到了一个小村庄。

之后他们坐进了一部出租车，这是宋女士从来没坐过的东西。汽车，卡车，摩托车，然后是马车沿着一条窄窄的街道，到了一个市场。市场里喇叭声此起彼伏，此时早上八点了，商店都开门了。橱窗前的卷帘门被拉起，发出一阵刺耳的金属刮擦声。店主们纷纷打开音乐，声音从放在门口的扬声器传送出去。震耳欲聋，可怕的音乐，宋女士想。她想用手指把耳朵堵住。如果这就是资本主义，她不喜欢。太嘈杂了。玉熙怎么能在这么可怕的地方待下去？

宋女士的向导停下脚步，买了鸡蛋、香肠和猪脚作为早餐。然后他们出了镇子，沿着一条土路来到了一簇房子形成的一个小村庄。他们进入了其中的一栋房子。向导把宋女士介绍给了这栋房子的男主人和他十几岁的女儿。他们都是朝鲜族的中国公民，说和宋女士一样口音的朝鲜语。他们带宋女士四处看了看。这栋房子没什么特别的–红砖墙，瓦屋顶，自制的木栅栏在房子前面围了个院子–但是屋子里塞满了各种电器：一个立体声音响，一个饮水机，一台彩电，一个冰箱。那个男人不断的打开冰箱，拿出很多吃的、喝的。啤酒，水果，泡菜。然后向导把买的吃的也摆在一起的时候，满满一桌子，比宋女士在婚礼上的酒席看到的还要丰盛。她可能想要的所有东西都在这儿了，所有东西，除了玉熙。

“我女儿在哪里？”宋女士问道。

那个男人看着她，嘟囔些她听不懂的东西。宋女士又问了一次，这次更急切了。

“她出去找工作了，”他答道。宋女士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他。她的房东很好，简直太好了：宋女士认为他们正在隐瞒什么东西，但是她实在太累了不想去深究。她迷迷糊糊的睡着了。当她起来后，仍然没看到玉熙，突然她脑海里闪现出一个可怕的设想：她被绑架了。

宋女士不知道她现在是不是该逃跑。她又能跑到哪里去呢？她连自己身处何方都闹不清楚。最初的向导走了。因为自己的怀疑，她是不是该采取些反抗措施？她女儿怎么样了？这对夫妇不停的宽慰她，说玉熙有事情耽搁了，马上就会回来。第二天，玉熙终于打电话过来了。电话里声音很嘈杂，仿佛她是从很远的地方打来。她试图宽慰母亲她一切都很好，她很快就能见到她了，现在她应该好好休息。

“你到底在哪里啊？”宋女士疑惑的问道。

“在Hanguk（韩国），”玉熙回答。

宋女士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地方。

“那是那里啊？靠近沈阳吗？”宋女士问道，提了一个中国东北地区最大的城市，大概离她现在的住地有三百英里。

“还要远。我明天打电话给你解释。”

北朝鲜人称呼他们的国家为Chosun（朝鲜）而称呼他们分离的邻居为NamChosun（南朝鲜），字面意思就是SouthKorea（南朝鲜）。而南韩人则用完全不同的称呼称他们自己的国家。

他们称为Hanguk（韩国）在下一次电话中，玉熙说明了她实际是在南韩。宋女士简直不敢相信。她是如此愤怒，全身气的发抖。她担心自己会犯心脏病。在玉熙做的所有坏事中，从小时候的恶作剧，到后来她的一张臭嘴，再到被关进监狱，这次是最出格的一次。她竟跨境投敌了。她雇佣这些人诱骗母亲叛逃。宋女士一生里从未如此愤怒过。

“你个叛徒！你不是我女儿，”她对着电话咆哮着，之后重重的摔掉听筒。

随后的几天里，玉熙反复的打电话过来。宋女士拒绝接电话。最后，她心软了。

玉熙在电话里抽泣着。

“妈妈，我爱你。我想你能来和我一起住在这里。”玉熙告诉了她一点自己现在的生活。她找了份工作。南韩政府也给了一笔钱作为安家费。

“如果在汉城的生活这么好，干什么还哭？”宋女士问道。

宋女士认为南韩就是美帝国主义的傀儡，一定是用钱买通了她女儿。一旦从玉熙身上榨取到所需的信息，他们就会折磨她、杀害她。这就是宋女士曾经听说的南韩如何对待北朝鲜叛逃人员的传言。

她没有理由不去相信这些。

“不是这样的，妈妈，”玉熙反驳道。“我哭是因为我想你，我想你来这里。”

宋女士不想听。她告诉玉熙一旦她休息好，她就要回到北朝鲜。她要休息几天，攒点力气。

在此期间，她就房前屋后的转悠转悠，发发呆，吃吃东西，看看电视。房子里有个很大的白色卫星天线，可以接受南韩的电视节目。在这里，南韩的肥皂剧很受欢迎，宋女士也很快就喜欢上一部叫水晶鞋的电视剧，说的是两个父母双亡的姐妹，从小分离的故事。当没有电视节目的时候，她就草草浏览些其它的频道，找找足球比赛。

二零零二年足球世界杯由南韩和日本联合举办。自从一九八八年南韩举办奥运会以来，还没有如此多来自汉城的镜头。宋女士对足球不感兴趣，但是她想通过那些比赛的背景镜头，看一看南韩。她不可能注意不到那些汽车，高楼大厦，商场。在电视插播广告的间歇，都是行动电话的广告还有些东西宋女士是闻所未闻。

当南韩击败波兰，踢平美国，之后，又接连击败葡萄牙，意大利，和西班牙杀入半决赛–有史以来第一支亚洲球队进入到四强–数以百万的人们涌向街头疯狂庆祝。人们都穿着红色的T恤，戴着会发红光的小犄角-这种球迷俱乐部的装束，号称红魔。那里，他们都是朝鲜人，就像她一样，说同一种语言，但是他们看上去是如此俊美，如此欢快，而且如此自由。

要相信电视上看到的一切，对于宋女士来说很难。在北朝鲜待了一辈子，她很清楚（更不用提这些年里和一个记者二十五年的婚姻）所见未必是真实，一切都是可以操纵的。劳动党的讲座也提醒她外国的电视节目是专门制作的用于颠覆金日成和金正日的教导。（“在美国中情局操纵之下，南朝鲜傀儡政权用心险恶的用一些专门制作的材料来美化帝国主义，”一个讲座里曾这样说。）她怀疑（正确的）她那慷慨的房东也是玉熙雇来的，帮自己洗脑后去南韩。

但是也不可能所有的都是假像。她不可能否认自己在中国看见的–充足的食物，汽车，家电。

她的房东有个自动的电饭煲，带有感应器，在煮好饭之后就会自动关掉。他们大多数的家电都让她感到好奇，单单是这个电饭煲就是个无尽的神奇之源。很久以前，她也曾有个煮饭的电饭锅，但是和这个太不一样了。后来还被警察没收了，因为你不允许用电煮饭。

每天早上，她都可以听见电饭锅哔的一声，说明饭煮好了，宋女士惊奇于现在的科技。这是真的，她现在认为，北朝鲜是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落后于中国。但是谁又知道落后南韩多少年呢？她怀疑她那可怜的前夫可能早就知道她现在在中国看到的一切。虽然到了之后，就没离开过那栋房子，但是仅仅是看看厨房，换换电视频道，对于她来说已经是个巨大的奇遇了。她要将这一切同丈夫分享。她总是想到长博，特别是吃饭的时候。他是个多么爱吃的人啊！他一定会喜欢这个香肠的。想到这里，她泪水涟涟。然后她又想到了自己的儿子。她的记忆里满是负罪和愧疚，她甚至不曾好好和他推心置腹的谈过。他曾经是那么的强壮，那么的英俊–多么不幸啊，才二十五岁就去世了。他失去了多么美好的生活啊。他们都失去了多少啊，自己，女儿们，被囚禁在北朝鲜，辛劳工作到死，为了什么呢？我们按党的教导做。我们誓死为将军。我们无所羡慕。我们走自己的路。她曾经相信这些，她已经虚度年华。或者并不是。一切真的过去了吗？她才五十七岁，身体还硬朗。

当晨曦淡淡的光透入房间时，这些想法不停的在脑子里回荡。正在苦思冥想之时，她听见厨房的电饭煲哔的一声。她起了床，一天又开始了。这就是她的起床信号。她准备好走了。

第十八章 应许之地

宋女士在汉城的一个市场，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二年八月末，一个周二的早上，宋女士登上了韩亚航空从大连飞往南韩仁川国际机场的班机。此次旅行她用的是一个假名，拿着一本伪造的护照。她只认识同机的另一个人–坐在几排之外的一个年轻男子。他早上六点到了宾馆房间，给了她这本护照，那是从一个差不多年纪的南韩妇女那里偷来的护照，原来的照片被小心的用刀片取出，换上了宋女士的照片。如果被询问，她要说她是一个南韩游客，从韩国越过黄海，来大连一个海边度假村度长周末。为了看上去和掩人耳目的故事相符，宋女士全身上下穿着在北朝鲜会被认为是奇装异服的新衣服–紧身的牛仔裤，亮白的运动鞋，背着个运动背包。她的耳朵打了耳洞–一般北朝鲜妇女是没有的–她的头发剪短了，并被烫成了她这个年纪南韩女人流行的式样。她还花了两个礼拜在中国增胖，打扮，让她看上去不至于像个难民。唯一会暴露身份的就是她的北朝鲜口音。因此她被建议尽量少说话。为了避免同邻座的乘客讲话，她被告知在接下来八十分钟的飞行里就待在自己的座位上。

她坐着一声不吭，手放在膝盖上。她不像想象中的一个人在此情形中可能会的那么紧张。她的沉着来自于自己确定现在所做的事情是正确的。她对于自己叛逃的决定感到平静。在农舍里听见电饭煲声音的那个早上，她所有的疑惑都烟消云散了。她已经答应接受玉熙去南韩的邀请。她想亲眼看看在电视上所看到的那个世界。她的女儿，她的孙儿女们有他们的机会–北朝鲜的形势不可能永远持续–但是她没有多少时间了。她要抓住这次的机会，但是首先她想回一趟清津同女儿们道个别。她想同她们解释下原因，再把玉熙在中国留给她的，差不多一千美元的钱分给她们。“我不能让你妹妹以为我死了，”她告诉玉熙。玉熙反对这个决定，她担心一旦回到家，她母亲会失去勇气或者妹妹们会劝阻她，但是她却非常坚持。

因为雨季，图们江水位上涨，她在清津待了差不多一个月；然而宋女士对自己的决定却没有动摇。

她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信念支撑着她经历叛逃中最危险的时刻。玉熙雇佣的那个中间人也非常讶异的看到，这么个个子小小、和蔼可亲的阿婆，能够拿着假护照大气不喘的登上国际航班。

从中国出境和登机是此行最危险的部分。一旦中国出入境当局发现她的假护照，她就会被立即逮捕，并被遣送回北朝鲜，面临她的就是劳动营。现在，在飞机降落至南韩之后只有一个难关。她的护照不足以糊弄南韩人，在例行的检查中，他们很快就会发现这是一本被盗的护照。事实上，同机的那个年轻人在飞机降落之前就会收回这本护照，并且消失在人群之中。

“假装不认识我，”他告诉她。她要待在女厕所里，直到他安全的出了机场。然后她就径直走去移民柜台，说出真相。

她叫宋熙锡，五十七岁，来自清津。她在饥荒中失去了半个家庭，现在来南韩寻求自己和女儿的新生活。没什么好隐瞒的了。

按照南韩宪法第三条款规定，南韩将其视为半岛唯一的合法政府，这也就意味着它的人口–包括北朝鲜人–将自动成为其公民。北朝鲜人成为南韩公民的权利在一九九六年被高等法院所支持。然而，现实却复杂的多。为了拿到公民权，北朝鲜人必须自行抵达南韩。一个北朝鲜人不能在南韩驻北京大使馆或者其它各地的领事馆主张公民权。基于残存的一点对其共产主义盟友的忠诚，以及对数以百万计的北朝鲜人可能越境的担忧，中国不允许庇护寻求者出现在这些外交场所。中国人知道大批东德叛逃者于一九八九年逃至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迫使当局开放柏林墙，而东德政府也随之垮台。

南韩政府也尽力将收容的难民数量压低至一个可控的水平。潮水般的脱北者来到南方将带来极大的财政和社会负担。

那些设法进入南韩的人所用的方式也是五花八门。如果他们有钱或者有关系，他们会弄到假护照，飞往南韩。或者，他们会从逃出中国，到其邻国如蒙古或者越南，在那里的南韩大使馆对于接收脱北者还不是很限制。还有一小部分是闯入欧洲国家驻中国大使馆或者联合国驻中国办公机构，并寻求庇护。

在中国的十万或者更多北朝鲜人只有很少一部分想方设法到了南韩。在一九九八年，只有七十一名北朝鲜人要求南韩公民资格；一九九九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了一百八十四名；二零零零年，有三百一十二名；二零零一年，有五百八十三名。到了二零零二年，多达一千一百三十九名北朝鲜人被接纳。在此之后，人数就一般稳定在每年一千至三千人之间。

到宋女士到达的时候，南韩官员已经对机场里突然出现没有任何身份文件的北朝鲜人习以为常了。

她到达仁川机场只引起了一阵忙碌，而没有恐慌。

下了飞机后的头几分钟里，宋女士都分不清东南西北。她之前只到过一次机场–那就是那天早上在中国登机的时候–而且那个和这个完全不同。耗资五十五亿美元的仁川机场一年前刚刚落成启用，机场距一九五零年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登陆的地点不远。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机场之一，它是一个玻璃和钢架的庞然大物。阳光穿过玻璃，照射着长长的抵达走廊。人们毫不费力由各个到达口前面的自动传送带运送着。宋女士不知道要去哪里，所以她就跟着其它的乘客同时又与那个护送的男子保持一定的距离。当其它的乘客在移民局柜台前排起长龙的时候，她躲进了女卫生间，在里面她发现那里同机场其它的地方一样让她不知所措。她不知道怎么让马桶冲水。洗脸盆上的水龙头是自动开关的，不用接触。她把头探出卫生间看看那个男的走没有，但是她从后面看见他还在排队，所以她又缩了回去。她又重新整理了下头发，补了补妆，看见镜子里一个不太熟悉的脸正盯回自己。

第二次，她看的时候，他已经走了。她壮了壮胆，从卫生间出来，想找个警官。她差点撞上一个很高的男人，他的徽章、名卡和宋女士的眼睛一般高。她深深的鞠了一躬，就像恳求一个官老爷一样，然后按照事先安排的那样说。

“我来自北朝鲜。我在这里寻求庇护，”她说。

这个人是个警卫。他看上去被吓了一跳，但是他知道该做什么。

“你一行几人？”他问道，一般脱北者都是集体抵达。她告诉他，就她一人。他领着她到了移民柜台傍边的一个办公室。打了几个电话，几分钟之内来了一些从国家情报局（NIS）的探员，NIS是南韩类似于美国中情局（CIA）的机构。

对宋女士的审讯持续了近一个月。之后她被转移到了位于机场附近的一个由NIS设立的专门收容新到脱北者的住所。她不允许离开那里，但是玉熙可以来看她。NIS的第一个工作是确定宋女士既不是间谍也不是诈降，以作为北朝鲜特工的卧底，任务是监视那些多年前被捕叛变的叛逃者。NIS还要筛除那些中国籍朝鲜人，他们冒充北朝鲜人，要求获得南韩公民资格，以及领取价值两万美元的安家费用。宋女士每天早上进行两个小时的谈话，然后把所谈内容写下来。她被要求把清津的主要地标标记出来–劳动党办公室，书记办公室，gu（里）和dong（洞）的边界，（里和洞是朝鲜一级行政单位，相当于中国的乡和村–译者），即地区和邻里的边界，北朝鲜人按这种方式被组织起来。她发现她很喜欢这种谈话：他们给了她一个反思自己生活的机会。在下午，她就会打个盹，再看看电视。那里有个小细节让她很开心–冰箱里堆满了免费的果汁，每个都独立包装带有吸管。

她后来回忆在NIS的日子，那是她生命里的第一次假期。在那之后，艰苦的工作又开始了。

对于每天只赚取一美元的人来说，要融入世界第十三大经济体绝非易事。南韩的人均收入大概在两万美元每年，是北朝鲜的十四至五十倍。

非军事区两边大量的宣传都致力于宣传北、南朝鲜人是怎么的一样–hannar,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但是六十年的分离使得他们之间又是如此不同。南韩是世界上科技最发达的国家之一。然而，大多数的北朝鲜人根本不知道因特网的存在，南韩家庭宽带网络的覆盖率比美国，日本，和大多数欧洲国家都高。北朝鲜的文化、经济水平却仍然停留在上个世纪的水平。他们的语言也不再一样；南韩的版本现在大量的借用英语。身体上也是，双方的差别越来越大。由于大量食用牛奶和汉堡，南韩十七岁男性平均身高比他们北朝鲜的同龄人高出五英寸。北朝鲜人的语言及饮食和南韩在一九六零年代类似。

随着脱北者人数在一九九零年代节节攀升，南韩政府对他们能否成功融入社会的忧虑也持续增长。

这个国家的智库分成不同的小组包括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教育家提出了一个计划。虽然脱北者数量不大（截至二零零八年后期，总计四千四百万人口中，有一万五千零五十七名脱北者。），然而某天当南北统一之时，这个数字可能是成百万。“如果这个数量相对很小的脱北者群体不能适应，那么我们统一的前景就很暗淡，”一位涉及此项研究的南韩社会学家，尹麟鎭（YoonIn-jin）说道。“如果他们能够成功的在这里开始新生活，我们就有希望融合。就此而言，我们不得不努力帮助他们，这样我们就可以从对他们的实验中吸取经验和教训。”

这些南韩学者研究了很多历史模式。他们参观了以色列为来自前苏联和北非的新抵达的犹太人设立的学校，这些人行使了他们回归犹太国家的权利，但是却对它的语言、文化知之甚少。他们也研究了在统一的德国里东德人如果调整他们的生活。

一九九九年，他们在汉城以南五十英里的一个僻静的园区里设立了名为“统一院”（Hanawon）的临时难民所。那是兼具培训学校和进入社会前的过渡之所功能的一个机构，这个中心教授北朝鲜人如何靠自己在南韩生活。他们教授如果使用自动贩卖机，如何付电子账单。他们还教罗马字母，使他们可以阅读夹杂一些英文的广告。北朝鲜人还要从脑中剔除他们先前被灌输的东西–关于朝鲜战争和美国在二战中的角色。脱北者还要上关于人权的课程和学习民主机制。

在教室里，一切看上去都合乎情理，但是一旦到了统一院（Hanawon）外面，宋女士就变得超级困惑。她的课程里有买衣服的现场实践。他们剪了头发。他们去食肆，那里每个人付钱买自己的午餐。然而他们都买了面条；没人闹得明白其它吃的是什么。

有时候宋女士离开园区，外面喧闹的简直要让她晕过去。太吵闹了，到处都是灯光，让她目不暇接。她的眼睛流连于建筑物上那些生机勃勃的巨大荧光屏之间–有些有二十英尺高–都是宽荧幕。但是大多数播放的东西她都不明白。什么HDTV，MTV，MP3，MP4，XP，TGIF，BBQ–看上去像个代码，不明白什么意思。但是让她最感到最神秘的还是人们自身。她知道他们都是朝鲜人，但是怎么他们看上去完全像另外一个种族。女孩们穿着那么短的裙子和真皮的长筒靴。很多人还染了发–男男女女都有，有红的，有黄的，就像洋人一样。他们耳朵上都戴着一个塑料的塞子，还有电线连到他们的口袋里。最震撼的还是，男孩、女孩手挽手的走在大街上，甚至还会当众相互亲吻。宋女士赶紧左右看看，但是没人注意他们。有一天，她去汉城的一个地铁站，在哪里她看见人潮乘着扶梯，沿着走道行进，在不同的线路之间换乘。她很惊奇于他们是怎么知道该往哪儿走啊。

宋女士在统一院（Hanawon）待了三个月。在居住期的最后，还有个毕业典礼。后来，她被给了两万美元的安置费用开始新生活。之后，她就要靠自己了。

当我二零零四年遇见宋女士的时候，她已经离开北朝鲜两年了。当时，我正在为《洛杉矶时报》采访来自清津的人。我们安排在汉城的文件室里见面。我在门口欢迎她，她穿着得体，个子很小，浑身散发着自信。她戴了一个很大的玉戒指，粉红polo衬衣的下摆整洁的扎进米黄的裤子里。她身上的一切，从令人愉悦的清淡色彩到精心做的头发，都揭示这是个生活顺心如意的女人。

在离开统一院（Hanawon）之后，宋女士找了份保姆的工作。她习惯于在北朝鲜的全日制工作，因此在全新的生活里，如果闲在家，她会很压抑。她决定不和玉熙生活，而是有个自己的公寓，并且在水原市的一个大楼里租了个工作室，水原位于汉城以南二十英里，那里的租金比较便宜。生活上节俭一些，加上不断的工作，她很快就负担的起旅游的费用–这可是以前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

她加入了那种专门针对年长者并提供餐饮的旅游团，逛遍了南韩的每个角落。她甚至还回了趟中国–这次是作为观光客。她也随着一个去人权大会上发言的脱北者团体去了波兰。她交了很多朋友。她甚至还开始约会。她喜欢逛市场，尝试各种新鲜东西–芒果，猕猴桃，木瓜。她很喜欢在外吃饭。但是她还是培养不来吃披萨饼或汉堡包的胃口，但是她爱上了南韩式在桌子上烤的牛肉、猪肉。

大概每六个月，宋女士和我就要聚一下，吃顿饭。当我写关于北朝鲜的文章时，我发现她成为我特别可信的评论者。她从不为北朝鲜政权辩护–“那帮腐朽的混蛋！”她有一次提到金正日的时候这么说，这是是我唯一一次听见她嘴里冒出不敬的字眼–但是她和我遇到的其它遭受苦难的脱北者不同。她还怀念着关于北朝鲜的一些–邻里之间的友情；崩溃之前的免费医疗保障。她怀念年轻时刚结婚的那段日子。每次谈到她前夫，她的眼睛会湿润，她的圆脸也会温柔。

“当我看着眼前这些好吃的，就会让我流眼泪，”一天晚上，当我们围坐在一起吃涮牛肉（shabu-shabu）的时候，涮牛肉就是把切成薄片的牛肉放进清汤里煮熟后蘸着芝麻酱吃，宋女士这样道着歉。“我禁不住想起长博最后的话，‘让我们去好点的馆子，点瓶好的红酒。’”

当话题来到她儿子的时候，她就泣不成声，完全开不了口。如果我提起这个话题，她会移开她的目光。玉熙后来告诉我，她母亲永远不能原谅自己反对他爱上年长的女人，并且她不能设法让他活下来。

但是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也是宋女士不愿详述的记忆。现在她能好好的品位自由和安度剩余时光。她对很多的事情都好奇。“我觉得我现在越活越年轻，也更大胆了，”她告诉我。当我问她很多关于北朝鲜的问题时，她也几乎问了我同样多关于美国和其它我去过地方的问题。每次我们的约会，她都是充满激情活力的出现，总是穿着崭新的，明快的，愉悦的套装。在多年的为他人牺牲之后，现在她开始为自己着想了。她甚至还长出了小肚子–这让她大吃一惊，这么多年的匮乏之后还能长胖–她开始节食了。她总是化妆。有一次，我坐火车去水原碰她，我们穿过拥挤的候车室相互看见。一旦我们走近到说话可以相互听见的距离，她就叫出来了，再也掩饰不住她的兴奋。“看看我，我做了眼睛！”

她去做了美容手术，在眼睑上加了一道褶皱（双眼皮）使得她看上去更像白种人的眼睛。这在南韩非常流行。宋女士完全融入了。

一心想着逃离的玉熙却不如她母亲在南韩生活的那么快乐。玉熙是个更容易惹麻烦的人，很快发现自己又有麻烦了。母女两在一起时，总会让人惊奇：一样的心形的脸型，一样的小小个头，但是他们的个性却又是如此之不同。玉熙总是穿黑色–黑牛仔裤，发亮的黑衬衣，黑色高跟靴子。带着多角的那种金属边眼镜而且修了眉，给人感觉不苟言笑。宋女士和女儿感情很好，一见面总是相互抚摸着头发和拥抱，就好像她们刚刚团聚一样，但是她们仍然会就政治话题斗嘴。吃完午饭，我的一个在援助机构工作的朋友问她们是否认为人道主义救援能否抵达那些预想接受对象的手中。玉熙认为那些援助都被抽调去给军队和党干部，加强金正日对北朝鲜的控制。

“但是如果那也能救些生命–”宋女士说。

玉熙打断她。“你在替邪恶政权说话。”

宋女士把嘴抿成了一条直线且在接下来的吃饭时间里不太说话了。

玉熙看上去总是笼罩在怨恨之中。自从她来到南韩，她一直被钱的问题困扰，事实上甚至在她离开中国之前就有了。她总是身处一些底层的中国人和韩国人之中，那些人生活在靠伪造、走私和放高利贷过活的阴暗世界。而且，通常他们还贩卖人口。他们将妇女偷运过河，进入中国，然后他们用偷来的护照将一些人弄进南韩。当玉熙最后一次离开北朝鲜，她没钱让自己从中国去南韩。一个走私贩同意给她一本护照和飞机票，作为回报，她则要从南韩政府支付给她的安家费中拿出一万四千美元给他。他们签署了协议，因为无从知晓相互的真实姓名，他们按了手印。

从统一院（Hanawon）出来的一个星期后，这个走私贩的电话就打到了玉熙的手机上。她刚刚才买的手机–通常手机不可避免都是脱北者首先买的东西–她怎么也想不通那些人是怎么找到她，并弄到她的号码。他坚持她要马上付钱。

“我在汉城。我会在你公寓门口碰你，”他告诉她。

玉熙很惊慌。安家费比预想的要少。二十多岁、三十多岁脱北者的安家费比年长的人要少，因为他们被认为可以去工作。她已经付了三千美元的押金租公寓。她同意在警局门口见这个走私贩。在经过长时间的讨价还价之后，她终于让对方同意降低收费，八千美元，差不多是她剩下的所有钱。

在那之后，玉熙在殡仪馆找了份工作，希望籍此能让自己的经济状况回到正轨。她可能已经做到了，如果不是陷入了深深的思念。

她想妈妈。一直以来，玉熙都有着一个念头，把妈妈也带过来，在到了南韩之后，这个念头就变得愈发的强烈。她自己也很吃惊的发现，在这里年长者能得到多么好的对待。

“在北朝鲜，当你太老不能工作的时候，没人会想要你，”她说。“他们恨不得把你一脚踢开。

在南韩，我看见老人在唱歌、跳舞。我想到我的母亲，她辛勤工作了一辈子。我想她应当过的轻松一点。”

知道宋女士不容易被说服离开北朝鲜，于是玉熙又求助于同一伙人。在一起，他们制定了计划诱使宋女士跨境到中国。玉熙很担心如果什么地方出了岔子，母亲会被关进劳动营，而且希望母亲用最安全、最不可怕的线路。整个叛逃被安排的像个包价旅行，而且宋女士走的是头等舱。她的打包服务包括私人汽车载宋女士从清津去边境，买通北朝鲜边境警卫送她过河，及一本偷来的南韩护照。

“我可以选择更便宜的，”玉熙解释，“但是，我想让她像个贵宾一样的来。”

玉熙因此也深深陷入债务泥潭。她签约殡仪馆做额外的工时，但是加班也不足以偿清债务。她又想其它的法子赚钱。她已经是个三十八岁的妇女，唯一的专业技能就是勉励人们为了金日成而努力工作–这在南韩可鲜有市场。

她转向卡拉ok的生意。他们叫Noribang，字面意思就是唱歌房，是用于客人，通常是男性客人，放松唱歌的地方。俱乐部里有私人包间，里面有音响系统，麦克风，视频屏幕，软饮料和小吃。然而，真正吸引人的是女招待，她们可以陪唱，陪跳，陪酒，甚至可以吃点豆腐–或者再多一点。在这种娱乐场所，玉熙的角色就是招募年轻女性，带她们出入俱乐部，确保她们不与顾客惹上麻烦。她的地盘就在水原周边。大部分来卡拉OK吧的客人都是建筑工人，他们住在临时工棚里，晚上没什么娱乐。玉熙手下有二十个姑娘，她们都是北朝鲜人。她们大部分都是二十出头，一出统一院（Hanawon）就被招入。

“她们来到南韩，没什么技能，”玉熙解释。“他们很快就知道，在办公室或者工厂做，一个月赚个九百美元。而这里，她们一晚上就可以赚一百美元，”有一天晚上，当我陪着她们到处转的时候，玉熙解释道。当时，她正开着一部现代面包车，车厢地板上满是揉瘪的香烟盒和赞美诗的盒式录音带。时间是下午五点，玉熙刚刚开始一天的工作。她随着下班高峰的车流出了水原城，然后下了高速，开上了一条两边布满田地和温室的两车道小路。之后路旁出现个小镇，她停下车，接了个女人上车，她看上去像个女学生的装扮，穿着鞋跟像钉子一样尖的凉鞋。虽然，在警方看来，她的工作是非法的，但是玉熙坚称她的女孩不是妓女。“我不强迫她们做什么。我告诉她们，你所要做的就是唱歌和跳舞，再从客人那里弄些钱。”这里的生意比在大城市好做些。“在汉城，她们要做的比这儿多。在汉城，那些穿西装的男人付钱喝酒，然后他们还总是期待着从姑娘那沾点便宜。这里的建筑工人虽然粗鲁些，但是很幼稚。”

这份工作给玉熙带来不错的收入，因此她也有足够钱以一万美元一个的价格，将她的两个妹妹都带来南韩。她最小的妹妹还把五岁的女儿带来了。而二妹则把丈夫和两个儿子都带来了。现在姐妹几个都在做卡拉ok的生意。

玉熙唯一带不出来的家庭成员就是她的挚爱–自己的孩子。对此，她深怀负罪感。“我为了自己的自由，牺牲了我的孩子，”她这样自责道。我最后一次遇见她是二零零七年的夏天；她的儿子现在已经十八岁了，女儿也十六岁了。然而自从一九九八年在清津，当她穿着睡衣从家庭出走之后，她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们。虽然，她会定期的通过在中国的中间人给他们送钱，这些中间人收取佣金，然后再偷偷的越过边境把钱送进北朝鲜。她离开北朝鲜后不久，在北朝鲜边境离中国足够近，以至于可以扑捉到中国的移动电话信号的城市里，开始有非法的电话服务。因此，玉熙每隔几个月就能同她分居的丈夫通话。他会去茂山，用一个偷运进去的中国的手机，但是他不许她同孩子通话。他还拒绝了玉熙把孩子带去南韩的提议，因为他怀疑（正确的）一旦玉熙有了孩子，她就不会再送钱了。

“我前天晚上做了个梦，关于我孩子的，”她告诉我。“我握着我儿子的手。我背上背着我的女儿。我们都在跑，试图逃离北朝鲜。然后有一个很高的人，穿着铁路列车员的制服，同我们一道走。我不确定，但是我想应该是我丈夫，而且他试图阻止我们。”然后她醒来了，回到了现实世界，这里她没有儿女。

第十九章 故乡里的陌生人

金赫，二零零四年

在南韩最看重的质素是–个子高，皮肤白，财富，声望，学位，名牌服装，流利的英语–而所有的这些，都是那些新抵达的脱北者所缺乏的，这造成了在这些脱北者当中普遍的自卑，例如玉熙。

其实南韩人五十年前也好不到哪里去，但是当北朝鲜人提醒南韩人的过去时，他们更愿意选择忘记。脱北者也意识到一个令他们惊骇的事实–南韩人害怕金正日政权的垮台，那将导致在他们的国家里泛滥着两千三百万人，要吃的，要住的。声称所有朝鲜人都渴望着他们的离散亲属，是政治上正确的（“统一是我们的渴望，做梦都想”），但是有些人却对这些的未来感到恐怖。汉城的智库也定期的发布报告，估计统一的费用，这个数字通常介于三千亿美元至一点八万亿之间。生于战后多年的年轻人，对于失去的另外一半的朝鲜也没什么伤感。他们宁愿忽略，在北边张牙舞爪的这个赤贫的、装备有核武的独裁政权。纵观他们繁忙的生活，有着发达国家最长的工作时间，他们疯狂的玩乐，他们驾着现代车狂飙，他们听着ipod的咆哮，其它的都很容易被忘记。

对于政府提供的所有支持，脱北者们能够感到这是南韩人对他们的可怜，害怕，歉疚和尴尬。这样感情复杂的欢迎，让他们觉得在自己的祖国里就像是陌生人。

金医生本没什么意愿逃亡南韩。当她于一九九九年跨过图们江时，她的目的地只是中国。她计划按照父亲死前写的名字和最后知道的地址找到在中国的亲戚。她想他们会帮她找些事情做。她可以吃的好些，恢复体力，然后再给儿子存点钱。最终，她还是要回清津，回医院工作的。虽然吃不饱，同劳动党也发生争执，但是她仍然认为自己亏欠给她以教育的国家。

当真的跨越国境后，金医生来到中国的第一个小时，看见一大碗给狗吃的混着肉的白米饭，她的决心就动摇了。每过一天，就有新的见识，也让她更深一步对自己被灌输的谎言感到愤怒。所有事物都在驱使她与自己的祖国、曾经的信仰渐行渐远，直到再也无法回头。

当她推开农舍的大门时，那只狗开始拼命的狂吠，随后走过来它的主人。他们都是朝鲜族人，一个老妇和她成年的儿子。他们从金医生冻结的衣服和憔悴的神情就知道是新到的难民。他们请她进屋，给了她干衣服和一顿热食。这些陌生人本可以把她以几百块的价格当新娘卖了–她才三十四岁，还比较吸引人–但是相反，他们却收留了她两周，并帮她找到了父亲的亲戚。在亲戚那也是，她受到了让人惊讶的慷慨招待。她那些从未谋面的亲戚立刻把她当家人收留了下来。

起先，金医生毫无困难的融入其它朝鲜族人。她还学了一点点中文。她在一家饭店找了份工作，为工人做盒饭。但是到了二零零零年，中国警方加强了搜捕脱北者。金医生被抓了三次。每次都是亲戚们贿赂当地的警官，把她放了出来。在最后一次被释放后，金医生认为继续待在中国东北太危险了。她坐上火车去北京找工作。称自己是来自于延边的朝鲜族，她应征了一个需要说朝鲜语的保姆工作。

金医生的雇主是个在职母亲，一个南韩的教授带着五岁的孩子来中国进行为期一年的学术交流。金医生很喜欢这个教授，籍此她也有机会住在舒适的公寓里帮她带孩子。她证明自己是个非常称职的保姆和管家。在一年的交流即将届满时，这个教授建议她随他们全家去南韩。很多富裕的南韩家庭都雇有中国朝鲜族作为保姆。

因此，金医生觉得别无选择只有坦白。她把自己的故事全盘托出–离婚还有失去儿子监护权，父亲在金日成死后也自杀了，多年的食不果腹，医院里垂死的孩子。

“我的天啊，你是个医生！”这个教授惊呼道。两个女人抱头痛哭。“如果我知道，我早就对你另眼相待了”

“如果你早知道，我就没有机会给你工作。我需要这份工作。”

坦白很快终结了金医生的保姆生涯，但是教授言出必行。她允诺无论如何都要带她去南韩。走了几个月后，她让一个中间人联系到了金医生。

在二零零二年三月，金医生抵达仁川机场，心满意足的开始了新的生活。但是这种感觉没有持续多久。金医生被一个在教堂认识的人说服，将两万美元的安置费投入一个传销活动，就是向熟人兜售肥皂和化妆品。金医生在自己的培训计划中没有学习如何识破骗局；销售的本质其实就是一个金字塔的骗术，她因此损失了几乎所有的政府给的钱。之后，她又遭到另一个挫折：她得知南韩政府不承认她的医学教育。如果想行医，她就必须从头开始，申请医学院，再自行支付学费，因为她年纪太大而得不到政府的奖学金。金医生沮丧至极。七年的医学院学习，八年的行医经历，这一切归为零。她变得自艾自怨。内心里对于离弃北朝鲜也感到隐隐的愧疚，甚至还想到了自杀。

当我二零零四年遇到金医生的时候，我问她是不是对于来到南韩感到后悔。

“如果我知道我现在所知道的这些，我是不会来的，”她回答道，这是我所遇见的脱北者里唯一这样承认的，虽然我怀疑很多其它人也有类似想法。我也禁不住注意到金医生看上去仍然像个北朝鲜人。她的头发梳到脑后，用一条天鹅绒丝带扎起来，她仍然用一九六零年代印染彩色电影里那种明红色的口红涂抹她那弓形的嘴唇。她让我想到了在平壤城区见到的劳动党党员。

几年后，当我又遇见她，她已经完全脱胎换骨了。二零零七年的夏天，我都不敢认走进汉城一个新开张的日本餐厅的那个时髦女人了。她留了一个蓬松的披肩发，穿着蓝色牛仔裤，耳朵上吊着长长的耳环。

“我已经厌倦了俗气的北朝鲜装扮，”她告诉我。

她看上去年轻多了，像个学生，实际上她也确实是。在同南韩卫生部抗争了多年后，她忍受着巨大痛苦，并且在四十岁的时候开始了她的四年医学培训。她同那些几乎小她二十岁的同学们住在宿舍。关于她的学习，她告诉我，很艰难，不是因为她在北朝鲜接受的培训使她准备不足，而是在南韩医学院里用太多的英文术语，而她对这些完全不熟悉。她学过的唯一外语就是俄语。然而，这个过程让她好像得以重生。在毕业后，她计划重操旧业，这次她专注于老年保健。她的母亲因老年痴呆症，死得很痛苦。金医生还梦想开个护理中心，甚至可能是连锁的护理中心。她希望有朝一日，当北朝鲜政权垮台后，她可以将南韩照料年长者的观念带回清津。也许这是白日梦，但是这帮她在自己的过去和现在建立起一个桥梁，而且缓解了自己对所辜负的那些人的负罪感。

不幸的是，脱北者群体往往是些麻烦缠身的人。很多人离开不仅仅是因为饥饿，而是因为在家待不下去。而且他们的麻烦也常常会如影相随，即使跨过了边界。

这在金赫身上体现的尤为突出。他十九岁的时候到了南韩，他和以往一模一样–贫穷，矮小，无家可归，也没有家庭或亲戚朋友在生活上帮帮他。

金赫于二零零零年六月从第十二劳动营感化所被释放。此时，他因营养不良身体非常虚弱，以至于走上个百多米就要休息一阵子。在恢复到能进行下一步行动前，他一直待在一个朋友家。起先，金赫计划从新开始他走私的营生，然而劳动营的经历彻底碾碎了他的信心。十八岁了，金赫已经完全没有了那种十几岁时可以为所欲为、不惧艰险的护身符。他不想再次被抓；他不想再挨打。他对于逃跑已经厌倦了。他对北朝鲜也没什么眷恋了；如果他逃去中国，他会一直被追捕。他认为唯一的机会就是逃往南韩。他完全不知道怎么才能到那儿，但是他听说过一些南韩的传教士会帮助像他这样的无家可归者。于是，当他二零零零年平安夜最后一次度过图们江后，他径直就去找教堂。

作为菲律宾之后亚洲第二大天主教国家，南韩派遣的传教士遍布亚洲，非洲，中东，传播着福音及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与大多数南韩人对脱北者矛盾的态度不同的是，这些传教士积极帮助北朝鲜人脱困。其时，数以千计的南韩传教士–有时候兼有韩裔美国传教士–成群结队来到中国东北地区，在那里他们很小心低调以免触怒中国当局，在一些私人住宅里运作着一些小的、未经注册的地下教堂。

在夜间，他们那红色的霓虹灯十字架在黑暗的乡村里透着一股阴森。其它的一些北朝鲜人的安全之所只是口口相传。由于联合国难民事物高级专员和一些主流的非政府组织无法公开违反中国反对为北朝鲜人提供庇护的法律，这些传教士就通过提供食物和庇护所给难民填补了这些重要的空白。

金赫在沈阳，中国东北最大的城市，找到了一个教堂。这个教堂是由一个开家具厂的南韩商人运营，听说这里能提供联系和资金安排一个安全通道去南韩。

“我想了解基督教，”金赫撒谎道。

金赫把自己交给了循规蹈矩的日子。他和一些其它的脱北者每天早晨五点起床，祈祷。之后是早餐，锻炼，学习圣经，晚餐，然后九点就寝前还要祈祷一次。除了周末，日子每天都这样，周末他们偶尔踢踢足球。像其它他这个年纪的北朝鲜人，金赫从未听说过基督耶和华。清津的教堂在他出生的几十年前就关闭了；老一代的人仍然会祈祷，但是都是私下里。在小学的读物里，也几乎没有提及任何关于基督教的事情，即使有些，那些传教士也都是以恶棍的面目出现，奸诈且残忍。金赫也对基督教心存芥蒂。他认为南韩教堂迫使他吞进他们的教化以换取食物和住所。然后另一方面，他觉得有点愧疚于自己假装成为信众来欺骗他们。慢慢的他的态度有所软化。在过了一段时间，当喃喃的念着那些祈祷词时，他觉得一种安逸，一种自年幼背诵关于金日成的诗歌以来从未享有过的安逸，以及一种高于对自身的信任。

只在此时，当他说“UriAbogi，”我们的天父时，他意指上帝，而不是金日成，当他说圣子时，他意指的是基督，而不是金正日。

在教堂待了五个月后，教长建议金赫现在是时候更进一步了。教堂现在处于中国警方的严密监控之下，他们担心这些难民的安全。这个人给了金赫一千元人民币（大致相当于一百二十五美元）并要求他带领一队难民前往蒙古边界。从那里，他们可以去南韩。

如果宋女士拿着伪造的护照坐飞机的线路是贵宾头等舱的话，那么蒙古线路就是统舱散席了。但是对于没有钱的人来说，这是最好的离开方式。不像中国人，蒙古人允许南韩驻乌兰巴托-蒙古首都，的大使馆接收脱北者。实际上，如果北朝鲜人想方设法溜出中国进入蒙古，他们都会被蒙古的边境警察逮捕，之后就会移交、驱逐–去南韩。在蒙古被捕实际上就等于一张去汉城的机票。因此，真正意义上蒙古成了北朝鲜人前往南韩的地下铁路在线的主要补给站。

金赫和其它一些难民乘火车抵达了二连浩特，这是前往蒙古边境的最后一个中国城市，一个骆驼，牛羊多过其人口的沙漠前哨地。他们一行六个北朝鲜人，包括一个三岁，一个十岁的男孩，他们的父亲已经在南韩了。计划是在一个安全地点同另一组，乘另外一趟列车从大连来的北朝鲜人汇合。

另一组里有个人熟悉地形，会带领他们穿过边界。

但是出了岔子。还在火车上的时候，金赫接到个令人心悸的电话，通知他另外一组人被捕了。他们这组人别无选择–现在回头为时已晚。他们不能去那个安全地点，因为那里可能已经处于监视之下。他们不得不丢掉手机，因为那可能会向警方暴露他们的行踪。金赫和其它的成年人们商量着。

他们曾被简单的交代过行进路线，还有一张手绘的地图。最后，他们决定无论如何也要自行前往蒙古边界。

这些人躲在二连浩特火车站附近直至晚上九点，等着夏日长昼最后一缕光线褪去之后，他们就可以乘着夜色赶路。他们曾被告知沿着向北通往乌兰巴托的主铁路线，用铁轨当向导，之后要穿过一个分割两国边界的七英尺高的铁丝围栏。

从二连浩特火车站到第一道边境围栏只有区区五英里，从那里再走一英里就到了蒙古第一个观察哨，在那里他们要向当局投降。他们应该能在天亮之前走到那里，但是沙漠到了夜间很容易让人迷路–只有星星可以引导他们，而且一路上遍布荆棘，岩石和深褐色的沙土。大人们不断的因为走哪条路而发生着争吵。

他们应该沿着铁轨向东还是向西呢？他们选择了向东，后来证明是大错特错。边境线先是向东北延伸，之后突然向北急拐；就这样他们一直沿着与国境线平行的方向走，而不是靠近国境线并穿越过去。当天蒙蒙亮的时候，他们意识到了错误。戈壁沙漠上的气温一下子窜到了华氏九十多度。当他们改变方向，发现勾勒出两国边界的围栏，并穿过去的时候，时间已经来到了下午很晚的时候。他们的鞋被崎岖的地表磨得破破烂烂，很多人的脚都在流血，一个个都被晒伤。他们带的六升水也早就喝完。金赫和其它人轮流背着三岁的的孩子，但是当十岁的孩子跟不上时，他们也无能为力只能拖着他走。最终他们发现了个位于一个小水塘附近废弃的一间小木屋。当金赫跑去取水的时候，一个女人待在孩子身边。当他回来的时候，他听见这个女人的恸哭。孩子死了。

蒙古的边境警察在晚上发现了这些北朝鲜人。出现死亡的孩子让这个案子变得复杂起来。法医需要核实死亡是由脱水导致的，而不是谋杀。对他们的调查延续了十周，在此期间金赫和其它成年人都被关押在蒙古的监狱中。对于金赫刚刚开始的自由世界的生活，这可不是个好兆头。

金赫于二零零一年九月十四日，乘坐从乌兰巴托起飞的航班抵达南韩，同行的还有一打其它的脱北者。仁川国际机场移民局官员在他于蒙古获颁的临时护照上盖章后对金赫说，“欢迎来到南韩”，此时金赫几近虚脱。

同很多脱北者一样，金赫的的欣喜很快就消失了。由于曾经被关进监狱，对他的聆讯进行的异常折磨人。南韩政府对脱北者中的犯罪分子越来越警惕。之后，正如他想象的那样，他被释放，送入统一院（Hanawon）的营地待了一个月。他忍受不了被限制自由。

金赫的个性在南韩同在北朝鲜一样成为障碍。他易怒。他对当局不感冒。他不能安静的坐会儿。在一个崇尚高大的社会里，他的身高也成了不利因素。他的腿发育不全，他的头相对于他的身体也显得很大–这是对于那些在身体发育时，没有足够食物的人典型的身体特征。当没有营养时，身体就会引导资源优先供应给头部和躯干，而且牺牲四肢。在饥荒相关文献中，这种症状成为“发育迟缓”。在二零零三年由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起的一项研究中发现，百分之四十二的北朝鲜儿童由于这个原因，身体受到永久性的损伤。

当我们二零零四年第一次会面时，金赫住在扶余，汉城以南两个小时车程的一个省会城市。在那里周围没什么脱北者，也没人帮他安定下来。他说他的神经受不了大城市的噪音和拥堵。他一文不名，两万美元的安置费用几乎一到手就损失殆尽。他把钱给了一个声称可以找到哥哥的中间人。在被愚弄了近一年后，金赫估计自己的哥哥可能已经死了。“我哥哥差不多有六英尺高。他很难活下来。”他告诉我。身材矮小的一个好处就是你需要的食物会少些。

金赫的工作换了一个又一个。有段时间他送冰激凌，之后他发现自己公司的南韩雇员薪水更高，于是他就生气的辞职了。他参加了一个汽车机修工的培训，之后作为实习人员做了几个月，但是也没有坚持下来。之后，他又认为自己的真正命运是成为一个职业的拳击手，但是当他去汉城的一家拳击馆后，因为太矮，而被拒绝了。这严重的打击了他的自尊心，使得他开始担心自己永远找不到女友。

他孤独至极。他同生人沟通很难。如果南韩人很同情他，他就觉得他们很有优越感。即使他憎恨北朝鲜政权，当南韩人批评它的时候，他发现自己会为它辩护。这是脱北者之中很普遍的困境。

一些南韩基本的礼仪也让他无所适从。北朝鲜人没有习惯与陌生人闲扯几句，如果有人这么做，会让人侧目的。无论何时当金赫出门时，邻居随意的一句招呼都会吓他一跳。作为响应，他只是转开视线或者有时候皱皱眉。

“我不知道当人们同你讲几句话的时候，你该如果应答。我不明白怎样才能同邻居们或者那些帮助过我的人建立起友谊。”金赫后来回忆起在南韩第一年的那些社交过失时会哈哈大笑。

当我在二零零八年再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搬去汉城并被一家学院录取，希望能获得历史和商业上的学位。那时他二十六岁了。虽然令人遗憾的还没找到女朋友，但是他有了很多朋友，包括一个来自茂山刚刚抵埠的表亲。带领一个生手熟悉各方面情况的过程也增强了他的自信心。他告诉我，他最近遇到一个在大学附近开了间私人英语学校的人。他们就在街头攀谈了起来。没有逃走，相反金赫告诉这个人他是脱北者，而这个人则邀请他免费去他的学校学习。

他融入了。

第二十章 团聚

俊相于明洞步行市场，拿着一本《1984》，汉城，二零零七年。

曾让美兰在北朝鲜注定身处边缘生活的不洁之血在她跨过了边界之后却变成了最大的财富。家里有南韩的亲属被证明是无价的。不像其它的脱北者，要在一个陌生的世界了，独自完成脱胎换骨的重生，美兰却有着亲属张开双臂等着迎接她。

在南韩快节奏、高效率的现代生活之下，儒家传统仍处于支配地位。美兰的父亲，是家里的独子，是延续家族的继承人，如果他去世了，那么家族就应由他的儿女来延续。

当美兰一家于一九九八年跨过图们江来到中国后，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电话给父亲的出生地，忠清南道，西山市（Sosan）的市政厅。然而作为大规模城市化的结果，村子里的人几十年前就全部搬到城市里去了。在建了水库后，这个村子的所在地大部分被水淹没，村子自身也早就消失了。但是按朝鲜习俗，家乡就是自己父亲出生地，而不论是不是还有人生活在那里。市政办公室仍然保留有泰宇两个妹妹的地址，她们都还健在，住在汉城附近，而且市政厅也主动提议会将信件转送给她们。于是美兰二十三岁的弟弟，虽然是家里最小的，但是作为唯一的男性，由他提笔起草此信。他用很正式的用语写道：我作为你们哥哥唯一的儿子给你们写信。我希望通知你们，我父亲于去年在北朝鲜咸镜北道镜城县去世。他同时在信里写明了他们在延吉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延吉是他们当时所在的一个靠近边境的小城。

几周之后，他们接到了个电话，电话是其中一个妹妹打来的。她将信将疑的。几乎半个世纪过去了，没有电话，信件，甚至传言说她们的哥哥在战争中幸存了下来。在一九六一年，战争结束后八年，南韩国防部将他登记为在一九五三年的行动中战死。就家庭而言，他死在二十一岁上，没有子嗣。他的名字也被刻在国家公墓阵亡者名录上。妹妹们怎么才能知道，这不是个恶作剧，或者一个粗鄙的把戏，目的就是想从她们那里骗点钱呢？电话是美兰的姐姐接的，她告诉了姑姑们，自己所知道的事情。一些家里曾经的轶事，生日和小名。南韩的亲戚建议来个DNA测试。美兰和兄弟姐妹们都同意。

两个星期后，一家人团聚了。两个姑姑由家人陪同，都飞来中国，一行十人。当他们一见面，他们都目不转睛的相互盯着，意识到DNA测试完全是多余的。

“我们就这样一直盯着。我们惊叹的嘴都咧到了后脑勺，我们手的形状，我们说话、走路的方式是如此相像，”美兰说。

“我父亲的妹妹认为她们家的香火完全断了，因为我父亲是独子，”美兰的弟弟回忆道。“当父亲的妹妹来到中国，我看见她们时，我的身子一震。她们是女人，但是和我父亲长的一模一样。”

现在无法回头了。美兰的母亲想回清津，想和留在家的两个女儿和她的孙子、孙女们在一起，但是她们害怕北朝鲜当局会发现她们在中国的时候曾同敌国的亲属联系-这就足够杀头的了。除了南韩，她们无处可去。

他们的姑姑去了沈阳的南韩领事馆，询问如果将北韩的亲属带去汉城–对南韩战俘的遗孀和子女目前他们至少能做什么–然而领事馆对这些问题也是吱吱呜呜，说不出个所以然。金大中，他于后来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于一九九八年二月正式成为南韩总统，当时发起了“阳光政策”以缓和与北朝鲜的关系。而且，南韩与中国的关系也很敏感。那些官员害怕接纳美兰一家会导致严重的外交后果。

幸运的是，亲戚们自己想办法解决了问题。姑姑们经营着一个小酒店，她们有个儿子在汉城郊外有间浴室。他在中国与南韩之间来来回回，帮北朝鲜的亲戚们弄了些伪造的非常真实的护照。他还把和美兰差不多大年纪的一个表妹的护照给了她。表妹的照片被拿掉，换上了美兰的。一个姑姑不巧“丢了”自己的护照，这样那本护照就可以给美兰的妈妈。实际上，这些都是非法的活动，后来表妹还因伪造护照被关了一个月，但是这起了作用。美兰，姐姐，弟弟，和妈妈都于一九九九年一月都安全的抵达了南韩。

由于有家庭接纳她，美兰没有被太多的认为是外来的人，一个曾经在其它地方度过了人生头二十五年的南韩人。对北朝鲜人来说，她出类拔萃，但是对南韩人来说就不会了。她身高五英尺三英寸，对北朝鲜人来说属于身材高挑的，对南韩人来说也就过得去吧。她还有着让俊相在剧院外迈不开步子的高高的颧骨和直直的罗马式的鼻梁。姣好的面容，家庭的系带，镇定，和天资聪颖还是使她与众不同。她很快被一个教育学位项目接纳。她口齿清晰，能以很简洁明了的方式叙述一个事情，因而她经常被邀请去做关于北朝鲜教育系统的演讲或访谈。

就在快要三十岁的时候，她被介绍给一个身材高大的年轻男子，他憨厚的笑容和圆圆的眼镜传递着热情。他有份不错的工作，作为文职人员供职于军队。在双方家庭的赞许下，他们结婚了。在二零零四年末，她生下了一个儿子。他们以传统的朝鲜方式庆祝着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宴请了将近一百多位亲戚朋友。餐厅的房顶以蓝白气球装饰。美兰，她丈夫，还有小婴儿都穿着华美的韩服（hanbok），一种在庆祝场合下穿的传统服饰。美兰的外套是闪亮的乳白色丝质面料，配有绣花的红丝带，和黑色的领圈。她看上去容光焕发，而又端庄沉稳，一个非常优雅的女主人。她已经实现的她的朝鲜梦，事实上也是我认识的所有人的梦想–帅气的丈夫，男婴，及其口袋里的大学文凭。

从穿着，说话方式，她已经和一个南韩人没什么区别了。她已经改掉了喉咙音口音，那种会泄露身份的北朝鲜人的发音特征。她和丈夫在水原这个卫星城买了个公寓，夫妻俩刚刚起步，他们还承担不起在汉城动辄百万美元的公寓。她住在一个楼盘里，这个楼盘就是个千篇一律的混凝土森林，除了侧面印着的楼层数字外，每一层都是一样。在小区里转转，其实也还不错。建筑都很新很干净，立面都刷着令人愉快的奶油色。阳光穿过大型落地窗，照在美兰位于二楼公寓的起居室里。公寓里明亮，宽敞，有专门给宝宝的浴室，一间桌子上配有三星计算机的书房，一个电器配备齐全的开放式的厨房。

当我去拜访时，她正在做午饭，而她的儿子，现在是个圆嘟嘟、蹒跚学步的小孩，正在起居室看着动画片。

“如果我是在北朝鲜生的他，我现在只能用米汤加点糖喂他，如果买得起的话，”她说。

我们谈论着她现在生活的变化。她正纠结于家庭和学位学习之间的冲突。她的婆婆希望她做个传统的朝鲜主妇。请人照看孩子很贵；她发现现在很难完成功课。她现在也去做有氧运动以期进行产后恢复。她总会觉得皮肤很紧。显然，她身上的问题与我认识的其它在职母亲没有什么不同。

然而，内心里，美兰还是那个在北朝鲜身处底层社会，贫穷，不洁之血的女性后代。她曾被一种彻底的教化塑造，并且经历着背叛的痛苦；多年来，她不敢说出内心感受，那些藏在心里的出格的想法。她曾经坚定的从死人的尸体傍走过，而不曾停下脚步。她学会闷头吃自己的午餐，吞下最后一勺的玉米或米饭，而不会停下来去可怜那些她教的，快要饿死的孩子。她一直被内心的负罪感所困。负罪和羞愧在脱北者中间是很普遍的；很多人憎恨自己那些为了生存的所作所为。

在美兰的例子里，负罪感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直到我认识她两年后，她才告诉我，留在家里的姐姐们的遭遇。在一九九九年夏天的时候，大概是她们抵达南韩六个月后，国家安全警察几乎同时在家逮捕了她的两个姐姐。美兰的大姐，美熙，嫁给了一个军官的家里最漂亮的女儿，她是如此的慷慨，在饥荒时给他们食物；还有姐姐美淑，曾经有着平凡的生活；她们忠于自己的父母，丈夫，孩子，也忠于金正日。她们都在半夜被带走–多么类似于美兰听说过的梦魇般的场景，除了孩子被留下给丈夫，他们被强制指示离婚。据推测，姐姐们可能被送去一个劳动营服长期的徒刑。考虑到一九九九年严重的食物短缺，她们很可能已经死去。

姐姐们的命运深深的牵动这全家，也使任何一个欢快的时候都蒙上一层阴影。即使是美兰生了个健康的宝宝，而且她的弟弟，锡柱，被澳大利亚的大学录取，家里都不能尽情欢乐。这看上去非常不公平。几年后，脱北者可以送钱回去，他们的亲人也被放回家，没有遭到报复，甚至生活的比一般北朝鲜人还要好。可能姐姐们受到特别严厉的惩罚是因为美兰家是第一批逃离的，也可能是因为他们不好的成分。美兰的母亲，一个意志坚强的女人，想方设法的度过饥荒，在抵达南韩后，也倒下了。虽然抵达时才六十二岁，她的身体和精力已大不如前。她请了一个巫师，一个传统的算命师，他告诉她，女儿们还活着，但是即使如此，这只让她更焦虑。

美兰的母亲开始信教。在清津在共产党之前的时期，她就参加教会，现在她恢复了儿时的信仰。她不断的祈祷，祈求宽恕自己背叛了女儿们。

由于没有成为信众，美兰没有这样的慰籍。她的负罪感影响着她的睡眠而且不时的在已经忙得不可开交而不应该浪费时间的时候闯入脑海。姐姐们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才让她现在可以开着现代车。

她还想到了落下的男友。她对于他敦促自己去反抗出身低的命运，给她以作为女人和教师的自信。

他从来没有在她面前说这个政权一个字的坏话，但是他已经教过她用自己的脑子去思考，而这最终使她保持开放及清晰的思维。

当我们相会时，美兰经常提及俊相。我怀疑她很享受追忆自己的初恋–而这些是不能同母亲，当然也更不能同丈夫谈及的。当她回忆俊相是怎么第一次在剧院外遇见她，或者她们如何整夜的在黑暗里行走，那些话语就滔滔不绝的喷涌而出，兴奋的就像个女学生在和朋友闲话着。

“你能相信吗？三年才牵手，六年才接吻？甚至都算不上是个吻，真的，就是碰了碰脸颊。”

我们开玩笑的说那是不求回报，或者在这个例子中是未完成的，爱情是唯一永恒的。看上去，好似她对先前自我清白的渴求更胜于对她的前男友。

我问她是否知道后来俊相怎么样了。

“我猜他现在应该结婚了。”她的声音渐渐低了下来，并且耸耸肩装作漠不关心。她并不后悔她们最终没在一起，她告诉我–她爱她的丈夫–但是她感到很遗憾离开的时候没有机会去道别。她记得在清津的最后一天，当她认为在街对面看到他，但是却因害怕泄露离开的计划而不敢走上前。

“对吧，他和我，我们有个特别的约定。我想总有一天我们会再重逢的。”

我们是在二零零五年十月中旬的时候进行这一番的谈话，那是在她孩子生日聚会后的不久。三个星期后，美兰给我打电话，她的兴奋在听筒里是显而易见。她告诉了我个消息：

“他在这里！”我们一周后，相约在汉城的星巴克喝杯咖啡，那里离我的办公室就几个街区。

按照美兰曾经描述过的他，我想象着一个高大、英俊的男人，有点英雄主义色彩。然而，眼前的却是个穿着牛仔裤，戴着眼镜，骨瘦如柴的家伙。然而，他身上也确实有不寻常之处。他的牙齿非常亮白，像个电影明星的。他平平的脸颊，和夸张的鼻孔让他看上去像个异族的鞑靼人（鞑靼是中国对北方游牧民族的统称，晚清特指满人–译者），看着他让我想起了鲁道夫纽瑞耶夫（一个芭蕾舞大师–译者）。当我们叫的卡布奇诺好了的时候，他跳起来去柜台把它们取了回来。他小心的移动着；动作很自然。另一方面，美兰却看上去很紧张。她穿着一件粗斜纹布的短裙，妆化的也比平常的浓。

当我正要说，作为来自一个从完全没有咖啡店的国家、刚刚抵埠人，很令人意外的是，他看上去对这些很轻车熟路，但是实际上俊相已经在南韩待了差不多一年了。当他得知美兰结婚了–从一个给他做聆讯的国家情报局的探员那里得知–他就决定不去打扰她，这样对两人都好。事实上，对于她的离开，他伤心至极，程度远远超出她的相像。她的叛逃引发了他对自己信心的一个巨大危机。

他内心被他们彼此之间的荒诞关系煎熬着。为什么他们要相互保密？为什么他们两人内心都在渴望离开，但是却没有相互吐露？更严重的是，他觉得自己很懦弱，没有先行一步。他的自尊心受到伤害，不是因为她离他而去，而是因为她已经证明了自己是个勇敢的人。

“我以前认为我考虑的总是比她更远一步，但是我错了，”他承认。为了安慰他的自尊心，这个时候美兰插话。“那个时候，我对政府一直都是都怀疑及不信任的，但是他比我更了解外面的世界。”她朝他笑笑，然后让他继续他的故事。

在美兰离开后，他埋头于自己研究所的工作，之后他得到一份固定工作，而且有机会加入劳动党。

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欢欣鼓舞。这在北朝鲜可以说是好的不能再好的事情了。他在平壤的生活很惬意。他租住的房子很暖和，吃的也足够。但是他却不想定居在那儿。他也不与那些被认为和他很般配的大学女生约会。他也不再参加那些能增大他成为劳动党党员机会的额外讲座。每天晚上下班后，他就回到家，把窗帘拉的严严的，这样他就可以看南韩的电视节目。

二零零一年，俊相辞去了研究所的工作。他告诉他的领导和同事们，自己父母身体不好，作为家中长子，他要回家去照顾他们，这是听起来很合情合理的解释。然而他想回到清津的真实目的是，在那里他的行为所受到的监视会少些，而且那里距离中国边境也更近些。回家后，他打些零工，有时还会去他和美兰夜间步行时常去的那个疗养院工作。为了不浪费钱，他晚上绝大多数都是同父母待在家，即使那意味着要忍受父母那责怨般的沉默，辞职让他们对这个曾引以为豪的儿子大感失望。

即使深思熟虑，计划周详，然而，俊相事情进展的并不如美兰的那么顺利。

为了逃脱，俊相攒了三年的钱。他是个有条不紊的人，对自己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有考虑。

他谨慎的计划着每一个细节，甚至细到那个时候要穿什么–一件昂贵的、有泡泡图案的，叔叔从日本寄来的衬衣。如果在清津穿就太扎眼了，但是他想如果在中国穿，就没人认为他是个从北朝鲜来的乞丐。他把自己最好的日本裤子和背包装入塑料袋。他选择跨境的时间是六月，其时正值雨季水位很高。他选择了河水最深的一段，这样那里的守卫会松些。伴行的中间人带了些空的塑料瓶作为漂浮物。俊相和另一个逃亡者，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都脱的只剩内衣，虽然黑夜里伸手不见五指，但是他们都下意识的微微相互转过背去。俊相把所有的衣服扎进塑料袋保持干燥。

河水很快来到了他的下巴，而且水流也比预想的要来的强。水位却没过了另一个逃亡者的头；她不会游泳。俊相紧紧的抓住她的手，并抵抗着激流。突然他光着的脚碰到了沙子，之后他穿着湿漉漉的内裤爬上了岸边。那个妇女也跟着上来了。他在中国了。他回头看看河对岸，在早晨第一缕亮光下，北朝鲜那参差不齐的山峦的轮廓在天边时隐时现。他觉得有点刺痛，但是没时间停下来细查。他穿上衣服，衣服虽然放在塑料袋里，但还是弄湿了，跟着中间人离开河边走向大山，直到北朝鲜再也看不见了。

他怎么也想不到，六月天会这么冷。湿漉漉的鞋子磨得脚板生疼，打起来不少水泡。当他们终于到了计划在那里休息、吃饭的小村庄时，却发现一个北朝鲜人几天前因为偷窃被抓，而且当地人对脱北者开始比较敌视了。由于害怕当地人报告警方，他们匆匆忙忙的离开了那里。那个同行的妇女建议他们去她的目的地，那是个她曾经和一个中国农民居住的村庄。在路上，她告诉俊相她的故事。

她同这个男人待了几年，她们还有个一岁大的孩子。一个月前她被逮捕并被送去北朝鲜的劳动营。

现在她很急切的想回到丈夫和孩子的身边。她向俊相保证她丈夫会收留他直到他准备好离开。

然而那个农舍被证明不是个避难所。当他们抵达时，那个中国农民对这个妇女是拳打脚踢，愤怒的叫喊着，并且还打了俊相一锄头。很明显，他误以为俊相是她的相好。

再次独自一人，又迷了路，俊相游荡于乡野之间。最后他看见一部人力车并坐了上去，反复的重复他从中国中间人那里学来的中文–Sichang，市场。他到了一个小型的露天市场，然后找到个卖泡菜的妇女。她一定是朝鲜族，他寻思，然后他问她是否认识人可以雇佣他。她的眼睛上下打量了下他的眼镜还有他那艳俗的日本衬衣。

“你看上去像个没干过粗活的年轻人，”她轻蔑的告诉他。尽管如此，好说歹说反复保证之后，她把他介绍给一个开砖厂的朝鲜族商人，那人给了他份工作。

之后，俊相开始了在砖厂搬运沉重砖托盘的日子，那些刚刚烧好的砖非常烫，如果靠的太近，眉毛都会烤焦。晚上，住在工人宿舍里，他在自己买的一本本子上写日记。有史以来第一次他开始写日记–在北朝鲜，要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吐露在纸上那可是非常危险的。他写自己在大学的时光。他写诗。在工厂里那令人无法想象的辛劳工作之后，在日记里，他提醒着自己离家的原因。

他在砖厂待了两个月，存了些钱，用于实现自己的南韩梦。他乘了一部巴士南下去了青岛，那里有一个很大的南韩商界，还有个领事办公室。

南韩在中国的领事馆都被严加把守，为的就是阻止像俊相这样的人，但是他想如果自己穿着得体的话，应该可以大摇大摆的走进去。他用剩余的钱买了套西装，换了副眼镜。自信满满的，出现在大楼面前，穿过底楼的保安，走进电梯，按了领事馆所在十七楼的按键。但是电梯里，十七楼，十八楼的按键要插卡才能有效。停在十六楼的时候，他看到另一个保安，因此他又回到了电梯。最后他在十九楼出了电梯，然后沿着楼梯往下跑。当他出了大楼时，他甚至能听见保安们用急促的语调在对讲机里通话。

他非常幸运没有被逮着，安全从那跑出来了。

现在，俊相走投无路，也没什么钱。他甚至在考虑回北朝鲜–如果不是后来发现因特网的话。

虽然身为北朝鲜最好大学的精英学生，俊相却从未听说过互联网。他的大学里有很多计算机，IBM兼容奔腾四处理器，而且他也登陆过北朝鲜的“互联网”，一种只供学习使用的封闭系统，可以用来查阅学术论文和经过审查的外购百科全书，但是这个国家在因特网世界里还是个黑洞，也是世界为数不多的选择离线的国家。在清津的计算器中心，孩子们能玩些游戏，但仅此而已。

俊相听说过因特网，一旦到了中国，他对此的好奇心就更加强烈。他甚至冥冥之中就觉得互联网能解决他的难题。但是怎么用？当他在青岛汽车站闲逛的时候，他听见一个说朝鲜语的人，然后他走近那个年轻人。后来知道，这个人是南韩的交换学生。“没问题，我教你怎么用。很容易，”他告诉俊相，并领他到了一个网吧。

网络世界对于俊相就是启示。伴随着每一次的点击，世界正一点点向他开启。他第一次非常肯定的感到自己逃往中国是个正确的决定。作为这个国家最好大学的毕业生，他是最能使用计算机的北朝鲜人，然而在互联网方面他的知识却像个孩子一样。他在南韩的一个搜索引擎里键入北朝鲜人权和脱北者。

在随后的几周内，俊相都在网吧里待到深夜，边吃方便面边阅读。他知道其它的脱北者都有类似的如何抵达南韩的问题，而且研究他们所用的策略。哪些有用，哪些失败。他自学了南韩关于管理北朝鲜人的法律和那些让南韩不能在其中国境内的大使馆、领事馆接纳脱北者的外交后遗症。他研究了中国地图，飞机、火车时刻表，和如何离开中国。

有一天他读到了关于仁川的一个牧师，他很同情的写到将脱北者送往蒙古的那条地下铁路线。此时，俊相在那个南韩学生的帮助下已经有个一个电邮地址，他马上激动的发了一条信息：我在青岛。你能帮助我去南韩吗？

俊相的线路和金赫的是一样的。此时，数以百计的脱北者沿着这些线路跨越国界，而且安全屋的位置都已经很清楚的标记了出来。俊相所需要的只是为此行支付两千五百美元，而这笔钱在日本的叔叔已经电汇给他了。他先是坐火车到了二连浩特，之后跨越边境的沙漠地带，进入蒙古，在那里蒙古边境警察会把他们交给南韩大使馆。他于二零零四年十月抵达南韩，旋即被交给国家安全局进行聆讯。

之后，轮到俊相发问了。这不是他第一个问题，但是也是第一批问题中的一个：你能告诉我如何联系到美兰吗？他非常确信她在南韩，因为他在青岛的网吧里曾经搜过她的名字，而且读到了对她的采访。国家情报局（NIS）的人密切保持同脱北者的联系，他们肯定有她的信息。那个NIS探员却有点犹豫。按照规定，由于担心可能的北朝鲜间谍，脱北者不能被给与其它脱北者的信息。

“我们不能透露这个，除非你们是直系亲属。对不起。”“她是我的未婚妻，我的初恋，”俊相申述道。

这个探员有点为难，并答应做个请示。第二天，他来了，告诉俊相他能把她的电话号码给他，但是他觉得俊相应该知道，她现在已婚。

他非常吃惊。再回顾的时候，俊相认为怎么自己会那么愚蠢的想她会是单身，甚至还想着她可能还在等着他。美兰此时都已经三十一岁了。他们失去联系已经六年多了。

“老实说，那个时刻，我从来不曾想过她可能已经结婚了，”俊相回忆道。他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他记得自己在跨越图们江时背诵的，由十九世纪匈牙利诗人山多尔裴多菲写的一首诗：

自由与爱情！

我都为之倾心。

为了爱情，我宁愿牺牲生命为了自由，我宁愿牺牲爱情。

很早以前还在平壤读大学的时候，这首诗就深深的打动了他，而且那时就记下每一个字。他为了留在平壤，牺牲了于美兰的爱情。他从不曾将她置于生命里的第一位。为了自由，他来到南韩，独自一人。

随后的几个月里，俊相经历着其它所有脱北者要经历的过程。他离开培训计划后，得到了一个公寓和一部手机，之后徘徊于令人迷乱的街道、市场之间，他努力的使自己不要晕头转向。他只有寥寥的几个朋友，有时候也会后悔不知道怎样找到美兰。在他得知她已婚后，他告诉那个安全局探员他不想要她的电话号码了。

“还是不要联系好，她已经结婚了，”他告诉自己。

一天晚上，他去一个在统一院（Hanawon）里交的朋友的家。脱北者们偶尔会聚一聚，喝喝啤酒，交流些信息。人群里有个不太说话的年轻人，他一眼就认出他是美兰的弟弟。为了让自己讨人欢心，俊相曾经给过他一些糖果。锡柱那时候还是个孩子，现在已经不认得俊相了。

那天晚上他们开始聊天，而且在随后的一次聚会中又聊到了一起。过了一会儿，锡柱起了疑心。

“你怎么会知道我和我家的这么多事情？”他问道。然后，在俊相回答之前，他拍着自己的膝盖自己就回答了这个问题。“哎呀，你就是那个经常来找我姐姐的那个家伙…”一周以后，俊相一幢幢高层住宅前的人行道上来回踱着步。他和美兰约好在汉城东部一个地铁站前见面。当锡柱想起来他是谁的时候，俊相就不能不给她打电话了。一旦美兰在电话里听出来是俊相后，他马上就能听出她声音里的愠怒。“你怎么不早点打电话给我？”美兰说。“我们可以帮帮你。”他觉得很傻。他在南韩几近一年了，这是挣扎的一年，令人绝望的失落，孤独。他可以有一个朋友，特别是一个了解他，而且熟悉他来自何方的老朋友。虽然觉得自己受到伤害，自己是一个招呼都不打就被抛弃了的男人，但是最终却是他道了歉。

现在，他一遍又一遍的看着手机上的时间–他认识的人里面已经没有人戴表了。他闹不清自己是不是弄错了地铁线或者等错了出口。他仍然对汉城城区那些不断膨胀的地铁线路网感到头疼，每一个站都比上一个大，走不完的连接走道，多个出口看起来都是一样。这个站是建在新的公寓区，听美兰说，她妈妈住在这。俊相扫视着路上的行人，想看看在涌向他的人群中，有没有认识的人。天空晴朗，时值湿热的夏天和冬天之间那短暂的好天气。人行道上很拥挤，大多数是女人，因为那天是工作日，大多南韩妇女有了孩子后就不工作了。俊相看见妇女们，一个个穿着紧身牛仔裤，对着挂着毛绒玩具的手机，喋喋不休的讲着。还有些推着精美的婴儿车，那可能比一部自行车还要昂贵。

而婴儿车在北朝鲜几乎没有听说过–那些还不会走的孩子被用一块长布绑在妈妈的背后。俊相想知道美兰是不是和这些娇气的女人一样了。突然，他感到一阵慌乱，他怀疑是不是美兰走过了而没有注意到他。这时候，他听见自己的名字被喊着，他转过头来，吓了一跳。

“你等了很久吗？”美兰边说边摇下了汽车窗户。

俊相还在臆想着那些好莱坞的场景。多年来，他期待着他们的重逢，甚至他还没有抛弃那种男女在雾气蒙蒙的火车站的站台上相互跑向一起的情景。他还想象过各种可能的相遇场景，但是从没有想到会有车–当然也就更想不到美兰就坐在方向盘后面。

此时她正停在公交车道，然后斜过身子把乘客一侧的车门打开，示意他坐进来。她说的很快，为她的迟到道着歉，还是交通，她找不到停车位。当他时不时的瞟一眼她时，她的眼睛只是一直盯着前面的路。她还是没有变–他不敢相信，他甚至曾想象他可能认不出她来了。可能，尽管，她不如自己记忆里那么光彩照人，或者可能她的美在自己多年的思念中被放大了。她的气色透露着抚养一个一岁孩子的辛劳；下巴上冒出的痤疮勉强的被化的妆盖着。他可以看出ajumma（朝鲜已婚妇女）在她身上的痕迹。她穿着一条杏色的荷叶裙，一件宽松的短袖衬衣。衣服很复杂，就像她的生活；那个单纯的少女早就不见了。

“你很平静，”他打破沉默。

“不，不，我心里很紧张，”她回应道。

他们驱车到了城市郊外一家僻静的餐厅。开始他们礼貌性的问了问各自家里的情况，但是关于这个，就不可避免的会将话题引向悲伤。俊相不敢问起她姐姐的事情。他听说她们被带走了。而她也不能问起他那有可能再也无法见面的父母。他们很快就把话题转到了美兰的突然离去。当他们谈及的时候，他感到怒火在一点点升起。

“你应该给我点暗示，”他告诉她。

她辩称自己那个时候不确信正在叛逃–那可能仅仅是出个门，去中国看看亲戚–虽然他还是不怎么相信她，但是听她这么一说，心里也好受了一些。

她也得知在一九九八年十月当她离开的时候，他不在清津–那一瞥认为在马路对面看见了他只是她自己的幻觉。

“如果你计划来南韩，为什么不早点来？”她问道。

俊相回答不出这个问题。当谈话到了这个时候，美兰哭了起来，她的话暗示的很清楚。她结婚有孩子了。一切太迟了。

数月之后，重逢的新奇慢慢褪去。当我们谈话的时候，一个听起来总是对另一个不耐烦。俊相总是有点恼怒的抱怨美兰不如以前那么漂亮了。美兰也许诺给他介绍一个女孩，但是她却从没有兑现。

现在他们的联系，一般是发电邮或者传简讯。现代通讯方式在便捷的同时也扼杀了他们之间的一些奇妙。在北朝鲜恶劣的通讯条件下，他们的感情真挚而热烈。很明显，当他们用手写在珍贵的纸张上，再由正在耗光燃料的火车慢慢的递送，那上面所附的情感会更多。

“现在我可以随时随地的给他打电话，或是发简讯，但是我却没什么兴致，”美兰承认。“现在我很难理解为什么我花了这么多年迷恋这个家伙。”社会地位的转变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在北朝鲜，俊相有着更好的家庭成分，经济条件上，他有华丽的日本毛衣，还有平壤的教育。现在，他刚刚抵达这里，没有钱，没有社会关系。他的北朝鲜教育在南韩也没用。他曾学的科学、技术都是过时的。短期看他没什么好的职业前景，也就做做骑摩托车送外卖的工作。有一天在他出去送外卖的时候，被一部出租车撞倒了。当他从地上自己爬起来后，看看人和摩托车都没什么事，就骑走了。后来回到店里，他讲述发生的事情时，他老板哈哈大笑。如果俊相不是个傻傻的新人，他早就从出租车司机那拿到些赔偿款了。

俊相耸耸肩。他不会为这点小便宜让南韩人看扁他。他的自信很深，他坚信自己能出人头地。他从不自顾自怜，虽然担心以后再也看不到父母，但是也从不后悔叛逃。现在哪怕是极小的自由，对他都可以带来巨大的满足感。他穿着正宗的牛仔裤，而在北朝鲜是不能穿的。他把头发留到肩膀。

（“我总梦想着留个长发，我想要在我四十岁之前做，这样不至于看上去像个失败者，”他告诉我。）他贪婪的读著书。在北朝鲜，他要想方设法从图书馆借阅一些艺术、教育的书，但是经常是没有。我也经常拿一些书给他看。他最喜欢的就是《1984》的译本。他惊奇于乔治欧文对北朝鲜的极权主义理解的是如此透彻。

上一次我去见他，我们在乐天世界见面，一个位于汉城南部的巨大的购物、娱乐中心。那是个周日的下午，就在农历新年之前，那里人满为患。我们艰难的穿过人群，试图找个可以说话的地方，之后我们在一家最近在南韩风行的回转寿司店里找到了座位。从转动的传送带上取了些寿司，俊相告诉我，他现在回学校念书，想拿个药剂师执业资格。在学校假期的时候，他在郊区的一个建筑工地上安装通风系统。对有他这样背景的人来说，这可是个奇怪的选择。我怀疑下次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又会告诉我，他在做某些其它的事情。

脱北者常常发现要完全融入真的很难。对于从极权国家逃出来的人来说，要生活在自由世界里不是件易事。脱北者必须在有着无限可能的新世界里，重新定位他们自己。选择在哪里居住，做什么，甚至是每天早上穿什么衣服，对于我们这些习惯于做选择的人来说都很困难；那么这些事情对于那些习惯于一生里国家替他们做所有决定的人来说，就简直是梦魇了。

脱北者还会暂时性的喋喋不休于他们的境况。很多，如果不是大部分，希望回到北朝鲜。他们大部分逃离是因为相信金正日政权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他们用不了几年就可以回到自由的北朝鲜。这看上去是个合理的设想。一九九零年代中期，在金日成去世以及苏联帝国瓦解的余波下，外交政策也一致认为北朝鲜的终结是近在眼前的。那些访问过平壤，曾拍下巍然耸立的纪念碑，正步行进的军人，以及哗众取宠的社会主义宣传栏的照片的人，都很讶异于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居然还有这样的地方得以存在。“趁它还在的时候，赶紧去看看”一个旅行社是这么为北朝鲜之旅打广告。

当北朝鲜的存在使世界的其它地方感到好奇时，对北朝鲜人来说这却是个悲剧，对那些已经设法逃离的人来说也是。俊相再次见到父母的机会是微乎其微，除非在他们有生之年里这个政权垮台。美兰最大的愿望就是她的姐姐们能活到劳动营大门打开的那一天，那些长期的政治犯都能被释放。

我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北朝鲜仍然是这个世界里最后一个纯共产党堡垒。宋女士刚刚退了休。玉熙还在水原经营这她卡拉ok的生意。金医生现在是在医学院的最后一年了，金赫刚刚开始医药学院第一年的学习。美兰于二零零七年的十二月生下了第二个孩子，一个女儿。我只能为这些未完的故事给自己找些借口，因为人们涉及其中，就像朝鲜自身，仍然是个半成品。

结束语 等待

清津主干道的一个公交站点，二零零八年。

在汉城为《洛杉矶时报》作报导的这五年期间，我参加了大量的，与一些同行、外交官和学者的宴会。无一例外，话题都会转到北朝鲜，参与者都会猜测着金正日政权什么时候会垮台。

北朝鲜政权残喘至今对于一些专业的北朝鲜观察家来说简直就是个神话。早至一九九零年代，其近在眼前的覆灭被一致认为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著名的北朝鲜学者尼古拉斯艾伯施塔特于一九九零年六月，在其专栏中发表题为《北朝鲜的崩溃即将到来》的文章）面对诸多质疑，北朝鲜历经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中国市场化改革，金日成去世，一九九零年代的饥荒，两届小布什总统任期后，仍然生存了下来。布什非常著名地将北朝鲜连同伊朗、伊拉克归为了“邪恶轴心”，且发誓要将金正日像他对萨达姆那样绳之于法。然而时至二零一零年，布什早已下台，而金正日虽然健康状况不佳，却仍然在位。作为二十世纪最后一个独裁者，他就是一个应该被抛弃在历史尘堆里的活化石。

金用像在冷战高峰期一样的方式，统治着他的国家，炮制着一些夸张的宣传，禁止大部分外国人到访，用核武器和导弹威胁着或真实或臆想的敌人。北朝鲜经行过两次核试，一次在二零零六年，一次在二零零九年。美国几届政府，近二十年的外交努力却未能达成协议，在该协议下北朝鲜将放弃它的核计划，而作为回报，它将获得美国外交上的承认，并签署永久的和平协议，终结朝鲜战争。

在本书籍写期间，南北处于一九九零年代早期以来关系最为紧张的时期。在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六日，一声爆炸将在黄海执行任务的南韩巡逻舰，天安号，炸的四分五裂。四十六名水兵丧生。南韩于五月二十日宣布调查人员发现确凿证据证明该舰是受到北朝鲜的鱼雷攻击。威胁要以武力应对的南韩切断了对北朝鲜的所有经济援助。二零零七年当选的南韩保守派总统李明博终结了在金大中“阳光政策”下同北朝鲜持续了十年的经济、文化交流。一度成为北朝鲜最重要的硬通货来源的金刚山旅游项目，也于二零零八年北朝鲜拒绝为一次很明显的误杀南韩游客的事件中道歉后，而中止了。

平壤在好战的同时，经济上也强硬起来。在其它共产世界都臣服于资本主义几十年后，金正日仍然幻想着像他父亲在一九五零年代那样运作其经济体系。如果可以，他将把这个国家大幅度的带回过去，禁止那些让宋女士生存下来的市场化改革。

在过去的几年间，劳动党发布了一连串旨在收紧市场经济自然运作的愚蠢规定。除了四十岁或以上的妇女，禁止其它人成为商贩；所有的男人及年轻女性都要向其工作的国有工厂报到，而不论工厂是否能发得出工资。对于什么能买、什么能卖的限制也越来越多。特别警察终日游荡于市场内，罚没新近限制的非法商品。对于大米，玉米及大豆则以荒唐的借口在市场被严格限制交易，他们称这些粮食会流入中国并最终被卖给在南韩的敌人。党也发布禁令针对中国洗漱用品（声称那些东西会导致皮肤生水庖）和零食（声称他们会导致肠胃疾病）。从中国购入的比较时尚的服装也以太过于妖艳和反社会主义为由被禁止。

如果没有什么冠冕堂皇的借口，党就仅仅告诉人们不应该购买“中国制造”，因为他们需要支持国货。“我们应该购买我们北朝鲜自己的产品而不是中国的。但是北朝鲜什么都不产–所有的东西都来自中国–所以我们没东西可以买，”我在二零零九年在中国采访的一个沮丧的北朝鲜商人这样说道。“我们的将军希望将社会主义带回它原来的样子。”直到最近，人们都想方设法瞒着警察，将那些被查禁的东西藏在桌子底下，或者检查之前赶紧转移。但是二零零九年晚些时候事情发生了变化，其时劳动党拖出了他们的重炮。在十一月三十日，党宣布废除当前所有流通的货币，发行新钞。表面理由是通过剔除旧钞面值的两个零用以预防通胀，当时每三千五百朝元兑换一美元，为的是“加强国家货币币值，以及稳定货币流通”，这是劳动党的官方解释。实际上这是个诡计。北朝鲜当局意图罚没人们在市场上积累的财富。规定限制人们可以将不超过十万朝元的旧钞兑换成新钞，这就意味着没人可以在他们的名下有多过三十美元的财富。

北朝鲜当局对货币的改革总共经行过五次，最近一次是在一九九二年，但是这次人们在市场上辛劳，积攒了些积蓄，这样那些新生的中产阶级一夜之间都被铲除。

“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就好像头要炸裂了。一天之内你所有的钱都失去了。”很多人因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而被送进医院，“一个来自茂山的十七岁女孩告诉我，当时我正在中朝边界中方一侧对新近抵达的脱北者进行采访。那个女孩三个星期之前刚刚逃出。

随着货币兑换，劳动党下令关闭所有的市场并禁止使用外国货币。这次人们愤怒至极，开始反抗。

警察试图驱逐商贩关闭市场。人们不是按照指示去上交失效的货币，取而代之的是，有人把它们丢进厕所，抛入大海，或者就在大街上散发–作为消灭他们赚了些钱的证据，也表达他们的愤怒。

在清津有一个人因为焚烧这些失效的货币而被指控叛国，因为他将印有金日成肖像的纸币扔进火里。

人们被告知在国有商场里，他们可以以大幅下降的价格买任何他们想买的东西；设想一下，之前大米的价格要二千五百朝元，而用新货币只是二十五元。但是在政府的商场里，没有大米，玉米，面粉，和食用油出售。

随着市场关闭，只有很少的商贩在陋巷里卖食物，价格也是高得离谱。一公斤大米的价格等于两周的薪水。一个鸡蛋就是一个星期的工资。一天之内，价格就可以翻翻，甚至翻三倍，外币的兑换汇率也是巨幅变化，以至于外贸几近停滞。

几个小时之内，高丽饭店的兑换汇率，大多数来平壤的商人都入住这家饭店，可以从四十一朝元兑换一欧元变化到一百二十朝元兑换一欧元。根据你所获得的汇率不同，饭店里的一杯咖啡的价格从十一美元到三十二美元不等。平壤几乎所有的餐厅和商店都关了门。在北朝鲜运作的仅有的一些外资公司也威胁要撤出。经济，实际上，崩溃了。

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末，劳动党不得不撤回对市场的禁令，到来年二月，总理金永日（不要同金正日混淆）罕有的向公众道歉，他承认货币改革没有经过“充分准备”而仓促推出，党对其造成的“人们巨大的痛苦”感到遗憾。为了强调歉意，当局找了个替罪羊，计划和财政部部长，朴南基，时年七十二岁，一个经常陪同金正日出镜的党的坚实拥护者。据报导称，他在三月中旬被行刑队于平壤体育场被处决。

遗憾归遗憾，但却不能挽回所造成的损害。中国商人现在不太愿意赊销，而他们北朝鲜的贸易伙伴又没有钱。我三月里在边境地区遇到的北朝鲜人说现在食物比自一九九零年代以来任何时候都紧张。同时，由于南韩化肥、种子援助的减少而引发的减产也愈加恶化其对经济的冲击。

“形势让人无法忍受。人们又开始挨饿，”五十六岁来自茂山的自称名为李美熙的一个健谈的女人告诉我，她刚刚在十二月中旬，也就是货币改革两周后跨越了边界，现在她每天通过非法的中国手机同留在国内的成年儿子通话。“现在不像是一九九零年代的情形，那时候食物是逐步消失的。一天又一天，所有东西一点点的崩溃。没有人在背后说什么，但是现在人们怨声载道。”

我的一个朋友会定期去北朝鲜的罗津市，一个位于清津以北的贸易特区，说他三月早期去那里时，市场上没有大米，蔬菜，水果，玉米，只有数量很少的一点面粉。他定期会送一瓶苏格兰葡萄酒的一个北朝鲜官员收到礼物时有点失望。“下次带些大米好了。”

经济上的惨败对北朝鲜政权来说来的真不适时宜。金正日正在试图推出其最大胆的举措：将其幼子定位接班人。金正恩，生于一九八二或八三年，即使按照北朝鲜标准-也是个神秘神秘人物，在此书籍写期间，他可能走在平壤的大街上而无人认识。劳动党于二零零九年末开始宣传金正恩（或者至少他的思想，因为他从未在公众露面），在平壤的党干部也呼吁庆祝其二零一零年一月八号的生日。当年晚些时候，他的画像也被提议挂在他父亲和祖父的傍边。

因为金正日很明显的健康状况不佳，继承事宜被加速推进。在二零零八年的一次中风中，他的左手部分瘫痪而且据报导还患有肾脏疾病，可能是糖尿病和癌症。一个我三月去中朝边境地区时采访的来自咸兴的五十岁妇女说她在一个思想学习中被告知金正恩。“在培训课程期间，我得知他非常年轻，不到三十，而且因为他很年轻，人们都说他肯定很聪明会带来新的繁荣。”另一些人则没有这么乐观。“当他爸爸把这个国家弄得一团糟，他的人民都在饿死的时候，我们能从金正恩那里期盼什么？”那个来自茂山的妇女李美熙说道。

当北朝鲜粮食短缺，这个政权就用更多的宣传来喂养它的人民。在平壤，年轻的党干部站在昏暗的街灯下，念念有词的诵读那些要求背诵的金正日关于他提高人们生活水平计划的新年讲话。海报们呼吁大家努力工作，通过左一个“一百五十天战斗”，右一个“一百天战斗”来发展经济，呼吁大家为国家多做牺牲。

他们被告知，到二零一二年北朝鲜庆祝金日成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他们的努力工作会有回报。宣传称到二零一二年，北朝鲜将成为一个“强大兴盛的国家。”但是，人们普遍怀疑。“他们说形势会好转，到二零一二年人们的生活会很好，但是我可以做个算术–只剩下两年了–现在人们还在挨饿，我不知道怎样可能好转，”一个二十八岁的，二零零九年从平壤郊区逃至中国的妇女说道。

在二零零八年晚些时候，当我最后一次去北朝鲜的时候，为了二零一二年的运动已经展开。在平壤我很意外的看到有半打的新建设项目在建之中，还有很多其它建筑被脚手架覆盖着，在进行装饰。

链锯和冲击钻的声音也不绝于耳。比起亚洲其它国家日新月异的的首都来说，这算不了什么，但是在平壤就非常引人注目，因为这个城市看上去像停滞在一九六零年代里。除了些领袖的纪念碑，过去十年平壤没有任何新建建筑。我的导游告诉我到二零一二年将有十万套住宅完成建设。经常上演革命歌剧的平壤大剧院也在装修之中。作为最老的也是最雅致的电影院，大同门电影院业已完成装修。最让人惊奇的是平壤最臭名昭著的烂尾楼，一百零五层的金字塔形的柳京饭店，正立面开始施工了。由于缺乏资金，施工停工超过了二十年。一家埃及企业集团，Orascom已经同意接管此项目，作为其投资四亿美元建立移动电话网络的一部分。这个网络现在已开通，虽然电话还是只能拨打当地电话，但是它已经将北朝鲜拉入二十一世纪。

九月里，我在平壤的那一周天气很温暖，我看见几个妇女穿着曲线优美的高跟凉鞋。我还第一次看见有个肥胖的中年妇女–不是美国肥胖症的那种程度但是也足够让我举起相机试图在她消失在转角之前将其拍摄下来。

平壤经常被说成是个波将金村，一个用于吸引外人，精心设置的圈套。一个外国参观者很容易被那些穿着得体的，展现在不同场合的人们给蒙骗过去–例如，一个打着腮红，穿着传统服饰的年轻女子坐在金日成雕像下的混凝土长凳上，假装读著书。要好一会儿，你才能发现画面里有点不对劲。

我曾经看到过一队穿着干练的士兵手捧鲜花，走向雕像。当他们深深鞠躬表达尊敬的时候，他们的裤脚被提上去了，此时我发现他们都没有穿袜子。军队里长期缺乏袜子。

在二零零八年早些时候，陪同纽约交响乐团，我又一次去了平壤，这个城市还为圣诞节而点亮了彩灯。金日成广场沐浴在泛光灯之下，花束状细小的白灯也照亮了主干道。代表团一行，包括音乐家和记者，超过百人入住羊角岛宾馆（通常被人们将其戏称为“恶魔岛”，因为它地处河中心岛，这样可以防止游客外出）。虽然时值二月，外面天寒地冻，室内却热火朝天，我们都脱掉只剩下T恤。还设有一个有因特网接入的新闻中心。正餐是多道主菜的隆重晚宴，上了包括三文鱼，烤蟹，羔羊肉，野鸡排和维也纳风味巧克力蛋糕。我们的早餐自助餐桌用冰雕和西瓜雕刻装饰，其间满是食物–可能有点奇怪，但是那可真是一个大展示。即使最顽固的记者都对北朝鲜形势的好转印象深刻，现在它正从一九九零年代的艰难的行军中逐步的恢复。

当然，我们是被特意安排之。但这也是个信号，在像北朝鲜这样一个机制不良的国家里，是严峻形式中的一束亮光。在交响乐团及其随行人员离开之后，因特网也随之消失。这束亮光熄灭了。音乐会后的一周，我打电话给联合国粮食计划署驻平壤的代表，Jean-PierredeMargerie，他告诉我，“你们刚一走，所有又回归了黑暗。”

世界粮食计划署，是目前在北朝鲜境内各种援助机构中最大的，对北朝鲜的经济形势做了个不乐观的评估。在二零零八年夏天，对二百五十个北朝鲜家庭做的一个抽样调查发现多达三分之二的家庭在他们日常饮食仍然食用野外采摘的野草或野菜做补充。因为缺乏食物，大部分成年人不吃午餐。

当问及他们在哪儿获得下一顿食物时，这些受访者回答不知道，或者提供些模棱两可的答案，例如“我希望我住在集体农庄的亲戚今晚能给我带一些马铃薯，”有些受访者当被问到这个问题时，只是哭泣，据deMargerie的描述。

联合国机构研究长期营养不良的人群多年。“教师报告孩子缺乏活力，社交和认知力的发展滞后。

工人无法全天工作，完成任务的时间也更长，”一组美国援助机构在二零零八年另外一份报告中这些写到。医院员工报告他们可见由于营养不良导致消化疾病增长了百分之二十至四十。

一旦你离开平壤，真实的北朝鲜就出现了，即使通过巴士或者快速开动的轿车的车窗也能看见。甚至驻平壤的外国援助机构的官员，没有陪同也不允许深入乡村。二零零八年的九月，在一次短途旅行中路过南浦（一个西部沿海城市，在那里美兰第一次见到死人），我看见很明显是无家可归的人就睡在主干道傍的草丛里。还有些人就蹲着，低着头，很明显在这个工作日的早晨十点，他们无所事事。沿着路边的人行道，一个大概九岁左右的男孩，赤着脚走着，他穿着脏兮兮的工作服，衣服的下摆都快到了男孩的膝盖。这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声名狼藉的Kochebi，流浪的燕子。

从平壤到南浦二十五英里的路上，沿路都是很明显的证据，表明北朝鲜身体健康的人都被招去从事粮食生产。中年的办公室妇女列队出发前往农村，随身带着笔记本，肩上扛着铲子。在道路的一边，老年人跪着，用手仔细在草地里筛选可以吃的野菜。乡下也到处弥漫着粪便的臭味，人们仍然用它代替化肥。卡车们冒着浓烟，很明显被改造成燃烧木材和玉米棒来驱动，而不是以汽油做燃料。人们背上背着沉重的袋子，弓着背，沿着生锈的铁轨走着，这些铁轨很明显很多年都未曾用过。

在这本书里记录他们生活的这几个人，还能通过在茂山、会宁，和其它一些可以扑捉到中国信号的边境城市里的非法电话，同在清津的亲人联系。大部分人也可以通过在中国的中间人送钱过去。并且，至少到货币改革之前，这些脱北者的家庭是邻里之间最富裕的。“我丈夫说安全特工们经常有事没事就去他那里。他们甚至会专门过去刮个胡子，因为他们都知道只有他有刮胡刀，”玉熙告诉我。

但是货币改革夺去了这些家庭多年的所有积蓄。“以前生活就很艰难，但是那之后更加艰难了，”

当我在二零一零年一月，货币改革六周之后我看见她时，宋女士这么说。她和其它一些像她一样的人担心北朝鲜政局不稳定，因而它会铤而走险，导致对这些脱北者家庭的报复。

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也导致犯罪的上升。清津已经见证了大量可怕的谋杀。宋女士二女儿的丈夫在铁路上做安保直到二零零六年，之后他和他妻子在玉熙的邀请下来到南韩。当他叛逃的时候，有非常多的窃贼从货物仓库偷食物，而保安们都配了枪支，上了实弹，执行一律射杀的命令。类似的命令也被运用保卫铁路沿线狭长的玉米地，那里种的玉米只用于分配给铁路职工及其家属。清津令人惊奇的还有严重的毒品问题，因为“冰毒”或者水晶毒品甲基苯丙胺，很容易获得，这些冰毒都是在一些小工厂生产后，在城市里及中国的边境地区销售。它很便宜而且能降低食欲，使得它非常适合北朝鲜人的生活方式。

在清津没有我在平壤看见的那种有新建筑动工的小景气。除了沿着主要道路新建了一些加油站，多年来在城区没有什么大的建设项目。最新的建筑是一栋俗气的粉红色房子，那是在一九九零年代末期建造的用于展示金正日花，一种以亲爱的领袖命名的花卉。它沿第一大道的主立面被重新粉刷以清淡柔和的冬青和桃红的色调，但是屋顶檐口却是斑驳破碎–时时刻刻的威胁着其下的行人。新的海报以固定的间距在马路边出现，鼓吹着政府关于重建经济的最新口号：kyungjaejeonsun，经济前线。几年前，私人餐馆在曾经是国营餐馆或公司的空房子里开业，有一些还设有卡拉ok，但是大多数没坚持多久又都关门了。

“清津看上去像个时间在倒退的城市。所有的东西都处于破损状态，而且越来越糟，”世界粮食计划署亚洲地区总监，AnthonyBanbury说道，他于二零零八年访问了这个城市。“大多数工厂都没有运作的迹象。八个烟囱里最多会有一个冒烟。”

为了梦寐以求的外汇，当局在过去几年里，允许少量的的参观者访问清津，通常都是去七宝山，一个对南边开放的旅游景点，或者从那里回来时路过。外国人对它不会留心。我的一个在二零一零年去过那里的欧洲朋友描述清津是个“难以置信的悲惨”城市。包括老小的工人大军在市中心修路；我朋友注意到他们从早上五点开始工作直至深夜，肩挑背扛，用锤子把大石块敲成小块。“那景象同我看的关于囚犯的电影场景一模一样，”他说。

EckartDege，一个很慷概的为我这本书提供照片的德国摄影师，他在二零零八年去镜城的路上也见证了类似的手工劳作，镜城也就是美兰和俊相长大的地方。“差不多有几千几千的人们，在山上铲土，然后抬下来，然后一小堆一小堆的倒在地上，就像他们在建造金字塔一样，”Dege说道。

在城里，他还注意到异常大量的人们蹲在地上，这个场景差不多成了北朝鲜的标志，膝盖弯向胸口，靠脚踝平衡。“在世界的其它地方，人们总是在忙些事情，但是这儿，他们就这么坐着。”

这是很多人所注意到的北朝鲜人的现象。由于没有椅子或长凳，人们就沿着马路边，在公园里、市场上，往往一蹲就是几个小时。他们就这么直勾勾的看着前方，好像在等待什么–等电车，也许，或者等过路车，一个朋友或亲戚。也许他们不是真的在等什么东西，他们只是在等待着某些事情的变化。

芭芭拉德米克二零一零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