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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与梦想1 /（美）曼彻斯特著；四川外国语大学翻译学院翻译组译；李龙泉，祝朝伟 校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3

书名原文：The Glory and the dream: a narrative history of america, 1932-1972

ISBN 978–7–5086–4995–5

I. 光… II. ①曼… ②四… ③李… ④祝… III. 美国 – 现代史 –1932~1941 IV. K7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03264号

The Glory and the dream: a narrative history of america, 1932-1972 by William manchester Copyright © 1974, renewed 2002 by William manche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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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5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

光荣与梦想1

著者：[ 美 ] 威廉·曼彻斯特

译者：四川外国语大学翻译学院翻译组

校译：李龙泉 祝朝伟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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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与梦想1

[美] 威廉·曼彻斯特 著

四川外国语大学翻译学院翻译组 译

李龙泉 祝朝伟 校译

中信出版社

献给劳芮·曼彻斯特

以及她的未来

那如幻的灵光逃到哪儿去了？

那光荣与梦想，如今到哪儿去了？

——威廉·华兹华斯

目录

序曲 谷底

第一部分 应运而起（1932~1941年）

第一章 世事维艰

剪影：“大萧条”

第二章 罗斯福

美国人小像： 埃莉诺

第三章 骚乱

剪影：20世纪30年代中期

第四章 罗斯福和民意所向

美国人小像 : 股票经纪人理查德·惠特尼

第五章 保守派卷土重来

剪影：20世纪30年代晚期

第六章 笼罩在原始恐怖的阴云下

美国人小像 : 诺曼·托马斯

第七章 黑暗中的曙光

剪影：战前美国

第八章 战争边缘的美国

The Glory and the Dream
A Narrative History of America,
1932-1972

序曲 谷底

1932年夏，空气中弥漫着令人绝望的气息，美国华盛顿特区恰似欧洲小国四面楚歌的首府。5月以来，已经有25 000多名身无分文的“一战”退伍军人带着妻儿在街区公园、垃圾场、废弃的仓库和歇业的商店安营扎寨。军人们不时操练，唱战歌，也曾在10万名华盛顿市民的沉默注视下，由一位荣誉勋章得主带领，高举褪色的棉布制国旗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游行。然而，大多数时候，他们只是默默等待、愁眉不展。他们一直在请求政府施以援手，从“大萧条”时期开始计算，这已经是第三年年末了，他们格外希望能立即得到退伍军人“补偿金”（这一补偿金是1924年《服役证明修正法》中规定的，但是要等到1945年才发放）。如果现在兑现，他们每人可以拿到约500美元。报刊编辑们将他们称为“补偿金军队”、“补偿金游行队”，他们则自称“补偿金远征军”。

远征军成员曾希望国会能提供帮助，最终却是徒劳。现在他们只能向胡佛总统求助，乞求总统接见他们的领袖代表团。然而，总统传话说他太忙，接着就与外界隔离了：总统参观参议院的计划被取消，白宫周边地区日夜有警察巡逻。这是自停战以来，总统官邸的门第一次被锁上，《纽约每日新闻》报的标题是“胡佛自锁白宫”。胡佛甚至设立路障，白宫周边一个街区以内实施交通管制。一位断臂老兵试图穿过警戒线，却在被毒打了一顿之后关进了监狱。

现在回想起来，政府的反应过度似乎是出于恐惧和挫败感。远征军成员手无寸铁，激进分子被驱逐，尽管已经饥肠辘辘，但仍然没有当街乞讨。他们势单力薄，不足以构成任何威胁。《巴尔的摩太阳报》的一位记者——34岁的德鲁·皮尔森，形容他们“衣衫褴褛，精疲力竭，精神萎靡，毫无神采”。连续数日的静坐示威已经让他们有些坚持不住了。一位卫生部巡视员称退伍军人住地的卫生条件“极其恶劣”。在很大程度上，临时搭建的军资供应处只能靠捐助维持：梅因市和新泽西州卡姆登市的朋友们给他们送来了几大卡车的食物；一位极为同情他们的面包店老板每天送来100个面包，另一位面包店老板送来1 000个馅饼；海外退伍军人协会捐了500美元；游行者们在格里菲斯体育场自行举办拳击比赛，又筹集到了2 500美元。一切都处于杂乱无章的状态。政府几乎什么都没有做（华盛顿的警察给这些不速之客提供面包、咖啡和炖菜，每人每天收取6美分，连这也引起了胡佛的强烈不满）。到8月中旬，酷热高温已逼近每年的气温最高值，越来越缺水，苦难加剧。

那时，英国外交部把华盛顿划归为亚热带气候。各国外交官们都恨透了华盛顿闷热潮湿的天气，除了市中心几家打着“清凉一夏”招牌的剧院，其余地方都没有空调。一到夏天，华盛顿就成为遍布遮阳篷、纱窗门廊、冰块手推车、夏季家具和凉席的城市，用官方指南的话来说，这里还是“研究昆虫的绝妙去处”。没有门帘和门廊，远征军暴晒在炙热的阳光下，他们的先头部队进入特区时，正是春光无限、春色满园之时。到了7月，盛开的玉兰花和杜鹃花已凋谢，樱桃树也变得光秃秃的，似乎连土地都毫无生气，远征军看起来就像生活在沙漠中一般。市中心的商户抱怨：“看到这么多萎靡不振的人，生意也不景气了。”的确，他们也仅能给国家带来这点儿威胁了。

然而，如果说远征军带来危险只是无中生有，那么在那个时代的国际舞台上，华盛顿地位低微且依赖欧洲则有根有据。那时世界上65个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中，只有一个超级大国：大英帝国。大英帝国占据地球上超过1/4的耕地面积——分布在欧洲、亚洲、非洲、美洲和大洋洲。阳光所到之处就有大英帝国的土地。大英帝国统治着4.85亿为其效忠的人民。如果你想说什么东西稳定，可以形容其“如直布罗陀的岩石般稳固”或“如英格兰银行般可靠”，当时美元与英镑4.86∶1的比值似乎是财政安全的基本准则。那时只有几个名不见经传的飞行员和一位被革职的美国将军——米切尔做着空军的白日梦。海军在那时极为受重视，实际上世界上没有一条航道可以不受英国的控制。直布罗陀海峡、苏伊士运河、亚丁湾、新加坡海峡和好望角都直接由英国海军部控制。马尔维纳斯群岛的英国海军站控制着麦哲伦海峡，连巴拿马运河都由英国皇家海军加勒比海舰队控制。结果，美国就如英国殖民地一般，完全处于英国皇家海军的控制之下。伦敦劳埃德保险公司针对美国入侵的危险提供了500倍的保险赔偿。《财富》杂志向其读者们保证“无论船舶或飞机的速度有多快，大西洋和太平洋仍然并将永远是屏障”，该杂志认为，自美国有史料记载起，英国舰队已经称霸海洋。

华盛顿的想法也是如此，因为一个超级大国应有的地位、条件和大多数的抱负都是美国所欠缺的。夏季的华盛顿如沉睡的村庄，在其他季节就更无人问津。论城市面积，华盛顿在全美排名第14，大部分国内重大问题的决策权都在金融中心纽约。只有需要联邦政府采取行动时，曼哈顿各大机构的律师们，如查尔斯·埃文斯·休斯、亨利·L·史汀生和伊莱休·鲁特，才会莅临华盛顿，为共和党人士出谋划策。柯立芝总统通常在午餐前就完成一天的工作。胡佛是在办公桌上安装电话的第一任总统，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他还雇用了5名秘书（历届总统的秘书都没有超过一名），并通过传唤器系统传达命令。

美国国务院大楼所在地雾谷原来是一个黑人贫民区，现在的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所在地曾经是农业实验站，因此也是典型的华盛顿辐射地带。《星期六晚邮报》指出：“靠近国家立法心脏地带的这一大片区域，其中很多仍然属于农场。”政府雇用的外事人员不到2 000人。令人奇怪的是，白宫对面那栋被数不清的栏杆、炮塔、圆柱门廊包围着的双重坡顶的大厦就是现在的行政办公楼，外表丑陋。当时国务卿、陆军部长、海军部长竟都挤在其中办公。实际上，1929年的一场大火烧毁了总统椭圆形办公室后，总统和他的下属们就搬进了这栋大厦，并没有人感觉拥挤，自然更谈不上讲究排场。当时，后来军事武官和社交秘书所在的白宫东翼当时还没有修建，美国联邦特勤局还没有向公众封锁行政大楼西路，它还只是城市里一条普通的街道，平时离总统办公室掷石可及之处就可以停车。如果有人需要拜访国务卿，有时会在门口受到接见。在行政办公楼的同一层内，陆军参谋长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与他唯一的副官只一门之隔。他需要帮忙时，只要喊一声“艾森豪威尔少校”，艾克（艾森豪威尔的昵称）就会急忙跑来。

《财富》杂志的一位作者（幸好是位匿名作者）曾描述这位将军“生性腼腆，不喜抛头露面”，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即使在当时，麦克阿瑟都会以第三人称称赞自己，边说话边点燃他那长长的烟嘴。他在身后放置了一面15英尺[1]高的红木框镜子，以使自己显得高大魁梧。正如艾森豪威尔后来回忆，当麦克阿瑟感到自己被怠慢时，就会“大发雷霆，说这个人追名逐利、没有礼貌、盲目判断、不讲信用、目中无人、违反宪法、麻木不仁，如今真是世风日下，等等”。这在当时也很正常，当时职业军人的日子很难熬，从下级军官升级到上校只能靠资历，而且在20世纪30年代初，从上尉升到少校，就要熬22年。除了数日历，无所事事。百无聊赖的生活几乎逼得艾森豪威尔解甲归田。那些年，他养成了阅读斯特里特 – 史密斯公司的低俗小说的习惯：《西部双枪骑士》、《西部故事》、《惊险西部》和《牛仔短篇小说》。在波多马克河彼岸的梅尔堡，总是可以看到小乔治·巴顿（1919年就已升为少校）每星期三和星期六下午4点打马球。他经常驾驭自家的马参加赛马比赛，赢得了400条奖带和200座奖杯。那时他已因珍珠手柄的左轮手枪声名远播，但他仍然在追求更大的挑战——打猎、飞碟射击和飞行。和艾森豪威尔少校不一样，巴顿少校家底殷实。

要了解40年前美国多么目光短浅，也许没有比简单了解军队编制更形象直观的了。美国的兵力当时在世界上排名16，位列捷克斯洛伐克[2]、土耳其、西班牙、罗马尼亚和波兰等国之后。美国仅有132 069名每月领取17.85美元军饷的士兵。理论上，他们可以勉强与南斯拉夫的军队（138 934人）抗衡。但实际上，他们完全不是对手，因为麦克阿瑟的大部分官兵不是专注于文案工作，就是在毗邻墨西哥的边境巡逻或驻守在美国的各处海外属地。参谋长只留下3万兵力，这比1776年英王乔治派来镇压美国殖民地反叛军的兵力还少。

此外，陆军的质量也着实令人汗颜。当时的军费不到今天的1/400，这么说来，也确实是一分钱，一分货。《财富》杂志称它为世界上“装备最差”的军队，大家也都默认了。一旦遭遇危机，麦克阿瑟只能派出1 000辆过时的坦克、1 509架飞机（其中最快的时速不过234英里[3]），以及一个机械化步兵团（由骑兵带头，战马都套着芥子气防化护腿）。一位记者写道：美国军队给人的印象是“穿着松垮的制服，敞着怀，慵懒地扛着一支过时的步枪，在广袤的大地上没完没了地走来走去”。

麦克阿瑟是美国唯一一位四星上将（也没有三星上将）。作为参谋长，他年薪10 400美元，在梅尔堡有一处官邸，陆军唯一一辆豪华轿车供其专用。对麦克阿瑟的副官来说，他的地位似乎遥不可及。那时艾森豪威尔少校年俸3 000美元。因为他还兼任军队的国会说客，因此常去国会山。但麦克阿瑟从不把豪华轿车借给他，也不给他报销出租车费，因为华盛顿的任何部门都没有这一项支出。正如艾森豪威尔日后回忆道：当时他下楼穿过大厅，填写一份表格以换取两张电车乘车证，然后站在宾夕法尼亚大道边，等待从普莱森特山开来的电车。

通常不会等太久，因为华盛顿电车轨道交错，有将近700辆载客电车。除了冬天电车容易短路发生故障，其余时候它们都运转正常，堵车是下一代人的事情了。如果开车上班（时速限22英里），可以把车停在办公楼前，停车位从不短缺。汽车种类繁多，包括帕卡德、斯塔德贝克、格雷厄姆、皮尔 – 箭、特拉 – 普雷恩和斯图茨等品牌的汽车。但以后来的企业标准来看，这些制造商只能算得上是小打小闹。

各阶层的人们，包括公务员，星期六上午都要上班。夏天，他们穿着应季的服装：白色亚麻或棉质套装、秸秆草帽或巴拿马草帽、软领衬衫和轻便内衣，但只有在最温暖的几个月才能这样穿，因为当时还没有中央供暖系统。1932年，华盛顿的五大日报充斥着各种社会动荡的消息，但没有一件是黑人引起的。虽然26%的华盛顿居民都是黑人（美国城市中的最高比例），但他们出奇一致地忍受着痛苦。官方指南提到，“皮肤黝黑的南部孩子”仅限于当用人和从事“手工劳动”。百货公司、电影院和政府自助餐厅都不接待黑人。黑人工人们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为新司法部大楼挖地基，只能自带午餐，否则就要挨饿。即使他们想要一杯水，也不得不步行到两英里外，在第7街上找一家肯接待他们的餐馆。霍华德大学是一所黑人大学，但校长是白人。当胡佛总统派金星奖章[4]得主的母亲们去法国时，黑人母亲只被分配坐次一等船的二等舱。《阿莫斯与安迪》是当时美国国内最流行的广播节目，每晚都会播放，内容关于种族歧视，由两名白人男子扮演黑人，用奇怪的腔调表演说唱。

黑人居住在华盛顿西南部的雾谷和整个乔治敦，那时尚未被猎奇爱好者们发现，可能也是因为城市别处风景如画。那时，华盛顿特区的绿化很好，人均享有6棵树。最具异国情调的街区是卡洛拉马高地和马萨诸塞大道。每个犹太人都知道，这些华丽的豪宅“禁止入内”，那时反犹太人不亚于歧视黑人；因为当时尚没有以色列这个国家，所以反犹太人甚至没有惊动外交界。现在位于马萨诸塞大道的使馆区，当时是在第16街，大使们穿着条纹裤和双排扣礼服，可以直接步行到白宫。他们在市中心漫步时，由于路面用鹅卵石铺就，他们不得不走得小心翼翼。大超市仅分布在加利福尼亚州，华盛顿则主要是小杂货店、大西洋和太平洋食品公司的红色门廊销售点、露天市场，或者是大马路上。大街上随处可以听到街头乞讨者的音乐演奏声、手推车小商贩的叫卖声，还有磨刀人的吆喝声，这是在招呼家庭主妇们拿出刀具来打磨。市中心，鲜花店和水果摊给街角带来缤纷的色彩；码头上，牡蛎市场热闹非凡。华盛顿特区市场位于宾夕法尼亚大道，即现在国家档案馆所在地。在K街农贸市场的繁荣盛景里，充斥着鱼贩的叫声和宰杀好的架上兔子的摇摆，马具店门前，伫立着一个与真马等身的木马。1932年的华盛顿仍然有上千匹拉活的马。K街的鹅卵石路上沾染了不少马的粪便。那些夹杂着大市场和街边摊的气味，很快就在伟大的柏油马路上消失了。

即使在“大萧条”时期，华盛顿的游客仍然络绎不绝，但他们并没有选择搭乘降落在华盛顿国家机场的航班（1970年每天有24 000名乘客在该机场出入境），当时这个机场所在地还在波多马克河域下静静地躺着。航空旅行十分罕见，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航空公司要求每位空姐都是注册护士，但客机通常只是福特三引擎飞机，不能在夜间或恶劣天气情况下飞行。当时也没有横跨全国的航班，客机的平均速度为每小时155英里。一名男子花了18个小时通过转机横跨全美，他的照片被刊登在了各大报纸上。尽管华盛顿当时有一个胡佛机场，位于弗吉尼亚州一侧，现在的第14街桥（当时叫公路大桥）所在地，每天只有250人次。绝大多数旅客（每年有1 100万人）会到达联合车站。蒸汽机的巅峰统治已经接近尾声，20 000辆火车轰鸣着穿过村庄（1970年时还不到300辆），这悠长的哀鸣声唤醒了举国上下那些躁动的年轻人，包括正在康涅狄格州沃灵福德镇的乔特学校上学的15岁少年约翰·F·肯尼迪、在休斯敦公开演讲的教师林登·约翰逊，还有在加利福尼亚州惠蒂尔学院的大学生理查德·M·尼克松，他正在想象横跨东方地平线的情景和华盛顿特区的样子。

来华盛顿的人看什么呢？他们首先会参观火车站，联合车站是按城市古典建筑计划建成的第一座石造建筑，气势宏伟，连同国会山一起，可以俯瞰整个城市。当时的国会山就和现在一般，正面朝东，因为某位建筑师认为东面是城市发展的方向。在那时，总统权力的持续扩张还没有开始，所以，国会才是华盛顿的权力集中点，像远征军这样的外来者会把国会山作为他们的第一站。对有些人来说，这也是最后一站，因为白宫不欢迎参观者，也没有什么其他景点。当然，有林肯纪念堂和华盛顿纪念碑（碑中附带新电梯，不过青少年总愿意去挑战那898级台阶），有开放的植物园和福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谢尔瓦设计的旋翼飞机（一个直升机原型）在史密森学会（博物馆群）的草坪上成功着陆后，该博物馆群逐渐备受欢迎。如果喜欢吊桥，可以参观阿灵顿纪念大桥，这是当年1月由胡佛总统剪彩启用的项目。最后，还有极少数的政府办公楼：C街的农业部、第18街的老内政部大厦、第7街的文官委员会大厦，和椭圆广场边上的商务部大厦。这一占地8英亩[5]的建筑群，建于20世纪20年代，被时任商务部长胡佛选为美国经济的圣地。

1932年的华盛顿与现在最大的不同是，如今众所周知的地标当时都尚未建成[6]。没有杰斐逊纪念堂、海军陆战队纪念碑，也没有最高法院大楼。国会山里，法官们居于参议院和众议院之间，几乎就在圆形大厅下方；无名将士墓和华盛顿国家座堂正在建设，圣母无原罪堂还在规划阶段；我们今天所知的宪法大道当时并不存在，仅仅是B街的延伸段。宽广的国家广场也只有在设计蓝图上才看得到当时其所在地是另一个华盛顿公园，树林茂密、街道纵横，还有尚未清除的“一战”临时建筑的残骸。除了商务部大厦，联邦三角建筑群里尚无其他建筑。《国家地理》报道，时任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和参议员里德·斯姆特对一个40亿美元的城建计划特别感兴趣，该计划是在“整个宾夕法尼亚大道南侧”修建一排“宏伟建筑”，并计划由胡佛总统9月为新邮政局大楼奠基。但这座宏伟大楼及其相邻建筑还未建成，包括劳工部、州际商务委员会、司法部、国家档案馆、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国家美术馆。当时美国联邦调查局不对公众开放，也无缘得见《宪法》和《独立宣言》原件。直到最近，大部分土地仍然是商业用地，但个别土地已破土动工，还有一些已归属财政部的也都已动工。

其中最具戏剧性的是，宾夕法尼亚大道上原先的一大片土地，现在是国家美术馆、联邦贸易委员会和特区网球场所在地。1932年7月28日早晨，那里还伫立着一排丑陋的老式红砖建筑，里面曾经有仓库、廉价旅馆、汽车展厅、一家中国餐馆和殡仪馆。大部分墙已经被推倒，本来几星期前就该被夷为平地的。但在6月17日深夜，补偿金远征军悄悄潜入并占领了这里。主管这里的特区警察局局长是一位名叫佩勒姆·D·格拉斯福德的退伍陆军准将，他不愿将远征军赶出安身之处，尤其看到这么多人还带着妻儿。但到了盛夏时节，格拉斯福德自身难保。国会因为他让远征军进城而大加斥责。白宫传出消息，胡佛总统已经忍无可忍。总统决定必须驱逐这些衣衫褴褛的不速之客，即使动用军队也在所不惜。事实证明，他的确这样做了。

宾夕法尼亚大道并不是远征军的总部，他们的主力军在华盛顿东南的安那考斯迪亚河彼岸，刚好要横穿第11街桥。但宾夕法尼亚大道上的队伍是最显眼的，因为他们距离国会大厦不到三个街区。在政府看来，他们是眼中钉、肉中刺。政府下决心驱赶他们，这反映出强势群体对待弱势群体时普遍强硬的态度。但跟远征军打交道的人们并没有以这样的强硬态度对待他们，格拉斯福德将军、比利·米切尔将军和两次荣誉勋章获得者巴特勒将军都善待他们。德鲁·皮尔森写道：“这些人什么都不知道。总之，他们没有工作，他们和家人忍饥挨饿，他们想拿到补偿金，别的都不管。”威尔·罗杰斯说：“与世界各地记录在案的所有饥民相比，远征军是最本分的。”

但在那时还没有电视新闻，显而易见的事实也可能被否认。司法部长威廉·D·米切尔宣布，远征军已经犯了“乞讨以及其他行为”罪行。副总统查尔斯·柯蒂斯出动了海军陆战队两个连的兵力，身携刺刀，头戴钢盔，乘坐电车而来。然而格拉斯福德公开指出，副总统无权发布军事命令，命令士兵们返回军营。尽管如此，全国上下主张使用武力的呼声日盛。3月7日，在密歇根州迪尔伯恩，3 000名饥肠辘辘的男女试图在亨利·福特工厂外示威，警方开枪以驱散队伍，造成4人死亡、100人受伤（之后这些人被警方铐在病床上并被控暴动罪）。《底特律自由新闻报》公开谴责：“责任人很好确定，煽动者就是威廉·Z·福斯特和其他远征军挑拨者。”其他报纸也怂恿总统。《华盛顿晚星报》在社论中说，为什么没有特区警察“狠狠地冲上去把那些企图通过示威得到补偿金的游行者揍一顿”；《纽约时报》报道，这些参加示威的退伍军人“拿的补偿金相当于其他国家退伍军人的七八倍，却仍然不满意”。其实除了残疾军人，其他人没有补偿金，但这些四肢健全的人开始提出愈加怪异的要求。乔治·莫斯利陆军准将是艾森豪威尔少校的朋友（艾森豪威尔称他是一位“机智”且“充满活力”的官员，“总是致力于钻研新点子”）。那年夏天，莫斯利想到一个新法子，他建议逮捕补偿金游行者和其他“低劣人种”，然后把他们集中关押在“夏威夷群岛中的某个孤岛上，那里连糖类作物都不生长且人烟稀少”，“任他们在那里自生自灭”。他还补充道：“我们也就不必担心，其中个案的法律裁定过程是否有所推迟。”

黑夜漫漫，迷雾笼罩，对于驻扎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的退伍军人来说算不了什么。麦克阿瑟曾答应他们其中一个带头人，如果到了不得不驱逐他们之时，会让他们体面地撤退，一个四星上将的承诺对于好士兵是非常奏效的。之后，他们得到消息，军队可能前来此地，可是他们却认为这是谣言，自以为身着卡其色军装的人都是他们的战友。在他们的营地里，褪色的国旗随处可见，他们完全不相信那些士兵会攻击自己的战友。7月28日星期四，这个早晨，他们最关心的是天气。上午9点，他们预感到整天都会很燥热，于是一边满怀期待，一边谈论着有空调的新剧院，那里上演着珍妮·盖诺和查尔斯·法雷尔主演的《第一年》、威廉·鲍威尔和凯·弗朗西斯主演的《风流大盗》以及杰基·库珀和奇克·塞尔主演的《淘哥儿》。相比他们此时的营房，有空调的房间就是田园诗歌般的梦想。他们能坐着免费火车来到这里，只是因为铁路公司想腾出车站的场地。火车货运单上写着“牲畜（目的地：华盛顿特区）55名退伍军人”，他们几乎也已经开始自认是牲畜。妇孺们住进了已经拆除得残缺不全的建筑物内，格拉斯福德将军还给他们提供了草垫。一名记者称，男子们则躺在“钉着碎布的旧板子和包装箱搭建的帐篷小屋里”。到处都写着“愿上帝保佑我们的家园”。他们并不是圆滑，如此出身的人是不会拿上帝、家园和爱国主义（如果谈到爱国问题）开玩笑的。

他们来自美国的农耕家族，还算得上是下层中产阶级（若那时有这样的词语）。如果派兵到宾夕法尼亚大道对面袭击他们，有5个人不得不提。只有来自肯塔基州哈伦县的J·A·宾厄姆曾经是前往法国的美国远征军队伍中的一名军官，也很难说他是有闲阶级的一员。在此之前，他受雇破坏罢工。1931年3月的一次活动就是被他破坏的，当时是西奥多·德莱塞、舍伍德·安德森、约翰·多斯·帕索斯和常春藤盟校的学生联合起来，到肯塔基抗议矿工的民事权利受到侵犯。还有两人是来自萨克拉门托的约翰·奥尔森和查尔斯·鲁比，后者作为杰出服役十字勋章得主，曾在1931年被选为第一位给总统送新年祝福的人。这两位都因为在法国战场的英勇表现得到嘉奖。来自奥克兰的埃里克·卡尔森中过催泪弹的毒，正如他们所说，“还得了炮弹休克症”。威廉·鲁西卡曾经是第41步兵团的一等兵，他的一生为人们津津乐道。这5个人都失业了。鲁西卡本来是个屠夫，一直生活在芝加哥的西南部，住在他妻子的哥哥家一个没有窗户的地下室里。

大难临头，人们却往往察觉不到。对于这些人来说，在那个闷热的早晨10点，灾难随着两位财政部官员降临。他们站在人行道上，满头大汗，勒令远征军撤离，但遭到远征军的拒绝，官员只好离开。一个小时过去了，除了温度不断攀升，什么也没有发生。11点刚过，格拉斯福德将军骑着他的蓝色摩托车亲临，抵达第三大道与宾夕法尼亚大道的岔道口，他宣布已接到命令要清理该地区，他的手下立马手持警棍直接闯入。

整个过程推进得很缓慢，一开始几乎无人反抗，到正午时分，第一栋楼才清理完工。然而，与此同时，这边出事的消息已经传到了安那考斯迪亚河畔的主要阵营。姗姗来迟的警方不顾一切地试着把第11街桥升起来，但为时已晚，远征军的增援部队正在赶来，一见警察就朝他们投掷碎砖头。格拉斯福德一边脸被砸伤，吓得向后退了几步。他看到手下茫然地拿枪指着他，吓得不知所措，立马躲到柱子后面。他听到一个沙哑的声音喊：“抓住他！”格拉斯福德从柱子后出来，看到一个人目露凶光，朝着一个退伍军人开枪。鲁西卡胸部中弹，当场毙命。其他军人还在顽强抵抗，不一会儿，又至少有三个退伍军人倒下，卡尔森身受重伤。格拉斯福德喊道：“不许开枪！”所有人都停了下来。但消息已经传到白宫，司法部长米切尔已经下令将所有退伍军人驱逐出政府所有的楼房。胡佛总统在午餐时收到了消息。他命令战争部长[7]帕特里克·J·赫尔利动用军队，这一口头命令都被记录了下来。赫尔利立即传话给参谋长。

又一次尴尬的沉默。参谋长麦克阿瑟将军当时没有穿军装，他的副官认为他不应该穿。艾森豪威尔一再强调“这是政治、政治”，认为一个将军参与街角斗殴是非常不合适的。将军却不这么认为。麦克阿瑟宣布：“麦克阿瑟决定执行命令，革命即将来临。”来自梅尔堡的士兵们都在白宫椭圆广场上集合，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里注视着他们，此时一个勤务兵猛冲过河，给参谋长送去军装、袖章、神枪手奖章和英式斜纹布军裤。将军还下令让艾森豪威尔也穿上军装。“我们要攻击远征军的中坚力量”，说完带着手下上了他的豪华轿车。在第六大道和宾夕法尼亚大道的交叉口（后来成为华盛顿最大的廉价酒庄商店）靠边停下，又等了一会儿。有人问：“我们为什么停下来？”麦克阿瑟回答：“等坦克。”他打算在这次行动中使用坦克。大家坐了回去，身上冒着冷汗，除了麦克阿瑟。这位将军超强的抗压能力首次被记录下来。他头脑冷静、泰然自若、强硬不屈，这赋予他很大的心理优势，但也有些人反感他这一点。

与此同时，白宫发布公报。胡佛总统宣布军队将“制止骚乱和镇压蔑视行政命令的分子”。几分钟后，白宫透露，曾与警方发生冲突的男子是“共产主义分子”。记者在车里找到了麦克阿瑟，询问他有何打算。他回答说：“看着我，只需要看着我。”然而，记者们看到的是武装大军从宾夕法尼亚大道气势汹汹地开来。巴顿少校率领第三骑兵团，挥舞着锋利的军刀，策马而来。马队后面是一支机枪分队——第12步兵团、第13工兵团和第34步兵团，阳光照在他们的刺刀上，反射出刺眼的光。这些队列之后排着6辆坦克，履带有条不紊地碾过沥青地面。现在是下午4点45分，这是麦克阿瑟职业生涯中最艰难的时刻。15分钟前，特区的公务员们已经下班，开始涌入街头。20 000人挤在人行道上，看着对面一脸茫然、混乱的老兵。如果骑兵指挥官稍不注意就会伤到人，而且众所周知，巴顿少校对群众的安全从不上心。

远征军们以为这是献给他们的一次阅兵仪式，鼓起掌来，观众也鼓掌，但观众首先意识到了真相。巴顿少校的队伍突然行动，冲入人群。J·F·埃森是《巴尔的摩太阳报》华盛顿分社社长，他写道：“起初，对围观市民的攻击似乎只是几个武装骑兵的行为，但后来成为骑兵联合行动的一部分。”埃森报道说，士兵们“没有发出丝毫的警告”就闯入“成千上万毫无防备的人群”中。男女“都遭到冲击”，有人只是拒绝离开电报局前门，就被两个骑兵用刀背打得缩到了门口。康涅狄格州参议员海勒姆·宾厄姆也夹在人群中，头戴巴拿马草帽、身穿白色亚麻西装，也遭到连累。

“快离开！”骑兵们大声吼道。围观的人回应着：“不要脸！不要脸！”同时，退伍军人们急忙形成坚实的防线截断了大街，他们的带头人挥舞着国旗。于是这些颜色成为士兵们的第二个目标，他们重组成规模更大的队伍，越过宾夕法尼亚大道，冲向国旗。退伍军人们目瞪口呆，继而愤怒地冲上去把士兵拉下马，开始厮杀。“我的上帝！”一个头发花白的退伍军人喊道，“如果我们有枪就好了！”其他人也一边从骑兵手里抢枪，一边怒吼：“我们在阿尔贡参加世界大战时，你小子在哪里？”所有游行者都在喝倒彩起哄。一名不到20岁的士兵从当年远征欧洲的军士手中夺过旗帜，一脸不屑地骂道：“你就是个老混混！”一个靠近麦克阿瑟的人大声吼道：“美国国旗从此以后毫无意义。”将军怒道：“如果你再敢出声，立马逮捕。”

麦克阿瑟收到战争部长的书面指示，其中专门提到“该地区所有妇女和儿童”都必须“受到照顾和善待”。考虑到参谋长的计划，这实在很难做到。这项任务的准备过程中，麦克阿瑟已从阿伯丁试验场和埃奇伍德兵工厂征用了3 000枚催泪弹，气体可无法区分年龄和性别，唯一得到真正保护的参与者是戴着面罩的士兵。警察系上手帕遮住自己的脸，被警告过的杂货店店主猛然关上大门。退伍军人们一看见士兵戴面罩就奔走相告，因为他们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但已经来不及了。步兵紧随骑兵而来，拔出腰间的蓝色催泪弹向退伍军人们扔过去。顷刻间，空气立即被大面积污染，围观者迅速逃离。有毒阴霾笼罩着宾夕法尼亚大道，阴霾之下，快窒息的妇女们睁不开眼，慌忙抓起锅碗瓢盆和孩子从房屋里跌跌撞撞地逃出来。美联社报道：“这就像1918年大战中无人地带的场景。”但不完全一样，华盛顿是和平时期的首都。这场实力相差悬殊的斗争就发生在国会山旁，在场的大部分人都是非战斗人员，如记者这样的中立职业者，虽然武装势力认为新闻记者并不会保持中立。一名士兵看见一位记者冲进加油站外的电话亭给报社打电话，往里面扔了一枚催泪弹，把他赶了出来。

远征军的反抗停止了，除了军刀和刺刀的要挟，还有愈加强劲的南风吹来令人窒息的毒气，受尽折磨的远征军朝着安那考斯迪亚河撤退。撤退显得异常艰难，妇女们带着孩子，丈夫拖着破旧的手提箱，还不断遭到催泪弹的围追堵截。加林格尔医院接收的伤亡人员数量不断增加。晚上的喧闹声令人恐惧：救护车和消防车的警笛声、前行的马蹄声、战士的脚步声、报童的叫卖声和作响的坦克声（自始至终坦克的作用都很模糊）。艾森豪威尔晚年时写道，“我的记忆中，这些坦克在驱赶老兵的运动中完全没有起作用”，尽管如此，坦克本可大逞威风，因为老兵“走得很慢”。到了晚上9点，受害者们已经穿过第11街桥，回到了对岸的远征军主阵营。麦克阿瑟的部队清理了C街、马里兰大道、缅因大道、码头沿岸和国会图书馆附近的其他阵营。晚上8点左右，部队士兵聚集在一个煤气厂附近，忙着在野外生火做饭，而他们的指挥官正在思考下一步的行动。

对麦克阿瑟而言，这个决定显而易见，他的使命是摧毁远征军。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他只有侵入远征军河对岸的避难所，铲平总部，使命才算完成。格拉斯福德将军极力反对，他请求参谋长放弃夜袭计划，称此举“愚蠢至极”。麦克阿瑟很坚定，格拉斯福德只好服从上级，转身离开。但美国总统的直接命令却不能如此对待。胡佛作为总指挥官，知道如何动用他的军队，因此军队只是停驻在岸边。为了确保麦克阿瑟将军收到自己的命令，总统通过莫斯利将军和总参谋长秘书克莱门特·B·赖特上校再次传达了命令。艾森豪威尔说，总统“禁止任何部队过桥到对岸的空地上进入退伍军人的主阵营”。这已经很清楚了，如果是别的将军，肯定立即服从，但麦克阿瑟没有，他认为这是文官介入军事，很愤怒。他告诉莫斯利计划还要继续，莫斯利感到很惊讶，但麦克阿瑟不能容忍这样的干预。麦克阿瑟对艾森豪威尔强调自己“非常忙，不想自己或他的手下被前来传达命令的人打扰”，这是第一次，但不是最后一次，麦克阿瑟决定违抗总统的命令。

麦克阿瑟下令在桥上架起了重型机枪，以迎战反击。艾森豪威尔少校跟随他率领一队步兵越过大道桥，到了对岸。安那考斯迪亚河边退伍军人阵营一片混乱，遍地都是包装箱、水果箱、鸡笼、麻袋与防雨纸搭建的窝棚、帐篷、披屋、房车残骸和晦暗帐篷的栖身之所，任何人可能都忍受不了这样脏乱的环境，和垃圾共处，这却是远征军亲属们唯一的家。他们蜷缩在黑暗中，祈求解脱，得到的却是新一轮的催泪弹。有的尖叫着逃命，有的藏了起来。一支500人左右的队伍聚集在营边，边嘲笑队伍边唱：“胆小鬼！胆小鬼！胆小鬼！”种植菜园的退伍军人乞求步兵们不要践踏他们的庄稼，但是那些绿油油作物还是被踩得一片狼藉。据美联社报道，晚上10点14分，士兵们点燃了主阵营里所有棚舍，火焰在空中冒出50英尺高，并蔓延到附近的树林里，6所消防站的消防员都接到命令赶来救火。总统从白宫的窗口看到了东部被火焰照亮的天空，立即询问发生了什么事。艾森豪威尔回忆：“整个场面太悲惨了。无论他们进入华盛顿是否有错，这些衣衫褴褛、被虐待、被任意使唤的退伍军人都很可怜。整个营地燃烧的熊熊大火只能让人觉得更加凄惨。”

不是所有人都有艾森豪威尔少校这样的同情心。7岁的尤金·金恩是一位退伍军人的儿子，他竭力想从帐篷里救出他的宠物兔。步兵却说：“快滚，你个小兔崽子！”男孩稍有迟疑，步兵就用刺刀刺穿了他的小腿。救护车再次从两公里外的加林格尔医院赶来，又有超过100名伤亡人员，其中包括两个已经断气的婴儿，远征军报纸一位愤怒的编辑建议这样给婴儿写墓志铭：“伯纳德·迈尔斯，夭折于三个月大，吸入胡佛总统的毒气致死。”这种说法固然不妥，但这次退伍军人真的被激怒了。他们看到士兵们朝他们的棚屋浇汽油，附近巡航游艇上的华盛顿富人却把这当作表演。晚上11点15分，退伍军人看着巴顿少校带着他的骑兵进行最后的破坏性袭击。被骑兵拖走的衣衫褴褛的游行者中，有一位名叫约瑟夫·T·安赫利诺。1918年9月26日，他曾经因为在法国阿尔贡森林战场上救了一名年轻军官的性命而获得杰出服务十字勋章，这位年轻军官正是巴顿。

艾森豪威尔少校建议麦克阿瑟将军避开报社记者，因为这次事件是政治事件，而非军事行动，他继续争辩说这是应该由政客做的事情。麦克阿瑟摇了摇头，他很喜欢对新闻界发表讲话。而且，无论麦克阿瑟是否喜欢（显然他乐在其中），他跨越安那考斯迪亚河的决定已经将他置身于政治事件中心。零点15分，他与战争部长赫尔利一起出现在记者面前。一开始，麦克阿瑟的策略就显而易见——把一切都归功于胡佛，并对他大肆赞扬。他说：“要不是总统在24小时内采取行动，定会出现非常严重的危机，定会导致一场真正的战争。如果他再等一星期，我相信我们的政治制度定会受到严重威胁。”赫尔利补充道 :“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麦克（麦克阿瑟的昵称）完成得非常出色，他是时代的风云人物。”他若有所思地停顿了一下，补充道：“但是，现在我还不能断言这次行动造就了哪位英雄。”

真正的问题在于出现了那么多为了争取利益而牺牲的人。残害曾经为自己国家战斗过的人并不是政治高招，同情者们已经在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为远征军提供农田。亚拉巴马州的雨果·布莱克、爱达荷州的威廉·博拉和加利福尼亚州的海勒姆·约翰逊，这些参议员都因陆军的行为深感愤怒，纽约众议员菲奥雷洛·拉瓜迪亚发电报给总统：“在经济萧条、失业率和饥民量猛增的时期，热汤比催泪弹便宜，面包比子弹更能有效维护法律和秩序。”麦克阿瑟将军私下回答了这个问题，远征军是“叛军”，而不是退伍军人，他说：“如果说远征军里的10个人中有一个人是退伍军人，我都不相信。”

白宫传出消息，总统那晚一直熬到“深夜时分，查看远征军事件的前方简报”，抹黑远征军成为官方的坚定做法。后来胡佛应该私下训斥了不服从命令的麦克阿瑟将军，但现在他公开承认游行者“不是退伍军人”，而是“共产党和有犯罪记录的人”。每个发言人口中非退伍军人的比例都不一样：麦克阿瑟说在90%以上，赫尔利认为约33%，胡佛在波士顿给美国退伍军人协会波士顿分会写邮件说，在他的“印象”中，“其中不到半数人曾经为美国军队效力”。格拉斯福德将军对此提出抗议，导致他在10月被勒令提前退休。但受过的污蔑是怎么也抹不掉的。骚乱后第二天，在对华盛顿大陪审团的控告中，一位特区法院的工作人员说：“据报道，叛乱者犯了实际暴力罪，其中几乎没有退伍军人，主要是共产党人和其他不法分子。我希望你查明事实确实如此，几乎没有退伍军人参与这场对法律和秩序的暴力攻击。”

不幸的是，在胡佛时期，谁也没有想到到退伍军人管理局查证远征军的身份。到远征军遭受催泪弹的袭击，被控侵犯法律法规之前，退伍军人管理局已经完成了对其成员的详尽调查。数据显示，94%的远征军曾在陆军或海军服役，67%曾远征海外，20%是残疾军人。格拉斯福德和他曾经支持的衣衫褴褛的人们都没有说谎，但情形并未好转。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没有报刊转载这篇调查，社论更是直接忽略了它。《纽约时报》将这些老兵描述成“普通入侵者”，他们的“不服从导致政府采取武力，几乎升级成暴动”。《波士顿先驱报》公然说： “人民……已经受够了被无赖抢劫。”《纽约先驱论坛报》也说，远征军落到今天的境地，“任何方面都不值得给予一丝一毫的同情”。《克利夫兰老实人报》说：“在国会山露营”是“廉价的英勇”。虽然《时代周刊》批评了政府，但《财富》杂志的结论是，麦克阿瑟意识到“刺刀和展示压倒性的实力才是唯一能防止任何人送命的手段”（事实是已有人丧命，却被忽略了），他“巧妙地完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赢得了国家的感激。

骚乱后的第二天早晨，普通美国家庭的大体感觉是，政府已经让这些蓄意发动暴力革命的人受挫。但也有例外，在远征军遭受挫败期间，总统接见了一位重量级摔跤冠军、EUG女大学生联谊会的成员们和高中作文大赛的优胜者们。沃尔特·李普曼写道：“胡佛先生并不逃避开会和发表声明，他为什么就不能试着抽空与游行者协商一下呢？”

在纽约州奥尔巴尼的州长官邸，气氛十分凝重。埃莉诺·罗斯福读着报纸，她后来说“心里很不舒服”。她丈夫受到的影响似乎更大。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教授来他家做客，被叫到主卧室，看见州长罗斯福周围散乱着一堆报纸。特格韦尔走进卧室时，罗斯福遮住骚乱的图片，仿佛在为他的国家忏悔。罗斯福回忆起，1920年他曾提名胡佛为总统候选人，现在觉得自己错了。“这个人简直一无是处。”罗斯福气愤地说，“也许再也难有作为。为什么他就不能给游行的人提供咖啡和三明治，而是放任帕特里克·赫尔利和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行为呢？”这就是富兰克林·罗斯福，他没有以原则或政策的角度来看待这次事件，而是将它视为人类的灾难。罗斯福告诉特格韦尔，如果不是因为退伍军人及其家属太可怜，他也许还会同情胡佛。“他们很可能在华盛顿外的道路上露宿。”他感慨万千地说，“他们现在状况一定很差。”

退伍军人的状况确实很糟糕，但他们没有在路上露宿。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的民主党州长早已预见到这样的事情。在阿灵顿县警察局局长霍华德·菲尔兹堵死波多马克河上的桥梁之前，大约200名退伍军人溜进了县城，警察局局长警告他们24小时内离开弗吉尼亚州，否则波拉德州长会出动国民警卫队。里奇州长下达至马里兰州警方的命令是：“让他们沿着去巴尔的摩的主要公路走，不许他们进入马里兰州。”让他们全部离开是不可能的，所以骑着摩托车的警察在区境线上遇到疲惫的游行者，通过沉睡的巴尔的摩，把他们驱赶到宾夕法尼亚州边界处。在宾夕法尼亚州，少数人在约翰斯顿的理想公园找到了临时避难所。然而，更多的人被州警赶到了俄亥俄州边界处，在那里等待他们的是新一轮的驱逐。就这样一直驱逐下去。一些人沿途寻求好心人的帮助，以乞讨为生。铁路公司开通了一辆专门的火车，将他们带到平原各州。为防火车中途停站，堪萨斯城公民领袖筹集了1 500美元，使棚车像那辆载着列宁的密封列车向前飞驰，无人知道它的最终目的地。我们只知道，到秋季时，大多数远征军成员已经融入了1932年爆发的人口大迁徙。

大约200万美国人（其中超过25万人的年龄在16~21岁）四处流浪。《财富》杂志称他们为“大萧条”时期的“流浪人口”。州警护送退伍军人从一个州的边界到另一个州的边界，州警一直遵循着“大萧条”早期州长已定好的规矩。各地方政府都要处理很多等待救济的人，让他们忙得不可开交。这些潦倒的外来人口被指控为流浪者，被送到邻县边界上。只有少数城市，如东圣路易斯，以它们乐善好施的救世军收容所而著名。大多数城市则冷漠无情。加利福尼亚州首次设立劳教所，然后在进入该州的高速公路上安排警卫以遣返那些试图入境的穷人。在亚特兰大市，那些寒酸的外来人会被带到富尔顿县做30天苦力作为惩罚。20世纪30年代初，一个20岁名叫埃里克·塞瓦赖德的流浪者后来回忆说：“市民慷慨的施舍和铁路守卫员的品行成为判断和评价一个城市的基础，例如，如果有别的选择，你不会试图经过怀俄明州的夏延市。你很容易在遍布警棍和左轮手枪的地方被驱逐，到下一个目的地要长途跋涉很长一段路。”

流浪的都是些什么人呢？基本上是一些长期的流浪者，他们的“丛林”（露营地）可以为他人提供寒酸的避难所，但大多数美国流浪者还是第一次加入这样的队伍。他们是失去产业的佃农，是遭遇了三年干旱而放弃土地的农民，是从学校毕业没有找到工作的贫困年轻人——他们被叫作“封锁”的一代，塞瓦赖德本是银行家的儿子，其他青年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的比例非常高。四处奔走是美国的传统，他们喜欢说：“忘记我们的遭遇，只要你想取得成功，就一定可以变得更好”、“我正在努力”以及“你的叔叔达德利快要成功了”。一个失业的人往往会开着破车，带着家人，不问目的地，乐观地踏上找工作的征途，最终，仍然穷困潦倒，背井离乡。

“这些被邮局贴上‘地址不详’标签的人，被我们称为暂住居民。”牛顿·D·贝克当年在《纽约时报》上写道，“这个社会群体里包含各种各样身份的人，从大学毕业生到从没有见过校舍的孩子。孕妇、生病的婴儿、无子女的年轻夫妇、被迫下岗的中年人。国家不安定，人民就难以安稳。我们想起了沙漠中的游牧民族——现在我们就是‘大萧条’时期的游牧民族。”事实就是这样，每一个城市领救济品的队伍里一定会有穿着体面的人，地方法官从来不知道谁会因为被指控流浪罪，而被带到他们面前。一位被告人曾在布鲁克林的一块空地上睡了46天，他是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毕业生、土木工程师，曾为巴拿马、中国、智利和委内瑞拉政府工作。另一位则是20世纪20年代著名的厨师之一，他一直生活在已被政府征用的阁楼里，每天看着自己以前的菜谱，黯然神伤。

中产阶级衰落的速度之快令人咋舌。修建加利福尼亚州水库的那些打工者中，竟有农场主、牧师、工程师、学校校长以及密苏里州一家银行的前行长。在芝加哥，200名妇女整夜在格兰特公园或林肯公园露宿。她们既无寝棚，又无铺盖，没有任何遮挡的东西。每当夜幕降临，她们就躺在冰冷的地上，忍受着刺骨的寒冷，挨到天亮。在纽约巴比伦的长岛上，警察发现一名注册护士快饿死在一个私人住宅的枫树林里，她已经在一堆旧衣服和废纸中躺了整整两个星期。在艾奥瓦州的奥斯卡卢萨，一名失业的女教师带着两个孩子正准备在支起帐篷的洞里过第二个冬天。正如《纽约时报》记者卡贝尔·菲利普斯所说，晚上敲你家门的流浪者“有可能是几个月或一年前爽快地给你批过贷款的人、在你读的报纸上写过社论的人，或曾经是房地产龙头企业的副总裁”。

1932年，著名作家也属于贫困群体，有人记录下了这瞬息万变的生活。约翰·斯坦贝克洗衣服的肥皂是用猪油、草木灰和盐制成的，他甚至负担不起手稿的邮费，虽然一本都没有卖出，但他的经纪人还是替他支付了这笔钱。他后来回忆说，一点点疾病的征兆都会吓坏那些居无定所的人，“你必须有钱才敢生病。我牙齿曾出现问题，所以全部脱落”。斯坦贝克当时身处乡间，如果身处城市，情况就更糟。托马斯·沃尔夫常上纽约市政厅前的公共厕所，看着人们一边为了抢马桶而争吵，一边从他们破烂的大衣口袋里掏着面包屑或腐臭的肉末。他这样描述那里的流浪者：

……只是经济崩溃时代的淘汰品。其中诚实正直的中年男子脸上布满了辛劳贫穷烙下的皱纹，许多年轻人都还是十几岁的少年，顶着厚重蓬乱的头发。他们都是在城镇间漂泊的流浪者、货运列车的乘客、高速公路上搭便车的人，没有容身之处的美国人。他们四处漂泊，冬季来临时聚集到大城市，饥饿、挫败、空虚、绝望和烦躁驱使着他们不断流浪，四处寻找工作和可以糊口的食物，在凄惨的环境中挣扎。在纽约，这些流浪者来到混乱的聚会场所，钻到温暖的休息处，享受片刻的舒适……眼前的景象令人恶心，足以让一个人难过到说不出话来。

多年以后，林登·约翰逊夫人还记得，当她的丈夫成功将那些男孩“带出货运车厢，开始正经工作”时，他那兴奋的喊声。青年无所事事，这也正是流浪者问题的实质。对美国儿童局和国家游客援助协会的工作人员来说，这就像是一个民族的希望正在被摧毁。1932年，普尔曼的乘客发现客运车厢里只有一两个位置有人坐，但在车厢底下和货运车厢上挤满了人。平均每天700个无票乘车人经过堪萨斯城。据南太平洋铁路公司报道，铁路警卫员在12个月内将68.3万人赶下了货运车，因为吊在车厢外面是十分危险的。第72届国会小组委员会上，密苏里太平洋铁路公司的首席特约代理R·S·米切尔提到他发出了关于387 313名“大萧条”时期流浪者的“官方通知”，其中有335名伤亡人员：

参议员科斯蒂根：人们通过这样的方式乘车，你是否注意到这存在的健康隐患？

米切尔先生：冬季的健康状况……是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尤其是那些身体不那么健壮的人，天寒地冻，穿得又少，还暴露在车厢外面，我捉摸不透他们如何逃脱肺炎的侵害。

参议员科斯蒂根：这些都是十分危险的？

米切尔先生：是的，先生。

除此之外，还存在别的危险。40年前，男女性别的界限划得很清，第一次加入流浪者队伍的女子经常会乔装打扮成男子，但很快会被拆穿。在很多事情上，她们缺乏男子所具备的力气和果敢，不敢白天躲在暗处，偷袭运送物资的卡车。为了让自己有个容身之所，她们只能出卖肉体，但一次交易的报酬只有10美分。为了这10美分，她们不仅要冒着怀孕的危险——9个月后也未必能找到医生，而且还可能感染性病。

在南方，还有另一种威胁。当时无论黑人白人都搭货车，他们之间的性交属于犯罪，一个被怀疑从事“黑市”交易的白人女子通常会哭喊着说是强奸（这会给她的顾客带来致命的后果）。事实上，此前一年，在一辆缓慢行驶在田纳西州的查塔努加和亚拉巴马州的斯科茨伯勒之间的敞篷车上，就发生了这种事情，这也是20世纪30年代伟大自由主义的成因之一。根据两个白人纺织女工给警方的证词记录，9个没有文化的黑人青年被判处死刑。其中一个女工的证词满是脏话，完全无效，连记者都无法使用。这个案子经历了无数次上诉和两次最高法院的撤销定罪，直到20年后，最后一个黑人囚犯最终死于癌症。共和党把“斯科茨伯勒男孩冤案”昭告天下，黑人知道了他们受到的迫害愈加绝望，而引发了后来的战争。

但在1932年，就算你不是黑人，流浪者的生活也充满艰辛。蹲监狱经常被视为享福，正如米切尔对参议员科斯蒂根所言，当流浪者受到要被逮捕的威胁时，他们会嘲笑警察说“这正是我们想要的，那里有食物和睡觉的地方”。为了找出他们宁愿坐牢的原因，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一名毕业生托马斯·迈尼汉乔装成衣衫褴褛的流浪者，加入了这帮年轻人的队伍。他发现，在布道所、教堂、医院、救世军收容所或地方福利站，人们都在排队领取救济食物。更准确地说，这些福利站应该被称为施舍处，“我亲自品尝了那汤，无料无味，不冷不热，一份只有一小杯。连过期的面包都舍不得给，更不用说苏打饼干了”。也从来不会给第二碗，而且领过一两天后就被赶出去是常事。

无论何处，迈尼汉都会看到人们因营养不良而造成的肋骨突出、腹部凹陷、胳膊和腿的皮肤松散、眼神空洞和举止紧张的特征。牛顿·D·贝克问：“我们承担得起对这一代青少年永久伤害的责任吗？”贝克被认为是位多嘴的政治家而被解职。直到8年后，“大萧条”时期的孩子们应征入伍时，他才得以平反。国民体质中心主任约翰·B·凯利（格蕾丝·凯利的父亲）发现，应征者中40%的青年男子身体不合格。不合格者大多因为存在牙齿问题。按照普遍程度，其他缺陷依次是：视力差、心脏和循环系统疾病、胳膊和腿畸形以及精神障碍。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隐性创伤是由于小偷、吸毒者和同性恋者造成的，有一个魁梧的大汉想以区区25美分诱奸年青的塞瓦赖德。

亨利·福特却不认同：“为什么？四处漂泊对这些男孩来说才是世界上最好的教育！因为他们在几个月里获得的经验比在学校待几年还要多。”就算胡佛总统认为并非这样，他也没有反驳。因为他没有任何反驳的理由，他不愿看到人们受苦受难的场面，尽管威廉·艾伦·怀特一再恳求，胡佛也从未到过排队领救济品的地方或救助站。当他的豪华轿车开过街角的苹果摊时，他也从没有转头看过。从1929年3月4日宣誓就职到1932年秋，胡佛总统都没有离开过华盛顿。那时，他趁着夜色已深从戒备森严的车里望出去，看到数以万计的民众露宿街头，大多是年轻男女，正如金·史密斯所写，他们“白天漫无目的地在高速公路上前行，晚上就随意露宿街头”。

胡佛一直在考虑白宫膳食的缩减问题，但又考虑到这会有损国家的士气。每天晚上，他都西装革履地走进餐厅（他是最后一位每天穿着正装就餐的总统），并且独自享用7道菜。1928年共和党竞选总统时，有位记者曾经编出这样的口号：“家家锅里有一只鸡，车库里有两辆车。”如今这位记者已经破产，落到了要申请贷款以抚养三个孩子的地步。但总统认为，如果第一家庭对美国复兴都丧失了信心，那全美民众定会绝望。

胡佛的餐桌上通常会有几道并非当季的菜，桌子上摆着鲜花。定制的雪茄盒里放着又长又粗的哈瓦那手工雪茄，都是按总统的要求专门制作的，一天抽20支。胡佛一家进餐时，周围有许多人候着：一名男管家和众多男仆（他们必须身高相同）以立正姿势站稳，保持绝对沉默，未经命令不准有任何举动。就连站在门口值勤的都是海军陆战队的军人，他们身穿蓝色制服——总统出行仪式的礼服。即使总统的妻子卢是唯一的共同进餐者，身着制服的号手们也会吹着明亮的号角，以宣布总统抵达和离开晚宴。胡佛总是以夫人卢为荣，因为她能流利地讲5国语言，曾经是美国女童子军首领，她亲手铺的餐桌是白宫历史上最精致的餐桌。但有时夫人也不知道总统是否真的如此热衷于美食，因为总统总是狼吞虎咽。

到了胡佛任期的第4年，赫伯特·克拉克·胡佛在全国人民眼中已成为一个捉摸不透的人。一个得克萨斯人以嘲笑的口吻给远征军写信：“如此靠近世界上最大的食物管理者，你肯定不用担心会挨饿。”这也正是胡佛一直以来的做法，他拯救比利时饥民的壮举至今仍然是美国人道主义历史长河中最辉煌的一页。玛克西姆·高尔基曾这样描写他：“你从死神手里拯救了350万儿童和550万成年人。”芬兰语中新加了一个动词“胡佛”，意为帮助。

现在形势大转，随着民族的愤怒愈演愈烈，关于胡佛的故事开始广为传播，比如他在比利时发了大财，连狗都本能地对他嗤之以鼻，还传说他是1932年3月绑架和谋杀查尔斯·林白儿子的幕后主谋。用锡铁罐、纸板和麻袋搭建的破旧寒酸的棚户村被称为“胡佛村”。曼哈顿有两大胡佛村，分别在河滨大道旁和中央公园的方尖碑附近。失业（这些年这个形容词已经成为一个名词）一族扛着的装废品的麻袋叫作“胡佛袋”。在北卡罗来纳州，贫困的农民将抛锚的廉价汽车的前脸锯下，安到骨瘦如柴的骡子身上，称之为“胡佛马车”（政府曾试图将其改名为“‘大萧条’时期战车”，但无人理会）。“胡佛毯”是公园长椅睡客裹着取暖的旧报纸，“胡佛旗”就是被翻得底朝天的空口袋，“胡佛猪”是饥饿的农民抓来充饥的长耳大野兔。杂耍演员会大叫一声：“什么？你说生意变好了？你的意思是胡佛死了吗？”有的报道讽刺说：胡佛向财政部长梅隆要5美分给朋友打电话，梅隆说：“最小的都是10美分，拿去打给两个人吧。”

胡佛身处困境可谓绝妙的讽刺，因为以20世纪20年代的标准，他算得上是一个自由派政治家。在他担任商务部长时，柯立芝总统嘲笑他是“神奇员工”、“奇迹男孩”。对于胡佛将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公有化的举措，共和党保守派毫无感激之情。在就职典礼上，他宣布自己的伟大梦想是成为一名伟大的社会工程师，掌控所有产业为公众谋福利。这与共和党的主张并不完全一致。《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刚发来胡佛就职演说的前几段，发行人麦考密克上校就致电华盛顿分社：“胡佛成不了大事。”胡佛曾尖锐地批评柯立芝和梅隆联合制定的低息贷款政策，也曾预测经济会因此衰退，所以他继任总统后的第一步就是说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收紧信贷，期望尽可能减轻遭受的打击。

然而，当形势不妙时，他就表现得没有那么特立独行。他说“掌控”不过意味着政府成为监督者和协调者。他解释说，掌控的目的是“为民营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他还补充说，摆脱“大萧条”唯一“正当”的方式就是自力更生，人们在看到“各大厂商、铁路公司、公共事业、商业机构和政府部门”如此自强不息，定会重建信心。1932年以来，许多人已经明白，各大厂商和其同伙都是骗子，信任危机开始出现并不断恶化。

总统故意忽略这一点。他竭力鼓吹后来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所谓的“传统智慧”。他认为金本位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即使以英国为首的18个国家已经将其废弃。他坚信，收支平衡是“不可或缺的”，是“绝对必要的”，是“经济复苏最重要的因素”，是“国家的第一要素”和“所有公共和私人金融稳定性的基础”。尽管1932年联邦预算出现了财政赤字高达40亿美元的情况，他仍然坚持。当意识到政府最终必须有所作为时，他创办了复兴金融公司以支撑即将崩盘的银行，并同意拨款2 500万美元用于喂养农场牲畜，但前提条件是，国会必须搁置为饥饿人口拨款12万美元救济金的计划。这些在今天听起来很荒谬，在那时有识之士却把它奉为准则。《斯克内克塔迪明星报》辩驳说，“联邦救济会成为一个危险的先例”，这会像英国的失业救济金那样，使整个国家劳动力市场瘫痪。“如果这个国家曾经为失业救济金投过赞成票，”美国总商会主席塞拉斯·斯特朗说，“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已经点燃了下滑的导火线。”每个人都知道英格兰是如何变得道德品行败坏的。据《美国杂志》报道，在英国，酒吧里挤满了领取失业救济金的酒徒。亨利·福特宣称，失业保险只会加剧失业。他的这个逻辑被认为无懈可击。《财富》杂志一位思想前卫的编辑解释说，企业应该拒绝社会责任这一概念，原因是引入任何非经济因素都只会破坏自由市场的良性运作。即使沃尔特·李普曼主张政府采取行动，他也认为资金应该由州议会筹集，而不是国会。

卡尔文·柯立芝曾说，美国是一个商业国家，所以它需要的是商业政府。他还补充道：“修建了工厂就是修建了教堂，在那里工作就是在那里祈祷。”在共和党执政的20世纪20年代，商业已经远不再只是赚钱的手段，它已成为学校、出版社甚至教堂的引路者。这些忠诚的崇拜者读着布鲁斯·巴顿所著的关于耶稣基督的畅销书《无人知晓之人》，书中诸多观念之一是，如果耶稣还活着，他会成为广告机构的业务代表，那些听着耶稣是木匠儿子的故事长大的人定会对此感到很惊讶。

越艰难的时期，胡佛对商业越有信心。他削减个人和企业所得税，从而在政府最需要资金时缩减了政府的税源。芝加哥银行查尔斯·G·道斯被任命主管复兴金融公司，这位银行家后来从复兴金融公司借了9 000万美元给自己的银行。随着僵局持续，总统向财政部长梅隆求助。作为达尔文社会主义者[8]，梅隆回答：“清算劳工，清算股票，清算农场，清算房地产。”正如后来加尔布雷思所写，看起来好像每个被征求意见的人都“在传统智慧的推动下，提供了使事情变得更糟的建议”。

几年后，理查德·尼克松开始相信“胡佛是不幸的，可谓生不逢时”。毋庸置疑的是，胡佛拼命寻找解决办法。他一天工作18个小时，提出了延期偿付政府战争债务，甚至削减自己的工资。他满怀希望，认为自己所谓的“不屈不挠的个人主义”才能使他成为真正的赢家。

总统反复解释说，发放给穷人的救济金必须来自私人捐款和当地或州政府筹款。可以肯定的是，在富兰克林·罗斯福设立纽约州公共福利部门之前，没有一个州有公共福利部门，后来其他州也不得不遵从统治者这一先例。同时，胡佛总统坚定地说，绝对不会只是为了“做一点儿事情”而选取不负责任的项目。1932年5月20日，他给一个公共工程的倡导者写信说，美国“不能靠挥霍而使经济繁荣”。当民主党控制的国会通过了一项2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时，胡佛否决了它并对此提出了严厉的批评，称之为“史无前例地滥用公共财产”。他还补充说：“我们的国家不是依靠‘猪肉桶’[9] 建立起来的，它的强大也不能依靠政客间互惠互利而取得的对自己有利的方案！”

这时，执政者逐渐发现有“外来煽动者”，他们总是陌生人。从来没有“值得可怜的人”，他们都是失去理智的暴徒。10年前，胡佛就开始在他的著作中蔑视暴徒了。在一本名为“美国的个人主义”的小册子中，他写道：“最重要的是加强防范群众！这些群众只凭感觉行事，他们没有自己的想法，容易轻信他人，乱搞破坏，挥霍无度，满腹仇恨，整日做梦，却毫无建树。”可以想象，他的结论是，这种“破坏性的批评”可能引发革命。破坏性的批评导致那些饥饿的工人在福特的迪尔伯恩工厂外游行、远征军索赔发生骚乱、肯塔基州哈伦县暴动，甚至两党“野蛮的个人主义者”把肯塔基大学的学生作为攻击的对象。大学生们被殴打、监禁，县检察官谴责他们是“无信仰、自大、不伦不类、大言不惭、离经叛道的少数利己主义者”。

有时浏览胡佛的文章会令人有种奇怪的感觉，总统认为“大萧条”是公共关系问题，他相信只要美国企业的形象得以改善，这样的噩梦就会结束。信仰是目的本身，“缺乏商业信心”是致命的问题。对于经济危机引发的暴跌，胡佛的第一反应是把它当作一种心理现象。他选择了“大萧条”这个词，因为它听起来没有“恐慌”或“危机”那么可怕。1929年12月，他宣布“情况基本好转”。三个月后，他说最坏的状况会在60天后结束。1930年5月底，他预计经济会在秋季恢复正常，然而市场在6月全面崩溃，他却告诉为公共工程项目请愿的代表们：“先生们，你们晚来了60天，‘大萧条’已经结束了。”

各界评论、斥责胡佛的预测完全站不住脚，但1930年12月2日，胡佛却在提交国会（当时无能的共和党“跛脚鸭”[10]国会正面对着刚刚被民主党横扫了中期选举的惨况）的咨文中说“根本的经济实力并未受损”。几乎同时，国际苹果经销商协会面临苹果滞销的困境，他们决定以每个5美分的价格赊售给失业者，以供他们零售。一夜之间，到处都是冻得发抖的苹果小贩。当被问及何以出现这种情况时，胡佛回答：“很多人都辞去了原有的工作转而投向更有利可图的事业，卖苹果就是其中之一。”记者们的问题很尖锐，总统被直戳痛处。现在他的身上开始表现出身处困境的总统们最不祥的特征，正如总统秘书西奥多·乔斯林在他回忆录里记录的，胡佛开始认为一些批评的出发点是“不爱国”。尽管如此，他还是坚持研究新的方式开展心理战。他告诉克里斯托弗·莫利：“这个国家需要的是一首伟大的歌。”于是在1932年春，他对鲁迪·瓦利说：“如果你能唱一首歌让人们忘记‘大萧条’，我会颁发给你一枚勋章。”瓦利没有拿到勋章。因为他唱道：

他们曾经告诉我，我在筑造一个梦想，

所以我与大家一起努力。

当需要耕地和扛枪时，

我总是冲在最前面。

我们修建铁路，日夜抢工，与时间赛跑。

我们修建铁路，现已竣工。

兄弟，你能施舍10美分吗？

但不是每个人都让胡佛失望。总统委派的一个委员会报告说，国家的头号难题是“法律和秩序”，在那时指的是违反当时禁酒令的匪徒。胡佛对该报告表示赞同，全国制造商协会发言人也赞同总统的观点：“很多所谓‘大萧条’造成的负面影响都是在说丧气话。”抓住总统乐观的思想，实业家们勇敢地充当前锋。但政府面临的麻烦是，华盛顿到纽约之间的那段宾夕法尼亚铁路两旁的几千个广告牌，一半是空白的，这让乘客们很疑惑。直到总统的追随者们开始租用广告牌来宣传他们的口号：难道之前的“大萧条”不可怕吗？它曾非常可怕，但已经过去了，为此国际狮子会俱乐部协会特意举办了一个“商业信心周”。

“我的天呐！”小孤儿安妮叫喊起来，这是总统最喜欢的漫画人物，“是谁说经济很糟糕？”不是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因为巴特勒博士曾向哥伦比亚大学的师生们保证“有勇气坚持，这场低迷就会结束”；不是美国钢铁公司的总裁，因为他说“大萧条”的“高峰期”已经过去；不是通用电气公司的董事长欧文·D·扬，因为他宣布“‘大萧条’的最低谷”已经过去了；也不是商务部长托马斯·拉蒙特，他汇报说“国家的银行普遍处于强势地位”；肯定也不是《纽约时报》，早在1931年元旦，他们就说过如此可怕的情况将好转，人们将愿意拿出所有储蓄，并开始更新他们“破旧的私人物品”。

各大报刊上的确鲜有危言耸听的言论。扬斯敦市市长因想要失业救济而被当地报纸责骂为“自找麻烦”，编辑仍然坚持认为，不用救市计划，“大萧条”就会结束。1932年7月28日，“一战”的退伍军人和他们的妻儿像牲畜一般被驱逐出华盛顿，国际新闻社以该事件为引子，“我国大多数地区的发展表明，新兴繁荣的希望正在驱散经济阴霾，逐渐崛起”。同一星期，美国报刊上就出现了这些标题：

经济发展步伐不断加快

全国各地工厂重整旗鼓

新英格兰纺织作物迎来新的春天

城市的生产能力提升，失业者重新上岗

东部迎来经济复苏的里程碑

资本繁荣道路障碍清除

马克·沙利文表示冷静且充满信心：复苏的障碍已经清除

未来几星期各州储备银行形势将好转

预期商业将在90天内好转

美国商业重现闪光点

柯蒂斯将见证更好的时代

但这些报纸完全没有提及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在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所有岗位填满以后，还富余1 500多万求职者。

[1] 1英尺≈ 0.305米。——编者注

[2] 1993年1月1日，捷克斯洛伐克和平分裂为捷克和斯洛伐克。——编者注

[3] 1英里≈ 1.609千米。——编者注

[4] 金星奖章：美国阵亡将士奖章。——编者注

[5] 1英亩≈ 4 046.856平方米。——编者注

[6] 作者视角以原著成书时间（1974年）计，全书同。——编者注

[7] 美国战争部设于1789年，部门长官是战争部长，原为内阁成员，于1947年被陆军部长和空军部长取代，成为国防部长下的非内阁职位。——编者注

[8] 达尔文社会主义者认为，适者生存在人类社会中也是适用的。——编者注

[9] 猪肉桶：美国政治俚语，指议员让政府拨款给自己州（选区）或与己有利益牵连的某个项目的做法。——编者注

[10] 跛脚鸭：美国政治俚语，指已无政治发展前途、无政治控制力的个人、团队等。——编者注

第一章 世事维艰

1932年8月，一位《星期六晚邮报》的记者询问英国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此前是否出现过像“大萧条”这样的时期。他回答说：“有，持续了400年的黑暗时代。”如果视此为灭顶之灾，未免夸张，但这两个时期至少在一点上是共通的，即没人清楚人民为何受苦受难。

有人笼统地将其都归咎于“时势”，这是胡佛为了逃避责任的说法。其他人将“大萧条”与1929年的股市大崩盘混淆，“‘大萧条’ 以来我们还没有进过城”，或者他们会说“我去过，但是那是在‘大萧条’之前”。许多劳工竟被冠以消极怠工引发隐性危机的罪名，这是由全国制造商协会主席约翰·E·埃杰顿提出的：“许多对工作提出诸多要求的人，要么想罢工，要么就是根本不想工作，他们就是想利用这种境况鼓吹共产主义。”劳工们只能忍气吞声，原因在于40年前美国新教伦理的强大势力。虽然数百万人陷入了非常凄惨的境地，但可以确定他们并非咎由自取，社会工作者们再三强调失业者们忍受着自责的折磨。“我已经超过两年没有稳定工作了，”1932年2月，一个被房东赶走的人告诉《纽约每日新闻》的记者，“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个杀人犯。我到底怎么了？我竟然不能保护自己的孩子！”

基于从小接受的相关教育，这些人也曾经逐渐相信：你只要努力工作，就会成功。现在却无论表现如何一律失败，民众的士气逐渐低落。沃尔特·李普曼写道：“士气低落的人都孤立起来，不相信任何人、任何事，甚至不相信自己。”17年后，理斯曼在《孤独的人群》 中解释了这种在危机下，性格内向的人陷入困境时的痛苦：“如果屡次失败毁了他对未来成就的希望，那么他内心的力量可能再也抵挡不住外界的压力。他会感到极度内疚，因失败和不足鄙视自己。”那个时期的报纸都在报道，人们宁愿自杀也不愿意靠救济苟且偷生。爱米尔·涂尔干创造了一个特殊分类，“利他的自杀”指的是这些人选择自杀，而不成为社会的负担。

这一切应该归罪于柯立芝到胡佛时期繁荣“新时代”的基础不稳固。从某个角度看，“大萧条”似乎是工业革命最后的挣扎，也为技术革命的到来留出一个间隙。“一战”后，多种大规模生产的技术结合，将每工时效率提高了40%以上。大量的货物产出明确需要消费者购买力的相应提高，也就是说，需要涨工资。但在20世纪20年代，工人的收入并没有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增长。在1929年这个黄金年，据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经济学家计算，一个家庭年收入要达到2 000美元才能满足最低的生活需求（超过60%的美国家庭在这一水平线下挣扎）。总之，购买力完全赶不上商品的产量增长。当时人们认为产量激增毫无问题，“一个优秀的销售员什么都可以卖掉”，这体现出当时的愚钝，这意味着当有钱人（其中许多人并不富裕）在炒股时，热心的推销员就鼓励其大规模炒股。并不算富裕的人被说服，无论如何先买下产品，再通过信贷过渡。

信贷经纪人四处贷款，股市终于不堪重负而崩盘，推销员经手的百万宗小商业交易款就此打了水漂，因为这些推销员敢卖任何东西给那些无偿债能力的人。这也结束了“新时代”的繁荣，国家完全应付不了随之而来的恐慌。上一次大范围的经济危机发生在1893年，自那以来，美国的工业化程度使得回归农场已不可能。胡佛恰好在灾难前夕当上总统，这本身就是自讨苦吃。时任商务部长的他一心只关注生产力，却毫不关心缺乏购买力的危险。他卸任总统以后很久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一边只有几千人……却享受了绝大部分的生产成果；另一边超过20%的人，却只得到了很少的一部分……”

从股市大崩盘到1932年（“大萧条”最惨的一年），大家都坚信，对于经济螺旋式的加速下滑，应该采取使之复苏的措施。然而，事实上所采取的措施反而使之下滑得更快。为了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不得不维持价格，于是销量下滑，因此只好用裁员的方式削减成本，导致这些失业者也丧失了购买力，使销售进一步下滑，从而导致更大范围的裁员，引起购买力的全面收缩。结果，工人的贫困导致了农民的贫困，反过来，农民的贫困又加剧了工人的贫困。“任何一方都没有钱购买另一方的产品。”一位俄克拉何马州的证人在国会小组委员会上证实，并解释了此恶性循环，“因此，在同一个国家，同时存在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的问题。”

1932年6月，常春藤盟校应届毕业生加入21 974名其他学校毕业生的队伍，开始找工作。那时，纽约百货公司的电梯操作员都要求拥有学士学位。对于大多数毕业生来说，这份工作已很不错。但也有特例，比如从亨特学院毕业的20岁毕业生西尔维娅·菲尔德·波特，她从英语专业转到经济学专业，原因是她后来所说的“想知道为什么我周围的一切都在崩溃，为什么人们会失去工作”。她凭借出色的口才进入一家投资咨询公司，同时开始系统地研究世界金融市场，希望有一天能开一个相关的专栏。（她于1935年起为《纽约邮报》撰稿。）不久，她发现自己的国家正在经历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

自从1720年英格兰南海公司破产，“南海泡沫”一词一直被用来形容注定的商业风险。泡沫肯定会破裂，南海股票已经下跌到峰值的13.5%。但随后反弹，该公司又得以存活了80年。波特入行之时，美国钢铁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的股价已下降到其崩溃前价格的8%。总体而言，主板上市的股票价值相当于1929年的11%。投资者已经损失了740亿美元，相当于“一战”费用的三倍。5 000多家美国银行倒闭（从胡佛老家西布兰奇跨越州际线便可到的艾奥瓦市有5家银行，全部倒闭），86 000家企业暂停营业。国民生产总值从1 040亿美元下降至410亿美元（1973年，该数值约为21 770亿美元）。1932年，有273 000个家庭被赶出出租屋，有工作的人平均周薪也只有16.21美元。

部分行业得以蓬勃发展。避孕药行业一年赚取了2.5亿美元（事实上那时的青年为人父母之后，很自然地就遗忘了这个事实）。超过一半的人每星期去看一次电影（成人25美分，小孩10美分）。吸烟者的数量每年都会增加，当时没有人意识到吸烟有害健康。家荣华冰箱和阿特沃特·肯特收音机迅速普及。小型高尔夫球场和流动图书馆也蓬勃发展起来。阿尔弗雷德·C·富勒与他带领的上门推销团队合作得非常出色，即使在经济形势严峻的1932年8月，他的销售业绩也从15 000美元跃升到了50 000美元，此后每年都以100万美元的速度增长。一个名叫保罗·格蒂的神童悄悄注意到了低价石油井的商机，那年2月，太平洋石油总公司100万股份中，他获得了52万股。各地都有那么一两个幸运的企业：在马萨诸塞州的昆西，一家有着橘黄色明亮屋顶、仿殖民地建筑的餐馆正濒临破产，此时餐馆对面的一家股份制公司开业，请来了表演团，第一个节目是尤金·奥尼尔的九幕剧《奇异的插曲》，每天晚上8点30分中场休息时，来吃夜宵的观众络绎不绝，餐馆老板霍华德·约翰逊以此得以保住他的餐馆。

但这些都是例外。美国钢铁公司是重工业的龙头企业，当年只卖出了产能的19.1%。因为美国机车公司不需要太多的钢材。20世纪20年代，美国机车公司已达到平均每年售出600台机车的水平，但在1932年只售出了1台。曾经是钢铁产业大客户的汽车产业，如今也风光不再。那些曾经大名鼎鼎的公司逐渐消失：斯图兹汽车公司、奥本公司、柯德公司、爱德华·皮亚利斯公司、皮尔斯 – 箭公司、杜森堡公司、富兰克林公司、杜兰特公司和洛克莫比公司。一个鲁莽的男子自创了一种名叫“洛克尼”的廉价车型，试图挑战福特，却最终因损失了2 100万美元而自杀身亡。1932年1月，一位很有创造天赋的细菌学家阿瑟·G·舍曼因为他的第一辆简陋的手工木拖车，成为底特律车展的黑马。但这一整年内，他仅售出80辆。航空运输也遇冷，那时的客机只有12个座位，商务部的报告称，平均每次航班空余7个。除了有声电影，大多数娱乐场所即将销声匿迹。4年里，爵士音乐家埃迪·康登只录了4张唱片。唱片业已经从年收入5 000万美元萎缩至年收入25万美元。脱衣舞皇后萨莉·兰德全靠她著名的扇子舞勉强维持生计，记者问她为什么选择这一职业，她回答说：“我不脱裤子，哪里会有钱赚。”

因为贫穷被认为是可耻的，所以人们常常向邻居隐瞒真实情况，而且总能瞒过去。人们永远无法完全了解街对面的家庭。每天总是在同一时间穿着整洁离开家的年轻律师可能已经不再是律师，而是在一个偏僻的街区上门推销廉价领带、杂志、吸尘器、电压力锅或二合一鞋油等。他可能换掉他的衣服，去城市的另一边乞讨，或者已成为数以百万计的求职大军中的一员，看着他的孩子食不果腹，只能在夜里与失望抗争。长期在大街上晃荡的人也学会了一些生存的窍门。例如，用5美分买一杯咖啡，再要一杯免费热水，在热水里混入放在柜台上的番茄酱，就做成了番茄汤。冬季，你可以在你的衬衫下塞满报纸，以抵御寒冷。如果你知道要站在职业介绍所外排很长时间的队，可以用麻袋裹住你的双腿。鞋是一个非同寻常的问题，纸板可以用来补鞋里的洞，放一些棉花在脚后跟可以防止鞋子磨脚，但如果鞋破损得太厉害，什么方法也没用。路面会磨损纸板，然后就会露出打着补丁的袜子，雪浸入鞋里，在脚趾周围聚积，鞋钉会刺伤你的脚后跟，直到你学会用一种特殊的步态走路，才不至于太难受。

穷人家为节俭度日而想出的妙计实在是了不起。男士刮胡子的刀片反复打磨可以长时间使用，自己动手卷烟或抽翅膀牌香烟（10美分一包），为了省电只用25瓦的灯泡。孩子们捡拾回收可抵两美分一个的饮料瓶，或站在面包店前排队买前一天剩下的特价面包。女人们则把床单纵向从中间裁开，再重新缝合使中间破损处成为两边；把她们自己的衣服改一改，给女儿们穿；和邻居家的女主人一样，装出一副一切游刃有余的样子（其实她们可能也靠着微薄的收入度日，做着同样的事情）。家人们整理出圣诞贺卡，这样就可以来年送给不同的朋友。有时男人会消失几个星期，所有邻居只知道，他“出差”去了。一个体贴的丈夫会向他的妻子隐瞒实情，因为他们经历的磨难，妻子往往难以想象。

当然，“出差”的丈夫是在找工作。到1932年，求职的传奇故事已经在民间传开，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确实存在。人们在底特律职业介绍所外过夜，为了第二天一大早可以排在队伍的最前面。一个阿肯色人步行了900英里找工作。人们简直是在“买”工作。在曼哈顿第六大道的一个招聘机构里，5 000名求职者争抢300个岗位。根据第72届国会劳动小组委员会证词记录，有人在华盛顿州的森林放火，这样他们就可以受雇帮助扑灭大火。《商业周刊》证实了一个事实：很多不再热爱美国的人要么已经离开，要么企图离开。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早期，国内向外移民的数量超过入境移民量。苏美贸易公司是一家位于纽约的苏联交易机构，每天会收到350份美国人想定居苏联的申请。有个最令人难忘的情景，苏美贸易公司贴出广告要招募6 000名技术工人，却有10万人前来应聘，包括管道工、油漆工、技工、厨师、火车机师、木匠、电工、推销员、印刷工、药剂师、鞋匠、图书管理员、教师、牙医以及一个清洁染色工、一名飞行员和一个殡仪工。

纽约从周边各州吸引了无数求职者，虽然纽约本身就有100万失业人口。少量外来者加入曼哈顿的7 000个擦鞋“男孩”的队伍（擦一次鞋得5美分），或做起了偷运煤炭的勾当（全市10%的煤炭是由宾夕法尼亚州的失业矿工偷运来的），但大多数外来人口只是排进了纽约82个救济队伍中。如果有10美分，就可以住在散发着汗水和消毒水味的廉价旅馆里。但如果身无分文，就只能带着捡回来的报纸走向中央公园，或是地铁入口处，或市政焚烧炉旁。焚烧炉的温度吸引了数百名男子在这里度过冬夜，即使他们不得不睡在垃圾堆上。

丈夫钻进空货车里或吊在空货运车下从这样一次远征中返回后，开始和妻子一起盘算还可以坚持多久。卖掉结婚戒指，把家具拿去典当，凭人寿保险借钱，央求亲戚借钱，通常下一步就是尝试搞一个家庭作坊，此前的一切伪装，至此在邻居面前都露馅儿了。可能院子会变成一个迷你高尔夫球场，丈夫可能会开一个“客厅杂货店”，妻子可能会为其他主妇洗衣服、整理房间、修指甲，每次收取1美元。在马萨诸塞州，失业的纺织工会摆一台纺织机在客厅；在康涅狄格州，许多人家在电线上穿安全别针，全家人辛苦工作很长时间，一星期才能挣得5美元。

这些垂死挣扎鲜有获得成功的，因为几乎没有有钱的潜在客户，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父亲们跑到市政府，说自己身无分文，请求成为贫困人口中的一例。这些具体数据因为没有得到妥善保存而无人知晓。失业者大概有1 500万 ~1 700万，其中大部分是家庭中唯一的经济来源。1932年9月的《财富》杂志估计，有3 400万成年男女和儿童没有任何收入。这已将近总人口的28%，像其他所有研究一样，该统计尚未包括美国1 100万在农村地区忍受饥饿的农户。

尼克松总统任职期间，美国农村人口减少到总人口数的5.2%，考虑到这个比例在40年前还是25.1%，这一情况令人震惊。他们没有共享“新时代”的繁荣，经济危机也只使得他们所处的这一全国公认的困境进一步加剧。1932年，一位记者由美国的农民想到了在报纸画刊上看到的蒙古农民，以及平原地区遭遇饥荒带来的阴影。自伊丽莎白女王统治以来，农产品价格从没这样低过。1蒲式耳[1]小麦的价格不到25美分，1蒲式耳玉米7美分，1蒲式耳燕麦10美分，1磅[2]棉花或羊毛5美分，1磅糖3美分，1磅猪肉或牛肉2.5美分，200个一箱的苹果（假设它们都是毫无瑕疵的）40美分。

如果把农民充满了苦难和汗水的劳作折现，这意味着一马车的燕麦买不到一双4美元的托姆·麦克安低质鞋。一马车的小麦可能刚好够，但抵押的利息是每英亩3.6美元，加上其他税1.9美元，种植小麦的农民每英亩亏损1.5美元。以棉花活来说，最强壮、手脚最麻利的人从太阳升起一直辛苦劳作到太阳下山，一共14个小时，采300磅棉花只赚到60美分。用玉米做燃料比卖掉玉米买煤烧更划算。肉类的价格也跌到了谷底，一个人花1.1美元把羊送到市场，最终得到的回报还不到1美元。在蒙大拿州，一个农场主通过借贷买了子弹，花了两个小时宰杀了一群牲畜，却只把它们丢在峡谷里任其腐烂。喂养牲畜花费的钱是赚不回来的。转身离开时，他对一名记者喃喃道：“这是打击‘大萧条’的一种方式，对吧？”

随着农产品价格的暴跌，数以万计的抵押拍卖通知贴在了住户门柱上和州法院门口。据估计，密西西比州1/4的房屋被拍卖。共和党农村报纸编辑威廉·艾伦·怀特曾经恳求胡佛总统去看一看中西部地区的情况，他写道：“每个农民，无论他的农场是不是已抵押，都知道以今天农产品的价格，迟早有一天会破产。“农场主破产了，甚至买不起麻绳，付不起工具维修费，买不起种子，放贷的银行会收回这片土地，而世代拥有这片土地的人只能沦为银行的佃农。与此同时，牧场主用羊肉喂秃鹰，烧玉米取暖，数以百万计的城里人连这足以击垮农民的低价都难以承受（每磅黄油39美分，烤肋排21美分，两打鸡蛋41美分），因为城市里有诸多闲杂人等，所以那些在职人员的工资往往只能维持在“饿不死人”的水平。

没有人来保护他们。总统不赞成削减工资，但他也反对小时工资制，因此，在1932年春，当美国钢铁公司第二次削减工资时，工人们深感无助。工人运动几乎绝迹，美国劳工联合会（简称“劳联”）的成员人数从1920年的410万减少到220万，约占劳动力的6%。1932年爆发了多起殊死搏斗的罢工，全部以失败告终。矿工每月收入10.88美元，还要受检量员的摆布，被迫以高价在公司的商店购物，一旦他们反抗，国民警卫队带领的资方武装队伍就会实行血腥镇压。矿工联合会势单力薄，除了对受害者表示同情，其他什么都做不了。

在林恩和洛厄尔这样的新英格兰工厂小镇，只有1/3的工人有工作，像农奴一般被使唤。其中一个工人离开新罕布什尔州的曼彻斯特，到纽黑文找工作居然被捕了，因为流浪罪被送至法院，法官下令让他回到曼彻斯特的工厂。大量求职者使得雇主们一再削减工资。百货公司职员的周薪只有5美元。芝加哥的一项调查显示，大部分女性工作者的时薪不到25美分，其中1/4的人还不到10美分。1932年，伐木工的时薪已降至10美分，一般承包服务业7.5美分，砖瓦制造业6美分，锯木厂5美分。“大萧条”之前，马萨诸塞州纺织厂很少需要熟练的操作人员，每天工作8个小时，负责20多台织机。现在工厂引入了加速制和加班工作制，作家路易斯·亚当米克看到十几岁的女童工操作着30台宽式纺织机，从黎明到黄昏不停歇。

在布鲁克林的血汗工厂里，15岁童工的周薪只有2.78美元。女工每星期工作50小时，只有2.39美元。1932年夏，康涅狄格州劳工部专员报告说，超过100家商店仅支付每星期工作55小时的店员60美分。纽约市是纽约州压榨劳动力最严重的地方，其服装行业雇用的5万名妇女受剥削程度最深。《时代周刊》报道“无良雇主”将“工资削减到中国的水平了”。织帽子的工人工资是40美分一打，一个工人每星期只能织两打；做围裙是2.5美分一条，一个女孩一天只挣到20美分；做拖鞋衬垫的人做72双才有21美分，如果她每45秒完成一只，一天工作9个小时也才1.05美元；制裤厂的女清洁工缝合熨烫一条裤子可以挣0.5美分，通常5分钟可以完成一条，所以时薪是6美分。厚道的雇主在这种竞争中是无法生存的。需要福利救济的人越来越多，总统还是不肯给予他们联邦政府的帮助，“大萧条”时期第4个冬季来临时，救济开始瓦解。

一名参议员公开呼吁，要用一两天的工资维持一个星期，工人根本没有办法生存，全国制造商协会主席埃杰顿却说：“什么？我支付工资，从来没有想过要以工人的需求为基础，我以效率为准。就个人而言，我上教堂就尽了社会福利责任。”毫无疑问，他认为自己尽到了责任。正如《财富》杂志解释说，当时的理论与过去一致，认为私人慈善机构和半公共福利团体可以照顾老人、病人和穷人。

现在这些机构完全不起作用。“大萧条”使得慈善机构的负担加重，已经耗尽了它们所有捐款。1932年，私人捐款锐减至救济资金的6%，剩下的约3 000万人只能依赖公共福利。不幸的是，地方政府完全负担不起。1930年以来，州政府和市政府财政一直呈现赤字状态。约90%的市政收入来自房地产税收，就“大萧条”时期的美元市值而言，房地产的估价高得令人觉得可笑。如果房东持有建筑物的所有权，那么他们应该缴税，他们的房屋能否产生收入却与法律无关，都得照常纳税。所以，即使他们的租户是靠市政救济度日，没有办法支付租金，房东也要尝试各种方法拿到租金。刚开始时，他们愤怒地将身无分文的租户赶出去。在纽约，随时随地都能看到租户被赶出来；在费城，许多家庭被赶到大街上，小女孩们就此发明了一种新游戏，叫“驱赶租户”。

但出租屋空出来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只是使得这些拥有房产的人遭到咒骂，同时留下未付税的票据。最终，正如哈佛商学院的萨姆·H·斯利克特教授向参议院制造业委员会解释的那样，“只要有失业者牵涉其中的，几乎都暂停收租了”。在大都市地区欠税比率徘徊于20%~30%，缺乏这项收入的城市则削减公共服务：道路没法铺砌，人行道损毁，冬天被积雪覆盖的街道无人清扫。在芝加哥，因为纳税人联合起来拒不缴税，政府两年无此项收入，只好向银行借贷，进一步加深了60万失业人口的苦难。

地方政府已破产，而社会又普遍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贫困都是自找的，因此要得到政府的救济变得极其困难。为了加大获得救济的可能性，在考虑申请救济之前，人们不得不出售房屋和财产，取消保险，借贷无门，并且提供材料证明所有已知的亲戚都已破产。即使这样，在许多城市，未婚人士或没有小孩的夫妻也不会得到任何救济。接受救济的人通常会被平白无故地冠以任何可能的污名。1932年9月，缅因州刘易斯顿投票通过了一项剥夺被救助人的选举权法案。从马萨诸塞到俄勒冈，10个州的宪法中对选民有明确的财产要求，所以这个目标已经实现，无须再立法案。西弗吉尼亚州的医院一定要有人担保支付费用，才肯接收病人。一个孩子需要手术，一定要等到孩子父母保证支付1 000美元后再进行。在得克萨斯州罗伊斯城，两名医生把以下广告刊登在当地报纸上：

请注意：如果你妻子怀孕，打算来罗伊斯城医院，请你一定备好资金，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特此公告。

在一些社区，纳税人协会竟然阻止福利资助的儿童上学，接受公共援助的家庭也不允许进入教堂。

即使克服了一切障碍，能够得到福利申请批准的人也屈指可数。《财富》杂志报道，在工厂区、矿区和佃农农场，“救济仅仅是徒有其名”。城市里只有25%的合格家庭能得到某种形式的救助。1932年，托莱多市市长说：“我见过成千上万受到打击、灰心绝望的男女乞求公共援助，他们总是一副低眉垂首、阿谀奉承的模样。这也是国家倒退的显著特点。”况且即使得到了政府的救济，也不代表失败、沮丧和绝望都结束了。费城一家四口每星期只能得到5.5美元的救济金，反对发放救济金的人冠冕堂皇地宣称这样可以防止穷人腐化堕落。费城少得可怜的救济金相比纽约（2.39美元）、密西西比（1.50美元）和底特律（0.60美元），算是优厚的了。最好的情况下，救济金最多够买食物和燃料。经济危机前，被救济家庭已经过上穿不暖的日子，如今又过了三个冬天，他们身上的衣服早已成了破布。随处可见一家之主穿得像玩杂耍的流浪汉：上衣掉了扣子，手肘处和膝盖处都被磨破，头顶的旧凉帽就像已经在锅炉房挂了很多年似的，网球鞋打满了橡胶补丁，帆布手套两只不一样，身上披着一张肮脏的老羊皮。

通常，公务员和领救济金的人是无法区别开的，因为两者的资金来源相同。作为一个法治社会，有权者会想办法给警察提供体面的制服，因为那时社会治安是大家最担心的问题。可是教师却没有受到同样的关注，他们是政府税源不足的最大受害者。“大萧条”初期，他们微薄的薪酬还要被扣除一部分以补贴流动救济点。在校学生人数每年增加20多万人，学校必须采取进一步的节约措施。没有教室，课桌摆在走廊上、可供暖的移动房屋里和铁皮棚里；美术和音乐课被取消；同一本教科书，一学期这个班用完传给下一个班，直到变得又破又脏，满是破损和缺页；教室变得越来越拥挤。最后，连教师工资也发不出来了。

到1932年，因为资金短缺，全国超过30万儿童辍学。密西西比州、明尼苏达州北部、爱达荷州、南达科他州和亚拉巴马州的教师只好“借住”在学生家里。在俄亥俄州代顿市，学校一星期只上三天课；阿肯色州的300多所学校停课10个月，甚至更长时间。在堪萨斯州，一蒲式耳小麦25美分，而农村教师的工资每个月只有35美元，一年只付8个月薪水，即每年280美元。在艾奥瓦州，教师月薪40美元，只是华盛顿设定的最低工资的一半。阿克伦市欠教师工资多达30万美元，扬斯敦拖欠50万美元，底特律拖欠80万美元，芝加哥竟拖欠2 000多万美元。

芝加哥学校的故事是“大萧条”时期的一段佳话。因为不忍看到50万儿童辍学在街上流浪，当地教师们每天拦过路车上班，“薪水日减”也坚持上课（到1932年，他们只收到了过去13个月中5个月的工资），政府发的临时欠款凭证要“大萧条”过后才能兑现，甚至芝加哥的银行家不肯兑现，教师还是接受了。可是我们看到，市政府竟有资金举办1933年世界博览会。萨莉·兰德当时每星期有6 000美元的收入，可政府却对教育委员会的处境不闻不问。1 000名教师被解雇，那些仍然留下来的都做出了巨大的自我牺牲。1 400名教师中，759名居无定所。他们以自己的保险担保借了112.8万美元，又以42%的高年利率借了23.2万美元。虽然他们自己都很贫穷，却还是用他们空瘪的钱包养活了1.1万名学生。

教师、福利工作者和警察的生活穷困潦倒。20世纪30年代初，没有人叫警察是“猪”，即使他们不得不受命破坏罢工，众所周知，他们和纽约大街上被剥削的工人一样。[3]1930年以来，这些巡逻警察经常在最贫困的街区发放救济品。捐款来自城市的公职人员，包括他们自己都贡献出个人工资的1%。学者卡罗琳·伯德指出：“公开承认贫困应由官方承担责任还是第一次，但承认的并不是管理层，而是一直生活在最底层穷人中的公务员。”

但教师们还是再一次见证了最凄惨的情况，因为最令人心痛的是，“大萧条”的牺牲者就在教室里。在可怕的1932年10月（总统大选前一个月），纽约市卫生局报告，公立学校里超过20%的学生营养不良。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秘书长上报国会，在俄亥俄州、西弗吉尼亚州、伊利诺伊州、肯塔基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矿区，儿童营养不良的比例有时超过90%，这些贫困儿童的症状为“困倦、嗜睡、懒惰”和“智力发育迟缓”。教师建议一个小女孩回家吃点儿东西，孩子回答说：“我不能吃，今天该我妹妹吃。”一个小男孩向访客展示他的宠物兔，男孩的姐姐低声说：“他认为我们不会吃掉兔子，但我们会。”社工莉莲·沃尔德痛苦地问：“你有没有见过父母自己饿了几个星期，饿到控制不住打战，只为了给他们的孩子节省一点儿食物？”可怜的父亲说：“工人没有权利有孩子。”马萨诸塞州的一个牧师说：“我知道一个家庭常年只靠吃小扁豆为生，他们买不起面包。我们的孩子还会遭受什么？”

胡佛总统却对记者说：“其实没有人挨饿，这些流浪汉吃得比以前还好。在纽约，一个流浪汉一天吃了10顿饭。”1932年9月，《财富》杂志直呼总统是个骗子，并表示“2 500万人需要帮助”才是对国家的经济状况更贴切的描述。饥饿事件被《财富》杂志、《旧金山纪事报》、《大西洋月刊》、《纽约时报》报道，也被国会证词记录在案。纽约市福利委员会报告29人被活活饿死和110人死于营养不良，其中大部分是儿童。胡佛从来没见过人们遭受的痛苦，但卸任后就不得不领教一下了：他在洛矶山脉区钓鱼时，一个本地人把他带到了一间小屋，屋里有一个死于饥饿的孩子和7个已经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人。

许多人仍然像牲畜一样才勉强存活下来。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乡村，他们吃的是野生杂草根和蒲公英；在肯塔基州，他们嚼的是紫罗兰的花蕾、野葱、勿忘草、野菜和牲口吃的野草。城市里的母亲们则在码头晃悠，等待被丢弃的废品，还得和流浪狗抢夺。她们会一路跟随装载着蔬菜的卡车，等待着争抢掉下来的东西。中西部一所宾馆的厨师把一桶剩菜放在厨房外的小巷，立即就有十几人从黑暗里窜出来争抢。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长滩，一位66岁名叫弗朗西斯·埃弗雷特·汤森的医生刮胡子时瞥了一眼窗口，在一堆垃圾桶中，“三位憔悴的老女人佝偻着身体在垃圾桶里翻找”。还有全家都一头栽进垃圾场，啃着骨头和西瓜皮的。一位芝加哥寡妇为了不让自己看到食物上蠕动的蛆虫，总是会先摘掉眼镜。晚上的纽约街头，托马斯·沃尔夫看见“无家可归的人徘徊在附近的餐馆，掀起垃圾桶盖，仔细搜寻里面腐烂的食物”，他发现这样的人“无处不在，并且在1932年艰难和绝望的日子里，人数与日俱增”。

1932年，富裕的美国人把垃圾施舍给极度饥饿的农村同胞，就认为是行善。纽约基斯科山的慈善团体麋鹿会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饮食俱乐部命令他们的服务员把剩菜送给有需要的人。《布鲁克林之鹰》报提议建一个中转站，慈善市民可以把剩菜剩饭送到这里，穷人也可以来这里领取。俄克拉何马市的约翰·B·尼克尔斯是一家燃气公司的高管，他制订了一份计划，呼吁餐厅、公民俱乐部和酒店的厨师：“可以把剩饭菜用5加仑[4]的干净容器打包好，标上‘肉、豆类、土豆、面包或其他食物’。”救世军们把这些打包的剩饭菜搜集起来，再分发给失业者。农民捐赠了木柴，由失业者自己去劈。燃气商写信告诉战争部长赫尔利：“我们猜，那些不值得得到照顾的人可能会来给我们制造麻烦，但为了照顾那些值得帮助的人，我们必须与这种情况斗争。”赫尔利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想法，并敦促当局采纳。但这一计划被胡佛的就业紧急委员会会长否决了，因为这样可能会被误解。

似乎尼克尔斯、《布鲁克林之鹰》报、麋鹿会和美国普林斯顿饮食俱乐部会员从来没有意识到，更戏剧性的解决方案随之而来。已经有人在思考吃饱喝足的富人和忍饥挨饿的众人之间的对比，他们觉得自己看到了黑暗的来临。托马斯·沃尔夫常在纽约公共厕所和那些可怜的人交流，直到再也无法忍受听他们讲述痛苦的遭遇。然后，他沿台阶走上20英尺，眺望着“在如此寒冷的冬夜，曼哈顿灯火辉煌。伍尔沃思大楼就在不足50码[5]处，再远点儿的地方往下就是华尔街银色的尖顶，钢筋混凝土之下就是大银行。这盲目的不公平似乎是整个经历中最残酷的篇章，因为在那里，寒冷的月光下，几个街区开外就远离了这人间的不幸和苦难的深渊，照亮了权力的巅峰，全世界的大部分财富都被深锁在那里”。

身处逆境，美国人向来要寻找替罪羊，1932年年初，像沃尔夫这样的“猎人”直击曼哈顿下城。这里的替罪羊肥美又易攻击。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金融家和企业家已经成为国家的英雄。哈佛大学的威廉·Z·里普利对柯立芝总统的警醒也是徒劳，他说“变戏法、耍手段、嘴上抹蜜、坑蒙拐骗”等行为都会威胁经济。柯立芝总统不相信预言末日的预言家。小阿瑟·施莱辛格后来写道：9年来，政府处理业务就像它已经“发现了点金术，可以将资本主义制度的不确定性变成永久的繁荣”。梅隆誉满天下，被称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之后最伟大的财政部长”，《国家商业》报道，美国企业家是“全国最有影响力的人群”。但现在，股市大崩盘三年之后，孩子们这样唱道：

梅隆吹响哨声，

胡佛敲响钟声，

华尔街发出指示，

美国就去下地狱。

不过，这首歌金融巨头们是完全不听的，他们的世界仍然充斥着狭隘、自大和脱离实际。在《文学文摘》杂志上，他们读到的都是对“大萧条”的赞扬：“人们在生意场上变得更有礼貌，在家中也更通情达理，尤其是考虑欠周的女人。过去不识大体的妻子们对自己的丈夫漠不关心、不做家务，现在变得温顺而谨慎。”一名参选新泽西州州长的共和党候选人带来了好消息：“过度的繁荣将败坏人们的道德品行。”报道称，有人请杜邦家族的成员赞助一个星期日下午的广播节目，却遭到拒绝，因为“星期日下午3点，人们都在打马球”。摩根指出：“如果你破坏了有闲阶级，那么你就摧毁了文明。有闲阶级指的是雇用一个仆人的家庭，全国约有2 500万或3 000万个这样的家庭。”当被告知，人口普查数字显示，全国只有不到200万个仆人时，他似乎吓了一跳。人们对他的不谙世事并不感到惊讶。沃尔特·李普曼写道，工业和金融领袖的“影响力和权力已经从历史峰值下降到了历史最低点”。

1932年，美国65%的工业产值由600家企业创造，全国1%的人口拥有全国59%的财富。芝加哥男子塞缪尔·英萨尔担任了85家公司的董事、65家公司的董事会主席、11家公司的总经理。他的公共事业“帝国”有150家公司，拥有5万名员工，为325万名客户服务。1932年元旦，他的证券价值超过30亿美元。失业者们在威克大道地势较低处点燃柴火取暖，抬头看着高高在上的英萨尔办公楼，向记者感叹道为什么英萨尔不能帮他们。

英萨尔不能帮忙，因为他自己也遇到了难题。他的控股公司的金字塔快要坍塌了，成千上万的芝加哥人（包括许多教师）惊恐地得知，英萨尔股票已下跌到1931年价值的4%。英萨尔慌忙地试图挽救，用36个保镖日夜保护自己，但在4月，他的两笔投资信托基金申请破产管理，到6月，他欠下6 000万美元的债务逃往欧洲。库克县大陪审团对他提起公诉。为瞒天过海，他在巴黎安排了新闻发布会，自己却从后门溜出，搭午夜快车前往罗马，然后再飞到雅典。他的律师告诉他那里很安全，因为当时希腊和美国之间没有引渡条约。那时确实没有，但11月初，美希两国外交官便签署了引渡条约。英萨尔男扮女装，包船逃往土耳其。土耳其人把他交给美国当局，他被押解回国审讯，但最终罪名不成立，因为控股的公司没有相关法律监管。幽默作家威尔·罗杰斯冷冰冰地说，控股公司就是警察调查你时，你把罪证交给同伴，就可以安全脱身了。

罗杰斯还说：“这些油滑老练的商人做了很多这样的事情，它们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但又如此接近违规行为，与诉讼只差毫厘。”民主党占多数的国会寻找证据时，几乎将华尔街翻了个底朝天，某些大人物才被挖出来。银行家艾伯特·H·威金做空自己银行（大通银行）的股票，然后向部门谎报。由于经济低迷，国民城市银行（后花旗银行）的查尔斯·E·米切尔撕毁了与纽约粮业银行的合并协议。同一时间，他强迫他的文员和出纳员继续分期贷款购买国民城市银行的股票，并且以经济危机前的价格为准（每股200美元，现在下降到每股40美元）。同时，不要抵押品和利息，他将股东资金中的240万美元贷款给银行职员做投机交易。米切尔曾亏本把债券卖给家人，后来再买回来，这样就可以逃避联邦所得税。摩根也被抓住有类似的问题，在1929~1931年都没有缴纳所得税。《芝加哥论坛报》 的发行人罗伯特·麦考密克上校每年只上缴给政府区区1 500美元税费，却总是发表长篇大论，敦促他的订户悉数缴纳税款。

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对外催促那些不愿意履行税务责任的人，对自己则用另一套标准。梅隆要求美国税务局总局局长为他编写了一份备忘录，详细描述了12种逃税方式，国人对此深感震惊。财政部指派了一位税务专家查办梅隆的个人所得税，发现梅隆采用了专员的5条建议，包括虚报礼物和将损失入账等，从而达到偷税的目的。1932年1月25日，这些事情的揭露引起了得克萨斯州众议员赖特·帕特曼的关注，他要求众议院以“严重犯罪、行为不端”为由弹劾财政部长梅隆，但梅隆的崇拜者众多，对他们来说，这些奇怪证据的披露是对上级的冒犯。其中一个崇拜者是梅隆的律师，他强硬地斥责《纽约时报》记者，因为他们“为激进分子提供了弹药”。

英萨尔的阴谋和避税都是合法的。尽管当时税法有疏漏之处，但是一些人也已跨入了犯罪领域。“瑞典火柴大王”伊瓦·克鲁格是法国荣誉军团大员勋章获得者，是“大萧条”时期胡佛总统欧洲问题的顾问。克鲁格为人正直廉洁，1928年波士顿事务所的李和希金森准备以克鲁格的名义发行几百万美元债券，其人员同意了火柴大王的建议，却没有审查他的账目。1932年3月12日，他买了一把大型手枪，锁上了自己巴黎豪宅的大门，自杀身亡。所有感人的悼词念完后，人们才发现这个火柴大王是盗窃惯犯，犯有诈骗、欺诈和伪造意大利国债等罪行。此外，他还从信任他的投资者那里偷了3亿多美元。

每星期都会有新的爆炸性新闻出现。银行家（或像《纽约时报》 一样称为“银行匪”）约瑟夫·莱特·哈里曼是美国外交家埃夫里尔·哈里曼的表弟，他离开了他所拥有的快要破产的银行，逃到曼哈顿的敬老院避难。警察步步紧逼，他又逃到长岛的小旅馆，化名登记入住，结果拿骚县警方还是发现了他。哈里曼试图用一把屠夫的刀插入自己肋部，自杀未遂，他被控伪造银行账目和滥用资金，被判刑两年。美国银行（美国破产了的最大的银行）执行副总裁索尔·辛格也因同样的罪名获刑，后来联邦燃气与电力公司总裁霍华德·霍普森作为188 576名投资者的负责人，在华盛顿乘坐黑出租出逃后被警察抓获，被控17项邮件诈骗罪。乔治·索克思写道：“这个国家的昔日领导者已逐渐让人丧失了信心。”众议员菲奥雷洛·拉瓜迪亚谈到股票操纵案时说：“和这些事实一样，我相信凡是做股票，背后都是一样肮脏的故事，因为这就是一个大染缸。”市场大亨约瑟夫·P·肯尼迪总结：“人们本以为领导美国各大企业的人个个诚实可靠、道德高尚，但如今这一信念已经彻底破灭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胡佛的复兴金融公司采取的经济措施只能被称为一个重大的政治失误。1932年，国会领导人终于授权复兴金融公司推进国家3亿美元的失业救济行动。然而到年底，实际只有3 000万美元发放到各州，这仅等同于道斯借给自己的共和国中央银行和芝加哥信托公司金额的1/3。总统打电话给俄亥俄州前参议员阿特利·波默林，任命他接替道斯，当时波默林口袋里只有98美分，在他去宣誓就职的路上，十几个乞丐向他乞讨。作为公共政策，复兴金融公司失败了。数百万人把它称为“大企业救济所”，它也的确如此。

但这样批判复兴金融公司就像批判梅隆一样，会激起麦克阿瑟将军之流的粗暴反应，他们认为国家安全受到了威胁。富人也开始不由自主地害怕饥民，这种恐惧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个民主党领袖会在1932年春遭到旧友的突然抨击。阿尔·E·史密斯出生在城东出租房内，15岁时已成为福顿街鱼市场检查员，后来不断晋升，通过坦慕尼协会活动，成为纽约州州长。1928年，史密斯与胡佛竞选失败期间，富兰克林·D·罗斯福在奥尔巴尼当选纽约州州长。史密斯说：“离开在奥尔巴尼居住了6年的官邸，我无法心平气和地看第一大道，所以我去了第五大道，我签了租约，每年1万美元租金。”股市大崩盘以来，史密斯始终坐着豪华轿车，由私人司机载着在曼哈顿穿梭。他是好几家银行和保险公司的董事、大亨的密友和帝国大厦的总裁。他来到了新的层次、更高的水平，因此他欣喜不已。

1932年4月7日星期四，全国人民听到全国联播里传来了新的声音——富兰克林·罗斯福充满热情、活力和自信的声音。这位州长谴责胡佛政府救济大银行和企业，他嘲笑“肤浅的思想家”没有办法帮助农民。他说：“这些不愉快的时候，需要制订建设计划，对被遗忘的经济金字塔的底部的人们重拾信心。”

史密斯在杰斐逊纪念日（4月13日）晚餐时大发雷霆。他声音沙哑、满脸通红地说：“总有政治竞选老手危言耸听，说国家出了问题，这种话已经让人恶心、厌倦了。现在可别想再挑唆了。我不惜脱了外套，与那些挑拨离间、教唆美国劳动人民自寻死路、搞阶级对立、鼓动有钱人斗穷人的人拼到底。”

回想起来，史密斯的爆发不可思议，引起这一抨击的话语十分温和。毕竟，罗斯福仅仅是建议为挨饿的穷人做点儿实事。

罗斯福的总统竞选征程是在纽约市麦迪逊大道331号一个不起眼的办公室开启的，并不顺利。自从成为了不起的罗斯福州长，他就成为民主党的领军人物，但随着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他迅速失势。他最忠实的下属是61岁的路易·麦克亨利·豪——一个长相难看的前记者，他喜欢一接电话就说“我是中世纪矮人”。美国其他州的许多政治家都对他避而远之。但批评家发现，罗斯福的竞选本就没有什么吸引力。右派的伯纳德·巴鲁克叫他“没有希望”的州长，泽西市老大弗兰克·黑格说他“完全没有在11月竞选中获胜的机会”，支持阿尔·E·史密斯的斯克里普斯 – 霍华德报团表示“富兰克林·罗斯福就是另一个胡佛”。

罗斯福是当时两党人士中唯一一个提出以改革的方式帮助国家走出困境的领导者，但自由派针对他的谩骂尤为严重。记者海伍德·布鲁恩、埃尔默·戴维斯和沃尔特·李普曼都很瞧不起他。《新共和》周刊说他“没有超群的智力，也没有过人的耐力”。5月11日，在一封写给罗斯福的公开信中，《国家》杂志编辑奥斯瓦尔德·加里森·维拉德写道：“你已经深深打击了美国人的信心，他们不再相信非常时期会有非凡的领导者出现，使我们的体制得以幸存。”通过《国家》杂志会前筛选过的议题，可以发现反对罗斯福的评论：“……他的竞选没有什么希望”、“他的竞选激发不出人们的热情”、“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人会把他当领导”、“只有软弱和妥协”、“此时又有另一个软弱无能的人代替了赫伯特·胡佛加入总统竞选，这会是更大的灾难，因为我们都误以为富兰克林·罗斯福是一个真正的自由派”。《国家》杂志还模仿斯克里普斯 – 霍华德报团的腔调写道：“胡佛换了个名字，但仍然是胡佛。”

1932年，按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规则，要想赢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需要2/3的选票。史密斯迅速成为反对罗斯福联盟的领导者。两人都在4月下旬进入马萨诸塞州初选，史密斯给了罗斯福重重的一击，拿下了本州全部36票，获胜的比率为3∶1。随后的一个月，爱给人扣“赤色分子”帽子的众议院议长约翰·南斯·加纳得到赫斯特报系的支持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初选中以60 000票获胜，罗斯福居第二，史密斯以微弱劣势居第三。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使罗斯福能够赢得民主党代表大会的支持，那就是与各州民主党领导打交道。6月下旬，民主党人聚集在芝加哥（两个星期前，共和党人在此重新提名胡佛，此前，一位提名柯立芝的代表已经被芝加哥警察从大厅逐出），麦克亨利·豪开始在国会大酒店1502室筹谋他的计划。“你有什么要求？”他问弗吉尼亚州前州长哈里·伯德。伯德说他想成为美国参议员。“这是你开的条件？”麦克亨利·豪反问道。伯德说就是这样。弗吉尼亚州已经有两名民主党参议员[6]，但麦克亨利·豪说：“很好，我们可以让格拉斯或斯旺森进入富兰克林的内阁。”那时的政治家非常直接。

芝加哥体育场的主席台下，约翰·E·麦克法官准备发表一个毫无新意的演讲以提名罗斯福。民主党已经通过了一项骇人听闻的党纲，保证联邦削减25%的支出、平衡预算、遵守金本位制、经济自由化，以及唯一可取之处——废除禁酒令。罗斯福的支持者们甚至连一首主题曲都没有。史密斯已经抢占了《纽约人行道》这首歌，反正州长的家乡海德公园也没有人行道。为了颂扬罗斯福担任海军部助理部长时的贡献，麦克亨利·豪决定使用海军军歌《起锚》。麦克亨利·豪的秘书突然出现并告诉他：不能用《起锚》，因为它被用在了香烟公司的广播电台广告中。相反，她建议选用米高梅电影《追逐彩虹》中有关股市大崩盘的歌曲。她在1502套房的卧室里又蹦又跳，边打拍子边唱歌。豪无奈地同意了，拿起电话说：“告诉他们播《幸福的日子又来了》”，这样就诞生了新一代民主党党歌。麦克法官讲完话，游行开始，声音从廉价的管风琴传出：

幸福的日子又来了！

天空晴朗澄澈！

让我们唱起快乐的歌！

幸福的日子又来了！

这首歌曲虽然活泼欢快，但效果还是不明显，经过三次投票，民主党代表大会仍在僵持。有些罗斯福支持者开始动摇。在全州统一投票规则下，密西西比州阵营损失一票就意味着失去了整个州。罗斯福的竞选团队采取了长岛政客吉姆·法利的建议，承诺竞选成功后加纳可出任副总统。威廉·伦道夫·赫斯特担心罗斯福势力的解体会导致支持国际联盟的候选人当选，在他的建议下，加纳同意了这个方案。加纳从华盛顿给他竞选团队经理人萨姆·雷本打电话，于是加利福尼亚州成为罗斯福阵营中的一员。挤满看台的史密斯的支持者，听闻此事不禁暴怒。史密斯的代表们拒绝民主党一致支持罗斯福，四处撕毁罗斯福的海报。威尔·罗杰斯评论：“啊！今天他们是民主党人，他们在混乱纷争中对战，据理力争，不断分裂与言和，这就是民主党的传统精神。”其他评论家说的还没有这么委婉。海伍德·布鲁恩嘲笑罗斯福是“混乱的民主党代表大会中见缝就钻的候选人”。H·L·门肯在《巴尔的摩太阳报》上写道：民主党人推选出了他们最软弱的候选人。《旧金山纪事报》也对此表示赞同。胡佛总统第二天早上与朋友掷重力球锻炼时，也点头同意门肯的说法。有人向胡佛保证，美国人仍然保守，也有人说难以想象选民会选出一位毫无希望的跛子做领袖。那时，计划中的诽谤性造谣活动已经拉开序幕。

罗斯福乘坐福特三引擎飞机从奥尔巴尼飞抵芝加哥，因为天气原因经停了两地，9小时的颠簸飞行中，他写下了接受提名演讲稿。从来没有人这样愉快地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但罗斯福认为“大萧条”就是在召唤史无前例的举措。他站到民主党代表前，放好拐杖，说他希望民主党能够打破“荒谬的传统”。他大声说：“为了美国人民的新政，我请求你们和我一起。”一些代表认为，这是西奥多·罗斯福的“公道治政”和伍德罗·威尔逊的“新自由”的巧妙结合。然而，记者发现罗斯福是一个伟大的借用者。“被遗忘的人”来自1883年社会学家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的讲话，而斯图尔特·蔡斯刚刚出版了一本书，名为“新政”。罗斯福并不太在意一个字、一个想法或一个计划的来源。他的治国之道总结在奥格尔索普大学的演讲中：“除非我曲解了美国人的意图，国家需要也必须要大胆且坚持不懈地探索……总之，尝试新事物。”他已经开始招揽大学教授，搜集建议。《纽约时报》的詹姆斯·基兰称他们为“智囊团队”，其他人（包括罗斯福）借用时将其缩写为“智囊团”。

如果对天才的定义是一个有超凡能力、善于利用各种人才和事物的人，那么民主党提名的候选人是合格的。他使约翰·甘瑟想起“万向接头，或者更确切地说，一个配电盘，一个变压器”，其他人的智慧和力量可以借此传播。一年之内，他会因此变得充满传奇色彩。但作为一名候选人，他仍然被视为凡人——年过半百，有宽厚肩膀的人。他的长臂和那大而厚实、满是雀斑的双手，也弥补了一些双腿残疾的不便，他有稀疏的灰发、微隆的啤酒肚，深蓝色的眼珠嵌在棕色阴影中，嘴边有两条括号曲线形的皱纹。毫无疑问，在格罗顿学校校长恩迪葛·皮博迪的传统道德引导下，罗斯福被培养成一名绅士，成就了他坚强的内心。他也许是全国唯一把经济问题看作道德问题的人。罗斯福的自信让人震惊，有人说“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和记忆力如有神助”。他还记得童年时代看过一次的意大利的街道和建筑物，当说起战争中有一条船在苏格兰附近海域沉没，被鱼雷击中或是触礁时，罗斯福说可能是触礁，接着滔滔不绝地讲那个季节海浪高度以及礁石水下位置。他最喜欢的表演之一（他一直是一位演员）是让参观者在没有文字的美国地图草图上任意画一条线，他就能说出这条线贯穿的几个县的名称。他总是不断追求进步，他一看到撒哈拉沙漠，就会想引水灌溉。在当时停滞不前的世界上，他已经全球闻名。布鲁塞尔的《明天报》占星师发现他过度的理想主义，对快速改革有着极大的热情以及“眼光精准”，还说1941年后，他可能会遭遇意外。

罗斯福告诉国民：“必须达到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平衡……才能有所成就。”这完全不是理论家想要听到的话。英国工党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基冷笑道，罗斯福“企图用一颗小药丸弥补地震损失”。李普曼称他太软弱，太急于讨好，对每个人都面面俱到。欧内斯特·K·林德利报道，美国渴望的是救世主，但是罗斯福先生“看起来或听起来都不像一个救世主”。哲学家约翰·杜威认为关于提名罗斯福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说法纯属“自我毁灭”。劳工组织日落西山，拒绝支持任何候选人。

美国人对于两大政党高度不满。威尔·罗杰斯总结说：“大部分人都觉得，如果有可能，他们想给所有人投反对票。”在堪萨斯州，共和党州长候选人阿尔弗雷德·兰登因为两党之外的第三党竞争者“山羊腺医生”约翰·布林克利博士的加入，地位受到威胁。在加利福尼亚州，阿拉米达县地区检察官厄尔·沃伦竞选连任时，竟有6个莫名其妙的候选人与他竞争。在党内，罗斯福能否得到路易斯安那州官员休伊·朗的支持，成为让他心存疑虑的问题。这位官员总是带着枪，在罗斯福看来，他是美国两个极其危险的人物之一（另一位是麦克阿瑟将军）。

李普曼在罗斯福和胡佛之间没有看到“基本原则上的分歧”，“左”派叛变的迹象尤为明显。刘易斯·芒福德说：“如果我投票，就会投给共产党人。这是立志拯救文明的共产主义。”芝加哥大学教授保罗·H·道格拉斯（后来成为民主党要员）宣称民主党的毁灭将是“我们政治生涯中非常好的事情之一”。9月，约翰·张伯伦写道：进步主义“要么是指诺曼·托马斯（社会党领袖），要么是指威廉·Z·福斯特（美国共产党创建人），虽然这两个人都难有作为”。托马斯的支持者包括诗人斯蒂芬·文森特·贝尼特、神学家雷茵霍尔德·尼布尔、斯图尔特·蔡斯、埃尔默·戴维斯、莫里斯·恩斯特，以及《新共和》周刊和《国家》杂志的编辑们。维拉德继续他的长篇大论，关于罗斯福，他这样写道：“他提到‘被遗忘的人’，但从来没有真实地、充满激情地、明白地告诉我们‘被遗忘的人’被剥夺了什么或者我们应该为他做些什么……我们在他身上完全看不到领袖气质，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可以满足这个非常时期的需求。”

这种说法有些夸张，但是美国交通运输研究委员会在《新共和》 周刊上写到“罗斯福竞选抱骑墙态度”，《时代周刊》说罗斯福“出现在竞选的浪潮中，精力充沛、善良、出身名门、彬彬有礼，但怯于改革”，都是对他最准确的描述。9月23日，候选人只对旧金山联邦俱乐部成员做了一场非常激进的演讲，后来再也没有过。当时他自己的观念还很保守，赞成金本位制、平衡预算和商业自由竞争。此外，他必须保持党内团结一致。对于民主党“左”翼分子来说，他们有一个休伊·朗，右翼就有10个像阿尔·史密斯和加纳这样的人，他说“我们应该停止谈论‘被遗忘的人’和阶级差别”，加纳传话给罗斯福，如果他再进一步推进这些“激进的思想”，他们会将我们“狠狠地踢出去”。罗斯福没有再进一步。他的演讲被指充满含糊和矛盾之处，许多段落似乎反映出粗浅的乐观主义，在匹兹堡发表的一次演讲更犯下了可怕的错误。“铁裤汉”休·S·约翰逊将军成为罗斯福智囊团中的一员，他是巴鲁克的朋友，也曾经是麦克阿瑟将军在西点军校的同班同学，后来在墨西哥边境曾与乔治·巴顿共住一个帐篷。他年幼时常高呼 :“除了休·约翰逊，每个人都圆滑世故到令人生厌，只有他很好。”这仍然是约翰逊将军的做人态度，他认为其他智囊团成员都是令人讨厌的人，他跟随罗斯福乘火车到处竞选，趁智囊团其他成员离开列车时，他说服了罗斯福将要求联邦预算减少25%写进民主党竞选纲领。4年后，罗斯福还将听到这样的意见。

罗斯福的支持者对他的关税立场和电力工业并不感兴趣，他们关心的是采取措施的人。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杰出的领袖：他有力地昂着头，眼睛里闪烁着光芒，烟嘴斜指天空，他的海军大氅优雅地从厚实的肩膀上垂下。他是热情、温暖和尊严的写照。他总是面带微笑，总是称呼人们“我的朋友”。即便他的演讲没有充分阐明公共政策，仍然很吸引人。编辑们读到罗斯福的话“一个国家真正的也是唯一的资本就是其自然资源和人民”也忍不住叹息。选民被州长表现出的诚意打动。对他们来说，他传递的信息清晰而具体，比喻通俗。他关心人民，人民也能感觉到。竞选对于他和人民来说，都是一次很好的教育。罗斯福向西穿过平原，他第一次意识到国家的经济情况已变得多么让人绝望。他对一个朋友说：“我看着成千上万美国人的面孔……他们脸上都浮现出走失的孩子般惊恐的神色。”

同时，回到白宫的胡佛已经重整旗鼓，罗斯福的演讲并没有对其产生影响。《文学文摘》对罗斯福胜利的预测可能会对投票产生影响，所以人们对总统选举下注，罗斯福对胡佛的比率是7∶1。然而，真正的冲击来自缅因州。缅因州9月还在投票，统计选票时发现，该州选了一位民主党州长和两位民主党众议员——这是共和党自内战以来第一次遭遇这样的挫败。1928年胡佛参加总统大选，在40个州的选举中获胜，他却一脸茫然。他告诉秘书，这意味着“我们要力拼到底”。此前他曾表示，4个月的竞选活动后，罗斯福会失去商界对他的信心，他认为这可能会以某种神秘的方式决定选举结果。像福特汽车这样的公司，实际上已通知其员工“为了防止时局进一步恶化，也为了使之变得更好，胡佛总统必须当选”。但很显然，员工没有听从老板的指示。此外，还曾有一些来自共和党的“逃兵”，最著名的是爱达荷州参议员博拉和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海勒姆·约翰逊。

所以胡佛穿上他的高脚鞋和赛璐珞领，走到了他的人民之中。他很幸运，还能活着回来。他特意采取了卑鄙的手段，向他的内阁成员透露说，国民对他怀有“仇恨”，唯一获胜的办法是引发人们“对罗斯福接下来的行为的恐惧”。在德梅因市，他谈到关税：“如果关税取消，成百上千条城镇街道都会成为荒芜的草地，大片农田会长满杂草。”听众们却嘲笑胡佛还推着“胡佛车”，上面写有标语“无论胡佛说什么，我们都会做到，这不是信口开河”。在印第安纳波利斯，胡佛告诉听众，罗斯福说的都是“废话、错话、空话、假话、污蔑的话、愚蠢的话和诽谤”，听众们嘘声一片。在克利夫兰，他承诺没有一位“有功劳的”市民会饿死，却遭到了人们的一阵嘲骂。在圣保罗，提及补偿金远征军的暴动时，他说“感谢上帝，我们仍然有一个地处华盛顿的政府，知道如何处治暴徒”，人群回以巨大的咒骂声。底特律是最糟糕的，全市有25万人需要救助。在车站，迎接胡佛的是嘘声和骂声。骑警挥舞着警棍，驱散人群，他的豪车所过之处，数万群众挥舞着拳头高喊“绞死胡佛”，标语上写着“打倒胡佛，残杀退伍军人的凶手，弄垮银行家的罪魁祸首，枪杀老兵的子弹”。后来一个特工告诉记者：“自从西奥多·罗斯福时代以来，我一直跟随历任总统四处巡视，在此之前，我从未见过有人对总统发出这样的嘘声，也没有见过有人冲到街上对总统嗤之以鼻。这可不光彩。”警察局局长看着胡佛倒霉透顶的样子，胡佛当时气得几乎说不出话来。现在，当他乘坐的列车开过这片凄惨的土地时，人们愤怒地朝他扔鸡蛋和西红柿。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只好打电话给卡尔文·柯立芝。

柯立芝说他的喉咙不舒服，而且“真的很难再说些什么”。他的困难是可以理解的。在马萨诸塞州北安普敦，他自己的银行要破产了。最后，他同意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发表讲话。共和党人以为柯立芝的名号一打出，花园定会人山人海。然而，上座率不到1/3，引座员不得不跑到外面乞求路人听一听这位唯一在世的前总统的演说。广场上，共和党的忠实信徒们给了他长达两分钟的掌声以示欢迎，他指了指手表，示意停止，意在说明欢呼声已经浪费了价值340美元的时间。“这就是卡尔文啊！”有人喊道。但他不是曾经的卡尔文，观众也不是原来的观众。他说：“共和党相信振兴工商业带来的收益会为普通人的生活造福。”他顿了顿，等待观众的掌声，却只有一片寂静。他又说了一句“当我在华盛顿时”——观众们哄堂大笑。他百思不得其解地摇了摇头，以前从来没有人嘲笑过柯立芝讲话。他断断续续地念完稿子，回到家宣布自己已“精疲力竭”，15个星期之后就去世了。

现在，执政党是真的快绝望了。农业部长诬蔑罗斯福为“花样百出的骗子”，海军部长预测：“如果罗斯福当选，1亿美国人的家庭和生活可能遭遇危险。”胡佛哭喊着：“我的同胞们！决定国家百年发展方向的根本问题是，我们是忠实于美国传统，还是乱搞新花样。”他耷拉着肩膀，眼角的鱼尾纹又深了，嘴边的纹路更明显了。在胡佛最后一次通过广播向选民发出的呼吁中，他提出预警“要小心各式各样假惺惺的承诺”。威廉·艾伦·怀特指出，他的声音是“多么疲惫”，他的话已经变得“多么空洞，只是悲伤的幻灭”。

胡佛与州长罗斯福已经形成鲜明的对比。罗斯福说：“可能你们不会完全同意我的观点，但大家都对我很客气……我们团结起来，形成一条最坚实的纽带，才有助于摆脱萧条。”他是坦荡自信的，从来没有一个参加总统大选的人可以像他一样信心十足。大选之夜，设在比尔特莫酒店的民主党纽约总部里，他的美国优秀大学生荣誉学会会章在他深蓝色的背心上闪闪发光。他接到不断传来的好消息，直到次日凌晨零点17分，胡佛承认失败。罗斯福已经攻下48个州中的42个，除了康涅狄格州、缅因州、佛蒙特州、新罕布什尔州、特拉华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共得了472张选举人票。《时代周刊》讽刺胡佛这位“遭拒的总统”只得到59张选票。自林肯以212∶12击败麦克莱伦之后，这是两党总统竞选中以最大优势取得的胜利，不过有人指出，诺曼·托马斯的民众选举得票已从267 240票跃升至728 860票。为了庆祝胜利，麦克亨利·豪打开了一瓶珍藏了20年的雪利酒。那天晚上，三个出生在布鲁克林的贝思 – 艾尔医院的新生儿，分别取名为富兰克林·德拉诺·梅布鲁姆、富兰克林·德拉诺·芬克斯坦和富兰克林·德拉诺·拉金。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结束竞选回到位于东65街49号的宅子里，母亲拥抱着他幸福地说：“这是我生命中最棒的时刻。”然而罗斯福似乎已经失去竞选时的信心。楼上，他25岁的儿子把他扶到床上，靠在床边亲吻道晚安。罗斯福抬头说：“你知道吗吉米，我的一生中一直只害怕火，今晚我好像开始担心别的东西了。”儿子问： “担心什么，爸爸？”罗斯福回答：“我担心我可能当不好总统。”

第二天早晨，罗斯福倚在床头，看着报纸上全国的社论评论，备受鼓舞。甚至连《芝加哥论坛报》也说，他的“性格和主张让人民满意，他美好的愿望和信念给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特质本来就在那里，并不是用来达到目的的手段。如果他没有敏锐的眼光发现别人隐藏的动机，就无法赢得竞选，那天早晨他正需要这样的眼光。胡佛发来贺电，他必须给予回复。起初，他在背面写他准备在未来几个月内“与你合作”，然后他停顿了一下把它删去。随后，他潦草地写道，他“准备在各方面进一步努力，共同建设祖国”。直到1932年3月4日，新一任总统才宣誓就职。面对即将到来的4个月群龙无首的过渡状态，他有一种预感，胡佛会竭力将他套在上届政府那些名誉扫地的政策上。事实证明他的预感是正确的。

12月5日，“跛脚鸭”第72届国会成员回到了国会山，成员们对华盛顿的印象还停留在远征军的暴动吓得很多失业家庭惊魂未定地离开了华盛顿，但此时换成他们大惊失色了。2 500多人在国会山的台阶上迎接他们，呼吁：“救济穷人，向富人征税！救济穷人，向富人征税！”新警察局长下令不许如此纵容这些搞破坏的人，命手下毫不松懈地监视他们。手拿催泪弹和防暴枪的警察将他们赶出了国会山，然后将其围捕，沿新泽西大道赶到梅格斯营地——位于纽约大道的暂时驻扎营地。局长告诉记者，他已经把这些示威者关到一个“拘留营”里了。看守嘲笑他们，不给他们水、食物、医疗照顾，甚至剥夺了他们上厕所的权利。威斯康星州众议员向他的选民报告说，他看到警察故意激怒那些人。在冰冷的地上蜷缩了48小时之后，他们才被释放。离开时，他们唱起了刚学会的歌：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尤其是在第72届国会任期的最后几个月里，饥民游行的声音从东海岸传到西海岸。在纽约联合广场，35 000人挤在一起聆听共和党人的演说。在俄克拉何马、明尼阿波利斯和圣保罗，人群闯进杂货店和肉类市场抢夺货架上的商品。大多数人的内心仍然有无法消除的绝望（那年冬天自杀率增加了两倍），但越来越多的暴动爆发。在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4 000人占领了州议会大厦，另有5 000人占领了西雅图10层楼高的市政大厦，5 000名芝加哥教师忍无可忍，冲进了城市里的银行。失业者越来越熟悉《国际歌》的旋律。42岁的激进主义者路易斯·布登兹带领俄亥俄州的失业者联盟在哥伦布市议会大厦前游行，他们的口号是：“我们必须夺取政权，建立工人和农民的共和国。”

制度、权威和私有财产的观念（这是不言而喻的原则，社会学家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后来将其称为“将社会团结到一起的黏合剂”）显示出了瓦解的迹象。拒绝缴税和对公司私有煤层的违法开采都是不祥的征兆。未经主人同意就开垦空地种菜。底特律停发救济金后，爆发了分散且毫无目的的暴乱。有些地区的居民全都搬走了。佛罗里达州的基韦斯特宣布破产，没有钱支付给环卫部门，整个街道都是废弃物品和生活垃圾。饥民叫嚣着要采取暴力行动。马萨诸塞州的一个市长看着2 000名无业游民在市政大厅周围游荡，写道： “一个诱因就可能使他们变成暴徒。”北卡罗来纳州州长马克斯·加德纳发出了“剧烈的社会动荡和政治革命的危险警告”。听说伊利诺伊州不愿意拨款救济全市60万失业者，芝加哥市市长安东·瑟马克告诉州议会：“关闭救助站之前请先派军队驻守。”

富人们心急火燎。招聘部门的员工变得粗暴，银行柜员异常紧张，官员们一点儿小事就找警察，警察动不动就抽出警棍。亨利·福特一直是和平主义者，现在他也随身携带枪支。在弗吉尼亚里士满，感恩节过后的几天，来自当地失业委员会的代表团前来拜访市长J·富尔默·布赖特，市长告诉警察局长：“抓住这些人的脖子和裤子，给我扔出去。”在宾夕法尼亚州费耶特县，矿务公司警卫开枪打死了4名矿工。纽约下令禁止苹果小贩在人行道上摆摊，入住瑰西园（纽约市市长官邸）的约翰·P·奥布莱恩向人民承诺“你们的新市长一定会保持强硬的态度，绝对不允许远征军踏进纽约市界内一步”。便衣警察挥舞着警棍，闯入了纽约联合广场的集会，《纽约时报》 报道“妇女的惊呼惨叫和男人们血肉模糊的头和脸”。俄克拉何马城警方用催泪弹破坏集会，驱散了人群。西雅图警方用消防水龙将他们从西雅图市政大厦逐出。芝加哥执法人员用警棍驱赶申请补发工资的教师，其中两名警察抓住一个中年女教师，第三个警察劈头打过去，打烂了她的脸。

劳联发言人在参议院委员会前做证：“我们许多工业城市发生暴动，大部分参与者对共产主义一无所知，他们想要的只是面包。”然而，对于有产阶级来说，两者并无区别。正如罗伯特·舍伍德写道：未来的路似乎被“不明的怀疑”蒙上了阴影，“忽闪的凶光刺破安宁，照亮的只是令人恐惧的情形”。既然政府无法维持秩序，那么人们只能力求自保。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铁路和电话线被切断、周边公路受阻的情况，许多城市的商人们自发组织起自卫委员会。很多人储存蜡烛和罐头食品，有个好莱坞导演随身带着一套旧衣服，这样他可以一有情况就“混进人群中”。纽约的酒店发现，通常一入冬就来租套房过冬的有钱客人，现在都躲在他们乡下的别墅里，有些人甚至在屋顶上安装了机枪。

他们不是过度紧张、胡思乱想。充分的证据表明，如果罗斯福真的是另一个胡佛，美国将紧随7个拉丁美洲国家的步伐，面临政府被“大萧条”难民推翻的境况。查尔斯·M·施瓦布是认为改革指日可待的富豪之一，这位哈佛商学院院长说：“资本主义正在接受审判，而这次审判的结果可能决定整个西方文明的未来。”有关暴动迫切性的文章出现在《耶鲁评论》、《哈泼斯》、《斯克里布纳》、《美国信使》和《大西洋月刊》上。诺曼·托马斯后来说，“从总统竞选到新总统就职”的这段时间，“之前从来没有，或者说从那时候才开始听说这么多对民主政体和美国体制的批评”。

关于美国应采取哪种形式的政体的问题，当时存在很大的分歧。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偏向“左”派，对于他们来说，社会主义只是前进道路的中间段。约翰·多斯·帕索斯轻蔑地将社会主义比喻为啤酒。公开拥护共产主义的人包括多斯·帕索斯、舍伍德·安德森、欧斯金·考德威尔、马尔科姆·考利、林肯·斯蒂芬斯、格兰维尔·希克斯、克利夫顿·费迪曼、厄普顿·辛克莱和埃德蒙·威尔逊。威尔逊极力主张“从共产党人那儿把共产主义拿过来”，并随后补充道，苏联是“世界上道德的最巅峰，那里的光芒永不熄灭”。威廉·艾伦·怀特称苏联为“星球上最有趣的地方”。连每月一读俱乐部都选择《新苏联初级读本》与读者分享，其中有美国混乱与苏联井然有序构成的对比。威尔·罗杰斯说：“那些苏联的流氓……都有极好的点子……只需试想一下，一个国家，每个人都有工作，该是多美好的事情。”埃尔默·戴维斯说，追求利润已经失效。连斯科特·菲茨杰拉德都在读马克思的著作，他写道：“要进行改革，可能必须加入共产党。”斯图尔特·蔡斯在《新政》中问道：“为什么苏联人可以获得重塑世界的乐趣呢？”政府部门里不止一个人受到“左”派思想的诱惑。密西西比州州长西奥多·G·比尔伯坦言，“我已经快被共产主义染红了”，明尼苏达州州长弗洛伊德·B·奥尔森更直率，他命令一位华盛顿官员“回去告诉他们，奥尔森正在进行明尼苏达州国民警卫队的新兵招募，他不接纳任何非共产主义人士”。为了让大家都清楚明白，他说得很明确，又补充道：“明尼苏达州处于‘左’翼状态。”

但更大的危险在于政治频谱上的右派。知识分子缺乏权力，比尔伯和奥尔森都是政治怪人。有钱又有影响力的人以及战争部长赫尔利都是右派。早在1931年政府就抵制裁军，因为裁军会“削弱我们维护国内和平与秩序的力量”。1932年9月，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已经通过一项决议，声称“现有的政治手段不能及时和有效地解除经济危机”。“美国法西斯协会和黑衫党”已在亚特兰大成立，虽然它的名声并不好。（当被问到法西斯主义是否会出现在美国时，休伊·朗回答说：“当然会，但在这里，它会被称为反法西斯主义。”）黑衫党之后，又有了银衫党、白衫党、褐衫党和美国民族主义党等。如果新总统无能，那么某后备役军官的秘密组织准备采取行动。史沫特莱·D·巴特勒将军做证说，纽约某债券推销员曾试图支付给他1.8万美元现金，劝他加入右派。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告诉他的学生，极权主义政权培养的人“在才智、坚强和勇气等方面都远胜于选举制度培养的”。如果有人可以代表美国的统治阶层，那一定是巴特勒博士，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不仅拥有34个荣誉学位，还连续担任了30年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

还有谁愿意为了培养出在才智、性格和男子气概上都更胜一筹的人，牺牲立宪政府呢？除了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和鼓动巴特勒将军的债券推销员，很少有人如此公开地极力支持极权主义，但很多人支持极权主义的原则。堪萨斯州州长兰登宣布：“即使接受一个国家独裁者的铁腕治理，也比使国家瘫痪中风好得多。”1932年，纽约众议员小汉密尔顿·菲什说：“如果我们不给现行制度独裁权，那么人们就会改变制度。”1933年2月，他写信给罗斯福，他和共和党成员们已经准备好“赋予你一切需要的权力”。阿尔·史密斯认为应该将宪法束之高阁，直到危机结束。《名利场》杂志的副主编们，包括克莱尔·布思·布罗考（后来的卢斯夫人）要求：“让独裁者掌权！”沃尔特·李普曼想削减国会权力，赋予总统一切权力。他说：“危险不是我们将失去自由，而是我们将无法快速和全面地行动。”共和党参议员戴维·A·里德直言不讳地说：“如果这个国家什么时候需要一个独裁者，那么就是现在。”

在《纽约客》的一幅漫画上，格林尼治村舞会上，一个女孩告诉一个无精打采的年轻人：“哦，这一切都非常简单，我们的小团体只需要控制住发电站和广播电台。”大多数人认为当前的危险在于城市可能发生暴动。战争部长赫尔利正在城市区域附近集结军队，但反抗总有办法战胜权威，总是在让人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生暴动。农民一直被认为是最保守的美国人，但就是在共和党的艾奥瓦州（胡佛的家乡），皮肤黝黑的当地农民首先拿起了干草叉和猎枪冲向前线。他们终于拿起武器与剥削他们的体制斗争，经销商以两美分从他们手里买来的1夸脱[7]牛奶，在苏城可以卖到8美分。

在艾奥瓦州，在农民联盟的前主席、64岁的米洛·雷诺的领导下，农民封锁了所有通往苏城的10条公路，把削尖的电线杆和圆木材横在马路上。只有给医院送牛奶的卡车可以通过，其他卡车开不过去，牛奶桶里的牛奶只得倒入水沟，或者带到城镇上免费分发。同情暴动的电话接线员提前一小时就向农民报信：国民警卫队要来了。警员们被迫解除武装，把手枪和徽章扔进玉米田。20号公路因而被称为“邦克山[8]20号公路”。看着《哈泼斯》杂志编辑玛丽·希顿·沃思，一位戴着一顶10美分草帽的老人慢悠悠地说：“他们说封锁公路是违法的，我说‘在我看来，波士顿人把茶倒进海里也不是合法的’。”

运动蔓延，致使德梅因市、康瑟尔布拉夫斯市和奥马哈市都被封锁。在威斯康星州，陷入困境的农民每天闯入乳品厂三次，把3.4万磅牛奶掀翻在地，再把汽油倒进牛奶桶。国会小组委员会听取了来自俄克拉何马城的奥斯卡·阿梅林杰的描述，是他与一位保守的农场主的谈话。农场主说：“我们也要开始像苏联一样革命。”阿梅林杰问他打算怎么做，该男子回答：“我们将有400挺机枪……众多大炮、拖拉机、弹药、步枪和其他装备，这就差不多了……如果国家有足够多像我们这样有勇气的人，我们就能向东进军，切断东西部。我们已经有粮仓、牲畜和粮食，而东部除了有我们土地的债权之外什么都没有。我们要告诉他们，别以为我们什么都不敢。”阿梅林杰告诉众议院劳工委员会：“我已经从很多以前思想保守的人那里，听到了很多和此次谈话内容一样的想法。”

威尔·罗杰斯说：“保罗·瑞威尔[9]只唤醒了康科德的人，这些家伙却唤醒了美国。”艾奥瓦州人在20号公路上高唱：

让我们过个农民的假期吧，

假期要好好地过。

我们吃着小麦、火腿和鸡蛋，

让他们吃他们的金子去吧。

在苏城城东48英里处的切诺基小镇附近，米洛·雷诺的追随者阵营遭遇了一次神秘的猎枪袭击，不久之后苏城围困解除。雷诺跑了，包围其他城市的农民跟随他撤出。但雷诺说：“你们阻止不了这场运动，就像你们阻止不了1776年的革命一样。”无论是暴力行动还是起义，农民们都一直坚持着美国传统，他们也就一直免受惩罚。在康瑟尔布拉夫斯市，60人被逮捕，但是当1 000名农民围攻监狱时，他们被匆匆释放。农民们尝到了直接行动带来的甜头，于是决定想方设法要回那些丧失了赎回权的土地。

在堪萨斯州的郊区，村里的警察发现一具尸体，是一个律师，他刚刚才宣布取消了500英亩农场的赎回权。在内布拉斯加州夏延县，20万农民债务缠身，他们的领导者宣布：如果没有得到立法机关的帮助，他们会聚集起来，毫不留情地将州议会大厦夷为平地。胡佛总统任期的最后一个冬天，艾奥瓦州四处都是因取消止赎权而起的骚乱，波及范围之广，包括风暴湖、普里姆加尔、范布伦县和勒马斯。发生在勒马斯的事件尤其恐怖。黑衫党闯入法官查尔·C·布拉德利的审判室，将他从高座上拖下来，蒙上他的眼睛，并开车把他丢到了一个偏僻的十字路口。这伙暴徒的领头人要求：“你赶紧发誓，你不会再签署取消农场赎回权的命令？”法官说我绝不答应。暴徒一遍又一遍地要挟他，得到的答复都一样。他被掴倒在地，被拳打脚踢。他的脖子被绳子勒起来，另一头被绑在路标上，油腻的轮毂帽挂在他的头上。“他的王冠！”其中一个人喊道。法官始终没有答应他们的请求，但尽管他被折磨和殴打，却并没有起诉他们。

取消赎回权的文件一签署，数百名农民就会出现在拍卖会上，大喊：“不准卖！”有意投标者会被吓回去，这时被扣押土地的农民的邻居就出面花几美元买下土地，再以原价卖回给原来的主人。有一次，县警长主持拍卖一匹马，只卖了5美分，一头荷尔斯泰因公牛5美分，三头猪5美分，两头牛犊4美分，依此类推，直到所有财产全部才卖了1.18美元。土地终于被转手回到了主人手中，官方地契证明他有99年的所有权。代表美国东部各州保险公司的律师常常被绑架，受到绞刑威胁，直到保险公司让步，并同意暂停扣押土地。1933年1月底，全国农民联盟主席约翰·A·辛普森告诉参议院农业委员会：“你们会马上看到最大、最好的革命种子在全国各地生根发芽。”美国农场事务联合会会长爱德华·A·奥尼尔三世补充道：“除非对美国农民采取行动，否则12个月内，农村将爆发革命。”

在那个多事之冬，心思细腻的男孩们逐渐懂事，他们会成为美国下一代领导人。虽然他们对待周围世界有着不同的反应，但没有人会忘记“大萧条”。美国历史在他们的一生中将意味着一连串的危机，但对他们来说，这第一次危机对他们的成长影响最大。

我们不妨看一下这些名字：1932年，罗伯特·F·肯尼迪7岁，弗兰克·丘奇和詹姆斯·鲍德温8岁，马克·海特菲尔德和诺曼·梅勒9岁，约翰·林赛、尼古拉斯·卡岑巴赫和弗洛伊德·麦基西克10岁，惠特尼·杨和约翰·格里恩11岁，詹姆斯·法默、斯图尔特·尤达尔和查尔斯·珀西12岁，爱德华·布鲁克、乔治·华莱士、麦乔治·邦迪和拉塞尔·朗13岁，葛培理、奥维尔·弗里曼和小阿瑟·施莱辛格14岁，约翰·F·肯尼迪、小罗伯特·塔夫脱，小约翰·康纳利和劳伦斯·F·奥布赖恩15岁，阿瑟·米勒、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尤金·麦卡锡和约翰·托尔16岁，戴维·洛克菲勒、彼得·多米尼克、赫尔曼·沃克、索尔·贝娄、沃尔特·海勒和白修德17岁，威廉·威斯特摩兰、田纳西·威廉斯、乔纳斯·索尔克和斯图尔特·阿尔索普18岁，拉尔德·福特和理查德·M·尼克松19岁。

1932年秋，尼克松已在惠蒂尔学院读大三，主修历史，经营着家里的新鲜蔬菜摊。每天早晨天亮前，他开车到洛杉矶公共市场与菜农砍价，进货。尼克松家里并未受苦，所以尼克松是无怨言的8 000万美国人（“大萧条”时期有8 000万人既不挨饿又不靠救济）之一。然而，他受到的教育将他与这些人区分开，在18~22岁的孩子中，只有不到1/8的人上过大学、1/2的人上过中学。对于很多人来说，正规的教育仍局限于只有一个教师的小学，这样的小学全国有143 391所。

如果回到1932年，典型的中产阶级大多住在城市里，郊区住宅区已开始形成，但只有18%的人生活在那里。男人可以和家人们舒适地生活，每天步行去上班，工作地点就在附近。如果一位20世纪70年代的人回到那时，会首先注意到明显的差异：黄色的停车标识、绿色的邮箱、厚重的牛奶瓶，以及破旧的房屋。1929年以来，这些房屋几乎没有重新粉刷过，还没有完工的房屋也被遗忘在那里。例如，在底特律东杰弗逊街，麋鹿会原定要盖的11层高的大楼已停工，大梁裸露着竖立了34年。

20世纪70年代的电器、小工具和物质享受还十分罕见。那时没有电动割草机、家用空调、自动洗碗机、干衣机、电热毯、定时自动开关收音机、保湿窗、尼龙袜、速干衣、冷冻食品、自动咖啡机、无线电动剃须刀、过滤嘴卷烟、电动牙刷、乙烯基地板、圆珠笔、电动打字机、录音笔、复印机、聚苯乙烯泡沫塑料、高保真立体音响、透明胶带、家用冰箱、录音机、彩色或宝丽莱胶卷、玻璃纤维钓鱼竿、垃圾处理器、收录机、扫雪机、电动手术刀、家用电吹风、电动开罐器和店铺背景音乐，虽然吉尔伯特·塞尔兹当时在《哈泼斯》杂志上预测，很快“我们可能就会有价格相对低廉又简便的机器，这些现在正在完善。我们将会在家里的收音机旁边摆上一个屏幕，上面有中心广播电台发送的影像”。那时没有彩电，甚至黑白电视也没有。无论如何，在没有这些电器的情况下，中产阶级还是从“大萧条”中幸存了下来（20世纪30年代的整整10年）。这是一群多么伟大的拓荒者啊！

大多数美国家庭都是用手工加煤的火炉取暖，每天必须清理两次。整个冬天，全国需要近4亿吨煤。送煤的人是全身黑黢黢的男子，他们把车停到地窖的窗口，将车里的煤倒在炉子旁边的箱槽里。当时的“冰箱”并不是电冰箱，而是一个装冰的箱子。主妇想要多少磅，在厨房窗口放上数字卡片100、75、50或25，卖冰人一看便知，就会送冰到家。只有富有的丈夫才买得起可以同时双面烤面包的烤面包机给妻子。（“我们的万能烤面包机！”西尔斯·罗巴克公司当年的商品目录里记载。）因为在大多数家庭，烤面包都是用煤气炉或以煤炭、木材为燃料的灶。炉子也可以用来加热烙铁，熨烫从洗衣房取回的皱巴巴的衣服，在没有热水器的家里，可以用炉子烧一大桶水拿去洗澡。

留声机是通过手动上发条，它们可能被称为Victrolas或者Gramo phones（均为留声机品牌名），但从来没有人叫它电唱机。家庭主妇戴上防尘帽，开始了她大量烦琐的清洁工作，而且她唯一可以用的电器就是地毯清扫机。1932年12月，亚拉巴马电力公司供电的所有住户，共拥有185个吸尘器。大多数农场都依靠煤油灯照明，全国只有1/10的农场能用上电（在密西西比州这个比例是1/100），90%的农村家庭没有浴缸和淋浴设备，75%没有自来水，50%需要从水井或小溪里挑水，洗衣服和给孩子洗澡都要在外面。（这一问题上，许多城镇家庭主妇也只有一个搓衣板洗全家人的衣服，通常都是星期一晾出去。）夏天昆虫多，总是一大困扰。那时没有杀虫剂，无论是农村还是城镇，唯一的防虫措施就是喷枪（“快，亨利，快拿Flit喷枪来！”）和捕蝇纸。如果一位母亲想喂孩子喝橘子汁，只能自己动手做。母亲买回新奇士橙，在铝制榨汁盘上一个接一个费力地挤压。

一个女孩学会如何用发卡之前（大约在同样的年纪，男孩会穿上第一条长裤），她的母亲会跟她解释，（有教养的）女士和女人之间的差异。成为女士有一定的好处，因为男子会为她开门；公共汽车和电车上会有人站起身给她们让座；当她进入电梯时，男人们会脱帽以示敬意；肉店老板会按她的要求给她切肉；杂货商会按照电话里的要求送货上门；当她有了孩子以后，按惯例要在床上休养10天（总费用为25美元，包括医生的费用）。另外，她也应该遵从她的丈夫，因为在婚礼上，她曾发誓“会爱他，以他为荣，服从他”。她在公共场合的行为应该合乎规矩。中产阶级的女士既不能在大街上抽烟，也不能顶着满头烫卷发的夹子就见客。她手包里装着化妆品的小圆盒称为粉盒，也只能在私人房间或女卫生间才能拿出来用。她绝不能骂人或说脏话。（有时她想知道，女同性恋是什么意思，但她可以问谁呢？）广告创意人想尽办法徒增女人们的烦恼，让她们产生各种担忧：口臭、狐臭、内衣臭、大屁股、粗毛孔、牙龈出血、烟臭、结肠问题、乳房下垂和脚癣。她的裙子最短只能到小腿肚。（任何裙子没有遮住膝盖的女人会被假定为妓女。）女士不会不戴帽子就出去，而她的丈夫也不能不戴折边毡帽出门，她可能会在她的韦思脱大医生牌牙刷上面抹上邦纳牌牙膏（绽放美丽笑容），涂上丹琪牌口红，但指甲油和染发剂不太可靠。理发师不知道如何使用染发剂，这样的事情优雅的女士甚至不会提及。一个纽约大学化学专业的聪明年轻人，上门推销他自制的“伊卡璐”染发剂，他发现要想把染发剂卖出去，只能说头发“上色”而不是“染发”。

作为一个母亲，中产阶级家庭的主妇还有照顾病人的责任。疾病的治疗是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即使是看牙医，也意味着要遭受一个小时的痛苦。普鲁卡因（奴佛卡因的初级形式）作为一种最原始的麻醉药被广泛使用，但它必须当场调制并会产生一定的副作用。许多病人仍不得不使用大圆头锉钻孔，因为当时快速钻孔器还没有面世，看一次牙医并不能解决太多问题。在许多医院，麻醉师只能用氯仿麻醉，乙醚会很快见效，尽管也没看出有多少改进。那时没有磺胺类药物和抗生素，95%的脑膜炎患者会死亡，肺炎也常要人命。即使是病毒感染（后来称为“流行性感冒”），也是非常严重的疾病。虽然看病的花销并不大，但实际上没有人有医疗保险（直到1933年，美国医学会才批准了蓝十字医疗保险）。因此，大多数患者都选择待在家由母亲照顾，她几乎不会借助药物。处方药仅限于少数的巴比妥类，尤其是苯巴比妥。因此，医药界的噩梦发生在1932~1934年，当时有3 512家制药公司倒闭，留下超过5 900万美元的债务。

过去做母亲比现在困难得多，但母亲所能起的作用却比现在大家长对孩子有很大的影响，青少年亚文化群并不存在。正如《韦氏大词典》所定义的“青少年”：“用于做栅栏、树篱的灌木”。年轻人被称为青少年，青少年都忠于自己的家庭。由于还没有出现现在这种普遍的青少年团伙，所以孩子很少与他们的朋友和家人之间产生冲突。没有哪个孩子想到要与同龄人讨论自己与父母间的冲突。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通常会在星期日下午开车出去兜风，孩子们会放弃棒球或跳房子游戏，跳上汽车后座，与家人出行。因为“大萧条”的到来，家庭活动反而有所增加。根据匹兹堡针对百余名白领和专业人员家庭的研究发现，多数家庭增加了家庭娱乐活动，例如乒乓球、拼图、跳棋、室内游戏、桥牌，特别是大多数人会听收音机。

收音机往往是客厅里最显眼的物件。无论阿特沃特·肯特、飞歌、银欣，还是根德，都很可能是现在已经过时的大急流风格。广播电台的节目安排会考虑到家庭成员的生活时间，所以白天会播放母亲听的连续剧，晚上播放新闻、喜剧和综艺节目。在这之间空余的时间就播少儿节目。

当地报纸列出的部分节目单如下：

5∶15 | 福克斯WTIC广播电台 | 1040 | 汤姆·米克斯
| WEAF纽约广播电台 | 660 | 故事制作人
5∶30 | 福克斯WTIC广播电台 | 1040 | 杰克·阿姆斯特朗
| 西屋电子WJe电视台 | 760 | 歌女
5∶45 | 西屋电子WJe电视台 | 760 | 小孤儿安妮
6∶00 | 纽约Wor电视台 | 710 | 唐叔叔

1932~1933年冬，中产阶级男孩的着装几乎都是如此：羊皮内衬棕褐色的布外套、针织的帽子、灯芯绒短裤以及高帮系带靴，靴子的一侧还带有小口袋，其中一只用来放弹簧刀（夏季男孩会穿短裤和Keds牌凉鞋）。如果幸运，男孩还会拥有一辆ranger牌二八自行车，自带过山车刹车和防漏的垫式轮胎。不用车时，可以花1.5美元买一个防滑型卸扣挂锁，就能全部锁住。在那个时代，男孩的金钱和购买意识非常强。5美分可以买一块三种口味的冰激凌蛋糕、一个霍顿牌冰激凌、一块冰糖、一个面包、一杯咖啡、一份《星期六晚邮报》或《矿工》报或《自由》报，打一通本地电话。如果是1美分，可以买到一块糖果、一支铅笔、一张明信片、一个纸垫、一个玻璃弹珠或你最好朋友的想法。

如果你有零用钱（或是节假日补贴），或帮人铲雪、修剪草坪（一次25美分）挣到了一些钱，最快的花钱方式就是跑到街口拐角处的杂货店，买一瓶可乐坐在大理石桌旁悠闲地喝。不同的是，在俄亥俄州扬斯敦，一位自称“快乐自在的人”开着白色卡车缓缓地穿过郊区，摇铃叫卖，孩子们喜欢在那儿买冰棍。一个男孩如果凑到50美分，就可以买到最新一期《汤姆·斯威夫特》。正如戴维·里斯曼指出，男孩喜欢的故事英雄一定是“雄心勃勃、有目标、读者认同他们并试图效仿他们的人……他们赢得胜利的品质往往是一种自我控制能力……例如，要足够勇敢”。值得注意的是，中产阶级家庭中最广泛阅读的书是查尔斯·林白的《我们》。

孩子内心的志向（或保罗·艾尔默摩尔称它为“内在审视”），让他们产生实现目标的渴望，尽管“大萧条”遏制了他们很多无法企及的理想。1931年，《文学文摘》杂志进行了儿童理想职业的调查： 8岁男孩长大后想成为牛仔、飞行员或军官，女孩想成为电影明星；18岁的男孩希望成为律师、电气工程师或建筑师，女孩则希望成为速记员或秘书。青春期是一段发人深省的经历，让人成长，但是它不会带来太大的乐趣。“童年是如此短暂，而生命的长河又那么长。”多萝西·迪克斯解释，“最好的情况下，母亲可以让孩子多过几年无忧无虑的生活，但之后他们也必然要面对现实。如果母亲没有培养孩子们坚强的品格，反而任由他们懦弱，无法应对艰难，那他们将付出痛苦的代价。”

孩子学到的第一课是个人形象的重要性（这将是他未来找工作时的一笔财富）。“坐直！”有人告诉他，“给，15美分，快去理发。”尽管孩子可能更喜欢Flexible Flyer牌雪橇或一个Simplex牌打字机，他第一次得到的礼物却是一套价值8.95美元的蓝色毛哔叽套装，包括大衣、背心、灯笼裤和一双黑色的2.98美元的黄金债券牌皮鞋。每逢星期日和新学期第一天，孩子们都得这样穿，因为每一个母亲都像军士长带着白手套检阅他的士兵一样打量她的儿子（不知为何，孩子总是会忘了带白手帕）。母亲想让孩子给新教师留下一个好印象，但孩子从不会关心这个。

孩子会带着杰作牌写字本去上学，封面上印着一幅模糊的油画。他们费力地使用笔画粗、线条圆的帕尔默字体抄写作业。教室里的座位经常按学生姓名字母顺序排列。学校至少有一个房间的墙壁要用庞贝古城遗址或恺撒半身像装饰，里斯曼指出，版画和雕塑“意味着学校的装饰与孩子的心理需要无关”。课本中的课文在今天看来倒有趣了。少年时的林登·约翰逊在地理书上读到过：

法属中南半岛无论是气候还是人的性格都类似于暹罗。其森林覆盖的山丘上满是珍贵的柚木和硬木，山谷里是大片的大米和小米的种植田。这里盛产丝绸、棉花、茶叶和香料等产品，煤炭资源丰富。

公民教科书这样解释：

学不会顺从的孩子，一生都会吃亏。如果在家不服从，即使他参加选举，选出了制定法律的人，也不可能遵守国家的法律。了解我国政体的男女很快就会发现，服从政府的必要性和在君主制国家一样。

在托马斯·马歇尔教授被广泛使用的《美国历史》（于1930年由麦克米伦公司出版）中，有这样一段话：

奴隶，虽然他身处一个奴隶制国家，但黑人的种植园生活总是很幸福的。他喜欢和别人共处，喜欢唱歌、舞蹈、讲笑话、捧腹大笑，他很喜欢鲜艳的色彩，骄傲地戴上红色或黄色的头巾。他想得到称赞，他对仁慈的主人或工头忠心耿耿。他从不着急，总是想把事情留到第二天。大多数种植园主明白，要得到最好的回报，靠的不是鞭子，而是重视、善待、奖励奴隶，赢得他们的一片忠心。

脱离实际的事远不只这些。在20世纪30年代的各地学校里（有好多年，连华盛顿特区的学校也如此），被禁止提及苏联。在地图上，苏联所在的区域是空白的，像非洲大片的“未探明地区”。每天上学，学生们都是以宣誓效忠祖国和基督教祈祷开始的，犹太教和天主教的孩子们也被要求参加。1932年，很多人相信上帝的存在，但似乎他是一个假正经。当年10月，《时代周刊》刊登了一篇文章横挑鼻子竖挑眼，抨击厄尔·卡罗尔的电影《虚度此生》内容有伤风化。与厄斯金·考德威尔一样，卡罗尔也在挑战卢斯的忍耐力：“卡罗尔先生的表演一直在触碰幽默的底线。丑角米尔顿·伯利将歇斯底里的粗俗发挥到了极致，有的观众看得脸红，有的哄堂大笑，喜剧演员伯利继续模仿一个不男不女的人，讽刺舞女的屁股，用扬声器喊出下流至极的话。他似乎从中得到了很大的乐趣。”最让伯利兴奋，也最让《时代周刊》愤怒的是，一些合唱团女郎的胸罩清晰可见。

那一年，梅·韦斯特和乔治·拉夫特在《夜夜夜夜》中亮相，那时美国中产阶级稍有了喘息的机会，一个朋友叫道：“我的上帝，多么美丽的钻石。”梅回答说：“亲爱的，上帝跟它毫无关系。”掌权者，包括威尔·H·海斯[10]有时都忽视了这类低俗。在巴斯比·伯克利创作的第一部音乐剧《第42大街》中，一个合唱团的女孩说： “恐怕我得走了。”第二个人说：“第一个门在你的左边。”第一个人又说：“在我的长筒袜里。”但这种出格的淫荡一般很难逃过审查。对于青少年，性是所有事情中最忌讳的。但就像关于妖魔鬼怪的传说和玩忽职守的官员一样，每年1月1日，他们信誓旦旦痛改前非，定会在一星期之内故态复萌。对性知识报道的处理，实际上是使无尽的罪恶感得到解脱。每一个成长中的男孩都知道，手淫会导致脑损伤，最终导致“头发长在双手上”。

女孩子们都很担心谁在学校背负“骚货”或者“下贱”的名声。青春期的世界主要以男子为中心，这样就导致她们的处境更加艰难。女孩很少被邀请去骑自行车、交换钢弹珠或泡泡糖卡片、讨论克利夫兰全国航空比赛、玩掷刀、登山或夺旗，抓逃学等游戏（除非她们是姐妹或假小子）。男孩和女孩可能紧张地交谈，内容都是关于伊帕纳民间歌唱团、科里科特俱乐部爱斯基摩歌唱团和a ＆ P吉普赛人广播音乐节目的好坏。7月4日，当男孩们放爆竹、往人行道上扔摔炮、用爆竹把锡铁罐炸上天以庆祝独立日周年时，女孩们只会在一旁发出刺耳的尖叫声。

因为每年脊髓灰质炎引发的恐惧，经济条件尚可的中产阶级父母（每星期8美元的花费不算高）至少会在夏天将孩子送出去一段时间。小儿麻痹疫情来袭时，人们待在家里，不去电影院，不参加集会，有的人甚至不戴纱布口罩就不敢出门。因此，许多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在童子军或YMCA（基督教青年会）夏令营学会了游泳，开始喜欢金银花的香味和围绕篝火横冲直撞的萤火虫和六月虫，他们明白了蝈蝈儿在8月叫，意味着之后的6个星期会有霜冻。

有时，全家人会带着行李，开着崭新的雪佛兰汽车（底特律离岸价445美元）出游。旅行是一种冒险，路上确实要面对真实的危险。安装在敞篷车或轿车背面的备用轮胎通常能派上用场，那个时代爆胎就是真正的爆炸。汽车没有那么舒服，汽车旅馆的伙食质量也不可靠，很难安心地休息一整夜，房间也很紧俏。据美国汽车协会报道，旅行者平均花一星期到达目的地，再花一星期返回。听上去似乎游览了很多地方，其实在路上的那些天可能平均每天只行驶了234英里。通过1号公路可以恰好穿过华盛顿、费城、纽约和波士顿的中心，还要去特拉华河和哈得孙河（乔治·华盛顿大桥仍在建设中）上坐渡轮。在缅因州，“大萧条”的冬天使得道路中间高，两旁土松，稍开快些，就容易出事。那时还没有州际公路。开车从东海岸到西海岸只能走30号公路（林肯高速公路）到芝加哥市中心，再沿着66号公路前行。两者都是双车道道路，部分是未铺砌好的泥路，而66号公路穿越了落基山脉，急转弯处极陡。

如果这一切听起来像是原始生活，那必须补充一下，卡罗琳·伯德指出，那时美国社会的某些方面也很令人满意。当然可以肯定的是，那也得有钱，但不用很多。五六千美元的收入，甚至更少，就可以享受今天意想不到的舒适生活。中产阶级的生活环境更加宁静，没有轰鸣声、高冲力碎石机声、高压凿岩机声、链锯声、高保真音响设备声、录音机声或125分贝摇滚乐团的声音，甚至几乎没有铆钉机。他们的生活私人空间很大，联邦调查局只有不到300万人的指纹，包括社会保险安全码、邮政编码、长途直拨号和信用卡记录储存银行在内的数字社区都还未发明出来。那时上大学相对容易，1932年只有35 000人申请入学。如果乘坐飞机，乘客享受到的都是一流的服务，因为航班很少。由于劳动力过剩，航空公司可能要求持有护士执照的空姐服务再周到些。

你无须预订酒店、高级餐厅、美容美发店和医院。没有人担心污染，看不到工厂的烟囱冒出浓烟。教师、理发师、裁缝，甚至医生，都会上门服务。如果你在办公室工作，秘书会每天早上准时来上班，他们不会在喝咖啡的休息时间消失，不会在办公室打私人电话，也不会抵触加班。塞缪尔·英萨尔会认为“效率的最佳保证就是工厂门口应聘的人排成长龙”，但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说得更含蓄： 经济越倒退，服务越得以改善。

从20世纪70年代起，除了生活设施的便利，最令人兴奋的事情就是外交事务。正如绝大多数美国人关心的那样，美国不仅不为外国危机担忧，也没有任何外交事务。日本侵略中国的粗暴行径，谁有时间去关注呢？同样，德国总统选举中，84岁的保罗·冯·兴登堡击败了43岁的阿道夫·希特勒，美国人对这两个人都不感兴趣。在伦敦，威尔斯亲王与沃利斯·辛普森夫人有染，当时两人已经在王宫里出双入对，当然什么也不会发生，因为她已经有丈夫了。西贡（今胡志明市）很偏僻，所以好莱坞用它作为《红尘》的背景拍摄地，这是由克拉克·盖博主演的逃避现实的电影。中东部比中西部更安静，如《时代周刊》4月4日的报道，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是“少数民族（16.9%），没有政治权力，只是10年前国际联盟委任英国治理该地时，授予犹太代办处咨询权罢了”。

这才是20世纪30年代的第二年，后来被认为是20世纪30年代标志性的人物还没有多大名气。温斯顿·丘吉尔见诸报端，作为《面对这些风暴》的作者出现（1932年的其他作家包括威廉·福克纳、克里斯托弗·莫利、阿道司·赫胥黎、约翰·多斯·帕索斯、罗宾逊·杰弗斯、T·S·斯特里布林、亨德里克·威廉、房龙、詹姆斯·M·巴里和查尔斯·诺德霍夫和詹姆斯·诺曼·霍尔）。萧伯纳、吉卜林、乔治·M·科汉和约翰·高尔斯华绥属于较早的时代，这些人的生日是公众关注的。在娱乐圈尤其如此，前5名的票房明星是玛丽·杜丝勒、珍妮·盖诺、琼·克劳馥、查尔斯·法雷尔和葛丽泰·嘉宝。艾琳·邓恩刚刚完成了她的电影处女作，克劳黛·考尔白（与莫里斯·切瓦力亚合作）也刚初出茅庐。金格尔·罗杰斯只是一个在巴斯比·伯克利合唱团的踢踏舞者。纳尔逊·埃迪和弗雷德·阿斯泰尔再过一年才进入好莱坞。4岁的秀兰·邓波儿出现在国家标准的屏幕（18英尺高，24英尺宽）上，出演一系列名为“宝贝秀”的系列短片。本尼·古德曼与汤米·道尔西住在一起，在纽约各乐队工作，在《霍夫曼姜汁啤酒时间》广播电台节目中演奏单簧管华彩乐段。在得克萨斯州博蒙特镇，16岁的哈里·哈格·詹姆斯行进乐队的领导者劳伦斯·卫尔克问道：“你不正要寻找一个小号手吗？”卫尔克让他做一个展示，詹姆斯尽情表演，卫尔克摇摇头，他说：“孩子，你的表演太吵了，不适合我们乐队。”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美国似乎对未来发展异常盲目。当奥古斯特·皮卡尔德教授坐着热气球进入平流层时，他在日志中写道：“我们已经到达了海拔54 120英尺的高度。打破了人类所有的纪录！”那时的人们不知道，时间会瞬间淹没这些创举。威廉·贝比博士利用球形潜水装置下潜至百慕大群岛水下2 200英尺，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们不会相信，30年后的潜水员可以在同样的深处待一个月。1932年，海军举行演习，美国航母滑到欧胡岛东北部，从几艘担任警备任务的驱逐舰旁溜过，在黎明“突袭”了珍珠港并“击沉”了停泊在那里的军舰。没有人注意到警惕的日本人当时在檀香山窥探，也没有人知道东京还收到了关于此次“突袭胜利”的长篇密报。

最引人注目的是，报纸读者不知道，剑桥大学的詹姆斯·查德威克爵士发现了中子，这是原子裂变的关键，可是它的重大意义未得到认可。根据当时的物理学说，只有具有极大穿透力的弹丸才能分裂原子核。这种分裂的概念不过是理论，当然无法由中子实现，因为它不带电荷。卢瑟福勋爵在一次会议上说，那些预言大量原子能将可释放的人只是在“做白日梦”。那时，爱因斯坦在从德国到加州理工学院避难的途中，认为这个想法简直“异想天开”。值得一提的是，铀唯一的实际用途就是用来漆夜光数字时钟表盘，作为镭的替代品。1932年春，铀开始投入使用，因为新泽西州钟表厂的业主发现，他们的涂镭工人已经得了绝症。他们震惊地获悉，吸入的镭在骨骼内不断积累，会导致人类死亡。时钟制造商立即改用铀，它非常安全，没有危害，没有一个人想到它也可能导致死亡，甚至都没有想到它会致病。

剪影：“大萧条”

[1] 1蒲式耳≈ 36升。——编者注

[2] 1磅≈ 0.454千克。——编者注

[3] 3月8日，即血腥镇压福特汽车工厂工人罢工的第二天，底特律市警察局局长就开除了162名警察。

[4] 1加仑≈ 3.785升。——编者注

[5] 1码≈ 0.914米。——编者注

[6] 美国宪法规定每州只能同时在职两名参议员。——编者注

[7] 1夸脱≈ 1.136升。——编者注

[8] 邦克山：美国独立战争时古战场，美军在此大败英军。——编者注

[9] 保罗·瑞威尔：美国独立战争中的著名爱国者。1775年4月18日午夜，保罗·瑞威尔听闻英国准备搜查北美抵抗组织某军火仓库，连夜骑马从查尔斯顿至莱克星顿报警。——编者注

[10] 威尔·H·海斯：时任全美电影制片和发行人协会主席，主持制定了美国历史上限制影片内容的电影审查性法规，史称《海斯法典》。——编者注

第二章 罗斯福

总统大选后不久，一群共产党人毫无预兆地出现在纽约东65街49号前。罗斯福接待了他们，一个人突然吼道：“我们希望你告诉胡佛总统，联邦政府必须……”没等他说完，罗斯福就急切地打断： “我无权告诉总统该做什么。在联邦政府里，我只是一名普通公民。”这是实话。没有那样的大权之前，他不会插手。之后，他坐上纽约地产巨鳄文森特·阿斯特的游艇出海钓鱼，组织了一个不显眼的内阁，他自己也时刻保持随和。休伊·朗当时正和阿肯色州参议员约瑟夫·罗滨逊打口水战，提起这位总统候选人时，他如此描述：“我和他说话时，他总是说‘好！好！好！’。约瑟夫·罗滨逊第二天去见他时，他也说‘好！好！好！’。他对谁都说‘好’。”这时，美国社会分崩离析，速度之快令人担忧（就连罗斯福夫人埃莉诺·罗斯福都在想有没有人能“拯救美国”）。因此，罗斯福温和、模棱两可、置身事外的态度显得有些不负责任。人们觉得他应该有所作为，没有人比即将离任的总统更急切了。

11月，胡佛总统给罗斯福发了封电报，说有要事相商。于是，在去佐治亚州的路上，罗斯福顺道去了白宫。两人商谈了大半个下午，却成效甚微。早在此次会面前，罗斯福就听闻胡佛的一名内阁人员说“现在，我们让他掉坑里，他没办法跳出去了”。但想让罗斯福无法脱身，还得先挖好坑。胡佛花费了几个小时游说罗斯福登上“沉船”，都被他巧妙地避开了。这次白宫会面后，罗斯福更加坚信不蹚这趟浑水是明智之举，如同他在沃姆斯普林斯读全国报纸所感悟到的一样。这时，胡佛总统最后一次向国会呈递了国情咨文，内容还是那些陈词滥调，无非就是提高税收、要求欧洲偿清战争赔款等，他还继续强调“美国崇尚个人主义，要注重发挥各种社会和经济力量”，我们应该“对未来充满信心”。

但国民心急如焚，国库日渐空乏。1933年情人节当晚10点，胡佛总统正在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上发表临别演说，全国的银行系统最终崩盘了。当天下午，密歇根州州长威廉·A·科姆斯托克接到一个紧急电话。应要求，他迅速赶到底特律市中心参加银行家会议，然后就没再回去。底特律联合监护信托公司资金匮乏，面临倒闭。这样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市里所有银行都要关门。于是，金融家们恳求科姆斯托克立即下令暂停州内银行业务。午夜时，科姆斯托克答应了，并立即赶往首府兰辛市，颁布公告称全州550家银行停业8天，权作“银行放假”。

白宫里，胡佛草写了一封信给罗斯福。他心烦意乱，把继任者的名字都写错了，还浑然不觉。近来，罗斯福也受到不少惊吓，已习惯了（上星期，一个待业石匠开枪暗杀罗斯福，误中芝加哥市市长切尔马克，并致其重伤身亡）。但他没想到这封信的内容这么荒谬，仔细读完后，罗斯福怒骂胡佛“厚颜无耻”。这并不算冤枉，胡佛居然在信中恬不知耻地说，人民惶恐，担心新政府使出什么新花招。胡佛以爱国（或者“重树信心”）为名，要罗斯福在公众面前保证不会改变现任政府的方针政策。胡佛即将卸任，他这么说的意图很明显。在写给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戴维·A·里德的信里，他提到：“如果罗斯福同意做出承诺，就意味着共和党政府制定的大部分政策都能得以保留。这样，所谓的新政十有八九都无法实行。”之前和朋友聊起罗斯福时，胡佛面露鄙夷，说罗斯福唯唯诺诺、无足轻重，现在更拿罗斯福当傻子。眼看罗斯福迟迟不肯发表声明，胡佛才恍然大悟，对国务卿亨利·史汀生说罗斯福是个“疯子”。

但当时美国已走向破产，胡佛的政策已被证明不是救国良药。因此，要是罗斯福和胡佛的政策扯上关系，人们就要怀疑他的神智了。

随着房价暴跌，密歇根州的情况更加危急，全国都如此。自从股市大崩盘后，5 500多家银行倒闭，民众惶惶度日，开始疯狂囤积物资。每天，银库里价值2 000万美元的黄金流出，储户拿不到黄金，就取走纸币。财政部不得不增发货币，但作为纸币保证的黄金反而在减少。

银行挤兑具有自杀性。这样的危机随着三年财政紧缩变得更加复杂。即使最稳定的机构，持有的抵押贷款和证券也大幅缩水。美国有18 569家银行，现金大约60亿美元，需要支付的存款金额却高达410亿美元。为了获得现金，银行不得不出售抵押贷款和证券，损失惨重。

随着密歇根州银行破产，全国各地的黄金每日流出量猛增至3 700万美元，现金提取量增至1.22亿美元。各地的银行都挤满了储户，心急如焚地提取现金。布朗克斯区曾出现一个出租婴儿的母亲，她把婴儿租给排队取钱的人，每次25美分，因为抱孩子排队享有优先权。2月20日这星期，正值禁酒令废除，国会两院一片欢呼。巴尔的摩信托公司却付出1 300万美元现金，近半都是储户在星期五一天之内取走的。星期五晚，马里兰州州长艾伯特·C·里奇宣布该州200家银行全部放假，标志着第二个州沦陷。

为了“保持信心”，有责任心的人都竭力故作镇定。《底特律新闻》 评论道：“待日后回顾目前的经历，必将引人发笑。”《巴尔的摩太阳报》更为乐观：“一如往常，生活……总是充满好事与坏事。人们不过多了一些谈资。”巴尔的摩商会主席觉得生意应该照做，没理由停下来。美国税务总局发布通告说，两星期内要收取所得税。

但罗斯福没有表态，不现实的幻想就此打破。正如罗伯特·舍伍德所说，罗斯福知道他的优势是“有机会好好展示”。罗斯福擅长把握时机，他明白胡佛越是留下一个烂摊子，他上台越能力挽狂澜。如果说船到桥头自然直在当时是不负责任（也很难看出他的打算），这种做法倒也符合美国政坛的一贯传统。查尔斯·A·比尔德指出，当年若不是骑虎难下，林肯也“绝不会全面废奴，他明白此举意义重大，却不想行动”。话虽这么说，罗斯福挑选财政部长时看似漫不经心，竟选了一个铁路设备制造商。威廉·H·伍丁个子矮小，平日戴着假发，爱说双关语耍聪明，喜欢收集5美元的金币，闲暇时还会弹吉他。这个人乍一看其貌不扬，但一星期后，新政府走马上任时，人们发现这个财政部长其实雷厉风行、聪明非凡。但上任前夜，人们只知道他创作了一首儿歌：

让我们像蓝色知更鸟般，

整天无忧无虑，

把忧愁抛诸脑后，

欢歌一曲。

2月26日星期日，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和阿克伦市的银行宣布储户最多只能取5%的存款。当晚，俄亥俄州十多个城市相继采取这样的政策。犹如德国纳粹党策划焚烧了柏林的国会大厦、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入侵中国东北时的气势，星期一全美已有100家银行采取了这一措施。与辛辛那提市隔河相望的肯塔基州卡温顿市共有5家银行，全都采取了相同措施。星期一晚，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吉福德·平肖签署了一项法案，允许私营机构自行决定关闭与否。摩根财团的托马斯·W·拉蒙特给海德公园的罗斯福捎信说，据J·P·摩根看，事态已“火烧眉毛”。

其实并没有那么危急，但事态很快就恶化了。3月1日星期三，17个州的州长宣布“银行放假”。宾夕法尼亚州州长行动迅速，但过于仓促。5天后，他去参加总统就职仪式时身上只剩95美分。路易斯安那州州长奥斯卡·K·艾伦先取出旅费，后乘火车前往华盛顿，离去前才口头颁令关闭州内所有银行。星期三，罗斯福乘车前往东65街的市政府和伍丁商议。（据阿瑟·克罗克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中所写，当时好些大人物要求罗斯福立即接管政府。）两人在星期四下午才露面，由20辆摩托车鸣笛开道，经过第五大道，又向西开往哈得孙河码头。清晨，整个城市小雪纷飞。纽约市民默默立在雪地中看着队伍经过。无线电城音乐厅外立着一个龇牙咧嘴、翻着白眼的名叫“金刚”的巨型猩猩纸板，原来是为同名电影造势。哈得孙河上，法国轮船公司“巴黎”号蒸汽船静静地停靠在岸边，货舱已被预订。对此，罗斯福团队却无人知晓，这可是价值900万美元的黄金。在码头的另一边，一辆巴尔的摩－俄亥俄火车专列即将启程。那天下午，富兰克林·罗斯福坐在火车上，一会儿和伍丁谈论银行业的情况，一会儿和法利谈论宗教。随着隆隆声响和股股浓烟，火车驶向华盛顿。

他们到达联合车站时，雨雪霏霏。五月花酒店的总统套房里，罗斯福的桌上放着一叠电报：21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银行，或倒闭，或快倒闭。美联储的数据显示当周金库存量减少了2.26亿美元。国库空虚，无力支付联邦政府人员的工资，更不用说偿付3月15日即将到期的7亿美元短期公债了。罗斯福还没来得及收拾行李，伍丁就把他拉到一边，告诉他财政部长奥格登·米尔斯和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尤金·迈耶打电话请求颁布命令关闭全国的银行。胡佛总统觉得不该采取这样激进的措施，想征求罗斯福的意见。罗斯福摇了摇头，并不想对此指手画脚。天气预报显示，星期六就职典礼时，天气晴朗，但目前气温正在降低。

3月3日星期五，《纽约时报》最后一版上登了一个广告，上面写着“约翰·多伊”和“简·多伊”夫妇称赞鲍里储蓄银行“管理有方”。也许这则广告的目的是安抚储户，但事与愿违。中央火车站对面是世界上最大的私营储蓄银行，当天中午，纽约市民在门前排起了长队，要求取现金。下午3点，鲍里储蓄银行关门了，很多人都没取到钱。同时，伊利诺伊州州长亨利·霍纳坐在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里焦急地捻着胡须，看着芝加哥众银行在两星期内共支出3.5亿美元的报表。风暴席卷内地17天后，国内两家重量级银行也摇摇欲坠了。

那天早晨，财政部专员凯瑟琳·谢伊小姐给了赫伯特·胡佛他的最后一张500美元工资支票，他接过支票时似乎心情不差。正午之前，他收到报告说恐慌情绪正在减轻。午饭过后事态发展证明那只是一种幻象。明尼苏达州、堪萨斯州已深陷泥潭，北卡罗来纳州和弗吉尼亚州也日显颓势。胡佛劳累过度，满腹牢骚，不想参加就职典礼晚宴，就邀请罗斯福一家在下午4点喝下午茶。站在他的角度看，他有权力发脾气。用他的话说，国家“处于金融恐慌和社会动乱的边缘”，而这一切都是罗斯福这个纽约人缺乏信心所致。喝茶时，胡佛看着数据，要求罗斯福与他一起联合两党行动。罗斯福还是说他需要时间考虑，毕竟明天他就是总统了。准备离开时，罗斯福调整了一下腿上的矫正器，对胡佛说：“总统先生，我知道一般来说你应该回访我们，但如果你不方便，也没有关系。”

胡佛大步流星地穿过房间，居高临下地站在罗斯福面前，露出几分威胁的意味。他冷冰冰地回答道：“罗斯福先生，你若像我一样在白宫待了这么久，就会知道美国总统从来就不会拜访别人。”说完，转身离开。

罗斯福的儿子吉米看了父亲一眼，从没见他这么恼火过。但没等罗斯福开口，罗斯福夫人站了起来，说道：“谈得挺好的，但我们现在该走了。”

不过，两人完全决裂倒也不可能。伊利诺伊州和纽约州危如累卵，伊利诺伊州州长霍纳和纽约州州长赫伯特·雷曼觉得实在无法脱身参加新总统就职典礼。回到五月花酒店后，罗斯福和胡佛通电话到深夜1点。看时间晚了，还是罗斯福说应该睡一会儿。在他们去休息时，他们的幕僚马不停蹄地赶往财政部大楼，全权为他们决断。幕僚们看着面前惨淡的美联储最新报告。过去两日，从银行系统取走的资金高达5亿美元。他们坚信纽约的银行家并不知道形势有多严峻，所以应该设法保护他们。米尔斯和伍丁都认为应该劝说雷曼关闭全州的银行，霍纳也应该宣布伊利诺伊州的银行从凌晨2点起停业。雷曼在凌晨4点20分宣布了决定。早上6点，胡佛得知消息，无奈地叹气：“我们山穷水尽，无力回天了。”

国家金融中心心脏停搏。全国各州银行完全或部分停止营业。华尔街上旗帜飘扬，庆祝着就职典礼的举行。证券交易所已正式关闭，85年来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首次关闭。在曼哈顿第五大道，著名牧师诺曼·文森特·皮尔正在草拟第二天上午的布道词，劝诫银行家和公司负责人在上帝面前屈膝认罪。堪萨斯州州长兰登轻蔑地将实业家称为“奸商”。天空灰蒙蒙的，看到华盛顿的气氛，阿瑟·克罗克描述其为“如同战火里的一座围城”，十几万人聚集在国会东面的公园里、人行道上，黑压压一大片，等待就职典礼开始。负责阅兵式的麦克阿瑟将军在阅兵队伍前列，隐约感觉到危机四伏。（即将卸任的邮政部长沃尔特·F·布朗申请了一辆豪华轿车，只因为旧车太矮，戴着高顶礼帽无法在车里坐直。可见胡佛时期的排场。）在各处战略据点，军队架着机关枪。典礼在很多方面都显得敷衍了事。当天，狂风凛冽，新任副总统约翰·南斯·加纳借了一条围巾御寒。人群拥挤，新任财政部长伍丁无法入座，只能和一名摄影师一起站在栏杆边。

正午12点，国会钟声准时响起，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终于成为美国第32任总统。

他没有戴帽，也没披外套，昂首挺胸，跟着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查尔斯·埃文斯·休斯宣读誓词。他拿着家传的具有300年历史的《圣经》，翻到《哥林多前书》第13章念道：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

他走向讲台，不为掌声所扰，从口袋里摸出上个星期日于海德公园住所书房写下的笔记。这些话源自罗斯福的内心，没有半句借鉴：

首先，让我们坚定信念，相信我们唯一恐惧的只是恐惧本身。无以名状、未加思索、没有理由的恐惧会麻木我们的思想，阻碍我们进步。

通过广播，罗斯福的演讲在受苦的美国各处响起，传到血汗工厂和破败旅馆，传到“胡佛村”收容所和流浪汉栖息地，传到耕耘贫瘠土地的农户耳中，传到寒风中瑟缩在工厂门口的工人耳中。

我会让国会拿出仅有的一件应对危机的武器，那就是广泛的行政权。这一授权要强大得如同我们正面对外敌入侵。

赫伯特·胡佛瘫倒在座位上，凝视着自己的脚。听着广播，在隔出的三层房屋里，饥饿的孩子抬起了头；在地方政府大楼前，准备斗争的农民抬起了头；缝补破衣的主妇抬起了头。空气里有种神奇的力量。加利福尼亚州圣莫尼卡市的威尔·罗杰斯在打字机上打出这样一句话：“就算罗斯福把国会大楼烧了，我们也会大声欢呼‘好啊，我们终于把火点着啦’。”

美国人民并未气馁。危急时刻，他们的要求是，希望政府采取直截了当、迅猛有力的行动。他们愿意接受领导并遵守纪律、听从调配。他们让我领受了这一使命，为他们实现愿望。基于这种精神，我接受了任命。

借用诗人沃尔特·惠特曼的话，新任总统“出场很有威慑力”。阿瑟·克罗克写道：“罗斯福神情‘冷峻’，熟识他的人都颇感惊讶。”亨利·L·史汀生在日记中写道：“我真是被吓住了。”新任总统夫人觉得就职典礼“非常严肃，令人生畏”，因“当富兰克林念到他要行使总统在战时才可支配的权力时，下面居然掌声雷动”。《新共和》周刊的埃德蒙·威尔逊却将这段演讲斥为“油嘴滑舌，空洞浮夸”。他还写道：“独裁的迹象显而易见。”这些知识分子依然看不懂罗斯福，一些人永远也看不懂。确实，罗斯福是个神秘的人，即便身边最亲近的人也未必真正了解他。说来奇怪，竞选总统这么大的事，他也没有告诉夫人，她还是从路易斯·豪那里知道的。在他上任初期，很多人都质疑国家的前途，罗斯福夫人也不例外，她说：“我们好像在一条宽阔的河中漂流，应该前往何方，是个谜团，最终会到达哪里，也说不清楚。”但大部分人并没有这样的疑虑。对他们来说，这次演讲十分成功。那个周末，45万人写信致贺罗斯福。

埃莉诺去参加庆祝舞会，而罗斯福总统则和路易斯·豪一同在白宫工作。星期日上午吃过早餐后，总统坐着轮椅，沿着新修的斜坡进入空无一人的总统椭圆形办公室。他一个人打量着这个房间，桌上空无一物。能够搬走的东西，胡佛都搬走了，只剩下旗帜和印章，连便签本、铅笔、电话、按铃都没有。他逐渐认识到单枪匹马在这里什么也干不了，便大声把秘书和助手叫了过来。这事值得一提，因为从此以后，罗斯福再没有感到如此无助的时候。晚上，他就决定有所行动。“一战”时美国制定了《与敌贸易法》，但人们已经忘了。他叼着烟斗，决定引用这个法案让银行放假4天。星期四，第73届国会奉命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出一套紧急法案。同时，在银行暂停营业的情况下，国家的正常运转还要维持下去。

现在是国民发挥聪明才智的时刻。美元不能用，人们就使用临时凭证、奖券、有轨电车代用币、加拿大元、墨西哥比索等，或是赊购、物物交换。陶氏化学公司用镁制成“陶氏金属货币”，一个硬币相当于20美分。威斯康星州的一名摔跤选手签订演出合同时，获得的报酬是一罐西红柿和一堆土豆。在俄亥俄州的阿什塔比拉，当地报纸愿意接受农产品为广告费。纽约州的一名参议员到奥尔巴尼时，靠带来的12个鸡蛋和半扇猪度过了一个星期。最引人注目的交易活动由《纽约每日新闻》创造。当时，报社赞助举办了麦迪逊广场花园“金手套”拳击比赛半决赛，票价为50美分。但除5美分的娱乐税必须付钱外，价值相当的东西可以抵票价。报社还请来了一个估价官，负责在当晚处理各种物品的估价。法兰克福香肠、床垫、鞋帽、大衣、鱼、面、睡衣、牛排、火花塞、盒式照相机、拼图游戏、毛衣、罐头食品、一袋袋的土豆、高尔夫球短裤、各种工具、擦脚油、各种版本的《新约》，甚至女式内衣都可用来交换。

大家都猜想银行重新营业后，由各州、城市和公司发布的各种临时凭证将正式大行其道。亚特兰大、里士满、马提塔客和诺克斯维尔已经实施。3月6日之前的一个星期，纳什维尔流通中的临时凭证价值近百万美元，费城流通中的临时凭证则将近800万美元。新泽西州努特利的一家纸厂从前一星期只工作三天，现在一天要换三班，忙着为威斯康星州和田纳西州的客户生产6吨临时凭证。在财政部长伍丁看来，各州、城市和公司的各种临时凭证在全国流行的程度骇人听闻。3月7日星期二，伍丁告诉雷·莫利是时候停用这些临时凭证了。他说：“我们可以依靠银行的资产发行货币，这样人们不会恐慌。这些钱看起来不会像舞台上的道具，就像真正的钞票。”办不好也没损失。伍丁公开说：“现在已经是最坏的情况，不可能再坏了。”

在卡尔顿酒店的套房里，伍丁和参议员卡特·格拉斯夜以继日地工作，要赶在星期四的最后期限前草拟出法案。国会特别会议开始了，议员们已鱼贯而入，伍丁刚好赶上把拟出的法案交给秘书，由秘书宣读。伍丁嘀咕着：“法案由我提出。它亡我亡。”由于会场内人声嘈杂，没几个人听到秘书的话。法案不是人手一册，根本来不及印制。交给秘书的那份提议上，还有最后时刻用铅笔改动的痕迹。只用了38分钟，在一片哄嚷声中，法案顺利通过。罗斯福夫人在旁听席上一边打毛线，一边数着票数，像《双城记》里的德法奇太太一样。计票结束后，议员们挤进参议院会议厅，听格拉斯解释刚才的法案到底是怎么回事。

虽然格拉斯对法案里的部分内容颇感吃惊，但弗吉尼亚州的这个小个子还是支持伍丁的法案。实际上，根据这项法案，议会必须批准任何总统和财政部长“已经采取及今后将采取”的措施，这一点实在骇人。法案禁止民众囤积物品，违法者会面临牢狱之灾。管理不善的银行设有“管理员”（破产接管人）。法案还宣布以银行资产为储备发行20亿美元新钞。晚上8点36分，罗斯福签署了这一法案。当时他的办公室里堆满了包裹，都是从海德公园住所运来的书和相框，还没来得及拆开。他不停地忙碌，衣服都乱了。那一晚，国家雕版和印刷管理局急招了375名工人，美国政府的印钞机高速运转。

当天及第二天夜里，雕版和印刷管理局一直灯火通明，照耀河滩。来不及制造新模板，人们就沿用了1929年的版本。时间紧迫，一时无法取得12家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影本签字，工人只能从政府文件里找到他们的签名，再派人到泽西市美国字体公司赶制。星期六一早，载着大包现钞的飞机先后从华盛顿起飞。正午过后，第一架飞机就把钞票送到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又从那里往各会员银行分送。

不过，如何把钱从囤积户攥紧的手里拿出来，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短短一星期内，部分人就将流通中15%的货币囤积起来。国会绞尽脑汁也找不到条文给这些人定罪。于是，政府想到了舆论这一利器。3月8日星期三，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如果市民在2月1日后提取过黄金，而下星期一没有按约定将其退回，那么银行将把他们的名字公之于众。这一措施立竿见影，各大报刊刚登载公告，市民就打爆了银行电话交换台。银行在电话里告诉市民，如果他们想把黄金送回，银行会为他们办理，并且不会告诉记者。几小时内，人们掀开床垫，撬开铁罐和秘藏的盒子，取出里面的黄金，在银行前排起长队。不禁让人联想到，一个星期前也是同样的场景，但今时不同往日。这次，人们带着装满黄金的行李箱和公文包。看到这样的好光景，联邦储备委员会决定乘胜追击，在星期五宣布扩大范围，要求银行统计出过去两年内的取款情况。范围越大，涉及的人越多。星期六晚，联邦储备银行收回了3亿黄金和黄金券，储备足以再印7.5亿美元新钞。在运载这批钞票的飞机还未在胡佛机场起飞时，伍丁就授意一些私营储蓄银行每个储户的提取限额为10美元。商业重新焕发生机。短短一星期内，13 500家银行（占全国3/4）恢复营业，证券交易所的铜锣也再度敲响，纽约股价陡增15%。道琼斯指数无疑传递着“幸福的日子又来了”这个好消息。

幸福的日子还未真正到来。但恐慌已经过去，币制既没有发生混乱，也没有被迫实行银行国有化。政府下的这服药确实够猛，遏制了通胀的势头，避免了无穷后患。但是，罗斯福选择无多。一个朋友给他分析，如果成功了，他会名垂青史，被人们尊为最伟大的总统；如果失败了，则会沦为历史上最糟糕的总统。罗斯福淡然地表示：“如果失败了，我就变成末代总统了。”但他并未坐以待毙，而是开始了“百日新政”。

3月9日，在一片欢呼声中，《紧急银行法》开始实行。6月16日，《全国工业复兴法》通过。新任总统不负众望，总是精力旺盛，点子源源不断。国会议员疲惫不堪，他们要求休会之前，罗斯福已发表了10次重要演讲，制定了一项新的外交政策。罗斯福每星期召开两次记者招待会和内阁会议，废除了金本位制，向国会提交了15份国情咨文，指导议员们通过了13个重要法案，其中包括对所有银行存款实行保险、发放新的房屋抵押贷款、改革华尔街、划拨40亿美元作为联邦救济金、准许啤酒交易、成立民间资源保护队、农业调整管理局和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等。有时，他自己也会说：“偶尔，我觉得自己像得了战斗疲劳症。”

但这些都只是临时应急的招数。罗斯福对身边的新政派说：“挑个办法试试吧。如果不行，再试别的。总要有所尝试才行。”他认为选举中能取得压倒性胜利，是因为人们支持他变革。怎么变都行，只要短期内发生改变就好。起初，他打算在伍丁拯救银行的法案通过后就打发国会议员回家，以方便行使他的总统权力。该举措也会得到全国的支持。保守派的《波士顿晚报》在社论中写道：“此刻我们需要的是独裁政权。独裁从来不算一件好事，人们这样期待绝无仅有。但人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愿意放手一搏。”参议员伯顿·K·惠勒说，为了新任总统，议员们甚至敢于“跳火圈”。而按查尔斯·米切尔森的话说，美国的选民甚至相信罗斯福能够“在黑暗中辨明一切”。之后，约翰·甘瑟表示，罗斯福当年若想独裁，可是轻而易举。“在第一个‘百日新政’期间，国会心甘情愿地为罗斯福服务，授予总统权力之巨大前所未有，凌驾一切！德国国会给予希特勒的权力，也仅止于此。”

但是，罗斯福一直以来都遵循宪法行事。他说，他以堂叔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为榜样，希望成为一个“热心传道”的总统。他翻阅了民众寄往白宫的诸多信件，觉得在进行立法革命（的确是场革命）的同时，需要向他们阐明新政的目标。那时，没有美国新闻署或者美国之音代为宣传，也不必要。由他担任教师，全国民众耳听心受。

他的第一堂课在上任的第5天。那是一次成功的记者会，采访白宫新闻的记者都围在他的办公桌前。此后，他举办了无数场记者会（998场）。威尔·罗杰斯评论说，罗斯福可以将银行业务中复杂的问题解释得深入浅出，每个人都能明白，也包括银行家。就连平时对罗斯福不以为然的查尔斯·比尔德都写道：罗斯福谈论“美国生活和社会的种种根本性问题比其他总统都多”。记者会结束时，掌声经久不息。一下子，罗斯福将美国新闻之都从纽约迁到了华盛顿。合众社驻华盛顿的员工增加了两倍，从此美联社1/4的新闻来自华盛顿。各大城市的报社专门派驻了记者报道白宫的消息，规模较小的报社则引用华盛顿专栏作家的通稿。后来，罗斯福夫人也加入了专栏作家行列。

3月12日星期日，罗斯福开始给全国人民上第二堂课。白宫一楼外事接待室的壁炉前摆着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共同广播公司的话筒。总统说他希望随性些，像在起居室和邻居聊天一样亲切自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驻华盛顿办事处经理哈里·C·布彻说，如此一来，不如就叫作“炉边谈话”好了。自此，这个名字就流传开来。罗斯福叼着象牙长烟嘴，慢慢抽着，谈论起全国银行停业的问题。“朋友们，我想告诉大家，过去几天我们做了什么，为什么这样做，下一步要做什么。首先，让我陈述一个简单的事实。大家把钱存到银行，银行并不是把钱放在保险柜里，而是用来投资各种信用债券和房屋抵押贷款。换言之，银行会把钱拿来投资，使一切运转起来……”

罗斯福态度温和，没有居高临下，用人人都能明白的句子和表达方式将复杂的工业经济表述得很清楚。他的语言质朴平实。这种风格也反映在白宫的装饰上，前任政府留下的铺张排场都被去除。这里没有跑腿的仆人，没有号兵，没有军旗敬礼分列式，没有士兵换岗仪式，7道菜的用餐习惯也省去了。在华盛顿的众多官员中，罗斯福的饮食是最简单的，时间不允许他成为美食家。在白宫用过餐的客人说，这里单调乏味的饮食好像出自寄宿所。一位女士连续三晚都吃到同样的甜点：一片菠萝、两颗樱桃和稀奶油里的一个核桃。即便如此，她也算是得到了款待。总统的午餐只有一个水煮荷包蛋，才19美分。

在饮食上，罗斯福或许小气，但这只是表象。他拥有真正的权力，并不在意这些花哨的点缀。小阿瑟·施莱辛格说得好：“罗斯福天生就是当总统的料。”他能决定自己所处时代的命运，历史上少有人如此。他独揽大局管理着国家，爱发号施令。他开玩笑地对一个访客说：“如果可以，难道你不想当总统？有谁不想。”和罗斯福会面后，心理学家荣格回忆说：“毫无疑问，他是个坚强有力的人。他才智超群，坚不可摧，又果断决绝，灵活多变，你永远猜不到他会做什么。”W·M·基普林格说他从没见过任何总统“像罗斯福一样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埃霍·弗林发现罗斯福身边的助手和内阁成员不过是跑腿的，“罗斯福总是自己做主”。阿瑟·克罗克说道：“他是老板，是发电机，是钟表发条。”亨利·摩根索也写道：“罗斯福就是一个统治者。”摩根索爱和罗斯福辩论，罗斯福也乐于奉陪，但争论到一定程度，罗斯福便将布满斑点的大拳往桌上一锤，不再说“我认为”而使用“总统认为”。到此，辩论告一段落，胜负显而易见。

罗斯福一般一天工作14个小时。一早，他会在床上用餐，边吃边浏览外事电报和一堆报纸。他的卧室墙上挂满了船舰的图片，壁炉架上放着家庭照片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小摆设。早晨起床后，他一般不会见客，但在“百日新政”时期，他的亲信顾问会聚在床前和他开会。有时，9点过后，男仆欧文·麦克达菲会为他刮胡须，整好衣装，再用无扶手轮椅推他到办公室去。上午10点，一天的忙碌正式开始。如果那天国会开会，他会花上1/4的时间讲电话。他跟别人说话时总会称呼他们的名字，而非姓氏。上任第一个星期，他打了个电话给劳工部长弗朗西斯·珀金斯小姐。那时，华盛顿政界对这位爱戴棕色船形帽的女士并不了解，她对华盛顿的政治人物也不熟悉。当珀金斯的助手拿起电话时，只听对方说：“我是弗兰克，弗朗西斯·珀金斯小姐在吗？”助手转告珀金斯，她诧异地问道：“弗兰克？我不认识什么弗兰克。问他为谁工作。”这么一问，电话那头响起了笑声：“我为美国工作，我是总统。”

罗斯福随时都会接电话，内阁开会时也不例外。想和他通话太容易了，大概有100人可以不通过秘书转接直接和他通话[1]。他消息灵通，无所不知，因此人们常常会忘记他双腿不便的事实。内阁会议上，他常转述别人的话，其中也包括他的夫人。他会说：“我的内人说那片区域正流行伤寒病。”他上任不久颁布了诸多法令，其中就有一条规定：当困难群众打来电话向白宫求助时，一律不准挂断，必须有人接听。罗斯福和民众沟通频繁，是历代总统中表现最好的。有封信这样写道：

尊敬的总统先生：

我写这封信是想告诉你，现在一切都好。你派来的人很快就找到了我家，他们陪我去银行，申请了贷款延期。你肯定还记得我之前写信说我家的家具被人搬走了。现在好了，你派来的人帮我拿回来了。我从没见过像你这样的总统。

谁也没见过这样的总统。罗斯福每天会收到5 000~8 000封信，是胡佛的10倍。一名国会议员曾将他比作耶稣。一次民意测验中，纽约小学生将罗斯福排第一，上帝排第二，票数远逊于罗斯福。美国人民觉得他像朋友一样对待他们，就写了41首歌颂扬他的功绩。每当他系好腿上的支架，出现在公众面前时，热情的群众都会把手伸向他，想碰到他斗篷的边缘。在纽约，歌剧《我的粉红色》的演出现场，演员们每次谢幕时都会将歌曲原文“让温特格林当总统”改成“罗斯福是总统”。这时台下的观众会不约而同地站起，报以震耳欲聋的掌声。安妮·奥黑尔·麦考密克在《纽约时报》上写道：“没有哪个总统可以像罗斯福一样，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给人们带来希望。”就连皮埃尔·杜邦和威廉·伦道夫·赫斯特也高兴不已。一个商界巨头对约翰·弗林说，他认为罗斯福是自耶稣以来最伟大的领袖，他希望上帝能原谅他之前把选票投给了胡佛。沃尔特·李普曼也改变了以前的判断，写道：“我们曾万念俱灰，对周围的人和事失望。但仅仅一星期时间，我们对政府和未来又充满了希望。”

罗斯福的巨大魅力还吸引来了校园里和职场中的年轻人。突然之间，华盛顿的住宿业生意红火起来。G街、r街、新罕布什尔大道和第21街一带高大古老的褐色大楼被改造成旅馆，等待着加入新政队伍的年轻单身汉入住。华盛顿的传统主义者开始害怕起来。后来，有人对小阿瑟·施莱辛格说：“一大群讨厌的年轻律师住进了华盛顿…… 他们趾高气扬地进入办公室，占据办公桌，索要各种文件，忙这忙那，没完没了。我不知他们为何而来，做了什么，又为何离开。”

这些年轻人有的没有离开，有的离开后变换个身份又回来了。财政部副部长迪安·艾奇逊、司法部青年律师J·W·富布赖特（后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放弃药物学研究而从事救济工作的休伯特·H·汉弗莱（后任第38任副总统）、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青年律师亨利·福勒（后任财政部长）都是当时聚集在新政旗帜下的人物。林登·B·约翰逊是新人中办事效率很高的一个，他是得克萨斯州国会议员理查德·克莱伯格的行政助理。约翰逊说服政府让得克萨斯州的农民带头清除一些棉花种植园，以支持农业调整管理局减少剩余农产品的措施，一时获得了媒体的关注。

新政的众多政治新星中，还有一些次要角色，如萨姆·罗斯曼、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阿道夫·伯利、“铁裤汉”约翰逊、哈罗德·伊克斯和雷·莫利。伊克斯有个众所周知的绰号“暴躁鬼”。私底下，他还挺喜欢这个绰号的，却不知罗斯福背后叫他“唐老鸭”。雷·莫利在华盛顿一家酒店里租下了一个套房，出手阔绰，是这群人中最聪明的。那些名气不敌他的人编了首歌讥讽他：

莫利！莫利！莫利！我的上帝！

农业部士气特别高昂。新上任的总顾问杰罗姆·N·弗兰克招收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年轻律师，有瑟蒙德·阿诺德、艾毕·福塔斯、艾德莱·史蒂文森、纳撒尼尔·韦尔、约翰·艾布特、内森·翰威特、李·普雷斯曼，以及普雷斯曼在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同班同学阿尔杰·希斯。政府一些其他部门的人对他们赞赏有加，认为其中大部分人未来前途无量，特别是希斯。

希斯、普雷斯曼、翰威特、阿布特和韦尔都是一个共产党小组的成员，常在康涅狄格大道音乐工作室秘密见面。他们会对新政府进行研究，却没有头绪。这不足为奇。莫利那时被看作是一个激进的自由派，而农业部长亨利·华莱士强烈反对在外交场合承认苏联的合法地位。华莱士认为共产主义挑起了阶级对立，口气好像阿尔·史密斯。最让人捉摸不透的还是总统先生。在就职典礼上，罗斯福偏向经验主义，但很保守，他早期的措施得到了右派的支持。值得一提的是，在挽救银行业的颓势后，罗斯福实行的第一个措施是削减退伍军人的退伍金和政府人员（包括国会议员）的薪资。

然后，他成立了民间资源保护队，组织贫困家庭的年轻人参加水土保持工作，获得了保守派的好评。但共产党的一名发言人将此举称为“强迫劳动”，劳联领导人威廉·格林则称罗斯福的这一做法具有“法西斯主义、希特勒主义和某种形式的苏维埃主义的意味”。但是，罗斯福很重视民间资源保护队，在军队的支持下，此举很快就取得了巨大成效。这个组织由麦克阿瑟负责组建。乔治·C·马歇尔上校负责南方17个团队的管理，成效卓著，引起了总统的注意。（在分管宾夕法尼亚州时，艾森豪威尔少校忽视了政治因素，让共和党人占据了所有重要岗位，落得个办事不力的印象。）最后，250万青年加入了民间资源保护队，穿上了草绿色的制服。他们种下了2亿棵树木，建起了从得克萨斯州到加拿大边境的防护林带，完成了罗斯福的构想。

4月19日，罗斯福废除了金本位制，此举却并未获得右派的支持。现在看来，是因为人们对黄金的追崇根深蒂固。几个世纪以来，欧美各国一直严防黄金外流，把黄金视为西方文化的特征。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黄金是强国的象征，白银则是落后国家的标志。一些共和党人把货币贬值的策略描述为“橡皮美元项目”。阿尔·史密斯说，他赞成“金本位”，反对“胡扯本位”。罗斯福的白宫预算办公室主任则说，总统此举意味着“西方文明的终结”。但是，美元贬值11.5%，当年夏天继续贬值17%后就稳定下来。这时，欧洲已出现通货膨胀的迹象，美国再次拥有了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对此，普通人看不懂倒也自然，至少华尔街的精英们看得明白。查尔斯·盖茨·道斯拍手称快，共和党领导人也拍手叫好。罗素·莱芬韦尔是摩根大通公司的合伙人，他在给罗斯福的信中写道：“你废除金本位制的决定把全国从崩溃的边缘拉了回来。”在一份罕见的公开声明里，摩根本人也表现出对罗斯福决策的声援：“看到总统做出这样的决定，我很高兴……显然，想消除‘大萧条’的阴霾，就要反对并打倒主张通货紧缩的势力。”

任何决策，只要受到华尔街23号（摩根财团所在地，意指华尔街金融势力）的欢迎，就谈不上革命性或者开明。直到3月下旬，罗斯福才明确变为“左”倾。那时，他要求国会批准《农业调整法》和《联邦紧急救济法》，并在5月12日——“百日新政”第65天，签署了这两项法案。《农业调整法》显然是针对艾奥瓦州农民暴动事件制定的，该法案采用减少产量的方法提高农产品价格。这种补贴农民、让他们少种地的做法，有违常理。亨利·华莱士的这段话道出了上百万人的心声：“我希望只此一次，以后再也不用这样的办法。庄稼长得正好，却要毁坏，实在有悖常理。”4个月后，他却不得不下令屠杀600万头小猪。他自己对这样的做法憎恶不已，但也只能埋怨胡佛措施不当，留下了这样的烂摊子。（罗斯福开玩笑说，要给猪实行计划生育。）

从长远影响的角度看，联邦政府主持救济引起的争议更多。可是，哈里·霍普金斯在一次国会听证会上犀利地指出：“参议员们，人们天天需要吃饭，不是等到长远后才吃。”霍普金斯是个身形瘦削的高个儿，头发蓬乱，惯于冷嘲热讽。“大萧条”时，他在纽约做社工。新政期间，他一直和罗斯福保持着密切联系。他能进入政府工作，离不开贵人的引见。最初，他只是一个无名小卒，根本见不到总统。在纽约参加一个名流聚会时，他看到劳工部长弗朗西斯·珀金斯也在场，便恳请她到楼梯间说话。当时人声嘈杂，只有那里比较安静。霍普金斯向她解释了联邦救济金的重要性，珀金斯小姐便将他推荐给罗斯福，罗斯福又将他的方案提交给了国会。见此方案，共和党人无不震惊。马萨诸塞州参议员罗伯特·卢斯斥其为“社会主义”，缅因州参议员卡罗尔·L·比第惊呼：“上帝救救美国人民吧！”

但是，共和党的上帝不灵了，罗斯福扭转颓势的时刻已到。5月22日，罗斯福将霍普金斯带到华盛顿，开始联邦政府的救济工程。虽然，领导人几经变更（先是霍普金斯，后是伊克斯，最后又是霍普金斯），机构名称多次调整（民政工程署、公共事业振兴署、公共工程署），但联邦政府的救济工程一直持续到1942年。霍普金斯直截了当地说：“我来这儿的目的就是确保没人挨饿。”纽约市长菲奥雷洛·拉瓜迪亚说：“我花两美元到市场上买一只鹦鹉，一天时间它就能学会‘发救济，发救济，发救济’，但鹦鹉永远也不会懂其中的经济问题。”反对救济的人对这项政策不以为然，他们可不会用“发救济”这样温和的字眼。北方血汗工厂的老板和南方种植园的园主都愤恨不已，这个措施让他们失去了廉价劳动力。对上层中产阶级评论家来说，接受救济者总是懒洋洋地倚在铁铲或耙子上，这些评论家最大的成就是曲解了一个意义模糊的词。真相是，在纽约市议会调查做证时，一名叫罗伯特·马歇尔的手工课教师说，他教过失业者如何制作一种叫“Boondoggle”的手工制品。1925年，“Boondoggle”这个词由北方的一个童子军团长创造，用来描述野营中有实用价值的手工，比如将绳子编成带子。谁知不久之后，全国的报纸都开始发表社论嘲讽搞救济就像“做Boondoggle”。报纸影响巨大，数百万读者直到今天都以为霍普金斯和伊克斯所谓的成绩不过如此，他们只是给失业的人找点儿事做，至于这些事有没有意义倒是其次。

实际上，霍普金斯和伊克斯都很鄙视游手好闲的懒汉。尤其是霍普金斯，他认为只给救济不给工作，有辱人的尊严。他喜欢听到妇女们说：“我们不再依靠救济，我丈夫在为政府工作。”人们确实在工作，而且工作得很辛苦。民政工程署、公共事业振兴署和公共工程署将资金投入到3万多个新政项目中，比如支付教师薪资，修建供水系统、邮局、桥梁、铁路、机场、下水道、涵洞、公共泳池、运动场、操场、发电站和火车站等。霍普金斯在华盛顿任职期间，一直兢兢业业。美国10%新修的道路中有他的汗水，35%新建的医院中有他添的砖加的瓦，65%新修的市政厅、法院和医疗设施离不开他的出谋划策，70%新建的学校得到了他的支持和重视。因为他，丹佛建起了水利系统，俄亥俄州马斯金格姆河谷建起了防洪工程，得克萨斯州布朗施维尔市有了港口，基韦斯特岛有了通往佛罗里达州内陆的公路和桥梁。

公共事业振兴署（及其前身和后继机构）率先投资那些私营企业力所不能及的项目，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明显改变了美国的面貌。哈得孙河下建起了连接纽约市和新泽西州的林肯隧道，曼哈顿区和长岛之间建起了三区大桥，宾夕法尼亚铁路改用电力牵引，第一批柴油机开始研制。华盛顿有了动物园、林荫道和联邦贸易委员会大厦。卡马里洛精神病院在加利福尼亚州拔地而起，诺克斯堡金库在肯塔基州建成。旧金山建起大人小孩都喜爱的游乐场，达拉斯市兴建了迪利广场，圣路易斯市有了温室花卉展馆，哥伦比亚河上筑起邦纳维尔大坝，科罗拉多河上建起博尔德大坝。在建造博尔德大坝时，公共事业振兴署近200名员工因公牺牲。共和党人也对这个水坝充满兴趣，1946年他们再次掌控国会后，立即将其更名为胡佛大坝。这些工程耗资总计不到200亿美元，仅为尼克松第一任期内国防部年度预算的1/4。

据《陆海军纪事报》之后的报道，那几年军费拨款极少，若没有公共事业振兴署的工人，许多陆军军营和海军基地都会荒废。而且，若没有公共事业振兴署，美国经济在“二战”时期和战后阶段都不可能有那样蓬勃的发展。如果“百日新政”时期罗斯福没提出那样的设想，田纳西河流域工程就不会存在，更不会有结束“二战”的那两枚原子弹。原子弹有利有弊，但无论如何，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肯定会突破研制核武器的难关。当然，田纳西河流域工程的主要目的并不是研制原子弹。一开始，田纳西河流域建起的多座大坝，向流域居民提供和销售电力。最后，这项工程避免了300万英亩土地被河水冲蚀，让流域居民的平均收入倍增，工程所耗资金也以缴纳联邦税收的方式全部偿清。田纳西河流域工程是参议员乔治·诺里斯一直以来的梦想，但将其变为现实的人是罗斯福。罗斯福那时才刚上任，尽管杂事繁多，但他写信告诉诺里斯：“马上拟出紧急法案，写好就开始。”他希望诺里斯可以过来和他谈谈“田纳西河流域发展”计划。有这样的总统在，人们觉得一切皆有可能。

但是，有些事确实不可能。银行可以挽救，农民可以补贴，饥饿的人可以喂饱，不羁的田纳西河可以驯服，但美国是一个工业国家，没有什么法律可以轻松解决工业问题。罗斯福不是没有尝试过。国家复兴管理局便是新政中全力以赴的一次尝试，纵然收效甚微，但并非一败涂地。它鼓舞了人心，增强了劳工组织的影响力，最终也对经济复苏起了促进作用。尽管它没有达到罗斯福的期待（事实如此），但至少让全国暂时如战时一般团结起来。国家复兴管理局就像一支士气高昂的球队，上场前被寄予厚望，最后却以惨败收场。休·约翰逊将军的比喻很巧妙：“一开始是点点火光，后来却是猛烈攻击。就像有的蠢蛋，冲动地走上断头台，又期望铡刀突然坏掉，可以侥幸逃生。”

约翰逊是新政派中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他被罗斯福任命为国家复兴管理局的负责人。也许，就是他那种唯我独尊的态度限制了国家复兴管理局的发展。凡是妨碍他的人，他都肆意诋毁，说那些人“血液里有耗子的破坏因子”，又说“国务院里的人打扮得油头粉面”，“全是一群谎话连篇、信口开河、胡说八道的生意人”。他还把商务部大厦的办公室比作联合车站的收费公厕，因此得罪了胡佛。但在第二次炉边谈话中，罗斯福首次提出这个设想时就考虑到了国家复兴管理局可能出现的问题。他说，希望企业和政府间形成“计划性的合作关系”。政府“在行业中大部分从业人员的支持下，防止不公平竞争，并遵守当权者制定的协议”。

罗斯福的目标是消除殊死一搏的竞争，停止对妇女和童工的剥削，这样的做法是正派商人都可以接受的。但按行业规定，对垄断的抨击要停止，还要恢复协定物价的做法。工人不由得忧心忡忡。于是，铁路员工协会总顾问唐纳德·里奇伯格建议约翰逊在《全国工业复兴法》中添加第7条第1款历史性的规定：劳方可以通过工会，集体性地与资方谈判雇用条件。从而推动了20世纪20年代的工人运动。大企业主预感这一条款会带来巨大的冲击，因此全国制造商协会和美国商会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表示强烈抗议。于是，罗斯福将法案支持者和反对者召集起来，一起协商法案的具体细节，最终达成协议——第7条第1款原文不动。但这并不代表胜利的开始，企业家和代表他们利益的议员没有提出改动，是因为有些人认为应该禁止所有自由竞争。时任琼斯－拉姆森机械公司经理的拉尔夫·弗兰德斯表示，他们“完全相信限制竞争才能实现国家经济的复苏和繁荣”。

“铁裤汉”约翰逊的宣传工作完成得极其出色，所以1933年已过大半，这些棘手的问题还没引起人们的注意。亨利·华莱士曾告诉约翰逊关于雷鸟的故事，并以印第安人的意符为基础画出一只蓝鹰，还在下面写下“人尽其职”。他警告媒体：“愿上帝宽恕那些触犯这只蓝鹰的人。”凡是遵守这种规定的公司都可以在建筑外面挂上蓝鹰的标志。消费者也在挡风玻璃上贴这个标志，《时代周刊》每星期的封面上也会印上这个标志。4个女孩子甚至把蓝鹰刺在了背上。在旧金山的一个棒球场里，8 000个孩子排出一只巨大的蓝鹰标志，巴斯比·伯克利也不甘人后，改写了《华清春暖》的最后一幕，让鲁比·基勒、迪克·鲍威尔、琼·布朗德尔和好莱坞全部临时演员先后排列成美国国旗、罗斯福肖像和蓝鹰的形象。蓝鹰受到热捧，风靡一时，约翰逊也忙着在全国各地签订合约，一切看起来郑重其事。

实际情况也基本如此。到当年仲夏，100多万雇主执行了国家复兴管理局的章程和工资规定，雇用了900多万工人，但这些雇主一般都来自小企业。6个星期的努力劝说后，纺织、采煤、石油、钢铁、汽车、木材、服装、批发、零售和建筑这十大行业里，只有纺织业签订了行规。新政领导群体中出现了不同的声音，霍普金斯对约翰逊说：“休，你制定的那套法规烦死了。”煤矿的保安人员并不理会蓝鹰法规，照样对矿工开枪，亨利·福特也不肯承担自己的责任。约翰逊一气之下把自己那辆福特公司产的林肯汽车卖了，买了一辆凯迪拉克。总统宣布政府部门只能和符合国家复兴管理局规定的公司合作。一个记者问约翰逊那些不执行规定的人会受到什么惩罚，约翰逊擦掉嘴边的啤酒沫，凶巴巴地说：“把他们打得鼻青脸肿。”

之后，将军改变了他的策略。他发起了一场全国性的活动，为所有雇员争取每星期40小时的工作时间、12美元的周薪，之后还要制定正式法律。1933年7月24日，在第三次炉边谈话中，罗斯福特别提到了这个问题。他说：“打仗时，夜袭的士兵会在肩上戴一个鲜艳的徽章，便于区分敌我，以免误伤战友。按这个标准，那些与政府合作，参与了这项运动的人也要一眼就能看出。”罗斯福的这番话意思很明确，要么尽忠职守，要么保持低调。全国复兴运动逐渐展现出一种传播福音的性质。波士顿市市长詹姆士·迈克尔·柯利将10万名儿童集结在波士顿公园，带领他们宣誓：“我宣誓，要做一个合格的美国公民，成为全国复兴运动中的一分子。我只会在蓝鹰商店里购物。我会让家人在9月购物，并只购买美国产的商品。我会和罗斯福总统并肩作战，让人民再次过上好日子。”

每个有公民荣誉感的社区都举行了支持全国复兴运动的游行。这时，花车五彩缤纷，乐队唱着《幸福的日子又来了》，一路欢歌。纽约的庆祝活动尤其隆重。25万人的游行队伍浩浩荡荡，整整走了10小时，沿途观众有200万。交响乐团指挥瓦尔特·达姆罗施是广播工作者的领队，查尔斯·温宁格带领着演员队伍，阿尔·乔森走在电影动画从业人员队伍前列。游行队伍里有1 000名理发师，10 000名银行家、经纪人、证券交易员，20 000名成衣工人。在阅兵台上，人们放飞了50只信鸽，希望将美好的祝愿带给罗斯福总统。夜幕降临，第五大道华灯初上，参加游行的人络绎不绝地从华盛顿广场走过来。这些人当中有杂货商、珠宝商、当铺老板、屠户、消防员、警察、图书管理员、药剂师、图书出版商和酒吧侍者等。纽约沉浸在欢腾的气氛中，纽约之外的地方，人们也能感受到同样的热情。在塔尔萨市，休·约翰逊77岁的老母亲走在游行队伍前方，呼吁道：“我们应该听从国家复兴管理局的指挥，因为我儿子雷厉风行，改革到哪里，谁也猜不到。”全国各地参加游行的人都充满信心与希望。海伍德·布鲁恩写道：“当人群排成长龙，摩肩接踵时，众志成城的情绪就形成了。”忽然之间，足足200万份法典草案潮水般涌进约翰逊的办公室。各大行业都加入进来，唯有汽车和采煤业迟迟不动。但最后，汽车（福特公司例外）、采煤业终于妥协。跟随全国的潮流，连胡佛总统都加入了。

但是，疾行的船终遇逆风。胡佛心思一转，认定国家复兴管理局奉行的是极权主义。商人贬其为“鬼鬼祟祟的社会主义”，工会领导认为这是“商业法西斯主义”。威廉·伦道夫·赫斯特说国家复兴管理局的英文简写其实是“禁止复兴”的意思。《哈泼斯》月刊的一位投稿人在4个州做完调查后发现，挂着蓝鹰标志的公司实际违背了之前签订的法规。在700条法规中，有568条是关于协定物价的，这可能是霍普金斯之前的设想。沃尔特·李普曼将国家复兴管理局描述为：“极度的中央集权和独裁作风引起了人们对美国经济生活中可能出现的官僚主义的厌恶情绪。”

发生了什么？那年年初，专栏作家和企业家还巴望总统变成独裁者。不同的是，现在罗斯福扭转了全国的局势，他的成绩显著，但人们的挑剔也不少。在罗斯福初到白宫的4个月里，联邦储备委员会将工业生产指数从59提高到100。经纪人说这是“罗斯福创造出的市场”。3月时，人们力不从心或惶惶不安，无力反对约翰逊，现在他们翅膀硬了，敢于说话了。《科里尔周刊》说：“我们经历了一场改革，结局很好。”《文学文摘》杂志欢呼道：“股票和债券价格上涨，增值了数百万美元。小麦、玉米和其他商品的价格上涨，数百万钞票飞进了饱经贫苦折磨的农民的口袋。”美国农业调整管理局促成了农产品价格的提高，但《文学文摘》杂志并没提到它的功劳。只有《纽约时报》指出，罗斯福不但化解了一场前所未见的危机，还取得了个人的胜利。对于美国人民来说，罗斯福能够呼风唤雨，力量无穷。全国人民蓄势待发，等待着他下达指令。罗斯福发表了一场场振奋人心的演说，取得了一个个巨大的成就。人民敬仰他，称颂他，说他是上天派来拯救这个时代的英雄。雷·莫利说，罗斯福救活了资本主义。

人们对总统的看法也完全改变了。罗斯福坐车到国会山时，热情的群众会鼓掌欢迎。理查德·杰维斯是名特工，担任过4年胡佛总统的警卫。见到这样的场面，他高兴地说：“这样的情景再次出现，真是让人欣慰。”8月，总统兴高采烈地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宣告：“我给大家带来了重大喜讯。”原来，自1931年9月以来，财政部第一次发行了长期公债，总共5亿美元，年利息3.25%，认购总数高达公债发放规模的6倍。一年以前，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事。不管赫斯特报系怎样诋毁，这是工商界对新政有信心的铁证。1929年以来，商人第一次为期票贴现。为什么不呢？似乎没有什么可以阻挡罗斯福带领人民走出“大萧条”的决心。国会唯罗斯福马首是瞻。哈佛大学宪法学教授托马斯·里德·鲍威尔也表示：“依我看，在基于法理的前提下，如果最高法院想要支持立法机关或行政机关的行动，宪法中有切实的条款可以赋予它这样的权力。”鲍威尔教授不懂宪法吗？他都不懂，还有谁懂？那就只剩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查尔斯·埃文斯·休斯了。但可惜的是，没人想到去问他。

美国人小像：
埃莉诺

她的父亲是西奥多·罗斯福的兄弟，母亲是出了名的美人。她是安娜·埃莉诺·罗斯福，出生于1884年，因为生得丑，人们都为她叹气。

她是个胆小鬼。客人来时，她就躲起来，紧张得咬手指。这时，母亲就会叫：“老奶奶，快出来吧。”一边向客人解释：“这个孩子脾气怪，又老成，我们就叫她老奶奶。”听了这话，她羞得想钻进地缝里。

8岁时，母亲因白喉离世；9岁时，父亲因酗酒撒手人寰。她就跟着管教严厉的外婆生活。因此，15岁以前，她都没有同龄的朋友。

18岁时，她进入社交圈，引起一阵轰动。她是个6英尺高的大个儿，声音又亮又尖，门牙前突，素面朝天。她很情绪化，有时无来由地哈哈大笑，有时兀然落泪，家人因此揣测她精神有问题。后来，富兰克林·罗斯福向她求婚了，但是他的母亲一直不应允，反对了三年才同意两人的结合。

1905年3月17日，伯父西奥多代表父亲，牵着新娘走上圣坛。埃莉诺精力充沛，和伯父很像。人们却认为一个女人不应有这样的性格，只顾笑话她，不认同她的生活方式。有人问她，做家务是不是很头疼的事，她便回答道：“我每天最多花15分钟做家务。”但是，她也很忙碌，忙着救济穷人。1913年，在她离开家的一段日子里，年轻的丈夫罗斯福爱上了她的兼职社交秘书露西·默塞尔。

1920年，露西嫁给了一个叫拉瑟弗德的有钱老头。1921年，小儿麻痹症导致罗斯福双腿瘫痪。母亲萨拉希望他就此放弃社会活动，回到海德公园休养。但是，医生告诉埃莉诺，罗斯福应该回到政坛，她可以做他的得力助手。两个女人僵持不下。埃莉诺参加了妇女劳工联盟，加入民主党后便退出。她告诉罗斯福，他一定要成为州长。萨拉对家里的事情一贯大包大揽，现在却不再是她一个人说了算。她写信给兄弟说：“现在是埃莉诺当家了。”

之后，罗斯福果真当上了州长，后来又当选总统。

就职典礼上，罗斯福为美丽的露西·默塞尔·拉瑟弗德安排了前排的位置，还派豪华车去接她。

就职典礼后，埃莉诺参观了补偿金远征军的第二营地，还同他们一起唱歌。之后，远征军说：“胡佛派来了军队，罗斯福却派来了妻子。”

总统没时间巡游全国，所以第一夫人每年跨越4万英里，各地演讲，参观贫民窟、幼儿园、游乐场和农舍。回来后，罗斯福总要仔细询问她一路的情形。他打趣地称呼她为“特工罗浮”（意为漫游者）。

“天哪，总统夫人来了！”在《纽约客》的一幅漫画中，一个矿工双眼圆睁，吃惊地对同伴说道。

埃莉诺不在家的时候，露西就会来看望总统先生。

在华盛顿，埃莉诺每星期会在白宫二楼的条约厅举行女记者招待会。她的专栏《我的日子》在全国135家报纸上发表。《妇女家庭良友》杂志每一期都有她编写的问答调查。她还是广播名人，名气只在罗斯福之下。她每星期会做两次广播，由甜心香皂、席梦思弹簧床垫、佳期迈威建材、塞尔比皮鞋和旁氏冷霜卸妆膏的厂商赞助。她将广播所得收入全部捐给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有一次，她在白宫同时举办两场招待会，不得不两边跑来跑去。

罗斯福会在乔治敦和阿灵顿市郊外的路上约会露西。坐火车从华盛顿到海德公园的路上，罗斯福的专列会特意折到新泽西州少有火车经过的阿拉默奇，那样他就可以去露西家看望她。

埃莉诺现在明白了，她既无法和罗斯福谈一场火热的恋爱，也无法和他保持亲密的夫妻感情。

她最喜欢引用一句话：“平静的背后无不隐藏着压抑的痛苦。”

在敬慕者的眼中，她身兼数职，在母亲、妻子、政客、女政治家、记者和第一夫人多个角色间游走。比起丈夫，她打破了更多陈规，她对贫民更有同情心，政治上更加偏“左”。有一次在海德公园，她和丘吉尔辩论战后保持世界和平最好的办法是什么。丘吉尔说，这需要英美两国携手努力，而她说，想维持和平，就要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

以韦斯特布鲁克·佩格勒为首的评论家，说她爱管闲事、充满空想、心肠太软。漫画家还将她画成粗鄙的样子丑化她。讨厌她的人尖酸刻薄地说：“埃莉诺一口龅牙，隔着篱笆都能咬到苹果。”驻英大使约瑟夫·P·肯尼迪说她是个麻烦的人。她老给他写信，还要他邀请某位叫苏西·格洛茨的女士来使馆喝茶。

一次，她问罗斯福，自己快言快语会不会对他有不利影响。（当时，她正在为美国公民争取加入共产党的权利。）他朗笑一声：“怎么会呢，这是个自由的国家。”

后来，罗斯福在沃姆斯普林斯病逝。那时，她正在华盛顿参加妇女界积极分子的会议。

回到白宫后，她发现在他弥留之际，露西一直陪伴他左右。她伤心落泪，但很快就振作起来。

父母、婆婆、丈夫都没有给过她怜爱，现在，她只关心人类的幸福。她继续写专栏，出版了15本书，改革了坦慕尼协会，成为美国驻联合国的代表。在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执政的时期，她一年又一年被选为美国妇女最尊敬的榜样。盖洛普民意测验发现，她是全球最受欢迎的女性。

74岁时，她写道：“作为世界领袖，我们需要重新认识自己。我们要倾尽所学，努力为全人类创造美好的未来。如果坚持这样的目标，我们就无所畏惧。”

4年后，她离开了这个世界。艾德莱·史蒂文森评价道：“她的热情温暖了整个世界。”联合国大会为她默哀。她与丈夫合葬在海德公园故居的花园里。罗斯福以后的3任总统都在她的墓前垂首默哀。在这对夫妇的坟墓前，竖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她选的一句话：“我们唯一恐惧的只是恐惧本身。”

露西没有在墓前出现过。早在14年前，她就在纽约市的一家医院过世了。

[1] 最接近这个纪录的是30年后的一位高官——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但他也只会接25个人打来的电话。

第三章 骚乱

1934年5月，第一本漫画杂志《驰名连环画》在报摊上面世，但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对它却毫无兴趣。这位全国第一警察其实爱看漫画，尤其喜欢《至尊神探》和《秘密侦探X–9号》，但那个春天他忙得几乎无暇看书。他手头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司法部将迁至位于宾夕法尼亚大道的新楼里，应总统要求监视法西斯组织，还要研究国会刚通过的打击犯罪的法案，并把已裁撤的禁酒局的人员纳入联邦调查局。胡佛局长急于网罗人手，他在公众面前说：“现在美国的犯罪活动很猖獗。”事实的确如此，公众也担心这个问题。本来，人们以为禁酒令废除后，美国国民性格中的暴力因子会消除，但是原来的私酒贩子竟然变成了银行抢匪。当时，银行家声名狼藉，这些盗贼反倒被看作罗宾汉一样的人物。印第安纳波利斯市有个人很崇拜联邦调查局的“头号公敌”——约翰·迪林杰，他说：“迪林杰从不抢穷人，他只抢靠剥削穷人发财的富人。我完全支持他。”

迪林杰犯下10桩命案，抢劫了4家银行，越狱3次，最后联邦调查局的梅尔文·珀维斯带领一批神枪手结束了他的逃亡生涯。这一课教训深刻，但在35年后那个不够太平的时代里，一个全国委员会发现，20世纪30年代时，公众对暴力犯罪的容忍度是美国历史上最高的。迪林杰死后危险性反而比他活着时更大。因为，他成为传说中的英雄，那些从没见过手枪的人也顺口就是杠子、左轮、一枪倒、风声紧之类的。农民证明了直接行动很有用。现在各种各样的人都赞成采取直接行动，就连加利福尼亚州州长也赞成为了正义实施私刑。切斯特·古尔德创作的漫画《至尊神探》，观念上可以说和埃德加·胡佛很接近，但他却说：“犯罪团伙非常猖獗，但法庭却没有重判，他们最终逍遥法外。我就想：为什么没有一个人绕过法庭直接把他们正法？”如果真变成那样，什么大人物惹怒你，是不是都可以开枪把他除掉呢？罗斯福夫人收到了大量恐吓信，为了安全，她听从特勤处建议，在离开白宫时一定带一把左轮手枪防身。

具有象征意味的是，迪林杰是在观看完一部警匪片离开影院时被击毙的。每年好莱坞会推出50部这样的警匪片，其中大部分都添加了浪漫剧情。胡佛其他方面的才能得到的评价不一，但他的公关能力毋庸置疑。1934年，联邦调查局为电影《执法铁汉》的制片人开放了档案。一部风格新颖的电影进入市场。电影里有一位联邦调查局特工，由人气颇高的青年演员詹姆斯·卡格尼扮演。而后，胡佛又利用广播进行宣传。梅尔文·珀维斯出现在了《弗莱施曼酵母时刻》节目里，但这次露面近乎灾难。珀维斯对着话筒打嗝，让胡佛目瞪口呆，令智威汤逊广告公司甚为恼火。另一方面，一档名为“捕盗神手”的节目迅速走红。迪克·特雷西自己也参与了一个儿童节目的录制。数百万儿童寄来桂格麦片的纸盒盖，要求换警徽。但全国最厉害的警察还是胡佛自己，他在全国各地奔波，列出一长串“社会公敌”的名单，追捕“漂亮男孩”弗洛伊德、“娃娃脸”尼尔森、“巴克妈妈”巴克、“机关枪”凯利，最后是“资历”最浅的少年雌雄大盗邦尼·派克和克莱德·巴罗。

那年5月造访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的人中，身份最尊贵的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他揣着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写的介绍信，提出赤字开支的计划，并自信满满地说：“其他计划和这比起来，实在不算什么。”之后，罗斯福写到，他和凯恩斯进行了“一次郑重的对话”。但实际上，这次谈话气氛非常凝重。凯恩斯态度矜持，几近傲慢，罗斯福对他的理论保持着将信将疑的态度，他不相信在增加开销的同时还能走上富裕的道路。然而，他还是让特格韦尔把凯恩斯引见给了政府的一些关键人物。尽管新政看起来热闹非凡，但靠救济生活的美国人仍然超过1 800万。有些州——比如阿肯色州、密西西比州和南卡罗来纳州，90%的救济款来自联邦政府。毫无疑问，罗斯福挽救了美国不致陷入无政府的状态，但“大萧条”依然顽固地赖着不走。凯恩斯曾说，每年3亿美元赤字才会让全国经济完全复活。对这番话，在他离开后很久，华盛顿人仍然记忆犹新。

这些日子，新政举步维艰。国家复兴管理局规模太大，运转困难。失意时，约翰逊将军只能借酒浇愁，沉湎在女秘书的美色中聊以自慰。媒体质疑她的高工资时，他解释那是因为她“不只是一个速记员”。媒体照他的原话登了，他又抗议说：“小伙子，你们这是下三烂的伎俩！”这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两个月前，罗斯福提出整治证券市场的法案，招致工商界的普遍不满。乔治·M·汉弗莱、休尔·艾弗利以及汤姆·格德勒带头闹事，抗议成立证券交易委员会。共和党的一个国会议员说，这完全是阴谋，是想“把一切好制度都苏联化”。纽约证券交易所总裁理查德·惠特尼说，他的交易所“是一个运转完美的机构”。威尔·罗杰斯听了嗤之以鼻：“那些华尔街的家伙摆出一副凶悍的样子，就是不想让政府在他们的地界安插警察监督。”但工商界还是输了。于是，在罗斯福指定约瑟夫·P·肯尼迪这样一个臭名昭著的投机商出任委员会主席时，他们把失望化为了怒气。罗斯福这样做是听从了莫利的建议，莫利说肯尼迪知道交易所有什么漏洞，也就知道怎么堵。华尔街为此还是怨声载道。惠特尼带领肯尼迪正式巡视交易所时，安排了众多保镖在侧。对此，惠特尼面无表情地解释，如果没有保镖，肯尼迪一定会遭到股票经纪人的报复。一些商业大亨说肯尼迪是“本阶层的叛徒”。现在，他们还没这样骂罗斯福，但罗斯福开除了不肯签货币贬值令的迪安·艾奇逊挨骂的日子也不远了。自由联盟筹建时，艾奇逊就在犹豫要不要当创办人。

一场更大的风暴在天际酝酿。和新政法令有关的1 000多起案件正在起诉过程中。1934年，任何法官都可以发布禁令推翻联邦法律。司法部长霍默·卡明斯曾警告罗斯福，联邦司法人员中只有28%是民主党人。所有案件最终都上诉到最高法院，但收效甚微。最高法院法官平均年龄78岁，思想保守。后来，几乎每个作风强硬的总统都和最高法院发生过冲突。罗斯福是自林肯后最铁腕的总统，所以他和最高法院的冲突异常激烈。

但是，至少还有一个内阁成员为全国带来了好消息——国务卿科德尔·赫尔仔细阅读了从柏林寄来的电报后，宣布“德国犹太人受虐待的事可以说是结束了。”

同年春，在宾夕法尼亚大道的一家自助餐馆里，阿尔杰·希斯与惠特克·钱伯斯第一次见面，钱伯斯当时使用的是化名。两人由苏联特工J·彼得斯和美国共产党员哈罗德·韦尔介绍认识。他们只告诉希斯，那人是“卡尔”，工作方面的情况你需要向他报告。餐馆离《华盛顿邮报》大楼只有几家店之隔，但即便邮报编辑部知道了这次会面的内容，也不可能泄露出来。那时，共产党人还没被当成危险分子，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刚成立8个星期，委员会主席由马萨诸塞州众议员约翰·W·麦科马克出任，他忙于监视美国的“左”派势力。三年后，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才开始依照总统的指示监视共产党组织，但即便那时，也只是关注这些组织有无通敌行为。

1933年感恩节，美国正式承认了苏联。苏联新任驻美大使以贵宾的身份出席了在华尔道夫 – 阿斯托里亚酒店举办的晚宴。参加宴会的年轻客人中有全国学生联合会前任主席爱德华·R·默罗。他曾写信向未来妻子痛斥美国的经济制度，认为这一制度“在我们出生以前，就为我们中的一些人掘好了坟墓”。（默罗对宴会的入场券价格也抱怨不迭，一个人6美元，真是前所未闻。）1934年5月，人民阵线在6个月后即将成立，厄尔·白劳德不久就会举起大旗，宣扬“共产主义是20世纪的美国主义”。韦斯特布鲁克·佩格勒后来称白劳德是“比兰登更地道的堪萨斯人”。白劳德还起草了一个失业保险法案，由明尼苏达州众议员伦丁提议。20世纪30年代末，白劳德成了香饽饽。罗伯特·A·塔夫脱想争取“左”翼的全部选票，还邀请白劳德一起在克利夫兰市竞选会上发表演说。

1934年5月14日，哈里·S·杜鲁门在参加民主党初选活动的同时还负责密苏里州的救济事务，当天清早，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现在是凌晨4点，而我即将发表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声明，我已经达到同龄人所奋斗追求的目标……现在正在竞选美国参议员，万能的上帝，请选择我成为参议员吧，我将像所罗门王那样虔诚祷告，祈求拥有能胜任这项职责的智慧。

华盛顿政界并没注意到这件事。当时政界红人中，见过杜鲁门的只有哈里·霍普金斯，而且也只是一面之缘。去年10月，霍普金斯从芝加哥坐车到堪萨斯市时，他们两人在霍普金斯专列的客厅有过一次简短交谈。但是，就算新政派人物熟悉他，也不会重用他。杜鲁门当时负债累累。他的男装店倒闭后，法院判决他赔偿8 944美元，这笔钱还没还清。

拉福莱特在威斯康星州成立了进步党，厄普顿·辛克莱在加利福尼亚州预选中成绩骄人，这两件事才是华盛顿谈论的重点。辛克莱当时得票数目惊人，超出其他8位民主党候选人总票数之和。不过，当时华盛顿政界的大多数人对政事并不那么关心。过去一年波诡云谲，令他们疲惫不堪。所以，在中期选举前夕，他们反而在谈论别的事。赫维·艾伦长达1 224页的小说《风流世家》，占据了畅销书榜第一位。詹姆斯·乔伊斯的小说《尤利西斯》，刚由曼哈顿区一位法官解禁，销量也迎头赶上。欧内斯特·海明威在没有渔具的情况下，竟然捕获了一条重达468磅的马林鱼。拳击手马克斯·施梅林成了马克斯·贝尔的手下败将。葛林·康汉宁创造了1英里4分6秒7的赛跑纪录。马尔科姆·坎贝尔爵士以每小时272.1英里的速度驾驶蓝鸟跑车，风驰电掣，超过了客机。圣路易斯市流行昏睡病。新英格兰各州的榆树染上了荷兰榆树病。在影院观看《飞往里约》时，人们惊讶地发现弗雷德·阿斯泰尔和金格尔·罗杰斯“十分抢眼”，竟然抢了主角朵乐丝·德里奥和吉恩·雷蒙德的风头。成人广播电台里，最风趣幽默的喜剧演员是杰克·本尼。过去两年，他的赞助商包括加拿大苏打汽水公司、雪佛兰汽车公司和通用轮胎公司，但观众反响平平。现在，他的赞助商是吉露果冻公司。孩子们喜欢《独行侠》，新年伊始，广播中就充满了这个英雄骑着宝马“银驹”的嗒嗒马蹄声。

简而言之，现在大家有闲心谈些无关紧要的事了，1932年的绝望气氛已经烟消云散，好像什么都可能发生。5月28日，加拿大的奥利瓦·迪翁夫妇迎来了五胞胎。去年秋天，华盛顿参议员队参加了全美棒球世界赛，以后也许还有可能入选[1]。这个春天晴朗宜人，樱花繁盛，大多数华盛顿人心情愉悦，亨利·华莱士则盼着老天降雨。

20世纪30年代中期，混乱引起的恐慌平静后，天气成了最头痛的问题。全国各大河流一度大肆泛滥，密西西比河、俄亥俄河、波多马克河、田纳西河、特拉华河、康涅狄格河、密苏里河、萨斯奎汉纳河、哥伦比亚河、阿勒格尼河、梅里马克河的水冲出堤坝，淹没了大街小巷。1937年俄亥俄河暴发洪水，摧毁了50万人的家园，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洪灾。那几年发生的洪灾和风灾夺去了3 678人的生命，冬天又异常寒冷。1936年夏，堪萨斯州人兰登正竞选总统，当时达到华氏100度（约38摄氏度）的高温天几乎有60个。不过，在罗斯福上任初期，最迫切的问题是应对旱灾和风灾并发，即“黑色风暴”。那是亨利·华莱士恐惧的噩梦。那时，农业调整管理局和民间资源保护队还未改变全国水土保持的现状。中西部水土流失严重，狂风之下，大量表层土被风携带走。

许多年来，自然资源保护论者一直警告大平原区可能会发生大生态灾害。西经100度以西所谓的矮草地区，年降雨量往往少于20英寸[2]。早期探险家早已将密西西比河边缘地区称为“美国大沙漠”，但这片地区平时有几百万头北美野牛碾过，且一直未被印第安人开垦，土层反而比较稳定。之后，人们带着约翰·迪尔牌耕犁来此定居，开垦荒地。“大萧条”前，雨量丰富，但过度放牧和开垦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灾难。早在20世纪20年代，科罗拉多州、堪萨斯州、新墨西哥州、得克萨斯州和俄克拉何马州的100多个县就已成为尘暴区。到了1934年，据国家资源委员会估计，全国3 500万英亩的可耕地已完全沙化，1.25亿英亩土地表层大部分甚至全部剥离，另有1亿英亩土地也已呈现严重沙化趋势。突然之间，尘暴区扩大到19个州756个县。就像19世纪的爱尔兰和乌克兰，大平原区随时可能陷入饥荒。

1933年，新政府成立第9个月，美国停战纪念日到来了。与此同时，第一次大风暴也咆哮而来。当天早晨，大风袭击南达科他州，无数农田泥土被暴风卷走。沙土在风中飞扬，遮天蔽日，正午时分昏暗如夜，人们一张嘴就可以吐出沙土。重现天日时，田地只剩薄薄一层沙，而道路、树木、棚屋、篱笆、机器设备上反而盖上了厚厚一层土。这时，暴风又向得克萨斯州去了。大风夹着泥沙阴沉地扑来，像一块黑色的幕布，笼罩着芝加哥，就连远在东边的奥尔巴尼市都能看到这团黑云。

这只是刚开始。1934~1935年，干旱一直持续。祸不单行，风暴也在全国肆虐，范围之广，连远至达科他州边缘的楚格沃特、尼俄伯、伤膝、花马等城镇也不能幸免。农业部副部长特格韦尔写道：“1934年，降雨稀少，灾害严重。”实际上，当年农业的巨大损失源自前一年冬天。那年冬天雪很少，农田没有吸收到充足的水分。土地上青草稀疏，小麦长得稀稀拉拉，特格韦尔形容其就像老头儿下巴上的胡茬儿。1月，凯恩斯拜见了罗斯福，杜鲁门参加了密苏里州的预选，而1934年的首次大风暴袭击了得克萨斯州的狭长地带。这片区域黄沙漫天，好像流动的撒哈拉沙漠。主妇们用浸油的布条和胶纸将窗缝、门缝和锁眼封死，但沙粒还是无孔不入。堆积的沙土此起彼伏，如同波浪一般，把地板变成了沙滩。

得克萨斯州的一个学童说风暴好像“滚滚黑烟”。在俄克拉何马城，内森·阿施觉得食物里都有沙土味。他写道：风沙“吹进了眼里、衣领里，脱下衣服，扣眼里都有沙子。早起，只见窗台上沙堆如雪，还在不停往里钻，沙子还沿着线路潜进屋子。门板边缘也有沙子，像是褐色的锈迹。”连续三个星期，俄克拉何马城的街灯日夜亮着，人们出行要戴防尘面罩。雪上加霜的是，那些日子气温一直高达108华氏度（约42摄氏度）左右。

劳丽娜·希科克奉霍普金斯之命到当地考察，在南达科他州休伦市写下这样的报告：

我们早晨8点半左右动身，想驾车到县城北部了解当地农民的生活状况，但开了不到10英里，就不得不折返。形势每况愈下，车前一英尺远就看不清楚了。这次经历让人害怕。我们好像在雾中行驶，风暴凶恶，强劲的大风好像要把车吹飞一般。我们好像被一个巨大而坚不可摧的黑云包围，随时会被抛出地球。

特格韦尔写道：“就全国而言，干旱算是因祸得福。由于干旱，小麦减产，产量过剩的问题自然解决了。但对于个人和家庭，干旱无疑是灾祸。”实际上，农业部无意中加重了人祸。因为农业调整管理局决定缩小耕地面积，富裕的大农场主发现自己不需要那么多佃农，于是，佃农只能背井离乡，坐上1925年的道奇、1927年的拉萨尔和1923年的T型福特，踏上寻找绿色沃土的征程。背井离乡的还有小农场主，他们在农场外挂上“出售”的牌子，正式开启了“尘暴区”居民的迁移之旅。旱灾无情，埃里克·塞瓦赖德父亲的麦田被毁。没有收入，他也不得不加入了迁移的队伍。得克萨斯州霍尔县的人口从4万人锐减至不到1 000人。更引人关注的是俄克拉何马州的逃难灾民“俄克佬”，5年之后他们成为约翰·斯坦贝克的小说《愤怒的葡萄》中的经典人物。斯坦贝克正在加利福尼亚州蒙特利县调查犬只数量（霍普金斯组织的毫无意义的调查之一）。他注意到了这些灾民。加利福尼亚州似乎是一个鱼米之乡，小说里的乔德大娘说：“我想加利福尼亚州那儿该有多好。那里没有严寒，枝头挂满了水果，人们居住的小白屋隐藏在金灿灿的柑橘林中。”但事实上，硕果累累只意味着乔德一家作为摘水果工人的辛苦。同时，“俄克佬”的逃荒毁掉了厄普顿·辛克莱竞选州长的大好前景。

衣衫褴褛的灾民们风尘仆仆而来，让住在橘子林中白色小房子里的人们大为吃惊。小阿瑟·施莱辛格写道：这似乎预示着“铤而走险的破产者和穷光蛋构成了暴发社会革命的威胁。由隐修者彼得所领导的天翻地覆的大动荡，最终只会把本州的富人和体面人物都吓走”。电影界巨头路易斯·迈梅耶将辛克莱打造成隐士彼得这样的人物，种下了操纵媒体的种子，也在几十年后结出了恶果。

辛克莱很被动。众所周知，加利福尼亚州怪人多，这位54岁的作家就是异常怪异的一位。他在竞选伊始印发了一本小册子，名为“我若当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如何终结贫困：未来的真实描绘”。他提议成立一个覆盖全州的社会主义公社，以宽翼蜜蜂为社徽，以“我生产，我捍卫”为口号，大家一起劳动。罗斯福很欣赏辛克莱，这个作家的提议还获得了西奥多·德莱塞、阿齐博尔德·麦克利什、多萝茜·坎菲尔德·费希尔、斯图尔特·蔡斯、莫里斯·恩斯特和克莱伦斯·丹诺的支持，就连罗亚尔奥克的查尔斯·E·库格林神父也表示赞同。但是，诺曼·托马斯则说这个想法“从经济上和政治上都行不通。”洛杉矶市坚持老调的修女艾梅·森普尔·麦克弗森说辛克莱是“赤色魔鬼”。加利福尼亚州童子军被动员起来反对辛克莱，民主党的正规组织也不承认辛克莱的成员身份。

共和党候选人弗兰克·梅里亚姆公开支持“汤森德计划”：凡是60岁以上的居民，每月可领取政府发的200美元生活费，1934年1月1日起正式在长滩市实行。很快，街上就出现了一大队双鬓花白的加利福尼亚州人，为共和党摇旗呐喊，唱着：

汤森德的士兵前进吧，

昂首阔步上战场，

迎头赶上奔前方，

汤森德的旗帜在飞扬。

辛克莱的口号是“结束加利福尼亚州的贫困”，被扭曲成“将空头支票开给加利福尼亚州”。《时代周刊》写道：洛杉矶的三大报社“干脆不报辛克莱的新闻，也不提‘结束贫困’的口号”。米高梅向雇员募款支持反辛克莱运动。即便一些明星反抗（比如卡格尼和珍·哈露），但大部分都妥协了，并参与拍摄虚假新闻片。梅耶是共和党主席，他聘用洛德暨托马斯广告公司，并把米高梅的摄影棚变成了宣传的阵地。大批临时演员扮成流氓和妓女，乱哄哄地跳下火车，米高梅则拍下这些画面，并配有讲解员给观众解释，他们看到的是真正的“俄克佬”到来的画面。一个年长的女演员打扮成慈祥的老奶奶，宣布她绝不会为辛克莱投票，因为辛克莱主张自由性爱。年老的男演员则戴着假胡子，操舞台腔，大吼着他们支持辛克莱（“既然他那一套在苏联都行得通，在这儿怎么会不行呢？”）。10月时，罗斯福还认为辛克莱会获胜，但在米高梅如此诋毁的攻势下，一切都完了。共和党以25万张选票赢得了加利福尼亚州，辛克莱竞选失败，重操旧业，开始着手新书《我作为州长候选人：我是怎样被打败的》[3]。

不是所有“左”派都被打败了。在华盛顿州，激进派聚集在几乎完全相同的口号下（“结束华盛顿的贫困”），选出了一位参议员，还选出了年轻的沃伦·马格努森作为金县检察官。拉福莱特兄弟俩也在威斯康星州旗开得胜，分别当选参议员和州长，他们的支持者在威斯康星州众议院10个议席中占了7席。魁梧的弗洛伊德·B·奥尔森坐在明尼苏达州议会大楼里，朝记者咆哮道：“没错，我就是激进派。你们可以说我激进得很！”此外，无可替代的菲奥雷洛·拉瓜迪亚现在当上了纽约市市长。

拉瓜迪亚说：“一般而言，纽约的生活单调重复、枯燥无味，但其实也能精彩纷呈、多姿多彩、刺激新颖，像冒险一样。”他身高不过5英尺2英寸，但个性张扬，神气活现。在他的管理下，纽约生活真的变成如轻歌剧一般生动诙谐。他总是戴着黑色宽边帽，声音尖锐刺耳，发号施令时听着阴阳怪气，办事风风火火，像海盗一样大胆无畏。他宣誓就任才一分钟，立刻下令抓捕暴徒“幸运儿”卢西安诺。他还调动城市建设、消防、卫生部门的力量支持罢工的服务员。洗衣店工资过低，引发社会争议时，洗衣店老板们恳求拉瓜迪亚在这一问题上保持中立，但他直接一通电话打到自来水厂，要求停止对所有洗衣店的供水，显示出他的不偏不倚。（洗衣店老板立马不闹了。）他把曼哈顿当作封地，自己就像一个领主。他不仅亲自带着警队，还突降夜间法庭庭审现场；他会出现在广播电台节目里，给孩子们讲连环画；消防队救火时，他会戴着大号头盔，站在疾驰的消防车后面。拉瓜迪亚的信条是勇敢无畏，就像儿歌唱的“谁怕大灰狼”。他善于做些夺人眼球甚至荒唐离奇的事，有时人们被表象蒙蔽，竟不会察觉他支持社会主义。但和他共事过的人都清楚他的想法和成就。

当选的激进派与新政派形成联盟，教条主义的“左”派则敬而远之。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和罗斯福的实验后，《新共和》周刊肯定地说“中间道路行不通”。特格韦尔得意扬扬地以为政府对“盲目的理论”不屑一顾，笃信马克思主义的哥伦比亚大学学报编辑詹姆斯·韦克斯勒却写道：新政派正需要这样的理论。此外，持这种观点的还有I·F·斯通和马克斯·勒纳。早在30多年前，林肯·斯蒂芬斯就说过：“关于自由，要有自己的信念……我们要为自己争取自由，而不是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那时，赫伯特·马尔库塞还没提出“宽容要看对象”这个口号来激励新“左”派。《新群众》杂志的口号更富于马尔库塞的色彩：“法西斯主义者、滥用私刑的人或任何想利用民主权利欺骗公众支持反动派的人，都无权获得民主权利。”

汤姆·沃尔夫[4]那时才3岁，他后来为《纽约杂志》写了一篇精彩的文章讨论“激进政治的时尚”。这篇文章指的是伦纳德·伯恩斯坦和黑豹党，但这种风气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也很盛行。苏联特工黑德·马辛在国务院里有许多追随者，都是社会名流。一次，一位追随者站在林肯纪念堂的台阶上，用俄语演唱了《国际歌》献给她，让她又惊又喜。正如巴德·舒尔伯格在小说《醒着的梦》中所说，20世纪20年代后知识分子的面部特征都变了。过去，他们就像斯科特·菲茨杰拉德那样，“油头粉面、神采奕奕，穿着笔挺的箭牌衬衫，五官深邃，线条硬朗，左右脸十分对称，好像二流肖像画里的美男子一样。脸庞精致，鼻梁挺直，下巴有一条沟，深色头发呈中分向后梳，抹上凡士林或司丹康发蜡后，弄得服服帖帖”。现在的知识分子则是骨骼粗大，头发蓬乱，具有无产阶级的斯拉夫特征。确实，弗雷德里·刘易斯·艾伦写道：如果在一些鸡尾酒会上留心听，“你会听到一个出生优渥、举止优雅的文学评论家说自己是无产者，坚定地和人民大众站在一起”。在纽约八十几号那些雅致住宅里举行的晚宴上，所有艺术家的目光都会聚集在最近拜访过东12街35号共产党总部的人身上。如果有几分醉，他会高歌一曲，无数同志也会跟着他一起唱：

USa加个S

美利坚就变成了美利坚苏维埃

我们会看到这一天

土地归农民

工厂归工人——

美利坚属于全民时，

将是美利坚苏维埃时代

“左”派的威胁花样百出，显得荒唐；右派的威胁才显露迹象，却危害严重。1934年中期选举将近时，对新政派批评最多的是商人。在“百日新政”时，大部分人同意约瑟夫·梅迪尔·帕特森的提议，不与政府作对。在他的《纽约每日新闻》里，帕特森承诺道：“不管罗斯福总统选择做什么、不做什么，我们都会支持他。至少一年之内，我们不会发表恶意的评论。”现在，一年已过，回顾过去，他们并不喜欢罗斯福在就职典礼时提到的《马太福音》第21章第12节的一句话： “耶稣进入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第一个公开表达不满的是阿尔·史密斯。在《新展望》杂志1933年12月的社论里，他嘲笑新政各种机构滥用名称简写。他说：“这些名称看起来就像一个心不在焉的教授玩字母游戏。”他还补充说：“一些读者可能会问，为什么其他人没有指出民政工程署计划的危害性。答案很简单。政府财政困难时，大家都在等待救济。眼看要过一个紧巴巴的圣诞节，这时，只要头脑清醒的人，都不会开枪打死好心的圣诞老人。”

“不开枪才怪，”霍普金斯冷冰冰地说，“圣诞老人真该穿上一件防弹背心。”罗斯福本人给手下的一名大使写道：“人们开始诽谤了，这是必然的事。带头诽谤的是被称作梅隆－米尔斯集团的人，他们掌管着银行界和某些垄断工业部门。”1934年，国会同意增加救济拨款，但设立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决定，扩大了诽谤者的队伍。6月8日，总统顾虑重重，只能将增强社会治安和征收工资税的议案推迟到冬天。不过，这招作用不大，现在不可能休战。两个月后，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在迈阿密召开会议，正式宣战。罗斯福在写给驻苏大使小威廉·C·布列特的信中说：“大炮就位，准备开火。他们的组织现在被称为‘忍无可忍俱乐部’。”

有时，是罗斯福考验着他们的忍耐限度。复兴金融公司的耶西·琼斯在芝加哥金融家会议上大动肝火，他说这些人是作茧自缚，在座半数的人直接导致了各自手下的银行倒闭。他要求他们“聪明一回”，“要和政府合作”。罗斯福和华尔街银行家们彻底决裂可能是在1934年10月24日。那天，美国银行家协会的4 000名会员出现在美国革命女儿会的宪法大厅，聆听总统演讲。纽约第一国民银行行长杰克逊·E·雷诺兹为罗斯福做了出场介绍，语气十分谄媚。他对总统说，金融界抱着“悔过和谅解的心态”。他还感谢罗斯福实行了新政，“挽救并重振了摇摇欲坠的银行业”。可惜，罗斯福又老调重弹，说起恩迪科特·皮博迪的那套思想，要求全国所有的经济力量，包括商业、银行业；劳方、资方、政府，同心协力，拧成一股绳。“那样，我们会组成一个多么强大的全美联盟啊！”他想得倒好，好像“铁裤汉”约翰逊在全国实行的种种措施没有遭遇挫败一样。听众出于礼貌，依然鼓掌，但他们觉得雷诺兹这样低三下四，未免太过。回到酒店，他们才知道自己被出卖了。本来，雷诺兹讲稿里回忆了自己在哥伦比亚大学当法学教授的日子，还说到罗斯福那时表现平平，显出几分挖苦。但白宫坚持提前审查发言稿，讲稿里这些跑题的话都被删除了。罗斯福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1934年竞选活动后期，总统开始攻击工商界，但大部分中产阶级都浑然不知。一次精彩的炉边谈话里，罗斯福说道：“多年来，一个自由国家的人民渐渐被少数拥有特权的人奴役。我不主张回到这样的自由。”同时，他赞颂“个人积极性产生动力，合理的私人收入会产生积极作用”。共和党再次发现根本无法和这样的对手抗衡，于是演讲中的措辞就不再那么客气。在威斯康星州，一名共和党候选人怨恨地说罗斯福就是“一个不能靠自己的腿站起来，只有靠拐杖的人”。罗斯福知道这种做法必然会自食其果，所以坚信民主党会在选举中胜出，但最终大获全胜还是让他吃了一惊。11月7日早上，全国人民醒来发现，执政的民主党对比共和党优势明显，在众议院中多出229个席位，在参议院里多出44个席位。全国只有7位共和党出身的州长。13名新当选的参议员全是民主党人，密苏里州的哈里·S·杜鲁门也位列其中。

预选前的一次炉边谈话里，罗斯福质疑了国家复兴管理局协定物价的做法。接着，约翰逊辞职了。他把手下召集到商务部礼堂，用意大利语念着蝴蝶夫人切腹自杀前的遗言，泪流满面。他的继任者是埃夫里尔·哈里曼。“铁裤汉”离开后也没多少变化，反正《全国工业复兴法》到1935年6月就期满失效了。但在这之前，最高法院已宣布它违宪，令其颜面尽失。这个决定的唯一不利后果只是影响了新政颁布的其他法令。蓝鹰标志也撤销了，人们反倒松了口气，现在它唯一的作用只是在买新车时可以拿旧车折价。到时，《全国工业复兴法》 已被1935年颁布的第二个“百日法案”（实际是177天）取代了。

选举结果说明人民鼓励政府大胆干出来后，罗斯福和霍普金斯开始制订下一个百日计划。新法案的总目标是更加合理地利用国家资源，保障失业者和老年居民的生活，消除贫民窟并改善人们的居住条件。劳工和小农场主将会变成主要受益人。1935年1月4日，罗斯福对民主党占多数的国会呈递了国情咨文，并在其中讲述了他的大致计划。接着，他和助手开始起草法案。这些助手已经不是两年前在华盛顿名噪一时的那些人了。莫利、特格韦尔、艾奇逊、里奇伯格、伯利、道格拉斯和约翰逊已经离职或准备离职。新政需要各种人才，罗斯福将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詹姆斯·M·兰蒂斯、马里纳·S·埃克尔斯、汤姆·科科伦和本·科恩等纳入麾下。科恩和科科伦同住一幢房子，就是之后为大家熟知的“r街小红楼”。他们被《财富》杂志描述成“莎士比亚喜剧里的那些小国的谋士，他们迎合公爵，油嘴滑舌，在社会动荡里慌乱不安”。

社会确实动荡不安，但这种不安主要在别处，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驻华盛顿办事处和其他保守派的阵地特别明显。大企业开始和罗斯福角力，《公用事业控股公司法》就给双方提供了一次较量的机会。该法适用于公用事业公司，其中有一条缓刑5年“死刑”条款，规定任何公用事业控股公司5年内必须体现出价值，获得公众认可，否则就要解散。这项条款一出，社会各阶层都传来了反对声。持反对意见的顶层人士是温德尔·L·威尔基，一家公用事业机构的律师。针对国家的监管，他想出了让州政府管理公共事业的应对计划。低一层的是公用事业游说集团。据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团驻华盛顿办事处报道，这个集团聘用的员工之多，超过了参议员和众议员的总数。最下层的是伪造选民来信的人。这些人攻势猛烈，几乎让这个法案被否决。他们耗费将近200万美元，发出25万封电报和500万信件，要求否决“死刑”条款。参议员杜鲁门一人就收到了3万封，但他把这些信烧掉了，继续支持罗斯福。起初，众议院否决了这个条款，但雨果·布莱克领导的众议院委员会证明了那些信件纯属伪造，“死刑”条款才得以通过。

社会保险是本届国会争论的焦点。共和党人坚称，如果政府法案通过，子女将不再赡养父母，工人会因工资税而绝望离职，总之，这项措施将抹去“生活情趣”。余生中，罗斯福每想到为争取社会保险所做的努力，自豪感便油然而生。回顾起来，社会保险法案可说是他在立法上最大的建树。这项法案的通过来之不易，反对者理由千奇百怪，有的人甚至在听证会上闹场。弗朗西斯·珀金斯在国会一个委员会上为法案做陈述时，一个女人突然跳了出来，大声说：“法案是抄袭的，一字一句都是照搬《共产党宣言》第18页的内容。主席，我有原书可以证明。”

柯立芝和胡佛任期内，国家繁荣，共和党和大企业关系密切。1935年，春去秋来，面对共同的敌人罗斯福，这两派又走到了一起。公共事业游说集团背地里散布谣言，诬陷罗斯福精神有问题。谣言铺天盖地，到了7月，就连各地报馆都致电驻华盛顿记者，询问罗斯福是否真的精神失常。国会里一小撮共和党人你一句我一句，指责新政的法案是在“赤化美国”。在罗斯福提议增加高薪阶层收入税并计划实行遗产税时，赫斯特报系称这个提案“本质上是共产主义”，是“斯大林·德拉诺·罗斯福”这个合成人物的“浑蛋”措施。

参议院否决了征收遗产税的议案，并降低了高薪阶层应缴的所得税额，但在那次国会上，罗斯福实现了自己的大部分目标。第二个百日里所取得的成果包括：通过了《土地资源保护法》；成立了国家资源委员会；扩大了联邦储备委员会；通过了《农村电气化法》，让百万农户用上了电；通过了《格菲－施奈德煤矿法》，取代了《全国工业复兴法》在矿业上的规范；通过了《瓦格纳－康纳里法》，代替《国家复兴法》第7条第1款，并建立了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还成立了国家青年局，为依靠救济长大的青年提供工作，帮助贫困学生寻找兼职。林登·B·约翰逊被委任为国家青年局得克萨斯州分局局长。那时，他刚和年轻的妻子伯德小姐在华盛顿西北区卡洛拉马路1910号找到一套两居室的房子，里面只放了一张折叠床。不久，他就在那里遇到了小约翰·B·康纳利并以每小时17美分的工资雇用了这个佃农的儿子。（相比之下，国家青年局北卡罗来纳州分局局长对理查德·尼克松要大方得多，他的时薪是35美分。尼克松这时已离开惠蒂尔学院，到杜克大学法学院就读。）

获得中期选举的胜利后，霍普金斯笑呵呵地对手下说：“小伙子们，现在是我们的时代。想做的就要做到，不管是公共工程计划、社会保险法案，还是工资工时法案，都机不可失。动脑子，想想怎样让全国各地人民都得到保障。”虽然有人说霍普金斯拿救济金买选票（共和党人坚称霍普金斯说过：“我们要纳税、纳税，花钱、花钱，然后选举、选举。”），但他其实极力不让党派之争影响到公共事业振兴署。尽管如此，那些获得救济的人也必定感激涕零。1935年的前几个月，罗斯福联合工人、南方人、妇女、外国裔美国人、各城市民主党领袖和黑人，把民主党变成了全国的多数党。

从20世纪70年代回头看，罗斯福当时能获得那么多黑人的支持，有些难以置信。黑人不能参加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建设工程；根据农业调整管理局农产品减产的政策，许多黑人失去了农场的工作；南方民主党人在南方各州实行新政计划时，黑人又受到种种新的歧视。1934年6月，联邦住房局刚成立，就在住房合同里制定了限制黑人的条款。在佐治亚州沃姆斯普林斯火车站，“有色人种”有单独的厕所、候车室甚至行李舱。新政派对于禁止私刑的法案欠缺热情。1934年，路易斯·豪将一份这样的法案塞进文件堆里，上面批着：“为时尚早，其他防止犯罪的法案可能因此遭到反对。”

原因是跟胡佛一比，罗斯福立刻增色不少。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沃尔特·怀特说胡佛就是“住在只有纯白种人的白宫里的男人”。（胡佛在白宫居住的4年里，从未和两名黑人门卫说过话。）共和党人一直宣称要保护黑人的经济地位，但依乔纳森·丹尼尔斯之见，“那种经济地位正是黑人渴望摆脱的”。埃莉诺·罗斯福、弗朗西斯·珀金斯和哈罗德·伊克斯为黑人运动积极奔走，卓有成效：伊克斯取消了内政部大楼自助餐厅的种族隔离制度，并吸收罗伯特·韦弗到政府工作。民间资源保护队和公共事业振兴署不拒收黑人，社会保险也无黑白人种之分。霍华德大学获得300万美元政府补助，救济工程专为黑人建造了许多学校，30万成年黑人因为新政的紧急教育计划识字读书。也许，这些只不过是表面文章，但过去黑人连表面上的敷衍都得不到。

有人支持总统，当然也有人反对；有拥护他的集团，也就有拆台的集团。在第二个百日快结束时，第一个反罗斯福联盟形成了。这是一个松散的联盟，成员包括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汤森德派和威廉·达德利·佩利的反犹银衫党、赫斯特报系、乱给人扣“红帽子”的伊丽莎白·狄林的追随者、休伊·朗“分享财富”运动的参加者、朗的主要副手杰拉尔德·L·K·史密斯牧师，以及查尔斯·E·库格林神父在1934年11月11日成立的全国争取社会正义同盟。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为其提供了大部分资金。其支持者来自下层中产阶级，这些人后来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支持约瑟夫·R·麦卡锡参议员（狂热反共者，主持迫害大批无辜人士），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支持乔治·华莱士州长（歧视黑人的政客），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支持斯皮罗·阿格纽（尼克松时期的副总统，因偷税丑闻下台）。

在新政的第二个百日期间，反罗斯福集团打着当时风行的孤立主义旗帜，取得了两次胜利。罗斯福不想在外交事务中束手束脚，但是集团分子到处游说，最后还是通过了1935年的《中立法》。《中立法》规定总统不能向交战国出售军火，也不允许美国公民乘坐交战国的船只，除非后果自负。这些法令很快在埃塞俄比亚第二次抗意战争中生效。之后，罗斯福请求国会遵守世界法庭的判决，但这一请求被驳回，这是他们取得的第二次胜利。在参议院里，朗获得了海勒姆·约翰逊和博拉的支持。威尔·罗杰斯则加入到赫斯特报系和库格林神父的集团中，掀起全国规模的人民来信运动。这位广播神父扬言，国会拒绝遵守世界法庭的判决是他个人的胜利。那时，他的听众有4 500万人之多，这番豪言壮语也无可辩驳。

库格林神父建造的这个帝国，从操纵媒体的角度看，纯属他的个人功绩。他利用了美国鲜为人知的民族性：美国人的天真、对简单解决方案的渴望、爱好参加团队的情结、喜欢收集华而不实的东西的本性。如果神父再晚三十几年出生，他会成为一个出色的脱口秀主持人或者麦迪逊大道上一位杰出的业务代表，因为他天生就是一个推销员。无论推销什么，他都是一个能手，可他偏偏选择了推销仇恨。

神父是个加拿大人，45岁，身材高大、处世圆滑、衣冠楚楚，戴着一副眼镜，声音清亮如风琴。1926年，底特律人第一次听到了他那富有磁性的嗓音。那时三K党一把火将神父在底特律市郊罗亚尔奥克的教堂化为废墟（后来他竟对三K党特别宽容）。当地的WJr广播电台主管大为震惊，建议神父在广播电台上接连讲道，呼吁民众慷慨解囊修建新教堂。1930年年底，库格林推出了《小花朵的金色时光》 节目，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17个广播电台同时播出。另外，在星期日美国中部标准时间下午6~7点，他还在地方广播电台穿插广播。他在各地都有众多未曾谋面的听众。他们不但能通过广播听到他言语瑰丽的描述和气势如虹的长篇大论，捐出一点儿钱，还能得到一件神圣的纪念品。寄出钱后，他们会收到一个镀铬的小十字架，上面刻着“小花朵广播社团”，同时还附有一封信：

亲爱的朋友：

请接受这枚十字架作为纪念。我在广播里说过，这个纪念品碰触过真的十字架……

基督的虔诚信徒

查尔斯·E·库格林

再者，如有朋友想要这个纪念品，请来函告悉。

库格林加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三个月后，平均每星期会收到八万封来信，附寄的捐款超过了两万美元。广播特别受欢迎时，来信甚至超过100万封，需要150个办事员清点钞票，备好零钱。1934年，他成为全国收信最多（包括罗斯福总统在内）的人。他的教堂也早已重建（雇用的是非工会的劳力）。教堂高7层，顶部高塔用大理石和花岗石建成，高大肃穆，整个罗亚尔奥克都能看到。到了晚上，炫目的灯光照在塔面的巨型耶稣受难浮雕像上，只看见雕像底下刻着一个词：“仁爱”。教堂四面石墙上刻着各种铭文，有的摘自《圣经》，有的选用同业福利会的口号。《时代周刊》说，“这个仁爱受难塔让底特律人想起贮藏草料的筒仓”，于是受难塔设计师被叫作“筒仓查尔斯”。库格林严厉地还击说，《时代周刊》把耶稣受难纪念塔“说成是 ‘草料筒仓’，这是间接侮辱了基督，无可饶恕。由此说来，从耶稣那里得到精神食粮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岂不是像牲畜一样，以草料果腹？《时代周刊》登出这样言辞粗鄙的文章实在是对神明不恭”。

从仁爱受难塔望出去，耶稣一脸苦相看着这样的古怪场面——一个挂着“圣殿超级服务站”大招牌的汽车加油站、一个“圣殿旅店”，还有一个“小花朵热狗摊”。教堂里其他小贩叫卖的货品有：印有“筒仓查尔斯”照片的明信片、经过库格林“亲自祷告”的十字架、《圣经》、反犹太册子和布鲁克林区《圣训报》。1934年，小贩们还售卖由库格林主编的《社会正义》杂志（销量最大时，在美国2 000个教堂有售）。来参观仁爱受难塔的人都要尽量安静——并不是因为教堂是礼拜上帝的地方，而是怕打扰神父写每星期的布道词。神父坐在螺旋梯上面的高塔顶里，不停地抽着烟，身边是他的大丹犬。他的任务十分重大，参观者都很清楚这一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因他是个争议人物与他解约，之后，他就依靠信徒赞助成立了自己的广播网，总共60多个广播电台。他的信徒数量庞大，在基督教历史上可谓前所未有。《财富》杂志说他“大概是广播史上最非凡的人物”。他的观众人数比《阿莫斯和安迪》、《傅满洲博士》和艾德·温的还多。他每星期都收到大量的银币，数量之大，使他成为全国主要的白银投机商。因此，他在星期日的广播节目里把白银称为“基督教徒的金属”。他会接见听众，地位仿如教皇。有时他也同意屈尊接见总统的私人代表约瑟夫·P·肯尼迪。当时肯尼迪正努力调解，希望找到库格林和总统意见一致的地方。

但是，根本不可能，两人没有意见一致的时候。一开始，库格林神父是支持罗斯福的。1932年，他的政治口号是“选择罗斯福，或选择毁灭”。1934年4月，他还在纽约市竞技场戏院的集会上保证：“我决不会改变自己的信念！新政的法令就是基督的法令。”但这样的承诺过于轻率了。就说一件事，他现在拥有50万盎司[5]的白银，而总统对待白银集团的态度并不友善。在财政部长向报界公布的白银投机商名单里，库格林私人秘书的名字赫然出现在榜首，让神父窘迫不已。这件事他本能应付，因为继任伍丁的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是犹太人，他大可以把新部长说成“基督教徒的金属”天生的敌人。但事件若不够耸人听闻，听众就会流失，所以这位广播神父选择了走极端。长此以往，他对占据政治舞台中心的总统产生了敌意。

库格林的势力越大，他的敌意越盛。他组织的全国争取社会正义同盟号称有750万名成员。其中的好斗分子走上了街头，25人为一组（《社会正义》杂志称之为“小队”），向犹太人寻衅。寻衅时，他们一般会拦下已确知的犹太人，或者长得像犹太人的行人，要他们买《社会正义》杂志。拒绝的行人就会吃拳头。在时代广场的内迪克橙汁摊前，他们就多次用过这招，因为那里的爱尔兰裔警察是神父的崇拜者。同时，库格林又将枪口指向罗斯福在劳工运动中的新盟友。他攻击劳联，要求政府仿照意大利和德国，用法令解决劳资纠纷。按照雷蒙德·格拉姆·斯温的说法，库格林要的是一种“法西斯式解决劳工问题的方法”。

在底特律主教迈克尔·加拉格尔的支持下，库格林声称得到了教皇庇护十一世的支持。教皇本人也确实说过，“圣教的每一位教士都要全身心地投入到为社会正义而抗争的事业中”，但教皇的喉舌《罗马观察家报》明确指出教皇所倡导的社会正义并不像罗亚尔奥克那位牧师所鼓吹的那样。波士顿枢机主教威廉·奥康奈尔谴责库格林“对穷人进行蛊惑人心的宣传”。这位“广播神父”在当时名声大噪、气焰嚣张。他曾对他的教会前辈口出狂言，声称他的杂志社是私人开办的，他们无权干涉。有人要是冒犯了他，必将会有大麻烦。拉瓜迪亚因批评希特勒而被圣殿授予“邪恶奖”，说他“在国际上宣扬邪恶思想”，自由派被划为共产党；他还对教众灌输工会（其实是莫斯科在背后操纵）的虚假情报。忠实的教徒必须“追随基督的思想，效仿基督的行为，购买基督需要的商品”，并警惕世界上所有犹太人。“如果你们认为这是煽动，那随便你们，我就是在煽动人们。但我们肯定会战斗到底，赢得胜利。”

1935年年初，库格林为他的全国社会正义联盟发布了极权主义计划，该计划第一点就体现了其基调，他要求“良知和教育的自由”而非言论自由。因为言论一旦自由就意味着他的“广播同盟”下台——除非他来领导国家，可能这才是他的真正目的。同年，他与罗斯福决裂，“新政”在他眼里成了“犹太式新政”，总统也成了“骗子”和“忤逆上帝者”，库格林还在辛辛那提市的演讲中提出“用上了膛的枪”消灭罗斯福。连韦斯特布鲁克·佩格勒这位对欧洲政治强人崇尚有加的天主教徒都觉得库格林言辞过于激烈，佩格勒在自己的专栏中写道：联邦政权颠覆调查专员应该以对待厄尔·白劳德的方式对付库格林，而不是瞻前顾后，“唯恐他叫嚣挑起圣战”。

可对狄林夫人而言，库格林的所作所为并不是那么过分。在她所开具的有权势的共产党人名单中不乏博拉议员、蒋介石、埃莉诺·罗斯福、H·L·门肯和圣雄甘地等人，但这不但没有冒犯“灭犹棒”（专利证2026077，一种短而圆的棍子，通常有两种尺寸，其一为妇女专用尺寸）的发明者詹姆斯·特鲁，而且像乔·麦克威廉斯这样的纳粹主义街头狂热演说者以及劳伦斯·丹尼斯这样的极右派分子也对此不以为然。最有趣的在于赫斯特报系对此也没有任何批评，这家报社公开宣称：“但凡听到一位美国名流被称为‘法西斯主义者’，你基本上就可以确定他是捍卫美国精神的忠实公民。”赫斯特报系自1934年11月起就派遣记者伪装成学生潜入各个大学课堂，诱导教师发表一些标新立异的言论。他宣称除了“少数冥顽不灵的不满分子、头脑不灵光的大学生以及神经错乱的教授”外，没人会想改变美国的经济体制。

上千万人经常阅读和收听煽动性的言论，其中有人惹是生非也不足为奇。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指出，1934年6月至1935年6月，“严重侵犯公民自由的案件种类之广、数量之多”超出“一战”后的任一年，而且，因路易斯安那州并未遵照宪法，所以这个记录并不完整。

如果说库格林神父是“大萧条”时期极端主义的宣传部长的话，参议员休伊·皮尔斯·朗则是公认的极端主义者的领袖。广播神父有自己的信徒，但他宣讲的是虚无主义。他们的盟友汤森德博士的追随者成千上万，但汤森德自己却不知道怎样利用这些人达到目的。而老练的政客朗几乎拥有一切：选民、选举大纲以及政治本能，他也知道在合适的时机以合适的方式夺权。只有他才是罗斯福真正需要防备的政敌。

休伊·朗的传奇记载于两本著名小说里，一本是约翰·多斯·帕索斯的《第一号》，另一本是罗伯特·佩·华伦的《国王班底》。休伊·朗的人生跌宕起伏，他出生于温堂区一个破旧的小木屋中，家境十分贫困，但极佳的天赋使他在穷小子间鹤立鸡群。他最开始卖一种叫“康拉莱尼”的起酥油给那些穷人，其中既有穿背带裤的男人，也有穿印花衬衫的女人，这些人对他报以死心塌地的信任。他仅用8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杜伦大学法学系三年的课程，在他21岁时，路易斯安那州最高法院特别授予他律师执照。他的成就之高，杜伦大学迄今为止其他学生无出其右。此后，美国最高法院颁布了一项关于学校教科书的法令，被下级法院判为违宪，休伊·朗为最高法院辩护并胜诉，由此大放异彩。他在陈述观点时没有依赖任何法律援助，也没有参照任何参考书，仅凭一页简报舌战群儒，他的出色表现得到了首席大法官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的高度赞扬。

要不是暗中与标准石油公司的律师往来，朗毫无当选州长的胜算，他采取了一切可以利用的方法。与新奥尔良市的那帮腐败政客不同，朗知道他的职责所在。当时路易斯安那州被众多州外企业控制，全州仅有30多英里的柏油路，穷人被医院拒之门外，各条主要河流上均未架设桥梁，全州半数儿童无法上学。赫伯特·胡佛在担任商务部长一职时曾来到此地，当地情况让他颇感兴趣。他对当地奉若至宝的伊万杰琳神话嗤之以鼻，用他的话说，人们对这个女性所知甚少，甚至她是不是叫这个名字都还有待考证，也许她根本就叫格温多琳，这样的羞辱罪不可恕。1928年秋，时年35岁的朗竞选该州州长时的机智辩论，惊得农民和老乡们目瞪口呆。在马丁维尔市，站在成捆的棉花上，在燃烧的火把的映衬下，他发表的演说成为美国政坛最激动人心的演说之一：

伊万杰琳就是在这里等待情人加布里埃尔的，可他始终没有出现。这棵橡树是名垂千古的景点，因朗费罗曾写下一首诗为它吟诵。但在这苦等却看不到希望的不止伊万杰琳一个人。你们等着学校建起来，孩子们可以有书念，可这些学校在哪儿呢？你们出了钱，要修筑公路，可这些公路在哪儿呢？救死扶伤的医院又在哪儿呢？失望的伊万杰琳流下了伤心的泪，但她只是哭一辈子。你们在这个地方，围绕这棵橡树，已经哭了好几代。给我一个机会吧，我不会让你们继续流泪。

他一当上州长，就粉碎了那些大公司的势力。路易斯安那州的人头税取消了，开征新定的营业税，欠债的可申请延期偿还，穷人可免纳普通财产税，教科书免费，学童由校车接送。三年内，他修筑了2 500英里柏油路、6 000英里碎石路，还建造了12座桥梁；将特种财产税减低了20%；在新办的夜校里，17.5万名成年文盲有机会读书识字。在南方，他是唯一平等对待黑人的州长。当三K党头子威胁要来路易斯安那州开展反朗运动时，朗对记者说：“转告他们，那个帝国杂种[6]休想走进半步。我说他是狗崽子，可不是骂他，他出身如此，我只是实话实说。”

朗呼喊着“人人是国王，但没人戴王冠”这句口号当选了。如今王冠有人戴，那人就是他自己。《阿莫斯和安迪》曾讲过一个秘密团体，叫作“海中的神秘骑士”。他们的领导人被尊称“首领”，朗就以“首领”自称。侯丁·卡特写道：“到了1935年春，朗俨然成为路易斯安那州之王。”像卡特这样在报上批评朗的人，日夜都要带着武器防身，因为有人挨了打，有人遭到绑架，有人进了监狱。在朗当选为参议员的前夕，他女秘书的丈夫威胁他要起诉他破坏别人的家庭，朗就派人把他带上飞机，在路易斯安那州上空绕来绕去，一直到投票完毕才放他下来。所有法官都对他俯首帖耳，就连本州最高法院的法官也包括在内。所有警察，不论州警还是市辖警察，都直接向他报告。教师、税收员、州政府公务员、银行职员甚至州长，全都听从他的指令。最后，由他掌权的州议会连民主制度也不要了。谁当选、任什么职务，都由朗决定，而不是选民。新奥尔良市民嘟囔不满，他便召集民兵，亲自领队进城，神气十足，像古代罗马的恺撒。他说，他试过和反对派讲道理，但“讲道理行不通，所以我要用炸药。谁挡我的路，就把谁炸飞”。

1935年年初，他所操纵的州议会在22分钟内一口气通过了44项议案。议会里尚存几个正直的人，其中一个站起来说：“我不能预见未来，也没有看见昨晚的月亮上有血迹[7]。但是，我看见这个议事大厅亮堂的地板上有一摊血。因为你们这样蛮干下去，就会跟随骑白马的死神一起灭亡。[8]”此话一出，他立即被轰下台。就算有人流血，也不会是朗。他身边始终站着配有左轮手枪和冲锋枪的保镖。他的心腹还说，就快有联邦特工来保护他了，因为他们和他们的政敌都很清楚，朗的新住址将是华盛顿的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白宫）。

朗已成为全国闻名的人物，知名度仅次于罗斯福。他是国人最热于谈论的政客。显然，他已准备好将影响力扩大到路易斯安那州之外。他对得克萨斯州的政治斗争介入极深，还打算赶走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阿肯色州人乔·鲁宾逊和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密西西比人帕特·哈里森。他的惊人言行往往成为城市各大报纸社论和漫画的题材。在长岛的一次宴会上，他醉醺醺地走进了男厕所，看见小便池旁站着一个高个子年轻人，便叫他“为路易斯安那州的首领腾出位置”。那个青年没有理他，一向不按常理出牌的朗便朝年轻人裤子上尿尿，结果挨了一拳，一只眼乌青，狼狈地离开了宴会。这事很滑稽，但当他在参议院衣帽间里对同事们说以下这番话时，没有人敢笑。他说：“伙伴们，一群暴民不久后会出现在这儿，他们会把参议员们全部吊死。我要想想，到底是留在这里一起被吊死，还是出去当暴民的头头。”

总统给驻意大利大使写信道： 美国人“染上了一场叫作休伊·朗 – 库格林神父的流感，人人都在忍受病痛”。罗斯福本人也未能幸免。和广播神父一样，朗在1932年也是罗斯福的支持者。（不过和库格林不同，“首领”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没有他的支持，罗斯福就无法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但现在他对整个新政都无比厌恶。他的所得税申报表受到了审查，法利迟迟不肯下拨联邦款项，公共事业振兴署因为路易斯安那州分署违法乱纪，停办了当地工程。但朗最抑郁不平的是自己没当上总统，他觉得自己是总统的不二人选。他还写了本书，名字就叫“我在白宫的头几天”。（书中他说要让罗斯福当海军部长。）在被问及1936年是否将开展提名朗竞选总统的运动时，他不假思索地说：“当然要办，而且我相信我们会所向披靡。”哈里·S·杜鲁门是国会里少数几个不怵朗的人之一。那时，杜鲁门还是一个来自密苏里州的无名小卒，刚当选参议员，照例要主持会议。一次会议上，朗又大放厥词。讲完后，他问杜鲁门有何看法。杜鲁门不客气地回答：“若不是要主持会议，我会直接走出去，才不会听你讲完。”但新政实行快两年了，杜鲁门这样的人越来越少。朗在参议院里公开嘲笑总统，说他是“骗子和冒牌货”。无奈之下，罗斯福只好央求密西西比州参议员西奥多·比尔伯帮忙。比尔伯是南方臭名昭著的种族主义者，可见罗斯福真是走投无路。比尔伯把“疯子”朗骂得狗血淋头，但他的这次出头却惹怒了自己的选民，抗议信如潮水般涌来。

1935年2月5日，在讨论联邦政府的人事任免时，大家提起了路易斯安那州那个祸害。全国应急管理委员会的会议记录里有这样一段话：

总统：不要任用或者留用为朗或他那派工作的人。绝对不行！

加纳副总统：不管是谁，没有例外！

总统：不论是谁或哪个机构，只要是朗的党羽，就别想在这儿工作。

国务卿赫尔：行动得越快越好。

总统：你们想要具体的指示，随时找我。

但此举收效甚微。侯丁·卡特后来说：“我们唯一的优势就是联邦政府的任免权。争取选票时，让公共事业振兴署把上万招工名额分配给那些反朗的组织，但这也无济于事。那些失业的穷鬼对于工作当然是来者不拒，投票时，却并未照公共事业振兴署的旨意做。即使选举没有黑幕，也没几个我们的人能当选。”

3月5日，罗斯福就职满两年，这时政府终于肯承认，除了恐惧本身，还有别的值得恐惧的事。“铁裤汉”约翰逊现任纽约州公共事业振兴署负责人，在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酒店的一次宴会上，他抨击“由路易斯安那州的大煽动家和神父政客组成的”右翼联盟。首领和“广播神父”立刻在广播上还击。约翰逊针锋相对：“如果你把希特勒和库格林神父的话放在一起，哪句是谁说的，根本分不清。包括反犹太人的宣传在内。”新政派的其他人也群起而攻之。哈罗德·伊克斯对记者说：“参议员朗的问题是，他脑子里的想法说出来有股恶臭。当然，前提是他得有脑子。”

比起那个老吝啬鬼，朗要聪明得多。他通过广播向全国人民提出了他的“财富分享”计划，即个人财富上限不得超过500万美元，个人年收入不得低于2000美元，也不得高于180万美元。老人享有养老金，退伍军人补偿金的政策规定纷纷出台，并规定廉价食品应该由美国农业调整管理局的剩余产品供给，儿童享有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免费教育，每个家庭享有6000美元的房产津贴和国家供给的一台收音机、一辆汽车和一台洗衣机。“财富分享俱乐部”（不收会费）的成员在路易斯安那州郊外采取行动，并推选哈提·W·卡拉威夫人顶替其亡夫阿肯色州议员的位置。现在，全国的贫民窟中都在传唱朗那首朗朗上口的歌谣：

人人为王，人人为王。

你可成为大富翁，

别人也有福可享。

财富如此多，人人可分享。

6月有灿烂骄阳，12月也照样晴朗。

不管冬日或春天，

四季好时光，和平如天长。

乡邻情谊深，

人人皆为王。

朗向《 休伊·朗： 真实的人生 》 的作者福雷斯特·戴维斯透露，他想取消民主党和共和党，然后自己连当4届“美国的独裁者”。1935年春夏，朗的人气像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威胁日甚。《纽约时报》记者特纳·卡特利奇认为政府走错了一步，不应该触怒他，因为政府的回击“反倒让朗从一个小丑变成了真正的政治威胁”。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进行了一次秘密民意测验，发现如果朗作为第三党候选人竞选总统，他会从罗斯福那里分走400万张选票，并获得对选举结果有重要影响的州的支持，而且1936年的选举最终会由众议院投票决定谁当总统[9]。吉姆·法利是全国最具慧眼的政治预言家，9月，他对伊克斯说，朗的选票会超过600万张。在第二期新政期间，朗及其同盟者影响力巨大。社会保险法案获得通过得益于朗所支持的“汤森德计划”，提高高薪阶层税额的法案和《公用事业控股公司法》的提出，也是因为朗。那时，朗指责罗斯福是有钱人和公用事业公司的奴隶。朗对这些了然于心。7月，他指责罗斯福“抄袭他14岁时写的分享财富演讲”，“我还在穿齐膝短裤的时候，就有这么聪明了。他现在也就我当年的水平”。

8月下旬，国会休会了，朗还在参议院走廊里上蹿下跳，不住地嘲笑“富兰克林王子”、“玉米勋爵”华莱士、“坐牛”约翰逊和“芝加哥麦虱”伊克斯。可朗及他留在巴吞鲁日的恶婆娘都有不祥的预感。一个月前，他说敌人想要靠“一个人、一杆枪和一颗子弹”刺杀他，然后总统特赦了凶手。现在他又说，下届会议中，他希望看到一个听话的国会，“如果我能回来的话——我或许回不来。这次演说可能是我的绝唱，谁知道呢”。

这果然是他的绝唱。9月8日，他正在巴吞鲁日的州议会大厦催促议员通过一些法案。这时，一个人拿着一杆枪，躲在议会大厅的大理石柱后，准备射出那颗子弹。这人叫卡尔·奥斯汀·韦斯，是个有抱负的年轻医生。他的岳父是地方法院法官，同朗有过节。为此，朗改划法院辖区，把他挤走，还散布流言，污蔑法官的先祖。晚上9点20分，朗大摇大摆地走过议会的圆形大厅。韦斯医生突然出现，一枪打中了他的腹部。朗的保镖立刻反应过来，用61颗子弹把韦斯打成了筛子，但是他们的领袖已受了重伤。昏迷前，朗说： “我想不通他为什么想杀我？”别人也想不通。后来的两天是朗的葬礼。朗身穿黑色燕尾服和白领带，静静躺着供人吊唁，人们还在猜测凶手的动机。人们为他献上的鲜花铺了三英亩地，25万人聚集在议会前的草坪上，参加领袖的葬礼。杰拉尔德·L·K·史密斯牧师在致悼词时哭着说：“他是名贵的斯特拉迪瓦里斯小提琴，他的美妙声音远胜过嘈杂的鼓声。他是未完成的交响乐。”接着，史密斯愤怒地说，媒体和参议员比尔伯要对谋杀负责。比尔伯不甘示弱，说史密斯“肮脏龌龊、卑鄙懦弱、阴险恶毒、谎话连篇，活该入地狱”。人们还在揣测朗被害的原因。住在河口地区，受过朗恩惠的路易斯安那州穷人唱道：

啊！他们说他豺狼心，

但看看他让孩子免费上学。

告诉我，为何狠心将他杀害？

他已死去，躺进坟墓，

可他铺的路上人来车往，

告诉我，为何狠心将他杀害？

30多年后，史密斯对伊利诺伊大学的学生说：“没人能证实罗斯福总统下达了暗杀令，但有一点可以确信，策划暗杀的人相信朗的死会叫总统高兴。”听到朗遇刺身亡的消息时，总统正同库格林神父和约瑟夫·P·肯尼迪共进午餐，他大惊失色。稍有人性的人都不会将朗的暴毙当成乐事。但从长远看来，朗从国家政治舞台上退出，让罗斯福少了一个大患。历史上有极少数几个人，若活下来，将极大地改变美国历史，朗就是其中之一。

罗斯福知道他迟早要面对右翼第三党的挑战。史密斯、库格林和汤森德誓要谱完朗那支交响乐。葬礼过后的第9个月，广播神父的联播广播电台已增至35个。一天，他对广大听众宣布，一个叫作联盟党的新党派成立了。联盟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克利夫兰市举行。会上，库格林撕掉了他的白衣领，与史密斯和汤森德携手并肩，他的追随者们全部站起鼓掌庆贺。如果有听众只是来看热闹，这个场面也足以使其激动。库格林演说起来滔滔不绝，都是在诋毁总统。他每说一句诋毁的话，听众就激烈鼓掌。库格林忽然声音哑了下来，摇摇晃晃地离开了讲台，突然倒下，还好被保镖一把扶住。这样巧妙的策略，成功地煽动了民众的情绪，让演讲达到最高潮。以往在电台广播时从没发生过这种情况。但他现在不仅仅是一个广播电台名人，也不仅仅是一位神父。多年来，他所讲的内容与传道已毫无关联了。

1935年春，总统最亲信的顾问团认为总统对公众的教育角色弱化了。他们将想法告诉了总统，罗斯福回应道：“人们厌倦每天在新闻头条读到同一个人的名字，厌倦每晚在收音机里听到同一个人的声音……长时间听高频声音的播放，人们心里会受不了，这是人性的弱点。”

但在这方面，显然群众的智慧更高深。历史不是只有政治。10年前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可能形成这10年的社会格局和经济形势，只需适当的栽培，和相应的经济形势变动。但并非所有小事都能产生这样的影响。1935年5月，连锁信在全国掀起一阵热潮，但也没有深刻的意义。与此相反，恩里科·费米在罗马的简陋实验室里做出的成果虽引起一阵轰动，但现在回看，人们还是低估了其中的价值。从费米妻子劳拉的幽默叙述中可知，费米和学生用中子逐个撞击原子，实现了链式反应。他成为最早分裂铀原子的物理学家，但他自己当时并不知情。

无关紧要的小事和令人瞠目的大事之间，有许多有趣的事。1935年是技术史上的分水岭，有些事比国会上的唇枪舌剑更令人难忘。当你厌倦库格林神父的陈词滥调时，只要拨动收音机指针，就可以换到20岁的奥逊·威尔斯的节目。奥逊·威尔斯在节目里扮演一个叫作“影子”的角色，又名拉蒙特·克伦斯通：

玛戈：啊，拉蒙特，你看！那个侍应朝厨房走去，手没碰到门把手，门就开了！

影子（随口说）：哦。那是光电射线的作用。

玛戈：啊，光电射线是什么东西？

影子：看看门的两边吧，玛戈。看到地板上突出来的铬制物了吗？那些东西上面藏着灯泡，看见了吗？两个灯泡之间，有一道光。有人靠近门，遮住了光线，门就自己打开了。

玛戈：好聪明的办法！

1935年时，这的确聪明，但这只是电子工业的雏形。后来，电子设备不仅取代了看门人，还取代了电梯操作员、保龄球馆球童、拣信员、开票员、纺织品配色员、计数员、狱卒、保险公司理赔员、会计、杂志分销商等1 000种岗位上的熟练工或生手。一句话，“自动化时代”开始了。

通信革命也开始了。马歇尔·麦克卢汉提出“地球村”概念，改变了个人私人空间和文字的传统模式。1935年6月，乔治·盖洛普第一次进行民意测验，是应杨罗必凯广告公司要求。约翰·希尔、厄尔·纽瑟姆、卡尔·博雅建立了“公共关系”办公室。1935年，由米利亚姆·霍普金斯主演的《浮华世界》开始在市中心的电影院上映。这是首部达到正片标准长度的彩色电影，虽然当时许多电影院还不具备放映彩色片的条件。除此之外，还有相关的新发明。诺贝尔奖得主伽利尔摩·马可尼发现，无线电短波沿着地球表面会被“扭弯”，这种微波首先在“二战”中应用于雷达，接着又应用于电视广播。1935年，美联社开始提供有线电传真服务。1936年和1937年，《生活》杂志和《展望》周刊也相继采用了这些技术，美国人开始习惯于所谓的图像。1935年，辛辛那提市首次举行夜间棒球赛，啤酒开始罐装生产。当时十几岁的年轻人，之后步入而立之年时，这些都是常见的娱乐方式。

1933年的“百日新政”时期，阿瑟·谢尔曼的拖车生意转危为安，迅速发展为美国增长速度最快的企业。不到一年，佛罗里达州的萨拉索塔县就出现了2 000辆拖车和棚车。那时，美国年轻人喜欢研究机械，他们最喜欢看《机械修理者画刊》。其中，通用汽车公司的独立前轮悬挂系统最受关注。通用汽车公司总裁小阿尔弗雷德·P·斯隆说：“简单来说，这个悬挂系统让汽车有了膝关节。每个前轮都有单独与底盘连接的软弹簧。路上有土包或坑洼时，前轮会自行升降，就像身体的关节一样抬高或者伸直，而另一条腿或整个身体的平衡不受影响。所以，颠簸只影响车轮，不影响乘客。”这就是膝盖般的运动。但是，就连小阿尔弗雷德·斯隆（或阿瑟·谢尔曼）也没预料到，日后美国的汽车业和州际高速公路网络会发展得那么好。

1935年，20世纪30年代流行的摇摆乐第一次响起。一年前，单簧管演奏者本尼·古德曼每星期只能挣40美元，他便组起了自己的乐队，希望能多挣点钱。8月21日晚，他的乐队结束了和洛杉矶帕洛玛舞厅的合同，又没找到愿意和他们签约的新东家，可谓倒霉透了。当时，舞厅清一色的狐步舞曲，虽然优雅恬静，但乐师演奏烦了，跳舞的客人也听厌了。古德曼决定放手一搏，使用弗莱切·亨德森改编的曲子（亨德森是黑人，白人舞厅经理拒绝采用他的作品）。这样的摇摆乐格调虽没那么优雅，但平时排练时很受伴奏者欢迎。突然之间，铜管乐器响亮吹起，鼓声急促喧哗，萨克斯风悠长饱满，独唱歌手们和本尼自己，轮番助兴，在聚光灯下随性演唱。这样一来，现场活跃起来，气氛高潮迭起。一夜之间，25岁的古德曼成为娱乐圈里的“摇摆乐之王”。

并不是人人都痴迷摇摆乐。一名心理学家曾告诉《纽约时报》的记者，摇摆乐“有危险的催眠作用”，它“故意把节奏设计得很快…… 比人的脉搏还快”，可能“颠覆传统”。但是，这个时代的特点就是每个年龄段的人都有自己的摇摆乐。那时，古德曼、阿蒂·肖、格伦·米勒和汤米·道尔西正当红，是那些身披薄纱、脚蹬白皮鞋的年轻男女的偶像。（道尔西将在费城尼克松大戏院首次登台，奉上他令人难忘的处女秀——歌曲《玛丽》。）在帕洛玛、罗斯兰、萨沃伊、好莱坞帕拉丁、格伦岛赌场等舞厅，他们的名字如雷贯耳。其他年龄段的人也有各自的摇摆乐。儿童最爱斯派克·琼斯，中年人则喜欢凯·凯瑟的甜美风格，老年人偏爱盖·隆巴多、韦恩·金和文森特·洛佩兹的舒缓节奏。挑剔的知识分子也迷上了摇摆乐，他们会到卡内基音乐厅欣赏细腻、复杂的乐曲。这时，留声机也重新流行起来，各种摇摆乐唱片都有。蓝鸟和迪卡唱片一张35美分，哥伦比亚唱片每张50美分。至于音乐多样化，或者一些人所谓的品位巴尔干化，还在30年之后。

当时，表演艺术都体现着一种普世主义，把电影分成限制级、指导级和普通级等是不可思议的事。那时，每星期有8 500万美国人走进影院，一般都是全家出动，所以电影必须都是普通级的，适合所有年龄段观众观看。一家人看电影的年均花费是25美元，以“大萧条”时期的票价来看，这一数目很惊人。全国共有17 000家电影院，比银行还多，是酒店数的两倍，百货公司数的三倍。每家影院一年放映100~400部影片，自然没时间全部审查。但好消息是（对电影艺术的发展可不算好消息），海斯办公室、布林办公室相继成立，接手了审查电影的工作。1934年，天主教道德同盟开始对电影内容进行严密监控。他们不允许好莱坞电影里有长时间接吻、通奸、裸体婴儿等镜头，夫妻也只能各睡一张床。他们还要求电影里的语言“像漂白剂洗过那样干净”。当丹尼斯·金唱起“勃艮第葡萄酒，见鬼去吧”时，观众立刻激动不已，好像看见一个裸体女人在他们中间跑来跑去。就连电影起名也要循规蹈矩：“不贞”突然被改为“忠贞”，“好女孩也要去巴黎”莫名其妙地被改成“好女孩去巴黎”。可以说，这时的审查制度符合当时的道德观。梅·韦斯特后来说：“唱歌时，我们都不能扭屁股。”一次，审查梅·韦斯特的一部电影时，布林办公室疏忽大意让其通过了。电影里，加里·格兰特对她说：“亲爱的，你需要休息——我会让你休息得舒舒服服。”（这时，韦斯特抚弄着头发，舌头滑过齿间，回答道：“那能叫作休息吗？”）为此，她的电影遭到禁播。《生活》杂志有一期的内容是“孩子的出生”，竟然要打官司才可出版。《时代周刊》指责厄斯金·考德威尔的小说《小墓地》打“擦边球”，“体现出美国出版界近期的趋势：沿着审查的底线走，只要不越过，就大着胆子做”。

同时，电影审查制度还反映出失意人群的心理需要，他们希望借电影逃离现实世界的烦恼。约翰·多斯·帕索斯写道：好莱坞提供“欲望和梦想，只需5~10美分，物美价廉”。就是在“大萧条”时期，10美分也不能满足你的欲望，和现在一样，那时的色情片只有少量观众爱看。但人人都爱做梦，因此，承载着人们梦想的电影可以吸引到最多观众。1935年，《叛舰喋血记》、《小麻烦》、《简瑞里船长》、巴斯比·伯克利的歌舞片，以及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的悬疑片等陆续出现，观众群不分男女老少、信仰派别，票房一路走高。

在这个时期，看电影本身就是一件有气氛的事。立体放像镜头屏幕、福克斯声道（不再用维太风录音系统）只是这种气氛的小小体现。放映机放映出的任何东西都协助制造出这种气氛。两片连映让人直呼过瘾，星期六系列片和精选短片叫人心情愉悦。比如，先来一部特里通公司的动画片，再放映一部百代电影公司的新闻纪录片，然后是塞尔玛·托德和帕茜·凯莉主演的喜剧片，以及一部菲茨杰拉德的旅行纪录片（“……就这样，我们向景色迷人、友好和平的德国告别了”）。摸彩颁奖、影院的赠碟之夜、宾果游戏、弗利牌双泡口香糖、彩色包书纸、虫子形状的巧克力软糖、一地冷掉的爆米花和影院后排亲昵的情侣都将看电影变成了一件有趣的事。最关键的是，你可以坐在漆黑的影院，看着银幕上的某张脸、某个眼神、某个动作自由幻想。随着电视的出现，电影的神秘吸引力消失了。但在那以前，这种吸引力是巨大的。戈尔·维达尔借小说中米拉·布来金里冶这个人物说道，1931~1945年出生的年轻人上过学，但没经历过“二战”，他们受电影的影响最大。他说的可能是对的。

但他可能只说对了一半。20世纪30年代，还有一个重要的家庭娱乐活动就是听广播。像电影一样，广播业也受到严格审查。全国900家广播电台中，700家属于4个广播网，即全国广播公司（红网），全国广播公司（蓝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共同广播公司。比起现在的电视，当时广播的内容也很健康。现在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出错尚有回转的余地，20世纪30年代的广播主持人可没这么幸运。如果一个儿童节目主持人以为他关了广播，抱怨了句：“我想，那些小畜生会安静听一阵子了。”他只能卷铺盖走人。当时，一家人都会守着广播，聚精会神地听每一句话。全国广播公司（红网）的《一个人的家庭》是最长青的节目之一，具有一定代表性。这是个诺曼·洛克威尔式的故事，每星期三晚8点，2 800万个家庭会准时收听。这档节目的主持人每次开场都会说“本节目专门献给年青一代的父母及他们充满困惑的子女”。

对数百万人来说，打开收音机的动作就像部落仪式一样必不可少。凯特·史密斯的《月亮爬上山顶》、露丝·埃廷的《丰收日，月长明》、阿莫斯和安迪的《最好的歌》、鲁迪·瓦利的《请你吩咐》、莫顿·唐尼的《卡罗来纳的月亮》和雷·诺布尔的《我是真的想你》 在广播电台非常受欢迎，几乎没有家庭没听过这些歌。全国人民最熟悉的电话号码是默里山8–9933。拨打这个电话，你就可以发表针对《鲍斯少校的业余广播》表演者的意见。圣诞节到来时，怎能错过莱昂纳尔·巴里摩尔演唱的《圣诞颂歌》，全国人民都会守候收听。“西部矿区小镇的姑娘可以幸福地嫁给富裕的英国贵族吗？”没有几个美国人会为这样的问题睡不着，但即便他们觉得这个问题很蠢，也不会说出来。广播里的每个场景都需要听众自己想象，想象出的画面远比21英寸的屏幕展现得更加多彩，所以电视节目无法和最好的广播节目相比。埃德加·伯根为木偶人查理·麦卡锡配音，惟妙惟肖。得知他的身份后，瑞典国王路易·B·梅耶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都开心地跟他握手。

广播最重要的意义还在于，通过广播，人们向操纵消费社会迈出了第一步。当时，广告界的先驱是美国烟草公司总裁乔治·华盛顿·希尔。正是希尔的创意，美国烟草公司创下购买推荐信的先河。（写推荐信的名人包括歌剧演员舒曼·海因克夫人，虽然她根本不抽烟。）推荐产品的想法是受到“难兄难弟琼斯和黑尔”这两个滑稽演员的启发。每当人们被他们的笑话逗笑，都会想起袜子；听到《捕盗神手》，就会想起库牌漱口水；听到伯根和木偶麦卡锡的声音，就会想起切斯和桑伯恩牌咖啡；听到《畅销唱片排行榜》，再配上后面烟草拍卖人讨厌的顺口溜（这个顺口溜是希尔的主意），就会想起好彩牌香烟。为了证明这样做很有效，他在董事会光洁的会议桌上吐了一口痰。他说，顺口溜就像这口痰一样，让人恶心。他用丝绸手绢把痰擦掉接着说，但是你会记得特别牢。“好彩牌香烟美翻天”是希尔的又一个策划。每次广播，主持人都会翻来覆去地说“好彩牌香烟美翻天，好彩牌香烟美翻天”，听众听得快发疯了。1946年9月13日，本地广播电台新闻解说员突然在节目中插播：“女士们，先生们，今天乔治·华盛顿·希尔死了。真的，乔治·华盛顿·希尔今天死了。”听众们会永远记得这一天，听到这个消息，他们真是谢天谢地。

比起来，其他广告只是稍微惹人烦。比如，“抽完一车烟，半点都不咳”（老黄金牌香烟）、“让车主告诉你”（帕卡德汽车）、“开始它轻唤，后来它咆哮”（大本钟牌闹钟）、“顽渍不残留”（菲尔斯 – 纳普撒牌肥皂）、“‘好彩’香烟，比糖更美”。用乔治·E·莫里的话说，大规模生产的消费时代是要把“大企业和大众连接起来，建立起息息相关的紧密联系”。但在当时，这样的概念还没人提出。就算有人提出，也没几个人能理解。如果那时有人告诉大众，以后的大学生会反对消费者至上，也不屑于处处求稳定，人们一定会迷惑不解。那时，代替人力的机械设备才刚开始大规模生产，节约劳力的东西，谁也不嫌弃。生活保障在“大萧条”时期是不可企及的梦想，谁都渴望得到。罗斯福关于社会保险的初步设想将在1936年的总统大选中提出（在1935年的法案中，福利只涉及工人本人，不包括其家人）。这次的大选在美国人心目中愈加重要，而且大家一致认为，这次大选是针对新政的一次公投。

剪影：20世纪30年代中期

[1] 实际再未入选。

[2] 1英寸≈ 2.540厘米。——编者注

[3] 当时对这场选举颇有兴趣的人中，有一位名叫贺拉斯·沃里斯，是辛克莱的支持者之一，后来成为众议员；还有一位是惠蒂尔学院1934届毕业生，理查德·尼克松，后来夺取了贺拉斯·沃里斯的国会席位。

[4] 汤姆·沃尔夫：美国著名记者、评论家、作家。——编者注

[5] 1盎司≈ 28.350克。——编者注

[6] “那个帝国杂种”，意指当时三K党头子N·B·福瑞斯特将军。当时三K党头子自封“帝国巫师”。——编者注

[7] 传说恺撒遇刺前夕，月亮上出现血迹。——编者注

[8] 骑白马者的典故源自《圣经·启示录》。——编者注

[9] 美国宪法规定，所有总统候选人中如无一人得票过半数，则交由众议院在得票最多的前5位候选人中选一人出任总统。——编者注

第四章 罗斯福和民意所向

禁酒令废止[1]前，本尼托·墨索里尼说过：“我可以用两个词概括美国：禁酒令和林白绑架案！”这是极权主义者所给的武断意见，他们认为美国到处都是黑帮和绑架犯。之后，有人问他对美国外交政策有什么看法。他回答说：“美国什么外交政策都没有。”这次，“领袖”的话残酷地揭露了事实。在罗斯福首次发表总统就职演说时，他对外交事务只字未提。有人正式提议美国加入国际联盟时，他也置之不理。1933年，他参加国际货币和经济会议，是第一次亮相国际舞台，但初次登场的他就搞砸了那次会议，会议本打算团结金本位国家集团。只有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对此喜闻乐见，他认为管理通货比采取金本位制度更加可靠，因此，他说罗斯福“相当正确”。但罗斯福的决定并不是受凯恩斯的影响。他想的是怎样解决美国的头等大事，而不是和国际社会配合，要先把国内事务处理好，再谈国际问题。

5年后，希特勒在慕尼黑会议上攥拳拢袖时，这一切将完全改变。但对世界和平的破坏早有苗头。在罗斯福开始第二次总统竞选时，墨索里尼占领了埃塞俄比亚，西班牙燃起战火，德国重新拿起武器占领了莱茵区。赫尔扭曲了事实，犹太人在德国根本活不下去，1935年，8万名犹太人逃到美国避难。东京，好战的少壮派军官推动裕仁天皇政府走上扩张主义和军国主义的道路。一个日本士兵从卢沟桥偷溜过去逛中国窑子，他的长官就以此为借口，诽谤中国人绑架了他，并对北京和天津发起进攻。阿梅莉亚·埃尔哈特是当时美国最著名的女飞行员。她驾驶飞机执行任务时，发现了日军在马里亚纳群岛委任统治地修筑的防御工事。至于她被日军要求迫降并被残害之事，几乎确凿无疑。当时，人们尚不知道她的悲惨命运。为了试探美国是否畏战，日军反复挑衅，这样的新闻多次登上报纸头版。

美国确实畏战。国务院发言人提出了抗议，大谈什么“道德禁运”。罗斯福和赫尔说他们相信“国际舆论”的力量，好像独裁者真会对此有所忌惮似的。国会又通过了新的中立法案和决议，总统不情愿地签署了。他有所犹豫，主要是不喜欢权力受限，他的外交政策和国会的意见并无多大分歧。新政对外交事务涉及甚少。赫尔和21个拉美国家签订了中立协议，表明了美国独善其身的立场。胡佛拒绝和英国联名谴责日本侵华的行为，这个决定获得了罗斯福的支持，这很少见。

“大萧条”时，这种做法还算理智，毕竟政府需要一切资源解决国内问题，但之后政府的做法就荒谬了。1934年，《约翰逊战债拖欠法》通过，禁止向未付清战争借款的国家提供贷款；1935年，《皮特曼中立决议案》向世界宣布，美国不会帮助被侵略的国家，绝无例外。这些政策让德意独裁者气焰更加嚣张，罗斯福的手脚却被束缚了。然而，罗斯福对此表达的不满，加上他对世界法庭的支持，激怒了顽固的孤立派。查尔斯·A·比尔德写道：“罗斯福总统认为有道德责任帮助欧亚，结束年深岁久的争端。他不满权力受到限制，拒绝听从国会和全国上下的意见，非要干预外国事务。如果欧洲或亚洲真的爆发大战，我们有理由相信，罗斯福会立刻让美国加入混战。后果会怎样呢？在和平会议上，无论战胜还是战败，美国都会受到攻击。”

实际上，迅速干预是不可能的。在罗斯福的第一届任期内，美国的军事规模逐渐缩小，最后军队人数还没有福特汽车公司的职员人数多。艾森豪威尔后来说，军队真正的敌人是“钱，或者说是缺钱”。1934年，总统视察瓦胡岛，军队指挥官想为他举行一次军事演习，但这次本应气势庞大的演习却闹了笑话：一半的军用卡车和7辆“一战”遗留的坦克（总共12辆）突然在罗斯福面前散架，让他大为震惊。第二年，《财富》 杂志报道，步兵虽然装备了m1加兰德步枪，但数量只够一个团使用。该杂志还估计：“以这种购买速度，常备军要等30年后才能配齐这种新式步枪。但等到那时，加兰德步枪早该过时了。”这篇文章的题目是：“现在军队里是些什么人？”文中说，在那群军人里，有一名47岁的中尉和一名65岁的中士。上尉的平均年龄是43岁。

很多美国人以为根本无须保留军队。学者普遍认为，美国是上了欧洲人的当才被卷入“一战”的。盖洛普民意测验发现竟然有71%的普通民众同意这些学者的看法。他们认为“大萧条”是从欧洲传过来的，因为欧洲人没有付清战争债款。从《三个士兵》到《永别了，武器》，再到《光荣代价》，学者们一直在强调，为和平付出何等代价都是值得的。但就算阿梅莉亚·埃尔哈特遇害的事被人揭露，人们也不会相信。因为在“一战”时，同盟国报道了德军残害比利时人的夸张宣传，美国人对这类新闻已经麻木了。那时，理查德·H·罗维尔[2]是万千学童中的一个，他记得信仰理想主义的公民学教师最喜欢说：“孩子们，我们有战争部，如果有的是和平部，是不是特别棒的事？”1934年，主教会议做出决议：“‘和平时期要做好战争准备。’ 基督教会懒得理会这种廉价的爱国主义。”对此，他们的会众表示认同。（希特勒也认同。他说：“那些支持非战主义的人最后会变成征服者的帮手。”）但美国人还没注意到德国的这位新元首。海外退伍军人协会的成员还说服2 500万人签名，要求国会签订更多中立法案。他们不用费力说服北达科他州参议员杰拉尔德·P·奈，他是参议院军火调查小组委员会的主席，他的主要助理法律顾问是阿尔杰·希斯。奈最会找替罪羊，他说华尔街的金融家和外国的好战者沆瀣一气才诱导美国加入“一战”。他在全国各地演讲时说：“上次我们发动了战争，但什么也没捞着。我们获得险胜，但死伤惨重。这一切都是为了私人银行家，让他们不怕收不回贷款。”

家庭富足的学生敢于反抗传统，对于他们而言，激进和平主义是一种不可挑战的信仰。穷学生平常老实安分，也赞成他们的看法。在一次全国民意测验中，39%的大学生表态他们绝不会参加战争；33%的人说除非美国遭遇入侵，否则他们不会参与战争。在和平主义的主要阵地（哥伦比亚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只有8%的学生表示无条件参战。1935年，即便哈佛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纽约市立大学加以威胁，仍然有超过15万名学生为了争取和平，发动了一次全国性罢课。之后，50万大学生签署保证书，保证如果国会宣布参战，他们一定拒绝入伍。他们的“体制计划”同下一代人憎恶的“现存体制”差不多。他们反对强制性的预备役军官训练营，反对侵犯学术自由和学生权利的行为，反对法西斯活动，他们要求改革大学管理制度。激进派由争取工业民主学生团（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前身）构成。他们将《行动纲领：学生革命者的指导书》奉为圭臬。带头的学生有哥伦比亚大学的詹姆斯·韦克斯勒、明尼苏达大学的埃里克·塞瓦赖德，以及索思摩大学1932级毕业生克拉克·克尔，让人印象格外深刻。

每个学校的“运动”性质各不相同。在明尼苏达大学，塞瓦赖德回忆道：“我们不喜欢政界领导，也不喜欢学校领导。他们按规章办事，而不是遵循真理。在这些维持现存体制的机构中，我们最憎恨军事机构……‘爱国主义’这个词让我们恶心。它沦为了贬义词，和沙文主义没两样。”塞瓦赖德参加了抗议预备役军官训练营的学生游行，最后明尼苏达大学只好停办训练营。

普林斯顿大学学生认为军队如同一个不好笑的笑话，他们把自己称为未来战争退伍军人协会的成员。最爱闹事的美国学生联合会在瓦萨女子学院，她们举办了全国代表大会。纽约市立大学校长接见了一个意大利法西斯学生代表团，引得学生们嘘声一片。校长把学生称为“坏痞子”，第二天，纽约市立大学的每个学生都在衣领上别上了“我是一个坏痞子”的徽章。有些激进分子召开集会，校长就用雨伞打他们，将他们驱散。这样以牙还牙的做法很少见，但不是没有。匹兹堡大学没用那样粗暴的办法，他们邀请麦克阿瑟将军在毕业典礼上演讲。带头游行示威的人被抓起来，还被罚了款。上级法院撤销了原判，但第二个星期，所有新生都被要求宣誓，宣誓忠于美国宪法、宾夕法尼亚州法律和学校的规章制度。学校教务处处长对媒体解释道：“我们想要思想单纯的学生。”

其实，大多数学生即便思想不单纯，但至少行为端正。那时，只有小部分人是激进分子，在纽约市立大学中只占1%，在全国只占3‰。这些人举行示威，为争取工人正当权利游行，为“斯科茨伯勒男孩”募资，阻挠群众观看赫斯特报系的新闻片，一时颇为活跃。这与之后几年的一群年轻人性质类似，不过后者登上报纸头条的原因是表演吞金鱼。美国人的一大毛病是以偏概全。1970年，一个全国性的广告商登载了20世纪30年代马拉松舞会的照片，嘲笑美国中年人：“你们年轻时也如此，凭什么说现在的年轻人？”他们以为那些参加马拉松舞会的人是想出风头。但事实恰恰相反，他们这样辛苦，只是为了赢得一点儿奖金。

作为“走投无路的一代”，大部分20世纪3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都忙于谋生。这些年轻人受“大萧条”打击最大。1935年1月，几百万16~24岁的青年人靠救济金生活。一位大学校长告诉毕业年级学生，今年6月有15万学生将获得学位进入社会，但社会根本不想要他们。《财富》杂志采访了25所大学的学生，发现他们只想找到一个“绝对稳定、长久”的工作作为避风港。他们把抱怨唱进了歌里：

进了大学好，

硕士、博士都是宝。

追求知识好，

挨苦受饿变苗条。

这不是什么有趣的玩笑。面对高昂的大学学费，80%的美国家长束手无策。想拿到学位，就意味着4年的艰苦生活。那时，上大学期间，学生每星期要工作40个小时，假期每星期要工作84个小时。有人在杜肯大学调查后发现，学生找的工作一般是加油站服务员、殡仪馆助理、火车锅炉工、钢铁厂工人和墓碑雕刻员等。有个男生竟在学校和匹兹堡市打过27种零工。密歇根大学的学生阿瑟·米勒，靠刷盘子抵饭钱，在国家青年局喂小白鼠，每个月可以挣15美元，他就靠这生活。明尼苏达大学学生休伯特·汉弗莱买不起教科书，只能从大学图书馆借书看。

在美国，念完大学从来都不是易事，在那样凋敝的经济环境下，完成大学学业更令人佩服。但直到珍珠港事件发生后，这些目标远大的年轻人才摆脱“大萧条”带来的困境。美国的中产阶级却没有这些烦恼。罗斯福执政第三年，全国已经走出了绝望的深渊。乔纳森·米切尔可以在《新共和》周刊上愉快地说：“手上又有钱了，感觉真好……幸福的日子回来了。当然，生活也不是那么好……一旦有人被解雇，第二天就有10个人排队想填补他的位子。但总有失业的人，没理由让我们坐在家里，永远为他们叹气。”这些家庭手头宽裕了，可以给青春期的孩子发零花钱。当然，钱不多，办不起伍德斯托克音乐乌托邦。但年轻人要想赶时尚，买几个徽章还是够的。

第一股时尚潮流是音乐。到现场看知名乐队的演出是最好的事，不然就去大学校园，那里常常有现场演出。北卡罗来纳大学有哈尔·坎普组织的学生乐队，杜克大学有莱斯·布朗组织的蓝魔鬼乐队。在不起眼的舞厅和酒吧间里，一些还未走红的艺人在表演。其中，阿尔维诺·雷带了个好头，玩起电吉他，大多数美国人还是第一次见识到这种装有扩音装置的乐器。另外，还有年轻的弗兰克·辛纳屈。1933~1937年，辛纳屈的收入在全国看来都排在末尾。他参加了各种业余艺人比赛，在当地广播电台临时代班，在联谊会上为70美分车费唱歌。后来，他走在哪儿都有一大票粉丝热情支持，但当时，那群粉丝还没长大，没有能力帮他。他们还在迷恋儿童书，模仿秀兰·邓波尔的发型，穿着联邦调查局特工式的内衣，争看耶鲁大学培养的飞侠哥顿的电影，攀比自行车把手的飘带，忙着把装橘子的木箱装上轮子改成滑板。

这时，自20世纪20年代的爵士乐后，年龄大一点儿的青年男女第一次兴起了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他们有流行的语言，比如keen（热衷的）、gas（ 吹牛）、copacetic（ 好极），带有难懂幽默的Confucius say（子曰）、knock，knock（吃“喝”），有彰显男子气标志的jalopies（破汽车）和特别的穿着。男男女女穿着棕白两色的胶底马鞍鞋、朋友签名的啤酒会夹克和可双面穿的雨衣（脏的更好）。白天，姑娘们的标准打扮是两层毛衣（有钱人会穿开司米或安哥拉羊毛衣）、长及小腿肚的紧身格子裙、踝袜（后来被称为“少女短袜”）以及俄式头巾。男青年则是上身运动服，下身宽松长裤，配双色马鞍鞋，或者鞋底有防滑钉的厚重粗革皮鞋，走路时会踢踏响。如果穿上女朋友亲手织的彩色菱形图案毛衣，就更加时髦了。正式舞会每年在高中举行一次，在大学至少举行4次。到时，大家不会穿这些衣服。舞会在体育馆举办，天花板被贴上了皱纹纸，装饰一新。女孩们穿着薄纱晚礼服在打过蜡的地板上翩跹起舞，左肩上别着一朵兰花或者栀子花；男孩则穿着租来的燕尾服或者黑西服和白皮鞋。

如果大家只是拖着脚步跳舒缓的狐步舞或者安静的卡里奥克舞，气氛会非常沉闷。当乐队奏起欢快的音乐时，人们的舞步也会变得更加轻快。20世纪30年代中期，吉特巴舞风靡全国。吉特巴舞由查尔斯顿舞、林迪舞和得克萨斯汤米舞（可追溯到1913年的滑稽剧《达克镇蠢事》）发展而来，像田径运动会一样花样繁多，有时，看起来还真像运动会，连动作也相似。在吉特巴舞中，有查尔斯顿摇摆、蹦蹦跳跳、啄虫子、跳跃舞步、苏西球、转圈摇摆、歌颂阿拉以及踢骡子等动作。踢骡子时，男女会按顺序玩跳背游戏。这种舞太过奔放，有时女孩玩高兴了还会露出内裤，因此陪伴她们参加舞会的年长女性不喜欢这种舞。一直到1942年，杜克大学的舞会都不许跳吉特巴舞。

性，依然是禁忌。人们担忧一切传统会形同虚设，毕竟这个年代怎么看都是动荡的岁月。怀孕被当成耻辱，就连已婚妇女也这么看。孕妇装的广告宣传语是“藏好你的秘密”。关于性的一切都很隐秘。《长筒袜秀》最像色情杂志，但里面的女人包裹得严严实实，裙子在膝盖上五六英寸。那时，色情文学作家非常少。社会非常保守，吉特巴舞不准跳，色情文学当然也不能发展。另一边，汤米·道尔西刚以摇摆舞节奏放起《罗门湖》，广播电台经理就把广播停了，经理觉得很多传统已经受到了挑战。人们世世代代遵循的传统正在消失。在胡佛执政的最后几个月，工人力量还太弱小，无法奋起反抗，现在他们开始游行了，这是最明显的改变。劳工队伍来势汹汹，吓得美国白领、中产阶级心惊胆战，但劳工时代已经来临。工会组织起来了，在路障前爆发冲突，矿井、工厂外的地面上血迹斑斑，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情况。

从许多方面看来，约翰·卢埃林·刘易斯都是一个古怪的人物。他虎背熊腰，眉毛浓密，身高6英尺3英寸，高大魁梧。闲暇时，他喜欢读莎士比亚名作、《圣经》、《伊利亚特》、《奥德赛》、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著作和东方寓言集《五卷书》。他的父亲是威尔士矿工，上过黑名单。40岁时，他成为矿工联合会的主席，但在他的领导下，工会人数锐减，只剩之前的一半。1930年，一个矿工小组提到他时说：“他不仅撵走了协会的领导，还破坏了协会的灵魂。”但在20世纪30年代，他成为激进工会主义的象征，既广受爱戴，又树敌无数。但与此同时，他还是支持胡佛的共和党人，支持自由企业，反对进步工会的各种政策。

私底下，刘易斯聪明又健谈，善于出谋划策，常为受压迫的工人打抱不平。在公众面前，他集福音传道者、悲剧演员和拙劣演员于一身。他喜欢谈玄说妙，还为自己的性格开脱：“自己不为自己吹号，谁能帮你？”在一次工人大会上，刘易斯致开幕辞：“听听‘马其顿人’ [3]的呼喊，那是人们发自肺腑的吼声！我认为劳联的未来就取决于这次大会的决议。”说起对手劳联主席威廉·格林，他叫道：“哎呀，可怜的格林，我太熟悉他了。他磨磨蹭蹭，随波逐流，还哀叹什么‘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刘易斯让工人组织分裂成两派，还得意扬扬地说：“他们对我拳打脚踢，我就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

听了这话，没几个人笑得出来。自由派觉得他深谋远虑，反对派觉得他是邪恶的化身。在某些圈子里，除了罗斯福，就数他最惹人厌恶。有一次，前战争部长帕特里克·J·赫尔利作为矿业公司律师出席了听证会，大谈他年轻时参加矿工联合会的经历。这时，刘易斯愤然起身，响亮地说：“作为矿工联合会会员，看到有会友在政坛平步青云、名扬天下，我与有荣焉。”他突然重重地顿了下，接着说，“但这个人背叛了年轻时参加的工会，看着真是让人哀伤和遗憾。”又停了下，说，“就为了30块臭银圆。”[4]赫尔利恼羞成怒，朝他扑过去，好在马上被人拦了下来。刘易斯接着漫不经心地说：“那就不提30块银圆的事儿吧，但‘背叛了年轻时参加的工会’这句话必须保留。”

这话太过分了，但勇气可嘉。1969年，总统管理的暴乱调查委员会在报告里说，“在所有工业国家中，美国的劳工史最血腥暴力。”这其实就是暗指20世纪30年代。当时，产业工会的不少组织者遭到谋杀，州长派出国民警卫队镇压闹事工人。在乔治亚州，州长尤金·塔尔梅奇设立了一个集中营，专门关押示威工人。宾夕法尼亚州杜肯镇是一个典型的煤矿镇。那里的矿厂老板一年会花费1.7万美元购买军火，然后炸掉矿工的家，烧毁山上的十字架。宾夕法尼亚州约翰斯敦全市都是一家公司的私有财产，该市市长对记者说：“这里不能缺了警察，就像世界不能没有音乐。”他说的“警察”是指公司的保安人员。他手下的地方检察官补充道：“给我200名训练有素、身强体健的武装人员，我可以将纠察线上的王八蛋工人收拾利索。”在纺织厂的女工开始反抗时，《纺织杂志》在社论里放话：“死几百个人保证能让她们安分下来。”

奇特的是，经历清洗后，工会依旧顽强地存在。罗斯福入主白宫时，工会力量非常弱小。刘易斯领导的矿工联合会成员减少到不及10万人。劳联成员人数只占全国工人总数的6%。每星期，劳联都会失去7 000名饱经患难的工人。1932年时，劳联对资方俯首帖耳，竟然反对起失业保险。气势汹汹的工厂老板相信，和工会组织者对抗无异于和魔鬼较量，但他们可不想输。1934年12月，拉福莱特领导的公民自由委员会发现，2 500多家公司雇用打手破坏罢工，最大的打手帮派是珀尔·伯哥夫服务公司跟平克顿侦探公司。伯哥夫是个坐拥数百万家产的狠角色；平克顿则是底特律汽车业信赖的雇工，1933~1936年赚了将近200万美元。这两个帮会各有一支常备队伍，随时准备带着全自动手枪、瓦斯枪、棍棒开始行动。他们还都在工人中安插了探子。当一名参议员询问克莱斯勒公司副总裁赫尔曼·L·韦克勒雇用探子的原因时，他回答说：“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获得情报，以便在对付工人时游刃有余。”成千上万名工人生活在枪口下。匹兹堡煤矿公司真在煤矿里架设了机枪，对准这些工人。众议院的一个调查委员会追查此事，董事长理查德·B·梅隆振振有词：“没有机枪，矿厂就没法运转。”

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快组织起来。提心吊胆的矿工、曼哈顿区汗如雨下的服装工、底特律市布格里斯厂时薪1美分的工人，以及底特律市时薪5美分的店员知道其他办法不管用。各州的立法也不见效。宾夕法尼亚州工厂主强迫童工每星期工作90个小时，因此被罚款100美元。为了弥补损失，工厂主就从童工每星期的薪水中扣除33美分。每星期，至少有一名炼钢工人的衣服着火。每年，钢铁厂会有两万多名工人因工伤致残，但老板们仍不愿花钱改善安全设施。在五分一角店打工的女孩们工资是1角5分。当她们读到伍尔沃斯公司女继承人芭芭拉·霍顿小姐畅游欧洲，四处和贵族结亲的新闻时，怨艾地唱道：

芭芭拉·霍顿是个富婆，

钱从哪儿来自不必说，

五分一角店员工累死累活，

伍尔沃斯给我们臭钱几个。

威廉·格林挺着个啤酒肚，刘易斯叫他“坐如钟的比尔”。格林间接地推动过《全国工业复兴法》第7条第1款的制定。《全国工业复兴法》规定要订立行业规程，这点可能扼杀工会的前途，工人们知道后坐立不安，一直向约翰逊抱怨。约翰逊听了也很着急，所以慌忙加上集体谈判权这一条。但格林没看出这个条文大有文章，实际上，这个条文很含糊：它没有规定雇主要承认工会，如果雇主想和公司工会打交道，完全可以。而且，这个条文也没说清楚工人应如何推选代表。但刘易斯却注意到了，细节可以慢慢谈，重要的是这个条文的宣传价值，它宣告了联邦政府的目标。他将它和林肯的“废奴宣言”相提并论，并让身强力壮的助手开着宣传车，带着宣传册前往各大煤矿：“总统希望你们参加工会。不参加工会，就是不爱国。工会的人就在这里，别担心会费，加入就好！”

工人们听了之后，立刻响应起来，速度之快，连刘易斯都大吃一惊。《全国工业复兴法》本来是为复兴商业而制定的，没想到却刺激了工会的发展。在罗斯福签署这项法案的三个星期内，退出矿工联合会的13.5万名工人又重新入会。1934年年初，刘易斯登记册上的会员数就将近40万。西德尼·希尔曼和戴维·杜宾斯基开着宣传车到了纽约市，广发传单。不到一年，国际制衣女工工会会员数就翻了两倍，达到20万。到20世纪30年代末，这个数字超过了40万。

罗斯福对政治事件一向见微知著，这次却后知后觉。鉴于他的出身，罗斯福并不习惯和工会结盟。他把自己看成救世主，乐于对受剥削的工人施舍恩惠，但成为工会的盟友又是另一回事。虽然他想提高工资、缩短工时、配备更好的安全设施，但他不确定刘易斯的办法是否最有效，甚至不确定是否正确。如果工人成为一股强大的经济新生力，罗斯福也不能冷眼旁观，远离劳资冲突。因此，头几年他一直犹豫不决。海伍德·布鲁思在一次群众集会上高呼：“工人的头号公敌是罗斯福。”这可谓荒谬之极。然而，罗斯福确实认为弗朗西斯·珀金斯和弗朗西斯·比德尔（时任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主席）两人太过偏袒工人。国会中支持劳工的人里，罗斯福只佩服纽约州参议员罗伯特·瓦格纳。瓦格纳积极推进新劳工法的制定，并渐渐说动了罗斯福。但是，当时局势变幻莫测，根本没时间讲大道理。

刘易斯的协会吸收了越来越多的工人，格林看着心里担忧，一直劝他“悠着点儿”。后来，可怕的大罢工呈现出不可阻挡之势，一触即发。工厂主安排了人员准备血战，有的设置了路障。国内的军火市场达到了空前的规模。1933年夏，肯塔基州林奇镇的工厂保安队在4个星期内买了41支来复枪、21支左轮手枪、500发子弹和大量的催泪弹。联邦执法官员警告他们，可能会面临联邦指控。但控制城镇的公司激烈地回答说，这个镇是公司的私有财产，华盛顿无权干涉。罗伯特和海伦·林德组织的调查组在印第安纳州曼西镇发现，通用汽车公司扩编保安队，用来关押疑似工会组织者。大西洋和太平洋食品公司将克利夫兰的店铺关闭数天，并把责任推到店员身上，说他们不上班，甚至扣钱，令他们一头雾水。公司老板这么做，其实是想告诉员工，加入工会没好下场。1934年，刘易斯号召宾夕法尼亚州的7万名矿工罢工，掀起了20世纪30年代工人运动的序幕。这次罢工狂潮席卷了阿勒格尼河谷。杜肯镇镇长发表谈话，似乎把罢工的工人当成了反抗的印第安人，要把他们挡在关外。他说：“我们在桥头等着，要把他们打得头破血流。”

1934年，总共爆发了1 856起罢工，大部分是为了争取资方承认工会的合法性。那是段悲惨的岁月，资方的恐怖手段染红了劳工史，血迹斑斑。在弗立克矿区，公司雇用的枪手守在矿井外，若有工会成员出现，他们就会开枪。在资方私有的威斯康星州科勒镇，破坏罢工的暴徒向劳联纠察队开枪，造成2死35伤。在托莱多电动车灯公司，新成立的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正在和蛮横的管理人员谈判，国民警卫队枪杀了27名工人。旧金山的数名码头工人、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多名卡车司机、新英格兰地区和南方各州的15名纺织工人都被杀害。明尼阿波利斯市有两名特派代表也被谋害，其中一个是商人。埃里克·塞瓦赖德当时是《明尼阿波利斯明星报》记者，报道了罢工的新闻。他看到寻衅复仇的警察朝着手无寸铁、毫无警觉的人群一通扫射，67人受伤，2人重伤不治。目睹这样的场面，他吓得目瞪口呆，随后写道：“那一刻，我突然从心底里明白了什么是法西斯主义。”刘易斯感叹：“工人，就像以色列人一样，满腹忧愁。女人们为死者恸哭，为生者的前途哀叹。”

但是，工人的忧愁更深、哀叹更久，因为很多人白白牺牲了。托莱多市、旧金山市和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工会虽获得了资方承认，可在钢铁、纺织、汽车、橡胶等行业的大企业里，拒不承认工会的厂主却占了多数。在国会成立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时，全国制造商协会要求其成员不予理睬。在一次判例案件中，一家工厂确实没遵守委员会的规定，受到的处罚只是不准挂蓝鹰标志。政府还是犹豫不决。1935年2月下旬，一家联邦地区法院认定《全国工业复兴法》第7条第1款违宪。参议员瓦格纳和马萨诸塞州众议员小威廉·P·康纳利立刻提案，要建立一个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规定工人有权选出特定的工会，在联邦政府监督下，代表他们和资方集体谈判，并规定什么样的劳动操作规程是公平合理的。瓦格纳说，如果工人的工资一直涨不上去，他们就无法购买自己生产的商品，那样“大萧条”就不会结束。罗斯福听从了瓦格纳的意见，在7月5号签署了法案。但资方仍我行我素。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散发了律师工会58名成员起草的宣言，宣告《瓦格纳法》和第7条第1款一样违宪。显然，工人运动离实现目标还很远，老板们还在负隅顽抗。1935年，又有32名罢工者和支持罢工的人被杀害。为了镇压罢工，南达科他、伊利诺伊、内布拉斯加、肯塔基、佐治亚和俄亥俄各州都出动了国民警卫队。工人运动进展依然缓慢，装配线上还有大量工人没有参加工会，没得到合理报酬，从事着高强度的工作。

人人都看得出，格林根本就没读过《瓦格纳法》，但刘易斯研究过。法案尚在审议时，他就仔细研究过，并发现依据此法案，一个新的工会将在政府的庇护下诞生。旧工会的缺点相当明显。劳联是一个松散的组织，会员是一些充满疑心的小头头，大多是美国早期移民的后裔。与矿工和纺织工工会不一样，劳联的成员有锅炉制造工、木匠、机械师、家具商、冲床操作员、油漆工等，按照技艺的不同，他们进入了不同的行业工会。俄亥俄州橡胶工厂工人想成立工会，劳联就派去代表，因为橡胶工艺有19种技能，就一共组成了19个工会。格林觉得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非常碍眼，不久之后，它就被分成了100个工会。

1935年10月，劳联代表大会在大西洋市举行，刘易斯正是在会上发出了“救救马其顿人”的呼喊。他呼吁按行业成立工会，呼吁工人按行业团结起来。比如，钢铁工人要有自己的工会，建筑工人也要有自己的工会。他说，只有这样，在大企业实行罢工才会成功，但他的呼吁没人听，代表大会否决了他的提议。随后，会上出现了激烈的争辩，木匠工会头头“大个子”比尔·哈奇森骂刘易斯是“杂种”，可谓失策。当着格林和几千个代表的面，刘易斯把哈奇森暴打一顿，使其皮破血流，被人抬下了台。刘易斯整了整衣服，点上雪茄，潇洒地走出大厅，从此退出了劳联。他写了封辞职信寄给格林，里面只有一句话，与给报社的解释一样：“美国劳联畏缩不前，一直朝后看。”随后，他成立了与劳联作对的工会联合会——产业组织委员会，后来改名为产业工业联合会（简称“产联”）。

暴打哈奇森的行为有些野蛮，但千万名工人在等待，他们有的缺乏技能，有的技能不够娴熟，他们在等待从经济奴役中被解救出来。现在，刘易斯这个器宇轩昂的悲剧式的人物眼中，有了一团火焰，马上就要点燃劳工运动。产联的会场上常响起歌声。会员们用《共和国战歌》的调子唱起纪念死于暴徒之手的乔·希尔的歌：

我们开垦了荒地，我们建起了城市，让大老板们做生意，

我们挖凿出矿井，我们修起了车间，让铁路延伸几千英里，

我们创造出伟绩，却忍饥挨饿遭冷落。

落魄潦倒受人欺，工会给我们力量！

永远要团结！

永远要团结！

永远要团结！

工会给我们力量！

如果产联在1936年代表“左”派的非共产主义者，那么许多新政派逐渐相信非法西斯右派总部就在美国最高法院的新大楼。这座大楼在华盛顿东北第2街，国会对面，1935年秋审就在此举行。大楼的大理石外墙上题字“平等公正，依法审理”。但德鲁·皮尔森和罗伯特·S·艾伦口中的“九老”[5]对于“正义”有不一样的意见，白宫和美国大部分地方的人，包括尘暴区和刘易斯领导的煤矿工会，都这么认为。当然，解释宪法是最高法院的职责所在。差不多30年前，首席大法官查尔斯·埃文斯·休斯就说过：“我们要遵循宪法。但宪法是什么，全由法官说了算。”《时代周刊》说过，困难的是，“自由主义的烈焰已经燃尽，现在只留下保守主义的一堆热灰”。就保守这一点，休斯是司法界和律师界的代表。罗斯福的法案可谓独立战争后最带革命色彩的法案。对新法有裁判权的地方法院都拥护旧秩序。联邦地方法院的大部分法官都曾为共和党或大企业效力，也都因而享有盛名，他们已成为公司股东、托管人、高级俱乐部会员。大公司的头面人物是他们的朋友。和那些人一样，他们觉得新政改革花样繁多，非常讨厌。在罗斯福任期的首个1 000天即将结束时，100多名法官发出了1 600张禁令，阻止联邦法律的执行。此外，知名律师写了大量文章，以私人身份做出裁决，否定了那些不受欢迎的新法。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对《瓦格纳法》的声明就是这种典型的伎俩。全国制造商协会把这个声明发给会员，煽动他们抗议那些已由国会通过并经总统签署的法律，理由是这些法案违宪。

最高法院声名卓著，本应不受旧时代的约束，但法院内部的分歧之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这些人穿着黑袍坐在庭审席上，看起来坚如磐石，但一回到办公室后就分成了三派。威利斯·范·德凡特、詹姆斯·C·麦克雷诺兹、乔治·萨瑟兰、皮尔斯·巴特勒对亚当·斯密顶礼膜拜，程度尤胜胡佛总统。他们认为破坏自由经济的基本“规律”纯属犯罪。休斯和欧文·J·罗伯茨属于中立右派，投票也采取这种立场。但是，他们的立场并不坚定，被看作摇摆派。只有本杰明·卡多佐、哈伦·菲斯克·斯通、路易斯·D·布兰代斯三人完全拥有20世纪的新思想。

1935年早春，罗斯福和最高法院就发生了冲突。当时罗斯福听说又有389起针对新法的官司，意识到宪法合法性这个问题不能再悬而不决了。于是，在一个地方法官判定《全国工业复兴法》违宪时，他同意立刻上诉最高法院。但选择《全国工业复兴法》来挑战最高法院，并不走运。9位大法官一致认定这项法案无效（虽然理由各不相同）。5月27日，休斯宣读了裁定。这一天后来被新政派称为“黑色星期一”。这一天如此黑暗不是因为《全国工业复兴法》被判无效，毕竟这项法案已经变成了累赘，真正黑暗的是休斯的激烈言辞。休斯给罗斯福扣上了“罪犯”的帽子。他还史无前例地警告总统和国会，不要滥用宪法赋予的权力，不要使用联邦法律监管各州的贸易。

保守派法官想要恐吓罗斯福，但罗斯福是全美最不吃这一套的。罗斯福善于为自己辩护。星期三，他便召开记者招待会。埃莉诺坐在他身边，像新政第一个百日开始时那样兴致勃勃地织着毛衣。罗斯福说星期一的裁决是“自得福德·史考特案[6]以来最重要的决定”。他回顾了休斯的言论。休斯说既然商业在各州，就该由各州的法律管理，就算这些商业行为会对全国产生影响，联邦政府的干预也是不合法的。休斯拒绝承认48个州都是一个自由国家的成员，因此，他必然认为，不管国家的经济形势多么严峻，联邦政府也无权过问。罗斯福说，这些言论是“马车时代对州际贸易的旧定义”。他以这番话向休斯发出了警告。

司法部长卡明斯认为罗斯福和最高法院想重修旧好是不太可能了。他激动地说：“总统先生，他们想毁了我们。我们要想办法把现在最高法院里的一班人换掉。”罗斯福暂时还比较乐观。一直到1935年12月，他还写信给参加伦敦海事会议的美国首席代表说：“最高法院多数法官不支持我们，赫斯特报系和85%的报社也尽唱反调。除此之外，一切都挺好的。”第二年刚开始，他就改变了想法。1936年1月6日，最高法院以6∶3的投票结果判决《农业调整法》违宪。罗伯茨法官代表多数派强词夺理地说，农业不属于全国性事务，将农业当成全国性事务，是对各州权力的侵犯，导致“中央政府借机对各州事务指手画脚”。艾奥瓦州艾姆斯附近的农民听了这些谬论，气愤难耐，扎了6个草人当作那几个大放厥词的法官绞死。但保守派法官胆大无畏，他们继续判决《证券交易所法》无效（6票对3票）。萨瑟兰法官说调查华尔街的行为是滥用职权，“和星法院[7]无异”。接着，《国家烟煤保护法》也被否决（5票对4票），因为虽然煤销往全国，煤矿却在各州内。之后，《市政破产法》也被宣布无效（5票对4票），理由极其牵强。照这样下去，新政的全部法案，包括社会保险和《瓦格纳法》都要泡汤。其实《市政破产法》不过是允许各州和联邦政府在公债的重新分配上协调，但主动权仍在各州。当然，在保守派法官眼里，只要联邦政府想参与各州事务都该禁止。

在最高法院刚成立的140年里，被废止的法律只有60项。现在，才一年多，休斯领头的最高法院就废止了罗斯福新政的11项法案。最高法院最近一次胜利是在两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前夕，这次的成功非同寻常。他们先废止了联邦工资工时法，然后审理了莫尔海德对纽约州的诉讼案。这次讨论的是纽约州关于规定女工最低工资的法律。结果，法官以5∶4的投票结果将其否定。巴特勒代表多数法官写道：“个人订立合同的权利受到正当法律程序条款保护”，“在订立雇工合同时，双方具有平等权利，可以向对方争取私下谈判时所能获得的最有利条件”。换言之，即便血汗工厂里15岁女工同万贯家财的东家订立的合同严重不公平，她每星期只能获得2.39美元薪资，巴特勒也觉得这份合同无可非议。联邦政府或者各州都不能干涉。无人有权规定最低工资或者最高工时。

当晚，在新英格兰地区和北卡罗来纳州富丽堂皇的高楼里，人们举杯欢庆，哪管不远处纺织小镇的工人正在受苦，但政界的保守派人物则备感焦虑。事情好得过了头，恐怕乐极生悲。赫伯特·胡佛说：“有些州自以为有些权力，我们就还给他们呗。”60家报纸要求国会提出修正案，兰登州长也和他们一起主张。共和党人竞选时模棱两可地许诺，要采取措施保护妇女和儿童，但如何保护却只字不提。民主党人则呼吁制定“一项解释清楚的修正案”。只有总统保持缄默，他正在思考对策，他必须先连任。他对雷·莫利说：“这次竞选只有一个话题，那就是我自己。人们要么支持我，要么反对我。”他预想人们会支持他，也预料到最高法院还会以更多的5∶4或6∶3否定新法。从某种程度上说，倒正中下怀。正如伊克斯所说：“最高法院这么做，正好给了罗斯福理由越过最高法院，直接向人民申诉。”

1936年，美国的政治生活还很简单，不像以后那样花样百出，足以扭转大选结果。那时还没有计算机控制台，没有主要选区情况分析，民意测验的科学分析也才刚起步。选票结果在选举日当晚才能揭晓，两党会猜测结果，并找出各种有利数据。之后，一切自然明了（政治学者最会当“事后诸葛亮”），但是只有少数人预料到罗斯福会获得压倒性胜利。很多人认为他只能做一任总统。

他们倒不全凭空穴来风。4年前，罗斯福这位总统曾许诺会实现预算平衡，但现在国家每年的赤字高达60亿 ~70亿美元。700万美国人没有工作，政府的应对措施又被判违宪，全无用处。民主党现在虽然是执政党，但在过去80年里，一直都是少数党。对于许多人而言，民主党成员当选总统完全始料未及。这些年，牛顿·D·贝克、迪安·艾奇逊、约翰·J·拉斯科布、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阿尔·史密斯、约翰·W·戴维斯、马萨诸塞州州长约瑟夫·B·埃利、马里兰州州长艾伯特·里奇、佐治亚州州长尤金·D·塔尔梅奇等纷纷退党，民主党日渐式微。全国大报多数也不支持罗斯福。赫斯特报系在头版刊登社论，抨击罗斯福的“苛政”。《芝加哥论坛报》的接线员接听电话时总会说：“早上好。你知道吗，你只有一天（或具体的天数）可以拯救这个国家了。”该报发表过的新闻题目有“支持罗斯福的威斯康星州的选区是罪恶的温床”和“兰登州长今晚前往洛杉矶游说，务求保全美国政府体制”。这些新闻显然希望读者弃罗斯福而去。

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反对罗斯福，多萝西·汤普森也是。著名的政治作家马克·苏利文在1935年就预测罗斯福连任竞选会失败。同年，查尔斯·A·比尔德写道：“罗斯福作为领导者的魔力显然失效了。”1932年，银行家和经纪人的资金支持占罗斯福竞选基金的25%，但今年他们只贡献了4%。事实上，从1936年到20世纪70年代，民主党常年资金短缺。兰登竞选获得共和党900万美元的资助，罗斯福获得的募款连其一半都没有。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共和党之所以有钱挥霍是因为罗斯福上任后经济情况有了好转。罗斯福1933年上任时，接手的是一个濒临破产的国家。几年之后，美国出乎意料地重新繁荣起来，失业率降低到1932年的一半以下。1935年，联邦储备委员会发表的工业生产调整指数从58升至101，1936年达到121（1929年是125）。从他就职以来，保险公司的资产增长了30亿美元，国民收入和公司盈利增长了50%以上，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增长了80%。股市大崩盘以来，华尔街第一次开始担心通货膨胀（牛市的标志）。4年前，投资者们用证券给联盟俱乐部一间屋子糊墙，现在他们用蒸汽把证券喷湿，揭下来去兑现。尽管如此，俱乐部前门旁还是挂着一个电子广告牌，上面写着“1936年选兰登和诺克斯，爱国第一”。

1936年年初，共和党竞选者的身价更高。按照当时的几种测试标准，罗斯福的支持率跌到了谷底。盖洛普民意测验发现反对派获得的支持率和罗斯福旗鼓相当。到了7月，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已经放弃了纽约州和伊利诺伊州，对明尼苏达州、印第安纳州和俄亥俄州也只抱最后一丝希望。那时，罗斯福亲自主持竞选事务。2月，他曾对农业部长华莱士说：“亨利，7月、8月、9月、10月，直到11月5日，棉花最低售价要维持在12美分。我不管你怎么做，那是你的事情。总之，价格不能低于12美分。明白了吗？”稳定棉价这招是为竞选铺路，这是传统的策略。但罗斯福的新招是大联合理论。他认为如果运气好（政界最大的法宝），民主党大联合完全可以摧毁共和党的阵地，取而代之成为多数党。

他们真的很幸运。1936年1月25日，第一件幸运的事发生了。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在五月花酒店举行晚宴，为反对罗斯福继任的活动争取支持。2 000名富人前来捧场，男的身着礼服，女的披着貂皮大衣，这次晚宴可能是美国政治史上最具珠光宝气的一次盛会。《纽约时报》评论：“全国大部分有头有脸的资本家都出席了晚宴。有的亲自赴宴，有的派了代表。”阿尔·史密斯是晚宴上的主要发言者，当时他正忙于阻止禁用童工的法案。当晚，他戴着一顶丝绸高礼帽，歇斯底里地发表了一篇反新政演说（“新政散发着共产主义苏联的臭气”），那些年收入10万美元的富翁听得欣喜若狂。皮埃尔·S·杜邦赞叹道：“真是完美的演讲。”民主党副总统加纳也为之叫好。他说，民主党不必再花一分钱造势，也不用再四处演讲了，这些有钱人根本不懂美国人的脾气，有了他们，民主党再度当选真是板上钉钉了。

6月11日，共和党在克利夫兰提名艾尔弗雷德·兰登（也就是后来为人熟知的艾尔弗）为总统候选人。他是个政绩卓越的州长，施政纲领比罗斯福1932年的政纲还要偏“左”。但兰登不走运。本质上，他提倡自由主义，但手下把他的主张解释得一塌糊涂。共和党主席亨利·P·弗莱彻说，他们竞选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符合宪法的政府”。亨利·福特说他已经20年没有投过票了，但兰登就是翻版的柯立芝，所以他要投票。这样一来，兰登就被叫作“堪萨斯州的柯立芝”，竞选标志用了堪萨斯州的州花——向日葵。罗斯福听了，冷淡地说，向日葵是黄花一朵、黑心一颗，没到11月就枯萎了，没什么用，只能用来喂鹦鹉。

让兰登头痛的还有胡佛，这个人一直让他难堪。胡佛随着厄尔·沃伦带头的加利福尼亚州代表团来到克利夫兰。代表团的人因为不知道本党内定候选人是谁，所以胡佛放出风声，说可以再次提名他为候选人。共和党人还不至于那样糊涂，至少在6月还是清醒的，但是胡佛到达会场时，人们还是起立鼓掌了15分钟。因为罗斯福喜欢用字母缩写为机构、政策等命名，胡佛便挖苦他都快把字母用完了，“但是新的俄文字母表里有34个字母”。接下来的4个月，他不断给兰登提建议。兰登不理胡佛的恭维，但胡佛的支持却让他遭受牵连。没人理胡佛，他只能听着广播里罗斯福的演讲，等对方停下来换气时，就不断说“呸”，以此撒气。

休会时，代表们会照着《哦，苏珊娜》的调子唱歌：

字母表还要念，有件事等着看，

兰登将登台，新政要退场。

兰登本领大，总有好办法。

一日在白宫，时时守宪法。

啊，阿尔夫·兰登！

我们的发言人！

你来自辽阔的草原，堪萨斯是你的家。

祖国等待着解放，你是我们的希望！

无论如何，人们认为兰登的后台老杜邦不止这点儿能耐。当然，那位心慈手软的州长理应得到一个更体面的结局。好几天，那些政治报道记者都认为，大会将是本年度最火爆的闹剧，没想到后来库格林神父和他的同伙们甚至向选民疯狂推荐其新成立的联合党。该党的总统候选人是美国北达科他州众议员威廉·莱姆克，此人表情呆滞，装了一只玻璃假眼，且嗓音尖利，甚是怪异。长期以来他都头顶灰布帽，穿着十分宽大的男士套装，库格林也感到很奇怪。库格林称他为“自由比尔”[8]，杰拉尔德·L·K·史密斯起草了一系列计划，召集了10万名“汤森德计划”支持者，以保证11月关于总统大选的民意测验结果。库格林也夸口，如果不能给联合党拉到900万选票，他就永远退出广播电台直播。听起来口气不小，但在6月，两大党都觉得莱姆克的确不可小觑。与歌曲《阿尔夫·兰登》的少有问津不同，“自由比尔”这个绰号在当时很流行。库格林神父显然也更津津乐道于这个与“独立钟”英文相似的绰号。可是后来他才想起一件事——独立钟有裂缝，但为时已晚。

接下来的一星期，民主党突降费城，他们载着麦考密克牌收割机欢快地行驶在马路上，提醒人们胡佛先前的预言——如果罗斯福入主白宫，国家将会杂草丛生。他们个个兴高采烈，除了休斯掌控最高法院一事令人不快外，他们几乎获得了4年前希望获得的一切成就。甚至退伍军人补偿金议案在那年春天也获准通过，罗斯福虽然否决此案，但也漫不经心，原案很容易就保住了。作为民主党，他们至少要演演斗一斗的戏码：请一位黑人牧师领祷代表大会时，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棉花艾德”史密斯愤而离席。但即便如此，这事对大联合计划也极为有利。在那一年，请黑人牧师领祷，要得到黑人选票就并非难事了。

罗斯福已经交代手下，他的对手是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而非兰登。阿尔本·巴克利在基调演说中挖苦，因华尔街总抱怨给他们带来的极度痛苦。巴克利说：“我的朋友们，他们苦涩的泪水不是为小猪而流。真正的悲痛是因为共和党那些蚕食着美国人民财富的‘肥猪’被宰了。”此番政治言论强而有力，总统在他的提名演讲中进一步斥责那些大财团为“内奸”。

6月27日之前，罗斯福在富兰克林运动场发表了该演讲，听众超过10万人，据马奎斯·蔡尔兹描述：“每次停顿时下面都欢呼一片，如同燥热夜晚的一声响雷，整齐的欢呼仿佛是由同一个喉咙发出的。”但演讲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罗伯特·特劳特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广播电台听众描述了当时的情况：“总统正在等主席邀请他上台，突然他的脚撑松开，他跌倒了。”这令特劳特吓了一跳，“手稿散落一地。人们自发地帮他拾起散落的稿页。他在上台前几分钟，尽快整理好了手稿，但它们已经水渍斑斑、皱皱巴巴，还沾满了泥”。后来，罗斯福说：“这是我人生中最可怕的5分钟，那时你所能见到的最倒霉、最着急的白人就是我。”要是在20世纪70年代，黑人选民若是听闻“白人”一词，一定不会投票给他。

他的演讲一旦开始，便精彩绝伦。那晚，他演讲说：“一个慈悲为怀政府的偶尔失误，好过一个残酷冷漠政府的长期疏忽”，“人类史上有一个神秘的周期。几代人既定，几代人未知，而我们这一代人却在两类的交会处”。后来广大群众和他一起两度合唱《友谊地久天长》，他坐着敞篷车缓缓绕场一周，全场群众都站起来报以热烈而持久的掌声，他挥动着他的破毡帽热情洋溢。

他打算暂停竞选事宜，一直到选举前5个星期才出来活动，他审时度势，觉得那时选民会站出来支持他。在此期间，他继续处理政务，并寄希望于他的对手犯错。果然，他们不负所望。夏天结束之前，联盟党已在自己过激行为的影响下逐渐分裂。杰拉尔德·史密斯公然对记者说：“我会教他们（选民）怎么去恨。”库格林神父则声称：“我走的是法西斯之路。”库格林开始畏惧史密斯，因为史密斯曾经说过，“在我心中，休伊·朗流血惨死的记忆依然鲜活”，以及“我和汤森德博士站在福吉谷[9]这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拱门下，发誓要接管政府”这样狂妄的话。但眼下汤森德博士没有能力接管任何机构——他拒绝在国会听证会上做证，就因藐视法庭被判刑，关押在哥伦比亚特区地方法院的牢房里。后来罗斯福赦免了他，但随后史密斯[10]因扰乱治安和出言不逊再次入狱，被关押在新奥尔良市监狱里。

如果兰登州长更有气魄一些，他可能还不会满盘皆输，至少能挽回一点儿尊严。不幸的是，在公众眼里，他只是一个苍白乏味、戴着眼镜、说话含混不清且尖利刺耳的小矮子。他不好好念讲稿，而稿子也写得呆板乏味。他竞选之旅的首站选在宾夕法尼亚州，他宣称：“走到这个国家的任何一个角落，我都能找到美国人。”这句话他在任何时候都挂嘴边。此外，和所有罗斯福的反对者一样，面对对手的巧妙躲避，他抓狂不已。他更是告诉巴尔的摩人 :“如果总统连任，他会将所有反对他的人送上断头台。”听者愕然。他默默接受了弗里兹·库恩领导的德裔美国人联盟（后改名为“德裔美国人同盟”）的支持，默许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把罗斯福说成是“犹太人的总统候选人”。不仅如此，他还含沙射影地说，总统是位共产主义者。

本届总统大选，首次采用全国性广播的方式把总统候选人当商品推销。共和党已为此拨款逾100万美元，《波士顿先驱报》记者罗伯特·乔特还写信给兰登说，他觉得“共和党的宣传工作应该和向公众推销商品一样”。但如此一来，广播中只谈推销不谈切实问题，导致人们最终被操纵而不是被说服。赫斯特报系社论指责，民主党竞选活动是苏联一手策划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约翰·D·M·汉密尔顿也大声疾呼，说罗斯福的双手“沾满了西班牙神父的鲜血”。而像美国强生和英格索兰这样的大公司更是在工人的工资袋中附上了恐吓内容——如果兰登竞选失败，他们将被解雇。

从10月开始，老板们在工资袋里附上纸条，暗示社会保险将只能从工人薪水中扣除：“自1937年1月罗斯福实施‘新政’以来，我们被迫扣除你们工资的1%上交给政府……这笔钱可能会返还，但前提是国会愿意拨款……11月3日大选日之前，你必须决定是否愿意承担蒙受损失的风险。”这是共和党竞选计划的一部分。兰登的军师们实际上希望以退休金发放给65岁工人的问题挑起民众的不满。在广播电台广告中，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聘请的演员一惊一乍地说，每个人都将获得一个号码——好像此外还有其他方法能跟踪社会保险账户一样，还谎称每个人都要盖手印。10月20日，工厂贴出大量标语： “你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将困在每星期扣税的牢笼里。你不得不服刑，除非你在11月3日反对罗斯福当选。”最后，汉密尔顿在广播中透露，只要是工薪阶级都必须佩戴像狗牌一样的钢质身份识别卡（“就像我现在手里拿的这个”），上面刻着个人社会保险号。

直到那时，罗斯福仍低调参与竞选。马奎斯·蔡尔兹写道：罗斯福的演讲“更像一个主教循例4年一次巡视教区时的和善说教”。但是，共和党人攻击社会保险这一他最骄傲的成就，无疑使他大为光火。

1936年10月31日晚，麦迪逊广场花园座无虚席，罗斯福斗志昂扬地发表了他这一生中最伟大的演说之一。他说他打击的对象是“商业垄断集团、金融垄断集团、投机倒把分子、胆大妄为的银行家……洗钱集团”。台下观众都起立听完了他的演讲，挥舞着铃铛，吹着喇叭，大声欢呼，表达拥护。罗斯福用嘲讽的口吻说：“如今这些势力狼狈为奸，如此集中地反对一名总统候选人，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他们都对我充满仇恨，我欢迎他们的仇恨。”话音一落，台下掌声雷动，《纽约时报》将掌声比作“海浪翻滚拍打海岸发出的阵阵咆哮”。总统说：“关于我的首次执政，我想获得的评价是，以权谋私者或权迷心窍者遇到了势均力敌的对手。”他继而提高声调说：“我还想说——”他稍微停顿了下，此时台下再次响起喝彩声。当喝彩声逐渐平息，他接着说：“我想说我希望得到的第二个评价是，当我连任时我制服了这些恶势力。”欢呼声再次响起，如同暴风骤雨，直至他离场后，仍经久不息。

离麦迪逊广场花园几个街区远的地方，9岁男孩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后为参议员、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哼唱着顺口溜： “罗斯福正在白宫等待被选出，兰登正在垃圾箱等待被回收。”他这样说，共和党竞选候选人可不会同意，他和汉密尔顿主席都信心十足。美国《文学文摘》杂志通过对有电话和汽车的人的意向性投票预测，共和党最终会在选举中获胜—32个州、370票支持，民主党只有16个州、161票。哈佛大学一位统计学教授的预测结果是兰登241票、罗斯福99票、91票不确定。康纳利既是众议员，又是《 瓦格纳法》联名提案者，他曾在给民主党竞选主管法利的信中写道：“兰登有6成把握获胜。”阿瑟·克罗克在9月曾对《纽约时报》的读者说：“共和党将获得远远多于1932年所得的选票……罗斯福广得民心的局面已不复存在。”后来他更称这还是一个“保守”估计。6月，总统认为自己会以票数340∶191的优势获胜。竞选结束时，他把这个数字改为360∶171。法利告诉新闻记者，除了缅因州和佛蒙特州，罗斯福将争取到其他每一个州的支持。但多数政治评论家都同意弗雷德里·刘易斯·艾伦的观点：“竞选负责人的预言，谁会相信呢？”

11月3日晚，这些政治评论家发现许多人虽然没有电话和汽车，也会去最近的投票站投票。罗斯福赢得了美国政治史上最伟大的胜利，当时他以1 100多万的票数差胜出，这意味着自1932年大选以来逾500万共和党人转投了民主党的票。法利的预测完全正确：兰登最终只赢得了缅因州和佛蒙特州的选票。选举投票的最终结果是523∶8。甚至来自布鲁克林区的约瑟夫·斯切科特这次也把票投给了罗斯福，即使他曾经在最高法院作为原告，申诉《全国工业复兴法》并最终获胜。他家里其他15名成员同样如此。休伊·朗的父亲也投票支持罗斯福。联合党候选人莱姆克的选票不足100万张，库格林神父只得宣称他要退出广播节目。虽然他后来改变主意，但是他呼风唤雨的时代已宣告结束。《文学文摘》也同样倒了霉，后来卖给了《时代周刊》。

以后，只要是罗斯福提出的法案，几乎都不会通不过，因为现在参众两院75%以上的席位由民主党人占据，共和党人数量极少——只有17名参议员和103名众议员。不得不让人怀疑，共和党能否继续存在下去。而欧洲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醒地意识到，世界即将迎来新的政治家。温斯顿·丘吉尔和法国国民公会都向美国总统致电祝贺。《巴黎晚报》写道：“从今以后，民主事业有领袖了！”而“领袖”此刻正陶醉在一项他最喜爱的娱乐活动中：与白宫记者团斗智斗勇，谈笑风生。“我知道我应该去缅因州和佛蒙特州，”他带着嘲弄的口吻说，“但法利不让我去。”他向记者展示了他在选举前夕对选举结果的预测。有人问他为什么仅给自己360票。他转了转眼珠，说道：“哦，众人皆知我有保守倾向。”

美国人小像 :
股票经纪人理查德·惠特尼

他名号众多，被称为“贵族中的贵族”、“白衣骑士”和“华尔街英雄”。他家底殷实，无论何时想给富兰克林·罗斯福穿小鞋，都绝非难事，他也乐此不疲。

他的先祖于1630年从英国来到塞伦。他当过格罗顿棒球队队长，在哈佛大学代表队划过船，还是坡斯廉俱乐部会员。

他的岳父是联盟俱乐部前任主席，大名鼎鼎。婚后找了一个情妇，多金、红发、喜欢猎狐，是个来自威尔明顿市的寡妇。1916年，他开设自己的经纪公司，成为摩根财团股市代表——他弟弟乔治是摩根合伙人。

理查德·惠特尼身材高大魁梧，以自己跻身统治阶级沾沾自喜。他在曼哈顿东73街115号拥有一套雅居，在新泽西州还有495英亩的地产，饲养着18匹纯种良马和获奖的爱尔夏牛，他还是埃塞克斯猎狐队队长。他的两位千金是社交圈新宠，他的妻子是巴特勒舞会的组织者。他们一家都很支持慈善事业，总是慷慨解囊，都是社会上有头有脸的人物。

1929年10月24日是个“黑色星期四”，这天美国股市突然开始暴跌，当天下午1点半，所有人都惊慌失措，唯独理查德·惠特尼镇定自若。作为一位财团代表，他在一片嘈杂声中走到2号交易台前，以每股205美元的高价买入10 000股美国钢铁公司股票。尽管他只是暂时平息了恐慌，但这使他一时间名声大噪。

这次交易后，他就永久撤下了2号交易台号牌，陈列在自己公司的大厅里。

他担任纽约证券交易所总裁，整整5年。

在费城，他为美国商会发表了题为“商业诚信”的讲话，后来被广泛引用。

在国会山，他被称为“国会听证会上最骄傲自大、目中无人的证人”。他也欣然赞同这一说法。

但“白衣骑士”也会遭遇资金紧张的问题。担任证券交易所总裁并无报酬（总裁本身就被视为无上荣耀）再加上惠特尼挥金如土，举办舞会、担任诸多公司的董事、捐款支持共和党候选人竞选、喂马养牛、捕猎狐狸，还要与出身名门的马杰里·派尔·蒙哥马利太太在特拉华州幽会，种种开销让他捉襟见肘。

禁酒令废止后，他看到约瑟夫·P·肯尼迪因为取得了海格威尔忌和哥顿金酒的进口权大发横财，十分眼红。肯尼迪是个暴发户，也是新政派。惠特尼很清楚自己可以比他做得更好。他相信苹果白兰地将广受欢迎，在禁酒令实施期间，他田庄附近的酿酒厂开发了“泽西威士忌”，吸金无数。惠特尼买下了这个酿酒厂，组建蒸馏酒公司，在场外交易市场发行了148 750股股票。它的股价曾一度飙升至45美元，惠特尼为此兴奋不已，他想他准会挤垮肯尼迪的萨默塞特进口公司。

突然——几乎一夜之间，理查德·惠特尼陷入了绝境，泽西威士忌无人问津了。为了挽回损失，他买入10.6万加仑的加拿大黑麦酒，用蒸馏酒公司股票及认股权证抵付。黑麦酒也无人理睬，而蒸馏酒公司股价更跌至13美元，加拿大人为此要求他交出更多抵押品。

他用房产抵押了30万美元，投身于快速致富的计划中——他生产获得专利的空气压轴承，又搞了个金属喷涂防锈工艺。但这两个项目甚至比泽西威士忌更没有市场，在四处借款之后，他开始偷窃。

他是纽约最有商业信用的人，又背靠摩根财团这棵大树，还在百老汇街15号这样的黄金地段办公，要想大“偷”一笔轻而易举。他第一次“盗窃”的是150 200美元债券，它们实际上属于纽约游艇俱乐部，曾经交予他妥善保管。他其实犯了挪用公款罪，只是无人知晓，纽约大学还授予他商学博士的荣誉学位（评语是“你对金融业所做的贡献，如今在全国上下意义重大”）。当然，只要蒸馏酒公司股价回升，他愿意补上这些漏洞。

可偏偏事与愿违，蒸馏酒公司股价继续下跌。他试图把股价维持在9美元，他找过每个他认识的朋友借钱——个个都是千万富翁，但也只是杯水车薪。他只得偷窃债券，包括哈佛大学的、圣保罗中学的、他妻子的，还把魔爪伸向他自己太太和小姨子的信托基金。一次上天意外的眷顾，他被任命为证券交易所抚恤基金受托人，该基金是为已故经纪人的遗孀和家属设立的。他又利用职务之便从中挪用了66.7万美元。

后来，在一次抚恤基金受托人例会上（惠特尼太忙没有时间出席），一位记账员脱口而出：有超过50万美元神秘失踪，是惠特尼挪用了这笔钱，至今分文未还。那时，奉命监管的威廉·O·道格拉斯根据联邦法规，要求审查所有经纪人账簿。交易所决定在惠特尼发觉之前先发制人。当会计师翻开他的公司账簿时，不禁大吃一惊。

如今泽西威士忌沦为全国的笑柄。惠特尼收购了蒸馏酒公司市场上所有被抛售的股份，总共139 400股。现已跌至每股3.5美元。过去的4个月内，他曾借款27 361 500美元，其中500万美元没有任何抵押，另有100万美元则是彻头彻尾的盗用。

J·P·摩根、托马斯·拉蒙特和乔治·W·惠特尼都知晓此事，却保持沉默，他们认为这样做比较绅士。

惠特尼的继任者、现任纽约证券交易所总裁查尔斯·R·盖伊在质问这位光辉不再的“白衣骑士”时，惠特尼仍然请求撤销指控。“毕竟，我是理查德·惠特尼，”他说，“对几百万股民来说，我代表着证券交易所。”

惠特尼所言极是，官司一打，所有仇视华尔街的人都会幸灾乐祸，新政派会兴高采烈，白宫里那个笑口常开的资产阶级背叛者也会得意扬扬。

盖伊思前想后还是敲响了交易所的锣，宣布理查德·惠特尼的公司因资不抵债而终止上市，并向法院提出诉讼。

纽约郡地方检察长托马斯·E·杜威起草了公诉书。

在圣伊丽莎白街警察局，那些战战兢兢的包厘街穷鬼站在一旁，惠特尼被指控犯了巨额盗窃罪。值勤警长说：“惠特尼先生，很不幸看到你麻烦缠身，祝你好运！”惠特尼冷冰冰地感谢了他的好意。

惠特尼被保释，但之后被判处5~10年监禁，在新新监狱服刑。当他离开他的独立洋房去服刑时，管家两次向他深鞠躬。5 000人聚集在火车站为他送行。从早到晚，都有各式豪华轿车停在他的洋房前给惠特尼夫人送花献殷勤，她却依然忠贞不离。

哈佛大学遗憾地宣布，他辞去校董会委派的经济系指导委员会委员一职。

在新新监狱，其他犯人一见他都摘帽致敬。在监狱的院子里比赛棒球时，他们都邀请他参加。在那时，人们都敬重名人。

但后来2号牌以5美元拍卖了，威廉·O·道格拉斯也只是一笑置之。

[1] 废止了美国宪法第十八修正案。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废止”一词专用于禁酒令。

[2] 理查德·H·罗维尔：美国著名政治评论家。——编者注

[3] “马其顿人”的典故出自《圣经》。圣保罗梦见一个人请求他到马其顿去拯救人民。——编者注

[4] 此话暗讽赫尔利如同犹大，为了30块银圆出卖耶稣。——编者注

[5] 九老：指最高法院的9位大法官。——编者注

[6] 得福德·史考特案：黑奴史考特起诉，寻求自由身份，理由是自己曾在自由州居住。但被最高法院驳回，认定其仍为黑奴。——编者注

[7] 星法院：英国封建王朝法院，无陪审团，独断、滥用职权，是专断司法的代名词。——编者注

[8] 自由比尔与独立钟的英文读音相近，独立钟指美国费城独立厅的大钟，1776年7月4日鸣此钟宣布美国独立，1835年出现裂缝。——译者注

[9] 福吉谷：美国革命圣地。华盛顿曾在此休整过冬后打败英军。——编者注

[10] 热衷政治的传教士史密斯本书后面将不再提及。他于20世纪60年代末又出现在洛杉矶，称自己“实际上是1 700多个右翼组织的高级顾问和联络员”。

第五章 保守派卷土重来

欲正确预见新政会对公民投票带来何等影响，应该考虑到1937年正好介于罗斯福入主白宫和珍珠港事件爆发之间——也就是战前罗斯福执政的中间时期。“大萧条”带来的艰辛生活和节俭之风已经被固定下来，当时98%美国家庭年收入低于5 000美元。除接受救济的人外，人均收入为1 348美元。通常情况下，这笔收入要支撑一对父母和一到两个孩子的生活，一家人挤在有四五个房间的公寓或是有6个房间的独栋房里。房子几乎全是租来的——经过1929~1933年的经济调整，只有少数中产阶级美国白人才有自己的房子。另一方面，缴税也无从说起。大部分人不用支付任何所得税，1937年最高收入者——美国米高梅电影公司的路易斯·B·梅耶的收入是1 161 753美元、爱德华·鲍斯少校427 817美元、IBm（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托马斯·J·沃森419 398美元及乔治·华盛顿·希尔380 976美元——他们收入的大部分都被用于各项开支或存下来。

1937年5月或6月至1938年4月的大部分时间里，阿尔杰·希斯都在纽约30街埋头打字，忙碌不停。8月，他们夫妇二人和惠特克·钱伯斯一起休假，驱车前往新罕布什尔州观看《屈身求爱》。理查德·尼克松当时正在接受联邦调查局考查。他并没有什么可疑之处，只是想做一名特工，并且已经接受了联邦调查局的考查，他在给法学院院长的信中写道：“从那时起，他们就一直在调查我的品行。”但他最终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拒绝了。对于同代其他人来说，1937年却是转运的一年。乔·路易斯打败了詹姆斯·布拉多克，成为世界拳击重量级冠军。科罗拉多州的奇才中卫拜伦·怀特成为全美最佳选手。魅力十足的安·谢丽丹在药店里被星探发掘，取代刚刚去世的珍·哈露，成为新一代性感女星。玛丽·马汀将开始她的百老汇首演《永爱老爸》，其合唱团中不乏吉恩·凯利和范·强生这样的实力唱将。总之，对于美国艺人及25岁的“美国甜心”金格尔·罗杰斯来讲，1937年都是了不起的一年。那些见着金格尔纤纤柳腰就眼红的家庭主妇们不知疲倦地购买各种塑身衣，使得当时还叫作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橡胶种植园主们乐得合不拢嘴。

杜邦公司的药剂师们开发出一种名为“氯丁橡胶”的合成橡胶，但其重要意义直至5年后日本人来到东印度群岛种植园时才被发现。几乎所有令人兴奋的发现都发生在实验室里（磺胺治疗精神分裂症的胰岛素休克疗法，从煤、空气和水中提取合成的一种叫“尼龙”的聚酰胺纤维），所以大多数美国人并不知情。因为企业不敢贸然尝试新产品，所以为了寻求市场，它们依然如20世纪20年代一样坚信推销的力量，在1937年主要流行“强行推销”的方法。乔治·华盛顿·希尔在这方面是开路先锋。与之抗衡的有骆驼公司，它用整版广告宣传其产品“通过加快消化液流动速度和增加碱性，骆驼牌香烟，助消化的良药”。一个叫约翰尼·罗维蒂尼的小个子服务生日复一日地在广播电台呼喊“呼叫菲利普·莫里斯”，声音不绝于耳。老黄金牌香烟则声称它们的产品经过氧弹式热量计测试过英制热量。

几乎所有行业都涌现出别具匠心的商贾。约翰·D·洛克菲勒于1937年去世，可谓具有象征意义——他象征传统资本主义，在《美国名人录》中大胆地把自己列为“资本家”。之后，凭借新的操纵推销之术，并且借鉴A·C·尼尔森的“广告效果”调查报告，企业改由经理人管理。各种机智巧妙的广告层出不穷。比如，李施德林在广告中表示可以减少“高达86.7%”的病菌。又如，女人们患上了“忧郁星期一”综合征，因为她们担心自己“脸蛋黯淡无光、皮肤老化起皱、双手粗糙干燥”；男人们因“满脸胡楂儿”被解雇，因身材瘦小被女孩无视，因没有泰龙牌拉链被人瞧不起。（当时大多数长裤依然使用纽扣。有女人在场时，一个男人不会直接告诉另一个男人裤子的纽扣开了，而会神秘兮兮地说“现在1点钟”。这句暗号对泰龙的顾客来说毫无杀伤力，唯有其他可怜虫才会偷偷摸摸地确保自己没有“中门大开”。）

1937年，人们的休闲时间逐渐多起来，家庭生活也受到影响。经济不景气时期开始了非全周工作日制度后，工会就坚持一星期5天工作制。在娱乐方面，广播和电影仍然保持霸主地位（那一年《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 》 第一次被搬上荧屏，纳尔逊·埃迪和珍妮特·麦克唐纳第一次在电影《五月时光》中深情对唱），但随着空闲时间的增多，选择更多样化，比如业余摄影、集邮、下中国跳棋、玩宾果游戏、打高尔夫、骑自行车、滑雪、打保龄球及打垒球，都风靡一时。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已经到了第4届东西部冠军淘汰赛，但职业橄榄球的伟大时刻还只能等着电视的盛行。

1937年1月20日，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其第二次就职演讲中说到他发现“全国1/3的人住不好、穿不暖、吃不饱”。而在知识分子阶层中，抗议社会一直都是压倒一切的主题，直到“二战”爆发才转移了他们的注意力。全国2/3住得好、穿得暖、吃得饱的人对其他人的疾苦毫不关心。股市大崩盘以来，年轻人第一次时兴说俚语。女孩说男孩“滑”；男孩说女孩“正”，即使他知道他可能被捉弄。顶级的赞美则是“在点子上”和“够意思”。1937年，几首最流行金曲的歌词都让人捉摸不透，像“迷魂阵”、“水果糖”、“三个怪人”及“弗洛基”，那年全是这种类型的歌曲。

对美国政府而言，这也是奇怪的一年。罗斯福参与总统竞选赢得了非凡的胜利，加上他高超的政治手腕和民主党在国会的绝对优势，比起第一个百日，罗斯福现在应更得心应手了。但事实并非如此，事情并未朝着他想象的方向发展。有时，他似乎失去了对国家甚至是对民主党的控制，而后者本应对他感激涕零，所以情形愈加让人担忧。这种困境的部分原因源于总统的错误判断，虽然他的失算那时还不明显。当然，他有权认为击败兰登取得一边倒的胜利是因为自己领导有方，并认为他的领导面对的最大障碍——也是人民意志的最大障碍，是最高法院。

他在记者招待会上指责最高法院“陈腐”，但并未获得良好的效果，之后一年，他再未对最高法院公开发表过意见。即便如此，他反对工资工时制时也没有胡佛态度强硬，只说这种做法无异于制造出一片无论国会还是立法机关都不能擅自闯入的“三不管地带”。然而，与此同时，他也在酝酿自己的计划。早在法院向其叫板之前，他就对法院心怀芥蒂。1932年竞选期间，他评论说，股市大崩盘期间，共和党操控了联邦政府各个部门——包括白宫和国会，“我还想加上最高法院”。因此，他把这视为党派倾向。或许他是正确的，但包括国会议员在内，都坚信最高法院和宪法高于政治。这一战略失误后，他又出现了另一个战术上的失误。他的苦苦挣扎却暴露出如约翰·甘瑟所言“品行卑劣”、“故弄玄虚”、“不坦诚”以至“近乎欺骗”的弱点。他给人的印象是偷偷接近“九老”，暗中下手，就像约翰·兰道夫评论马丁·范布伦的一样，他“划着消音桨到达目的地”。

在那多雨的1月，罗斯福第二次宣誓就职时，如果耳朵高度敏感，起初的桨声还能被听见。后来他告诉朋友，“当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休斯说到‘支持美国宪法’时，我想说：‘是的，但据我所知，宪法足够灵活，能够解决任何新产生的民主问题……’”其实他在接下来的演讲中也说过类似的话，休斯也听见了。总统说，美国人民决心共同前进，他们“坚信每个受欢迎的政府部门都会通过有效的方法实现他们的愿望”。一位盯着休斯脸庞的新政派说：“毫无疑问，休斯听懂了他的话。”

两星期后，总统和首席大法官再次碰头。那年，最高法院同意出席年度司法晚宴，出席的每个人都发现罗斯福和休斯心情舒畅。休斯为什么如此兴高采烈，原因无从知晓。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好心情则来自一个私下里的玩笑，但这个玩笑很快就会被公众知晓。司法部长霍默·卡明斯回顾司法记录时发现一条建议：为每位年龄达到70岁但没有退休的老法官委派一位新法官协助工作，为司法部门增添活力。该文件上写的年份是1913年，署名是时任司法部长詹姆斯·C·麦克雷诺兹——如今法院“四骑士”中最反对新政的一个。卡明斯指出，如果该方法应用于最高法院，总统就能任命足够的自由派法官，扭转6∶3或5∶4的反新政大潮。追根溯源，这就是举世闻名（同时臭名昭著）的“法院改组计划”的源头。

“就是要这条建议，霍默！”罗斯福大叫道。然后他飞往里约热内卢开会，留下他的司法部长草拟法案。卡明斯认为计划很稳妥，但在司法招待会上他有点儿心神不宁，还对同事窃窃私语：“我觉得自己太像一个阴谋家了。”罗斯福也觉得是个阴谋，这也是他在司法晚宴上如此高兴的原因。他觉得那个场合颇具讽刺意味，又可暗中算计他人，甚合他意。1937年2月4日，罗斯福和卡明斯向内阁和民主党国会成员公布了S.1392号法案。对此，伊克斯很高兴，反正并非他要向国会提案此事，而需要负责此事的国会官员们对此一声不吭。驱车行驶在返回宾夕法尼亚大道的途中，来自得克萨斯州的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哈顿·萨姆纳斯，突然对别人说：“伙计们，这回我要退出了。”没人懂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但副总统加纳做出了相同的决定。

果不其然，美国公民自由联盟重新活跃起来，加入反对法院改组的斗争中。和它同阵营的还有美国商会、全国制造商协会、美国革命女儿会和一个以右翼报纸出版商弗朗克·甘尼特为首的宪政委员会。上述这一切，早在预料之中。但社会上也掀起了一股自发的抗议浪潮，参与者来自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基瓦尼俱乐部和妇女俱乐部。最令人沮丧的是，参议院的独立自由派——博拉、海勒姆·约翰逊和伯顿·K·惠勒也站在法院那边。这次，罗斯福毫不留情。在一次炉边谈话中，他指责最高法院越权否决刚被选民认可的改组方案。在“五月花”号举办的一次民主党豪华晚宴上，他呼吁党员效忠，支持通过S.1392号法案。惠勒大声反驳：“靠工于算计、拉拢投票和在法院安插人手的行径，从来就不能完成自由主义大业。”参议员爱德华·R·伯克更是不留情面地对一个纽约游行团体说，宪政正“命悬一线”。

与此同时，最高法院准备不再忍气吞声。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休斯满不在乎地告诉朋友：“如果要我主持大会，我也可以。”但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其实处处小心提防。当总统说到最高法院老龄化且人员不足，无法处理好繁杂的上诉案件时，休斯决定反抗。据伯顿·K·惠勒回忆，休斯打电话邀请他去家里做客。惠勒一进门，休斯就郑重其事地对他说“孩子出生了”，并递给他一封信。他很快读完信，内容与他预想的一致。信中说，法院办案并未延误，也没有人担子过重，即使总统的指责属实，增加法官也只会妨碍日常事务的处理。此外，最高法院内部高度团结。布兰代斯和范·德温特还在信上签了名。惠勒临走时，休斯说：“我希望你广泛宣传它。”惠勒遵嘱第二天早晨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宣读了这封信。很久以后，他回忆道：“当时会议室里静得连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

这一事件使得法院改组受阻。更有趣的是，保守党法官开始显现出前所未有的自由气象。3月29日（新政派立马把这天称为“白色星期一”），法院撤销了禁止妇女儿童最低工资的原判，又通过了《瓦格纳法》。令政府宽慰的是，还通过了社会保险法案。后来范·德温特宣布他决定退休，这意味着S.1392号法案毫无意义。总统任命雨果·布莱克接替他的职位，这样一来，新政派在最高法院占了绝对优势。但罗斯福认为法案关乎他个人威望，所以拒绝撤销法案。他更疯狂地安插自己的心腹，硬逼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乔·鲁宾逊上位。结局极为不幸：7月14日，鲁宾逊心脏病突发身亡，去世时手里还攥着《国会议事录》。

现在普通民主党人也开始造反。罗斯福以38∶37的一票优势成功任命来自肯塔基州的阿尔本·巴克利接替鲁宾逊，击败了密西西比州的帕特·哈里森。副总统在鲁宾逊的送葬火车上密谋了撤销S.1392号法案的计划，他挑衅地告诉总统：“你输了，你选票不够。”加纳是正确的，但他的造反也意味着他不再是罗斯福的竞选搭档了。在秘密会议上，司法委员会认为法案不合时宜。接下来，参议院以70票赞成、20票反对否决了该法案，在这样暴动的气氛中又通过了总统曾经否决的一项农业贷款法。5年多来，罗斯福第一次在参议院立法中惨败。接下来，国会一片混乱，大多数他支持的项目——工资小时法案、行政机构重组法案、综合农业方案和建立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地区分局的提议，都在这次会议中逐一被否决。向白宫挑战，这在1936年是任何民主党人都无法想象的，如今却变成了现实。

最高法院改组计划失败了，其深远影响难以估量。但总统已经完成了他的近期目标。州际贸易条款的解释已被极大地拓宽了，因为“九老”年事已高，有的去世，有的退休，这让罗斯福很快有机会安插心仪的首席大法官和8位大法官。可是代价极高，年轻的众议员林登·约翰逊也看清了这一点。约翰逊是对的，罗斯福考虑有误，这使得南方民主党和共和党合作——后患无穷，之后历任民主党总统和约翰逊本人都深受其害。

1937年2月4日，罗斯福向国会递交最高法院改组计划的前一天，他就已经致电底特律的约翰·L·刘易斯。和美国数百万中产阶级一样，罗斯福被报道激怒了，据悉通用汽车公司的工人静坐罢工，工厂陷入瘫痪，造成通用汽车公司每天亏损100万美元。包括罗斯福在内的任何一个20世纪的总统，都主张进行劳资谈判，不赞成非法侵入。罗斯福告诉刘易斯，罢工威胁经济繁荣大业，而经济繁荣正是政府引以为傲之处。1934年3月，他曾成功地用这套说辞对付劳联，那时劳联正计划率领全国汽车工人罢工。后来劳联乖乖取消了罢工，75 000名工人气急败坏地退会或撕毁了会员卡。现在又有工人起来闹事。总统很同情他们，但罢工得不是时候。刘易斯完全赞同这一说法，而且在刘易斯看来，工人暴动是个人的耻辱。把煤矿工人工会组建好后，产联就倾注全副人力、物力组建钢铁工业工会。他不打算再在其他行业与雇主们较量，而是决定极尽所能说服汽车工人，让他们相信眼下装配线必须继续运转。

可这样做远远不够。劳工领袖错误估计了罢工者们的火暴脾气，甚至那位激进的具有立陶宛血统的西德尼·希尔曼也没感觉法院以9∶0的票数反对的《全国工业复兴法》有什么大不了，他只因为布兰代斯也投了反对票而闷闷不乐。希尔曼抗议说，那位大法官曾经致力于关闭血汗工厂，可是现在他却“为它们重新开张扫清了道路”。但废除《全国工业复兴法》实际上却为造反开了方便之门。工人们受够了，也做好了豁出命去的准备，这场纷争结束之前，他们中的一些人真是这样做的。这次罢工的支持者并不多。通用汽车公司深受广大市民喜爱，它的汽车也很畅销，而且不知为何，它还赢得“仁慈雇主”这样的良好声誉。但其实这种说法缺乏依据。通用汽车公司20名高管的年薪平均高达20万美元，而工人全年只领到1 000美元。其侦查工人的间谍系统在美国遥遥领先，那些牢骚满腹的人最终以莫须有的罪名被革职，工长控制着装配流水线的速度（传送带把车架传送到工人手中，他们会固定并拧紧螺栓、胎环、挡泥板、发动机座、车门和车轴，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永不停歇），简直毫不留情。“为什么说我是共产党员？”一名工人不满地告诉记者，“就因为我不喜欢每天操作这些该死的机器吗？每天回到家，我已经精疲力竭，和我妻子睡觉的力气都没有了。”另一位工人说：“装配线简直要你的命。提速了，累死人。”

1936年年底，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致信通用汽车公司执行副总裁威廉·S·克努森，要求召开劳资谈判会议。克努森回复说，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应寻求与当地工厂负责人协调解决——好像通用汽车公司的政策并非由公司高层确定一样。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领导还在讨论如何应对，工人就毅然罢工了。静坐抗议最先起源于欧洲。两年前，威尔士和匈牙利的矿工曾拒绝出井，直到资方同意加薪。但工人们通宵达旦地静坐示威，宣称工人有权保持既得利益，则是在美国发扬光大的。罢工开始于1936年12月28日，位于克利夫兰的费希尔车身一厂的工人首先开始自发静坐，对传送带上的车架置之不理。说时迟那时快，罢工的热浪蔓延到位于密歇根州弗林特的费希尔车身二厂，然后蔓延到了庞蒂亚克市、亚特兰大市、堪萨斯城甚至“汽车城”底特律，总共有14个州60家工厂的484 711名工人参与了罢工。某些地方的罢工简直不可思议。例如，阿克伦市的凡士通轮胎公司一厂工人在1月29日深夜两点罢工。工长疑惑不解地看着一名传送带末端的轮胎制造工挪了三步到主安全开关前。他们心里都明白这个动作的含义，其他所有轮胎制造工都后退了几步。他拉下了安全开关，工厂顿时鸦雀无声。一个工厂的声音打破了寂静，大叫道：“我们成功了！我们让传送带停转了！天啊，我们做到了！”他身旁的一个工人不禁泪流满面。

一些小工厂在其工人静坐罢工后不久便妥协了，但那些大工厂，特别是通用汽车工厂，丝毫不让步。在弗林特，甚至还配有机关枪。在迪尔伯恩，哈里·贝内特是一名前海军拳击手，曾深受亨利·福特赏识，他正在招兵买马，准备招募一支3 000人的私人武装力量，工会营房里还堆积着大量包皮铅头棍棒。身强力壮的年轻人把厂房改造成战斗堡垒。他们手持棍棒和制动部件轮流守卫防御大门，而不当班的人则在一旁打扑克或在汽车底盘旁打地铺睡觉。他们小心保护着公司财产，但谢绝公司管理层入内。当费希尔高管关掉暖气时，人们却在快乐地滑旱冰、载歌载舞。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定期越过警察给他们送食物。

1937年，在资方心中，静坐罢工罪行滔天。他们依然认为私有财产与人的生命一样神圣不可侵犯，甚至更甚。公司高管们一直怀疑工会领袖是共产党，现在他们更加确定了。如果那些暴动分子把公司高管拖出大门，用血肉之躯竖起钢铁路障以禁止公司高层入内，那么通用汽车公司还不如把国家还给印第安人。但是，他们的律师劝他们耐住性子。显然，工人这样做触犯法律，为什么不把它交给法律与秩序来解决呢？通用汽车公司果然这样做了，它立即获得了疏散令，听闻消息，公司管理层都兴高采烈。但当记者发现，下此禁令的法官是通用汽车公司的一名重要股东时，该禁令瞬间威严扫地。

约翰·L·刘易斯此时登台了。如今，他已经意识到，如果不出面领导汽车工人，他将失去他们的拥护。因此，他通过广播电台发表声明：“产联坚决支持罢工静坐者。”库格林神父辱骂他为“共产党的走狗”。西海岸纳粹头目赫尔曼·施温和墨西哥金衫党头子尼古拉斯·罗德里格斯将军都为通用汽车公司管理层提供了援助。全美制造商协会也在全国上下竖起了反劳工的标牌，代表劳联发言的威廉·格林竟谴责了罢工者。而在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里，罗斯福、加纳和劳工部长珀金斯则在讨论发表声明的事宜。

会后，加纳觉得罗斯福会表明立场，但他并没有。罗斯福保持沉默，这就意味着站在浪尖上的人会是密歇根州州长弗兰克·墨菲，而不是他。通用汽车公司还讨好了另一位法官，这回可非通用汽车公司股东。这次的疏散令威胁罢工工人如果不在2月3日下午3点以前撤离工厂，他们将获刑并被处以1 500万美元罚款。这时，罢工工人郑重宣布，他们都已准备好誓死守住门前的路障。通用汽车公司已经选好了“战场”——位于弗林特的雪佛兰工厂。墨菲命令国民警卫队把这家工厂团团围住，弗林特警方以及手持火钳、棍棒和铁锹的打手也参与了包围行动。底特律、阿克伦、托莱多的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成员也赶来支援罢工行动。罢工者把一块标语牌挂在邮箱上，上面赫然写着“休想通过”。

墨菲本打算让警卫队用刺刀收拾罢工者。但在最后关头，他给约翰·刘易斯打了个电话，不安地问他接下来打算怎么办。“你想知道我的答案，先生？”刘易斯咆哮道，“我会亲自进入通用汽车公司雪佛兰四厂。我要责令工人违抗你的命令，决不让步。我要走到厂里最大的窗户前，打开它，脱掉外套，脱掉衬衫，赤裸胸膛。然后，当你命令你的部队开枪时，子弹将会首先射穿我的胸膛。当我从窗口栽向地面的一瞬，你会听到你祖父轻声对你说：‘弗兰克，你确定你做得对吗？’”

墨菲犹豫了，他想起他祖父在一次爱尔兰起义后被绞死的场景。流血威胁并非刘易斯的暗喻，它已经在弗林特市上演。14名罢工者在夜晚突围中受伤。警方后来撤退了，罢工者向记者嘲讽地说这是一场“奔牛之战”，这种嘲笑必然遭到警察的暴力还击。州长也筋疲力竭，他撤回了他的命令，还禁止通用汽车公司妨碍人们运送食物给静坐者。怒火中烧的保守派称，墨菲此举打击了通用汽车公司的士气。的确如此，而刘易斯亦如是。总统保持沉默也起了同样的效果。但致命一击要归功于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的灵机妙算。工会在克莱斯勒、福特、纳什和帕卡德等汽车公司都只是象征性地示威，却搞得通用汽车公司翻身乏术。根据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立场，这些公司本应该站在通用汽车公司的一边，实现反工会的团结，而实际上它们都争先恐后地瓜分通用汽车公司市场，为本品牌汽车争取利益。2月7日，通用汽车公司董事不得不将红利减半。这使得大股东皮埃尔·杜邦损失了约25万美元的收入。威尔明顿传话说，在他们看来，坚持原则是对的，但管理层不该头脑发热，更不该让杜邦减收。面对这样的境况，通用汽车公司不得不投降。为期44天的静坐罢工后，克努森终于同意开会和谈。静坐者们听闻此事，高兴得在冰冷的院子里跳起了方阵舞。

克莱斯勒汽车公司也让步了，到了夏天，除福特汽车公司坚持罢工到1941年外，每家汽车公司都签署了合同：承认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和年资制，同意成立协调委员会，同意调查生产提速的不良后果，同意一星期40小时工作制，同意加班费是正常工资的1.5倍。工人可谓大获全胜。于是，其他各行各业的工人都开始静坐罢工。在新泽西州，理发师静坐在店里，抗议该店不承认工会；在华盛顿威拉德酒店，厨师坐在冰冷的灶台上；海员坐在码头长椅上；伍尔沃斯公司办事员直接坐在柜台上；女服务员居然召集朋友们占满座位，然后只点咖啡；芝加哥奶妈干坐着不做事，直到提高母乳单价；纽约某电影院放映员中止影片，告诉那些愤怒的观众其报酬太低。

现在，约翰·刘易斯的产联的风头已经盖过劳联。产联在底特律市也发展得很快。刘易斯斥资25万美元帮助罗斯福连任总统被曝光后，联邦联合会俱乐部成员个个心灰意冷。《纽约太阳报》警示： 约翰·刘易斯冷酷自私。他耳目众多，得知副总统与他作对时，还大发雷霆：“工人不过是要求每小时25美分这点小钱而已——最早发起反劳工斗争的是一个喜欢侮辱工人、打牌、喝威士忌酒且品行不端的老男人，名叫加纳。加纳想一刀捅进工人们跳动的心脏。无论公开还是私下，无论具体还是抽象，我都反对他。”有人建议产联“试探着”与劳联结盟。刘易斯对此嗤之以鼻：“想‘揣摩’比尔·格林的心思？告诉你，他心里一片空白。”

业内人士皆知刘易斯下一个目标是美国钢铁公司。他也承认这一点：“如果我们可以管理好美国钢铁公司，其他公司将随之而来。如果这头盘踞的狮子被打跑，那我敢打赌，邻近灌木丛里的鬣狗会四散到平原去。”产联和美国钢铁公司之间竟可能爆发冲突，这让人震惊。虽然通用汽车公司规模庞大，但在美国钢铁公司（内部员工简称其为“公司”）面前也只能相形见绌。1934年，尽管还处在“大萧条”时期，公司盈利仍高达35 218 359美元，单副产品一项（从水泥到氨，不一而足），年产量逾25万吨。钢厂和矿山从加拿大开到巴西，舰队可与美国海军相媲美，还有数千英里长的铁路轨道。它是美国工业的巨擘。然而，一位普通的钢铁工人虽然工作极其危险，年均收入只有369美元，还要养活6口人。如果在美国有人想发动革命，那么一定是钢铁工人。汽车工人相对富裕，加上现在大肆宣传底特律汽车工人的胜利，钢铁工人也明白了革命的意义。有人注意到，当《摩登时代》在匹兹堡上映时，看到卓别林模仿一个工人在5分钟休息时间里的样子（他的手起先还在不自觉地继续重复摆弄机器的动作，后来逐渐慢下来，只剩拿起一杯水的时间），蓝领工人不会再感到好笑。因为这场哑剧太接近他们跟着机器转的真实生活了，他们希望改变。

但是，如何改变呢？有组织的反抗似乎必须付出血的代价。后来的事情令人震惊。1937年的诸多流血事件中，没有一件发生在大垄断钢铁企业。1月9日这个慵懒的星期六，通用汽车公司静坐罢工进入第三个星期，刘易斯正在华盛顿五月花酒店与参议员古费共进午餐。后来酒店门口传来一阵骚动，只见戴眼镜的迈伦·查尔斯·泰勒走了进来，他是美国钢铁公司的董事会主席兼董事长。泰勒向他们深鞠一躬，然后把夫人护送到另一桌后，特意折返同古费和刘易斯交谈。古费离席后，产联主席刘易斯坐到了泰勒夫妇那一桌，大家开心地聊了21分钟。这是五月花历史上最让人惊奇的时刻之一，可惜没有记者在场见证。第二天，当刘易斯应泰勒之邀赴实业家的酒店套房密谈时，酒店大堂也空空如也。

起初，他们在讨论哥特式挂毯、中世纪手稿和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泰勒发现刘易斯谈吐不凡，则建议他们两个到他纽约的家中密谈，解决大垄断钢铁企业管理层和产联钢铁工人组委会之间的分歧。在此后的会面中，刘易斯谈笑风生，并用数字表明：钢铁工人组委会吸收了足够多的美国钢铁公司工人，即使美国钢铁公司订单堆积如山，想搞垮它也是轻而易举的事。50年来，美国钢铁公司都用枪支武装自己，出动打手与自己的工人做斗争，现在到了休战的时刻，双方应该正式会谈，然后签署合同。泰勒思考了一阵，同意了该建议。8个星期后，泰勒草签了一项协议，同意钢铁工人以后每天工作8小时、日工资5美元、一个星期工作40小时、带薪休假并按照工龄支付工资。然后，他们通过新闻媒体上对外公布。一位工会干部闯入钢铁工人组委会菲利普·莫莱的办公室，说他刚刚听到广播，美国钢铁公司正在与产联会谈。莫莱说他疯了，并把他赶了出去。3月7日双方签订了合同，泰勒的部下也同样震惊，美国钢铁公司总裁本杰明·费尔利斯找到莫莱并对他说，自己是一名矿工的儿子：“就叫我本吧。”莫莱回答：“好的，费尔利斯先生。”

此时的刘易斯如日中天。在取得与通用汽车公司和美国钢铁公司和谈的胜利后，一个个工厂都对产联回心转意了，有3 000家公司和产联签订了协议，会员达到300万。隶属产联的工人已经成为一支重要的选民力量，远远超过了工薪阶层。30名纽约神职人员组织起美国牧师工会第一地方分会，获得产联批准；大学生开始唱新的工会歌曲，民主党（支持工会）和保守党（反工会）这两个词有了新的含义。产联取得两次大胜，但这头盘踞的狮子被打跑并不意味着鬣狗四处逃窜，刘易斯用鬣狗比喻美国的小钢铁公司——共和、国民、内陆、伯利恒、杨斯敦钢板钢管等钢铁公司。它们都不愿意和产联谈判，共和钢铁公司大亨汤姆·M·加德拉是小钢铁公司强硬派的代表，他说他宁愿辞去自己年薪13万美元的工作，回家种土豆，也不能满足工人的要求。

5月26日，刘易斯下令罢工，共有27个工厂70 000名工人参与。小钢铁公司的保安和受雇于公司却穿着警服的职业杀手增加了7 000人。随后，一份参议院调查表明：“直接用于镇压罢工的总花费高达4 000多万，购存军火价值141 000美元。”工厂内的打手通过邮包和空投获取食物，当地报社附和资方要求复工。加德拉支付罢工线人每星期25美元，同时指责工会领袖“侵犯他人隐私”。他还补充道：“现实反复印证了一个不祥的事实：他们是共产党员。”他不允许“外部鼓动者恐吓忠诚的工作者”。他承诺：“不管是以口头还是书面的形式，我都不会同意和一个像产联一样不负责任、敲诈勒索、残暴无情的共产主义组织签署合同。除非有法律依据逼我这么做。”事实上，《瓦格纳法》就是这样一项法律，它是由总统签署的，最高法院前几天也通过了，但关于这一点，他只字未提。

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当天，共和钢铁公司外的南芝加哥工厂发生了暴乱。几千名罢工者和他们的家属聚集在工厂东面那片平坦但人烟稀少的草地上。他们正在商议抗议游行的事。罢工一开始，警方就出面阻挠罢工者派出的纠察队，然而此刻，市长爱德华·凯利却宣布，政府允许和平示威。这天天气潮湿炎热，商贩们推着推车贩卖5美分一块的冰砖，很快就被抢购一空。游行者们一接到信号就马上排好队形，展示他们手写的标语：“共和钢铁公司违反《劳工争议法》”，“共和钢铁公司必须签署劳工合同”以及“与产联实现双赢”。两名男子挥舞着美国国旗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记者和摄影师蜂拥而至，派拉蒙影业公司也派来摄制组。队伍像长蛇一般越过田野，还高唱《永远团结》。

前行的途中，游行人员看到500名全副武装的芝加哥警察排成一行，拦在去往工厂的路上。这让他们始料未及。事实上，警察这么做直接违背了市长的命令。警察这样壮大的队伍严阵以待，是因为有“匿名人士”透露游行者要冲入工厂占领厂房——这意味着那些手无寸铁的罢工者家属们居然打算在工厂门口将手持勃朗宁30口径重机枪的警察打败。总之，警察相信了这一消息，至少嘴上这么说。罢工队伍正向工厂逼近，一位警长对他们大骂道：“狗崽子们，站住！”

游行队伍放慢了脚步，但依然坚定地走向工厂。警察没有再发出警告。一群警察从离工厂约200米远的地方冲出来，袭击了工人们的妻子，警棍刺破了她们的胸膛，另外一群警察举着瓦斯枪或左轮手枪任意扫射。高举国旗的工人大喊道：“我们决不投降！决不投降！我们拥有合法权利！我们拥有合法纠察权利！”但警察大声回道：“你有狗屁权利！浑蛋，你有屁权利！”就在这一刹那，发生了芝加哥警方随后诡辩的“挑衅行为”：几个空汽水瓶迎面飞来，工人们大声嘲笑警察。就在此刻，警察开始扔催泪弹，令人作呕的瓦斯气体笼罩着游行队伍，受惊的孩子们尖声啼哭，游行队伍也乱了阵脚。一场大屠杀爆发了。

起初是胡乱射击，但当人群四散逃跑后，警察便向人群扫射。一些警察甚至瞄准个人。一个女人被绊倒了，4名警察冲上去抓住她，用枪托猛砸她的脸。纠察队员们中弹后，个个口吐鲜血，有的倒在草地上一动不动，有的手脚并用毫无目的地乱爬，警察站在他们旁边，朝着背部射击。派拉蒙纪录片记录下了这些场景。纠察队总共10人死亡，90多人受伤。记者把它称为“阵亡将士纪念日大屠杀”，但汤姆·M·加德拉却说：“不用怜悯暴民。就像好打架的艺术家本韦努托·切利尼所言，‘一打起来，拳头就不知轻重了’，有些工人找警察寻衅又想跑，被棒打在地，有些娘儿们也被撞倒了。警察执行的是危险残酷的任务，娘儿们待在那儿干吗？”

这部派拉蒙影业公司的纪录片后来被禁播，理由荒谬可笑——怕观众看后引起骚乱，虽然观众多年来对警匪片已司空见惯。《圣路易斯快邮报》发布了颁布该禁令的真正原因，《芝加哥论坛报》却将手无寸铁的游行队伍形容为“蓄意施暴”。麦考密克和赫斯特的报纸都说产联（包括他们的妻儿在内）都是共产党。至少8名工人遇害，其中一人更是残疾老兵，平时为产联舞会卖票，罢工结束前却被无情杀害。即便如此，竟无人受到审讯。后来，没等和产联联签署合同，工人就复工了。加德拉这一招实在高明，罢工者根本无法还手。

但是，小罗伯特·M·拉福莱特却有办法。这位威斯康星州参议员发起了一场20世纪30年代最仔细、最重大的调查。他的调查委员会发现：

……民众对警察的挑衅仅限于污言秽语或是从游行队伍后方投掷飞弹……根据所有证据，我们认为警方反应过度，严重超出执法范围。警察这样做，不是总体失职，就是蓄意恐吓罢工者。

大街小巷贴的大幅图片、参与者和见证者的所有证词以及抽丝剥茧般精心讲述的整个故事，都在点醒那些直到那时还把罢工者设想为疑犯的公众。伤亡名单第一次公布时，罗斯福总统引用莎士比亚的语句，代表中产阶级说：“你们俩的厄运来了。”刘易斯回答道：“那些靠工会会员吃饭、寄宿的人却两面装好人，当工会和反工会者展开殊死较量时，叫嚣各打五十大板，这岂不是很可笑吗？”罗斯福只得辩称，他指的是双方的极端分子。总统认为有必要解释一下，这种情况并不多见。但当他得知那天南芝加哥的极端分子都反对工会时，他站到了工会一边。舆论导向也随之改变，加德拉也最终向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屈服了。小钢铁公司罢工最后赢得了胜利，除了伯利恒钢铁公司外，各钢铁公司都成立了工会。

但这一年产联工人被杀戮、殴打的事仍时有发生，劳工部长珀金斯集齐所有劳工事件的情况后评论道：1937年是20世纪工会历史上最野蛮的一年。事实上，它达到了10年来罢工浪潮的顶端。据劳工部估计，1937年有4 720人参与罢工，其中82%的罢工纷争以有利于工会的方式解决。至该年年底，近800万工人加入了工会。《财富》杂志于1937年年底刊登报道：“在过去4年半中，美国一直在经历劳工浪潮的剧痛，可以说，这是我们历史上最伟大的群众运动之一。”

1941年，福特汽车公司和伯利恒钢铁公司也被大潮席卷，工会成员新增至1 000万人。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这个数字增加到了1 500万。“二战”期间，因为刘易斯声称以扣押军需煤炭的方式“勒索”总统，一时间成为众矢之的。并且，产联后来尴尬地发现，果真有一些共产党员深藏组织内部（李·普雷斯曼时任产联法律总顾问），必须清除他们。即便如此，其初始目标已经达到，且无复失之忧。美国工人有了保障和尊严，随着新一轮经济繁荣的兴起，他们将会迁到郊区，加入到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队伍之中。

但几乎没人注意到，1939年2月27日，美国最高法院宣布静坐罢工非法。可实际情况是劳资双方根本就不管合法与否。自由派认为，如果工会斗争偶尔违法，定是因为资方挑衅。任何人若表示静坐是集体暴力的一种形式，也都会遭到否定或无视。在其他事件中，若说工会和罢工公司管理层一样恶心（如针对田纳西州阿尔卡镇的美国铝业公司罢工的血腥罢工事件和劳联纠察队与产联纠察队管辖权纠纷事件），也会迎来敌意的目光。

但若想摆脱历史，没有那么容易。诚然早有先例，人们也不会忘记。工会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潮流，但先例就是先例。的确，他们总是顺时而动，但这样反倒更加坚定了反抗者们的决心。通过暴力，美国赢得了独立，解放了奴隶，第一次进入西部，并开垦了它。现在，工人从工业最底层翻身反抗，也是依靠暴力。或许，工会已经忘记了曾经的反抗，行为更为保守，但自由派再也不能否认其他受压迫的组织也有权利造反。因此，尽管出于无知，甚至理想主义，但未来痛苦的种子已经播下了。

1937年夏末，总统认为，他应该离开华盛顿开始他所谓的“观察旅行”了。9月，他搭乘的10节空调列车驶出联合车站一路向西，在预先选定的车站停靠，因为他要在车后平台发表简短演讲，特此表现他的政绩（比如“你喜欢你的新高中吗”），享受群众的拥护爱戴。在博伊西，他告诉听众，他就像古希腊神话里的安泰一样“一见到美国人民就浑身是劲”。民众似乎比上次竞选时更热情。但记者们关注的却是另一个现象。总统邀请上来讲话的人总是遵循一个有趣的规律，内布拉斯加州参议员伯克、蒙大拿州参议员惠勒、怀俄明州参议员奥马奥尼，这些曾经反对罗斯福最高法院法案的民主党人，总统都故意不请。在怀俄明州卡斯珀，总统告诉听众：“有些政治家只知道耍耍嘴皮谈论理想，却从不付诸行动，这种人对选民毫无用处。”

总统所言极是，对于难以驯服的民主党人来说这可谓是个不小的警告，可是他也没有穷追猛打。像往常一样，罗斯福的心里同时盘算着几件事。他琢磨新的立法、展望来年的总统大选、斟酌外交政策的其他方式、思考罢工，还深思他的财政预算案——他第一次参加竞选时承诺选民实现收支平衡。尽管到现在为止，完成无望，但他仍然希望能尽力争取。今年似乎大有希望。开始几个月，《时代周刊》报道：“上星期，随着‘大萧条’的阴云逐渐散去，全国上下都显示出经济复苏的迹象。”摩根索也在一篇篇报告中指出，美国财政部盈余正在缓慢增加。诚然，公共事业振兴署经济专家里奥·汉德森仍然对物价上涨忧心忡忡，他还写过一篇备忘录，表达他对经济崩溃的忧虑。罗斯福曾读过此文，但他不想再次违背承诺出现赤字。在法庭争论中，他曾向加纳保证：“我说过多次，1938财年将实现预算平衡。如果你要我重复，我愿意再说一次或千万次。”

可平衡预算这个药方，胡佛不能用，罗斯福同样也不能用。后来股价大跌。总统很想说，现在的情况“从根本上讲比较平稳”——他真的这样认为，但一想起前任也说过这样的话，他又没开口。其实说与不说并无差别。10月19日是“黑色星期二”，大量股票被抛售冲击市场，行情报单竟比市场交易落后25分钟，可是新的卖出委托还在源源不断地到来，一切迹象显示市场尚未触底。这个冬天总是让人不禁回忆起1929~1930年的痛苦经历。

纽约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互相指责，商人说对政府管理丧失信心，新政派抱怨资本家“罢资”。当然，当年195万名工人的罢工也使国家经济严重受创，而经济衰退，就像它字面含义一样，对总统和国家来说，使本就黑暗的一年更加阴霾密布。这次股价的暴跌甚至比上次股票大崩盘发生后的头几个月更甚。1938年春，500万在1933年后找到工作的从业者再度失业，近14%的人口完全依靠救济过活。

对于预算平衡，罗斯福还不死心，但罗斯福不是胡佛，百万人失业的景象比起曼彻斯特派经济学更能影响他。这不同于1930年的情况。越来越多的民主党人，包括汉德森和总统儿子詹姆斯，都成为凯恩斯主义的倡导者。罗斯福没有读过凯恩斯的著作——他在交谈中能获得相同信息，就很少再阅读原著。他曾经收到一封1938年2月1日从英国寄出的长信，但不为所动（“三年前我来拜访你时，你曾亲切接待了我，我想大胆地提出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想法”）。信中凯恩斯建议大量增持赤字，在罗斯福看来这绝不可能。一些目标，不管在学者看来多么诱人，在政治层面也难以达成。尽管如此，罗斯福已经接受了有限的赤字，也的确发挥了功效。1934~1935年，它们的确推动了经济更好发展，增加了货币供应量，并推动各项经济指数上涨。罗斯福的顾问们给他推荐了一个凯恩斯主义的解决方案，随着1938年经济衰退不断加剧，总统最后终于让步。4月2日，他乘坐的火车从沃姆斯普林斯驶回华盛顿，总统边吃午餐，边告诉哈里·霍普金斯和国家青年局局长安德鲁·威廉姆斯，他打算放弃平衡预算的想法。12天后，在一次炉边谈话中，罗斯福向国民解释道，他计划向国会申请30亿美元用于修建公共工程、防汛救灾和大兴土木。6月，股市逐渐回暖，道琼斯指数从8月前的99点升至158点。虽然日子依然艰难，但是相对幸福的日子已经指日可待了。

但他的批评者根本不为所动。很久以前那些叫嚣最甚的反对者一点儿都不关心时政，只顾着百般诬陷总统。4月第一个星期的炉边谈话中，总统对这些人也嘲弄了一番——他指责大企业控制了“别人的钱、别人的劳动、别人的生命”。他们果然像巴甫洛夫狗一样唾沫横飞。凯恩斯认为，罗斯福说得并不妥当。2月1日，他致信罗斯福，试图向总统提些经营理念方面的建议。他写道：商人并非咆哮的野兽，“即使他们以前劣迹斑斑或者不如你希望的那样驯服，但他们的本性依然像家养动物”。

罗斯福获悉凯恩斯的这项建议后，连信都懒得回，他才不想让这个英国人多管闲事。再加上罗斯福是主导民意的专家，绝不会对他的死敌抛出橄榄枝。总之，要想调和总统和美国商界之间的矛盾恐怕为时已晚。因为他们之间说过太多伤害彼此的话，有过太多的白眼，太多的针尖对麦芒，太多植入心底的芥蒂。

威拉德·M·基普林格每星期发表的时事通讯在商界很受欢迎，他后来表示商界人士从1934年3月1日就开始对政府反感了。9月的《时代周刊》指出“企业对新政的严厉指责和吹毛求疵几乎成了日常惯例”，但总统本人因为深受爱戴，反对者也只敢暗地攻击，更不必说诋毁他的家庭了。

一旦资产阶级从1933年年初的噩梦中清醒过来，并且发现罗斯福的“复兴”并非是要回到“新纪元”的繁荣，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更强烈的反应。罗斯福渴望改变，即使他读贵族学校、在有钱人的圈子里混迹，但这些改变也并非有利于富人，而是施惠于被压迫者。但商人们都认为老是谈论“被遗忘的人”，只会挑起动乱。《美国新闻》、《纽约先驱论坛报》和《巴尔的摩太阳报》先后开辟专栏抨击新政，分别由戴维·劳伦斯、马克·苏利文和弗兰克·K·肯特署名。《星期六晚邮报》是人们缅怀过去的独特避风港。它的一位主笔作家愤慨地声明：“说美国商界领导失败了，还不如说整个世界失败了。”邮报还发表文章极力赞成雇用童工：“让美国男孩走向成功的最可靠方式，就是让他们在还没完全长大前去工作。”当卡特·格拉斯谈及新政派时说：“为什么托马斯·杰斐逊连话都不想跟那些人说。”很明显，反对罗斯福的人是以阶级区分的，而不是以党派。

1936年的选举结果显示，攻击罗斯福会适得其反。可是攻击不但没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并且转入地下：在威斯彻斯特郡、橘子郡、格罗斯角、迈阿密海滩、布鲁克莱恩、朗梅多等游览胜地，在格林尼治、谢克海茨，斯科特斯戴尔、肯纳尔沃斯、温内特卡等高级住宅区，在华尔街、斯戴特街、栗树街、拉沙街等工商业中心。有些攻击的形式更为轻松，也很有趣。比如一个精神病学家的故事，讲他去天堂后立即被带去为上帝看病，“因为上帝患有自恋妄想症，以为自己是富兰克林·罗斯福”。还有一个故事说“为什么公共事业振兴署的员工喜欢所罗门王？因为他随意挑选对象，随即就上床睡觉”。名人彼得·阿诺画了一幅漫画，富人们穿着过分华贵的衣服去“穷奢”剧院“给罗斯福喝倒彩”，当罗斯福看到此画时，他潦草地写下一个字“妙”。

20世纪30年代末，在上流社会和中上阶层的俱乐部和家庭中流传的反对罗斯福的污言秽语其实并不高明。当然，他们故意相互转告，华盛顿的每一个人都知道那个家伙从老婆埃莉诺身上感染上了淋病（一个黑人传染给埃莉诺的）。罗斯福也因感染性病而濒临死亡，那也是埃莉诺在全国各地挽着异性到处游荡的原因。罗斯福死后，她就想把国家交给苏联人管，她将去莫斯科，在克里姆林宫学习房中术。罗斯福的大儿子“吉米”可能会留下来，他那份卖“保险”给老实巴交的商人的工作可是肥差。

约翰·甘瑟于1950年写道：“现在人们往往容易忘记，那些针对罗斯福的造谣诽谤多么阴险恶毒，那些强加于他的中伤污蔑多么不道德……人们忘记了20世纪30年代末，那些‘上流’乡村俱乐部里是怎样的气氛，忘记了银行家午餐会上谈过什么令人毛骨悚然的内容，忘记了打扮入时的食客们在晚宴上怎样肆意闲说流言蜚语。”居然有军职人员还穿着制服就拒绝向国家总统敬酒，有老人在墙壁镶有红木板的城市俱乐部里碎碎念“又一个斯大林——有过之而无不及”或“我们现在倒不如生活在苏联”。甚至有一家波士顿的书店通知总统著作的出版人贝内特·瑟夫，这本罗斯福的演讲集，只有用罗斯福的人皮做封面，书店才肯销售。

以下陈词滥调也不绝于耳：“那个人”、“那个家伙”正试图毁掉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不能靠乱花钱走出“大萧条”，我们孩子的孩子会为此付出代价；反正领救济的有一半都是外国人，减少救济，加大警力，要闹就闹吧；约翰·L·刘易斯有白宫后门的钥匙；“那个人”的微笑是假的，是通过整形手术移植到脸上去的，他一生没有挣过一分钱，全靠他母亲过活，并且他只是一个犹太人，一个荷兰犹太人后裔，后来竟然改掉名字，摇身一变成为纽约犹太佬。（他们为证实这段话，还为罗斯福设计了族谱，声称罗斯福的老祖宗是范·罗森菲尔德上校，其实根本就没这个人。）

在两篇惊人的杂志文章中（《哈泼斯》1936年5月的报道《他们憎恨罗斯福》和《新共和》1938年9月14日的报道《他们依然憎恨罗斯福》），马奎斯·蔡尔兹对这些憎恨者加以分析。他在第一篇文章中写道：“有个现象，将来的社会历史学家即使不感到惊讶，也会感到困惑：为什么如今美国上流社会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都对总统罗斯福满怀狂热的憎恨呢？没有其他词语可以表达了，就是憎恨。”他继续写道：“这是深恶痛绝、怒火中烧，毫无道理可言。”蔡尔兹还表示：“这种情绪或多或少地充斥于整个美国上流社会，简直成为一种偏执。”

尤其让蔡尔兹困惑的是，从很大程度上说，大多数责骂总统的人“自1933年3月的低谷以来，收入都恢复起来了，银行差额也补上了”。有些人的股票价值翻了一倍，甚至三四倍，“有些甚至涨到了10倍”。公司股息增长超过40%。那些富人的收入也没有被征收重税（一人年收入16 000美元，仅需交税1 000美元）。罗斯福的税收方案将绝大部分税务负担以加工税和消费税的形式转移给了消费者。

虽然如此，富人们——蔡尔兹称他们为“2%”，认为美国政府好像是一个别的国家的政府，他们重复着“罗森菲尔德”的谣传，其实就是逐字引用戈培尔的谣言小册子。有些人竟公然叫嚣，他们宁愿选希特勒也不选罗斯福。这些虽然都是一派胡言，却表明了他们的仇恨之深。阿特沃特·肯特于1936年6月退休，原因是他不愿意在罗斯福当政的时候经商；杜邦公司副总经理也非常气愤，因为他的仆人在公共事业振兴署找到收入更高的工作离他而去了；罗斯福谈论伯利恒钢铁公司原总裁时说：“告诉尤金·格雷斯，他再也不能一年挣100万美元了！”其实也就这么一回，但伯利恒钢铁公司某主管听见后，竟然心脏病发作了。蔡尔兹发现，富人们的愤怒传染给了中层白领，因为他们对老板仍不胜钦佩，依旧迷信20世纪20年代那些陈规行话。谩骂罗斯福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但与“富有”阶层（依然被称作“那2%”）不同，他们不会受到工会的威胁，政府要从金融家和大商人手里夺权也于他们无碍。

对此，总统的真实想法令人疑惑。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大会上，他曾说他欢迎他们的仇恨，但是他不喜欢任何人散布这种情绪，更不用说被恨的是他和他的家人了。蔡尔兹写到“他好像并不介意”。其实他介意，而且有据可证。雷蒙德·莫利有一篇报告，描述罗斯福本计划做一次和解性演讲，论述美国工业所扮演的角色，他先让新政派重复那些“福赛特世家”（指有钱人）所传的谣言，直到面色铁青，很明显那次演讲最终“更像是一根刺而非橄榄枝”。总统告诉诺曼·托马斯，他是在挽救资本主义，但是不满资本家对他的批评。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罗斯福平静地拿出某全国性通讯社给各报编辑参考的“机密报告”给大家看，也没有评论一言，原来那篇报告暗示罗斯福已被证实有梅毒。

只要罗斯福还活着，这2%的人和他们的追随者就会抨击他即使再无伤大雅的措施。1939年，罗斯福提议提前一星期庆祝感恩节以延长圣诞购物季——这是对小型企业的恩惠，但整个国家为此产生了很大的分歧：25名官员同意、23人反对（包括缅因州州长，他吃掉一罐沙丁鱼罐头，以示抗议[1]），这个争议只好通过国会两院的联合会来解决。即使在总统即将去世时，仍然有人辱骂、诋毁他，其中之一是《小孤女安妮》的创作者哈罗德·格雷。1945年总统患病前不久，格雷漫画中的人物沃巴克斯爸爸一想到罗斯福还要连任就受不了，毅然赴死。总统的葬礼后，格雷让他起死回生，“最近这里的政治气候已不同往日”，那些体面的有钱人有机会透透气了。

沃巴克斯爸爸以及剧作者都属于以前西奥多·罗斯福所说的极端分子。仇恨曾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达到巅峰，但在珍珠港事件后日渐减少。弗雷德里·刘易斯·艾伦认为，他们的怒气“在1934~1935年越来越高，直到1938年前后也从未消退。似乎只能通过内在消耗的方式，才能减弱稍许”。同时，他们津津乐道于罗斯福1937年的逆转，就像阅读笛福所著的《瘟疫年纪事》。总统在1938年使经济迅速好转，他们为此深感沮丧，但对于罗斯福秋天的再次失败，又不禁兴高采烈。

显然，新政已日落西山。两个“百日新政”几乎已经耗尽了政府的立法创造力，少数未通过的措施也与美国日益强大的保守主义背道而驰。国会山进行改革的热情几乎消耗殆尽了。1936年11月，唯有罗斯福这样具备卓越领导天赋的人才能保住他规模巨大但组织涣散的联盟。下一次，就唯有靠战争了。美国南方是其薄弱环节，而保守阵营则在法院改革的斗争中日益牢固。

来自得克萨斯州的众议员马丁·戴斯同时也是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主席，他解释说，把保守阵营定义为南方人是不对的，因为它拥有“来自几乎所有小城镇和农村的国会议员的支持”。它的敌人是“那些来自大城市的人……他们政治上受外国人和迁居城市的黑奴的操控”，“其代表还暗中破坏新政”。

对新政的暗中破坏自始至终都存在，发生变化的是国会议员本身。正如一个愤怒的新政派所言，“农民们都忘记了他们曾经和贫民窟的人一样食不果腹、山穷水尽，是总统拯救了二者”。其所言极是，但已无关紧要。戴斯提倡的逆城市主义在农村是一股强大的新生力量，它对市井老油条的做事方法和思想都持反对态度，本质上是因为逆城市主义本身就很保守。1938年的民意测验显示，总统声望不堕的同时，其施政方法和能力已遭到质疑。此外，支持他的根基已经发生了变化。《财富》杂志一项测验显示，约62%的选民仍然支持他，但那些觉得他至关重要的人（相对于那些认为他管理国家功大于过的人）占比从34.9%下降到17.7%。虽然自从《文学文摘》预测大选结果失败以来，人们对民意测验已不太相信了，但即将到来的中期竞选却证实了该趋势，国会议员们通过阅读邮件也感觉到了总统支持率在下降。

最后一项新政改革措施是1937年年初提出的《 公平劳动标准法》。这项法案经历了一场噩梦。法案规定每小时酬劳不得低于40美分，每星期工作时长不得多于40小时，加班工资是原工资标准的1.5倍，不得雇用16岁以下的童工。刚开始，雇主可以支付每小时25美分，8年内逐渐调整以达到标准。回想起来，规定似乎并不苛刻。即便如此，最初它也因法院改组计划被束之高阁，又被工资标准较低的南方诸州置之不理。这次“外出巡视”让罗斯福确信美国人民支持他，于是呼吁国会在他的“外出巡视”结束后召开特别会议。《公平劳动标准法》在众议院提出后，没有通过，后来又被提出，却再度失败。最终，1938年6月下旬，它终于获得通过，被送往白宫要求罗斯福签字。

那时，罗斯福已决定要对国会采取行动。优秀的民主党人必须在改选中获胜，其他失败者必须离开美国政府。那年春，他曾以“亲爱的阿尔本”致信阿尔本·巴克利，因后者的竞争对手肯塔基州州长“快活人”钱德勒在预选中呼声很高。罗斯福在信中形容，巴克利的对手是“一个危险人物……与休伊·朗类似，但是能力不足”。接着，他邀请约翰·L·刘易斯到白宫，并劝他力挺巴克利，不惜人力物力。最后——本应该是最后，罗斯福总统宣布，他会亲自在肯塔基州做巡回政治演说支持巴克利。不幸的是，当地公共事业振兴署负责人因为希望讨好总统，而为巴克利造势，这个错误被斯克里普斯 – 霍华德报团揭露，可以说是一个丑陋的序曲。[2]

所有人通过1938年6月下旬的炉边谈话，都亲身体会到总统插手初选的决心。在第75届国会上，他提醒选民，此前当选的民主党议员是在“坚定的自由主义”支持下选出的，他援引长达一年的工资工时之争说道：“以前我们从未有这么多铜斑蛇。”铜斑蛇是一个贬义词，意为美国内战时期同情南方人的北方人。他解释了自由主义原则，又言他觉得自己“作为民主党领袖有权就少数个别事情发表意见。问题在于某些人争取提名为民主党候选人时，是本着以上原则，还是在滥用我的名义。”

事情不过如此。然而，报刊主笔已经“成功”地广泛宣传了“法院改组”，使大多数读者并不知道它是指法院改革的一项措施，又说这次总统的新行动是“清洗”行为——不禁让人想起一年前发生在莫斯科的血腥事件。如果读报，人们还会以为总统打算手持镰刀在全国四处乱窜，若有人偶尔不服气与之对抗的话，即使是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也会被他砍头，

然而，人们不禁要问罗斯福心里真正想的是什么。吉姆·法利知道及时隐退，他逃到阿拉斯加，嘴里叹息着：“‘大萧条’来了。”从任何传统政治观点来看，情况都确实如此。这是国家执政党的领导者，他通常被视为有史以来最高明的总统，却自找不痛快。在中期选举中，通常地方人士的支持远比国家政策重要，出现的问题也往往是地方性问题。1938年这类问题层出不穷：宾夕法尼亚州的腐败事件、加利福尼亚州的养老金计划争议、密歇根州的静坐罢工事件、罗得岛州的赛马场丑闻、马萨诸塞州的贿赂事件、新泽西州的领袖控制问题和随处可见的罢工事件，还有康涅狄格州人们抗议政府耗资1 500万美元修建4车道高速公路的改革方案，该高速公路穿越了格林尼治、斯坦福德、新迦南、诺瓦克、韦斯特波特、费尔菲尔德和特兰伯尔各乡镇。正如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所言，“即使总统到全国各地四处扑火，也不能掌握主动权”。

但对罗斯福来说，这场竞选活动非同寻常。与最高法院开战后，他就计划重新划分各党派势力。大多数保守派是共和党人，就让共和党成为他们的根据地吧，民主党则被他视为实现自由主义的工具。作为美国首位和平英雄，罗斯福打算凭借其知名度实现其伟大的政治改革。改革运动第一阶段成果喜人，全国人民对罗斯福的热爱未曾消退，他所到之处，人头攒动，人数之多前所未有。在俄亥俄州玛丽埃塔，一名老妇竟然在罗斯福走过的地方弯下腰捧起地上的尘土；在爱达荷州火车必经的安静湖泊边，有人修起一座小小土台，上面竖着两面美国国旗，当总统的班列经过时，他就在两旗之间立正站好，然后恭恭敬敬举起手行军礼。

“快活人”钱德勒未得到罗斯福青睐。厚脸皮的钱德勒决心沾总统的光，人们差把他踢下站台拖走了。他被赶下车后，罗斯福还藐视地瞪他一眼，由此肯塔基州人对总统的意思就确定无疑了。在得克萨斯州，罗斯福表达了对众议员林登·约翰逊和莫里·马弗里克的垂青。在列车后部的平台上，总统任命了一位令参议员汤姆·康纳利深恶痛绝的得克萨斯州参议员到联邦政府任职。因其曾经给最高法院改组计划投了反对票，当康纳利听说罗斯福亲口宣布这个消息时，几乎气得语无伦次。在俄克拉何马州、科罗拉多州、内华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总统对器重者的态度更慎重。来自内华达州的参议员帕特·麦卡伦也想沾总统的光，相较钱德勒，麦卡伦手段更高明。总体说来，总统的“外科手术”很成功，当他登上“休斯敦”号巡洋舰时春风得意。在一些大选区，包括肯塔基州，他的人已经赢得了胜利，而麦卡伦在这些选区仅仅勉强入选。对一些不太重要的选区，总统没有利用个人威信影响选举结果。

现在，总统的胃口更大了。在佐治亚州巴恩斯维尔，他厌恶地注视着坐在同一平台上的参议员沃尔特·乔治。当时罗斯福想把他从党内铲除，这位参议员说：“总统先生，你公开质疑我的民主信仰、调查我的备案资料，对此我深表遗憾。我接受你的挑战。”罗斯福却自满地回答道：“我们永远是朋友。”其余在场的佐治亚州政治家都战战兢兢，面对这对冤家互掐，他们试图思考如何求得自保。列车还在向北行驶，罗斯福又把南卡罗来纳州的“棉花艾德”史密斯和马里兰州的米勒德·泰丁斯整治了一番。9月初，罗斯福花了两天时间斥责泰丁斯，说他参加竞选“既想借罗斯福的威望，又想要共和党保守派的财力支持，鱼和熊掌兼得”。到了纽约，罗斯福痛骂众议员约翰·J·奥康纳，此人曾是总统前法律合伙人的兄弟，曾利用其众议院法案委员会主席的身份阻碍新政立法。

人民投票选举的结果对罗斯福而言是灾难性的打击，也很丢脸——唯有这一次，可以说他在选举中惨败。总统本来想搞垮的10个人，最终只有奥康纳被一个叫拉瓜迪亚的人搞垮了，因为这人魅力十足，背后还有霍普金斯、科克伦和老板爱德华·弗林做后盾。包括泰丁斯、乔治和陈腐的史密斯在内的其他人也强势当选，甚至大获全胜。具有鲜明特色的南部民主党现在成为一股强大的势力。肯尼迪总统在1962年悲哀地发现“自1938年以来，一些民主党人25年来一直投票支持共和党……所以，我们现在正在经历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每当面临立法争议，就难以确保获得多数票”。

11月，苟延残喘的共和党与生机焕发的民主党之间摩擦不断。保守派在宾夕法尼亚州击败乔治·厄尔，在威斯康星州击败菲利普·拉弗雷特，在密歇根州击败弗兰克·墨菲。[3]新当选的共和党议员有俄亥俄州的罗伯特·A·塔夫脱和约翰·布里克尔，有马萨诸塞州的莱弗里特·索顿斯托尔，还有纽约州的托马斯·E·杜威。杜威曾和雷曼竞选纽约州州长，差一点儿就获胜了，人们说杜威很可能在1940年当选总统。虽然民主党人依然控制着国会，但自由派在众议院的势力早已减半（林登·约翰逊入选了，但马弗里克落选了）。总之，共和党两年前看似要走上辉格党衰落灭亡的老路，如今却争取到了12个州长的职位、82个众议院席位，并新增了8个参议院席位。原任共和党议员在选举中也都无往不利。

选举后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有人问总统：“你会不会遭遇两党联合的反对派？”罗斯福回答道，他不这么认为。记者说：“我这么认为！”听罢，其他记者都笑了。总统隐晦地评论道：“只怪这些树离森林太近了。”

确实如总统所言。追求自由的领导所面对的挑战不在美国，而分别在世界两大洋的另一边——德国和日本。早在1935年圣诞节，罗斯福就致信巴鲁克：“相比于国内事务，包括选举在内，我更担心世界局势。”如今，在最近两次选举中，他更是忧虑感倍增。美国仍然坚持不与他国联盟，那么提醒民众注意大洋彼岸遥远的威胁就极为困难了，非笔墨所能描述。但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国会山暂时不会出现联盟政治。即使是反对罗斯福的中坚分子也曾经写道：如果国家面临外敌，他们会听从国家安排。蔡尔兹也承认这一点，他曾在1936年写道：“战争能够转移愤怒，正像‘一战’时威尔逊总统经历的那样”。他还在1938年写道：“有一件事，只有一件事，可能让反对阶级的态度转变，那就是一场战争……这绝非偶然，那些虽然对罗斯福国内政策满腹牢骚的人，对总统的外交政策也只能勉强接受。”

这个现象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那些反对者心中承认的外交政策其实并未制定出来。那时，罗斯福对外交政策的方案还没主意，但他知道他需要制定一个。他自从开始执政就在研究外交政策，但没有成果，形势日趋急迫。12月的一天（那时距离1938年中期选举仅剩11个月），美军停靠在南京长江边的“帕奈”号军舰被日本帝国的飞机炸沉了。

剪影：20世纪30年代晚期

[1] 根据美国习俗，感恩节吃火鸡。缅因州州长此举表示他干脆不过感恩节好了。——编者注

[2] 这一事件直接催生了“哈奇法案”（1939年），禁止决策层以下的联邦雇员干政。

[3] 民主党照顾自己人，故墨菲被任命为最高法院大法官。

第六章 笼罩在原始恐怖的阴云下

1937年12月12日，就像4年后那个晴朗的星期日一样[1]，是美国海军船舶的休息日，“帕奈”号军舰上的官兵也在享受周末。这艘重达450吨的浅水军舰设计的初衷，仅仅是为了保护美国航运和美国公民免受长江沿线游击队的侵扰。但前两天，舰上的船员们都在通宵达旦地工作。南京即将被日军攻陷，蒋介石的外交官建议美国人离开南京。星期六整整一天，巡逻舰搭载美国驻华使馆人员、外国记者、摄影师和美国商人离开南京。“帕奈”号满载着人，在日军大炮近距离攻击下，起锚开航。日军炮火的侵袭不断，“帕奈”号往上游方向航行27英里后就在附近一片安静的水域停靠下来，旁边还有三艘标准石油公司的油轮。随后，美国的孤立派指责“帕奈”号为中国油轮“护航”，罪有应得。这种说法简直荒谬可笑，根据条约规定，长江是一条国际水道，插哪个贸易国国旗的船只都有，所以谈不上为任何国家护航。

事实上，“帕奈”号指挥官J·J·休斯少校选择在那里泊船自有原因。12天前，驻日美国大使就把美国军舰的位置及其可能执行的任务告知了日本政府，休斯也早早给军舰插上了星条旗。攻打南京的日军军官也知道休斯的确切位置——但后来却证明，这反而造成了他和军舰以及标准石油公司油轮的不幸。下午1点半，两架三菱战斗机俯冲轰炸并扫射军舰和油轮，直至它们全部沉没。后来，运输幸存者的救生艇也遭到日军的机枪扫射。其中，两名美国水兵和一名平民遇难，11名船员受重伤。美国大使约瑟夫·C·格鲁回忆起“缅因”号战列舰于1898年被炸沉的遭遇[2]，以为美国将对日宣战。

但事情却没有按照同样的轨迹发展。日本以各种解释和道歉为托词，美国很快接受了。美国国务院同意日本所言其攻击只是一次“失误”，可是事实并非如此。上海军事调查法庭后来发现的证据无可辩驳地表明，沉船命令是日本军官下达的。唯一可能的解释是，此次事件意在试探美国的勇气。如果是这样，攻击者有理由感到高兴。在东京，格鲁被告知，门户开放政策在中国行不通——如果中国果真关闭国门，最大的入侵者是日本皇军。这个观点其实互相矛盾，但侵略者并不在意。现在他们知道，美国是一只纸老虎。盖洛普曾组织关于“帕奈”号事件的民意测验，发现70%美国人赞成美国从远东完全撤出，包括撤出神职人员和传教医生。“显然，除了格鲁先生外，美国没人记得‘缅因’号沉船事件。”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犀利地写道。

有些还记得此事的人可能会指出，“缅因”号被炸飞的地方离美国大陆92英里，而“帕奈”号沉没的地方却距离美国大陆7 000英里之遥。距离问题在20世纪30年代比在20世纪70年代的影响大得多，这意味着信使无法立即乘班机回国，因为不存在这样的国际航线。一年半以后，泛美航空公司才开通跨大西洋定期航线。即使只是从美国西海岸飞到美国东海岸，仍然要花一天一夜。只装载邮件的中国“飞剪”号从旧金山飞到马尼拉要花费59小时48分钟[3]。大多数美国人出国（人数很少）都乘坐远洋轮。一艘顶级蒸汽船从纽约到罗马需要10天。如果船长技术娴熟加上天气适宜，从加利福尼亚州出发也要15天才能到达东京。只要了解战前在美国人印象中，海洋浩瀚无边，这样“大萧条”时期的孤立主义就很好理解了。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原因。和平主义者不断强调无法想象如上次那般愚蠢又恐怖的战争还要再上演一次。1918年的美国鄙视欧洲盟友，因为它们赖账不还。英国尤其惹人讨厌，只有在东部沿海地区和南方一带，亲英派才多些。既然如此，对旧世界的不满在政治层面自然有所体现。正如理查德·H·罗维雷和小阿瑟·施莱辛格所指出的那样：“在海洋中，美国孤立派一直最喜爱太平洋，原因很简单，因为太平洋不是大西洋……孤立主义与美国政治中引入的 ‘欧洲观念’相悖，但它从来没有反对引入‘亚洲观念’，因为几乎没有人曾试图介绍它们。那些更激进的孤立派的确仇恨欧洲。”而且，人们可能对东部那些富有又有教养但偏爱欧洲的人仇恨更深。

1937年，这种情绪被人们的无知所恶化。国外事务被国内萧条所掩盖，美国人无暇顾及他人的麻烦。而且每次国际危机加深，美国人的注意力就会被国内发生的事情所吸引，以下为各阶段的对此，颇具启发性：

希特勒成为独裁者 | 1933年3月 | 罗斯福就任总统
德国重整军备 | 1935年3月 | 新政第二个百天
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 | 1935年10月 | 休伊·朗被刺身亡
德国重新占据莱茵区 | 1936年3月 | 最高法院与新政之间的争斗达到巅峰
罗马 – 柏林轴心国成立 | 1936年10月 | 罗斯福连任总统
中日战争爆发 | 1937年7月 | 劳资冲突
德国吞并奥地利 | 1938年3月 | 经济衰退

随着“帕奈”号军舰沉入水底的人们没有被遗忘，但正如总统在事变的两个月前就发觉的一样，为他们申冤的时机还未到。在“外出巡视”回来的路上，总统就曾在芝加哥停留，准备为公共工程署的一个名为“外链桥”的项目主持落成典礼。当天，总统下榻芝加哥枢机主教乔治·威廉·芒德莱恩家。芒德莱恩是第一个反对极权主义的高级教士（也正是这位大主教曾骂希特勒是个“奥地利的裱糊工人，破裱糊工”）。第二天，在典礼上，罗斯福放飞了一个试探性的“气球”，他说：“无法纪的现状正在世界蔓延。疾病开始蔓延时，为了控制疫情，保护社会不受疾病的危害，大家会赞成对病人进行隔离检疫。”总统说，热爱和平的国家必须和世界上各国配合。这富有文学色彩的布道是罗斯福总统的特色所在，正如总统所望，这的确引起了全国的注意，却是震耳欲聋的反抗声。社论以及私人来信都指控他是个好战者。隔离侵略者？口吻太像伍德罗·威尔逊了。一份具有典型意义的电报发到了白宫，内容是：如果你“憎恨”战争，就不要试图通过这样的言论煽动战争。他已经触碰到了这个国家最敏感的神经，一夜间，他就被逼到了防守地位。后来，他向一个朋友坦言：“你努力引导人们向前，回头却发现无人跟随，这是件多么糟糕的事情啊！”

不过，还是有几个跟随他的人。芒德莱恩枢机主教就是其中之一，还有纽约的犹太教拉比史蒂芬·魏斯，以及曾任胡佛国务卿的亨利·L·史汀生。在这个“检疫”提议被否决后，史汀生写道：“罗斯福先生似乎认识到，美国尚无法接受强大的政治良药。”当然，总统小心多了。尽管国际联盟谴责日本的侵略行为，美国国务院还是平心静气地在一次会议中与日本外交官讨论远东形势，而这种行为很难被看作“检疫”。伊克斯认为总统“多少已经有放弃这个‘检疫’方案的想法了”。

其实这只是假象，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的领导工作是复杂的，说话也会前后不一致。他不是温斯顿·丘吉尔，在黑暗中孤独地呐喊。他必须留在战场上战斗，在那里展现他的才华。他很少让自己与群众意见的距离拉大。但是他也从未否定那次“检疫”献词。相反，他在默默地实施这一方案。12月21日，他说美国是不可能与20世纪的世界隔绝的，虽然他不会不惜一切代价换来和平，在安大略省金斯顿市，他保证，如果加拿大受到攻击，美国不会“袖手旁观”。

他会时常重申自己对战争的憎恶，甚至会赞赏这个自己曾经讨厌的《中立法》。罗斯福是自威尔逊以来第一位在国际事务中确立了美国国际地地位的总统，并且在孤立主义盛行时扭转了乾坤。但在国际事务中，无论总统做什么、朝什么方向，都会激起强烈抗议。双方的自由派参议员（惠勒、海勒姆·约翰逊、皮特曼和博拉）已经团结起来，共同支持美国堡垒。博拉认为，外交手段就是“强权政治”《时代周刊》那时仍然坚持孤立主义观点，发表文章表示担心“罗斯福过于热衷国际强权政治”，并称赞博拉，甚至一段时间内的所有国外新闻报道都加上“强权政治”这一标题。去过西班牙参加反对佛朗哥战争的美国人，会被吊销护照。日本一半的石油和废铁都是美国公司供应的，这是日本与中国打仗必不可少的。此外，国家防战委员会甚至设法禁止传播“帕奈”号被炸沉的新闻短片，因为这“难免会触怒美国人”。

就在这几个月里，戴斯委员会发现新政是共产主义性质的，但与此同时却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库格林神父在布朗克斯的一次集会中向纳粹敬礼并高呼“如果我们消灭所有在美国的犹太人，他们就会觉得德国的手段都不算什么了”。戴斯委员会对库格林神父的“十字军”、公民保卫联盟、基督教阵线、美国爱国者、公司以及德美同盟等这些组织的行为视而不见。右翼组织恐吓国会，有时会得逞。众议院否决了罗斯福请求拨款巩固关岛防护的提议，原因是东京很可能把此事说成是挑衅性行为。最后投票结果是205∶168，众议员兼广告商布鲁斯·巴顿兴高采烈地呼喊“关岛，关岛，不要算了”。这下好了，关岛丢了。珍珠港事件后一星期，日本将其占领。1944年8月收复关岛时，将近8 000名海军陆战队员伤亡。

1937年4月底，国会延长了《中立法》，《纽约时报》以社论形式报道：“在这个国家，通过了名不副实的《中立法》可能标志着孤立派情绪的高潮。”《纽约时报》太过乐观了。9个月后，印第安纳州众议员路易斯·勒德洛提出一条荒唐的立法，至此才到达顶峰。勒德洛称，国会宣战也要在全国范围内的公民投票通过后才能生效。罗斯福总统写信给议长威廉·B·班克里德说，这样的修正案无法处理国际事务。然而，国内投票显示，73%的公民支持这个想法。第二次测验显示支持率降到了68%，这使决议又被退回委员会。与此同时，议会投票结果为209票赞成、188票反对。幸好赞成人数不足2/3，正如罗斯福对班克黑德说的那样，美国躲过了一劫，否则其他国家将可以肆意对待美国，并逍遥法外了。

同年，墨索里尼就说“民主是风吹散的沙粒”，有时看起来确实如此。美国国务院受到《中立法》的制约，对日军的种种行为束手无策，如日军抢占中国广西省，到达中南半岛边界，并在越南凉山与法国官员交好——接下来的30年，军火通过这里，输向越南。孤立派一直是高度敏感的，有时甚至有些偏执。总统的一举一动都被看成别有用心，当英国国王和王后决定访问美国时（目的是要对“辛普森事件”做些弥补），众议员汉密尔顿·菲什危言耸听道美国会重新沦为英国殖民地，波士顿众议员乔治·霍尔顿·廷克汉说“美国的外交正在偏离轨道，走向邪恶”，参议员博拉建议总统在同英国国王和王后谈话间歇，不妨顺便问问两位，1914~1918年向美国借的213.385亿美元，何时能还。

记住反对派们的本性是非常重要的。正因为这些本性，也正因为罗斯福总统深知美国正处于危险境地，他才陷入了一种历史性的进退两难中。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不得不开启新的先例——扩大总统的权力。后来这些权力被那些忘记了国会才拥有宣战权的总统们滥用，但如果不这样做，用塞穆尔·埃利奥特·莫里森的话说：罗斯福总统自己也有可能因为无法履行总统誓言而自食遭受弹劾的恶果。当批评者们在国会肆行时，罗斯福与赫尔已看到欧洲发来的外交电报。1938年，他们看到了捷克斯洛伐克危机的临近，看到了希特勒的狼子野心，看到了英法两国政府一无胆量，二无应对的本领。无论是伦敦的白厅[4]还是巴黎的奥赛河岸奥赛码头[5]，都为之战栗不安，唯恐战争再次爆发。当然，美国政府里也不乏对战争前景不看好的失败主义者。在上一财年，为军队配备新武器的计划被压缩到只限购1 870支加兰德步枪。大概因为将军们都很实际，因为要钱太凶，国会很难批准。然而罗斯福却看到了其他的出路。最固执的孤立派都相信只要将美国打造成防守的要塞之地，定能万事无虞，所以他们也愿意建立强大的海军。这便促成了罗斯福总统在1938年1月28日前往国会，要求拨款10亿美元建立“两洋”海军。

他得到了批准，国会通过了《文森海军法》。与此同时，罗斯福将霍普金斯派往太平洋沿岸视察，他想了解民航客机制造商需要多少时间能转为生产军用战机。霍普金斯后来记录：总统预感到战争正在逼近美国，“并且他坚信空中力量是克敌制胜的关键”。在1938年发表的声明中，罗斯福总统提出的8 000架战机的计划几乎令包括陆、海军高级将领在内的所有人吃惊。陆军航空队的阿诺德将军是唯一的例外，在对总司令做的报告中，阿诺德提到纳粹德国拥有8 000架轰炸机与战斗机，而美国只有1 650名飞行员、寥寥几百架老式飞机，以及13架还没到货的B–17轰炸机。阿诺德将军特别强调了现代武器的交付周期非常长，这13架战机要等到1938年年底才能收到。罗斯福总统当即决定开辟绿色通道，让阿诺德扩建空军。“二战”结束后，阿诺德将军称，没有总统的支持，就无法于1944年在诺曼底一举击溃德国空军，盟军也不能如期在6月6日登陆。

在这多事之秋里，缺少军事编制的现实问题使得罗斯福承担起游说者的责任。从来不会有国家洗耳恭听他国讲道理，但至少要尝试。他试图以国家间的相互理解取代相互侵略，尽管这一尝试在西班牙与中国皆已失败，他仍然勇敢地致信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提出召开一个大型国际会议的建议：在不付诸武力的情况下，修订条约，保证各国都能获得所需原料。张伯伦拒绝了这一建议，因为他有自己的打算。他在回复罗斯福的提议时说，这一协议会影响大英帝国对纳粹独裁者们奉行的“新政策”。

他没有说这项措施将产生多大的影响，但世界将会见证。1938年春，希特勒大叫道：苏台德区（那里山峦叠起，戒备森严，与捷克斯洛伐克接壤）居住的德国人受到虐待。戈培尔进一步指责布拉格窝藏苏联战机，并允许苏联在捷克斯洛伐克领土上建造大型机场。尽管捷克斯洛伐克人否认，但戈培尔根本不接受，依然喋喋不休地指责。在骂声最大时，捷克斯洛伐克开国元勋、前总统托马斯·马萨里克去世了。葬礼期间，因布拉格警方镇压了苏台德区游行示威活动，故苏台德区的代表拒不出席捷克斯洛伐克议会，而希特勒磨刀霍霍，扬言要武力解决。一时间，欧洲陷入令人绝望的危机之中——美国公众通过广播也对此了如指掌。

横跨大西洋用广播报道鲜有先例。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曾通过短波传送1930年伦敦海军会议摘要，6名英国广播公司播音员播送了英王乔治六世加冕的盛况。早在1938年，伦敦和芝加哥就互换广播内容，同年，美国人听到了他们的第一个东西海岸互换广播：艾尔·古德曼乐队在纽约的演奏和W·C·菲尔兹乐队在好莱坞的演出。常驻评论员洛维尔·托马斯和“快嘴”弗洛伊德·吉本斯（他一分钟竟然能说217个字）都能直接从通讯社电讯条上取材（不等新闻见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没有固定的驻华盛顿记者，如果临时需要，就派参议员刘易斯·B·施韦伦巴赫顶缺。直到纳粹入侵奥地利（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危机爆发6个月之前），美国才开始严肃报道欧洲大事。整个欧洲一片哗然，纽约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经理保罗·怀特致电在伦敦的威廉·夏伊勒，要求他做一个巴黎——罗马——柏林——维也纳——伦敦5地的“综述”，时长半小时。他问：“你能办到吗？”

夏伊勒有充分的理由说“不”。爱德华·默罗在600英里之外的维也纳，德国军队正在逼近，生命线随时都可能被掐断。即使他俩愿意干，他们还不得不在5国首都分别招聘没有经验的评论员、雇用工程师、租用发报机，协调现场直播衔接下一个城市。更何况，时间还十分紧张。纽约希望“综述”当晚能如约播出，但这一天是星期日，办事处大门紧闭，技术员都在休息，只有管理员负责通信，但他没有权力做主。而复杂的无线电行话，即使用本国语言几乎都无法理解，更不要说用英语了。技术上的困难几乎无法克服，所以说这种想法几近疯狂。但夏伊勒表示，他们会努力尝试。

他拨通了默罗的电话，当时默罗正在观看赛斯 – 英夸特手下的暴徒高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元首”在板栗树间行进。渐渐地，两个年轻的美国人一起设计出了基本框架：罗马有国际新闻社记者弗兰克·格维西，巴黎有《芝加哥每日新闻》的埃德加·安塞尔·莫勒，柏林有一位夏伊勒的朋友在报社工作，这位女议员同意牺牲自己的周末到英国广播公司工作室广播。这样，除罗马以外的所有首都信息传输的问题都解决了——那些意大利人没有想出任何方法，能够使格维西的声音跨过瑞士边境传输到日内瓦的大型发报机上。然而，他们可以通过无线电话使他和伦敦方面联系上。于是，他在公用电话亭解说，然后夏伊勒再向纽约方面复述。这样，世界新闻“综述”艰难地开始了，对于未来局势和美国舆论，都影响深远。

1914年7月，合众国际社记者卡尔·冯·威甘德就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的最后通牒，发了一封138字的电报，该通牒最终引发了“一战”。但威甘德却因此遭到报社批评，说他浪费。现在尽管孤立派势力很强，美国人仍想了解海外发生的一切。春末，暂无战事。捷克斯洛伐克人坚守阵地，希特勒因为打了败仗，也同意谈判。然而奥地利一被吞并，就改变了中欧的战略局面。德国扩张领土，导致捷克斯洛伐克三面受敌。之前英法两国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条约，而捷克斯洛伐克又一直桀骜难驯，英法两国都感到极为尴尬，后悔有此约定。但是整个夏天都在谈判，看不出要发生什么大事。

9月12日，希特勒到纽伦堡参加一年一度的纳粹聚会并发表演讲。正如《综艺报》所说，美国的两大广播公司对该事件的处理截然不同。全国广播公司将实况转播该讲话，但“对欧洲的骚动和紧张气氛采取轻描淡写的方针”；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则认为这是历史性事件，要对其进行大肆宣传。在那个星期一早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音员告诉听众：“整个文明世界正焦急地等待着阿道夫·希特勒的演讲，他的一字一句都可能使整个欧洲陷入另一场世界大战中。”下午2点15分，一位播音员截断节目信号说道：“阿道夫·希特勒在纽伦堡纳粹年会上的讲话，关乎德国外交政策，万众期待，为了让我们的听众也能聆听这一讲话，我们暂停播放伊诺兹·莱特的节目……现在就转到德国纽伦堡。”该演讲由柏林一家短波广播电台转播，听起来比较清晰。第二天，《综艺报》就评论道：“这位雄辩家真是活力四射、煽动人心。让人印象最深的是，在他的鼓动下，在场成千上万名纳粹分子都疯狂高呼‘希特勒万岁’和‘胜利万岁’。”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驻纽约的职员库尔特·埃曼在来自纽伦堡的库尔特·冯·佛斯特梅尔的帮助下，一边播放演说，一边翻译了演说各章节。《综艺报》抱怨全国广播公司工作人员“有意弱化这篇演讲的影响”，也不发表任何社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评论编辑是个毫不起眼的60岁老头，毕业于哈佛大学，具有德国血统，叫作汉斯·冯·卡尔滕博恩。下午3点36分，希特勒演说结束后，卡尔滕博恩发表了一篇周密的分析文章：“阿道夫·希特勒已经演讲完了，世界也听到了他的演讲……演讲自始至终，他都明确表示，对于捷克斯洛伐克对日耳曼人的压迫，德国将不再忍气吞声。捷克斯洛伐克必须与苏台德区人达成协议。必须这么办，要不然德国人就要不客气了。”卡尔滕博恩没有漏过任何一个细节，其余再无新内容，无非就是希特勒透露28万德国人正夜以继日地奋战在齐格菲防线上。

那时，美国报纸还想和广播电台一争高下，每当有大事发生就发几期特刊。特刊很快就能印好，然后就分给报童们上街贩卖，他们大声喊着“号外 ! 号外 ! 重大新闻”，一时间大街小巷都有人高喊。德国、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和英格兰开始动员了，大批军队正在向那里开进，舰队也出动了，飞机被派去掩护阵地。污迹斑斑的报纸上印着张伯伦的照片，他总是带着一把雨伞，在高德斯堡、贝希特斯加登和伦敦之间来回奔走。英国孩童戴着小型防毒面具，被送到了乡下；法国人正在公园挖战壕。欧洲随时可能陷入一片火海。

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第一次在短波上听到希特勒的声音，他的仇恨之深，听众都为之震惊。从他口中说出来的日耳曼语听起来冷酷无情，如同四溢的毒液。那些能说一口流利德语的人能够直接明白他说的话（富兰克林·罗斯福就是其中之一），其余的人就只能依靠翻译了，尤其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那位首席分析师，据《综艺报》讲，他在“广播历史上听众最多，他的分析最吸引人，仅次于英国国王退位时发表的演讲”。对于像卡尔滕博恩这样上了年纪的人来说，这是一场严峻的考验。从星期一算起，18天内他在纽约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大楼第17层的第9工作室里已经发表了85次即时广播。当工作没那么紧张时，他就在吊床上打个盹。第19天时，有人见他衣衫不整、憔悴不堪。由于公众对德国人心怀仇恨，他把名字也稍微改动了一下，改成H·V·卡尔滕博恩了。一时间，他成为美国最有名气的人物之一。

星期一晚上7点半，捷克斯洛伐克摊牌的时刻到了，罗伯特·特劳特接班主持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报道：

特劳特：当世界各国都还在回味希特勒在纽伦堡的长篇大论时，我们接下来会连续收听到伦敦、柏林、布拉格和巴黎4地发回的报道。4位播音员分别是：本台驻欧洲办事处主任爱德华·默罗、美联社记者梅尔文·怀特莱瑟、本台驻中欧代表威廉·L·夏伊勒和《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约翰·T·惠特克。现在是默罗先生从英国伦敦发来讲话……

默罗：今夜，伦敦的乐观情绪不高……

以上安排听起来非常到位。但只要是资深记者就不难发现，其实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人手不足。尽管他们头衔唬人，但30岁的默罗先生和34岁的夏伊勒先生其实是其仅有的两位分析师——当然在欧洲采访的也必然只有这二人。他们在欧洲大陆四处奔走，通过电话互相联系。他们把这些琐碎的报道融合在一起，这种广播方式真是超乎想象。对于他们巨大的成功，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因为人们对欧洲局势知之甚少。不过要想找出真正原因，还要过些时日。几个月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派埃里克·塞瓦赖德到荷兰加强采访工作，当荷兰人得知他打算当天发回新闻报道时，惊得目瞪口呆。之前所有从荷兰发回美国的报道都是有关郁金香和风车的。在欧洲人心中，广播就是一种娱乐方式——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他们原来也是这么想的。

让新闻媒体里的保守派感到震惊的是，通过广播电台报道欧洲的动荡局势不仅可行，而且越来越有效。卡尔滕博恩在第9工作室里任职，此时正一边喝着黑咖啡、吃着三明治，一边接收莫罗和夏伊勒草草搭伙所结成的信息通道源源不断从大洋彼岸发回的准确消息。因为欧洲本地的新闻记者受限于新闻检查，而在美国，言论自由，所以美国人比欧洲人更了解9月的危机。英国广播公司不允许丘吉尔在广播电台发表演说，有人甚至怀疑他可能会破坏和平（这样说有理可证）。一位英国的杂志编辑建议关注捷克斯洛伐克危机的听众调频收听美国的短波广播。

默罗先生很快就变得像卡尔滕博恩一样出名。9月，他自己播报了35次，还组织其他新闻记者从18个城市发回新闻报道116次。作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欧洲区负责人，他是第9工作室联结欧洲大陆的纽带。信号遇有故障或声音不清时，迷惑的听众们就会听到卡尔滕博恩着急地小声说：“呼叫爱德华·默罗，呼叫爱德华·默罗！”危机刚开始的几天，这种情况并不常发生。从春天开始，欧洲工作人员的数量就大幅增加，一位捷克斯洛伐克女接线员已转接100通电话。因为天气条件好，欧美两方通话也很顺畅，甚至可以和通讯员隔海召开“圆桌会议”。那些听众对照手中承索即寄的“危机地图”，收听默罗或夏伊勒与卡尔滕博恩或特劳特的对话，并且能实时了解法国向马奇诺防线或西里西亚进军的情况。如果你不想太多，这其实很像“大富翁”游戏。

9月15日，也就是危机爆发的第4天，广播电台发生了故障。各国军队已经各就各位，外交冲突异常激烈，几乎一小时就要播报一次，希特勒和张伯伦互相看不顺眼——当时还没有人知道英国首相的目光很快就会变得柔和。变天了。短波传输不同于其他普通的频率，它受大气环境的影响很大。日复一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频道都收不到信息。卡尔滕博恩呼叫默罗也无法联通，只能靠电报发送消息。突然，让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害怕的事情发生了，全国广播公司驻欧洲的工作人员已经可以接通了，并且信号很清晰。这是因为全国广播公司发现了一个绝妙的解决方法，即开通一条开普敦 – 布宜诺斯艾利斯 – 纽约的短波传输线路。这么一来，从欧洲发出的广播信号要多跑两倍距离，但是也只延迟几秒而已。后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也依葫芦画瓢，尽管他们还是觉得直播更好。

大西洋的天气很糟糕（洋面发生什么事了），当时布拉格的斗争已经白热化。而捷克斯洛伐克因为固执将被他的两大盟友抛弃以示惩罚。9月21日凌晨2点15分，英法两国首相直接冲到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爱德华·贝奈斯的官邸，将他拖下床，并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他们的政府要背弃盟约了。尽管有约在先，他们还是不会出兵；捷克斯洛伐克要么向纳粹投降，要么孤军奋战。整整一天，贝奈斯忙于和他的内阁、政党领袖和军事将领们商讨解决的办法，最后累得走路都一瘸一拐的。9月21日下午5点左右，他的政府决定投降。捷克斯洛伐克的公报向世人解释道：“我们别无选择，因为我们孤立无援。”贝奈斯说：“我们已经被卑鄙地背叛了。”

下午5点，纽约和新英格兰地区还是上午11点，广播电台技术工作人员仍在抱怨海上糟糕的天气，商船上的水手嘀咕昨天黄昏时古铜色的天空很奇怪。但是无人担忧。那天晨报上的天气预报一栏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写着“今日有雨，降温”。

的确只写了这样一句话。

相比后来的精良配置，1938年美国气象局的设备仍然十分简陋。它缺乏后来那种先进的仪器，比如雷达示波器、喷气式空中观测机、装有电视摄像机的天气情报卫星等。那时的设备仍然主要是16世纪的气压表、17世纪的水银气压表和中世纪的风向标，海洋气象学知识更是稀缺。当时陆地上的前哨站之间可以互换气象报告，但海洋对他们来说依然是神秘的。气象学家搜集海洋的信息完全依赖商船或者飞机上的自动观测。在“大萧条”时期，政府不会允许气象学家坐着昂贵的飞机到处观察天气状况的。因此，气象学家研究大气总是心里盘算，然后胡乱猜测，很早以前他们就知道可能猜测会错得很离谱。现在这一天真的来了。

但也许不该把他们当成是无辜的替罪羊。毫不客气地说，美国气象局管理太松散。一些新技术别人已经掌握了，他们还不知道。通过研究风速和气压表读数预测一场大风暴是否会来临，这是所有合格的航海人员都应该会的事，却让经验丰富的气象预报员感到困惑。当他们急需数据时，竟也没有试图打电话互通信息，任由暴风将电线杆卷走，这确实令人感到惊讶。最讽刺的是，《纽约时报》还于9月21日发表社论表扬了气象局。单调乏味的天气预报被印在《纽约日报》第27版左下角。当时，美国历史上危害最大的飓风，也是自1815年9月23日以来第一次袭击长岛和新英格兰地区的飓风，正不断逼近，气象局竟没有发出任何预警。

要比较有效地追踪暴风的移动轨迹是可以办到的。大西洋的飓风，也就是海员所说的热带气旋，源于赤道无风带的微小气流波动，这个无风带处于撒哈拉沙漠以西、佛得角群岛以东，是东北信风和东南信风之间的一个平静区域。热带气旋刚成形时，热空气上升，冷空气下降，冷热空气的循环运动逐渐加速，又因地球自西向东自转，带动该气旋按逆时针方向旋转，向西半球行进。该气旋经过洋面的时间越长，它的威力就越大。9月16日早上9点半，巴西货船“阿勒格里特”号的船长最早目击到该飓风，当时飓风距离波多黎各东北350英里，船长发出信号，提醒大家情况不妙。

美国距此地最近的气象站位于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这个气象站在预报飓风方面最有经验。但是海洋在长岛、百慕大群岛和佐治亚州之间形成一个三角形，发生在该区域的风暴总是让美国气象学家畏惧。那里的气候最不稳定，所以他们也无法预测会发生什么。他们持续搜索是否有遇难船只发出信号，却无任何动静。若真有商船在那边，那么它们不是缺乏公德心，就是已经葬身鱼腹了。尽管情况不明，杰克逊维尔气象站仍然做出了正确的决定。9月18日星期日和19日星期一，持续两天向外界发出警报。佛罗里达州居民对这样的事情已经习以为常，人们马上买好蜡烛，堵好窗口。许多从新英格兰地区外出的人因为担心会遭遇这场风暴，便乘坐火车回家了。那时，火车跑起来绝对比热带风暴快，但他们最终还是没能逃脱飓风这一劫。

星期一晚上，飓风从迈阿密改变方向。杰克逊维尔气象站负责任地宣布“风暴正迅速北上”，也可能会是“北偏东”。风眼估计在哈特拉斯角以南275英里的区域，即北卡罗来纳州旁边。如果吹到哈特拉斯角，风暴就不在杰克逊维尔气象站的辖区范围内了，而归华盛顿。那时天气预报人员就开始犯糊涂了，也因此酿成了后来的祸患。要想了解即将发生的一切，必须清楚地明白一场时速为75英里的飓风，不亚于500颗长崎原子弹爆炸所产生的威力，它所产生的电量是美国6个月用电量的总和。这只是普通飓风的威力，如今这场飓风的速度超过每小时200英里，具体有多快很难说。星期三，离气旋90英里处的哈佛大学蓝山天文台测量的数值始终稳定在每小时121英里，并且伴随着时速186英里的阵风。纽约市区处于风暴中心以西的远方，但帝国大厦顶楼测量到的风速已高达每小时120英里，华盛顿尚不知道这些。库纳德 – 百里公司“卡林西亚”号的船长发来报告，表示晴雨表测量的气压指数已达27.85，这是大西洋海岸测到的历史最低气压读数之一。尽管如此，华盛顿的气象局里那些全国最有经验的气象学家将“飓风”两个字从预报中删去了。直到9月21日下午两点，风暴把大西洋城的木板路掀起，整座房屋也被吹过长岛海峡，华盛顿居然还说“热带风暴”正迅速向海洋移动。

纽约和波士顿的气象人员都听信华盛顿的话。每个气象学家都知道海面上很不平静，但热带气旋已经有123年未转向内陆了，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这种事情居然会再发生。热带气旋穿过南卡罗来纳州、北卡罗来纳州、弗吉尼亚州、特拉华州和新泽西州，那些安居内陆的气象预报员看到晴雨表随风眼的移动陡降又上升。他们叹了口气：“风过去了。”然而，测量仪器发出警告，风暴远远没有结束。自八点半起，飓风等压线（气压相等的连线）已经拉长成诸多椭圆形，全部指向北方。但预报员一直在说“大风方向不定”，好像今天是放飞大风筝的好日子一样。他们的愚昧无知与残酷的巧合重叠：当时恰好月亮离地球最近，太阳和月亮同时吸引潮水比平时高了一英尺，正在浪头最高时，风暴袭来了。

这是气象员始料未及的。他们的气象记录中暗含了一个臆想：既然迈阿密逃过一劫，那么天下都可大吉。他们没有看到（除了他们自己的仪器），当风暴似乎即将由哈特拉斯角向东北移动时，其路径被异常宽阔的高压面阻碍了，高压面几乎覆盖了整个北大西洋。夹在高压面和其他高压内陆之间，气旋无法移动，高压也无法释放。风力只能成倍增长。

长岛和新英格兰地区已经连续降雨4天4夜。空气异常温暖潮湿。由于气压在不断降低，耳朵也感到不适。在佛蒙特州，人们在空气中都能闻到海洋的味道。飓风最容易在温暖潮湿的地区发生，而这一次向长达600英里广阔而湿润的平坦地区斜冲过来。更糟糕的是，当气旋就快越过海岸的时候，另一个可怕的气象学原理就要产生作用了。通常飓风一登陆就会变弱，但从新英格兰地区一直到加拿大的陆地上到处是水，这意味着风暴将越吹越猛，和在加勒比海时一样强劲——它能从潮湿的空气中积蓄力量，使得风速越来越快，直到风眼移动速度达到每小时60英里，如龙卷风一般，这样看来，飓风当天晚上就会到达蒙特利尔。

从纽约下午1点的广播中可以听出一些预报员已有所醒悟，警告飓风已改变路线，“大概会袭击长岛”，这比即将在新英格兰地区听到的更可怕，但要想实施有效的预防措施已经太迟了。更何况，绝大多数人都错过了这条广播，海岸警卫队也没有接到命令。从开普梅到缅因州一线是世界上最富饶的海滨，却没有任何防护措施。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后来为人所知。例如，一个长岛人几星期前在纽约的商店买了一个气压表，9月21日清晨被寄到，气压表读数小于29，刻度盘显示为“飓风和龙卷风”。他无法相信，拿着它摇了摇，最后把它向墙上掷去，指针读数都没有任何改变。他气急败坏地把它重新安装好，驱车前往邮局打算把它寄回原店。然而就在他离开的那段时间里，他的房子被大风刮走了。

整个事情发生得如此迅猛。前一秒气压表汞柱下降到27.95英寸，后一秒就狂风大作。一位在南海岸的人见证了这一过程，他描述道：“高空浓雾滚滚，从海洋那边快速涌动而来”。又补充说：“当浓雾越来越近，我们发现它不是雾，而是水。”狂风怒吼，打得门框噼啪作响，下午两点半，海水形成高高的水墙，不断拍打巴比伦和帕乔格之间的海滩。首阵风暴浪的力量就如此强大，连阿拉斯加州锡特卡的地震仪都有了标识。以每小时100英里向北翻腾的海浪打上佛蒙特州蒙彼利埃的窗口，白茫茫一片。由于40英尺高的凶猛海浪阵阵袭来，一些长岛居民跳上车，飞奔往内陆避难。没有人知道，有多少人因为速度不及风暴而最终丧生，据生还者后来回忆，当时他们不得不一路保持每小时50多英里的速度。离库格一英里远的地方原本是一片修剪整齐的草坪，现在草坪上翻滚着两英尺高的巨浪，附近的一处村舍被风浪冲走了，屋顶还躺着10个人。

J·P·摩根在格伦科夫的那栋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房屋也被吹成了一堆碎片。西安普敦多栋有30个房间的大厦也被风刮走了，但业主根本无法重建，因为大厦所在的那片土地也随风而逝了。17个人被困在房子二楼，海水淹到了他们的胸部，他们在海水中挤作一团。后来，墙也倒了，靠近蒙陶克角190英尺高的麦卡无线电发射塔也被刮走了。布里奇汉普顿的货运站已被吹到铁轨的另一边，重达67吨的普尔曼列车在风中左右摇摆。渔船被风劈成了两半，渔民的棚屋似渔船，顺水漂向了康涅狄格州。整个海岸线已经改变了模样，但显然这还只是一个开始。纽黑文、哈特福德、斯普林菲尔德、北安普顿、佛蒙特和蒙特利尔，预计有1 300万人处在风暴要经过的路径上。但飓风若早来三个星期，预计有6 000人遇难。即使这样，巨浪翻天的长岛海峡到处是残砖断瓦，当天早上还安然舒适的村舍现在已尸横遍野。

下午3点40分，耶鲁大学那些著名的老榆树被环形风暴的前沿连根拔起，风眼到达长岛。幸存者还以为自己已经从风暴中活下来了。天气放晴了，天空一片蔚蓝，和风在残骸之间细语。然而这时，远去的咆哮之声再次临近，他们知道噩梦再次来临。事实上，这次的风暴来势更猛，因为暴风眼后的飓风威力最大。这一阶段的威力无从得知，因为经历过的人在傍晚前都不幸离世。但是我们知道，第二个风暴浪摧毁了西安普敦防浪堤，吹散了沙丘，大部分房屋被夷为平地，海水淹没了梅德斯通俱乐部高尔夫球场、蒙陶克公路和长岛纳帕圭海滩铁路，整个长岛被海水拦腰隔断。海浪最凶猛的时候，一对夫妇居然带着两只狗与一位海岸警卫队队员横渡莫里切海湾。上岸后，这个浑身湿透的女人告诉旁观者，长岛正在下沉，听者皆惊愕不已。事实上，长岛的部分地段的确已经下沉了。西安普敦的179栋房屋中有153栋已经完全消失了，其他大部分也破烂不堪，无法住人。在房屋内外，还有29具尸体。

实际上，长岛对70英里长的康涅狄格州渔岸起着防波堤的作用，包括纽黑文和布里奇波特（这两地还面临其他问题）。暴露在外的康涅狄格州海岸和蒙陶克角以东的罗得岛州面临更强大的海浪冲击，受灾最严重的城市是位于纳拉甘西特湾口的普罗维登斯。一个100英尺高的巨浪席卷了海湾，码头被冲垮，海浪涌到市政厅附近，路上行人几乎无一幸免。海浪把人冲出汽车，有时从车轮后冲出，从而得以生还。当风浪平息下来时，普罗维登斯市中心已经被深达13英尺的海水淹没，警察驾驶摩托艇在购物中心和交易大厦附近巡逻。成千上万辆汽车在水中亮着大灯，短路的汽车喇叭长鸣，像一场噩梦。

与此同时，飓风已经来到康涅狄格州和马萨诸塞州。那个下午，周围一片灰暗，风暴似乎打算遮盖其狰狞的面目。卫斯理大学那座上百年石头教堂的尖塔也被吹倒。新伦敦正发生火灾。在哈特福德和斯普林菲尔德，人们往水里垒沙袋，防止已经暴发洪水的康涅狄格河再度泛滥。难民还在等待救援——现在没人有时间救他们，其中一人就是演员凯瑟琳·赫本，她已经从她父母的夏季别墅涉水到了安全地带，一个小时后，那栋别墅就被海浪冲走了。

晚上9点，新罕布什尔州的达特茅斯学院受到风暴袭击，就像耶鲁大学在凌晨4点所遭遇的情景一样。整晚狂风暴雨大作，但第二天清晨的天空“澄澈”，如气象局乐呵呵报道的那样。各项设施还未恢复正常。据纽黑文铁路局估计，有1 200棵树和700根电线杆横亘在轨道上。途径纽约、纽黑文和哈特福德的滨海铁路试图寻找一整列失踪的火车，在新伦敦还有一条300英尺长的轮船横躺在铁轨上，也不知如何处理。美国航空公司正在寻找一架之前停靠在波士顿洛根机场的空飞机，它不知被风吹到哪儿去了。康涅狄格州的所有公路都封锁了。《哈特福德新闻报》把9月21日形容为康涅狄格州历史上“最具灾难性的一天”。社论说：“据不完全消息统计，没有一个社区免于受灾，全部蒙受损失。纽黑文全城停电，到处残破不堪。新伦敦的心脏地带仍是烟雾蒙蒙，废墟一片。”

红十字会报告，这次风暴总共造成700人死亡、1 754人受伤、63 000人流离失所。罗斯福总统派霍普金斯率领10万人北上支援灾区，这10万人来自陆军、海岸警卫队和公共事业振兴署。不久就恢复了供电，但是很多在风暴中造成的损失已经无法挽回。新英格兰地区为损失的树木哀伤，仅斯普林菲尔德一个城市就有1 600棵树被连根拔起。有人计算过，飓风刮倒的树木之多足够建造20万所房屋。本季苹果作物也损失惨重。一些海滩别墅在飓风中受损，海滩也被淹没，房主只得低价拍卖。因为只有5%的受损物投过保险，许多工厂自股市大崩盘以来就业绩不佳，遭遇了飓风的重击后更是无以为继，只好歇业。

曾有一个乞丐极具想象力，他漫步在波士顿公园，身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给我25美分，我会听你讲你的飓风故事。”一个最经典的故事讲的是纽约白厅大厦顶上的美国国旗在飓风中被撕成了碎片，而白厅大厦内离国旗几英尺远的地方就是美国气象局地区办公室。

那年秋天，长岛和新英格兰地区的难民迁移到美国其他地区，他们发现其他地区那些“消息灵通”的男男女女对这场飓风居然一无所知，感到十分惊讶。这也从一个角度反映了这次灾难的严重性。灾情发生后的24小时内，《纽约时报》一直都没能得到任何相关的可靠消息。《波士顿环球报》的编辑们虽然目睹了货轮在他们城市的海港掀翻，但直到飓风登陆两天后的星期五才开始发表采访幸存者的文章。星期日上午，《纽约时报》把零星报道东拼西凑，最终意识到美国正遭受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比芝加哥大火、旧金山大地震和密西西比洪水更严重。然后，这家报纸用了横跨8栏的头条讲述这次飓风。令人惊讶的是，很少有读者阅读这些内容，即使有人看了也没记住讲了什么，一星期内就抛诸脑后了，成为美国历史上被遗忘的片段。

此次灾难之所以会被遗忘，很大一个原因是美国的注意力仍集中在捷克斯洛伐克。欧洲的危机促成了大众传媒的第一次同步经验共享。和后来发生的事不同（如1954年陆军部与参议员麦卡锡对质或1963年肯尼迪的葬礼），捷克斯洛伐克的进展情况都没上电视，只靠广播，影响仍然很大。听众成为无助的旁观者，他们明白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会改变他们的生活，却什么都做不了。9月29日签订慕尼黑协定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赞扬广播电台“不仅仅是新闻的传播媒介，还是一股社会力量”。

话没说错，但也不是全然如此。广播电台会让恐惧酝酿出更大的恐惧。每个人都一直希望有个皆大欢喜的结局，所以人人都寄希望于慕尼黑协定。时势造英雄，张伯伦是英国人心中的英雄，也是美国人心中的英雄。直到一段时间后，人们才意识到他只是一个懦弱老头，靠出卖坚决果敢又身陷囹圄的盟友换取希特勒不值一文的承诺。丘吉尔明白这一点，他说：“英国和法国必须在战争和耻辱之间做出选择。他们选择了耻辱，却还是要面对战争。”罗斯福心里也清楚这一点，他在给美国驻葡萄牙大使的信中写道：“来自欧洲独裁者的威胁离美国越来越近了。”关于这点，默罗和夏伊勒都心知肚明。他们在巴黎见面后一致认为明年秋收后会有一场战争。H·V·卡尔滕博恩也明白，甚至在张伯伦访问贝希特斯加登前，他就说：“我感觉这只不过是暂时休战。我严重怀疑这次访问是否真的能带来和平。”

人们也开始慢慢醒悟。一项《财富》杂志的民意测验显示，只有11.6%的美国人认为慕尼黑协定合理，而76.2%的人认为美国将加入欧洲的全面战争。美国各个地区的意向皆如此。编辑评论说：“这是一条大新闻，一年半前，只有约22%的人认为我们将在未来两三年内卷入对外战争。现在认为我们必然会卷入对外战争的人数量是之前的三倍……曾经我们还感慨‘感谢上帝赐予美国大西洋和太平洋’，如今我们对安全联盟的幻想已经破灭。”

总之，捷克斯洛伐克危机把美国从长眠中唤醒，抓耳挠腮，惴惴不安。轰炸、入侵和战争突然间就要发生了，所有这一切直到上一个夏天，美国人连想都不会想。广播电台把国家变成了一个大剧院，挤满了心神不宁的观众，慕尼黑协定签订4个星期后，一位年仅23岁机智的制片人大喊一声：“开始！”

新闻人撒谎骗人并非新鲜事，已有一段历史了，颇具传奇式流浪冒险的趣味，而不是完全不光彩。埃德加·爱伦·坡因《汉斯·普法尔历险记》成名 ; H·L·门肯因为编造如何发明浴缸的故事让全国开怀大笑，这个故事竟然还被收录进了一些百科全书。最成功的案例是理查德·亚当斯·洛克的1935年“月亮骗局”，他告诉《纽约太阳报》的读者们“约翰·赫歇尔从男爵”运用“一个新原理设计的巨大望远镜”看到月球上生活着蝙蝠人，读者们不禁睁大了双眼。坡、门肯和洛克很快就被媒体原谅了，因为就像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说：“冷媒介”不可能煽动起暴乱。但是大众传媒是“热”媒介，广播也从未像1938年万圣节前夜这样“热”过。

接受那些“热量”的是当时百老汇最多才多艺、最成功的年轻男子奥逊·威尔斯。他既是导演，又是制片人，20岁时已在广播电台节目《影子》里扮演拉蒙特·克兰斯顿一角。他身着西装扮演恺撒大帝，又以海地为背景扮演黑人麦克白——两部戏都吸金不少。当他为公共事业振兴署准备的作品《大厦将倾》在首演当天被政府下令取消时（出于政治立场的问题），威尔斯开始公然违背禁令。他和他的剧团带着观众穿过街道来到一个空剧院继续演出。后来该剧大获成功，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认为他是演艺界奇才，便邀请他每星期日晚8点在第一广播室广播一部剧，时长1小时。该节目并没有赞助商赞助，所以只能勉强“维持”。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并非高姿态而是这个时段没有太多听众，它的对手全国广播公司同时段播放的《蔡斯和桑伯恩时间》是一星期中最流行的节目。其中，唐·阿米契是主持人，多萝西·拉莫尔是歌手，表演者则是高雅喜剧艺人埃德加·伯根和他的红发木偶查理·麦卡锡。那个木偶是花35美元请芝加哥一个酒保帮他刻的，根据伯根的一幅芝加哥报童素描像。查理已经连续一年半都高坐广播电台收听率第一的宝座。它机智张狂的个性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多次出现在广播电台的星期日黄金时段。

如果要在戏剧和伯根的木偶戏之间做出选择，大多数美国人会选伯根的木偶戏。万圣节前的一星期，克罗斯利和胡珀的收听率调查结果都显示有34.7%的听众收听《蔡斯和桑伯恩时间》，3.6%的听众收听威尔斯水星剧团的节目。（该项调查结果中有一点故意对广告商隐瞒了，因为这会影响他们的信心，不久我们就会谈到。但平日周末的听众比例大多如此。）当时美国的3 200万个家庭中约2 750万家有收音机。因此，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水星剧团播放柴可夫斯基的降B小调钢琴协奏曲前奏（水星剧团的开场曲）时，威尔斯可以预计约100万人会收听他的节目。10月30日，这一数字增长了。

9月26日，罗斯福曾经亲自发电报给希特勒，要求他停发最后通牒，提议“目前争议直接涉及的国家”召开会议，而不是兵戎相见。他建议会议立即在一个“欧洲中立国”境内召开，但希特勒根本不听——另外一些会议正在筹备中。当日，奥逊·威尔斯有了新灵感：为什么不把H·G·威尔斯的《世界之战》改编为戏剧呢？他的经纪人认为这个想法很愚蠢，剧作家霍华德·科赫也认为行不通，但这位年轻的制片人执意如此。他是个个性很强的人，最后他说服了其他人，于是科赫就着手把威尔斯的小说改编为威尔斯的剧本。10月25日星期二，离开播还有5天，科赫打电话给水星剧团总编辑约翰·豪斯曼。他垂头丧气地说，科学奇幻小说无法改编成广播剧。水星剧团秘书也同意他的说法。“你办不到！”她大喊道，“那些老掉牙的火星人故事都是胡扯！这是要让我们自己出洋相！肯定会出洋相！”豪斯曼想把剧本换成《罗娜·杜恩》，但奥逊根本就没留讨论的余地，所以改编剧本变成了集体创作。星期四就要播出了，但人人都认为将沉闷无比。

后来有人（没人记得到底是谁），提了一个建议：把它变成模拟新闻播报的形式岂不是更好吗？搞得越逼真越好，甚至模仿罗斯福的声音。这是可以办到的，包括罗斯福的声音，肯尼思·德尔马可以胜任（后来弗雷德·艾伦让他扮演参议员克莱格亨而名噪一时）。在戏里扮演卡尔·菲利普斯的演员（他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第一位广播员）钻进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录音资料室，再三细听这个广播评论员当时是如何半歇斯底里地描述“兴登堡”号在莱克赫斯特威爆炸的。威尔斯本人在剧中扮演一位普林斯顿大学的科学家。他们的播报以天气报告开场，然后是舞曲和特别新闻播报。演员认为前面部分占用时间太长。威尔斯摇摇头解释说，这才显得更真实。

确实如此。捷克斯洛伐克危机期间，公众已经习惯于插播重要新闻，而且那些重大要闻最后都被证实了。事实上，广播已经被公认为重要公告的发布方式，而且广播播报的方式还让人觉得更为可信。自从1936年大选以来，《财富》杂志发现，比起报刊评论员，人们更相信广播播音员所言。事实上，对于许多听众而言，现实（新闻）与幻想（戏剧）之间的界线已经模糊不清。威尔斯的广播剧播出后，《综艺报》发表了一篇较为深入的分析，它说“即使向听众再三解释这只是一出戏，很多人仍把它当作真人真事”，因为“每天连播放完后，很多听众来信评论剧中的人物和事件，可见他们对待广播剧有多认真”。

此外，这仍是一个尊重名人的时代。在戏中，肯尼思·德尔马扮演的是“内政部长”。因为听众主要来自纽约和新泽西州，剧中还沿用了当地真实的街名，如普拉斯基高架桥、南街、23号公路等。此外，普林斯顿大学随后的一项调查研究发现，还有些其他原因：一是，人智力上和情感上的不成熟；二是，“大萧条”带来的不安全感；（一位受访者说：“从我爷爷那时起就怪事连连，我们不知道现在还会发生什么。”）三是，“最近担心欧洲战争爆发的恐慌心理”，这一点影响最大。

威尔斯似乎也有些忐忑。戏剧开始和结束时，播音员都会特别解释，这只是一出戏。哥伦比亚广播电台也4次打断演播，插播同样的说明。他们觉得这样做就没什么问题了，但这一做法是假设听众会从8点一直听到最后，但他们想错了。这时收听率调查结果中被隐瞒的那件事就很重要了，让赞助商泄气的事就是每当进广告或是请了一个冷门艺人时，人们就会拨动无线电指针换台。每个人都喜欢埃德加·伯根和查理·麦卡锡的表演，但他们也只是一个综艺节目的一部分而已。

水星剧团的听众相对较少但是很铁，他们首先听到柴可夫斯基主题曲，然后是导语介绍、天气报告，之后听到播音员说“我们现在带你来到纽约市中心公园广场酒店的子午房，在那里你将欣赏到雷蒙·拉魁罗乐队的演奏”。这时就开始不断播新闻，追踪卡尔·菲利普斯和皮尔森教授在新泽西州郭佛米尔镇的进展，并不断传来警笛声和人群的嘈杂声。在那一刻，8点12分，查理·麦卡锡完成了他的第一段滑稽短剧，然后一个温柔的声音响起，开始描述蔡斯和桑伯恩牌咖啡的香味有多么浓郁。

近600万人旋转指针从全国广播公司调台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这时他们听到：

播音员：……我把麦克风拿近点。（停顿）现在我们相隔不超过25英尺了。现在你能听到吗？哦，皮尔森教授！

皮尔森：是的，什么事，菲利普斯先生？

播音员：你能给我们解释下里面的刮擦声吗？

皮尔森：可能是它的表面冷却速度不一。播音员：你还认为这是一颗滑落的陨石吗，教授？

皮尔森：我不知道它是什么。就金属外壳来看，绝对来自外星球……反正不是地球上的。因为在坠落过程中，与地球的大气层摩擦，陨石会磨出些洞。但这东西很光滑，如你所见，是圆柱形的。

菲利普斯：请稍等！发生大事了！女士们，先生们，太糟糕了！这东西有一边开始剥落了！顶部开始像螺丝一样旋转！ 这玩意儿肯定是金属！

只听广播里人声鼎沸，然后主持人再回到麦克风前。

播音员：女士们，先生们，我从没见过这么可怕的东西！等一下！有人从顶部的空洞里爬出来了。是人……还是什么东西？我看见两个发光体探出黑洞向外望……难道是眼睛？可能是一张脸，也可能是……

（尖叫一片）

播音员（伴随着抽泣和干呕）：天哪，这东西像灰蛇一样扭动着从阴影里爬出来了。现在又来一条，又来一条！它们看起来就像触须。啊，我可以看到那玩意儿全身了。跟黑熊一样大，还像湿牛皮一样闪闪发光。但那张脸……真是无法形容。我再也不敢看下去了。那眼睛黑溜溜的，就像蛇一样发着微光。嘴是V形的，看不见边缘，似乎还在翕动，口水从嘴里往下滴……

播音员暂时情绪失控，停顿了片刻。乐队演奏了几小节《月光曲》。另一个播音员用冷静而又专业的声音接着说：“我们现在转到新泽西州郭佛米尔镇的维尔弥斯农场。”然后又进了几小节德彪西的乐曲，那位播音员继续冷静地说：“现在我们再来听听菲利普斯从郭佛米尔镇发回的报道。”菲利普斯说，当地派出警察检查该物体，但火星人却朝他们喷射火焰。此时响起一片惨叫声和非地球生物发出的尖叫声。一个谷仓起火爆炸了，然后麦克风也失灵了。刚才那位播音员小声说：“女士们，先生们，由于情况失控，郭佛米尔镇直播暂时中断，显然那里的送话机发生了故障。只要一修好，我们就马上回来。”现在形势更加严峻了，新泽西州的警察已被燃成灰烬。“本州驻特伦顿区民兵司令蒙哥马利·史密斯陆军准将”代表新泽西州州长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说默塞尔和米德尔塞克斯两县，西至普林斯顿，东至詹姆斯堡（都是真实的地名）全部戒严。新飞船还在着陆，刚刚奇迹般逃离魔掌的皮尔森说，外星人入侵者配备一种武器，“怎么说好呢，我想是……热射线武器”。

现在第二个播音员也忧心忡忡地说：

播音员：女士们，先生们，我要发布一个消息。虽然令人难以置信，但我们通过科学研究得出一个肯定的结论，那就是，正如我们亲眼所见的，今晚登陆新泽西州农田的奇怪生物就是火星侵略军的排头兵。

他慌里慌张地说，火星人已经歼灭了新泽西州的国民警卫队。整个新泽西州和宾夕法尼亚州东部都已戒严。总统也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内政部长（听起来就像罗斯福的声音，甚至还模仿他的措辞）请求各部门恪尽职守，并祈祷上帝保佑。美国空军被一举歼灭。一个话务员断断续续地说：

接线员：这里是新泽西州纽瓦克……这是新泽西州，纽瓦克！ 警告！有毒的黑色浓烟从泽西沼泽蔓延开来，到达南街。防毒面具根本没用。请尽快朝空旷地带疏散……汽车使用7号、23号、24号公路……避免行驶到交通拥堵的路段。雷蒙德大道现在黑烟弥漫……

唯一幸存的播音员雷·柯林斯站在纽约的屋顶上，在广播电台中间休息之前发来这段广播。只听警钟正在敲响，警告纽约市民赶快撤离城市，火星人要来了。“哈钦森河快速路还能通车。但别走通往长岛的大桥……那里堵死了。”此时背景传来唱诗声。你同时可以听到柯林斯的声音，他哽咽着读出公告：“火星人的圆柱飞船已经降落在全国各地。一艘在布法罗市郊外，一艘在芝加哥，还有一艘在圣路易斯……”

当柯林斯的讲话接近尾声时（晚上8点32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节目主管戴维森·泰勒被叫出第一广播室控制间，有人打来紧急电话。他离开了，回来的时候脸色惨白。已经有60%的地方广播电台都中断了直播，提醒听众本故事纯属虚构，而纽约警察也包围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大楼。演员和技术人员都禁止在广播剧结束后离场，因为他们需要回答一些紧急问题。当泰勒回到控制间时，柯林斯正在描述像摩天大楼一样高的火星人如何走上普拉斯基高架桥，准备涉水通过哈得孙河。还有几秒钟就休息了，所以，泰勒决定让柯林斯说完，柯林斯装成瓦斯中毒的样子说：

柯林斯：……现在他们举起了他们的金属手。完蛋了。烟冒了出来……黑烟滚滚，笼罩了整座城市。街上的人可以看到。他们正向东河跑去……数千人倒下了，像一群老鼠。现在黑烟的蔓延速度更快了。已经到达纽约时代广场。人们想跑开，但根本没有用。他们像苍蝇一样成片死去了。现在黑烟飘过了第六大道……第五大道……还有100码……还有50英尺……

4号操作员：2X2l呼叫电台 ……2X2l呼叫电台2X2l呼叫电台 …… 这里是纽约。一个人都没有了吗？还有人在电台吗……2X2l……

然后终于到了休息时间，一个固定播音员告诉听众，他们正在收听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奥逊·威尔斯和他的水星剧团节目。接下来会播放节目的下半部分，虽然下半部分讲稿措辞严谨，但已经没用了。休息前，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已经尖叫着冲上街头，各州州长极力让他们的人民相信，并未宣布戒严。教堂前挤满了哭哭啼啼的人，请求主在火星人到来前赦免他们的罪行。普林斯顿大学调查发现，总共约有170万人相信它是真正的新闻广播，约120万人忧心忡忡想为此做点什么。该研究指出，“有几个小时真可怕，从缅因州到加利福尼亚州，都有人以为那手持热射线武器的狰狞怪物已经把所有奋起反抗的美国部队消灭了。他们在劫难逃，世界末日马上就要到了”。

每个州的电话接线员都忙得不可开交。地方广播台说，人们打入的电话是以前的6倍，而纽约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警署接线总机已经被打爆。滨河大道已经难以通行，因为路上挤满了哭天抢地的民众。新泽西州北部情况最糟，因为据说那些怪物最先在那被“发现”的。一家人哭着抱成一团，惊慌的人们在田野间盲目奔跑，有车的人也如无头苍蝇般疯狂乱开，人们都拼命逃难，免得被闷死、烧死。火车站和公共汽车站人满为患，从都惊慌失措，想赶快买到票上车，不管去哪儿。纽约有个女人打电话给美国南方汽车总站询问消息，她气喘吁吁地说：“麻烦快点，世界都要灭亡了，我还好多事没做呢。”

当多萝西·汤普森写到“这个广播节目根本不可信”时，没听过节目的人不免嘲笑那些疯狂逃难的人愚昧无知。然而，现实并非如此简单。不管汤普森小姐怎么说，《世界之战》的技术水平的确高超，即使今天听来也会令人不寒而栗。如果说恐惧心理与教育水平低、经济条件差有关，那么最易大惊小怪的该是那些小学都没读完并靠救济过活至少已达三年的人，若是有钱人也受到蒙骗就说不过去了。普林斯顿大学发现，该节目的听众中，28%的大学毕业生及35%的高收入群体竟然也相信他们听到的是真实的新闻。在南方的一所大学校园里，联谊会的女生抱成一团，哭哭啼啼，还挨个给父母打电话诀别；常青藤盟校中的一名大四学生从瓦萨女子学院访友后开车回校，当他打开汽车收音机听到里面说“普林斯顿沦陷了，黑烟遍布新泽西州，还引发了火灾”时，竟然也信以为真了。

第一广播室内，威尔斯正开开心心地跟观众道别：“再见了大家，请记住今晚你得到的这个惨痛的教训，明天或后天可能会用到……如果你的门铃响起，门外却没人，那也并不是火星人！是万圣节到了。”随即，“广播中”的红灯熄灭了，水星剧团也停止了广播。这时，广播室的门铃响起，有人站在门外——他不是火星人，而是纽约警察，决心给奥逊·威尔斯一个教训，叫他终生难忘。开门前，威尔斯和豪斯曼就在控制间接了一个电话，打电话的人火冒三丈。据豪斯曼后来追忆，这通电话是“中西部某个大城市的市长打来的”。“他大喊大叫地要找威尔斯，气得几乎话都说不出来，该市的人们都跑到街上逃难，妇女和儿童蜷作一团躲在教堂里，街上各种打架斗殴，还有人趁火打劫。若真如他所知，整个事情只是一个糟糕的玩笑，他要亲自赶到纽约，朝始作俑者的鼻子挥一拳！”

他们挂了电话，门突然被撞开，广播室突然挤满了穿深蓝色制服的警察，豪斯曼所说的“噩梦”开始了——警方隐晦地表示他们的广播剧引起了无数起自杀、车祸和“发生在新泽西某娱乐场所的严重踩踏事件”。此刻，可能警方没找到他们违反了什么法律，因此两人被释放了，但更悲惨的命运等着他们——面对记者。豪斯曼记得，自从广播电台开始报道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后，报纸被抢了风头，一直怀恨在心。但记者反驳说，之所以报道此事，是因为这则广播剧就是一个大新闻，的确如此。第二天早上，报纸头条都很耸人听闻：

广播掀起战争，惊动全国

全国恐慌

广播宣布

“火星人攻击地球！”

恐怖主义浪潮席卷全国

电话打爆警局

求问广播剧真假

豪斯曼苦笑着说：“戏演得惟妙惟肖啊。”戏演得确实不错。足足两天都挤走了希特勒而占领各大报纸头版。那些依然焦急不安的听众持续收听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整点报时（“布 – 洛 – 瓦，布洛瓦牌手表时间，下午9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只能每隔一小时就向听众解释一遍“毫无疑问，整个故事及所有情节都纯属虚构”。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发表了一份声明，说这个节目“令人遗憾”，并提出了一项新的广播法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有人说威尔斯犯了法，但后来便烟消云散。那时，奥逊·威尔斯和他的水星剧团在全国一炮而红，获得了赞助商金宝汤的大力支持，不再需要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资助了。后来威尔斯还被邀请到白宫参加宴会。总统把他拉到一边说： “你知道吗，奥逊，你和我是美国最好的两个演员。”他似乎是认真的，但威尔斯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只是鞠躬致谢。

《世界之战》的播出和其他大动乱一样都表明了一个道理：美国人的神经已经越绷越紧了。那时流行这样一句话，举国上下“惶惶不可终日”。《财富》杂志指出，人们开始相信劫数已定却没有说人们陷入绝望。虽然人们可能会觉得未来难以把握，但是心里都有一种力量，他们觉得20世纪30年代已经是美国的谷底，之后必将走向历史性高潮。在这方面，广播也起了作用。同时，欧洲局势日益紧张，危机逐渐加深，自然不容忽视。这段时间，美国焕发生机，弗兰克·布鲁克豪塞回顾那段岁月时写道：“那段时间，确实许多方面都残酷无情、令人心碎，但尽管饱受煎熬、满心痛苦、失望透顶、损失惨重，人们最终扭转了局面。美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意气风发。”而且，罗斯福号召美国人不要茫然若失。他相信，只要他还在位，在他的英明领导下，美国最终必然会走向辉煌。

有时候，夜深人静、炉灰将尽、酒意微醺之际，一般的美国人会回想起1939年的所见所闻，历历在目。如果他早上看《芝加哥论坛报》的话，就会知道，《芝加哥论坛报》发行人兼编辑罗伯特·麦考密克上校不再提倡简化拼写（如简化成“agast”，“staf”，“letlier”，“jaz”，“fantom”）。《芝加哥论坛报》的编辑对新国会联盟反对罗斯福的开支法案（“反抗施舍！”[6]）感到兴高采烈，但对某上诉法院判决小学生无须向国旗敬礼的事件却怒不可遏，对纽约儿童误认“人身保护法”为病名惊愕不已，对参议员塔夫脱首次演讲就呼吁政府厉行节俭深表赞同，为名将卢伽雷告别棒球黯然伤神，对乔·路易斯被“大力士”托尼·盖伦托打伤要缝23针心存敬佩，为波士顿勇士棒球队抛弃旧名改为“波士顿蜜蜂队”闷闷不乐，对新教皇庇护十二世任命保守派弗朗西斯·约瑟夫·史培尔曼为枢机主教欢欣鼓舞。那时有个共产党叛徒叫惠特克·钱伯斯，他到华盛顿伍德利路的阿道夫·伯利家里告密，政府内部有人搞颠覆活动——伯利根本不予理睬。要是麦考密克上校知道了，肯定到处打探风声。当时这个事还没人知道，后来麦考密克就要就此事兴风作浪了。

J·埃德加·胡佛也卷入了一场战争，与他交手的不是别人，正是检察官托马斯·E·杜威。杜威认为联邦调查局的窃听器会侵犯隐私，一位曼哈顿的高级警官也指责胡佛“爱出风头”，是“警车里的戴维·贝拉斯科[7]”。联邦调查局局长怒气冲冲地反击：“共产党人昨日在纽约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竟指示他们两名最好的写手把我描绘成百老汇明星。”在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说：“有些知识分子为所欲为、生活奢靡，这可不是美国的传统。应该有人出于义愤把那些堕落分子揭露出来，公之于众！”虽然那时杜威已经宣布竞选总统，但胡佛这番话可能也并不是存心针对他。

那时最畅销的唱片是希尔德加德的《深紫》。弗兰克·辛纳屈仍然为一份每星期25美元的工作疲于奔命，但有天晚上在一家酒店里，哈里·詹姆斯的妻子调大收音机的音量对他说：“亲爱的，听听这个男孩唱歌。”哈里被他的美妙歌声深深感动了，后来他驱车前往新泽西州恩格尔伍德市，在一家叫“乡村小屋”的路边店找到了他，并与他签约合作出唱片。他们的首张唱片《孤注一掷》虽然只卖出8 000张，但辛纳屈现在至少每顿都能吃上饭了。《独行侠》在140个广播电台每星期播放三次，听众达到2 000万人……贝蒂·戴维斯、斯宾塞·屈塞和弗兰克·卡普拉都荣获了奥斯卡奖……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导演了一个女人的失踪[8] ……鲍比·布里恩不得不12岁就暂别影坛，因为他变声了。

在其他方面——或者借用电影圈的说法，在金钱方面，好莱坞当时正处于光辉的鼎盛时期。秀兰·邓波儿只有10岁。票房前三名分别是米基·鲁尼、泰隆·鲍华和斯宾塞·屈塞。每部电影都很了不起、令人称奇、引人入胜、红极一时，当红明星还在高曼的中国剧院好莱坞大道水泥未干前就留下自己的脚印。“二战”前的银幕上，明星们展现的都是美好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9]朱迪·嘉兰说服骗子弗兰克·摩根给懦弱的伯特·拉尔打气[10]。在《呼啸山庄》里，劳伦斯·奥利弗、戴维·尼文和曼尔·奥勃朗三人在雾气沉沉的荒原上死命追赶（高喊着“希思克利夫！希思克利夫”）。吉恩·奥特里为西部放歌。罗伯特·多纳特扮演的奇普斯先生令人感到日不落帝国将永远“日不落”[11]。克拉克·盖博有点儿爱搞恶作剧，居然在克劳黛·考尔白[12]面前脱衣服，竟然连内衫都没穿，棉纺厂厂主被吓坏了，一星期之内，纺织品股价就下跌了8.25美元[13]。盖博在《乱世佳人》里居然爆粗口“他娘的”，该片在亚特兰大首映时，听闻此语，联盟国之女联合会主席吓破了胆。更糟的是，盖博领导了反对查尔斯·劳顿的叛变，劳顿方还一直尊称他为“克里斯汀先生”。[14]

乔治·阿利斯则彬彬有礼、沉着冷静，因为他一再出演历史人物，一名学校负责人竟然担忧地说，整整一代小学生长大后可能都以为但凡过去的伟人都长得像乔治·阿利斯。在片中，他表现得比格莱斯顿[15]更诡计多端，比达达尼昂和三个火枪手更足智多谋，比所有罗斯柴尔德兄弟更花钱无度。阿利斯能给观众带来快乐，但法国大革命却让他们流下太多眼泪。在《绝代艳后》里，瑙玛·希拉勇敢地坐上囚车奔赴刑台；在《双城记》中，罗纳德·考尔曼坐在瑙玛·希拉身后奔赴刑场，更是伸头就刑，在他人头落地前，知晓内情的人们了解，这是他一生中最乐意做的事，这里是他最好的安息之所。

那年冬天对于欧洲和美国来说，都史无前例地寒冷。西班牙有100万人在内战中丧命。海因里希·希姆莱禁止《时代周刊》在德国发行，亨利·卢斯对此倒很高兴。希特勒有型地站在他协助设计的大众汽车前，当时售价396美元。（它涨价了，但样式看起来几乎没变。）1939年，美国举办了两个世界博览会，可以乘坐游览列车一并参观，享受优惠。可是没多少人图这个便宜，大多数人觉得只看一个就够了，而且通常他们都会选纽约的。虽然旧金山的金门博览会设计雅致，航空馆的表演惊心动魄，灯光的布置也美轮美奂，但金门博览会没有新奇小把戏，没有宿营地，没有玉米，没有杂耍，最重要的是，没有格沃尔·惠伦。

惠伦已经53岁，但每次出席公众场合都不忘在他的翻领上别一朵栀子花，他是纽约的官方“接待员”。来访的贵宾若没得到惠伦亲自接待，没收到纽约钥匙徽章，都觉得颜面扫地，就像被断绝了外交关系一样。纽约世界博览会（他称之为“明日世界”）被认为是他的杰作。为了迎接所有宾客，他致力于为他们展出所有他们能想到的，上至伟大艺术品，下至裸舞表演，从会说话、会抽烟的机器人elektro到有300种不同语言版本的《主祷文》。“这是悖论中的悖论。”纽约世界博览会闭馆那年，西德尼·M·谢莱特在《哈泼斯》杂志上评论道：“它说好也好，说不好也不好。它既达到了粗俗疯狂的极致，又是所有灵感的巅峰之作。”《纽约时报》记者迈耶·伯杰更将其称为“疯狂牧场”。但回想起来，所有疯狂都不失其清晰的条理，虽有粗俗品味的部分，但毫不影响该活动的初衷。即使纳粹德国没来参加（它是唯一未参展的大国），也没有关系。总之，该博览技术水平极高，对于战后美国的影响也很大。

博览会中最吸人眼球的展厅是通用汽车公司的“飞出个未来”，参观人数高达每日28 000人次，每个人都坐在扶手椅上观看，随传送带移动，全程时长15分钟，他们一边观看诺曼·贝尔·格迪斯设想的1960年美国景观，一边听解说。诺曼·格迪斯的预见也不尽准确。他预测未来的美国人身材高大、褐色皮肤且充满活力，大部分时间都在娱乐。（可是他没有提到黑人，显然黑人将不复存在。）1960年美国人已厌恶家居用品，所以在此提及不多。乡村到处是纵横交错的宽阔马路。汽车都装有空调，售价只有200美元。大部分土地被森林所覆盖。住在乡村的美国人可谓最幸运，全村上下只有一家工厂，只生产单一的工业产品，生活自给自足。

发明家和工程师使用了一点儿原子能，但他们主要的动力来源是液态空气。通过大倍率的望远镜，月球比以前清楚了100倍。癌症也能治愈了，人均寿命达到75岁。房屋轻巧且可弃置，厌倦时丢弃即可。（丢在哪里并未提及。）大多数人拥有高中学历。每个村都有一个机场，由电梯把飞机从地下机库运进运出。写字楼和公寓都有1 500英尺高，旁边就是14车道收费公路。

约翰·布鲁克斯指出了诺曼·格迪斯“飞出个未来”最明显的缺陷，即他未曾提及城市的种种问题，而这将使下一代美国人面临危机。城市内高速公路交错纵横，被划分为住宅区、商业区和工业区。这片梦土只会使更多汽车更快地涌入城市，却未曾想在哪里停放。那才是诺曼·格迪斯“最为准确”的预测，让人绝望的是后来的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正如布鲁克斯评论“飞出个未来”所言：“格迪斯所设想的‘天堂’许多已成现实，唯一的问题是，实现之后的‘天堂’看起来更像是‘地狱’。”

1939年6月中旬到纽约世界博览会参观的外国游客中有个说话结结巴巴的英国人，名为乔治六世，他承天恩担任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以及其属地的国王、印度帝国的皇帝、英联邦的元首、基督教的保卫者。陪同他的是王后（闺名为伊丽莎白·安吉拉·玛格丽特·鲍斯 – 莱昂），还有一大群礼宾人员、秘书和助手。这很可能是惠伦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了。惠伦系着飘逸的白领带，满脸堆笑，亲自领着英王逛了一圈，一直恭送到海德公园才离开。

那天，罗斯福大尽地主之谊。他亲自驾驶定制的福特汽车载着这些尊贵的客人各处参观，这辆车可以手动刹车。他还给客人提供热狗，并应英王要求，倒上鲁伯特啤酒。在华盛顿，60万人夹道欢迎，约翰·南斯·加纳咯咯笑道：“英国人来啦！”凯特·史密斯应英国王室的请求唱起了《月亮爬上山顶》。整个过程都很低调，但政治意义重大。三个月前，希特勒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残存国土。现在战争迫在眉睫，而美国总统要让全世界都知道，美国并非只有发点儿消息给威廉大街（德国外交部所在地）这么点儿能耐。美国是一个沉睡的巨人，他说，现在她正要醒来，侵略者们要当心了。德国元首承袭其一贯的魅力称美国总统是“诡辩的犹太人”，并补充说，“他妻子和黑人完全相像的样貌”表明她是个“杂种”。

德国国会崇拜希特勒，美国国会却联合起来反对罗斯福，白宫面对这样的差异，心里很不是滋味。总统要希特勒保证，不攻击弱国；威廉·L·夏伊勒描述当他们的首领庄严承诺不会入侵美国时，“那些大腹便便的代表们是如何哄堂大笑的”。孤立派代表参议员奈说，罗斯福“是自找麻烦”。罗斯福在中期选举中播下的种子，已经由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收获了恶果；慕尼黑协定曾震惊全美，委员会本有望废除《中立法》，却以12票支持、11票反对落空，这其中投支持票的包括沃尔特·乔治和盖伊·吉列，罗斯福早就想让他们退休了。

查尔斯·A·林白是影响力仅次于总统的公众人物，听他讲话的广播电台听众人数是最多的。“有人说我们的边境线在欧洲，我们绝不能被这样的宣传误导。”他说，“我们东有大西洋，西有太平洋作为天然屏障，还有什么可担忧的？海洋是一个难以克服的屏障，甚至现代化飞机也难以逾越。”他越来越强硬了。参议员阿瑟·H·范登堡发誓，任何情况下都不让美国人参战。那年夏天，厄尔·白劳德在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夏季政治研究所演讲时，有人问他，斯大林是否会与希特勒结盟。白劳德后来回忆道：“我回答说，他们要结盟比我当上美国商会主席还难。”弗里兹·库恩因伪造和盗窃罪被判刑，他领导的德裔美国人同盟便叫嚣说，他是罗斯福统治下的首个政治犯。8月20日，希特勒首次下令让波兰割让但泽（波兰称格但斯克），第二天柏林又和莫斯科共同公布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波兰人真是走投无路了。然而，美国军事分析家还一直在强调波兰的道路修得不好且“路上全是泥”，似乎“二战”可能会因为天气不好而取消似的。

美国过分崇尚简单化，以至于无法理性地讨论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张伯伦没明白为什么英国人的安全仰仗捷克斯洛伐克的防御工事苏台德区，美国舆论也固守海洋屏障坚不可破的偏见。但是，罗斯福和赫尔意识到，大英帝国不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稳定力量了，慕尼黑协定已经暴露了它摇摆不定的软弱。英国舰队仍然威力不减，但如果法国沦陷，英国就只能退守到岛上作战了，地理政治重心必然会西移。希特勒已宣称，他的终极目标是“整个世界”，德国特工在阿根廷也相当活跃。罗斯福相信他可以保证他这一代人不受战争侵扰，但代价极高：下一代人将不得不孤军奋战，处于绝对的劣势。林肯说，若顺应民意，万事皆可成；反之，皆不成。那么，现在的民意是什么？盖洛普博士报告65%的受访者赞成抵制德国，57%希望修订《中立法》；51%相信1939年会爆发欧洲战争，58%认为美国将被卷入这场欧战；90%表示，如果美国遭到入侵，他们会参战反击，而10%表示，即使美国没有被入侵，他们也愿意参战。

美国若宣战，无疑会引起暴动。总统不得不照顾公众的情绪，这就令他为难了。但现在他至少可以采取两项重要举措：向国会随时通报情况和加强武装力量（当年夏，美国的武装力量还不及波兰）。总统不知道（知道了也无法证实）希特勒已经决定在5月摧毁波兰，继而是英国和法国。但提供给总统的情报服务相当不错，那些堆积如山的数据都直指唯一的结论：德军准备冲出国界，侵略邻国。

7月的最后一星期，总统邀请国会政要到二楼椭圆形办公室。罗福斯请国务卿赫尔坐在他身旁，亲自展示了各种证据说明希特勒的野心，并预计盟军胜负难料。他还要求修订《中立法》。希特勒曾向罗斯福亲口承认，美国有一种力量让他印象深刻，那就是“疆域辽阔、富饶无比”。为什么不以此威逼他？根据目前的《中立法》，美国禁止向任何一方出售武器。修订《中立法》能威慑纳粹独裁者，维护和平。总统对他的客人说：“我连最后一发子弹都打出去了。现在得再装点儿子弹在弹夹里。”

他其实是在向博拉求助，因为只要他同意，参议院会一致认同。但是他不同意：“今年不会发生任何战争，所有这些恐慌都是人为造成的。”

绝望的赫尔说：“你来我办公室读读电报吧。”

博拉面无表情地说：“我在欧洲有消息来源，比起那些国务院的消息，我认为我的消息更可靠。”后来他解释其来源是外国报刊。

赫尔气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加纳清点了赞成废除禁运令的人数后，对总统说：“嗯，长官，我们还是面对现实吧。你票数不够，就这么简单。”

罗斯福平静地对他们强调，若出事了是他们的责任，然后就问候晚安道别了。

还有一件事让罗斯福操心——国防。5年来，美国海军这时才第一次在大西洋演习，还是以参观纽约世界博览会为借口，那是美国海军可以想到的唯一理由了。1939年，最为难忘的海军事件莫过于“角鲨”号潜艇竟在离朴次茅斯港240英尺的水域中莫名其妙地沉没了。众议院已经批准499 857 936美元作为陆军军费，其中5 000万美元划给陆军航空队，计划将原有的5 500架飞机增购至6 000架，博拉用鼻子哼了一声说：“虚张声势，神经过敏。”这一次被他说对了。和英国喷火战斗机、法国纽波特战斗机及德国me–109战斗机相比，美国的飞机根本就不是对手。即使是美军基地新采用的新型P–40战斗机也只能配备一些在螺旋桨转动时能同步开火的机关枪——这是1918年的设计了，而且这些飞机还在试验阶段。

5月，总统再次展现了他知人善任的能力，任命美国陆军准将乔治·C·马歇尔为总参谋长（他宣誓就职当日，德国入侵波兰）。马歇尔手下有22.7万名士兵，但只有7.5万人配备了武器：加兰德步枪、斯普林菲尔德步枪、20年前制造的机关枪、1918年停战后由欧洲运来的法国75毫米口径炮等。8月，段澜中将把他的第一集团军集结起来演习。他板着脸报告兵力不足，手下缺少24 600人、3 063挺机枪、348门榴弹炮和180门野战炮。相比欧洲方面，《时代周刊》 评论“美国军队看上去就像几个小男孩带着玩具枪”，迪安·艾奇逊援引老段子评论美国军事准备不足：“上帝关照小孩、酒鬼和美国。”J·P·摩根坐船到苏格兰射猎松鸡，他说：“如果他们发动战争，我可就不能打鸟了。”美国人的目光短浅可见一斑。

波兰时间9月1日凌晨5点20分，欧洲战争开始。当时，一架德国战机轰炸普克——这个格但斯克湾西北海岸的小渔村兼波兰空军基地。凌晨5点45分，德国“石勒苏益格 – 荷尔斯泰因”号战列舰打出的第一发炮弹，就直接命中了波兰建在维斯特布拉德半岛的一个军事转运仓库。德国国防军发动了第一次进攻，当时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天灰蒙蒙的。4小时后，即华盛顿时间深夜两点半，总统床头的电话铃响了，是驻法大使打来的。“我是比尔·布利特，总统先生。”

“说吧，比尔。”

“刚接到托尼·比德尔从华沙打来的电话，总统先生。德军的几个师已经攻入波兰境内，战况激烈。托尼说，有报道称，德军的轰炸机在城市上空盘旋。然后电话信号就中断了……”

“好吧，比尔，战争最终还是来了。愿上帝保佑我们吧。”

刚开始时，德军进展异常顺利。德国总参谋部曾估算，他们只需一个月就能征服波兰。实际经过11天，战争已经基本结束，没有结束的只有希姆莱新集中营的惨叫声。9月25日发行的《时代周刊》 给读者介绍了一个新词：“这不是领地之争，而是一场以速战速决为特征的——闪电战。”收听欧洲短波广播的美国人，每半分钟就听到一个令人振奋的11个音符——来自肖邦的《波兰舞曲》，这标志着虽然波兰其他地区被迅速占领了，华沙广播电台仍然是自由的。9月17日凌晨4点，苏联军队从后方冲入波兰。华沙广播电台停止了播放。等到它再次发声时，听到的却是透着得意扬扬的纳粹德国国歌《德意志高于一切》。

肯尼思·克劳福德在《国家》杂志中委婉地质疑：“罗斯福政府果真保持中立吗？当然不是。美国难道真的可以在下一场世界大战中置身事外吗？几乎不可能。”但是白宫却不这样说。罗斯福在9月3日的炉边谈话中宣布：“美国会保持中立，但我也不能强迫每一个美国人都在思想上保持中立。”在总统的首次战时新闻发布会上，《纽约太阳报》记者菲尔普斯·亚当斯问道：“我们真能置身事外吗？”罗斯福稍微停顿了一下，慢条斯理地回答：“我不仅由衷地希望如此，也相信我们可以办到，政府也会为此努力。”罗斯福加强了拉丁美洲的防御，他建议美洲会议警告军舰，不要在加拿大以南进行海军行动，在随后巴拿马的声明中正式发出。在第二次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他，美国领海向欧洲延伸的部分有多远。他含糊其辞道：“美国利益要它有多远，它就有多远。”记者质疑：“能延伸到莱茵河吗？总统先生。”总统大笑了起来，解释道：“我仅指海洋。”

罗斯福的确在考虑这个问题。美军唯一可能与大批德军正面交锋的地方是公海。英国客轮“雅典娜”号被一艘德国U型潜艇击沉。在英格兰，愤怒的美国幸存者与杰克·肯尼迪（驻英大使肯尼迪22岁的儿子）座谈。这个年轻人说，“我们仍然坚持中立，《中立法》依然有效”，使大多数人很不满意。罗斯福也不满意。现在战争已经开始，他的政策也随之变化。在他看来，中立不过是指美国兵不向德国兵开枪，因此并不妨碍利用制海权帮助盟军。罗斯福对“交战潜艇”关闭了美国水域（潜艇当然是指纳粹派来的），并呼吁国会召开特别会议，说明如果他国“现购自运”，就允许它们购买美国军火。罗斯福夫人在她的专栏中曾得出这样的结论：“不管我们多么不愿意这样做，都有必要使用世界的力量保护文明，直到这个世界的精神力量足够强大，使接受裁军最后成为可能。”那才是她丈夫心中真正的“中立”。

但这并非像林白、博拉、范登堡或是惠伦的定义，甚至在起初，大多数报纸编辑也不认同。因此，“现购自运”成为战争时期第一个引起争议的话题。它标志着一个新林白的出现。9月15日，林白在一次广播电台讲话中说“这不是联合起来保护白种人反对外侵的问题”，这是“因为‘一战’的失误而产生的争端”。他的妻子安妮刚刚完成了一本新书《未来的浪潮》，她似乎认为纳粹最后获得全球胜利是必然的。但安妮的母亲在威廉·艾伦·怀特委员会工作，该委员会支持“现购自运”。时至今日，一个家庭分化了，因政见不同而争吵不休。哈罗德·伊克斯公开问：“那个残酷的独裁者一手为美国人授奖，而同样用那只手抢劫和折磨了数以千计的人类同胞，美国人怎能接受这种奖章呢？也许亨利·福特和查尔斯·林白上校愿意回答这个问题吧。”两人都曾于1938年接受过希特勒的奖章。

伊克斯的这番言论激起了德国代办的抗议，森纳·威尔斯冷冷地驳回了代办的抗议，突然间，人们热议的话题不只是中立的定义这么简单了，它已经升华为一个爱国主义的问题。罗斯福破例宣布了“有限的全国紧急状态令”。律师和学者都面面相觑，都问何为“有限的全国紧急状态令”。其实这也没什么，只是罗斯福发出警告的一种方式而已。对于这个模糊不清的宣告，唯一努力响应的是电影院经理：每天晚上演出结束时都要播放美国国歌《星条旗》（持续了将近6年）。总统通过与孤立派的激烈交锋，最终取得胜利，他现在能拿到足够的票数了。参众两院通过了“现购自运”修正案。11月3日，抵美的英国商船开始挑选港口引航员了。

随后，立法部门暂时风平浪静，可美国人注意到了什么，或者，更准确地说，注意到缺失了什么。不是说欧洲在打仗吗？确实是，但为什么唯一打打闹闹的声音却来自伦敦的音乐厅，落幕时一个鹰身女妖唱起一首难听的民谣《我们要将我们的脏衣服挂在齐格菲防线上》。海上也有战事，但英国人掌握着主动权。西部战线上，希特勒采取的是伺机而动的战略，让法国军队的士气越来越低迷；马其诺防线上，形同关禁闭的法国陆军无所事事，越来越松懈——这就是一名英国将军口中的“世界上最强的军队”，他们“面对着26个师的兵力，竟静坐候令，躲在钢筋混凝土工事后面”。德国人把这称为“静坐战”。参议员范登堡说：“这场所谓的战争，只是25个士兵的静坐和一种对外宣传罢了。”参议员博拉把它称为“假战”，其实说得很对。

因此，20世纪30年代以饥饿的呼喊开始，却以慵懒的哈欠结尾。这次没有马恩河战役，甚至连略显大规模的边境冲突也没有。美国历史上的这个时期，国际问题将要压倒国内问题，可是作为时代标志的不过是一些小事。因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格兰维尔·希克斯退出了共产党，但几乎没人注意到这点。泰隆·鲍华和他的妻子安娜贝拉从里斯本飞回美国。罗德学者们被召回（拜伦·怀特进入耶鲁大学法学院学习），后来他们都觉得自己相当愚蠢，他们逃脱的只不过是一场无声的对抗而已。战争爆发的前几天，杂货商卖糖按100磅卖，罐头按箱卖，面粉按50磅卖。那些拼命囤货的人也觉得自己很蠢，因为其实粮食并不缺。

有一段时间，因为纸上谈兵而使彩头图钉供不应求，兰德·麦克纳利公司生产的大型欧洲地图也很快被抢购一空。纽约交通委员会宣布，地道可以作为绝佳的防空洞。一家在新泽西州巴约讷的标准石油公司的子公司以美国出生的海员取代了当地的德国人。一个地毯制造商把他最受欢迎的产品“独裁者地毯”更名为“自由地毯”。但当人们厌倦了，又后悔当初一时冲动所做出的决定。到了圣诞节，欧洲地图滞销了。埃尔默·罗珀发现，67.4%的人不希望参战。1940年元旦，全国人民更感兴趣的是精力旺盛的田纳西队的瘦小子们能否在玫瑰碗橄榄球赛中打败南加利福尼亚州队的肌肉男。（事实证明他们不能，南加州队最后以14∶0赢得比赛。）点唱机里唱着“安妮再也不住这里了”，邦妮·贝克虽然口齿不清，仍然高唱着“哦，约翰尼”，历数男友的种种优点。在伊利诺伊大学，Pi Kappa兄弟会的一个成员把5只新生小白鼠包在生菜里，一口吞了下去。人们在剧院遮阳棚下排起长龙，等着看贝蒂·戴维斯主演的《卿何薄命》和詹姆斯·史都华出演的《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罗斯福总统向希特勒发出了最后一封调解信，却获悉他睡着了。然而，他睡不了多久。

美国人小像 :
诺曼·托马斯

他是美国的以赛亚[16]

民族的良知，

沉默者的喉舌，

无产阶级的倡导者，

贵族的叛变者，

敢于打破沉默的先知。

他6次竞选总统，可是没有一个人投票给他。然而，他没有抛弃他的理想主义陷入绝望，也不肯抛弃美国原有制度。到最后，他发现他获得的并不比那些选举成功的人少——同时，他还保持着正直的品格。

诺曼·托马斯是一个布道者。这是世代承袭下来的，深植内心。他的父亲、祖父和外祖父都曾是长老会牧师，他从小在俄亥俄州派送沃伦·G·哈宝的《马里昂明星报》，他独自练习抑扬顿挫的声调，直到后来能讲得像布赖恩、德布斯、西奥多·罗斯福一样引人入胜。

雄辩家的风格他已掌握，现在需要的是好的演讲内容。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时，他还代表毕业生致毕业辞。毕业后，他环游世界，这一经历让他认识到殖民主义的邪恶。回到纽约后，他在曼哈顿破败的春天街当一名社会工作者。春天街的悲惨和贫困让他心碎，他试图寻找解决的方法，沃尔特·饶申布什所办的纽约协和神学院倒是为他提供了一些答案。后来他说：“在纽约市贫民区生活、工作，逼我坚定不移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战争即将打响，我更加坚持要这样做。其中很大一个因素是道德的驱使。”

1917年，战争爆发了。他在竞选中反对战争，还被人扔石头。他与罗杰·N·鲍德温一起创立美国公民自由局（后来改为联盟），1918年他致信尤金·德布斯：

我给你寄了一份申请书，申请加入社会党。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觉得现在是激进分子站出来承担责任的时候了。我相信有必要建立一个合作制的联邦国家，并且废除我们当前不公正的经济制度，消除基于此制度上的阶级差别。

他为这些所动容：

……我身边充斥着各种荒谬的不平等现象、触目惊心的浪费、严酷的剥削和纯属人为导致的贫穷。

德布斯于1926年逝世，托马斯成为社会党继任领袖。他当时42岁，身高6英尺2英寸，185磅，长着一对带笑的蓝眼睛。他是个温柔的卫道士，一个好脾气的清教徒。很奇怪，他的健康状况总是受人类生存条件的影响。如果世界和平与繁荣，他也活力四射；如果世界水深火热，他的健康状况就每况愈下，但疾病从来都不能阻止他工作。

1932年，他知道他无法当选总统，便告诫年轻的跟随者们做好失败的准备，“为你的希望而投票，而不是出于你的恐惧”。他还告诉他们：“不要为你不希望或不想得到的东西投票。”

他竞选总统提出的纲领有：公共工程、失业保险、最低工资法案、低价住房、贫民窟清除法案、5天工作制、废除童工法案、老年人健康保险、反共产主义、公民自由、黑人的公民权利和养老金。那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些建议很激进。

该纲领得到728 860名选民投票赞成，也包括那位来自纽约在大选中获胜的人（指罗福斯）。

托马斯的得票在1936年下降到187 342票，他知道原因是什么：“……社会党也很高兴，因为他们看到民主党人通过了一些他们很早以前就提过的政策，例如关税和贸易壁垒、劳动立法、社会立法、社会保障以及……农业政策，如徒置局。”

无论哪里有纠察线，他都参加，还到处发表政治演说，不管那里有多危险。1935年3月，他在密西西比州伯德桑县为黑人佃农争取权益发表演讲，一群喝醉酒的白人暴徒把他从讲台拖下来，狠狠揍了他一顿，把他丢到县界之外。其中一个骂他：“我们不需要任何该死的北方杂种来告诉我们该怎么对待黑鬼。”

三年后，他到泽西市发表演讲，反对该市市长弗兰克·海格（此人说过“我就是法律”）。海格禁止公民集会，并警告托马斯不要参与其中，但托马斯还是来了。海格让警察狠狠揍他，把他赶过哈得孙河，并下令禁止他再进泽西城。一小时后，他又回来了。警察又把他打了一顿丢了出去，他躺在曼哈顿人行道上鲜血直流。这次他到联邦法院告状，法官对市长和他的中队发出禁令，托马斯虽然缠着绷带依旧刚正不阿，他在泽西市日报广场面对广大听众谴责“海格主义”。

苏联恨他。他在苏联“大清洗”期间访问莫斯科后竟宣称：

相信个人尊严的人看来，只有一个标准能判断社会的好坏，这就是它在何种程度上接近人皆自由的理想。除非你相信某种无政府状态是可行的，或找到证据证明确实存在一种高人一等、为大众拥戴的统治阶级，那么人们也自然会服从。否则，除了民主制度，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建立理想社会。除了民主制度，还有一条道路就是暴政。

列夫·托洛茨基呵斥道：“诺曼·托马斯自称社会主义者，那是误解。”但托马斯很坚决：必须要保持美国原有制度。他相信新政一定会让钢铁行业国有化，但他也相信，罗斯福的当选是“对美国的救赎……对福利国家的救赎，近乎一场革命”。

在“二战”中，他反对拘留日裔美国人，也反对罗斯福提出的无条件投降的要求。他认为，如果纳粹党胜利，无异于被打入“地狱最底层”，但他认为讲清楚什么是民主和平条件将更加合理。

1945年，他几乎是孤军奋战地谴责美国使用原子弹：“我们将为此付出代价，我们会遭到百万人怨恨，并且那种怨恨会越来越深，直至超出我们的想象。”

1948年，他最后一次参与竞选总统，只因为他看到亨利·华莱士是如何被共产党操纵的。大选第二天，一个著名的纽约民主党人说：“不该落选的人落选了。”朋友问他：“你指的是杜威吗？”他说：“不，是托马斯。”

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不再作为一名候选人发表演讲，而是作为和曾经一样的传道者四处演说。1960年，他意识到必须裁军并将发生生态危机。他坚信，美国向别国提供军事援助最后将带来灾难，他也相信马歇尔计划是英明的。

一路走来，他写了20本书。他精力旺盛得令人难以置信。在他80岁时，因关节炎而一瘸一拐，可是尽管疾病缠身，身体也已变形，他依然乘汽车或火车全国到处走（为了省钱，他都睡上铺），发表演讲反对越南战争。那些曾发誓谁也不信的大学生却愿意挤在大厅里，听他谴责战争的罪恶。但他从来不鼓励他们用暴力解决问题：

好生活的秘诀就是要有正确的信仰，并且用正确的价值标准来衡量这些信仰。异议和异议者让我们重新评估这些价值并坚持真理至上。起义本身并不是一种美德。如果它是的话，我们一些英雄的水平就极低了。

曾经有记者问他什么是他多年的成就。以下是他的部分回答：

我想能活到我这么大的岁数，至今仍坚持信念或尝试着坚持信念，就是一种成就了……能够带着某种明确的满足入眠……因为想到自己在一些事情上付出过，比如在公民自由种族关系以及一些其他领域。我认为，在美国公众无动于衷甚至怀有敌意之前，保持社会主义的想法，也可算是一种成就吧。

1968年12月，他在睡梦中辞世，总统约翰逊、副总统汉弗莱、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阿瑟·戈德堡、纽约市长约翰·林赛都表示哀悼，并高度赞扬了他的贡献。他一直坚持信仰，这一点每个人都认同。

但他们忘了提及诺曼·托马斯回答记者提问时的最后一句话：“以上这些就是我的成就了。如果要说的话，其实并不多。”

其实并不多，只留下了一道不朽的光辉。

[1] 该句暗指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

[2] 1898年2月12日，美国“缅因”号战列舰在西班牙殖民地古巴哈瓦那港爆炸。美国以此为借口，对西班牙宣战，美西战争爆发。——编者注

[3] 1938年夏，霍华德·休斯在不到4天的时间里绕地球飞行了一周，真可谓英勇无畏。很多人认为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吸引眼球。

[4] 白厅：英国主要政府机关所在地。——编者注

[5] 奥赛码头：法国外交部所在地，指代法国外交部。——编者注

[6] 原文是一个影片名，中文译为《叛舰喋血记》。该片获1936年第8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奖。——译者注

[7] 戴维·贝拉斯科：美国剧作家、舞台经理和制片人。——译者注

[8] 这一情节指电影《贵妇失踪案》。——编者注

[9] 以下内容均为电影里的情节。——编者注

[10] 这一情节源自电影《绿野仙踪》。——编者注

[11] 这一情节源自电影《万世师表》。——编者注

[12] 演艺圈有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改名换姓。一代人之后，这种做法受到质疑，但在20世纪30年代，真正的艺术家是且显然该是盎格鲁 – 撒克逊血统的。即使饱受争议，这个习惯还是保留了下来。因此，这么做的人有：多丽丝·戴（多丽丝·卡佩罗夫）、朱迪·嘉兰（ 弗朗西斯·古姆）、克劳黛·考尔白（ 克劳黛·乔乔恩）、卡尔·马尔登（马尔登·塞库洛维奇）、劳伦斯·哈维（拉里·斯基恩）、托尼·柯蒂斯（ 伯尼·施瓦茨）、泰布·亨特（ 阿瑟·格利恩）、米基·盖纳（米基·格伯）、艾索尔·摩曼（艾索尔·齐默尔曼）、维克·戴索（维托·法里诺拉）、茱蒂·荷丽黛（茱蒂·图维姆）、丽塔·海华丝（玛格丽塔·卡门·坎西诺）、简·惠曼（莎拉·福克斯）、柯克·道格拉斯（伊索尔·达尼耶洛维奇）、丹尼·凯耶（戴维·卡明斯基）、杰克·本尼（本杰明·库比尔斯基）。

[13] 这一情节源自电影《一夜风流》。——编者注

[14] 这一情节源自电影《叛舰喋血记》。——编者注

[15] 克里斯汀先生：英国政治家，曾4次出任英国首相。——编者注

[16] 以赛亚：公元前8世纪希伯来大预言家。——译者注

第七章 黑暗中的曙光

希特勒第三帝国时期，基础物理学并不存在。当时，犹太物理学是违犯法律的，而德国物理学则由位于菩提树下大街69号的德国科学、教育和民族文化部负责。然而事实上，1938年3月之前，德国物理学界最出色的学者之一是一位犹太妇女，她就是莉泽·迈特纳。她与奥托·哈恩（1944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和弗里茨·斯特拉斯曼一起在柏林威廉皇帝研究所里进行中子撞击铀的实验，发现了中子诱发铀裂变这一惊人事实。迈特纳博士是反犹主义政策下的例外，因为她不是德国人，而是维也纳人。

德国吞并奥地利后，所有的奥地利人都成了德国公民，作为一名非雅利安人，莉泽·迈特纳被赶出实验室，纳粹集中营的魔爪遍布左右。于是她德高望重的同事们纷纷去拜见元首，为她求情。他们都辩护道：物理学只有对错之别，并无种族之分，正因为德国人有真理指引，所以才多次获得诺贝尔奖——获奖次数是美国人的三倍。希特勒听此大怒，随即将他们归为“白犹太人”，并下发了对莉泽·迈特纳的逮捕令。迈特纳扮成游客，逃到荷兰边境，又前往瑞典的孔艾尔夫，一个靠近哥德堡的海边小镇。另外两位伟大的物理学家——居住在哥本哈根的尼尔斯·玻尔和现居于斯德哥尔摩的哈恩，都非常好客，友善地接待了她。但是对迈特纳来说，她的事业已经被迫终结，人生也全数尽毁。

同一时期，她的同事以及美国物理学家正处于科学鼎盛时代，一项惊人的成果在五六个国家接踵而至。意大利物理学家恩里科·费米因研究中子取得的成就而获得了诺贝尔奖。剑桥的哈恩、斯特拉斯曼、玻尔和查德威克以及巴黎的约里奥 – 居里夫妇都走在科学的最前沿，努力寻求突破。30多年前，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根据他提出的相对论，抽象地测量出了原子能。爱因斯坦认为物体运动时的质量大于静止时的，其中的差异由光速界定。如今实验表明，中子撞击铀元素后，会发生核裂变，新的化学元素被发现，铀的三个同位素已在研究中，并已写出方程式。这些原理一旦得到验证，爱因斯坦的推测则很有可能成为现实，这也将成为一项伟大的成就。不过，核物理学家们并未期望世界能够认同他们，甚至连他们自己都不敢相信这一成果。1938年12月22日，当哈恩在德国《自然科学》期刊发表分裂原子现象的报告时，他总觉得自己或许搞错了：“文稿寄出去后，我对这个研究成果再次产生了怀疑，甚至希望邮出去的文稿能够返回来。”但玻尔读到这篇文章时，激动得一拍脑门，喊道：“我们怎么这么久都没想到这一点呢？”

对此，核物理学家们既欢欣鼓舞，又敬畏恐惧，对于这一研究成果的意义也意见不一。爱因斯坦告诉《 纽约时报 》 的记者威廉·L·劳伦斯，核裂变不能产生爆炸。玻尔与一位同事辩论时，提出了10条令人信服的理由证明不可能制成爆炸装置。哈恩对此事则解释说：“这必将违背上帝的意愿。”但在大西洋彼岸却传来了不同的看法。1939年2月2日，利奥·西拉德（美国核物理学家）从美国寄给约里奥·居里的信中写道：

约两星期前，哈恩的文章传到我国，我们有几个人立即对铀裂变能否释放中子这个问题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显然，如果它能释放出一个以上的中子，那其他一系列链式反应皆有可能。在某种情况下，这将导致爆炸性武器的产生，而且这种武器极其危险，尤其是一旦落入某些政权手里。

他并没有指明“某些政权”是哪些，但所有人都知道，也忧心忡忡——有了这种爆炸性武器，希特勒可以控制并摧毁整个世界。

出于恐惧和不安，欧洲的杰出物理学家们和莉泽·迈特纳一样纷纷移民。费米在离开法西斯意大利去斯德哥尔摩领奖后，在瑞典退了回程票，直接飞往纽约，前往哥伦比亚大学的实验室工作；年轻的爱德华·泰勒（“氢弹之父”）前往乔治·华盛顿大学；维克托·F·魏斯科普夫到罗切斯特大学任教；玻尔也整装待发，准备去普林斯顿大学投奔爱因斯坦。他建议迈特纳和她的侄子O·R·弗里施博士暂时留在哥本哈根，继续完成这项实验。1939年1月16日，玻尔到达纽约后，收到了迈特纳和弗里施发来的越洋电报：这项实验得到证实，他们分裂的原子释放出了两亿伏特的电。如果铀能够被控制的话，理论上它产生的爆炸力将是TNT（三硝基甲苯）的2 000万倍。

任何人听到这个消息，都会感到无比惊讶，无论是对消息来源还是对事实本身。他们肯定以为科学家都是不切实际的怪人——像弗兰肯斯坦博士（玛丽·雪莱所创作的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的主人公）一样，整天摆弄着各种蒸馏器、玻璃瓶和大型开关之类的东西。值得注意的是，当雷斯理·格劳维斯将军后来增聘一位工作人员和核科学家们共同工作时，他说：“你的工作不简单，因为你加入的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疯子团队’，我们也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才把这些人聚集到一起的。”科学家们虽然知道外界对自己的看法，但无动于衷。不过，战前核物理学家们这种漠不关心、随意而为的态度，在6年后随着一朵蘑菇云的升起而烟消云散。1939年，“物理学家”这个词并不常见，很多美国人甚至不会念这个词。许多在大学工作的物理学博士年薪只有1 500~1 800美元，但他们也只好接受，因为别无选择。工厂不需要他们。1937年，全国只招聘了4位科学研究人员，并且政府把多数经费都拨给了农业部，所以提供的科研经费少之又少。

好处是，科学成了无人打扰的行业。科学无国界，科学家之间对科研成果也不保密。甚至在苏联，A·I·布罗茨基于1939年发表了一篇关于铀元素分裂的文章，他的两个同事还在莫斯科地下通道的换气竖井里做过裂变实验。（不久，克里姆林宫便下令禁止这项实验，认为它无任何实用价值。）甚至在“国家安全”概念蔓延至这一领域时，科学家们对此也丝毫不担心。他们仍无所顾忌地与同行谈论核裂变，因为外行们根本不理解。实际上，科学家中也只有一小部分人知道核裂变的真正意义。玻尔离开丹麦之前，已经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德军可能要侵入这个弱小的国家，他还担心自己珍藏的重水——重水中一个氢分子中包含两个原子，可以有效减小中子的速率。然而，又有多少纳粹知道这些呢？寥寥无几，所以，他把重水倒入一个大啤酒瓶里，放入冰箱。就这样，丹麦沦陷5年，这瓶重水依然保存得完好无损。

或许只有在美国，学术自由才能最大化，也正是在这里，核武器竞赛的最初几步才得以完成，虽然都是公开进行的，但公众对此并不感兴趣。迈特纳 – 弗里施的电报也是用明码发送的，如果科学情报要用密码发送，是会被人耻笑的。同样，另外一次用以证实他们二人研究成果的实验也非常简陋：1月25日晚，大家把哥伦比亚实验室腾出一点儿地方，邀请费米做指导，进行铀实验，并安装了示波器测量能量，然后按下开关就开始实验，结果示波器指针显示产生两亿伏特，从而再次确认了此类实验的准确性。为了深入讨论此事，所有人都转到位于百老汇街和第119街交汇处的哥伦比亚大学普平物理实验室的301演讲厅。讨论期间，演讲厅的门都没关，更不用说上锁了。任何人只要走进去，即可了解核科学的最新发展——当然，他得能够理解那些术语，以及黑板上的图表、公式、零碎板书才行。

1939年，甚至连在华盛顿召开的会议也是对外开放的。费米和玻尔出席了当时在华盛顿举办的美国物理学会的春季会议，玻尔上台发表演讲，汇报了他们的研究成果。他直截了当地说，含有一小块铀235的武器如遇到慢中子撞击，所产生的威力足以炸毁哥伦比亚特区的大部分地区。演讲期间，参会者们不时出入大厅，长途致电各自学校，报告这一爆炸性信息。美国年轻人罗伯特·奥本海默（后来成为“原子弹之父”）在一个黄色的本子上疯狂地涂写，粗略计算着铀的临界质量。当时现场还有一位《纽约时报》的记者，但是他和他的编辑都没人能完全理解报告所蕴含的实际意义，但还是在报上发表了一篇铀裂变成果的简讯。第二天早上，路易斯·W·阿尔瓦雷斯博士（198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正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理发，突然注意到了该新闻，立即从理发椅上跳了起来，不顾自己身上还围着理发时用的遮布，冲到放射实验室告诉同事们。

除了核爆炸的道德问题——随即便有人提出了，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答。之后的研究表明，铀元素并不只罕见，而且其中99.6%都是铀238，太稳定而不易发生裂变，必须从铀238中分离出铀235并达到一定纯度才可行，但这个纯度当时在美国从未尝试过。制造炸弹需要精密设计，这个任务委托给了德国难民克劳斯·福克斯[1]，他的政治见解颇耐人寻味。尤为重要的是，从物理理论到实际装备这样的大跨步，开支巨大，仅凭私人赞助是远远不够的。数百万美元的资金在美国只有一个人能够筹集到——罗斯福，也许他们本已想要拜访罗斯福。当时大家对原子弹道德观念还不强，而对这门科学却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争论开始变得毫无意义，因为面前摆着一个事实：科学家们现在绝对相信，希特勒正在建造他自己的原子弹，而且证据显示，他甚至领先一步。

纳粹当然知道核裂变原理，源自哈恩在《自然科学》期刊上发表的那篇文章。1939年年初，两位德国物理学家就去拜访过菩提树下大街69号，并提出可以建造“铀机”的想法。同年4月，德国最杰出的6位原子科学家在柏林会晤两次，同意接受这项秘密任务。随后，反纳粹的物理学家S·傅吉博士得知此事。他无保密义务，认为各国科学界应该知道此事。于是，1939年，他在《自然科学》7月刊上发表了一篇关于铀链式反应的详尽报告，并且在接受《德意志汇报》采访时对此做了简单陈述（该报当时还未被戈培尔查禁）。因为这份材料对于一般纳粹和普通美国人来说过于深奥，所以它通过了审查，并在苏黎世以外的地区传播开来。但美国的科学家们并不知道此事的来龙去脉，他们认为傅吉只透露了整件事的冰山一角，可是如果“一角”已经发展到了这个程度，那么世界已处于危机之中。1939年夏，此事又有了进一步发展，实在令人震惊。德国突然无理由地禁止捷克斯洛伐克的铀矿出口，并禁止发布关于铀的任何新闻。由于铀的已知用途仅限于陶器和钟表夜光盘的涂饰，所以禁运只有一种解释： 在菩提树下大街69号的科学家们肯定正在建造核武器。事实上，他们的确如此。作为德国人，他们自然要将这件事做得冠冕堂皇，于是该消息也就流传出苏黎世。该项目名为“铀计划”，由铀协会委员指导，并由位于柏林的陆军兵器局负责。

一定得让罗斯福警惕起来。可是怎么告诉他呢？在美国，知道核裂变的大部分物理学家们都是新来的外籍人士。他们无权无势，也无政治人脉，有一些甚至还在学习英语。西拉德和泰勒拜访过联邦政府，却遭白眼，甚至连诺贝尔奖得主费米也被冷落。因为陆军和海军都需要集中力量获取常规武器，没有时间和他们玩巴克·罗杰斯[2]的游戏。国务院认为没有任何进行紧急戒备的必要。而且，据他们所知，铀稀有但无用，捷克斯洛伐克和比利时都有。欧洲的和平日子已屈指可数，军队已开始动员，危机一触即发，驻外联络官也顾不上理会那些不修边幅的科学家们关于原子分裂的言论。

但是，有一位头发蓬乱的科学家（要说不修边幅的话，他肯定是最不修边幅的一位）可不容忽视，他就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大名鼎鼎，只因他头发很长，后来“长头发”在美国成为科学家的代名词。7月，华盛顿政府的官僚最后一次拒绝接见费米之时，爱因斯坦已离开普林斯顿大学，前往长岛度假。然而，当西拉德和尤金·维格纳传话给爱因斯坦，说他们有要事一定要见面时，他竟然同意了。他们并没有明确的计划，也怀疑甚至连爱因斯坦都见不到总统。但他们想出一个更可行的方法，即可以通过爱因斯坦的朋友——比利时王太后，先通知比利时政府。不过首先当然要去长岛找到爱因斯坦，这可不容易。在那年最热的一天，他们拿着电话里所说的地址启程前往长岛。地址虽听起来像是美国城市帕乔格，实际上却是长岛配克尼克。甚至到那儿以后，他们还有些茫然。西拉德认为他们应该放弃，先回去慎重考虑。这时，突然有一个小男孩自愿带他们去爱因斯坦家。

爱因斯坦穿着拖鞋出来，亲切地迎接了他们，并带他们到书房详谈。据西拉德所说，爱因斯坦“并不知道铀能够产生链式反应，但我刚开始讲，他立即就意识到这将产生怎样的后果，并表示愿意帮助我们，就像一句成语所说：‘在所不辞’”。于是，西拉德和尤金·维格纳提出了求助比利时的解决方案，希望爱因斯坦写信给比利时王太后（这也许会扭转整个大战的趋势，因为希特勒计划第二年春天就占领布鲁塞尔）。他们并不确定这是否与外交礼仪相符，于是决定离开长岛后，先将其副本发给国务院，看国务院是否有意见，两星期后再发送正本。但在接下来的一星期里，他们和朋友一起讨论时，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解决方案。古斯塔夫·斯托尔珀是《德国经济学家》前主编，他认识罗斯福的金融顾问亚历山大·萨克斯。为什么不直接去白宫呢？萨克斯认为这是个绝佳的想法。8月2日，西拉德与泰勒（维格纳有事未能同行）一起返回长岛，爱因斯坦用德语口述了一封寄给总统的信，泰勒将它翻译成了英语。信中提及希特勒关于捷克斯洛伐克铀矿的禁运令，以及柏林正在进行的铀计划。整封信的主旨在于解释核链式反应可能产生的影响：“……它有助于建成能量强大的新型炸弹，这样的炸弹，只要运一个在港口引爆，就很可能摧毁整个港口，以及部分周边地区。”

10月11日，萨克斯把这封信交给罗斯福总统，为了确认这封信不会淹没于总统堆积如山的文件中，他在总统面前将信大声读了出来。但这是一个错误，因信过长，罗斯福不耐烦了，并在最后说，政府如果在这个阶段干预是不成熟的表现。于是萨克斯请求在第二天早餐期间再一次面谈，总统终于答应再给他一次机会。萨克斯那天晚上彻夜未眠，他一遍遍地走出卡尔顿酒店，走过两个街区，走到与白宫隔宾夕法尼亚大道相对的拉法叶公园，试图找出一个办法生动展示这一可怕威胁。终于，他想出一个办法。早餐时，萨克斯向总统提起了罗伯特·富尔顿建议拿破仑采用他发明的汽船，当时，拿破仑认为不切实际，便拒绝了他，从而丧失了用汽船打败英国的机会。总统思考了一会儿，拿起一瓶拿破仑牌白兰地，斟满两杯。

他向萨克斯举起酒杯，并说，“亚历克斯，你要说的是别让纳粹将我们炸死。”

“确实如此。”

罗斯福召来了他的军事助手“老爹”埃德温·沃森将军，并给他看了爱因斯坦的这封信和萨克斯带来的一些附加文件，总统说： “老爹，我们必须有所行动。”

因此，以S–1为代号的秘密战争悄然开始。此事只有总统钦定的几个人知道——非常之少，甚至连副总统都全然不知。像其他战争一样，这场战争也有胜利的欢庆和英雄的诞生，而英雄并不只是实验室的那些科学家们。在罗斯福与萨克斯达成共识的7个月后，法国的核物理学家们完成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以阻碍菩提树下大街69号的那些纳粹科学家们。德国人知道法国人几乎拥有欧洲所有的重水—185公斤，装于12个密封的铝容器中，是在1940年3月，从挪威海德鲁公司买进的。面对敌军的虎视眈眈，以弗雷德里克·约里奥 – 居里为首的法国科学家们将这些重水窖藏在里奥姆监狱的死牢里。纳粹知道重水就在附近，并且一直在搜寻。法国人还是成功用一艘英国运煤船将它们运出了波尔多港，与此同时，弗雷德里克·约里奥 – 居里也成功欺骗了德国讯问者，说重水在另一艘船上。

1940年1月，参议员博拉去世，三个月后，德军入侵丹麦和挪威，他所谓的“空头战争论”也随之结束。1940年，冲击最大的莫过于希特勒发动的西线进攻。它就像奥逊·威尔斯执导的那部为期7个星期的万圣节广播剧。每日每时，军事战略家们都在不断移动着插在地图上的彩色图钉，评论员们也不断描述着德国装甲兵如何深入盟军后方，斯图卡轰炸机如何对难民进行屠杀，以及看不到尽头的一队队金发碧眼的雅利安青年如何高喊着“希特勒万岁！”攻占荷兰、比利时，入侵法国等。但是，除了一列列穿着暗灰色军装的军人不断行进之外，很难说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欧洲传来的消息自相矛盾，外界完全摸不着头脑。在这场混乱中，约里奥 – 居里和皮埃尔·赖伐尔[3]这两类完全不同的人注定要分道扬镳。而其他人，新任领导人们，正试图凝聚士气低落的盟军部队。保罗·雷诺接任爱德华·达拉第的法国总理一职，马克西姆·威刚接替莫里斯·甘末林成为新一任法军司令官。在伦敦，张伯伦下台，丘吉尔继任首相，大西洋彼岸的人们也从此开始领略丘吉尔华丽的文采和雄辩的口才。

现在，每个美国人都已经知道何谓闪电战，但这才是其中最厉害的一战。德国的进攻开始于5月10日。4天后，荷兰投降；第16天，比利时退出战争。接下来的一个周末，英军陷入绝望境地，不得不进行了英勇壮烈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最后只剩下号称世界最强的法国军队留在欧洲大陆孤军奋战。第7个星期，也就是纳粹突袭的最后一星期，美国政府接到一封电报，雷诺亲自请求罗斯福出面干预，虽言辞恳切，却并未如愿。

6月22日，法国投降。德国占领巴黎，并在度假城市维希建立了一个新的法西斯政府（维希政府），由亨利·菲利普·贝当将军和赖伐尔统治。[4]该政府成立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缺席审判飞往英国的法国坦克部队将军戴高乐判处死刑。戴高乐将军蔑视维希政府中的官员，他坐在切尔西的一栋公寓里，写了第一批广播稿，表示既然与法国人民是同胞，必将生死与共。他和雷诺一样，也祈求美国政府的援助。丘吉尔亦有此想法，但作为优秀的政治家，他不愿亲自乞求美国帮助，而是说，在恰当的时候，“一个全新的世界，会倾注一切力量拯救和解放我们的旧世界”。

不列颠之战开始了。英国皇家空军和德国空军在英格兰上空交战，争夺英国的制空权。为了给英国抵抗派一个下马威，德国摧毁了考文垂市，成千上万的伦敦人惨死街头。但英国人并未因此畏惧，他们躲在防空洞和地铁通道里（其中有一个叫朱莉·安德鲁斯的4岁女孩，还在那里学习歌唱），英国首相正告希特勒，英国宁死也不投降：“……我们绝不会退让、失败。我们将坚持到底。我们将在法国战斗，在近海和远洋战斗。我们的空军将愈战愈勇、愈战愈强。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保卫我们的本岛。我们将在海滩战斗。我们在哪里登陆，就在哪里战斗。我们将在大街小巷战斗，在田野山岭战斗。总之，我们绝不屈服。”

然后，大众传媒开始发挥作用了。回想起来，当时关于“火星人进攻地球”的广播就像试航，只为缓解下人们高度紧张的神经。而这次的战争却是事实，它就发生在欧洲，它恰似美国人之前所听到的，也就无法避免情感倾向。当时并没有几个人支持纳粹。德国在国际上声名狼藉，不仅犯下暴行，而且大肆宣扬暴行。他们从一开始就枪杀人质，即使在美国，也几乎没有族群支持它。不久后，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纳粹与自己的盟国意大利也开战了。随后，纳粹占领希腊，发生了一件令人难以释怀的事情：一名德军军官命令一名希腊士兵把希腊的蓝白国旗从雅典卫城上降下来，士兵照做了，旋即身裹希腊国旗走下雅典卫城的边缘护栏，默然从300英尺高的城楼上纵身一跃。

即使没有希腊血统的美国人，听闻此事也会感动。1940年，不断为英国祈祷的并非只有亲英派。法国战败前夕，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在《纽约时报》上写了这样一首诗：

啊，建造吧！装配吧！运送吧！捐赠吧！

英国、法国，我们都要活下去，

否则我们将孤军作战！

厄运降临到了法国。那年夏天，英国所剩的也只有英国皇家空军的勇气、丘吉尔的演讲以及莎士比亚的遗作“英国过去不会，以后也绝不会躺在侵略者的脚下”。既然莎士比亚使用的语言也是美国人的，便能唤起美国人特别的情感。1940年夏末，美国作家爱丽丝·杜尔·米勒在英国出版了一本薄诗集——最不流行的艺术形式。诗集名为“白崖”，出版三个月就已重印11次。一些读者可以整首整首地背诵，包括最后的那4行诗，言语中强烈地表达出了作者和千万读者的亲英倾向：

我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

英国有不少我不喜欢的，还有不少我忍着的，

但没有英国的世界，

我也不愿独活。

众多主张美国应加入战争的人建议全美关注英国的命运。现在，美国人第一次意识到，美国是多么亏欠英国，以及美英两国的命运是多么休戚与共。喜欢听广播的人们（那个夏天，有些人简直寸步不离广播喇叭）可以听到德国士兵列队进入英吉利海峡港口的整齐步伐，也可以听到德国士兵们合唱《我们出征英格兰》。听起来多么令人绝望。当时美国人还不知道，接下来英国的喷火式战斗机和飓风式战斗机使英国作战告捷。9月的一个夜晚，德国空军驾驶1 500架飞机，在伦敦上空投下了440万磅炸弹。这是自1666年伦敦大火后，这座城市经历的最严重的灾难。圣玛莉里波教堂里的无价之宝——玻璃窗都被炸毁了，上议院也被一颗炸弹击中，白金汉宫惨遭5枚炸弹袭击。在地铁通道里，小女孩朱莉·安德鲁斯和其他小朋友一起唱着：

现在有炸弹来照亮我们睡觉，

拿起沙袋，盖住炸弹，把火灭掉。

超过3.2万名英国儿童被疏散到美国。按照当时的行事风格，孩子们应该有一首歌。法国沦陷，创作出歌曲《最后的巴黎》；不列颠之战有歌曲《夜莺在伯克利广场歌唱》。现在，为了纪念英国来的小客人，叮砰巷[5]作了一首余音绕梁的歌曲：

我和姐妹们想起了那一天，

我们离开朋友，乘船离开，

我们想念那些不得不留下的朋友——

但我们只是放在心底，从不谈论。

这首歌就这样一遍接一遍地唱着，直到酒吧里的人们宁愿放弃好酒，也不想再听到这首歌，不想再谈论战争之类的话题，但又躲避不开。凯特·史密斯似乎到哪里都唱着《上帝保佑美国》。电影耗时较长，所以人们还要过好几个月才能看见《忠勇之家》，剧中，沃尔特·皮金乘着自己的小船来到敦刻尔克营救被打败的英国兵。还有一部已上映的电影《一个纳粹间谍的自白》，爱德华·G·罗宾逊在剧中饰演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侦探，整天就听着别人咬牙切齿地威胁他，比如“我总有一天会跟你算账的，侦探先生”。虽然这些电影看完后让人局促不安，但毕竟难以避免。每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都会有低级庸俗的纪念品，销售员趁机发财。这次的纪念品就是这些经典电影（包括《卡萨布兰卡》，有些人认为它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电影），和一个流行而又不朽的手势，以至于自此以后的政治运动都对其善加利用。

这个手势由一位比利时难民首创，他叫维克多·德拉维利。和夏尔·戴高乐一样，德拉维利每天都会向同胞们发送短波广播，告诉他们要咬紧牙关。1940年的一个晚上，他提议，大家在各公共场合写上“V”字（取自“victoire”首字母，代表“胜利”）以表示相信盟军会最终胜利，同时挑衅纳粹。这是继十字符（“十”）以来最流行的符号。令人惊讶的是，“V”在不同语言可以代表那么多不同的含义。塞尔维亚语中，“V”代表“英雄”；捷克语中，“V”代表“胜利”；荷兰语中，“V”代表“自由”。英国广播公司对欧洲进行广播时，开头就采用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的前4个音符，3个点和1个破折号（“嘀 – 嘀 – 嘀 – 嗒”）——在摩尔斯电码中正好也代表“V”。于是，在欧洲各沦陷国家里，人们敲门、拉火车汽笛、按汽车喇叭以及叫服务员都用“嘀 – 嘀 – 嘀 – 嗒”。人们挥手打招呼时比出“V”字手势，餐厅里的刀叉摆成“V”状，停止走动的钟表也会被调成11点5分，“V”字无处不在，甚至在德国军官的私人厕所里。戈培尔试图狡辩说这所有的“V”字代表“希特勒的完全胜利”（Viktoria），但即便德国人都不相信这个说法。不久，这股热潮就越过了大西洋。美国的百货商场到处可见“V”形水钻胸针，蒂芙尼也出售上乘的“V”字钻石饰品，售价为5 000美元。

“你们以为在餐厅制造这些愚蠢的噪音，就可以赢得战争吗？”挪威吉斯林（挪威法西斯分子）的一个走狗这样嘲讽道。的确不能。希特勒的帝国比拿破仑时期的还大，希特勒拥有绝对的权力。在陆地上，他有足够的实力可以同时向四面发起进攻；在海洋上，他的300艘德国U型潜艇正扼杀着英国的生命线。现在，在他绝对统治欧洲的道路上，只剩下四面楚歌的英国正苦苦反击——除非美国出面干预。

美国人几乎只分为两派：孤立派和干涉派。尽管两派人中坚定程度各有不同，但所有干涉派认为在欧洲的这种局势下，必须有所行动。法国停战后，干涉派一片死气沉沉，“V”形标识，例如佩戴“V”形胸针不过是种姿态。在宾夕法尼亚州珍妮特市，一个射击俱乐部的会员正练习枪法，准备击落纳粹伞兵；在华盛顿柯克兰市，一家咖啡馆把菜单上的“汉堡牛排”改名为“自由牛排”。参议员内特·钱普·克拉克和众议员费什到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大放厥词，主张孤立，被主干涉的美国退伍军人协会轰下了台。有很多流言盛传美国人就是过得太舒服了，所以正“走向软弱”，好像“大萧条”时期美国青年人什么都没经受过，整天围在一起吃香蕉船一样。甚至连爱德华·默罗都在给其父母的信中写道：“美国会为自己的舒服日子付出代价的，并且很快就会尝到恶果。”在所有的干涉派眼里，查尔斯·A·林白就是彻头彻尾的大坏人。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将“林白大道”改名为“阿玛街”，《纽约时报》更说他是“瞎了眼的年轻人”，自由专栏作家称他为“冯·林白[6]先生”，罗斯福总统也不客气地羞辱过他（称他为“铜斑蛇[7]”）。至此，林白愤怒地从美国陆军航空队辞职。

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林白是叛国贼。他单人飞越太平洋时，人们对他崇拜有加，可现在他却与希特勒有所关联，美国人难免会认为他背叛美国、背叛人民。初期，他至少还是一个无实质作用的孤立派。“二战”爆发后的第一个月，他说道：“我们不要骗自己了，如果我们卷入欧洲的纷争，我们在和平时期也必须和他们一起。”“这场战争无非是过去在政治上屡犯错误的必然结果。”1940年，纳粹的矛头指向法国时，他又说道：“我们正面临战争的危险，并不是因为欧洲地区的冲突会干涉美国，而是因为我们美国人要干涉欧洲内部事务。我们的危机是内部危机，不需要惧怕外敌入侵，除非美国人陷入内讧或干涉外部战争。”他认定干涉派正“利用一切机会，把我们一步步推向战争边缘”。

这些都是公开言论，一些干涉派可以接受，有的甚至还引以为荣。但是林白的支持者中不乏亲德派，再加上他与媒体的关系又不好，所以关于他的负面新闻被过于夸大。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认为新闻媒体唾弃自己的公众人物。不过在某些方面，他是值得同情的，例如，在他的长子被绑架并撕票后，新闻媒体的表现和行为实在令人惊讶。尽管如此，他依然只打口水战，言多必失。（一次纽约集会上，他说“大多数保持沉默的美国人，不看报纸，不看新闻，也不听广播”，却支持中立。）在得梅因市，和参议员奈一起演说时，他差点儿摧毁了“美国第一”运动[8]。他竟然还警告在美国的犹太人保持缄默，因为犹太人“控制和影响着美国的电影、新闻媒体、广播和政府”。他说，如果美国参战，“他们罪责难逃”。这篇演说让他立即失去了所有犹太人的支持，而且托马斯·E·杜威也认为这番言论“不可宽恕”。

所有孤立派的言辞都咄咄逼人。那段时间最流行的词语莫过于“等同于”，罗斯福下达的每个命令都“等同于宣战”。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基·皮特曼提议，英国应放弃本国领土，撤退到加拿大，他想这应该是希特勒所希望看到的结果。皮特曼甚至都同意纳粹可以控制大西洋地区。明尼苏达州参议员欧内斯特·伦迪提议美国接管英法两国在西半球的全部属地。参议员范德伯格认为“现购自运”就像喝第一口威士忌。从伦敦回来的约瑟夫·肯尼迪说英国为民主而战的说法是“无稽之谈”。“铁裤汉”约翰逊指责他的白宫老上司“不在乎美国人民的命运”。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直到1941年11月还在帮助“美国第一”组织，还说道：“只有歇斯底里的人才会以为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会对我们发动攻击。”伯顿·K·惠勒告诉参议院，罗斯福“新的农业调整计划”是“要把1/4的美国青年送进坟墓”。（罗斯福反称这为“卑怯”的说法，惠勒收回此话。）也许参议院最有趣的评论来自罗伯特·A·塔夫脱，他说白宫不满日本对越南的日渐干涉，还说没有一位美国母亲希望自己的儿子战死在“中南半岛某个连名字都叫不出来的地方”。

“让美国远离战争！”1 000名达特茅斯学院的学生联合署名发给总统的电报中写道。自孩童起，他们都深受孤立主义和和平主义教师的教诲，所以就算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不能转变自己的想法也是情有可原的。现在他们的想法与教师所教导的背道而驰。大学教师和罗斯福一样都看到了许多问题——如果有不同点的话，那就是教师们都有些不耐烦，认为罗斯福行动不够迅速。一些怀有理想主义的学生还越过边界进入加拿大应征入伍。查尔斯·博尔特写了一篇干涉主义社论，发表在达特茅斯学院的校报上，这触怒了他的同学，于是他加入英国陆军，并在阿拉曼战役中失去了一条腿。但1940年6月，英国大使洛西恩勋爵在耶鲁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时发现，大多数学生还是希望自己能够置身事外。一些极端孤立派认为，只要英国舰队向西航行，弃祖国不顾而投奔美国，希特勒就会因征服了联合王国而满足。洛西恩试图使他的观众面对现实，他宣称孤立主义是完全不可能的，美国是无法孤立于外界事务的，如同英国。美国的财富和实力对其他政权来说极具吸引力，对希特勒或任何一个想要称霸世界的人来说，美国都令人垂涎。耶鲁大学的教师都听得热血沸腾，大多数应届毕业生却无动于衷。

罗斯福同意洛西恩的看法，将其与英国进行了更进一步的类比。英国白厅外交政策的宗旨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单独统治欧洲大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马尔巴罗和惠灵顿都跨越了英吉利海峡，为什么1914年英国不能容忍德皇入侵比利时，也正因为这一点，英国陷入了战争。罗斯福相信，在历史的长河中，美国必须和大西洋地区站在统一战线上。

但1940年是总统换届年，没有一个总统任期超过两届，这使罗斯福更加为难。虽然竞选第三个任期并不违宪，但总统两任期制已成为根深蒂固的传统，他并没有打算打破传统。他本来计划1941年1月卸任，但现在这个情况，他不知如何是好。人民很有可能选出孤立派总统，这对美国来说将是无法想象的灾难。在帮助英国的同时，又赢得选举，确实太艰难。为了实现这个计谋，他认为可能不得不放弃与美国人民坦诚的一贯政策（赫尔也同意）。

欧战一开始，政府办事就已不坦诚。一架绝密的新型道格拉斯a–20轰炸机在试飞时坠毁，美联社报道伤者之一为法国空军部的施默德林先生，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大发雷霆。还有一次，国务院遵照罗斯福的指示，与英国达成协议，公海自由航行权仅限于英国船只，任何德国商品（不管是产自德国还是送往德国）都可以在海上被拦截。即使船只航行于两个中立国之间，该项政策同样有效。中立国家表示抗议，但英国白厅称这是没办法的事，还在打仗嘛。敦刻尔克大撤退后，英军不仅狼狈不堪，更严重的是军备匮乏。因此，罗斯福用最快的速度将所有多余的美国新造武器运往英国。

美国当时的军事力量在世界上还不及三流国家。自股市大崩盘后，美国的基础机床制造业几乎完全消失。全国最大的锻造厂也只能制造浴缸和汽车车架，榴弹炮只能靠制造有轨电车车轴的机器。德军进攻荷兰的那天，赫尔告诉总统应到国会要求每年生产5万架飞机。罗斯福深吸一口气，最终做到了，因为即使是孤立派也坚持“捍卫美国”，国会投票同意拨款。赫尔曼·戈林说：“简直不敢相信！”最后美国年产6万架飞机。

罗斯福多次站在轴心国对立面的角度发表言论。意大利向法国宣战，使法国陷入极度困境时，他说：“1940年6月10日，法国没想到它被自己的邻国在背后捅了一刀。”总统竞选期间，他向英国提供了50艘超龄驱逐舰，以换取美国在西半球英国海军和空军基地99年的租赁权。此次交易甚至不合法，但它却让美国成为英国的非交战盟友。潘兴将军和乔治·菲尔丁·艾略特都对此表示支持。美国《时代周刊》报道，这是自购买路易斯安那州以来，美国为国防迈出的最重要的一步。一位孤立派参议员说：“听着，你无法抗拒这样的交易……罗斯福达成的这两笔交易，确实比我们所有人都要高明。”

驱逐舰协议签订两天后，一位耶鲁大学法律系的学生成立了一个规模最大、财力雄厚、影响力也最大的反战组织，这位学生名为小道格拉斯·斯图尔特，是桂格燕麦公司第一位副总裁的儿子。这个组织就是“保卫美国第一委员会”。他们认为，美国人应该为保卫美国而战，而不是为了英国——这其实是牺牲了英国这个宝贵的盟友，尽管组织成员们并没有明说。罗伯特·A·伍德将军后来成为该组织的领导人，他也是西尔斯·罗巴克公司董事会主席。

不到6个月，该委员会成员就扩大到6万人。国会山上的每一个孤立派都参与其中。小说家凯瑟琳·诺里斯是该运动的首席宣传员，查尔斯·林白是最受欢迎的发言人，而伍德、亨利·福特、罗伯特·杨、斯特林·莫顿、小爱德华·赖尔逊和莱辛·罗斯瓦尔多是赞助者。委员会的经费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一次，它同时在60家报纸上整版刊登宣传广告，抨击罗斯福的外交政策，之后又在另外79家报纸上再次宣传。约瑟夫·P·肯尼迪、艾丽斯·朗沃思和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加入，使委员会颇具声望。委员会接连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和芝加哥召开了两次大会，与会者一听到丘吉尔的名字，就嘘声一片，这让林白很尴尬。

为了与之对抗，威廉·艾伦·怀特成立了“援助盟军保卫美国委员会”，还在全国各地形成了自己的分会——东部沿海各州是该委员会最大的支持者，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援助盟军保卫美国委员会收集签名、邮寄宣传册、并在保卫美国第一委员会内部散发传单，与其作对。怀特委员会发言人包括约翰·J·麦克洛伊、作家伊丽莎白·卡特·默罗（即林白的岳母），还有以罗伯特·舍伍德为首的知识分子。该委员会得到了许多大型报社的大力支持，除了《芝加哥论坛报》和《华盛顿时代先驱报》。

美国将首次在和平时期征兵，这大概是任何在职总统寻求连任过程中提出过的最有争议的议题，很显然，这次双方都动了真格。曾经，甚至是乔治·华盛顿也未能劝服国会同意在和平时期征兵。1940年，只有加拿大、古巴及一些南美洲国家，和美国一样没有实施强制性军事训练。数百万美国人还是希望维持原制度：对他们来说，这项提议就如同让他们回到他们早已逃离的欧洲。但是马歇尔将军想要士兵，况且，如果美国想要建立一个有效的国防机制，当务之急就是征兵。6月10日，罗斯福发表演说时，首次提出了这项提议，他承诺“美国的军事设备和军事训练将足以应付任何一次紧急防御任务”。其中的关键词是“训练”，随后在众议院发起的议案就是《征兵训练服役法案》。

约翰·L·路易斯表示，征兵制度是“独裁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体现。诺曼·托马斯、奥斯瓦尔德·加里森·维拉德和哈里·爱默生·富司迪牧师都认为征兵是不道德的行为（一位牧师预言，征兵将使青年人沦为“梅毒患者和奴隶”），劳联主席比尔·格林发表声明，虽未明确表达出自己的意思，但似乎是说只有在外族侵略美国领土时，他才会同意征兵。让埃莉诺·罗斯福尴尬的是，她最热爱的组织之一——美国青年代表大会也公开宣布其会员拒绝入伍。纽约协和神学院的20多名学生也声称拒绝登记入伍，尽管他们本就可以自动延期入征。莫霍克族印第安人也说明他们不会参战，因为自己从来就没被视为美国公民，这倒有一定的道理。

但反对参战的院外集团运气不佳。9月，委员会将征兵提案提交众议院，正值纳粹炸弹狂轰使伦敦燃成一片火海，各大报纸头条都是关于此事的照片。6月1日，盖洛普民意测验称，大众对征兵制度的支持率和反对率持平，法国沦陷后，征兵制的支持率上升到67%，而现在已增至71%。于是，国会同意暂时实施一年征兵制，规定21~35岁的青年男子必须应征入伍。一夜之间，美国最大的婚戒制造商之一——纽约的J·R·伍德父子公司的营业额增长了250%。美国掀起了一股“征兵前结婚”的热潮，因为他们以为已婚男人可以免于应征，但他们低估了对手。作为该草案的负责人，罗斯福任命了一名陆军军官负责征兵工作，他自1926年起就在研究各种征兵方案，熟知所有漏洞。这名军官就是刘易斯·B·赫尔希。

参议员惠勒曾喃喃自语，美国青年绝不会服从这种奴役性劳动法案，肯定会站起来革命。但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10月16日，已有1 600多万美国年轻人应征登记，没有出现任何异常，而且大家的情绪似乎还很高涨。10月29日，战争部长抽出第一批应征入伍的人员，不久，成千上万邮递员们开始送信，信的开头这样写道：

祝贺你：

鉴于你已向当地的街区委员会报名，愿意接受军事训练，并在美国陆军或海军部队服役，现已通过审查，特此通知……

服役人员或入选者（当时出于礼貌，并不称他们为“士兵”），住进了新建的松木兵营，不久便拿着木制步枪，带着标有“坦克”二字的大厚纸箱进行军事演习。没过多久，他们就开始厌倦了。美国当时并未参战，而且他们遵守的是美国和平时期的军事机制，一向笨拙、难操纵，无法鼓舞士气。几个月后，服役人员开始烦闷地数着日子过。到了夏天，军营里到处都是用粉笔写的“OHIO”字样，寓意“10月过山”。“过山”是军营里的暗语，意思是不经批准，即可离开，也就是说，到10月时，征兵制一年的期限就满了，他们即可恢复自由。但是到了那时，他们也未能离开，因为战争即将爆发。然而即使在那时，众议院也只以203对202的票数，通过了征兵制延长18个月的提议。仅一票之差，罗斯福当时真可谓如履薄冰。

希特勒肯定希望总统另有其人，据战后调查，实际上德国政府在194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花费了不少钱，但多数都打水漂了。经手这些资金的人叫汉斯·汤姆森，是德国大使馆的一位工作人员。汤姆森多次在《纽约时报》刊登整版广告支持两党中的孤立派。在向德国总理府的报告中，他自吹自擂，说共和党政纲中的“美国第一、全民备战、争取和平”是他的功劳。他还大言不惭地说“我们这次的援助，没有走漏半点风声”。

这种说法疑点重重，因为民主党也提出了类似的政纲，承诺“除非我们遭受侵略”，否则美国军队是不会被派往海外的。这次总统竞选的关键点在于共和党候选人，就连亲英派的人也很难找到更合适的人选。纽约检察官托马斯·E·杜威已经赢得了所有的初选，塔夫脱也自信满满地把竞选总部的电话号码设为“me–1940”（意思是“1940年，舍我其谁”）。不过这次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并未受政客们的控制，因为大会代表们盼望提名一位可以打败罗斯福的候选人。大会前夕，罗斯福分别任命了共和党人亨利·史汀生和弗兰克·诺克斯为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这激怒了代表们。会议期间，不断有人高呼： “威尔基！威尔基！”直到第6次投票选出温德尔·L·威尔基为候选人，他们才作罢。

威尔基的个人品质比竞选过程要好得多。他总是会被一些小状况羁绊，比如说，演讲有时需要高声疾呼，可是他的喉咙总是受不了。9月，连续两天的演讲后，他几乎不能发声了。在伊利诺伊州的罗克艾兰县，他硬着头皮走上台，用嘶哑的声音说：“我有心——咳咳——可我的声音——咳咳。”接下来的演讲更奇怪，就像一场无声电影，只看得到嘴唇动，却听不到声音。专家告诉他，不能讲话，这是唯一的治疗方法，可是这一要求，任何总统候选人都做不到。尽管用了各种药膏和漱口药，他的嗓子依然嘶哑，不见好转，直到竞选结束后，才恢复正常。

一些共和党的老党员反对威尔基，主要原因是前不久他还注册成为民主党党员。威尔基向参议员詹姆斯·E·沃森寻求帮助，但老男人不屑地告诉他：“如果一个妓女想要悔过自新，并去教堂赎罪，我个人还是欢迎她的，也会为她带路，但无论如何，我不会让她当天夜晚就担任唱诗班领唱。”工人阶级总是对威尔基不满，甚至还有人往威尔基太太身上扔鸡蛋。更严重的是，共和党中那些内斗者们并未吸取1936年的教训，反而害了威尔基。一位费城的律师引述：“支持罗斯福的大多都是穷人，他们一年都赚不到1 200美元，而且他们还不值得给这么多。此外，就是罗斯福的家人。”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反战广播节目对待罗斯福也很粗鲁，这反而让民众开始同情起罗斯福来。大家都说“当你的孩子在欧洲战场奄奄一息，呢喃着要见家人时，不要责怪罗斯福派他们参战——你只能责怪自己让罗斯福重新回到白宫”。

威尔基在这方面做得无可指责。战争本来是唯一可以用来攻击罗斯福的切入点，但威尔基人品太好，又讲义气，不愿落井下石，加以利用。他鼓励罗斯福运送武器军备到英国，也支持和平时期征兵制以及驱逐舰交易。他批评罗斯福不该隐瞒国会自己做交易，这无可厚非。一些老顽固总说威尔基是个应声虫，只会随大流，这对他来说是不公平的。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时，他很难采取其他立场。最过分的是，罗斯福的新任副总统候选人亨利·华莱士竟指控威尔基是纳粹的狗腿子，他完全不该受到这样的诬告。

在此期间，罗斯福一直面带微笑地处理自己的日常工作，仿佛从未听说过温德尔·威尔基这个人。罗斯福再获提名完全是由哈里·霍普金斯一手策划，哈里住在芝加哥黑石饭店一间漆成棕褐色的房间里，其浴室内设有一条直通白宫的专线电话。民主党党内提名者有法利、加纳和泰丁斯——说明自从上次4年一度的会议之后，民主党内部已分化。但是这次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显然是被人操纵了。芝加哥市长爱德华·J·凯利在市体育馆的地下室安装了一个麦克风，直通公共广播系统。到了关键时刻，一个芝加哥官员就会对着麦克风大喊“支持罗斯福”，便可引发公众追随。这名官员正是芝加哥下水道系统的管理者，共和党认为这一点颇为耐人寻味。

罗斯福竞选期间，唯一具有争议性的时刻就发生在大选5天前的波士顿。当地政界人士不停地要求他再次保证不会派遣美国青年出国参战。罗斯福告诉他们，他已多次向公众保证过这件事，早就觉得厌烦了。但最后，他还是同意了，并说道：“台下的父母们，虽然这句话我已经向你们说过，但我还是会再一遍，一遍，又一遍向你们保证，你们的孩子绝不会参加任何国外的战争。”

萨姆·罗森曼提出异议，因为民主党政纲里并无此说法。他认为罗斯福应该再补充一句，“除非国家遭受侵略”。可罗斯福摇了摇头，这样说太明显了。他回答道：“当我们遭受侵略时，当然要参战。如果是我国遭受入侵，那也就不算是国外的战争了，不是吗？难道他们还让我保证，除非南北战争再次爆发，我们才能动用军队吗？”约翰·甘瑟后来说，罗斯福的这种做法“不诚实”。罗伯特·舍伍德虽然曾经为这段话辩护过，但他之后说，当他的脑中一闪现“一遍，一遍，又一遍”这几个字眼时，就会感到怒火中烧。还有些罗斯福的崇拜者每次听到这些话，都会不自在。在此之前，罗斯福对美国人民都是坦诚相待的，这也是他能重返白宫的原因之一。

选举后的那天早上，约翰·L·路易斯发现美国矿工联合会大厦前面挂了一个巨型横幅，上面写着“支持辞职”[9]。民众投票最终促成了罗斯福的再次执政—2 700万对2 200万，是罗斯福从政以来第一次票数如此接近，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仍然是威尔基所称的“冠军”。大选两天后，“冠军”罗斯福又回到联合车站，得意扬扬地乘车穿过宾夕法尼亚大道回到白宫。一路上，约有20万人夹道高声欢呼，他笑容满面地站在车上，摘下他的旧呢帽向民众点头致意。追随罗斯福的阵营依然人山人海，反对者也过来凑凑热闹。可玩味的是，当天的《华尔街日报》将罗斯福赢得竞选的消息登在了一点儿都不起眼的第6版。

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和竞选之前的这段时间里，罗斯福曾探访过第一集团军的94 000名官兵。他事先传话说，不要为他鸣礼炮、奏军乐，也不用举行阅兵式和欢迎仪式（作为陆军，他们还是照例完成），罗斯福只是想看看他们的装备如何，却没多少可看。司令官报告总统：“我们都用扫帚当机枪，用排水管当迫击炮。”罗斯福大笑着说，大家都一样，都在大冒险。

但也并非人人都在大冒险，比如英国。英国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后，罗斯福所做的不仅是送去他能够调动的所有东西，还正往英国分派当时正在生产的P–40战斗机。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因为英国越强大，美国就会有越多的时间备战。然而，这一明智之举却很难向美国民众解释清楚。所以，在他的第三个总统任期里，随着国内外局势的日益紧张，罗斯福也开始增强各项行动的保密性。除了需要向国会申请资金的事务，其他他都倾向于独自行动。他派遣私人特使哈里·霍普金斯等人去英国，而非遵循正常的外交渠道。直到1946年调查珍珠港事件时，美国国会才得知在1941年1月29日至3月27日期间，英国军方人员曾飞到华盛顿，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秘密洽谈。尽管那时美英并不是盟国，但是正如T·R·费伦巴赫所说，他们是持共同目标的“协作国”。

克莱尔·布思·卢斯认为罗斯福对希特勒的手腕应该更加强硬，指责总统正在打一场“软弱战”。她说，每位领导者都有自己的标志性动作——丘吉尔做“V”字手势，希特勒高举右臂，墨索里尼昂首阔步。当被问及罗斯福有什么标志性动作时，克莱尔舔舔自己的手指，然后伸出去试了试风向。这个比喻确实很巧妙，也是事实，不过罗斯福这样做是绝对有必要的，总统应该知道美国人民的想法。内部分化的国家是不可能在战争中赢得伟大胜利的。他比美国人民先走了一步，不，甚至是两步。但如果他走得太快以致脱离了人民，那他就失去了人民，也就不可能再次宣誓就职了。本杰明·富兰克林曾写过：“既要忠心地为公众服务，同时又要完全满足他们的需求，是不可能的。”

民意测验日益成为蓬勃发展的新兴产业之一。不过一些测验结果是可以预测的。纽约市市民比其他任何一个地方的人更具有干涉欧洲战争的热情，但得克萨斯州人民更想与希特勒交战，得克萨斯州的亲英派不多，但大家的爱国主义情绪强烈。美国真正热烈主战的区域是南方各州（佐治亚州没有举行过一次“美国第一”的大会）。南方各州的白种盎格鲁 – 撒克逊人对纳粹作战的决心是其他人的6倍，也许，正如迪安·艾奇逊所言，这是因为南方各州的英雄人物多为军人。就美国整体而言，62%的美国人赞成驱逐舰交易。那些看到祖国遭受蹂躏的国民，除了斯堪的纳维亚人，个个都对德国人恨之入骨。上层社会人士也更倾向干涉派，到1940年夏初，超过2/3的美国商界和知识界领导人赞成向英国增加物资救援，《美国名人录》中将近一半的男女名流都主张国会立即宣战。与此同时，几乎每个美国人（93.6%）都同意扩军备战。

但是也有很多测验结果是无法理解的。1939年秋，4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将被卷入欧洲战争。可是法国沦陷后，战争危机加剧之时，反倒只有7.7%的美国人持这种看法了。1940年年末，60%的美国人认为英国正在为美国的利益而战，但只有13%的美国人同意美国参战。到了1941年，《财富》杂志调查结果显示，67%的美国人愿意追随罗斯福总统参战，但仍有70%的人反对战争。引述林肯总统曾在1862年说过的一句话：“实际上，我们已经处于战争中，但人民大众还未下定决心。”

1940年年末，《纽约时报》得出结论：美国现阶段得了“某种精神分裂症”。但有一组前后一致的数据，能够反映某种趋势。这一趋势是针对盖洛普提出的问题：“你认为美国应该避免参战，还是应该不顾参战的风险尽一切力量援助英国？”回答是：

| 避免参战 | 帮助英国
1940年5月 | 64% | 36%
1940年11月 | 50% | 50%
1940年12月 | 40% | 60%

在两派极端主义者的影响下，罗斯福承受着来自国会领导人、白宫助手、内阁成员，甚至还有总统夫人的巨大压力。现在想想，他当时的决策并没有像之后实际行动时那么清楚。他为英国提供了一切他能够提供的物资，动员美国发展工业，全面武装整个国家。看着航船一步步逼近德国在大西洋上的潜艇，罗斯福倒希望出起事故，从而引发全民的战斗意志，凝聚全国的战斗力量。那时他几乎没有考虑太平洋，而且据大家所知，他也没有发现一项就某些角度而言最具意义的民意测验结果。在西海岸的美国人对德国并不感兴趣，却时刻准备对日作战。

1940年年末，罗斯福在最软弱的方面做出了第一个决策。那时英国正一败涂地，所有在前线的英军全部战败，战争资金也所剩无几。罗斯福刚赢得自己的第三次总统竞选，接着却得了鼻窦炎，为了调养身体，他乘坐“塔斯卡罗萨”号巡洋舰在加勒比海享受日光浴。调养期间，他也考虑着英国的近况。这时，一架水上飞机降落在旁边，并送上一封丘吉尔的亲笔信——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曾说过： “这也许是丘吉尔一生中写的最重要的一封信。”信中说，英国现在已经弹尽粮绝，也没有资金再买入军火，国库存款也只剩下最后的20亿美元。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的确，在美国大选结束后两天，连希特勒都公开谈道：“至于美国的生产总值，那真是用天文数字都无法形容的。因此，在这个领域，我们不打算与其竞争。”[10]但是，丘吉尔觉得，这一方面正是必须要与希特勒竞争的。罗斯福总统是否有方法能在美国宪法允许的范围内，拯救英国于“水火之中”呢？

收到丘吉尔的来信时，霍普金斯也在军舰上。他一开始并没有发现罗斯福已被这封信打动，过了好一会儿，霍普金斯才意识到总统正在努力思考——霍普金斯称这种状态为“加油”，他说：“罗斯福经常这样，表面上看起来正在休息，什么都不关心，实际上正在沉思。”丘吉尔的回忆录中记载，霍普金斯而后告诉他，总统一个人坐在躺椅上，把这封信读了一遍又一遍。两天的时间，他都没有做出决定，他陷入沉思，一句话都不说。霍普金斯知道他的脾气，也没有多问他什么。“一天晚上，他突然拿出了一整套计划……毫无疑问，他已经找到解决办法了。”而这个计划既可以解决丘吉尔面临的困境，又可以让希特勒无力还击。它恰巧是众议院第1776号法案[11]，即举世闻名的租借法案。

12月16日，罗斯福返回华盛顿。第二天一早，他就召开记者招待会说：“我觉得最近只有一件事算得上特别的新闻。”接着，他讲述了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故事之一，用45分钟的时间来解释“租借”的概念。“假如我邻居家的房子着火了，我正好有一条浇花用的水龙带，如果他用我的水龙带，接上他的水龙头，我就可以帮他把火灭掉。那现在我该怎么做呢？我不会在他用之前先说‘兄弟，这水龙带值15美元，你得给我钱’。那我要如何交易呢？我不想要这15美元，我只是想让他灭火之后再把水龙带还给我，仅此而已。如果火灭了而水龙带没有损坏的话，他会把它归还我，还会非常感激。如果水龙带有所损坏的话，他用‘实物’偿还我就是了。”

这样比喻实在高明，而且听上去很有道理。但罗斯福提出借给英国的可不是水龙带，而是坦克、战斗机和战舰等军用物资。这些东西能在战后用“实物”偿还吗？此外，就这个比喻而言，水龙带只是租借物中最小的一部分。除了水龙带，还需要借给邻居水龙头以及其他大量昂贵的自来水设备。最终，只有总统一人能够决定借给他们什么、什么时候借和借给谁。众议院第1776号法案正式名称为“进一步促进美国国防及其他目标的法案”，这个法案授予了罗斯福其他总统从未要求过的权力，即“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总统认为它的国防对美国国防至关重要”，那么美国就可以为其提供援助。

这项措施作为先例，对后世影响深远，最后竟深刻影响到东南亚丛林。但当时，人们认为争论不过只是孤立派与干涉派两者之间的不断较量。12月29日（当夜，伦敦正遭受最严重的一次燃烧弹袭击），罗斯福发表炉边谈话，向全国人民阐释了这项法案。他说，这项法案的目的仅限于出借、出租及出售军用物品。他给敌人命名为“柏林－ 罗马－东京三方轴心国”，并再次保证避免参战。他说：“我们必须成为民主国家庞大的军火库。”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演讲，从各方函电来看，支持者占99%。民意测验显示，71%的人民表示赞成，其中54%的人主张立即执行租借法案。

但现在还不能立即执行，因为国会山上的孤立派认识到这是一场“小比格霍恩河战役”[12]。汉密尔顿·菲什愤然说道，第1776号法案会削减国会的权力，“不会比德国国会的权力大”；“铁裤汉”约翰逊证明，租借法案“是给全世界大肆派送‘糖果’（炮弹）”；参议员奈一个人整整讲了12个小时；密苏里州的参议员克拉克把它叫作“战争法案”。但他们现在已没有威胁性了，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早就对此发表过评论：“时间的推移、事件的发展、个人独立的思想行动，有时会渐渐破坏甚至毁灭一个观点，但表面上却没有任何变化的迹象。”这就是孤立派所面临的情况。历史的钟摆早就不再偏向他们，孤立派的忠实追随者也势单力薄。有一群自称为“抗议第1776号法案母亲十字军”的人在弗吉尼亚州参议员卡特·格拉斯的办公室门前静坐示威，格拉斯还出动了联邦调查局，并且告诉媒体：“你们真的有必要调查下她们到底是不是母亲，为了我们整个国家，我真希望她们不是。”

罗斯福的竞选经理已经把所有共和党温和派的人都拉拢过来了，一个都不落。当华盛顿州参议员霍默·博恩问及过去干涉派难以回答的问题时（“比战争更糟糕的是什么”），佛蒙特州参议员沃伦·奥斯汀回答道：“在我看来，如果希特勒奴役了整个世界，那将比战争更糟糕，甚至比死亡都糟糕。”听众们鼓掌欢呼，博恩只好溜去休息室躲着。1941年2月11日，威尔基为租借法案做证，并确保其通过。他说：“在这种情形下，只能授予罗斯福特别的权力，这也是民主国家的传统。”1941年3月，该法案通过了，罗斯福向国会申请先拨款90亿美元——这也使国内外购买军火的资金增至260亿美元。伦敦到处都飘扬着美国国旗。希特勒说，就算有租借法案，“英国照样会沦陷”。在意大利，墨索里尼控制下的新闻媒体威胁道：“罗斯福的这种做法可能会在太平洋上引起英美两国意想不到的麻烦。”但这时还有谁会关注希特勒说些什么呢？

现在美国的工业发展正呈现迅猛的势头。重工业雇用300万名新工人，生产新军工设备。装配线上到处都拉着红、白、蓝三色的横幅，上面写着“时间紧迫”，以示警醒。政府成立了国家监管机构，自从总统与大企业间存在矛盾以来，这还是第一批一流管理人才来到华盛顿。美国人民开始面临物资短缺，哈罗德·伊克斯已将150艘油轮移交英国，导致美国油轮减少了40%，并造成了东海岸的第一次油荒。

早在1941年2月，墨索里尼就已经下令关闭美国在巴勒莫和那不勒斯两地的领事馆。罗斯福也关闭了意大利在底特律和纽约两处的领事馆予以还击，接着他宣布全国进入“无限紧急状态”，冻结了德国和意大利在美国的资产，扣留了轴心国和被轴心国控制的其他国家的船只，包括法国维希政府的“诺曼底”号，“以防他们采取破坏行动”。美国陆军航空队宣布，将训练8 000名新飞行员援助英国皇家空军。罗斯福把10艘海岸警卫队快艇（禁酒令时期用以缉私的老驱逐舰），移交英国，而且他还不顾红海正有战事的事实，宣布埃及中立，从而使其成为非战区，保证美国货轮在红海自由航行。4月9日，美国和格陵兰签署了一项条约，承诺美国将保护格陵兰免受侵略，作为交换条件，格陵兰允许美国在该地建立气象站及其他基地。美国发表简报称格陵兰上的德国气象人员已全部被“清除”。总统则宣称，保卫格陵兰对整个西半球的安全至关重要。

但是西半球范围到底有多大？参议员塔夫脱多次提出这个问题，但白宫给出的回答总是含糊其辞。那年春，宾夕法尼亚大道两边（国会与白宫）讨论最热烈的话题是护航问题。盖洛普首次报告中说，绝大多数民众对此全持否定态度。参议院内部的民意测验结果显示，45名参议员同意美国军舰护送货轮至大西洋中途，但这还遭到了40名参议员的反对。此外，英国海军总部提供的令人震惊的数据表明，德国U型潜艇在大西洋之战中大占上风。如果罗斯福想要把租借物资运到英国，那他必须要在海上施展妙计，而且一定要足够大胆，不能畏惧参议院中塔夫脱等人的反对。

2~3月，德国狙击手和潜艇组成了所谓的“狼群”战队，共击沉和捕获了22艘船只（11.5万吨）。虽然美国船厂可以帮忙修理英国损坏的船只，但远远不够，因为大西洋几乎快成为德国的领海了。罗斯福宣布，东海岸往东向大西洋延伸1 000英里以内为美国的“安全带”——记者们调侃地称之为“贞洁带”。与此同时，他还透露，美国军舰正与英国军舰“合作”。4月11日，他致电丘吉尔说，“美国将把安全区延伸至约西经26度”，他请求首相能够让英国海军“极其保密”地将他们的护航日期、计划和目的地告知美国海军部队，“这样我们的巡逻队就可以把新界限以西的所有船只和飞机搜寻出来”。正如费伦巴赫所指：“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做出的这个决策——秘密的军事命令，美国正式介入北大西洋战争。”

6月，赞成美国护航的人数比例上升到52%，75%的人认为，如果英国没有美国的护航就会战败的话，那他们支持护航计划。但是罗斯福的想法依然令人难以捉摸。诺克斯和史汀生已公开表示支持护航，总统却告诉记者，他对此表示反对，并且还反对派遣美国军队出国参战。我们现在知道，他那是口是心非。沃尔特·李普曼看出了总统言语中的不可信之处，于是撰写了一篇言辞尖刻的专栏，指责罗斯福总统对美国人民“花言巧语、拐弯抹角，甚至对他们故意屈尊、过度紧张”。然而，作为总统，罗斯福知道必须要团结全国的力量，他也知道，如果美国军舰在公海遭受袭击，全国人民势必会团结起来，这正是他采用现行策略的原因——造成此类不可避免的事故。

第一起事故发生在4月10日，但事态甚小。美国的“尼布拉克”号驱逐舰从一艘被鱼雷击中的荷兰货轮上救下了几名幸存者，然后通过声音探测器发现了一艘德国U型潜艇，并用深水炸弹将其赶走。就连罗斯福也无法对此小题大做。直到英国每月都要丧失40万吨的货运物资时，罗斯福才觉得他必须要有所行动。正如他告诉媒体的：“如果我们就这样袖手旁观，等到德军侵略到家门口时，我们就只有死路一条。”因此，他将西半球的范围明显扩大，几乎扩大到了北海。这次新举措的幕后推动者是海军作战部长，他于6月17日给霍普金斯送去一份备忘录，提议派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旅去救援在冰岛作战的英军，并让他们时刻“备战”。备忘录的背面，签署：同意。罗斯福。

7月7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登陆。罗斯福发表声明指出，他应冰岛政府邀请派兵入驻冰岛，目的是防止别国“利用冰岛的海军和空军基地，来对付西半球”。这种说法真是荒谬。按照轰炸机航程计算，雷克雅未克距离纽约3 900英里，但距离柏林只有2 800英里。这是在“保护”冰岛，以防别国染指。看着他们一再仿效这种自己过去常用且常奏效的策略，纳粹终于愤怒了。德国海军想要对美国航运发动潜艇战，但希特勒意识到罗斯福正在翘首以待这起事故作为借口，所以他并没有上钩。希特勒命令海军上将埃里希·雷德尔尽一切可能严加避免美国的船只遭到袭击。他补充说，他当然也理解德国潜艇可能会无意中弄错。这一点，罗斯福也知道。美国军队和船舰入驻冰岛就是直接表示美国要介入大西洋之战。伯恩斯对此写过一段话：“如果说，援助英国以不参战与援助英国以参战，这两者之间有一条界线的话，那罗斯福清楚地跨过了这条界线的时间很有可能就是1941年7月。”

这也正是希特勒不得不自我控制的时候。两星期前，6月22日星期日，他下了一个最大胆的赌注：他决定北起北极，南到乌克兰，在2 000英里的战线上进攻苏联。此时如果说有一样东西他最不想要的话，那就是另竖一个敌人。权衡各方利害，他猜想，这次新的入侵在美国未必完全不受欢迎。的确如此。《时代周刊》的一篇评论表明，普通美国人对德国和苏联可能都不大信任，评论说：“两大极权主义世界强国现在就像是从泥沼里跳出来的史前巨兽，半瞎且野蛮凶猛，相互厮杀。”参议员哈里·杜鲁门说，他希望“纳粹能够杀死更多的苏联人，苏联人杀死更多的纳粹”。因为这句话，斯大林永远都不会原谅他。华盛顿的将军和海军上将们认为苏联败局已定，提议无须往那里运送物资。但罗斯福和霍普金斯表示反对。10月1日，美国与苏联外交官签订10亿美元的租借条约，苏联的货轮开始长途跋涉，历尽千难万险往返于摩尔曼斯克与美国之间。

霍普金斯与租借法案协调员埃夫里尔·哈里曼，以及他们的一些工作人员正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大楼的17个房间里工作，这些房间还是委员会匆忙清理出来的。战争也在不断改变着华盛顿的面貌。五角大楼和国务院新大楼在那年秋天竣工，林荫大道上的各种临时大楼也在兴建——尽管“一战”时期的一些“临时”建筑依然在使用。到处都出现了一些新人，他们日后颇具名望。在美国“奥古斯塔”号巡洋舰上，诺克斯的一位年轻助理与总统简要地协商了劳工问题。随舰日志上记录了该助理名为“艾德莱·史蒂文森”[13]。在路易斯安那州陆军军事演习期间，罗伯特·谢罗德告诉埃里克·塞瓦赖德，“一定要去见见艾森豪威尔上校，他比其他任何人更能说明情况。”结果见报时，艾森豪威尔的照片附注是：“D·D·厄尔森冰中校”[14]，艾森豪威尔不禁笑了起来。（他苦笑道：“至少前两个缩写字母写对了。”）

在美国，霍普金斯是仅次于总统，权力最大的人。他在白宫二楼的东南角有自己的办公室，就在总统的家庭私人住宅区域内。丘吉尔出于对他的敬佩和尊重，称他为“万物之要爵士”，伦敦人民也很信任他。1941年7月底，霍普金斯在唐宁街10号的花园里与丘吉尔会面时说，总统想在“一个僻静的海湾”与首相会面。丘吉尔闻言非常高兴，他非常愿意亲自见见这位首席盟友，而且这次会面也具有一流的宣传价值。他们选了世界上最荒凉的地方之一——加拿大纽芬兰东南部的普拉森舍海湾。8月9日，美国“奥古斯塔”号巡洋舰及其护送舰队停在了英国“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及其护送舰队的旁边，两国舰队一并前行，数量之多，阵势之大，足够进行一次大规模海战，这也许正是当时的想法。所有的会议均在“奥古斯塔”号上举行，除了星期日那天罗斯福越过跳板到英国战列舰上做礼拜。美英两国全体船员合唱完圣诗《哦王啊，我们永远的保障》之后，丘吉尔告诉罗斯福：“我并没有宗教信仰，但我要感谢上帝，感谢在这一时期，有你这样的伟人执掌美国政府。”在这三天多的时间里，两国首脑与双方工作人员协商了一系列事宜，还一起拍照留念，并起草了一份联合声明，叫作“大西洋宪章”。

双方各自回到伦敦和华盛顿后，就把会议照片发给各大新闻媒体，同时，《大西洋宪章》也以联合公报的形式向全世界发布了。公报主张自由国家的人民有权利选择本国的领导人、收复被武力占领的本国失地、彼此自由贸易、以平等原则获取原材料、帮助改善贫穷落后的国家、打败侵略者，并享有公海自由航行权，从物质的匮乏和精神的恐惧中解脱出来。这大多是基于罗斯福最近的国情咨文所述（咨文中还包括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的权利）。9月，有15个反轴心国国家，包括苏联（颇具讽刺意味），都纷纷表示赞成《大西洋宪章》。但奇怪的是，《大西洋宪章》的真实原文版却不存在。一名记者向罗斯福提出这个问题时，总统回答道：“据我所知，它还没有任何文本。我没有，英国也没有。你们所能得到的最近似材料，是‘奥古斯塔’ 号和‘威尔士亲王’号无线电发报员发布时的手稿……并没有正式的文件。”

即便如此，大家都表示理解，而且宪章并不局限于和平时期的战略方针。罗斯福回到白宫后，宣布他已通过行政命令解决了护航问题。美国战舰将在冰岛以西海域为商船护航，同时在海上熄灯以备战，尽管那些被护航的货轮被设定为美国船只，但行动计划上显示，海军规定“任何国家的轮船”都可以寻求保护。

接下来要再发生事故的话，就很可能要交战了，事实上也的确如此。9月4日，在冰岛海域，德国U–652号潜艇指挥员发现自己遭到深水炸弹的轰击，同时还发现水面上有一艘驱逐舰。很显然，那些战舰是英国的，而且想置他于死地。但他错了，那些深水炸弹确实是从一架英国飞机上投下的，但“基尔”号驱逐舰却属于美国。“基尔”号舰长看到两枚鱼雷朝自己袭来，他采取回避战略，并发射深水炸弹自卫。德国U–652号潜艇和美国“基尔”号驱逐舰都未受损坏，但事实上，德国打响了德美战争第一枪。罗斯福将德国此次做法称为“海盗行为”，并下令海军部队不再“搜索即巡捕”，而是“搜查即毁灭”——换句话说，一发现德国船只就开火。纳粹和美国在海上等于已不宣而战，对此，在美国国内，民意测验显示2/3的美国人赞成开战。

10月15日，德国“狼群”战队袭击了位于冰岛以南400英里的英国护航队。护航队司令官发电请求救援，前去营救的是由“奇尔尼”号带领的5艘美国战舰。“奇尔尼”号是美国最好的驱逐舰，投入使用只有一年时间。它的侧翼受到鱼雷袭击，尽管最后没有沉没，但美国人民还是第一次看到了“二战”中本国人员伤亡名单：2人受伤，11人失踪，大概已经遇难了。总统宣布，这次战争并非意外，纳粹早就制订好一个长期计划，准备把美国船只全部赶出海域。他还说，历史已经见证了是谁打响的第一枪，“我们美国人民已经准备好战舰，即刻准备战斗，时刻准备好捍卫我们的国家”。

两星期后，另一艘驱逐舰“劳本·詹姆斯”号，在冰岛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时，驶进了德国U型潜艇的鱼雷射程内。这次，美国驱逐舰被击沉了，船上100多名美国水兵因此遇难。此次沉船事件轰动了美国新闻界，伍德·格斯为此还写了一首叙事歌谣：

他们都是谁呢？告诉我，他们都是谁？

“劳本·詹姆斯”上是否有你的朋友？

此时，真正的战争热遍及全国，但国会山上的那些孤立派仍无动于衷。总统认为，目前的紧张局势下，《中立法》中的一些条款已经过时了。例如，其中一项条款禁止美国商船携带任何比船长手枪或鱼叉枪威力更大的武器。总统认为，应该废除此类法令，取而代之的是，允许美国货轮全面武装，并运送货物至各交战国港口。本来租借法案就已经激发了国会内部前所未有的争论，此番论战更激烈，并且相较上次的票数，这次获胜优势更加微弱——参议院中多出13票，众议院中多出18票。除非事态急转直下，否则国会是不会通过宣战提议的。不过罗斯福那时也还不确定是否宣战。根据1940年9月27日的德国、意大利、日本签订的《三国同盟条约》，如果美国与签约国中的任何一国进行全面战争，就意味着其他两国也将对美宣战。罗斯福尚不确定美国是否已有足够的力量能够同时对付德国和日本。

罗斯福与他的顾问们越思虑这些问题，就越困扰。这17个月来，罗斯福一步步前进的同时，制定各项政策，不断暗中挑衅希特勒，想激起这位日耳曼人的愤怒，并由此让他大开杀戒。可是希特勒从没被激怒，偶尔还能利用这一点。德国海军上将雷德尔看到美国源源不断地向英国运送物资，很担心，曾两次恳求希特勒进行反击，他还列举了美国海军的20个挑衅行为，希望以此刺激希特勒。然而，希特勒依然从容镇定，还反过来劝告他要耐心，他表示一旦打败苏联，就会“严加”对付罗斯福。罗斯福下达对德国海军部队“搜查即毁灭”的命令后，雷德尔再次恳求，要么让他攻击美国战舰，要么就把德国潜艇从大西洋上全部撤回。希特勒摇了摇头说，很快“与苏联的战争就能见分晓，到那时，再把德国‘狼群’战队调去全面攻击美国海军也不迟”。

罗斯福原本希望，让美国舰队出入与德国有冲突的线路，那么早晚就会产生矛盾，引起公开的敌对战争。但是希特勒一直都是审时度势的高手，总是选择一再忍让、视而不见。世界另一端的日本虽也屡次遭到类似这样的挑衅，但种种迹象表明，他们也并没有上钩。而现在，大家都聚集在华盛顿，要与美国谈判。谈判时间拖得越久，轴心国就越有时间征服全世界。罗斯福感到自己无能为力了。“他已经黔驴技穷了。”舍伍德之后说，“他使尽浑身解数，如今一筹莫展。”舍伍德和华盛顿的人民都忧虑重重，想着还不如在圣诞节前赶到纽约，看看戏院正在演出什么新剧呢。

11月底，乔斯·费勒和鲁思·维尔克的制片公司宣布，百老汇即将上演洛厄尔·巴林顿新推出的一部喜剧《海军上将的贤内助》，一些在城外已观看过的观众说这出剧还真是笑料百出，主要叙述了一名驻夏威夷海军军官的妻子野心勃勃，想要倚仗一位驻华盛顿的叔叔帮她的丈夫升官。这部剧曝光了军队内部的裙带关系，人们都说这是“跟海军开了一个善意的玩笑”。该剧原定于1941年12月10日星期三在百老汇大剧院上演。

剪影：战前美国

[1] 克劳斯·福克斯：德国人，因反对纳粹逃到英国，先后在英美两国参与原子弹研究工作。1950年，被控为苏联间谍，英国判处其14年徒刑。9年后获释，前往民主德国工作。——编者注

[2] 巴克·罗杰斯：源自1939年美国同名科幻系列剧。讲述美国巴克·罗杰斯少校沉睡400多年后，在25世纪带领人们反抗暴政的故事。——编者注

[3] 皮埃尔·赖伐尔：法国维希政府总理，战后因叛国罪被判处死刑。——编者注

[4] 在法国部长、议员和文职人员从巴黎前往维希时，香榭丽舍大街上放映的是《远行地方》和《浮生若梦》这两部美国电影。

[5] 叮砰巷：或译为廷潘胡同，位于美国纽约，它不仅是流行音乐出版中心，也是流行音乐史上一个世代的象征和一种风格的代表。——编者注

[6] “冯”为德国贵族的常用姓氏。——编者注

[7] 此处借铜斑蛇一意（详解见正文第234页），暗指林白敌我不分、暗中通敌等。——编者注

[8] “美国第一”运动提倡将美国放在第一位，实则孤立主义。——编者注

[9] 刘易斯反对参战和罗斯福连任，现罗斯福成功连任，此横幅意在讥讽刘易斯。——编者注

[10] 1940年，慢慢警觉的美国产钢量高达6 699.3万吨，而全力开工的纳粹德国只生产了2 800万吨。

[11] 正是在1776年，英属北美洲殖民地（即美国）发表《独立宣言》，脱离英国。——编者注

[12] 1876年，美国政府军与苏族印第安人在小比格霍恩河开战，结果政府军全军覆没，此处寓意为“生死之战”。——译者注

[13] 艾德莱·史蒂文森：后任伊利诺伊州州长，其后被两度提名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后出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编者注

[14] 艾森豪威尔名为“D·D·eisenhower”，报纸错登为“D·D·ersen-being”。——编者注

第八章 战争边缘的美国

1940年春，德国发动闪电战期间，凯特·史密斯一直祈祷上帝保佑美国，当时的美国与“大萧条”时期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与20世纪70年代初的超级大国还存在很大差距。西方国家战争的爆发并未给美国带来真正的繁荣，而美国参战后却做到了。1941年，罗斯福第三次总统就职后的第二天早上，《下午报》（马歇尔·菲尔德于7个月前成立的无广告报纸）用整个头版刊登了一幅衣衫褴褛的失业人群的照片。这种情景在美国很常见。那时，全国有近900万人失业，近300万人登记在公共事业振兴署名单上，30%的黑人需要救济。这距离1929年美国股票大崩盘已经超过11年了。在20岁左右青年人的记忆里，美国经济就从未健康稳定地发展过。而他们的父辈基本上都成长于“一战”期间，但在“二战”前，他们就已经看到自己的儿女如何为了生存而磨炼得既坚韧又强大。

1941年春，国家急需扩充兵力。所以，罗斯福组织了一次全国营养会议，希望能找到陆军医疗队拒绝了近半数选择性征兵制召集来的青年的原因。他们的调查结果可以说任何福利部门工作者都心知肚明，因为最大的也是唯一一个原因就是10多年来美国人营养不良。根据1940年的人口普查，超过一半的儿童生活在年收入不到1 500美元的家庭里，1/4的人口依然靠务农为生，而一般的农民年收入只有1 000美元。1939年秋末，托莱多市的学校还因为缺乏资金而停课两个月。在曼哈顿，没有一技之长的普通职工利用英国布里斯托尔被炸毁时留下来的残砖断瓦，为东河大道修建地基，每年薪资也只有832美元。

即使是这样，来访美国的欧洲人还嘲笑美国的物质生活，现在的欧洲年轻人再不会觉得美国人在战前多么备受呵护了。尽管农村的电气化建设正在稳步发展，但依然有3/4的农场只能使用煤油灯。就全国整体而言，平均每7个美国人才有一部电话，每5个美国人才有一辆汽车；1/4的家庭没有自来水，1/3的家庭没有抽水马桶；大多数美国人八年级后就辍学了。在华盛顿，参议员瓦格纳提出了健康保险计划，但是由于美国医学协会的说客大肆抨击，该计划最终没有通过。对于5~15岁的儿童来说，最大的杀手是风湿性心脏病。

美国总人口为1.32亿。人口统计专家认为，美国人口数量不会再扩大了。只有17%的已婚妇女有工作——尽管已婚妇女就业的数量已悄然增长不少，20世纪30年代就增加了约50万。已婚妇女们大多都是一边做家务，一边听广播肥皂剧，其中受欢迎的是《维克和萨德》，还会听一些新推出的配乐广告，其中一首名为《金吉达香蕉》 的小调，每星期竟然播放2 700次。

当时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每年900亿美元，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也基本在150上下浮动。简而言之，这些数字表明，美国经济依然低迷。后来成为《纽约邮报》经济版唯一一位记者的西尔维娅·波特对当时存在的通货紧缩现象做了生动的描述：单身公寓每月需支付25美元，热狗每个5美分，电影票每张20美分，大多数杂志一份10美分，一顿饭45美分，手表维修费平均每月10美分，1/5瓶威士忌1.25美元，一般情况下，与朋友打赌只投注5美分。

商人仍然把这些问题归咎于政府干预、工会不合作、联邦政府开支太大、工人太懒，以及罗斯福拒绝接受胡佛关于允许“合理调整”工资和物价的提议。卡罗琳·伯德提出了另外一种意见：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商人并不是真正优秀的商人。他们都觉得国家的繁荣主要是依靠华尔街的金融家们以及那些所谓的基础行业，例如钢铁产业，但他们都忽略了真正的关键——消费者及其所需的廉价商品和各种服务。“随着人口的增长，人们对鞋子、药品、食物、肥皂、香烟、衣服和汽车汽油等的需求会直接上涨。”伯德小姐指出：“公共汽车、卡车、天然气、电力、商店、洗衣店和美容院也都有很大的商业空间。”在战前的最后几个月里，《财富》杂志以惊讶的语气报道，自股市大崩盘以来，有一个行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即一次性产品制造业，其中包括纸巾、纸杯、纸碟、不能回收的瓶子和卫生巾，男士在避孕套上的花费比理发要多得多。

从某种程度上讲，有些产品并未被放手生产，因为企业家们隐约感觉到，这些产品对人们无益。妇女们应该洗碗，她们没有理由吃完饭把餐具一扔就了事。免下车服务是不对的，因为让事情变得过于简单了。由于缺乏远见等各种各样的原因，富有的企业家拒绝投资超市、邮资计费器、空调、滑雪场、霓虹灯、晶体管、胶合板以及汽车旅馆等行业。除了富人，大家不知道消费信贷。大多数人都用现金支付小额账单，银行为了限制支票账户，提高了账户的最低余额。当时如果有人提议，银行为储蓄者保密，或提供给他们“先度假，后付款”的旅游服务，会令人大吃一惊，就像社会上的模范人物当众出丑一样。

很多改变战后美国面貌的新发明，都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就已经完成了。不仅包括雷达，甚至还有电视机，那个时候工程师们已经在进行研究制造它们的收尾工作。1939年4月30日，全国广播公司进行了一项电视广播实验，曼哈顿接收到来自格沃尔·惠伦的纽约世界博览会的画面，尽管早期杜蒙牌电视机上的显示屏很小，但曼哈顿的人们还是可以接收到。当时哈佛大学的查尔斯·道斯教授认为电视肯定不会流行起来，因为“它只能在一个半明半暗的房间里观看，还需要不断的检查”。荧光灯照明也已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且就像尼龙和涤纶掀起了纺织界的革命一样，塑料制品也正慢慢取代各种产品中的钢、铝、锌、镍，从方向盘到钢笔（之后还有圆珠笔）等。1940年春，伊格·西科斯基在康涅狄格州布里奇波特市首次试飞直升机，一位记者描述这架直升机是“一个稀奇古怪、状如纺锤的机器”。某杂志推测西科斯基的直升机在战场上可能有一定的作用。

此时，美国的汽车还未成为某位社会评论家所称的“傲视群雄的战车”，但已经在往这个方向发展了。奥兹莫比尔汽车打广告说，他们增加了57美元的成本，用以安装所谓的“液压离合器”，可以及时免除换挡。林肯·飘逸敞篷车也有一个神奇的按钮，按下就可以起落篷顶。听此消息，一向保守的底特律汽车业成员都耸耸肩膀，表示不相信，就像在和平时期最后的几个月里，出版行业都很鄙视口袋书公司的出版计划一样。该公司发行的第一批平装书——詹姆斯·希尔顿的《消失的地平线》，只在部分杂货店出售，每本2.5美元。

任何人只要对这样的新发展有先见之明，肯定能够大赚一笔。但有时，没有先见之明也是一件好事。希特勒在横扫欧洲期间，华盛顿正在制订计划，以扩大预扣税原则的应用范围，其中还包括社会保险和联邦个人所得税。1939年9月2日，《纽约时报》第20版刊登了一则简要新闻，大体内容是有一位名为A·H·罗福的研究员在向国际肿瘤会议做报告时，描述了他在小白鼠身上涂抹烟焦油从而引发癌症的实验过程。

1941年秋，如果去远方，肯定得坐火车。新提取的柴油燃料达到了其高效率和流行的顶峰。车站里到处都是戴红帽子的搬运工。路基也一直在维修保养，这样卧车旅客（至少在低铺位上的乘客）就能够好好休息了。还有服务员会帮你擦鞋、提行李，到了起床时间，他们还会轻轻地为乘客拉开绿色的窗帘。如果离开时，你给他50美分小费，他会说“先生，谢谢你”，这是他们由衷的谢意。在火车上进餐也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情，桌上都铺着干净的亚麻桌布，菜单上各种食物应有尽有，人人彬彬有礼。

大家都不愿乘坐飞机，可能是因为飞机上食物难吃、机场距离远，而且还存在恐惧心理。但可以肯定的是，飞机的服务质量和航班安排都在不断改进，而且泛美航空公司推出的第一个穿越大西洋的航班yankee Clipper只用26.5个小时就可以把你从长岛带到里斯本，但那时大多数人并不会这样急着赶路。你也可以选择自己开车，不过就是受点儿苦。莫利特公园大道和宾州收费公路才开放不久，其他的高速公路还只是两车道或三车道，而且途经的每个城镇都要限速，超速罚款用以补贴当地警员的工资。沿途旅社更是少之又少，而且评价都不高。为此，J·埃德加·胡佛还带头发起过一个反对此类旅社的运动。胡佛在《美国杂志》上写了一篇文章，称这类旅社（汽车旅馆的前身）是一个“滋生疾病、贿赂、腐败、欺骗、强奸、逼良为娼、偷窃和谋杀的温床”。而且，他还提醒人们，那些夫妇们正在用的床垫，很有可能之前就被那些发生“不正当关系”的人们玷污过。

火车穿过一些居民区时，看不到那些打折店或路边食品店的广告牌。像高速公路一样，这些商店在很久以后才会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那时候，人们还未过分依赖私家汽车。他们工作、购物或上学，都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自那时起，被取消的公交线路不计其数。但我们还可以了解有轨电车的发展，1940年，全国电车铁路轨道达19 600英里，到20世纪60年代末，就已经减少到2 049英里，而且其中大部分已废弃不用。

火车站附近都有至少一家维多利亚时代的酒店，这种酒店具有孟莎式屋顶，服务员们随时待命，而且每晚只需一美元就可享用干净的床铺。服务员随时都可提供酒水。只需三美元就可以叫来镇上的妓女，如果是军人的话，两美元即可。酒店的餐厅既安静又便宜，如果你想要更热闹一些，可以去四周找个小餐馆，有点唱机和当地八卦消息。有一些俚语连20世纪70年代的年轻人都不一定听得懂，比如他们不说“派对”，而说“狂欢”；不说“分开”，而说“滚开”；把“风流汉”叫作“色狼”；如果你想让一个“色狼”“滚开”，你就说“赶紧消失”、“去死”、“干掉你”或“吹走你”；如果一个女孩对一个男孩有意思，就可以夸他“有风度”、“可爱”、“俏皮”或是“时髦”；与这个男孩单独在一块儿的时候，女孩可能会发现他有点儿“呆”，不过要是他非常机灵的话，一个“亲吻”就足可让女孩儿接下来都顺从他了。

这些酒店、餐馆、电影院、妓院等都是推销员们常转的地方。如果你去拜访朋友或走亲戚，他们会去车站接你。如果你是一个男人，还来自有钱人家，那就很有可能穿着双排扣格子花呢西装，而你的亲戚朋友也有可能住在后来被称为“内城”的地方。但哪儿有繁华的毕肯山市区，哪儿就有像布鲁克莱恩那样的郊区，所以你完全可以止步于此了。因为当时格林尼治和温内特卡的郊区生活与20世纪70年代的莱维敦和帕克·福莱斯特是截然不同的。战前，郊区都住着富裕人家，他们独享这里，而且都接受过预科学校和大学的教育，郊区也是地位尊贵的象征——不是购物中心，而是乡村俱乐部的延伸。这里住着作家约翰·P·马昆德笔下的人物，住着约翰·奥哈拉所羡慕的人们，住着詹姆斯·古德·科森斯认识的人——共和党白人新教徒中的上层中产阶级。为了在海厄尼斯港能有一处自己的房子，就算是约瑟夫·P·肯尼迪也要与人竞争才能得到。如果说一个天主教徒勉强可以的话，犹太人根本没有机会。住在这里的肯尼迪的邻居们，像他在夏令营或冬季游轮出游期间一样，大力宣扬自家“严格执行饮食标准”。如果住在这里的孩子们出去读大学的话，他们也会成立自己的小团体，不会盲从他人。

战前，除了担心这里太偏僻，郊区的生活还是很惬意的。这里的老房子宽敞，新豪宅高雅。“大萧条”时期，花一两万美元就可以在这里买下一栋大房子。尽管这里到处都在不断修建有现代感的建筑，但人们最喜爱的还是都铎王朝和殖民地时期的建筑风格。工人们除草劈柴，父亲们打高尔夫，母亲们修整花园，年轻的男女们会在每个星期六晚上去俱乐部跳跳舞。没有人抱怨有压力、有竞争。大家都穿着灰色法兰绒布料的衣服，要是有人举止失礼，就有可能被俱乐部开除。夏天傍晚，一家人坐在庭院里，草坪上摆放着各种各样的家具，有个被称为“滑翔机”的摇摆式沙发，老年人坐上去很舒服（青年人肯定坐不住）。约会时，大家不会穿蓝色牛仔裤，因为这种布料的衣服只有牛仔和体力劳动者才会穿。青少年们不仅形成了自己的潮流，也想像他们的长辈一样尊贵、体面，没有什么可以阻碍他们。即使战争来临，所有人也都认定这些有背景的男孩们日后肯定会成为军官，部队也这样认为，因为特权世袭已经根深蒂固。无论怎样，这种趋势是必然的。

但是美国黑人青年的前途就大不相同了。吉姆·克劳法（歧视黑人制度）事实上已经成为军事机构的潜规则之一。1940年，陆军中只有两名黑人军官，而海军中一个都没有。黑人士兵通常集中在“港口”营，主要负责装卸船上货物，只有三个团接受黑人战斗兵。黑人水手也仅限于在食堂工作，如果他们足够幸运的话，也许会有机会穿着白色短外套，站在一旁等候军官差遣，只要军官开口说话，他们就要深鞠躬。1942年年初，艾森豪威尔整理的各种资料，都是关于所谓“军队有色人种问题”的（没有人认为这是其他肤色人的问题）。他发现这个问题确实难以解决，但他取消了对战地记者报道种族事件的限制，这也算是一次进步。一些记者与他争论，担心国内的一些“好事者”会夸大相关事件。艾森豪威尔将军否定并反问他们，美国到底为什么要打这场仗。

记者们并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有人来自南卡罗来纳州，就可能会指出，那里的立法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宣称美国军队是“为白人至上而战”。战争开始前的最后几星期里，种族歧视观念盛行于乡村地区。犹太人已经被禁止与著名的律师事务所来往，去医学院读书有名额限制，“只收基督教徒”的工作，他们无权应聘。密西西比州众议员约翰·兰金曾经站在国会大厅的正中央，骂一位新闻记者是“小犹太人”，没有一位同事责备他。但反犹太主义从来没有像反黑人种族主义这么厉害。参议员“大人物”西奥多·G·比尔伯是兰金的老乡，同样来自密西西比州，他典型的“比尔伯式”语言一次又一次地让正式会议活跃了起来，例如“我们南方人一定要把种族界线画得更重”、“白人才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告诉那些同情黑人的美国佬，你们都下地狱去吧”。

密西西比州某地的一个栅栏外挂着一块标牌，上面写着“寻找复活节彩蛋：白人儿童，早上9点半；黑人儿童，下午3点半”。同样的，在梅生迪克生线[1]以北地区，白人种族主义也相当盛行。国会拒绝通过不可以对黑人处以私刑的提议。《巴尔的摩太阳报》自认为是一份开明的报纸，却在报道中称，联邦工作赈济营里“黑人妇女们住在以布当墙的小屋里”这则新闻是恶意诽谤，但实际上，这是事实。在著名的莱因兰德离婚案里，丈夫声称他不知道自己的妻子有一半黑人血统，于是妻子艾丽斯·莱因兰德不得不脱掉上衣来证明他先前肯定是知道的。埃德加·胡佛是歧视黑人节目《阿莫斯和安迪》的忠实粉丝，他向罗斯福总统报告说：“关于种族关系的分歧，有很大一部分源于共产党组织的活动。”芝加哥著名的黑人报纸《芝加哥保卫者报》，提醒南方读者不要再幻想了，北方并不需要他们。

留在南方的人民却意味着要饱经磨难。他们不仅要受到T·尤金·康纳等流氓恶棍的欺辱（此人后来竟然成为负责伯明翰市公共安全的一把手），而且还要穷苦度日，南方城市居民的平均年收入才634美元，农村只有566美元。而纽约和底特律市的居民年收入是南方的两倍，于是100万美国黑人开始向北方迁移，但也只能住在北方的贫民窟。为了能够拥有更好的衣食条件和教育环境，他们不得不忍受社会对他们的歧视和困难重重的生活。许多在这段时间美国北部贫民窟出生的孩子，成长为20世纪60年代奋勇反抗的英雄人物。

早期从他们中诞生的英雄人物多为黑人音乐家和运动员，如杰西·欧文斯（美国田径明星）和乔·路易斯。体育新闻类作家称路易斯是史上最优秀的职业拳击手——当时他第9次成功卫冕，他也认识到了自己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他说：“我要诚实地比赛，这样其他黑人才会有机会和我取得一样的成就。如果我耍诡计，做对不起他们的事，会让他们很失望。”在他的崇拜者中，有一位名叫马尔科姆·艾克斯（原名马尔科姆·利托），他在自传中写道：“每一个黑人男孩刚学会走路，就想成为下一个‘褐色轰炸机’（乔·路易斯的绰号）。”

许多美国最动听的音乐，都在这些年灌的唱片里。但白人相当歧视黑人音乐家，这是美国的耻辱。本尼·古德曼打破种族界线，让黑人特迪·威尔逊加入了自己的乐队，但酒店经理不允许威尔逊与乐队一同在舞池演奏。在纽约，技艺超群的杜克·埃林顿乐队可以在百老汇大街洛氏国家剧院演奏，但不允许在派拉蒙剧院和斯特兰德剧院表演。对他们来说，更糟糕的则是各地的巡回演出，每天连找个地方吃饭、睡觉都会惨遭羞辱。一次，古德曼带领乐队到南方巡演，有两个警察硬要逮捕莱奥内尔·汉普顿，幸好他们的局长及时出现（因为局长是个爵士音乐迷），汉普顿才得救。比莉·哈乐黛出入宾馆时都不得不走后门。在底特律市，某剧院经理觉得比莉作为黑人皮肤显得不够黑，于是她只好化妆，让自己的皮肤更黑些。一次，比莉跟阿蒂·肖的乐队一起去南方巡演时说：“我几乎每次吃饭、睡觉或上厕所，都要像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那样斗争一番，现在事情已经到这个地步了。”

偶尔他们也会出口恶气。珀尔·贝利就谈过她曾在芝加哥某中餐馆与服务员对峙的经历。她回忆说，当时一个中国服务员走过来，“刚开始说的语言我并不怎么懂，但……最后一句总是‘我不接待’，我却听得清清楚楚。够了。于是，我用东方人的说话腔调，慢慢地说：‘你们以为我来美国是摘棉花的吧？但我听说，你们到美国只能当洗衣工。所以，哥们儿，还是接待我们吧！’你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吗？他真的接待了我们”。黑人爵士歌手莉娜·霍恩在某个关押第一批俘虏的战俘营里，做了一个很无畏的举动，公然挑衅白人。当时，战俘营的指挥官让前排都坐满德国俘虏，而监管监狱的黑人士兵反而坐在最后面，于是，莉娜慢慢从台上走下来，走到过道上，背对德国白人，面对黑人同胞们唱起了歌。

罗斯福总统想把民权法案项目推迟到战后，但形势所迫，他不得不有所行动。黑人领袖眼睁睁看着联邦政府把大量资金都投入国防工厂，而对申请工作的黑人置之不理。1941年春，卧铺车厢搬运工兄弟会联盟负责人A·菲利普·伦道夫对总统说，政府这样做实际上就是支持种族歧视，如果继续这样的话，他就要在华盛顿发起一次大规模抗议游行。总统仍犹豫不决。于是，伦道夫调集了兄弟会联盟的成员们，定于7月4日举行游行。罗斯福担心他们的游行会影响国家团结，终于在6月25日做出让步，发布第8802号行政命令，成立公平就业措施委员会。命令规定，所有雇主、工会必须“在国防工业中为所有工人提供充分而平等的就业机会，不能因种族、信仰、肤色或民族不同而有所歧视”。但该项命令未能充分贯彻实施，所有那些期盼立竿见影的黑人领导者感觉还是失败了。不管怎样，这毕竟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自此之后，大规模的黑人工人运动开始出现，后来历任美国总统都得面临这一挑战。

在政府内部，埃莉诺·罗斯福和哈罗德·伊克斯二人对美国黑人遭受不公平待遇这件事最为敏感，他们两人的努力在战前美国民权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页。玛丽安·安德森在当时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歌手，托斯卡尼尼曾夸赞她：“你这样的声音，真是百年不遇。”但她也是一名黑人。一次，一个叫玛丽·约翰逊的红头发女记者，聪明机灵却好事，听说安德森计划在宪法大厅举办一场音乐会，便想从中使坏。约翰逊小姐知道，宪法大厅属于美国革命女儿会。于是，她便去拜访美国革命女儿会主席小亨利·罗伯特夫人，问她女儿会对此事有何打算。拥有绝对权力的罗伯特夫人斩钉截铁地说，这个计划即刻叫停。自此以后，无论是玛丽安·安德森，还是其他黑人艺术家都从未在宪法大厅表演过。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沃尔特·怀特采取了下一步行动。他提出，要想让大家关注到革命女儿会的种族歧视事件，有一个好方法，让安德森小姐在华盛顿开办一场免费的露天演唱会。安德森同意此事，协进会一致认为林肯纪念堂是最合适的地方，但没有内政部长的同意，那里是不允许举办音乐会的。伊克斯听说了革命女儿会的事情后，便致电白宫。当时总统正准备前往沃姆斯普林斯，伊克斯恳请他稍等片刻，他即刻赶到。罗斯福详知此事后，就命令伊克斯负责举办这场大型露天音乐会，并且规模越大越好。

埃莉诺·罗斯福听闻此事，宣布退出革命女儿会，她接受怀特的建议，和伊克斯一起发动内阁成员、最高法院大法官、参议员、众议员及一些其他杰出社会人士，组成了一个蓝带发起委员会，以促成安德森的音乐会。音乐会以美国革命女儿会之前做过的事情为宣传点，大力提高了关注度，这真是用钱都买不到的。被邀请的赞助商中，只有几个借口自己的地位不方便参与如此有争议的活动而没来，绝大多数还是出席了，包括外交使节团。音乐会现场共有7.5万名观众。从开场第一首歌《美国》到结尾曲《没有人知道我的烦恼》，观众们都沉醉其中。结束后，大家纷纷涌向歌手安德森，局面难以控制，好几次几乎发生踩踏事件。在所有人都把手伸向安德森小姐时，怀特注意到有一个穿着复活节服饰、身材瘦小的黑人女孩，泪水浸湿了她的脸颊，虽然年纪不大，但伸出的双手却布满体力劳动的痕迹。怀特后来说：“从这个女孩的眼神中就可以看到她心里在说‘玛丽安·安德森能做到的，我也可以做到’。”

这起不平凡的事件吸引了百万人的注意，但不能就此误认为，美国人在珍珠港事件前夕都忙于国家大事或议题。事实上，大多数美国人那时候都在全神贯注地处理个人问题、生活琐事和工作事务。甚至在底特律市，尽管工程师们正在研究意大利菲亚特轻型坦克的弱点，但是人们谈话中最常见的话题却是销售。这是底特律的销售业最蓬勃发展的一年。汽车经销商已经售出500万辆汽车，这令老板们笑得合不拢嘴，也令前来咨询的英国官员们惊讶万分。亨利·福特刚开始以关闭福特公司为威胁，不愿意接受国防订单，接着又坚称无论如何都不为加拿大制造飞机，这让英国人更加惊诧。哈特福德市的普拉特·惠特尼集团负责为驱逐机（也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战斗机）制造引擎，但困难重重。格伦·L·马丁公司签订了一份1.31亿美元的合同，以制造1 000架B–26轰炸机，最后却只有20架上了装配流水线。

在好莱坞，卢韦拉·帕森斯和赫达·霍珀为女演员多萝西·拉莫尔的慷慨举动而欢欣鼓舞，因为她刚把自己在电影《她的丛林之爱》中所穿的布裙捐献给了洛杉矶历史科学和艺术博物馆，博物馆也欣然接受。城市的另一个角落，作家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遗体却静静地躺在一家简陋的殡仪馆里，多萝西·帕克在他面前站了很久，然后轻轻地说：“你这个‘浑蛋’，还真是可怜！”这一年，很多名作家相继离世，6个月内，菲茨杰拉德、詹姆斯·乔伊斯、舍伍德·安德森、弗吉尼亚·伍尔夫先后离开了。

1941年，《波士顿晚报》在连续发行了111个年头后，宣布停业。这是一个不祥之兆：美国报纸产业开始陆续倒闭，虽然历时较长、过程缓慢，但规模巨大。在接下来的20多年里，1/4的日报类报纸都消声匿迹了。作为《波士顿晚报》编辑们的母校，哈佛大学为它的停业悲叹。哈佛大学和当时这个巨变时期所有的大学一样，思潮汹涌，需要一份能够直言不讳的报纸。1941年，W·H·奥登发表了他的诗作《焦虑的时代》，威廉·巴雷特出版了《什么是存在主义》一书，亨利·卢斯所著的《美国世纪》震惊了所有非沙文主义者，约翰·皮尔·毕晓普在《凯尼恩评论》上发表的文章，对“艺术”的前途表示乐观。毕晓普看到欧洲目前的战争是美国文化发展的大好机会，于是，他欢迎欧洲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前来美国避难，并认为他们应该会留下来。他写道：“艺术的前途将在美国，因为只有在这儿，知识分子们可以既不受国家的限制，继续向前探索，又不受权贵的干扰，发表新的研究成果。”

当订阅者反复研究毕晓普那充满希望的文章时，有一个叫约瑟夫·R·麦卡锡的人赢得了威斯康星州第10区的选举，并成为一名巡回法院法官。此人先前是乡下养鸡户，后半工半读，先后做过加油站值班员、洗碗工、馅饼烘烤师和道路修建队铲土工，才完成了法学系的学业。斯皮罗·T·阿格纽是巴尔的摩伐木工人互助保险公司的理赔人。惠特克·钱伯斯现在体型肥胖，穿着松松垮垮的蓝色西装，一脸沮丧，是《时代周刊》的三流书评家。阿尔杰·希斯依然住在华盛顿P街3210号，是国务院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如果施乐静电复印机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就已发明，那希斯就无需用他的伍德斯托克牌打字机抄录文件，钱伯斯也就无法证实他的指控，那么钱伯斯的支持者理查德·尼克松能否赢得全国关注，成功入主白宫，也就充满疑问了。现在想想这些事情，都还是会惊恐万分。

对体育记者而言，1941年并不景气。只有一匹名叫“海洋饼干”的赛马还值得一写。鲍伯·斐勒能投出一场无安打比赛，乔·迪马吉奥轻松地连续赢得56场比赛。然而，卢·格里格于6月逝世，芝加哥大学退出了校际橄榄球赛，戴维斯杯、怀特曼杯和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也因战争被陆续取消。原定在赫尔辛基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后来也被迫暂停。体育版的编辑们会报道职业橄榄球赛的赛况，但显得并不积极，因为当时橄榄球还没有那么受欢迎。不过球迷中有一位海军少尉约翰·F·肯尼迪，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之日），他还去观看了那场华盛顿红人队的主场比赛。

那是个天气晴朗的金秋，美好的秋色正适合为青年们送别。等到战后和平时期，黄叶纷飞的秋天再度来临时，昔日的青年已经失去了青春，有的还失去了生命。而那些女孩，待到士兵们坐着军舰回国时，都已近中年，身材也没有那么婀娜苗条了。那时美国女孩的平均身高为5英尺5英寸（比现在矮），体重为120磅（比现在重），这确实令人惊异。也许，往事已模糊不清，不过从当年人们的穿衣打扮上可略知一二。1941年秋，最流行的发型就是及肩童花头，或者卷曲波波头。她们让头发自然垂在背后，穿过校园，一个个像极了年轻的女神，这正如弗雷德里·刘易斯·艾伦所说：“这些女孩，从背后看，个个都是大美女。”

女大学生们平时都穿着及膝袜，跳舞时穿上露肩蝉翼纱礼服。如果在史密斯学院，她们的日常校服就是毛衣或毛衣外套，并佩戴一串珍珠（瓦萨学院的女孩们喜欢戴三串）。她们穿的鞋子多是宽帮低跟的。那些走读的女生大多用发带将头发束起来，穿着露腰服装，但在公共场合裸露就是反常行为了，魅力尽失。男孩们的穿着就不太吸引人了，他们的上衣翻领偏宽，裤管偏胖。现在看当年的老照片，肯定会尴尬无比。白衬衫（1941年百货商店里每件两美元）是当年的标准服装。情侣在当时是早期消费者，感恩节一过，他们就开始跟着广告语说：“在科蒂香水的遐想中，祝你圣诞快乐！”

在好彩牌香烟赞助的流行歌曲比赛中，《上帝保佑美国》排名第三。年纪稍大点儿的人们，每次听到希尔德加德唱《多佛的白色悬崖》时，都会不禁哽咽。但是“摇摆世代”依然坚持其爱好。由于他们的喜爱，5年里唱片的销量翻了100倍。他们一起争论谁才是最佳女歌手（马莎·蒂尔顿、海伦·奥康纳和玛丽昂·赫顿三人最受追捧），一有机会，他们就会去听现场演奏。纽约西52街被称为“摇摆音乐街”。在那些像名门、玛瑙俱乐部和凯利艺术团的地方，你可以听一整晚上贝西伯爵、班尼·伯瑞根和巴德·弗里曼等歌手的演奏。T·多尔西在纽约人旅馆的露台客房开唱，古德曼在宾夕法尼亚酒店的曼哈顿大厅演出。如果真的想疯狂摇滚到底，你和同伴们还可前往百老汇大街的玫瑰岛舞厅，那里四面的墙壁都镶嵌了镜子，天花板上挂满彩灯，像星星一样，而且舞女们个个着装入时。

有些人怀疑这些单纯天真的摇滚青年们背后肯定有不少把戏，他们猜对了，性爱是摇滚的一部分。如果有个女孩听到她魅力不凡的约会对象一直对她唱“请你给我一些让我能够记住你的东西吧”，便准确地知道他想要的是什么。林德夫妇调查发现，平均每10个采访者中有7个承认自己有过婚前性关系。无疑，大学生中这类人相对较少，“但名义上的处女”比例确实比较高，大多数大学生不考虑结婚问题。一直到“二战”后很长一段时间，中产阶级美国人都认为早婚是底层社会中特有的现象。所以大学生们为了避孕，不得不依赖金赛博士（性学教授）后来所称的“发泄代用物”（避孕套）了。

可以想象，老一辈肯定不喜欢这些所谓年轻人的习惯。原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威廉·H·克伯屈就叹息道：“传统道德的约束力”已消失殆尽，鉴于他一直在课堂中大力抨击传统价值观，这次他说的话还真是让人有些不适应。罗马教皇呼吁天主教的女教徒们，不要再穿那些“不正派的服装”，但这样的劝说没有任何意义，因为那时候她们所穿的衣服除了露出小腿、双手和脸部外，其他部分都遮得严严实实，也许他指的是穿泳装的时候吧。《纽约时报》真的讨论过这个问题，并且对那些“在海滩上几乎一丝不挂的人们”表示强烈抗议。

在洛杉矶郊区阿罕布拉，高中女生刚搬进一栋新大楼后，发现只有一间共用的大浴室，也就是说，大家以后都得赤裸相对，集体洗澡。16岁的琼·阿夫利娜·劳伦斯对此很抵触。她宁愿体操课不及格，也不愿让别的女生看着她裸身洗澡。她的父亲是一名工程师，对女儿的这种羞怯行为表示完全支持。于是，琼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禁令，理由是让她当众裸体是不道德的行为，违反了加利福尼亚州禁止在公共场合脱衣的法令，并侵犯了宪法赋予她的生活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权。她的做法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特别在同龄人中颇受欢迎。而且，她的275名同学联合签署了一份请愿书，要求设立私人浴室。

法官进退两难。他认为在这点上法院应该顺着学校。既然学校的大楼已经建成，女生们可以选择集体洗浴，也可以脏着不洗，所以并没有下发禁令。然而，纽约州的法官们就没这么好说话了。关于罗素伯爵三世（哲学家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的案件，也许最能说明战前人民如何拘泥于礼，以及20世纪70年代美国人如何放荡不羁。学术界的人都知道伯特兰·罗素特立独行，他的那些惊世骇俗的想法已经超越了爱和婚姻。此外，他在数学界和哲学界也颇有成就，同时也是大西洋两岸最优秀的诗歌作家，并曾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和芝加哥大学任教。当他答应担任纽约市立大学市立学院的教授和哲学系系主任时，纽约市立大学市立学院喜出望外，并这样描述他：一位长着蓝眼睛、高鼻梁、凹下巴的长者。还有人写道： “英国的上流人士一定觉得罗素是个疯子。”

纽约主教派的主教牧师威廉·T·曼宁本身就是个英国人，但他认为罗素伯爵只是一个伤风败俗的老头儿。并且他在给报社编辑的一封信中也这样说，他首先引述了罗素所著书中的一段话（“人类只有欲望，没有道德标准……不为繁衍后代的话，性关系纯属个人私事，与国家或是邻居都完全无关”），然后问道，这样的一个人如何能给后人树立一个好的榜样。纽约市立大学市立学院代理校长回答道：“我们只是邀请罗素先生来教授数学和逻辑课程，并不会谈及他的个人伦理观和道德观。”

于是，罗素在第一回合胜出。但是，这种愤慨的行为正如所预料的那般很快就在各地蔓延开来。赫斯特报系、爱尔兰老修道会、美国天主教女儿会、路德教徒公会、浸礼会牧师联合会、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等组织都纷纷通过决议，投信报社，并举行集会和抗议游行。纽约市高等教育委员会就此召开常务会议，但投票显示，罗素这位哲学家还是得到了多数票的支持。因此，第二回合，罗素再次胜出。

要是在今天，这件事恐怕就到此结束了——即使设想任何一个现代主教发起这样的圣战，看起来也是完全不可能的。然而，在20世纪40年代初，却有很多家长都愿意竭尽全力挽救自己的孩子以防其变坏。纽约市布鲁克林区一位牙医的妻子琼·凯太太就是这样一位母亲。她总是想着，假如自己的小女儿长大了，并考上了纽约市立大学市立学院，然后碰到罗素这样的恶魔教师，该如何是好？凯太太向约瑟夫·戈尔斯坦律师咨询，约瑟夫代表她以纳税人的身份向法院上诉。他们拿着4本罗素伯爵所著的书，来到纽约最高法院大法官约翰·麦吉罕面前。戈尔斯坦形容这些书“淫荡、色情、贪欲、猥琐、污秽、放荡、刺激性欲、龌龊、下流、虚伪、极不道德”，而且“思想狭隘”。

麦吉罕法官是依靠坦慕尼协会的推选才成为法官的。当他受理这起案件时，就知道能引起强烈反响。麦吉罕法官从新闻剪报中知道关于罗素的流言四起，说他曾主持一个英国裸体区、容忍同性恋、喜爱淫秽打油诗等。于是，他热血澎湃，提笔就写下一篇长达17页颇具讽刺意味的判决书，一气呵成。麦吉罕说，纽约市高等教育委员会所做的这个决定，实际上等于在纽约市立大学市立学院开办“下流讲座”。他还说，学术是自由的，但这并不代表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告知学生，任意性交是正当的，更何况罗素还是外国人。于是，麦吉罕法官宣布纽约市立大学市立学院对罗素的任命无效，欲将罗素这个恶人打下地狱。然而，罗素最终成为哈佛大学全职教授——哈佛大学高兴至极。

对于这起案件的来龙去脉，罗素本人刚开始并不清楚。但当一个记者告诉他法官的判决时，他倒吸口气，然后说：“我还真是大开眼界了，不知该如何说，如何想了。我只想让大家知道，我并不像曼宁主教那样对性问题有如此强烈的兴趣。”他授权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以他的名义应对此事。之后不久，他开始为此焦虑。三年后，他回到英国，成为以最尖酸刻薄的语言批判美国的评论家之一。

1940年春，帕特·瑞安和迪克·尼克松订婚，6月举行婚礼后，两人在惠蒂尔市一个车库楼上租了一套公寓。1941年12月6~7日周末，他正考虑申请一份政府内的工作。在惠蒂尔市西北12英里外，有个女孩叫诺玛·琼·贝克，当时只有15岁，却非常性早熟。她把时间都用于看电影，而非自己十年级的课程。迪安·艾奇逊正离开华盛顿市加利福尼亚大街上的一家殡仪馆，在那里他刚刚向路易斯·布兰代斯法官的遗体鞠躬告别。12月7日早上，艾奇逊在他位于马里兰州的农场接待拜访者阿齐博尔德·麦克利什和他的太太，他们来帮忙收拾树林里砍下的木柴，中午一起野餐。罗斯福总统这时正坐在他的椭圆形办公室里，穿着一件旧毛衣，一张张翻看自己收集的邮票。汉密尔顿·菲什正庆祝他的53岁生日。哈里·S·杜鲁门参议员正在写信，他想为密苏里州的小商贩们争取更多的国防生产合约。理查德·惠特尼4个月前就假释出狱了，现在正在一个朋友家里休息。在得克萨斯州的山姆·休斯敦要塞，陆军准将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正在睡午觉，近来正在举行军事演习，他负责调度工作，所以精疲力竭。唐纳德·纳尔逊曾是一名很有能力的主管，现在在华盛顿协助政府调动经济发展，这时他正在马里兰州农场和哈洛德·伊克斯以及他的红头发的年轻太太享受周末午餐。参议员奈正在去匹兹堡的途中，准备参加孤立派的集会。迈伦·泰勒在纽约圣母俱乐部的“领圣体”早餐会上，刚刚赞扬了罗马教皇和罗斯福总统为维护和平所做的努力。三天前，《芝加哥论坛报》还极力证明罗斯福是一名好战者，为此还公布了一些高度机密的计划（都是那些为了应对紧急情况而制订的战前准备计划），表明美国有意于1943年以500万军力进攻德国，因此周末晚宴上，司法部的律师们认真考虑、集思广益是否指控麦考密克上校（《芝加哥论坛报》的老板）叛国。诺曼·梅勒正在哈佛大学橄榄球场参加候补队橄榄球赛。爱德华·R·默罗正在小心刮胡子，因为晚上他准备去参加罗斯福总统的晚宴。70岁的科德尔·赫尔正在前往坐落在白宫旁边的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共用的旧大楼的路上。他刚刚紧急安排了这次会议，因为两名日本外交官说有要事相求。

那个周末，最畅销的两本书是玛格丽特·利奇的《华盛顿醒醒吧》和玛格丽特·斯蒂恩的《太阳是我的祸根》。

星期日的各大报纸都刊登了美日美森轮船有限公司开通夏威夷航线的广告。

那天清晨，珍珠港上空出现敌机，飞机两翼带有日本的旭日徽。敌机非常精准地投炸弹，不但严重炸损了美国太平洋舰队，还摧毁了珍珠港基地。2 403名美国人在此次事件中丧生。

这次袭击恐怕永远也无法解释清楚，因为它是一次错误挑衅下的非理性反应——或许，更准确地说，是一系列挑衅下的反应。周末发生的这场灾难，损失惨重，也是两国长期不合的结果，这大概要从两年前说起。两年前，国会在参议员范登堡的强烈要求下，终止了1911年的美日贸易协定。接着，赫尔通知东京政府，未来两国间的贸易，只能以单日计。当时，沃尔特·李普曼强烈反对这项行动，认为这容易引起战争。李普曼写道，这个举动将让美国“陷入挑战大国的处境”。其实他们做的还不只这些。这起事件引发了接下来一系列的外交行动，让日本人紧张不安，不仅颜面尽失，还丧失了重要物资的进口途径，最后，连他们军队的生命线——石油都无从进口了。

现在看来，这一切都很明了，但在当时，却不那么明显。美国政府一直忙于大西洋上的事态发展，对太平洋上的事情最多就是瞥一眼。对总统而言，亚洲问题主要关乎道义。日本是侵略方，就应该打道回府，而希特勒才是国际和平的最主要干扰者。总统不想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所以他始终希望与日本谈判，就这样一直拖到12月6日，他致电日本裕仁天皇，要求日军从中南半岛撤退。如果这个电报可以及时到达，那几乎可以肯定，历史的轨迹会有所改变。格鲁是美国驻日大使，他希望华盛顿能够采取温和态度，但是赫尔及国务院的高级顾问们都支持强硬态度，他们之所以这么强硬，是因为国会，包括大部分孤立派甚至是参议员惠勒都极力反日。

而法国、荷兰和比利时的相继沦陷，完全改变了亚洲的战略局势。这三国在亚洲的殖民地国家，现在几乎都无法自卫，这让美国觉得应给予关怀。1940年9月4日，赫尔警告日本不要插手越南事务。当月晚些时候，总统宣布，不再向西半球以外的国家运送废钢铁，除了英国。日本深受这个他们所谓的“不友好行为”的刺激，第二天就与德国和意大利签订了《三国同盟条约》。

1941年夏，事态已经发展到无法挽回的地步。7月24日，日本军队正式占领中南半岛，包括越南地区。两天后，罗斯福总统冻结了日本在美国的所有资产，这就意味着日本再也不能来美国买石油了。英国采取了同样的行动。这个问题虽然严重，却不致命，因为日本国内石油的首要来源是荷属东印度群岛，那里每年可向日本售出180万吨石油。接着就出现了真正的致命一击。荷兰驻雅加达殖民地的总督冻结了日本在雅加达的资金，并立即终止了当时仍然有效的石油合同。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意识到这是一次真正的危机。事实上，日本军队的坦克、飞机所用的每一滴石油都依赖进口。更糟糕的是，日本海军虽然始终劝说别人要有耐心，这时却也同陆军一道要求开战。民用石油立即实行配给。9月，日本大使野村吉三郎到达华盛顿时，非常伤心地告诉媒体：“现在全东京连一辆出租车都没有了。”

日本最多只能支撑几个星期了。圣诞节之前，他们还可以靠私人来源弄点儿石油，因为英美公司在中立国有一些石油储备，但是现在多一天都等不了了。近卫首相把日本政府的要求传达给格鲁，如果美国政府停止向蒋介石供应军备，不再在太平洋上修建新的防御工事，并帮助日本天皇解决原材料和市场问题，日本答应不再以中南半岛为军事基地，在“解决”完中国的问题后就从中国撤退，并且“保证”菲律宾中立。格鲁提醒华盛顿政府，日本天皇身边有一批比近卫更坏的亲信，如果美国不对近卫客气点，近卫很可能会被这些人中的某一个取代。赫尔并没有听进去，仍送去强硬的最后通牒：日本必须从中国和中南半岛撤出所有军队，废除《三国同盟条约》，并与邻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赫尔似乎觉得美国可以以任何方式对待日本。就政治局面而言，他确实可以这样做。但若如此强硬的文书发到柏林，或许全国各地“美国第一”委员会的会员们都会召开大会，而国会也可能会弹劾赫尔。但是，格鲁也预测对了，10月16日近卫首相下台，东条英机继任，他被称为东方最凶猛的鹰派人物。

禁运中的日本现在已自认无计可施了。他们不得不参战，除非从中国撤兵，但这对他们来说是无法想象的。他们开始磨刀。美国的情报机关获取了日本密电代码，因而知晓日本的每一步行动。11月22日，东京致电仍在华盛顿谈判的野村和来栖三郎，提醒他们，一个星期内，“事情将自然发生”。11月27日，美国陆军通信兵破解了在华盛顿的来栖和在东京的山本五十六之间的通话。他们运用一种语音代号，即用“梅子小姐”代指赫尔，“君子小姐”代指罗斯福总统，“婚姻问题”代指日本在华盛顿的谈判。山本问：“今天的婚姻问题进展如何？”来栖回答道：“与昨天跟梅子小姐谈得没多大不同。”接着，山本又问：“看来小孩儿是不是要出生了？”来栖非常肯定地回答道：“是的，看来小孩即将出生，并且还会是个健康、强壮的男孩。”11月29日，美国最后又监听到了一次通话。一位日本大使馆公务人员问道：“告诉我什么时候是零点。否则我无法进行外交。”东京那边的人轻声说：“好吧，那我就告诉你，零点就是珍珠港时间12月8日”——也就是美国时间12月7日。

华盛顿这时已明白，谈判只不过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幌子，日本只是在拖延时间。而且，他们还知道，一场战争即将到来，并且掌握了确切时间。但鉴于这次攻击的目标位置无法明确，所以华盛顿政府就给夏威夷和菲律宾的司令官发了这样一条电报：

此急件的目的是提醒你们，战争即将来临。以太平洋地区和平与稳定为目的的美日谈判现已停止，日本预计在接下来的几天内会发起武力侵略行动。做好适当的防御部署，并准备实施WPl–46所规定的任务计划。

WPl–46是一项作战计划。12月6日，夏威夷陆军司令沃尔特·肖特将军又接到陆军情报机构的一封电报：

美日谈判实已陷入僵局。战争一触即发，预计会出现颠覆性活动。

肖特断定，颠覆性活动可能与瓦胡岛上的日本侨民有关。因此，他下令，把所有的飞机集中到机场中央，翼尖对翼尖——这样一来敌军的飞机一出现，就可以立即全部炸毁。肖特和太平洋海军司令官赫斯本德·E·金梅尔上将决定不执行WPl–46作战计划。他们认为，让全军一直处于戒备状态会让他们精疲力竭。事实上，官员和士兵们照常在星期六晚上休息。美国的太平洋舰队—94艘舰艇，包括8艘战列舰和9艘巡洋舰，是美国现存的唯一一支可以抵抗日本进一步进攻的武装力量，但在当时并没有设立特别的警戒。

所有这一切都令人困惑不已。肖特和金梅尔后来证实，他们两人都没有想到珍珠港真的会遭到袭击。然而，军事历史上也的确很少有作战前就已经知道敌军计划的情况。美日两国分居太平洋两岸，长期以来都考虑过对珍珠港发动突然袭击的战略计划。1932年，美国海军在珍珠港实行军事演习，日本就已经注意到了。日本对这些非常感兴趣，因为自1931年起，日本海军士官学校的每位毕业生都会被问到一个问题：“你认为应怎样对珍珠港发起一次突然袭击？”1941年1月，格鲁大使提醒华盛顿政府，日军可能会偷袭珍珠港。（他在日记中写道：“最近日本流言四起，说美日谈判一旦失败，日本就很有可能实施一次大规模的偷袭珍珠港行动。不过我猜想，在夏威夷的老兄们肯定不会坐视不管吧。”）秘鲁驻日大使也听说了同样的传言，特意通过格鲁转告华盛顿这个消息。可是美国的军事机构并无任何反应。穿条纹裤的外人！秘鲁佬！关于战争，你们懂什么！

但有些美国人早已清楚地看到了未来。1941年7月，理查德蒙德·凯利·特纳（后出任海军作战计划科科长）曾说夏威夷“可能”是日本的进攻目标，他也预料到日本很有可能进行空袭。海军部长诺克斯在给陆军部长史汀生的信上写道：“战争将从突袭珍珠港正式开始。”到处都是警告的预兆。12月3日，也就是珍珠港事件发生4天前，在美国截获的一封东京密报中询问“珍珠港上空是否有观测气球”。12月5日，在火奴鲁鲁的联邦调查局特工告诉珍珠港最高指挥部，日本领事馆正焚烧机密文件。金梅尔上将甚至提醒他的下属说：“日本可能会在宣战前偷袭珍珠港。”他自己后来却不记得了。

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4年后，随着美国在战争中获胜，国会调查金梅尔和肖特所应对的这场灾难，却依然没有找到答案。指挥官失策了，这件事证据确凿，可是为什么呢？其中一部分原因可能在于美国人出于各种复杂的因素，比如说民族沙文主义，并没有把日本人放在眼里。他们觉得日本人看起来身材矮小，戴着厚眼镜，一嘴龅牙，而且还是罗圈腿，实在可笑。人人都知道美国可能对日作战，但没有一个人相信。这场战争虽无法避免，却让人难以置信。8月11日，《时代周刊》报道：“美国海军的防御能力……还是非常了不起的。”11月24日，又报道华盛顿官方人员感觉“十有八九美国要与日本打仗了”。12月8日，瓦胡岛被轰炸成一片火海，当日的那期周刊正在印刷，内容还反映了美国人普遍的信心：“从仰光到火奴鲁鲁，每个士兵都已进入作战状态。”

每个日本士兵才是真正已进入作战状态，军队如箭在弦，准备进攻马尼拉、中国香港和马来亚。几个月的计划和演习已经培养了他们团结合作、共同努力的信念。保密工作也做得相当到位：外国情报人员没打探到任何有关进攻的消息，甚至连流言都没有听过。但日本人最终却弄巧成拙，聪明反被聪明误。日本外交花招的关键本是先向美国宣战，然后在美国人还未反应过来的时候，轰炸珍珠港。时至20世纪70年代，25年来的战争都是不宣而战的，也许现在看来不算什么，但在1941年，大多数的国家都是先宣战后进攻，否则会被认为是背信弃义。

根据东京计划的时间表，两名在华盛顿的日本使节应在12月7日上午10点20分打电话给赫尔，预约当天下午1点会面。东京发了一个共有14条内容的电报给这两名大使，最后一部分谈及断绝日美外交关系，措辞小心谨慎，实际上是向美国宣战。按照原计划，在赫尔拿到这份文件20分钟后，日本的战斗飞机起飞并包围整个珍珠港。上午10点20分，野村按照东京指令安排了这次会面，之后就发现出了大事：昨天，当他离开大使馆时，解码员还在加班翻译这封很长的电报，可是，今天是星期六，解码员已提前下班，而这封长电报仍需2~3小时才能翻译完成，这让野村大吃一惊。当时已将近11点，即使他们争分夺秒，也来不及了。

美国东部标准时间中午12点32分（夏威夷时间早上7点2分），瓦胡岛上的一名雷达操作员向上级报告大规模飞机群即刻到来。可他的上级军官却告诉他不用在意，雷达上显示的很有可能是从美国大陆飞过来的美国飞机。华盛顿时间下午1点20分，日本正式开始轰炸珍珠港。下午1点48分，海军电信主管接到紧急通知，要求接收华盛顿与火奴鲁鲁往来的电路，并时刻留意火奴鲁鲁传来的紧急消息。1点15分，火奴鲁鲁发来电报：

NPM 151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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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人：太平洋司令部总司令

发送至：美国大西洋和盟国海军总司令，美国亚洲舰队总司令，海军作战部长办公室

珍珠港遭受空袭，并非演习。

下午2点5分，野村和来栖来到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共用的旧大楼。他们看起来很狼狈，因为过去的三个小时内，他们在忙着翻译电报，又摸索着打字。这份文件有不少错字，可是他们已经来不及再打一份了。当他们进入这栋大楼时，赫尔的电话响了，是总统打来的。总统把刚得知的一些消息告诉了赫尔，证实了之前美国陆军通信兵破译的那份情报。罗斯福让赫尔照常接见野村和来栖，但是不要提及珍珠港，态度冷淡地打发走他们便是了。

下午2点21分，这两位日本大使终于到了赫尔的办公室。野村呈上刚刚翻译完的电报，抱歉地说：“我本来奉命今天下午1点就把此电文上交给你的。”

赫尔气得颤抖地说 ：“你为什么要在下午1点的时候把它交给我？”

“我也不是很清楚。”野村回答道。[2]

赫尔扫了一眼电报，然后愤怒地说：“我不得不说，在过去9个月我们双方的谈判中，我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假话……而且我担任政府公职50年来，也从没看到过这样一份谎话连篇、事实扭曲的文件。就你们说的那些鬼话，我到现在都无法想象世界上还有哪国政府能够说得出口。”

野村正准备开口，只见赫尔朝门边点了下头，示意他们离开。

过了一会儿，美联社驻各地分社都收到了一则消息：

急电

华盛顿消息——白宫宣称：日本袭击珍珠港

奇怪的是，全国只有一家广播网中断了原本的节目，播放战争爆发的新闻。共同广播公司当时正在播放道奇队对巨人队在波罗球场的职业棒球赛，突然被播音员莱恩·斯特林切断，报道了该新闻。而全国广播公司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仍然继续播放塞米·开的小夜曲和本台音乐节目。这两家广播公司都计划两点半再播放新闻，所以就决定让听众们等到那时候。但在这期间，事态又出现了新的进展：

公告

美联社华盛顿12月7日讯：罗斯福总统今日发表声明，日本军队已突袭夏威夷珍珠港。

日军同时也对瓦胡岛上所有海军和军事机构发动了袭击。

总统的简要说明是由总统秘书斯蒂芬·厄尔利对外宣读的，没有立即说明详细情况。

白宫发表该声明时，日本使节野村和来栖正在国务院。

急电

华盛顿消息——日本再次向马尼拉陆军和海军基地发动空袭。

第二则急电只是传闻，并非事实，但菲律宾也只逃过了一天。第二天，日军的零式战斗机就到达了菲律宾上空，发现麦克阿瑟和肖特做法一样，把飞机集中在克拉克机场中央，于是轻而易举地全炸毁了。直到这时，各个广播台才停播原定节目，转而播放任何它们所得到的关于事态发展的消息，不管是真实新闻，还是传言。

数以万计的美国人直到下午3点准备收听哥伦比亚广播电台播放的纽约爱乐乐团的音乐会时，才得知珍珠港事件，这其中还包括海军上将切斯特·尼米兹。他当时正打开收音机，刚听到新闻的第一句话（“今日日本袭击珍珠港”），就立即站起来出门去了。随后大家才知道，他当时是去接替不幸的珍珠港海军上将金梅尔的工作。同时，山姆·休斯敦要塞的电话响起，吵醒了艾森豪威尔准将，随后他太太听到他说了几句“真的？什么时候？我这就来”，之后就只见他往门外奔去，边走边穿衣服，还边回头对太太说他要去总部一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

毋庸置疑，一些人听到这个消息，免不了做出些奇怪的反应。莱恩·斯特林中断了道奇队对巨人队在波罗球场的棒球赛广播后，许多球迷怒气冲冲，纷纷打电话询问比赛情况。菲尼克斯市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市民们都在给《亚利桑那共和报》打电话，生气地质问：“你们知道芝加哥熊队对红雀队的比分现在是多少吗？除了战争新闻，你们就没有其他可播报的吗？”在丹佛市，KFel广播电台取消播放一档宗教节目，于是有人致电质问广播电台是不是认为播报战争新闻比传播福音更为重要。棕榈泉市的一个小女孩说道：“所有人都知道战争将要发生，所以为什么要浪费这么美好的星期六下午去担心呢？”在泽西市，一位老人大笑着说：“哈哈！上次你们说什么火星的新闻，我们都惊恐万分，那时我就猜到你们还会这样吓我们的！”一位记者采访参议员奈关于此事的态度，奈可能预料到自己不久后就会在政坛销声匿迹，所以只低声说了句：“我觉得这个消息非常可疑。”

但是参议员惠勒却与大众的情绪同步。他说：“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打得去见阎王爷！”这个星期日之前，全国人民的意见还存在分歧，连罗斯福在上星期白宫午餐会上都说，就算日本侵略了菲律宾，他也不能确定国会是否同意对日宣战。然而现在，全国前所未有地团结一心。日本已经偷袭了珍珠港，野村和来栖两位日本使节依然还装模作样地在华盛顿与美国谈判和平事宜，再加上美国人一直都不信任所谓的“黄祸”。所有这些原因，最终导致战争演化为一场打击阴险狡诈的日本人的圣战。

海军部长打电话告诉罗斯福日本袭击珍珠港这个消息后，罗斯福倒吸一口气：“不可能！”罗斯福和诺克斯想法一样，认为日本最有可能最先袭击的是菲律宾。没有一个美国官员，包括马歇尔将军，能料到日本会像现在这样空袭夏威夷，因为日本的精锐部队都集中在中南半岛，并准备随时攻下马来亚、新加坡以及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油田，而珍珠港与这条战线相隔甚远。要是在军事演习中，珍珠港确实是个符合逻辑的目标，但就1941年12月的整体局势来看，它与之毫无关联。但现在，美国认清了严酷的事实。日本正准备一举歼灭美国海军，赢取战争。美国除了几艘已出海的航空母舰外，其余的都被日本击沉了，包括8艘战列舰、9艘巡洋舰和多艘驱逐舰。美国已经不再拥有太平洋舰队了。

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赫尔通完电话后，呆坐了整整18分钟。他或许在祈祷，或许在计划，又或许只是在适应这个新处境。他就这样一动不动地一直坐着。然后抬起头，亲自口述了第一条新闻公报。他很镇静，同样地，整个华盛顿也出奇地镇静。当然还会有些例外，比如一些激进的爱国者砍倒了在华盛顿开船坞附近的一棵日本樱花树。民防办公室主任菲奥雷洛·拉瓜迪亚坐在一辆巡逻警车上到处巡视，向市民大喊：“冷静！冷静！冷静！”——但同时又通过广播电台宣布：“千万不要以为我们这里就一定安全。”与此同时，一大群人聚集在日本驻美国大使馆的街对面，看着大使馆内因焚烧文件而从烟囱里冒出的一股股烟，一位妇女说，就像“我曾在佐治亚州瓦尔多斯塔市看过的实施私刑一样”。

但无人把日本大使馆工作人员拖出来吊死，拉瓜迪亚也冷静下来了，没有人再想砍倒第二棵樱花树。这时总统也正快速而有效地处理各项事务：召集内阁成员讨论、打越洋电话给丘吉尔、向国会领导人简要汇报了情况、命令国防工厂加强警卫、通知赫尔随时向南美洲各国政府了解最新情况，还和马歇尔将军一起检查了陆军部署。爱德华·默罗得知这个消息时，正在火树俱乐部打高尔夫，他想着和总统的晚餐之约恐怕要取消了，但是罗斯福太太还是给珍妮特·默罗夫人打来电话说，“无论怎样，大家都要吃饭的，你们还是来吧”。

尽管总统不在，他们还是一起吃了饭。白宫里总统可爱的椭圆形办公室突然间就成为三军总司令部。森纳·威尔斯站在一旁，罗斯福口述了第二天要发布的战争公告。有时门一打开，罗斯福那洪亮的嗓音就会响彻整个大厅：“昨天，逗号，12月7日，逗号，1941年，破折号，一个永远无法忘记的可耻的日子，破折号，美利坚合众国突然遭受日本帝国海军和空军的蓄意袭击，另起一段，美国原本打算与日本和平相处，逗号，并应日本的请求，逗号，依然与日本政府和天皇进行谈判，希望能维持和平……”

默罗觉得自己该走了，可是好几次罗斯福太太去询问总统的意思，总统都说让他留下来。晚上11点时，默罗太太先回家了。一个半小时后，已是午夜，罗斯福拖着疲惫的身躯回来了，邀请默罗吃点儿三明治，喝点儿啤酒。他把默罗当自己人，把所有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他，他说了珍珠港的损失，还说政府中的每个人，包括他自己、诺克斯和史汀生，都无法相信这是真的。他们怎么都想不通，为什么这么大的一个军事基地就如此不堪一击，并遭受如此巨大的损失。他仍然在惊讶，仍然在生气。

“我们的飞机竟然摆在地上被炸毁了！”他一遍又一遍地说，同时用拳头捶着桌子，“摆在地上！”

那天晚上，华盛顿市民密密麻麻地挤在宾夕法尼亚大道对面的拉法叶公园里，有的人在唱《上帝保佑美国》，但更多的人只是安静地站在那，面向白宫。其实没有什么可看的，白宫一片漆黑，北面大门的大灯也有史以来第一次熄灭了。白宫管家亨丽埃塔·内斯比特正在测量窗子的宽度，准备做遮光窗帘。西行政大道已经戒严，因为这里离总统办公室太近。而工程师正在白宫的地下室里，用粉笔画线，准备打通一条隧道穿过东行政大道，通往财政部大楼的老地下库房——如果华盛顿遭到轰炸，这儿就是最安全的避难所。

摩根索部长已经下令将白宫的守卫人数加倍。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共用的那栋旧大楼的屋顶上，士兵们在黑夜里架好了高射炮，而在他们下面，就是几天前赫尔面见两个卑鄙可耻的日本大使的房间。这栋旧楼的第5层正被改造成一个兵营，驻扎着高射炮兵。这时，再没有人觉得这些防范措施是多此一举的了。

楼下，马歇尔将军正准备离开。一位总统顾问问他，为什么关于夏威夷的消息出入这么大，这位将军回答道，每场战争都会出现各种流言，而且有时候人们根本分不清真假。他还解释说：“我们都处在战争的迷雾中。”

在芝加哥，一大群人围着一个报摊，想买《芝加哥论坛报》号外。一个矮胖妇人路过这儿，向一个陌生人问道：“这在干什么？”他回答 :“太太，我们在打仗啊！大家都在嚷嚷这事。”她又问 :“这样啊，那你还知道些什么？我们要和谁打仗？”这则轶事一时间被大家拿来逗趣儿，也确实值得一笑。其实这个问题提到了重点，因为总统总是把大西洋放在战略首位。那天下午，丘吉尔给罗斯福打来电话问道：“总统先生，日本的这起事件到底是什么情况？”罗斯福给出肯定回答，说是事实：“他们袭击了我们的珍珠港，现在我们在同一条船上了。”然而，美英两国真的是在同一条船上吗？美国国内愤怒之火全都指向日本，珍珠港事件并不能怪罪于德国纳粹。尽管国会议员们也相当激动，但是如果提出两条战线同时作战，国会肯定还是不会同意的。即使国会最后同意对欧洲轴心国宣战，国内人民的意见也会再次出现分歧，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士气高涨了。

但对同盟国来说，幸运的是，阿道夫·希特勒已经完全失去理智了。他在苏联征战的重压下，已经快吃不消了。他开始越来越不能控制自己的火暴脾气，而且开始凭直觉做决定——也就是他所说的，自己“艺术性”的一面。12月8日，他离开东普鲁士“狼堡”，匆忙乘火车赶回柏林，因为日本正以《三国同盟条约》为依据，要求德国对美宣战。希特勒本可以忽略日本的要求，反正他也不是第一次反悔了，而且袭击珍珠港这起事件即使德国拒绝援助也可以说情有可原，因为条约上只要求德国和意大利在日本本土遭受袭击的情况下援助日本。如果德国坐视不管，日本也无计可施。日本和德国分别处在地球的两边，中间夹了个苏联。

这正是希特勒的顾问们所考虑的。除了里宾特洛甫犹豫不决外，希特勒身边的人都劝他，德国现在树立的敌人已经太多了，不能再加上美国。但这时，希特勒却想起了他向裕仁天皇的外相许下的口头承诺：“如果日本与美国开战，德国一定会立即采取必要措施。”他还说：“如果我们不站在日本那一边，《三国同盟条约》在政治上就名存实亡了。”但其他纳粹头子并没有被说服。12月8~11日，东京正焦虑不安的时候，纳粹头子们日夜争论，僵持不下。最后，希特勒终于说出了他的真实动机——报复。由于德军在苏联漫无边际的大草原上频频受挫，希特勒对美国驱逐舰在大西洋上的所作所为备感愤怒。总而言之，罗斯福的不断挑衅最终让希特勒忍无可忍。根据战后纽伦堡国际法庭提供的材料，希特勒表示，德国对美宣战的“首要原因”是“美国早就朝我们的船只开枪了”。“在这场战争中，美国扮演了强有力的角色，正是他们的这些行为挑起了战争。”因此，他宣布正式进入与美国的战争状态。墨索里尼跟着希特勒也对美宣战——到现在，他已经完全是希特勒的跟屁虫了。突然间，罗斯福的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国会别无他法，斟酌许久后，于星期四当天对德宣战。迪安·艾奇逊认为，希特勒这样做实在是“愚蠢至极”，后来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最后，无比愚蠢的敌人帮我们解决了进退两难的处境，也清除了我们的疑虑，使我们的人民团结一心，开始走上了那既漫长又艰难的捍卫国家利益的道路。”

[1] 梅生迪克生线：美国南北战争之前的南北区域分界线。——编者注

[2] 日本使节究竟事前知道多少情况，无从知晓。普遍的看法是，他们和赫尔一样，除了突袭目标不知道外，其余的都知道。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光荣与梦想2 / （美）曼彻斯特著；四川外国语大学翻译学院翻译组译；李龙泉，祝朝伟校译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3

书名原文：The Glory and the dream: a narrative history of america, 1932-1972

ISBN 978–7–5086–4996–2

I. 光… II. ①曼… ②四… ③李… ④祝… III. 美国–现代史–1941~1950 IV. K7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03265号

The Glory and the dream: a narrative history of america, 1932-1972 by William manchester Copyright © 1974, renewed 2002 by William manche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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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

光荣与梦想2

著者：[美] 威廉·曼彻斯特

译者：四川外国语大学翻译学院翻译组

校译：李龙泉 祝朝伟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CITIC Publishing Group）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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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与梦想2

[美] 威廉·曼彻斯特 著

四川外国语大学翻译学院翻译组 译

李龙泉 祝朝伟 校译

中信出版社

献给劳芮·曼彻斯特

以及她的未来

那如幻的灵光逃到哪儿去了？

那光荣与梦想，如今到哪儿去了？

——威廉·华兹华斯

目录

第二部分 牺牲与变化（1941~1950年）

第九章 反击

剪影：太平洋战争

第十章 国内战线

剪影：国内战线

第十一章 小院丁香花开时

剪影：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争

第十二章 新世界，新风向

美国人小像： 红发佬

第十三章 胜利旗帜的光芒不再

剪影：战后

第十四章 哈里·杜鲁门时代的生活

第十五章 黑夜里哈里的一点儿英雄形象

剪影：20世纪40年代晚期

第十六章 疑虑重重的时代

美国人小像： 爱德华·罗斯科·默罗

第十七章 坠入深渊

剪影：20世纪50年代早期

第九章 反击

日本人自诩为“大日本”，美国人则称日本人为“小日本”，麦克阿瑟更是将其蔑称为“日本佬”。日本军队也许是史上最被低估的部队。阅兵式上，日本军人就像一个个用牛皮纸胡乱卷起的包裹，衣冠不整、面容枯槁，好似随时有散架的危险。绑腿邋遢、上衣鼓囊、裤子松垮，腿又短得可笑。这样的形象带有欺骗性，且根深蒂固。即使在珍珠港遭遇毁灭性打击之后，海军上将小威廉·哈尔西还预言1943年就能打垮日本，当时美国国内也较为乐观，点唱机中的歌曲唱道“再见，妈妈，我要去攻占横滨”、“我要扇肮脏的日本佬一个大耳光”。任何一个醉汉都会说，美国自1775年以来就一直打胜仗，从没输过。

而日本人呢？他们自1598年以来，也没有输过任何一场战争。被破烂棕色军服包裹的日本军人虽然其貌不扬，但战斗力不容小觑。日军的神枪手能精确命中1 000码[1]外的目标。他们每人携带400发子弹（是美国步兵携带量的两倍）和足够5天食用的鱼和大米。他们无所畏惧，从小接受的教育让他们视死如归，并且认为为天皇献身无上荣光。他们所配备的武器也令人生畏。珍珠港事件中，小日本击沉了美国数艘战舰，给华盛顿当头一棒。小日本的舰艇更快、火炮更猛、鱼雷更先进，他们的空军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远胜美国。偷袭珍珠港时，日军出动了4款战机，分别是川崎、三菱零式、中岛B5n1和三菱G4m1，其中每一款都比当时美国能够升空的同类飞机先进。

开战后第4个星期，陆军部长史汀生告诫美国人：“这场战争必将以美国击败日本告终，但我们不应戴着玫瑰色的眼镜看待它。有报告称日本……军队训练差，装备落后。而严峻的事实是日本军人身经百战，装备精良。日本军人虽身材矮小，但意志坚定、纪律严明。”曾经，热血沸腾的美国人认为他们对战东方人可以以一敌十。如今，美国人如梦方醒，至少华盛顿惊恐地意识到，南北战争以后，美国从未遇到过如此严峻的局面。当时，美国所谓的军事“情报”已经排除了珍珠港被袭的可能，理由之一是日军正往西贡（今越南胡志明市）增兵，人人都知道东条英机不可能同时在多地发动进攻。

但大家都错了。新年伊始，“大日本”的部队不仅从西贡进军南方，还同时登陆了关岛、中国香港、婆罗洲、威克岛，以及菲律宾群岛。东条英机的战术比希特勒的闪电战更胜一筹。东条英机把从美国西海岸到东京的航线扯开一条巨大的缺口，控制海域占整个世界海域的1/10。德国海军上将雷德尔指挥的德国U型潜艇肆无忌惮地偷袭，也给了东条英机极大帮助。航运从一开始就很吃紧。而雷德尔决心摧毁英美同盟，遇上任何悬挂星条旗或米字旗的船只，一概击沉，这让海上补给成为奢望。1942年年初，雷德尔的计划似乎就要成功了。几乎每天晚上，美国东海岸的居民都能看到商船受到鱼雷攻击。当年1月，德国U型潜艇几小时内接连在长岛击沉了排水量6 768吨的“科英布拉”号油轮和“诺尔尼斯”号油轮，又在北卡罗来纳海岸击沉了美国“艾伦·杰克逊”号商船和“马来”号油轮。德国U型潜艇当年共击沉1 160艘舰艇，平均每天超过三艘，其中包括“雅各·琼斯”号驱逐舰。它在新泽西州开普梅被击沉，成为美国第一艘在自己海岸附近被鱼雷击沉的战舰。

在这殊死搏斗的日子里，败仗接二连三，轴心国似乎攻无不克。纳粹德国正在攻打斯大林格勒（今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市），并且准备向莫斯科发起最后攻势；隆美尔已兵临开罗城下，那里的英国外交官们正忙着烧毁外交资料；德军进入印度也只是时间问题，在那里，他们将与从东线迅速推进的日军汇合。像希特勒一样，东条英机似乎也势不可当。约瑟夫·史迪威将军步履蹒跚地撤出缅甸时，嘴里还嘀咕着“真是一次惨败，我们被打得落花流水，仓皇撤离缅甸，简直就是奇耻大辱”。华盛顿的一些军事专家估计需要10年才能打败日本。两个大洋似乎不再起到保护作用，不仅大西洋海岸的海员被残忍屠戮，太平洋海岸也遭到炮火攻击。一艘日本潜艇袭击了俄勒冈州史蒂文斯堡，这在军事上无足轻重，却给美国人的心里蒙上了阴影。总统决定出面安抚国民。他安排了一场炉边谈话，并要求报纸登载世界地图，以便听众能明白他所讲。但日本人正在监听美国广播，正当罗斯福总统平静地劝慰公众无须悲观时，又一架日本水上飞机从潜艇弹射起飞，在俄勒冈州以南海岸投下数枚燃烧弹。

在东条英机策划的12月7日攻击行动中，除了珍珠港，还有一个目标就是马来亚（今马来西亚西部地区）。华盛顿的几个外交官自以为了解东方人，曾大胆猜测日本人可能登陆泰国。就某种程度而言，他们说对了，但这就像三年前的9月，新英格兰地区大暴雨，而天气预报员不过预测可能有雨。利用维希傀儡政府的软弱，山下奉文将军将中南半岛变成了转战集结区，并与泰国政府展开秘密谈判。结果，12月7日，泰国政府佯装抵抗了4小时之后投降。现在，东条英机已准备好进攻马来亚。

日军分三路穿过泰国，在铺天盖地的越南机群掩护下，入侵马来亚半岛，迫使英军节节败退。日本没必要派遣规模如此庞大的部队，但他们希望转移英国皇家空军的注意力，并将英国皇家海军引入圈套。他们的奸计得逞了。海军上将汤姆·菲利普斯爵士上钩了，他麾下有英国皇家海军引以为傲的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这是英国最精良的战列舰，以及“反击”号重型巡洋舰。舰队中唯一的航空母舰搁浅，使菲利普斯爵士失去了耳目。开战后第三天，日军三菱鱼雷轰炸机击沉了夏威夷地区仅存的这两艘盟军主力战舰。没人能拯救马来亚了。敌军前进速度加快，离奇的谣言四起——小日本是“猿人”，像人猿泰山一样在树林间荡来荡去（实际上，日军骑自行车行军）。与此同时，丘吉尔惊恐地获悉，新加坡的大炮只能朝向大海，无法调转炮口瞄准日军。

进攻马来亚的日军都是裕仁天皇的精锐部队。在大举南下的同时，本间雅晴中将指挥数个师团，自12月10日开始，在吕宋岛登陆。汤姆·菲利普斯当日葬身海底，毫无防备的关岛落入日本人之手。三周内，本间的军队已于九处登陆。麦克阿瑟宣布马尼拉为不设防城市（之后立刻遭到空袭），美国士兵和菲律宾侦察兵撤到巴丹半岛。罗斯福想救出麦克阿瑟，虽然他知道麦克阿瑟将军不好相处，但敬仰他的军事判断能力，于是命令麦克阿瑟前往澳大利亚。在2月一个漆黑的晚上，麦克阿瑟及妻儿和家庭教师登上一艘鱼雷快艇离开了。而剩下的人则苦涩地唱道：

我们是巴丹的弃儿郎，

没有爹和娘，山姆大叔也不知去向。

无亲朋，无依靠，没有枪来没有炮，

无人过问无人要！

他们抱怨缺少武器，残酷的事实也差不多如此。盟军防线正在土崩瓦解，巴丹半岛上唯一的美国部队是第31步兵团，仅剩636人，他们被迫撤入蝌蚪状的克雷希多岛要塞，仅有10架老式飞机和几艘鱼雷快艇。当地最高指挥官汤姆·哈特于圣诞节后乘着挂有四星将旗的“鲨鱼”号潜艇离开，该潜艇已是其麾下最大型的舰艇了。一开始，克雷希多地堡中的人们围在通信兵的收音机旁，但没过多久，他们就纷纷转身离去了。因为广播里的消息实在令人沮丧：中国香港沦陷，护士被日本兵当街强奸；威克岛也被占领，虽然500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在詹姆斯·德弗罗少校的带领下，英勇抵抗两个星期，曾击退一次登陆的日军，但最终没有等来援兵。新年伊始，哈特上将的潜艇在爪哇浮出水面，加入陆军元帅韦维尔统领的盟军。那时，日军已攻占新加坡，下一个目标就是爪哇和苏门答腊。韦维尔研究作战图之后，退到了印度。而东印度群岛，正如气愤的荷兰人所言，只能听天由命了。

命运是残酷的。荷兰统帅不懂英语，他的命令只能在翻译之后传达给各部队。在没有空中掩护的情况下，17艘盟军战舰前去抵御日军入侵。它们与日军实力相差悬殊，无力回天。舰队中最大的战舰仅为两艘巡洋舰，而海平线上逐渐出现的日军舰队则犹如一座座佛塔，由74艘军舰组成，包括4艘战列舰和5艘航母。爪哇战役历时7个小时，荷兰统帅与他麾下的一半战舰一起葬身海底，剩余战舰也大半被日军飞机击毁。只有美国的“休斯敦”号和澳大利亚的“珀斯”号逃过最初的攻击，并试图穿过巽他海峡撤离，但该海峡已被敌军封锁。3月1日夜，它们寡不敌众，最终被日军击沉。“休斯敦”号被日军军舰团团围住，但仍拼死抵抗，火炮齐鸣。直到船体渐渐下沉，一名身着蓝色夹克的司号兵仍站在倾斜的船尾，吹响弃船号角。

远在家乡的美国人对太平洋的战事很难理解。人们记住了珍珠港事件，就像牢牢记住阿拉莫之战和“缅因”号战舰却并不熟悉那之后的战争一样。原因之一是西海岸之外的美国人都把注意力放在了希特勒身上，另一个原因在地理方面。在硫磺岛战斗的士兵收到家人的来信，发现家人都以为他们在南太平洋。欧洲战场的地名听起来很熟悉，因为上学时接触过。但谁听说过雅浦？谁知道埃厄里拜瓦在哪里？新不列颠岛、新喀里多尼亚岛、新几内亚岛、新爱尔兰和新赫布里底岛又有什么区别？

不幸的是，美国的教师们讲课时并未涉及这些内容。这也不能怪他们，在航空时代以前，像威克岛、中途岛和硫磺岛这样的小岛几乎不值一提。直到1941年，只有标准石油公司和利华兄弟公司会对群岛感兴趣。美国海军开战时所用地图为18世纪所绘，直接导致盟军因不知航线深浅而在许多海战中失利。海军陆战队必须一边行军，一边测绘所罗门群岛。他们甚至没搞清楚与敌军第一次交战的地点——他们以为是特纳鲁河，后来发现是伊鲁河。

公众对于太平洋的了解大多来自B级片编剧的肆意创作。南太平洋岛屿被描绘成具有异域情调的小岛，和风在棕榈树间吹拂，萨迪·汤普孙[2]和传教士厮混，当地女孩身着紧身衣潜水捞珍珠，拥有多萝西·拉莫尔一样苗条的身材。传说是美好的，也带有一丝半点儿的真实性。虽然当地女孩的身材看起来更像是水桶，而不像拉莫尔，但大多数参与过“大东亚战争”（日本人的称呼）的老兵都能回忆起壮丽的自然美景——瓜达尔卡纳尔岛茂密雨林中的白兰花和凤头鹦鹉，还有布干维尔岛奥古斯塔皇后湾的活火山，以及塞班岛上美丽的凤凰木。

但美国大兵不是来旅游的。他们在进行残酷的战斗，而且丛林看上去越美丽，战斗就越激烈。一些岛屿根本无法居住，陆军工兵前往圣克鲁斯勘察地形以修建机场，尽管当地景色很美，他们却全部被脑型疟疾无情地夺去了生命。战场环境匪夷所思，瓜达尔卡纳尔岛在地震中晃动，硫磺岛岩缝中喷出火山气体等。在布干维尔岛上，松软而又深不见底的沼泽吞噬了无数台推土机；在佩莱利乌岛的山丘上，即使树荫下，温度也高达115华氏度（约46.1摄氏度）。有时天气比敌人更恐怖。格洛斯特角一天内降雨量就高达16英寸[3]。莱特湾海战不得不因双季风而暂停，一个月后，一场台风又使三艘美国驱逐舰沉没。

像其他任何一场战争一样，太平洋之战拥有独特的景象和声音，被后世所铭记。这些声色就像模糊的万花筒，或是随机剪辑的旧电影片段，足以让后人陷入良久回忆，有时甚至勾起灵魂深处那些危机四伏时的记忆，令人不寒而栗。有些部队在沙地小岛搭建活动房屋，四面被青铜色海水包围，好像动画片中荒岛上的流放者。霍姆斯大法官将战争定义为“自寻烦恼”，士兵们的处境印证了他的话：船上广播系统发出单调而尖厉的声音，还有汗臭味和空荡的部队食堂，铁板铺成的临时跑道好像巨型积木，榕树林中绽放着大炮放射出的火花，在赤道阳光下飞行的零式飞机机翼下方的图案好似肉丸子，海水中的含磷生物群在船只迂回经过时会点亮周围的海水。飞行员在航母甲板上飞奔，头盔上下跳动，腋下夹着地图板。

但对于海军陆战队队员和陆军士兵来说，印象最深的要数一次抢滩登陆。战斗开始前，士兵间弥漫着难以忍受的紧张感，他们要从硬板床上跌跌撞撞地爬下，凌晨3点吃早饭。登陆前，战舰上14英寸火炮齐射，猛轰海岸，接着士兵们顺着货运网爬到摇摆不定的“希金斯”号艇上，那是一种小到难以置信的登陆艇。士兵们的背包碰撞着他们早已疼痛不堪的后背，他们紧张地盯着前方的登陆区域，向红滩一号或绿滩二号全速前进，心里祈祷海滩上没有礁石，以免被缠住而暴露在日军机关枪之下。心里一面想着地形如何，一面非常清楚那又将是一个烈焰熊熊的焚尸炉——步兵的地狱，但又将有荒凉海岛美丽超然的景色。

奇异的环境产生了离奇的伤亡。在格洛斯特角的战斗中，25名美军士兵被倒下的大树砸死，随船沉入海里的水兵被鲨鱼吞噬，俾斯麦海战后，游上岸的日本兵被新几内亚岛的土著人分尸，还有一些日本兵逃到瓜达尔卡纳尔岛，但丛林严酷的环境让他们不得不自相残食以求生存。丛林冷酷无情，对战败的士兵而言更是如此。随着美国海上实力的不断增长，战败的士兵大多是日本人。如果日军被包围，他们只能自相残食或吃草根，还必须在丛林中与毒蛇、鳄鱼共存。即使突出重围，生还的希望也很渺茫。藻利海将军的队伍从新几内亚休恩半岛撤退之后，只有1/5的日本兵还能作战。被迫穿越欧文·斯坦利山脉逃亡的途中，堀井将军也失足落水溺亡。

除非天皇亲口下令，否则日本人绝不会投降。即便裕仁天皇下令，还是有顽固分子躲进山洞，拒绝投降。有人在山洞里待到20世纪50年代，甚至更久。日军认为被俘虏是屈辱的，有人随身携带自杀手枪，弹夹中只有一发子弹。“二战”中期，眼见大势已去，军官会召集属下进行自杀式冲锋。没有步枪，就用棍棒代替；不能走路，就拿一颗手榴弹或地雷，与敌人同归于尽。没人能够幸免。塞班岛的日军司令年事已高，无法自行了断，就命令他的副官开枪将他射杀。也是在塞班岛，几个5岁左右的日本儿童围成一圈，互相投递手榴弹，直至共赴黄泉。

切腹自尽在日本很受尊崇，但对于具有武士道精神的统帅来说，奋战到最后一人也具有军事意义。日军夺取了大洋洲的大面积区域，已超过所需，而所用时间只是预计的一半。日本想通过协商换取和平。本间将军在1939年警告：“为了打败美国，我们牺牲1 000万人也在所不惜。”佩莱利乌岛阵亡日军的墓碑上写着：“我们要用自己的血肉在太平洋上修筑一道防线”。虽然日本在宣传中一再强调彻底打败美国，但日本内阁其实更为现实。如果美国转而获得战争主动权，日军将领准备打一场消耗战。美国人距离日本本土越近，日本人抵抗得越顽强。日本会动员自杀船只、人肉鱼雷，以及实施自杀式攻击的神风特攻队。如果美军登陆日本，日本全国的口号将是：“1亿人民骄傲地血战到底！”麦克阿瑟估计，入侵日本首日，美军伤亡人数将达到5万，之后有可能是长达数年的战争。日本人以此推断，美国人不会为日本无条件投降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因此，他们做好海报，准备在最后时刻张贴，海报上写着“美国人来得越早越好”。

太平洋战争异常惨烈，战争中没有多少战俘，因为日本人认为敌人投降同样耻辱。被日军俘虏的士兵遭到惨无人道的迫害。克雷希多岛的战俘被迫进行“死亡行军”，许多病员和伤员在行军中活活累死；在马金岛，日军将抓获的海军陆战队队员斩首；在米尔恩湾，澳大利亚战俘被阉割，嘴上被缝上包皮，身上还挂着一块嘲讽牌子“他们在痛苦中挣扎了很久才死去”。

如此暴行立刻遭到美军的反击。自法国–印第安人战争之后，美军还从未表现得如此残忍（妇女儿童得以幸免）。战斗中没有休战，也没有骑士风度。美国海军毫无顾忌地开展潜艇战。阿德默勒尔蒂群岛的日军宁愿饿死也不愿投降，美军把躲在灌木丛中的小日本当作活靶子，练习射击。这是一场残酷的战争。将军们同普通士兵一样嗜血。莱利斯·J·麦克奈尔中将告诉他的部队：“我们必须全身心地憎恨敌人。我们必须渴望战斗，我们生活的目标就是杀戮。”海军上将威廉·F·哈尔西下令在图拉吉岛架设一块巨型牌子，过往船只都能看到，上面写着：

杀死小日本，杀死小日本

杀死更多小日本

干好本职工作

就是帮助消灭那些杂种

以同样坚决的口吻，麦克阿瑟告诉罗伯特·L·艾切尔伯格将军，如果不能拿下布纳，就别活着回来。1943年，有间谍报告了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的位置，美国立刻派出P–38战斗机前去拦截其座机，并将他击毙。

山本五十六是个天才，号称“东方纳尔逊”。他一手策划了海军多地进攻，6个月内攻占大洋洲30万平方英里[4]的土地。如果他知道美国陆军通信兵已经破译日军的“紫色密码”，战争的走向或许会大不相同。他生前差一点儿就消灭了美方全部武装力量。他死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国防部为了防止悲剧重演，一再提出巨额国防预算。

山本在爪哇战役取得大捷后，旭太阳遮天蔽日。2月17日，新加坡投降（日军中将山下奉文威胁英属马来亚英军总司令白思华中将：“投降，还是不投降”）。那里的14门巨型维克斯机枪被转移到吉尔伯特群岛一个名叫塔拉瓦的小岛上。1941年3月的第二周，日军已向曼德勒进军，最终于5月1日攻占该地，封锁了中国的补给线。

新加坡是战略重镇，它的失守让世人震惊。拉包尔虽没有新加坡出名，但战略意义更为重大，这里是澳大利亚在新不列颠岛的前哨，于1月被日军夺取。山本在这里驻扎了10万军队，修建了5个机场，将拉包尔变成一座无法攻克的堡垒，新爱尔兰岛、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岛一系列前哨都靠这里维系。现在日军飞机能直接攻击澳大利亚了，其北部城市达尔文受到猛烈空袭，不得不弃城。新西兰65岁以下男性全部入伍，仅有的9架驱逐机也准备好迎敌，澳大利亚总理告诫人民随时准备应对日军入侵。有人提出放弃这两个英国自治领，但遭到新任美国舰队总司令欧内斯特·J·金上将的极力反对。罗斯福电告丘吉尔：“太平洋形势严峻。”“东京玫瑰”调侃道：“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大兵都藏在哪里？”

除了所罗门群岛南部、莫尔兹比港（位于鸟状新几内亚岛末端）和即将失守的克雷希多岛，中途岛以西、珊瑚海以北的太平洋都在日军控制之下。日军预计闪电战伤亡率在20%左右，实际伤亡却很小，其中一支日军舰队击沉5艘盟军战列舰、1艘航母、2艘巡洋舰以及7艘驱逐舰，自己却毫发无损。麦克阿瑟在澳大利亚发出豪言壮语，命令匆忙接任太平洋舰队总司令一职的尼米兹将军“不惜一切代价”守住中途岛–萨摩亚–斐济–布里斯班一线，但都无济于事。美军在爪哇战役中惨败，被打得七零八落。太平洋的美军遭受了各种打击，其中还包括颠覆活动。法属努美阿美军总部有大量维希政府拥护者，他们把美国船只和部队的调动情况暗中告知敌方。

在美国本土，媒体使用谎言鼓舞美国人的士气。传言美国陆军航空兵的柯林·凯利击沉了日军“榛名”号战列舰（其实并没有），美军在婆罗洲望加锡海峡大胜（其实并没有），威克岛的美军发电报：“再来更多日本鬼子”（当然不会是真的）。这些都是子虚乌有。东条英机和山本五十六未被迷惑，信心满满地翻阅着1938年日军作战计划。瓜达尔卡纳尔岛和所罗门群岛的图拉吉岛是日军的下一步目标，5月3日，这两个地方被轻而易举地占领。5月6日，克雷希多岛投降。菲律宾彻底陷落。麦克阿瑟在澳大利亚写道：“关于克雷希多岛，我无颜评论。那里血色的迷雾中还回响着枪声，我似乎能看到在那里战斗的人，冷酷憔悴、身材瘦弱，但无所畏惧。”

第二天，日本一支两栖部队开赴澳大利亚东部的珊瑚海，他们旨在夺取莫尔兹比港。征服菲律宾让日军士气大振、耀武扬威。日本海军大将、航母舰队指挥官原忠一日后回忆说，他们患上了“胜利病”。之后的战斗是历史上首次航母之间的较量，也是离奇的决战。美军已陷入绝境，要想保住澳大利亚，就必须守住莫尔兹比港，此时美军从仅剩的5艘航母中抽出两艘前去封堵日军。但对于敌人来说，这场战役只是小插曲。山本要为中途岛战役保留实力。即便如此，日军飞机还是在珊瑚海给盟军造成不小损失，他们击沉了“莱克星顿”号，重创“约克城”号。美军则炸毁日军7艘战舰，其中包括一艘航母——飞行员电告“报销一个大平面”。这场战役最多算是双方打成平手，但使莫尔兹比港和澳大利亚获得了喘息的机会。日军无功而返。珍珠港的1 400名工人昼夜不停地工作，用了不到两周修好了“约克城”号，使其能及时参加中途岛战役。

那时，盟军遇到了太平洋战争开始以来第一个大危机，盟军岛屿几乎全部失守，日军占领了阿留申群岛的阿图岛和基斯卡岛。罗斯福也不得不像澳大利亚人一样，考虑本土遭受攻击的可能性，尽管这难以置信。裕仁天皇的海军信心空前膨胀，日军战舰数量是美军的三倍。1942年5月27日，日本大胜俄国海军37周年纪念日，当年山本作为一个下级军官参加了这场战争，所以他选择这一天进军中途岛。山本的舰队前行在苍茫大海上，65艘驱逐舰打头阵，山本率领的“大和”号超无畏级战列舰作为旗舰，率领着22艘重型巡洋舰和11艘战列舰。这支庞大无敌舰队的周围还有21艘潜艇环绕。另外，4艘快速航母舰队由700架飞机空中掩护，80艘运兵船挤满了士兵。舰队在海面上推进，船员们欢快地唱着战歌，日本还给将要第一批登陆的陆战队员发放了啤酒。6月2日，罗斯福对麦克阿瑟说：“现在看来，日军舰队正前往阿留申群岛或是中途岛和夏威夷，也有小部分可能空袭南加利福尼亚或西雅图。”

这正是山本想要的——对方不清楚日军会打击何处。山本还派出一支部队攻打阿拉斯加，企图诱使美军分散兵力（此时日军战舰之多，山本都有些不知如何是好）。山本大将高估了自己，他并非像自己想象的一般战无不胜。日军“紫色密码”已被美国陆军通信兵破译，并被美军赋予新代号——“魔码”。山本下达命令之后，美国几乎同步将其解码并传送给尼米兹上将，正是他在组织中途岛的防御。岛上每一寸土地都布满军队，每一艘可用的战舰都已下水——7艘重型巡洋舰、1艘轻型巡洋舰、17艘驱逐舰、12艘潜艇，以及“大黄蜂”号和“进取”号两艘航母，还有经过大修的“约克城”号。

美军开局不利。日军首轮空袭派出100架轰炸机，将中途岛炸得天翻地覆，美国防御力下降，战斗机受到重创。但尼米兹此时有两个优势：其一，“魔码”使他清楚敌人动向；其二，日军对美军动向毫不知情。日军航母指挥官犯了一个严重的战术错误：他命令清空甲板，迎接空袭中途岛后返航的飞机，但美军飞机率先出现了，他们毫无防备。

1942年6月4日清晨，美军鱼雷轰炸机首先发动进攻，它们遭到防空炮火猛烈狙击。42架飞机，只有6架返航，而且没有一次命中目标。这些老式飞机的驾驶员像神风特攻队队员一样，认为自己做了无谓的牺牲。事实上，他们创造了胜利的契机。日军航母疯狂地调整船体以躲避鱼雷，导致战机无法起飞，仅有几架零式战机得以升空，还要低空拦截以身殉国的美军飞行员。在这个关键时刻，克劳伦斯·麦克拉斯基中校率领两队“无畏”式轰炸机从“进取”号航母上起飞，飞到了日军舰队上空，展开俯冲攻击。它们炸沉了3艘航母，下午又击沉了一艘。山本舰队中只有4艘航母，现在全部被击沉，舰队失去了保护伞。他瘫坐在舰桥上，无精打采地喝着米汤。

8个星期后，饱受“东京玫瑰”嘲讽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登陆斐济，演练美国“二战”中首次进攻行动。但该行动始终规模很小。现代化武器全部用在欧洲战场，海军陆战队第一师装备的是1903年的斯普林菲尔德步枪，他们的绑腿可以追溯到1918年，勃朗宁机枪和迫击炮从阿尔贡战役一直使用到现在。

攻势中唯一达到一流水平的就是部队的质量。因为海军陆战队是精英部队，被选中参与进攻行动的士兵更是出类拔萃。1942年8月7日，部队登陆瓜达尔卡纳尔岛，但他们立刻就后悔来到这里。正如前英国殖民者所描述，这里是个“血腥、臭气熏天的大窟窿”。无论何时，夺取这里都异常艰难。1942年夏，困难还加重了一层。日军占领爪哇之后，控制了盟军奎宁的来源，而奎宁是当时唯一可以治疗疟疾的特效药。20世纪30年代，德国化学家发现了另一种疟疾解药，名叫“米帕林”。美国公司夜以继日地工作，想合成这种药，但没有成功。当时的命令是，除非体温上升到102华氏度（约38.9摄氏度）以上，否则不许离开前线。即使这样，到10月仍有2 000人住院。

美军登陆第一天，还算顺利。登陆行动没有遭遇阻击。一小股日军正在修建3 600英尺[5]长的飞机跑道，他们迅速窜入丛林。但第二天晚上，战局演变成一场灾难。山本仍有许多战舰和经验丰富的海军士兵。天黑以后，山本派遣拉包尔的小分队穿过“狭槽”——所罗门群岛间一个狭窄的海峡。萨沃岛上的活火山遮蔽了来犯敌军，萨沃岛战役是美国海军甚至是任何国家海军史上最惨痛的失败。4艘航母被击沉，1 000名水兵葬身大海。第二天早晨，剩余的美军战舰向南方撤退，货轮上的货物还没来得及全部卸下，也跟着战舰撤退了。正如海军陆战队将军所说，他的部队“光着屁股”被抛弃了。补给品发放量立刻减半，弹药量也只够4天。而此时，被美军称为“东京快车”的运兵船开始源源不断地从拉包尔运来日军士兵，每晚900人，有时一晚能运送4 500人。

美军通过简陋的机场运输补给品，海军陆战队队员奋战在泥泞的散兵坑，不时遭到敌军炮火轰炸，还要顶住日军的攻击，有时还会下起大雨。将士们不仅遭受疟疾折磨，还要经受痢疾和细菌感染（丛林腐蚀病）的侵袭。渐渐地，全世界都开始意识到瓜达尔卡纳尔岛的重要性。大量部队驻扎在那里，撤出已不可能。到10月中旬，麦克阿瑟警告罗斯福：“如果我们在所罗门群岛被打败……整个南太平洋将陷入最严重的危机。”罗斯福在给丘吉尔的信中写道：他祈祷将士们能守住滩头阵地。双方都在瓜达尔卡纳尔岛较劲。在东京，裕仁天皇宣布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是“决定性战役”。斯大林格勒和阿拉曼的战斗也在同一时期进入白热化，这座丛林岛屿仿佛一个强大的磁铁，吸引双方投入了与其战略意义并不相符的大批部队。双方都倾其所有，并都坚信这一仗定全局。

麦克阿瑟请求增兵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报告言辞激烈，这是他一贯风格。他要求美国将“所有资源”投入西南太平洋。这意味着必须停止给英国和苏联补给，原定开赴欧洲的运兵船全部转向澳大利亚。在他看来，日本的威胁就是这么严重，但总统看问题的方式注定与他不同。有别于战区司令官，总统需要以全球眼光看待这场战争。他需要考虑风险，而最大的风险就来自将所有军力投向日本。即使战胜日本，又能得到什么？万一转身只剩下美国与希特勒单独对决呢？美国需要英苏联盟，就必须坚持大西洋优先策略。只有消灭德军，才能彻底打败纳粹。苏联要求开辟第二战场，罗斯福和丘吉尔就要立刻开辟一个，至少也是类似的战场。罗斯福明白所罗门群岛处于危机之中，也出面支持增兵瓜达尔卡纳尔岛，但总统能做的仅此而已，战场上的美国人和澳大利亚人必须自己想办法。

麦克阿瑟不太可能想到华盛顿发生了什么事。从外表上看，首都华盛顿安静祥和，大街上车水马龙，商店里食物充足，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然而政府高层已忙得不可开交，他们正努力解决火烧眉毛的问题。温斯顿·丘吉尔即将到访美国，并在国会联席会议上讲话，这是头等大事。大西洋战争不断蔓延，形势迫在眉睫。首先要做的就是关掉电灯开关。像迈阿密这样的城市，沿海6公里的霓虹灯能照到很远的海面上，照亮了停泊在岸边的商船，使其成为德国U型潜艇的理想目标。1942年5月，美国开始灯火管制（或称“伯恩斯管制”，以经济动员署署长吉米·伯恩斯命名），使德军潜艇失去这一有利条件。一年之后，随着雷达改进、空中监视，以及新型驱逐舰战术的运用，彻底解决了德国U型潜艇造成的危机。

组建一支1 200万人的军队价格不菲，罗斯福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史上最大金额——108 903 047 923美元的军事预算案。生产任务也十分繁重。波音公司负责生产B–17飞行堡垒（之后负责生产B–29超级空中堡垒）。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生产B–24解放者重型轰炸机，北美航空公司生产P–51野马战斗机，沃特飞机公司生产F4U海盗式战斗机。休斯、恺撒和弗雷泽等名字渐渐为人所熟知。记录良好的工厂会被授予陆军–海军优秀锦旗。其中最大的工厂是福特公司的伊普西兰蒂。珍珠港事件发生的那个星期日，这片未开垦的土地只有一条小溪蜿蜒流过，现在已矗立着全球最大的工厂，厂内有半英里[6]长的装配流水线。福特期望工厂每小时都能生产出一架30吨重的轰炸机。出产速度很快，以至于不必考虑储存时间。飞机直接被送到附近的机场试飞，然后飞赴战场。

像其他东西一样，伊普西兰蒂工厂的合约也在华盛顿某个部门决定。1942年6月中旬，6名会说英语的纳粹间谍乘潜艇在长岛和佛罗里达登陆。两人自首，其余4人被抓获，并上缴了他们携带的炸药包。华盛顿派人审讯他们6人，之后将他们处决。耶鲁大学想用沙袋保护学校的常春藤围墙，也要由华盛顿的某些人批准。有时，一些命令、决定和谈话很滑稽。初夏，陆军妇女团开始穿着由罗德与泰勒百货设计的新制服。《女装日报》写道：“将束身腰带和胸罩作为女兵服饰的一部分，能提高束身衣和胸罩行业的地位。”布鲁克林《简报》 则反驳说，陆军妇女团的理念带有颠覆性，而她们的服装设计则带有欺骗性，“妄图打破美国人和基督教反对妇女离开家庭的传统，无性别差异、纵欲、不愿生育的异教徒女性被带回美国，贬损了美国妇女的形象”。甚至带有自由派色彩的《公共福利报》也反对妇女参军。然而，许多妇女依然报名参军。人人都想报效国家，爱养狗的人也不例外。陆军组建了一支由有用的宠物组成的K–9部队，并给这支部队取名“摇尾巴”。《纽约太阳报》宠物狗专栏编辑阿瑟·罗纳德甚至给这支部队写了首进行曲：

我们来自美国各地的狗场，

我们来自家庭的火炉旁，

我们加入狗狗部队，

争做国家栋梁。

菲利浦·怀利克观察到，这一时期的美国以奇特的方式传递爱。例如，一个整编师在游行中组成mom（妈妈）字样，这在“二战”中绝无仅有。不过琐事有助于掩盖重要的最高机密，有些军事机密需要尽可能地掩护。在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西北方18英里处的橡树岭，工人们在清理一片山坡，并为一系列建筑打地基。没人知道他们要修建什么设施。有人问工人他们在做什么，工人回答说：“每小时给1.35美元。”往西2 000公里，在一座悠闲的新墨西哥州小城圣菲，许多带外国口音的游客来到东宫街109号，之后乘渡轮前往35英里外的营地，当时他们只知道这里叫y地。这里正是为后人所熟知的美国原子能研究中心——洛斯阿拉莫斯。

太平洋西北海岸正在建立巨大的工厂设施，雇员问老板他们在生产什么，老板告诉他们是“马的前半部分，要运到华盛顿去”，或是“流产的轮子”。其实老板也不清楚他们在干什么。真相只有少数科学家、一名少将和罗斯福总统选出来的几个文职人员知道。20亿美元的开销被隐藏在联邦政府的多项预算中。参议员哈里·杜鲁门本想打探纳税人的钱是否被乱花，白宫直接警告他别多管闲事。

科学家们相信他们在和时间赛跑。英国情报机关报告，柏林要求挪威海德鲁公司生产3 000磅[7]重水，之后将订单提高到10 000磅。捷克斯洛伐克[8]的铀源源不断地运往德国。1942年10月15日晚间，一组突击队员空降挪威，摧毁了部分海德鲁公司的重水。这给盟国以喘息，但纳粹重建该项目只是时间问题。

在这件事上，参议员杜鲁门的时间白费了，但大多数情况下，他办事效率很高。罗斯福总统采用定量配给政策和物资管理制度，这让民众反对呼声高涨，这本在意料之中。而且官僚主义作风比较严重，有些怨言就更无可厚非了。当年春天，出现了史上最长、最拗口的缩写：“PWPGSJSISIACWPB”（战时生产委员会钢铁产业顾问团管线、钢索产品、电镀产品承包商小组委员会）。战时生产委员会下，还有一个所谓战时生产委员会工业产生处烘焙产品组饼干、薄脆饼干、椒盐卷饼小组委员会。12月第一个星期，物价管理局颁布命令：“圣诞老人应身着红色袍子，佩戴白色胡须，及其他符合其身份并容易辨认的饰品。若他们生性善良、快乐，能够凭借自己在孩童心中的崇高地位传播圣诞精神，则免受10月3日冻结工资总统令限制。”

这是理查德·尼克松对华盛顿最初的了解。作为贵格会信徒，他不确定是否要参战。所以珍珠港事件之后，他前往东部，加入物价管理局，周薪61美元。尼克松大学毕业时是自由派，但正如他日后回忆，看到别人如何执行配给政策，他变得“比较保守”了。尽管到8月时，尼克松每星期赚90美元，但据说他看到“利用关系进入政府的官员在叠床架屋的行政机构中结党营私”时大为不满，最终选择辞职，违背了贵格会的教条，加入海军。但这点不能说明问题，因为他当时已成为征兵对象，必须义务服兵役。他曾是名律师，参军后可以成为中尉。他被派往南太平洋。那里还有一名中尉，名叫约翰·肯尼迪，指挥鱼雷快艇。与肯尼迪不同，尼克松在战争期间大都不在前线，而在南太平洋航空运输组织工作，没完没了地打扑克，并精于向靠港船只索要各种美味甚至威士忌酒。不久他的营房就被称为“尼克松小卖部”。一天，他在布干维尔岛，哈罗德·史塔生乘飞机来视察。当时，史塔生是哈尔西将军的参谋，但尼克松知道对方是前途无量的政坛新秀，很可能当选总统，便及时赶到飞机下，热情欢迎。与史塔生坚定的握手让他印象深刻，但战后当他跟史塔生谈起这次会面，史塔生却完全想不起来了。

白宫二层总统办公室旁边，就是哈里·霍普金斯的房间。在那里，他正在给未来的总统讲解欧洲战场下一步战略方针。这一战场被“摇摆世代”称为“欧洲战区”。艾森豪威尔当时还籍籍无名，他在1941年路易斯安那州的一次演习中才建立了一点名声。罗斯福看了有关报告，并咨询了马歇尔将军，决定将联合作战这一艰巨任务交给艾森豪威尔。

高层人人都知道艾森豪威尔前途无量，但没人因此心生反感。他符合美国人心目中典型的男人形象，就像诺曼·洛克威尔发表在《星期六晚邮报》上的人物。他精明、豪爽、敏锐、正直，而且谦逊。他喜欢拿口音开玩笑，将“阿卜杜勒·阿卜·阿米尔”唱个不停。他出生在得克萨斯州，长在美国腹地堪萨斯州的一座小城。大多数人喜欢他，他也喜欢其中的大多数人。在共和党的重量级人物中，为霍普金斯说好话的不多，他就是其中之一。艾森豪威尔说：“霍普金斯能抓住军事情况的要领，这非同寻常。并且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加快战争胜利的事业中，不遗余力，即使身体抱恙，也不肯遵医嘱卧床休息。”

那已是1942年6月，总统正准备任命欧洲战场总司令。罗斯福曾轻率地许诺莫洛托夫，说斯大林年内有望看到第二战场。珍珠港事件后，美军曾派遣一支象征性部队到爱尔兰，激发叮砰巷[9]创作出一支比较不幸的战时民谣《美国兵约翰在爱尔兰找到一朵玫瑰》。此时，美国大兵已经来到英国本土，但他们被派往偏僻的角落。而且英国人开始抱怨美国大兵到处惹麻烦，说他们“薪水过高，性欲过旺，离我们太近”。显然，他们需要有人指明未来的方向。这时，艾森豪威尔来到英国，在梅菲尔的格罗夫纳广场安顿下来——这个广场后来被更名为艾森豪威尔广场。现在，美军和英军都蓄势待发。

但他们该去向何方？美国人希望从英格兰出发，穿过海峡，而英国人想率先打击丘吉尔所谓的“欧洲薄弱环节”。但此时盟军实力还不足以展开任何一场攻势，双方一致认为首个目标应选法属北非。配合蒙哥马利从埃及发动的攻势，可以一举将纳粹赶出非洲。本次行动的代号是“火炬”。

行动的开始很蹊跷。美国首先攻击的不是死敌德国，而是自己最长久的盟国——法国。1942年11月7日星期六晚，珍珠港事件发生整整7个月后，在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海岸，800艘船满载进攻部队。藏匿如此众多的士兵是不可能的，柏林和罗马已经发现盟军，他们试图猜测盟军的目的地，认为盟军会在马耳他或埃及登陆。凌晨3点，当部队被投送到法属非洲时，整个欧洲都目瞪口呆，最震惊的莫过于贝当元帅。9万人的美国军队大举进犯，这让他大为恼怒。罗斯福对法属非洲人民发表短波广播（“我的朋友们……我们来到这里帮助你们击退侵略者……永恒的法兰西万岁 ! ”），让贝当深感愤怒，他给罗斯福写了一封信：“得知今晚我国被阁下部队入侵，我深感震惊和悲哀。你采取的行动竟如此残酷无情。”

美军总司令心境自然大不相同。在位于华盛顿以北60英里凯托克廷山隐蔽地带的香格里拉，总统和霍普金斯及几个好友共度周末。进攻开始时，美国当地时间还是星期六晚上。总统的电话响起，格雷斯·塔利（总统秘书）接听了，打电话的是史汀生。罗斯福用颤抖的手接过电话，听了一阵后说：“谢天谢地。恭喜你。伤亡相对较低——比你的预期低很多。感谢上帝。”他放下电话，转身跟朋友们说：“我军已登陆北非。开始反攻了。”

美军指挥所位于直布罗陀一条潮湿的隧道中，艾森豪威尔在那里指挥登陆行动。11月23日，他把总部转移到阿尔及尔这座洁白山城。即使只为提振士气，他的出现也至关重要。美国人开始明白德军并非浪得虚名，虽然德国人被“火炬”行动打了个措手不及，但他们仍旧行动迅速且高效。趁美军立足未稳，轴心国部队就占领了突尼斯，并从西西里岛调来军队和武器驻防。美军冒着寒冷的冬雨，在泥地里艰难跋涉时，德军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和克虏伯88毫米高射炮趁机猛烈攻击盟军及其坦克和飞机。之后，德军大举反攻，1943年2月把美军赶回凯萨林隘道。

当时，凯萨林隘道口像是盟军的灾难。后来，这里演变成轴心国部队的灾难。巴顿将军接替了那里的军事指挥官，重新夺回隘道，并同蒙哥马利汇合。当时蒙哥马利把隆美尔的非洲军团从阿拉曼一路驱赶到这里。非洲的德军难逃厄运。隆美尔乘飞机逃走，他告诉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他的部队必须从非洲撤离。非洲军团每月至少需要14万吨的补给才能维持生存，而当时地中海已被盟军控制，德军补给量从29 000吨降到23 000吨，最后仅有2 000吨。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认为隆美尔危言耸听，他们趾高气扬地说，看看凯萨林隘道吧，美国混血杂种碰上雅利安民族就是这个下场。他们还继续运送部队到滩头阵地，这让隆美尔大惊失色。到了5月初，盟军合上包围圈，一网打尽了接近25万德军。再加上阵亡人数，德国在法属非洲损失349 206人。而美军在这次攻势中，仅伤亡18 500人。

战役结束时，巴顿已离开战场，艾森豪威尔派他前去谋划进攻西西里岛。蒙哥马利和巴顿再次在艾森豪威尔的指挥下并肩作战。这次行动的代号是“哈斯基”，参战部队包括法国一个军。尽管美法两国有过节，夏尔·戴高乐还是坚持在后方工作，他运用政治手段，靠坚定的意志力，控制解放了的法国人，激励他们参军入伍。后来马克·克拉克将军谈到戴高乐的部队时说：“如此英勇的战斗组织绝无仅有。”现在，整个盟军部队都令敌人闻风丧胆。欧洲在心理上已经起了变化。德国不仅没有攻克斯大林格勒，还损失了33万人。现在，他们又被赶出非洲，德军不再战无不胜。1943年夏，盟军让敌人不寒而栗，尤其是立场不坚定的轴心国伙伴更为害怕，比如意大利半岛和西西里岛上的人们。

攻打西西里是一场政治战，目的是让意大利退出战争。就这个意义而言，这场战役是成功的。同时，这也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因为西西里岛山地起伏、荒凉贫瘠，却有25.5万部队驻守，而盟军只用一个多月就征服了这里。在罗马，维克托·以马利国王直截了当地告诉晕头转向的墨索里尼，他不再是政府首脑：“军人再也不想打仗了。目前，你可能是意大利人民最憎恨的人。”墨索里尼随即被逮捕。佩特罗·巴多格里奥元帅领导下的政府和艾森豪威尔的代表展开秘密和谈。结果，巴多格里奥同意在9月8日广播宣布意大利投降。当晚，盟军可以在小腿形状的意大利版图胫部的萨勒诺登陆。行动代号是“雪崩”，目标是俘虏惊慌失措的德军，将意大利半岛的轴心国部队全部肃清。

为何盟军认为这样的作战计划可行，不得而知。保守这么大的秘密是不可能的，多嘴的意大利人将整个计划都告诉了盖世太保和纳粹情报机构。9月8日，巴多格里奥如期无条件投降。但那时，德国精锐部队涌进意大利，将曾经的盟友解除武装。马克·克拉克的第五集团军被压制在萨勒诺地区。而美军得知意大利投降，本以为这次行动轻而易举，现在的情况让他们既迷惑又愤怒。敌军的炮火和坦克将他们限制在纵深不及5英里的滩头。每天晚上，一个会讲英语的德国人都会通过喇叭喊话。他好像是好莱坞西部片爱好者，用电影里的口吻向美军叫道：“好了，伙计们，出来投降吧。你们已经被包围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4个月。在柏林，为戈培尔进行宣传广播的英国叛徒“哈哈勋爵”预言：“敦刻尔克一幕将重演。”

这是意大利悲剧的开始——无谓的战斗、没必要的折磨，以及无休止的围攻战。在意大利东海岸，英国第一航空师已经夺取塔兰托海军基地，蒙哥马利的第八集团军迅速转头到意大利东海岸前去与其汇合，接着赶赴亚得里亚海的巴里港。英军加快了前进的步伐，以缓解美军的压力。美国空军轰炸了能俯瞰萨勒诺的山丘。滩头阵地挤满了大炮，直到9月5日，德军终于向那不勒斯缓慢撤退。

连长们知道意大利战场出了什么问题，而将军们则不清楚。第五集团军在和地形做斗争。他们花了三个星期，1.2万人伤亡，才抵达那不勒斯。亚平宁山脉横亘于意大利中部。这条山脉是意大利河流的源头，因此步兵必须穿过连绵不绝的山谷，其中每一个山头都埋伏着德军。最著名的是卡西诺山，拥有1 400年历史的卡西诺寺院就坐落在这里，这也是凯塞林元帅古斯塔夫防线的西部要塞。敌军在寺院周围挖掘战壕，使用迫击炮和“尖叫者”火箭炮（美国大兵给它起的外号）杀伤美军步兵，美军坦克则遭到克虏伯88毫米高射炮重创。盟军认为寺庙是敌军观察哨，将其炸成废墟。但这无济于事，敌军炮火依然精准无情。

艾森豪威尔此时被召回英格兰，谋划跨海峡进攻法国，与他一同前往的还有盟军最好的几个将军——巴顿、蒙哥马利和布雷德利，这让意大利盟军的处境更是雪上加霜。在意大利，寒风和大雪在山间肆虐。白天污泥齐腰深，晚上则冻得结结实实。漫画家比尔·莫尔丁认为，那里的泥地好像中了邪，他说：“我肯定和平时期的欧洲从未如此泥泞。我同样肯定，世界其他地方的泥没有欧洲的这么深，也没有这么黏、这么湿。欧洲泥的颜色甚至都跟其他地方不同。”消耗战就这样日复一日地持续着。死尸用浸满血的麻布袋或是斗篷裹着，用美国陆军通信兵的线捆在一起，柴火似的堆在一旁。饿狗啃食着死人的喉咙，冻疮和战壕足病随处可见，哨兵在岗哨上冻得瑟瑟发抖。那是人们记忆中意大利最难熬的冬天。

“二战”胜利后，军方通知美国新闻媒体，他们应该停止称呼步兵为“美国大兵”，因为“美国大兵”原意是“一切配给由政府发放”，这“有损人格，有辱身份，有失尊重”。在胜利的鼓舞下，编辑和出版商们很快听从了军方建议。当时看来很荒谬，但时过境迁，这成了好事。正如1918年的美国步兵被称为“炸面团”，越南战争中的步兵被称为“老咕哝”，而“美国大兵”一词，则成为“二战”中士兵的专属词汇。美国大兵就是“摇摆世代”青春的象征。满脸稚气的年轻人穿着宽大的卡其布衣服离开家，23岁回来时，已变得沉默寡言、眼神黯淡。当第三大道的高架电车或者什么别的东西从头顶经过，他们听到呼呼、呜嘘、飕飕一类的声音，或类似帆布撕裂声，就会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

悲哀的是，几乎没人记得“二战”中美国大兵的真实处境。电视情景喜剧频繁出现“二战”场景，使得小孩子们觉得战争充满刺激，幽默至极。欧洲战场的任何一个士兵都想有一天能回国生儿育女，孩子们问他：“爸爸，大战时你在干什么？”他却没想到孩子们心中已经有了答案——如果爸爸当年是霍根麾下的英雄，或者麦克黑尔的海军战士，那简直棒极了。最让人难以接受的要数后面这句话：“跟巴顿将军一起打仗，肯定特好玩！”人们心目中还有几种对美国大兵的刻板印象，但大多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在美国革命女儿全国协会、海外退伍军人协会和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等组织看来，美国军人都是外表光鲜、无私奉献的英雄。但20世纪70年代的大学生怀疑是否真有那么一段时间，大家自豪地穿着制服，扛着步枪，为了正义而杀戮。

确实有这样的时代，那时的人也确实如此。1943年冬，欧洲战场的士兵已久经沙场。亚历山大大帝或拿破仑都会称赞这样的士兵。这些步兵比他们谦逊（或者说，比传说中的他们谦逊。打过仗的人对这些名将的传说都持怀疑态度），军官上前线一般不佩戴军衔，因为前线的德国佬最喜欢狙击军官。美国大兵打仗时从不刮胡子，也不理发，不是因为他们都是年轻的嬉皮士，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剃须刀、剃须膏、镜子、热水，更因为他们没有时间。

在意大利淋了两星期的瓢泼大雨，俯卧在满是泥浆的散兵坑内，不断经受着敌人的炸弹、坦克、手榴弹、枪弹、火焰喷射器、诡雷、烈性炸药和磷光弹等的洗礼，人人看上去都像流浪汉。士兵的行为常常很不文明，在众目睽睽之下解手，不时被人指指点点；满嘴脏话，尤其喜欢侮辱没有上前线（后方指挥部）的人。在雨中浸泡时间太长，连作战服都开始残破，身上的味道让人作呕。最要命的是士兵们都累得筋疲力尽。有人用了几年才从疲惫中恢复，有人则再也没有恢复。

当一切战事结束后，将军们已经授衔完毕，互相庆贺——这听起来有点儿冷嘲热讽，不过美国大兵的确是这么说的。要是你不知道美国大兵多么愤世嫉俗，就不能了解他们。当时，有一个军需总队的文职雇员研究了一下历史数据，发现在“二战”中，一个普通美国大兵每天要负重84.3磅。这是战争史上负担最重的士兵。这一数据让一些人大吃一惊，其中当然包括不可原谅的将军们。当过大兵的人却并不感到意外，他们知道自己像牲口一样被使唤。上前线时，他带着军服、钢盔和盔垫、m1步枪、匕首、水壶、掘壕工具（铲镐两用的工具）、刺刀、急救包、网兜腰带，每个兜里都有弹夹，两条载着备用弹药的跨肩直带，系在腰带上的手榴弹，背包用背带束紧以背起，里面有雨披、导爆索、饭盒、香烟、芝宝牌打火机、信纸、家信、各种口粮——C级口粮、K级口粮或火腿鸡蛋罐头，都是由获得陆军–海军优秀锦旗的亨氏生产的。另外，士兵还要携带部队配备的重武器：勃朗宁轻机枪或重机枪，或是机枪支架，还有60毫米或80毫米迫击炮和底座。

这些都必不可少。士兵还要携带防毒面具，但他们离开北非时已经将其丢弃，因为他们多一点儿也扛不动了。而军方则希望他们带更多东西，不是因为军方是虐待狂，而是因为战士们需要这些装备。战士晚上需要一条毯子，还得有顶帐篷，这样士兵晚上睡觉时才不会淋雨。士兵最需要的是多带几双袜子，没有可换的袜子，士兵脚上就会沾满污泥，最后就会患上战壕足病。得了这种病的士兵会脚痛难忍，无法走路，只能爬着去部队急救站，医护兵必须剪开他们的鞋，因为他们的脚往往肿成足球大小，有时不得不截肢。有时冻伤也会发展到截肢的地步。战争后期，一些部队能享用“长筒靴”，这能让脚保持干燥，但也无法替代袜子带来的温暖。

但对于浑身沾满泥土的士兵来说，最让他们紧张的还是德国大炮。美国军事周刊《扬克》引用一个下士的话说：“大炮让你心惊肉跳，我们被告知听到炮弹呼啸声时不要躲避，因为已经来不及。但我们还是会躲避。即使只是迫击炮发射的声音，已经很吓人，我们根本不知道炮弹到底会落在哪里。”纳粹的大炮中，最令人生畏的就是克虏伯88毫米高射炮，有时候炮弹好像会拐弯。当时，美国大兵认为没有什么比这种“送达信件”（德军炮弹）更恐怖。但在山的另一头，佩戴铁十字的男人们（德军）可能不这样认为。1944年，美国的“寄出信件”包括雷达制导火箭弹，无线电引信炮弹和一种火焰喷射器，这种火焰喷射器由哈佛大学化学家联合标准石油公司技术人员研发，是肥皂粉和汽油的混合物，被称为凝固汽油弹。

罗斯福总统有一次抱怨说，怎么没人给这场战争起一个恰当的名字（他本人倾向于叫作“暴君之战”），而且也没有像《蒂珀雷里之歌》和《那时那地》那样激动人心的歌曲。这揭示了战争时期总司令和五星上将都在想些什么，他们根本无法体会到战场上士兵的心情。如果战士们知道他们谈论的就是这些内容，一定会破口大骂。对他们来说，给战争一个编号就可以了。称呼他们为“美国大兵”是“有辱身份”，只给战争一个编号让他们蒙羞，但这些他们都可以接受，因为那是公平的。沃尔特·约翰逊指出，尽管艾森豪威尔所写的书名为“欧洲十字军”，欧洲战场却缺乏远征精神。“一战”让人们不再相信任何口号或游行，“‘大萧条’给人们留下的印记仍然深刻，处境艰难的人们看不到未来的希望，战争让他们更加迷惘。渴望荣誉的青年变成了一心想打败敌人的冷血动物，战争的正义性从未受到质疑，但整个国家都在麻木中战斗”。

当时最著名的欧洲战场上美国大兵卡通形象恐怕要数威利和乔了，他们并不滑稽。战争有时荒谬可笑，当欧洲战场变得匪夷所思，威利和乔用讽刺和挖苦应对。但大多数时候，他们很忧郁。这两个角色的创造者当时写道：“我们不需要别人灌输思想，或告诉我们开战了，因为我们知道正在打仗，我们可以亲眼看到。我们很厌恶战争，但没有几个士兵会退缩，所以华丽的宣传有点儿多余。”

讽刺的是，他们这一代人大部分自愿参战，比其他任何一代人都更加心甘情愿，只因他们知道这个工作必须有人做。他们就是这样看待战争的，那是一项工作，一个肮脏、烦人的工作。但除了打仗，一个年轻力壮、营养充足又反应敏捷的年轻人又能做什么呢？的确，有人拒绝参战。诗人罗伯特·洛威尔就是一个格守良心的反战者。他能够在脑海中看到四肢残缺的空袭受害者，他不想参与其中。但没多少人有他那样丰富的想象力，即便是有，他们也不想把世界拱手让给希特勒。

纽约协和神学院院长亨利·斯隆·科芬博士（一位未来耶鲁牧师的叔叔）警告神学院不能成为“躲避服兵役者的天堂”，“摇摆世代”的大多数人，包括厌恶暴力的人，都同意科芬博士的看法。当然，科芬博士在越南战争时一定会持完全不同的观点，因为这两次战争完全不同。越南战争的美军伤亡人员中大部分是穷人家的孩子，比例之高，令人震惊。1972年前，大学生免服兵役，他们毕业后还能找到征兵条例中的漏洞。“二战”时，身体健康的适龄人群都踊跃参战，其中不乏社会名流。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中校在非洲沙漠指挥坦克，威廉·诺兰是在法国的少校，底特律顶级拳击手汉克·葛林伯格是新任陆军少尉，著名电影演员詹姆斯·史都华和克拉克·盖博都是空军军官，电影导演沃尔特·温切尔和约翰·福特任职于海军，约翰·休斯敦成了少校，达里尔·扎努克和弗兰克·卡普拉是中校，杰基·库根是滑翔机飞行员。保罗·道格拉斯年逾40，加入了海军陆战队服役，任二等兵。其他自愿参军的有乔·迪马吉奥、雷德·斯克尔顿、罗伯特·蒙哥马利、小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亨利·方达、路易斯·海沃德、泰隆·鲍华和戴维·尼文[10]。

1942年1月，黑人拳击手乔·路易斯击倒巴迪·贝尔，用时2分56秒。赛后，他立刻把钱交给海军救济协会纽约分会，然后他参加了陆军，尽管一个骇人听闻的事实是：“二战”期间，红十字会将“白人血液”和“黑人血液”分开存放。如果在战场上同样存在肤色差异待遇，有钱有势的人始终待在安全区，那乔说不定不会参军，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卡萨布兰卡附近的海战中，总统的儿子小富兰克林·D·罗斯福上尉因表现英勇获得嘉奖，当时他是一艘驱逐舰的炮兵军官。著名音乐人格伦·米勒少校在空战中随机共亡。战斗阵亡人员还包括著名作家辛克莱·刘易斯之子韦尔斯·刘易斯少尉、纽约的参议员赫伯特·雷曼之子彼得·G·雷曼少尉、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之子海军陆战队中士彼得·B·索尔顿斯托尔、那位外交大使之子小约瑟夫·P·肯尼迪，还有哈里·霍普金斯将军18岁的小儿子斯蒂芬·P·霍。

前线将士们能从《星条报》，或《时代周刊》、《纽约客》的“摘要版”（很小且无广告）读到这些消息。他们为美国的民主军队感到自豪。同时，美军工兵也让大家引以为傲，他们一夜之间就修好了贝雷大桥。英国工程师认为在阿森松岛的群山上修建飞机跑道是不可能的，而美国海军工程队的工兵做到了。他们将山炸平，并修建了一条一英里长的跑道，这也让士兵们自豪。但他们从不吹嘘自己的国家，即使相互之间也如此。遇到任何必须要面对的事情，他们都是一副坚定、不在乎的样子。他们会抱怨后方的娱乐项目从不来前线，比如电影、鲍勃·霍普秀、红十字会女护士，但如果喋喋不休，他们就会嘲笑抱怨的人：“去找牧师吧”、“活该”，或是“你以为这里跟在家一样吗”。

可以供大家一起发牢骚的话题很受欢迎。K–9军团就是很好的话题，妇女服务队的成员也如此，人们传说女兵都在和军官睡觉。“嘿，你知道哈尔西怎么了吗？他被一个‘浪头’ [11]卷到桥底下了！”（海军陆战队没有缩写，他们称呼女兵为“大屁股陆战队”；女兵针锋相对，称男兵为“毛屁股陆战队”。）但最让士兵们津津乐道的要数来自家乡的广告，这些广告能让他们哈哈大笑。摘要版会遭到士兵抱怨，因为上面没有广告，而他们想看广告，他们写信回家要求增加这部分内容，迫不及待地想看看麦迪逊大道的下一件“杰作”。

麦迪逊大道所编写的广告语，如果你相信其内容，那他们可都是在帮助取得战争胜利。“人类母亲的伟大礼物”是一个经典的开头，读完广告前两段，发现所谓礼物就是磺胺药，读完第三段，你才发现，刊登广告的是空调生产商，他们生产的空调给科学家们提供了舒适的环境，帮助科学家发现了磺胺药。受此广告启发，这家空调企业的竞争对手声称自己帮助炸沉了日军货轮，因为美军潜艇使用的潜望镜是在空调房里加工的，而他们生产的空调“让这一切成为可能”。

“化肥能打赢战争！”又一条不着边际的广告语。人们认为如果真是这样，那麦迪逊大道确实有助于打赢战争。一个轴承企业向家乡人民保证说，美国大兵“回家路上一定平安”，因为士兵们仍在使用他们的轴承。糖成了纳粹杀手，蓖麻子为意大利安奇奥战役离开家用医药箱，好彩牌香烟也上了战场，吉列刮胡刀成了刺刀，闹钟让将军们准时。广告上写道“棉布有助于赢得空战”，“任何一场战斗都有钢丝绳”，重型装备“承担清除废墟瓦砾和修建更加美好新世界的任务”。金属扣生产商展示了一幅士兵躺在吊床上的图片，解释道：“他的吊床不会出问题，因为他使用了超过规定强度30%的金属扣。”一般说来，广告词越顺口，士兵越喜欢。但有些广告被认为有违人性。一个纽约墓地专门把自己的广告安排在惨烈的战斗后播出，士兵们听说这件事之后，广告被匆忙撤销。另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广告是告诫父母要选对眼镜牌子，这样才能看清从战场回来的孩子。同样，表达愤怒的信件暴风雨般涌向广告商的办公桌。一家飞机公司的广告文案中说：“谁怕福克·沃尔夫德国飞机？”陆军航空兵的飞行员给这家公司写信道：“我们就怕。”信上附有航空兵每个飞行员的签名，还包括指挥官。

战时最著名的广告要数“4号上铺的兄弟”，广告描绘了一个年轻士兵躺在普尔曼卧铺车上，回味着“汉堡和爆米花的味道……开跑车的感觉……一条狗，好像名叫沙克斯，要么叫斑点，或是叫缠人精比尔”。广告接着说道：“他喉咙哽咽，眼含泪水。但没关系，孩子。那里很黑，没人看得到……”美国大兵认为这是一堆废话，但起码广告的出发点是好的（为旅行中的士兵腾地方），就像鼓励人们购买战争债券、远离黑市、回收废铁、保守军队动向的秘密等。士兵们并不在意这样的广告，真正让他们生气的是，利用战争谋求个人私利，比如一个广告说每天嚼几根箭牌口香糖能增加军工产量。还有万星威打底衣的广告，一个陆军妇女军团的女兵说：“别告诉我衣服不平整是爱国！”还有中士跳蚤粉的广告，一个老兵报告：“发现跳蚤，已经消灭。”

另一则广告“穿着沾满泥浆的靴子的天使”则更让人心塞。广告中，一个护士搀扶着受伤的美国大兵，小商贩看透了士兵的思想： “我记得你……你就是那个健步如飞、带给人们欢笑的女孩……你是我喜欢的女孩，你身上能发出光芒，照亮别人的生活……你并非一直穿着沾满泥浆的鞋子。你曾经穿着闪亮的鞋子，在夏天的草地上奔跑。”这让广告商进入梦境：“是的，她长大了……她的鞋子就是她长大的标志。那些手艺高明的男女工匠……当初给她制作了各种色泽鲜艳的休闲鞋，后来为了方便她在泥地里行走，又给她制作了结实的靴子……战争来临以后，还是这些鞋匠，制作了护士的防寒防水鞋、士兵的防寒防水鞋、丛林靴、战时飞行靴、在甲板上能防滑的防滑靴、防寒长筒靴等……将来会有那么一天，女孩回到阳光普照的草坪，满心欢喜，脚上像彩虹一样五光十色。”只是广告商不想让女孩穿“彩虹鞋”，广告商保证：“休闲鞋将成为潮流，而且大家会记住这个品牌……”最终人们还是忘记了。

这则广告之所以大煞风景，是因为它利用了士兵们深藏于心底的渴望——爱情和战后的和平生活，士兵们的梦想惊人地相似。经常走在布满磁性地雷的田野里，士兵们都迈着别扭的步伐前进，渐渐地，他们互相同化。威利和乔或许是双胞胎，威利鼻子大，乔鼻子小，但有时，他们的创作者也会将他们搞混。他们在朝夕相处中同甘共苦，他们理想中的天堂趋于一致。这和新闻头条、大报，还有宣传无关，那是将军们的战争。而另一边，正如约翰·斯坦贝克所说，是“思乡心切、疲惫不堪、滑稽可笑又充满暴力的普通人的战争，他们在钢盔里洗袜子，抱怨食物难吃，向阿拉伯女郎吹口哨，或者说，见到女郎就吹口哨。他们干着世界上最肮脏的职业，并且幽默、有尊严、勇敢地完成这项工作。”这是比尔·莫尔丁所描绘的战争，这是厄尼·派尔所报道的战争，这是塞德·萨克所“经历”的战争。士兵们珍藏着《扬克》的封面女郎贝蒂·格莱伯和丽塔·海华丝的画报，这是他们的战争，邮政总局的弗兰克·沃克完全误解了这场战争，他禁止邮寄《时尚先生》，因为他认为杂志会勾起美国大兵的淫欲。

其实，被唤起的是美国大兵对温柔和激情的渴望，对美和温暖的憧憬。他们梦想着真正的女郎取代海报，梦想着部队之外的家。当时刚从史密斯学院毕业的贝蒂·弗里丹后来回忆道：“女人和男人都希望从家庭和子女身上寻找慰藉，我们都很脆弱、想家、孤单、害怕。”芬妮·赫斯特写道，美国女孩“渐渐退回到……家庭”。在欧洲，美国大兵们满怀感伤地聆听着《莉莉·玛莲》的旋律，这是战时最伟大的歌曲，虽然歌词是德语，但其感染力却是无国界的：

在兵营前，在大门边，

点着一盏灯，她站在灯前。

在那儿，我们再次相见，

我们要在灯下站着，

莉莉·玛莲呀，一如往昔，

莉莉·玛莲呀，一如往昔。

而在国内，姑娘们都在翘首期待战后的世界，她们听到的歌是：

我将一个人走，

因为，说句实话，我注定孤独。

我并不在意孤独，

我心里知道，

你也孤身一人。

或者是：

苹果树开花时，我会在你身边，

陪在你身边，直到把你娶回家。

5月的一天，

我会对你说：

“阳光照耀着新娘子的脸。”

或许是因为前线和家乡之间通信频繁，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年轻男女们不仅向往同样的未来，甚至连些琐碎的细节都想法一致： 房子要白色的篱笆，学校走路可达。女孩要有一箱银餐具，当过兵的则要有个自己的小屋。他们幻想着共同种花，男主人或许要乘公交上班，因为他们住的地方是安静的郊区。他们会生儿育女，孩子小的时候招人喜欢，上了小学聪明伶俐，青春时引人注目，高中毕业后上全国最好的大学，并让父母引以为豪。

剪影：太平洋战争

[1] 1码≈ 0.914米。——编者注

[2] 萨迪·汤普孙：电影《军中红粉》的女主角，一个粗鲁的妓女。——编者注

[3] 1英寸≈ 2.540厘米。——编者注

[4] 1平方英里≈ 2.590平方千米。——编者注

[5]1英尺≈ 0.305米。——编者注

[6] 1英里≈ 1.609千米。——编者注

[7]1磅≈ 0.454千克。——编者注

[8] 1993年1月1日，捷克斯洛伐克和平分裂为捷克和斯洛伐克。——编者注

[9] 叮砰巷：或译为廷潘胡同，位于美国纽约，它不仅是流行音乐出版中心，也是流行音乐史上一个时代的象征和一种风格的代表。——编者注

[10] 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威廉·诺兰、保罗·道格拉斯后来都是参议员，约翰·休斯敦、弗兰克·卡普拉是著名电影导演，达里尔·扎努克是电影制片商，杰基·库根童星出身，乔·迪马吉奥是著名棒球手，自雷德·斯克尔顿起的诸人都是著名电影演员。——编者注

[11] 此处以缩略名“WAVE”（浪头）暗指妇女服务队队员。——编者注

第十章 国内战线

1942年3月，全美国都流传着一个小故事：一名女士在公交车上大声说道：“打仗以后，我丈夫的工作比以前好，挣的钱也比以前多，所以我想让战争多打几年。”听到这些，另一名女士愤然起身，给了她一记耳光，说道：“这一耳光是为我在珍珠港死去的儿子打的。”接着又给了她第二记耳光，说：“这一耳光是为我在巴丹死去的儿子……”

这个故事不太可信：什么样的母亲会在瓦胡岛和吕宋岛都有儿子？这个故事之所以广为流传，是因为它反映了战时美国自身的问题。的确，战争对千百万美国人来说就是一个宝藏，它带来了经济复苏，人们在“大萧条”时期的梦想成为现实，但这却让人们充满负罪感。当然，人们还没有内疚到拒绝赚钱的程度——这样的要求有些过分，不符合人类的本性，而且这并不能帮助参战部队。但这种负罪感足以让他们参加回收废铁活动、购买战争债券、为民事防护组织服务，以及偶尔请孤独的士兵喝酒。

每场伟大的战争都会带来社会的变革，像“二战”这样大规模的战争，注定会给美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当时，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纽约每日新闻》真的相信美国大兵打仗是为了“回来看球赛，并把油箱加满”。有时，美国大兵自己认为他们是为妈妈和苹果派而战，但历史没有这么简单。1941~1945年，美国经历了变革带来的阵痛，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像美国这样经历过这些后依然故我。思想、习俗、经济理论、外交政策，以及不同性别和社会各阶层关系都在美国国内展开较量。像基尔罗伊一样的女子铆钉工随处可见，战前女性的形象一去不复返。

产生变化最明显的原因就是紧缩的经济被注入大量资金。1942年，华盛顿每天给美国市场注资3亿美元。到1945年战争结束，据统计战争开支达2 450亿美元，比1789~1940年年度预算之和还多，其间，美国还打过5场战争。1939年，国民生产总值（美国人民生产的产品和劳务的总值）为910亿美元。1945年，则达到了2 150亿美元。这是史无前例的巨大飞跃。1940年，失业人口一度达到800万。战后，这一危害美国社会的顽固毒瘤消失了。就业人口从4 500万攀升到6 600万，其中包括500多万女性。保罗·班扬[1]回来了，整个国家的信心复苏了，回到了股市大崩盘之前。1943年的公司利润就超过了1929年的。

约瑟夫·保罗·戈培尔曾嘲笑说：“美国人孤立无援，以至于他们必须不停地吹嘘自己物资丰富。他们夸下海口，说每天造1 000架飞机和坦克，但打仗的时候却拿不出来，只能连吃败仗。”戈培尔的话没有经过大脑，甚是滑稽可笑。美国可以派出1 200万人的军队，同时和两个强大的帝国作战，建设的海军规模比敌军和盟军海军加起来还庞大。即使这样，1939年美国国内消费额仍增长20%。这让人十分困惑。爱德华·R·默罗说：“我们生活在阳光下，生活环境相对舒适，安全也有保障。‘二战’开始以来，唯有美国生活条件有所提高，未像欧洲国家一样，被战争所困。”埃里克·塞瓦赖德看到，美国国内大部分人的生活都因为战争有所好转，他警告道：“如果苦难会影响人们的思想，那么安逸也会。”

《时代周刊》鼓吹道：“美国突然间富裕了起来——美国各地一夜暴富。”但并没有多少美国人的财富有所积累。许多小企业被高效的大企业排挤，这是事实。然而，纳税申报表显示，战争带来经济增长的真正受益者是普通家庭，他们在“大萧条”时期几乎一无所获。这并不是人为安排好的，发生这一现象的部分原因深藏于美国的国民性格之中。有“20世纪的托克维尔[2]”之称的D·W·布罗根，向欧洲同胞解释说，他们的盟友从另一个角度看待这场战争：“对美国人来说，战争是生意，而不是艺术；他们不在意能否占领道义的高地，只关心能否打赢战争……美国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公司，公司的股东都希望能盈利，该国的整个历史都证明了这种期望。”

农民也从战争中得到了好处，原因显而易见。“大萧条”时期，产量过剩让农民损失惨重。“二战”初期，由于害怕悲剧重演，农民们有些畏首畏尾，不敢投身于大规模生产。到1942年秋，总统终于使他们相信美国必须成为世界粮仓。等他们回到田间地头，粮食产量已比之前高出25%。这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大萧条”时期，发明家、化学家、工程师和农艺师发明了新型肥料、高产种子、杀虫剂和新型机器设备，科技已经可以改变农田的面貌。其他行业也如此，战争使科学家、军官、经济学家、公司高管、国家公务员通力合作，凝聚各方智慧，不仅寻找解决战时棘手问题的方法，也在寻找应对战后世界各种挑战的途径。20世纪30年代被搁置的发明，这时却有助于取得战争胜利。有管理天赋的年轻人，比如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助理教授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认为雷达、装配式住宅、冷冻食品、柴油机以及原油热裂解等战时使用的技术，在和平年代也能帮助人们过上富足的生活。战争已创造了广阔的市场，但人们还能清晰地看到，赢得战争将有更为广阔的市场。弗雷德里·刘易斯·艾伦写道：“显然，战争给人们的思想以相互启发与激励。总的来说，美国科技在战争中经历了如温室培育般的爆发式增长。”

30年后，当年的生产奇迹已经渐渐成为平常事，但其深远的影响开始显现。“二战”使得平等主义盛行，传统的标准逐渐消失，财富、社会地位、年龄、种族、性别和家庭出身不再让人本能地顺从。之前，人们会因为一个人的“背景”而尊重他；现在，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所说的“人人平等”摧毁了这一传统。理查德·惠特尼不会再被新新监狱视为座上宾。即使巨大成就赢得了社会地位，也没什么。科学家和工程师帮助解放了美国的生产力，开辟了科学技术的新世界，后来却被遣散，被人们当成“书呆子”。

这些并非都是“二战”的产物，社会变革酝酿积蓄已历经半个世纪。“一战”、禁酒令、“大萧条”，以及之后的冷战，还有核战争乌云笼罩下领袖们的无能为力，这一切都让人们不再相信权威，无论是国旗还是十字架，无论是美国总统还是家中长辈。然而，从珍珠港事件到战胜日本之间的几年具有决定性意义。一方面是由于人们在国家总动员中肩并肩、不分你我，模糊了阶级界限。更重要的是，经济大权转移到了普通民众手中。经济繁荣之前，美国人寻找产品；随着战后消费社会的到来，商品开始寻找人。下层阶级的富裕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工资的积累。那时，人们认为花钱大手大脚是不爱国的表现，而且商品匮乏和反通胀控制也都导致不鼓励疯狂购物。不过，银行存款不断增加让经济学家忧心忡忡。1943年夏，美国财政部估算美国国内现金、支票账户存款、战时债券总额达到700亿美元。财政部总顾问伦道夫·保罗称之为“活性炸弹”，考虑到之后其对美国人性格特质和生活质量的影响，这一说法并不为过。

在取得最后胜利之前，这样的想法只能为当务之急让步。在没有彻底打败轴心国之前，考虑战后和平时期的挑战显得为时过早，甚至很危险。1942年，当局提出让国家资源规划委员会研究战后问题，但国会解散了委员会，这项研究也就不了了之。有时，总统也无暇顾及国内事宜。1943年12月28日，开完新闻发布会之后，总统向一位没有离场的记者透露，他已经厌倦了“新政”这个词语。他说，10年前，“新政医生”是一名内科医生，治愈了国家内部的急性病。但在1941年12月7日，痊愈之后的病人遭遇“严重事故”，“新政医生”不懂如何治疗此类疾病，将病人交给了“外科医生——战争胜利医生”。

社评人们一片欢欣鼓舞。《时代周刊》写道：“揭示死亡：10岁的新政在营养不良的长久病痛中，最终病逝。1932年选举后，新政诞生，经过4年的健康成长，1937年开始在眼部出现黑色斑点，后因战争冲击始终无法完全康复。上个星期，新政之父——富兰克林·罗斯福宣布新政病逝。”他真的这样做了吗？罗斯福只是感兴趣于将其转化成其他形式的改革，他正在起草两个重要法案，并准备提交国会审议。一个是《美国军人权力法案》，为退伍军人提供教育和其他权利；另一个提案是允许每一位军人投票。

想当年，国会议员像聆听圣旨一样听他讲话。然而现在，那样的日子已经不再，他不得不被国会牵着鼻子走。在新任的第78届国会中，保守派势力大增。尽管这样，有一件事值得注意，那就是孤立派已经不再是问题了。参议员阿瑟·范登堡已经慢慢地发生历史性的转变，他支持成立一个世界性组织。只有加利福尼亚州的海勒姆·约翰逊仍旧执迷不悟地坚称美国应该“单干”，他与他的想法正逐渐消逝。1943年秋，约翰逊最后一次发表鼓吹孤立主义的演讲。在随后的投票中，关于“参议院是否应该下定决心参与建立国际组织以维持世界和平”问题上，85票赞成、5票反对、6票弃权。另外，众议院以360票赞成、29票反对通过一项由阿肯色州年轻议员傅尔布莱特提出的类似决议。这为华盛顿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扫清了障碍，这次会议拟订了美国参加联合国的初步草案。参议院以89票赞成、2票反对通过了该草案。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外交官们字斟句酌地拟订出一个协议，准备建立一个国际银行和世界基金，以维持货币稳定，并为受战争摧残的国家提供重建资金。温德尔·威尔基为其1943的新书取的名字似乎恰如其分——《天下一家》。

与此同时，各条生产线都在加班加点，生产军需用品，供给苏联、英国、英联邦国家、自由法国和美国自己的军队，准备1944年的决战。生产打字机的工厂转而生产机枪，汽车工厂则生产轰炸机。在康涅狄格州，伊格·西科斯基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条直升机生产线。另外一个康涅狄格州的工厂坐落于斯特拉特福德城，则生产了6 000多架海盗式战斗机。单是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就为陆军制造了25 507辆坦克。

由于精密机械的复杂性，没办法预计下星期哪种民用物资会出现短缺。敢于领先瞬息万变的市场而囤积货物的人，只有那些人手和资金都很充裕的专业投机者。糖、黄油、酒、肉、香烟，这些物资出现短缺情有可原，战场上的部队和家乡的人民都需要这些东西。但令人疑惑的是，为何这个星期刚有了香烟却没有了火柴，为何政府对汽车轮胎执行配给政策，开车的人进城买自行车时，却发现自行车也开始执行配给政策，战争又为何会消耗卷发夹、假发、厨房用具、割草机、纸张、腰带、茶叶、尿布、铜棺材、烤面包电炉、烘烤模、打蛋器、小锡兵和玩具电车、芦笋夹、啤酒杯、痰盂、雀笼、照相机、调酒器、爆米花机、进口皮草和龙虾叉。任何疑问都会得到同样的回答：“你知不知道我们正在打仗？”是的，知道，不过……

这有点儿不合情理，执掌战争动员局的吉米·贝尔纳斯对此心知肚明。他的办公室在拥挤的白宫东区，那里还在装修。（贝尔纳斯的新闻收报机只能放在男厕所里。）生产小东西的工厂多数情况下都在为战争机器服务，所以战时不会生产像游船、烘烤模和龙虾叉一类的东西。但那些小东西的库存没理由不被清理，真正的原因是，全国性的大动员必定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问题。全美91%的人口，也就是12 260.4万人，都需要发放糖配给证，不能指望发放过程中不出现任何纰漏。错误是难免的，但有些错误让人难以置信。有一次，费城配给办公室忘了给自己发燃料导致其暂时关闭。每个被住房短缺困扰的家庭都听说过一个故事：洛杉矶发生一起谋杀案，当地记者奇克·费尔顿赶到案发现场，确定受害者已经死亡，他立刻前往受害者的住处，气喘吁吁地问房东：“能不能把死者的房间租给我？”房东摇摇头说：“我已经租给刚才过来的警察了。”

除了黑市里的商贩，以及身处战略要地的居民（比如底特律人，他们溜到加拿大境内，将繁荣的温莎市商场里的商品一扫而光，然后带回国内销售），大多数国内战线的民众只能强迫自己执行禁欲主义，虽然他们并非心甘情愿，但也乐意这么做。的确，美国国内人民抱怨生活还是需要一些勇气的，尤其是站在当时的战争债券海报之下。海报里是一个生命垂危的美国大兵，旁边一行字写着“他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而你只是借出你的钱”。自然，某些物资的匮乏比其他的容易忍受，比如战时生产委员会从1942年秋至1944年夏停止供应威士忌酒，但除了流浪街头的酒鬼以外，很少美国人为此感到恐慌。（酗酒成性的酒鬼只能喝奥尔德斯巴德那样的劣质酒，这种酒是从丢弃的土豆和土豆皮蒸馏出来的；吸烟成瘾的人们则绝望地抽佛里特伍德这类没听说过名字的香烟。）

运输则是另一个问题。1942年2月1日，最后一条汽车生产线转向战争生产，底特律尚余50万辆崭新的汽车。物价管理局将这些车全部征用，存放在政府仓库内，有需要者可申请购买。但申请条件非常严格，像乡村医生这样的人才有资格。到了1944年7月，也只剩3万辆，即使在和平时期，甚至是穷困潦倒的20世纪30年代，这些车也只是三天的销售量。物价管理局又把每月发放定额缩减22%。

如果已经有车，你还要面临汽油短缺的问题。不在国防部门工作的普通公民，车的挡风玻璃上都会盖上黑色的字母“A”，代表一星期可加3加仑[3]汽油。这就给赛车场和汽车旅馆判了死刑，只能关门歇业。城市里流行电车。路程不远的话，走路也是不错的选择，不过即便是步行也面临着问题，平民一年只能买两双鞋。J·埃德加·胡佛报告说，抢劫犯的目标中，鞋子位列第三，仅次于酒和人造纤维。战争末期，美国本土出现了千奇百怪的交通工具：马车、改装的双人自行车、优雅的贝克电动车，以及喷气式的斯坦利蒸汽车，这种汽车最新的一批生产于1925年，斯坦利公司于当年倒闭。

人们厌倦了繁文缛节和官僚气息，年轻的尼克松曾准确地分析了国民的情绪。男人不在乎长裤脚没有翻边，上衣没有翻领；女人也不反对把长筒袜画在腿上，用眉笔在袜子上画接缝；孩子们习惯食物里只有少量的黄油和更少量的牛肉，并且没有培根。但物价管理局发的那些代币和配给票，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谜，连杂货店老板也感到莫名其妙。后来，甚至连肉类、脂肪和乳酪也列入配给，用分数制度限制购买，他们几乎急得发疯了。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大家都从朋友或是朋友的朋友那里听说，纳粹战俘在战俘营的伙食有多么好。

政府不时感到必须采取强硬措施。罗斯福征用了铁路，并给铁路主管穿上上校制服，只有这样才能让工程师们回到工作岗位。蒙哥马利·沃德公司董事长史威尔·艾佛瑞因拒绝服从战争劳力局的一条命令，他被士兵们抬出办公室。［那个星期流传着一个笑话：“你知道蒙哥马利·沃德公司的新产品目录上写的什么吗？‘谁的命令（“订单”双关语）我们都听。’”］战时人力资源委员会专员保罗·麦克纳特将60万底特律工匠、11万商船海员和150万飞机制造场工人“冻结”在西海岸。

1942年，在战争最黑暗的日子里，轴心国摧毁了1 664艘盟军船只，总排水量超过779万吨。德国海军上将邓尼茨计算过，如果他的“狼群”战术能够平均每月击沉70万吨，那么英国将物资枯竭。他的计算十分准确。起初的胜利让他满心欢喜，他想把所有的德国U型潜艇都派往美国海域。如果真是这样，战争的走向将大不相同，其后果不堪设想，但希特勒束缚了邓尼茨的手脚。希特勒凭直觉展开了另一个攻势——挪威。他强调说，这个地区将决定战争的命运。挪威？邓尼茨不敢相信希特勒的话。他展开一幅地图，给希特勒解释，只有12艘潜艇埋伏在美国海域，但几星期之内就击沉了近50万吨的货轮，其中57%是油轮。希特勒一脸不屑，看着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他又重复了一遍：“挪威。”就这样，德军剩余的潜艇全都部署在了那里，而这正是盟军想看到的。

当然，盟军并不知道德军如何排兵布阵。大西洋的威胁远没有结束。德国每星期都有新制造的潜艇下水，盟军被击沉船只的总量也在不断攀升。英国处境艰难。美国告诉他们要坚定信心。如果说打赢大西洋战争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建造比潜艇更多的船只。就在这一关键时刻，亨利·J·凯泽出现在了美国的历史舞台上。年近60的他是一位非常有进取心的实业家。凯泽在建造博尔德大坝、大古力水坝、邦威水坝、沙斯塔大坝和旧金山–奥克兰之间的海湾大桥工程中，都曾扮演关键角色。1942年3月，他收购了加利福尼亚州和俄勒冈州的造船厂，正引进革新性技术，采用预先制造的模块组装生产船只，这种方式可以在保障质量的前提下，大规模生产。

凯泽在工业上取得的成功使其成为传奇。以前，从打龙骨到最终交付，造一艘船需耗时超过200天。凯泽把自由轮的平均生产时间缩短到40天。当年9月，也就是开战后第10个月，他的工厂打好龙骨后24天就制造出了自由级万吨货轮“约翰·菲奇”号，这创造了一项世界纪录。当时，大西洋航行着100艘他生产的船只。那还只是个开始。到1944年，他的船厂每星期都有一艘护航舰下水，他和他的造船同行们17天内就生产出了整支货运船队。1945年的前212天里，他生产了247艘船，平均每天超过一艘。但他早已经把目光转移到其他方面，他向华盛顿表示，如果他能生产自由级货轮，为什么不能生产运输机呢？此言论一出，他立刻就被政府的设计师和工程师们包围，告诉他这不可能。然而，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是他的人生。这次他找到了一个搭档——霍华德·休斯。此人与凯泽的经历极为相似，而且还创造过一些关于飞行的世界纪录。1942年年末，他们达成协议：两人投资各占一半，利润也对半分。

凯泽和休斯都是天助神佑之人，很快名声大噪，他们应当作为那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为人们所铭记。数千名兢兢业业的高管、上百万名辛勤工作的工人、一些技术娴熟的退伍军人和一些年轻的家庭主妇，一起完成了生产奇迹。美国的资源和自由将他们团结在一起，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这是大日本帝国天皇的天威、墨索里尼的雄辩、阿尔伯特·斯佩尔[4]的生产天才都无法比拟的。对于在超音速轰鸣声中长大的一代人来说，一些“二战”时期的奇迹看起来稀松平常。例如，20世纪70年代的航空设计师可能会认为B–17轰炸机技术陈旧，就像“一战”时的斯帕德战斗机或德哈维兰虎蛾机一样。但在20世纪40年代，B–17轰炸机是技术上的突破，它的诞生正当其时。时间的流逝可以让25年前[5]“二战”中生产的武器过时，却无法抹去当年奋战在生产线上的工人们的功劳，他们与克虏伯、菲亚特、三菱工厂里的工人竞争，并最终战胜了那里同样努力的工人。

从整体上了解美国军事生产，需要注意的是：1940年5月10日，德军冲入低地国家和阿登高原时，发动的闪电战动用了3 034架飞机、2 580辆坦克、10 000门大炮以及4 000辆卡车。但在法国沦陷之后的5年里，美国制造出：

军用飞机 | 296 429架
坦克（包括自行火炮） | 102 351辆
大炮 | 372 431门
卡车 | 2 455 964辆
军舰 | 87 620艘
货轮 | 5 425艘
飞机炸弹 | 5 822 000吨
轻型武器 | 20 086 061件
轻型武器弹药 | 44 000 000 000发

在1943年年底的德黑兰，斯大林举杯祝酒：“敬美国生产力。没有他们，这场战争早已失败。”12年前，美国政府还给时任总司令的主要副官（也是唯一的副官）艾森豪威尔少校发放有轨电车乘车券。1938年，乔治·C·马歇尔将军还证实美国的军队太弱，无力抵御敌人入侵。1941年8月，希特勒跟墨索里尼说美国是个软弱的国家，“这个国家对生活的理解完全来自贪婪的商业活动”。他应该仔细阅读“一战”时上一届总理所写的文章。1918年停战协定签署以后，保罗·冯·兴登堡用一句话总结了美国的战争生产：“他们懂战争。”

但他们不懂日裔美国人，加利福尼亚州对待日裔美国人的方式只能被认为是美国的耻辱。那些喜欢给公众人物贴上标签的人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因为种族压迫并非从右翼开始。根据自由派的教条，右翼分子中总是潜伏着种族主义者。鼓吹和执行种族压迫的，正是那些因自由和没有偏见而著称的人——厄尔·沃伦、沃尔特·李普曼、亨利·史汀生、艾毕·福塔斯、米尔顿·艾森豪威尔、雨果·布莱克和约翰·麦克洛伊等。内阁中有一人请求宽大处理日本移民，他就是司法部长弗朗西斯·比德尔，且获得埃德加·胡佛的支持。一个参议员站出来抗议，他就是共和党人罗伯特·塔夫脱。12.5万名受到迫害的移民中，大部分都已加入美国籍（如果不是带有歧视性质的移民法，他们全都会加入美国籍），许多人的儿子还在部队服役。对他们的迫害侵犯了他们的正当权利，是政府推卸责任的表现。如果说罗斯福和丘吉尔签订的《大西洋宪章》是盟国的共同准则，那么这种行为就是完全背离了整个国家为之奋斗的原则。

珍珠港被偷袭之后，日裔美国人就遭到骚扰。1942年日军一连串的胜利让美国白人产生了盲目寻求复仇的心理——人们就是这样为自己辩解的。如果纽伦堡审判时，法官们裁决战争狂热可以作为减轻罪责的理由，这种说法或许还有些说服力。如果说纳粹因种族问题而惩罚民众，那么美国人也这样做了。可以肯定的是，日裔美国人没有遭到拷打、毒气和焚尸炉，也没有人在他们身上进行医学实验。尽管如此，美国政府的确对他们施加了暴行。这种行为在当时没有受到质疑，但逃不过历史的审判。

为什么西海岸对日裔美国人的迫害尤其严重，这令人费解。在夏威夷，东方人占总人口的比例要高得多，那里的军队行动迅速而且合理。日裔领袖们跟军事情报处和联邦调查局紧密合作，只有几个嫌疑犯受到审讯。没人指责当局种族歧视，甚至连这方面的谣言都没有。但在加利福尼亚州，虽然“一代”（第一代日裔美国人）和“二代”（一世的子女）只占总人口的1%，但麻烦在珍珠港事件第二天早上就开始了。州长卡伯特·奥尔森和州检察长厄尔·沃伦，同各地的警长和检察官一起，树立了极坏的榜样。“一代”和“二代”被开除公职，他们的律师资格证和行医证被吊销，一些社区禁止他们进行任何形式的买卖，以捕鱼为生的渔民被禁止其渔船出海。州检察长沃伦继续使用他令人费解的推理——说国内没有日本人搞破坏，正说明日本人的阴谋是多么险恶（这种方式在他当上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之后，被人们反过来利用对付他）。他进一步通知华盛顿：“本州司法官员一致认为，美国出生的日本人比日本侨民更危险。”

政府官员发起了反“黄祸”的运动，再加上媒体煽风点火，这场仇恨运动愈演愈烈。1942年1月29日，西海岸一家报业集团专栏作家写道：“为什么要对日本佬这么好？他们占了停车位，他们在邮局排队时站在你前面，他们在公交车和电车上有座位。让他们受苦、挨饿吧，谁反抗，就让谁死。我憎恨日本人，恨所有日本人。”他主张把所有日裔美国人赶到美国内陆去——所有日裔美国人，包括婴儿和老人，一个不留。他还说：“我说的内陆不是山清水秀的地方，把他们集中起来，统统赶到荒凉贫瘠的内陆地区。”韦斯特布鲁克·佩格勒说，加利福尼亚州每个日本人都应该被监视，“管它什么人身保护法，应该先消除隐患”。专栏作家达蒙·鲁克恩和亨利·麦克利莫都表示赞同。

羊群跟随牧羊人（美国谚语）。保险公司取消了日裔美国人的保单，牛奶工也拒绝给他们送牛奶，杂货店拒绝卖给他们食物，沃伦冻结了他们的资产，银行也拒绝兑现支票。1942年年初，加利福尼亚州白人的恐惧和猜疑与日俱增。州政府建议日裔美国人移居内陆，三个星期内，8 000名日裔美国人听从了建议。这显示了他们所处的困境。

这并没有解决问题，只是把部分问题转移。种族主义的病毒正在蔓延。内华达律师协会称：“我们认为，如果日本佬在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很危险，那么他们在内华达州同样危险。”爱达荷州州长蔡斯·克拉克跟媒体说：“日本佬像老鼠一样生活，像老鼠一样繁殖，像老鼠一样活动。”阿肯色州州长霍尔姆·阿德金斯跟着也宣布：“对于日本人的习俗，或者说是怪癖，我们的人民不习惯，我怀疑把日本人安置在这里是否明智。”堪萨斯州州长佩恩·拉特纳命令州警察禁止日本人的汽车在高速路上行驶，并说：“堪萨斯州不要日本佬，不欢迎日本佬。”

对于逃难的8 000名美籍日本人来说，生活充满恐慌。理发店窗户上写着“日本佬进来刮胡子，发生意外概不负责”，饭店窗户上写着“本店会毒死老鼠和日本佬”。加油站不给他们加油，他们买不到水，甚至不能去公共厕所。5个“二代”来到新泽西州，被一个农场主雇用，一个治安维持委员会放火烧了他的农场，还威胁要杀死他的小儿子。在丹佛，一个日裔女孩找到工作，想加入教会。牧师挡住了她的去路，问道：“在你自己的教堂不是更有家的感觉吗？”陆军中将约翰·L·德威特是美国西部防御司令部司令，也是个解决菲律宾问题的老手，他认为让日裔美国人游荡在美国乡间是愚蠢的。“日本佬就是日本佬，”他说，“不管他有没有加入美国籍，都没区别。”

加利福尼亚州不断施压，要求联邦政府行动。罗斯福厌倦了此事，又被战场形势搞得焦头烂额，无暇顾及。于是，他让史汀生和后任战争部副部长麦克洛伊去处理，只要求他们处理时尽量理性和人道。史汀生正为地图和战局而忙碌，所以这件事最初交给了麦克洛伊，他成为主张重新安置的主要人物，积极奔走。在德威特将军授意下，战争部侨民管理局局长卡尔·R·本德森少校已经拟定好了撤离方案。他在旧金山对方案进行最后修订时，麦克洛伊于2月8日突然打来电话说：“总统已经给我们全权委托，我们想干什么都行。”德威特立即将已认可的本德森的方案寄往华盛顿。

6天后，司法部长比德尔要求谨慎处理，他告诉罗斯福：“军方还没有通知我他们关于此事的结论。”但这又是在与史汀生过不去，他是内阁的强势人物，支持麦克洛伊和德威特。20年后，比德尔回忆道：“史汀生显然认为日裔美国人全部疏散是没有必要的，如果他立场坚定，总统会听从他的建议。如果……我劝这位部长顶住下属的压力，结果可能会不同。但我是内阁新人，不愿在老资格政治家面前坚持自己的看法。”

那个星期六还发生了其他事情。沃尔特·李普曼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比德尔的下属称其文章包含了决定性观点。李普曼在2月14日的专栏中写道：“日本人长期在太平洋海岸开展侦察活动，试探美国的防线，这是不争的事实。”他理解华盛顿不愿采用“大规模疏散和拘留政策”，但“太平洋海岸已正式成为战争区域，任何地方随时可能爆发战斗。宪法中没有给予任何人在战区居住或经商的权利”。德威特将军也不见得有如此强硬的言辞。美国内政部副部长福塔斯和战时安置署署长米尔顿·艾森豪威尔的办公室，都被要求支持这项工作。2月19日，总统签署了第9066号行政命令，授权战争部建立“军事区”，并可以命令“任何人或所有人”撤离。

这不是罗斯福值得夸耀的时刻。他大笔一挥，授权德威特处置无辜又困惑的人民，这些人跟第一代和第二代移民一样，相比故乡，更忠诚于自己的新祖国。珍珠港事件之前，中年“一代”生产的水果占加利福尼亚州水果产量的一半以上。依据传统美国的标准，他们做得很不错。“二代”正处于青年时期，他们生在美国，就读于美国公立学校，言谈举止、穿着打扮都与美国白人无异。

根据第9066号行政命令，德威特如是阐释，自愿迁移截至3月27日。日裔美国人只有48小时处理房屋、产业、家具。迁移过程中，只允许他们用手提包携带个人物品，刀片和白酒全部收缴，投资和银行存款全部没收。驳回申诉权利，甚至无权抗议。“一代”损失的农田和设备价值7 000万美元，水果蔬菜损失3 500万美元，年收入减少5亿美元，存款、股票、债券损失不计其数。

3月30日，从破晓开始，德威特将军的第20号平民禁令，就像防疫通知一样被贴到日裔美国人的家门上。撤离是一个迅捷的军事行动，还没有学会说话的小孩被贴上标签，就像行李一样，运输卡车开到门口，士兵们在人行道上喊道：“出来，日本佬！”这种号令声像极了德国士兵的命令“走，犹太人，快走！”。安妮·弗兰克在荷兰街道上听到的就是这种呵斥声。卡车把日裔美国人带到15个安置点，其中有华盛顿雅基马的酿酒厂、帕萨迪纳的玫瑰碗球场，还有圣阿尼塔和坦弗兰的赛马场。赛马场是最糟糕的，日本移民被安置在马厩居住。

这些安置点，正如米尔顿·艾森豪威尔和福塔斯的报告所说，只是临时安置点。囚犯们（日裔美国人现在已沦为阶下囚）持有身份卡，还要定期接受行李和人身搜查。但没有人告诉他们，还有11个大型“战时安置中心”等着修建。州长们觉得没必要说，所有的安置中心都设在整个国家最荒凉的土地上。

总统从来没去过那些荒凉的安置点，但他曾说那些地方是“集中营”。这个词再准确不过了。一个六七口人的家庭住一个“公寓”，面积只有500平方英尺[6]。房间没有炉子，也没有自来水。营房每个区共用一个洗衣房、食堂、厕所和露天淋浴室，妇女不得不在哨兵的注视下洗澡。“一代”和“二代”妇女继承了先辈害羞的特点。但她们提出洗澡的问题后，看守告诉她们休想，还反问道：你们现在不是美国人吗？

在内华达山脉东部荒凉的地带，在加利福尼亚州孤寂的欧文斯谷，在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偏僻的锡斯基尤的图里湖畔，他们要度过未来三年。在铁丝网的包围下，每天晚上强烈的探照灯光都会照进他们的窗户，他们努力找寻珍珠港事件之前的生活：教育子女、举办教堂活动、参加各种活动。几年下来，他们总共举办了2 120场婚礼、5 981场洗礼、1 862场葬礼。

这些日裔美国人的事业应该是每个相信自由之人的事业，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将这称为“美国史上最严重的群体性侵犯人权”事件。但当时大多数人不这么认为。如果联邦政府听取加利福尼亚州的民意，安置点可能就成为永久性的了。那里的种族主义者不想让日裔美国人获得自由，他们不管别人怎么说，就连最高法院也只能靠边站。

即使是最高法院，也未能积极维护公民自由。1944年12月18日星期一，法院下发了裁决，这一裁决在和平年代是不可想象的。道格拉斯大法官避开了是否符合宪法的问题，布莱克大法官写道：加利福尼亚州受到入侵威胁，军事权威至高无上，日本人并非因为种族歧视而被驱逐（罗伯特、墨菲、杰克逊不赞成这项决定）。在两个问题上，法院提供了不同意见。他们赞成大规模驱逐，认为这是战时合理地行使权力。但同时他们认为，不分青红皂白地拘留无不忠嫌疑的美国居民是不正当行为。12月19日，军方开始将日裔美国人送回加利福尼亚州，他们遭到了57次反日裔美国人组织的暴力袭击。这出悲喜剧的顶点是，赫斯特报系大肆报道图里湖营地的囚犯暴动，将这场暴动援引为很好的证据，证明移居内陆的日裔美国人“不忠诚”。

图里湖营地根本没发生暴乱。拘留期间，没有一所营地发生过混乱。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日裔美国人受到不公正待遇之后，爱国之心似乎没受到丝毫影响。他们清心寡欲、逆来顺受，默认了美国的双重标准。举例来说，一名白人实习医生给病人进行常规检查，做一个小手术，可以获得500美元。而旁边“一代”医生，虽然医术精湛，但完成同样的任务只能得到19美元。尽管知道自己得不到报酬，一些日裔美国人还是会去植树、做实验研发人造橡胶、画征兵海报。让安置点看守们疑惑的是，每天早上，日裔美国人都会集合升星条旗，并敬礼，他们的童子军打鼓吹号（每个营地只有一个）演奏美国国歌。在托帕茨营，3 250名成年人选修了营地课程，最受欢迎的课程是英语和美国历史。每个星期六晚上，他们都会唱《美丽的美利坚》。1943年1月28日，到了兵役年龄的人所做的就不仅仅是唱歌了。

那个星期四，史汀生宣布军队接受“二代”志愿者。立刻就有超过1 200人报名，战争结束时，共有17 600名日裔美国人参军。他们在铁丝网环绕的安置点里宣誓忠于美国军队。在意大利，他们所在的第100步兵团和第442步兵团表现突出。没有一个日裔士兵逃跑。意大利战场上，第442步兵团阵亡人数相当于刚组建时人数的三倍，并获得3 000枚紫心勋章、500枚铜橡叶章、810枚铜星勋章、342枚银星勋章，47枚杰出服役十字勋章和17枚功绩勋章。在欧洲战场上，这些部队成为传奇。比尔·莫尔丁描述日裔美国人部队，“就我所知，和其他无数人在战场上见证的一样，没有哪一支部队在忠心、努力、勇气和牺牲方面可以超过来自海外的军团。他们中的每个人基本上都有两枚以上的勋章，他们的伤亡率也高得吓人”。

同“二代”并肩作战过的人，明白驱使日裔士兵奋勇作战的背后原因。日裔士兵相信，当加利福尼亚州人听说他们在战争中取得的功绩以后，对他们家人的态度能有所好转，同时希望“一代”能够重获战前所拥有的财产，但这只是奢望。日裔美国人的家园、农场、产业都被加利福尼亚州白人霸占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赫斯特报系的支持下，把属于日裔美国人的财产据为己有。“二代”回到美国后，尽管身着制服，还是被饭馆和理发店拒之门外。《旧金山考察者报》头版头条写道：“小日本的后裔竟被允许在海岸游荡”。之后，一名在欧洲战场上失去一条腿的“二代”遭到公然殴打。这种做法，即使顽固分子也觉得太过分了，于是公开的暴行才告一段落。

如果说加利福尼亚州人全都盲目排外，显然不公正。可大多数人对此都默不作声、视而不见。战争部开始关心“二代”事件，他们派同日裔美国人一起服役过的军官到西海岸巡讲，告诉农民和商人们日裔美国人的英勇事迹。一次，一个身材瘦高的农民问一个中尉：“你们连里死了多少日本佬？”中尉回答道：“到战争结束时，我们排的日裔士兵只活下来两个。”那个农民说：“太可惜了，居然还剩下了两个。”在场的听众们有的望着天花板，有人盯着地板，有人看着膝盖，大家都一言不发。

西部防御司令部的情况危急，这使约翰·德威特将军一直坐在办公室。整个战争过程中，他始终远离战场的生死考验。但他倒未被忽视，陆军授予他杰出服役勋章加两枚铜橡叶章，海军也授给他杰出服役勋章，法国奖励他荣誉勋位，墨西哥也授予他阿兹台克鹰勋章。1947年，他带着满身的荣誉，光荣退伍，后来成为日美协会的一名热心会员。此人很好地展示出西方人的不可思议。

珍珠港事件三个星期后，农业部长克劳德·R·维夏德随意给了美国人一个建议。他说，农民要忙着养活军队，喜爱新鲜蔬菜的居民们可以自己种植，他称之为“胜利菜园”。数百万连耙子和铲子都分不清的城里人，只知道“耙子”指埃罗尔·弗林（电影演员）那样放荡不羁的人，纷纷开始种地。豌豆、胡萝卜、菠菜、西红柿、小萝卜、甜菜、莴苣、包心菜，什么都种。只要是空地，不管是家里的庭院，还是因为汽油要配给而空出来的停车场或运动场，甚至连芝加哥市的阿灵顿赛马场、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动物园、埃利斯岛和恶魔岛，都种上了蔬菜。在农业部和种子公司的引导下，“胜利菜园”的农民们让美国上下欢欣鼓舞。到1943年，美国“胜利菜园”的数量达到2 000万，其新鲜蔬菜产量占美国总产量的1/3。

美国人并不喜欢吃蔬菜，但种菜也算是给他们找到了事情做。战时的美国成为一个巨大的中转站，那里的人们不断互相道别，各奔东西，或原地等待，也许只是在等待纸巾和发卡短缺结束之日。中年男子把“一战”时的头盔涂成白色，加入民事防护组织，测试防控警报，把木箱装满沙子，把桶装满水，练习急救，每晚都站岗注视着天空，寻找轴心国飞机的影子。在政府的发动下，妇女儿童四处搜集橡胶废品、废纸、铝、锡罐和牙膏管。家庭妇女回收做饭废弃的油脂，卷红十字绷带——从珍珠港事件到战胜日本，她们一共卷了25亿卷。一个西雅图制鞋商捐献了6吨橡胶鞋跟，“棉花爱迪”史密斯把心爱痰盂的橡胶垫也献出来了。在波士顿市毕肯山举行了一个废品搜集大会，捐赠的物品中有一支80年历史的格林机枪和一辆马车，莱弗里特·索顿斯托尔州长把自己的划船运动练习器也贡献了出来。

好莱坞帮助人们在漫长的等待中消磨时光。主要面向美国大兵，好莱坞在战争年间共拍摄影片982部，34 232个拷贝送到海外。电影同样供平民观赏，影院每晚场场爆满。这个年代的优秀影片包括罗伯特·杨主演的《富家子的婚姻》，蒙蒂·伍利主演的《晚宴的约定》，凯瑟琳·赫本、斯宾塞·屈塞主演的《时代女人》，维克多·迈彻主演的《不是冤家不聚头》，泰隆·鲍华、琼·芳登主演的《高于一切》，珍妮弗·琼斯主演的《圣女之歌》，宾·克劳斯贝、巴里·菲茨杰拉德主演的《与我同行》，弗莱德·麦克莫瑞、芭芭拉·斯坦威克和爱德华·G·罗宾逊主演的《双重赔偿》，简·拉塞尔主演的《不法之徒》，贾莱·古柏和英格丽·褒曼主演的《战地钟声》和《风尘双侠》，雷·米兰德主演的《失去的周末》，不朽的《卡萨布兰卡》，希区柯克导演的《辣手摧花》，还有《小鹿班比》。一如既往，演艺界也有不靠谱的时候，一个经纪人向媒体宣布狗演员莱西生了一窝小狗，后来一个兽医揭露说莱西是只公狗。但影片质量始终很高，要知道许多观众不仅追求影片好看，还要求影片爱国，能同时满足这两点可算成就非凡。多萝西·汤普森百般挑剔影片《救生艇》，因为她认为希区柯克让纳粹比其他乘客更有能力。《纽约时报》的波思利·克劳瑟也表示赞同，并说这部影片“是一部奇怪的不讲民主的电影，即使在我们这种开明的社会，也不能原谅”。希区柯克抗议说他导演的是恐怖片，而不是宣传片，但他的抗议被扔进了垃圾桶。《纽约客》影评人沃尔科特·吉布斯向来以职业和公正著称，但他也说约翰·斯坦贝克所著的《月亮下去了》表现出“对德国人奇怪的温柔”。观众们则更加宽容，他们来看电影不是为了批评。无数人离开家人，远走他乡，电影比以前更能够为他们提供短暂的庇护和宁静。

在那个年代，许多人常年生活和战斗在国外，大众媒体成为他们的纽带。背井离乡的人们几乎一无所有，媒体让他们找到了共同点。媒体上的某些内容甜得有些发腻，《白色圣诞》是战时美国第一首大受欢迎的流行歌曲，这首歌只是表达了顾影自怜的感觉，《我要回家过圣诞节》就更糟糕了。有些歌曲简直令人厌烦。有段时间，吉米·萨沃和全美国人民都在唱着“一个肉丸子换不到面包”，这让很多渴望耳根清净的人难以忍受。《现在没什么区别》和《你是我的阳光》也属于这一类型的歌曲。整个战争期间，尼尔森·艾迪是全美薪酬最高的歌手，这是一个令人失望的事实。然而，百老汇的明天似乎一片光明，《布鲁默女孩》、《慈母泪》、《邂逅的爱情》和《迷离世界》进入了他们的流行期。1942年夏，两个不走运的人——理查德·罗杰斯和奥斯卡·汉默斯坦二世，开始试着编排一个陈旧的剧本《丁香绿了》。这出剧原本只演出了64场，1931年就停演了。《生活》杂志后来说“Rh因子[7]”把一部失败作品变成了《俄克拉何马》！ 1944年3月31日，这部剧在圣詹姆斯剧场举行首演。直至1948年停演，共演出2 248场，创下了当时音乐剧演出的纪录。与此同时，一位26岁名叫伦纳德·伯恩斯坦的音乐家创作了一部欢闹的音乐剧《小镇上》。当时，百老汇的小巷子里有很多“黄牛党”，这样的景象15年来第一次出现。

美国国内的人民阅读量比以前大了。柯乐利调查公司和胡珀调查公司报告说，广播仍然是美国主要的娱乐来源，以《费伯·麦吉和莫莉》和《空中市政会议》这两个节目最受欢迎，但还是新闻时段收听人数最多。广播同书店和图书馆一样，内容开始从小说向非小说转换。五角大楼是世界上最大的出版商，仅1 9 4 5年，它就印发了超过6 000万册的军用册，内容包罗万象。尽管它们出版书籍是双栏格式，看起来很不舒服，但还是有人如饥似渴地阅读，并经常将书寄回家。新书有马里恩·哈格罗夫的《瞧这里，二等兵哈格罗夫》、亚历山大·德·塞维尔斯基少校的《空中制胜》、伊尔卡·蔡斯的《未完成的昔日》、埃利奥特·保罗的《魂断巴黎》、威廉·L·怀特的《菲律宾浴血战》、理查德·特里加斯基斯的《孤岛浴血战》、约翰·赫西的《钟归阿达诺》、威尔基的《天下一家》，以及厄尼·派尔的《这就是你的战争》和《勇敢的人》。战后问题有两本书提到，理查德·赖特的《黑男孩》和莉莲·史密斯的《奇异的果实》，尽管销量很好，但没有引起社会学家们的注意。

销量最好的是杂志。美国境内所有流行期刊的销量在战时都有所增加。1944年的广告投资比1942年多了1亿美元。当时，埃里克·霍普金斯又一次准确描述了那时的情况：“非小说内容所占比例……稳定增加，原因是1939年以后发生的事实超出了想象。”（这个势头还会一直延续下去，到了20世纪70年代，严肃小说已经完全过时。）女性杂志销量超乎寻常。对妇女读者来说，战争这4年无聊到了极点。1941~1945年，应征入伍的1 600万人中，只有25万女性。军队中的男性数量始终保持在1 200万以上，他们是美国1.3亿人中最健康的1 200万。美国国内性别比例失衡严重，很多女性找不到伴侣。

与军人相亲时，女孩子们的表现就算不是富有进攻性，也是很主动的。她们把自己的化妆品称为“战妆”，这也不是完全说着玩的。年龄较大的女人会更有技巧。没有法国大设计师的建议，曼哈顿的裁缝们还是模仿了军队制服——从一个侧面说明女性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军人身上。当时有一种晚礼服很流行——上面用金钱点缀着空军的机翼形装饰物，从臀部开始，绕着胸部上来，一直延伸到肩膀。艾森豪威尔夹克也成为被模仿的对象，作为女性晚礼服的披肩，或有松紧腰带的女衬衫。人们还模仿英国突击队的贝雷帽，制成时髦的日装。无意加入陆军妇女军团的女孩子们也戴上类似陆军妇女军团队员的帽子，但上面点缀着金属小圆片。甚至布料短缺也不能阻止人们对时尚的追求，一种名叫“迪多”的特大连身衣套装，日间可做便服，晚上则成为睡衣。

军人妻子做得最不得人心的事，就是给在海外作战的丈夫戴绿帽子，反正她也没有什么机会。就像当时流行歌曲《幸运之星》中唱的“他们不是太老，就是太年轻”。已婚女性只能独守空房，她们中的很多人开始穿着松垮的衣物。对她们来说，国内的生活也不太好过，年轻的少妇常常会受到焦虑不安的困扰。许多婚礼在部队离开前举行，孤独的新娘子们怀疑一时冲动所建立的婚姻能否长久。性情刚烈的女性开始借酒消愁，到了1943年，男女酗酒比例从5∶1变成2∶1。其他妇女则埋头阅读埃米莉·波斯特或多萝茜·迪克斯的作品，或者想象自己就是乌娜·奥尼尔。纽约的史托克俱乐部把乌娜选为社交界的名媛，这让她的剧作家父亲（尤金·奥尼尔）非常反感。众多的目光转向杂志——特别是战时创刊的、以女性的奥秘为着眼点的三种杂志：斯特里特和史密斯公司出版的《小姐》、康泰·纳仕公司出版的 Glamour 以及沃尔特·安纳伯格公司出版的《十七岁》。

另一个战时现象出现了，源于逐渐成长的青年人。“大萧条”的结束，恢复了人们对适婚少女的兴趣。与此同时，许多高中生的母亲在洛克希德公司或是波音公司工作，这些学生回家后，直接用藏在门口垫子下面的钥匙开门。当时经济十分景气，他们既能从家长手里得到零用钱，也能自己赚钱。《纽约时报杂志》编辑莱斯特·马克尔开始试着在文章中使用“十几岁的青少年”一词，但美国人当时还无法接受。高中男生志在参军，看起来冷酷，而不再无忧无虑。女生则更加活泼热情，由于她们都爱穿短袜，所以人们用“短袜女孩”指时髦的女郎。

“摇摆世代”的时尚已经或者正在消亡。马鞍鞋已被平底船鞋替代，宽松的套头毛线衫代替了开衫毛衣，连帽风雪大衣代替了晴雨两用大衣，还跟蓝色牛仔裤（一种新潮流）一起穿。有一段时间，牛仔裤搭配白衬衫成为潮流（衬衣下摆松散地搭在裤外）。战胜日本后，征战海外的父兄们回到家中，却发现衣橱空了。啤酒夹克衫还有人穿，但上了年纪跳吉特巴舞的人已经认不出来，因为时髦女郎们已点缀上男朋友（真实的或想象中的）在部队服役时得到的各种各样的徽章。还有一个潮流是戴黑玉石戒指，象征她们的男朋友在军队服役。放学以后，“短袜女孩”们聚在一起闲谈，当时还没有“闲扯”一词，要是问她们在干什么，她们会回答说“瞎混混罢了”。

溜溜球、睡衣派对、尺码不合适的鞋和袜子、条纹棒球长袜，他们创造时尚的能力和20世纪30年代中产阶级年轻人一样大而无聊。但也有不同的地方。美国已经不同了。美国的长辈们更倾向于观察年轻人，倾听他们的想法，并且放任他们的行为。在某些问题上，各个年代的人意见统一。一个就是对工会组织的看法，他们对工会持反对态度。看看工会战时的记录，就会疑惑为何如此。陆军后勤部长布里恩·萨默维尔将军对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说：“不要搞错了，没人感到供应不足。凡是能运到前线的，任何东西，都已给前线士兵运到了。”但矿工联合会不合时宜地要求加班费和涨工资，注定会损害工会的声望。而音乐家工会头头詹姆斯·C·皮特里洛也是一样不识时务，“短袜女孩”们尤其讨厌皮特里洛。他要求广播在播放乐队和交响乐团音乐时，支付版税，以致连续27个月，公众都没听到流行音乐。对年轻人而言，这似乎是有意打击流行音乐，其实真正的受害者还是那些著名的摇摆乐乐队。受到皮特里洛的禁令、配给政策、公路旅行高昂成本和公众品味改变等因素的影响（“短袜女孩”们现在喜欢多愁善感的民谣歌曲），伟大的乐队分崩离析，美国大兵们喜爱的摇摆乐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做父母的高兴了，他们一直喜欢民谣。儿女们参加回收橡胶和废纸的运动，这让父母感到骄傲。许多新的年轻人的文化也让他们感到欣慰。1944年，美国的最佳单曲名为“在一颗星上摇摆”，这首歌颇具新意，最受广大“短袜女孩”喜爱。因为大学里基本没有男生，所以大学里很少见到运动健将（西点军校除外，它组织起一支以布兰查德和大三的戴维斯为中心的球队，所向披靡，平均一分钟得一分）。这样，人们的注意力就都转移到了高中球队上，规则做出调整后，篮球首次成为激动人心的观赏性运动。父亲和儿子可以一起看比赛，就像妈妈和女儿一起看 Glamour 杂志一样。年轻人总是喜欢尝试新鲜事物，1944年夏，一位流亡阿根廷的匈牙利人发明了一种新笔，用滚珠代替了原先的笔尖，年轻人是最先尝试使用。这种笔的进口品牌名为思加图笔，但人们只把它简单称为“圆珠笔”。后来，成年人也开始购买这种笔。不管从政治还是从书写工具来看，国内战场的两代人似乎是和平共处。

接着却出现一个了巨大的裂痕。罪魁祸首是一名歌手，他身材瘦弱、面色苍白、打着领结，耳朵一大一小，体重只有135磅，一脸饥饿相。他的名字是弗兰克·辛纳屈。本书上次提到他时，他还在跟着哈里·詹姆斯乐队后面跑。在他的崇拜者看来，他很脆弱、单纯，好像还是青少年。其实完全不是这样，他出生在霍博肯一间出租屋内，父亲是西西里最轻量级职业拳击手。他生性倔强、喜欢独处，常常出言不逊。他相信自己有过人的天赋，将来必会成为明星。遇到任何对手，他都会咆哮：“不管哪一天，我都能把这个小兔崽子唱下台。”他实际年龄25岁，早就不是高中生了。他这样解释别人的误读：“我25岁，但面相看起来像19岁。大多数孩子觉得我是他们的同伴，好像隔壁邻居。他们觉得认识我，我就喜欢这样。那又能怎样，他们都是好孩子。”

辛纳屈的健康状况达不到参军标准，他有残疾，耳鼓穿孔，他弥补自己的方式就是飙车。不过，他真正渴望得到的是名望。摇摆乐伴奏乐手常常会陷害主唱，有一次巴迪·里奇想捉弄辛纳屈，于是在歌曲唱到温情阶段时，来了一段明快的鼓点，结果演出结束后，里奇被他打得鼻青脸肿。辛纳屈对成功的痴迷决定了他无法长久待在乐队领队光环的阴影下。同詹姆斯共事6个月后，他转投汤米·多西。他重新演绎了《傻爱成真》、《日日夜夜》以及《白色圣诞》等经典曲目，并引起一些人的注意。之后他赔钱终止了同多西的合同，还雇用了一个经纪人，准备好单干。1942年12月30日，在纽约派拉蒙剧院，他正使出浑身解数在舞台上挥洒时，观众人群里第12排一个女孩因为没有吃午饭晕倒了——或者是“昏厥”。另一个女孩见状，吓得站起来失声尖叫。接下来的几秒钟，大家都没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辛纳屈继续演唱，他绝不会因为人群中发出刺耳的尖叫声而停下自己的演出。等他演出结束，剧院里一片喧闹，所有女孩都站起来厉声尖叫。

刺耳的尖叫声像瘟疫一样蔓延。从此，他以“声音”著称，不管他出现在哪里，随之而来的都是一场混乱。他每星期能收到5 000封邮件，美国成立了2 000个弗兰克迷俱乐部。索要签名的人跟随他到药店、餐馆、杂货店和他的家。他们爬上他家的屋顶，往卧室里面瞅。如果他从泥地里走过，人们会把他在泥里留下的脚印挖出来晒干并收藏。喜欢他的人不全是小孩，也不全是好人。有两次他差点因为歌迷想要拉扯下他的领带占为己有而被勒死。歌迷试着脱掉他的衣服，而且就要成功了。一个40多岁、凶神恶煞的女人把他堵在华道夫饭店，这个女人把自己的上衣扯开，坚持让他在自己的胸罩上签名。1944年，他重新回到派拉蒙剧院，参加为期三个星期的演出，3万名嚎叫的青少年簇拥着他。为控制这些青少年，出动了421名防暴警察、20名女警和20多辆巡逻警车。

“声音”，也就是弗兰克·辛纳屈，人称“晕厥之王”，短时间内变成了富翁，他发家致富的速度比美军夺取西西里还快。辛纳屈签了很多合同，每星期都能在好彩牌香烟的《流行歌曲选播》节目中演出，每年参演一部雷电华电影公司的电影，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给他支付的版税空前的高。辛纳屈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尽管有战时控制政策，他似乎还是挥霍了大部分收入。他在好莱坞盖了一所粉色的房屋，里面各种设施应有尽有，甚至有些当时前所未有。为了省去起身拉窗帘的麻烦，他安装了一套价值7 000美元的设备。辛纳屈定制的服装全部都很浮华，而且尺寸十分夸张，从宽大的领结、高腰松腿裤子，到鼓鼓的垫肩，无不如此。辛纳屈的身边聚集了一大群朋友，整天围着他转，就像臣子侍奉国王一样。他们觉得成为他的朋友就高人一等，而他以另一种方式让朋友们开心。他有许多独特的癖好，其中之一就是把价值150美元的金制打火机随便分送别人，就像鲍斯少校在部队中随便散发火星棒一样。他的红颜知己也在不断更迭。战前，他与儿时恋人南希·巴百图结婚。在他成名早期，凡是有记者问他有关婚姻的问题，他都用一句话回答：“我妻子南希是第一位的。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之后，他不再回答有关婚姻的问题。后来他又先后娶了艾娃·加德纳和米娅·法罗。

辛纳屈有没有天赋，就像巴顿将军扇士兵耳光一样，成为热议话题。《时代周刊》说：“辛纳屈的声音成为国家符号，就像约塞米蒂山谷”。而《时代周刊》的姐妹刊《生活》杂志却认为，“这个使人神魂颠倒的歌手的每首歌都差不多”，因为他只知道一个调子，那就是葬礼进行曲。《纽约先驱论坛报》引用了国会议员的话，“独行侠和弗兰克·辛纳屈是美国青少年犯罪的主要诱因”。艾尔莎·麦克斯维尔斥责辛纳屈是“音乐文盲”，并建议他的歌迷服用“抗辛纳屈素”。甚至他的前老板哈里·詹姆斯也承认，弗兰克的新衣服让他看起来像“一块湿抹布”。有人对平·克劳斯贝说：“像辛纳屈这样的声音，一辈子才能听到一个”。平回答：“确实是，但他怎么偏偏就出在我这一辈子里了。”

家长们既生气又困惑。当时的英雄应该是身材魁梧、戴着钢盔的美国大兵，他们全副武装，准备登陆敌军控制的海滩。而弗兰克，拿当时的一句话来说，就像在避孕套里挤着的样子。从欧洲逃难到美国的青少年认为他就是个吵闹的怪胎。一位从德国集中营里逃出来的17岁女孩问道：“就没有什么办法让这些孩子们恢复理智吗？他们在派拉蒙剧院外浪费的时间可以用到其他事情上，比方说，帮助打赢这场战争。”她的美国同龄人还是继续尖叫，人们对于辛纳屈魔力来源的好奇心有增无减。《新闻周刊》评论道：“从表面上看，辛纳屈能成为女性的偶像，这让人很疑惑。”

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们认为他们能解开这个谜题。他们试图用中世纪对舞蹈的狂热来解释这一现象，还提到“乳腺过敏”、“母性渴望给饥饿儿童喂奶”、“群体性爱失落”和“群体性催眠状态”。一些对弗兰克持批评态度的人则说得更加直截了当：“他好像不是靠声音吸引人，而是身上能分泌麝香”，还有“我们认了吧——辛纳屈可能是留在国内的唯一一个男人。”最后这句话比较接近事实。女孩可能会为远在新几内亚岛丛林中的男孩歌唱“他在军队是一等兵，在我心中排第一”——但一男在手胜过二男在林。另外，这不像跟一个身体不健全者约会那样奸诈。这只是“短袜女孩”们的风气。

如果年长的人无法理解这种仪式，被辛纳屈取代的军人们倒是可以理解。战争结束以后，辛纳屈成为陆军、海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最恨的人，这种说法并不为过。和“短袜女孩”一样，穿着军装的弗兰克迷把“声音”当作一种象征，对她们来说，辛纳屈就是平民男性的代表。弗兰克只参加过一次在意大利举办的美国劳军联合会组织演出，还是在欧洲战场取胜以后，那时轴心国的大炮已经被封存。演出结束后，他立即离开，还嘲笑说美国劳军联合会组织的演出都是些不入流的演员。《星条旗报》评论道：“老鼠也能让女人昏过去。”经常在前线参加演出的玛琳·黛德丽说：“你不能指望欧洲战场的演出像在派拉蒙剧院一样。”

从在弗兰克演出中第一个女孩晕倒那天算起，整整5周之前，约翰·麦克洛伊命令征用洛斯阿拉莫斯农场学校的男孩，那里正是罗伯特·奥本海默儿时受教育的地方。奥本海默之所以推荐洛斯阿拉莫斯是因为那里几乎与世隔绝，盟国科学家们一直认为他们必须保密，才有可能赶在纳粹之前建造出原子弹，但当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觉得这种可能性非常小。到了1942年年末，美国科学家和他们来逃难的欧洲同行都有些绝望。尽管罗斯福总统鼎力支持，原子弹的研制还是没有取得什么进展。艾伦·杜勒斯从瑞士发来报告：每星期都有大量铀和重水进入纳粹德国。德国拥有全世界最顶尖的原子物理学家。另外，美国的科学家们怀疑他们的计划已经被泄露。那年秋天，在田纳西州橡树岭附近的野山里抓获两名德国间谍。他们如何到达的那里，又受到了怎样的处置，这些问题华盛顿至今仍三缄其口。但结合其他证据，科学家们的噩梦似乎更加真实，不久的将来，希特勒拥有了核武器，而盟国一无所有。

现在有一件事情他们可以肯定，原子弹是可以制作出来的。理论从最开始就很完备，但要将理论转化为现实，有一个困难需要克服。理论上，当中子进入铀235堆之后，链式反应就会发生。中子使铀235中每一个原子分裂出1~3个中子，分裂产生的中子又去分裂其他原子，这个过程不断延续，直到达到临界质量。当然，他们不能在实验室中形成临界质量，所以使用石墨来减慢中子的速度，以便于观察反应过程。实验中，他们发现一些中子偏离，还有一些中子被原子堆“吞噬”。只有连续“几代”中子数量不断扩大，链式反应才可能发生。这被称为K系数，也被人们称为“伟大的K神”。裂变发生需要满足以下条件：100个中子撞击100个铀235原子产生第二代中子，若其中105个中子能够继续引发裂变，比例就是105∶100，K系数的值就是1.05。第三代中子的数量就是105乘以1.05，反应继续，直到达到临界质量。正如威廉·L·劳伦斯所说：“当K系数大于1时，原子堆就会发生链式反应，因为中子生成的速率大于消亡的速率。”相反，如果100个中子撞击只产生了99个，K系数就是0.99，就不足以发生裂变反应。早期实验中，通过提纯石墨，生成率最多能达到0.87。科学家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铀的纯度不够。阿瑟·H·康普顿博士打电话给西屋电气公司研发部部长说：“西屋电气公司多久能生产3吨浓缩铀？”电话那头的人哑口无言。当时，全世界的浓缩铀加起来重量只有几克。但西屋电气公司给予的答复显示了“二战”时期美国工业的巨大潜力。铀产量从一天8盎司[8]猛增到500磅，到了1942年11月，西屋电气公司已生产了吨铀。

交付地点非常不起眼。芝加哥埃利斯大道在第55大街与第56大街之间，芝加哥大学哥特式风格的建筑上布满常青藤，向远方延伸的院墙有一个缺口，里面是一扇门。门里面是一个大型壁球场，战争爆发以来，这个球场就不再使用。球场恰好在施塔格运动场西边看台下面。因为学校不再举办校际橄榄球比赛，很少有人会到这里来。11月，就是在这个地方，一个用独特纯度材料制作的超大反应堆在这里落成。两家碳棒公司，同国家标准局合作，生产出非常不易与中子反应的石墨。局里其他科学家连同艾奥瓦州立大学的弗兰克·斯佩丁教授，进一步优化西屋电气公司生产的铀。通过新方法，铀金属转化成一个个小块，这被人们称为“斯佩丁蛋”。最后，工程师们将反应堆装进一个巨大方形气球内，抽出气球中的空气，这样中子就不会被氮吸收。康普顿博士预计反应堆K系数可达1.04~1.05，其他人则认为能达到1.07。

反应堆成功指日可待，但又产生了新的问题。之前，有人成功分裂原子，但历史上还没人成功实现链式反应，所以无法确定减速方法的有效性。“伟大的K神”可能会冲破科学家们设置的限制措施，使整个芝加哥甚至伊利诺伊州被吞没。为了降低风险，科学家们又用7根镉条和3根硼钢棒穿过反应堆——镉和硼都能消耗大量中子，帮助“弗兰肯斯坦”们束缚住他们正在创造的怪物。但没人确定这是否可以成功，两名年轻物理学家自愿组成所谓的“敢死队”。这两个人要站在脚手架上，提着几桶镉溶液，俯视着反应堆。如其他控制措施无效，反应堆失控，他们就把这些溶液泼到反应堆上。

反应堆层层扩大，随着反应堆的增大，中子计数器上面显示的增殖速度值越来越大。1942年12月1~2日夜，第12层就位。那时，整个装置重达12 400磅，计数器不断跳动，说明反应无误。W·H·律恩后来告诉威廉·L·劳伦斯：“当时我们知道，只要拔出控制棒，反应堆就会爆炸。”第二天下午3点半，费米亲临现场，“敢死队”也在反应堆上方就位，除了一条镉金属条，其他控制棒全部拔出。之后，最后一根镉金属条也被部分移出。中子计数器的跳动声使人异常紧张，让人想到牙医使用的电钻。K系数直线上升，从0.98、0.99、1.00一直升到1.07、1.08、1.09、1.10。他们成功了，新产生的中子数量总能超过上一代。科学理论已成为现实，链式反应已可不断持续下去。现在将其转化为可携带的炸弹，只是技术问题了。

12月2日同天，有关技术问题的讨论在三个街区外展开，讨论地点就是芝加哥大学埃克特大楼的209房间。两组人在同一个城市工作，却互不知道对方的存在。遵照罗斯福总统的指示，保密措施非常严格。总统对曼哈顿计划的态度有些矛盾，这与他的许多其他特质一样，是美国国民性格的反映。他本能上信任他人，喜欢分享知识，希望美国为世界知识宝库做出贡献。可是当他一方面谈四海之内皆兄弟，并且真正认为应该如此时，另一方面又喜欢保密。正如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所说：“罗斯福既是现实主义者，也是理想主义者；既是终结者，又是传道者；既是王子，又是士兵。他之所以有这样的性格，不仅是因为他自己的思想和背景，还因为他成长的社会及其传统。美国人长期以来就有既讲道德，又务现实的传统。”

总统在芝加哥奉行实用主义，壁球场和埃克特大楼虽然位置近在咫尺，实则远在天边。尽管如此，他们其实都在为同一个目标努力，那就是把原子弹装进B–29轰炸机的炸弹舱，这一计划在31个月后得以实现。格罗夫斯将军以检阅“芝加哥大学冶金实验室”的名义，把这些人召集起来。他们都是美国技术精英，其中有工业巨子，还有来自加州理工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他们要靠自己的信念，完成将军给他们布置的任务。将军要求他们生产前所未见的材料，而生产目的却并未告诉他们。技术精英们只知道这个计划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关键，而且华盛顿不惜重金。

他们接受了任务。当日，科研团队就同政府签订了合约，但其中的条款非常模糊，这在劳动法中绝无仅有。格罗夫斯答应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先支付4亿美元，最终开支可能超过20亿美元。除此之外，科研团队几乎一无所知。少数知道一些机密信息的人被要求绝对保密，甚至不能跟自己的妻子提及。妻子也无法跟科学家谈话，因为科学家们已与社会隔绝，他们的家人只知道他们的地址——美国陆军邮政信箱1663号。

对于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的科学家来说，这样严格的保密措施似乎有些过分。其中某些措施看起来有些荒唐。受到最严密监视的人就是罗伯特·奥本海默，监视他的是一个名叫鲍里斯·帕什的人，他身材臃肿，曾经是好莱坞高中的橄榄球教练。美国远征部队情报机构把他训练为对付“共产主义渗透”的专家。奥本海默战前为自由事业慷慨解囊，而且两次差点儿娶了旧金山心理医生珍·泰特洛克博士，珍是一名共产党员。当帕什听说这些情况以后，就死死盯住奥本海默。1943年，奥本海默来到珍在电报山的住处，接她一起出去吃饭。他告诉珍由于他要出去工作，所以可能几个月甚至几年都见不到他了，但是工作内容和地点都不能告诉她。之后他就消失了。7个月后，由于一直没有奥本海默的消息，珍在绝望中自杀。那时，帕什一直在暗中监视他们，完全误解了他们两个的会面，他认为奥本海默悄悄给共产党泄露消息。他告诉自己的上司说自己识破了奥本海默的小把戏，要求立刻开除这位物理学家。格罗夫斯回复道，开除奥本海默是不可能的，他说：“不管你搜集到奥本海默的什么消息，他在这个计划中必不可少。”

所有这些监视活动本可以像滑稽戏一样被人忘掉，但当时的现实情况却让人难以安心。受控于莫斯科的共产党间谍在洛斯阿拉莫斯周围建立了极其专业的间谍网，受控于阿纳托利·雅科夫列夫。此人独立于苏联驻纽约领事馆行事。雅科夫列夫通过哈里·戈尔德活动，后者是费城人，曾是工业间谍。雅科夫列夫的间谍网里还有一条情报线，通过纽约的朱利叶斯和艾瑟尔·罗森堡夫妇连到艾瑟尔的弟弟戴维·格林格拉斯。格林格拉斯是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的军方高层，他几乎能接触到任何一张图纸、草图，或是有价值的文件，而且他也足够聪明，能够看出哪些文件苏联人感兴趣。不过，格林格拉斯还不是雅科夫列夫最重要的情报来源，真正的无价之宝是克劳斯·艾米尔·福克斯。和奥本海默、康普顿和费米一样，福克斯也是一个极具天赋的原子物理学家，是洛斯阿拉莫斯中心的核心人物之一。福克斯是土生土长的德国人，当纳粹开始搜捕反对者时，他逃到了英国。他对希特勒的憎恨，以及对于盟军的忠心从未受到质疑。作为英国的自然归化公民，他已得到官方绝对信任。没人怀疑为什么纳粹会追捕一个理论物理学家，这样的问题当时还没人提起。直到战争结束以后，苏联特务组织瓦解，福克斯的朋友们才知道，他原来是个全心全意的共产党人。

通常哈里·戈尔德会派人取格林格拉斯的情报，但他经常亲自和福克斯见面。有一次，他同时见到这两个人。他会见戴维·格林格拉斯和其怀有身孕的妻子露丝，人们因为覆盆子果冻盒盖记住了这一事件，就像希斯–钱伯斯事件因为南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一样。朱利叶斯把果冻盒盖撕成两半，分给自己妹夫戴维了一半，然后对他说如果有人拿着盒盖的另一半出现，戴维要告诉他所有已知情报，“为科学目的分享信息”。因此，当戈尔德来到格林格拉斯在阿尔布开克市北高街209号楼上的住处时，戈尔德说，“朱利叶斯派我来的”，然后拿出了另一半果冻盒盖，他受到了戴维的欢迎。戴维拿出一摞纸，纸上都是他获得的情报。情报价值很高，工作在洛斯阿拉莫斯最小的技术间里的戴维记录下最高机密——引爆原子弹用的扁平透镜模型实验的图解。这种透镜与外行所了解的透镜完全不同，它是用高爆炸药混合而成的，就像玻璃透镜聚焦光线一样，它能聚集爆震波，从而引爆原子弹。苏联人获得这张图纸，就能省去昂贵且耗时的实验阶段。格林格拉斯将草图交到哈里·戈尔德的手上时，他创造了历史，同时也让自己的妻子看透了他的行为。在那之前，他用模糊的解释让妻子相信，他是为了人类共同利益分享信息。但当戈尔德递给他装有500美元的信封时，他妻子如梦方醒。戈尔德走后，他妻子喊道： “我明白你在搞什么名堂了，你出卖情报。为什么这么做？这分明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洛斯阿拉莫斯与莫斯科的间谍网中，出现了薄弱环节。

戈尔德没有给福克斯钱。上一次，戈尔德给了福克斯1 500美元，但被他礼貌地拒绝了。他不是能被收买的，他有自己的原则。福克斯按照计划在圣塔非埃勒米达奇街与戈尔德接头，开着他那老旧的雪佛兰轿车带戈尔德去乡间兜风。他们两人分别之后，戈尔德手上拿了厚厚一摞打印的资料，内容关于如何把理论上的原子裂变应用到制造原子弹上。资料技术性非常强，远远超出了戈尔德的理解范围，但莫斯科得到资料之后高兴极了。雅科夫列夫得到指示，他告诉戈尔德：“两方面的情报都非常优秀，而且价值极高。”6年后，有人把格林格拉斯拷贝的图纸复印件给原子能委员会生产主管看，主管说： “这些图很好地展示了如何制造原子弹，近乎完美。”

这个间谍网加上苏联另外两个间谍莫顿·索贝尔和阿伦·纳恩·梅为苏联提供的有价值的情报，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了苏联制造原子弹，即使是科学家们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只能猜测。情报只是让苏联缩短了制造原子弹的时间，苏联人有足够的理论储备以及技术人员，他们迟早会发现“伟大的K神”。或许格林格拉斯给苏联人的材料中其实并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信息。制造原子弹只有一种方法，在洛斯阿拉莫斯早期的一次学术会议上，爱德华·泰勒这样描述原子弹的基本原理：把两个半球放在一起接触，直至质量达到临界点，就会爆炸。当然除此之外，还需要很多复杂的细节：需要多少铀235、两个半球有多大、它们需要以何种速度碰撞、散射角如何控制、链式反应发射出来的中子量如何控制等。莉泽·迈特纳[9]的侄子O·R·弗里施博士是这个任务的主管，在一次实验事故中几乎丧命，而另有两名物理学家真的在事故中丧生了。

哈里·达尼安是第一个在实验中牺牲的物理学家。他意外触发了链式反应，幸好当时他只持有少量的裂变材料，否则在他身边工作的其他科学家也要遭殃。裂变只持续了几分之一秒，他立刻就被送到医院，但他的右手已完全被辐射渗透。几小时内他就失去了触觉。伽马射线穿透了他的皮肤，内脏在迅速衰竭。他神智昏迷，头发脱落，白细胞增多，最后在极度痛苦中去世。这个事故发生以后，弗里希的实验室紧张程度骤升。整个区域的人都坐立不安，尤其是实验室中有一个名叫路易斯·斯洛廷的加拿大年轻人，他莽撞又一心只想寻找“惊险”。斯洛廷其实是在玩火，他称自己的工作为“摆弄龙尾巴”。假如他当时出现了重大失误，整个实验室将无人能够幸免。洛斯阿拉莫斯被夷为平地，而广岛和长崎则不会遭到原子弹攻击。历史也将改写。

斯洛廷是个冒险家，也是正义的追随者。西班牙内战时，他为共和国政府战斗；不列颠之战中，他又参加英国皇家空军。由于眼睛近视，他被迫停飞。他接受过对口的科学训练，所以自然而然便加入了曼哈顿计划。在弗里希的指导下，他找到了自己的专长，但他的同事们则强烈希望他回去驾驶喷火战斗机。他将两个半球穿在一根横杆上，用螺丝刀将两个半球推向对方，他在一旁全神贯注地观察。这就像俄罗斯轮盘赌。依据概率，他迟早会无法及时分开两个半球。意外的确发生了。一天，螺丝刀脱手了。两个半球过于靠近对方，耀眼的蓝光瞬间吞噬了实验室。他徒手将两个半球分开，中断了反应，才得以拯救这个区域。他明白这么做意味着放弃生命。在去医院的路上，他对在他身边的工作的同事说：“你会好的，但我一点机会都没有了。”9天后，他在痛苦中死去。被派去调查这场事故，并研究能从这场事故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的人，正是克劳斯·福克斯。

实验室大多数科学家都在抱怨保密措施，尼尔斯·玻尔从来都不习惯他的代号“尼古拉斯·巴特勒”，总是想不起来。但福克斯知道其中的隐情，很少抱怨什么。或者说，福克斯只知道一半内情。纳粹德国尖端武器研究进展情况仍然是个谜。希特勒总是在谈论秘密武器，早在1944年，他已经放出了三种秘密武器：喷气式战斗机、装有通气管的潜艇和V–1导弹，也就是第一批喷射推进式导弹，人们也将它称为“嗡鸣弹”。美国科学家们之前推断希特勒要么已经拥有原子弹，要么马上就能拥有。从德国传来的情报中，没有一项能推翻美国科学界的假设。他可能已拥有一武库的原子弹，作为最后一道防线。希特勒这个人不择手段。这位德国元首带来的恐怖、憎恨和畏惧，今天已经不可能重现。但如果不想象当时人们所面临的恐慌，就难以理解美国科学家们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里制造原子弹的动机。

有关原子弹的问题，最高层领导们在华盛顿和伦敦分别进行过讨论（但没有在莫斯科进行，这情有可原，因为罗斯福和丘吉尔认为，斯大林大概也不会与他们分享苏联实验室的最新发现）。1943年秋，一支特别情报小组将在诺曼底登陆，其代号为“阿尔索斯”，即希腊文的“小丛林”（也正是“格罗夫斯”一名的意思）。小组成员虽穿得像士兵，但作战服上佩戴着识别徽章，徽章上有白色的希腊字母α和一条红色叉状闪电。他们的任务就是搜集纳粹德国核武器研究进展情况的资料。小组的一位资深科学家会在现场翻译并评估发现的文件。这位科学家就是荷兰的塞缪尔·A·古德斯密特博士，他是一名杰出的实验物理学家，业余爱好则是研究刑事侦查方面的新进展。

1943年1月7日星期四，美国总统向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布了第10次国情咨文。“轴心国知道如果不能在1942年取得战争胜利，他们最终将一败涂地，”他说，“我不说大家也知道，我们的敌人没有在1942年赢得战争。”星期六傍晚，首都一片宁静，一队豪华轿车从白宫南门驶出到第15街右转，在铸印局附近一条少有人烟的铁道旁停下。总统专列已经在那里等候。总统走进了自己的专属车厢“斐迪南·麦哲伦”车厢，跟随他一同进入的有哈里·霍普金斯、罗斯·T·麦金太尔博士，还有几名军章闪烁的陆海军高级将领。在迈阿密，泛美航空公司的“飞剪”号班机正在等候总统一行，准备带他们飞过大西洋，到卡萨布兰卡和温斯顿·丘吉尔会见。

盟军峰会将在这一年频繁举行。卡萨布兰卡一役，罗斯福高估了艾森豪威尔的能力，在那之后，他提出了极具争议的轴心国国家“无条件投降”的要求。这位盟军总指挥在魁北克（又是和丘吉尔）、华盛顿（和丘吉尔以及盟军将领）、开罗（和丘吉尔、蒋介石）、夏威夷（和尼米兹、麦克阿瑟）、德黑兰（同丘吉尔和斯大林），然后又回到开罗（再次和丘吉尔），进行会谈。那一年，战争领导权的火把已经从英国首相传递到了美国总统手里，两个人都心知肚明。领导权的转移和个人能力没有任何关系。美国在战争中投入了更多的人力、物力，而且美国的将领，尤其是艾森豪威尔，将会在伟大战役到来的时候指挥联合军队作战。

并非没有人批评罗斯福作为盟军总指挥的表现。实际上，他的一生都饱受批评。斯大林认为罗斯福坚持“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只会让德国人更加团结，延长战争。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同意斯大林的这一看法。在太平洋战场，也许罗斯福总统给了麦克阿瑟太大的权力，而太平洋战场实际上是海战，应由尼米兹上将来赢取。但没有人质疑，从1943年开始，罗斯福就是盟国陆军和海军的总指挥。早在1942年11月，罗斯福的特别助理威廉·D·哈西特就在日记里写道：“总统正在成为这场全球大战的中心人物，他提出倡议并决定采取什么行动，他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路易·强森从新德里发来电报称： “罗斯福的名字在这里有特殊的魔力。”大多数职业军人都佩服罗斯福的领导力。艾森豪威尔写道：“尽管罗斯福先生的很多政治决策，我都不敢苟同，但是我知道他作为领导一个国家进行战争的统帅的能力——在我看来，他的表现完全达到了所有人对他的预期。”史汀生说：“这是美国陆军有史以来最优秀的总指挥。”乔治·菲尔丁·艾略特少校写道：罗斯福总统对全球战略的出色把握使他成为“最伟大的战时总统之一”。在所有“二战”参战国当中，美国的伤亡人数比例最小。1944年海军节时罗斯福总统可以说，1943年美国武装部队曾经在敌人的滩头阵地前参加过27次登陆战，而且“这27次登陆战每次都取得了巨大胜利”。

罗斯福总统看上去一点也不像军事天才。视察军队的时候，他的穿着总是一成不变：一件法兰绒的衬衫、一顶旧帽子、随意系着的领结。他看起来更像是一个衣着随意、精神饱满在周末要去钓鱼的老爷爷。话说回来，他统帅的军队战士们也很随意。美国不是一个欧洲国家，其性质完全不同。没有人比住在白宫里的总统更能代表美国。戴维·利连撒尔写道：“罗斯福是全世界最英俊的军事领袖。”艾森豪威尔将军或许也被罗斯福对乡村地形和特点的深刻记忆和理解所折服。然而对美国大兵和水兵来说，罗斯福总统送给他们最好的礼物就是他的关心爱护，以及作为一个实干的总统领导着实干的美国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乔纳森·丹尼斯写道：再没人像他一样始终能够唤起藏在美国人民恐惧之下的自信，因为他坚信美国人民具有尊严，所以要求或期待美国人民拿出勇气时，他无所畏惧。”要说罗斯福对人民的需求把握敏锐，他去夏威夷医院视察的那次是最具说服力的。当时，他和陆军、海军将领进行了会谈，制订了击溃日本的宏大进攻计划。在离开之前，他要求坐着轮椅穿过那些作战中失去上肢或下肢的老兵病房。他微笑着挥手，一语未发，但他的行为说明了一切：这也是一个双腿不能正常行走的人。他懂得这些老兵的痛苦，他也经历过。但他战胜了这些痛苦，成为美国总统。这些老兵没有理由绝望，应该继续追求自己的理想。

从罗斯福的外表就能看出，他现在十分疲惫。白宫记者们深知罗斯福不会在1944年寻求连任。罗斯福本人也给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罗伯特·汉尼根写了信：“我心里唯一的愿望就是回到我哈得孙河畔的故乡。”但压力迫使他继续执掌美国政府，和任何一位总统一样，他也在思考历史对他的评价。对于战后美国的发展，他有计划，他要像前总统威尔逊忠于国际联盟一样忠于联合国。罗斯福也收到了很多来信，有人在信中说：“在这全世界充满悲伤、满目疮痍的时刻，罗斯福总统请不要让我们失望，现在是我们最需要你的时候。我从心底里认为是上帝派你来引领我们前进。”还有许多请愿书，其中一封有6 000多名钢铁工人联名签署，上面写道：“我们知道你很疲惫，但是我们不能接受你从总统的位置上退下来。”道格拉斯·钱德勒从第三帝国传来声音：“把那个人从一直是白色的房子里赶出去。”此人曾工作于赫斯特报系，后叛逃，在柏林广播化名为保罗·里维尔。

作为政治家，罗斯福不会被这些呼声影响，丝毫不会。罗斯福对温德尔·威尔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望眼欲穿。他们拥有类似的远见，而且私底下彼此互相敬仰。罗斯福把萨姆·罗森曼叫到办公室，请他担任与威尔基沟通的特使。罗斯福说：“我们应该有自由和保守两派，但现在因为意见不合，两派内部都出现了分裂。”罗斯福认为在总统大选之后两派应重组，他让罗森曼用自己的想法试探威尔基。威尔基对罗森曼说：“你告诉总统先生，我已经准备好用我的一生促成此事。”1940年，还有可能做出些成绩——尽管现在也很难想到如何做，但如今已经是4年后了。那时候威尔基在威斯康星州共和党预选中败下阵来，得票数落后于杜威、麦克阿瑟和史汀生。他也觉得疲惫了，同时对共和党保守派很生气，也对所谓的政治程序不再抱有幻想。他身体虚弱，在经历了三次心脏病之后，于10月8日去世。

威尔基是自1916年的休斯之后，共和党最有影响力的总统候选人。他的离世在共和党中掀起了“反威尔基”元老的一系列报复行为。他们轻蔑地说威尔基奉行“世界大同主义”。劳伦斯·丹尼尔斯、伊丽莎白·迪林夫人、约瑟夫·麦克威廉姆斯，这些极右派代言人在珍珠港事件之后全部哑口，1944年又“重出江湖”，暗讽罗斯福是“犹太国王”。直到1941年11月，仍有国会议员利用自己邮寄信件方面的权利与纳粹的宣传机构联系，议员菲什的秘书因为在这件事上做伪证而被定罪。一些纸媒，比如《芝加哥论坛报》、《纽约每日新闻》，还有艾林诺·佩特森（“西西”）旗下的《华盛顿时代先驱报》以及赫斯特报系都拒绝隐瞒军事情报。美军破译了日本的“紫色密码”，一位《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在报道中泄露了这一情况，但日本人没有看到这篇报道。总统认为司法部应该在这件事上采取强硬态度。政府也遇到了严重的煽动事件，但是司法部长比德尔认为在选举年抓捕一些保守派的媒体人士会对赢取选民产生不利影响，所以他将罗斯福的意思撇在了一边。但是，这件事仍然让总统坐立不安。孤立派仍然在媒体和国会中地位坚固。如果就这样算了，他们可能在美国得到更多的支持，进而破坏美国的外交政策。这个威胁的出现具有决定性作用。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前一周，罗斯福在给汉尼根的信中写道：

如果我的人民要求我继续执政，那我就像那些在前线战斗的士兵一样，没有权利退出。

至于我本人，并不想继续执政。到明年春天，作为总统和武装部队总司令，我已经服务了12年……

即使我不情愿，但是作为一个斗士，如果我们共同的总司令——所有神圣的美国人民有这样的要求。我将重申继续执政的承诺。

7月20日，在芝加哥召开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正在提名罗斯福作为总统候选人之时 , 他正坐在高峻的加利福尼亚州的悬崖边，视察一场1万余名海军陆战队队员从希金斯艇铰链船头登陆的两栖作战演习。在他看来，那些与会的政客们在走所谓的政治流程时，他在工作。然而，4年召开一次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从不只是走流程。党内在提名罗斯福的事情上达成一致，但是对副总统人选产生了分歧。罗斯福可能忽略了这个问题，也可能是因为他还没有最后决定，各种现象表明后者的可能性较大。罗斯福认为亨利·华莱士的工作不当，未能尽责，还不必要地触犯了国会领导人。但罗斯福又不愿意让他从副总统的位置上退下来，华莱士本人则认为自己有足够的理由继续担任副总统。罗斯福在写给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的信中说：“华莱士是我的好朋友，我喜欢他，也尊敬他。因此，如果我是大会代表团成员的话，我会投票再次提名他为副总统的候选人。”

但威廉·道格拉斯和阿尔本·巴克利都各自认为罗斯福肯定会提名他们，而吉米·伯恩斯也认为自己已经得到了罗斯福的绝对支持。哈里·杜鲁门认为伯恩斯有内部消息，他也同意提名伯恩斯。但罗斯福在副总统人选上无所谓的态度让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决定找一个对罗斯福权力和威信影响最小的人，他们选定了杜鲁门。杜鲁门是忠诚的民主党人士，在国会上也坚决拥护通过行政管理法案，他的老家在美国中西部边境上的州。在与战争相关的一次艰难的调查任务中，他领导委员会的表现老练而得体。罗斯福不认识杜鲁门，甚至几乎都没听说过这个名字。当汉尼根提出这件事的时候，罗斯福嘀咕道：“对……对……是我让他领导那个战争调查委员会的吧？”当然，罗斯福和这件事没有任何关系。但汉尼根列出提名杜鲁门的很多理由，从政治的角度上看，都站得住脚。罗斯福同意了，就是杜鲁门。

这位密苏里州参议员听到被提名的消息时大吃一惊，说道：“我的天啊！”杜鲁门本人甚至都没有考虑过参选副总统。他向朋友四处求证，直到和罗斯福通过电话，他才肯相信。他极具个人风格地向朋友问道：“为什么他不一开始就告诉我这个消息？”然后他去找伯恩斯进行政治交易。尽管得到了罗斯福的支持，大会还是经过两轮投票才成功提名杜鲁门。然后罗斯福在圣迭戈的海军陆战队基地通过广播宣布自己接受了对杜鲁门的提名。美国人都在互相问“杜鲁门到底是谁”。《纽约时报》称，杜鲁门能被提名是“密苏里州的第二次妥协。”詹姆斯·E·海杰蒂写道：“大佬们的胜利。”杜鲁门的竞争对手、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约翰·布莱克说：“杜鲁门，是叫这个名字吗？”他挠了挠头，嘟囔道：“我总是记不得这个名字。”7月31日出版的《时代周刊》轻蔑地把杜鲁门称为“来自密苏里州的不知天高地厚的灰头发参议员”。

托马斯·E·杜威是共和党中最有希望成为总统的候选人。他智慧、勇敢，人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他可以成为一位优秀的总统。但此时民主党实力太过强大。国家经济已经开始复苏，民众仍然将共和党与胡佛联系在一起，军方每日捷报频传，罗斯福也已成为美国历史上迄今为止最有经验的政治家。罗斯福曾经对《时代周刊》说：“我就是喜欢激烈竞争。”时间流逝，他对竞争的喜爱却与日俱增。他所谓的“竞争”是和共和党元老派对抗，而不去理会他真正的竞争对手。这一招成功地打击了胡佛、兰登和威尔基。在一次庆功演讲中，罗斯福展现出了打击竞选对手更新、更致命的绝招——嘲笑对手。国会中有三个人总是阻挠政府通过法案，那就是乔·马丁、布鲁斯·巴顿和汉密尔顿·菲什。罗斯福在国会上为自己的成就辩护，并说：“大家都同意，除了马丁……巴顿……和菲什。”“马丁……巴顿……菲什”, 当他第三次说起这句话时，听众已经耳熟得把握了它的节奏，并开始跟着他唱和：“马丁……巴顿……菲什”。这很有趣，说实话 , 这也是一种有效的政治良方。更有力的是，他揪住一条关于共和党的传言：罗斯福把自己的苏格兰梗犬忘在了阿留申群岛，后来居然派了一艘驱逐舰把那条狗接回来。对此，罗斯福通过广播，面对卡车司机工会和全国人民，话中带刃地讽刺道：“这些共和党领导人从来都对攻击我乐此不疲，这还不够，他们还攻击我的妻子、儿子，甚至不放过我家的小狗法拉……对我家小狗所遭受的诽谤言辞，想必我有权表示愤怒和反对！”

杜威怒火中烧，总统的话正好刺中了他。从那时起，便有人说，总统竞选成为“罗斯福的狗与杜威的羊”之间的较量。似乎罗斯福竞选的每一步都比上一步走得更艰难，总统的政治手段好像被一种隐形而邪恶的力量压制。这种痛苦愈加强烈，双方都不好受。西德尼·希尔曼成为共和党的攻击目标，他是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简称“产联”）政治活动委员会的负责人，正组织工人们给罗斯福投票。当时，杜鲁门将代表民主党参选的消息四起，罗斯福说：“去找西德尼求证。”于是，美国大大小小的广告牌上写满了“去找西德尼求证”、“西德尼·希尔曼和厄尔·白劳德的共产主义分子都登记了，你呢”。在选举的最后几个星期里，杜威反复提到共产主义的问题，要是放在10年以后，这种指控会让政治家们胆寒，但这是在1944年，苏联是美国反法西斯的盟友，这就不一定那么有效了。

幸运之神偏爱共和党。现已晋升为少将的时任征兵局长路易斯·赫尔希公开发表不当言论，说让士兵继续留在军队里，或者遣散部队再成立一个机构管理退伍军人也好，花费都差不多。赫尔希将军的名字本书会再次提及，他的蠢话使得后来好几任总统尴尬不已。在这种情况下，罗斯福立即制止了他。史汀生受总统之命让他闭嘴了。另外，史汀生还澄清道，政府正准备快速复员。无论如何，一名满嘴跑火车的将军还没本事把杜威送进白宫。不管是对小狗法拉还是对西德尼的诋毁，杜威只需要一个能引起热议的话题，而罗斯福却把它们挨个扼杀在了萌芽状态。

罗斯福在芝加哥军人球场内，站在他的车上发表演讲，体育场里有10万人，还有10万人站在外面听他演讲。总统说这是他竞选生涯中经历过最怪异的一次竞选：共和党一边贬斥民主党的无能，一边又称民主党通过的法律政策。他们高呼“好争吵的疲惫老人”建立了世界上最强大的海陆联军，这一事实无可辩驳，但又说“所以，现在是该改变的时候了”。罗斯福说：“实际上，他们还说，那些江郎才尽的狂想家果真开始为建立持久和平的世界打基础。如果你选了我们，我们对此不会做任何改变，但他们又低语道：‘我们这样做才能不失去民意，甚至得到杰拉尔德·奈和杰拉尔德·史密斯的支持，我们不会失去任何孤立派竞选资助者的支持。为什么？因为我们甚至能让《芝加哥论坛报》满意！’”

对手掌握了一个重要把柄：罗斯福的身体状况。如果所有医学证据被公之于众，引起广泛讨论，那么选举结果也许会完全不同。但这在当时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没人知道总统的身体状况究竟怎么样，包括总统自己和他的私人医生。而且，倘若公开讨论这种问题，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各种指责。反对罗斯福的报社疯狂谴责他，可以说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别那么拘谨”成为《纽约太阳报》10月的头版社论： “是惯例而非宪法，抹杀了人们公开谈论副总统战胜总统的可能性，美国历史上已有6位总统在任期内去世。”《纽约每日新闻》每期都会提及，富兰克林·罗斯福已经62岁高龄，而托马斯·杜威才42岁。《时代周刊》说：“62岁的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的确确是一位老人了。”

罗斯福的私人医生——麦金太尔医生代表白宫对总统的健康问题做出回应，他本人对此负重责。他像总统的大多数私人医生一样，有海军中将的军衔，是一名优秀的眼科和耳鼻喉科医生，成功治愈了罗斯福的鼻窦炎。对于罗斯福的健康问题，麦金太尔医生对媒体说：

……体重和以前相比下降了八九磅。老实说，我希望他能增重几磅。在去魁北克之前，他就不再游泳，但是现在他将重新开始游泳。他是一个游泳健将，游泳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方式。水的浮力可以让他的腿活动，这是其他任何运动都达不到的效果。他的器官没有任何问题，完全健康。他每天的工作量都很大，但是他完全可以负担，这是非常惊人的。传言说他健康问题堪忧，大选期间出现这种传言不难理解，但是这些都不是真的。

医生认为解释过后，这种传言可以平息，但罗斯福并不满意。或许是因为自己患有麻痹症，总统对关于他身体状况的传言高度敏感。为了证明医生没有半点儿虚言，他甚至宁愿选择忍受身体上的折磨。第一次瓦解谣言的机会是纽约的一次竞选活动，他要带领车队从布鲁克林的艾必斯野场穿越皇后区到布朗克斯区，然后再去哈莱姆区和曼哈顿中心，经百老汇大街到炮台公园，全程长达4个小时，途经50英里。那天下着大雨，一场连绵不断、冰冷刺骨的秋雨，让所有人湿透衣衫，痛苦不已。这样站在车上淋雨穿行，简直是疯了，然而此时罗斯福并未考虑结束，甚至未考虑过缩短行程。他只是短暂地停了两次，一是在布鲁克林的海岸警备队车库，二是在其妻子位于华盛顿广场的公寓，他擦了擦身，换了套干衣服。其余时间，他都站在车上微笑，挥舞着他的软呢帽，那场景的确让人心疼。

妻子埃莉诺坐在后面的美国特勤局的车里，心痛不已。她淋不着雨，因为这辆车上有帆布顶棚，而总统的车上也有，她原以为丈夫起码会撑起帕卡德车的顶棚挡雨。同样十分担心的还有拉瓜迪亚和瓦格纳，他们两人坐在罗斯福前面的活动座椅上，浑身都湿透了。倾盆大雨越下越大，总统的披风湿得仿佛镀了一层银。比起上一次选举，他的头发又稀疏花白了许多，现在全都湿淋淋地贴在头皮上，他的夹鼻眼镜也起雾了，几乎什么也看不见。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民为了有幸一睹这个全美最有名的微笑，有伞的撑伞，没伞的就顶着湿淋淋的报纸，在大雨里哆嗦着等待罗斯福的车队。而他宁愿咬紧牙关坚持行完全程，也要让全美人民看到他的微笑。6天后，他又在费城巡演，同样冒着冷雨在敞篷里，一站就是好几个钟头。从那以后，所有报社记者都说罗斯福简直就是活力的象征，连反对罗斯福的报社记者都大为惊叹。

11月7日，罗斯福照常和埃莉诺出现在位于海德公园的投票点。他告诉主持官员他是“种树的”，又庄严地确认自己是第251号选民，而后被带到投票机前。这是他第一次投票，他不知该如何操作，只听帘幕后传来拍打机器的声音，他喃喃自语：“这该死的家伙不管用！”后来有人指点了他一下，他便顺利克服了选举那天唯一的困难。目前，即使暂时不算国内的军人票数（他们是罗斯福的强烈支持者），罗斯福也赢得了选票总数的54%。选举人票数结果是罗斯福432票、杜威99票。阿肯色州的傅尔布莱特和康涅狄格州的麦克马洪沾他的光成为参议员，海伦·加哈根·道格拉斯和亚当·克莱顿·鲍威尔也进入了众议院。汉姆·菲什和杰拉尔德·奈都被打败了，尽管约翰·L·刘易斯在各矿区支持杜威，民主党还是拿下了这些区的选票。罗斯福兴奋不已，不断告诉选民这次选举不仅是总统的选举，也是对美国是否将加入联合国的投票。这一问题曾如魔鬼般困扰着伍德罗·威尔逊，直到其去世也未可知，现在终于得到了解决。

竞选虽然胜利，但总统仍然对竞选中遭受的种种卑劣手段耿耿于怀。他曾说过，杜威给对手扣赤色分子的帽子，这种行为“十分无耻”。凌晨3点，共和党宣布竞选失败，当时总统还在纽约，他坐着轮椅到卧室去休息时，对身边的哈西特说“我仍然认为他就是个狗娘养的”。当然，这种话总统不会在公开场合说。从一切表面迹象看来，美国平稳渡过了战时的选举难关，选举过程也没有留下伤痕。

但是……

如果罗斯福在演说中提到他的宠物狗法拉，使杜威颇为恼火。那么，杜威嘲讽罗斯福年老体弱，暗示罗斯福的身体状况无法胜任总统一职，不仅让罗斯福很心痛，而且这种感觉久久不能消退。每次在公开场合露面，他总要刻意表现得生气勃勃、精神饱满。当年，他回到首都华盛顿，就像恺撒大帝凯旋一样，华盛顿又下着瓢泼大雨。说来奇怪，不管他到哪个城市，那里总是会下雨。10年前，罗斯福每次访问都能带来倾盆大雨，农民们对此雀跃欢呼，而他的部下们也认为罗斯福就是有这样的好运气。但现在，对于像他这般年纪的人，雨水就算不上好运了，甚至可能是危险的。总统叫人们不用担心，并命令把帕卡德汽车的篷顶放下来。到了联邦广场，3万人被浇得湿淋淋，站在那里等着看他。他坐在杜鲁门和华莱士之间，拿天气开玩笑。接着他的轿车缓慢地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行驶，公路两旁30万华盛顿居民夹道欢呼。罗斯福（包括杜鲁门和华莱士）浑身都被雨水浸透了，但到了白宫，他还是容光焕发，甚至可以说是兴高采烈，好像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健康过。

但是……但是……

有一段时间，亲近罗斯福的人都十分担心他的身体健康。那年10月，《时代周刊》报道鼻窦炎是“最令罗斯福不得安宁的健康问题”。其实情况要严重得多，他的整个心血管系统都令人担忧，而在这方面，麦金太尔医生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早在1937年，总统就被诊断为患有收缩期高血压，更严重的是，4年后又患了舒张期高血压。尽管麦金太尔的这位病人锻炼越来越少，担心的事务越来越多，麦金太尔医生仍然表现得非常乐观。罗斯福并非公众想的那样健壮，那只是医生做出来的假象。早在1943年，他就两次被重病折磨：一次流感和一次莫名其妙的感冒（他自己说是北非之行引起的）。从德黑兰回来后，他又感冒了一次，晚上还会头痛。他即使前夜睡一个好觉，工作到上午仍会疲惫不堪，有时还会说着说着就睡过去了。有一次他正在签字，不知不觉就睡着了，钢笔掉在纸上，弄脏了文件。女儿安娜和秘书格雷斯·塔利都被吓坏了，赶紧私下找麦金太尔医生说明情况。医生说他也同样担心，并建议总统去医院做一次体检，但一想到要让自己那个顽固的病人面对如此严重的情况，又似乎十分害怕。最后，安娜把事情告诉了母亲，埃莉诺则轻描淡写地告诉罗斯福，他需要去贝蒂斯海军医院体检。1944年3月27日，他乖乖来到医院，这次为他做检查的可不只是一个医生，而是整个医学专家的团队。

其中一人是海军少校霍华德·G·布鲁恩，心脏病主治医师、贝塞斯达医院心电图仪部主任。布鲁恩对罗斯福的状况非常震惊：总统发着烧，还受支气管炎的折磨，已经耗尽精力。更糟糕的是，他的心脏扩张，四周血管膨胀起来，血压也高出警戒线。在检查报告中，布鲁恩指出罗斯福患有高血压、高血压性心脏病和心力衰竭，其他医生也一致同意。他们建议罗斯福好好休息，他也谨遵医嘱，前往伯纳德·巴鲁克在南卡罗来纳州的种植园修养。他之前每天要抽二三十支烟，现在减到了五六支，晚餐前的鸡尾酒也减量到一杯半了（睡前也不再喝）。他在给霍普金斯的信中写道，他对假期非常满意，晚上能睡12个小时，白天就在园里晒太阳，他在渐渐控制自己的脾气，还说“让我忘记其他所有的事儿吧”。秘书露西·拉瑟弗德经常去看望他。

作为一个病人，他好奇心并不强，从来不问他吃的那些绿色药丸是干什么用的，其实那是洋地黄。布鲁恩少校和贝蒂斯海军医院的医生们本可以向罗斯福解释他的情况，但在医学院没人学过怎样告知美国总统他已病入膏肓。而且，他们军衔不够，这在战争时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关于病情的所有图表资料都移交给了海军中将麦金太尔。贝蒂斯海军医院的医生们以为麦金太尔会把病情转告罗斯福，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这样做过。离开南卡罗来纳的日子，总统从未像病人一样休养过——那年，他出行里程达50万英里，指挥了两场战事，还准备再次竞选。同时他还要监督（战争）后方工作，处理总统桌上大大小小的国事。1944年，他的工作日程表上包括：接管芝加哥的蒙哥马利·沃德公司、起草美国大兵权利法案、劝说参议院民主党领袖阿尔本·巴克利收回辞呈、批准按照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模式成立一个密苏里河流域管理局、劝说史汀生部长不要退休、提出史无前例的巨额预算案、在纽约市长竞选期间到纽约市发表演说、研究保险公司延期偿付权问题、签署一个战后科学研究项目、跟有关核裂变的秘密工厂中的劳资双方进行秘密协商、对一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击毙一头受伤的小牛的军事法庭判决进行复审，还要从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中选择一人指挥欧洲登陆战。这些事要总统亲自处理还算合情合理，但极不合理的是，只有总统才能说服海军部与陆军部共用五角大楼（海军将领想要属于自己的大楼），也只有总统能决定是否取消海军和陆军的娱乐比赛。史汀生事后说：“仅凭一己之力不可能完成所有的事情，事必躬亲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害死了自己。”

白宫的来访者都看见了总统脸色有多糟糕。7月，詹姆斯·罗斯福见证了预言成真的那一刻。就在海军陆战队于加利福尼亚州海岸开始准备演习之前，儿子詹姆斯在“费迪南·麦哲伦”号陪着父亲。突然罗斯福面无血色、疼痛难忍，闭着眼睛挣扎着说：“吉米（詹姆斯的昵称），我不知道我是否能扛过去了，实在是太痛了。”儿子想把这次父亲的公开露面取消，但罗斯福很快恢复了过来，否决了儿子的提议。我们无法知道这次病痛的原因，因为没有报告给布鲁恩医生。但第二次发病，正发生在公众的视野中。总统离开加利福尼亚州，来到西雅图演讲。特勤局人员建议他去附近的一艘驱逐舰上演讲，可以以大炮为背景。总统喜欢这个想法。一切准备就绪，但演讲刚一开始，他就发病了。当时没有人注意到，他承受着心绞痛的折磨，胸腔持续剧痛15分钟，全身都痛感强烈。难以置信的是，他居然还可以站得住，甲板是倾斜的，支架本就不稳固，还要演讲。

只有罗斯福本人知道当时的疼痛，而站在罗斯福背后的布鲁恩，丝毫没有意识到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直到很久以后才得到罗斯福心脏病发。至于现场民众，只是为听了一场有史以来最差劲的演讲而感到沮丧。那次演说，罗斯福咬字不清、毫无生气，有时候甚至听不到他在说什么。演讲内容毫无章法，也没有任何道理可言。人们听不出是罗斯福在讲话。萨姆·罗森曼听着广播，双拳紧握为他着急。总统已病入膏肓的消息传播开来。不幸的是，一张罗斯福呆滞懈怠、面容枯槁、脸色惨白的照片更残酷地印证了这一消息。美国特勤局的麦克·莱利告诉罗斯福，一些记者坚持认为罗斯福是在住院而不在南卡罗来纳州。罗斯福坚定地说：“麦克，这些记者就是一群该死的食尸鬼。”

罗斯福的反应可以理解，但又稍显唐突。有时候，在一个重要人物行将去世的时候，新闻界有责任加以密切注视，这次就是这样的情况。长期以来，由于记者对罗斯福非常敬爱，所以很少报道他的外表如何。那位拍摄罗斯福这张可怕照片的摄影记者，已遭到同行们的排斥。然而，总统的内阁成员和老朋友们却直白得多。多年来的工作压力已经使罗斯福苦不堪言，现在似乎要一下子爆发出来。一位观察员写道：仅仅在一个星期里，总统仿佛“从壮年步入了老年”。劳工部长弗朗西斯·珀金斯对于有关罗斯福（和她自己）的流言从来都置之不理，更不相信关于罗斯福健康日益恶化的一切传言。但是在罗斯福第4次就职典礼之前召开的内阁会议上，她着实大吃一惊。他两眼呆滞，看上去就好像挨了一拳似的，脸色苍白、面容憔悴。他穿的衣服似乎大了一号，两手颤抖，嘴唇发青，似乎不得不用手托住他的头。迪安·艾奇逊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总统的样子使我们都大吃一惊。他消瘦、憔悴，两眼下陷，眼眶发黑。只有他得意地拿起那个烟嘴的动作，和他漠视困难、轻松愉快的态度，才使人想起当年的罗斯福。”第二天，约翰·甘瑟看见罗斯福后写道：“我看见他的样子就感到很震惊。我确信他时日不多了。皮肤已经毫无光彩，就像在发暗电灯泡上面的羊皮纸灯罩一样。他变了形的面庞使我久久难以释怀。他的脸色灰暗，憔悴且松垂，嘴唇的肌肉似乎已经有点儿不受控了。”甘瑟又写道，他已经筋疲力尽，“连简单问题都难以回答，胡话连篇”。

两个星期后，在克里米亚举行的雅尔塔会议上，安东尼·艾登发现罗斯福在晚上的初次见面时迷迷糊糊的，精神状态不好。丘吉尔的医生莫兰爵士只看了罗斯福一眼，便认定他的时日已不多。他们的这种印象，和华盛顿方面对罗斯福健康情况的印象凑在一起，就使人们后来形成一种论调：罗斯福这个“雅尔塔会议上的病人”，被狡猾险诈的苏联人骗了；他的亲友们让他竞选第4任总统，不仅对不起他，也对不起美国。按照共和党20世纪50年代的说法，雅尔塔会议“出卖”了美国的国家利益。

但是还有一些疑问无法解答。首先，这里有个假设，就是有人可以说服罗斯福放弃竞选。1940年的竞选，埃莉诺就曾再三劝他放弃，但他没有同意。其次，他的病情变化无常。可能今天布鲁恩医生的检验结果说明总统已病危，明天他又显得精力充沛。布鲁恩在他的检查结果与病人的实际病情之间，找不出任何变化规律。显然，他在大雨中的那次竞选活动消耗了他大量精力，在那之后，他脸色不再红润，常常食欲不振。但他的血压却有所下降（到210/112），肺部也没有炎症，而且一切迹象表明连他的心脏也非常健康。他在布雷默顿离开驱逐舰的甲板后，就把心绞痛的情况告诉了布鲁恩。一小时内，布鲁恩就测量了罗斯福的血细胞数值并做了心电图。结果显示，一切正常。

罗斯福总统在关键时刻振作精神的能力让人不可思议。艾伦·哲瑞当时是合众社的记者，参加了一年一度的白宫记者宴会，当看到罗斯福坐着轮椅进入会场时，哲瑞感觉罗斯福健康状况很不好，整个人显得老态龙钟。但是在总统退场之前，他仍然“像从前一样回应记者们的欢呼，因此我们最后看到的富兰克林·罗斯福，还是头往上一仰，顿时笑容满面，举起手向大家致意，一举一动和过去的他没什么区别”。1944年9月25日，在华盛顿新竣工的斯塔特勒酒店，罗斯福给工会领袖和民主党党员发表演说。罗森曼和总统的女儿怀着紧张的心情很早就来到现场。那天早上，罗斯福的健康状况很差。安娜细声问罗森曼：“爸爸能坚持下来吗？如果他讲得不好，那这场活动效果会很糟糕。”听众也很紧张，因为大家都听说罗斯福病得很重，他在加利福尼亚州颤颤巍巍的样子被拍到的那张照片，民众都看到了；在驱逐舰上无精打采的那段演讲，民众也听到了。罗斯福坐着开始发言，头几个字听起来有点儿奇怪，按照伯恩斯的说法，“仿佛总统只是在动嘴巴，却没发出声音”。但是后来，他恢复过来，发表了斗志昂扬的演说，简洁明快，声音洪亮，就像他第一次就职演讲时一样。

在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的随行人员（哈里曼、伯恩斯、海军上将威廉·D·莱希、爱德华·斯退丁纽斯）都认为他能精明而有效地维护美国利益。在会议初期阶段，罗斯福夜间经常咳嗽，但布鲁恩为其检查时还是显示肺部状况良好，心脏和血压也正常。2月8日（跟斯大林在波兰问题上争吵以后），罗斯福的血压出现异常。医生为此担心起来，于是调整了罗斯福接下来两天的治疗方案和日程安排，但之后这些病状又消失了。这时，艾登对罗斯福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他觉得自己对罗斯福的第一印象必然是错误无疑的。在艾登看来，尽管罗斯福面色不好、体重下降，但他在谈判中展现出的精明果断非同寻常。他不但在工作强度上和丘吉尔保持一致，而且还能找出时间，和斯大林举行小型会议，就美苏在亚洲的角色问题进行会谈。

毫无疑问，雅尔塔会议加速了总统的死亡。1944年，他与一个强硬的共和党对手竞选，并且要保持旺盛的精力，担任三军总司令，指挥战事。这两个因素同样也加速了他的死亡。人们将来会怀念雅尔塔会议，因为总统在那里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此外，他再没牺牲过其他。

剪影：国内战线

[1] 保罗·班扬：美国神话中的巨人樵夫。——编者注

[2] 托克维尔：法国历史学家、政治家，政治社会学奠基人，著有《论美国的民主》等。——编者注

[3]1加仑≈ 3.785升。——编者注

[4] 阿尔伯特·斯佩尔：纳粹德国装备部部长，供应战时物资。——编者注

[5] 此书原版著于20世纪70年代初，即“二战”胜利25年后。——编者注

[6] 1平方英尺≈ 0.093平方米。——编者注

[7] 此处用罗杰斯（rogets）和汉默斯坦（hammerstain）的首字母r和h双关。“rh因子”本指一般人具有的rh血型的抗原物质，缺乏这种抗原的人在怀孕、输血中可能产生溶血反应。这里指这两人使老剧焕发青春，改编后的剧本大受好评，获普利策奖。——编者注

[8] 1盎司≈ 28.350克。——编者注

[9] 莉泽·迈特纳：奥地利物理学家，关于她的故事请参阅《光荣与梦想1》 第七章。——编者注

第十一章 小院丁香花开时[1]

1943年，美军登陆意大利。从那以后，美国大兵始终在意大利蒙特卡西诺山山脚下的泥地里摸爬滚打，渴望天气转暖，并希望尽快打开突破口。新的一年没有带来什么改观。德军依然占据意大利国土面积的2/3，其中包括罗马。1944年1月22日，盟军试图派出一支两栖部队在安奇奥登陆，迂回到敌军后方，从侧翼包抄敌军防线，但指挥部队的美国将军却软弱无能。他没有在突袭后乘胜追击，而是在海滩上就地驻扎，观察情况，直至德军元帅凯瑟林率军将他们围困于海滩。安奇奥成了血淋淋的陷阱，盟军无法摆脱德军的进攻，进退不得。他们被困滩头阵地4个多月，伤亡人数不断攀升。盟军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只得充当德国狙击手的活靶子。一名记者写道：“那里的盟军就像原始人一般，挥舞木棒或许比用机关枪更像样。常人无法想象他们在寒冬经历了怎样的痛苦。”

春天来了，连绵降雨导致的山洪冲垮了贝利桥。冬天路面上的车辙冻得如钢铁一般坚硬，现在又变得泥泞难行。毫无意义的围攻仍在继续。在意大利之足部分的亚平宁山脉东西两侧，盟军部队展开攻坚战，来自美国的第五集团军和来自英国的第八集团军伤亡惨重，血流成河。他们最多只能拖住德国几个师团，消耗他们的实力，使其无法支援希特勒的大西洋壁垒——这一壁垒马上就要受到跨海峡打击以测试其军力，但双方都在消耗自己的实力。更糟的是，进攻方往往要比防守方付出更大代价。盟军伤亡持续增加，士气随之下降。盟军内部的摩擦渐渐增加，这是个危险的信号。除了被反法西斯的意大利人软禁的墨索里尼，马克·克拉克中将要算意大利半岛上最不受欢迎的人。他把轰炸蒙特卡西诺山的罪责归咎于伯纳德·弗赖伯格将军，而这位将军是新西兰人心中的英雄。他这样的行为很不体面，无非就是推卸责任，而且在当时看来，轰炸是必要的军事行动。

安奇奥的盟军部队急需支援。盟军高级将领们只能想到一种解救被围困盟军的方法：大举进攻罗马。1944年6月4日晚上7点半，克拉克充当先锋，率领美军第五集团军几个分队开进永恒之城的中心——威尼斯广场。人们用鲜花、掌声和亲吻欢迎征服者，还给他们送上了多到拿不了的基安蒂酒。任何士兵都会陶醉于这样的时刻，但克拉克不知道适可而止。第二天早晨，克拉克召集部队指挥官们开会，他们到齐之后才发现克拉克叫他们来是充当新闻发布会背景的。克拉克摆出各种英武的造型以满足摄影师的需求。他的下属们，有美国人，也有盟军其他国家的军官，则尴尬地深感汗颜，甚至一些战地记者都羞红了脸。克拉克却没有注意到他们的不自在，甚至还决定发表简短的演说。“今天，”他说道，“是第五集团军取得胜利的日子。”

记者们目瞪口呆。愤怒的英国记者互相嘀咕，“第五集团军的胜利，那第八集团军呢？”第八集团军可是一路从开罗打过来的啊！还有波兰人的部队呢？其他国家的部队呢？除了这些，埃里克·塞瓦赖德还在想，对希特勒的胜利难道不是欧洲所有受奴役人民的胜利吗？难道不是受纳粹屠杀的犹太人的胜利吗？难道不是全世界为战争献出生命和仍在遭受战争折磨的人民的胜利吗？但克拉克不管这些。他只想让摄影师和记者们拿到所需的照片，并为他们腾出通信电缆，以确保第二天早上有关他的新闻能顺利送达编辑手中。新闻稿如期而至，但克拉克想上报纸的愿望却落了个空，因为第二天是1944年6月6日，诺曼底登陆日。

索斯威克庄园是一座富丽堂皇的英格兰豪宅，坐落于朴次茅斯造船厂正北方。庄园附近的榛树林里有一辆破旧的拖车，里面有两件不同寻常的摆设：一部红色电话，用来与华盛顿进行加密通话；一部绿色电话，是直通唐宁街10号的专线。正是通过这里，英美两国策划了史上最大规模的两栖攻击。在一个狂风四起的日子里，已升任四星上将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草拟了两封电报。第一封如今已为人熟知（“你们马上就要踏上征程，参加一场伟大的圣战”），如果他的部队登上诺曼底海岸，并且建立据点，就会发送这条信息以示庆祝。如果登陆不利，敦刻尔克事件重演，那将播送以下消息：

我军在瑟堡–阿弗尔地区登陆，但没能开辟据点。我要求撤回部队。基于现有信息，我决定在此时登陆攻击此地。陆海空所有参战部队英勇作战、恪尽职守，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这次行动失败的责任将由我一人承担。

历史事件发生很长一段时间以后，人们会觉得其本身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一想到诺曼底登陆，我们就会认为在法国的德国军队毫无胜算，艾森豪威尔拥有庞大的军队和源源不断的补给。海峡上又有英美联合舰队护航，空中有战机掩护，这场战争已经胜券在握。甚至了解当时情况的人事后也是这种想法。蒙哥马利后来写道：“这场战役完全是按照计划进行的。”但实际情况则并非如此。

人们认为当天的风浪对盟军不利，影响了登陆行动。其实这是上天的眷顾。因为天气恶劣，登陆行动开始时，德军几名重要将领不在指挥部——希特勒手下最具天赋的将领隆美尔当天休假，在乌尔姆为妻子庆祝生日。虽然德国有10支高机动性的装甲部队可以将入侵者赶回英吉利海峡，但诺曼底登陆日当天，只有一支部队参与了战斗。即使这样，这支部队也在卡昂攻破了英军的防线，将英军赶至海滩。但他们毕竟数量太小，著名军事战略家李德哈特在书中写道：如果有三支装甲部队投入诺曼底战役，“盟军据点将被拔除，他们根本无法联结、整合”。

隆美尔如果不是如此称职的丈夫，就有可能留在法国，盟军也就有可能被击溃。当然，隆美尔元帅首先要将战场情况电话告知希特勒，但元首已经认定必须把跨过英吉利海峡的敌军抵挡在海滩以外。他相信这样就能阻止罗斯福再次当选总统，而罗斯福即使“幸运”的话，也只能在监狱中度过余生。有趣的是，希特勒的直觉告诉他，登陆可能发生在诺曼底。但他听从了顾问的建议，改变了自己的主意。“加来，”他说，“盟军主力将在加来附近登陆，诺曼底只是个幌子。”这对于艾森豪威尔来说是最幸运的消息。他的部队所面临的任务已够艰巨。此前一年，德国一直在海岸布雷，将反坦克三脚架植于地表内，修筑墙体厚达6英尺的混凝土碉堡，加固水泥隧道，将军事障碍物编织起来，形成自然防御网。纳粹使用苦役完成此项工作。一开始，英军在计划时间内攻占了朱诺滩和斯沃德滩，而美军付出惨重代价才夺取了奥马哈滩和犹他滩。接着，士兵们向内陆挺进，途中遇到诺曼底的灌木丛，这里本是负隅顽抗者的理想之地。

大西洋彼岸的美国，1亿美国人守在收音机旁边，等待法国传来的最新消息，富兰克林·罗斯福也是其中之一。总统始终关注这一庞大准备工作的每一个细节。他知道登陆船只在密歇根湖制造，沿伊利诺伊河和密西西比河出海，向东航行到英国港口装载美国大兵。每日简报使他了解登陆舰（登陆船和坦克）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建造情况，以及这种船只如何带着坦克、推土机和卡车试航。艾克（艾森豪威尔的昵称）推迟登陆日期，军事气象学家伤透脑筋却又无法准确预报天气，这些罗斯福都随时了解。还有人向他汇报艾森豪威尔将军如何在拖车外的煤渣路上徘徊踱步，手中揉搓着进攻北非和西西里时的幸运币。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发来信息，艾森豪威尔用沙哑的声音说：“我确定我们必须下令……我虽然不喜欢这样，但必须要这样做了……”而后，他用右拳击打左手掌，说：“好吧，我们行动。”

随着艾森豪威尔一声令下，欧洲反攻希特勒的大幕拉开。爱德华·默罗，一个不喜欢异想天开的人，看着开往法国的轰炸机群带着轰鸣声从头顶飞过，脑海里回响起《共和国战歌》的旋律。总司令离战场较远，他在做的也是唯一能做的就是祈祷。那个周末，他在军事副官“伯伯”沃森位于夏洛特维尔的家里重读《公祷书》，为登陆日寻找祈祷文。6月6日星期二晚，他通过广播带领全国人民共同祈祷。“我们的儿女，国家的骄傲……为他们指引出路吧，”他说道，“让他们的四肢充满力量，内心坚定不移，信念矢志不渝。他们需要你的祝福。他们前进的道路漫长而艰辛。敌人很强大，他们会阻挡我们部队的前进。成功不能一蹴而就，但我们会一次又一次地发动进攻。”然后，他乞求像他一样在国内观战的人能得到指引：“给我们信心，让我们相信你的存在，相信我们的子女，相信彼此，相信联合进攻能取得胜利……”

与此同时，决战在诺曼底的树篱间和罂粟花丛中展开。经过11天的激战，布雷德利报告了他的部队的首批伤亡情况：阵亡3 283人、受伤12 600人。他的战果并不明显，但伦敦要求战绩又有了新理由。6月14日，韦纳·冯·布劳恩教授[2]开始用V–1导弹袭击伦敦，从纳粹在法国和比利时建立的发射点发射，造成大规模的平民伤亡。盟军需要一场胜利，将军们需要一个大型港口，所有人都想结束桥头堡战役。瑟堡港直到星期二才被攻克，而德国人已想尽办法把这个港口破坏无遗。他们推倒了防波堤，摧毁了吊车，在各个码头遍布水雷和诡雷。直到8月，陆军工程师们才将这里清理干净。目前，远征军只能依靠代号“桑葚”的人工港运输物资。他们将人工港带到阿罗芒什，在那里抛锚组装。

尽管如此，补给从未中断。7月4日，艾森豪威尔向华盛顿报告第100万名士兵在法国登陆，另外还有566 648吨物资，以及171 532辆车。此外，桥头堡战役最后也成为对盟军有利的事件。激烈的战斗将西线德军的大部分兵力都吸引到科唐坦半岛。德军为了堵住防线上的缺口，装甲部队分兵作战，结果被各个击破，让纳粹失去了机动能力，这导致纳粹在以后的战役中处于被动局面。在法国开阔的内陆地区作战，纳粹最需要的就是机动性。同时，希特勒下令寸土不让，束缚了军队指挥官们的手脚，让他们无法做出战术撤退。7月9日，英军攻占卡昂。7月25日，美军攻占诺曼底与布列塔尼地区之间的交通枢纽圣洛。这时，巴顿将军亲自指挥部队一路猛攻。7月25日，他率领强大的装甲部队奔袭阿夫朗什，冲进布列塔尼地区。8月10日，他切断了布列塔尼地区与外界的联系。比维布鲁克勋爵的伦敦《每日快报》说：“美国人证明了自己能征善战，位列各国部队之首。”

8月25日星期五，勒克莱尔将军的自由法国吉普车队进入巴黎城郊。星期六，戴高乐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巴黎。大西洋彼岸的美国，莉丽·庞斯穿着美国劳军联合组织的制服，在曼哈顿洛克菲勒广场高唱《马赛曲》。那是激动人心的时刻，但在巴黎的观察员发现，巴黎的解放比他们想象的复杂。戴高乐的支持者和在法国内地军的地下分子有一个黑名单，上面记录了70万名叛国者的姓名。同德国人睡过觉的法国妇女必须自首，然后还要把头发剃光。但许多叛国者逃过了审判，或是花钱买到了自由。巴黎让一些美国人不安，它根本不像一座受奴役的城市。同伦敦相比，那里可谓一片繁荣。大街上衣着华丽的女子数量之多，让爱德华·默罗感到惊讶。战争期间，法国不仅纺织业欣欣向荣，还研发出了第一套电视信号发射机和电视机。莫利纽克斯、浪凡、斯奇培尔莉等著名服装店依然照常营业，顾客们还能买到花冠裙和宽袖衣服，当时美国和英国妇女受到布料配给政策的影响，早已无法穿着这样的衣服。一位巴黎服装设计师同美国记者谈到解放时，叹了一口气并两手一摊道：“解放搞得我没法做生意，我的顾客都被关进集中营去了，因为他们为维希政府服务。”

伦敦面临的险境比巴黎更加严峻。9月8日，经过1 843个漫漫长夜，英国首都重新在夜间点亮灯火，8岁的朱莉·安德鲁斯自打记事以来，第一次看到闪烁着灯光的城市。但灯光没有持续多久。当晚，冯·布劳恩开始向英国发射V–2导弹，英国人称这种导弹为“鲍勃·霍普弹（Bob hopes）”——找角落低头隐蔽并祈祷不要被导弹击中，同时再次进行灯火管制，这似乎合情合理。几星期来，在法国的部队和在英国的平民都奔走相告，战争就要结束了。被打得支离破碎的德军看起来似乎气数已尽，人们甚至认为希特勒自己可能也意识到他已经输了。9月12日，美军越过边界，在奥伊彭和特里尔附近进入德国境内，他们还试探性地攻击了齐格菲防线的外围，盟军也正式进入德国西部。那年秋天，盟军接连展开攻势，加拿大军消灭了斯海尔德河口附近的德军，美军第一集团军占领亚琛，并一举突破齐格菲防线，巴顿的美国第三集团军攻占梅斯和斯特拉斯堡，其他美国军队也到达罗尔河。那时已是12月3日，不到两星期后，希特勒突然大举反攻，打了盟军一个措手不及。德国精锐部队猛然扑向美国部队，耳畔还回响着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元帅战前响亮的动员讲话：“考验你们的时刻到了。今天，强大的进攻部队向着英美联军进发。我无须多言，你们可以感觉到，成败在此一举。你们肩负着神圣的使命，为了我们的祖国和元首，你们一定要血战到底。”

这就是阿登战役（1944年德军西线最大的阵地反击战）的序曲。会说英语、身穿美军军服的德国士兵给美军制造了很大的混乱，第101空降师拼死守住巴斯托涅，围困他们的德军下达最后通牒，麦考利夫准将以“放屁”回敬，巴顿将军调动装甲部队解救巴斯托涅被围的美军，指挥先头坦克发起进攻的是第四装甲部队大名鼎鼎的克赖顿·艾布拉姆斯中校，年仅30岁，这一切都已成为美国军事史上的经典。这是美国军队在欧洲战场上最辉煌的时刻。有人问蒙哥马利，是谁改变了战局，他回答道：“是具有良好战斗素养的美国士兵。我为他们脱帽致敬，向英勇作战的美国人致以崇高敬意。我很荣幸，能跟如此优秀的军人并肩作战。我试着把自己也想象成一名普通的美国士兵。”

阿登战役是希特勒最后的豪赌，之后他的帝国慢慢瓦解了。1945年1月，苏联人展开最后攻势。从2月初开始，盟军攻占了荷兰，之后占领萨尔河，在雷马根夺取了一座德军来不及炸毁的桥梁，又在莱茵河上架设桥梁，比德国曾经拥有的桥梁总数还多9座。之后，他们包抄了鲁尔河，俘虏32.5万人。随后又夺取曼海姆和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战争已接近尾声，所有欧洲人都能感觉到这一点。尽管伦敦的灯火管制还有一个月才能结束，巴黎已于4月第一个星期再次成为法国的光明之城。柏林、汉堡、德累斯顿、埃森、杜塞尔多夫、纽伦堡和法兰克福都被炸成一片废墟。再过两个星期，就是希特勒56岁生日，但没有任何为他庆祝生日的计划。

1945年4月11日中午，美国第九集团军到达易北河。4月12日早上6点，罗斯福总统还在沃姆斯普林斯的一间僻静的卧室中休息。昨天晚上睡觉之前，罗斯福料想早上就能获得进展的最新消息，但邮件有所延误。他平时习惯阅读《纽约时报》、《纽约先驱论坛报》、《巴尔的摩太阳报》和《华盛顿邮报》，今天这些报纸还没送到，他只能拿起《亚特兰大宪政报》阅读，报纸的头条是：

第九集团军距柏林57英里

以每天进军50英里计算

美苏会师时间将提前

太平洋方面的消息是：

海军陆战队在冲绳取得突破

双方激烈交战

150架超级堡垒轰炸机重创东京

此次日间空袭持续两小时

4月初，佐治亚州的天气比往常更暖和。山茱萸和野生的紫罗兰都已经开花了。一位邻居正打算给罗斯福办一场户外烧烤，在一棵老橡树下面摆上一张椅子，他就可以坐在那儿欣赏山谷里令人叹为观止的美景了。自从邮件延误后，他每天需要批阅的大量文件也就没有按时送到，罗斯福总统除了坐在那儿让别人给他画像就没有其他事情了。两年前，露西·拉瑟弗德委托一位画师为他画过一幅水彩像，如今，他自己又请那位画师为他再画一幅，以此作为送给露西女儿的礼物。

总统住到这里之后，比尔·哈西特和布鲁恩医生也松了一口气，尽管他们已经开始不再对总统的康复抱有希望。3月30日那天，在沃姆斯普林斯火车站，当随行人员把罗斯福总统从火车上抬到月台上时，人群中发出惊讶之声。把他放到轮椅上后，他整个人就瘫坐在轮椅里面，头随着轮椅晃动，俯仰已不由自主。这段时间，他的病情稍有缓和，所以才能坐车到这里来，然而他们对这种短暂的好转已习以为常。一到晚上，罗斯福总统休息之后，他们总是极度痛苦地面面相觑。哈西特说，罗斯福总统不过是在慢慢走向死亡罢了。他那充满活力、派头十足的签字已经大不如前，看起来甚至连伪造的笔迹都不如。他是美国总统，如今却连自己的名字都签不了了。作为心脏病专家，布鲁恩医生告诫： 除非让罗斯福总统摆脱工作的压力，否则他的病情将无任何希望。哈西特说那根本不可能，因为任何一位总统都不可能享受绝对的清静。两个大男人无计可施，几近落泪。哈西特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看到他那憔悴、困倦而又疲惫的样子时，我被吓到了。早上见他的时候，看起来还好好的。他的体重不断下降，他告诉我，他已经轻了25磅，而且没力气、没胃口，容易累。中午过后，见到他，这些症状就更加明显了。布鲁恩医生再度得知这些情况后，也认为这非常令人担忧。

然而这天早上，他们都认为罗斯福总统的气色好多了。因为传来的都是好消息，这有助于他保持好心情。而且，邮件又没按时送到，这简直就是天赐良机。他们又如之前几个星期无数次做过的那样互相安慰，总统也许有希望康复，尽管种种迹象表明这已不可能。

放在华盛顿总统办公桌上的那堆文件中，有一封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寄来的紧急信件和一份利奥·西拉德随信附上的备忘录，此二人均请求罗斯福总统立即下令停止研制原子弹的所有相关工作。他们解释说，世界局势已经改变了，他们曾以为理所应当的事情如今证实并非如此，且不再是相关的理由。美国利用核武器可能获得的任何短暂的军事优势都会被政治与心理上的损失以及对美国声誉的损害所抵消。爱因斯坦辩称，美国可能会触发一场世界性的核武器竞赛。

显然，希特勒统治的帝国里，一定发生了某些事情，或者该发生的事未能发生。不过，实际的情况是纳粹并没有核武器。起初，盟国的科学家们以为德国企图哄骗他们，因为这看起来似乎令人费解。塞缪尔·A·古德斯密特是代号为“阿尔索斯”情报小组的元老级成员，该情报小组曾参与诺曼底登陆。直到20世纪70年代，他依然坚信卡尔·冯·魏茨泽克和诺贝尔奖得主马克斯·冯·劳厄、维尔纳·海森堡，这三位最出色的德国物理学家得到国家的支持，完全可能已经制造出原子弹。情报小组问德国的科学家们，究竟怎么回事？

那个年代，德国人把所有事都怪到希特勒头上，但在这件事上，他们的理由貌似是可信的。希特勒倡导反犹主义，导致那些才能卓越的人才都被驱逐出国，而纳粹的官僚政治对长期的研究漠不关心，技术设备也非常短缺。纳粹机构重叠，各部门存在不正当竞争，有个典型的例子：原子研究是由教育部、陆军部以及邮政部这三个极不协调的部门联合负责的。1942年6月6日，美国科学家们也即将取得重大突破，而此时，德国在铀研究上迎来了重要的转折点。那个星期六，海森堡向希特勒的帝国装备部长阿尔伯特·斯佩尔简要报告了德国在铀研究中的进展。他说，有确切的证据表明，德国拥有建造铀反应堆并从中获取核能的技术，而且从理论上来说，有这样的材料就可以制造原子弹。下一步将是研究制造技术问题，比如临界质量的大小以及链式反应的可能性。那时，他和冯·魏茨泽克所讨论的是：铀反应堆不仅自身可以成为武器，而且它还可以作为武器制造的主要原动力。斯佩尔初步批准了他们可以继续从事研究，但是规模要小些，并且他们的目标应当是使其可以产生原子能。斯佩尔只是在附和希特勒罢了。希特勒确信自己能够快速取得胜利，因此已下令终止了所有新的武器项目，除了那些能够在6个星期内派上实际用场的武器项目。

斯佩尔后来在纽伦堡被定罪，并作为战犯在那儿服刑20年。他说，希特勒曾经向他提起过制造原子弹的可能性。1942年5月6日，斯佩尔与希特勒交谈时提出了倾尽全力制造原子弹这一问题。他建议请戈林担任德意志帝国研究院的主席，以示重视，这个建议被采纳。

1942年6月23日，斯佩尔又向希特勒汇报此事。希特勒对该项目仍有兴趣，但他并不了解物理学的基础理论，因而此事就被搁置了。德国的物理学家们向斯佩尔谈到3~4年内制造原子弹的计划。但据他回忆：“我授权让他们开发一个铀能源发动机以用作舰艇推进器。海军对此颇感兴趣，因为该发动机可用来驱动潜艇。”斯佩尔毫无疑问地表示，如果他曾想到美国在进行曼哈顿计划，那么他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追赶上美国。他后来还定期跟进这方面的情况，但当时，希特勒却让他泄气了。希特勒的顽固派们嘲讽美国进展缓慢，他也跟着别人将所有的物理学叫作犹太物理。可是，如果德国独裁者能像罗斯福一样给予他的科学家们放手大干的权利，那么欧洲的版图乃至整个西半球的版图可能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直到1944年11月23日巴顿将军攻下斯特拉斯堡之前，上述情况都不为德国以外的世界所知。“阿尔索斯”情报小组径直前往斯特拉斯堡大学及其新实验室。古德斯密特去寻找斯特拉斯堡大学的理论物理学教授冯·魏茨泽克，但这个情报对象在三个星期前就已经逃走了。当古德斯密特考虑是否质问其他斯特拉斯堡大学的物理学家们时，德国科学家们拒绝与敌人打交道，只好放弃。

经过“阿尔索斯”情报小组的搜索，斯特拉斯堡可谓满城风雨，不过最终居然找到了冯·魏茨泽克的私人文件。伴随着莱茵河右岸上大炮的响声，古德斯密特和他的助手借着蜡烛的光亮翻译这些文件，寻找这个线索、那个暗示，还有学术引文和不经意间的引用。突然，他们高兴得跳了起来，发出了胜利的呐喊，以至于旁边的美军都机警地拿起m1步枪和手榴弹。原来科学家们刚刚翻开了厚厚一捆排版紧密的纸张，正是德国铀计划和铀协会的全部资料。当然，有些页面已经缺失了，并且没有任何最近三个月内的更新，但是所有的证据都表明，这是欧洲有关纳粹铀研究最完整的文件。

直到那晚之前，盟国的科学家都认为德国物理学家已领先他们一大步。在摇曳的灯光下仔细研究冯·魏茨泽克的手稿时，古德斯密特认为，纳粹明显落后洛斯阿拉莫斯中心的研究人员两年。德国缺乏制造钚239和铀235的工厂。显然，他们连所谓的铀反应炉都没有。当他致电华盛顿，报告他的发现时，有人提醒他说冯·魏茨泽克的文件可能是一个诱饵。他回复说，文件里的证据是真实的，文件本身是严肃的事实。陆军部提醒他可能有其他德国人在其他地方制造了原子弹。古德斯密特尖锐地反驳道：“一个使用假支票的工人可能会幻想他一夜之间变成军事天才，一个喝着香槟酒的游客也有可能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外交家。但是，那样的门外汉是绝对不可能获得足够的科学知识来制造原子弹的。”

尽管如此，搜寻还得继续。海森堡热衷于研究核武器，因此他有可能和其他同样热衷的科学家们无视政府对核裂变可能性的漠视，在一个秘密实验室里开展工作。事实上，类似这样的事情的确发生过。1943年冬，在不断的空袭中，海森堡和他的职员们曾用3吨铀和重水在达勒姆学院建起了一个小型反应堆。后来为了躲避轰炸，他们将实验室搬到了一座高高的库房里。该库房归斯图加特啤酒厂所有，位于德国西南部士瓦本阿尔卑斯山的丘陵地区。他们把啤酒桶搬出来，并用锡箔纸把库房里的墙面糊了一层，配上功率强大的发电厂，还在一家纺织厂的侧楼里建起了车间。

但是一旦希特勒的欧洲堡垒崩溃，即使在这个地方避难，他们也完全有可能被发现。像其他同盟国人员一样，海森堡和他的同事们担心安全问题，于是又搬到了图宾根附近一个从岩石上挖出来的大洞里。1945年2月，也就是在这个岩洞里，德国人建造了一座大型反应堆——几乎可以和同盟国科学团队在施塔格运动场下面废弃的壁球场里建造的一个大型反应堆的规模相比。到了春季，已经建成了一座铀反应炉，包括重水、铀块和石墨减速设备。德国人以超快的速度积累着临界质量。每天，都有船队从图林根林山运来铀块，在那里，卡尔·迪布纳博士建成了第二个铀反应炉。在进展速度上，海森堡和奥本海默之间还是有一些差距，但是这个差距正在一步步快速缩小。让古德斯密特非常烦恼的是，他认为应该把所有的实验数据保留下来，但美国的“阿尔索斯”情报小组名义上的指挥官是一名陆军上校，他派了一小支突击队突袭了这个山洞，并命令他们摧毁德国的设备。派军队去确实是一个明智的做法，因为海森堡的工作人员在忙乱中把这些铀块放到了一个牛车的干草堆里，打算偷偷运出去，但有些铀块被黑兴根农民偷了过来，他们并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只是想着肯定值钱，可以卖给法国人。最终，铀块都被找回来了。当时，所有的纳粹物理学家都被盟军关押起来，包括难以捉到的海森堡。古德斯密特有点儿得意忘形。他对一位刚调过来担任联络员的普通陆军上校说：“德国人没有了原子弹，真是太好了，现在我们也不需要用我们的原子弹了。”少校很惊讶，回答道：“古德斯密特，你一定要明白，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武器，我们就一定会使用的。”

从那时起，参与曼哈顿计划的官员和科学家就分为两派，一派支持原子弹制成后投入使用，另一派则表示对这种想法很恐惧。这种分歧并不只存在于军人和文职人员之间，爱德华·泰勒一开始就坚持走强硬路线，而最初就主张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却是核物理学家们。甚至在德国已有原子弹的传说还未澄清以前，他们中的一些人就已深信美国应该与世界科学家们分享这个新发现。在他们的催促下，1944年8月26日下午4点，尼尔斯·玻尔拜访总统，讨论这一问题。派玻尔完成这件事其实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因为他很啰唆。总统的时间本就宝贵，他却啰唆了一个半小时才进入正题。无论如何，罗斯福并未同意玻尔的意见，就把他送走了。然后，玻尔向丘吉尔求助，丘吉尔听他讲了半个小时后，生气地向带他进来的查韦尔勋爵问道： “他到底在说什么？政治还是物理？”

其实他两方面都谈了。很多（或许是大多数）科学家们都认为，制造原子弹对全人类来说都要求道德责任。应对希特勒所拥有的炸弹是一回事，应对日本人是另一回事。1945年的日本在物理学理论和科技方面并不先进，所以他们争论说：既然日本人自己不可能制造出这样的武器，美国人就不该用这样的武器攻击他们。这个问题的提出就把政治和物理提升到了科学治国的高度。这种情况史无前例，而且在战争期间，特别是太平洋上正在进行毁灭性空袭期间，思考这类问题确实不是个好时机。亚历山大·萨克斯作为一名使者，比玻尔要强些。他是总统的好朋友，5年前，就是他说服总统启动了这个20亿美元的研究。萨克斯现在和玻尔的意见一致。于是，1944年12月，他去白宫拜访了总统。据说，他与总统谈了很久，内容就不得而知了。罗斯福总统去世后，萨克斯说，总统同意：如果试验成功，就应邀请同盟国和中立国的科学家们共同进行第二次试验，并应就核武器所产生的影响写一份详细的报告，供同盟国和中立国科学家们传阅；迫使敌人撤离指定区域，向敌人展示原子弹的威力，之后给他们最后一次机会，如果还不投降，那就即刻歼灭。

一年后，萨克斯将这份非同寻常的备忘录上交给了新任战争部长罗伯特·帕丁森。但罗斯福并没有在上面签字，而且这次谈话没有任何在场证人。前任战争部长史汀生是罗斯福关于X计划（史汀生总把曼哈顿计划称为X计划）的联络人，但他从未向史汀生提及此事。萨克斯为人正直，显然不会无缘无故编造出这样一件事。但总统非常善于跟别人说他们想听到的话，而且还留有余地，通过举出一些假设的情况或恰到好处地运用一些虚拟法，他就可以免于承担责任。对于这件事，他可能尚且没有做出决定。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不到逼不得已，几乎不会下定决心。萨克斯的这份备忘录并没有比史汀生在1945年3月15日所写的日记更具有说服力。那是罗斯福最后一次与他谈及X计划。史汀生写道：“假设原子弹确实可用，那么对于战后原子弹的控制问题，我跟他讲了目前存在的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让目前正在研发原子弹的国家对此事保持高度机密，不让别国参与控制；另一种观点是在科学自由的氛围下，由全球共同控制。我告诉他，在原子弹投入使用之前，他必须要解决这些问题，而且他必须准备一份声明，原子弹一旦研制成功，就要公之于众。他对此表示赞成。”

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全面爆发的同时，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战争依然在进行，这场战争已经持续了将近6个月——从1942年8月中旬到1943年2月初。海军陆战队在兵力相差甚远的情况下继续英勇作战，实在深得人心，但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却是双方的海军力量。6次交战中，双方海军都拼命争夺制海权。“继续开枪啊，法兰那根！”19世纪的水兵会如此称呼这种战争。双方均损失惨重，各损失了12艘战舰，令人震惊。船员们把瓜达尔卡纳尔岛、图拉吉岛和萨沃岛之间的海域称为“铁甲海域”（不易通过），海军陆战队队员则称它们为“不眠的咸水湖”（日夜作战）。如果以损失的吨位来算，双方的海上战役可以说是打成平手。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到了最后，美国海军陆战队依然占领着瓜达尔卡纳尔岛及其机场跑道，而日军却正在撤离，已有2.5万人丧生。即使是这样，日本仍然认为自己是不可征服的。他们加固了新乔治亚岛上的蒙达基地，这样他们的零式战斗机和“齐克”战斗机飞向斯洛特炸毁美国海军陆战队时，就可以先停留。但战争已经发生转折，开战以来，日本第一次进入防守状态。

问题远不止于此。当时为了保卫澳大利亚，太平洋上同时进行两场战役，后来均取得成功。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是其中之一，另外一场战役发生在麦克阿瑟指挥战区的新几内亚岛。珊瑚海海战的失败并没有打击日军的士气。1942年7月，日军占领了在新几内亚岛尾部巴布亚北边沿岸的一排村庄，计划从海陆两面夹击，全面围攻位于南岸的莫尔兹比港。英国殖民地官员躲在丛林中充当海岸岗哨，手拿无线电发报机提醒美国，日本的海上突击正朝向半岛尾部的米尔恩湾。美国军舰最先到达，并击退了此次突击。日本陆军从一个叫布纳的村庄起飞，从这里直线飞行到莫尔兹比港只有100英里，但到达后须徒步跨越1.3万英尺高的欧文·斯坦利山脉，实在是令人生畏。在莫尔兹比港20英里外的地方，澳大利亚阻截了日本，和美军第32师一起开始了反击战。

这场战争比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的伤亡还要惨重。1943年2月，日军在山区中节节败退，艾克尔伯格将军进入布纳山村，标志着战争的结束。两星期后，澳大利亚人夺取了附近的萨南纳达地区，但日军却正在求助援军，并准备以8艘运输船登陆该地区，以发动反击战。3月3日，B–25轰炸机在俾斯麦海发现了日军的护航队，于是把8艘运输船和4艘护航军舰全部击沉，7 000名日军全部沉没海底，一些游上岸的，也被岛上的原住民根据当地习俗砍头示众。最后，东京郑重宣布，莫尔兹比港已没有任何军事意义。

不过拉包尔还是有军事意义的。日本想要保住拉包尔，实际上是想控制南太平洋地区。拉包尔本身国防力量就很强大，不易攻陷，所以美国就把它中立化了。1943年夏，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开始进军新乔治亚地区，准备突袭蒙达基地。他们不得不穿过丛林，越过洪流，才能向穿着钢甲背心的日军发起攻击。然而8月，日本还是未能守住机场，美军在斯洛特狭道站住了脚。他们先后攻陷维拉·拉维拉岛和科隆班加拉岛，肃清了所罗门群岛中心区。11月1日，海军陆战队第三师进入布干维尔岛的奥古斯塔皇后湾，并在新月初上的第三天登陆该地。就当年太平洋战争的形势来看，这对美国来说的确是跨出了巨大的一步。如果海军和陆军工程兵们可以在这片绿泥地里建立一个大型机场，那么拉包尔就在美国战机的攻击范围之内了。

日军并不这样想。他们分别从海上和空中打击敌人，但把最精锐的军队都留了下来，认为美国人会运用这个海湾来攻击其他地方。圣诞节那天，美国工程兵完工了，他们在皮瓦河岔口上游修建了一个大型简易机场，取名为“皮瓦大叔”。“亚美利喀”部队[3]和第37师重兵层层保护这个机场，所以当日军最后带着精英部队第六师团来势凶猛地攻击此地时，却碰了一鼻子灰。到了这时，拉包尔已被包围。埃密劳岛和格林群岛已被美军占领，第112骑兵师已到达阿拉维，海军陆战队第一师拿下了新不列颠地区的格鲁斯特角，第五骑兵师（罗伯特·E·李将军建立的部队）和第七骑兵师（卡斯特将军的部队）已在阿德默勒尔蒂群岛上岸。从“皮瓦大叔”机场起飞的大规模美军部队层层突围拉包尔，让日军已无计可施，只好放弃拉包尔。日军撤离了所谓的“慰安团”（朝鲜慰安妇），留下日本驻军独自遭受美军的炸弹袭击。美军的轰炸机无须护航队，也没有人反击，每天飞到拉包尔上空，投尽所有炸弹。

与此同时，战争的特点开始发生变化。大势所趋，必须改变，到目前为止，美国军队只是在打击日渐扩张的日本帝国的外缘地区。他们用了9个月的时间才往所罗门群岛中心前进了250英里，而东京依然在5 000英里以外。幸好，国内运送来了新型设备。现在，火箭、两栖履带式车辆、有轮子的船（水陆两用运输车，代号“鸭子”）和可拐弯的火焰喷射器，取代了临时使用的“一战”武器——因为优先考虑欧洲战场，这里原来使用的是旧式武器。海军还有更多新式武器： 50艘运输舰，由巡洋舰前身转化而成，并由独立级战艇快速带领。只要尼米兹指挥的舰队可以更靠近日本一点儿，他的潜艇（曾击沉过100万吨敌人的供应物资）就可以摧毁日本的商船。日本和英国一样，四面环海，所以这与当年在大西洋之战中德国U型潜艇取得胜利是一个道理。若有距离更近的基地，还可以空袭东京。第一批B–29超级空中堡垒拥有1 500海里的航程范围，很快就会出击。所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在太平洋中心开辟一个新战场。1943年11月20日，海军陆战队第二师执行了这项任务。这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有人都知道吉尔伯特群岛上布满了日本守军，但没有人预料到塔拉瓦（吉尔伯特群岛首府）战役。

塔拉瓦战役中，美军几近失败。日军司令官自吹自擂地说，比托岛是环状珊瑚岛里的关键岛屿，就算给100万大军100年，都不可能占领。历史学家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说：“相比之下，克雷希多岛是一个开放的地方。”进攻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也遇到了其他问题，海军炮击不够，海上的潮汐也对他们不利，因此错过了最佳攻占时间。第一天结束时，他们的滩头阵地只有20英尺宽。官员们站在齐腰深的水里，边用无线电指挥战争，边祈祷日本不要反攻。其实日军之所以没有实施反攻，只是因为通信中断了。第二天，海军陆战队驶入，切断了日军的防御战线，但美军因此也伤亡了3 000名士兵。接下来的一个月，他们攻占马绍尔群岛中的夸贾林岛和埃尼威托克岛，损失相对小一点儿。不过从一开始，太平洋战区的战争就历时较短却损失惨重。海军陆战队第四师血战夸贾林岛，全程只用了61天，但伤亡人数达全师兵员的75%。

美军伤亡人数骤然猛增有几个原因。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日军曾经被突袭过，所以这次他们肯定不会再毫无准备了。此外，在马绍尔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战役中，他们虽然遭到了美国军队的猛烈袭击，但自“一战”后，这些群岛就归日本统治，将近25年内，他们在这里修建了许多战壕。不过，太平洋战争伤亡惨重的最主要原因是日本作战策略的突然转变。这些善于海陆两栖同时进攻的日本人已经转为巩固防御。日本帝国总司令部用无线电下达命令，要求士兵到前线放哨，并做好准备，即使只剩下一人，也要顽强抵抗。有一个前哨做的远不止于此。新几内亚的版图很像一只鸟，比亚克岛是新几内亚尾端的一个小岛，上面有1万名日军。他们的司令官葛目直幸大佐认为，既然横竖都是一死，死在内陆总比死在海滩上要好，因此他们灵活运用了岛内的岩洞和悬崖，这样就可以多拖延些时间、多杀些美军，日军在日记里将这些被杀的美军轻蔑地称为“蓝眼睛的美国佬”。

葛目的这种办法使这场战役成为当时众多岛屿战中美军伤亡最惨重的一场。要不是比亚克岛正好在麦克阿瑟进攻菲律宾的路线上，也许东京根本就没注意到这件事。1944年春，麦克阿瑟肃清了新几内亚的尾部岛屿后，开始攻击腹部地区，而且运用了新的军事战略——“蛙跳战术”。美国是在夺回阿拉斯加群岛中的阿图岛和基斯卡岛的过程中偶然想到的这个战术。当时山本在中途岛战役中占领了这两个岛屿，主要目的是误导尼米兹。美军由于军事力量不足以同时进攻两个岛屿，所以指挥官下令绕过基斯卡岛。结果发现，夺回阿图岛后，日军已经悄悄撤离了基斯卡岛。麦克阿瑟这才一下子反应过来。4月底，他抛开其他岛，跃进荷兰迪亚。一个月后，第41师袭击比亚克岛。在这之前，美军的进攻损失还比较少，但是自从陷入葛目的悬崖–岩洞防御战术后，美军伤亡惨重。在比亚克岛战役完全结束之前，总伤亡人数已接近塔拉瓦战役。

情况可能还会更糟。日本的海军整整隐匿了一年，正准备出动，以加强驻军。6月中旬，这些船舰已经准备好出海了，但是海军中将小泽治三郎接到通知说，尼米兹发动的中太平洋进攻正指向马里亚纳群岛中的主要岛屿——塞班岛、提尼安岛和关岛。这是更大的威胁，于是舰队集体转向另一边。结果，菲律宾海海战又是一场双方远程轰炸机之间的战斗，这让那些海上列队战斗的老兵们很失望。即便如此，美国在海上取得的胜利仍令人惊叹。“地狱猫”战斗机击败了敌军以关岛为陆军基地的空军力量。在连续8个小时的空中战斗里，日军发动4次大规模反袭击，但接连败退。这是所有战争中使用航空母舰最为壮观的一次。到了第二天快结束时，小泽的空军力量已从430架战斗机减少到35架。这次“马里亚纳射火鸡大赛”（海军飞行员们这样称呼此次战争）最后，小泽撤退了，留在塞班岛上的日本士兵被切断与外界的联系。

日军曾发誓要让美国在塞班岛战役中付出最惨重的代价。日本的守军比美国情报部门预计的多出一倍，美军的伤亡人数让华盛顿政府愕然。战争中，3 000名日军齐声高喊着“万岁”，向美军大举进攻，就这样把美国大兵赶到了惊涛骇浪的岸边。幸存的士兵和水兵继续歼灭剩下的敌人，或者只等日本人都自杀。两星期后，又有一批海军陆战队队员全面扫荡关岛地区。关岛战役中的损失比在塞班岛少了一半，可能部分原因是日军高喊的“万岁”没有塞班岛上的有效。美军在提尼安岛的损失更小，因为日军没有料到美军会在北岸登陆。即使如此，马里亚纳群岛战役还是造成了2.5万美军阵亡。不过这些群岛确实有重要价值，B–29轰炸机有了第一个能够直飞日本本土的基地。塞班岛战役的美国指挥官“嚎叫的疯子”霍兰德·史密斯海军中将说，这次战争是太平洋战争的决定性战斗。日本也同意此说法。德国在日本的海军军官向柏林报告说：这次岛屿战争“被认为是决定生死之战”。日本内阁倒台了，美国第一次看到太平洋战争胜利的希望，一时间信心百倍。

最初，麦克阿瑟就反对海军进攻瓜达尔卡纳尔岛。到目前为止，中太平洋本来就与他在太平洋西南部的指挥区距离较远，这时再直入那里，就更不合他意了。现在，他轻蔑地称这个战略为“跳岛战略”，而且在他看来这就是浪费时间——尽管这个战略与他自己提出的“蛙跳战术”并无多大区别。1944年夏，海军上将金提议美国的军队应绕过菲律宾，麦克阿瑟对此怒不可遏。麦克阿瑟坚持认为美国应信守对菲律宾的承诺，这是信用问题，金则反驳说这是感情用事。最后两人不得不同意诉诸罗斯福。

总统当时本应该应政治顾问们的邀请，在芝加哥参加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但最后他却去了夏威夷，因为他不得不先把这一军事问题解决。7月26日，关岛激战之时，总统的飞机抵达希凯姆机场。尼米兹和麦克阿瑟刚从澳大利亚赶到，说明了各自的观点。在一次私人谈话中，麦克阿瑟竟然威胁总统，要是不采取他提出的战略计划，他就进行政治报复。如果他要返回菲律宾的诺言未能实现，“我敢说，这一定会引起美国人的反感情绪，那么在今年秋天的大选中，他们就不会给你投票”。他这种说法实在傲慢无礼，而且还可能是错误的。

但是罗斯福似乎已预料到会出现这个问题，并在离开白宫之前就已做出决定。他回答道：“我们不会绕过菲律宾，继续执行你目前的计划吧。愿上帝保佑你。”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对此并不满意。他们在华盛顿争论了两个月，才同意麦克阿瑟反攻菲律宾的计划。与此同时，哈尔西提出了一个令人咋舌的提议。反攻菲律宾的原计划是先在贝里琉岛、雅浦岛和棉兰老岛登陆，但是哈尔西从其空中攻击看出其空军力量已经比较薄弱，所以他提议跳过这些，直接深入莱特岛，发动空袭。大家采纳了他的这项提议。不过，对于贝里琉岛的任务，现在取消也来不及了，所以就继续按照原计划进行，但这场战争的结果是惨烈的。在日本人眼中，比亚克岛就是一座有魔力的岛屿。他们把葛目的经验传递给贝里琉岛的司令官，于是他也让人挖掘洞穴。他们潜伏在天然的石灰岩岩洞里，地下有隧道连接，上面又有层层珊瑚砂和混凝土掩护，以此把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打得落花流水，让美国士兵们开始品尝痛苦的滋味。

贝里琉机场北部的山岭形状如同锯齿，待美军把那里的日军肃清时，4个美军师才涌上莱特湾的海滩。1944年10月20日，美军登陆一小时内，第382步兵团就升起了星条旗。4天后，沃尔特·克鲁格将军在岸上建立了第六集团军指挥站。山下带领的第35军正在进行反攻。此后，克鲁格将军似乎就困在这里了，并且在莱特湾上演了一场最大规模、前所未有的海军战役。

山本虽然已经死了，但是日本海军依然想完成他的愿望，和美国在海上一争高下，最好能够利用美国军舰忙着登陆的时间。这样说来，现在正好是个机会。4支日本特遣舰队在海上围攻哈尔西的主力舰队，而此时哈尔西的主力舰正忙于执行莱特岛的任务，还要保护托马斯·金凯德上将带领的旧式战舰和较弱的小型航空母舰队，因为它们力量薄弱。日军将领知道自己与美国的新武装力量无法抗衡——美国有218艘战舰，而日本只有64艘，所以他们策划出了这样绝妙的计划。莱特湾可以通过两条海峡抵达，一条是北部的圣贝纳迪诺海峡，另一条是南部的苏里高海峡。日军的主要力量由海军上将栗田健男带领，准备前往圣贝纳迪诺海峡；从南面而来的两支舰队驶入苏里高海峡，与此同时，小泽的第4支特遣舰队把哈尔西引到北部。这样金凯德的舰队就无计可施了。日军又要高喊“万岁”了！

日本派往南部的舰队有些倒霉。杰西·奥顿道夫将军已经封锁了苏里高海峡。日军的第一支舰队因遭受鱼雷和炮火的袭击，已经全军覆没；第二支舰队朝雷达图像上显示的区域开火片刻之后，发现那里只是些岛屿。一开始，栗田的运气似乎也很差。在去往圣贝纳迪诺海峡的途中，他的两艘重型巡洋舰被美国潜艇摧毁，最大的战列舰也被美国飞机击沉。然而事实上，这些损失却给栗田带来好运。哈尔西和他们交战之后，觉得他们该完蛋了，所以当他们看到小泽的舰队，就立即上钩，朝着这个诱饵猛追——圣贝纳迪诺海峡就完全没有防守了。10月24日夜间，栗田的军队摸黑潜入海峡。第二天天刚亮，他们就朝着毫无掩护的金凯德的航空母舰发起狂轰滥炸。

保护这些航空母舰的唯一屏障是驱逐舰和护航驱逐舰。这些战舰平常只用于反击潜艇，易受攻击，而且舰上的士兵大多都是婚后刚入伍的新兵。这些驱逐舰向栗田的战列舰发起反攻，那些英勇的护航驱逐舰，甚至连作战队型都没有学过，就冲进了日军的枪弹炮火之中。一些护航舰开始下沉，浓烟滚滚，栗田的战舰也同样陷入了一片混乱。美国航空母舰队起飞了所有能够起飞的飞机，栗田虽然率领着中途岛战役中日本最强大的战舰，还是掉头逃跑了。这次日军彻底受到打击。因为哈尔西还没反应过来小泽的船舰是诱饵，一直穷追猛打，彻底击溃了这支舰队。最后，日本在莱特湾战役中共损失3艘战列舰、4艘航空母舰和20艘其他各种战舰。日本帝国的海军彻底被毁灭了。

在莱特岛上，美国第六集团军和第八集团军正在逐步围攻敌军。圣诞节时，山下在马尼拉私自决定，放弃莱特岛。但是直到第二年的圣帕特里克节（3月17日），莱特岛才正式解放。那时，山下已经无能为力，黔驴技穷。12月12日，美国军舰袭击了棉兰老岛。三个星期后，美军4个师登陆吕宋岛仁牙因湾，几乎未遇到任何阻挠。他们绕过山下的北部防线，进攻巴丹，之后又攻击科雷希多岛，最终于3月初解放了马尼拉。

正如一个陆军军官当时挖苦道，在巴丹和科雷希多岛上，美国“正好回到了战争最开始的地方”。即便B–29轰炸机已开始轰炸日本本土，但东京毕竟在大洋彼岸。使战线更加靠近日本是美军的另外一个任务——中太平洋美军已经从塔拉瓦穿过马绍尔群岛，到达塞班岛了。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火山堆积的硫磺岛，就像海军上将金所说的，这是“通向小笠原群岛的阶梯”。从塞班岛出发，B–29轰炸机可以袭击日本首都，但是航程也只是刚刚够，而且炸弹负载总量也仅限于2吨，如果中途遭到袭击而损坏，那就飞不回来了。但是，硫磺岛距日本只有660英里，如果美国占领了那里，B–29轰炸机就可以装载7吨炸弹，同时也切断了日军从硫磺岛给东京发送空袭警报的机会。

日军对只有8平方英里的硫磺岛看得很重。美国海军进攻前，炮击持续了74天，却并没有吓倒日军防卫者，因为他们的驻兵营压根儿就不在地面上，多数岩洞上面都有至少35英尺的覆盖物做保护。日本几乎每种武器都可以打到海滩上。美军首次登陆后的两个小时内一片寂静，没有任何反应。之后，滩头阵地突然就遭到日本迫击炮的地毯式轰炸。即便如此，在战争的最初阶段，美军还是占领了折钵山和元山一号机场。这要是发生在大战的第一年，那就是离胜利不远了。每个人都在等待日军伴随着“万岁”的喊声冲进战场，这样美军就能将其一举歼灭。但是，他们现在却没有这样做。经过比亚克战役，日本士兵已经训练有素，他们死守着自己的碉堡和峡谷。3月底战争结束时，残酷的数据表明，美国海军陆战队伤亡1.9万人。

至于日军的伤亡数据，更是惨不忍睹。在日本，也有种说法叫“祸不单行”。超级空中堡垒现在低空盘旋于日本本土上空，开始有策略地对日本的80个城市进行轰炸。1945年3月9日，美军就在对东京的轰炸中炸死了10万人。哈尔西的航空母舰已闯入中国南海，切断了日军石油和大米的供应链。裕仁天皇的商船也只剩残骸碎片。很快，美军潜艇击沉船只的累计数量就将达1 000艘。横滨和大阪遭受空袭后，到处都是刚搭建起来的简陋小屋，很多日本人都染上了肺结核和疟疾。他们就算是有配给票，也领不到食物。日本司令官从中国东北发来可怕的报告：苏联军队正在边境移动。这还真是“祸不单行”！

但是，日本人的士气看起来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老人和妇女们都手持用竹子做成的长枪。“来打我们啊”，“东京玫瑰”还敢这样挑衅。若作战，美军还需一个进攻基地——冲绳岛。冲绳岛的司令官牛岛满将军在3月时就已经猜到4月1日会有敌人降落在读谷机场附近。他不仅猜对了，还准备给他们一个“惊喜”。4月1日这天是复活节，但对刚刚上岸的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来说，更是愚人节。上岸后，他们并没有发现附近有任何敌军。但谁也没有想到，他们用近三个月的时间才征服了这个岛屿，也没有想到冲绳岛战役竟然会成为太平洋战争中最血腥的一场战斗。事实上，牛岛将军在冲绳岛南面1/3地区集合了10万大军。到了4月12日，大家都已心知肚明，这可能是第二个硫磺岛战役。冲绳岛的墓穴都改建成了碉堡，山洞里也安装了重型大炮，并可以用铁轨移进移出。牛岛也期待胜利。日军的计划是，等到美军全部上岸，就用神风特攻队自杀式轰炸机将美国舰队全数歼灭，然后就可以轻松地屠杀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了。

在佐治亚州的沃姆斯普林斯，罗斯福总统衣着整齐地坐在他的皮革扶手椅上，从这里看，全球形势充满了希望。在与露西·拉瑟弗德和两位来访的表姊妹玛格丽特·萨克利小姐和劳拉·德拉诺小姐的聊天过程中，总统始终面带微笑、积极乐观。从战略上来说，美军在各条战线都处于绝对优势。德军战线已被拦腰截断，除了一小部分被困军队还在顽强抵抗之外，德军正面临崩溃，成千上万的士兵纷纷投降。当然，打败日本要更艰难些。硫磺岛已经攻陷，冲绳岛很快也会被攻占。胜败已定，毋庸置疑。然而，截至1945年4月12日，在与轴心国的战争中，美军共阵亡196 669人，伤亡总数更高，达899 669人——其中6 481人牺牲于刚刚过去的一个星期。这些伤亡都是无法被忽视的。经历了如此巨大的牺牲，罗斯福告诉身边的人，以后一定要保证世界绝对和平。

接近中午时，比尔·哈西特来了，还拖着从华盛顿来的邮件皮革袋。对于刚到的邮件，哈西特建议总统吃过午饭后再处理，但罗斯福说他要立即处理。于是，哈西特呈上一份国务院的文件，待他批示。罗斯福兴高采烈地对身边的小姐太太们说：“典型的国务院文件，什么都没说。”他接着批阅剩下的文件，其中包括邮政局局长的任命通知、对优秀的盟军政治家授予功绩勋章以及日常的信件等，然后虚弱地签下他的名字。白宫一直认为圆珠笔只是一时流行的小东西，但钢笔的墨水又容易弄花文件。于是，一边总统批阅文件签字，另一边哈西特把签过的文件放在长沙发、空椅子或地毯上晾干。当他批阅到参院第298号法案决定延长农产品信贷公司法的期限时，对露西·拉瑟弗德眨了下眼睛，然后说：“这就是我制定的法律！”这时，外厅传来声音，原来是肖像画画家伊丽莎白·邵曼托夫夫人来了。她往里看了看，被到处都是文件的情景搞得不知所措。这时，罗斯福叫她：“哦，快进来吧！比尔正在等他的东西晾干呢！”

于是，哈西特迅速收拾好这些东西，看都不看邵曼托夫夫人一眼，因为对她全无好感。他觉得，邵曼托夫夫人总是让总统分心，不仅要测量总统鼻子的高度，让他转来转去，甚至干涉他的着装。比如，这天早上，总统穿着一件背心，打了一条哈佛领带，哈西特就都不喜欢。对哈西特来说，这些都是“对病人的不必要的束缚”，他甚至不觉得邵曼托夫夫人算得上是一位艺术家。不过，露西喜欢她，罗斯福也喜欢她。哈西特把一批国务院的报告上交给总统之后，就离开了。邵曼托夫夫人竖起她的画架，把一件海军斗篷披在总统肩上。总统就立即投入到国家文件中去了。

罗斯福之所以如此投入，一方面是因为这些都是外交文件，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对苏联这一星期以来表里不一的行为感到困扰。（不到两小时前，他还致电丘吉尔说：“我们必须坚定。”）如果说罗斯福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在反思两个月前在克里米亚举行的雅尔塔会议，这绝对不是毫无根据的。他去参加雅尔塔会议是因为他的顾问们告诉他这有必要。麦克阿瑟将军、阿尔伯特·魏德迈将军和三军的参谋长们一致认同要求苏联对日作战，并认为就算不惜一切代价，也是值得的。在此时，知道曼哈顿计划的人，都认为它不值一提。原子弹投入使用的6个月前，人们并不知道它会彻底改变战争和地缘政治的性质。罗斯福总统的参谋长、海军上将莱希就写道：“原子弹永远都爆炸不了，我是作为爆破专家说这话的。”

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和丘吉尔从斯大林那儿得到的好处比他们预想的要多。过去，他们以为这位苏联的独裁者是一个在谈判中不易退让的强硬派。他总是坐在那里，面无表情，说的又是大家都听不懂的斯拉夫语（他的英语词汇量仅限于“那又怎样”、“这是你说的”、“厕所在那儿”、“这到底是在搞什么”）。但就目前的处境来讲，他本可以心满意足、冷眼旁观。近三年来，苏联都是三国中最弱的一方，虽然央求英美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却又给不出什么交换条件。现在，它们却得反过来求它。尽管如此，斯大林毕竟还是老于世故的。他秘密同意加入抗日联盟，但条件是苏联能够得到在中国东北的一些特权（特别是西伯利亚大铁路东段的一半利益）、千岛群岛、库页岛的一半（日本北部的另外一个岛屿）、朝鲜的占领区、大国在联合国的否决权等。还有另外一项秘密协议，其中包括同意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取得联合国的席位，这在美国国内引起不小的争议。此外，英美两国还同意承认外蒙古独立。

波兰的边界也需要重新界定，原属德国的部分地区划入波兰的领土范围。斯大林和盟国共同保证，包括波兰在内的所有东欧国家都有权利通过自由选举选出本国领导人和政府。很久之后，人们都还责怪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过于幼稚，对这样一个与民主国家不共戴天的敌人，当时怎么能够相信他的保证呢？实际上，他们已经别无选择了。当时英美正与日本作战，但苏联没有。苏联红军不管有没有承诺，都可以自由行事。当时，斯大林正沉浸在欧洲的胜利中，满心欢喜。其实，雅尔塔会议的最大受益者似乎是蒋介石，斯大林与蒋介石签订了一项协议，承认他是整个中国的统治者，并答应说服以毛泽东为首的部分中国人同意与蒋介石合作。

帕特·赫尔利和亨利·卢斯高度赞扬了雅尔塔协定，英美新闻界也给予肯定。但是，经验丰富的苏联问题专家埃夫里尔·哈里曼和乔治·凯南对此持怀疑态度。不过在1945年年初，他们两人的观点并不是主流思想。温斯顿·丘吉尔还力劝艾森豪威尔“在易北河以东尽可能远的地区与苏联会师”，艾克不同意。他撤销了派遣巴顿将军去布拉格的命令，还撤回了易北河以西的美军，允许苏联解放捷克斯洛伐克、德国东部和柏林。访问莫斯科后，艾森豪威尔宣称“苏联政策的制定主要以美苏之间的友谊为基础”。

在沃姆斯普林斯，罗斯福活动了一下，看了一眼表。正是下午1点。他对邵曼托夫夫人说：“我们只剩下15分钟了。”

她当时也没画多少，总统一直埋头于政府文件中，而她也不敢要求总统摆好姿势，所以就只好利用这点儿时间给画上色。

年纪较大的黑人仆人莉齐·麦克达菲在门口停了下来，往卧室里看了看。只见露西·拉瑟弗德正面对着总统，总统刚说了句玩笑话，露西正笑着。她之后回忆说：“那是我记忆中最后一次看到罗斯福总统的画面。我对总统最后的记忆是：他正看着一位美丽女人的笑脸。”

罗斯福把一支烟放进了烟嘴里，然后点燃了它。这时他的动作与绘画时需要摆的姿势相差甚远，邵曼托夫夫人也不再期望他能重新坐好。她看着总统抬起左手，然后按了按太阳穴。他好像还想捏捏自己的额头，但是手滑了下来，手指抽搐了一下，好像是在摸索什么东西。萨克利小姐把钩针放下，走过去问道：“你掉了什么东西吗？”他用左手在脖子后面压了一下，闭上眼睛，轻声地说“头很痛”（声音小得只有她可以听得见）。说完，他的手臂就滑了下来，头倒向左边，前胸陷了下去。当时是下午1点15分。

玛格丽特·萨克利立即致电布鲁恩医生，并让邵曼托夫夫人去找最近的美国特勤局人员。这位肖像画画家听完后，立即向她的车走去。露西·拉瑟弗德也跟着她匆忙出去了，一定不能让埃莉诺·罗斯福知道她在这里。总统肯定会康复过来的，当总统生病的消息传遍白宫时，所有人都是这样认为的。一个没有富兰克林·罗斯福执政的美国，该是多么无助。那些在海外打仗的年轻人记忆中的美国总统一直是罗斯福。他的病很快就会好转，医生也会医治好他，大家都以此互相安慰、勉励。所有人都对此深信不疑，除了医生。

根据麦金太尔医生的任命，布鲁恩医生实际上已经成为总统府工作人员，他总是随叫随到。早上9点30分，总统吃早饭前，布鲁恩医生已经对总统进行完各项检查。罗斯福的心脏没有任何异常，血压偏高（高压180，低压110~120），但并不危险。他的血压偏高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也并无大碍。此前一星期，他与医生谈话时，总会深恶痛绝地批判斯大林自雅尔塔会议以来的所作所为，但今天早上他却丝毫没有提及此事。这时，布鲁恩医生疾步走进来，看到罗斯福总统深陷在椅子里，靠着两边的扶手支撑着，而罗斯福的表姊妹们则坐在沙发上，呆若木鸡。

总统的呼吸时而中断，时而又变得十分急促，他的舌头阻塞了自己的喉咙。他的脖子变得僵直，血压上升到了300，左眼大睁。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原来罗斯福大脑中的一条动脉发生穿孔，可能是因为老化而脆弱易破。血液从穿孔流出渗入颅腔，人的大脑对任何异动都敏感至极，于是发出剧烈疼痛的信号。他的眼睛已变形，人感觉眩晕，呼吸也变得更大声，听起来像是在打呼噜。医生明白，这些信号只意味着一种情况：病人出现了严重的脑出血。此时，尽管布鲁恩无法估量严重程度，但他立即采取了紧急救援。他迅速剪开罗斯福的衣服，从总统的手臂上注入了适量的罂粟碱以及亚硝酸异戊酯，然后又给他穿上蓝色条纹睡衣，在一名男佣人和一名每天负责给总统按摩的海军物理治疗师的帮助下，轻轻地将总统抬到他的槭木床上。屋外的人只能听到他那粗重的喘气声和痛苦的鼾声。

布鲁恩致电华盛顿的麦金太尔医生，他十分认同布鲁恩的诊断和治疗。若是放在今天，医生们会犹豫是否使用亚硝酸异戊酯，因为这种药物会抑制血压升高，同时减少流入大脑的血液，但当时对总统已无计可施。他已昏迷了50分钟。布鲁恩报告说总统已出现严重的血管收缩和局部瘫痪。麦金太尔医生打电话求助一位杰出的亚特兰大专家詹姆斯·E·鲍林医生，恳求他尽快赶到沃姆斯普林斯。鲍林马不停蹄，走小路，抄近道，全速前进，不到一个半小时便赶到了沃姆斯普林斯。正如他后来所说：“随时可能被交警拘留。”他在给麦金太尔医生的报告中解释道：“我到达时，总统已病危。他一身冷汗、面色黑灰、呼吸困难，胸腔中发出众多杂音……我进入房间不到5分钟，所有的生命迹象都已消失，当时是下午3点35分。”

总统的小狗法拉一直静静地蹲在卧室里。如今，它也似乎感觉到了某些异样，突然从角落里一跃而起，“唰”的一下拱开纱门，跑了出去，疯狂地叫着，朝着最近一座山丘的山顶奔去。在那里，它停止了吠叫，站立着一动不动，守灵一般。

总统的卧室内，第一个向遗体告别的人是秘书格雷斯·塔利，“没有跟在场的任何人说一句话或是看一眼，我走近病床，俯身下去，轻轻地吻了下总统的前额”。无论出于礼节还是规定的程序，都要求第一夫人和副总统（也就是新总统）必须首先知道真相，国家新闻界才可以发布此事。哈西特和布鲁恩请麦金太尔医生帮他们拨通了白宫新闻发言人史蒂夫·厄尔利的电话。厄尔利抑制住自己的悲痛，要求他们在未得到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的准许前，不得向外界透露只言片语。

那一刻，第一夫人正准备在华盛顿西北马萨诸塞大道1801号萨尔格雷夫俱乐部的年度茶会上发表演说。下午3点多一点儿，也就是总统昏迷不醒45分钟后，劳拉·德拉诺从沃姆斯普林斯打来电话，小心翼翼地告诉她，总统已经“昏迷”。几分钟后，麦金太尔医生也打来电话说，不用恐慌，他已派遣一架海军飞机载他们一道去佐治亚州。第一夫人询问是否需要取消演讲，他忙说无须如此，因为那可能会招致谣言。听从麦金太尔医生的建议，她完成了关于联合国问题的发言。随后，钢琴家伊华琳·泰纳开始演奏经典选曲。罗斯福夫人再次接到电话，这次打来的是史蒂夫·厄尔利，用夫人的话说，他“极度悲伤”，请她“尽快回家”。她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但是又不能不注重礼节，所以又回到聚会上”。她听完泰纳小姐奏完一曲后，便道歉地告辞：“现在，我要赶回白宫，请原谅我在这个令人陶醉的音乐会结束前便先行离开。”

总统的专车正在外面等候着她。她“坐进车内，紧握着双手，一直到白宫。我内心知道可能发生了什么，但实际上一个人还是不敢确认这可怕的想法，直到有人告诉我那是真的”。在白宫二楼的起居室，她派人把厄尔利叫来。后来，援引她对媒体所说：“相比我们自身而言，我更为这个国家和世界的人们感到难过。”这句话当然妥帖适当，但事实上她从未说过这样的话。这是厄尔利的主意。埃莉诺真正说的是，她想立刻见到哈里·杜鲁门。

表面上，背靠红色大理石壁柱和用蓝色天鹅绒点缀的镶金边挂毯，60岁的第32任副总统[4]正主持美国参议院会议。事实上，他正信笔写道：

亲爱的妈妈和玛丽：

我今天是在参议院议长的座位上给你们写这封信的，因为一个夸夸其谈的参议员……正就一个他丝毫不理解的话题发表主题演讲，不过之前一位来自亚利桑那州的资历不深的参议员已经发表了一些看法，他倒是言之有物。

他希望家乡云淡风轻（华盛顿正“阴雨蒙蒙，雾气缭绕”），还告诉他们，星期日早晨他将飞去普罗维登斯。他又补充道：

明晚9点30分打开收音机，能收听到哈里向民众发表的杰斐逊纪念日演说。我想届时所有的广播网都会播放，所以要收听到应该不难。在我之后致辞的是总统，我要隆重地介绍他出场。

希望你们一切安好

爱你们

有空回信

参议员亚历山大·威利发言之后，阿尔本·巴克利建议先休会，第二天再继续。下午4点56分，这位副总统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在一个多小时前就已经当上了美国的第33任总统），他还到众议院议长萨姆·雷本那里喝了点儿酒。他在那儿正喝着掺水的威士忌时，白宫的总机电话打来。厄尔利说：“请你立刻到这里来，从宾夕法尼亚大道正门进来。”杜鲁门有点儿莫名其妙。他以为总统可能提早从沃姆斯普林斯回来了，想和他讨论些小事。但上楼后，当他看到埃莉诺·罗斯福的表情后，就知道这绝对不是小事。埃莉诺轻轻地把手放在他的肩上，平静地说：“哈里，总统去世了。”杜鲁门一时有些不知所措，问她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埃莉诺说：“现在是你有没有需要我们帮忙的，你才是真正处于困境的人。”

17分钟后，下午5点47分，白宫总机通知美联社、合众社和国际新闻社召[5]开一个紧急的电话会议。这三家新闻社的记者接起电话，听到下面一段话：“我是史蒂夫·厄尔利。现有急电一则。总统于今天下午猝然离世，时间是……”

这就足够了，赫斯特的国际新闻社第一个发出电讯：

急电

国际新闻社4月12日5点47分华盛顿报道：罗斯福去世。

30秒后，合众社紧接发电：

急电

华盛顿报道：罗斯福总统于今天下午去世。

两分钟后，下午5点49分，美联社发电：

急电

华盛顿报道： 罗斯福总统下午在佐治亚州沃姆斯普林斯去世。

合众社华盛顿分社的一个新闻改写员，正在用记者的速记手法将厄尔利口述的消息记录下来：

在佐治亚州沃姆斯普林斯，死于脑溢血——杜鲁门副总统已知，白宫，罗斯福夫人通知——国务卿已知——已召集内阁会议——在部队的4个儿子已由母亲去电通知——总统已于下午逝世。他恪守职责到最后，这也正是对你们的希望。上帝保佑你们。我们爱你。罗斯福夫人署名“母亲”[6]。

罗斯福夫人、麦金太尔中将、史蒂夫·厄尔利下午一同乘飞机离开华去沃姆斯普林斯——（史蒂夫说）我们预计于明早离开沃姆斯普林斯，乘火车返华盛顿——殡仪事宜星期六下午白宫东厅——星期日下午海德公园安葬——详细事宜及具体时间还未确定。

详情向沃姆斯普林斯人员询问。

在纽约大街和西北第14街的WRC电台办公室内，24岁的戴维·布林克立正值班。他听到国际新闻社的电传打字机的铃声响了4下，忙撕下新闻稿，递给上司。现在正是电台播放儿童节目的时间： 全国广播公司正播放儿童连续剧《轰动一时的法雷尔》，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放的是《荒野之路》，美国广播公司正在播放《米德奈特船长》，共同广播公司播放的是《汤姆·朱克斯》。然而，5点49分，评论员们的声音响彻各大广播电台和地方广播站。接下来的4天内，广播电台取消了所有的商业广告，没有任何其他消息值得谈论。有人问纽约一名布朗克斯区的家庭主妇是否收听到收音机里播报的公告。她哭着说：“我还需要一台收音机吗？看着人们的表情就知道了。”大家不管是否认识，都相互转告，或打电话给自己的朋友，或打长途电话给自己的亲戚。在沃姆斯普林斯的大多数人都还未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时，总统去世的消息已经在伦敦和莫斯科传播开，甚至包括东京和柏林。在德国，夜幕已经降临，艾森豪威尔将军与巴顿和布雷德利将军召开会议，结束后正准备睡觉时，巴顿突然想起自己忘记给手表上发条，便打开收音机对时间。他听到了英国广播公司评论员用深沉惋惜的声音说道：“我们很遗憾地宣布，美国总统已经去世。”巴顿立刻叫醒了布雷德利，又一起叫起了艾克。几乎同一时间，在佐治亚州梅肯市附近的一条高速公路上，露西·拉瑟弗德询问邵曼托夫夫人是否可以打开车上的收音机，这位画家点了点头。她们正在听轻柔的音乐，突然节目就中断了：“我们暂且中断节目，给大家播报一条特别急电……”露西喘息着，用双手紧紧捂住脸。

在给儿子们的电报中，埃莉诺·罗斯福强调说他们的父亲一生尽忠职守，他也希望他的儿子们能将这一点继承下去。她秉承维多利亚时代的传统，具有强烈的责任心。她离开萨尔格雷夫俱乐部时就小心翼翼，不想中断会议进程或惊扰任何人。她崇尚礼节和得体，也相信儿子们会理解她。在冲绳岛外海域上，美国海军后备队中尉约翰·罗斯福正站立在航空母舰“黄蜂”号的指挥台前查看，此时他接到了来自驱逐舰乌尔沃特·L·穆尔的语音消息，内容来自海军后备队中尉指挥官小富兰克林·D·罗斯福。在敌方水域，要辨别说话人的身份是不可能的，但也无此必要，毕竟有着格罗顿学校和哈佛大学口音的人并不常见。“你这是要回家了吗，老兄？”从驱逐舰发出询问。“没有。”“黄蜂”号上一个男人答道，“你呢？”年轻的小罗斯福说：“不，让我们先把这里清理干净再说吧。再见，老兄——语毕。”约翰·罗斯福回道：“再见——挂断。”

听闻罗斯福逝世，美国人个个疑虑重重，又颇感震惊，但最重要的一点是恐惧。罗斯福总统带领了他们这么长时间，现在谁又会接手？《纽约时报》记者卡贝尔·菲利普斯回忆说，当大家开始意识到这一点时，白宫记者团都惊呆了：“天哪！杜鲁门将成为新总统！”但在当时，外界无所谓也根本不可能想到杜鲁门会成为新总统。罗斯福去世的消息犹如一团黑影笼罩在美国的土地上。埃莉诺后来承认，只有到那时，她才意识到罗斯福与美国人是多么心心相通。安妮·奥黑尔·麦考密克曾在《纽约时报》中写道：“他一生鞠躬尽瘁，用自己的人格魅力赢得尊重，任总统12年，就连其他国家的人们也尊称他为‘总统’，就好比他是世界人民的总统。他从不奴颜婢膝、巴结讨好，也从不目中无人、自命不凡。他遇事从容、泰然自若，不屑于阿谀奉承或抨击报复任何人。他的去世令这些伟大品质都显露无遗。”

一些人的反应出乎意料。罗伯特·A·塔夫脱震惊得声音颤抖：“他是当之无愧的战斗英雄，他全心全意为美国人民服务，死而后已。”《纽约时报》发表的讣告社论饱含悲伤与沉痛：“当一个强大无情的野蛮文明扬言要接管西方世界时，幸得富兰克林·罗斯福掌管白宫。百年过后，人们依然会为此跪在上帝面前感恩戴德。”自亚伯拉罕·林肯于1865年去世后，纽约爱乐乐团第一次取消了卡内基音乐厅的演奏会。在伦敦，丘吉尔步入他在唐宁街10号的书房内，获知了此消息。他说他“仿佛感到重重的一拳打在自己的身上，犹如五雷轰顶”。白金汉宫的《宫廷公报》发表讣告，此前从未有一位外国国家元首而又非皇室成员的讣闻被登载。莫斯科的国旗镶上黑边，降半旗致哀。《泰晤士报》记者报告称，英国人奔走相告“我们失去了一位挚友”。

在华盛顿，迪安·艾奇逊从行政办公大楼的窗户往下看，密密麻麻的人群聚集在白宫前。“没有什么可看的，”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我肯定他们也并不奢望能看到什么东西，只是静静站在那里，惘然若失。”在柏林，苏联的炮弹纷纷投落到元首的居所外面，戈培尔依旧喋喋不休地说：“我的元首！祝贺你！罗斯福已命赴黄泉！星宿显示，4月后半月我们将苦尽甘来。今天是4月13日星期五，这正是我们的转折点！”希特勒听后也颇为所动。另外一边，东京广播电台却让人深感意外，它引用首相铃木贯太郎海军大将的话：“我必须承认，罗斯福确实领导有方，为美国赢得了当前的有利形势。考虑到这一点，我很理解他的辞世对美国人民的沉痛打击，为此，我深表同情。”随后，一名播音员补充道：“为纪念这位逝去的伟人，现在我们特别播放几分钟的音乐。”

默默无闻的哀悼者则以其特有的方式寄托哀思。圣迭戈市有一位名叫佩特罗斯·普罗托帕帕扎基斯的人，向法院申请改名为佩特罗斯·罗斯福·普罗托帕帕扎基斯。纽约消防队的所有消防站进行“四五长鸣”——消防队哀悼消防员因公殉职的仪式。芝加哥一名小男孩在自家的后院摘了一束花送上，附上小条写着他不能参加葬礼，深表遗憾。晚饭前，格罗顿学校学生得知总统去世的消息后，饭也没吃，就跟随校长前往礼堂哀悼这位1900届校友。海德公园深处的圣詹姆斯教堂为他们教区的这位委员敲响了钟声。《纽约邮报》言辞恳切，总统若是有灵，也会为之感动，该报在每日伤亡栏栏首发布了这样一则消息：

华盛顿4月16日电：以下是最近一批逝去的英烈及其亲属的姓名。

陆军–海军阵亡烈士

白宫：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司令。妻子： 安娜·埃莉诺·罗斯福。

地址：白宫。

军事周刊《扬克》的一位编辑写道：“我们调侃过罗斯福，总拿他来打趣……但他毕竟是罗斯福，一个领导我们成长的人……他不仅是军队总司令，还是我们这代人的总司令。”佐治亚州一位年长的黑人说：“走投无路时，罗斯福让民众有了活路。”很多与罗斯福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向记者约翰·甘瑟倾诉：“我从未见过他本人，却感觉像是失去了我最要好的朋友。”起初，甘瑟自己也不理解这出人间悲剧： “他走了，让人难以置信。他相信人性本善，致力于改善穷人的生活。他有雄才伟略，又足智多谋。他相信人民，是号召人民奋发的旷世奇才。现在，这一切都成为过去，让人难以接受。”国会山上，议员林登·B·约翰逊声音哽咽，断断续续地说：“他总是如慈父般待我。无论何地，他是我认识的所有人中唯一一个从未有所畏惧的人。上帝啊上帝——他是如何把我们所有人的担子全担起来的啊！”

当然，也有许多美国人并不认为他是战时英雄，也感觉不到像是失去了最好的朋友，更不用说视他为慈父。他们的情绪往往悲喜交加。有一位曾反对他的人怯怯地说：“现在我们终于自己做主了。”有的人为此欢欣鼓舞。噩耗刚刚传来时，公园大道一家酒店的电梯内，华尔街一位著名律师的妻子紧张不安地拽着一只手套，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冲到收音机前。突然，身后传来一位男子的怪叫：“他终于死了，死得真是时候！”这位女士转过身来，用手套直直地扇了他一个耳光。

罗斯福是美国人民永远的总统。所有的悼念中，恐怕以塞缪尔·格拉夫顿的悼词最为贴切：“人们回忆他，如一位面带笑容的公交车司机，嘴上总翘着烟嘴。他习惯了在急转弯时听到车上传来一阵嘈杂声，乘客习惯于埋怨他不该这样驾车，但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可以安全地继续驶向下一个转角，同时也明白哪些嚷嚷声为真、哪些为假，因为他热爱车上的乘客。现在他走了，车也停了，离天堂之门还很远，乘客们紧紧地拽着彼此，不知如何成功转过下一个弯道。”

康涅狄格大道4701号二楼的一套公寓里，20岁的玛格丽特·杜鲁门正在为晚宴盛装打扮。电话铃突然响了，据她后来的回忆说： “电话里，父亲的声音紧张又奇怪。”但她当时正为晚宴兴奋不已，因此并未多加注意，还高兴地说：“喂，爸爸。”

“叫你妈妈来听电话。”

“你晚上回家吃饭吗？”

“叫你妈妈来听电话。”

“我只问一个简单的问题！”

“玛格丽特，请你叫妈妈来听电话，行吗？”

听到这句话，玛格丽特很委屈，双眼含泪，径自回到梳妆台前。过了一会儿，她瞥见母亲站在门口望着她，或者说，只是望向她这个方向。

“妈妈，出什么事了？怎么了？”

母亲贝丝·杜鲁门轻轻地回答：“罗斯福总统去世了。”

“去世了？”

贝丝给一位朋友打电话，门铃响了，玛格丽特打开门，看见一个陌生女人站在门外。

“是杜鲁门小姐吗？”

“没错！”

“我是美联社的记者。我想……”

没等她说完，玛格丽特就“嘭”的一声关上了门。因为她这才意识到自己穿着衬裙开的门，同时也意识到自己不再有清静日子了。她向窗外望了望，一大群人围在楼下，有记者、摄影师、朋友以及好奇的路人。公寓管理员后来发现，许多人来申请租这套空出来的套房，这里宽敞宜人、交通方便，每月房租120美元，属租金管制公寓，现在上门求租的人可谓络绎不绝。

第一夫人的专机在本宁堡的飞机跑道上空盘旋，准备降落。与此同时，比尔·哈西特正在亚特兰大帕特森殡仪丧葬公司购买棺木。哈西特想买一副内里镶黄铜的结实红木棺木，但这家公司没有，因为黄铜都用于战事了。后来，他又要求棺木必须长6英尺4英寸，因为富兰克林·罗斯福着实块头不小，但似乎这样的要求也不能得到满足。这家殡仪公司确实有一副较长的红木棺，但已经答应要卖给新泽西的一家殡仪馆。双方僵持不下，但这位精明的佛蒙特州人仗着总统的声望，最终揽得这家公司最好的棺木。10点45分，棺木由两辆灵车护送到达沃姆斯普林斯。40分钟后，埃莉诺·罗斯福、麦金太尔医生和史蒂夫·厄尔利赶到。

罗斯福夫人同格雷斯·塔利以及到场的表亲聊了很久，不知是谁告诉她关于露西·拉瑟弗德当时在场的事，这是最不恰当的时机。当时她直发抖，平静下来后，径直回到卧室，5分钟之后才露面，庄严肃穆，没有了眼泪。这时要计划筹办葬礼，包括拟定送葬的路线、确定丧葬仪式、指明牧师人选、选定颂词，还要按照国家礼节确定出席葬礼的人员，因为白宫东厅只有200个座位。这无先例可循。上一任过世的在职美国总统是沃伦·G·哈定（1923年），而国务院才发现哈定葬礼的相关材料已然遗失。所以一切都要仓促决定，由总统遗孀全权负责。[7]

结实的灵柩上装饰有厚厚的佐治亚松枝，盖有海军陆战队深绿色的专用毛毯，停放在总统专用列车的最后一节车厢上。灵柩中，总统年11月末，杰奎琳·鲍维尔·肯尼迪曾参照此复本安排肯尼迪总统的葬礼。遗体的下半身盖着他的海军斗篷。罗斯福夫人点头同意后，一面国旗便盖住了灵柩。在熠熠夜光下，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金银花的香味，他们忙了一个通宵。4月13日星期五上午9点25分，送葬队列出发，灵柩置于炮架上，以本宁堡乐队敲着低沉鼓声为先导，在红泥道上缓缓向火车站方向前进。弯弯的道路两旁，佩戴头盔的伞兵列队肃立。士兵们有的脸色苍白，有的面带泪痕，有位士兵在灵柩经过时站立不稳，昏厥在地，滚入路旁的水沟。总统最喜欢的黑人手风琴家格雷厄姆·杰克逊奏着一曲《回家》，恭送总统。军队的护柩人将灵柩送上列车，司机发动了火车，顺着坡势渐渐滑向远方。这是罗斯福专车的第400次旅程，也是最后一次。火车的最后两节车厢对调了，罗斯福夫人所坐的“斐迪南·麦哲伦”车厢现在是倒数第二节。最后一节是罗斯福曾经用于办公的车厢，现在他的灵柩正停放于此。卫兵在两旁肃立，列车继续行进。其他车厢的窗帘大都垂下，唯独这节车厢的窗帘拉开着。国旗覆盖的灵柩上面，亮着灯，整夜未灭，以便车外的路人瞻仰。

列车沿途都是露宿的哀悼者，没有人估算过到底有多少人。在亚特兰大，人们不准靠近铁轨。火车轰鸣着沿轨道缓慢行驶在9号公路上，沿途戴着白手套的士兵队伍高举带刺刀的步枪致敬。尽管如此，对总统忠心耿耿的人民还是纷纷前往，涌上街头，交通一度瘫痪。四处的车库、仓库、工厂和楼宇屋顶上，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神情凝重地望着远处的列车。私人飞机在上空盘旋，久久不愿离去。这天下午，列车驶离亚特兰大后，每个十字路口都站着静静默哀的人群。当列车驶向盖恩斯维尔时，梅里曼·史密斯在列车里喊道：“快看！”棉花地里，一群戴着印花头巾的黑人女佃农双膝跪地，紧握的双手伸向列车志哀。

列车在南卡罗来纳州的盖恩斯维尔短暂停留，补充燃料，工作人员换班，又由新司机在车头上挂上一面国旗。至少5个街区的人群伫立在铁路两旁，全部睁大双眼，目不转睛地望着列车。接着，一队童子军开始吟唱《信徒精兵歌》。梅里曼·史密斯后来回忆道：“刚开始唱得并不整齐，随后，声势渐渐壮大起来。不久后，近万人同时唱响，声音顿时如管风琴般响彻耳际。”列车继续缓缓向北行驶，埃莉诺·罗斯福后来回忆道：“整晚我都在铺上躺着，望着窗外渐渐昏暗的天色，看着丈夫曾经无比热爱的国土，我的目光转向站在车站和十字路口的人群，他们远道而来，彻夜未眠，只为聊表自己对总统最后的敬意……我的确感到震惊，一路上，不管是车站，还是十字路口，都站满了人群。这一切都超乎我的想象。”她一向喜欢米勒德·兰佩尔悼念林肯的诗。望着窗外的夜色，法拉伏在她的脚边，这四行诗一直萦绕在她的脑海中：

凄寂的列车行驶在凄寂的轨道上

7节车厢漆黑发亮

缓慢、肃穆的列车

载着林肯回到了家乡……

星期六早上6点20分，列车驶过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曙光微明，又是春日里明媚的一天。森林中开满了山茱萸，如弥漫的粉红色薄雾，遍地都是盛开的杜鹃花和紫丁香。不到4个小时后，杜鲁门总统来迎接列车，仪仗队沿着特拉华大道前行，然后向西转到宪法大道。富兰克林·罗斯福曾经沿着这条路走过无数次，笑容满面地朝欢呼的人群挥舞自己竞选时的软呢帽。今天，在场的人更多，却异常安静，只听见空军24架解放者重型轰炸机从上空飞过。

这样装备盛大的葬礼在首都史无前例。头戴钢盔的士兵列队站在两旁的人行道上，一队警察骑着熠熠生辉的摩托车在前方开路，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乐队演奏着肖邦的《送葬进行曲》、《信徒精兵歌》以及选自宗教清唱剧《扫罗》的《死亡进行曲》，海军军校的学生也在队伍中。队伍里还有坦克、运兵车、载着步兵的卡车、陆军妇女团、海军志愿紧急服役妇女、海岸警备队妇女后备队。解放者重型轰炸机又在上空出现，突然间，载着覆盖黑丝绒棺木的灵车出现在人们眼前，由6匹白马牵引，车后还跟着一匹马，都戴着眼罩、马镫倒悬、指挥刀和靴子倒挂在马镫上——标志着战士阵亡，源自成吉思汗时期。阿瑟·戈弗雷正在向全国实况转播，当他看到灵柩时，声音哽咽了，忍不住抽泣。伯纳德·阿斯贝尔写道：“一切都太突然了。灵柩静静地前行。它看起来是那么小，只是一个大轮车，盖着国旗的灵柩徐徐走过，并非人们想象的那般高大宏伟。和一般人的安身之所一样小。”

队伍向右转入第15街，又向左转上宾夕法尼亚大道，经过一群不断抽泣的妇女。“他走了。永远离开了，再也不回来了。我是多么敬爱他”，“上帝啊，他走了，永远离开了我们”。而后，灵柩到达白宫，从西北门进入，直上北边的门廊。海军乐队开始演奏美国国歌《星条旗》。这时，一个敏捷的身影从人群中悄悄离去，匆忙回到了总统办公室——哈里·杜鲁门已经开始埋头工作了。当然，没有人注意到他，因为所有人的目光都望向门口。仪仗队正抬着灵柩进入白宫东厅，后面跟着总统遗孀。

那也许是战争期间最宁静的一个下午。全国各地的百货公司都挂上了黑布，林林兄弟巴纳姆–贝利马戏团取消了日场演出。停止营业的电影院，仅在纽约就有700家。报社当天未登广告，很快就编辑完成。就连杂货店也在下午2~5点关门。下午4点，仪式在白宫东厅举行，整个美国都停下来了。美联社、合众社、国际新闻社的电报缓缓打出：肃静。公交车和汽车停靠在路边；电车停止运行；空中的飞机只在上空盘旋；已经着陆的飞机停在跑道上，并未驶向航站楼；收音机停止播放。此时此刻，没有电话服务，甚至拨号音都没有。纽约的地铁隧道里，505辆地铁列车在运行中暂停。到处都能见到男士们脱帽，女士们屈身。那一刻，所有美国人都像聚集在白宫东厅的200名哀悼者一样静默。

东厅四面摆满了百合花，足有10英尺高，遮住了墙壁，散发出浓郁的香味。当杜鲁门总统进来时，人们竟忘记起立，没有人留意到这点儿礼节上的疏忽，连杜鲁门自己也未察觉。除此之外，整个仪式进行顺利。罗斯福的轮椅静静地放在临时祭坛旁边，让人不禁想起他一生克服了重重困难。在罗斯福遗孀的请求下，所有宾客唱起了海军赞歌（“永恒圣父，恩能无边……”）。圣公会主教安格斯·邓恩致悼词，并引用了罗斯福在演说中最常说的那句话“我们唯一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祝福祷告仪式在下午4点23分结束。仪式后，罗斯福夫人率先离场，而后，楼上罗斯福一家的房间里就传出她同安娜的争吵声。罗斯福夫人离开的那段时间，女儿充当家里的女主人。当时，罗斯福总统曾询问安娜，自己能否同“一位老朋友”——露西·拉瑟弗德共进晚餐，安娜迟疑了，因为她知道个中含意，但最后还是同意了。埃莉诺觉得他们两个人都对不起自己，但后来她想通了，擦干眼泪后，下楼来到东厅，向遗体做最后的告别。工作人员打开了棺木，她放进去一束花后，棺木便永远地盖上了。

联合车站上，两辆列车等候着将宾客送往海德公园。第一辆列车负责运送罗斯福一家、杜鲁门一家、最高法院工作人员、内阁成员以及总统生前好友，第二辆列车负责运送国会议员、外交官以及新闻记者。晚上9点半，送葬队伍沿着早晨的路线返回，道路两旁士兵肃立，人行道上的人群静默。但政治人物就是政治人物，列车开离华盛顿后，政客们就谈论起政治。在“斐迪南·麦哲伦”车厢里，哈里·杜鲁门认真地同詹姆斯·伯恩斯交谈着，希望他能接任国务卿一职，因为伯恩斯参加过雅尔塔会议，对那里签订的协议了如指掌，没有人比他更合适。哈罗德·伊克斯是列车里声音最大的一个，他肆无忌惮地调侃杜鲁门，又同妻子吵嘴。亨利·华莱士脸色阴沉，闷闷不乐地一个人待着。星期三晚上摩根索还在沃姆斯普林斯见过罗斯福总统，他表示：那晚总统倒酒时，手确实比平时颤抖得厉害些，但头脑依然如往昔般灵活。哈里·霍普金斯则忙着告诉别人，新总统可不是5个月前“信手拈来”的，罗斯福观察了他好长一段时间，见杜鲁门确实领导有方，将委员会管理得不错，又广受参议院欢迎，而以后的和平协议正要提交参议院批准，所以才选他为副总统候选人。

到了布朗克斯，列车短暂停留。当离开莫特港公园时，第二辆列车调到第一辆列车前方，这一消息通过电报迅速传到哈得孙河的另一边，为总统志哀的纽约人民认真地聆听着一举一动。破晓时分，《纽约客》的《城中话题》栏目的一名记者出现在西点军校河对岸的纽约加里森火车站。他向铁路岔口的看守打听总统的车什么时候经过，那人回答：“到这儿是7点半到8点。载有国会议员的列车先到，大概15分钟后，总统的列车通过这里。”人群开始聚集过来，一位父亲带着个浑身打哆嗦的小男孩：“孩子，你要记住今天看到的一切。”但儿子却回答说：“冷死了！”

过了不久，又开来二三十辆轿车，从福特a型到1942年凯迪拉克均有。车主们看起来与其说是伤心欲绝，倒不如说是很激动。这名记者突然意识到，这说不定才是罗斯福希望看到的，因为“富兰克林·罗斯福情愿走得热闹一点儿，而不希望看到哭哭啼啼的场面”。这些人一边等，一边窃窃私语。（“星期五那天，我没告诉贝尔登太太，怕她受不了这样的打击。”“要是上帝能让他挺到战胜德国就好了！”“我倒想站台上所有人都站到一处，这样对他的敬意显得更大些。”）一批格伦可列夫修道院的教士身穿棕色教袍和凉鞋，恭恭敬敬地站成一排，如士兵一般整齐。一位妇女紧张地说道：“要是见不到他就糟了！”旁边一位男士安慰道：“放心吧，会见到的。”

车子果然慢了下来。第一辆列车过后，第二辆列车也缓缓驶来，车头还冒着缕缕白烟。男士们纷纷脱下帽子，就像80年前林肯的灵柩经过这里时一样。一开始，一个身穿红蓝格短外套的加里森青年大喊了一声，人们立刻齐齐望向列车里国旗覆盖下的灵柩以及守灵的仪仗队。

一个小女孩尖叫道：“我看见他了，真的看见了！”

女孩的母亲尴尬地说：“孩子，你看不到的，他正在国旗下面安睡呢！”但小女孩又重复了一遍：“我看见他了！”

人群散得很慢，好像拿不定主意接下来要做什么。那位父亲带着浑身打哆嗦的男孩离开时，男孩转头跟父亲说：“我都看见了。”父亲回答道：“那就好，一定要记住。”

冷泉、波基普西、切尔西、培根……这些名字都是罗斯福再熟悉不过的了——随着队伍的前行，都退向后方。星期日早上8点40分，列车从罗斯福的庄园旁转入海德公园私家轨道。列车一停，就响起了礼炮声，每15秒一响，连放21响。西点军校乐队引领着仪仗队前行，沿着土路，走上弯曲陡峭的斜坡。1870年，罗斯福的父亲詹姆斯·罗斯福开辟了这条非常宽敞的路，罗斯福小时候将它称为“河道”。就在这里的河边，孩童时的罗斯福学会了游泳、划船，又在阳光普照下的高地上学会了骑马。如今，只剩一匹马驮着空空的马鞍和倒挂的马具，一步步踏上岸边高地。

罗斯福庄园在山顶上。10英尺长的篱笆围在玫瑰园外，花园里已挖好一座新坟。一个简单的下葬仪式准备在这里举行，罗斯福的亲人、高级官员和友邻都被护送到这里。护柩的军校学生手持长枪，6名军人将灵柩抬进花园，埃莉诺·罗斯福紧随其后。花园里立着一个用绿叶编织成的十字架，海德公园圣公会主教来为吊唁者领祷。玛格丽特·杜鲁门在当天的日记中提到：仪式“很简单，但很感人”。当护柩者将灵柩缓缓放进墓穴时，主教举起手祷告：

为人的苦难结束了，

争执的日子结束了，

抵达上帝的彼岸，

结束一生的旅途。

上帝啊，愿你的孩子安息吧，

我们在这里，愿你的奴仆安息吧。

一架飞机在上空孤独地盘旋，军校学生整齐地踏前一步，向空中连放三响礼炮。小狗法拉吓坏了，狂吠、打滚、缩成一团。司号员吹响号角时，法拉仍被吓得惊慌失措，不住地颤抖。

埃莉诺·罗斯福缓缓地离开了丈夫的墓地。回到纽约，她在黑色丧服上别上了珍珠鸢尾花，这是罗斯福当年送给她的结婚礼物。对着围拢过来的一群记者，她只说了几个字：“一切都结束了。”

剪影：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争

[1] 本章章名出自美国诗人沃尔特·惠特曼的《小院丁香花开时》。原诗是悼念林肯的挽诗。——编者注

[2] 1955年，韦纳·冯·布劳恩加入美国国籍，成为航天项目领导者之一。15所美国大专院校授予他荣誉学位。

[3] “亚美利喀”部队的命名源于其编组地新喀里多尼亚，25年后，小威廉·卡利于此师任下级军官。

[4] 原著为“第34任副总统”，疑有误。——编者注

[5] 后两社后来合并为合众国际社。

[6] 电文原文：亲爱的孩子们，爸爸今天下午长眠了。他恪尽职守直至生命最后一刻，这也正是他希望你们能够做到的。保佑你们。最深切的问候。母亲。

[7] 据说，一份有关罗斯福葬礼的复本存档于国务院。18年后，也就是1963

第十二章 新世界，新风向

1945年4月13日星期五，风和日丽。这一天，《我的日子》专栏作家（罗斯福夫人）并未发稿。早上6点半，在西北区康涅狄格大道1701号公寓里，哈里·杜鲁门辗转反侧，恍若觉得有特别紧急的事情在催促着自己。他突然想起来，自己已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立刻从床上一跃而起，抓起旁边的衣服，好像要立刻行动起来。正如他之后在回忆录中解释的，他长期观察罗斯福总统，从而坚信罗斯福所言：“当总统就如同骑老虎，要么抓住不放，要么被吞进肚子…… 我从未觉得自己放松过，哪怕是一秒。”

杜鲁门绝对是一个坚毅的骑手。密苏里州农场上长大的孩子具有中部边地的顽强力量和敏锐的头脑，相比于包括罗斯福在内的大多数总统，杜鲁门对于世界历史有更透彻的理解，只是当时尚未引起注意。《时代周刊》写道：“上星期，杜鲁门的朋友几乎一致认为，他不会是一位伟大的总统。”众议院议长萨姆·雷本认为，杜鲁门“大事都正确，小事错误多”。他刚当上总统那段时间，没什么大事发生，国民都认可罗伊·罗伯特刊登于《堪城星报》上的评论：“哈里·杜鲁门不是一个捣乱的人。”对于罗伯特和其他保守人士而言，他们的新总统是个脾气好、能力差、衣冠楚楚的政客，以前只是个男装商人，讲起话来不温不火、不痛不痒，而且还带有浓重的中西部口音，比艾尔弗·兰登的口音还要重。于是，谣言四起：让他做满罗斯福总统的第4个任期吧，以后再没有人记得他了。

他们就是这样看待新总统的，这也正是杜鲁门最开始给人的印象。那时候，美国政界相信，杜鲁门成为1944年副总统候选人是党内力量妥协的结果，罗斯福对此也从未予以否认。如果回忆录中的内容真实可靠，那么罗斯福和杜鲁门共同竞选成功后，确实很少提及杜鲁门这个人。结果就是，杜鲁门入主白宫，成为美国历史上最缺乏准备的总统。

任何转变总要经过一段艰难时期。罗斯福的光环的确无人可及，而他的继任者给人的印象，活像是个来华盛顿短期旅行的乡下表弟，自惭形秽。根据杜鲁门自己的回忆，当上总统的第一天，美国特勤局人员来住处接他下楼，他竟然不觉得自己已是美国的最高领导人。一位新闻记者尊称他“总统先生”，他却回答：“我倒希望你别这样叫我。”在白宫匆匆宣誓就职后，他发表了第一次公共演讲，他说： “我将尽我最大的努力，按照我们的总统的做法继续下去。”于他而言，或是对绝大多数选民来说，那位在沃姆斯普林斯去世的男人仍是他们的“总统”。

上任后的第一个星期五的早晨，杜鲁门在人行道边招呼一名美联社记者：“喂，托尼，你若是去白宫，不如和我一起走吧。”特工人员很头疼。来到市中心，总统又坚持要步行去银行办事，这让特工人员紧张起来。这些特工人员还不习惯一位总统到处走来走去。新总统喜欢步行的消息很快传遍了附近的几个街区，也造成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交通堵塞。杜鲁门只得妥协，承认警卫的顾虑是对的——总统是不能亲自去银行的，只能让银行来找总统。他享受人们对他的敬意和顺从，但当有人提及他的新职务时，他就会向白宫记者团抱怨：“如果当记者的也能祈祷的话，伙计，帮我祈祷祈祷吧！”

从实际情况看来，他的行为还算正常。罗斯福的离世使每个人都焦躁不安。前一天，杜鲁门正式宣誓就职（此前，为了找一本《圣经》而弄得人仰马翻），一名糊涂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以为总统的中间名“S”是“希伯”的缩写，但事实上它只是一个字母而已，不代表任何意思。之后，杜鲁门深情款款地亲吻了《圣经》。那时，杜鲁门对于指挥战争的认识，不比《华盛顿邮报》的日常读者多。事实上这份报纸是他获得战事消息的主要来源，罗斯福从未向他透露过任何战况，他也从未踏入过白宫作战室半步。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上任的第一天，他还从未听说过原子弹，而约瑟夫·斯大林对于曼哈顿计划几乎了如指掌。史汀生本想向杜鲁门就相关情况做简短的汇报，却无奈没有时间。正如杜鲁门所言，第二天，吉米·伯恩斯来找他，但并未透露太多细节，只是表情严肃地说正在制作一种炸弹，威力足以摧毁整个世界。当时，来自密苏里州的杜鲁门只是惊奇地望着眼前这个人。将近两星期后，他才听到关于洛斯阿拉莫斯进展情况的全面汇报。后来，上将莱希又一次以爆炸专家的口吻提及此事，称这个计划纯粹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史上最愚蠢的事莫过于此”。

在华盛顿，那些老练世故的人热衷于谈论关于杜鲁门笨拙的传闻。但是这些传闻并未掺杂着反对罗斯福那样的恶意，有时还充满了滑稽。新总统在一场音乐会后，被邀请到后台与演奏家见面。杜鲁门当副总统时，曾被拍到与女明星劳伦·白考尔一起弹奏钢琴，白考尔坐在钢琴上，细长的双腿暴露无遗。演奏者礼貌地低声说：“我知道总统你也会弹钢琴。”总统谦虚地回答：“哦，不，哪能跟大师你相提并论。”这些趣事背后真正的意义在于，杜鲁门总统也会和别人打趣，嘲讽丝毫不会影响他。他有自知之明，这样的性格在华盛顿确实很少见，他以自己的朴实无华为荣，这种品质更是少见。

可以肯定，杜鲁门确实缺乏魅力，处事不够老练，不具备总统该有的才华和魅力。但千百万对罗斯福高高在上的庄严感到畏惧的人，却为哈里·杜鲁门的质朴和谦逊感到愉悦。罗斯福打算同胡佛竞选总统，事前连自己的妻子都不知情；而杜鲁门宣誓就职后，给住在密苏里州格兰德维尤的91岁的母亲打了个电话。自从罗斯福去世的消息从沃姆斯普林斯传出后，杜鲁门位于格兰德维尤的老家就被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重重包围，不断有人打来电话、按门铃，或是从窗外往里偷窥。老杜鲁门夫人全然不在意这些。她接了儿子打来的电话，儿子尽量安慰她说一切都好，只简单说道：“妈妈，我太忙了！可能有一段时间不能给你写信了。”杜鲁门回到家里，一放下文件，就同贝丝和玛格丽特来到好客的邻居家。用他的话说：“他们晚饭吃了火鸡，留下了一些给我们，我可是从中午到现在一点儿东西都没吃啊。一躺在床上就睡着了，把当天的事情全抛在脑后。”杜鲁门一家人从没想过麻烦白宫的厨房，更不会想到派人去饭店点些饭菜回来。和大多数“大萧条”时期过惯苦日子的家庭一样，精打细算是必不可少的生活课题。在他每星期寄往密苏里州的信里描述了得知罗斯福总统辞世，他心里是何等的谦卑——“我到了宾夕法尼亚大道上那个通往美国最著名宫殿的入口，两个接待员来迎接我……”又说起康涅狄格大道上的公寓：“我们的家具还在那儿，可能有一段时间不会回去住……这个月的房租我已缴，如果白宫的房子下个月还没有布置好，我还要再缴房租。”杜鲁门在信的最后写道：

过去的6天是我一生中最难熬的日子。4月12日晚上7点9分，我宣誓就职，现在是4月18日晚上9点，我做了6天的总统，真难以置信。今天也很不寻常。我准备睡觉了，但还是想先写完这封信。等我在白宫安顿好后，你们俩可以来看看我们。忧虑重重的儿子和兄弟向你们问好。

哈里

埃莉诺·罗斯福迁出白宫前，杜鲁门一家住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白宫对面的布莱尔国宾馆。玛格丽特在日记里回忆道：“这儿非常漂亮，古雅而又名贵。来访的高官都在这儿下榻。但下榻于此的美国总统，父亲还是第一个。”后来几天，她一直都兴高采烈。她在4月22日的日记中写着：“今天我和爸爸、妈妈去了沃尔特·里德教堂，还去拜访了潘兴将军。我真是太开心了！”1945年，像“装模作样”和“平庸”这样的贬义词还没有出现，但“乡巴佬”却被华盛顿那些好事之徒扣在玛格丽特和她整洁的父亲头上。杜鲁门成了他们嘲讽的对象：双排扣灰色西装，配上双色花男鞋。杜鲁门第一次对全国发表演说时，竟忘记了先让议长萨姆·雷本介绍，雷本只得硬着头皮打断讲话：“哈里，等我先介绍一下你。”华盛顿政坛俏皮地说：“犯错误对杜鲁门来说是常事。”至于贝丝·杜鲁门的事情，则鲜为人知。后来，一位记者从密苏里州独立市找到了她儿时的玩伴亨利·奇利斯，才了解到了贝丝的一些情况。“她是个了不起的女孩，”奇利斯兴奋地说，“我认识的女孩中，她是第一个会用牙缝吹口哨的。”

哈里·杜鲁门通常不会在意外界对自己的批评，但谁要是诋毁了他的妻子和女儿，可就不同了。玛格丽特首次以职业歌手的身份在宪法大厅演出后，《华盛顿邮报》音乐评论家保罗·休姆称总统之女“唱得不好，许多地方含混不清，她的歌声没有向听众传达出任何感情”。这份报纸送抵白宫后不久，他就收到了白宫总统的亲笔书信：

我刚看到你对玛格丽特表演的蹩脚评价……给我的感觉是，你只不过是一个受到挫败的糟老头子……有朝一日希望有机会遇上你，到时候，小心你的鼻梁会断，还要用鲜牛排来敷你那瘀青的双眼，说不定还需要个护腰。

哈里·S·杜鲁门

玛格丽特觉得很没面子，她告诉记者：“我相信父亲绝对没说过那样的话。”说完就哭着跑上楼。杜鲁门也只得承认“有时人性的弱点左右着我”（休姆在第二天的评论中，以“如果我还能斗胆发表言论的话”开篇）。但没有人留意，大家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然而，包括国会议员理查德·M·尼克松在内的共和党人，都认为当总统应该做得更体面。

对杜鲁门的批评者而言，他就是个笑话，还是个低级的笑话。罗斯福的言谈举止至少像位国家元首，总不会忘了自己的身份去呵斥一个音乐评论家，也不会在另外一份公文中怒气冲冲地说美国海军陆战队“有一架宣传机器，可以与斯大林的相媲美”。一走出华盛顿，杜鲁门的举止就像出席全国代表大会的退伍军人协会会员。在佛罗里达州，他头戴白色帽子，身着五颜六色的夏威夷花衬衫，手持特大号手杖；同温斯顿·丘吉尔前往密苏里州富尔顿途中，他竟然戴起了列车司机的帽子，还兴致勃勃地开着列车；在堪萨斯城，他又钻进了弗兰克·斯皮纳的理发店，还同弗兰克开玩笑说：“别用任何香波，我受不了那股味道。”报界把这些都刊登出来，包括他登上“圣牛”号时和母亲吻别，以及他母亲最后说的话：“要做个好人，也要带点儿刚强劲儿。”

罗斯福下葬后的那段日子里，没人对新总统有过多的期望，只有小部分人渐渐得出结论：从某些标准来着，杜鲁门也算是个好人，也带点儿刚强劲儿。讨论战事时，马歇尔和莱希只要汇报一次，他就能弄明白；军队、战舰名、作战计划、敌人部署以及后勤供应的数据，他都能记得一清二楚，而且在分析时还能准确引用。上任第一个星期还未结束，杜鲁门就着手处理棘手的巴勒斯坦问题，准备参加在旧金山召开的第一届联合国会议，改组了华盛顿的官僚机构，还调遣了三名内阁成员。他差一点儿否决了艾森豪威尔的意见：主张派遣美军前往柏林和布拉格。这也是他一生中难得没有听从自己直觉的一次，否则欧洲的历史可能要改写了。驻莫斯科大使埃夫里尔·哈里曼对这位新任总统一无所知，坐着飞机横跨亚欧大陆和大西洋回国汇报（当时是创纪录的）。4月23日星期一，哈里曼来到白宫椭圆形办公室：

我仅和杜鲁门总统谈了几分钟，就发现他对形势了如指掌。真不可思议！我顿时也觉得松了一口气。数月来，我发给国务院的所有报告，他都看过。他非常清楚战争的情况，而且深刻理解其意义。

罗斯福曾尝试过博取苏联人的欢心，但杜鲁门对他们却直言不讳。V·M·莫洛托夫和安德烈·葛罗米柯一道走进总统办公室，杜鲁门直截了当地告诉二位，美国和英国都遵守了雅尔塔协议的各项规定，但信守承诺不是单方面的。莫洛托夫回答说，苏联同样忠于自己的诺言。杜鲁门坚决反驳，立刻告诉莫洛托夫，在波兰的事情上，苏联并未如此，如果红色傀儡继续霸占着东欧不放，波兰就绝不会被允许加入联合国。而且杜鲁门希望莫洛托夫将这些话原封不动地带给斯大林。莫洛托夫愤怒地回答：“有生以来，还没有谁这样对我讲话。”杜鲁门冷冷地回了句：“遵守协议就不会有人这样对你讲话了。”陪同总统会见的哈里曼后来回忆道：“总统对莫洛托夫的态度非常坚决，事实上，我当时真有点儿担心。但我不得不说，我为这位新总统感到自豪。”

从海德公园回来后，杜鲁门邀请伯恩斯加入新内阁，出任国务卿。以总统的话说，伯恩斯“几乎跳起来表示不同意”。4月30日，新任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给儿子写信说：“新总统干得十分漂亮。”他还说，罗斯福辞世两天前，自己偶然有机会和杜鲁门详谈过。“从此就对他有了深刻印象：杜鲁门为人耿直、有决断力、老实诚恳…… 我想他会很快上手，取得人们的信任。由他而不是亨利·华莱士做总统，这是美国人的福气。”

马歇尔、莱希、哈里曼和艾奇逊等人很快就为杜鲁门所折服，其他人则需要较长时间才佩服他。然而，还有一些人需要当头一棒才能觉醒，杜鲁门正好专精于此。杜鲁门决定任命密苏里州的一位老朋友约翰·斯奈德出任财政部长。他叫来了前任部长耶西·琼斯，告诉他这个消息。琼斯感到很突然，他本以为事先会和他商量一下，便问：“是‘总统’生前的决定吗？”

杜鲁门回答道：“不，是总统刚决定的。”

4月底，《日内瓦论坛报》头条醒目地写着：战事发展迅速，节节胜利。5月1日，德国元首的死讯传来。当晚，朱莉·安德鲁斯第二次见到伦敦灯火通明。5月2日，柏林被攻克。稍后，在意大利的德军投降。两天后，驻扎在荷兰、丹麦和德国西北部的德军司令们纷纷投降。5月7日，德国最高统帅部参谋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将军偕同其属下在法国兰斯签署了无条件投降协议书。与此同时，在柏林，德国最高统帅部长官、陆军元帅威廉·凯特尔在苏联元帅格奥尔基·朱可夫面前同样不好受地签署了投降书，正值夜里11点半。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整个国家的全部武装力量，包括服役士兵、海陆空三军，都沦为战俘。接下来的一星期里，所有司令员、军官把军队撤回到指定地点，取消所有命令，校准手表以便同时全面停火。1945年5月8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战胜利纪念日，也是哈里·杜鲁门的61岁生日。上午9点，杜鲁门通过广播讲话。（同一时刻，丘吉尔在伦敦、斯大林在莫斯科向国人宣布胜利的消息。）杜鲁门第一句话是：“盟军经历了无数的牺牲和英勇奉献，在上帝的保佑下……”几乎没有人记得他接下来说了什么。人们聚集在大街上和时代广场上，华尔街上的大厦窗户里扔出整卷彩带，芝加哥卢普区、波士顿公园、好莱坞和文兰城、印第安纳波利斯的战争纪念碑周围，以及华盛顿各大商场、学校、军工厂里，只要有地方就有欢呼舞蹈的人们，有时没地方也能跳，比如商店橱窗、电话亭、电梯里。男人想亲吻，女人想被亲，此时此刻，他们有权利忘记在大洋彼岸还有一场更令人头疼的战争。那个帝国比德国法西斯更强大，更有决心继续作战，甚至不惜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以迫使敌人付出最大代价。欧战胜利并没有击垮日军的士气，天皇仍然高高在上，整个民族都甘愿为他卖命，这是不朽的保证。东京对所有爱好和平者的诉求，都一样回答：不投降，永不投降。

自12月26日巴斯托涅解放以来，历史飞速前进。9月里，胜利接踵而至，当时的幸存者往往并不了解战争情况，因为许多人根本没时间也没心思收听新闻。士兵仍留在兵员补充中心、食堂、医院、驾驶舱中或战舰上，他们正在怀念死去的战友，正在术后休养，正在重读亲人的来信，或是请同伴签名留念，以打发这段无聊的时间。在美国国内，家中的母亲、妻子迎接受伤的儿子或丈夫归来，或是忧虑地查看伤亡名单上是否有亲人的名字。这时，广播电台评论员广播往往没人听，到处都扔着没人看的报纸。几个月的时间里，人间活像一个万花筒，混乱不堪。

混沌中，震惊世界的大事发生了。《联合国宪章》在旧金山签订；温斯顿·丘吉尔这一美国人眼里坚韧不拔的化身，在英国工党以压倒性优势获得选举的胜利后，被扫地出门；麦克阿瑟重新占领菲律宾群岛；战争实验室里提炼出神奇药物（当时“药物”还是褒义词[1]）；当了11年纽约市长的菲奥雷洛·H·拉瓜迪亚也下台了；为人所熟悉的“债券”牌子（号召民众购买战时债券）从时代广场撤下。人们听闻纳粹集中营屠杀了600万犹太人和日本神风特攻队驾驶装满弹药的战斗机冲向美国军舰的滔天罪行，已无心了解所谓无人驾驶的V–2导弹。最终，日本两座城市被美国完全摧毁，一座城市如丹佛大小，另一座则比纽瓦克市还要大些。

欧战的胜利虽然让夏威夷以西的人们看到了希望，但还不至于令他们欢呼雀跃。欧洲战场似乎是其他人的战场，对这些岛上的人来说，欧战胜利的意义只是早日从欧洲得到增援而已。太平洋战场的老兵总念叨一首打油诗：“45年活着回家，46年重返乡下，47年回到天堂，48年抵达金门。”那些与日军交战的士兵都明白，除非幸运地受伤（伤势严重到不再能参战，但其他事都能做），否则能回家的希望非常渺茫。与日军作战的士兵，都知道45年、46年甚至47年都不大可能回家。大多数人只企盼能在48年回家。但战斗一场接一场，重伤牺牲的可能性不断增加。华盛顿参谋长联席会议也认同这样的看法。攻占不足8平方英里、满是火山灰的硫磺岛，就赔上了25 849名士兵的性命，占登陆部队总人数的1/3；攻打冲绳岛，牺牲了49 151名士兵，神风特攻队在冲绳上空向美国战舰俯冲，炸沉34艘军舰，还重创368艘舰艇。如果日军在其防御边界的外围岛上就能造成如此重大的伤亡，那么在日本本土142 007平方英里的领土上，他们会是多么可怕！恐怕就和在塞班岛的情况一样吧，每个拿得了手榴弹的平民百姓，都会和军队一起作战。[2]

雅尔塔协议保证英美联军将获得苏联的全面支持，参谋长联席会议做出了有根据的预测。如果11月1日成功登陆日本九州岛，在仲冬进攻本州岛，预计阵亡人数将超过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牺牲人数的总和。史汀生在1947年2月的《哈泼斯》杂志上写道：“我听闻此次作战，光美国士兵伤亡人数就可能有100多万。”（“二战”中，美军为攻破日本在太平洋的外围防线，伤亡总计170 596人。）麦克阿瑟将军对此更加不乐观，他说，到目前为止，和美国陆军与海军陆战队作战的都是孤立无援的岛上驻军。而日本陆军有五六百万人，数千吨弹药藏于地下洞穴，还从未在战争中失败过。他们正在从中国战场撤回军力保卫日本本土，并挖掘战壕。除非将日本所有岛屿封锁，饿死所有人（但这是最不人道的做法），否则总得对付这些部队。麦克阿瑟预言，这将是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杀戮。他预料在11月1日完成抢滩时，伤亡就会有5万人左右。进攻本州岛之前需要精密部署，因为藏匿在地下飞机库的5 350架神风飞机随时可能会同许多舰艇同归于尽。最后，麦克阿瑟提醒华盛顿政府，还有可能找不到有组织的敌军作战，因为日军可能隐藏于山林，打游击战，到时这场战争可能会持续10年之久，盟军的伤亡量将难以预计。

带着他的预想，杜鲁门准备前往柏林西南17英里、波茨坦的勃兰登堡参加会议。那时候，他已经决定争取同苏联红军合作。巴顿将军向英国人宣布，英美应加强战后的双边关系，“因为，毋庸置疑，统治世界是我们的历史使命”。史汀生连忙做出回应，告诉媒体巴顿所说的只是他的个人看法。美国报界劝巴顿注意自己的公开言论，他的发言应只限于“齐步走”、“刺刀”和“射击”这类口令。马歇尔将军告诉记者，如果苏联不与美国结盟，还需要增加一倍的美国士兵奔赴欧洲战场。当时，艾森豪威尔将军飞往苏联克里姆林宫，希望进一步加强莫斯科和华盛顿的合作关系。苏联将军敬佩他，政治委员们欣赏他，约瑟夫·斯大林也面带微笑地欢迎这位尊贵的客人。斯大林还把自己的照片送给艾克，亲自授予他苏沃洛夫勋章和胜利勋章。胜利勋章是一枚华丽的装饰物，这可能是除了荷兰威廉敏娜女王授予的镶有珍珠的金剑之外，他收到的最贵重的奖章。这个星形的白金勋章，直径约3英寸，镶有91颗重达16克拉的钻石。然而，这竟然成了历史的一大讽刺：这枚名贵勋章的获得者，后来当上了美国总统，竟然让一切受过苏联奖章的人流离失所，被国会委员会恐吓，被邻居们当街驱逐。但1945年，这一切都还只是难以预知的未来。这时候，世界上的两个新晋超级大国还能暂时和平共处。艾森豪威尔博得了斯大林的欢心，为美国立下了功劳，如果这一年夏天没有那两朵蘑菇云的出现，这一功绩也许会更显著一些。

斯大林当时可闲不下来，要在克里姆林宫接待盟军的最高统帅，又要在波茨坦对美国新任领导人做出估量，还得忙着研究美国尚未测试的超级武器的情报，英国称其为“合金管”，史汀生称之为“X”，参谋长联席会议叫它“S–1”，橡树岭那些少数参加此计划的科学家称之为“S–y”，而在其存放地——洛斯阿拉莫斯技术区的更少数科学家却称之为“新玩意儿”。

这个科学界最伟大的成就，将成为史上最昂贵、最有效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如果它能成功爆炸，但没有人敢保证。同时，军事保卫部门还不知道福克斯–戈尔德–罗森堡–格林格拉斯的泄密事件，所以做的安排依然滴水不漏，甚至未透露这种“新玩意儿”真实存在。当年春，75名飞行员被选中派往美国犹他州的温多弗机场，组成第20航空队第21轰炸指挥部第313飞行联队第509混合大队。没人知道第509混合大队的任务是什么，队员都是自愿参加的，如若问他们自愿服务什么，得到的答案只是：这一组织“将执行某种特殊任务”。

他们知道是特殊任务，他们的飞行训练与众不同。一架B–29轰炸机要模拟独立高空袭击，另外两架战机观测是否有异常天气，尤其是闪电风暴。负责轰炸的单机并不携带B–29轰炸机常规携带的巨型高性能爆破弹，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巨大的奇形怪状又威力一般的炸弹。事实上，这颗炸弹是洛斯阿拉莫斯所造装置的外壳的精密复制品，是按照那个装置蓝图制造的。与此同时，第一颗原子弹就快完成了，第509混合大队摸不清这是什么门道，甚至在被派往距日本射程很近的提尼安岛执行任务时，仍然一无所知。他们在岛上继续训练的同时，年轻的核物理学家菲利普·莫里森博士在岛上主持修建一个先进的实验室。飞行员不认识莫里森博士，对他们来说，说不定他只是在这里建立一个随军小商店而已。更荒唐的是，他们不断接到危险警告，但就他们所知，这些危险根本不存在。华盛顿的某些人觉得他们会面临失明的危险。他们在飞行过程中，被要求戴上电焊工用的护目镜，当投弹手打开弹仓后，绝不能往轰炸目标方向张望。

每晚黄昏时分，B–29轰炸机起飞前往日本执行任务。莫里森博士之后告诉参议院委员会：“我们常坐在珊瑚礁上，观看第313飞行联队的实战演练。”大部分战机将于第二天清晨返回，排成一条长线，就像项链上的珠子，从头顶到天际，一字排开。一眼望去，能同时看到10或12架飞机，每两架之间相距两英里；一架飞机着陆，另一架立刻接上，视野中永远有同等数量的飞机。空荡荡的场地顿时停满了战机，一两个小时内，所有的战机就都返回了。

对于莫里森而言，这一幕非常壮观，但对第509混合大队而言，这简直就是每日的难堪。他们都是最优秀的飞行员，安逸会消磨他们的士气。他们飞抵提尼安岛时，“东京玫瑰”指名他们队伍的番号问候他们，也许其知道情况。更让他们难堪的还是来自第313飞行联队其他飞行员（负责夜袭日本领土）的奚落。他们每晚都要在“帝国”（这是飞行员们对日本的称呼）上空闪避高射炮火，有的牺牲了，有的负伤而归，但是第509混合大队的飞行员执行任务的地点只是日本贫瘠的荒芜地带，又是毫无战略意义的地区，因此，根本没有遇到过高射炮。他们会不时接到投炸弹的命令，但不过是一种小型炸弹而已。对于他们而言，如此令人困惑的任务简直有辱飞行员的身份。更大的侮辱是，另一组投弹手编了一首打油诗嘲笑他们：

秘密大队飞向天空，

无人知晓他们行踪。

明天又会平安归来，

谁也不知去了哪里。

请别问我有何结果，

除非你想自找麻烦。

但知情人会告诉你，

第509队将决定胜负。

“东京玫瑰”似乎无所不知，也不知从哪里得到这首讽刺的打油诗，嘲笑“第509队将决定胜负”。

5月底，提尼安岛上被遗忘的人迎来了一位高个子科学家，名叫路易斯·W·阿尔瓦雷茨。岛上没人知道阿尔瓦雷茨的经历，即使知道，也不会相信。他冒的生命危险比任何人都要大，他在遥远的峡谷工作，离住宅区和洛斯阿拉莫斯技术区都很远。他完善了原子弹复杂的冲放装置，称其为“枪式”装置。这个炸弹内有两半，一半的铀235充当子弹去撞击另一半铀235。阿尔瓦雷茨装置现在能精确到百万分之一秒，这种完备的技术设施足以解答一年半前芝加哥阿隆索·斯塔格运动场空旷看台下解决不了的问题。

以下是1945年春炸弹的形态及其研发秘诀：

黑色“鲸型”精密加工，直径28英寸，长10英尺。整套装置重9 000磅，其中大部分是压舱物，铀芯仅重22磅。（假设爆炸100%有效，2.2磅的含铀量已足够，但研发初期，能达到10%的成效就已经很不错了。）不仅要将22磅重的铀分离处理，而且，使导弹内核质量不相等也很重要。“子弹”部分约重5磅，“靶子”部分约重17磅。显然，将两部分分隔开的隔屏（或叫封套）至关重要，它的首要作用是使分裂铀235原子的快中子不能直接冲击。如果隔屏失效，那第509队就什么也做不成——连同那些爱起哄的人，以及整个提尼安岛都将被炸为乌有。芝加哥的反应堆里，提纯过的石墨用于防止中子冲击，但要制造一枚炸弹可比建立反应堆困难得多。当德国的核物理学家第一次听说美国成功爆炸了一枚原子弹时，古德斯密特报告，他们相信“美国扔向广岛的只是一个完整的铀反应堆而已”。因为便携式炸弹中的石墨并不能发挥功效，在新墨西哥州的盟国科学家花了数月时间，搜寻其他能压制中子冲击的物质，洛斯阿拉莫斯技术区称这种物质为“融合芯”。这种中子反射器必须是高密度的金属物，黄金是可行的，奥本海默就曾认真考虑过申请一些黄金，后来一种合金也被证明可行，于是原子弹两个半边的铀235就用合金缠绕着，外面是一层层的弹片，直到B–29轰炸机的炸弹舱被整个塞满。和普遍认识相反，这种炸弹不是用降落伞投向目标的。B–29轰炸机速度很快且飞得很高，有时间让飞行员及机组成员逃离现场，因此原子弹可直接投掷，但并未接触地面。根据阿尔瓦雷茨原理，为了发挥最大功效，原子弹在目标（洛斯阿拉莫斯术语称目标为“零点”）上空就会触发爆炸。真正的导火线是戴维·格林格拉斯为哈里·戈尔德在报纸上画的那种透镜，现存于莫斯科。在这种神奇的微力矩作用下，通过远程控制炸弹，使中子迅速聚结，千万分之一秒内，原子弹即可被引爆。

无论格罗夫斯将军有何顾虑，他还是不得不假定这种装置不会走火。格罗夫斯是一名军人，为人忠诚。这个项目已经耗费了20亿美元（这笔钱分散在诸多拨款项目中，瞒着国会弄来的），已经别无选择，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早在1944年12月30日，巴斯托涅的居民还实行着定量减半的食物配给制，太阳旗还在硫磺岛和冲绳上空飘扬，格罗夫斯在给马歇尔将军的书信中写道，他“有理由相信”一种枪式原子弹将在下一年投入使用。那时，格罗夫斯认为初步的测试完全没有必要。据他估计，第一颗原子弹将在1945年8月1日准备就绪，第二颗将在1946年1月1日研制成功，第三颗则再迟一些，时间尚未确定。

4月24日，史汀生和格罗夫斯来到椭圆形办公室，杜鲁门第一次听到了有关曼哈顿计划的完整汇报。总统听完后，顿时瘫坐下来。史汀生告诉杜鲁门，方案有少许变化：7月中旬，将在靠近洛斯阿拉莫斯无人居住的沙漠地区进行一次测试。史汀生表示，如果成功，试验装置将释放出500吨TNT当量，而第一次在实战中爆炸的原子弹的威力将是其两倍，相当于1 000吨TNT当量。如果要显示这些人对即将诞生的怪物知之甚少，这些数据就足以说明，因为实验证明第一颗导弹释放出了20 000吨TNT当量。尽管如此，杜鲁门还是很谨慎。4月24日的新闻稿中出现了杜鲁门对这颗原子弹的首个决定：探索是否有其他办法。由两组人员研究，一个是军方和非军方人员组成的临时委员会，一个是科学专家组。5月31日和6月1日，两组人员会面时发现，他们分别独立工作但得到的结论一致。

道德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临时委员会（包括史汀生、马歇尔将军、詹姆斯·F·伯恩斯、范内瓦·布什、卡尔·康普顿以及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布赖恩特·科南特）对于原子能的影响非常敏感，他们“认为原子能不能简单地作为军事武器考虑，还应被看作人类与世界的新联系”。与此同时，调查人员也意识到，每个工业化国家都有核物理学家团队，无论美国如何抉择，核武器的研制都是迟早的事。临时委员会和科学专家组（包括奥本海默、费米、E·O·劳伦斯以及阿瑟·康普顿）都已做过研究，寻找其他替代方法。提前详细预警原子弹的威力或是在无人区进行爆炸试验，但两种方案皆因不可行而被取消。原子弹爆炸的情形还不为人所知。即使洛斯阿拉莫斯即将举行的试验取得成功，也不能保证B–29轰炸机上投放的炸弹就能顺利引爆。在沙漠的测试是静态的，根据一种复杂而又未经试验的装置在既定高度投放炸弹，并不能给技术人员提供任何有关原子弹引爆问题的新信息，在实战中失灵是极有可能的。如果美国警告日本人后投放下一枚哑弹，那只会让敌人的士气更高昂，加强他们孤注一掷、殊死搏斗的决心。而且，美国也没有多余的原子弹可以浪费。除了用于沙漠爆炸测试的静态装置，只有两枚原子弹：“小男孩”和“胖子”。

因此，6月1日，杜鲁门的顾问团建议“尽快轰炸日本”，而且应选定有双重意义的目标——邻近其他更容易被摧毁的军事设施，并且“无须提前警告”。4位科学家一致认为：“我们不能保证仅用技术示威就能终止这场战争，除了用于军事外，没有其他切实可行的办法。”史汀生在稍后呈交杜鲁门的备忘录中写道：“一旦开始实际进攻日本本土”（如果杜鲁门不同意使用原子弹，就要立即准备进攻），“我认为这场战争将比与德国的战争更加惨烈。这种尝试……反而会激发敌人的民族团结和同仇敌忾，迥异于德国的情况”。一年后，卡尔·康普顿在《大西洋月刊》中谈起原子弹：“我相信，没有人会放着这样的炸弹不用，否则事后如何向自己的国人交代？”康普顿并非不了解炸死广岛8万人的惨状，但他提醒批评者应该铭记德国德累斯顿和汉堡市的大火，以及B–29轰炸机在东京上空的两次燃烧弹袭击，一次杀害了12.5万人，另一次则近10万。如果可以用数字评判道德，那么，决定对日本使用核武器的人也算不上最大的战争罪犯。

7月13日星期五，正好是罗斯福在沃姆斯普林斯去世三个月的日子，试验装置的两半边铀235、融合芯和起爆装置，从洛斯阿拉莫斯技术区的“后门”步上一条直达路，通往位于美国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50英里外半沙漠地带的S发射场。距此地最近的村庄奥比斯库罗（西班牙语为“黑暗”之意），被当地人称为“死亡地带”。这一巧合并未在核物理学家当中引发黑色幽默，因为他们很清楚自己正在向未知的领域迈进。他们警告第509混合大队当心闪电并不足为奇，但闪电的危害是无法估量的。一场暴风雨中的一道闪电就能将他们分崩离析，而且由于链式反应的范围究竟有多大还不可知，摧毁整个地球也并非不可能。虽然科学界大部分人不赞同这种猜测，但没人能保证完全不可能。深夜里，科学家们驱车经过奥比斯库罗，一路无语。

在“死亡地带”的中部地段，靠着一所旧农舍正面，修建了一个100英尺高的铁架。弹芯将在这里组装，但要等到最后时刻才能完成。这时，对闪电的恐惧与日俱增。7月，这种贫瘠的荒漠地带经常会出现雷暴天气，几天前，在这里完成了普通炸弹的预演，刚把炸弹装好，突然一道叉状闪电划过，将炸弹引爆了。支架和农舍是绝对的“零”。洛斯阿拉莫斯炸弹物理组的负责人罗伯特·F·巴查博士正在农舍里安装炸弹，黄昏时分，他觉得很不顺手，每个零部件的精度都极高，但其中一个零部件卡住了，他等了一会儿，再试，再继续等，试了很多次，终于完整契合。

此地西南方10英里外，奥本海默和科学指挥团的其他成员在那里静候佳音，B–29轰炸机则在上空巡航，随时用无线电报告天气状况。奥本海默S–10碉堡是指挥中心，也是总指挥部，其他三个加固的混凝土要塞建在其他方向上，每个要塞都距离“零”地带1 000码。初步设定于凌晨4点引爆，但天气总在恶作剧，每次天一放晴，B–29轰炸机的飞行员就报告天边出现新闪电。爆炸推迟到凌晨5点30分，风暴迹象完全消失。7月16日凌晨5点29分15秒，原子时代到来前45秒，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物理学家轻轻拨动了主发射器，每个事先搜集的电子都在微秒时间内准确地进入了指定位置，开启第二、三级链式发射器。

5点29分50秒。

一个声音响起：“倒数10秒！”这还是第一次倒数计秒。每个人都在无声地默数着——5时29分51秒，5时29分52秒，5时29分53秒，5时29分54秒，5时29分55秒，5时29分56秒，5时29分57秒，5时29分58秒，5时29分59秒——5点30分，一切同时发生。人类根本无法辨别出百万分之一秒，所以没人见识到原子弹的第一道闪光，但他们的确看见了远处山坡上耀眼的反光。所有人都为之震惊，奥本海默在要塞里抱住了柱子。30秒后，迎面吹来了一股飓风，接着，震耳欲聋的巨响扫过整个荒漠。与此同时，空中不断上升的放射性物质笼罩着“零”地带，把它的发明者惊得目瞪口呆。威廉·L·劳伦斯写道：

……这是人类前所未见的日出，眨眼间，一轮绿色巨日爬上8 000英尺的高空，越来越高，直到触及云端，炫目的光辉点亮了大地和天空。这个直径有一英里长的巨大火球不断上升，颜色渐渐发生变化，从深紫色到橘黄。球体不断上升，也不断变大。如同某种自然力挣脱了千万年的困顿。转眼间，颜色变得异常幽绿，如同日全食时的日冕一样。似乎地球已被打开，天空像被撕裂。如同创世之时，上帝说：“让世界有光。”

气体不断上升，巨大的内压使气体不断膨胀，形成巨型蘑菇云，继续上升，又形成一朵蘑菇云，上升到4.1万英尺的夜空，比珠穆朗玛峰还高，最终消失在天际。奥本海默想起了《博伽梵歌》中的两段文字——“如果千万太阳同时在天空照耀，它们的光灿或可与至尊者的宇宙形体相仿”和“现在我变成了死亡，世界的破坏者”。其他人也在欢呼，一位高官声嘶力竭地叫着：“天啊，那些长头发的人肯定失去了控制！”一位欢欣鼓舞的物理学家高喊着：“太阳的光芒也不能与之相比。”的确如此，5点30分时，“零”地带的温度高达华氏1亿度（5 556万摄氏度），是太阳中心温度的三倍，表面温度的1万倍。在新墨西哥州和得克萨斯州西部沉睡的人们也被这种神秘的闪光惊醒，接着那股暴风强烈拍打他们家里的窗门，人们无不为之惊恐。

现在，“零”地带看不见任何东西。费米坐在铅质内衬的谢尔曼坦克里向“零”地带开进，用一个机械铲采集样土，以用于实验室检测，但由于辐射过强，深入研究只能推迟。等到科学家能够安全进入时，才发现“零”地带方圆一英里内的所有生命，无论动物还是植物，如响尾蛇、仙人掌以及沙漠里的绿草全部被摧毁。B–29轰炸机群曾在几英里外发现的一群羚羊也消失了。新墨西哥州其他地方的牛，皮毛上也长出了灰色斑点。距离“零”地带800码处的32吨重铁塔现在成为一摊扭曲的废铁，而“零”地带周围冲压成了一个直径约800码的白热大圆碟，连一粒沙都没留下。高温将沙熔成了不知名的翠绿物，如同一个笨重又折不断的塑料一般。农舍和支架不知所踪，已化成气体随风而去了。

格罗夫斯将军第一个回过神来，告诉身边的副官：“战争结束了，只需一两颗这种炸弹，日本就玩儿完了。”身旁的科学家并没有说什么，有一个人把手指十字交叉（祈祷幸运之意），因为“一两颗”是他们的所有。洛斯阿拉莫斯试验的代码是“三合一”，意指现有的三个“新玩意儿”。如果东京方面揣测出真相（一位天皇的军官后来确实怀疑过），美国的境况就危险了，因为再造一枚原子弹需要多耗费大半年的时间。但现在两次爆炸，或许就能带来瞬间的和平。

只有一个人能决定下一步如何走。当杜鲁门乘船前往波茨坦时，试验准备已进入最后阶段。他后来在回忆录中提及，当时“很急切地等待着消息，因为没人能确定原子弹完全爆炸的结果”。7月16日早上，两个临时代码组成的文件由信使飞机送到波茨坦。第一封是格罗夫斯将军向总统的汇报：“手术上午完成，后续诊断仍在继续，但结果非常理想，甚至超过了预期。”第二封是战争部长用私人信封写给丘吉尔的信件。史汀生写道：“婴儿圆满诞生了。”丘吉尔首相喃喃自语：“基督在愤怒中复临了。”据杜鲁门回忆，他只是向斯大林元帅“顺便提到”，美国研制出一种具有超凡杀伤力的新型武器，这位苏联人补充了些什么，但没表现出太大兴趣，只简单回答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希望美国能“好好利用这一武器打击日本”。

杜鲁门总统椭圆形办公室的书桌上放着一张小标牌，上面写着： “重任止于此。”现在，他就担着这样的重任，并且不能分担给其他任何人。他的临时委员会顾问刚刚发来电报：“目前，没有任何技术手段能结束这场战争，除直接用于军事外，无其他办法可行。”在杜鲁门看来，也别无选择。军事顾问一直在催促他执行他所谓“现有的进攻日本本土”的决议。

8天后的7月24日，总统初步批准了实施原子弹打击计划：“只要天气情况允许，就立即执行。1945年8月3日前后，第20空军第509混合大队将携带第一颗原子弹前往下列目标地之一：广岛、东京、小仓、新潟、长崎……实施轰炸。”杜鲁门认为这样的白纸黑字非常残忍，史汀生也有同感。早在6月19日，战争部长就在日记中提到，一定要给东京一次“最后的警告”。后来，在总统的建议下，杜鲁门本人、丘吉尔和蒋介石通过广播向日本发出了后人所称的《波茨坦公告》。公告前7条具体保证人道主义，不打击报复，允许日本建立“新的和平、安定和公正的新秩序”，建立言论、宗教和思想自由，建立新工业，“加入世界贸易”，对日本国内战略要点进行有限度的占领——一旦局势稳定，将迅速结束占领。第8条即最后一条要求日本所有军队无条件投降，否则将对其实施“迅速且彻底的打击”。

这段广播在东京引起了各种看法，有人认为，这是在向日本许诺，美国军队撤离后，可由日本人决定成立自己的政府，事实也的确如此，这正是杜鲁门想要传达的。但日本的武士道影响太深，日本外相东乡茂德想用拖延战术，他表示内阁中的军人们一定会拒绝执行这样的要求，所以不如不表态，但首相铃木贯太郎大将犯了一大错误。在7月2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铃木贯太郎指责《波茨坦公告》只不过是老调重弹，日本不屑理会。伯恩斯告诉记者，这个消息“令人沮丧”。但杜鲁门仍希望敌人能三思而后行，因此迟迟未对提尼安岛开绿灯，直到8月2日，他乘坐“奥古斯塔”号回国时，才发布命令。命令被编码后，通过无线电广播发往地球的另一端，一切已成定局，再也不能挽回。

“小男孩”由三架超级空中堡垒运往提尼安岛，8月5日星期日下午，经过部分组装，原子弹悬挂于“艾诺拉·盖”号B–29轰炸机的炸弹舱里。“艾诺拉·盖”号是第509混合大队指挥官保罗·W·蒂贝茨上校的专机，他很早以前便以他母亲的名字为其命名。曾有人告诉他，一天时间内，他和他的战机都将载入历史。现在，手下的士兵也猜测到闲散的日子终于要结束了。运送高级军官的吉普车来来回回，格罗夫斯的副将T·F·法雷尔准将刚从洛斯阿拉莫斯抵达此处，正在向威廉·S·帕森思上校解释装置。这位海军军械专家明天将登上“艾诺拉·盖”号轰炸机飞往“帝国”，指导此次袭击任务。帕森思听得越多，眉头皱得越紧。他到达这个岛后，曾见过几次B–29轰炸机执行任务，但如果要用超级空中堡垒运载组装好的原子弹，恐怕会造成历史上最惊人的事件。法雷尔称，现在只能祈祷战机不会出事。帕森思坚持认为：“如果要让我离开岛后，再来组装原子弹，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法雷尔问道：“你之前组装过类似的炸弹吗？”帕森思回答没有，但自己有一整天的时间来学习。这个决定同时也意味着，他是“艾诺拉·盖”号上唯一全面了解这种武器的人。假如命运不济，他可能会落到敌人手里。为保险起见，他向一位年轻的情报官借了一支手枪。

这天晚上，第509混合大队在会议厅集合，陆军上校蒂贝茨首次向士兵们说明了任务：“我们要执行的任务是投掷一颗炸弹，这种炸弹你们从未见过，也从未听说过。炸弹的杀伤力是两万吨TNT当量。”

他停下来，等着下面发问，但没有人提问，飞行员都惊呆了。

他继续讲非凡的武器需要配合非凡的战术，这也是他们的演练如此特别的原因。几小时后，凌晨1点45分，三架超级空中堡垒起飞前往日本，转播目标地和替代目标地的天气情况。2点45分，第二批三架B–29轰炸机起飞，黎明前15分钟，帕森思将驾驶“艾诺拉·盖”号轰炸机在硫磺岛与两架护航机会合，一起执行投弹任务。午夜12点，收到最终作战指示，洛斯阿拉莫斯将发来报告，解释为何会让一位海军军械上校登上主轰炸机。这一晚，无人入眠，大家都在猜想帕森思上校能否在空中将原子弹组装好。而帕森思自己比任何人都想知道。

一切似乎都很顺利。黎明前，他们在星空下飞翔，绕过小笠原群岛南部厚厚的积云，在硫磺岛成功会合，然后一个大左转转向西北，朝日本方向飞去。蔚蓝的天上，除了高空中一片薄薄的云朵之外，几乎空无一物，也没有发现敌人的战机。机组成员有些坐立不安，没有任何对话或玩笑。

从蒂贝茨的副驾驶员罗伯特·A·刘易斯上校此时写给父母的书信里，可以看出他们当时的心情。他在战机上写着：“4点30分，我们看见东方的天空依旧高挂着月亮。我想，向小日本扔下炸弹返航时，每个人都会如释重负。当然，回家路上的感觉会更好。”5点，刚刚破晓，近一个小时后，刘易斯写道：“此刻（5点51分）看来，我们还要在晴朗无云的天空中飞行一段，投弹手汤姆·费比一直没有说话，我想他的思绪一定回到了美国中西部的家乡吧。”一分钟后：“5点52分，我们离硫磺岛仅有几英里。现在我们要上升到新的高度，并且要保持在这个高度，直到距离‘帝国’一小时的路程。”

在本州岛上空，帕森思开始默默地组装设备。副驾驶刘易斯的手稿也开始凌乱潦草：“……帕森思上校将完成组装的最后部分。战机的承载重量已达到极限，炸弹装好了，它就在你的身后，感觉很不自在。愿上帝保佑……启动了自动装置，我们已飞达适当的高度……不远啦，亲人们……”

他们绕着目标又飞行了4英里。费比目不转睛地盯着瞄准镜上的十字线。9点15分，他按动了触发器，原子弹被释放，不到60秒的时间，原子弹落了下来（地面上的各种计时器，甚至一些是断肢上的手表，都证明了投弹时间）。坠落过程中，原子弹自动调试齿轮和进程，准确无误地顺利引爆。刘易斯上校刚刚给父母写道：“轰炸目标过程中，有短暂的间歇。”然后，他潦草地涂写着：“天啊！”

透过护目镜，他们第一次见到了一团紫红色的火点，千分之一秒内迅速沸腾、翻滚、膨胀成一个半英里宽的大火球。紫色的大火球继续上升，周围形成了巨大的灰色烟圈，升入1万英尺的高空，形成了翻腾的第一朵蘑菇云。火柱下方约有三英里宽，目标“零”地带剩余的一切均被吞没，一切可燃物体瞬间化为灰烬。5万英尺的高空中形成了第二朵蘑菇云。“艾诺拉·盖”号和两架护航机快速拍下几张照片后，就迅速撤离了。距离广岛270英里远时，他们仍能望见蘑菇云继续上升至平流层，发出五彩斑斓的射线。

9点20分，蒂贝茨向提尼安岛发电：“任务胜利完成。”“胜利完成”似乎并非合适的词语，但再也找不到更合适的词了。忽然，蒂贝茨意识到第509混合大队的飞行员突然成了提尼安岛的英雄，后方的人再也不会嘲笑他们了，美国的百万民众也会相信他们已经取得胜利，或离胜利不远了。但似乎也失去了什么。上午9点14分，广岛这座富饶的城市里还居住着34.4万民众，9点16分，就有60 175人死亡或失踪，4平方英里的居民区顷刻间化为乌有。远在华盛顿的杜鲁门总统不久后宣布：“16小时前，一架美国飞机向日本广岛投下一枚炸弹……我们开始驾驭宇宙的基本能量——太阳也从中获得能量，是为了反击将战争带到远东的人。”这听起来是对的，但当他继续说，“美国花费了20亿美元下了科学史上最大的赌注——终于成功了”，这简直大错特错。将这样的大屠杀看作赌博赌赢了，极不得体。监押中的赫尔曼·戈林野蛮地讽刺道：“我无法承受这样的‘伟大胜利’。”

这一天，人类进入了原子弹时代。时代伊始，因缺乏了解，闹出了很多粗俗的笑话。原子概念实在太大，人们无法立即消化。据说，根据爱因斯坦的方程式，1克该物质（大约是一枚美国硬币重量的4/10），可以将100万吨的重物举到6英里高的山顶，或者说其一气所能提供的燃料，足够一架大型飞机日夜飞行一年。当然，说是一回事，接受这样的事实又是另外一回事。脱衣舞女王在广告里将自己标榜为“原子弹”，萨姆·戈德威错误地以为：“原子弹，实际上就是炸药！”正如阿肯色州纽波特的一位农民不知道核裂变为何物，以为橡树岭真有一家“原子弹公司”，于是写信给这个并不存在的公司说：“我想把地里的树桩清除，你们有合适的原子弹可用吗？如果有，请回封邮件给我，我想知道价格。相比炸药，我想原子弹会更好用些。”消息传出后，很多人都嘲笑阿肯色州这个无知的农民，竟然连链式反应都不知道，但也有许多人并不相信或是不肯相信这样的链式反应。《纽约时报》的威廉·L·劳伦斯准备随“胖子”到长崎，用好奇的眼神看着它。他认为原子弹“如此精巧的设计，任何雕刻家要是能塑造出这样的杰作，肯定会为之骄傲”，他虽然曾亲眼见证了在阿拉莫戈多沙漠的试验，但依然怀疑：“这物体看似无害，设计精美又操作安全，它真的会在眨眼间就摧毁整座城市和居民吗？”答案是肯定的。8月9日，原子弹在第二个目标城市爆炸，夺走了3.5万条生命。甚至到现在，仍有人对其持怀疑态度。太平洋战略空军司令卡尔·斯帕茨中将在提尼安岛查看从新墨西哥州带来准备飞往长崎的铀235箱子的大小，对康奈尔大学的查尔斯·贝克博士说：“这里面东西的原子是导火线，引爆长崎空气中的原子。”贝克却说：“将军，事实并非如此。爆炸完全是从箱子里的物质发出的。”斯帕茨将军惊奇地盯着他说：“年轻人，或许你信，但我不信。”

第二颗原子弹爆炸后，从长崎归来的机组成员听闻苏联正在进攻中国东北。此时，B–29轰炸机盘旋于日本本土上空，撒下数以百万计的传单：

告日本人民书

美国请你们立即注意这张宣传单上的内容。我们现在拥有人类历史上最具杀伤力的武器……

传单警告日本人，“我们已经开始动用这种武器攻打你们的国家”，又劝告人民停止抵抗，否则将被全部摧毁，督促他们“向天皇请愿，结束战争”。但是，这些西方人看起来合理的思想却使东方人困惑。日本裕仁天皇是他们的神，并非统治者，神是不会被凡间的诉求和民意影响的。而且这种宣传在当时根本没有必要，世界主要国家都已向日本宣战，日本政府已经失去理智。人民的各种情绪将事情引向不同方向。想活下来的人和想死的人之间产生了最剧烈的斗争。很久后，美国的学者才发现，当时有人让整个日本民族殉国的诉求近乎成为现实。

裕仁天皇和希特勒一样，在宫殿下筑有防空洞，8月的第二个星期，在群情激昂和恶语相向中，大多数重要会议都在这里举行。一开始，日本政府并不清楚广岛已被夷为平地。8月6日一整天，东京都无法与广岛取得联系，没人知道原因。第二天黎明时分，日本陆军副参谋长河边正三中将收到一份对他而言毫无意义的报告，仅有一句话：“一枚炸弹在顷刻间将广岛整座城市夷为平地。”随后的细节报道对河边正三来说，简直是胡扯。原来，与之后的很多说法正相反，广岛并非不具有任何军事意义，日本陆军第二集团军就驻扎在那里。8月6日早上9点15分，整个部队正在大型操练场上做徒手操。突然间，“小男孩”在头顶爆炸，让一切化为乌有。这是诸多送到河边正三手里的报告中的一份，其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犹如五角大楼收到消息：美国海军陆战队在练习翻筋斗时，一秒钟之内全军覆没。

日本虽然自己未造出核武器，但也有一位享誉世界的核物理学家——仁科芳雄。那天上午9点，日本总参谋部传唤仁科，并交给他一份广岛的情况概述。自从珍珠港事件后，仁科就与海外同行失去了联络，但他一直担心人类终有一天会造出核武器，还粗略地估计过这种武器所带来的破坏效果，并做了记录。他所预料中的一切，如今都真实发生了。仁科的报告并未让参谋部的人安心，便被打发回去了。日本官方新闻社同盟通讯社的一位记者前往仁科的实验室采访：“美国人宣称自己拥有原子弹，这不可能吧，可能吗？”仁科转过身去，并没有回答记者的提问。现在他几乎可以确定，那肯定是原子弹。之后，日本政府派他随同飞机前往广岛上空勘测。仁科后来告诉质询他的美国官员：“当我从空中看到下面的一片废墟，一下就确定了，只有原子弹才能有如此大的威力。”

8月9日星期四，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斯大林向日本宣战的消息传到东京。第二天上午11点1分，一个更可怕的噩耗又传到了正在进行的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第二颗原子弹在长崎爆炸。与会人员立即前往宫城（“二战”时改称“皇居”）商议，裕仁天皇给铃木首相发出密令，要求他立即接受《波茨坦公告》。日本天皇、首相以及民事顾问一致同意这个决定。世界上除日本外任何一个国家在这种情况下都会立即决定投降，但日本不会，即使整个国家已成废墟。但按照传统，日本人非常注重颜面，特别是裕仁的颜面。如果全国上下一致，这也不是不可能。天皇可以若无其事地躲在自己的宫殿里，似乎战争与他并无任何关联。

然而，还有一个阻碍——军队不支持这样的决定。宫城里，军人们手持镶有宝石的武士刀，一个个笔直地站在那里，向政府提出条件。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大将、陆军总参谋长梅津美治郎上将、海军参谋长丰田副武大将，坚持要求华盛顿接受三个条件才肯投降，即由日本政府自行解散军队、战犯在日本法庭接受审判、军事占领必须提前做好限定。若战争不是如此野蛮，这些条款有可能接受，但从一开始，这场战争就残酷无情，美国人根本无心讨价还价。正如东乡外相所说，日本已战败，必须立即恢复和平。此时，阿南、梅津和丰田面色铁青，抱着胳膊一句话也不说。会议陷入了僵局。

内阁会议在激烈争吵中持续了7个多小时，其间暂停了几次，只因广岛、长崎和中国东北前线送来了紧急文件。8月9日晚上9点半，铃木和东乡向天皇汇报，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和内阁意见不合，陷入僵局，他们建议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前往宫城的防空地堡作为帝国会议召开，天皇出席。裕仁天皇同意了，会议在晚上11点半开始。经过几个小时的争吵，会议仍在继续，日本人民的命运就捏在这两位陆军将军和海军将军手里。等到要拿出解决方案时，他们的回答揭示出麦克阿瑟对敌人的想法简直了如指掌。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是固执己见，认为战争还未到决定性时刻。目前的局势对日本来说是最好的时机——“引诱”美军上岸，将其一举歼灭，就像1281年神风特攻队初建时摧毁忽必烈大军一般。这听起来就像是，罗斯福逝世时，约瑟夫·戈培尔对希特勒的鼓励之词。当有人提醒这也是他们为保卫硫磺岛和冲绳所采取的战略时，他们愠怒地回答，无论发生什么，“国家的荣誉都要求我们在日本领土上决一死战”。铃木最后请求天皇做出“圣裁”，这是史无前例的一次请求，“天子”出席会议就是在为众人赐福了。但“天子”立即回复了，裕仁起身回答，唯一的选择就是立即结束战争，说完就离开了。会议结束时，铃木宣布：“天皇的决定就是会议的决定。”

表面上看，军队被打败了。但要说起顽固不化，谁也比不上那些军阀头目。从外表看来，他们的确认真遵循了协议中的细则。会议结束后，内阁继续开会（那时已是8月10日星期五凌晨3点），一致同意发送电报到华盛顿、伦敦、莫斯科和重庆，宣布接受杜鲁门提出的《波茨坦公告》，条件是保留天皇的统治地位。电报于早上7点发出。基于对政变的担心，这一重大消息并没有向本以为自己在打胜仗的日本民众披露。事实上，这样的顾虑是正确的。同一天早上，日本帝国最高武将阿南将军将东京所有中校以上的军官召集起来，告诉他们这个消息。如果仇恨的种子需要土壤，那他们就是这片土壤。种子生了根，当天晚上，陆军部和军舰上都传来骚动不安的消息。阴谋叛乱的人需要的只是时间，而美国人在不经意间给足了他们时间。杜鲁门、伯恩斯、史汀生、福雷斯特和莱希都在揣测当美国人知道要保留日本天皇时，政界会做出什么反应。重责再一次落到了杜鲁门肩上。他决定允许日本保留天皇，并通过瑞士通知铃木这一决定，那是8月11日星期六。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更让人恼火的是，裕仁天皇似乎在拖延。之后的三天，日本的无线电广播沉寂了，如此不祥的预兆让杜鲁门考虑恢复暂停的大规模轰炸。有一次，1 000多架B–29轰炸机正全速飞往日本时，他改变主意取消了命令。

就我们所能解释的来看，裕仁天皇已经下定决心要说服阿南、梅津和丰田这些激进分子。在宫城的防空地堡里，双方持续争吵了三天三夜，仍不罢休。在场人士中至少阿南将军一人清楚，东京某处的官员已经蠢蠢欲动，想要夺取政权，虽然暂时还没有以他的名义行动。8月14日星期二午后（华盛顿时间仍是8月13日），裕仁天皇在东京行使了皇权，为日本人民录了一段广播（从前，日本普通平民根本不允许听到天皇的声音），要他们向即将到来的征服者低头，最后说： “我忠实的子民们，请顺从我的旨意。”一旦美国同意按照约定履行投降相关事宜，录音就会在第二天中午由东京广播电台播出。

杜鲁门听闻日本在星期二下午3点50分投降。下午7点，他向美国人民公布了此消息，并宣布举国上下放假欢庆两日。

但来自东京的危机仍然没有解除。8月14日夜——在天皇已决定投降但还未向民众宣布之前，煽动叛乱者依旧在计划推翻日本政府。他们想方设法接近天皇的近卫师指挥官，要他命令部下拒绝服从天皇下达的立即投降的命令。指挥官拒绝后，被迫害致死，之后他的两名手下加入了叛军，并伪造了天皇命令，以隔离天皇，并收缴了天皇宣布投降的录音。早上8点，假命令做好后，叛军又盖上了伪造精致的天皇印章，确保万无一失。正值此时，另一个近卫师将军赶来将他们逮捕。

星期三的整个上午，东京广播电台都在提醒国民中午将有“极重要的广播”。在此之前的这段时间动荡不安，鲁莽之人试图刺杀铃木及其他两名内阁成员。阿南将军不忍看着民族尊严被毁，绝望之下，切腹自尽，4位高官也随他而去。那位当天早上8点带兵压制住叛军的将军竟然也切腹自尽了。对于西方人而言，这根本无法理解。罪有应得的是，神风特攻队之父——海军中将大西泷治郎也切腹自尽了。

日本人驯从地接受战败的态度着实让美国人为之惊讶，或者说觉得奇怪。其实当时危机重重，只是美国人不知道罢了。日本高级军官纷纷选择自杀，而年轻官员的叛变与反叛变一直进行到8月28日。当日，美国军舰“密苏里”号抵达东京湾准备接受日本投降，全副武装的海军以及海军陆战队第四师抵达横须贺。走投无路的日本叛军誓死要消灭登陆的“侵略者”，神风特攻队的轰炸机也在厚木机场时刻准备起飞，机舱内乘坐的飞行员誓死要捍卫国家荣誉，准备向“密苏里”号俯冲，与其同归于尽。如果军舰果真下沉，那么其他轰炸机就会随机扫射东京湾，直到包括尼米兹上将和麦克阿瑟上将的船上所有人都毙命为止。假如他们真的得逞，美国人一定会认为这是最恶毒的阴谋，一旦美国复仇，结局不堪设想。然而，这一切竟几近成真。正式投降前的最后时刻，裕仁天皇不断派出皇族成员前往各大要塞据点，要求保证执行天皇的诺言。天皇的弟弟高松宫宣仁亲王及时来到厚木机场，劝说叛军熄灭飞机引擎。战事一触即发。后来有人问起，是否真有必要轰炸广岛和长崎，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回答说，根据当时的情况来看，“胜利有如摇摇欲坠的拱门，而原子弹是拱门的基石”。

9月2日，投降仪式在美国“密苏里”号战舰上举行，标志着“二战”正式结束。《纽约时报》评论道：自1939年9月1日以来，第一次世界各地都没有发表战报。伦敦的报刊头条写着：这是6年来第一次未经审查的每日快报。政府宣布战争胜利了，人们却还未迎来和平。对于非职业士兵来说，只有踏上回家的旅途，才是结束战争的时刻。1944年盟军就制订了合理的士兵复员计划，欧战胜利10天前，最英勇和伤势最重的美国大兵踏上了回国之路。

此计划就是著名的“点数制”。每服役一个月积1分，海外服役一个月另加1分。上战场加5分，负伤或得勋章各加5分。因此，40个月前应征入伍的士兵，海外服役32个月，出战6次，受伤2次，回国时获得112分。其他的美国大兵只要达到85分，陆军妇女团的女兵只要达到44分，也可回国。对于有孩子的父亲、嫁给将复员士兵的女兵和未合法结婚而怀孕的女兵还有特殊优待。

本来这种制度再公平不过了，却让海军和海军陆战队队员很愤怒，因为他们的军种根本就无此安排。那年夏天，美国海军部终于抽出时间来宣布实行点数制，但标准过高，几乎没有人合格。6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写信给国会议员抗议，结果被关了禁闭。与此同时，史汀生降低了最低限制，因而更得人心。直到1945年7月，经过一系列繁文缛节，开始将大批士兵运送回国。有一天，纽约港迎来了7艘运兵船，共31 445名美国大兵，“伊丽莎白王后”号运回了一整师的兵力，“玛丽王后”号也是。72小时内，陆军运输航空兵总队从欧洲和地中海战区运回125 370名陆军士兵。这年夏天，超过50万美国大兵回归家园，尽管联邦政府的预算还在持续增加，预计对日本长期作战。

原子弹改变了形势。投掷原子弹之前，又有几个师的兵力乘坐攻击作战运输舰被派往太平洋战场，而点数较高的军人正在法国布雷斯特和勒阿弗尔等候登上两艘王后号或是空载的C–54运输舰。原本驶向国际日期变更线的军舰也返航了，如“亨利·泰勒将军”号由莱纳德·乔登船长掌舵，踏上回国的旅途。战胜日本几天后，军舰由东向西穿过巴拿马运河，驶向夏威夷群岛，突然间，扩音器传来声音：“注意！我是船长，看看这艘舰的舰影吧。”他停顿了一下，说： “轮船即将转向，返航纽约。”这时，从欧洲战场调往亚洲的3 000名士兵高声欢呼起来。现在他们终于相信，战争真的结束了。现在要回家了，虽然家已经变了模样，不再是他们记忆中的样子。不经意间，世界变了，美国变了，尽管他们还没注意到，但其实“亨利·泰勒将军”号上的士兵也变了。

美国人小像：
红发佬

无巧不成书，沃尔特·鲁瑟恰出生于1907年劳动节前夕。沃尔特的祖父雅各布是社会民主党人，为逃避普鲁士主义的迫害，1892年从德国的农场移居到美国。雅各布的儿子瓦伦丁成为美国社会党员和酿酒厂工会的领导人。瓦伦丁从小就培养儿子，希望他们成为尤金·德布斯和大比尔·海伍德[3]的信徒，坚信社会公平。后来沃尔特和弟弟维克托从西弗吉尼亚州的惠灵市来到底特律，注定要与汽车工业的巨头们“杠上”。

他们白天在工厂做工，晚上读书，高中毕业后考入了韦恩大学。大学期间，成功领导学生抵制预备役军官训练营。1932年，诺曼·托马斯竞选总统，沃尔特为其发表演说，被福特解雇。于是，两兄弟拿出所有积蓄，买了统舱票，坐船前往欧洲。在德国时，他们公然反对纳粹。在一家苏联工厂待过两年，后来经西伯利亚大铁路横穿亚洲，后在“胡佛总统”号中当船员，跨越太平洋，回到美国。当他们到达底特律时，正赶上静坐罢工。

第一批静坐罢工时，沃尔特担任领导，被推选为产联的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第174地方分会主席。他借了300美元，雇了辆宣传卡车，又租了间办公室，坐在电话旁指导工作。弟弟维克托在凯尔–西海斯工厂找到了工作，主要做冲床加工，时薪36.5美分。在维克托的怂恿下，装配线的工人开始静坐示威，一名人事处的职员惊慌失措地来哀求维克托让工人回去工作。维克托回答：“只有沃尔特·鲁瑟能做到。”那人毫无预见性地又问道：“沃尔特·鲁瑟是谁？”沃尔特接到电话后就赶来了，他站在一个包装箱上，劝诫这些工人加入第174分会。焦虑不安的职员说道：“叫你来是让他们回去工作，而不是把他们组织起来。”沃尔特两眼炯炯有神地回答道：“不把他们组织起来，我怎么劝他们回去工作？”

最后，他们达成协议，工厂同意设定最低时薪为75美分。不到6个月，工会成员从78人激增至2 400人，一时间，到处可见“红发佬”在活动，城里的汽车工人几乎都被吸收进了工会，谋划如何罢工。沃尔特成为当地尽人皆知的人物。1947年5月26日，他正在迪尔本市福特荣格工厂外发放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的传单，遭到公司打手用橡胶管和金属棒袭击，他和另一位工会领导被狠揍一顿。一年后，福特的枪手闯进鲁瑟在拉萨尔大街的布里瓦德公寓，扬言如果他继续工会活动，就要他性命。

结果，“红发佬”在底特律工人中声望更高了。1939年，鲁瑟成为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在通用汽车公司总部的主管，1946年出任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主席。两年后的4月，一个凉爽的夜晚，他正在厨房与妻子梅聊天，突然一位受雇杀手手持两把装有铅弹的10号散弹枪，站在几英尺之外朝他们开枪。沃尔特中弹倒地，他的右臂几乎断裂，情况非常危急。在他住院期间，弟弟维克托又被刺客射瞎右眼。还有人试图一举炸毁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的总部。

凶手始终没有抓住，但他们未必是那些资本家所雇，因为沃尔特树敌不少。他将共产党人驱逐出工会，又将几名股票掮客赶出车间。在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社交活动中，他反对一切形式的种族隔离，那些顽固分子自然要与他为敌。他的名字引人攻击，如富兰克林吸引雷电的铁棒一样。吉米·霍法视其为小偷，约翰·刘易斯视其为“伪知识分子”的笨蛋，亨利·华莱士认为他是美国进步党的“最大障碍”。但同时，作为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以及联邦制拥护者国际联合会的领导人，他也受到很多崇拜者和追随者的爱戴。担任美国产联主席后，英国工党知识分子认为他是最能鼓动人心的美国人。崇拜鲁瑟的人包括切斯特·鲍尔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和埃莉诺·罗斯福。埃莉诺认为，他完全够格当美国总统。

相比其他工人领导贪图享乐，世人都认为沃尔特是真正的禁欲者——从不贪图安逸，有时甚至不喜欢交际，也不张扬。九死一生后，他倒承认应该找些保镖。可当工会在帕卡德为他定制了一辆价值1.2万美元的豪华装甲车护送他出行时，他却反对：“不能让人知道我乘坐豪华轿车。”他也真的做到了这一点。去城里看电影，他要在小巷子里下车，走路前往，连起码的随身保镖也不准同行。最后，车子在加拿大发生事故，把另一辆汽车撞坏，他终于忍不住跳出车门，“砰”的一声关上门，怒吼道：“受够了，再也不坐这车。”他坐公共汽车完成了此行，从此再也没有坐过那辆豪车。

工会为鲁瑟及家人安排一处安全的住宅，倒进展得很顺利。工会在郊外为他修了一所避暑小屋，完全独立于其他建筑，容易保卫。沃尔特就是沃尔特，开始思索如何将小屋打理得更好。医生建议他经常活动受过伤的手，否则可能会变成爪形手。经过4年，他终于把小屋装点得宜居。刚开始时，只是在小屋周围新建了几个房间，有厨房、卧室和书房，后来又修了第二层，还在门廊弄了个纱窗。他甚至自己做家具，还包括一套精美的高传真度收音机。到最后，他的手完全康复，家具也齐全了。原建筑只剩下客厅里的手工横梁以及屋子里面的排水管，其余全是新的。

他总是精力充沛，思维活跃。别人通过密友、烈酒和烟草找到欢乐，他无需这些，他能从思想中找到快乐。他对任何东西都能滔滔不绝地谈论。默里·开普顿曾说，沃尔特是他认识的唯一一个对未来了如指掌的人。《圣路易斯快邮报》的斯宾塞·麦卡洛克曾说过： “如果你问沃尔特时间，他会告诉你如何做出一块手表。”有时谈得兴起，他也会突然蹦出令人费解的隐喻。有一次，沃尔特指责霍法、戴夫·贝克和乔·麦卡锡三个人“同睡一张床，相互勾结”。还有一次，他形容一名企业谈判代表“心脏是个计算器，不断往外喷冰水”。

谈判代表可不会觉得好笑。要说讨价还价，“红发佬”鲁瑟的发言可是有力武器。同一天，在城里的不同地点，工会与福特、通用和克莱斯勒三家汽车公司的巨头谈判，这就是沃尔特“逐个击破”战略的一部分。这三家汽车巨头之间存在的竞争性矛盾大于它们对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的不信任，基于这一点，沃尔特认为，将其分开谈判更有利，因为它们之中谁也不想因罢工停业，眼睁睁看着其他两家抢占自己的市场。这种战略的确有效（当沃尔特把公文包和牙刷放在一个桌子下面时，就意味着他想要争取的利益已经到手），当然获得成功还得归功于他雄辩的口才。经过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的紧张谈判，沃尔特始终不断鼓动自己的腭肌，建议这，建议那；又是细说，又是反驳；时而发脾气，时而又致歉；时而指责，时而劝说，到最后，谈判者一个个都哑口无言。

有时候，虽然他们一个个不出声，但心里都憋着闷气。工会的霍法和贝克相信，工会的责任是为工人争取资金，至于是由股东还是公众来付，应由资方决定。沃尔特却不同意。他认为如果工厂提高车辆价格，推动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会导致生活费用上涨，那么只是单纯地增加工人的些许收入，并不能解决问题。因此，他要求三家汽车公司的巨头在产品不涨价的前提下，增加工人工资。这对于董事会来说，简直就是公然剥夺老板们的传统特权。更麻烦的是，沃尔特还要求查看公司的账目，以证明他的建议是合情合理的。（这就是鲁瑟低音号般的声音所言的“经济领域的民主”。）他虽没能达到目的，却帮助工人改变了劳资关系的概念。

也正因为这样，其他工会领袖嘲笑他是“书呆子”，总是幻想“天上掉馅饼”，资方的发言人则讽刺他是《爱丽丝梦游仙境》里的人物，总是异想天开。但这位来自惠灵市的“红发佬”最终说服了他们，让他们相信除了帮助底特律工人从凯迪拉克公司争取金钱补助外，工会还有更多事可以做。在保障工人年薪又提出按生活费升降的伸缩条款（帮助很多蓝领的无产阶级劳动者成为中产阶级）后，沃尔特领导的工会又开始着手解决更多问题，如消除贫民窟、为老年人争取娱乐活动、在无线电广播中增设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的节目、增设工会报刊和成立跨种族保龄球联盟。工人们一直追随着他，他们有时会困惑懊恼甚至不满，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追随他，朝着他父亲所说的“人人皆兄弟”不断迈进。

1970年5月9日，沃尔特及妻子梅·鲁瑟乘坐的包机在密歇根州的佩尔斯顿失事坠毁，夫妻双双遇难。沃尔特的灵柩上盖着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的会旗——蓝色背景衬着一个白色的齿轮。马丁·路德·金的夫人致悼词，最后，所有哀悼者同时唱起工会最动人的歌谣：

从圣迭戈到缅因州，

哪里有矿场和工厂，

哪里就有“红发佬”。

哪里有工人捍卫自己的权利，

哪里就是乔·希尔所在的地方。

[1] 原文为drug，现多指毒品。——编者注

[2] 日本国土由四大岛屿组成：九州、本州、四国和北海道，首都东京位于本州岛东南部。1945年，日本人口为72 598 077。东京广播所提及的“1亿”日本人实际上包括了塞班岛等殖民地的人口，根据《凡尔赛和约》，这些殖民地由日本管辖。

[3] 此二人均为美国社会党领导人。——编者注

第十三章 胜利旗帜的光芒不再

1945年印第安的夏天（10月小阳春）。

哈里·杜鲁门每天6点前就起床，在黎明前审视一番白宫放满食物的冰箱。为方便起见，冰箱就放在总统卧室的一旁。杜鲁门洗漱刮胡子后，穿着仍如整洁的商人——白衬衣、蝴蝶领结、双排扣外套。按照惯例，总统旁边有贴身男仆服侍，但他对此非常不屑，习惯于自己照顾自己。他迅速翻了翻晨报，匆匆忙忙对下属交代一些事务，就笔直地坐在书桌前，摆出一副小学生学写字时养成的书法姿势，规规矩矩。他总是在7点整出门，在人行道上进行早餐前的例行晨练。身边有几名美国特勤局的保镖陪同，还有几名跑得气喘吁吁的记者。杜鲁门习惯晨练，以每分钟120步的速度，穿过拉法叶广场，沿着康涅狄格大道往上来到K街，往东转向第15街，又往南来到纽约大道，向下经过财政部大楼和约翰·W·斯耐德将来的办公室。弗雷德·文森被提拔到最高法院后，杜鲁门打算让斯耐德出任财政部长。总统顾问团认为，斯耐德过于保守，不适合做民主党内阁成员，但杜鲁门自己不这么认为，还提醒他们，斯耐德就如同自己的军事副官哈里·沃恩将军，都是他的老朋友。这位新总统对自己的老朋友充满了依赖与信任。

8点整，第一家庭开始吃早餐，有水果、烤面包、培根、牛奶、咖啡等，谈话间，一家之主还不忘撒上胡椒粉。杜鲁门告诉贝丝和玛格丽特，他希望吉米·伯恩斯不要再把他当作初出茅庐的参议员；亨利·华莱士别再那样轻信苏联人；麦克阿瑟则最好别老在东京以总督自居，不干实事；至于那些讨人厌的海军上校们，尤其是该死的雷德福，但愿政府计划将军队统一化时，他真的能压制住海军叛乱。

当时总统还没有提到如下内容：激进的学生、黑人权利运动、妇女解放运动、总统所得税申报、劫机、换妻、海洛因泛滥、心脏移植、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捣毁行为、太空飞船、种族融合、内乱、低级色情书刊、经济博弈计划、办公室爆炸、美国中央情报局、中东、中国问题、中南半岛问题、抗癌特效药克力生物素、法律与秩序、声障、爆粗口的学院女生、难管制的城市、共生解放军、避孕药、生态学和领袖气质（这两组词语只可能出现在《星期六评论》的字谜栏里），以及约翰·伯奇协会，等等。

那天早上，摩斯大学1939年毕业生、27岁的上尉约翰·伯奇残缺不全的遗体安葬在郁郁葱葱的山坡上，俯瞰着山下的中国苏州。伯奇是浸礼会原教旨信徒，也是勇敢的战略情报局军官。许多熟人都认为他的结局是命中注定的。此前，他的指挥官古斯塔夫·克劳斯曾在日记中写道：“伯奇是位好军官，但有时过于鲁莽，容易招致麻烦。”1945年8月25日，这位过分热心的上尉遇上了中国共产党军队的巡逻队，并与对方队长大吵起来，接着，对方全扑上来。克劳斯后来回忆说：“亏我还提醒他在混乱情况下，要用外交手腕处理问题，伯奇却让那位共产党队长在部下面前丢了面子。从军事角度看，约翰·伯奇是在自寻死路。”

那年秋天，曾于1942年以最优等的成绩从史密斯女子学院毕业的贝蒂·戈德斯坦对她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心理学研究感到失望。大学期间，她把自己的名字改写为贝德。她主张女性独立，如果哪位男士帮她开门，她会反过来踩他一脚。回到美国东海岸后，她与一名夏令剧制片人结了婚，丈夫名叫卡尔·弗里丹。弗里丹后来做了广告生意，买了一栋漂亮的大宅，能俯瞰哈得孙河，屋子里请了佣人，三个漂亮的孩子成了他和妻子共同的骄傲。在邻居的眼里，与那些郊区妇人和母亲相比，贝蒂（不再叫贝德）的生活是那么美满。闲暇时，贝蒂·弗里丹开始为一些女性周刊撰写以女性为主角的短篇小说。

艾伦·金斯伯格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开始在布鲁克林海军造船厂当焊接工，半工半读，一心想成为市场调研顾问。他很少骂人，每天都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

弗吉尼亚大道上的新国务院大楼内，特别政治事务办公室主管阿尔杰·希斯正搬进一间更大的办公室。他刚刚完成了在旧金山联合国会议上担任秘书长的工作，现在是联合国大会美国代表团的首席顾问。[1]

诺玛·琼·贝克因在战争时做工人而获得了优异奖，同时还为《扬克》周刊拍摄照片。照片引起了蓝皮书模特公司的注意，战胜日本当日，诺玛·琼正在上模特培训课。当时，她丈夫仍在海外服役，对她的情况一无所知。她一面做着战时工作，一面每月请10天病假当女招待，赚回培训的100美元学费。

约瑟夫·麦卡锡从海军陆战队退伍，1945年被选为巡回法官。上任后，立即着手计划于第二年展开州内巡回演说，竞选参议员，口号是：“参议院中需要有一名威斯康星州的机尾炮手”，吹嘘自己在太平洋战争中出生入死。事实上，麦卡锡根本没上过战场，他做的是办公室行政工作。身为侦察轰炸中队第235分队的情报员，麦卡锡只是坐在书桌旁听取执行任务归来的飞行员汇报而已。他所谓的在“战争中受伤”，也就是他的那条断腿，是一次在水上飞机供应舰的聚会中，从楼梯上跌下来时受的伤。回国后，他不断向失去亲人的民众倾诉，在战壕和防空洞里他是如何熬过无数个漫长黑夜，替手下牺牲的士兵给家里人写信，又发誓要肃清国内的政治混乱，好让倒下的烈士们安心，因为政治混乱是如此让“我的兄弟们痛心疾首”。有时他瘸着摔坏的腿走路，但有时兴许是没留意，竟然瘸上了另一条腿。

在波士顿，一名28岁瘦骨嶙峋的前海军中尉回到家，他是国际新闻社的记者，刚在旧金山采访完联合国成立仪式，又在伦敦报道了英国大选情况。新闻行业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而他又没有研究生学历，进不了大学当教师，经商又不是他的喜好。约翰·F·肯尼迪想了想，决定参选马萨诸塞州第11区议员，他主要的资质仅仅是父亲的积蓄，以及他祖父在他童年时曾做过波士顿的市长。他在鲍登街122号租了第36号公寓，就在金顶国会大厦所在街区的拐角处，作为正式的住址。数量惊人的高贵的年轻女性在这里进进出出。

在加利福尼亚州第12国会选区，共和党急需培养一位像模像样的候选人，希望他与现任议员杰里·沃里斯——厄普顿·辛克莱自由派的得意门生，角逐下一任该区议员。1945年春末，共和党民意测验委员会的一名委员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征求一位有资格参选的候选人，但没人回应。惠蒂尔学院院长提到他们的校友理查德·M·尼克松。共和党派两名民意测验员访问尼克松的父母，他们回来报告说，这位年轻人仍在服役，目前正在巴尔的摩商谈海军服役合同，等候退伍。调查委员会的另一位委员是一名银行家，名叫赫尔曼·佩里，他向马里兰州打了一个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长途电话。原来佩里觉得非常不安，因为进一步了解后才发现，尼克松虽然身为律师，但25岁了都未曾真正投过票，就连他属于哪个党仍然是个谜。通话中，尼克松很肯定地表示自己愿意参选。佩里问道：“你是共和党人吗？”尼克松停顿片刻后回答说：“我想是的。上次大选，我给杜威投了一票。”佩里觉得这就再好不过了，并叫他尽快飞往西部。就这样，民意测验委员会找到了一名候选人，虽然他的竞选技巧还有待提高，但总算找到了，总比没有强。他当时想到的竞选方式是身着藏青色军服，等在工厂大门口，等那些当过兵的人下班出来，和他们四目相对，伸出双手，一本正经地说：“我是海军少校理查德·尼克松。”

来自华盛顿的另一名前海军少校林登·B·约翰逊，再次出任得克萨斯州第10国会选区议员。约翰逊谴责和平后立即复员的做法。他在众议院大声呼吁：“我们要保持强大的军队，才有实力履行我们对世界的道义责任。今天，我们的最高职责就是保证未来。只有拥有强大的警力才能对付犯罪，只有拥有强大的海军、陆军部队才能履行我们协助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的承诺。”

第4名海军军官，班杰明·斯波克少校，曾是康奈尔医学院的儿科讲师，现在是一名海军内科医生。他的第一本书《婴幼儿保健常识》已经完成，正在做最后的润色。

在遥远的河内，日本军队刚撤退，法国殖民军接踵而至。胡志明是当地一位政界人士，他的背景很复杂。一星期接一星期，他一直要求法国正式承认他受人拥护的越南独立同盟，但戴高乐将军的代表蒂埃里·达尚利尔海军上将却拒绝接见他。胡志明当时还没有依附哪个大国，主张和平解决，于是他辗转去了法国巴黎，希望能得到认可。他已经下定决心，如果再不成功，就让手下炸毁河内水库，上山打游击。

就在胡志明于巴黎下榻地的几个街区之外，陆军战史组负责人、37岁的陆军少校威廉·F·诺兰刚接到通知，被选为美国参议院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议员。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厄尔·沃伦提拔他接替去世的海勒姆·约翰逊，他相信诺兰是再适合不过的人选。诺兰的优势是年轻，服过兵役，在州立法机构任职6年，又是慈善机构的组织者，信誉良好，家庭美满，妻子贤惠，膝下三个孩子，父亲约塞夫·拉塞尔·诺兰家产过百万美元，是沃伦州长政治活动的主要资金来源。

1945年5月，意志坚强的寡妇玛格丽特·奥斯瓦德再婚，但到秋天就后悔了，她觉得这次婚姻本身就是一个错误。新婚后的玛格丽特走到哪儿，都要带着5岁的儿子李，于是丈夫和儿子竟然争起宠来。李本来很喜欢这位继父，却不明白父母为什么老是争吵不休，于是变得郁郁寡欢，不爱说话。

这年秋天，新闻界对于如下人物都还不了解：简·阿尔珀特、马克·拉德、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安吉拉·戴维斯、黛安娜·奥顿、伯纳丁·多恩、H·拉普·布朗、凯西·布丁、索尔达德兄弟、比尔·艾尔斯、休伊·牛顿、杰里·鲁宾、琳达·菲茨杰拉德、威廉·L·卡莱、汤姆·海登、凯思琳·威尔克森和派翠西亚·坎贝尔·赫斯特等，因为他们还未成名。

早上快9点时，第33任总统乘坐总统寝室内的小型电梯下楼，跨步进入白宫西厅的椭圆形办公室，迅速投入工作。此时的他对工作充满热情，作风直爽。罗斯福喜欢耍些伎俩，摆弄些花招，杜鲁门则喜欢干脆利落决定，越难的决定，他越上心。为免误解，他会把所有决定写下来。他从来不会为自己的决定后悔，也从来不为此失眠。他绝不容忍拖拖拉拉，甚至有些鄙视。他的习性就如同一位谨慎的商店老板，事实上，每天来拜访他的客人，从安东尼·艾登到美美家禽周的赞助者，在总统眼里，都是他的“顾客”。每位顾客都应受到欢迎，有力地握两下手并招呼他们坐到总统的办公桌前。世界和平后的最初几个月里，杜鲁门的桌上摆了一个微型犁头，换下了战胜日本之前摆放的模型枪。他总爱让来客看看这个犁头模型，还简洁地说：“别看它小，意义可大着呢。我喜欢身边有些小东西，感觉心里踏实。”

他乐观的性格反而引起见多识广的看客的担忧，他们担心或许杜鲁门哪一天也会碰上“大萧条”，因为这一切看起来都像是必然要发生的。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在1940年出版的《仅仅是昨天，从大繁荣到大萧条》一书中说过：“战时繁荣，战争会让一切进步成果付诸东流。”在《哈泼斯》杂志中，伯纳德·渥托提醒读者，准备迎接即将重现的劳动力迫害、库格林神父和街头肉搏，伴随着美国今后几年内一波接一波的反动浪潮冲击。利奥·彻斯洞察到，将有一阵刺骨的“寒风”横扫美国大地。饥饿难耐的退伍军人将成群结队地上街游荡，他预计：“不久，就能看到他们罢工、骚乱……新成立的职业介绍所会首当其冲地慢慢失去作用……偶尔还会在街角见到退伍军人在贩卖‘欢迎回家’纪念章，另一些则会穿着军装开始挨家挨户推销。”有的经济学家预计将再次出现一个1932年，到时候，又有1 500万人失业。政治学家则谈到变革。1945年，科幻作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临终前推断，人类对于科学进步渐渐失去信心，已经到了“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地步，注定很快会灭绝。

形势越严峻，企业主越相信，现在要将产业的超强生产力成功地转向和平生产而又不陷入危机，根本无路可走。上次的股市大崩盘及其严重影响，他们仍然心有余悸，但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哈里·杜鲁门和赫伯特·胡佛政府所在的时期存在巨大差异。1932年，人们不能去商店购物，因为身上一分钱也没有。如果艰难的日子并未让他们学到什么，那么起码存钱的重要性已植根于他们心中。珍珠港事件后，美国人每星期的平均收入几乎翻了一番，每星期工作48小时，工资从24.2美元增加到44.39美元。而杜鲁门在联邦政府内部开启先例，将工作时间缩短为每星期40小时，工资不变。一方面，“大萧条”让每个人都学会勤俭持家；另一方面，商店的货架上物品奇缺。4年战争期间，美国人购买了大量的战争债券，银行存取窗口前总是排着长队，约有8 500万美国人持有这种债券。战争结束时，美国人的存款额和流动证券金额高达1 364亿美元。这确实是很大一笔随时可以流动的钱，真正让政府困扰的是如何阻止这笔钱用于在黑市到处抢购，而这不可能让每个人都满意。

认为失业的退伍军人会成为美国工厂的噩梦纯属多虑，那只是20世纪30年代那段风雨飘摇的日子所遗留下来的恐惧。那段触目惊心的岁月终究还是过去了，失业补助和政府颁布的《退伍军人权利法案》都可以证明。要为退伍军人找到工作需要一段时间，但他们可以自己学手艺，做生意，或是去大学深造。毕竟，那时的工作也不是那么紧俏，因为数以百万计的女性离职回家生孩子了。

《纽约每日新闻》的头条标题：

价格猛涨，买主气胀，

牛肉价高，高过月亮。

在堪萨斯城，美国总统参加退伍军人协会的游行。他大摇大摆地走在前头，穿过闹市街区。路边上杜鲁门在男装店的老同事埃迪·雅各布森喊了一声：“哈里，不会发生通胀吧？”

杜鲁门回答道：“我已经注意到了。”

他的确需要有一双慧眼来注意。经济情况瞬息万变，似乎是要跟上黑市商人的步伐，沿街叫卖5美元一双的尼龙袜，15美元一件的衬衣，20美元一个的再生轮胎。战争已成为历史，但社会调整的动荡却处于高峰期。富裕一定会在将来实现，但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注定是一场痛苦的挣扎。文森曾经预言，将来我们要学会繁荣了一半的窘境生活，但他没有提到，人们首先要面临的不是繁荣，而是物资缺乏、动乱、罢工以及战后通货膨胀导致的物价飞涨。

政府控制让矛盾不断激化。战争结束前，物价管理局成了政府中的独立王国，雇用7.3万名全职员工、20万志愿者，办事处遍布至城镇的每个社区。它跋扈专政，是对自由制度的嘲弄，以当时的情况看来，却又别无他法。无论如何，物价管理局总算将物价控制在1939年水平的130%之内。但实际上，1946年的经济就像是被花花绿绿的配给票背面的胶水黏在一起似的。尽管如此，国内情况依然混乱不堪。当时，有成百上千种办法规避物价管理局的管理条例，钻空子的人确实都一一试过了。比如，给领班的服务生20美元小费，就能吃到一盘选材精美的烤肉；用汽车换公寓，或是以车用电瓶交换苏格兰威士忌，至于那瓶威士忌的来源，可能是买一箱红酒或是啤酒才能搭买的，这种伎俩被称为“搭售”，各种销售伎俩千变万化，无奇不有。比如在俄克拉何马城，汽车商卖给你一辆汽车，但前提是你要以400美元买他的狗，而后，狗自己会找到路回家，其他汽车商可能会卖给你新车，条件是你以2美元的折价把旧车卖给他；在辛辛那提市，一位异想天开的顾客对汽车经销商说：“我跟你赌700美元，我能憋气3分钟。”此外，还有数不清的“酬金”，例如房东太太以80美元一月出租一间只供应冷水的公寓给你，你还得支付150美元的酬金；如果肉贩从店里的冰箱挑出一块厚牛排给你，酬金是3美元。

严厉的罚款和重刑根本不能捣毁黑市买卖，而且战争胜利后，要想维持两党共同控制局面，也不可能。共和党再次表现得咄咄逼人。1945年8月，共和党人无奈之下，勉强同意杜鲁门“坚守防线”的行政命令。这个命令实施后，美国人工资和物价控制水平逐渐降低。到了9月，两党在这一问题上的矛盾明显尖锐起来，这是自珍珠港事件后的第一次。国会召开特别会议，总统要求扩大行政权力。他希望继续执行定量配给（战争结束6个月后，一部分控制权力自动终止）。此外，他向国会提议通过一项社会和经济方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措施就是实行每小时65美分的最低工资标准、将房屋建筑工业收归国有、加大自然资源开发力度、由联邦政府控制失业补助的发放，以及一项严格的公平雇用实施条例。这次共和党人拒绝讨论这一议题。少数党领袖乔·马丁指责总统的做法“比新政还要新政”，查理·哈勒克说：“开球了，1946年竞选运动拉开帷幕。”

1946年1月14日，国会复会，聆听杜鲁门的第一次国情咨文。核心内容之一便是请求允许物价管理局再运行一年，随着各类商品供需水平恢复自然，再逐渐取消商品管制。早在1945年9月，他就对外施压，如今与之对抗的是一个强大的联合阵营，包括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美国商会以及共和党领导层。他们早已准备好了一大堆复杂难懂的图表，希望能说服委员们：除非国会打破“美国商业的枷锁”，否则国内的自由企业在劫难逃。参议院的大理石会议室外，各个企业的公关人员为了争取卖方市场正在组织游行，包括企业员工、底层管理者、牧师、医生、美国退伍军人协会会员、扶轮社会员和报童。这些人对约翰·斯图亚特·密尔[2]赞赏有加，把卡尔·马克思视为真正的敌人。这些人中，有一群愁眉苦脸的破产商人，嘴里念叨着在自由市场时期他们生意兴隆，但胡搅蛮缠的物价管理局人员将一切毁于一旦。

两边的游说都很激烈。物价管理局局长切斯特·鲍尔斯派出了团队里的专家，去国会做见证。杜鲁门的国会联络员蜂拥而至将国会议员们团团围住，各路联合会、消费者团体以及妇女团在外面的广场上游行示威，支持物价管理局的标语高举在空中。4月19日的这一幕被《纽约时报》在第二天报道为“消费者‘十字军东征’的高潮”。代表各个州的1 000多名家庭主妇向国会山浩浩荡荡前进，她们要求不要通过修正案，从而使物价管理局再掌控一年。《纽约时报》报道：

……关于物价管理局，多年来国会里里外外都存在各种怨恨、阻碍和困惑，一直未能得到解决……全国制造商协会带头将矛头指向物价管理局……肉类工业、零售贸易、房地产及其他行业反响热烈……对峙愈演愈烈，双方信口雌黄，相互谩骂，也出现了一些不文明行为。

面对如此野蛮的斗争，国会只得妥协，正如鲍尔斯所指出，控制工资和物价要么全面实施，要么全部撤销。物价管理局已奄奄一息，通货膨胀也接踵而至。一个月的时间里，食品和物价翻了一番，愤怒的消费者自发形成了激进的“消费者权益协会”，纠察商店。家畜养殖商将牛圈起，等牛肉价格突破一美元一磅时再屠宰上市。生活成本上涨了33%，后来上涨了75%。8月，焦虑不安的国会议员再次开会，并通过了新的控制法案，终止了塔夫脱的修正案，但为时已晚。此时，物价管理局已经失去了对经济的控制力，经济已不可能自己从旋涡中挣脱。10月，杜鲁门只得向这种不可抗力低头，开始逐一取消物价管制。两年后，选民对物价管理局的印象越发淡薄，这时，杜鲁门便可以大大方方地提醒选民，他一直在为价格调控不断努力，但共和党人却站在全国制造商的一边唱起反调。而此时，他已经顺应时势了。至于塔夫脱和杜鲁门的第一次正面“交锋”，两人最多算是打个平手。民意支持率显示，总统的声望已大不如前。

幸好杜鲁门并不在意民意测验。总之，他的性情适合做出艰难抉择，即使是在战后动荡不安的那几年里，他的决定甚至伤害到了他的政治支持者的利益，也依然如此。对于民主党最高领导人来说，与全国制造商协会和美国商会较量，并不算难事，但管教组织起来的劳动者就另当别论了。不仅因为劳动者是富兰克林·罗斯福一手组织形成的政治联盟中必不可少的因素，也因为1944年工会领导人曾参与建议罗斯福选杜鲁门担任副总统一职。若没有工会支持，恐怕到现在他还只是一名参议员，取代他入主白宫的不是吉米·伯恩斯就是亨利·华莱士。现在就物价管理问题责备资方，根本于事无补，除非当局准备对工资水平也采取同样强硬的态度。如果工人继续罢工，任何强硬态度都于事无补。1946年，似乎正是这种情形。战争胜利后的一年中，前前后后参与罢工的工人总数将近500万，损失了10 747 600个工作日，越来越多的工人加入罢工的浪潮，加剧了中产阶级与劳动者的对立。等待买第一辆车的年轻夫妇，看见汽车工人罢工的照片就愤怒不已。这些人一直以双重标准看待问题，他们对待工会比对待那些老板更加苛刻。中产阶级一贯如此，即使是代表中间派的杜鲁门，对白领阶层也比对蓝领阶层更客气。

事实上，对于发生在1941~1945年的生产奇迹，蓝领工人的贡献应该得到更多的认同。海陆军的生产优异锦旗是他们的功劳，因为被雇用者也有雇用者对于和平和胜利的期盼，长时间辛苦地工作，答应加强生产强度，自愿加班，赚了钱又继续购买战争债券。日本袭击夏威夷的那个星期，罗斯福总统呼吁工会停止罢工，支持战事。所有的劳动者领导人一致赞同，除了两次煤矿罢工以及铁路工人威胁要罢工之外，1943年一整年，工人们都遵守自己的诺言。即使算上为数不多的自发性罢工，损耗的生产时间也不过只有百万分之六。但战胜日本后，积蓄已久的不满再也按捺不住了。

1945年9月第一次出现混乱迹象，一大批供应商屡次自发罢工，导致福特公司停产。1946年，继通用汽车公司工人罢工后，一浪高过一浪的罢工潮席卷了从蒙陶克角到马里布海滩的美国大地。一时间，石油工业、木材工业、纺织工业和电力工业全部瘫痪，各大报刊都开始谈论工人“造反”以及工会“叛乱”。很难相信，这样大范围的动荡未经事先预谋，而是战时紧缩政策造成的适得其反的结果。至少能确定一点：停产累积的影响正日益威胁着和平生产的恢复。如果罢工潮触及公共利益，总统可能需要采取更长远的措施，而不会指望无能的委员会解决问题。事情果真发展到了这步田地，杜鲁门的声望也因此达到了其执政生涯的最低点。

他的气愤是可以理解的。通用汽车公司的罢工浪潮刚刚平息，75万名钢铁工人又开始停炉封火，80天后才恢复，还没等这个国家喘口气，21个州的40万名烟煤矿工又开始罢工。4月18日，矿工罢工潮还未平息，两大铁路工会宣布将在30天内举行大罢工，到那时，整个美国的交通网将陷入瘫痪。两大工会的领导人一直以来都是民主党派的盟友，罢工结束期限的前三天，杜鲁门召集他们到白宫商议，并提出了宽厚的仲裁条件，希望他们能接受。没想到，他们竟固执地摇摇头拒绝了。

杜鲁门说道：“如果你们觉得我会坐在这里，任由你们使全国交通瘫痪的话，那简直是疯了。”

其中一位回答道：“总统阁下，我们必须坚持下去，这是工人们的诉求。”

杜鲁门站起来，厉声道：“好吧，我把决定权交由你们。你们只有48小时的时间，到星期五这个时刻解决问题，如果还解决不了，我就以政府的名义接管铁路部门。”

48小时过去了，僵局仍未打破。1946年5月17日星期五，杜鲁门签署了一份行政命令，由政府正式接管铁路部门。现在他以工人们新雇主的身份又给了5天的宽限时间，但还是毫无动静。他的仁慈换得的只是一份简短的通知，末尾写着：“你的要求我们不能接受。”此时已是第二个星期的星期五。煤矿工人罢工的影响开始蔓延到城市。为保存仅有的一点儿储煤，有些城市已实行特定时间断电。在这个节骨眼上，铁路部门罢工无异于全国性大罢工。杜鲁门不能让事情再继续恶化，这时，比采取何种措施更重要的是如何采取措施。他采取的方法可悲可叹。

他立即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声称将出席星期六的两院联席会议，请求授权他将所有铁路工人征召入伍，不分年龄、职位。司法部长说道：“这不符合宪法规定。”杜鲁门厉声说道：“先将他们征集入伍，再谈法律的问题。”他告诉自己的新闻发言人查尔斯·G·罗斯，于当天晚上向全国发表炉边谈话，并交给他12页写在横隔线便笺纸上的手稿，补充道：“这些就是我想说的，给我打印出来。我非得给这帮孙子一点儿颜色瞧瞧。”

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后，罗斯开始看这份手稿，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也许是他任职白宫以来所见过的言辞最犀利的谩骂，甚至与事实不完全相符，有诽谤中伤的意味，而且信的结尾还带有煽动群众的成分。杜鲁门是要告诉整个国家，“当美国士兵冒着枪林弹雨拼死赢得胜利之际”，煤矿和铁路联合会的领导却在背后搞小动作，“拿着枪威胁政府”。这无异于说他们“从背后射杀了我们的士兵”。

他还说，这些人都是骗子，还专门点名约翰·L·刘易斯以及“默里和他的共产党朋友们”，称这些人曾威逼“软弱的国会”。紧跟着他说了这样一句不同寻常的话：

每位罢工者和他们奉为神的领导都生活奢侈、养尊处优，高兴起来才干活，他们的工资却比士兵多4~40倍不等。

结尾处写着：

让国家回到人民手中，让交通和生产恢复正常，绞死几个叛国者[3]，保护我们国家的民主制度。来吧，兄弟们，让我们动起手来！

这还不如用“冲呀”来结尾。居然有这样的总统，鼓励绞死工会领导人从而将权利回归人民，恢复民主。即使是1937年那段最黑暗的日子里，格罗斯角那些富丽堂皇公馆里的汽车商也没有这样咒骂工人。罗斯不觉得杜鲁门真想煽动工人吊死工会头目，至少不会真的那么做，克拉克·克利福德也这么认为。他俩试图说服总统修改讲话稿。但即使这样，总统依然言辞苛刻：“珍珠港事件的危机是外国敌人造成的，而今晚的危机是国内一小部分人造成的，这些人想要把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他宣布将召集国会于星期日下午4点开会，如果到时火车司机和铁路工人还不复工，就把他们交给赫尔希将军处理。

杜鲁门的顾问团私下都觉得，政府经营铁路的情况确实少有，但总统坚持这样做。到了星期日下午，工会仍不肯妥协。工会领导人都被锁在K街与第16街交叉路口的斯塔特勒酒店，他们在和一位施压的政府人员谈判时渐渐动摇。这时，杜鲁门总统坐车沿宾夕法尼亚大道来到了众议院，穿过议长办公室，径直走进会议大厅，然后一跃走上讲台，以三军统帅的身份希望众议院授权，“将反对政府的所有罢工者征召入美国军队”。在雷本的办公室里，克拉克·克利福德守在电话旁，寸步不离。杜鲁门开始讲话不到5分钟，电话铃响起。负责谈判的政府人员说道：“他们签字了！”克利福德疯狂地在一张纸条上写下：“总统阁下，协议签字了，罢工结束了。”并将纸条送到了讲台上。杜鲁门瞄了一眼，抬起头，微笑着望向会议厅内挤满的议员，说道：“各位，罢工已经平息了。”

全场顿时欢呼起来，杜鲁门继续讲下去，要求通过法案，如果未来有罢工者危害公共利益，众议院授权总统，将其征召入伍。议员们大声赞成，当场通过。这还不是杜鲁门得意的时候。为了平息这次罢工浪潮，杜鲁门使工人运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自由派人士以及每一位曾读过杜鲁门宣誓就职时发誓要维护的那部宪法的保守派人士，都拒他于千里之外。参议院的罗伯特·A·塔夫脱并非任何联会的领导人，却以自己的影响力将这一法案搁置不提，还宣称该法案“不仅有违宪法，还有违美国共和党赖以存在的每一条基本方针。禁止罢工必然会侵犯美国政治制度的基本自由，而基本自由正是我们国家赖以生存的基本”。怨愤的铁路工会主席宣布，工会4 700万美元经费的每一分钱都会用于阻止杜鲁门于1948年当选。在纽约，美国产联污蔑总统是国家的“头号工贼”，约翰·L·刘易斯在西弗吉尼亚州的山林别墅中叫喊：“别指望用刺刀就能挖出煤来。”

可能是挖不出煤，但这位喜欢为人民利益较劲儿的卫士已经放开胆子，准备奋力一搏。刘易斯这是在自找麻烦。杜鲁门可以容忍别人给他冠上“工贼”的名号，他后来否决了反工会法案以及《塔夫脱–哈特莱法》，又重新赢得了工人的支持。他不能容忍的是矿工领导人的狂妄自大，以及越来越不负责任。他指责刘易斯“为满足自我，在战争期间发动两次罢工”，这已经非常接近事实真相了。刘易斯带领着40万名矿工上街游行示威，丝毫不顾及远在海外的美国大兵们还在为胜利殊死搏斗，这些都是广为人知的事实。1943年《星条报》中东版上有一篇社论是这样结尾的：“为美国大兵说句公道话——约翰·刘易斯，去死吧，你的灵魂像那煤炭一样黑。”民主党并不亏欠这个老戏子，他已有10年不支持民主党候选人了。因此，这两位怒发冲冠的领导人之间的对抗条件也已成熟。罢工之所以会引起联邦政府的干预，是因为煤炭仍旧是美国经济的基础。美国62%的电力以及55%的工业能源依靠煤。如果矿工不工作，只让铁路工人回到工作岗位，根本于事无补，因为在美国，每20辆火车机车中就有19辆是烧煤的。

杜鲁门要压倒刘易斯的决心已定，所以没等到工会就犯，就展开了攻势。工会领导人在斯塔特勒酒店让步的5天之前，杜鲁门就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要接管煤矿。此时，刘易斯领导的罢工已进入第6周。起初，杜鲁门所做的努力看似并不能吓退刘易斯，过去历次都如此。刘易斯朝一位记者怒吼道：“杜鲁门质疑我们的要求具有合法性？他知道什么是合法吗？”杜鲁门这次清楚地知道要更谨慎小心。杜鲁门将他的内政部长置于管理资方的位置，又答应了矿工联合会的大部分要求。（而付工资的是资方，他们当然感到愤怒又无助。在这场较量中，理直理亏、是否符合宪法，似乎都已不再重要。）然后，总统就等着矿工联合会那个头头采取下一步行动。刘易斯趾高气扬地大吵大闹，肯定是在找空子，找不到空子，就平白杜撰一个。刘易斯竟然拿节日薪资来说事。10月，他否认集体合同的有效性，并宣称要就合同所有相关条例展开谈判。他要求工人工资按照“从口到口”计算（即从矿场门口走到矿井口的时间也要计算在内）。杜鲁门不允许内政部让步，他和刘易斯一样也找到了发难的借口。但负责新政事项的律师震惊地发现，除了反工会的法院禁令外，找不出别的借口。而这项禁令的法律效力早已被《诺里斯–拉瓜迪亚法》和《瓦格纳法》（即《美国劳工关系法》）否定。

杜鲁门并未惊慌失措。他发布命令，表明上述法案针对的是私营企业主，而非政府。这样的解释难免有些牵强，但既然决斗已公开，哪一方退让必定有失颜面。到后来，即使法院的文件传到了刘易斯位于第15街和I街交叉口的矿工联合会总部，他的助手仍然在矿上高喊着口号“没有合同，就不上工”。他自己躲进了亚历山德里亚的府邸，煤矿却一个接一个地关闭。10天内，城市再次被迫断电，工厂关闭，火车和空荡荡的煤车搁置在轨道上。这时候，斗争已达到高潮，矿工联合会的律师们已黔驴技穷。11月21日星期四，联邦地方法院法官艾伦·戈尔兹巴勒称刘易斯藐视法庭。11月26日星期二，戈尔兹巴勒宣判，“被告约翰·刘易斯以及美国矿工联合会屡教不改，已犯下并一直犯有民事与刑事性质的藐视法庭罪”。罚款351万美元。

刘易斯惊得目瞪口呆，瘫坐下来。这是劳工史上最高的一笔罚款，刘易斯似乎并没有其他选择。他不能像德布斯和冈珀斯那样选择坐牢，因为政府已撤回对他刑事性质藐视法庭的指控。他甚至可与法官为敌，或许在他用低哑的声音说着“法官阁下，你已经判了我藐视法庭……”时，已这样打算好了。但他说着说着又停了下来。律师把他拉回自己的座位。能宣判上百万的罚款，这位法官可是不好惹的。肯定免不了上诉，但这也只是拖延判决而已。与此同时，法院的判令、传票、诉书以及限令也已接踵而至。被告已分身无术，忙得晕头转向，对手不战而胜。这时，哈里·杜鲁门在干什么？

刘易斯搬起石头狠狠地砸中了自己的脚，这时候，杜鲁门默不吭声。但是，现在杜鲁门离最终的胜利还很远。主动权仍然掌握在刘易斯的手中，而且只有一种方法能将主动权夺回，就是要消除他的权力基础，至少要能威胁到他。如果双方都保持沉默，刘易斯的律师肯定会采取新一轮法律行动，到时这场国家危机就会从无法理解变得无法忍受。矿工们也许并不喜欢刘易斯，一部分人甚至恨他，但几乎所有人都认同他们需要他的庇佑。除非是他或者另一个同样有号召力的人召集他们回到工作岗位，否则，矿坑和隧道还会继续空旷无人。或许，总统有足够的号召力，哈里·杜鲁门决定一试。在珍珠港事件5周年纪念日的那个星期六早晨，查尔斯·罗斯告诉媒体，当晚总统将通过广播直接对矿工们讲话，请求他们为了拯救国家，不再理会他们的领袖，立刻回到工作岗位上。

这的确是一次惊人的赌博，筹码是总统的声望，但杜鲁门最终成功了。刘易斯傻眼了，遗憾地败下阵来。4点，他在矿工联合会总部举行记者发布会，宣称最高法院的审议“不应该受到公众压力的影响，虽然这些压力是经济危机的‘余震’。所有的矿场将立即恢复生产…… 如果依然按照1946年11月或之前签订的规定，每位矿工都会立即复工”。余音未完，刘易斯就踉跄地走过台阶，从此销声匿迹。他再也不能为一己之私挟持整个国家了。他彻底败下阵来，他的失败成就了杜鲁门的胜利，也让杜鲁门第一次觉得自己像位总统。克拉克·克利福德告诉《纽约时报》的卡贝尔·菲利普斯：“我可以告诉你，我们的总统可与从前大不相同了，他终于做了一回主。”总统的另一名助手说得更形象：“他回到白宫时，你能听到两个睾丸碰撞的声音。”

那年冬天，沃尔特·鲁瑟的得力助手埃米尔·梅齐并不在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甚至连底特律发生了什么都一无所知。身为应征入伍的准士兵以及马尼拉复员骚乱的领导人，梅齐被严密监视，收不到任何信件，也不得被人探访。但这依然阻止不了动乱。示威游行愈演愈烈，很快就蔓延到东京、关岛、中国、加尔各答、夏威夷、伦敦、维也纳，乃至勒阿弗尔、巴黎和法兰克福。到了春天，美国军方的士气大大减弱，美国在海外名誉扫地，美军受到沉重打击。

美军士气降到珍珠港事件以来的最低点，士兵很容易被那些狡猾又别有用心的煽动者蛊惑。战胜日本后，原有的点数制冻结，服役不再加分，不能以此争取早日退伍。在这种点数制的体制下，本就难免存在不公平，太平洋战争又提前结束，就更不公平了。1945年夏，得分高的士兵并未得偿所愿回家，因为军方认为，让从未出国服役而得分较低的士兵先复员会更方便。然而，最麻烦的事情还不是退伍回家，而是士兵们普遍觉得上司有心要虐待他们。

军队的等级制度一直与平等思想背道而驰，平等思想是20世纪美国最强大的社会力量。即使情况最理想时，士兵仍然反对独裁主义。随着和平的到来，士兵回归正常的军营生活，上下级之间的差距显得越来越突兀。《纽约时报》军事专栏作家汉森·W·鲍德温并不敌视特权，但他后来也总结道：“不满情绪的确事出有因。”他提到，将军吃着山珍海味，而士兵却吃C级口粮。低级将领认为，自己理应要求住最好的营房，由最漂亮的红十字会护士服侍，在最好的电影院占用最舒适的位子。但最好的房子却成了高级军官的俱乐部，由士兵担任酒保，又有当司机的士兵将他们送回安寝。有的指挥官霸占着不必要的人员，只为延期放弃战争期间的临时头衔。以战争部长罗伯特·P·帕特森为代表的最高将领，完全忽视战后士兵的感受，不理会他们的诉求。于是，积怨日深，终于到了爆发点。

话说回来，1946年陆军闹到近乎兵变的确很不光彩。前一年9月，复员点数要求从50分减至38分后，获准退伍的士兵每月将近100万。海军方面虽然有更多的抱怨情绪，但使人难堪的事件却没有这么多。海军陆战队为避免类似情况发生，明令禁止士兵参加任何游行。如果闹复员的暴乱者是曾久经沙场的士兵，或许还不至于让美国军队蒙羞，可惜他们不是。1945年圣诞节前，比尔·莫尔丁笔下大多数像威利和乔那样的士兵早已退伍回家了。

第一个使人质疑军方复员政策的人竟然是麦克阿瑟将军。1945年9月17日，在没有与华盛顿方面任何人商议的情况下，他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驻扎日本的部队将在6个月之内从40万减至20万。记者就此询问总统，杜鲁门只能无力地回答，虽然他并未提前得到通知，但如果麦克阿瑟将军不需要如此多的兵力，他也觉得很欣慰。迪安·艾奇逊表示，麦克阿瑟掌管的兵力多寡，应该由政府来决定，而不是由他自己决定。这样的言论直接冲撞了麦克阿瑟在国会的拥护者。（正如艾奇逊后来所写，要是政府能预见未来的话，“我们本来能预见，这样的小冲突是后来导致麦克阿瑟将军于1951年4月11日被撤职的大斗争的开始”。）那些等复员已不耐烦的人认为如果一名五星上将就能做主把驻军削减一半，那么级别低一点儿的将军是不是也可以。

谁料到事实恰好相反。1946年1月6日，军报《 太平洋日报 》 报道，由于兵员补充困难，复员数目从每月80万减至30万。《太平洋日报》的头版向杜鲁门总统呼吁，军队兵力补充不足的问题是军队自找的，因为赫尔希将军把每月征兵名额从8.8万减少至2.1万。在马尼拉维持大批部队，尤其令人恼火。《太平洋日报》报道称，和平时期维持大批民兵唯一的合法用途就是占领战败国，但菲律宾人并非敌人——1946年7月1日，菲律宾已宣布独立。为未能退伍的士兵提供训练本是希望能减轻他们的焦虑，结果适得其反。有传闻说，这些士兵将被派往菲律宾或是中国大陆，对抗当地的游击队。身在关岛的帕特森部长告诉记者，他对于战胜日本后冻结点数制已5个月一事感到惊讶，这无疑是在火上浇油。

20世纪30年代末期，经过底特律纠察队的浴血奋战，如今已有几百号人追随梅齐。仅仅几小时里，他们就印好了传单，分发出去，又组织了一支包括15辆卡车和吉普车的车队。车队的喇叭声响成一片，到处飘着标语“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家”、“我们不喜欢这样的做法”。每到一个兵营，就停下来召集更多士兵参与游行。第一次游行约有150人参加。听完几场演讲，就募集到了用于在《纽约时报》上刊登抗议广告的经费，怒火发泄完毕后就解散了。但这次事件吸引了媒体的注意，他们当了士兵不满的传声筒。一夜之间，吕宋岛上的兵营成了造反据点。第二天晚上，马尼拉市政大厅前会聚了2 500人，群情激昂。这次的筹款，除了刊登广告外，还足够支付发电报给德鲁·皮尔森和沃尔特·温切尔的费用。消息很快传遍整座岛屿——给你选区的众议员写信。1.8万名士兵确实照做了，因为他们有的是时间，又没有更好的对策。美国西太平洋的三军指挥官W·D·斯泰尔中将后来犯了严重的战略错误。他竟然总结说，安抚暴民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们在马尼拉巨型黎刹纪念体育场馆的公共广播系统听到他舒缓人心的声音。结果恰恰相反，群众游行队伍变得越来越强大。《纽约时报》头条写道：“马尼拉2万名美国士兵把将军嘘下台，督促国会加紧步伐运送复员军人回国。”

这件事引发了连锁反应。无线电广播和报纸到处宣扬斯泰尔将军部下的种种行动，于是世界各地的美军基地都掀起了支持他们的游行。加尔各答的煽动者要求肃清中国–缅甸–印度战场。帕特森部长试着向横滨的占领部队解释，却遭到了激烈质问。东京的游行队伍举着旗帜：“服役可以，奴役决不允许”，“日本佬都回家了，为什么我们不能？”驻扎伦敦的数千名士兵来到罗斯福夫人当时下榻的克拉里奇酒店高呼：“埃莉诺！埃莉诺！埃莉诺！”请求她查出为何美军新娘有轮船回国，他们却没有。（埃莉诺只露面了一下，面带微笑，告诉他们，自己会尝试了解。）一天下午，驻巴黎的美军开始支持游行，士兵愤怒地将红色标语写在哥伦比亚和彩虹角两个红十字会俱乐部的布告栏上：“支持马尼拉战友。今晚8点半在凯旋门集会。”到了晚上，法国警察解释说，凯旋门为法国圣地，不能在此集会。于是，队伍从埃菲尔铁塔跨过塞纳河，朝特洛加德洛广场前进，辱骂不肯加入的士兵“败类”。另一支游行队伍4人一排，沿着香榭丽舍大道向协和广场进发，他们手里挥舞着镁照明弹，齐声高喊：“我们要回家！ 我们要回家！我们要回家！我们要回家……”

在这次“要回家”的动乱中，正如后人所知，危害最大的一次发生在德国。巴黎的游行示威者至少还知道步调一致，但法兰克福的4 000名美国大兵，最后演变成毫无顾忌、只知道咆哮的暴民。煽动者爬上街边的灯柱呐喊，成群的示威队伍挥舞着手电筒指挥众人朝法本大楼进发。美国宪兵手持刺刀将队伍吓退，他们嘲笑约瑟夫·T·麦克纳尼将军是个胆小鬼，不敢与他们正面交锋。麦克纳尼当时其实在柏林。他从柏林回来后，要求同游行头目明明白白地谈话，当时没有几位指挥官肯这么做。艾森豪威尔面对外界的质询，都让他们去征询各战区司令官的意见，又含糊其辞地向记者透露他支持让所有“确无必要保留”的士兵回国，魏德迈只能向驻扎中国–缅甸–印度的美国士兵道歉，因公文手续繁复延误了他们的退伍时间。麦克纳尼说明了美国对欧洲的承诺，并补充说道：“我们会努力让你们尽快回家，但如果国会议员们从你们的信里得出结论，认为公众只想让士兵们回家，而不用理会美国的国际责任，那么你们就是在毫无顾忌地期盼回家团聚……而将美国在欧洲的事务置之不理了。”

麦克纳尼将军的话满是嘲讽。事实上，他确实戳中了这次世界性运动的要害。为不能回家的士兵申诉的信件早已在国会山堆积如山，都写着军邮复信地址。这仅仅是开始，接着第二波浪潮来袭，士兵的父母、妻子和女朋友也开始嚷嚷，正如战争部副部长肯尼斯·罗亚尔所言：“‘我和我的孩子’理论使国会议员们收到关于复员的批判如洪水般难以抵挡。”一位参议员收到了200多双婴儿鞋，每双都附有纸条“我想念爸爸”。这次事件对国会来说是一次考验，但事实证明，他们无力承受。宾夕法尼亚州的罗伯特·里奇说：“每位父亲、每位母亲、每个孩子都希望自己所爱的人回到身边。”他又补充道：“记住，无论哪里都比不过自己的家。”约翰·兰金提出一种方案，服兵役满18个月，或有家属需要照料，或要升学的士兵均可退伍——换句话说，每位应征入伍的士兵都可以退伍。蒙大拿州众议员麦克·曼斯菲尔德告诉记者：“没有什么理由不让海外的士兵尽快退伍回家。”民主党参议员汤姆·康纳利和共和党参议员阿瑟·范登堡发布两党联合声明，支持叛乱者。参议院委派几位委员飞往菲律宾，向梅齐中士及其他煽动者取证。

《纽约时报》惊恐万分，对于“军纪荡然无存”竟然在国外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非常担忧。编辑直言不讳地指出“示威者还没退伍，仍然是士兵。他们必须知道他们的行为是不可原谅的”。从《纽约时报》的角度看，国会教唆“让士兵回家的运动，罔顾美国的国际责任，鼓动马尼拉和勒阿弗尔的游行，他们应该为此感到内疚”。

从政府的角度来讲，几乎没有比在这个时间点发生这次骚乱更糟糕的事。杜鲁门总统整合三军，统一归国防部领导。高级军官对此事尤其敏感，他们本就不信任白宫。如果政府在这一新问题上又让这些人失望，整个重组计划就有可能泡汤。因此，杜鲁门宣布在查看过陆军和海军的复员措施后，他深信“复员进度高效、公平，感到非常满意”。但他得到的结果只是让国会将指责的目标从陆军和海军部门转移到他身上。

如同他的前任罗斯福，杜鲁门本来也非常支持普遍军事训练。现在，这个希望一夜之间就破灭了。取而代之的是军方现在甚至开始质疑能否维持海外空有其表的部队。美军的作战能力下降了80%。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空军部队，现在的人数已从238.5万减少到16.5万。每月退伍的海军士兵多达24.5万。尼米兹提醒说，现在已经没有哪支舰队可以作战了。5月15日，征兵法期满，参谋长联席会议正在思量撤回驻扎在朝鲜半岛的全部驻军。此时，已有500万经受过训练的士兵穿回便装。各级将军也在认真思量着残酷的数字，至少需要35万兵力留守德国，37.5万驻扎在太平洋地区，还需要72.5万（艾森豪威尔预计）或137.5万（杜鲁门预计）兵力留守在世界其他地方。但部队中仅有40万志愿服役士兵，延长服役的人数越来越少，艾森豪威尔将军告诉国会领导们，现在美国真的面临“用兵荒”的危险了。

国会图书馆后面一间废弃的房屋里，艾森豪威尔将军和国会的领导们会面了。现在举行公开听证会已不可能。政治火气太大，他只能从小巷到国会山，他心里非常不是滋味地意识到抗议的美国大兵高喊“我们喜欢艾克”是因为艾克模棱两可的言辞让他们以为是支持暴乱。他告诉国会议员，至少要持有155万兵力，又援引了驻扎日本的第八集团军参谋长的话：“如果日本人认为时机成熟而发难，一定会选择他们深信美国军队存在不满之时。看来有些破坏势力在存心捣乱，原因尚不清晰，但目的是要打击我们军队的士气。”艾森豪威尔认为，或许因美军“兵力不足”而导致美军在欧洲的影响力落入“其他国家手里”。

他并未点明其他国家到底指的是谁。日本投降后的几个月里，还不兴谈及哪个国家是假想敌，但以当时的情况来看，足以挑战美国的敌人也就只有一个。“二战”结束时，苏联红军发展到1 000万，这1 000万当时还在。驻扎在境外的苏联士兵也并未掀起所谓的“要回家”的骚乱。斯大林可以在东欧为所欲为。美国国会听从选民的旨意，而不顾艾森豪威尔或者杜鲁门的反对，到1946年夏，美国军队还剩下两个半师，而且大部分都是新兵，其作战能力只是战时高峰期的一半。丘吉尔提醒世界小心斯大林的“铁幕”政策已经从波罗的海蔓延到了亚得里亚海的里雅斯特，公众的舆论直指杜鲁门。无论是参加过游行的退伍士兵，还是曾经给国会议员寄过婴儿鞋的妇女，都把矛头指向美国的总统、国务院、知识分子以及国外的“同路人”，但就我们所知，这些民众没有一个人知道照照镜子。

威廉·海特爵士曾经把同克里姆林宫的谈判比作一台过时的娱乐老虎机。你几乎得不到想要的，但总能捞到点儿什么。“有时候晃一晃机器，出货会快些，但同它交谈就毫无意义了。”罗斯福曾在雅尔塔会议上同苏联人讲道理，但还没等到告诉国会苏联做出的承诺，苏联人就公开反悔了。斯大林觉得，自己肯应酬西方盟军，已经是宽宏大量了。他还说，在这场战争中，英国只是为战胜希特勒争取了时间，美国贡献了物资，但苏联却有600多万士兵死伤，付出了“血的代价”。在莫斯科看来，杜鲁门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美国就是一个分崩离析的国家。苏联经济学家向他们的领导人保证，美国国内马上就会陷入萧条与混乱，美国就要完蛋了。因此，斯大林要求控制达达尼尔海峡以占领土耳其的一块土地、分享中东的石油、占领里海地区以保护巴库的油田，还命令抢占铁托控制下的里雅斯特和奥地利的克思滕州，又在占领日本问题上插上一脚，甚至要驻军鲁尔。

1945年4月23日，杜鲁门痛斥莫洛托夫，这位新总统第一次表示出绝不会轻易向任何人妥协。苏联人震惊之下，正式邀请他参加波茨坦会议。众所周知，波茨坦会议旨在讨论如何实施雅尔塔会议的决议。杜鲁门也犹豫过是否要前往参加，但很多原因使他必须要出席，他后来写道：“我最在意的是要确认斯大林会让苏联士兵加入抗日战争，这也是我们军事首脑最关心的问题。”他唯一期待的就是远洋航行可以乘坐“奥古斯塔”号。这也是他自“一战”结束后的第一次出国。杜鲁门写给“亲爱的母亲和玛丽”的闲聊信中，展现出哈里快乐的情境，哈里满面笑容，穿着一件运动T恤衫，带着白色水手帽，跑遍船上的每一个角落，竟在船员中找到一位远房亲戚，他和水手们进餐，却冷落了其他官员。波茨坦会议确实给了他很大启发，但也使他感到沮丧。现在，他毫无疑问地明白了“苏联佬唯一懂得的就是军队，他们的诉求就是征服世界”。会后，他“高兴地踏上了回家的旅途”。

波茨坦会议并未改变轴心国卫星国的未来，在苏联人含糊其词的掩盖下，它们仍被军事占领着。正如杜鲁门所预期的那样，会议毫无意义。会议期间，他一度非常沮丧（这是让历史学家们着迷于揣测的历史时刻之一），想将白宫拱手让给艾森豪威尔。他俩在轰炸后的柏林废墟上巡视，杜鲁门突然转过身来，对艾森豪威尔说：“将军，无论你要什么，我都会义不容辞地帮你。确定而具体地说，包括竞选1948年总统。”一时间，艾森豪威尔手足无措，因而只当这是一个玩笑：“总统阁下，我不知道谁是你的对手，但那个人绝对不是我。”

几个月过去了，苏联人的态度不断恶化。奥本海默带领美国的科学家团队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制订了一个合乎情理的掌控核武器的计划。但计划完成后，安德烈·葛罗米柯却草率地拒绝执行。苏联前线部队士兵的行为，只要有机会也变得越发粗俗。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百忙中抽空来到麦迪逊广场花园为美苏友谊委员会致辞。他发表讲话，希望两国能摒弃差异，而不要发展成“深夜里的敲门声，搞得人心惶惶”。就因为这点，他在全场的嘘声和喝倒彩声中被迫离场。后来他说道：“我一直很好奇，为何共产主义国家的外交官都认为，无礼是展开国际关系的基本要求，这到底缘起于谁？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无论是谁，都实属不幸。”[4]

在美国政府内部，唯一对苏联还抱有幻想的就是商务部长亨利·华莱士。这位空想家、幻想家总是质疑美式沙文主义。亨利·卢斯标榜即将到来的世纪将是“美国的世纪”，而华莱士却反驳说，战后的岁月“只能是也必须是普通人的世纪”。现在，他坐在内阁会议室里，冷眼望着哈里·杜鲁门，终于得出了结论：杜鲁门肯定是彻头彻尾的战争贩子。华莱士决定要对他做些什么，人民必须被提醒，他要提醒人民。

现在回想起来，相比华莱士挑战美国的外交政策，他能在美国政府任职那么长时间似乎更让人难以置信。当时伯恩斯在国务院任职，而华莱士执掌商务部，杜鲁门的内阁成员里就有两个人认为自己应该坐上总统的位置。如果杜鲁门也具有罗斯福同样的魅力，也许能克服这两人性格上的差异。但杜鲁门不懂得耍花招，就注定要得罪一个接一个的新政拥护者。伯恩斯早就冲撞过他，莫斯科的会议一结束，伯恩斯就致电白宫，希望一回国就组织炉边谈话，把会议内容通过广播全面汇报给全国民众。杜鲁门提醒他，向总统汇报是他的首要职责，如果有发表炉边谈话的需要，也应由总统来做。不久后，杜鲁门卷入了哈罗德·伊克斯的用人问题纠纷。1946年2月12日，伊克斯提交辞呈，建议于3月31日正式生效，而杜鲁门毫不留情地使其于2月15日就生效了。伊克斯后来公然指责杜鲁门在白宫雇用“一群不伦不类的政治小人”。记者评论，内阁成员和总统之间发生如此尖锐的正面交锋，在华盛顿实属罕见。

这一年还没过完，又发生了另一起争执。3月15日，丘吉尔为向杜鲁门表示敬重，在密苏里州富尔顿的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铁幕”政治演说。但丘吉尔对苏联外交政策的指控似乎并未收到良好效果，或许是因为他又一次走在了时代前列。华盛顿最大的反对声来自商务部。华莱士决定等到时机成熟就让所有的恐苏者服帖。时机来自9月，伯恩斯正在巴黎参加一次重要的外交部长会议。9月10日，华莱士把他在美苏友谊委员会上发表的演讲稿呈交总统。杜鲁门根本没有时间细读演讲稿，只是在华莱士交给他时，一边粗略地浏览，一边听华莱士简要介绍。华莱士说，相较于过去，这次他会以更加批判的态度看待苏联人。杜鲁门随性地点点头说，希望这次演讲能对国会候选人中的自由派和“左”翼人士以及竞选纽约州州长的民主党候选人有利。白宫走廊上，记者询问华莱士和总统讨论的话题。他建议他们去听听演讲。

华莱士只向总统介绍了演说内容的一部分，他的确批判了克里姆林宫，但也同样严厉斥责了英国外交部，继而又给杜鲁门–伯恩斯的外交政策杀了个回马枪。他强调，华盛顿没必要干涉苏联人在东欧的驻军，那里是斯大林的势力范围。并且，美国政府应不论政治派别，将原子弹计划通知各国政府。最后，他希望美国能够裁军，无论其他国家在做什么。他认为，与英国和其他西欧国家签订联合安全协议根本就是别有用心。他说：“让英国成为我们外交政策的关键所在，简直是愚蠢至极。毫无疑问，英国在近东地区的帝国主义政策，再加上苏联的报复反击，一定会导致美国走向战争。”后来他在离开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时又补充了两句：“我既不反英，也不亲英；既不反苏，也不亲苏。两天前，杜鲁门读到这些时，他也说了，这就代表了美国政府的政策。”

下午4点，事先看过演讲稿的记者们聚集在总统的新闻发布会上，此时距演讲开始还有三个小时。记者提问杜鲁门是否同意商务部长的演讲，他点头。当记者问及演讲内容是否的确反映了政府政策时，杜鲁门的回答也是肯定的。接着杜鲁门出席了在克拉克·克利福德家中举办的男宾聚会，满心以为华莱士会支持他的既定政策。那时已有闪电出现，第一声雷响出现在下午6点。当时，一份预先准备好的演讲稿已经送到代理国务卿威尔·克莱顿的书桌上。看到演讲稿后，克莱顿立刻直接电话连线白宫的查尔斯·罗斯，抗议说：“这会让吉米在巴黎会议上身处困境。”他希望总统能否认这次演讲，但罗斯说太迟了，杜鲁门已经批准了华莱士的演讲。第二天一早，报纸头条上就写着，美国的政策发生“大转变”。身在巴黎的范登堡参议员告诉记者：“我可不能同时与两位国务卿共事。”伯恩斯从一名英国记者那里得知此噩耗，饱受煎熬4天后，他终于忍不住致电美国总统：“如果总统阁下因某些原因不能阻止自己的内阁成员华莱士先生对外交事务横加干涉……请准许我立刻辞职。”

迪安·艾奇逊认为：“杜鲁门总统简直幼稚，这样说并非过于指责。首先，对于美国总统的重任，杜鲁门自己都还没弄明白。他并不明白为何亨利·华莱士作为一名负责任又经验丰富的政府高官，不应该做这次精心准备的演讲。”如果杜鲁门曾说过这些话，恐怕人们会理解他。但他却为自己找借口，《时代周刊》评论其为“笨头笨脑的谎言”。杜鲁门召开记者会，试图“澄清”他所谓的“自然的误解”。他解释说自己根本不赞同这次演讲的内容，只想维护华莱士发言的权利。总之，他并未批准此次演讲是“美国的外交政策声明”。紧接着还有尖锐的提问扑来，有人提醒杜鲁门，华莱士事实上告诉听众，他本人不会偏袒伦敦和莫斯科中的任何一方，这是获得了总统赞许的，而这被认为是“美国现任政府的政策”。以下是那段灾难性的对话：

总统：没错。

问：我想问，你是指的那段话，还是整个演讲？

总统：我同意整个演讲……

问：总统阁下，你觉得华莱士的演讲是否背离了伯恩斯的政策——

总统：我不这么认为。

问：——苏联的政策呢？

总统：它们完全一致。

第二天詹姆斯·赖斯顿在《纽约时报》上尖锐地指出：“或许在首都，只有杜鲁门认为华莱士的提议同总统或伯恩斯的‘一致’。”在安抚英国时，杜鲁门的做法激怒了记者。更糟糕的是，华莱士拒绝让步。华莱士在白宫的草坪上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我坚持在纽约的演讲，我认为，这也正是美国人民所关心的，他们都希望和平……不久后，我会再次发表演讲。”

这就太过分了。国务院发出了最后通牒，但商务部丝毫不妥协，杜鲁门决定将华莱士革职。他先亲自给华莱士写了一封信，把他所能想到的骂人的脏话都用上了，然后亲自叫人将信送到商务部。华莱士看过之后，非常震惊，致电罗斯，并说依他看来，这封信不仅不适合公开，甚至不能作为总统文件存入美国国家档案馆。华莱士在电话里把信念了一遍后，罗斯也有同感。刚被免职的部长将信件送回白宫后，罗斯立刻将其烧掉。当晚，愤怒平息后的杜鲁门写了一封家信：

亲爱的妈妈和玛丽：

今天我必须要将亨利革职查办，我讨厌这么做，但我也别无他法……如果亨利还像1940年一样继续待在农业部，现在就不会有这么多的麻烦，我也不会身在此处，岂不更好……亨利是我接触过的朋友中最怪的。星期三下午，我同他争论了两个半小时，叫他别再对外交政策发表演讲，或者支持我负责制定的政策——但他坚决不肯 …… 现在他离职了，疯子们又以此歇斯底里地大做文章。我倒是希望看到这样，这证明我的决定是对的……

毫无疑问，这次他做错了。当时适逢国内罢工高潮，物资缺乏、物价飞涨、黑市交易猖獗，经济复苏情况历经挫折，而华莱士事件让杜鲁门民心尽失。1945年7月，在他前往波茨坦前夕，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87%的美国人支持杜鲁门。这是多么强烈的信任啊！珍珠港事件后，罗斯福战时民意支持率最高也不过是84%。现在情况发生了转变。约翰·张伯伦在1945年11月26日的《生活》杂志中写道：“华盛顿开始对他倒戈相向。”张伯伦的言论或许过于主观，但在1946年的某个时刻，真正的转折点出现了。

从一些小事上就可以看出。从右翼方面传来全国制造商协会主席的怒吼：“总统自己怕事发抖，还要吓唬人民。”“左”翼自由专栏作家塞缪尔·格拉夫顿评论杜鲁门是个十足的“可怜虫”。民主党主流人群甚至也在互相讨论：“哈里不犯错，你根本想不起这个人来。”伊克斯声明不再参与1948年的竞选，以恢复整个国家的团结。阿肯色州新当选的民主党国会议员J·W·富布赖特说，杜鲁门上任18个月以来是那么无能，为了国家利益，他应该将总统之位主动让给共和党后继者。在加利福尼亚州，尼克松深得人心，“我的战友以及你们所爱的亲人，曾经为美国神圣传统得以世代延续而牺牲生命。我以他们的名义起誓，一定秉承我们神圣的传统”，仅凭借这些陈词滥调就博得掌声雷动。人们变得焦躁不安，他们早已受够了执政党的信誓旦旦，却接受了在野党的甜言蜜语，就如同波士顿的哈里·弗罗斯特广告公司的标语，写在全国各地的广告版上：“受够了？”

人们说受够了。18年来第一次，共和党人在两院中均占据优势，杜鲁门后来回忆道，第80届国会正是自20世纪20年代富有战斗精神的第69届后最为保守的一届。理查德·尼克松和约瑟夫·麦卡锡走上政坛。《洛杉矶时报》评论史塔生的政治生涯将一帆风顺，有尼克松为他保驾护航。“尼克松是史塔生州长的朋友。他的执政理念同史塔生是一致的。”《生活》杂志吹捧这次胜利是“政府权力中心的明显大转移”。多年来，国会一直是“白宫的橡皮图章和代罪羔羊”。《生活》杂志预计，从现在起，国会将成为政治生活的指引。共和党领导人会议上，他们就提议将预算削减100亿美元、降低赋税、“摒弃政府干预商业和劳动的执政理念”，以及废除1932年以来颁布的所有社会和福利法案，包括社会保险和《瓦格纳法》。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斯泰尔斯·布里奇斯自鸣得意地吹嘘：“现在，美国是共和党的天下了。”

事实并非如此，任何政治测验结果最多只能反映投票那部分人的想法而已。正如白修德所指出的，20世纪中期，共和党在选举刚开始的总是占上风，直到选举日当天下午5点，工人们下班，决定是否要进入投票点投票。只要工人投票，政权就会回到民主党手中。但1946年，工人没有投票。民主党只得了3 400万票，只能说很大一部分民主党人，既对现状不满，又对白宫失望，所以压根儿没去投票。但共和党人误解了选举结果，他们以为人们对“新政”已不再抱任何幻想，希望立刻回到股票大崩盘前20世纪20年代简单化的黄金时期。所以，他们认为只要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不断攻击杜鲁门——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的白宫，执政权自然就会重新属于他们。

剪影：战后

[1] 作者视角以原著成书时间（1974年）计，全书同。——编者注

[2]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主张经济自由和功利主义。——编者注

[3] 此处着重号是作者加的。

[4] 后来，艾奇逊此次在麦迪逊广场花园的露面，被攻击他的人当作他同情共产党的证据。

第十四章 哈里·杜鲁门时代的生活

每逢战时，美国便会出现百川归一的历史局面。美国各阶层均将困难时期看作需全国共同面对的灾难，因为没人能摆脱战争的影响，所以民众需携手共渡难关，尽管或许只是间接参与其中。战后，各种潮流再次分道扬镳，各行其是。据人们回忆，在某个星期，国务院签署了一份互惠贸易协定，华尔街进行了一次兼并，美国大道（宾夕法尼亚大道）上举行了一回火灾受损物品大甩卖，派恩布拉夫市主办了一场选美大赛，一位年轻的主妇铺上了一块东方地毯，而世界大赛（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总冠军赛）则吸引了5 000万球迷观看。

对总统观察家们来说，从战胜日本到朝鲜战争爆发的这4年10个月零10天实在危机重重。华盛顿没有消停的时候，又都有哈里·杜鲁门的身影。一次，哈里悄悄溜到墨西哥访问，墨西哥总统带他参观了一座正在喷发的火山，他却说：“这与美国的景色相比，完全不值一提。”当然，除此之外，还发生了许多重要的事。哈里看待问题的角度当然与众不同。他是美国总统，身居高位的人总是专注于国家前途。

在这两次战争之间，无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和平贯穿始终。枪炮不响，轰炸机不飞，战舰不出海，海军陆战队闲下来只好做做俯卧撑。对出生于“大萧条”时期、生长在烽火年代的人来说，这段战争空白期是一个喘息的机会。在这安宁的日子里，那沉醉于摇摆乐的一代（有望在20世纪60~70年代一跃成为美国领袖人物的大学毕业生们）重新回到昔日女友的怀抱，而这些女孩也已经成长为少妇。1961年猪湾危机时的一天清晨，埃尔斯佩思·罗斯托对她的丈夫说：“现在是你们这些‘二战’时的青年军官担负起责任的时候了。”

在后来的约翰逊时代，华盛顿盛传着一句打趣的话，称该首都“住满了有权有势的男人和他们年少无知时娶下的妻子”。这话暗示战后婚姻无非是这些执掌权势的男人在远大征途中一时误入歧途，这话说得刻薄而又不确切。对于年轻的退伍军人和他们的新娘，20世纪40年代后期是一段美妙时光，他们恣意欢笑、海誓山盟，誓言犹如心灵圣坛上小小金色容器中袅袅升起的香气，萦绕不去。年轻，又不曾残废，已经是万幸了。结婚，就是为对方奉献自己的一切，就是互赠礼物使彼此更加高兴快乐。婚姻像一只纤巧的万花筒，年轻人的激情把数以百万零星散乱的声、色、香、味融合着叮砰巷流行音乐的片段拼接起来，像坐在行驶于第五大道的双层巴士上，越过陌生人翻起的衣领一瞥而过的广告；像塑料袋中白色的人造黄油，需挤压黄色的染料丸上色；像粉末状的水性乳胶漆，要自己调配才能使用。婚姻也是一起躺在床上抽着一根又一根香烟的无穷乐趣，但下个年代却将其变得索然无味。

婚姻，是与其他年轻夫妇玩猜谜游戏，是亚历克·基尼斯在电影《仁心与冠冕》中泛舟水上的场景，是战后第一批福特或雪佛兰汽车上市之前6个月的等待，是购买首批易洗免烫衬衣，是对她仍然缝在贴身连衣裙里的应急款的取笑，是你把她从医生的办公室接到餐厅用午餐听她说她真的怀孕了时的共同喜悦，是她第一次怀孕时轻抚她胸部的惊叹以及之后无数个第一次的新奇。婚姻，是周末躺在床上为她阅读《推销员之死》而哽咽，为《1984》流冷汗；是看电视里玛丽·马汀的洗发水广告，谈论讨厌的奇格舰长，听伊迪丝·琵雅芙和保罗·罗伯逊的歌曲，那台老旧的米罗华唱片机刚好挡住水性乳胶漆已剥落的墙面。婚姻，是1948年宝丽来黑白相机刚面世时，在一个个星期日下午给对方拍摄的相片；是同年夏天摆弄哥伦比亚公司首次生产的10英寸或12英寸、每分钟33.3转的黑胶密纹唱片，以及来年1月RCA维克多公司生产的新型45转密纹唱片，接着，又突然特别怀念并重新拾起以前的78转唱片。后来，婚姻是在“乡村”酒吧消磨几个小时后又在“尼克”和“艾迪·康顿”酒吧流连不归，是在一个人影都没有的第52街上行走。正是在这里，佩特瑞罗终于使摇摆乐退出了流行的舞台，让位给查理·帕克和迪兹·吉莱斯皮共同创造的“激进”的波普爵士。在昏暗的吉米·瑞安酒吧外，你低下了头。这时，社会逐渐追求个性，讲究品位。素不相识的男人们，穿着筒上绣着边花的袜子；把钱叫作“钞票”；朝路过的女孩大喊“棒极了”；星期一打保龄球；在凌晨3点互发歌唱电报；在新婚夫妇的弹簧床垫上系上小铃铛，然后在屋外偷听；模仿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腔调说：“我讨厌战争，埃莉诺也讨厌战争”；星期日穿上罗伯特·霍尔牌西装将狐尾草绑在收音机的天线上，在后视镜上挂一双婴儿鞋；星期六早上是雷打不动的洗车时间；见面时打招呼说“好久不见”（long time no see）这样的中式英语；已婚妇女去市场买东西时，头上还戴着卷发夹，嘴里总是嚼着口香糖；带着全家去电影院观看《四个女人与吉普》、《硫磺岛浴血战》之类的影片，而坚决不看《凡尔杜先生》，因为《大观》杂志揭露该片主角查理·卓别林是共产党人。

昔日的小孩如今已成长为十几岁的青少年［现在普遍使用的“青少年”（teenager）一词最初出现在1945年1月7日那期《纽约时报》 中］，日益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一些恪守传统的家庭仍然将他们约束在家里。玛格丽特·杜鲁门在她1956年出版的回忆录《纪念品》中写到，人们依然管她叫“‘那个杜鲁门家的小女孩’——我和当时普通的青少年一样，对这样的称谓极其反感”。然而，在白宫之外，“青年的力量”正在重塑社交行为，他们往往吵闹过头或者品位低俗，惹得老一辈美国人总是牢骚不断。而年龄更小的孩子则用装橘子的板条箱和旱冰鞋的轮子制成滑板，终日溜着玩，乐此不疲。

20世纪30年代，流行音乐的数量增长了10倍，全美自动点唱机达到50万台，每年赚取2.5亿美元，但都是镍币。那些歌曲的曲调不值得回味，歌词也容易被忘记，但是点唱机却深受人们喜爱。年轻人相当钟爱它，哈得孙谷中有一所名为斯卡伯勒的高中，该校毕业班的学生在1947年将一台点唱机作为礼物献给学校，家长和老师笑容满面地在旁边看着。

正是在杜鲁门时代，美国顺应历史潮流加入了国际社会。1941年天气阴冷的圣诞节期间，丘吉尔来白宫做客，罗斯福灵机一动，想出了“联合国”这个概念。《时代周刊》在1942年1月10日的那期中报道：“联合国这个新词”已经悄悄地出现在世界词汇库中。此前一年，《财富》杂志调查发现，希望美国加入一个国际组织的选民还不到13%。而到了1944年3月，这个数字猛增到68%。同年，各地大学生赞成美国派出代表团常驻联合国，赞成比例为50∶1。萨姆纳·威尔斯也同意这个想法，并写了本颇具说服力的书《决定的时刻》，呼吁建立一个世界政府。1944年8月，每月一读俱乐部推荐它为该月名著，并卖出近50万本。阿肯色州众议员富布赖特提出建议，主张“建立一个适当的国际机构，使其有足够的能力为世界各国建立并维护公正而持久的和平，并且……美国应参与其中”。这个提议在众议院以360∶20的票数通过，在参议院中也同样获得两党的一致支持。

为了争取联合国总部落户的殊荣，费城、大西洋城、芝加哥、旧金山和南达科他州的布拉克山市与纽约市展开激烈的竞争，它们都愿意提供免税地段。而康涅狄格州的小城格林尼治却投票反对接收新的世界组织，有人认为这是因为当地人反对威尔基和他的那本《天下一家》，借此发泄不满。参议员阿瑟·范登堡在他那位于沃德曼公园[1]的公寓中深思了数月，最终做出了对他而言具有历史意义的转变，坚信国际社会相互依存才具有可行性。他曾蹲在伦敦的地下防空洞里躲避空袭，当德国的导弹倾泻而下，大地剧烈摇晃时，他问陪同人员： “人类发明了这样的武器，谁还能够置身事外或袖手旁观呢？”范登堡说服了党内孤立派。当时，他对沉默下来的参议员说：“我一向公开表示美国要自立自强。我仍然认为，不管有无与其他国家的合作，都绝不能再容忍我们的国防力量退步到只是摆设。但我相信，今后任何国家都无法光靠自己就能保平安……我希望美国能最大限度地与世界各国合作……我希望国际公法能够获得前所未有的尊严和权威。我认为这是满足我们切身利益的必经之路。”

两党参议员全部起立为范登堡鼓掌。媒体也大唱赞歌，称他的讲话是一场“毋庸置疑伟大”的演讲，是“参议院80年来最重要的演讲”，是“用武力对付一切侵略的勇敢誓言”，是“保证不再出现慕尼黑协定的承诺”，是“使全世界振聋发聩的一声枪响”。在一片兴高采烈的气氛中，华盛顿对发生在世界另一端的真实枪声却充耳不闻。原来胡志明压制着满腔怒火从巴黎回国，随即宣布越南独立，并自立为总统，开始上山打游击。而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却没有向其驻扎于当地的外交官发出特别指示。叛乱者毕竟只是当地人，算不了什么，必要时只需派出几个连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就可以将他们击溃，根本无须美国出手。越南是法国殖民地，法国外籍军团就驻扎在当地，随时可以出动镇压叛乱。

这里有个难懂的语义问题，但要想理解战后的国际政治，必须对其有一定的了解。当时，“世界”、“自由世界”，甚至“联合国”都还不是全球性的概念。直到1947年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那篇著名的演讲，发起以其名字命名的计划时，还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其演讲中的“世界”仅限于北美、西欧以及它们的盟国和属国。那时还没有“第三世界”或类似的概念。惊人的是，1942年以联合国名义发表的新年宣言也只有26个国家署名：美国、英国、苏联、中国、5个英国殖民地、8个当时还受纳粹德国奴役的欧洲国家和9个南美洲共和国。简言之，联合国就是一个誓言要打败希特勒的国家联盟。1945年，非洲只有4个独立国家：英国势力仍占统治地位的埃及、美国的奇特傀儡利比亚、刚从意大利法西斯手中解放的埃塞俄比亚，以及从过去到现在都处于白人寡头政治统治下的南非。到“二战”胜利，联合国的成员国增加到51个，新加入的有获得解放的欧洲国家、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诸国和分散在各地的小国。但联合国依然像一个绅士俱乐部，你可以拍拍手叫声“服务员”，或说句“我是年满21岁、享有自由的白人”来表明自己具有独立行事的资格，而不会得罪其他成员，包括黑色皮肤的成员。换句话说，在这个社区里，邻居尚未因黑人增多而搬走。

曼哈顿岛五光十色，下东区第70街往下的几条街区是富人聚集区，也是潮流前沿之一。战后在这里举办的宴会，开场方式往往千篇一律。叫一杯时髦的“海风”，即杜松子酒和橙汁或柠檬汁的混合酒水，并声明：第一，你从不看电视；第二，你认为克里斯汀·迪奥已经失去了理智。在第一点上，你可能说的是实话，也可能不是，但在第二点上，你简直大错特错。克里斯汀·迪奥至少和你一样正常。战争结束时他还是一个默默无闻、步入中年的巴黎服装设计师，但他敏锐地猜到，美国女性仍然盲目追赶巴黎的时尚潮流，且迫不及待地准备好要庆祝她们非常厌恶的l–85号政府条例的废除。华盛顿的这一条例对女性服装限制苛刻：衣服折边不得超过2英寸，衬衫只能有一个口袋，大衣不能翻袖，腰带宽度不得超过2英寸，不能佩戴额外的兜帽或披肩，裙宽不超过72英寸。巴黎沦陷后的5年内，无数美国女孩已习惯了没有口袋和褶皱的衬衫、简朴的套装以及短裙，最后一种打扮倒是使得男人们大饱眼福。然而，迪奥并不愿意屈服于现状。1945年年底，这个出色的女装设计师设计出离地不足12英寸的宽裙，没有垫肩却有加厚的胸罩衬垫（一般称为“假乳房”），还有使男人心跳加速的鞋和帽子。迪奥想要达到的目的就是，一旦女性接受了他的设计风格，她们就不得不花一笔钱给自己的衣橱“大换血”。这次重拳出击一举赢得年营业额高达30亿美元的服装行业和女性杂志的追捧。女性杂志 Harpers Bazoar、Vogue 和 Glamour 简直欣喜若狂。一位作家大声喊出：“你的胸部、肩膀和臀部都圆圆的，你的腰部纤细，宽大的裙摆意味着你有一双娇嫩的美腿。这才是你呢 !”他们在印刷精美的杂志上大吹大擂，反对过去那些无趣、难看、单调的式样，而宣扬迪奥这种裙摆宽大、用料奢华、丰富多彩（即价格昂贵）的“新式样”。

“新式样”成为1946年时尚界的战斗口号。对美国的丈夫们来说，除了因迪奥的裙子遮住女性的双腿而感到失望之外，他们还得为妻子购买的新衣服付账。一件塔夫绸便宴服的价格往往差异很大，从阿肯色州生产的17.95美元一件到巴黎原产的450美元一件不等。对他们的妻子来说，情况更加复杂。大多数人也觉得价格太贵。许多人还觉得，深V字领、窄腰身、斜肩、中长裙以及轻薄的蝉翼纱上衣连着下面的陀螺裙实在说不上好看。不仅如此，那些推销活动简直是在侮辱她们的智商。时尚杂志中的短文都文理不通，Vogue“傻笑”着说：“在本期中，稳重的人的优点被丢弃了。”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它甚至不成句子。如果女性购买这些荒唐的服装，就无异于承认她们确实是容易上当受骗的人，是两性中更为软弱的一方，是优柔寡断的小笨蛋。在内，不能将家产交给她们；在外，让她们出门很危险。

但对女性来说，难点在于缺少选择，因为社会还是充满了针对她们的各种禁忌，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说成自制。她们的妈妈教导她们在任何方面都要做到谦逊温和，但是在强烈不满的驱使下，她们做了时代局限下可以做的一切事情。676名肯塔基州职业妇女签署了一份反对“新式样”的宣言，重点抗议裙子的长度问题，因为女性早就习惯了裸露出腿部的大部分肌肤，而即使胜家牌缝纫机也无法将短裙放长。“刚过膝”俱乐部在数个城市迅速兴起。达拉斯市1 300名“刚过膝”俱乐部会员身穿裙边刚刚盖住膝盖的裙子在商业区游行，她们高举标语牌，强烈要求不盲从法国的时尚潮流。迪奥在巴黎大声叫屈：“天啊，我做了什么错事呀？”好像他毫不知情似的。

危机出现在1946~1947年。数百万码印花雪纺绸和蕾丝花边堆积在曼哈顿服装厂的仓库里，等待小石城、丹佛市和西雅图市的人们做出决定，迫在眉睫。顾客们也饱受压力。每次一个女孩在人行道上从另一个女孩身旁走过时，两人都要就服装式样问题经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有人则想要暂时避开这个问题，选择躲入所谓的第三世界战后时尚，即采用不属于“新式样”的新式样。例如，贫困的英国还在实行物资配给制，鞋跟高度不能超过2英寸，聪明的女装设计师波多贝罗就制作出了一种镶有楔形后跟的平底鞋，物美价廉，鞋面结实。1946年，美国的女装设计师则重新推出了露脐装，并创造出无肩带、有钢托的胸罩。1947年4月6日的复活节临近，双方的斗争依然僵持不下。然而，女人们仿佛一下子就放弃了抵抗。她们或许软弱、愚蠢，但凡是能用现金付账或可以赊账的中产阶级女性都不愿意在节日那天穿得像个老古董。当她们走过教堂通道时，清楚地向美国其他人——她们牢骚不断的丈夫们表明，“上流社会”这个词来源于法国绝不是偶然。

这场斗争过去后，女人们不但举白旗投降了，还装作一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的样子。她们开始热衷于穿衣打扮，服装式样层出不穷，帆布鞋、木屐、亚麻靴、细高跟“裸脚背凉鞋”，还有以面纱、羽毛、乃至鸟笼装饰的土耳其毡帽。鞋匠的奇思妙想还情有可原，因为女性穿上长裙后露出的腿部长度有限，那些双腿修长的女人就想穿着稀奇古怪的鞋子、五颜六色的尼龙袜和各种各样的鞋带吸引别人的注意力。但不管从什么角度看，那些帽子都毫无道理可言。那些不实用的搭配——手套和奇形怪状的手提包也是如此。倘若这些奇装异服有什么社会意义，那就是证明了女性直觉，她们有权利犯错，有权利做没有价值的事情，有权利变化无常。

在曼哈顿的宴会上，客人们一边品尝着“海风”或马提尼酒，一边谈及以下话题：赖利·马克菲尔用300万美元买下扬基棒球队、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退休了、罗马教皇新任命了4个美国籍红衣主教。还有一个令人扫兴的消息：丹佛大学全国舆论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显示，36%的美国人预计美国将在25年内再次打仗，23%的人则认为将在50年内，只有20%的美国人认为“二战”是最后一次世界战争。这次民意测验是在1945年年末进行的，美国人民还没有意识到美国和斯大林的关系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

在那个年代，下东区第70街往下的富人区的宴会不允许采取自助餐的形式，男女不能穿着随便。男士打黑领带，女士身着晚礼服，在铺着亚麻桌布的餐桌旁找到自己的座位。主宾坐在男主人的右手边，男女交错而坐，旁边的人不能是自己的配偶。按规矩，你要同左右两旁的客人交谈，不能冷落任何一方，直到喝完最后一杯酒，蜡烛将要燃尽，男女才起座分开。男士都聚集到男主人身旁，喝着白兰地酒，抽着哈瓦那雪茄烟；女士则上楼去做她们在这样的场合要做的事。似乎她们总要腾出点儿时间来聊聊她们这个群体感兴趣的特别话题，比如，耶鲁大学的儿科专家阿诺德·格塞尔那本《儿童生活的最初5年：学前儿童生活指南》当时还很畅销，通常会激起大家在化妆室里的谈性。（《圣袍》和《通往内心安宁之路》其实更畅销，但在这些女客面前谈及这两本书无疑是在社交中自绝死路。）那时女人们都爱把手袋、帽子和衣服配套，把黑色“美人斑”绸片贴在脸上，把大幅本人肖像印在新的衣料上做成裙子。她们清楚地感觉到科技革命的影响，和农场里的女人一样，她们对此充满感激。无论是在曼哈顿，还是在艾奥瓦州，合成纤维面料正在改变她们的生活。仆人几乎已经绝迹，雇用仆人的很多理由也不复存在了。“二战”胜利还不到一年，电器商店里已经出现了电动干衣机；20世纪40年代后期，妇女们每年要购买22.5万部自动洗碗机和75万台垃圾处理机。1947年出现了冰冻橘子汁。当然，一些新发明是荒唐可笑的。芝加哥一位年轻工业设计师让·奥蒂斯·莱内克取得了一项关于电吉他的专利，这种吉他的音调可以调高到超出人耳鼓膜的承受范围。人们会说，美国是个自由的国家，众所周知，我们接纳各种各样的人，但有的人确实应该被拒之门外。

广告业即将进入黄金时代。一个海军退伍军人根据真人真事写的畅销小说（魏斐德1946年出版的《广告员》）使得麦迪逊大道家喻户晓。然而，那些发行量极大的杂志虽然带来了广告行业的繁荣，却在之后的激烈竞争中惨遭败北。战争期间，出版商与威洛伦机械制造厂的工头一样，忙个不停。从珍珠港事件爆发到战胜日本的这段时间里，平均每份杂志的订阅者都增加了25万人。战前，这些杂志在国外的发行量顶多只有几千册，但现在，美国已被公认为西方的领导者，其杂志在欧洲的读者激增了好几十万。仅在两年之内，广告收入就增加了1亿美元。但即使在全盛时期，该行业也出现了一些不祥之兆。约翰·费希尔刊载在《哈泼斯》杂志上的报告指出，根据广告商的调查，具有文化修养的美国人越来越青睐那些面对特定读者的期刊，如《游艇》、《假日》、《纽约客》等。而一般读者都无法静下心来，他们已不满足于消遣散心，而希望看到一些引人入胜、使人着迷而神魂颠倒的东西。他们一旦发现了电视这个好东西，那些曾在报摊上畅销一时的杂志的好日子便屈指可数了。

杜鲁门执政的头几年，电视曾引发人们的热烈谈论，但除了话题性，它并没有产生其他效果，自然也不是赚钱的生意。早期的杜蒙牌电视机太小，价格昂贵，数量不多，而且可看的节目很少。但从1945年6月19日路易斯对康恩的拳击比赛和1947年的世界职业棒球大赛总冠军赛两次体育赛事的实况转播情况来看，电视已显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比起花费50美元坐在拳击台前或扬基体育场中的观众，在家看电视的人看得更全面、更清楚。然而，直到1948年1月1日，美国仍只有17.2万台电视机和不到20个电视台，数量如此之少，不足以说服广告商投入大笔资金。所以无线电广播行业仍得意扬扬。好莱坞的情况却并非如此。电影大亨们只得向麦迪逊大道的大型广告公司摇尾乞怜，而这些公司办事利落的客户主管们就会立即在美国的广告牌、地铁和电车上大肆宣传“不如今晚去看场电影吧”，并向人们保证“电影比原来好看了”，但这并非事实，而且也不管用。据传，每月有25万台电视机进入美国家庭，因而这套宣传策略已经行不通了。但这似乎无关紧要。广告人和公关人犹如一对难兄难弟，他们点石成金、法力无边，战时文辞华丽的广告宣传已征服了市场，使新的衣料和电器、刚面世的罐装啤酒和双层玻璃纸包装的香烟迅速为人们所接受。无论在曼哈顿的宴会上，还是在底特律的汽车展览厅里，抑或与石油商人和职业说客在一起时，只要这些公关广告商清清喉咙准备发言，其他人就会安静下来。这些塑造形象的人见解独到，当然要洗耳恭听。众所周知，民意测验的技术和操纵人心的手段还处于试验阶段，但就像牛顿观察到苹果的下落或弗莱明在实验室里发现了青霉素霉菌一样，给它点儿时间，再给它点儿时间，它的发展潜力是无穷的。1934年，厄普顿·辛克莱在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时提出了“结束加利福尼亚州的贫困”的口号，一些梦想家认为，借用其竞选失败的教训，有朝一日，待这些技术成熟以后，可以用于总统竞选活动。

要准确了解广告业在促进战后繁荣的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是不可能的，不过媒体的影响在战时确有明显扩大，其影响并不局限于市场。广告和杂志文章早就试图塑造个人的内在形象，或宣传应该如此。因此，美国大兵们遭到了狂轰滥炸，众多广告幼稚地再三保证大兵们是为了蓝莓派而战。与此同时，他们的邻居姑娘，或留在出发港口活动房集中地中年轻的新婚妻子，则在朝思暮想究竟乔变了多少、他现在会是什么样子。她当然收到过他的来信，但是从部队写信出来要接受非常严苛的审查，而且大部分士兵都对真正重要的事情支支吾吾。于是，她只好在报摊或街角的杂货店里翻翻杂志文章，那些文章的作者倒是迫不及待地要帮助她们了解那远在天涯海角、如今归期已近的爱人。

文章告诉她，这些士兵都有“重新适应”的问题，她最好早做准备，以尽快解决。《妇女家庭杂志》问道：“你的丈夫是否回到了那个他想要的女人身边？”精神病学家、社会学家和作家一遍又一遍地解释说，现在的乔不可能和过去一样了。《好管家》杂志建议大家要有耐心：“两三个星期之后，他应该就不会再讲个不停，并摆脱那些令人不快的记忆。如果他还是翻来覆去地讲着相同的事情，表现出同样的情绪，那么你最好咨询一下精神科医生。”在《美丽家居》看来，解决的方法显而易见。它刊登了一幅为某位患有弹震症的将军所设计的客厅装修图，并鼓吹：“对所有人来说，家庭都是最重要的康复中心！”甚至还有教导在美国陆军妇女服务队和美国海军妇女志愿紧急服务队的女兵们如何减压的入门读物。这些小册子催促其父母将她的卧室重新装修一遍，给她一个惊喜，并说：“女兵们一穿上带褶边的衣服，马上就重获新生。”有些不负责任的报纸则喋喋不休地论述，精神错乱的退伍军人们游荡在外是多么危险，一条标题竟然说：“发疯的退伍军人四处砍杀民众”。

这些谣言通过比尔·莫尔丁等作家和漫画家，传到了在海外作战的美国士兵的耳中。听到这些极端扭曲的国内报道或彻头彻尾的谎言，士兵们勃然大怒。1944年，一条谣言不胫而走：埃莉诺·罗斯福提出要在巴拿马设立一个隔离营，作战部队回家前必须在那儿待一段时间，学会文明社会的行为规范；回家后，必须佩戴醒目的臂章，以提醒那些循规蹈矩的女孩们潜在的强奸犯就生活在她们周围。前线士兵愤慨地说，他们完全不是那样的人。说他们满脑子都是性欲，简直是胡说八道。

然而，他们的确如此。

据说，阿拉曼战役之后，一位路透社的记者问第八集团军的一个士兵：“战争结束后，你要干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干我老婆。”士兵不假思索地回答。

“第二件事呢？”

“脱下这双该死的平头钉靴。”

这种想法普遍存在于所有军队中，而且真实情况历来如此。一旦他们撕下贴在墙上的贝蒂·格莱伯的性感照片，在卧室和公园里掀起女人的裙子，关于“重新适应”的议论就消失了。“所谓的退伍军人问题，”威廉·L·奥尼尔指出，“从未发生过……战后的社会经历了种种惊人的发展，而如此大批人员轻而易举地回归正常生活，确实出乎意料。”

20世纪40年代里，美式爱情具有三个显著特点：第一，战时结婚飞快；第二，战后离婚频繁；第三，托儿所迅速人满为患。在向广岛投掷原子弹之前，闪婚开始流行。各种各样的广告宣传都鼓动人们紧跟这一潮流。在一部难忘的电影《情定钟声》中，罗伯特·沃克在宾夕法尼亚车站结识了一个女孩，尽管二人出身不同、对对方的家庭情况一无所知，除了彼此吸引外，毫无共同点，但24小时后，他们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城市附近的某些军事基地里塞满了女孩子，人们专门就地修建了一些小礼堂以鼓励结婚。媒体铺天盖地地报道名人的婚事，这些新婚夫妇包括阿蒂·肖和艾娃·加德纳、奥娜·奥尼尔和查理·卓别林、朱迪·嘉兰（与戴维·罗斯离婚后）和文森特·明奈利、葛洛丽亚·范德毕尔（21岁）和李奥波德·安东尼·斯高司基（58岁），以及共同拍摄了24部西部片却连一个接吻镜头都没有的罗伊·罗杰斯和戴尔·伊文思。接着，战士们从前线回来了，罗曼蒂克的爱情故事就开始破灭了。《黄金时代》讲述了一个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的士兵回到家里的故事，该片反映出了爱情破灭的主要原因之一。达纳·安德鲁斯扮演了一名年轻的飞行员，出发前他一时冲动和一位肤浅的金发女郎结了婚。在他离家的日子里，他的新娘仍然想着他当时意气风发的样子：胸前别着银色的空军徽，头上戴着压低到眉梢的飞行帽，如此等等。退伍后，他迫不及待地脱下军装换上便服，而她只看了他如今的样子一眼，就决心坐上火车去里诺市离婚。该市在1946年批准了1.1万宗离婚案，直到现在，这个纪录也没被打破。

那时，洛杉矶与其他城市一样，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个咖啡会。那些年轻的退伍军人的妻子们热衷于此，她们的身影穿梭于各个咖啡会间。她们对这些话题都很感兴趣，那种“你不爱我，我也不爱你”的离婚案件尤其具有吸引力。这些太太都是混得不错的人，除了在“大萧条”时期长时间苦于营养不良的人之外，艰难的岁月并没有在她们的外表上留下什么痕迹。（但若她们张嘴微笑，就可以看出不同来。她们年轻时，牙齿矫正和牙套还很少见，所以有的人可能不到30岁就要镶上假牙。）1945年，纽约市美国历史博物馆完成了对1.5万名女性的调查研究，发现当年的美国年轻女性与1890年她们祖母辈的女性相比，腿更长，臀稍微肥，腰微粗，但与昔兰尼的爱神阿佛洛狄忒比起来，她们的臀部却没有那么丰满妖娆。结婚那天，她们的平均身高是5.35英尺（如果生在加利福尼亚州则更高一点儿），三围分别是33.9英寸、26.4英寸和37.4英寸。到她们有资格参加洛杉矶的晨间咖啡会时，已为人母，各项尺寸都有所增长，但仍保持着苗条的身材和爽朗的个性。当时欧洲的记者纷纷赞扬她们对一切事物都能一笑置之的态度，包括习惯于对自己和朋友的自嘲。她会说：“我们聚在一起，完全就是一群奶牛嘛，或者说是一队叽叽喳喳叫个不停的母鸡。”她们有一头褐色的头发、一双蓝色的眼睛，用“宝贝”代替了父辈们表达亲密关系的“亲爱的”。除非上过大学或加入了美国妇女选民联盟，否则她们对公共事务完全提不起兴趣。她们骄傲地称自己是“不介入的一代”，她们和丈夫都很少看报。她们唯一希望的就是丈夫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而作为在“大萧条”时期度过了童年的人，丈夫对自己的所求也不过如此。总之，她们的终极梦想就是生活有保障。

除了露台和小小的亚热带庭院中以外，这些少妇遍布美国各地。加利福尼亚州尤其多，因为这里的发展速度居美国之首，对想要安定下来的退伍军人尤其具有吸引力，已成为战后美国生活方式的发源地。在这期间，美国超市的数量增加了两倍，马上就要突破2万家，而其源头旧金山水晶宫超市早就于1922年开业了。珍珠港事件发生前，加利福尼亚州已率先发明了汽车电影院、汽车餐馆、汽车银行、汽车教堂和不用下车就能洗车打蜡的机器。珍珠港事件后，他们流行后院烧烤炉和肾形游泳池。加利福尼亚州的工程师们最先设计出8车道高速公路、4叶式立交桥和自动找零的公路收费器。第一个穿着运动衫参加宴会的是加利福尼亚州人，第一个穿上铁青色无尾礼服的也是加利福尼亚州人。在这里的沙滩上，加利福尼亚州女人们穿上半裸接着是全裸的泳衣，开美国风气之先。她们穿着宽松长裤上街，用彩灯装饰灌木丛，住在错层式房屋中，在公共场合抽烟，引领美国的流行风尚。总而言之，他们充满想象力，换言之，恣意随便。咖啡当然也就是速溶的了。

通常来说，咖啡会的话题都围绕着孩子。人口的急剧增长完全出乎意料，而这些开怀大笑的主妇们就是始作俑者，政府也在无意中推波助澜。贝蒂·弗里丹指出：“过去，男性在学业未完、事业未成之时只能和女孩子们约约会，而根据《退伍军人权利法案》，现在的退伍军人们可以马上结婚。”人口统计学家们并不指望这些新婚夫妇躺在床上只是拥吻，但他们确实认为这些夫妻会有所克制，就像20世纪30年代的人那样。然而，现在为人父母的心态已发生了变化。“退伍军人和他们的妻子们抓紧时间享受这些美好，急迫地就像明天不会到来。”卡罗琳·伯德写道：“他们想要什么，马上就要得到——房子、车子、洗碗机、孩子……他们生下一个又一个，根本不去考虑给孩子整牙或送孩子去读大学的花销。”生孩子易如反掌，而且乐趣多多。如果将战后第三年印第安纳大学的阿尔弗雷德·金赛博士公布的数据与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人口普查数据相比，简单的计算就能显示出55 311 617名美国已婚男性每周有136 666 060次性高潮，换句话说，即每0.0048秒就有一个人射精。在那个年代，每7秒钟就有一位妻子怀上身孕，这个数字算出来连美国人口普查局都会感到脸红。

对该局来说，这是一场灾难，珍珠港事件前的所有人口预测都作废了。在战争期间，生育并没有停止，不时就有妻子在送别丈夫时怀上小孩，每年新增人口将近300万。1946年，也就是运输舰开始把部队运回国的那一年，该数字增加了50万。人口增长并没有停止，也没有任何将会停止的迹象。第二年的数据打破了1946年的纪录，人口又增多40万。截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的人口数量比远景规划师所预计的多出2 000万 ~3 000万，而青少年的数量增长最多，这群还是学生的一代注定要制造出许多新闻。甚至在1964年约翰逊和戈德华特竞选总统时，由于战时出生的新生儿还未成年，而近1/4的选民都还是在“大萧条”时期成年的，所以在约翰逊第二个总统任职期间，代沟差异开始凸显。随着为人父母的这一代步入中年，杜鲁门时代的观念将对社会产生明显的影响，但这些改变的方式并不一定能激发人们的热情。

当时，斯波克医生的育婴手册是自1895年畅销书排行榜创立以来销售最为火爆的一本书。他的书中有一节专门论述了他所谓的“自由放纵”，他写道：“用自己所受到的教养方式来养育下一代是人类的基本天性。”但他们还应该记住“以前医生总是好心提醒年轻的父母们不要溺爱孩子，现在则鼓励他们满足孩子的一切需要，不仅包括食物的需要，还有安抚与爱”。斯波克时代来临了。

从许多方面来说，这个时代开始时是美妙非凡的。比尔·莫尔丁的漫画《在前线》出版后，又发表了续集《回家》。画面中，一位年轻的父亲一手紧紧抱着买来的日用品，一手推着婴儿车，旁边一位穿着制服的中士问他：“威利，自由人的滋味如何？”退伍军人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棒极了。女性杂志开始注意到一种现象：这些新晋奶爸自告奋勇地冲调奶粉，在夜里两点起床给孩子喂奶，甚至亲自为孩子换洗尿布（一次性尿布15年后才出现）。随着新的工具和电器陆续上市，这些家务活变得简单起来。（那时还没有电切刀，但有了电动磨刀机，屠宰场就不再需要把肉切细了；那时还未出现中央吸尘系统，但吸尘器更加轻便高效了。）如果一对夫妇想在外用餐并看一场电影，邻居家年龄大一些的女孩会非常乐意来照顾小孩子，只要支付一点儿报酬（25美分的时薪已相当高）。总而言之，家庭逐渐从繁重枯燥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唯一的难题是找不到房子。

战后的住房短缺问题是婴儿潮和“要回家”迅速复员运动的直接结果。截至1945年12月，陆军和海军每月都要分别复员100万和25万士兵，这些退伍军人根本没有地方安置。美国需要至少500万套住房，而且马上就要。显然，住宅建筑业一时盖不出这么多住房。战时管制刚废除，大量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就流向了建筑工业。从战胜日本那天到圣诞节，只有3.7万套住房破土动工。杜鲁门总统要求国会出台住房价格上限，并授权他将美国一半的建筑材料用于修建低价住房（每幢最高1万美元）。势力强大的房地产说客阻挠了他的计划，但参议院还是同意将7.5万幢战时临时建筑转让给退伍军人家庭，政府的集体宿舍也在重新装修后入住了1.1万新婚士兵。随着冬日的寒风日益凛冽，1.4万户家庭挤入了腾空的军事营房里。然而，这不过是杯水车薪，还有超过100万户家庭与他人合住。在极冷的明尼阿波利斯市，一对夫妇和他们幼小的战时宝宝在车里度过了7夜。在亚特兰大市，一则出售公寓的广告招来了2 000份申请，该市的政府要员们忧心忡忡，为退伍军人家庭购买了100辆拖车。在每一个社区周围，特别是那些有学校的社区外，随处可见密密麻麻的拖车。密苏里大学挨家挨户地游说，要把该校的每一寸土地都留给父母是密苏里州人的孩子，并写信告诉那些州外的申请人，尽管他们符合入学条件，但学校没有多余的教室可以接纳他们。北达科他州的退伍军人们将粮仓改建成住房。本尼·古德曼和他的乐队在克利夫兰市举办了一场义演，请该市市民将多余的房屋出租。然而，住房数量还是远远不够。房东们的冷漠麻木尽人皆知。莫尔丁言辞尖刻——他的愤怒依然引领着他那一辈人的情绪，他把不满发泄在自己的作品里。一幅画中，一个退伍军人和他的妻女站在一个傲慢的女房东面前，门口的一块牌子上写着：“房屋出租，小孩与狗不得入内。”女房东说：“看来你们这些当兵的就是理解不了我们的困难。”

在这次危机最严重的时候，每个无家可归的退伍军人夫妇都经历了各种各样的难堪。他们最引人注目的代言人居然是一位名叫格伦·泰勒的参议员。他是一名牛仔歌手，因为班卓琴弹得好而被爱达荷州的选民选入参议院。和妻儿一起站在国会山的台阶上时，他悲叹：

啊，给我一个靠近国会山的家，

孩子可以在庭院里嬉戏玩耍，

一两间房的陋室旧居足矣。

啊，我们找不到遮风挡雨的一片瓦。

美国迫切需要制订一个10年计划，以保证每年能安置150万个家庭，但目前看来，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是搭建帐篷。住宅建筑业的说客们有足够的能力阻止政府的有力行动，但他们也没有更加高明的方案，他们一砖一瓦的建筑方式不仅造价昂贵，而且速度缓慢，单靠这个行业是无法应对的。然而，如此严重的住房短缺问题必须得到解决。1949年年初，有人想到了在流水线上生产预制件的方法，此方法出现在和平年代，完全可以媲美那些创造了战时生产奇迹的举措。而且，人们渐渐清楚地认识到，这种方法可以有效解决问题。住宅建筑业的亨利·J·凯泽公司摇身一变，成为新兴的莱维特父子公司。从塑造战后社会的角度来看，威廉·J·莱维特在长岛的拿骚县购买1 500英亩[2]土豆地的举动，与杜蒙牌7英寸电视机面世和霍华德·艾肯在哈佛大学制造出美国第一台计算机一样，具有深远的意义。今天所说的郊区就起源于这块土地，那些瞧不起这第一座莱维顿的人是不会明白该镇的第一批居民对此有多么感恩戴德。莱维特公司并没有发表声明，也没有刊登广告，仅靠口口相传就够了。1949年3月7日早晨，天气寒冷，狂风大作，当莱维特简朴的营业部办公室开张售房时，门外已有上千对夫妇排队等候。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等了4天4夜，靠喝咖啡、吃炸面包圈支撑下来。营业部的门刚打开，就像1889年俄克拉何马州土地哄抢热时的情景一样，这些现在称为“年轻夫妇”的男男女女就你推我搡、蜂拥而入。他们一定要买到第一批虽然只有基本配置的4室房，售价为6 990美元，加上手续费以及景观美化和厨房电器的花费也不到10 000美元。

莱维特建房就像凯泽造船一样，都是流水线作业，第一批1.75万套住房全部一模一样。一声令下，一排排推土机向前推进，红旗一挥，它们又统一转弯。接着，铺路工人上场。然后是电工竖起电线杆，其他工人挂起路标。接着，划分每个房屋区域。一队队卡车在夯实的路面上呼啸而过，早上8点卸下预制壁板，9点半卸下马桶，10点卸下水槽和浴缸，10点45分卸下石膏板，11点卸下地板。如此循环往复。莱维特公司的木匠只用电动工具，全镇都找不出一把手锯。油漆是用喷枪刷上的，刚开始，所谓的“配色方案”也不过只是两种颜色搭配在一起。要使泳池能供2 000个家庭使用，其面积等同于一个网球场，于是，莱维特下令舍弃所有网球场，修建了8个泳池。在这里，所有事情都整齐划一。星期一是洗衣日，每到那天，1.75万个后院里都“万国旗”飘扬，无论发生什么事，星期日是绝不会看到任何晾晒的衣物的。这里不许竖立尖桩篱栅，草坪要定期修剪。所有的规定都白纸黑字地写在契约中。甚至各种新上市的工具也遵守着莱维特定下的规则。行道树之间的距离是28英尺（每家门口有两棵半树），误差精确到英寸。路沿石边缘光滑，曲线的角度整齐划一。各家各户为了彰显个性，也只能费尽心思地在室内装饰和门铃的响声上玩玩花样。（虽然已经有了按铃和拉铃，但规定只能用音调门铃。）建筑师和社会学家们都目瞪口呆。对他们来说，莱维特就像一个极权统治者。但该镇居民毫不在意。对于这些仍对军事管理记忆犹新的退伍军人，还有他们曾住过临时营房和拖车的妻子来说，按照标准规格修建的家同样温暖。

莱维特一夜之间成为传奇人物，虽然审美学家们暴跳如雷、口诛笔伐，但他就像传说中的巨人樵夫保罗·班扬。莱维特的模仿者遍布全美国，此时，他带领着自己的人马，跨过宾夕法尼亚州的州界，奔向特拉华河岸边8平方英里的菠菜地。他的工程师设计了一座拥有1 100条街道的城市，配套设施有学校、教堂、棒球场、市政厅、工厂区、停车场、牙医和其他科医生的诊所、蓄水池、购物中心、火车站、报社以及园艺俱乐部。简而言之，该市人口密集，并拥有满足7万人生活需求的各种设施，成为宾夕法尼亚州第十大城市。莱维特将这座“莱维顿二号”称为“全美城市规划最为精良的社区”，每次谈及，他的声音都因为激动而嘶哑。他说：“自己设计的产品能够满足别人不能满足的需求，确实让人兴奋激动。但我不仅仅是要修建和出售房屋。坦率地说，我想获点儿荣耀，这是人的天性。我想要建一个令自己引以为豪的城市。”他停顿一下，又补充道：“你胆子要大，你要敢想。”

奇怪的是，他自己的房子却与莱维顿迥然不同。那是一幢位于巴克斯县的农场住宅，古老而温馨。厚厚的石条砌成的墙壁、手工削制的椽子、粗大结实的横梁、宽敞明亮的房间、远处杳无人迹且树林茂密的视野，景致美得令人叹为观止。莱维特承认，他非常喜欢这里。但他又飞快地解释，大多数美国人，尤其是女人，不会喜欢。他对访客说：“要求大家掏钱购买他们并不需要也买不起的东西是没有道理的。”接着，他又指着这座旧宅华丽的装饰线条和其他容易积灰的地方，说：“想想让过惯了现代生活的家庭主妇来清理这样的房子，想想把你的妻子支到这样荒无人烟的乡下地方——人总喜欢有人陪伴。”他的口气似乎在说，他们还是不要到这里来的好。他们确实也没有太多选择。

[1] 沃德曼公园即现在的谢拉顿公园，仍然位于康涅狄格大道和伍德利路西北一段交叉路口的街角，现仍是一些著名议员住宅的所在地区。——译者注

[2] 1英亩≈ 4 046.856平方米。——编者注

第十五章 黑夜里哈里的一点儿英雄形象

对于世界领导权的大旗从日薄西山的大英帝国移交给欣欣向荣的美利坚合众国的时间和地点，我们或许能够确定。1947年2月21日星期五，快到中午时，英国驻华盛顿大使英弗查普尔勋爵致电美国国务院，要求与刚接替伯恩斯出任国务卿的乔治·C·马歇尔将军进行紧急会晤。大使解释说，他接到白厅的命令，要递交一份“蓝皮书”（外交术语，指非常重要的正式文件）给美国政府。迪安·艾奇逊回复说，马歇尔去普林斯顿大学200年校庆上发表演讲了，此事能不能等到星期一。

英弗查普尔勋爵回答，确实不能。他将派一等秘书H·M·西奇尔现在就把文件送过去。这里就有一个对等接待的问题。艾奇逊是副国务卿，如果他接见了一等秘书，那就违反了外交礼仪。他需要一个职位更低的人作为代表，因此指定了远东和非洲事务司司长莱·亨德森负责此事。于是在当天傍晚，这两个职位不高的外交官在行政办公大楼一个昏暗的办公室里会面了，迈出了世界领导权西移的第一步。

事实上，西奇尔带来了两份文件，艾奇逊后来回忆道，两份文件都“相当惊人”。艾奇逊知道希腊已陷入混乱局面。据报，共产党已做好接管政权的准备，有谣言称英国要撤军，亨德森提交了一份题为“危机当前和大厦将倾”的备忘录，急切希望获得外界的大力支援，帮助希腊的联合政府，这是希腊唯一的出路。直到此时，希腊的穷途末路才暴露出来。艾奇逊在文件中读到，如果希腊不能在近期内获得第一笔2亿多美元的救助金，就不得不屈服于苏联的新一轮野蛮侵略。土耳其也深陷困境——这是第二份“蓝皮书”。土耳其人顽强一些，但若缺乏援助也将投降屈服。英国已无力帮助这两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与纳粹德国的6年战争已使英国弹尽粮绝、国库空虚，它也亟需美援。不久，英弗查普尔勋爵将再次向美国求援，这次就是为英国自己了。

杜鲁门获悉后大吃一惊，他根本不知道情况已坏到这个地步。诚然，丘吉尔早就发出警告，说欧洲已变成“废墟、停尸房、瘟疫和仇恨的温床”，但人们大多认为这是丘吉尔在耸人听闻。对于欧洲的痛苦挣扎，报业不是置若罔闻，就是轻描淡写。《时代周刊》一直善于发现一语中的的旁观者，它引用了一名捷克斯洛伐克游击队队员遗孀的话：“我们要的不多，但很急迫。”在华盛顿看来，这话颇有道理，因为他们觉得欧洲与美国一样，在短暂的混乱和调整阶段之后，就会恢复和平时期的经济状况。战胜日本后的一星期里，总统审查了盟国关于延长租借法案的申请，但没有同意。他说，租借法案提供的400亿美元已经足够，该项目应该尽快清算。他坚决反对美国在1945年9月后继续为全球扮演圣诞老人，给各国提供无偿帮助。

戴高乐和蒋介石对此表示抗议，丘吉尔则疾呼：“我不相信这是美国的最终决定。我不相信作为世界强国的美国会如此简单粗暴行事。”美国的确没有这么做。它放弃一种借款方式，只是用其他方式代替，主要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虽然以借款、赊账和直接赠予的方式获得了110亿美元援款，但低地国家法国、意大利、联邦德国和巴尔干半岛各国仍然摆脱不了物资缺乏的状况。在战后的两年里，每年秋天，办事有条不紊的柏林市民都要在土地冻上前挖好数以千计的墓坑，准备埋葬他们自知再也看不到第二年春天的邻居。希腊的供水系统是从雅典时代一直沿用的，已残破不堪，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赠予希腊的物资只勉强够更换锈蚀的管道和水泵。从爱琴海到北海，纳粹暴政被推翻了，但胜利之后的不是自由，而是饥饿和混乱。经历了德国人的践踏、炮弹的轰炸以及抵抗部队的劫掠，无数工厂变得漆黑阴冷、门可罗雀。想开工却搞不到原材料，即使原材料奇迹般地出现，遭受破坏的铁路网也无法将其运到工厂。看起来政治领导权注定要转移到苏联手中了，因为已没有其他指望。

美国国务院得知必须马上开展大规模救援行动时，本指望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能够提供援助。1946年7月，杜鲁门签署了一项法案，授权向英国政府提供37.5亿美元的贷款，期限为50年。他认为，这样就能彻底履行美国对欧洲的所有义务了。然而现在，贷款用尽，却一点儿成果都没有看到。伦敦1/4的房屋（1.7万间）仍是残垣断瓦，虽然建起了1万间尼生式活动营房作为紧急避难所，也只能满足一小部分人的住房需要。在美国女性对“新样式”议论纷纷时，她们的英国姐妹们每年却只有配给的一条裙子、4盎司毛线、两码衣料、1/3条衬裙、1/4件套装和1/5件睡袍。胜利除了使这个美国的最大盟国维持生存外，并没有带来更多东西。

更糟的是，1947年1月开始的严冬威胁，使得生存都成为问题。从1月开始，一直持续到2月底，温度始终在零度以下，暴风雪肆虐，雪量之大前所未有，积雪层层覆盖住房屋，使整个英国陷入瘫痪状态。农业产量不及19世纪，工厂关闭，电只在每天早晨供应几个小时，失业人数增加到600多万，物资配给比战时还严格。在那个寒风刺骨的星期五，西奇尔带着两张分别关于希腊和土耳其的“蓝皮书”乘车前往宾夕法尼亚大道时，白厅曾预言“来年情况将更糟”。伦敦《泰晤士报》把该预言称作“英国政府发布的最让人揪心的声明”。赫伯特·胡佛应总统要求走访欧洲24国之后报告，欧洲的人民，尤其是战争期间漂泊无依的儿童们，正处在饿死的边缘，只有美国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慷慨解囊，才能获救。自此，所有对欧洲艰难程度的质疑都烟消云散。

然而，胡佛在国会中的共和党同僚却并不相信这种想法。他们议论纷纷，认为山姆大叔被耍了，上当受骗了，把钱扔进了老鼠洞或给了一个“全球公共事业振兴署”，而美国梦却会以破产告终。欧洲人被这种冷漠麻木的言论刺痛了。

反美国主义迅速扩散。一位随军牧师提到，在欧洲人眼里，美国大兵是一群可怜的年轻小伙子，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在为什么而战，也不知道胜利意味着什么，他们只对三件事感兴趣：睡女人、偷白兰地酒和坐下一班船回家。在伦威克·C·肯尼迪牧师笔下，美国职业军人的典型形象是：“穿着鼓鼓的制服、肥胖、饮食过量、孤独、怅惆、观察力差、肤浅。他们是征服者——一边口袋里装着一根巧克力棒，另一边装着一包香烟……而这也是征服者能够给予被征服者的全部东西。”

这种说法传到国会山后，议员们怒不可遏。20世纪30年代以来，议员们第一次抱怨欧洲忘恩负义。但希腊和土耳其的问题更加复杂。共产党确实已成为当地的一大威胁，英国不再能发射葡萄弹驱散他们了，美国因此面临着艰难的选择。一个插上镰刀斧头旗帜的欧洲是不堪设想的，因为这就意味着苏联的炼钢生产能力、造船设施、技术工人、电力和化工品产量、科学技术知识以及工业设备都将翻一番。如此，也只有如此，苏联能与美国的实力相当。海军上将福雷斯特·谢尔曼在一次国会委员会上做证说：“我认为，如果我们失去了西欧……我们将难以维护美国的完整。但即使我们失去了整个亚洲大陆，我们仍能存活下来，逐渐积聚力量，再把它夺回来。”

这话很有道理，尽管在1947年不够引人注目。在人们的记忆中，苏联仍是那个勇猛的盟军。虽然失望已开始深化，但其影响也不过是降低士气。“二战”固然野蛮凶残，但战争双方界限分明，正义与邪恶一目了然，但若之后在新的问题上爆发冲突，未免让人沮丧寒心。1946年，赫伯特·贝亚德·斯沃普在写给伯纳德·巴鲁克的演讲稿中首次使用了“冷战”一词。巴鲁克认为这个词太过严重而划掉了。1947年4月13日，又经历了一年苏联的粗暴态度后，他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哥伦比亚市演讲时终于使用了这个词，但当时也仅限于所谓的“意识形态战争”。直到1950年5月，朝鲜战争爆发前夕，保罗·霍夫曼还相信“冷战是一种好的战争方式，是唯一不会造成实际破坏的战争方式”。

然而，人们在1947年就已经明白，只依靠意识形态是不能够将马科斯将军和他手下的2万名共产党（民族解放阵线）游击队队员从希腊的山区中赶走的。希腊合法政府需要的是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所谓的“大规模非意识形态援助”——简而言之，枪炮。比起黄油，枪炮更能争取到反共产主义的共和党人手中的赞同票。杜鲁门和他的顾问决定双管齐下，然而他们的经验显示零碎地承担义务毫无效果。欧洲需要重建，而不是救济。美国需要制定一份真正的外交政策。为了师出有名，美国政府在最新一期《外交》杂志中找到了一篇文章，题为“苏联行为的根源”，作者只署名为“X”。

其实，“X”就是乔治·F·凯南，他当时还是一位默默无闻研究苏联人思维模式的学生，但已经显露出非凡的才华。他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担任参赞期间，写出了第一篇论文论述遏制苏联。

在20世纪40年代的条件下，遏制政策是切实可行的。哈里·杜鲁门非常信奉这种观点，他公开声明，作为世界上最大、最富裕的自由国家，美国要履行对“自由世界”的义务。他是凯南这一观点的坚定倡导者，因此凯南的观点被普遍称为“杜鲁门主义”。在杜鲁门的命令下，这些观点被写入《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在迪安·艾奇逊看来，该文件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策方针之一”。事实上，在凯南的文章成为美国的冷战战略之前，艾奇逊已在一次与国会两党领袖的会议中，当着总统的面概述过这些原则。这关系到土耳其和希腊的未来，他之后写道：“我从未像这次讲话时那么迫切地感到问题完全取决于我一人。”他讲完后，现场陷入长时间沉默。然后，阿瑟·范登堡转向杜鲁门说：“总统先生，如果你向国会议员和全国民众发表这样的讲话，我会支持你的，而且我相信，大部分议员都会支持你的。”

他发表了讲话，他们也的确表示支持。3月12日，杜鲁门要求两院的联席会议批准他拨出4亿美元的援款——2.5亿给希腊，1.2亿给土耳其。之后，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和范登堡在美国各地巡回演讲，向每一个有影响力的团体宣传遏制政策。直到5月22日，杜鲁门总统在堪萨斯城米勒巴赫饭店的临时办公室里签署了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法案，该法案正式具有法律效力。

当时，杜鲁门主义堪称奇思妙招。庞大的右翼团体却发出了强烈的反对声，他们希望把共产党“赶回”战前的边界内。也有其他异见分子，但他们提出问题的方式比较温和，因此直到1/4个世纪后也未得到答复。参议员塔夫脱指出，希腊和土耳其两国即将获得美国送出的武器，因此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将发起战争的力量授权给任何政府首脑时，国会都应特别小心谨慎。阿尔伯特·C·魏德迈将军认为，遏制政策会导致愚蠢的军事行动，因为苏联人可以在其卫星国的边界挑衅骚扰美国人，到时会演变为“他们的三等部队与我们的一等部队进行对抗”的局面，使美国损失惨重。最令人不安的是，沃尔特·李普曼采用了魏德迈的观点并加入了自己的看法，巧妙地反驳了凯南的论证。

1947年，李普曼出版了一本薄薄的书《冷战：美国外交政策研究》。在书里，他态度客气——从头到尾都称呼凯南为“X先生”，却措辞有力。他引用了《外交》杂志上的那篇文章，指出凯南的主要观点是“哪里显现出共产党渗透的痕迹”，就应该对哪里进行“坚定不移的反击”。他写道：如果苏联是日本那样的岛国，美国就能通过空中和海上力量对其进行封锁。不幸的是，苏联是个实力强大的大陆国家，只能通过阵地战或会导致大量伤亡的无休止的游击战才能遏制它。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欧亚大陆幅员辽阔，而美国的军事力量是有限的。”在希腊，游击队已经把战场转移到山区。在那里，精密的武器毫无用处，步兵战术技巧决定了一切。李普曼接着说，在实施遏制政策的情况下，战争结局取决于本国招募的军队或卫星国自己的部队，而二者都指望不上。美国必将“与自己手下的傀儡政权脱离关系，而这无异于向苏联妥协投降，丢了面子”，或必将付出不可估量的代价，不得不在“一个我们并不愿意、无法预见、也许还讨厌的问题”上给予他们支持。李普曼三番五次对支持遏制政策的外交官谈到亚洲的局势和他们在那里会遭遇的陷阱。在亚洲接受挑战，就意味着把选择战场、武器甚至出战国家的权力都交给了共产党。他得出结论：“我难以理解X先生怎么会提出这样荒谬的战略方针。”

但18个月后，希腊内战结束了，土耳其不复软弱，乔治·凯南成了英雄。华盛顿人互相提醒，李普曼并不是绝对可靠的，毕竟，他曾错判罗斯福。然而这次，他的直觉是对的。诚然，没有美国的援助，希腊的中间派不会赢得胜利。但试想一下，若铁托没有与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闹矛盾而导致南斯拉夫和希腊之间的边界关闭，使得马科斯将军无处藏身，结局还未可知。后来从表面上看，朝鲜半岛的局势与希腊极其相似，因此遏制政策和“有限战争”更加大行其道，而避难所的问题却没有得到真正解决，这是导致越南战争爆发的因素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诸如麦克阿瑟和布雷德利这样的职业军人，尽管在其他方面有不同的看法，却一致认为李普曼预计的那种战争将是一场战略噩梦。

这是遏制政策的消极一面。积极的一面则是马歇尔计划，它由杜鲁门主义发展而来，成为其伟大续篇。如果人们认为因凯南的远见使希腊和土耳其摆脱水深火热而感恩戴德并不值得，那么西欧对美国的感激之情确实是无法估量的。最终，马歇尔计划（官方名称为欧洲复兴计划）变得与社会保险一样，得到一致赞同。

说到马歇尔计划的发起人，当属副国务卿威尔·克莱顿。在欧洲进行了6个星期的考察后，克莱顿回到美国，并在书面报告中写道：此计划是避免未来10年内爆发战争的唯一选择。在他到访的每一个国家里，颠覆运动都正在破坏国家的完整性和独立性。他写道： “由于饥饿、经济失调和挫折感，破坏运动已经在一些刚解放的国家中获得胜利。”他还建议总统和国务院唤醒美国人民，让他们立即行动起来。乘坐飞机从苏黎世抵达华盛顿后，克莱顿把自己的备忘录通过艾奇逊转交给了总统。艾奇逊提醒杜鲁门，他曾要求艾奇逊于5月8日在南方的一个小型聚会上代表总统讲话，如果唤醒是一剂良药的话，也许他应该在那里小试牛刀。

杜鲁门同意了，所以马歇尔计划这个概念首次问世就是在密西西比州克利夫兰的三角洲州立大学教育学院里。艾奇逊对听众说，在国外，生存如此不易，刚过去的严冬就差点使北欧人民灭绝。他说：“如今，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利用美国的经济和财政资源增加存活的机会。这是维护美国的自由和民主制度的必然举措，是保证美国安全的应然之举，也是美国作为人类的责任和光荣。”

总之，这就是马歇尔计划，但当时并未用马歇尔的名字命名。密西西比州人喜欢该计划；提前打好招呼的《纽约时报》将之登载在第一版，并由詹姆斯·赖斯顿写了一篇分析文章。然而各家通讯社却漠不关心，因为在普罗大众看来，经济类文章就像官员们冗长的讲话一样枯燥。但如果是马歇尔将军发言，报界还是会注目倾听，所以第二轮试探由他完成。马歇尔的演讲本定于6月16日在艾姆赫斯特学院的毕业典礼上发表，后来提前到6月5日在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上。与此同时，迪安·艾奇逊也在卖力鼓动以争取记者的支持。这些都证明欧洲经济正急剧恶化。艾奇逊对英国记者尤其积极。他对英国广播公司的伦纳德·米阿尔、《每日电讯报》的马尔科姆·马格里奇和《每日快报》的勒内·麦科尔说：“别浪费时间写报道了，一拿到这份计划就给伦敦总部打电话将全文报告吧。你们中还要有人立即请总编去确保欧内斯特·贝文（英国时任外交大臣）已得到一份此计划的全文。不管时间多晚，也要叫醒他，并交到他手里。”

马歇尔将军在哈佛大学的讲话持续了15分钟。他首先描绘了“欧洲经济结构的崩溃状况”，然后指出解决之道在于“打破恶性循环，重塑欧洲人民对于自己国家经济和整个欧洲经济复苏的信心”。美国必须继续向其提供援助，而他正在考虑拨出170亿美元。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随意支出应该由一个系统的计划取而代之，“在针对当前局势应该采取的措施和我国采取任何行动后本国应配合使其发挥适当作用方面，欧洲国家须达成共识”。美国已完成了自己的步骤，现在轮到欧洲了。

多亏马格里奇，欧洲几乎马上行动了起来。英国当时已近第二天午夜时分，但《每日电讯报》的一个报童还是带着马格里奇的报告，骑着自行车奔向欧内斯特·贝文的家。当时，他还在沉睡中。这篇报告确如艾奇逊建议的那样，是通过越洋电话全文发给伦敦的。贝文和法国外长乔治·皮杜尔当即在巴黎召开了全欧会议。会后，欧洲国家请求经济援助的申请如雪片般纷纷飞向华盛顿，这些国家包括：英国、法国、意大利、希腊、土耳其、比利时、荷兰、丹麦、挪威、奥地利、爱尔兰、冰岛、葡萄牙、瑞典、瑞士、卢森堡以及之后的联邦德国。经过6个星期的辩论，否决了塔夫脱要求削减10亿美元的修正案后，国会正式通过了马歇尔计划，并再拨款5.97亿美元，以帮助这些国家度过长期援助生效之前的几个月，也就是所谓的“马歇尔缺口”。

1948年4月14日是杜鲁门总统正式签署马歇尔计划后的第11天，名副其实的“约翰·H·迅捷”号货船装载着9 000吨小麦，离开加尔维斯敦湾驶向法国波尔多市。这是向法国运送应急食品的6艘船中最先出发的一艘。马歇尔计划总计向欧洲提供了125亿美元，比马歇尔预计的需求少。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派生计划，如使33.9万流离失所的欧洲人成为美国公民的《战时错置人员法案》。这是美国历史上值得自豪的一页。当然，苏联人暴跳如雷。他们随即宣布了莫洛托夫计划，但之后不了了之。急剧“左”倾的亨利·华莱士把马歇尔计划称之为“战争计划”（英文谐音）。众议院里75位议员投了反对票，参议院里新当选的议员约瑟夫·麦卡锡要求美国每花一美元，就应获得价值相当的战略物资或海外军事基地。

尽管麦卡锡发表了这样的言论，欧洲领导人还是既深受感动又欢欣鼓舞，英国尤其如此。丘吉尔盛赞马歇尔计划是“历史上最仗义疏财的行动”。伦敦的《经济学人》杂志称它为“一国为他国所能做到的最正直、最慷慨的事”。30个月后，英国东山再起，《曼彻斯特卫报》说：“普通的言辞已无法表达我们的谢意。这是国际关系有史以来取得的最非凡的成就之一。”时任财政大臣休·盖茨克补充道：“我们这个民族，并不轻易流露情感……也不善言辞，但这些特点不应掩盖我们对美国人民真实而深刻的感激之情。”

英吉利海峡对面的欧洲大陆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营养不良不复存在，人们在冬天可以穿得暖和了，柴油机车拉着装满原材料的车厢在新建的铁路上快速移动，萨尔和鲁尔焕发生机，工厂甚至比战前还要忙碌。1951年，马歇尔计划直接促使让·莫内构想的欧洲煤钢共同体成为现实，6年后，欧洲煤钢共同体催生了《罗马条约》和欧洲经济共同体，即共同市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实力逐步增强，后来一直发展到可与美国和苏联抗衡。但在20世纪40年代末，美国仍然一家独大，甚至没有任何国家能望其项背。美国可以一直保持其领先地位，除非它经历极端的厄运，如一位或几位总统大肆挥霍国家的财富和青年力量，卷入奥威尔式遥不可及的战争。这种可能性在当时连想都没有人想过。正如英国人说的那样，无忧无虑是美国的国民特质。美国是富裕、豪爽、和平的全球第一大国，并将继续保持这一殊荣。

第二名的日子却每况愈下。苏联惨遭纳粹德国的破坏洗劫，不能够或不愿意明白为什么西方盟国直到1944年才开辟第二战场。虽然德国已被打败，但苏联对其表现出的任何复苏迹象都非常敏感。这种全民性的恐惧被约瑟夫·斯大林的偏执进一步放大，成为西方国家军人和政治家不得不肩负的沉重十字架。随着欧洲复兴的迹象重现，德国也再次生机勃勃，这种负担也日益沉重，在1948年达到顶峰。那个春天，美国国会还在就马歇尔计划争论不休，苏联的行为却越来越表现出侵略性。2月，斯大林夺取了捷克斯洛伐克；6月24日，他封锁了柏林。

直接导致的问题就是货币。占领德国伊始，苏联就在德国西部大量印发纸币，企图阻碍德国复兴。为了抑制通货膨胀，西方各国发行了新的货币，同时签署了《布鲁塞尔条约》，并同意为联邦德国复苏草拟一部宪法。苏联人一步步抵制这些改革措施，他们在会议中途退场，发行了自己的货币，使柏林和联邦德国之间的铁路交通停止运营两天，以“维修”的名义封了一座公路桥。然后，下令全面封锁，就此与西方完全决裂。

西方盟国决定不反击，杜鲁门想尽办法避免正面对抗。唯一微小的希望就在空中，西柏林仅靠美国占领区的坦佩尔霍夫机场和英国占领区的加图机场进行空中运输。空中封锁不可能实现。苏联的飞机有可能挑战西方的飞机，一旦出了事故，也容易推卸责任，双方都不失面子。

这样大规模的空中运输给自己的毁灭埋下了祸根。西柏林有250万人，比洛杉矶、费城、底特律和克利夫兰都多。从未有人以空运的方式给这么多人输送过物资。仅仅为了使柏林市民存活，每天就要4 000吨物资，意味着全天24小时内每3分36秒就要有一架C–47运输机起降。此外，每架飞机必须装载10吨货物，虽然超过了核定载重量，但这还只是基本必需品。由此看来，飞行员已冒生命危险，而柏林市民依然生活艰难。发电用的煤远远不够，发出来的电只够照明使用，再没有多余可以取暖。要使城市正常运转，每天需8 000吨物资，意味着每1分48秒就要有飞机起降。然而，这在当时是无法做到的。

德国承诺约束民众遵守秩序予以配合。美国空军和英国皇家空军制订了一个争分夺秒的周密计划。为了训练新的飞行员，在蒙大拿州仿造了一个柏林空中走廊的进航道和导航设施。他们学会在地面控制进场雷达的帮助下，蒙着眼睛驾驶4引擎运输机。机组人员全天候工作，睡眠不足。维修人员用水管冲洗被煤尘染黑的机身，因此患上了可怕的皮肤病。时间表也并不总是顺利运作。1948~1949年，共有28位美国人在这场柏林空运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飞行员称之为“补给行动”。开始时，送入柏林的食物并不够。1948年6~7月，每天只输送了1 147吨物资，苏联的封锁似乎就要奏效了。第一次突破是在6月30日，从巴拿马、夏威夷和阿拉斯加出发，驾驶着C–54运输机的空军中队抵达了。这些运输机体积更大，能装载更多物资，可以延长频繁起降的时间间隔。卢修斯·克莱将军飞回华盛顿要求派出更多这样的飞机，获批160架。随着冬日临近，空运行动开始以每天4 000吨的数量持续开展。在美国、英国和后来加入的法国年轻飞行员的努力下，西柏林不但可以维持生存，而且还可能有点儿起色了。

他们希望柏林能提供更大降落空间，这个要求现在也已经得到满足。坦佩尔霍夫机场新建了两条跑道，加图机场也新增一条。但是，他们真正需要的是新建一个机场。9月，法国提议在其占领区泰格尔修建，但他们怀疑这是否可行，因为需要太多劳工，并且，他们缺少碎石机和其他重型机械。然而，西方盟国将看到美国人的创意加上德国人不屈不挠的个性会碰撞出多么绚丽的火花，他们会受益终生。2万多柏林男女老少自愿参加劳动，工作三班倒。同时，C–54运输机开始运来必要的设备。“补给行动”指挥官克莱在其回忆录中平实地写道，第一次规划会议上，他的工程师提出新机场能在3月建成，于是“我觉得有必要告诉他们，新机场要在12月建成”。在敢作敢为的法军司令让·加内瓦尔将军的帮助下，他们真的按期完成了。他被参与该工程人员的精神所感染，在拆毁一座挡在新跑道上的无线电发射塔时，由于塔位于苏联占领区而苏联人拒绝将其拆除，他索性带领爆破队进入该区域，炸毁了发射塔。

法国占领区的新机场一建成，“补给行动”就一飞冲天。12月，空运量达到平均每天4 500吨，1~2月达到了5 500吨。显而易见，柏林人的生存已经不是问题，还能拿出少量的煤供家庭和某些产业使用。克莱的空运舰队已发展到拥有224架C–54运输机。到第二年早春，空运量已达到每天8 050吨，还曾有一天卸下了1.3万吨物资。围困中的柏林迅速变为欧洲物资最充裕的城市之一，仓库里堆满了物品，以防苏联还不知道他们已经失败了。

苏联人知道了。5月12日，封锁已经解除，空运行动成为历史。不可能的任务完成了。从1948年年初开始局部“小封锁”的那几个星期算起，封锁持续了15个月，在此期间，美国及其盟友的飞行班次多达277 264次，运送了2 343 315吨食物、燃料、药品和衣物，平均每个柏林人获得了一吨的物资。这一壮举成为佳话，美国飞行员创造的奇迹弥补了幼稚的美国大兵在休假期间的粗鲁行为。丘吉尔郑重地说：“美国拯救了世界。”当然不能说全世界，但它确实拯救了中欧至关重要的一部分。空运行动也许不能代表美国的典型形象，但它确实是美国最好的一面，担得起海军工程营和空军的自夸：“困难的任务，我们马上完成；不可能的任务，我们花点儿时间也能完成。”并且做得漂亮，做得仗义。

美国政府慷慨大方，飞行员也如此。美国人引以为豪的荣耀，一半归功于“补给行动”，另一半归于卡尔·S·霍尔沃森中尉发起的“小补给行动”。在出入坦佩尔霍夫机场途中，他将一袋袋绑在降落伞上的糖果投给在底下围观的柏林儿童。这种做法很快流传开来，所有的飞行员开始效仿。1948年12月，他们开展了“圣诞老人行动”。成千上万个挂着礼物的迷你降落伞日日夜夜从空中飘下，它们来自那些从头顶呼啸而过的隐身“朋友”，送给年龄太小而根本不懂得什么叫作封锁的柏林孩子。每件玩具、每个娃娃以及每块糖果都是机组人员自掏腰包买的。

从这件事及其他事情中，欧洲人开始对美国的国民性格产生好奇。美国人拥有解决问题的信心和丰富的技术知识，他们务实，轻理论重实践。稍不幸的是，他们市侩。麦克阿瑟将军曾代表他的同胞发表讲话，他充满优越感地对一位来访者说：“回去读一读柏拉图对乌托邦的展望，再看看我们所取得的成就，真是让人惊叹啊……在那么落后的环境中，这些老家伙居然拥有这么高尚的理想，这么熠熠生辉的智慧！”对于和麦克阿瑟看法相同的大部分美国人而言，直接探究和说干就干的精神比精巧复杂的苏格拉底式论证更加重要。

即使美国人穿着便服，欧洲人也能在他们开口前辨认出来。部分原因是他们的餐桌礼仪、服装剪裁、不拘礼节以及似乎每个人肩上都挂着的一部相机。同样还有他们的言谈举止。“征服者？”埃里克·塞瓦赖德谈到美国士兵时说，“他们的脑子里根本就没有征服这个概念。他们只是追击德国人，不得不走过了地球上的这块区域。”战前住在慕尼黑时，塞瓦赖德就注意到，他和其他美国人散步时总会引起德国人的注目。他得出结论：“世界上没有人如美国人一般闲庭信步。他们不像英国人那样身体僵直，也不像法国人那样敦实矮小、扭捏拘谨，他们左顾右盼，脖子自如转动。”有些人把这叫作傲慢无礼，有的人则称之为自信满满。当然，这难以确切描述，却真实存在。另有人说：“英国人在地球上昂首阔步，一副主人的样子；美国人则在地球上昂首阔步，根本不管谁是主人。”

过去，好莱坞让欧洲人看到的美国人的形象，仿佛都被嘉年华里的哈哈镜扭曲了。现在，他们关于美国人的印象则来自想家的美国士兵，以及日益增多的美国游客。印象并没有改善多少。外国游客通常代表的是特权阶级，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博览群书，通常会讲多国语言。但由于美国生活水平极高，各阶层的公民都可以远渡重洋观光，他们拖家带口，妻子吵吵嚷嚷，孩子的叫声更如魔音穿墙。从欧洲移民到美国，其后代回到祖辈的故乡，给美国增添光彩，但也损坏了美国的名声。

美国流行文化水平（略低于奥威尔所说的“上层中产阶级的底层”），使得欧洲人担心整个世界美国化。美国人从大西洋的另一边蜂拥而至，游客、技术人员、交换学者、外交官、记者、美国新闻处的图书管理员、红十字会的女职员、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的行政官员、“第四点计划”的农学家、台口餐厅的女服务生和商业人士（仅在巴黎就有5 000人）在海关处分别抢滩登陆，之后散入内陆地区，人数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富布赖特项目和史密斯–蒙特计划每年会将4万名学生送到美国学习。欧洲人开始互相议论这些人将给欧洲带来什么，而皮埃尔和格蕾琴这些普通的法德青年男女又会在大洋彼岸学到什么。

1945年，一把闪亮的新式美国电椅取代了法国传统派挚爱的断头台，法国人大为光火。这种变化多少具有象征意义。（美国人也同意这种说法，但他们有不同的理由。）圣诞节原是穿着五彩缤纷的本地舞者在公共场合大放异彩的时候，现在，欧洲人成了美国圣诞歌曲的“俘虏”，他们听着人类有史以来传唱范围最广的声音——平·克劳斯贝低声吟唱《白色圣诞》（截至战胜日本当日，共卖出了170万张）、《平安夜》（卖出了150万张）和《不要困住我》（卖出了125万张）。农民们世世代代都自豪于在欧洲社会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现在却意识到，自己的同胞正靠“美国中西部”（号称‘世界的粮仓’）喂养，那些被精选的葡萄酿制出的上等美酒养刁了胃口的人，居然改喝起一种廉价的棕色液体“可口可乐”——尽人皆知的“可乐”。20世纪40年代末，每天要售出5 000万瓶，将这些液体倒在一起足可以浮起一艘轻型巡洋舰。法国人发起了反击。虽然法国还没有从空运行动中恢复过来，但巴黎的国民议会还是以366票对202票通过了一条限令：“禁止在法国、阿尔及利亚和法属殖民地进口、生产和销售可口可乐。”

与英国漫长统治时期“约翰牛”的不受欢迎一样，人们对所谓“美国化”的憎恶也迅速蔓延，这是在所难免的。在欧洲人看来，大西洋对岸的这个庞然大物，是依靠一种新的经济帝国主义崛起的，这比老牌的帝国主义更让他们感到有损尊严。有同感的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者。当牛津大学的教授们在《泰晤士报》上读到，英国市场营销协会每年派出50名行政管理人员到哈佛商学院学习，并且由英国王室承担费用，他们作何感想？当罗马人得知，因为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技术调整”，里拉又贬值了，他们又会作何感想？当在比利时经营独立加油站的商人发现，埃索石油公司在欧洲卖出的石油比在美国卖出的多，会作何感想？当任何一个欧洲人得知，在美国商务部眼里，洛桑只是联合碳化合物公司的海外总部，苏黎世是美国谷物产品提炼公司的海外大本营，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分别是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塞拉尼斯公司和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欧洲总部所在地，他们又会怎么想？

然而，除了这些商业巨头重拳出击取得的可喜成果之外，似乎美国把它最优秀的人才和最费心的行动都白白浪费了。美国付出了超过1 000亿美元的外国援款，大使馆却经常成为敌对示威的目标，以至于不得不考虑安装防弹玻璃，这似乎让人难以接受。接受赠款时动作倒是迅速，但一个月甚至更短的时间内，那些人就公开表示对美元的鄙视。正是在杜鲁门时代，一位在欧洲颇有威望但非沙文主义者的美国知识分子路易斯·克罗嫩伯格也恼怒地写道：

美国人作为先驱者的传统由来已久，先征服了北美洲大陆，又控制并驾驭了无线电波，他们完全有权感到骄傲自豪。美国人有权以自己的民族理想和独特的处事手段为傲，开始时不惧艰险、披荆斩棘，最终十分安逸舒适。为什么不可以感到骄傲呢？我们豪爽大方又热情好客，我们生机勃勃又警惕小心。贫苦无助的人走投无路，却能在美国前途无量。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感到骄傲呢？

一些人对欧洲的批评展开回击。《时代周刊》在某一期中将法国称为妓女，令人难忘。（在法国国民大会中又一次引起骚乱。）毫无疑问，如果总统在预算中砍掉所有外国援助，他的国内威望将有所提升，但他从未认真考虑过这种做法。甚至连参议员塔夫脱也明白，想要回到孤立主义已不可能，国内压力再也不是美国总统关注的唯一因素。在热核武器时代，整个地球相比战前已缩小不少，理解别国的希望和抱负成为保证本国安全的因素之一。正是在这方面，哈里·杜鲁门将他担任总统早期几星期制定的所有条条框框置之脑后。虽然缺乏高明的治国才能，他却以自己的勇气和美国人特有的机敏弥补不足。迪安·艾奇逊后来写道：“杜鲁门政府站稳脚跟后，它的政策明显经过了集中讨论和指导，在本国历史上新颖别致，显示出一种理念和魄力的深度和广度。”当时，艾奇逊引用莎士比亚的《亨利五世》 中的话说，美国在国际危机最严重的黑暗时期里取得的胜利，使盟国安心，使敌国挫败。美国总统成长为一位强大的对手，表现出“黑夜里哈里的一点儿英雄形象”。

在柏林空运行动之前的整个春天，共和党人数着日子，心中的喜悦与日俱增。距离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首次让他们坐上冷板凳，已过去了16年。他们继续轻视“那个家伙”的一切，在某种意义上，依然有成千上万共和党人反对他。但他们相信，他的妖法已与之俱灭，他们不用再惧怕他那邪恶的笑容、疯子似的笑声、斜叼着香烟的样子和闪闪发光的夹鼻眼镜。

替代罗斯福的是一位谦逊的政客，看起来只会虚张声势。杜鲁门与罗斯福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杜鲁门中等身材，戴一副普通的眼镜，语调平平，嗓门高，没有他的贵族前任所具有的预科学校毕业那种文化人的口音特征。他们认为，是罗斯福个人向其所有政纲中注入了生机活力，显而易见，它们必然能在下个4年一次的公民投票中废止，就像美国宪法第18修正案一样。那一天将是11月2日，他们已经迫不及待了。

这将轻而易举。顶着一头秀丽金发的康涅狄格州女众议员克莱尔·布思·卢斯称“杜鲁门已经完蛋了”。民主党人退避了，但没人出面反驳。自从1946年11月共和党人在中期选举中以横扫千军之势赢得了所有席位以来，每次民意测验和每个政治专家的访问都传递出一个信息：如果杜鲁门竞选总统，他注定会失败。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1947年10月至1948年3月，认为总统干得不错的美国人越来越少——急剧下降到36%。如果他参加竞选，他竞选不过杜威、史塔生、麦克阿瑟或范登堡中的任何一位。

约瑟夫和斯图尔特·阿尔索普对其读者说：“假如杜鲁门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他将被迫展开近代历史上最孤立无缘的竞选活动。”甚至总统本人也忧心忡忡。1947年秋，他再次向在波茨坦的艾森豪威尔试探。杜鲁门请陆军部长肯尼斯·C·罗亚尔告诉艾森豪威尔将军，如果艾克愿意代表民主党竞选总统，他很乐意担任他的竞选伙伴。艾森豪威尔则请罗亚尔代他向总统表示衷心感谢，而同时又表示遗憾。也许他认为杜鲁门当他的副总统会使自己竞选失败。

1947年11月中旬，总统特别顾问克拉克·克利福德向总统提交了一份长达35页的连任竞选方案。其中，克利福德指出，杜鲁门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大多数人所意识到的。他善待农民，他降服了约翰·L·刘易斯，犹太人欣喜于他是一位热心的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黑人欣喜于他下令任命了一批黑人军官。他使三军团结起来，否决危害劳工利益的法案，提议开展大规模住房建设工程，以及将老年人医疗保险作为基本的社会保障，这些都是国会山上的塔夫脱、威利、米利金、布里格斯、裘·马丁和查理·哈勒克等共和党保守派所拒绝讨论的。克利福德认为针对第80届国会反对派占优势的情况，总统应以一个弱者的形象参选。

杜鲁门建议艾森豪威尔竞选这件事，并没有在其回忆录中提及，他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从未考虑过要退出竞选。但实际上，似乎直到1948年3月1日，他都还在犹豫。当时他在基韦斯特的一个媒体发布会上表示，自己“忙于外交事务及其他状况，还没有时间考虑任何总统竞选活动”。在之后的一星期里，产联坚决反对亨利·华莱士出任第三党候选人。显而易见的是，这一点使杜鲁门相信他有获胜的机会。3月9日，他致电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J·霍华德·麦格拉思：“嗯，霍华德，如果你也这样想的话，我们就干吧。”麦格拉思很困惑（他并没有要求杜鲁门再次参选，只是要求他做出决定），但走到外面的大厅，他鼓起勇气对白宫记者团宣布：“总统已授权我发表以下声明，如果被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提名，他将接受并参与竞选。”杜鲁门终于开始竞选了。

大多数民主党领袖立即要求他退出竞选。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前主席、布朗克斯区领袖爱德·弗林拒绝与总统在纽约同台演讲，一个体格魁梧的总统助手硬将他从车里拖出来，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奥林·约翰逊当众怠慢杜鲁门。阿肯色州的富布赖特提出总统应该辞职，好让共和党人马上接任以恢复国民信心。斯特罗姆·瑟蒙德带领的一个6人代表团，团员都是南方各州的州长，因杜鲁门政府的种族融合举措而心生嫌隙，准备退出民主党转而支持一位南方的候选人。如此一来，这次竞选就有4个党参加，其中两个是从民主党分裂出去的。麦格拉思不得不取消一次在曼哈顿举行的民主党赞助大会——只有三个人肯出席。他在洛杉矶的一次集会上提到杜鲁门时被嘘声打断。情绪激动的质问者由詹姆斯·罗斯福和其他罗斯福新政的支持者带头，他们的附和者众多。在这些发誓要推翻杜鲁门的人群里，有詹姆斯的兄弟艾略特、里奥·汉德森、佛罗里达州的克劳德·佩珀、切斯特·鲍尔斯、沃尔特·鲁瑟、威尔逊·怀亚特和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年轻市长休伯特·汉弗莱。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领袖杰克·阿维宣称他不再支持杜鲁门，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则想出一个被《时代周刊》称作“别出心裁的主意”。这个主意让人惊叹，怎么之前都没有想到呢，他们可以选艾森豪威尔将军作为候选人呀！

1948年民主党支持艾森豪威尔的运动完全是一场高雅喜剧。人们都没有意识到艾森豪威尔两次拒绝了总统的这一提议，也没有意识到他是自视保守的共和党人——甚至杜鲁门也不知道。艾克可能出任民主党领袖的光明前景使上段列出的反对杜鲁门的人全部臣服，再加上泽西市的弗兰克·黑格、康涅狄格州的约翰·贝利、肯塔基州的黑皮·钱德勒、乔治亚州的理查德·拉塞尔、芝加哥市市长爱德华·J·凯利以及亚拉巴马州参议员李斯特·希尔和约翰·斯帕克曼。

最后那滑稽又令人难以原谅的行为是，华盛顿州民主党领袖休·米切尔居然给白宫发去一封电报，要求总统担任动员艾森豪威尔出任民主党候选人委员会的主席。

“或者艾克或者死”运动非常受欢迎，只要艾森豪威尔还会改变主意，哪怕希望再渺茫，杜鲁门都不可能得到党内提名。但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艾森豪威尔直截了当地表示拒绝，他宣布“在任何情况、任何条件和任何前提下，我都拒绝接受提名”。由此，该党的广大成员才终于放弃了这个想法。民主党代表们情绪消沉，他们坚信会在11月遭受失败，为了在所有可能的地方减少损失，他们请求先在费城大会堂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共和党将用过的装饰物留在原地。显贵的行为理应高尚，共和党大方应允。民主党人对此表示感激，简直称得上卑躬屈膝。他们已经在节省开支，好为1952年的竞选抢占先机。也许，那时艾森豪威尔会愿意领导他们。

与此同时，杜鲁门的团队正忙于重塑克利福德所谓总统的“肖像”（“形象”一词还没有普及）。总统看不起那些拉拢群众的手段，他将之称作“耍花招”。但是一想到要攻击共和党占优势的国会，就激起了他的战斗本能。这个宏伟的战略方案的第一招是，每星期一向国会提交一份受到民众欢迎但塔夫脱及其同僚肯定会搁置的议案。在相当短的时间里，杜鲁门接二连三提出开建圣劳伦斯河航道、扩大民权、由联邦政府兴建住房、向中国[1]提供援助、延长战时管制条例、修建高速公路和延长互惠贸易法案的期限，这一切都注定成为11月的争论焦点。

若民意测验的数据可信，杜鲁门的前景在4月显得最为灰暗。但正是那时，杜鲁门的竞选团队突然灵光闪现，克利福德、乔治·M·埃尔西和查尔斯·S·墨菲三人都不记得究竟是谁想出的妙计，可见当时的混乱程度。他们皆知总统从未学会一板一眼地念讲稿，他总是低着头看稿子，语气呆板，也不知道哪里应该强调，往往错过该停下来等待掌声的时刻。然而，在即兴演讲中，他却讲得绘声绘色，收效良好。因此，有人提出何不说服他在大型集会上即兴发言呢。杜鲁门喜欢这个想法，4月17日，他先面向美国报纸编辑协会念了一篇准备好的文稿，然后临场发挥讲了半小时的美苏关系。这场演讲使人震惊，也振奋人心。结束时，编辑们为他欢呼喝彩，互相交流意见，都认为他讲得很好。之后，他又发表了4场即兴演讲，推向最高潮的是他于5月14日在五月花酒店当着1 000名年轻的民主党人进行的政治演讲。演讲最后，他说：“我想对你们说，在接下来的4年里，白宫的主人将是一位民主党人，而你们正看着这个人。”所有人起立鼓掌。第二天早上的《纽约时报》称其为“新杜鲁门式”的“战斗”宣言。终于找到了正确的竞选方式，杜鲁门对此表示满意，他和团队决定开展一场横贯美国的竞选宣传。

但是他们遭遇了经济困难，而且看起来难以解决。民主党为此次竞选筹措的专用资金几乎用完了。在整个竞选活动期间，民主党人注定捉襟见肘，认为杜鲁门能赢得大选的资本家寥寥无几。4月，他们甚至就开始考虑削减开支，而在五月花酒店的晚宴后，竞选团队又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为什么不让杜鲁门将他每年3万美元的旅行津贴拿出来，乘火车周游美国，宣传他在国内外所取得的成就，并就他与国会的问题说几句话呢？

居然沦落到要这样做，说明情况确实对杜鲁门相当不利。当然，寻求连任的历届总统通常不得不乘车到美国各地为纪念碑揭幕或为桥梁通车剪彩，以此自我宣传。这种短途旅行通常被视为合法使用纳税人的钱，因为其目的在表面上看来往往是无党派利益的。但这次公费旅行却是另一回事。杜鲁门从一开始就严正声明，他打算将每一分钟都用在与共和党人占优势的国会口诛笔伐上。而正如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卡罗尔·里斯所言，说这种做法是“非政治性的”就如同说“彭德格斯特集团[2]”是“非政治性的”。毫无疑问，若不是杜鲁门的竞选毫无希望，若不是这次巡回演讲从远处看起来会彻底失败，里斯是绝不会轻易放过这个话题的。

6月3日晚上11点5分，在国会因两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而休会之前的两星期，由16节车厢组成的总统专列悄悄开出华盛顿联合车站，向西驶去。虽然杜鲁门总是坐飞机在城市之间穿梭，但人们还是希望总统和总统候选人们能够乘火车出行。火车的最后一节便是奢华的“斐迪南·麦哲伦”号装甲车厢，是美国铁路协会专为罗斯福制造的。该车厢的墙壁用胡桃木制成，车厢里能够与华盛顿时刻保持无线电联系，最醒目的特征是后部有一个超大型平台，顶部有条纹顶棚，并配有公共广播系统。那时候这个平台看上去没有任何特别之处，但后来在总统的政治历史中，它却成了竞选表演最出彩的舞台。

然而，人们记住的通常是发生在这个舞台上那些小小的不幸。有些民主党人以为杜鲁门同意了说服艾森豪威尔参选，所以带着自制的标语牌出来欢迎他，上面写着：艾克当总统，哈里当副总统。内布拉斯加州民主党主席威廉·里奇试图登上“斐迪南·麦哲伦”号车厢，却被赶下去了。他气愤地对记者说：“我坚信他不会当选，他的所作所为没有可取之处。他似乎更喜欢那些所谓的朋友，而不是为民主党干实事和捐款的人。”在另一个地方，杜鲁门所谓的朋友是一位1918年退伍的军人，有人要他安排一次演讲会，但他却以为这是第35师的聚会，因此将其他人挡在门外。结果，总统发表演讲时，本来可以容纳1万人的礼堂里只有稀稀拉拉约1 000名听众。摄影师们按捺不住兴奋之情，站在后排高处不停拍摄，照片全是总统对着大片空位演讲的情景。这些照片暗示，真的没有一个人对总统的演讲内容感兴趣，《时代周刊》则评价他的演讲“越来越有娱乐价值”。

至少有两次，他都是穿着睡衣和浴袍出现在火车平台上的。他对着一批瞠目结舌的听众说：“我知道他们通知说我要在这里发表演讲，但很抱歉我本来已经上床睡觉了，不过我认为你们也许想见见我是什么样子的，即使在我没穿好衣服的情况下。”在加利福尼亚州巴斯托市，一个女孩盯着他的蓝色睡袍问他是否感冒了。他摇摇头，而她坚称：“你的声音听起来像是感冒了。”他眨眨眼睛，回答：“那是因为我乘火车四处演讲，嘴里进了风。”事实确实如此。在俄勒冈州尤金市，他像往常一样先向听众介绍他的妻子贝丝（“这是我的老板”）和女儿玛格丽特（“她是我老板的老板”），接着信口开河谈起波茨坦问题。他忘了有记者在场，说道：“我喜欢老约（约瑟夫·斯大林），他是个好人。但他受政治局操控，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于是，美国东部的卢斯夫人对他进行了猛烈抨击。她欣喜于民主党终于含蓄承认喜欢老约，恶毒地说：“好老约啊！他们当然喜欢他呀！他们不是把整个东欧、中国东北、千岛群岛、中国华北都给了他吗？不是让他在波兰、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都建立了联合政府吗 ?”

在华盛顿，哈勒克对记者们说，杜鲁门将作为美国最糟的总统名垂青史。而俄亥俄州众议员克利夫·克莱文杰则说，他是头“密苏里州的蠢驴”。这时，塔夫脱说漏了嘴。本来倒不是什么大事。在对费城联盟俱乐部讲话时，他对杜鲁门“在美国各个铁路小站发表演说辱骂国会”的行为表示遗憾。他发明了“铁路小站”这个新词，而在共和党人看来，这个词颇为不妙。民主党总部发电报给杜鲁门的火车所经过的所有乡镇和城市的最高领导，向他们说明情况。他们对这种诋毁非常愤慨，杜鲁门便愉快地把他们的回复发给媒体。在洛杉矶，看到等待自己到来的长龙后，总统咧嘴笑道：“这是规模最大的铁路小站吧 !”

6月18日，杜鲁门返回华盛顿。他离开了两星期，行程9 504英里，在16个州发表了73次演讲。多数情况下他都按照克利福德的建议，让自己“拼命地引发争议”。旅行快结束时，他感到群众和自己的情绪无形中已经相互交融。他在伊利诺伊州就说过，11月新一届国会选出来后，“也许这个新国会将代表人民的利益，而不是富人的利益”。抬头看着他的人们含糊不清地表示同意。在华盛顿州布雷默顿市，一个伐木工突然大声喊道：“加油干呀，哈里 !”他马上喊回去： “我会的，我会的！”在斯波坎市，有人问：“向塔夫脱扔点儿鸡蛋怎么样 ?”杜鲁门回答说：“我不会向塔夫脱扔新鲜鸡蛋的 !”他大声疾呼：“你们已经选出了史上最糟糕的国会。如果选举时再让共和党在国会里占优势，那你们就是最大的笨蛋，比我想象的还要笨 !”听众大声喊叫起来，表示同意：“加油干呀 !”“哈里，给他们点儿颜色瞧瞧 !”他赶忙狂放地回答：“我现在就是这么干的，就是这么干的 !”

毋庸置疑，塔夫脱说得很对，这种做法有失身份，非常卑鄙。这种先例给未来的竞选运动带来了相当恶劣的影响，而且对范登堡等共和党人也不公平。如果没有他们，就不会有巴尔干半岛上的杜鲁门主义，也不会有马歇尔计划和柏林空运行动。但他单枪匹马克服一切不利条件的精彩表演确实震撼人心。白宫的记者们就这样认为，他们不时对身处首都的妻子说，总统的表现太抢眼了，他们甚至忘记了他当选的机会微乎其微。

费城的政府高级官员花费了65万美元整治市容，依次让共和党、民主党和进步党在那里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而被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新闻报》一名编辑命名的“迪克西党”（美国南部民主党），将在昔日的邦联圣地上召开大会。他们对这座东部城市相当满意，因为那里的大西洋海滨是同轴电缆实况转播能够覆盖到的最远的地方。演讲者都明白这一点，虽然爱德华·R·默罗和其他知名评论员都还坚持用无线电广播，但在美国东部，已有大批观众可以通过约40万台小型电视机收看在费城大会堂里的演讲了。在当时，这已算是了不起了。

1948年，新闻记者们只需花12美元就能租到带浴室的房间，却还埋怨通货膨胀。那时，他们认为旅馆里的杂务可以低价雇用黑人来做。杜鲁门那时已试图改善有色人种的困境，但是共和党的纲领委员会在仔细研究了民权内容之后，心安理得地拒绝考虑这个问题。该问题当时还没有引起知识分子的注意，他们仍对威廉·福克纳1948年出版的小说《坟墓的闯入者》 [3]中的恳求半信半疑。南方各州的议员们继续禁止旨在废除人头税的法案，而南方黑人们也还像祖辈一样，生活在对绞刑架的恐惧中。1947年有人曾动用过一次私刑，而各党召开代表大会的这年，私刑又出现了两次。

当时共和党大名鼎鼎的人物是托马斯·E·杜威、哈罗德·史塔生（“划着双桨，乘风破浪，哈罗德·史塔生是最棒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哈勒克、范登堡、塔夫脱（“要干活，叫鲍勃[4]”和“领航掌舵，有塔夫脱”）、厄尔·沃伦和小约瑟夫·W·马丁。威斯康星州的乔·麦卡锡以及理查德·尼克松也出席了大会，但他们当时都还是小角色。史塔生参加威斯康星州的初选会时，麦卡锡只是支持史塔生的代表，而尼克松也支持史塔生，但他地位低微，根本不够资格入选加利福尼亚州代表团，只能旁听。但是，他们后来大做文章的那个问题已在这里提了出来。斯坦森鼓吹采取措施放逐共产党人，参加俄勒冈州初选会的选民认为这荒唐至极。但大会主要发言人却宣称：“我们要把联邦政府雇员中的赤色分子和粉色分子（“左”倾）清查出来并驱逐出去。”

1月15日，杜威宣布参加竞选，或更准确地说，他让年轻的吉姆·哈格蒂代为宣布的这个决定。之后，他虽然摔了不少跟头，但依然领先于其他共和党候选人。他总是把粗鄙琐事留给他人处理，解释是自己要集中精力解决重大问题。而事实上，他将大量时间花费在衣着修饰上。他那整整齐齐的短胡须和一板一眼的举止，使人们想起启斯东电影公司电影里的笨警察或是结婚蛋糕上的小人。在初选会期间，摄影师们曾说服他戴上一顶容积足有10加仑的高大帽子，以及20世纪20年代罗马尼亚的玛丽王后访问美国时戴过的印第安人头饰。照片显得荒谬可笑，他为此后悔不已。对于他那不温不火的态度，有人恶毒而不公正地说：“你了解透了汤姆·杜威，就会讨厌他。”

那年春天，史塔生成为杜威的劲敌，可说是又偶然又不幸。杜威身高5英尺8英寸，史塔生则高达6英尺3英寸，他们在初选会的休息时间站在一起拍照时，看起来就像一个男人带着他的儿子。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时，杜威终于穿上了一双增高鞋。然而，以前那种形象已经无可挽回。尤其让杜威恼怒的是，他根本没有预料到史塔生会在初选会上大获成功。在威斯康星州，人们原以为麦克阿瑟会获胜，因为这位将军的拥护者资金充裕，而且该州充斥着他的速写传记：《麦克阿瑟：注定是英雄》、《麦克阿瑟：自由的斗士》和《伟大的麦克阿瑟》。3月29日《纽约时报》头版预测：“麦克阿瑟在威斯康星州胜利在望。”第二天，支持这位将军的代表在大会中仅赢得8票。参议员麦格拉思对记者们说：“这件事使我得出这样的结论：要保证民主党在11月的选举中获胜，只需评论员们一致预言失败。”记者们都客气地笑起来，全国代表大会的主席们也会开开无伤大雅的玩笑。

全国代表大会前夕，杜威在俄勒冈州后来居上，赢得胜利，但他却未获得共和党普遍认可。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全国范围的共和党人还是更喜欢明尼苏达州的那个巨人，史塔生和杜威的支持率分别是37%和24%。这些民意测验数据值得杜威的更多关注。前一年夏天，每两个共和党人中就有一个想选这位短小精悍的纽约人。支持率下滑得如此厉害，他本来应该有所警惕，特别是罗斯福领导之下的民主党已经成为美国的多数党。被提名为候选人以后，杜威本应重拳出击。然而接受提名时，他的讲演让代表们昏昏欲睡：“我们所追求的团结，不只体现在物质方面具体的事情和措施上，最主要的是体现在精神方面。我们的问题并非来自外界，而在于我们自身。”

杜威和他的副总统候选人厄尔·沃伦一起让摄影师们拍照之后，就回家休息去了。直到9月19日，离选举只剩下6个星期时，他才离开奥尔巴尼。因此，正如《纽约时报》所言，杜威的竞选活动是“近年来在野大党的总统候选人中用时最少的”。他似乎把竞选活动看作只是走走过场，而其他共和党领导人居然也认可了这种想法。几个有影响力的共和党人认定他们自己将成为新政府的一员，所以在费城开完全国代表大会回家时特意取道华盛顿，抢在其他同僚之前买下了物美价廉的房屋。

7月12日，费城热浪滚滚，民主党的高层代表们拖着沉重的脚步走进会议室，挥汗如雨。美联社在报道中说：“民主党人表现得活像是来参加葬礼的。”三个星期前鲜艳夺目的各色旗帜，如今已陈迹斑斑、灰暗惨淡。一面高悬的横幅上写着杜鲁门使美国散发出人性的光辉，但是几乎没人抬头看。大会向人们发放了为帮助杜鲁门获得胜利的成套装备，包括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和一个哨子。有人嘲讽道：“是为了带领民主党走入墓穴的吧 !”贝尔维尤－斯特拉福德大厅的门廊顶棚上装有一只巨型机器驴（民主党标志），向每个路过它的人眨巴着通了电的蓝色眼睛，这是整个会场唯一看起来欢快点儿的东西。代表们全都是一副饱受打击的肃穆样子，只有反对杜鲁门的各州代表团还保持着一点儿活力。他们刚从支持艾森豪威尔运动的惨败中恢复过来，现在正疯狂地满世界寻找救命稻草，以避免第三次失望。选举前夕，19个州的主席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他们接触了最高法院大法官道格拉斯，但他推辞不干，他们只好作罢。接着杜鲁门也致电道格拉斯，请他担任副总统候选人，他还是不愿意。从那时的情况来看，总统好像连副总统候选人也找不到。最后，阿尔本·巴克利，这个忠诚可靠的老伙计，说他乐意与杜鲁门一起参加竞选。

杜鲁门真是颜面尽失。他知道大多数代表都不想选他，如果他退出竞选，他们一定会起立欢呼，然后迅速选出另一个人。亨利·华莱士看来肯定会获得几百万张选票，足以使杜鲁门失去整个纽约州。南方诸州曾是民主党的坚定支持者，现在他们也要分裂。明尼阿波利斯市年轻的市长汉弗莱（37岁）、伊利诺伊州民主党参议员候选人和州长候选人保罗·道格拉斯和艾德莱·史蒂文森带头提出了强硬的民权政纲，激起论战。在这一点上，杜鲁门本来不想充英雄，但此时民主党的南北两派正要拼个你死我活，迪克西党在关乎成败的唱名投票中以651.5∶582.5落败。亚拉巴马州的汉迪·埃利斯高喊“拜拜”后，带头离开会场。

7月14日星期三晚上，南方联邦离开，几乎同时，总统抵达会场，好险没有相遇。那晚，执行主席在会议中要求大家注意秩序时，杜鲁门的专列刚刚驶离联合车站。在“斐迪南·麦哲伦”号车厢内，他坐在克拉克·克利福德和山姆·罗森曼之间，把讲话稿的要点通读了一遍。他以为一到会场就要直接上台讲话，但并不是那样，也不可能是那样，因为大会正在进行提名演讲，他还得在闷热的后台等上4个小时。这是他职业生涯中最悲惨的时刻。有人将他领到讲台下一间阴冷的小房间里，那个房间有个窄小的阳台，下面是一条垃圾遍地的小巷。房间靠近铁路，火车呼啸而过时，他可以听到轰鸣声，也可以感受到直背座椅的震动。他一会儿和巴克利说说话，一会儿又和霍默·卡明斯聊聊天，斜着眼睛瞧瞧外面的污迹和垃圾，抹抹前额上的汗，修改一下演讲提纲，张望一会儿，又独自沉思一会儿，等啊等啊。

星期四零点42分，杜鲁门终于正式被选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他以947.5票击败了获得362票的佐治亚州的理查德·拉塞尔和获得0.5票的印第安纳州前州长保罗·麦克纳特。卡贝尔·菲利普斯写道：尽管已是午夜时分，人们疲惫不堪，高温还没有退下去，但庆祝杜鲁门当选的“人群一下子涌上街头”。“不管是欢呼声还是反对声，似乎都是真心实意。那些一直无精打采、一脸木然望着其他人在过道中来来往往也无动于衷的代表们，现在也拿起旗帜和各种能够发出响声的东西，参加到那漫无目的地蜿蜒前行的队伍中了。站在媒体采访区长凳上的记者们面面相觑，难以置信地说‘好像不是在做梦’”。

巴克利的提名是鼓掌欢呼表示通过的，更突显出全国代表大会没有把同样的荣誉给予那位总统候选人。1点45分，巴克利和杜鲁门在《向统帅致敬》的音乐声中登上高台。在其他任何一个代表大会上，这样的时刻都是庄严肃穆的，两位领导人高高举起彼此的手臂，灯光闪耀，风琴奏出旋律，男人们在折叠椅上站起，妇女们激动得掩面哭泣。当然，这些现在这里也具备，却不只这些，现场流动着一种带着滑稽意味的音符，但好像也不显得突兀。雷伯恩主席刚开始介绍巴克利，一个装扮过于考究的矮胖女人就打断了他。主席台前，一个由鲜花摆成的自由钟静静等待了整个晚上，要在总统亮相时敲响。这时，她把钟献给他，或者说，想要把钟献给他。突然，钟下沙沙作响——她刚来得及结结巴巴地说完“和平鸽”，一群又一群的白鸽就迫不及待地从这座花钟下面飞出，在代表们头上盘旋，献上它们准备的“礼物”。任何一个对鸽子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接下来会出现怎样的场景，但是安排这场表演的人显然对此一无所知。人群里的农场工人大声提醒：“小心衣服！”但是太迟了。在整个漫长的会议期间，人们咕哝着脏话，现在鸽粪真的从天而降，污损了他们的衬衣和裙子。幸运的是，1948年的媒体认为这样的事太过低俗，不应刊载出来让读者阅读，所以无损于民主党的公众肖像，或说公众形象。在主席台上的萨姆·雷伯恩救了场。他抓住了一只从身旁飞过的鸽子，把它往高处一掷，代表们欢声雷动。令他们惊喜的是，就在这个充满喧闹的时刻，他们的紧张和担心都烟消云散了。他们放松下来，将手帕放回口袋，嬉笑着议论，无论哈里·杜鲁门日后为他们带来什么，都不可能比这更恶心了。

还有一次更大的意外。巴克利简短发言后，欧文·罗斯告诉我们：“筋疲力尽的群众勉强打起精神，想要欣赏一下总统即兴演讲的魅力。”哪知杜鲁门拿出一份讲话提纲照着念，这份提纲就是他在那对着小巷的阴冷窗边等待时，听着火车近在咫尺的轰鸣声草草记下的。他再次采用了临场发挥的新风格，发表了一篇言辞尖刻、振聋发聩、痛击对手的演说。用罗斯的话来说，“他尖锐刺耳的语调使全场听众激动万分”。他的手快速而笨拙地在空中挥舞，大声喊着说：“参议员巴克利和我会赢得这次选举，我们会使共和党人只能喜欢这个结果——你们记着吧！”“要是选民们不履行他们对民主党应尽的责任，他们就是世界上最不知道感恩的人！”

接着他将矛头对准共和党，细数那些他提出来而被国会否决的项目，包括医疗保险、住房建设、价格控制以及教育援助。他说，他们枪毙了这些项目，之后却将它们写入总统竞选纲领，这种无耻、伪善的态度简直闻所未闻。好吧，他会测试一下他们的诚意。

杜鲁门打出强力一击：“在密苏里州，7月26日是芜菁节。届时，我将召回国会议员开会，并要求他们同意通过他们竞选纲领里的那些法案。看着吧，我的朋友们，要是共和党有一点儿真心诚意要实现它们的纲领，会议开不了多久，第80届国会就应该有所作为了。如果他们有这个意愿的话，15天内就可以做完，而他们还有额外的时间到各地进行竞选。”

《纽约时报》报道说，这段话“让在场的代表们情绪激昂”。这一刻，天气、时间、尖锐的党内矛盾和11月注定的失败都被抛到脑后。杜鲁门等了一会儿，直到他们稍微平静一些，才接着把话讲完。“他们会设法回避这个责任，”他叫喊着，“但是，这个‘史上最糟糕的’ 第80届国会在这次特别会议上的表现将证明他们是否说话算数！”

他们全都站起来，向他鼓掌欢呼。他自始至终都依照计划，让自己“拼命地引发争议”，而大会堂外的反应证实这种做法是对的。社论作者们几乎目瞪口呆，利用联邦政府的补贴为竞选四方游说已经够不像话了，现在还要召集国会特别会议为自己的政党争取优势，几乎都有足够的理由弹劾他了。范登堡对一位记者说：“这听起来就像是一个即将下台的政府在最后一刻的歇斯底里。”宾夕法尼亚州众议员小休·D·斯科特对此感到遗憾：“这完全是一个同归于尽的行为，这个人失去了人民的信任，为了党派利益，连破坏国家和政府的团结和尊严也在所不惜。”佐治亚州的沃尔特·乔治用了一串精彩绝伦、绚丽夺目的比喻，他大喊道：“南方不但受制于人，而且戴着枷锁！ 我们还戴着手铐脚镣！”

可是，对杜鲁门的赞美声虽然吝啬，但各处都有所耳闻。《时代周刊》写道：“毫无疑问，他已经使代表们摆脱了消沉的意志。而他在政治上表现出的勇气为自己赢得了崇敬。”

7月，主要的大事就是这两个相互拆台的政党之间的口水战和所谓的“芜菁节会议”。迪克西党士气高昂。南方的策略是让竞选分不出高下，最后交由众议院投票解决。他们相信他们会获得与杜鲁门一样多的票数。7月14日，他们在伯明翰市召开会议。一天的时间里，他们就完成了代表大会的全部议程。他们提名斯特罗姆·瑟蒙德为总统候选人，密西西比州州长菲尔丁·赖特为副总统候选人。但是，不时出现一些征兆，预示着这条脆弱的迪克西白人联盟战线也许会崩溃瓦解。弗吉尼亚州的拉塞尔和哈里·伯德没有到伯明翰市参加大会，并不是因为他们怀抱着对平等权利的热爱，而是因为怕自己在国会里的地位岌岌可危。但不管怎样，失去南方各州依然是对民主党人的沉重打击。特别对克利福德来说，他在竞选计划里曾假设民主党的南方诸州会保持团结。

10天后，华莱士的美国进步公民联盟来到费城，组建了美国进步党。12月29日，进步党领袖以宣布参加总统竞选的方式开始建党运动，该党看起来前途一片光明。他当时说：“我们集合了一批勇士，铸造了一支军队。”进步党人并不指望赢得1948年的总统竞选，但他们相信1952年竞选的胜利属于他们。该党代表的平均年龄约为30岁，比两大党代表们年轻20多岁。美国不少大学都派出了代表，常春藤盟校的代表比十大联盟的代表多。工会也派出了不少代表，大部分来自那些领导人极度“左”倾的工会。男青年留着平头（当时学生的风格之一），穿着敞领运动衫。女青年身着短袜和宽裙。黑人代表也不少。很多人背着吉他，大唱民歌，模仿皮特·西格和副总统候选人格伦·泰勒的风格，似乎每个人都玩得很开心。表面上看来，进步党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实际上，该党深受内部矛盾之苦。雷克斯福德·盖伊·特格韦尔是华莱士唯一网罗到的支持新政的人，但他和李·普雷斯曼长期不和，矛盾不断。普雷斯曼是共产党人、产联的法律总顾问，后来被沃尔特·鲁瑟驱逐。那时，人们不会轻易给人贴上“共产党”的标签，特别在战后的10年里，人们更不会这样轻易对待公众人物。当时的选民听说进步党里还有共产党，感到非常困惑，因为他们本以为进步党内都是自由派，所以不同于杜鲁门。这种困惑是共产党有意造成的，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自己能好运到“俘获”了美国的前任副总统。进步党是模仿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组建的，而后者成立于1947年1月，目的是打击共产党。1948年选举三年后，已经脱离共产党的迈克尔·奎尔在产联的一个委员会上做证时，描述了共产党在进步党运动中扮演的角色。奎尔是运输工人工会的主席，绝不是给他人扣上“赤色分子”的帽子并加以迫害的人。他说，1947年秋他还对共产党满怀同情，那时的共产党总书记尤金·丹尼斯就对他和其他工会领导说，党组织“决定组建一个由亨利·华莱士领导的第三党”，华莱士“在几星期内就会公开亮相并宣布竞选总统”。

华莱士意气风发地踏上这条险象环生的征途，却好像一开始就被蒙在鼓里。竞选活动后期，他告诉朋友们他意识到自己被人利用了，周围人几乎都是公开身份的共产党，他肯定是最后一个得知真相的人。《新共和国家》和《下午报》都曾经委婉地提醒过他。《纽约邮报》恳求他加入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却是白白浪费口舌。美国只有两家报纸支持他参加竞选，那就是《工人日报》和宾夕法尼亚州的《约克日报》。记者们建议他断绝共产党的支持，就像罗斯福在20世纪30年代所做的那样，但他拒绝了。

结果，华莱士的支持率急剧下滑。3 200名进步党代表出席了在费城召开的大会，比两个大党参加大会的代表都要多，他们神采奕奕、活力四射、魅力非凡。而华莱士的共产党支持者则处处帮倒忙。华莱士将在费城沙伊布公园发表接受提名的讲演，这本来很有可能成为美国政治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事件之一。门票不贵，价格在65美分 ~2.6美元——露天看台上的无产阶级，买票入场的人数超过了3万，人群不时发出欢呼声表达对华莱士的喜爱，说明他的声望并未受损。假如媒体能表现得理性和公平一些，那年7月，他原本能轻易获得媒体支持，不用多费口舌他就能把沃尔特·鲁瑟和吉米·罗斯福那些人争取过来。如今唯一的办法就是与李·普雷斯曼那伙人撇清关系，但他拒绝这样做，他不会“舍弃任何为了和平而对我表示支持的人”。一位《时代周刊》的记者说美国进步党的政治纲领和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几乎如出一辙，想要引起他的注意。但华莱士却评价共产党：“我看他们的纲领很不错嘛！”他还毫无必要地加上了一句：“我认为共产党人最像基督教早期的那些殉道者。”

之后，华莱士竞选运动的美好前景破灭了。人们情绪激动地质问他，共产党人与基督教早期殉道者有什么相似之处。面对责难，他依然顽强地坚持到底。他依然伸着手，额头冒汗，人们熟悉的那一绺头发遮着一只眼睛。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三个城镇，南方人认为他入侵了他们的地盘，所以向他投掷了鸡蛋、西红柿和爆竹。杜鲁门对媒体遗憾地表示，这“违反了美国公平竞争的传统”。除此以外，总统对美国进步党的威胁不屑一顾，他认为人们对华莱士的新鲜劲儿一过，进步党构成的威胁自然会缩小。情况果然如此。随着竞选活动继续推进，进步党的势头日益减弱。特格韦尔不声不响地撤回了支持，“左”倾的联合电工工会也表示不再支持华莱士，而进步党国会议员候选人也退出了地方竞选。政治分析家曾经在春季时认为，华莱士至少能获得350万张选票，接近第三党参加总统竞选以来的最好成绩——罗伯特·拉福莱特在1924年获得的480万张选票。盖洛普民意测验也曾预计他可获得选票总数的7%。但到了10月的第三个星期，数字已调整到4%。最终在11月2日，华莱士获得的实际票数还不及此，仅为1 157 172张票。分裂出来的民主党人转投进步党，无疑使杜鲁门失去了纽约州的支持。但仔细分析一下选票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每在其他地方输给华莱士一票，就在中部的独立派那里获得两三张同情票。

在普选中，瑟蒙德得到1 169 021张选票。他的竞选活动重心在南方联邦各州，获得的回报是39张选举人票（主要来自亚拉巴马州、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南卡罗来纳州，有一张来自田纳西州）。但事实证明，这比零票还要糟糕。民主党发现，他们即使没有南方各州的坚定支持还是可以获胜，因此感到如释重负，觉得没有必要向他们妥协了。瑟蒙德本来想挫败他们为黑人争取民权的计划，却反过来加快了他们奔向胜利的步伐。

7月26日，杜鲁门现身国会山，出席这次充满敌意的两院联席会议，他提出了一连串要求通过的法案，即他所谓的“购物清单”。在30分钟的发言里，只响起了6次掌声，而且都来自民主党人，共和党议员们把手掌死死地压在身下。对于记者们关于“芜菁节会议”的提问，一贯谨慎的杜威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他不愿意“同杜鲁门一起有失身份”。他指派赫伯特·布劳内尔全权负责此事，自己则躲回奥尔巴尼的书房中。布劳内尔惶恐不安，建议塔夫脱共和党的国会领导人可以给几份无可争议的法案大开绿灯，以使杜鲁门的指控沦为无中生有的诬告。为什么不修改一下《战时错置人员法案》，把其中对犹太人及某些天主教徒的歧视性条款去掉呢？他说，每个人都认为有必要修改，如果由共和党主动提出，将削弱民主党在东部大城市地区的绝对优势。塔夫脱摇摇头，没有同意，他说这是原则性问题。总统召集这次会议，是滥用职权，因此必须将那份“购物清单”置之不理。布劳内尔说服不了他，塔夫脱的共和党同僚就试图和他讲道理。范登堡说：“鲍勃，我认为我们应该有所行动。我们应该用尽一切方法向外界表明，我们正在不遗余力地利用好这两星期的时间。这样我们才能在公众面前更好地说话。”休·斯科特当时在场，根据他的说法，“鲍勃·塔夫脱完全听不进去。‘不，’他说，‘我们一点儿甜头都不给那个家伙。’凡是熟悉塔夫脱谈话方式的人就知道，此事到此为止，这次谈话结束了”。

杜鲁门高兴极了。他在咨文中提出的法案大多都是杜威在竞选纲领中含糊表示支持的，包括控制通货膨胀、扩大民权、提高最低工资、扩大社会保险覆盖率和支持住房建筑计划。在费城时，这些含糊其辞的表达得到了共和党国会领导人的赞成，他们做梦也没想到大选前就要负责把自己提出的竞选纲领落到实处。塔夫脱遵守党派原则是应该的，但对美国民众言而有信也很重要。共和党这样意气用事，反而坐实了总统对它的评价。

8月12日，白宫发布了一份报告，详细对比了总统提出的建议和国会的不作为。在当天的媒体发布会上，杜鲁门对这个“尸位素餐”的国会以及这次“尸位素餐”的会议表示遗憾。他说，他以往对国会的各种评价都是有理有据的，因为国会已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确实是史上“最糟的”一届。

散会前，一名华盛顿的记者却想追踪另一条新闻。大约两个星期前，一位年龄35岁上下、相貌平平、体格健壮的妇女伊丽莎白·宾利开始在参议院行政部门的财政委员会做证。《时代周刊》的编辑惠特克·钱伯斯是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证人，他和宾利一起指控某些政府雇员在苏联的指使下进行间谍活动。被告人有阿尔杰·希斯、威廉·T·雷明顿以及劳克林·柯里。这位记者问总统是否愿意就这些间谍问题的听证会发表些意见。

杜鲁门厉声说：“这些只是转移民众注意力的手段而已。”他仍想着第80届国会，对记者说：“他们要利用这件事转移民众的注意力，以此为借口不履行自己应尽的责任。是的，你可以直接引用我的话。”

9月5日星期日下午3点40分，“杜鲁门专列”由司机在驾驶室里拉响两次汽笛后驶离联合车站，总统要去和600万选民会面。民主党的竞选活动终于在党内资金的支持下正式启动了。这次活动包括两次各为期10天横穿美国的大型巡回见面会、一次美国东北部的巡回演讲以及到哥伦比亚特区附近各州的短程走访。在这次全力出击的活动中，总统要乘车行程3.2万英里，发表250次讲话，创下当时竞选活动的纪录。每天从农村的黎明开始，直到18个小时后停靠在当天的最后一个铁路小站，都有小镇居民围拢在“斐迪南·麦哲伦”号车厢后面，睁大眼睛，高举电筒，为一睹站在火车平台上的这个精力过人的小个子。而杜鲁门也整日斗志昂扬，说的话都有发表成文的价值。

按照6月彩排的剧本，他在多数情况下都保持着愉快的心情，称赞一番当地的乐队，介绍一下贝丝和玛格丽特。结束非正式闲谈时，他总是请大家“11月2日去投票站为民主党投一票吧，那样我能在白宫多待4年”。或者说：“做正确的事，让我不会在1949年1月20日没房子住。”每次火车要离开时，司机就会拉一下警笛，表示这个兜售竞选纲领的草台班子又上路了。

在城市里，围观的人数越来越多。印第安纳州波利斯市5万人，丹佛市5万人，波士顿25万人，底特律25万人。理查德·H·罗维尔在1948年10月9日那期《纽约客》中写道：“杜鲁门讲话时，没有人跺脚、大叫或吹口哨，大家都为他鼓掌。我可以说，其掌声的分贝数能媲美某个传教士刚发表了一篇以北罗德西亚战胜异教徒为内容的振奋人心的报告。这并不是说来听他演讲的人都不打算投票给他，但就我个人的观察，其中大多数人是不会投票支持他的。”

杜鲁门所讲的多数内容是荒谬、不负责的，有些还带有恶意。他仓促应对，孤军奋战，只获得美国15%报纸的支持，各党派人士都说他在浪费自己的时间，也是在浪费别人的时间，但他依然能发表煽动性言论。他说：“共和党人贪婪成性，要把美国消费者逼到走投无路。”还说他们“贪念特权”，把杜威比作希特勒，称他是“法西斯分子”。在艾奥瓦州德克斯特市的全国耕作比赛上，他在对8万多名听众讲话时指责“这届共和党控制下的国会在背后捅了农民们一刀”。

从9月进入10月，白日变短，黑夜更长。超市里开始出售苹果汁，孩子们挖空南瓜制作万圣节灯笼。初霜刚现，大雁南飞，鹌鹑和家燕紧随其后，松鼠开始储备过冬的白橡子。杜鲁门的专列还在田野上纵横排放的棕色干草堆间穿梭，森林里的枫树冠已变成金黄色，鹿角漆树一片绯红，火车姿态优美地穿行其中，发出一声悠长孤独的汽笛声，仿佛在招呼那些可以听见它的人，快来听这活泼的人介绍他的妻女，陈述他的观点，开几句玩笑，然后挥手离去。

按照克利福德的说法，临近10月中旬时，竞选专列驶入低谷。当时，他们停靠在中西部的一个小城镇，一个工作人员跳下车买了一份10月11日出版的《新闻周刊》。封面上的黑体大标题写着“50名政治专家一致预言杜威将获胜”。有人有口无心地重复了一句，随后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其中一人拖着沉重的脚步回来，把它拿给杜鲁门看。杜鲁门眨了眨眼睛，笑了一下，轻松地说：“哦，这些该死的家伙！他们从来没有说对过。伙计们，别管他们，咱们继续干吧。”克利福德认为，在那时，连贝丝和玛格丽特两人都不相信总统有任何获胜的机会。但是，他相信自己，而且后来证明他是对的。10月13日下午，在从德卢斯去圣保罗的途中，他在一张德卢斯讲话稿的油印纸背面写下对各州得票数的分析预测，然后交给乔治·埃尔西封存起来，选举后才拆开来看。那时杜鲁门预计他会得到340张选举人票，杜威108张，瑟蒙德42张，还有37张选票标为“待定”。他的预测谈不上完全准确，还少算了4张选举人票。但对那些以预测选举结果为职业的人来说，若能有办法预测选举结果准确到这个程度，他们愿意付出一切代价。

与此同时，那个跟在哈里后面进行全国巡回宣传的人却一路高唱胜利凯歌。托马斯·E·杜威的“胜利专列”一路驶来，活动安排得周密准时，各站都有联络人员接待，有各种设备能够保证把讲话稿提前发给随行的98名记者。还有一套高保真度的公共广播系统，能把这位候选人低沉的男中音从车厢后的平台传送到媒体所在的酒吧车厢。专列上配置有最新的媒体装备，无论他想说什么，都可以输送、散布和传播到每个角落。

但他什么也不想说。利奥·伊根在9月末的《纽约时报》上写道：“杜威就好像已经当选，只是在等待时间，准备就任。他在演讲和其他场合，透露出一种态度——选举将证明已确定之事……杜威故意避开了任何与民主党现任总统的争论。”

在中西部和加利福尼亚州，这两部列车偶尔会一前一后地抵达同一个车站，相隔不过一两天的时间。杜鲁门总是能留意到这一点，然后噼里啪啦地一口气向对手抛出一连串棘手的问题。杜威拒绝上钩，他宁愿畅谈落基山脉“不可思议的美景”，谈他乘车看到的“柔和的、绵延起伏的林木茂密的乡村”，谈那些“繁华热闹的城市”和“肥沃富饶的平原”——总之，谈的都是美利坚合众国的“雄伟壮丽”。

杜鲁门谈论的问题却是住房、最低工资、老年人医疗保险以及农作物。杜威充当起水资源的代言人，他在丹佛市响亮地说，“只要水土有效保持，我们就能采取很多办法来保障我们的未来。我们必须善用现有的水资源，要将河里的水用于农业，还要用来发电……我们应该开发西部的各条大河，并最大限度将其用于水土保持、发电、航运、防洪、垦荒和灌溉”。

杜鲁门“在背后捅了一刀”的讲话发表后两天，全美国都在等候共和党领导人的回应。在得梅因市，杜威却只说：“1月20日，我们将进入一个新时代。我们打算在华盛顿组建的新政府对美国人民有信心，深切了解人民的需求，并有能力使其实现。我们将使人民重新团结一致，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我们将再次发扬那种使美国成为伟大国家的精神力量。我们又将并肩奋战、携手前行，创造一个更伟大的美国，让每个美国人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有效推进世界和平。”

杜威发表的正式演讲内容枯燥乏味，聪明一些的新闻记者就开始寻找一些奇闻趣事和轻松的话题来点缀一下那些索然无味的段落。10月12日，在伊利诺伊州博库普城，列车突然倒退，向后面的人群撞去。倒退几英尺后刹住，没有造成伤亡，但这位州长却坐立不安，大发雷霆。对于他当时说了什么，就看你听的是哪种传言了。不是说“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白痴司机”就是说“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疯子司机”。“也许该在黎明时将他处以枪决，但既然没有造成伤亡，我看就放过他吧。”也许他难得讲出什么有实质内容的话，于是这句发自肺腑的真话就不胫而走，最后居然成为美国各个工会礼堂和铁路机车库内悬挂的反杜威口号。

其他共和党人则在战场上。刚走马上任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休·斯科特抓住宾利－钱伯斯的证词大做文章，认为这个问题牵涉面太广，不能轻易定性为“转移注意力的事件”而不予调查。杜威只是提了一下此事，又马上跳回他那些辞藻华丽的空话：“我们有时做不到信仰对我们的要求，而且通常缺乏信仰。但在我们内心深处，我们相信而且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神，每个人都价值连城。”说句公道话，在竞选活动快结束前的那几个星期，杜威也开始对自己的策略产生怀疑。他的听众越来越少，而他从报纸上了解到，杜鲁门的听众人数与日俱增。他的策略委员会（包括布劳内尔、斯科特、埃利奥特·贝尔和拉塞尔·斯普雷格）决定在工业发达的西北部进行最后冲刺。至于中西部的农民们，他们是天生的共和党人，不必操心。杜鲁门的冷嘲热讽刺伤了他，他要回击，于是他在4个居民区痛快地信口开河。例如，他说杜鲁门否决《塔夫脱－哈特莱法》的咨文是“160年来白宫所发出的最不正确、最不称职、最不符合事实的文件”。群众喜欢这样的话，他也乐在其中，但他的顾问们却心生警惕。哈格蒂询问新闻记者们的反应后向杜威报告说，记者都认为相互攻击是错误的做法，是承认自己软弱无能。为了确保杜威得到最好的建议，布劳内尔安排了一连串的电话会议，让他分别与共和党各州委会96名男女委员中的90名商讨对策。他们全都劝州长继续采取高姿态，让杜鲁门在低下的路子上越走越远，最后被遗忘。只有堪萨斯州的哈里·达比是个例外，他警告说，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已变得越来越不服管教。如同卡桑德拉一样，他的预言没人相信。于是杜威又继续为团结、廉洁、善用水资源和信仰而奋斗了。

到了最后时刻，杜鲁门的专列收到来自服务行业经理们不计其数的账单，他们生怕将来收不到钱。但是，自从《新闻周刊》发表了令人灰心丧气的消息后，专列上的人开始稍微振作起来了。在列车上的夜谈会中，年轻一些的工作人员反复争论，究竟总统获胜的可能性有多大。但只要他们稍为乐观一些，就有人提醒他们，国内每次民意测验的结果都和他们的期望相反。在最后几天里，克利福德隐隐意识到有些迹象，似乎杜鲁门的影响力还在增长。依照传统，在选举前的那个星期五晚上，杜鲁门在布鲁克林音乐学院发表了最后一次讲演。布鲁克林音乐学院的一些赞助人在召开费城代表大会之前还是“倒杜鲁门”运动的领头人。讲话结束后，全体听众起立为杜鲁门鼓掌欢呼长达12分钟。因此克利福德想，竞选活动只要再持续两个星期，他们也许会有一丝获胜的希望。

在芝加哥，艾德莱·史蒂文森和保罗·道格拉斯并排站在敞篷车内，前往体育场参加杜鲁门的集会。人行道上沉默的人群大概有四五层。15年前，这些曾被人们遗忘的男女还生活在金字塔最底层，是贫困的教师或衣衫褴褛的工人。英萨尔背叛了他们，而罗斯福拯救了他们。史蒂文森惊叹于出席人数之多，似乎整个芝加哥市的人都来了，但是几乎听不到欢呼声，甚至可以说几乎什么声音都没有。道格拉斯说：“他们今天是来看看他们的美梦是怎样破灭的。”

在巴尔的摩，《巴尔的摩太阳报》总编汉密尔顿·欧文斯来到一位年轻记者的办公桌旁。他说：“我已把祝贺新总统的社论写好了。也已经排好版准备付印了。”他停了一下，挤挤眼睛说：“要是杜鲁门获胜，我就得另写一篇了，不是吗 ?”这句俏皮话把他自己逗乐了，笑呵呵地大步走开了。

在10月的最后一个星期，《生活》杂志的订户提前收到11月号的杂志。这本杂志第37页是一幅杜威州长及其夫人的整版照片，标题是“下届总统乘渡轮在旧金山湾开阔的海面上游览”，同时刊载了一篇长达8页的竞选综合报道。在报道中，编辑们得出结论，美国“将抛弃杜鲁门而选择杜威”，理由既有“感情方面的，也有理性方面的”。威拉德·吉林杰主编的《变动的时代》周刊11月1日那期的封面上刊登了一个标题，醒目地透露本期内容包括“杜威将做些什么”。《纽约时报》利用其庞大的分社数量和遍布美国的员工对各州的选民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调查，目的是研究他们对选举的看法。10月31日星期日，该报报道了研究结果：杜威会在29个州获胜，将得到345张选举人票（有266张就可当选）；杜鲁门则在11个州获胜，得到105张选举人票；瑟蒙德在4个州获胜，得到38张选举人票；另有43张选举人票待定。调查结果还显示出，共和党将继续控制参众两院。为了弄清楚调查结果的准确性，《纽约时报》咨询了正在报道杜威的47名最敏锐的记者。在一次秘密表决中，他们一致认为这位州长的胜利唾手可得。

《底特律自由新闻报》11月3日（选举后一天）早上准备发表社论，要求国务卿马歇尔辞职，并劝杜鲁门委任杜威的外事顾问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这家报纸的编辑们认为：“这会使国内外对我们的外交政策恢复信心。”（当时，杜鲁门主义正在使希腊平定下来，马歇尔计划正在全面展开，而柏林的空运行动也进入了第5个月。)《底特律自由新闻报》承认：“这显然是对杜鲁门要求过高。然而，这正是为了美国人团结一致，充满爱国精神，而要对千百万国民提出更多更高要求的时刻之一。”这些编辑们倒是大方称赞这位“任期将满”的总统为“勇敢的小个子，从没想过自己会当总统，就任后茫然无措，但却倾其全力战斗到失败”。《底特律自由新闻报》还向读者们打包票，说杜鲁门卸任后仍能谋生：“作为前任总统，他每年有希望得到2.5万美元的退休金。然后，广播电台有望和他签约，杂志会向他约稿，他自己还可以出书，这些加起来就有一笔可观的收入——据说，可能达到100万美元。他还不至于从白宫直接沦落到贫民收容所。”

但关于这位下台总统的报道，媒体并不都是这样手下留情的。一位在多家报刊上发表文章的专栏作家说他想知道“杜威究竟还会对杜鲁门在国家管理中碍手碍脚的行为容忍多久”。和《底特律自由新闻报》一样，其他杂志的作者也必须在星期一就写好准备在星期三发表的专栏文章，留出星期二进行排版。而在星期二，选民才做出选择。

因此，在计票的第二天刊登出来的德鲁·皮尔森的文章才使数以百万的读者感到惊讶。他在文章首段透露：“汤姆·杜威将在86天后接手白宫，我对围绕在他身旁的核心群体进行了调查。”接着他就得意扬扬地列出了新总统内阁全部成员的名字。同一个星期三，约瑟夫向斯图尔特·阿尔索普透露：“选举后的首要问题是，政府要怎样度过未来的10个星期……事情总不能耐心等到托马斯·杜威正式接替哈里·杜鲁门时再解决。特别是外交和国防方面的问题，华盛顿有些部门有些人必须能够做出决定，且能在1月20日后继续沿用。”艾尔索普兄弟建议，杜威总统新内阁的国务卿和国防部长的提名人选马上以“特别助理”的身份加入这两个部门，领导那些即将下台的政府官员，直到杜威正式就任总统。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为什么那么多经验丰富的观察家会在一条黑道上越错越离谱呢？答案就是他们并不认为那是一条黑道，更不认为会走到黑。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们都纷纷讨论杜鲁门完全没有获胜的希望，读到的都是彼此分析为什么杜威会轻易击败杜鲁门的文章。他们一致认为，选举结果已经注定，不可能有什么变数。杜鲁门在竞选时声称：“除了人民，人人皆反对我。”这话有点儿道理，他和选民不像权威人士把选举看作一种加冕，而认为这是一次竞赛。在那些致力于研究竞选趋向的专职人员看来，所有的迹象都指着同一方向：凡是在野党控制了国会，该党两年后肯定就会赢得总统大选。民主党在1930年控制了国会，两年后罗斯福就当上了总统。而且，共和党人早就该重新上台了。艾尔索普兄弟和皮尔逊都这么认为，罗斯福连任4届总统只能归功于他的个人魅力，而杜鲁门缺少的就是个人魅力。共和党候选人有钱，又获得了绝大多数媒体的支持（当然，记者们认为这很重要），而且最重要的是，还有民意测验的祝福。

12年前，《文学文摘》的选举预测也与实际结果相去甚远。1936年，民主党在选举中取得了压倒性胜利，满脸尴尬的共和党人发誓再也不相信民意测验了。但是后来他们发现，当时名气不如《文学文摘》民意测验人的乔治·盖洛普和埃尔默·罗珀没有使用直邮的方式，而是通过对样本进行数据分析的方法预测到罗斯福的大胜。在那之后的每次选举，他们都预测准确。大城市里的各家报纸都花钱请他们进行民意测验，任何一位与他们意见相左的时事评论员都会被人们认为是个傻瓜。只有《纽约时报》花费甚多自己做调查，但人们反而觉得稀奇。于是就开始了这样的循环：民意测验的结果显示共和党会大获全胜，专栏作家和社论作者就把这个结果当作真理传播。甚至有这种可能，为了在一群支持共和党的受访者中不显得突兀，那些准备投票给民主党的男男女女会给出违心的答案。一个谎言会导致另一个谎言，再加上民意调查人已变得自以为是、妄自尊大（至少有一次），这样就错上加错了。

埃尔默·罗珀是够妄自尊大的。9月9日距选举还有近8个星期，他就在一篇专栏文章里宣称他已对全体选民做了最后一次测验。他写道：“托马斯·E·杜威几乎已经当选了……既然是这样，我认为如果还要像广播电台体育节目的解说员那样，必须装作在看一场不相伯仲的比赛，那就太乏味和浪费智商了。”和许多专业的选举观察家一样，罗珀也相信当时所谓的“法利算法”。在1936年的选举预言轰动美国后，法利说过，在他看来，选民在两党举行代表大会时就已下定决心了。他暗示说，大会后的竞选宣传不过是看着热闹，实际上没有任何作用。9月第一个星期，根据工作人员在8月所搜集的数据，罗珀用自己的名誉押宝。讽刺的是，他在选举前的最后一个星期确实又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结果显示，杜鲁门的形势略有好转，但杜威还是遥遥领先，然而，他还是决定把全部家当压在一人身上。

三个全国性的民意测验机构——罗珀、盖洛普和柯乐利都错在没有问调查对象是否真的打算投票，也没有把只受过小学教育的选民纳入他们的调查样本，而这些人很有可能是支持杜鲁门的。但是他们最大的失误在于，对杜鲁门在最后一刻还在拼命所产生的影响竟然视而不见。杜鲁门的专列还没有从联合车站开出，罗珀就已下了结论。柯乐利的最后一次报告（预计杜威将获得49.9%的选票，杜鲁门获得44.8%，其余的选票则被瑟蒙德和华莱士瓜分）是将8月中旬、9月中旬和10月中旬在各州采集的样本混在一起分析出来的。盖洛普是三家中最勤恳的，他应该意识到了国内正在发生的事情。他在9月24的报道中预计杜威将得到46.5%的选票，杜鲁门则会得到38%的选票。选举前两天，他在星期日的报纸发表了最后一篇专栏文章，说杜鲁门的支持率猛增到44%，而这数字还只是依据两星期前的采访得来的。克利福德说得对，美国人的态度每天都在变化，几乎是每小时都在变。

对于现在那些20世纪30年代之前出生的美国人来说，他们的记忆中有4件事特别突出：珍珠港事件、罗斯福逝世、1948年大选和约翰·肯尼迪遇刺。男人们也许会忘掉他21岁生日那天发生过什么，女人们也许不记得她是怎样失去童贞的，但他们每个人都能回忆起自己是在什么情况下听说这4件事的。这些事成了人们生活中的里程碑，就像他们的父母会说“我们是在停战后相遇的”，或者“股市大崩盘前夕，我们刚搬了家”。而这“摇摆世代”则会把获悉达拉斯的枪声（肯尼迪遇刺）、夏威夷遭到日本袭击、罗斯福在沃姆斯普林斯中风和杜鲁门奇迹般连任的日期与自己的个人生活联系起来。

那天晚上，大家都以为可以早早上床休息。吉姆·哈格蒂在纽约罗斯福酒店的舞厅里对记者说：“午夜之前，我们就可能走出战壕，结束战斗。”杜威州长在东区第51街上的一所学校里投票后（一名办事员从楼上的窗口里伸出脑袋对他喊道：“总统先生，祝你好运！”）预料自己和夫人在好朋友罗杰·斯特劳斯位于东区第93街6号的家里用餐时，杜鲁门就会发来承认失败的电报。在华盛顿，按照惯例，民主党在五月花酒店集会，而共和党人则在斯塔特勒酒店。现在，斯塔特勒酒店已把舞厅装饰一番，准备好了胸前饰花，只等女士们到来分发。与此相反，五月花酒店却死寂如石。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认定他们必然失败，没有费心预订酒店的舞厅。委员们想把钱省下来用于1952年的竞选活动，他们干脆回到办公室套间，把电话听筒放到一边，开了几瓶威士忌酒，坐下来准备度过一个无眠的夜晚。他们谁都没带收音机，因为这是唯一一个可以不必收听新闻的晚上。（在20世纪60~70年代，他们中的某个人没准会在口袋里揣一个晶体管收音机，但在1948年，便携式收音机还较为笨重，还得用墙上的电源插座通电。）这一夜，政治形势风云变幻，这些委员们都被远远甩在了后面。《纽约时报》的卡贝尔·菲利普斯也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他报道完杜鲁门竞选的消息，就回到了曼哈顿。为了使自己高兴点，他买了一件价值47.5美元的上衣（那时算是一大笔钱）和一张戏票，打算去看林·芳丹和阿尔弗雷德·朗特的新戏。当新罕布什尔州开始零零星星地发来选举结果时，菲利普斯正走进第47街的剧院大门。他坐在那里看了两出戏，对外面那出精彩纷呈的大戏却一无所知。

那些来自新罕布什尔州的最新数据使杜威颇感惊讶。虽然他在该州仍处于领先地位，但优势比不上1944年。该州原是共和党的坚定支持者，但结果却不符合任何一个共和党人的期望。他匆忙赶回酒店的套间，和家人及几个密友坐在收音机旁听着，同时看着通讯社送来的选举结果，在便签本上记着数字。

在密苏里州，杜鲁门总统在美国美国特勤局的亨利·尼科尔森和吉姆·罗利[5]的帮助下，几个小时前就躲开了媒体。下午4点半，他们已驱车到达了位于独立城东北方30英里的度假胜地埃克塞尔西奥普林斯，入住榆树酒店。总统洗了个土耳其浴，6点半回到房间吃了一个火腿三明治喝了一杯牛奶。他把床边的收音机打开，听到播音员说他以几千选票之差初步领先。之后他就躺到床上，几乎立刻就睡着了。

晚上7时45分，《芝加哥论坛报》的一位编辑面临着一个艰难的决定。为了让那些看完深夜戏剧回家的观众能够准点买到该报的晨版。这位编辑不得不写出一条吸引眼球的标题，因为他不能只说大选谢幕了，这是谁都知道的。他需要一条重磅消息。杜鲁门现在领先，但在未弄清这些初步结果来自新英格兰的哪些地区以前，这些数字无意义。例如，共和党候选人也许会在康涅狄格州赢得绝对优势，但是如果哈特福德像过去一样，先公布该州某些地方对民主党有利的结果，这些数字就显示出民主党将获胜。但甚至康涅狄格州的评论员也说不出数字来源，他本人也不知道。为了抢先播报新闻，他一收到字迹潦草的便条就在广播电台里读出来了。

因此，身处报社大楼的编辑在还搞不清楚具体情况之前，就要拟定报纸标题。于是他只得保守一点，选择了此次大选中有把握的情况，大笔一挥，写下了一个通栏大字标题：杜威击败杜鲁门。

这时的得票总数还没有意义。杜鲁门的初步领先，众人早有所料，毕竟民主党的支持者大多在城市里，而城市里有选票计算机，通信设备精良，所以选举结果是最先出来的。但杜威夺下了纽约州和新泽西州，似乎纠正了这一偏见（只是因为华莱士分走了这两个州的选票）。除了马萨诸塞州和罗得岛外，杜威在整个东部的工业区都一路领先。这一切使他放下心来，因为这些地区历来是民主党的势力范围。而且，瑟蒙德又使杜鲁门失去了密西西比州、路易斯安那州、亚拉巴马州和南卡罗来纳州。但是尽管这样，杜威的领先优势仍然不太明显，匪夷所思。有些地区本是共和党的坚定堡垒，但该党仅以几票之差获胜。在一些地方，杜鲁门比当年罗斯福得到的选票还要多。而在各大主要城市中，他都处于领先地位。

真正使人震惊的消息来自阿巴拉契亚山脉的另一边。民主党候选人在威斯康星州、艾奥瓦州和科罗拉多州都遥遥领先，而这三个州原来都是共和党的地盘。当西部11个州的初步选举结果传回来时，似乎只有俄勒冈州选择了杜威。

10点30分的纽约，朗特新戏的第二幕落幕了。卡贝尔·菲利普斯觉得口渴。在第一次幕间休息时，他没有离开座位，现在他想去附近的一个酒吧休息一下。他点了杯苏格兰威士忌，听到收音机里正在列举各州的名字、各个选区和分选区的号码以及一大堆让人费解的数字。菲利普斯把钱付给酒保，一口威士忌还未下肚，就听见广播员用清晰的声音报道：“现在看来杜鲁门的领先是毋庸置疑的了。若他能赢得俄亥俄州……”

菲利普斯呛住了，把威士忌咳了出来。他立即跑出大门，向时代广场跑去。半途，他想起遗忘的新大衣，停了一下，还是决定不管它了，继续飞奔。

每隔15分钟或20分钟，广播电台联播的广播员就请乔治·盖洛普博士就收到的竞选统计数字发表意见。盖洛普解释说，虽然民主党目前领先，但等农业区的选票结果出来，优势就会被彻底抹杀。到了11点，农业区的选票结果出来了，他们也选择了民主党。生活在这些平原地区的人们，都还记得是哪个党帮助他们稳住了粮价并解决了粮食储存问题。

晚上11点，赫伯特·布劳内尔走进罗斯福酒店的舞厅，宣称杜威已获胜，共和党的工作人员欢呼起来，但他们还没来得及问清详细情况，布劳内尔又急匆匆地上楼了。看来哈格蒂对杜威的压倒性优势估计过高，他们并不能在午夜前结束战斗。

午夜时分，杜鲁门一觉醒来，过了一会儿，他才弄清自己是在陌生的酒店房间里。接着他又打开收音机，听到了H·V·卡尔滕博恩的声音。卡尔滕博恩说，虽然计票结果显示杜鲁门以120万票领先，但他“无疑仍被击败了”。总统把收音机关上，又躺下睡觉。

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华盛顿总部，一个来晚了的人经过一台收音机时偶然听见广播员说，总统还没有惨败，他甚至在一些州还处于领先地位，当然，“农民们还没有传来消息”。有个工作人员建议派人去取一台收音机来。委员们耸耸肩膀，点头同意了。趁着一切尘埃落定之前，他们还是及时行乐一番吧。

“与此同时，”理查德·H·罗维尔写道：“斯塔特勒酒店结实的墙壁正在颤抖。共和党人的女士们紧紧咬着饰花，先生们满身大汗，连衣领也耷拉下来了。”

午夜刚过不久，罗斯福酒店舞厅中的庆祝气氛开始变成坐立不安的情绪，之后转变成惊慌失措。直到现在，这么晚了，他们才确定杜威在他家乡的那个州获胜，但只多出6万票。如果华莱士没有参加竞选的话，杜鲁门也会在该州击败他。

现在，最终成败取决于俄亥俄州、伊利诺伊州和加利福尼亚州。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只要这三个州中有一个投向杜鲁门，他就胜利了。但是他们两人的票数在这三个州里你追我赶，一会儿杜鲁门稍微领先，一会儿杜威又超过他。凌晨1点45分，布劳内尔回到舞厅，再一次声称杜威获胜。他为什么这样做，答案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他赢得几声微弱的欢呼，其余的人只是瞪着眼看着他。

凌晨4点，特工罗利把总统唤醒，建议他再打开收音机听听。他现在已经以惊人的200万票领先了，但H·V·卡尔滕博恩还在坚持说看不到总统再次当选的希望。他那声音，杜鲁门到死也忘不了，而且老是向朋友们寻开心地模仿他。

总统穿好衣服，叫特工们开车把他送回堪萨斯城的米勒巴赫饭店，因为“看来我们要再干4年了”。他们于早上6点到达。等了一夜的记者们一脸倦容，他们纳闷总统去了哪里，怎么看起来精神抖擞，好像睡过觉的样子。

凌晨4点30分，总统的车子从埃克塞尔西奥普林斯的榆树酒店出发时，哈格蒂在罗斯福酒店召集了一群记者，说他已和杜威交换过意见。他说：“我们还在战斗。选举结果还在陆续公布，但看来在天亮以前我们不会知道确切的胜负。”35分钟后他又再次出现了，他说： “现在，我们不做任何预测，也不做任何声明。”

黎明后不久，这位筋疲力尽的州长上床睡觉了，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被击败。在他睡梦正酣时，他那面容憔悴的助手们知道，最后一丝获胜的希望也没有了。上午9点半，杜鲁门以领先7 000票的优势拿下了俄亥俄州，这样他就拿到了270张选举人票，超过了其他所有候选人。一个小时后，杜威睡醒才知道他在伊利诺伊州和加利福尼亚州也被击败。上午11点14分，他承认竞选失败。杜鲁门总统不但击败了杜威，而且在选举人票上取得一场巨大的胜利——304票[6]对189票，另外38票由迪克西党的候选人获得。不但如此，民主党在国会的选举中也取得了胜利。在第80届国会中，共和党是以51席对45席控制了参议院，以246席对188席控制了众议院。现在民主党拿起了指挥棒，以54席对42席的优势控制了参议院（比上届多了9席），又以263席对171席的优势控制了众议院（比上届多了75席）。保罗·道格拉斯、休伯特·汉弗莱、林登·约翰逊和埃斯蒂斯·基福弗都当选为参议员。G·门嫩·威廉姆斯当选为密歇根州州长，切斯特·鲍尔斯为康涅狄格州州长，艾德莱·史蒂文森为伊利诺伊州州长。

塔夫脱暴跳如雷。“我不管这件事情能怎样解释，”他说，“反正把那个粗鄙的政客再次送进白宫简直有违常识。”但在其他地方，杜鲁门这样取得胜利后，连那些同他有宿怨的人也为之折服。极端保守的《纽约太阳报》这样写道：“对这样一个本已失败却不甘坐等挨打的人，你只能脱帽致敬。杜鲁门先生之所以取胜，是因为美国仍然热爱敢于战斗的人，仍然尊敬坚韧不拔的人。”这次胜利不只是个人的成功。选举结束两天后，沃尔特·李普曼写道：“杜鲁门先生本人的胜利、民主党在国会两院里夺得多数席位以及民主党赢得这么多个州的支持，都证明民主党在经历了1932~1944年罗斯福的领导和发展后具有了巨大的生命力……罗斯福死了，但他建设过的这个党还存在，而且无疑还是美国政治上的主导力量。”

选举结束第二天，新闻记者和社论撰稿员都互相避开视线。媒体和他们的消息来源成了全美国的笑柄，他们自己也知道。阿尔索普兄弟写道：“职业政治家、民意测验人、政治记者们以及其他自作聪明的人和预言家们现在有权谈论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怎样烧老乌鸦。[7]”当总统和新当选的副总统回到华盛顿时（杜鲁门这时高举着《芝加哥论坛报》的“杜威击败杜鲁门”的通栏大标题），受到75万欢呼者的夹道欢迎，《华盛顿邮报》大楼的正面还挂着一条巨大的横幅，上面写着：“总统先生，你什么时候把老乌鸦端上来，我们就吃。”赖斯顿给他自己的报纸《纽约时报》写了一封信：“我们和其他记者联系太少，对民意测验的大量统计数据又过分相信。”《时代周刊》 说，媒体“把记者的工作委托给民意测验人了”。有几位报纸发行商一怒之下退订了民意测验报告。民意测验人一蹶不振，盖洛普简单地说：“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位《纽约时报》的记者想起打电话给《文学文摘》的最后一任编辑威尔弗雷德·范克，请他发表意见。范克回答道：“我不是恶意的，但我确实觉得这件事非常好笑。”

后来，密歇根大学的调查研究中心对各家民意测验机构进行了一次调查，而盖洛普和罗珀也认真地对自己的工作进行了检查总结。研究的结果惊人的相似。密歇根大学的研究团队发现，投票给杜鲁门的2 410.5万人中，有14%，即337.48万人是在竞选前的最后两星期才决定选他的。盖洛普和罗珀采取了一个不同的研究方法，也发现，每7个选民中就有一人（692.7万人）是在选举前最后两星期才下定决心的。在这些人中，75%（519.5万人）选了杜鲁门，25%（173.2万人）选了杜威，相差346.3万人。既然在11月2日杜鲁门比杜威多了213.5万票，那么结论只能有一个，不管是用密歇根大学还是盖洛普–罗珀的方法都发现，大约有330万人直到竞选快要结束了还拿不定主意，他们是最终结果的决定者。正是在最后几天的时间里，杜威的直觉告诉他必须采用杜鲁门那种粗暴而直击要害的方式，但所有专家顾问都告诉他不应那样做，他也就没有坚持。

剪影：20世纪40年代晚期

[1] 这里的中国指国民党政府。——编者注

[2] 彭德格斯特集团是密苏里州的民主党政治集团，杜鲁门最初在其支持下参政。该集团带有黑社会背景，扶植了众多官员。——编者注

[3] 该书描写了一宗谋杀案，借此揭示美国种族歧视的状况。——编者注

[4] 鲍勃是罗伯特·塔夫脱的昵称。——编者注

[5] 毫吉姆·罗利：自1963年11月22日起，担任美国美国特勤局局长。

[6] 田纳西州一个原先支持杜鲁门的选举人后来转而支持了瑟蒙德。

[7] “烧老乌鸦”是美国俚语，意指认错。——编者注

第十六章 疑虑重重的时代

在杜鲁门总统离开米勒巴赫酒店回到华盛顿之前，有人建议他不要入住白宫。那里虽然没有政变，却潜存危险。这座美国最著名的建筑正面临着倒塌的危险，杜鲁门却不以为然。据美国国家档案馆记录：“杜鲁门总统感觉到书房的地板有明显震动，他感到很担忧。”四面无风，周遭却叮当作响。总统将医生的听诊器放在墙上，甚至能听到嘎吱声。

他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调查这件事，终于查出了原因。在竞选的最后一周，工程师有一个骇人的发现：1814年被英国烧毁的房梁还没来得及换掉，就要断了。绘满壁画的天花板每平方英尺重达70磅，已经下垂了6英寸。总统一家打算去独立城，他们前脚刚出家门，那些建筑工人就急急忙忙地带着工具和脚手架从另一个门进了白宫。白宫的翻修预计花费540万美元。也许重建一栋大楼反倒更便宜，但人们绝不可能把白宫拆掉。修好后，白宫的下一任主人会拥有空调、防火装置和多频道有线电视。维修期间，杜鲁门总统一家暂住在白宫对面，位于宾夕法尼亚大道的布莱尔国宾馆1648号。

就是在布莱尔国宾馆里，“公平施政”诞生了。在杜鲁门总统任职的前三年中，他把自己当作罗斯福政治遗愿的执行者。但此时，美国已有1/3的人民脱离了贫困。正如卡贝尔·菲利普斯所言，瞬息万变的经济呼吁新自由主义的诞生。甚至在这次奇迹般的选举胜利之前，杜鲁门的一群得力助手就已经在好几个星期一的晚上开会讨论计划。他们开会的地点是联邦社会保险局局长奥斯卡·尤因位于华德曼公园的公寓。尤因主张制订一个全国医疗计划，不久后他就因此成为使美国医学会头痛的人物。（除尤因外，参加者还有克利福德、查尔斯·墨菲、吉拉德·戴维森、戴维·莫尔斯和利昂·凯塞林。）他们最初想出的一系列计划的雏形，都由总统在“芜菁节会议”期间向国会提出的建议中提及。现在加以完善后，内容包括民权、住房、失业补助、农业补助和通货膨胀控制方面的新措施：对低收入者削减32亿美元的所得税、联邦政府向学校提供资助，以及废除《塔夫脱–哈特莱法》。这些项目，再加上尤因的医疗计划，后来成为肯尼迪新边疆政策和约翰逊伟大社会政策的核心。

选举结束以后，杜鲁门在基韦斯特休养了一星期，接着就埋头准备国情咨文。后来，这篇咨文确实改变了历史。然而，在那些于1948年最后几星期里涌现出的创新之举中，被认为和杜鲁门的名字联系最为紧密的一个，并不是在1月5日的国情咨文中提出的，而是出现在两个星期后的总统就职演说上。据克拉克·克利福德后来回忆：“12月末，我们在起草总统就职演说稿时确实很为难，不知道该怎么组织语言。我们的总统在选举中获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压倒性的巨大胜利。所以他和我们都认为，在1月20日他宣誓就职时，应该向全国提出一些宏伟、新奇、具有挑战性的内容。”既然给国会的国情咨文里详细论述了国内问题，那么就职演说就应着眼于国外问题。难点在于杜鲁门对外政策的重大方面已经在希腊、土耳其、柏林和欧洲复兴计划上有所体现。那时克利福德想起了“几星期或几个月以前，国务院递交给我一份备忘录。当时在拉丁美洲已经开始试行一个小型的技术援助计划，而这份备忘录提出了一个我记得前景并不被看好的问题：能不能在远东地区开展这个计划，就像欧洲复兴计划一样”。于是，克利福德向总统提出这个计划，总统考虑片刻以后说： “看来可行。我们就采用它吧。具体的执行细节我们以后再商量。”杜鲁门已决定向来参加就职典礼的群众阐明，在和别国打交道时，美国将始终坚持建立联合国、开展马歇尔计划和成立新的北大西洋联盟。除这三点外，他现在又加上了一点，即对落后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在演说词的最终稿中，这一点是这样说的：

第四，我们必须开展一个大胆的新计划，使我们科学进步与工业发展的成就可以用于改善和发展不发达地区……

所谓的“第四点计划”轰动了世界。1949年3月4日，由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授权，该计划重燃了人们的希望。利用美国的技术改革原始农业技术，由此提高亚洲和非洲人民的生活水平，并可以设立多个类似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机构，治理当地水患。“尽管有人批评总统先打击后问理，”詹姆斯·赖斯顿在华盛顿写道，“但人们普遍赞同他的殖民地开发项目。”《基督科学箴言报》报道：“杜鲁门总统把美国技术资源贡献给世界，梦想改善那些不幸者的生活状况，他的举动激发了英国和西欧地区文人志士的思想大变革。”不难想象，从一开始，国会中就有人反对，迪安·艾奇逊把这些人称为“老顽固”。参议员肯尼思·惠里和乔·马丁抱怨连连，印第安纳州的詹纳认为这都是厄尔·白劳德一手策划的，而塔夫特想弄清楚钱该从何而来。

其实塔夫脱是知道的。钱当然只能来自国会。但许多靠总统入选国会的民主党人却是忘恩负义之辈，共和党和南部的民主党又一次联合起来反对政府。18个手握重权的参议院委员会的主席都来自南方各州，而参议院临时议长、众议院议长和两党党鞭都隶属这个联盟。直到1950年6月5日，国会才通过了“第四点计划”，并同意拨给它杯水车薪的4 500万美元，直到那时，杜鲁门才有权签字执行。但随之而来的还有很多限制性条文，正如卡贝尔·菲利普斯所说的那样，它大大降低了这一计划在“杜鲁门最初提出时所具有的巨大宣传价值”。

大选以后，许多亟待解决的国外问题都压在了杜鲁门身上。马歇尔将军在沃尔特·里德陆军医院摘除了一个肾脏，因而他只能留任至总统宣誓就职。杜鲁门为继任人选绞尽脑汁，他不能选一个他的好朋友、一个无名官员或一个路易斯·约翰逊那样花钱大手大脚的竞选赞助人（他将在3月代替詹姆斯·福莱斯特出任国防部长）。马歇尔的继任者必须是位被各位态度友好的大使钦佩、受到莫斯科尊重并在国会里享有盛誉的人物。

当选三个星期之后，总统派人请来了卸任后从事私人律师的迪安·艾奇逊。据艾奇逊回忆，走过白宫时，他看到这栋大厦只剩下外墙还矗立在那里，而这是为了“照顾民众的感情”。接着他就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走进了布莱尔国宾馆里总统的“小型办公室”。总统请他坐下，然后笑着说：

“你最好还是坐着听我接下来要说的话，”杜鲁门刚开场，接着马上说，“我希望你回来接任国务卿，你愿意吗？”

据艾奇逊回忆，他当时惊讶得“无言以对”。总统建议他回去和妻子商量。艾奇逊夫人无异议，于是她的丈夫便接受了。1月21日，艾奇逊宣誓就职，成为美国第52任国务卿。可能除了西华德以外，艾奇逊是美国最具争议的国务卿了。

就在一批工人修缮白宫的同时，还有很多工人正在围绕着大城市的郊区小镇干得热火朝天。拔地而起的新郊区包括希伦戴尔、加登维尔、诺斯伍德、帕克维尔、诗德伯翰、盖恩斯维尔、德鲁姆卡斯尔、安妮斯利、威尔顿代尔、邓巴顿和塞达克罗夫特。而莱维顿已成为美国的住宅区样板，模仿者数以千计。而在芝加哥市外，一群商人又在破土动工，试验开发另一种名为“森林公园”的住宅区。他们意识到退伍军人的家庭都小有积蓄，且工作稳定，为了满足这些人对住房的迫切需要，他们率先修建出围绕着购物中心的“花园公寓”用于出租。租客的存款增加后，他们又设计出错层式别墅，由租客自己出资修建。结果是公寓里的租客来了又走，走了又来，居民人数一直保持在3万。这些人都要到购物中心的商店里采购日用品，而这些商店也由这些商人所拥有。住在那里的人都知道他们受房东剥削，但大家仍然乐在其中。连那里的建筑工人也很眼红，都迫不及待地想搬入这些新郊区城镇。

巴尔的摩一下子就涌现出不少于16个新郊区住宅区。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洛克·雷文村，家长教师协会主席是一名第10装甲师的退伍军人斯皮罗·阿格纽。从各方面来说，阿格纽都是这种一条龙服务式社区房产业主的典型代表。尽管他当过军官，却是个狂热的平等主义者（“叫我特德吧”），还是海外退伍军人协会和吉瓦尼斯俱乐部的活跃分子。阿格纽持有律师执照，但没有从业。他明显对担任公职非常有兴趣，政治风格则是新式的。当时巴尔的摩市市长小托马斯·亚历山德罗还住在小意大利区的房子里，以彰显他美籍意大利人的身份。阿格纽也出身于市中心的外裔聚居区，却竭力摆脱这种背景：他到美国圣公会教堂做礼拜，最喜爱的音乐家是劳伦斯·卫尔克。他的休闲娱乐都具有中产阶级特色：在电视上观看巴尔的摩小马队的比赛，收听曼陀凡尼的音乐和阅读《读者文摘》喜欢刊载的那种精简版散文。他喜欢一切事情都井井有条，墨守成规几乎到了强迫症的地步。每逢星期六早晨，他和洛克·雷文村的其他男人一起给汽车清洁、上蜡，当时的车型有1948雪佛兰Fleetline、1949别克特别和奥兹莫比尔88款。而每到星期一，他就穿上一套双排扣服装（每排有两粒扣子，后来变成三粒），把呢帽方方正正地戴在头上，8点45分准时到达他在施赖伯食品商店的办公室。9点以后到的人都是这样听说的：阿格纽经理非常推崇行动要准时、做事要及时、干活要勤快。

要是他曾邂逅小威廉·H·怀特，肯定会引起怀特的职业兴趣。怀特比他大一岁，曾任海军陆战队军官，当时是《财富》杂志的特约撰稿人。他把阿格纽这类人称为“组织人”：他们可能会认为工作单调乏味或竞争激烈而无意义，但他们是属于公司的，或者说属于他们的职业赖以存在的任何一个组织。因为在住在这些新郊区的各种人物中，小经理们不过是其中一种类型罢了。此外，还有那些正在内科住院部实习而准备合伙开诊所的年轻医生、牙科实习医生、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在久负盛名的律师事务所工作而仅拿月薪的年轻律师、在参谋学院进修的前程似锦的陆军少校、在大公司的车间里进行研究的物理学家、在药物实验室工作的博士生、普拉特·惠特尼公司的见习工程师，甚至还有最终能混到一个主教职位的教区牧师。大多数人都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是彼此联系的，正如有些人常说的那样，他们“坐在同一条船上”。至于这条船驶向何方，他们却很少发问。不出25年，到了他们崭露头角的时候，他们就会和其他与他们一样的人一起，成为美国的中流砥柱，被《时代周刊》后来称为“指挥的一代”。到那时，他们就会忙得团团转。至于现在，他们还在尽情享受天伦之乐，和同辈们聚会、喝喝小酒，在郊区的活动中心娱乐放松——玩玩凯纳斯特纸牌、打打乒乓球、下下中国象棋等。还有，在他们所拥护的人竞选总统失败的那一年，悄悄地低声议论一下印第安纳大学刚发布的一份报告，也就是后来闻名世界的《金赛性学报告》。

当年，彼得·阿诺画了一幅漫画，画中一个被报告震惊了的女人放下报告（《 人类男性的性行为 》，共有804页，售价6.5美元，1948年卖出27.5万多册），抬头问她的丈夫：“金赛有太太吗？”事实是，他有，而且他们还有三个孩子，都是在他从事这项重要工作之前孕育的。但这并不是说之前他就赋闲在家。其实，他早在新泽西州南奥兰治上学的时候就非常热爱分类学，当时他写了一篇记录鸟类雨中行为的文章，并在一本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从那时起，他就喜欢搜集、记录各种详细资料。在他对印第安纳大学学生的某些课外活动发生兴趣之前，该大学的动物学同事们认为他会因对瘿蜂的大量研究而名垂青史。瘿蜂是一种在中美洲东部发现的无害昆虫，为了搜集标本，他曾跋涉8万多英里，对350万个标本进行测量、分类和保存，以展示它们的个体差异。通过显微镜，他记下了每种瘿蜂的28种不同的测量数据，《下午报》称之为“昆虫学史上的里程碑”。作为一个科学家，他自然是客观中立的，对他来说，这个瘿蜂和那个瘿蜂都是一样的，他不会对它们的行为做出任何评价。后来事实证明，这种态度对他的用处还不止如此，它将使美国为之惊奇。

直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阿尔弗雷德·C·金赛的职业生涯还和他成千上万的同僚近乎一模一样——哈佛大学毕业、读研究生、担任教师多年、荣升终身教授、研究那些瘿蜂等。在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顿校区里，他的形象已为人们熟知：身材高大、结实粗壮、一头浅黄色的头发和一副专心致志的神情。他的学生们都对他的耐心和自制深感钦佩。他有教授们该有的所有爱好：园艺、远足、陶器、古典音乐等。他从未传出任何丑闻，甚至没有和任何麻烦沾过边，人们想背后议论他都找不到理由。总之，他就是那种小心谨慎的教务长想找人开设婚姻问题课程时尤其偏爱的人选。毫无疑问，印第安纳大学教务长从来没有想过他会惹出问题，并引起轩然大波，还使这所大学成为色情作品收藏家的圣地。

金赛分析说，在对婚姻问题产生初步看法之前，他必须阅读大量有关人类配偶之间生理互动的资料。他去了印第安纳大学图书馆，在那里，他大为震惊——无论在印第安纳大学还是其他地方，都找不到任何相关资料。令人惊讶的是，男女对彼此的了解还远不及他们对瘿蜂的了解。人类甚至对自己同一性别的性行为都一无所知，更别提判断自己的行为是否正常。对于一个追求真理的人来说，这种情况是无法容忍的。他决心扭转这一情况，就是这种决心支持着他熬过了耗尽精力的长期研究，在他内心熊熊燃烧直至生命尽头。大概就是描述这段时间，金赛夫人说：“他开始研究性行为以后，我就几乎没有再在晚上见到他。”

他的朋友倒是见过他，不过不是私下里，而是在实验中。作为一名客观的研究人员，工作时他就不把他们当作朋友，而是看作实验样本之一，对他们进行测量并按差异分类。在他们的配合下，他制订了一套长达两个半小时的基本访谈提纲，包括300~500个问题，覆盖性生活的各个方面：自慰、梦遗、性幻想、爱抚、婚前和婚后的性交史、通奸、换位、射精频率、口交、肛交、兽交以及独特的性癖好。交谈后，他的朋友们是否离他而去不得而知，但在布鲁明顿校区和其他地方谣言四起，说他正在其他任何人都不敢接近的雷区掘地三尺。没有哪一方面会被遗漏，他用特殊仪器测量婴儿们之后发现，他们在四五个月大时就会经历性高潮；大龄单身女性吐露，穿制服的男士会让她们达到性高潮；某个青春期的孩子在一天内经历了26次高潮；一位博学老练的律师则在30多年里每星期平均射精30多次。

参与研究的有银行家、流浪汉、罪犯、作家、外交官、诗人、皮条客、编辑、牛仔、教师、出租车司机、文学经纪人、医院护理员以及闲散的贵族。他们的回答都用密码记下，编档保存，然后输入IBm计算机。当有效样本量达到几千个时，金赛请了几位助手。除了大学提供的研究基金外，他还得到了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到动笔撰写有关人类男性性行为的第一卷著作时，金赛和他的三个主要助手已完成40个工年的工作量，汇编了1.2万个个人案例。之后，他们又开始分析、研究女性相关的资料数据。第一卷著作定于1948年1月上市销售。

自此之后，关于交换配偶的文学作品层出不穷，美国人对其已审美疲劳。圣路易斯市的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性学实验室也激不起他们的兴趣——在那里，护士和医生们的妻子以科学的名义自愿和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性交。人们发现，要想恢复到金赛的报告发布以前的那种性无知状态已经不可能了。在那之前，刚进入青春期的十三四岁的少年会和年长些的年轻人低声谈论性，但也不过是互相传播愚昧而天真的信息。成年人只会和其配偶谈论这个问题，但也不过是以讹传讹。金赛访问了数千对声称婚后没有性生活的夫妻，在对那些妇女进行妇科检查后，证明她们所说属实。金赛团队的一个调查人员发现，有1 000个已婚妇女还是处女，而她们却对自己婚后为什么一直没有子女困惑不解。（她们的丈夫也同样无知。）对于情况和他们一样的其他数百万人来说，有关生命的真相就像尚未有人踏足的巴西内陆一样，神秘莫测而难以捉摸。

对受过教育的美国人来说，他们缺乏正确的指导，仅有的研究是哈夫洛克·埃利斯那令人半信半疑的调查，1/3的受访者都说自己是在父母家中被异性仆人诱奸的，这就说明他的调查对象的社会基础并不广泛。而对于其他人来说，则根本没受过任何指导。结婚手册早在1世纪的基督教时代就出现了，即奥维德的作品，但是谬误百出。因为缺乏知识，所以迷信肆虐：男孩们相信手淫是堕落的行为，女孩们则被告知“深吻”或“湿吻”会导致怀孕和性病。但是性冲动比恐惧更加强烈，男孩女孩们时不时地通过爱抚和中断性交的行为防止受精，事后却又羞愧不已。也许最令人难理解的是，社会上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机构都坚信，宣传这种隐秘的恐惧心理是它们的神圣职责。教会和世俗的领导者都认为，只有把孩子吓到呆若木鸡的程度，才有可能指望他们在来到教堂举行婚礼时还是纯洁的。（至于他们怎样在新婚之夜克服那非理性的恐惧就没有提及了，而且这和其余的问题一样，也是难以启齿的。）除了父亲对儿子和母亲对女儿那仓促而毫无实质的交代之外，成人生活在他们心中完全就是噩梦和鬼怪。他们普遍的感受就像由秘密社团的前辈传授的经验那样：他们那时如坠云雾中，而他们的子孙们自然也该如此。

所有这一切都基于一个假设：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男孩会把自己“留给”那些仍然保持“纯洁”（因此，新娘穿着白色婚纱）的有教养的女孩，而婚后，他们都会对彼此忠贞不贰，白头偕老。男性同性恋者通常被认为是妖怪或变态，人们认为他们精神失常、泯灭人性。即使在阅历丰富的人眼中，鸡奸、口交、舔阴以及兽交也只存在于幻想中或不过是在更衣室的笑话。

但是这时，金赛却对美国人透露了有关他们自己的如下事实：

85%的已婚男性有过婚前性行为。

在结婚那天以前，新郎已经平均经历了1 500次性高潮。

50%的已婚男性有过通奸行为。

单身女性和已婚妇女在结婚前“不是处女”的比例达50%。

2/3的单身女性有过某种形式的婚前性行为。

95%男性的性活跃期开始于15岁之前，在十六七岁时达到高峰。

单身男性平均每星期会经历3~4次性高潮。

1/6的女性在青春期前就有过性高潮，还有1/4则会在15岁时经历。

至40岁时，超过1/4（26%或700万）的已婚妇女承认有过至少一次通奸行为（由于人们会隐瞒自己的不忠诚行为，所以金赛认为实际数字会更高），而结婚的时间越长，通奸的可能性就越高。

1/3的男性和1/7的女性在青少年时期有过同性性经历。

10%的男性在16~55岁有至少三年的时间几乎只喜欢同性。

4%（260万）的男性“在青春期开始后只喜欢同性，终其一生都不会改变性向”。

那些在结婚当天已经不是处女的女性婚后通奸的概率比其他女性高一倍。

1/6生活在农场里的男性有过兽交行为。

近70%的男性在35岁之前招过妓女。

在数千名受访者中，2 094名单身女性报告了总计46万次性交行为，其中476名曾怀孕，而令金赛吃惊的是，80%的未婚妈妈都说她们并不后悔。

在全体女性中，3/4的非处女表示不后悔有过性行为，其中毫无悔意的是那些生活最混乱的，而最感到懊悔的则是那些性经历最少的。

当问到为什么还保持着处女之身时，22%的人坦承“是因为缺少机会”。

对于金赛的报告，没有人能保持中立。整袋整袋的邮件被送到布鲁明顿古老的动物学大楼二楼这位教授的办公室里。金赛跻身第一批一夜成名的人物，他的照片之类的东西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而使他害怕的是，有些素未谋面的人找到他，向他吐露他们曾闭口不言的性生活隐秘。对他们来说，这固然是一直秘而不宣的，但对金赛来讲，却不过是重叙千百万人做过的老一套事情而已。20世纪40年代后期，青少年性俱乐部的狂热席卷美国。女孩子要想成为会员，就必须携带男伴在团体面前亮相，并承诺之后每星期至少参加一次性交大会。当这股浪潮抵达印第安纳州时，一个记者请金赛对此发表评论。这位动物学家实事求是地指出（对那些认为性交是神圣行为的人来说，这种态度最使他们恼火），根据他的研究结果，在印第安纳州每星期有45万次通奸行为。金赛说：“正是因为如此，当看到报纸报道三四个青少年有这种经历的时候，我丝毫不觉得惊讶。”1948年12月31日，《纽约时报》报道，有人冒充金赛的调查人员打电话骚扰一些受人尊敬的夫人。在金赛的统计数据发表一年以后，人们开始怀疑，体面正派究竟为何。当《纽约时报》的总机老是接到纽约市女性的电话，要求和真正的调查人员取得联系时，这个问题就更让人难以回答了。

对于金赛的研究项目和人们对它的反应，可以看出一些美国人的特性。“再没有其他人对自己如此好奇，”克莱德·克拉克洪说，“也没有谁如此愿意把自己作为科学分析的对象，或者如此饥渴地阅读那些即使是最被嗤之以鼻和最肤浅的评论……与其他相比，金赛的研究最足以证明美国人认为知识，特别是科学知识，推动个人与社会进步，因此一直对它有一种近乎天真的信仰。”在一代人的时间里，美国人似乎把这些统计数字看作一个挑战——如果获得更多和更高质量的性高潮是最新的潮流，那么美国准备走在潮流前线。1970年，两本最畅销的非虚构类书籍的主题都是“告诉读者如何解读金赛的资料，以使自己尽情纵欲”。事实是，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那些曾认为性冲动太强烈是一种罪过的孩子们反而担心他们的性欲还不够强烈。路易斯·克罗嫩伯格写道：“美国刚摆脱认为性欲可耻的心理，就变得以缺乏性欲为耻。”在尼克松时代，新女权主义的狂热鼓吹者和他们的反对者不断论战，争辩究竟女性投身事业是会使她们男性化，还是使她们得到更多的性满足。双方都认为金赛的统计数字是符合事实的，而更有意义的是，双方都认为性欲的满足对个人甚至对社会都很重要。

这方面的情况也和其他方面一样显示出杜鲁门时代和尼克松时代似乎相距不止一代人的时间。1972年，未婚女性必须在有人陪同的情况下才能出席社交场合的惯例，或者男子在接近年轻女性时轻触帽檐以示礼貌的行为，都被认为不合时宜，就像1948年在社区电影院的银幕上看见迷你超短裙和脏话一样。奇怪的是，诺曼·梅勒出版《裸者与死者》那年，他要表达士兵的脏话时，只能自己制造新动词。1949年，约瑟夫·甘农是决定《纽约时报》广告栏内容的负责人，他一共修改、删节和退回了1 456份广告稿，主要原因是他认为里面包含淫秽信息。甘农在遣词造句方面天赋异能，总能对那些不合适的用词进行删改。一则宣传性感内衣的广告说，这种内衣“不雅，但非常漂亮”，被改成“巴黎风情，但精美绝伦”。一所夜总会的广告主打词是“50位丰乳肥臀的人间尤物”，经过甘农的手，就变成“50位魅力四射的天仙”。那些穿着妇女紧身胸衣而曲线尽显的模特儿被他涂成不男不女的怪模样，使人质疑究竟为什么要买这些胸衣。《纽约时报》还给萨莉·兰德的相片画上了衣服，从锁骨到股骨都裹得严严实实的。

对萨莉来说，在那些日子里可谓穷途末路。她在密尔沃基市跳脱衣舞时，被女警长杰拉尔丁·桑普森拘留的次数数都数不清了。桑普森警长做证，被告在嘉年华的穿插表演中连内裤都没穿，“简直是赤身裸体”。萨莉愤怒地抗议，她身无分文，买不起裤子。由于没有一个保护公民权利的律师为她辩护，她被判有罪而进了牢房。警察剥夺了她的一切，包括女性隐瞒年龄的权利。她表示抗议：“抱歉，我不会说的。”但警察们还是千方百计地从她嘴里套出来了，于是美国的报纸爆料：她已经46岁。只怪她生不逢时。在西海岸，有个比她年轻的爱好出卖色相的女人，在1946年自己的把名字从诺玛·琼·贝克改为玛丽莲·梦露。1948年9月，她出演了自己首个电影角色后，被哥伦比亚电影公司解雇。（制片公司对她的评价包括“不会演戏”、“声音像尖叫”、“完全没有自信”和“甚至不能遮丑”。）但拥有自由身的诺玛·琼·贝克改名为玛丽莲·梦露后，依靠拍摄裸体照片也能勉强维持生计。她最具挑逗性的一幅照片还以鲜艳色彩被印在了安全套前端（当然没登在《纽约时报》上）。但对萨莉来说，这条路走不通了，在这个用钱就能买到性的世界中，她已年老色衰。可是，金赛却看不出萨莉和玛丽莲有什么区别，这是他的典型态度。对他来说，她们不过又是两个输入布鲁明顿那台计算机中的数字而已。

“所有的标准都是胡搞乱来，”马克·沙利文读了金赛的报告后抱怨道，“无论是孩子们管家还是美国总统在全国各地巡回演讲，都颠覆了稳妥可靠的传统生活方式。”他是哈佛大学1900届毕业生，对新政尚难接受，更不用说杜鲁门的“公平施政”了。对他这样的人来说，战后的日子特别不好过——这个时代和过去断然决裂，日新月异，改弦易辙毫不留情。

要倒塌的不只是白宫。波士顿的布林克斯金库久负盛名，是为其他银行借贷的银行，但被戴着万圣节面具的暴徒抢走了100万美元后，声誉大跌。在泽西市的一次选举中，弗兰克·黑格的强大政府机器被一份改革计划搞得支离破碎。新罕布什尔州一名医生被指控对一个饱受痛苦又毫无生机的病人实施了“安乐死”，使得整个医疗行业蒙羞。（他后来被无罪释放。）白人至上主义者开始觉得前景不妙：在杜鲁门的总统就职典礼上，当斯特罗姆·瑟蒙德州长所乘坐的豪华轿车快要经过检阅台时，总统觉得有必要转过身去和别人谈话，以示对他的冷淡；华盛顿的宾馆想在总统就职典礼期间和黑鬼死磕到底，却接到该区住房委员会的通知，毫不客气地要它们取消隔离，否则就要被处罚，结果它们取消了隔离，这可不会被登在《纽约时报》 上；在俄克拉何马州，法院下令州立大学招收一名黑人女学生，接着就有几千例类似的事情；美国外交官拉尔夫·本奇居中斡旋而使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签订停战协议，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当南部的白人乡巴佬听到本奇是个黑人时，他们只能喝瓶黑达科尔酒解解气。

在新英格兰北部的乡村酒馆里，白人农民怨声载道，大谈社会的发展及其重要，或索性说它根本不重要。纽约正在爱德怀德修建世界上最大的飞机场——为谁？加利福尼亚州在帕洛马山即将建成世界最大望远镜——为了看看月亮吗？谁都知道做这种事情毫无前瞻眼光。社会新风尚层出不穷，人们忙着追赶潮流。欧洲的枪炮刚刚冷却，德国人就开始出口首批塌鼻子的大众汽车，在美国的售价为1 280美元。美国女性在阅读页面有洞的《鉴赏》杂志，购买1948年刚上市的汰渍洗衣粉。许多乡村酒店的老主顾都要求将一个名叫伊登·阿贝兹的年轻人赶走，甚至赞成不惜一切代价。阿贝兹是最早的嬉皮士，也可以称之为嬉皮士的前身。他在1948年显露头角：个性腼腆、温和的素食主义者，一头披肩长发，满脸胡子拉碴。他把自己的人生观写在一首名为“自然之子”的歌中。纳特·金·科尔的演唱使它轰动一时：

从前有个男孩，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神情陶醉的男孩……

眼神有点羞怯和悲哀。

但他很聪明……他这样对我说：

“你将知道世间最美妙的事，就是彼此相爱。”

1948年，艾伦·金斯伯格因在哥伦比亚大学宿舍的窗户上涂写反犹太人的下流言词而被大学开除。不可一世的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宣布和全美橄榄球联合会合并，震惊体育界。弗兰克·辛纳屈的咽喉大量出血，时髦女郎们于是转投佩里·科莫和弗兰基·莱恩的怀抱。在 Down Beat（历史最悠久的权威爵士音乐杂志）的评选中，斯坦·肯顿比伍迪·赫尔曼略胜一筹，领衔全美最好的爵士乐队，虽然有些评论家开始怀疑即兴音乐创作是否会像“摇摆世代”那样，似曾相识。玛丽·麦卡锡参观格林尼治村后，狠狠地批评“那些穿着双排扣大衣的中年爵士音乐家在酒酣耳热之余，为那些同样穿着双排扣大衣的中年爵士迷胡乱吹奏”。

回顾20世纪前半叶，布鲁斯·布利文发现“美国的道德风气有所改变，过去过分乐观，而现在濒于绝望”。他指出：“在20世纪的前40年，人们渐渐不再认同教会所守护的那些信仰”。但布利文看错了。上帝也好，其他神也好，都已经走出教堂四处布道去了。1949年，人们确信上帝出现在洛杉矶市一个巨大的帐篷附近。这个帐篷是葛培理搭起的，他三十出头，是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福音传道者，信徒们叫他“比利”。那年，比利吸引了30多万加利福尼亚州人来到他的帐篷“神殿”，并使6 000人改变了信仰，其中包括一个低音歌手、一个牛仔、一个骗子和一个职业运动员。

1946年7月4日，菲律宾成为主权国家。英国也撤出了印度和缅甸。1949年，荷兰人不情愿地承认印度尼西亚独立。殖民主义战前的政治体制正在走向消亡。美国对此持赞成态度——从美国立国的角度来看，它不可能采取其他态度。但是，对于那些因循守旧的老一代美国人，他们还是为又少了一个熟悉的标准而感到不安。布莱尔国宾馆和克里姆林宫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够使人焦虑了，而除此之外的外国事务，要么令人困惑不解，要么使人心烦意乱。关于纳粹罪行的大量报道已经使人提不起兴趣。回到美国国内问题，一群波多黎各的狂热分子密谋在布莱尔国宾馆暗杀总统。然而，哈里·杜鲁门为了全面把握外界情况而东奔西走，这个阴谋没有得逞。后来，人们也放下心来，大家意识到在无可匹敌的美国特勤局的管控下，没有人能杀害总统。

大多数美国人是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些消息的。听说过电视机的人虽然很多，但真正看过的人还是相对较少。但有些流行的广播节目，如《鲍斯少校的业余广播》和《空中市政会议》，已经转为电视节目了——电视当然需要这些节目。电视机的7英寸小屏幕已由12英寸甚至14英寸的屏幕替代，“雪花”次数也少了很多。但电视节目实在没有观看价值。先说说那些摔跤运动员，尤其是“华丽乔治”。在他上台之前，他的仆人会先出场。仆人是个身材矮小的男人，穿燕尾服，端着一个银盘，上面放着一条绣有乔治的姓名首字母缩写的毛巾、一条跪下做祈祷时用的毯子以及各种各样的喷雾式香水，以使他的主人不至于受到对手汗臭的侵扰。比赛开始前，总要故意停顿一会儿，让观众猜测乔治那晚要穿什么衣服。（“女士们先生们，他今晚要穿黄绿色！不对，是鲜红色！”）乔治有88套缎子做的服装，又抵抗不了貂皮底裤的诱惑。于是，汉尼巴尔·孔斯在1949年为《体育》杂志报道乔治上场时的情况说：

他的颈前松松地系着一根橙红色的丝质围巾。他那一头茂密的金黄色卷发，看上去好像在美容院打理了4个小时。他闪亮登场，鼻孔朝天地对着那些干活的仆人们。他慢条斯理地把头上的乔治式发夹（闪闪发亮的镀金小发夹）拿下来，把它们掷给人群。接着他就甩甩头发，像一条高贵的西班牙猎犬。

男子摔跤节目之后就是女子摔跤。如果还有比男摔跤运动员更糟糕的人物的话，那就是她们了。她们个个肥得像体形庞大的母狗，两个乳房像装满一半的麻袋，阴毛从大腿根部垂下，身上总有剃毛时刮破的伤口。她们的恶趣味之一是跨坐在裁判员身上，直到他尖叫讨饶为止，观众很喜欢这种场面。等到电视台的制片主任也感到恶心之后，这些女人就被打发走了，从哪儿来的就回哪儿去。而棒球赛和拳击赛之间的节目则变成了利奥·塞尔泽的轮滑比赛。这种比赛简直难以形容。参加比赛的女孩子身材苗条，个性粗鲁，穿着曲棍球队的制服、防撞头盔和四轮溜冰鞋。她们围成圈子，不停旋转，你撞我，我抓你，骂骂咧咧，负伤挂彩，大声叫喊。哦，还有，她们把裁判按在地上，用她们的钢质溜冰鞋狠狠踢他。观众认为这样很有趣，一家人都围在电视机前百看不厌。其中一个名叫格里·默里的轮滑运动员有很多粉丝，几乎可以媲美“华丽乔治”。可是体育记者们太挑剔了，对两个人都不喜欢。1949年，乔治正处在事业巅峰，年收入高达7万美元，“红发佬”史密斯却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猛烈抨击他，说他“脸孔不如格劳乔·马克斯漂亮，演技不如索尼·塔夫茨高超，摔跤技术不如康尼·麦克娴熟，而普林斯顿的三角俱乐部则有比他强得多的女演员”。看完格里和她那群女伴扭作一团之后，约翰·拉德纳写道：“轮滑是一种体育运动。中古时代末期的波希米亚民众喜欢把人抛出窗外，对他们来说，那也是一种体育运动。”

在大西洋沿岸城市里，电视观众（或是门肯所说的“呆子”）在每千个居民中所占的比例在哥伦比亚特区最低，大概是因为那里正在上演许多别的事情。华盛顿已展现出符合其权力中心的新形象。乔治镇已经修复一新，克利夫兰公园也旧貌换新颜。在马萨诸塞大道或不远处的各国大使馆里，从愚昧无知的欧洲来到这里的厨师们开始树立起自己的名声。在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的亚历山德里亚、阿灵顿、贝塞斯达和切维蔡斯这些郊区，星期五的鸡尾酒派对成了成年人的主要消遣。人们很少见到共和党人，在处理较重大的问题时，都是由坚持自由主义的民主党定调子，如同过去16年的情形一样。

在华盛顿的鸡尾酒派对和宴会上，谈话的主题与美国其他城市并无多大区别，只有一样不同，就是议论政治问题时满口专业术语。住在波林宾馆或栗山宾馆的客人逐渐领略到报销账单的好处。更多人意识到道·琼斯工业指数已突破225的大关，而今年通用汽车公司要缴纳444 377 889美元的税款。在华盛顿的麦科姆街或卡洛拉马广场上，男人们能对国会各个委员会中议案的审议情况了解得更细致，而女人们则更可能狂热地议论年轻的特尔福德·泰勒在纽伦堡法庭干得极其出色的那些工作。但直到20世纪40年代即将结束的时候，受过教育的华盛顿人才开始追捧其他城市富裕阶层所热衷的事物。例如罗素·林内斯在1949年2月的《哈泼斯》杂志上别出心裁地把美国人按照文化修养分为高、中、低三等，这本来是茶余饭后随便说着玩的，后来社会学家却较真地对其进行了研究。一位挪威人类学家坐着木筏在海上漂流了101天，成功横渡太平洋，使那些喝着马提尼酒的男人们惊叹不已，也激起了他们的冒险精神。在萨顿酒店或达拉斯高地公园里可以看到穿着同样裙子的女士，裙子长度都在小腿肚附近，她们可能在那里对黄金单身汉评头论足，千万富翁身兼国会议员的约翰·肯尼迪名列前茅。（杰奎琳·布维尔暂时出国了，她一年前离开瓦萨学院去了巴黎索邦大学学习。）

电影这种娱乐方式依然最具话题性。在它最后那段光辉的岁月里，银幕上展现了一些出类拔萃的影片：约瑟夫·L·曼凯维奇的《彗星美人》（演员有贝蒂·戴维斯、乔治·桑德斯和安妮·巴克斯特）、乔治·库克[1]的《绛帐海堂春》（演员有朱迪·霍利德和布罗德里克·克劳福德）、卡罗尔·里德的《黑狱亡魂》（演员有奥森·韦尔斯、约瑟夫·科顿和特雷弗·霍华德）、《晴空血战史》（格里高利·派克主演）、《日落大道》（葛洛丽亚·斯旺森主演）、《岳父大人》（斯宾塞·屈塞和伊丽莎白·泰勒主演）、米高梅电影公司投资320万美元的音乐片《飞燕金枪》（贝蒂·赫顿主演）以及罗伯托·罗西里尼的《火山边缘之恋》（由于他和该片的女主角英格丽·褒曼有个私生子，而且两人毫无悔意，于是该片遭到天主教团体的抵制）。

来看看之后那些事件的全景。20世纪40年代的最后那几个月里，《南太平洋》登上大屏幕，然后连续4年未下线，共放映了1 694场。埃塞尔·默尔曼在纽黑文市开始学着演唱《风流贵妇》。T·S·艾略特的《鸡尾酒会》、卡森·麦卡勒斯的《婚礼的成员》和威廉·英奇的《回来吧，小希巴》票房喜人。吉安·卡洛·梅诺蒂的《领事》是当年最优秀的音乐剧。文学评论家们都对欧内斯特·海明威的《过河入林》摇头否定，有人甚至用谐音打趣说，它是“过肋入膝”[2]。而海明威本人很快成为说话恶毒的《纽约客》作家莉莲·罗斯笔下的受害者。在伦敦，乔治·奥威尔已病入膏肓。前一年，他的《1984》终于使他一举成名。现在，崇拜他的人正陆续找出他的早期作品：《巴黎伦敦落魄记》、《缅甸岁月》和《上来透口气》。奥威尔这位20世纪40年代名噪一时的人物，就要在20世纪50年代的第一个月里咽下最后一口气了。

当时有两部正在排练中的戏剧后来都大受欢迎，令人记忆深刻。有意思的是，它们都是关于女巫的，一部是克里斯托弗·弗赖伊的《不该烧死她》，另一部是约翰·范·德鲁滕的《夺情记》，因为美国就要展开史上最大规模的猎杀女巫行动了。这样具有讽刺意味的事绝不限出现于百老汇。1949年，叮砰巷制作了一首名为“我想乘上一艘慢船到中国去”的歌曲，曲调朗朗上口，极具传播性。它刚取代胡迪·莱德贝特的《晚安，艾琳》，成为广播电台最新流行歌曲，亚洲的局势就发生了变化。美国人发现，由于亚洲大陆发生了一些事，他们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能到中国去了。不客气地讲，美国遭遇了两个世纪以来最大的外交失败。和首都的其他人一样，华盛顿的女主人们也早就知道，灾难即将来临。虽然她们根本没有想到会出现后来追究责任时火花四溅的互相指责，但是，在杜鲁门第二届任期的头一年里，华盛顿的重要社交宴会的气氛就已经很明显将一点就着了。要发生什么大事，空气里都是躁动不安的情绪，想躲也无处藏身。不久，重重疑虑就要笼罩全城。

1949年4月4日，在迪安·艾奇逊的欣然主持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各成员国在美国国务院新建成的礼堂里签字结盟。当天，一位名叫朱德的共产党将军，把毛泽东麾下久经沙场的百万大军集结于长江北岸，对岸是少数几个南方省份仍忠于蒋介石的国民党，而长江是他们之间最后的天然屏障。4月24日，朱德手下身经百战的士兵们强渡长江，只遇到象征性的抵抗——蒋介石已把他最信任的30万部队撤走，在上海周围组成了最后防线。5月的第一周，朱德还在向上海发起猛攻，蒋介石已经渡过海峡逃到台湾地区，带走了尽可能多的国民党人。至此，可以说中国政权已经不属于他了。剩下的一切只是形式：6月26日，国民党炮艇开始封锁中国大陆的诸多港口；9月21日[3]，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同一天，联邦德国也宣布成为主权国家）；12月8日，蒋介石宣告在中国台湾组成新政府。富兰克林·罗斯福指望蒋介石建立一个没有共产主义的东方大国的想法随之化为泡影。

美国反应迟钝。自从1931年9月以来，中国一直在打仗。战胜日本后，美国的报纸经常登载中国的局势，说共产党步步紧逼，而国民党蒋介石则节节败退。但是中国幅员辽阔，美国对中国的地理状况比较陌生，当地的军队又因为尚未机械化而行动缓慢，所以美国人对这样遥远的战争并不感兴趣。当然，他们都认识蒋介石，报纸也不时登载毛泽东的照片——相貌端正，眉头紧锁，总是不停地抽烟。但对于普通读者来说，那边的战事错综复杂又远在天边。他们认为，如果有重要情况出现，政府便会通知他们。

政府确实发出通知了。国民党溃败后，艾奇逊决定对美国人民说出全部事实。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布了一份厚达1 054页的白皮书，承认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宣布停止对国民党的援助，并一一说明造成这一结果的一系列事情的经过。史迪威、赫尔利和马歇尔这三位美国将军都曾劝说蒋介石削弱国民党军阀的权力，肃清国民党军队内部的贪污腐败和失败主义，但都徒劳无功。自战胜日本以来，美国提供给蒋介石的援助已超过20亿美元。事实上，这都是在浪费弹药——运送给国民党的美军武器有75%最后都被毛泽东缴获。在白皮书的导言中，艾奇逊开门见山地说，蒋介石政权竞争力弱、贪污腐败，并且不顾人民疾苦。他还说：

中国内战的结局并不如人意，但这不是美国政府所能控制的。这是一件不幸的事，但也是不可避免的。美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已做的和可做的一切都无法改变这个结局……这是中国内部各种力量对抗后的结果，美国曾设法对其施加影响，但毫无成效。

对见多识广的华盛顿人来说，这些话是不言自明的，甚至是多余的。但是，美国大部分民众却困惑不解——所有这些有关国民党腐败无能的说法颠覆了他们以往对其的印象。他们所知道的中国人，是像赛珍珠笔下那些在人间天堂过着美好生活的农民，一直是忠诚可靠、热情好客的，而更重要的是，他们是亲美的。整个世界大战期间，同盟国的四大巨头就是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和蒋介石。艾奇逊意图遏制共产党的战略似乎完全破产了。他在自己撰写的白皮书中承认，中国新政权也许会“有助于实现苏联的目标”。美国外交官在欧洲取得的所有成就，诸如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似乎一瞬间就被这场发生在亚洲的灾难一笔勾销了。

事情还没完。8月底，当社论作者们还在消化白皮书的内容，最后一批勇气可嘉的国民党人坐着舢板从大陆港口出发去台湾时，一架B–29轰炸机从亚洲执行飞行任务归来，所拍摄的照片让人惶恐不安。B–29轰炸机的任务本来是搜集气压路线，它所拍摄的照片应该只能引起低级技术人员的兴趣。可是，照片冲洗出来以后，却显示出清晰的放射性物质的迹象。解释只可能有一种，苏联某地发生过原子弹爆炸。这个发现掀起了轩然大波。美国人一直对自己说，即使苏联能制造出核武器，至少也要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了。杜鲁门总统得知这一消息后，一再摇头表示不愿意相信，他问道：“你们肯定吗？你们肯定吗？”得到证实后，他沉重地说：“这意味着我们没有时间了。”

三个星期后，杜鲁门才向美国人民公布这个消息。9月23日，他授权发布了一份简短的声明：“我们有确凿证据表明在苏联发生了一次原子弹爆炸。”在白宫参加新闻发布会的记者们一接到声明就直奔电话而去（发稿）。他们走后，由于预计公众的反应将会很强烈，所以总统躲了起来，他的内阁成员也都销声匿迹。只有一个人除外，那就是约翰逊，他因此颇为引人注目。艾奇逊本已开始怀疑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患上了精神病，而约翰逊在星期五那天的所作所为似乎为此提供了证据。他接受了媒体采访，与他们谈论部队的部署情况，并轻描淡写地提到苏联的原子弹：“现在，让我们冷静下来，不要把事情夸大。”大多数有责任心的编辑因担心社会上可能会出现歇斯底里的情绪，已经在设法降低这个声明的爆炸性程度。但这个打击太大了，没有任何办法降低其影响。在芝加哥，物理学家哈罗德·C·尤里告诉记者，他觉得这真是“晴天霹雳”。他说：“只有一种情况比一个国家拥有原子弹更加糟糕，那就是两个国家同时拥有原子弹。”

现在，美国政府要为前一年竞选总统的行为付出代价。那时候，共和党提名的正人君子被另外一名“强棒”击败。11月2日，共和党人研究着城里小报上的消息，都是杜鲁门所经过的小镇上的，直到这时，他们才真正了解杜鲁门这个人是多么的阴险狡诈。现在他们要尽可能地谴责当局，而这个亚洲危机以及美国失去核垄断的地位都是应该谴责的核心问题。有人从参议院共和党那边听说，是美国“失掉了”中国——蒋介石的失败应归咎于华盛顿，因为有叛徒与共产党密谋，帮助毛泽东上台。这纯粹是个“红色阴谋”，当罗斯福前往雅尔塔时，密谋就开始了。

对于反共的中坚分子来说，阴谋愈演愈烈。政府内部的共产主义者在战前便已存在，他们还有一大批忠实的支持者。盖洛普的民意测验显示，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自成立伊始就深得民心，但其对于共产主义一事，始终没有统一的看法。对于某些人而言，美国的共产主义者就是苏联的间谍；另一些人则把他们看作交党费的美国共产党员；而对于富兰克林·罗斯福和他在政治上的死敌来说，共产主义只是全力拥护社会改革的一种模糊概念而已。

没有人会质疑第一种解释。苏联间谍确实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威胁。在这方面，美国人是团结一致的，任何模糊的释义只会激励他们更加团结。而对于极端保守主义来讲，对共产主义的模糊解释则成为他们赖以生存的条件[4]。对他们而言，任何想要改变他们年轻时代所熟知的世界的尝试都是可疑的。如果他们能将一位新政支持者打上“红色”标签，那么就能全部否定中间偏“左”的事物。

战争结束前的那几个月里，美国兴起了关于忠诚问题的讨论。如同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处理的其他事件一样，知名学术杂志《美亚》 事件，也被搞得一团混乱。1945年年初，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一位研究分析员在翻看1月26日那期《美亚》杂志时，发现其中一篇文章的部分内容竟然有战略情报局的保密情报，其中一部分还逐字引用了原文。其实这并没有多大影响。和许多政府机构一样，战略情报局通常会给所有文件盖上“保密”印章，而《美亚》杂志所公布的内容是美国国务院之前交给驻中国的美方记者的一份无关紧要的文件，也盖着“保密”印章。战略情报局行事粗暴的官员随即突击搜查了《美亚》 杂志的办公室，又发现了其他“保密”材料，都是些有关部分省份的水稻产量、地下水位或者牲畜数量的报告。战略情报局提出诉讼，但陪审团拒绝控诉任何人，因此司法部门并没有立案。但这些人依然不肯罢休。他们指控《美亚》杂志叛国，这组分类数据又与中国有关，此后，事情便一发不可收拾。

“什么也不做”的第80届国会的作风已经严重影响到民主党，其影响远超外界想象。共和党掌管国会山后，策划了不下35起忠诚度调查案件。《美亚》杂志事件被吵得沸沸扬扬，杜鲁门便于1946年任命了一个调查重大忠诚案件的委员会，专门调查美国国内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1947年3月21日，经该委员会建议，杜鲁门颁布了9835号行政命令，并制订“联邦雇员忠诚计划”。但喧嚣仍然不止。于是，国务院极不情愿地批准国会调查员行动，负责检查人事档案。调查队由名叫罗伯特·E·李的共和党人、反共分子带领。李带走了国务院108名雇员的档案。这些档案全部未经审查，其中包括没有证据的指控、待确认的报告、恶意谣言以及后来被证实是错误的数据。某些来源甚至还未注明，其他材料也只代表了李的团队的偏见。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被列为共产党的前方阵营，一位劳工领袖受到一位制造商的指控（因为他曾经带领这位制造商的工厂工人罢工），被打为共产党员。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另一队国会议员组成的队伍要求更新李的名单。国务院回答道，最初调查的108名雇员中，现在仅有57人在职。这样一来，那些所谓的名单及其相关文件又被束之高阁。但57这个数字，之后还会再次出现。

1948年年初，另一名众议院议员要求查看国家标准局局长爱德华·康登博士的档案。杜鲁门知道康登成为政治诽谤运动的受害者后，便宣称自己受够了共和党的审前盘问。3月13日，他命令所有政府官员将人事档案收归密存，拒绝国会的一切请求或传讯。抽取的档案中，抽取段落完全脱离语境，歪曲上下文的意思，让政府无从辩白——这使总统的处境非常尴尬，而他的指令又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既然没有官方的材料加以否定，反共分子便更加肆无忌惮，做事也越来越不顾忌后果。比如，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众议员尼克松断然指责民主党，称民主党应该为“美国境内共产党日益猖狂的阴谋”负责。民主党领袖极力否认，但其内部的一些后座议员已经与反对派一唱一和。2月21日，马萨诸塞州众议员约翰·肯尼迪称，在雅尔塔会议上，“病怏怏的”杜鲁门听从马歇尔将军和其他参谋长的建议，将千岛群岛和其他战略要地“拱手让给”苏联；美国政府还曾迫使蒋介石与毛泽东联合，而杜鲁门对蒋介石夫人的态度即使不算“轻蔑”，也“很冷淡”；美国国务院听信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欧文·拉蒂摩尔这种政治顾问的意见，白白浪费了美国的军用物资。肯尼迪因此得出结论：“这就是关于中国的悲伤故事。”

其实，肯尼迪曾与反共分子合作，但这事很快就为人们所忘记，或许是因为他后来出任了总统吧。而另一些人在中国问题的争论上，表现得更加激进。早在1947年10月，身为坚决反共分子，前驻法大使威廉·布列特在《生活》杂志上刊登了一篇文章《中国报道》，指责华盛顿的官僚撤走美军，让蒋介石陷于危难。卢斯报社对此问题的讨论尤其激烈。亨利·卢斯出生于中国山东，父亲是一名传教士，他是所谓“中国游说团”的核心人物，这个游说团的成员甚至不惜背叛美国，誓死效忠国民党。1948年9月6日，《生活》杂志宣称雅尔塔会议是绥靖政策的“高潮”。之后，那些用来掩饰的花言巧语迅速消失了。共和党开始将其在国会中的对手视为“叛国党”，雷伯恩认为这是尼克松对他的诋毁，从此怀恨在心，再也没有原谅过他。南达科他州众议员蒙特请求总统“清查”联邦雇员，揪出那些“有亲苏化倾向而导致我们的外交政策混乱的人”；伊利诺伊州众议员哈罗德·维尔德宣布苏联的间谍如同舞毒蛾，“遍布美国各地”；宾夕法尼亚州众议员罗伯特·里奇指责迪安·艾奇逊为斯大林办事。印第安纳州众议员詹纳认为，每一个为蒋介石献策却未能阻止中国红色潮流的美国人都有罪。詹纳称马歇尔将军是“叛国者的代表”，是“活脱脱的谎话精”，他联合“叛国贼和绥靖主义者，在杜鲁门和艾奇逊的持续影响下，一步步出卖美国”。

事情愈演愈烈。国会山的民主党人认为反对派在1949年12月已经探底，因为那时国会两院的共和党人做出决议，认为国务卿失去了美国人对他的信心，并且不可能重获信任，所以坚持要总统将他免职。最终，这份决定到了哈里·杜鲁门的桌子上，他立即将其撕成两半。但这还不算到底，甚至连底儿都没有见呢。

自由党派把共和党反共分子看作舞台上的反派。当然，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不仅将这个角色表演得活灵活现，居然还扬扬得意起来。某个下午，好奇的观众也许会溜进参议院的来访者旁听席，聆听政府被抨击为“乳臭未干的伪自由派”，他们总是“可怜兮兮地尖叫”着“共产主义者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就是他们“出卖了中国使其沦为无神论的奴隶”。最合适的词还得留给“国务院那些按莫斯科政治路线行事的跟屁虫”，他们四处喷撒克里姆林宫的恶毒诽谤，“红色迪安”则一边谄媚地向莫斯科的领导卑躬屈膝，一边无耻地呜咽哭泣。很多时候，记者都在质疑苏联政治局里的反美言论可能还不如美国国会里所说的这些不堪入耳。

偶尔国会山里也会传来理性的声音，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国会联合委员会考虑提名戴维·利连撒尔这位杰出的公务员出任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反共分子、田纳西州参议员肯尼斯·麦凯勒硬要说利连撒尔曾将共产党员藏匿于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麦凯勒质问利连撒尔其头脑里是否有张苏联革命的蓝图，以下是证人的部分回答：

参议员，我脑袋里确实有那份蓝图……民主制度的其中一条原则……是极力反对任何人偷走别人最珍贵的东西，包括他的良好声誉，无论是影射还是间接讽刺都不行。尤其不能以民主的名义给他冠上莫须有的罪名。我深信，这样的行为会导致国家的分裂，如果发展下去，甚至会摧毁整个国家。我深信不疑。

这种情况当然很少发生，它除了能鼓舞那些善良的人以外，毫无作用。美国的利连撒尔们估计错误，内部颠覆的恐慌并不能通过证据和理性得以解决。首先，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危机，反共恐慌也是病态的。在那段狂热结束之前，一切都只能顺其自然。但同时，如果它落入别有用心的人的手里，就会变成一股可怕的力量。参议员塔夫脱明白这一点，他清楚地知道他和他的共和党在干什么，也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干。反共分子的一次口头攻击（“克里姆林宫有史以来最有利的一个条件就是，在美国国务院内隐藏着一个亲共集团，他们一有机会就促进中国共产主义事业。”）正中塔夫脱下怀，他告诉记者：“要肃清国务院内部的共产党，唯一的方法就是更换国家领导人。”换句话说，他其实是在为1952年的总统选举热身。那时美国人民将选举新一届总统，而罗伯特·塔夫脱则很有希望当选。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领袖汤姆·科尔曼是塔夫脱的支持者，他说得更直白：“成败在此一举，我们会赢得选举吗？”

但民主党人也希望获胜。哈里·杜鲁门很清楚，现在不但质疑声四起，而且还有更多问题等着他。共和党很会蛊惑人心，但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确也从莫斯科派出了间谍，美国的最高领导人有责任维护国内安全。1945年9月的一天晚上，杜鲁门首次怀疑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间谍遍布北美地区。当时，苏联驻渥太华大使馆武官部的一名苏联编码员伊戈尔·古琴科抱起一摞罪案文件，踉踉跄跄地在夜里出逃并要求政治避难。加拿大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调查古琴科的文件，他们发现了一个分布很广的地下组织，英国和加拿大都有公民牵涉其中，最后，两位从事“最高机密”工作的英国物理学家也被卷进来，他们分别是艾伦·纳恩·梅博士和克劳斯·福克斯博士。这个组织的成员都是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参与的是华盛顿与其加拿大盟友共享的原子能计划以及其他国防机密，大多都能成功。

起初，总统并不明白渥太华间谍组织如此事关重大。到了2月，杜鲁门收到了埃德加·胡佛提交的一份供词，这是纽约意大利情报图书馆前雇员伊丽莎白·本特利和惠特克·钱伯斯的供词。这个案件的破获很难说是联邦调查局的功劳。7年前，钱伯斯打算在美国政府找一个人，重视他所反映的情况；而本特利小姐本想向联邦调查局纽黑文市分局自首，却没人理会她，直到联邦调查员在路旁监视她，发现一名苏联间谍塞给她2 000美元时，他们才真的相信她的话。她和钱伯斯彼此并不相识，却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陈述都非常惊人，以至于让人怀疑他们是否神经错乱。本特利小姐是瓦萨学院的毕业生，已经人到中年，她说5年来自己一直是苏联间谍，负责在华盛顿搜集高度机密文件，然后转送到纽约的苏联联络人手中。在她指控犯有叛国罪的政府前雇员的30余人中，有劳克林·柯里，他曾在1939~1945年任罗斯福总统行政助理，并两次率领代表团前往中国，现为派克大道上某进出口公司的负责人；另一名是财政部前副部长哈里·德克斯特·怀特，现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理事；以及商务部的后起之秀，达特茅斯学院毕业的英俊小生威廉·雷明顿。钱伯斯又指认罗斯福政府的9名官员为共产党员，其中最著名的是阿尔杰·希斯，当时他即将离开国务院，出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

杜鲁门听完后，也和其他人一样，怀疑其真实性，但加拿大事件的确使他有所动摇。在那年秋季的中期选举中，大老党（美国共和党的别称）的几名国会议员候选人旧事重提，搬出《美亚》杂志事件的后果，再次质疑杜鲁门政府。作为回应，12月4日，美国司法部长汤姆·克拉克公布了一份包含90个组织的名单，宣布司法部认为这些组织都疑似共产党前方阵营。那一年，名单上的数目不断增加，截至1948年5月27日，又增加了32个组织。如反法西斯难民委员会，虽然其当初的目的只限于为美国的盟友苏联提供食物和药品，但曾经任职于该机构的每个人都成为被怀疑的对象。那些曾经按苏联政治路线办事的政府公务员也被解雇，用当时的话来讲，他们是“严重威胁国家安全”的嫌疑分子。

当时，杜鲁门政府也为反共运动提供了最大支持：动用1940年颁布的《史密斯法》，审判了美国共产党的11位领导人。但这些恐怖的真实情况甚至不足以让媒体做出反应，因为在当时看来，这些都再普通不过，就像1932年的普遍性失业。除此之外，9835号行政命令还鼓励美国人窥探自己的同事、朋友、邻居甚至是亲属的私事。而忠诚调查也是一种极端恶劣的政治打压手段。1947年5月22日，联邦调查局开始着手对200万名联邦雇员进行“逐个核查”，从邮递员到内阁成员一个也不放过，以追踪“不忠诚分子与破坏分子”。另外，联邦调查局还负起调查每年申请进入政府部门工作的50万人的责任。任何具有“不良信息”记录的人都会被全面调查，包括他的过去（有时甚至回溯至童年时期），联邦探员会询问认识或者被以为认识当事人的所有相关人员，问询内容包括当事人的生活习惯、社交生活以及政治信仰等。所搜集到的数据交由地区忠诚审查委员会审议，要么撤销控诉，要么举行听证会，做出裁定。而国家忠诚审查委员会仍可做出完全相反的决定，它的裁决才是最终定论。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一个善良又尽职的邮递员会面临解雇呢？犯有叛国罪、参与间谍活动、鼓动暴力推翻政府（《哈奇法案》已明令禁止）、揭露官员隐私，或被司法部长定义为属于破坏分子组织的人都会收到解雇信。至于他是否参与了以上任意一项，并不需要确凿的证据，只要“有充分理由相信”就行。只有当用人单位认为“不会影响安全”，在解雇信中才会“明确、完整”地写明原因。否则，被告可能连何时、何地犯了罪都不知。如果当事人仍有传统的权利与原告当面对质，本来也可能知道真相，但如今这样的权利也没有了。因为根据联邦调查局的政策，公布检举人的身份可能会阻碍将来的调查，危害国家安全。司法部长宣布的联邦调查局名单上的机构是进行调查后得出的结论，不容置疑。被判有罪的这些机构不许辩驳，而隶属于其中任何一个机构的公务员，或者认识这些机构工作人员的人，都会被解雇。也就是说就算与人交往，也会受株连获罪。

有幸知道自己为何被解雇的受害者们会收到这样一份通知，开头写着“证据显示……”紧接着罗列罪状（以下是从当时的指控文件援引的内容）：

证据显示，1943年以来，你一直与某某有往来。他曾对共产党的宗旨和政策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和同情。

作为费城民众集会的赞助商之一，你的名字出现在1946年4月4日的《约克公报》上……该集会由国家争取和平委员会赞助。经司法部长认定，该委员会为共产党组织。

你在马萨诸塞州威廉姆斯镇的威廉姆斯学院受雇期间曾发表言论，认为相比共产党的影响，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听证会对公民自由造成的威胁更大，因为它妨碍了言论自由。

你的名字被署在一封国家宪法自由同盟的公开信内，时间是1941年12月28日，其内容是要求迅速将武器运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经司法部长认定，国家宪法自由同盟是共产党组织。

文件中会包括一封正式的解雇通知：“上述信息表明，你是共产党的一员，或与之具有特殊关联，或是对其表示同情。”这位不幸的雇员收到法院（《韦氏词典》称之为星法院[5]）的解雇信，仅仅是“基于谣言”。而公开的全面调查足以让一个人抬不起头，让家人蒙羞。从对他进行忠诚调查起，他就成了疑犯，在证明他清白之前，所有人都会觉得他有罪。他的邻居会突然在街上被安全局的官员拦住问询，不能接受他妻子的宴请，甚至不能让自己的孩子与他的孩子玩耍。而被怀疑者的儿子不能加入童子军，他本人也不能拜访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朋友，以免给他们带来麻烦。最后，他只能靠自己的积蓄生活（如果他还有积蓄的话），和家人相依为命。

1949年6月，现在任职最高法院的前司法部长克拉克评论说，联邦政府的风纪从未像现在这样好，“感谢忠诚法令”。很难想象他为何会有这样的想法。美国的每一位律师都知道，这次调查让正当的法定诉讼程序形同虚设。汤姆·佩因还曾骄傲地吹嘘新大陆已成为“欧洲各地受到迫害的热爱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的人的避风港”，这还真是对他的嘲弄。当时在华盛顿风靡一时的书是伯特·安德鲁斯的《华盛顿政治迫害》，由《纽约先驱论坛报》华盛顿分社的一位德高望重的主编负责编辑，回顾了忠诚调查中那些臭名昭著的不公正案件。约翰·罗德·奥布赖恩在1948年4月出版的《哈佛法律评论》中指出：“有罪定论所造成的影响相当于刑事犯罪的后果：失业、持续的耻辱、谋生能力的不断削弱等。”忠诚调查已经花费了1 200万美元，其中有个最有趣的案子等着上诉，其罪名是因为在“一战”期间抛弃了自己的队伍而被解雇，而当时他才9岁。

那些相信国家忠诚审查委员会会公正处事的人，只是想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根据杜鲁门的回忆录，他认为委员会主席赛斯·理查森是“共和党内杰出的保守主义者”，与司法部有密切接触。毫无疑问，理查森的上任只是一种政治手腕，因为他是哈丁和柯立芝的门生，但说到公正处事，并不尽人意。这位主席年近70岁，在华盛顿担任美国医学会和普尔曼集团的法律顾问。他是美国退伍军人协会成员，同时也是麋鹿会、大都会、火树俱乐部和切维·切斯俱乐部的会员，他正是那种消极定义“忠诚”的国教教徒，如同一位非美人士，总是把正统与爱国主义混为一谈。

有时候，个别事情可以说明整个时代。多萝西·贝利的上诉案就足以证明。贝利小姐毕业于布尔茅尔学院和明尼苏达大学，1948年春天她41岁。她在美国就业服务中心工作长达14年，一直是模范员工。她唯一一次公共活动是加入美国公务员联合会，而这个组织并未被纳入司法部长的指控名单。贝利小姐是当地美国食品加工工人联合会的主席，因此遭人妒忌，但她并不清楚自己究竟得罪了什么人。她被押往哥伦比亚地区忠诚审查委员会，但控方找不出合理证据，也没有证人。贝利小姐矢口否认有罪，并请出几位品德信誉较好的见证人，但还是被解雇了。

贝利小姐在赛斯·理查森的国家忠诚审查委员会出庭时，她的律师保罗·波特便暗示她可能会成为长期积怨的牺牲品。委员会主席回答道：“联邦调查局提供了五六份真实可靠的报告。”虽然波特向理查森施压，但理查森仍拒绝说出检举人的身份。他还补充，就算他想这么做也不可能，因为“我压根不知道他们是谁，从事过什么活动”。理查森的委员会某委员提到了档案里的一项指控，对话如下：

委员会委员：另一个人说，他第一次注意你是在1936年前后，那时你是哥伦比亚特区一个共产党“秘密组织”的成员。

贝利小姐：首先，我以前不知道、现在也不知道有这样一个“秘密组织”。我根本没听过这个词。我可以发誓，我从未加入什么共产党。

委员会委员：还有一位也指控你是共产党员，他知道你与已知的共产党员来往了七八年之久。这是我们找到的部分证据。

波特：那是片面之词，我认为不能用作证据。

理查森主席：这就是证据。

波特：虽然我们知道我们的要求会被驳回，但我们仍要求让被告或她的辩护律师知道这些恶意中伤来自哪里。

理查森主席：当然，这无济于事。如果这些证据是真实的，就不是谣言或是中伤了。我们很难公开这份证据。

波特：是在发誓后采证的吗？

理查森主席：那倒没有。

委员会委员：证人是位值得尊敬的人物，他为哥伦比亚特区的共产党活动调查提供了很多信息。

贝利小姐：我很担心，如果我在这里认罪，会不会就让这位证人真的成了可靠证人。但这绝不可能，因为这些指控根本不成立，这里所说的一切都不能增加这些指控的可靠性。

贝利小姐的上诉被驳回了。被告指出委员会流程是对宪法保障的公然蔑视，而理查森却以“政府服务是一种特殊情况，不涉及权利”这样毫无意义的陈词滥调推卸责任。然后，他看看日程表，开始钻研另一批未处理的控诉，与同事商议。这就是反共分子主持下的司法。

在官僚政治的漫长历史上很少出现这样浪费时间和纸张的现象。即使是在理查森私设的法庭上，像贝利小姐的案子这样，所有证据都对被告不利而被判罪也极为少见。实施忠诚调查的5年里，联邦调查局共调查了300万名美国人，并进行了1万起全面调查。初步控告案有9 077起，其中有2 961起案件在地区忠诚审查委员会审理，且有378人被解雇。一位国会委员要求理查森总结调查结果时，他说： “还未发现哪个案件或是证据直接指明当事人是间谍。在联邦调查局找到的证据中，还未说明任何一个案件涉及间谍。”

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写过：“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如今《共产党宣言》问世100周年，同样的幽灵降临美国——这当然是无稽之谈。理查森曾向国会议员吹嘘：没有发现间谍，肯定是搜查人员把他们吓跑了。这种颠倒是非的逻辑不仅让联邦雇员遭殃。伊雷娜·约里奥–居里来纽约参加科学研讨会时，就被拘禁在埃利斯岛上一夜，因为几个匿名电话说她可能是敌人派来的奸细。帕内尔·托马斯[6]在《自由》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原子弹工厂里的红色分子》，暗指所有科学家都将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而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政府都无法聘请到年轻的核物理学家。订阅《苏联医学评论》（由美苏医学学会出版的专业杂志）的医生们，只好要求该杂志用白纸包起来邮寄。

那些积极配合防卫工作的企业日子也不好过。有一家公司花了300万美元重新添置保险箱、保险柜，用来存放政府交托的机密文件；各大学既要对国家忠诚，又要保障学术自由，不免左右为难。一个接一个的立法机构要求教师们宣誓效忠，仅仅在加利福尼大学，就有1.1万人；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解雇了175名拒绝宣誓的教授。各地教师的忠诚宣誓由学校董事会主席、家长教师协会会长以及警察局局长监督执行。在很多地区，退伍军人协会或是海外退伍军人协会还负责查看教学课本中是否有煽动性内容。

除了教育行业外，受打击最大的恐怕要数娱乐行业了。纽约的三名前联邦调查局探员，在美国无线电艺术家协会反共分子的怂恿下，出版了《反击》一书，其中列出151名演员、导演和作家的名字，都是曾出现在国会各个委员会档案中的人物。《反击》在各家广播公司的高级管理层中被广为阅读，外界督促他们解雇榜上有名的人，并在雇用新人前认真对其调查。接着这三人又出版了《红色渠道》，该书罗列了更多的有可疑亲友或关系的播音员和演员。《反击》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是“共产党员最认可的广播公司”，震撼了整个娱乐业，副总经理们只好将《红色渠道》保存在书桌底部的抽屉里。在美国广告业中心麦迪逊大道以及整个好莱坞，这本书都被称为“黑名单”。

10多年中，“黑名单”成了娱乐业的代名词。这一次要挟正中要害，吓坏了靠公众舆论为生的娱乐业管理层。时间已经冲淡了这个时代的一些触目惊心之事，但不能原谅那些公司经理，如果他们不软弱屈服，不至于让自己陷于遭受威逼的境地，也不至于如此不堪。通常情况下，他们知道一位明星是因遭到竞争对手妒忌才被列入黑名单的。而对于低等级的人，经理们会立即解雇一些布景工人或化妆人员，理由是这些人“不忠诚”或是“危害安全”。但如果有一位高管能真正挺直脊梁，那些所谓的反击者也不会得逞。

琼·缪尔的经历就是典型例子。前一天她还主演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最受欢迎的情景喜剧《奥尔德里奇的家》，第二天她的名字就上了《红色渠道》，当天下午，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终止了她的合同，把她赶了出去。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对媒体的解释让原本就堕落的时代更加陷落，其他公司也开始效仿它的做法。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发言人圆滑地说，缪尔当然不是共产党员，她一直都忠于自己的国家。但可惜她成了有争议的人物，而争议会让赞助商感到惊慌，也会激起民愤，从而影响公司。简言之，解雇她的原因是有人在背后中伤她。从那时起，“有争议的”几乎便成了“不忠诚”的代名词，同样能让一个人的前途尽毁。渐渐地，大多数人开始质疑那份“黑名单”。但如果有人打抱不平，周围总会有人摇摇头，令人恼火地说：“无风不起浪。”

的确如此，没有风哪来的浪呢？并不是说多萝西·贝利和琼·缪尔有什么罪过。她们是无知和恐惧的殉葬品，正如1692年塞勒姆村的“女巫”一样。但令人寒心的是，真正的间谍早已把真正的秘密带走。斯大林一造出原子弹，很少人认为世界还有和平的机会，伦敦劳埃德保险公司就不这么认为，而苏联科学家能造出第一个核武器，完全归功于苏联副领事安纳托利·雅科夫列夫，她是聪明了得的间谍，在“二战”期间，她组织了从纽约至洛斯阿拉莫斯的精密谍报网。

若不是渥太华的古琴科叛变，雅科夫列夫的间谍组织绝对不会暴露。即便如此，解开这个复杂的间谍网，加拿大骑警、苏格兰场[7]和美国联邦调查局三方联合调查了4年才完成。福克斯是破案的关键人物，他向苏格兰场在哈韦尔的一位督察坦白，供出了纽约的哈里·戈尔德。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们在戈尔德的公寓里搜出了一张新墨西哥州地图，标出他与福克斯和戴维·格林格拉斯的会面地点。这一发现让戈尔德崩溃了，无法再否认。朱利叶斯·罗森堡从《纽约先驱论坛报》得知戈尔德被捕的消息后，拿着报纸去找露丝·格林格拉斯。他说，她和戴维必须离开美国，因为戴维很可能会牵连他们所有人，包括他的亲姐姐艾瑟尔·罗森堡。露丝说：“我们哪儿也不能去，我们还有个刚刚10天大的婴儿呢！”罗森堡答道：“孩子不会死。每天都有小孩在海上或是火车上出生，我的医生告诉我，只要带上足够的罐装奶，把水烧开，孩子就不会有事。”

朱利叶斯给了格林格拉斯夫妇1 000美元，并在地图上画了一条复杂的逃亡路线：从墨西哥城出发先到瑞典，再到捷克斯洛伐克，最后抵达莫斯科。他说，当地共产党会和他们会合，为他们引导每一段路程。格林格拉斯夫妇拿着准备好的护照照片，又一次迟疑了。露丝病了。朱利叶斯急疯了，又给了他们4 000美元，但夫妇俩却告诉他，他们要留下面对惩罚。11天后，联邦调查局逮捕了戴维。他必须在妻子和姐姐之间做出选择，他选择了妻子露丝。于是在一个初夏的晚上，罗森堡夫妇正在收听《孤胆骑警》时，联邦调查局的人闯了进来。当时只带走了朱利叶斯，艾瑟尔则留下照顾两个儿子。后来她也进了监狱，不得不为两个儿子另作安排。他们在战时背叛了国家，等待他们的是在纽约新新监狱接受电刑。

这才是真正的背叛，不是那些逼着幼儿园教师和电影临时演员忠诚宣誓的狂热爱国者的妄想。毫无疑问，这个罗森堡–格林格拉斯–戈尔德–福克斯–纳恩–梅间谍链是国际间谍史上最成功的案例之一。在莫斯科，他们交出图表、公式和数百页的秘密资料，从在橡树岭分离铀235和铀238的气体扩散处理过程到导弹的设计蓝图都十分详细。尽管全身心地投入核武器的制造过程，苏联对其了解也不过如此。美国斥资20亿美元，集合了西欧和美国最优秀的科学家，动员美国工厂，花费了三年半的时间，终于在阿拉莫戈多取得巨大成功，在日本上空爆炸。那时，苏联情报负责人从福克斯的报告中已详细了解了整个原子弹制造过程，而目睹了第一颗原子弹在新墨西哥州沙漠爆炸景象的福克斯在报告里还对此进行了详细描述。这个信息可是无价之宝。当时，苏联的物理学家们还无法制造出原子弹。他们虽然掌握了相关的物理理论，但是20世纪40年代的苏联还没有足够的工业资源去冒这么大的风险制造原子弹。这次叛变缩小了美苏之间的核差距，而这些英美叛徒也让冷战至少提前了18个月。

这些叛徒罪恶滔天，英美反间谍网又漏洞百出，让他们得以逃脱。当时的舆论完全可以要求唐宁街10号和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易主，但这样的恶性事件当时并未发生。对选民而言，整个事情可能不过是上帝的旨意。保密工作虽然差得令人哀叹，但两个国家都没有继续在实验室寻找替罪羊。一般人缺乏足够的科学素养，无法正确看待所发生的事情。因此，气体扩散过程不太可能引发选举争端。而且在这些罪犯中，除了共产党，无法证明他们与其他政党有什么关系。而共和党想要的就是在这伙将美国的秘密泄露给苏联的人里，找出一群新政支持者，或至少其中之一是新政派。

20世纪中叶，美国政治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找到他们想要的。也许这并不正确，但只要足够接近他们想要的结果，就可以分裂国家，让许多人毙命。如果那些“政府中的共产党”没有泄露原子弹计划，也只是因为他们一点儿也不知道这种计划。实验室里的间谍都是一路货——他们聪明、敏感、理性、生于世纪之交后不久，而且对“一战”都留有恐怖记忆。他们见证了股市大崩盘后的经济危机，接着又看到西班牙、埃塞俄比亚、中国、中欧遭受侵略以及慕尼黑事件的耻辱。欧洲的民主让他们感到绝望，于是他们投入共产主义的怀抱，相信共产主义能够重建世界。为了这一事业，他们可以做任何事情。他们大多数人得不到物理学家们的黄金机遇，但认为所有人都能尽一份力。在行政机构的人可以窃取国家机密，如果是内阁以下级别，则会建议采取苏联的办法，例如击溃德国的鲁尔区。即使是个普通人，也可以做通讯员。哈里·戈尔德就是其中一个通讯员，惠特克·钱伯斯也是一个。

这是非常复杂的。时至今日，有些人尽管信仰不同，但都如此坚定，即使供状俱在，或者铁证如山，他们还是矢口否认；迪安·艾奇逊至死还相信哈里·德克斯特·怀特是无辜的，而“希斯事件”仍是一个谜。要理解1948年夏天发生的奇怪现象，你可以想象在一个大家庭里，孩子们都坚持认为被魔鬼跟踪，家里的其他人则一再安慰他们说没有魔鬼。大家一遍遍地搜查房子，什么也没找到。孩子们坚持认为他们听上去荒谬的故事是真的，其他人却置之不理。直到一天晚上，全家人聚在一起，一个小孩子注意到小房间的门是半开的，他猛地将门打开——一个真正的魔鬼走了出来，身高10英尺，满嘴獠牙。在加拿大的伊戈尔·古琴科就是这样一个孩子，三年后，美国叛逃者在华盛顿提供了这样的证据。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的门不是开在小房间里，而是通向主卧室。

在“猜疑时代”早期，自由主义者和知识分子都试图对这个红色妖怪付诸一笑。10年来，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一直败坏罗斯福新政的名声，以造成国家恐慌。要说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会在现在出现，似乎难以想象。伊丽莎白·本特利在参议院行政部门经费委员会下的一个小组委员会做证时，《纽约客》记者李伯龄肆意嘲弄本特利道：“在希拉夫特糖的包装下，本特利小姐将利用废物制造合成橡胶的秘方（那时候还没发明出来）交给了艾尔[8]，也可能是告诉了他大规模进攻开始的大约日期（其实是多此一举，因为盟军参谋长一确定就会传达给苏联的同事）。我忘记她得到信息的地点了，但她确定那个传给她信息的男人说，是从罗斯福总统前行政助理劳克林·柯里那里得到的情报，但柯里发誓他对于破译苏联代码一事一无所知。”

那年8月，李伯龄无休无止地开本特利小姐的玩笑。于他而言，本特利小姐是“肉豆蔻”玛塔·哈丽[9]，而在《纽约世界电讯报》 不再称她为“红色间谍女王”而是用“迷人”、“金发女郎”（她两者都称不上）形容她后，这位《纽约客》批评家就戏称她为“金发的红色间谍女王”。他后来的评论变得更加尖酸刻薄。笑话归笑话，这个女人的确败坏了正派人的名声。他写道，这种审讯“让人联想到一群低能儿在玩侦探游戏”。李伯龄认为：“编辑们对于本特利小姐的秘密资料，如果嗅不到合成橡胶燃烧的气味，那一定是对消息极不敏感。”如果认为他这是想贬低证词就错了，那完全不是他的风格，并且违反了他笃定的信念。然而，当傻里傻气的南达科他州众议员卡尔·蒙特说“证据太过模糊，还不足以轻信”时，李伯龄评价道：“我觉得报界忽视了审讯滑稽的一面。”

随着夏季慢慢过去，一切变得没那么可笑了。宣誓后，本特利小姐和惠特克·钱伯斯指证37位前政府雇员参与了苏联间谍活动，其中有17位拒绝发誓表示自己是否是共产党或间谍。他们用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来保护自己，他们的名字像保罗·罗伯逊的老唱片《泥炭沼泽士兵》或《四位起议将军》那样，不怎么被人记起了。1948年以前，他们并不为公众所知，但他们全都是掌握实权且有决定权的人。还有6个人没被传唤。其余的人中，哈罗德·韦尔已在1935年去世；李·普雷斯曼和约翰·阿布特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但不是间谍；在美国国务院服务14年的老兵劳伦斯·达根在两个证人证实他是共产党员后，从曼哈顿一栋楼的16层窗户跳下或是摔下死了；前国务卿助理哈里·德克斯特·怀特在不利证据的压迫下死于心脏病；另外还有12人发誓，所有对自己的指控都是诬告。但其中有两人被指控做伪证，一个是威廉·雷明顿，被判决有罪，随后在监狱被谋杀；另一个是阿尔杰·希斯。

1948~1949年版的《美国名人录》记载了他的生平：

阿尔杰·希斯：律师，1904年11月11日生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查尔斯·阿尔杰·希斯和玛丽·希斯 ( 原姓休斯）之子。1926年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文学学士；1929年获哈佛大学法学学士。1929年12月11日和普丽西拉·范斯勒·霍布森结婚；孩子有蒂莫西·霍布森（继子）和安东尼；马萨诸塞州、纽约市和美国最高法院律师。1929~1930年任最高法院法官秘书兼律师，1933~1935年任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农业调整署总法律顾问助理，后任副总法律顾问；1934~1935年任参议院军需工业调查特别委员会法律助理；1935~1936年任美国司法部特别检察官……自1947年2月1日至今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1944年任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执行秘书；1945年2月陪同罗斯福总统参加雅尔塔会议；1945年于旧金山任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秘书长；1946年1~2月任联合国大会美国代表团首席顾问。美国Beta Kappa兄弟会成员、alpha delta兄弟会成员、学会会员、大都会成员。家住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第7区，西北P街3210号。办公室在纽约州纽约市第18区第五大道522号。

再难找到比他更具吸引力的“罗斯福式”的人物了。用起诉他的人的话说，他是个“典范”。他清瘦、皮肤黝黑、穿着讲究，是一个很有修养的理想主义者——既是人民公仆，又是乔特律师事务所的一员，以民主党改良派的身份列入华盛顿《社交名人录》。他就读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时，曾是辩手、赛跑名将和班上“最擅长交际的人”。他的声誉毫无瑕疵，伊利诺伊州州长艾德莱·史蒂文森可以证明这一点，两名美国最高法官和美国前首席检察官，约翰·戴维斯（曾是美国总统候选人）和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也可以证明。希斯的出场令人印象深刻，他带着哈佛口音，笑容满面，如同罗斯福最有魅力的时候。他步伐优雅，仿佛是在他经常出现的巴尔的摩跳交谊舞或是在吉布森观看网球比赛。审判时，他看起来更像是尊贵的听众而不是被告。说这样一个人是共产党，就如同叫他“骗子”一样让人难以置信。

指控他既是共产党又是间谍的惠特克·钱伯斯却承认自己是流氓恶棍。加入《时代周刊》前，他还没有脱离共产党，却无数次发假誓说已经与其没有关系。少年时，钱伯斯和兄弟迪克签过一份自杀协议，结果迪克自杀，钱伯斯却食言了。17岁时，他与一个名叫“独眼安妮”的妓女在新奥尔良的一家廉价旅馆同居。后来，他带了一名女流浪者与母亲同住在长岛——母亲之所以同意他这样做，据他说是“因为她已经失去了一个儿子，不想再失去第二个”。他曾因为写了亵渎神明的剧本而被赶出哥伦比亚大学，也曾做过小偷。他曾起誓为美国公共事业振兴署效力，却很轻易地就退出了。他漫不经心地承认，自己各个方面都违背了自己的誓言。现在，1948年，人到中年，满身赘肉，满脸忧郁，面带愁容，眼皮浮肿。

然而，钱伯斯倒是两个人中对问题的一个方面看得最清楚的： “有史以来，希斯这个案子最能说明普通男女和那些假装代表他们行动、思考和说话的人们之间，有多方面的裂痕。这些裂痕与其说是这个案件造成的，不如说是这个案件暴露出来的。这一点比案件中的其他特点更为明显，也更让人不安。一般说来，拥护阿尔杰·希斯、准备不惜一切保护他、为他辩护的，多是些‘优秀人物’，当然也并不总是如此。”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两党都认为阿尔杰·希斯很快成了一种象征：民主党自由派将他视为新政各项成就的代表，现在正受到攻击；而对于保守的共和党人来说，他代表了让他们厌恶的东部精英。自由主义者首先表态，他们坚定地认为希斯是无辜的，并劝说持异议的人也相信这一点。保守党在这方面动作慢了点儿。起初，他们不认为钱伯斯会赢，但理查德·尼克松给他们指明了道路。早在知晓钱伯斯和希斯之间争斗的真正意义之前，即叛国行为被定罪之前，双方就举起旗帜，摆开阵势，准备开战了。此后，双方渐渐丧失理智，案件盲目升级，到处都是愤怒。悲剧的是，民主党自由派的推断是错误的。理查德·尼克松和他的政党胜利了，钱伯斯不仅是对的，而且还持有证据。

起初，钱伯斯看起来并不正确。希斯演得太好了。其他人都躲在第五修正案的庇护下，或找其他借口逃避，而他没有。1948年8月4日，希斯得知钱伯斯第二天要在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面前指认自己是共产党，他就先给委员会发电报，要求有发誓否认控告的权利。第二天，希斯来到委员会办公室，显得义愤填膺。他回答了所有问题，并否认钱伯斯的所有指控。最后，蒙特主席对希斯的“配合态度”和“坦率直言”表示感谢。约翰·兰金走过来与希斯握手。每个人都面带微笑，只有尼克松紧紧盯着希斯的脸。这个月还没过完，就证实了这位年轻的加利福尼亚州议员似乎有先见之明——事实上，他的推断是建立在可靠的情报来源上的。联邦调查局之前已经开始调查希斯。该局一个名叫艾德·赫默的特工每天给一个名叫约翰·克罗宁的牧师打电话，告诉他调查的进展，再由克罗宁牧师转达给尼克松。尽管如此，在8月的第一周还是没多大进展，不得不说尼克松极具毅力和洞察力。他提议让钱伯斯和希斯当面对质。

委员会其他成员决定再次传唤钱伯斯，他们认为希斯可能是无辜受害者，是钱伯斯认错了人。第二次非公开审理（希斯也不在场）时，钱伯斯开始显露自己对希斯以及希斯的妻子和家庭的全面了解。他记得，他们夫妇亲切地称对方为“希利”和“普罗斯”，宠爱自己的宠物狗可卡犬，他们在沃尔塔广场的房子里配有嵌金希区柯克椅，一面镶金边的镜子顶端有一只鹰，墙壁上半段是桑葚图案的壁纸，下半部分是镶嵌板。钱伯斯知道的还不只这些，但这已经足够证实他与希斯夫妇的关系确实不一般——关于他们家的孩子、仆人、家具和爱好的事情，总能说出个一二。希斯的一个爱好就是赏鸟。钱伯斯描述了希斯在波多马克河看到蓝翅黄森莺的那种兴奋劲儿。碰巧，委员会中的一名委员约翰·麦克道尔也是个业余鸟类学者。当希斯再次被召回委员会时，麦克道尔问他是否看到过蓝翅黄森莺时，希斯眼前一亮，高兴地回答道：“看过，就在波多马克河。你知道那地方吗 ?”过了一会儿，他又接着说：“它们飞回来，在那些沼泽地筑巢。头很漂亮，真是很美的鸟儿。”这只是一个小插曲，却令委员会印象深刻，这是希斯没想到的。

显然，钱伯斯对希斯的了解是基于他们亲密无间的友谊。8月25日，尼克松在纽约康默德酒店400号房间开始了他的审问。这是案件的转折点。尼克松的质问和钱伯斯对他的了解让希斯慌了神，他指认钱伯斯原名叫乔治·克罗斯利，是他在20世纪30年代认识的一个游手好闲的自由作家。尼克松步步紧逼，要求希斯另找三个证人证明钱伯斯就是克罗斯利。这显然令希斯心烦意乱。他答道：“有可能的话，我会的。为什么要问我这个问题？我想想看。事情发生在1935年，我唯一能够想到肯定知道他是乔治·克罗斯利的人，应该就是我在奈的委员会（军需工业调查特别委员会）结交的人。”尼克松和希斯又进行了一次激烈的交锋。谈话是在那两位重要人物议员尼克松、麦克道尔，以及委员会调查员路易斯·拉塞尔之间展开的。

麦克道尔：那么，你确定他是乔治·克罗斯利？

希斯：是的，在我看来是这样的，有他自己的供词为证。

麦克道尔：钱伯斯先生，这个人是不是你在他家住过的共产党员阿尔杰·希斯？

尼克松：根据你的证词是这样的。

麦克道尔：你确定这是他吗？

钱伯斯：确定是他。

（这时，希斯站起来，向钱伯斯走去。）

希斯： 此时此刻，请允许我郑重声明，我想邀请惠特克·钱伯斯先生针对在委员会以外的社会领域做同样的陈述，放弃免除因诽谤被起诉的豁免权。你敢不敢？我希望你他妈的赶快这样做。我绝对不会碰他（对拉塞尔说），倒是你们碰到我了。

拉塞尔：请坐下，希斯先生！

希斯：主席要求我，我会坐下，拉塞尔先生，主席要求我坐下……

拉塞尔：我希望不受打扰。

希斯：我没有……

麦克道尔：请坐！

希斯：你知道是谁挑起的。

麦克道尔：休庭一两分钟，等我回来再继续。

但是太晚了，希斯已经铸成大错。在此之前，他的孤注一掷还有点儿作用。他是对的，1935年已经过去很久了。而他反驳钱伯斯的话、两人声誉的差别，都让结果不言而喻。再者说，就算是共产党员也不算是罪犯，而且窃取国家机密的重罪也已经过了诉讼时效。委员会几乎已经准备放弃采用本特利和钱伯斯的证词了。但是威胁钱伯斯让其脱离豁免特权的庇护，并威胁以诽谤罪提起诉讼，局势则大为不同了。现在，钱伯斯不得不出示证据。历尽波折的整件事情将被移交法院，由法院判定谁在说谎，败诉者将因伪证罪被判入狱。

8天后，希斯和钱伯斯在华盛顿又一次进行对质，并且是公开审理。这次，希斯明显没那么强势了。他带了律师，而且在回答问题前都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为开头。即使是问他是否是应法院传唤参加听证会时，他的回答也是：“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收到传票后就自愿来到这儿了，这也说明我会接受这种说法。”钱伯斯告诉国会议员，希斯曾给过他一辆1929年a型福特汽车，以便共产党需要时使用，这可以在机动车登记记录里查到。希斯无力地答道，那是辆旧车，丢在大街上任其慢慢锈蚀，“几乎没什么经济价值”，所以他就让克罗斯利开走了，或是以为他开走了。想了一会儿，他说：“我给了克罗斯利，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刚开始要说，尼克松打断他：“等等，我并不想打断你的那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但就你是否给了克罗斯利一辆车，你完全可以回答‘是’或‘不是’。你一生中送出了几辆车，希斯先生？”台下发出了不友好的哄笑声，希斯坚持说完他的开场白，并坚称自己将唯一一件“最好的收藏品”给了克罗斯利，“因为我能把自己的住所都让给他住……”这时，哄笑变成了一片沉寂——委员会所有人的想法一致：若明知那个人是游手好闲之徒，你就不会把自己的房子和汽车给他。希斯给出的三个证人的名字也是无用的——一个已过世，一个找不到，还有一个对克罗斯利丝毫没有印象。

两天后，钱伯斯出现在 《与媒体见面》 （当时的一个广播节目）上，接受希斯的要求进行公开辩论。他说：“希斯过去是共产党员，没准儿现在还是。”人们等着希斯把钱伯斯告上法庭。等啊等啊，9月27日，希斯终于在巴尔的摩控告钱伯斯诽谤。案件还未来得及进一步发展，全国大选就开始了。对于希斯来说，这正是退出的好时机，而事实也证明，这是他最后的机会。最终杜鲁门获胜，弄得共和党人手忙脚乱。他们不但失去了众议院的控制权，也失去了众议院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另外，委员会中的两名共和党人在改选时也落选了。但是事情的发展远远超出了国会议员的预料。11月7日星期三，钱伯斯作为被告，在巴尔的摩的审前听证会现身。届时，他向希斯的律师提供早期与原告有联系的证据，如果有的话。走投无路之际，钱伯斯只好说出震惊整个国家的真相：原来早在10年前，阿尔杰·希斯、他的妻子普丽西拉和钱伯斯都是苏联间谍网成员，向苏联泄露美国国家机密。

1938年4月，钱伯斯与共产党决裂，但从1937年五六月至那时，阿尔杰·希斯曾将手里所有的机密文件、电报、报表和急件都给了他。他们的传送方式有三种：有些是原件，钱伯斯就用微缩相机拍下来，然后把原件还给希斯；有些是希斯整理后自己手写下来的；其余的则由普丽西拉带回家，用伍德斯托克牌打字机打出来，然后她丈夫又悄悄把文件归还国务院档案室。做这个事情的不只他一个。亨利·朱利安·沃德利，国务院贸易协定处主任、美国某世家后裔是钱伯斯的另一个接头人。现在沃德利已经承认此事，多亏诉讼时效已过，他没有被起诉。可是，希斯曾经对这些矢口否认——他已经走过头了。由于做了伪证，他已被套牢，再也走不出来了。

钱伯斯于1938年洗手不干之前，整理出3卷微缩胶片和84份文件（其中43份文件是在普丽西拉的打字机上打出来的，还有41份备忘录是希斯手写的）。钱伯斯把这些东西都装在一个大牛皮纸信封里，交给了妻侄内森·莱文——布鲁克林的一位律师，让他把信封藏在安全的地方。在10年以后的1948年11月14日，钱伯斯找到莱文，要回信封。信封一直被放在杂物柜顶上，布满灰尘，莱文站在浴缸上才能够得着。钱伯斯在厨房拍了拍灰尘，带着打印件和书写的备忘录，来到巴尔的摩的审前听证会。这些文件的出现让希斯惊慌失措，但他仍故作镇定，立刻让律师将文件呈给司法部门。这一招很漂亮。如果杜鲁门政府宣布这是机密文件，钱伯斯就会被禁止提及此事。此外，钱伯斯还面临着另一个危机：其所出示的文件揭露出他是密件接收者。尼克松的工作人员黔驴技穷了，担心会是钱伯斯入狱。但并不只有希斯聪明，钱伯斯没有把所有东西都带去，他把微缩胶片藏在自己马里兰州农场的一个挖空的南瓜里。12月2日晚，当众议院调查员问他还有其他什么证据时，他领着他们去了农场。众议院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要求对南瓜里的文件实行24小时监控，两天后报纸上刊登了这则新闻。

民主党愤怒了。这些“南瓜文件”看起来似乎是钱伯斯这出闹剧最滑稽的部分。文件的内容由媒体披露后，24小时监控看起来是如此荒诞可笑。就像A·J·李伯龄在《纽约客》里所写的，它们是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即使在1938年，这些事情都没多大意义，在1948年更是如此。其中一个文件里说日本想在哥斯达黎加某个岛购买锰，可是那里根本就不出产锰。另一份文件郑重其事地提醒大家注意，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要交换参谋。还有一份文件记录纳粹准备马上夺取奥地利，可是那时全世界都知道了。里面记录了美国驻维也纳总领事的观点：“希特勒很可能正准备牺牲奥地利，换得外交政治的胜利。”

这确实让人暗自发笑，但这恐怕是民主党自由派在这件事情上的最后一笑了。其他文件被解密后，显然有一些对莫斯科具有极大价值，新闻记者手里的一些文件被政府扣押了，因为国务院判定这些文件极度机密，就算现在（1948年）公开，也可能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而且文件的内容并不重要。就算它们只是天气预报或交通事故，但出现在前共产党情报人员手里也让人震惊，因为所有文件都是以密码d（国务院最高机密文件密码）传递的。这意味着代码已被破译，美国外交高级机密已受到威胁，其他政府机构能够随时窃听、获取各盟国外交部长之间的谈话内容、机密线人的姓名、军队调动以及总统指令等很多方面的情报。的确，国务院前副国务卿萨姆纳·威尔斯确认“南瓜文件”的巨大规模时，认为如果这些文件在1938年被其他政府获得，尤其是密码d丢失的话，将是“对美国利益最大的威胁”。

现在政府别无选择。杜鲁门总统在媒体见面会上说，关于间谍的讨论与竞选毫不相干，只是为了转移目标。但是他的司法部门仍在动手抢夺还在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手里的文件。在纽约，政府重新召集大陪审团，给他们展示了一些放大的微缩胶片。希斯、钱伯斯和希斯夫人都被传唤了。12月15日，希斯被控告两次做伪证。他的初审始于1949年5月31日，于7月8日结束，陪审团因意见不一而陷入僵局：8人认为希斯有罪，另外4人与之意见相左。这样的结果让法官很是不快。在希斯案子的整个过程中，他都很热心：推翻控方、支持被告以及拒绝那些能让陪审团解开迷惑的证人出庭。那些希望判决希斯有罪的人对他都感到很失望。

就在这时，理查德·尼克松开始引起自由派选民的关注，并大大地冒犯了他们。民主党人提心吊胆地追踪着审判，希望大量间接证据能够以某种方式解释清楚整个案件，僵局也让他们很失望。竟然有8个陪审员相信钱伯斯，这让他们很受打击，而且他们也没心思和一个爱争论的年轻共和党议员产生不快。但尼克松却咄咄逼人。他指责“杜鲁门政府十分害怕希斯先生会被判无罪”，甚至说法庭“显而易见地偏袒被告”，这也是事实，但要求调查法官就不明智了。而触怒那些简单相信正义，宣称“普通美国民众希望放弃案子里所有技术性细节”的人更不明智。没有技术性细节的审判就像动用私刑。A·J·李伯龄相信希斯但又无计可施，他注意到“若不能给尼克松议员不喜欢的人定罪，就是‘非美’”，另一句评论更加激烈，认为尼克松就像“受困的银行出纳员，把毕生的积蓄押在一匹走路都颤颤巍巍的老马上”。

钱伯斯并不颤颤巍巍。他确信11月17日第二次审判时，新法官的公正以及希斯新换的律师会使其比第一次审判少些戏剧性，自己能够胜诉。当时还有一点对被告不利——凡是政治大案，必须与所处的时代背景结合起来考虑。从1949年到1950年1月，即第二次审判结束后，冷战的气氛正缓缓上升。两次审判期间，蒋介石在与中国共产党的战争中节节败退，到第二次审判时，蒋介石已经全盘皆输。在东欧，苏联影响日益扩大。于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联合起来，防止西欧也受影响。同时，苏联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了。在美国国内，司法部长手里的危险组织逐月增加，间谍告发事件已经失去了新鲜感，人们不再认为其难以置信。联邦调查局逮捕了朱迪丝·科普朗，指控其从事间谍活动。《史密斯法》的被告们与希斯在同一栋大楼受审，审判过程中安静的时候，你可以听到在弗利广场上共产党游行示威的声音。1948年8月，钱伯斯和希斯在分开10年后在康默德酒店的房间里当面对质时，亨利·华莱士的推断还有可能是对的。17个月后，陪审团第二次离场商议时，美国人反对苏联和反对崇拜苏联的态度变得更加强硬。在这种情况下，陪审员一致通过，判定希斯这两条罪状成立。

并不能因此说希斯是国际政治的受害者，只能说国际政治让他陷入困境。通览两次审判的记录，尽管法官有所偏袒，但当人们看到第一次审判结束时，竟然有4位陪审员投票认为希斯无罪，的确感到很奇怪，因为单是那些文件就足以定他的罪。希斯承认备忘录是他的笔迹，但他辩解说这只是习惯，因为常常为上司弗朗西斯·B·塞尔总结长文件时进行摘录。塞尔及其秘书都否认了这一点，国务院也没人听说过有这样的传统。审判时，希斯被问到钱伯斯是怎样得到这些摘要的，他表示不知道，他认为也许是有人仔细搜寻了他的废纸篓，把这些文件保留了下来。然后控方毫不留情地追问，为什么它们是折叠好而不是被揉成一团，希斯认为那无从知晓。

在有如下这些材料的情况下，美国政府与阿尔杰·希斯的对决像是一个谜：伍德斯托克牌打印机、蓝翅黄森莺、嵌金希区柯克椅、沃尔塔广场的房子墙上贴着的桑葚图案、“希利”和“普罗斯”的昵称、手写便条以及400美元的“借款”等。从某种意义上说，借款是其中最有说服力的。1937年秋，钱伯斯需要一辆新汽车。将旧车折价后，他还缺400美元。他跑到希斯夫妇那里借钱，得到了那笔借款。

以下这些证据确凿。11月7日，希斯夫人从账户里取出400美元。4天后钱伯斯就买到了他的汽车。银行存折和汽车商的发票都可呈上作为证据。希斯夫人辩解说，她取钱是为了装饰他们的新房子。但她没有任何收据可以证明这一点，而且她几乎取出了他们所有的存款。由于只剩下14.69美元（存款太少了），希斯不得不从银行借300美元支付自己汽车的月供。20世纪30年代正处于“大萧条”时期，没有家庭会为一位不太熟且信用不好的人做如此大的牺牲。对于希斯夫人的说法，控方问陪审团：“如果你们有支票账户，又可以在商店赊购，并且还未迁入新居，你们会这样做吗？你们会一次性取出400美元吗？你们会出去买装饰品，先支付现金，让他们以后把东西送来吗？”两名女陪审员笑了。她们当然不会这样做。普丽西拉·希斯也不会这样做。

1950年1月那个人声鼎沸的星期六，陪审团完成了判决，尼克松议员收到了无数贺电，有一封来自赫伯特·胡佛：“阿尔杰·希斯能够定罪，都归功于你的耐心和毅力。政府存在的这股叛国风，最终以大家都深信不疑的方式被揭露了出来。”胡佛很少激动，但是扬扬得意之情在这几行字中表露无遗。很容易想象出来他那个周末的心情。一开始，他就对新政派有所防备，现在，整个国家的人终于看到他是多么正确了。

迪安·艾奇逊则是另一种心情。这位国务卿在希斯刚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时，就认识这位年轻人了。他在联合国做联络工作时，希斯曾在他手下工作。1947年，艾奇逊辞去副国务卿的职位，暂时重操律师旧业，他的亲近同事们用银盘托着一个可装冰水的保温玻璃水瓶送给他。刻在上面的名字，有奇普·波伦、洛伊·亨德森、迪安·腊斯克和阿尔杰·希斯。定罪后的那个星期三，希斯被判在刘易斯堡联邦监狱服刑5年。同一天，艾奇逊召开记者招待会。《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记者霍默·比加特问了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国务卿大人，你对阿尔杰·希斯的案子有何看法？”人们对审讯的其他方面已经记不清了，但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还记得：“我想清楚地告诉你，无论希斯和他的律师会受到怎样的惩罚，我都不会对阿尔杰·希斯置之不理。”他解释说，每个人都应该按自己的原则做事，而他的原则是什么，也是毋庸置疑的：“我认为这些原则很早之前就为我们定好了。它们在橄榄山上宣布，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在《马太福音》第25章34节的开头找到[10]。”

那天晚上，艾奇逊给他的女儿玛丽[11]写信：

……今天，我举行了记者招待会。阿尔杰的案子一直在我的脑海里，萦绕不去。我以前告诉过你，这完全是悲剧——无论可能的事实是多么合理。我知道我肯定会被问到这个案子，这很难回答——这不是简单的回避还是回应的问题，那一点儿都不难。但是，要想说出一个人的心声，不受那些在你身后叫嚣的人的影响，将自己真正相信的东西恰当地表达出来，这很不容易。

跟在身后叫嚣的人就包括尼克松，他告诉记者，他认为国务卿的评论“令人恶心”。还有明尼苏达州众议员周以德，他说杜鲁门应该抛弃艾奇逊。那个月，国会对“橄榄山的消息”并不感兴趣，它需要的是战利品。“二战”结束还不到5年，世界已经开始解体。中国离美国而去，斯大林有了原子弹，国务院内藏有间谍——还有更糟糕的事情呢！艾奇逊的记者招待会过后6天，总统宣布已经开始研制杀伤力极大的氢弹。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向全美人民泼冷水，他在电视里警告人们：“放射性物质会毒害大气层，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都有可能因此灭绝……全部灭绝近在眼前。”4天后，伦敦警察厅逮捕了福克斯，理由是他将美国原子弹信息泄露给了苏联。“我们还要怎么容忍？”霍默·凯普哈特在参议院大喊。“福克斯、艾奇逊、希斯以及国外氢弹威胁我们，新政也在慢慢吞噬美国。老天，难道美国就只能这样束手无策吗？”

1月7日，威斯康星州那位后座参议员和一个天主教牧师、一位政治学教授和一个华盛顿律师在华盛顿康涅狄格大道的殖民地饭店（位于白宫和杜邦广场之间）就餐。他告诉他们，他急需建议。过去的一年里，约瑟夫·R·麦卡锡遇到的都是坏事。他把两党有名望的参议员都得罪了，在自己的州里也遇到了问题。1949年，威斯康星州律师事务管理局差点因为其违背职业规范，而取消他的律师资格。因为他在司法机关供职的同时，还参选参议员，但局里只是给了麦卡锡一个警告。如他自己所解释的：“那是违法的——乔（约瑟夫的昵称）很任性（每个人都会犯错），但我们相信他不会再犯。”

他们根本就不了解这个人。遇到危机时，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而现在，他已经遇到了这样的转折点。由于为一些纳粹战犯辩护，他在华盛顿已经引起了公众的注意。华盛顿一项民意测验显示，他被选为美国最差的参议员。而他则提醒在殖民地饭店的顾客们，过两年他准备再次竞选。

他需要一个竞选议题。他们有什么好主意吗？

美国人小像：
爱德华·罗斯科·默罗

有时，当风吹得恰是时候，伦敦的夜晚就会勾起人们的记忆，仿佛能听见高射炮响，以及纳粹德国空军机群在头顶的嗡嗡声，喧闹嘈杂。稍加想象，你还能看见探照灯射向空中。然后，幻想一位孤独而勇敢的美国青年，他不怕牺牲，穿过短波的静电干扰和噼啪声，告诉自己的同胞，我们必须知道：

这——就是伦敦……

我站在屋顶，俯瞰整个伦敦……我想我们也许马上就会听到周围传来的一阵阵炮声了。现在，探照灯在同一方向来回照射。你将听见两起爆炸。听，它们响了！我想 , 几分钟内，周围应该会有弹片飞来。近了，更近了。

飞机仍然在高空盘旋。今晚早些时候我们听到的头顶传来的爆炸声又响了。那时候，我们听见许多炸弹从空中落下来，落在附近几个街区。此刻，头顶传来了高射炮弹的爆炸声。然而，附近的枪声似乎已经停止。现在，你能感受到探照灯就在你头顶正上方。一会儿，在离你更近的地方又会传来两声爆炸。它们又响了，那冷酷无情的声响。

默罗站在英国广播公司大厦的顶楼。这座大厦是德国的主要目标，十分危险，所以广播之前还需要获得温斯顿·丘吉尔的批准。夜复一夜，默罗登上顶楼或者其他地方，向观众们描述发生在圣保罗大教堂、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和特拉法加广场的大浩劫。高楼大厦在他身边倒塌，他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办公室也被毁了三次，然而他仍然用平静沉郁的声音报道他的见闻，将英国的战况及生存情况更真实地带给美国家庭。他的播报从不装腔作势，轻描淡写造就了其工作的有效性。在播报最后，他会以当前伦敦的流行语作为结束：“再见——祝你好运。”

虽然很少有人意识到——尤其当他后来与乔·麦卡锡抗争时，默罗本质上是个保守主义者。他相信爱国主义、个人荣誉和西方文明价值观。在华盛顿州立大学时，这位极富雄心壮志的穷小子奋力前进，成为美国预备役军官训练营的军官候补生。他之所以选择华盛顿州立大学，是因为那里最早开设大学无线电广播课程。他沉着冷静，知道自己未来的事业。他喜欢将自己形容为报道准确、客观、传统的新闻记者（“我试图成为一名记者，评论员有点神圣，我从来不敢确信自己是正确的”），但事实上，他更像传统的传教士。在他从伦敦写给父母的一封信中，这样说道：“我记得，你们曾经想让我成为一名传教士，但是我没有信仰，除了相信自己。现在我正在一个影响力极大的讲坛上传教。我经常出错，但是我试图像传教士那样说话。一个人不必非得当上牧师才会说真话。”

默罗在学生团体和教育机构工作了5年后，于1935年加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937年，29岁的默罗乘船前往英格兰，接管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欧洲分公司。那里并没有太多工作，且大部分都十分无聊：安排演讲、音乐会、文化广播等。1938年，当希特勒占领奥地利时，默罗正在波兰组建哥伦比亚广播学校。默罗当下包机飞往维也纳，及时报道了纳粹军队入侵的情况。接着，他雇用威廉·夏伊勒组建了一支最优秀的战事报道记者队伍，继续报道慕尼黑会议、捷克斯洛伐克陷落、伦敦闪电战和“二战”期间欧洲的其他主要战役。

1945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任命默罗为该公司副总经理，但由于默罗不懂预算，也不愿开除员工，两年后便主动辞去了职务。他凭借一档以莫尔斯电码拼出n–e–W–S的夜间新闻，重回广播电台。伦敦成就了默罗，他将那些年人们耳熟能详的流行语稍加改动，以“这——就是新闻”开头和“晚安——祝你好运”结尾。1948年，默罗与弗雷德·W·弗兰德利一起制作了他们的第一张专辑《现在请听》，该专辑记录了他们那个时代的历史声音。很快，默罗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一同撰写了年终新闻综述，它在圣诞节中的角色就像莱昂纳尔·巴里摩尔《圣诞颂歌》中的吝啬鬼斯克鲁奇一样，举足轻重。

默罗起初不愿离开广播站去电视台工作，但是这一转变是必然的。默罗已成为美国最著名的新闻播音员，正如《提示》杂志中写到的：默罗帅气潇洒，甚至足以担任电影中战地记者一角。数百万人虽然与默罗素未谋面，但在书上读到他“世界末日的样子”或者读过厄尼·派尔描述默罗在战争中的样子：他用手比画着、时不时点点头、满头大汗、看一看时间，老是在口袋里掏香烟。从1951年起，随着《现在请看》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广播节目的首播，美国观众可以在客厅电视上看到默罗播新闻了。由于他那时正处于巅峰，且坚持完全独立，所以美国观众也看到了大众传媒历史上一些最为精彩的新闻报道。

1952年12月28日，默罗带上相机，前往朝鲜战场前线，向美国展示散兵坑中的圣诞节是怎样过的。哥伦比亚广播电台称，对于《现在请看》和其姐妹节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来说，没有什么是可以因困难或担心引起争议而不做的。他就对麦克阿瑟的看法问题采访了杜鲁门，又请麦克阿瑟谈谈杜鲁门，还在克里姆林宫采访了赫鲁晓夫。他调查了亨利·德克斯特·怀特、安妮·李·莫斯、J·罗伯特·奥本海默、欧文·佩雷斯和海军上尉米洛·拉杜洛维奇等案件。《现在请看》 是第一个讨论吸烟与肺癌的关系的电视节目——这个话题除了默罗，其他评论员想都不敢想。《现在请看》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期是1954年3月9日那晚，默罗胆量过人地质疑当时最有权势的参议员麦卡锡是骗子。

他最后说 :“对反对参议员麦卡锡那套做法的人们来说，现在不是保持沉默的时候。我们可以不顾我们的传统和美国的历史，但对于后果，不能回避责任。一个合众国的公民是不能放弃自己的责任的。”

默罗在这次节目中所表现出的勇气和引起的敌意，怎么说都不算夸张。晚间11点的新闻播音员唐·霍伦贝克，仅仅在节目结尾时说了句“我支持爱德华·默罗说的每一句话”就引发赫斯特报系对他的报复，最后以结束自己的生命告终。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那时正要职员们宣誓效忠，请了前联邦调查局成员对他们进行审查。公司被默罗的事吓呆了。（默罗在当时已任哥伦比亚广播网董事，他说在接下来的那次董事会议中，同事们对他节目的反应是：“好节目，只是你这样做让我们感到惋惜。”）麦卡锡本人则轻蔑地说，他并没有看报道： “我从来不听也不看广播电台和电视里极‘左’分子和自由分子的那些东西。”他甚至不屑回应，所以哥伦比亚广播电台将广播时间交给尼克松副总统。尼克松副总统则借此机会请求麦卡锡与共和党建立统一战线。

如果作为一名冷战分子，默罗的热情没有被充分认识到，那么这仅仅是因为美国公民无论在公共生活还是私人生活中都同样有这份热情。与其他同胞一样，默罗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热心支持者，支持希腊和土耳其的杜鲁门主义，赞成美国加大军备开支，认同美国应在欧洲有更强大的驻军，支持总统有权无须国会批准就可以派遣美国军队到国外。默罗支持朝鲜战争——“我们划了一道线，”他赞许地说，“没有跨过半岛，但是跨越了世界”，并预言在越南采取“进行某种形式的干预是不可避免的了”。

但是，默罗也赞同威尔逊式自决的自由观点。珍珠港事件之后，他说美国国务院“错误判断了战争的本质，它既是一次世界性的革命，也是一场世界性的战争”。这一切都足以使新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在1960年考虑邀请默罗担任美国新闻署署长了。

默罗欣然接受，一方面报答肯尼迪的知遇之恩，另一方面也适逢默罗对大众电视现状大失所望。随着情景喜剧、智力竞赛节目以及单调乏味的西部片的出现，电视年获利总计10亿美元。默罗激烈反对电视的“颓废、逃避现实和与我们生活的世界隔绝”，但新闻行业巨头对此充耳不闻。哥伦比亚广播电台将《现在请看》这档周播节目砍掉，改为临时特约节目。新闻人戏称新广播为“时不时请看”。

爱德华·默罗的晚年并不如意。他本来就不适应官场，再加上约翰逊政府决议将美国新闻署作为越南战争的宣传工具，因而导致该机构的良好声誉一落千丈。他的“世界末日的样子”预言中最为严峻的情况即将发生，示威游行将要上演，而记者们的露面更加剧了城市的骚乱。过度追求广告利益使电视网越来越没有底线。为了插入更多商业广告，“插播时间”竟从32秒延长至42秒。《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是默罗最后一个得意之作，但最终也难免被另一档节目代替，节目内容有关一匹会说话的马。默罗于1965年春去世，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当天就发布了他的死讯，而紧接着这条新闻简报的，就是香烟广告。

默罗的骨灰被洒在他在纽约的波灵农场上，但这并不代表默罗已经彻底离开了这个世界，因为就在农场土地之下6英尺处，埋藏着全新的电视电缆。只要这根电视电缆永存，只要通讯的社会影响力永在，默罗的精神就会永存。

这——就是默罗。

[1] 原书为哈里·科恩，疑为原书错误。——编者注

[2] 《过河入林》英文名为“across the river and Into the Trees”，有人把它改为“across the ribs and Between the Knees”（过肋入膝）加以讽刺。——编者注

[3] 原书如此，疑为笔误。——编者注

[4] 战后，美国的极端保守主义者和右派已完全不同于传统保守主义，正如新“左”派与战前的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相悖一样。一切似乎都与世界本来的样子背道而驰。任何想要将其重新命名的尝试只会加剧混乱。因此作者无奈之下并未参考当时的具体时间。

[5] “星法院”是英国封建王朝法院，无陪审团、独断、滥用职权，是专断司法的代名词。——编者注

[6] 帕内尔·托马斯时任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主席，1949年12月3日，托马斯被判犯有诈骗罪，被罚款1万美元，并入狱。

[7] 苏格兰场：英国伦敦警察厅所在地，代指伦敦警察厅。——编者注

[8] 艾尔是本特利的情人和主要联络人，原名雅各布·科洛斯，于1944年去世，是间谍网中的一员。间谍网中还包括哈里·戈尔德和克劳斯·福克斯。

[9] 玛塔·哈丽是世界最富传奇色彩的女间谍之一。——编者注

[10] 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

[11] 玛丽是威廉姆·P·邦迪的妻子，20世纪60年代成为美国政府对越南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之一。

第十七章 坠入深渊

由于身体不适，玛丽·艾奇逊·邦迪不得不住进纽约萨拉纳克的一家疗养院，将幼小的儿子交由父母抚养。就在那里，在希斯判决当月，她收到了来自父亲的一封信，里面说：

……我就要做一次公开演讲，尽我所能地把远东问题、我们力量有限的问题以及我们的目标和方向解释得更为清楚。我们过去做了太多愚蠢、不忠和可鄙的事情，现在我希望能如我期望的那样，沿着更为清晰和理智的方向前进。

用艾奇逊的话说，“在这个时刻谈论亚洲问题，压力巨大”。现在蒋介石彻底失败了。刚战胜日本时，他曾统帅一支装备精良、阵容庞大的军队，如今却节节败退，直到他的军队被一点点蚕食，自己也沦为中国一个岛上的难民。蒋介石的无能，是每个看着他力量步步瓦解的人都清楚明白的。《芝加哥论坛报》的主编罗伯特·R·麦考密克上校甚至曾告诉美联社：“蒋介石政府不能平定那场被错误地称为共产党暴动的叛乱。”这位上校很快就会改变他的想法，意识到自罗斯福从胡佛手里夺取白宫以来，蒋介石在中国的失败是最能做文章的政治议题了。

艾奇逊给女儿寄信的时候，新中国已经成立4个多月了。毛泽东正在莫斯科与约瑟夫·斯大林商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斯大林刚刚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因此成为苏联的朋友是十分有益的。美国人民知道这些后，根本就没心情在意罪责谁轻谁重的问题。抨击政府的共和党人让大家思想更加混乱，将蒋介石、福克斯、希斯、毛泽东、罗森堡夫妇、雅尔塔会议以及艾奇逊等都混为一谈，贴上红色标签。参议员塔夫脱的一句话在参议院中被广泛引用，他说国务院“已经被一群‘左’翼分子掌控，他们显然想摆脱蒋介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将中国送交给共产党也愿意”。

这是政治。军事策略则是另一回事。1947年，参谋长联席会议一致同意不值得为韩国一战。1949年3月1日，麦克阿瑟将军在东京告诉《纽约时报》记者：

我们对亚洲侵略的防御部署，过去一向是建在美国大陆的西海岸。太平洋看起来就像一条大通道，随时可能有敌人进攻。现在，太平洋已经成为盎格鲁–撒克逊的一个内湖，而我们的防线则沿着亚洲海岸线的岛屿链。它始于菲律宾群岛，再贯穿整个琉球群岛（主要堡垒是冲绳），然后折回日本和阿留申群岛链，回到阿拉斯加。[1]

从地图上看，那条防线至少还是很有战略性的。麦克阿瑟认为如果敌对力量控制中国台湾地区或是朝鲜半岛，他还是可以接受的。这位将军比国务卿更具政治头脑。1949年年底，他开始意识到，中国大陆红星的冉冉升起震惊了美国人民，公众舆论将共产党军队的任何进一步扩张都视为美国令人刺痛的失败。艾奇逊坚持己见，放弃中国台湾地区。1949年12月18日，他建议美国驻亚洲使团将中国台湾地区的重要性最小化，因为“普遍都认为会失去它”。两星期后，麦克阿瑟将备忘录复印件泄露给了媒体。塔夫脱和胡佛要求海军保卫台湾，但遭到了杜鲁门的反对。在这种背景下，艾奇逊于1950年1月12日在美国国家记者俱乐部新闻招待会上发表了那篇在给女儿的信里首次提到的演讲。

显然这不是让一个国务卿毫无准备地随意发挥的时候。因此，他的下属们给他准备了厚厚一叠讲稿。“但到最后，”没有太多解释，他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道，“我把那叠讲稿放到一边，抓住其中的一两页开始演讲。”对听众而言，他只是回溯麦克阿瑟将军10个月前就设计好的防线——从阿留申群岛经日本、琉球群岛，再到菲律宾群岛，但蒋介石的失败改变了华盛顿的政治蓝图。“目前，要考虑太平洋其他地区的军事安全（显然他想到的是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他又说，“肯定要明确的是，没人能够保证这些地区不会遭到军事袭击，最初的抵抗一定来自被袭地区的人民。”他含糊地得出结论，如果事实证明他们是坚决的战士，根据《联合国宪章》，他们就有权提出呼吁。

直到生命的尽头，艾奇逊都强烈否认由于将韩国排除在防线外，为其开战开了绿灯。但当他告诉记者俱乐部，美国正在等待中国“局势明朗化”，又说美国防线是沿着“阿留申群岛到日本再到琉球群岛”时，共产党只能得出结论：美国将朝鲜海峡西北部的人民抛下，让他们自己保卫自己。事实也的确如此。

错误地解释美国的政策并不像是艾奇逊的作为，事实上他也没有。像前一年3月的麦克阿瑟一样，他排除了美国卷入亚洲大陆战争的可能。但是，美国的趋向是会改变的，希特勒就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毁于一旦。现在，斯大林又犯了相同的错误。苏联的领导者正在部署朝鲜战争计划（这一点，毛泽东完全被蒙在鼓里），因为他相信了艾奇逊。国务卿发表完在记者俱乐部的演讲之后，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雅各布·马利克退出了安理会，因为它拒绝驱逐中国国民党，不欢迎来自大陆新政权的使者。斯大林是要提醒美国人注意，按照他的观点，时间设置得非常好。没有和莫斯科协商，美国就起草了《日本和平条约》。自从战胜日本，苏联就希望华盛顿能放手让他们处理朝鲜问题。乔治·凯南认为，当他们看到事情并不是他们预想的那样，他们就得出结论：“如果这是我们从日本那里得到的全部好处，那么在美国让日本回到朝鲜之前，我们最好赶快把它抓到手。”

同时，杜鲁门的全球策略开始转变。4月，杜鲁门总统主持了一次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在会上，他抛弃外围防御战略，开始了一项新的策略，这项策略可使美国抵御任何非共产主义政府的威胁。在那次会议上，通过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除了其他问题，还规定将美国未来收入的20%作为军事拨款。不管明智与否，这个决定都不应该被保密。可斯大林对此一无所知，他设想夺取韩国就像1938年对捷克斯洛伐克那样是个熟苹果，是摘下来的时候了。后来，虽然国会有人批评艾奇逊发送了错误信号，但他们并没有落井下石的权力。国务卿演讲后的一星期，一心以节约为念的众议院以193对192票的一票之差，否决了一小笔用于支持500名美国军官监督韩国军队进行装备的拨款。那天晚上，艾奇逊给玛丽写信道：

今天真艰难，工作不太多，但是麻烦不断。在众议院会议上，我们关于朝鲜问题的提议失败了。在我看来，这是我们自己的错。本来不应该因一票之差而输掉的。我们太谦恭、太听之任之了。如今，我们要走很长一段回头路。

这条路的第一个交叉路口就在正前方。

1950年1月，约瑟夫·R·麦卡锡41岁，在许多方面都正在走下坡路。4年前，也就是1946年共和党大胜时，他被选为参议员，而这将成为美国参议院的一大耻辱——他是一位损人利己的政治家，不但从卢斯特隆预制装配建筑公司受贿1万美元，还从华盛顿百事可乐公司的说客那里借走了无担保的2万美元。他投机倒把，不顾一切地将钱投入黄豆期货和与马票经纪人的长途电话上。国会山的一些人知道，麦卡锡那只破旧的茶色公文包里经常装着一瓶威士忌。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酒鬼，每天都向朋友吹嘘自己可以“喝一瓶1/5加仑装的酒”。照他这样喝下去，他也就只有六七年的时光好活了。

麦卡锡是一个流氓，看起来就像。他目光游移不定，时常暗自窃笑，声音刺耳，带着讥讽。在参议院，由于他有一脸浓密的大胡子，人们很快就能认出他来。事实上，他具有典型的爱尔兰人负面特征：矮胖、牛肩、浓眉，如同在波士顿8号码头和芝加哥南部的旧式公寓随处可见的人一样。他没有休伊·朗的天赋，也对自己缺乏信心。他有的只是非凡的说谎能力和了解美国通信业的直觉。除了这些，他还冷酷无情。他几乎什么都不信，如果他有信仰的话，那就是虚无主义。他最喜欢在报纸上读到自己的名字，并且想继续担任参议员。

殖民地酒店的那次见面对他来讲根本就没什么收获，之后麦卡锡打电话给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说，他在5个星期后，也就是林肯诞辰纪念日的那个周末，会有时间发表关于共产党的言论。就算委员会委员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他们也没有喜形于色。当然，他们也不会吃惊，毕竟这是政党路线。当时的反共英雄尼克松就警告说，希斯的案子只是“美国共产党耸人听闻的间谍活动里的一小部分”。尼克松的言论颇受欢迎，但是据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所知，麦卡锡对共产党一无所知。林肯诞辰纪念日唯一能够为他找到的演讲场所，就是西弗吉尼亚州惠灵市俄亥俄县的妇女俱乐部，接着就是盐湖城和霜诺市。去惠灵市的途中，尽职的空姐看到自己的乘客列表上有一位美国参议员，就问候道：“下午好，麦卡锡议员。”他看上去有点意外。“哎呀，下午好，”他说，“很高兴有人认识我。”

搭飞机前，他做了一点点，也只是一点点功课。要说那是什么研究，可就太过了，大部分都是他的“草稿”，就像他后来对记者描述的，那只是从其他共和党人的几篇发言稿里剪剪贴贴，稍稍做了点儿改动。据《惠灵消息报》报道，他从尼克松在1月26日众议院的演讲中节选了一段作为自己的内容：

尼克松在国会的演讲：

我们从希斯的案子里要吸取的教训是，我们所对付的不仅是那些为了30个银币[2] 而窃取一件新武器设计蓝图的间谍……允许敌人左右和修改我们的政策，是远比这些更阴险罪恶的活动。

麦卡锡在惠灵市的演讲：

在讨论共产党的问题时要铭记一点，我们所对付的不是为了窃取一件新武器设计蓝图而得到30块银圆的间谍。我们正在处理的是远比这些更阴险罪恶的活动，因为它允许敌人左右和修改我们的政策。

据目前所知，对于颠覆问题的调查，麦卡锡只是简单地打了一个电话。他打电话给《芝加哥论坛报》驻华盛顿的威拉德·爱德华兹，称自己要写篇演说稿需要他的帮助。通过爱德华兹，他得到了两个有关国务院员工忠诚度调查的简单情况，而且大部分已被人遗忘了。第一个调查可以在《国会议事录》里找到。1946年7月26日，当时的国务卿詹姆斯·F·伯恩斯写信给伊利诺伊州的众议员阿道夫·J·萨巴思说，审查人员从战时机构调到国务院的3 000人里，通过初步筛选，提出有284名不能长期雇用。其中有79人已经被解聘了。284减去79，麦卡锡得到了神奇的数字205。205人被建议免职，而他们的名字在伯恩斯写这封信时还在职员名单上[3]。他得到的另一个情况被反共者称为“李氏名单”。罗伯特·E·李是众议院拨款小组委员会的调查员，曾调查与《美亚》杂志事件相关的108个国务院人事档案。1948年，国务院发给该委员会关于那108人的统计总结报告，仍在职的还有57人——这是“亨氏食品公司的品类数目[4]”，理查德·H·罗维尔在《纽约客》里讽刺说。

这样，麦卡锡议员就有了两个数字：205和57，但他只知道这么多。要知道他有多会招摇撞骗，必须记住一点，他此时没有卷宗、原始数据以及任何参考数据。他知道有两份过时的名单，但他一份也没弄到。如果有人问起，他说不出一个名字，但就凭着这点东西，他就要进行全面巡讲，先到西弗吉尼亚州，在科罗拉多州转机后到犹他州，再到内华达州的雷诺市。他大概觉得没什么人会怀疑他。他期望能够在一小群共和党妇女听众面前布道演讲，说说老生常谈的问题。返回时，威斯康星州的报纸上已经有了关于他此次巡讲的评论，提醒共和党的官员们和赞助人他的存在。当然，他可能会进行两三次猛烈抨击，但也不会比那个周末其他共和党发言人更加厉害。后来，他突然发现自己还有一个极棒的蛊惑人心的方法：其他人都只是笼统地谴责卖国，而他可以谈论卖国贼。

惠灵市广播电台WWVa录下了他的评论，并在当晚广播出来。但历史性的遗憾是，磁带在广播后立马被洗掉了。那次事件留下的，除了人们的回忆，就是《惠灵消息报》记者弗朗克·德斯蒙德的记录。根据这份记录，那篇著名的发言是：

虽然我不能花时间列举出国务院里所有共产党人和间谍圈成员的名字，但我手里有一份205人的名单，国务卿知道他们是共产党，但他们现在正在国务院工作，制定国务院的政策。

他当时可能是拿着一张洗衣清单、购物单或是旧的圣诞贺卡吧！ 不管那是什么，都不重要，因为过后他就扔了。一个星期后，他回到华盛顿，那里一半的人都要求他证明他的指控，他很努力地尝试找出自己到底说了什么，却想不起来了。他甚至询问那一带的业余无线电工作者，看他们是否有可能录下了这次演讲。但一无所获。

德斯蒙德的文章出现在《惠灵消息报》，还被《芝加哥论坛报》 转载，又登上《丹佛邮报》头版。三天后，《纽约时报》也刊登了麦卡锡议员的指控。美联社将两段德斯蒙德的评论登载在B线，国务院有人读到了这篇评论。因此麦卡锡在丹佛转机时，有位新闻记者告诉他，国务院想要他所指控的共产党人的名单，以便马上开始调查。麦卡锡回答说，他的话被误解了，他说的不是205名共产党人，而是205个“危险的嫌疑分子”。记者问他是否能够看看那份名单。当然，他答道。但后来他又说自己把名单落在机场的行李里了。《丹佛邮报》 保存着一张照片，照片里，麦卡锡可怜兮兮地盯着自己破旧的公文包，搜索着那份不知去向的名单。

2月20日下午，参议员召集法定人的钟声响了三次，乔·麦卡锡（约瑟夫·麦卡锡的昵称）提着那只鼓鼓的、茶色的公文包大步流星地走向台前。民主党人要求他提供证据，而他回华盛顿后，也两次向新闻记者保证，如果他拿不出证据，就辞职。现在他要给参议院上演一出史上最荒唐的晚上开会的戏。他这次不仅有数字，还有其他东西，尽管并不多。李提供了108份两年前从国务院文件整理出来为众议院拨款小组委员会准备的档案影印本。其中，只有40人仍在国务院任职。这些人已经过联邦调查局的全面调查，并已通过审查。可是，麦卡锡仍将81个人作废的档案堆在自己和邻近议员的办公桌上，堂而皇之地宣称他已经看透了“杜鲁门的保密铁幕”。

接下来的几分钟简直狼狈透了。麦卡锡翻弄着第一批文件，说自己将只提这些人的编号。这本身就让人怀疑，因为在参议院台上的发言，照法律不构成诽谤罪。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令人吃惊。听众们发现，麦卡锡是第一次看这些档案。他看每份档案时都要停一停，飞快地翻阅，看里面的内容是什么。若换成别人，肯定窘迫得坚持不下去，但麦卡锡无所谓。他站了将近6个小时，坚持演完这场闹剧，如果有文件难住了他，他就满不在乎地耸耸肩。总之，他不肯离开议会席。

这些文件所涉及的人员，有些根本就与国务院无关。21~26号为美国之音广播电台工作，12号曾受聘于商务部，麦卡锡满不在乎地承认：“他现在在哪儿，坦白说，我不知道。”62号“对于共产党活动是无关紧要的”。对于40号，他说：“我从这个袋子里没找到什么信息，但是也没有文件证明他与共产党无关。”72号把这位议员难住了。这份档案很重要，他吞吞吐吐地说：“这与我要找的刚好相反……我确信他不是共产党人。好几位证人都对他评价很高，说他品行端正，是个民主的美国人……反对共产主义。”（另外，72号根本就没在国务院工作过。）对此惊讶万分的理查德·罗维尔问道：“除了纯粹的精神失常，还有什么会让一个人在讨论81个共产党人时说：‘这些共产党人里有一个很重要，因为他不是共产党人呢？’”

但麦卡锡还是固执地要说完。9号和77号的档案内容是一样的。15、27、37和59号根本就不存在，档案都是空文档。13号和78号仅仅是普通职员。14号“主要是道德问题”，却被误放在41号的档案里。52号值得注意，主要是因为他为16号工作，而“16号”——就好像最终捡到金子一样，他说：“这是国务院里最危险的间谍之一。”

很显然，这个人不是间谍，这些档案里一个间谍也没有。但是通过在这份文档里插一句，在那份档案里删一句，用伪造的调查材料对整个过程进行了润色加工，对那些喜欢先看漫画版，再看体育版，最后浏览一下大标题的读者来说，麦卡锡制造的新闻给他们造成一个印象，好像他已经发现了颠覆活动。在2月20日的那场表演中，麦卡锡对事实的篡改幅度还很小：三个“有俄式名字”的人变成了“三个俄罗斯人”；像“据报道”、“据说”字眼消失了，“可能已经”和“可能”被“已经”和“是”代替；“值得考虑的诽谤信息”被翻译为“共产党活动的确凿证据”。其他篡改则令人非常吃惊。联邦调查局的审查通过记录不是被忽略，就是被改为联邦调查局称其有罪。如果“一个美国好公民”被国务院机构拒绝，原因只能是要雇用共产党。而有些事实，例如申请人的年龄已经超过70岁，则根本就没提。共和党人惊呆了。肯尼思·惠理作为该党的参议院领袖，尽可能在议案中帮助麦卡锡，但也尽量避免和他搞在一起。塔夫脱（几乎不认识麦卡锡）后来告诉记者：“这真是一场不计任何后果的演出。”

第二天早上，报纸头条揭露这些档案毫无用处，陈旧过时。民主党人欢呼雀跃，他们召开核心会议，要求多数党领袖——伊利诺伊州的斯科特·卢卡斯“全面彻底”地调查“对美国不忠的人们是否受雇于或曾受雇于国务院”。因为其他共和党人与麦卡锡保持距离，而且他自己也曾坚称他乐于接受调查，参议院一致通过卢卡斯的第231号决议。惠理试图求助众议院拨款小组委员会，因为该委员会主席——田纳西州的肯尼思·麦凯勒是右翼分子，他不会给民主党自由派太多的帮助和安慰。但这一提议在全党投票时被直接否决了，然后提议移交给了外交关系委员会。得克萨斯州的汤姆·康纳利任命米勒德·E·泰丁斯为那不太好惹的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这位野心勃勃的头面人物曾掌控了马里兰州长达25年。在他任命其正式成员（康涅狄格州的民主党人布里恩·麦克马洪、罗得岛州的民主党人西奥多·弗朗西斯·格林、马萨诸塞州的共和党人亨利·卡伯特·洛奇和艾奥瓦州的共和党人伯克·B·希肯卢珀）前，麦卡锡就称之为袋鼠法庭[5]。泰丁斯保证“无政治迫害，无任何掩饰”。私底下，他自命不凡地称威斯康星州的那位后座参议员为“那小子”。他并不知道，一共要对麦卡锡进行5次调查，而这只是第一次尝试。在这些调查中，没人能够找到问题的根源，除了麦卡锡自己。

当然，他得到了某些帮助。没有人，甚至是麦卡锡都不可能单枪匹马把事情闹出这么大动静。若没有某些说客的努力，在国会里不可能走这么远，麦卡锡在飞去惠灵市之前给《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打了电话，表明他知道怎样获得帮助。调查员李所扮演的角色又是另一个迹象。麦卡锡在西弗吉尼亚州崭露头角时，这些人和他们的同党们就开始了大规模的援助工作，只要麦卡锡需要，大量人员和数据都能为他所用。并不是他们选择了麦卡锡，而是麦卡锡选择了他们的议题。任何集团想在国会里搞什么名堂，都并不是那么容易能找到一个参议员出头的。而一旦找到，他们最不愿发生的事情，就是看到他身败名裂。

这就是所谓的“院外援华集团”。其绝大部分成员都受雇于那些右翼报刊发行人：麦考密克上校的《芝加哥论坛报》里的威拉德·爱德华兹和沃尔特·特罗安；麦考密克的《华盛顿时代先驱报》里的乔治·沃特斯；在麦考密克的共同广播公司联播网上常常出现的小富尔顿·刘易斯；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的《纽约美国人日报》里的劳伦斯·克利；赫斯特报系的记者霍华德·拉什莫尔、肯·亨特和雷·理查兹；还有两位赫斯特报系的专栏作家乔治·索科尔斯基和J·B·马修斯。马修斯有一份名为“附录九”的小册子，相当于反犹主义者的《锡安长老会议纪要》。1944年，《附录九》由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调查员们辑成，共有7卷。里面有22 000个名字，不加选择地排列在一起，是从被怀疑对国家不忠的机构的负责人名单、那些告密者，和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极端保守主义者的小册子中搜集来的。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成员都觉得它荒谬绝伦，全体成员收回《附录九》并禁用，但是马修斯却私下留了一份。有了这件武器，麦卡锡便可以口无遮拦、信口雌黄，而这本册子中所没有的，麦卡锡还可以从对华政策协会创始人、院外援华集团主要赞助人阿尔弗雷德·科尔伯格那里获得。30年来，科尔伯格通过从大陆进口东方的纺织品而获得利益，但蒋介石下台后，其财源就被切断了。现在，他从巨额财富中拨一点儿给《反击》、《自由人》和艾萨克·唐·莱文的《实话实说》等刊物中。

这股势力正在华盛顿徘徊，寻找一个头领。他们现在听命于麦卡锡，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为他服务得很好。他的对手也很强大：有国会山的民主党领导杜鲁门总统（他私底下谈论麦卡锡时，曾说那个“狗娘养的必须受到弹劾”）以及所有不像麦考密克和赫斯特那么“右”的记者。在与麦卡锡的第一次冲突中，约瑟夫、斯图尔特·艾尔索普与其斗争得尤其激烈，他们嘲笑麦卡锡在办公室里故弄玄虚的表演——打电话时用铅笔敲打话筒“而使窃听器的磁针失效”，电话快结束时，他故意演戏打给来访者听。只见他抓住听筒，喃喃地说： “是，是，我能听见，但不能说什么。听得见我说什么吗？你真的知道那家伙的内幕吗？是吗？好，我跟你说。把这些闲话假装无意地透露给1号，告诉我他的反应。明白吗？那好，我等会儿再打给你。”

沃尔特·李普曼在谈到这位参议员的蛊惑人心的伎俩对国务卿的影响时说：“没有任何一位代表国家处理国外大事的美国官员，在国内会受到如此巨大的伤害，甚至是威尔逊在1918年也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许多老牌自由报刊如《巴尔的摩太阳报》，在麦卡锡进攻的第一年都莫名的沉默，但《华盛顿邮报》步步针对他，《纽约时报》 和《圣路易斯快邮报》也是如此，《时代周刊》更是揪住他不放。对战斗双方冲击最大的可能就是《华盛顿邮报》漫画家赫伯特·布洛克（笔名是“赫布洛克”）的一幅画。赫布洛克创造了一个新词：“麦卡锡主义”。他画了一幅画，把这几个字刻在一个装满泥浆的圆桶上，桶下是10个摇摇晃晃、溅满泥浆的水桶。

然而，麦卡锡和他卑鄙无耻的追随者们似乎总有所得。李普曼冠冕堂皇的文章与麦卡锡对美国多数党的攻击相比，苍白无力。麦卡锡说：“民主党派的标签现在是那些屈从于卖国贼的男男女女们的私产了，那些人佩戴的政治标签都是一个叫杜鲁门的白痴给缝上去的，已被一个叫艾奇逊的骗子所腐蚀，又被（哈里·德克斯特）怀特红色屎尿所败坏。”甚至赫布洛克的杰作也被富尔顿·刘易斯所利用，他告诉他的听众：“对许多美国人来说，麦卡锡主义就是美国主义。”而麦卡锡本人也在威斯康星州的听众面前说：“麦卡锡主义就是卷起袖子大干一场的美国主义。”[6]

这些口号和辱骂本不该产生太大影响，但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是，麦卡锡在美国基层中点了一把火。虽然他的虚假面孔被一片片撕碎，将他的指控被其他参议员一点点击破，他的谎言也被层层揭开，直到他完全赤裸地暴露在公众面前（他还咧着嘴笑），但民众对他的支持率却有增无减，而且态度更加坚定。这种迹象毋庸置疑。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50%的民众对该参议员持“赞同的观点”，认为他在为美国做好事，29%的民众反对他，还有21%的民众不表态。那些后来随同麦卡锡到各地竞选旅行的记者，见他受到如此赞扬，非常震惊。而国会山上那些怀疑他们的报道的记者，也发现一个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每天早上麦卡锡收到邮件时，也会收到一大堆皱巴巴的钞票和毛票。

麦卡锡将这些钱全部投资到大豆期货中，而他的共和党同事们左思右想后，也开始改变对他的态度。惠里用手搂着他结实的肩膀，威廉姆·E·詹纳请他与自己合影，霍默·弗格森把自己搜集到的颠覆分子名单与他交换，欧文·布鲁斯特和卡尔·E·蒙特则把自己的下属借给他为他服务。泰丁斯的委员会的一个成员希肯卢珀也开始站到这位正在酣战的威斯康星州参议员一边，而且非常卖力。在众议院，一个哥伦比亚特区小组委员会还为麦卡锡最荒诞无稽的指控——“同性恋与共产主义的联系”举行听证会。麦卡锡说这明显是苏联的阴谋，目的是引诱“国务院的女员工们过同性恋的生活”。最后，共和党的最后一根柱子也倒了下来。要是再发现一个名副其实的民主党卖国贼，而这个人对政府制定对华政策的影响又像希斯对新政的影响那么大，对于塔夫脱来说就太难以承受了。这位正直的典范人物宣布： “从国务院的亲共政策看来，乔·麦卡锡要求进行全面调查是完全合理的。”他接着又对麦卡锡说：“假如一件案子不奏效，那就再试第二件！”这架势就像麦卡锡还需要别人指点似的。

3月21日，这个魔术师的魔术口袋已经空空如也了，或者表面看是这样，但之后麦卡锡又编造出了前所未闻的把戏。他告诉泰丁斯的委员会，他打算说出美国“头号苏联间谍”的名字。委员会聚集起来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在那儿，麦卡锡却坦白承认他没什么新的东西可说。“这件事没有什么神秘的，”他说，“都已经记录在案了，还有些证物。”确实如此。原来他讲的那个欧文·拉蒂摩尔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位教授，研究亚洲问题的专家。他当时在阿富汗境内，但他既不是共产党人，也不是国务院的雇员。他只是对政府有关远东问题的事情提出了一些建议。他写了一份关于蒋介石问题的报告，其中冷静的现实主义态度激怒了院外援华集团，尤其是科尔伯格。有关拉蒂摩尔的所有事情，国会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尽管如此，麦卡锡仍告诉持怀疑态度的泰丁斯，拉蒂摩尔“肯定是间谍”，有关他的档案是“爆炸性的”。他又说：“如果你破了此案，就将破获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起间谍案。”第二天早上，他将这些都告诉了媒体，不过没提拉蒂摩尔的名字。他说：“我的成败就在这个案子了。如果这次错了，我相信小组委员会对我其他的案子就不会那么认真对待了。”他说，那个人的名字就在他的口袋里，那是一个超级间谍，“曾是希斯所在国务院间谍网的首领”。

那件事发生在星期二。周末，参议院召开记者会时，大家都在暗地里讨论拉蒂摩尔。3月26日，德鲁·皮尔逊对此写了新闻报道。而此时，麦卡锡玩起了失踪，而他的回归是为了另一项完全不同寻常的指控。拉蒂摩尔在阿富汗知道麦卡锡将要回来以后立即声称，自己并不是苏联安排在美国的头号间谍，将飞回国内澄清这一谣传。同时，麦卡锡也声称自己被误解了。那个星期四，麦卡锡在参议院说： “关于拉蒂摩尔，我或许太过强调他是不是一个间谍这一问题。”他原本想说这个教授是“远东政策的首席设计师”。麦卡锡说：“这个人简直就是制定政策的危险人物……我相信随便一个小孩子都能回答出来谁是远东政策的设计师，他就是欧文·拉蒂摩尔。”惹得那些想从这个神秘教授身上获得更多信息的记者们哄堂大笑。

4月6日，在强弧光灯的照射下，拉蒂摩尔在委员会做证。聚集在大理石柱的参议院会议厅的人群，是自9年前温德尔·威尔基到这里表示同意《租借法案》以来人数最多的一次。他们听到证人对每条指控都加以否认。拉蒂摩尔拿出蒋介石夫妇给他的个人信件，表示他们十分感激他所做的工作。泰丁斯透漏，委员会的4名议员曾研究过拉蒂摩尔的档案，并未发现任何有关他参与破坏或反动活动的证据。拉蒂摩尔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随后离开了会场。4天之后，麦卡锡引见了一位《工人日报》前任主编。此人名为路易斯·布登兹，他发誓说，在1944年的晚会上，自己的上司曾告诉自己，“将欧文·拉蒂摩尔看作共产党”。

右翼参议员们扬扬得意，大声喝彩。乔已经证实了该传言，布登兹就是拉蒂摩尔的惠特克·钱伯斯。两名保守党的记者当时明显被骗了。威廉·怀特报道，布登兹被正式告知，拉蒂摩尔是个卖国贼。阿瑟·克罗克说，许多有识之士正在改变他们对麦卡锡的想法，但他们并没有让这些人改变太久。拉蒂摩尔的律师阿贝·福塔斯和保罗·波特严厉地诘问布登兹所有相关事情。是的，他什么都招了： 承认在联邦调查局审查他的4年里，除了欧文·拉蒂摩尔，他说了自己所知的所有有关共产党的消息；承认在1947年告诉一名国务院安全专员，拉蒂摩尔并非共产党，并在1949年年初的《柯里尔》杂志上发表文章否认他是共产党；承认欧文·拉蒂摩尔的名字在他所有关于共产党人的书里都从未出现过。那么他怎样证明现在没有说谎呢？他无力地说：“在另一本书里，他把拉蒂摩尔先生描绘成一个了不起的人。”他退场后，贝拉·V·多德和弗雷达·厄特利这两名前共产主义分子走上证人台。多德女士把拉蒂摩尔是个共产党人的观点嘲笑了一番，厄特利的证词比较模糊，但她断言拉蒂摩尔绝不是间谍——说到这点时，连布登兹都认为这种指控太令人吃惊了。但麦卡锡毫无悔意，他把视线转移到另一个“中国通”身上，这个人曾写过“一本书，详尽地阐释了麦卡锡对亚洲问题的亲共原因，正如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清晰地阐述他对欧洲问题的解决方案一样”。记者提了一些问题，麦卡锡无言以对，只好承认他并未看过这本书。其实，他连书名都不知道，只是答应事后会查证。麦卡锡再一次被人驳倒，这个名字又再一次成为头版新闻。

泰丁斯的信心在慢慢减弱。无论是以智取胜，还是以勇取胜，他发觉自己作为一个娴熟的政客都有点力不从心。当他在修改一份只有已觉察麦卡锡丑恶行为的美国人才会读的报告时，公众对麦卡锡的支持正在不断增加。来自缅因州的共和党人玛格丽特·蔡斯·史密斯也发表了由她和其他5个共和党自由派共同签署的反对麦卡锡主义的《良心宣言》。即便如此，多数党领袖卢卡斯数了一下人数，发现参议院只有12名民主党人公开反对麦卡锡。泰丁斯在道德或作风方面都占了上风，但麦卡锡却从来不理性也不正派，他就是个政治骗子，他的骗术横扫了春季总统初选。当调查他的委员会在斟酌他的报告应该怎么写时，威利斯·史密斯正在用麦卡锡式竞选把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弗朗克·P·格雷厄姆赶下了台，众院议员乔治·A·斯马瑟斯正在用第二轮麦卡锡式竞选打败来自佛罗里达州的自由派参议员克劳德·佩珀，加利福尼亚州的参议员候选人海伦·加哈根·道格拉斯正遭到曼彻斯特·博迪第三轮麦卡锡式预选的诋毁，而理查德·尼克松正在准备第四轮麦卡锡式竞选，最终在大选中击败了她。

因此，这份报告还没写完，就已经遭到了质疑。最终，报告的内容与预料的相差无几，控告麦卡锡“弄虚作假、愚弄众人”，涉嫌有意说谎。麦卡锡早就知道报告会这样写，所以将这次报告冠名为“参议院的耻辱”，“为美国红色第五纵队开绿灯”。塔夫脱称这次诉讼为“一场闹剧”和“一次掩饰”，是对“一名战斗的爱尔兰裔海军陆战队队员”的侮辱，缅因州的欧文·布鲁斯特随声附和。惠里攻击艾奇逊，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盖伊·加布里·埃尔森则说共和党正在揭露“共产党的间谍、密探、特务和党员”，他们“充斥着整个美国政府”。

到夏天时，乐观主义者以为看到了麦卡锡气数已尽的迹象。通讯社已经将他记者招待会的报道减少了很多，许多报纸则压根不再报道。与国外赤色分子的斗争渐渐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麦卡锡的小插曲不再吸引人了。当他手舞足蹈地举着“联邦调查局的报告”揭露国务院的“三个共产党间谍”时，胡佛的驳斥也未让人感到意外。至少在这时看来，麦卡锡主义似乎走到了尽头。

但这只是一个错觉。千千万万的美国人将威斯康星州的这位后座参议员看作反共的象征，只要共产主义还是个议题，大家就将他看作英雄。这样一来，他日益骄横起来。有人提醒他还没有回应委员会的指控，他回答说：“我不回应指控，我提出指控。”一位记者问： “你正在看的不是机密文件吗？”那位参议员啪地合上文件说：“曾经是的，但我现在取消了机密。”在一次鸡尾酒会上，一个女孩儿询问道：“麦卡锡议员，你是什么时候发现共产党的？”他嘲弄地瞥了她一眼，回敬说：“两个半月前。”

美国政府正全力调查有多少共产党员曾经在国务院任职（205个，57个，108个，40个，66个，25个，1个，还是0个？），朝鲜正部署9支装备精良的部队攻击手无寸铁的韩国。12万朝鲜人民军由2万名有战斗经验的共产党员带领，他们参加了“二战”中的苏德大战，包括斯大林格勒战役。朝鲜的12万人民军以任何军事标准来衡量都是精英力量。部队配备的是122毫米榴弹炮、76毫米分区榴弹炮、76毫米自行火炮、120毫米迫击炮和各种类型的苏制高射炮，各种步兵武器，从反坦克炮到小型冲锋枪都有。还有150辆苏联T–34型坦克，它们曾经在库尔斯克前线摧毁过克虏伯虎型装甲车，这些庞然大物使这支部队更加锐不可当。此外，他们还有雅克式和斯多尔摩维克式战斗机群。美国海军陆战队军事专家小罗伯特·D·海纳尔上校的看法是“远东所有的武装力量里，除了苏军，这支部队可能是完成任务最好，最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部队了”。

面对强大对手，韩国总统李承晚能动用的只有比保安队略强的军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五角大楼故意削弱了李承晚这支拥有6.5万人的部队的力量。朝韩均宣称要发动进攻，准备不惜流血牺牲，统一朝鲜半岛。尽管朝鲜人民军定期巡逻时已经跨越了北纬38度，甚至有时多达1 500人，但华盛顿主要担心的却是75岁的李承晚。为了挫败他野心勃勃的本性，韩国部队只配备了一些陈旧的日本九九式步枪、近射程的m3型105毫米榴弹炮、过时的2.36英寸火箭筒，没有大于81毫米口径的迫击炮，没有无后坐力炮，没有坦克，没有进攻性炮兵，也没有军用飞机。对于这样的疏忽，华盛顿政府是罪魁祸首，而美国国会则是从犯。杜鲁门在他1950~1951年的年度预算中，曾特别指定给韩国拨款6 000万美元，国会却把它砍掉了。美国对韩国的防御，只寄希望于美国军事顾问团。但这个希望很靠不住。在韩国的政权中心汉城（今首尔），这个顾问团只是把韩国的军队作为军事警察来训练。除此之外，美国人只是装装样子而已。1950年6月13日，政府部门的威廉·C·福斯特在一次国会委员会上做证时说：“韩国实行严格的训练计划后，已经建立起一支拥有10万名战士而且纪律严明的军队，用来应对来自朝鲜军事力量的任何挑战和清扫韩国各个区域内的游击队员。”在战争前夕的《时代周刊》采访中，顾问团那位启程回国的陆军准将威廉·L·罗伯茨，称他的部队为“美国以外最好的军队”。

这不是事实，而这样说还是客气的。最让美国人震惊的是，他们自己的军事力量也软弱无力。自从“要回家”的骚乱让战后一片混乱时，这种情况就开始了。阿尔伯特·C·魏德迈将军评价说：“美国打仗就像踢足球比赛，胜利后就离场庆祝。”然后，关于三军统一的争议又将士气糟蹋得所剩无几。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宣布，他将“精简臃肿的军队”。通过将军事预算由300亿美元减至142亿美元的方法，砍掉了很多部队。五角大楼放弃了对抗苏联新型潜艇的雷达防御网和保护性设备的研发。到1950年，苏联已拥有了和美国同等数量的战斗机，军队是美国的4倍，坦克师是美国的30倍。美国只有一个步兵团接近最强作战实力，在役军人总共只有592 000人，还不到珍珠港事件时的一半。最后，驻日的美国4个集团军情况也在恶化，用威廉·F·迪安将军后来的话说，他们已经变成了一支松散的军队，习惯于“与他们的日本女友鬼混，大灌啤酒，连皮鞋都让仆人来擦”。

指挥官们是不能以对敌人的意图一无所知为托词而推卸责任的。朝鲜半岛不幸的分裂历史可以追溯至公元前108年，而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日作战胜利后，三八线地区就纷争不断。除了各自增加巡逻队来回巡逻的次数，以及李承晚和金日成之间的互相叫板及武力威胁外，美国中央情报局还提醒华盛顿注意，暴力冲突可能一触即发。中央情报局在报道中描述朝鲜军队在边界大量集结，并警告只有策划大规模的进攻，才能解释得通这种情况。国务卿肯定看到了其他人看不到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简报，在国会委员会做证时，他就已经读到过记录在案的几则情报局电报，其中一则可以追溯到1950年3月10日，并预言“朝鲜人民军将在1950年6月进攻韩国”。更确切一点儿说，30个月前，参谋长联席会议就曾告诉过白宫“从军事安全立场考虑”，美国在朝鲜没有“战略利益”。当时可能确实是这样，但是现在，也许任何一个总统，只要拒绝抵制新生共产主义力量扩张，都会遭到弹劾。随后，政府机关指出朝鲜只不过是危险地之一，柏林问题一触即发，法国在中南半岛遭遇惨败，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军队正在南斯拉夫边境大规模集结。政府拥护者辩解道，我们不可能在世界各地都紧张备战。确切说来，这就是采取牵制政策的问题所在。

1950年6月的最后一个周末，美国迎来了当年夏天的第一股热浪，在高达100华氏度（约37.8摄氏度）的酷暑下，美国人有气无力。能够离开电视屏幕的人，都跑到有空调的剧院里去了。孩子们看的是罗伯特·牛顿在电影《金银岛》里扮演的高个子约翰·西尔弗。乔伊斯·卡里著的《马嘴》成了读者在吊床上消遣的文学读物。在莫宁赛德高地，当时还是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正躲在他的住宅里阅读《迷途的皇后》，这是赞恩·格雷的第51本小说，作者死后才出版。迪安·艾奇逊整个下午在马里兰州哈伍德农场的家里种花消磨时光，晚饭后看着书就进入了梦乡。门外一直有鬼鬼祟祟的人影来来回回——自从麦卡锡得势后，这位国务卿收到了很多恐吓信，这让他恐惧万分，保镖全天都守在他身边。

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和参谋长联合会议主席奥马·布雷德利，乘坐由东京飞往美国的班机经过太平洋上空某处。刚好那天下午，杜鲁门总统也在飞机上，星期六下午两点，他乘坐的总统专机“独立”号穿过乌云俯冲而下进入堪萨斯州机场的跑道。两个小时前，这位总统还致力于巴尔的摩国际友谊机场的开幕式（一项有益于世界和平的事业），而现在他期待能够和弟弟维维安在周末剩余的闲暇时间里料理一下家务，并与老朋友聊聊天、叙叙旧。白宫记者们被告知不得对此进行报道，星期一之前不会安排任何需要总统参加的活动。

和往常一样，总统不在华盛顿，政府高层都会松一口气，这次也是。国务院亚洲事务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在约瑟夫·艾尔索普的家里休息。国务院远东事务新闻官W·布雷德利·康纳斯则在华盛顿的公寓里和孩子们玩游戏。他们任何一个人都绝不会想到联合国会有新情况。自从1月苏联代表雅各布·马立克拒绝出席安理会会议以来，联合国就一直停摆。美国安理会代表华伦·奥斯汀正在佛蒙特州家中的苹果园里修剪苹果树，他的副手欧内斯特·格罗斯也不在办公室，而在长岛曼哈萨特镇家里招待孩子的小伙伴们。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则正在附近的福里斯特希尔闲逛。

那时纽约刚到下午，中西部则是中午，在遥远的三八线则是凌晨4点，用麦克阿瑟后来的话来说：“朝鲜就像一条眼镜蛇，发动了突然袭击。”

朝鲜夏季季风才刚刚开始 , 暴雨就倾盆而至，直泻在绿油油的稻田里以及贫瘠的灰褐色山坡上。此时，朝鲜军队的大炮——射程40英里远的重炮，接二连三地开火发射了。起先，炮击是零零星星的，因为那些小型排炮还在等着朝鲜军队那门122毫米榴弹炮发出火焰信号，所有大炮随即会一起放出信号弹火焰，炮轰接连而至，而军官们正在研究向南部发射炮弹的炮击点，并校对射程范围。头顶上空，雅克式和斯多尔摩维克式飞机越过温暖湿润的空气向着不到50英里远的汉城飞行。像中国人一样，朝鲜人仍用军号通报传令，一听到军号声，步兵就会越过边境扑向他们的第一个目标。尽管天色漆黑，又下着大雨，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胡乱摸索的混乱场面，但朝鲜人民军大将崔庸健竟然成功地将9万名士兵带领到韩国，没出现任何堵塞现象。海陆部队乘着中国式平底帆船和舢板在韩国边境线以南登陆上岸。被一阵喧闹声吵醒后，韩国人摸索着穿上自己的衣服。几个小时内，他们就将匆忙上路，逃离漫天遍地的轰鸣声。其中一些人的下半生都将流离失所，四处避难。

6个小时后，正值美国东部夏令时间8点，布雷德利·康纳斯成为在华盛顿听到这则消息的第一个美国官员。合众社的唐纳德·冈萨雷斯打电话告诉他，合众社驻朝通讯记者断断续续发来新闻快报，称朝鲜军队正沿着三八线进行猛烈攻击。冈萨雷斯询问国务院是否听说了这个消息，康纳斯说他也不太了解，但他会立刻想办法确认。挂了电话，他就试着给美国驻汉城大使通电话，但电话接线员告诉他，电话无法接通。星期日早上，所有海外电话线路都是关闭的。康纳斯匆匆赶到新国务院大楼位于C街的入口处，但在紧急电话线路集合在一起恢复使用之前，部门联络中心收到了一份美国驻汉城大使约翰·J·穆乔发来的电报，发电时间为上午9点26分，电报里写道：

今晨，朝鲜军队兵分几路向韩国进军。从本次袭击的性质以及发起方式看，这是对韩国的全面进攻。

迪安·腊斯克和联合国事务部助理国务卿希克森被火速召集。晚上10点，希克森叫醒了艾奇逊。希克森提议明早召开联合国理事会特别会议，要求朝韩双方停火。他补充道，既然华伦·奥斯汀在佛蒙特州 , 欧内斯特·格罗斯就应该在纽约率先带头做决定。艾奇逊对此表示同意，并指示他通过特里格夫·赖伊召集理事会人员，并拿起那部白色专线电话接听了由白宫打来的电话。

杜鲁门一家在独立城北特拉华街的家中，刚用完晚餐。这位一家之主在书房坐了一会儿，已开始打盹儿，因为快到他睡觉的时间了。然而，就在此时，他接到艾奇逊的电话，只听他一开口便道：“总统先生，我有重要消息向你汇报，朝鲜已攻入韩国……”才讲几句话，总统就表示要立即乘飞机回来，但艾奇逊劝他还是先好好睡一觉。现在除了要调动联合国力量，使其行动起来以外，别无他法，只能等待更多情报，并表示他会在明晨再给总统打一次电话。总统问他现在自己有什么能做的，艾奇逊回答：有。实际上他是能够做点儿事情的。路易斯·约翰逊非要限制国务院与国防部之间进行的交流，此举真是荒谬。他想直接与陆军部长弗朗克·佩斯联系。杜鲁门说，好了，就这样办吧。说完就挂断了电话。于是，国务卿就开始凝聚美国人的积极性，自己掌握美国的行动权。在他看来，此时此刻，比战场更重要的行动主场是位于纽约的成功湖[7]。

当希克逊电话告知特里格夫·赖伊时，他说道：“天哪，杰克 , 这是在公开对抗联合国啊！”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朝韩是受联合国守护监管的，而美国只是在韩国代表着联合国。在波茨坦会议上，世界三大巨头英、美、苏曾一致商定，朝鲜半岛的未来将在共同监管下根据选举进行决定，而后苏联却变卦了，拒绝让联合国专员越过三八线以北。在艾奇逊的指导下，其下属参谋拟定了一份安理会决议，决议称朝鲜军队对韩国的军事武装袭击破坏了和平，应当立即停火交战。由于苏联对安理会的联合抵制仍在进行中，该决议也就以9∶0的票数通过了。

星期日上午，从穆乔那儿收到的都是负面消息。一支朝鲜坦克部队驶向汉城和金浦机场，势如破竹。艾奇逊总结说：“韩国的武器远远比不上朝鲜”。12点35分，他打电话到独立城，请求总统返城。上飞机前，杜鲁门与记者交流了几句：“不要危言耸听。这次也许情况紧急，但我希望情况没那么糟。在我掌握所有情况之前，我不会回答任何问题。”回到宾夕法尼亚大道1628号布莱尔国宾馆，杜鲁门立即召集所有外交和军事顾问围坐在一张红木餐桌前召开紧急会议。他当场做出三项决定：通知麦卡锡调配所有可用的飞机和船舰接回在朝鲜的美国人，必要时可以越过三八线；麦克阿瑟将军要为韩国军队提供弹药；美国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巡逻，以防朝鲜进攻韩国只是声东击西，其真实目的是进攻中国台湾。如果毛泽东在那里追击蒋介石是在一年前的话，美国可能会置之不理。但是现在，美国国内的政治形势不允许美国保持中立。

星期一是联合国成立5周年纪念日，那是黑暗的一天。艾奇逊评价说：“那天，从朝鲜连续传来局势日趋严峻的消息。”朝鲜人民军不顾联合国的停火决议，兵分6路包围李承晚的首都汉城。李承晚政府已经向南方迁移，路上都是惊慌失措的行人。韩国士兵还在溃逃，他们本来还要死守春川，但是第一辆T–34型坦克到来时，就溃不成军了。韩国驻美大使张勉博士来到白宫。总统转着办公室的大地球仪，手指着朝鲜说：“这里是远东地区的希腊。如果我们现在表现强硬，坚决攻下来，就不用考虑下一步了。”张博士觉得他没有解决问题，含泪离去。晚上9点，杜鲁门在布莱尔国宾馆又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战时内阁”（现在他是这样称呼这些会议成员的）听到奇普·波伦和乔治·凯南说苏联缺席安理会会议，认为这给了美国一次极大的机会，他们不需要担心苏联会投否决票了。考虑到这一点，总统同意了一项新安理会决议，呼吁所有的联合国成员国合力将朝鲜人赶回去。很明显，出力最多的将是美国，杜鲁门总统也很乐意帮这个忙。在征得顾问们的同意后，杜鲁门命令麦克阿瑟带领海军和空军部队向三八线以南的韩国防御士兵给予直接战略支持。同时，在艾奇逊的催促下，总统也加大了对在中南半岛作战的法国军队的支援力度。

星期三，汉城陷落，韩国的防御部队退到了汉江。那天中午，在长岛的斯德哥尔摩饭店，特里格夫·赖伊、雅可布·马立克、欧内斯特·格罗斯三个不太可能聚在一起的外交官坐到了一起，不过只是为了赴一场定期的午餐会。他们三个也没有其他事情可谈。马立克认为安理会在星期日做出的决议是“非法的”，因为没有一个苏联代表出席，中国大陆也没被允许参加。赖伊只好紧张地等待着，因为他要一丝不苟、认真地尽到联合国秘书长的职责。暂且不说星期日的事，他建议马立克到这个下午的战事大会听听美方的新决议。“你不加入我们吗？”他问道，“在我看来，要维护你们国家的利益需要你加入我们。”但这个苏联人却摇头，慷慨陈词：“不，我是不会参加的！”离开餐厅后，格罗斯擦着他额头上的汗水，对赖伊说：“如果他接受了你的邀请来参加会议，想一想会发生什么后果。”可能会发生的事也就是苏联会反对美国的新举措，接着，十有八九，美国会发动未经联合国授权而对朝鲜进行干涉的战争，简而言之，那会是一场更早的越南式战争。

星期二晚上，那些有电视的美国人坐在电视机前第一次看到了联合国会议，这次会议奇怪地被插播在商业广告与两档名叫“富丁尼”和“尖脑袋”的儿童木偶剧节目中间。为马立克预留的座位仍然是空的，那个强有力的美国决议获得了通过。有史以来第一次，一个国际性组织决定用武力解决纷争。正如社论记者在第二天清晨所写的那样，因杜鲁门做出了给予韩国海军支持与空军掩护这一深得人心的决定，所以当这一决议在国会宣布时，国会成员全体起立鼓掌欢呼，经久不息。白宫新闻发言人收到这一消息，脸上也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名义上的共和党领导人杜威州长满腔热情地支持美国对朝鲜干涉。甚至《芝加哥论坛报》也致贺总统，指出他的立场受到全民一致支持。

但也不都是如此。有一个人就站在这股潮流的对面。星期二一整天，参议院都在讨论对外政策的新思路，罗伯特·塔夫脱却坐在一边，手托着头，静静沉思。到了星期三，他上台发言。他控诉说，是政府“邀请”朝鲜进攻韩国的，因为政府声称朝鲜不在美国的防御范围内，这就难怪朝鲜认为能够肆无忌惮地进攻韩国。他说：“如果美国在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作战时不打算用自己的军队对国民党提供军事援助，为什么现在要派出军队保卫韩国，去对付朝鲜共产党呢？”请不要弄错，塔夫脱说，他同意美国用武力让进攻者滚回三八线那边，而且如果政府将这个问题交给参议院定夺，他肯定会投票支持。但事实上，政府没有这样做。相反，这项决议已经开先例地“篡夺了国会的权力”。宪法规定只有国会才有权力宣战，而总统的行为“无疑带来了一场名副其实的战争”。塔夫脱总结说：“就我对这件事的研究看，在国会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处理这件事情之前，没有人有权使用武装力量来支持联合国。”

塔夫脱坐下后，共和党右翼参议员们象征性地鼓了一下掌，但他们随即发表了其他意见。关于总统是否“擅用职权发动战争”的问题，加利福尼亚州的威廉·诺兰说：“我认为，美国总统所做的每一项关于……联合国以及世界所有自由人民的重要决定，都应该获得所有美国人民的支持，无关乎他们的党派关系如何。”塔夫脱集团的其余人都爆发出响亮、持久的掌声。关于韩国能否守住汉江，蒋介石提出要派33 000名国民党老兵去朝鲜作战，还有消息说英国在太平洋的所有战舰都已交由美国海军指挥。美国人此时没心情去衡量宪法的那些细微之处。然而杜鲁门还是同意塔夫脱的看法，他需要国会做出支持政府的决议。艾奇逊则持反对意见，在他看来，塔夫脱的讲演虽然“基本上是诚恳的”，可是带有“严重的党派偏见，而且十分不得体”。他坚持认为总统“不必征得国会的同意，而可以依靠宪法赋予他的美国武装力量总司令的职权行事”。

历史上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很多，但很少有像这次这么讽刺的。迪安·艾奇逊任职多年来一直被人严厉谴责为国际共产主义的工具，却如此仇恨共产主义，甚至认为总统可以利用其美国三军总司令的职权，在不询问任何人的情况下，调配美国军事力量参加一场反共战争。对于自己认定的事情，艾奇逊从不改变主意。1962年发生导弹危机时，他曾要求肯尼迪总统入侵古巴。晚年的时候，他成为越南战争中最狂热的鹰派分子之一，戴着红白蓝三色臂章给华盛顿高中的学生们演讲，鼓吹对抗共产党的必要性。当然，那时总统干涉外国战争的权力已经大得多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1950年6月在艾奇逊鼓动下开了先例。

华盛顿、成功湖、东京以及汉城等新闻公报，将公众彻底弄糊涂了。在星期四下午的总统记者招待会（朝鲜战争开始后的第一次）上，记者们迫切要求杜鲁门澄清一些事情。

问：“总统先生，美国所有人都在问，我们是否在打仗？”

答：“我们没打仗。”

问：“总统先生，你能详细解释一下你说的‘我们没打仗’吗？我们是否可以引用你的这一说法？”

答：“好的，我允许你们引用我的原话。韩国政权是在联合国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正受到来自朝鲜的一群土匪的非法进攻。联合国召开了一次会议，请求成员国去拯救韩国的人民，成员国们同意出兵镇压那群突袭韩国的土匪以拯救韩国，这就是全部实情。”

问：“是否可以称此次行动为联合国领导下的警察行动？”

答：“可以，确实如此。”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美军人员伤亡数估计超过10万。最初的一腔热情过后，共和党人越来越不喜欢战争，发现其并无益处，他们时刻让哈里·杜鲁门记着他们曾经认为这是“警察行动”这一回事。用一句简单的话概括政策，只有在政策有效时才起作用。假如《租借法案》不成功，那么人们对于罗斯福当年所说的“把给花园浇水的软管借给邻居”的比喻，就不会客气了。不同之处在于，1950年6月，这个尚未被别人识破的重大目标，在罗斯福看来，是要取得全面性的胜利了。而在韩国的目的并不是让敌人无条件投降，而只是停火协定，停止进攻，这是一个被迫选择的目标。但这一点在1950年6月时还没有人看出。

据星期四上午来自东京的新闻公报报道，6.5万名韩国军队，有将近一半伤亡或是被俘。显然，伤亡人数不断增加，不能一直这样下去。同样也可以看出，仅靠美国海军和空军的战术支持并不足以扭转战争局势。现在，战争发展的局势让杜鲁门承担了更大的责任。从东京总部大楼传来消息，麦克阿瑟已经飞往朝鲜半岛，实地考察战争发展态势。当时天气恶劣，所有飞机都停飞在羽田机场，年届70的麦克阿瑟将军不顾空军气象员的劝告，登上他的“巴丹”号C–54型老飞机，告诉他的飞行员：“起飞吧！”到达韩国时，李承晚亲自到机场跑道迎接他。麦克阿瑟说：“走，到前线去看看。判断战事实况的唯一方法就是看军队实地作战。”接着他就驱车向北，迎着炮火，刚好赶上汉江上演守桥的最后一幕——他们虽苦苦挣扎，却毫无希望。将军在公路旁的小高地上站了20分钟，看着士气低落的溃军、大声呼救的难民以及朝鲜接连不断的轰炸。他的一位参谋回忆说，他“看到了糟糕透顶的场景，韩国简直溃不成军”。回到他在日本的军事总部，麦克阿瑟给五角大楼发了一份电报：“守住阵地、收复失地的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将美国地面作战部队开到朝鲜战场上。”

这个要求终于提出来了。整个一星期，他们早就知道这个要求终究会被提出来，现在这个消息终于在星期五的凌晨3点，由五角大楼的一台发报机滴滴答答地传了出来，那时首都人民还在睡梦当中。J·劳顿·柯林斯（他现在是麦克阿瑟曾担任过的陆军参谋长）接到了电报，他回复说总统在做出这么重大的决定前，肯定要和他的顾问们商量一下。战争禁得起几个小时的等待吗？绝对不行，麦克阿瑟回答。现在每分钟都至关重要。要想让韩国得以存活，就必须马上派美国军队去堵住缺口。

柯林斯将军打电话给陆军部长弗兰克·C·佩斯，佩斯又打电话到布莱尔国宾馆。华盛顿现在还不到早晨5点，但是杜鲁门已经起来刮胡子了。拿起床头边的电话，他迟疑了一会儿，便下令派出一个团。他说，他会马上召集战时内阁成员，提出增派远征军的建议。建议得到了全体成员的一致通过。当天上午，他就把有关命令拟好了，到6月30日下午1点22分，也就是战争爆发后的第7天，美国征集后备部队的工作就开始了。美国全面展开战争，军舰、军用飞机、坦克、大炮和地面部队全都派上用场了——但这一切都完全没征求过国会的意见！

接下来的6个星期真是令人焦急痛苦。美国人以为美军第24师、第25师离开日本到达朝鲜半岛时，战斗将揭开新的一幕，出现转机。他们认为即使朝鲜并未惊慌失措而逃，但至少大局已变，士气已挫。而实际上，美军部队跟他们的新盟友韩国士兵一样，已开始迅速崩溃了。第一支到达战场的军队大部分是没有作战经验的新兵，这些人中参加过“二战”的连两成都不到，作战能力也极差，人数比例是20∶1，而且他们唯一的反坦克武器就是10年前的火箭筒，用这些火箭筒去对抗苏联强有力的T–34型坦克，结果几乎令人绝望。在最初的几个星期内，由于彼此之间孤立无援，又与外界失联，包括率领第24师的少将在内的很多人都投降了。那时美国步兵都得了“回营热”——渴望回到日本舒适的兵营里。麦克阿瑟竭尽所能，娴熟地指挥着美国与韩国的工兵营在釜山桥头堡周围建造一个防御线，以便尽可能地拖延敌人的来袭。即便如此，失败主义的情绪也悄悄地在高级司令部里滋长。

一连串奇怪的名字——乌山、盈德、河东、镇东出现在头版头条新闻上，报纸头版刊载的地图描绘了釜山防御阵地的战况，但边界一天比一天小。7月20日，朝鲜人民军发起猛烈的进攻，迫使第24师溃退出大田，接着又开始重击位于大邱的第25师，该处是美军的主要补给基地和通讯中心。战事严峻激烈时，用战地通讯员的话说，连麦克阿瑟都可能被赶出“大本营”，被迫逃离下海。直至8月6日，长期以来的撤退局面终于结束了。第27步兵团和他们的韩国盟军掘壕固守，在大邱城下，挡住了朝鲜人民军这股红色巨浪。8月下旬，朝鲜军队进行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试图占领釜山，但此时，守军已拥有了坦克和重型大炮。这条弧形防线东起日本海峡，南至朝鲜海峡，绵延120英里。当夏日逐渐消去，防御战壕每星期愈加坚固。战事陷入了一个相持不下的僵局，新闻评论员都想知道下一步会如何发展。坚守在防线上的士兵都抱着听天由命的心态。他们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这就是球反弹蹦跳的样子。他们唱着：

老道、老蒋和老李

他们究竟想要我干啥呢？

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是军事天才，他不会在这乏味的包围圈里消磨太长的时间，并且越来越多的美国军队被派过来，这小小的包围圈已经容不下那么多人了。在美国国内，大批国民警卫队的精锐部队被召集了起来。征兵动员加紧进行，原定的配额一下子就增到了60万人。但必须承认，这些补充队伍表现得既不积极也不高兴。没人叫他们拼命英雄，基尔罗伊也不在那里[8]。一名来自芝加哥的陆军下士史蒂芬·齐格对记者说：“我愿意为美国而战，但为这样一个鬼地方而战，我真不知道是图什么！”这无疑说出了成千上万在釜山作战的美国士兵的心声。然而，对于此次战争，却很少有组织性的反抗，在美国更是少有针对于此的游行。新兵都是曾在“二战”期间打过仗的人的弟弟那一辈，爱国主义的情绪还比较浓。而前些时候被朝鲜人打得节节败退，也刺痛了美国人的自尊心。

一天天地，在釜山前线的士兵和武器越来越多。从日本开来第一骑兵师，后来从美国又调来第二步兵团，然后英国第27旅的2 000名英国兵也从中国香港过来了，此外还有法国、土耳其、澳大利亚、荷兰和菲律宾的军队，而这些只不过是15个联合国成员国派出的先头部队。

朝鲜正担心补给线拉长、伤亡惨重以及作战能力极差的青少年后备队等问题时，麦克阿瑟则在准备他戎马生涯中最辉煌的一次进攻。他不听从任何人的建议，兵分两路，一部分留在原地防守，另一部分进行让人猜不透的水陆两栖作战，在距汉城西部24英里，即当时朝鲜人民军前线后方150英里的仁川港登陆。

登陆日前的两天，10艘战舰掠过港口扫雷并轰炸了沿岸的炮台。9月15日，登陆日清晨6点半，当第一缕粉红色晨曦在东方破晓时，海舰指挥上校发出常用的“登陆部队登陆”两栖登陆信号，于是，小船载着两周前就已从旧金山秘密出发的第一支海军陆战队分队，以排山倒海之势飞快地向海岸驶去。海军陆战队仅用40分钟就占领了外离岛，该岛是仁川港防御的要点。他们冲过一条1 000英尺的长堤，朝汉城推进。而此时，麦克阿瑟向世界宣称道：“海军和海军陆战队这次干得简直绝妙无比。”10月1日，朝鲜军队几乎全军覆没。半数士兵被关押在战俘营里，其余的则被分成各个小分队于夜晚秘密转移，并企图返回朝鲜。联合国部队控制了整个三八线以南的朝鲜半岛。麦克阿瑟诉诸武力要求朝鲜人民军放下武器。在成功湖，一项由8个国家支持的决议要求联合国大会“采取一切适当措施保证整个朝鲜稳定的局势”，也就是说同意部队进入朝鲜。但参谋长联席会议再次力劝麦克阿瑟谨慎行事，因为从中国北京也传来了不好的消息。美国情报称中国步兵师大部分已在中国东北集结，就在与朝鲜交界的鸭绿江对面。杜鲁门总统认为现在到了该与麦克阿瑟谈一下的时候了。

早就应该谈一谈了。6月，共和党对外事务主要顾问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就曾拜访过杜鲁门，建议把麦克阿瑟将军“拉回美国”。杜勒斯那时刚从东京回来。朝鲜战争爆发时，他愤怒地说，麦克阿瑟的司令部措手不及。但总部大楼没人敢唤醒将军，“他们害怕打扰到他”，所以只能是杜勒斯自己去叫。

7月末，这位将军干预了与他毫无关系的事情，又引起了白宫的关注。有一次，美国与联合国进行外交磋商，要求限制住蒋介石，麦克阿瑟却飞到台湾拜访蒋介石，告诉记者美国舰队在台湾海峡巡逻就是为了“拴住”蒋介石，他认为应该撤回舰队。总统很不安，就派埃夫里尔·哈里曼到其总部去和麦克阿瑟谈一谈。哈里曼回来时情绪颇为低落，他觉得将军没有明白他的意思，将军似乎“有一种很奇怪的想法，就是谁反共，我们就应该支持谁”。

接着，杜鲁门获悉美联社、合众社和国际新闻社都登载了麦克阿瑟发给海外退伍军人协会年度会议的信。在信里，将军提出了太平洋地区的对外新策略，即让美国军队守住符拉迪沃斯托克市到新加坡的防线。很明显，这就需要美国和蒋介石联合起来。将军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他说，那些认为这个提议会激怒中国共产党的人是绥靖主义者，他们提出“谬误而又陈旧的观点”，然而真正需要的是“有雄心壮志、坚定而又有活力的领导”。总统盛怒之下要求他收回这句话。麦克阿瑟倒乖乖听话，但于事无补——报纸已经刊登出来了。现在，面临着战争扩大的威胁，白宫在荒凉的威克岛安排了一次总统与这位最引人注目的将军面对面的会谈。

10月15日，他们在民航局外一所丑陋的炉渣砖房里见面。会议非常重要，两人都以为没有其他人在场，但是有一个热心的外交官菲利普·杰瑟普安排了一个秘书，拿着速写本藏在门后边进行速记。虽然后来麦克阿瑟指责她的速记不够准确，但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其可信度。如果速记正确，麦克阿瑟就发给海外退伍军人协会的信坦然道歉。他还预测战争会在感恩节时结束。那时，日本和平协定可以在苏联的配合下或不让苏联参与的情况下签订下来，他还说，花费不到5亿美元就能完成朝鲜半岛的重建工程。杜鲁门还询问了苏联和中国对战争进行干涉的概率有多大。将军的回答如下：

概率很小。如果它们是在战争开始的头一两个月就干涉，可能还有决定性意义。现在我们不再害怕他们的干预，我们不再战战兢兢、唯唯诺诺了。中国军队在东北地区有30万人。其中部署在鸭绿江沿岸的有10万 ~12.5万人。但只能派出5万 ~6万人渡过鸭绿江。他们没有空军部队，而我们在朝鲜已建好空军基地，如果中国试图进入平壤，他们会伤亡惨重。

确实会伤亡惨重，但并不是麦克阿瑟想象的那样。他的情报并不准确。毛泽东在东北已经集结了85万名士兵。他那身经百战的第四野战军的先头部队已有12万人在鸭绿江南面了。他们每天晚上悄悄渡江，还带着装甲车和重型武器，破晓之前就藏在朝鲜崎岖不平的山里。这一重大行动被发现后，麦克阿瑟被很多人指责，但这是不公平的。他指挥的这场秋季战争并非无可指责——他没有预见到战争会扩大，没有向士兵发冬衣，对于这些，他难辞其咎。可是他的主要疏忽和错误，包括不服从上级命令，那是以后的事情了。在威克岛时，他是一个忠诚的将领，告诉他的统帅一切他认为确实的情况。接下来的6个星期里，他的行为也无可挑剔。总部大楼没有再提出什么新外交政策蓝图规划，虽然从手续上讲，他越过三八线不需要任何特许，但他还是等到联合国大会再提及他行动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统一、独立、民主的朝鲜”时，才在大会的指示下向北推进。

现在，他领导着一支由美国7个师组成的精锐部队，其中战功赫赫的第三师刚刚加入。与他们一同作战的，有韩国经验丰富的6个师，还有来自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和土耳其的同盟军。10月20日，平壤沦陷了。在敌军的首都，在他于莱特湾涉水登陆后的第6年，麦克阿瑟摆出一个古怪的姿势，大喊：“这儿有什么大人物要接见我吗？金某人在哪儿呢？”

麦克阿瑟将军确信他的敌人已经灰心丧气了。但在这一点上，他却大错特错，而且错得如此悲剧性。事实上，他之所以错到这个地步，是因为这里存在两场战争：一是真正的朝鲜战争，另一场则是麦克阿瑟心中的战争。真正的战场是在一个荒凉的地带，有陡峭的高地、幽深的峡谷，这片地区如此荒凉，至今渺无人烟，也没有可靠的地图。偶尔可以从泥地上模糊的足迹看出以前有人来过这儿，但都不知道去向何处。这些经历了风吹雨打的峭壁之间虽有些小径，却无人走过。连绵的山脉由北向南，任何往北全面推进的大部队，都必须分成小队，遇到紧急情况也无法互相支援。坦克在这儿毫无用武之地，重型火炮也不得不留在后方。深沟和峡谷是绝佳的埋伏地，飞机根本就观测不到军队的藏身之所。这里绝对是埋伏的理想场所。10月，这儿已经埋伏了25万名纪律严明、长着飞毛腿的农民步枪兵，只等喇叭一吹、铙钹一敲，他们就会从两侧夹击毫无准备的联合国军队。这群伏击队员的身后，在广袤的中国东北，还有60万身着蓝色军装的中国士兵，时刻准备增援。这是战争史上大自然布下的最大的陷阱之一。

麦克阿瑟却兴高采烈。他带话给在日本的军需官，让他为他的左翼部队——联合国第八集团军准备好军营。又通知奥马·布雷德利，说他想要在1月把美国第二师调到欧洲去，并且承诺美国人民：“我会把这些弟兄们送回家过圣诞节。”他告诉记者，战争已经基本结束，现在不过是清扫战场。10月24日，麦克阿瑟告诉参谋长联席会议，他已经将军队驻扎在平壤和元山之间（元山是位于平壤东45英里的一个海港城市）。然后他公布了——真真切切地向全世界公布了他的作战计划。他想来一个钳形大夹击，第八集团军由平壤向北开进，其他部队则统称为X军团从元山开进。第八集团军是大钳子的西部钳臂，X军团是东部钳臂，它们之间的制高点则由少量韩国军队控制。让那些纸上谈兵的军官们吃惊的是，将军若无其事地告诉他们，他决定打破一条军事常规。他有意将指挥权下放给两个陆军司令官：左翼部队由陆军中将华尔顿·H·沃克指挥，右翼部队由他的总部负责。麦克阿瑟完全是沉醉在仁川大捷中了，根本就没弄清现在的情形——本来地形就是难题，他还让两翼互不通气，使停战更加困难了。

10月的最后一周，联合国先头部队兵分12路向北面猛攻，左翼直奔清川江，右翼直攻长津水库。几乎是在一开始，他们就遇到麻烦了。麦克阿瑟的军事情报处处长查尔斯·A·威洛比少将曾告诉他们，朝鲜人民军已经毫无士气，但是他们却遇到了猛烈反攻，韩国第七师被孤立，并被切断了与其他部队的联系。接着，10月26日，第八集团军的一个巡逻队在离中朝边界南方足足90英里的地方抓住了一个中国士兵。远在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的人们都皱起了眉头——总统同意麦克阿瑟的行动计划，完全是因为他言之凿凿，确信中国不会也不可能进行有效的干预。这位联合国部队统帅回复说，没什么好担心的，和莫斯科一样，北京只会打着共产主义旗帜，派遣一些理想主义的“志愿者”到别的共产主义国家参战，而且中国早已大肆宣传要去朝鲜作战的意图了。

4天后，在咸兴（朝鲜东北部城市）以北又抓到了16名不像是朝鲜人民军的军人。一位在檀香山唐人街长大的日裔美国军官审讯时，发现他们也是中国人。第二天，又有报告说在长津和赴战水库附近发现了一个团的麦克阿瑟认为是志愿军的中国士兵。俘虏们说，他们在两个星期前就坐着一辆押送军火的列车渡过了鸭绿江。11月1日，一队苏联米格–15式喷气式战斗机攻击了美国战斗机，混战了一会儿，又飞回到鸭绿江对岸的中国那边去了。这时，在朝鲜各师前线都已经发现了中国步兵。11月2日，第一骑兵师在清川江北岸侦察时，报告说他们其中一个营受到机枪扫射，几乎全军覆没，对方是高声叫喊的穿着蓝色毛式服装的士兵。报告称：“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是中国政府派来的，但是这场战争就是一场印第安式的大屠杀，很像在小大角河战役中打败卡斯特[9]的一场战斗。”

无可避免地，美国军官开始担心起来了。他们在一个陌生的国家作战，补给线很长，又容易受到攻击，并且没有做好扩大作战的准备。他们对中国知之甚少，但是听到的消息让他们非常不安：中国新政权视美国为天生的敌人，而且不怕死。一想到要与源源不断的东方军队作战，他们就不禁恐惧起来。11月3日，第24步兵团竟然完全不顾麦克阿瑟的指示——该团接到通知“命令当日全速挺进鸭绿江”进而掉头后退了14英里。总司令部还没来得及处理这次违令事件，11月4日的战况报告就出来了。陆军第一师发现该区有3个师的中国士兵，第一骑兵师发现5个师。

美军总部现在态度不一。起初，麦克阿瑟告诉五角大楼，尽管中国共产党的干预已经“有明显的可能性”，但他“手头上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让他立刻接受这个事实”。过了一晚后，他认为8个师的出现已经是证据确凿了。他报告参谋长联席会议，他的左翼部队已经躲过了“……暗中埋伏的一个陷阱”，已经不会有“任何军事大逆转的可能性”。可是，他仍然很心烦。打败朝鲜军队后，联合国军发现“一股新的军事力量正向他们袭来，可能还会有大批的后备军蜂拥而来，军队的补给也非常迅速”。这批新部队来自鸭绿江那边的“特许庇护所”。他说：“这些后备军是否以及是以何种规模向前推进以增援作战部队的，目前还有待观望，但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他已经“和这批被派来与联合国部队作战的中国军队交过手了”，中国能够集结这么多人，“我指挥的军队有最终全军覆没的危险”。

直到这个时候，参谋长联席会议才禁止在鸭绿江5公里范围之内进行轰炸。此时，麦克阿瑟上将要求授权他炸毁鸭绿江上的大桥。他依然不相信中国人会竭尽全力来这里支援朝鲜。但凭着一生对亚洲人的了解，他说他知道东方人的心理特征：尊重并服从那些积极进取、坚决果断、充满活力的人的领导。炸掉这些桥足以证明自己也是个积极果断、坚定有力的人，同时，这也有利于阻挠军队进行增援。这个轰炸要求理所应当被批准了，但参谋长联席会议又觉得心神不宁。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于其军事武装部署表示不满，他们也开始怀疑威洛比。然而，麦克阿瑟是美国陆军最高级将领（一个小士兵说“他是上帝之下，万人之上的人”），同时还是一名曾远征7 000英里以外战场的司令指挥官，不批准他就违反了1864年制定的、长期存在于美国的军事政策。然而，参谋长联席会议并不愿授予麦克阿瑟全权。麦克阿瑟被提醒“务必格外小心，不能侵犯中国东北领土和领空”，飞行员也务必不能袭击中国东北境内的目标，尤其是鸭绿江大水坝及发电设备。

在东京的美国总部用发报机飞快地传达着这些指令时，朝鲜前线又沉寂了。巡逻队没有发现一个中国士兵，好像他们全部消失了。威洛比将军对此很肯定，他一直都认为会这样，并自鸣得意地觉得自己是个“中国通”，早就知道中国只是虚张声势。士兵肯定是被召集回去了，战争结束了。但是地面部队的指挥官们却不那么肯定。中国可能会因为吃够了苦头，而像麦克阿瑟和威洛比现在想的这样突然中止作战，但也有可能和他们想的正好相反，他们正在重新整装待发，准备发动全面攻击。总之，他们一致表示，这件事很蹊跷。

他们对此迷惑不解，这件事本身就很神奇。两个多月来，中国总理周恩来想尽一切办法，想让这些西方入侵者滚回老家。8月25日，麦克阿瑟还被困釜山时，周恩来就通知联合国，华盛顿支持蒋介石留在台湾地区，本身就是“武装入侵”，是“犯罪”。他声称要把所有不属于美国侵略者的东方领土“从美帝国侵略者的魔爪下解放出来”，亚洲是属于亚洲人的。

因为美国起初并没有听进周恩来的这番言论，所以他在仁川登陆后又说了一次。他警告说，中国“不会袖手旁观，让自己的邻国朝鲜任由帝国主义蹂躏践踏”。10月3日，周恩来召见了印度驻中国大使潘尼迦，郑重地告诉他，如果联合国军自南向北越过三八线，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与朝鲜人民军联盟，共同抵抗联合国军队。这个消息通过新德里、莫斯科和斯德哥尔摩传到美国国务院。世界各大报纸都刊登了这条消息，华盛顿却置之不理。一个星期后，周恩来又通过中国政府官方广播电台重申了这一点。麦克阿瑟和威洛比都将这一声明视为“外交诈骗”，不予理会。显然，他们估计错了，但美国政府不能因此责备他们。杜鲁门也认为，潘尼迦过去就“经常与中国共产党配合”。他总结说，周恩来的这个消息可能是“以干涉朝鲜战争为由，公然敲诈联合国”。

无论从哪方面看，麦克阿瑟对这场即将来临的灾难所负的责任，不会比艾森豪威尔对阿登战役所负的责任更大。这个类比是杜鲁门说的，但是麦克阿瑟后来在处理这件事情时所引发的灾难，就另当别论了。事后，他说“没有哪个穿军装的比我更服从命令了”，然而，至少在某一敏感问题上，他对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命令是缺乏尊重的。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看来，在靠近朝鲜的北部前线部署军队是不必要的挑衅行为。9月27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告知他：“就政策而言，任何非韩国的陆军部队都不能出现在与苏联接壤的朝鲜东北部各省和沿线的中国东北地区。”他不仅无视这项命令，还在10月24日告诉他的陆军中尉，“如有必要，充分利用手中的所有陆军部队，占领整个朝鲜半岛”。他又对参谋长联席会议说，中国人欺软怕硬，向他们显示一下我们的力量，“会让中国人更理智些”。

麦克阿瑟的这种种族沙文主义，让他掉入自己挖的陷阱里。到感恩节，已经有三个星期没有看到中国军队在前线活动了，他就认为是自己的战斗阵势吓跑了他们。中央情报局向他发出警报，为了和联合国军打消耗战，“让朝鲜还能维持一个国家的状态”，中国会“最低限度”增加在朝鲜的军力。麦克阿瑟却对此警告置之不理，开始了那个月的第二次进攻，并且又一次提前向新闻界公布自己的作战策略。

他告诉记者，这将是一次“全面进攻”，以“赢得战争的胜利”。他又像10月承诺的那样，让约翰·库尔特少将告诉士兵，“他们可以回家吃圣诞大餐”。这项计划将在11月24日清晨执行，他会从东京飞到战场。而对他来说，他最后一次总攻会失败简直不可想象。在发给联合国的特别公报里，他报告说空军已经“完全控制了大后方地区”。他的左翼部队向前推进，遇到的是“无力的抵抗”，而他的右翼部队“在海军、空军和陆军部队的英勇支持下”，继续发挥其“有利位置”。到两翼会合之时，“实际上就是战争结束之际”。一位记者问他是否知道有多少中国士兵在朝鲜。“大约3万正规军，”将军脱口而出说，“还有3万志愿者。”损失将“非常小”。

在华盛顿，总统十分困惑。这个月早些时候，将军发来的警报，在杜鲁门看来好像要大难临头。现在，貌似警报解除了，将军在第一队人马还没出发时就要宣布胜利了。事实上，军队的确在提前庆祝： 进攻的前一天正好是感恩节，美国真是别出心裁，为每个人提供了一份热气腾腾的火鸡宴，还有奶油汁、华尔道夫沙拉、红莓酱、碎肉馅饼和饭后薄荷糖。

那天是星期四。星期五，美国发起全面进攻。星期日中国派出了33个师，共30万人。

早上6点15分，布雷德利将军给白宫打电话。他告诉总统：“麦克阿瑟将军传来可怕的消息，中国人两只脚都踏进来了。”

他们攻破了整个联合国军防线。防守中线的韩国军队即刻投降，在中部山脉的韩国第二军也土崩瓦解了。土耳其、英国军队以及第一骑兵师马上赶去增援，却被逼退到离德川市30英里外的地方。丢了德川后，他们坐着两吨半重的卡车往南逃，边逃边向追兵开枪。土耳其人决定留下抵抗。子弹打完后，他们和中国军队拼刺刀，全部阵亡。第24师连连败退，退回到了清川江对岸。中国军队总共占领了40英里长的防线。他们右边是第八集团军，左边是X军团，在中间的丘陵地带稍作整顿后，中国军队又从东西两方迂回包抄过来，进攻这两个军。沃克将军不得不在撤退和负隅顽抗之间做出选择。他理智地选择了撤退。X军团也接到了同样的命令，结果却截然不同。

尽管伤亡惨重，但沃克将军的部队仍保持完整。很确定的是，情况一晚比一晚糟糕。军号声、铙钹声（有时是口哨声）一响，大批喊声连天的中国士兵就在信号弹的照明下，猛扑过来。他们好像无穷无尽，用麦克阿瑟的话说，敌人就好像一个“无底洞”，源源不断。但沃克最终不再逃跑，在三八线地区重整队伍。然而，X军却溃不成军了。他们的主力是海军陆战队第一师。按照惯例，海军陆战队冲在每支联合国军队的前头大约40英里。当第一声军号吹响时，他们早已到达长津水库。他们很聪明，认为现在是一个包抄的大好时机，可以迂回到正在与第八集团军交锋的中国部队背后，来一个突然袭击。但是，中国军队早有所预料。等麦克阿瑟知道后，海军陆战队已被切断包围了，而离他们最近的援军（驻扎在兴南）也有40英里远。

他们的突围战是朝鲜战争中最伟大的故事之一。“撤退？见鬼去吧！”海军陆战队的将军对一位战地记者厉声喊道：“我们只是向另一个方向进攻罢了！”“宽胸膛”普勒上校告诉他的士兵：“敌军在我们的前方、后方、左方和右方。这回他们逃不掉了。”他们与第三师、第八师以及韩国京畿师会和，组成了一个纵队，从中国军队的重重包围中突围出来。14天来，他们忍受着零度以下的低温，向东推进，迎着暴风雪，穿过冰雪覆盖的泥泞小径，周围都是万丈深渊。走到一个地方时，他们遇到了一条无法逾越的峡谷，正在他们深深绝望时，战斗运输司令部的飞行员在上空出现了，从机舱里，摇摇晃晃地放下来一座巨大的悬桥，架在峡谷上。有一次，部队不得不将117名海军陆战队队员的尸体埋在雪地里。还有一次，在4天的战争里，他们的伤亡人数达到了2 651人，但因为没有医院，他们不得不抬着每个伤员往前走。最后他们终于到达兴南港，并从那里撤走了。

可是战士和军队的英勇掩盖不了一个事实——麦克阿瑟的军队惨败。《时代周刊》评价道：“这是美国战争史上最惨痛的失败。”记者霍默·比加特称：“联合国军不合理的部署以及麦克阿瑟将军的重大失误，给敌人军事策略的成功提供了保证。”共和党报纸《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一篇社论将这次溃败描述为“重大军事失误”，这一战役表明麦克阿瑟“再也不是军事战略上的绝对权威了”。

麦克阿瑟却持截然相反的观点。虽然他万分难受（艾奇逊看过他的电报后，用“近乎抓狂”来形容他），却不认为自己要负什么责任。中国闪电战的第4天，麦克阿瑟发表的公报承认“我们面临的是全新的战争”，看来是想怪罪于中国的言而无信。他说，敌人的行动“已经粉碎了我们原本抱有的巨大希望，根据此前中国所宣称的，我们曾以为中国只会派一群志愿者和个别人员而已”。

12月的第一个周末，第八集团军还处于混乱之中，海军陆战队第一师还被牵制在长津水库周边地区，麦克阿瑟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他的士兵已经快要筋疲力尽了。除非联合国承诺变更条款，否则他别无选择，只能“慢慢消磨殆尽，直至最后全军覆没”。他说，新的形势“要求我们在政策决定和战略计划的制订上，必须充分符合相关的现实情况”。将麦克阿瑟的话讲再得明白点儿，他所要求的就是一件事——自由入侵中国东北，但华盛顿或是成功湖都不可能赋予他这项权力。在艾奇逊看来，这份来自东京的公报“把麦克阿瑟描述成一个诚惶诚恐、自怨自艾、抱怨种种限制扩大战争的人，这个人把洛维特称之为‘留给后代的文件’发给了报社和五角大楼”。毫无疑问，将军从未忘记他将是历史上的大人物。在美军总部眼里，他请求授权跨越鸭绿江是说得通的，因为已经没有其他方法能够赢得这场战争了。

不幸的是，赢得战争真的不可能了。1945年以来，战争的本质已经变了——广岛和长崎的遭遇改变了它。在一个有一种武器能够夺取上百万人生命的世界里，战争不再是国王和总统的最后一着。如果战争蔓延成世界大战，人类将面临灭绝的危险。诚然，麦克阿瑟在朝鲜的敌人没有原子弹，但是他们的同盟苏联有，这一点就能够阻止麦克阿瑟为所欲为。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理由同样充分。在他指挥下的其他15个联合国成员国绝不想扩大战争。就算美国准备好不顾联合国是否赞成而单独作战，从其全球战略目标看，也不允许在亚洲战场有进一步的纠缠。与中国东北的战争一旦发动，就会在不断崛起的第三世界国家里引起反美情绪，美国对欧洲重建的援助也会就此终止。

如果麦克阿瑟不渡过鸭绿江就不能赢的话（很明显现在就是这样的情况），会产生新的僵局。让联合国让步是不可能的，但以当前的情形看，这两个强敌也是不可能撤退的。最愚蠢的解决办法就是战争双方都不认输，就这么长久而残忍地陷入僵局，直到有一方精疲力竭，同意停战。而这种情况实际上就是最终发生的事情。在后来的越南战争中，这看起来也是能够接受的。但在当时，这样的结果令人愤怒，尤其是对麦克阿瑟这样一位仍然沉浸在19世纪荣辱观的人来讲，他的每条神经纤维都如此坚信这一点，他很快就要告诉美国人：“在战争中，除了胜利，别无其他！”

圣诞节回家，在那个12月看起来毫无可能。如果你属于“摇摆世代”，又不是“吃了两次亏的人”（既是一个“二战”的老兵，又作为后备部队加入这场新的战争），而你的孩子正好长大，那么这个季节就会为你添加一种特别的甜蜜与辛酸。黑色的蘑菇云也悬在他们的上空，威胁着他们的生命安全。流行歌曲排行榜上第一名是一首悲伤的民谣《田纳西华尔兹舞曲》。正当你在一群喧嚣不安却又异常沉寂的人群里挑选着圣诞礼物，琢磨着1951年会不会有圣诞节时，扬声器里传来了哀怨的声音，唱着：

正和我心爱的人儿随着《田纳西华尔兹舞曲》欢快地跳着，

我偶然遇见了一个老朋友

我把我心爱的人儿介绍给他认识，他们俩跳舞时

朋友却把我心爱的人儿抢走了……

报摊上报刊的标题都是那么奇怪，甚至有些离奇。中国士兵和年轻的美国兵在遥远的太平洋彼岸相互厮杀时，一个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却来到成功湖说明他们的情况。联合国会议期间，有人读到一条消息，伍修权将军和他的13名副官为他们的太太买搅拌器和尼龙长袜，还为自己买了有关原子弹的书。蒙大拿州征兵委员会表示，如果麦克阿瑟没有获得核武器及使用的权力，将不再招募新兵。还有消息传到华盛顿说，苏联的一位外交官称他们已经承诺中国，如果中国东北遭到轰炸，苏联就会参战。在随后的记者招待会中，杜鲁门暗示可能在朝鲜使用原子弹，具体时间由麦克阿瑟定。听到这个消息，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马上从伦敦飞往美国。杜鲁门让他无须理会这件事，他从来没有这样说过，只是有人在造谣而已。虽然如此，艾德礼还是一脸愁容地回去了，他得知了一些其他情况。杜鲁门和艾奇逊吐露出朝鲜战争的败局已定。总统已经对麦克阿瑟提出指示：“我们目前最关心的就是保住你的军队，我们一致同意将军队固守在桥头堡一带。”

白宫、五角大楼和新政府大楼的政府人员都暗自恐慌。看到那天公报的信息后，总统每天早上都要召开一次军事会议。美军总部的通信电路24小时不间断运转。国家安全委员会几乎会议不断，但所有努力都于事无补。杜鲁门的记录本上满是他的随想，其中有一页保留下来了，在那个圣诞节，他写道：“……面对这种紧张的局势，整个国家会议接连不断。艾德礼、中国台湾地区、共产党、中国大陆、蒋介石、日本、德国，法国、印度等。我已经为和平工作了5年6个月，看起来第三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

这是自1944年阿登战役以来最糟糕的一个年关。圣诞节过后，共产党又一次越过了三八线。三天后，参谋长联席会议告诉麦克阿瑟，“成功的抵御（进攻）固然对于国家利益而言意义重大”，但是不值得为此“蒙受巨大的损失”。如果他被打退到朝鲜锦江，他们会命令他“退回日本去”。12月30日，麦克阿瑟要求政府“承认中国政府强加给我们的战争状态”。后面他还建议“投掷30~50枚原子弹到中国东北的空军基地或是其他敏感地区”，从中国台湾地区派遣50万人的国民党两栖部队，在美国海军陆战队两个师的支持下，登陆中朝边境两端。他还补充说，“打败中国后”，要沿着鸭绿江“布置一条”放射性钴带，以防共产党再度入侵朝鲜。[10]

同一星期的星期六，韩国再一次放弃了汉城，这是开春以来的第二次。三八线沿线地区的气温降低到了零度以下，一直没有回升。共产党人每天都在进攻。麦克阿瑟的防线终于抵挡不住，开始往回撤。在新年前夜，大家唱着《友谊地久天长》时，最凶猛的进攻有如巨浪一般，穿透厚厚的积雪，向联合国军的防线猛扑过来。

剪影：20世纪50年代早期

[1] 事实上，麦克阿瑟在当月对记者G·沃德·普赖斯所说的话，和在那年晚些时候对《亚利桑那每日星报》的威廉姆·R·马修斯说的是完全一样的内容。

[2] 此处源自犹大为了30个银币而出卖了耶稣。——编者注

[3] 麦卡锡在惠灵市演讲时，这个数字可能就已经过时了。确实是这样。1950年8月，《哈泼斯》的记者阿尔弗雷德·弗兰德利报道，截至1950年2月，那205人中只有65人仍受雇于国务院。弗兰德利肯定不止一次打电话确认过。对于这种挖掘信息的方式，麦卡锡肯定不能理解。

[4] 1896年，亨氏食品公司将其60多种产品归为57类。57这个数字从此成为亨氏食品公司的代名词。——编者注

[5] “袋鼠法庭”是西方法律术语，指非正规的法庭，也指不合正常法律程序的审判。——编者注

[6] 美国共产党总书记厄尔·白劳德曾在1936年说过：“共产主义就是20世纪的美国主义。”

[7] 成功湖是联合国总部所在地。——编者注

[8] 这句话来自美国流行文化“kilroy was here”（基尔罗伊到此一游），意思是，没有人有兴趣上战场。——编者注

[9] 卡斯特是美国将军，在小大角河战役中被印第安人所杀。——编者注

[10] 在麦克阿瑟退休后，经其同意，举办了两次互相佐证的记者招待会。根据其在会上的言论整理得出这一看法，直到他去世后才公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光荣与梦想3/（美）曼彻斯特著；四川外国语大学翻译学院翻译组译；李龙泉，祝朝伟校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3

书名原文：The Glory and the dream: a narrative history of america, 1932-1972

ISBN 978–7–5086–4997–9

I. 光… II. ①曼… ②四… ③李… ④祝… III. 美国 – 现代史 –1951~1960 IV. K7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03267号

The Glory and the dream: a narrative history of america, 1932-1972 by William manchester Copyright © 1974, renewed 2002 by William manche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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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

光荣与梦想3

著者：[美] 威廉·曼彻斯特

译者：四川外国语大学翻译学院翻译组

校译：李龙泉 祝朝伟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CITIC Publishing Group）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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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与梦想3

[美] 威廉·曼彻斯特 著

四川外国语大学翻译学院翻译组 译

李龙泉 祝朝伟 校译

中信出版社

献给劳芮·曼彻斯特

以及她的未来

那如幻的灵光逃到哪儿去了？

那光荣与梦想，如今到哪儿去了？

——威廉·华兹华斯

目录

第三部分 种下恶果（1951~1960年）

第十八章 内讧不断

第十九章 向右转

剪影：艾森豪威尔时期早期

第二十章 对通用汽车公司有益的

美国人小像： 玛丽莲·梦露

第二十一章 主席先生，主席先生

剪影：20世纪50年代中期

第二十二章 从容前行

第二十三章 追逐幸福

剪影：艾森豪威尔的黄金时代

第二十四章 警笛声响起

美国人小像： 埃德塞尔汽车

第二十五章 改革动荡

剪影：20世纪50年代晚期

第二十六章 将军归营

第十八章 内讧不断

1951年1月4日，汉城（今韩国首尔）再次沦陷。共产党又一次取得重大突破，将美国军队阻隔在朝鲜半岛中部的原州，破坏了联合国军的整条战线。麦克阿瑟的第八集团军新任司令、陆军上将马修·邦克·李奇微率领20万人（半数为朝鲜当地人）对抗40万中朝军队，结果“落荒而逃，自食恶果”，使得远在华盛顿的国务卿艾奇逊也感到情绪低落。

联合国军战线倒没被冲垮。李奇微投入后备兵力，利用空中优势，从两翼迅速集结军队，紧紧堵住原州的缺口。1月中旬，即中国春节前夕，朝鲜的进攻势头已过。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联合国军开始反击。2月底，第八集团军被打回汉城郊区。3月14日夜，李奇微重新占领汉城。两个星期后，两支大军再一次在三八线上展开对峙，又回到三个月前的原点——单就这一点，也可以说又回到9个月前战争爆发之际的原点。

美国的这一代人仍在为“二战”取得的胜利激动不已，又因近来顺利登陆仁川的奇迹而冲昏头脑，他们不可能平静地接受这种僵持的局面。对于大部分美国人而言，僵持（鼓吹有限的目标以避免无休止的战争）就像异教邪说，听来令人生厌。《生活》杂志的一篇社论表示，要拒绝与苏联共产主义“共存”，说那是“政治哄骗”，是“致命的谬论”。“院外援华集团”对美国政府不愿入侵中国东北不屑一顾，认为它们是在“姑息”，极端保守的共和党人则认为艾奇逊号召克制的做法几乎等于叛国。

战前的孤立主义正经历着一场不同寻常的改变。12月，33个师的中国军人开始涌入麦克阿瑟的防护网。两名孤立派曾公开表示要对朝鲜的远征军置之不理。12月12日，约瑟夫·肯尼迪在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发表的演说中呼吁美国人：“做好你们自己分内的事，只在家园遭到威胁时再干涉。”12月17日，前总统胡佛声援肯尼迪。他提出的理由是，在与共产党军队进行的全球冲突中，美国军队不会永远处于上风，但美国空军和海军可以控制海洋，保卫美国。他告诫美国人要安分守己，同时要喂饱“世界上饥饿的人民”，以及贯彻他解决国家危机不变的政策——平衡预算。

然而，敏感的孤立主义研究者注意到了一些新的变化。胡佛的单干假设并非像起初那样孤独，也不是仅限于西半球。他想“一边以英国为疆界，另一边以日本、台湾[1]、菲律宾群岛为疆界”，控制大西洋和太平洋地区。接替胡佛担任共和党右翼领袖的塔夫脱在参议院亦做出同样的让步。塔夫脱表示，如果这些地区遭受袭击而又能成功防卫，那么对于这些“民主岛屿”应予以保护。胡佛 – 塔夫脱主义，也可称作美国堡垒主义或大陆主义，在新年到来之际，已被提议为代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下简称北约）的另一个选择。在国会的这次讨论中，选择哪一个为最佳方案是主要议题。记者们纷纷称之为“大辩论”。

当时，美国的当务之急是拨款建立4个师，这是杜鲁门曾向北约做出的保证。1951年1月5日，塔夫脱告诉参议院：“国会从未批准给欧洲一支地面部队的方案，我们也不应该不明就里地同意该计划。”三天后，参议员惠里提出参议院第8号决议，反对在制定正式的国会政策前，向欧洲派遣地面部队。2月15日，共和党大部分议员签署声明，赞同胡佛的大陆主义。塔夫脱的对手们一心把他说成故意阻挠议案通过者。然而，他们不曾明白且塔夫脱也忽视的是，在塔夫脱身后支持他的是由宪法赋予发动战争权力的国会，并非白宫。塔夫脱并无意妨碍行政部门的工作。1月15日，塔夫脱宣布，他“已准备妥当，可与总统……或多数派政党人士讨论并制订出方案，以获得美国民众的一致赞同和不断支持”。但杜鲁门并不打算与他人分享自罗斯福“百日新政”以来，通过许多先例而日渐扩大的总统权力。

按20世纪70年代的观点来看，这次辩论最显著的一点是，双方都默认某些先决条件，但这些在20年后早已不是什么永恒的真理了。无论是政治雄辩家还是国会都提倡“自由世界”——他们一致认为“自由世界”包括蒋介石盘踞的中国台湾、李承晚的韩国、保大的南越、萨拉查的葡萄牙、法鲁克的埃及、佛朗哥的西班牙、巴蒂斯塔的古巴、庇隆的阿根廷、法属阿尔及利亚、受军事独裁控制的海地以及在非洲和亚洲的所有欧洲殖民地。大陆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都认为，运用美国的军事力量是有益的。双方无论谁获胜，美国人民都会接受，他们不会组织游行和抗议，甚至连讨论都不会有。所有辩论者都认为共产主义是庞大而单一的，有一个中央系统指导着他们从中国上海到易北河所有的红色活动，因此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在任何地方进行的任何活动都是事先计划好的，然后对所有的“自由世界”产生影响。当时，这种信念出奇地获得了一致支持，杜鲁门总统因此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们在中南半岛和西藏看到一种模式，其在时间上与朝鲜的进攻相吻合，我们把它们视作对西方世界的挑战。这单单是共产主义者的挑战，其目的在于增强大部分亚洲人民已平息的排外情绪。英国盟军和欧洲的许多政治家都认为中国的行动旨在阻碍美国援助欧洲重建的计划。

此次讨论在以胡佛 – 塔夫脱为代表的共和党人和以杜鲁门 – 艾奇逊为首的民主党人之间产生了本质上的分歧，但这还远非党派之争。约瑟夫·肯尼迪仍是一名民主党人，参议员乔治和道格拉斯也是民主党人，两人都认为在国会不支持的情况下，总统不得派遣士兵出国。另外，共和党参议员洛奇和诺兰则认为，参议院在原则上已支持北约，因此杜鲁门能派出军队以实施计划。托马斯·杜威、厄尔·沃伦、哈罗德·史塔生和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也大力支持北约。最后，一位未来的共和党总统的证词决定了辩论的结果。

这位证人就是艾森豪威尔。马歇尔将军对所谓的“集体安全”的必要性高谈阔论，但其主张与罗斯福 – 杜鲁门政策保持一致的时间太长了，所以被认为难以超脱战争之外，而艾森豪威尔则不同。圣诞节前一个星期，艾森豪威尔离开哥伦比亚大学，成为西欧军事防御的最高指挥官。他对国会说，除了“重新武装保卫西欧”，别无他法。他说，在欧洲人中，反对斯大林的呼声高涨，他建议美国取得北约的领导权，主张更多的美国武装力量进驻欧洲，而国会也不应限制其日后的增援力量。

塔夫脱抗议道，这样会使事情“更加模糊不清、难以捉摸”，但辩论就此结束，他失败了。詹姆斯·赖斯顿在《纽约时报》上评论道，艾森豪威尔拥有艾奇逊不具备的东西 ——“国内的政治支持”。此外，他还有“共和党的支持，而这是自1950年春天威斯康星州共和党人麦卡锡进入西弗吉尼亚州以来，国务院最缺少的东西”。惠里的决议案被否决了。4月4日，国会接受了另一方案，同意派遣4个师到欧洲驻扎。国会告诫总统，没有“国会进一步的同意”，不得加派军队，但如今已无法阻止杜鲁门了。

这是共和党人过得极为艰辛的一个冬天。他们18年没有执政了，并未意识到政治力量正在艾森豪威尔将军那里聚集，而只看见更加灰暗的前景。当时，麦卡锡是党内最出名的人。11月，他前往马里兰州铲除米勒德·泰丁斯。这是一次不光彩的活动。共和党内无足轻重的约翰·马歇尔·巴特勒是泰丁斯的竞选对手。麦卡锡与《华盛顿时代先驱报》支持巴特勒，煞费苦心地出版了只有一期的小报《记录》。竞选前夜，这份小报出现在马里兰州每户人家的门口。报上是麦卡锡编造的攻击泰丁斯的卑劣谎言，封面上是一张移花接木的假照片，显示泰丁斯正与美国共产党总书记厄尔·白劳德握手。泰丁斯因此失去4万张选票而落选，在这之前，他可是被看作战无不胜的。如果他被淘汰了，那么人人都有出局的可能。竞选后的次日早晨，一位民主党资深参议员环顾参议院的同事，问道：“丧钟为谁而鸣？”然后冷冷地回答：“为君而鸣。”

接下来的一个月，华盛顿萨尔格雷弗俱乐部发生的一件事，显示出林肯政党的堕落程度之深。在知名专栏作家德鲁·皮尔森33岁生日前夜的晚宴上，参议员尼克松离席，发现醉醺醺的麦卡锡正在男厕所殴打皮尔森。麦卡锡用皮带抽打这位专栏作家的脸，讥笑道：“迪克（尼克松的昵称），这一下是为你打的。”接着又说：“我想证明一种理论。如果用膝盖使劲顶一个人的睾丸，血会不会从他的眼珠子里冒出来。”尼克松上前一步说：“让我这个贵格会信徒来阻止这场架吧。”他拉着麦卡锡的胳膊说：“走吧，乔（麦卡锡的昵称），该回家了。”麦卡锡说：“不，让他先走，我可不会背对着这个人。”皮尔森离开后，麦卡锡告诉尼克松，他不记得把车停在哪里了。两人在附近找了半小时，这位加利福尼亚州的参议员寻找车牌，而那位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则在黑暗中摇摇晃晃地跟在后面。尼克松找到车后，麦卡锡便急驰而去。对麦卡锡来说，最好是醒醒酒再开车，就像对共和党的士气来说，最好是别的共和党人获得千万选民的拥戴。但共和党别无选择，很多年前党内就已经没有偶像了。

接着，春天来了，一切都变了。4月11日，杜鲁门为他们带来了一位受迫害的英雄。杜鲁门解除了麦克阿瑟的职务，让大辩论演变为更大的辩论，触发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日作战胜利日到12年后达拉斯事件[2]之间，美国最让人大动感情的震荡。

麦克阿瑟与艾森豪威尔不同，他不受士兵的广泛爱戴，但人气并非衡量将军好坏的标准。论功绩，同时代的将军无人能及麦克阿瑟，他也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出色的指挥官。1918年，麦克阿瑟担任驻法彩虹师师长，当时38岁的他是军队中最年轻的将军。之后，他率领美国陆军与日军作战，并以总统代表的身份治理战后的日本。直到1951年，在许多美国民众心中，他都有如神祇。在48年的军旅生涯中，他学会了也实践了军人的一切美德，但唯一例外的是，他当不好副司令。

我们永远无法得知，在中国军队参战后的那个冬天，麦克阿瑟在想些什么，但可以确定的是，他已丧失战斗热情。据曾任布雷德利将军的副官，后任肯尼迪总统和约翰逊总统高级军事助理的切斯特·克里夫顿少将的说法，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在1月以军事理由而非政治理由召回麦克阿瑟：“问题的关键在于麦克阿瑟失去了自信，并逐渐对下属军官和军队失去信心……但当他犯下不服从总司令命令的错误时（这一点证据确凿），参谋长联席会议轻而易举地做出了决定。”然而，大部分华盛顿人怀疑总统是否有勇气训斥麦克阿瑟。4月11日，《华盛顿邮报》早报的标题为“国会获悉，总统不会召回麦克阿瑟，但仍会训斥他”。

当时，美国上下都知道了两人之间的争论。威克岛战役的精神早已被忘却。12月初，麦克阿瑟开始在报纸上中伤总统，将言辞激烈的信件寄给《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周刊以及合众社社长。杜鲁门后来表示：“我本应该即刻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然而，杜鲁门只是通过参谋长联席会议警告麦克阿瑟，未经华盛顿同意，“不得擅自发布有关政策的言论，不得召开记者会或公开讲话”。圣诞节后，总统写信给麦克阿瑟，对其才能大加赞赏，同时委婉地提醒他，“就扩大敌对区域而言”，总统有责任“谨慎行事”。为确保麦克阿瑟明白这一命令，联席会议的两名首长柯林斯和霍伊特·桑福特·范登堡于1月12日飞往东京，在总部大楼将信交到麦克阿瑟手里，并告诉他，如果他需要，他们会做出说明。麦克阿瑟说不需要。接下来的两个月内，麦克阿瑟不见任何记者。用国务卿艾奇逊的话说，麦克阿瑟“蓄意破坏政府的行动……破坏了一次他被告知的行动，这是对总司令的公然反抗”。

杜鲁门认为该停战了，进行和平谈判的时刻已到。3月20日，他起草声明宣布这一消息，并抄送给联合国中的每一个美国盟国以作参阅，参谋长联席会议将文件秘密送到东京。令他们诧异和害怕的是，麦克阿瑟竟然通知报社，并宣布他已准备好按自己的条件与交战方进行谈判。这破坏了杜鲁门的计划，却又一事无成。麦克阿瑟提出的建议是全歼中国军队，正如沃尔特·李普曼直言不讳地指出：“任何政权都不会在生存问题上讨价还价。”中国重申了自己对胜利的信念。和平攻势还未开始就已然失败，只留下气急败坏的总统。随后，杜鲁门写道：“麦克阿瑟让我别无选择，我无法再容忍他不服从命令。”但在采取行动之前，又发生了一件事，使杜鲁门忍无可忍——麦克阿瑟给国会议员乔·马丁写了一封信。

马丁是众议院中的共和党领袖。在国会中，有些人将麦克阿瑟看作友好的驻外统治者，马丁就是其中之一。另一个则是密歇根州共和党参议员霍默·弗格森，他居然建议派国会议员去东京，以便从麦克阿瑟处了解美国政策的目标，以及实现该目标的途径。众所周知，马丁是杜鲁门的激进批评者之一。麦克阿瑟必定了解，这封信的唯一结果就是招来麻烦。4月5日，马丁在众议院宣布：“我有责任将我从一位伟大而可靠的人士那里获得的消息告知美国民众。”此消息就是，麦克阿瑟对美国政府进行了全面攻击，并要求中国国民党部队进驻朝鲜前线。那天晚些时候，伦敦传来消息，麦克阿瑟与英国陆军中将马丁会面时，公开做出了同样的声明。当晚，艾奇逊接到通知，第二天早上的内阁会议后，总统要与他和马歇尔将军进行商讨。艾奇逊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即将讨论的主题毫无悬念。”

第二天，4月7日星期五，杜鲁门的亲信都知道了他对麦克阿瑟最近一次不服从命令的回应，但艾奇逊建议他等到下星期听听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后再说。星期一，马歇尔将军宣布，参谋长联席会议一致决定解除麦克阿瑟的一切指挥权，由李奇微接替其职务，马歇尔和布雷德利对此也无任何异议。下一步就是通知麦克阿瑟，这可是一个难题。杜鲁门得知《芝加哥论坛报》已知内情，气愤地说： “我不允许他主动辞职，我要撤他的职。”杜鲁门命令布雷德利尽快完成此事。布雷德利从五角大楼向身在朝鲜的陆军部长弗朗克·佩斯传达命令，通知他更换司令一事，并命令其立即飞往日本通知麦克阿瑟。但对希望保持将军自尊的人们来说，这无疑是不幸的。由于电源故障，佩斯与总部失去了联系，被冰雹困在帐篷里。与此同时，白宫的新闻秘书在凌晨1点匆忙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了杜鲁门以为已传到东京的这一消息：

总统致麦克阿瑟将军：

作为美国总统和军队总司令，我有权撤销你的盟军最高指挥官、联合国军总司令、远东作战总司令及美军驻远东总司令等职务，对此我深表遗憾。

你应将所任各职移交给马修·李奇微将军，立即生效。你有权下达为前往你所选择之处所要下达的命令。

撤换理由将在上述电文递交与你之时，同时公布。

然而，并没有同时公布，冰雹毁了这一切。就在佩斯等待冰雹减弱之际，白宫记者已迫不及待地发布了总统声明：“我深感遗憾，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已无法全心全意地贯彻美国和联合国的政策……”此声明火速传遍了世界各地。此时东京时间为下午3点，一名副官恰巧听到了广播中播送的消息，并告知了麦克阿瑟夫人，然后告诉了麦克阿瑟。而那时，将军正在同华盛顿州的参议员沃伦·马格努森共进午餐。

《伦敦旗帜晚报》宣布，麦克阿瑟被解职了。《纽约时报》的默里·舒马赫从汉城发回电讯：“校级军官认为，东京总部和美军第八集团军之间的关系将更加融洽。”但美国国内的反应并非如此。大部分民众因这场没有赢家的战争而灰心丧气，正在用暴力以外的一切方式向杜鲁门表达自己的不满。从马萨诸塞州的伊斯特汉普顿到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人们不是倒挂国旗就是降半旗。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加夫列尔和马萨诸塞州的伍斯特，人们焚烧杜鲁门的画像；在俄克拉何马州的庞卡城，还有人烧掉艾奇逊的画像。到处都散布着请愿书，牧师在讲坛上大声怒斥。新的反对杜鲁门的笑话到处流传：“如果杜鲁门还活着，这件事就不会发生”，“我要去喝杜鲁门牌的啤酒，这酒像其他啤酒一样，只是没有酒沫[3]”。《洛杉矶先驱考察者报》暗示总统因吸毒而糊涂，《俄克拉何马日报》则把这次撤职称为“夜深人静时犯下的罪行”，但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俄克拉何马州夜深人静时，东京却是白天。

洛杉矶市议会宣布休会，对麦克阿瑟遭到“政治谋杀，致以沉痛的悼念”。加利福尼亚州、佛罗里达州、密歇根州等地的立法机关通过了谴责杜鲁门的决议案。马里兰州查尔斯镇的一名妇女被告知，她不能将把总统称为白痴的电报发往白宫，于是她便和办事员一起翻阅《罗格同义词词典》，直到找到可接受的“假才子”一词。其他地区电报处倒是比较自由，经国会议员同意，将以下选民的电报载入《美国国会档案》中：我们要弹劾那个低能儿；我们要对白宫那个“猪头”的最新暴行提出抗议；我们要弹劾白宫中将我们出卖给“左”翼分子和联合国的犹大；建议去布莱尔国宾馆再找出一个希斯；当一个国民警卫队前上尉撤掉一位五星上将时，弹劾这个上尉完全符合章程；弹劾那个自称为总统的某某人；弹劾那个堪萨斯城拉选票的小政客；弹劾那条在总统座椅上的熏青鱼。[4]

白宫的收发室被电报淹没了。总统新闻办公室不得不承认，在第一批收到的27 363封信件和电报中，批评撤职命令的人数远大于支持者的人数，大约为20∶1。盖洛普民意测验发现69%的选民支持麦克阿瑟，而只有29%的人支持杜鲁门。在格里菲斯体育场内，人们不断向杜鲁门喝倒彩，发出嘘声，这是自1932年对胡佛以来，民众第一次公开给总统喝倒彩。参议员詹纳说：“如今，美国已被一个秘密集团控制，该集团由苏联间谍管理。”麦卡锡在密尔沃基的会议上大骂总统是“兔崽子”，周围则都是一群醉醺醺的“保守分子”。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后，在国会议员马丁的办公室召开了共和党第一次高层会议。马丁告诉记者，他们讨论了弹劾总统的问题，并暗示不仅是杜鲁门本人，他的整个行政机构都可能会受到审判。

会后，马丁邀请麦克阿瑟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麦克阿瑟立即接受了该邀请。对他这种能言善辩的人来说，此次机会终生难得。他豁达地接受了下台的事实，内心十分平静。少校考特尼·惠特尼告诉记者：“我刚刚离开他，他泰然自若地接受了总统的解职命令，军人品质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这是他最辉煌的时刻。”4月17日，“巴丹”号飞机降落在旧金山机场，这是麦克阿瑟14年前第一次从美国陆军退伍后，首次踏上故土。当他头戴镶着金边的帽子，身披引人注意的军用雨衣现身在舷梯口时，欢呼的人群不断向他涌来。他的车队花了两个小时才缓慢地穿过了14英里[5]长的欢呼人群，抵达旧金山酒店。在这里，警察手拉手保护麦克阿瑟和他的夫人，以及他们13岁的儿子阿瑟·麦克阿瑟二世，以免他们遭到踩踏致死。第二天，麦克阿瑟站在旧金山市政厅宣布：“我所了解的政见可以用一句大家熟知的话表达 ——上帝保佑美国！”此时，10万加利福尼亚州人再次欢呼。

在华盛顿国家机场，麦克阿瑟受到了17响礼炮和联席参谋长们的欢迎，他们赠给他一套银质茶具。当时还出现了尴尬的场面： 他不知道参谋长们在他撤职一事中扮演的角色，因此对他们十分热情，但是对总统的代表、杜鲁门国民警卫队的老朋友却十分冷淡。哈里·沃恩嘟嘟囔囔地溜走了，这下这位英雄才凯旋般地穿过30万华盛顿人夹道欢迎的队伍。4月19日中午12点30分，最值得纪念的时刻到来了，全美听众从广播中听到众议院门卫宣布：“议长先生，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到了。”

将军大步走上主席台，参议员和众议员欢呼到嗓子嘶哑时，他依然站姿挺拔，十分平静。最后，他说道：“我的讲话不会带着迟暮之年的怨恨和苦楚，我只有一个目标——效忠祖国。”人们再次欢呼起来，一次又一次。总共34分钟的演讲被30次雷鸣般的欢呼声打断。有人认为美国不可能在两条战线打仗，麦克阿瑟则反驳道：“我认为这是失败主义最明显的表现。如果一个潜在的敌人能开辟两条战线，我们就必须对抗。对亚洲共产主义的姑息甚至投降，会损害我们在欧洲为阻止它所做出的努力”。他放低声音说：“我的士兵问我，为什么把军事优势让给敌人？”他稍微一停顿，悄声说：“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最后，他声泪俱下：“我即将告别52年的军旅生涯。我参军时，还是19世纪的事。我想实现童年时的希望和梦想，但自从我在西点军校宣誓效忠祖国以来，我的希望和梦想就已不复存在了。然而，我仍记得当日军营中最流行的歌谣，歌中骄傲地唱到老兵永不死，他们只是归隐了。正如歌谣中的老兵，我的军旅生涯结束了，我要归隐了。我只是一名尽力做好上帝所赋予的天职的老兵。再见。”

斯佩里·兰德公司曾宣布，麦克阿瑟已加入该公司的董事会，但显然他归隐的地方不在那里，也不在其他地方。他的结语深深触动了钦佩者的内心，许多人把他当成心中的神。密苏里州众议员杜威·肖特悲伤地说：“今日，我们听见了上帝的声音，上帝现身了，我们听见了他的话语。”麦克阿瑟曾违抗过的前总统胡佛评价他是“一个从东方出现的五星上将，圣保罗的化身”。一位参议员说：“不同意麦克阿瑟就是不忠。”下午，麦克阿瑟对6 000名美国革命女儿全国协会成员说到这一看法时，她们也一致同意。美国革命女儿全国协会在宪法大厅召开第60届全美会议。女士们一起脱帽，以免挡住注视将军的视线。他没让她们失望，他说：“在这危急时刻，所有爱国者都注视着你们。我早就想亲自向你们表达我心中的敬意了。”

翌日，会议记录秘书长沃伦·沙特克·柯里尔夫人在宣读会议记录时说，她发现将军的讲话也许是宪法大厅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托马斯·思罗克莫顿夫人立即起立，提议删去“也许”二字，会议一致同意。那时，麦克阿瑟已身在纽约，成为一次历史性示威的中心。为了支持他，人们向他抛撒了2 859吨纸屑，是上次（当时是为了艾森豪威尔）的4倍。警察估计参加人数达750万，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是曼哈顿规模最大的一次示威。4万名码头工人停工以参加示威，学校也停课了。将军的轿车经过时，人们在胸前画着十字，妇女用手巾掩面哭泣。18名过于兴奋的观众被送进医院。一些有生意头脑的小商贩把1948年麦克阿瑟竞选总统时发行的纪念章、三角旗、玉米芯烟斗拿出来贩卖，立即销售一空。另一个生意兴隆之处是叮砰巷[6]，他们为下面的歌曲（根据美国福音《善言永存》改编的英国士兵民谣）录制了5种唱片：

老兵不会死，不会死，不会死，

他们永不死，

只是归隐了。

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詹姆斯·达夫说：“美国上下正处于感情激荡的状态中。”鲜花商在出售麦克阿瑟茶香玫瑰（“无须特殊照料”）、麦克阿瑟兰花、仙人掌、剑兰、天竺葵、牡丹和蝴蝶兰。麦克阿瑟一家住在华道夫 – 阿斯托里亚酒店的套房，每日房租为130美元。此后，该饭店每天会接到3 000个电话，都是想和将军谈话的人打来的。麦克阿瑟向胡佛表达了自己的敬意，并且接待了红衣主教斯佩尔曼和共和党内一些有权势的议员，包括塔夫脱、斯泰尔斯·布里奇斯、麦考密克上校、亨利·卢斯和威廉·伦道夫·赫斯特。显然，政治问题在将军心中的分量极重。在始于马萨诸塞州，于州立法机关前进行的一系列演讲中，他批判杜鲁门在“战场上的绥靖政策”，以及在实施国内外政策上的“畏首畏尾”。总统对此批判置之不理，直到麦克阿瑟在美国退伍军人协会上宣布，总统3月与敌人的谈判破坏了美国领导人的“秘密计划”——不再把守台湾，并让北京在联合国占有一个席位，以换取朝鲜半岛的和平。此时，杜鲁门才反击道： “麦克阿瑟自己也知道，这纯属谎言。”但那时人们激昂的情绪已经过去。麦克阿瑟除了烟斗和金边帽子之外，已全身心地投入政治运动中。现在人人都知晓这个情况了，因为他被选中在1952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做主题发言。

麦克阿瑟被解职后10天，民意调查显示，其支持率首次开始下滑。与此同时，在朝鲜前线，共产党军队又一次向联合国军发动攻势。李奇微对此并不意外。他已发现对方工事背后预兆不详的军事集结，于是命令在对方工事中部打进一个楔子。在新一轮的进攻中，该楔子落入中国部队的手里。随后两星期，韩国部队相继溃败，四处逃窜，第八集团军不得不再次仓皇退到三八线以南。但中国也未能突破防线。一个月之后，双方筋疲力尽，暂时停战，于是詹姆斯·范佛里特组织了一次有效的反攻，扭转了劣势。当他把战线扳直时，中国军队又把战线往南推进。之后李奇微又把战线恢复了原状。1951年5月底，他冲破共产党军队在韩国的防线，锯齿状的战线延伸到朝鲜半岛腹部，从东边的日本海到西边的黄海。两军在西部的据点都在偏僻的板门店附近。

战争是残酷、黯淡无光又令人沮丧的。为了让它充满活力，李奇微的参谋给此处的地形取了带着家乡味道的名字——“堪萨斯 – 怀俄明”、“犹他战线”、“猪排山”、“拳击场”，这种做法在后来的越南战争中演变成各种怪异的叫法：杉林急流战役、阿特尔镇战役等。“二战”时期那些干脆响亮的口号如火炬、北极犬、霸王、铁砧、巨龙、冰山等已经过时不用了。既然不能消除战争的恐惧，军队的新闻发言人便使用这些委婉的说法，好像战场名字完全被美国化就能隐藏恐惧一样。但正如那些无所不在的连环画和感恩节时战壕中的火鸡晚餐一样，战场的名字只能让士兵更怀念家乡。

美国国内的人们不再关注战事。俄勒冈一家报社的编辑怀疑根本没人阅读报纸了，他们一连两天登载了同一个战争故事：同样的内容、同样的排版、同样的标题，甚至同样的位置——就在第一版第二栏中部。他们的猜测得到了证实，根本没人发现这条重复的新闻。埃里克·戈德曼报道，在内布拉斯加的黑斯廷斯，一名在中国军队发动的第一次战役中大腿受伤的陆军下士威廉·詹森，一瘸一拐地进了城，盯着第二大道商店里琳琅满目的商品说：“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东西。这里简直是繁荣兴盛啊”。

这里繁荣兴盛，全美亦如此。美国在海外作战，但国内未遭受侵略和攻击，人们珍爱的一切都未遭受威胁。不像吉卜林笔下的在远地作战的19世纪的英国士兵，美国士兵根本不觉得自己在为帝国荣誉奉献。他们作战的唯一目的是换取另一片土地的和平，参加的是一场罪犯不会受到惩罚的警察行动[7]，这真是不好。随后，美国作家詹姆斯·米切纳发表自己的观点：“美国自1950年朝鲜战争起，便建立了令人迷惑、道德败坏的信条。那时，我就质疑这些信条，如今，我越来越怀疑它们了。这错误的信条就是：我们可以用左手参加一场战争，让那些被挑选出来的人随便去死；而右手却保持稳定的经济发展，让有幸留在国内的人尽情狂欢，挣大把的钞票。”

遇到这种情形，为麦克阿瑟欢呼似乎成为沮丧的人们的一条出路。这也许还会激励政府努力寻求和平，并且急需愿为此奉献之人的力量。停战是一件敏感的事。美国政府当时并未正式承认朝鲜和中国的地位。中国人一直坚称，三八线附近的军队全是志愿军，因此不受中国军纪约束。苏联则否认对此次冲突负有任何责任。美国国务院小心谨慎地商讨着中国台湾、中南半岛以及在外交上承认北京和平壤的地位等边缘问题。事实上，正在进行的讨论也会增加战场上的伤亡，因为野战指挥官需要通过厮杀来改变处境。最后，根本没有可靠的中间人寻求和平。谨慎行事必不可少。经验证明，联合国是不可能保守秘密的。即使是中立国，尤其是印度，也会走漏风声。印度驻联合国大使克里希南·梅农是一名仇美分子，似乎有意提一些使美国蒙羞的条件。

乔治·凯南找到了解决方案。他在离开国务院休假期间，从普林斯顿致电雅各布·马利克，希望双方使用俄语进行非正式会谈。5月31日，首次会谈于马利克在长岛的避暑山庄中进行。开头有点儿不顺利，但之后就进入了一系列冗长的讨论，只有到马利克认为有必要“慎重考虑”，即与莫斯科方面商讨时，讨论才停止。最后，他建议战场上的指挥官们主动谈判，这些他们都照做了，但早期的结果仍令人失望。中国人依旧带着诸多怀疑。李奇微比他的前任更为机智且自谦。他说服双方于7月10日在三八线附近的古镇开城进行谈判，但有关议程的争吵也随之而来。初秋时节，谈判地点搬到了板门店。但这也无济于事，谈判仍不时中断。朝鲜人的行动使战争拖延了两年，即将进入第三年。艾奇逊曾讽刺说，美国人好战的热情再也“无法降到更低了”。

如今，冷战的温度已降低到北极的水平。共产主义和自由世界之间的紧张局势主宰着世界事务。它是一种无所不在的污染：小说、戏剧、电影、杂志里随处可见它的身影；报纸的连载文章中更必不可少（如赫伯特·菲尔布里克的《我过着三重生活》讲述一位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告密者曾当了9年的共产党员，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有500多家报纸刊登了这个故事）；广播和电视上也不断播放着这样的局势；辛辛那提的棒球红队曾一度更名；社会科学的老师如果不骂这些“共产主义奴隶”的邪恶罪行，就会面临被解雇的危险；那些反共产主义的狂热分子得到了最高的演讲费用，列举厌恶共产主义及其跟随者或“左”倾分子的理由，会具有极强的说服力，他们还因此被授予了美国最高的奖项。

甚至连美国小姐候选人都必须陈述她们对卡尔·马克思的看法。近10年来最受欢迎的作家是布鲁克林的一个救生员。1951年年底，他的小说已售出1 300万册。身体结实、留着平头、声言瞧不起“长发”的33岁的米奇·斯皮兰于1947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小说《审判者》，其主角名叫迈克·哈默。他的作品越来越多，《快枪手》、《以牙还牙》、《孤独之夜》和《大屠杀》相继问世，被看作美国国家特性中自发组织民团、暴力维持治安的最新代表。迈克·哈默不仅是一位不屈不挠的私家侦探，更为了正义和民主而杀人，该人物为其创作者带来了每本5万美元的利润。1951年出版的《孤独之夜》卖出了300万册，其中一个典型的场景是以这样沾沾自喜的思考结束的：

今夜，我杀的人两只手都数不过来。我冷血地向他们射击，享受着每一分每一秒……他们是共产党人，老李。他们是红色杂种，早就该死了……他们从未想过有像我一样的美国人。他们认为我们都像马粪一样，软弱而愚昧。

迈克背后影射的人物被称作“新麦卡锡”或“另一个麦卡锡”，又或是无名的改革者，他们有勇气揭发政府中的共产党人，由此遭到不忠诚的常春藤盟校毕业生的憎恨。如果该系列的书前后一致的话，迈克应该是劫富济贫的雅各宾党人，但大部分时间里，斯皮兰的描写并不连贯。书中的某些段落晦涩难懂，使不合逻辑的推论也不易被发现。在《猎艳者》里，迈克悼念一位麦卡锡式的人物里奥·纳普时说：“共产党人并不能经受住强大的攻势。不管你喜不喜欢，他们只是一群脏兮兮的农民，为了夺取控制权而杀人，像我们这样的人是能制服他们的。他们是一群大呼小叫的笨蛋，优等人出现后，他们就会明白自己小人物的身份而仓皇逃窜。”作者考虑迈克和共产党农民间的分歧而陷入沉思时，这种等级优越感无处不在：

去他妈的臭皮囊，让他们和他们的哲学通通见鬼去吧！死亡和毁灭是克里姆林宫的人唯一能做的事，他们了解暴力和死亡的价值，一次又一次地在野外作战中上演，撕毁除他们以外的一切东西。

之后，大概是为了区别干净正派的美国人与以死亡和暴力为宗旨的信徒，迈克告诉一名女俘虏，如果用一支塞满泥土的枪杀她，会发生什么事 :

枪管会像橘子一样爆开，火药全都会顺着你可爱的喉咙灌进去。如果你想验尸官干那制止蛆虫的活儿，这倒是个好办法。他们必须把小刀伸进去，把你的脑髓刮出来放在餐盘里，再用尖嘴钳一点儿一点儿地把头盖骨夹出来。

她恶心作呕，而他却继续说：

最惨的要数脖子了，你想想啊，头都没有了，而心脏还不知道它的重要神经中枢不在了，脖子一会儿就开始不断喷血——你知道血会喷多高吗？不知道吗？让我来告诉你。

再次呕吐后，她说：“你真恶心。”然而，他还是没有当时的连环画恶心。为了讨好改革家和儿童心理学家，连环画也会表现出一本正经的信条。1951年的某连环画封面上写着：“本刊致力于预防犯罪和颠覆行为。我们希望美国青少年能从中了解犯罪和叛国的真面目——悲伤、黑暗、傻瓜的绝路以及眼泪。”但杂志内容教会他们的不止如此。写实的图片上画着被绑着双腕吊起的黑人尸体；男孩们将烧红的铁棒插到不忠的女孩的双腿之间；女孩也不甘示弱，用碎冰锥刺进共产党罪犯的眼睛里（“把它放下，不，不要！啊，啊，啊……”）。这样的主题不断出现，还有强奸、谋杀、踩踏孩子的脸和喝异性的血（“当她咬他的脖颈时，他感觉像是一种炙热的毒液通过静脉麻痹他的每一块肌肉——他能意识到结果是什么”）。女妖的特征则是喜欢把受害者捆起来，鞭打至死。如何伤害别人是另一个常见的主题。解剖图显示出人身体的各个部位，从“用手指戳或拇指抠眼睛”到“用脚后跟踩别人的脚背”，旁边还附有解释文字：“人体某些部位比其他部位更敏感……这些图供受训的政府特务使用，让他们了解人体特征以及使用什么来伤害这些部位。”有些场景让目不识丁的人们都能理解迈克·哈默主义，在插图中附有以下信息：

魔鬼，现在你们知道了吧，知道在午夜的月光下，在废弃的城市中心球场，一场棒球比赛正在进行的原因了吧。仔细地看着，看看这场奇怪的棒球比赛！一条条长长的腐烂的人的肠子充当垒线，肺和肝是球垒……心脏则是本垒。看看怀特医生，弯着腰，用带着污秽的头皮打扫心脏，大声叫道：“开球……击球手上场！”击球手走向本垒，挥动着死人的胳膊和腿，他选中一只后，便把其他的扔掉，站在击球区等候投手将头颅扔过来。接球手将死尸捆在胸前当作护胸，场内球手都戴着死人手做的手套，还有肚子做成的松香袋子，以及其他的装备 ——都是用明星投手赫比·萨登的身体做成的。

连环画的老读者知道肢解赫比的、邪恶的老怀特医生是敌人的间谍，也并不感到奇怪。这一集中，邪恶力量获胜。大部分情况下，连环画描写的经常是共产党人被处以极刑，如用绳子吊死、用手枪砸死、活埋、喂鲨鱼、吊在忠诚的美国人的汽车保险杠上——“旅途的道路极易磨损轮胎。”“但你不得不承认，这可是毁容最好的办法了！”“是啊，就算是斯大林也认不出这摊肉！”这里的说教一清二楚。在对抗自由世界的敌人时，有秩序的社会显得十分无助，唯一的希望便寄托在敢于违犯法律的凶残的人身上。毋庸置疑，他们是野蛮凶残的，但显而易见，我们十分需要这样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说： “我不赞同麦卡锡的方式，但他的想法是对的。”

正确的做法是蔑视权威，不受约束，将共产党人拖到煤气厂后面，拧断他们的脖子。普通人对此深信不疑，因为他们像麦卡锡一样，对美国的政策早已深恶痛绝。美国的政策与他们儿时所学的一切背道而驰，有违传统。没有获胜的朝鲜战争只是其中一个例子。他们曾经受到的教育是，美国应避免纠缠不清的盟友关系，可如今国家却希望他们忘记这一切。美国军队已成为北约的中流砥柱，1952年年底，美军已拥有50个师和4 000架战机。为完善全球的军事基地，一笔前所未有的国民收入被投入军事装备的制造中。在华盛顿，联邦政府的机构月月都有所扩大。这还不算，前几年遭受过经济大萧条后，如今美国似乎在向全世界的贫穷国家施舍它的新财富。而所有账单都转嫁给了美国的纳税人，这让他们日渐不满。

他们能向哪里寻求援助呢？他们唯一信赖的同盟者站在了日渐减少的战前孤立派行列。老一代“美国第一”主义者对美国的新方向表示担忧。范登堡看到第一个军事援助计划时，给妻子写信道：“真难以置信，计划赋予总统无限的权力……这无疑会让他成为地球上的头号军阀。”塔夫脱投票反对，因为计划提到“我们有提供军费帮助西欧国家军事建设的义务。我认为这样的义务只会让战争更加无法收拾，而不会得到和平”。密苏里州参议员弗雷斯特·唐奈谴责集体安全的概念会将美国卷入其他国家战争“道义上的承诺”。

20年后再看这番话，会发现它是很有预见性的，但当时人们并不这样觉得。那些曾因称赞慕尼黑而臭名昭著的老家伙似乎是对的。政界中几乎没人意识到，1945年8月6日，国际政策的一切结构开始崩溃。那天扔下的第一颗原子弹成了革命性行动。而外交关系和军事联盟的全副武装，乃至于民族的概念，如今也像70岁老将军头脑中的军营小调那样，既过时又毫不相干。只有人们相信有必要动用陆军和海军时，陆军和海军才有价值。如果一系列的行动被看作不可思议，那么一切基于此的假设都会失去存在的理由。在原子弹时代，军事手段仍可能解决小国间或小国与大国间的争端，但对于大国间的争端则一无是处。英国一位军事分析家约翰·斯莱瑟爵士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说：“我们最终发展到这一步，战争作为实际推行政策的工具（我们这一代曾经历世界大战）已经自行废除了。”“艾诺拉·盖伊”号飞到广岛、“伟大艺师”驶向长崎，表明超级大国间的战争比最残暴的斯皮兰小说或最令人作呕的连环画都要恐怖上千倍，迄今还没有任何事物可以驱散这可怕的蘑菇云。相反，原子弹规模越来越大了。

日本投降后，洛斯阿拉莫斯曾一度寂寂无闻。那些知名人士都重返大学校园；核心工程师则移居阿尔伯克基，那里有一个新的工厂，即将启动一条装配线生产核武器；老科技园区内的实验室设备已被拆除，道路维修工作已然搁置，建筑物也逐渐腐朽。戴维·利连撒尔视察后，报告华盛顿说：“我们发现了大量健康隐患和火灾隐患，这会损害士气。”似乎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洛斯阿拉莫斯逐渐衰落并最终成为鬼镇，但20世纪50年代初，某些东西竟使之幸免于难。一夜之间，街道变成了柏油大道，一座医院建了起来，接着学校和图书馆也建起来了，围绕中央林荫路建立了一些商店、剧院和社区中心，体育场正破土动工，运动员纷纷被招进一家名为“洛斯阿拉莫斯原子轰炸机”的体育俱乐部。

死灰复燃的繁荣景象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那个皮肤黝黑、眉毛浓密的匈牙利人——爱德华·特勒。他狂热地制造威力更大的爆炸热核武器，其热情战胜了科学界、五角大楼和联邦政府道德上的不安。将他称为“氢弹总设计师”，真是毫不为过。

氢弹在杀伤力方面已然登峰造极，其破坏力是1945年投放的原子弹的25倍乃至1 000倍。原子弹的能量源于核裂变，分裂铀原子；氢弹的能量源于核聚变，聚合氢原子，这也是太阳发光的过程。在极高的温度下，才能实现聚变，因此氢弹又叫热核武器。人们早已从理论上得出其实现的可能性，但在广岛惨剧后，原子物理学家对谈论这种可能性都敬而远之。假设的新炸弹被称为“超级弹”。一直以来，《原子科学家通报》都隐晦地提及“超级弹”，但从未加以定义。他们认为，世界上越少人了解“超级弹”越好。

特勒不赞同这一看法。1942年夏，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有7位物理学家认真考虑人为聚变的可能性，特勒便是其中之一。他永远不会忘记随后令人激动的“自发表现、冒险和出其不意的精神”。但令他失望的是，考虑热核武器可能性的问题在1943年被中止了。因为聚变需要极高的温度，只有在原子弹爆炸时才能产生这样的温度，因此首先要解决裂变的问题。而这个问题解决后，大家认为就该停手了。但此时，特勒已经将想象中的“超级弹”看作自己的“孩子”，同事们也乐意将这个宝贝留给他。

战胜日本后，特勒说如果可以进行热核试验，他就留在洛斯阿拉莫斯。得到否定回答后，他便前往芝加哥大学核研究院任职。第二年，他再次谈到“超级弹”，并宣称这个威力更大的炸弹在两年内就会研制成功。他当时是少数派，而反对“超级弹”的物理学家以爱因斯坦为首。爱因斯坦认为，甚至连考虑制作氢弹的想法都是错误的。可特勒却看不出何错之有。他指出，他们之所以制造出广岛那枚原子弹，是因为他们认为纳粹科学家正在制造原子弹。现在，据传苏联科学家正在研制热核武器。难道斯大林就比希特勒更可靠、更清醒吗？

1949年9月23日，苏联试爆原子弹成功，这一消息成为美国发展新式核武器的转折点。至此，在一系列因素的刺激下，发展聚变炸弹最终战胜了一切反对意见。首先，他们发现列宁格勒（今俄罗斯圣彼得堡）的物理学家早在1932年就探讨了聚合光核子的可能性。阿尔瓦雷斯和欧内斯特·欧·劳伦斯对此深信不疑，转而支持特勒，他们三人成为科学界知名的“超人”。而“超人”首脑特勒的最强反对声则来自爱因斯坦、奥本海默和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科南特，这三人是美国科学界响当当的三巨头。因此，即使双方在别的方面势均力敌，反对派也应该轻易就稳操胜券，开始时也确实如此。1949年10月25日，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在华盛顿开会，权衡是否该支持研制热核武器。如果在一个大城市投放一枚氢弹，该城市80%~90%的人会立即死亡。因此，他们对此持否定意见。除道德理由外，氢弹制造昂贵而复杂，这也会使阿尔伯克基生产原子弹的速度减缓。而且，即使证明氢弹是可行的，值得投放氢弹的苏联目标也只有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而这两座城市用裂变物质就能毁灭。

这是普遍认知取得的胜利，但只是斗争的开始。“超人”们与美军预备役少将刘易斯·斯特劳斯结成盟友，斯特劳斯是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5位理事之一（其余4位为反对派）。他们还争取改变其他人的看法，如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两院联合原子能委员会成员以及国务院政策规划室主任保罗·尼采。“超人”们认为美国的威望应归功于美国科技的优势，如果苏联制造出第一枚氢弹，美国将大失颜面。1950年1月13日，奥马·布雷德利决定支持“超级弹”研发计划，其理由是，作为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主席，他不能在加速的军备竞赛中让苏联哪怕是暂时得到好处。同月，希斯被判有罪，麦卡锡主义开始盛行。布雷德利做出承诺后4天，支持氢弹制造者的第二个刺激因素从伦敦传来——福克斯被指控叛国。人们难以断言福克斯究竟知晓多少，但他曾出席英美科学界最高级别的会议，因此美国政府在心情上正处于过度反应的状态。1月31日，由国务卿艾奇逊、国防部长约翰逊和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利连撒尔组成的三人特别小组在行政大楼开会，再次讨论了热核应急方案是否可行。持反对意见的利连撒尔在表决中被击败。当天下午，杜鲁门总统便宣布，他已命令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研发氢弹或“超级弹”。

许多科学家认为自己的良知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奥本海默作为代表说道：“从一些粗浅的意义上来说，粗俗、幽默、夸张等方式也不能将其消除，物理学家知道什么是罪恶，这是他们不会丧失的知识。”《原子科学家通报》每期的封面上都附有一个时钟[8]，指针指向11点52分，现在指针已指向11点57分了。在康奈尔大学教授汉斯·贝特的带领下，12位资深物理学家发表声明，指责杜鲁门的决议。他们表示：“我们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权力使用这种炸弹，无论出于何种原因。炸弹已不再是战争武器，而是毁掉整个人类的手段。其使用违背了一切道德标准，违背了基督教的文明。”毫无疑问，他们是真心诚意的，但贝特的愤怒只是短暂的。不到5个月，朝鲜战争爆发，这对反对者的决心是一次考验，同时他们也受到了新方案对科学家好奇心的挑战。朝鲜战争动摇了贝特，他认为爱国主义要求他摒弃自己对氢弹的反对意见，并投入初步的研究工作中。他投入的极大精力是成功研制氢弹的主要原因。然而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这只是满足他们的好奇心。1951年6月，在朝鲜战争一周年纪念日当天，特勒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学院对几位优秀的同伴发表讲话。美国原子能委员会新任主席戈登·格雷记录了此次讨论情况。部分记录内容如下：

会上出现了一些情况。爱德华·特勒将自己的想法告知大家，他认为这是一种制造热核武器的全新探索途径……大家进行了计算，主要是贝特、特勒、费米等几位博士在计算，奥本海默也十分积极……与会者无一例外地参与其中，这也包括奥本海默博士。大家热情高涨，现在某种东西已经成功在望了。

同一星期，格雷承诺将由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出资建造美国第一个氢弹工厂。直到13年后，电影人物斯特兰齐勒夫博士才对特勒狠狠地嘲弄了一番。但他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时梦想的怪物早已被安放在地下发射台上，一按键便可使用。

首先，必须要解决一系列的数学难题。制造原子弹的方程式已经相当复杂了，而新的方程式更是无法用常规方式推导。要制造这个复杂的设备，每一步都需要惊人的计算量以得出精确数据，从而测定对内部数以百万计的微小部件的影响。因为这些反应是在若干分之一秒内连续发生的，因此从实际效果看，它们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但人类的大脑却无法应付。1951年的计算机也没帮上大忙。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为哈佛大学设计的计算机尽管有500英里的电线和300万个电接头，速度也远远不够。虽然计算机不断改良，但其中性能最好的ENIAC（电子数字积分计算机）也只能记忆27个单词。令人恼火的是，它们还变幻无常。暴风雨会让它们发生故障，电子管熄火，电路出错，而维修人员也找不出毛病所在。技术人员整夜整夜地坐在出问题的计算机前，在一个问题上花费数月时间，而其他设计组的专家则只能束手等待结果。洛斯阿拉莫斯的计算机组员每星期多工作一天，且24小时轮流值班。科技区的进度止步不前，直到一位科学家约翰·冯·诺依曼决定打破这个瓶颈。诺依曼考虑到“超人”们的矛盾心理，便将他们的目标称作“魔鬼的武器”，然后无情地、不顾一切地开始研究。20世纪30年代时，诺依曼在数学界已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他喜欢制作机器人和机械玩具，而如今对“超级弹”做出的永久贡献又将是另一种超级玩具。它可以容纳和记忆4万比特的软件（计算机对输出数据的叫法），并在一天之内算完三个月的方程式，诺依曼将其命名为“数学分析器、数字积分器和计算机”。该设备申请专利且在美国原子能委员会注册而无法更名后，他的同事才发现其名称的首字母缩写为MANIAC（疯子）。

在“疯子”的帮助下，他们在杜鲁门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制作完成了重达65吨的氢弹。在“堪萨斯 – 怀俄明战线”和“大酒杯”的时代，将它叫作“迈克”也不足为奇。“迈克”被运到马绍尔群岛的埃尼威托克岛，放在埃卢盖拉布小岛上的一间小屋内，屋内还放着各种离子室、高速摄像机、β 射线光谱摄制仪、装有铀和重氢的容器和其他核设施。7年前，在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沙漠地带举行过的仪式再次上演。1952年10月31日晚，所有船只都后退40英里，只有一队志愿者做最后准备。他们也撤离后，便在船上使用扩音系统开始倒数，引爆炸弹。黎明时分，数到零的时候，“迈克”便立刻成为第一枚人造炸弹之星。目瞪口呆的船员们看着巨大的火球升空达5英里，随后出现一团巨大的蘑菇云，呈淡紫色、蓝色、灰绿色，上升25英里后进入平流层，而下面的埃卢盖拉布小岛燃烧起来，一分为二后便沉没了。

潜水员随后在海底发现一个1英里长、175英尺[9]深的峡谷。科学家们计算出，炸弹形成的直径4英里的火球会使斯波坎或旧金山的所有商业区、圣路易斯或匹兹堡的大部分地区以及曼哈顿自中央公园到华盛顿广场的一切瞬间化为乌有。当时海军安保十分稀松，书信检查员没有在意此类信件，它们使人不寒而栗，一位目击者称“至少10个太阳”才能比上它爆炸的亮度。一些信件被登载在当地报纸上，现在整个世界都知晓这个实验及其可怕的后果了。9个月后，格奥尔基·马林科夫在莫斯科得意地宣布：“美国已不再垄断氢弹了。”B–29型空中实验室在亚洲上空追踪到放射性物质，证实了他的说法。与此同时，英国也在试验其第一枚原子弹，其特点是可怕的Z字形云朵。核俱乐部的成员逐渐增加。爱因斯坦、奥本海默和科南特预见的噩梦终于变为现实，到处都笼罩着恐怖。爱因斯坦告诉记者：“全体灭绝正在向我们招手。”

新情况随之产生：完美的武器必须由完美的工具运载。20世纪50年代早期，爆炸中的自动化技术还没有完全脱离人为因素。建设美国核工厂的责任将由战略空军司令部承担。该司令部有27万人，驾驶着B–29轰炸机不断在全球穿梭，确保即使美国被毁灭，他们还能进行毁灭后的复仇。战略空军司令部一点儿也不吸引人，每名飞行员都要携带着比“二战”联合空军突袭时扔下的还要多的炸药。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将军高举宣传牌，宣布“和平是我们的事业”，并将爆炸声称作“自由之声”，将年度演习称为“世界轰炸冠军大赛”。演习中，将由配备雷达的火车记录谁击中什么目标。但将军和飞行员也是人，正因为如此，他们不久就会被淘汰。

取代他们的偏偏是来自第三帝国那硝烟未散的废墟中的实验室。在“二战”交战国中，只有德国预见了喷气式火箭的军事用途。设计过V–1和V–2型导弹的科学家成了抢手货，战略司令部的战略家们不断上门取经。如果使用火箭推进，原子弹不用半个小时就能穿越大西洋或北极。战略司令部曾考虑使用火箭，但认为其不太精确就放弃了。原子弹的误差幅度不能超过2‰，这意味着如果射程是5 000英里就会出现10英里的偏差，但对氢弹来讲，这个偏差却无所谓。埃卢盖拉布小岛的沉没使大家对问题有了全新而残酷的看法。按《财富》杂志恐怖的说法：“由于毁灭性热原子弹头中的量子跃进，炸弹会在离目标中心8~10英里的范围内爆炸，这一点在军事中是可以接受的，更不用提致命的尘埃会降落在广大地区了。”

“放射性尘埃”这个危险的词开始进入人们日常生活的语言，它暗示炸弹造成的死亡圈的扩大，标志着“战争”整个概念的改变。另一个意义重大的新词是“过度毁灭”。氢弹被改良为“裂变 – 聚变 – 聚变”炸弹（FFF炸弹）——在原子弹爆炸和燃料聚变的基础上，再加上弹壳的聚变，放射性尘埃的覆盖范围增加到300平方英里[10]。

正是这一点，使人们开始深入研究问题。“二战”时的民防系统计划简直就是个笑话：海洋那么辽阔，轴心国的轰炸机根本构不成威胁，那些头戴白色扁平铁皮帽的空袭队员对整件事也感到丢脸。如今，他们长期的警戒终于有所回报。他们重新活动起来，监督学校的演习。另一方面，护身符和江湖骗子的生意逐渐兴隆。江湖医生开始宣传铅箔乳罩、铅制胸衣、铝制睡衣和危险时可挂在头上的松紧口袋。还有一个怪人兜售“铀235原子震伤特效药”，后来美国公共卫生署发现该药的主要成分是小苏打、食盐和水。另一个谣言是，剃光所有宠物的毛发，就不会有放射性物质了。动物保护协会提出抗议，才没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

但这些民防运动多少有点儿不切实际。对最有事业心的企业家来说，最具决定意义的是修建家庭掩体。1951年1月，洛杉矶一家建筑公司为它修建的第一个家庭掩体举行破土仪式，以鼓励人们修建家庭掩体。一位有三个孩子的母亲鲁思·科尔霍恩夫人在电视台摄影记者面前正式铲了第一锹土。她签订合同，花1 995美元修建地下家庭掩体，内有色彩亮丽的混凝土墙壁、草绿色的塑料地毯、用推拉门巧妙隐藏的储藏室和一个轻巧的盖格测量器。她兴高采烈地告诉电视观众：“我在夏天就做了许多罐装水和罐头，这将是一个不错的储藏室。”略微思考后，她接着说：“我将把这个地方打造成孩子们玩耍的乐园。”

花上3 000美元就可建造一座“一号小型防护罩”，它包括手提三路收发报机、鼓风机、发条钟、急救箱、斯丹诺牌取暖炉、放射性元素图表、防护服、化学清洁剂、汽油发电机和一套锹镐设备（“爆炸后可挖出条路”），以及一个五口之家在地下3~5天所需的一切用品。

对于大多人来说，最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在爆炸当日对待目光短浅、没能修建自家掩体的邻居。退入自家的掩体后，就再也没有多余的空间留给邻居了。所以他们必须将邻居拒之门外，必要时还不得不使用暴力手段。因此，有些人考虑使用包括手枪在内的成套装备，但大部分人还不至于那么现实。后来，后院的地下防空洞就成了稀奇玩意儿：一些成了烧烤场地，另一些则用于堆放园艺工具、滑雪轮胎和孩子的自行车。

不久，五角大楼的战略家们对核屠杀引起的恐怖说法也知之甚详了。他们毫不费力地将思考重点从百万吨级的炸弹转到百万计的死亡上 ——每百万计的死亡指杀死100万人，而一天之内就可能发生10~15次百万计的死亡。对于军队以外那些考虑周全的人们来说，热核炸弹爆炸的产生使世界陷入火海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但他们也束手无策。冷战分子对世界末日的警告充耳不闻，政界人士则似乎已被麦卡锡主义麻痹。自慕尼黑事件以来，那些曾控制过某次国际危机的知识分子也无法运用智慧和力量去打破此次危机的控制了。

与此同时，随着时间流逝，新一代美国人逐渐成熟。敏感的人们认为，中学时的防空演习具有启示性，必然会唤醒这一代儿童。然而，虽然长辈们寄希望于他们，得到的却是残酷的失望。

在杜鲁门执政的最后几个月，大学教师发现知识界混进了一种迟钝而腐烂的气息——原来这正是那年青一代。如今回忆起来[11]，很难理解当时的学生会因麻木不仁而受到责罚，但他们确实如此，并不冤枉。美国青少年从没有那样孤僻离群、小心谨慎、缺乏想象、麻木不仁、不思进取和沉默不语。

“沉默的一代”是20世纪50年代特有的，就像尾鳍型汽车后挡板和白色麂皮鞋一样，成了当时的时代特征。死寂笼罩着大学校园，自由主义变得疲惫无力、枯燥乏味。校园中没有愤愤不平的年轻人，没有燃眉之急，没有战斗热情，只有一小股极右反对分子的吵嚷声。只有少数“垮掉的一代”才会提出抗议，而他们也像同龄人那样对理想主义和争论退避三舍。对于大多数人，“抢短衬裤”（指大学男生突袭女生宿舍以夺取女生衬裤为战利品的胡闹活动）或“硬塞”活动取代了具有社会意义的行动。在“硬塞”活动中，大学生尽量挤进一个狭小的空间，人越多越好，比如一辆大众牌汽车内塞进40人，或一个户外电话亭内挤满12人。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弗雷斯诺分校，学生们将电话亭放入游泳池的深水区，7名志愿者屏住呼吸，硬把自己塞进其中。

少数热心的社会学家试图找出其中的意义。他们认为，“硬塞”活动只是把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戏剧化，学生本身并没有错。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一切毫无意义，闹过之后，他们仍会排队等待大公司的招聘面试。他们耐心地等待着一切，因此到校园参观的人开始对他们的温顺议论纷纷。漫画家将学生描绘成布鲁克斯兄弟的空心服装，罗伯特·弗罗斯特对学生“缺乏果决能力”深表忧心。一位纽约市立大学的女校友返校参加社交集会，震惊离去——女生们谈论的话题永远是自己未来在郊区的家庭，以往该校的学生则一直认为这是高贵的女子学校女生的典型行为而对此嗤之以鼻。来自牛津大学的辩论竞赛者参观美国大学校园时，惊奇地发现，自由企业不仅是一种经济制度，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普林斯顿大学一位戴眼镜的三年级学生问奥托·巴兹教授： “有什么事值得进行一场运动？”在哈佛大学，戴维·里斯曼描述对学生的不满时说：“当我问这些学生，他们能为这些事干些什么时，他们竟然对自己还能有所作为的想法感到惊讶。当我建议，事情发展到最糟糕的地步，他们可以组织纠察队时，他们还以为我在开玩笑。”

1950年，默里·罗斯写道：“极少数年轻人能与积极奉献的人共同努力，并与他们为实现人类的最高目标而共同奋斗。”《生活》杂志为了找到能使年轻人兴奋的方法，请他们列举自己心目中的英雄。答案很直接：林肯、富兰克林·罗斯福、乔·迪马吉奥、麦克阿瑟、贝比·鲁斯（著名棒球手）、罗伊·罗杰斯（电影演员）、克拉拉·巴顿（美国红十字会创始人）、薇拉·埃伦（电影演员）、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多丽丝·戴（歌手）和伊丽莎白·肯尼修女。这与他们父母的选择几乎一致。在新的10年间，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年青一代的美国人受父母一辈人的价值观影响极大。威斯康星大学的威廉·奥尼尔认为：“美国中产阶级致力于个人安全，从而造就了具有强烈中年人价值观的一代年轻人。”过去，我们有把握假设一个年轻人的政治观点起初在“左”翼，之后随着年龄增长，会逐渐转到右翼。但现在可不敢保证了。20世纪50年代，大学生的政治观点从正中间开始，并一直停在那儿。

当然，在任何一代学生中，大多人都是沉默的，只有少数善于表达的人具有代表性。20世纪20年代，并不是很多人都能穿浣熊皮外套，也只有少数人能驾驶斯图兹熊猫牌轿车。20世纪30年代，一部分人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或为和平举行罢课。但在50年代却难以找到能言善辩之人，难以找到可担任领袖之人。最具代表性的是，大学足球队选出两名队长或轮流担任队长，美国优秀大学生荣誉学会会员的钥匙也都被悄悄地揣在兜里。大学生们似乎鄙视“领袖”这一概念，而将他们称为“面面俱到的人”，但深究后，才发现他们其实毫无特点可言。关于这种人的美德，威廉·怀特曾在《有组织的人》一书中阐述为“表现并不突出，热情并不过分”。校园里“面面俱到的人”认为领导源自集体，进步在于所谓解决问题的会议，因此他们没有必要进取钻研和富有想象力。关键是，他们怀疑个人主义。寻求个人的威望和成就必须以牺牲他人为代价。个人爱闹矛盾，制造麻烦，危害集体荣誉，大家都想远离他。

在他们奇怪的特性中，喜好争论是最严重的罪恶。“沉默的一代”避免承担任何义务，首先在政治上就缺乏教养。他们的理想不会破灭，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理想。他们不开金口，避免严肃地讨论，将改革者称为“假善人”，敬而远之。在独立和体制发生冲突时，他们坚定地站在体制的阵营中。他们不追求名望，只希望得到他人的支持。他们渴望在集体作战中通力合作，而刻意隐藏会遭人排斥的个性。那些年，有钱的学生开始不修边幅、衣衫褴褛，以免与众不同。一名大学游泳队队员对里斯曼说：“我对我的竞争对手感到生气。我有点儿不对劲——我希望我能像某人那样与别人精诚合作，而不在乎输赢。”怀特注意到，学生不再梦想自己创业。他们想为别人、为较大的公司、为他们信赖的人工作。然而，他们对成为推销员或升职为部门主管则并不感兴趣。成为推销员就意味着面临竞争，主管则有时必须严厉。大四学生经常告诉招聘人员，他们想在人事部门工作，因为他们喜欢与人打交道，他们也喜欢到公共关系部门工作。怀特直言不讳地指出，那是因为他们想在“上班时间内讨好每一个人”。

这种观点与抗议行为格格不入。对于教授而言，反对麦卡锡主义是当时最为激情愤慨的事，但学生们却无丝毫兴趣。麦卡锡在校园没几个支持者，但也没引起太大的反感——大部分学生认为这件事很乏味。在各个领域，包括神学、新闻学和法学，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都是显而易见的，但学生对于职业的选择却有了极大的变化。如今最热门的职业要数工商管理了。20世纪40~50年代，曾经最受欢迎的人文科学已开始没落，以至于不到30%的人会主修基础学科。职业培训受到年轻人的追捧，而工商业是最受欢迎的职业，因为学生的“投资”会得到最高利润的回报。20世纪40年代末期，美国只有19.4%的大学生主修工商专业，到1955年，主修该专业的人已占大多数。

如果他们有什么偶像，那一定是斯隆·威尔逊《一袭灰衣万缕情》中的主人公汤姆·拉斯。在小说开头，威尔逊笔下的英雄有一位名叫贝琪的妻子，他们有3个孩子，在韦斯特波特有一座6间房的住宅，有一辆1939年的福特汽车，有1万美元的军人人身保险，还在慈善基金会有一份年薪7 000美元的闲差。虽然生活比较朴素，但还是多姿多彩的。他需要一辆新车，厨房的地毯又开始磨损了……然后，汤姆似乎撞上了好运：他得到了一份处理公共关系的工作，年薪9 000美元。他工作后才发现其中的陷阱：在新岗位上，他必须工作。再也没有三个小时的午餐时间了，喝咖啡的时间也大大缩短，并且也不能在工作时间内讨好别人了。如今，他必须工作，有时还得在晚上5点之后或星期六加班，从而占去他与贝琪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这一切使他极为不满，他告诉老板他受够了。汤姆也愿意多挣钱，但如果要以减少他作为丈夫、父亲、“面面俱到的好人”的作用为交换条件，他宁可辞职。这是小说的高潮部分，其结局也出人意料。老板妥协了：

霍普金斯站起来，又倒了一杯酒，客气地说：“当然，还有许多好的职位不必占用你太多的时间，现在的问题只在于帮你找一份合适的。”

“沉默的一代”对此深信不疑。在他们认为的情谊背后隐藏着他们本质的纯良，以及一种安徒生式的信念：出于某种超自然的理由，他们认为看着时钟准时下班的人会享受到“美好生活”、“美好而合乎情理的生活”以及“正确而圆满的生活”。霍普金斯辩解道：“总有人要干这个工作。”汤姆也同情地答道：“我知道。”但那会是某个人而不是他，他可不会为了钱而变得神经质：

我不愿意让出时间。我实话实说，我想挣钱，没人像我这样爱钱。但我不愿意晚上和周末也工作，这样下去没完没了。还不止这些。我并不是能全身心投入工作的人——我无法说服自己，我的工作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工作。

20世纪50年代的“汤姆”们相信所有伟大的发现都已完成，所有伟大的梦想都已实现，所有伟大的财富都已到手，他们可以朝九晚五，一星期工作5天，每天只需鼓捣一下技术，处理一些专业问题，将自己大把的精力花费在工作以外的事情上——做礼拜、参加公众活动、“了解”孩子、打高尔夫、观看少年棒球联赛，和自己的“贝琪”过着满足的生活，一起在家铺设水管。只要在毕业前与合适的公司签订合同，将自己的名字挤进激烈的竞争大潮中，大摇大摆地沿着消费的“高速公路”前进，这一切都将属于他们。正如一位批评家指出的那样，大学生不再吹捧“玩起游戏”，而是“心中有数”，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他们也意识到这个“数”会不断变化，但他们确信变化时会有人告诉他们该做什么。

人们不再谈论背叛，因为没有必要了。一开始，他们就被束缚住了，如同中世纪的年轻人被修道院束缚，他们则是被美国方式束缚住了。他们认为，毕业后等待他们的世界既不冷酷，也不残忍，而且一定没有敌意。在美国艺术与科技学院的校刊《代达罗斯》上，一位学者写道：“当代学生的主要特征是，他们对日常生活和未来的展望都感到无比心满意足。极少数人对身体健康、职业规划、家庭关系、国情和世情、安全幸福的生活感到忧心。”即将毕业的学生已准备好拥抱现状，如果有必要的话，还得捍卫它。他们会遵纪守法、纳税、服兵役、参加投票，尽管投票后就不再关心政治。他们在穿着、谈吐、信仰、交友、头发长短，尤其是思想方面，努力符合社会标准。这样，他们就能换来美好生活的一切特权和优待，即经济上的保障。

这种交易使教师大为震惊。经历了贫困和法西斯主义而幸存的美国遗产似乎被愚蠢的青年背叛了。他们宁可用理想去换取貂皮把手的啤酒开瓶器和14K金的赊购牌。他们赞同艾森豪威尔将军给“知识分子”下的定义：“夸夸其谈、言过其实的人”。

在纽约的罗德夫·肖洛姆犹太寺内，刘易斯·纽曼拉比将“抢短衬裤”的恶作剧归咎于麦卡锡主义。他说，那位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将“关于重大事件的讨论和反对看作危险事件”，因此学生只好通过“好笑、不得体的‘抢短衬裤’活动来发泄过多的精力”。这未免言过其实，但多少也有点儿道理。即使深思熟虑的讨论没那么危险，它在有组织的社会的各个层面也不会受到鼓励。一位研制喷气推进设备的工程师被逮捕了，除了他是罗森堡夫妇的朋友外，没有任何理由。欧文·拉蒂摩尔曾7次被控告在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做伪证[12]。国务院禁止人们到共产主义国家旅游。美国在联合国的雇员被视为“危险人物”并遭到解雇，《麦卡伦 – 沃尔特移民法》[13] 的通过简直是保证到美国大学演讲的欧洲学者都会当众受辱。

麦卡锡此时正处于人生巅峰，几乎每星期都会传出反对自由思想的新暴行，多愁善感的学生们难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顺从者会受到奖励，信奉异端则将遭到惩罚。华盛顿是麦卡锡及其对手最大的战场，但几乎每个地方都在进行各种规模的有声有色的战斗。例如，在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有人提议将公共图书馆里作者是共产党或疑为共产党的作品打上红色印记，这引起了一场风波。一位当地的家庭主妇默特尔·格拉索克·汉斯太太倡议了此次活动。据《纽约时报》报道，汉斯太太“从不以文学造诣和博览群书自居”，但这并不表示她对书里的阴谋诡计没有独到的见解。她提出了一份有嫌疑的作者的名单，并希望处理他们的作品。她没要求将书焚毁，打上标记就足够了——亮红色的大标记一眼就能看见。标记印在封面内页，表明作者的共产党身份和政治立场，并附上他被“传讯”的次数。汉斯太太说：“这样，读者就会知道在多数情况下，他们都在阅读共产党的宣传册。”圣安东尼奥市市长的妻子也是一位女民兵，她认为汉斯太太的建议很好。接着，事态发展超出了人们的想象。监督者记录下翻阅过这些书籍的人，将他们的名字呈报联邦调查局或在《圣安东尼奥报》上发表。这引起了市内有权势的马弗里克家族的极大不满，他们主张公民拥有自由权。这场运动最终以反对盖章者的获胜而结束，但造成了许多家庭不和以及友谊破裂。

在印第安纳州，另一位家庭主妇托马斯·怀特太太（印第安纳州教科书评审委员会的成员）对盎格鲁 – 撒克逊的民间传说提出了别样的解释。她说：“现在，共产党在教育方面有一条新指示，即大力宣传罗宾汉的故事。他们想宣传罗宾汉劫富济贫的精神，这就是共产党的路线，这简直玷污了法律和秩序。”但身为共和党人的州长却不愿表态支持或反对罗宾汉。英国诺丁汉的郡守威廉·考克斯告诉记者，他认为罗宾汉（1160~ ？）不是共产党。印第安纳州教育局局长威尔伯·杨召开记者会，宣布无论怎样，他都会重读罗宾汉的传奇故事。20世纪50年代初期，怀疑凌驾于一切事物之上，在一些行业中，怀疑就等同于有罪。美国主要的戏剧出版商塞缪尔·弗伦奇似乎觉得黑名单还不足够，于是组织了一次剧本比赛，在比赛中，保留“取消任何卷入学术、文学、政治或道德争论的作者的参赛资格的权利”。

当联邦调查局特工公然到学校进行安全检查，校董会又要求学生宣誓效忠时，大学生在这种情况下不保持沉默，倒是一件怪事了。几乎人人如此。斯蒂庞克 – 帕卡德汽车公司董事长保罗·霍夫曼是一位崇尚自由的共和党人，他却是一个例外。在其他任何时代，霍夫曼关于自由的见解都算不上大胆，但在那时能强烈地坚持己见就很不寻常了。他在西南部的一所大学演讲后，一名学生问：“你认为像我们这样的学校，应该学习共产主义吗？”霍夫曼回答说：“当然，我认为我们应该了解什么是共产主义，这样，我们的新一代，也是最重要的一代美国人，就会知道为何共产主义会对我们的生活方式造成威胁。”学生说：“我与你的想法一致，但此时此地发表这样的言论十分危险。”事实上，霍夫曼说这样的话也不是没有一点儿危险的。他受到了监视，当他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支持下，争取到去印第安纳州波利斯市演讲的机会时，美国退伍军人协会设法让他无法使用室内战争纪念馆。而事实上，他此次的演讲主题为“自由企业”。

民团迫害、新式热核武器带来的恐惧、父母讲述“大萧条”的故事，这一切都造就了“沉默的一代”。当然，这一代也有能言善辩之人。普林斯顿大学的奥托·巴兹在《纽约时报杂志》上表示，这一代人的长辈们对他们判断错误。他说自己的学生不过是小心谨慎而已。他认为，指责他们缺少政治上的战斗精神是错误的：“将来会证明他们正是讲求现实的理想主义者，而这是美国在国际和国内生活中，长久以来就需要的。”这样的赞美软弱无力，没有得到回应，也没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宾夕法尼亚大学一位更为著名的学者菲利普·雅各布表示，“沉默的一代”的价值观表现在背离美国传统上。他说，尽管学生们高度赞扬真诚、诚实和忠诚，但他们在“学术上的诚实标准一般都很低，在许多重点院校，有计划的欺骗都成了司空见惯的事”。他觉得学生的享乐主义和反智主义表明他们已抛弃了清教徒的传统，他认为这些学生“也许是主要文化和道德革命的先驱，但在本质上却是世俗的（名义上是宗教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却是融入集体的）社会的引路人”。

如果别人看见了革命的影子，他们会只字不提。但既然雅各布博士描绘出轮廓，自然会有人赋予其血肉。想想这一代人当时自愿闭口不谈的感觉十分有趣，他们虽然年幼，还无法评价“沉默的一代”的神秘性，但这种神秘性必然会在他们思想中某个阴暗角落留下记忆和言语所不能及的影响。1951年盛夏，在这个10年刚刚拉开序幕时，新泽西州梅普尔的马克·拉德[14]年仅3岁；曼哈顿的马里奥·萨维奥[15]和凯西·布丁[16]，一个8岁，一个7岁；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休伊·牛顿[17]10岁；艾奥瓦州道奇堡的琳达·苏·埃文斯8岁；纽约的凯瑟琳·普拉特·威尔克森[18]6岁；伊利诺伊州德怀特的戴安娜·奥顿[19]9岁。

20世纪60年代早期，“沉默的一代”已经成为历史。卫斯理公会大学的一群大学生在篮球联赛中场休息时，对往事深感怀念，于是自然地哼唱起记忆中的抒情歌谣。他们唱道：

闪闪叮叮和你，

闪闪叮叮和你，

总是玩得很开心，

在——一——起。

接着唱：

胡迪·都迪时间到，

胡迪·都迪时间到，

鲍勃·史密斯和胡迪，

对你说你好！[20]

再唱道：

米老鼠，米老鼠，

永远让我们如此欢乐！

米——待会儿见！

奇——我们喜欢你！

老——鼠——老——鼠！

唱着歌的学生分享着父母不知道的歌谣。他们是第一代看着电视长大的孩子，这时公共关系工作者开始谈论“形象”，心理学家开始谈论“角色”；广告术语中的“公众”一词为“大众”所取代。20世纪30年代的孩子每天只有45分钟的儿童广播，其余闲暇时间里，他们只能收听成年人的节目。中产阶级家庭中的小一点儿的孩子则听父母讲述他们童年时代听过的故事，这些故事始终未曾变过：《鹅妈妈》、《格林童话》、《一个孩子的诗园》、《金银岛》、《小飞侠》、《小妇人》和《绿野仙踪》。在杜鲁门任期的最后几年，这一切都开始衰落。除了被迪士尼制作成动画片（《木偶奇遇记》、《睡美人》）或被著名表演家珍藏（《小飞侠》、《绿野仙踪》）的作品外，曾经围坐在妈妈膝盖旁听过的故事已被渐渐遗忘，除了那些不认为讲故事和听故事奇怪的家庭。

《闪闪叮叮》、《胡迪·都迪》、《米老鼠》、《幸运儿》和木偶戏《与斯纳基·帕克一起的生活》是新传媒中不那么令人反感的幸存者，一般节目的水平则比较低下，赞助商对好节目漠不关心。在《电视指南》的调查中，家长支持《魔法房屋》和《想象先生》节目，却因其在尼尔森和胡珀收视率调查中成绩不佳而被停播。伯尔·蒂尔斯特朗的《库克拉、弗兰和奥利埃》木偶戏虽然长期播放，但最终被倡导暴力的节目，如《电视上尉》、《天空之王》、《年轻宇航员》、《半夜船长》和《超人》等压制。“超人”的扮演者乔治·里弗斯在加利福尼亚州开车撞到石墙，撞破额头后，看见自己的血而昏倒。即使这样，他的影迷还是继续幻想他无坚不摧。

新的少儿节目中约有1/3是讲述犯罪和暴力的。美国制造玩具手枪的公司从10家增加到300家。“双枪手”威廉·博伊德深谋远虑，购买了他自己所演的过时牛仔片电影胶片的专利权，赢得了来自电视的第一桶金。到1950年，仅销售赫白龙·卡西迪同款服装所得的总收入就到了4 000万美元。赫白龙的6支枪造成的伤亡人数使电视上的总伤亡人数增多，到1954年，该人数已超过朝鲜战争中的死亡人数。荧幕中的某些凶杀案令人不寒而栗。《纽约时报》的杰克·古尔德反对播放年轻女孩被勒死的特写镜头，但占据时代主流的观点是，电视节目在“大杀手杰克”的面前，简直是小巫见大巫，而且电视中的暴行还有些好处，即帮助小观众在幻想中释放好斗心。无论如何，暴力节目广受欢迎，孩子们就是想看这类节目。因此，麦迪逊大街上那60个方形街区的所谓的“电视业”中心决定增加暴力级别。就在不远处的公寓里，住着一个经常逃课的小学生，他看遍了所有电视中的暴力节目——他叫李·哈维·奥斯瓦尔德[21]。

几乎新传媒的各个方面都饱受争议，除了其重要性。显然，它的重要性是巨大的。电视时代比收音机时代来得更快。收音机发展到顶峰时，美国人一个月购买了16.5万台收音机。1948~1949年，每个月都会售出20多万台电视机，而这还只是开始。1950年1月1日，美国总共有300万电视机用户。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麦卡锡主义和朝鲜战争的年代），又有700万台电视机进入美国家庭。收音机仍是广播界的霸主，向4 000万听众播送节目，但这仅仅是因为大部分人还未向推销战术（“你的小孩被遗忘了吗……”）和社会压力低头。在大都会里，这些力量通常会得到报纸的宣传帮助。报纸误判了广播电台的吸引力，轻易将开放频道的权利让给他人，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次，它们一开始就掌握了主动权。巴尔的摩市推出详尽的图例，来解释销售手段是如何在报纸的支持下显示显著效果的。1949年春，胡珀的数据表明，82%的城市居民收听广播，仅18%的人观看电视。于是，《巴尔的摩太阳报》、《太阳晚报》、《星期日太阳报》开始劝告其订阅者观看他们自己的Wmar台的电视节目。结果，1950年5月，该市成为第一个电视节目的晚间观众（50.2%）人数超过广播听众的城市。

但观众并不满意。新鲜劲儿一过，人们便发现Wmar台的节目画面有雪花点，节目制作也略显粗糙，几乎成了一种新的“空中污染”。“那些衰弱的老年摔跤选手怎么了？”巴尔的摩人在大街小巷不断询问这个问题，得到的答案是：“没怎样啊，他们还在继续摔跤。”《时代周刊》宣布：“电视已成为1950年的主要行业和文化力量。”但在那年的头几个月，电视节目的水平仍然不高。虽然不时也有佳作呈现，如《达夫的小酒馆》、杰克·韦布的《法网》和那位从西弗吉尼亚州来到亚马孙的、精灵般的女英雄达格玛，但即使最好的剧目也不过是二流的杂耍表演。当时人们心中的“电视先生”是著名的喜剧演员米尔顿·伯利。许多大牌表演家都曾是经验丰富的广播名人。两年前，戈德堡一家转战电视屏幕（代表作《来者请进》、《无人接听》），但大多数作品都没能引起轰动。想听爱德华·默罗的新闻或平·克劳斯贝最新民谣的人们必须使用收音机，而非电视机。阿瑟·戈弗雷继续通过收音机与4 000万听众互动，用弗雷德·艾伦所说的迷人的“裸音”与听众亲密接触。

电视的部分问题在于技术。摄影师仍然凭着感觉来，安装人员将天线搭错位置，第一批大量生产的电视机不断出现问题，维修工却无法解决这些问题。1950年1月，芝加哥的哈里克拉夫特公司生产了第一款方形显像管。这确保电视机可以使用整体的管面，并节省50%的外壳体积。但对于美国电视业来讲，仍存在巨大障碍：地球表面是弧形的，调幅波是弯曲的，而调频波和电视机接收的电波是直的。在电视机出现的前几年，水平线外的电视用户无法收看到画面，因此只能在当地人才中寻找节目制作人。1948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工程师使用所谓的同温层电视广播技术，将天线放置在B–29轰炸机上，被其送上2.5万英尺的高度，在匹兹堡上空盘旋。这是一次不错的尝试，方圆250英里内，电视屏幕上都能接收到闪烁的信号，但还需要更为精密的材料。同轴电缆和微波传输设备最终解决了这一问题。三年内，一个意义重大的、埋在地底的电缆网络工程开始运行。1951年9月，大西洋和太平洋两岸通过94个电视频道，向4 000万观众播放杜鲁门总统在旧金山签订《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 时的讲话。至此，电视网开始与当地频道签订合同，广播向电视转型的重大时代来临。

不久前，《广播日报》公布了1950年的媒体奖项，从中可看出，广播和电视这两大巨头仍势均力敌：

广播 | 电视
年度风云人物：杰克·本尼 | 年度风云人物：席德·西泽
时代女性：伊夫·阿登 | 时代女性：费伊·埃默森
最佳表演：《勒克司广播剧院》 | 最佳表演：《第一影室》
最佳喜剧演员：杰克·本尼 | 最佳喜剧演员：米尔顿·伯利

之后的5年，经销商平均每年售出500万台电视机，这一数据持续走高，直到美国88%的家庭（4 000万户）拥有电视机，其中13%的家庭拥有两台或以上的电视机，有的家庭甚至有6台电视机。1949年，收看电视节目的农场主相比10年前增加了27倍。1950年的一项研究发现，一些初中生每星期花在电视上的平均时间接近30小时。调查可准确估计美国高中毕业生的时间分配——他们花1.1万小时上课，1.5万小时看电视。随后，威斯汀豪斯的研究表明，美国人花在电视上的时间比花在工作上的时间还要多。

那些不看电视的人（20世纪50年代，很少有自尊心比较强的知识分子会承认自己拥有电视机）会认为看电视的人莫名其妙。诺曼·卡曾斯向他那些困惑的读者说：“电视晚间的娱乐节目是毒药，是杂耍，是格斗表演，这是电视一贯的套路。”马克斯·勒纳认为，电视机是“穷人的奢侈品，因为它可以满足他们的心理需求”；法官们认为，电视机确实是必需品，不能被债权人所没收。1954年，冷冻快餐问世，人们再也不必因为舍不得离开电视机而狼吞虎咽了。同年，托莱多市的水电专员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在特定的三分钟里，水的用量会突然升高。为了弄明白原因，他做了一次细致的调查，才发现在整个托莱多市，电视观众会在播放广告时冲进厕所方便，然后冲水。

当时，美国家庭每天看电视的平均时间为4~5个小时。路易斯·克罗嫩伯格认为，汽车曾诱使人们离开家门，而电视机则将人们带回家里，但后者逐渐摧毁了家庭生活：

以前父母和孩子一同开车出游，大家有说有笑，相互交流；如今，他们在电视机前并排坐着，一坐就是几小时，几乎没有眼神交流。如果他们相互讨论，也只会为电视节目争论不休。

他们该选择什么节目呢？一些早期的电视节目相当不错。1950年3月，美国广播公司推出的《欧洲十字军》成为第一个赢得皮博迪奖的纪录片；第二年，默罗的电视纪录片《现在请看》获此殊荣；第三年，阿利斯泰尔·库克在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每星期日下午带着为时一个半小时的《时代列车》节目进入人们的起居室。其他频道的节目也很精彩：吉米·杜兰特虽然粗俗，却十分风趣；维克托·博格演技不佳，但也是个迷人、快乐的丹麦小伙子；富尔顿·希恩主教虽然油腔滑调，但颇有学问。无论按什么标准衡量，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出品的歌剧都是最优秀的。每星期日晚上，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飞哥好年电视剧场》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第一影室》联合推出新晋优秀剧作家的生活剧作品，第一期播放的是帕迪·查耶夫斯基的《马蒂》。在众多主持人中，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默罗仍然高居榜首，但观众们也收听美国广播公司的约翰·查尔斯·戴利或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约翰·卡梅伦·斯韦兹主持的节目（“现在是全球要闻时间，请看报道”）。戴维·布林克利也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任职。1955年，切特·亨特利加入，与布林克利组成了著名的新闻广播小组。默罗退休后，他们成为最受欢迎的主持人。

如果这些节目具有代表性，那么美国人的生活质量应该逐渐上升才对，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谁该为索然无味的电视节目负责呢？那些有兴趣监管电视进展和有足够判断能力的人为此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没人应该负责。根本没有足够的人才来填补所有的空余时间，而等待着的观众数量巨大，只有所谓的陈腔滥调才能满足大部分人的口味。真正逗乐听众的是这样的内容：

奥奇：嗯……啊……哦，亲爱的……你……看到……报纸了吗？

哈里特：哦，亲爱的，里基也许看见过。

奥奇：哦……哎，我…… 里基（突然闯进来）：嘿，老爸，我把报纸给戴夫了，他又给了桑利。（离去）

奥奇：哦，哎……亲爱的，我……我想……看报纸。

年轻观众（不只年轻观众）屏住呼吸，观看下面的情节：

博伊德：运气真好，我们把一群人围住了，巴特·史莱姆绑架了法官的女儿。

嘉比·海耶斯：什么，这帮下流的人，光干坏事！霍皮，走吧，我们去为民除害。

当203频道播放以下情节时，400万忙着煮饭、熨衣服的家庭主妇竟为之动容：

海伦：哦，保罗！手术很成功。

保罗：你是说，小家伙没事了？还会继续担任棒球击球手？

海伦：是的，昨晚，我一直都在做祷告。

保罗（温柔地）：你的祷告奏效了。

海伦（停顿良久）：是的，保罗，我的祷告——奏效了。

《年轻的宇航员》像赫白龙·卡西迪一样老生常谈，《我最爱的丈夫》像奥奇和哈里特一样愚蠢，《世界转动之时》和《夜之边缘》 则像海伦·特伦特一样花哨。电视节目好比“天下乌鸦一般黑”。星期日晚间时段不是《第一影室》与《飞歌好年电视剧场》的较量，而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埃德·苏利文与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史蒂夫·艾伦之间在晚上8点的竞争。苏利文签下当时最贵的明星嘉宾猫王而拔得头筹。猫王曾是孟菲斯的卡车司机，他最令人难忘的歌词是“去吧……去寻找爱情”。为了让猫王上三次苏利文的节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不惜花费5万美元——这笔钱在当时可以购买许多严肃电视剧剧本或纪录片。

电视节目的道德标准与好莱坞的电影一样无法捉摸。猫王的骨盆和费伊·爱默森大开的领口都是可以接受的，而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戈弗雷发人深省的话语却被看作“马车夫的幽默”。当诺埃尔·科沃德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出品的《福特明星剧院》中仍保留在《欢乐精灵》中出现的“浑蛋”等不文明用语时，《时代周刊》发表评论说：“上星期，观众在电视上听见了最猥琐和最不敬的话。”网络监督者经常找格劳乔·马克斯的麻烦，杰瑞·莱斯特的古怪行为（“我是豆包”）也冒犯了一些人，但节目还是在悄无声息中通过了审查。从某种程度上看，审查制度似乎只是拿谁开刀的问题。有奖问答类的节目几乎可以容忍所有污言秽语。但是，当反共分子创办了一家名为AWARE的公司并抹黑约翰·亨利·福克（像威尔·罗杰斯一样喜欢讲俏皮话）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迅速解雇了他。福克必须提起公诉才能恢复原职。6年后，他赢得诉讼，但诽谤者却没受到任何惩罚，其中包括《赢得所有钱》的节目主持人克莱顿·巴德·科利尔。

2月，一项调查显示了20世纪50年代美国大众的观影品位。排名前十的电视节目分别是《埃德·苏利文》、《6.4万美元有奖问答》、《佩里·科莫》、《我爱露西》、《12月新娘》、《天才发掘者》、《赌你一生》、《瑞德·斯凯尔顿》、《我的拿手绝活》和《华特·迪士尼》。总体上，这些节目都比较平淡且华而不实，而占据主导地位的主题则是打闹喜剧。这在一定程度上能表现出电视在新媒体宣传工具、国民性格乃至时代精神方面的意义。艾伦·泰特认为，20世纪50年代的悲剧在于大众传媒破坏了通过感情交流思想的方式。路易斯·克罗嫩伯格表示，在电视机的方屏幕出现后，一切保护隐私的墙壁就此崩塌，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他说，美国已成为偷窥者的国度。

但在美国并不是所有话都是对着话筒说的，还有许许多多的话不是说出来的。这些话印在书本上、盲文中、磁带中、报纸上、留声机中、电影胶片中、塑料上、画布上，甚至建筑中。交流方式在不断变革，就像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和20世纪60年代的性。从未有过如此大量的信息被传送出去，也没有过这么多的传送方式。信息量大得十分惊人。1950年起，每年在杂货店和报摊售出的平装书为2.5亿本，每本售价在25美分、35美分和50美分（大本）不等。印刷行业已有8.1万种书籍在印刷中，其中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就多达17个版本。布罗根表示：“有充足的证据表明，美国大众的品位正在提升。”1952年1月，平装图书的销量如下：鲁思·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售出40万册，《裸者与死者》125万册，《1984》75万册，《欲望号街车》50万册，带着抽象封面设计的《奥德赛》译本售出35万册。源自加拿大的大江被原木堵住了，它们都等着在加工坊被制成纸浆，这样美国读者既能娱乐又能受到教育和启发，有所觉醒。成千上万平方英里的纸张被运往《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纽约时报》、《评论报》、《花花公子》、《假日杂志》和格罗夫出版社，它们被送去印刷《大英百科全书》、《冷暖人间》、《疯狂杂志》和《美国学者》，以及哈罗德·罗宾斯、约翰·克罗·兰塞姆、诺曼·卡曾斯、马克斯·勒纳、艾伦·塔特和路易斯·克罗嫩伯格等人的著作。

随着电视业蒸蒸日上，美国5 000家电影院票房惨淡。厄尼·科沃斯和《一日女王》偷走了曾为克拉克·盖布尔和金吉·罗杰斯倾倒的观众的心。随着时间的流逝，嵌在好莱坞林荫大道上的明星名字也变得黯淡无光。那里苦涩地写着：“购买圣诞邮票，打倒电视。”如果没有海外收入，好莱坞早就关门大吉了。这也是海外收入第一次占到电影总收入的50%。美国电影协会主席埃里克·约翰斯顿说：“大众喜欢驾车出游，观看电视，将来我们的业绩肯定会有所下滑，我们必须面对这一事实。”在广大的农村地区，电影只在夏日放映。自战胜日本以来，乡下影院已从351家增至7 000家。同时，那些位于大街上老式的华丽电影院如主街、派拉蒙、首都、宝石、福克斯、竞技场剧院这些在整个“大萧条”时期最值得骄傲的事业，都已逐渐没落。

全美观看电影每星期人数统计表明，约4 500万人不再看电影了。宽银幕电影曾引起短暂的轰动，不久又再次跌落谷底。老板关闭包厢，解雇员工，亲自去叫卖爆米花。不久，电影只在周末上映，最终，不少电影院关门大吉，其中一些被改造成保龄球馆、超市、银行、公寓，甚至教堂。很讽刺的是，在曼哈顿，电影院改建成了电视演播室。在大都市周边和小城市中，电影院早已布满灰尘，成为老鼠聚集之地，最终成为火灾隐患，有碍观瞻。由于电影院大门很容易撬开，于是也成了流浪汉藏身和情人们约会的地点。银幕上曾上演保罗·穆尼为阿尔弗雷德·德莱弗斯辩护，加里·库珀宁愿遭受折磨也不愿泄露骑士的行踪，此时这里却到处都摆满空酒瓶。查尔斯·布瓦耶在这里乞求赫蒂·拉玛尔与他私奔逃离卡巴斯，伯纳黛特饰演的詹妮弗·琼斯则在这里受到圣母玛利亚的召见，如今，走廊到处扔满了烟头、卫生纸和用过的避孕套。

但电影仍是一种社会力量。在某些情况下，电影将社会集合在一起，形成一股团结的力量。麦克·托德的《环游世界80天》就是个极好的例子。片中共有29位明星、68 894名群众演员、7 959只动物——包括4只鸵鸟、6只臭鼬、15头大象、17头公牛、512只猴子、800匹马、950头驴、2 448头野牛、3 800只羊和一头受惊的奶牛。类似的影片还有《火车怪客》、《白鲸记》、《晴空血战史》、《黑狱亡魂》、《金臂人》、《红男绿女》、《危急时刻》和《桂河大桥》。新兴的明星，如朱迪·霍利德、柯克·道格拉斯、玛丽莲·梦露、威廉·霍尔登和雪莉·麦克雷恩，至少与战前的银幕之星一样优秀。

电影业的主要问题在于票房收入不高，但还有其他一些因素 ——外国电影逐渐受到欢迎。战争爆发前，经常看电影的观众从未看过欧洲电影，上映的少数英国电影也单调乏味、令人生厌。约瑟夫·阿瑟·兰克改变了这一状况。亚力克·吉尼斯、杰克·霍金斯、迈克尔·雷德格瑞夫等英国演员在美国像美国演员一样家喻户晓。意大利人送来了安娜·玛格纳妮和吉娜·劳洛勃丽吉达，奥地利人带来了玛丽亚和马克西米利安·谢尔，法国人有碧姬·芭铎和伊夫·蒙当，日本人则有三船敏郎，瑞典拥有一个剧团，该剧团的演出让人知道巴黎真的不是世界上最迷人的地方。20世纪40年代末期，好莱坞迫使演员远离近郊电影院的银幕，想观看电影，就必须去大城市中所谓的“艺术剧院”。

1950年2月，纽约联邦法庭废除了电影制片人和发行人必须与当地电影院签订合约而相互约束的条款。电影院老板再也不用没看过电影制片人和发行人送来的影片就进行播放。电影院老板接二连三地购买影片，并且可向任何人购买。对具有事业心的欧洲人来说，整个美国就是个开放市场。这一决定影响深远。好莱坞是在保证每部影片都有机会与观众见面的基础上成立的。电影院老板如果想购买秀兰·邓波儿或罗伯特·泰勒主演的电影，就必须购买一定配额的二级影片和实验电影。结果是，电影院同时放映两部影片或“一些精选短片”：不知名的和知名的电影一起放映，如果合观众口味，一颗新星便就此诞生。现在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1950年以后，即兴将两部影片同时放映的风险太大。电影院老板有权拒绝无名的影片，让电影制片人和发行人损失惨重。结果，太平洋岸边的大亨将一切力量投入拍摄宏大的电影中，如果失败了，损失会超过百万美元。

总之，好莱坞在这10年生意惨淡。电影业曾在美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如今业绩却一月不如一月。大亨们坚决反对将自己视为珍宝的老电影搬上电视，即使在电视制作中使用电影的方式也无法打动他们。于是，他们只能看着电影城衰败，最后变成鬼城。

电影制作人正处在痛苦的过渡阶段。美国的道德观念仍禁止播放情色片，甚至裸露也不许。对于无害的《娇娃春情》，《时代周刊》的评价是：“这是合法上映的、最淫秽的美国电影。”制片人继续拍出符合大众娱乐的电影。电影必须吸引某一特定社会群体这一理念还未盛行。1954年上映的《昼夜摇滚》获得首次成功，即使这样，美国大部分青少年也对此无动于衷。这部电影取得的突破以及作为一种全球现象出现的摇滚乐首先源于英国，在那里，“二战”以来的动乱造就了第一个自发组成的青少年团体。当年9月，电影引发了3 000名摇滚青年的骚乱，于是12个英国小镇的议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禁播该片，并在放映该片的影院外布满了警戒线。摇滚青年的发型特别引人注目，当时美国青少年男孩的发型仍是中规中矩的平头，但摇滚青年们的头发很长，梳在脑后。这个发型可追溯到战时的洛杉矶，它被叫作“鸭屁股”（当然不能在男女混杂的地方叫）。他们那时还没有将头发披散在肩上，那是以后的事了。

在过渡阶段来临前，电影是社会的联系者。电影吸引了各个年龄段的观众，没有种族歧视——除了黑人，但甚至他们自己也没在意。电影稳固了家庭纽带，提醒人们遵守共同的价值观。战时拍摄的电影展示了祖先是英国清教徒的美国人、异教徒和美国少数种族一同工作，给美国这个“大熔炉”增加暖意。此外，好莱坞还是社会的良师益友。影迷自觉或不自觉地模仿明星的行为。例如，电影中不能表现男女同床的画面，因此海斯办公室和之后的布林就改变了睡床行业中床的样式；在电影中，连最轻微的污言秽语也不能使用，据说这有助于保持社会语言的纯净。另外，虽然当时没引起广泛重视，但过渡期前拍摄的面向普通大众的影片还是为国家提供了共同的话题。在20世纪70年代，互不相识的中年人可以谈论《费城故事》、《叛舰喋血记》或他们记忆中宝贵的100多部影片中的任意一部，即使在30多年后，他们这一代人也能找到共同话题。而他们的孩子缺少的正是这一点：尼克松执政前期，没有一部电影能与美国生活相联系。

当然，这一切与艺术毫无联系。按艺术的标准来看，20世纪60~70年代最好的电影比之前的任何电影都好。那时，过渡已然结束，可以探索新的情感和关系，将其从古老的规矩中释放出来。电影制作已经成熟，可以用高度严肃的态度对待电影，才华横溢的导演能够以前人无法想象的方式处理电影胶片。但是，有些东西还是丢失了。电影成了离间者。小孩子去看周末午间电影，青少年去看同龄明星为他们拍摄的电影，成年人则看为他们量身打造的影片。好莱坞以前的纽带力量一去不复返。

社会标准也变得不同了，产生误会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不合主流”就是一个误导人的词语。20世纪50年代，一些青少年开始警告父母，他们决定不再跟随社会大流。但在亚文化模式中，跟随大流是肯定的。欧文·豪尖刻地说：“一个追求潮流的少女怎么会承认不喜欢沃恩·门罗呢？”有些例子是随意列举的，但也十分有趣。《花花公子》早期的刊物上大喊：“加入‘垮掉的一代’。购买‘垮掉的一代’ 的领带卡，购买‘垮掉的一代’的运动衫，购买‘垮掉的一代’的戒指。”20世纪50年代初期，这种亚文化崇拜模式迅速形成。朝鲜战争带来了繁荣，于是花费在崇拜上的钱就更多了。1955年，刚主演了《无因的反叛》的詹姆斯·迪恩[22]在一场车祸中被活活烧死，他成了亚文化崇拜的第一个殉道者。

社会科学的地位正在上升。人们对一切媒体充满了好奇心——它们是干什么的？有什么影响、意义和潜能？哈佛大学的戴维·里斯曼和芝加哥大学的鲁埃尔·丹尼一同调查了媒体在塑造人民社会化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媒体向人们灌输作为美国人（无论男女老少）的意义何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马歇尔·麦克卢汉正在试着定义“依靠视觉而直线反应的老一代”和“依靠听觉和触觉而多向反应的年青一代”。在巴尔的摩，门肯搜集材料说明了一种国家语言（“标准美语”）的形成，随其而来的则是区域性语言的衰落。[23]

这些年里，广告业从巴掌大的地方发展到像万宝路“香烟之乡”那么大的地方。1948年，美国公共关系协会成立时，国内大约有100家公共关系公司，许多都在简陋狭小的地方办公，在企业中设有公共关系科的公司不到50家。位于曼哈顿的公共关系公司迅速增加到1 000家，这是一个稀有业务——或一个穷困的政府部门，油印机和一些急于表现的温和职员在这里必不可少。不久，高级公共关系顾问便会升到该行业的副总裁级别，在华盛顿，他们则会成为总统选定的非正式顾问团的成员。这些人出现之后，形象往往取代了真理。他们为公司领导写开幕词，用免费搭乘公司飞机的方法笼络记者，为应召女郎发津贴。自从罗伯特·蒙哥马利担任艾森豪威尔的顾问后，公共关系的技巧在政治竞选中成为必不可少的一环。

同时，广告开始向更细微的模式发展。20世纪40年代，广告直接向人们展示虚弱、感伤、雄心壮志、贪婪和恐惧。例如李施德林的广告语：“永远的伴娘”、“我98磅[24]，弱不禁风”、“最好的朋友都不会告诉你”、“我坐在钢琴前，他们哈哈大笑”。夸张的手法反而使高级的语言显得平庸无趣。因此，梅西公司在《纽约时报》上登了宽达6栏的广告嘲笑广告公司，题为“不熟悉的词语和短句——广告人如何形容女士服装和配饰”。其中包括，“薄纱：几乎没有——黑色最佳”、“质感：一切比石头柔软的东西”、“富有魅力：任何东西加上闪光亮片即可”、“难以言喻的：我们一小时没看见它了”。至此，20世纪50年代的广告业已开始蓬勃发展。麦迪逊大街上的文人被聪明、能言善辩的经理人挤到一边。电视中拍卖商的叫卖和买主任意选择的忧虑淹没在诸多广告语中：“欣喜若狂吧，向地球发出呼喊”、“本迪克斯轿车让2 000万女性坐在驾驶座”、“巴卡第酒的热量还不及一杯脱脂牛奶”、“钢铁与世界一般大”。对广告市场的行为研究已达鼎盛时期。不久，甚至有人提出惊人的所谓的潜意识广告——电视荧幕上快速闪过广告语，这样它就能避开有意识的眼睛而进入人们的潜意识，在人们购物时，该广告语就有可能浮现在他们的大脑里。自弗雷德里克·韦克曼的《推销员》一书风靡以来，精明的美国人就不断地注视着麦迪逊大道上的一举一动，正如他们曾为埃米尔·库埃和霍华德·斯科特深深着迷一样。杜鲁门时代末期，在温内特卡或贝莱尔，几乎人人都能说出硬推销和软推销的不同之处，以及罗珀、尼尔森、胡珀等人的重要意义；也都知道“让我们把这个升到旗杆顶”或“放在火车上，看它是否会在韦斯特波特下车”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皮尔兄弟公司也许是软推销中最受欢迎的人，而研究现代广告学的学生最推崇的人是亨利·摩根。在广播最辉煌时代的末期，作为一个怪人，摩根几乎可以在广播里做任何事。一次，他以83美元将自己的所有员工拍卖了。他经常采访自己，又假设好莱坞的预告片比正片更令人激动，并用整整半个小时播放预告片的音频。当播放早餐麦片粥的广告“啪，劈，砰”时，他会戴上耳机以隔绝那震耳欲聋的吵闹声。一个又一个愤怒的广告赞助商把摩根解雇了。最后，他不得不从事无趣乏味的硬推销工作——一个天才推销员在消费者无休无止的货币战争中消失了。

广告商每年花费100亿美元（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2.2%）操控大众，为设计更加巧妙的商品找到更为广泛的需求。其理论是广告会刺激经济发展，从而为美国方式战斗。油嘴滑舌的广告人占据了许多崇高位置，这相当于自柯立芝新时代以来就特意为金融家准备的职位。几乎每个人都十分信任他们，甚至连斯大林也购买了2 000台发射机，以干扰自由世界损害其国家的言论。体育迷乖乖接受了假休息时间、假受伤以及足球比赛中“最后两分钟的警告”，将这一切看作广告商的推销手段。葛培理布道协会特意调查了地铁站里站着的乘客的习惯，以确定投放布道协会广告的最佳位置——上帝也相信市场行为研究了。

1929年，“咆哮的20年代”结束。之后还不到25年，美国便进入另一次的狂欢作乐。有人称之为“发福的50年代”。纽约证券交易所称，1/9的美国人持有股票，其他大多数人似乎都是债务人。埃里克·戈德曼写道，有些百货公司推行一种广告策略，参加的顾客一生可以赊一笔账（例如500美元），支付一定费用后，将工资交给“债务律师”并让他分发给债权人，便可以从债务律师处领取生活津贴了。

汽车变得更宽、更长、更矮。每年秋季上市的新车都配置了更多的破铜烂铁和更大的尾鳍型后挡板。造价13 074美元的凯迪拉克eldorado Brougham汽车的仪表盘上还配有口红、舒洁面巾纸盒和4只镀金的酒杯。底特律之外，市场为那些拥有一切的人提供纯金的牙签、威士忌味的牙膏和潜艇。《华尔街日报》发现了繁荣的邮购产业，它可向顾客提供真人大小的著名模特的塑料复制品，还戴着真头发，有手指甲和脚趾甲，单身汉购买这些复制品，和它们一起睡觉，甚至还有人花几千美元为塑料模特购买衣物。女士们则梳着各式彩色发型从理发店走出来：香槟黄、秋杏色、火银、肉桂黄、苹果绿、孔雀蓝和亮褐色。周末，她们的丈夫寻找着装有雷达设备的新渔具，这些渔竿会发出电脉冲，发现鱼后立刻报告位置。宴会上，商人们向好奇的朋友展示塑料制成的矩形大来卡[25]信用卡。对美国中产阶级来说，使用信用卡的奇迹就在未来等着他们。

所有这些都是时代的一部分。整个10年中，广告牌、电视荧幕以及小商贩打开包裹叫卖的地方，都充满了乏味和粗俗。如果有一个时刻能代表其他时刻，那一定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电视上播出的《纽伦堡审判》的高潮部分——《90号剧院》播出的一出精彩的戏剧，主题是纳粹德国法律的不公平之处。美国法官克劳德·雷恩斯与德国法学家保罗·卢卡斯对簿公堂。雷恩斯问道：“以上帝的名义，你能让我明白为何把男人、女人和孩子都杀害在……”他动了动嘴唇，没发出任何声音——没说出口的话是“煤气炉中”。在《90号剧院》 的赞助商美国煤气协会的极力反对下，这个词被剪辑掉了。

这是劳伦斯·卫尔克[26]、苏西·帕克[27]、拉夫连季·贝利亚[28]和阿尔贝特·施韦泽[29]的时代，这是“超级弹”和索尔克疫苗[30]的时代，这也是奥威尔式绝望和鲁瑟[31]式希望的时代。克里姆林宫中坐着一位“二战”的胜利者，他有一个顽固的下巴，少有幽默感；白宫中坐着“二战”的另一位胜利者，他的下巴同样顽固，并且也缺少幽默感。对于两国的公民来说，对方的领导者不久就会低头——也许是通过武力手段，这一点比水晶还要清晰透明。双方都认为，自己的内政基本定型，随着时间流逝，变化也不会太大。他们都不信任知识分子，却都担心下一代的成长。华盛顿热衷科技，莫斯科亦如此。在美国，基督教传教士宣传国家鼓励的信仰而受到追捧，苏联的情况与之相同。

新罕布什尔州坎迪亚41岁的赫尔曼·桑德尔医生被无罪释放。他在曼彻斯特被指控一级谋杀。他为了“减少病人的痛苦”，往59岁癌症患者阿比·波诺托夫人的静脉里注射了空气。1951年结束了，1952年即将开启。在阿克伦的警察局长会议上，大家谴责法律和条令的缺失。1950年进行人口普查的官员报告，新的人口中心正好位于伊利诺伊州奥尔尼的外部。波多黎各成为美国的首个自由联邦。威廉·兰道夫·赫斯特去世，享年88岁，人们在芝加哥的动物收容所为他举行了弥撒仪式以示哀悼。

48岁的希腊船王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奥纳西斯被指控在购买多余船只时预谋欺骗美国。多尔·沙里告诉洛杉矶的哈佛俱乐部： “美国会是有大团圆结局的国家。”阿肯色州、田纳西州、密苏里州、密西西比州、肯塔基州和亚拉巴马州的龙卷风造成236人遇难。纽约一位社会批评家对美国死气沉沉的年青人感到哀伤，他表示：“我已经被时代淘汰了，我希望年青一代能破土而出，举起岩石，撕毁偶像，甚至制造出可以理解的破坏行动。”最后，他认为“大学生不应以社会理智的名义去反叛，而应以追求时尚的名义去反叛”。

人们开始在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的比弗洛奇湖中开采铀，据说这是北美储藏量最大的地方。新近独立的印度尼西亚的总统苏加诺在参观位于伊利诺伊州的林肯墓地时，人们听见他不停地自言自语道： “我爱美国人！”纽约纽瓦克机场在两个月内发生了三起致命事故后关闭。而英国哈维兰彗星型客机从伦敦飞往约翰内斯堡，6 724英里的路程花了不到24小时，从而开辟了世界上第一条喷气式客机航线。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仍然忠实于螺旋桨飞机，他乘坐“圣牛”号，花14小时横渡了大西洋，并称赞它是“伟大的飞机”。中央情报局的报告称，苏联打算在美国外交官的鸡尾酒中加入调好的迷幻药，该药会令人产生古怪的行为。1952年，路易斯·拉萨尼亚博士将该药用在几位波士顿志愿者的身上，以找出其药效发作后的表现。他发现，一个人的性格越不稳定，对迷幻药就越敏感。威利·萨顿被一位服装销售员认出来后，在布鲁克林被捕。当被质问为何抢劫银行时，他回答：“因为钱在那里。”

在开罗，穆罕默德·纳吉布将军和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上校召开军官会议，废黜法鲁克国王，宣布埃及共和国成立。住在安大略湖的迪翁五胞胎已长到16岁。康尼·麦克[32]已经92岁了。在奥地利的苏联占领区中，艾森豪威尔的《远征欧陆》一书因被视为“法西斯文学”而被没收。以阿肯色州众议员伊齐基尔·盖辛斯为首的众议院某委员会展开调查下流文学的运动，于是带有色情文字的信件和文章不断向他们涌来。五星上将切斯特·尼米兹向特克斯·麦克拉里和金克斯·福尔肯伯格坦承，只要上船，“我总会晕船”。

在马里兰州，参加投票的公民以4∶1的比例支持争议较大的《奥博反颠覆条约》，其中包括定期检查共产主义活动的条款。22岁演员约翰·巴里莫尔在结婚两周年纪念日上大肆炫耀并疯狂飙车，在拉斯韦加斯被捕。在哈瓦那，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取代卡洛斯·皮罗斯政府，夺得古巴的政权。加利福尼亚州高级法院宣布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效忠宣誓无效，却仍保留州的效忠宣誓。美国最高法院批准纽约学校的时间安排[33]，并解除了对电影《奇迹》的禁令，这是电影第一次享受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

乔·阿多尼斯因预谋破坏新泽西州的赌博法，被捕入狱。密苏里河、密西西比河和红河洪水泛滥，造成3人死亡、10万人无家可归，估计损失达3亿美元。众议院一个委员会调查“二战”期间1万名波兰军官在卡廷森林被屠杀的真相时，认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应承担责任。统治玻利维亚的政审会议在造成200人死亡的叛乱中被推翻。阿根廷政府查封了独立的《新闻报》。南非最高法院宣布将有色人种投票者另列名单的法律无效，而总理丹尼尔·马兰则宣布最高法院本身就不合法。在巴黎，阿瑟·凯斯特勒完成了《渴望的年代》 一书的手稿，醉酒后打了一个警察，后来他说“这是他过去同警察打交道的经验造成的”。印第安纳州假释委员会假释了戴维·斯蒂文森，他曾是该州三K党的龙头老大，也曾是20世纪20年代残暴的杀人狂魔。道琼斯工业指数维持在206~236。人口调查局报告，自珍珠港事件以来，美国的空调数量已增长了三倍。

在内华达州的拉斯韦加斯附近引爆了5枚原子弹，包括一枚小型在半空爆炸的原子弹和5 000名军人参加的一次原子弹军事演习。美国最高法院对1949年图谋推翻政府的11名共产党领袖维持原判。马萨诸塞州立法机关禁止共产党投票。1951年6月19日，杜鲁门总统签署延长征兵的法令。美国关闭了纽约的匈牙利大使馆，禁止美国人去匈牙利旅游。

1951年10月3日，白宫宣布苏联进行了第二次原子弹爆炸，10月22日又报道了第三次。在联邦德国，康纳德·阿登纳总理赢得大选，并批准了《欧洲防务集团条约》。在布拉格，鲁道夫·斯兰斯基和其他9个被清除的共产党人因间谍罪和叛国罪被绞死。美国向苏联和中国降低关税的计划终止了。自由欧洲电台在慕尼黑设置了发射器，向捷克斯洛伐克的人民宣传反共产主义的言论。苏联限制外国外交官只能在莫斯科方圆25英里的范围内活动。在纽约，苏联还迫使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让位于瑞典人达格·哈马舍尔德。

所有这一切，还有上千件类似事件，就像20世纪50年代早期那些被撕掉的日历，一件件地过去了。随着季节更迭，白雪被青翠代替，夏日以其最迷人的样子消逝，秋天枯叶飘落，白雪重新降临。这10年稳定了，冷战却加深了。下一次美国选举临近，政治的面目更加可憎。“摇摆世代”如今已近而立之年，为人父母，教导子女。他们感到不安，越来越意识到国家正陷入危机。

[1] 本书中的“台湾”皆为“中国台湾”，但因美国政治意图，书中人物、事件等在提及“台湾”时均刻意回避这一事实。——编者注

[2] 达拉斯事件：1963年，美国总统肯尼迪在达拉斯遇刺身亡。——编者注

[3] 此处双关“，酒沫”在英文中的词是head，该词还有“头脑”的意思。——编者注

[4] 此处双关，“熏青鱼”的另一层意思是：为转移注意力而提出的不相干事实或论点。——编者注

[5] 1英里≈ 1.609千米。——编者注

[6] 叮砰巷：或译为廷潘胡同，位于美国纽约，它不仅是美国流行音乐出版中心，也是流行音乐史上一个时代的象征和一种风格的代表。——编者注

[7] 这些说法都是美国人不正确的政治偏见。——编者注

[8] 此钟意即人类离自我毁灭（零点）还有多远。——编者注

[9] 1英尺≈ 0.305米。——编者注

[10] 1平方英里≈ 2.590平方千米。——编者注

[11] 作者视角以原著成书时间（1974年）计，全书同。——编者注

[12] 拉蒂摩尔被指控过两次，分别在1952年和1954年。第二个指控在1955年被撤销。

[13] 《麦卡伦 – 沃尔特移民法》：该法案规定非美国籍的外国侨民必须随身携带在美国登记过的证明文件，否则一律处以罚金或收监。并另有一系列歧视外国人的条例。——编者注

[14] 马克·拉德：美国极“左”恐怖组织“地下气象员”派的领导人。——编者注

[15] 马里奥·萨维奥：美国争取言论自由运动的一个领导人。——编者注

[16] 凯西·布丁：极“左”恐怖组织“地下气象员”的重要成员。——编者注

[17] 休伊·牛顿：美国黑豹党的一个领导人。——编者注

[18] 凯瑟琳·普拉特·威尔克森：极“左”恐怖组织“地下气象员”的重要成员。——编者注

[19] 戴安娜·奥顿：极“左”恐怖组织“地下气象员”的重要成员。——编者注

[20] 上述歌词出自1948年的一首儿童歌曲《胡迪·都迪》。——编者注

[21] 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美国籍古巴人，被认为是肯尼迪刺杀案的主犯。——编者注

[22] 在美国，迪恩与珍·哈露和玛丽莲·梦露一样出名。20年后，他还会收到影迷的邮件。除了微型胶卷外，纽约市立图书馆无法保存他的资料。他的崇拜者会偷走资料，林肯表演中心图书馆只有一本关于他的书，这本书是法语的，书中的图片全被剪走了。

[23] 10年后，林登·约翰逊总统入主白宫，休斯敦的一位妇女说：“有一位没有口音的总统难道不是件好事吗？”这个例子充分证明了区域性语言的衰落。

[24] 1磅≈ 0.454千克。——编者注

[25] 大来卡：于1950年创办，是第一张塑料付款卡，最终发展为国际通用的信用卡。——编者注

[26] 劳伦斯·卫尔克：美国著名音乐人。——编者注

[27] 苏西·帕克： 美国著名模特，20世纪50年代美国封面女郎代表人物。——编者注

[28] 拉夫连季·贝利亚：苏联政治家，秘密警察首脑，斯大林“大清洗”计划的主要执行人之一。——编者注

[29] 阿尔贝特·施韦泽：德国人道主义者，常年在非洲从事医疗援助工作，1952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编者注

[30] 索尔克疫苗：预防小儿麻痹症的疫苗，以其研制者乔纳斯·索尔克命名。——编者注

[31] 鲁瑟：美国联合汽车工会领袖，有关他的故事，参阅《光荣与梦想2》第十二章。——编者注

[32] 康尼·麦克：美国棒球手。——编者注

[33] 此处的时间安排指纽约的学校每星期空出一小时，让天主教和犹太教学生去教堂上教义课。——编者注

第十九章 向右转

日渐衰落的不是国家的幸福生活，就是其道德、自豪和自尊。自朝鲜战争爆发以来，某些国家的漫画家将“山姆大叔”描绘成魔鬼，不怀好意。从日积月累的新闻标题可以看出，确有其事。在公众生活甚至私人生活中，不少身居要职的美国人都被发现是窃贼或者更糟，这个数量令人惊讶。他们身在联邦政府，其罪行似乎更让人忍无可忍。这些恶棍被叫作“以权谋私者”和“五厘掮客”[1]，他们应该对“华盛顿的混乱”负责。民主党执政20年后，希望再执政4年，但他们遇到了严重的阻碍。

这正是共和党人想做的。一切可疑的话语都被推向了白宫大门，到1952年春，甚至可以推断出：无论如何，政府对国家的腐败都要负全责。然而，还没有一位共和党人指出哈里·杜鲁门曾收受贿赂。20世纪50年代的第一个骗子也是第一个电视明星，虽然他的名字从未在政府的工资名单上出现过。不过，他曾为民主党发起的战争出资，从而成为纽约政坛的一员，这足以吸引雄心勃勃调查全国犯罪事件的田纳西州参议员的注意力。

弗兰克·科斯特洛，又名弗朗西斯科·卡斯塔廖拉或弗兰克·塞维里奥，是当时的著名人物，他是犯罪集团的头目。很久以前，他因打架和抢劫被捕，但仅此一次。从那以后，他便命令手下携带枪支。他从三流的小喽啰做起，生意越做越大，后来又做过烟酒走私贩、老虎机操纵员、赌场老板，最后成为纽约政客的朋友和赞助人。那时，他深居简出。他投资房地产和油井，让记者相信不论他有什么过去，如今已是正当商人，但事实并非如此。他曾是卢奇尼·卢西亚诺的得力助手。卢西亚诺被驱逐出境后，科斯特洛得到了他的势力，成为最大的不法分子。他与黑社会的关系网遍布美国。坦慕尼派的卡迈恩·德萨皮奥全靠科斯特洛提携，因此有人说，纽约市市长威廉·奥德怀尔也是他一手提拔的。

如果埃斯蒂斯·基福弗举行的全美参议院听证会是在20世纪40年代或50年代中期进行，就不会引起太大关注。因为40年代的电视台还不多，而50年代中期的白天则已被电视节目占满了。但就是在1950年5月，委员会召开了听证会。由于缺少更好的电视节目，偏远城市的电视台台长便将听证会作为公共服务向大众放送。1951年3月12日，当调查人员在纽约弗利广场法院准备安营扎寨时，电视台的摄影师也在做同样的准备。此时，情况有些不同。在纽约，拥有电视机的人特别多，已经形成广泛的观众网。在这个通信业的大本营，将信号传到其他地方的中转传输站也已经建成。

科斯特洛的律师想尽量不在电视上露面。他要求摄像机不能对着他的客户，并解释说：“科斯特洛不愿意成为别人观看的对象。”参议员也赞同该提议，而其中一位摄像师巧妙地建议说，他们可以只拍科斯特洛先生的双手。这一建议取得了极好的效果：紧张的对话，紧握的双手。手指不安地敲打着桌面，拿着纸张和水杯的手势，紧张时双手不断地把纸撕成碎片。是的，科斯特洛承认，他家里的“小保险柜”中存放着“少量现金”，不过他记不清具体数目。参议员查尔斯·托比威胁要搜查他的住所时，这个帮派头领突然想起家里有5万美元。当被问到如何得到的这笔钱时，他含糊其辞，称是自己的朋友慷慨相赠。他有一个一起打高尔夫球的朋友（这个朋友管理罗斯福赛马场），连续4年每年付给他1.5万美元，请他帮忙不要让纽约赛马委员会因该处的赌马活动而吊销其马场执照。委员会法律顾问鲁道夫·哈利询问科斯特洛，供词是否属实。科斯特洛双手握拳说，根本没有那回事，其中一定有些误会，他不过是“四处吹嘘”，他的朋友则是一个“好人”，他可不能对不起他。

科斯特洛的双手开始冒汗。他的忍耐已经到达极限了，他愤怒地问：“你们就是这样对待努力工作的商人的吗？”他感到嗓子疼，聚光灯则令他厌烦不安。他想回家。基福弗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他必须继续回答问题，但科斯特洛摇头拒绝了。然后：

基福弗：你拒绝进一步的做证？

科斯特洛：参议员先生，我首先考虑我的健康问题。我在做证时，希望如实回答问题，但我的大脑不运转了。

基福弗：你的大脑似乎运转得很好呢。

科斯特洛：我对所有的参议员都怀着敬意……我对他们十分尊敬，但我不会再回答任何问题。我要离席了。

他果然离席了。结果却因藐视法庭罪在路易斯堡联邦监狱服刑18个月。3 000万电视观众眼睁睁地看见他离席。根据电视台的统计数据，在纽约，接近70%的电视台播放了基福弗的听证会，观众数量是之前秋季棒球职业联赛的两倍。

基福弗委员会在弗利广场待了8天后，回到华盛顿。现在，委员会主席是总统候选人了。3 000万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就是美国城市中的一些事已经腐败不堪。埃德·默里说：“电视节目让人着迷，观众的数量又如此之多——也许是因为电视中的小人儿都是真实人物。”扬罗必凯广告公司在纽约的报纸上刊登广告，谴责罪行并问道：“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他们可以做的事情之一，是教会孩子区分对与错。假设他们已经做到这一点了，但是当基福弗委员会正在开庭时，报纸提出证据指控了最不会引起怀疑的地方——大学校园。接连几个冬天，纽约市立大学篮球队都是美国最优秀的篮球队之一。据调查，参加比赛的5人中有3人收受贿赂（每人1 500美元），他们在麦迪逊广场花园的比赛中故意输掉比赛。他们受到指控不久，纽约大学、托莱多大学、布拉德利大学和肯塔基大学的篮球选手也在类似的口供上签了字。

篮球比赛的贿赂者名叫萨尔瓦托雷·索来佐，被判入狱8年，其他人的刑期则短一些。索来佐只不过是一只“替罪羊”。那年秋季的篮球比赛令人激动万分，运动员接受贿赂的丑闻很快就被遗忘了。不幸的是，8月又出现了另一宗丑闻：西点军校宣布，90名学员因考试作弊被开除。

在篮球比赛和考试中的作弊行为颇具典型性。美国正在经历一次周期性的道德败坏——这是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第一次。在这样一个罪孽深重的年代，人们对罪恶的容忍程度比他们承认的更深。要了解事情真相，就需要明白字里行间的言外之意。社会的表达总是躲躲闪闪的，报纸批评腐化堕落时，到处都用委婉的语言来修饰。较为典型的例子：妓女被叫作“应召女郎”或“派对女郎”，有时也称“玩乐女郎”。与一个男人睡觉，便说她们“开了派对”。（“跟这个约翰开完派对后，你去做什么？”“我去洗澡。”）日复一日让这个最古老的职业听起来富有魅力。

20世纪50年代的妓女在皮大衣和珠宝的装饰下，卖淫的方法可不再像20世纪30年代的“野女孩”那样沿着铁路拉客，10美分一次，也不像“二战”时60美分一次的“胜利女郎”。应召女郎们不会等在街边或公交终点站，她们躺在舒服的房间，通过电话预约，就像医生那样。许多人是选美比赛冠军或大学毕业生，一些人曾主修经济学，她们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称自己为国民生产总值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实际上，她们提供的服务对经济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公司为外地买主提供女郎服务成了理所当然之事，而迅速发展的公共关系部门则当起了皮条客。会计部门也想方设法让这笔支出逃过税收。只有慎重的女孩才会被聘来做这份工作，一个刻薄的“老鸨”在她们的名单上标上“VIP”（贵宾），就意味着其报酬高达500美元一次。

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样做是有意义的。非职业妓女在接待重要客人和行政副总时是有一定危险的。从路灯下或大型鸡尾酒会上带回的女郎来历不明。她可能有病，可能是竞争对手的间谍，也可能是故意敲诈丈夫的妻子安排的。一个月后，她会出现在客人的办公室甚至家里，决定将偶然邂逅变成长相厮守。将一切放在交易的基础上，就会避免那些麻烦。交易完成，一切就结束了。名声越大的人，越可能去找公开的职业妓女。扮演大明星牧场小工的小角色可以去找寂寞的女招待，但大明星本人则需要职业妓女。那些不同领域中经常出差的重要人士，包括家喻户晓的政治家都如此。但选民并不知道这些事，这可不是说他们对身居要职者抱有什么幻想，完全不是这样，他们只是认为公众人物在忙于损公肥私，中饱私囊。

哈里·沃恩少将是个身材高大、和蔼可亲的密苏里人，长相稍微有点儿像赫尔曼·戈林，是个打扑克的高手。但他在其他方面的才能却并不出众，也不是特别精明。作为杜鲁门的军事副官，他应该知道自己会受到关注，但仍然是所有军官中最邋遢的一个。在重要场合，他经常忘记穿衬衣或打领结，并且一直在做幕后交易——并非违法，只是打“擦边球”。例如，1945年杜鲁门总统就职后，他发表第一次讲话，对亚历山大威斯敏斯特长老会教堂的妇女辅助会讲述德国被占领后惊人的黑市价格，并且还举了一个例子：他将价值55美元的手表以500美元的价格卖给了苏联官员。

在白宫，沃恩因乐于交往、和蔼可亲而大受欢迎。他似乎有用不完的社交精力，时刻准备参加鸡尾酒会或宴会。结交新朋友那天，他总会在早上发一封邮件或打个电话，使政府工作有序地运转。如果是在其他行业，他做的这些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对于他现在的事业则很危险。

一个品质卑劣的军需团的前任上校詹姆士·亨特给沃恩惹了大麻烦。虽然亨特周围也有不少类似的人，但他较为典型，是当时以友谋私的代表人物。在杜鲁门执政时期此类交易的利润是5%：利用权钱交易，“从中牵线”可获得5%的好处费。在亨特的请求下，沃恩对监管部门、五角大楼的采购部、国务院护照办公室和农业部都施加了极大的压力。在被占领的欧洲，一位商人带着白宫的介绍信，为香水制造商购买必要的精油。联邦贸易条例为亨特的顾客让行，剩余物资处理程序给另一位顾客方便，公共住房修建计划则为第三位顾客通融。在和平时期的经济恢复阶段，稀缺的钢架铺设在加利福尼亚州的赛马场上，稀缺的商业用糖给了软饮料制造商。沃恩自己则成为捐献竞选经费者和获益者的中间人。最糟糕的是，他接受了其中一人赠送的私人礼物，后来搞得人尽皆知——这个礼物就是价值520美元的冷藏柜。

总统在密苏里州有三位密友，分别是唐纳德·道森、墨尔·扬和威廉·博伊尔。他们的地盘是复兴金融公司。复兴金融公司由胡佛创建，以支持面临倒闭的公司。20世纪40年代初期，它曾为国防企业提供资金，减轻战后经济调整的疼痛。后来，该公司在这方面的用处已经不大了，但金融方面的生意却逐渐活跃起来。在阿肯色州威廉·富布赖特带领下的参议院下属委员会前往查看时，无意中发现此处竟是藏污纳垢之处。政府拨款被用于各种各样的投机生意，包括在拉斯韦加斯和迈阿密建立赌场的附属酒店。有一些记录不见了，但另外一些则一眼就能看出其中的问题：丽斯福尔德公司向复兴金融公司基金申请56.5万美元的贷款，三次被拒之后，他们付给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博伊尔8 000美元的“手续费”，这次贷款就成功了；总统的特别助理道森曾多次为没有担保物的政客向复兴金融公司贷款；扬是该公司的贷款核查员。10年里，他不断靠收取他经手贷款的“手续费”敛财。在为一间公司弄到15万美元的贷款后，该公司为表感激，向扬夫人赠送礼物—— 一件价值9 450美元的貂皮大衣。

那件礼物招来了大祸。要找出一件美国家庭主妇最想要的却从未奢望会得到的东西，那就是一件貂皮大衣。现在就有一位女士得到了一件，因为她的丈夫欺骗了政府。共和党人在这件事上火上浇油（他们忘记了他们的主席也曾为迦太基铁催化剂公司从复兴金融公司弄到一笔贷款，而他本人则是该公司的董事长），到处都是流言蜚语，人们甚至认为政府的工作人员人手一台冷藏柜，放在地下室，而他们的妻子都穿着貂皮大衣。参议员布莱尔·穆迪的夫人将发票贴在新买的皮大衣上，显示她的大衣是染成貂皮色的麝鼠皮大衣，包括税款在内一共381.25美元。貂养殖协会的哈罗德·里德认为有必要说明，不是每一个穿着貂皮大衣的女士都嫁给了骗子。事实上，她们有许多人都是“有鉴赏力又受人尊敬的人士”。

杜鲁门说，富布赖特对复兴金融公司的调查“像驴一样蠢”，但富布赖特证明事实并非如此。在参议院会议室的聚光灯和扩音设备下，富布赖特向新闻记者展示了证据，证明坐在总统右手边的道森实际上领导着一个阴谋团伙，通过损害公众利益以达到敛财的目的。最具价值的证据是复兴金融公司董事沃尔特·邓纳姆的日记。里面仔细记录了道森和其他人打来的大量电话，让那些名声不好、信誉不佳的投机商人找到接近道德败坏的政客的门道。自蒂波特山油田丑闻之后，华盛顿再也没发生过此类事件，但杜鲁门仍然视而不见。扬被大陪审团传唤做证，白宫却没有任何回应。总统坚定地为博伊尔辩护了三个月，之后博伊尔被批准“因健康原因”辞职。道森像沃恩一样，继续在总统内阁任职，在人事问题上仍然拥有最后决定权。这简直太可恶了。

然而，可恶的事接二连三地发生。按当时的组织情况看，美国税务总局经常出现犯罪行为。该局有64个分局，每个分局有一个分局局长，他们和副局长以及华盛顿的高级官员都是政府任命的。由于在上次大选中，一些民主党人在保护公民投票中表现出色，所以这些职务就交由上次立功的民主党人担任。财政部长斯奈德是一个老实的密苏里州人，他感觉早晚会出现丑闻，便尽量弄清关于贿赂的流言蜚语。他甚至要求圣路易斯分局局长詹姆斯·芬尼根辞职，但由于芬尼根与杜鲁门有很深的渊源，便赖着不走。

如今，一切都变了。由于国会委员会发现了一些间接证据，芬尼根便被大陪审团指控，之后被迫辞职，再后来，他被指控在个人所得税申报单中瞒报了10.3万美元。接着，斯奈德命令旧金山分局局长詹姆斯·史密斯和他的8个下属停职，紧接着便控诉他们欺骗政府。波士顿分局局长丹尼斯·德莱尼辞职后，被指控收受贿赂。布鲁克林分局局长约瑟夫·玛赛尔被发现逃税3.2万美元，他和他的死党莫迪凯·米勒因拒绝向委员会解释额外收入的来源被开除。而美国税务总局局长、前白宫助理乔治·舍恩曼也以身体不佳为由递交辞呈。总之，9名民主党人即将入狱，包括马修·康纳利，他曾是安排杜鲁门总统行程的秘书。

在证据如此确凿的情况下，杜鲁门不得不做出回应。他解雇了司法部税务司司长拉马尔·考德尔，并向国会提交整顿复兴金融公司和美国税务总局的计划。[2]此后，该局改称美国国税局（即美国国内收入署），全部职员归属文职系统。但这也不足以安抚批评政府的民众。离下一届总统大选已经不到一年，“华盛顿的混乱”成了最具生命力的竞选主题。他们必须抢在共和党之前完成一些事，因此总统宣布成立总统委员会，调查联邦政府的贪污腐败问题。

共和党高声质疑民主党内是否能找到刚正不阿之人来领导该委员会。对于杜鲁门来讲，那绝不是开玩笑。他首先任命托马斯·墨菲，此人曾检举阿尔杰·希斯，现任联邦地方法庭的法官。接受任命后，墨菲在最后一刻改变了主意，且没有提出任何理由，这对总统的威望是个不小的打击。接着，杜鲁门任命司法部长霍华德·麦格拉斯担任肃清工作的领导。评论家说，这比什么都不做还糟糕，因为麦格拉斯的部门也卷入丑闻中，而作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前主席，正是他将那些如今受到指控的人带进了政府。共和党大叫那样做不过是想掩盖真相，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也随声附和。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亦如此，他们通过投票，要亲自调查麦格拉斯和司法部。

这场闹剧终于发展到高潮了。绝望的总统任命无党派的纽约共和党律师纽博尔德·莫里斯为该委员会主席。莫里斯迅速接任这一职务，并出现在《与媒体见面》栏目中，吐露对司法部未经证实的怀疑，并拒绝麦格拉斯提供的办公场所，而是在华盛顿市区的办公大楼工作。他请求国会赋予其出具传票的权力，但遭到拒绝。最后，他自己收到了传票——在参议院委员会面前做证。该委员会想知道他的律师事务所在将剩余油轮非法出售给外国政府一事中扮演什么角色。莫里斯邮寄了一份很长的调查报告给所有公职人员，包括内阁成员，指出他们的资产净值和收入来源，这一举动触怒了政府里的每一个人。麦格拉斯收到调查报告后，怒气冲天。他错误地认为莫里斯是他的下属，于是寄给他一封5个字的电报：“即日起停职”。杜鲁门从美联社电传打字机得知了此事，大发雷霆，之后便将麦格拉斯解雇了。

1952年，两党全国代表大会前的最后几个月，杜鲁门的地位似乎越来越不稳定。那年他处理钢铁工人罢工，只是效仿6年前使约翰·刘易斯就范的方法，结果变得滑稽不堪。3月20日，钢铁公司拒绝遵守工资调解委员会的裁定（向工人支付更高的工资），而钢铁价格保持不变。杜鲁门便命令商务部长查尔斯·索耶接管那些工厂，作为国家财产管理。他认为他在非常时期有权力这样做，最高法院也会认同他的做法。但事实是，最高法院并不认同。6月2日，最高法院认定此次接管不合法。不管怎样，美国钢铁工会的工人还是罢工了，他们要求必须将工资上涨16美分，60万工人才会继续工作。总统不得不同意每吨钢材上涨5.2美元——这是他一直在避免发生的事。

在白宫表现不佳的同时，共和党方面也越来越不负责，这种情况令人震惊。共和党在野时间太长了，他们对5次总统选举时没有选择共和党的选民失去了信心，少数派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败坏民主党的名声。它有权也有责任揭露藏在杜鲁门背后的蝇营狗苟，而不断揭露政府的腐败问题则是为国服务，这也是民主体系应该发挥的作用。但共和党异乎寻常地抨击艾奇逊和马歇尔将军又是另一回事。他们与考德尔和芬尼根这样的骗子根本毫无关联，作为美国对外的发言人，他们代表整个国家。他们全心全意为国家荣誉奋斗，至少在这一点上，是值得人们认同的。

艾奇逊出身贵族，对对手冷漠甚至傲慢。马歇尔将军则截然不同，他像艾森豪威尔一样是战斗英雄，不属于任意一方。他担任总统特使出访中国，正如艾森豪威尔指挥欧洲战场，是超乎党派之争的。在内阁中，他避开所有的政治风向。他唯一一次陷入争论，是在麦克阿瑟撤职后引起的骚乱中。他巧言善辩，为有限战争的概念不断辩护。毫无疑问，这激怒了国会中麦克阿瑟的崇拜者，但他同样也赢得了奥马·布雷德利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热情拥护。此外，麦克阿瑟没有复职前，共和党对马歇尔的敌对情绪已经十分明显。1950年9月，20名共和党参议员公开反对马歇尔担任国防部长。来自密苏里州的国会议员杜威·肖特说马歇尔是“杜鲁门的狗腿子”；乔·马丁称他是“姑息养奸之人”，必须对中国现状负责[3]。究竟是什么激怒了他们？为什么他们一直不放过那位被称为“当代最伟大的美国人”的杰出的将军呢？

答案就是：马歇尔是一个超越战争的民族象征，在无情地争夺权力时，任何一个无可挑剔之人对他们来讲都是一种威胁。如果他现在不和他们一伙儿，早晚有一天会反对他们。这就是他们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他们要打压他，全面败坏他的名声，使他将来提出的任何意见都不被人相信。最后一步交由麦卡锡完成。1951年6月14日下午3点左右，麦卡锡在参议院发表了他最长、最著名的演说，控告马歇尔“声名狼藉，且藏有巨大的阴谋，使人类历史进程中的所有罪行在他面前都相形见绌”。

开明的共和党人则努力成立一个明智而尽责的杜鲁门政府的反对派。玛格丽特·蔡斯·史密斯宣布，她不愿看见自己的政党通过“恐惧、无知、偏执和污蔑”的诽谤手段获胜。埃米特·约翰·休斯避免“华盛顿的混乱”这一说法，而使用“无聊、自负和肆意浪费”的字眼。休斯认为挑战民主党的爱国主义十分危险，但在1952年初期，类似的建议遭到党内保守派的拒绝。整整一年，共和党内的善辩分子坚持称反对派是“民主的党”，讽刺民主党徒有其名。

共和党右翼的演说将民主党划分为5类：罪犯、卖国贼、懦夫、老是陷入战争的无能之辈，以及缺乏足够能力入侵中国并占领中国的软弱之人。意见相左的政客通常会容忍另一方，但像此类的唇枪舌剑只会加剧两党的对立。

共和党的路线受到欢迎。大部分美国人不再支持杜鲁门总统，无论他做多少次总统竞选演讲也无法挽回人民的青睐了。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杜鲁门在第一届任期中其民意支持率最低的时候是1946年，仅有32%的选民支持他。整个1950年，这一数字在37%~46%。而从那之后（在他执政的最后两年），支持率从未超过32%。有一段时间这个数字还跌到了23%，那就意味着4个美国人中不到一个人支持他。他从未表现出作为领导人的魅力和吸引力，最多只能算是一个勇敢的人，能够靠决心克服自己的无能。他就是那样看待自己的。1952年4月，在他的第300次新闻发布会上，他告诉记者：“我已经竭尽所能将我的一切都奉献给了国家。有许多人——我认为有100万人——会比我做得更好。但既然我身在其位，就要做好该做的事。我经常引用亚利桑那州汤姆斯通镇墓地的一句墓志铭：‘杰克·威廉斯长眠于此，他已鞠躬尽瘁’。”

而对于一个有如此信念的民主党人，共和党执政的前景令人不寒而栗。但除了杜鲁门，谁还能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呢？埃斯蒂斯·基福弗的呼声高涨。他已报名参加党内所有预选，还拥有大批追随者。杜鲁门却无动于衷。作为操纵政党活动并以此为豪的政客，总统用不着改革家们抹黑民主党人士。其他大部分有资格的候选人不是有这种就是有那种不利条件。阿尔本·巴克利时年72岁，太老了；佐治亚州的拉塞尔遭到自由派的极度厌恶；哈里曼从未参加过公职竞选。1951年秋，杜鲁门认为自己找到了最佳继任者。他邀请最高法院院长弗雷德·文森前往基韦斯特的总统别墅，建议文森辞去大法官的职位，成为总统候选人。文森支支吾吾，指出最高法院不应该是通向白宫的踏脚石，但最后同意先与妻子商量一下。文森的妻子更不赞成这件事，杜鲁门只好在他的文件中遗憾地写道：“大法官坚决拒绝。”随后，总统将注意力转向伊利诺伊州。在1948年11月的选举中，那里的州长候选人赢得了一次显著的胜利，以超过第二名572 067票这一历史性的优势遥遥领先。杜鲁门本人在伊利诺伊州的优势也只有33 612票。毫无疑问，他将会丢掉这个州。他对自己的一个助理戴维·劳埃德说，下次艾德莱·史蒂文森州长来华盛顿的时候别忘了通知他。

同月，一位共和党州长、新罕布什尔州的舍曼·亚当斯成为该州支持艾森豪威尔担任总统的委员会的主席。但他马上就遇到了问题。在新罕布什尔州提名总统候选人时，他必须依照法律提供证据，证明其候选人是共和党人。亚当斯向艾森豪威尔在堪萨斯州县城寄去询问信。下面是该县书记官摩尔的回复：

据我所知，艾森豪威尔先生从未在本县投票选举，自1928年预选法开始生效，他就没有投过票。我从1927年1月14日起担任本县书记官，据我所知，艾森豪威尔在“二战”结束前没有住在本县，至少他没有投过票，否则我一定会知道，因为从1927年春预选法通过到其1928年生效，党员名册一直在我这里。

艾森豪威尔的父亲是一名共和党人，他一直在为共和党候选人投票，直到去世。然而，这一切与他的儿子无关，因为许多人选择支持的政党都与其父不同，这是我不愿意看到的。许多人相信欠债，想看看到底能花多少钱，这就形成了习惯，会让国家陷入破产境地。

我不认为他有什么政治见解。

艾森豪威尔不仅没有任何政治见解，也没有宗教信仰和明显的指导方针，甚至很少公开发表自己对大事的见解。这已经是4年之中第二次有人提出让他担任世界上最有权力的职位了，但是推举人也不知道如果他当选会如何行事。他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时曾说过这样保守的话：“如果所有美国人想要的是安全，那么他们可以去监狱。”同时，他利用自己的威望争取民意支持罗斯福 – 杜鲁门的外交政策。他的成就，包括北约驻欧洲司令这一职务，都是在他代表民主党政府时取得的。其同胞们大可放心的是，他是一个坚强、正直、宽宏大量的人，他备受欧洲政治家的尊重，并且展示出的许多平凡的特征，都是民主人士乐意在其领导人身上看到的。例如，喜欢用方言讲笑话，着装随意，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艾森豪威尔式夹克。

结果他居然是共和党人，虽然这个问题在令人苦恼的几个星期内仍然没有得到解决。1952年1月6日，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从法国归来，告诉记者说，将军将接受共和党的提名，并且不会否认洛奇的声明，但艾森豪威尔却否认了这一切。第二天，他在巴黎拒绝向记者承认自己的党派关系，只是说那位参议员对于“他的政治信仰和共和党投票记录的大体情况做出了准确的描述”。他避而不谈参加竞选的问题。他警告说，为他做这些事的人令他极为不满。尽管“美国公民有权组织起来追求共同的信念”，但是他们追求的信念并未受到他们所崇拜的人的认同。他补充道： “无论如何，我绝不会为了竞选总统而放弃现在的职位，也不会参加那些尊敬我的人举办的任何竞选前的活动。”

显然，这扇门关上了。然而下一刻，他又开了一条门缝儿。如果他别无选择，当然只能接受“超越当前职位”的工作。这对于亚当斯和洛奇来说，已经足够了。他们便开始为他准备竞选活动。许多人都相信艾森豪威尔将是共和党的候选人（他很快就会忘记自己要留在巴黎的誓言），哈里·杜鲁门便是其中之一。

1月20日，史蒂文森州长在纽约举行的城市联盟年会上发表演说。次日下午4点，他抵达华盛顿，参加采矿业视察会议，发现大都会俱乐部已没有空房间了。有人在罗杰·史密斯酒店为他预定了一个房间。办理登记手续时，他收到一封布莱尔国宾馆的信：总统希望当晚与他见面。晚上11点15分，史蒂文森回到酒店房间，感觉头晕目眩。他打电话给一位朋友说：“我是艾德莱，我刚刚经历了不可思议的事，你可否到酒店一聚？”他的朋友到达酒店时，他只穿着衬衫。史蒂文森说：“我刚从布莱尔国宾馆回来，总统希望我从艾森豪威尔的手中拯救世界。”

杜鲁门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告诉州长：

……我不会再竞选总统，我认为他是总统的最佳人选…… 我告诉他我对总统一职的认识，它是如何成为世界历史中最有权力、最伟大的职位的。我让他接受这个职位，并告诉他，如果他同意，就会被提名……但他拒绝了。他显然受到了惊吓。

史蒂文森提醒杜鲁门，他已经宣布再次竞选州长，并表示“不把伊利诺伊州人民赋予的最高职务看作安慰奖”。他要对两个年幼的儿子负责，他们实际上已经被爱抛头露面的母亲所抛弃，而令人眼花缭乱的公众生活只会扭曲他们。另外，他也不确定自己是否已经做好当总统的准备。再担任一届斯普林菲尔德（伊利诺伊州首府）的州长后，他可能会做好准备，但一定不是现在。当然，史蒂文森不会表示对于民主党候选人，那一年有多么难熬，但他一定想到了这一点。不像杜鲁门，史蒂文森知道政府近来被丑闻伤得有多深。

讽刺的是，艾森豪威尔在接下来的夏天观看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时，觉得要是自己早知道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会是一个像史蒂文森那样的人，他就会留在巴黎了。像美国和全世界的其他人一样，艾森豪威尔为艾德莱·史蒂文森的魅力所感染。以外表看，这位州长并不吸引人：矮小、秃头、笑容满面，但他可是政治天才。人们立刻感受到了他刚正不阿的品格和全心全意为公众服务的精神。他才思敏捷、智慧超群，博得了两党的钦佩。20世纪的政治家中，包括富兰克林·罗斯福和约翰·肯尼迪，没有人能像他那样赢得自由知识分子如此忠实的拥护。他讲起话来，能够激起美国人对于过去和将来的热情奔放的情感。史蒂文森向往林肯的理想，当他带着听众进入那个理想时，全场鸦雀无声。那一年，在其政党中的年轻人和理想主义者的心目中，他就是一位神。如同12年前的温德尔·威尔基，他让同胞们停下来想想他所代表的是什么，8年后，他曾举得那么高、那么久的明灯，又将为下一位更加年轻的民主党候选人照亮前行的道路。

杜鲁门可不接受他的退缩。1月22日，就在他与伊利诺伊州参议员保罗·道格拉斯共进早餐后不久，总统在布莱尔国宾馆接见史蒂文森的消息登上了头版头条。这位惊慌失措的州长发现他被一大群记者包围了，各个报纸专栏作家的文章中都有他的名字，他还成了《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上面写道：“无论谣言背后的真相如何，有一点是足够明朗的——在民主党人的寒冷季节，艾德莱·史蒂文森充满着政治热情，而杜鲁门则需要一丝温暖”。当被记者问及是否会接受提名时，史蒂文森做着思想斗争。他询问身边亲近的人，一个身体健康并且早已投身政治事业的人，该如何拒绝美国政界最伟大的荣誉和责任呢？他尽量否定地回答记者：“现代的大会不会强求一个再三表达不愿参加竞选的人接受提名。”事实上，这样的事已经有72年没发生过了。在1月，史蒂文森还认为这种事的重演是不可想象的。

6个星期后，他还是不太确定。3月4日，史蒂文森和总统再次见面。据杜鲁门的回忆录记载，此次会面是应史蒂文森的要求，而史蒂文森的回忆录中却说是总统要求见面的。为了避免总统选举迅速发展，史蒂文森借用其助理威廉·麦考密克·布莱尔之名，飞往华盛顿。在路易维尔添加燃料时，他的老朋友、《路易维尔信使日报》的出版人巴里·宾厄姆告诉他：“让民众根据你的公共服务记录来做判断。”史蒂文森大笑道：“好吧，那你肯定帮不了我的忙！”在布莱尔国宾馆，他再次向杜鲁门重申，竞选伊利诺伊的州长就是他全部的雄心壮志所在了。但总统也帮不了他。杜鲁门后来写道：“我感觉史蒂文森身上有种领导的气质，我放心将这个重任交给他……我敢肯定，他一定会把获得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当作自己的职责。”

1952年3月29日，5 300名民主党人聚集在华盛顿国民警卫队军械库，参加一年一度的杰斐逊 – 杰克逊纪念日晚宴，史蒂文森也在其中。艾奇逊一家也出席了该晚宴。在去晚宴的路上，艾丽丝·艾奇逊问她的丈夫，是否认为总统会在晚宴后的讲话中公开自己的政治计划。国务卿迅速回答道，不可能。如果他将再次竞选，现在宣布时机尚早；而如果他决定不参加竞选，也不会当众宣布，否则许多人一定会失望。结果是，艾丽丝·艾奇逊恰好是杜鲁门家族以外，第一个知晓总统打算的人。她那时坐在总统旁边，总统上台演讲之前，给她看了讲稿的最后一页。他在上面亲手写道，自己将决定不再竞选总统。他说：“你、贝丝和我，是这里唯一知道这个决定的人。”艾丽丝感到很失落，想让丈夫过来劝阻总统，但总统摇了摇头。艾奇逊在回忆录中写道：“晚宴后，他宣布不再竞选，让我们大为震惊。我们的党还没准备好找另一位新的领导人，而且候选人的资质似乎也不理想。”

那是星期六的晚上。星期日，史蒂文森做客《与媒体见面》栏目，演播厅内有一大群观众。其中最多的问题集中于他在希斯一案中的做证内容。关键证词十分简短：

问：你认识其他认识阿尔杰·希斯的人吗？

答：认识。

问：从其他人的言谈中，能看出希斯在正直、忠诚和诚实方面的名声是怎样的吗？

答：能。

问：具体说明他在正直方面的名声是好还是坏？

答：好。

问：具体说明他在忠诚方面的名声是好还是坏？

答：好。

问：具体说明他在诚实方面的名声是好还是坏？

答：好。

在政府代表律师的询问下，他的证词如下：

问：1935~1938年，你是否曾到被告阿尔杰·希斯家里做客？

答：没有，我从未到他家里做过客。

问：1937~1938年，被告希斯从国务院带走机密文件，并将文件给没有资格的人看或交给他们。在1948年以前，你听说过这件事吗？

答：没有。

问：1948年之前，你听过被告人希斯是共产党人的报道吗？

答：没有。

然而，在麦卡锡主义肆虐两年之后，像这样温和的人也中了政治毒药的毒。加利福尼亚州新晋参议员理查德·尼克松说，史蒂文森“作为希斯的品德见证人，为他辩护”。[4]伊利诺伊州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埃弗里特·德克森也说了同样的话。（史蒂文森问：“德克森说什么了？他会说谎吗？”）《芝加哥论坛报》社评认为史蒂文森应避免做证，因为那样便意味着他“愿意与阿尔杰·希斯站在同一阵线”。

史蒂文森在《与媒体见面》栏目中说：“我是律师，我认为在法庭上诚实、自愿地做证是所有公民尤其是律师的义务——这也是律师最基本的责任。如果一个处于政治环境中的人，因为太害怕而不敢说出他知道或听到的有关被告的事，唯恐被告最后被判刑，我想这是盎格鲁 – 撒克逊司法的不幸。这是极端的怯懦。”

回答其他问题时，他再次说明：“我一定会竞选州长，并且也只想竞选州长。我不愿担任其他职责，我没有其他野心。”劳伦斯·斯皮瓦克问道：“州长阁下，演播厅里有这么多的观众，向你暗示出国内人民对这件事的看法吗？”史蒂文森微笑道：“那实在太抬举我了，但我认为夸奖不会伤害任何人 ——如果那个人听了不会飘飘然的话。”

他避免说到的是，卡内基董事会曾投票选举希斯为该基金会的主席，并且在其案件审理过程中也不同意他辞职，而该董事会的成员之一便是艾森豪威尔。

3月11日，艾森豪威尔以44 497票对塔夫脱的35 820票赢得新罕布什尔州初选，8天后，史塔生以128 605票赢得明尼苏达州初选，而艾克（艾森豪威尔的昵称）以106 946票紧随其后。此时从巴黎传来消息，说这两次竞选结果让将军“重新审视”了自己的“政治地位”。简言之，他要整装回国了。

基福弗赢得了民主党代表的支持，使总统在一个接一个州失掉颜面。而除了艾森豪威尔首次竞选的热情，共和党每个初选者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塔夫脱在内布拉斯加州战胜将军，在威斯康星州打败沃伦，在伊利诺伊州以70万票的优势大胜史塔生，补名选票使艾森豪威尔排名第三。4月15日，将军从塔夫脱手上赢得新泽西州，并在宾夕法尼亚州获得胜利，而州长杜威的支持保证他得到了大部分纽约州代表的选票。将军在堪萨斯州得到20名代表的支持，而在肯塔基州，只有一人支持他，其余19人都支持塔夫脱。印第安纳州全部支持塔夫脱。6月3日，在最后的两次预选中，沃伦获得加利福尼亚州的支持，塔夫脱则在南达科他州打败了艾克。塔夫脱的助手预计可在全美范围内获得588票的大会投票——而获得提名则需604票。

4月初，艾森豪威尔宣布，他“在政治道路上的意外发展”妨碍了他的军事职责，他要求解除职务。白宫立刻同意了他的请求，任命李奇微将军接替他在巴黎的职务。6月2日，艾克在家乡堪萨斯州艾比利尼正式开始竞选活动，两万人在当地球场上顶着倾盆大雨聆听他演讲。他认为，国家的当务之急是“自由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抗衡”。他希望参议院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呼吁减少赋税，改进《塔夫脱 – 哈特莱法》，在朝鲜“实施全面停战”，撤销多余的联邦机构，继续参加北约，“根除颠覆性的元素”。他反对通过调控对抗通货膨胀，反对“社会化的医疗制度”，并且认为保障公民权利应该由各个州负责。

从艾克提出的建议来看，塔夫脱并没有什么要争论的。但6月19日，在《回答阿比利亚》的演说中，他指责将军误解《塔夫脱 – 哈特莱法》，缺少农业政策，没能指出“该对中国现状负责的人”，拒绝谴责政府对朝鲜战争的处理方式。这简直是强词夺理，任何看了报纸的人都能明白其中的深意。有人指出，唯一能轻易区别两位候选人不同之处的，便是对待麦克阿瑟将军的态度。塔夫脱承诺，会在政府中给麦克阿瑟一个职位，而艾森豪威尔则表示他全听麦克阿瑟的差遣。

7月7日，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在芝加哥屠宰场附近的国际圆形剧场举行。出席的人包括贝蒂·弗内斯，她曾是一位女演员，现年36岁，曾在电视中说过这样的广告词：“如果你买的冰箱是威斯汀豪斯牌，那么你大可放心。”贝蒂还没完成开关冰箱门的动作，就已经使7 000万观众激动万分了，其中包括一位共和党人，他想把贝蒂的名字加入候选人名单。

三大广播公司运输重达30吨的设备，并派遣1 000多名员工到达国际圆形剧场，但控制大会的塔夫脱派并没有给新媒体特权。除了同意在讲台上安放提词器外，广播公司的其他要求都遭到了拒绝。那星期的晚些时候，在剧场的人得知自己会在电视上出现，便反复请求“给代表投票”，以使家乡的每个人都能在电视上看见自己。而观众对此非常恼怒。开始时并非如此，当代表塞西尔·德米尔对记者说这是地球上最伟大的表演时，他指的是会议的进程，而不是电视转播——他是一个电影巨头，曾发誓要搞垮电视。

由于此次会议是由保守派策划的，事情便带有明显的右翼色彩。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发表了主题演讲。对于一匹“黑马”来说，这是绝佳的机会，但令其支持者失望的是，他把这次机会搞砸了。艾克虽然身着便服，但依然魅力不减，而麦克阿瑟则只是戴着假发的退休的行政人员。无论何时提到上帝（他经常提到上帝），他的声音总是不自然地上扬，令人不舒服，而且他还养成了一种特别的讲话方式，声音忽高忽低，以示强调。在麦克阿瑟的演讲接近尾声时，代表们相互讨论，以至于都听不到将军的声音了。这次，麦克阿瑟确实被冷落了。演讲结束后，他回到纽约的沃尔多夫酒店，等待大会的决议。三天来，“巴丹”号一直停在拉瓜迪亚机场的停机坪，航空发动机已经预热，油箱也被加满，只要大会选择了他，“巴丹”号便立刻载他回去。星期五，飞机开回了停机库。

乔·麦卡锡的演讲最受欢迎。塔夫脱计划委员会摸透了听众的脾气。当委员会主席沃尔特·哈拉南宣布，他将向代表们介绍一位“威斯康星州的战士”、一个致力于“揭露政府中的卖国贼”而遭到非议的人时，乐队奏响了《海军陆战队赞歌》，会场中有一半的人都加入了疯狂的呐喊中。广告牌上显示着他的受害者：“希斯、艾奇逊、拉蒂摩尔。”乔发出恶魔般的笑声。在对麦克阿瑟（“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美国人”）进行称赞之后，他以充满戏剧性的口吻开始演讲：“今夜，我们身处战争之中。”他严肃地宣布战争数据——亲共产党派的民主党员在克里姆林宫交给那些人多少平方英里的土地，被他们推进痛苦之中的数百万的灵魂，至今还在“红色迪安国务院”中赖着不走的背信弃义的“虚伪的卖国贼”。他说他有证据证明这一切。大量的图表被拿上讲台，但这些数据毫无价值，那些标准也难以理解，但这都不要紧——乔对其逐一解释，挥动着手里的教鞭，就像挥动着赶牛的鞭子。

这才是正题，而随后的表演只是配合乔的水平。除了威斯汀豪斯的广告和候选人们漂亮的妻子与女儿外（最令人难忘的是沃伦的妻子和她的妹妹）整个场面都令人不快。年轻的参议员尼克松大声疾呼： “美国人民已经受够了外交代表们的抱怨、哭泣和卑躬屈膝。他们只谈美国的弱点和担忧，而不谈美国的优势和勇气。”竞选纲领也如出一辙。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制定外交政策时，严厉指责民主党在国外记录的方方面面，从1939年罗斯福没能保卫波罗的海各个共和国一直到朝鲜战争。一位记者提醒他，在波罗的海沦陷时，他本人就作为“美国第一”派，催促罗斯福远离“愚蠢、无止境的斗争”，以保持国家的主权。在刚过去的5月19日，杜勒斯在《生活》杂志上写道，杜鲁门决定帮助韩国是“勇敢、正确的，是以国家利益为主的”。他现在怎么能这么说呢？杜勒斯回答说，如果他仅代表个人观点，当然不能这样说。然而，作为政策制定者，他只是提出共和党的例子来反对民主党。他同意这是一个不错的观点。

讲台上的话语杀气腾腾，提名候选人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了。塔夫脱的表兄、竞选管理人戴维·英戈尔斯的呼吁书让这场竞争更为激烈。那个星期，代表中间流传着这样一些话：

杜威下台！

汤姆·杜威是现今美国最冷血、最无情、最自私的政客。他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他的承诺一文不值。他是共和党最大的威胁。他曾两次把我们带向失败，现在他躲在另一个人背后，又在玩同样的把戏。

但杜威能怎么做呢？塔夫脱似乎在第一次木槌敲响之前，就已经把一切安排妥当。7月6日星期日，共和党代表们仍在途中时，塔夫脱已经迈着轻快的步伐走进芝加哥希尔顿酒店，出席新闻发布会。他手中拿着一大堆整齐的电报——共530份，这些电报都是那些决定支持他到最后的齐心协力的代表们交给他的。到星期一早上，塔夫脱已得到607份那样的保证——比所需要的还多3份。临时主席和常任主席都向他做出保证，他赢得了政纲草拟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和全国委员会大部分人的支持。他的助手甚至已经挑选好了演奏的音乐和演唱的歌手。看来，似乎没有什么能阻挡他的脚步。

艾森豪威尔派将唯一的希望寄托于质疑那些代表的资格上。自内战以来，共和党的信仰在南方各州就只得到一些小组织里忠诚党员的支持。他们有两个任务：第一，共和党总统在白宫执政时，干好邮政局长的工作；第二，在4年一次的大选中投票。作为老共和党人，如今他们无一例外地支持塔夫脱。

支持艾森豪威尔的人质疑他们出席大会的权利。第一轮竞选在得克萨斯州上演，那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只有5名投票者参加共和党1950年的沃思堡会议，因此，得克萨斯州的全国委员会委员亨利·兹韦费尔决定，1952年5月3日的会议在自己家中举行。令他沮丧的是，他的花园被100个戴着艾克徽章的陌生人践踏坏了。兹韦费尔以民主党人没有权利在共和党内选择共和党提名人为由，将他们赶走了。三周后，在矿泉井市召开的州代表大会上，老共和党人投票选举参加芝加哥大会的代表：支持塔夫脱的30个人，支持艾森豪威尔的4个人，支持麦克阿瑟的4个人。支持艾森豪威尔的人在另一个会议厅开会，选出33名支持艾克的代表及5名支持塔夫脱的代表。这样，得克萨斯州就有两个代表团参加全国代表大会了。

选择两个代表团代表的官员当然是塔夫脱派。但是，艾森豪威尔派的发言人公开指责他们所谓的“得克萨斯州的偷盗行为”，并要求塔夫脱亲自谴责这样的行为。塔夫脱气愤地回答，他一生中从未偷盗过任何东西。他说，共和党在南方的代表团是按照实行了84年的制度选举的，只有那些心怀不轨之人才会说出那样的话。他是对的，那些事情是伪造的。来自南方的艾森豪威尔的代表团并不比塔夫脱派的代表们更具代表性，而塔夫脱派中至少有终身共和党人。不幸的是，塔夫脱并不是这个懂得感恩的国家的偶像。在五星上将的光环下，艾克的竞选班底扩大了范围，他们正在争取佐治亚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代表团。更重要的是，他们把他们的领导也哄进了斗争中。

艾森豪威尔一直反对前往芝加哥，他认为这样会遭到非议。因此，他会与妻子的家人在丹佛度过这一星期。7月1日，他和玛米在拉斐特大街750号道兹夫妇那8间屋子的青砖房里，庆祝结婚36周年纪念日。他因担任军队司令，婚后四处漂泊，只有这里才勉强算得上是个家。在一次夜晚的会面中，他的支持者劝说他必须前往芝加哥。第二天早上，他告诉记者，他准备“向全美发出明确的呼吁，竞选必须公开公正”。他会“为党派廉洁战斗，直到它能领导国家”。由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进行的战斗是“一场明白的是非问题”。他反对“暗箱操作”、“独断专行”和“阴谋诡计”。全国委员会决定暂时给南方支持塔夫脱的代表团席位，让他十分震惊。他想要的是“公平竞选”。

公平竞选，已成为其拥护者的战斗口号。洛奇表示，南方来的塔夫脱派是“正直的党的污点”，应予以驱逐。这样的呼声很高，甚至有人指责塔夫脱完全就是个小偷，这对保守派也产生了极大的震动。20年来，他们一直处于政治的撒哈拉荒漠中，尝尽了辛酸，但他们在国际圆形剧场的愤怒甚至超越了他们对民主党的憎恨。大会想提名塔夫脱。除新英格兰地区的人外，其成员都认为如果可以遵循自己的意愿，他们就会欢欣鼓舞地选择他，并为他日夜进行竞选活动。就连纽约州的代表团都对他寄予厚望，只有杜威的党鞭还保持中立。电报被握在参议员手中的代表们一个个偷偷摸摸地投奔了艾森豪威尔的竞选班底，尽管连他们自己都厌恶这种行为。星期三晚上，大会的情绪达到了本星期的最高峰。当佐治亚州代表团的辩论达到高潮时，头发乱糟糟的德克森代表塔夫脱上台，指着纽约州的州旗大声说：“行动前再摸摸自己的良心。我们遵照你们的意愿，而你们却把我们带向失败。”他指着杜威大喊道：“不要再把我们带上失败的道路了。”

他们大声呼喊以示支持，然后去拿艾克的小徽章。这是民意测验的结果。他们爱塔夫脱，但更爱胜利。他们相信将军而非参议员，会带领他们前往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白宫所在地）。大部分人都在寻找一种光荣的方式进入艾森豪威尔的阵营，而塔夫脱派在不经意间给了他们一种方式。通过禁止拍照和禁止记者进入资格审查听证会，他们给人留下一种要强制他们一派的人通过的印象。“公平竞选”需要一个令人信服的举措。艾森豪威尔派的一个领导人、华盛顿州州长阿瑟·兰利在大会提议，佐治亚州、得克萨斯州、路易斯安那州的代表团不应有席位，直到所有代表中的大部分同意其资格为止。这一提议让问题更为突出。对此，参议员的谋士又走错了一步。塔夫脱的阵营中的俄亥俄州的国会议员克拉伦斯·布朗对兰利的决议提供了一份修正案，若其决议通过，支持艾克的人便会得到他们想要的一切，但是控制选举进程的权利仍掌握在塔夫脱派手中。布朗似乎承认了这场竞选实际上并不公平。他的修正案好像一笔交易——这也正是艾森豪威尔的竞选班底的说法。接下来公布的名单决定了整个大会的结果。布朗的修正案没能通过，票数为658∶548。艾森豪威尔以微弱的优势取得了共和党的领导权。接下来则是提名。在星期五正午前的几分钟，共和党马拉松的第5天，第一次投票结束，结果是：艾森豪威尔595票，塔夫脱500票，沃伦81票，史塔生20票，麦克阿瑟10票。参议员爱德华·赛伊挥舞着明尼苏达州的旗帜，高声呼喊： “明尼苏达州改投艾森豪威尔！”参议员布里克支持塔夫脱，诺兰支持沃伦，最后他们达成了一致——艾克当选。

艾森豪威尔在布莱克斯通酒店的房间里与他的4个兄弟一起观看电视，紧张地玩弄着两个护身符——一枚救世军硬币和一件童子军纪念品。明尼苏达州改票后，赫伯特·布劳内尔冲上前拥抱他。将军眼含泪水，激动得无法言语，找玛米单独待了一会儿。接着，他拨通电话，要求与塔夫脱通话。他这样做是正确的，人们都以为他是政治门外汉，但他却想到了这一点。他问参议员是否能向他表达敬意。一路上，他穿过拥挤的人群，到达塔夫脱下榻的希尔顿酒店。两人都感到筋疲力尽、头晕目眩，不知所措。摄影师请求他们露出笑容，他们答应了，虽然塔夫脱显然苦恼不已。为了党的利益，他会挺过去的，而他做出的牺牲也是极大的。他眼神黯淡，充满痛苦，但还是保持微笑。他带着沙哑的嗓音说：“我要恭喜艾森豪威尔将军。我会尽量帮助他在竞选中获胜，并在他执政期间与其精诚合作。”

当布劳内尔告诉艾森豪威尔总统候选人任命竞选伙伴是惯例时，艾森豪威尔表示非常惊讶。这是候选人作为共和党领导人的第一次决定，而他习惯性地采取了军队任职的程序，这符合他的个性。他想找一位“有特殊才能、能刺探出任何颠覆性活动的人”，但他一直未做决定，直到布劳内尔“获得党内领导人的集体智慧”。

邀请保守派参加会议为时尚早，因此与会的都是艾克派的人。他们在希尔顿酒店的房间中聚会，不久就烟雾缭绕。据保罗·霍夫曼回忆，他们第一个讨论到的人是塔夫脱，但他被否决了。他们想找一个年轻人，最好是西部的人。直到可能的候选人一个接一个地被讨论又被否决后，杜威才开口道：“我提名尼克松，他是一个合适的人选。”尼克松符合所有的条件。他39岁，在保守派中颇受欢迎，是个坚定的竞选者，并且从未被指控为危险分子。简短讨论之后，每个人都同意该提议。布劳内尔打电话给艾森豪威尔，并让接线员去找尼克松。那位参议员将车借给《旧金山纪事报》的厄尔·贝伦斯后，就同默里·乔蒂纳一起离开了，没人知道他们去哪里。尼克松是那些最晚知道自己被选进会议的人中的一个。当他打电话给惠蒂尔的嫂子时，她已经从电视上得知这一消息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位年轻的参议员作为副总统候选人是最佳选择，艾森豪威尔缺少的一切，他都具备。艾森豪威尔喜爱交际，在折中解决问题方面具有天赋，在任何社交场合都能左右逢源。尼克松是个完美主义者，天性害羞、沉默寡言、性格内向，连鸡尾酒会都受不了。尼克松缺乏幽默感但真挚热情，不合群，以穿衣最快为豪——穿上正式服装只要8分钟，便装只需两分半钟。在他衣内的口袋里，通常放着一张清单，记录着日程安排。艾克则让别人带着清单，要不然他们是做什么的呢？艾克与人过分亲近，尼克松则较为沉默。在经济和政治道德方面，将军是个信奉正统基督教的人，而参议员则是相对论者、机会主义者和宿命论者。艾森豪威尔的优势在于吸引无党派人士的投票，而盖洛普追踪投票给尼克松者的记录，大部分是共和党的老一辈成员。

当然，尼克松拥有的还不止这些。20年后，在尼克松的一切经过细致分析后，其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引起了同胞们的好奇。也许在贫困的约巴林达度过童年是他的巨大动力。一份华盛顿的报纸曾把他描述为“镇上最年轻的国会议员”，而正是这种动力让他在仅仅5年之后，就在芝加哥获得如此声望。尼克松注重细节的眼光造成了希斯的致命伤，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他自己零星细节构成的行为模式。他那种销售经理的方式，对大多数人所谓的原则问题的漠不关心，狼吞虎咽地吃下松软干酪和番茄酱的样子，对精神病医生的深恶痛绝，总是需要穿防护衣——尼克松这数百个特点，每个都微不足道，却塑造出尼克松魅力无穷的形象。然而，当他进入共和党的竞选名单时，他只不过是作为一个不重要的政客，只在某种程度上为艾森豪威尔的吸引力起到增加或减少的作用。看起来，共和党大有理由相信他会添姿加彩。尼克松促使希斯获罪，这一点令人肃然起敬。正如民主党人所说，将他视作没有胡须的麦卡锡，并靠打败他的对手海伦·加哈根·道格拉斯获得参议员的席位，还不仅如此。没错，道格拉斯夫人受到了伤害，但是最深的伤害却来自她的民主党同胞。一个保守的民主党人首先称她为共产党的候选人，使她在首场胜利中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并且在共和党选出其被提名人之前就注定了她的失败。

尼克松是胡佛之后竞选国家职位的第一个加利福尼亚州人，该州的共和党十分愿意用实际证据来显示他们对尼克松的信任。有人询问该怎样做时，乔蒂纳和伯纳德·布伦南回答，最好的证明就是钞票。一个精力充沛的竞选者需要大量的资金。募捐的设备已经准备好了。两年前，尼克松和他的成员就已经建立了一条募捐渠道。他的朋友和仰慕者为他保管着1.8万美元的应急费用，现在这笔钱被送到了募捐处。

在共和党离开，民主党还未到来的那个星期，芝加哥异常平静，如同飓风眼。酒店靠开大会赢利，市内的酒店主人还在大会间隙安排了几次小会。在艾克曾经走过，不久后艾德莱即将到达的通道上，暂时挤满了安全驾驶指导员、保险推销员和普瑞纳销售团队。奇怪的是，人们关于塔夫脱的记忆比那位打败他的将军的记忆还要清晰。在这位俄亥俄州的参议员到其父亲位于魁北克默里湾的避暑胜地度假的几天后，人们的脑海里还憧憬着他会继父亲之后，为了进入白宫最后一搏的情景。

1952年的仲夏时节，被打败的塔夫脱派保守分子是否仍然会忠于共和党尚不确定。麦考密克上校的《芝加哥论坛报》称，艾森豪威尔是华尔街、欧洲、哈里·杜鲁门、汤姆·杜威的候选人。《芝加哥太阳报》的记者问麦考密克，共和党在11月大选中的胜算有多大，他回答说：“几乎为零”。《芝加哥论坛报》一位尖锐的社评家将纽约州州长描述为“现今共和党内最不受欢迎之人”；威斯康星州拉辛县的一位读者写道，虽然他自1916年开始为共和党投票，但是“我不会投给艾森豪威尔和杜威。呸，可恶的艾森豪威尔，可恶的杜威”。显然，共和党内出现了严重的分裂。

显而易见，许多问题还得视被称为“第二次贝蒂·弗内斯秀”的结果而定。自4月16日史蒂文森州长放弃竞选以来，民主党的希望就飘忽不定了。在去沃尔多夫筹款宴会的途中（他觉得自己出现在那里可能会引起误解），他再次坚定地表达了竞选伊利诺伊州州长的决定：“这个夏天，我不会再接受其他任何职位的提名。”事情似乎就这样定了。《纽约时报》评论说：“看起来，史蒂文森有效地关上了提名的大门。”

如果选择在其他州开大会，他也许会一直把门关上，但作为州长，他不得不欢迎代表们的到来。那些知道他擅长演讲的人相信，只要他开口，代表们就会为他所倾倒，而他的仰慕者则在希尔顿酒店15层成立了史蒂文森竞选总统委员会总部。与其他前哨基地不同，这个总部没有与他本人联系过，不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州长仍然在尽一切努力关上大门。应他的要求，朋友们勉强答应不会提名他。7月20日星期日，大会开幕的前一天，他请求伊利诺伊州代表团秘密开会，不要参加提名他的活动。门外的记者躺在地上，把耳朵贴在门底下的缝隙处，听到州长对于总统职位的看法：“无论从性情、精神还是身体上，我都不认为自己会适合这个职位。因此，我请求你们尊重我的意愿，不要提名我，万一我被提名了，也不要为我投票。”

历史上竞选成功的人从未说过那样的话，但第二天有两件事开始和他做对。第一件事是，阿尔本·巴克利邀请16名工会主席吃早餐，以获得支持。史蒂文森不同意竞选，副总统也有权要求总统和工会主席支持他。杜鲁门在回忆录中写道，巴克利会成为民主党的选择，但他们并没有选择他，因此他就被排除在竞选之外了。第二件事是，州长的致辞不出所料地鼓动人心。他说：“朋友们，今天在伊利诺伊州和中西部广阔的土地上，我们从任何方向，都可以看得很远……我们的想法和愿望不会受到阻碍，我们不需要那样的东西。我们不需要思想或精神上的枷锁，不需要僵硬的思维模式，也不需要人云亦云。我们只需要信仰和信念，那就是自由公正的竞选取得胜利。”

他回顾了20年前罗斯福在芝加哥首次被提名总统的岁月，并动情地讲述了昔日引以为豪的成就。他调皮地眨眨眼，继续说道：“但我们的共和党朋友们却说那些都是极其惨烈的失败。几乎整整一星期，他们的大言不惭席卷了这片土地，只为了找到一个想法，而他们找到的唯一想法是，20年来的进步不过是由施政不当、贪污腐败、管理不善、挥霍浪费以及糟糕透顶导致的。他们紧紧抓住那个想法不放，在会议厅大肆散播，在整整一星期里甚嚣尘上。”确实：“在听到我们对于施政不当的没完没了的骂声后，我惊奇的是第二天早上的邮件仍准时送达……但我们民主党人并不是这里唯一的受害者。他们先在内部相互厮杀，然后再来伤害我们。他们用同样的字眼描述两件事，这真是十分方便。也许这就是大屠杀发生在屠宰场附近的原因吧。”

此时，艾森豪威尔在科罗拉多州的一间钓鱼小屋观看电视，忧心忡忡。同时，民主党代表士气大振。安妮·奥黑尔·麦考密克在第二天一早的《纽约时报》上写道：“一天之内，所有迷惑杂乱的目光都集中在矮小的艾德莱·史蒂文森州长的身上。他是大会唯一也是自然而然产生的选择。只有总统的行动才能改变现状，但人们普遍认为即使现在行动，也为时已晚。”

星期四下午晚些时候，印第安纳州州长亨利·施里克走上讲台，说道：“92年前，国家从伊利诺伊州的大草原上召唤了最伟大的伊利诺伊州公民——亚伯拉罕·林肯。当时的林肯也并非自愿，但他所处的时代不允许他说不。现在我把不允许拒绝的人带到你们面前，他就是伊利诺伊州的艾德莱·史蒂文森。”

15分钟前，施里克走上台时，史蒂文森就只能听天由命了。他打电话到白宫，询问如果提名史蒂文森，总统会不会感到尴尬。杜鲁门说：“我从1月起就在做你说的事，为什么会感到尴尬呢？”

进行投票时，史蒂文森坐在位于北阿斯特街1416号麦考密克·布莱尔父亲家二楼的卧室里，在一本黄色的、划有格线的小本子上写下总统提名的演讲稿。基福弗在头两轮的投票中胜出，在第三轮后，史蒂文森还差两票半才能获得多数票。接着，犹他州将其12票改投史蒂文森。7月26日星期六早晨，这位不愿意参选的州长成为民主党1952年的总统候选人。

史蒂文森刚当上候选人就遭遇了不祥之兆。风琴一遍遍地低声演奏着竞选歌曲《不要让他们夺走它》，赤裸裸地呼吁大众的贪念。接着，杜鲁门又将他介绍给代表们认识。4年前，总统在竞选中反败为胜。然而从那之后，他的政治威望却开始下降。当他大喊“你们提名了胜利者，我会尽我所能不惜一切代价帮助他获胜”时，史蒂文森的笑容显得苍白无力起来。对于7 000万电视观众来说，这一场景让他们想起了杜鲁门最不吸引人的一面——他喜欢搞彭德格斯特式的政治。这个新人似乎也是彭德格斯特的门徒，而不久之后，他又给自己获胜的机会一记重拳。他通常说话十分得体，而此时却说：“我曾向仁慈的教父祈祷，教父啊，请把这个杯子拿走。但我不能因为害怕、自私或虚伪的谦让而不去担当这份令人敬畏的职责。因此，如果杯子不被拿走，我只好喝了它。”

对于虔诚的基督徒，重复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就是亵渎神明。艾克关掉电视，对钓鱼的伙伴说：“伙计们，听完他说的话，我认为他才是最大的骗子。”

他错过了一次卓越的演讲。史蒂文森说，大会的记忆逐渐褪去时，留下的是：“在国内饱受不和、争吵和物质主义可怕的憔悴的幽灵的折磨，在国外遭到冷酷无情、不可理喻、敌对势力夹击的历史时刻，应该看到残酷的现实赋予的责任感。20世纪严峻的考验——基督教最血腥、最混乱的时代，远不止如此。牺牲、忍耐、理解以及无法取代的目标也许是我们多年后才能遇到的命运。让我们面对它，让我们对美国人民讲讲道理。让我们告诉他们真相，没有痛苦就没有收获。我们正处在做出重大决定的前夕，这个决定并不容易，正如你在遭受攻击时奋起反抗，但是只有持久、耐心、代价高昂的战斗，才能保证战胜人类最大的敌人——战争、贫穷、暴政，以及对人类尊严的侵犯，那是每个人最可悲的后果……”

史蒂文森说：“我们输了竞选，总好过误导人民，总好过对人民管理不当。”

史蒂文森与其副总统候选人，来自亚拉巴马州的约翰·斯帕克曼上台亮相后，便启程前往斯普林菲尔德。在那里他决定断绝与杜鲁门的联系，塑造自己的形象。他将竞选总部设在那里，既不是华盛顿，也不是纽约。杜鲁门派的国家委员会主席弗兰克·麦金尼的职位，将由一位芝加哥的律师同时也是史蒂文森的朋友斯蒂芬·米切尔取代。

在表明其政治独立性时，他走得有点儿远了。正如他告诉俄勒冈州的记者，如果他当选，清理“华盛顿的混乱”将是他主要的施政目标之一。杜鲁门在其回忆录中冷冷地写道：“史蒂文森是如何既希望能说服美国人投票给民主党使其继续执政，同时又否认与民主党权威有联系的，我并不知道。”

事实上，政治遗留问题对两位候选人没有任何意义。艾森豪威尔和史蒂文森都十分强势，十分聪明，不会成为任何人的陪衬。尽管如此，在大选前夕，他们的表现非常不同。约翰·梅森·布朗指出，艾克表达的笑容挂在嘴角，而史蒂文森的笑容则藏在眼中。将军向群众招手时，会伸直胳膊，演讲时经常用到“我得知”或者“某人告知我”；州长则会说“我想到”、“某事让我想起”，他的手势不大，双肘总是靠向自己。州长担忧国家沾沾自喜的物质主义以及“精神上的失业现状”，而艾森豪威尔会因那样的话感到窘迫，甚至“现状”一词也会令他烦扰，如果他在演讲中不得不说到这个词，便会紧接着道歉：“当然，我可不是一个有文化教养的候选人。”物质繁荣并没有使他不安，他认为这是一种恩赐，作为美国人，他以此为豪。

艾森豪威尔的对手是个天生的演讲者，而他不是。他需要时间找到竞选的自然规律——实际上需要很多时间，这使他的一些助手对找出规律失去了信心。结束钓鱼旅行后，他说：“如今，美国最大的问题是要走上中间那条又直又窄的道路。”一开始，这就不是吸引人的句子，而当他在第二天、第三天再次重复这句话时，记者们就开始谈论跨过三八线的老论调了。他吸引了大批群众，但9月6日，理查德·罗维尔报道：“到场听他请求帮助把民主党赶下台的听众却不多。”

第一个月，唯一让共和党看见曙光的是他们在报纸上的支持。仅有201份报纸支持史蒂文森，其每日读者为440万。相比之下，有993份报纸支持艾森豪威尔，读者为4 004万。但即使在报纸上，新闻专栏也通过刊登民主党候选人的讲话，来破坏支持艾克的社论。州长对时机的把握是卓越的。借着艾克做出让步，表示会保留部分民主党的政策，州长便说起诸多政绩的支持，“如果……将军可以走开并多留点儿空间给我”。他指责道，自20世纪初，共和党人就少有新颖的理念，“至于他们的讲台，没有人能站在大堆的鳝鱼上”。9月12日，他结束长达6 500英里的西部旅行，听说塔夫脱带着一份保守的宣言前往将军纽约的家中，并且在两小时的会面后，艾森豪威尔同意了宣言上的每一项内容。史蒂文森称之为“晨边高地的投降”。他说：“塔夫脱丢掉了选举，却赢得了候选人。”当极度烦恼的艾克表示总统职位绝非儿戏时，州长再次抨击道：“我的对手担心我的尺骨端，而我则担忧他的脊梁骨。”

电视评论员约翰·克罗斯比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写道：“对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来说，史蒂文森州长是一个电视中从未见过的人物，现在这一点相当清楚。他树立了一个榜样，让之后的候选人无法效仿，而就算他本人想要保持这一状态也十分困难。”在沮丧的共和党人眼中，这次竞选像是1948年竞选的重演，只不过是另一个人领先而已。6个星期后，支持艾森豪威尔的斯克里普斯 – 霍华德报系在其所有的19家报纸的头版刊登了一篇绝望的社论，写着：“艾克的竞选像一条干涸的小溪，因为他没有用尽全力。”艾森豪威尔说他不知道马歇尔将军是否做错了。社论继续道：“如果艾克不知道，他就应该找出真相，这是竞选中的一个大问题。问问在朝鲜的任何一个士兵的母亲、父亲、妻子吧。”结尾处：“我们依然紧守这个希望……他会狠狠打击对手。但如果他不能，最好还是自动认输吧。”

那是竞选中的一个转折点。它导致此次竞选的整体水平下降，令人遗憾。但它也坚定了艾森豪威尔的决心，让他成为斗志更加昂扬的竞争选手。站在共和党的立场上看，这是个不错的转变。差不多同一时间，史蒂文森的幽默则开始引起抨击。路易斯·克罗嫩伯格说，在重大问题上，美国人“害怕幽默并反对幽默”。一些选民开始表示将军是对的，为进白宫而做的斗争可不是开玩笑。9月还发生了另一件令人吃惊的事，人们意识到民主党候选人的才智也许并不是有利条件，以至于有些选民都开始质疑他了。反智主义历来是美国国民性格的一部分，伴着希斯的下台和麦卡锡的荣升，政治上对反智主义那轻蔑语言的应用也有了显著增加——“留长发者”、“不切实际的改良家”、“高级知识分子”、“饱学之士”、“软心肠”。1952年的竞选运动产生了另一种庸俗的口号，这种风气在之后的5年依然盛行。

该口号的提出者是约翰·奥尔索普，他是两名专栏作家的弟弟、一家保险公司的总经理，以及康涅狄格州共和党演讲者办事处主管。9月中旬，斯图尔特·奥尔索普打电话询问约翰事情进展如何，约翰说一切顺利。在新英格兰地区，这一年似乎是共和党重要的一年。约翰反问斯图尔特其他地方的情况如何，斯图尔特说观察到曾拥护艾森豪威尔、反对塔夫脱的大部分知识界的名人，现在都转而支持史蒂文森了。约翰思考了片刻，依他后来的解释，他当时在想：“史蒂文森吸引的，而且是强烈吸引的是人们的思想；艾森豪威尔，作为一个男子汉和名人，要更强有力地吸引更多人的情感。”他的哥哥在等着他的回复，而他的脑海里浮现出典型的政治知识分子的面貌——一个光滑、没什么特点、傲慢、圆滚滚的脑袋，之后约翰便说：“当然，所有的鸡蛋头[5]都支持史蒂文森，但能有多少鸡蛋头呢？”

斯图尔特将这番话写进了他的专栏。奥尔索普兄弟都不认为这句话表达出蔑视，但很快他们就无法控制局面了。这句话满足了一种需求，一夜之间就成了全美国嘲讽人的话。路易斯·布罗姆菲尔德，一个反智主义的知识分子，就是抓住这句话不放的人之一。他不了解这句话的出处，便写道：“这似乎是在人民中间自发产生的。”对他来说，这句话代表“一个自负的知识分子，通常是教授或教授的门生”，他们“表面上可以解决任何问题”，还“女里女气”、“高傲自大”、“过分自负”，而且是“中欧社会主义的拥护者”，“不自然的道学先生”，是啊，还是个“软心肠”。布罗姆菲尔德预言，如果史蒂文森当选，“鸡蛋头就会回来掌权，我们又会走上混乱的经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欺骗和精神错乱的歧路”。

突然间，竞选变成了一场难分难解的恶战。两党的党员都自降身段，粗暴的谩骂、含沙射影、荒唐的夸大其词漫天飞舞——所有过分的行为都有失体统，但这是竞选中难以避免的。那之后，人们对自己说过了什么感到迷惑，但在冲突和混乱高涨的情况下，这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有些人忘了是谁在竞选。杜鲁门的所作所为就像是他在竞选，而亨利·卢斯似乎也赞成他的做法。竞选活动一直到达太平洋西北岸，又回到中西部。总统花了两星期的时间质疑艾森豪威尔的才智和性格。《纽约时报》的安东尼·莱维罗说，杜鲁门与将军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政治冲突”，阿瑟·克罗克将此次旅行描述为“对艾森豪威尔将军正直品格的一次持续攻击，对于一个像杜鲁门总统这样地位的人是前所未有的”。人们可以在《纽约时报》和《生活》杂志上读到所有这些文章，却不能找到多少关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线索。《生活》杂志有一期特意刊登了总统和将军的照片，但没有一张是史蒂文森州长的。

艾克本人与此事无关。总体来说，他和史蒂文森的竞选一样无可挑剔，而且他的演讲也没有任何纰漏。毫无疑问，他后来希望能改变里面的一些措辞。（9月3日，他在小石城说：“感谢上帝，幸亏有最高法院。”）而其他的都是天真的，最令人难忘的是他关于鸡蛋的演讲。他将鸡蛋高高举起，愤怒地表示，这个小小的农产品要向政府缴纳上百种税，而政府自己则没有任何贡献。（正如塔夫脱所说，将军不太懂农业政策。）然而，这谈不上是煽动，甚至不浮夸。艾米特·约翰·休斯在艾克的重要演讲发表之前，用一只蓝色铅笔认真检查内容，勾出有关内政的词（如“改革运动”），和外交政策的词（如“解放”）。剩下内容的大部分都是艾森豪威尔实实在在的愤怒。他列举的事实并非总是正确的，但像其听众一样，他知道美国有些事已经误入歧途，这让他怒火中烧。

如今，人民与他站在一起。“我们喜欢艾克”的呼声更像是赞美的颂歌，而非政治口号。约翰·奥尔索普指出，史蒂文森是试图说服人民，而艾森豪威尔则是要感动他们。艾克成功了。詹姆斯·赖斯顿写道：“大众喜欢他对腐败的愤怒骂声，喜欢他关于美国的一些评论。”后来，马奎斯·蔡尔兹写道，艾克代表“力量、胜利和坚定不移的信心。千千万万群众乐意接受他的信仰、他的面貌、他的微笑、他美国男人的形象以及他的家庭生活的美德”。

卡尔·蒙特为共和党的胜利制订了一个方案，大谈朝鲜战争、犯罪行为、社会主义和贪污腐败等问题，但这远不及艾森豪威尔的水平。共和党中有许多蒙特式的人物，艾克成为共和党的候选人后，便接受了这些方案。如果他立刻与他们断绝关系，反对他们的批评家们一定会很满意，但那不是他的作风。（再说句公平话，这也不是罗斯福对待弗兰克·黑格或史蒂文森对待帕特·麦卡伦的作风。）我们了解将军对共和党极端保守派的看法。在印第安纳波利斯，詹纳试图在公共讲台上拥抱艾森豪威尔时，艾森豪威尔后退了一步。后来他对休斯说：“如果那个人碰我，我会觉得很肮脏。”10月3日，在威斯康星州的格林湾，当摄影师要求他与麦卡锡一同拍照时，他拒绝了，并告诉一名听众：“我和麦卡锡参议员的不同之处我们都心知肚明，并且已经就其讨论过了。”

麦卡锡怒气冲冲地走开了，但此事不久后就被忘了，因为那天的晚些时候，艾克在密尔沃基并没有公开与麦卡锡决裂。艾克在准备密尔沃基的演讲时，感到一种好战的情绪，便对休斯说：“听着，我们可否利用这个场合让我表达对马歇尔的敬意——就在麦卡锡的地盘上？”事情就这样决定了，于是向马歇尔表达敬意的话便被加入提前发给记者的演讲稿中。那时，州长沃尔特·科勒刚在皮奥里亚登上火车。他让亚当斯和艾森豪威尔的军事副官威尔顿·杰瑞·珀森斯将军相信，那段赞美的话会分裂该州共和党的力量。当他们找到艾克时，他说：“你们是想让我拿掉关于马歇尔将军的发言吗？”亚当斯说：“是的，将军。”艾克说：“好吧，拿掉吧。几星期前，我在科罗拉多州已经全面地谈论过那个问题了。”

话虽如此，但艾克并没有全面地谈论过。在科罗拉多州向老上级致敬并不等同于在威斯康星州打击麦卡锡。他第一个看出来，密尔沃基是一个打击对手又不失体面的好地方，但他放弃了，而报纸让全美国上下知道了其中的原因。将军先大胆表明立场，然后又改变主意，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他曾说过会留在巴黎，然后便请辞；他也说过不会去芝加哥，但他还是去了。在他的政治生涯中，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毛病，不但给他的对手留下一种软弱的印象，还让他的下属气愤不已，但这并不表示他害怕麦卡锡（随后他会证明他不害怕）或者他自己愿意用卑鄙的手段来竞争。

一些民主党人说他就是那样，无法避免。任何牵扯到麦卡锡的竞选都会成为肮脏的场合。麦卡锡本人则努力做到这一点。现在还无法判断他对11月大选结果的影响。麦卡锡得到了相信他或者认为艾森豪威尔进白宫会比史蒂文森对他们有好处的人的票，而其他不满他手段的人则转入民主党的阵营。竞选结果难以确定。4名民主党参议员同他对阵，其中的泰丁斯也败下阵来。同时，在民意测验中，他的得票也不多。艾森豪威尔以979 744票比622 175票赢得威斯康星州，而麦卡锡以870 444票比731 402票获胜，不仅比将军的票少，还是获胜的州候选人中得票最少的。

但他仍是一股力量。麦卡锡最令人瞠目的表现，是在电视上试图给史蒂文森加上共产主义分子的标签。“阿尔杰，”他说道，然后傻笑着纠正自己，“我指的是艾德莱。”在政治上虽然没有人像麦卡锡堕落得那么彻底，但是大部分人还是不同程度地堕落了。要当选就得说民主党是卖国贼，要么真的必须这样做才行，要么只是共和党认为必须这样做。甚至在格林湾，艾森豪威尔与麦卡锡划清界限时，他觉得还是有必要说：“我想说清楚一点。他和我的目标都是整顿政府的无能、贪污腐败，最重要的是清理颠覆国家和对国家不忠之人。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一致的。因此，我们的分歧与我们最终追求的结果毫不相干。这些分歧只在于方法。”

他的竞选伙伴则更为直接。尼克松反复强调，如果民主党在11月的大选中获胜，就会出现“更多希斯、更多原子能间谍以及更多危机”。他仍在抨击身在监狱的希斯。10月13日，他通过电视从纽约向全国发表重要讲话，再次提到民主党候选人在审判时的证词。他宣称苏联已从“希斯和其圈子中的其他人”手里得到上百份秘密文件，这就意味着“美国小伙子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并且可能会因间谍集团的活动而丢掉生命”，接着又补充道：“史蒂文森先生是阿尔杰·希斯的品德见证人，或者应该说是他名声、好名声的见证人。他证明希斯在正直、忠诚方面的名声是好的……这个证词是在所有这些事实之后做出的。希斯扒开钱伯斯的嘴看看他是不是认识他的对峙，从南瓜中拿出文件，当所有这些事实公之于众后，史蒂文森先生仍然自愿为其做证。”

民主党发言人则指责，当艾森豪威尔为11月的竞选走正道时，他的竞选伙伴却在走歪门邪道。事情就是如此，尽管没有人刻意安排。他们就是两个不同的人。艾克小心谨慎，即使身为一名将军，也并不热爱战斗，这也是他的部分魅力所在。他不愿与史蒂文森竞争，就像不愿与麦卡锡竞争一样。相比之下，尼克松则好勇斗狠，是个手持刀具、有着致命攻击力的街头斗殴者。如果那个秋天他伤害了一些好人，那么必须公平地说，有些民主党人也是带刀伤人的。

《纽约邮报》的头版标题赫然写着：“尼克松秘密经费！”第二页写着两行标语：

富豪们的秘密基金

让尼克松过着与薪水不符的生活

里奥·卡切尔报道

洛杉矶——专门为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尼克松募集竞选经费的“百万富翁俱乐部”，今日被揭露……

卡切尔是好莱坞电影编剧，成功地歪曲了大部分事实，包括经费的数量以及其合法性。这个特殊的银行账户在书面上和精神上都是合法的，公众人物很少有足够的钱来履行他们的责任。有些人把自己妻子的名字放在政府工资单上，或接受高昂的法律手续费，或在100美元一位的宴会上讲演。史蒂文森也设立了基金，以支持放弃高薪职业为伊利诺伊州服务的人。其他商人为其捐赠经费，就像史蒂文森说的，“不存在负面影响的问题，因为捐赠者与受益人之间没有任何联系”。

尼克松的经费里，两者也没有联系。其每年每笔捐款不超过500美元，全部寄给帕萨迪纳的律师达纳·史密斯，他是基金委托人和经理。两年多来，76位捐款人平均每人捐赠240美元。18 235美元用于支付演讲的录音、车旅费、邮资以及寄给竞选活动前工作人员的圣诞卡片，所有账目清楚无疑。尼克松和他的妻子并没有得到一分一毫。另外，这从来就不是“秘密”。一开始，账户和史密斯的管理就为公众所知。某种程度上，尼克松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在宣传反共产主义的活动中，他操纵微不足道、不相关联的事已游刃有余。钱伯斯嘴里或南瓜里有什么，都与希斯的名声没什么关系。事实上，一个间谍的名声越没有瑕疵，对他就越不利，因为这就说明他一直在利用别人的信任。这就是希斯的叛国罪行如此震惊国人的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说，史蒂文森证明希斯值得人们信赖，使他的量刑更重。但尼克松顾左右而言他，他推断说：“希斯是个间谍，史蒂文森认识他，因此史蒂文森也有嫌疑。”而诽谤他的话是：“某些政客收受贿赂。尼克松收到了钱，因此他贪污腐败。”《纽约邮报》控诉他所造成的影响，由于他本人在竞选中假装高尚而被扩大了。他对《纽约邮报》 的第一反应是与其性格相符的。载有尼克松的火车即将离开萨克拉门托时，一个人大声质疑：“告诉我们那1.6万美元的去向！”他大喊：“停车！”车停下了，他对群众说的不是合理的事实，而是乱七八糟的事。他说：“你们知道，我正在为美国调查共产主义分子。自从我接受这份工作，共产主义分子和‘左’翼分子就以他们能想到的各种手段抹黑我，以此打击我。甚至当我接受副总统候选人提名时，我也想让大家知道——今天是我第一次向大家透露，有人威胁我，如果我继续抨击政府内部的共产主义分子和伪君子，他们就会尽全力毁掉我……”

但美国人可不会轻易转移注意力。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简称“产联”）指责尼克松已被获取资本收益的共和党人收买，他们“一眼便知他是不错的投资对象”。加利福尼亚州税务局宣布调查该基金。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寄给报社编辑有关刑法条款的信，内容是关于“国会成员收受贿赂”的。米切尔主席好奇，艾森豪威尔何时会“抛弃”他的竞选伙伴。米切尔的猜测对尼克松丝毫没有影响。而在事情水落石出前，史蒂文森也拒绝做任何判断。然而，艾森豪威尔的看法又是另一回事。如果一位领袖认为某件事可以令他反对自己的副总统候选人，结果必然会很混乱。将军没有表示他相信这些事，但也没说事情荒谬绝伦。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艾克那“展望”号火车上的沉默越来越令人难受了。

艾克得到的意见是相互矛盾的。塔夫脱支持该基金，胡佛发表声明：“如果华盛顿人人都有参议员尼克松那样高度的勇气、正直和爱国热情，这将会是个更美好的国家。”阿瑟·萨默菲尔德主席计算了一下如果艾克更换竞选伙伴，共和党会花多少印刷费，并表示那不可能。

将军本人也犹豫不决。他让布劳内尔召回身在夏威夷的诺兰，作为可能替代尼克松的人选；又委派保罗·霍夫曼监督对该基金的彻底调查。根据霍夫曼的命令，50名律师和会计开始夜以继日地查账。他们发现每一项都是清清楚楚的。此时，艾克火车上的记者们请求他发表评论。据报道，他说他信任尼克松的正直，并确信参议员会“将所有证据光明正大地摆在人民面前”，以示清白。这并不是副总统候选人期望的回答，因为这听来好像他必须证明自己的清白。那确实是将军心中所想，当他同报道旅程的记者一同喝啤酒时，被问道：“你认为尼克松的问题解决了吗？”他皱起眉头说：“一点儿也不。”他实在不了解尼克松，他只见过尼克松几次，他说他想得到有关参议员品行正直的证据——事实、数字、姓名、日期。他颇具技巧地说：“如果我们自己不能像猎狗的牙一样干净，我们为反对华盛顿的混乱状况进行的竞选又有何用呢？”

将军的评论传到了在俄勒冈州波特兰的尼克松那里。据《先驱论坛报》的厄尔·梅佐报道，如果当晚在那里举行投票，那么“艾森豪威尔将无法从尼克松成员中得到任何一票”。与心烦意乱的副总统候选人站在一边的是乔蒂纳和威廉·罗杰斯[6]。后来，罗杰斯说： “我们接到许多电话，大家都提出了建议。那天只有我们少数几个人知道事情一定会进展顺利。”

几乎同一时间，外界压力逐渐增大，必须通过广播或电视向民众解释。杜威建议尼克松尽快进行此事。尼克松同意了，但他认为有权先与艾森豪威尔通话。电话打到了“展望”号火车上。一番客套话之后，尼克松提出了杜威的建议，并说：“一切由你决定。”接着又说： “我希望你知道，无论是现在还是以后的任何时间，如果你希望我退出竞选，你可以确定的是，我会尊重你的决定。”艾克称，他认为这件事不该由自己做决定，尼克松便恼怒了。他因无中生有之事受到指责，他想为党的事业奉献自己。显然，这时领袖是可以帮忙的。于是，他干脆地告诉五星上将，要么做出决定，要么让位给别人。

两小时后，尼克松接到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和参众两院竞选委员会的通知，说他们会支付7.5万美元，让他在电视上向全美就竞选经费问题做出半小时的解释。巴腾、巴顿、德斯坦和奥斯本等共和党广告公司与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64个电视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194个广播电台以及共同广播电网的560个广播电台全部联系好了。他们问参议员何时能准备好——第二天晚上是个不错的选择，在《我爱露西》节目之后有个空隙。尼克松说，不可能那么快，他必须回到加利福尼亚州，整理好思路。但是他说可以在那之后的第二晚准备就绪，于是便定下在弥尔顿·伯利的节目之后进行直播。订好联合航空公司下一班飞往洛杉矶的机票后，尼克松便把自己关进了大使旅馆，开始做准备。

在途中，他从座位前抽出一叠航空公司的纪念明信片，在上面粗略地写下：

切克尔斯……

帕特的布外套——

林肯提到普通人的话（？）

后来他解释道，他想到家里的狗切克尔斯，是因为1944年罗斯福在竞选时曾巧妙地用了他的狗法拉。在俄勒冈州的尤金，一张海报上写着“尼克松没有貂皮大衣”，他想了想，确实如此，他的妻子的确没有貂皮大衣。有关林肯的那句话背景较为复杂。米切尔曾说过：“一个人如果不能胜任参议员，他就不应该谋求那个职位。”这是个十分愚蠢的评论。如果这句话有什么含义，那就是只有有钱人才能到华盛顿任职。林肯不是说过上帝爱普通人，因为他创造了那么多普通人吗？[7]在机场同迎接的群众打过招呼后（来的人数量少得令人失望），尼克松到了大使旅馆，他打电话给惠蒂尔学院的历史学老教授保罗·史密斯，让他核对引言。

同时，竞选中发生了一些不寻常的事，运动暂时停下了。群众都忘记了总统候选人，而把所有目光都聚集在了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身上。后来又说他身体健康，电视节目再次被打断。人们纷纷猜测他即将要讲什么，甚至连艾森豪威尔都开始对此感到好奇。亚当斯在他的指示下打电话给乔蒂纳，询问情况。乔蒂纳说他也毫无头绪。

亚当斯说：“哦，别啊，默里，你肯定知道，他有稿子，不是吗？”乔蒂纳说他没有演讲稿，于是亚当斯又问：“那报界呢？”

乔蒂纳回答说：“我们在酒店为他们装了电视机，而且我们也找了速记记者，将讲话一页一页记下来。”

亚当斯说：“听着，我们必须知道他要说什么。”

乔蒂纳说：“舍曼，如果你想知道他会说什么，跟我一样，坐在电视机前听着就好。”

确实如此，尼克松有个大致的演讲主题，但没有手稿，他也没决定好该怎样结束演讲。杜威建议他让选民写信给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这似乎是个好主意，但他们该写点什么呢？他也不知道。他知道，每小时压力都在增加，新闻评论也会继续抨击他。《洛杉矶每日新闻》 报道：“如果得不到民众的热情拥护……此次讲话就会被解读为由艾森豪威尔和他的下属早已做好的决定——只要候选人之一受到哪怕一点点儿怀疑，贪污腐败就不能成为竞选的议题。到时，尼克松可能会被要求退出竞选。”艾森豪威尔和他的下属没有做出这样的决定，尽管将军一直在关注此事。这似乎极为重要。将军对亚当斯说：“我只相信一件事，那就是如果尼克松退出竞选，我们就赢不了。”当晚，艾克唯一感兴趣的就是坐在电视机前看电视。那天他要在克利夫兰公共礼堂讲话，那之前，经理把他带到三楼的电视机前坐下。玛米和反尼克松基金的《先驱论坛报》的出版人威廉·鲁滨逊同他坐在一起，萨默菲尔德和吉姆·哈格蒂靠墙站着。

此时，尼克松准备离开大使旅馆，前往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设在好莱坞埃尔卡皮坦剧院的演播室。摄影师、电机师以及控制间的工作人员在那里排练了一整天。所有人都准备就绪，除了主角尼克松，他依然没有决定怎样结束讲话。他正与乔蒂纳和罗杰斯商议，讨论听众发表对他意见的最佳方法——写信给他，给艾森豪威尔或全国委员会。这时，电话响了。接线员说是一位叫查普曼的先生打来的长途电话。“查普曼”是杜威的暗号。尼克松对乔蒂纳说，告诉对方自己不方便接电话，但对方坚持请尼克松接电话。尼克松勉强拿起听筒。

杜威告诉他：“艾森豪威尔的全体高级顾问刚刚开了会。他们让我告诉你，建议你在讲话结尾时，向艾森豪威尔请辞。你知道，我跟他们的观点不同，但告诉你他们的决定是我的责任。”

尼克松震惊到无法说话，杜威快速地抖动话筒，说：“喂，听得见吗？”

尼克松问道：“艾森豪威尔想让我做什么？”杜威表示不知道，他并没有直接同将军通话。尼克松说：“现在告诉我这些建议已经有点儿晚了。”

杜威继续问：“我该怎么告诉他们你会如何做？”

尼克松爆发了：“告诉他们，我也不知道我会干出什么事，如果他们想知道的话，最好去听广播！ 告诉他们，我也懂得一点儿政治！”

洛杉矶下午6点，东部时间晚上9点——广播半小时后开始。尼克松刮了胡子、洗过澡、穿好衣服后，发现他气愤得连演讲内容都记不住了，只能拿着稿子讲话。在剧院，主持人带尼克松和帕特进入演播室，并问他接下来怎么做。尼克松说：“我毫无头绪，就让镜头对准我吧。”在讲话前三分钟，他一度不想说话。他对帕特说：“我简直不相信我能过这一关。”她说他当然可以，并且现在做任何事都太晚了。镜头已经放出他的名片了，并对准了他。尼克松说：“美国同胞们，今晚我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出现大家面前，也作为一个自身正直和诚实受到质疑的人出现在这里。”

尼克松讲述了基金的目的和用途。他说，这笔钱只用作竞选经费。他从未见过这笔钱，因此根据联邦法律，没必要纳税或申报。他继续说：“有人会说‘参议员可能造假啊，我们怎能相信你说的话——毕竟，你是否能拿了其中一些现金呢？会不会中饱私囊呢？’ 所以我将要做的是——顺便说一下，这在美国政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当着电视观众和广播听众的面，讲讲我的财务状况，我挣的全部钱财、我的所有开支以及我拥有的一切。”

他说了从青年时期到现在他所拥有的一切：

一辆1950年的奥兹莫比尔牌汽车；

加利福尼亚州一栋市值3 000美元的房子，由他的父母居住；

在华盛顿有一栋市值2万美元的房子；

4 000美元的人寿保险和一张美国大兵保险单；

没有股票、证券，没有其他财产。

他所欠的：

加利福尼亚州房子欠款1万美元；

华盛顿房子欠款2万美元；

华盛顿里格斯国家银行贷款4 500美元；

欠父母3 500美元；

欠人寿保险费500美元。

他说：“差不多就这些了。这就是我们拥有的和我们所欠的。虽然它们并不多，但我和帕特很满意，因为这里的一分一厘都是我们自己的，都是靠正当途径得来的。”

毫无疑问，到那时为止，他已赢得了听众的心。在同罗斯福所说的被遗忘的人连续5次较量后，共和党最终提名了一个受到千千万万人认同的候选人。尼克松小心翼翼地让自己作为普通人展示在大家面前。战争期间，他周围总围绕着“炸弹何时会掉下来”的声音，并且可能被授予一星或两星，但他并不以英雄自称。毕竟，此次演讲的关键在于详细讨论财务。这是关于钱的谈话，通过把所有的、曾经拥有的每一分钱都清清楚楚地公开，他讲述了听众熟知的问题——使用了两年的汽车、房贷、为数不多的人寿保险。显然，这个人知道该怎样担忧孩子矫正牙齿、翻修火炉或支付电视机尾款等问题。当然，他巧妙地说，像史蒂文森州长那样“继承父亲财产”的人竞选总统是很好的。但是“一个谦逊平凡的人”能参与竞选也同样好，因为他们都记得林肯曾说过的普通人……

民主党人诽谤他不免过于急切，而共和党人想要放弃他也未免过于惊慌，现在他为自己洗清了罪名。尼克松有着强大的前进动力，他不愿就此止步。这是给国民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的绝佳时机，他要像布莱恩做的“金十字架”演说和柯立芝处理警察罢工那样去做，他打算竭尽所能地利用它。

他告诉听众：“我还得说——帕特没有貂皮大衣。但她有一件令人尊敬的共和党的布外套。我总是告诉她，不论她穿什么都好看。”

“我还应该告诉你们一件事，因为我不说，他们也会说的。在提名之后，我们确实得到了一份礼物。得克萨斯州的一位男士从广播中听到帕特提起我们的两个孩子想要一条狗，无论你们信不信，在我们出发开始竞选之旅的前一天，我们从巴尔的摩的联合车站得到消息，说有我们的包裹。我们便去取了包裹，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箱子里是一只可爱的可卡犬，一路从得克萨斯州送来的——黑白相间，斑斑点点，我们6岁的女儿特里西娅为它取名为切克尔斯。你们也知道，我们的孩子像所有孩子一样喜欢小狗。我现在只想说，不管他们怎样说它，我们都会继续喂养它。”

他说，在全美联播的电视上讲话并不容易，会“使你的私生活暴露无遗，就像我一样”。他这样做，是因为美国正处于危险之中，而唯一能拯救美国的就是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你们会问，为什么我会觉得美国处于危险之中？看看那些记载。杜鲁门 – 艾奇逊执政的7年里，发生了什么？6亿人被丢给了共产党阵营。”）他的讲话就要到高潮了。但时钟告诉他，他的讲话有点儿慢了。

“我知道，你们好奇我到底是继续担任共和党的候选人还是请辞。我要说：我不认为我应该请辞，因为我不是半途而废之人，顺带说一句，帕特也不是半途而废的人。毕竟，她叫帕特里夏·赖安，出生在圣帕特里克节——你们知道爱尔兰人从不放弃。”[8]

他继续说，但决定由不得他来做。他已经决定（就在讲话这一刻），“通过电视广播”将所有事交由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处理。他将要请求听众帮助委员会做出决定：“无论觉得我该留下还是离开，请写信或者发电报给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不管他们的决定如何，我都将遵从。”

节目负责人悄悄走进演播室，用力做着手势，提示他时间不多了。尼克松似乎没看见他。他的目光呆滞，继续对着镜头说：“…… 让我最后说一句。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会继续战斗，继续到全国竞选，直到我们将那些伪君子以及维护他们的人赶出华盛顿为止。同胞们，请记住，艾森豪威尔是个伟大的人。同胞们，他是个伟大的人，投票给艾森豪威尔就是投票给美国的利益……”

讲演结束了。在卡利夫兰的艾森豪威尔转身对萨默菲尔德说： “阿瑟，你的7.5万美元肯定花值了。”

埃尔卡皮坦剧院里，尼克松正在对节目负责人说：“我很抱歉超时了，我搞砸了，对不起。”谢过技术人员，他收好笔记，整整齐齐地叠好——接着，突然发怒，将它们摔在地上。乔蒂纳兴高采烈地走进来，想要恭喜他，却无法安慰尼克松。他说：“这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失败，我没能按时结束发言。”在更衣室中，他背对朋友们，突然大哭起来。

后来，尼克松又一次回忆当时的情形。在他的《六次危机》一书中，他回忆当时因他的讲话而备受感动的摄影师眼中的泪水。在他的记忆中，化妆师对他说：“那一定把他们镇住了，以前从未有过这样的广播。”当时，祝福者的电话使演播室的电话总机响个不停，“演播室的每个人都同意广播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成功”。

不过那是后来的事。当时讲演结束之后，尼克松就被一个念头困扰着，他准备告诉听众最重要的一句话，也就是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地址时，镜头上的红灯闪了一下又熄灭了。他没把握好时间，使听众没有记下地址。他推断，没有地址，听众就不会有所回应，委员会则根本就不会收到信件。他走向门外停着的车时，一条大的爱尔兰长毛猎犬冲了上来，对他摆着尾巴。他忧郁地对帕特说：“不管怎样，我们在狗的世界大获成功了。”

在大使旅馆，他发现，事实上，这次电视广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刚走进门厅，欢呼声便响了起来。他接到达里尔·扎努克的电话，说“这是我听过的最棒的演讲”。在一小时内传来消息说，西部联合邮局挤满了全美各地的人。他的下属开始一点点儿搜集全美国反应的消息。据尼尔森统计，全美国有一半的电视用户收看了那次演讲。算上广播听众，总共有6 000万人，其中大约有100万打电话、发电报或写信了。从邮局寄来的小额捐款加起来有6万美元，差不多可支付广播费用。这是一次空前的个人胜利，虽然起初他没意识到胜利的程度，但那晚他收到了几乎每位共和党杰出成员的表扬信，只有一人例外。艾森豪威尔没有发来任何消息。

事实是艾克曾发过贺电，但他的电报在一大堆雪片般飞来的电报中遗失了，这个意外造成了尼克松和将军高级顾问之间无法弥补的伤痕。从克利夫兰最早传到大使旅馆的消息是，半小时的演讲对艾森豪威尔来讲是不够的，他需要面对面的对峙。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艾森豪威尔确实认为半小时太短了。为了面子，他认为他们应该在第二天晚上在惠灵市私下谈谈，然后不再理会经费之事。他以为尼克松早已从对电视演讲表示敬意的贺电中得知这一建议。尼克松在痛苦紧张中度过几日之后，得到的竟是这样的结果，他非常失望，于是怒气冲天。他大叫道：“他还要让我做什么？”接着让他的秘书露丝·玛丽·伍兹发电报给萨默菲尔德，称自己会在找到继任者之后辞去副总统候选人的职务。乔蒂纳在电报发出前就撕毁了它，而尼克松自己也再三思量，但两人一致决定最好对惠灵市的邀请置之不理。尼克松将在蒙大拿州米苏拉登上自己的竞选专车。一封违抗命令的电报传到艾克手中：“星期日到达华盛顿，乐意在你方便之时与你商谈。”

电报未到之前，萨默菲尔德打了一个电话。他问乔蒂纳：“默里，事情到底怎么样？”

乔蒂纳回答：“不太好。”

“你说得不太好，到底什么意思？”

“迪克刚刚给将军发了一封请辞的电报。”

“什么！天啊，默里，你把它撕了，对吧？”

“对，我撕了，但我不确定还会撕几次。”

“迪克准备飞往惠灵市见将军吧？”

“没有，我们今晚回米苏拉。”

“什么？我的天，默里，你应该说服他到惠灵市来。”

“阿瑟，我们信任你。如果你能从将军那里直接给我们个人保证，说将军赞同迪克留在候选人名单上，那样我还能说服他，否则我办不到。”

萨默菲尔德再次打电话前，尼克松一行人就离开前往蒙大拿州了，但身在克利夫兰的伯特·安德鲁斯打电话到机场找到了尼克松。安德鲁斯提醒尼克松，不要期望艾森豪威尔这位五星上将和党领导人会飞去见他。是忘记基金问题的时候了，报社评论员也转变了态度。《先驱论坛报》评论：“真相大白了。[9]”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已经投票，以107票比31票决定候选人名单保持原样。为了强调这一点，在蒙大拿州的尼克松终于收到了艾克的消息：“你的表现十分出众……我个人的决定以我个人的结论为准。如果你能立刻飞来见我，我将不胜感激。明天我将前往惠灵市。我对你的个人好感和敬意极其深厚，从未减少。”

尼克松在米苏拉象征性地出现几次，然后小睡两个小时，便启程前往西弗吉尼亚州。到达惠灵市，他还未下飞机，正帮帕特穿上共和党的布外套。这时，一个身影离开下面的人群，走上舷梯，他是艾森豪威尔。尼克松惊讶地脱口而出：“将军，你怎么在这儿？你不应该到这儿来接我们。”艾克用手臂搂住竞选伙伴的肩膀，说：“为什么不能？你是我的小伙子。”当他们在候机室摆好姿势拍照时，尼克松的眼睛开始湿润了。

他现在有大批的同情者。祝福者们给切克尔斯寄来了各种各样的项圈、手工编织的狗用毛毯、一个狗窝和一年的狗粮。这只小小的可卡犬成了全美最有名气的宠物。甚至那些批评那次演讲的人都用它作为标准，衡量尼克松以后的演讲。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的《广告者》 评论：“这个令人反胃的无聊的家伙竟变成了有可能成为美国总统的人。”然后，该报的评论家发现他有值得称赞之处，便加了一句赞美之语：“我们发现之前的想法正在土崩瓦解……新的尼克松让我们欢欣鼓舞。”

10月16日，艾森豪威尔在底特律艾尔弗雷德·史密斯纪念基金会慈善晚宴上发表了其两次最重要的演讲的第一个。他对外交政策处理的政治家风范，使一直支持史蒂文森的《纽约时报》转而支持他。10月24日，他在底特律发表第二次重要演讲，承诺一旦当选，“就会去朝鲜”。杜鲁门将这一承诺看作噱头，史蒂文森跟着开玩笑说：“如果当选，我将去白宫。”这使他的追随者们听了大笑，但艾森豪威尔的承诺深深打动了群众。战争仍然是美国最为头疼的问题。人们认为，随着美国最伟大的战争英雄到前线视察，事情发展肯定会有所改变。美联社记者杰克·贝尔随后写道：“实际上，竞选在那天晚上已经结束。”

但双方的相互责骂与控诉一直到竞选结束。11月的第一个周末，谣言四起：史蒂文森是同性恋，玛米酗酒，“艾德莱”是犹太人的名字，艾克已经死了但他的下属否认这一事实。自从1936年罗斯福与兰登大混战后，这次竞选已成为最丑陋的一次。11月2日星期日，一辆贴有史蒂文森海报的汽车被从宾夕法尼亚州收费高速公路挤下去，司机被打得不省人事。在密苏里州的乔普林，一个叫雷蒙德·尼克松的与参议员毫无关系的人，接到三次恐吓电话。新奥尔良警察局报告发生了11起暴力事件，都与政治问题有关。舍曼和雷切尔·亚当斯在纽约度过选举日。当晚，辛克莱·威克斯问他们去了哪里，他们说去了布朗克斯动物园看野生动物。

辛克莱说：“与竞选比起来，差别还是很大的。”

“不是的，”雷切尔说，“没什么分别。”

选举当日，在伊利诺伊州利伯蒂维尔，史蒂文森参观了一所学校，那里也是投票地点。他说：“小家伙们，我想问问你们，有谁想和我一样成为伊利诺伊州的州长，请举手。”几乎每个孩子都举手了。他说： “大家意见都差不多呢。现在，我想问所有州长，是否愿意成为你们这些孩子中的一个。”他举起了手。他精神状态极佳，自信满满。他的下属做了一个打赌箱，每人放5美元进去，在纸条上写下他们估计会得到的票数。他在自己那张纸条上写着预计会得到381票，完胜对手。其他人则不像他那么乐观，但也没人觉得他会被打败。

大选前一日，《纽约时报》头版标题写着：测验表明，选举结果变数很大。“无论是共和党的艾森豪威尔，还是民主党的史蒂文森州长，目前都不能肯定说会赢得大选。”这句话总结了《纽约时报》记者进行的7次全面调查。那些4年前预测错的人，现在小心谨慎了。民意测验谨慎地统计着还未投票的数量非同寻常之多的人数，并预测这些流动票将会平均投给两位候选人，但几乎所有票都投给了艾森豪威尔。民意测验者没有注意到或者忽略的是，这些中间派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新登记的选民。而以前漠不关心的投票者前来登记，通常都投反对票，这一次也不例外。这是1932年以来的首次大转变，全美都转向了共和党。

艾森豪威尔以33 936 234票对27 314 992票赢得大选。共和党评论员称此次胜利为对自由企业的认同，认为在就职当天，午时的钟声响起后，一个有效率的商人政府就会将彭德格斯特的政客赶出去。《芝加哥论坛报》检查新建郊区送来的调查，开玩笑说，从城市搬出去的人们受到新鲜空气的影响，他们的政治立场都改变了。原先住在邻近罗斯福和杜鲁门街道的大部分年轻夫妇搬到新郊区后，都转而支持艾克。获胜的候选人在长岛莱维敦获得66%的选票，在伊利诺伊州森林公园得到69.4%的选票。

史蒂文森并不能算失败。他获得的票数比历史上任何一位落选候选人的票数都多——事实上，比当选总统的人获得的票数也多，除了1936年罗斯福的得票和艾克此次的得票。尽管艾森豪威尔获得了531票中的442票，但他还是没有共和党前三位总统给人留下的印象深： 他的多数票低于11%，那三位则分别是28%（哈定）、30%（柯立芝）和18%（胡佛）。而且，虽然他以600万选票的优势获胜，但他在共和党的国会中仅得到一个多数。在新的众议院中，共和党多数派为10票，而参议院中仅为1票。

无论如何，1952年的选举同1932年的一样，是一场关键性的选举。民主党仍然是大党，在登记的选民中，两党比例为5∶3，但这没有多大意义：坚定的民主党——共和党称为“膝跳反射的自由派”，人数有所减少。“投给那个人，而不是那个党”，已成为一种时髦的说法，好像那些投票给罗斯福的人还做过别的事一样。无党派的选民已增加到超过全体选民的20%。国会中，控制权被牢牢掌握在共和党南部民主联盟手中。该联盟成立于15年前，目的是反对罗斯福的法院革新法案。其对立法革新的怀疑态度符合国民的新情绪——保守、满足，尤其是对离经叛道警惕性很强。

大选当日晚上，史蒂文森在斯普林菲尔德的地下办公室边处理伊利诺伊州的事务，边听着一台小小收音机中播放的得票结果。他写好了两份发言稿，一份是宣布胜出的稿子，另一份则是承认失败的。9点整，布莱尔走进办公室，他平静地问：“比尔，是哪份？a还是B？”布莱尔回答：“州长，恐怕是B。”史蒂文森说：“好吧。”

凌晨1点43分，史蒂文森走进利兰旅馆大厅。他高兴地向情绪低落的志愿者微笑，然后走到一排话筒旁说：“艾森豪威尔将军在战争中是一位伟大的指挥官。他在竞选中则是一位精力充沛、无惧无畏的对手。他的这些品质将引领我们走过今后的4年……”宣读完承认失败的电报后，他的眼光穿过人群，向外看去。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所有人都感到了这一点。“摇摆世代”的民主党人，在自己党掌管政府的这些年，已经长大成人。现在，随着改革时代的消逝，他们看不见前方的路。史蒂文森也看不见，但作为领袖，他想说另一番话。略微停顿后，他说：“我走在街上，有人问我有什么感受，这使我想起了一位同乡曾讲给我的故事——这个人是亚伯拉罕·林肯。他说过他就像个在黑暗中撞伤了脚趾的小孩子。他说他因为年纪不小，不能哭了，但又因为太痛了，也笑不出来。”

史蒂文森走了，上百万人发现，至少在那一晚，他们并没有因为长大了而忍住眼泪。在这个沮丧的时刻，他们第一次感受到共和党20年来身为在野党的孤寂——习惯了掌握权力如今却处于无能为力的境地的挫败感。

11月5日星期三，在白宫和利兰旅馆的民主党人都起得很晚。但艾森豪威尔将军很早就起来了，飞往奥古斯塔。那位总统当选人将高尔夫球放在球座上对准第一个洞口时，天刚亮起来，阳光灿烂。他的第一个球径直沿着平坦的球道上飞出约250码[10]。两位身体健硕的年轻人向他的有力一击表示祝贺。接着，他向在场的其他人介绍，那两位是美国特勤局的成员。

剪影：艾森豪威尔时期早期

[1] 五厘掮客：为他人谋取国家合同而从中获利5%的人。——编者注

[2] 1962年，肯尼迪总统赦免了康纳利；1965年，约翰逊总统赦免了考德尔。

[3] “二战”前夕，马丁曾在拒绝加强关岛和威克岛军事防御法案的斗争中获胜。他说，加强防御会激怒日本军阀。

[4] 尼克松发表第一次演讲时，这位州长在伊利诺伊州以外的地方默默无闻，而且国会记录将他的姓名误拼为“史蒂芬森”。

[5] 鸡蛋头：对书呆子、知识分子的戏称。——编者注

[6] 罗杰斯：于1969~1973年担任尼克松时期的国务卿。

[7] 实际上，林肯指的是“相貌普通的人”。

[8] 事实上，她生于1912年3月16日，圣帕特里克节的前一天。教名为西尔玛·凯瑟琳·赖安，她的父亲昵称她“帕特”，母亲是德国人。

[9] 当时也有人不同意，沃特·李普曼认为该反应是“利用了现代电子设备的夸大效应，纯粹是暴民法则”；《剧艺报》认为那次广播是“一次滑稽的表演…… 利用了那些爱看《不过是老实人比尔》和《星期日女朋友》这类容易感动的人的同情心和眼泪”。

[10] 1码≈ 0.914米。——编者注

第二十章 对通用汽车公司有益的

那年秋天，华盛顿等待着自罗斯福以来第一位共和党总统的指示。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都变了，紧跟时代的步伐——这么说吧，从防空洞转到了烧烤架。20世纪50年代初期，这十分容易。摇滚尚未出现，音像店也不是青少年的地盘，顾客仍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他们最喜欢的歌曲主题是爱，而不是欲望。他们慢慢地沉迷在那些柔和甜美的声线中，如马里奥·兰扎、朱莉·伦敦和托尼·贝内特。那时，美国退伍海兵哈里·贝拉方特的年收入已达75万美元。他的唱片《卡利普索》成为第一张销量过百万的黑胶唱片。那些循规蹈矩之人每月都会购买10万张米奇·米勒的唱片。米勒不仅是一位歌手，还是哥伦比亚唱片公司流行音乐部门的总监，这就意味着每卖出一张唱片，他都会赚两份钱。当时的音乐让人轻松舒适，让大家都忘了那是一笔大生意。米勒的同事佩里·科莫在星期六晚上的电视节目中说，他不介意为了生活回去剪头发，但电视机前的观众却无人发笑。

17年过去了，好彩牌香烟的歌曲仍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星期六晚上播放。为某种产品打广告，还没人认为是有害无益的。1952年，排名第一的歌曲是约翰尼·雷的《恸哭》，到1953年被帕西·费斯的《你的心在哪里》所取代。渐渐地，自动唱片机传来其他流行歌曲，如《葡萄牙的四月》、《烟雾弥漫的山顶》，薇拉·琳恩的《再见，亲爱的》、罗丝玛丽·克鲁尼的《请来我家》、特克斯·里特尔的《正午》。《正午》是第一首电影大片的主题曲，出自加里·库珀出演的同名电影。其曲调改编自“迪米特里·迪奥姆金的原创民谣”，由于整首歌朗朗上口，连艾森豪威尔将军都难以忘怀，哼唱了好几个月。在这些生动的艺术中，没有任何令人震惊或紧张的元素，也没有引起混乱。那是孕育的阶段，是喘息的机会，是放松重新调整的时刻。敏感的民主党人察觉到这一点了，史蒂文森说：“我同意现在是喘息的时刻，而自我调节已成为时代的精神。”艾奇逊则建议朋友“遵循自然规律，休养生息”。

杜鲁门政府和艾森豪威尔政府交接的空隙，在科罗拉多州普韦布洛，一位名叫莫雷·伯恩斯坦的商人兼业余心理学家准备对一位美丽动人的33岁女性弗吉尼亚·泰伊实施催眠，在心理学史上留下辉煌的一页。在被伯恩斯坦催眠前，弗吉尼亚还只是科罗拉多州的一名普通家庭主妇。在他的引导下，弗吉尼亚讲起柔和的爱尔兰语言，跳起吉格舞，确认自己是个爱尔兰妇女，名叫布里代·墨菲。在爱尔兰经过仔细调查，发现还真有这个人。她于1758年出生在科克，也埋葬在那里。接着发现，弗吉尼亚不仅以布里代的身份说话，还了解19世纪初科克的风土人情——那里的人民、地理和风俗。连续在《丹佛邮报》上露面后，她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伯恩斯坦关于她的书《探索布里代·墨菲》先后加印了8次。弗吉尼亚以布里代的身份说的话被刻成黑胶唱片，售出3万张，每张5.95美元。

尽管精神病学家震惊不已，但还是认为弗吉尼亚是把潜意识中的记忆片段交织在了一起。果不其然，在芝加哥，一个美国人发现一位本姓为墨菲的安东尼·科克尔夫人，弗吉尼亚在易受影响的童年时期曾住在她家对面。科克尔夫人来自科克，在孩子的请求下，她不断讲述自己年轻时在爱尔兰的生活，以及从母亲那里听来的故事。

电影院的收入持续走低。碧姬·芭铎在《上帝创造女人》一片中的表现引起轰动，这颇能说明20世纪50年代的情况。《时代周刊》 惊讶道：“碧姬躺在那里，有立体银幕那么大，屁股赤裸着朝上，就像审查员的眼珠。”于是，负责删剪电影片段的审核人员履行了他们的职责。这位法国最著名的演员只能在大城市的电影荧幕上出现，并且也不是总能见到，而普罗维登斯、沃思堡、孟菲斯和费城则彻底禁止播放她的电影。在艾森豪威尔获胜的那个月，电影院老板认为他们应该在立体电影上弄出点儿新花样。立体电影的制作者认为这是继有声电影后的又一发展。该类电影采用三维立体技术：观影时，你要戴上硬纸板外框的眼镜，然后就会觉得像坐过山车一样地飞速直下，以每小时150公里的速度飞驰，又或者眼睁睁地看着一支矛冲出银幕，直指自己的咽喉。1952年11月26日，第一部长篇立体电影《非洲历险记》在洛杉矶公映。其在一星期内的票房为9.5万美元，派拉蒙影业公司的一位经理嘲笑这种要戴眼镜看的电影的票房最终会十分惨淡，他说：“如果给观众放他们想看的东西，在他们的脖子上戴马桶都可以！”结果新鲜劲儿一过，立体电影就像维他风[1]一样死气沉沉了。

在艾克和史蒂文森竞选期间，还有两件时髦的事：飞碟和数字油画。据说第一次看见飞碟是在1947年，当时华盛顿州的一名飞行员报告说在亚基马印第安人保留地的上空有9个不明飞行物，形似浅盘，以每小时1 200英里的速度在天空飞行。到艾克竞选时，困惑的空军每个月要调查50宗不明飞行物的案件，10年内花费在探索飞碟上的钱共计50万美元，而这一谜案却比以往更加神秘。

数字油画就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艺术了。这是一种非艺术之人的小儿科行为，他们可以不必创作任何艺术作品，就以画家自居。这10年来，其带来的最显著的现象就是赝品层出不穷，因此数字油画可以被看作文化界的风向标。想出彩色数字油画主意的是底特律的帕尔墨绘画公司。顾客可以购买一幅复杂的静物写生或人物肖像——弥尔顿·伯利的是最受欢迎的。他们同时配好50种油彩或水彩，编上号码，并将对应的号码涂在油画布或画纸上。假如乌贼墨色的编号是14，那么对应14的地方便都涂上这种颜色，以此类推。使用帕尔墨的方法，你花上11.5美元（含税）就能重现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将其装裱在“古色古香的金色画框中”，而这个裱框其实是塑料的。

1952年11月29日星期六，清晨5点30分，星空下，两个男人出现在曼哈顿莫宁赛德大道60号，他们裹着厚外套，将领子竖起抵御严寒，随后坐上了等在路边的黑色豪华轿车。其中一人是美国特勤局的爱德华·格林，另一个则是当选的美国总统。在那个时间，城市中还没有车辆行驶。轿车飞速穿过空寂无人的街道，直奔东河方向，驶过三区大桥，转向长岛，最后停在与米切尔机场平行的小路上。那里有两架星座式客机正在待命，喷气式飞机出现之前，那已经是最快的飞机了。其中一架是为将军准备的，寒风凛冽，将军赶紧登上了舷梯。

艾克的下属将搭乘另一架飞机。那个星期六的凌晨，美国特勤局的车辆来回穿梭于整个纽约市区，与当选总统的车辆同时开出。他们采取了特别的方式，以确保不会引起外界的关注。将乘坐此次飞机的大人物离开家门，在约定的陌生街头汇合；被委派的国防部长、通用汽车公司总经理查尔斯·威尔逊在中央火车站徘徊，假装是一位错过车的乘客，其实他在等他的司机。新闻秘书吉姆·哈格蒂替艾森豪威尔准备了一份充满虚假约会的日程表。这份日程表将发给报社，表示将军在家公务繁忙。一直守候在莫宁德赛大道60号外的记者将会看见每天都有不少显要的政治家进进出出——哈格蒂可不想露出任何马脚。共产主义分子应该不会试图杀害艾森豪威尔，但如今国际局势这么紧张，谁也不愿意冒险。

星期二晚上8点，两架飞机在汉城外降落，马克·克拉克和詹姆斯·范佛里特两位将军迎接了他们。他们原来的指挥官，也就是将来的三军总司令在韩国待了三天，研究战争形势，在大炮轰鸣的前线探望士兵。12月6日星期六，美国人民首次得知此次行程。哈格蒂发表声明告诉美国人民，下一任总统并“没有灵丹妙药，也没有解决办法”，但向他们保证“能做之事也有很多，并且会尽全力去做”，以此支持朝鲜战场上的美国军队。与此同时，艾克前往檀香山，与他的顾问们一起登上美国海军巡洋舰“海伦娜”号。尖刻的民主党人表示，他飞往太平洋地区的唯一原因不过是实践竞选时的诺言。他在那里的72小时中确实没做什么事，但那次旅程的意义远不仅如此。他上前线的消息极大地鼓舞了美国军队的士气，结冰的战壕提醒他——其他东西都没有这个作用，停战已经迫在眉睫。最终，有了“海伦娜”号的巡航。巡航期间，他接受并思量着麦克阿瑟的意见，接见并选中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下一任主席阿瑟·雷德福舰长，并与他任命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相互增进了了解。这三人都认为美国的对手只懂得使用蛮力。此次巡航至关重要。

将军之前从未见过舰长，雷德福作为太平洋地区总司令在硫磺岛登上“海伦娜”号。8月，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布雷德利的第二届任期将满，艾森豪威尔推断，其继任者一定与查尔斯·威尔逊一样，认为20世纪50年代的冷战中心在亚洲。雷德福不仅符合这一条件，而且还狂热地守护太平洋战区，他甚至都不愿听到关闭西雅图桑德因特海军基地的建议。他也赞同制订新的战略方案。艾克认为，庞大的军事预算对斯大林有利，如果新政府倾力打击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威胁，那么美国将陷入困境。他认为，制造大量的核武器是阻止侵略的更为明智的方法。如果苏联知道这场绝望的战争最后会以在克里姆林宫投放原子弹告终，那么世界恢复和平的机会就会增加，或者理论上如此。杜勒斯喜欢这一想法，后来他称之为“大规模报复”。

当然，这个想法十分危险，接下来对它的讨论成为20世纪50年代的重大政治议题之一。一些民主党人指责即将担任财政部长的乔治·汉弗莱。汉弗莱强烈主张搞预算平衡，而五角大楼是联邦经费的最大支出者。汉弗莱只是大规模报复战略的众多拥护者之一，麦克阿瑟也在其中。登上“海伦娜”号时，艾森豪威尔得知他的老首长在全国制造商协会大会上说，他已找到“一个清楚又明确的办法解决朝鲜战争”，并且“不会引发世界大战”。他拒绝公开该方案，但表示会呈给当选的总统。“海伦娜”号上的大部分显要人士都不再把麦克阿瑟当回事，但艾克却不这样认为。他致电沃尔多夫，表示期待与他见面，“我也许会从你的想法和经验中得到许多益处”。麦克阿瑟乐意见面，“尤其是因为，尽管我作为个人和军人对此十分热心，但这是我回来后官方首次对我的建议表示出一点儿兴趣”。

12月9日，哈格蒂向媒体发布了此次会面的消息。第二天早上，杜鲁门从岳母的葬礼返回华盛顿时读到了这一消息，随之暴跳如雷。他说，如果麦克阿瑟将军有结束战争的妙招，就应该告诉美国总统，这是他的职责。在第二天的新闻发布会上，他对麦克阿瑟的计划是否切实可行表示怀疑。他怒气未消，也向“海伦娜”号“开火”了。他说，艾克前往朝鲜半岛的保证是竞选中一种不负责任的煽动行为。现在，每个人都发怒了。麦克阿瑟的意见简直不值一提——艾克到纽约去沃尔多夫酒店拜访了他，了解到他的想法不过是威胁中国，现任政府和离任政府之间进行平稳交接的希望也破灭了。

本来就没抱多大希望。在飞往汉城前，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助手曾拜访白宫，试图结合两者的外交政策。杜鲁门叫来艾奇逊，让他介绍世界上陷入战争的地区。他详细叙述了越南战场，他说最大的问题是，法国是否还有继续对抗共产主义的意愿。

艾克希望有个好的开始，但他也有自己的一套。他对领导的概念反映出他信任专家和权威。舍曼·亚当斯是他的参谋长，头衔是“总统助理”。亚当斯之下则是内阁，组建内阁是总统当选人的当务之急。许多总统认为内阁作为审议机构太过冗杂，作用也不大，他们宁愿与白宫的工作人员共事，让部长们去管理那些部门。艾森豪威尔有意把他的内阁当作国家委员会，在其中商议所有重要事务。所以在就职前的几星期，他并未同杜鲁门和艾奇逊协调工作，而是在1月12日和13日，在纽约海军准将酒店，让新任命的部长们预演了两次。

他任命之人反映出他对美国商业界的赞赏。艾克希望他任期内的政府作为商业的政府而为人们所记住，并多次谈及此想法。他认为，商人比军人更有才干，这二者又都比政治家出色。对于他来讲，政治家就是一群无能之辈。位于其价值标尺顶峰的，是工业界的伟大领袖。他组建的内阁中，商业界人士占了大部分，以至于史蒂文森称其是“大交易”，美国运输研究委员会在《新共和》周刊上说这是“8个百万富翁和1个水管工”组成的内阁。这个水管工就是工会领袖马丁·德尔金，他将担任劳工部长。

汉弗莱担任财政部长，威尔逊是国防部长，司法部长是布劳内尔，邮政部长是萨默菲尔德，农业部长是埃兹拉·塔夫脱·本森，内务部长是道格拉斯·麦凯，商务部长是辛克莱·威克斯，而奥维塔·卡尔普·霍比将担任4月11日新成立的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第一任部长。这与民主党的内阁相比，变化十分惊人。新成员中有三人来自通用汽车公司：威尔逊、萨默菲尔德、麦凯都是雪佛兰汽车的经销商。（在一次讨论激烈的新内阁会议中，杰里·帕森斯递给埃米特·约翰·休斯一张纸条：“从现在起，我只买普利茅斯牌汽车。”）由于五角大楼7.8%的业务都交给了通用汽车公司，威尔逊不得不卖掉了他的股份。之后，艾克要求其他内阁成员都这样做。

艾森豪威尔任命的部长们与他本人一样，在某些问题上比共和党的政治家更为右倾（塔夫脱向朋友透露，他担心政府中企业家数量太多），他们的言论也更为保守。接下来的几个月，人们就看到了几个突出的例子。新政府中最健谈的就是威尔逊，讲话总是滔滔不绝，因此他的绰号为“发动机查理”（通用电气公司的总经理也叫查尔斯·威尔逊）。“发动机查理”有时会说他的话被引述错了，有时他的确是对的。他从未说过：“对通用汽车公司有益处就是对美国有益处。”他只是在参议院委员会讨论批准他的任命时说：“对美国有益处的就是对通用汽车公司有益处的，反之亦然。”这一说法与之前的说法全然不同，是对新政府不看好的自由记者将其颠倒了。然而，威尔逊也有不当之处。在谈论五角大楼花费过多的问题时，他说：“我可不是来经营杂货铺的。”

艾森豪威尔总是因为听见威尔逊说出不得体的话而生气，为此休斯还有一段令人难忘的描述：他首先“牙齿咬得咯咯响”，接着“紧咬嘴巴”，最后“慢慢地将亮蓝色的双眼痛苦地转向上方”。“发动机查理”的同事们有时也会因出言莽撞而遭受抨击。乔治·汉弗莱谈论海明威1952年出版的小说《老人与海》时说：“有些老人失败了，一事无成，为何还有人对他们感兴趣呢？”威克斯承认，在艾克的领导下，他实际上都不信任政府对贸易的监管方式。本森喜欢谈论农产品价格的“精神层面”。有人提议免费为全美儿童注射沙克疫苗，霍比夫人则公开谴责它为“走后门”而来的“公费医疗”。政府中另一位成员霍华德·派尔作为有权参与内阁机密的总统副助理，竟亲口说出“受苦的权利是自由经济的乐趣之一”这样的话。

回顾过往，这个即将上任的内阁比那些评论所预测的更令人印象深刻。作为一个团队，他们敬业奉献、勤劳奋进、头脑清醒、忠诚爱国。几星期以来，部长们每天准时出现在白宫西翼棺材状的长桌旁，在高背黑皮椅上坐得笔直，认真地在面前的白色小笔记本上记着什么，总统讲话时便严肃地点点头。幸而他们并不轻易气馁，因为他们肩上的新责任极其重大。所有人，包括威尔逊在内，都未被要求处理像1953年1月发生在美国政府中的那么大的事件。上次共和党执政时，联邦政府工资单上有63万雇员，如今有256.1万人，增长了3倍多；预算也从38.63亿美元增长到854亿，猛增了21倍不止。

从某种意义上讲，新政府中最令人感兴趣的是内阁中最年轻和最坚定的共和党人。休斯这样评价副总统尼克松：“干脆果断、讲究实际、注重逻辑，从不提出过大目标，但在建议或改良方法上却迅速敏捷——我一直认为他像一名高效率的辩护律师，带着对法律奇怪的马马虎虎的兴趣。”像其他人一样，尼克松有时会让艾克不知所措。他在电视上讨论艾森豪威尔早期的决定时说：“顺便谈谈国务卿杜勒斯，我们终于有一个反对共产党的国务卿了，那不是好事吗？”当厄尔·沃伦被任命取代弗雷德·文森的职务时，这位副总统称他为“伟大的共和党首席法官”[2]，使得艾克大发雷霆。他在多米尼加共和国拉斐尔·特鲁希略·莫利纳的宴会上说：“为这个伟大的国家和卓越的领袖干杯。”当时他正在高脚玻璃杯旁露出微笑，记者拍下了这张照片。

那些在海军准将酒店召开的就职前内阁会议预示了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会发生的事。一开始，他们就热忱地投入其中。每次会议前要么默默祈祷，要么由本森念祷告词——他是摩门教十二门徒理事会的理事之一。如果艾森豪威尔忘记了，杜勒斯会清清嗓子，小声提醒，艾克则脱口而出：“哦，天啊，今天早上我真的需要上帝的帮助才能达成目标。埃兹拉，请吧……”他们也进行了大量讨论。当时的主要议题是即将在华盛顿举行的就职仪式。尽管民主党抱怨不断，艾克还是决定以霍姆堡毡帽代替传统的大礼帽，以显示他不拘小节，这也是新郊区的人们支持他的原因之一。他向这群人读了他宣誓就职后将发表的演说，当他们鼓掌时，他更是谦虚地说：“我需要你们的掌声，但我更需要你们的蓝铅笔[3]。”威尔逊说：“你把旗帜高举起来了，太棒了。”大家发现，“发动机查理”在任何问题上总是最先发表意见。当当选的总统陈述他最看重的信条之一（所有国家，包括共产主义国家都需要进行自由贸易）时，威尔逊插嘴说：“我比较守旧，我不愿向印度出售武器。”这可让反共产主义者窃喜不已，但他也会让他们震惊。在讨论朝鲜战争是否有可能停止时，他问：“能否来个一揽子交易？也许我们可以承认中国，解决远东问题。”

艾森豪威尔在纽约一切准备就绪，于1953年1月18日星期日离开那里，与家人一同搭乘宾夕法尼亚铁路第90号商务列车前往华盛顿，他1945年从欧洲回来时也坐的同一列车。首都四年一度的庆祝活动已然开始，每个旅馆都已客满。《纽约时报》报道，理发师推出了“玛米爆炸头”，如果顾客想把头发烫卷，只需花费两美元；如果想戴“假发”，那么价格可高达17.5美元。当选总统无暇理会这些琐事。他晚了一个小时离开曼哈顿，因为他在海军准将酒店修改就职演讲稿。星期一，他和其下属还要在斯塔特勒酒店12层的总统套房继续修改演讲稿，那里离白宫有三个街区。不幸的是，太多顾问参与其中并给出意见，让星期二中午的就职演讲显得单调沉闷、冗长乏味。另外，演讲前的宣誓完全属于他一人，那是当天最令人难忘的时刻。它使人们想起新任总统最可贵的品质——休养生息。游行队伍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行进时，一个卖纪念章的小贩清点存货时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他有两种新颖的纪念章，一个写着“我爱人人”，另一个写着“我恨人人”。第一种纪念章销售一空，第二种则几乎无人问津。作为旁观者，他说：“今天，大多人都是爱别人的。除了小孩，根本没人买‘我恨人人’的纪念章。”

民主党人可找不到高兴的理由。依然因杜鲁门的出言不逊而怀恨在心，艾克拒绝了这位即将离任的总统要与其在白宫共进最后一顿早餐的邀请。杜勒斯已两次拜访艾奇逊，而艾奇逊则宁愿他不要来。二者虽然都是冷战的强硬派，但他们的政见有很大分歧。艾奇逊怀疑（后来证明他是正确的），他的继任者会迫于麦卡锡的压力，解除约翰·卡特·文森特的职务。（文森特是个出色的外交官，曾受到麦卡锡的攻击。）

到1月20日正午，麦卡锡就成了共和党的一个难题。共和党20年来一直在抨击政府（自上一任共和党总统以来，只有一位共和党参议员继续任职），现在他们将接管它了。离任的民主党人则松了一口气。玛格丽特·杜鲁门离开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前往艾奇逊位于乔治敦的家时，转身开心地对父亲说：“嘿，杜鲁门先生。”杜鲁门愣了一会儿，便开怀大笑。他离开的消息没有提前公布，但在P街艾奇逊家的人行道上，聚集了500名祝愿者；在联合车站，5 000人等着欢送“费迪兰·麦哲伦”号最后一次驶向独立城。杜鲁门站在站台上，对他们说他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姿态，自己即使“活到100岁”也不会忘记这个手势，然后他伸出手，做出他当年竞选时笨拙的姿势，嘲弄地尖声说：“这就是我想做的！”火车司机鸣笛警告后，火车便缓慢向前开去。一个孤独的声音唱起《友谊地久天长》的头几句，接着众人加入，开始了雷鸣般的合唱，杜鲁门从此成为历史。

1953年1月21日星期三，清晨，白宫：

虽然新总统参加了两个就职舞会，接近凌晨两点才休息，但照常7点半起床，独自在卧室吃早餐——习以为常的半个葡萄柚和咖啡。华盛顿人通常起得较晚，但西点军校教会艾克早起是一种美德，他对此深信不疑。他将每星期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会领导的早餐会议定在早上8点，尽管他们极不情愿。他处理日常事务的时间不会超过8点半。穿上咖啡色西装，打上亮丽的领带，他走到一楼，大步流星地走向白宫西翼的总统办公室，舍曼·亚当斯（也是习惯早起的人）已在等候他。总统红色皮椅后的桌子上，竖着一座绿色大理石的气象钟，是格兰特总统执政期间花400美元购买的。艾克把它设置好，他是个有条不紊的人，每天早上都会这样做。

早上8点2分，他要接见的第一个人是布劳内尔。他们商谈了一些程序问题。内阁成员下午5点半将在东厢宣誓，威尔逊无法参加，因为他正在出售价值250万美元的通用汽车公司股份。（俄勒冈州的共和党人韦恩·莫尔斯将在参议院发言，提议威尔逊应被除名。在整个10年中，莫尔斯将是政府内部的肉中刺，最终他加入了民主党。）布劳内尔回司法部后，明尼阿波利斯的詹姆斯·布拉德肖·明特纳夫妇前来面见总统。明特纳是皮尔斯伯里·米尔斯公司的法律顾问，而这是一次社交拜访。去年春天，在明尼苏达州总统预选时，他为艾森豪威尔组织旨在使其进入候选人名单的运动，这次的见面就是对他的奖励。

整个早上都被总统的例行公务塞满。29个身穿红夹克、头戴白帽的骑师蜂拥而至，他们是科罗拉多州帕洛米诺骑警巡逻队，参加了昨天的游行，总统与他们一一握手。接着，总统接见了警察局局长赫伯特·福赛斯带领的丹佛少年警察乐队。收发室传来好消息：昨天的大典中，共收到1 500封贺电。两位共和党州长与总统共进炸鸡午餐。下午，艾克为第一次国情咨文演说做准备时，才发现他没有办公桌的钥匙。

亚当斯解决了钥匙的问题，之前总统亲自负责的绝大部分文件也交给他处理。亚当斯、珀森和哈格蒂是与总统最为接近的三名助手。除了杜勒斯可以在任何时间面见总统外，政府中其他人必须通过新罕布什尔州前州长才能见到总统。大多数情况下，他那潦草的“OK，SA”与总统签名一样有效。他每天平均要接听250个电话。亚当斯还使事情井井有条。白宫工作人员被警告不得散播流言蜚语，不得在走廊吸烟，不得将脚放在桌上，也不能在“举止”上有“古怪的习惯”。

当助手们忙于工作时，艾克则在思考更重要的事，并保持身体健康。时年62岁的他是美国第34任总统：头顶光秃、英俊潇洒、精力充沛、面色红润、肩膀宽阔，身高177厘米、体重80公斤，只比40年前在军校时重了1.8公斤。他昂首挺胸，咬紧牙关，紧闭双唇。生气时，他会用右拳打左手掌，用手掌紧紧握住拳头；休息时，他表情严肃。要是他不愿见人，便可以很冷漠。然而，他最吸引人的特征却是迷人的微笑。

胡佛用重力球锻炼身体，罗斯福游泳，杜鲁门散步，艾克则打高尔夫。美国高尔夫球联合会在白宫玫瑰花园外为他修建了一个高尔夫草坪，设了一个球洞。天气好时，他就在总统府南草坪挥舞球杆；阴雨天，他可以在天花板很高的卧室练习。不久，他又把过道对面的闲置卧室改造成画室。新任第一夫人在战后的圣诞节送给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批颜料，从此绘画便成为他的爱好，十分认真。现在，他正给他的顾问们画肖像呢。民主党批评家正描述亚当斯是怎样尽力一次处理6件事时，接到艾森豪威尔打来的电话问：“你的眼睛是蓝色的吗？”他们提醒美国人，自柯立芝以来，再没有那么轻松的总统。民主党人讥讽艾森豪威尔的日程表，说那不过是列了一些他不会采取的措施。专栏作者TRB在《新共和》周刊上写道：“民众爱艾克。他做得越少，他们越爱他。也许，这就是诀窍。他不会破坏现状。”[4]

如同大部分政界人士，艾森豪威尔也不爱戴眼镜。他的秘书安·惠特曼在一个特殊的机器上以特大号字体誊写他的演讲稿。他不会随身携带老花镜，而是在白宫随处放上一打，每当思考问题时，他都会拿起一副，咬起眼镜腿儿来。平装本西部小说仍是他最爱的轻松读物。卢克·肖特是他最欣赏的作者，虽然他也读了布鲁斯·卡顿内战三部曲的前两部《林肯先生的军队》、《光荣之路》，不久则读完第三部《沉寂的阿波麦托克斯》。按照他的指示，办公室的书架上摆了杰斐逊和林肯的作品集。他一有空就翻阅。《林肯选集》第二卷（1848~1858年）中，有一段话是描述他自己如何对待总统工作的。艾克很喜欢引用这段话：

政府真正的目标是为人民做他们需要做但作为个人又不能做或做得不好的事。如果是个人就能做得很好的事，政府就不该干预。

从下个星期三的上午10点半起，艾森豪威尔将在隔壁行政大楼的印第安人条约室定期接见白宫记者。在这些接见会上，他常常表现出对重大事件毫不知情。虽然这常常使其助手窘迫不堪，他却坦诚表示这是真的，他坦言：“你们在告诉我一些我从未从我的政府听说过的事。”他信口开河，不管语法、句法规则，乱说一通，常常使助手们不知所措。聪明的记者们记下了艾森豪威尔版的“葛底斯堡演说”：

我没有核对过数字，我想大概是87年前，一群独立自主的人准备在这个国家建立政府，我相信东部地区也包括在内。他们的理念则是建立在类似国家独立的秩序与纲领上，即每个人都和另一个人一样……

他唯一读的报纸是共和党《先驱论坛报》，这是事实，但要说他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表现极其愚蠢（当亚当斯担心发布会上的一些敏感话题时，艾克就会淘气地笑着说：“我会让他们摸不着头脑的”），或者把晚上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看电视上，也不是事实。他唯一经常看的节目是《弗雷德·韦林演出》，每星期日晚9点至9点半播出。他偶尔也会到白宫的地下影院看电影，但是很少。他认为最愉快的事就是邀请十个八个好友，在白宫屋顶的日光浴室会餐，他则亲自动手在活动的烧烤架上烤牛排。受邀来参加这个晚餐的人会收到写有“DDE[5]”的便条，通常只写他们的名而不写姓：

5月28日星期二晚上，你是否方便来参加一个非正式的男性晚宴。我希望一小群人聚聚，如果你能来，我会非常开心……因为这是非正式场合，我提议我们7点15分在白宫见面，早一点儿共享晚餐，晚上则可以畅谈……我大概会穿用餐服，你穿便装即可。

诚挚感谢，

真诚的，

DE[6]

谁会受到邀请呢？不会是政界人士。在艾森豪威尔看来，由于其职责所在，他见他们已经见得够多了。也不是他手下的行政官员。一旦他为某个部或局找到一个可以胜任的负责人，他便觉得完成了自己的职责，然后就将他和他的单位抛诸脑后了。如果当晚艾克想打桥牌打发那个晚上，便会邀请他最喜欢的牌友——北约的阿尔弗雷德·格伦瑟将军、可口可乐公司总经理威廉·鲁滨逊或投资银行家克利福德·罗伯茨。如果是聊天，他邀请的人会多一点儿，但也是同一个朋友圈内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曾调查“总统的玩伴”，发现只有一个人与政界有点儿关系，那就是科罗拉多州前任州长。其他人则包括两个农场主、两名石油大亨、两个酒商、两个高尔夫球友、两个房地产经纪人和三位银行行长。工商界人士占大多数——来自酒店、汽水、出版、保险、家用电器和轮胎业的总经理们，除去他们，就是众所周知的保守派了，如赫伯特·胡佛、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弗朗西斯·卡迪纳尔·斯佩尔曼和伯纳德·巴鲁克。

他们都会谈论什么呢？假如是第一次会面，他们一定会花些时间来欣赏各盟国政府为总统精心挑选的以示谢意的礼物，这是必不可少的。艾克在总统府的白色椭圆形书房中放满了陈列纪念品的展示柜，并称它为自己的“纪念品陈列室”[7]。他们谈笑风生，一小时内可以从石头花园谈到现代建筑，还谈到帕特和迈克的笑话、法国料理、上好的波本威士忌、土耳其浴室、汽车款式、种菜、犹太人的幽默以及扑克牌的玩法。他是个健谈的人，喜欢讨论具体问题，而非泛泛之谈。如果探讨麦卡锡藐视宪法权利，他会心不在焉。但如果谈到某个政治迫害的受害者的具体情况，他就会一直听下去，只要你说话不是太尖刻。他不欢迎恶毒卑鄙之人，艾克一向慷慨大方，他希望朋友们也如此。只有绅士才有资格进入这些房间，其余的只能同舍曼·亚当斯打交道。

罗伯特·A·塔夫脱的政治手段从未如此娴熟，他的精力也从未像现在这样用之不尽。他在国会山四处活动：组织第83届国会、智胜对手、奖励盟友、决定谁应该担任何职——总之，除了刷国会的房顶外，能做的都做了，而之后的某天，他连这个也要管了。塔夫脱让自己成为多数派的领袖，并将所有重要的委员会主席职位交给极端保守的朋友担任，如尤金·米利金、斯泰尔斯·布里奇斯、威廉·兰格、休·巴特勒、霍默·弗格森和威廉·洛兰。那些在芝加哥代表大会之前就支持艾克的参议员，例如堪萨斯州的卡尔森、纽约州的艾夫斯、宾夕法尼亚州的达夫，发现自己被委任的职位不受待见也无足轻重。塔夫脱瓜分参议院这块大蛋糕时，有一件事失算了。他以为自己让麦卡锡进入政府工作委员会是谋略过人，以为这样他就能把时间都花在监督总务署的数字上了。塔夫脱表示：“我们已把麦卡锡安顿在他再也不会搞破坏的地方了。”

然而，任命刚刚下达，麦卡锡就开始找麻烦了。他在提交给参议院批准的政府人员任命单上就找到了借口。第一眼看上去，这份名单完美无瑕，但麦卡锡在任何地方都能找出罪状。詹姆斯·科南特是艾克任命的驻德高级专员。麦卡锡宣称科南特作为哈佛大学的校长，他的观点“与美国人民的普遍信条大相径庭”。艾森豪威尔想让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担任副国务卿。史密斯是个令人敬畏的人物，“二战”中曾是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之后他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以及美国驻苏联大使。麦卡锡反对道，史密斯曾在控告麦卡锡诽谤罪的审前听证会上做证，并且不顾麦卡锡和帕特·麦卡伦的控诉，为外交官约翰·佩顿·戴维斯辩护过。但参议院可不会因为这些证据不足的理由公然反抗那位深得民心的总统。科南特和史密斯的任命都被批准了。既然麦卡锡已经提出了自己的主张，白宫也开始有所警觉，知道他可不是好对付的。

任命查尔斯·波伦为驻莫斯科大使时，他们认真较量了一次。波伦对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来讲非常重要，他是国务院中研究苏联问题的权威。由于该身份，他在雅尔塔会议上担任罗斯福的译员，但共和党右翼极其憎恨与那次会议有关的任何人。在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波伦坚决拒绝谴责雅尔塔会议。他甚至在批评该次会议的参议员面前维护它，称雅尔塔会议在当时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于是，双方进入敌对状态。这是权力的归属问题，总会有人赢，有人输。

极端保守派就波伦的任命问题进行了越来越激烈的攻击。布里奇斯告知参议院，驻莫斯科大使应该由“一位称职的共和党人”担任。曾担任国务院保卫处处长的斯科特·麦克劳德是麦卡锡的人。3月20日，麦卡伦指控他“没有在得到的联邦调查局情报的基础上通过对波伦的审查”，这一针对麦克劳德的结论立刻就被杜勒斯“推翻了”。但国务卿随即否认该事。同一天的晚些时候，麦卡锡骂杜勒斯是骗子，要求他发誓做证。麦卡锡声称知道波伦的档案内容，说他是危险分子“还是太轻了”。此时麦克劳德心急如焚，他夹在两个大人物中间，只能寻求白宫的帮助。他告诉亚当斯和珀森，这一切只是个荒唐的误会。他只是让杜勒斯注意联邦调查局里波伦档案中“贬损他的材料”。麦克劳德请求辞职，但亚当斯告诉他，如果他那样做了，只会让现在不愉快的局面更加糟糕。

杜勒斯向外交关系委员会保证，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员对波伦的忠诚“毫不怀疑”，但对于极端保守派的参议员来讲，即使是保守派的国务卿都值得怀疑。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塔夫脱和亚拉巴马州的斯帕克曼（他曾是史帝文森的竞选伙伴）组成两人委员会，一同研究联邦调查局里波伦的档案。3月25日，塔夫脱向参议院汇报了调查结果：

没有迹象表明任何人在任何地方以任何方式质疑波伦先生的忠诚问题，他从未与共产主义者有过联系，也没有对其表示过支持甚至容忍……我认为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对波伦先生的不良行为做出指控。

然而，麦卡锡仍然对波伦穷追猛打。艾森豪威尔告诉白宫记者，这位外交官的任命仍将交由参议院批准。总统表示，该任命会给美国带来最大利益，问题就是这样。尽职尽责的共和党人没有选择余地。塔夫脱本人对波伦的评价不高，但作为多数派的领袖，他不能反抗艾克，尤其是所有证据都支持与其相反的一方。于是他在参议院竭尽全力，以74∶13的票数通过任命。

乍一看，麦卡锡似乎挫败了，但事实恰好相反。该问题分裂了塔夫脱的势力，他不愿再发生类似之事，便告诉艾克，他支持此事的代价就是“不能再出现波伦（这样的人）了”。总统的助手们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与此同时，这位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又在计划新的活动。整个华盛顿似乎没有一个共和党人准备公然反抗约瑟夫·麦卡锡。

新政府要组成对抗麦卡锡的战线，但由于竞选时不明智的承诺，此时政府的实力有所削弱。芝加哥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共和党纲领是一个大杂烩，反映了过去20年来破碎的希望、失败中的迷思以及对共和党主要捐赠者的承诺。其中一个承诺是，艾森豪威尔会将富饶的沿海大陆架交由各州管理。尽管韦恩·莫尔斯阻挠议事，总统还是兑现了全部诺言，但他的威望有所折损。他以改革家的身份进入政界，但争论潮间地油田的归属可不是改革的问题。2月6日，在乔治·汉弗莱的催促下，他兑现了另一个竞选承诺，下令立即取消对工资的控制，以及对大部分生活消费品的限制，包括肉类、家具、服装、餐馆中的食物以及零售商店中的大部分物件。然后，汉弗莱又要求紧缩联邦信贷，削减国防经费支出。这次，艾克又答应了，让拥护他的消费者深感失望，并且也为1953年后期和1954年上半年的经济衰退埋下了隐患。

共和党的谬见在外事方面是最多的，中国台湾是其中一个主题。1950年6月27日，杜鲁门派遣船舰和飞机前往朝鲜半岛时宣布：

共产党势力占领台湾，会对太平洋地区的安全造成直接威胁，也是对执行合法和必要职责的美国军队的直接威胁。因此，我命令第七舰队阻止任何对台湾的攻击。而作为这一行动的必然结果，我要求在台湾的蒋介石政府停止一切对中国大陆地区的海空攻击。第七舰队负责监督落实此事。

艾奇逊称之为“中立”台湾的观点，共和党极端保守派却不赞同。他们认为，中立蒋介石的措施既不明智，也对美国不忠。他们不顾事实，相信蒋介石能轻易打败毛泽东的军队，继续让他留在台湾则是他们阴谋诡计的一部分。为了表示对国民党军队的信任，麦卡锡、洛兰和布里奇斯出席国民党“大使馆”的正式晚宴，与他们一同大喊其口号： “反攻大陆！”他们站起来大喊，使馆里的国民党“大使”则热烈鼓掌。

他们郑重宣布要“让蒋介石出笼”。艾森豪威尔从未使用过这个词，但它出现在纲领中。在这个命令下，参谋长联席会议发电报给第七舰队：

1953年2月2日

立即执行

收件人：珍珠港美军太平洋指挥总部

抄送：日本东京远东司令部

命令中要求你们保证不会将台湾和澎湖列岛作为中国国民党进攻大陆时的基地，这一部分要求现已取消。

但蒋介石如何再次占领大陆呢？没有船只，他甚至都到不了中国大陆吧！但艾森豪威尔仍然沉浸在幻想中。起草国情咨文时，他写道，杜鲁门的命令是要“美国海军为防御共产主义中国助力”。而且，谈论重新挑起中国内战具有挑衅性。报社泄露了消息，安东尼·伊登警告总统这会“招致极为不好的政治反响，又得不到军事补偿”。艾克心烦意乱，决定前往国会山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请允许我澄清一下，我方下达该命令并没有侵略意图。”十分清楚的状况是，被放出笼的蒋介石已经没有牙，不再凶猛了。没有第七舰队的阻挠，中国共产党做了几次试探性的攻势，发现国民党没有实力控制台湾海峡，甚至装出个样子都不行。几个月后，蒋介石越来越怀念美国的舰队。艾森豪威尔向参谋长联席会议下达命令一周年之际，《纽约时报》 报道了该事件的结果：11个沿海岛屿回归共产党了，但这不是最后一个关于台湾的消息。由于美国国内可能出现的政治分歧，或仅是为了避开民主党的嘲笑，第七舰队又被调回了台湾海峡，并被称为“把蒋介石收回笼”。

芝加哥大会的纲领还进一步声明：“拒绝履行一切包含秘密协议的承诺，比如雅尔塔会议之类暗中帮助共产党的承诺。”像其他共和党领袖一样，杜勒斯在制定这个政治纲领时，认为关于美国国务院的一些事情并不符合事实。他们相信共产党和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的民主党建立了共产主义帝国。他们下定决心要改正这一错误。作为国务卿首次发言时，杜勒斯建议东欧可以“指望我们”，并在总统的国情咨文中写下这一段：“随后，我会让国会通过一项适当的决议，明确表明政府不会承认过去任何包含允许奴役人民的秘密协议。”此处指的就是雅尔塔、德黑兰和波茨坦，这一点很清楚。当艾森豪威尔宣读时，共和党人手舞足蹈地庆祝开来。看来秘密协议确实存在，接着，他们便一个传一个，他们自始至终都知道。当时，杜勒斯确信在国务院某个昏暗的地下室会找到证明民主党有罪的文件。但文件并不在那里，也不在任何地方，它们根本就不存在。真相大白后，总统和国务卿开始纠正他们的看法。但共和党在参议院中的首脑们已经在起草有关雅尔塔会议的决议。用他们的话讲，他们会否认战争期间签订的一切协议。艾森豪威尔发现，如果该决议通过，美国在柏林和维也纳的地位就会变得十分尴尬。

结果是，白宫和国会山的共和党领导产生了第一次严重的决裂。2月16日，艾克在与共和党领袖的每星期会谈上，提出了一份由他和杜勒斯起草的模棱两可的草案。该文件实际上毫无意义：美国向东欧人的境况表示遗憾，并对他们保证会利用“一切和平方式”帮助他们。塔夫脱愤怒了，这压根儿不是他所想的。艾克指出，更强烈的措辞除了会引起其他问题，还会冒犯国会中的民主党人，他们会将此视为对罗斯福的侮辱，但塔夫脱就想达到这样的目的。在2月23日那次总统与国会领袖的例会上，艾克与这位多数派领导再次相互攻击。除了彻底否决罗斯福与苏联之间的所有协议，塔夫脱不会同意其他任何决议。

这时，一股外来力量闯入了共和党内部。他就是得克萨斯州的林登·约翰逊，参议院中新任少数派的领袖。约翰逊告诉白宫，民主党与共和党一样不满意东欧局面，并且愿意与共和党一起对此表示遗憾。然而，对于他们或是他们的总统没有做过的事，他们不打算承认罪责。埃米特·休斯和助理国务卿瑟斯顿·莫顿表示赞同，于是没有任何效力的政府决议送到了国会。尖刻的激进主义者搬出了所有关于罗斯福和杜鲁门“背叛”的陈词滥调。塔夫脱与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一起增加了一项修正案，声称该决议“不构成国会对美苏间任何协议之合法性或非合法性的判定”。参议院民主党政策委员会将这个修正案视作对罗斯福政策的批评。他们反对该修正案，问题陷入僵局。

就这样，20世纪50年代的中心政治问题在艾森豪威尔执政的第5个星期就出现了：民主党参议员支持艾克的外交政策，但共和党内的顽固派却坚决反对。总统下决心忘记过去，但激进派却抓住雅尔塔会议的罪责不放，这让总统感到为难。对这些人来讲，他们慢慢相信在芝加哥代表大会上的疑虑已经一一验证了。他们认为艾克是杜威和洛奇等人的傀儡，而他们是否爱国，值得极度怀疑。他们不太确定杜勒斯站在哪一边（有时对于艾森豪威尔也不太确定），并对国务院援助诺兰称之为“遏制政策的特洛伊木马”的任何尝试心存警惕。

1953年，林登·约翰逊和他的民主党参议员支持通过政府决议，不少于58次。然而，关于“被奴役的人民”的决议并未通过。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华盛顿，直到1955年，杜勒斯授权公布雅尔塔会议的所有资料，而懊恼的参议院激进派发现其中并没有用于竞选的子弹。两年前，该问题就已经到危急关头了。1953年3月9日，艾森豪威尔与国会领袖会面时，政府起草的这份决议又一次被提上议程。但在他们会面前，命运之神插手了，此事也就搁置了——斯大林不会再向任何人下达命令了。3月4日，他在莫斯科突发疾病，生命垂危。

艾森豪威尔总统和夫人正在进餐时，莫斯科广播电台公布消息： “列宁思想的优秀继承人，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英明领袖和导师，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的心脏已停止跳动。”总统向莫斯科发去了正式吊唁。第二天早上，他尖酸地对内阁说：“自1946年起，我就知道那些所谓的专家喋喋不休地讨论斯大林死后会发生什么，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又应该做什么。现在他死了，你们可以翻翻政府文件去找找有没有什么计划，那只会白费力气。我们压根儿就没有任何计划。我们甚至不确定他的死会带来什么改变。”

办公室只剩下他和休斯时，他沿着椭圆形办公室踱来踱去。休斯那时的笔记，让我们了解了艾克当时的想法。他说：

听着，对苏维埃政权这样不痛不痒的谴责，我已感到厌倦——我想人人都已厌倦了。我认为，如果我现在站在世界面前进行另一次谴责，是大错特错的——事实上极其愚蠢。而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能给世界人民提供什么？我们准备做些什么来增加和平的机会……

这就是我想说的。

咆哮着飞过你头顶的喷气式飞机每架值75万美元。一个年薪1万美元的人，很难挣到那么多钱。世界怎能长期承担这种东西呢？我们正在进行的军备竞赛会带我们走向何处呢？最糟糕的结果是通往原子弹战争，最好的情况也是掠夺地球上的国家和人民辛苦得来的成果。

但“现在还有一条路摆在我们面前”，他说，“那就是裁减军备”。如果那样做，可使人人“有吃有穿，有房可住，有病可医，有学可上”，如何实现这条道路呢？

让我们直言不讳地说吧。不要口是心非，不要复杂的政治言词，不要狡猾的宣传手段。让我们挑明我们真正要提出的东西……双方撤回在各地的军队……在另一个地方，在联合国的监督下自由选举……我们可以自由且不受审查地向苏联人民播放节目，而他们的领导人也可以这样向我们讲话……并将我们希望其他国家经济运行良好的一切努力都具体化。

我们该向苏联政府说些什么？我会站起来说：我不会控诉他们的罪行，历史不言而喻，我关心未来。双方政府现在都有了新的领导人，以前的过节一笔勾销。现在，让我们开始对话，让我们谈论一些地球上每个人都能理解的事。这就是我们的提议。如果你方——苏联——有什么改善现状的建议，我方愿意听到回应。

这就是我想说的。如果我方确实无法提出任何建设性的意见，我也不会发表演说。

舍曼·亚当斯认为艾克在4月16日对美国报纸主编协会进行的题为“和平的机会”的演讲是其一生中最伟大的一次。理查德·罗维尔在《纽约客》上称之为“巨大的胜利”，说其“坚定地建立起他作为美国领导人的地位，并再次确立了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纽约时报》称其“意义非凡，感人至深”，甚至一向持反对意见的《纽约邮报》也赞同“这是美国最好的声音”。20世纪60年代，时过境迁，休斯主要记得的，是为发表这篇演讲所做出的努力。杜勒斯在每一个草案上都反对艾克的提议。休斯曾问杜勒斯，他是否认为朝鲜停战符合美国的利益，杜勒斯摇摇头说：“我们会后悔的。我不认为我们会从朝鲜停战中获得很多利益，直到我们给中国人致命一击，在所有亚洲国家面前展示我们的优越性。”休斯将此话转达给艾森豪威尔，他大怒道：“如果杜勒斯先生和他经验丰富的顾问们真的表示他们不能认真对待和平谈判，那我们就没法同坐一条板凳了。”后来他又说： “有时，福斯特就是太担心会被指责像杜鲁门和艾奇逊。”这在所有方面都是一次艰难的演说，即使发表都十分痛苦。那天，艾森豪威尔胃痛难忍，几乎无法抬头，到最后简直要垮掉了。

与20世纪50年代发表的上百篇此类演说不同，这一篇引起了一波有效的和平攻势。中国人也厌倦了战争。杜勒斯僵硬的外交政策给亚洲国家的印象是美国新政府毫无灵活性。一份印度报纸称，美国人“用枪支来猎取和平”。现在，他们的总统表示事实并非如此。一种新的精神迅速在板门店传开。当然，要解开这个结，光有和平的意愿是不够的。谈判者们深深陷入日积月累的恐惧、仇恨与指责中，而这种情绪在中国控诉美国人使用细菌战时达到了高潮。毫无疑问，斯大林的死让强硬派中最强硬的那个不复存在，有利于问题的解决。随后，杜勒斯认为是尼赫鲁向中国透露了美国计划向联合国军队战地指挥官配发战术性核武器，从而让中国感觉受到了直接威胁。当时的确威胁说战争会迅速蔓延到中国东北，后来艾森豪威尔向亚当斯提起过此事。杜勒斯曾疾呼美国已三次处于“全面战争的边缘”——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危机、1954年中南半岛危机和1954年年末到1955年年初毛泽东威胁要进攻中国台湾引起的紧张局势。但亚当斯对此表示怀疑，他写道：“杜勒斯的政策是否真正经受住了这三次危机的考验是个值得质疑的问题，国务卿认为它经受住了。我怀疑，艾森豪威尔并未接近过三次危机中的任何一个，那不过是杜勒斯的自以为是罢了。”

无论怎样，艾克对理性的呼吁在当时众多事件的混响中至少是个清晰的音符，从而引起另一方的注意并把他们重新拉回到谈判桌前。和谈重启后的第一阶段，进展很慢。其主要障碍在于掌握在美国手中的朝鲜13.2万士兵的命运。美国决定给他们权利，选择是否回归祖国。1945年，盟国将从德国解放的苏军战俘交给苏联指挥官。其中许多人被送到了西伯利亚，还有些人被处决，只因为他们当了俘虏。1952年5月7日，杜鲁门宣布：“我们不会把人交出来，让他们被屠杀或者奴役以换取停战。”同样，艾森豪威尔也决定如此。战俘的命运将决定谈判的结果，这一点越来越明显。

和谈在总统关于和平的演讲后第11天重新启动，拖拖拉拉地贯穿整个5月。如今使联合国各成员国团结起来越来越困难。一些欧洲国家“左”翼领导人认为毛泽东对细菌战的指控可能并非空穴来风。另一方面，极端保守派则催促美国不必理会懦弱的同盟，并响应麦克阿瑟全面胜利的号召。艾克否决了。他告诉他们：“如果你在一个地方单干，就要在所有地方都单干。”在美国阵营中，沙文主义最强烈的“鹰”派人物是李承晚。这位78岁的韩国总统拒绝考虑任何分裂朝鲜的协议。他拒绝将三八线作为边界或前线，而准备在没有联合国的支援下跨过鸭绿江，即使面对灭亡也在所不惜。后来亚当斯说： “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费尽唇舌，不断努力呼吁李承晚保持理智，并让其了解美国不会为了朝鲜统一而引发世界大战。”他还表示，与李承晚的争端，“较之与共产党的争论，更伤脑筋，令人沮丧”。

这位老人几乎让和平毁于一旦。6月4日，中国与朝鲜都同意：那些在中立的遣返委员会面前宣布不愿回国的俘虏，可以在120天的等待后被释放并退伍。6月8日，双方拟定草案，似乎一切都已安排好。6月18日凌晨两点的华盛顿，杜勒斯被国务院值班人员的电话惊醒。原来是李承晚下令让卫兵打开战俘营的大门，释放了2.5万名反共产主义的朝鲜人，这是他煞费苦心准备的。韩国的警察向这群难民发放食物，提供避难所和衣物。杜勒斯立刻打电话给艾森豪威尔——这是他在白宫的8年里唯一一次被叫醒。艾克震惊不已。不出所料，那天早上共产党指责联合国与李承晚“蓄意合谋”，并要求“立刻”逮捕战俘，但这根本不可能。6月20日，他们停止了谈判，并发起一次重大攻势。

杜勒斯并不气馁。他认为对手会接受新的提议，并告诉艾克，如果另一方如他所想的那样渴望停战，“在给他们适当的保证下，他们就不会理会李承晚的一时冲动，并同意签订协议”。中国通过新德里证实了杜勒斯的想法。剩下的就是保证的事，需要给难以对付的李承晚施加更大的压力。艾克发电报给李承晚，表示他让联合国的命令“陷入无法挽回的局面”。他派管理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沃尔特·罗伯逊与李承晚协商。罗伯逊与李承晚在汉城商讨，一小时又一小时，一天又一天，他听着这位愤怒的老人倾倒压抑已久的情绪。李承晚筋疲力尽后，罗伯逊向他解释美国现在进退维谷。两星期后，李承晚让步了。

对于举行签字仪式前两星期公布的停战条款，谁都不满意。37个月的血流成河后，200万人横尸遍野，其中80%是平民，33 629人是美国人，从此之后，朝鲜半岛将恢复原状。李承晚得到2 350平方英里，而金日成多得到850平方英里，但综合其他情况，双方不分上下。双方维护和平的原则并不存在。联合国甚至没能形成有效的监督系统，以防止金日成再次进攻。这是杜鲁门在任期内就开始谈判的结果，但他的停战条件更为苛刻。保罗·道格拉斯指出，杜鲁门“一旦接受当前协议，华盛顿上下都会严厉指责他的”。

一位摄影师问艾森豪威尔感觉如何，他简单地说：“战争结束了，我希望我的儿子尽快回家。”白宫对即将到来的停战不置可否。在华盛顿的官员中，唯有国务卿满意地评价道：“一个国际组织反抗侵略者，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今天，所有自由的国家，无论大小，都更加安全，因为集体安全的理想已然实现。”

这也是自由派的解释。自由派那时信任罗斯福 – 杜鲁门关于世界政府的概念，并决意竭尽全力支持其首次维护和平做出的努力。理查德·罗维尔如此阐明他们的信念——朝鲜战争是一次极大的胜利：

在朝鲜，美国证明其诺言与盟约一样有效——甚至更有效，因为根本就没有盟约。历史会将朝鲜作为证明集体安全的例子，它现在只不过还是个看似有理的理论而已。它会成为世界对抗共产主义的转折点的例子。

保守派可不会轻易上当受骗。沃尔特·李普曼在《先驱论坛报》 上写道：“如今真实的情况是，双方以及所有相关方面都已陷入相互制约的局面。”保守派有自己的想法。汉森·鲍德温在《纽约时报》 上解释说，极端保守派认为“如果希望阻止亚洲共产主义的传播，那么（朝鲜战争）就是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发生的正确的战争”。他们并未忘记共和党的纲领控诉过：在杜鲁门的领导下，一群“无胜利信念人”在“相互牵制的命令”下发动战争，“并在与敌人谈条件时，陷入僵局，颜面尽失”。如今朝鲜与德国一样，一分为二。他们认为“杜鲁门的战争”即将成为“艾森豪威尔的绥靖政策”。

印第安纳州的詹纳和内华达州的马隆认为即将到来的停战是中国人的胜利。马隆在参议院询问：“这位尊敬的参议员，杜勒斯先生执掌国务院以来……政策可有什么变化吗？”詹纳回答说：“我没发现有何变化。”

在一次广播访谈中，加利福尼亚州的诺兰被问道：“我们即将得到的停战是否是荣耀的呢？”他回答：“我不这么认为。”他预测在这样的条款下，“我们不可避免地会失去在亚洲的平衡”。在朝鲜，马克·克拉克将军说：“此时，这些条款并未让我感到高兴。”而詹姆斯·范佛里特将军（他在仪式结束后将负责保管联合国的那份协议）则避免就此事发表意见，守口如瓶地回答：“不知道。这个问题将由高层官员回答。”保守派会反击的，他们只是在等待罗伯特·塔夫脱的信号而已。

什么信号都没有。这位俄亥俄州的参议员就像7年前的范登堡一样，现在正在经历转变时期。塔夫脱曾是罗斯福和杜鲁门时期的搅局者，总是妨碍法案通过，如今成为新政府力量的灯塔。1953年4月30日，内阁出现危机。艾森豪威尔召集国会领袖，向他们传达坏消息：与他预料的相反，艾森豪威尔无法平衡第一次财政预算。杜鲁门最先的预算是99亿美元的财政赤字。艾克表示他能减少到55亿美元，但不能再削减一分一毫，否则就会危害国家安全。财政部长汉弗莱、预算委员会主席道奇和国防部副部长凯斯随后表示支持该预算。他们的要点是，将美国静态防御的局面改成动态防御，同时预测任何时间向美国发起的攻击，这需要大量经费，因此不能再减少预算。

塔夫脱大发雷霆。他失去了理智，用拳头大力捶打着书桌，用强硬刺耳的声音大声嘶吼，说这个共和党政府与那些民主党人的政府毫无区别。五角大楼与往常一样贪得无厌。该预算超过国民收入的30%，实在是太多了。除非政府提高税收——这在当时是难以想象的，否则赤字令人难以容忍。塔夫脱大喊道：“我们向美国人民承诺的首要大事就是减少财政支出！如果按这样的计划，我们就绝不会在1954年选共和党的国会！你们正在带我们走杜鲁门的老路！我们在竞选时承诺的一切，都被你们抛弃了！”最后，艾森豪威尔深思熟虑地对塔夫脱说：“美国的全球战略中有一些必要元素。抓住它们并不难……”随后，他便简要叙述了冷战战略。

这是紧要关头。如果塔夫脱离开会议，向媒体公开指责总统的财政计划，并在国会成立影子内阁反对政府的外交政策，那么艾森豪威尔的计划将功亏一篑。无论如何，保守派总是对艾克充满敌意，有权势的多数党领导说一句话就足够了。但塔夫脱留了下来，他镇静下来，仅仅表达了希望来年政府预算能大幅缩减。艾森豪威尔向他表示，这个希望是合理的。

暴风雨过去了，塔夫脱从此成为总统最重要的支持者。私下，他笑话朝鲜停战条款，但他能克制自己的情绪，对媒体发言时，比诺兰、詹纳、马隆之辈更为谨慎细致。无可否认，他仍像以前那样直言不讳。（他曾说过：“说话讲究策略就是不真诚。”）他承认，分裂的朝鲜的前景“极度令人不快”，因为它创造了“随时会引发战争的条件”，使中国从容处理越南问题。但他不愿制造分歧，也不愿绝望。

此时，记者注意到他的变化。6个月以来，这位多数党领导以出色的表现辅佐共和党的总统。他们写到，自就职典礼以来，他的目标之一就是让共和党政府取得成功。这曾是孤独的斗争，右翼的其他参议员对他的忠诚疑惑不解，而民主党人则一直视他为难以和解的对手。另外，他正承受着新的心理负担，尽管他们对此一无所知。过去几星期，他越来越觉得自己病得很严重。

塔夫脱感到困惑。一年前，他开始竞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之前，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医生确定地说，他从未向现在这样健康。在第83届国会任职的头三个月，他是国会中的风云人物。然后在4月中旬，他与艾森豪威尔在奥古斯塔打高尔夫球时，突然感到臀部一阵刺痛，难以忍受。接下来的一星期，他根本无法入睡。服用大剂量的阿司匹林都已无济于事，5月在蒙大拿州的白硫磺泉镇休养也无法让他好转。6月12日，他在纽约医院进行一系列的身体检查，使用的名字是霍华德·罗伯茨。

医生建议他进行深度X光检查、服用可的松、拄拐杖以减轻对髋骨的压力，并坚持让他放下作为多数党领导人的日常事务。6月10日，他将日常事务的决定权交给了诺兰，但塔夫脱认为这只是暂时任命。在治疗允许的范围内，他会继续处理政务，参加白宫会议。他预计下一次国会会议之前能回到参议院，并且身体比以前更健康。少数党领袖林登·约翰逊是最后一个在国会山见到他的人。塔夫脱向他招手，大喊两次：“我1月就会回来！我1月就会回来！”

那个6月，罗伯特·塔夫脱充满英雄般的色彩。他强忍疼痛，蹒跚着同他的妻子玛莎参加华盛顿的花园茶会。玛莎本来就跛脚，几乎全靠塔夫脱扶着，而他却没告诉她病情。像大多数政界令人敬畏的人物一样，他总是在踏进家门时卸下严肃的面具。玛莎认为他是一个忠诚体贴的丈夫，对他们的4个儿子来说，他是“戈普”，是露营旅行最讨人喜欢的伙伴，他喜欢玩扑克，嚼口香糖，可以陪他们玩上几小时，最后给他们讲吉尔伯特和沙利文的故事，他在这些方面知识渊博。

7月初，他又进了纽约医院。据报道，他情况“良好”。医生预计他年底就可以回去工作，而在此之前也能对一些重要问题进行投票。他本该在7月23日出院，即将出院时，医生却突然宣布他需要进一步治疗，验血时发现他有白血病。他回华盛顿的日子被无限期延长了。

板门店的谈判进展仍然很顺利。中国人刚在那里修建了一座新塔。7月27日上午10点1分（华盛顿时间7月26日晚上8点1分），他们在一张新漆的桌子上签署了18份停战协议。代表联合国签署协议的是威廉·哈里森将军，既没有系领带，也没佩戴勋章；代表朝鲜签署协议的是南日大将，穿着肥大的军装，挂满勋章。他们没有说话，没有握手。而在李承晚的命令下，韩国无人出席。

不到一个小时，艾森豪威尔总统出现在电视上。他说：“带着特殊的悲伤和特殊的感激之情，我们怀念那些受到召唤、在他乡失去生命的勇士。他们再次证明了，只有勇气和牺牲才能让自由在地球上生机勃勃。”他警告说美国“只在一个战场赢得停战，而不是在世界赢得和平”，并说希望可以借此说服睿智的人民协商分歧，而不是以“毫无意义的战争”解决问题。

现在是回顾美国外交政策和加强其作用的时候了，但是那位认同此点、能向美国保守派解释清楚的人，却在星期日晚上备受折磨地躺在纽约医院。星期四晚上10点半，塔夫脱陷入昏迷，13小时后便过世了。

在这个关键时刻，他的离世成了大灾难。威廉·怀特在第二天早上的《纽约时报》上写道：“俄亥俄州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的去世震撼了共和党，在共和党的半世历史上，还未有过这样的震撼。艾森豪威尔政府在东部与中西部之间的桥梁就此真正消失了。他的去世对于政府……是无可估量的损失。”

事实上，这是全美国的悲剧。塔夫脱是美国唯一真正理解国会权力重要性和总统总揽大权危害性的政治家，也是能预见从釜山到美莱村这条长路走下去会有什么结局的人。国会山的政客们悼念他，而他们的悼词则显示出他们对他的了解多么少。俄亥俄州新当选的参议员约翰·布里克宣读悼念词。3.5万悼念者经过国会大厦圆形大厅，此处停放着置于黑色灵柩架上的棺木。这里也曾停放过塔夫脱的父亲和林肯的棺木。海军陆战队乐队演奏着忧伤的铜管乐曲《美丽的阿美利加》。布里克说：“塔夫脱参议员从未犹豫过强制实施法律……这位长眠的领袖为他自己创造了不朽的丰碑。他对政府的付出，以及通过政府向人民做出的奉献，将一直传递下去。”

这是布里克认为最好的悼词：塔夫脱被认为是一位维护法律和秩序的人。但这对艾森豪威尔却是不祥的预兆。未来几个月，这位白发苍苍的俄亥俄州人将提出宪法修正案，严格限制美国与别国签订条约的范围，以及总统协商行政协议的权力。该修正案将使政府陷入困境。越南战争爆发后，人们对此有了不同的看法，但当时艾克认为这是不明智的。他写信给诺兰：

如果参议院……采纳布里克修正案，将会使我们国外的朋友和敌人认为，美国打算从世界事务的领袖位置退下来。由此而必然产生的反应十分重要。这会损害我们对和平的希望和计划，以及正在讨论的重要国际事务成功的机会。

诺兰的看法则有所不同，他与艾克的观点少有一致。在之后的5年里，他让总统与国会领袖的每星期例会变成一种折磨。艾克会大发雷霆，筋疲力尽，有时几乎语无伦次。讽刺的是，诺兰继任多数党领袖，艾森豪威尔应对此负责。塔夫脱逝世后，按惯例，总统作为多数党的领袖应挑选新的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但艾森豪威尔认为他的政府与罗斯福和杜鲁门的政府大不相同，这一观点害了他。他坚决认为，行政部门只是政府三个权力相等的部门中的一个，总统试图控制国会议员则是对开国元勋的藐视。他称自己为“守宪总统”时，就是这个意思。由于他对国会的尊敬，在塔夫脱过世后的日子里，他一直没有插手。葬礼当天，他直截了当地向内阁表示：“我着重强调一点，我们这个政府绝对不会对于挑选新的多数党领袖发表个人意见。我们不会干预他们的事务。”

但是，他们决意插手他的事。激进派与过去5届政府的政策进行了长期斗争，已成为熟练的政治“游击队员”，擅长渗透到行政部门，让公务员的日子过不下去。国会调查便是他们的首要武器。艾克本以为，他入主白宫的第一年，国会的听证会便暂时停止。他告诉内阁，他认为美国人长期处于高压状态下，在聚光灯下进行的没完没了的听证会现在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他的政府应该有一段整理事务的时期。只有它失败了，国会才能插手。

布劳内尔苦涩地说，第83届国会已然插手干预。仅国务院就分别进行了10次调查，国务院职员忙得连读邮件的时间都没有。艾克回应说，政府必须同国会合作，也许他们只是在调查杜鲁门的人。但事实上，他们调查了每一个人，包括许多不在政府工作以及从未涉足政坛之人。麦卡锡调查《美国之音》，詹纳的美国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寻找中学里的共产党，众议院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在伊利诺伊州参议员哈罗德·维尔德的带领下，准备搜查教堂。在一次广播节目中，维尔德说该委员会已经清除了表演界的颠覆性分子。现在，他们正准备调查基督教教会。他说，调查的主要目的在于“清除个别教会分子，包括那些致力于政治活动多过本职的教会分子”。

艾克一生都对他的信念毫不动摇：“我们的长期利益，要求我们通过国会的党组织领导国会。”然而有时，即使是这位“守宪总统”也会对国会发怒。在之后一次的新闻发布会上，有人问艾森豪威尔：“联邦政府通过国会调查教会中的共产主义，你是否支持这一做法？”他给出否定回答，教堂是最不该调查不忠诚的地方，质疑他们的爱国精神，没有任何好处。也许在这种情况下，调查人员才应该接受调查——对于一位不插手国会议员事务的总统来说，这句话已经很重了。

但共和党在执掌国会，而且那是一批特殊的共和党人。有时，他们的极端保守主义确实让人无法应对。乔·麦卡锡的终审日即将到来，参议院的议员们开始联合反对他。不久，每位参议员被要求在他和艾森豪威尔之间做出选择，因此右翼的共和党人将暴露自己，成为总统的敌人。除了马萨诸塞州的莱弗里特·索顿斯托尔，参议院每个共和党元老人物——诺兰、德克森、布里奇斯和尤金·米利金都支持这个蛊惑人心的政客。

麦卡锡的发言人乔治·索科尔斯基指责，共和党在艾森豪威尔的领导下，“变得太现代化，与新政没什么两样”。而在艾克就职的第二天早上，麦考密克将军就在《华盛顿时代先驱报》上把艾克排除在共和党之外了。但是，大部分时政评论员都站在总统一边。塔夫脱逝世7个月后，《华盛顿时代先驱报》被《华盛顿邮报》收购，那是一份别具一格的报纸，尖锐地指出“参议员诺兰似乎无法将政府目标和个人憎恶区分开来”。《商业周刊》评论说“共和党大权在握，是否称职自然是人们想要问的问题”。罗斯科·德拉蒙德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写到这是新的“华盛顿混乱”：

共和党政府内被掉以轻心的分裂、长期不和、相互辱骂，尖酸刻薄的消极争论弄得到处乌烟瘴气，这样的后果是什么？从中又会得到什么政治收获？这种新的“混乱”产生的效果就是展示了共和党政府是个争论不休、毫无建树、立法无能的政府。

有时，首都记者在报纸上提出质疑：联邦政府是否已成为自我嘲弄的范例。参议院的掌舵手威廉·诺兰不断提醒总统，目前迫切需要海军对中国海岸实行全面封锁，并否决保罗·尼采的任职（尼采是威尔逊挑选的国防部副部长，主管外事），因为诺兰认为尼采作为国务院一员，曾是“艾奇逊灾难政策的制定者”之一。埃弗雷特·麦金利·德克森成功地在一项拨款法案上附加了一条：如果联合国承认中国的合法地位，那么美国将立即终止提供任何费用给联合国。国会5次通过这个附加条款的草案，总统5次拿起笔，又5次放下笔，说他不能既接受该草案，同时又主政外交。布里奇斯的决议打破了僵局，他声称“国会的看法”是中国应该永远被阻隔在联合国之外。两院全体通过该议案，副总统尼克松记录参议院的一致表决时，十分赞许。当汉弗莱起草一份议案将加入共产党判为重罪时，这场闹剧到达了高潮。这个议案必须修改，因为它会破坏《麦卡伦法案》。《麦卡伦法案》要求共产党员登记，而登记就意味着自认有罪，因此可使用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来回避罪责，但是共产党的身份无论如何都不受法律保护。司法部长布劳内尔被吓坏了。该议案至少有6点是违宪的，而且还将若干现有的反对共产党的法律抵消了。无论如何，20世纪50年代初，国会中没人打算向选民解释没有投反对票的原因。汉弗莱这项荒谬的议案在参议院以79∶0通过，在众议院以265∶2通过。

除了接下去与麦卡锡的较量，艾森豪威尔执政的第一年是他在华盛顿最糟糕的一年。杜勒斯在麦克劳德的煽动下，以近乎莫须有的罪名解雇了许多经验丰富的外交官。国务院护照办现由弗朗西斯·奈特领导，他像麦克劳德一样，也是麦卡锡任命的。他正在调查爱德华·默罗是否忠于国家。默罗在激进派中不得人心始于1953年10月20日他在哥伦比亚电视台的节目《现在看吧》中，讲述了密歇根大学一位名为米洛·拉杜洛维奇的大四学生的窘境。拉杜洛维奇在空军后备部队服役8年后，突然被列为危险分子。他被指控违反空军条例第36~52条，与“共产党或同情共产党者”来往密切。他被剥夺中尉军衔，并被部队开除。这使他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无法找到工作。这个案子曾由一个三名上校组成的委员会审查，空军部队没有提供证据，也没有提供具体的指控内容，还拒绝透露指控中尉的原告，并将他们自称掌握的证据放在信封里，整个听证会期间都没有开封。默罗查了里面的内容，与拉杜洛维奇来往密切之人是他的父亲和妹妹。他们的可疑活动便是读一份塞尔维亚语的报纸，该报纸在南斯拉夫发行。5年前，南斯拉夫就与莫斯科断交了。但空军部队不愿冒这个险，不愿意要其亲属阅读外语刊物的官员，而这种语言曾是一度崇拜已故的斯大林的人使用的。

拉杜洛维奇的新闻播出5周后，空军部长哈罗德·塔尔博特出现在《现在看吧》节目并宣布，他再三考虑后，决定恢复中尉拉杜洛维奇的职位，因为他绝对不会威胁国家安全。这对塔尔博特来说，是一次耻辱的经历，但绝不是最后一次。1955年夏，他被指控与持有空军部队合约的企业有不正当交易，便在重重疑云下辞职了。而在1953年，政府还极力维护塔尔博特，转而指责默罗。媒体的可信度正在成为一个大问题。默罗之类的人有很多，拉杜洛维奇之辈也不只一个。

在美国海军航道测量局工作了23年的公务员亚伯拉罕·查萨诺夫便是其中之一。他一向深得上级器重，却在1953年7月29日被停职停薪，人事部门通知他，他已被称为危险分子。两个月后，海军一个委员会裁定证据不足，一致认为他应该官复原职，但数月过后，没有一点儿动静。此时，查萨诺夫已倾家荡产，靠向妻子的亲戚借贷维生。1954年4月7日，尽管证据不足，海军部长助理詹姆斯·史密斯仍下令解除查萨诺夫的职务。《华盛顿每日新闻》的记者安东尼·刘易斯告知大众这一消息，并公布了具体细节。刘易斯关于此案的故事为他赢得了普利策奖。而为查萨诺夫辩护，更进一步加深了共和党保守派和媒体之间的隔阂。

记者们认为政府右翼有时不清楚“左”翼的所作所为，或者即使知晓，也毫不在乎。他们以关于沃尔夫·拉德金斯基的爱国主义的不得体的争论为例。拉德金斯基的例子十分荒唐，是因为他的爱国主义显而易见。他是一位斗志昂扬的反共人士，也是土地改革的专家。在麦克阿瑟的领导下，他在日本的土改运动被认为是胜过共产党土改的范例。实际上，斯科特·麦克劳德极力推荐拉德金斯基的政见。尽管如此，埃兹拉·塔夫脱·本森还是不想让他进入农业部。本森认为他是危险分子而解雇了他，史塔生为他澄清事实后，本森又在总统同意下聘用了他，并派他到亚洲，与共产党的土改专家斗智斗勇。

艾克最爱说追查共产党就是追查“一罐虫子”。其中的困难与其他问题一样，都要回到竞选总统时期。共和党曾表示民主党追查间谍的力度不够，然而要制订一个比杜鲁门1947年建立的内部安全项目更为严格的计划，十分不易。1953年4月27日，艾森豪威尔尝试了一下，发布10450号行政命令。在此命令下，只要有一丝叛国嫌疑，雇员就会被立即开除。还有其他很多偏离一般准则的行为——酗酒、吸毒、参与不正常的性活动、曾犯重罪、精神不正常、参与裸体组织、有不卫生的习惯和说谎等一切“与国家安全不一致”的行为，都可以成为开除的理由。

这个规定确实缩减了不少政府人员。10月23日，白宫宣布在执行10450号行政命令的4个月里，1 456名联邦工作人员离职，其中只有5人是艾森豪威尔执政后雇用的。为进一步证明在对抗世界共产主义中取得的进步，白宫发表声明，依据《史密斯法》，指控41名美国共产党领袖获罪，2名共产党判间谍罪，1名判叛国罪，并将84名外籍颠覆分子驱逐出境。而司法部长那已经为数不少的颠覆组织的名单上又新增了62人。艾森豪威尔发表第二个国情咨文时，又宣布了新的战果。他说，从政府解雇的“危险分子”已达2 200人。随后，尼克松宣布，“上千名共产党、他们的追随者以及‘危险分子’已被政府扫地出门”，并报告6 926人从政府雇员名单上除名。

共和党人高兴不已，毕竟这些都是事实。政府中到处都是赤色分子和粉色分子，艾克找出并开除了他们。但民主党却完全不同意共和党的说法，他们检查文职人员记录，发现在第一份清单上，只有863人被解雇。其他人要么辞职，要么退休，而且他们本来就打算离开政府的。尼克松报告的数字中，只有1 743人因被指控不忠而被解雇——41.2%的人曾被艾森豪威尔政府雇用。史蒂文森嘲讽共和党的忠诚调查计划就是个“数字游戏”，总统私下也这样认为。杜勒斯向内阁诉苦，他认为整晚阅读呈递给他的文件简直是浪费时间，只是因为有人报告某工人家庭中的某人（甚至是他的邻居）是和平主义者，是世界联邦主义者，或支持氟化饮用水。

哈里·凯恩对10450号行政命令进行了最无情的抨击。凯恩曾是华盛顿州的共和党参议员，1952年竞选失败，通过国会山老朋友的帮忙在颠覆活动控制委员会任职。由于里面有詹纳、麦卡锡和德克森，他自己也主张极端保守主义，所以没人期望他会成为拥护民权自由的人。然而，他却是这样的人。在一次情绪高昂的演讲中，他严厉抨击白宫“向不正义的一方偏离太远了”。总统大骂凯恩忘恩负义，亚当斯则提醒他还是这个团队的一分子，不应辱没自己的团队。

然而，这个团队还未学会相互合作。麦卡锡一直在给共同安全署找碴儿。内政部长麦凯赶走了才能出众的美国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局长，取而代之的是一位专搞宣传活动的人。商务部长威克斯继续与国家标准局钩心斗角，这是哈里·沃恩和唐纳德·道森都不敢踏入的禁地。圣母大学法学院前任院长克拉伦斯·马尼恩博士是一位极右分子，被任命为总统的政府间关系委员会主席。他赞成布里克修正案，使白宫陷入混乱。[8]

布里克修正案在保守党人中间受到追捧。一些最热心的支持者都不了解其中的内容，他们之所以签字并捐钱支持它，也只是因为在某些会议室和俱乐部都是这样做的，这就和在1936年支持自由联盟是一件时髦事的情形一样。他们认为这一定是正确的，不然为何美国革命女儿全国协会、美国医师协会、宪政委员会、《芝加哥论坛报》以及妇女支持布里克修正案委员会都赞同这一修正案呢？妇女支持布里克修正案委员会是“海外军人的妻子与母亲的自愿组织”，她们向国会呈递了一份50多万人签署的请愿书，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同样，反对方也一定是错的。不然为何它们会包括妇女选民联盟、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美国律师协会国际法和比较法部、纽约市律师协会、美国支持联合国协会以及埃莉诺·罗斯福呢？

首都的记者们称布里克的出击是“自1788年以来，关于外交关系的宪法的最大一次论战”。可能就是这样。如果不是麦卡锡和美国政府之间更为尖锐的斗争使之黯然失色，那么此次出击将是10年来极端保守派最大的一场运动。1953年1月7日，该修正案被参议院提出时，共有64名联合提案人——已达到宪法修正案所需的2/3参议院人数。杜勒斯疾呼该修正案“会对国家的和平和安全造成威胁”，但没有人理会。尼克松请求参议院的共和党人不要使自己的总统难堪，如此活动6个月后，他不得不告诉内阁：“毫无疑问，许多民众都支持该修正案。”

20世纪50年代初期，极端保守派热衷于提出宪法修正案。赫布洛克称之为“拼字游戏”。在第83届国会中，至少有107项这样的提议被提交给委员会。其中一项解释叛国罪不仅是倡议颠覆国家，“无论是依靠武力和暴力”，只要“削弱”其力量，就是叛国罪。其他提案还包括：禁止美国士兵踏上别国领土，除非国会已向该国宣战；禁止将纳税人的钱用于社会福利事业；新加入的州只能有一名参议员；联邦政府不得干预各州管理其居民“健康、道德、教育、婚姻以及良好次序”的权利；申明“美国虔诚地遵守基督耶稣的权威和教义以及尊敬其他国家的救世主，并通过他们得到万能的上帝的赐福”。

参议院对其中6个提案进行了讨论，每一个都获得了多数票。其中4个提案获得了通过修正案必需的2/3的票数，可以提交众议院讨论。如果在那里仍有2/3的人投票通过，就会交给各州立法机关讨论。这是参议院不负责任的表现。当时盛行的诡辩可以用德克森的话表述：“如果州立法院否决，那么伊利诺伊州新上任的参议员不会有意见；如果州立法院同意，我也会同意。”诺兰也是同一腔调。他说，布里克修正案的反对者害怕的是什么？难道他们不相信人们的判断？答案当然就是开国元勋从未想过国会会成为气窗，让修改宪法的提案通过；州立法院倾向于有特殊利益的代表，容易向特殊人物妥协，所以不再是人民的政府。但这样回答的人寥寥无几。马萨诸塞州的年轻参议员约翰·肯尼迪表示：“不同意修改宪法，是我们最宝贵的保护措施，也是最稳定的堡垒。”然而，其他议员对他的话充耳不闻。

布里克修正案针对的不过是雅尔塔会议，这个阴魂仍不肯离去。如今，每个消息灵通的市民都知道1945年2月上半月在克里米亚发生了什么事，但“秘密协议”的幻象仍萦绕在华盛顿，威廉·詹纳之类的妖人让其保持着勃勃生机。他悄声说，反对布里克修正案的势力正由一个“秘密革命组织”操控着，其中包括欧文·拉蒂摩尔、亨利·华莱士、阿尔杰·希斯（已收监）、哈里·霍普金斯和哈里·德克斯特·怀特（两人均在20世纪40年代过世）。马尼恩不是唯一受“布里克热”影响的政府官员。1954年1月29日，关于修正案的讨论已持续一年之久，这时在内阁会议上，查理·威尔逊说，他对支持修正案的人感同身受，条约不应剥夺人们的权利，像雅尔塔和波茨坦那样的会议就应该被列为非法的。总统再次耐心地解释，布里克修正案不能妨碍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的约定，因为这都是政治上的协议，既非条约也非行政协议。

回到办公室，艾克大怒：“我受够了，简直要大喊大叫了！这些该死的事毫无意义，只会损害美国的威信。我们常说法国人没有能力治理自己的国家——而我们则坐在这里为布里克修正案争吵不休。”在海军准将酒店进行就职前内阁预演时，他就已经遇到这个问题了。那时，这个主意对他来讲充满了吸引力。听到罗斯福和斯大林（不知为何，丘吉尔的角色总是被忽视的）瓜分世界的事情后，他极度愤怒，然后便上钩了。他认为（布里克是这样说他的）人们反对该修正案，会转过来对联合国不利。修正案听起来合情合理，如果有一位无能的总统或昏昏欲睡的参议院要夺取人民和各州的宪法权利时，美国会因该修正案而有了保证。

杜勒斯详细研究了修正案，他越深入考虑，越是惊慌失措。布里克真正反对的似乎是一切条约和行政协议。他的其中一项修正措施就是将权力从白宫转移到国会山。杜勒斯认为，这样就会引起其他政府怀疑他们与美国签订的条约是否有效；因为这届国会签订了，另一届国会又会废除。[9]艾森豪威尔开始改变对该修正案的看法。他完全站到反对布里克修正案的阵营中，是在讨论无关此事的所谓的“部队地位”的协议时，根据该协定，如果美国士兵在未执勤时触犯了外国政府的法律，所在国政府有权按照该国法律对美国士兵进行处置。（最典型的例子是，一位美国士兵在日本向一群妇女射出一枚空的迫击炮弹，结果杀死了其中一个人。）极端保守派则坚决认为，美国军队对美国所有在海外的部队有绝对控制权。恰好，艾森豪威尔比华盛顿的任何人都了解“部队地位”的协定，因为他担任北约总司令时曾起草、商讨并监督管理其中一部分协定。他试着向诺兰解释其理论与实际，但这位多数党领袖火冒三丈。他用力拍打桌子，大声吼道：“一个在和平时期应征的士兵，在违反其意愿的情况下被派往国外并履行职责——上帝啊，我不认为他应该被交给国外审判！他还穿着我们美国的制服。我不愿我的儿子受到那样的待遇！”

布里克也是这样的态度。在一次攻击两位国务院工作人员的情绪激动的演讲中，他暴露了自己真正的动机。虽然他们反对他的修正案，但这并不是他攻击他们的原因，他们为北约“部队地位”协定做证才是原因所在。这是战略失误，当时总统正在听演讲。艾克找到最好的宪法专家，对修正案进行研究。他们报告说，根据该修正案，美国便无法加入北约，这令他垂头丧气。修正案具体指出，除非宪法将某些问题交由国会处理，否则参议院无权对其进行立法。因此，根据布里克修正案，这样的协定要成为法律，就必须得到各个州的同意。艾森豪威尔说，这会让各州立法院拒绝承认美国签订的协定[10]。艾克说，因此总统和国务卿必须面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即代表48个州政府”。

1954年2月26日，在一系列令人吃惊的议会手段后，布里克修正案终于到了最后表决这一步。在“部队地位”的斗争中，布里克败下阵来。为挽回颜面，艾克提出一个程序上的缓和措施，即对协定投票表决时，只记录投票数，而不是口头唱票。布里克拒绝该提议。2月25日，该修正案支持率不到2/3，50位参议员同意、42位反对。

就在这次斗争绝望的关头，发生了一个悲剧性事件。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沃尔特·乔治起草了一份修正案，内容与布里克修正案相似。这份修正案值得严肃对待。布里克修正案的支持者并非都不负责任，其中一个负责任的人便是美国律师协会前任主席弗兰克·霍尔曼。该协会中，“通过联合国维持和平与法律部”也支持布里克，一些研究宪法的学者也站在他这边。这并不表示它是一项有利的修正案，虽然在吵吵嚷嚷的讨论声中，确实有一些建议值得仔细聆听。自从罗斯福执政以来，总统的权力已经大得惊人了。艾森豪威尔历来谨慎，他是不会滥用权力的。但从接下来的事件看，后来的白宫主人可不是那么小心翼翼。而且，乔治提出的修正案可不仅仅是经过修饰、更亮眼的布里克修正案。其语言是精心雕琢的，语气比布里克修正案更为温和，而且删减了布里克修正案中一些臭名昭著的从属条款，即禁止国会对超越其权力范围的问题采取行动。艾克反对的就是这一条，即反对某些条约必须各州都支持。去掉这一条，政府反对布里克修正案的原因就没有了。乔治的提案在很多方面具有先见之明，但因为其会限制总统在外交政策中的自由，还是遭到了白宫的反对。[11]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那些记得乔治修正案的参议员们再次想起了它。而在反对总统于越南战争中的行动的愤怒声中，有人想起了诺兰的意见，但他早已在竞选中失败并隐退，在加利福尼亚州过着普通的生活。[12]诺兰当时赞同乔治的修正案，因为他无法忽视“行政部门干预司法权力带来的危机”。如果那天是塔夫脱处于诺兰的位置，他一定会使这场辩论显得更庄重，但是所有理智的希望都在情绪的迷雾中失去了方向。一个参议员要么是艾森豪威尔的人，要么是他的敌人，情况就是这样。就这样，布里克把乔治一同拖下了水。即便如此，政府也只是勉强胜利。对于乔治修正案，有60票赞成、31票反对——由于需要2/3的赞同票，因此其实只有1票的优势。如果第31位参议员当时生病或是去厕所，而众议院和州立法院投票又通过的话，那么美国随后20年的外交历史将大不相同。举一个例子，那个臭名昭著的让美国有权在大范围内干预越南内政的“东京湾决议”，便会因违宪而被否决。

布里克修正案被否决的那天，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庆祝了自己66岁生日。他是政界元老，看起来也像。关于他的一切都与众不同：狮子般的头，轮廓分明的脸；“大都会”、“风笛摇滚”、“市区”和“世纪”等俱乐部的会员；卡内基基金会主席，教会正义与持久和平委员会联邦理事会主席；美国优秀大学生荣誉学会会员；普林斯顿大学、巴黎大学以及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的学位获得者。

杜勒斯一生中最重要的是成为基督教长老会的一员。他认为他的宗教信仰是伟大的力量，但实际上却是他的累赘。他认为反共产主义是长老会教义的延伸（用乔治·凯南的观点来看，正如苏联领导人认为共产主义本身就是福音一样），因此，他的外交政策与苏联领导人一样，都是僵硬和教条主义的。艾森豪威尔相信妥协和调解，但他挑选的实施外交政策的人却极度不信任这一点。杜勒斯巧妙地破坏了史塔生裁军的计划，理由是美国的北约同盟国会将此看作美国决心减弱的表现。对他来说，灵活比软弱更糟糕，那简直是不道德的。谁不同意他强硬的主张，就会被烙上耻辱的罪名。1953年，杜勒斯第一次出访时，以总统名义赠给埃及总统穆罕默德·纳吉布一支镍制自动手枪。这是提醒所有中立国的政治家们，以武力反抗共产党，才会赢得美国的友谊。对于中立国的领袖（如印度的尼赫鲁）来讲，世界并非如此简单。尼赫鲁试着在两大竞争集团之间找寻自己的位置。他认为，反共产主义与反殖民主义同等重要。杜勒斯认为中立主义最恶劣，便理直气壮地将武器运往巴基斯坦，从而失去了与印度的友谊。

尽管杜勒斯花言巧语，20世纪50年代唯一被推翻亲苏政府的只是美国后院的一个小国家——危地马拉。但这场胜利也值得怀疑，因为它为日后拉丁美洲的溃败播下了种子。然而，杜勒斯那宗教式的热情最令人不安的一面是，他深思熟虑地煽动东欧国家的人民——他承诺会把当地的苏联暴政“推回去”。1953年7月17日的一次内阁会议上，他十分满意地报告，法国的乔治·皮杜尔和英国的索尔兹伯里侯爵3天前同他会面，表示他们对东欧的“真正自由”十分关切。他说：“据我所知，这是伦敦和巴黎第一次愿意支持这项原则。”

关于此次会议，休斯在他的会议笔记中气愤地写道：“他真的相信几句话就能让人人都享受自由吗？”但是杜勒斯相信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什切青到的里雅斯特的听众都相信了。杜勒斯未能解释，美国决意帮助他们也仅限于“一切和平的方式”（艾森豪威尔总是不会忘记小心地提起这个限制），这将带来悲剧性的后果。民主德国突然爆发罢工、纵火、暴乱。苏军坦克镇压3万名东柏林人发起的暴动后，艾克向媒体强调，美国不打算在东欧进行实际干预。但11月底，杜勒斯煽动在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地的骚乱。他说，因为他宣布美国不会承认苏联对这些国家的兼并行为和“确定它们的被奴役地位”。

杜勒斯经常不在首都，这令那些喜欢低调处理外交事务的人缓了口气。实际上，他到处活动，像卖保险一样向盟友提供对抗侵略的策略，将美国军事力量作为钢筋，把非共产主义国家联合起来。除北约外，又加入重组后的美洲国家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在中东签订《巴格达条约》——后来成为中央条约组织，美国虽未加入，但大力支持该组织。包围共产主义国家的条约，每年都会增加新的内容，直到美国要对8个安全条约承担责任，并保护42个国家。沃尔特·李普曼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写道：“杜勒斯不仅展示出自己是个精明且善于算计的外交官，而且是一个赌徒，用本国的血汗、财富和荣誉当作自己承诺的支票，比过往任何一位国务卿能想象的还要奢侈浪费。”

尽管杜勒斯一生中并没有被要求兑现以上的承诺，但如果真有人要求了，那么负责兑现之人恐怕会十分担忧。一些惊恐的证人冲到国会委员会的房间中进行抗议：美国在扩大军事责任的同时，也在削弱自己的实力。作为一名将军，艾森豪威尔对五角大楼不太尊重。在一次预算中，他将空军预算削减了50亿美元，由此遭到范登堡将军的疏远。当中国台湾遭遇一次周期性紧张局势时，他又命令将军队人数从320万减少到285万。只有一位五星上将总统才敢这样做。他拒绝了一切在核武器时代不实际的战略。有一次，白宫举行会议，讨论进一步裁军，他说：“如果你能冷静地理智思考问题，那么将用于陆战部队的经费用于建设新的公路益处还更多些。这样在敌人来袭时，大城市的居民可以更快撤离。”

总统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内阁中最强有力的人物汉弗莱也支持他。他们的目标是减税，而他们认为这是达成这一目标的正确方法。舍曼·亚当斯写道：“这个‘新姿态’以及以核报复为基础的计划，显然是艾森豪威尔削减陆军人数的原因。”艾森豪威尔是总司令，他承担全部责任。为消除进一步的疑虑，他指示五角大楼假设美国将来会卷入核武器战争。国会山的民主党人抱怨美国现有的安全只是一种假象，人们被骗了，而总统的动机则具有政治性。的确，有一部分动机是出于政治考虑的。政府提出了一个更为虚伪的承诺，即“每一元都要花得更值得”。[13]战略上的单一武器论也受到寻求简单方案以解决问题之人的青睐。显然，美国不打算发动征服战。因此，他们说国防部顾名思义就应该只搞防御。他们只要求美国不受侵略，大规模报复的威胁也只是确保这一点。

当然，他们的信条理论并不奏效。国务卿与总统各行其是，无法实现这个目标。政府的外交政策慷慨大方，军事政策却相当吝啬，但很少有政治家发现这个差异，真让人惊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报复政策可能是有效的遏制方式，那时美国总统小心翼翼地避免卷进国外事务，但美国现在已不再是这样的国家了。“美国式和平”已取代“英国式和平”，英国曾派遣炮艇的地方，如今美国派去了杜勒斯和他的圆珠笔。超级大国需要大规模的威慑力量来保持和平，而那种“每一元都要花得更值得”的说法好像国际政治是美国7月4日国庆日的老式庆祝仪式，只是空谈而已。

年轻的亨利·基辛格看出了这一问题。1954年他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之后成为哈佛大学政治系的教员，并出版《核武器与外交政策》一书，以严谨的逻辑分析了美国在世界中的姿态。他总结到大规模报复是一种谬论：政府进行有限度战争的能力大大降低了，最后只剩下原子弹这个武器，每当外交不能达成一致走到诉诸武力的边缘时，国家的生存便成为赌注。艾奇逊也看出了矛盾之处。他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对于美国主张大规模报复具有“主动权”进行分析，认为其非常荒唐。他指出，报复是对某些人主动性的回应。罗维尔对这个矛盾看得也非常清楚。1954年4月8日，他在《华盛顿来信》 一文中预测，“如果中南半岛发生最糟糕的事，原子弹在那里会像石弓那样毫无用处，到时地面部队将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以前的实力，而且远不只于此”。

华盛顿与印度正好有12个小时的时差（一处是子夜，另一处是正午）1954年2月10日早上10点30分，艾森豪威尔总统走进印第安人条约室参加每星期三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时，在河内法兰西大厦的法国军队总司令部正被黑夜笼罩。记者问他，地球另一边的军事情形是否仍然严峻。他说：“我比任何人都反对美国在那个地区卷入热战。因此，我批准的每次行动都是反复斟酌的，我们将尽一切努力，不卷入战争。”

下一位记者问道：“总统先生，你说的话是否可以理解为，不管战争走势如何，你都决定不卷入或者不那么深地卷入中南半岛的战争？”

艾森豪威尔回答说，他并不能预测未来。然而，他接着说：“如果美国在那些地区深陷全面战争，尤其是动用大部队作战，我无法想出对美国来讲，有比这更大的悲剧了。”

与后来的情形相比，美国军队当时在中南半岛战争中的人数并不算多。这得追溯到上一届政府，那时他们就已经在那里了。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中南半岛上的三个国家——越南、柬埔寨和老挝仍是法国的殖民地。1949年12月30日，它们的地位有所改变——巴黎承认它们是“法兰西联邦”内的“独立国家”了。这不过是个反对殖民主义的姿态，目的是反对苏联对胡志明越盟军的支持。1950年2月7日，华盛顿和伦敦承认了这三个国家，艾奇逊强调说：“支持附属国家的人民通过和平和民主的进程走向自治和独立，是美国的基本政策。”他希望一些亚洲国家随后也能承认这三个国家，但它们踌躇不前，因为厌恶了越南保大亲王，这位法国支持的傀儡宁愿在里维埃拉晒太阳，也不愿执政。艾奇逊不顾其他国家对保大的蔑视，仍固执地将美国的声望押在中南半岛。后来，他懊恼地回忆起国务院的一位同事约翰·奥利曾警告他，美国正处于这样的境地：“倾向于取代而非补充法国的责任。”奥利说，美国会成为法国的替罪羊，卷入直接干预的泥沼中，“事情只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艾奇逊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决定……既然我们干预这件事，就不要再回头看了。”

到艾森豪威尔宣誓就职时，美国已经负担了法国1/3的经费，运载武器到中南半岛，并派出200名空军部队的技术工程师。艾克继续支援，但已经不够了，越南危机加深了。2月那个早上举行新闻发布会时，越南危机已集中到一场大战上，这是典型的战争，比夏伊洛战役或阿尔贡战役更能改变世界进程并影响美国发展。7年来，法国军队被胡志明杰出的军事将领武元甲将军打得溃不成军。这些在圣西尔军校训练的法国军官对武元甲的游击战极为陌生，遭到阻拦，因此发誓要引越盟进行一场决战。1953年11月20日，他们空投1.5万伞兵到河内以西约200英里处的战略要点。此处覆盖着可连接中国、东京湾和老挝的通信线路，该地位于泰国境内，地名“奠边府”由三个泰语单词组成：“奠”为大，“边”为边境，“府”为行政中心，即边境上的大型行政中心。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名字了。

在地理位置方面，东南亚的这一区域是最险峻的：悬崖峭壁、丛林幽深、峡谷险要、河流汹涌。但是，各处地面有一些相对平坦的洼地，较大的洼地还可整修为跑道。奠边府就是这样的盆地，其形状如长长的橡树叶，小溪是树叶的支脉，中央的河流则是树叶的主脉，其长11英里，宽3英里。奠边府周围森林密布、山谷深邃。法国伞兵部队在此修建了一个机场，以及一系列的“豪猪”——保护机场和出击敌人的坚固据点。自马基雅维利时代起，军事战略家便主张指挥官占领高地。他们认为如果一方占领了高地，就可用炮火摧毁另一方。然而，法国军队没能占领俯瞰奠边府的高地。在对抗游击战的同时守住这些山峰实为不易，因此河内的总指挥部认为没必要守住高地。在法兰西大厦，战地记者听说法国的大炮比武元甲能得到的任何武器都更先进。而且，越南群山密布，越盟也无法将大炮拉进来。

法兰西大厦的判断错了。自11月以来，9万名越南农民把105毫米野战炮穿过荒山野岭运到了奠边府。到了1月，武元甲的大部分炮兵部队已进入有利位置，俯瞰着灰黄的平原大地。2月10日，在华盛顿的艾森豪威尔正在印第安人条约会议室回答关于中南半岛的问题时，越盟第57团在长途跋涉并休整一番后，从洒满月光的山坡上俯视那个保护法国12个营的睡熟士兵的碉堡群。后来游击队的指挥官何文贤告诉别人，那晚机场周围摇曳的火炬，令他想起他们村中屋舍前一堆堆柴火中发出的火光，那代表对逝者的追思。

3月13日，武元甲在黎明前的炮火声中拉开了围攻奠边府的序幕。法军放出烟雾隐藏机场未能奏效，飞行员们称这个低洼的盆地为“夜壶”。三天前，星期三的例行记者招待会上，一名记者向总统提到密西西比州参议员约翰·斯坦尼斯的观察所得。斯坦尼斯当时就提出警告，美国向越南派空军部队技术工程师，很可能会使美国卷入这场战争。艾克说，不会那样的，除非国会行使宣战的权利，否则美国不会干预中南半岛的战事。

历史学家可能会好奇，为何要讨论美国卷入战争的问题。联合国未对中南半岛有过任何承诺，不久之前的美国与此地也毫无瓜葛。唯一真正对该地区感兴趣的只有罗斯福总统，他希望看到该地区摆脱法国的殖民统治。一年前，艾森豪威尔还不愿扩大一场反共产主义的亚洲战争。他表示，即使仅仅在奠边府实施空袭也要冒极大风险，这可能会使美国空军与中国空军陷入对抗。无论如何，进行决定性一击的机会很小。法国在中南半岛的军事力量远不及联合国在朝鲜的军事力量。

但是，除了艾森豪威尔，大部分政府领袖并不这样看。他们认为，美国是自由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是全球反对世界共产主义斗争的领导力量。朝鲜停战后，中南半岛成为唯一有这种冲突的地区。主张干预的人表示，如果共产党在一条战线获胜，那么所有战线都会遭遇危机。这同样是知识界的意见，马萨诸塞理工学院经济史教授沃尔特·罗斯托在《代达罗斯》杂志上写道：

苏联或中国地面部队的调动，会使美国在欧亚大陆的势力失去平衡。同样，如果欧亚大陆关键地区的男女无论出于希望还是失望而转向支持共产主义，也会失去平衡……如果我们成为集权主义海洋中一个民主的小岛……那么美国的生存就会受到威胁。

一致的看法是，只要美国部队还在朝鲜，那么向法国提供财物、枪支和策略就已足够了。依此推论，现在需要的东西更多了。如果不能提供更多的支援，自由世界的安全就将受到威胁。

前一年9月，即1954年中下旬，艾森豪威尔批准向法国军队提供一笔更大的经费（3.85亿美元）。当时，杜勒斯将美国在中南半岛的目标确定为成功完成纳瓦尔计划，该计划以当地法国指挥官的名字命名。杜勒斯解释说，这样就会在“1955年战争结束前，击败共产党有组织的进攻”，只剩下扫荡战，这个可由越南军队在1956年完成大部分。纳瓦尔计划失败了，但是直到1954年1月4日，总统与国会领袖们讨论即将发表的国情咨文时，还未考虑将美国军队派往中南半岛。艾克打算请求国会支持，继续给法国军事援助。一位共和党参议员问，这是否意味着派美国士兵去越南。大吃一惊的总统回答：“不是这个意思。”他说：“我可以写上‘物质援助’。”他确实这样做了。

到3月第三个周末，中南半岛的局势已然恶化。杜勒斯依然对法国充满信心。3月23日，他还预计法国军队将获胜，但五角大楼可不确定输赢。奠边府传来的消息令人沮丧。武元甲的炮兵占据盆地周围，实际上机场已无法使用。用C–54型飞机向12个营的被困人员空投物资，只能取得部分成功。如果在距地面6 000~8 000英尺处空投物资，那么半数都会掉在越南军那边；如果在4 000英尺进行空投，越南的高射炮又会击落大部分飞机。敌军从四面八方逼近法国军队的要塞，在许多地方安放了自动武器。巴黎通过外交途径向华盛顿发来请求，请求美国实施空袭以缓解受困部队的压力。3月22日，法国军队参谋长保尔·伊利将军飞往华盛顿请求援助。

李奇微强烈反对，他说，一旦同意投入美国空军，派遣步兵也只是时间问题。他对当地地形略知一二：稻田、丛林、糟糕透顶的公路网以及极差的通信设备，甚至连海港也很糟糕。美国的干预只会成为“悲剧性的冒险活动”。他以书面形式向艾森豪威尔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后来在其回忆录《军人》中写道：“对于一个像他这样有军事经验的人来说，其中的含义再明显不过了。”但同样拥有战争经验的雷德福则认为美国派出轰炸机是个不错的主意。人们纷纷猜测国务卿的立场。3月29日星期一，他在海外记者俱乐部发表演说时，就谁都不会再怀疑了。他的话语和腔调都是关于冷战的：

在如今的局面下，共产主义苏联与其盟友共产主义中国使用一切手段，将它们的政治制度强加给东南亚，这会带给整个自由社会极大的威胁。美国认为不能被动地接受这一可能性，而应联合行动反击。这可能会面临严重危险，但如果我们今天不下决心，几年后我们面临的危险与如今相比会大得多。

星期六，杜勒斯在国务院与两党的国会领袖商议，向他们解释对法国集体防御的必要性，也就是说，要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派出远征军。他自信满满，认为一定能吓退中国共产党，让他们放弃胡志明。他说，如果这个行动失败了，就要把越盟消灭。任何妥协都不可能达成，即使理论上的妥协也不行。一位观察家对国务卿讲话的印象是：国务卿“极度怀疑，如果在中南半岛建立共产主义政权，美国是否还能存在下去”。

星期日晚上，杜勒斯与艾森豪威尔、雷德福在总统的椭圆形书房议事。现在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是，干预是否合情合理，如果合理，那么理由是什么。在巴黎，皮杜尔不断催促狄龙大使。法国竟要求使用原子弹，可见它们绝望程度之深。两艘载有核武器的航空母舰与第七舰队一起在东京湾巡航，但华盛顿没人真正考虑过使用核武器[14]。事实上，艾森豪威尔禁止任何空袭。在一定情况下，他愿意考虑杜勒斯的“联合行动”，由盟国共同出力。法国必须同意将战争进行到底。他们必须让越南、柬埔寨、老挝完全独立。法国和中南半岛三国必须请求盟国（美国和英国）参战。最后，有权宣战的国会将做出决定性的一步，而并非由总统决定。杜勒斯在这样的条件下可以尽力去做，在艾森豪威尔与丘吉尔的电讯往来中，他试探后者的态度（他的态度比艾克更为保守），然后启程，试着将伦敦和巴黎的盟军集结起来。

三天后，总统便在语言中增加了一个隐喻的表达。尽管不愿美国插手干预越南，他仍然坚信冷战信条。杜勒斯在海外记者俱乐部的演说未发表之前，他就已阅读过草稿，也赞同他的观点。他在每星期例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告诉记者，法国在中南半岛的威望濒临绝境，而深陷危机的不仅仅是威望。共产党在那里夺取胜利，就会扩大红色帝国的版图，夺去美国重要的原料。这意味着自由世界将失去整个东南亚，而美国在太平洋沿岸的军事防线也会受到威胁，即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中国台湾地区和日本等地。艾克说：“你放置了一排多米诺骨牌，推倒第一块，最后一块也只会跟着很快倒下，这是必然的。所以这就是全面瓦解的开始，它会造成极为深远的影响。”

杜勒斯从欧洲回来后，感觉迅速干预的机会已经来了。白厅和法国政府似乎已准备接受联合行动的建议。如果在危机中陷入重重包围的法兰西大厦有任何接受援助的机会，那就是现在了。丘吉尔并未强烈反对该建议。而法国为了获得援助，几乎可以牺牲除凯旋门外的任何东西（事实上，喧闹的示威队伍正在凯旋门抗议扩大战争）。艾森豪威尔虽然似乎不为所动，但他一定会改变主意的，即使他坚持，国会也会行动。

就在这出好戏唱到此时，尼克松走到了舞台中心。当时他的动机尚不明朗，他也从未就此澄清过。那时，他似乎是华盛顿中最凶猛的“鹰”派人物，但首都大部分人过去和现在都认为，这位副总统只是在为政府放出试探性的气球而已。4月16日星期五，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国报纸编辑协会年会，就是释放气球的场合。他的讲话本来是非正式的，但其内容实在骇人听闻，就无法再隐瞒了。他被问道，如果法国撤军，放弃越南，那美国会怎么做？美国士兵会取代他们的位置吗？尼克松回答，他们会的。自由世界的境况十分危险，如果进一步撤出亚洲，结果不堪设想。他祈祷法国能全力以赴，赢得胜利。“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为避免共产主义势力进一步在亚洲扩大——尤其是避免在中南半岛扩大势力，我们就必须铤而走险，派美国士兵参战。我认为行政部门必须采取不受欢迎的政治立场，即正视这个行动并采取行动，我个人支持这样的决定。”

他的话即刻引起了各界反响。一些政府官员已做好准备进行新的战争，但报纸没准备好，编辑们纷纷致电艾克，要求总统否认副总统的意见。国会也没准备好，谴责尼克松是极不负责的沙文主义者。在国外，关于美国军队部署的种种传闻引发了各种紧张不安的反应，从而打乱了盟军派遣远征军的计划。当月随后将在日内瓦召开关于亚洲问题的19国会议，伦敦决定看看会上能取得什么成果。星期一，杜勒斯从奥古斯塔（艾森豪威尔正在此处打高尔夫）返回华盛顿，告诉记者，美国“不太可能”干预越南战争了。

4月下旬，法国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请求支援。当时杜勒斯和雷德福正在巴黎处理北约事务，皮杜尔请求国务卿，希望美国进行空袭，否则奠边府就会失守。杜勒斯说他会考虑考虑的，但这只是友善的说法而已。艾森豪威尔再次向他表明，只有国会同意，美国才会派兵到中南半岛。而且，杜勒斯也看到了巴黎报纸上的报道，对于受困的法国部队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

到目前为止，奠边府的局势已吸引了世界的目光，编辑们不断在头版刊载有关越南的只言片语。人们终于知道，法国此次行动的代号是“秃鹫”。头版的地图上描绘着被包围据点中的要塞位置——这些小山被命名为安妮 – 玛丽、加布里埃尔·多米尼克、伊莎贝尔、休格特、弗朗索瓦丝、克劳丁、比阿特里斯，以及两座姊妹山——伊利安1号和伊利安4号，绰号“洛洛布里达姐妹”。法国高级军官克里斯蒂安·德·卡斯特里已从上校升为陆军准将，既然他是英雄，就该获得将军的荣誉。一名法国护士热纳维埃芙·加拉尔 – 泰罗比拒绝登上最后一班飞往河内的飞机，被称作“奠边府的天使”。关于卡斯特里的故事有许多版本。据说，他发现他的部队已在劫难逃，便让士兵向自己开炮。

许多关于围困的报道都不属实。卡斯特里没有向炮兵部队下令朝自己开火，因为他的炮兵部队已全军覆没。美国报纸上描写的“孤军奋战”的故事，与受困军营的实际情况没有任何联系。战地记者不该受到责备，因为法军总部的消息也不灵通。在4月18日星期日的复活节，法兰西大厦披着绶带的军官在河内大教堂吟唱赞美诗时，就已经不再了解“秃鹫”行动的情况了。派去侦察营地情况的侦察机飞到营地上空，要么被武元甲的高射炮击落，要么被赶走。整个跑道都在越南机枪的控制之下。C–54型飞机搭载着卡斯特里的准将勋章、庆祝晋升的白兰地、几盒杰出服役十字勋章和荣誉军团勋章以及其他物资，该飞机试图空投这些东西，但都失败了。据点里的无后坐力炮如今已落入越南人手中，他们正朝着奔向降落伞的法国士兵瞄准射击。第二天一早，越南广播电台兴高采烈地宣布，他们缴获了一切空投物资，包括白兰地。

如今，奠边府法国军队的境况相当惨烈，阵亡人员已达半数。他们有时要忍受热带烈日的烘烤，有时更忍受倾盆大雨煎熬，只能在大堆的粪便和腐烂的尸体下躲藏。炮兵阵地丢失后，他们便无法进行有效反击，因此陷入绝望之中。武元甲的105毫米大炮的火力一直未曾停息。越南军队的战壕蜿蜒曲折，继续向法军逼近，也与敌人的步兵越来越近。有一阵传来希望，说河内会来一支救援军，随后美国空军部队也会赶来支援。士兵相信这个传闻，指挥官也相信，甚至卡斯特里也相信，因为他很难接受这个事实：纳瓦拉是将他派到此地送死的。如今到了4月，他已经获悉河内总部命令他销毁一切武器和物资，不能落入敌人手中。至于他的部下，他被告知要让他们知道，他们挡住了越盟大军，保卫了法兰西的荣誉，以此来动员他们进行最后决战。

5月7日，受困56天后，奠边府上空的三色旗终于被白旗取代，随后又被越南的金星红旗所取代。法国的荣誉一去不复返了。在日内瓦，关于亚洲问题的多国会议已经开幕。他们仍在讨论美国派遣远征军的问题。默罗在会上通过广播评论道：“美国尚未决定派遣部队到中南半岛，也没决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派出部队。第二句话可能比第一句更重要。如果最后的问题是将中南半岛送给共产党还是救出来，那么一定形式的干预在所难免。”

杜勒斯告知与会各国，尽管中南半岛很重要，但因为不让共产党控制东南亚而拯救它，并不是势在必行。这就为达成妥协扫清了道路。越南会暂时以北纬17度为界分为两部分，双方要在1956年7月20日分别进行自由选举后再统一。《纽约先驱论坛报》的罗伯特·多诺万认为，这是下下策中的上策，多米诺骨牌“还不至于全部垮塌”。与此同时，国务卿继续想方设法结成亚洲联盟，因为艾森豪威尔宣布，“自由世界”知道“朝鲜和东南亚的攻击，威胁到整个自由世界，只有联合行动才能消除威胁”。9月，杜勒斯在马尼拉成功完成这一任务，来自澳大利亚、英国、法国、新西兰、巴基斯坦、泰国、菲律宾和美国的代表宣誓加入联合防御，抵抗侵略。他们因此成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其中第4条条约规定，一旦其中一国受到攻击，他们便要共同抵抗。条约不仅对外部侵略有规定，对内部颠覆活动也有规定。另有一份独立的议定书，将条约的保护范围扩大到越南、柬埔寨和老挝。

美国这时的外交似乎很成功。南越和美国代表没有在《日内瓦条约》上签字，但很少有人认为这一点很重要。杜勒斯的官方身份只是会议的观察员。因此，既然双方没有签字，就不会履行保护两年后越南选举的义务。这就埋下了伏笔，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选举不能顺利举行，便会导致战争再次上演。此次战争的不同之处在于，越南暴动被烙上“侵略”的印记，从而成为直接向在马尼拉结成联盟中的每一个成员宣战。约翰·奥利所说的“滚雪球”开始了。

10月，国务卿深思熟虑后告诉内阁：“美国从未像现在这样得到别国的尊敬，外交关系也从未如此好过。”

后来，私下谈到越南时，他说：“我们在那里是清白的，没有殖民主义的污点。奠边府的失败，也许会因祸得福。”

美国人小像：
玛丽莲·梦露

她是严重精神分裂症患者格拉迪丝·珀尔·贝克的私生女。格拉迪丝曾为米高梅、派拉蒙以及哥伦比亚这些电影公司剪片子，一生频繁地进出精神病院。她的精神疾病同样折磨着父母和弟弟，以至于弟弟最终自杀。1926年，她以当时无声电影明星诺玛·塔尔梅奇的名字给那个不该出生的孩子取名。若干年后，那个小婴儿长大成人。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的导演为她改名为玛丽莲·梦露。在她成名前，梦露曾试着打电话给亲生父亲。父亲的秘书说：“他不想见你。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到洛杉矶见他的律师。”

她一声不响地挂断电话。如果一个小女孩有理由控诉她的童年生活，她会那样做的。她曾被12个家庭领养过，他们各有各的粗俗行为。在其中一个家中，她的玩具是空的威士忌酒瓶。另有两个家庭是狂热的宗教徒，其中一个家庭教她唱《耶稣爱我》作为惩罚。若她有不纯洁的思想，便会用磨刀用的皮带抽她；当她脱掉衣服与小男孩对比身体的不同之处时，她被叫作荡妇。她喜欢一条小狗，但邻居杀了它。她的外婆看望她时，想要用枕头闷死她。她在孤儿院待了21个月，16岁时嫁给了一个老男人。她不爱他，于是逃离了那种监禁般的悲惨生活。她像变了个人似的，说话开始结结巴巴，患上慢性失眠症。她成为一个绝望的女子，贪婪地想要被人恋慕。

在一张墨菲床[15]上，她的第一任丈夫教会她销魂的性爱。她热爱这种感觉，终其一生都在追求性爱。但这无法满足她，她渴望受到万人的崇拜。小时候，她会在格劳曼埃及剧院打发星期六下午的时光，看到贝蒂·戴维斯主演的《红衫泪痕》和瑙玛·希拉主演的《绝代艳后》，她梦想自己也能在大银幕中出现。在外界，她想方设法追随克拉拉·鲍、珍妮·盖诺和葛洛丽亚·斯旺森的脚步。耶尔克让她在一部战地妇女的影片中出演角色，她便接到第一次试镜的通知。她走进房间，坐下，点燃香烟。第一个看到样片的男子说： “我打了一个寒噤。这个女孩身上有一种无声电影中没有的特质。她是这个电影时代中，第一个像明星的女子。试镜中的每一个动作都散发着性感。”

后来，执导《热情似火》的导演比利·怀尔德称她“具有肉欲的冲击”，并表示具有此冲击力的明星只有克拉拉·鲍、珍·哈露和丽塔·海华丝。观众在马克思兄弟的喜剧电影《快乐爱情》中首次看到梦露。片中，她惴惴不安地走进格劳乔的私家侦探社，娇喘着说： “有几个男人尾随我。”突然，所有人都对她产生了极大兴趣。《夜阑人未静》和《彗星美人》两部影片上映后，她一举成名。伦敦劳埃德保险协会还为她那挑逗性的步态投下重保。

这是她应得的。1950~1961年，她的影片共上映23部，票房收入总计达2亿美元。当时只有法国的碧姬·芭铎才能与她媲美。梦露平均每星期会收到5 000封信，其中许多是求爱信。在土耳其，一位疯狂的爱慕者因为她的拒绝而割腕自杀。苏联的《真理报》和梵蒂冈的《罗马观察家报》认为她代表着罪恶的社会。纽纳利·约翰逊称她“如同尼亚加拉大瀑布和大峡谷一样浑然天成”。《生活》杂志说她是“胸部丰满的贝纳尔”，她性感的三围（37.5–23–36英寸）为成千上万的男人所熟悉，他们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妻子的三围。在更多时候，她的巨大吸引力源于她那迷人的嗓音、如火的热情、浅金色的头发、微张的湿润嘴唇、梦幻的蓝色眼眸以及撩人的步履。

她比那更加难以捉摸，更加充满红尘的欲望。她受崇拜的欲望如此强烈，甚至在摄像机前做爱。因为这一点，她的性欲激发了观众的性欲，甚至女性观众也如此。这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她没有挑逗他人。她已准备好，甚至渴望奉献出自己的一切。她14岁时，朋友们的父亲就已对她动手动脚。一年夏天，一个下班的警察弄坏了屏门想要接近她。她从不假装受到惊吓，甚至也不感到厌恶。

她成了一名剧院经理人的情妇。这位经理人日渐消瘦，医生告诉他，他的心脏虚弱，必须避免剧烈运动。但梦露的欲望与日俱增，直到他身体垮掉。梦露与他在棕榈泉度假时，他就去世了。她与狄马乔结婚后，有一次丈夫外出，她便穿上软皮平底鞋徘徊在旧金山的街头，寻找性伴侣。她与伊夫·蒙当共同主演了《让我们相爱吧》，影片中她扮演的阿瑟·米勒夫人勾引里面的蒙当，并且米勒知道了此事。

她为自己的淫荡欢喜雀跃。作为一名冉冉升起的明星，她为一份日历拍摄裸照。她并不需要那50美元的酬劳，她只是喜欢这件事。（一个娱乐周刊的女记者问她：“你是说你什么都没穿吗？”梦露说：“我穿了，我有摄影镜头。”）她从摄影师那里得到了透明的底片，上面拍的是她的阴毛。她将底片作为结婚礼物送给狄马乔。她叫狄马乔“猛男”，但他在性方面比较保守。拍摄《七年之痒》时，她在纽约人行道上将腿叉开放在栅栏上，这极大地惹恼了狄马乔。一群影迷看见一阵风吹过她的裙摆，露出臀部，欢呼雀跃起来。对她而言，这是一生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之一。

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里，她一直致力于为《花花公子》拍摄裸体照片。她希望这组照片能同时出现在全世界的女性杂志封面上，这是她的夙愿。她期待青少年禁看的X级影片尽快上映。约翰·赫斯顿将《不合体的衣着》中她裸露胸部的几个镜头删掉后，她极度愤怒，大叫道：“让观众们远离电视。我爱做审查员不会通过的事。我们在这儿干什么，难道是为了忍受这一切，让影片通过审查吗？总有一天，他们会放弃审查制度，遗憾的是，我可能见不到这一刻了。”

她成为像卓别林和嘉宝那样的大明星了，并荣获“英国影后”的殊荣。这种成就感让她飘飘然起来。她的三段婚姻皆以悲剧结尾，流产两次后，她丧失了生育能力。好莱坞一直将她打造为金发的花瓶角色。她曾逃往东部，向斯特拉斯伯格认真学习表演艺术。但是两年后，她重返加利福尼亚州，仍寻求之前的那种角色。

1959年1月上映的《热情似火》是她个人的极大成功，但是在耀眼的光环下，是人们未曾看见的阴暗面。她酗酒，依赖镇静剂。她从不守时，同事们渐渐疏远她。杰克·莱蒙和托尼·柯蒂斯在出演一对快乐的易装癖者时，一整天待在片场，等待她的出现。要想在早上6点半叫醒她，助手得用大量黑咖啡和按摩师。助手将她扶起来时，她鼾声如雷的身体会来回滚动。有时下午4点才能开始拍摄，有时甚至会延迟到第二天早上，然后又会重复叫她起床的程序。

她记不住自己的台词。在一个场景中，她的一句台词是：“是我，舒格。”但就是这样简单的台词，她都试了47次。她对于给剧组造成的不便之处和花销毫不在乎，这甚至会为一部影片增加100万美元的成本费。有一次，副导演敲她更衣室的门，告诉她其他演员已经准备就绪，梦露回答：“滚蛋”。

最后，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解雇了她。因为在拍摄《濒于崩溃》一片时，7个星期里，她只到场了5天。那是1962年的夏天，36岁的她似乎失去了对生活的热情。她对《生活》杂志的记者说：“结束也许是一种解脱。就好像我也不知道你在什么样的跑道上，但是当你到达终点线之时，你会感叹自己做到了！但如果没有到达终点，你就必须从头再来。”

她的最后一桩风流韵事是与一位既是律师也是政界人士的华盛顿人发生的。她担心破坏他的政治生涯，担心会怀上他的孩子。后来，他希望她出席一个晚宴，席间还有一些朋友和两个妓女，梦露因此大发雷霆。回家后，她在唱机上放上辛纳屈的唱片，吞下药柜中所有的戊巴比妥钠片（镇静催眠药），从此香消玉殒。

她的尸体（档案号：81128号）一直放在洛杉矶停尸处，无人认领。后来狄马乔前来认领，为她举行了葬礼。梦露从未想过自己灵柩的样子，但她一定想过自己死后的事情。她曾做出了具体安排。按她的要求，艾伦·斯奈德为她化妆，玛吉·普利彻做衣服，阿格尼丝·弗拉纳根做发型。

[1] 维他风：20世纪20年代，利用唱片来使音画同步的电影技术。——编者注

[2] 后来他解释说，本想在“共和党”和“首席法官”之间加个逗号，但艾克仍然十分生气。

[3] 蓝铅笔：意即他需要大家的指正。——编者注

[4] 艾克未采取的措施无关紧要。他没有入侵中国东北，没有派军队进驻中南半岛，没有实施预防性战争，没有用“自由政策”取代遏制政策，也没有停止美国在北约的活动——这些都是其共和党和政府内一些权威人士希望他采取的措施。

[5] DDE为艾森豪威尔姓名的缩写。——编者注

[6] DE亦为艾森豪威尔姓名的缩写（不含中间名）。——编者注

[7] 为了避免混淆，要说明的是，白宫一共有两个椭圆形房间。椭圆形办公室在西翼，而椭圆形书房在总统府的二楼，位于总统家庭的住宿区。

[8] 结果是，亚当斯迫使他辞职。

[9] 其他赞成加强总统权力的人提出了这一点。但按同样的逻辑，政府也可以否定前任政府签订的条约。

[10] 布里克不同意这一解释。

[11] 乔治修正案中的关键条款是，如果任何条约或国际协定的条文与宪法有冲突，例如不承认国会有宣布参战的权利，那么该条约或协定无效。另外，国际间的非条约性协定，除非国会立为法令，否则无国内法律的效力。

[12] 诺兰于1974年2月自杀。

[13] 每一元都要花得更值得：现在在美国引申为“物美价廉”，用于日常生活。——编者注

[14] 法国方面则有不同的看法。参看儒尔·罗伊的《奠边府战役》，巴黎版，1963年，第270页脚注。

[15] 墨菲床：装在墙上的床。平时外观如衣柜，将柜门翻下，就是一张标准的床。——编者注

第二十一章 主席先生，主席先生

后来，奠边府这个幽灵在美国人心里变得越来越可怕，但在当时，那还是别人的事。它的陷落不是1954年唯一的大事，甚至不是重要事件之一。那一年对美国来讲就是新闻之年。1月，世界第一艘核潜艇“舡鱼”号驶出康涅狄格州格罗顿市的海军造船厂。6个星期后的底特律，6位密歇根州的共产党领袖被指控阴谋推翻美国政府。面对即将到来的不可否认的经济衰退的迹象，总统决定在3月12日的内阁会议上，将经济衰退称为“循环调整”。

1954年，《麦考尔》杂志在复活节出版的那一期介绍了“患难与共”的概念，它立刻风靡一时，有了社会改革的意味，几乎成为20世纪50年代全美国的目标。4月1日，空军学院成立，第一期学员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劳里空军基地宣誓入学。国防部长查尔斯·威尔逊将华盛顿州契夫约瑟夫大坝的建造合同交给了一家美国公司，而拒绝了报价较低的英国公司。国会两院通过了修建圣劳伦斯河航道的议案。

朱利叶斯和艾瑟尔·罗森堡夫妇被处决。在此之前，白宫外有人示威反对这一判决，而另一群喧嚣的年轻示威者则举着标语牌，写着“两份煎罗森堡肉排即将出炉”。海军作战部长罗伯特·卡尼告诉记者，他和他的参谋团预计中国将在一个月内挺进金门和马祖的近海小岛，从而让冷战气氛更加紧张。总统说：“他们掌握着我没有的情报。”但他警告说，要进攻中国台湾地区，“就得从第七舰队身上踩过去”。7月23日的内阁会议上，内阁成员个个兴高采烈，因为他们得知经济指标很快就会上升，“循环调整”即将结束。8月的卡罗尔飓风吹倒了波士顿历史悠久的旧北教堂的塔顶。9月，埃德娜和黑兹尔飓风旋即杀到。

艾森豪威尔与丘吉尔在百慕大群岛商讨世界和平。10月5日，原子能委员会批准了一份合同，埃德加·狄克逊和尤金·耶茨执掌的一家南方公共事业集团将在西孟菲斯为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修建一座发电厂。艾森豪威尔总统形容他的政府的政治哲学时，先是用“有活力的保守主义”，然后是“进步的、有活力的保守主义”，接着是“进步的温和主义”，然后又是“温和的进步主义”，最后是“积极的进步主义”。1954年12月21日，克利夫兰市的整骨医生塞缪尔·谢泼德被判于7月4日谋杀其妻子玛丽莲罪名成立。征服珠穆朗玛峰的埃德蒙·希拉里爵士在中西部向听众做着激动人心的演讲。第一批有关吸烟与心脏病联系的权威报告发行后，在全国畅销一时。

《花花公子》每份售价50美分，这10年中的报摊上与其竞争的畅销刊物有：《鉴赏》（50美分）、标榜“未经审查，不得出版”的《秘密》（25美分）、《疯狂》（10美分），以及20世纪50年代最畅销的期刊《电视指南》（15美分）。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电视指南》已有53个地区版本，订阅人数达700万人。

美国的毒品文化还远在将来，但在一些波普音乐会上，人们能从爵士乐大师迈尔斯·戴维斯和瑟隆尼斯·蒙克那诡异神秘的音乐中，隐约听出毒品文化的根源。他们把钱叫作“面包”，女孩叫作“小鸡”，了解说成“啪嗒”；过去形容某些事为“极好”的，现在用“疯狂”来代替。形容疯狂的最高程度的词是“酷”、“棒极了”、“终级”、“遥不可及”（后者还发展成“目不可及”）。去欣赏就是“去嬉皮”，有人嬉皮到了精神恍惚的地步，不久就会被叫作“嬉皮士”了。

在这10年里，广告的流行语成为知识界的笑料。随着社会越来越重视广告人，他们也更加精明，他们创造的简短的广告语已成为语言的一部分。1954年，最流行是加上“wise”后缀的词，表示“关于……”“在……方面”或“以……的方式”。过多使用后，它便成为万能词。人们不说“今年的汽车都是镀铬的”，而说“关于汽车款式，今年都是镀铬的”。在钱方面，大亨都是富有的；在排序方面，输家都是最后一名。在年龄上，女孩都是年轻的；在穿着方面，她应该是时髦的；在性格上，她应该是魅力四射的。以痛饮的方式喝酒后，你可能会熟睡一晚；关于头脑，早上一定会难受；关于工作，你必须赶着去上班。

在麦迪逊大道的一端，坐落着音乐圣地——叮砰巷，当时那里还是民谣歌手的天下。1954年最流行的金曲是基蒂·卡伦的《事小情深》，紧随其后的包括佩里·科莫的《被需要》、弗兰克·辛纳屈的《年轻的心》以及板刷头乐队（当时只有古典音乐家才会留长发）的《嘘……砰》。阿奇·布莱耶的《希兰度的秘所》也是当年令人难忘的小调。“4个老A”演唱的《喷泉里的三枚硬币》（《罗马之恋》）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曲，该片由多萝西·麦克吉尔、克利夫顿·韦伯和简·皮特斯主演，是一部高级彩色宽屏电影。1954年，关于纽约码头区腐败的消息不断传来（4月15日，阿尔伯特·阿纳斯塔西亚[1]被开除国籍），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将这一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奖颁给了《码头风云》。其他获得奖项的电影还有《叛舰凯恩号》、《乡下姑娘》、《七新娘配七兄弟》、《龙凤配》、《纵横天下》、《电话谋杀案》、《后窗》以及迪士尼出品的《海底两万里》。电影仍然赚不了大钱，但当时有才华的人还是留在了好莱坞。

《剧艺报》杂志列出了1954年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我爱露西》、《法网》以及格劳乔·马克思和埃德·沙利文的杂烩节目。当时唯一真正优秀的电视喜剧节目是每星期六晚，希德·恺撒和伊莫金·古柯主演的《你的演出的演出》。该片播放160集后停播，广播公司认为观众不再感兴趣了。1954年，机智问答节目尤为流行：《我有一个秘密》、《停下音乐》、《猜猜是谁》、《猜歌曲》、《猜歌词》。有些问答节目设有高额奖金，如《二十一》、《6.4万美元的问题》都曾风靡一时。电视节目中，时间较长、奢侈的盛大场面更令人感兴趣。1951年，吉安·卡洛·梅诺蒂为电视台创作了平安夜音乐剧《阿玛尔和夜话者》，受到广泛欢迎。但1954年的重头戏《绸缎与马刺》糟糕透顶，以至于其主演贝蒂·休顿退出了影坛，尽管第二年其情况似乎乐观一些。玛丽·马汀的杰出影片《小飞侠》准备于1955年3月7日在电视上播放，那时正在签订合同。

显然，电视给美国的道德观念带来了巨大影响，但要定义影响的本质绝非易事。有人认为，电视网络太过开放，太过听之任之了。电视收费比广播收费更高，而且关于性的话题更为直白。大V领是20世纪50年代一个令人兴奋的设计，让女演员的胸部看起来很是丰满，并让她们以此为豪。德西·阿纳兹的妻子兼合作演员露西·鲍怀孕后，《我爱露西》的节目制作人抓住这个机会，每星期都会插播露西怀孕后的情况。甚至拍摄了因为露西的孕吐反应，德西也跟着呕吐的情况。

事实上，电视仅仅是一种趋势，10年后这个趋势的真正含义才会显现出来。媒体本身永远不会成为领跑者。它只是忠实地反映出20世纪50年代的生活方式，而它本身也是温和、无害、不引起争议的。电视中最常见的主题是迷人可爱但与现实问题毫不相干的，例如洛丽泰·扬在每次节目结束前所说的陈词滥调、戴夫·加罗威的“和平”、雷德·巴顿斯在画面外伴舞的“好好歌”。

这些节目是商业性的吗？绝对是。商业利益的动机与“患难与共”的概念一样神圣，谁要嘲笑它，就会被认为是搞颠覆活动的确凿证据。每个人都在出售某种商品，美国人也乐此不疲，美国市场的多样性在世界上已到了令人惊叹的地步。巴腾 – 巴顿 – 德斯廷和奥斯本广告公司为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进行的一项秘密调查报告指出，外交政策在美国选民心中是首要问题，共产主义渗透美国的问题位列第二，但事实并非如此。这家广告公司不过是告诉雇主想要听到的东西罢了。美国人想要经济繁荣，而且也正处于繁荣时期——他们的体重因繁荣而上升，他们也享受着体重计读数增加的乐趣。市场正在蓬勃发展，而且还将更加繁荣。底特律市预计雪佛兰的戴娜·肖尔牌汽车在1955年会创销售佳绩。汽车工业预计下一年将售出800万辆车，比之前任何一年都多出近100万辆，他们信心十足，而且也是情理之中的。

1954年2月，7 500多名共和党人来到华盛顿椭圆广场庆祝林肯纪念日，他们吃着盒装的炸鸡午餐，唱着《上帝保佑美国》。总统到场做了简短讲话。那时，他没有卖弄“温和的进步主义”或类似概念。他用了简单的术语“保守主义”，短暂停顿后，他坚定地说： “千万别害怕使用这个词。”他们听后欢呼雀跃，共和党的中产阶级也兴高采烈。他们是美国生活方式的坚定保卫者，他们保守、富裕、墨守成规，他们为此感到自豪。他们不愿与怪人、赤色分子、异端、放荡不羁之人、激进者、傻子、布尔什维克、疯子、“左”翼、赞同共产党者、呆子、古怪的老家伙和神经质的人有任何瓜葛。“鸡蛋头”更是他们讥笑的对象。他们不允许那些怒目而视的大学教授搞乱他们的工作。1954年4月13日，詹姆斯·雷斯顿在《纽约时报》上报道，在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指示下，原子能委员会宣布在奥本海默的控诉案审查清楚之前，他不能参与其他工作。奥本海默被指控“自1月21日起，费尽心思地阻挠美国研制氢弹的计划”。

5个月前，两院原子能联合委员会前执行秘书、参议员布里恩·麦克马洪的高级助理威廉·博登提出该控诉。1953年11月7日，博登写信给埃德加·胡佛，表示“奥本海默很可能是苏联间谍”。信中附着一份详细的材料，包括1942年4月以前的指控内容：“他每月会捐给共产党一大笔钱”，“他的妻子和弟弟都是共产党人”，“除了共产党人，他没有任何亲密朋友”。

博登的动机尚不明确，他没有任何新证据。早在20世纪30年代，政府就已经知道奥本海默是一个随心所欲、中间偏“左”的理论家。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工作，最近他与华盛顿也没什么联系。他曾经是不少于35个政府委员会的委员之一，但1952年7月，他辞去了原子能顾问委员会主席一职。自艾森豪威尔执政起，他已将大部分精力投入普林斯顿高级研究学院的工作，他出任院长。作为政府顾问，他保留着参与最高机密的特许证，但从未使用过。博登控告奥本海默时，他根本不在美国。1953年，他受邀出席英国广播公司声望极高的里思讲座，担任发言人。在英国期间，牛津大学决定颁给他荣誉学位，这是他的第6个荣誉学位。这很难说，奥本海默和牛津大学谁给谁增光。此时，这位美国最杰出的科学家已是欧洲各个学会的成员，各种奖金、荣誉和外国勋章不断向他涌来。在美国国内，从美国人文与科学院到《大众机械》的名人堂，都有他的大名。

现在博登却说他是苏联间谍，他更像是科学界政治斗争的受害者。在美国两大核实验室洛斯阿拉莫斯和利弗莫尔之间，有两种不同的思想主张，双方的核物理学家展开激烈争论。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中有奥本海默的同事和学生，他们认为核导弹应该是美国军火库中众多武器的一种，这被称作“有限遏制”。而利弗莫尔（或说“泰勒实验室”）则认为国家安全取决于核打击力量的无限发展，这被称为“无限遏制”。大多数科学家赞同“有限遏制”，但提倡“大规模报复”的政府显然倾向于“无限遏制”。利弗莫尔派占了上风，实际上这也是奥本海默躲到普林斯顿的原因之一。但他的对手还不满足。这场辩论让某些科学家变得狂热起来——这毫不奇怪，因为该问题可决定人类的未来，爱德华·泰勒的某些崇拜者下决心诋毁奥本海默。他们显然都支持博登。

然而，博登不过是写了一封信。华盛顿的办公桌上堆满了这样的信。除非某个官员认为信中有问题，否则这种诋毁他人的信是不会得到注意的。这就是此次事件的真实情况。埃德加·胡佛很久以来就对奥本海默心怀疑虑。1947年，胡佛用尽一切手段把奥本海默列为危险分子。据《先驱论坛报》报道，联邦调查局关于奥本海默的文件堆了4英尺6英寸[2]高。博登把信寄给胡佛真是再合适不过，而他早就想到了这一点。

胡佛在接下来的三个星期准备奥本海默的档案，整理出了一英寸厚的摘要。11月30日，他将材料寄给白宫，同时也抄送给原子能委员会的刘易斯·斯特劳斯和国防部长威尔逊。阅读完毕，威尔逊致电总统，要求不让奥本海默接触一切军事设备。艾森豪威尔说这“让人烦恼不已”（当然，不管你对奥本海默看法如何，你也会因此烦恼），并召开紧急会议，商议这份控诉材料。他问，这位科学家知道这些材料吗？艾克得到否定回答后，下令举行听证会。同时，他说他希望在奥本海默与所有政府机密之间有一堵“大墙”。这是个引人注意的提法，尽管当时在场的只有威尔逊、斯特劳斯、布劳内尔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罗伯特·卡特勒，但这个决定还在华盛顿引起众多议论，最后传到了参议员麦卡锡的耳朵里。

奥本海默刚从英国回来，就收到让他打电话给海军上将斯特劳斯的消息。斯特劳斯催促他立刻赶往首都，事情紧迫，并且不能在电话中商议。12月21日下午，这位科学家进入宪法大道上原子能委员会所在的闪闪发光的大理石大厦，在236房间——这位上将宽大、镶着壁板的办公室，他发现斯特劳斯正与委员会总务处长肯尼思·尼科尔斯少将商议问题。他们请他在会议桌旁坐下。在一阵寒暄和小聊几句朋友的近况后，斯特劳斯尽可能得体地告诉奥本海默，他被怀疑犯了叛国罪，并向他说明了艾森豪威尔的指示，然后同他商议如何体面地退出，但奥本海默拒绝接受。

圣诞节前夕，让他特别难堪的事发生了。原子能委员会的保卫人员来到普林斯顿大学，没收了他手里的一切机密文件。听证会计划于4月举行。赖斯顿知道了这一情况，他打算在一切有定论后才发表，但麦卡锡已计划在参议院宣布这件事，说他迫使政府采取了这一步，赖斯顿便公之于众，引起轰动。为了不再引起更大的轰动，随后举行的听证会都有点儿偷偷摸摸的意思。会议在T–3号临时大楼举行，这是战时物价管理局官僚主义破败的遗迹。此次听证会不向媒体和公众开放。为防止记者知晓会议地点，奥本海默从后门进入。这次审判（就是名副其实的审判）在T–3号大楼2022号房间举行，这个24英尺长、12英尺宽的办公室被临时改造，以便放置桌椅及一张破旧的皮沙发。奥本海默坐在那张沙发上，后来一个与会人员回忆，这位科学家“懒散地靠在沙发上，有时心不在焉，在这种情况下，沙发就成了被告席”。

房间的另一端是审判席。那里坐着审判奥本海默的法官： 戈登·格瑞、退休的工业家托马斯·摩根以及西北大学化学系名誉教授沃德·埃文斯。代表原子能委员会的是人事安全部的律师罗伯特·罗布。罗布采取了控方检察官般咄咄逼人的态度，让此次审判的气氛更为紧张。他对奥本海默采取蔑视的态度。走进2022房间的陌生人一定想不到接受审判之人，就是成功制造出原子弹的实验室的负责人。罗布在整个过程中使用各种审判手段，例如自己背对窗户，让阳光直射被告的眼睛。听证会的992页记录满是他蔑视的口吻。

偶尔，奥本海默那魂不守舍的声音会通过一个手提式扩音器传出来。这是用战时的G–2型电话录音带录下的，没征得奥本海默本人同意，他甚至不知道此事。这是有意羞辱，有时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安德烈·马尔罗阅读会议记录后，对于奥本海默作为一个自由的公民，竟坐在那里任由罗布故意侮辱感到震惊。马尔罗说：“他应该站起来，大喊‘先生们，我就是原子弹’。”但奥本海默太缺乏自信，太过羞怯，而且在摧毁广岛后思考过多。他这样认为也是这样告诉朋友的： “我们做了魔鬼的工作。”

搜集了40名证人的证词后，听证会暂时休会以得出结论。指控奥本海默是敌人的间谍，这一点不成立：“我们特别重视他的忠诚问题，并得出明确的可使美国人民安心的结论：他是个忠诚的市民。”的确，陪审团指出：“奥本海默博士似乎高度谨慎，这反映出他拥有保守重大机密的超常能力。”审判小组中唯一一位科学家埃文斯主张恢复奥本海默进行机密工作的资格，但格瑞和摩根不赞同。他们不喜欢奥本海默的一些朋友。他们认为，他的“社交关系反映出，他压根儿不把保密制度放在心上”。接下来便是他对研究氢弹缺少热情的问题，这一点比较麻烦：

我们发现他在氢弹研究项目中的行为令人十分不安，以至于有人质疑，如果在关系国防问题的计划上，他的态度依然如此，那么他继续参加以后的工作，是否能符合最高的保密要求。

奥本海默就这项2∶1的决定向原子能委员会提起上诉，委员会又以4∶1的投票结果维持原判。亨利·史密斯委员希望其他委员看到，奥本海默的“忠诚和可靠显而易见”，从他杰出的光辉成就来看，“他的贡献会在未来对美国有重要价值”，而且“保密制度……既没有义务也没有权利规定一个人生活中的每个细节”。但正是在这些方面，其他委员与他看法不同。一个有着巨大成就之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谅解，而就奥本海默对热核武器的复杂心情，原子能委员会的委员也没有采取像格雷那个委员会那么强硬的态度。但他未能与相信异端政治邪说的朋友和亲人划清界限，这一点也不能忽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肃清奥本海默产生的影响正好与其敌人想要的背道而驰。奥本海默现在具有一个殉道者的新形象，泰勒反而像被社会抛弃的人。策划这起阴谋的人本来期望泰勒会成为核物理学的新掌门人，然而他却被排挤了。他是唯一反对奥本海默的著名科学家，因成为联邦调查局的告密者而被人瞧不起。他也是一个叛徒，同时背叛了科学界同事和科学本身。开科学大会时，他遭到其他科学家的冷落；他陈述观点时，他们便离席了。最终，他得到了宽容，但再也得不到信任。在小组讨论和谈话中，同行们对他都敬而远之。他向恩里科·费米求救（当时费米已不久于人世），这位伟大的意大利科学家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支持泰勒，但批评泰勒的人认为这是他又一次违反道德的做法。他们认为他是追求名利之人，继续冷落他。在科学界，他那“奇爱博士”[3]的形象已经形成了。

与此同时，西太平洋的一阵风让“奇爱博士”象征的人类命运成为焦点，给美国人展示了一副短暂而恐怖的景象，让他们知道自己正在做的事会对自身和世界造成什么影响。3月1日，罗布正在准备反对奥本海默的材料时，原子能委员会在埃尼威托克岛东边的比基尼岛上试爆了第二枚氢弹。其效果超出预计，它以相当于1 800万 ~2 200万吨TNT当量的威力（相当于广岛原子弹威力的900~1 000倍）炸开了珊瑚礁。然后，风吹来了放射性尘埃。气象学家预计一股强风会往北刮去。然而，风却吹到了比基尼岛往南120英里的地方，远远超出了炸弹测试人员划定的危险区域。这些放射性尘埃落在一艘日本渔船上。恐怖的是，这艘船起错了名字——“福龙丸五号”。最初，受到惊吓的日本渔民认为遇上了前所未有的热带暴风雪。直到他们回到家乡烧津港口时，可怕的真相才开始浮出水面。全部23人都病了，并且住院接受治疗。随后，其无线电操作员死了。与此同时，高敏度仪器检测出日本、澳大利亚、美国、欧洲等地的雨水中含有放射性物质，甚至飞过印度的民航机的燃油中也检测出这种物质。

这又在关于死亡的词汇表中加了一个新词：锶90或放射性锶，这是有高度放射性的锶同位素，半衰期为25年。这就是那场袭击了“福龙丸五号”的致命的“暴风雪”。锶90像钙一样在骨骼中累积，与放射性碘（已在渔民的甲状腺中发现）结合，成为致癌物质。据说，它会进一步影响子孙后代，尽管这需要几代人之后才能检测出来。斯特劳斯上将称这些警告危险的科学家是“绥靖派”和“杞人忧天派”。他将自己的技术团队派往世界各地，而他们的发现似乎与此次调查的代号“阳光行动”一致。其他调查人员则愁眉不展。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名誉教授斯特蒂文特说：“这个爆炸了的氢弹最终会导致生育出更多的畸形儿。”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遗传学教授柯特·斯特恩说：“由于过去的氢弹试验，现在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体内都含有少量放射性元素。”比基尼岛氢弹试验的顾问、美国海军科研局原子弹研究处负责人、物理学家拉尔夫·拉普预计，到20世纪70年代的某个时候，放射性物质在平流层的积累量会超过最大安全许可量，从而影响地球上每一个人的健康。

20年后，这个问题似乎使那个春天发生的所有事都黯然失色（布里克修正案引发的激辩、中南半岛的危机以及奥本海默的革职），但那个时候，放射性物质和那些事一样，被认为荒谬无比、微不足道、毫无意义，甚至被毫不重要的问题所遮盖，以至于人们严重怀疑民主制度能否应对20世纪后半叶的挑战。现在看来似乎难以置信，但当时，在整整35天的时间里，全美国都卷入这场争论：是谁将“左”翼的陆军牙医欧文·佩雷斯，依惯例从上尉提升为少校的？

参议员麦卡锡一再询问：“佩雷斯是谁提升的？”他无法找出答案，而他对真相也没有太大兴趣。佩雷斯只是他插手军队的借口。事实上，这位牙医晋升为少校，并不是出于其上级的许可，而是根据《医生法（草案）》顺其自然获得的。相关规定使军队收入与公民收入相平衡，麦卡锡本人也赞同这一点。1952年10月，佩雷斯加入陆军。第二年便获得铜橡叶章。后来发现他是美国劳工党成员，在当时几乎等同于共产党。1954年1月30日，他在新泽西州基尔默营的麦卡锡小组委员会上做证时，援引了第五修正案。军务处长已下令让第1集团军把他解职，三天后他被革职。但对于威斯康星州这位新上任的参议员来说，这还不够。麦卡锡认为，军队应该对佩雷斯进行军法审判。如果不这样做，就证明共产党已渗透陆军部，他便打算使用自己的调查权力来挽救这一局面。

研究麦卡锡的人认为，麦卡锡要的远不仅如此，事实也的确如此。麦卡锡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他反对陆军的理由就是它代表确立的权威——没有比这更好的理由了。在未发现共产主义这个议题前，麦卡锡第一次在华盛顿挑拨离间时，就是与陆军进行较量。在阿登战役期间，73名党卫军在马尔梅迪屠杀了150名美国战俘。战争结束后，他们被判处死刑。而在1949年，麦卡锡曾为这些党卫军讲话。人们的抗议使这位参议员登上了其梦寐以求的头版头条（“麦卡锡抨击残暴行为”、“麦卡锡暗示有秘密证人”、“麦卡锡控诉掩盖真相的行为”等）。这些德国人被宽恕，但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麦卡锡不再与五角大楼较劲。但他对陆军没有旧怨，也没有利益冲突。1954年年初，他有更强烈的动机去攻击其他机构。攻击陆军并不是他的决定，而是两个优秀的年轻人为他做的决定。这两个人是麦卡锡的下属，可以说是20世纪50年代的利奥波德和洛布[4]，他们分别是罗伊·科恩和戴维·沙因。

科恩是他那一代人中热衷政治的年轻人的典型，正如后来的马里奥·萨维奥和马克·拉德是他们那一代的典型。他身材矮小、皮肤黝黑、反应迟钝、目中无人，却有着过目不忘的本事。他下垂的眼皮和奇怪的肉感的嘴让他显得阴沉而狡猾。他像麦卡锡一样，喜欢为了争吵而争吵。科恩总是将黑发梳得很整齐，这大概是能体现他出生于良好家庭的唯一标志。他的父亲是民主党人，是纽约最高法院上诉法庭的法官。罗伊的母亲崇拜自己的孩子。罗伊还是个孩童时，有一次受邀参加短途旅行，带队者是他一个朋友的父亲。这位父亲接到科恩夫人的电话，她说：“你太幸运了。罗伊要和你一起去，他是个特别聪明的孩子，知道许多事情。我相信你一定会从他那里得到极大的乐趣，也许还能从他身上学到不少东西。”

毫无疑问，科恩少年老成。他20岁就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只得在曼哈顿无所事事，直到年满21岁成为律师。那一天，他宣誓就职，担任助理检察官。他成了研究颠覆活动的专家，除了其他案件外，还参与了雷明顿和罗森堡夫妇的审讯。23岁时，他已成为沃尔特·温切尔和乔治·索科尔斯基的内幕消息的来源。科恩奉承他们，而他们也提携他。他们给他写介绍信，为他开启下一个目标： 担任美国司法部长詹姆斯·麦格雷纳里的特别助理。1952年9月，他实现了这个目标。科恩在华盛顿的第一天就已有所表现了：他在麦格雷纳里的私人办公室宣誓就职，尽管没必要再宣一次誓；他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自己的职责，却忘记说明职位，于是举行第二次发布会纠正这一疏忽；他申请私人电报挂号号码以及连接他在纽约的前上司的私人电话号码，但都遭到拒绝。不过他成功地将其他三名年轻律师赶出他们共用的办公室，从而拥有了私人办公室。12月，他准备起诉欧文·拉蒂摩尔做伪证。那次起诉失败了，但科恩根本不在乎。1953年1月14日，他辞去司法部的职务，成为麦卡锡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的首席顾问。

沙因比科恩更时髦，他一头金发，懒懒散散，脸和体形都像是正在发育的希腊神祇。沙因出生于富裕家庭，毕业于安多弗高中，后于1949年从哈佛大学毕业。在剑桥市，沙因因为有贴身随从，以及一辆装有电话和无线电收发两用设备的黑色敞篷车而引人注目。哈佛大学校报《哈佛深红》记录了他参加聚会的方式：

他从车中通过话筒喊话：“我是戴维·沙因，我现在驾车通过科普利广场，请指路。”隔一会儿，又喊道：“我是戴维·沙因，我现在在肯莫尔广场，请指路。”

与科恩一样，沙因对共产主义极感兴趣。在学校时，他写了一篇关于共产主义的文章，随后制作成6页的小册子《共产主义的定义》 出版。沙因出名后，《时代周刊》称他的文章“出奇的简洁”。《纽约客》则挑剔多了：“这篇文章弄错了十月革命、共产党的成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等这些大事所发生的年份。他把列宁的名字搞错了，将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搞混了，将马克思与列宁搞混了，将亚历山大·克伦斯基和利沃夫亲王搞混了，将15世纪的乌托邦主义与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也搞混了。”现在这本小册子已经极为稀少了，但首次发行时，《共产主义的定义》在每个沙因旅馆都与吉迪恩会的《圣经》放在一起，其旅馆产业包括迈阿密海滩的罗尼广场饭店、奥尔巴尼市的坦艾克饭店、洛杉矶市的大使饭店、亚特兰大市的里兹 – 卡尔顿饭店以及博卡拉顿的博卡拉顿饭店。一位客人满心欢喜地读了这篇文章，他就是犹太教拉比本杰明·舒尔茨，他是美国犹太人反对共产主义同盟的负责人。舒尔茨拉比找到沙因，将他引荐给乔治·索科尔斯基。他通过索科尔斯基认识了科恩，又通过科恩认识了麦卡锡。

将一位千万富翁的名字放在小组委员会的雇员名单上简直荒唐可笑。而且，就国会提出的资格标准，沙因也没有任何资格。1953年年初，科恩说服麦卡锡任命他的新朋友为心理战总顾问。当时并没有这样的职位，是科恩主张设立的。沙因很乐意不计报酬地担任该职务。两位年轻人在纽约市华尔道夫酒店塔楼（沙因在此处有一间永久套房）设立了临时总部，计划巧妙地对《美国之音》进行调查。他们秘密地煽动《美国之音》的工作人员告发想法或习惯怪异的同事。麦卡锡谈到有“忠诚的美国地下运动”支持他时，指的就是这些告密者。后来，在聚光灯下通过电视实况转播听证会后，媒体普遍认为，麦卡锡的这两位精力旺盛的门徒已让《美国之音》士气低落。那时，科恩和沙因只有26岁，真不知道他们会闹到什么程度。

他们飞往欧洲，4月4日复活节的那个星期日，二人在巴黎露面。随后是18天的疯狂：在欧洲各国的首都来来去去，神气活现地摆出姿势让媒体拍照，他们要最大限度地利用他们作为美国国会代表的一般权利和特权。无论走到哪里，他们身后都跟着一群兴高采烈的记者不断喊着：

完全对，科恩先生！

肯定是，沙因先生！

或唱着：

科恩沙因走东方！

科恩沙因走西方！

麦卡锡知晓，

科恩沙因走何方！

1953年下半年，麦卡锡身边的人都已经知道麦卡锡对白宫充满敌意。感恩节前的两天，他公开表明。在11月16日的广播中，杜鲁门严厉地提起“麦卡锡主义”。麦卡锡要求给他同样的时间做出回应。同政府一样，广播也尽一切努力满足他的要求，以便讨好他。但在讲话最开始的几分钟后，麦卡锡将自己的矛头指向了艾森豪威尔，而非杜鲁门。在一星期前的新闻发布会上，艾克曾表示不知道“麦卡锡主义”的含义。麦卡锡不怀好意地说，他很快就会知道的。艾克也表示相信自己有能力清除政府中的危险分子。他说，明年国会选举时，这个问题将尘埃落定。而麦卡锡告诉广播听众和电视观众说，还差得远呢，“赤裸裸的、残酷的、令人不快的事实”就是“共产主义还是个问题，并且到1954年仍是个问题”。

当然，他居高临下地说，共和党政府在这方面比民主党做得“好太多”了，但“在对几个问题的处理上，我们的击球得分为零——因为我们把球打出界了”。他一如既往地罗列案例，列举名字、日期、数据、档案等——这些都是错误的，但听众也无法辨别真假。麦卡锡说，他为此感到丢人现眼、颜面无光，内心深处极为受伤。但更糟糕的还在后头。艾森豪威尔像他的前任杜鲁门一样，不顾麦卡锡的劝告，坚持遵守与英国签订的互助条约，枉顾英国也与北京进行交易，这是对朝鲜战争中牺牲的美国士兵的侮辱。麦卡锡鼻音浓重的声音响起来：

难道我们还要继续把香喷喷的钞票送给他们吗……我们共和党停止这个染血的大错的时候到了……我们承诺给美国人民的与之不一样。让我们实现这一承诺吧，不是明年，也不是下个月，而是现在……我们只需要告诉我们的盟友和所谓的盟友： “如果你们继续运送货物到中国大陆……你们就得不到美国的一分钱。”

艾森豪威尔暴跳如雷。杰克逊和保罗·霍夫曼建议艾森豪威尔在下次总统新闻发布会上，否认麦卡锡的共和党身份。哈格蒂表示赞同，布赖斯·哈洛与其他4名总统助理也同意。但尼克松表示，这样做，真正的受害者会是共和党。后来决定由杜勒斯在自己12月1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回应麦卡锡的问题，其发言稿已由艾森豪威尔逐字审阅。该国务卿说，“麦卡锡已经击中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要害”，该政策主张尊重别国主权，不干涉别国内政外交，或是“使其成为我们的卫星国”。然而，与麦卡锡不同，杜勒斯这个反共派的强硬分子说，美国必须时刻准备“报复苏联，对准其要害施以毁灭性地打击”。美国之所以仍有能力如此，“是因为我们能够享有其他友邦的良好地理位置基础”。

此时的麦卡锡如鱼得水，没有什么比得上与国务卿好好较量一番更能让他高兴了，而且他也将近一年没与国务卿交手了。另外，这也是个捣乱的好时机。艾森豪威尔即将在百慕大与丘吉尔进行会谈。如果在会谈前夜，通过电视向美国人民播放声情并茂的申诉，便会破坏这个会议，并使总统难堪。事实上，这就是麦卡锡的下一步。12月3日晚，艾克前往会议地点时，麦卡锡通过广播大声谴责英国人，称他们与屠杀美国士兵的人交易，由此敛财。他恳求“每一个对于这场与不共戴天之仇敌进行血腥交易，和我有同样感受的美国人，写信或打电话给总统……这样他就会得到合适的指引”。5天后，白宫宣布已收到5万多封函电。在华盛顿，没人相信“指引”这样的空谈，这纯粹是两个人之间的较量，报告邮件数量的总统发言人对此也直言不讳，麦卡锡获得了写信之人的信任，而艾森豪威尔则赢得了发送电报之人的支持。由于白宫收到相对较少的电报，这便成为麦卡锡战胜了总统的一种委婉的说法。

此时，华盛顿流行一种说法：麦卡锡在美国的地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以肯定的是，任何引起这种反应的煽动者都非常可怕。其他一些迹象表明，麦卡锡主义将要达到一个新高峰。下个月，也就是1954年1月，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在过去6个月中，这位参议员的公众支持率上升了16个百分点。也就是，每10个美国人中，只有不到三个人不支持他。他如今巧妙地操纵着媒体，很可能10个人里没有一个知道他是江湖骗子，但如果把普通人的反应当作无知而不予理会——其实的确可以不必理会，美国参议院的反应就必须要重视了。最了解他的恶毒的就是参议院了，但到了2月，参议院投票决定是否向麦卡锡常设小组委员会拨款21.4万美元时，参议员们却屈服了。只有阿肯色州的富布赖特鼓起勇气投了反对票。不敢加入富布赖特投反对票的参议员有：马萨诸塞州的肯尼迪、得克萨斯州的约翰逊、明尼苏达州的汉弗莱、田纳西州的基福弗、蒙大拿州的曼斯菲尔德、华盛顿的马格努森、佐治亚州的罗素、路易斯安那州的朗、特拉华州的威廉姆斯、加利福尼亚州的基克尔、伊利诺伊州的道格拉斯、纽约州的雷曼以及缅因州的玛格丽特·蔡斯·史密斯。他们个个都刚毅坚强，受到选民的极大好评。但他们从未遇到过像麦卡锡这样的奇才。

谁信任他？他的优势在哪里？谁是麦卡锡主义的中坚分子？他们包括美国退伍军人协会会员、女民兵队员、得克萨斯州的百万富翁、惧怕公共水库中的水被氟化和提倡精神健康的人民。他们是美国革命女儿全国协会、我要回家子弟会、我们母亲们动员起来协会、民族主义行动联盟、警卫美国协会的成员。他们与路易斯·布罗姆菲尔德、约翰·张伯伦、马克思·伊斯门、詹姆斯·伯纳姆和威廉·巴克利一样，反对“鸡蛋头”。（巴克利曾写道：“麦卡锡主义……是将善良和有严格道德标准之人紧密团结在一起的运动。”）他们反对罗斯福立法，反对与西欧国家结盟，反对联合国，反对通信革命，反对反犹太主义，反对平等主义的狂热，反对种族平等，反对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国内大迁徙，反对破坏阶级界线和取消性别歧视的社会起义，反对加深两代人间的矛盾。但在这些运动中，他们都失败了。在麦卡锡的阵营中，他们快乐地唱着：“只有人民爱着乔。”而政客们相信那些黑黝黝的大批困惑选民是支持他们的。1953~1954年冬，国会中有人认为，参议院中有8位参议员是在麦卡锡的支持下当选的。

艾森豪威尔执政的第二年，这位威斯康星州的新任参议员已站在令人畏惧的顶峰，而罗伊·科恩就站在他的旁边。戴维·沙因当时不在，他被招去服兵役了。沙因的缺席在华盛顿看来无关紧要，因为他不像科恩那样光彩夺目。事实上，麦卡锡私下认为他是个讨厌的家伙。他没向科恩提及此事，因为麦卡锡需要科恩，而他发现科恩也需要某人——他需要沙因。

7月，沙因的入伍通知书悄然而至。这显然是个意外打击，他似乎都已经忘记自己还登记服役。那时，沙因和科恩过着忙碌而活跃的生活：星期一到星期五住在斯塔特勒酒店相邻的房间里；在曼哈顿度过愉快的周末，策划对顽固守旧的官僚机构进行突然袭击，想到这些就十分愉悦。麦卡锡作为煽动者，极为懒惰地将小组委员会的一切事宜交给他俩。他们感觉自己天下无敌，似乎也是如此。如果首都没人敢反抗他们，那么谁敢？答案便是沙因家乡格洛弗斯维尔的征兵局。这极具讽刺意味。格洛弗斯维尔的良好市民离政治结构太远，他们不知道沙因那些位高权重的朋友们。他们也没有什么政治难题：华盛顿只对一件事的恐惧比麦卡锡更甚，那就是征募兵役的丑闻。

科恩的第一反应是，他的朋友应立刻取得军官的资格。但这不可能。陆军、海军和空军都予以拒绝，因为他不够格。后来，科恩将国会的陆军联络官迈尔斯·雷伯准将叫到办公室。后来，陆军特别顾问约瑟夫·韦尔奇就此事质问雷伯：

韦尔奇：你确实知道科恩先生担任这个委员会的顾问吗？

雷伯：是的，韦尔奇先生。

韦尔奇：他的这个职位……是增加还是减少了你对于处理这个问题的兴趣呢？

雷伯：……我觉得增加了我的兴趣。

韦尔奇：我们暂且不用“不正当”的影响或压力这样的词，你能否想起以前在什么情况下，承受过比这更大的压力吗？

雷伯：我想不起在什么情况下，有比这还大的压力。

五角大楼并没有轻视这一问题。事实上，对局外人来说，沙因案件最引人注目的不是来自科恩的压力，而是军事部门主动对一个年轻的富豪、麦卡锡的门徒示好——说到底，沙因不过是当年应征入伍的50万美国人中的一个。国防部长、陆军部长、两位陆军参谋长、一位副参谋长、陆军人事行政处处长、运输兵总监、负责和国会联系的空军少将和海军军事法官却都研究了沙因的情况。

陆军部长罗伯特·史蒂文斯（原为纽约的一名纺织制造商，在此事件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命令两位上校和一位中校再仔细考虑沙因是否有资格成为军官。同时，这位年轻的申请人自己也开始对这件事感兴趣。雷伯第一次见他时，沙因已准备举起右手，当即宣誓成为军官。但他的热情被浇灭了，因为雷伯向他解释，要想成为军官还早。后来雷伯就此事做证时说：“他显然认为填写表格和按照程序办理手续都是不必要的步骤。”

1953年11月3日，沙因穿上了军装，完成在纽约15天的临时任务后（完成小组委员会的工作），他被派往新泽西州迪克斯堡K连进行为期4周的基础训练。由于科恩的坚持不懈，他的问题还没有结论。实际上，事情变得越来越有趣。不能说军队处理问题不够灵活。沙因与其他新入伍的士兵不一样，他几乎每星期都可以离开军营，部队也允许他的轿车到营地接送他。他在训练期间，接了不少于250个长途电话。一个下雨天，其他人都在进行打靶训练，K连连长发现沙因却在偷懒。沙因热络地将胳膊搭在连长的肩上，向他解释，他正在研究后勤问题，“想把军队改建为现代化军队”——连长竟然接受了这个借口。沙因这种怎样为国家更有效服务的想法虽然异乎寻常，但本来会受到重视，如果不是麦卡锡与五角大楼直接对话，表明自己不像科恩那样对沙因充满没理由的热情。麦卡锡打电话给史蒂文斯（电话录了音），请求这位陆军部长“做个人情”，不要把“沙因派回我的委员会”。他说：“沙因虽然不错，但并不是不可取代……我很少见到罗伊做出这么不讲道理的事。”

陆军部顾问约翰·亚当斯随即成了科恩的出气筒。科恩与军营里的沙因通电话后，就知道该怎么能使自己朋友的生活过得好一点儿了。他随时都会打电话给亚当斯。有一次，亚当斯正在阿默斯特学院讲话，科恩打来电话，要求批准沙因第二天不用帮忙做饭。如果他遭到拒绝，就会变得怒气冲冲。在纽约一次激烈的辩论中，他要求亚当斯下车，那时车正停在公园大道和第46街交叉的三条行车道中间。1954年1月14日，亚当斯告诉他，沙因可能会像90%的新兵一样，到海外服兵役。科恩表示，这会“破坏陆军”，并使史蒂文斯“不再担任陆军部长”。

到此时，人们开始对这种奇怪的状况议论纷纷。12月中旬，德鲁·皮尔森写了一篇关于沙因的文章。第二个星期，《巴尔的摩太阳报》刊登了长篇报道，《纽约邮报》也于次年1月刊登了一篇文章。同时，麦卡锡对陆军的看法越来越差。麦卡锡被科恩激怒，又因为佩雷斯的控告而大发雷霆，也许他每天都需要胜利来刺激自己，总之2月18日在纽约举行的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他爆发了。而当时这个不走运的证人是拉尔夫·兹维克准将——阿登战役的英雄，也是新泽西州基尔默营的指挥官。麦卡锡斥责兹维克，说他“不适合穿这身军装”，应该“解除指挥官的职务”，连“5岁小孩子的头脑也没有”。当这些话传到五角大楼时，史蒂文斯在李奇微的压力下告知媒体，不能向麦卡锡透露遣散佩雷斯的官员们的姓名。史蒂文斯对兹维克遭受“侮辱性的对待”及“辱骂”表示遗憾。他命令兹维克不再前往小组委员会做证，由他自己代为出席。史蒂文斯很快就接到了麦卡锡的电话。麦卡锡威胁道：“罗伯特，放手干吧，你尽管试试。我会拧掉任何保护共产党的人的脑袋……你尽管试试……我保证你一定会后悔的。”

接着，2月24日，在德克森的办公室举行了著名的“烤鸡午宴”，那是共和党的元老试图解决麦卡锡和陆军之间嫌隙的一次尝试。史蒂文斯发现自己面对着麦卡锡、德克森、卡尔·蒙特和查尔斯·波特，而尼克松则在隔壁的办公室。一位记者说，这位陆军部长活像满缸梭鱼中的一条金鱼。史蒂文斯认为自己在这些和蔼又有同情心的共和党同胞手中是安全的，因此放松了警惕。他说，他想要的一切不过是井水不犯河水。当然，他乐意在能表达这一意思的声明上签字，而且他确实签字了。接着，门突然打开，记者蜂拥而入。蒙特走进记者的队伍，拿出“两方谅解的备忘录”，这是史蒂文斯在面对这些和蔼的参议员时放松警惕后刚刚签的声明。他痛苦不已，由于自己没能认真阅读条文，现在他几乎要屈从于麦卡锡的一切命令了。除其他内容外，该备忘录还规定：

陆军部长完全同意 …… 告知委员参与提升佩雷斯并体面解除其职务的人员的名单，而且这些人将在委员会面前做证。如果委员会决定传召兹维克将军 …… 那么兹维克将军必须出面做证。

第二天，五角大楼的官员们都挥着手帕相互打招呼。其中一人说：“能使全军士气高涨的只有沙因一人。”伦敦《泰晤士报》评论： “参议员麦卡锡今天做到了伯戈因将军和康沃利斯将军[5]没做到的事：使美国陆军屈服。”在赫布洛克的漫画中，艾森豪威尔从剑鞘中拔出一根白羽毛[6]，对麦卡锡说：“先生，手下留情！”《丹佛邮报》的帕尔默·霍伊特发电讯给舍曼·亚当斯：“如此看来，史蒂文斯的彻底屈服玷污了美国陆军，其程度比所有战争中敌人对我们的侮辱还要严重。”关于此事的消息在华盛顿满天飞：“史蒂文斯并不打算向这些参议员呈上指挥剑，他只是认为他们想看看他的指挥剑。”麦卡锡胜利后，仍冷酷地告诉记者，史蒂文斯“低声下气，下跪也不过如此”。

接下来的两星期，事情逐渐有了变化。共和党人全都挤在首都。不到一个月前，全国委员会主席伦纳德·霍尔还称麦卡锡是“伟大的财富”，如今却批评他对史蒂文斯的做法。总统在3月3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赞扬了兹维克，表示他的政府不会容忍任何官员“在国会委员会或其他地方做证时，受到任何形式的人身侮辱”。但大家还是尽一切努力迁就麦卡锡。此时，对于麦卡锡的要求是他表现出同样的妥协态度。但他非但不愿意，还嘲笑五角大楼，说佩雷斯是“某个陆军军官的圣牛”，并说他对案件的调查显示“陆军中的某些人提拔、掩饰并体面地解雇了一些为人知晓的共产党人”。

国防部长威尔逊说：“真他妈的胡说八道。”麦卡锡第一次在参议院遭到奚落，奚落他的是佛蒙特州的拉尔夫·弗兰德斯。“他涂上代表战争的油彩，跳起战舞，发出战争的哨声。他上了战场，骄傲地带着一名陆军牙医粉红色的头颅回来。我们可以认为这代表此时共产党渗透美国的深度和严重程度。”肯塔基州的参议员约翰·谢尔曼·库珀称赞弗兰德斯，总统则给他写信：“我对你今天在参议院所做的评论十分感兴趣。我认为美国需要听到更多像你这样的共和党人的声音。”攻击麦卡锡仍然需要勇气，但既然已经开始，陆军就振作起来了。麦卡锡对军方的影响十分可怕，汉森·鲍德温在《纽约时报》 上写道：“陆军士气低落，纪律和效率也不尽人意。”现在它已准备反击，而武器则是沙因事件。这可是很有分量的事件，因为麦卡锡和科恩为科恩的朋友必须服兵役而责难陆军。这也许是事实，并且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这都是麦卡锡坚硬盔甲中最薄弱的一点。3月11日，陆军（通过一名民主党人）把沙因事件按时间顺序的来龙去脉，包括科恩“破坏陆军”的言语威胁全面披露。

第二天，麦卡锡反击说，陆军用沙因做“人质”，企图“威胁”他，不让他“揭露共产党”。显然，国会需要举行正式调查听证会听取双方意见。白宫希望由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处理此事（麦卡锡对它的影响力相对较弱），但委员会主席，马萨诸塞州的莱弗里特·索顿斯托尔即将在11月再次竞选参议员，不愿参与此事。接下来是国会的钩心斗角。民主党试图让参议院政府事务委员会调查此事，那里民主党参议员较多，再加上玛格丽特·蔡斯·史密斯，一定会在数量上战胜麦卡锡。但共和党又不同意，唯一可接受的解决办法对两党来说都愚蠢之极：麦卡锡和科恩的言行将由他们自己的小组委员会进行调查。麦卡锡同意在调查时不担任主席职务，而由他的一个狂热崇拜者蒙特接替。同样，科恩也被认为不够资格担任总顾问，但要找到他的继任者则颇为棘手，现在需要一个既能干又没对麦卡锡发表过任何意见的律师。德克森提名雷·詹金斯，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市的一名出庭律师。接着就是程序问题。德克森反对公开听证会，但林登·约翰逊还是成功使他同意了进行电视转播。麦卡锡取得了质问的权利——他担任主席时，可是坚决反对证人的质问权的。

1954年4月22日早晨，刚过10点30分，听证会就在灯光耀眼又华丽的科林斯式参议院中心会议室开始了。似乎一切都准备就绪，詹金斯坐在话筒前，蒙特手持小木槌，麦卡锡远远地坐在他的左边，棺材状桌子的末端。9个月前，委员会中的民主党人拒绝出席会议，以抗议麦卡锡的手段，但现在他们带着自己的法律顾问——28岁的罗伯特·肯尼迪回来了，他主要以攻击科恩闻名。蒙特与阿肯色州的老民主党人约翰·麦克莱伦[7]简单交谈几句后，敲敲桌子以示安静。蒙特说：“现在，我们的辩护律师詹金斯先生将传唤第一位证人。”詹金斯张了张嘴（他的嘴很大），但刚要说话，就被打断了。会议记录是这样写的：

麦卡锡：议事的程序问题，主席先生，我能否提个议事程序的问题？

按照罗伯特的《议事规程》，允许提出议事程序问题打断主席讲话，只要所提问题符合规程。但麦卡锡在心中盘算的是其他事，他洪亮的声音响了起来。

麦卡锡：我曾听说军队的意见，上至战功赫赫的将军，下至最新入伍的普通士兵，他们都表示，对于少数五角大楼的政客试图破坏我们的调查并自称来自陆军部的行为感到十分愤恨……陆军部并没有破坏调查。只是陆军部有三人并非军人，应该点名。

此时，一位大公无私的主席一定会用木槌敲敲桌子以让麦卡锡沉默，因为这显然不是提出程序问题，而是在发表讲话，但蒙特让他继续。他平静地接受了麦卡锡荒谬的提议：陆军部长是否代表陆军还未有定论。就像开头那样，麦卡锡又打断主席，再次发表讲话。他用紧绷绷的声音大喊道：“主席先生，主席先生。”蒙特看看他，点头示意他继续，于是他又开始陈述自己的观点：

麦卡锡：我认为让几个企图阻止调查共产党的人自称陆军部军人，是对一支具有百万名杰出士兵的军队的侮辱。

麦克莱伦平静地指出，反对陆军的46份反控诉是由“乔·麦卡锡主席”的小组委员会签署的，而蒙特还是做出了有利于麦卡锡的判决。这样听证会就形成了一种格局：麦卡锡依然毫无疑问地控制着听证会，好像他仍是委员会主席。在他提出“程序问题”到对证人的反诘之间，他说了他想说的一切。蒙特本就是他的人，现在看来雷·詹金斯也是。大家选择詹金斯是认为他不偏不倚，但小组委员会的这位特别顾问公然鼓励麦卡锡胡言乱语，让他起誓，还让他解释“共产党的机构设置”。这让之前听过很多次这个问题的听众们感到沮丧，而麦卡锡又将地图钉在黑板架上，并拿出教鞭。上完课，他说：“有许多人抱着这样的想法，那就是我们能与共产主义分子和平共处。”詹金斯热切地说：“先生，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他的回答耗去了那个下午的大半时间。即使如此，詹金斯还是一直鼓动麦卡锡：

詹金斯：麦卡锡参议员……结束时间快到了……现在你大概有2 000万 ~3 000万美国听众……我希望你能告诉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小孩，他们应该如何……为消灭共产党尽一份力。

批评麦卡锡的人绝望了，这位参议员似乎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任何东西，甚至美国陆军都无法与之匹敌。在他人格的驱动下，他将每次听证会都变成麦卡锡式的情景剧，带着处理过的照片和伪造的联邦调查局的报告、“忠诚的美国地下组织”从五角大楼文件中窃取的备忘录，以及麦卡锡那野蛮的长篇大论——例如他童年时有个叫查理的印第安导师曾教导他：“如果有人不怀好意地接近你，你应该迅速朝他胯下猛踢，直到他不能反抗为止。”每当出现任何对他不利的证词时，情况都变得非常有趣，因为会议记录又会记着他大声疾呼“议事程序问题”或“主席先生，主席先生”，然后他便开始岔开话题，说自己如何“讨厌和厌倦坐在这里”，并且听着“一派胡言”。于是中心会议室的听众呈现一面倒的趋势，他们本来是来看双方激战的，如今都为参议员斯图尔特·赛明顿敢于反驳麦卡锡而喝彩：“你谈到了害怕。我想你知道，在我的内心深处，我不害怕有关你的任何事，也不害怕你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场合所说的任何事。”

但坐在桌边的其他人似乎没有谁打算超出这个界限，而且在所有人中，最不可能摸麦卡锡这个老虎屁股的可能就是陆军部特别顾问了。63岁的约瑟夫·韦尔奇身材高大，魁梧却敏捷，一直是共和党人，也是波士顿著名而有地位的黑尔和多尔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他义务接受了这次任务。记者说，这一定就是他被选上的原因。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他静静地坐着，胳膊肘倚在桌上，手掌心托着下巴，或者用手指摸摸前额的皱纹。他似乎又是个凑热闹的观众。他让麦卡锡恐吓他的当事人史蒂文斯，却不提出任何反对。他说的几句话都是庄重有礼的，倒显得有点可笑。他戴着绿色领结，神情大惊小怪，嗓音尖声尖气，更像是狄更斯笔下的律师，而并非一名成功的美国出庭律师。

在首都，很少看见像韦尔奇这样其貌不扬的人。他知道自己给人的印象，对此也十分满意。他发现有时被人低估很有用。韦尔奇在贝肯山和波士顿广场生活惯了，并未遇见过像麦卡锡这样虚张声势恐吓他人、睁眼说瞎话的人，因此他仰起头，听听他要说什么。韦尔奇把双手深深插在衣兜里，脚尖翘起，休息时他在人群中走来走去，听他们的谈话内容。当他在听证会上讲话时，其与麦卡锡简直有天壤之别。迈克尔·斯特雷斯在其《电视审讯》中说：“麦卡锡永远不会忘记广大听众，韦尔奇则似乎总记不起他们；麦卡锡讲话时对群众充满蔑视，韦尔奇则似乎与每个人都恭敬地交谈，因此他自始至终都赢得听众的支持。”

渐渐地，那些关注韦尔奇的人开始感觉到他身上那股钢铁般的力量。他和麦卡锡在进行真正的较量，而他们第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交锋出现在听证会的第9天。当时韦尔奇反诘麦卡锡，联邦调查局的机密信函是怎样落到他手中的。这份文件中的字被重新打过。根据法律，重打的机密文件就等于将文件内容公布，这一点十分重要。麦卡锡倚在话筒旁，焦虑不安，脸色难看。在聚光灯下，其浓眉下的赘肉让他的上眼皮显出扭曲、恶毒的表情。韦尔奇让他等候片刻，这位波士顿人几乎刻意装得懒洋洋的，胳膊肘撑在桌上，手指弯曲托着略带紫色静脉的脸颊，眉头紧皱，好像第一次看到如此难以置信的事物。现在他已准备就绪。

韦尔奇：麦卡锡参议员，当你出庭做证时，你当然知道会被问到关于这封信件的问题吧？

麦卡锡：我估计这是个问题。

韦尔奇：当然，你也理解你会被问到这封信的来源。

麦卡锡：……我不会回答的……

韦尔奇： 难道你在发誓会讲出一切真相时，还有所保留吗？难道你认为应该由你决定该就何事做证吗？

麦卡锡：答案是，我会说出所有事实，毫无保留。

韦尔奇：谢谢你，先生。那么，请告诉我们，是谁给了你这份文件！

麦卡锡：答案是不。你不会知道相关信息的。

詹金斯为了帮麦卡锡解围，语出惊人地表示麦卡锡的做法合情合理，因为他是“执法官员……职责就是搜查犯罪行为”，然后委员会成员就转向了其他问题。渐渐地，委员们和听众才明白韦尔奇刚刚干了些什么。他在揭露麦卡锡是一名不法分子。麦卡锡承认他有一封偷窃来的信，就已经违反了联邦法规。他拒绝回答韦尔奇的问题，又让自己处在藐视国会的境地。而且，他对这位波士顿律师的蔑视也似曾相识。听证会结束后，大家相互交流各自的印象，就发现了其中的原因。4年来，美国人都看着麦卡锡在自己审讯的案件中，肆意欺辱那些拒绝回答问题的证人。他曾公开嘲笑这些人是“第五修正案的共产主义分子”，从而将《人权法案》变成一纸空文。现在，他却公然效仿。

煽动者特别容易成为受人奚落的对象，但能奚落他们的人少之又少。自从科恩和沙因初露锋芒后，人们一直猜测他们是否有不寻常的关系，但没人想出合适的方法来谈论这件微妙的事情。韦尔奇想到了一个办法。自从听证会开始，他便一直磨着智慧之剑的刀锋，准备在麦卡锡的乱棍之下，刺向敌人。在谈到一幅经过剪裁的照片时，机会来了。科恩为了证明一件模糊的事情，给了詹金斯一张照片，那是在马奎尔空军基地拍的，史蒂文斯正对着沙因笑。现在原来的照片被找出来了。原来史蒂文斯是在对着别的什么人笑，而那个人的像被剪下换成了沙因。这时，中心会议室中寂静无声，大家都在思考。科恩极力否认，他不知道照片被修剪过。他说自己甚至不知道照片从何而来。韦尔奇佯装无知地询问当时的证人（麦卡锡的另一个下属）：“你认为这是屁精[8]送来的吗？”

桌子的那头有人发出嘟哝声，棍棒举起来了。麦卡锡说：“请这位律师帮我解释一下什么是屁精。我想他可能是这方面的专家。”

韦尔奇的利剑出鞘了：“好的，参议员先生，我想屁精是神仙的近亲吧。”

听众忍住了笑声，但这位巨人已经受伤了。从那时起，麦卡锡就准备用最恶毒的言语对付韦尔奇，伺机报复。6月9日，听证会进行到第8个星期，麦卡锡认为机会到了。当时科恩坐在证人席上，韦尔奇质问他，在新泽西州蒙默思堡的陆军通信部队的雇员中寻找颠覆分子的情况。

韦尔奇：科恩先生，如果我现在告诉你，蒙默思堡情况糟糕，如果可以的话，你想当天就解决问题，对不对？

科恩：是的，先生。

韦尔奇：先生，我可不可以小声请求，把你知道的关于颠覆分子、共产党人或是间谍的情况告诉我们，请快点回答！你记得我说的话吗？

麦卡锡的声音响了起来，紧张不安，颤颤巍巍。

麦卡锡：主席先生，关于此问题……

蒙特：你想提出议事程序问题吗？

麦卡锡：不完全是，主席先生，但就韦尔奇先生的要求，我们现在必须给出我们知道的在为共产党工作的人的姓名，我想我们应该告诉他，在他的律师事务所有一个叫费舍尔的年轻人……他在很久以前就是一个组织的成员，这个组织在很久以前被称为共产党的法律支柱……

韦尔奇看起来吃了一惊。桌旁一片寂静，麦卡锡笑了笑，舔舔嘴唇，用充满讽刺的话语继续说道：

麦卡锡：……韦尔奇先生，鉴于我知道这件事，我只是认为我有责任回答你急迫的请求……我曾犹豫该不该透露此事。但我对于你向科恩先生提出假惺惺的请求，要他在日落之前把政府内的每个共产党人赶出去，十分反感。因此，我们将告诉你关于你的事务所的那个年轻人的消息……

他确实这样做了。韦尔奇显得十分凄凉，坐在那里，双手托着头，盯着前面的桌子。到这个时候，显然有些事不太对劲。科恩仍在话筒旁，看着麦卡锡，摇头以示无声的请求。他似乎比韦尔奇更忧伤。但麦卡锡一直说到底，把一个之前还默默无闻的人弄得名誉扫地。

麦卡锡：……你是否知道他是共产党的一员，这一点我不清楚。韦尔奇先生，但我假设你不知道，因为你给我的印象是，你是一个演员，为博得大家的笑声而演戏，我认为你对于共产党的危险性没有任何概念。我认为你不会有意帮助共产党。但我认为你在我们尽力找出事实时，以滑稽的表演嘲弄听证会，是不自觉地帮了他们。

麦卡锡窃笑起来，在一片静默中显得有点可怕。房间里的人都等待着韦尔奇的回答，但他迟迟不作声。麦卡锡说话时，这位波士顿人似乎动了动嘴唇，准备说“闭嘴”，但现在似乎在考虑怎么说。他身体前倾，对蒙特说：“主席先生，在这种情况下，我必须拥有一种接近个人化的权利。”蒙特迅速回答：“先生，这是当然，你可以在说话的时间里享有这个权利。”蒙特也有点儿心烦意乱。桌旁的每个人似乎都受到了影响，只有麦卡锡还在大声地对自己的一个助手讲话。韦尔奇开口了三次才引起麦卡锡的注意。麦卡锡对他说：“我一只耳朵就能听见。”韦尔奇说：“这一次，我希望你两只耳朵都在听。”麦卡锡吩咐助手拿来一张剪报，上面是关于弗雷德里克·费舍尔曾是被查禁的组织律师协会成员的消息。麦卡锡说：“我认为这应该放到会议记录里。”

韦尔奇： 当我讲完下面这番话，你就不需要将任何东西放到记录里了。参议员阁下，直到此刻，我认为我低估了你的残酷无情和胆大妄为。费舍尔是个年轻人，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然后加入我的事务所，与我们一起进行一项大有前途的事业。

接着，韦尔奇告诉电视观众听证会内情人早已了解的情况。韦尔奇来华盛顿前，一直担忧的一个问题是，黑尔和多尔律师事务所的某些律师可能会因为他而遭到中伤。他计划带两名助手到首都，在与他们交谈时，他得知其中一人（即费舍尔）在离开法学院后，曾短暂加入过律师协会。[9]费舍尔后来了解该协会的更多情况后就辞职了。韦尔奇把费舍尔留在了波士顿，知道他情况的麦卡锡和科恩也同意不提他。在1954年，对于一个人来说，最糟糕的事莫过于在全国电视中被指认为颠覆分子。麦卡锡为了报复，便如此残忍地对待费舍尔。如今韦尔奇说出了全部事实。最后，他转身对麦卡锡说：

韦尔奇：……我一点儿也没有想到你会对这个年轻人做出这么残忍无情的事。他仍在黑尔和多尔律师事务所，这是真的。他还将继续留在黑尔和多尔律师事务所，这也是真的。我很遗憾地说，他将要承受你强加给他的不必要的精神烙印，这同样也是真的。如果我有能力宽恕你的残酷无情，我会这样做的。我很想像个绅士那样宽恕你，但说到宽恕，你只能得到其他人的，而不是我的。

后来麦卡锡告诉一位朋友，韦尔奇讲话时，他如鲠在喉。这并不是悔过，他大概不具备这种情感。他知道这次他跌得很惨，而韦尔奇又赢了。他努力想重新站稳脚跟，咆哮着对韦尔奇说，他没有权利提到残忍无情，因为“他已经在此处折磨科恩先生好几个小时了”。

韦尔奇：参议员阁下，我们可以不谈这个问题了吗？我们都知道他过去加入过律师协会，科恩先生也向我点头了。

科恩显然很痛苦，也确实向韦尔奇点头了。他咬着嘴唇，明显在发抖。[10]他曾击败过许多证人，因此知道现在韦尔奇对付麦卡锡的后果。韦尔奇对科恩说：“科恩先生，我认为我个人没对你做出什么过分的事。”

科恩：没有，先生。

韦尔奇：我没打算对你个人做过分的事，如果我做了，请你谅解。

科恩再次点头，麦卡锡又想插嘴，但韦尔奇拒绝了他。

韦尔奇：……我们不要再中伤那位年轻人了，参议员阁下，你已经做得很过分了。难道你没有道德观吗，真的没有吗？

麦卡锡看着自己的大腿，抬起头，又一次问韦尔奇，费舍尔是不是他的助手。这次，这位波士顿律师以极其蔑视的口吻让他闭嘴。

韦尔奇：麦卡锡先生，我不会再与你讨论这个问题了。你与我相距不过6英尺，竟敢问我费舍尔的问题。你将问题公开了。如果真有上帝，那么对你或你的事业不会有任何好处。我不会再与你讨论此事，也不再问科恩先生任何问题。主席先生，如果你愿意，可以传唤下一位证人了。

但那天没有人做证了。听众们费力地站起来，为韦尔奇鼓掌欢呼，甚至蒙特也为他鼓掌，他放下了小木槌。而会前被告知阻止任何人鼓掌的6名警察此时只是平静地站着。麦卡锡的脸色阴冷可怕，呼吸沉重。韦尔奇走向门口，那儿的一个女人碰了碰他的胳膊便哭了起来。他走到外面走廊后，媒体记者们蜂拥而至。突然，每个人都向门口冲去，就像有人喊“着火了”一样。他们迫不及待地出去，而此时麦卡锡仍坐在证人席上，警卫和电视技术人员留在那里。他环顾四周，伸伸脖子，试图吸引人们的目光。起初没人看他，后来有一个人看过来。麦卡锡便摊开手掌，问道：“我做错了什么？”

陆军对麦卡锡的听证会进行了36天，于6月17日结束。小组委员会研究了那份7 400页的证词，发布了一份报告，指责双方都有责任。起初，麦卡锡遭受损失的程度还不明确。以前他每次被揭发，都会很快恢复。他的体力也未受到影响，8~10位重要的参议员仍对他忠心耿耿，他对国会里的共和党领袖也仍有很大影响。他还是野心勃勃，宣布将对陆军、国防工业和中央情报局的共产党人展开新的调查。

但他的所有计划都夭折了。这片土地上出现了关于麦卡锡问题的新声音，而原来的声音也变了腔调。共和党领袖吉姆·施拉姆从内布拉斯加州写信给舍曼·亚当斯，表示共和党本州中央委员会的每个成员都认为，共和党候选人因麦卡锡在听证会“出洋相”而深受其害。在科罗拉多州，帕尔默·霍伊特说：“共和党是拒绝麦卡锡的时候了，不然他会拖垮共和党的。”在俄亥俄州，保守派共和党众议员乔治·本德在竞选塔夫脱的参议院席位时表示：“麦卡锡主义已是政治迫害、独断专行、剥夺民权的同义词。我们国家在历史进程中，区别于他国的正是拥有这种民权。”大家一致认为，科恩已经声名狼藉。除麦卡锡外，小组委员会的每个人都抵制他，于是他在7月19日辞职。（麦卡锡苦涩地说：“这是共产党人的伟大胜利。”）自从麦卡锡和陆军第一次公开撕破脸后，这一年年初，民意测验发现公众对麦卡锡的看法有了极大改变。8月下旬，约22%的成年人对麦卡锡的看法变坏了，超过2 400万美国人讨厌他。

拉尔夫·弗兰德斯等不及证据齐全就行动了。麦卡锡对费舍尔进行灾难性攻击之后的第三天，这位佛蒙特州的共和党人提出动议，希望参议院能撤销这位威斯康星州的后辈参议员的全部主席职位。麦卡锡说：“我认为他们应该把他装在一张网里，放到一个安静的角落。”在当时，通过该动议的可能性很小。第二天，诺兰匆忙召开新闻发布会谴责该动议，南方民主党人表示，他们怕开创这样的先例，威胁到国会的资历规则。6月30日星期五，参议院展开辩论。那天晚上，弗兰德斯改变策略，提出另一个简单的谴责：“参议院认为，威斯康星州麦卡锡参议员的行为与参议院的传统相违背，并且可能会使参议院名声扫地，特此谴责。”诺兰将此提交给由三位共和党人和三位民主党人组成的委员会。这看起来很保险，委员会成员由诺兰和林登·约翰逊挑选，都是保守派，主席还是犹他州的共和党人阿瑟·沃特金斯。麦卡锡派认为他们胜券在握了。

但他们错估了沃特金斯。这位主席下决心避免一场闹剧，禁止电视转播新的听证会，并制定了严格的会场规则，甚至禁止吸烟。麦卡锡和他的律师只有一人能质问证人。由于麦卡锡是个蹩脚的出庭律师，这意味着他只能将舞台中心让给他人。第一次会议时，他大叫“主席先生，主席先生”以试探沃特金斯，但主席的小木槌像刽子手的大刀一样落下。沃特金斯直截了当地说：“参议员阁下不符合程序……我们不会被不相关的事打断，我们将按原定程序进行。”麦卡锡冲出走廊，那里有电视工作人员在等待，他就对着话筒气急败坏地嚷嚷：“我认为，这是我闻所未闻之事。”但特别委员会无动于衷，他们就弗兰德斯谴责麦卡锡的决议进行裁定，参议院全体以67∶22票通过，而在1月，还只有富布赖特一个人敢投麦卡锡的反对票。

副总统尼克松行使他参议院议长的特权，删去标题中的“谴责”，将其改为“关于威斯康星州参议员麦卡锡行为的决议”。他尽力帮助麦卡锡，而麦卡锡的崇拜者也在这样的语言中找到了安慰。但麦卡锡本人没有上当，他告诉记者：“这不是完全的信任投票，我很高兴这场马戏结束了，这样我就能回到挖掘共产主义、犯罪以及腐败的真正工作中去了。”在白宫，艾森豪威尔见到内阁成员时，略微一笑地说：“听到最新消息了吗？麦卡锡主义已成过去了。”

确实如此。麦卡锡没了科恩的激励，变得无精打采、软弱无力、容易沮丧。他忠心耿耿的追随者组织了一个“千万美国人争取正义委员会”，一位退休的海军少将担任“参谋长”，抗议对麦卡锡的谴责。他们用一辆装甲车将1 000 816人签名的请愿书送到首都。在纽约，1.3万人参加了“谁提升了佩雷斯”运动。这个运动的赞助人包括犹他州州长布雷肯·李、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的阿尔文·奥斯利、美国革命女儿全国协会的格雷丝·布罗索夫人、一位新泽西州前州长和一位前驻苏联大使。一个高中乐队演奏着《前进，威斯康星》，一个摇滚歌手表示，他会为他们的领袖“摇摆、颤抖、打滚”。科恩告诉群众：“我和麦卡锡更愿意拥有像你们这样的美国人，而不是世界上的所有政客。”但麦卡锡本人不在场。他与一位支持者握手时弄伤了胳膊。有人认为这是一次有象征的动作：那个人无意中将他的手肘猛推到玻璃桌上。麦卡锡住进了贝蒂斯海军医院，出院时吊着手臂。

接替麦卡锡的共和党主要竞选人是理查德·尼克松。民主党人表示，他们看不出他们二人有多大区别。尼克松指责民主党“向红色风暴屈服”。当艾德莱·史蒂文森发现美国经济似乎停滞不前时，尼克松谴责他“散播支持共产党的言论”。如果某个民主党人得到史蒂文森的支持并当选，尼克松就会说：“艾森豪威尔政府开除的危险分子会再次被雇用。”他力劝爱国的民主党人“忘记自己的党派，为艾森豪威尔的国会投票”，因为“我们知晓共产党的威胁，而这个政府决意粉碎这个威胁”。他警告，共产党“公开地、孤注一掷地”与共和党斗争，因为“争夺民主党候选人席位的人，几乎无一例外，都是民主党‘左’ 翼分子，他们对共产党的阴谋视而不见，并且容忍它在美国得逞”。

艾森豪威尔说：“天啊，有时你一定会厌倦这些吵吵闹闹。”尼克松对此也有同感。他告诉一个朋友：“我厌倦了，厌倦到了骨子里，我的心思压根儿不在上面。”他那段时间在美国国内进行巡回演说，似乎特别疲惫，但总统决定不积极干预竞选，使尼克松成为共和党内地位最高的政治家，他认为很多事情都处在危急关头。他在哥伦布的俄亥俄州共和党州代表大会上说：“如果民主党在11月举行的第84届国会选举上占优势，便意味着共和党开始没落。就这么简单。”为避免出现这种结局，他发表了204次演说，举行上百场新闻发布会，飞行2.6万英里，到访31个州的95个城市。最后，他成为美国最具争议的二号人物。史蒂文森谈到尼克松的策略时，说是“白领子的麦卡锡主义”。沃尔特·李普曼说得更严重，他将副总统形容为“残酷无情的党见极深之人”，“他的良心里没有美国人民期望的总统该有的原则和做派”。

20世纪50年代的特征就是，甚至连艾森豪威尔的对手也希望他是完美的，他不必为尼克松的演说负任何责任。至于他为何不知道演讲内容，却无人解释。他最爱订阅的《先驱论坛报》可是在头版头条刊登了这些话。正如詹姆斯·赖斯顿写的，不管怎样，大家都觉得总统从未暗示过民主党对叛国罪视而不见，“但以他的名义做的事，他却不知道”。可以肯定，尼克松的方式绝对不是艾森豪威尔的方式。艾森豪威尔表示，他想被视为“人民的总统”，而谩骂并非他的长项。尽管如此，他也希望共和党候选人获胜，他认为尼克松在帮助他们，因此便鼓励他放手去做。

尼克松和艾森豪威尔都希望共和党不必靠花言巧语而是凭借政府的业绩竞选。1953年4月，尼克松告诉内阁：“时机，在1954年竞选获胜的适当时机就是现在。”艾森豪威尔认为，他在1954年立法上取得的成绩是值得大肆夸耀的。除了中心会议室那段插曲，国会的会议还是不错的。他签署的法案扩展了联邦建筑房屋计划、互惠贸易协定，放宽了《原子能法案》的限制，扩大了失业保险和社会保险的范围，简化了海关程序，启动了新的农业计划，拨款20亿美元修建联邦公路，并减轻了10多亿美元的赋税负担。他估计按棒球的击球率算，他的成功率为0.83，他对此十分高兴。《国会季刊》的计算方法则不同，认为其成功率为0.646。即使如此，他也干得相当不错了。民主党曾预测共和党政府会再次带来“大萧条”，这种看法像尼克松提出的共产党议题一样不负责任，现在被证明是荒谬的。

但20年来一直投票给民主党的趋势曾是在野的共和党的优势，现在在野的民主党也有了这一优势。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中间派的人们有投民主党的趋势。艾森豪威尔与尼克松也在与历史斗争。执政党几乎总在中期选举时失去优势。而且战后繁荣也停下来喘气了。1954年已经没有人领取救济粮了，但农产品的价格却开始下降。经济衰退让一些雇主神经紧绷。

鉴于前方障碍重重，共和党委员会认为党内还需要一个打手。选择副总统是因为他善于当打手，而这会使他与党内人员的关系更为紧密，并且正如艾森豪威尔指出的，这也会提升尼克松的名望。尼克松是勇敢的（他说过“每次竞选总要有人走上前来，斗争一番”），但他的热情也不高。1954年春，他回到惠蒂尔学院做毕业典礼演讲，发现接待者分为两列，其中一列是不愿与他握手的学生。这令人十分不快。尼克松的妻子更不喜政治斗争。2月中旬，在一次长谈之后，他们讨论了1956年其任期结束时是否能退出政坛的问题。据默里·乔蒂纳所说，尼克松在选举前夜回到华盛顿之时，权衡了开创自己的事业与加入成熟的律师事务所之间的优劣势。飞机进入跑道时，他递给乔蒂纳7页纸的笔记。他说：“这是我最后的竞选演说。你也许会想将它留作纪念品，我的政治生涯结束了。”

竞选结果扑朔迷离。民主党确实重新控制了国会，因此尼克松不得不说，选举结果无法决定共和党的存亡。麦卡锡称之为“一次惨败”，“在我们这些想要揭发和根除共产党的人中间掀起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政府应为此负责。但这并非惨败。共和党在第83届国会的优势十分微弱，以至于现实派提前承认失败。尘埃落定后，民主党再次获得众议院20个席位（他们期望的是50个席位），在参议院多了两个席位。两天后《华盛顿邮报》和《华盛顿时代先驱报》总结道： “此次选举中，政府既没有胜利，也没有惨败。”

同一天，尼克松向内阁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实际上双方“不分胜负”。他认为自己有办法改善今后的表现。他说，未来竞选的关键在于好的宣传计划。美国人民必须被“兜售得当”。拥有最佳形象的那个党才能赢得选举。占据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的关键不在商业大街或华尔街，而在麦迪逊大道。各党应想出朗朗上口的口号，而非创作矫揉造作的竞选歌曲。候选人在电视屏幕上的形象与他的言谈同等重要。尼克松告诉他们，要把它们打包成一个整体，而他可以把要点告诉他们。他把手伸进口袋，拿出一个玩具鼓手，上好发条，把它放在光滑的桌上，这个鼓手便咔嗒咔嗒地走过惊愕的总统和部长们面前。这位副总统说：“总之，只要继续敲打那该死的鼓就行了。”

那年最令人难忘的广告主题曲，就像陆军——麦卡锡听证会上麦卡锡那洪亮的“主席先生，主席先生”一样留在人们的记忆里，歌词是这样的：

价值不断涨涨涨，

价格一直跌跌跌，

罗伯特·霍尔公司在这季节

会为你说明理由，

降低成本，降低成本！

罗伯特·霍尔服装制造公司像大型体育馆一样，是在各大城市郊区和乡村购物中心出现的折扣商店的前身。第一间折扣店的名字为E·J·科维特，于1948年开业，旋即顾客盈门。过去，打折商品大部分在破旧的小工厂附近出售，顾客很难找到这些地方，而且少有干净整洁的物品。商品上的标签被撕下来，因为批发商不愿让零售商知道，批发商在与它们竞争。如今一种全新的销售方式出现了。商人们逐渐了解了美国“汽车经济”的含义。20世纪30~40年代，大部分顾客搭乘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前来购物，因此零售商店集中在商业区很有必要。但如今到了20世纪50年代，公共交通的作用大不如前。20世纪50年代，城市中典型的购物者开始开车购物，却找不到停车位。在商业区停车几乎是不可能的。路边安装了好几百万个停车计时器，但还是不够用。商业大街的商人意识不到自己的利益所在，让员工将车停在店门口，每小时为其缴纳停车费，而顾客们却到处穿梭，找不到车位。

显然，购物中心就是解决之道。设计师设计了充裕的停车设备、宽阔的沥青道路。全国性的公司开始建立起折扣仙境，例如“科维特”、“托普”、“布雷德利”、“格兰特”、“金”等。在那里，制造商直接将商品销售给顾客，就减少了支付给零售商的一笔成本费。商业大街的零售商有能力在郊区修建商店的都开了分店，其他的只能慢慢衰落，这就是社会学家所说的“中心城区的衰退”。

与此同时，购物中心也遇到了自己的问题。由于顾客自己取货到门口付款，结账计算器取代了收银员，因此偷窃频发。晚上关门后，购物中心的停车场就被无所事事的少年霸占了。他们也像其父母一样驱车而来，需要一个聚集的地方。不幸的是，警察发现这些开阔区域变成了帮派斗殴和街头飙车的主要场所。

由于生活富足，青少年亚文化在20世纪50年代继续发展，带着自己独立的风俗、特征、身份象征、仪式和时尚：男孩剪个鸭屁股发型，将袖子高高卷起；女孩则是卷毛狗式发型，佩戴松紧项链（紧可紧到脖子，松可松到腰部）。长发和古怪的穿衣风格还要10年才会出现，但与他们相伴的新的语言已经开始发展。像他们敬佩的波普爵士乐音乐家一样，青少年经常使用“cool”（酷）这个词，尽管他们的重点有所不同，它的含义很多，与20年前的“敏捷的”、“整洁的”、“了不起的”、“时髦的”或“流畅的”有类似意思。“like”（喜欢）则成了通用的节奏词和修饰词。

“滚开”（scram）已被“blast-off”取代，“笨蛋”也不再是“drip”而是“drag”。最笨的人有多种不同的叫法，如spastics（无能之辈）、turkeys（蠢货）、nerds（呆子）、yo-yos（迟钝），或是最流行的贬义词“square”（方脑壳）。一个青少年会说，“她是一个……”然后模仿她的样子，并用食指在空中画一个正方形。如果她本人在场，他就隐晦地用“l7”（因为这个字母加数字可以构成一个正方形）指代。正方形最终发展为正方体。爱开玩笑的人会说某人的脑袋四四方方，帽子都戴不进去。这也许会引发被嘲笑之人的一阵勉强的笑声，但一般来说，与那个时期的青少年开玩笑十分危险，他们通常会用令人难堪的辱骂予以还击。

每个熟悉当时所谓的生活真相的青少年都知道，汽车电影院是个充满激情的地方。当然能到此处幽会的只限于有汽车的（或有轮子的）人，但几乎每个中产阶级的男孩要么有轮子，要么知道可以从谁那借到轮子。好事达保险公司发现全美75%的高中生持有驾照，将近60%因“社交目的”可使用家里的车。汽车已是青少年亚文化的基本组成部分，青少年的行话与改装车赛车手的黑话（或隐语）几乎没有区别，但还是可以观察到微小差别。例如，对于一个纯粹的改装车赛车手，“drag”与社会所指的含义不同，它指的是大马力引擎推动的汽车从定点出发的比赛。高速车本身也叫hack、stormer、bomb、screamer或draggin’wagon。在同龄人中获得威望的好办法就是对汽车进行大改造，例如砍掉（把车顶降下来）或耙掉（降低汽车前面的一部分）。轮胎叫作skins（皮），车轮的白圈叫作snowballs（雪球）。为了兜风玩乐叫作bombing（轰炸）或spooking（游荡）。

这是为闪电恋爱准备的，当时还不意味着安非他命（一种中枢兴奋剂）。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对性交技巧感兴趣。除非他被禁止使用家里的车，否则一个少年会将他的约会对象带到充满激情的地方，在黑暗的遮掩下与她做爱（等同于过去的求爱方式）。玩弄女性之人的灾难和所有女性普遍抱怨的就是月经，尽管新英格兰女子寄宿学校制定了更为合适和吸引人的条款，说“月经期间可不参与体育运动”。像公狗或野兽一般在耀眼的灯光下幽会，对于刚刚尝到了甜头的放荡少年来说很是挫败，除非他的约会对象是瞎子或他已经得到了她。当然，女孩也有鉴别和歧视的权利。如果她觉得她的伴侣是个累赘，她一定会用DDT（分两次手）甩了他。这是最大的侮辱。男孩的地位会因此十分尴尬，或用他的话说——“长毛了”。

青少年和他们的弟弟妹妹是全美广告商的主要目标人群。他们不仅有自己的时尚观念，而且对父母购买的商品提出越来越多意见。戴维·里斯曼说：“应该听听小孩子们讨论电视机式样、汽车款式或各种流线型汽车的优点，这样你就知道他们是多么有天分的消费者了……他们对父母购物的影响不容小视。”尤金·吉尔伯特创办了自己的咨询公司，为商人提供建议，制定针对年轻消费者的市场策略，他对自己的客户说：

一个在年轻人群中获得较好反响的广告商，总体来说可以认为他们的父母会屈服，为他们购买该商品……不可否认，年轻人如果认为他迫切需要在电视中看到的某物，父母会发现满足这些兴奋过度的孩子的要求比理智地同他们辩论要容易得多。

一项调查发现，94%的受访母亲表示，她们的孩子让她们购买电视广告里的商品。有人对小孩进行研究，发现他们甚至在不会读“洗涤剂”这个词的时候就认识了它。他们还在婴儿护栏椅上时就已接触电视，父母将他们放在电视机前以便让他们保持安静，因此他们对这个多姿多彩的商品世界颇为熟悉，这是到了他们这一代才有的。女童子军的杂志《美国女孩》表示，他们的读者“第一次使用口红、第一次穿尼龙袜、第一次戴文胸，都比10年前的女孩要早一点儿”。12岁女孩用的文胸被称为“留有余地”、“新手”、“小天使”和“小小天使”，这种文胸“随着女孩的发育而扩大”。《十七岁》杂志的商品销售顾问伯尼斯·菲茨 – 吉本告诉参加“时尚诊疗所”的广告商：“你的时尚部门是他们求爱的场所。让青少年一窝蜂地涌入你的商店，久而久之就形成了销售网。直到女孩们结婚，你也没有失去一个顾客。你得到了一座金矿。”伯尼斯·菲茨 – 吉本夫人建议她的听众“吸引年轻的富豪，不要说‘以后的’甜蜜，而要说更为甜蜜的‘现在和当下’”。她将年轻女孩称作“有财力的女人”。

她们通常都是有财力的女人。美国未来家庭主妇协会的杂志《青少年时代》估计，七年级的孩子每星期花30美分到8.5美元不等，而高中学生花1.65~19.5美元，有时花得还更多。《生活》杂志上一篇配有插图的文章，描述一个17岁郊区女孩每年有4 000美元零花钱。她的开支包括1 300美元的卧室装饰品、1 500美元的衣服（包括7套泳装）、500美元的娱乐费，这不包括“高中毕业后到夏威夷进行毕业旅行”的费用。《生活》杂志认为“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进入像这位苏西一样的行列”。文章结尾，以欣喜的口吻写着：“父母的不断溺爱并没有宠坏苏西。她把一切奢侈品看作理所应当的事物，因为她一直过着这样的生活。”

全美对于新兴的青少年有闲阶级的数据统计很惊人。随着战时和战后的那代婴儿进入青春期，新的市场也在扩大，全美新增1 800万 ~2 000万消费者。他们每年的花费增长到100亿美元，然后增长至250亿美元。吉尔伯特指出，14~17岁的女孩光是在“开学服装”这一项上就花费了7.73亿美元。《青少年时代》发现，20世纪50年代里有一年，平均每个美国青少年在商品和服务方面的花费为555美元，其中“不包括他们家庭提供的生活必需品”。

所有行业都调整策略迎合青少年。唱片业为他们提供了两个版本的唱片：“单曲”（每分钟45转）是为13岁左右的少年准备的，而“专辑”则是为13~19岁的青少年准备的。他们总共购买了美国43%的唱片。青少年消费额占电影票房的53%、照相机销售额的44%、新收音机销量的39%、新汽车销量的9%。每年，15~19岁的人群将2 000万美元花在口红上、2 500万美元用于身体除臭剂、900万美元用于家庭烫发。每年男孩女孩花在化妆品上的钱超过3亿美元。

成长于推崇朴素之风的20世纪30年代的父母，对12岁的女儿每星期去烫头发或14岁的儿子专心致志地研究保险公司为他们承保的退休保险等现象，已经习以为常。在某些地方，青少年有自己的赊账户，那些名字极为吸引人：“14~21岁俱乐部”、“校园账户”和“新星账户”。他们可以在自己的房间里通过公主牌电话订购商品，或与男朋友（女朋友）交换“固定关系”的戒指（共12.95美元，不用现付，每星期支付50美分）。在加利福尼亚州，一间公司花费250万美元修建了青少年购物中心，共6个商店、一个牛奶店、一个游泳池、一个溜冰场和一间银行。

1954年12月15日晚，华特·迪士尼在孩子中间引发了一阵狂热，让整个美国看到年轻的消费者也能成功带来商机。《迪士尼乐园》 是每星期三黄金时段的电视节目，有4 000万观众，大多数是小孩和他们的父母。本星期节目第一次播放了关于戴维·克罗克特的系列剧，由29岁的费斯·帕克（那时还寂寂无闻）扮演魅力四射的主人公戴维。他平易近人的性格很容易让小朋友陶醉，出售克罗克特纪念品的小商贩也就轻易使小朋友上钩。那年春天，每个游乐场和超市似乎都挤满了戴着浣熊皮帽的5岁小孩。每磅浣熊皮的价格陡升至8美元。直到第二年夏天，那次销售热潮才结束，当时浣熊皮的销售额已达1亿美元，而戴维·克罗克特的汗衫、雪橇、毛毯、风雪衣、牙刷、学校午餐盒、秋千、儿童游戏室、沙盒、高脚凳、玩具枪和自行车等，还未计算在内。一位企业家囤积了20万顶儿童帐篷，在上面印上“戴维·克罗克特”字样，在两天内便销售一空。有些成年人忍无可忍，一位百货商店的买手说：“谁再向我提到戴维·克罗克特，我将用克罗克特的枪给他的脑袋来一下。”很少有母亲听了上千遍帕克演唱的《戴维·克罗克特小调》后不捂住自己的耳朵。占据电视荧幕6个月的时间内，这张唱片卖出了400万张：

生于田纳西州的山顶，

这个自由国度最青翠之州，

长于茂密森林，了解每一棵树，

三岁就杀死一只狗熊。

戴维，戴维·克罗克特，

他是荒野国度之王！

《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弗雷德·赫钦格担心，“占有欲”会对青少年的精神造成伤害。若考虑这一点，1954年的两种娱乐方式确实令人担忧。比尔·哈利和其彗星乐队的新音乐被打造为“最盛行的流行摇滚乐”，让人担心在新繁荣下成长的孩子会像20世纪20年代的人们一样，陷入没有思想的享乐主义。斯坦利·克雷默的电影《飞车党》加入了野蛮暴力的未来征兆。马龙·白兰度扮演的主角约翰尼是一个无意义的摩托车俱乐部的“主席”。该俱乐部成员穿着紧身牛仔裤和背上画有骷髅旗的黑色皮夹克。电影中，白兰度一帮人在一个懒洋洋的星期六下午，骑车到了一个安静的小镇，由于无事可做，他们就把那里闹得鸡犬不宁。显然，这部电影在控诉，但是控诉的是什么？是青少年吗？是放纵的态度吗？是对法律法规的不尊重吗？许多批评家认为，克雷默展示了战后繁荣丑陋的一面，以及贪得无厌的肆意妄为。有人抵制电影中的野蛮暴力（在那个温和的时代，这确实有点儿野蛮），认为也许这样的控诉太过了。

一小群年轻的波希米亚派认为，对物质主义的控诉怎样都不过分。对他们来讲，富足的生活就是道德败坏。他们努力与它斗争，但失败了。他们现在承认被打败了，或更简单地说，就是败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垮掉的一代”第一次浮出水面，他们出现在洛杉矶底层的威尼斯西街油漆脱落的广告牌以及斑驳的墙后面。这场运动萌芽于那里昏暗的咖啡馆，然后往北350英里蔓延，在旧金山市哥伦布大道261号找到了一处圣地，这就是很快在此运动中闻名的城市之光书店。这个书店的合伙人之一是有意思的劳伦斯·费林盖蒂，他是地道的巴黎人，满脸胡子，曾在海军服役，在《时代周刊》做过收发员，并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和巴黎大学的学位。1953年，他与彼得·马丁创办了这间美国第一个销售平装书的书店。费林盖蒂用卓别林电影名称命名该书店。后来规模扩大，他创办了城市之光丛书出版社。列在出版书目上的第一个诗人就是他本人，他的其中一首诗名为“发动弹劾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宴会初描”，让人了解他与20世纪50年代的典型商人有多么不同。

城市之光书店是某些没有固定地址的作家的通信地址。他们不同寻常，即使在他们这一行业里也非同一般。1946年，格雷戈里·科尔索被捕，因为他试图与朋友进行一系列精心策划的抢劫案而占领纽约。被捕时，他还在使用对讲机指挥抢劫行动。他在监狱里待了三年后，就在哈佛大学怀德纳图书馆自学，写了不少像《婚姻》那样的诗歌，他在此诗里对一个即将与未婚妻共度夜晚的年轻人提出建议：

……不要带她去电影院而去墓地

告诉她狼人的浴缸和叉状的单簧

管然后对她下手，吻她，如此这般

我知道她为何没生气，她甚至会说：

你摸吧！摸起来真舒服……

“垮掉的一代”的作家属于“摇摆世代”，但他们现在要退出曾经的那一代了。作为社会预言者，他们提倡自发的表达、旅行、东方神秘主义，倡导唱民谣、玩吉他、玩蓝调，倡导各式各样的性行为以及他们的美国梦。其中有一些成了社会名人，最出名的是一位健硕的法裔加拿大人，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打过橄榄球，“二战”期间做过商船水手，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社会研究新学院任教。他出生时的名字叫作让 – 路易·凯鲁亚克，1950年出版第一本书《镇与城》时，改名为杰克·路易·凯鲁亚克。一些评论家认为他与其他新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一样消极，他反驳了这样的说法。他坚定地认为，他们实际上乐观积极。在电视节目中，本·赫克特问他，为何不多写一点儿“美国的问题”，凯鲁亚克后来写道：

……他想让我做的无非就是说出反对人民的看法，他轻蔑地提及杜勒斯、艾森豪威尔、教皇这一类人物……不，我要为一些事说话，为了耶稣的十字架，我要说话；为了以色列之星，我要说话……为了亲切的穆罕默德，我要说话；为了老子和庄子，我要说话；为了D·T·铃木，我要说话……为何我要攻击我生活中热爱的事物呢？这就是“垮掉的一代”。是活到死去的那一刻吗？不，是爱生活到死去的那一刻。当他们前来向你扔石头时，至少你没有玻璃房，有的只是玻璃般的肉体。

凯鲁亚克写出《在路上》这本书只用了三个星期。杜鲁门·卡波特评价：“这根本不是写作，而是打字。”但它告诉了人们一些他们想听的事，一下子售出50万本。书中谈情说爱的部分单调乏味，人物的眼界也十分浅。他们在全美国兜兜转转，却似乎没有到达任何地方，也没有找到任何东西，甚至连自我都没有找到。也许这就是重点。至少凯鲁亚克笔下的人物都在探索，而不是被所拥有的物质所包围。“垮掉的一代”是真诚的，他们因这10年毫无生气的生活而愤怒。艾伦·金斯伯格是一位比凯鲁亚克更有力的作家，他写的关于冷战的文章气势磅礴：

美国，你并不是真想陷入战争。

美国，都是那些坏蛋苏联人的错。

坏蛋苏联人、苏联人、中国人、苏联人

苏联想生吞我们。苏联是权力狂。

他们想把我们的车拖出车库。

他们想占领芝加哥，

他们想要《红色读者文摘》。

他们想要把我们的汽车厂搬到西伯利亚，

由他们庞大的官僚机构管理加油站。

这不好。啊，他们让印度人读书认字，他们需要大个儿的黑鬼。

哈，她让我们一天工作16小时。救命啊。

美国，现在情况危急。

美国，这是我从电视中得到的印象。

美国，这是真的吗？

我最好赶紧工作。

的确，我不愿参军，也不愿在精密仪器工厂里开机床，我是近视，并且精神错乱。

美国，但我将担负起这一重担。

金斯伯格并不是真的精神错乱，但一年的心理治疗改变了他的生活。那是在1954~1955年年初。这使他结束了市场研究顾问的生涯。离开治疗师的长椅后，他在无休止的狂怒中写出了《嚎叫》。旧金山警察认为其内容淫秽，将其没收，但一位法官认为这首长诗有“重要社会意义”。因此，金斯伯格便加入凯鲁亚克、科尔索、费林盖蒂和其他“垮掉的一代”宇宙的明星的行列。

他们一出现，那些古板的崇拜者就试图净化他们。着了迷的英国教师对金斯伯格的同性恋和凯鲁亚克的不道德视而不见。他们说，beat（垮掉）是beatitude（福音）的缩写，这些诗人都受到了上帝赐福。“垮掉的一代”被惹怒是可以理解的。无论他们作品的真正价值是什么——也许价值很微小，他们都成功地达成了自己的社会目标，即让人们开始怀疑自己那连思想都与别人毫无二致的生活。否认他们，就等于让他们变成文化阉人。但在当时不可能，因为他们还会继续引发社会骚动。

20年后来看，这次运动唯一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它为何会引起如此大的争议。它没有任何革命性，这些诗人都是唯唯诺诺之人，而非社会秩序的挑战者。他们没有破坏一扇窗户、安装一枚炸弹、亵渎一条信仰，对体制（这个词义在那时美国的语言中还不存在）也没有造成任何威胁。肯尼斯·雷克斯罗斯当时已经50岁，是他们的前辈，他大声讽刺道：“我写诗，是为了勾引女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然而事实上，雷克斯罗斯已婚，有两个孩子，是多个文学奖项得主，他以前还是爆米花销售员，有点儿企业家的气质。事实上，凯鲁亚克也是如此。在《地底海》中，他巧妙地描写了一个作家知道另一位“垮掉的一代”的作家获得的图书预付版税比他的多时，所感到的失望和沮丧。凯鲁亚克在别处说：“我们热爱一切，比如葛培理[11]、十大名牌学校、摇滚、禅宗、苹果派、艾森豪威尔，我们都喜欢。”当然，他们并非如此，他也不认为会有人认真看待这番话，但“垮掉的一代”不善于战斗。如果认为他们在五角大楼前游行或向国民警卫队扔石头，那简直可笑至极。他们会被任何称警察为猪的人吓到。若是说到游行，他们之中最接近游行的也不过是金斯伯格在身上挂着广告牌，上面写着“抽大麻”而已。

但那已经足够伤风败俗了。抽大麻被认为是邪恶得超出想象的事。而且，“垮掉的一代”经常说脏话，有时甚至在公共场合也如此。那不是一个宽容的时代，怪异的生活方式会被指指点点。这次运动的成员说自己与众不同，仅这一点就能显示出他们异于常人。“垮掉的尼克”已成为人们对其表示轻蔑的词。男性穿着卡其布的裤子和拖鞋，蓄胡子（但还是短发）；女性则以乱蓬蓬的头发和黑色紧身连衣裤而独树一帜。尽管她们瞧不上口红，却在眼睛周围涂满化妆品，因此有时被叫作“浣熊”。据说他们打地铺，周围摆满了不健康的书和唱片。他们自己从不打扫卫生，也不整理床铺——事实上，他们甚至没有像样的被子。据说，他们一丝不挂地睡在床垫上，甚至在没结婚时，就在黑暗中干下流之事。有些人还提倡未婚生子。

艾森豪威尔管理下的美国被他们吓了一跳。父亲告诫女儿，不要与“垮掉的尼克”约会；罗纳德·里根取笑他们是穿拖鞋的橄榄球运动员；通俗杂志的作家认为他们骄奢淫逸；坐车上下班的人相互谈论他们的放荡之事；好莱坞制作了以他们为反面角色的道德剧，甚至连海伦·特伦特都来扮演这种角色。在康涅狄格州的中部城镇，开敞篷车的青少年想把骑自行车的大胡子男人撞倒，因为他们认为这人挑战传统，必定是“垮掉的一代”。而所有这些骚动的根源不过是一些浪漫的诗人躲避主流生活的一种方式，没什么危险的。他们是独立的个体，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自称是真正的美国人倒是真的。他们只是渴望远离大众，他们追求的只是永恒的波希米亚文化，正如《在路上》中的一段文字所写：

……他们疯疯癫癫沿着街道跳舞，我随后蹒跚而行，正如我一生都走在我感兴趣之人的后面，因为我只喜欢疯狂的人，他们疯狂地生活、说话、要人拯救，同时又渴望拥有一切，他们从不会打哈欠或谈论普通之事，而是像那些美妙的黄色烟花燃烧、燃烧、燃烧，爆炸出蜘蛛样的形状，与群星交织。在它的中间，你会看见蓝色火芯突然出现，每个人都高喊“哇哦”。

在当时，这就被认为是特立独行的人，但下一次，拉响警报的可就是真刀真枪了。

剪影：20世纪50年代中期

[1] 阿尔伯特·阿纳斯塔西亚：纽约黑帮头目，杀手之王。——编者注

[2] 1英寸≈ 2.540厘米。——编者注

[3] 奇爱博士：库布里克所导演的同名讽刺电影，泰勒被认为是其主角的原型之一。——编者注

[4] 利奥波德和洛布为少年杀人犯，1924年绑架杀害14岁男孩。——编者注

[5] 伯戈因、康沃利斯均为英国将军，在美国独立战争中落败。——编者注

[6] 从剑鞘中拔出一根白羽毛，意为怯懦投降。——编者注

[7] 麦克莱伦对沙因享受特权的细节感兴趣。他有三个儿子，其中有两个在“二战”中战死沙场。

[8] 屁精：韦尔奇借助原文“Pixie”与“照片”（Picture）谐音，又与“神仙”（Fairy）同义大做文章，因神仙一词在英文中有“同性恋”之意。——编者注

[9] 另一人是詹姆斯·圣克莱尔，20年后在众议院举行弹劾听证会时，他担任尼克松总统的法律顾问。

[10] 1968年2月，科恩在《绅士》杂志上揭露，麦卡锡会前同意如果韦尔奇不提科恩不服兵役的问题，他就不会揭露费舍尔。韦尔奇遵守了诺言，因此科恩有理由担心麦卡锡反悔所带来的后果。

[11] 关于葛培理，详见《光荣与梦想2》第十六章。——编者注

第二十二章 从容前行

据致力于搜集美国民俗资料的乔治·盖洛普博士民意测验研究所指出：1954年美国男性的平均身高是5英尺9英寸，平均体重是158磅；女性的平均身高是5英尺4英寸，平均体重是132磅。丈夫认为妻子懂得持家之道比什么都重要，但他们中大多数人（约55%）都认为美国的女人被宠坏了。

该研究所在宣布有关美国生活的各种详细调查研究结果时指出： “在历史长河中，国家和民族有时会因其性格上细微的特点被人们记住，而非某些壮举和战役。上述这些情况可能就是千载之后美国人闻名于世的特点。”事实上，仅仅过了20年，人们便已经开始对此产生兴趣。尽管其中有些许无聊之处，但在了解他们生活细节的过程中也有有趣甚至有意义的地方：了解他们如何看待自己和他人，他们的忧虑，以及他们如何生活。然而，这些调查得出的一些结论，现在看来似乎比较离奇。

对传统的两性间区别的公然抗议在当时还没有。妻子认为男人喝酒太多了，丈夫的主要错误之一只是“因为他们对什么事都不关心”，与所谓的大男子主义无关。女人一般会选择婚姻而放弃工作，她们也的确想将“服从”这个词从结婚仪式中除去，而令人吃惊的是，它仍然存在。但在其他方面，这些女人则接受双重标准。例如，61%的女性认为妻子不应该拆看丈夫的信件，即使信封上弥散着香水味，娇柔的字迹也明显是出自女人之手。当被问到“妻子通奸是否比丈夫通奸更应受到谴责时”，绝大多数的女人（80%）都会回答：“是的，当然是。”

大多数人认为钱是他们最担心的，只有21%的人认为最担心的应该是“爆发世界大战和维护世界和平”。他们对美国信心十足、自豪感泛滥。美国人认为慷慨是他们最显著的性格特征，其次是友好、理解、虔诚、崇尚自由和不断进取；缺点则是：浅薄、利己主义、奢侈、拜金和自私。

那时，仍然有相当多农民被视为另一类人。他们每天起得最早：69%的农民6点以前起床。而在工作日，典型的美国人6点半才起床，周末8点起床。（令人惊讶的是，女性普遍比男性起床晚一点儿）。在工作日，人们睡觉的平均时间是晚上10点，周末是11点。通常早上7点吃早餐，12点吃午餐，晚上6点吃晚餐。战后，上班时有15分钟喝咖啡休息的时间这一习惯仍然延续下来，但只有不到一半的人可以享受这样的待遇。当被问到“你工作的地方，是否给员工时间喝咖啡、吃茶点或者休息”时，51%的人的回答是否定的。农民比其他任何群体都更容易感冒。患感冒的高峰在2月，15%的成年人，即1 500万人会患上感冒。患感冒最少的月份是7月，但即使在那时也有5%的人，即500万人会咳嗽、打喷嚏，感觉不舒服。

即使没有战争，没有分裂国家的丑闻，人们的生活也不如意。50%的成年人抱怨入睡困难。对女性而言，这个问题尤为突出。其中未婚妇女比已婚妇女更严重，离婚和丧偶的妇女则是最严重的。失眠主要原因是“神经紧张”。使用镇静剂还没有得到大众的普遍认同，大多数失眠的人只能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其他疾病问题还包括，1/3的美国人会脚疼、1/5有听力问题、2/7担心体重超重、2/3戴眼镜，并且其中有一半是常年戴着。

以美食家的标准而言，美国人的饮食习惯很单一。如果让他们随意点菜吃饭的话，他们说自己会点水果丁、蔬菜汤、牛排配法式烤土豆、豌豆、黄油卷、苹果派和咖啡。有300万的美国人是素食主义者。大约有60%的美国人会喝葡萄酒、啤酒或白酒，但喝得并不多，只有不到20%的人会每天喝。他们最喜欢的运动是打保龄球，并且令人吃惊的是，至少有800万人每星期会打一次保龄球。稍微次之的运动是高尔夫球或乒乓球，偶尔打保龄球的人比这后两者的人数多两倍。只有52%的成年人会游泳，这反映出当时游泳的机会很少，主要是因为假期时间短、机会少。超过1 500万人，即15%的成年人从没有到过离家250英里以外的地方，相当于当时汽车一天的行程。星期日午餐后，一半的家庭会利用下午的时间开车出去兜风，但他们不会走远。1/4的美国人从没有到过大西洋和太平洋沿岸。

90%的成年人坐过火车，其中至少有40%的人在单间卧铺中住过一晚。虽然人们坐飞机的频率在上升，但飞机仍然只受到少数人的青睐。他们会开车进行短途旅行，当时的交通远比后来畅通。一个原因是那时生活在乡村的人比现在要少大约5 000万。除了农民，一般工人的工作地点离家不到两英里，18分钟以内就可以到达。1/3的人会回家吃午饭。全美国不到1/3的家庭会在用餐前祷告，但95%的人说他们相信祷告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帮助他们。94%的人相信上帝，68%的人相信死后还有生命。1954年6月14日进行忠诚宣誓时，69%的人赞成在誓言之前加一句“向上帝保证”。《圣经》的读者在南方城市的比例最高，在新英格兰地区和中大西洋地区最少。美国最受欢迎的两句格言是“你希望别人如何对待你，就如何对待别人”及“自己活，也让别人活”。

在冬季，一般家庭取暖温度保持在白天70华氏度（约21.1摄氏度），晚上60华氏度（约15.6摄氏度）。美国社会一个普通四口之家的生活费平均每星期为60美元（1937年，每星期需30美元）。电影和电视给人们的印象是：夫妻分床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但实际上只有1/8的夫妇这样做，其余的还是睡双人床。男性喜欢淋浴，而3/4的女性更青睐盆浴。平均每个家庭都会养一只宠物，狗和猫的比例大约是2∶1。大多数美国人说他们喜欢并信任他们的邻居。在“大萧条”时期养成的节俭已成习惯。如果突然得到了1万美元，多数美国人都表示会购置一处房产。第二多的人会选择还清债务，把钱存入银行或投资证券。只有少数人说他们会选择轻松的生活——去旅行或者挥霍掉。一个23岁的芝加哥速记员说，如果她有了钱，会立刻结婚。另一个工作的女孩说，她会去“男性众多的”加利福尼亚州。

总体上，当时的美国仍然是一个乐观向上的国家。尽管美国民众会抱怨税收重和物价高——实际他们认为已经相当高了，但大多数人都认为他们比父辈过得好一些。一般的美国人都想活到100岁，男性比女性更希望这样，但女性实际更长寿，更有机会活到100岁。当被问到想回到多少岁时，成年人普遍会选择21岁。近一半受访者都有些迷信，最普遍的是敲木头、避开路上遇到的黑猫，以及把盐撒在肩后以求得好运。女性通常比男性更迷信。

大多数人认为理想的家庭要有三个孩子。做妈妈的认为，婚后第二年应有第一个孩子。父辈们对1954年的年轻人评价很高，通常认为他们比其父母在那个年纪时更明智、更冷静。但这群孩子更具有批判意识：只有1/5的孩子没有抱怨过父母。几乎所有的美国成年人都认为孩子应该有零花钱，虽然他们之中只有不到3/10的人小时候有过零花钱。“二战”以后，未成年人犯罪率不断上升，已经成为人们焦虑的问题。多数成年人为此苦恼，认为责任主要在于父母，而不是年轻人。当时父母普遍认为女孩子应该在16岁以后才开始交男朋友。

通婚，这一名词意味着不同教派信仰的基督徒可以结合，这又是引起广泛争议的一大主题。略超过一半的人，即54%，对此表示支持，但只有1/4的人认为这种婚姻可能会成功。非犹太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婚姻尤其少。中产阶级中，白人和黑鬼（那时还这样称呼黑人）结合的婚姻更是从未出现，甚至其可能性也没人提起。

在美国主流社会，黑人依然没有被算在其中。大众娱乐中，他们更像是宠物。斯蒂宾·费希特、海蒂·麦克丹尼尔、巴特弗莱·麦奎因和艾迪·安德森，这些人都只是用来逗逗乐子，而并没被视为人。如果好莱坞要表现黑人的感情，他们不会让黑人来演，而是把烧焦的软木涂在像阿尔·乔森这样的演员脸上来扮演黑人。美国白人根本不会把黑人放在眼里。在拉尔夫·埃里森1953年的一部小说里，男主人公哭喊道：“我是一个别人看不见的人……我是不被看见的，懂吗？这只是因为其他人都拒绝看到我。我能听到你说：‘真是一个可怕、不负责任的混蛋！’你是对的……但你们都不看我，我应该向谁负责呢？”

在黑人遭受了300年的屈辱和奴役后，如埃里森所言，“这些长期形成的欺骗和逃避的习惯”即将结束。美国最高法院对其进行讨论，得出的结论是黑人也是人，因此无论在哪里，他们都应该被看到，并且与他们的白人同胞一样被一视同仁，公立学校应首先起带头作用。

1954年5月17日，美国最高法院的大钟显示的是下午12点52分，一只看不见的手拉开了法院宏伟大厅前面的红色天鹅绒窗帘，9名男子身着黑袍，穿过金碧辉煌的古希腊式石柱，坐到了桃花心木工作台后的皮椅上。世界各地的编辑们在等待这个已经被称为自1857年得雷德·史考特判决案以来，最高法院历史上最重大的时刻。因心脏病住院的罗伯特·杰克逊大法官，那天早上也离开病床来到这里。这样全部法官都到场了，包括三位南方人。与惯例不同的是，记者没有提前得到决议的副本，他们无从知晓案子进展。新任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刚上任6个月。他上任时，律师们都为他司法经验的缺乏感到惊讶，华盛顿几乎没有人愿意预测他在布朗投诉托皮卡市教育局一案中，将如何判决。厄尔·沃伦不是种族主义者，但他以坚决维护各州的权利而名声在外。

负责报道法院情况的通讯社记者坐在法官席下方的记者席上，速记下新闻简报，并将它们通过气动管道送出去。12点57分，美联社a线报道：

今日，首席大法官沃伦将宣布最高法院关于公立学校种族隔离问题一案的判决。法院的最终判决，目前尚不确定。

由首席大法官宣读判决书，意味着他与大多数法官意见一致。这是沃伦第一次重要的宣判，旁观者听了一会儿才确定，他花过长的时间宣布决议。他没有简明扼要地说出主题，而是一直讲空话、套话，引用一些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如肯尼斯·克拉克和冈纳·米达尔关于黑人儿童的心理发展的观点。1点12分，不耐烦的美联社记者发出了第二份电讯说，沃伦显然从原则上反对种族隔离，但是“首席大法官还没有宣读法院的判决书，因此新闻记者没有足够的证据说种族隔离制会因违宪而被取缔”。

判决的主要依据是《宪法》第14修正案：“各州不得剥夺任何人依法享有平等法律保护的权利……”但此前，这一项还未被援引并在司法上付诸实践过。最高法院从没有干涉学校种族隔离的问题。1896年，它以“座位隔离、地位平等”的原则来处理火车乘客的种族隔离案例。自那时起，法院还反对在住房和铁路交通方面实行种族隔离，并裁定黑人学生可以进入南部边境地区的6所州立大学的研究生院学习。现在是下午1点20分，沃伦讲到了判决书的重点：

只因为种族不同，就将他们（黑人孩子）从年龄相仿、条件相当的孩子中隔离出来，会让他们产生自卑心理，其社会地位的低下可能会对他们的身心造成无法磨灭的伤害……我们的结论是，在公共教育领域不允许“座位隔离、地位平等”之说存在。隔离教育设施本身就是不平等的。

因而学校的种族隔离是违宪和违法的。这次决定得到法官们的一致通过，这对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和其学术顾问瑟古德·马歇尔来说，是一场有着特别意义的胜利，马歇尔自己就毕业于“吉姆·克罗”[1]学校。最高法院考虑到改制需要一定时间，便宣布等到秋季开学时再做进一步说明。同时，各方都要准备讨论何时废除学校种族隔离，以及应当由谁——特别主管或联邦地方法院，来制订措施并加以贯彻。

南部的白人显得有些垂头丧气，因为他们想象不出还有任何打击比这更能摧毁现有社会结构。此前，在17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种族隔离是合法的，其他4个州也对此表示同意。现在1 200万学生都会受到影响。教育当局负责人的第一反应也因地而异。地处美国南北交界地区的堪萨斯州和俄克拉何马州的官员们表现得很平静，他们预测这并不会引起大的骚动。在奥斯汀市，艾伦·希弗斯州长说得克萨斯州将会服从决议，但他强调，完全实现可能“需要数年时间”。在研究了各方意见后，弗吉尼亚州州长托马斯·斯坦利告诉记者：“我要召集……本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代表一起来探讨这件事情，制订出一个既能与法院的裁决相符，又可以令本州所有公民都接受的方案。”

深南部城市的反对情绪极为浓重。75岁的南卡罗来纳州州长詹姆斯·伯恩斯说他完全“震惊了”，然而却不能声称对此感到惊讶。原来此前为了威胁法院，南卡罗来纳州已经修改了宪法，允许废弃公立学校制度。现在的问题是，是否将此威胁付诸行动。佐治亚州也采取同样的步调，其领导人情绪更为激烈，参议员理查德·拉塞尔认为种族问题属于立法部门的权限范围，不属于司法部门，他指责沃伦主持下的法院“明目张胆地滥用司法权力”，之前有些人也这样说过。赫尔曼·塔尔梅奇州长公开抨击：“美国最高法院……公然无视法律和先例……把自己降级到庸俗政治的水平……佐治亚州人民深信并坚持不懈地愿意为美国宪法和佐治亚州宪法赋予他们的自治权斗争到底。”他说，他们会“努力制订出一套方案，以确保持续而永久的种族隔离制度”。

到了秋天，南部各州进行选举，当地候选人捍卫白人至上的论调多不胜数，都在为谁才是白人至上更得力的维护者而争吵。法院为了提防内乱，没有规定执行的严格时间。与此同时，法官明确指出，法律一经制定，就要严格执行。联邦法院和地方学区被命令评估其所在地区的实际情况并研究其行政问题。接下来，它们将“迅速合理地开始”实施，一旦“可行”，便“从容”地贯彻法院的决定。

这一切都困扰着艾森豪威尔总统。他知道这是大势所趋——欧洲在非洲和亚洲殖民主义的瓦解，必定会激起美国日益增长的反种族歧视的声音；美国人越来越意识到，美国在世界各国的领导地位正受到国内种族主义的拖累。尽管如此，他与生俱来的保守主义使其抗拒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他私下里承认对沃伦的任命是“自己犯的最大错误”。虽然他相信黑人与白人最终会融合，但他认为：“如果走得太远太快……就必定会犯错误。”尼克松不同意，他说自己强烈感到“公民权利主要是道德问题而非法律问题”。但艾克对这个微妙的问题保持沉默。他对一个顾问强调说：“我确信最高法院的决议会让南方城市的发展推迟15年……讨论学校中黑人白人融合的问题的确很好——如果你还记得你谈论的也是社会解体的问题。人们在这个问题上常常感情用事，尤其涉及孩子时……在这些道德问题在，我们无法做到完美。我们能做的就是保持朝着一个目标，努力工作，不断进步。那些试图告诉我可以强制推行这些事的人，不过是一群疯子。”

然而，作为老兵，艾克知道命令必须服从。法院对宪法进行了阐释说明，主要的行政人员必须执行命令。在艾克的指挥下，所有哥伦比亚特区学校都立刻开始黑人白人合校。他下令结束了所有海军基地的种族隔离（杜鲁门早在陆军中废除了这个制度），一夜之间，种族隔离消失了，用来区分白人和黑人各自的饮水机和厕所的标志消失了。波士顿黑人洛伊斯·李普曼成为白宫秘书处的第一个黑人工作人员；几个月后，又有一个名叫弗雷德里克·默罗的黑人被任命为总统行政助理。哈格蒂认为这些事实都应见报，这样就没有人会说艾森豪威尔要求别人做的事，自己却没有做。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报道称俄克拉何马州、得克萨斯州、肯塔基州、西弗吉尼亚州、马里兰州、田纳西州、阿肯色州和特拉华州等地共有350个学区实现了部分合校，其他地方的情况则不太乐观。在弗吉尼亚州和深南部各州的立法机关，借着烦琐的办事流程延长了法律斗争并使其更加曲折，以规避最高法院的判决。这些州长们顽固地说起“州主权”、“宣布无效权”和“干预权”，以反对联邦法律的实施，这些是自从约翰·卡尔霍恩死后就再也没人提起过的。南方社会底层的人们受到其领袖好战姿态的鼓励，开始复兴三K党，并组织白人公民委员会，以抗议合校。在南部白人区，抗议氛围颇为浓厚。

但现在已不能再反悔了。黑人也有怨气。一个世纪前，托克维尔曾预言，一旦黑人“加入自由人的行列，便会因自己长期被剥夺几乎所有的公民权利，以及和白人不平等而愤怒，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把白人看成敌人”。这也是实质的融合中会出现的一种局面。法院已经唤起了黑人心中的希望，正是希望，而不是绝望，是社会行动的驱动力。埃德加·胡佛向白宫报告，南方小型武器的销量已经开始增长，在一些社区增长了4倍。最激烈的言辞出自南方白人之口，但值得注意的是，在1954冬，黑色穆斯林宣扬歧视白人的种族主义和以暴制暴的思想在迅速扩张。

使美国人恐慌的是，他们发现自己正迅速进入一个种族纷争的时代。由于双方根深蒂固的对立信念，这样的情况不可避免。激进的白人发誓要捍卫种族关系的现状，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和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黑人组织定会坚决反对，而处于中立的官员也常常不起作用。一名26岁的黑人女子奥瑟琳·露西，在以瑟古德·马歇尔做顾问的情况下，宣布她打算进入亚拉巴马大学读书，使该大学董事会惊慌失措。在塔斯卡卢萨市，她的车被一群暴徒用石头乱砸，在与他们周旋了三天之后，露西到达注册办公室，却只得到了董事会的一封电报：为了学生、教职工和你本人的安全，决定让你暂缓入学，请等待进一步通知。马歇尔将她带到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否定了延期入学的决定。董事会当晚开会，指责露西对该校进行“虚假的、诽谤性的、无礼的和可耻的指控”，下令将她永远开除。

在这种情形下，双方的处境都很艰难。露西背后有联邦法院的支持，她注定最终会赢，大学董事会也明白这一点。只有子弹能阻止她入学——这个想法一直阴魂不散。不只是枪支和持枪者随处可见，事实上，在某些情况下，这样的杀手很可能会逍遥法外。宪法方面规定政策取消种族隔离，也同样允许被告享有由与其同等地位的公民组成陪审团参与庭审的权利。在南方大片地区，这样的陪审团可能会判他无罪。这样的事很快发生了。1955年8月，在密西西比州的格林伍德县发生了第一桩此类事件：来自芝加哥的14岁黑人青年埃米特·蒂尔来拜访当地的亲戚，有人说他侮辱了一名白人女性，三名白人男性将他从他亲戚家拖走，并把他按在水里活活淹死了。目击者帮助联邦调查局认出了其中两名凶手，但全部由白人组成的陪审团宣告他们无罪。这两个人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后来被美国联邦检察官指控参与绑架，但大陪审团却拒绝起诉他们，联邦调查局本已竭尽全力地搜集了确凿的证据，也不得不结束调查。

最高法院宣判一周年后，种族主义在南方大部分地区像瘟疫似的大肆传播。煽动者鼓动暴徒恐吓，有时还袭击坚持宪法权利的黑人。最残忍的事件发生在小学里，那里的孩子太小，都无法理解为他们发动的野蛮斗争，但也受到了恐吓威胁。每年9月开学是美国人一直以来的惯例。开学这天，妈妈为孩子穿上新衣服，梳好头发，装好文具，把他们送到新教室。而正是这个时候，教育委员会介绍了法规的变化，例如实行黑人白人学童合校。从最高法院宣判时起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报纸每年秋季的头条都是惶恐不安的学生面对着可怕的示威游行，有时还会有暴力行为。

1956年，两起有代表性的事件在同一星期内几乎同时爆发。从华盛顿来的种族主义者约翰·卡斯珀，激发起了田纳西州克林顿镇暴民们歇斯底里的反抗情绪。（他荒谬地指控种族隔离是“外部煽动者”的行为。）在卡斯珀来到克林顿镇之前，这里是一个仅有4 000人的小镇，12名黑人学生已准备到当地的高中报到。但因为受到他的煽动，1 000名克林顿镇居民冲进了学校，封锁了交通，袭击了所有路过的黑人的车辆，跑到只有8名警察的克林顿镇警察局，对他们高喊：“让我们抓住那些保护黑鬼的家伙！抢了他们的枪，杀了他们！”一夜恐慌后，100名州警察、633名国民警卫队和7辆m–41坦克才镇压了这个类似革命初期的暴行。对于一个小镇就需要如此多的武装力量，而这个国家马上就要知道，学校正在遭受何等的暴徒袭击。得克萨斯州曼斯菲尔德市的人口只有1 450人，比克林顿镇还要少。当地联邦法院命令当地三名黑人同300名白人共同上高中。注册当天，400人闯进学校，挥舞着标语牌，上面写着“死黑鬼才是好黑鬼，黑鬼耳朵两美元一打”。三名黑人学生们很快就退学了。一名14岁的白人女孩对记者说：“如果上帝想让黑人和白人一起上学，就不会创造出白人和黑人了。”

在美国南部以外的人很容易反感这些地方，但这不一定公平。事实上，种族主义破坏分子虽然可能会扰乱和平，但也没有占到多数。克林顿镇在混乱后成了顽固势力的要塞。被指控煽动暴乱而被逮捕的卡斯珀被释放。在当时的市政选举中，白人公民委员会推举他们自己的市长候选人，竞选海报似乎无处不在。在学校，学生穿着缝有南北战争时南方联盟旗帜的毛衣，向黑人男孩扔石头，向黑人女孩高喊“黑鬼婊子”和“肮脏的黑鬼妓女”，并把墨水泼在黑人学生的书上。选举当天早上，一名白人牧师因试图护送黑人孩子穿过学校外面的人群，而被暴徒暴打，前来支援的两人也挨了揍。一名校长开除了一个性侵黑人女孩的13岁白人男孩，因此受到威胁，最终对外宣称该学校“混乱不堪”而关闭了事。正当克林顿镇似乎快要失去控制时，情况发生了逆转。在司法部长布劳内尔的命令下，联邦调查局逮捕了16名暴民头目。在一名17岁足球队长的带领下，50名白人高中生呼吁人们遵守“联邦法院的决定，为安德森县所有想要受到教育的公民提供教育”。紧接着意外产生了，甚至那些自认为了解这座小镇的人都没有预料到。选举结束，清点完选票后，发现所有提倡种族隔离的地方公职候选人都以接近3∶1的票数比落选了。

那一年，公众演讲者嘴里都会冒出一个新词：“改革之风”。这个词来自摩洛哥，法国部队从越南战争中转移到那里，又在打一场即将失败的镇压反殖民主义者的战争，这似乎也同样适用于美国，尤其是沃伦掌权的法院成了改革之风的核心。没过多久，它对宪法重新解释的范围扩大到废除教室里的祷告，增加被告聘用律师的权利（在米兰达与亚利桑那州的案件中可以看出来），使电影制作者也享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废除了对色情作品的审查制度，规定州立法机构人员的任命准则。

顽固的保守派又不屈不挠地反抗起来。在整个南方，“弹劾沃伦”的标语四处可见。这位首席大法官是罗斯福以来，政府官员中最有争议的人物，所有混乱和种族间的紧张都算到了他的头上。然而，最高法院只是改变旧体系的诸多联邦机构之一：国会正在制定最终发展为“民权五法案”中的第一个；公务员委员会正在大力提拔黑人员工；一些联邦机构突然对关于种族歧视的控告产生了兴趣。其中，美国州际商业委员会正在考虑是否要废除在州际的火车、公共汽车和候车室的种族隔离时，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一个黑人女裁缝却抢先走在了前面。

她的名字叫罗莎·帕克斯，42岁。1955年12月1日星期四这天，她很累，便在蒙哥马利市的公共汽车上找了个空位坐下，但是当车上乘客满员时，司机却让她站起来，把座位让给一名白人男子。在美国南部，黑人给白人让座是一个传统。另外，违反司机的指令也违反法律。帕克斯夫人想了一会儿，然后说她不会让座。埃尔德里奇·克里夫后来写道：“在那一刻，在宇宙中的某一处，某架机器的齿轮转动了一下。”

帕克斯夫人在下一站被捕，因品行不端而被指控有罪，并罚款10美元。这让帕克斯夫人的朋友们十分气愤，她可是个人缘很好的人。48小时内，已经有油印小册子开始在黑人社区里传播，呼吁大家全天抵制城市的所有交通工具。这次抵制活动声势十分浩大，以至于蒙哥马利市的黑人社区领导者开始思考一些更大的问题。这个城市有25 000名黑人，占公共汽车公司载客量的75%。假设他们持续抵制，并提出结束抵制的条件会如何？最终，公司要么屈服，要么破产。

抵制就这样拉开了帷幕。他们告知公司，只有保证谁先来谁先坐的规矩，黑人才会上车。另外，黑人领导者要求司机礼貌地对待黑人，并在黑人居住区雇用黑人担任公共汽车司机。但公司只承诺愿意接受白人司机礼貌待客这一条，因此黑人继续抵制，该活动的有效率达到了95%。几个星期之后，双方依然没有妥协，这更加大了黑人的决心。亚拉巴马州的其他地区开始关注蒙哥马利市，接着是美国的其他地区，再接着是全世界。蒙哥马利市市长W·A·盖尔坚持种族隔离主义，并和市政委员会成员高调加入了当地的白人公民委员会。紧接着，他宣称当局绝不会向抵制运动投降。他说：“我们谨慎行事的时间太久了，是时候把话说明白了。黑人似乎认为他们可以将白人挤到墙角，除非白人答应他们的要求，否则便不会让步。”

盖尔的主要对手是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一个不出名的26岁牧师。他一年前来到蒙哥马利市，成为德克斯特大街浸信会教堂牧师。南部白人向来不尊重黑人牧师，但金是黑人中的新人物，南部白人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牧师。他是哈佛大学的哲学博士，是一位真正的学者。他在布道中谈论更多的是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莎士比亚、伽利略、汤因比的智慧之言，而不是约旦河故事。他住在蒙哥马利市的白色平房里，在动听的古典音乐中，他将基督教教义、黑格尔哲学和甘地主义融汇成一种新的哲学，用以从斗争中获取力量和在伤痛处找到和谐。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思想（以非暴力的消极抵抗和不合作主义来反对暴政）已经成为金的“灵魂力量”。他给他的信徒放映印度圣雄的电影，并谈到此次抵制运动：

这不是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仅仅是正义和非正义的斗争。我们不仅仅在努力提高蒙哥马利市黑人的地位，而是正在努力改善整个蒙哥马利市。就算我们每天都被逮捕，就算我们每一天都被剥削，就算我们每一天都被打败，我们也不要堕落到对那些人心怀憎恨的地步。

他在德克斯特大街浸信会教堂讲授“以爱来战胜敌人”的含义，他用鼓舞人的浸信会旧赞美诗和野营布道会的曲调来启迪他们，有时也用上新词汇：

在内心深处，我十分确信，有那么一天，我们会胜利。

顽固的种族隔离主义者们对他们这样的行为嗤之以鼻。有人形容马丁·路德·金只是“共产党‘有色人种协会’派来的另一个煽动我们体面的黑人朋友的煽动者”。但并非所有的白人都如此认为。市长盖尔发现，那些常常雇用黑人的白人家庭现在会让他们的厨师和杂工搭车，或替他们付出租车费。他生气地说：“这些家庭用人同那些领导他们的黑人激进分子一样，正在摧毁我们的社会。黑人在白人背后嘲笑他们。他们认为白人一方面反对黑人抵制公共汽车，另一方面又在充当那些参与抵制的黑人的司机，这实在是很可笑。”

在僵局形成三个月后，市检察官拿出了一份1921年的限制工会的州内反劳工法。在这条法规下，大陪审团对金和其他114名黑人领袖提起控告。起诉书写道：“在美国，习俗和法律都要求我们应该实行种族隔离，我们会一直坚持这样。”被告都按了手印，每人交了300美元保证金后被释放。3月末，金第一个受审，罪名是在“没有正当理由和合法理由”的情况下，妨碍了汽车公司的运营。黑人的证人们都做证说他们有正当理由。一个证人控诉，公共汽车司机是如何关上车门夹到她失明丈夫的腿，然后又突然踩下油门。第二个证人描述了一位黑人因没有零钱而被迫从公共汽车下车的事情。第三个人说，他那怀孕的妻子被迫为白人女士让座。第四个人说司机叫她“丑陋的黑猴子”。

已放弃要求由陪审团参与审判的金指出，抵制运动是自发的，他是在抵制运动全面开展后才成为该运动的发言人的。然而法官还是判他有罪，并勒令他支付罚款1 000美元且交付所有诉讼费，批准其保释，等候上诉。如果这样判决的目的是恐吓蒙哥马利市的黑人，那么其效果刚好相反。黑人们立即在法庭外的草坪聚集，一名黑人喊道： “从此以后，我们绝对不会再去坐公共汽车。”一个中年妇女从人群中挤出来告诉金：“我的心永远跟随你，我的钱包也属于你。”当晚群众聚集在一起开了个祈祷大会。一个男人向其他人大声问道：“你们会去那里吗？”他们大声回答：“是的！”他再问：“你们要乘公共汽车吗？”他们呼喊：“决不！”

他们也真的没坐。春天过去了，夏天过去了，黑人们依然斗志昂扬。市长向朋友吐露，他从没想到黑人会如此坚定。公共汽车公司陷入债务危机，公共汽车司机要么换了职业，要么离开了这座城市。所有迹象都显示，黑人没有公共汽车依然活得下去。一些黑人已习惯步行上班，一些有了自行车，金还组织了一个规模很大的汽车互助组，集中了200辆汽车来帮助其他黑人。然而市长宣称这是非法的，于是在抵制运动的第12个月，金和其他12名黑人领袖因未经许可经营公司而被拘捕。他们正在州巡回法院受审时，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最高法院本已经在娱乐场所和学校推翻了“座位隔离、地位平等”的原则，现在在公共交通中也开始实行。现在，在公共汽车上搞种族歧视视属于违反联邦法律了。金得以释放，也因此成了世界名人。这场史无前例的抵制运动已经给亚拉巴马州的种族隔离带来了毁灭性打击，美国各地的黑人都从中看到了新的希望，这位年轻的黑人牧师已经进入民权斗争最高领导层。

金没有因此扬扬得意。他要求信徒们要自重，而不是骄傲。他说：“长期以来，我们一上公共汽车就一直走到车尾，以至于现在存在一个危险，即我们还会本能地走到车尾，这样就无法将种族歧视根除。”同时，他继续说：“如果你们中的任何人坐到公共汽车上就吹牛嚷着说‘我们黑人，打败了白人，赢得了胜利’，我会感到非常失望。如果你们这样做了，我们在整个南方的斗争都将失败。再去乘坐公共汽车时，千万要谦卑一些。”

在罗莎·帕克斯引发的抵制运动开始381天后，这场运动结束了。这时，如果金自己还不去坐一次公共汽车实在说不过去。金便开始乘坐公共汽车。司机对他说：“你是那位牧师吗？”这位牧师说： “是的，多少钱？”现在是15美分（去年只要10美分），他把硬币放入收币箱，坐在了前排一个座位上。他后来说：“这是一次伟大的旅程。”大多数蒙哥马利市的白人都为抵制结束而终于轻松下来，有的人还幽默起来。一个银行出纳员讽刺地告诉记者：“他们一年的祈祷和抵制，换来的只是我每天都坐的、讨厌的公共汽车。”一个白人在公共汽车上自言自语道：“我想今年的圣诞节不再是白人的圣诞节了。”坐在旁边的黑人微笑着说：“是的，先生，你说对了。”

一件事发生很久以后，该事件在整个形势发展中的作用才会变得清楚，但在当时却往往显得微不足道。毫无疑问，当时那个司机叫帕克斯夫人让座时，他认为他对待的只是一个傲气的黑人。如果他知道有一天自己的孙子会在学校课本上接触到这件事时，他当时可能会更谨慎一些。总统比公共汽车司机有更强烈的历史意识，但他们也可能看不清自己决策的后果。艾森豪威尔毕竟是个爱好和平的人，再加上他对国会特权的尊重，都使他阻止政府其他成员对中南半岛做出不明智的承诺。然而，在帕克斯夫人扭转历史的同一年，艾克却带着美国走上在越南采取疯狂行动的漫长道路。

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任何对总统发动战争的权力所做的评估，都应当注意到，在1941~1942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已经开创了这种先例。在此之前，国会的权力还是和以往一样，之后它便开始弱化。罗斯福利用他高超的政治手段创造了一种新的局面，在这种局面下，轴心国几乎都陷入被迫攻击美国的状态。接着便是朝鲜战争。杜鲁门的传记作者卡贝尔·菲利普斯写道：“他那干预朝鲜的决定……近似于抢占宣战的权力……之后的所有总统都仿效杜鲁门的先例，在他们认为国家利益需要时，便随时随地进行必要的、迅速主动的出击。”

国会权力受到侵蚀的最后那些阶段，以及伴随着的执行力的提高，是在林登·约翰逊和理查德·尼克松对付东南亚问题的背景下完成的，但这个链条的每个环节都值得注意。1955年，《“福摩萨”决议案》就是其中之一。这是冷战的特殊产物之一，但其对未来的影响广泛而严重。

迪安·艾奇逊已打算等到中国的问题“尘埃落定”时，再制定新的对华政策。到1955年，尘埃已基本落定，但版图东部边缘仍然有些模糊。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已建立起新中国，国民党盘踞在中国台湾地区，但台湾海峡将他们分隔开来。这个115英里宽的海峡上遍布着贫瘠的小岛。它们存在的唯一的真正意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同蒋介石及其美国盟友在竞相争夺这块没肉的骨头。

这些岛屿大小不一，与双方的距离也或远或近。由64个小岛构成的澎湖列岛，距离中国台湾仅30英里，因此被认为是它的一部分。白宫公开表示，对澎湖列岛的任何攻击都预示着准备侵占中国台湾，从而受到第七舰队的阻击。保卫澎湖列岛并不需要国会批准，因为在“二战”中该岛就从日本人手中抢过来了。根据国际法，美国有权保护该岛。在海峡的另一边，情况则大为不同。金门、马祖和大陈群岛离中国台湾都有100多英里，而离中国大陆则只有5~10英里。正如史蒂文森指出的，“这些岛屿到大陆的距离，就像斯塔腾岛到纽约的距离，它应该永远属于中国大陆”，无论在什么法律下，美国和中国台湾的国民党都无权拥有。沃尔特·李普曼强调了这句话暗含的意义：“……如果我们介入近海岛屿，就得准备在中国的领土上进行一场中国内战了。”

除此之外，没有什么会给杜勒斯带来更大的满足感了。他随时准备为近海岛屿战斗。他向舍曼·亚当斯抱怨英国和美国的其他盟友无法理解“从金门、马祖撤退会让东亚的自由人民感到何等的震惊”。杜勒斯就是这样看待世界的，他幻想着在像苏门答腊和中国西藏这样的地方，群众举办大会的情景——数百万坚强的农民聚在一起举着横幅，上面写着：“东亚的自由人民团结起来支持集体安全”。中国共产党知道杜勒斯很难对付，于是专门与他斗智。1954年9月，他在马尼拉签订东南亚条约组织的草案[2]，之后他们便炮轰了金门。次年1月18日，他们登上了大陈群岛中的一江山岛。这个岛屿非常小，甚至没有出现在美国国务院的地图上，而大陈群岛离中国台湾北部有200英里，因此对蒋介石的国民党威胁也不是很大。然而，参谋长联席会议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参会的大多数都是鹰派。雷德福海军上将、卡尼海军上将和内森·特文宁将军都认为是时候表明反共立场了，来一个彻底摊牌。

只有李奇微将军是唯一的反对者。他对总统建议说：“这样的行动一旦发生，就没有办法控制。它将让我们与中国正面冲突，甚至可能蔓延为全面战争，需要用上我们手上的所有恐怖武器。”李奇微继续说道，即使中国被征服，情况仍然不会令人满意。美国得到的只是“用军事手段得到的巨大真空，然后我们需要千千万万的人去填补这个真空——最后会让我们在长达7 000英里的边境上与苏联对垒”。

李奇微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上唯一的鸽派，所以最终的投票结果是还是要采取行动，对抗中国。杜勒斯和参议员诺兰也表示同意。但艾森豪威尔认为李奇微是对的。他再一次拒绝卷入亚洲大陆上的战争。这次战争狂热终于消退。然而，杜勒斯却成功地说服艾克，还要顾及颜面。收回一江山岛后，北京广播电台发表声明说，这次进攻表明了他们“为解放中国台湾而战的坚定意志”。杜勒斯告诫总统，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采取任何行动，亚洲人就会以为美国是纸老虎。因此，美国总统决定干些什么，他将要求国会做出决议。

1月24日，他发表了美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声明。艾克向国会要求批准宣战。他希望这能让他决定美国开战的时间和地点。他说：

情形已紧迫万分，使我无法再等待联合国的决定，请示国会立即通过明确的决议参与有利于和平前途的各项措施。这些措施在必要时将动用美国的武装力量，以确保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安全。

总统接着暗示说，中国如对近海岛屿进攻，美国是否对其报复，要取决于攻击的性质。如果他们只想要金门和马祖那两个岛屿，那就让他们拿去，但如果他们想要向中国台湾迈进一步，他就不答应了。总统希望国会能让他揣摩中国共产党的意图，并采取任何他认为适当的行动。

这个措施本来是让人消除疑虑的，反而让很多人都迷惑不解。民主党自由派争辩道，艾克已经有权力采取他谋划已久的行动了。作为罗斯福 – 杜鲁门外交政策的拥护者，他们认为必须维护总统的权威。他们认为宪法赋予总统总司令的权力，就允许他以他的意愿任意调度美国的军事力量。那年冬天罗织出来的某些论点，今天读来颇为奇怪。越南战争后来注定成为美国众多政策的坟墓，这一条更是如此。在关于布里克修正案的争议上，保守派希望美国国会仍然有决定重大涉外政策的特权，而自由派则认为这种决定权应属于白宫。理查德·罗维尔明确表明了自由派人士的绝对立场。他在1955年3月19日写道：

总统保卫台湾的权力并不是由国会1月仓促通过的决议赋予的。作为美国总统，他有权选择任何他认为有利于保卫自己国家的决策，不管涉及台湾或者其他任何事情。

艾森豪威尔自己也不确定他是在给予国会权力，抑或是在剥夺。在向国会大厦发送消息之前，他做了一处改动：原文是“我要求的某些权限，可能已经包含在总司令的职权范围以内”，他将这句话删除，换成“决定是否采取某些行动所需的权力，是在总司令的职权范围内的”。国会对这个问题也同样不确定。在这里最普遍的解释是，行政当局在寻找一种方式逃避近海岛屿的问题。

休伯特·汉弗莱曾试图增加一条修正条款，以限制对中国台湾及澎湖列岛的管理权，但最终也是徒劳。其他一些国会议员则担心，美国可能会因为一些与美国安全没有任何关系的偏远地区而陷入一场战争。参议员拉尔夫·弗兰德斯进一步说道：“我们有来自最高层的信息：认为防止部队集结和装备囤积以进行对岛屿的袭击，从军事角度上讲是有道理的。简单地说，就是要将战争防患于未然。谨认真地建议将其列为符合此决议精神的一项行动。”

当参议员乔治也表示强烈支持这个议案时，反对势力就只有退缩了。乔治说：“我不希望所见民主党人说什么因为美国总统来到国会，就该批评他。”该议案在参议院以85∶3的票数得以通过，在众议院以410∶3的票数得以通过。1月29日，艾森豪威尔正式签署此议案。这天刚好是乔治77岁的生日，当他抵达仪式现场时，立即引起一阵骚动。然而，不到一个月，第七舰队从大陈群岛撤出14 000名国民党军队，似乎向人们表明之前的所有争论都毫无意义。华盛顿等于说，《“福摩萨”决议案》到此为止，从此以后，它就是一纸空文。但有一个人看法不同。艾德莱·史蒂文森发现，总统对国会要求和得到的是一张“空白支票”。事实也的确如此。某一天，不论是艾森豪威尔还是另一位白宫之主，都可以在没有咨询美国国会的情况下，兑现这张支票。宪法之下的权力平衡又有了微妙的变化，对行政首脑的又一个束缚被打破了。

6个月后，艾森豪威尔迎来了他外交政策上的最伟大的壮举，这是一次公共关系上的胜利。为了实现这次胜利，他把杜勒斯折磨得够呛。10年来，这位共和党保守派一直坚决反对与苏联领导人举行任何会议。此前，温斯顿·丘吉尔曾提出举行高层会谈——他称其为“首脑会议”，但对于美国的保守派来讲，仅仅是建议美国总统与苏联人端着鸡尾酒酒杯碰个杯，就像是听到巴甫洛夫的铃声一样。他们抗议再搞一个如雅尔塔、波茨坦那样出卖自己人的会谈。杜勒斯也表示同意，作为一个正统的反共人士，是决不能和充满罪恶的苏联人谈判的。

但杜勒斯不能直接这样说，因为总统曾多次声明，为了和平，他愿意在任何地方与任何人进行会晤。因此，杜勒斯尽力为这种会晤设立各种不可能达到的先决条件。杜勒斯说，莫斯科必须用行动表明苏联也是尊重国际礼仪的，并愿意合作解决分歧，美国才可以认真考虑会晤。当被要求为这样的事情举例说明时，杜勒斯则常常回答得含糊不清。他给人的印象是，如果所有苏联军队能全部撤离东欧，或苏联能在联合国监督下进行自由选举，他才会满意。有时他也会暗示，他希望苏联能为以前的罪过诚恳地道歉。

为了安抚杜勒斯和共和党激进分子，艾森豪威尔召集了一些重要的参议员和众议员，向他们保证他不会参与类似雅尔塔会议的任何活动。他要他们放心，不经他们批准，他不会许下任何承诺。在场的杜勒斯表示，他不会忘记苏联过去是如何以世界和平的名义上演那些闹剧的。他冷冷地说，他将拭目以待。

当杜勒斯轻蔑地谈论这次戏剧化的和平建议时，艾森豪威尔什么也没说，但他的内心肯定很烦扰。他自己也正在筹划着这件事，虽然什么事情都还没有决定，但裁军的新方案已经草拟出来，就放在他的桌上。3月，总统任命了纳尔逊·洛克菲勒为研究军备控制和心理战专家小组的主席。他在匡提科海军陆战队基地给洛克菲勒安排了办公室，并让他草拟出可能会在首脑会议上提出来讨论的新建议。杜勒斯听说过这个专家组，但不知道其具体任务是什么，所以对此一直充满疑虑。他跟舍曼·亚当斯谈起洛克菲勒时说道：“他似乎召集了大量人员，把他们安置在匡提科，没有人知道他们正在做什么。”

他们正在研究欧洲民意测验。据他们调查，北约国家的人民已经厌倦了联盟，对美国在欧洲大陆的基地毫无热情，他们支持禁止使用核武器，这令人非常不安。美国没有苏联那样庞大的常备军，它需要炸弹和在欧洲的基地作为震慑。所以，必须找到某种方式来保住这些，并让他们相信美国正在寻求和平。匡提科小组给出的答案是建议空中视察，对此用了一个巧妙的词——“开放天空”。这个想法并不新鲜。早在1946年，伯纳德·巴鲁克对原子能的国际控制计划中就出现了“空中视察”这个概念，后来还出现在了联合国裁军委员会的报告里，以及艾奇逊建议把一些武装力量和武器“向国际公开和容许国际核查”的所有计划中。尽管如此，但直到现在，这个词仍然被忽略。艾森豪威尔觉得它很有吸引力，也很实用。虽然他还没有下定决心是否在首脑会议中讨论它，但在去乘其专机“科伦拜恩”号的路上，他把该建议书塞入了公文包。

“科伦拜恩”号的目的地是日内瓦。到达后，他入住有15个房间的简多谷堡，这是一个瑞士香水大亨的妻子安排好的。与此同时，伊留申航空公司的第001号飞机也着陆了，放下舷梯，走下来斯大林的两位继承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和尼古拉·布尔加宁。前者看上去像一个工会主席，后者则酷似桑德斯上校，就是那位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炸鸡大王。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安东尼·艾登和法国总理埃德加·富尔也抵达会场，四巨头会谈（或用瑞士人的话说，“四方会议”）的客方全部到齐。新闻记者定义的日内瓦精神开始散发出魔力，吸引了大批游客和国际名人。牧师马丁·尼莫拉在那里举行新闻发布会，另一位美国牧师葛培理则要在大潮公园举行福音布道会。

在日内瓦万国宫的杜勒斯看起来闷闷不乐。相比之下，艾克的状态却很不错。起初他试图配合杜勒斯冷漠的表情，因其与这位国务卿的观点一致，寄情于可能因会议失败而破灭的虚假的希望是不明智的。但艾森豪威尔太乐观，情绪太好了，所以不会很郁闷。他告诉记者：“新的曙光可能即将来临。”7月18日星期一的开幕式上，他竟用致词的最开始的15分钟对朱可夫元帅表示欢迎。

至于这几位苏联人，似乎体会到了从战争结束后的前所未有的轻松。赫鲁晓夫向听众保证：“双方都不希望发生战争。”苏联的《真理报》和《消息报》也在告诉苏联人民同样的事情——这是党的路线上的一个重大转变。之前，苏联一直认为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坚决反对他们。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和朱可夫坐着敞篷车在日内瓦闲逛，不让保镖跟随，自己漫步在街头。这让美国人十分尴尬，因为艾森豪威尔的一举一动都被特工监控，其头顶上还一直有直升机在监视。

然而，主导此次会议的是艾克。他的微笑、他的直率和他对全人类前途的关注，征服了欧洲人。一向反美的巴黎《世界报》经观察得出结论：“艾森豪威尔的性格一直被误解了，今天看来，他一直都是人类需要的领导人类型。”在向苏联人讲话时，艾克诚恳地说：“美国人要与苏联人做朋友。我们两国以及两国的人民之间没有本质的差异。我们没有领土争端问题，也不是商业竞争对手。从历史上看，我们两国一直和平相处。”之后他提出加大东西方自由交往的力度、裁减军备以及建立统一的民主德国等建议。

尽管苏联人的态度有所改善，但在重要关头，苏联人仍然是苏联人。关于和平共处，苏联也表达了一些赞同的观点，但他们要求以解散北约作为前提。他们把在场人士都听过的那个计划掸掸浮土又提了出来：美国、苏联和中国的军队都不得超过150万人，英国和法国的标准为65万人，所有核武器都将被禁止，等等。当他们把该计划摆在桌上，谈判陷入了僵局。美国人在简多谷堡商量了两小时后，史塔生赶紧拟定了一份全面裁军的建议，总统则亲自起草了一份关于“开放天空”的草案。艾克仍然不确定是否要提交，他想听听第二天早上布尔加宁会说些什么，而布尔加宁却什么都没说。这时大家认为也不会听到艾克的意见了。这已经是会议的第4天了，其他人都认为他已经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他的开场白大家都很熟悉：美国“准备签署一个健全可靠的协议以使裁减军备成为可能”。然后他暂停了一下，背朝俯瞰日内瓦湖的落地长窗，挺一挺胸，摘下眼镜，缓缓地说：

现在我应该对苏联代表说几句。因为我们两个大国都拥有大量可怕的新型武器，这使世界其他地区以及我们两国遭受突然袭击的恐惧和危险增大了。

因此，我建议我们两国采取一个可行的步骤，即开始迅速在我们之间做出一项安排，其内容包括：

分别向对方展示两国完整的军事设施蓝图，从头到尾，从东到西，把这些布局公开出来，并彼此提供相应蓝图。

下一步是，在各自国内为对方国家提供航空拍摄的设施——我们将在美国提供齐全且足够的航空侦查设施，你们可以拍摄任何想拍摄的地方，也可以将所拍摄的照片带到自己国家研究；你们也要向我们提供几乎相同的设施，并同意我们做同样的侦查。通过这一行动，我们便可以让世界相信，我们两国已经设法在防止发生大规模的突然袭击，从而减少危险，缓解紧张。

同样地，我们也要使全面有效的侦察系统和裁军制度更易实现，因为我不得不坦白说，我现在所提的建议将只是一个开始……

美国已准备好对一个可靠的侦察和报告系统进行测试和研究，当这个系统被证明可行后，将结合这个系统产生效果的程度，裁减各国的军备。

如果能成功地做出这样的系统，不仅有利于我们双方发展互信，也为全人类开拓出一条宽广的前进道路。

正在同声翻译他的发言时，一道炫目的闪电照亮了整个房间，湖面上雷声隆隆，日内瓦万国宫的灯全部灭掉了。艾克笑了笑说道： “我本没有打算关灯啊。”电灯闪烁着又亮了起来，照出了苏联代表团目瞪口呆的模样。苏联仍然没有摆脱斯大林时期的怀疑狂：驻莫斯科的外交官受到监视，外国记者的行动受到限制，外国人的电话被窃听，与外国人交谈过的任何苏联人都要被仔细审问。当得知需要向美国人提供军事基地详细的地图，允许美国摄影师从头顶飞过并拍摄所有的照片，他们都惊呆了。赫鲁晓夫和其他代表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干瞪眼。

欧洲人却高兴得不得了。他们称这个建议是外交上的创举。法国总理富尔说：“我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能来这个会议室听听这位有伟大军事经历的人讲话。如果真是这样，他们就会相信，在裁军的问题上，世界已经有了新的变化。我相信，本次会议取得了第一个胜利——战胜了怀疑。”第二天早上，西欧地区所有报纸的内容都在回应富尔的讲话。“开放天空”是每个人都能理解的，它既简单又直接，只有坚信国家没有任何不可告人之处的总统才敢提出这种建议。

但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要实践这个计划都不大可能。艾克的军事顾问都知道这一点。他们已经读到了完整的计划书中艾克即席演讲时省略的部分——“开放天空”是提示“裁军委员会代表执行来自美国的指令时，着重于对侦察和报告的研究”。他们认为，艾克只是在谈论一个遥远的目标，只有在许多其他的协议已经达成后才有可能实现。五角大楼的工作人员并没有怀疑成癖，但谁要想拿到这些分类材料，必须要闯过很多关卡。一个向奥本海默隐瞒数据的政府是不会把它交给苏联人民内务委员会的。这仍然是麦卡锡时代的余风。这位参议员已遗臭万年，全国人民对支持佩雷斯的人也愿意原谅，但这跟允许米格尔飞机盘旋在洛斯阿拉莫斯上空，还是相差甚远。[3]

会议结束后，布尔加宁把总统拉到一旁说：“不要担心，结果会好的。”艾克离开日内瓦时，确信苏联领导人已经被他的真诚打动，尤其是朱可夫。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苏联对“开放天空”的态度很小心翼翼，也许是看到了其他地区满怀热情的态度。直到1956年3月1日，艾森豪威尔还写信给布尔加宁，提出把和平使用原子能计划和“开放天空”的计划合并。但在那时，布尔加宁已被赫鲁晓夫冷落在一边，而赫鲁晓夫对和解姿态没有一点儿兴趣。他喜欢做关于“民族解放战争”的演讲。日内瓦会议的精神已荡然无存，局势一直没有缓和。会议没有解决当时的任何问题，现在能回忆起的只是艾克温暖的笑容，以及那注定不能被这股温暖所融化的寒冰。

还比较幸运的是，幻想破灭的步伐是缓缓而来的。总统乘飞机回国时，日内瓦会议被誉为惊人的成功。盖洛普民意测验称，84%的美国人想不出艾森豪威尔政府有任何应该受到批评的地方。7月24日星期日凌晨，总统乘坐“科伦拜恩”号回到家。天色仍然漆黑，华盛顿国家机场被雨水浸透了。然而，当他走下舷梯时，等在那里的人们都欢呼起来，从机场一直到白宫的道路两旁都站满了围观的群众。那是他总统生涯中的一个高峰，也是20世纪50年代最重要的时刻之一。离开的时候，他决心要缓解世界紧张局势，此刻他带着触手可及的胜利回国，现在他期待着可以在丹佛休个假，打打高尔夫球。

1955年9月23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丹佛拜尔斯皮克农场早早地醒来。他正在科罗拉多州的银行家阿克塞尔·尼尔森家里做客。他自己做早餐，包括牛肉培根、猪肉香肠、炸玉米饼和煎饼。他先在劳里空军基地那栋水泥墙面的行政大楼前停下来，在助手的帮助下紧张地工作了两小时，再开车去樱桃山乡村俱乐部打18洞高尔夫。他打出了84杆，这成绩实际不算差，因为他被两次紧急电话打断，其中一次是杜勒斯告诉他苏联对“开放天空”的反应。

总统在午餐时吃了汉堡配生葱，接着又去打9洞高尔夫。打到第８洞时，他停下来，皱了皱眉头，揉了揉胸口。他对俱乐部的人员说：“我再也不吃那些生葱了，好像全都堵在胸口了，心口也有点烧得慌。”下午的其余时间，他都在位于拉斐特街的岳母家的地下室里画画，临摹7月11日那期《生活》杂志上一个阿根廷女人的照片。乔治和玛丽·艾伦过来吃了晚饭，有烤羊肉、土豆和蔬菜。艾克提到他午餐时吃生葱带来的不适，但他似乎说完就忘了。晚上10点，他到二楼的卧室休息。玛米的卧室刚好在走廊对面。

凌晨2点30分，玛米醒过来，听到艾克辗转反侧。她穿过走廊去看他，却发现他已睡着，但不踏实。“怎么啦，艾克？”她问，“你做了噩梦吗？”他迷迷糊糊地说没有，他很好，于是她离开了。但他并不好。他的胸口突然剧痛起来，于是他起床，穿过走廊去找她。他说不出话，只是揉着胸口表示那里很难受。玛米想起可能是因为生葱，便给他喝含有氧化镁的牛奶。她很不解，因为之前从未发生过这种事情，他从来没有说过那里疼痛。她赶紧打电话给总统的私人医生霍华德·斯奈德少将，他在４英里外的劳里单身军官宿舍。她告诉他发生的事情，并说：“你最好马上过来一趟。”

斯奈德不用她说也一定会跑这一趟。这些症状足以让任何医生感到病人有危险。他在睡衣外面套了件衣服就出发了，他告诉司机： “拉斐特街75号，赶快。”他们一路上都闯了红灯。凌晨3点12分，斯奈德来到总统床边。艾克脸通红，不停流汗，极度不适。他的脉搏很快，血压很高。斯奈德用听诊器听了他的胸部，几分钟内就做出了诊断：总统得了冠状动脉血栓。他的心脏已经受损，但斯奈德不能断言其严重程度。他使用亚硝酸戊脂和盐酸罂粟碱来扩张血管，又用吗啡来刺激，以防休克。然后他给艾克打了一针肝素以抗血凝。3点45分，他第二次注射吗啡。艾克终于陷入深深的睡眠，他度过了危险期。但斯奈德决定暂时不告诉任何人，甚至是艾森豪威尔夫人。他们做不了什么，惊慌骚动的一家子只会减少总统康复的机会。

斯奈德医生独自守在艾森豪威尔的床前将近4个小时。快到早上7点时，灰色砖房子里的人也醒来了，他派人请来了安·惠特曼。他告诉这位秘书，总统因为消化不良，感觉不舒服。10点35分，总统消化不良的新闻传遍了全世界。然而到那时，斯奈德知道他不能再隐瞒事实真相了。他悄悄把实情告诉了艾森豪威尔夫人，并打电话给丹佛郊区的菲兹西蒙斯综合医院心脏科的主任医师，请他带一个心电图描绘仪过来。11点45分，艾克醒来，意识清醒，但很虚弱。心电图扫描结果放在餐厅桌子上，证实了斯奈德医生的判断。斯奈德告诉艾克昨晚上发生的事情，他说：“我们想带你去菲兹西蒙斯综合医院。”然后又说，不必用救护车。总统点头表示同意，并叫他通知特工人员。总统被搀扶下楼梯，坐进在车道上等待的轿车，驱车9英里，来到了那家医院。他坐上轮椅，被推到了一个有氧气供应的特殊套房。

下午2点30分，在劳里的新闻助理告诉白宫的记者：“总统刚才患了轻度的前期——我们还是去掉‘前期’吧——总统刚刚患上轻度冠状动脉血栓，已被送往菲兹西蒙斯综合医院。他坐的是自己的汽车，并且自己从房间走到了车前。”

而最后的这句话，被淹没在一片喧嚣的混乱中。

此时华盛顿时间是下午4点30分，吉姆·哈格蒂那天早上度假回来。在丹佛向新闻界发布总统心脏病消息前一会儿，他已经从电话里知道了这个消息，他立刻给副总统尼克松打电话——他住在位于华盛顿高级住宅区斯普林谷的一座白色砖屋里。那时尼克松夫妇刚参加完一个婚礼回来，尼克松正在阅读《华盛顿星晚报》上关于艾森豪威尔消化不良的新闻。哈格蒂在电话里问他：“迪克，你休息了吗？”尼克松回答说没有，接着总统新闻秘书便用很平缓的口气告诉他所发生的事情。他说：“新闻将在半小时后向外宣布。”尼克松大叫一声： “我的天啊！”

放下电话，副总统走进他的房间，坐下来，大脑一片空白。据他后来回忆说，他当时沉默了至少5分钟。震惊的感觉慢慢消失之后，他打电话叫司法部副部长威廉·罗杰斯马上过来。罗杰斯坐出租车来到时，总统生病的消息已传遍了整个丹佛。尼克松的电话响个不停，家门外也聚集了很多人，包括邻居、记者和摄影师。尼克松决心不向新闻记者吐露任何消息，尽量待在家里。当他吃完晚饭后，家外面的吵嚷更严重了，他决定前往罗杰斯位于贝塞斯大街的家中暂避一下。就像电影里的潜逃场面一样，罗杰斯打电话让他的妻子驱车前来，将车停在街区口，并不熄火。然后，他们让9岁的特里西娅·尼克松跑到草坪上，分散人们的注意力，趁此机会，尼克松和罗杰斯两人从侧门冲出，奔跑着穿过小巷，跳进车子走了。

苏格兰的晋雷斯蒂克的天气很冷，下着毛毛细雨，总统助理舍曼·亚当斯同安德鲁·古德帕斯特上校住进了美国基地总部。亚当斯刚刚完成对美国驻欧洲军事设施为期4个星期的访问。那晚，他正要与格伦瑟将军见面商量联系当晚回华盛顿的飞机。他们还没来得及开始谈论，基地指挥官突然出现，告诉他们，刚得知总统心脏病发作，已经在丹佛住院治疗，具体细节尚不知晓。亚当斯突然想到，海拔5 000英尺的丹佛是否有助于心脏病的治疗呢？然后他又想到，如果艾森豪威尔要生病，现在是最好的时机。因为国会正在休会期间，作为总统的艾克没有太多政务，此时正是总统事情最少的时候。至于国会正在制订的明年计划，目前正在早期阶段，也不需要总统操心。

但华尔街并不知道这点。星期一上午，那像哈哈镜一样夸大着美国人情绪起伏的股票市场，在紧张的氛围中开盘了。此时，亚当斯正坐在接近美国海岸线的飞机上。顷刻间，股票直线下跌，道琼斯指数暴跌到444.56点，估计损失高达120亿美元。这是自从股市大崩盘以来，华尔街最糟糕的一天。

当亚当斯及时赶来与尼克松、罗杰斯和杰里·帕森斯共进午餐时，总统的病情程度成为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谈论的唯一话题。吃到一半时，接到丹佛的来电，说波士顿著名的心脏病专家保罗·达德利·怀特医生完成了对总统身体的初次检查，检查结果出人意料的乐观。他说，艾克的身体状况令人满意，精神也很好，如果一切进展顺利，两个星期内总统就能着手处理一些公务，再过几个月，就可以重新完全投入工作。事实上，怀特医生说，除非出现无法预料的情况，艾森豪威尔总统还是能够参加总统连任的竞选的。在这个预断的鼓励下，股票市场于星期二开始回升。政府领导人再次一起共进午餐，这次是在财政部大楼汉弗莱部长的办公室，大家一起讨论总统不在的这段时间如何继续开展工作。

整整一个星期里，华盛顿充斥着政府最高层彼此不信任和相互误解的各种谣言，而这些并不属实。当艾森豪威尔躺在1 551英里以外医院的床上时，他那备受诟病的工作班子仍然在顺利开展工作。星期四，尼克松主持内阁会议，宣读了丹佛的晨报，告知总统从氧气房里出来的第一晚休息得很好。接着，在杜勒斯汇报完外交事宜后，布劳内尔提出讨论代理职权的问题。随着之后几天公务的进行，尼克松“代表”总统签署了一些文件，亚当斯则全面负责总统办公室事宜。从此，在艾森豪威尔疗养期间，亚当斯每星期都乘飞机来丹佛一次，向总统汇报内阁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情况。只有遇到十分紧急的问题才会直接来问总统，而这些问题也不多。其中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国情咨文，但这也要等到1月了。

在亚当斯看来，在这个秋天“政府真正的关键人物”是保罗·达德利·怀特。9月末，怀特医生已成为美国最著名的医生。他直接而明确的诊断书让国家和记者放下心来，在他的鼓励下——有时是出于他的坚持，总统的助手们才消除顾虑，让总统在医院处理公务。“你看，”怀特对哈格蒂说，“作为美国总统，虽然躺在这里，他还是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的。他想工作啊。”10月14日，艾克告诉亚当斯他感觉很好。“真有趣，”他说，“如果医生没有告诉我患了病，我会觉得这次得心脏病的是别人。”

那天是他65岁生日，装着贺信的邮件在医院大厅里堆得很高。总统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来访者，他非常感动。他对玛米说：“知道全世界都在为我祈祷时，真的让我觉得了不起。”收到白宫记者团的礼物时，是他那一天最快乐的时刻。他们的礼物是一套大红色睡衣，两边领子上镶有5颗金色的小星星，胸前口袋上绣着“愿越来越好，谢谢”。为了搭配这套华丽的服饰，美联社的梅里曼·史密斯和《芝加哥论坛报》的劳伦斯·伯德还一起送了一条价值39美分的带有银色亮片的黑色牛仔领带。艾克很高兴，他告诉怀特医生他从未有过这么棒的睡衣。医生鼓励他尽可能多穿。怀特医生私下告诉伺候在旁的人说，这些东西的价值远胜于它们本身，心脏病最怕的就是恢复期间的心情抑郁。

按照当时的情况，艾克可能就会这样慢慢好起来。在菲兹西蒙斯医院做了透视检查后，他就出院了。11月11日，他返回华盛顿，在白宫度过了周末。11月14日，他开车同他的夫人一起前往他位于葛底斯堡的农庄。7 000多名宾夕法尼亚州人在那里迎接他，举着“艾克和玛米，欢迎你们回家”的标语牌。11月22日，他主持了自他病后的第一次内阁会议，地点是戴维营。在场的所有人都注意到，他消瘦了不少，但精神还是很不错。他说看到一篇社论，说对于没有他的内阁工作仍然进展顺利表示惊讶。事实上，他笑着说，这是在暗示内阁工作比没有他时做得更好。亚当斯说：“他反应快速、果断、热情。我能看出内阁看到他很是高兴。他们中的一些人对总统能如此快速地康复表示很惊讶，但是所有人都很高兴。”

但回到葛底斯堡后，总统开始忧郁起来。12月的天气黑暗、寒冷、潮湿，农场的绿草变得枯黄而潮湿。他只有整天待在室内，如哈格蒂所说，忍受着“不在其位的烦闷、无聊”。足足5个星期，他拿着高尔夫球杆当拐杖，独自在农舍周围走来走去，承受着严重抑郁症患者才有的极度痛苦。在他心脏病发作后的两个月里，他自己和他身边的人都没有认真地想过他是否能够竞选连任总统。现在，他又得再次思考这个问题。怀特医生认为他没有理由不参加竞选。总统将怀特医生的话告诉了周围其他人，说要认真考虑一下了。

1956年1月8日，在基韦斯特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新闻记者提出了这个问题。艾克已经乘飞机抵达此地数日，想边工作边锻炼几天。艾克散步30分钟后，记者开始询问他的政治设想。他回答说： “所有需要考虑的事情都很复杂。当然，我会与我最信任的顾问协商这个问题。”他指出，美国总统可能是世界上最累的职业，但是“正如我之前所说的，它也有激励人的地方”。随后，记者彼此研究着这句话的深层含义。最后，他们中差不多有4/5的人都认为艾克将会在这一届任期满后，选择退休。

少数人却不那么确定。他们打听到流传很久的谣言，说总统将安排会议来商讨这个问题。这的确是真的，就在同一星期，总统举行了此次会议。艾克故意开了个玩笑，将会议定在1月13日星期五晚上，并正好安排了13个座位。[4]在国会大楼的饭厅，艾森豪威尔夫人同他们共进晚餐，随后他们聚集到二楼客厅，艾森豪威尔夫人才离开。艾克背对壁炉坐着，说他想要听每个人坦率地谈谈他是否应该争取连任并说明原因。显然风往哪边吹，是不用怀疑的了。亚当斯冷冰冰地表示：“我认为总统并不是想看到赞成方和反对方吵得火热的场面……如果艾森豪威尔想要为不连任找个好理由，他才不会从自己任命的人员中来找。”

亚当斯、汉弗莱、杜勒斯、哈格蒂、萨默菲尔德、洛奇、帕森斯、莱恩·霍尔、布劳内尔、霍华德·派尔、汤姆·斯蒂芬斯，他们一个一个告诉总统，他有多么的不可或缺。接着不赞成哥哥再次竞选的米尔顿·艾森豪威尔总结了双方的观点。当时，总统并没有表态。直到2月13日，他似乎还在犹豫不决。那天早上，他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他原想在就职演说中就表明他不会连任，当时有人劝阻了他，但是现在有些后悔了。而亚当斯则已经在按照他们还会在白宫再待4年的设想去办事了。虽然总统还在基韦斯特，他的这位首席助理已安排白宫的木匠缩小总统秘书的办公室，从而隔出一个相邻的小房间来放一张行军床和一把躺椅，作为艾克午饭后休息的地方，这是怀特医生特别建议的。亚当斯指望这位医生也能大力支持总统连任，结果他没有失望。2月14日，在怀特对艾克的最后那份诊断报告中，连总统精力不足的疑虑也得到了排除。总统这次的心脏透视片同其病前几乎相同，这说明自从总统1月恢复正常的工作以来，心脏病并没有恶化现象。怀特说如果总统再次竞选，他肯定会投他一票。

第二天，总统飞往汉弗莱部长在佐治亚州的农场，打打高尔夫球，打打猎，试试自己的力量。他感觉很不错，便决定参加竞选，争取连任。星期二下午4点，总统将这个想法告诉了亚当斯、尼克松、帕森斯和霍尔。2月29日星期三上午10点37分，艾克在印第安人条约室向媒体宣布了这个消息。他说：“如果有人问我是否会再次参加总统竞选，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我一定会参加。”

10点52分，全美各广播网第一次公布了这个消息。这时，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开始听取战后通信改革的宏伟计划，一位证人复述了一长列的统计数据。国会议员们听得打瞌睡，记者们则在纸上涂鸦。只有主席——路易斯安那州的爱德华·赫伯特睁着大眼，精力充沛。他突然敲了一下木槌，喊道：“先生们，总统刚刚宣布再次参加竞选了！”激动过后，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同事问赫伯特怎么会知道，因为没有电话响，没有传进文件，也没有人进入房间。感到羞愧的赫伯特不得不承认，他在听新式小半导体收音机，他把它放在他的外套口袋里，还戴了耳机，装作在用助听器。

当晚，艾克在从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发出的电视广播中告诉6 500万美国人：“今晚，我想到你们的家里，因为我觉得我需要和你们当面谈论自己经过多个星期慎重和虔诚的思索后，下定的决心……我已经决定，如果共和党提名我为候选人，我就接受提名。因此，如果祖国的人民推举我，我将继续担任我现在的职务，为人民效力。我认为我必须让美国人民在这件事情上做决定。”

随后，他和电视顾问罗伯特·蒙哥马利聊天时，一个广播工作人员问他是否要保留他书桌上那个约一英寸高的铜牌，上面写着拉丁格言：“Suaviter in modo, Fortiter in re”，意思是：“待人温和，行动果敢。”总统笑着说：“也许我还是把它藏起来得好，否则会显得我像个书呆子。”

美国鼎鼎大名的书呆子这时也很诙谐幽默。被问及对总统的决定有何看法时，史蒂文森说：“真正让艾森豪威尔再次参加选举的原因是，他无法忍受自己他隐居葛底斯堡而本森出任农业部长。”

1956年盛夏，从拉什莫尔山到西弗吉尼亚州的玉米都长高了。美国似乎——至少暂时是，回到了轻浮的20世纪20年代，大家沉醉于精彩的琐事、热门的音乐、平静的政治、迷人的运动员和对汽车的狂热。通用汽车公司总裁哈洛·柯蒂斯是当年《时代周刊》的年度风云人物。精巧的漫游者牌汽车是当时底特律的一大成功。共和党人不禁开始猜想，美国汽车公司的乔治·罗姆尼会不会成为未来的总统。

艾森豪威尔总统对美国地貌的贡献——州际公路系统开始动工，最终它会成为4.1万英里的新公路网——速度快、岔道少、线路直达的干线。这将是在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公共工程项目，成本预计在330亿 ~410亿美元（但实际成本是760亿美元）。中西部内陆城市将向着新的商业张开怀抱。单说芝加哥和印第安纳州波利斯市之间的车程就从6小时缩短到3小时。公路沿线服务将成为创造亿万美元的产业，客运和货运在这精心设计的混凝土道路上既安全又快速地行驶，穿梭于美国各地。

恰好在1956年，俄勒冈州的吉姆·贝利在一英里赛跑中跑出了3分58秒6的纪录，不到4分钟就跑完一英里，这在美国还是首次。美国人不仅仅是走向新天地，而是迫不及待地要到达那里。那一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按商品和劳务折合，达到4 000亿美元，通货膨胀则完全可以忽略。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值得警惕的地方：24年未变的邮费变了，一级邮件的邮资从3美分涨到4美分，航空信从6美分涨到7美分。

商人们对生产率的增长感到无比自豪，教堂布道和报刊社论则对美国生活的狂乱步伐警惕起来。然而，美国的自杀人数在世界上并不算高，并不像人们普遍误解的那样。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 美国的自杀率为每10万人中有10.8人（男性16.1人，女性4.3人），这低于丹麦（24.1人）、奥地利、瑞士、日本、瑞典、德国、芬兰、法国、英格兰和威尔士。当然，现在美国人更容易得到精神病科的治疗。1956年开始，那些常常紧张不安的高级官员们都可以通过吃氨基甲酸酯类镇静药来让自己得到片刻的安宁，这是一类非常有效的镇静剂，它的商标名“眠而通”更为人所熟知。《时代周刊》将它称为“事事顺利药”。它们的第一大市场是麦迪逊大道和好莱坞。在好莱坞，日落大道和高尔区的药店在窗口上贴着巨大的红色广告：“注意，本店销售眠而通！”米尔顿·伯利说：“我想改名叫眠而通·伯利。”总之，这一年没什么意思。

20世纪40年代那些曾经非常受欢迎的运动员开始进入他们残酷的黄昏时期：乔·迪马乔已经40岁了；弗洛伊德·帕特森成为当时的重量级拳击冠军；乔·路易斯变得臃肿了，动作也慢了，只好勉强在职业摔角界混饭吃；杰克逊·波洛克去世了，接替他的是利伯雷斯，每次出场都是在他那寸步不离的母亲的陪伴下。格雷斯·麦泰留斯和弗朗索瓦丝·萨冈也出现在了观众眼前，但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还有另一位新出名的年轻歌手，他的歌声似乎无处不在，哼唱着“嗨！咯咯咯！耶霍”，要不就是：

阿呜波啪鲁波普！阿罗巴布姆！

图提富鲁提！噢鲁提！

图提富鲁提！噢鲁提！

那年秋天，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猫王）在他的电影处女作《温柔地爱我》中露面。他作为配角在其中唱了4首歌曲，他的音乐融合了摇滚、蓝草和黑人音乐，竟在该影片中最为醒目。之后他整年都在南部和西部巡演，躲避那些骑着赛车歇斯底里追逐他的少女，宣传他的第一张唱片专辑。根据《告示牌》杂志上的排名，这张专辑的销售量一下子跃居第一。像《不要如此残酷》和《伤心旅馆》等单曲唱片，每张的销量都超过百万张。

普雷斯利震惊了那时年轻女孩的父母们。他穿着宽松的上衣、紧身的裤子，易怒的眼睛朦朦胧胧，撅着的嘴唇微微张着，他会抓住麦克风，猫着腰，扭动的臀部撞着吉他晃来晃去。电视制片人不会给他的腰部以下任何镜头。他们说他下流，的确是这样，那也是他魅力的秘诀所在。十几岁的女孩用铅笔刀把他的名字刻在她们的手臂上，年长一点儿的女性就猛送礼物，以此来勾引他。有一次在阿马里洛，一位记者问他是否打算结婚。他回答说：“既然你可以隔着栅栏取到牛奶，为什么还要买奶牛呢 ?”

私下的普雷斯利很直率。不像利伯雷斯，普雷斯利没有伪装自己很有音乐才华。他回忆说，他12岁的时候得到了一把吉他，“我胡乱弹了一两年，却从来没有认真研究它”。在厌倦了开卡车后，他带着吉他来到了一个录音工作室。“我弹吉他的声音听起来像是在敲打桶盖，”他说，“但这个工作室的一位技术师开了一家叫太阳的唱片公司，他说我的声音很不寻常，他稍后可能会跟我联系。”普雷斯利的唱片开始出售，他聘请了一位经理人，他评价说：“普雷斯利的音乐可能听起来不像真正的山地音乐，但他却得到了同样的回应。”

普雷斯利的粗俗使得人们把埃尔维斯读作“佩尔维斯（意思是扭动骨盆）”，这也正是他的魅力所在。他喜欢花几个小时在游乐园玩碰碰车，穿1万美元的镶有金色金属片的外套，还买了一系列色彩斑斓的凯迪拉克车。他格外喜欢自己的头发（已有些少白头），身边有一群肌肉发达的年轻人，既是保镖也是他的玩伴。他住在一个华丽俗艳的被岗亭围绕的地方。如果他晚上想去俱乐部玩，会事先打电话，这样那里就会提前做准备。他像贵族一样，从不带现金在身上。他后来和戴维·沙因一样，也被征入伍。他在德国服役期间，得到了当地媒体的大量关注，被当作美国文化的标志之一。

普雷斯利本人并没有和他在大银幕上饰演的喜剧角色相差太多。正因为如此，他才能成为那个时代的当红人物。在1956年的那种氛围中，悲剧完全没有应有的地位。许多严肃的事件往往被忽略或草草带过。值得深思的一件事是，在1956年7月20日这个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日子之一，报道都以艾森豪威尔终于平衡了预算为标题，却没有谁注意到，按1954年在日内瓦达成的协议，这一天要在越南举行自由选举。由于不能成功进行，那么就会带来越共、内战以及美国的干预，但那时的评论人士才没有空去关注它的影响。

那些吸引人们眼球的大灾难是那样明显又直接，无非就是小报赖以糊口的话题。这真是充满奇闻的一年：纽约劳工问题的专栏作家维克托·里塞尔被人泼硫酸而导致失明。赫苏斯·德加林德兹博士在曼哈顿地铁站附近突然失踪，很可能是被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独裁者拉斐尔·特鲁希略的手下绑架并谋杀了。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帕里斯岛，一个海军陆战队教官带领74名新兵练习潜水时遇到潜流，造成其中6人溺水而亡。联邦调查局在波士顿成功破获了一宗277.5万美元的抢劫案，而匈牙利大叛乱则是由不负责任的自由欧洲电台煽动引起的。

1956年6月，美国研究所的一位编辑菲利斯·布朗小姐在威斯康星州的银行家年会上以有趣的方式调侃了女人天生的脆弱。她说，千万不要告诉女人她不合逻辑，“一般来讲，女人通常一开始就会觉得，自己的直觉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依据”。布朗小姐还建议男士们多称赞女士，而不是男士，并记住女人看待问题永远是从自身出发的。

《时代周刊》转载了这位汤姆大婶的论述，口吻完全是男人式的幽默。《时代周刊》的编辑为了奚落一位自以为很有才华的女人，在另一期杂志里写道：“像被她痛心地划入‘第二性’的姐妹一样，法国的波伏娃宁愿说话也不愿吃饭。”由男性编辑的妇女杂志对待他们的读者也是做出男人高女人一等的姿态。《妇女家庭杂志》的编辑向一位作者解释：“如果我们收到一篇讲述某位女性热衷冒险的文章，你也知道，我们会认为她过于强势，甚至是神经质。”作为女性成就的最好代表，这份杂志介绍了得克萨斯州的一位家庭主妇，她每天早餐后一小时就梳妆打扮好，然后说：“到早上8点半，我最小的孩子上学了，整个屋子都打扫完毕，我也打扮漂亮，有时间就去打打桥牌，参加俱乐部活动，或者待在家里看看书，听听贝多芬，简单自在地打发时间。”

对于那些读到这些的人会发现，有迹象表明，并非这位女士所有的姐妹都满足于桥牌或俱乐部活动。1956年，《麦考尔》杂志发表了一篇天真的名为“出逃的母亲”的文章，结果出乎人们意料，这篇文章受到的关注比该杂志以前任何文章都多。后来《红皮书》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为什么年轻母亲感到被困住”的文章。有这种感觉的年轻母亲们被鼓励参与征文，最终有超过24 000位母亲写下了文章。但认为女人除了做家庭主妇还要立志在其他方面有所成就的说法，还是会被认为是异端邪说而不被大众接受。婚姻仍然是单身女孩们唯一能得到公众认可的归宿，那些有幸步入完美婚姻的女士，也能够成为名人。1956年，那些有名的新娘包括小克利夫顿·丹尼尔夫人（原名玛格丽特·杜鲁门），以及奥黛尔·罗丁——她成了波菲里奥·鲁维罗萨的第5任妻子（之前的4任妻子分别是达妮埃尔·达里厄、多丽丝·杜克、芭芭拉·霍顿和拉斐尔·特鲁希略的女儿）。然而，当年的大奖却颁给了一位来自费城的漂亮女演员，她曾经被服装设计师奥列格·卡西尼和演员让 – 保罗·奥蒙热烈追求过，后来成功钓到欧洲首屈一指的钻石王老五——摩纳哥亲王雷尼尔三世。格蕾丝·凯利究竟是如何做到的，成了美国家庭主妇将衣物装入全自动洗衣机或给丈夫清洗电动剃须刀刀片时思索的问题。凯利的父亲会说：“格蕾丝是在法国的里维埃拉遇见亲王的。她去那儿拍了一部名叫‘捉贼记’的片子——结果看她捉回了什么。”

格蕾丝的父亲是费城的一名承包商，也是政治家，曾在国家赛艇比赛中获得过冠军，因此他自己以前也很抢手。他回忆亲王第一次登门拜访的情形时说：“我原以为他只是待几小时，但他却一直待着不走。”格蕾丝的父亲便开始有了戒备心。（“我通常都不认可她的那些狐朋狗友。”）然后，雷尼尔三世向格蕾丝求婚。这对格蕾丝而言是终身大事，非常重要，这位父亲便让她出去，就他们两个男人谈起来。凯利父亲的这番话，应该被每个有女长成、受到贵族青睐的美国大亨记住。老凯利告诫雷尼尔三世，要注意王族身份的弱点：“我告诉亲王，我们并不在乎王族的身份。我告诉他，我当然希望他不要有某些亲王那样的恶习；我告诉他，如果他那样做了，他就会失去一个非常好的女孩。”凯利夫人将她替女儿写下的回忆录（《我的女儿格蕾丝·凯利的生活和爱情》）卖给了赫斯特报系出版。《芝加哥论坛报》为凯利叫屈：“她是很有教养的女孩，却嫁给了一个赌场的幕后老板。”这完全是在暗示摩纳哥的蒙特卡罗大赌场。亚里士多德·奥纳西斯却是蒙特卡罗大赌场的实际拥有者，只要格蕾丝能为她的丈夫添加一位继承人，他就可以继续不向法国政府缴税，因此欢呼着说 :“我要高兴坏了！”之后，他向摩纳哥红十字会捐献了100万法郎。

格蕾丝和雷尼尔的婚礼是米高梅电影公司新闻人的梦想，其中一个原因是米高梅电影公司的宣传部门曾经参与其中。4月12日，美国出口公司的“宪法”号船开到法国海岸，把格蕾丝送上了亲王的“青年二号”白色游艇的甲板上，陪她参加婚礼是80位客人、24位专栏作家、4只大箱子、20个帽盒，36件其他行李和新娘的黑色法国卷毛狗奥利弗。头顶上的奥纳西斯的私人飞机队向游艇洒下红色和白色的康乃馨。海岸边传来一片喧嚣热闹的声音：电喇叭声、警报器声、火炮声、21响礼炮声。码头上黑压压一片，是来自世界各地的1 500名新闻记者，比上一年去日内瓦首脑会议的记者还多。上岸时，格蕾丝优雅地走在雷尼尔的身旁，并肩坐上绿色克莱斯勒皇家牌轿车，这时雷尼尔发现50名摄影师挡住了他们前进的道路。似乎所有人都来到了摩纳哥，除了这一对夫妇最想见到的人——欧洲皇室的长辈们。伊丽莎白二世拒绝出席，欧洲其他皇室成员也都不出席。英国派来了一位低级外交官，温斯顿·丘吉尔恰巧在摩纳哥，气愤地喊道：“我不是来见像凯利这般俗人的。”

如果说伊丽莎白二世担心被世界各类报纸炒作，其他名人则一点儿都不在意。艾森豪威尔总统派酒店大亨康拉德·希尔顿作为代表参加了婚礼；阿加汗和夫人一起出席了婚礼；萨默塞特·毛姆带着蒙特卡罗的文学界队伍出席；已经肥胖而痴傻的埃及前国王法鲁克，摇摇晃晃地爬着圣尼古拉斯大教堂中央的楼梯。这可急坏了婚礼主办人，这是专门为新郎新娘准备的。于是法鲁克被请到了旁边，主角们走了上来。格蕾丝应了一声：“Je veux”（我愿意），便拥有了数个封号：2个公主封号、4个公爵夫人封号、9个男爵夫人封号、8个伯爵夫人封号、4个侯爵夫人封号和1个子爵夫人封号。她的结婚礼物中，仅钻石就价值25万美元。在婚礼上被偷走的东西价值15万美元，但对于婚礼主办人奥纳西斯而言，这一切都是值得的。8月，雷尼尔透露妻子怀孕了。摩纳哥为庆祝这一喜事，燃放烟花，张贴公告，点起篝火，人们在街上载歌载舞。《纽约每日镜报》终于用上了准备将近一年的新闻标题：摩纳哥天气预报，2月将有小雨（暗示小雷尼尔出生）。

谈到法鲁克，他带着他收集的色情文学逃离开罗已经4年了，埃及已经成为军事集团的据点。1956年6月，中校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以军政府领袖的身份出现。杜勒斯自以为他能掌控纳赛尔，便决定给他一个教训。结果引起了一场短暂的战争，讽刺的是，这有力地推动了艾森豪威尔竞选连任总统。

纳赛尔在冷战中保持中立，自然让杜勒斯讨厌。美国一直试图让埃及加入它的西方阵营。为了实现这个想法，华盛顿已经在前一年的冬天告诉开罗，它将贷款5 600万美元给埃及，用以建立埃及尼罗河上跨度3英里的阿斯旺水坝。但纳赛尔不领情，他认同中国，试图打破巴格达条约，宣布计划访问莫斯科，以价值两亿美元的棉花兑换捷克斯洛伐克[5]军火。于是，7月19日，杜勒斯公开取消了美国的这项贷款。国务院中东处的外交人员警告说，纳赛尔可能会通过夺取苏伊士运河作为报复。他果然这样做了。他对外宣称：“我要看着美国人说，让你们气死！”还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意愿修大坝。苏伊士运河的年收入将达1亿美元，我们为什么不自己赚呢？”接着又说： “我们必须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自己的劳动、我们自己的资金。必须由埃及人来掌管！埃及人！埃及人！”

这次受挫带来的影响并没有伤害美国，而是伤害了英法两国。在华盛顿的反殖民主义者的强烈要求下，英国于6月撤回了他们在苏伊士运河最后一批部队。而此时，纳赛尔切断了英法两国工业的主要石油来源。每天有150万桶原油通过运河，其中120万桶是运去西欧的。欧洲大陆供暖和生产所需燃料的2/3是通过苏伊士运河运输的，其他1/3则通过陆路的管道运输，而这很容易遭到阿拉伯人的破坏。因此，伦敦和巴黎将遇到真正的危机。这对迪斯雷利这般能人来讲也是很大的考验，况且唐宁街10号主人也不是迪斯雷利。他是丘吉尔手下得意的外交官安东尼·艾登爵士，而他现在正处于困境当中。对他来说，做首相有点儿不堪重负。他每晚辗转反侧，睡眠不足5小时，只能依赖安非他命药片。多年后，医学家发现安非他命可以让人失去良好的判断力，而在1956年，这在他身上得以验证。

艾登和法国总理居伊·摩勒指责杜勒斯使他们陷入困境，因此对华盛顿不予理睬。他们决定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具体来说就是按戴维·本 – 古里安主张的方式行动。对这位以色列总理而言，这似乎是跟讨厌的埃及人算账的完美时机：苏联正忙于处理与匈牙利日益严峻的危机；美国正处于大选的白热化阶段；英法两国正处于对纳赛尔的行为的愤怒当中，都想打一仗。本 – 古里安提醒他们，某些情况下，英法联军可以披着合法的外衣征战中东。按1950年的三方宣言规定：如果埃及和以色列之间发生战争，英法两国可以重新占领苏伊士运河。本 – 古里安说，他将很乐意提供相关借口，于是艾登和摩勒完全赞同，大计遂定。

10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中央情报局收到令人不安的消息：以色列正在军事动员，超过10万名以色列士兵已经在埃及边界就位，坦克也准备好西进。英法两国的外交部却陷入沉默。华盛顿仍然对英法此次行为的正确性持怀疑态度，因为它们一贯都有喜欢找借口推脱的作风。尽管如此，华盛顿也很难相信它们会私下同耶路撒冷密谋。10月28日星期日，在沃尔特·里德医院准备体检的艾森豪威尔拒绝这个想法。他一边在医院的走廊上来回踱步等待检查，一边起草给本 – 古里安的信件，他苦笑着说：“以色列和钡餐结合得相当巧妙啊。”

以色列果真在第二天发起了攻击。华盛顿时间下午3点，电传打字机嘟嘟嘟地打出第一则公告：以色列军队入侵埃及领土。艾登和摩勒现在有了借口。他们故作姿态，向耶路撒冷和开罗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双方放下武器。艾登在下议院宣布：“我们已经要求埃及政府同意英法联合军队暂时占据关键据点。”如果他们拒绝这个建议，他说，英法联军“将以必要的军事力量”干预苏伊士运河。

此时，艾森豪威尔已经离开了医院，赶去南部参加总统竞选。现在又赶回了华盛顿。星期一晚上7点，华盛顿沉浸在黄昏中，他的豪华轿车从白宫的西南大门开进。在同亚当斯、雷德福和杜勒斯兄弟商议后，他授权哈格蒂声明：“在会议中，总统回顾了美国本届和上届政府都曾承诺要援助遭到侵略的中东国家。我们将履行我们的承诺。”

星期三，驻塞浦路斯的英国轰炸机袭击了埃及机场。艾克说： “我完全猜不透这些人是怎么想的。这是我见过所谓有头脑的人做过的最糟糕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能对弱者实行一种法律，对我们的盟友实行另一种法律”。在星期三的广播中，他也告诉了美国人民这些。英法两国都将这一切归罪于杜勒斯，简直气疯了。艾登公开表示他将拒绝联合国的任何停火协议。星期六，疲惫的杜勒斯心烦意乱，彻底崩溃了。他的胃溃疡已经恶化成胃穿孔，被送进了沃尔特·里德医院，并立刻做了两个半小时的手术。那个周末，战争对整个世界来说，似乎都近在咫尺。星期日，白宫获悉英法部队在塞浦路斯登船，准备入侵苏伊士运河。星期一早上，英国伞兵开始在运河北端着陆。那天晚上，布尔加宁警告艾登、摩勒和本 – 古里安，他们的部队必须立即撤出，否则就会成为装载原子弹头的红色导弹的攻击目标。同时，布尔加宁向艾森豪威尔提出，应由苏联与美国结盟以阻止这场侵略。艾克非常愤怒。他向一位助手说道：“那些英国人，他们还是我的右臂吗！”他告诉布尔加宁，苏联和美国联合干预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并指责这位苏联总理说，红军“这时正残酷镇压匈牙利人民的基本人权”，苏联的建议不过是企图分散人们对匈牙利事件的注意。

这可不仅仅是冷战的论调。艾克是正确的：那个星期，苏联也的确犯有暴行。之后，共产党人依然记得苏伊士问题，西方人也对匈牙利事件念念不忘，事实上两件事情同样恶劣。星期三，英国皇家空军首次突袭运河区的那一天，布达佩斯的反苏暴乱分子选举出了匈牙利总理伊姆雷·纳吉。星期六，整个国家都开始暴动，纳吉宣布不承认使匈牙利成为苏联卫星国的《华沙条约》。苏联军队撤离布达佩斯，然后重新集结，粉碎了暴动。布达佩斯的街上都是遇害者的遗体，红衣主教约瑟夫·明雷蒂躲在被围困的美国大使馆中避难。匈牙利驻联合国代表团向联合国请求干预。洛奇提出了一个可以解决该问题的办法，苏联予以否决。艾森豪威尔从互助安全基金中拨款，为匈牙利提供了价值2 000万美元的食品和药品，又下令允许21 500名匈牙利难民进入美国避难，命令他的手下由政府安置这些难民，为他们提供工作。与此同时，他向布尔加宁发出抗议。苏联总理冷冷地回答说： “苏联和匈牙利不需要外人的帮助，可以解决自己的分歧。”

1956年11月6日星期二上午，法国步兵占领了苏伊士运河的东边，苏联军队抓住了纳吉，联合国大会谴责苏联入侵。当天，61 616 938名美国人参加了总统选举。每个人的心中都惦记着战争，而全美最出色的将军也在候选人名单上。不可避免地，选民们会将这两者结合起来考虑。他们这样做恐怕是对的。当然，艾克在这可怕的一星期里仍然处变不惊。当亚当斯正和总统待在椭圆形办公室时，艾登的电话来了。艾森豪威尔亲切地说：“哦，安东尼，你好吗？”

亚当斯事后严肃地说，这的确是一个问题：“在当时的我看来，这个问题有一个很长、很复杂的答案。”

这种事件之后，总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政治上一边倒的情况，这一次也不例外。如果纳赛尔不动苏伊士运河，匈牙利也一直屈从于苏联，艾森豪威尔肯定也会连任成功。没有哪个民主党的候选人可以将他赶出办公室，对那些喜欢放马后炮的人而言，像史蒂文森那样聪明的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倒很是奇怪。盖洛普民意测验的数据显示，10个美国人里有7个是信任总统的。在他第一个任期内，他已经完成了很多4年前看来还遥不可及的事。朝鲜战争得以结束，没有带来经济萧条；麦卡锡被击败；布里克修正案已经被搁置，这本是一个完全解决不了的问题；诺兰在参议院已被孤立；共和党现在都认可联合国事务；除了斯泰尔斯·布里奇斯，没有哪个稳在其位的共和党人主张入侵中国或者对苏联来一场预防性战争。此外，艾克在美国国内许多问题的管理，都显示出他是一位比看上去更有智慧的政治家。他的联邦公路修建项目超出了工程兴办署的预算；通货膨胀已经停止；劳动力收入占国民收入份额越来越大；社会保险事业得以扩展；政府已建立健全的反托拉斯程序；而其土地银行由于为农业做了好事，民主党已不能再用这个大做文章了。

总统还有其他优势之处，虽不那么具体，却很真实，可以在竞选中助他一臂之力。他的性格就是殷实的政治资本。约瑟夫·艾尔索普写道：“艾森豪威尔的最伟大的贡献，就是带我们回到真正意义上的美国风格——他在最艰难的情况下以身作则，为我们设立了这种榜样。”理查德·罗维尔也总结说：“当艾森豪威尔代表美国发言时，总的来说……他算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值得人尊重的少数几任美国前辈总统当之无愧的继承者。”

当然，这样的描述并不全面。如果只是以上几点，民主党人就不会那么拼命地去争取提名了。对他们而言，艾森豪威尔政府是非常脆弱的。到目前为止，共和党成为大企业家的党派。共和党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斗争仍在继续，一片混乱。杜勒斯在国外的表演已经不那么成功，中东的混乱局面也证明了这一点。除了这些，还有三个压倒一切的主要问题：现任总统的健康状况、副总统尼克松，以及民主党候选人的口才与魅力。

希望艾森豪威尔能够长寿并不太现实。如果再次当选，他任满前就将年满70岁了。仅仅一年前，他突发了心脏病，而他自己也曾表示，美国总统是世界上最累的职业。此外，比起他的心脏，他还有更大的问题。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前的两个多月，他又发了新的病，从白宫被救护车接走，在手术台上忍受了两个小时的折磨。

起初，这次发病就像是丹佛市那次的重演。6月9日凌晨，住在康涅狄格大道的斯奈德医生接到心急火燎的艾森豪威尔夫人的电话。原来总统正在床上辗转反侧，说是胃疼。她应该怎么处理？服氧化镁乳液已经无效了。斯奈德立刻赶到白宫。早餐后，哈格蒂发表了简短的声明：“总统胃痛兼头痛。从今天早上起，斯奈德医生就和他在一起。这一次，总统的心脏没有问题。”但这远不能让人安心。上次在丹佛时，一开始也报道说是“消化不良”。后来发出的第二个声明更具体了：“总统患上肠炎（小肠部分有轻微炎症）。”作为“预防措施”，总统被送往沃尔特·里德医院。

对哈格蒂而言，这是糟糕的一天。他一直告诉记者，肠炎看起来来势汹汹，但实际并没有那样严重。救护车离开了白宫，一队拉着警报的摩托车在前面开路。保罗·达德利·怀特也出现了。（他说：“他们让我随时待命，以防有情况发生。”）另一位专家被南卡罗来纳州的警察半路截住，匆忙上了一架喷气式教练飞机赶往医院，在那里已经有十几个外科医生在检查总统的消化系统。手术是必要的了，否则可能会导致肠坏疽，但哈格蒂是正确的，这并没有什么好怕的。后来有人询问主治的外科医生伦纳德·希顿，是否认为艾克应当放弃竞选连任时，他说：“我当然不这么认为。”当被问到总统的寿命时，斯奈德说：“我们认为这次手术对他的长寿有百利而无一害。”医生都估计4~6个星期后，总统就可以回去办公了。因此，全美各大报纸的头条新闻都写道：医生认为艾克可以参选连任。

史蒂文森的传记作者肯尼思·戴维斯后来认为，艾森豪威尔虚弱的身体“绝不会妨碍他在竞选中争取连任，甚至可能成为他的政治资本。他穿过死亡的幽谷，成为人民心目中更伟大的英雄，比以往更受人们爱戴”。戴维斯认为，这应当归因于艾克的个人品格，“归功于对国家主导情绪的完美表达，以及他个人博得的爱戴”。民主党人意识到艾森豪威尔的吸引力，因此对他格外小心。

尼克松则是另一回事。在野党的领导层看到他重新考虑并决定再次参选总统，在一旁幸灾乐祸。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美国所有人民都不看好这位副总统，所以便开始针对他。史蒂文森认为这位副总统“狡猾”、“鲁莽”、“欠缺经验”、“戴着面具做人”等。11月5日，史蒂文森在明尼阿波利斯告诉他的听众，尼克松“已经收起了他的弹簧匕首，扮成一副高级童子军的模样”。他提醒大家说，这位副总统最近宣布中东不会发生战争。史蒂文森像许多其他民主党人一样，认为尼克松继任总统将是一场灾难。

尼克松可以不顾反对党的意见，他也的确做到了。然而，他自己所在的共和党对他的批评更为激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反尼克松运动”的共和党领袖竟是被尼克松奉为政治偶像的哈罗德·史塔生。

史塔生相信如果这场运动成功，总统也不会难过，这个说法也不是没有道理。艾克曾对一位顾问表示，他对尼克松的为人持怀疑态度，然后说：“嗯，事实是，我已经关注迪克很长一段时间了，他完全没有什么进步。所以我还真的不能相信他是总统的可造之才。”

此时，共和党党内基层开始插手此事。共和党的选民一直都支持尼克松，现在终于表明了他们的立场。在新罕布什尔州和俄勒冈州的初选中，52 202人将尼克松的名字写在了艾克的名字下面。这让尼克松印象深刻，对史塔生则不然。4月26日，副总统请求总统接见，并说他很荣幸能再次参选。艾森豪威尔打电话叫来了哈格蒂，后者进来时正看到这两个1952年的竞选搭档相视而笑。根据哈格蒂的回忆，总统说：“吉姆，迪克刚告诉我，他已经下定决心再次和我一起竞选了。”亚当斯和帕森斯也进来了，听到了总统的话。然后艾克对哈格蒂说：“对于这个消息，你觉得我们应该做些什么？”这位新闻秘书建议尼克松现在就去向白宫记者团宣布。艾森豪威尔点点头，说： “吉姆，你跟他去，等他宣布完毕，你就说我很高兴听到副总统告诉我这个消息。”

这是1956年严肃的反尼克松运动的结束，也是哈罗德·史塔生政治职业生涯的结束。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他的论证只说服了一位代表——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特里·卡朋特，他性格古怪，被认为和20世纪30年代的库格林、汤森是一类人。在各州提名时，卡朋特为了表示对尼克松的不满，竟在副总统栏下胡写了一个“乔·史密斯”的名字并投票给他，从而成了旧金山选举中最难忘的时刻之一。

4年前，史蒂文森曾以自己在失败中表现出的尊严和优雅赢得了评论者的赞赏。这是他第二次失败，人们对他的表现已经有了过高的期待。果然，他最终没有做到再次打动人，也让第一次的辉煌黯然失色。因为念念不忘1952年胜利时用的战术，这位民主党派的旗手终于输在了媒体操控者的致命诱惑上。他让自己卷入了比较“新”史蒂文森和“旧”史蒂文森优劣的讨论中，似乎真有两个他似的。此外，在他的周围也传出很多无聊的闲言碎语，损害了他的形象。

后来，一名资深民主党人告诉埃米特·约翰·休斯：“1956年的竞选古怪又特别。这几乎别具一格，因为几乎没人记得你们做错了什么，也几乎想不起我们做对了什么。”最糟糕的是，杜鲁门在退出政治舞台之后再次出现。他试图为埃夫里尔·哈里曼保住纽约州州长的提名，竟把史蒂文森拉向一场为政治生存进行的无聊党内斗争。当他发现他不能操控代表大会时，便一心要毁了史蒂文森的希望。在极度愤怒之下，这位前总统给予共和党意想不到的弹药。他将史蒂文森称为“保守分子”，说他做事“犹豫不决”，缺乏“现阶段我们胜利所需的那种战斗精神”。

史蒂文森还遇到了其他障碍。他本应该是与艾森豪威尔较量，而不是杜鲁门和尼克松，但艾森豪威尔总统已经在竞争中采取了超然的姿态。像罗斯福总统一样，他不会让他的对手与他短兵相接。除了专注于不断深化的外部危机，他沉着地打着共和党平和的竞选口号——“和平、发展、繁荣”。同时，尼克松找到了成为他后来最常用的政治谋略：面对选择，他会选择一个大家普遍赞同的办法，同时坚持认为这是较为艰难的那个选择。他说，要像史蒂文森那样赞同结束氢弹试验很“容易”。接下来，这位副总统声音颤抖着说，他的良心迫使他无视公众意见而呼吁继续试验。事实上，此时是史蒂文森在走那条更艰难的路。在那个时候，要求制造更大、更强的炸弹的人，根本不会丢几张选票。尼克松一箭双雕，既赢得了广大民众的心，又赢得了作风大胆的美誉。

史蒂文森阵营的专业人士提醒他说，核试验问题会使民主党的大多数人不满，尤其是在小种族区域和蓝领社区。这一点他知道，但他决定投身向前，坚持说他所说的都是该说的，这才是真正有政治勇气的人。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倒是可以看到这位1952年的候选人的勇敢形象。当年他信心十足，现在依然是这样。他的不足之处在于他不够精明圆滑，虽然精明圆滑只是微不足道的品德，但也是政治领袖必需的。

艾森豪威尔关于核试验的论点，一是必须改进原子弹才可以使美国在“讨价还价”时，从“弱势变为强势”；二是“赢得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唯一方法就是防止它发生”。在外行听来，这些论点很有说服力。时间会证明史蒂文森是正确的，但选举不是靠这样的道德取胜的。1956年，冷战仍然是可怕的现实。史蒂文森错误地判断了它的影响力，而且不仅是对核试验问题的影响力。在一次演讲中，他宣称现在是时候对美国国防采取“新看法”，并且考虑“结束征兵”了。很多人提出抗议，他便又拿出防守的态度，这对于挑战者来说，当然是不应该的。

11月到来的时候，史蒂文森的竞选已经快要支持不住了。他已疲惫不堪、无心思考，在选举前夕的电视广播中，还因说话不当而被责骂。他说，无论这样说有多不中听，“我必须坦率地说，所有的科学证据、所有的历史和经验的教训，都表明明天共和党的胜利将意味着尼克松可能在未来的4年成为国家的总统”。这的确是真的，但在全国广播里说这样的话，就另当别论了。这动摇了史蒂文森的追随者，也结束了这场向另一派勇敢挑战的不愉快的斗争。

艾森豪威尔在第二次竞选中的领先优势令人咋舌。他赢得了457张选举人票，而史蒂文森只有72票，这意味着艾克取得了近1 000万票的领先优势。这是25年来，黑人第一次投了共和党的票。总统赢得了非工会会员劳工的2/3选票，以及工会会员的45%的选票。他包揽了所有新郊区的选票。他胜出的票数总数超过对方达16%之多，只比1928年胡佛获胜时的票数少2%。

这一次，艾森豪威尔在华盛顿的谢拉顿公园总统住所里举行了庆功宴。晚上9点，所有悬念尘埃落定。舍曼·亚当斯坐在地板上，兴高采烈地盯着一个小电视：杰里·帕森斯用他亚拉巴马州人的口音喊道：“我希望你们所有人都知道，美国南部联盟的策源地，亚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市，刚刚投票给了共和党人，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啊！”艾克带头欢呼，对休斯说：“还要看看密歇根州和明尼苏达州的情况。你还记得纳尔逊的故事吗？在临死之时，他环顾四周，问道：‘他们还有留下的吗？’我想这就是我现在的状态。当我参战时，总想赢得一切……有六七个州是我们无能为力的。但我任何一个州都不想失掉，跟纳尔逊一样，不想有任何一个‘留下’。这就是我现在的感受。”

总之，这是一次乏味的选举。然而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还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那就是史蒂文森拒绝选择他的竞选伙伴，宣布让代表们做出选择。在随后的混乱中，美国的未来已经可以略知一二了。

参加竞选的是艾斯蒂斯·凯弗维尔、艾伯特·戈尔、罗伯特·瓦格纳、约翰·F·肯尼迪和休伯特·汉弗莱（他是来到芝加哥前唯一公开宣称要竞选副总统的候选人）。最终，凯弗维尔赢得了胜利，但是差一点儿就打败他的肯尼迪似乎给观众留下了更为深刻的印象。参议员林登·约翰逊为肯尼迪激动地喊出“得克萨斯州自豪地将选票投给这位挂过彩的勇敢的水兵”的时候，肯尼迪得到提名似乎已胜券在握，但在那一刻，密苏里州本要投给戈尔的选票投向了凯弗维尔。第二天，《纽约先驱论坛报》关于选举的报道开篇就是“著名的”肯尼迪“今天没有了好运”。实际上，在副总统提名中失败是肯尼迪一生中最为幸运的事情。他在演讲台上简洁而风度翩翩的讲话，以及他动人的举止让他获得了一大批支持者。现在，全国人民都知道了肯尼迪。正如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指出的：“肯尼迪在胜利近在咫尺之时突然遭遇失败，给人们留下了一个干净利落的年轻人的印象。他先尽力求胜，又微笑着接受失败，这一切都让全美国人为之折服。”

这只是其中一半原因。另一半是由于他最终并未成为候选人，随后民主党的失败便不能归咎于他，或者更具体地说，不能归咎于他的天主教信仰。自1928年胡佛打败阿尔·史密斯以来，天主教信仰就被视为决定性的政治障碍。选举过后不久，有人对肯尼迪说，到1960年选举时，他将会轻松获得副总统提名。“我不会再竞选副总统了，”他干脆地说，“我下次会竞选总统。”

[1] 吉姆·克罗：原文美国剧作家T·D·赖斯所创作剧目中的一个黑人角色名字，后被引用以表达贬抑黑人、对黑人实施种族隔离政策等。——编者注

[2] 草案：1954年9月8日签订的《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编者注

[3] 假设一群苏联摄影师本来在苏联的飞机里，当美国的摄影师乘着苏联的飞机飞过苏联上空时，这些苏联摄影师就会被转移到美国的飞机上。艾森豪威尔并没有解释清楚这件事，但也没人问他。也许即使是欢欣鼓舞的欧洲人也觉得“开放天空”实在是太像作秀了。

[4] 在西方，13是个不吉利的数字。——编者注

[5] 1993年1月1日，捷克斯洛伐克和平分裂为捷克和斯洛伐克。——编者注

第二十三章 追逐幸福

从1953年朝鲜停战到1957年秋的这段时间被称为“艾森豪威尔的假寐期”。当时美国人认为自己技术超群、所向披靡。然而，令他们沮丧的是，他们发现苏联的火箭技术早已偷偷地超越了他们。在这之后，美国人再不复此前自信。美国计划投资上千亿美元疯狂探索星空，以夺回美国科技的领先地位。然而，年复一年，地球上令人沮丧的发展使美国人遭到了新一轮的自尊侵蚀。对那些珍视1953~1957年短暂休整的人而言，那是一个单纯的黄金时代，如同失去的纯真童年般那样让人哀悼和怀念。

这段假寐期虽不很辉煌，但也不像美国知识分子描述的那样虚无。在知识界看来，这是沉闷无味、骄傲自满、物欲横流、追求享受的年代，大众社会分崩离析、随波逐流、毫无个性、道德败坏，整个社会笼罩在无聊厌烦和恶俗的氛围当中。在那个浮游无根的时代，小城镇的旅馆被41 000家汽车旅馆取代。还有更多意想不到之处，比如你只需要花25美分就可以躺在一张能够刺激性欲的床上。梦想破灭的美国，其宗教态度已经堕落到了打电话听祷告的地步，《现代电影》杂志连载了“明星如何找到信仰”系列。还有预先包装好的60秒解决所有精神困扰的锦囊。照此看来，20世纪50年代中期没有任何值得赞扬之处。在这期间，身份的标志就是高级职员专用厕所的钥匙，男子气概要靠加入“美身牌刮脸香水俱乐部”来体现，民主就是给有钱人投票，排场就是用松木装饰房间，经济标志则是“阁下应该购车”。

那时有很多小玩意儿。技术变命对美国人有着前所未有的巨大魅力。人们好奇地谈论着晶体管，说着这些还没有他们的鞋带头大的锗片和硅片，它们既可以被用在像国会议员赫伯特的小收音机上，又可以给助听器供电（这种助听器小到可以装在眼镜架上），还能为战斗机减轻1 500磅。这些小玩意儿用处大着呢！只有苦行僧一般的人才会鄙视席梦思公司促销的国王型和女王型甜梦牌床垫。虽然看到汽车旅馆坐便器的座圈上盖着写有“为了保护你的健康，本座圈已消毒”的纸条时人们会觉得很荒谬，但洁癖还是比不讲卫生要好。洛斯阿拉莫斯等国家实验室外，技术人员们正在致力研究如何使人们的生活更加舒适，还是让人高兴的。

虽然新发明本身没有错，但数目之多真是令人眼花缭乱，比较突出的有：中央吸尘器、乙烯基塑料地板、按键式电话、立体声调频收音机、洗衣烘干一体机、汽车自动变速装置、开车入场商店、带空调的公共汽车、电热毯、电动地板打光器、电动卷笔刀、电动开罐器和电动地板打蜡机。这些发明一个接一个地出现，逐渐成为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日用品。渐渐地，这些更实用的新产品一点儿一点儿地改变了日常生活。20世纪50年代中期，“摇摆世代”意识到，生活中数不清的方面都变得更容易、更安逸、更方便、更有趣了，换句话说，更宜居了。几乎同时，他们想起了“大萧条”。带着敬畏和恐惧之情，他们意识到：那已经永远离他们而去了。

“大萧条”的确已经离他们而去了，到处都是日渐富裕的迹象。自然资源、“二战”后的全球政治变化、人口情况、西欧经济的变化以及美国人的工作热情，都是造就繁荣的原因。美国制造了世界上一半的商品。战后，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一番（20世纪70年代初期，又再翻了一番）。美国的海外投资从120亿美元增加到800亿美元。单是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预算规模就已经达到了波兰全国的预算规模。

这一切的结果是，美国的生活水平提高到了让世界其他国家无法理解的高度。几乎60%美国家庭报告的工资收入都达到了中级资产阶级水平。自20世纪40年代后期以来，家庭平均收入已从3 083美元上升至5 657美元，即使考虑到通货膨胀，也意味着上升了48%。按照阿道夫·伯利的说法，美国正处于“疾驰的资本主义”阶段。无产阶级正在转变。流水线上的工人和他们的妻子都可以开着昂贵的新汽车，还投资股票。1954年5月的《财富》杂志指出：“是改变美国中产阶级消费者旧形象的时候了。他们不是，而且几年前就已经不是小房东或药店老板了。如果说到最典型的形象，最合适的也许就是底特律的车工。”

“大萧条”时期的幸存者还没有来得及感受新繁荣，就开始变得与时代格格不入了。经济繁荣是这些人年轻时以为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他们的消费本能胆小保守。如果他们总共有100美元，他们会把它全部存起来。然而，节俭突然变得不合时宜。在“二战”后成年的美国人不了解那些拮据的岁月，他们会花光现有的和未来将得到的每一分钱。“大手大脚”成了恭维话。这些挥霍无度的人像1929年的投机者一样依靠赊欠过日子，但他们买的不是股票，而是消费品。对于他们来说，生活靠的就是分期付款。1952~1956年，美国消费者的债务从274亿美元增至425亿美元，增长了55%。分期付款信贷增长了63%，此数据在汽车行业几乎增长了100%。虽然这是繁荣时期，个人可支配收入却仅仅增加了21%。新一代美国人把自己抵押给了未来，却显然还过得很享受。谈起“债务整顿”和周转性信贷计划，他们很不以为意。这种形势下，诞生了一种新兴职业——债务顾问，他们的职责就是为这些人处理信贷和还款出谋划策。

即使是那些生活在新郊区的高新家庭，也几乎没有存款。在长岛的莱维敦和伊利诺伊州的帕克福雷斯特地区，储户的平均银行存款为300美元。年轻夫妇习惯于按月扣所得税和一次性的抵押贷款，因此对利率的高低毫不关心。他们在分期付款购买物品时，只关注每月需要支付多少钱。他们将生活保障寄托于银行贷款的圈套、附有特定付款和债务条件的优惠券上，而银行自然乐意效劳。威廉·怀特说，银行提供的是“储蓄之处”，而不是推广“储蓄的理念”。

错愕的父母们称这些年轻人为“蝗虫”，他们的哥哥姐姐们也很惊讶。常常听见30多岁的夫妻讨论那些20多岁的夫妻：“我们在他们那个年纪时，做梦也不会想到要欠债。”但在过去，美国人并没有医疗保险和广泛的社会保障机制提供保障。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现在的年轻人总会弄到贷款以渡过难关。这显然违背了严格的个人主义信条——马克思·韦伯所说的新教徒道德，但身处社会发展阶段的享乐主义年轻人明确指出，正是个人主义引起了“大萧条”。人们发现，在广告中，新教徒道德的有些用语渐减少，如“强迫”、“强制”、“向上”和“控制”等已经显得不合时宜了。年轻人争辩说，消费不仅可以带来乐趣，也是更明智的选择，有些人认为这样也更爱国。一个广播电台录制了一首五声合唱曲，结尾是“买买买，今天需要什么就买什么”，每天都要反复播放70次。

即使你买的是你并不需要的东西，你至少促进了经济繁荣。任何与潮流不符的路线都会令人感到惊悚。纽约一家报社报道说，“节俭之风的兴起”将“影响政府”。麦迪逊大道援引塞缪尔·巴特勒的话：“所有的进步都基于每一个人都希望过上超出他收入水平的生活。”沃尔特·汤普森广告公司的研究人员居然向人们引用出自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名言：“难道不是有朝一日能够尽情购物和享受奢侈品的强烈欲望推动着劳动和产业吗……如果没有这样的刺激，人们的天性会让他们逐渐变得懒惰，而奢侈难道不会使消费市场出现供大于求的局面吗？”（引用这句话时，广告公司说：“这看起来才是成熟的思想，修正了他早期关于节俭之风的广为人知的论述。”）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坚持认为客户主宰一切的说法毫无意义。需求是被操控的，认同是被设计的，公众生活在有组织的欺诈之中。这就是消费者，了解它对于理解新经济进化的重要性，就如同了解杜勒斯，才能理解美国外交政策。在郊区的住宅区，这被称为“美好的生活”。这意味着其满足了人们的贪欲——跃层的住宅、双车库里停着两辆车，以及游艇、海景房，东西坏了或过时了就添加更多的新物品（这完全得益于发明“过时”的奇才们）。在朦胧的未来，受过大学教育的孩子们也将开始重复这样的过程。但这种繁荣的心理不仅仅限于郊区居民，也包括正在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群体。这是必然的，因为批量生产需要大规模的消费来保证。处于较为底层的美国人收入较低（年收入在4 800~5 200美元）无法搬到帕克斯雷斯特、帕克默希德和德雷克赛尔清溪这些地方去，便常常购买其他相关产品，特别是那些电视广告上宣传的啤酒、牙膏、止痛药、洗发露、配好的蛋糕料、轻泻剂、洗涤剂、剃须刀、润肤露、香烟，以及对大多数家庭来讲的大笔开支——购买新汽车。在商品的大肆宣传中，观众们被不断地推到广告品牌的浪潮中，不断购买新商品，资金不足就向可靠的信贷公司借款，以获得那被胡乱吹嘘的美好生活，否则就有失去这珍贵的一切的危险，以及脱离群众的危险。

20世纪50世纪中期，对消费者欺诈和操纵的概念已然不新鲜，但人们开始普遍意识到这种现象是基于这个时期对消费者消费驱动力的研究，而这种驱动力正变得越来越复杂。其诱人性遍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广告界那些善用花招的人之大言不惭，有时让人惊讶不已。他们为建立在肥皂的香味、泡沫的结构和纺织物的洁白度上的帝国自豪不已。他们自吹自擂（用他们的调查和销售数据来支撑），说从俄勒冈州到科德角的抽烟者全都改抽万宝路牌香烟；人们扔掉了普通短裤改穿纺织机之果牌的骑师式短裤；人们向信贷公司借钱，以便他们的妻儿可以肯定地回答那个有名的问题 —— 菲利普·怀利说，这个问题被植入了所有针对美国女性的广告中：“太太，你够条件吗？”

斯佩克托尔斯基谈到这些有创意的广告员时，说：

上帝保佑我们，这些人创立风格，制造时尚，宣扬美国其他人民的梦想。无论他们做什么，几星期或几个月之后，在森林湖和圣巴巴拉市以及交通干道区的同行都会进行类似的活动。通过像 Vogue 杂志上的专栏“人们正在谈论……”这样的渠道，他们规定的一切常常在贝弗利山、格罗斯角和塞威克利等地方流传和谈论。他们告诉我们买什么，我们向上帝发誓，就买什么。

斯佩克托尔斯基开始着迷于这些生意经。其他人却有自己的意见，说这是故意鼓励非理性行为和冲动购物，是对别人隐私的侵犯；说人们成为受害者，激发人们的欲望是奴役的一种形式。评论家认为，他们可以在艾森豪威尔引领的美国繁荣的表面现象下，察觉到深刻的动乱征兆。酗酒和服用镇静剂成瘾的人数的数据令人担忧。1957年毒品的销售量是战争结束时的8倍。商店的盗窃案件也大为增加。在伊利诺伊州的一个社区里，商店的扒手并不是如人们想的那样贫困潦倒。警察局局长说，她们是家庭主妇，老公是年薪8 000美元的中层管理者。她们每星期都做礼拜，活跃在小学家长会中，参加桥牌俱乐部以及每星期消费50美元。

加尔布雷思困惑于社会的双重标准，他说：“从给定的原材料中增加产量的任何行为都是好的，也是重要的；而任何抑制或减少产量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错误的。”那些宣扬自我放纵和累积个人财富的人，称颂商品私有，却逃避公共服务——教育、公共卫生、消除城市公害的运动等。根据这一思路，加尔布雷思认为：“毫无疑问，在纯粹的金钱方面，做投机者或妓女比当教师、牧师或警察回报更大。”年青一代已经被“庸俗预处理”，路易斯·克罗嫩伯格写道：

“就像做衣服的材料已做过缩水预处理一样。”埃德蒙·威尔逊写道： “生产、消费和利润在这一代发挥的作用，代替了我们祖辈时宗教的作用。”他说，这样的事情甚至不容许讨论，因为“它们已经取代了《圣经》和耶稣基督的神圣”。一些观察家认为，广告推销员似乎是推销精神病的掮客。沃尔特·李普曼痛斥他们为“新野蛮人”，加尔布雷思在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中谴责消费主义，同时也为后来的作家提供了衡量与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不同的社会标杆：

今天，那些提出温和批评的人，也可能看起来像一头狮子。今天，持各种社会准则和政治信仰的人，都在追求舒适和时尚。如果一个人有争议，就会被看作令人不安的因素。创造性被认为是破坏稳定的标志。把《圣经》中的一个比喻做小小的修改，那就是庸人引领庸人。

如果对20世纪50年代新繁荣带来的生活方式没有体会，那么，15年后对社会反抗的理解就无从谈起。在这方面，像在其他方面一样，时代的特征最容易在新郊区中得到体现。他们并不代表所有美国人（例如，很少有人会死在那里，那里的成年人也几乎都已成家）。但他们确实代表着美国未来的模样。正是在那里，中层管理人员终日过着安逸的生活；在那里，有他们妻子尊崇的贝蒂·弗里丹口中的“女性的神秘”；在那里，未来的嬉皮士和正派人物一起嬉戏在公共的社区游乐场。

20世纪40年代初开始的美国国内大规模人口迁移，曾在战后时期以缓慢的步调继续。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每年都有超过百万名农民离开农场，到20世纪60年代，总共有1 700万农民离开了农场。同时，曾经那样辉煌的城市中心被遗弃，成为穷人的居住区和富人的经营点，其他人远离了市中心。战后，即使在战前就已定居的郊区，如康涅狄格州的斯特拉特福，乘车来往的人也是之前的两倍，再后来是三倍。在新兴城市，乘车上班的人几乎包括了城市的所有男性。每个工作日的早晨，几十万白领骑车或开车到曼哈顿，晚上再回家。20世纪50年代末，曼哈顿岛市政厅以南的人口白天超过100万人，而晚上只有2 000人。在这10年中，超过100万纽约人离开了纽约，在战后崛起的社区生活。约翰·布鲁克斯写道：“夜晚的郊区吸干了市区的人口，只剩下守夜人和无家可归的人。它成了一座兼职城市，像潮水一样涨落……当汽车、通勤列车到达时，它为人潮所淹没；入夜，它被遗弃在黄昏中——人潮退去，为小偷、警察和老鼠腾出了空间。”

美国其他城市也一样。1958年前的10年里，定居区建成的1 300万套新住宅中，大约有1 100万（85%）建在城市外。农场和中心城市的难民聚集在乡镇，这些地方，在战胜日本那天尚不存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城市丧失了活力。在过去，它曾是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向往的地方，现在，这些人已不断流入城市周边社区、弯曲的超级街区、复式花园洋房、红砖迷宫和修剪整齐的草坪。那里居住着新一代人，“摇摆世代”和他们的甥侄辈，在这些新开发区[1]盛行着新的生活方式。

其最突出的特征是尤其重视社交技能。农村和小城镇曾被戴维·里斯曼认为是所谓的“内向”男女的大本营。他将他们举止的基础比作陀螺，这形成于他们的幼年时期，由其父母所培养，之后再没有动摇过。“内向”的经典例子就是，英国人即使在丛林中吃晚餐，也要穿上礼服。在郊区，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群体正逐渐占上风： “他向的美国人”。他们的动力来自他们渴望不断被人喜欢。里斯曼将之比喻为拾取他人情感脉冲的雷达，其反应是不断调整以满足集体的需求。在希伦戴尔和加登维尔这样的地方，“适应能力强”被看作一种荣誉。

这些特点在战后的美国并不算新鲜。西摩·马丁·李普塞特举出令人信服的论证，他说：美国人没有经历过专制制度，重视平等主义，所以总是“他向”的，而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在100多年前就发现了支撑这个论点的证据。他指出，虽然美国人自豪地谈论他们的个人主义，但美国人特殊的才能，也是他们最大的潜在弱点的根源，就在于他们彼此合作的作风。他预言，如果美国失去了这种动力，便会通过牺牲所有其他美德而加强社会性的美德，并创造一种多数人的专政。他写道：“在平等的年代中，无论人们为自己制定了什么政治法律，你都可以很肯定地预见到，对公众意见的信任将如宗教信仰一般，而大多数人将成为先知。”在这种情况下，危险是个体可能会“因自己的渺小和软弱无力而被压倒”。

这正是威廉·怀特等批评家认为他们所看到的20世纪50年代郊区的现象。他们认为，大力强调为团体所接受的行为抑制了个人行为，也阻碍了天然领导人的成长，培养出唯唯诺诺之辈。在某些方面，这是不可避免的。美国各地的小企业濒临破产，越来越多美国人被公私官僚机构雇用。1956年，美国越过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以它本身而言，其重要性不亚于1890年边境关闭：蓝领工人（制造业的工人）的数量被白领（中产阶级和服务行业的人）超过了。越来越多有代表性的工资收入者是非个人实体的文员。在新开发的区域，似乎每个人都受雇于庞大又漂浮不定的合作机构。“摇摆世代”已经成为技术员的一代，成为可互相调换的部件。这些人都知道这一点，而大多时候也喜欢这一点。

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经常将生活比作乏味的折磨，但他们的绝望是佯装的绝望。如果他们觉得他们被囚禁，那他们的监狱也是史上最舒适的监狱，这一点他们自己也会首先指出。家长式作风已成为一种德政。最普通的例子是美国广播公司给员工发放公司特制的领带。其他公司做得更细：里奇菲尔德石油公司建立模范住宅家园，IBm建立了乡村俱乐部，雷诺兹烟草公司聘请了专职牧师，柯达公司和杜邦公司为员工雇用心理医生。对于那些工作日都在公司埋头苦干的中层管理人员来说，在住宅区实行这样的组织化原则，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约翰·斯坦贝克谈到这种新组织时写道：“在我看来，他们看我时，也在我身上找投硬币的口。”这个说法是不公平的。帕克默希德地区雇用穿着制服的工人除草，德雷克赛尔清溪的1 223座花园公寓每年圣诞节举行装饰竞赛，其庭院间的花样极富想象力，以至于每年都有10万费城人参观。新开发区的生活在许多方面都比这些居民们在20世纪30年代的童年生活更好，这不只是因为现在每个人都更加富有。现代企业提供了畅通的升迁之道，让任何中层管理人员都有可能进入威彻斯特郡、公牛谷或布卢隆菲尔德山，所有这些新郊区都是自由而不分等级的，对任何背景的人都很友好，除了黑人（当时黑人有所成就的时代还没有来临）。新入住的家庭发现他们的新邻居很热心，帮助他们整理行李、照顾孩子，一直给他们送来食物，直到他们安顿下来。甚至威廉·怀特也承认，住在郊区的年轻居民“在心地善良和作风正派方面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他们拥有自己的住房，这很重要，因为这实现了美国人长久以来的愿望。他们的集体观念植根于美国的历史：当年的开拓者也很慷慨好客。新一代放松随便，不拘小节，几乎有些过头。运动衫和长及小腿的牛仔裤代替了硬领衫和长筒袜。妈妈们那代人从没有想过不打扮一番就去市中心，现在，女儿们顶着满头烫发夹子就去逛街了。即使有人认为她们的头巾很像东欧农妇戴的三角巾，她们也不在乎。她们关心的是邻里的态度。她们都在做同样的事情，如果她要与众不同，其他人便会很失望。

新住宅区的儿童们彼此交换玩具和衣服，好像这些是他们的共同财产，实际上也几乎成为共同财产了。如果小波比的外套穿不下了，就可以送给对门的小比利。母亲在一个陌生孩子身上认出自己家的衣服，是很平常的事情，因为这些衣物到别人之手后又转手了几次。自行车和小型摩托车也可以交换。很多家庭的前门总是敞开的，邻居不敲门就可以进去。里屋的门也逐渐消失了。那些20世纪30年代的大软垫沙发、厚重的地毯和屋里的隔墙也不见了。以往母亲们每天都打扫的只用来摆大餐的餐厅，已经被客厅、饭厅和厨房一体的房间所取代。这些郊区居民即使在有客人来访时，也不会为失去那种大餐厅而难过。大家入席围坐在一起的吃饭方式，已经演变成一锅端、自取的方式。有时会有些别扭，但似乎没有人介意，这样女主人也可以和大家同乐。

男主人通常提前就将酒调好，75%的家庭喝的都是马提尼。如果有人在儿童室滋事，他会急忙赶去制止。郊区的父亲们对孩子更加关注，家庭成为陪伴与娱乐的地方。到1954年，美国近2/3的丈夫帮忙做家务，在新开发区，该比例更高。此外，在一定程度上，让年轻父母的父母们惊讶的是，他们发现现在年轻的父亲还会帮着洗碗、做饭和给婴儿换尿布。罗素·莱恩斯抱怨道，年轻的妻子开始将自己的丈夫当兼职雇员或新的佣人来用了。但这些年轻丈夫觉得，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去超市买些额外的食品、把脏衣服扔进洗衣机里、推着婴儿车上街并不会使自己丧失男子气概。他们认为这对自己和家庭都很好。斯波克[2]是这些年轻父亲们用来给自己的手表对时的大座钟：既然他也认同这些父亲们的做法，那就是对的。

作为家庭团结领头者的郊区母亲们大多看起来很年轻，往往其本身确实很年轻。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女性结婚的年龄从22岁下降到20岁甚至十几岁。高中结婚已经逐渐被认可。孩子们在初中就开始谈恋爱。女孩在那时甚至更早就开始思考婚礼。《纽约时报》一则销售儿童服装的广告说：“她可以对男人产生无限诱惑。”

要成功地诱惑男人，就必须很诱人。用怀利的话说，要“够条件”，最好是“很够条件”。为了实现这一幸福的高度，所有年龄段的女性都在衣服、化妆品和制造商声称会产生诱惑的奇妙香水上投入大量金钱。1939年以来，女性的身材尺寸平均缩小了三四号。她们要的不是合适自己尺寸的服装，而是她们喜欢的款式，然后节食减肥以适应这件衣服。“梅特里科尔”[3]一面市就赢得了热烈的大众市场。取得同样效果的还有伊卡璐的新口号：“如果只有一生，何不做一位金发女郎。”一些社会科学家和上了年纪的妇女参政论者担心妇女过于鲁莽地放弃她们来之不易的独立地位，但他们的声音被淹没了。《生活》杂志盛赞女孩们回归家庭的大趋势，《时代周刊》配合封面图，刊登了一篇关于郊区妻子的文章，说她们的“生活很美好……要说她们有什么不高兴的理由，完全难以置信”。卡尔·德格勒写道，真相是“整个美国社会，包括妇女，对女权主义思想都敬而远之”。

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美国的出生率已逼近印度。在20年里，生育三个及以上孩子的美国妈妈的数量翻了一番。这种现象在女性大学生里越来越多，也最为突出：她们不惜放弃事业，养育4个、5个、6个或更多的孩子。美国大学生中的女生较少（只有35%），明显低于欧洲国家，也低于美国战前比例（40%）。注册入学的大学女生中近2/3没毕业就退学了，而超过半数的男生完成了学业。许多女生离开学校，去做卑微的工作以资助她们还在读书的另一半。这就是所谓的“Ph.T.”（让丈夫读完大学）学位。另一些女生退学是因为她们没有找到伴侣。各校教务处发现，女生在大一、大二时离开学校，是因为她们发现这里可以选择的对象已经不多，想去别处碰碰运气。

暂时居住在莱维敦的雄心勃勃的中层管理者，虎视眈眈地盯着威彻斯特郡，对他们来说，合适的伴侣就像亲切的笑声和诚恳的领带一样重要。公司开设培训班，指导公司职员的妻子们什么是应该做和什么是不应该做的。《财富》杂志在访谈中发现妻子们，尤其是年轻的妻子都很认同这种培训。她们认为害羞的妇女应该多参与社交，比丈夫还精明的女性则应该学会隐藏锋芒。当时有几部电影戏剧化地演绎了她们的情形，如《纵横天下》和《女人世界》。这些电影的主题都是公司需要寻求合适的人担任要职，聪明的妻子在各个方面帮助丈夫获得成功，如着装得体、将室内装饰得当、选择合适的陪客、用餐时为上级选择他最喜欢的菜等。

大型企业员工习惯于默默无闻，让那些倚之为生的人们失去了信心和独立能力。他们自身没有站稳脚跟也是原因之一。员工就像是地图上的大头针，人事主管可以随意把他们移来移去。每次调动都意味着告别老朋友，在别处再次寻觅朋友。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蒙哥马利·沃德公司的一名职员因为工作调动，在婚后26年里和他的家人搬迁了28次。流动性增加成为郊区生活的常态。根据阿特拉斯搬运公司说，现在公司经理一生中搬迁的平均次数是14次，大约每两年半就要搬迁一次。对他们来说，适应新环境的能力非常重要，那些始终居住在一个地方的人是无法理解的。虽然新住宅区对社会化的要求有时未免过分，然而，人们过分依赖于自己的家庭情感，会让情况变得更糟。

郊区设施完备，足以满足新住户的需求，居民不可能感到孤独。美国人见到任何团体就想加入的冲动，在这里得到了充分展现。从早到晚，排满了各种组织的集会。伙伴们总能抽出时间聚到一起，打扑克、打桥牌和打保龄球；摄影、观察鸟类、射击、刺绣、乒乓球俱乐部，处处热闹非凡；小学家长会、女性选民同盟、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女民兵组织，以及从1958年才开始的约翰·伯奇协会也人头攒动。

许多之后在公众生活中崛起的美国人，在郊区这种不断相互调整适应的生活中积累政治经验。与之前的住处相比，他们在新居处更容易成为共和党人。从城市中心来到郊区的雄心壮志的夫妇，变更了他们的党派，这也是他们抛弃下层阶级身份的方法。他们的父母曾经是民主党庞大的后援团的成员，而他们却不再如此，他们现在已经达成所愿，于是就想推倒曾经爬过的梯子。战后欧洲工会的扩张，导致了庞大、激进的阶级意识的力量的形成。但美国这里没有。虽然1 800万美国工人已经加入工会，但他们渴望中产阶级的地位，并且常常能得到满足，因此形成了庞大的新中间阶层。他们对自己的新角色感到不安，不相信自由主义，厌恶进一步的社会改革，终于形成了新保守势力。随着罗斯福联盟开始动摇，这股力量将越来越有重要意义。

对郊区生活方式最常见的控诉就是太压抑。郊区生活过于随意自如，如果有人要追求个人隐私，就会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本用来观景的窗户成了从窗外向屋内窥探的窗口，夫妻如果想避开邻居独处一会儿，可能还需要之后向邻居解释一番。郊区的居民认为他们有权知道一切：“你昨天来例假了吗？”“在店里和你说话的那女人是谁？”或者，“你老公罗杰早上上班时很生气，他怎么了？”

“文雅社会”这样的词语被弃用，因为社会已经没有任何文雅可言。直呼其名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这以前只限于家人和朋友之间，现在已扩展到同事和邻居之间。在办公室聚会或邻里间的鸡尾酒会上，弄清与你交谈的人的姓名变得越来越困难，只有在初次介绍时才会说到姓，之后每个人就只是艾尔、黛比、查克或贝丝[4]。而直呼其名的范围最后又扩大了一圈，几乎包括每个仅仅知道你是谁的人：医生、商人或是别人家的哪个孩子。回到家中的郊区居民会突然发现一个陌生男孩在使用家里的浴室，只需打招呼道：“你好，多丽丝！”在郊区，这是友好的表现，一旦反对这种行为，就会被视为势利眼，被人们指责。

郊区里的另一种忌讳就是骂别人的孩子，用前几代人的话来说是“管教”。管教孩子只能是孩子父母才能做的，但他们并没有完全担起责任来。新开发区的孩子是特殊的群体，他们是否能在这种成长的环境中受益，后来成了一个全美争辩的问题。当然，他们从未被忽视。放任孩子做自己想做的事需要花费时间和耐心，而新开发区的父母是全美国最宽容的父母。孩子们还会提出别的要求，花费父母的时间。母亲应该为孩子安排活动，然后带孩子去参加。有时，这需要格罗辛格公司社会指导员的精力和全面的才能，因为郊区的孩子总是一直在忙碌。社会学家们都惊讶于给孩子们安排的生活。每天放学后和星期六，孩子们匆忙地坐上郊区的旅行车去上舞蹈课，到少年棒球联赛会练习，上网球课、航海课，参加话剧组、舞会，学钢琴，参加幼年童子军，上戏剧学校，等他们回到家里，只有吃晚餐和看会儿电视的时间了。他们的时间被安排得太满了，亨利·默里在《代达洛斯》杂志上抗议，孩子们发展个性的机会被大幅削减了，如果还没有完全毁灭掉的话。他写道：“当孩子刚学会走路时，父母就让他和别的孩子一起玩。”“摇摆世代”对个性不是很感兴趣。虽然年长的高管还是会在口头上支持个性，但他们的职员还是更渴望养育出如他们所说的“能与他人和谐相处的孩子”。他们钦佩彼此的这个优点，希望自己也能培养出这一优点，并认为这是下一代在未来获得成功的关键。

结果是数以百万计的学生从有自己的意识起，就配备了可以指明方向的雷达，却没有自己内心的陀螺。他们很好地了解到社会所需要的精神品质，却没有被告知这有什么作用；他们熟知如何让自己受欢迎，却不知怎样取得别的成就。一位主教曾说：“让我培养一个男孩到7岁，终其一生，他都会是天主教徒。”宣扬适应环境的先驱们已经花了超过7年的时间，即使是教会也没有做到比他们更彻底的工作。母亲们最先给孩子灌输的是让同伴喜欢自己的必要性，接下来是在沙坑和秋千上进行实践训练，后来的活动是幼年女童子军、少年棒球联盟等。对于与人友善的宣扬无处不在。现代教会的星期日学校教导说，上帝真的只是一个朋友；宗教很有趣，就像电影里的修女，她们也打垒球，坐直升机到处游玩。任何羽翼未丰的路德[5]想培养出自己的个性，都会被大众媒体劝阻，而新郊区学校又会再给他涂上几层良好伙伴关系油彩。

美国社区之间课堂教学的质量和特点各异。在一些社区，麦格菲[6]的读本和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依然盛行。然而，只有一个老师的公立小学正在被淘汰，这些学校的数目从1932年的143 391所下降到1950年的59 652所，到艾森豪威尔时代结束时，又下降到20 213所。受到师范院校和全国教育协会歌颂赞扬的行业的领导者，都是进步教育的倡导者，但这不是真正的进步。它一开始是个运动，致力于把富有想象力的孩子从课堂纪律中解放出来，鼓励其发展自己的个性。接着，随着教育者变得越来越重视发展社交技能，教师对其施加了更大的限制约束，替代了以往强调的对知识素养的获得，让孩子们朝着格塞尔婴幼儿发展量表[7]不断前进。

这些学校从不告诉学生他们必须要学的内容，而是让他们自由选修课程。为了避免对学生的表现规定死板的标准（他们称之为“枷锁”），成绩往往只限“满意”或“不满意”两种。“家庭生活”的课程代替了代数、几何、语法和外语。新教育家有时会对传统教育制度充满敌意。埃里克·巴伯是伊利诺伊州帕克福雷斯特中学的校长，他的学校在1954年全美城市联盟举办的“全美学校”竞赛中被评为最好的5所学校之一。他曾经谴责大学招生办公室对大学生入学条件的固执。他说：“所谓‘聪明的学生’，往往离开书本和死记硬背就成了最蠢、最差的学生。在商业、销售、体育、广播领域从事年薪2万 ~10万美元工作的人，智商大多都低于90，这就是最好的例子。”

由于时刻警惕着被贬为“适应性差”，学校的教师会参与学生选择朋友、课间休息的游戏甚至休息时的荒谬活动中。教师们不组织班级参观国家纪念馆，而是去农场或杂货店。学生们为了学习成为消费者，会搜集被告知的对自己以后生活有用的信息。负责人在家长教师联谊会上解释说，这样的“实践”环节让学生参与了真实的生活情境，从而避免了所谓的“精英主义”，他们不会关注如何改变生活，而是如何在“没有打乱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情况下去做出改变。巴伯博士在一次教师会议上说，“我们现在是群体的时代”，教师的工作是强化学生性格中外向的部分。所以要教育孩子们，让他们学会“全面发展”，理解个人目的与社会目的是一致的。如果对某个问题存在疑虑，他们会请教彼此。

一些家长对此表示反对。他们要求恢复拉丁文、化学和微积分等，这些都是大学和学院要求学习的课程。校长们微笑着摇摇头，回答说：“我们教育的是孩子，而不是某个学科。”他们认为，为了让学生提前为进入消费世界做好准备，他们采纳的是实用、实事求是和脚踏实地的方法。未来一定会证明这一做法的正确性。

1957年10月4日，苏联新闻机构塔斯社报道了一个让美国人感兴趣的新闻。它宣布：“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已经诞生了，并且由苏联成功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将为太空旅行铺路，这似乎预示着，现在的一代人将目睹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人们，如何用自由自主的劳动，将人类最大胆的梦想变成现实。”

要理解该报道的全面影响，你必须记得在1957年，美国仍被视为科学创新的源头。战后一段时间，莫斯科时不时地宣布苏联的伊凡或伊利亚或某人发明出来了某样东西，而苏联以外的人们都知道，这些东西早就被美国人发明了，这些一次次地成了笑话。美国人从小就相信，自己实际上已经垄断了技术创造力。如今，这些骄傲的人摔了跟头。此外，他们还受到奚落。赫鲁晓夫得意地说：“全世界的人都指着这颗卫星。他们说，美国已经被打败了。”实际上，的确是这样。塔斯社称这个空间飞行器为人造地球卫星，字面意思为“旅伴”，或者更恰当一点，可以称为“同路人”。这颗人造地球卫星立刻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对美国而言，这件事引起的震惊不亚于当年的股市大崩盘。

剪影：艾森豪威尔的黄金时代

[1] 新开发区在美国现指政府出资修建的住宅区，此处意指“新开发出的空地”。

[2] 斯波克：美国著名育儿专家。有关他的故事，详见《光荣与梦想4》第三十四章。——编者注

[3] 梅特里科尔：一种节食减肥的方法。——编者注

[4] 这些都是常见的昵称。——编者注

[5] 路德：德国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编者注

[6] 麦格菲：美国著名教育家，曾编写系列教材，成为全美19世纪最通用的课本。——编者注

[7] 格赛尔婴幼儿发展量表：美国心理学家提出的经典的婴幼儿发展测量工具。——编者注

第二十四章 警笛声响起

沙滩排球大小的苏联人造地球卫星，正以每小时18 000英里的速度，每96.2分钟绕地球一圈，时不时发出嘟嘟的声音。这个消息传到华盛顿时，第16街1125号的苏联大使馆恰巧正在举行鸡尾酒会。来自22个国家的科学家们正在举行1957~1958年“国际地球物理年”活动，也就是他们简称的“国际地物年”活动，以交流信息。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星期五晚上，苏联外交官们正在招待50位“国际地物年”的杰出名人，其中来自《纽约时报》的沃尔特·沙利文突然被紧急电话叫走。在电话中，他得知了塔斯社所宣布的消息。他匆匆赶回来对美国科学家劳埃德·伯克纳博士耳语了几句，伯克纳轻敲摆满食物的桌子，周围逐渐安静下来。他说：“我想宣布一个消息，我刚从《纽约时报》得知，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正在离地球900公里的轨道上运行。我向苏联同行们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

大厅里霎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杰出的科学家们都相信科学是没有国界的，而在场的美国人在这一点上更是不在乎。美国“国际地物年”计划的主席约瑟夫·卡普兰博士称，苏联取得的成就“很了不起”，又补充道：“既然他们可以发射一个这样重的东西，那么他们以后一定可以发射更重的东西。”然而，白宫却一时说不出话来。虽然苏联没有特别掩饰其卫星计划，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出现仍然震惊了美国情报机构。“国际地物年”在巴塞罗那举行的计划会议上，苏联代表团就公开而自信地谈论过他们发射空间运载工具的计划。早在1954年11月，就有人问过国防部长威尔逊，他是否考虑过苏联在卫星竞赛中取胜的可能。他哼了一声：“就算他们胜了，我也不在乎。”

现在，苏联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已成事实，共和党人的这一路线仍然未变。政府发言人似乎在暗示新闻媒体小题大做。哈格蒂发表声明称，苏联发射卫星是一件“伟大的科学事件”，但又补充说：“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我们的计划是在与苏联竞赛。”时已卸任的威尔逊把苏联的这次壮举称为“一次很好的技术把戏”。海军研究办公室主任罗森·贝内特少将表示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对“几乎谁都可以发射的这种大铁块”大惊小怪。白宫顾问克拉伦斯·兰德尔将这个空间飞行器描述为“愚蠢的玩具”，于是激怒了总统，舍曼·亚当斯轻蔑地说政府对“外太空的篮球比赛”并不感兴趣。（亚当斯在回忆录中对此表示后悔：“我那时只是想反映总统希望沉着应对的愿望，但我不得不承认，我的描述似乎过分夸大了不在乎。”）

华盛顿的其他人则完全没有办法把苏联人造地球卫星事件看得那么无足轻重。空军部长前助理特雷弗·加德纳，曾试图调解各军种之间为争夺实施美国太空计划而发生的争执，他痛苦地说：“我们现在至少有9个弹道导弹计划，全在竞相争夺几乎相同的设施、相同的专家、相同的发动机和相同的公众关注。”电子学家和导弹专家提到了威尔逊对空间研究计划漫不经心的态度。一个主要国防承包商说： “我们落后于苏联的根本原因是我们没有全力以赴。”总统的一位亲密助手说，他真想“掐死”预算办公室主任珀西瓦尔·布伦戴奇。诺兰私下警告艾克说，苏联此次成功的全球影响几乎抵消了美国共同安全计划的价值。一些国际法学家实际上在暗示“趁还来得及”，尽快与苏联签订和平协议。

可以预见的是民主党人的愤怒。华盛顿参议员亨利·杰克逊想让总统宣布这是“国耻民危周。”密苏里州的赛明顿要求国会召开特别会议。阿肯色州的富布赖特说：“我们面临的实际挑战涉及我们社会的根基。它涉及我们的教育系统，这是我们的知识和文化价值的源头。现在政府的学术复兴管理计划毫无远见，令人不安。”多数党领袖约翰逊在苏联的成功中看到了它所包含的宇宙意义。他说：“罗马帝国控制世界是因为它擅长修路，后来人们向海洋发展，大英帝国成了统治者，因为它有船。现在，共产党已经在外太空建立了立足点。这是不是说，即使明年我们向太空发射一颗‘更好的’卫星，也不能让人安心。”他最后讽刺地总结道：“也许，我们的卫星还会有镀铬装饰和挡风玻璃上的自动雨刷呢。”

这是已经超越了党派斗争的演讲。美国人会周期性地苦苦思索，为什么美国会变得软弱。上一次有这种感觉还是1940年春，当时法国正在退步，老一代美国人认为美国的年轻人太沉迷于摇摆音乐，以至于都听不到纳粹的皮靴声。现在和当时一样，新闻界被惊醒了。波特兰市《俄勒冈人报》说：“这颗苏联‘卫星’从上面盯着我们，太恐怖了。”《时代周刊》说：“美国向来以其技术能力、科技实力和第一个取得成就而自豪。现在，不论做出多少合理的解释，整个国家都陷入突然和深深的失望，美国人被这红色的月亮夺去了光彩。”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一直在等待其《富裕社会》的出版，他和出版商都对这本书的销量持保守态度。“然而，在1957秋，”他在第二版的序言里写道，“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再没有比这一时间上的安排更巧的了。如果我还年轻，还没有形成政治观点，我会因我的感激之情，冲到克里姆林宫的墙下，找到我最后的归宿。我知道我的书戳中了要害。”

美国人正忍受着谦卑和羞辱。他们已经成为一个国际笑话。在巴塞罗那的科学会议上，苏联首席太空科学家利奥尼德·谢多夫嘲笑一位美国同行：“你们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比我们高，但美国人只爱自己的汽车、冰箱和房子。你们和我们不一样，我们苏联人爱的是自己的国家。”反美人士对此嘲笑取乐。曼谷《永恒报》的一条标题是“苏联人让美国人丢了面子”。黎巴嫩贝鲁特市的某位教授冷冷地对他的学生说：“你们会认为是他们自己发射的呢。”伦敦《经济学人》杂志的编辑认为，苏联在亚非地区人民的心理上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法国记者倒捕捉到问题的关键：苏联人民所付出的代价。蒂埃里·莫尼耶在《费加罗报》上写道：“苏联人民可以……看到天空那颗亮闪闪的星星，它向世界展示着苏维埃政权的光辉，这要归功于上百万人的缺吃少穿。”《战斗报》评论说：“如果苏联人能够致力于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结束集中营的世界，那我们也会感到高兴的。”全欧洲只有伦敦的《每日快报》这个忠于英国的老盟友，预测美国最终能取得成功：“结果将是，美国在太空探索的新领域赶上并超过苏联。永远不要怀疑，美国会成功。”

美国人自己却有很多怀疑，他们对苏联成功的含义理解得越多，就越忧虑。最初几天，所有关于人造地球卫星的内容都是从塔斯社和《真理报》获得的。史密森学会正在剑桥大学建立天体物理天文台，用以精确追踪这颗卫星。但它此时尚未完工，甚至都无法核对遍布各地的观察者通过电话报告的肉眼观测到的数据。苏联人透露，他们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卫星一号）是一个抛光的钢球，直径22英寸，重184.3磅，配备4根无线电天线，它的轨道高度比美国科学家预测可能达到的高度还要高。这个高度保证卫星可避开大气层，持续环绕地球数年。人造地球卫星的重量也令人叹为观止。还处于理论阶段的美国“先锋”计划负责人，一直希望将一个海军研究用的重21.5磅的“海盗”卫星发送到最高300英里外的高空去，这将需要2.7万磅的火箭推动力。苏联的使用了20万磅，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清楚表明了他们发现了新能源。

当有了新的数据，并由麻省理工学院的计算机计算出来后，美国对苏联的高超技术更是叹为观止。其运行轨道也令人惊叹。当然，它是椭圆形的，卫星在离地球583英里的远地点和143英里的近地点之间运行，但因为这两段距离没有包括地球的半径（3 960英里），所以这个椭圆几乎是一个圆形，这表明苏联除了有推力，还能对其进行精确控制。此外，这次发射也很大胆。发射轨道卫星最简单的方式是沿着赤道向东瞄准发射，这样可以利用地球自转，让卫星得到每小时约1 000英里的自进速度。“先锋”计划的设计者就是这么设计的，根据他们的计算，“海盗”卫星如果从佛罗里达州向东发射，就会得到每小时914英里的助力。“先锋”计划的设计人员夜以继日地观察，惊讶地发现，苏联是向另一方以65度角发射的，这就暗示着他们有足够的燃料供火箭燃烧。这还有另一个重要意义：“先锋”计划的火箭轨道只跨越欧洲和苏联大部分地区的南部，而苏联这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旅程经过了地球上大多数人居住的区域，这意味着世界上大多数人不但能听说它，能从报纸上读到它，还能看到它——这本身就是宣传上的胜利。

而也许是出自苏联人的幽默，美国人是最后才能清楚地看到它的人。苏联人在发射时设定了时间，因此在发射的前几周里，卫星要么在白天经过美国，耀眼的阳光让人看不到它，要么在夜间经过时躲在地球的阴影中。成千上万好奇的美国人不得不抓紧时机在黎明和黄昏的灰色天空中匆匆看它几眼。史密森学会的约瑟夫·海尼克博士解释说，这一情况会有所改变，卫星在轨道上环绕地球时，每天会偏移4度，所以到10月20日左右，人造地球卫星就会进入双筒望远镜或小望远镜的视野。然而，一直耐不住性子的美国人迫切地想知道现在的一切。自从上个星期五美国国家广播电台告诉他们“请收听这个划分了新旧两个时代的声音”以来，他们便一直挤在收音机和电视机前。接着，他们第一次听到在20兆周和40兆周之间交替的声音——这是来自外太空的诡异的降a调的嘟嘟声。

在最初的那些日子里，人们普遍认为这个卫星是在用密码发回信号，中央情报局的专家轮班试图破解密码。一个可以启发他们的人恰巧就在华盛顿，他是A·A·布拉贡拉沃夫将军。他作为莫斯科三人代表团的首席代表来参加“国际地物年”会议，他说那不是密码。设计师设置了嘟嘟声，是为了追踪卫星，以确认人造地球卫星仍正常运行。在这个钢球里面除了发射器和电池，什么也没有。卫星发信号使用的电力功率为一瓦特，差不多只够澳大利亚和美国的无线电爱好者彼此通话。布拉贡拉沃夫说大约在三个星期之后，电池就会耗尽，嘟嘟声也将停止。美国人哼了一声说，故事编得真好，在美国，谁会相信一位苏联将军？人们坚信这些信号有鬼。《时代周刊》沉重地说： “许多人认为整个故事还没有说清楚。”街上的行人议论纷纷，中央情报局最好弄个水落石出，否则，美国纳税人将怀疑他们是何居心。

卫星一号给了福特汽车公司本就不景气的埃德塞尔汽车致命的一击。这款汽车是在一个月之前推出的，现在被普遍认为是令美国人声名狼藉的华而不实的玩意儿，美国人必须将之放在一边不予理会。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替罪羊，如现任政府。罗伯特·本迪纳认为，直到现在，共和党还认为，科学家就是电视上那些剥开香烟进行比较的人。公共教育成为另一个明显的攻击目标，而事实上，公共教育的确需要承担很多责任。美国的父母们得知苏联的教育体系要求严格，提倡竞争，从四年级就会无情地淘汰平庸者，并奖励成绩优异者，这在美国只会颁发给运动员和挥着棒子、扭动屁股的啦啦队队长。想到他们的孩子在美国接受的“适应生活”的教育，家长们感到怒不可遏。

随着当时约翰·甘瑟那本正在排印的《今日苏联内幕》的出版，美国父母更加愤怒。甘瑟报道：“在为上大学做准备的学校里，苏联的孩子10年内学习的内容，相当于一个美国孩子12年或更长时间学习的内容。”他说，苏联的小学生每星期上6天学，每天6小时，一年要上213天学，而美国小学生只需上180天学。在最后的两年里，苏联小学生每天还有4小时的家庭作业。甘瑟继续说：

……无论对男孩还是女孩，都强调要学好科学和技术，这是对我们教育体系的最大挑战。除了学习整整10年的数学，每个孩子都要学习4年化学、5年物理和6年生物。相比之下，只有约一半的美国中学有一点儿物理课，只有64%的中学有一点儿化学课。美国一位权威人士告诉我，苏联的普通男孩或女孩从十年级毕业（相当于我们的十二年级）时，比大多数美国大学生具有更好的科学教育背景，尤其在数学方面！

苏联的学校很早就强调学习科学，学生在小学就开始学习光学和量子理论。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培养出来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是美国的两倍多，国家科学基金会发布的一份64页的报告估计，14%的苏联科学家们可以从事基础研究，即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实用价值的研究。那时，这样的研究工作往往看起来毫无意义，但正是由于实验室的人以永不满足的好奇心寻求答案，才使下一代技术上的奇迹成为可能。没有亨利·卡文迪许和迈克尔·法拉第，托马斯·爱迪生就不可能发明电灯；原子弹能成为现实，是因为1905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发表了一篇晦涩难懂的文章，提出了一个在当时完全无法应用的命题：能量存在于每一个物体之中；氢弹是由过去研究星体的人发明的。查尔斯·威尔逊认为，基础研究荒谬，作为国防部长，他曾经嘲笑基础研究就是研究“什么使草变绿，什么使油炸土豆变棕色”。现在科学家们仍然记得这句话，提起来都很痛苦。美国进行长期研究的人屈指可数，分配给这种研究的经费每年仅为4.5亿美元，仅占美国国民收入的1‰。

现在科学家们开始说话了，诺伯特·维纳对科学与社会都有话要说。维纳指责政府自雷达研究和曼哈顿项目以来对科研进行严格限制。他说，结果是科学家个人常常不知道自己所研究的重大问题的目标，甚至更糟糕的是，他对科学的好奇心还时常遭受打击。物理学家指出，苏联有一台83亿电子伏的粒子加速器，比美国最好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电子感应加速器还要好。“国际地物年”主席、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卡普兰说：“在海洋学、气象学、高层大气物理学领域，种种迹象表明他们肯定和我们一样的水平。”

爱德华·泰勒也这样说。虽然他被大多数物理学同行们轻视，但仍然是一个杰出的预见性学者。他在五角大楼的朋友指出，在卫星发出第一次嘟嘟声的6个月前，他已经在该年4月的《空军》杂志上沮丧地写道：“10年前，说全世界最好的科学家在美国是没有问题的……而10年以后，世界上最好的科学家将在苏联。”他指出，在苏联，科学几乎像是宗教，科学上最有才能的人被挑选出来，简直是特权阶层；而在美国，此类人收入低，也没有社会地位，缺乏激励政策。他呼吁重视科学探究的尊严。后来，泰勒的建议被重视地采纳了。把科学家描绘为疯子的漫画数量下降了，关于科学家的笑话也少了，“鸡蛋头”这个词也神奇般地迅速从语言中消失了。

有一段时间，沃尔特·李普曼一直敦促他的同胞为祖国的目标做出贡献。当时很少有人理解他的想法，但是现在他们知道了：美国的目标就是拯救教育，从而挽救美国的下一代。鲁道夫·弗雷奇的《为什么约翰尼不识字——你能为此做什么》在1955年出版时没多大反响，现在却赫然出现在所有畅销书排行榜上。几乎没有人认同当时的学校，除了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的鲁思·斯特朗博士，但她和其学校都受到了羞辱。社会评论家的重炮就对准被人们讽刺为“教育家”的教育工作者。芝加哥大学校长劳伦斯·钱塞勒解释了斯特朗和威廉·赫德·基尔帕特里克之流如何扭曲了约翰·杜威的教育理念。杜威认为，思考以感兴趣或者关注开始，却被扭曲成教师必须逗乐或取悦学生。

赫伯特·胡佛说，共产党人的“科学家数量是美国的两倍或者三倍。”他嘲笑“普遍的高中教育体系，它让十三四岁的孩子自由选择他们的大部分课程”。同一星期内，另一个杰出的工程师（之后我们还会听到他关于这个问题的议论）在底特律说，问题的根源是对美国高中“价值的错误认识”。“我们总是高估了中学的价值，”负责美国核潜艇的少将海曼·里科弗说，“结果是我们上中学和大学的学生比欧洲上中学和大学的学生多，我们为此感到骄傲。但这种比较毫无意义，因为欧洲的中学毕业生比我们大多数的大学毕业生学到的还多。”“至于中学文凭，”他沉重地说，“不提也罢。”

即使是坚定的共和党人也会感到不安。克莱尔·布思·卢斯在艾森豪威尔当政期间，曾在其他方面坚定地捍卫现状，但她也发现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再自满了。她称人造地球卫星的嘟嘟声是“外太空对美国人10年来假装美国方式是美国人优越感的镶着金边的保证的嘲笑声”。她的丈夫也受到异端思想的困扰。《时代周刊》紧张地说： “全美都向华盛顿寻求安慰，却发现美国政府现在管理混乱，并感觉到领导层危机重重，于是要求采取行动。”那个星期，美国股指令人眩晕地直线下滑，苏联的人造地球卫星在天空中闪烁，令所有美国人都万分沮丧。一则黑色幽默突然传染开来：有人提议把“先锋”计划改为“后卫”计划。还有一则故事，一位华盛顿的记者致电美国宇航局，询问计划进展，电话另一端的女士却问：“先生，你来电是想要获得信息，还是要为我们提供信息？”

在10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卫星一号的嘟嘟声消失了，和布拉贡拉沃夫将军预测的一样。卫星一号还在轨道上，还可以被跟踪到，但至少你听不到任何声音了。接下来，正当美国人开始有些放松时，苏联在11月3日又发射了卫星二号。在某些方面，这次的成就比第一次更为惊人。新卫星重达1 120.29磅，是卫星一号的6倍，其运行轨道可以远离地球1 056英里。莫斯科广播电台宣布：“宇宙中那高深莫测的自然过程，现在变得可以理解了。”这的确属实，而令美国科学家满心嫉妒。这样大型的空间飞行器能够运载各种仪器，将宇宙射线、在大气层外的太阳辐射、大气的温度和组合物、流星的危险性、地球引力、地球磁场、地球电荷和地球天气的云图等数据传输回来。苏联人还搞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实验：有一只名叫“莱卡”的小狗上了这颗卫星，它身上捆绑的探测仪将为动物能否在太空中生存提供相关信息。

对于维护美国政府形象的管理者来说，这又是一个不幸的日子。按照理想情况，此时领导人应该正在他们的办公桌上拼命努力地赶上。而实际上，艾森豪威尔刚出席了西点军校1915届校友联欢会，并看完了返校校友橄榄球比赛；查利·威尔逊的继任者、新的国防部长尼尔·麦克尔罗伊也到哥伦布看十大橄榄球赛去了。

全美一片哗然。一只狗登上这颗卫星，显然意味着苏联人打算将人送上月球。大多数美国人决心要在那里打败他们，因此对美国总统沉着的态度已显得不耐烦。《时代周刊》说：“这场风暴将是德怀特·艾森豪威尔面临的最严重的一场风暴。”《匹兹堡新闻报》头条恳求地写着：“艾克，冲向月球吧。”

艾克却不打算这样做，他拒绝被搞得惊慌失措。与后来入主白宫的三位总统不同，他对向太空投入国家资源是否明智持严重怀疑的态度。他现在又转换回了艾森豪威尔将军的身份，认为他所看到的是军事威胁。他知道他在公众中的威信正在降低。对于盖洛普提出的问题“你赞成艾森豪威尔作为总统的处理方法和工作吗”，现在只有57%的人回答是肯定的，以前这个数字从未低于71%。该数据下降最大的是南方，从之前1月的72%下降到最低的36%[1]。没有哪一位总统不会因声望降低而苦恼，而艾克比大多数总统更重视声誉。但在国家安全方面，他是专家。他从最开始就将火箭看作军事问题，并预测克里姆林宫也持同样的观点。从10月中旬起，他就已经确信这一点，这完全得益于《纽约时报》的詹姆斯·赖斯顿对尼基塔·赫鲁晓夫所做的一次意义重大的访问。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正自信心膨胀，科学家的胜利让他得意扬扬，他吹嘘说空间卫星只是苏联向太空发射火箭的一系列奇迹的开端。他沾沾自喜地说道：“当我们宣布成功发射洲际导弹时，一些美国政治家还不相信。现在，我们已经成功地发射了地球卫星，只有对技术一无所知的人才会怀疑。美国没有洲际导弹，否则美国也会很容易地发射自己的地球卫星。”他说，西方国家还不如废弃它的B–52轰炸机和机场：“如果你们稍微研究下我们最新的建议，将找不到任何有关机场控制站[2]的问题……创建控制站来监察过时的飞机毫无益处。”在同一星期的另一个采访中，他与两位英国议员会见时更生动地说： “轰炸机都已经过时了，你们还不如把它们烧了。你不能用有血有肉的士兵和这样的武器抗衡。”几天以后，苏联宣布他们已经成功试验了一款可以用于导弹的新的氢弹弹头。对艾森豪威尔而言，所有这一切只有一种解释：还在怀疑苏联在火箭方面进步的想法是错误的。现在必须相信赫鲁晓夫。载人轰炸机可能尚未过时，但将很快过时。苏联事实上已经制造了可怕的洲际导弹，只需要在莫斯科摁一下按钮，华盛顿就可以立即化为灰烬。

回顾以下的情况，就可以明显看到美国当时面临的危险：

1957年6月5日，一颗陆军丘比特中程弹道导弹从卡纳维拉尔角发射，飞行了1 500英里，这是美国发射的中程弹道导弹第一次成功飞行。

1957年8月26日，苏联报道，苏联已经成功试验了一种多级洲际弹道导弹。

1958年11月28日，美国一颗阿特拉斯洲际弹道导弹完成了从卡纳维拉尔角到阿森松岛的6 325英里的飞行，这是美国洲际弹道导弹第一次全程飞行。

由此可见，苏联的导弹发展以15个月的明显优势领先。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国也有一定的防御能力。尽管赫鲁晓夫一直在嘲笑轰炸机，但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从早到晚都保持警惕，载有原子弹头的B–52轰炸机队昼夜24小时在空中巡航，时刻准备着。在环绕苏联的北约基地设置丘比特中程弹道导弹，对苏联的进攻仍有很强大的威慑作用。尽管如此，事实依旧是，美国仍然在重要的洲际弹道导弹的竞赛中落后，并且这样的落后状态还将持续至少一年之久。

处于总统府与外界的隔绝之中，艾克这些日子以来已经完全不是那个使白宫记者团着急的冷静沉着的政府首脑了。舍曼·亚当斯后来写道：“虽然艾森豪威尔表面上保持着平静，但他私下同美国所有人一样，也担心苏联人在科学领域一举超过美国。”即使在苏联卫星二号升空的前夕，他仍命令前一天刚宣誓就职的麦克尔罗伊立即开展对国家导弹计划的紧急审查。当埃米特·约翰·休斯暗示他，公众普遍的担忧很可能是一种优势，将为新计划的实施赢得支持时，总统很快地回答：“哦，绝对是。任何能让我们摆脱自满，让下一届国会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的事情都是好的。”

他要面临的问题比这更复杂。如果他揭露出在这次与苏联的竞赛中真正的风险，国会和人们不仅会舍弃他们的自满，很可能还会失去思考问题的能力，甚至失去理智。前一年春天，总统曾请当时福特基金会主席罗恩·盖瑟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指导和合作下，评估国防备战的状态。调查结果在11月提交，刚好在苏联卫星二号进入轨道后。报告结果之严峻令人震惊，总统只好将它压了下来。盖瑟的报告认可了在全美修建原子弹掩蔽所的方案。艾克认为，从财力角度来说，这个计划不可能施行，所以对外公开这样一个方案除了让人们心绪不宁之外，没有任何帮助。

然而，他相信一定可以找到解决办法。那就是要超过苏联的导弹成就，或者至少与之持平。他认为，这才是摆在美国当前的任务，而不是开拓外太空。这是任何一位总统都没有遇到过的一个巨大挑战，因而他便可以轻松无视这些星际成就——尽管在美国，甚至在他管辖的政府中，能抵挡太空旅行魅力的人寥寥无几。诺兰就不能抵挡，艾克必须决绝地告诉他，总统不会“在不知道它们最终的成本之前，为这些魅惑的新鲜玩意儿全力以赴”。总统决定，至少在目前，让所有火箭计划归属国防部掌管，这遭到了副总统尼克松和麻省理工学院校长詹姆斯·基利安的反对。詹姆斯·基利安是艾克11月7日任命的总统科技特别助理。艾森豪威尔对这两人说，发射外层空间火箭和发射远程导弹的原理几乎相同，花大价钱分头研究对其来讲没有意义。基利安对此持怀疑态度，尼克松则表示支持基利安。尼克松认为，如果能够让与国家军事部门无关的机构进行和平太空探索，美国在国外的形象会更好。然而，比起形象问题，总统更重视美国的生存。他回答说，他宁愿要“一个好的装着原子弹头的红石导弹，也不要一个能够撞击月球的火箭”。他刻薄地补充说：“月球上没有我们的敌人。”

地下发射井里的核武器、北极星潜艇和具有自动防止故障特性的安全设施，对于这些已经习惯的一代人，完全能够理解总统的明智，尽管艾克畏惧未来可能会发生的所有可怕的现实，却没有退缩。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和美国相较之下较弱的中程弹道导弹，当时还没有合适的名称来命名。即使是顶级专家也无法想象，在无人驾驶的导弹上装上氢弹弹头，以超过卫星一号18 000英里的时速飞过海洋和大陆，会出现什么局面。在1957年，这些都是普通美国人无法想象的。10月28日，《时代周刊》上的一段话表明了当时即使熟谙内情的一些人也那么无知，标题是“在卫星上安装武器怎么样？”，这段话没准儿是儒勒·凡尔纳写的：

许多富有想象力的军备设计者们都曾想象一种装备有核导弹的卫星堡垒，它可以向下面的地球发射。所有的太空运载工具都必须设计得轻巧，以增加运载量。它们因此很易碎，且由于它们只能在事先规定好的轨道上运行，想要击落它们应该不会太难。有人建议一种对付敌方卫星的方法是，在它的轨道发射一颗反方向运行的中等火箭。弹头一爆裂开，就会在轨道遗留数以百万计的小颗粒。它们中的任何一颗微粒会以两倍于原来轨道速度（每小时36 000英里）的速度撞击卫星，它们会像流星般冲击出一个洞，把爆炸产生的火焰直接冲击到卫星内部。

这是在1957年，当时苏联卫星已经进入了轨道，关于这事，每个小时都有新消息传来。5个月后，《时代周刊》报道：“五角大楼用得越来越多的一个词是‘超杀伤力’，这个术语直率却颇具描绘性，意指在摧毁军事目标时发出比实际需要超出好多倍的威力。”到此时，美国很快学会了不少东西。但艾森豪威尔上台时，远程导弹理论还遥不可及，就像1939年10月爱因斯坦那封著名的信件送到罗斯福总统的办公桌上时，人们对原子弹的理解一样。在战胜日本之后的8年间，政府平均每年对远程弹道导弹项目的投入不足100万美元。1954年，美国一些物理学家建议华盛顿，现在可以设计出足够小的氢弹弹头安装在导弹顶端发射出去。于是，政府这才为弹道导弹的发展计划开了绿灯。但美国这时已经落后，苏联人虽然不知道能否携带原子弹头，但已决定加紧导弹研究。这个差距在“国际地物年”委员会提出一个极端错误的决议之后，更为明显了。

一年后成为美国公民的纳粹德国V–2导弹科学家韦纳·冯·布劳恩，在1954年说服了陆军部和海军部，提出在他的领导下共同展开合作研究。冯·布劳恩计划用火箭助推器提高陆军已试验过的红石导弹的速度，并将一个小型卫星（5磅重）送入轨道。这次工程被命名为“轨道”计划。直到那年10月，一切都进展顺利，然后“国际地物年”小组在罗马会议上提出在“国际地物年”期间（1957年7月到1958年12月）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参加会议的美国人全体同意。他们建议美国政府承担卫星项目的一部分，以作为美国对“国际地物年”的贡献。白宫表示同意。同时，一些联邦政府政策的制定者坚持认为，任何可能利用“国际地物年”达到军事目的的行为都必须避免。他们的理由与三年后基利安和尼克松的理由是一样的：中立国的政府可能会因为误解而不高兴。国家安全委员会也意识到了这一点，随即将卫星研究和军事任务分离开来。这个决定是在1955年年中提出的，它结束了冯·布劳恩的“轨道”计划。当时在迪尔伯恩，福特汽车公司正决定要投产那注定倒霉的埃德塞尔汽车。

当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出去后，费城的费尔斯天文馆馆长莱维特宣称，将研究火箭和导弹的人分离是“惊人的愚昧行为”。陆军推进器工程师也表示赞同他的意见。到1955年，丘比特中程弹道导弹的进展已经足够用于发射卫星。1956年9月，改装好的丘比特C型导弹达到了650英里的高度，超过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轨道高度，并且飞行了3 500英里。然而，这对于国家安全委员会并没有吸引力。研究“轨道”计划的火箭专家都被调到它的后续项目“先锋”计划去了。接着，“先锋”计划又被分配给海军，因为考虑到海军“海盗”式和“空蜂”式火箭比其他军种的类似工程更能代表高水平的导弹研究。“先锋”计划失去了活力。作为新管理机构领导下的第一步，时任指挥官、加拿大天文学家约翰·哈根宣布计划发射一颗重20磅的人造地球卫星——这是1954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重量的1/8。但该计划一直受阻，从而耽搁下来。哈根发表了修订计划，提出只要“海盗”发射器27 000磅的推力不出问题，就将在1958年春发射第一个21.5磅的卫星。当苏联的科学家将一个个红色月亮发上天空时，哈根和他的同事还在研究此项计划。

在艾森豪威尔心目中，科学探究和军事目的之间的区别仍然需要清楚界定。在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后不久，他在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就提出了这种区别。他说，“先锋”计划是一项学术事业，“仅仅是我方准备发射这类运载工具的一项计划”。从这方面来讲，一切都很好。如果对它的巨大期待实现了，人类有关“温度、辐射、电离、压力”等方面的知识就可以大大丰富，但它和任何登月竞赛都没有关系。他不知道这种竞赛的说法是怎么流传起来的，他希望能有人告诉他是怎么回事。

艾克说，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又是另外一码事。这意味着苏联拥有“发射所需的非常强大的火箭推动力，这点很重要”。不幸的是，目前他已收到的数据没有任何军事意义：“我不知道它们是否准确，在真正弄清它们的准确性之前，你根本不知道它们在战争中有何用处。”他承认他深感忧虑：“我希望我们能向前走得更远些，并且对于准确性、金属的抗侵蚀和耐热性，以及其他我们必须知道的东西知道得更多。我希望此刻我们就知道得更多。”

他解释道，苏联的武器发展才是他焦虑的源头。联邦政府在卫星项目上已花了1.1亿美元，并可能还得花。然而，导弹的研究和发展将继续优先于它。他以几乎是不屑的口吻说：“如果只考虑卫星本身，我就不会担心了，丝毫不会。”

在“先锋”计划的办公室，哈根博士和他的同事似乎也同样沉着。他们承认是有一些困难，有一些失望，但这在绘图室和实验室是最常见的事情。语气温和的哈根一边若有所思地抽着烟，一边频频点头，他承认他的发射装置仍在进行测试，但他和他的同事们都不认为会失败。他们承诺要在“国际地物年”结束前将一颗卫星送入轨道，这只剩下一年多的时间了。他们委婉地提醒记者，在基础研究中，时间没有什么意义。

fau-bus[faw-bus],vi; faubused,faubusing.1. 因为恶意和无知而犯下巨大错误。2. 因为愚蠢或思想混乱，犯下严重的错误。同义词：错误、混乱、乱糟糟。

1957年10月，《芝加哥每日新闻》的杰克·马布利建议，将阿肯色州州长奥瓦尔·福伯斯（orval Faubus）的名字加入语言库。但这个建议未被采纳，一方面是因为福伯斯虽然臭名昭著，但流传时间很短暂；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实在是个没有什么特点的人物。如果他没存在过，也没有必要创造出他来。整个南部的白人政客都在反对最高法院已取缔了三年的“座位隔离、地位平等”教育。在亚拉巴马州，4个州长候选人都承诺反对学校黑人白人融合，其中一个说他愿为此冒入狱的危险，而另一个则发誓说要豁出命去抗争。他们和福伯斯的区别在于福伯斯是在职人员，因此能够通过官方行动吸引和集中国家的关注。在这混乱的时代，与卡纳维拉尔角和外太空取得的重大进步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的偏见歧视与这些成就所带来的光荣极不相称。

对于福伯斯的动机，完全不用怀疑。在阿肯色州，他面临着竞选连任的艰苦斗争。该州一直都反对连任三届州长，而且他的人气也日渐衰落。他批准提高公共设施和铁路票价，惹恼了自由派选民，之后又提高税收，使更多人对他不再抱希望。他的策略是在穷困白人聚集的种族主义的阿肯色州东部建立新基地。1957年8月20日，他采取了第一个行动——到华盛顿拜访司法部副部长威廉·罗杰斯将军，问他当阿肯色州首府小石城的中央高中9月开学时，联邦政府将如何防止暴力事件。这是第一次有人暗示小石城会发生暴动。当时种种迹象都表明，黑人白人合校将顺利进行。市长伍德罗·曼牵头制订了一个可当作模范的7年合校方案，精心挑选了一部分可能会有所成就的黑人学生。福伯斯提出的这个问题让罗杰斯吓了一跳，罗杰斯说，当地的暴动通常由当地警察处理。

为了方便联邦官员了解当地形势发展，司法部副部长将司法部民权司司长派往小石城。这位司长就是土生土长的阿肯色州人，他告诉福伯斯，联邦政府的禁令能阻止任何阴谋活动。他问州长为何认为会发生暴乱，福伯斯没有正面回答，只说自己得到的资料“太模糊，太不确定，对执法机构没什么用”。回到华盛顿后，这位司长报告说，他相信州长打算对中学生玩弄种族主义政治。

福伯斯的下一步行动证实了这一点。8月29日，这位州长要求州法院阻止该合校计划，因为该计划可能导致流血事件。州法院法官颁布了禁令，随即被美国地方法院法官罗纳德·戴维斯否决。于是，教育局继续进行合校的准备工作。他们非常慎重，只录取了9名黑人学生在小石城中央高中与2 000名白人学生一起上学。此时并没有动荡不安的迹象，但为了安全起见，曼市长和175人的警察部队制定了应对可能发生的示威游行的控制策略。

这是在浪费时间。州长根本就没打算征求市长意见。他的计划是叫来国民警卫队，命令它阻止这9名黑人孩子注册入学。9月1日，听到风声的阿肯色州最著名的公民温思罗普·洛克菲勒急忙赶到州政府，和州长谈了两个小时，恳求他不要这样做。州长拒绝了，他说：“我很抱歉，但我已经承诺过了。我将要争取再次连任，如果我不这样做，吉姆·约翰逊和布鲁斯·贝内特（将在预选中反对他的种族主义者）会将我撕成碎片。”9月2日晚上9点，学校开学前夜，拿着装好刺刀的m1步枪的国民警卫队在中央高中周边建立了防线，他们的领袖是空中国民警卫队的少将，他将校长办公室当作指挥部。一个小时后，福伯斯在小石城的KTHV电视台上现身并宣布，他已召集民兵“以维持或恢复城市的和平和良好秩序”。他说小石城已处于暴乱的边缘：“混乱、愤怒和怨恨的迹象从四面八方如洪水般涌向我！”

小石城惊呆了。市长说：“压根儿就没有任何迹象，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会有暴力事件发生。”州长说，城市商店里刀具全部售空（“主要是卖给了黑人青年”），但联邦调查局检查了100家商店后发现，刀具和枪支的销售量比平常还少。眼前唯一的武器就是那些国民警卫队身上的武器。有各种理由相信，该州的首府也会以阿肯色州其他三个城市一样（史密斯堡市、欧扎克市和范比伦市）的模式，在同一天平静地完成合校。现在，那9名黑人学生一起来到了中央高中，国民警卫队队员将他们拦下，理由是：“福伯斯州长已经下令禁止黑人进入这所学校。”15岁的黑人女孩试图突破防线。士兵立刻举起步枪，她吓得直后退，旁观者喊道：“快回去，你个黑丫头。”然后，一位教师的白发妻子上来护送这个女孩，带她到公共汽车站。这就是福伯斯口中的“暴力”，戴维斯法官拒绝了延迟合校的新的请愿书。

在戴维斯法官的要求下，联邦调查局的50名特工来到小石城巡视，希望找到种族关系紧张的更多迹象。他们提供的500页的报告表明，没有任何有关和平受到威胁的证据。因此，戴维斯发出传票，让州长于9月20日出庭，当众说明为什么他不该禁止自己参与干扰学校董事会进程。这时福伯斯正躲在被国民警卫队保护起来的橙红色的州长官邸里，但美国联邦法院的司法警官很容易地就越过了这些护卫，把传票交给他。州长第一次看起来有些担忧了。他给艾森豪威尔总统打电话，抱怨美国特勤局调查他，而他的电话也一直被窃听，他还听说有个阴谋计划“要用武力监禁他”。他要求总统向他保证“理解和合作”。艾森豪威尔回答说：“我能给你的唯一保证是，我将利用自己所能利用的一切合法手段维护联邦宪法。”

小石城的国会议员布鲁克斯·海斯认为艾森豪威尔应该和福伯斯坐下来商量。这件事是这么安排的：9月14日（危机后的第11天），他们在罗德岛新港的避暑白宫会面。舍曼·亚当斯对福伯斯的印象是“他并不像是那么难以合作或没有理智的人”，艾森豪威尔却认为福伯斯似乎对他应该做的事情糊里糊涂。事实上，他们都错了。福伯斯州长仍然不思悔改。6天后，当戴维斯法官在法院开庭审理“3113号民事案件：申请颁布初步禁令”时，情况没有任何改变。他的这一次开庭听审与往常无异，但这却具有历史性的意义：一个州的州长被带上联邦法院受审。

福伯斯自己没有出庭。自从他调集国民警卫队后，就一直在回避质疑。他说要在公开法庭提供他说的预知暴力事件发生的证据，但是证据也没有呈堂。在法庭上，三名阿肯色州律师作为他的代表出庭。他们提出请求：第一，要求戴维斯法官因自己的偏见而回避审理此案；第二，本法庭应该撤销对州长的指控，因为此案应交由三位法官组成的法庭审理。戴维斯断然驳回了他们的请求。他们中的首席律师看着发言稿接着说：“被告福伯斯州长和他的军官的立场是坚定、明确、不可改变的，阿肯色州的州长不能也不会承认，美国在这个法庭上或其他任何地方，对他的审慎态度和判断能力提出质疑。”

律师询问他和他的同事们可否退出听证会，法官点了头，他们就走了。还没有传唤一个证人，州长的答辩就结束了。他的理由是：联邦法院在阿肯色州无权审判他。1861年也有人提出过这个问题，但普遍认为在1865年已得到解决。

美国司法部原本打算传唤近200名证人，现在只需8名，包括市长、警察局局长和学校督学。他们都证实这座城市种族关系和谐。总结这些证据之后，法官说这表明学校董事会的合校方案“被州长带领的阿肯色州国民警卫队部队所干扰”，他补充道：“从今天大家提供的证词来看，实施合校计划显然不会发生暴力事件。”于是，他下令福伯斯和国民警卫队停止干涉。记者让福伯斯发表意见，他便草草地发表了一篇声明。他说他的律师并不在场，而绝口不提正是他指示律师离开的。他声称：“遭受迫害的日子就要来了。将不会再有任何反诘，也不会再有支持另一方（他自己）的证据。所以，现在，通过利用几个精心挑选的证人，司法部的案件就可以进行下去。结果已成定局。”那天晚上，他又发表了一个较为温和的声明，攻击戴维斯的“没有根据的行为”，但也说会遵守法院的裁决，直到“肯定会在上诉后撤销”。民兵奉命从中央高中撤离，军队离开后，福伯斯和他的妻子离开小石城，前往佐治亚州的海岛参加南方州长会议。他们中途在亚特兰大市停下来，观看了一场佐治亚州对得克萨斯州的橄榄球比赛。后来一个当时也在场的州长告诉记者：“他真会往自个儿脸上贴金。33 000人在观看比赛，每次他们欢呼，福伯斯都会起身鞠躬致谢。”

那天晚上，他成了海岛克劳斯特尔酒店银厅的焦点，他一直忙着给人签名、喝波本威士忌和七喜汽水，以及跳舞。他的舞伴包括陪伴州长参加晚会的詹姆斯·卡拉姆夫人。她的丈夫“闪电吉米”卡拉姆在小石城为人熟知，是州长的密友，今天没能出席。他曾是一名橄榄球运动员，也当过专门破坏罢工的打手，现在是阿肯色州体育委员会主席。因此，他熟知拳击馆更衣室、拳击手陪练和职业打手的世界，这也是让他留在小石城的原因。州长给他安排了特殊任务，将在第二天早上黎明开始行动。当福伯斯和他的妻子参加完银厅的庆祝活动并熟睡时，卡拉姆正纠集了一群强壮的年轻人到中央高中外面，他们在窃窃私语、点头示意，在加油站的电话亭进进出出。

上午6点，70名小石城的警察挥舞着警棍，用木架在学校周围设置了路障。如果三个星期前就这样做，便可维持秩序了，但现在危机已经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了。福伯斯的预言马上就会成真，尤其是当卡拉姆聚集了那些容易被煽动的人之后。后来，市长将制造危机的责任归咎于“职业煽动家”，警察局一个副局长说：“闹事的人有一半来自外地。”警察顾全大局，没有指出许多带头人实际上来自小石城体育界，算是警察的朋友。一些警察很同情他们，站在那里都有些不知所措。其中一位警察对围观者说：“你认为我喜欢这样吗？我只是在执行公务。”

8点45分，中央高中的上课铃声响起。紧接着，有人喊道：“黑鬼来了！”但这些黑人不是学生。他们是一起来的4名黑人记者。当他们被迫撤退时，20多个职业打手马上追上去把这4个黑人分开，然后挨个毒打。为了看得更清楚，一名警察爬上一辆车的车顶。其他警察赶过去，制止行凶，吉米·卡拉姆生气地喊道：“是黑鬼先动手的！”一个壮汉跑过来告诉他：“给我五六个人，把他们带到小黑鬼上次进门的地方。”卡拉姆便召集了5个大个子，带领他们赶往那边。但他迟了一步：就在暴徒围攻黑人记者时，9名黑人学生坐着两辆汽车，已进入了校园，他们似乎安全了。大多数白人学生好奇地看着他们。一些人对他们表示友好，没有任何人表现出敌意。

然而，这几名新生的地位尚未稳固。校外的情况正在迅速恶化。广播和电视对这场混战的报道招来了周围城镇的许多恶棍。人数成倍增长，到后来学校周围有将近1 000人，存心滋事打架。警察看到黑人记者被攻击时所表现出的软弱，让这些人以为寻衅闹事可以逍遥法外。他们一时找不到新的攻击目标，索性对白人记者也动起手来。三名《生活》杂志的记者被打伤。任何一个没有南方口音的记者都有被打的危险，甚至包括前来帮助他们的警察和州骑警。在混乱中，木架设立的路障被挤开，校门口挤满了人。上午11点50分，曼市长只能投降，命令黑人学生离开学校。恶棍们狞笑着散去。吉米·卡拉姆冲进加油站电话亭，打了一个电话。不一会儿，福伯斯州长便在海岛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他说：“小石城发生的暴动证明了我的判断是正确的。”

那天早上，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华盛顿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演讲。整个星期，他都受阿肯色州日益严重的危机困扰。他告诉舍曼·亚当斯，他很清楚沃伦法院对布朗诉教育局一案的判决“破坏了像小石城这样的地区的既定习俗和传统，你不能用法律改变人心”。同一星期晚些时候，他还会告诉4位较温和的南方州长：“我从来没有说过我对最高法院判决的看法，我从没有告诉过任何人。”他又补充说：“但我的看法并不重要。事实是这是法律，而我作为美国总统，有责任落实法律，贯彻执行。”他在演讲完毕要离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时，接到布劳内尔的紧急电话。司法部长给他简略地介绍了中央高中校外的情形。接着总统发表了一个严厉的声明：

美国联邦法律和美国地方法院的判决…决不能任由任何个人或任何暴力分子轻侮。我将动用美国所有的力量，包括任何必要的力量，制止违法行为，使联邦法院的判决得以贯彻执行。

他原本希望能够改变福伯斯的想法。但是太迟了，他刚刚回到新港，布劳内尔在自己家用绝密电话专线又打来了一通电话。阿肯色州地方法院法警的报告表明，法律的执行在州和地方都被破坏，一群暴徒控制了中央高中。此外，小石城请求华盛顿进行干预。学校校监弗吉尔·布洛瑟姆刚刚给司法部打电话：“曼市长想知道应该给谁打电话，才能获得联邦政府的帮助。”最后，他与布劳内尔通了电话。布劳内尔挂上电话后，便起草了一份声明，阐述了自1795年以来总统的传统权威和责任，说明总统可以动用军队来执行联邦法律。如果艾森豪威尔批准这项声明，就可以派遣军队。艾克在电话里听完声明后说：“我想你把声明送上来。看起来我是不得不签字了，但我还想先看一看。”

晚上，他在住处的阳台上研究了这项声明，但直到睡觉前还是没有签署。他告诉亚当斯，这件事的前景让他感到有些恐惧，让美国士兵对付美国公民永远不可能是“国家的明智之举”。但小石城事件的势头太过强劲了。他不禁怀疑，即使是奥瓦尔·福伯斯和吉米·卡拉姆也可能已无能为力。目前，只有严格服从法院判决，才能不动用军队，但已成功反抗警察的暴徒是不会服从于任何人的。第二天早上8点前不久，艾克步行到他新港的办公室，眯起眼睛看着地平线说：“寒风要吹起来了。”这是一个不祥的预兆。不到一个小时，布劳内尔就又传来了关于中央高中的噩耗：今天的暴徒人数更多，他们推推搡搡，公然嘲笑那些试图驱散他们的警察。那9名黑人学生留在家里，不敢出门。美国联邦法院法警的意见是，只有他们不来学校，才能防止暴徒入侵学校。这次，曼市长向华盛顿发来电报，正式要求总统进行干预。艾森豪威尔挂了电话后，签署了那份声明。那天晚上，他在全美电视台解释说：“我们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基础在于总统和行政部门坚决支持和确保联邦法院判决的实施，甚至在必要时，在总统的命令下采取一切可用的手段。总统只有这样做，才不会导致无政府状态。”

那天早上，为了响应这项声明，国防部长威尔逊决定阿肯色州的国民警卫队直接听从联邦政府的命令，直接越过了福伯斯州长。同时，陆军参谋长马克思韦尔·泰勒将军将101空降师的327部队调向中央高中，以维持秩序，平息暴动。8架C–130型和C–123型运输机把肯塔基州坎贝尔要塞的伞兵送到了阿肯色州。当艾森豪威尔向全美发表讲话时，第一批军车已停在了学校前面。这是自重建后，南方第一次因种族问题违抗联邦政府而导致军事管制。

这些部队和民兵之间的差异是惊人的。两方都穿着同样的制服，但仅此而已。国民警卫队由周末军人组成，他们个性随意、衣衫不整、动作缓慢。相比之下，101空降师是一支精锐部队，在各方面都很专业。只要经验丰富、拿着指挥棒的军官一声令下，训练有素的士兵立即从车上冲下来，在学校操场上排成队列。吉普车也成行列排开。帐篷以同一间距排列好，在中央高中网球场外面的空地上撑了起来。野战电话线在学校院子里的橡树上拉起来，黎明前，对讲机中就响起了各处通信兵彼此呼叫代号的声音：“你好，‘抗争’，这是6号十字路口。请回话，‘阿尔法路障’。”[3]

那天，在阿尔法路障发生了一件当天最富戏剧性的事。路障设在中央高中以东的路口。星期二早上，天刚蒙蒙亮，一些闹事的头目便开始在这儿组织他们的人了。一位身材瘦长、尖下巴的少校站在装有扩音器的卡车旁，监视着他们。他那粗哑的声音从扩音器中传出来：“请大家回家去，否则我们就将你们驱散了。”然而，那些人纹丝不动。其中一人嘀咕着：“爱黑鬼的家伙。”另一人叫道：“苏联人！”一名身着棕色宽松衣服的人朝身边的人喊叫着：“他们只是虚张声势。你们要是不想走，留在那儿也没事儿。”

那名少校狠狠地发出命令。12名伞兵上好刺刀，站成一排，枪托紧贴大腿，完全处于随时准备镇压暴乱的警戒状态，每把刺刀都指着人的喉咙。少校再次发出命令，士兵们便向前行进。暴徒们开始撤退，那名身着棕色衣服的男子坚持到最后一刻，然后也转身逃跑了。然而，他也没跑太远。军队在这场小冲突中赢得了首场胜利，但决战还未来临。黑人学生还没到学校呢。

最后的较量干脆利索。那时，中央高中响起了早上8点45分的铃声。与此同时，公园大街和16号街的路障同时打开，驶入一辆领头的吉普车、一辆军用旅行车和一辆殿后的吉普车。三辆车同时在学校前面停了下来，一群黑人学生从旅行车上走了下来，三排伞兵双手拿着步枪跑上前去，围成一个半圆形，用刺刀给孩子们做了一道防护屏障。第4排伞兵则站在黑人学生的两旁，护送他们走上台阶。人们全都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这时，一名妇女突然大喊道： “上帝啊！小黑鬼进去了！”其他人也跟着喊：“小黑鬼进去了！小黑鬼进去了！”还有一名妇女一边尖叫，一边扯着自己的头发。人群又骚动起来，挪动着前行。

阿尔法路障处聚集了更多人。少将再次厉声说道：“你们最好立刻离开。这是最后界限！我告诉你们，这次我们可不会放慢步调。”然而，没有人理会他，于是他命令伞兵再次向前推进。当伞兵前行时，人群便向后退，跳进一家私人住宅前面的草坪，接着又跳进阳台。这群人一路都叫喊着，说这里属于私人财产，军队无权进入。但士兵们仍然步步紧逼。他们一直走上门廊，当暴徒被刺刀逼退时，这些士兵仍然穿过门廊追逐他们。

有人稍一犹豫便被驱离了校门前的广场。此时，人群中却有一人还在负隅抵抗。他叫布莱克，是密苏里——太平洋铁路上的扳道工。过去两天，他一直混迹在最活跃的煽动分子之中。布莱克抓住一名士兵的枪管，顺势将其拖倒。就在两人在地上扭成一团时，另一个伞兵调转其m1步枪，用钢制枪托向布莱克头部砸去。鲜血顺着他的头往下流，他在地上爬着，向一些摄影师喊道：“你们谁知道刚才打我的那个杂种叫什么？”士兵们谁也没瞧他一眼，继续前行。这时，一名双目圆瞪的中士叫道：“把刺刀举高——对准脖子底下。”

从海岛回来后，福伯斯和新闻记者开玩笑（“我感觉自己像麦克阿瑟。我已被解除职务”），并要求广播电台给他和艾森豪威尔总统同样多的时间回应。美国广播公司电视台同意了，而由于他拒绝在讲话后回答问题，另外两家没有同意。依福伯斯对之前发生事件的描述，布莱克当时正在“一个家庭里做客”，士兵们却疯狂地进行“全面逮捕”。中央高中的女孩被“联邦调查局带走，并进行数小时的隔离审讯，而着急的父母根本不知她们的行踪”。州长十分担心南部白人青年妇女的安全问题，他晃了一下一张照片，说道：“那些插在女学生背上的刺刀便是联邦政府赤裸裸地使用武力的明证。”他又叫喊着说，他从佐治亚州回来，发现那些伞兵“用棍棒重击无辜的旁观者，用刺刀刺向女学生的背部，爱国之士那滚烫的鲜血沾染在冰冷、赤裸裸的刺刀上”。最后他又喊道：“以我们崇敬的上帝之名，以我们珍视和守护的自由之名，我们不禁要问，美国现在发生了什么？”

小石城实际发生的事情与他所讲的毫不相符。布莱克当然不是谁的客人，当时只有8人被逮捕，其中4人由于到处闲晃而被处以罚款，另外4人在警察局就被释放了，而联邦调查局并未审问任何人。埃德加·胡佛表示，州长是在“散播虚假信息”。至于福伯斯给观众晃了一下的那张“女学生遇刺照”，其实是一群女学生一边咯咯地笑着，一边从一群士兵面前走过。

那才是事实，它也证明坎贝尔要塞的军队处理得当。福伯斯却继续装聋作哑，丝毫不肯承认。两星期后，他堕落到《华盛顿邮报》和《时代先驱报》笔下的“肮脏下流的地步”，他竟指控伞兵冲进中央高中女学生更衣室，待在那儿盯着她们裸体看。记者要求福伯斯拿出目击者证词或证据。他回答说：“我并不打算现在公开这些证据。”事实上，他拿不出任何证据来证明他的指控。11月，军队全都从学校撤离，只留下一支象征性的队伍，黑人学生上学也开始无人护送了。直到第二年5月，此次事件已成往事。虽然说这次军费开支较大，但用得十分值当。为了让这9名黑人学生上学，联邦政府花费了4 051 000美元。

然而，秋季发生在阿肯色州的事件，使政府付出了另一笔高得多的代价。小石城事件的真正意义在于它对南方白人的影响。他们的祖辈在他们孩提时代便告诉他们内战的故事及其后果，这些已深深刻在南部白人心中，而中央高中的暴动唤醒了那一可怕时代的殉难者的冤魂。在这一点上，他们表现得不可理喻。他们的反应受到南方联邦旗帜、“迪克西”歌词、布尔河战役的杰克逊、阿波马托克斯战役的李将军以及安提塔姆战场上阵亡将士的影响，这导致他们盲目相信福伯斯那连篇累牍的谎言。出现在南方土地上的北方士兵对他们而言仅意味着一件事：这种可怕且令人憎恶的场景将被正义的愤怒反击，反抗呐喊已淹没理智之声。佐治亚州参议员理查德·拉塞尔谴责艾森豪威尔“采用了希特勒发给其冲锋队军官手册中的战略”。[4]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奥林·约翰逊表示：“如果我是福伯斯州长，我就会宣布起义，同时调集国民警卫队，看看在我这个州谁说了算。”密西西比州参议员詹姆斯·伊斯特兰指控“艾森豪威尔已点燃仇恨之火”。佐治亚州参议员赫尔曼·塔尔梅奇表示：“对匈牙利的毁灭，我们仍然表示深深的遗憾。如今，美国总统向小石城大街小巷派出坦克（原文如此）和军队，南方由此受到威胁。我真希望能立刻投票对他进行弹劾。”绰号“见人就吻的吉姆”的亚拉巴马州州长詹姆斯·E·福尔瑟姆声称，他会赶在艾森豪威尔将该州的国民警卫队划归联邦政府之前就将其遣散。卡罗来纳州州长詹姆斯·贝尔·蒂默曼已辞去美国海军后备役军官的委任，以免被招去服役。

他们是出头露面的。那些南方普通老百姓则以各种方式表明，福伯斯是英雄，而总统是敌人。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美国北部和西部仅有10%的人认为艾森豪威尔不应派遣军队到中央高中，只有1/3南方人认为总统此举正确。在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一名航空队老兵将他的4枚空军奖章和6枚战功金星寄到白宫，要求转给去小石城的伞兵。在得克萨斯州马歇尔市，有人在基瓦尼俱乐部午餐会上发表讲话：“自重建以来，这是南方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于是，基瓦尼俱乐部成员拒绝面向国旗表示忠诚。在特拉华州多佛附近的霍华德·约翰逊饭店，一名女服务员要求两名西装革履的黑人离开饭店，并说道：“有色人种禁止入内。”此事令国务院十分难堪，因为其中一位是加纳的财政部长，他之前还在自己的家中招待了理查德·尼克松，另一位则是他的秘书。在南方，类似事件经常发生，种族问题总是伴随着恐怖威胁。在佐治亚州奥尔巴尼，恐怖活动秘密组织成员在夜间纵火焚烧了一所黑人学校。而在小石城危机达到高潮之时，6名亚拉巴马州人在一条偏僻的乡间小路上抓住一个名叫贾齐·阿伦的黑人，把他拉到一个空窝棚，用剃刀将其阉割，还在其伤口上倒上松节油。他们当中根本没人认识这名黑人，事后其中一人说道：“我们只想随便抓一个黑鬼罢了。”

从福伯斯之后的政治生涯，可以看出南方人的感情。这位州长的表演，阿肯色州的选民全都亲眼所见。可能其他地方带有偏见的报道会迷惑读者的判断，但这事却不会发生在福布斯所在的州。《阿肯色州报》的哈里·斯科特·阿什摩尔写下了美国新闻界最勇敢的篇章，他因对中央高中暴乱的出色报道而荣获普利策奖。然而，并非所有读者都赞同他的观点。昼夜都有人打电话恐吓阿什摩尔，福伯斯谴责他是“主张取消种族隔离的激进分子”，小石城种族主义的首府公民委员会把他称作“头号公敌”，并且全州的抵制行为使《阿肯色州报》失去了3 000个订户。但他继续报道事实，而阿肯色州的人民于1958年以压倒性的优势选举福伯斯为连任三届的州长。他获得了255 086票，而竞争对手则以56 966票大败。在之后的多次选举中，他仍以多数票通过。掌权12年后，于1967年退休。

在美国南部以外，实际上在整个美国以外，是另一番景象。护送9名黑人学生进入中央高中的斗争在全球引起反响。一位编辑在那段时间写道，小石城已成为“一个只要在能看报、听广播的地方，人们便会知道的名字，一个在莫斯科遭到曲解、在新德里遭到误解，并在伦敦十分费解的象征”。渴望在外国首都得到好评的美国人为此十分懊恼。他们意识到阿肯色州所牵涉的原则危如累卵，并看着这些原则受到轻视，他们为之感到羞愧。

但是，对于此次事件在人的方面产生的影响，当时并未有任何意见。实际上，这种沉默振聋发聩。美国黑人的呼声仍然没人听见。“南方人”一词仅指美国白人，没有专门的词指代南方黑人，美国各处报纸也鲜少刊登黑人的消息。霍华德·约翰逊饭店事件的真正意义在于，种族歧视的受害者是外国的一名内阁官员，美国人民的良心才因此触动，甚至他们感到后悔也不是因为觉得自己做错了事，而是怕有损美国在外的形象。

成年黑人生来便处于消极状态，由于长期以来别无选择，于是只能接受这种制度，他们日趋委曲求全，竟将该有的愤怒转化为了绝望。当101空降师在阿肯色州取得胜利时，倘若有一个美国黑人感到欢欣鼓舞，便会有几十个黑人担心——这也情有可原——此举会激起白人恼怒。那些读过贾齐·阿伦事件报道的人知道，若不是上帝保佑，他们恐怕也会遭此横祸。然而他们的孩子对此的反应却大相径庭。继蒙哥马利市抵制公共汽车成功和最高法院判决种族歧视违法之后，阿肯色州中央高中发生的对抗便坚定了陈规旧俗或将被打破的希望。从这个意义上讲，1957年秋的小石城在一些黑人少年的心中留下深刻印象，例如当时16岁的斯托克利·卡迈克尔[5]、15岁的卡修斯·克莱、13岁的H·拉普·布朗以及12岁的安吉拉·戴维斯[6]。

11月上半月，一些以激励美国人为己任的人研究着密集的乌云，以寻求一丝希望安抚因苏联发射首颗人造地球卫星而受到心灵创伤的美国人民。冯·布朗告诉记者，美国以现有的装备可以发射人造地球卫星。让所有人，包括工作人员在内都感到吃惊的是，麦克尔罗伊部长宣布“先锋”计划重启。《时代周刊》派人在33个城市进行调查，发现从堪萨斯城畜牧装备公司总经理、佛罗里达州的一位国会议员、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城的一群银行家到洛杉矶的一名负责供销的工程师，全都信心满满。（“6个星期前，我到一家飞机制造厂去，发现无论是首席工程师还是绘图员都等休息时间一到便去喝咖啡了，而我这星期再去，却发现休息室空无一人，大家都在干活。”）

《读者文摘》发表了贝尔尼·莱的一篇文章，用了一个振奋人心的题目“冲上云霄”。贝尔尼表示，有“天神”暗中帮助美国的空间探索。到这时，政府终于开始回应沸腾的舆论了。卡纳维拉尔角的火箭技术人员忘情地工作着。与此同时，在尼克松的敦促下，总统勉强同意要做更多的安排，以让大家情绪高涨。他委派基利安为科学技术特别助理（报纸戏称其为“导弹总管”，这使艾克十分生气），又任命一名五角大楼的协调员去遏制军种间的竞争。接着，他决定接连发表5次电视讲话。这一系列讲话备受期待，第一次讲话也反响很好。在电视上，他展示了回收的丘比特中程弹道导弹上4英尺长的外壳。他解释道：“制造远程武器的障碍之一便是如何将导弹从外部空间送回时，让它避免像流星划过天际那样燃烧……我所展示的外壳是从已接受试验的导弹上取下的。它曾在外太空飞行数百里后返回地球。你们看，它仍完好无损。”他确信：“直至今日，自由世界的整体军事实力仍然明显高于共产主义国家的军事实力。”洲际弹道导弹不久将横空出世。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B–52型喷气式轰炸机也随时处于戒备状态。

民众纷纷来信，令人鼓舞。艾克的第二次讲话也十分成功，于是开始着手准备即将在克利夫兰播出的第三次演讲稿。然而此次拟稿进行得十分缓慢，因为他脑子里有太多事情。每年劳动节[7]到圣诞节这一时期是总统最为繁忙的时候。12月6日，他将在巴黎主持北约会议。在此之前，他还要完成来年的立法计划，并对国会领导层说明情况。他还要考虑下一财年庞大的财政预算，并在来年1月发表国情咨文。现在看来，整个美国正在进入一个经济大衰退时期。

摆在总统面前最迫切的任务仍然是重振国民信心，于是决定完成剩下几次的电视讲话，但最终未能如愿。1957年11月25日，总统在26个月中第三次卧床不起，甚至无法处理最简单的公务。斯奈德医生诊断他患了“血管痉挛”。但对于美国上下而言，这就是中风。

感恩节之前的那个星期一，为欢迎前来国事访问的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五世，总统未戴帽子在华盛顿国际机场忍受秋季凉风的洗礼。一回到白宫办公室，他便说自己感到寒意袭身。他担心自己染上了流感。实际上，他的病比流感严重。他向自己的秘书安·惠特曼口授一份文件时，惊愕地发现自己竟无法开口说话。秘书含泪跑到舍曼·亚当斯面前说：“总统已回家了，他刚才试图告诉我一些事情，却说不出话来。似乎突然出了什么事。现在他已放弃口授的努力，并回到家中。我无法想象他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在楼上总统公寓，亚当斯发现总统穿着睡衣。斯奈德医生还在路上，但打了电话要总统先上床休息。艾森豪威尔面带微笑地对他的助手说：“我猜你要……”他无法说完整句话。停顿之后，他结结巴巴地补充道：“……商量今天的晚宴。”他对于无法谈论如何款待那位非洲来的国王懊恼不已，勉强说出：“我根本没事！我好得很！”但他明显无法顺畅说话了。他结结巴巴地、重复蹦出一两个词或音节，但全都不是他想说的话。惊恐的艾森豪威尔夫人对亚当斯说：“他现在这个样子，我们不能让他到下面参加晚宴。”亚当斯表示同意。于是，他告诉总统，尼克松可以代表他参加晚宴。艾克用力摇摇头，吃力地说道：“如果我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还不如彻底不干了。这事就这么定了。”

接着，医生来了。当听到艾森豪威尔将“国际”一词说成“国志”时，斯奈德便做出了诊断。总统的中风已经影响到其大脑的语言中枢。他罹患了失语症，也就是用语言表达思想的能力受损。这种损害是否能够治愈尚未可知，即使能够治愈，也不知需要多长时间。医生打电话联系了沃尔特·里德医院，亚当斯也联系了尼克松，他同意主持晚宴。暂时还不向新闻界透露任何消息。哈格蒂正在巴黎准备总统的北约会议之行。当总统生病的消息传到他耳中时，他哭了。

但悲痛其实毫无必要。艾森豪威尔恢复得很迅速，简直就是奇迹。几个小时后，他的病情便有所好转。甚至当哈格蒂的一名助手向记者们简要介绍4名神经科专家时（伴随“轻微讲话困难”的“闭锁综合征”），总统已回到白宫观看怀亚特·厄普的电视节目了。次日清晨，总统于7点40分醒来，洗了澡并自己做了早餐。他画了一会儿一直未完成的英国公主安妮的画像。他感觉好了许多，便召见自己的助手，还接见了摩洛哥国王。随后处理了半小时公文，在10多份文件上签了全名或缩写。星期四感恩节那天，他去了教堂，并拒绝了牧师的搀扶。在白宫进餐时，他切开了一只重达40磅的火鸡，接着艾森豪威尔夫妇驱车带斯奈德医生去葛底斯堡农场共度周末。星期六，他们观看了陆军对海军的球赛。经斯奈德同意，艾森豪威尔于星期一全面恢复了工作，并主持了一场内阁会议。医生告诉媒体：“总统的健康状况进一步好转。”

在卡纳维拉尔角，“先锋”计划的科学家希望将一颗美国制造的人造地球地球卫星于12月6日送上太空 , 为正在康复的总统送上一剂精神良药。星期五早晨，一切似乎都准备就绪。长长的、黑色与银色相间的、分为三级的海军试验运载火箭3号（TV–3）耸立在一个蜘蛛网形的龙门起重塔上。阳光在液态氧燃料周围凝结的白霜上闪耀。TV–3是在华盛顿的直接命令下快速建造起来的，大家都盼望着它能将保龄球大小的美国人造地球地球卫星送入太空。这其实没什么，但象征着美国拥有精良的科学技术，同时也体现了美国参加并且赢得太空竞赛的决心。为取得宣传效果，政府早已让全世界都知道了这件事。尽管马丁火箭尚未进行测试，但估计其性能没有问题。五角大楼新闻发布员和127名美国、外国记者保持联系，告知他们事情的最新进展，包括发射时间这类通常属于高度机密的信息。《纽约时报》的标题为“美国即将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匹兹堡太阳电讯报》预告说： “月球——近在咫尺。”美联社向各报社提前发了一份新闻通稿，交代他们一旦卫星进入轨道，立刻发出该新闻通稿。该通稿已在无数印刷厂排好版，随时准备印发：

美联社卡纳维拉尔角12月6日电，现绕地球飞行并发出无线电信号的小月球是美国对苏联的回应，即美国也能在太空前沿立下标杆。

由于阀门漏气，导致卫星多次推迟发射，最后卡纳维拉尔角终于升起一颗红色气球，表明“先锋”号即将发射。观察飞机——两架“二战”老式B–17轰炸机和一架新式赛斯纳飞机已经起飞并迅速升到空中，俯视着众多围观者。任何人都必须站在离发射台三英里外的地方，但大量人群还是隔着隔离带向内观望。佛罗里达州卡拉维拉尔半岛上的所有学校都放假了，工厂和公司也让职工暂停工作。在街上、空旷场地以及公共沙滩上，到处都是等着见证这一历史时刻的美国人。

上午10点42分，龙门起重架拉开，50分钟后又拉了回来，最后被彻底拉走。连接TV–3和发射支架的缆绳于下午1点44分撤除。不到两秒，火箭底部喷射出第一股炽热的白色蒸汽。在华盛顿，通过现场电话可听到“先锋”计划副主任保罗·沃尔什的声音。他喊道：“零……发射……第一次点火……”

庞大的火箭晃了几晃，笨重地从发射台缓缓升空，一英尺、两英尺、三英尺。就在那时，预定发射时间过了两秒后，火箭似乎静止了，停在了空中。突然，沃尔什大喊：“要爆炸！”刹那间，从那个发射失败的火箭下方冒出一股长长的橘黄色烟雾，接着开始往下掉落，然后突然上升，成为一股滚滚火浪，包围了TV–3整个右侧。在天空中，B–17飞机上的一个飞行员叫道：“着火了！爆炸了！黑色浓烟到处都是……我们没有看见载着我们卫星的火箭……火箭或许并没发射……这里有一团很大的浓烟……刚才发生爆炸的地方黑压压的一大片。”

烟雾是由自动灭火器中的水和二氧化碳引起的。当烟雾飘散后，就能看见火箭的前端椎体斜靠在发射支架上。随处可见大火。已烧焦的残缺尾部插进了发射台。整个装置有一处还完好无损：椰子般大小的卫星已被火箭甩出，落在地上，正按设定好的108兆周的频率发射出稳定的信号。

这是一场公关上的灾难。尽管科学家表示这只是一次试验，却徒劳无功。美国曾向全世界大肆宣传此次发射，以期得到赞扬，如今却只能忍受讽刺与嘲笑。在联合国工作的苏联人咧嘴笑着，建议美国人申请苏联向落后国家提供的技术支持。在伦敦，卡利索普民谣歌手在英国广播公司唱道：“哎呀，美国人想要发射卫星，然而那颗小卫星不上天呀。”五大洲那些爱说俏皮话的人将TV–3改名为倒栽星、噼啪星、愚蠢星、无用星、反向星、冒烟星、熄火星和故障星等。林登·约翰逊在议院上悲叹道：“天啊，到底要多久，我们才能赶上苏联发射的那两颗卫星啊？”在华盛顿，在那场垂头丧气的记者招待会上，负责“先锋”计划的哈根博士只说了一个词：“胡闹。”社论作者想寻找一只新的替罪羊，他们便盯上了新闻发言人，这些人和进步教育家一同遭受了羞辱。匹兹堡的一位教授说：“这是自卡斯特进行最后一次抵抗以来，我们遭受的最大耻辱。”

在通信便利的时代，这次灾难似乎比其本身更加严重。这支坠落的火箭并非美国军火库中唯一一支火箭。在一个月内，卡纳维拉尔角的发射台才修好，海军就准备进行第二次卫星发射。就在TV–3发射失败的那个星期，空军重新试验了“雷神”和“阿特拉斯”式导弹，并取得了成功。3月，陆军还将实施把8枚丘比特C型导弹送入太空的项目，每枚导弹都比“先锋”号更大、更可靠。总统曾下令，不让文职人员参与丘比特项目，因为军事试验有绝对优先权，但如今此命令已被撤销。人们将很快忘记12月6日的耻辱，然而，政治家们不会忘记。对他们而言，再冒一次受公众嘲笑的风险是无法想象的。从此刻起，接连几届政府都决定致力于参加空间竞赛，直至取得最后胜利。任何退出的借口都不能接受。对国家资源的其他需求无论多么紧迫（到20世纪60年代，对一些资源的需求将空前紧张），都必须等到星条旗牢牢地插在月球上再说。

美国人小像：
埃德塞尔汽车

1948年，有人便开始构思制造埃德塞尔汽车，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而非制造问题。曾经对福特汽车满意的车主越来越富裕，便开始对福特汽车公司的水星牌汽车失去了兴趣，转而购买别克、庞蒂亚克和奥兹莫比尔车。福特汽车公司一位高层表示：“我们一直在为通用汽车公司培养顾客。”6年后，公司策划人员在一种中等价位（2 400~4 000美元）的汽车上投入2.5亿美元。他们知道，第一年至少要销售20万辆才能有利润，而他们有信心做到这一点。

由于该车没有名字，他们便称之为E系车，“E”代表“试验性的”（Experimental）。他们在汽车制造过程中花费甚大。20世纪50年代中期还处于动机研究的萌芽期，作为E系车设计顾问之一的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所对其他中间价位的汽车做了“性格”的评定。结论是，别克汽车好比一名专业人士的妻子，而水星牌汽车则显得比较淫荡。迪尔本福特公司的一名员工在仔细研究这些资料后写道：“E系车最具优势的‘性格’也许应该是：为正在往上爬的年轻经理人或专业人员的家庭提供的智慧汽车。”他又补充解释道：“‘正在往上爬’ 是说‘E系车信任你，年轻人，我们将助你走上征程’！”

1955年8月15日，在亨利·福特二世和欧内斯特·R·布里奇的带领下，福特汽车公司全体经理人见证了与E系车同等大小的泥塑模型揭幕式，汽车表面覆盖锡纸来代替镀铝或镀铬。大家全都鼓起掌来。那年夏天股票市场繁荣，这种中等价位汽车的市场也是如此。时势似乎十分眷顾E系车。该车的外观将很快闻名于世： 尾部犹如海鸥展开的双翅，还有椭圆形内凹的散热网板，一名设计师则将汽车内部形容为“按键时代的缩影”。

顾客心理专家想出了6 000个名字，按照字母表顺序排列并附上彼此参照建议后，布里奇灵感一现，借用亨利二世父亲的名字，将该车命名为“埃德塞尔”。E系车出厂日定在1957年9月4日。在这之前的51天，第一批埃德塞尔汽车已下线，但仅有少数几个经过严格筛选的人才能目睹。E系车营销人员营造出一种十分神秘的氛围。广告上出现的是汽车的模糊影子，或是帆布遮盖下不成形的轮廓。埃德塞尔汽车存放的大楼里安装了特殊锁具，倘若钥匙落在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或通用汽车公司派来的间谍手中，锁具会在15分钟内改变。7月，有消息泄露，一辆E系车样车曾被装在一辆密封货车内运到好莱坞，由卡斯克德制片厂在一个上了锁的摄影棚里拍了照片，当时还有武装警卫人员在外巡逻。（卡斯克德制片厂的一个发言人表示：“我们采取的所有预防措施都和拍摄原子能委员会交拍的影片是一样的。”）福特汽车厂试车道周围布满带刺铁丝网和伪装好的岗亭。在迪尔本，望远镜持续观察着附近的屋顶和小山，以防竞争者派来的间谍可能藏匿在某处。

《商业周刊》称，埃德塞尔汽车出厂准备的耗资可谓商业史上最昂贵的一次。福特公司旗下的埃德塞尔分厂拥有自己的工厂，厂内有800名管理人员和1.5万名工人，另有60名高薪聘请的广告文案撰写人负责广告宣传。此外，还有近1 200名美国汽车代理商放弃其他有利可图的汽车代理权而专门销售埃德塞尔汽车。如果该车真能畅销，代理商将赚得盆满钵满，反之，他们可能会失去所有，甚至连裤子都保不住。

8月的最后一个星期，福特汽车公司花费9万美元举行了为期三天的新闻发布会，会上为250名新闻记者展示了可生产18种E系汽车的4条主要生产线。然而，发布会并不太成功。冒失的驾驶者加大马力高速开着埃德塞尔，把那些新闻人吓得不轻；专为此事邀请的乐队所使用的谱架上印着纪念格伦·米勒的GM[8]字样。这些事情虽无足轻重，却是不祥之兆。这种新车看来运气不佳。然而，公众无疑还是对它产生了好奇心。在E系车出厂后的那个周末，将近300万人都涌入代理店里一探究竟。E系车出厂当天，超过6 500人购买了埃德塞尔汽车。迪尔本因此充满欢呼雀跃之声。倘若能将剩下的车卖出1/15，那么该车第一年销售将飘红。

然而，一切化为泡影。一方面，销售中等价位汽车的黄金时期已开始消失。7月，股票市场猛跌，标志着1957~1958年经济衰退期即将来临。《汽车新闻》报道称，汽车代理商正经历该行业有史以来的第二次销售惨季。更重要的是，E系车出厂后的第30天——1957年10月4日，福特汽车公司声名狼藉之日，苏联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送入轨道。斯泰尔斯·布里奇斯在参议院发表了雷鸣般激动人心的演讲，完全反映出美国大众的心声：“很明显，现在不是花太多心思关心新买的宽幅地毯有多厚或是新车的尾鳍有多高的时候了，我们更多的是要准备流血、流汗与流泪了。”在此种主张的新氛围下，《商业周刊》将迪尔本的最新产品称为“一场梦魇”。《消费者报道》杂志表示，这代表底特律“将越来越多潜在顾客拒之门外”的“众多过分行为”之一。《时代周刊》写道，这是“将错误的汽车在错误的时候投入错误市场的典型事例”，也是“证明在进行‘深入采访’和‘顾客心理研究’的烦琐活动后，市场研究的作用仍然有限的典型例子”。

事情远未止于此。按其他标准评判，埃德塞尔也是个失败案例。椭圆形散热栅板并非成功之作，它竖直安装在车头，上面镶有铝制“埃德塞尔”字样。其设计师的灵感源自当代欧洲汽车，希望这能给车带来贵族气质。然而事与愿违，部分原因在于它与整个车头的设计不协调。公众对此做出的负面反应给了该车在成功道路上的第一次打击。一位作家将散热栅板比喻成一个鸡蛋，另外一些人将其描述为马轭、兔八哥，还有——马桶圈，这也许是由通用汽车公司或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恶意制造的。

更糟糕的是首批生产上市的埃德塞尔汽车中，几乎半数都有毛病。这些车有的刹车失灵、有的按钮失效、有的油盘脱出、有的行李箱无法打开，还有变速器冻住、喷漆脱落、轴盖掉落、电瓶坏掉或车门无法打开——这一长串的毛病似乎永无止境。

在E系车出厂后的第三天，费城北部出现了一次偷盗埃德塞尔汽车的事件。之后便再无此类事件发生了。这是该系列车魅力消逝的标志，因为它甚至连被偷的价值也没有了。该车的繁盛期在全美逐渐消退后，其销售额也骤然下降，从迪尔本的销售图表看来，就像一个滑雪斜坡。如果代理商要实现不赔不赚，只需售出1/5的汽车，但连这样的销售量也无法达到。促销活动开始变成近乎疯狂的守势：

埃德塞尔，1959年制造。外观优美！制造精良！ 价格合理！绝无仅有。全新车型！振奋人心！实用美观。空间紧凑。引擎良好。节能环保。定价三千，备受青睐！

1958年1月14日，福特汽车公司将埃德塞尔分厂和林肯 – 水星分厂合并。这种新车已使公司损失了4亿美元，它已彻底完蛋，全美上下人尽皆知。认输的时候到了，但不幸的是，认输还不太可能。就像新车需要很长的生产周期一样，停产也尚需时日。埃德赛尔新型汽车在很久之前就设计好了，钢模已经切割好，1959年型号的车已处于最后装配阶段。最后，汽车上市时销售量还不到当时市场上全部汽车销量的1%，因此，埃德塞尔汽车生产商于11月9日停止生产该车。由埃德塞尔广告部门赞助的一个西部片电视节目《大车结队》的观众受邀参加一个竞赛，目的是宣传该车，但奖品并非埃德塞尔汽车，而是小马。

[1] 南方的支持率下降大部分是小石城危机引起的，详见347~361页。

[2] 机场控制站：雷达装置。

[3] 这次令人印象深刻的行动的总指挥官是101空降师师长埃德温·沃克少将。后来，他因在军中散发约翰·伯奇协会宣传材料而被勒令退役。在那之后，又因在另一次种族冲突事件中立场错误而被捕。他退役后定居达拉斯，居所前倒挂美国国旗。但在小石城事件中，他的行动无可指摘。

[4] 总统十分生气，打电话给拉塞尔：“我必须说，我完全不能理解你把我们的军队与希特勒的冲锋队相比是何居心。一个利用军事力量是为了实现残暴独裁者的野心，另一个却是为维护自由政府的体制。”

[5] 斯托克利·卡迈克尔：美国“黑人权利”运动发起人、黑人社团“黑豹党”领袖，有关他的故事详见《光荣与梦想4》第三十一章。——编者注

[6] 安吉拉·戴维斯：美国黑人社团“黑豹党”重要成员，有关她的故事详见《光荣与梦想4》第三十五章。——编者注

[7] 美国劳动节是每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编者注

[8] GM，原为格伦·米勒的姓名缩写，但也是通用汽车公司的缩写。——编者注

第二十五章 改革动荡

1958年，作为自电视问世以来电影界最具票房号召力的电影，迈克尔·托德的《环游世界80天》已值播出的第三个年头。这部电影吸引人的部分原因在于20世纪50年代末正如儒勒·凡尔纳所处的19世纪70年代一样，交通运输是特大新闻。当时，全世界正在明显地逐渐缩小，这并不完全是因为人造地球卫星的问世。1958年10月4日，英国海外航空公司将喷气式客机用于跨越大西洋的航线。两个月后，也就是12月10日，美国喷气式客机也开始在全国航空公司进行其首次国内飞行，从纽约飞往迈阿密。圣劳伦斯河的内河深水航道于1959年4月25日通航。在玛米·艾森豪威尔给第一艘核动力商船“萨凡纳”命名后，当时作为美国海军最后一艘战舰的“威斯康星”号便被封存起来。核潜艇已超越了凡尔纳在书中描述的潜入海底两万里的最大胆的幻想，可以在水下绕地球一圈并在北冰洋的冰层下穿过北极。1959年6月，耗资1.1亿美元的世界最大潜艇“乔治·华盛顿”号首次悄无声息地潜入康涅狄格州格罗顿的泰晤士河，并携带16枚装有固体燃料的北极星导弹，这是苏联无法以洲际弹道导弹偷袭美国核基地的保证。

这时，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投入使用的电话已达1亿部，占全世界电话总数的一半。1951年11月10日，长途直接拨号设备引入新泽西州恩格尔伍德，并逐渐扩展到海外通话。海底电话、无线电话、越地平无线电，以及不久将加入的电讯通信卫星（贝尔系统第一个实验性通信卫星）把美国与海外190个国家及地区连接在一起。当mark Cross鳄鱼皮手提包制造商宣布，向祖鲁兰（南非地区）捐助一笔资金用于鳄鱼繁殖时，便展示出当代美国商业的全球性。与此同时，缩短的贸易航线使美国汽车商遭遇海外新的竞争力。在美国，外国汽车销售量所占比例为10%，领头者有来自德国的大众汽车（1958年售出102 035辆）、来自法国的雷诺汽车（售出47 567辆）、来自意大利的菲亚特汽车（售出23 000辆）以及来自英国的希尔曼汽车（售出18 663辆）。日本、瑞典以及荷兰都计划将其小型汽车打入美国市场。最终，底特律面对现实，准备制造美国自己的小型汽车。为了和海外小型汽车相区别，将其取名为“便捷车”。

有人问美国人到达月球时，会在上面发现什么，爱德华·泰勒冷酷地答道：“苏联人。”1959年1月初，苏联人发射了月球卫星1号。这颗重达3 245磅（约1 471.91千克）的令人叹为观止的卫星，到达了距离月球仅5 000英里的地方。尽管美国开始采取首步措施迎头追赶，但苏联已在空间探索上领先一步，并且继续迅猛发展。卡纳维拉尔角的工作人员最终用陆军的丘比特C型火箭将一颗美国卫星送入轨道。1958年颁布的国防教育法要求联邦政府提供资金，提高在科学、数学和外语上的教育。1958年，国会创立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为了测验人类在外太空的忍耐性，空军上尉乔·基廷格创下史上距地面最高的跳伞纪录：从76 400英尺的高空跳下。在空中降落63 360英尺后，他打开降落伞上的气压装置，最后在新墨西哥州沙漠安全着陆。1959年4月10日，各报头版向全美国介绍了一批新式名流——“水星计划”宇航员，皆为32~37岁的试飞驾驶老兵。他们是艾伦·谢泼德、沃尔特·斯基拉、弗吉尔·格里索姆、斯科特·卡彭特、小约翰·格伦、戈登·库伯和唐纳德·斯莱顿。他们都是白人，都有孩子，都来自美国小镇，并且都是新教徒。这7个人中有6个人留着平头。

20世纪30年代，美国两边的海洋曾让孤立派高枕无忧，而它现在已变成能够涉水而过的小溪。1958年8月，那些谈论放射性尘埃危险性的科学家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讲，地球上任何核爆炸都会对所有美国人身体里的每根骨头造成影响。1959年7月10日，两名美国军事顾问在距离西贡（今越南胡志明市）20英里的边和市遭到杀害，还有一名负伤，这使得遥远的中南半岛变得不再那样遥远。这三名军官当时正在一家餐厅用一部家庭投影机观看珍妮·克雷恩的电影《褴褛衣衫》。恐怖分子就在这时将该餐厅包围，趁一名中士开灯换片时，向他们开了枪。

现在第一届艾森豪威尔政府已成过往云烟，那些社会名流也随之一同消失。1957年3月2日，参议员乔·麦卡锡死于酗酒。（乔治·索科尔斯基写道：“他十分沮丧，认为自己遭到了背叛。他尤其觉得是被自己曾经深信不疑的副总统尼克松出卖了。”）其遗孀琼·克尔·麦卡锡继续生活在华盛顿，4年后，她嫁给了民用航空委员会的一名委员。弗兰克·劳埃德·赖特89岁时去世，留下一个势将引起争论的定时炸弹：纽约市耗资300万美元修建的所罗门·古根海姆博物馆。娱乐界去世的名人包括埃洛尔·弗林、马里奥·兰扎、马克斯韦尔·安德森以及卢·科斯特洛。约翰·刘易斯辞去了矿工联合会主席一职。货运司机工会的戴夫·贝克进了监狱，留下其继承者吉米·霍法继续与参议院调查委员会的约翰·肯尼迪和该委员会首席顾问罗伯特·肯尼迪斗争不休。35岁的玛丽亚·卡拉斯离开意大利百万富翁乔瓦尼·梅内吉尼，转而投向船业大亨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奥纳西斯的怀抱。有一些闲言碎语说，53岁的奥纳西斯对她而言太老了。

大家越来越倾向于将这10年与20世纪20年代做比较。20世纪50年代虽然也很荒唐，但直到1958年还没有任何可以与弹尤可里里或坐在旗杆上相比的事情。这时，两名来自加利福尼亚州加布里埃尔的年轻玩具商出色地弥补了这一遗憾，他们合伙创立了惠姆 – 奥玩具制造公司，这两个人的名字分别是理查德·科内尔和阿瑟·梅林。“二战”后，他们以不到1 000美元的资金开始制造弹弓。1957年，他们靠制造飞盘赚得了人生第一桶金。飞盘是一种很轻的塑料碟子，一个人将其抛向空中，它会缓慢地掠过天空并由另一人接住。在1958年纽约举行的一次玩具展览上，一个陌生人告诉他们，有一种大木圈已在澳大利亚迅速流行，孩子们将这种圈套在臀部转着玩。回到公司后，两人便开始制作这种大木圈。然而，制作了20个以后，他们停了下来，因为他们不喜欢木头，想用塑料试试。5月，他们做出了自己希望得到的东西：色彩亮丽的聚乙烯管制成的直径三英尺的圈，每个圈能在市场上卖到93美分，得到16%的毛利。惠姆 – 奥玩具制造公司给这个新玩具取名为“呼啦圈”。

要给呼啦圈申请专利不太可能，因此，十几家公司便在劳动节时以其他商标名仿制呼啦圈。惠姆 – 奥玩具制造公司到9月初共售出200万个呼啦圈，净利润超过30万美元。接着，成年人也开始用呼啦圈锻炼身体。这样一来，惠姆 – 奥玩具制造公司的记账员都无法记录下产品销售数字了，公司忙得不可开交，工人开始实行三班倒的工作制。若将美国国内外销售的呼啦圈仿制品包括在内，那么这年秋天，其销售量估计有几千万个。由于呼啦圈的广泛使用，欧洲一些医学杂志警告不要过度使用呼啦圈，以免造成伤害。这方面的事例举不胜举。在荷兰莱登市，一名妇女被推进手术室接受阑尾切除术。医生发现，真正的病因在于她太过使劲地转动呼啦圈，从而导致腹肌受到损伤。在英国，呼啦圈销售量已达25万个，英国医学会发出警告： “心脏病患者严禁使用呼啦圈，平常缺乏锻炼的人也不宜剧烈转动呼啦圈。”在日本，急诊室里到处都是因玩呼啦圈而导致腰椎间盘突出或骨头脱臼的人。自一名孩童在追逐滚到马路上的呼啦圈而遭遇车祸后，日本便禁止在街上玩呼啦圈了。尽管如此，日本呼啦圈的销售量还是超过了300万个。许多日本人排队购买呼啦圈，在银座，队伍排到了几个街口之外。岸信介首相在62岁生日时，还收到一个呼啦圈。

约旦的扎伊奈太后从欧洲旅游回国时，其行李箱里也装了一个呼啦圈。这本应该能证明呼啦圈是个体面的玩具，但一些玩具商还是紧张起来。转呼啦圈之所以吸引成人观看，是因为人们玩呼啦圈时扭动臀部表现出的挑逗性。那年秋天，橄榄球比赛带给人们一些意想不到的愉悦，那就是观看啦啦队队长狂野地扭动腰部，成千上万的观众为此欢呼。一位名叫雅克·德·圣 – 法贝的法国呼啦圈制造商担心这可能会引起教会的注意和反对。在呼啦圈问世之前，雅克一直靠为医院和实验室制造塑料管为生。为保护自己的名誉，他说服法国名流带上呼啦圈拍照。在芬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举行马拉松比赛，参赛者必须同时用脖子、臀部以及膝盖转动呼啦圈。

无论观看者有怎样下流的想法，美国的这个新玩意儿在其他地方依旧风靡。在德国，职业拳击手马克斯·施梅林和妻子安妮·奥德拉引发了呼啦圈热。没有孩子的德国人没有什么好借口买玩具，为避免尴尬，他们便叫商店将玩具打包好，在夜间送至家中。比利时一支前往南极的探险队表示，他们的行李中有20个呼啦圈，这笔花销被列入文娱费用的开支。在一些国家，呼啦圈严重脱销。在约翰内斯堡，呼啦圈的零售价为65美分，记者在那里报道称，只有白人才买得起，但当地人也不免眼热，最后慈善机构便开始派发免费呼啦圈。阿姆斯特丹的《自由人民报》上指出，荷兰需要塑料管的工厂已缺料停工。在华沙，一家专为青年人创办的周报说：“如果轻工业部和手工业局还不开始生产呼啦圈，那么我们在呼啦圈市场上就会严重落后，尤其是在国际范围内。”但这两个部门仍旧不慌不忙，因此呼啦圈就通过民主德国走私过来。

之后，呼啦圈热潮开始急速消退，正如其来势汹汹一样。1959年夏，废弃的呼啦圈开始塞满城市垃圾场，但呼啦圈的风行阐明了一点：即使是美国大众文化中的琐碎之事，也会给全球其他地方带来巨大影响。

在欧洲，英法外交部将苏伊士运河灾难归咎于杜勒斯，在华盛顿，艾森豪威尔政府里的一群工作人员也同意他们的说法。但考虑到苏伊士运河事件发生后中东的局势，对于华盛顿下一步应采取怎样的行动，大家持相同看法。根据冷战信条，世界上任何一个值得争夺的地方要么属于共产主义世界，要么属于自由世界。舍曼·亚当斯于1961年写道：

英法两国企图通过武力解决苏伊士运河的争端而遭到挫败，由此，两国在中东的威信和政治势力暂时受到削弱……总统表示，除非美国保证去填补这一真空，并向全世界表明这一举动，否则苏联必将插手中东，从而使我们自己陷入难以忍受的境地。

总统告诉国会领袖：“我只是不相信，我们会在中东留下真空。”他在一次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请求获准在中东地区使用美国军队，以“确保那些为抵抗受国际共产主义控制之国家所发动的外来武装侵略而要求援助的国家的……领土完整、政治完整和政治独立”。这就是艾森豪威尔主义。就像罗斯福于1940~1941年不宣而战、杜鲁门在决定派遣美国士兵前往朝鲜时未征求国会意见，以及1955年关于中国台湾的决议一样，艾森豪威尔主义朝着能够动用总统权力将美国武装力量派到任何地方的方向又迈进了一大步。

亚当斯指出了艾森豪威尔主义中的一个弱点。他写道：“美国在试图阻止海外共产主义扩张时都将遇到的一个困难在于，如何设法证明以国家主义斗争形式出现的内部动乱确实是在莫斯科的指导下产生的。”支持该主义的决议很快便在众议院通过，但在参议院却遇到些麻烦。正如在中国台湾决议的争论上一样，持反对意见的参议院内部出现了分歧。一些人认为白宫正尝试分担本应由行政部门做出决定的责任，另外一些人则认为，艾森豪威尔是想获得发动战争的权力。佐治亚州的理查德·拉塞尔和阿肯色州的富布赖特对此感到十分忧虑。拉塞尔告诉杜勒斯：“这是要我们不顾后果地承担义务。”杜勒斯回答说，这是考验忠诚。他对拉塞尔说：“如果我们对每一件事情都较真，如果国会不愿意相信总统……那我们就不可能打赢这场仗。”

但这场仗在哪儿打呢？英法两国已经放下武器，中东仅有的危险之处就是阿拉伯和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和亚喀巴湾上的争端了。历经两个月的讨论，参议院以72票对19票通过决议。亚当斯后来写道： “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都发生了一系列爆炸性事件，并且都直接或间接涉及艾森豪威尔主义的应用。”事实上，该主义并不适用于这些事。约旦引起的麻烦属于典型的中东式麻烦： 反对以色列的阿拉伯人使整个阿曼惊慌不安，迫使年轻国王侯赛因的首相辞职。于是侯赛因向艾森豪威尔求助，宣称这场危机是“国际共产主义和其追随者的责任”。杜勒斯认同了，总统便派遣第6舰队到地中海东部进行了一次开炮示威。在大炮的庇护下，侯赛因选择了一个忠于他的政府。暴民被驱散了，新首相幸免于难。谁也不知道，没有那示威的军舰相助，结果会有什么不同。

叙利亚爆炸案随之而来，这次事件充满了滑稽歌剧的味道。杜勒斯渴望在大马士革打响自己的旗号，但叙利亚人民并不买账。叙利亚政府倾向苏联，反对派成员是反美官员，都希望相互独立。沙特阿拉伯国王沙特向艾森豪威尔保证，这里的长期不和与意识形态无关，没有一个真正的阿拉伯人会加入共产党。总统回复说，他曾经听过这些话，戴高乐也曾告诉他：“没有一个真正的法国人会成为共产党人。”“很显然，这场动乱是共产党煽动的。”亚当斯写道，“但与约旦局势不同，叙利亚政府并不想向西方寻求任何帮助，因此艾森豪威尔在此不可能大做文章。这就是艾森豪威尔主义存在弱点的一个明证。”

1958年7月14日早晨，华盛顿一觉醒来，意识到中东的周期性痉挛又发作了。前一天夜间，伊拉克亲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们占领了巴格达广播电台、邮局、电报局以及底格里斯河上的桥梁。他们向王宫进攻，杀死了国王和王储。首相努里·赛义德试图化装成一名妇女悄悄逃走，仍被抓住并处死。这样一来，杜勒斯的巴格达条约刚签订不到半年，其主要人物便垮台了。[1]这也使黎巴嫩总统卡米勒·夏蒙惊慌不已。不久前，夏蒙还控告他的政体中混迹着大量阿拉伯共产主义人士。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曾亲自带领联合国观察小组对此指控展开调查。然而，他们并未找出证据证实夏蒙所担心的事情。现在，由于夏蒙相信自己是纳赛尔下一个要对付的目标，便正式要求美军派遣部队到贝鲁特。艾森豪威尔予以批准。

20世纪30年代的孤立主义开始调转方向，偏向干涉主义。不管怎样说，都不能说美国的安全受到了威胁。在第6舰队的70艘军舰和420架战斗机的掩护下，9 0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登陆黎巴嫩，可谓美国武装部队在和平时期最大的一次集结。接着，总统发表一项声明解释道：“这些武装力量的任务是保护美国人，因为约有2 500名美国人在黎巴嫩。”然而，没有丝毫证据表明当时有任何美国人（甚至黎巴嫩人）处于危险之中。而且，总统这样说，实际上是承认这与艾森豪威尔主义毫不相干。杜勒斯试图说服国会领袖，这其实与艾森豪威尔主义有关。如果美国不按夏蒙的要求出兵，国务卿警告道：“我们的声望将荡然无存，没人会再相信我们所说的话——永远没有。只有我们率先到达那里，才可能不会出现共产党干涉。”他又说，如果不采取行动，自由世界失去的将不仅仅是中东地区和自由世界在那里近3/4的石油资源，还有非洲和非共产党统治的亚洲。这段对话后来被冷战分子一再引用，以证明在任何国际危机中，包括越南问题在内，使用武力都是正当之举。1954年，艾森豪威尔对此表示抵制。这次，抵制的力量来自国会的领袖们。他们坦白地表明，不想为黎巴嫩行动分担任何责任。

对于所有目的和利益来讲，艾森豪威尔主义就此结束。4个月后，夏蒙的位置由持中立主义的新总统和首相接替，在他们的要求下，驻扎在黎巴嫩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撤退。亚当斯总结说，这个插曲“对艾森豪威尔而言就是一次令人沮丧且不愉快的经历”。当时这件事所蕴含的意义比他们认为的还要深远。总统曾对参众两院发出警告，表明他可能会冒险在中东发动战争，而不会事先和国会商量。“在那种情况下，”他说，“如果要对这次行动进行公开辩论，那么采取行动便无意义。”因此，这是进一步同意扩大总统发动战争的权力的先例。

对美国而言，对世界另一端实施炮舰外交实属新鲜。这意味着一个帝国的出现，正如《欧洲市场上的美国》的作者赖纳·赫尔曼和《美国的挑战》的作者赛尔旺·施赖贝尔一类的欧洲人所认为的那样，他们看见其西边的地平线上有东西正冉冉上升。战前，对欧洲人而言，美国是一个土地富饶、喜欢自吹自擂的国家，在那里，人人都看上去像贾莱·古柏和琴逑·罗杰斯，他们的孩子则像米基·鲁尼和安·拉瑟福德。[2]美国就是个充满理想、天真纯洁、犹如仙境并且令人羡慕的地方。美国人除了在遭遇自然灾害时乐善好施，其他时候都不怎么参与世界事务。

如今，全球都有他们的影子。“第四点计划”、非洲经济委员会和各种技术援助计划已延展到非洲和亚洲。美国国会已批准为非发达国家成立发展贷款基金、富布赖特奖学金，以及为42个未包含在富布赖特奖学金里的国家提供史密斯·蒙特留学生交换项目。出国旅游的美国人每年增加12%，20世纪50年代后期，超过200万美国人去遥远的国度旅游，他们每年在那里的花费超过20亿美元。

然而，这些花销并不总是那么明智、得体。要是有一个欧洲人和丘吉尔说的一样：“我喜欢美国人。他们出手都是如此大方。”那么就会有一个或者更多欧洲人像让 – 保罗·萨特一样轻蔑地说道：“那些美国人从来不懂什么是存在主义。”欧洲大陆以及亚洲古老文化的拥护者已感觉到美国化蔓延所带来的威胁。他们对于美国青少年文化，尤其是音乐对全世界青年的吸引感到不安。几乎在世界各个角落都能听到爵士乐。年轻的泰国国王正在为百老汇的歌舞剧《西洋镜》写歌词，柬埔寨的国王则在自学热情如火的萨克斯管。接着就是美国的无酒精饮料。在曼谷，总理是可口可乐的代销商，警察局局长则拥有百事可乐的特许经销权。艾德莱·史蒂文森将他们之间的竞争称作“冷冰冰的冷战”。无论是在泰国还是其他任何地方，可口可乐都处于领先地位，真是堪称“日不落”。在美国之外，可口可乐每日销量惊人，足够使一艘轻型巡洋舰漂浮起来。

塞尔旺·施赖贝尔写道：“我们如今所面临的不是由征服欲驱使的老式帝国主义，而是由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压力’不均所导致的剩余力量。”美国工业已投资575亿美元到海外工厂，年总产值约为1 000亿美元。塞尔旺警告：“美国公司正陆续在欧洲西部建立总部，以协调他们在那里的各项活动。”

随着美国巨头日益壮大，欧洲人、亚洲人以及非洲人对于美国人的生活质量越发感到好奇。然而，他们听到的所有事情并非都那么准确、可靠。仰慕苏联和新中国的人对于种族歧视十分痛恨，将蒙哥马利市公共汽车抵制事件和小石城事件描述为种族暴动。有关美国社会的大多数描述都在强调生活水平高，这正在成为痛苦的来源。美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生活水平的差距，尤其是与新兴国家的差距正在不断扩大。1950年，巴基斯坦总理利雅卡特·阿里·汗在访问美国时说道：“我一考虑此事，就突然觉得美国像一个小岛——一个繁荣至极的小岛。而在这小岛周围，我看到了充满绝望、贫穷以及肮脏的可怕海洋，在那里，数百万人正挣扎着露出水面。此时此刻，我为这个伟大的国家感到担忧，正如为好朋友担心一样。”

在全球发生的40次主要暴乱中，美国大使馆、美国新闻处图书馆以及文化中心都是攻击的主要目标。自发地袭击美国国旗已成了家常便饭，大部分时候都是由于因种种原因而产生的反美情绪在示威者心中长期积压，最终爆发。仅在印度尼西亚，就发生过5次类似的骚乱。这类事件绝不局限于那些领导人对美国不满的国家。游行示威还发生在一些中立国的首都，例如阿尔及尔、开罗以及喀土穆，有的甚至发生在美国盟国的首都，例如里约热内卢、雅典、西贡和巴拿马城。

美国人困惑万分。正如利昂·凯泽林所写的，他们以为自己对外国援助项目十分慷慨，却未意识到美国用于国际经济合作与援助的资金在其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真实比例“小得让人提起来就脸红”。走在街上的普通美国人总是怀疑，那些暴徒是被煽动分子所误导。他认为，如果这些人明白自由企业的益处，也会对其十分渴求。然而，在美国人天真的想法中，忽略了促使美国走向成功的许多其他因素，比如自然资源和温和的气候等。美国人认为，如果其他地方的人知道美国是多么繁荣富强，便会对星条旗欢呼，而不会玷污它。但美国人从未想过，宣扬自己的国家有多么繁荣富强，或将被视为一种令人无法忍受的自大。

美国领导人也未曾想到这一层。在准备出国访问时，副总统尼克松记下了一些图表和数据，用以展示比起那些不怎么幸运的人民，美国人的生活有多么好。在结束其中一个访问后，他描述在与东道主国家讨论时，他如何急切地等待开口机会来说明他的论点：

我引用这些数据表明，美国4 400万个家庭拥有5 600万辆汽车、5 000万台电视机、1.43亿台收音机，并且3 100万个家庭都有属于自己的房子。接下来，我要提到许多人都忽略的一点。这些数据戏剧性地表现出：从财富分配的立场上看，作为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最接近一个人人都富裕的无阶级社会的理想。

到第二届艾森豪威尔政府中期，大量海外人士都已听过这种论点，因为艾森豪威尔非常喜欢派遣尼克松夫妇进行国外访问。为建立国际友好关系，副总统先后访问了印度尼西亚、阿富汗以及埃塞俄比亚，在途中一直忍受腹泻之苦，在缅甸又遭受围堵，在卡萨布兰卡遭遇羞辱，之后还在墨西哥城一个出现故障的电梯中被困了一小时，全身大汗淋漓。

1958年春，在南美进行的长达18天的访问才是最煎熬的时候。尼克松先后到访乌拉圭、哥伦比亚、阿根廷、巴拉圭、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秘鲁和委内瑞拉等国。这些出访意在显示睦邻友好，因此尼克松料到此行会有多么无聊。事后，他写道：“我作为副总统到访过许多国家，而我最不想去的就是1958年的南美之行。这并非因为我认为那次访问太过困难，而是因为与我当时在华盛顿的工作相比，这个任务相对次要且枯燥乏味。”中央情报局向他保证，这次访问一定平安无事。对于那些是否随尼克松出访而犹豫不决的新闻人士而言，他说，即使他们待在家里，可能也不会错过什么大事。

在访问之初，的确相安无事。在蒙得维的亚、布宜诺斯艾利斯、亚松森和拉巴斯迎接尼克松夫妇的南美的一些领导人，对于北美决策者不把他们当一回事儿已习以为常。在一直为杜勒斯关注拉丁美洲动向的助理国务卿亨利·霍兰的领导下，国务院一直不遗余力地为那里的国家提供贷款，目的是以防自由派一旦掌权，便可能试图控制商人，以打压商业士气。尼克松访问的第一批国家的掌权者都了解并重视这一情况，因此均无意打乱现状。

聚集在各个街头的年轻人举着标语，称美国副总统是“种族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和“狗娘养的”。有一张标语牌上写着让尼克松“滚回美国那片让你享受对黑人处以私刑并屠杀印第安人的地方”。作为一个直爽的政治家，尼克松尽一切可能解释他并非种族主义者，也不是帝国主义者，更不是狗娘养的，并表示他并不赞成实施私刑或屠杀他人。事实上，他也从未参与过这些事情。不过，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并不多。在他出访初期，的确有一些围堵，但范围之小让他根本没注意到。因为在每个恶意标语出现的地方，也会有人以拥抱来欢迎他的到来。他听到一些学生咏唱着“Fuera nixon”。翻译人员告诉他这是“尼克松滚回家”的意思。他却笑着说自己还不愿回去，因为这里的人们更加友好。

后来，没人能清楚地记得何时那吟唱的歌声变成“muera nixon”（杀死尼克松）了。在访问的第5天，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被人起哄，第6天在亚松森被喝倒彩，但总体上人们都还友善。玻利维亚人向他抛彩纸，他没有在那里看到危险的迹象。事实上，他已经很幸运了。一些身上绑着炸药带的游行者在一个矿区聚集起来，后来由于只是炸毁铁道断绝这个地区的交通，尼克松才幸免于难。在其他地区，警察一直保持警惕，驱散了那些原本准备展开暴乱的人们。然而，尼克松不可能一帆风顺，事实上也不是一帆风顺。5月7日星期三，访问第7天，他们第一次隐约感觉到在秘鲁首都利马，可能正有危险等着他们。

利马机场的接待十分礼貌，但当汽车队伍进城时，尼克松观察到街上行人不多，其中大多数也“似乎并未意识到”他是谁。与他同车的秘鲁官员解释说，为避免“出事故”，在这之前车队路线并未公开。尼克松回忆道：“这多少有些令人不安，因为我之前从未料到在友好的秘鲁会出什么事。”

谁也不知道策划这次事件以及之后发生在委内瑞拉的事件的主导者是谁。他们模糊不清，而在尼克松后来坚持认为他所遇到的所有麻烦都要归咎于统一指挥的共产党的阴谋后，就更让人搞不清了。他后来写道，在到达利马宏伟壮丽的玻利瓦尔大饭店时，他已对阴谋有所察觉：“显而易见，由于共产党人企图在我去乌拉圭、阿根廷和玻利维亚的途中制造混乱，但最终未果，他们便决定竭力使我和美国在圣马科斯大学难堪，因为该大学在整个拉丁美洲都很有名，这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将成为各地头条新闻。”他一边看着那些示威者，一边想：“他们如何能够把人们煽动到这种程度呢？接着我开始意识到，发生在这里的正是敌人随时在向我们施展的残暴、决心和疯狂。这就是我在那些暴徒脸上所看到的。这正是真正的共产主义。”他还写道：“看着人群中的年轻人，对那些驱使孩童置身于这场荒谬境地的粗暴共产主义煽动者，我感到无比憎恨。”

这大部分都是一种猜测。但毫无疑问的是，在秘鲁和委内瑞拉与他作对的势力中有共产党人。共产党的《人民论坛》周刊头版将尼克松画成一个尖嘴獠牙、表情疯癫的人，显然在大众的心里起到了煽动作用。但以此推断出所有在他此次行程中抗议的拉丁美洲示威者均受到共产党情报特务的操控和指挥，说得婉转些，也未免太荒唐了。那些年，中央情报局远远达不到无所不知的程度（中央情报局对当时发生的伊拉克政变就毫不知情），但它居然会错失如此重大的事情，简直让人难以置信。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是，那些认为自己遭遇不公的穷人看到了一个可以宣泄自己对有钱人的仇恨的机会，他们自然会抓住不放，这是可以理解的。共产党人和持其他信仰的极端分子便趁机在本来燃烧旺盛的反美怒火上添油加薪。

利马的暴徒虽然凶猛，但后来副总统一行还是有了几天喘息的机会。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的4天之行让他们得以重整旗鼓，准备迎接即将到达的最后一站，也是最危险的一站：加拉加斯。委内瑞拉局势十分紧张，街上的气氛充满敌意，掌权不到4个月的军人政府并未采取必要的积极镇压措施。这个新政府不愿承认自己的无能，因此对于美国大使馆不时提出的疑虑，新政府一再保证，副总统不会遇到危险事件，万一有危险的话，他们也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只有在加拉加斯，共产党反对尼克松的阴谋还可能是一个因素。南美共产党人对他们的组织能力备感骄傲，迎接尼克松的委内瑞拉暴徒也已准备就绪。5月13日星期二早上，当副总统所乘的飞机在迈克蒂亚机场上空准备降落时，5批人已占据各战略要地。一批在飞机场的出口，另外三批在位于机场至加拉加斯中心的英雄公墓广场之间长20英里的路上等候尼克松的车队，因为尼克松预先安排前往英雄公墓广场的西蒙·玻利瓦尔墓前敬献花圈。

最后一批，也是人数最多的一批集中在广场，身上都带着燃烧瓶。在任何有埋伏的地方，他们的头目都希望尼克松能被炸得粉碎、烧成灰烬。在委内瑞拉，这可能被看成最耻辱的死法。1月，一些警察为保护即将垮台的政府而终结了生命，那些幸存下来的警察对那次事件仍然记忆犹新，因此不愿挺身保护尼克松。

然而，官方的不负责任远不止如此，其中一些方面让人感到疑惑不解。报道副总统之行的美国记者比尼克松率先着陆，发现500名反尼克松的青年已经乘车到达机场，并排列在机场出口的观景台上。很显然，他们是来闹事的。之前他们就朝着尼克松乘坐的飞机挥舞拳头，大声辱骂。但当美国特工人员要求委内瑞拉治安负责人将闹事者驱散时，他却表示拒绝，并说：“他们不会闹事。他们有权进行示威。”接着，他又命令车队不像通常那样停在机场固定的地方，而是在远离机场出口的街上列队停好。这就意味着尼克松夫妇还必须穿过示威人群，步行100多码。那个负责人后来解释说光彩照人的豪华车队会使仪仗队失去光彩，简直是荒谬可笑。

那天的可疑人物还包括机场军乐队队长，因为他知道无论何时奏响美国或委内瑞拉国歌，副总统都不得不立正站好。负责保护车队安全的机构也很可疑，这些人都是最玩忽职守的。他们告诉负责副总统安全的美国警卫人员，在尼克松到达前一个小时，交通就已被管制。但这并非事实，路上一直车来车往。此外，三批伏击人员和相关物资已大量集中在埋伏地点，任何人随便一看便会发现他们。如果说委内瑞拉军人政府也参与此次阴谋是难以置信的，但要制造出有报道价值的新闻还是很有可能的。拉丁美洲的报刊编辑曾写道，发生在黎巴嫩和其他地方的骚乱已将美国人的注意力和援助都吸引了。如果惊动一下副总统能够打压美国对其南方邻国的嚣张气焰，在他们看来，这也不完全是坏事。后来，尼克松发现这个解释对于那次安保工作的糟糕颇具说服力。他以值得称道的克制态度指出，那些相关负责人也不可能知道那些暴民太多的情况。

尼克松从飞机舷梯上走下来，便开始像往常那样打量人群，想看看自己可能会受到何种待遇。正如他后来所说的，他朝那些尖叫的年轻人看了一眼便知道，“我们将在这里遇到和之前所有到访地完全不同的情况”。译员对他说：“副总统先生，那些人很不友好。”尼克松不需要懂西班牙语也能明白这一情况，喧闹声震耳欲聋，以至于他几乎无法听见国歌和为他鸣放的19响礼炮声。在105发礼炮放完之前，他就决定免去在机场举行的其他仪式，尤其是互致欢迎词和答词的环节。他对译员说：“我们等会儿就不到麦克风前讲话了。”又转身对委内瑞拉外交部长奥斯卡·加西亚·卢廷说：“让我们免除一些惯例上的讲话，直接上车吧。在这伙暴徒的吵闹声中没人听得见我们讲话。”

但他并未发现豪华车队。他朝着车队应该停放的位置望去，却发现红色地毯一直铺到航站楼，并穿过大楼直达另一端。他远远看到那些车正闪着光。在通向那里的路上，愤怒的青年排成队列，挥舞着腐烂的水果和其他乱七八糟的垃圾。仪仗队的刺刀可能在这时还会派上用场，但他们的指挥官却不见踪影了。

就在情势迅速恶化之际，美国人发现了意想不到的盟友：机场上的30名机械工人。当其他人都在嘘声不断时，这些工人却一直对尼克松欢呼，这一举动让他们很是扎眼，以至于迅速吸引了人群的目光。这让美国人抓住机会逃离了航站楼。从大楼出来后，尼克松和夫人刚走到观景台下，乐队指挥竟再次奏响了委内瑞拉国歌。尼克松夫妇只好又呆呆地站在那里。尼克松之后回忆说：“当时的感觉就是天上下起了雨。”后来，他才意识到那都是唾沫星子。头顶上那些人正吐着唾沫，有些人还嚼着烟草。尼克松夫人专为此次行程准备的红色新装因而沾上了不少棕色污点，一个橡胶吹笛直接打在了尼克松脸上。国歌结束了，尼克松挽着夫人帕特的手臂，紧跟在特工人员和美国大使馆工作人员组成的楔形队伍后面，挤进拥挤的人群，朝车队走去。

这支楔形队伍突然猛地一冲，将尼克松挤进了第一辆车，夫人帕特则坐上第二辆车。特工人员和译员紧随其后。就在他们迅速摇上车窗并擦掉脸上和衣服上的唾沫时，男主人和女主人也分别赶上车来。外交部长卢廷与尼克松同车，卢廷夫人则和帕特同车。外交部长夫妇都备感难堪。卢廷文雅、温和，他想擦去尼克松衣服上恶心的唾沫，尼克松则尖刻地回应道：“不用麻烦了，我一脱下这些衣服就会将它们烧掉。”外交部长则极力解释：“委内瑞拉人民由于长久得不到自由才会表达得如此强烈，做出出格的事。在新政府的统治下，我们不想做出任何可能被曲解为压制人民自由的事情。”尼克松答道：“倘若你们新政府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控制住刚才在机场的那种暴徒，那么不久，委内瑞拉的任何人都没有自由可言了。”

前往加拉加斯之行真可谓惊心动魄。他们的车队由一辆警卫车和一辆新闻车开道，一路上以每小时40英里的速度行驶在现代化的双车道高速路上，示威者则骑着摩托车和小型摩托车在车队中穿梭，对第一辆车叫喊着、吐唾沫、扔烂水果。车窗不得不一直关着。由于车内没有空调，空气变得令人窒息。一到市区，尼克松便注意到人行道上行人稀少，商店全都上了锁，还安装了窗板。就在他想说这可是不祥之兆时，一声沉闷的重击声传入他的耳朵。他的第一反应是司机把车开进了坑里。然后，他又接连听到两声重击，原来是车被飞来的大石块击中了。这时司机猛地将车刹住，滑行一段后停了下来。他们已到达市区，并遭遇了首次埋伏。一大群衣衫褴褛的男女老少突然从附近一个昏暗的巷道涌到街上，用力向他们投掷大石块。由于这里还设着路障，司机便从旁边绕了过去，但几分钟后，他又刹住了车。车停在一个斜坡上，公路由此拐向市中心，往上连着苏克雷大街。该街道由一个中央分隔带分开形成6车道，穿过加拉加斯最贫穷的居民区，第二个埋伏点就在这里。一辆大型翻斗车和若干辆公共汽车以及小汽车停在街心，车内空无一人。另外一群衣衫破烂的人举着标语牌和棍棒跑出来，向停留在此的车队大喊大叫。这里也有人扔石头，一些目露凶光的示威者直接向尼克松那辆车冲了过来。

这里又发现一条便道，于是车队便沿着这条路紧张沉默地行驶。直到快到加拉加斯市中心，也就是他们的目的地时，车队又被精心设置的路障挡住了去路。公共汽车、卡车和小汽车在路中心排成三行，直接挡住了尼克松的车队。司机根本无法越过中央岛，因为那里是和车队反方向的单行道，而且路上几乎围得水泄不通。几秒钟过去了，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寂静得令人害怕。接着，特工杰克·谢尔伍德低声说道：“他们来了。”

后来估计，那次暴民有200~500人。示威者们飞奔而来，一边吐着唾沫，一边挥舞着斧头、棍子和铁管。《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厄尔·梅佐在车队前面那辆新闻车上看着这一切，觉得它就像“法国大革命时的一个场景”。这是一伙少有的狂乱暴徒，简直都快杀人了。挡风玻璃上的唾沫横流，司机不得不打开雨刷器。肇事头目骑在别人肩上，一边发号施令，一边带领大家喊着：“杀死尼克松！杀死尼克松！”他们的目的显然就是将车窗弄开，如果车窗打不开，他们就将玻璃打碎，横竖要把尼克松拖出来。一块大石头击中了一面车窗并卡在了这块特制玻璃上，飞溅的玻璃碎片打在卢廷脸上。他哭喊着：“飞到我眼睛里去了！我的眼睛！”陪同翻译员身边的窗户则被一根铁管击中，尽管玻璃没有全碎，但一部分却溅到了译员的嘴上。舍伍德被击中后开始流血。一些玻璃碎片也打在尼克松脸上。另一根铁管刺进车窗，朝尼克松晃动着。

卢廷外长几乎歇斯底里地哭喊道：“这实在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尼克松则转向后窗。据他后来回忆，他当时看到帕特正和外交部长夫人聊天，“好像这次事件不过是和某天下午在好莱坞高速路上遇到交通堵塞差不多”，便放下心来。帕特的司机也镇定自若，将车子前的保险杆紧顶住前面那辆车，这样暴徒就无法通过后窗靠近副总统了。尼克松看到，那些示威者对帕特所乘坐的车并不感兴趣。无论如何，那是仅有的一丝安慰。暴力在此处已持续了12分钟，现在看来，似乎该事件只有一种结果。

他们在车里听到骑在别人身上的头目发出了一个命令，车子便开始晃动起来。对于那些了解暴徒做事方式的人而言，他们都知道，这是最可怕的阶段。无法进入车内的暴徒开始拼命摇晃车子，试图将车掀翻，把车烧毁，将车里的人都烧死。这时，尼克松边上的窗户打开了。坐在前排的舍伍德和另一名特工掏出了手枪。

1958年5月13日中午12点45分，就在这个时刻，理查德·尼克松知道自己逃生的机会比想象中的还要微小。在4个街区以外的玻利瓦尔墓碑处，包括一名特工、驻外使馆武官和副总统行政秘书在内的一批美国侦查人员早早地就在那里，以便了解献花圈仪式的安排。然而，他们被眼前的景象吓得目瞪口呆——6 000~8 000名愤怒的人围堵在那里。正如在机场一样，这里的警卫早已消失不见。正等在苏克雷大街至关重要的角落的不是警卫，而是愤怒的示威者。他们对美国人的敌意显而易见。示威者向身着制服的武官拳打脚踢、口吐唾沫，甚至还与其厮打起来，使馆一辆旅游车的一扇车窗被打碎了。这些先遣人员全都惊慌失措，通过预先安置在加拉加斯警察局的无线电设备分别发出了三个警报密电。

在第三个路障处，尼克松的车队就散了。后面每辆车的司机只要能找到出路，就都调转车头向小道驶去，抛下受到围攻的副总统和他的警卫，让他们自生自灭。当时情况十分混乱，尼克松是如何逃脱那次危险的，至今仍是一个谜。据尼克松回忆，当时载着记者的那辆卡车的司机“想尽办法插入迎面而来的车流中，就像在橄榄球场上掩护带球人员一样给我们开辟了一条道路。我们这辆车的司机跟着把车开到马路另一边去，尼克松夫人的车紧随其后”。《先驱者论坛报》的梅佐当时就在那辆卡车上，他记得恰好就在暴力似乎要到达凶残的高潮时，“一些委内瑞拉士兵出现了。他们在交通阻塞处开辟了一条狭窄的通道”。

这时，车队仍然朝着英雄公墓广场驶去。在到达广场前的最后一个路口，尼克松告诉司机将车开进一个巷道，并朝反方向行驶。外交部长卢廷喊道：“我们不能没有警卫！”尼克松说：“如果是那样的警卫来保护我们，还不如不要。”当他们安全到达另一条大道，脱离了险境时，尼克松命令司机停车，以便和帕特谈论一下，并看看情况。领队的车已经破破烂烂：所有车窗都被打破，挡泥板也已被砸毁，车上的每个人不是被刮伤就是被刺伤，但大家的伤势都不严重。两位夫人没有受伤。前方的道路也畅通无阻。于是，他们驱车直接到达美国大使馆的住宅区，该地位于加拉加斯高级住宅区一个陡峭、易守的山顶上。在其12年的执政生涯中，尼克松第一次睡了午觉，完全是因为疲劳过度。其他人则忙着将这座小山弄成一个堡垒。除大使馆原有的海军陆战队和特工人员外，还增加了60名担任委内瑞拉武装部队教官的美军士兵。进入大使馆的所有电报、包裹和信件都要接受安保人员的检查。第二天下午3点，尼克松被安排提前9小时秘密离开加拉加斯，与此同时，迈克蒂亚机场的安保人员也做好准备，保护尼克松所乘坐的飞机免受可能遇到的袭击。

此时，华盛顿方面已发出命令，要执行一场非常救援任务。由于对尼克松方面的情况不甚了解，又被告知可能会出现最糟糕的情况，艾森豪威尔总统便向委内瑞拉派出6艘驱逐舰、一艘导弹巡洋舰和一艘通过直升机输送海军陆战队的航空母舰。1 000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和伞兵已在关塔那摩湾和波多黎各准备就绪，空军战斗机和轰炸机也整装待命。然而，尼克松对此一无所知。杜勒斯之前曾向尼克松发去电报告知消息，然而这些电报就像那天其他信息一样根本没到达目的地。尼克松夫妇当时正在大使馆的私人房间里吃饭，大使冲进房间。他通过新闻报道才知道，事情有了轰动性的新发展。五角大楼已于下午6点5分在公报中宣布：“部队调动正在进行中，以便委内瑞拉政府任何时候请求援助，这些部队都会随时准备与之协作。”

对委内瑞拉那些指挥暴民的极端分子而言，这简直就是意想不到的宣传礼物。虽然他们之前受到普遍谴责，但美国现在派来的军队使整个拉丁美洲人民都处于对北美帝国主义的极度恐慌中，以至于他们在抵抗美国军队的同时几乎将那些极端分子抛在了脑后。尼克松和大使赶紧发布了一项联合声明，向华盛顿解释说，这里每个人都很安全，无须外部援助。第二天早晨，当通信恢复正常后，总统和尼克松通了电话，尼克松再次向他表示一切安好。

在华盛顿国际机场，当尼克松走下飞机的舷梯时，1.5万人朝他热情欢呼，艾森豪威尔和全体内阁成员也都赶来了。尼克松做了简短讲话，说出国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回家了，还表示他在南美遇到的大多数人都很友好。

利马和加拉加斯之行对副总统而言既是一种考验，也是一种锻炼，而那次事件对尼克松的名望产生的影响虽然巨大，却也十分短暂。1958年6月，该事件之后的一个月，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他的支持率首次超过艾德莱·史蒂文森，和肯尼迪不相上下。这是20世纪50年代他最受欢迎的时候。但到那年秋末，这便成为一段记忆。共和党遇到了麻烦，他作为领导人也难逃困境。

很少有比这件事更令人开心的了，那就是发现一个正人君子正做着他极力反对别人做的事，虽然这样的事情少之又少，但就在尼克松从委内瑞拉回国后的那个月发生了，真是让人惊讶万分。伴随这一丑闻出现的象征物和20世纪40年代出现的以权谋私中的象征物一样让人无法忘记。1958年不仅出现了呼啦圈和大型电视测验节目，还有亚力克·吉尼斯在住宅区附近的电影院向日本人展示如何在桂河上修建大桥。那年也流行骆马绒大衣。那年夏天以前，恐怕没几个美国人能告诉你骆马是一种急速奔跑的四蹄哺乳类小动物，它们生活在厄瓜多尔到玻利维亚之间的安第斯山脉，由于它们光泽细软的绒毛可以被做成衣服，所以成为狩猎者的目标。到那年7月4日，几乎每个纳税人都已知道男人穿上骆马绒大衣就和女人穿上貂皮大衣一样，不仅暖和、优美、时髦，还是身份的象征。如果不是因为其他原因，那么纳税人之所以知道它，就是由于每个参选的民主党人都在谈论骆马绒大衣的事情。

很奇怪的是，竟然没人解释骆马绒大衣里究竟含有多少骆马毛，尽管这是政府曾传唤制造商伯纳德·戈德法因的原因之一：他一直在衣服的标签上写着“羊毛90%，骆马毛10%”，但事实上其中还掺有一些尼龙。这一点和其他方面随后都暗淡失色，是因为有人指控白宫曾替戈德法因解围，而他出于感谢，设法将一件质量最好、价值500美元的大衣送给了美国总统助理，也就是新罕布什尔州前州长舍曼·亚当斯，现在这件大衣就挂在这位助理的衣柜里。此外，戈德法因还送给亚当斯一条从梅西百货买来的价值2 400美元的东方地毯。在1955~1958年5月，亚当斯一家在波士顿一家豪华的喜来登广场饭店共消费3 096.56美元，戈德法因则为他付了21次账。他还为亚当斯支付了其在曼哈顿华尔道夫 – 阿斯托里亚酒店下榻时的账单。戈德法因之后称，在交税时，所有这些高额消费都作为业务开支扣除了。

根据美国国税局的规定，如果戈德法因的业务确实从这些消费中得到“正常且必要”的利益或优势，那这些从税款中扣除的花销便是允许的。事情就是这样，他也可以证明。

他与亚当斯关系密切。法院调阅的电话记录显示，戈德法因在6个多月的时间里给亚当斯拨打了43个长途电话，大约每4天一次。亚当斯也曾给他或为了他的事情打过无数次电话。1953年12月30日，这位总统办公厅主任打电话给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爱德华·F·豪雷（他就是靠亚当斯才当上主席的），询问他控告戈德法因虚标纺织品原料从何而起。1955年4月14日，当这位制造商因同一控告再次接受调查时，亚当斯利用其势力安排戈德法因与豪雷见面。在此期间，戈德法因公然拿他朋友的名字狐假虎威。“请让我和舍曼·亚当斯通话，”他向一位秘书命令道，声音大得足以传到隔壁办公室。接着，他对电话那头讲道：“舍曼，我现在在联邦贸易委员会，这里招待得很周到。”

第二年，亚当斯还让白宫特别顾问杰拉尔德·摩根向证券交易委员会律师索要其调查戈德法因东波士顿公司的机密信息，这完全违反了委员会的规章制度。后来，《波士顿邮报》发行人约翰·福克斯成为他致命的证人。福克斯做证称，戈德法因将他与亚当斯的友谊视为促成交易的通行证。但他的话也不能全信，福克斯说道：“戈德法因曾告诉我，只要有舍曼这张王牌在手，他就可以那样做。”福克斯进一步说：“我曾问过戈德法因先生到底……遇到了什么麻烦，他告诉我，有些人控告他虚标商品成色。”后来“完全出于好奇”，福克斯问他，亚当斯是否插手联邦贸易委员会那边的事情，戈德法因说“他已过问了”。

在6月那个罕见的下午，当第一批揭露亚当斯 – 戈德法因的资料被归入众议院立法监督特别小组时，亚当斯正在新罕布什尔州霍尔德内斯男子学校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主题是“《圣经》告诉我们在审判日会被问到的问题”。亚当斯一直对罪人在审判日会遭遇什么十分感兴趣。民主党人知道，他作为一个曾公开反对裘皮大衣、电冰箱和杜鲁门在位期间滥用职权的严厉道德主义者，曾在1952年1月的一次令人难忘的演讲中将政府称为“奥吉亚斯的牛圈”[3]，并保证艾森豪威尔将结束此类腐败事件。他以前说过：“这就是终结腐败的人，看看他周围的那些人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共和党保守派也十分憎恶亚当斯。他们还记得亚当斯曾指控塔夫脱在得克萨斯州窃取共和党代表的选票。他还用手指着他们喊：“你们不该偷窃。”对他们而言，亚当斯曾经对空军部长哈罗德·塔尔博特做出了一个很不礼貌的评价，就因为哈罗德曾为自己的办公设备公司拉过空军公函信笺的生意。关于戈德法因案件的一件最具讽刺意味的事情是，白宫秘书全都接受过戈德法因的红包，从35~150美元，而且有一位秘书的办公桌离艾森豪威尔的办公桌还不到75英尺。若是在以前，这已足够让艾森豪威尔的这位办公室主任立即将所有人撤职了。亚当斯之前就警告过他们不要接受任何不正当的请求。现在，他想要训斥他们也不太现实了。在白宫西翼，总统办公室的所有工作人员都轻手轻脚、轻言细语，活似总统家里有人罹患重病。

这件事是如何发生的呢？正如他82岁的父亲所说的，亚当斯的一生“就像美元一样可靠，像砖块一样方正”。他的妻子雷切尔充满爱意地称他“铁面无私”。在白宫，他会一丝不苟地支付用在私人信件上的邮票钱，还坚持自己应该为私人电话付费。直到最近，他仍然在使用抬头为“舍曼，新罕布什尔州州长”的信笺，只是在“州长”前面加上“前”字。他总是早上7点30分就坐在办公桌前，任何在办公室开门后才来的员工都会被他大声呵斥：“今早你迟到了！”他在新罕布什尔州任职期间也是如此，众所周知，无论刮风下雨他都会准时上班。他打电话从来都省略了“你好”或“再见”，因为他觉得这是在浪费时间。对方一拿起电话，他便开始讲话，当他说完自己要说的便挂断电话，别人的话可能刚说到一半就被切断了。他比任何人都受到总统信任。进到艾森豪威尔办公室的每份文件、每位访客、每个决议他都会一一审查，同时给出明确的建议，例如他会在一张小清单上写上有资格当选内阁成员的人。总统在一次记者发布会上曾表示：“无论我要做什么，他在一定程度上也同样要做。”亚当斯也从未辜负总统的深切信任。然而，他怎么会和戈德法因纠缠不清呢？

主要答案在于，事实上有两个伯纳德·戈德法因。其中一个戈德法因是个卑鄙、狡猾的操纵者，总是和政府麻烦不断，而且善于利用任何可利用的关系，这就是那个引起众议院委员会注意的戈德法因。亚当斯从未见过这个人。亚当斯自“二战”以来熟识的那个戈德法因则是一个白手起家、彬彬有礼、讨人喜欢的移民，还热心于慈善事业。用亚当斯的话说，他是一个“正直、诚实的公民，既值得信赖，又真实可信”，关于他暗中进行不正当交易的猜测简直荒谬之极。他根本不需要做不正当交易，因为他已经十分富有了。戈德法因的产业包括分别位于缅因州、佛蒙特州、新罕布什尔州和马萨诸塞州的6家纺织工厂和两家名为东波士顿公司和波士顿港口发展公司的房地产公司。每年他都会为慈善机构捐出5万美元。他和妻子、4个孩子住在波士顿栗子山郊区的一栋豪宅。

当时，来自新罕布什尔州的参议员诺里斯·科顿将戈德法因引荐给亚当斯时，说戈德法因是具有公德心的百万富翁，他拒绝像其他纺织业制造商那样，为获取廉价劳动力和低税率而搬到南部。亚当斯向别人打听后发现，戈德法因的确是个可靠的商人，在业界享有很好的声誉。他给员工的待遇很好，给他们支付较高薪水，也从未和纺织工会有过任何纷争。他还曾组织劳工代表和经理代表举行了一次联谊会，缅因州、新罕布什尔州、佛蒙特州和马萨诸塞州的州长都来了。他的朋友和为其说好话的人不计其数，其中包括科顿、缅因州参议员弗雷德里克·佩恩、众议院议长约翰·麦科马克、波士顿市市长约翰·海因斯以及杜鲁门政府的约翰·斯蒂尔曼和莫里斯·托宾。

就国会对戈德法因拉拢官员事件的调查，揭露出他们之中的一些友谊也存在不光彩之处。比如科顿住的房子的产权归戈德法因所有；佩恩的房子是靠戈德法因借的3 500美元无息预购房款买下的，而且始终没还给他钱；戈德法因之前向《波士顿邮报》提供40万美元贷款，以换取他们对保罗·A·德弗竞选连任马萨诸塞州州长的社论支持，之后他便和福克斯有所往来。最近，戈德法因和福克斯的关系开始恶化，这也许就是福克斯做证揭发他的原因。

戈德法因和亚当斯自结交以来就一直关系稳定，来往也十分密切。雷切尔·亚当斯和夏洛特·戈德法因也很要好，他们4人经常周末聚在一起，在亚当斯的回忆录中，他描述戈德法因是一个“很有趣的人”。当年轻的所罗门·戈德法因在达特茅斯学院跟不上学业的时候，是“舍曼大叔”对他进行严厉的教导并把他拉回正轨。在这种情况下，送些礼物就变得更易理解了。他俩是礼尚往来：雷切尔送给戈德法因一幅油画，戈德法因戴的一块古尔特金手表上则刻有“致伯·戈，自舍·亚，1953.1.20”的字样。亚当斯在听说戈德法因将他旅馆的住宿费从纳税申报单中扣除时颇感惊讶。他以为那些房间是戈德法因旗下一家公司长期租用的，如果他不住，那些房间也就闲置了。他表示，至于他自己曾给戈德法因的帮助则并无不妥之处。他没有给他出过主意，也不知道自己将消息提供给朋友就违反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规定。无论如何，他也只能为朋友做到这里了。对于任何一个被华盛顿官僚机构弄得手足无措的商人，他都同样会施以援手。

白宫记者追问哈格蒂：“这是否意味着政府在处理高官受贿事件上的态度有所转变呢？”哈格蒂回避说：“我不知道你到底指的是什么……如果这是你正在谈论的事情，那他就是个私人朋友。”记者们却毫不留情地追问他：“对私人朋友这样做就正确吗？”他再次回避道：“我以州长发来的那封信为准。事实也正如信上所说。”

总统助理之所以不能理解其他人对他和戈德法因关系可能做出的解释，部分原因在于他不能以其他人看待他的方式看待自己。亚当斯知道自己是诚实的，这就是事实；他认为自己的朋友也同样诚实，这也是毋庸置疑的。那些与这位前州长关系密切的人认为，他一定是被那个追随霍雷肖·阿尔杰[4]发家之路的立陶宛移民那巧舌如簧的追捧把脑袋弄糊涂了。亚当斯在新英格兰地区长大，他在那里所受的教育培养了他谨慎用钱的习惯，但他却无法抵挡一个花钱大手大脚的人对他慷慨。就这样，他在毫无察觉中泥足深陷。

6月7日，也就是亚当斯和戈德法因之间的关系被揭露整整一个星期后，亚当斯在小组委员会面前只承认他曾“不够谨慎”。他表示： “如果……我的所作所为引起了任何质疑，那么我只能说错误在于某种判断力，而绝非源于某种意图。”问题在于是否他这种坦白就足够了。他之所以这样做，是由于他已经发现坐在白宫里面并做出声明以回击那些控告他的“毫无根据且完全不公的指控”已派不上什么大用场了。1956年5月4日，报纸编辑以其一贯的对待政府官员道德问题的谨慎态度提醒读者，艾森豪威尔总统曾说过：

如果有任何人来到政府的任何部门 …… 宣称他是我的家人或我的朋友，或者和白宫有任何联系，那么此人将被立刻轰走……我相信，我的任何工作人员都不会做出不检点的行为。我一旦在本政府任何部门发现此类事情，就会请他立刻离开。

事到如今，已过去两年零55天，艾森豪威尔在印第安人条约厅面对257名新闻记者反复强调“任何了解舍曼的人都不会怀疑他的正直和诚实，也没人相信他会被收买”。亚当斯已因行为不慎遭到起诉，他也用过这个词描述自己。总统接着说：“现在，白宫上下任何人都必须绝对谨慎……一定要避免粗心大意。”然而，不能这样就失去一个如此珍贵的总统助理，总统尤其在这些场合说过：

我个人很喜欢亚当斯州长。我很欣赏他的能力。由于他于公于私都很正直，因此我尊敬他，我需要他。

我承认在这次的事上，他不够谨慎……但我仍然完全相信他是一个难能可贵的人民公仆，他总是将棘手的问题处理得妥妥帖帖，高效、诚实且毫不懈怠。

总统曾和哈格蒂讨论过这段话，哈格蒂对此表示赞同，并相信这能使亚当斯摆脱当前的压力。岂料事后，总统这位新闻秘书从报纸上看到这几个破坏性字眼：我需要他。这样一来，总统就让那些批评家有机可乘，趁机把他描述成一个离开得力干将就无法处理事务的糟老头。另外，对于他在白宫立下的任何牵涉不正当行为的员工都将被开除的规定，也开了口子。

现在，总统为亚当斯对其朋友兼施惠者的伯纳德·戈德法因的信任做了担保。现在就全看他交友不慎的那个朋友的态度了。结果，接下来的事毁了亚当斯。之后在国会山举行的听证会简直成了一场滑稽歌舞杂剧。当戈德法因大步走进众议院小组委员会听证会时，他手里拿着一份长达25页的发言稿。就在上午7点，也就是他被安排出庭的三个小时前，他已将发言稿全文公布给媒体，这一举动惹恼了整个小组委员会。在听证会上，他穿着一套深蓝色西装，系着一条印有“B·G”（伯·戈）字样的蓝色绸缎领带，泰然自若地坐在椅子上念起发言稿来。接着，他摘掉那块金表递给小组委员会成员（并说，“希望我能要回来”），然后解释道：“我现在戴的这只表背面写有‘致伯·戈 .’，意思是伯纳德·戈德法因；‘自舍·亚’，那就是州长舍曼·亚当斯；日期是‘1953.1.20’，我们都知道那一天，那是艾森豪威尔总统就职典礼的日子。”这时坐在观众席上的雷切尔·亚当斯开始哆嗦起来。她那时才明白，他们的这位朋友这些年一直是如何将自己引荐给陌生人的，其中还包括一些联邦政府官员。

接下来，一位名叫米尔德丽德·佩珀曼的崇拜者为这位万众瞩目的百万富翁助阵，以罗杰·罗布为首的律师团队也来了，此人曾在法庭上不停盘问罗伯特·奥本海默。前来帮忙的还有曼哈顿的一位报界联络员特克斯·麦克拉里，他服务于一个位于华盛顿希尔顿 – 卡尔顿饭店的报界联络机构，其以鱼子酱为特色并免费供应威士忌酒。“新闻接待员”贝亚·迪普雷也在那里，她是一名波士顿美女，最惹人注意的举动就是让记者别搞错她的三围（35–22–35英寸）。此外，还有一位名叫杰克·洛托的宣传员，他称自己是“前国际新闻社首席记者”，却在自己发布的新闻稿中将委托人的名字写成“伯纳德·戈德芬因”。一天夜晚，洛托抓住两个在隔壁房间窃听他办公室的密探。其中一个是叫巴伦·伊格内修斯·萨克雷特的私人侦探，他一直在为众议院小组委员会工作，事情败露后便立刻遭到解雇；另一个则是德鲁·皮尔逊的采访助手杰克·安德森，皮尔森拒绝解雇安德森，并表示：“我需要他。”

麦克拉里在戈德法因发言稿的第一页用印刷体写着：“你一定会成功！”事实上，戈德法因把事情弄得一团糟。麦克拉里还在需要强调的字词下面划了线。戈德法因在念到标记处时过于强调，还大声喊了出来。麦克拉里还不时地在稿子上写下“此处可用玻璃杯喝一杯水”。不幸的是，他忘记查看整个会议室的情况。那里根本没有玻璃杯，只有纸杯，结果他的当事人不时四下张望，一片茫然。但无论是麦克拉里还是其他任何人都不该为戈德法因所造成的糟糕印象负责。他自己看上去就像一个下流、卑鄙、两面三刀的骗子，因为实际上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用粗哑的声音和蛮横的口气谈起，他是如何一步步在新英格兰地区那弱肉强食的纺织业和房地产业世界立足的。那是个艾森豪威尔和亚当斯都知之甚少的世界。当他们想到商人时，只会想到乔治·汉弗莱。戈德法因则是另外一种商人，他挥舞着手表，并将福克斯称为诽谤他人的能手。当委员会的律师质问他违反联邦企业管理机构的规定时，他便极力推翻之前说过的话。不，他说自己没什么记录：“我又不负责文书工作。”他说这要问他的秘书：“毕竟我不是记录员，她才是。”忠诚的佩珀曼小姐就坐在不远处，她刚要开口解释为何没有记录，罗布却向她咆哮道：“安静，安静，安静！”戈德法因向国会议员请求谅解，并解释说亚当斯只是指引他如何去找那些“庞大的联邦机构，因为如果没有朋友的些许指引，一个小人物很容易在那里迷路”。

就在这时，小组委员会发现了他的一句谎言。他在开场陈述中曾清楚地说道：“我的工厂首次在联邦贸易委员会碰到麻烦是在1953年……11月。在那之前，我和公司其他工作人员从未因此类事件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有过交集。”这意思是说，只有当联邦贸易委员会于1953年11月控告他虚标商品成分时，他感到十分困惑，才需要舍曼·亚当斯解释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一点对于他的案件和亚当斯的可信度都十分重要。现在委员会调查人员拿出证据表明，戈德法因曾在1942年以及之后的每年都受到了联邦贸易委员会对他虚标成分以夸大自己衣服的质量的指控。在听证会上，戈德法因无力地答道，这是文书方面出了问题，并表示由于这些都是“小问题”，所以他不太可能会知道。小组委员们并未对此进行反驳，因为他们知道下面还藏着别的事。

在许多问题上，戈德法因和佩珀曼都以没有存档为由而闭口不议。其中就有一笔776 879.16美元的款项，是1941年银行开出的支票和本票，可直到1958年5月8日都无人领取。一般进行黑市交易的人都喜欢这种支票，除其他好处外，主要是因为它没有时限。此外，支票上只有银行职员的名字，没有付款人的名字。最后还有一点，由于害怕被发现而不敢将支票兑现的政府官员，可以将其作为借款的抵押物。

戈德法因拒绝回答有关银行本票和支票的问题，他表示，这与本案毫无关联。委员会律师反驳道，由于其中30张兑现票据给了国会山的立法工作人员，因此不能说毫无关联。那些与约翰·麦科马克和斯泰勒斯·布里奇斯关系甚密的人员的名字便出现在了会议记录上。戈德法因回答：“这些支票都是在圣诞节期间我们分多次发给那些节假日仍在上班的可怜员工的。如果这也算坏事，那么我希望有人指出来。”

小组委员会便明确告诉他，通过挂名组织或冒用公司名义随意进入或退出公司是不当之举，除此之外，贷款转款、违反保护公众利益的联邦及州政府条款、送钱给政要人员以便使他们欠他人情以及招致无数诉讼案（仅在波士顿就有89件）都是不当之举。对于窃取自己公司的财产而欺骗其他股东的行为不仅十分不当，而且还触犯法律，但这样的事却屡有发生。

在听证会进行的过程中，戈德法因在旁听席观众面前大演特演，并且愈演愈烈，还咆哮着回答问题。他试图争辩，自己的违法行为都是微不足道的，还表示他是拘泥于法律条条框框的受害者。比如他有一次忘记给佛蒙特州州长秘书发送一份年报，还有一次未履行作为一个公司负责人应尽的法律责任。尽管在大多数金融诈骗中，犯罪途径很难跟进，但戈德法因的大量诈骗案却很容易理解。他借助担任公司财务主管和董事会要职的秘书之手，多次骗取股东们的大量钱财，而借口可谓花样百出。有时说是一笔借款，有时说是销售佣金，有时还说是为了一笔根本不存在的花销还款（例如当地一家房地产公司的25 475美元），有时甚至连借口都没有，钱就这样没了。无论是他，还是佩珀曼，都无法解释20世纪40年代末支出的那笔8.9万美元的款项。对此，佩珀曼沉稳地说“银行过去常常把账弄错，这可能是他们的过失”，而由于她和老板每天都要处理几十万美元的流动资产，因此很难把所有账目都记清楚。然而，有一点对戈德法因很不利：这些细节无关紧要。无论发生过什么，他对政府欠下的税款，都比他报税时说的要多得多。[5]

后来，亚当斯在交代他与戈德法因的关系时写道：“我对他生意上的事根本不了解。直到立法监督委员会在听证会上揭穿他时，我才知道他逃税。我也不知道他的东波士顿公司在资金运营上的问题。”当然，没人说他应该知道这些事，问题在于他的判断力，因此无法避免的结论是：艾森豪威尔的得力干将受了骗，有损于总统职位的荣誉，因此，他必须辞职。这既是公众，也是个人的悲剧。亚当斯是白宫难得一见的人才，但令人费解的是，他怎么会与一个骗子维持了这么长时间的社会关系。戈德法因却对于自己的行为被揭露漠不关心，这不免让人大吃一惊。甚至后来亚当斯为他和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安排见面时，他仍然满不在乎。到后来，他的三家公司因虚标成分受到“勒令停业”处分。他理解的友谊似乎一直都是一种单方面有利的交易。他送的地毯、大衣和3 000多美元的酒店账单最终使亚当斯名誉扫地。戈德法因的一个朋友这样评价他：“他就是个打着别人名号做事而且嗜酒如命的人，他的一大缺点就是说话太多、到处招惹各种人，还送了太多礼。”如今，他挑起的一系列事件只能以亚当斯被从白宫花名册中除名而落下帷幕。

亚当斯并未立刻被除名。因为总统的这位行政官员太重要了，总统不想不做任何努力就这样放弃他。白宫的另一位工作人员解释道： “亚当斯自1952年以来就一直为总统效力，他比任何人都了解总统的想法。总统和他谈论政策问题比其他任何人都多，总统做过的所有决定、被搁置一旁等待恰当时机再被处理的政策问题以及遭到拒绝的所有问题都全数记在这位前州长的脑海中。任何新人要达到亚当斯那样的程度是不可能的。而且，任何新人也不可能积累到亚当斯所拥有的知识。”

此次危机发生后的两个星期后（这其实已经构成一次危机了），总统和亚当斯都相信事情终于过去了。于是，总统让哈格蒂郑重地宣布： “州长已回到办公桌前处理白宫事务。”换言之，亚当斯保住了职位。

接下来就发生了戈德法因那出闹剧。当众议院于8月13日表决确认，亚当斯的朋友犯有藐视国会的罪名时，亚当斯便完蛋了。一大群社论作者和漫画家，在两次总统选举中都支持艾森豪威尔的人的带领下，全面攻击亚当斯。夏天一过，情况愈演愈烈。这对亚当斯而言虽然非常吵闹，却是次要的，问题的核心是政治性的。

民主党的愤怒几乎成了一种形式，艾德莱·史蒂文森说：“我已经厌倦了舍曼·亚当斯那伪善的说教。”但共和党的责难则让艾森豪威尔和亚当斯感到十分诧异，他们其实对此早该料到。那年是选举年。为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拼死一搏的诺兰建议总统“应该仔细斟酌，亚当斯的作用是否已受损害而变得有害无利”。犹他州的阿瑟·沃特金斯说话更直接。他说：“根据以往的经验，以总统和亚当斯先生设立的高道德标准衡量此事，似乎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即使亚当斯先生的作用并未完全消失，也已严重削弱。”

1958年的第一次民意测验于9月8日举行，当时缅因州正在投票。民主党的标语是“缅因佩恩，终将失败”。如果这是事实，将十分重要，因为竞选结果将被当作投票者对戈德法因道德观的反应。这位缅因州议员6年前曾从戈德法因那里得到3 500美元，对于这笔钱的来龙去脉，他从未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他的竞选对手，44岁的艾德蒙·S·马斯基州长却咬着这事不放。最后结果让整个白宫大吃一惊。共和党登记的2万名选民居然没有参与投票，马斯基不仅成为缅因州第一位因深受欢迎而被选出来的民主党议员，而且得到的领先票比他自己预料的还要多出一倍。就这样，共和党候选人随着佩恩一同跌下竞选舞台。民主党赢得了州长职位、缅因州三个国会议员中的两个席位和12个州议会的席位。参议员玛格丽特·蔡斯·史密斯表示：“我们被彻底击败了。”哈格蒂说：“我和总统的看法一致，我们惨败。”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米德·奥尔康表示，这个结果应该“使每个共和党人都警觉起来，全身心为11月4日做准备”。

这主要是激起了他们更加坚决的斗志，要求艾森豪威尔撤销亚当斯的职务。华盛顿记者团预言：“缅因州一且失手，亚当斯也该走了。”奥尔康的电话响个不停。戈德华特表示他担心“危害已经造成了”。诺兰直到这时才对民意测验发表意见，声称总统助手应该“立即”辞职。正参选参议员的纽约州国会议员肯尼思·基廷补充道，“国家的利益”要求他这么做。

亚当斯已成为众人的眼中钉，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由于不堪重负，他请了几天假，和雷切尔、杰丽和艾丽丝·珀森斯去了加拿大东南部钓鱼散心。当坏消息传到亚当斯的耳朵里时，他们正在美丽的米拉米奇山谷里。

尼克松去拜访了艾克，并从所有参加国会竞选的共和党人那里带来一个令人难过的消息：他们都认为，亚当斯就是把大家都拖下大海的铁锚。总统因此承诺会重新考虑这一要求。接着奥尔康报道称，该党的捐助者表示在“亚当斯这个污渍”被彻底清理掉以前，拒绝捐钱。这时，芝加哥正在召开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艾森豪威尔要求奥尔康再对党内意见做个评估。宾夕法尼亚州的理查德·辛普森威胁说，如果亚当斯再待上一星期，他就会带头闹事。当这位主席垂头丧气回来时，总统屈服了。他把这称为他任职以来“最痛苦、最艰难、最心碎的决定”，但他拒绝亲自下令将他开除。他告诉奥尔康：“你去搞定这件事。这是你的工作，是我给你的最不讨好的工作。”

与此同时，亚当斯发现，即使是远得渺无人烟的米拉米奇乡村，也不是安身之所，因为加拿大的记者一直追问他何时辞职。这似乎是人们关心的唯一问题。据亚当斯回忆，格里·摩根从白宫打来电话说：“他认为我应该返回白宫，因为尼克松和奥尔康……想和我谈谈。”他知道他们要他回去的原因，便答道：“我这就回去。”第二天早晨8点，他坐在办公桌前，准备好迎接（死囚的）蒙眼罩和最后一支雪茄烟。

尼克松告诉他，大多数共和党候选人和政界领导为求自保，一定会否定和他的关系，如此他的职位也将不保。奥尔康讲了一个小时，大部分内容都是关于共和党捐款枯竭，以及全国委员会内部潜在的造反之势。亚当斯面无表情地坐在他的皮沙发上，仰着头，眼睛盯着天花板，轻咬着眼镜的一支腿架。接着，他疲倦地点了点头，同意离开白宫。

尼克松在他的《六次危机》中回忆1958年的选举是如何“在民众的心中清除我在加拉加斯取得的成就，却建立起和我名字相联系的失败形象的”。朋友们曾劝他不要参加那次竞选，因为共和党铁定失败。杜威说：“你为共和党候选人做的事情已经足够多了。”但艾森豪威尔告诉他：“如果我们能在参议院或众议院获胜，我愿拿出自己一年的薪水。”尼克松写道，“无论是从个人立场还是政治倾向上考虑”，总统都不想陷入足以摧毁他与国会积极合作的政治斗争中。因此，“如果要有一个人为这次全国性的政治活动扛下主要重担，那么我就是那个人”。

我不能站在一旁，看着共和党同僚完全失败。如果可能，我必须赌上我的政治名望。我们都深知这也许会像1954年那样遭遇失败，我也可能会因为这次失败而成为主要的攻击对象……我最后在全程超过25 000英里的25个州进行了演讲。

在书中，对于共和党竞选活动的性质和在最后两星期总统激情高涨地加入其中的环节都省略了。尼克松的进攻策略有些狭隘，而且颇具党派色彩。他警告道，对“社会主义”和“‘左’翼极端分子”而言，民主党就是避难所。他还指控民主党“采取撤退和姑息”的方式，嘲笑“艾奇逊外交政策导致了战争”，而为共和党政府的“军事实力和稳定外交”感到高兴。总统一开始感到十分惊骇，对白宫记者表示他对“此类事件”深表遗憾。这激起保守派的抗议，他就突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公开称赞起他那好斗的副总统：“没人能比你在这件事情上做得更好。”10月底，艾克和尼克松的心情已完全一样了。他发誓“只要我还是总统，就绝不会姑息共产党的侵略行为”。他还声称“所谓的导弹差距正在快速缩小”，并把民主党人称为“无法控制乱花钱（你们的钱）的冲动”的“政治激进分子”和“自以为是的自由主义者”。

11月4日，共和党人的天塌了。他们失去了12个参议院席位，失去了48个众议院席位，竞选州长的21人中有13人败下阵来。诺兰落选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俄亥俄州的约翰·布里克也惨遭失败，甚至连坚定支持共和党人的佛蒙特州也没守住。这是106年以来，第一次将由民主党人代表佛蒙特州参加国会。尼克松对全国参选结果总结道：“对于操控着白宫的共和党而言，这是本党在历史上所遭受的最大失败。”

有三个人的竞选引起了全美国的注意。在马萨诸塞州，约翰·F·肯尼迪比竞争对手的票数领先874 608票，这一差额比该州任何职位竞选时的票数差额都大，而且比1958年任何一个参议员获得的领先票差都大。巴里·戈德华特在亚利桑那州与民主党人士竞选，却以决定性优势再度当选。更使人印象深刻的是，洛克菲勒在选举中以压倒性的50万票领先票胜出。一家电视的评论员评论道：“这次竞选的最大赢家就是纳尔逊·洛克菲勒，而最大的输家则是理查德·尼克松。”11月9日，纽约州新任州长洛克菲勒飞往南方，到其位于委内瑞拉的庄园休假。在迈克蒂亚机场，也就是6个月前尼克松夫妇受到加拉加斯唾沫飞溅的地方，记者向洛克菲勒问起了尼克松。他答道“No tengo nada que ver con Nixon”，这句话的意思是“我和尼克松没有任何关系”。

剪影：20世纪50年代晚期

[1] 杜勒斯援引艾森豪威尔主义向成员国保证，美国将使用“庞大的机动军力”来保护它们免遭颠覆。自巴格达政变后，同盟国少了伊拉克，重新组建为中央条约组织，总部设在土耳其安卡拉。

[2] 文中提到的4人均为美国影星。——译者注

[3] 此语出自希腊神话，意即极其肮脏。古希腊西部厄利斯国国王奥吉亚斯，有一个养了3 000头牛的牛圈，30年未曾打扫，污秽不堪。——编者注

[4] 美国儿童故事作家，内容多以穷孩子发家致富为主。——编者注

[5] 1958年听证会后，由于藐视国会，戈德法因被判处一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1 000美元，缓期执行，以观后效。

第二十六章将军归营

门肯曾说，新闻学是一门不准确的科学。艾森豪威尔时代的最后几年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在民主党中期选举取得胜利的6个星期后，阿肯色州一家特别立法委员会披露小石城取消种族隔离的争端“被肯定地证实受到了共产党的影响”。该委员会主席、众议员保罗·范达尔森表示，委员会曾举行过三天的公开听证会，早已使阿肯色州人民警觉到共产主义的威胁，范达尔森的一个同事自信满满地预测美国黑人将会拒绝受邀加入任何由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煽动或“共产党支持的”游行示威。他说，种族和平已近在咫尺。

1959年，加利福尼亚大学新任校长克拉克·克尔仔细观察学校的大学生后说：“雇主们将会喜欢这一代人……因为他们将很容易被驾驭。再不会有什么暴乱了。”

这一年11月，美国罗马天主教的主教们反对使用联邦经费在国内外宣传人工节育，他们认为，那些声称美国天主教将会逐渐接受避孕措施的说法十分可笑。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一直在寻找一个整洁体面的年轻美国人，以抵消猫王的影响力，结果选中了查尔斯·范多伦。此人是哥伦比亚大学一名年薪4 400美元的教师，他此前刚好在长达14个星期的、联播中最大的有奖问答节目《二十一》中赢得12.9万美元的奖金。之后全国广播公司以年薪5万美元聘请他成为该公司的顾问以及《今日》节目的评论员。他还编辑了一本颇具启发性的文集，名为“致母亲们的信”。在他收到的信件中，有3/4来自感谢他为国家年青一代树立光辉榜样的父母和老师们。1958年年底，当纽约州的一个县级大陪审团开始对那档测试节目弄虚作假的控告进行调查时，记者们全都聚集在他那格林尼治的漂亮住所。他对于这一控告极度蔑视，说： “我从未接受任何暗示或帮助，据我所知，之前其他人从未在这档节目中赢得大奖。”当他们一直追问此事时，他严厉地说道：“你们一直问我这些问题，简直是一种侮辱。”

然而，美国黑人、大学生、天主教教徒以及查尔斯·范多伦开始令那些自认为了解他们的人感到惊讶。

1960年2月1日，认为黑人的斗争精神将会消失的希望突然破灭了。那天，北卡罗来纳州农业技术学院的4名黑人学生走进附近格林斯博罗市南埃尔姆街道的一家伍尔沃斯商店，先买了一些东西，接着便在快餐厅坐下，点了几杯咖啡。按照南部实施种族隔离的法律和传统，负责人并未理睬他们。他们就安静地坐在座位上，直到餐厅关门。第二天，他们再次出现在餐厅柜台前，还带了5个黑人朋友。他们称此为“入坐”。接下来，每天“入坐”的黑人越来越多。那些黑人青年情绪稳定，举止得体，完全不理睬那些嘘声不断、在他们面前挥舞美国南方邦联旗帜，还向他们弹烟头儿的白人青年。他们要让那些人知道，他们会一直待到咖啡送来为止。

如果这次“入坐”只针对这家商店的员工，那么他们将永远无法得到想要的服务。但是，伍尔沃斯是一家美国连锁公司，这正是他们所指望能够起作用的一点。在北卡罗来纳州，“入坐”运动蔓延到了达勒姆、温斯顿塞勒姆、夏洛特、罗利和海波因特，而该州以外位于纳什维尔、查塔努加、塔拉哈西、里士满和南卡罗来纳州的罗克希尔的餐厅也都被占据了。在接下来的14天，黑人在15个城市的伍尔沃斯分店上演了“入坐”，在波士顿，分别来自哈佛大学、布兰迪斯大学、波士顿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400名学生在12家伍尔沃斯分店设置了纠察线。这一举动令格林斯博罗的黑人十分高兴。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则让他们以及整个美国为之一震，示威者还出现在了沃尔格林、克雷斯、格兰特和利格特 ( 这些都是美国最大的零售公司 ) 的餐厅。在新泽西州的恩格尔伍德，同情黑人的人士举行了一次捐款以支持那些示威者，耶鲁神学院的学生在纽黑文市中心游行以表支持。被激怒的廉价商店经理将咖啡价格提升到一美元一杯卖给那些黑人，并把座位中的螺丝取出，还威胁要关闭餐厅。然而这些举动都无济于事，因为那些示威者用各种新的消极抵抗来面对那些商店经理采取的措施。接下来，运动从餐厅扩散到了社会上的每个实施种族隔离的公共场所。他们在汽车旅馆走廊上“入睡”，在公园里“入游”，在图书馆“入读”，在电影院“入睡”，在赌场“入赌”，在土耳其式浴室“入浴”，当春天来临时，他们还在仅限白人游泳的沙滩“入泳”。

5月10日，当纳什维尔6家餐厅取消种族隔离时，黑人们初战告捷。这是除得克萨斯州以外南部各州第一次采取的普遍行动。整个春天，南方各地都打响了消耗战，种族界线在这里后退一码，在那里后退一码，顽固分子的压力不断增加。6月5日，黑人南部地区委员会报道，9个分散在南北边界的餐厅都取消了种族隔离，这些地方之前并未发生暴力事件，也没有任何商人因愤怒的白人威胁要进行报复性抵制而受到损失。弗吉尼亚州的热餐店于6月23日向黑人开放，这是该运动打入该州的第一个楔子。7月18日，诺克斯维尔的商店取消了餐厅种族隔离制度。7月25日是黑人欢呼雀跃的日子，因为6个月前便开始进行全面行动的格林斯博罗的伍尔沃斯和克雷斯商店取消了种族隔离。就在同一天，位于弗吉尼亚州诺福克和朴次茅斯的4家商店也结束了这种制度。自那以后，事件发展就开始不那么顺利了。从不言败的美国极南部正死守阵地。10月19日，亚特兰大警察逮捕了由马丁·路德·金带领的51名“入坐”游行者。他们由于拒绝交纳保释金而被捕入狱。1960年闪电式的伟大的“入坐”运动就这样结束了，黑人们停止活动来巩固他们的战果，但甚至是阿肯色州的立法机构也知道这种暂停活动只是缓兵之计。拥有18 871 831人口的黑人种族正在萌动，美国黑人终于走向了前台。

1960年5月13日星期五下午，天朗气清，克拉克·克尔终于看到了未来。这些年经过对加利福尼亚州共产党坚持不懈的调查，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在旧金山洛可可市政厅举行听证会。被传唤出庭的人中有几个公立学校教师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名大二学生，据说他们所有人都是积极的左翼分子。加州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些学生坐着几辆车前来给他们加油打气。但没人想过举行游行示威，因为在那个天真无邪的时代，几乎没有大学生知道如何去游行示威。他们只是想在听证会里找个座位，但是整个会场都已挤满了人。警察将台阶上的门堵住。有人开始推搡。一名警察跌倒了，但后来有人说他被打了。后来警察使用了警棍和水龙头。在这疯狂的半个小时里，有12人受伤，52人将被送进监狱。奥克兰的杰西卡·米特福德在《国家》杂志中报道：“现在的学生已经丢掉了20世纪50年代所拥有的冷漠和顺从。”她预测，在未来的10年，那些学生将“改变整个世界的未来”。一名被打了的大学生告诉记者：“我是一名政治上的‘处女’，现在却在市政厅的台阶上遭到‘强奸’。”对全美361万大学生而言，来自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消息无疑是一种挑战。在此之前，忍无可忍的学校教职工一直鼓励学生们投身政治活动。现在他们知道该如何做了。

在这躁动的几个月里，由于黑人自尊心和学校政治意识的提高，促使另一场社会变革的方法正在出现。1960年5月9日，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宣布批准使用一种安全的口服避孕药。[1]这种药物的商品名为伊诺菲德，由芝加哥塞尔公司制造。该公司表示，此药在1 500名女性志愿者身上进行了4年试验，被证实百分之百有效。每月服用20片，凭处方即可购买，每月花费仅10~11美元。这种通过药物节育的方式再结合新式避孕设备，以及外科节育手术，就可以让女性逃离对怀孕的恐惧了。因为从一开始，担心怀孕就限制了她们的性生活。现在，似乎她们可以和男人一样随便上床了。上百万妇女将诊所和药房围得水泄不通，就为求得此药。除了防控疾病以外，从未看过如此多的人定期服用特效药。当全国天主教徒家庭生活事务所主任欧文·勒布朗大主教报告说天主教妇女和非天主教妇女一样正在定期服用此药时，天主教主教们大失所望。1959年11月，主教们曾谴责“一些基督教团体代表”，即新教牧师们，不实行节欲。如今，甚至天主教神父以及一些担任圣职的修女们，都因生活的变化而正在重新考虑他们的修道誓言。

纽约市立大学市政学院的学生赫伯特·M·斯坦普尔在败给范多伦之前曾赢得49 500美元奖金。而在1958年8月，该学生向曼哈顿地方检察官弗兰克·霍根和《纽约世界电讯 – 太阳报》讲述了引起他良心不安的苦恼。就在此时，查尔斯·范多伦的泥塑像开始碎裂。斯坦普尔告诉他们，《二十一》这档节目就是在作假。他表示，事先参赛者会被告知题目的答案，但当他们的人气衰退时，便不再能得到答案，因此他们只得假装被击败。他之前曾被告知要输给范多伦。和他一样，范多伦也曾在一个装有摄像机的隔音玻璃房内接受面部表情训练，例如，当他为一道题苦思冥想时要表现出紧咬嘴唇、擦拭额头上的汗或者说话结结巴巴。经过节目制作人的彩排后，范多伦的表演便让2 500万名电视观众为之震惊，例如他说出仅有的三名累计击中超过3 500次棒球的球员名字（“泰·科布、凯普·安森以及…… 特里斯·斯皮克！”），识别出在《茶花女》中歌唱“我要生活在欢乐里”的咏叹调的歌手是谁（“她在由……举办的派对结束时刚好演唱过这首歌，她的名字是！是个女高音。她的名字是……薇奥列塔！”），此外还说出了7个小矮人的名字（“瞌睡、喷嚏、愚笨、快乐”，停顿了一下——“爱抱怨的那个——啊，顽固——博士——呃，害羞的那个——叫怕羞！”）。

斯坦普尔和其他参加《二十一》节目的参赛者以及哥伦比亚《6.4万美元挑战》节目的参赛者都将他们知道的内幕告诉了纽约大陪审团。范多伦在宣誓后否认此事，米切尔·施魏策尔法官则因为当代美国民间英雄遭到诽谤十分生气，以其中包含了无法证明的指控而将记录封存。在陪审团庭外，范多伦告诉记者，他对于报界的那些诽谤十分“伤心”并且“震惊”。他还重复说，他过去一直都表现得十分“诚实……从未接受过训练或指导”。

做伪证的问题就在于，犯罪人无从得知是否有人能够证明他们在撒谎。惠特克·钱伯斯曾经把事实真相藏在南瓜里，表明真相终会浮出水面，而范多伦也同样难逃一劫。詹姆斯·斯诺德格拉斯是一名艺术家，同时也是《二十一》节目的获奖者。他提供了一些他在参加节目前一天到前三天寄给自己的挂号信，上面是将在节目中涉及的相关问题和答案。这些信件由众议院立法监督小组委员会成员开启，正是这个铁面无私的委员会，先后让伯纳德·戈德法因和舍曼·亚当斯垮台。这些信件证实斯诺德格拉斯所言属实，立法监督小组委员会由此接手曼哈顿大陪审团留下的这个案件，开始在证词和物证上设计，要让这位名叫查尔斯·范多伦的人，这位迷人、英俊、落落大方、出身于书香门第、毕业于名牌大学的人垮台。

1959年10月，他们开始此次行动。范多伦像之前的希斯一样表现出一副义愤填膺的贵族派头，向小组委员会发去一份电报，决然地否定了所有对他不利的指控，声称他并未“受到任何形式的帮助”，还表示无论委员会何时向他问话，他都会“出席”。委员会回电邀请他自觉来国会议员面前做证时，他却消失了。正式传票已经发出，可是送传票的人却无法找到他。接下来的6天，美国人民不知道他到底是死是活。10月14日，也就是第7天，经事先安排，他出现在纽约罗斯福饭店，接受了传票，并举行了一次人满为患的记者招待会。他读了事先准备好的稿件，他说，由于一连串事件让他十分伤心，因此他请假与妻子一同从哥伦比亚飞往新英格兰，“在那里10月的美景中……整理我的思绪”。他说之前并不知道自己被传唤，记者们感到十分吃惊。当这件事成为每家报纸以及新闻广播头条时，他怎能不知道传票的事？他苍白无力地笑道，出于对美国国会的尊重，在出席“那个恰当的论坛”，也就是听证会之前，他不会发表任何评论。

11月2日，他一身朴素着装，出现在听证会上。当他坦白一切时明显有些紧张，他说道：“倘若能改变我过去三年的人生轨迹，我愿付出任何代价……我已学到许多关于善与恶的东西。它们并不总是如表面看上去的那样。我陷进去了，深深地陷在骗局之中……我几乎可以说服我自己，我所做的事情并没什么害处，因为它对于全国人民对老师、教育和文化生活的态度产生了积极影响。”

他继续说，他后来“感到十分不安与害怕”，他“多次”请求节目制作人让他在比赛中输掉。他们却回答，会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结束我的比赛。最后，一名极富魅力、满头金发的女律师成为参赛者，其中一位制作人“告诉我，我会输给她。我因此表示感谢”。当公众开始知道这场节目秀是在骗人时，他感到“很恐惧……接着就逃跑了……首先我是在自我逃离”。存在“一条出路，我当然会对它考虑再三，这条出路就是说出真相”。可是“从感情上讲”，这是“不可能的”。接着，他的传票到了。“……后来，一件小事改变了我的想法。我收到一名陌生妇女的来信，她曾经在加罗韦主持的节目上看到过我，表示很羡慕我在那里的工作。她告诉了我一个唯一可以使自己心安理得并弥补我过去所作所为的方法（当然，她也并不完全知道我干过什么），那就是清晰、坦白并诚实地坦白这件事。突然，我明白她是正确的。”次日清晨，范多伦接着说，他鼓足勇气给他的律师打电话，当听完他讲的话后，律师说了一句：“愿上帝保佑你。”这就是他最后的陈述。他将发言稿放下，转向自己的律师，并投以微笑。

这真是荒谬。让他坦白的并非一个陌生女人，而是那张传票。再者，如果他当时真在节目上感到“极度不安”，那么就没必要请求制作人“放他一马”，他只需在直播时答错一道题就可以了。小组委员会的一名共和党人，来自纽约的众议员史蒂文·B·德鲁尼安看穿了他的谎言，于是对他说：“我认为拥有你这样智慧的成年人不应该因为讲了事实就受到赞扬。”然而，其他国会议员接下来却真的做出这样的事来。委员会主席奥伦·哈里斯表示他想“称赞”他的坦白。伊利诺伊州众议员威廉·E·斯普林杰希望哥伦比亚大学不要“过早”将他开除，该州另一位众议员彼得·F·马克则说他相信全国广播公司会原谅他。其他一些人表示，他们想要为他的“坚韧”、“坦白直率”和“自我反省”表示“称赞”。哥伦比亚大学则与这些人看法不一，5小时后该大学便解除了范多伦的教职，全国广播公司也于次日将其解雇。然而，这可不是得人心的做法。听证会的群众当时都支持范多伦，为他和那些称赞他的小组委员会成员鼓掌，并对国会议员德鲁尼安的评论不屑一顾，全然不予回应。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因他被撤职而举行了一次集会以示抗议。一个民意调查显示，3/4的美国民众认为，如果和范多伦面临同样处境，“大多数人”可能会和他做出同样的事情，而在全国广播公司收到的来信中，支持他与不支持他的人数比为5∶1。

范多伦和其余13名知名人士刚在纽约被指控犯下做伪证罪，哈里斯小组委员会便马不停蹄地找出电视台欺骗民众的新证据。青少年文娱节目头号唱片播送员迪克·克拉克坦白，他选择播出的都是能给他带来经济效益的唱片。这被称为“暗中给回扣”。事实上，联邦电讯委员会主席约翰·C·多尔弗却对此进行辩护。他争辩道，没人因此受到伤害，而且任何试图对此进行监督规范的行为都将“破坏我们十分珍惜的话语自由权。”有人就此揭露，多尔弗自己就曾在其监管的一家广播公司巨头那里收受贿赂。之后，艾森豪威尔接受了其递交的辞呈，但公众对此似乎漠不关心。因此，那些对此事毫不关心的电视观众会接受1960年那些索然无趣的联播节目也就不足为奇了。《剧艺报》杂志表示，如果1959年是有奖问答节目年，那么1960年就是西部故事年。这一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制作了8个此类性质的节目，全国广播公司有9个，美国广播公司则有11个。这些节目每星期占据的黄金时间达24.5个小时。

在艾森豪威尔政府的阳光下沐浴了7年之久，那些曾经支持总统的舆论制造者开始烦躁不安起来。早在1958年，《芝加哥每日新闻报》 就曾问道：“很多事情正闹得沸沸扬扬，艾森豪威尔正在做什么呢？大家从报纸上读到的都是他在打高尔夫球的新闻。那么谁在治理国家呢？”读者们对此漠不关心。总统在欧洲时，副总统通过谈判结束了长达116天的钢铁业罢工，从而赢得一次个人胜利。尽管如此，民意测验结果丝毫未受影响，因为公众对此不闻不问。刚刚获得解放的刚果在一场悲惨的内战中经历血雨腥风，由贡勒上尉领导的老挝叛军则推翻了昭·萨松尼特首相领导下的亲西方政府，而美国民众在地图上都找不到这两个国家。美国国内，报业罢工使所有纽约报纸都停止发行，与此同时，监狱爆发了一连串暴动事件，飞机上还出现携带炸弹事件，其中一起事件发生在一个利欲熏心的年轻人身上，他为了得到自己母亲的保险费，便在飞机上安装炸弹，将当时正在飞机上的母亲和其他乘客一同炸死。一项调查显示，报纸头版无人阅读，读者们比较关注的是连环漫画和体育新闻。当卡里尔·切斯曼在8次缓刑后终于在加利福尼亚州接受处决时，那些反对执行死刑的人们对此表示反对，但这些人相对较少，一系列手法极其残酷、泯灭人性的谋杀事件似乎也并未触动那些一向冷漠的人们。其中一宗谋杀案涉及一名来自堪萨斯州的农民赫伯特·克拉特，他的妻儿也无一幸免。《时代周刊》在1959年11月30日的期刊上发表了对此次犯罪的报道。新闻标题是“冷血杀戮”，它的读者中包括一位名叫杜鲁门·卡波特的作家。

那年人们脱口而出的流行语是“什么的”，该词已成为口语中万能的成分了。例如，格林斯博罗的黑人正在举行“抗议什么的”，罗曼史就是“爱情什么的”，梅特里科尔就是“节食什么的”，或者希区柯克的《惊魂记》就是“惊心动魄什么的”。几乎每个地方都在使用这个词，但联邦政府的其中一个机构中却未出现这样的词。还未有人说过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是在搞“外交什么的”。这似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显然也不太合适，因为杜勒斯是老一辈，是常年受到身穿燕尾服和条纹裤的外交部长们影响、具有政治风度的人。但他那傲慢自大的说教和过分简单的“大规模”报复论与苏联火箭升空的数据相比，的确显得过时老套。在1959年的头几个月，由于病痛的折磨，杜勒斯几次进出沃尔特·里德医院，并且似乎开始明白他曾经为之奋斗并想要永久维持的东西方僵局即将不合时宜。然而，他还是为此抗争到了最后一秒。就在他忍着疼痛离开华盛顿并踏上前去欧洲的最后之旅时，他对一位朋友说道：“如果这病不是癌症，我认为此行至关重要，不得拖延。如果这是癌症，那么身体更加不适也无关紧要。”

这个病的确是癌症。他每天不是在沃尔特·里德医院接受百万伏特的X光照射，就是在丘比特岛上休息晒太阳，这位国务卿开始将整个身心都投入与死亡进行的绝望的战斗之中，当他与病魔奋力抗争之际，治国的缰绳最终还是从他手中滑落了。从表面上看，世界权力平衡局势并未发生改变。根据条约，美国仍然承担着42个国家的防御义务，就杜勒斯而言，用最新流行的时髦词来说，他仍然在政界神通广大。美国社论作者对这位“不可或缺的人物”所提出的“睿智建议”和表现出的“坚定不移的力量”表示敬意。英国政府在来电中表达出“万分难过”之情，法国外交部对于“这个可能是西方遭受的最大损失”表示关切，波恩则对西方政策制定的车轮上拆掉了一根“辐条”而感到遗憾。然而，这只不过都是一些外交辞令，杜勒斯一定深谙此理。尽管他仍然通过电话和白宫以及国务院保持密切联系，并警示任何可能反对冷战的异端邪说，但是对于那些能够察觉这些迹象的人来说（杜勒斯也能够察觉这些迹象），一旦他退出历史舞台，华盛顿和莫斯科就会采取缓和政策，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埃米特·约翰·休斯写道：“杜勒斯紧握的拳头”即将被“艾森豪威尔那伸出的手”所代替。

在共和党中期选举惨败的余波中，哈格蒂编辑了一份长长的备忘录，展望艾森豪威尔在1960年为成为共和党继任人参加竞选时，能够继续保持他作为维护和平使者的功绩。根据与总统的谈话，备忘录将杜勒斯在雾谷的6年中所反对的一切事情都当作目标。备忘录中直接假设在外交上采取灵活态度的时机已经来临。艾森豪威尔 – 哈格蒂备忘录指出，总统必须以一名和平使者的身份站在国际舞台上。当中还继续宣称，无论是在出席联合国各种会议、到访包括持中立态度的印度等远在世界角落的国家，还是在面对以热忱的态度希望他参与与苏联的赫鲁晓夫的高级会议和会谈这类建议时，总统都必须扮演这种角色。

苏联总理已经准备好欢迎此类提议。1959年1月26日，赫鲁晓夫在迎接阿纳斯塔斯·米高扬副总理从美国访问归来时曾说过，“不排除”苏美之间关系“解冻的可能性”。他表示，只要能够改善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任何可以做的事”，我们都必须去做，因为一旦爆发热核战争，后果将不堪设想。西方国家有人说，赫鲁晓夫“比任何人都惧怕战争”，这一点他们完全说对了。在过去，杜勒斯会照例回答，苏联要首先表达出诚意，任何相关会议才能顺利进行，但他对此是怀疑的，因为在他看来，苏联志在赢得冷战，而非结束冷战。然而就在此时，另一位政府发言人表达了不同观点。副总统尼克松表示，美国也希望两国关系能有所缓和，“因为我们意识到，如果关系就这样僵持下去，我们终将冻结在坚硬难破的冰雪中，只有原子弹才能将它炸开”。

5月24日，沃尔特·里德医院结束了对杜勒斯的临终看护，并发布公告：“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先生于今晨7点49分（ 美国东部夏令时间）在睡眠中与世长辞。”当时，副国务卿克里斯琴·A·赫脱已经开始掌管事务。他的首要任务便是解决最近刚发生在柏林的一系列令人厌烦的危机。赫鲁晓夫之前已向西方大国发出最后通牒：如果他们在6个月内还不撤离柏林，红军就会把他们撵出去。如果按照杜勒斯生前惯常的反应，他会对此通牒做出反击，同时还会一展实力，在战争边缘迫使对方放慢脚步。艾森豪威尔却采取了截然不同的行动方针。他召开记者会并发表了一份慎重的声明，宣称如果柏林发生任何开火事件，都将“阻止我们履行自己的职责。我们现在并不是说要向柏林开火，我们只会继续承担对那里人民应尽的义务。但如果我们的义务被阻止履行，那说明一定是另有他人在使用武力”。赫脱把这个最后通牒作为会前谈判的一个策略，而且随着事态的发展，也的确如此。

杜勒斯一进入坟墓，事件发展就过度急促起来。5个星期后，也就是6月28日，苏联副总理弗罗尔·R·科兹洛夫带领一批由苏联官员组成的代表团前往纽约，为苏联科技与文化展览会揭幕。7月11日，艾森豪威尔以个人名义邀请赫鲁晓夫来美国访问。7月23日，也就是杜勒斯逝世后的两个月，美国副总统前往莫斯科，在索科尔尼基公园为美国国家展览会揭幕，用艾森豪威尔的话来说，就是为苏联到访美国所做出的“礼节性回敬”。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不能称为对缓解东西方紧张局势做出的贡献，却可以从中看出赫鲁晓夫和尼克松两人好斗的本性。展览会上最有趣的展览就是一套有6个房间的牧场住宅样板房，中间是条参观走廊，参观者能通过走廊看到房间内的所有家具陈设。苏联领导对此十分愤怒。这触碰到了他们的敏感神经，因为苏联人造地球卫星是以牺牲消费品生产和相关服务为代价制造出来的。当时展览会揭幕式正通过苏联电视台进行直播，赫鲁晓夫感觉自己有些失策。他迫不及待地想打上一架，而尼克松就是那个应战者。揭幕仪式同样也在美国电视台直播。尼克松希望成为下一届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不论哈格蒂对竞选战略有何看法，他早有自己的打算，其中决不包括在电视直播上受到一个气愤的共产党人的欺负。最后的结局便是新闻界所谓的“厨房辩论会”或“索科尔尼基最高级会议”。

当他们驻足于样板房那时尚华丽、设备精巧的厨房时，这场辩论便随即展开。尼克松声称这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住房，在美国几乎任何一个工人都能住上这样的房子或类似的房子。赫鲁晓夫则对此嗤之以鼻。

赫鲁晓夫：你们认为苏联人民会为这个展览大吃一惊。然而事实上，所有新建的苏联住房内都有这样的设备。在美国要花钱才能买到这样的房子，可在苏联，只要你是这里的公民就可以拥有这样的房子。如果一位美国公民没有钱买房子，他就只有睡在大街上的权利。你们却说我们是共产主义的奴隶！

尼克松：……我们并不认为这个展览会使苏联人民为之一怔，但这会激起他们的兴趣，正如你们的展览激起我们的兴趣一样。对我们而言，多样化、选择权以及我们拥有一千个不同建筑师的事实，就是生活的趣味。我们不想要政府的一名官员做出决定，宣布我们将只有一种样式的房子。这就是差异。

赫鲁晓夫（中断对方讲话）：就政治差别而言，我们永远不会有达成一致的一天。如果我追随你的意见，那么我就会被米高扬引入歧途。他喜欢辣味汤，而我不喜欢。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意见相左。

尼克松：我们来谈谈各自洗衣机的优点，而非双方火箭的威力岂不更好？这种竞争不也是你们所希望的吗？

赫鲁晓夫（把大拇指顶在尼克松胸前）：是的，这种竞争正是我们想要的，但是你们的将军说他们十分强大，足以将我们毁灭。我们也能给你们展示一样东西，让你们知道什么是苏联精神。我们十分强大，完全能够将你们打倒。在这点上，我们也能给你们看点东西。

尼克松（用手指在赫鲁晓夫面前晃动）：我认为，双方都十分强大。在某些方面，你们比我们强大。而在另外一些方面，我们却强过你们……

当他们在摆放着加利福尼亚州葡萄酒的桌前停留时，开始了最后的较量。赫鲁晓夫举起酒杯说：“为维护和平以及废除所有在外国土地上的军事基地干杯。”

尼克松（并未举起酒杯）：让我们就为和平干杯吧。

站在一旁的一位苏联人：祝赫鲁晓夫总理长命百岁！

尼克松：我将为此干杯。我们或许不赞同你的政策，但我们还是希望你能身体健康。祝你长命百岁。

赫鲁晓夫（干杯后）：等我到了99岁再来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为什么我们要如此心急呢？

尼克松（他在此次讨论会说了最后一句话）：你是说你在99岁时还在执政，而没有自由选举吗？

这真是一场奇特的交锋，与其说它是两位好斗者之间的一场辩论，倒不如说是一场争吵。双方都下定决心要给观众留下比对方更加平和的印象，同时也面临着由自己造成的不利。美国副总统在这次辩论上更胜一筹，但那位苏联总理却表现出一副温和、坦率的样子，或许这更适合他的角色。尼克松表现出一副喜欢思想交流的模样，赫鲁晓夫则展现出爱民如子、愿意竭尽全力保护他们的形象。赫鲁晓夫好像正是为了证实这一点，才不再计较尼克松的傲慢无礼（他显然是这样认为的）。并且，尼克松一回美国，赫鲁晓夫就接受了艾森豪威尔邀请其访美的请求。他虚伪地说道：“我准备把衣服口袋翻个底朝天，向大家展示我并无恶意。古时，人们在谈和之时通常都会把武器留在大厅。我们现在也应该那样做，而不应刀剑相向。”一番话后，他悄无声息地撤销了柏林那份最后通牒。

杜勒斯反对召开此类最高级别会议的一个原因是，他担心美国同盟可能会觉得他们即将遭到抛弃。为使他们消除疑虑，总统于8月底飞往欧洲，分别与康拉德·阿登纳、哈罗德·麦克米伦和夏尔·戴高乐进行为期两个星期的谈话。这是一次令人感到惊异的行程。在华盛顿，人们很容易忘记欧洲人对艾森豪威尔那深厚的感情。他们的那份感情并未受到党派性或意识形态上的干扰。对他们而言，艾森豪威尔是曾经带领远征军取得胜利、将他们从纳粹统治中解放出来的美国将军，他是那么的善良、坦率与低调。德国人也同英国人和法国人一样对他感恩戴德。当艾森豪威尔乘坐的梅赛德斯 – 奔驰驶入波恩时，大约有31.5万人（几乎是该城市人口的两倍）排队站在路旁向他欢呼，并举着“我们信任你”和“我们敬仰你”的标语横幅。在伦敦，他乘坐的是一辆鸽灰色的劳斯莱斯。在那里，成百上千人大喊着“很高兴见到你，艾克”或是“你真行，艾克”，当车队进入格罗夫纳广场时，记者们看到他眼中噙着泪水，因为在这里，艾森豪威尔将军曾指挥盟军打败了希特勒。

对于正处于困难时期的戴高乐而言，他本希望巴黎人表现得更加克制，但这已不大可能。在布尔歇机场，两名皆为将军出身的总统正在互致颂词，接着一群人尖叫着“艾克”（被法国人叫成了“伊克”），把其他所有声音都淹没了。“伊克”在巴黎待的这两天里，这种呼声从未完全止息，即使是在凯旋门下向法国无名烈士敬献粉红百合花和玫瑰花圈，抑或是在巴黎市政厅对持续的欢呼声表达感谢时。他在感谢时说道：“我心中充满感激，无以言谢。那么我就用一句简短的法语来表达我的激动之情——Je vous aime tous（我爱你们）。”很显然，在这种场合下讲一些严肃的话题有些不合时宜。戴高乐曾向由三国指导的北约反复强调他的计划。艾森豪威尔向他保证会通过大洋彼岸的电话与他保持更加密切的联系，才制止他这一行为。（艾克对一名助理说：“我知道他是一个顽固的人，但只要他顽固地站在我们这边，那么任何事情都好办。”）他在苏格兰卡尔津城堡待了一个周末，在那里他一个人住在有9个房间的公寓里，这是苏格兰人民在欧战胜利日后给他的礼物。之后，他于9月7日飞回美国。他告诉那些前来欢迎的人：“我十分确信，至少目前所有事情都进行得很顺利。”

赫鲁晓夫在美国举行的巡回访问将是缓和世界紧张局势的又一阶段。9月15日，在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机场，苏联大使米哈伊尔·缅希科夫对着飞机舷梯叫喊道：“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我在美国的土地上向你致敬。”就在美国观众对此深表疑惑时，那位大使从舷梯上走了下来。他身材矮小却十分粗壮，秃头，身着黑色西装，上面佩戴着三枚小勋章。与他一道的还有他腼腆的妻子尼娜·彼得罗夫娜、女儿朱莉亚和拉达、儿子谢尔盖和63名随行的苏联官员。总统艾森豪威尔对他们表达了正式的欢迎，接着他们便由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亨利·卡伯特·洛奇陪同，进行为期两星期的美国访问之旅。

总的来说，这次访问很成功。美国人通常都偏爱那些脾气不好的人，而此人的尖酸刻薄堪比托马斯·爱迪生和亨利·福特。无论是在面对美国企业家的演讲中、在艾奥瓦州乡村之旅的讲话中，还是在同纽约市市长罗伯特·瓦格纳和洛杉矶市市长诺里斯·波尔森共进午餐的交流中，赫鲁晓夫都表现得有些狡猾、以自我为中心以及毫无顾忌，但同时也很有人情味，并决心与邻国和平相处，但还是无法避免要出些乱子。赫鲁晓夫在与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的董事长斯皮罗斯·P·斯库拉斯进行的一场争论中占据上风，而在另一场争论中则败给沃尔特·鲁瑟和他工会的6名副主席。（他接着便谴责他们是“资本家的代理人”，而在鲁瑟大笑时，他感到十分茫然。）在观看了好莱坞一家歌剧舞团为他表演的“康康舞”后，他一脸正经地称这种舞“败坏道德”，还补充道：“一个人的脸可比他的臀部好看多了。”

在位于马里兰州卡托克廷山的总统别墅戴维营里，赫鲁晓夫表现出他最好的一面。他并未发表任何冒犯的言语。事实上，他说的不外乎都是一些模糊空泛的东西。他理解的谨慎似乎就是避免去触及那些实质性的问题。在第二天会谈的中途，艾森豪威尔以个人的名义向他呼吁道：“你能够使紧张局势有所缓和下来，从而对历史做出巨大贡献。这个机会就掌握在你的手中。”然而，这位苏联领导人拒绝被约束。他对美国烤牛肉赞不绝口，也很享受同艾克一同观看的一部西方电影。在乘坐直升机到葛底斯堡的短途行程结束后，他称赞了总统珍贵的黑色安古斯牛群。到此为止，这就是他对缓和做出的贡献。

第三天，两位领导人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他们此前都同意普遍裁军是全球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此外，就柏林事件应该重新协商，目的是为“符合各方意见，以及维护和平”找出一个解决办法。“所有棘手的国际问题都不应以武力解决，而应通过协商的和平方式处理。”艾森豪威尔总统将于明年访问苏联。

有一段时间，报纸上都在大肆宣扬“戴维营精神”。在短短的时间里，这个精神几乎就像罗斯福 – 丘吉尔的大西洋宪章那样重要。人们认为，美苏关系最终迎来了一个转折点。但这全都是假象。对德国和世界未来发展因意见不同而引发的基本的、关键性的问题，美国总统和苏联总理甚至只字未提。良好的情绪最终也会消失殆尽。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情绪发酵变质，人们也开始不再幻想。相关人员认为，在同苏联举行任何一个新会议之前都必须要打好更坚实的基础，尼克松也赞同这一说法。

但是，尼克松并不认为这个令人失望的结果可以证明杜勒斯坚持反对举行最高级会议是正确的。全世界的政治家已经开始着手《时代周刊》所谓的“新的个人外交的全球比赛”，他们都不愿回到过去冰冷的状态。他们精心策划的旅程正在循着一个明确的计划，它将引导他们走向称心如意的结局。下一步将是举行被人们称为“西方最高会议”的会议，与会者包括艾森豪威尔、麦克米伦、阿登纳和戴高乐。这4位领导人将重申维护柏林和平的誓言，同时为他们与赫鲁晓夫之间举行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会议拟出一份共同方案。

这次重要会议于12月在巴黎召开。尽管如此，艾森豪威尔也不会把12月的行程仅限于巴黎。其个人外交的冒险之旅令人欢欣鼓舞，因为波音707型新式喷气式飞机的诞生让这次冒险之旅持续下去。在欧洲西部国家的各个首都，艾森豪威尔受到了热情欢迎，这让他天真地以为在车队中欢呼人群的热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转化为持久的善意，并能改善国际关系。抱着这种想法，再加上哈格蒂之前为他准备的备忘录，这位总统便决定既然已经出国，那么不妨去拜访一下意大利、土耳其、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伊朗、希腊、突尼斯、西班牙以及摩洛哥等国的执政者。拜访这11个国家需要历时19天，跨越三大洲，行程共1.95万英里。在此之前，他向全美民众发表了一个电视讲话。他表示：“在执行这次和平与友好使命的过程中，我希望能促使他国对美国有更多的认识，也能更加了解外国友人。”

此行是否会增进了解尚未可知，却提供了总统大受欢迎的令人吃惊的新证据。在意大利，那些罗马人站在雨中，全身都湿透了，只为一睹总统风采。这里的人把“艾克”叫成“易凯”。一名记者在《晚邮报》上写道：“我们欢迎的这个人是用那种植广袤如海的小麦的堪萨斯州农民的口吻在与我们交谈，是在其出生前不久去西部拓荒者的口吻。当危机迫在眉睫时，他呼喊着‘和平，和平’，完全不带一点儿华丽辞藻。”下一站是土耳其。艾森豪威尔自己说他在安卡拉受到的欢迎是“我见过的最震撼的一次”。而在卡拉奇，75万多名巴基斯坦人前来欢迎他。他表示，在新德里，他“完全被淹没”在人群中，事实可能也的确如此。上百万尖叫的印度人高举横幅，有的人欢呼道：“艾森豪威尔，和平之王。”他们还向他乘坐的敞篷车抛掷许多鲜花，结果他一下车，便站在了一英尺深的鲜花上。在他到访的国家，这样的场景比比皆是：在伊朗首都德黑兰，75万伊朗人民为他欢呼喝彩，之后他在伊朗议会两院联席会上发表了讲话；当他向希腊国民议会致辞时，50万充满激情的雅典人就聚集在外面；当弗朗西斯科·弗朗哥元帅在马德里迎接他时，50万西班牙人也在那里欢迎他；在卡萨布兰卡，欢迎他人的也有50万。

这场景让人既目瞪口呆，也让人十分费解。西欧国家对他的热情欢迎可追溯到“二战”期间，但此次访问中唯一经历过“二战”的国家只有意大利，而意大利人当年是站在敌对一边的。为什么印度平民要徒步40英里路，只为一睹总统风采？为什么阿富汗部族人要花上几天时间编织花环，只为放在总统座车的前面？部分原因似乎在于各种语言反复赞颂的“和平，和平”。在世界各个角落，战争都被视为人类最大的灾难，甚至对那些从未听过炮声的人来讲都是如此。但这并非是那些数量巨大的人群背后隐藏的全部原因。显然，美国其实比美国人知道的要更招人喜欢。尽管反美人士制造了更多的噪音，但这些国家的大多数人似乎还是很赞赏并信任美国的。

艾森豪威尔于12月22日返回美国。那年圣诞节是他总统生涯的一次高峰，同时也是美国外交历史上的一个顶峰。在他每年向全美国发表的圣诞贺词中——这次是以28种语言向海外播送的，他谈到了此次行程：“我此行的目的是改善氛围，让外交进行得更加顺利。这次外交是为全人类寻求……和平与正义。”他的成果将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内初见分晓。到那时，他和西欧国家的三位领导人将在最高级领导人会议上同赫鲁晓夫会面。这次会议计划定在1960年5月16日举行，地点在巴黎。

在20世纪50年代末，《 纽约时报 》 的读者不时会读到赫伯特·L·马修斯撰写的文章，他生动地描述了一群满脸胡子的年轻古巴革命分子，正藏在位于马埃斯特腊山区那杂草丛生的热带丛林中。他们的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是一名30多岁的律师，身材魁梧，说话啰唆。1956年圣诞节，卡斯特罗带着12个人登陆古巴。在独裁者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抓住这些人之前，他们就已进入山区，举出“7·26”运动的红黑两色旗。这次运动名字来源于在卡斯特罗领导下，于1953年7月26日对圣地亚哥巴蒂斯塔分子发动的一次殊死攻击。此次举旗的目的在于号召古巴热爱自由的人们加入他们。

最初几年，卡斯特罗发起的运动在美国颇得人心。巴蒂斯塔统治下的古巴是个极权国家，由恐怖分子和贪官污吏所操控。那些贪官污吏依靠卖淫业、赌场以及侵吞公款获取钱财。为了镇压造反的学生，哈瓦那大学被封锁，持异议者被谋杀。他们的尸体被肢解后送到其父母面前，或是直接像垃圾一样被丢弃在臭水沟里。华盛顿对于一个真正民主的古巴即将到来的前景感到欢欣雀跃。早在1958年3月，美国就已经全部中止向巴蒂斯塔提供美国武器。马修斯这样的美国记者就写了一些极富同情的报道，将卡斯特罗和他那些满脸胡子的革命者描绘成为同胞带来自由和正义的罗宾汉式的人物。但那些记者们错了，而这种错误在当时十分普遍，对巴蒂斯塔厌倦不已的大多数古巴中产阶级和许多有影响力的古巴军官也错了。这就是巴蒂斯塔失败的原因。卡斯特罗麾下只有不到2 000名革命者要与4万名装备精良的巴蒂斯塔武装相抗衡，但商人和地主都在给卡斯特罗提供资金，中产阶级也在为那些革命分子呐喊助威。其中大部分革命分子就是中产阶级，包括年轻的自由职业者和知识分子，如菲德尔和他的弟弟劳尔，以及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少校，也就是后来成为卡斯特罗的托洛茨基的阿根廷医生。

1958年的最后几个星期，格瓦拉在距离首都150英里的拉斯维亚斯打败3 000名政府军，并占领了该省省会圣克拉拉。巴蒂斯塔派去的一车队的军人，甚至都拒绝下车。旧政权的末日就要来临，巴蒂斯塔也知道这一点。元旦这天，巴蒂斯塔乘飞机逃往国外。接着，卡斯特罗便沿着古巴的中央公路一路行进600英里，庆祝这大获全胜的时刻，总共持续了6天。菲德尔的军人举着手枪和冲锋枪朝空中开火。他们亲切地称呼他们的领袖为“老马”。他是“卡冈都亚”式的人物，在这个观念深入人心之前，他就已经是个极富魅力的人了。他是个禁欲主义者，从来不近女色。除了购买价值50美分的基督山牌雪茄以外，他没有其他个人享受。要想让他脱掉那身沾满污垢的军装，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

卡斯特罗说道：“我对权力不感兴趣，也不想拥有权力。从现在开始，古巴人民完全自由了。”他恢复了古巴丧失的尊严，带给了这个国家民族认同感，彻底根除了腐败现象，同时还推出了大量旨在教育儿童和激励其父母的举措。有人暗中传播他是共产党员的消息，大众对此都不屑一顾。反动主义者总是把改革者称为赤色分子，像马修斯这类在《纽约时报》工作的人对20年前反动主义者在西班牙的这一作为仍然记忆犹新，他们也是这样说的。

为了表现出自己是美国的友好邻邦，菲德尔带了100箱表示友好的朗姆酒飞往美国。他和代理国务卿克里斯琴·赫脱吃着牛排，喝着香槟。甚至在这种场合，菲德尔也穿着那身又旧又脏的军装。之后他又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会议室同18名国会议员进行交谈。他告诉他们：“‘7·26’运动并非一次共产主义运动。参与该运动的人员大部分都是天主教徒。”当被问及美国在古巴的投资时，他答道：“我们无意没收美国财物，我们拿走的所有财物都会如数奉还。”他其实十分招人喜欢。当然，其中也有一些不和谐的音调。与卡斯特罗结束三个小时的会谈后，副总统尼克松写下一份长达12页的机密备忘录，分发给中央情报局、国务院和白宫。他在这份备忘录中提到，他相信古巴的新一届领导人“若不是非常天真地看待共产主义，就是受制于共产主义的条例之下”。但中央情报局将这份备忘录粗略归档，国务院直接置之不理，艾森豪威尔则将其丢在一旁。在尼克松眼中，各个地方都有共产主义妖魔，而政府已对此感到厌倦。

1959年春夏，美国人民猛然清醒了，随后美古关系便开始恶化。当古巴独裁者的名字换成卡斯特罗时，他对独裁者一贯的憎恨似乎消失不见了。他对权力的满不在乎也随之消失。菲德尔以足以使巴蒂斯塔都为之震惊的残酷无情终止了人身保障法，在整个岛上都建立了军事法庭，同时下令终止已被判有罪的被告上诉的权利。到了9月，他开始向“左”倾。他承认红色中国，把美国称为“以人类为食的…… 秃鹫”，并宣布废除1952年与美国签署的军事条约，还挑衅地表示，美国佬肯定不敢入侵古巴。

“7·26”运动的理想主义者和梦想家们都被出卖了。当他们意识到这一点时，他们那股因遭受挫折而愤怒的情绪震动了整个古巴。其中100多人因此锒铛入狱，其他人则向北逃亡到佛罗里达州。逃亡者中包括激进的年轻工程师曼努埃尔·拉伊，他曾领导卡斯特罗在哈瓦那的地下组织；还有两位十分出名的自由党人：曾被卡斯特罗选为新政府第一任总理的米奥·卡多纳和经过遴选成为新政府第一任总统的曼努埃尔·乌鲁蒂亚。此外还有那些自认被出卖给赤色分子的勇敢官兵，分别是何塞·佩雷斯（“佩佩”）、圣罗曼、埃尔内多·奥利瓦，以及马埃斯特腊山区“7·26”运动的英雄之一乌维尔·马托思。有些人第一次听到卡斯特罗背叛的消息时，根本就不相信。他们表示，除非亲眼所见，否则绝不相信这件事。而有些人确实已经目睹了这一切。奥连特省年轻机智的省长曼努埃尔·弗朗西斯科·阿尔廷梅博士听到卡斯特罗亲自概述将在三年内把古巴共产主义化的计划。阿尔廷梅后来表示：“我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渗入共产主义政府的民主人士。”

这些人是不会向他们视为彻头彻尾邪恶的东西妥协的。倘若他们想要自己的灵魂自由，就必须从美国记者所称的“蔗幕”中逃离出来，并希望将来某一天能够收回他们的家园。古巴人有自己的风格，一些人的逃跑方式十分勇敢，阿尔廷梅就是其中一个。他给卡斯特罗写了一封私信，宣称将退出此次运动，原因是他已“从你的嘴里听到将使古巴共产主义化的全盘计划”。他乔装打扮成一名牧师，带着一本内藏手枪的弥撒书进入美国大使馆。在那里，有人将他引荐给一个名叫“威廉斯”的人，此人负责将他藏在一艘驶向北方的洪都拉斯货船的秘密隔间中。在坦帕市码头，前来迎接他的是一位高大的美国人，此人自称是“威廉斯的朋友，名叫伯内特”。不久，许多难民聚集在迈阿密，使这里看上去就像是一座古巴城市，威廉斯和伯内特的其他朋友也都在此出现，他们介绍自己为“吉米”、“桑尼”、“西比”和“唐”等。阿尔廷梅渐渐发现，这些人其实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

当然，他们并不承认自己是中央情报局特工。即使有人问他们，他们也不会承认。这些人找借口说自己受雇于美国一家致力于解决古巴问题的大公司。他们的领导尤其注意维持这种假象。他身材高大、衣着华贵，是唯一有全名的特工，即“弗兰克·本德”。弗兰克一直提醒阿尔廷梅：“请记住，马诺洛，我不是美国政府工作人员。我与那里一点儿关系都没有。我只是为一家愿与共产主义抗争的大公司工作。”之后，那些美国人还试图想给别人一种有位古巴富翁在背后支持他们的印象。那些古巴人互相挤眉弄眼，开玩笑说那位富翁的名字就叫“山姆大叔”。很久以后，其中一人表示：“当时我们真是愚蠢至极。我们认为山姆大叔在背后支持我们。他想秘密行动。没关系，因为他是山姆大叔，他十分强大。”那些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严肃地告诉他们，如果联邦调查局发现他们正在做的事情，他们就有入狱的危险。他们还解释说，这就是他们隐姓埋名的原因。这也被当作用黑布蒙眼、传口令以及使暗号等鬼把戏的托词。美国人就此次行动可能会混入双重间谍表示担忧，因此要求那些古巴人接受测谎仪测验、罗沙克测验，此外还要接受一名戴着眼镜、外表温和、带有浓重德国口音的精神病学者长时间的盘问。（他是马克思。）那些通过测验的人就被派出执行秘密任务。举个典型的例子，他们其中一人需要飞往纽约，以“乔治·L·林戈”的名字在斯塔特勒·希尔顿酒店登记入住，接着按照一系列人打来的电话的指示行事，直到消除监督他们的美国人的疑虑。

通过审查的人将被分成两组。年轻一些并愿意投入实战的人被编入一个旅，此后被称为“la Brigada”（旅团）。在迈阿密，年长的那些人就组成名为“Frente”（阵线）的联合政治战线，它将慢慢接替卡斯特罗政府。作为一个有效的组织，“阵线”泄露了大量秘密，但关于年轻士兵的信息并未透露太多，因为该组织对他们也知之甚少。那些泄露出去的秘密也没什么重要的。即使当时有人告诉菲德尔，派去对付他的那支军队有多么弱，他也不会相信。他认为那支队伍肯定得有2万人左右。可是直到1960年11月，队伍的实际数量还只有450人，并且从未超过1 200人。他们使军人编号从2 500开始，好让那些抓住俘虏的敌军上当受骗。当一名新兵在训练中死去时，该旅就以他的编号2506作为自己的番号。该旅的徽章就是在一个十字架上加上2506这个数字。他们的军服和战旗上也绘有这个图案。

后来，在特务的谎言被揭穿之后，大家才知道这项活动其实是受命于华盛顿最高领导层的。负责每日监察的是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全盘计划都来自于所谓的“特别小组”，它是由来自白宫、国务院、参谋长联席会议和中央情报局的官员组成的高级指挥机构。虽然艾森豪威尔总统并未参加他们的会议，但他听说过他们。当卡斯特罗于1960年3月17日拒绝艾森豪威尔政府为达成一项谅解做出的最后努力时，总统便同意训练古巴流亡者，以备来对付卡斯特罗。

关于“旅团”活动的许多细节，就像是出自一本伊恩·弗莱明写的以詹姆斯·邦德为主人公的间谍小说，这部小说在当时风靡一时。监督流亡者训练的美国官兵大都借自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他们都是老兵，在“二战”和朝鲜战争中频频受到表彰，却都有勇无谋。他们在选择训练地点时似乎都是杂乱无章的。起初，一名古巴人用中央情报局让弗兰克·本德转交给他的钱租下了墨西哥湾的度假胜地尤斯帕岛，那些古巴人便在尤斯帕乡村俱乐部舒舒服服地住了下来，其中一些高尔夫球爱好者还因此提高了球技。之后，一架C–54型运输机将他们载往美国巴拿马运河区古利克堡陆军丛林战训练营。他们本不该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但一名中央情报局指挥官将一份巴拿马的报纸落在了那里，而且从军营所在的那座小山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巴拿马运河。

在接受完8个星期的游击战课程后（有人告诉他们，这些技巧将由他们传授给一支古巴解放军），他们再次辗转，到达了危地马拉。这次也是故意不让他们知道所在的位置。离开巴拿马后，他们被告知下个目的地的代号叫“小农场”。然而，当两辆大轿车将他们从危地马拉圣何塞机场运出之后，他们便知道这个代号的含义了。受训者的阅历都十分丰富，他们中的许多人曾到处旅游。鹅卵石铺成的街道和印第安村落肮脏的土坯房都足以证明，这里地处中美洲。再加上美国颇具影响力的标志随处可见：高速公路沿途都是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的广告牌，还有许多加油站出售着得克萨斯石油公司、壳牌石油公司、美国石油公司或者标准石油公司的石油。这些就能说明目的地是危地马拉。

没过多久，车子开始穿越群山环绕的热带丛林，这里是危地马拉濒临太平洋海岸的马德里山脉。他们将要去一个大型咖啡种植园，该种植园归危地马拉驻华盛顿大使的兄弟罗伯托·阿莱霍斯所有。在危地马拉总统米格尔·伊迪戈拉斯同意不加过问后，阿莱霍斯便允许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人员使用种植园的部分土地来训练。（在此次行动的肮脏后果中，伊迪戈拉斯坚持表示美国曾同意他对英属洪都拉斯领土的要求。华盛顿方面当然坚决不承认这一点。）这个营地称为特拉克斯基地。营地选在种植园最不好的一部分土地上，这是此次行动的一大特点。从基地总部可以看到仍在活动的圣地亚古多火山，营地下的土地就是火山灰形成的。一些地方的火山灰可深达6英尺，一下雨就变成一摊稀泥。在人们的记忆中，那年的雨量最多。因此，那些古巴人大多数时间都是在稀泥里打滚。

就在这时，他们中有一些人开始公开怀疑中央情报局是否无所不能，另外一些人则把他们的怀疑之声压了下去。大多数人还是对他们的美国佬顾问充满信任的。当然，他们推断，那些打败过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的强大征服者一定知道他们正在做什么。他们也同意“旅团”的力量非常薄弱，但卡斯特罗之前领导的“7·26”运动也不过只有12名游击队员而已。当时，拿他们和卡斯特罗的队伍这样比较还算合理。中央情报局顾问正打算将他们分为若干个小型游击队，他们会在接受训练后分散到古巴的6个省份中去。他们准备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前动身，最后期限是9月19日。这个计划很可能会奏效，即使不成功，后果也是可以承担得起的。战败的丛林游击队队员通常都能够分散逃跑，也不会留下什么痕迹。卡斯特罗很难证实他们背后有美国支持，而他们也许还能参加下次行动。

8月，位于华盛顿的特别小组开始怀疑在新古巴成立游击队是否是明智之举。卡斯特罗的军队可比巴蒂斯塔的军队难应付。国务院给出的数据显示，卡斯特罗麾下拥有40万军队和民兵，是巴蒂斯塔兵力的10倍。再从马埃斯特腊山区发动丛林游击战似乎已不大现实。此外，卡斯特罗的军队已由他在莫斯科和北京的新朋友精心武装，美国国务院研究估计，他的朋友已给他提供了2.8万吨军用物资。更重要的是，卡斯特罗的海岸哨兵和空中侦查员的警戒以及部署均表明，他已从巴蒂斯塔在这方面所犯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因此现在想要利用空投来提供游击队队员的物资恐怕异常困难。

如果这些理由足够充分（来年发生的事件证明果然是这样），似乎表示应该劝阻他们进行任何军事远征。然而，事情并非如此。那些在华盛顿指挥这一行动的人开始权衡两栖登陆的优势，他们让古巴人驾驶美国军用飞机对该旅登陆提供战术上的空中支援。有人指出，舰艇登陆进攻的方式在“二战”中的欧洲和太平洋战场上十分有效，麦克阿瑟让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在仁川登陆，从而破坏了朝鲜的供应线。但似乎没人指出“旅团”的规模只相当于美国一个步兵营，而过去重要的两栖作战行动从未少于过9个营，还有炮兵、空中优势和一支舰队作为后盾。“二战”最后一次实施舰艇登陆进攻是在冲绳，总共出动了1 200艘舰只。

华盛顿方面信心十足，认为他们已经找到了成功的法宝，因此放弃了游击作战的计划，确信一旦“旅团”建立起一个桥头堡，整个古巴都会聚之麾下。中央情报局在弗吉尼亚州兰利的总部向特拉克斯基地发去一封很长的电报，下令丛林游击员的人数必须减至60人，并让危地马拉特工“只发给其他人常规武器，同时进行一些常规训练”。古巴人认为这一命令意味着他们一上岸，美国军队就会紧随其后。他们推测，只有这种情况才能解释这个改变的合理性。中央情报局顾问不仅没有对他们加以指正，其领导弗兰克·本德还告诉佩佩·圣罗曼以及随从的古巴军官说，他们会得到“水中、空中、甚至水下的保护”。所有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都对这个新计划充满激情，从那以后，他们表示对胜利持任何怀疑态度都是软弱的表现。弗兰克·本德认为这件事比他对美国总统的忠诚还要重要。他告诉佩佩·圣罗曼说，华盛顿的有权人士正试图取消这次行动，而且可以相信，这个命令可能来自白宫。他表示：“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事，你要过来做一场表演，假装把我们这些顾问都抓进监狱，同时将整个计划实施下去。”为了确保让那些对此感到吃惊的古巴人明白他的意思，他做出了更具体的安排。他解释道，他们将在每个中央情报局顾问的房门口都安置一名“旅团”的武装人员，切断其与华盛顿的联系，并继续执行原定计划。他会告诉他们何时以及如何离开特拉克斯基地，并前往集结地。他笑着说：“我们终将获得胜利。”

毫无疑问，弗兰克在华盛顿的上级对此一无所知。像那些与此次行动有关的所有人一样，他们也是到后来才看清整个局势的。而身处白宫的艾森豪威尔、哈瓦那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弗吉尼亚州的艾伦·杜勒斯、危地马拉的弗兰克·本德、五角大楼参谋长联席会议、迈阿密的“阵线”以及在马德里山下咖啡种植园里受训的勇士们都处于困惑之中，只是程度不同罢了。通信联络失败了。特别小组竟忘记告诉艾森豪威尔要将游击战改为两栖作战的计划。“旅团”的古巴人仍然相信他们只是一次袭击行动的先遣部队，而“阵线”那些人则认为美国人说过，少于5 000名士兵是不会发动攻击的。

中央情报局正在试图招募尽可能多的战士。每位新加入的战士每月可得到175美元工资，妻儿也会分别得到50美元和25美元的补助金。在这种情形下，保密工作势必受到影响。只言片语一经传出，便人尽皆知。卡斯特罗经常预言，“雇佣军”即将入侵，但古巴人民根本不需要他来告诉他们这一点，连社会最底层那些砍甘蔗的人都知道反动分子要开始行动了。关于“旅团”的文章已经刊登在危地马拉的《时报》上，而且被大多数西班牙文报刊转载，其中一些还在古巴发行。新古巴的民兵们睡觉时都挨着步枪，炮兵则在大炮旁睡觉。

美国人可以从《迈阿密先驱报》和《纽约时报》上读到相关的英文报道。尽管总体上讲，美国人并不像古巴人那样关心即将到来的战争。他们虽然知道那里正在发生一些事情，但他们的注意力已经被其他事情分散了。即将受到侵略的又不是他们自己的国家。他们更加关注的是民主党总统提名发生的戏剧性变化，以及艾森豪威尔的白宫生涯即将迎来的高潮，即重要的巴黎峰会和出访苏联。特工的先遣小组已在爱丽舍宫对安全措施进行了检查。5月1日，巴黎峰会召开前的16天，一架奇怪的飞机突然出现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上空，该地是位于苏联边境内大约1 200英里处的乌拉尔山区的一个工业综合基地。和危地马拉的古巴旅一样，这架飞机是中央情报局实施计划的一部分，由洛克希德飞机公司按照中央情报局的特别要求制造。它的官方型号是U–2。不久以后，全世界都称其为“间谍飞机”。

U–2型飞机呈黑色，机身狭长、尾翼高且机翼宽，装有一具涡轮喷气式发动机，驾驶舱只能容纳一人。从严格意义上讲，它不算是军用飞机，因为飞机上没有任何炮火装置，而只是配备了灵敏的红外线摄像机，可以通过机身下面7个舱孔向外拍摄，能够将宽125英里、长3 000英里的景物拍摄下来，可供洗印成4 000张双幅照片。照片的清晰度简直让人难以置信。经过数倍放大后，解译员甚至可以完全看清在飞机下方9~10英里处拍摄到的报纸标题。飞机上的其他装置可在空中检测出秘密进行核试验的证据，同时还能测定苏联雷达的效能。U–2型飞机以其飞行高度作为防护手段。相关人员对动力学以及飞机结构细节的仔细研究，使得该飞机能够在高空进行有效续航作业。据说，它已超出苏联雷达的监测范围。总之，这架飞机作为侦察设备，其精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这架飞机于五一劳动节这天进行试飞，飞行员是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

鲍尔斯是新一代喜欢冒险的职业军人。他从事飞行并非出于爱国，而是为了钱。这对于他而言只是份工作，而且是份很好的工作，他一年的收入是三万美元，这可比在进入中央情报局之前，他和妻子共同收入8 400美元强多了。4年前他27岁，是一名空军中尉。他肌肉发达、身材健壮，再加上留了一个平头，看上去就像一个职业橄榄球运动员，或许还是个防守型边卫，肯吃苦、靠得住，但缺乏头脑。

然而，鲍尔斯并不愚蠢。那年年初，他询问一名情报官员：“如果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其中一人驾驶的飞机坠落到苏联境内怎么办？那可是一个大国，要想走到边境可得花上好些时间。我们能在那儿和谁取得联络吗？你能给我们几个接头人的名字和地址吗？”据鲍尔斯描述，这是第一次有人问及这个问题，尽管所谓的“越空飞行”在那时已要进入第5个年头。那位官员回答道：“不，我们无法给你提供这些资料。”鲍尔斯坚持询问：“好吧，就说说最坏的情况吧。如果一架飞机坠落，驾驶员被俘。那么他该怎么说？确切地说，他该告诉他们什么？”据鲍尔斯回忆，那位情报官员的原话是：“你不妨全盘托出，因为他们无论如何也要从你嘴中得出实情。”直到现在，也没人更正他说的话。

这次事件最令人难以相信的一点，绝不在于没有事先安排好托词。1956年，“越空飞行”实施初期，舍曼·亚当斯还在白宫任职，他知道每一架飞机“越空飞行”都是经过总统批准执行的。鲍尔斯出事之后，亚当斯拜访艾森豪威尔并向他询问这一事情。艾克说道： “你说的对，这是我做的决定，每一次‘越空飞行’我都知道，而且也予以批准。当他们向我提出在苏联上空实施这一特别的飞行计划时，我认为这是已被采纳的情报政策中的一个，因而给予批准。我当时并未想过这会对此次峰会或接下来在莫斯科的访问产生任何影响。除了一些无法预见的情况，这件事本不会有任何影响。”

毫无疑问，艾森豪威尔相信这一点，但事实并非如此。有些情况是可以预料的，或者说，无论如何也应该在仔细斟酌的范围之内的。鲍尔斯最后一次飞行并非例行飞行。这是长时间停止“越空飞行”后的两次飞行中的一次，也是首次尝试飞跃整个苏联。鲍尔斯从巴基斯坦白沙瓦的一个美国基地出发，需飞行3 800英里才能到达挪威的博德。从一个国家起飞，在另一个国家着陆，需要两组地勤人员，这也是史无前例的。之所以有人认为这值得一试，是由于U–2型飞机比过去那些飞机更能深入苏联境内，因此该飞机应该能够飞到从被未拍摄过的重要目标地。

对于执行此次任务的动机，驾驶U–2型飞机的飞行员有颇多揣测。其中一种猜测是苏联人当时即将在导弹制导方面取得突破，美国中央情报局试图在此之前将尽可能多的目标拍摄下来。还有人猜测，艾森豪威尔想赶在和赫鲁晓夫会谈之前掌握最新资料。当然也有人猜测即将与苏联达成的缓和协议或将不利于日后的任何隐秘行动。飞行员充分意识到，他们参与的是一项非正当行动。有一种猜测在他们之中的呼声越来越高，那就是苏联雷达已经发展到能在任何地方对他们进行追踪的水平。他们还讨论机器可能出现的各种故障。鲍尔斯曾说过：“飞机的任何地方出现螺丝松动，都可能导致飞机坠落。”事实上，这已经发生了。一架U–2型飞机于上一年秋天在日本东京附近坠毁。一名日本记者调查后总结说，这架飞机是在执行侦察活动，并报道说他将在下一期刊物上对此事进行详尽报道。

飞机设计人员已经知道这种飞机要冒的风险非同寻常，因此在上面安装了定时自毁机械装置。后来，为进一步保险，他们还在飞机上安装了一种名为“庄稼汉”的装置，用以摆脱雷达监测。尽管那位情报官员对于鲍尔斯提出的应如何应对紧急情况所给出的答案颇为草率，但他也考虑过一些飞机迫降的问题。指挥“越空飞行”的空军军官威廉·M·谢尔顿上校告诉鲍尔斯，如果他发现自己在飞往苏联摩尔曼斯克地区坎达拉克沙城时飞机燃料不足，他可以在芬兰或瑞典的备用机场降落。谢尔顿还补充说：“降落在任何地方都比降落在苏联好。”

中央情报局甚至考虑过，坠机飞行员是否自杀为好。很显然，中央情报局当时还没拿定主意。这个决定就留给了飞行员自己。氰化剂药物有现成的，谁想要都可以拿去，后来还有人给他们展示了一个类似吉祥饰物的小玩意儿。那是一枚带有金属环的银圆，可以固定在钥匙链或项链上。拧下金属环，里面是一根针，其实也是一个外鞘，拿开后可以看到里面有一根细针。靠近针尖处有许多小槽，小槽内有黏稠的褐色物质——箭毒，人只要被针刺上一下就会立刻身亡。包括鲍尔斯在内的大多数飞行员既不想带氢化剂药物，也不想要箭毒。然而，就在鲍尔斯为最后一次飞行做准备时，谢尔顿上校问他：“你想要那种银圆吗？”就在那时，他改变了想法。他认为那根致命的针或许是一个有效的武器。于是，他答道：“是的。”之后便顺手把银圆放进了飞行衣的口袋里。此外，他还带了剃须盒、便装、半包过滤嘴香烟、妻子的照片、德国马克、土耳其里拉、苏联卢布、若干金币、手表、戒指（在急需帮助时用于行贿或交换）、100美元现金、美国邮票、国防部身份证、国家航空航天局证件、各种仪表检验证、美国和国际通用汽车驾驶驾照、兵役卡、社保卡以及印有美国国旗的招贴，上面还用14种语言（包括俄语）写着“我是一名美国人”。很久以后，鲍尔斯回忆说，当他被俘后，被问及是否是一名美国人时，他表示： “当时想要否认似乎已毫无意义。”

中央情报局在巴基斯坦的设备出奇的简陋：飞行员睡在折叠床上，热军用罐头吃。还好他们不经常在这里。他们大多数时间都在位于土耳其阿达纳的美国空军基地打扑克牌或到处闲逛。（在闲谈时大家最喜欢的一个话题就是即将到来的峰会以及该会议如何能够消除世界紧张局势。）到1960年3月，他们开始有点儿迫不及待了。近两年来，他们飞行的次数大幅减少，而飞行次数越少，飞行员在下次飞行时就会越担忧。在很长时间停飞后，1960年的两次飞行确定将于4月进行。鲍尔斯将作为4月9日飞行的后备飞行员。第一次飞行进展顺利。第二次飞行则由鲍尔斯负责。

就在飞机到达巴基斯坦上空时，事情进展开始不顺起来。鲍尔斯得知留作这次飞行用的那架最好的U–2型飞机无法使用，目前因维修正处于停飞状态。因此，他这次飞行只能用U–2·360号飞机代替。这真是一个坏消息，因为360号飞机是个次品，他们把它称为“癞狗”。这架飞机经常出状况。最近的一次是油箱故障，有时它根本无法向发动机供油。当谢尔顿上校授权给鲍尔斯，让他于必要时在芬兰或瑞典着陆时，就考虑过这个问题了。

如果油箱运作正常，其他也进展顺利，那么鲍尔斯此次飞行路线就会像一个巨大的“Z”字。他从白沙瓦起飞，将飞跃阿富汗和喜马拉雅山支脉兴都库什山，在斯大林纳巴德附近进入苏联境内。接着，他会途径咸海、丘拉坦人造地球卫星和宇宙飞船发射场、车里雅宾斯克、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基洛夫、阿尔汉格尔、坎达拉克沙以及科拉半岛上的摩尔曼斯克。飞离苏联后，他将越过巴伦支海和挪威北海岸，最后到达博德基地——世界上最荒凉的一些地方。整个飞行将耗时9个小时，3/4的路程——约2 900英里都会在苏联境内。起飞后，他将切断与流动空勤调度官的无线电联系，接下来的整个航程将一片寂静。鲍尔斯表示，那是一种“孤寂感”。

过了恼人的三天，这次飞行似乎将永远不会开始了。华盛顿方面在下达命令的最后时刻一直支支吾吾。最后，出发日期定在4月28日星期四。于是，谢尔顿上校、鲍尔斯以及其他18名专业人员和机组人员从土耳其飞往白沙瓦。鲍尔斯在星期三下午4点入睡，星期四凌晨2点，有人将他叫醒并告知他飞行时间将推迟一天。第二天夜里也是如此。这次，他起床后便在享受免费服务——“呼吸新鲜空气”，但还是接到同样的通知。到星期六，他已被第三次通知飞行要推迟24小时。在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有人迟迟无法下定决心。

5月1日，星期日上午5点30分，鲍尔斯终于进入飞机，进行飞行前的检查。然而接下来，飞行计划又开始拖延。原计划的起飞时间是早上6点，可是时间一到，却没有任何出发信号。驾驶舱里酷热难耐，当谢尔顿上校跑来解释时，鲍尔斯的衬衣已完全被汗水浸湿。他们都在等待白宫的最后指示。之前从未发生过这类事情，过去，飞行员在进入机舱并准备出发之前，总统就已发出批准的命令。而此时这一等待已持续了20分钟，令人十分难熬。接下来，鲍尔斯终于等到了绿灯信号。伴随着轰鸣声，他驾驶飞机升入空中，然后他便开始填写飞行日志：机号，360；架次，4154；起飞时间：当地时间早上6点26分，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点26分，华盛顿时间下午8点26分，莫斯科时间凌晨3点26分。

飞机进入苏联领空时，云层很厚。但这并无大碍，因为中央情报局对这片区域毫无兴趣。咸海上空万里无云，鲍尔斯向下望去，瞥见由另一架单引擎喷气机排出的一道尾烟与他飞行的航线平行，但方向相反。没过多久，他又看见一道尾烟朝相反方向移动。或许这来自同一架飞机。他猜测苏联测位仪已经通过雷达监测到他的存在，并派出了侦察机。他对此并不担心，因为目前为止，那两道尾烟离他很远，苏联飞行员不可能发现他。

向东飞行大约30英里后，他到达了卡拉维拉尔角的丘拉坦发射场上空，向下望，便可以看到苏联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和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台。他轻轻打开各种开关，同时打开照相机。但此时云层再次变厚，他便关掉了设备。在车里雅宾斯克以南50英里处，天空再次放晴，他清晰地看到了一度被人们视为亚欧分界线的乌拉尔山脉，山顶上覆盖着积雪。就在那时，飞机开始出现问题：自动驾驶仪失灵，机身朝上倾斜。他将自动驾驶仪关掉，手动驾驶飞机一段时间后，再次打开了自动驾驶仪。但飞机却再次倾斜起来。他考虑要调头飞回巴基斯坦，因为在飞机出现异常不得不中止飞行的情况下，决定权掌握在飞行员手中。但他已经进入苏联境内1 300英里，而且前方能见度极好。于是，他决定继续前行，通过手动方式驾驶飞机。在越过一个大型油库区和一个综合工业区后，他转弯朝苏联的鲁尔、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飞去。在6.5万英尺高空，他又转弯90度朝北飞去。当他正在填写飞行高度、时间、速度、废气温度以及引擎仪表读数时，听到一声沉闷的撞击声。飞机猛然向前一冲，一股耀眼的橘色火光涌进机舱。

当时白宫的时间大约是午夜过后半小时。克里姆林宫的时间是早上7点30分。鲍尔斯想：“上帝啊，我这回是碰上了！”

飞机失去控制，开始向下坠落。鲍尔斯准备伸手开启自毁按钮时，却改变了主意，因为他想首先进入使用弹射舱座的位置，但他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金属座舱罩的横杠正别着他的大腿，令他无法动弹。如果这样弹射出去，他将失去双腿，每条腿都会在膝盖上方3英寸处被截断。飞机已经下落3.4万英尺了，并且仍在向下坠落。就在一瞬间，他再次想到自毁按钮，但首先他想解开安全带。就在他解开安全带时，重力将他半个身体拖出了机舱。输氧管又将他拉了回来。他之前忘记将输氧管取下了。在惊慌失措中，他又踢又拽地从中挣脱出来。他飘浮在空中，正想要拉开降落伞索时，感到一震猛烈的抖动。在1.5万英尺的高空，降落伞自动打开了。突然，他驾驶的飞机从他面前掠过，依然完好无损，却在急速下落。他想到了银圆。他将银圆上的环扭开，拿出那根针，考虑是否要自我了结，但之后又把银圆放入口袋。因为他想活下去。

那天是星期日。之后那个星期的星期四，赫鲁晓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进行了长达三个半小时的演讲。在演讲接近尾声时，他提到了U–2型飞机，这引起了一次长达两个星期的骚动。

| 苏联 | 美国及其盟国
5月5日 | 赫鲁晓夫说：“我有责任向你们报告这个侵略行动…… 是由美利坚合众国发起的。”声明中表示，苏联炮手在苏联领空将一架美国飞机击落，但并未说明该飞机所在地点。苏联指控此次行动的任务旨在破坏这次峰会，是“一次侵略性的挑衅”。而这一指控小心翼翼地避开了指责艾森豪威尔本人。 |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报道，由于供氧设备发生故障，一架气象观测机在土耳其上空失踪。该局还表示，这架飞机可能在苏联与土耳其交界处迷失方向，从而偏离正轨。
5月6日 |  |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林肯表示：“美国绝非蓄意侵入苏联领空，而且从未有过这种意图。”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确认那架气象观测机是由弗朗西斯·G· 鲍尔斯所驾驶的。这正是赫鲁晓夫一直等待的结果。
5月7日 | 赫鲁晓夫在最高峰会上表示，鲍尔斯被俘时“活蹦乱跳”，一枚苏联火箭将美国U–2型飞机从6.5万英尺的高空击落，与此同时，那架飞机离苏联– 阿富汗边境仅1 300英里。他还表示，鲍尔斯已经完全招供。 | 美国国务院承认他们昨天撒了谎，并表示自1955年苏联在日内瓦会议上拒绝美国总统提出的“开放天空”的提议后，美方就开始派出这种“监察”飞机。
5月8日 |  | 就美方这次飞行时间的安排、美方撒谎的事实以及总统对如此重要之事丝毫未察觉的事实，令盟国感到十分惊愕。
5月9日 | 赫鲁晓夫发出警告，如有哪国允许美方侦察机进入该国领空，苏联将发射火箭攻击该国。 | 美国国务卿赫脱表示，总统确实同意了此次飞行计划，但具体飞行无须得到总统批准。U–2型飞机的飞行任务还将继续。
5月10日 | 苏联正式表明抗议U–2型飞机的行动，并声明鲍尔斯将受到审判。 |
5月11日 | 赫鲁晓夫在U–2型飞机残骸展览上说道：“如果我欢迎派遣侦察机到我国领空的人，苏联人民会说我疯了。” | 艾森豪威尔个人就U–2型飞机的飞行任务承担了责任。
5月12日 |  | 艾森豪威尔向国会议员表明，除非邀请被撤销，他仍计划前往莫斯科。
5月14日 | 赫鲁晓夫一抵达巴黎就保证将努力促成峰会的成功举行，这使得峰会能够如期举行的希望增大了。 |
5月15日 | 赫鲁晓夫表示，在美国停止所有U–2型飞机飞行任务并为之前的“侵略”行径道歉且惩罚与此相关的人员之前，他将不会出席峰会。 | 艾森豪威尔则表示，飞行任务已经终止，并且不会再次启动。
5月16日 | 赫鲁晓夫、艾森豪威尔、戴高乐总统以及哈罗德· 麦克米伦在巴黎爱丽舍宫举行了峰会开幕式, 整个会议气氛冰冷。
| 赫鲁晓夫在会议上做了发言，态度粗野。他建议峰会延期6个月，谴责艾克的“奸诈”与“土匪”行为，同时取消了对艾森豪威尔访苏的邀请。 赫鲁晓夫昂首阔步地走出宫殿，将艾森豪威尔对争取关系缓和以及世界调解的愿望抛之脑后。 | 艾克阴郁地说道：“越空飞行”已成过去，但美国不会接受赫鲁晓夫的“最后通牒”。 艾森豪威尔回到美国驻巴黎大使馆，气得直发抖。
5月17日 | 赫鲁晓夫抵制会议召开。他的一位助手则致电爱丽舍宫，询问艾森豪威尔是否准备就U–2型飞机事件道歉并惩罚相关人员。 | 戴高乐和麦克米伦为会议能顺利召开做着最后努力。下午3点，艾森豪威尔、戴高乐以及麦克米伦就首次工作会议进行会面。艾森豪威尔说道：美方不会道歉，也不会惩罚任何人。
下午5点，此次峰会落下帷幕。
5月18日 | 在由3 000人出席的混乱的记者会上，赫鲁晓夫谴责美国像“小偷”、“海盗”，是个“懦夫”。并宣称苏联将通过与共产党民主德国单独签署一份条约，以解决柏林问题。 |
5月25日 |  | 美国空军参谋长托马斯·怀特将军表示，U–2型飞机的冒险一举毫无必要，如果当时他知道这件事，会在峰会召开前建议终止“越空飞行”任务。

在回美国的途中，艾森豪威尔所乘的飞机在里斯本着陆。他选择这一特殊时间，是为了向葡萄牙年过古稀的独裁者安东尼奥·德奥利维拉·萨拉查致敬。就在克洛斯宫美丽的花园散步时，艾森豪威尔恰巧碰到一位美国记者，他正将法国硬币随意地抛掷到一个喷泉中。总统疲惫地问道：“这就是你闲来无事后找来做的事情？”“不是的，总统先生，”记者说道，“这只是求求好运罢了。”

艾森豪威尔转过身说道：“接下来你最好再扔一些，为我们大家求点儿好运。”

尽管如此，总统还是未能摆脱U–2型飞机飞行事件招致的麻烦。日本作为美国在亚洲最强大的盟国，按原计划是总统外交之行的最后一站。倘若之前举行的峰会顺利进行，那么此次行程将无上光彩。如今，此次日本之行却成了修补总统威望的救命稻草。然而，连这最后一丝希望都破灭了。众所周知，日本是U–2型飞机“越空飞行”的亚洲基地，现在臭名昭著的侦察机中的三架就停在那里。由于从赫鲁晓夫那里得到启示，日本“左”翼分子便借机发起示威。为安排此次访问，吉姆·哈格蒂于6月11日抵达东京羽田机场。就像尼克松访问加拉加斯之行一样，哈格蒂侥幸逃脱了一场灾难。两万名示威民众将他和小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大使围困在车里近一个小时，后来他们不得不由海军陆战队直升机营救才得以脱困。

日本内阁召开紧急会议，劝告艾森豪威尔为其安全着想，最好不要前来日本，但他已抵达马尼拉了。在十分尴尬的情况下，总统由第七舰队的6艘战舰和100架飞机护送到中国台湾地区。船只在海上的航行速度已超过每小时30海里[2]，这倒不是担心让蒋介石久等，而是以防遇上非友好的潜艇从中作梗。在中国大陆，北京的广播电台正谴责美国总统是“瘟神”。为了让总统知道他们的感受，中国人民用近几年最坚实的炮弹向近海岛屿金门发起连续猛击。这样一来，总统在第七舰队的船只上也能听见那隆隆的炮声。那些爱挖苦人的记者报道称，他是唯一一位受到8万发礼炮致敬的国家元首。

6月27日，艾森豪威尔抵达华盛顿，他的此次行程宣告结束。在过去的18个月，他历经6万英里只为寻求和平，最终却空手而归。在检查完飞机残骸并寻找原因之后，他无力地表示：“归根结底，共产党人会以他们的一贯风格行事。”埃米特·约翰·休斯悲伤地写道：

在他幻想的美好的全球之行中，所有政治愿景的光环如今都一去不复返。他慷慨地付出了自己的精力和威望，同时也换来了大家的欢迎——上百万群众热烈欢呼，还举着各种欢迎横幅。他曾将积攒的所有政治资本投入两个地方——巴黎和日本。现在，资本已花得精光。

冷战从各条战线再次聚拢，到苏联旅行开始变得困难起来。位于柏林的查理检查哨发生了几起事故。自上次峰会的残局一扫而尽后，整个春季一直都进展顺利的东西方10国裁军会议再次在日内瓦召开。然而，在苏联首席代表瓦列里安·佐林对西方进行长达90分钟的谴责并随即离席后，此次会议再次搁浅。7月，苏联在公海上空将一架美国RB–47型侦察机击落，美国向联合国提出对此进行公平调查，却遭到苏联反对。

接下来，在8月，虽然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结束带来了稍许安宁，但当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在莫斯科被判处间谍罪时，美国人又再次想起了U–2型飞机所带来的耻辱。鲍尔斯当时在一家大型国有农场降落。那里的农民缴获了他的手枪，并在克格勃（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即秘密警察）前来拘留他之前一直监视他。他在苏联法庭上表示，他知道最高峰会和艾森豪威尔原计划访问苏联的行程都因为他此次的飞行任务而遭到取消。他说道：“我对于自己造成的影响深表抱歉。”最终他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3]

总统在任职的最后几个月，常常陷入沉思。政府开支使得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政府资金刺激经济的计划都显得微不足道。整个政府开支，包括国家和地方开支，现已达到1 700亿美元，几乎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3。而艾森豪威尔的党派未能将以往支持他的年轻无党派选民拉拢来支持共和党，也让他感到十分失望。当他的前任助理舍曼·亚当斯来宾夕法尼亚大道拜访他时，他问道：“那些在1952年为我们放气球、走访选民的优秀青年，如今都怎么了？”

次年1月，艾森豪威尔在离开白宫的前三天对选民做了最后的发言。20世纪50年代，五角大楼，特别是空军，建立了一批由退伍将军和海军上将管理的公司。艾森豪威尔警告过其中的危险性。他在对全美人民告别的广播和电视演说中表示：“在相互尊重与信任的基础上实施裁军仍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由于这一需要迫切而明确，因此我承认，我是带着沉重的失望卸下自己的重担的。”他继续说道：“我本希望今晚自己可以说，持久的和平已近在眼前。但我依然能高兴地说，战争已经避免了。”随后，他谈到了正在迅猛发展的军火制造公司：

庞大的军事机构和大型军火工业相结合的方式在美国历史上实属创新之举……我们意识到了这种发展的迫切需求。但我们仍然不能忽视这其中的严肃含义……在政府举办的各种会议上，我们必须防范军事 – 工业集团有意或无意地获得不恰当的势力。其引起危害的可能性现在存在，并且还会继续持续下去。

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演讲，但赞成美苏之间进行军事竞赛的力量太过强大了。尽管两国之间有许多不同之处，但实质上它们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到1966年，美国军事 – 工业集团的规模及其对国会经费的依赖程度都令人瞠目结舌。当年，波音飞机公司和通用动力公司向政府出售公司全部产品的65%，雷锡昂飞机公司出售70%，洛克希德飞机公司出售81%，共和飞机公司出售的产品则为100%。6年后，加尔布雷思在《新工业国》中引用了一个例子告诫读者：如果一家公司研发出新式战斗机，这家公司便“在影响飞机设计与装备上占据有利位置。在飞机适合执行哪种任务、所需数量、如何部署乃至被用来对付哪种敌人等事情上，公司都有一定的发言权”。

1960年的总统选举形成了一个典型的二人决斗局势。双方候选人都属于“摇摆世代”，在“二战”时期都是年轻的海军军官。在“二战”结束后的几个月里，他们各自进入政坛，当下都处在40多岁的精力旺盛期。在1960年1月，尼克松便认为这场即将到来的选举将是美国大选历史上候选人实力最不相上下的一次，后来也证实了这一点，但这只是唯一一个被证明是正确的预测而已。

当时的美国已不再是1952年艾森豪威尔和史蒂文森发表演说时的美国了，更不像在那之前两年参与朝鲜战争时的美国。到1960年，大批人向新郊区移居的浪潮正处于高峰期，整个国家也变得更加繁荣昌盛。新的人口普查表明，华盛顿当时已成为美国第一个以黑人为主的城市，1950年黑人所占的比例为35%，到当时已达到54%。到1960年，4 000万个美国家庭，也就是全美国88%的家庭，至少拥有一台电视机。考虑到有亿万名电视观众，两名候选人都绞尽脑汁地想要吸引他们的眼球。后来，大部分人都认为电视机给肯尼迪助力不少。马歇尔·麦克卢汉认为他了解个中缘由。他表示，肯尼迪在电视上塑造了一个“害羞的年轻警长”的形象，而尼克松则表现得像一个“铁路公司的律师，专门签署对小城镇不太有利的占地契约”。然而，麦克卢汉忽略掉了一点，那就是美国人在更加富裕的同时，也变得更加保守，大多数美国人正在向铁路投资，因此是站在律师这边，而非警长那边。

两位候选人都按照各自的战略计划行事。肯尼迪吸引的是年轻群体、蓝领阶层以及罗斯福在20世纪30年代拉拢到的民主党的自由选民。肯尼迪占优势的两大基地都在民主党居多的南方，把握住这一点是他竞选伙伴的任务。另外，还有工业集中的东北部。他此次的竞选活动主要在9个大州：马萨诸塞州、加利福尼亚州、纽约州、得克萨斯州、新泽西州、伊利诺伊州、俄亥俄州、密歇根州以及宾夕法尼亚州。如果他能在这几个大州取得胜利，就将获得竞选所需的269票中的237票。他所采取的策略包括对700万名未登记的选民进行登记，每10个新选民中就有7名是民主党人。这些想法来自于常春藤盟校智囊团的施莱辛格和加尔布雷思，以劳伦斯·F·奥布赖恩和肯尼迪·奥唐内为首的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年轻爱尔兰裔美国人也为他献计献策。

肯尼迪本身的优势包括：劳工组织的支持、其父留下的一大笔财产、他荣获的普利策奖、友好的报界人士以及他的个人魅力（记者已经开始把这称作肯尼迪“风格”了），当然还有他身为多数党成员的身份。

他的劣势则是：其父亲在20年前令人印象深刻地支持过绥靖政策、他43岁的年龄相对于尼克松的47岁略显经验不足，还有自1928年艾尔·史密斯被提名以来，一般人都认为罗马天主教徒不能当选总统。

肯尼迪打算尽其所能，全力以赴地坚持到底。尼克松则采取不同的策略。他认为一场政治活动既有高潮也有低潮，忽略这些就会有令人厌烦的危险，从而与选民疏远。在他看来，其中心目标就是在选举当日让一个活动达到“顶峰”，也就是进入高潮。与肯尼迪一样，尼克松也计划将目标集中于各个重要的州，对他而言主要是7个州：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密歇根州、得克萨斯州、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以及伊利诺伊州。他还承诺会到剩下的43个州去竞选，后来这个承诺让他后悔不已。但他没有智囊团，如今，尼克松依然和往日一样是孤家寡人，沉思而内敛。肯尼迪竞选活动所宣传的主题是，美国的声望正在日趋下降，美国人民必须勇往直前。与此同时，这位共和党候选人还鼓吹自由企业的优点、个体的责任、强硬的反共产主义以及艾森豪威尔所主张的和平与繁荣。

尼克松本身具备的优势有：企业家的支持，相较于肯尼迪经验丰富（例如，在总统生病期间，他妥善处理了钢铁罢工事件，以及与赫鲁晓夫的“厨房辩论”），强大的中产阶级根基以及艾森豪威尔当时仍未离职。

他的劣势则是：胡佛在白宫任职时期的形象仍让老一代选民记忆犹新，而他在竞选中使用卑劣手段所招致的不良名声（“老家伙尼克松”）也将是整个竞选活动中一直缠绕他的厄运，另外还有他少数党的身份。

每年，美国共和党的人数都在减少。“老大党”候选人在1950年中期选举中赢得全部选票的49%；1954年，选票数变为47%；1958年则为43%。1960年发布的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过去的8年里，各种职业团体对共和党的忠诚度有所下降。在1950年，当被问及哪个党“最能满足”农民利益时，28%的农民的答案是共和党。到了1960年，这一比例仅为18%。在白领阶层中，这一比例下降得更为明显，从44%降至29%。人人都希望艾克留在白宫，但这种喜爱并没有转移到扮演配角的其他共和党人身上，而且该党次要人物减少的速度也令人担忧。

由于艾森豪威尔总统对其副总统的态度模棱两可，因此他对1960年选举的影响也进一步减弱。他明显更欣赏肯尼迪，认为他是一个后起之秀（他称肯尼迪为“那个孩子”），但他之前向太多人表示过“迪克完全不是当总统的料”，此话已经传开。他在此表现出的冷漠态度着实令人费解，他一次次地对尼克松表现出轻视的态度。在讨论谁能成为他的继承人时，他决定支持他的最后一任财政部长罗伯特·安德森：“我愿意在1960年的总统竞选上为他争取一番！”他在心中拟出了一份名单，便补充说“还有一些优秀的新人”，其中包括司法部长威廉·罗杰斯。出于对朋友的忠实，他将舍曼·亚当斯也列入其中，但表示“到1960年选举之时他已61岁，这个岁数恐怕难以胜任这一职位”。在最后，他才说道：“……还有迪克，尼克松。”1960年8月24日，艾森豪威尔在选举中给了尼克松最沉重的打击。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他：“副总统参与过的政府的重大决策有哪些？”总统的回答令人难以置信：“如果你给我一星期时间，我可能还想得到一件。”尼克松在《六次危机》中写道，艾森豪威尔曾打电话对此事道歉，表示他只是想“幽默一番”。但这个理由十分奇怪，而且他也从未在任何公共场合解释过这件事。

1958年中期选举后，盖洛普进行了一次竞选预测，更多选民支持肯尼迪而非尼克松，比例分别为59%和41%。在1959年副总统访问莫斯科之前，肯尼迪和尼克松的票数比为61∶39，比1956年艾森豪威尔和史蒂文森的差距还要悬殊。那次访问之后，肯尼迪和尼克松的票数比变为52∶48。1959年11月，尼克松首次领先于肯尼迪，票数比为53∶47。在1960年3月8日第一次总统预选前夕，票数仍然维持在这6%的差距上。

在新罕布什尔州预选和4个月后洛杉矶召开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之间的这段时期，肯尼迪通过证明自己无可匹敌而取得了民主党提名。其他争取提名的民主党人还包括休伯特·汉弗莱、林登·约翰逊、斯图尔特·赛明顿以及进行最后一搏的史蒂文森。在预选中，汉弗莱在众多竞争者中拔得头筹。4月5日，肯尼迪在威斯康星州大胜汉弗莱，赢得56%的选票，接着在5月10日那天，他又在被普遍认为是反天主教的弗吉尼亚州击败汉弗莱，以3∶2的票数取胜。汉弗莱就在那时选择了放弃，因为他已经没有资金支持了。接下来，肯尼迪乘胜追击，先后在马里兰州、印第安纳州以及俄勒冈州大获全胜。到6月27日，肯尼迪在蒙大拿州议会发表演说以获取支持时，已取得提名所需的761票中的550票。

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前夕，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他以52∶48的支持率领先于尼克松。

就在肯尼迪下榻到洛杉矶竞选总部比尔特莫酒店8315号房间时，这位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年轻爱尔兰裔美国参议员已取得了600张选举票数。如同历届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一样，这次会议也十分喧闹，政治人才集聚一堂。芝加哥即将退休的党魁杰克·阿维和他的继任者迪克·戴利出席了此次会议，同时提名史蒂文森的参议员尤金·麦卡锡做了极为精彩的一场演说。罗斯福夫人和玛丽安·施莱辛格同样支持史蒂文森。（鲍勃·肯尼迪草草地写了一张字条给她的丈夫： “难道你管不了你的妻子了？还是说你和我一样？”）史蒂文森的人员都组织有序。他们将整个旁听席挤满，楼下大厅到处都是举着标语牌的人。在这些人中，有一位大腹便便的孕妇所举的标语令她的候选人也乐了，上面写着：“史蒂文森就是那个男人。”

史蒂文森的竞选活动令人精神振奋，有时甚至堪称华丽，但这并未能改变什么。在第一轮投票中，肯尼迪以806票获得提名，威斯康星州的15票使他获得胜利。他选择林登·约翰逊作为他的竞选伙伴。在场没人能说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但肯尼迪清楚他需要在11月获得南方的支持，而约翰逊则是最有可能给他这一支持的人。在接受提名的演讲中，肯尼迪提到了“新边疆，20世纪60年代的边疆，一个充满未知机遇与风险的边疆，一个充满希望、吉凶难卜的边疆”。他告诫道：“我所说的新边疆不是一系列好听的承诺，而是一系列挑战。总而言之，这并非是我为美国人民所做出的贡献，而是我对他们提出的要求。”在演讲接近尾声时，他表示：“现在，另一段长途旅行开始了，它会将我带到美国的各个城市与家庭中。请你们帮助我（群众欢呼起来），请伸出你们的手（大家再次欢呼），我需要你们的意见与投票。”大家起立鼓起掌来，一次又一次地欢呼。

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肯尼迪以55∶45的优势处于领先地位。

之后那个星期，尼克松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获得了提名，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他以51∶49的优势领先肯尼迪。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他仍然处于领先位置，票数为53∶47。8月末，两名候选人势均力敌。9月，还未决定投票给谁的选民将两名候选人的票数都拉到了50%以下，但尼克松仍然略占优势，与肯尼迪的票数比为49∶46。

这时，民主党的选举进入低潮期。由于林登·约翰逊确信自己会成为民主党候选人，因此他事先安排了一场国会特别会议，希望在此次会议中大放异彩。就在尼克松于8月26日满心欢喜地开启他的亚特兰大之旅时，肯尼迪却被困在那个会议中。特别会议于6天后结束，肯尼迪动身前往缅因州。此时盖洛普最新数据显示，尼克松与肯尼迪打成了平手，票数比为50∶50。

造化弄人。在尼克松此次南行的第三天，他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斯博罗被汽车车门撞伤了右膝关节。他的伤势并未被治愈。沃尔特·里德医院的医生告诉他，伤口已经受到溶血性葡萄球霉菌的感染，除非在沃尔特·里德医院进行为期两星期的大剂量抗生素治疗，否则关节软骨组织就会受到伤害。因此，从8月29日到9月9日，他只能躺在病床上，一条腿被牵引着，为错失的时机懊恼不已。重新投入竞选活动后，他又在圣路易斯得了感冒，嗓子变得沙哑起来。祸不单行，就在他面临最坏的情形时，又发生了宗教问题。

尼克松曾反复交代他的工作人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与人提及肯尼迪的宗教问题。不幸的是，他却没能管住他的一位朋友——美国著名的新教牧师诺曼·文森特·皮尔博士。皮尔博士带领一群牧师发表了一则声明，对一位信奉天主教的总统是否能够不受罗马教廷的影响提出质疑。尼克松不便对皮尔博士发起抨击，尽管他在星期日《与媒体见面》的节目上差点爆发。这时，肯尼迪已经抓住机会来应对这个最微妙的问题，他知道这一问题迟早要面对。大休斯敦传教士协会当时刚好邀请他于9月12日到休斯敦的赖斯饭店谈论他的信仰问题，他欣然接受。他庄严、明确地宣称，他坚信政教完全独立，并表示如果他不能解决自我良心与政务之间的冲突，便会辞职。话毕，大家都鼓起掌来。

两个星期后，盖洛普民意测验宣布双方候选人的选票差距再次缩小。尼克松与肯尼迪的票数分别占47%和46%，还有7%的选民未做出抉择。

竞选活动已临近关键阶段。在9月的两个星期里，两名候选人均从西海岸到东海岸 , 跑遍了美国做巡回演说。尼克松已经跑了25个州，共计1.5万英里，在超过200万的选民面前发表演说。但他明白，正如他后来所说的：“无论你游说的选民数量有多么庞大，或是跑的城市有多少，这都只是沧海一粟。与9月26日晚上举行的首次全国电视网广播中面对面的辩论相比，9月25日以前产生的影响都太微不足道了。”

总共将举行4场辩论，其他三场分别在10月7日、10月14日和10月21日。首次辩论是最重要的一次，这次辩论吸引的听众最多，约7 000万美国人，比另外三场的人数多出2 000万。此次辩论肯尼迪大胜。尼克松为此感到沮丧，并认为也是出乎他意料的。尼克松本来是一个技艺精湛的辩论家。他在电视上观看肯尼迪的提名演说时，并未意识到肯尼迪那时已经筋疲力尽，只是觉得他的竞争对手语速太快、音调太高，并且对普通民众而言，他的想法太过复杂，难以理解。这也是尼克松之所以接受辩论挑战的原因。两人都尽全力为第一次辩论做着准备，好像是在准备律师资格考试一样。就说话技巧和内容而言，两人不分伯仲，但这本身就是肯尼迪的胜利。因为在那晚之前，尼克松相对更受欢迎，而且职位也更高。然而，在公断人霍华德·史密斯面前，他们两人却实力相当，肯尼迪毫不逊色。更重要的是，肯尼迪看上去状态更佳。那些在收音机前收听辩论的人认为他俩都十分出色，但更多的电视观众看到肯尼迪皮肤黝黑，身体健康。而尼克松则在沃尔特·里德医院瘦了5磅。他面容憔悴，衬衣的领口还大了半号。他整个人无精打采，表情冷酷，脸色苍白，还不明智地在脸上涂了一层用来掩遮胡茬儿的化妆品，弄得油光锃亮。

盖洛普最新民意测验显示，肯尼迪和尼克松的票数比为49∶46，5%未定。

在遵医嘱每天喝下4杯巧克力牛奶后，尼克松的体重回升了。在接下来的辩论中，他看上去和对手的健康状况相当了，并且在辩论中得分较多。尽管如此，这一切还是徒劳无功，因为上百万选民已经清楚了他们所需要的，他们的主意已定。在最后一场辩论之后、尼克松最后一搏之前，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肯尼迪占51%的选票，尼克松为45%。这次有4%的人未做出决定。

就在竞选活动即将进入尾声时，两个重要事件影响了黑人的选票。10月12日，洛奇在未和任何人商量的情况下便在哈莱姆区讲道：“……内阁中应该有一名黑人……这是我们计划的一部分，我在这里向大家承诺。”尼克松十分愤怒地表示这并非他计划的一部分，这虽然不公平，但不可避免地触怒了黑人。一星期后，也就是10月19日，马丁·路德·金的一次“入坐”运动再次触犯了佐治亚州的法律。金由于拒绝离开亚特兰大的一家百货公司而遭到逮捕，并因此被判处4个月的苦役。当记者向尼克松问及他对此事的看法时，他却表示没什么看法。他私下认为金的宪法权利受到了侵犯，便打电话给司法部长罗杰斯，请求他调查此事。罗杰斯同意了，但艾森豪威尔不想牵涉其中，因此这件事就这样被搁浅了。肯尼迪对此事的反应却截然不同。这位民主党候选人亲自致电金的妻子科雷塔·金表示同情，并表示他愿竭尽所能帮助金。他与弟弟鲍勃商讨后，鲍勃给审判此案件的佐治亚州法官打了一个电话。第二天，这位黑人牧师便被保释出狱。虽然那时新闻界还没注意到这件事，但金将此事告诉了其他黑人领袖。消息很快传播开来，这无疑为肯尼迪在11月8日的竞选活动中获取大多数选票起了很大作用。临时改变主意的选民就包括金的父亲。他告诉记者，他从未想到自己会给一个天主教徒投上一票，但他儿媳的一个电话令他改变了主意。肯尼迪低声说道：“想不到马丁·路德·金的父亲会是一个老顽固。”接着他又补充说：“是啊，我们都有父亲，难道不是吗？”

10月底，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双方实力太过接近，难以预测。埃尔默·罗珀、卢·哈里斯和克劳德·鲁滨逊等民意测验机构都赞同此说法。劳伦斯·奥布赖恩也向肯尼迪表示这是一个“难以预料的事”。然而此次竞选不会一直不分胜负。双方的政治写手和政要人士均认为两方势力会在10月此消彼长。竞选前两星期出现了倾向肯尼迪的明显趋势，而尼克松的支持率在最后一分钟又有所上升。尼克松因此认为，这是因为肯尼迪过早达到了“顶峰”。但还有另一种解释，即选民转变的势头是伴随着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涉足的。艾克在美国的受欢迎程度并未受到U–2事件或是日本羞辱的影响，但他和尼克松的关系却不甚理想，这也解释了这位副总统为何直到10月21日星期一才向总统求助。总统当时突然涉足竞选活动，令整个局势顿时转变。可以想象，再过一个星期或者几天，结果都可能发生逆转。

竞选活动接近尾声之时，局势似乎变得模糊不清，成了画面和声音交织在一起的蒙太奇：肯尼迪用他那冷静、清晰的语调提醒观众道，卡斯特罗派来的共产党已到了距佛罗里达州只有“8分钟喷气式飞机航程”的地方。尼克松说道，美国禁不起将白宫作为“一个想要学习如何当总统的人的训练基地，并以整个美利坚合众国为代价”。肯尼迪则像念咒语似的一遍遍重复道：“这是一个伟大的国度，但我认为它还可以更强大。我相信我们能做得更出色，让这个国家再度前进。”杜鲁门满口不敬之语，尼克松则回应，发誓绝不在白宫内使用亵渎神明的语言玷污总统身份。艾森豪威尔反复讲述共和党8年来的丰功伟绩：个人收入增加48%、国民生产总值增长45%、社会保险事业的扩大、圣劳伦斯河航道的开辟以及4.1万英里州际高速公路的修建。“我的朋友们，美国从未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多的成绩。”十几岁的女孩在汽车队经过处的人群里跳来跳去，只为一睹候选人的风采，副总统承诺尼克松政府永远不会允许社会主义中国进入联合国，因为这会给予“共产党政权以体面的光彩，极大地增强其在亚洲地区的力量和威望，同时也可能会无法挽回地削弱该地区非共产主义国家的势力”。肯尼迪在大学校园里满怀激情地谈到未来的日子，说那是“充满挑战、富于创新的20世纪60年代”。尼克松支持重启原子弹试验。在宾夕法尼亚州，肯尼迪的一名崇拜者把他的手握得太紧，以至于最后把肯尼迪布满老茧的手弄出了血。尼克松指责说，肯尼迪宣称美国的威望正处于最低潮的言论是在“贬低美国，让我们满怀卑微之感”。肯尼迪每次提到他怀孕的妻子都会使女性面带微笑。尼克松催促观众：“请为你心目中认为的美国和世界在这个关键时刻都需要的人投上一票吧。无论决定如何，我都认为这是对美国来讲最好的选择，我们将一直遵守并支持这个决定。”

突然，一切都结束了。明朗的天气和竞选活动中两名候选人不相上下的实力，使得此次选民人数创下历史的最高纪录，共计68 832 818票，比1956年增加了11%。竞选结束后，尼克松稍微放松了一下，载着三位朋友开往加利福尼亚州海岸，带他们参观墨西哥边境小城蒂华纳。肯尼迪则一整天都在位于海厄尼斯港的自家庭院里玩橄榄球。

鲍勃·肯尼迪在阳台装了一个精巧的电子设备。当晚和星期三早晨，这位民主党候选人就是在这里观看了竞选结果。

一台IBM–（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子计算机，根据晚上7点15分的数据预测尼克松将会获胜，这令当天傍晚的气氛一度高涨。它判断双方比分将是100∶1，这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因为这意味着尼克松与肯尼迪的选票数分别为459票和68票。接着，随着具体数字大量涌入，整个国家似乎都在向民主党倾斜。在票数统计一向最快的康涅狄格州，肯尼迪以9万票的优势获胜。他凭借与竞选对手在选票上拉开的巨大差距在纽约市取胜，并以33.1万张选票，占全部票数68.1%的优势得到了费城。在迪克·戴利的监督下，库克县的大部分人给民主党投了票，似乎让共和党占优势的伊利诺伊州南部只能望其项背。到10点30分，肯尼迪的多数票达到150万张。接着大家预测他将以400万或500万票赢得胜利。IBm–（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子计算机预测他将获得311张选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RCA–501电子计算机的预测结果则是401票。美国东部的观众此时正准备关掉电视，上床睡觉。他们认为一切都结束了。杰奎琳·肯尼迪轻声对丈夫说道：“亲爱的，你现在是美国总统了！”肯尼迪则平静地答道：“不……不……现在下结论还为之尚早。”

肯尼迪说的没错。他的得票高峰期在午夜过后便迅速来临。这时他的票数比尼克松多出200万张，而且从洛杉矶返回的票数统计预示他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得票数可能会达到800万张。然而恰好在这个时候，他的选票开始出现问题。遥远的阿巴拉契亚山脉发生了一件令人始料未及的事情。在肯塔基州的摇摆乐之乡莱克星顿，肯尼迪的票数不及1952年史蒂文森的票数，而且也远不及1948年杜鲁门的票数。之前堪萨斯州发回的选票结果表明，尼克松的票数已超过或者说和1956年艾森豪威尔的票数旗鼓相当。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整个局势都明朗起来，这使身在海厄尼斯港的观众感到不安。共和党的选票呈现势如破竹之势：堪萨斯州的选票占到60.4%、南达科他州58.3%、北达科他州55.4%、内布拉斯加州62.1%。在所有民意测验都认为有利于肯尼迪的威斯康星州，共和党的选票已超过民主党6万多张，就在洛杉矶郊区的选举结果出来时，民主党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领先地位也消失不见了。从全国范围来看，肯尼迪的票数优势从170万票缩减到160万票，再到最后的110万票。显然，其还可能会下降到100万票以下，甚至可能消失殆尽。

到凌晨3点，全国上下都知道尼克松的票数将超过肯尼迪的票数了。尽管如此，这并不能给共和党人带来太多安慰，因为他们实际上无法得到能使尼克松获胜所需的269张选票。因此，肯尼迪是否会获得这些选票就成了更关键的问题。美国有4个州还胜负未定：伊利诺伊州（27张选票）、密歇根州（20张选票）、加利福尼亚州（32张选票）和明尼苏达州（11张选票）。尼克松只有赢得这4个州的全部选票，才能当选总统，而在那时看，这种概率非常低。对肯尼迪而言，取得任何两个州的胜利都将使他成为总统。而如果他只拿下其中一个州，也无法达到目的。十四五个南部各州反民权的民主党人将会成为他胜利路上的绊脚石，而改由众议院选择获胜者。

黎明时分，海厄尼斯港的每个人都已进入梦乡，而鲍勃·肯尼迪则一直在电传打字机、电视机以及电话前等候。（肯尼迪那晚共花费了1万美元的电话费。）9点30分，密歇根州的共和党议员承认失败，并表示肯尼迪在密歇根州所取得的6.7万张选票的领先地位将无法被撼动。他同时还在明尼苏达州和伊利诺伊州赢得胜利。这一消息对美国美国特勤局局长U·E·鲍海姆来说已经足够了。鲍海姆从白宫打电话给住在海厄尼斯港度假坪旅店的16名特工，让他们进入肯尼迪的家中。此次竞选活动落下帷幕，肯尼迪当选总统。

官方于12月公布的选举结果显示，肯尼迪的票数为34 226 925票，尼克松的票数为34 108 662，仅仅相差112 881票，还未占到投票总数的0.66%，这无疑伤透了尼克松的心。哪怕在每个选区多得半张票都能扭转局势。他已经比共和党国会候选人的票数多出近5%，在全美国8个地区——新英格兰地区、中大西洋各州、美国南部、各农业州、位于落基山脉的各州、中西部工业区、太平洋5个州以及边境州，除了前三个地区，他均获得了胜利。他的一些顾问建议他对选举结果提出异议。在其他各州之中，伊利诺伊州和得克萨斯州均存在明显的作弊证据，因此很有可能会逆转结果。尼克松虽颇为动心，但还是决定不去挑战，因为前方困难重重，令人生畏。例如，在库克县重新统计选票会花费一年半时间，而在得克萨斯州则根本没有重新统计选票的程序。而在这期间，整个美国不能无人管理。

1月，美国宪法在这位紧张无比的人面前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宪法第二条第二款中提到，总统选举人投票结束后，“参议院议长应在参议院和众议院议员面前当众拆验各地选举报告，并计算选票数目”。参议院议长一向由美国副总统担任。1861年，当时的副总统约翰·C·布雷肯里奇曾迫于无奈而向竞争对手亚伯拉罕·林肯承认自己的失败。尼克松也郑重地宣布了结果：303票对219票，15名南部反民权法民主党人把票投给了哈里·伯德。他借机发表了一段简短、优雅的演讲，向肯尼迪和约翰逊表示祝贺，并盛赞美国政治进程中的稳定性。国会则对此报以热烈的欢呼。

尼克松从F街俱乐部举办的就职日午宴出来后，司机轻声提醒他，这是他作为副总统最后一次使用专车了。那晚，尼克松乘车到了国会山。黑夜中，整个城市仿佛在一瞬间荒无人烟。他后来写道： “我从车里出来，再一次俯瞰了这个在我心目中堪称全世界最宏伟的景观：白雪完全覆盖住的林荫大道，远处耸立着华盛顿纪念碑和林肯纪念堂。”

此时此刻，他如同往常一样从格言中找到了慰藉。“失败比成功更能考验一个人的品格”便是其中一句，另一句则源于罗伯特·雷诺兹，此人以前是斯坦福全美队和底特律雄狮队的明星，后来成为洛杉矶公羊队的老板之一。他在给尼克松的一封信中写道：“有时一次战争的失败，是为了赢得下一次战争的胜利。”他引用大学时期一位教授的话解释道：

……失败对于一些人来讲就好比是毒药。伟大的人常因无法接受并承受失败而变为平庸之人。也有许多人因为能够接受并承受失败而变得伟大。能否获得成功并磨炼出过人的品质，都取决于你对待失败的态度。而你将面临的失败，也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

尼克松很喜欢这段话，在收拾行囊回到加利福尼亚州的老家并决定东山再起之时，仍将它铭记于心。

[1] 《纽约时报》在5月10日那一期的第75版报道了这一内容。

[2] 1海里≈ 1.852千米。——编者注

[3] 17个月后，苏联人用鲍尔斯和之前在美国法庭上被宣判有罪的苏联间谍鲁道夫·艾贝尔上校进行交换。之后，洛克希德飞机公司雇用鲍尔斯为飞机试飞员。1970年，他被公司解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光荣与梦想4 /（美）曼彻斯特著；四川外国语大学翻译学院翻译组译；李龙泉，祝朝伟校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3

书名原文：The Glory and the dream: a narrative history of america, 1932-1972

ISBN 978–7–5086–4998–6

I. 光… II. ①曼… ②四… ③李… ④祝… III. 美国– 现代史–1961~1972 IV. K7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03266号

The Glory And The Dream: A Narrative History Of America, 1932-1972 By William Manchester

Copyright © 1974, renewed 2002 by William Manchester

Illustration copyright © by illustration owner of original editio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don CONGDON ASSOCIATES, IN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5 by China CITIC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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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与梦想4

著者：[ 美] 威廉·曼彻斯特

译者：四川外国语大学翻译学院翻译组

校译：李龙泉 祝朝伟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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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与梦想4

[美] 威廉·曼彻斯特 著

四川外国语大学翻译学院翻译组 译

李龙泉 祝朝伟 校译

中信出版社

献给劳芮·曼彻斯特

以及她的未来

那如幻的灵光逃到哪儿去了？

那光荣与梦想，如今到哪儿去了？

——威廉·华兹华斯

目录

第四部分 终尝恶果（1961~1968年）

第二十七章 美国的新一代

剪影：20世纪60年代早期

第二十八章 号角的又一次召唤

美国人小像：彼得·卡尔·戈德马克

第二十九章 铭记勿忘

剪影：约翰·F·肯尼迪和林登·B·约翰逊

第三十章 权力的长臂

第三十一章 伟大梦想与梦之幻灭

剪影：约翰逊时代

第三十二章 走投无路

美国人小像：卡尔·赫斯三世

第三十三章 多事之秋

剪影：20世纪60年代晚期

第五部分 尼克松赢了（1969~1972年）

第三十四章 沉默大多数的崛起

美国人小像：医学博士本杰明·麦克莱恩·斯波克

第三十五章 牢骚满腹的大人物们

剪影：20世纪70年代早期

第三十六章 美利坚“分裂”国

美国人小像：拉尔夫·纳德

第三十七章 自尊丧尽

后记

致谢

大事记

第二十七章 美国的新一代

理查德·尼克松告别华盛顿的那一周，天气奇冷无比。在1月19日星期四过后，便是肯尼迪的就职典礼，新年的雪花纷纷扬扬地落下。黄昏时分，政府部门结束了一天的工作，雪花铺满了大街小巷。雪花轻柔地滑过冬天微蓝的黄昏，飘洒到各处。晚上8点，当选总统肯尼迪和妻子到宪法大厅参加音乐会时，厚厚的积雪已将市区覆盖，连坚挺的“新边疆派”们也耷拉下了脑袋。雪却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簌簌地落在士兵们冻得通红的脸上，他们正忙着用喷火器将国会大厦东面总统就职演讲台周围的雪块融化。但大雪依旧纷纷扬扬地飘落，国会大厦广场和周边的雪越积越厚，为行政大楼和联邦三角建筑群的屋檐密密地镶上了银边。为了疏通道路，商场沿途点起了火堆，但火焰太微弱，对于融雪只能是杯水车薪。此时，风雪交加，寒风从波多马克河和潮汐湖一路呼啸而来，这凛冽的风卷来细密的雪粒。凌晨3点45分，当肯尼迪回到他在乔治敦的寓所不久后，雪渐渐停了，但市内依旧寒气逼人。雪堆积在华盛顿东北黑人街区的巷道里，克利夫兰公园区内的燃油锅炉也像得了传染病似的不能正常工作。

星期五中午，气温约20华氏度（约零下六七摄氏度），寒风刺骨。冻得发抖的人群等待了20分钟才盼来了新一任总统，他们欢呼雀跃，想听听他即将发表的演讲。不过，还得多等一会儿。枢机主教理查德·库欣在大喇叭里的祝祷似乎没完没了，大家还要挨一阵子冻。像肯尼迪生命中的很多其他篇章一样，这次就职演讲也在一片混乱中拉开序幕。枢机主教祝祷刚结束，讲台下面的电线突然短路了，一股黑烟腾起。特工处长顿时满脸惊恐，以为整个演讲台要爆炸起火。他三次想让大家躲开，但都忍住了。最后不再冒烟了，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罗伯特·弗罗斯特站起来朗诵一首诗，感觉雪地的反光很刺眼，因此，他不得不脱稿，凭着记忆开始背诵。终于到了12点51分，首席大法官沃伦开始主持宣誓仪式。仪式开始后，现场的状况大为改观。宣誓时，总统既没戴帽子也没穿大衣，天气很冷，他的声音有点发抖，但能立刻听出是波士顿口音。这位朝气蓬勃的总统为新政府定下了基调：

让誓言从此时此地起航，最终影响我们的朋友和敌人。火炬已传递给美国的新一代……历经战争、为了和平而受尽磨难的美国人，为我们的古老遗产而备感骄傲。

萨姆·雷伯恩后来说：“他那次演说比林肯的更精彩。”但这多半只是夸张的场面话。若说艾森豪威尔统治时期是美国的休养生息阶段，那么现在就将进入一个继富兰克林·罗斯福当政期之后的第二个革新时代了。同样的，年轻人仍是这个时代的主宰者。新的第一夫人恰逢股市大崩溃时出生，她有着惊世的美貌。她丈夫在国会山发表演讲时，她就陪在他身旁，温柔地拍着他的脸轻声说：“啊，多美好的一天啊，杰克！”

随后的几个星期同样是闪亮的。随后，琼·斯沃洛·赖特在描写摇滚世代的回忆录中，谈到肯尼迪当政时期时写道：“他是‘我们的’总统，是出生于我们这个世纪的第一个总统，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总统，而且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他将是最好的一个。”对于“新边疆派”而言，这种信念坚不可摧：没有人能像他那样被寄予厚望地当选和就任。

投票支持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的有34 221 463人，占总投票者的49.7％。1963年11月他去世后，美国民意测验显示，被调查者中有65％的人回忆说当初选的是他。这就是说，有1 000多万选民的看法与其在选举那天的看法不同。其实，在他去达拉斯之前，选民们就开始改变了。而1963年6月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只有59％ 的人认为三年前投的是民主党的票。

这一现象并非意外。肯尼迪就任之前，就下定决心要让更多人支持自己。在当选后到就职前那段时间，肯尼迪阅读了一部理查德·e·诺伊施塔特所著的学术著作《总统的权力》。作者在书中写道，行政首脑给公众留下的印象，“对于大多数选民来说，取决于他们对他的第一印象（这不同于他还是总统候选人的时候）”。肯尼迪决意一开始就给人民留下忠于职守，雷厉风行的良好印象。

在就职游行中，肯尼迪发现海岸警卫队中没有黑人士兵，当即下令展开官方调查。第二天早上，肯尼迪很早就到了自己还空荡荡的办公室，见证自己的内阁宣誓就职。肯尼迪紧紧握住哈里·杜鲁门（这是杜鲁门自白宫离任后首次回来）的手，并下达了第一号行政命令，为400万贫困美国人供给了双倍的粮食。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新任总统干劲儿不减。人们总能见到他一边在走廊快步通过，一边飞快地下达命令，一会儿站着阅读文件，一会儿又迈着轻快矫健的步伐跑出去散散步，随后又急忙飞奔回来，还不忘把指节弄出响声。詹姆斯·赖斯顿这样描述肯尼迪执政早期的典型状态：“除了没爬上华盛顿纪念碑外，他任何事都没落下。”

华盛顿的其他人只得拼命跟上他的步调。新任劳工部长阿瑟·戈德堡说，肯尼迪在任期间，“截止日期永远都在前天”。查尔斯·e·波伦说：“我从未见过如此事必躬亲的总统。”政府有些成员被这位新领导逼得太紧，以致都难以进行日常工作了。国会一个委员会的主席抱怨道：“这位新领导人一天有26个小时，可是我却只有24个小时。”驻苏大使卢埃林·汤普森和艾森豪威尔单独在一起的时间很少超过10分钟，但是他和肯尼迪之间长达两小时的会谈就已有4次了，而谈话内容也绝非琐碎之事。一个参议员曾说：“与总统会面后，必须一溜烟跑上车，风驰电掣般地驶回国会，你得抢先一步，要在他对你的汇报做出评论之前到达国会。”

有一天，在肯尼迪西翼办公室进进出出的人竟达到了100人。他曾在一次西翼会议中下达了17项指示。在宣誓就职后的两个月内，肯尼迪便发布了32项政府咨文和立法建议（艾森豪威尔在他就任的头两个月中仅发布了5项），还发表了12次演讲，签署了22项行政命令和公告，给外国政要寄送了28封信函，召开了7次记者招待会。记者被他吸引：参加肯尼迪记者会的人数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位总统。华盛顿有位幽默的评论员发现，新总统看起来不光决意自己身兼国务卿一职，而且还要做自己的罗斯福夫人呢。他注重一切细节。在早前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一个问题涉及美国从古巴进口1 200万美元糖浆的计划，他做了很专业的回答，而这个计划在4天前相关部门给出的报告中不过在结尾处一笔带过。他注意到陆军特种部队不再使用绿色贝雷帽，便下令恢复。他和将军们讨论东南亚战略时，不忘亲自测试将运往越南的卡宾枪。他任职后的第一个春天将要来临，他居然注意到白宫日渐变绿的草坪上冒出了杂草，于是让园丁马上除掉这些杂草。

他打算向外拓展自己首要的执政基础。他所需要的人民正在密切注视着他，他也想确保人民能够对他放心。不戴帽子、不穿大衣会显得充满活力，这种形象为他加分不少，美国人赞赏主动的人。记者在报道中称新总统很有掌控力，这也会大有裨益。有效的方式还有，比如总统限定迪安·艾奇逊用4天时间做一份关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详细报告。当然，同白宫记者团在电视节目中的头几次会见也很重要，其中第三次节目面向2 150万电视用户播出，约6 500万人观看，而此类节目均为现场直播。肯尼迪不仅得是他自己的罗斯福夫人，而且得充当他自己的罗伯特·蒙哥马利。他确实如此。麦克卢汉称其为表演能手。诺伊施塔特对总统的评价很到位，这也在民意测验调查员的研究中有所反映。肯尼迪一出场就改变了许多选民的倾向。这些选民曾支持尼克松，如今却改变主意，反而认为自己自始至终都是支持肯尼迪的。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政治奇迹：这位新任总统牢固的民众基础能和艾克[1] 比肩了。

道格拉斯·卡特认为：“总统就如法国各有千秋的高级餐馆一般。”肯尼迪的形象融合了多重意味，有杰奎琳·肯尼迪那如山茶花般的美艳，有英国画家凯特·格里纳韦画布上3岁女孩卡罗琳的可爱，有总统演讲时的口若悬河，此外还有些司法部长办公桌上的橄榄球象征的活力，以及新的理想主义。前届政府那一堆冠冕堂皇的说辞一去不复返——“花小钱而获大利”“起伏式调整”“痛苦的重新估价”等。举国上下都意识到取而代之的将是一轮充满活力的施政行动，其中的典型就是新劳工部长就职才24小时便平息了一场罢工运动。像那个备受煎熬的参议员一样，新内阁的成员都像患上了轻度“肯尼迪狂躁症”，每天都马不停蹄，工作时间长达12小时。毋庸置疑，这些繁忙的景象大多只是幻觉，时间久了注定会破灭，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忙碌给人印象极深。据说有位部长边标示邮件，边接听电话，还同时用简略的专用语给助手传达上级的指令。另一位部长一直训练自己每天只睡6小时。还有一个名叫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的内阁成员每天坚持7点半来上班，这让五角大楼的警卫们惊愕不已。

特种部队的绿色贝雷帽重返营地，这反映出肯尼迪追求完美的执念。后来，记者戴维·哈伯斯塔姆在写到肯尼迪执政初期时说，他的下属“具有让人兴奋的美国精英主义的感觉”。“精英主义”在那时并非一个带贬损意味的词，而是形容“五湖四海最优秀的人才济济一堂，共同实现一种理想的感觉。这种理想就是建构新的美国民族主义，并为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历史作用带来一种崭新有力且主动进取的精神”。这种例子不胜枚举，最典型的是政府聘用大量著名学者，这些学者绝大多数都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当时的流行语对“失败”的定义是：耶鲁大学毕业，开着一辆贴有“尼克松”标签的福特埃德塞尔汽车。有人问奥维尔·弗雷曼，他是如何被选为农业部长的，他说：“我也搞不懂，但我觉得这可能是因为哈佛大学没有农学院吧。”弗雷曼并非哈佛大学毕业生，但本届政府看中的是他以优异成绩从明尼苏达大学毕业，还有美国优秀大学生荣誉学会会员的背景。优秀大学生荣誉学会在莫尔丁的漫画中被描绘成开启首都之门的新钥匙。8年前华盛顿盛行的风气是轻视知识分子，甚至对其不屑一顾，如今这种风气已荡然无存。为增强这种氛围，“新边疆派”尽量避免谈论一些不和谐的事儿，比如他们的总统喜欢打高尔夫以及他最钟情的那两首歌曲（《比尔·贝利》《我心之心》）也并非古典歌曲。然而，将其描绘为出身名门却是相当合适的。杜鲁门扶植将军，艾森豪威尔偏爱企业大亨，肯尼迪却对学者们青眼有加。肯尼迪的顾问里面，由国务卿领衔，有15位罗德奖学金得主、4位历史专家。国防部长、国税局局长、文官委员会主席以及驻印度、日本和南斯拉夫的大使都曾在大学执教。总统在黄金储备方面的顾问也是一名教授，就连其军事顾问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也是来自林肯表演艺术中心的。更史无前例的是，白宫第一次聘请了文化顾问。

“出类拔萃之辈”是后来哈伯斯塔姆对这些学者们在外交政策上的失误的苦涩嘲讽。他是11年后才做出这一评价的，主要谴责他们在越南战争中扮演的角色。不可否认的是，这是他们下的最烂的一盘棋，但他们的灾难不止于此。这也是回顾肯尼迪执政时期时不得不提的一个事实。新政府很早就有失误了，而他们第一次关乎大局的失败却不能只由他们来承担责任，因为他们仅是上届政府所订计划的执行者。然而，他们原本应该带有批判性地看待这些计划的。可事实上他们没有这样做，这说明即使最聪明的政治家也会犯错。他们的失误在于没有分清想象与实际。在回顾新政府刚掌权的日子时，罗伯特·肯尼迪颇有洞察力地说：“那些日子里，我们总听到所有人是如何努力工作的，因此我们还以为自己正朝着胜利前进。”对自身错误的察觉，不得不归功于美国历史上最荒唐的一次冒险，即以古巴猪湾命名的猪湾事件。

哈伯斯塔姆后来这样描述那次惨败：“看似与时代如此相合的总统竟通过了一个注定要失败的计划，而且是一个在对当时情况一无所知的前提下提出的计划，这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后来，肯尼迪亲自问特德·索伦森：“我那时怎么会如此草率呢？我一生从不盲从专家。我简直愚蠢到家了，怎么会同意他们这样做？”阿瑟·施莱辛格写道，懊悔万分的总统“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频率反复提起猪湾事件，很难理解一个理性的、负责任的政府为什么会卷入这次注定要失败的大冒险”。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开始时，那个计划看来并不轻率。当选总统肯尼迪在1960年11月29日第一次听艾伦·杜勒斯说起这个计划。总统就职后两天，杜勒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莱曼·兰尼兹尔将军向新政府的主要成员做了汇报，即腊斯克、麦克纳马拉及罗伯特·肯尼迪。1961年1月28日，总统召开第一次白宫会议，讨论古巴旅的前途问题。施莱辛格注意到肯尼迪是“谨慎而有所保留”的。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告诉这位新总统无须担忧，他们向他保证会万无一失，该注意的地方都已注意到了。

肯尼迪当时上任才一个星期。他需要更多时间仔细理清此事，但中央情报局说时间紧迫，对古巴旅来说，更是机不可失。卡斯特罗即将收到几箱从苏联发来的米格战斗机。6月1日，他们就能装配足够数量的战机编入现役战队，驾驶员都是古巴飞行员，他们都在捷克斯洛伐克接受过训练，将在海滩上歼灭古巴旅。并且，危地马拉总统伊迪戈拉斯说过，受训的人到4月后便不许留在当地了。因为那时将进入雨季，马德雷山脉会即刻变为一片沼泽，继续在那儿训练是不可能的。中央情报局报告称，古巴旅已一切就绪，力求一战。古巴的解放只等总统的一声令下了。

肯尼迪仍在犹豫，他的压力也不断增大。艾伦·杜勒斯直截了当地对他说：要么批准此计划，要么爱好自由的流亡者便难以解放自己的祖国，这也就相当于鼓励古巴在拉丁美洲范围内破坏民主政府的根基，并会使其在1964年的总统选举中陷入被动。因为被解散的、幻想破灭的古巴旅将在共和党的资助下，在全美游行，揭发肯尼迪是怎样背叛他们并放弃反共运动的。杜勒斯问总统，他是否准备好了要告诉那些“只想获得在自己的国家重建自由政府的机会”的“优秀年轻人”：你们“得不到美国的同情、支持和帮助”。

肯尼迪问他，计划的成功概率有多大。杜勒斯提醒他，1954年6月，中央情报局推翻了危地马拉政府。他说：“我当时就站在艾克的办公桌旁，对他说我确信危地马拉行动必定会成功。而此刻，总统阁下，眼前这一计划的前景比那个更加美好。”参谋长联席会议对此亦无异议。2月底，肯尼迪再一次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上征求大家的看法。他们向危地马拉基地派出了一个调查队。兰尼兹尔将军阅读了报告并研究了古巴旅的作战计划，再次夸下海口说此战必胜。海军作战处处长阿利·伯克海军上将对此也很赞同。肯尼迪又将一名军功卓著的海军陆战队上校派往危地马拉，去做调查，广泛征询意见。以下便是这位上校的评估：

实地观察增强了我的信心，我相信这支部队不但能完成初期作战任务，还能推翻卡斯特罗政府，达到我们的最终目的。旅长和营长们对计划的各个细节均已了然于胸，他们斗志昂扬。这些年轻军官朝气蓬勃、睿智英勇，急切盼望有机会浴血奋战……

他们说自己了解民意，坚信只要重击对方部队，他们便会溃败并且马上背弃卡斯特罗。他们原本就没想过要支持卡斯特罗，他们表示古巴的传统是谁强便跟谁走。他们百分之百地相信无论卡斯特罗用什么策略，他们都能一一化解。

我亦有同样的信心。

就这样，肯尼迪应允了，他认为政府既然都准备让美国军队去世界另一端的老挝攻打共产党，怎么能对佛罗里达以南不过90英里[2] 进击的共产党政权置若罔闻呢？但是，即便如此，他仍心存疑虑。后来施莱辛格认为，要是当时有某位高级参谋提出异议，这一计划可能就被否定了。而那时仅有施莱辛格和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提出反对意见。施莱辛格问肯尼迪：“你如何看待此次糟透了的入侵计划？”肯尼迪无奈地回答道：“这个计划，我能不想就不去想它。”

1961年4月10日，星期一，古巴旅被卡车运送到尼加拉瓜的卡贝萨斯港，这儿是上船地点。星期四，所有人员登船就绪。星期五，中央情报局的领导传达了此次行动的目标：在猪湾占领3个滩头阵地，古巴旅伞兵部队要夺取古巴本岛与大海之间的萨帕塔大沼泽地上的几个主要据点。星期日中午，远征队便只能背水一战了。这支队伍已投入战斗，他们的无敌舰队以及规模微乎其微的空军也参与其中。

实际上，本次战斗的真实性质与总统认为的自己批准的那项计划相差甚远。根据军方的保证，总统以为古巴旅是精锐部队，是由1 400名受过游击战训练的精英组成的。他与古巴旅的士兵都被告知这支部队在猪湾的目标是偏远的戈壁荒滩，在那里，唯一有人居住迹象的便是废弃的用以避暑的房子。汇报者解释说，如果部队在夜里登陆，卡斯特罗将无从知晓。而中央情报局的情报进一步向总统保证，古巴独裁者至少在72小时内无力反击。即便到了那个节骨眼上，这位独裁者也会被搞得晕头转向。因为为了分散他的注意力，古巴旅的168名突击队员将登陆位于300多英里以外的东方省海岸以牵制他。

杜勒斯、理查德·比斯尔（中央情报局计划的主要设计者）以及包括小霍华德·亨特在内的顾问们，都非常确信对卡斯特罗不抱希望的古巴人比比皆是，这就确保了此次登陆的万无一失。他们宣称有2 500名古巴人参与各种反抗组织，还有2万人对反抗活动表示同情和理解，而总人口里至少有25％的人准备积极支持登陆的起义军。有一个原则至关重要，也是肯尼迪在私下和公开场合再三强调过的：美国军队坚决不可对卡斯特罗发起进攻，这一点是他不可动摇的原则。在4月12日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强调：“无论如何，美国部队都坚决不可插足古巴事务。政府将全力以赴，我也相信政府能尽职尽责地确保一件事：任何美国人都不会干预古巴境内的任何军事行动……古巴的主要问题不是与美国之间的问题，而是古巴人内部的问题。”

有人告诉他，一旦这些流亡者无法在猪湾夺取并坚守滩头阵地，他们的行动将即刻结束，而后会“遁入山林”。这样一来，总统就认为没有任何顾虑了。他坚信通过这样一个分散敌方注意力的做法，就能让原本宏大的两栖作战计划变成低调的渗透活动了。所以他觉得任何危及美国信誉和威望的可能性已经统统被扼杀在摇篮里了。

然而他却大错特错了。中央情报局的做法完全相反。自1960年11月4日后，由不到300人组成的古巴旅再没接受过游击战训练。绝大多数新兵根本不适应艰苦的丛林作战方式。全旅能称之为士兵的仅有135人，其余的则是职员、律师、银行家、内科医生、地质学家、教师、牧场主人、新闻记者、音乐家、绘图员、工程师、艺术家、技工等，外加三名天主教神父和一名新教牧师。实际上，由20岁左右的青年组成的部队才能称为精锐部队，而这些人的平均年龄是29岁，有的已经年过六旬，最新加入的人连步枪都不会用。

这仅仅是肯尼迪错误的开始。实际上，叛军如何在山上行进的问题从未测试过，因为毫无疑问，最近的山脉是埃斯坎布雷山区，而那里离海岸线约80英里，和猪湾中间隔着一片茫茫无际的沼泽。作为古巴人，这些流亡者可能之前就已指出过这一状况。问题是，部队分散渗透到那个山区其他地方的可能性，从未有人告诉过他们。中央情报局未征求总统同意，也未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便擅自隐瞒叛军的这一备选计划。其理由是，如果流亡者知道了，他们的战斗意志可能会被削弱，在仍有取胜机会时就想要放弃沙滩阵地。

为了鼓舞叛军的士气，中央情报局的人绞尽脑汁，还许下根本不可能兑现的诺言。如弗兰克·本德对他们说：“你们会很强大，将有更多的人与你们并肩作战 , 所以你们甚至不需要我们。你们将势如破竹，伸出双手，向左转，直入哈瓦那。”中央情报局还向流亡者保证，如果他们败退，美国人一定会赶去救援。事后很久，流亡者头目何塞·佩雷斯·圣罗曼才获悉原来有一个备选计划，就是可以逃进山里，他不禁疾呼上当：“我们从没听说过这个计划，我们只听到‘如果你们失败了，我们马上赶过去’这样的话。”在迈阿密，民主革命阵线的曼努埃尔·拉伊一直以为，美国部队将紧随古巴旅登陆。他后来说：“我们事前被告知，此次登陆将得到一切必需的支援。他们甚至还欺骗我们，一支1万 ~1.5万人的部队已准备就绪。”

古巴旅的首次挫败来自空军，这是致命的一击。中央情报局对古巴的空军表示轻蔑，估计其战斗力几乎“没有任何威胁”，臆想其飞机“大部分是老掉牙的，没用的”，而其总指挥部则是“一团糟”。卡斯特罗共有15架B–26轰炸机、10架“海上怒涛”式战斗机和4架T–33型快速喷气式教练机。为了歼灭它们，中央情报局计划在4月15日（星期六），即登陆前两天，空袭古巴的各大机场。8名流亡者先驾驶“二战”时的螺旋桨B–26轰炸机，随后派8人中的两人在迈阿密宣称自己是古巴空军的叛军。但这一着棋没走好，毕竟卡斯特罗深知究竟是否有人叛逃。很不凑巧的是，一名真正的逃兵在杰克逊维尔登陆，这令美国人更慌乱了。笨拙的B–26轰炸机又慢又难操作，并深受引擎故障所累。星期六晚，弗兰克·本德给佩雷斯·圣罗曼送去消息，说轰炸任务取得成功，几乎卡斯特罗的所有飞机都被摧毁了，有12架在古巴的圣地亚哥机场，有6~8架在自由城，有8~10架是在圣安东尼奥。若此言为真，则是振奋人心的消息，但这不是真的。古巴空军还有6架B–26、两架“海上怒涛”式、4架战斗机，压轴的要数那2架T–33喷气式飞机。不可思议的是，中央情报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都轻视了T–33，因为他们认为那不过是教练机。但它毕竟是喷气式飞机，能绕着叛军的B–26机飞行。再者，T–33还备有50毫米口径的机关炮，可以对B–26尾部进行扫射，而B–26轰炸机的软肋就在尾部。“二战”期间，B–26原本还配备了尾炮，但中央情报局却以备用油箱替换了尾炮，确保飞行员在古巴飞行的时间能够久一些。这为流亡者飞行员的失败埋下了伏笔。制空权因此便属于卡斯特罗了，而制空权在两栖作战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央情报局犯下的另一个错误，更加深了失败的可能性：自始至终都没人做出解释，中央情报局为何竟下令将弹药、汽油、食物、医疗设备等这头10天战斗的供给统统装在同一艘船上。

这条笨重的船叫“里奥·埃斯孔迪托”号，是“二战”时期的运兵船之一，这次共动用了5艘。和它们一起的还有两艘护航舰，为迷惑敌人，它们都被称为加西亚轮船队。在某种程度上，这条船算得上是整个行动的象征：没有喷漆、锈迹斑斑、发动机总出故障，而底舱更是臭气冲天，与又破又旧的“非洲皇后”号不相上下。流亡者们对此感到十分惊恐。其中有位对航海常识知晓一二的迫击炮手，恩里克·鲁伊斯–威廉斯，更是被吓得不轻。据他回忆，当时真是“腿如灌铅”。而埃尔内多·奥利瓦“一到船上就觉得我们上当受骗了。太出乎意料了，这根本不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东西”。荒唐透顶的是这样的船竟然被选中去执行偷袭任务。船上的起重机和绞盘一动便吱吱作响，噪音更大的是那些通体生锈的装卸机。“里奥”号的故障并非一天两天的事。在顺着密西西比河直下，抵达墨西哥湾时，有一片螺旋桨撞到了木头。潜水员检查了之后才发现这片螺旋桨整个被打弯了，所以它的运转受到影响，此后只好拖着摇摇晃晃的船身与敌方空军决一死战了。

按肯尼迪的想法，这群年轻的古巴爱国者会神不知鬼不觉地在荒凉的海岸上登陆，但曼哈顿的一家公关公司却让他吃惊不小。在对白宫和包括古巴民主革命阵线在内的任何人都只字未提的情况下，中央情报局便通过莱姆·琼斯联合公司发布了新闻，并打着“古巴革命委员会”的旗号。中央情报局打电话到琼斯公司位于麦迪逊大道的办公室 , 传达了新闻的内容，随后该公司又将新闻内容透漏给报社。一份“立等见报”的公报称：“古巴叛乱者反对卡斯特罗的战斗在几小时内将打响。今天采取的行动旨在提供援助和供给。”最后还呼吁：“共同打击，发起反抗。”

华盛顿政府的内部人员开始怀疑是不是有人在故意捣乱，因为有关他们的事简直被弄得一团糟。他们分批用于袭击的登陆船只都是小船，长约14英尺[3] ，而且没有护甲。船上50毫米口径的机关炮没安装好，枪口的朝向也不对。这批船的动力来自外舷的发动机，在后来交战的高峰，有位入侵者从自己的船上往外跳，碰巧撞到了舵手，把他碰翻到水里，没了舵手的船便开始失去方向并摇晃起来。这样的小事故远不止这些：有三个人正在使用50毫米口径的机关炮在“大西洋”号船上练习打靶，不料枪身忽然从座架上滑落，开始向四面扫射，导致一名同伴中弹身亡，还有两人被射伤。一个更不祥的兆头是：有支突击队原计划佯攻东方省，声东击西地转移卡斯特罗对猪湾的注意力，这支队伍却一直未能在海岸边露面。他们两次爬上登陆船，却两次都退回了“拉普拉亚”号。与他们一起的中央情报局人员回报，佯攻计划“由于指挥不力，故以失败告终”。但那些指挥官却是中央情报局挑选出来的。

登陆东方省，让卡斯特罗顾此失彼，这本是他们计谋的组成部分。更重要的一部分是一个反卡斯特罗的地下组织在古巴发动的人民起义。肯尼迪总统获悉，地下组织的运动关系到整个任务的成败，参谋长联席会议也这样认为。然而，中央情报局的行动让人啼笑皆非。地下运动属于总战略的一部分，工作人员一直同罗赫略·冈萨雷斯·科尔索保持联系。科尔索是地下运动中带有传奇色彩的领袖，以“弗朗西斯科”这个代称享誉古巴。他和他的同伴们已准备妥当，只要时机成熟，他们就执行命令制造混乱；之后，流亡者的宣传站天鹅电台就会开始进行广播。天鹅电台通过广播告知大众怎样支援古巴旅、参加他们的队伍、炸毁发电站等。纸上谈兵容易做到，但实际操作上却涉及该计划各部分轻重缓急的基本问题。引发暴乱与打击卡斯特罗空军的空袭在时间上产生了冲突，无论先进行哪个，都会引起卡斯特罗在另一件事上的戒备。当时，制空权被认为更重要，所以他们先发动了空袭，但以失败告终。次日晚，天鹅电台用暗号和霍华德·亨特式的抒情散文作为命令，让地下组织发动起义：

警戒！警戒！好好看看彩虹，第一道彩虹马上显现。奇科在家里，去拜访他。天空湛蓝。把通知放在那树上。树是绿色与褐色相间的。信件已安全抵达，信的颜色是白色。鱼即将浮出水面，鱼是红色的。

最匪夷所思的是，这条命令广播的频率好像没调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全国广播公司和佛罗里达州的几个电台都接收到了，但没人明白它的意思。虽然广播一遍遍地重复，但是古巴旅、突击队、前方阵线、渗透小组以及古巴国内的破坏者等这些电台的真正目标听众都没听到。事实上没听到也并无大碍。卡斯特罗早已因为前一天的空袭而警醒，已下令在古巴全国搜捕所有对他不忠的可疑者。19岁的费利克斯·罗德里格斯正在等待起义，但是突然间，用他的话说就是：“道路被封锁，房子被包围，成千上万的人被捕，我的眼泪直往下掉。”仅在哈瓦那一地就逮捕了20多万人，有男有女。他们被关进了垒球场中、公共建筑内、剧院和礼堂里。所以，地下组织的听众还没来得及找到电台，就被用枪口顶着逮捕了。次日，即原定登陆日，1961年4月17日星期一，弗朗西斯科本人以叛国罪被处决。

前一天晚上7点45分，流亡者的特遣部队——5艘锈迹斑斑的货船和两个流亡者的护航队——抵达猪湾并安顿下来。佯攻东方省、发起破坏活动、天鹅电台下达命令、发动地下组织暴乱等辅助任务接二连三地失败了，而这些原本都是为了支援岸上的叛军的。而如今，此次两栖作战行动无异于当年的安齐奥登陆[4] 那样收效甚微，但叛军一无所知。像在所有战争中一样，进攻部队总是知道的越少越好。他们全副武装，在底舱等待，偶尔才能打个盹儿。晚上11点，司令官佩佩[5] ·圣罗曼到甲板上透气，却看到了让他万分震惊的景象。之前听说海岸上没人，但眼前却灯火通明。原来，那个消息中说的是3年前卡斯特罗还未取得政权时的猪湾。在卡斯特罗当政后，政府决定把这片海滩改造成公园。如今，在中央情报局原以为无法跨越的沼泽地上，其实早已有了现代化的公路；3个旅游中心即将竣工，有一个就坐落在古巴旅的首个目标地吉隆滩；近200座建筑，包括汽车旅馆、快餐馆和澡堂等都进入收尾阶段。这里可一次性容纳1 000人，初定在5月20日举行盛大的开幕式，离现在只有不到5周时间。自1月举办了三王节后，每到周末，成千上万的游客从哈瓦那赶来这里观礼。这一天正是星期日，古巴旅的运兵船快登陆时，最后一批游客才刚离开没几个小时。海滩上的人还是络绎不绝。负责收尾工作的建筑工人与自己的家人一起住在吉隆滩。这真像是苏联阴谋家策划的一次敌前登陆，登陆地点就在美国的科尼岛公园或琼斯海滩。得知这一状况后，肯尼迪惊讶得半晌说不出话来。他记得，策划这一行动时艾森豪威尔还在白宫。他惊呼：“天啊！我们留下来的这群顾问都是一帮什么人？这种人居然还能留在总统身边，太难以置信了！”

情况虽然已糟透了，但仍然没到最糟。如果说在过去20年里美国军队在战术上有什么绝招，那就是两栖登陆作战。从北非到诺曼底，从瓜达尔卡纳尔到仁川，部队都能有条不紊地将士兵送至岸上。潮汐涨落、水下障碍、暗流、激浪、裂流交汇——所有艰难险阻，只要借助高明的航海术、特制的登陆艇及巧妙的两栖登陆战术，都能迎刃而解。现任中央情报局的战略专家都是那时历经两栖登陆作战的退伍军人。如果他们对那场战争还有记忆，他们一定会记得，之前所有战斗中的美国指挥官都不会轻率地在夜间登陆，因为这样只会增加失败的概率。然而，这次他们的确让古巴流亡者在夜间登陆了。同时，他们还忽视了猪湾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特征：湾区的每个登陆点都被锋利的珊瑚礁包围着。

潜水员是先锋，成为第一批登陆者，这些潜水员曾是古巴海军军官，他们的任务是设置登陆指示灯（尽管肯尼迪不允许这样做，因为应当是美国人做引导）。暗礁的出现让他们意识到需要标记出一条航道。午夜时分，潜水员安上了第一盏指示灯，这盏灯安在混凝土墩旁，用于指引即将上岸的部队登陆。但他们刚一打开指示灯，海滩上就亮起了吉普车的前灯。吉普车上恰好是民兵巡逻队。吉普车调过头停了下来，车灯一下就照亮了潜水员，潜水员在慌乱中朝车子开火。随后，一辆满载武装民兵的卡车迅速赶来支援吉普车，好在运兵船“布拉加尔”号上的炮手及时解除了危机。其实这绝非幸事。首批流亡者甚至还未下船，构成突袭的要素——夜间登陆的唯一理由——就已消失了。

潜水员竭尽所能地想在珊瑚礁中开辟航道，以方便车辆人员登陆艇以及宽一些的登陆艇（装载坦克）通行，而某些地方是不可能通过的。士兵离开海岸150码[6] 后便无路可走了，于是不得不携带武器和无线电设备蹚水登陆，但无线电设备一被海水浸泡就报废了。暗礁还撞掉了部分船只的推进器。有些急躁的士兵往深水里径直一跳，但因为装备超重，人便如石块般直往下沉，同伴们还得将他们救上来。大家渴望着天明，甚至祈求天明，但是一个越来越明显的事实是：天明只能让他们的处境更糟。意识到这一点的是埃尔内多·奥利瓦指挥官。他后来做证称，他夜里两点半时上了岸。首先映入眼帘的建筑是一间小木屋，屋顶上露出微波无线电台的天线。他迅速占领了小屋，但正像他后面说的：“能看出他们刚在那里发出了电报。”清晨6点，在吉隆滩上又发现了两处微波无线电台，发报机还是热的。整个行动中，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员事前对此只字未提，这不得不说是巨大的疏漏之一。通过这些电台，卡斯特罗得知他们到了这里。现在他就要行动了。

凌晨3点15分，哈瓦那的那位大胡子被叫醒并告知敌军已在吉隆滩登陆，逼近附近的长滩。为了提防其中有诈，他询问了具体的细节。微波电台的接线员报告称，那些地方遭受到来自海上的50毫米机关炮、火箭筒和无后坐力炮的袭击。随后电讯信号中断，很明显是电台被占，一个滩头阵地已建立起来了。临时政府随时可能上台，美国会承认这个政府，造成政治问题。于是，卡斯特罗决意要让叛军葬身大海。

卡斯特罗在全古巴部署的防御工程从这一区域的军事部署就可以得到反映，他在这个区域随时可发兵阻挡比现在登陆部队兵力还多的队伍登陆。兵源包括他的公共工程部长奥斯马尼·西恩富戈斯指挥的一个营、装备有3个迫击炮连的一个营、一个步兵营、3个用于守护通往沼泽带的道路的后备营，还有几支武装民兵力量。总共有2万人狙击从萨帕塔半岛撤出的叛军。此外，卡斯特罗还拥有自己的空军。太阳刚刚升起，他便命令自己的6架B–26轰炸机，满载炸弹，从洛斯巴尼奥斯的圣安东尼奥机场起飞，由战斗机护航，袭击停泊在猪湾的船只。

那天早晨，滩头阵地一片混乱，部分原因是地上的叛军搞错了方向，朝己方的飞机开了火。当卡斯特罗的飞行员抵达海滩时，叛军最不堪一击的部分当数古巴旅的重炮营了。潜水员在上午6点已绘制出通过珊瑚礁的路线，6点25分，士兵们带着这些重型武器开始登陆。搬运进程异常缓慢，当敌人从上空突袭时，他们不得不全部停下来。有一段短暂时间内的战斗几乎完全是在空中进行的，因为空中也有古巴旅的飞机，但T–33喷气式教练机最终还是成功驱逐了叛军飞机。于是，卡斯特罗的轰炸机瞄准了生锈的货船。首先被炸沉的是“休斯敦”号，它满载着弹药和汽油，26名船员在爆炸中丧生。接着被击沉的是“里奥”号，它装载着10天的补给。一架“海上怒涛”式飞机向“里奥”号发射了一枚火箭，“里奥”号霎时化为一团火焰。此时，特遣队的指挥官就很被动了。他的船员大多是古巴人，在政治上没多大忠诚度，很有可能叛变。于是他知会佩佩·圣罗曼，虽然古巴旅的军火只卸了不到10％，但他和幸存的船只得马上快速撤离。他承诺当晚再来。

起初，来自古巴的不同消息相互矛盾，在华盛顿的人似乎并没放在心上，然而，那天上午古巴仍旧占据着新闻头条。卡斯特罗的外交部长劳尔·罗亚向联合国提出控诉，指控在星期六驾驶B–26战机的反叛飞行员发起的空袭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情报人员策划的。阿德莱·史蒂文森惶惶不安，打电话质问哈伦·克利夫兰。哈伦·克利夫兰打电话询问了美洲事务局，美洲事务局又问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后者郑重否认了此次控诉，由此蒙蔽了美国最德高望重的外交事务发言人。据此，史蒂文森告知联合国，总统已明确宣誓“保证美国人绝不参加对抗古巴的军事活动”。随后，史蒂文森读到一份假声明，该声明是由迈阿密的一个冒牌逃兵发出的，而史蒂文森却信以为真：“这些飞行员和其他一些新成员很明显是逃离了卡斯特罗的暴力统治。”他又补充道：“没有美国人参与其中。美国飞机也没有参与，而这两架飞机，据我们所了解，应该都是卡斯特罗的空军飞机，如飞行员所言，这两架飞机是从卡斯特罗当地机场起飞的。”

他展示出一张B–26飞机的照片说道：“机尾有卡斯特罗空军的标志，证据确凿，毋庸置疑。古巴的红星和F·a·r（革命空军）这几个缩写字母也清晰可见。”但罗亚回答说，任何人都能画出这样的标志，这当然也正是所发生的事实了。美国大使向他保证：“我们已采取措施，扣押了古巴的飞机，不允许他们飞回古巴。”

实际上，美国并未采取这样的措施。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说辞也越来越漏洞百出，只留下一个羞愧难当的史蒂文森在尽自己所能地摆脱谎言造成的混乱局势，以自圆其说。正如罗伯特·肯尼迪后来所说：“事情已开始真相大白。”到了星期一晚上，最糟糕的事情也被揭露了。连肯尼迪的国外崇拜者对此都感到非常沮丧。“有一天，”米兰的《晚邮报》表示，“与艾森豪威尔从政8年因胆怯懦弱、缺乏果断的领导力导致其在美国威望下降的情况相比，这一次肯尼迪更是跌落谷底了。”《法兰克福新闻》宣称：“大家认为肯尼迪在政治上和道德上都吃了败仗。”在联合国大会上，亚非国家的外交家们还记得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指责中立主义不道德，现在他们却难以抑制欣喜之情，一致认为中立主义终于大有用武之地了。史蒂文森难为情地说，他不能确定谁袭击了古巴，但他知道谁正在攻击美国。

星期一下午6点的《迈阿密新闻》的头条标题赫然写着：“古巴海军起义，入侵力量插足”。有消息透露，此次海军叛变使用了一个颇具想象力的代号——“奖金”。叛军正以钳形攻势将卡斯特罗的军队分割瓦解。此外该报还引用了“各种各样的消息”，以证明入侵者已“在古巴6省中的4个省的海滩登陆，目前尚未遭到攻击的仅剩哈瓦那省和东部的卡马圭省”。这些报道全是无稽之谈。压根就没有什么“奖金”行动，古巴的海军仍只效忠于一人，而唯一的行动仅限于猪湾海岸，在那里，2万名卡斯特罗政权的保卫者使叛军走投无路。

船只逃逸后，入侵者陷入绝境，但他们仍然英勇奋战。伞兵虽然降错了地方，却逼退了民兵。虽然与敌方数量对比达到1∶13甚至差距更大，又面对着有重炮和空军支援的敌人，古巴旅仍然守住了所有据点，第一天的损失只有不到100人。奥利瓦手下只有370人，却击退了2 100名卡斯特罗的士兵和20辆坦克的进攻，他们的伤亡不到百人，但政府军的阵亡人数达500人，受伤人数达1 000多人。这些数字是卡斯特罗的一名医生透露的。

入侵者喜不自禁。他们所有的困难只有他们的领导者知情，而这些领导者们始终满怀希望，因为中央情报局人员一直在通过逃散的运兵船上发出的无线电广播鼓舞着他们。（“你好，佩佩！我要告诉你，我们绝不会抛弃你们，一旦那里情势紧急，我们会带你们撤离的。”）后来，对于当时的对话内容一时间众说纷纭。毫无疑问的是，这些话激励海滩上的叛军延长了他们的抵抗时间，从而也增加了伤亡。批评中央情报局的人普遍相信中央情报局战略家们的统一思路：无论肯尼迪之前有怎样的立场，此次入侵却是只许胜不许败。一旦察觉美国的威望受损，他就会动用美国的力量进行干预。在这件事情上，像其他情形一样，他们又错了。总统的想法一直未变。“何为威望？”当天，他在白宫问他周围的人，“是虚幻的力量还是真实的力量？我们要为真实的力量努力。无疑，在今后几星期里，会有人觉得我们一无是处，但这是小问题。”

看来大多数美国人能理解并表示同情，20世纪60年代后期那些造成他们分裂的埋怨之声此时尚未到来，而美国也还没有分裂成各个相互仇视的阵营。正如罗伯特·肯尼迪后来在《13天》中提到的：“猪湾事件时，我们的意见基本一致。”《哈泼斯》月刊编辑约翰·费希尔在该刊发表的观点传达了大众的心声，他说：“每位总统都需要大约一整年的时间让自己的班子变得井然有序，在巨大而危险的官僚体制中摸索着前行……当（肯尼迪）正试着往屋里搬家具时，却发现屋顶掉了下来，门也被砸烂了。”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有82％的美国人赞同他的工作作风。肯尼迪苦闷地说：“我的作风很像艾森豪威尔，干得越糟糕，反而越受欢迎。”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意见没那么容易达成一致。理查德·尼克松是右翼的强硬派，他在1964年第11期的《读者文摘》上透露自己曾建议肯尼迪“找一个得体的借口，然后……直接介入”。这在意料之中，但出人意料的是，此时，一帮蛮横激进的新左派却活跃起来了。施莱辛格称：“出人意料的是，左派中的许多人现在找到了之前质疑肯尼迪当选的理由。”他们的标语牌上写着“公平对待古巴”。他们同示威者一起塞满了曼哈顿联合广场，诺曼·梅勒也参与其中。白宫外的一位高个子女诗人身上挂着标语牌，内容是斥责第一夫人：“文学艺术家不会再支持你了，杰奎琳。”而“公平对待古巴”运动得到了许多大学的声援，尤其是在人文科学学院和社会科学学院。斯图尔特·休斯执教于哈佛大学历史系，是新左派的早期人物，他带领70名大学教师联名给总统写了封公开信，要求政府“扭转目前的趋势，不要对古巴进行军事干涉”。社会学家小巴林顿·穆尔预测将出现“军国主义的反动政府，用自由主义的修辞粉饰自己的重大政策”。《权势集团》一书的作者赖特·米尔斯在医院病床上还不忘发电报给加利福尼亚州的一次“平等对待大会”：

肯尼迪之流已把我们拉回了原始社会。施莱辛格之流已让我们在理智和道义上都颜面扫地。我替美国感到耻辱。非常遗憾未能赴会，若身体硬朗，我现在就与菲德尔·卡斯特罗并肩作战。

实际上，卡斯特罗并未真的投入战斗，因为无此必要。其手下控制了猪湾局势，他只需静观其变，看他们如何让叛军一寸寸地失去滩头阵地。古巴政府军使用的那些武器是拉丁美洲人从未见过的。星期一早上，配有苏制122毫米榴弹炮的4个炮兵连开始炮轰海滩，榴弹所到之处，叛军都被炸得辨不清方向。叛军坦克指挥官英勇善战，但与苏制T–34坦克的火力相比，还是显得不堪一击。坚持到晚上，叛军已弹尽粮绝。“夜幕降临，我们希望船快点来”，佩佩·圣罗曼后来告诉海恩斯·约翰逊，“每个人都面朝大海，等着船来。我们都知道，没船的话，我们就没救了。”但直到午夜，船还是不见踪影。绝望之极的佩佩与无线电发报员上了敞篷船，滑行了6英里，满心希望能用无线电与中央情报局的船联系上。随后，他返回指挥部，派遣了一名军官去海上，试图找到一位船长，这位船长现在因船员叛变而身处困境。在好几个小时里，这只敞篷船一遍又一遍地发出这样的电讯：“多洛雷丝，我是海滩。多洛雷丝，我是海滩。我一直在找你。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

星期二刚破晓，古巴旅仅存的6架B–26飞机按预定计划去炸毁洛斯巴尼奥斯的圣安东尼奥机场的古巴空军的飞机。卡斯特罗交了好运，机场上空乌云密布，飞机因此毫发无损。在吉隆滩，T–34坦克整齐地排成一列，同时朝海滩开炮。在日益狭小的海滩阵地上，所有的预兆看起来都不吉利。叛军失利是因空中掩护力量单薄，而现在连掩护都没了，连撤退都无法实现了。

星期二晚上，总统正在白宫参加一年一度的国会议员招待会，突然有人将他请了出来。他在自己办公室的一幅地图前面站定，当时他身着燕尾服，系着白领带看起来很不协调。而腊斯克、麦克纳马拉、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两位成员和中央情报局的理查德·比斯尔向他报告：目前要救出古巴旅，只能动用美国空军，这样才能让他们免于卡斯特罗的非法审判。总统妥协了，批准离猪湾不远、在加勒比海值勤的航空母舰“埃塞克斯”号派遣6架无标记的喷气式飞机。星期三早晨6点半至7点半，美国飞机将确保阻止卡斯特罗的飞机飞临海滩阵地上空，这样，古巴旅剩下的B–26飞机就可以袭击环形阵地周围的政府军了。

猪湾悲喜剧终于开始上演最后一幕了。尼加拉瓜的卡贝萨斯港是古巴旅飞行员的基地，距古巴有3小时20分钟的航程。没有间歇的任务让这批飞行员精疲力竭，有能力执行飞行任务的只有两个人。4名美国顾问深信从“埃塞克斯”号起飞的喷气式战斗机能保护他们的安全，于是便主动请缨，各自驾驶着其余几架B–26飞机展开行动。在这次一无是处的行动中，中央情报局犯下的无数愚蠢错误里面，这次的错误最严重。原来尼加拉瓜和古巴位于不同的时区，而这批飞行员却忘了调整手表。他们相当于提前一小时飞抵吉隆滩上空，而保护他们的喷气式战斗机还静静地停在“埃塞克斯”号的甲板上。卡斯特罗的T–33教练机蜂拥而上，没几个回合便将他们统统歼灭，那4个美国人全部丧生。

现在只剩最后的痛苦了。吉隆滩上呼吁援兵、坦克和弹药的声音越来越弱。电报都非常简短：“海滩战斗继续。速派飞机，多多益善。”“已退至海里。弹药告罄。敌军将至。救援一小时内速到。”最后的抵抗是在星期二深夜，到处都是卡斯特罗的大炮和坦克。被重重包围的叛军将领在星期三清晨4点32分发出了最后一份电报：“正在销毁一切装备和通信器材。坦克近在咫尺。无武器与之决斗。我方将向丛林撤退。不能再候。”

但丛林也只能躲避一时。因为并未制订撤退计划，叛军最后全部束手就擒。卡斯特罗大获全胜，不到72小时便摧毁了入侵计划。用海恩斯·约翰逊在自己有关这场战争的著名研究报告中描述这次战斗的话来说，入侵成为“自轻骑兵旅在巴拉克拉瓦港陷入死亡的无底深渊以来，这次失败当数那么多漏洞百出、鲁莽行事的袭击中最被极力渲染的一次”。古巴旅的幸存者还得受尽凌辱，在哈瓦那体育宫公开受审，且被长期监禁。直到1962年圣诞节，因罗伯特·肯尼迪和詹姆斯·多诺万发起赎救运动，他们才得以恢复自由。

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历史学家们有种倾向，他们认为从长远来看，猪湾事件或许转变成了一件好事。经过这件事，肯尼迪不再相信专家，18个月后，在处理古巴导弹危机时，他的应对更得当。到了20世纪70年代，人们讨论美军在吉隆滩的丢盔弃甲及他对此事的反应时，又有了不同的结论。在那个星期的星期四，即入侵失败的第二天，在华盛顿斯塔特勒–希尔顿酒店，肯尼迪总统在美国报纸编辑协会演讲时显得斗志昂扬，说他决定这次放过卡斯特罗，但是他提前放话，“我们的容忍不是无限度的”，美国已准备采取行动，“倘若必要，就得单独行动”，以“保卫美国的安宁”。他还警告莫斯科：“真要到了节骨眼上，对于那些已因布达佩斯血染的街头而臭名昭著之人所谓 ‘对外干涉’的言辞，我们都会充耳不闻。”

这是最赤裸裸的冷战语言。这无非暗示了美国的危险不在国内。美国唯一的敌人是坚若磐石的国际共产主义，他们的实力“无论是在古巴还是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不能低估”。肯尼迪还告诫西半球的各国政府和人民：“我们要更密切地关注，并更现实地对待共产党从外部对古巴进行干涉和统治的威胁。”因为“比任何时候更清晰的一点是，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美国都面临一场残酷的斗争，其激烈程度比两军对垒甚至核军备的冲突要强得多”。

20世纪60年代美国人自由主义的转向那时还没露出迹象。而这个转向一旦开始，美国的威胁就都可看作是源自本国内部的了，如种族主义、军国主义、环境污染、技术问题、官僚机构、人口爆炸、“权势集团”等。在肯尼迪执政期间，这些问题并未凸显。自由主义的时代英雄，在20世纪30年代是愤怒的青年工人，40年代自然是美国大兵，而50年代是不被母亲理解的青年，到60年代初，就转而变为利用和平与饥饿、疾病以及共产主义进行斗争的和平队士兵们。作为那时美国的自由主义派，肯尼迪相信贫穷和愚昧是造成发展中国家爆发革命的根本原因，而共产党则利用这一点获取一己私利。他确信，如果在执行“第四点计划”时让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状况有所改善，那么共产主义的号召力将变得微不足道。世人欢迎争取进步联盟的原因也在于此。总的来说，在追求进步时，拉美地区若和美国联盟，那么共产国际就很难拉拢它们了。

这些信念根深蒂固。也许这是最后一次出现这样的看法：自由主义派认为人类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理想主义青年用那时的时髦话语来描述这一点就是充满了实用主义。拉尔夫·纳德是70年代自由主义派的典范人物，这时还未显山露水。自由主义派人士在肯尼迪执政期间和富兰克林·罗斯福执政时期都认为，根除社会弊端的途径是扩张政府机构、增强总统职权。随后，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觉醒将会动摇整个共和政体的根基。

肯尼迪那个星期四在斯塔特勒－希尔顿酒店的演讲，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就可能出现，甚至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也可能会这样说。他们虽然风格迥异，但讲话的本质类似。肯尼迪和其他冷战时期的人物没什么差别，到演讲的末尾还提到了慕尼黑会议。他提醒听众，慕尼黑会议的作用是：民主国家若不能抵抗集权主义的独裁者，终将灭亡，而且敌人“不费一弹也不用越境，我们自会一步步地、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地失去安宁”。于是他决心“吸取经验教训”。他总结道：“历史将记录下来，这一艰苦卓绝的斗争将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期达到高潮。作为美国总统，我要明确表态，即便前方危险重重、代价惨重，我都决意一定要坚守美国的制度。”

这一预测是对未来历史走势所做的最不聪明的预测。那次演说是肯尼迪对猪湾事件的公开回应。他返回白宫后又采取了另一个更有象征性的行动。作为国家安全顾问的麦乔治·邦迪突然被破格提升。他的办公室也从西行政大道对面相对简陋的行政大楼搬到了白宫的西翼，与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仅咫尺之遥。每天早晨，邦迪都要主持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例会，其管辖权还扩大到了挂着大幅地图、配有各色电话的白宫作战室。白宫准备好了，邦迪准备好了，作战室当然也准备好了。热线已经开通，侵略者必将得到刻骨铭心的教训。

认真研读古巴问题报道的人里头也有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这位部长会议主席对那些冷战言辞并不在意，因为那些也是他自己常说的话。让他感兴趣的倒是这位新总统，他年轻而缺乏经验，这次可真是狠狠地摔了一跤。肯尼迪似乎还有点儿迷糊，这正是对他狠狠打击的良机。

白宫也知道，克里姆林宫肯定是如此看待美国的大溃败的。主要是因为经过猪湾事件后，华盛顿的信心已所剩无几，又气馁又惊慌。肯尼迪与赫鲁晓夫原定于6月在维也纳进行会谈，这在2月本来已安排好了。赫鲁晓夫在5月12日还写信说，邀请仍有效。肯尼迪想往后推，但又觉得这样会被视为懦弱。他说：宁登高峰，勿近边界。所以他并未松懈，加倍努力地准备着维也纳会谈。他被告知苏联主席觉得之前艾森豪威尔在和他进行两次最高级别会谈时都准备不足，所以对他也很不以为然。艾克一遇到难题总要求助他的助手。所以肯尼迪决定，所有重要会谈只有他们两人和一名译员参加。

同肯尼迪一样，赫鲁晓夫也受到国内强硬路线派斯大林主义者的压力，他们认为，只能使用强索豪夺等手段才能从对方手中得到想要的东西。赫鲁晓夫本人就很擅长于此，斯大林对其很欣赏。他也因此好像具备一种天生的力量。前年秋天的联合国大会上就有他令人印象深刻的表演。这些年来，很多地缘政治学家因为刚果问题而名誉大损。还有U–2事件、同艾森豪威尔举行日内瓦最高会议未能成行、美苏关系缓和希望不大等因素，早就让赫鲁晓夫感到不满。加之在加丹加省新受的耻辱，他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一开始，他一直埋怨达格·哈马舍尔德，骂他是殖民国家的工具。他要求废除联合国秘书长，提议用三人组成的执行机构取而代之，这三个人分别代表西方国家、共产主义国家和中立国家三个集团。根据苏联人用三匹马并排拉马车的习惯，把这种安排叫作“三驾马车”。赫鲁晓夫脱下鞋子，在桌上有节奏地敲了几下，以示强调，这让联合国大会上的人们吃惊不小。为了恢复秩序，爱尔兰的主持人几乎敲断木槌。制造此类混乱让这位苏联主席眉飞色舞，一到莫斯科，他就扬扬自得地说：“联合国真是没用，它就要消失了。”

1961年1月6日，为了反击美国自由派对欠发达国家提供经济援助以及必要时进行军事干预的政策，赫鲁晓夫列出共产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面临的巨大挑战：“永远支持为解放而斗争”的“正义”的民族战争。过了6个星期，他的刚果同盟者帕特里斯·卢蒙巴在加丹加省被杀害。于是，暴怒的赫鲁晓夫就称之为“哈马舍尔德罪恶活动的最高殊荣”，再次要求立即撤销他联合国秘书长的职务。

令苏联右派力量不满的远不止这些，作为发言人，赫鲁晓夫也将这些不满统统表达出来。之前眼看就要加入他们阵营的老挝，现在却逐渐走向中立路线。苏联红军中有强硬派极力想恢复苏联核试验，而核试验1958年秋季就已暂停了。现在他们已拥有2 000万吨级、3 000万吨级、5 000万吨级和1亿吨级的武器，正急于试验。每天，这些冷战的症状不断刺激着人们，让外交气候处于寒冷之中，但是又不会就此导致世界危机。另外，对他们而言，还有一个更重大的问题，赫鲁晓夫称之为“卡在喉咙里的骨头”，有时也称之为“需要割除的毒瘤”，或者“萨拉热窝”，暗示此事有可能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他指的便是柏林的分裂。

15年来，苏联始终觉得西方插足前德意志首都是一件令人无法忍受的事。斯大林在1948年曾试图赶走同盟国军队，却受到了大规模空运的阻挠。当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提高了苏联的国际地位时，赫鲁晓夫乘着这趟“顺风车”，要求将柏林变为非军事化的“自由城市”。斯大林随后给了盟国6个月的期限，后来艾森豪威尔将延长期限作为邀请赫鲁晓夫访美的条件，他才推迟了期限。艾克也做出适当的让步。他对柏林的态度是“反常”地表示认同。艾克曾提出可以协商关于西方驻军的规模以及民主德国能多大限度地利用该市作为其宣传和情报活动基地等问题。

现在赫鲁晓夫又让肯尼迪陷入同样的争端中。在他有关“解放战争”的演讲中，赫鲁晓夫公开表示了对柏林的强硬态度。他说，如果“帝国主义者”拒绝“考虑实际情况”，那么苏联将可能“采取坚定不移的措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订和约”。这样，肯尼迪便又要面对艾森豪威尔曾驱除了的恶魔了。赫鲁晓夫明确表示，这一协议将包含以下保证：任何对联邦德国边界的“侵犯”都将被视为对华沙条约所有成员国的“挑衅行为”，就是说西方要么放弃柏林，要么准备投入战争。这是他的真正意图吗？夏尔·戴高乐对此持怀疑态度。他敦促总统坚决抵抗（“要能忍受得了”）。他说，如果肯尼迪坚决抵制并部署新一轮空运，那位主席就可能会有所动摇。一心期盼维也纳会议能解决问题的埃夫里尔·哈里曼同意戴高乐将军的提议，但他也建议改换一种策略。他预言赫鲁晓夫一定会反应激烈，肆无忌惮地恐吓这位新总统。对此最佳的回应方式就是置之不理，却又不失礼节。肯尼迪也不必过度高估对手实力。在哈里曼看来，赫鲁晓夫本人也肯定很紧张。这位主席唯一的一次西方之行以失败告终。再者，美国和克里姆林宫的专家们也一致认为赫鲁晓夫从未忘记自己出身卑微。但难以避免的是，维也纳会议的气氛可能会有些紧张。这位苏联主席可能会恣意挑衅，因为他只会这一招。哈里曼建议，总统那时应超然处之，一笑了事。

肯尼迪在即将飞往奥地利的前夕在巴黎得到哈里曼的这个建议。巴黎站的行程对新上任的第一夫人来说仿佛初战告捷。11年前，她只是巴黎大学的一名学生。如今却满载着两卡车行李，全身珠光宝气，随从簇拥着她（还包括欧洲顶级理发师），故地重游。戴高乐几乎目不转睛地盯着她。法国报纸描绘她是那么“美貌”“迷人”“闭月羞花”。在进入一个记者招待会的会场时，美国总统说：“我认为应该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陪杰奎琳·肯尼迪到巴黎来的那位男士。”

维也纳的氛围却截然不同。肯尼迪夫人也曾调侃赫鲁晓夫：“哦，主席大人，别拿数字来烦我。”但当时的氛围过于凝重，不是她用这种玩笑就能缓和的。当赫鲁晓夫的俄产黑色海鸥牌汽车穿过铁丝网，驶入美国驻奥大使馆那座用石头砌成，包裹着水泥和灰泥的巨大建筑时，那里的气氛便一下子如当时的天气般糟透了。肯尼迪对助理说，他的对手是“外表诙谐幽默、内心狂暴”的人。在两天的会谈中，他的狂暴也显露在外了。在最后一次磋商后，詹姆斯·赖斯顿请求拜会总统。那天，肯尼迪戴了顶帽子，他走进屋子，赖斯顿正在那里等他。总统让整个身体都陷进沙发里，把帽子压到眉梢，发出一声长叹。赖斯顿感到他似乎有些震惊。他问总统：“局面很棘手吧？”肯尼迪回答：“这是我生平遇到的最棘手的事。”

后来，赖斯顿写道：

他（肯尼迪）走进美国大使馆的一间昏暗的屋子里，浑身颤抖，异常愤怒。他试图像往常一样保持平静，理智地对待赫鲁晓夫。他极力想讲讲道理，要赫鲁晓夫明确说明苏联准备做什么、不想做什么。但赫鲁晓夫却以柏林问题和以战争解决争端来威胁和恐吓他……肯尼迪在那间屋子里所说的话，让我对以下事实深信不疑：

赫鲁晓夫已对猪湾事件了如指掌。若肯尼迪当初不对卡斯特罗采取行动，或干脆把他除掉，赫鲁晓夫倒觉得都在情理之中。但肯尼迪鲁莽地攻打古巴，却无胆量坚持到最后，这让赫鲁晓夫觉察出，他面对的是一个初出茅庐、很易受到威慑和胁迫的年轻领袖。

谈话中，肯尼迪告诉赖斯顿：赫鲁晓夫极为粗暴、凶狠，有时像要向对方扑过来一般。只在一件事上他还是理智的：他认为老挝问题是微不足道的。除此之外，讨论其他任何问题时，他的态度都很恶毒，带着嘲笑的意味。他坚持要求撤换哈马舍尔德，改用“三驾马车”代替他。同时，要通过代表世界三大政治阵营的三方委员来监督美苏之间的所有裁军协议。肯尼迪辩驳任何一方行使否决权就会导致该设想失灵（“即便是俄国的三驾马车，也只会有一个驾车的”），但这于事无补。对柏林一事，赫鲁晓夫下了最后通牒，他声称坚决要从苏联的喉咙中去掉这根骨头。无论美国人是否同意，他都一定会在今年年底前同民主德国签订和约。如果美国想因此而挑起战争，那他也无能为力。对于凡事都喜欢诉诸战争的疯子，就只能给他穿紧身衣了。

应肯尼迪的要求，他们进行了最后一次私人会谈。肯尼迪总统极力想说服赫鲁晓夫不要采取如此鲁莽的行动，但赫鲁晓夫断然拒绝了，“我要的是和平，但如果你要的是战争，那是你的问题”。他签订和约的决定已不可逆转，12月就是签订和约的时候。在他们道别时，肯尼迪说：“今年的冬天会很冷。”

肯尼迪对赖斯顿说：“我有两个问题：第一，弄清他为何要这样做、为何要以如此敌对的方式；第二，弄清我们有何对策。我认为，第一个问题不难解释：他这样做是因为猪湾事件。我觉得他一定在想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是很容易对付的。任何惹了麻烦却又没能坚持下来的人都是缺乏胆量的。所以他毫不留情地打击我，这样我就面临一个难以解决的难题：如果他坚持认为我既缺乏经验又没有勇气，那么，除非他的想法能改变，否则我们不可能和他达成任何一致。因此我们必须采取行动。”

而赫鲁晓夫是否一言九鼎将尽人皆知，这个他自己也心知肚明。一到莫斯科，他就下令公开发表两份有关核试验和柏林问题的备忘录，而且在会上已经交给了肯尼迪。国务院的明眼人一看便知，对柏林问题，他并没有设定什么期限，但这个现在已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了苏联的最后通牒。自此，赫鲁晓夫将苏联的军事预算提高了31.44亿卢布，除此之外，他还发表了一系列显露着沙文主义意味的演讲。

肯尼迪也不甘示弱。6月25日，他向美国人民发表电视演讲：“若战争爆发，那一定是从莫斯科而不是自柏林发动的……只有苏联政府才会利用柏林边界问题，并把它当成发动战争的幌子。”他要求国会批准给五角大楼拨款32.47亿美元，征集预备役，将征兵限额扩大到原来的两倍，上调战斗部队的上限，重启、检修已封存的飞机和船舰。迪安·艾奇逊请他宣布美国进入戒备状态，副总统林登·约翰逊也有此主张。可肯尼迪仍主张并不排斥谈判的方式。他不能贸然利用核武器进行威胁，因为苏联可能真会逼他摊牌。他对《纽约邮报》 的一位编辑说，他主要担心的是那位主席是“存心要整整我”，要真是这样，那可就“全完了”。

双方的领导人都感到压力骤然增加。为了安抚在柏林的德国人，让他们觉得不会被抛弃，肯尼迪总统派了副总统和“空运英雄”克莱将军一起出访德国。赫鲁晓夫向全世界发出警告称，苏联现在已经能够造出威力为1亿吨TNT（三硝基甲苯）当量的原子弹，而且已经有了能够运载原子弹的火箭。为了证明这一点，一位苏联宇航员已经被送上了太空轨道。美国国内的紧张气氛日盛，肯尼迪催促人民修建防空洞。与此同时，柏林一片骚乱。7月，30 444名难民涌入这个城市的西部。8月的前10天，又有16 500人越界而来。12日一天，就足足过来了4 000人，其中大部分是医生、技术人员和熟练工，这些人正是民主德国共产党第一书记瓦尔特·乌布利希实施5年计划所需要的人。

8月13日午夜过后半小时，黑暗空寂的街道上，警笛轰鸣，由T–34和T–35型蹲式坦克保驾护航，满载民主德国军队的卡车穿越分隔东西柏林、长达25英里的边界线。头戴钢盔的民主德国人民警察占领了主要的通道。大量的木马、铁丝网、水泥桩柱、石块、镐头、铁锹从卡车上被卸了下来。过了4小时，太阳出来了，一道初具规模的围墙也建了起来。4天后，这道墙竣工了，留在东柏林的人们就这样被圈禁了起来。

这个举动让西方国家惊诧不已。肯尼迪当时不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花了4天时间向莫斯科提出正式抗议。9月1日，赫鲁晓夫又将螺丝拧得更紧。美国的地震仪通过监测搜集了确切的证据证明苏联又在进行核试验了。肯尼迪和麦克米伦呼吁苏联领导人停止试验，他们指出这种新的放射性微尘的扩散程度和毒性，但赫鲁晓夫对他们的呼吁置之不理。随后，侦探设备又检测到苏联进行了第二次、第三次核试验。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苏联进行了30次核试验，并且几乎都是在大气层之内进行的。这一系列核爆炸过后，苏联向空气中排放的放射性有毒物质比英、美、法排放量的总和还要多。在苏共第22次代表大会开始前的一次演讲中，苏联领导人宣布很快将爆炸一枚5 000万吨级的原子弹，这枚原子弹的威力是投放在广岛的那颗原子弹的2 500倍，相当于战争史上投放过的烈性炸药总和的5倍。在第二次会议上，他对代表们说，爆炸结果“证明该原子弹的威力比科学家们计算的5 000万吨级还要大”，但科学家们当然不会因这个“错误”而受到惩罚，他的这番话引起了代表们的一片笑声。

肯尼迪决定，如果这就是赫鲁晓夫对西方国家禁止在大气层核试验建议的唯一答复，那他也不得不批准美国重启核试验计划，但是他只批准不产生放射性微粒的地下核试验。对于苏联政府的行为，肯尼迪说：“我们现在必须采取措施，再谨慎的人也会觉得这些措施很有必要。”这天是9月8日，双方的信任危机到达了冲突一触即发的临界点。柏林墙完工了，一道砖石和水泥围成的栅栏横亘于柏林的中心地带。8月22日后，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允许盟军通行，其他部分都被封闭了，但就算在那一处，也有东柏林的警察检查士兵们的证件。界墙以外110码的范围禁止任何人靠近。巴黎、波恩和华盛顿收到通知，正式要求联邦德国领导人不得乘飞机进入柏林。对这一点，联邦德国的态度很强硬。9月8日，赫鲁晓夫坚持联邦德国飞机进入柏林需要受到控制的指令被联邦德国断然拒绝。10天后，肯尼迪准备离开海厄尼斯港回到华盛顿时，收到了一个令人悲痛的消息：达格·哈马舍尔德在飞赴刚果途中因飞机失事身亡，原因始终不明。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以来，战争从没像这次一样让人感觉这么近。

两周后，赫鲁晓夫开始从战争的边缘往回退。他对正在访问苏联的比利时外交官保罗–亨利·斯巴克说：“我原以为西方国家会在和平协定上签字，可后来发现正好相反……我不想将你们置于不堪忍受的境地；我非常明白，你们也不会让自己被踩在脚下。”这样的话，卡在喉咙里的那根骨头也不再那么难以忍受。“你知道”，他继续对比利时的客人说，“对我来说，柏林不是什么大问题。对10亿共产党人来说，200万人又算得了什么！”而且现在事情也没那么急了。他之前给肯尼迪下的最后通牒中的时间是“今年年底”，但他又对斯巴克说：“我不受最后期限的限制。”柏林墙已经建好，现在他似乎在尽量取得西方的某些妥协，以挽回一些自己的面子。他做了一些缓解紧张局面的举动，包括大方地夸赞肯尼迪的成熟稳重和睿智。但他发现他的这些举动没有得到任何反馈，只得草草收场。10月17日，在苏共代表大会上，他又一次宣布：“西方国家对现在的情形已有所了解，正在寻找解决德国问题和西柏林争端的办法。”他总结说：“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不必坚持要在1961年12月31日前签订和平协议了。”

就这样，一场对抗终于结束了。当时看起来是美国胜利了，但真正付出的代价，以后才看得出来。莫斯科的表态、柏林争端以及重启核试验这几件事之后，施莱辛格写道：“总统无疑已经感觉到了，一旦美国撤出亚洲，世界局势就会失衡。”肯尼迪认为，他应该进一步向他的对手证明他的无所畏惧和坚定毅力。他对詹姆斯·赖斯顿说，共产党敢于向西方开战的唯一地点就是中南半岛，“现在我们的问题是如何证明我们力量的强大，看起来越南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好地方”。

对林登·约翰逊来说，这些日子可不那么愉快。一年前，他还是美国参议院权力很大的多数党领袖，现在他成了副总统——美国政府中最没有实权、最令人窝火的职位。每天，他都从各方面体会到自己的无足轻重。在白宫，他只有一个停车位，只有一部与白宫连通的分机电话（而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有3部）。他的妻子从来没有坐过总统的专机。他自己曾上去过，但不是受邀请上去的。肯尼迪的助手有三次发现约翰逊单独在机舱里四处张望。他们是因为正好当时总统要使用飞机才进去的，因此不得不请他下来。每次遇到这种情况都令约翰逊很尴尬，但他还是一次次回来，总统专机这一实际权力的象征让他很是痴迷。

肯尼迪的人将约翰逊的人都看作外人。除了沃尔特·詹金斯之外 , 副总统的下属们对那些声名显赫的总统顾问而言完全是陌生人。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没有白宫的出入证，只是作为参观者进过白宫。这种被当作不存在一般的处境甚至连约翰逊的特工人员也不例外。从职位上讲，他们的地位与总统的警卫人员一样，但实际上，他们被排除在白宫警卫队之外，他们不能使用白宫的车、办公室，不能参加一些社交活动。他们中很多人对此并不在意，因为他们知道得到这种待遇并不是自己的原因。之所以被精英们排斥，主要是由于他们要护卫的人无足轻重——再也找不出其他词来形容了。

肯尼迪完全没注意到这一点。像大多数总统一样，对于地位仅次于他的副总统，肯尼迪选择了敬而远之。或许是根深蒂固的历史原因，或许是出于人的天性，美国选举出来的第一号和第二号人物之间的关系向来不和睦。一些早年和行政首脑关系密切的人在当选为副总统后，会发现他们曾经的情谊被冷冰冰的社交礼节所取代，他们因此备感受伤。他们忘记了，对总统而言，副总统的存在就等于每天提醒他好像随时都会死去。也许还不止这些。虽然有些人也能坦然面对死亡，但他们并不想让接替他职位的人如影随形。那些希望总统们能够详细向副总统介绍情况的人很少考虑到其中的深层含义。要理解其中的深意，必须清楚总统这一职位的意义，以及第二号人物所继承的会是什么。一家之主可以毫不畏缩地写下遗嘱，可要是他知道死后，隔壁邻居会成为他孩子的父亲、他妻子的丈夫，他肯定会面无血色。

除了这个来自宪法的烦恼外，还有另一个烦恼。在实际政治生活中，为了“平衡”总统竞选选票，正、副总统候选人必须来自不同地区，而他们在不同选区的号召力不同，性格也可能完全对立。也就是说，那位丈夫可能要选一个与他长相不同、衣着不同、谈吐不同且价值观也不同的人替代自己。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哈里·杜鲁门彼此就大不相同。艾森豪威尔与尼克松、肯尼迪和约翰逊也是如此。在肯尼迪看来，约翰逊就是一个非凡的并且很滑稽的怪才，他的自我膨胀无耻而放肆。出国访问时，他每天打电话到他在华盛顿的办公室询问美国报纸如何报道他的活动。他总是在为竞选作秀，一位在巴基斯坦工作的美国医生惊呼：“天哪，他在和一位麻风病人握手！”他决定让卡拉奇的一名赶骆驼的人充当亲善大使，这让巴基斯坦举国欢呼。他告诉那位受惊的赶驼人巴希尔·艾哈迈德：“我们已看过了你和你的骆驼，我们的总统也想看看。他打算帮你改善生活。”事实上，总统根本就没有这打算，似乎这个险招要坏事，结果却没有。艾哈迈德的美国之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肯尼迪很是满意，他说：“如果是我，我会担心骆驼在白宫草坪上拉屎。”

得知副总统的心结后，肯尼迪开始想尽办法表示对约翰逊的尊重，为他创造出国访问的机会，其中有些事情的影响还很大。讽刺的是，有两件起初在他看来毫不起眼的事情，回想起来却变得无比重要。第一件是柏林之行。在去柏林之前，约翰逊心情很差，但他的演讲很成功，而且还赶上了参加美国第一批增援柏林部队的入城欢迎仪式。东道主认为他的到来是这座遭到围困的城市的命运转折点，因此，他回国时的情绪也深受感染。

第二件事就是那年5月出访西贡（现胡志明市）。刚开始此事的重要性并不明显，后来其意义之深远才被觉察。这是一次南亚之旅。人们期望副总统此行能为非共产主义政权鼓劲儿。但这次并不像在柏林时那样，副总统此行并不是表示美国愿意同他们并肩作战。那时候，美国在越南还没有承担这样的使命。尽管如此，约翰逊仍然对西贡信誓旦旦。他也表示十分欣赏吴庭艳，称他是“南亚的温斯顿·丘吉尔”。访问团离开越南后，《星期六晚邮报》的斯坦·卡诺问约翰逊是否真是那样想的。副总统回答说：“呸，老兄，他是我们在那儿唯一的人！”

这位南亚的温斯顿·丘吉尔又黑又胖，是个烟不离手的单身汉，最大的特点就是永远有说不完的话。从他那栋巨大的黄色的以灰泥建造的独立宫（现称“统一宫”）走出来的人，都要听他六七个小时甚至长达12个小时的独白，而且中间不停顿。除了这点他倒没什么别的缺点。60岁的他，仍然行事果断、目标坚定、富有献身精神，是一个典型的铁腕当权者。他的头衔是总统，却不怎么关心民主，完全是一个暴君，或像高高在上的官僚，坚信人民的职责就是尊重他、服从他。反对他的人都被送进了集中营。在他的统治下，没有自由的媒体，也没有真正的改革。政府官员候选人都是军官，挑选时看中的不是能力而是忠诚。虽然吴庭艳本人很廉洁，但他的宫殿里到处都是贪官污吏和野心勃勃之人。他严厉而又固执，认为天主教徒就该享受特权，只因为他自己是天主教徒。他的专政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没有他的允许，部队的连队指挥官都无权调动自己的部下；到他快要下台时，没有他本人亲笔签名的护照一律无效。月复一月，他的专断统治越来越严苛，他只同少数几个亲信以及他的亲人商量，尤其是他那个嚣张跋扈的弟弟吴廷瑈以及吴廷瑈漂亮而狠毒的妻子，美国驻外记者所说的“龙夫人”。吴廷瑈夫人曾经解释过吴家的统治哲学：“如果我们打开窗户，进来的不仅仅是阳光，还会飞进来许多坏东西。”

进去的少了，出来的也不多。在情报方面尤其如此。有关越南战争的两大谜团之一是：为什么这里让许多西方专家声誉扫地，缺乏有力的证据就是主要原因之一。历史上很少有这么多著名人物在这样一个重大事件上犯下如此荒唐的错误。直到1972年10月，亨利·基辛格由于提前宣布解决越南问题的办法而丢了脸，许多士兵和政客也错误判断了这场战争的性质和可能的发展趋势。1954年4月6日，新英格兰的一位参议员为了给他的同事们释放一下压力，引述了一些早期人们对越南战争的议论：“军事情形看起来对我们越来越有利”（迪安·艾奇逊，1952年）、“我们认为，中南半岛的形势正在好转”（助理国务卿沃尔特·罗伯森，1953年）、法国打胜仗的“可能性很大”（国防部长查尔斯·e·威尔逊，1954年），以及“法国就要胜利啦”（海军上将雷德福，1954年）。可是法国败了，7年里牺牲了19 000名法国人。这些言论似乎证明了那位新英格兰参议员的怀疑是正确的，这位议员不是别人，正是约翰·肯尼迪。肯尼迪自己后来也受困其中。在白宫，他对越南的政策也是根据1960年参议员委员会报告中刘易斯·卡罗尔估计的情形做出的：“根据军事援越使团团长的保证……美国军队……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分批撤出越南。”1961年年初，肯尼迪批准了一项援助计划，前提条件是战争会在18个月内取得胜利。

另一个越南之谜是：为什么这么多美国人，包括4位美国总统（两位共和党总统和两位民主党总统）都认为美国有义务拯救西贡政府。而这个国家在亚洲，距美国7 000英里，是位于遥远的中南半岛的原始土地，到处是稻田和茂密的丛林。10多年来，华盛顿的历届政府力排众议，甚至不顾国内的局势也要保证那些饱受争议的人物执掌越南。然而，美国在越南所做的努力，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肯尼迪应该早就知道这一点，他是少数几个从一开始就看出这个麻烦的人。1951年，他以众议员的身份访问越南。回国后，他在《与媒体见面》节目中说道：“没有当地人民的支持，美国就不可能在东南亚的任何一个国家取胜。”后来，他也受到冷战派言论的影响。冷战派认为，美国已经“失掉”了中国，现在再不能“失掉”中南半岛了。

美国对西贡的承诺始于1954年，1957年又重申了一次。日内瓦协议签订后，在给吴庭艳的信中，艾森豪威尔总统保证美国“会帮助越南政府成为一个强大而又自食其力的国家，能够抵御军事颠覆和侵略”。艾克给这项承诺带上了一个附加条件，即“越南也要采取相应的改革措施”。他的目的就是“以防任何人将他国的意识形态强加于贵国自由人民的身上”。

林登·约翰逊在白宫的几年里，每次提到越南时都会说：“艾克做出过的承诺，我就必须遵守。”可事实上他没有，这毕竟不是一项正式的协议，参议院没有参与，该协议甚至缺乏合法性。然而，约翰逊和肯尼迪都觉得受到这项承诺的束缚，认为必须遵守不可。西奥多·C·索伦森写道，撤销美国对越南的支持会让“整个世界对美国承诺的可信度产生怀疑”。阿瑟·施莱辛格进一步写道：

无论在1954年以前我们与越南是否有重大利害关系，艾森豪威尔的信件都让这种关系产生了。无论我们是否应该画下那条曾经画好的线，一旦画下了，就永远要受这条线的束缚。无论多米诺骨牌理论在1954年是否有根据，7年后，当邻国政府将自己的安全寄托在美国是否有能力信守对西贡的承诺时，这一理论就已经得到了印证。肯尼迪……必须继续完成这一项他承接下来的工作，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白修德在《总统的诞生》（1968）中写道：“在越南的事业是美国近半个世纪的事业，这项事业让整个世界明白……如果当今已有一个虽然还很脆弱的世界秩序，这个世界秩序也是美国在20世纪的4次战争中用40万美国人的生命换来的。”约翰逊总统认为“匆忙撤出”就意味着“对整个世界宣布我们不信守约定，不支持自己的朋友”。《时代周刊》对那些不同意这一说法的人这样解释：

……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南越……如果美国不能或者不打算将越南从困境中拯救出来，任何亚洲国家都不会再相信美国，这样的话，失去整个东南亚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如此的撤退所带来的后果是无法想象的。为了支持派遣部队赶赴越南，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与参谋长联席会议直率声明，称如果不这么做，那么在世界的另一端，情况将会严重恶化。莱曼·l·兰尼兹尔将军在代表参谋长联席会议讲话时预言，一旦越南共产党取得胜利，“我们将会失去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亚洲地区”。而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则自信地认为一定能在与游击队的对抗中取得胜利，正如他所说的，“北越连常规轰炸都禁不起”，他告诉肯尼迪总统，派遣“一支美国的军事特遣部队”是“至关重要的”。

所有这些说法都是毫无道理的，肯尼迪政府如果并不认为有义务将古巴旅从注定要失败的海滩战场上撤回，那它也不欠吴庭艳什么。而且，艾森豪威尔的信也起不到什么作用了，因为吴庭艳已经公开藐视了采取“必要的改革”的义务。他在1956年还拒绝在越南实行全民选举。对他而言，就算美国与他同受条约的束缚，要他按照规定履行条约也是十分荒诞可笑的，更何况根本就没有这项条约！

使华盛顿无法抛弃西贡的真正压力是来自国内政治的。麦肯锡已经死了，但是民主党和共和党都非常担心吴庭艳会成为第二个蒋介石。而尤其讽刺的是，美国竟然犯了与当初给蒋介石出谋划策时同样的错误，尽管这是个政治问题，但他们仍给予了军事上的援助。犯这种错误的一个原因是国会山那些权威人士的态度。这些人物对参谋长联席会议抱有很大信心，却不相信国务院亚洲司的政治官员。另一个解释是内阁成员性格特征的差异导致了这个结果。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他们都曾在越南问题上向白宫谏言。麦克纳马拉做事果断、雷厉风行，而腊斯克则胆小懦弱、敷衍了事。所以，美国国防部获得发言权必然是更有说服力的。

在艾森豪威尔任期的后几年，越南还相对较为和平稳定。每年美国派遣800名军事顾问，并且提供3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足以维持越南当时的局势。到了1960年12月，也就是肯尼迪总统宣誓就职前的一个月，吴庭艳的对手宣布建立民族解放战线。在独立宫，他们将民族解放战线命名为“越共”。起初，吴庭艳并不担忧，在上一年秋天，他轻易阻止了一场试图谋反的政变，当时约翰逊副总统问他想不想要美国军队增援，他回答不需要。但尽管那时他说陆军部队没必要支援，还是承认需要其他一些援助，于是肯尼迪总统同意派遣一支400人的特种部队（绿色贝雷帽）接受训练任务。美国承诺派兵支援越南军队，这还是第一次。

1961年5月初，新任美国驻越大使小弗雷德里克·e·瑙尔汀抵达西贡。前任驻越大使曾试图说服吴庭艳，可依旧无功而返，他自己还变成了不受欢迎的人。瑙尔汀决定吸取教训，不想重蹈覆辙。现如今，越南民族解放阵线（越共）的破坏活动已经很猖狂了，连那位爱装腔作势的总统都不得不对其俯首称臣。当时，乡村的环境还在不断恶化，而越共游击队正四处活动，伺机暗杀乡村首领。据美国中央情报局估计，战争的关键时刻即将到来。与此同时，他们还警告，西贡当局实施的独裁政策和纵容贪污腐败的错误举措，势必会引发人们对吴庭艳政府执政能力的质疑。

在华盛顿，人们不断要求白宫方面不要插手有关越南官员违法行为的事务。副总统约翰逊说服肯尼迪总统，将“歼灭越共”视为“真正的终极目标”。参谋长联席会也向总统保证，仅需4万地面部队就可以将越共反政府组织“全歼”。另外再派出128 000名士兵，便足以击退来自北越的侵扰。国防部长罗斯维尔·W·吉尔帕特里克建议与吴庭艳当局就建立“可行性防御安全联盟”展开对话。五角大楼官员威廉·P·邦迪也呼吁，美国应“尽早强势进入”越南，并对敌方进行猛烈打击。他认为此次进攻有70%的胜算。

肯尼迪当局经过进一步调查，同意增派685名美国军事顾问前往西贡支援，同时还为吴庭艳政府的2万多名越南军人提供武器来扩充和武装南越军队，自此越南部队总人数达到了15万。像艾克一样，肯尼迪希望帮助南越进行内部改革，调动一切资源反对越共，并以此作为美国采取行动的前提条件，但他并未着重强调这一切。此时，他正忙于有关柏林进行核试验的事务，无法快速抽身。据此，美国外交史学家小施莱辛格曾撰文质疑肯尼迪是否对越南真正关注过。刚刚适应冷战节奏的观察家们又开始对美国政府卷入越南战争的行为大为不解。白修德在1961年8月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国内形势似乎一周比一周糟糕。”他还发现：“越南游击队似乎已经陆续控制了越南南部的大部分地区，因此，我几乎看不到在不经军事人员的护送下，美国人敢于开着自己的轿车把我送出西贡市。”他还报道了当时越南政治垮台所产生的惊人影响力：“最令我疑惑不解的是越南共产党总是能在他们的阵营里，找到前赴后继的不畏死亡的民众，可以为了共产党的利益而牺牲自己。”这种强烈的革命精神令那些没有这些经历的人深为不解。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游击队占领了越南的一个省，并处死了该省的一名总督。而此刻吴庭艳的军队则是节节败退。尽管很不情愿，他还是与瑙尔汀协商，与他签订了双边共同防御协约。华盛顿方面对此做出积极回应。夏季以来，所有扩张计划都驱使林登·约翰逊总统派兵前往东南亚。副总统支持传统的古典自由主义观点，他在归国途中如是写道：越南真正的敌人“是饥饿，是无知，是贫穷，是疾病”。他相信美国人无论采用何种先进的策略，都必须将这些敌人作为其攻击目标，充分利用我们先进的科技实力。

总统对此做出了相关回应。在派往西贡的高级军事顾问中，包括两名他最信任的人员，分别是马克斯韦尔 ﹒ 泰勒将军和沃尔特·W·罗斯托。在这样的关键时刻，相关的国家文职官员和军事人员就可以充当总统在越南这一战略要地的眼睛和耳朵。对于罗斯托而言，自始至终他都是永不妥协的鹰派代表人物。值得注意的是，调查组里绝无高级外交人士。正如索伦森随后撰文写道：“国务院不能和五角大楼相抗衡，因为它没有这个能力。”该报告还进一步反映出以政治上的不良影响为代价达成军事目标的相关行为。

泰勒——罗斯托的报告成为越南战争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为了抑制吴庭艳政府的衰败之势，报告要求肯尼迪派驻一批美国军事顾问；更为重要的是还要派遣一个美国的步兵团，初期有8 000人，之后会依据实际需要不断增加。泰勒作为这支部队的绝对领导者，希望总统能够以越南问题为主题发表一次电视讲话。然而他对关于进入越南的有些观点让人匪夷所思。比如，就此次远征来说，他竟将越南与朝鲜相比，“美国军队无须过多准备就可以轻松适应越南的生活和工作”。而事实上，越南和朝鲜是大不相同的。第一点就是常规战。敌人盘踞在边境线附近，美国军人就可以在这些固定区域进行他们的常规作战部署，这对于他们来讲，再熟悉不过。而越南的环境却不是这样。第二点是，这次是在浓密的热带雨林里进行的非常规军事战争。此外，还有一点不可忽视，也是最重要的，韩国人民希望美国士兵能够在当地保护他们，而越南人民根本不是这样想的。他们认为美国的军队不过是其原属殖民宗主国法国的继任者，他们都想占有越南，而唯有越共民族统一战线的军队才是他们心中真正的英雄。

政府当中的一些内阁成员及其他成员，如切斯特·鲍尔斯、乔治·鲍尔、艾弗里尔·哈里曼，也对泰勒这份声明中的信息大为震惊。然而，只有肯尼迪总统一人有资格对此提出质疑。他拒绝在电视机前对民众讲述有关事宜，因为在他看来，这将把越南问题和柏林问题相提并论。他还明确指出，泰勒和罗斯托不像其他的参谋长联席会成员，对美国干涉越南所带来的积极影响持正面态度，他们只想要北越不再渗入南越，只是他们没能提出具体可实施的措施。其实最令他伤心的是有关派遣军人的这一提议。索伦森写道：“越南战争的主要倡导者都支持这个行动，称之为测试美国美好信念的‘试金石’，标志着美国已下定决心出兵。”但总统一人投了反对票，而且也只有他的票才最终起决定作用。肯尼迪说：“他们想要一支美国军队。这对于恢复自信心和保持军队士气是必要的。但这就像是我们在柏林所做的一样：大批军队持续进驻，乐队仍要继续演奏下去，而4天过后，民众就会忘了一切，然后，我们又被告知，还得派更多军队去。这样就像喝酒一样，这次酒劲过了，下次还想再喝。”

尽管如此，总统还是摆脱不了大家的影响。他不同意派遣美国部队，但在其他一些方面却做出了让步。接着，从1961年12月起，美国就开始加强在越南的武装力量。就跟7年前的艾森豪威尔一样，肯尼迪总统在与吴庭艳公开交换信件时肯定了这一安排。当然，这一安排也并非美国单方面的想法，并且吴庭艳也同意改革，并承认他的军队需要加强领导和振奋士气。但此安排并没有给美国规定援助的限期或者什么时候停止援助，只是含糊地说直到平定越共，逐出北越人为止。泰勒倒没看出这里面有什么玄机。他从菲律宾发电报给总统说：“经由南越而卷入亚洲战争，是有这样的危险，但还不至于太严重。”相反，乔治·鲍尔对此却显得焦虑不安。他说，吴庭艳在没有看到美国派出的步兵之前，决不会善罢甘休。让美国派兵才是他真正的目的，这样，在美国帮他应战之时，他就能够稳固自己的政权。鲍尔预测，如果美国答应派兵，就会越派越多。他对总统说道，5年内，将会有300 000美国士兵被派往越南。肯尼迪大笑道：“乔治，我看你简直是疯了！”

美国后来加速对越南战争的干预（这也证明了鲍尔和一些人的观点是正确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西贡驻守的美国决策人的性格。从1962年年初到肯尼迪执政的头1 000天末，有两个人物很关键，一个是瑙尔汀大使，另一个是2月抵达越南的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新任团长保罗·d·哈金斯将军。对这两人的任用本身就是一个悲剧。因为瑙尔汀出身于弗吉尼亚望族，传统守旧，对亚洲一无所知。他的任命得益于国务院强硬反共派的力荐。无论身处何种危机，他都会支持吴庭艳，而当肯尼迪真正需要他的时候，他却跑到爱琴海逍遥度长假去了。哈金斯比他更糟糕。他是波士顿的一个世家浪子，高中没读完就退了学。他之所以能在军队得到晋升，只因为他精通马术，是个出色的马球队员。在乔治·S·巴顿想要放松时，他又可以充当一个好伙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哈金斯担任巴顿的副参谋长，那时别人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推弹杆”，因为他执行巴顿的命令时雷厉风行。但和巴顿一样，他有时也并不那么服从命令。这一点在他接到指示，要他如实向总统报告越南战况时，显露无遗。肯尼迪曾明确指出，一切越南战况，不管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他都想知道。可哈金斯却不喜欢上报坏消息，他认为这会影响自己的事业前程。相反，他所做的是让人感觉他所报告的情况表面上听起来都还不错。他一到西贡，就告诉美国记者，他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也希望周围的人都很乐观，而且，他还透露，给华盛顿的每日情况汇报暂且可称为“进展报告”。他想让人们充分相信，在他的带领下，打击越共的战争将进行得十分顺利。

瑙尔汀和哈金斯一致认为吴庭艳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没有他我们将无计可施。然而对他执政能力的批评只会激怒他，那时我们所有的想法都将会消失殆尽，灰飞烟灭。霍默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称，这将成为美国政府与吴庭艳的生死相搏，他们的命运共生，不进则退。吴庭艳很快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明白，此刻无论他怎么利用这两个美国佬都没问题，他可以肆意妄为，对着这两个美国佬指手画脚。

哈金斯到任之后，第一阶段的反共战斗被称为“日出行动”，此比喻也还较为恰当。哈金斯告诉记者，他打算建立一系列坚固的“战略村”，但这只能由国内军事组织来操控防守。他的战略合作人是越南总统吴庭艳的弟弟吴廷瑈。接着，美国得知这项战略防御计划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因为超过1/3的农村人都生活在战略村，看来战局会日趋好转。目前来自西贡的所有报道都是好消息。对哈金斯表示怀疑的人可以从瑙尔汀的评价那里得到证实，因为他认为当地情形是令人放心的。

事实上，战略村是一次失败的实验。除了身居高位的人，其他什么也没能改变。他们依旧通过发布公共新闻来发动战争。从战地发来的报道被哈金斯重新改写，他删掉了流露出悲观主义情绪的语句和令人悲伤的坏信息，用完全虚构的内容取而代之。那些对此持反对意见的上校和少校都被调配到那些没人愿意去的岗位上，其中最知名的莫过于中校约翰·保罗·范恩。而且，他们的档案里还被写了一些评语，这些评语可能会终结他们的军事生涯。一次，当另一位比哈金斯低一个级别的将军在前线巡视时，发现实际情况与美国军事援助顾问组在电报里所描述的大不相同，于是他给哈金斯写了份报告，讲述了战争的实情。哈金斯在空白页边上草草写道 :“谎言，谎言，又是谎言。”然后，他将其扔在文件柜后面。真实的谎言就是他自己，但能够反驳他的唯一信息源就是美国报纸上驻越南记者发回的报道信息。哈金斯称记者为制造轰动的商贩，或者，更糟糕的是，甚至骂他们是叛徒，以此遮掩事实，自我开脱。哈金斯偶尔也承认自己受挫，那是因为他有不可告人的企图。他希望借此弄到更多的人、更多的枪支，以及更多的直升机。他还警告说，如果无法提供这些东西，就意味着民众对军队已失去信心，任何记得以前中国的情形的人都会知道这意味着会有什么后果。

如果发生新年攻势或爆发越共的游击活动，或许哈金斯的“新闻传播”在一开始就会被拆穿，然而，事实是，游击队的活动恰好有所减少，这也是所有新闻人想要的。他们宣布“日出行动”带来了战场上方的蔚蓝天空。他们欣喜若狂，这种喜悦也感染了华盛顿的其他人。马克斯韦尔·泰勒说道，他感受到越南将出现一场全国性的盛大运动，用以粉碎共产党。麦克纳马拉说：“所有统计数据表明，我们就要赢得这场战争了。”肯尼迪总统异常惊喜，批准增加对西贡的军队支援，驻军人数从2 000人增加到16 000人。美国军事援助顾问组也升级为越南军事司令部。

剪影：20世纪60年代早期

[1] 艾克是艾森豪威尔的昵称。——编者注

[2] 1英里≈ 1.609千米。——编者注

[3] 1英尺≈ 0.305米。——编者注

[4] 1944年1月，美英盟军在“古斯塔夫”防线北面的安齐奥海滩登陆，协同正面部队突破该防线。德军顽强抗击，美英部队虽尽力守住滩头阵地，但伤亡惨重。——编者注

[5] 佩佩：佩雷斯的昵称。——编者注

[6] 1码≈ 0.914米。——编者注

第二十八章 号角的又一次召唤

1961年预示着未来10年的动荡。美国国内的动荡不安自1964年夏天开始出现，那时，距肯尼迪总统去世已有8个月了。人们后来认为如果他还活着，就不会发生这些事了，但这只是一种幻想。实际上，这场动荡主要应由他承担责任。增兵越南是他任职时进行的两个主要政治行动之一，第二个就是他制订了在20世纪60年代末之前将人类送至月球的计划。肯尼迪的政府花费巨额资金用于空间探索，例如投入了560多亿美元才把阿波罗11号送上月球，这还远远没有结束。所以后面的几届政府都无法创造性地采取措施，或采取有长远意义的策略处理震惊全国的种族骚乱，这些骚乱席卷沃兹及哈勒姆黑人区。这些骚乱加上抗议美国干涉越南事务的示威游行，大大地损害着美国的社会结构，损害程度是自19世纪南北战争以来最严重的一次。

越南问题和太空问题都让肯尼迪操心不少。起初，他甚至可能挣扎在放弃边缘，想退出中南半岛。他的助手肯尼思·奥唐奈曾说过，肯尼迪计划在其第二个任期内撤出越南，在飞往得克萨斯州的最后一次旅程之前，他已发布命令，撤回首批1 000名美国军事顾问。（据奥唐奈说，林登·约翰逊从达拉斯返回后，秘密撤销了这一命令。）其他迹象也表明肯尼迪想全身而退。戴维·哈伯斯塔姆在这一问题上并非一个友善的批评家，他认为肯尼迪已经下定决心，但“不想突然从中抽身，以防其政府内部出现不必要的分裂。这需要时间”。

空间探索又是另外一件事。肯尼迪对此没有开脱罪责的借口。无论是荣耀还是损失，这一决定的结果都必须归结于肯尼迪，每年的形势都在持续恶化，这有违他的初衷。1961年，太空竞赛不再与国家安全挂钩。矛盾的是，苏联拥有更大的火箭，但这恰巧证明他们在技术上处于劣势。美国找到了一种设计氢弹头的方法，其体积和重量仅占之前氢弹头的一小部分，所以无须使用高能量航空器就能完成火箭发射。苏联科学家需要大量火箭助推器，并且是重量达到80万磅[1] 的助推器。因为他们的氢弹头仍是制作粗糙的庞然大物。这意味着在太空探测的早期阶段他们有足够的燃料把更重的卫星送入轨道，但也仅此而已。在后期，美国技术的优越性得到了彰显。白宫的人再清楚不过了，而克里姆林宫的人也都心知肚明。

可是普通民众并不知情。他们只看到苏联正向美国耀武扬威，这或多或少威胁到了自由世界。向他们解释轨道上3/4的卫星是美国的毫无意义。即使向他们解释与苏联只发射了笨拙的人造地球卫星和月球卫星相比，美国已发射了整套的“先锋”“发现者”“探索者”“拓荒者”，还有“萨莫斯”、“蒂罗斯”（用于气象）、“调运”（用于导航）、“迈达斯”（红外线导弹探测器）和“回声”（用于通信）等各式各样的卫星，也是白费唇舌。在公众眼中，苏联更引人注目。苏联是第一个进入轨道、第一个“光顾”月球并对其进行拍照的国家，也是首先把卫星送上环绕金星轨道，并将金星的信息通过无线电装置发回地球的国家。现在，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他们将在载人宇宙航行上和美国科学家展开较量。他们已把狗送入了太空轨道，现在，他们首次把人送上了太空，这一飞行器已在咸海附近的发射台那里准备发射。一年前，也是在这个地方，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曾试图在其注定要倒霉的飞行之前拍照留念。

这与美国的安全或科研都无关，而仅关乎脸面。有人尖刻地称之为“天体政治学”。以肯尼迪的精英主义作风，美国毫无疑问将奋起应对挑战。但是冷战与此事的关系也不容小觑。像艾奇逊和杜勒斯，还有理查德·尼克松一样，肯尼迪相信全世界都注视着这两个超级大国间的竞争，每一场竞争都与他们的国家命运息息相关。美国人一想到苏联模式可能在亚洲和非洲的新兴国家更受推崇，便寝食难安。似乎这关乎人类自由的生死存亡。这从西奥多·索伦森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得很清楚。索伦森写道，对肯尼迪而言，新政府继承的“空间探索差距”是这个国家缺乏“首创性、机智及活力”的标志。

他（肯尼迪）深信美国还未完全抓住空间竞赛对全球政治及心理方面的影响。东西方正在竞争，力图说服举棋不定的新兴国家转向自己的阵营，以及告诉他们未来的路在何方。他害怕苏联的巨大成就会帮助其建立不可超越的世界领导地位，尤其会在科学上遥遥领先。

这样看来，美国拥有超级武器系统并没什么了不起，因为它们“看起来”并不占优势：“其他国家……认为苏联的空间技术领先意味着导弹技术的领先。无论这种假设是真是假，它都左右着冷战中这些国家的态度。”这只是异想天开，似乎在第三世界人民的眼中，判定该转向哪里的根据是外层空间的最新消息。从中得到的最重要的暗示是，苏联发射火箭的繁荣情形若未受到挑战，那么美国的威信无疑会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相比之下，受压迫的美国黑人在歇斯底里的暴动中捣毁美国城市中心区都没有这件事更令人受挫。

这并非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幻想的改良版。索伦森在这一事例中很清楚地表示，肯尼迪并非像在越南问题上那样举棋不定：“总统比其他顾问更为坚信，在空间竞赛上屈居第二，甘于人后，是同国家安全的要求大相径庭的，也与‘新边疆开拓’的精神不一致”。像古巴问题一样，太空问题也变成肯尼迪1960年关心的主要议题之一。在曼哈顿的竞选演说中他曾说：“这是全新的时代，要求全新的应对方案。本届（艾森豪威尔）政府的重要抉择是基于其国际政策、威望、力量和影响等因素的。应重视外层空间的重大意义……苏联如今已抢先进入外层空间了。”在爱达荷州的波卡特洛，他还说：“他们（其他国家）看到苏联领先进入空间。他们看到苏联首次绕月飞行、首次绕日飞行……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认为苏联日益强大而美国每况愈下。我认为是让我们来扭转这一看法的时候了。”在俄克拉何马城，在他当选的前5天，他曾疾呼：“我宁可只看落后的黑白电视，也一定要在火箭推动力上胜过他们。”

4月的第二个星期一，合众国际社开始行动，扩散莫斯科盛传的谣言：苏联的火箭研究者们已将载人航空器送入太空并安全返航。虽然这一消息传播得太早，但星期二晚上，美国中央情报局就传来报道称，按计划该飞行将在当晚进行。华盛顿还在睡梦中时，莫斯科广播电台已用其低缓的苏联爱国歌曲《我们的祖国多么辽阔》来迎接新的一天了。随后，便广播了一个重大的宣言：“世界上第一艘载人宇宙飞船东方号已于4月12日由苏联发射，飞船已进入了绕地轨道。”为了紧跟动态，苏联各地的孩子都跑出教室，店员们离开商店，工人们走出厂房，纷纷出来一探究竟。起初，大家鸦雀无声，异常震惊。在他们头顶上，有一位同胞正以每小时18 000英里的速度穿越星际的事情太让人难以置信。

这位同胞名叫尤里·阿列克谢耶维奇·加加林，是位27岁的空军少校，他被选为俄国的“航天第一人”。加加林于莫斯科时间早上9点7分（华盛顿时间凌晨1点7分）起飞。那时，他的历史地位似乎要比实际的更高。世界上大事件的重要性往往在于当时引起的大众反响是否强烈。1938年奥森·韦尔斯关于火星人的广播所引起的反响就是典型的例子。1946年的“想回家”暴动及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支持布里克修正案也引发了大众关注。如今，不仅是俄国人，全世界的人对英雄都急切盼望，正在这时，苏联出现了加加林。在宇宙中航行了108个小时，其中89个小时是在轨道上运行，随后，他从距地188英里处从天而降，这成为他之后巨大的宣传资本。站在列宁墓旁，他受到了20发礼炮的鸣放致敬。莫斯科的一个广场以他的名字命名，一条冰川亦以他的名字命名。苏联艺术家着手设计印有他肖像的纪念邮票。苏联报纸都用红字印着他的名字铺天盖地而来。对其顶礼膜拜的苏联记者称其为“加加”。有人无比亢奋地描述道：“他炯炯的目光仿佛依然闪耀着太空的星光。”赫鲁晓夫在红场上发表讲话，将其与哥伦布相提并论。苏联全国的广播电台播放了赫鲁晓夫与这位宇航员的谈话，他最令人难以置信的一段话是：“在外层空间时，浮现在我脑海的是党和祖国”，还有“在返回时，我一直唱着《祖国大地所得到，祖国大地心知晓》这首歌”。

美国人气得咬牙切齿。“肯尼迪可能因此在1964年竞选中失利。”一位空间工作负责人说。宇航局的科学家说：“等着吧，等着苏联送上去3个人、6个人，之后再送上一座实验室，等着他们联合起来，送回一批太空拍摄纽约的照片给我们看。”在卡纳维拉尔角，一位怨气冲天的宇航员告诉记者：“我们原本能发射载人飞船的。若两年前高层就下达命令，我们在一个月前就能发射了。”那天下午4点，面对国务院新礼堂里的大批记者，肯尼迪回答了人们的提问。有人问他：“总统阁下，今天有议员称他对美国在航天领域总是屈居苏联之后实在忍无可忍了。我想他传达了大多数人的声音……在这一领域，美国追上甚至超过苏联的前景如何呢？”肯尼迪并未正面作答，他说：“尽管有些人痛恨这种现状，但是我比你们更加痛恨。事实是这的确需要时间（来赶上苏联）。我希望，像美国在其他能勇争第一的领域奋力拼搏一样，美国同样能在为人类带来更长远利益的领域里领先。但美国的确处于劣势。”专栏作家休·赛迪评论道，这“看起来缺少了‘新边疆’的精神”。一则新闻杂志报道称美国上下的情绪是“沮丧、羞愧还夹杂着狂怒”，他们还预测：“只有一次蔚为壮观、高难度的发射，比如载人绕月飞行，才能在世人眼中超越苏联宇航员。”

实际上，肯尼迪在当晚得知，这一洗刷耻辱的突破只能是月球飞行，别无他法。因为在其他领域苏联已大占先机，太难超越。晚上7点，总统在内阁会议室召开会议寻求对策。他的顾问们依次表态，这些顾问是杰尔姆·威斯纳、宇航局局长詹姆斯·韦布和他的得力副手休·德赖登博士、预算局局长戴维·埃利奥特·贝尔和索伦森。这些科学家自然比肯尼迪更懂内情。空间科技并非肯尼迪的长项，相对其他领域，对这方面的知识他的确知之甚少。当时，他还没有听取卡纳维拉尔角发射计划的汇报，也缺乏必要的科学背景知识让他做出科学合理的选择，以处理好轻重缓急。在威斯纳、韦布和德赖登发言后，总统沮丧地低声道：“我们可能永远也赶不上了。”他说：“让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地方能赶上他们？我们能做什么？”他也确实知道美国已有3枚已经造了一半的火箭，每枚成品的火箭都能产生100多万磅的推力。总统问火箭的制造者们：“‘新星’和‘海盗’怎么样？土星号何时能造好？我们能取得跳跃性进展吗？”

德赖登告诉他只有一线希望，但可能需要采取一项和曼哈顿计划相似的突击计划。这样就有可能在10年内把美国人送上月球。但这可能是在赌博。而且至少要花费200亿美元，甚至达到400亿。总统沉默了一会儿，随后他说：“费用是最让我忧心的。”他满怀期待地望着贝尔，但并未从贝尔那里得到宽慰。贝尔说空间探索是一项需耗费巨资的事业。肯尼迪问：“难道你们不能发明一种就在地球上进行的竞赛，来让我们的情况好转吗？”但除了到月球上露脸外，其他事都没什么吸引力。他将手指在牙齿上敲了敲，最后让威斯纳和宇航局的官员们再研究一下。在起身准备离开时，他说：“越了解情况，越有利于我做出是否值得进行这样行动的决定。要是有人告诉我如何追赶就好了，让我们找到这样的人吧，无论是怎样的人……这才是最重要的。”

3个星期后，美国人民表示，他们的判断让总统更加坚定。经过28个月的延期与挫败，第一枚宇航局“水星计划”的运载火箭自卡纳维拉尔角的发射架腾空而起。一亿名观众屏住呼吸注视着，一枚高高的、细长的白色红石火箭缓缓升入苍穹，拖着一股股状如尾巴的白色烟雾。乘客是海军中校小艾伦·B·谢泼德。美国上下一片欢腾在收费公路和高速公路上，行驶中的驾驶员都把车停到路边，放大车内收音机的音量。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一位法官宣布休庭，让法庭上的人都在一台警察从一名盗窃犯那儿收缴来的电视机上收看发射实况。全美国都在聆听自由7号（谢泼德空间航天舱代号）与佛罗里达州控制站之间的交谈。他在外层空间飞行了15分钟。他的飞行轨道和加加林的复杂轨道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但此刻美国人不在乎这些。当他的飞行舱在降落伞下全方位撑开，降落在“尚普兰湖”号航空母舰旁边时，水兵们一片欢呼。“今天实在是太棒了！”是谢泼德返回地球后说的第一句话。“伙计，这真是一次妙不可言的旅程啊！”而他走向荣耀的道路才刚刚开始。纽约让他感受了史上最盛大的彩带欢迎仪式。伊利诺伊州迪尔菲尔德的一所新学校决定以他的名字命名。崇拜者们给谢泼德寄了大量贺卡，致使贺卡销量一路攀升。新罕布什尔州德里镇是他的故乡，那里的人口仅为6 987人，镇上的人们举行游行以表敬意，各地的人们从新英格兰各地蜂拥而来加入其中。陆军、海军、空军、海军陆战队和国民警卫队接受检阅，喷气式战斗机呼啸着飞过头顶。在一次意味深长的演讲中，参议员斯泰尔斯·布里奇斯描述了新英雄给新罕布什尔州带来的荣耀。州议员们争论着要将德里改成“美国太空城”。

虽然猪湾事件让白宫萎靡不振，但白宫对火箭发射一事也相当重视。5月25日，总统在国会发表关于“国家紧急需要”的特别咨文，这是他在4个月里的第二份国情咨文。他想为空间计划“在今后5年内再投入约70亿 ~90亿美元”。他说他深知这个数目巨大，但“这是非常时期，我们面临着非同寻常的挑战”。对他来说，这关系到爱国主义问题：“我在这里是为了促进自由。”他说：“我相信美国应全力以赴在10年内实现这个目标：把人送上月球，并能够安全返回地球。”

国会以绝对优势的票数通过了这一提案，同时扩建卡纳维拉尔角的设施，并在休斯敦修建一个飞行控制中心点。航空航天事业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7月，美国空军上校弗吉尔·I·格里索姆完成了一项与谢泼德类似的飞行。8月，苏联将陆军少校盖尔曼·S·蒂托夫送至太空，绕地球飞行17圈。11月，美国国家航天宇航局将一只雄性黑猩猩送入航天轨道，绕地球两圈后返回。在太空，黑猩猩通过对各种光信号做出反应，扳动不同的把手，得到水或香蕉味儿的药丸。宇航局之后宣布，美国首次载人绕地球飞行的驾驶员将是小约翰·h·格伦 , 他曾在海军陆战队担任中校，是从110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的7名宇航员中资历最老的。那时，“水星计划”已广为人知。很明显，若格伦能返回，那他将成为美国第一位航天巨星，第二位则是林德伯格。记者团赶往俄亥俄州新康科德的一个小村庄挖掘其童年掠影，带回大批吸引大众目光的信息。他小时候就对电影《巴克·罗杰斯》很着迷，曾崇拜过格伦·米勒，还在新康科德乐队里吹过大喇叭。作为严格的基督教长老会教徒，格伦一家认为抽烟是有罪的，而新康科德是长老会的一个有力支撑，周边镇上的孩子都称其为“圣徒安居之所”。格伦及其好友曾发誓永不用脏话亵渎神灵。有一次，他们唱“欢呼吧，欢呼吧，朋友们都在这儿（hail, hail, all gang’s all here）”的时候，一个糊涂的孩子疏忽了，肆无忌惮地不断絮叨：“我们瞎操什么心（What the hell do we care?）[2] ？”25年后，那个渎神者告诉迫不及待的记者们，当时这位未来的宇航员是如何快步飞奔到他面前：“约翰尼冲了过来，脸色苍白，正义凛然地警告我住嘴，似乎要让我的脑袋开花一样。”1962年格伦的信念依然如故。他对记者说自己坚信“更强大的神祗当然会看到我正受到他的保护”。

1962年2月20日，星期二，上午10点，经过10次恼人的延期后，格伦的火箭终于离开发射台升空了。他的起飞与谢泼德别无二致，只不过其意义被渲染和放大了。阿特拉斯d火箭尾部放出黄白相间的巨大火焰，在卡纳维拉尔角那满是灌木的沙地上投下奇形怪状的倒影。足足有4秒，火箭不可思议地静静卧在支架上，悬在那里，随后便直冲而上，越升越快，最后消失在蓝色苍穹里。格伦发出报告：“已升空。运行正常。驶入轨道。”“水星计划”控制中心传出宇航局联络官“矮子”中尉约翰·鲍尔斯那低沉的声音，为美国人民解说实况：火箭和飞行舱友谊7号以精准的角度脱离，确保将格伦送入绕地轨道。这一刻，格伦欢呼道：“机舱开始转弯了。啊，这景观太震撼了！我能看见助推器在后面几百码的地方不停转动！卡纳维拉尔角干得漂亮，我一切都好。”

格伦注意到舱内温度升到了108华氏度（约42.2摄氏度），但装备了空调的航空服让他仍然感到凉爽。之前得到指令，他得讲述所有感受，毕竟听众是为其买单的人，于是他开始报告：自己感觉不到自己的速度，像是“坐飞机一样，从大约3万英尺的高空俯瞰下面1万英尺的云层”。飞越大西洋上空时，他看到了墨西哥湾暖流——灰色大海中的一条蓝色河流。飞过美国西海岸上空时，他辨识出了加利福尼亚州的索尔顿湖和因皮里尔河谷，还能辨别出埃尔森特罗附近的灌溉渠，他曾在这里居住过。他在太空度过的第一个黄昏让他很震撼：“夕阳下沉，天空白得很通透，光芒四射。太阳落入地平线以下，空中一片橙黄；太阳到近地球表面时，这种橙色逐渐变蓝，加深，最后四周陷入一片漆黑之中。”星空更是令人叹为观止。“若你曾在晴朗无月的夜晚待在沙漠里，星星好像朝你蹦蹦跳跳而来，这正是我现在看到的。”靠近澳大利亚时，他用无线电话报道：“在我右边能看到一大片亮光，这明显是海岸线。”地面负责跟踪的宇航员戈登·库珀给他解释说，那是澳大利亚的珀斯城。全城82 000名居民开灯照明，共同欢迎他，同时也不忘测试一下他晚间的视力状况。格伦回答道：“请代我向开灯的民众致谢 ! ”

格伦自己也做了些试验，来测试自己失重的状态。他吞下一些营养片和从管状容器中挤出的苹果酱。他报告说这没问题：“我可以随心所欲，舌头将食物送至喉咙，像平常一样往下咽。整个过程全是主动的，就像一个移动机器那样。”他尽最大可能地晃动身体，看自己会不会头晕或有宇航病的症状，结果却安然无恙。“失重状态对我无任何副作用，事实上还挺舒服的。视力敏锐度依然良好，无散光反应，也没有恶心或任何不适。”作为一名业余摄影爱好者，格伦随身带着一架照相机。他隔窗拍了一些照片，随后并未将相机放到架子上，而是往空中一扔，相机竟悬空不动了。换胶卷时不小心让胶卷滑脱，他赶紧去抓，可结果如他向欢呼的千百万听众解释的那样：“他没有抓住它，只是碰了一下，结果它飘到仪表盘后面去了，之后就再也看不见了。”

有时他无法用语言表达他的感受。他说道：“一天里目睹了4次动人心魄的日落，我真不知道该如何表达。”那时，他忘记了对旅行的实况报道，听众们也忘了。他的飞行有时险象环生。在越过墨西哥上空时，用以保持飞船平衡的一个小型喷气发动机发生故障。他向控制中心报告说，飞船“以约每秒一度的速度缓缓滑离轨道，将偏离20度才能停住”。于是试验只能到此为止，他要全神贯注地飞行了。他得接过操纵杆自己驾驶，然而困难远不止这些。他第二次越过太平洋时，回转仪飘了出去。航空舱开始“转动”——绕着水平轴转动。格伦娴熟地掌控着操纵杆，一次次化险为夷。在第二轨道上飞行时，他碰到了真正的麻烦。在卡纳维拉尔角的控制盘上出现了一道不祥的光。这意味着友谊7号的玻璃纤维防热罩呈半开状态。若罩子在航天舱重返大气层时脱落，格伦将会立刻被烧成灰烬。后来证实，是警报灯出了故障而非防热罩的问题，但格伦及地面那些有经验的顾问当时均不知实情。他们做了调适，改变重返大气层的步骤，保留了原本要丢弃的飞船的减速火箭，希望这些金属圈能保护防热罩，不让它掉下来。然后，他们就只能祈祷了。

格伦知道他正处在千钧一发之际。他依次发动了制动火箭并做好了准备。他感觉自己承受的压力在不断增大，友谊7号不停地抖动着。他喘息着说：“感觉我要径直飞回夏威夷了。”重力不断加大，把他挤到靠椅里，这靠椅上还刻着体形曲线。他开始下降，防热层也开始崩解，由它裂成的碎片也越来越大。后来，他说：“你能看到碎片燃烧发出的大片火焰和光团。”但当时他无法向人解说，因为那时他与地面已失去了无线电联系。而这是可以预计到的。他进入了重返大气层的重要环节。通信中断持续了7分15秒。随后便听见他在大声疾呼：“那可真是个火球！”下午2点43分，被火焰包裹的飞船跌落至大西洋表面，随即便被嘶嘶作响的水汽包裹住了。3点1分，“诺亚”号驱逐舰救起了格伦。一位乘务员递给他一杯冰茶。格伦打趣道：“那里面真是热得够呛。”

等待他的是人们偶像般的崇拜。他留在甲板上的脚印被人用白漆描出，以备稍后送到史密森学会展出。摄影记者捕捉到他和妻儿团聚时眼中的泪花，而他擦了泪的手帕也被特意保留。记者们注意到在他回答媒体的问题时，当谈及自己和友谊7号，他总是说“我们”——就像35年前琳迪在巴黎的布尔歇机场降落时的情景那样。副总统约翰逊在那儿迎接他。约翰逊说：“在美国，你能算得上一株长得很高的优良棉花。升空时你紧张吗？”格伦回答说“应该是吧。”约翰逊说：“你算是离上帝最近的吧，比任何人都近。”

卡纳维拉尔角有一条横幅上写着：“欢迎重返地球”。在这里不是副总统迎接他了，而是总统亲自来迎接，总统刚从棕榈滩乘飞机赶来，一下飞机就来亲自迎接他。这里还有段小插曲，格伦试着给肯尼迪戴一顶安全帽，但未能如愿，这或许是因为肯尼迪曾看到过一张卡尔文·柯立芝总统的照片，柯立芝戴着印第安人头饰，所以肯尼迪发誓自己绝不再戴滑稽帽子留影了。随后，这位美国首位宇航员便去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一般只有国家元首才能够享有如此殊荣，”约翰逊告诉他，“但这次，美国人民却推选了你。”紧接着，纽约城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游行来表彰格伦以及其他6位最初挑选的宇航员，还有那一批享有盛名的航天科学家。随后格伦又飞往其他大洲和大洋访问，告诉美国的盟国以及未结盟国家的人民，在自由社会才能真正取得巨大成就。《时代周刊》评论道：“论及国家荣誉，格伦的飞行让美国在太空竞赛中狠狠地风光了一把，让美国和整个自由世界得到了极其巨大而且迫切需要的鼓舞。”

“这是一个新的大洋，”肯尼迪说道，“我深信美国将在上面乘风破浪。”在卡纳维拉尔角，美国的火箭专家们又重拾信心，兴致盎然地谈论着将于1964年发射能载双人的飞船的设想；这种飞船将借助使用固体燃料的巨型推动器将巨大的有效载荷送出地球。他们也谈论了“阿波罗计划”，该计划将会把3个人送上月球并返回，这一计划最早可在1968年实现。美国上下去太空旅行的强烈兴趣也都被点燃了。这被当作那一年西雅图举办的“21世纪博览会”的主题。“轨道”一词被收入麦迪逊大道的日常用语，既是名词又是动词。小男孩们发射水力推动的玩具卫星在树上“着陆”，就像以前的风筝那样。在阿特拉斯火箭的成功上起到举足轻重作用的沃纳·冯·布朗一跃成为家喻户晓的名人。（莫特·萨尔提及他的早年时说：“他瞄准的是星球，却往往打到伦敦。”）持不同政治态度的欧洲人对此也大为叹服。即便是巴勃罗·毕加索，虽不亲美，但在谈起格伦时也会说：“我因他而自豪，他就如我的兄弟一般。”随后，社会各界人士都开始发射卫星了，例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发射了通信卫星，甚至是加拿大人，也将一枚小不点儿卫星送入了轨道。

1962年8月，苏联的蒂托夫少校绕地球飞行了17圈。这被当作新的证据，证明美国需大力提高工业、技术能力，才能一劳永逸地超越苏联。然而此刻出现了一些持异见者，尤其是在大学里和在美国的知识分子圈子中。总统9月答复了他们。在休斯敦的莱斯大学发表演说时，他说：“有人问，为何非得登上月球？他们也可能问为何要攀登世界最高峰？为何35年前要飞越大西洋？为何莱斯大学队要和得克萨斯队一较高低？许多年以前，有人问英国探险家乔治·马洛里为何要攀登珠穆朗玛峰，他后来葬身于此。他回答说，‘因为山峰就在那里。’是的，太空就在那里……月球和其他星球就在那里，知识与和平的新希望也在那里。”

但黑人问题也在那里，且离我们更近。回顾一下，会发现肯尼迪对这一问题的低估令人震惊。毕竟，他是位北部自由主义者，也是马丁·路德·金的崇拜者。但作为一名自由主义者，即使是金，也即将感受到来自北部黑人青年的重重压力。当美国人民的目光都聚焦于星空时，这些黑人青年却想方设法地分散着美国人的注意力。他们的首次行动是在1961年春天，这次行动非常令人难忘。5月4日，即加加林太空飞行3个星期后，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7名黑人和6名白人成员乘公共汽车离开华盛顿，远赴美国南方腹地进行考察。他们的目的是挑战州际长途汽车站在候车室、餐厅和厕所实行的种族隔离措施，并且触犯当地习俗。他们自称“自由乘客”。

他们一路向南行进，穿过了美国南部各州：向南穿过了弗吉尼亚州、北卡罗来纳州和南卡罗来纳州，西南方向到达亚特兰大城，随后向西穿过亚拉巴马州，跨越密西西比州直至新奥尔良市。这注定是一次难忘的旅行。他们对这一地区习俗的蔑视是惊人的。4年后，小石城事件已逐渐被淡忘，因为阿肯色州毕竟是边缘地区。在真正的南部地区，种族界限仍泾渭分明。自最后一批北方外来人口离去后，90年来鲜有改变。对于这些，蓄奴州和自由州梅森－迪克逊线以北所谓的自由主义者，在南方几乎不存在。1941年，由当地的新政派编写、工程兴办署出版的亚拉巴马州指南描绘了旅客在该州三大城市之一的蒙哥马利市可能受到的接待：

与亚拉巴马州人民的真挚热情相比，其他城市的人皆相形见绌。黑人男孩常常笑逐颜开地招呼旅客：“老板，我帮你提包吧，花不了你几个钱的。”当地居民也乐于为游客指路，或者陪他们走好几个街区，以指引他们走对路。

上文对“自由乘客”受到欢迎的情形的描写并不完全。显而易见，他们简直像是在自寻烦恼。这种热情帮助的性质显得有些不明不白。作为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领导人，詹姆斯·法默将“自由乘客”发展成独立、自给自足的组织，并且一直积极活动。然而，在接下来沸腾的日子里，诸多南方领导人以及南方的报刊社论控告行政机构（“那些肯尼迪们”）就是自由乘客组织的支持者，或者至少怂恿过他们到达此地。事实上，自由乘客出发之前，政府对他们的旅程毫不知情。争取种族平等大会在发表新闻之前，曾事先向司法部门递交了相关副本，后来转交给民权司，但民权司司长伯克·马歇尔因患腮腺炎未上班。起初，有关消息刊登在报纸内页，并未引起重视。当白宫得知该消息已刊登于新闻头条时，这才怒不可遏，将怒火直指自由乘客。

在行政部门看来，事发时间颇为凑巧。原因有二：一是苏联人在首次围绕地球进行载人航天飞行竞赛中完胜而归；二是一星期之后，古巴旅又在猪湾海滩上惨遭重击。6月3日，即之后不足一月，肯尼迪将在维也纳会见赫鲁晓夫。这位新总统渴望胜利，即便无法实现，至少也要避免失败。总统最不希望发生恶劣的种族事件。然而，事与愿违。苏联人仍然利用小石城事件加大对第三世界的宣传力度，将美国描绘成种族主义者。这一行为可以作为美国被侮辱的证据。这也是白宫首次因自由乘客而处境尴尬。后来，约翰·肯尼迪，尤其是罗伯特·肯尼迪，更倾向于将民权斗争视为道德律令，这与他们任职第一个月的情况截然不同。自由民主党和部分自诩为进步主义分子的民众也参与了此次活动，因此理解肯尼迪兄弟的立场就显得极其重要。

自由乘客以彻底消除种族歧视为己任。他们认为种族歧视是错误的，决定予以纠正。时过境迁，在古老悠久的民主历史中，黑人种族境况依然如故，这对他们来说是不可忍受的。经过此次运动，约翰·肯尼迪向民众宣告：“今天出生在美国的黑人婴儿，无论他们出生在哪个街区，与出生在相同时间地点的白人婴儿相比，他们只有1/2的机会完成高中学业，1/3的机会接受大学教育，1/3的机会成为专业人士；然而，他们的就业率却只达到白人学生的1/2，年薪10 000美元的黑人只占白人的1/7；甚至寿命也要比白人短7年，但他们赚的钱只有白人的1/2。”总统已向民众保证全力支持修正种族歧视计划。黑人种族还怎么好提更多的要求呢？

首先，他们要求自由乘客不再将黑人种族只看作是一组统计数据。其次，他们期望能够终结渐进主义。他们意识到，1961年春天，政府面对自由乘客事件时显得极其窘迫尴尬。过去一整个世纪都没有好的时机出现，留给黑人们的是无尽的等待。他们期望富有同情心的白人能够理解，自由对黑人婴儿而言远比维也纳问题、越南、古巴以及外太空问题重要。

1961年，在南部白人面前提倡法律平等观点还是一件称得上勇敢且经过深思熟虑的政治举措。5月6日，自由乘客离开华盛顿两天后，罗伯特·肯尼迪在佐治亚州阿森斯市就任司法部长的首次演讲中提及此观点，当时他对自由乘客事件一无所知。时值佐治亚大学的“法律日”。罗伯特·肯尼迪向大家解释，维护法律是他不可推卸的责任，按说法律系的学生应该早就知道此事，但是在这片地区，与该问题相关的任何事情都不能想当然。他说：“我们所做的只是维护法院裁决的命令，仅此而已，任何人处在我的位置，都会这样行事。因为任何人在宣誓就职之时都必须做出上述保证。你也许不想做，你也许不喜欢，但你必须这样做。”这并不是在慷慨激昂地维护受压迫种族的权利，人们反而觉得罗伯特·肯尼迪有可能是为了履行自己的职责而违背自己的意愿。但在演讲临近结束时，罗伯特·肯尼迪并未含糊其词，他说：“我们的立场是鲜明的。我们在维护法律……不管这个问题，还是其他任何问题，我都明确告诉你们，如果有人胆敢违反法庭命令，司法部将会严惩不贷。我们绝不会袖手旁观，漠然处之。我们将会采取行动。”

在民权问题上，就像对待第三世界问题一样，19世纪60年代早期的自由主义者坚信民权运动必将大获全胜。正因如此，肯尼迪执政前期与后期截然不同，现在看来，那段时期尤其显得天真可笑。只要将剩余的小麦捐赠给新兴国家，向其派遣和平医疗队，调派切斯特·鲍尔斯担任美国大使进行游说引导，这个新兴国家便会成为全新的民主国家，为自由世界增光添彩，并成为美国与莫斯科进行永久斗争的潜在盟友。国内也是如此：强有力的领导以及美国人民固有的良知将会克服由于祖祖辈辈的无知而遗留给下一代的偏执与顽固。种族融合合乎情理，并且美国人民都很通情达理，只要向他们做出合理解释即可。如果艾森豪威尔能够采取如此立场，那么他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能完成种族融合的使命。

“美国人有其黑暗面”的观念略显狭隘，人们并不能接受。按照自由主义的观点，麦卡锡主义是无法被解释的，大多数人对种族问题中的文明的行为标准与良好的判断力嗤之以鼻。然而自1961年起，就没有人再提麦卡锡了。乐观主义对新边疆派而言开始显得不可或缺。哈金斯将军持有正确观点，他的死亡人数统计在某种意义上确实能够鼓舞人心，驻西贡的美国记者为什么不同他保持一致的论调呢？在国内战线方面，正义的自由主义者会将斗争进行到底，直到在美国出生的黑人婴儿能够享受和白人婴儿同等的接受教育的权利、同等的就业率、同样的年薪1万美元的工作机会以及同样长的寿命。然而，实现这些愿望仍需要时间，不可能一蹴而就。

但是那些自由乘客现在就想实现这一切。

自由乘客们在里士满、彼得斯堡、林奇堡等地停顿休憩，在挂着“白人专用”牌子的餐馆中随意就餐，忽视那些用丑陋图像标明的“黑人专用”卫生间，这些行为的后果也只是引来了旁观者们的鄙夷目光和几句脏话。随后，他们行程所及的城市都会报道他们旅行的相关消息。然而这些都算不上头条新闻，不足以引起司法部长或者州长的注意。这类消息最多占广告版面的两三行而已。但是，对于那些喜欢在新闻内页搜寻漫画的加油站服务员、公共汽车售票员、过路的治安官副手们以及汽车站和火车站里那些喜欢看热闹的人来说，这类消息颇有看头。

第一起事件发生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市：一名黑人自由乘客闲逛时进入这里的火车站理发店，并拒绝离开。于是，他因入侵罪被拘留，他的同伴们却对他不闻不问，继续前行。其实这件事并不严重，但相关消息却通过电话、另一个司机和警察广播电台传播开来。这也不重要。因为此事是不可避免的，他们也期待它的发生，这就是他们专门途经此地的原因。公交车站的紧张气氛仍然在蔓延。当他们看见南卡罗来纳州罗克希尔车站聚集了大量民众，便得知暴力行动依然在升温。3名自由乘客挨了打，罗克希尔警察不得不对此事进行干预。在距离南卡罗来纳州37英里的温斯伯勒，警察在自由乘客们行动之前毫无缘由地拘留了他们的两位成员。接下来，自由乘客平安路过了萨姆特县和卡姆登市、南卡来罗纳州、奥古斯塔市、亚特兰大市、佐治亚州等地。亚特兰大市这一站至关重要。在这里，他们将旅行队伍分成两组向伯明翰进发，一组搭乘长途汽车，另一组则搭乘灰狗长途汽车。亚特兰大一站没有出现任何麻烦，因为佐治亚州的军队无处不在。但是，继罗克希尔事件和温斯伯勒事件之后，他们便登上了南部各大报纸的头条。当天刚好是星期日，人们借空闲之际将报纸翻了个遍。他们猜测亚拉巴马州的人民已经对他们了如指掌。事实也确实如此。

今天，往返于亚特兰大与伯明翰之间的自由乘客们可以顺利地沿着20号州际公路路线横跨东亚拉巴马州，然而在1961年，那条公路还未修建完成，自由乘客们只能绕着蜿蜒曲折的78号美国公路前行，途经一片战后依然毫无变化的荒芜之地。这就是亚拉巴马州的“腹地”，这里矮松遍野，地势偏高，接近阿巴拉契亚山脉最南端的两个支线拉孔河以及考鲁特山脉，这里的海拔为1 800英尺。沿着山坡而下，便可到达坎伯兰高原，继而便是种植大豆的农民新开垦的田地，这里曾因遭受棉铃象鼻虫灾而荒芜。紧接着，便进入产煤区以及黑人聚集区。大量的贫苦白人以及农牧民在克利本县与卡尔洪县生存繁衍，而这里也是人们野营聚会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在美国78号公路距离安尼斯顿6英里的地方，一群三K党人手持铁棍、木棍以及铁链袭击了那辆灰狗长途汽车。忽然，一块石头从车窗外飞了进来，紧接着，一颗燃烧弹也随之而来。车厢内顿时火焰四起，乘客们纷纷仓皇失措地四处逃跑。等警察到达事发现场，鸣枪警示时，已经有12名自由乘客遭受了殴打。救护车将重伤人员接走。伯明翰地区的黑人听闻斗殴的消息，纷纷开车赶至当地，将剩余的自由乘客救离事发现场。

就这样，搭乘长途汽车的自由乘客们幸运地逃脱了三K党的伏击。然而，当到达安尼斯顿时，8个年轻强壮的暴徒登上了汽车，企图将他们拖拽到通道处拳打脚踢。幸亏安尼斯顿的警察及时赶到，将暴徒驱离。安尼斯顿警察开车载他们离开了。然而，汽车终点站伯明翰的情况更加糟糕。一大群人手提钢管将汽车长途终点站的第9街区和第6大道北部的道路包围得水泄不通。有人将这一消息报告给联邦调查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联邦调查局竟然未将这一消息转给伯克·马歇尔的民权司，也没有告知司法部办公室。相反，他们却将这一消息转告给了伯明翰警局，警察局长“公牛”T·尤金·康纳却将此消息压下来随后处理。尽管康纳局长的总部距离汽车终点站只有两个街区，但他却对此事不闻不问，也未派人手干预。那些暴徒将自由乘客们拖进车站，暴打他们长达半个小时。其中3人严重受伤，急需住院治疗。次日早晨，《伯明翰新闻》公开承认“昨日伯明翰街头确实弥漫着恐惧与仇恨”。一年前，《纽约时报》曾报道过同样的内容，当时《伯明翰新闻》还对此予以反驳。然而，亚拉巴马州的政府官员却并未表示出任何歉意。约翰·帕特森州长说道：“我无法保证这一群暴动煽动者的安全问题。”“公牛”康纳则表示：“我们伯明翰人都是安分守己之人，从来不会惹是生非，除非有人蓄意到本市闹事。”当被问及为何汽车终点站不见任何警察踪影时，康纳表示那天是母亲节，人手不足。这纯属无稽之谈。

星期日发生的殴打事件使自由乘客首次引起了司法部门的注意，伯克·马歇尔打电话到鲍勃·肯尼迪家中，亲自报告这件事情的原委。鲍勃原以为他打个电话就能搞定这件事情。他知道在总统竞选期间，帕特森是第一个支持约翰·肯尼迪担任总统的南方州长，即使后来他的代表团转而支持林登·约翰逊时，他对约翰·肯尼迪的支持态度依然如故。于是，星期一早晨，他打电话给帕特森州长，请求他对自由乘客们的长途汽车予以保护。自由乘客有跨州旅行的权力，当地的掌权者应该对他们的安全负有明确责任。帕特森州长对这一要求表示同意。紧接着他又回了个电话，说他改变心意了。他曾在三K党的支持下当选州长，而现在三K党人来向他索取回报了。

这是肯尼迪兄弟第一次就种族问题与南方州长通长途电话，显得很奇怪。以后几次都与第一次通话一样，同样令人非常恼火。鲍勃试图再次与帕特森通话，但是却被告知州长不在，无法取得联系。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他一次又一次地试着打电话给帕特森，但每次州长助理都表示他们无能为力。他们说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留言，至于这留言究竟能否转达给州长，他们也不能保证。他们确实无法做出保证，但他们认为州长已经“去了海湾”——无论如何都联系不上了。与此同时，伯明翰的情形每况愈下。原来那些遭受痛打、惊慌失措的自由乘客们已经乘飞机到了新奥尔良，但是来自纳什维尔的费斯克大学的志愿者、马丁·路德·金的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以及年轻的民权组织接替了他们的位置。新团体当中有一个来自特立尼达的移民，名叫斯托克利·卡迈克尔，他年方19岁，头脑冷静。在华盛顿，司法部长肯尼迪发表声明，要求自由乘客及其反对者们都应当有所收敛。他说：“为了避免无辜之人受伤致残，甚至丢失性命，我提倡那些关注美国未来首要权益的人们，在未来几周或几天之内能克制自己的言行，并明辨是非。”尽管这有些强人所难和不切实际，但他似乎试图在负有同等责任、势均力敌的冲突双方之间扮演公平裁决人的角色。自由乘客做出郑重承诺，不再攻击亚拉巴马人，但亚拉巴马人却毫不理会。随后，肯尼迪又发表声明：“现在大家急需时间来冷静。”一位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发言人则发表了犀利的言论，称现在急需的应该是结束冷静的周期，美国黑人已经冷静了100年了。星期五，当新的自由乘客开始为新的旅程做准备时，其他人已经整装上路，显然，迎接他们的将是新一轮的麻烦。肯尼迪总统应其兄弟罗伯特·肯尼迪的请求，给州长帕特森打了个电话。然而，他被告知，州长“出了城，无法取得联系”。后来，他终于打通了副州长的电话，几小时之后，副州长说他可以安排总统的私人代表和州长见面。

肯尼迪兄弟选择了司法部长的好友约翰·席根塔勒，一个英俊勇敢的田纳西青年，作为其私人代表。一小时之内，席根塔勒就搭乘飞机启程了。起初，他的使命看似完成得很顺利。在和帕特森州长进行了两个小时的会谈之后，他们打电话给鲍勃·肯尼迪。在帕特森侧耳倾听、点头同意的情况下，席根塔勒报告他已经能确保亚拉巴马州的安全问题不出状况，正如帕特森所说，该州“在没有任何外来援助的情况下，依然具有维持安定的手段、能力及信心”。州长明确表示，他会保证亚拉巴马州内所有居民以及到访游客的安全——无论是本市居民还是高速公路上的人员，他都会同等对待。紧接着，鲍勃又打电话给亚拉巴马州公路巡警队长弗洛伊德·曼，证实了州长帕特森做出的保证。有了这个保证，有黑人和白人成员的21人学生团体决定于次日早晨搭乘由伯明翰开往新奥尔良的长途汽车。但是麻烦却不期而至：他们找不到司机。为了找到能带他们前往新奥尔良的司机，司法部长不得不打电话与灰狗汽车公司驻伯明翰代表乔治·e·克鲁特据理力争。最终克鲁特不得不给他们派遣一位司机，这些自由乘客们才能前往蒙哥马利，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蒙哥马利的情况比伯明翰的更糟糕。

一路上都太平无事。巡警队长曼确实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 联邦65号和联邦31号公路一直畅通无阻。联邦调查局事先将此事通知给蒙哥马利的警察局，在自由乘客们的汽车距蒙哥马利14英里时，曼再次向蒙哥马利警长莱斯特·B·沙利文发出提醒。然而，相较于康纳，沙利文更不乐意为傲慢自负的黑人和背叛忘本的白人保驾护航。他对曼的提醒置若罔闻，当长途汽车到达联合公司长途汽车终点站的时候，没有任何警察在场，这21名学生被数量达1 000~3 000人的人群团团包围。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被司法部长详细记录在案，因为民权司司长伯克·马歇尔的副手约翰·多尔当时正在终点站对面的联邦检察官办公室里。多尔在那辆巴士刚要进入车站的时候，便打电话给肯尼迪。肯尼迪和司法部副部长拜伦·怀特听到多尔在电话里说道：

“那辆汽车进站了。所有人都站在那里，四处观望……现在乘客们下车了，他们站在平台的转角处。哦，有人抡起拳头，他们打起来了！一个满脸鲜血的家伙带领一群人正在殴打那些学生。这里没有一个警察。太恐怖了，太恐怖了。警察还是没有出现。人们高呼：‘打他们，打他们。’真是太恐怖了……哦，警察来了。”

然而到来的只是州警，并非蒙哥马利市的警察。（沙利文告诉记者：“我们不能眼看着一群惹是生非者闯进我们的城市，而我们还要为其保驾护航。”）由于州警人数很少，寡不敌众。曼拔枪救出了一个黑人学生，但剩余的乘客们仍得不到帮助。还有几个无辜的路人受到牵连，遭受袭击。一个男孩的腿被打断。一大群白人将易燃液体泼洒到另一个男孩身上，并将其点燃。一个蒙哥马利妇女则举起自己的孩子，以便其将拳头挥向一个黑人。其他妇女则朝着自由乘客中的两个白人女孩骂骂咧咧，并用钱包打她们。这两个女孩向骑摩托车路过的人寻求帮助，却被骂道：“你们这是罪有应得。希望她们打得更狠一点。”另外一个开着租来的汽车的人高声呼喊：“快过来，我来帮助你们，我是联邦调查员。”然而，他什么都还没来得及做，就被拖到了人行道上遭到一顿拳打脚踢。他就是总统的私人代表约翰·席根塔勒，被派遣到此地与亚拉巴马州州长会面。在救护车到来之前，他就失去了意识，在人行道上躺在血泊之中长达25分钟。沙利文警长后来解释，没有救护车来救塞根塔勒是因为“市内所有的白人专用救护车都进行了故障报修”。

鲍勃·肯尼迪气得脸色铁青，立刻安排拜伦·怀特和哥伦比亚特区的联邦法警长官吉姆·麦克沙恩一起搭乘下一班飞机前往蒙哥马利。小石城事件之后，司法部长威廉·P·罗杰斯就对联邦法警长官和他们的副手进行了防暴训练，旨在建立一支除军队以外，能够执行联邦法律的力量。在蒙哥马利市以外的马克斯韦尔空军基地，拜伦·怀特召集了400名接受过此种训练的人员——其中包括税务员、边境巡警以及联邦监狱的警卫，他们可以迅速应对突发事件。在此期间，多尔已经从美国联邦地方法院获得一份禁令，该禁令规定三K党和民族国家权利党无权干涉长途汽车的跨州旅行，三K党与民族国家权利党是经常参与暴动活动的两个组织。帕特森州长最后出面表示抗议，这些行为与宪法相违背。除此之外，他还表示派遣联邦官员来此也是多此一举。事实证明，在这一点上他大错特错了。

那个星期六下午，赫赫有名的民权活动家马丁·路德·金搭乘飞机抵达蒙哥马利。他在牧师拉尔夫·阿伯内西家里宣布，将于当天晚上在第一浸信会教堂发表演讲。此次会议为三K党人及其同盟提供了做梦都想不到的行凶机会。由此看来，金此时已陷入险境。当拜伦·怀特接到州长帕特森的电话时，他正在监督联邦法警做准备工作，电话中的消息不得不引起他们的警惕：帕特森州长正在召集亚拉巴马州的执法人员开会，并指示他们逮捕那些违反本州法律的联邦人员。怀特独自前往会场。此次会议向新闻媒体公开，他们将怀特与州长之间的激烈对话记录在案。帕特森州长要求司法部副部长与他分享政府内部有关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消息。怀特表示：“这可不行。”然后，帕特森又询问有关自由乘客们的信息。怀特再次拒绝：“也不行。”

帕特森：你知道部分自由乘客在哪里，对吧 ?

怀特：是的，在医院里。

帕特森：你知道其他自由乘客在哪里吗 ?

怀特：不，我不知道。

帕特森：如果你知道这些人在哪里的话，通知我们好吗？

怀特：我不可能了解他们的行踪。

此时，其他自由乘客与马丁·路德·金正在第一浸信会教堂。夜幕降临之时，约1 500名伯明翰黑人前来参加集会。一群穷凶极恶的家伙在会议初始阶段便聚集在大街对面的公园里。怀特获悉当地警察再次缺席，于是就尽其所能派遣法警带着一切他们能弄到的工具——邮递卡车、私人汽车以及押运犯人的卡车前往现场。他们身着西装，佩戴臂章，装配着手枪、警棍以及催泪瓦斯枪。当暴徒们发动暴动，投掷石头与碎瓶渣时，大约100名法警就已在教堂外围形成了散兵线。此时，州长宣布了禁令。法警的散兵线在主力援军抵达之前稳住了局面。弗洛伊德·曼与国民警卫队少将亨利·格雷厄姆分别带领自己的骑警和队伍抵达教堂。即便如此，法警们为了抵挡暴徒的袭击，还是不得不使用催泪瓦斯弹。于是弥散的气体瞬间充满了闷热拥挤的教堂。教堂里的黑人们开始惊慌失措。如果教堂变成火海（这也是暴徒的初衷），毫无疑问，伤亡将更加惨重。而实际上，这些黑人在国民警卫队和联邦治安人员的庇护下，最终得以安全逃生。

帕特森州长给司法部长肯尼迪打电话，对亚拉巴马州被入侵这一事件表示抗议。

“约翰，约翰，”鲍勃镇定地说道，“你说什么，你们被入侵了，什么意思？谁在入侵你们，约翰？你应该清楚呀。”

帕特森谴责肯尼迪将那些自由乘客遣送到他所管辖的州内，并将此次暴动原因归咎于肯尼迪。

鲍勃说：“约翰，现在你可以在电视上这样说。你可以将这些告诉亚拉巴马州的人民，但是不要在我这里玩这一套。约翰，不要在我这里玩这一套。”

然而，帕特森却一字不差地重复了一遍。然后，他说国民警卫队保护了教堂以及内部的集会人员，却无法保证马丁·路德·金的安全。

“我不相信，”肯尼迪说道，“让格雷厄姆将军打电话给我，我要美国军队的将军亲口告诉我，他保护不了马丁·路德·金。”

这时，州长开始咆哮了。他尖叫着，他现在陈述的是他自己的观点，而非将军的。他哭诉称，由于派遣了联邦法警，导致了“非常严峻的政治局面”，继而他又喊道：“你这是对我们的政治摧毁 ! ”

肯尼迪依旧平心静气地说：“约翰，比起我们的政治生涯，教堂里的那些人能够安然无恙更重要。”

这样，针对自由乘客的暴力威胁才得以终结。北部的人们认为帕特森遭受了惨痛的失败，然而，南部却持有不同的看法。自阿伯马托克斯战役以来，失败更加能够引起他们的关注与同情。他们现在与帕特森紧紧团结在一起，给他送钱，鼓励他，并承诺会加入反对取消种族隔离的斗争。这是个不祥之兆，因为他们全部对此进行了宣誓。而信守誓言是关系到名誉的问题。6月，美国南部各州的政客依次公开宣誓，其中包括一年后接替帕特森上任的乔治·科利·华莱士。

然而，就事态发展而言，可以说自由乘客取得了一定成功。他们无人受伤，却击溃了种族隔离政策。跨州旅行方面的种族隔离政策，在1950年的高级法院就被宣布予以取消，现在也终于成为现实。鲍勃·肯尼迪要求州贸易委员会发布相关条例，取消包括飞机场以及火车站在内的所有交通站内的种族隔离政策。4个月之后，也就是9月22日，这些相关条例都得以发布。有少数城市以不符合当地法律为借口，拒绝执行相关条例。司法部门对这些城市提起了诉讼。1961年年底，黑人才开始自由来往于东海岸与西海岸之间，“白人专用”“黑人专用”等标志才在候车室中消失不见。

当然，取消种族隔离政策依然遗留下了不计其数的堡垒，最难对付的一座堡垒在密西西比州。1931年，h·l·门肯与查尔斯·安戈弗在《美国信使》杂志上分两期将美国各州按照从优到劣、“从文明到野蛮”的等级进行了评比。评比标准包括财富、文化程度、教育背景、《美国名人录》中的上榜人数、交响乐团、犯罪记录、选举人登记、婴儿死亡率、交通设施以及医疗条件等方面。密西西比州再次位居最末，这个州深处美国南方的腹地，贫穷落后，这种情况直到1962年依然如此。事实上，10年之后（1972年10月），当约翰·贝雷特在《生活方式》杂志中再次提及门肯和查尔斯·安戈弗的评比时，密西西比州紧随亚拉巴马州之后，依然排在末位。密西西比州人均受教育年限不足9年。根据商务部《美国统计摘要》中对贫困的定义，1/3的密西西比人属于贫困人口，1/4的家庭未安装管道设施，29％的家庭没有条件安装电话；只有24％的人口有每天阅读报纸的条件，3％的人口有条件阅读新闻杂志。1964年，密西西比大学的詹姆斯·W·西尔弗教授将该州称为“闭塞的社会”。因为截至1960年，该州居然还有为数不少的人（包括白人和黑人）对民权运动闻所未闻。自由乘客之所以没在密西西比州受到袭击，其原因就是州警限制了他们的行动自由，从而避免了暴徒的围攻。他们的长途汽车刚一驶近亚拉巴马州边界，就被护送进了杰克逊城，若他们不按照车站的种族区分标记行事，便会面临牢狱之灾。当联邦法院最终推翻原有的定罪，这对那些已经入狱的人们也意义不再，因为这时他们已经刑满出狱。

司法部当中，几乎只有伯克·马歇尔一人明白密西西比州的白人优势是可以动摇的。该州的先知们将目前的阶段称之为“二次重建时期”。他们认为，如果他们能够同他们的先祖一样，一心一意抵制种族隔离制度，联邦政府的挑战就会以失败告终，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然而，1961年，司法部大多数人（除了多尔）都与伯克·马歇尔的看法南辕北辙。同年年底，司法部长向他的总统哥哥递交了一份有关民权进步的报告。这份报告听起来振奋人心，鲍勃在第一浸信会教堂事件发生一星期后，便在《美国之音》广播中当众声明种族隔离主义已经走到穷途末路。他大胆预言将会有黑人在20世纪末当选美国总统。

与一个密西西比州黑人经过一番交谈之后，詹姆斯·梅雷迪思顿觉形势没那么乐观。梅雷迪思是一名退伍军人，曾在空军部队服役长达9年，他出生于该州中部科西阿斯科岛的一家农户，有10个兄弟姐妹。由于受到肯尼迪总统就职演说的鼓舞，梅雷迪思当晚就写信向密西西比大学提交入学申请。在寄回填好的表格时，他附了这样一段话：“我是美国密西西比州的一名黑人，鉴于美国的教育体制改革在新时代中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我相信我的入学申请并没有令你们感到意外。当然我也希望你们对我入学申请的处理方式能够带给我的大学以及密西西比州无上的荣耀。”

作为坐落于南部牛津市的有名大学，“老密西”以一长串莫名其妙的学术理由拒绝了梅雷迪思的入学申请，但他并不气馁，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主席梅德加·埃弗斯表示大力支持梅雷迪思的入学申请。1961年6月，该协会律师在联邦地方法院为梅雷迪思提起诉讼，控告密西西比大学因种族原因拒绝他的入学申请。这场官司在美国法学史上独一无二。联邦地方法院的一个法官两次判决梅雷迪思的诉讼无效。1962年6月，第五巡回上诉法院扭转了判决结果，紧接着，该法院的本·卡梅隆法官再次否决了这个判决。上诉法院宣布卡梅隆的判决无效，可他紧接着又发布了另一道判决。如此反复，到第4回合时，卡梅隆明确表示他将坚持下去。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向最高法院大法官雨果·布莱克提出申诉，请他伸张正义。9月，布莱克，这位土生土长的亚拉巴马州人接受了法院诉讼，并命令密西西比大学立刻准许梅雷迪思入学注册。密西西比州州长罗斯·巴尼特叫道：“绝不可能！”两日之后，他便在全州电视台声明：“我们绝不会向罪恶之人及非法暴力之徒屈服。”

1962年秋，罗斯·巴尼特已经64岁。除去他的年纪不说，作为代理人，他和即将与其进行间接斗争的梅雷迪思的相似程度极高，但他本人却对此浑然不觉。和梅雷迪思一样，他也有10个兄弟姐妹，成长于密西西比州中部贫穷落后的荒原之上，这里是威廉·福克纳笔下他所熟知的约克纳帕塔法县的一片荒芜之地。然而，在接下来的危机当中，福克纳的侄子默里·福克纳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巴尼特与梅雷迪思一样，思想陈旧、固执己见；作为一个正统的基督教徒，他将《旧约》的文字奉为真理，信奉《圣经》所言的种族“融合”禁令。在另一个时代，另一个地点，这两个人也许会成为朋友。巴尼特会喜欢这一切，因为他生性平易近人，乐善好施，包括对黑人。但如果对方是黑人的话，那么他必须要有自知之明。三年前，巴尼特凭借为了让梅雷迪思这样的人循规蹈矩这一誓言，在密西西比州白人公民委员会的支持下，成功当选该州州长。在上一届总统选举中，他本来有意投票给肯尼迪和约翰逊，后来却转投给哈里·伯德。简而言之，他就是这样一群人的代表：迷人、无知、友好、多疑，盲目忠诚于早已失败的同盟；对现实与未来充满了恐惧。巴尼特就是最有潜力成为此类殉道者的人，而他之所以没有成为殉道者，是因为他胆小怕事。面对巨大压力，他会另谋出路，与别人做一些交易。他的悲剧就在无法找到这样的出路与交易，这也成了密西西比州的悲剧。

如果说巴尼特与梅雷迪思颇为相似，那么完全误读了巴尼特的罗伯特·肯尼迪则与他刚好相反。密西西比州的公路巡警尽职尽责地将自由乘客护送到安全地带。根据这一事实，鲍勃认为密西西比州的当权者们非常遵守法律与秩序。他曾误认为公路巡警队的指挥官T·B·柏德桑上校人如其名，但事实并非如此，他和弗洛伊德·曼并不相同。纵观全局，似乎需要一个计划，而鲍勃对计划设计相当拿手。9月15日，星期六，他打电话给巴尼特，详细解读了整个计划的制订过程。当然，他明白巴尼特作为一位南方州长，不得不做出象征性的抵抗。因此，几名持有法院判决书的法警将会护送梅雷迪思到学校。这样，州长便可撒手不管，密西西比大学看到此种状况，也不得不录取梅雷迪思。肯尼迪询问巴尼特是否理解这一举动，以及还有什么疑惑。州长巴尼特却回答：“这可能还需要一年才能想明白。”从双方对话中就可以看出，两者已经心生嫌隙。

事实上，这些事情只需5天就可以搞明白。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四，法警们陪同梅雷迪思到牛津市的密西西比大学注册。他们在学校与巴尼特相遇，而巴尼特以“特殊注册员”身份出面，试图以此来庇护学校当局。2 000多名白人学生高声欢呼：“我们要巴尼特，我们要巴尼特！”“光荣，光荣，种族隔离。”而州长宣读了一项命令：“现在以及今后永远”禁止梅雷迪思进校。紧接着，他将命令递给梅雷迪思并说道：“拿着，并严格遵守。”一位司法部成员站出来反驳：“难道你没有意识到你已经犯了藐视法庭罪吗？”巴尼特回答：“应该是由你来告知我这些呢，还是由法官来告知？”

巴尼特认为，他的法律地位赋予了他干涉权，这是毋庸置疑的，他有权作为密西西比州权利的代表人，管理华盛顿政府和密西西比人民之间的事务。他曾要求相关立法机关对他进行授权，并得到了批准。当美国历史学家获知此消息时，都很匪夷所思。早在内战之前，干涉权就已经失去人们的信任。事实上，1832年约翰·卡尔霍恩试图借用这种“干涉权”时，就曾遭到密西西比州会议的拒绝。原因是“对协会而言，这是异教邪说、致命错误……有违宪法的条例与精神所在，会直接危害每个国家的福利、安全以及独立”。如今，130年之后，该州州长试图复活同样毫无生气的教条。新奥尔良的第五巡回法院并未受骗，他们拒绝承认巴尼特“特殊注册员”的身份，并命令密西西比大学官员们下星期一出面，让他们说出藐视法庭而不被传唤的理由。巴尼特向媒体表示抗议法庭动作如此迅速。密西西比州参议员詹姆斯·伊斯特兰打电话给鲍勃·肯尼迪说：“州长巴尼特表示你可以做出些许让步，我也这样认为。”鲍勃回答说：“你该不会真相信吧，参议员。你已经在参议院待了那么久，应该不会相信吧。”

密西西比大学官员们在法庭上允诺准许梅雷迪思次日下午4点入学注册。次日，巴尼特仍拒绝让步。他说他对密西西比大学官员们的“屈服”表示“震惊”。他表示，任何干预密西西比州人履行他们自己职责的司法部人员都会被逮捕监禁。肯尼迪打电话告诉巴尼特，密西西比人，包括该州州长，都是美国公民，都应该遵守美国法律。巴尼特回答：“我认为密西西比州法院不逊于其他任何法院，而且在能力上更胜一筹……我们的法庭已经采取行动，我们的立法机关也已经行动起来。我将遵循密西西比州的法律！”然后，他的司法部长乔·帕特森发布了一则声明，称，自由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为了满足一个人所谓的‘宪法权利’，竟然置5 000多名学生的权利于不顾”。

次日，梅雷迪思试图再次到杰克逊市该大学的理事办公室进行登记注册。约翰·多尔和吉姆·麦克沙恩同他一道前往。在那里，他们又与巴尼特、伯德桑上校和一群旁观者不期而遇。巴尼特州长说密西西比大学官员无法履行昨日在新奥尔良所做的承诺，因为他们已经被一个调查密西西比大学事件的立法委员会传唤去了。多尔本来打算将法庭文件呈递给州长，可州长却将手收进了裤兜。多尔说：“难道你就这样不让我们进门吗？”州长保持着一如既往的威严，说道：“是的，先生。我是如此礼貌地拒绝你们的请求。”多尔回答道：“那我们就礼貌地离开吧。”然而，周围的群众却不太友好，梅雷迪思和他的护送者们离开学校时，他们叫骂着：“滚回家吧，黑鬼 ! ”“共产党 ! ”

鲍勃·肯尼迪试图把巴尼特的名字排除在审判程序之外，因为他记得福伯斯曾经利用小石城事件大捞政治资本，但眼前的情况似乎有点过头了。梅雷迪思入学过程中遭受的一系列失败至少给密西西比人民留下这样一种印象：白人至上主义者占了上风。肯尼迪决定向第五巡回法院起诉州长巴尼特犯了藐视法庭罪。他打电话告诉巴尼特，他将向法院提起诉讼，梅雷迪思将于次日早晨出现在牛津市的大学，并且准备上课。巴尼特对此大发雷霆。那臭小子为什么这么不识趣？由于州长还有其他责任，他不能为了一个密西西比人——还是个黑人，整天“奔走于密西西比州各地”。肯尼迪估摸着梅雷迪思次日应该能够顺利注册。他对巴尼特说：“你为什么不试着接受梅雷迪思，6个月之后再观察情况呢？”

“他最好不要进‘老密西’。”巴尼特说。

鲍勃平静地回答：“但他就是看中‘老密西’了。”

惊慌的教员们都注意到来自美国南部各州的围观者越来越多地汇集在校园内，这些随身携带武器、怒气冲冲的人们见人就问：“黑鬼将从哪个门进来？”他们的领军人物是现居住于达拉斯的埃德温·a·沃克将军。9月26日，星期三，也就是发生杰克逊对峙的前一天，这位将军就向那些志同道合者们呼吁：“是时候该行动了。我们该说的说了，该听的也听了，已经被反基督教最高法院欺负得够可以了。我们应该强力支持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的巴尼特州长，与其并肩作战。现在轮到我们翻身做主了。联邦各州有一万人汇集在这里。共和国发出了呐喊。我们支持巴尼特，反对卡斯特罗。带着你们的旗帜，背着你们的帐篷，拿着你们的煎锅都聚集到这里……上次出现这种情况时我站在了错误的队伍里……现在我脱下了军装，站在了正义的一边，我将在那里等待你们。”

那一天，巴尼特却临时躲了起来。当梅雷迪思及其护送者到达牛津市的校园后，副州长保罗·约翰逊在州警和县警的支持之下，将他们阻挡了回去。联邦人员试图靠近约翰逊，希望他在无力抵抗的情况下甘愿认输，这时人群开始推推搡搡。约翰逊并没有认输。看来只能通过武力解决了。法警被事先告知要避免动用武力，而且他们人数寥寥，于是梅雷迪思又被挡了回来。

此时，美国所有的民权运动领袖和大多数华盛顿官员认为司法部的态度过于容忍，以至于联邦政府的尊严受到了挑战。罗伯特·肯尼迪对此一清二楚，但他感觉罗斯·巴尼特现已心生畏惧。他心想这位州长应该会珍惜这个能够挽回面子的机会，因为他似乎意识到继续同联邦法院对抗就会身陷险境。次日早晨，也就是星期四，鲍勃打电话建议寻找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不出其所料，州长巴尼特立即点头同意。如果他和政治家乔治·华莱士一样足智多谋，危机早就得以化解了，但他没有那样的能力。他没有正确地把握时机（也就是鲍勃等了这么久才和他接触的时机）。现在，种族隔离主义的顽固派渴望大获全胜的情绪高涨，数不胜数的密西西比人都在高呼“要不惜生命”这句盛极一时的口号。但糟糕的是，州长对如何达成协议一无所知。他只知道他必须做出一些牺牲才能换取和平，但他却不清楚自己到底要做多少让步，也不知道到底自己能抵抗到何种程度才既能保全自己的面子，又避免动用武力。

最终，双方的首次沟通以滑稽的失败告终。他们谈到了当时州长巴尼特和副州长约翰逊站在学校门口，未配备武器的州警守候在他们的左右两侧，对面则是麦克沙恩及其带领的30名法警。然后，当麦克沙恩拔出没有子弹的手枪时，密西西比人民就会退避让路，梅雷迪思便可从大门进入学校注册。巴尼特说，一支手枪完全不够，30名法警也应该同时拔枪。他说这样做是为了防止流血事件发生。鲍勃则建议其他30名法警只需用手按住枪套即可。可州长巴尼特认为这还不够真实，因此他们决定让所有法警都拔出枪来。

如果是在这星期的前几天，这种做法是可以奏效的；但现在看来，这样做就是以身试险。事实上，这些法警是否配备武器并不重要，布莱克将军在牛津市的部下所带的枪支就足以应付这些人。除此之外，在巴尼特一方，只有他本人清楚这一协议。当他站在校园门口等候梅雷迪思之时，他才意识到可能只有他自己会让开路。那些黑人空军老兵在一个由13辆汽车组成的车队的护送下，正在朝着他的方向前进。所有汽车都通过无线电广播设备与华盛顿保持着联系。密西西比时间下午3点35分（华盛顿时间5点35分），巴尼特打电话告诉肯尼迪，他已经无力控制拥挤的人群，他们人数众多且情绪激烈。于是，他们不得不结束这出本已经预演好的摊牌场景。汽车护卫队也随之撤回。这是梅雷迪思第4次注册失败，当晚，白人学生在大学里举行了狂热的游行活动。

然而，这样的失败不能再次上演了。鲍勃·肯尼迪正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以及他的下属司令官厄尔·G·惠勒和克赖顿·W·艾布拉姆斯少将进行协商。司法部门的一个部长助理正在起草文件，该文件经总统签署之后，联邦政府将有权直接指挥密西西比州的国民警卫队，并命令驻扎于本宁堡的美国步兵部队做好行动准备，让牛津市各个街区的市民回家，不要随意走动。另外一名部长助理则飞往事故地点，指挥人数激增的法警队伍。据新奥尔良传来的消息，第五巡回法院已经裁定巴尼特犯有藐视法庭罪，并且做出如下规定：如果梅雷迪思在下星期二仍然没有入学注册——今天已经是星期五，那么州长每天将被罚款1万美元，如果副州长约翰逊负责此事的话，则每天被罚款5 000美元。

目前政府手中握有的唯一底牌就是总统的威望。星期六晚上，白宫与杰克逊州政府进行通话时，连这一张牌也打出去了。总统肯尼迪已经提前订好时间，准备在晚上8点向美国人民宣告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当巴尼特向总统建议星期一由他来转移牛津市暴民的注意力，让梅雷迪思秘密进入杰克逊市时，总统便取消了当天晚上的电视声明。然而，巴尼特的态度并不能让人完全放心；挂上电话之后，总统转过身来，迷惑地问旁边的人：“你们知道这个家伙在说什么吗？他说，‘我想感谢你在家禽计划上伸出了援助之手。’”

当天晚上10点，事实证明巴尼特确实不可信任。他打电话到司法部说，他已经改变心意了，先前双方达成的协议无效，他不会履行自己的承诺。于是总统再次把电视声明时间预约到第二天晚上7点30分，也就是9月30日，星期日。次日清晨，州长巴尼特便打电话给肯尼迪总统。这又是一场令人沮丧、毫无收获的谈话，鲍勃曾在谈话期间大发雷霆，说他的哥哥将通过电视台向美国观众解释巴尼特在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达成协议之后，又是如何毁约的。

州长听闻后大吃一惊，高声叫嚷道：“这绝对不行。”“

可你对总统食言了。”

“你该不是说总统今晚要公布这件事情吧？”

“是的。”

巴尼特气喘吁吁地建议，“今天下午”就直接用飞机将梅雷迪思送入学校。

事情似乎要告一段落了。梅雷迪思似乎当天就能入学，流血事件也可以避免。当州警维持秩序时，梅雷迪思便可悄悄溜进学校注册。之后，巴尼特则义愤填膺地表示自己对此事毫不知情，因此不得不屈服于无法抗拒的力量。但是，他在法庭上仍然会抵抗到底。司法部副部长尼克·卡岑巴赫飞到学校，布置具体细节。密西西比时间下午5点，伯德桑上校陪同司法部副部长，带领400百名法警来到密西西比大学，穿过荒废的西校门，进入冷冷清清的“老密西”校园。梅雷迪思被悄悄地带到学校一侧的巴克斯特楼，而卡岑巴赫和法警队伍则在另一侧红砖砌筑的古老美丽的学院大楼（大学的行政办公楼）中建立了指挥部。总统将电视声明时间推迟到晚上10点，因为他始终相信届时这场危机便可消除。然而这个星期日却与梅雷迪思事件发生的每一天一样霉运当头。总统与华盛顿的通信几乎也中断了，直到星期一早晨都未能与之取得联系。军队抵达事发现场时，陆军通信兵依然无法和白宫取得联系。在上述事件的危急时期，美国以及全世界人民的目光都聚焦到了“老密西”大学上，美国总统以及他的司法部长弟弟却收到了情况危急的报告，这个报告是卡岑巴赫通过向校园里的一台付费电话机不断投币才得以报告给他们的。

到密西西比州日暮时分，梅雷迪思在学校这一消息显然在牛津市已经尽人皆知。近千人迅速聚集在学院大楼外，他们还不清楚梅雷迪思的下落。在随之而来的噩梦里，梅雷迪思在24名法警的保护下，躲避在一英里以外的地方。同样为了低调行事，法警们脱下了白色头盔与橙色背心。如果那些暴民得知梅雷迪思在巴克斯特楼的话，谁也无法预料他们之间可能会发生什么事。就像当年理查德·尼克松在加拉加斯曾经身处于可能被撕成碎片的险境当中一样。这些法警（大多数人也是南部白人）也遭到了暴民们的辱骂：“杀了这些喜欢黑鬼的浑蛋们 ! ”“滚回古巴去吧，喜欢黑鬼的家伙们 ! ”然后他们又在一起叫喊着：“二——四——一——三，我们痛恨肯尼迪！”夜深了，暴民人数急剧上升，叫骂声也越来越难听。他们不仅朝着法警们连续投掷石块，紧接着还朝他们扔点燃的香烟。一名得克萨斯州新闻记者及其妻子也遭到了手持钢管的暴民们的殴打。尽管现场有许多法警，却无能为力。有些法警甚至双手抱臂，无动于衷。

密西西比时间下午7点，联邦调查局收到一个无线电信号，下令撤回所有州警，将梅雷迪思和法警们留给那些暴民处置。事后，却无论如何也查不出来无线电信号究竟发自哪里。卡岑巴赫打电话向肯尼迪报告了此事。通话时，鲍勃都能分辨出暴乱现场此起彼伏的叫喊声。紧接着，在7点58分时，他听到了瓦斯弹的巨大响声。卡岑巴赫说道：“鲍勃，我非常遗憾地向你报告，我们必须要使用催泪瓦斯了，我们别无选择。”

在华盛顿，总统在不清楚最新事态的情况下发表了电视声明。就总统所知，当时巴尼特确实信守诺言，与州警一起尽力维持秩序。他向美国人民解释，梅雷迪思确实已经入校了，并阐述了贯彻执行法院裁决的必要性，畅谈了密西西比人在国家战争中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精神，同时呼吁密西西比在校的学生：“你们大学的荣誉和你们所在的州是互相牵制的。我相信你们大多数人都会维护这种荣誉。”

在牛津市，学生们边看电视，边嘲笑总统。沃克将军有意地在学生队伍中来回穿梭。人们开着消防车和推土机试图冲破法警的防线，进入学院大楼，法警们投掷瓦斯弹才将他们击退。袭击者们开始猛掷由可口可乐瓶改制成的燃烧弹。校园的长凳被拆下来制作成锯齿状的混凝土弹。建筑工地上的钢筋与砖块在空中飞来飞去，校园里到处都能听见隐形狙击手们进攻学院大楼时手枪发出的砰砰响声。一名驻外国记者和一名牛津市的围观者在混乱中不幸丧生。大约超过1/3的法警（166人）受伤，其中28名法警被狙击手的子弹击伤。法警们都手持武器，即使遭到攻击，他们似乎还是能够反击。他们屡次请求进行反击，卡岑巴赫将他们的请求传递到华盛顿。肯尼迪兄弟却予以驳回。他们规定，除非梅雷迪思身陷险境，否则联邦政府不得动用真枪实弹。这些法警们已经筋疲力尽，身上血迹斑斑，只能凭借粗短的黑色瓦斯枪来保护自己。埃德温·格思曼当时正在学院大楼中与鲍勃·肯尼迪通话。鲍勃问：“那边现在情况怎么样啊？”格思曼回答：“相当艰难。同当年阿拉莫的情况差不多。”鲍勃说：“好吧，你还记得那些人的下场吧。”

晚上10点，卡岑巴赫很不情愿地向华盛顿报告，现在急需军队支援。45分钟之内，第一小队到达现场。默里·C·福克纳上尉带领第108装甲部队e连的60名国民警卫队员尽数到场。破晓之前，他们当中已有16人受伤，其中包括福克纳上尉，他被碎砖块打断了两根骨头。让肯尼迪兄弟愤怒的是，事先得到警示消息在事故现场待命的正规军队，用了5个小时左右才到达现场。冲突期间有3次，法警们几乎耗尽了催泪弹。当士兵们到达时，他们也不得不努力开辟一条冲进校园的血路。他们当中有40人被投射物或者鸟枪打伤。大多数暴民很快便消失在夜幕之中。第503宪兵营和来自孟菲斯市的主力军队一同抵达现场，逮捕了约200余名暴民，其中包括沃克少将。他们当中只有24人是学生，其余则来自美国南部各州——佐治亚、亚拉巴马、路易斯安那、田纳西、得克萨斯以及密西西比等州。拂晓时分，学校到处都布满了混凝土块、催泪瓦斯弹壳、被毁的车辆、大石头、粉碎的窗户玻璃以及不计其数的可乐瓶碎片。州长巴尼特将此次暴乱行动归咎于“毫无经验、神经过敏、爱开枪”的法警。

星期一早晨临近8点，吉姆·麦克沙恩以及另外两名法警陪同梅雷迪思一同来到已经残破不堪的学院大楼。就在那里，面无表情的登记员罗伯特·拜伦·埃利斯承认梅雷迪思可以正式入学。当时在行政楼里没有任何抵抗，只有服从以及刻意伪装的礼貌。梅雷迪思在表单上列出自己的学习目标——获得政治学学位。加上已经获得的函授课程学分，他只要三个学期便可完成学业。就在离开学院大楼之际，一个学生朝他嚷嚷：“这值得送掉两条人命吗，黑鬼？”

埃德温·a·沃克少将被指控犯有恐吓官员、拒捕、煽动叛乱以及对抗政府等罪名，法庭对其进行了登记以及指纹提取。3个月后，沃克少将在达拉斯的帕克兰纪念医院精神科进行了检查之后，他的控告被撤销。在这之后，又过了3个月，在4月的一个夜晚，一个狙击手悄悄站在其窗前的草坪上，试图用一支廉价邮购来的步枪杀害沃克。1963年12月，弹道学专家找到了这支廉价邮购步枪的主人，即开枪人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后来，这个人成了“平等对待古巴委员会”的积极支持者，也是谋杀约翰·肯尼迪的刺客。除非将肯尼迪总统理解为激进“左”派和激进右派都憎恨人物，否则激进“左”派和激进右派之间的冲突始终是个谜团。这样才能够解释左右两派对肯尼迪心存怨恨的原因。猪湾事件之后，他们对肯尼迪的怨恨之情与日俱增。其中一方谴责肯尼迪支持对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的侵略，另一方则指责他没有将卡斯特罗一举歼灭。在他执政的第二年年底，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显然都将肯尼迪视作继富兰克林·罗斯福之后最令人鄙视的总统。

1962年6月，新“左”派开始组织人员为长期斗争做准备。45名举止得体、穿戴整齐的年轻人聚集在美国密歇根州南部休伦港的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的一座夏令营里，并创建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此时这个组织就是其未来发展的一个雏形。该集会的主要活动是讨论长达62页的言辞温和的宣言。该宣言的起草者名叫汤姆·海登，是密歇根大学的一个22岁脸上起痘儿的瘦弱学生。海登在该宣言中将种族主义和“以原子弹的存在为象征的冷战现实”列为两大威胁。他建议：“我们个人应该肩负起正面交锋与解决问题的责任。”宣言当中并未提及诊断中出现的新问题或者相关的解决方法：“我们将利用基于仁爱、沉思、理性以及创造力中的权力和独特性来替换根植于占有、特权或惯例中的权力。”海登做出特别声明，要放弃那种后来实际上成为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主要标志的将暴力作为改变的催化剂这一方法，原因在于这样做“就会改变初衷，即不管个人还是社会团体，都会变为毫无人性的，令人憎恨的对象”。

右派的势力早已繁盛。约翰·伯奇协会，也可以称之为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影子，其建立时间已达4年，发展势态良好。沃克少将就是因为成为该协会的成员而被军队免职，肯尼迪兄弟谴责该协会反而使之名声大震，司法部长认为这个协会“荒唐至极”，总统则将其称之为共产主义的愚笨对手。罗伯特·韦尔奇自称为该协会的“创始人”，现在正在贝尔蒙特波士顿郊区的一栋两层砖混结构的楼房里继续策划该协会的活动。他看起来非常享受这个宣传，毫无疑问，他也明白这个过程对征募新成员大有裨益。该协会的基层组织便是公开以共产主义为摹本的分部（韦尔奇被共产主义深深地吸引，并对其进行了盲目的模仿）。该协会每一个分部有大约10~20人。20世纪60年代，该协会的分支遍及34个国家以及哥伦比亚特区，成员总人数达到约10万名。“伯奇协会”的成员迅速增加，其主要原因在于其创始人所谓的“前锋”们，例如“帕特里克·亨利协会”“美国革命之子组织”“男女民兵队”。许多地区都将伯奇主义分子当作一个玩笑，但在什里波夫特、坦帕市、休斯敦市以及达拉斯等地这可并不是玩笑。正如《纽约时报》的报道：“这些地方的分支聚集了数不胜数的商人、管理执行员、内科医生、律师以及其他‘可靠的’人们。”

20世纪60年代末期，新“左”派将成为民主制度的更大威胁，但在肯尼迪时期新“左”派还未显山露水。右派的雄厚财力使得新“左”派黯然失色。肯尼迪执政期间，极端保守主义组织的花费由每年500万美元增至1 400万美元以上，而国家给像“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协会”这样的自由组织的预算只有150万美元。当时“左”派唯一能做的就是偶尔发泄一下不满情绪。据报道，赖特·米尔斯在临终之时感叹道：“我为自己身为美国人而羞耻，我为约翰·肯尼迪成为自己的总统感到羞耻。”富布赖特揭露了极端保守派组织和正规军队中的职业军官之间的“政治安排”。当他举行听证会意欲揭露此事时，人们的控诉铺天盖地地压了下来，说他“企图封锁军人的言论”。那些年进行引人注目活动的极端派当属达拉斯的全国声讨大会。

该协会的第一次活动是在1961年，第二次是在1963年。第一次，有1 800名与会代表为一个抗议该协会主席趋向温和的演讲者高声喝彩：“这位主席主张弹劾沃伦，我觉得协会应该将他绞死。”两年之后，该组织设立了“美国日”，以此来替换联合国纪念日——州长小约翰·B·康纳利州长发布官方公告表示支持。

比利·詹姆斯·哈吉斯牧师的“基督教十字军”与弗雷德·施瓦茨博士的“基督教反共十字军”等组织都聚拢在极端派的庇护之下。极端主义右派被视为一群无能的疯子的避难所。事实上，乔治·林肯·罗克韦尔领导的“美国纳粹党”对美国的自由没有构成任何威胁；然而，在其他方面，极端派却备受尊敬，影响广泛。《生活》杂志的创办人C·d·杰克逊成为这一事实的一名无可奈何的见证者。由于他所创办杂志的某一期上对施瓦茨态度不恭，因而遭到了许多有影响力的广告公司的抨击与谴责。杰克逊因此不得不乘飞机到施瓦茨在好莱坞露天音乐厅举行的大会上认错：“我觉得我们的杂志搞错了，对此我深表歉意。今晚来到这里，我非常荣幸。今后，《生活》杂志将会与多德参议员、贾德众议员、施瓦茨博士以及在场所有坚定的战士们共同对抗共产主义。”

左右两翼的极端派都具有本杰明·德莫特所说的“赶尽杀绝精神”。美国女作家苏珊·桑塔格在《党派评论》中写道：“白种人是历史的恶性肿瘤。”《伯克利芒刺报》直截了当地宣称：“这些教授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教……我们在监狱当中学到的东西都比在大学里多。”一名非百老汇戏剧界演员这样唱道：“中产阶级像猪一样……中产阶级像猪一样。”1961年，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说：“我们曾经因为希特勒杀光了犹太人而称其为恶魔，然而，肯尼迪与麦克米伦显然比希特勒还要邪恶……他们都是这个世界上最恶毒的人，我们有责任竭尽所能与他们对抗到底。”另一个极端的方面是，伯奇协会的创始人认为美国“是一所巨大的精神病院，而病最重的疯子掌握着管理权。”基督教十字军的一位倡导者诺贝尔院长认为克里姆林宫权力中心的特工已经完成了“共产党–披头协定”——“共产党已经设计出一种详细的、精确的科学技术，能够通过神经干扰、使心智衰退以及迟滞，从而使得美国新一代青年变成无用的废物并沉沦……最具杀伤力的披头士音乐……加速着……精神崩溃。”

约翰·肯尼迪对势不两立的左右极端派系都很了解。1961年11月他在西雅图时就曾提议，正是这些无法解决的难题激发了人们寻求简单答案的渴望。他说：“这些失意受挫的公民可以分成两派，奇怪的是这两派……非常相似。每一派都坚信我们只有两种选择：姑息或者战争，自杀或者投降，受辱或者毁灭，赤化或者死亡。”一有机会，他就风趣地调侃一下他们。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招待会上，《达拉斯新闻》报的记者e·m·“特德”·迪利对肯尼迪说道：“我们需要一位骑马之人来领导我们的国家，然而，得克萨斯州以及西南部的许多人认为你骑着的是卡罗琳[3] 的三轮车。”达拉斯晚报《时代先驱报》的主编写信向肯尼迪声明迪利之言并不能代表整个得克萨斯州人民的心声。总统回信说：“我确信达拉斯的人民每到下午一定会兴高采烈。”

极端的幽默会变成黑色幽默，而温和的幽默则无伤大雅。佐治亚州的一所剧院入口的大天幕上画着一幅画，展示总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勇事迹——109号侦察鱼雷艇，画上写着：“看看日本人是如何差点搞垮肯尼迪的。”于是，这样一个流言便四处传开了：“如果杰克、鲍勃与泰德都处于即将沉没的船上，那么谁会得救？”答案是：“国家。”一份广为流传的油印传单上印有为肯尼迪在华盛顿建立一座纪念碑的计划：“将它建立在乔治·华盛顿纪念碑旁边并不明智，因为华盛顿一生没有说过假话；将它建立在罗斯福纪念碑旁也不妥，因为他一生都没有讲过真话，而约翰·肯尼迪一生都没有分辨出真话与假话。”传单后面还有：

5 000年前，摩西曾对以色列的孩子们说：“握着你们的铁锹，骑着你们的驴和骆驼，我将带领你们走向幸福的乐土。”又过了将近5 000年，罗斯福说道：“放下你们的铁锹，一屁股坐下来，点燃骆驼牌香烟，这里就是幸福的乐土。”现在，肯尼迪在盗取你们的铁锹，踢你们的屁股，提高骆驼牌香烟的价格，占领这片幸福的乐土。

此类话语一开始传播，社会上的论调便朝着两级发展，然而极端分子的调侃已日渐让人不忍卒读。正如罗斯福执政期间，此类调侃一般都会关注非正常的性行为，不但涉及肯尼迪家族的男男女女，还有他们的子孙儿女，甚至包括他们的宠物。那些曾经模仿罗斯福上流阶层口音的人的儿子们现在转而模仿肯尼迪的口音，他们开始讲起这样的故事来：几根热线从教皇的厕所穿过罗马的下水道一直接到白宫；他使用了千奇百怪的方式挥霍自己父亲钱财；还有一个女人自诩为他的正牌夫人——乔·肯尼迪应该是花钱摆平了这件事，甚至包括他生病一事。阿瑟·施莱辛格指出肯尼迪处处都招人怨恨：“他的外貌、他的宗教、他的财富、他的智慧、他的大学、他的家乡、他的妻子、他的兄弟、他的顾问以及他对黑人的支持、他坚决推行冷战以及拒绝投掷原子弹的决心。”只要和总统相关的任何事，极端分子都简单粗暴地表示痛恨。

此类报道不计其数。有时候，第一家庭以及与之相关的形形色色的人员似乎吸引了整个传媒行业的注意力。肯尼迪的传说被制作成电影，搬上了大荧幕，登上了百老汇大舞台，甚至被谱曲演奏成颂辞乐曲。每家书店都设有肯尼迪图书专柜，1962年，此类书籍超过上百种；有些书籍收藏家为了买到附有作者签名的《当仁不让》，甘愿多掏些钱。仅仅由于总统喜欢戴维·塞西尔勋爵关于墨尔本的传记，就足以让这本传记由受冷遇变得畅销；有报道说总统喜爱伊恩·弗莱明的《来自俄罗斯的爱》一书，弗莱明就一跃成了百万富翁。自从卡罗琳·肯尼迪的照片登上《新闻周刊》的封面之后，就有3家电影杂志采用了这样一个规则：每一期的封面都要刊登一张卡罗琳母亲的照片。

自从人们知道总统通过快速阅读课程使阅读速度达到每分钟1 200个词之后，教授该课程的机构数量立即增加了10倍。美容学校专门指导广大女性如何模仿第一夫人的蓬松发式。因为她的丈夫很少戴帽子，于是康涅狄格州西南部城市丹伯里这个制帽业中心遭遇了严重的经济衰退。据采访白宫的记者透露，总统最喜爱的鸡尾酒名叫“台克利”，于是，瓶装酒的店铺货架上便摆满了瓶装台克利鸡尾酒所需的各种配料。肯尼迪的妻子杰基认为在家中举行小型宴会更加明智。于是，艾森豪威尔时代的珀尔·梅斯塔和格温·卡弗里兹举行的大型宴会都因之黯然失色。有消息传出说，政府要员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以及泰勒将军等人始终会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到“胡桃山大学”（晚间或者周末则是在罗伯特·肯尼迪位于弗吉尼亚的邸宅举行的讨论会）提升个人修养。这一消息传到亚历山大市和阿灵顿，紧接着又传到乔治敦市和克利夫兰公园，现在类似于约翰逊兄弟那样的公司也开始为其公司高级管理层开设提升自我修养的课程。

肯尼迪家族成员都非常喜爱户外运动。自西奥多·罗斯福以来，白宫之中再未出现过如此热衷于提倡锻炼的总统。运动项目包括触身式橄榄球、在海恩尼斯湾出海以及杰基喜欢的划水运动。肯尼迪家的人似乎对所有运动都有极大的兴趣：网球、游泳、骑马、羽毛球、高尔夫、垒球、肌力均衡体操、去阿斯彭滑雪以及早餐之前徒步走。白宫新闻秘书皮埃尔·塞林格天生就虎背熊腰，体育锻炼则让他的身材更加浑圆结实了，这件事让他成了一个反面教材，几乎与美国人的形象背道而驰。总统与他进行俯卧撑挑战比赛，试图以此来挽救他。为了皮埃尔，肯尼迪曾经要求所有的工作人员每人减重5磅。总统则按时出现在白宫的小型体育馆中进行锻炼，外出旅行时则待在酒店房间或是“空军1号”的地板上，进行特殊的背部锻炼。

有时候人们对运动健身的关注像着了魔一样。海恩尼斯湾式的触身式橄榄球是一项相当艰苦的运动；在蔷薇荆棘中接球实属危险之举；杰基自从摔断了一条腿之后，才停止了这项运动。雷德·费伊是肯尼迪当年在侦察鱼雷艇上认识的一个秃顶的朋友，他后来被任命为海军部副部长。他在巡视各海军基地时，喜欢同海军战士们进行俯卧撑比赛。那些入住胡桃山的游客在早餐之前都期望能够打至少一盘网球；总统在看到那些戴绿色贝雷帽的游击战士们能够在布拉格堡攻克一系列令人难以置信的障碍课程后，他告诉自己的3个中年助理，希望他们也能照办。

那些天所经历的体育锻炼，后来变成大家熟知的“大远足运动”。这项运动是海军陆战队指挥官戴维·m·舒普发起的，他是肯尼迪的爱将之一。他从一堆档案里找出了西奥多·罗斯福在1908年发布的一项指令，他要求海军陆战队的连长能够在20个小时之内行军50英里，最后的700码还要快步行进。他将此事写成备忘录呈递给总统，总统经调查研究之后回信说：“罗斯福总统并不只是仅仅对海军陆战队的官员提出此类要求，有可能这些要求也适用于自己的家人，他的工作人员以及内阁成员，甚至那些不幸的驻他国外交官。”随后，肯尼迪向海军陆战队发出了挑战邀请。他问舒普今天的海军陆战队能否和1908年的海军陆战队相提并论。实际上，他们能够赶得上，而且也确实赶上了，但这仅仅是个开始。罗伯特·肯尼迪徒步完成了从切萨皮克到俄亥俄运河这一线的全部行程；司法部的部长助理以及秘书们都纷纷仿效。该消息登上报纸之后，一时间人们对这项活动发了狂。长途旅行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一件事。那些不愿意走出从扶手椅到鸡尾酒柜台这段距离的人们，也开始了他们的旅途。受惊的内科医生们提醒大家对运动过度的热情投入是危险的。总统在医生的请求之下，告诫大家千万别过了头。塞林杰刚刚莽撞地同意率领白宫记者团进行50英里的步行，听到这番告诫后，他感激地撤销了这项行动。

当胡桃山草坪上的喧闹宴会接近尾声时，衣着整齐的塞林杰却被扔进了胡桃山的游泳池内。泰德·肯尼迪乘兴而来，也跟随塞林格跳进了游泳池。该消息见报之后，那些对肯尼迪怀恨在心的人的眉头锁得更紧了。出于某些原因，这件事在他们看来，格外具有颓废意味。本来开设私人游泳池就违反了新教伦理。除了泳衣以外，穿着任何衣服下水都是离经叛道的。然而，相比之下还有令他们更为震惊的事情。1961年6月17日，这一天是司法部长结婚12年纪念日。他和妻子艾塞尔在家中举行了一个庆祝宴会。他们围着游泳池摆了一圈桌子，艾塞尔坐着的那张桌子摇摇晃晃地支撑在临时搭建的游泳池过道上；在等待上餐期间，阿瑟·施莱辛格和其女伴决定去跳舞。这是个错误的决定。他们踏上过道那张临时搭建的板子时，其一端翘了起来。女主人艾塞尔的椅子滑下了水，水花四溅，艾塞尔也喝了一肚子泳池中的水。施莱辛格大惊失色，随后也跳下水去。后来他们换上干衣服，晚宴照常进行。然而，那些对肯尼迪心怀怨恨之人则在此事上大做文章。按他们的说法，围绕着游泳池所发生的事情就如《旧约》中的罪恶之城巴比伦一样。今后一年之中，艾塞尔每次都要向新来的客人解释事情的真相，她似乎还有一种不被相信的不安感。

像罗斯福一样，肯尼迪逐渐感觉到那些心怀憎恨之人开始肆无忌惮地散布有关他和他家人的恶意谣言，但这反倒变成了他的政治资产。这些流言冒犯了正派的美国人，对他反而是有利的。他猜测巴里·戈德华特将成为他1964年大选中的竞选对手，他要确保整个国家能够明确他的“中央集权主义”和戈德华特的“极端主义”之间的差异。在他生前还未来得及发表的一篇演讲稿中，他谴责了那些将“空话与现实”混为一谈以及那些主张“辱骂即胜利”的人。他去世时，兜里还装着这份演讲稿。在此之前，他曾这样评价过那些人：

他们以怀疑的眼光看待他们的邻居以及他们的领导人。他们需要“一个骑在马背上的人”，因为他们不相信人民。他们发现在我们的教堂里，在我们的最高法院中，在我们对饮用水的处理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背叛行为。他们不愿正视来自外部的危险，却执着地相信真正的危险来自内部。

无论赖特·米尔斯和h·斯图尔特·休斯如何辩解，共产主义对美国而言的确是一个威胁；而无论罗伯特·韦尔奇和基督教十字军如何做，威胁始终来自苏联，而并非像对饮用水添加氟一样。冷战时期的紧张局势足以再次产生强烈的恐惧气氛。这种恐惧感会将整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都置于核毁灭的边缘。说来奇怪，这种情况竟然发生在1962年10月那个灿烂美好的秋天。

通常情况下，纽约参议员肯尼思·基廷并不是个多疑之人。但当他得知从佛罗里达州古巴难民口中传来的消息后，整个夏天他都坐立不安。大家都知道古巴的武装部长，也就是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弟弟劳尔曾于7月2日到过莫斯科。当月下旬，古巴港口的活动明显活跃起来；自黑海驶来的大批苏联货船开始抵达马列尔——一个位于比那尔德里奥省北岸的深水港。船上所载货物不明，但令人怀疑。这些船吃水不深，但舱口非常宽。同样令人奇怪的是，每条船上都载有大批的苏联技术人员。

8月底，古巴的苏联人多达5 000余人。据在佛罗里达州奥帕洛卡的中央情报局审讯中心接受讯问的难民所言，他们曾经目睹卡车护送一些由防水帆布包裹的管状物体。一个从古巴来到奥帕洛卡的中央情报局特工就曾亲眼看见该物体的尾部，并画有一张简图。同一个星期之内，卡斯特罗的私人飞机驾驶员在哈瓦那的一间酒吧里吹嘘道：古巴现在拥有装着原子弹头的远程导弹。10月3日，消息传到奥帕洛卡就变成了比那尔德里奥出现了“很可能与导弹相关的活动”。我们并不清楚参议员基廷对这些消息究竟了解多少。但是当月，他多次在演讲活动中向大家提及苏联正在集结军队这一事实。10月10日，根据他那号称“绝对可靠”的告密者们提供的消息，这个岛上正有6个中程导弹发射基地在建造。

政府部门仍然对此表示怀疑。苏联从未在任何国家放置过导弹，即便是在因《华沙条约》而受苏联控制的邻邦东欧卫星国，也未曾安放过。在这个铁幕的两边，卡斯特罗都被认为是一个反复无常的领导人以及不可靠的盟友。赫鲁晓夫会把用以毁灭世界的武器交给这样一个人，当真不可思议。尽管卡斯特罗已经发表了宣言，但当时克里姆林宫并未将古巴视为苏联集团的成员。古巴与苏联相隔甚远，美国可以迅速地切断他们之间的交通以及通信联络线。最后，苏联人终于明白了任何此类的活动都会引起华盛顿方面的激烈反应。

10月14日，星期日，下午3点。麦乔治·邦迪正在接受来自美国广播公司的爱德华·P·摩根与约翰·斯卡利的电视采访。作为负责国家安全的总统特别助理，他被要求对基廷的控告做出评论。他回答说：“据我所知，没有任何确凿证据证明古巴人与古巴政府会与苏联政府联合起来配备具有大规模杀伤性的武器。”中央情报局的人也都众口一词。他们认为基廷受骗了。众所周知，古巴告密者的不可信已是臭名昭著。毫无疑问，那些长条管状物就是萨姆地对空导弹，曾经在苏联境内将弗朗西斯·格雷·鲍尔斯驾驶的U–2飞机击落到200英里远的地方。苏联人曾经也提供过这种导弹给埃及和印度尼西亚，现在，这种导弹正在运给卡斯特罗的途中。这些都是防御性导弹，大家不用担心。

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a·麦科恩与大家对此事的意见不同。结束蜜月旅行回到首都之后，他发现由于在古巴西部发现了防空导弹阵地，古巴西部已经有一个月没有进行航空侦察了。因为谁也不愿冒着另一架U–2飞机被击落的危险到那里进行侦察。麦克恩说，这个赌必须要打。于是10月4日，他要求对整个岛屿进行空中侦察摄影，尤其对岛屿西端加强戒备。由于目标区域上空有云，也为了指导新的U–2飞机驾驶员，侦察被迫拖延了几日。10月14日清晨，晴空万里，两名空军少校驾驶飞机起飞，前往古巴西部。他们已得知可能会有来自地面的炮火袭击。然而，萨姆导弹队要么无人坚守，要么就是射手睡着了。这两名空军少校因此得以安全返回。在返回途中，他们拍摄的影像就已被送往华盛顿的影像处理实验室。技术专家已开始在五角大楼的分析中心研究放大的影像。

星期一下午，他们亲眼所见的情况足以证实基廷是正确的。截至目前，只能在U–2飞机在苏联上空拍摄的空中侦察影像中看到圣克里斯托瓦尔的附近已经修建起梯形的场地。场地的4个角落都建有导弹发射场，保卫着发射台。影像中看不到弹道导弹，但是分析专家确定有导弹运输车、安装工以及射手。这项证据虽然不足以下结论，但是需要立即引起美国政府最高领导阶层的重视。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那天离开五角大楼的时间比平常要早一些，因为他要去胡桃山大学参加研讨会，因此国防情报局长只能拨打热线电话到国防部副部长罗斯韦尔·吉尔帕特里克在华盛顿的公寓。当时是1962年10月15日，星期一，下午7点刚过。

吉尔帕特里克正在换衣服，打算前往泰勒将军所在的麦克奈尔堡赴宴。时间已经晚了，索性再晚点儿吧。他说他想再研究一下影像。两个分析师将录影带来给他。他看完影像，发布了相应命令后，便前往将军的晚宴。晚宴中间，重要的客人都依次被叫去接电话，他们被告知一些警戒级别极高的机密消息，甚至连自己的妻子也不能透露。所有呈递给总统的报告都要经过麦乔治·邦迪，而邦迪当时正在为新任驻法大使查尔斯·e·波伦举行宴会以示庆贺。8点30分，邦迪接到了中央情报局局长的电话。他决定第二天再向总统报告此事。即便现在报告了，除了让总统肯尼迪一宿不眠之外，什么都做不了。后来，他在呈递给总统的备忘录中写道 :“因此，鉴于你白天即将面临的各种问题，我觉得一个宁静的夜晚和一个好觉才是最好的准备。”

国务院8楼的宴会厅里的第三个宴会是由迪安·腊斯克主持的，当时他正与来自联邦德国的尊贵宾客，时任外交部长的格哈德·施罗德进行交谈，他被叫到食品室接电话。打电话给他的是助理国务卿罗杰·希尔斯曼。腊斯克听了片刻，便问：“你个人认为真的是这么回事吗？”希尔斯曼回答：“现在只是初步分析，不过据我记录的通话内容，应该没有多大疑问。”国务卿的行为稍有失常，便会流言四起。尽管腊斯克现在烦恼至极，也只能遵循外交礼节回到宴会上招待宾客。第二天清晨，他们将开始面临长达13天的危机。

1962年10月16日星期二

分析人员连夜对圣克里斯托瓦尔的影像进行重新检查与分析，麦克纳马拉于早晨7点30分看了这些照片，邦迪8点时才看到。邦迪径直走向总统的卧室，向正在阅读早报的肯尼迪报告：“总统先生，现在有确凿证据证明古巴安装了进攻性导弹，证据的具体内容稍后会呈递给你。”总统吩咐邦迪召集政府主要成员于早晨11点45分在内阁会议室开会。然后，他打电话给他的弟弟。

出席11点45分的会议人员除了肯尼迪，还有吉尔帕特里克、邦迪、麦克纳马拉、腊斯克、奥唐奈、林登·约翰逊、科麦恩、马克斯韦尔·泰勒、中央情报局的马歇尔·卡特将军、索伦森、在国务院中与吉尔帕特里克地位相同的乔治·鲍尔、财政部长狄龙、负责拉丁美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爱德华·马丁、驻法大使波伦、卢埃林·汤普森、阿德莱·史蒂文森、U·亚历克西斯·约翰逊以及保罗·尼采，还包括三个现已不在政府供职的人：迪安·艾奇逊、约翰·J·麦克洛伊和罗伯特·a·洛维特。这些人将作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或者简称为执委会成员）被记录到历史篇章中。

技术人员呈递的报告表明，圣克里斯托瓦尔发射场地还有10天左右即可竣工。届时，它将会使美国的预警时间由原来的15分钟缩短为2~3分钟。罗伯特·肯尼迪记得当时最主要的感觉就是：“真是令人震惊。”人们日渐认识到，美国做出的任何反应都有可能加剧局势的恶化，但是仍然没有听任赫鲁晓夫我行我素下去更加糟糕。总统下令增派更多的U–2飞机。其他执委会成员将寻找一些可行的方法——用腊斯克的话说，他们将“从全方位探索可行的方法”。国务院将向拉丁美洲和欧洲同盟国寻求可能的支持；国防部则研究各种各样的军事方案：时间因素、部队军种以及各军事方案中需要的兵力。这时候，大多数人都感到只剩下一个选择：对导弹发射场进行一次空袭。肯尼迪递给自己的兄弟一张便条，上面写着：“现在我终于知道东条英机在策划珍珠港事件时的感受了。”

10月17日星期三

为了保持表面的镇定，总统信守承诺前往康涅狄格州参加民主党候选人竞选，直到深夜才离开首都。整个白天以及大半个晚上，执委会成员们都在国防部7楼乔治·鲍尔的会议室开会。新的U–2飞机的证据出现了，这令大家兴奋不已。苏联技术人员在夜以继日地工作。照片中的导弹现在已清晰可见。一星期之内将会有16个或32个导弹发射场完工。现在除了有证据证明圣克里斯托瓦尔的确安装了中程导弹（1 000英里射程）之外，还发现位于圣克里斯托瓦尔与哈瓦那的中部交界处的瓜纳哈伊地区，以及古巴东部的雷梅迪奥斯同样建有中程导弹发射基地（2 200英里射程）。这些中程导弹及场地将于12月1日准备就绪。它们就是军队中所谓的“先锋”武器。根据这些信息，美国中央情报局估计，苏联将可以向西至蒙大拿州的美国本土一次性发射40枚原子弹头。

在哥哥缺席期间，鲍勃·肯尼迪暂时担任执委会的议事领导。大多数人依然支持空袭，它有一个委婉提法：“外科手术”。空袭的主要提倡者是邦迪和艾奇逊。麦克纳马拉提出另一选择：对古巴实行海上封锁。投弹和封锁都是战争行为，但是封锁的好处在于，至少在初始阶段可以避免流血与杀戮。一次空袭会炸死约2 500名古巴人，还有许多数目难定的苏联技术员。如果有苏联人被炸死，那么美国与苏联的全面战争也将成为必然。

当天，大家经过深思熟虑，提出6种选择或者“捷径”。捷径一就是目前先按兵不动。捷径二是派遣使者与赫鲁晓夫见面，尝试私下解决此事。捷径三是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解决两国之间的矛盾（不幸的是，本月的理事会主席是苏联的瓦列里安·佐林）。捷径四也就是执委会称之为“缓慢捷径”的海上封锁。捷径五是空袭。捷径六则是入侵古巴。最后一条方针被搁置重议。现在大家摇摆不定，因为这需要大量而细致的准备工作才能得以实行。不过，一切准备已经开始。

10月18日星期四

据美国情报机构估计，古巴现在拥有的导弹发射能力能够达到整个苏联洲际弹道导弹的一半。影像分析结果表明古巴的导弹正对准美国的某些城市。如果这些城市遭到攻击，将会有800万美国人在几分钟内毙命。根据情报局在早晨11点执委会举办的会议上的最新报告，第一批导弹将在18个小时之内做好发射准备。总统对艾奇逊说：“这一个星期我得做对得起我的薪水的工作。”当他和执委会开会的时候，舒普将军说：“总统，这次你的处境相当糟糕。”肯尼迪马上回答：“你也一样。”

总统很久之前就已经和安德烈·葛罗米柯有个约定。他信守自己的约定，与葛罗米柯谈了将近两个多小时，给予其一切可以澄清导弹一事的机会，可是葛罗米柯始终顾左右而言他（后来这不得不让人怀疑葛罗米柯事先就知道古巴正在发生的事情）。同时，腊斯克向执委会建议，将10月23日定为行动开始的最后期限。如果到时发射台仍然没有修好，那么美国就应该使用武力予以清除。

空军参谋长柯蒂斯·勒梅也参加了此次会议，并强烈赞同军事进攻。总统反问勒梅，如果这样做，苏联会作何反应呢。勒梅向他保证，苏联一定会毫无反应。肯尼迪疑惑地说：“和我们一样，他们不会束手就擒。从他们多次发表的声明来看，他们绝不会在我们带走他们的导弹并消灭大批苏联人之后依然安之若素。倘若他们不在古巴采取行动，那就会在柏林。”麦克纳马拉继续寻求实行封锁的支持者。国务院的一名法律顾问回想起，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隔离侵略者演讲”，并建议将封锁改名为“隔离”也许会更加合适。大多数人都倾向于采取这个方案。肯尼迪对此表示强烈赞同。他说，一想起珍珠港事件，他就觉得美国不能发动出其不意的空袭，这会让成千上万的无辜人民为之付出生命。他说，175年以来，美国从来就不是那样的国家，出其不意的空袭与美国的传统相悖。

那天晚上，腊斯克在国务院8楼设宴为葛罗米柯接风洗尘，与此同时，执委会也在召开晚间会议。记者们看到国防部长和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到来，察觉到一丝反常。他们本以为麦克纳马拉和麦克恩是来赴宴的。为了避免再次与记者碰面，会议接近尾声时，9个执委会委员——他们的车辆牌照非常显眼——一同挤进了国防部长的豪华轿车。他们到达白宫之后，总统知道了封锁趋势仍然在继续。曾是一名国际法教授的司法部副部长卡岑巴赫，现在被命令寻找能够支持封锁古巴的法律依据。

10月19日星期五

保密工作做得很好，总统为了履行职责，不得不再次离开华盛顿，去芝加哥帮助竞选。在首都境内，下午1点20分，参谋长联席会议下令大西洋以及加勒比海域将进入戒备状态。五角大楼宣布，麦克纳马拉已经要求参谋长联席会成员在华盛顿停留6个星期，以便商议“预算方案”。卡岑巴赫也报告称在这种情况下，实行单边封锁命令在法律上是可行的。于是，总统决定在星期一晚上发表相关电视声明——如果有一些必要步骤需要提前准备，那么星期一已是最快的日子。

星期五白天以及晚上，执委会委员们一直都在召开会议。如今，大多数人都已经表明了赞成封锁的态度，所以艾奇逊不得不撤回自己的意见。其他人则分为几组，将自己的意见分别记录下来，然后彼此交换参考。如此，一个详细计划的轮廓就形成了。星期五最重要的进展便是寻求美洲国家组织对实行封锁这一计划的担保。为此，在20个美洲国家组织中获得2/3国家的投票数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倘若寻求支持成功，苏联政体研究者们就会相信其结果是不可估量的，因为苏联人非常认可合法性这一特征。还有一个附带事件是，鲍尔将危机的来龙去脉告诉了正在病中的美国新闻署长爱德华·默罗的副手唐·威尔逊。威尔逊下令让贝尔公司经理为西班牙语广播电台的运转扫除一切障碍，但并未告诉贝尔公司具体原因。

10月20日星期六

罗伯特·肯尼迪打电话给正在芝加哥喜来登酒店的哥哥，告知他执委会已经准备好一切相关计划的事宜。总统将塞林格召唤进喜来登酒店的总统套房，并递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轻微上呼吸道感染。体温偏高一度。天气阴冷，潮湿多雨。建议返回华盛顿休养。”芝加哥时间9点35分，塞林格便向新闻媒体发布了总统生病的消息。登上“空军1号”之后，塞林格向总统问道：“你的身体应该安然无恙。对吧，总统先生？”肯尼迪回答：“你知道得越少越好。”

罗伯特·肯尼迪在安德鲁机场见到了总统的行政专机。当天下午2点30分，执委会便在白宫二楼召开了会议。总统做出了封锁的最终决定。美国空军司令部的指挥官告诉他，即便是一次意外空袭，也未必能够摧毁古巴所有的导弹发射场以及核武器，这席话打消了总统心中最后的一点疑虑。

当天到达的阿德莱·史蒂文森提出一个建议。他建议总统告诉苏联人，如果他们从古巴撤回导弹，那么美国将会撤回土耳其的导弹并放弃关塔那摩湾的美国海军基地。大家对此建议一致持反对意见，史蒂文森当时备感难堪，这令他终生难以忘怀。

其他一切事宜进展顺利。亚历克西斯·约翰逊在星期一总统发表演讲之前制订一系列计划方案——向美国驻外使馆传达指令，向国会领袖解释相关事项等。艾奇逊做好一切之后便被召了回来，并同意转告麦克米伦、戴高乐以及阿登纳。爱德华·马丁则为美洲国家组织会议做相关准备。为了做好详细安排以及准备相关法律依据，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开始参与此次会议的讨论。结果，重大事件即将发生的消息渐渐地透露到新闻媒体那里。于是，许多原定计划只得作罢，许多声明听起来莫名其妙，许多意想不到的地方却在深夜里灯火通明，许多政府高级官员都找借口不出席本该到场的宴席，有的来了又中途离开。《纽约时报》的詹姆斯·赖斯顿和《华盛顿邮报》总编辑艾尔弗雷德·弗兰德利开始追踪事件真相，赖斯顿基本掌握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应总统的个人要求，这两人都同意在星期二的发布会上对他们知晓的事情有所保留。

海军调遣180艘军舰到加勒比海域。B–52轰炸机装满核武器，按照指令在空中巡航；当一架飞机着陆后，另外一架飞机会迅速接替其空中的巡航位置。星期六深夜，第一装甲师从得克萨斯州出发，向佐治亚州的装货港口进发，其他5个师也同时进入全面作战状态。

10月21日星期日

这一天秋高气爽。在国务院，43份递交给各国政府首脑和西柏林市长维利·勃兰特的公函都已经起草完毕，正等待总统签名。除此之外，总统正在给赫鲁晓夫写信，这封信将与他的演讲稿副本一起寄给赫鲁晓夫。美国驻外使馆接到通知，要为示威游行以及暴动做好准备工作。美国大使将于次日下午6点，也就是总统发表演讲的前一个小时，收到相关事宜的详细电报。星期日，美国护照办理处专门只为一位游客服务——迪安·艾奇逊，他的护照必须签署生效。

这个秘密很快就会人尽皆知。整个华盛顿都弥漫着危机的气息。新闻界对即将要发生的事情心知肚明。但是，应麦克纳马拉的请求，《纽约先驱论坛报》对有关消息报道只字不提，但是其他报社会随时将该消息予以披露。英国大使馆已探听到即将要发生的事情，其他外交官员开始对传闻打探证实。星期日晚上，迪安·腊斯克建议大家都去小睡一会儿。他说：“先生们，明天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身处令人焦头烂额的危机之中了。”

10月22日星期一

中午时分，塞林格宣布总统将于下午7点发表电视演讲。演讲话题为“刻不容缓的事情”。

劳伦斯·F·奥布赖恩打电话给两党的20位国会要人，通知他们总统下午5点要接见他们。凡是来不及搭乘商务航空飞机的国会政要们，都由空军飞机接来，甚至还动用了喷气式战斗机。出乎意料的是，此次会议对肯尼迪来说居然成了最艰难的危机。这些国会政要都斥责肯尼迪，认为选择隔离–封锁的办法太过软弱。他一怒之下离开了房间。后来，当他和弟弟讨论这件事的时候，才稍显冷静，尽管现在国会领袖们反应非常激烈，但回想6天前自己听到导弹之事时的反应，其实和他们也相差无几。

外交安排方面可算是天衣无缝。按照之前的计划，分别向46个盟军的外交官、拉美各国驻美大使以及新兴国家的外交使者发出了相关情况的简报。戴高乐对艾奇逊说：“这就是我所要做的事。”下午6点钟，腊斯克会见了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20分钟之后，多勃雷宁出来了，脸色铁青。（美国官员们后来才相信多勃雷宁对古巴导弹一事确实不知情。）在法国，艾奇逊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领导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阿德莱·史蒂文森向苏联的佐林提交了申请，希望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能够召开一个特别会议，解决“古巴秘密装备了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导弹”一事，这些导弹“能向北美和南美的大多数地区发射热原子弹头”。

起初，这些行为引起的反应的确鼓舞人心，甚至那些中立国家的政府反应也是如此。苏联人对此非常惊讶。只有一个盟军领导人对美国持怀疑态度，他就是加拿大领导人约翰·迪芬贝克。

下午7点，肯尼迪的演讲在各个电视频道和西班牙语广播中同时播放：

“晚上好，我的同胞们。为了履行承诺，美国政府一直对苏联军队在古巴岛上的军事情况予以严密的监视。在过去的一星期之内，已经有确凿证据证明，在这个封闭的岛上，一系列进攻性导弹的发射场正处于修建过程中。其目的正是对西半球进行核打击。”

他详述了苏联人原来的承诺，如今看来，这显然是一种“蓄意欺骗”。他保证说，消除核威胁将是他“坚定不移的目标”。他说，隔离仅仅是第一步，如果有必要，将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美洲国家组织正在召开会议讨论应对威胁的相关措施，U–2飞机正在加强对古巴上空的监视。肯尼迪总统向赫鲁晓夫发出警告：任何从古巴发射的导弹都将被认为是苏联向美国发动的攻击，美国定会对苏联实行全面报复性反击。美国海军将会击沉任何企图突破封锁线的船只。

演讲完毕之后，总统收到一份来自麦克纳马拉的秘密报告，上面列出了进一步军事行动需要的资源：能够向古巴目标发动2 000架次攻击的军用飞机，一支由9万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和伞兵组成的入侵队伍以及25万人次的增援部队。此次入侵活动的伤亡人数预计将会达到约25 000名。

出乎意料的是，中间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五角大楼向总统报告，苏联人和古巴人莫名其妙地将它们的飞机在机场上一字排开，翼尖对着翼尖，像21年前美国飞机在珍珠港等着被击毁时一样的造型。肯尼迪下令让泰勒将军派U–2飞机对美国在佛罗里达州的各个空军基地进行高空摄影勘察。他说：“倘若我们也这么做，那么将会很有趣。”不出意料，美国的飞机也是同样的停放造型。于是，空军部队迅速将这些并排停放的飞机疏散开来。

10月23日星期二

乔治·鲍尔躺在办公室沙发上彻夜难眠。醒来之后，他发现迪安·腊斯克正俯视着他，而且脸上挂着一星期以来的首次微笑。腊斯克说：“我们取得了相当大的胜利，而且你我都还活着。”事实上，他们最为担心的事情的确没有成为事实。苏联人并没有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实行轰炸，也没有对柏林实行封锁，或者转而封锁达达尼尔海峡。不管其最初的意图如何，总统现在已经对苏联的战略了如指掌。

已经过去13个小时了，莫斯科仍然没有任何动静。不过，美国驻苏联大使收到一张控告美国“海盗行为”的文件，并极力澄清古巴导弹的设置并非用于军事目的。从这份文件中可以看出，苏联已经流露出举棋不定的迹象。赫鲁晓夫猝不及防，似乎正在拖延时间以便思考出相应的对策。但即便如此，赫鲁晓夫能运筹帷幄的时间也不多了。肯尼迪总统已经签署了实行封锁的公告，次日早晨即将生效。公告中将进攻性导弹、导弹的原子弹头和电子装置、轰炸机等都列为违禁物品。海军已经开始在加勒比海域对苏联潜艇实行追踪。驶向古巴的25艘苏联商船并没有改变其航线，这些商船正在接受苏联传来的数量众多的密码电报。

美洲国家组织于上午9点召开会议，迪安·腊斯克坐在美国的席位上。通过隔离行动的议案必须赢得14个拉丁美洲国家的投票支持，即总票数的2/3。爱德华·马丁认为，此次投票正好可以赢得14张票。部长则希望他的出席可以让票数更高一点。结果确实比预想票数理想。5点刚过，会议以全票通过支持隔离行动议案，只有乌拉圭选择弃权。据报道，苏联人对此次投票结果大为震惊。同时，美国驻牙买加、特立尼达、几内亚以及塞内加尔的大使们都报告说，他们已经成功排除苏联原子弹头流入古巴的可能性。各东道主政府都同意拒绝给予苏联集团飞机飞往古巴途经的落地权。除此之外，还有一条来自联合国的鼓舞人心的消息：史蒂文森在联合国安理会11个国家中获得了7票的支持。

应总统的要求，罗伯特·肯尼迪拜访了苏联大使馆的多勃雷宁大使。多勃雷宁摊开双手，据他所知，古巴并没有安放导弹。返回白宫之后，鲍勃获悉总统已经将隔离线从800英里缩短至500英里，以便给苏联人更长的考虑时间。麦克纳马拉从五角大楼打电话给总统，告知其U–2飞机拍摄的最新影像表明，古巴的导弹发射场仍在继续建设。

听了该消息后，肯尼迪总统变得紧张不安。他开始断断续续地讲话，速度也快了起来，眉头紧锁，就像是眯眼望着太阳那样。伯特兰·罗素拍来一份电报说：“你的行动注定是绝望无边的……因为你没有任何正当理由。我们不喜欢大规模屠杀行动……请停止此种疯狂行动。”肯尼迪回信说：“我认为你应该将注意力放在盗贼的身上，而非那些抓获盗贼的人。”

10月24日星期三

上午10点，封锁线全面展开。星期一下午，第136特遣舰队以每小时27海里的速度全速前进，以便对5条可以从大西洋中部到达古巴的船只通航航道实行全面封锁。现在他们已经全速到达距离古巴东端500英里处的海域，并各就各位。13艘驱逐舰在前方形成警戒线，然后是两艘巡洋舰，每艘的两侧又各有两艘巡洋舰，总数达到19艘。向他们径直驶来的是25艘苏联商船，海军侦察机已经完成目标侦察。其中，“加加林”号和“科米尔斯”号两条商船已经逼近了警戒线，距离只有几英里。一艘苏联潜艇已经潜入这两艘商船之间的位置。执委会委员们在华盛顿等待着第一次拦截的发生——也许就在中午之前。

帮助U–2飞机对古巴实行特殊低空侦察任务的航拍相片表明，古巴地面上的导弹发射场的修建工作依然在如火如荼地进行。8~10个导弹发射基地分别设在圣克里斯托瓦尔、雷梅迪奥斯、瓜纳哈伊以及大萨瓜等地。每个基地大概有4个发射器。现在古巴至少有30枚装有原子弹头的导弹，以及20架以上仍在集装箱内的能够向美国以及拉丁美洲地区发射原子弹的伊留申 –28轻型喷气式轰炸机。在新近拍摄的照片上能够清晰辨认出发射台、导弹以及核存储掩体。几天之内，就会有几座发射台能够投入作战了。

在联合国，吴丹秘书长分别向肯尼迪总统以及赫鲁晓夫发送了两封内容相同的信件，力劝双方在两三周之内停止封锁以及运送武器。在苏联同意拆除并撤离导弹发射基地之前，肯尼迪拒绝与其谈判。在莫斯科，一位名叫威廉·诺克斯的美国实业家应邀到克里姆林宫做客，他发现赫鲁晓夫筋疲力尽，状态欠佳。苏联总理说让他捎个信到华盛顿。赫鲁晓夫看起来像整晚未睡似的，有时候会语无伦次，他要其捎带的信息也并非什么要紧事。

在去执委会开会的路途中，肯尼迪总统对自己的弟弟说：“这看起来确实有点卑鄙，是不是？但当时真的别无选择。如果他们也这样卑鄙地对待我们，那么他们接下来会怎么做？”鲍勃告诉他：“我的确想不出别的办法。不仅如此，如果当时你没有采取措施的话，那么现在你就会受到各种弹劾。”总统回答：“我也是这样想的：我将会受到弹劾。”

上午10点32分，希望的曙光出现了。20艘苏联商船都已经停留在海面之上。先是6艘，然后12艘商船开始掉头了。腊斯克用胳膊肘推了推邦迪，缓缓地说：“咱们互相瞪了这么久，看来还是他们先眨眼。”

10月25日星期四

上午8点，公布隔离议案的22个小时之后，苏联船只“布加勒斯特”号油轮被拦截在海面上，这是第一艘被拦截的船只。该船通过无线电报上自己的代号，并声明船上货物全为石油之后，便收到了穿越美国军舰隔离线的指令。上午8点35分，民主德国客船“人民之友”号载着20名学生，也获准通过了隔离线。总统下令一定要给予各船船长足够的时间以便向莫斯科请示。

形势依然严峻。古巴导弹发射基地仍在继续建设，且速度惊人。伊留申 –28号轰炸机正在拆箱组装。肯尼迪仍然承受着压力。对于一切妥协建议，他的回答依然是对方必须拆除导弹和轰炸机，否则一切都没有回旋的余地。

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瓦列里安·佐林犯了一个错误：即质疑阿德莱·史蒂文森，让其拿出与导弹相关的证据。当时正值晚饭时间，成千上万的美国人都在电视屏幕上看到史蒂文森一脸鄙夷地转向佐林说他有证据。但他要求佐林先否认古巴设有导弹基地。突然他厉声问道：“有还是没有？不要等待翻译，到底有还是没有？”佐林说他现在又不是在美国法庭上。史蒂文森说：“你现在处于世界舆论的法庭之上。你可以回答到底是有，还是没有？”佐林却没有针锋相对：“我将会在适当的时候告诉你答案。”史蒂文森继续步步紧逼：“如果这样说的话，我会等着你的答案，直到地狱结冰。但现在，我依然准备在这间屋子里给你展示所谓的证据。”说着，史蒂文森便掀掉了画架上的蒙布，导弹发射场地的放大照片赫然展现在人们眼前。

10月26日星期五

早晨7点，美国驱逐舰“小约瑟·肯尼迪”号在距离拿骚东北方向大约180英里的公海上，与“马卢克拉”号货船进行通话。肯尼迪号驱逐舰升起“奥斯卡11月”的国际信号，示意其“必须停船”，“马卢克拉”号照做了。在不到一小时之内，由美国水兵组成的武装搜查队对其进行了搜查。船上并没有违禁物品，因此很快就被放行。此事表明莫斯科已经示意苏联船长接受检查，这的确鼓舞人心。

然而，执委会委员们依然感到闷闷不乐。因为苏联人仍然在古巴风风火火地建设导弹发射场。约几小时之后，第一枚导弹就能做好发射准备。在白宫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塞林格将此事记录下来，并做出相关评论，说苏联技术员明显企图“尽可能快速地获得全面运营能力”。一位国务院的发言人发出警告，如果他们继续下去，总统采取“进一步行动”就能“师出有名”。罗伯特·肯尼迪告诉多勃雷宁大使，总统最多能再拖延48个小时左右。

下午1点30分，危机真正出现第一个突破口，整件事情开始显得不同寻常。约翰·斯卡利是负责采访国务院的美国广播公司评论员。他接到来自苏联大使馆的一位熟人的电话，此人名叫亚历山大·S·福明。据悉，他是大使馆参赞，同时也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上校。斯卡利说他很忙。福明激动地说道：“这事非常重要。请于10分钟之内到西方酒店与我见面。”在位于宾夕法尼亚大道上的西方饭店里，福明说他想知道，国务院是否愿意就以下3项条款达成协议：在联合国的监督之下，拆除古巴境内的导弹；让卡斯特罗做出保证，今后不再接受任何进攻性武器；美国保证以后不再入侵古巴。斯卡利说他会郑重考虑。7点35分时，这两人又在希尔顿酒店的咖啡厅碰面了。斯卡利已经与腊斯克谈论过这个提议，于是他告知这个苏联人，美国政府对此提议很有兴趣。福明听完马上就走了。

下午6点（莫斯科时间凌晨1点），从连接美国国务院与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电传打字机上传送过来一份来自赫鲁晓夫的声情并茂的长信。苏联总理首次承认在古巴设有导弹。他说了他的提议：如果肯尼迪同意不再攻打古巴，那么他们将不再向古巴输送导弹，同时，古巴境内的导弹基地或者拆除，或者销毁。这就是福明所提出来的基本条件。下午10点，执委会就此事召开讨论会议。会议决定：通过正式照会接受以上条件，并于次日早晨予以答复。国务院里的苏联政体研究者们将夜以继日对此事加以详细甄别。同时也对福明提出的条件加以研究。10天以来，这是总统第一次在就寝时，坚信一定会找到和平解决问题的办法。

10月27日星期六

还在危机的高峰期。给赫鲁晓夫的回信正在起草当中，莫斯科广播电台就将赫鲁晓夫写给肯尼迪的第二封信件公开了。这封信件的内容令人难以接受。赫鲁晓夫以拆除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土耳其境内的导弹基地作为他撤除古巴导弹的条件。执委会对他提出的交换条件的可行性予以了充分考察，然后拒绝了这个条件。尽管现在土耳其境内的导弹基地已经不具有军事价值（事实上，不久之后这些基地将被彻底清除），但土耳其人却将其当作美国对土耳其承诺的象征。很多人相信，以廉价变卖同盟国武器的方式来换取美国的安全不仅会动摇，更可能会粉碎整个西方国家的联盟。第二封信与第一封信差别甚大，文风与赫鲁晓夫的风格不甚相符，读起来就像委员会集体起草的一般。据联邦调查局报告，驻纽约的苏联外交官正在准备销毁文件。理智的桥梁似乎濒临崩溃。除此之外，还有更加令人抑郁的消息。一架美国U–2飞机被击毁于古巴上空，这表明导弹发射场地的萨姆导弹发射基地已经全面投入使用，接下来就能发射导弹了。参谋长也参加了执委会的会议。他们主张在星期一发动空袭，之后便入侵古巴。除了总统本人，执委会委员的其他人都认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他说：“我所关心的并不仅仅是第一步……而是双方上升到第4步、第5步的时候——恐怕不会到第6步了，因为没有人会这么干了。我们必须提醒自己，我们正在踏上一条极为艰辛的道路。”

罗伯特·肯尼迪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他提议他们可以忽略第二封信，而仅对第一封信予以回复。于是，迪安·腊斯克、乔治·鲍尔、麦乔治·邦迪、卢埃林·汤普森等人按这个要求起草了各式各样的信件。然而罗伯特对这些信件都不满意。他哥哥对他说：“既然你如此不满意，那你自己动手起草好了。”于是，罗伯特和汤普森就起身离开会议室去起草信件了。他们两人在彼此起草的两封信件中选择自己中意的字眼，并表示出对福明所提的一个建议的赞同，但恐怕赫鲁晓夫永远都不会考虑这个建议。总统看完之后，批准了这封信，并于晚上8点5分将其寄送给赫鲁晓夫，同时告知全世界，他已经接受了赫鲁晓夫的条件。然后，罗伯特打电话给多勃雷宁，让他去一趟司法部，并告知苏联大使他们剩下的时间只有不到几个钟头了。多勃雷宁对整件事情抱着悲观的态度，他说，克里姆林宫对卡斯特罗负有直接的责任。

在白宫，总统强调，事情的后果对他而言可能一触即发。事情朝“两方面”发展的可能性都存在。麦克纳马拉在返回五角大楼的途中，望着天空，大声感叹着不知还能看到几次日落。汤普森则告诉自己的妻子，如果他回不了家，首都又要疏散人员的话，他会提前通知她和孩子们到哪里与他会合。

10月28日星期日

这又是10月里灿烂美好的一天。临近上午9点（苏联首都时间下午4点），莫斯科广播电台宣布9点钟将会发布一个重要声明。这是争取和平的最后一线机会。如果赫鲁晓夫拒绝肯尼迪的提议，那么美国就会马上派出军队。估计到时候麦克纳马拉手下的伤亡人员将达到4万 ~5万人。

苏联广播员开始播报苏联做出的答复。其中，第三段是关键部分：

为了尽快消除危及和平事业的矛盾……苏联政府……已经下达新的命令，拆除你们所谓的进攻性武器及其装备，并将其装箱运回苏联。

因为此事没有事先咨询卡斯特罗的意见，所以他宣称自己遭到了背叛，并拒绝承认该协议的有效性。然而，即便他能延长危机结束的期限，也无法最终阻止危机的结束。尽管这些导弹安放在古巴境内，但其所属权仍归苏联，况且古巴无人知晓应如何发射导弹。下午1点30分，参谋长联席会议向第136特遣舰队下达命令：停止所有船只登陆，停止一切武力展示。执委会所有会员开始欢呼雀跃，此时总统却说赫鲁晓夫能做出如此让步，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他警告所有人员不许发表任何有关美国胜利的消息。总统经过反复斟酌，给苏联总理写了一封信，结尾处言辞恳切：

我认为我们应该对核武器在地球以及外层空间的扩散问题给予慎重考虑，并携手为禁止核试验贡献出我们的力量。

当天晚上，肯尼迪兄弟对这13天以来的危机进行了回顾与梳理。最后，总统说：“也许今天晚上我该去剧院看场戏了。”兄弟两人放声大笑。紧接着，鲍勃说：“如果你去的话，我陪你。”

美国人小像：
彼得·卡尔·戈德马克

他是匈牙利著名科学家，1906年12月2日生于布达佩斯，和他齐名的科学家还有爱德华·特勒、约翰·冯·纽曼、尤金·保罗·维格纳等。但在其他几人致力于研发杀人技术之际，他却成为通信革命的领军者。那三位科学家为美国造出原子弹，他却将慢转密纹唱片和彩色电视奉献给了美国，展现了声音和色彩领域的崭新前景。

他出生在一个极具创造力的家庭。他的叔祖父卡尔·戈德马克是19世纪的歌剧作曲家，那时歌剧很引人注目。他的另一位叔祖父约瑟夫·戈德马克是红磷的发现者，而红磷是制作火柴头的主要原料。约瑟夫因抗议奥匈帝国政府而逃到美国，并参加了南北战争，为联邦军队发明了雷管，这对打败李将军有很大帮助。

彼得少年老成，从小便显露出像约瑟夫一般的特质。他占据了家里的浴室，把那儿当成自己的实验室，这让他的父母大为恼怒。未及成年，他便组装了一架大型电影放映机。随后，还是青年的他就告诉老师说自己在著名英国物理学家欧纳斯特·拉瑟福德的一篇论文里发现了错误。老师们刚开始都觉得荒唐，直到他当着老师的面重做了拉瑟福德的试验，证明了自己的论断是对的。

在一本杂志里，彼得看到一篇文章，作者约翰·洛吉·贝尔德，特立独行，是一个苏格兰的袜子推销员。此人于20世纪20年代便设计出一套原始的电视系统，得到了英国皇家学会的赏识，英国广播公司也同意让他进行试播。这篇文章正是装配接收设备的说明，还有出售成套零件的广告。彼得于是买了一套。过了几年，彼得描述了结果：“接收到的图像呈邮票大小，闪得厉害，你几乎搞不清那是什么。还是彩色的——全是红色。但那却是生平最让我激动的事儿。”

这一情景依旧让人激动。他获得了柏林理工学院的工程学学位和维也纳大学的物理学博士学位。在维也纳大学的许多次音乐会上，彼得都表演过钢琴和大提琴，这展现出他继承了卡尔·戈德马克的禀赋。然而，贝尔德的发明依然完全占据了他的想象力。《离子速率新检测法》是他的论文，他曾在维也纳科学院宣读过这篇论文，该研究为电视播放奠定了很重要的理论基础。他系里的同事们都请他留下来继续做物理研究，他礼貌地回绝了，他背着他的大提琴，来到了英国。

受聘于剑桥的派伊广播公司后，他制作了一部机械电视放映机。这台机器运转正常，但是派伊工作室似乎对它的发展并不感兴趣。两年后，他带着250美元的存款离开剑桥乘船来到了纽约。他申请了美国国籍，并向美国无线电公司申请工作。让戴维·萨尔诺夫很懊恼的是，他的全国广播公司的下属们居然没有雇佣这位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匈牙利科学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后来聘请了他。

彼得的新上司不久就发现他在克莱斯勒大厦的屋顶上安装了电视天线。4年相对清闲的日子过去了。1940年春天，这位上司访问加拿大时，偶然走进电影院，发现正在放彩色影片《飘》。后来他说，他简直被那迷人的色彩震惊了，离开时他觉得“自己的黑白电视有低人一等的感觉”。3个月后，彼得就发明了彩色电视。

彼得的色彩系统是以一个透明的拥有红、绿、蓝三种颜色片段的转盘为基础的。这个转盘在影像管前端旋转。比如说，当屏幕上要出现绿色画面时，绿色的透明带就会在摄像头前端。而在检视器上又有一个转盘，与影像管前端的转盘同步转动，调出合适的颜色，这些颜色迅速地交替变换着，观众的眼睛就能自然地把各种颜色混合在一起了。1940年8月，彼得向哥伦比亚公司的高层进行了一次演示。他们看到一组实验性的机器连续放映出了一株可爱的百日草、黑眼睛的苏珊、夕阳中的红帆、披着红色围巾的棕发姑娘、追逐着彩色水球冲入巨浪的金发女郎，最后，他们看到像歌舞杂耍表演一样，一面美国国旗在劲风中飘扬。

战争打断了这一切。彼得带领着一群工程师去研究可以干扰纳粹雷达的装置。1945年，他又回去研究彩色电视。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40年代末期进行检修，彼得的彩色电视机色彩绚丽，而美国广播公司的电视屏幕上却是一群绿色的猴子在吃蓝色的香蕉，这让戴维·萨尔诺夫感到十分尴尬。通信委员会采用了哥伦比亚公司的系统。萨尔诺夫高薪雇用了100名技术人员，拨给他们1.3亿美元，让他们调试出更好的色彩。

此时，彼得已经改良制造出了一种“荫罩管”。联邦通信委员会批准采用美国广播公司的色彩，可是美广播公司却需要“荫罩管”来展现出合适的色彩，这样就不得不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缴纳特许权使用费。后来，苏联和美国宇航局的“阿波罗”飞行器也使用了彼得的原有系统。

战后的一个晚上，彼得正在和几个朋友听霍洛威茨演奏勃拉姆斯作品的唱片。“突然，”他后来回忆说，“在音乐正播放时，中间卡了一下，这是人类有史以来听到的最恐怖的声音。其中一个人赶紧去换唱片，但大家的心情都被破坏了。我知道我必须得让这种事情不再发生。”

三年后，他发明了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每分钟33又1/3转的密纹唱片，这种唱片表明覆盖了一层乙烯基树脂来减少摩擦带来的噪音。每分钟78转的旧式唱片，每英寸[4] 有85~100道纹路，彼得把这个纹路数目提高到224~300道。这就是说，一张12英寸的唱片，正反两面就可以播放45分钟的音乐，也就是一首完整的协奏曲或是交响乐。萨尔诺夫宣布美国广播公司已经有了每分钟45转的唱片，因而对于放慢这一速度的必要性嗤之以鼻。但是哥伦比亚的第一张密纹唱片一经上市就大获成功，从巴赫到哈里·詹姆斯，从2.85美元的10英寸流行唱片到4.85美元的12英寸艺术珍品，各种乐曲应有尽有。美国广播公司的挑战失败了。

彼得50岁生日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委派了一位高层人员做他的总管。大家都叫他“照料彼得的副总”。这时，彼得被任命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实验室主任。公司在离他家不远处的一块芳草如茵、可以俯瞰斯坦福的空地上，为他建造了一间实验室。弗兰克·斯坦顿说：“我们做的最明智的一件事就是为彼得建了一间实验室，供他随意使用。”这间实验室让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获得了上百项发明专利。其中一项是一种回响装置，它能够再现大音乐厅里才能出现的颤音，增强音响的深度。还有一种供盲人使用的唱片机，一种能够将胃里的情况播放给外科医生看的彩色微型摄像机——这是彼得在多重身份中，以宾夕法尼亚大学医用电子学教授的身份发明出来的。他最不同寻常的发明也许要数电子录像了，利用这种小装置，观众可以在家里的电视机上收看节目而不用接收商业广告。一卷7英寸的微型影片可以放映半小时的彩色电视节目或一个小时的黑白电视节目，影片可以像唱片那样会自动落在盘上，放完后还能自动收回去。

在康涅狄格郊区有关彼得的传奇故事越来越多：他晚上如何与自己的邻居本尼·古德曼开办音乐会、和别人下棋、他那令人羡慕的密纹唱片收藏馆、他的房子像一座教堂，里面到处都是巧妙隐蔽的喇叭，从各个角落传出唱诗班的歌声。如果一个秘书上班迟到了，并说她的车出毛病了，彼得会当场为她修好。他对自己的那辆梅赛德斯–奔驰牌轿车的保养十分在意，加油站的工作员擦过一遍后，他还会马上自己再擦一遍。彼得不分昼夜地工作，有时在凌晨3点或5点还会给助手打电话：“我突然想到一些事情，到实验室来见我。”然后就挂断了。

关于他的脾气也有很多传闻。他是那个年代少数关心社会的科学家之一。他会为失业的黑人们找工作、担任斯坦福反贫困办公室的领导人、花很长的时间改革公立学校，要他们使用电视进行教育。他给斯坦福江滨小学捐赠了一间设备齐全的电视演播室。由于彼得付出的一些努力，他1971年退休时，美国有大约1/3的学校用上了胶片、投影仪或是其他可视化教学工具。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对他的退休感到十分不安，这印证了彼得非凡的才能。公司提出聘用他10年，他不用做任何事情，而且每年给他75 000美元，但是他拒绝了。他计划要将国内卫星和有线电视连接起来，要在美国东西海岸设置多达40个电视频道，他把自己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了上面。他还设想，未来全美国范围内都有连成一线的影视节目转播频道、有免费电视频道供选民进行投票、学生在家就能上课、全美国的传真报纸可以通过电视进行传递阅览。

20世纪60年代后期，有一次，一位电视台记者问他是否想过心灵感应会替代电视。彼得顿了一下，扶了扶眼镜，回答说，一种尚未发现的脑电波在未来某一天可能会被发现并利用。他又说：“但那还需要很久才能实现。”

播音室里一片沉寂。有彼得在，一切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1] 1磅≈ 0.454千克。——编者注

[2] 实际上这句歌词是what the heck do we care?——编者注

[3] 卡罗琳，肯尼迪总统的女儿。——编者注

[4] 1英寸≈ 2.540厘米。——编者注

第二十九章 铭记勿忘

肯尼迪总统执政的第三年，民权运动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以1955年的蒙哥马利公共汽车抵制运动为开端，中间经历了小石城事件、自由乘客运动、密西西比州的牛津事件，争取种族平等的事件如连台戏一般上演，其中白人扮演恶棍，黑人扮演烈士。庞大的美国白人中产阶级的良心被唤醒，他们的愤怒逐步打破了重重障碍，这些障碍是几个世纪以来的法律和积习造成的。但那样的时代就要过去了。更为愤怒、好斗、顽强的黑人们就要为自己杀出一条路，站到舞台的中央。已经确立地位的黑人领袖渐渐发现，黑人青年们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他们以牙还牙的局势一触即发，预示着种族隔离运动将进入更为黑暗的新时期，然而，在此之前，还有几个小插曲要预先上演。让黑人成为烈士的暴力执法者中，最突出的要数伯明翰的警察局长“公牛”T·尤金·康纳，是他引起了公众对自由乘客事件的注意。两年过去了，他都快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明星。

马丁·路德·金曾称伯明翰是“美国种族隔离现象最严重的城市”。康纳非常喜欢引用这句话，他为自己的固执感到骄傲。23年来，这位警察局长一直用残暴的手段恫吓黑人领袖们，从没有失败过。伯明翰所有学校都实行完全的种族隔离，连公共厕所、饮水站、剧院、公园、运动场、饭店甚至教堂都是如此。政府下令禁止种族隔离，但“公牛”康纳根本不为所动。对他而言，这些规定只是扰乱伯明翰的法律和秩序的手段而已，相反，应该对这种命令进行无情地鞭挞。民权运动的领袖们尽量不去招惹他，这样一直到了1963年春。那时，他正在竞选市长，种族游行只能让他赢得更多的白人选票。竞选于4月结束，康纳落选，这让他变得更加冷血无情，但是民权运动领袖们已经开始准备对付他了。

1963年4月2日，马丁·路德·金策划的活动以静坐和游行的方式开始了。康纳迅速反击，他以未经允许擅自游行、滞留街头以及非法入侵等罪名，逮捕了400多名黑人。马丁·路德·金于是派一群又一群的黑人到白人教堂做礼拜，看警察敢不敢到那儿去抓他们。康纳不愿就这样上钩，他要等着伯明翰的白人基督徒们自己隔离黑人，他们中的大多数的确这样做了；只有4个教堂允许黑人进入，有17个教堂还将他们赶了出去。金呼吁，在4月12日——耶稣受难日举行抗议游行，康纳得知后马上试图阻止。伯克·马歇尔恳请黑人领袖们暂缓游行，等到新上任的温和派市长艾伯特·鲍特维尔就职典礼举行之后再进行。对即将卸任的市长阿瑟·汉尼斯是不能抱任何希望的，此人在谈到罗伯特·肯尼迪时说：“我希望这儿的每一滴血都流进他的喉咙，把他呛死。”金认为：“这个黑鬼已经得到了司法部长和白宫的支持。”但是，黑人领袖们已别无选择。即使没有领袖参加，黑人们也准备游行。而如果他们不顾禁令进行了游行，最终毫无疑问会被逮捕，金也在内。

5月2日，大约有500名黑人被逮捕，其中大部分是高中学生，他们被一辆辆校车送进监狱。第二天，其余的学生开始游行抗议。白人看客们向他们扔砖块、瓶子。马丁·路德·金在新朝圣浸会教堂召集群众表示抗议，有1 000名黑人参加，康纳在教堂周边拉起了警戒线。当天倒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但次日，当2 500名黑人在伯明翰的城市聚集又一次游行时，康纳就用警犬和消防水龙来对付他们。这些警犬都受过专门训练，它们用牙齿撕咬黑人的衣服；那些水龙都有700磅的高压，直接将黑人们冲到墙边或是冲倒在地上。5月4日，世界各地的读者都被报纸上的一张惨不忍睹的照片震惊了：一条凶猛的大狗，龇着牙齿扑向一名惊恐的黑人妇女。肯尼迪总统说这张照片让他觉得“恶心”。他说：“我现在总算明白，为什么伯明翰的黑人们对任何让他们“忍耐”的话都不愿听了。”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的一位代表要求他出面进行干涉，但根据宪法，他在这一点上也无能为力。他确实派过伯克·马歇尔去试图沟通。马歇尔私下里与伯明翰的商人们商量过，达成了一项短暂的停火协议，结果该协议只维持了5天时间。5月11日，一位黑人领袖的家和一家废止种族隔离的旅馆遭到了炸弹袭击。第二天是母亲节，愤怒的黑人们再一次涌上街头，这一次他们人数众多，警察、警犬以及水龙头都应付不过来了。经过一晚上的暴动和纵火行动，康纳要求新州长乔治·C·华莱士派人进行增援。

这是国内其他地方的人首次听说华莱士的名字。由于早就料到会发生这种事情，华莱士已经临时组建了一支队伍：包括700名副警长、狩猎监督官、酒税稽查还有公路巡警。他们在市区里横冲直撞，大喊大叫，四处威胁，把黑人猛推到门洞里，还不断来回拉着枪上的保险栓以示威胁。黑人们则见怪不怪。他们不信任华莱士，原因很简单，华莱士早就告诉过报社，他会运用自己的一切权力来镇压马丁·路德·金。对于马歇尔的停战协议，他声称自己不会与任何“向种族隔离问题妥协”的人同流合污。破坏马歇尔的计划是他的既定目标，肯尼迪总统决定调派3 000人的军队到伯明翰附近的一个空军基地，这才没有让他得逞。总统说：“本届政府将全力以赴维持秩序，保卫全体公民的生命安全，捍卫这片土地的法律。”现在，任何州的官员滥用职权都会受到强有力的抵抗。黑尼斯市长斥责这是“刺刀威逼下的友爱”。怒不可遏的华莱士向最高法院上诉，控告总统的行为是“有违宪法且无效的”。这位州长还说：“这种军事独裁行为必须扼杀在摇篮里。”司法部门轻描淡写地答道，总统作为国家武装力量的最高指挥官，可以按照他的意愿随意调遣军队。

马歇尔再一次让白人和黑人领袖们和解，这一次，和平又回到了伯明翰杂乱但完好的街道上。这一成果显然是马丁·路德·金取得的又一次胜利，可以看出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伯明翰这座城市，白人中产阶级的良心再一次被唤醒，在其他地方，例如亚拉巴马州的赛尔马、佐治亚州的奥尔巴尼、马里兰州的剑桥、北卡罗来纳州的罗利湾和格林斯伯勒、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和克林顿、路易斯安那州的什里夫波特、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和费城以及北部的芝加哥，黑人们都在进行抗议游行，反对种族隔离。总统说：“每个城市都燃烧着失望和不和谐的怒火，却找不到合法的扑救办法。”肯·奥唐奈预言会有“一个漫长而炎热的夏天”，这句话大家铭记在心。临近秋末，南方监狱里已关押了1.4万名游行者。

华莱士的州长生涯才刚刚开始，他正准备大展宏图时，就与司法部长肯尼迪发生了冲突。罗伯特·肯尼迪并不想引起冲突，起初他还认为可以避免。他曾想，如果他早点做通罗斯·巴尼特的工作，密西西比州的冲突结果可能会大不相同。他希望能够与华莱士和睦相处，尽管前景很暗淡。华莱士当选不仅因为他是一个种族主义者，而且种族歧视也是他一直以来关心的唯一问题。他在选举时就曾多次发誓，自己会站在亚拉巴马州白人学校的门口，为他们驱逐黑人学生。他那辞藻华丽的演说有个极具煽动性的结尾：“我以美国最伟大人物的名义起誓，要划清界限，现在要隔离，明天要隔离，永远隔离！”即便如此，鲍勃·肯尼迪认为，面对面地与他进行诚恳交流其实可以避免以后的不幸。他的这种想法未免让人觉得奇怪。蛊惑人心的野心家从来不会被理智的声音所唤醒，那些意见不同者，没有因鲍勃的态度而有所变化。但是鲍勃看待自己的方式与别人不同，他认为自己能够让乔治·华莱士按照他的思维方式去思考。

鲍勃的诉求从一开始就受到了挑战。华莱士和蒙哥马利州长官邸里的前任官员一样，从华盛顿打来的电话总是找不到他。中间人协助安排了他们的会面，鲍勃竭尽所能让这次会面看来只是个偶然，甚至为此还安排了在亚拉巴马州与其他人的会面，好让人觉得这次只不过是他众多会面中的一次，毫无特别之处。但是，华莱士却有自己的打算，他想要让他的选民们清楚地知道他为白人的至高地位做出的努力，为达到这个目的，除了在机场迎接司法部长时没有让乐队演奏《迪克西》外，他什么都做了。州政府大楼四周全是警察。示威者举着标语牌，写着：“基督徒们觉醒吧，‘你们要从他们之中走出来，务必与他们分开。’”“清一色的班子：肯尼迪、卡斯特罗、赫鲁晓夫。”杰斐逊·戴维斯曾经宣布就任南部联盟总统的地方，新摆上了一个花圈，一位身着白衣的女子守护着它。这个女子是南部同盟的女儿，她交叉着双手，大概是表示这儿不容肯尼迪的亵渎。华莱士在州政府里会见他时，为“谨慎起见”，他进行了磁带录音。而这纯属浪费电，因为两人根本就没有谈什么实质性的内容。鲍勃想要华莱士与他谈论亚拉巴马州最迫切的种族问题，法院裁决州立大学必须接纳黑人学生。鲍勃一遍遍地向华莱士重申，这项法令必须执行，因为这是他们的本职所在；而华莱士却一遍遍地说这将导致暴力事件，肯尼迪的双手会沾满鲜血。会见结束后，华莱士州长叫来记者，宣布自己所说的一切都不会改变他站在学校门口守卫的誓言。肯尼迪说，他希望当地政府能够阻止群众暴动。与鲍勃一同参与谈话的艾德·格斯曼认为“华莱士的态度让鲍勃目瞪口呆，我第一次看到他对此束手无策”。

肯尼迪兄弟决定避免牛津事件重演。他们用侦察机将整个校园拍了下来，这架侦察机曾在古巴上空执行过任务，军队指挥官按照这些照片部署了军队。总统飞抵马斯尔肖尔斯，站在华莱士发表过演讲的地方，言简意赅地警告他不要违反法律。华莱士州长再一次向媒体宣布，他的决定不会改变。于是他们两人迅速走向直接对抗。据法院法令，三名黑人学生获得大学录取，在6月10日开始的夏季学期，一人进入塔斯卡卢萨大学分校，另外两人直接进入大学本部。这两名学生，维维安·J·马隆和吉米·a·胡德的处境就和20个月之前的詹姆斯·梅雷迪思遭遇的一样。华莱士比巴内特更加无耻，他宣称他不光要禁止胡德和马隆小姐进入塔斯卡卢萨校园，还要强迫联邦政府官员逮捕亚拉巴马州州长。美国地方法院下令禁止他干预他们入学，随后他便宣布：“就算我即将采取的行动会危及我的人身自由，但无论面对什么风险，我都将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尼克·卡岑巴赫作为鲍勃·肯尼迪的副手，又一次扮演了他在牛津事件中的复杂角色：去塔斯卡卢萨领导联邦官员。华莱士以州长权力的名义，调动了700名副警长、狩猎监督官、酒税稽查和州警，外加几支国民警卫队。华莱士与巴尼特不同，他并不相信大学行政人员。他们不知道他是否计划封锁大学，发放枪支或采取其他行动。冲突局势突然出现了滑稽的一幕。大学行政人员报告卡岑巴赫说，亚拉巴马州的警长阿尔·林戈在学生注册地点福斯特礼堂前的人行道上划了一条白线。华莱士在礼堂入口处有一间办公室，室内装有两台空调。当大汗淋漓的司法部副部长还在揣测他要计划做什么时，这位好斗的亚拉巴马州长却冷静地坐着读《蒙哥马利广告报》。在白宫，总统和他的弟弟一边通过电话听着卡岑巴赫的分析，一边在电视上关注着事态的发展。

他们决定让华莱士“闪亮登场”。他们采用了卡岑巴赫的计划，这一计划旨在让州长堵住门这件事显得毫无意义且荒唐可笑。卡岑巴赫驱车把马隆小姐和胡德送到学校。停好车后，他让两人先留在车内，自己则去见华莱士，告诉州长，进不进门并不是件要紧的事。政府认为那两名学生已经注册入学，第二天早晨就应当开始上课。若华莱士继续阻止他们，总统将让联邦政府收归第31国民警卫队。

后来发生的实际情况大概就是这样。卡岑巴赫告诉媒体，两个黑人学生将于早晨10点到达。华莱士9点53分到场，由高大魁梧的州警察护卫。这些警察做好了战斗准备，头戴钢盔，腰佩手枪、瓦斯枪和警棍。卡岑巴赫与两名黑人学生在便衣警察的保护下驱车来到现场时，华莱士的宣传人员迅速搬出一张讲桌，跑过去将它放在白线前。当时温度几乎有100华氏度（约合37.8摄氏度），人行道上热浪滚滚。记者和州警察都想挤进礼堂的阴凉处，这时华莱士走了出来，他像交警似的举起右臂。卡岑巴赫左右各有一名法警护卫，他走到华莱士面前停了下来。卡岑巴赫说：“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已发布公告，命令你停止一切非法妨碍公务的行为。”华莱士宣读了一份声明作为回应，他斥责道：“中央政府正将其意志强加给亚拉巴马州立大学，这是不受欢迎的，非法的，逼迫式的权力入侵。”他总结说：“现在，我，乔治·华莱士，作为州长……据此谴责并禁止中央政府这一非法且不正当的行为。”

卡岑巴赫双手交叉，温和地回答道，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因为两名学生想要求学，“这种小问题并不值得引起这么大的关注。”他要求州长重新考虑，而华莱士却拒绝答复。卡岑巴赫便回到车里，载着两名黑人学生去了学校当局为他们安排的宿舍。4小时后，国民警卫队的一名准将驱车到达，他向华莱士行了军礼，华莱士也回了礼。他告诉华莱士，国民警卫队已划归联邦政府，并要求华莱士“不要再插手此事，让他们可以执行法院的命令”。华莱士在痛骂了美国司法制度后走开了。

肯尼迪兄弟认为，华莱士的行为让自己看上去很滑稽，而美国人也会觉得他的所作所为荒唐可笑。千百万美国人的确都这么想，而且自胡德和马隆事件后，已有300多名黑人学生在大学顺利注册——过程确实很顺利，州政府没有多言甚至都未理会，州长似乎已经无计可施了。然而，华莱士和他的支持者们却有不同的看法。他公开宣称：“我和他们针锋相对，最后是他们转身走开了。”观众在电视上看到的的确是这样，州长和卡岑巴赫辩论交锋，卡岑巴赫随后离开。两名黑人学生注册的情景没有在镜头里出现。华莱士，这位当时被低估的政客已经看到，在容易受外界影响的人眼中，如果他能让联邦政府官员在自己面前低头，将极具说服力。马歇尔·弗拉迪在《华莱士》一书中写道，亚拉巴马州州长“发现了一群在黑暗中沉默而思虑着国家的人，而除了华莱士，就连新闻人、政治领袖、知识分子都不曾想过会有那样一群旁观的人”。

种族问题已经成为20世纪60年代美国最重要的公共议题之一。民权运动已被描述成具有革命性的运动。在6月10日华莱士和卡岑巴赫对峙的当晚，肯尼迪总统发表了电视演讲。他把此次事件称为“道德问题”，它“与《圣经》一样久远，与美国宪法一样清晰”。“一场伟大的变革即将发生，”他说，“而我们的任务和职责就是确保这场变革和平进行，并富有建设性。”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正在要求国会拟定一个更广泛、更彻底的民权法案，借此完成“美国人民的生活或法律中不再遇到种族问题”的设想。

梅德加·埃弗斯在一所教堂参加完一个民权集会后，于当天夜里返回他在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的家。作为该州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外勤干事，埃弗斯成了詹姆斯·梅雷迪思的朋友和顾问。同时他也成了三K党人和该州白人公民委员会注意的对象。他下车的时候，被一个潜伏在暗处的狙击手杀害。总统非常沮丧，他对阿瑟·施莱辛格说：“我弄不懂南方。我开始相信撒迪厄斯·史蒂文斯是对的。长期以来大家一直将他视为有恶意偏见的人，但当我看到现在这些事情时，我开始怀疑，除此之外，你还能如何看待南方人呢。”

当民权领袖告诉他，他们正打算在华盛顿进行一场大规模和平游行示威时，总统深感震惊。“我们想在国会中取得胜利，”他说，“而不想要什么哗众的表演。”他担心示威活动可能会失去控制，或造成一种“恐怖氛围”。卧铺车厢搬运工兄弟会联盟的负责人菲利普·伦道夫回答了他的疑问。这次游行是伦道夫的主意。早在20年前，他就向富兰克林·罗斯福提过这个建议；当时罗斯福也同样感到担忧，他提出如果伦道夫取消示威活动，就承诺建立一个联邦公平就业管理委员会。于是事情就这样结束了。而这次伦道夫决心抗争到底。“黑人已经上街了，”他说，“现在已不可能让他们离开。”他建议由负责任的领袖领导他们，不然他们会被他人利用和煽动去使用暴力。

游行于8月28日在华盛顿举行。这次游行对于那些相信黑人的痛苦可以在现行体制框架内解决的人来说意义非凡。马丁·路德·金说：“我们呼唤这个国家的良心。”美国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场景：20多万人井然有序地聚集在首都华盛顿。大部分是黑人，还有几千名白人在沃尔特·鲁瑟的带领下前来。他们唱着赞美诗和黑人圣歌，高呼：“我们一定会胜利！”人们举着标语牌，上面写着：“马上通过有效的民权法案！”“现在就取消学校中的种族隔离！”“马上改善住房条件！”

游行示威人群很自律，这简直就是奇迹。该区的5 900名警察除了引导交通外无事可做。待命的4 000名士兵和海军陆战队队员也一直未被调用。游行期间，总统接见了游行队伍的领袖，其中有金、伦道夫、鲁瑟、罗伊·威尔金斯、惠特尼·扬、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主席约翰·刘易斯和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弗洛伊德·麦基西克。肯尼迪说：“示威人群的热忱和庄严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离开后，总统继续通过电视观看游行活动。马丁·路德·金在林肯纪念堂前发表演说成为最值得美国人铭记的历史时刻：

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会站立起来，真正实现其信条的真谛：“我们认为真理不言而喻，人人生而平等。”我梦想有一天，在佐治亚的红山上，昔日奴隶的儿子将能够和昔日奴隶主的儿子坐在一起，共叙兄弟情谊。我梦想有一天，甚至连密西西比州这个正义匿迹，压迫成风，如同沙漠般的地方，也将变成自由和正义的绿洲。我梦想有一天，我的4个孩子将在一个不是以他们的肤色，而是以其品格优劣来评价他们的国度里生活。

“再多说些你的梦想！”听众兴高采烈地喊道。当然也有一些美国人并不高兴。比如罗斯福创立的民主联盟中的那些骨干人物，北部城市里一些较大的少数族裔集中的选区的领袖人物就不高兴。波兰人、爱尔兰人、意大利人，这些曾在3年前的总统大选中给肯尼迪极大支持的人们，在没有政府的帮助下，从社会最底层挣扎着爬上来了。他们认为黑人也应该这样。他们指出，那些要求取消种族隔离的国会议员竟然把孩子从华盛顿的学校里接出来送进了私立学校。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研究表明，那些高声呼喊的自由派私底下却反对黑人出现在他们的学校和社区。卢·哈里斯的一项调查表明，肯尼迪政府在处理种族问题时已引起了400多万民主人士的不满。在南方，问题自然是最严重的。“踢开肯尼迪兄弟”是密西西比州的一个政治口号。北卡罗来纳州作风稳健的州长说，如果此时进行一次选举，肯尼迪肯定会落选。在伯明翰，卢贝尔民意测验发现，支持肯尼迪的白人投票者只有一个，而他也没有后悔选肯尼迪。

可悲的是，这恰恰是人们在对待黑人时所采取的典型行为的整体反映。那些厌烦马丁·路德·金的演讲和认为詹姆斯·梅雷迪思是傲慢无礼的美国白人又一次遇到让他们深感震惊之事。那些白人眼中自负的美国黑人竟被一些黑人观众称作“汤姆叔叔”。在哈勒姆，黑人青年向金扔鸡蛋。在芝加哥，他们给梅雷迪思喝倒彩。他们的新英雄是穆斯林领袖杰里迈亚·艾克斯、马尔科姆·艾克斯和伊莱贾·穆罕默德。因为这些人宣称白种人生而邪恶，并认为非暴力是一种愚笨的行为。“非暴力对抗的日子已经结束了，”马尔科姆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认为三K党人是非暴力的，我就会接受非暴力。如果他们让白人公民委员会变得非暴力，我就会认同非暴力。但是只要有人拒绝非暴力，我认为任何人都无权来和我谈什么非暴力。”

第一个对这种美国新黑人回应的政府人员是罗伯特·肯尼迪。他对詹姆斯·鲍德温在《纽约客》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印象深刻。在这篇文章中，鲍德温这样描述黑人的过去：

……绞杀、纵火、折磨、阉割、杀婴、强奸；死亡和侮辱；日日夜夜的担惊受怕，那种深入骨髓的恐惧。怀疑生命的价值，因为身边的人都拒绝他。为妻子、亲人、孩子感到悲伤，因为他们需要他的保护，而他却无法保护他们。愤怒、仇恨、谋杀和对白人的深仇大恨常常使他转而仇恨自己，使所有的爱、信任和欢乐都遥不可及。

鲍德温认为“白人解放的代价就是牺牲了黑人的解放”。他引用一首黑人圣歌来说明：“上帝向诺亚显示了彩虹；不再有洪水了，下一次将是大火！”

喜剧演员迪克·格雷戈里向伯克·马歇尔建议，司法部长应该见见鲍德温。马歇尔向部长传达了建议，于是那两个人在核桃山共进早餐。他们的谈话简短而友善。肯尼迪提议他们次日去纽约他父亲在曼哈顿的公寓继续商谈。伯克·马歇尔将和他一同前往。他们希望了解人们希望政府应当采取什么行动的建议，同时也希望其他黑人加入他们。鲍德温说，他会带心理学家肯尼思·克拉克、作家洛兰·汉斯伯利、歌唱家莉娜·霍恩、演员哈里·贝拉方特和在自由乘客运动期间曾挨过打、坐过牢的24岁的争取种族平等大会主席杰尔姆·史密斯等人一起来商谈。肯尼迪期待着一次严肃的谈话，就像他与罗伊·威尔金斯和马丁·路德·金所进行的那种谈话。而他首先听到的却是来自史密斯情绪激烈的长篇演说。史密斯说和罗伯特·肯尼迪待在同一个房间让他感到恶心，自此会谈气氛越发凝重。

肯尼迪试图解释政府做过的和正在做的事情，以及新的法案将起什么作用，但这些人并不关心。鲍德温甚至不知道总统的民权咨文已送交国会了。他说总统在亚拉巴马采取行动的唯一原因是一个白人遇刺身亡。当时马歇尔辩驳说，他向马丁·路德·金询问过此事，众人听了却哄堂大笑，会谈就这样持续了3个小时。鲍勃事后说：“他们都太感情用事，开会时表现出一种异常的兴奋。他们站起来激动地演讲，咒骂。一些人哭着离开了房间。”最后，一个青年黑人说他不会再为美国打仗了。当鲍勃问他为何说出这样的话时，这个黑人青年只是又重复了一遍他的话。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鲍勃来纽约的原因恰恰是与几家连锁店老板协商如何结束他们的商铺在南方的分店涉及的种族歧视问题。而这一点也没有给愤怒的黑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要是换成另一名司法部长，可能对黑人就不再抱有什么幻想了。而这位司法部长却不然。当时他很愤怒，回到华盛顿后，他反复念叨着那名青年黑人拒绝捍卫国家的言论，大惑不解地问：“有谁竟然会说出那样的话？”但是后来他若有所思地说：“我想如果我处在他的境地，如果我经历了他的痛苦，我对这个国家的感情可能也会不一样。”这是鲍勃真正认可这场民权运动的开始。他意识到这种深仇大恨有深刻的根源，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其后果将是一场“真正的大火”了。

5月29日，总统46岁了。他的工作人员悄悄为他准备了一个生日派对，然后谎称情况汇报室有一个机密电话等着他去接，将他带到派对现场，但是总统并没有感到特别意外。马克·邦迪带他走向白宫餐厅时，他笑容满面。司仪皮埃尔·塞林杰交给他一份演讲稿。他说：“我们知道你通常自己撰写演讲稿，但是总统先生，这是一份我们请人代笔的讲稿，我们希望你把它读出来。”肯尼迪开始读了：“46年前在马萨诸塞州布鲁克林一个孩子出生了……”一个卫星模型被递到肯尼迪手中，上面有一张卡片写着：“祝你旅途顺利，巴里。”肯尼迪一直对他办公室外的新花园感到非常得意，而杰基有意戏弄丈夫。她赠给他一大篮子枯草，里面的一张卡片上写着：“古玫瑰园里真正的枯草，白宫历史协会赠。”那天晚上大家都很开心。他们乘坐总统的“霍尼·菲茨”号游艇在波多马克河游玩。

此时正值肯尼迪执政的顶峰时期，但是他们并未意识到。他们以为自己还能在白宫待5年，而总统卸任后打算在华盛顿发行一份新的报纸。它将是一份伟大的报纸，美国最优秀的新闻记者都想供职于此。但是这还是很遥远的事情，他们还没到思考未来的时候。政府关注的核心仍旧是青年人问题。他们的许多生活方式在那时被称作“年轻的新婚夫妇”的方式。肯尼迪家族的3位夫人，杰基、埃赛尔和琼那年春天均怀孕了。婴儿车和婴儿围栏成为政府高级官员家的常见家具；而在其他时代，高级官员都是年逾五六十岁了。这是肯尼迪时代的一部分，就像和平工作队一样，这个组织提醒美国的年轻人这就是他们这代人的总统。毫无疑问，他还有其他拥护者，那些知识分子群体就是其中一部分。为庆祝他在哈佛董事会担任监督的6年任期将满，他邀请了众多哈佛的知名人士，在白宫举办了一场没有女宾的晚宴。但即使在那时，他也不忘自己的年龄。“邀请诸位来白宫并非易事，”他说，“因为你们当中至少有2/3的宾客在这儿参加过的男性晚宴比我还要多。”

他的支持率，像任何其他总统一样，总是时高时低。自1962年导弹危机后，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有83%的人支持他；而在接下来的10个月中，这一数据先降至61％，后又降至59％。到了1963年9月，当参议院批准与俄国签订核试验禁令条约时，他的支持率又有所回升。他对此也早预料到了。他深信右翼误解了国人的情绪。他们对于大学生会转向保守主义这一情况的估计过高了。他们坚称海军上将刘易斯·斯特劳斯在禁止核试验听证会上的发言代表着几百万美国民众。“我不确定缓和紧张的关系一定就是件好事，”爱德华·特勒在那次听证会上的发言反映了整个中产阶级的担忧，“若你们修正这一条约……无异于放弃了这个国家未来的安全。”而肯尼迪并不认同这一点。在蒙大拿州的比灵斯，在盐湖城——这个被认为是戈德华特家乡的中心地区，他在演讲中，丢开讲稿，谈到他以签署核试验禁令条约而感到骄傲时，全场起立，给他热烈鼓掌。他对朋友说，这一条约是他外交政策的核心，若明年他输给了戈德华特，他也愿意为此负责。

现在看来国际关系缓和的迹象越来越清晰了。由于苏联终于接受核查古巴导弹发射场的原则，核试验禁令的签署才成为可能，而核试验禁令签署后肯尼迪也才能听到美国上下的各种赞扬之声。而这也是全世界最后一次听到苏联“三驾马车”[1] 的声音了。赫鲁晓夫在东柏林说柏林墙已被推倒，不再需要单独签订对德和平条约了。肯尼迪已经学着去过一种喉咙里卡着骨头的生活。6月20日，肯尼迪在美国大学演讲时，向俄国人抛出了橄榄枝：“我们的问题是人为的，所以可以通过人去解决……有人说谈论世界和平是没用的……除非苏联的领导人采取了更开明的态度。我希望他们会这样做。我相信我们能帮助他们做到这一点，但是我认为，我们也得重新审视我们自己的态度。”

这次演讲被大部分美国媒体忽视，而他次日晚上的民权演讲，却引起了编辑的注意。但《曼彻斯特卫报》称“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家文件之一”。赫鲁晓夫也受到了很大的震动。之后，他对哈里曼说：“这是自罗斯福以来美国总统发表的最杰出的演说。”

8月30日，美国国防部宣布白宫与克里姆林宫之间已设立了热线电话。10月，中俄关系破裂。赫鲁晓夫说他不赞同毛泽东不惜牺牲几百万人的生命在核试验上与西方世界对决。随后，肯尼迪授权美国向苏联出售余粮，“这一充满希望的迹象表明追求一个更和平的世界是有可能的，这也是有利于大家的。”

激进的右派分子义愤填膺，但肯尼迪却对这怒火甘之如饴。他很高兴自己作为一位自由派的总统而被载入史册。艾森豪威尔总统曾对凯恩斯经济学感到困惑，他在一篇杂志文章中叫嚷道，“华盛顿的那群人究竟在想什么？为什么他们要故意对我们的国家这样做？”而肯尼迪只是笑而不答。他所做的只是在道格拉斯·狄龙和沃尔特·赫勒的帮助下，力图创造美国有史以来最长久的经济和平期，使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达到5.6%。肯尼迪坚信，如果国会赞同他减税的提议，美国也不会出现1964年的经济衰退。

这一点并不能确定。第88届的国会议员顽固不化，而肯尼迪总统带着他的自由主义方案远远走在了那些保守派的前面。他的方案包括呼吁建立医疗体系，拨大笔专款鼓励改善城市贫民窟住房条件，提出更合理的农业计划，开发和保护国家资源，改善社会治安状况，设立广泛的民权法案，对“争取进步联盟”承担更多义务。与此同时，批评者却认为他在立法方面的努力效果甚微。现在回想起来，他居然做出了那么多令人惊讶的成绩。他向第87届国会递交了107份提案，其中73份成为正式法案。而在他之后的总统执政早期于立法方面取得的胜利也是基于他向第88届国会递交的提案。

在6月份的一次在爱尔兰议会演讲中，肯尼迪引用萧伯纳《回到玛士撒拉的时代》中的一句话：“你洞察世事，追问，‘为什么？’但是我梦想的却是之前不曾有的，我说，‘为何不呢？’”这就是肯尼迪最精彩的观点，他将社会预言和政治愿景结合起来。但他并不总是那么高瞻远瞩，有时候也会走错方向。10年后，他承诺支持研发载人太空飞船和超音速运输机就被视为没有把握的冒险。然而，即使他因年轻气盛而犯下的错误在经济萎靡不振的50年代也是受欢迎的。就像富兰克林·罗斯福一样，他也正在利用政治手段去冲破国内外那些可能突破的界限。在那种环境下，他在欧洲10天的胜利之旅对于人们了解他的为人至关重要。访问爱尔兰是他欧洲之行的一部分，5个月后他便遭到暗杀。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肯尼迪与欧洲“左”派政治家极为相像，后者也清楚这一点。在肯尼迪身上，他们看到了自己理想中的自我形象。德国的维利·勃兰特、法国的加斯东·德费尔和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英国的哈罗德·威尔逊、意大利的彼得罗·南尼，这些人都在夸赞肯尼迪，引用他的话语，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模仿他的政治作风。“南尼，这个古板的社会主义狂热分子也忍不住赞扬肯尼迪了，”安东尼·桑普森在《伦敦观察家报》上写道，“……除了极右派，我们听不到任何一句反美的话。”肯尼迪作为一名自由主义者，没有耐心和那些认为人类应当戴上眼罩来抵御邪恶的人打交道。将那些想看到卡斯特罗统治下的古巴的美国学生关进监狱，对肯尼迪来说似乎很荒谬。“他们为什么不应该去？”他反问道，“如果我现在只有21岁，去古巴就是我这个夏天要做的事。”1963年10月26日，他在阿默斯特发表了被当时的历史学家无比推崇的一次演说。“别的地方也许不是这样。但在民主社会，作家、作曲家、艺术家最神圣的职责就是不论结果如何都应忠实于内心。坚守真理，就是对国家最大的奉献。”

在那样的时代肯尼迪的出现似乎是必然的，但是他也有另一面。天文学家熟悉暗星这种现象。它们发出微弱的光，几乎让人无法察觉。它跟在另一颗星后面而又会常常遮住了那颗星的光芒。肯尼迪就有一颗这样的暗星。这种悲剧与他如影随形，时时刻刻跟随着他以及他爱的人，而且总是在出人意料的时候突然出现掩盖了他最辉煌的时刻。这种现象已经发生了。8月初，杰奎琳·肯尼迪生下次子。

这个孩子提前五个半星期降临，并且患有肺部疾病。这个叫帕特里克·布维尔·肯尼迪的孩子在挣扎了39小时后便夭折了。肯尼迪总统心情沉痛，在葬礼结束后，他本想扛起小棺材将它送到墓地，但枢机主教库欣轻轻地把他拉开了。

为了让妻子重新振作起来，肯尼迪建议她接受希腊船王亚里士多德·奥纳西斯的邀请，乘坐他的豪华游轮“克里斯蒂娜”号去爱琴海观光游玩。肯尼迪的妻子后来回忆起10月初的那段日子，也就是帕特里克的死和在11月份即将发生的大灾难之间那阳光灿烂的两个星期，都像做梦一般。她从地中海发出的电报记录了她从伊斯坦布尔到莱斯博斯岛、克里特岛、德尔斐、马拉喀什，一直到伊奥尼亚海中奥纳西斯私人岛屿上的情况。希腊王室，自国王和王后到下面的王宫贵族都热情招待她和她姐姐李·拉齐维尔。他们为她祝酒，称赞她，赠送她各种奇珍异宝作为礼物。10月17日，她返回白宫。白宫的一位工作人员说，“杰奎琳眼中闪着星光，是希腊的星光。”总统问她是否愿意陪他进行一次短期的竞选旅行。她同意了，并询问去哪里，总统回答，去得克萨斯州。

对肯尼迪来说，如果年初有一个地方的事情称得上进行得特别顺利的话，那要算西贡了。1963年1月14日，在他国情咨文的开头，总统说：“我们先头部队的气势在越南受挫。”五角大楼一名发言人宣称“我们在越南的战局有了转机。”哈金斯将军说将在“一年内赢得战争”。4月22日，腊斯克说美国在西贡的努力“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吴庭艳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已“胜利在望”。腊斯克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亚历克西斯·约翰逊看到越南政府和人民紧密联合在一起以及战略村计划的实施而备受鼓舞。他称这个战略村计划为“抱有乐观态度最重要的原因”。

但后来这些话让人困惑不已。这些预言家都出现了错误，这非常糟糕。但他们为什么还如此急于公开表达自己的看法呢？答案是，他们企图压倒那些相信吴庭艳总统和每一个支持他的人都注定灭亡的政府成员。那时候，鹰派和鸽派这种术语并没有流行起来，但是政府内实质上已经分成了两派。支持美国参与越南战争的鹰派成员主要包括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和另一些将领，中央情报局的麦科恩以及腊斯克、罗斯托、美国驻西贡大使瑙尔汀，还有被来自西贡有力而精确的报道所折服的麦克纳马拉。而站在对立面的是罗伯特·肯尼迪、乔治·鲍尔、埃夫里尔·哈里曼、罗杰·希尔斯曼、迈克尔·福里斯特尔、中央情报局的理查德·赫尔姆斯以及驻越南军队中的美国校级军官和战地记者。他们曾用《闪闪的小星星》的调子唱：

我们将要胜利，这点我们知道。

哈金斯将军就是这样告诉我们。

三角洲中，步履艰难。

高山丛林，困难重重。

但我们走向胜利，这点我们知道。

哈金斯将军就是这样告诉我们。

如果你不相信，

麦克纳马拉可以作证。

在肯尼迪任期的第3年伊始，没人觉得能打胜这场仗，因为很少有人是全力以赴的。越共按兵不动，伺机突袭，越南共和国司令官也极为谨慎，无意引燃战火。但这种平静只是假象。整个国家都弥漫着仇恨的阴云，批评吴庭艳的也并非全是越共成员。因为吴庭艳代表着被称作越南既得利益集团的上层阶级，他们观念保守，讲法语，信奉罗马天主教。在不支持共产党的社区，他们的天然敌人是年轻的佛教徒与和尚，他们贫穷、激进、好战，来自社会中下层，怀疑西方的一切。他们的宗教信仰就是大多数人的信仰，他们对天主教所享有的特权极度不满。双方都处于临战状态，战争一触即发。

1963年5月初战争终于爆发。当时佛教徒正聚集在古都顺化市庆祝佛陀诞辰2 587周年，政府军军官命令他们散开。命令遭到拒绝后，士兵向人群开火，造成9人死亡。吴庭艳拒绝道歉。他私下说，道歉会使他丢面子。6月11日，一个名为释广德的和尚用了一种令人震惊的方式示威：以自我牺牲来表示抗议。他坐在人行道上，耐心等待着。追随他的和尚将汽油倒在他身上。随后他划燃一根火柴，顿时全身燃起熊熊火焰。其他一些佛教徒也纷纷效仿他自焚，这为媒体提供了大量能引起轰动的照片。（每一次自焚事件前媒体都会得到消息。）读到新闻的美国公众震惊了，但西贡政府却无动于衷。此时的吴庭艳几乎完全受弟弟吴廷瑈的影响，而吴廷瑈却常常沉溺于鸦片中。吴廷瑈夫人在此时展现出了将这个掌权的家族始终置于聚光灯下的天赋。她告诉记者，每次这些“所谓的圣人”要上演“烧烤秀”时，她都会高兴地鼓掌欢迎。

迫于美国方面的巨大压力，6月15日，吴庭艳勉强同意满足一些佛教徒的要求。但很快一切都变得很清楚，他根本不打算兑现承诺。6月30日，佛教徒又开始示威。学生在越南的学校闹事，报道示威事件的美国记者在大街上遭到袭击，被人殴打。这些使肯尼迪总统无法忍受。冷战解冻也为他提供了停止越南战争的推力。首先必须停战，他才能向全世界提出他在美国大学所说的“和平策略”：“并不是借美国武器强加给世界以和平……并不仅仅是美国人的和平，而是所有人共享的和平。并不是我们这一时期的和平，而是永久的和平。”

除去其他一些考虑，例如腐败、无能外，吴庭艳和吴廷瑈夫妇顽固的反共主义在这个新的外交政策计划中也毫无地位。肯尼迪想对他们采取高压手段。7月初，肯尼迪发现瑙尔汀去了遥远的爱琴海进行两个月的观光游览，于是他决定首先应当派遣新的大使前往西贡。腊斯克挑选了亨利·卡伯特·洛奇，这是一个绝妙的选择。肯尼迪政府中的自由派起初并不赞同，因为他们担心贵族出身的洛奇也许会偏袒越南的贵族。他们并不了解，洛奇作为波士顿的一个世家子弟，认为出身好的人都有绅士作风，而吴庭艳和吴廷瑈绝不会有。作为绅士首先就不应该背叛自己的朋友。无论瑙尔汀在任职期间功过如何，他一直是吴庭艳的好朋友。他们却准备用背叛回报他，这着实令人震惊。

在机场送别演讲中，瑙尔汀谈到了把美越两国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是“谦卑、容忍、互相尊重和深深的社会正义感”。记者们认为在越南说这些话不合时宜，而瑙尔汀认为这些话是很合理的。南越总统刚刚向他保证不再攻击佛教徒。而6天后，吴庭艳就派出秘密警察，夜袭佛寺，逮捕了居士与和尚，并恐吓他们的信徒。突袭者身穿常规军服，企图掩盖他们的真实身份。但是48小时后，真相浮出水面。吴廷瑈夫人在谈到一帮几年前就被肃清的土匪时说，这次突袭是“我们自1955年摧毁平川派以来最让我高兴的一天”。

次日晚上，洛奇到达西贡。他将这次袭击看作是佛教徒有意指责美国人的一次行为。事实上，吴庭艳的支持率又降至新低，这也标志着他开始被其他越南保守主义者孤立。他的外交部长辞职，并剃了和尚似的光头以示抗议。在华盛顿，南越驻美大使，即吴廷瑈的岳父，声称断绝与女儿的关系。“美国之音”将佛寺袭击完全归咎于吴廷瑈夫妇。吴庭艳手下的将领不想卷入这场暴行，开始密谋推翻他。洛奇向美国拍电报，说密谋造反者想知道如果政变成功，美国方面会持怎样的态度。而自己又该告诉他们什么呢？

他得到的回答大部分却表现出肯尼迪政府内部对越南问题的分歧。那天是8月24日，星期六。总统在海恩尼斯港，麦克纳马拉和麦科恩在休假，腊斯克出城了，泰勒将军也联系不上。他们的主要副手是五角大楼的吉尔帕特里克、中央情报局的赫尔姆斯和国务院的鲍尔，这些人都是西贡政权的批评者。他们通过一份由鲍尔、哈里曼、希尔斯曼和福里斯特尔起草的电文。电报中直言美国大使必须让吴廷瑈夫妇下台。之后，每个人都回到了华盛顿，但大家吵得难解难分。当总统决定让每个人都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时，却没有人愿意承担责任。

现在，越南的将领们获得了洛奇的准许。8月29日，洛奇拍电报给腊斯克说，“我们已经走上推翻吴庭艳政府之路，再回头只会脸面尽失。”一切似乎都已就绪。然而一天天过去了，一周周也过去了，却丝毫没收到越南方面政变的消息。密谋者似乎丧失了勇气。佛寺镇压削弱了他们的力量，其中几位领袖人物也被外调了。吴庭艳还加紧了对西贡周边军队的控制。美国国务院问洛奇越南将领究竟是怎么回事，洛奇说，“也许他们像我们一样贪生怕死。”

吴庭艳政府的安然无事让鹰派大受鼓舞，他们又活跃起来。在8月31日举行的军事会议中，麦克纳马拉说美军目前需要重新与吴庭艳展开对话。腊斯克同意麦克纳马拉的看法，他说美国军队应当继续留守越南，直到与越共的战争取得胜利。同时美国不能支持越南政变，这一点是很清楚的。泰勒将军说他们的观点都正确。而乔治·鲍尔和埃弗里尔·哈里曼认为他们的说法很荒谬。秋天临近了，而华盛顿两个阵营之间的分歧却与日俱增。9月，当国家安全委员会派遣另一个调查组去西贡时，双方的分歧已陷入无可挽回的深渊。调查组成员包括海军陆战队的“凶神”维克托·克鲁拉克少将和国务院的约瑟夫·门登霍尔。门登霍尔是对越南战争有丰富经验的高级军官。他们完成任务回国后，肯尼迪总统重新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他们分别向总统做了汇报。克鲁拉克少将报告说战局对美国越来越有利，吴庭艳表现得好极了。门登霍尔说吴庭艳的政权已临近崩塌边缘。沉默一阵后，总统说：“你们这两位先生去的是同一个国家吗？”

在这期间，洛奇和哈金斯将军的关系日渐恶化。他们两人都来自波士顿，两家也是世交。但现在两人几乎连话都不说了。9月末，麦克纳马拉和泰勒将军抵达西贡，想进一步弄清事情的真相。洛奇来到机场，想先与麦克纳马拉碰面，同时他派出两名手下在路上阻拦哈金斯。（“对不起，先生们！请让我过去见部长！”）除此之外，哈金斯依然兴高采烈。他在给麦克纳马拉和泰勒递交的报告开头就表现出了乐观情绪。在报告中他宣称吴庭艳的军队“已经取得很大进展，并且还将继续努力”。报告还称因为吴庭艳的军队在前线节节胜利，第一批1 000名美国士兵可以在圣诞节前撤离。到1965年年底，所有美国士兵都将返回美国。同时，报告还顺带回击了罗伯特·肯尼迪提出的美国人应立即撤离越南的荒谬建议。麦克纳马拉和泰勒竭力推行五角大楼奉行的路线：

南越安全对保障美国安全至关重要。鉴于此，我们坚持遵守以下目标：不把这个国家交给共产党，要及时镇压越共叛乱。

但这一观点毫无疑问不会被政府支持，就连总统本人也越来越不赞同这一观点了。9月2日，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节目中接见沃尔特·克朗凯特时，总统明确表示，如果越南民主共和国反抗越共取得成功，那就需要“改变政策，或许还需人员变动”。随后他还说：“我认为只有得到人民的支持，战争才会取得胜利。在我看来，过去两个月里政府脱离了人民……归根结底，这是他们的战争，输赢都在他们手中。我们可以帮助他们，为他们提供装备，派遣我们的人员担任顾问。但要赢得这场战争，只能靠他们自己，越南人民。”

10月初，美国每月为吴庭艳提供1 000万美元的项目悄然停止。吴庭艳和吴廷瑈夫妇愤怒地指责肯尼迪。吴廷瑈夫人前往加利福尼亚州，开始了在美国的巡回演讲，她谴责肯尼迪支持右翼集团。但这次巡讲之旅从一开始就失败了。华盛顿官员抵制她。她想看望早已和她断绝关系的父亲陈文章，结果发现大门上着锁，插了门闩。这位前驻美大使此时正在曼哈顿，谈论他女儿“一路遗留下来的恶臭”。吴廷瑈夫人想去找他。在拉瓜迪亚机场，她见到了一位纽约官员。这位官员直率地告诉她，他并不是来欢迎她的，“我来只是想确保夫人有足够的警力保护。”吴廷瑈夫人回答说：“上帝会保护我。”她并没有找到她父亲。在哈佛大学演讲时，大约有500多名学生在台下示威。他们举的牌子上写着“吴廷瑈做的全是为了吴庭艳的利益”。吴夫人演讲时，学生们砸演讲大厅的门，还向大厅两边扔鸡蛋，窗子被震得哗哗响。到达剑桥后，示威的人群减少了。除了一些极端保守派，前来给她捧场的人几乎就只剩下记者了。

回到西贡后，政府似乎对现实状况失去了判断。吴廷瑈威胁称要与河内结成联盟，将美国人赶出越南。吴庭艳的秘密警察在肃清佛教徒后，又开始攻击学校。在一系列毫无预兆的袭击中，他们将大学生关进监狱，随后是中学生，最后竟然将小学生也关了起来。即使天主教徒也未能幸免于难。最后所有越南人，无论有什么宗教信仰和政治见解的人，都向军队中最有威望的杨文明将军——“大”明求助，恳求他驱逐吴庭艳和吴廷瑈。杨文明和美国中情局越南站的约翰·理查森取得了联系，并向他征求意见。理查森跳过哈金斯将军，直接安排大明和洛奇碰面。洛奇告诉大明，美国不会阻止越南政变，如果政变取得成功，美国会援助另一个反共政府。这一情况迅速被报告给白宫，并获得批准。除了吴庭艳、吴廷瑈和哈金斯将军，华盛顿和西贡的每个人似乎都意识到将要发生政变，哈金斯将军向总统保证不会有政变发生，说一切都是谣言。经他查证，这些谣言纯属无稽之谈。哈金斯说，所有事情都在他的掌控中。但是，《纽约时报》的戴维·哈伯斯塔姆和另一个记者却已拿到了传递信息的纸条：“请在随军商店替我买一瓶威士忌。”这就是起义在即的信号。

吴庭艳的丧钟敲响了，时值11月1日万圣节（星期五），越南当地时间下午1点（华盛顿时间凌晨1点）。在西贡，此时正是人们用午睡来打发炎热的时间。总统和他的兄弟已经回到嘉隆宫的卧室。在那里，他们应该会有皇宫警卫和高达7英尺的带棘铁丝网的保护。但是当他们睡着后，几卡车头戴红色方巾的叛变的海军陆战队员向防御工事发起了进攻。同时，其他士兵在重要的十字路口设下了路障。叛军很快占领了机场、警察局、位于西贡河岸边的海军总部和政府广播站。他们以14名将军和7名少将的名义通过广播向全国宣告：“陆军、安全服务队、民防卫队和人民武装的士兵们！吴庭艳政府滥用职权，只图谋如何实现个人野心，轻视国家的利益……”

当天晚上，叛军用迫击炮和大炮开始围攻嘉隆宫。次日凌晨，一支由18辆坦克组成的部队开始炮轰防御工事的缺口。6点15分，一名叛军将领命令停火5分钟，要求吴庭艳和吴廷瑈投降。一面白色旗子从一楼的窗户中飘出来，但是吴庭艳和吴廷瑈却已不在那里了。他们早已通过秘密隧道逃往华人聚居的郊区堤岸边。在那儿他们给夺权的军政府传话，说已做好了谈判的准备。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无人知晓。据报道，吴庭艳和吴廷瑈接受了安全护送他们出国的条件，但这只是个借口。他们曾经欺骗了那么多人，现在却被自己出卖。被叛军逮捕后，两人被关在装甲车里，看守士兵按照将军的命令将他们杀死了。后来他们的尸体被人发现，满身都是弹痕，还穿着天主教神父的教袍。他们原本希望如果实在没有其他办法，就穿着这身衣服逃跑。吴庭艳的身上也有多处刀伤。

此时，还在比弗利山庄的比弗利–威尔希尔酒店的吴廷瑈夫人一早就被叫醒，听到了这个消息，她啜泣着指责肯尼迪总统。事实上，总统此刻也很震惊，这是自“猪湾事件”以来他第一次感到不安。总统说，无论吴庭艳犯了什么错误，也罪不当诛。而政府其他人员都欣然接受了这一消息，甚至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当然也有一个重要的例外。副总统约翰逊很痛苦，他帮助过吴庭艳，他们曾是朋友。在约翰逊看来，他们之间的友谊象征着美国对吴庭艳的承诺。那些曾经批评吴庭艳政府的官员也同样抨击约翰逊。他清楚这一点，他也知道哪些官员反对他。长久以来，约翰逊鄙视他们和有关他们的一切，从他们的卡丁牌衬衣到巡逻艇109号领带别针。在其他问题上，他佩服肯尼迪，但这件事除外。

西贡人民并不赞同约翰逊的看法。他们将吴庭艳被推翻处决的那天当作节日来庆祝，在街上跳舞。吴庭艳、他的兄弟以及弟媳的雕像被砸得粉碎，他们的海报被撕烂，最后只能在一角硬币上看到已故总统的肖像了。得胜将军们所到之处都有民众撒五彩纸屑欢迎。洛奇也成了近期第一位受越南公众欢迎的美国人。美国大使馆的每个人都抱有挺大的希望。联合起来反对吴庭艳这个家族统治集团的行动似乎很受欢迎，因为这能给予这个国家一个稳定的政府。

一个星期过去了，紧接着又过去了一个星期，秋日渐短，总统却精神渐长。麦克纳马拉和泰勒10月2日的报告还搁在他的桌上，但是他不再有需要即刻处理的紧迫感了。戴维·哈伯斯塔姆后来写道：

他知道越南情况很糟且每况愈下，他需要去处理这样一个头等重要的外交问题。但他有一种感觉：只要有时间，他就可以处理这一问题。时间似乎也站在了他这边。他可以不慌不忙地推动手下的人去做事，推得太猛就会适得其反。时值1963年末，因为1964年就是大选年，延迟任何主要决定都会是有益的。如果越南人民能撑得久一点，他也能。

11月13日，总统召集他的主要谋士为即将到来的竞选开了一次会。会议于星期三下午在内阁会议室举行。他们一致认为肯尼迪将会以压倒性优势击败戈德华特，这一预测让大家振奋不已。美国经济也日益繁荣。自他就职以来，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达1 000亿美元，这一增长率超过了苏联和整个欧洲。计划将于下月发射的巨型土星火箭将使美国在载人航天竞赛中超过苏联。除了越南，这个世界平静无事。为了得到更多详细信息，总统给驻越大使洛奇拍电报，建议他回国与自己长谈。洛奇回复说他正在安排尽快离开西贡，时间将会在11月21日，星期四。

1963年11月22日9点5分，理查德·尼克松（当时已是百事可乐公司的律师），离开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乘坐美国航空公司第82次航班前往纽约，这与肯尼迪总统抵达那里的时间仅差了两个半小时，肯尼迪乘坐的是“空军1号”飞机。尼克松在那儿参加了为期两天的百事可乐瓶装商协会会议。他刚刚开始摸索如何担当大企业律师的门道。就在上星期五，他向纽约律师事务所递交了入职申请，但事务所门上还没挂上他的律师牌子，因为直到1964年1月1日，他才会成为马奇、斯特恩、鲍德温、托德律师事务所的正式合伙人。

人们本以为尼克松可能要长期留在那里。本周早些时候，在一次电视访谈中，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就谈到了尼克松参加下届总统大选的概率。但是让人们记住的主要是他那极富特色的艾森豪威尔式的语言：“如果出现了那种僵局，我想他就是可以考虑、可以联系的人。因为他毕竟知识渊博，又很有勇气。”几乎没有人同意艾森豪威尔的说法。当然美国广播公司也不以为然。该公司不仅曾把有关他的一篇广播稿称作《理查德·尼克松的政治讣告》；而且，在这个一年前就已录制的节目中还插播了阿尔杰·希斯的访谈。因为这一点，有两家公司试图取消与美国广播公司的广告合同，但联邦通信委员会的主席“荒地”[2] 牛顿·米诺冷冷地回绝了他们。他认为广播必须要免于检查，以防止“极个别的，可怕的广告商影响广播记者的专业判断”。肯尼迪总统认同这个做法。而那时正是之后日渐衰落的附庸风雅之人的黄金时代。

美国航空公司第82次班机上，一位空姐为她的贵宾们提供了一批期刊。假使有人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返回到那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星期五，他一定会注意到那时与现在不同的一点是：杂志种类更多。有销量不错的《展望》《生活》和《星期六晚邮报》，报摊上都在出售这些期刊。（然而，报业开始衰退了。四个星期前，也就是10月16日，《纽约镜报》停刊了。在60年代结束之前，有163种杂志，160种日报，而《印第安纳波利斯时报》《旧金山呼声报》《波士顿旅行家》《波特兰记者报》和《休斯敦新闻报》已全部停刊。）

尼克松很可能会挑选《时代周刊》来看，因为他知道里面会有关于他的报道。头版就有他的一张生活照（他当时已50岁，但看上去只有40岁），连照片一同刊登的还有一篇采访，其中引用了他谈论西贡政变的政治后果的话：“若越南战争变味，明年越南就会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若一切正常，那就不会。我感到很奇怪，我们奉承铁托，讨好卡达尔，迁就赫鲁晓夫，却对真正与共产主义为敌的同道人缺乏表达同情的基本礼节。”

从不讨好共产主义者的巴里·戈德华特在1964年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中处在领先地位，而纳尔逊·洛克菲勒由于在5月间与哈佩·墨菲结婚而削弱了他的获胜概率。就在11月的第3个星期里，戈德华特通过在芝加哥商业改进局一次宴会上的一席话，在他的一个本党选区里赢得了一次新的胜利。他说，新边疆纲领所创造的是“1 026天里白白浪费的开销、一厢情愿的想法、不当的干涉、空泛的理论和日益低迷的信心”。

每当这位亚利桑那州的参议员猛烈抨击肯尼迪时，记者们总是要求总统做出回复。“还不是时候，”肯尼迪总是笑嘻嘻地回应道，“还不是时候”。但是，显然他对将与戈德华特竞选总统一事是很享受的。

在这次助其竞选的重要人士中还包括了第一夫人。特勤处的人希望肯尼迪夫人能劝说她丈夫在人群聚集处能更加小心。在去得克萨斯之前的那个星期，他就不顾特勤处的忠告，让轿车司机驶离了他的摩托车护卫队，绕道穿进了拥挤的曼哈顿闹市区。就在总统的轿车等红绿灯时，一个业余摄影师突然猛冲到肯尼迪的车边按下了相机快门。一个纽约的警官对记者说：“那人万一是一名刺客呢。”

这是技术革新的一年。柯达公司推出了“傻瓜相机”，宝丽莱公司研制出了彩色胶卷。聚乙烯也出现了。底特律的秋季车型推出了以光滑的倾斜式后窗为特色的款式，即所谓的“斜背式”；鱼形车的斜顶后窗尤其引人注目。1963年7月1日，邮政部宣布将一类邮资从4美分涨到5美分，并突然提出了将使用邮政编码系统，弄得人们糊里糊涂、怨声载道。白宫的电话号码由“national 8–1414”变为“456–1414”，这标志着数字技术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在贝尔系统的主要电话线路图上，表示长途电话已转为可直接拨号的阴影部分面积正像个大肿瘤一样快速扩散着；1963年，使用长途电话直接拨号的贝尔系统用户人数已达4 420万之多。文科院校的大学生们在展出的人像卡片上写上了这样的话：“我是一个人——请勿将我折叠、拉长或截短。”

芭比娃娃的销量在1963年首次达到了高峰。在两年前有了男朋友肯的芭比如今又迎来了她“最好的朋友”米奇利。（芭比那位“黑美人”朋友克里斯蒂直到1968年后才出现在了美泰玩具店的销售线上。在1963年，黑美人就如同黑人权利一样，还在等待着世人的发现。）到底该把逼真的女孩玩偶做成什么样仍然让玩具厂商争论不休。相当多的父母反对芭比有结实的小乳房。大众对此的态度还是相对保守的。在婚前性行为的问题上，人们还是认为“那不是好女孩会干的”；尽管加尔·格林在1963年题为《性与大学女生》的调查中发现，越来越多的好女孩都这样做了。（在格林小姐的书里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令当时的人们十分震惊，她描述了一个大学女生联谊会的女孩一边疯狂地哭叫，一边故作表情痛苦假装爬墙，喊道：“你们根本不知道我有多久没有做爱了。”）

美国的一些女大学生经常与人上床，但她们的母亲很少知道自己的女儿对性那么随便。后来，家长们愤怒地反对男女混住式宿舍楼，却差点被校园生活中更为惊人的事实吓回去了。柏克利市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医务室的报告显示，性病已对本科女生的健康造成了严重损害，这样的事实不禁让人目瞪口呆。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法有很多，停用混住式宿舍就是其中一种。但在1963年，这还不是当务之急。《花花公子》那时每星期平均会收到50封年轻女孩寄来的申请书，这些女孩都热切盼望着自己的裸照能出现在该杂志的折叠插页里，而且在编辑们看来，她们的火辣身材确实也够资格入选。然而，就算是《花花公子》也不得不迫于公众舆论做出某些必要的配合。比如，它还不敢登出模特的阴毛。但是，该杂志在1963年时刊登了一张模特赤裸着上身的照片，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因为那模特的样貌几乎完全就是第一夫人的翻版。色情的东西在当时既不是时尚，也不合法。1963年11月，曼哈顿一个由3个法官组成的法庭将《芬妮·希尔》一书裁定为淫秽小说，并将其列为禁书。法官指出：“尽管这本书确实写得不错，但也改变不了它是本淫秽书籍的事实。”“肮脏的东西包装得再漂亮也还是改变不了其肮脏的本质。”琳达·拉芙蕾丝在当时还只是个生活在得克萨斯州布赖恩区爱吃棒棒糖的12岁女孩，谁料到10年后她凭借在电影《深喉》中的色情演出一跃成为超级巨星，这着实让人唏嘘。

还有很多人是新闻中未曾报道的，如格洛丽亚·斯泰纳姆、凯特·米利特、杰曼·格里尔以及后来成为美国摄影公司总经理的博比·里格斯。贝蒂·弗里登的《女性的奥秘》一书当时刚刚出版，但妇女解放运动却仍在酝酿中。《时代周刊》在11月22日那期中报道：“目前，没有人比那些已成为社会稳定象征的40来岁的家庭主妇们（她们有十来岁的孩子和事业成功又极具责任心的丈夫）更喜欢叫嚷着表示不满了。”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人们对这些嘈杂声却不曾察觉。七女大联合会为那些“准备参加家庭外活动”的读过大学的主妇们开设了职业培训班，但仅有50个人报名。而且她们当中没有人认为男人十分不堪。所开设的职业培训班主要讲授教育、图书管理学、社会工作以及被视为突破的公共关系等内容。七女大联合会主管安妮·克罗宁就男人对女学者们自克拉夫林姐妹失败以后采取的自卫态度有何想法的问题展开了实际调查。她告诉新闻记者：“只有少数丈夫对妻子又回归职场感到很恼火。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还是对这事儿抱着严肃和理解的态度。我们并没有在拆散任何维持得不错的家庭。”

那个年代，女性的时装款式既不大胆，也不前卫。那时还没有长裤套装，就连工作辛劳的空乘小姐也无此装束。后来杰奎琳·肯尼迪开始引领时尚——圆筒形礼帽、尖头细高跟鞋和蓬松微卷的齐耳短发。那时，裙子的长度通常是刚过膝，没有腰身的紧身装十分流行。这一切都极大突出了女性特质。男人至上的风气盛行。加里·格兰特和玛娜·洛伊在午夜场电影《燕雀香巢》中的表演虽然没有遇到任何的抗议，但是也没有人想知道女主角布兰丁夫人在她的香巢里可能会做些什么。而一位作者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多萝西·基尔加伦的人物简介，其中把多萝西参加1936年环球之旅比赛的事描述成了一个新闻噱头，并公然评价：“多萝西毕竟是女人，所以晚到了一步。”1963年的夏天，伊安·弗莱明的书《爱我的间谍》发行了平装本，下面是书中的一段话：

女人都喜欢半强奸式的爱，或抢夺式的爱。这种爱甜蜜又紧张刺激，使女人对男人的感情在一种紧张危险的情绪中产生。感激心理和女性天生对勇士的向往之感叠加，使得女人一点都不觉得羞耻……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心中的偶像，我一辈子对他都怀着感激。

1963年11月的第三个星期，《纽约时报杂志》刊登了一篇关于大学校园氛围的报道。报道称，大学生编辑们发现，他们的同学通常对万事漠不关心，一心只想能在事业上有作为；而且比起重大社会时事，他们更关心安全和自身生活问题。电影《人猿泰山》就是当时流行的最好消遣。芝加哥大学正试图重燃人们对橄榄球赛的热情。康奈尔大学的两个兄弟队就刚进行了30个小时的橄榄球赛，最后两队以664∶538的比分收场。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的女大学生们在男生宿舍上演了一出“抢裤衩”的好戏——所有大学的学生宿舍其实是男女分开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生向来走在两性问题的前沿，他们曾要求学校医务室出售避孕药。然而，他们对此并未争取到底，尽管该要求是可以协商的，但是事实上却没人再关注了。

《卡米洛特》于1963年1月结束了在百老汇的演出。《汤姆·琼斯》获得了本年度“奥斯卡最佳影片奖”。黑人演员西德尼·波蒂埃凭借《原野百合花》获得了“最佳男演员奖”；帕德里夏·妮尔也因演出《赫德》获得奥斯卡“最佳女演员奖”。1963年11月票房大卖的电影是《玛丽，玛丽》和《疯狂世界》。热播的电视节目有《基尔代尔医生》《安迪·格里菲思》《我的三个儿子》《佩里·梅森》《黑兹尔》《露西》《豪门新人类》以及《阴阳魔界》等。全国广播公司为11月5日安排的星期一电影是《雨中曲》——之后未播出。

据《广告时代》杂志的哈里·麦克马汉介绍，那一年，“埃贾克斯的白衣骑士”和“白色龙卷风”（“纯净得就像白色龙卷风！”）两则商业广告最为流行。皮尔啤酒用“伯特和哈利的归来”作为广告创意。麦斯威尔速溶咖啡的广告创意则是“一杯加半杯”。雪佛兰汽车广告中汽车在威尼斯河道的水面上行驶，而赫兹公司的广告则是将人倒进了敞篷汽车里。当时流行的歌曲是《走开，小姑娘》《多米尼克》《如果我有一把锤子》《神龙帕夫》和《在风中飘荡》。

畅销小说有玛丽·麦卡锡的《群体》、莫里斯·韦斯特的《渔夫的鞋》、詹姆斯·米切纳的《驼队》以及海伦·麦金尼斯的《威尼斯风波》。畅销的非小说类书籍有詹姆斯·鲍德温的《下一次将是烈火》，以及引发了生态环保运动的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和两本备受在那一星期即将发生的周末大事件影响的书——杰西卡·米特福特的《美国式死亡》和维克托·拉斯基的《约翰·肯尼迪：其人及其神话》。由于罗伯特·肯尼迪曾参照《美国式死亡》一书为哥哥选择了下葬用的棺材，使得该书具有了某种历史意义。而位居非小说类畅销书榜首的拉斯基的书则被认为是有诽谤性质的作品，后来被其出版商从书店下架。

在体育方面，得克萨斯大学在大学橄榄球赛中拔得头筹。那个赛季，达雷尔·罗伊尔球队出了个奇才，托尼·克洛斯比，他是个光脚射门手。就在肯尼迪总统飞去达拉斯的前一个周末，克罗斯比还凭借一记42码开外的长距离射门得分帮助球队击败了得克萨斯基督教大学队。在职业球员中，克利夫兰·布朗队的球员吉米·布朗一时傲视群雄。在美国橄榄球联赛即将结束之际，纽约巨人队和芝加哥熊队正准备一较高下；最终芝加哥队以14 ∶ 10的比分夺得冠军。在美国橄榄球联赛决赛中，圣迭戈战马队以51 ∶ 10击败了波士顿爱国者队。那时还没有“超级杯”。在冰球界，底特律红翼队的戈迪·豪可谓大名鼎鼎。他在参加过1 132场比赛，牙齿被打掉12颗，累积受伤共缝了300针之后，于1963年11月，在与蒙特利尔加拿大人冰球队的较量中第545次进球得分，这也创下了纪录。在篮球方面，波士顿凯尔特人队的鲍勃·库西在1962年的赛季后便正式告别了赛场。他的退役让大家觉得凯尔特人队从此将不堪一击，但是，自肯尼迪最后一次离开白宫，1963年的赛季开始已经有两个月了，凯尔特人队仅输了一场比赛——只丢了一分。这多亏了中锋比尔·拉塞尔（身高6英尺10英寸）。

当年新闻未曾报道的一些地方有伍德斯托克、美国瓦兹、东村、格兰特公园、伤膝河、人民公园、美莱村、溪山、肯特州立大学、比夫拉、林肯公园、孟加拉国、阿提卡、胡志明小道、查帕奎迪克岛、比米尼群岛、博茨瓦纳、卡塔尔和水门。而位于华盛顿国务院旁的水门办公公寓两用大楼已在建设中；之后肯尼迪总统的送葬队伍也将在此经过。旧金山的嬉皮士聚集区海特–阿什伯里是个单调乏味的工人居住区。当时住在海特区的人并不熟悉后来的一些嬉皮士用语，如：通过吸毒逃避现实、超级巨星、吸服迷药致幻、迷药致幻、大麻香烟、激发性欲、上床、偷抢、退学、群居组织、捉弄、临时住屋、发火、醉酒、淫乱聚会、嬉皮士的集会、分享、和平与爱情的非暴力政治主张、垃圾、锅柄公园、迷幻的美国荧光艺术、角色扮演、打群架、唤起回忆、街头剧、迷幻状态下的恶魔崇拜以及神性感应。

《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其伦敦分社发回来的报道，报道称：“英国一个由4个流行音乐男歌手组成的乐队如今大受欢迎，引发了无数青少年的狂热追捧。”他们就是甲壳虫乐队。1964年2月，他们远赴美国演出，那时，他们发行的3支单曲早已在美国广为流传了，歌名分别是：《她爱你》《我想握住你的手》和《站在那里》。

据戴维·哈伯斯塔姆报道，发动了西贡政变的越南将领们希望美军撤换掉哈金斯将军，但是五角大楼表示，他们相信哈金斯将军一定能履行其打败越共的诺言。民众对美国通过军事途径解决越南问题的可行性提出了质疑，国防部副部长罗斯韦尔·吉尔帕特里克在弗吉尼亚州温泉区举行的商业会议上对此进行了反驳。他说，美军拥有绝对的杀伤力，任何人公然反抗只会自取灭亡。

法国驻美大使的夫人妮科尔·阿尔方登上了11月22日的《时代周刊》封面。吉米·霍法正被起诉。夏尔·戴高乐对英国进入共同市场持否决态度。罗斯·巴尼特州长签署通过了大陪审团裁定的判决，认为近期因牛津市州立大学给黑人学生詹姆斯·梅瑞迪思提供入学资格而引发的骚乱应该由联邦政府全权负责。理查德·伯顿和伊丽莎白·泰勒在拍摄电影《埃及艳后》时因戏生情，如今两人正设法摆脱各自的原配，打算早日完婚。在安保人员的重重护卫下，名画《蒙娜丽莎》在美国进行了展出。

1963年时，美国人口达到了189 242 000人（到1973年，人口将达到209 000 000人），其中就业人数为70 000 000（1973年将达80 627 000人），失业率为5%。美国的人口中心位于伊利诺伊州塞勒姆以东4英里处，在20世纪50年代里已向西移动了57英里，这是人口中心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最大的一次西移。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已不再是他们最重要的经历了。二战之后的“婴儿潮”让美国人年龄值的中位数降到了29.5岁。

劳工组织的数量变化也让人吃惊：1960~1962年，工会成员减少了近50万。工会工人的比率从1955年的24.4%降到了1962年的22.2%，就连一向不反对工会的默里·肯普顿也开始说工人运动已是“日薄西山”了。

原因之一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工人已忘却20世纪30年代那些工人罢工的英勇事迹了。与此同时，劳动力的性质也正在发生改变。在战胜日本之后的岁月里，蓝领工人的数量减少了400万，而白领职员——如经理、专职人员、售货员、办公室职员等，增加了近1 000万。

此外，在1963年11月，蓝领工人的境况和20世纪30年代受压迫的他们父亲那一辈的工人已不可同日而语。1963年6月时，生产工人一星期的工作时间略多于40小时，平均工资为100美元——是大萧条时期同类工人的工资的4倍。现在有近40%的家庭年收入超过了7 000美元。约翰·布鲁克斯指出，“无产阶级”这个词几乎已经从人们使用的语言中消失了。卡罗琳·伯德写道：“人们觉得物价在上涨，但这其实是他们的生活水平在提高。”

衡量社会繁荣长期影响的最佳场所便是教室了。爱德华·F·丹尼森在其对经济发展的综合研究中指出，教育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从1929年的股市崩盘到肯尼迪总统任职末期，美国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资增加了10倍，达到每年390亿美元。

这项举措带来的社会影响是无法估量的。在1900年，美国适龄青年中只有4%的人能上大学。到了1957年，这个比例为32%；肯尼迪上台后，人数占到40%，到他去世时则达到了50%。据安德鲁·哈克计算，如今有60%~70%的美国人进入了中产阶级。事实上，中产阶级正迅速成为美国唯一的阶级，其价值观也正是曾经那些少数受过高等教育的上层中产阶级的价值观。

一位欧洲的外交官说：“美国经济已变得十分强大，几乎让人难以理解。”美国的社论作者曾惊叹联邦德国的“经济奇迹”；其实，更大的经济奇迹正在美国国内发生。一些数据足以显示美国经济增长的规模。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的百万富翁仅有27 000人，但如今，美国有近9万的百万富翁，而且该数字正以每年5 000人的速度增长。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海外投资额已由120亿美元跃增到800亿美元。仅通用汽车一家公司的年销售额就有170亿美元，几乎相当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3。美国在60年代最初4年增加的国民生产总值比德国1964年全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还要高——前者为1 220亿美元，后者为1 000亿美元。自“二战”以来，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总投资额已从460亿美元增加到了4 110亿美元；华尔街的公关人员热切谈论着“人民的资本主义”的概念。这个词不无道理——纽约证券交易所行情牌上所列出的股票是掌握在大约2 000万美国人手中的。

当时的社会预言家认为这是一件不折不扣的大好事。一些学者，如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则认为利益的分配应该有所改变，但实际上他也不否认经济富足是件好事。兰尼·布鲁斯在1963年时只是个逍遥法外的粗俗喜剧演员；拉尔夫·纳德当时也不过是哈特福特大学任教的一个籍籍无名的历史和政治学讲师。新左派的观念认为，威胁美国的并不是国际共产主义，而是工业技术和规模庞大的各类机构——而且美国各大公司和华盛顿的官僚机构的庞大只不过是一种冗官冗员，而这种观念在当时还未成熟。自由主义者仍坚信政府机构的规模越大越好。

詹姆斯·赖斯顿1963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曾说道：“当今世界的头等大事就是变革了。”在这一点上，没有哪儿比流动性日益增强的美国社会更加明显了。由于南方的黑人相信在北方的城市有更好的生活等着他们，加之技术的革新，自20世纪40年代初期开始的国内人口大迁移在战后依然持续着。美国1963年的农业产量比1940年高出60%，然而全国农业劳动所需的总时间却从2 000万小时缩减到900万小时。因此，到1963年，居住在城市和郊区的美国人占到了总人口的75%。“农业集团”已不再是国会议员的心腹大患了。“大农庄”也丧失了其政治力量。

就连推动变革的运输工具也在发生改变。火车站逐渐成为美国大都市中最冷清的地方，因为每有一位旅客乘1英里的火车，就有3位乘客搭乘飞机。（到1973年，该比例将达到1 ∶ 13。）90%的地方运输是靠汽车；1963年，美国汽车行驶的总里程数达到了近8 000亿英里。据美国商务部估计，美国现有17 000多家废车处理场，而且随着艾森豪威尔总统签署修建的直达、无交叉、高速州际公路网的竣工，美国的道路交通拥挤现象也开始在各州蔓延开来。

从破旧的火车站出来，街对面的那些有着旧式复斜屋顶的城市旅馆已逐渐淡去了光辉。自战胜日本以来，原来的城市旅馆中已有4 000多家关门停业了。旅客如今抛开了城市旅馆而选择住在汽车旅馆的豪华小楼里，这些汽车旅馆由战前那些简陋的“旅舍”改造而成，不仅会为旅客提供各种传统的旅店服务，还推出了一些新的服务项目。黑白电视机成了众多汽车旅馆（只要不是最肮脏的）的标准配置（彩色电视机在当时还是种新鲜玩意儿）。那时，美国的电视机总数已达5 640万台；而且，人口普查人员发现1960年美国只有8.5%的人没有收音机。这意味着美国已经拥有了一个规模空前的信息传播系统，任何国家大事都会得到及时播报。11月22日的午后，在达拉斯的帕克兰纪念医院里，所有信息都通过两名通讯社记者在医院征用的两部电话机向外界发布。那年冬季，芝加哥大学美国民意研究中心对此事进行了调查，发现在达拉斯时间下午1点时，即枪击事件发生半小时后，美国有超过7 500万人获悉了该事件，占了人口总数的68%。到晚上时，获悉事件的人数已达99.8%。即使那些家中没有电视或收音机的人也通过其他渠道听说了该事。

1963年9月2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晚间新闻》节目将其新闻播报时间增加到了30分钟。全国广播公司紧随其后也于9月9日增加了其节目播出时间，而这一举动将对越南战争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为了填补额外增加的节目时间，电视报道中加入了新闻影像，其中就出现了美国士兵割掉越共士兵耳朵的镜头。但是在1963年11月时还不可能有这样的影像，当时西贡连电视评论员都还没有。那年，仅有17名美国人在越南战争中丧生，另有218人受伤。1963年11月的第三个星期从西贡发回的最有趣的消息是一则关于柯尔特公司新产品m–16式步枪的报道，这款枪比m–14式更加小巧轻便。一位军方发言人说，这就是在游击战中反共部队轻松歼灭越共军队的原因之一。

据美国新闻署制出的国外民意测验表显示，美国在1963年的海外声望极高。其他来自国外的消息包括了一则从加丹加省发回的报道，报道指出该地区将结束与刚果持续了两年的分裂局面；另一则是对伦敦的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领导的保守党新政府的评论。评论指出，新政府是不稳固的；丹宁勋爵对普罗富莫丑闻的调查报告使英国人民极其震惊，而丑闻的女主角克里斯汀·基勒一时成为当年最出名的英国妓女。

在美国国内，道琼斯工业指数在732点左右徘徊。新奥尔良的种族隔离主义者因为不肯向赞同种族融合的教会屈服而被罗马天主教的主教驱逐出教。他们中还没人听说过贝里根神父兄弟俩的事。新闻中尚未提及的人还有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克利福德·欧文、威廉·卡利、吉米·亨德里克斯、詹姆斯·厄尔·雷、杰布·斯图尔特·马格鲁德、安杰拉·戴维斯、安迪·沃霍尔、阿瑟·布雷默、维达·布卢、阿奇·邦克、迈拉·布雷肯里奇以及巴尔的摩县官员斯皮罗·T·阿格纽，阿格纽当时正处在他4年任期的第2年。当时谁也没听说过什么“耶稣迷”“《全球目录》”“《龙虾王》杂志”“《性交》杂志”“《金钱》杂志”“热裤”“水床”“电视节目《芝麻街》”“电影《爱情故事》”“黑人解放军”以及“同性恋解放运动”。

《 读者文摘 》1963年11月那一期转载了《 好管家 》 杂志的一篇文章来预测未来：“安眠药和兴奋剂药丸——用时千万要小心！”1963年11月24日的《纽约时报杂志》注定是读者稀少的一期，玛丽·安妮·吉塔在那期杂志上分析了一些13岁左右的孩子的最新用语，如：“卑鄙小人”“特别讨厌的人”“在舞会或聚会中‘玩得愉快’”“骗取”“太糟了，但也只好这样”“真相”“天哪老兄”“挂断电话”“令人毛骨悚然的”“欢呼声”和“夸夸其谈的人”等。这些不到13岁的孩子到1973年便该是大学生了。吉塔小姐认为，这群孩子新创造的词并不逊色于他们的父辈，有时甚至更具想象力：“据可靠消息称，‘了不起’一词已经被用在了‘新边疆’政策中。”

当时还在世的人除了肯尼迪总统外，还有司法部长罗伯特·F·肯尼迪、马丁·路德·金、玛丽·乔·科佩奇尼、弗雷德·汉普顿、马尔科姆·艾克斯、乔治·林肯·罗克韦尔以及45865名将在接下来的9年里战死越南沙场的美国青年。

1963年11月12日，约翰·肯尼迪夫人在白宫前的草坪上招待了2 000名贫困儿童。这是她自儿子帕特里克8月夭折以后的首次公开亮相。在她让人把200加仑的可可和1万个甜饼分给她的小客人时，苏格兰高地警卫团的一个小分队队员昂首阔步地为他们演奏风笛。总统听到这动听的旋律也情不自禁走出了他的椭圆形办公室欣赏起了表演。10天后，当她回忆起丈夫当时满面春风的场景，便邀乐手们在他的葬礼上再演奏一次。

现在，几乎每天都有无数回忆涌上她的心头，让她在达拉斯事件后慢慢回想、沉思、重温、回味以及哀叹。在苏格兰高地警卫团来为孩子们表演的前一天，肯尼迪总统带着不满3岁的小约翰参加了阿灵顿国家公墓举行的老兵节典礼。纵容一个蹒跚学步的小男孩走入队伍中影响其行进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因为他们觉得这应该是个严肃的场合。然而孩子的父亲却乐在其中，他对着孩子眉开眼笑的画面被摄影师拍了下来。有人认为肯尼迪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才把孩子带来的。《展望》周刊专门用了一整版来刊登小约翰的照片；这似乎是总统不想让摄影记者空手而归而特意为他们提供的几个镜头。

华盛顿军区司令官菲利普·C·韦利少将当天也去阿灵顿国家公墓参加了老兵节。12天后，在贝塞斯达海军医院的尸体解剖台旁，他俯视着肯尼迪的遗体，不由想起了豪斯曼《致一位英年早逝的运动员》中的几句诗：

今天，所有的赛跑者都来到这条路上，

我们却把你抬在肩上为你送行，

轻轻放下你在家门口，

小镇为你肃穆宁静……

而近期的许多事都能让肯尼迪夫人联想到那场悲剧；韦利将军则只有这一件。但大多数美国人却连一件都没有。对他们来说，达拉斯的惨剧是突如其来的，他们甚至都不知道总统去得克萨斯州了。只有当地人对他的到访有兴趣；他来只是为解决两位民主党人的内部争执，一位是自由派民主党人，参议员拉尔夫·亚伯勒，一位是与其意见相左的得克萨斯州州长小约翰·康纳利。直到“总统的车队在经过闹市区时遭到狙击，总统遇刺身亡”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见报后，得克萨斯州以外的民众才知道总统这一次的达拉斯之行。

后来，美国人为了使自己的悲痛更真切，试图去还原事件的全部经过。他们这才知道达拉斯闹市区的大街小巷的具体方位；才知道教科书仓库大楼在哪儿，狙击手就是在那儿开的枪；才知道帕克兰纪念医院的位置，总统和身受重伤的康纳利州长被火速送到了那儿救治；才知道惨案中所涉及的人的具体身份和职能。很快，美国人民都忘记了暗杀发生的第一时间他们其实并不知情，他们都是事后才了解事情详情的。

在当天的车队中，合众国际社的记者梅里曼·史密斯所坐的记者专车就跟在总统座驾的后面，两者间只有4车相隔。华盛顿当地时间下午1点30分，枪击事件发生的当刻，他就用所乘车上的无线电话向当地分社发回了第一条简讯：“经过达拉斯闹市区时，先后有3发子弹射向了肯尼迪总统的车队。”1点34分时，合众国际社便已经在印制机上发排这则新闻了，此时离总统被送达医院仅过去了两分钟。1点36分时，美国广播公司的唐·加德纳在本市新闻节目中插播了该新闻。1点40分时，哥伦比亚电视台中断了肥皂剧《地球照转》 的播放，观众看到了沃尔特·克朗凯特心急如焚地转播着史密斯关于3发子弹的报道，并补充道：“据第一批报道的消息，总统受了重伤。”1点45分时，全国广播公司电视台也暂时停播了另一部肥皂剧《单身老爸》而转播了切特·亨特利的报道。就这样，三大广播公司对该事件做了三天三夜的直播，中途都未插播任何商业广告，直到总统在阿灵顿国家公墓下葬为止。

有些人最初是从之前的广播节目或电视转播中了解到枪击事件的。其中有一位住在沃思堡的电视观众，玛格丽特·奥斯瓦尔德，她正是暗杀者的母亲，她从达拉斯–沃思堡电视台看到了有关该事件的新闻。她住在达拉斯近郊欧文的儿媳玛丽娜也看到了新闻。在华盛顿，一位政府官员的妻子伊丽莎白·波曾当时正开着车收听WGMS广播电台的广播。卡罗琳·肯尼迪是车上的乘客之一，她正准备去和波曾的一个孩子一起过夜。当波曾夫人听到广播里说“……头部中枪，他的夫人杰基……”时，她立即关掉了收音机。然而，大多数人并不是那样直接地获悉此事的。他们要么是从路人那儿听说的，要么是从电话或公共广播里听说的，抑或是在餐馆听服务员说的，总之都是些不可靠的来源，毕竟那已是第三四手的消息了，所以众人难免会不信。为了弄清事情的真假，人们聚集在晶体管收音机、汽车收音机或酒吧电视机旁——总之是一切可行途径，去了解真相，最终知晓这是真的。

（然而，却有一些报道不够准确或让人误解。华盛顿时间下午2点18分，美联社发出一则未经证实的报道称，林登·约翰逊也“受了轻伤”；下午3点14分，美联社的电传打字机又传出消息说，“今天，在距肯尼迪总统遇刺地点不远处，一名特工和一名达拉斯的警察也中枪身亡了。”这似乎证明了该事件是一场阴谋的说法。直到下午4点33分，该新闻才得到纠正。）

华盛顿时间下午2点，医院方面宣布肯尼迪总统死亡。正式公告却一直拖到林登·约翰逊能够离开医院后才公布。在最初的一个小时里，大家普遍猜测凶手背后有个更大的阴谋集团。下午2点26分，新总统从医院离开前往机场。6分钟后，合众国际社援引了为总统完成最后仪式的达拉斯牧师奥斯卡·休伯神父的话：“没错，他已经死了。”接着，总统的代理新闻秘书也证实了此事。华盛顿时间下午2点35分——达拉斯时间则要早一个小时，合众国际社电传打字机向全世界敲响了丧钟：

新闻快讯

肯尼迪总统死了

这时，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了达拉斯事件的另一方面。李·哈维·奥斯瓦尔德把他的来复枪留在了教科书仓库大楼6层的狙击地点，走到街上乘坐一辆公共汽车经过了7个街区，后又转乘出租车回到公寓取了一把手枪。下午2点15分，在一个小时之内，他又犯下了第二件杀人案，将前来盘查他的达拉斯警官蒂皮特枪杀了。35分钟后，奥斯瓦尔德在附近的一个电影院里被拘捕。警方的凶杀案调查组人员这才知道刚逮捕的这名罪犯是教科书仓库的一名管理员，事实上，也是案发当时唯一不在仓库的管理员。警方由此也逐渐掌握了一些间接证据。

下午3点38分，林登·约翰逊在“空军1号”上宣誓接任总统之职，旁边站着惊魂未定、身上还沾有血迹的杰奎琳·肯尼迪。9分钟后，飞机起飞前往华盛顿的安德鲁斯机场。不到两个半小时，飞机便抵达机场。约翰逊在安德鲁斯机场发表了继任总统后的第一次电视演说，随后乘直升机去了白宫。肯尼迪的随行人员护送他的棺木到了贝塞斯达海军医院等候尸检，尸检工作一直持续到了大半夜。次日凌晨4点34分，覆盖着美国国旗的棺木运回了白宫，被放置在东大厅的灵柩台上。肯尼迪夫人跪在棺木旁，把脸深埋在星条旗的繁星中。

日子就这样在混沌状态中过了3天。星期六的首都大雨倾盆、狂风大作。星期六是一个分界，晕头转向的人们日后只记得此前一天发生了令人震惊的暗杀事件，此后一天刺客本人也遭到了谋杀。芝加哥大学的调查表明，星期六那天，大多数人花了10个小时守在电视机前，达到了周末看电视时间的顶峰，但观众并没获得多少有效信息。总统的遗体还安放在东大厅；肯尼迪的家人、朋友和政府高级官员都前往那里吊唁。星期日，总统的灵柩由一辆马拉着的灵车载上了宾夕法尼亚大道，前面是一匹无人骑行的马，马镫上倒挂着一双皮靴，那是首领去世的象征。与此同时，又有消息传来，达拉斯发生了让人难以置信的新暴行。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在被移送到另一监狱的途中被一家夜总会的老板杰克·鲁比开枪打死。枪击就发生在70个身着制服的达拉斯警察眼前。由于全国广播公司当时正在电视上直播罪犯的移送过程，因此在第一时间实况转播了该枪杀事件的经过。总统的遗孀在返回白宫时获知了此事，并把这称之为“一件更可怕的事”。

星期一，总统的灵柩由灵车载往圣马修斯大教堂，举行完葬礼后，被送到了阿灵顿国家公墓安葬。以夏尔·戴高乐为首的92个国家的代表前来参加了葬礼。之后，他们出席了两场招待会，一场是在国务院举行的，另一场规模要小得多，是在白宫举行的，肯尼迪夫人在那里接待了他们。这件事到此也就结束了，但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个周末从未真正结束，若干年后，人们仍在努力尝试想弄明白其背后深意。这已成为美国乃至全世界有史以来经历过的最意义重大的发生与报道同步的事件。很久以后，美国人还在谈论着他们最初是怎样获知从达拉斯传来的消息的，谈论着他们对肯尼迪夫人要求在坟前安放长明圣火以及对小约翰向父亲灵柩行礼有何感想等话题。戴维·布林克利的结论是，这一刺杀案件让人难以理解，他说：“那些天发生的事极度不合时宜，不论发生在何处都是不应该的，这不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文明。这件事太大、太突然了，而且来势汹汹，牵涉甚广。我们必须把其中的每个事件分隔开来单独看待。”

尽管如此，人们还是总想把它和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最直接的方法便是以总统的名字命名一些东西。卡纳维拉尔角改名为肯尼迪角。艾德威尔德国际机场也改名了。美国文化中心改为约翰·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财政部开始着手铸造5 000万枚肯尼迪50美分硬币，这些硬币多被作为纪念品被珍藏起来而未能在市面上流通。美国各地的委员会纷纷提议更改当地地名来缅怀总统。不久，杰奎琳·肯尼迪就发现，她也许哪天会坐车“经由肯尼迪大道前往肯尼迪机场去参观肯尼迪中学”。这股风一直刮到了国外。加拿大有座山叫肯尼迪山，只因首位攀登此山者的名字叫罗伯特·肯尼迪。做的最显眼的是英国，竟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伦尼米德草地划出3英亩[3] 来作为肯尼迪圣坛，而当年《大宪章》就是在这片草地上签署的。1965年5月，伊丽莎白女王主持了开坛仪式，宣告将这片土地献给“生前受人爱戴，死后为人怀念”的美国总统。肯尼迪夫人回应说：“你有这份心意，我真的无比感动、备感安慰。”

当时，肯尼迪夫人收到了成千上万封美国人的来信，这些信流露出的真挚深情让人动容。戴维·贝尔形容这位已故的总统是“武士般的国王”；娜塔莉·海明威称他是“一位慈祥的教父”；约翰·斯坦贝克在信中写道：“他是人民心中最优秀的人……他直到生命尽头都还在尽力把人民所创造的一切美好回赠给人民。”

在成堆的信件中还夹着一封令人难忘的信，但这封信是很久以后才被看到并回复的：

理查德·m·尼克松

纽约州纽约市第五大道810号

邮编：10021

11月23日

亲爱的杰基：

在这悲伤的时刻，我和帕特都想让你知道，我们的悼念和祈祷将与你同在。

虽然命运让我和杰克的政治立场相左，但我们私下里仍是好朋友，我们的友谊自1947年我们俩一同进入国会起便开始了，我一直很珍视这份友谊。这份友情在过去留下了许多痕迹，包括我们被邀请参加你们的婚礼。

我现在说什么也不足以为全世界人民对他的颂扬之词锦上添花。

但是，我希望你知道，美国人民也将永远感谢你这位第一夫人所做出的贡献。作为美国国家的女主人，你把魅力、美丽和优雅带进了白宫，而你特有的保持年轻心态的秘诀也在美国人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如果以后有任何需要我们帮忙的地方，我们一直会很荣幸为你效劳的。

你忠诚的，

迪克·尼克松

剪影：约翰·F·肯尼迪和林登·B·约翰逊

[1] 1964年，在赫鲁晓夫被迫下台后，勃列日涅夫出任苏联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他跟阿列克谢·柯西金和尼古拉·波德戈尔内一起建立了“三驾马车”的集体领导制。——编者注

[2] 牛顿·米诺曾在一次演讲中将电视比作“广袤的荒地”，而这个比喻在演讲发表的50年之后还会不断被提及，成为一个文化典故。——编者注

[3] 1英亩≈ 4046.856平方米。——编者注

第三十章 权力的长臂

1964年8月的一个下午，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向笔者描述了在肯尼迪遇刺事件发生的第二天，那个凄风冷雨的星期六，他在行政大楼见到林登·约翰逊的情景：“我认识他很久了。那天他就跟平时一样，神经紧绷——不停地走动、打电话……我在谈话中一提及某人，他便会立刻抓起听筒，联系那个人。他询问我对包括减税等很多问题的意见。我告诉他，他得先说清楚自己的预算要怎样使用。我们还讨论了外交事务。就当时的情形来看，林登·约翰逊只是想确认时局形势和政策的执行状况。他的提议不新颖也不独特。他希望谈谈老挝、古巴的问题。相较于国内政策，他对外交政策的了解并不多。”

新任总统夫人说：“林登工作起来像是永远没有明天一样。”约翰逊引用自己最爱的《圣经》里的一段话来定义他的领导哲学，这话出自《以赛亚书》第一章第18节：“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讲道论理。”不过，他自己也承认，在讨论时他喜欢“小设障碍”。实际上，为了说服别人和他“意见一致”，约翰逊很少以理服人，而是采取哀求、威吓或乞求的方式，所以他其实是彻头彻尾的勒索者。作为参议院多数党的领袖，他已经成为国会山历史上最精于权术的人；其政治手腕令人叹服。但问题是，他没有意识到“专断弄权”的名声不利于他在白宫的发展。埃里克·戈德曼称他是“戴牛仔帽的马基雅维利”。公众可能会赞同他的立法目的，但他达成目的的手段却另当别论。民意测验专家塞缪尔·卢贝尔发现，1964年投票给约翰逊的美国人中，其实有许多都对他有所怀疑。他们认为：他是个精明独断的人，必须时刻提防；他是个老辣的政客，毫无疑问，他有时候特别有用，但是并不完全可靠。他的大批崇拜者抗议，认为该说法不公。也许那些人的言辞有失偏颇，但这种怀疑也并不是毫无依据。1966年初，约翰逊故意在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卷入程度的问题上误导国民；另外，与他关系最密切的三个副手——博比·贝克、沃尔特·詹金斯和阿贝·福塔斯都在他的任期内深陷丑闻。

然而，约翰逊自己并没做什么有损名誉的事，或者卑鄙的事。在就任总统的第一年，似乎走到哪里都有他的身影。赶走白宫的头面人物，削减肯尼迪的预算彰显节约精神；向贫穷宣战，为免费医疗制度亲自游说议员，与美国的6个同盟国的首脑（“我的总理们，”他向一个记者解释道）会谈，解决美国与柬埔寨的争端（如果说暂时的话），他提出愿意销毁480架B–47轰炸机，前提是俄国要销毁同等数量的TU–16战斗机，安排美国和苏联减少原子能原料的对外供应，巡视阿巴拉契亚山区；劝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在1964年竞选期间和他一起声明暂时不提种族问题；武装干涉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政务，并且，在1964年10月31日的演讲中展望“伟大社会”计划的前景等。总之，关于他的每件事都显得声势浩大。当他在国会联合会议上致辞结束走下讲台时，一位议员向他道贺。“是啊，”约翰逊说道，“我得到了80次掌声呢。”议员查询记录，竟证实了总统所言；原来他演讲时一直在数着掌声的次数。

在他的椭圆办公室和卧室都并排摆有3台电视机，方便他同时收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全国广播公司和美国广播公司的时事评论节目。他的电话控制台有42个键，他能让很多来电者同时在线等待和他单独对话，或者同时和所有人对话。他创造了用完169支笔签署3个议案的纪录。他喜欢开快车。在得克萨斯州，他曾载着4位女记者一边以令人心惊胆战的每小时90英里的速度开着车，一边为他们详细讲解公牛的性生活。其中一名乘客看时速表时倒吸一口冷气，于是总统便将自己的宽边帽摘下来盖在仪表盘上。他对爱国主义的呼吁到了厚颜无耻的地步；在有关铁路罢工的电话会议中，一位工党领袖在被问及会议状况时说道：“林登的办公室墙角有面国旗。他举起旗子在室内奔跑。”他常把“我的军队”“我的政府”和“我的税收”挂在嘴边。为了不让别人忘记他是谁，他的袖扣上、靴子上、斜条纹夹克上，甚至是塑料水杯上都装饰有总统徽章。1964年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他下令为自己制作了44英尺高的油画肖像，并把会议时间定在了他的生日8月27日的那个星期，这样他忠诚的党员们就能为他奉上最大的生日蛋糕了。同年11月，他倾尽全力想要在美国政治史上获得最伟大的一次胜利。他深夜进入一个新城市，会巡游四周，拿着扩音器大声号召：“各位，大家好！来开会吧！来听我讲演吧！”《纽约时报》的杰克·库德将他称为“y·a·蒂特尔式的握手专家”。一次在洛杉矶，一个扒手正将手伸入某人口袋时，却发现自己的手被美国总统握住了。

那年，白宫记者团为了解闷开出了一个书单，列出出版史上最短的书。前三名是《意大利战争英雄》《波兰名人录》以及林登·贝恩斯·约翰逊所著的《我犯的错》。很多认识总统的人都知道他从不探寻自己的内心，因为他觉得那样不够安全。他的问题绝不是欠缺智商。埃里克·戈德曼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后来成为约翰逊的助手，他写道：“这么多年我常跟校内外智商一流的人打交道，我确信在我认识的人中再没有比林登·约翰逊更聪明的了。不过这聪明只针对智商而言，约翰逊思路清晰、敏捷、看问题透彻，还具有其独特的想象力和精细态度。”他的问题在于他深感自己年轻时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就读的那所中学，即便以当地宽松的标准来看也是不入流的。

在一次深谈中，约翰逊曾对《时代周刊》的休·赛迪袒露：“不管我在外交事务上做出多大的功绩，都不会获得赞誉，因为我没念过哈佛。”这个观点十分荒谬，不过他对知识分子的怀疑也不是毫无根据的。他们对他的蔑视——没有更适合的词语，是20世纪60年代令人震惊的现象。他们因为他拉扯小猎犬的耳朵而取笑他，似乎这也算一件大事。校园里的学生别着的徽章上面写着“林登国王一世”，“让林登·约翰逊绝育：别再生出丑孩子”，“希特勒还活着——就在白宫”，其中最不能原谅的就是“李·哈维·奥斯瓦尔德，我们需要你，现在你在哪里？”他们赞赏《麦克伯德》[1] ，该书将约翰逊刻画成刺客，而且趣味低下，比约翰逊的失言更糟糕；而且他们还为自己辩解说这是在对肯尼迪表示哀悼，有意忽视肯尼迪是因约翰逊能力强才选他做副总统的事实。白修德提过“政治玩笑像是从遥远的赫伯特·胡佛时代复苏了，反扑到约翰逊身上；总统和伯德夫人卧房内的笑话则颇具情色意味，与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埃莉诺的私生活相差无几。”特勤局通报抨击总统的匿名信从之前的每月100封猛增到了1 000封。

约翰逊的说话方式对挽回名声没有丝毫帮助。他抑制自己天生的亲和力和质朴，转而竭力表现出严肃和谦卑，结果从电视机里反映出来的全是虚情假意和故作清高。人们本能地意识到不管真实的林登·约翰逊是什么样的，眼前这个必定是不真实的。他无法抛弃南方政客的浮华作风，而这风格与国民习惯了的肯尼迪谨慎自持的风格大相径庭，因此约翰逊被人戏称为“玉米饼大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名字很贴切。处理完铁路罢工事件之后，他发表了全国电视讲话，朗读了来自伊利诺伊州帕克福里斯特一个名叫凯茜·梅·贝克的7岁女孩的来信。“我的祖母住在纽约，”凯茜写道，“她要来看我，帮我做第一份圣餐。请确保铁路正常运营，这样她才能来见我。”总统说：“所以凯茜的祖母可以去见她了。”作为议员，这些事可能不会有人追究，但他是总统；不出24小时，全国上下都知道那封信是10天前写的。凯茜的祖母已经见过她，并见证了她享用圣餐的全过程，而且已回到纽约。约翰逊从来都不懂放弃这种策略的智慧。在随后的越南问题上，他这种夸夸其谈的毛病只会带来更大的损失。

莉兹·卡彭特是他在得克萨斯州的忠实追随者，她写道：“当我想到林登·约翰逊时，我总能看到一只伸长的手臂拿起电话，抓起一捆文件、握手、拥抱、安抚、劝告，有时甚至是推搡一下旁人的场景。但他对人总是包容的，是的，总是包容的。”但包容不是对每个人，约翰逊将罗伯特·F·肯尼迪排除在外。两人对彼此都表现出最恶劣的一面。两个骄傲敏感的人之间所产生的相互厌恶的感情往往是强烈而非理性的，并且这两个人的相互仇视从达拉斯悲剧发生之前就开始了。罗伯特·肯尼迪在洛杉矶时曾反对他哥哥选用约翰逊作为副总统，而且约翰逊似乎也多次从根本上反对小肯尼迪的立场。约翰逊一派的人对他们的前任十分痛恨。莉兹·卡彭特希望她的总统能“从暗杀后痛失亲人的家族那儿听到公开表示慰问和鼓励的话……不过他从未提过，作为一名女性和党员，我意识到了这种沉默的危险……肯尼迪家族注视着生者，为死者祷告，但却没有安抚民众”。

无疑，人们对遇刺前总统的哀悼增加了约翰逊工作的难度，但这不仅限于肯尼迪家族。在暗杀发生后不久密苏里州的国会议员克拉伦斯·坎农曾预言：“目前一切都会是肯尼迪的，然后人们就会忘记。”但他们没有遗忘。杂志只要发表肯尼迪纪念专刊，很快就会销售一空。跟肯尼迪有关的书籍一经上市总是供不应求。美国史料收藏家发现肯尼迪亲笔信件的价值甚至不亚于林肯的。经他亲笔签名的《英勇的人们》一本可卖到375美元。为了完成从肯尼迪到约翰逊的权力过渡，总统助理在约翰逊视察时给民众分发两位总统的照片，但这一做法很快就被叫停；因为每有一个人要约翰逊的照片，就有10个人要肯尼迪的。新总统斥责一个特工人员佩戴肯尼迪鱼雷快艇式领带别针，这惹怒了整个特勤处。不过约翰逊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他始终活在一个故去之人的阴影里。

约翰逊一定常常觉得无论走到哪里，都会遇到肯尼迪家族的人。他派鲍勃和埃塞尔·肯尼迪到远东地区进行访问，各报头版都争相报道访问行程。特德·肯尼迪在空难中受伤，对这一意外事件的报道盖过了约翰逊对美军力量强大的宣告——美军陆海两军联合实力已超过世界上的所有国家。最夺人眼目的是杰奎琳·肯尼迪，即便是她最微不足道的言辞或露面都能让总统的讲话黯然无光。盖洛普测验显示，与美国素来的民意测验不同，现在的第一夫人只在美国最受人尊敬的女人里排第二，她的前任仍保持着第一名的位置。1964年7月，肯尼迪夫人迁居纽约，白宫希望国民对她的崇拜能有所消减，然而事与愿违，光是她保持蓬松发型，坚持不戴帽子的习惯，就严重影响了女性帽业的发展，就像她丈夫对男性帽业的影响一样。

主教派华盛顿大教堂的主教，肯尼迪的老朋友弗朗西斯·B·塞尔从布道坛上站起来说，约翰逊“表面上，无论哪一方面都富丽堂皇，但因为私底下道德缺失，不免会有白蚁蛀蚀其根基”。《 华盛顿星报》评论道，塞尔“犀利的言辞恰当地总结了大部分选民的心声”。更让约翰逊难以承受的是那些怀疑他与前总统遇害有关联的恶毒言论。大法官厄尔·沃伦领导的委员会查实，肯尼迪是被李·哈维·奥斯瓦尔德谋杀的，并没有同党，肯尼迪家族也尽力促使大家接受委员会的调查结果。但攻击沃伦报告是不负责任的言论在约翰逊执掌白宫的这些年一直没有间断过，甚至还会在上层社会中流传。《纽约世界新闻论坛报》指出，“出于对已故总统的尊敬，我们认为，现在应该是请那些利用死者、借机牟利、投机倒把、恶意中伤的家伙们罢手的时候了，除非他们真能拿出点有力证据来，不过目前他们什么也没有。”不过这都是浪费笔墨；对报告的攻击还在持续，并且此类攻击在英国广播公司付4万美元的高价给一个声誉不佳的评论家来拍摄两小时的影片，却什么都无以证明之时达到了顶峰。

白宫所说的“鲍勃问题”是约翰逊最头痛的事。新总统执政不到半年，华盛顿的人便都知道了前总统的弟弟正在建立一个流亡政府。该“政府”由从政府离职的新拓荒派人士和肯尼迪派人物组成。他们1964年开春在杰奎琳·肯尼迪位于乔治城的寓所会面，在她离开华盛顿后会议地址改到了胡桃山司法部长的家里。他们因对约翰逊共同的敌意而团结一致。当然，他们谁也不相信约翰逊应为达拉斯的悲剧负责，不过他们都认为小肯尼迪有权成为约翰逊政府的副总统。然而他们脱离了现实，这两人根本不可能同舟共济。一次约翰逊总统较为温和地批评了鲍勃·肯尼迪：“那个所谓‘新贵’爬得太高太快了，他忽略了学习生活规则的过程，跳过了必要阶段。他不喜欢我，不过我更不认可他。”约翰逊派的人称鲍勃是前麦卡锡分子，是“自由法西斯主义者”；他们说他是“没节育的流浪男孩”，支持“上帝在国家之前，但最重要的还是肯尼迪家族”。

1964年7月29日，星期三下午1点，总统将司法部长肯尼迪叫到椭圆办公室，告诉他，他不会成为自己的竞选伙伴。约翰逊称赞了小肯尼迪的雄心壮志，并说有朝一日如果由鲍勃来管理国家将会是件美事，不过现在时机还不成熟。约翰逊向他推荐政府机构中其他的岗位，并邀请他像帮他哥哥一样来辅助自己下一届的总统竞选，但是鲍勃拒绝了他的提议。对于肯尼迪今年无缘副总统竞选的消息应在何时何地宣布并未确定。肯尼迪离开时觉得这次会面是高度机密的。不过约翰逊明显不那么认为，隔天他在邀请三名华盛顿记者吃午饭时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们。这就已经够糟糕的了；但更糟糕的是，他情不自禁地发挥起自己精妙的模仿才能，在记者面前学起肯尼迪听到消息时的模样。总统说，得知此事后，鲍勃先是一言不发，深吸了口气。约翰逊边说边模仿起他吸气的样子。消息传到肯尼迪耳朵里，他怒不可遏。于是他当面质问总统，控诉他泄密。约翰逊则坚持说他从没把见面的事情告诉任何人，直到鲍勃直言他撒谎，他才承认或许自己忘记了有过这段对话，他得看看记录和日历。

总统想让肯尼迪自己宣布将不参加竞选，鲍勃不肯。这让约翰逊进退两难。一方面，他不想得罪肯尼迪国内的追随者们。另一方面，他认为他不能冒险让这问题一拖再拖；到大西洋城参加下届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大都是肯尼迪的人，完全可以自行提名鲍勃参选。他的对策极其荒谬，不过确实是典型的约翰逊风格。7月30日，他宣布：“关于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的人选问题，我已决定，由我向大会推荐自己内阁中的任何成员或者在内阁长期工作的任何人员都是不合宜的。”他没给出原因。这种推辞根本说不通。他的这个举动，不仅打击了罗伯特·肯尼迪参选副总统的雄心，也夺走了麦克纳马拉、史蒂文森、施赖弗、腊斯克和奥维尔·弗里曼等人的希望。约翰逊说：“现在我的问题总算迎刃而解了。”鲍勃说：“不好意思，我还是有这么多优秀的同伴支持我。”

白修德在《1964年总统的诞生》一书中曾写过那个夏天的历史性冲突：“美国飞机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鱼雷艇在东京湾的袭击反应迅疾，达到了果断和精准的极致平衡。”在当时看来的确如此。不过随后，随着民众对越南战争的失望情绪蔓延整个国家，东京湾事件变得暧昧不清，令人费解，还被当成了美国蓄意挑衅的结果。

要了解1964年8月的第一个星期北越附近水域发生了什么事，最关键的就是一份代号为34A的美国针对越南共产主义力量的秘密行动计划。白修德从没听说过34A，美国民众也没听过，就连国会也没听过。国会事实上应对该行动负责，它负责批准该行动，也确实批准了，它将美国的亚洲战争规模进行了灾难性的升级。某种程度上，东京湾事件被意外地误解和歪曲了，但如果华盛顿的当权者们没有进行更深层的权力游戏，这些失误便是无足轻重的。这些行动的主谋就是约翰逊总统。不过，他也可能受到了五角大楼中高级官员们的欺骗和利用。因此可以确定国会确实是受人操控转而支持战争行动的。

34A计划是于1963年12月，肯尼迪总统遇害一个月后提出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他某次考察西贡的行程中，听到针对北越的秘密行动计划，他很认可。他让克鲁拉克将军负责这件事。回到华盛顿之后，他便向约翰逊总统报告了整个计划，约翰逊也热切地想了解。然而，34A计划的执行成效却令人失望。虽然南越游击队、伞兵和蛙人的进攻组织有序，但北越人民拥护河内政权，所以这些突击队每次都被背叛。策划34A计划的哈金斯将军和麦乔治·邦迪将主力部队调动去突袭共产党的海岸防线，进攻武器是南越的鱼雷艇。河内认为这不过是骚扰，并不构成威胁，但拦截到的无线电信息表明，被多次袭击的北越基地共产党海军指挥官们要求进行还击的呼声越来越高。

1964年7月30日星期六，约翰逊将司法部长肯尼迪和他的其他内阁成员从副总统候选人名单中移除，也是在那天，南越鱼雷艇小队按照34A计划从岘港起航。美国的驱逐舰“马多克斯”号也启程前往同一水域；其任务是通过挑衅诱使海岸防线守卫使用雷达装置，然后测出雷达位置——这和陆军测定敌军火炮位置再反击敌军将其一举歼灭是一样的军事原理。8月1日，“马多克斯”号驱逐舰驶过迎面而来的鱼雷艇；对方刚完成一次鱼雷攻击，正在返航。驱逐舰进入交战区，开始执行任务，对海岸上的雷达操纵员进行挑衅。那里的北越官员认为“马多克斯”号和鱼雷艇是执行同一任务的。这个假定美方相当清楚，因为美方一直通过无线电监听着三艘被遣去侦察驱逐舰的北越鱼雷艇的信息，还把这个情况向五角大楼进行了汇报。然而报告却被丢进了抽屉深处，没有得到任何反馈。在五角大楼向白宫的汇报中，只提到三艘共产党的鱼雷艇袭击了“马多克斯”号，在美方回击时，其中一艘被击沉。

在向公众发布的经过处理的版本报告中，美军声称驱逐舰当时是在距离海岸还有30英里的公海区域内正常航行，没有提及它的任务，更没有提及南越鱼雷艇。约翰逊总统下令“马多克斯”号继续执行任务，并派出第二艘驱逐舰“C·特纳·乔伊”号加入行动。这便是第二次东京湾事件的背景。8月4日晚间，事后据一个海军士兵形容，“那一夜比地狱中心还黑。”负责驱逐舰巡逻指挥的船长约翰·赫里克通过无线电发回信息称，根据截获的北越无线电信息，显然他们仍旧认为这些美国舰队的行动只是34A攻击计划的一部分。像之前的报告一样，这一信息再次被五角大楼压下了。而公众得知的情况却是，美国舰队第二次被无端侵犯，并且这次的冲突位置距离海岸有65英里。

从采取行动的重要性来看，第二次袭击的证据极没有说服力。直到3年半之后，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才知晓事件的始末。令他们惊讶的是，参议员们随后发现当时根本就没有发生任何冲突。驱逐舰“特纳·乔伊”号的雷达屏幕上出现了光点，随即它就开火了。“马多克斯”号也开火了，虽然它的雷达屏幕上什么也没有。两艘舰艇都在迂回式前进。“马多克斯”号的船长注意到每当驱逐舰急转弯时，他的信号员就会报告说有鱼雷。如此三小时后，赫里克回复说：“回顾记录时发现所有上报的舰艇接触和鱼雷发射都有疑点。反常的天气状况和信号兵过于急切的情绪都可能是造成这么多报告失误的原因。 ‘马多克斯’号没有发现实际的目标。建议在下一步行动前进行全面实况评估。”实际上，北越鱼雷艇确实在附近——驱逐舰的炮火和舰载飞机击沉了其中两艘，但美国舰队分毫未损，究竟哪方首先开火实在可疑。第一份报告发回的14小时后，五角大楼仍旧向驱逐舰询问袭击中的目击者姓名、其可信度和北越军队的规模、类型和数量。

林登·约翰逊等不及这些材料。在他的命令之下，战机已经从航母“提康德罗加”号和“星座”号上起飞；攻击目标是4个北越鱼雷艇基地和一座油库。第二天一早，全美国都知道了35艘北越舰艇和90%的北越油库受损或被击毁。约翰逊在电视上宣称：“原先针对南越和平村庄的恐怖袭击现在已发展成了在公海上对美国的公开侵略了。”他说，美方的反击是“有限和适度的”，“尽管其他人已经忘记，我们美国人知道，冲突蔓延的危险性。我们并不希望战争扩大。”

如果他在那年选举中面对的是其他对手，那他对这次这些小型舰艇之间的短暂冲突的反应可能会不同。在三周前，共和党在旧金山牛宫提名了巴里·戈德华特为本党候选人，他指责约翰逊政府“在共产主义面前显得怯懦”。这让他的崇拜者起立欢呼，他说：“伟大的上帝建立起这个强大的国家是为了给勇敢者一个家园……而不是为了让它在共产主义的欺凌面前忍气吞声……是我们的失败筑起了柏林的耻辱之墙。我们的失败污染了猪湾的耻辱之沙。我们的失败标志着老挝自由的逐渐死亡。我们的失败危害着越南森林。”

利用东京湾事件，约翰逊可以粉碎戈德华特的这些言论。他所要做的，不过就是披着国旗向国会要求由自己全权负责清剿北越海盗。为了这一目的，他召集国会的领导们到白宫，让他们通过决议，授权他可以果断处理这类挑衅。他说他想要的，是联合决议，类似于国会曾经给予艾森豪威尔用于对抗1955年中国台湾地区和1957年中东出现的共产主义威胁时的权力。比尔·邦迪已经为他起草了一个决议草案。总统让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参议员富布赖特以及约翰逊的一位老友为通过决议的事情负责。富布赖特当时同意了，之后却懊悔不已。

1964年，冷战形势依旧紧张；国会没多少人主张对共产主义气焰保持温和态度。俄勒冈州的韦恩·莫尔斯是个例外。在第二次东京湾事件之后的夜里，莫尔斯接到从五角大楼打来的电话。来电者听闻这位参议员将会反对总统的决议，便建议参议员到时候提两个问题。第一，他必须坚持要求查看“马多克斯”号的航海日志，因为里面记录的驱逐舰与海岸的实际距离要比民众所了解的小得多。第二，他必须要求了解舰艇被派出去要执行的任务，这任务绝对没有那么单纯。

第二天早上，莫尔斯研究了决议的措辞，得出结论，该决议是违反宪法的。他向富布赖特指出，只有国会才有权宣战。而这个决议却同意总统可以绕过国会在任何情况下不宣而战。富布赖特想用中国台湾地区和中东地区的类似决议说服他。莫尔斯说，那些决议也是违反宪法的，而与约翰逊的事情比起来，他们要名正言顺得多。在那个危急关头必须得当机立断，但这次不同：越南的战争目前看不到尽头，这个不限时的许可证会让总统可以在任何他认为合适的时间进行战争干预。而且莫尔斯认为决议的措辞相当笼统。他恳请富布赖特举办听证会。富布赖特说，不可能，这只是突发事件。莫尔斯不同意这个观点，他其实是对的；但富布赖特已经决定让决议立即通过，还把这件事与参议员的爱国与否联系起来，让莫尔斯和唯一支持他的阿拉斯加议员埃内斯特·格里宁受到孤立。仅仅40分钟的讨论之后，决议就以414∶0的投票结果在众议院通过了。参议院花的时间长一些——辩论了8个小时，但是如观察员之后的评论一样，“比参议院讨论修订渔业法案花的时间还少。”

在当时，批评的言论寥寥。这一举动被视为在慕尼黑之后，政府不再姑息挑衅者，而是依赖集体安全的思路的合理延伸。这么看来，如果我们和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其他成员国现在去救援南越，那么当加利福尼亚州受到胡志明，或胡志明和毛泽东共同的威胁之时，他们也会来帮我们的忙。迪安·腊斯克坚称，不这么做会让美国陷入“致命危机”。之后这个言论引来诸多嘲笑，但在当时没有人质疑。腊斯克的立场其实是两党政治人物共同的立场；投票赞成决议的参议员有尤金·麦卡锡、乔治·麦戈文、伯奇·贝赫、艾伯特·戈尔、雅各布·贾维茨、约翰·舍曼·库珀、弗兰克·卡尔森、乔治·艾肯以及弗兰克·丘奇。《纽约时报》评论道：“美国对总统的一致信任是至关重要的。”《华盛顿邮报》说：“约翰逊总统赢得了自由世界的感激。”卢·哈里斯民意测验显示，虽然7月时美国58%的民众对约翰逊插手战争有不满情绪，但现在72%的人都表示同意。哈里斯写道：“单是这一举动，约翰逊就将自己在对外政策方面最大的政治弱点变成了他最强的资本。”就连沃尔特·李普曼都表示支持，坚信总统对美国人民所说的，轰炸是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底线，他绝不会派出军队。1964年，支持政府的人几乎占了美国大多数，大家都兴高采烈。很久以后，人们才想起莫尔斯的预言：

我坚信历史会记下我们犯的大错，因为这项决议，我们破坏并背离了美国宪法。正如我今天早些时候竭力说明的那样，我们实际上赋予了总统不宣而战的权力。我认为这会是个历史性的错误。

8月7日决议通过的当天，约翰逊就签字履行了。8个月后，他笑着告诉来访者：“我只知道，美国的海军正在那边射击鲸鱼。”

1963年夏天，在多家报纸开设经济专栏的作家埃利奥特·詹韦曾思考过，如果黑人和白人发觉他们竞争同一职位，会发生怎样的情况。他认为白人可能会憎恶民权运动，他将这一反应命名为“强势冲击”。在达拉斯事件后的那个冬天，“强势冲击”有了政治意义，它特指亚拉巴马州州长乔治·C·华莱士在总统初选期间得到种族主义者的支持。华莱士在印第安纳州（5月5日赢得30%的选票）和马里兰州（5月19日获得43%的选票）展现了其影响力之后，他在全国范围内的支持者开始减少。他的声望受损似乎是因为大多数黑人仍旧对不公之事保持着逆来顺受的态度。7月份，华莱士退出了竞选。就在他退出之时，纽约的黑人却决定开始拒绝忍气吞声，他们以新的姿态创造着历史。所以，新闻头条上出现的消息又将引发更激烈的反应。

7月16日，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旧金山接受党内提名当天，曼哈顿的一名清洁工正在位于东76街215号的高级公寓外冲洗人行道，这个区域临近哈莱姆。当他看到3个黑人男孩在街边游荡，就冲动地把水管对准他们，此举很愚蠢。对这些男孩来说，水管让他们想起了“公牛”康纳尔和在伯明翰发生的事。他们异常愤怒，一边抓起垃圾桶盖当盾牌，一边用东西砸清洁工。清洁工被瓶子击中后撒腿就跑。其中一个男孩叫詹姆斯·鲍威尔，15岁，他拿着刀在后面追。这时候，刚下班的托马斯·吉利根警官正好路过，吉利根掏出手枪，要求鲍威尔放下刀。男孩不但没放下，反而刺向警官，向他的右臂猛砍过去。吉利根向空中开了一枪示警，接着又连开了几枪，结果打死了鲍威尔。

鲍威尔的死亡激怒了整个哈莱姆区的人。黑人们的愤怒郁积了3天。在第3天星期六的傍晚，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人在西123号街举行抗议集会。受慷慨激昂的演讲者影响，激动的黑人民众涌向了附近的29警察分局，要求吉利根立刻辞职。当意识到他们的要求不能被满足时，暴动发生了，他们不停地朝警察扔瓶子和玻璃碎片。暴乱蔓延，持续了整整5个晚上。这边刚缓和下来不久，布鲁克林的贝德福 - 斯泰弗森特区那边又乱了起来，等到布鲁克林的暴乱平息下来，300英里以外的纽约罗切斯特又发生了暴动。8月2日星期日，泽西城也有黑人闹事。帕特森和伊丽莎白也紧随其后，接着是芝加哥郊区的迪克穆尔，最后是费城。上百人受伤，近千人被逮捕。上千家店面被毁坏，总经济损失高达上百万美元。

联邦调查局表示，这一系列暴动没有固定模式，是“对一切政府机构的盲目攻击，没有明确目的和目标”。报告还说：“虽然城市里的种族关系紧张是一个影响因素，但爆发出来的动乱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种族暴动’。”从本质上说，就是暴乱，它们缺乏一定的形式和内容。从20世纪初到1964年之前，在美国的不同种族间发生了33起大型冲突，而白人始终是冲突中挑衅的一方。

而今，情况颠倒了，主动权转移到了黑人手上。20世纪60年代的种族暴乱还有些其他的共性。他们都发生在夏季，发生在贫民区，那里的贫民和其区域决策人之间缺乏互动，并且暴乱都是因为黑人和白人警察之间的敌意引起的。

“你们当心！”黑人国会议员亚当·克莱顿·鲍威尔说道。他比他的批评者们（无论黑人或白人）更精明。他所说的“黑人革命”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在南方，与“中产阶级的要求”相关：涉及在公交车上和午餐店里入座、使用公共厕所、进入白人的学校等表明社会地位的问题。第二部分是在北方。他说一切才刚刚开始，将和第一部分完全不同。鲍威尔称它是“无产阶级”的，而且他预言这部分将是“艰辛”的。北方黑人一直享有南方黑人竭力争取的权利。他们关心的则是鲍威尔说的“谁拿钱的核心问题”。他们情绪躁动，并不理会马丁·路德·金非暴力的号召。他们的政治口号就是：“烧吧，孩子们，用火烧毁吧！”

虽然当时没人知道，不过1964年确实是未来三年内北方城市将陷入被摧毁殆尽周期的开端。除了纽约的骚乱外，那个夏天新泽西、费城、芝加哥和佛罗里达的圣奥古斯丁等地都有零星的动乱。种族问题成了美国最严峻的国内问题。对北方的学校来说，这一年是联合抵制的一年；纽约和克利夫兰的黑人父母不满他们的子女在校所受的待遇，于是让孩子留在家里。1964年，马尔科姆·艾克斯组建了黑人民族党。北方人的良知最后被南方的非正义行为激发了出来。那年春天，马萨诸塞州州长72岁的母亲，马尔科姆·皮博迪夫人，因参与圣奥古斯丁的抗议活动被逮捕。抗议是针对梅德加·埃弗斯谋杀案的无效宣判的，这一事件若再早几年发生，估计黑人就会顺从接受，但如今却激起大批民众的反抗情绪，他们加入了当年最重要的民权运动计划——1964年密西西比州的“自由之夏”。

密西西比州民权运动的直接重要性在于其对在北方地区聚居的黑人的影响。1940年以前，75%的美国黑人住在南方。由于南方黑人向北方转移的长期性移民活动和在新地方降生的孩子已经成年，因而产生了新一代激进的黑人。华盛顿和纽瓦克的黑人占大多数，而克利夫兰、巴尔的摩、圣路易斯和底特律的黑人数量也超过了城市人口总数的1/3。黑人的高出生率（约比白人高40%）使得黑人取代了移民成为美国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北部城市的贫民区中挤满了黑人青年。目前美国一半以上的黑人在22岁以下，而且他们大部分缺乏父母监管。在大城市，30%的黑人家庭是由单身妇女扛起了整个家；1964年，单是纽约就有10万非法出生的黑人婴儿，通信革命意味着电视新闻节目为这群敏感易冲动的观众提供了关于南方民权发展的生动报道。伦敦的《经济学家》杂志提醒其欧洲读者：“在所有关于贫民区境况悲惨的统计数据中，我们有必要知道……约88%的美国黑人家里有电视机。”

“自由之夏”由全国组织联合委员会赞助，主要由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和争取种族平等大会负责。参与者并不指望从密西西比州的白人那里得到礼遇。对詹姆斯·梅雷迪思和梅迪加·埃弗斯的事件，黑人们仍然记忆犹新；而且众所周知，南方的农业工人和小农场主十分憎恨1964年的民权法案。该法案由约翰·肯尼迪提出，再由林登·约翰逊从国会牵线搭桥。法案在许多新领域都增加了针对种族歧视的禁令。全国组织联合委员会将吸纳新成员的网络延伸进北方高校校园，主要吸纳对象是看不惯黑人遭受不公待遇而良心不安的白人学生。其中有1 000人志愿参与登记运动，协助登记密西西比州90万黑人中尽可能多的选民。他们在俄亥俄州的牛津市受训。6月19日，由200人组成的第一个团队出发前往南方，他们于6月21日到达杰克逊市。

到达的第二天，就有三人失踪。这三人分别是来自布鲁克林24岁的迈克尔·施韦纳、来自纽约20岁的安德鲁·古德曼和21岁的密西西比州马里兰人詹姆斯·钱尼。施韦纳和古德曼是白人，钱尼是黑人。他们三人开着一辆1964年的福特旅行汽车，因为超速在密西西比州中部偏东的尼肖巴县被捕。劳伦斯·雷尼和他的副警长塞西尔·普赖斯说，这几个青年在县政府所在地的费城交完罚款之后就不知所踪了。那辆旅行汽车第二天在费城东北方向15英里外的地方被找到，但已被焚毁。

联邦调查局、当地执法官员和驻扎在密西西比州的海军一起进行了大规模的搜寻，想找到失踪的这三名青年。他们在河流和小溪里都进行了打捞；直升机和照相侦察机在空中盘旋。在总统的要求下，艾伦·杜勒斯飞往密西西比州与小保罗·约翰逊州长进行商议。州内很大一部分白人认为这三个人要么是在古巴，要么像一个报告里说的那样在芝加哥的某间酒吧里，喝着啤酒嘲笑那些满世界寻找他们的笨警察。密西西比州的白人普遍认为搜索的人并不是想找到那几个青年。他们觉得，这么做只是为了让约翰逊总统能赢得北部地区黑人的选票。

与此同时，全国组织联合委员会其余的志愿者也遇到了另外的难题。在密西西比三角洲，他们与当地黑人在开会时遭到了空中三K党的轰炸：私人飞机自低空飞过，扔下一个个炸药包。在密西西比州西南部的麦科姆，有几处黑人住宅被摧毁，几名白人被逮捕；逮捕他们的官员还发现了4支威力极强的步枪、几支卡宾枪和手枪、15枚烈性炸弹、一罐5加仑的炸药、一箱手榴弹和数千发子弹。

在密西西比州贝尔佐尼分发传单的全国组织联合委员会的志愿者被逮捕了，被控犯有“工联主义”罪，最后被拘押在镇上的监狱。一枚炸弹摧毁了纳齐兹市市长家的一面墙壁，他曾承诺会给予黑人同等的法律保护。一位巡回法院法官谴责烧毁教堂的人们，随即就有人去他家的草坪上烧毁了一个十字架。夏天过去之后，“自由之夏”的领导者拟出了一份其成员的伤亡名单。80名志愿者被殴打，35次枪击事件中有3人受伤，超过千人被捕，37座黑人教堂被焚毁或炸毁。此外，还有几桩悬而未决的黑人被杀案，这些案件也增添了人们对民权运动的敌意。

罗伯特·肯尼迪告诉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联邦政府不可能在该州采取预防性警察行动；这样做不切实际，而且可能还会违宪。埃德加·胡佛则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他跑到杰克逊市，公然声称对他所谓的“过分强调”民权运动一事深表遗憾，并说，他的人“绝对”不会为那些志愿者提供任何保护。尽管如此表态，但在艾伦·杜勒斯的建议下，总统还是增派了联邦调查局人员去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一座新建大楼的顶部两层彻夜灯火通明，那是联邦调查局在密西西比州的总部大楼。约翰逊州长呼吁公众一起帮助寻找三名失踪的民权运动成员。但结果可想而知，这项呼吁是不会有人理睬的。不过，联邦调查局提供的近3万美元的赏金还是吸引了两名知情人前来报告。根据他们提供的线索，特工人员租来一台挖土机，对费城西南6英里处的一座农场的新筑土坝进行了挖掘。当挖开这座由红黏土筑成的高25英尺，长250英尺的土坝时，坝底中央出现了三名失踪青年的尸体。三人都是中枪而死的，而且黑人钱尼死前还遭到了毒打。

12月4日这天，联邦调查局逮捕了21名尼肖巴县人，其中还包括县警长雷尼和副警长普赖斯。普赖斯被指控逮捕了那三名青年，并将他们交给了一伙滥用私刑的暴民，而且他自己也参与了动用私刑。这伙暴民大多是三K党徒，其中一人还是当地三K党的头目。民权运动的领导者认为这群人中不会有人被定罪，据当时情况来看，似乎确实如此。约翰逊州长和密西西比州司法部长乔·帕特森声称，由于证据不足，当局不会提起诉讼。但密西西比州默里迪恩联邦法院的一个大陪审团却对其中18个人提起公诉，控告他们共谋侵犯了被害人的宪法权利，该行为违反了1870年宪法通过的一条不起眼的法令。但是联邦地方法院的法官是哈罗德·考克斯，他在詹姆斯·梅瑞迪思一案中就曾参与推迟了法定诉讼进程。最近一次，考克斯还把申请选民登记的黑人称作黑猩猩。这次自然也不能指望他会为难被告。

一开始，他果然没那样做。1965年2月，他驳回了对被告的重罪指控，将指控减轻为行为不端。当地一个陪审团甚至一度判定政府应赔偿被指控的县警长、副警长和费城治安法官的名誉损失费。在一些记者看来，那些被告似乎竟被多数人看作英雄。联邦的星条旗在政府大楼外高高飘扬，其中一面巨大的旗帜每天早晨都从街道正对面的理发店门前缓缓升起。电视和通讯社的摄影记者遭到愤怒的围观者围殴。尽管美国最高法院驳回了考克斯法官的判决，裁定被告必须按司法部提出的共谋罪受审，但大多数观察者都相信，这个案子其实已经了结了。至少被告是这样想的，在受审期间他们就被保释出来，明显看得出他们正为自己在当地出了名而自鸣得意。12名被告的辩护律师找来了114位证人，他们大多都为被告提供了不在场证明或证实他们品行端正。一位律师竟称告发者才是“叛徒”。陪审团的7名女性，5名男性统统是白人；开始陪审团有18名黑人陪审员，但因被告反对，这些人都被排除了。

约翰·多尔作为司法部的检察官传唤了41位证人。他们揭露，谋杀行为绝非一时兴起。在全国组织联合委员会志愿者大队出发前就先行一步的施韦纳，由于在黑人家中留宿吃饭而在其被害前9天上了三K党的死亡黑名单。他和他的两个同伴在一番疯狂逃命后还是被三K党人抓住并带到了一条偏僻的土路上。一个三K党人把施韦纳拉过来，问道：“那黑鬼是你的小情人吗？”施韦纳回答说：“先生，我知道你是什么感觉。”这就是他说的最后一句话了。很快，古德曼也被杀害了。一个三K党人失望地表示没能在那两名白人志愿者被别人打死前开枪。他开枪打死了钱尼，并说道：“至少我还是亲手解决了一个黑鬼。”

一天，陪审团退席仔细考量了证据后报告说，目前两派意见相左互不退让。考克斯法官不愿局面这样僵持下去，于是下达了一些新的指令。其中一项所谓的“爆破指令”是1898年时获最高法院支持，专门用来迫使僵持的陪审团做出裁决的指令。该指令要求少数持不同意见的陪审员“仔细研究和重新考虑”一下他们的意见，尽量顾及多数人的情感。法官还告诉他们说，他也会认可意见不统一的裁决。就在休庭期间，普赖斯警长和另一名被告韦恩·罗伯茨——一名汽车拖车推销员，却犯了一个大错。他们在联邦大楼的走廊上对听审的人说，他们将要给这个法官一点颜色。人们听到罗伯茨说：“既然考克斯法官给陪审团下了‘爆破指令’，那很好，我们就为他准备点炸药吧。”这话传到了考克斯法官的耳朵里。他让他们回到了被告席上，说道：“如果你们认为自己能威胁法庭，那你们就大错特错了。我是不会让任何野蛮人在这个文明的社会中为胡作非为的。”说完，他下令将二人收押，不得保释。10月20日，陪审团宣判包括普赖斯和罗伯茨在内的7人有罪，雷尼警长和其他7人无罪开释。此时离案发已有3年多了，但司法部仍然非常高兴，因为这次判决极具历史意义。这是密西西比州联邦白人陪审团有史以来首次在民权案件中裁定白人被告有罪。12月29日，考克斯法官分别判处7名被告3年到1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这一年是戈德华特大显身手的一年。自1936年兰登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以来，在过去连续7届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党内保守派一直克制着把自己队伍中的人提名为总统候选人的欲望。这一次，他们不再压抑，而是致力于做到Au + H₂O = 1964[2] 。正如他们标语上写的那样，他们想做出自己的选择，而不是一味附和别人。于是在7月15日，他们提名了亚利桑那州资深参议员、极端右派分子巴里·莫里斯·戈德华特为总统候选人。

事实上，共和党只能孤注一掷了。乔治·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在过去的25年中，共和党党员减少了1/3；认为自己是共和党成员的美国人减少了13%，而民主党人的数量却增加了11%。戈德华特和他的团队对此做出了解释，他们辩解道，共和党挑选的一直是些“我也这样想”的候选人——这些温和派的共和党人只知道复述民主党的选举承诺。他们总结说，就因为民主党是原件而共和党温和派只是复印件，所以共和党才会一再受挫，选民总是更偏好最真实和原初的东西。

共和党目前如履薄冰。民意测验表明，大多数选民都喜欢中间道路。共和党的右翼分子却对此予以否定。他们坚信，在广大的乡村地区隐藏着一股巨大的保守势力，并强调，那才是美国政治的关键所在。由于没有自己的阵地，这群心怀不满的保守派对两党都不屑一顾。于是，在选举日，他们要么出去钓鱼，要么待在家里。对他们来说，选举结果如何都事不关己。因为不论哪个党派当选，他们都得继续忍受自由派、“左”派、社会主义者、“集体主义者”和那些“悲天悯人者”。戈德华特派的理论家说，只有提名一个真正的保守派候选人，才能让那些隐藏极深的大多数人涌上街头，从而选出一位真正的美国领导人。

尽管肯尼迪总统早就确信巴里·戈德华特将获得196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戈德华特自己却没多大把握，共和党的其他领导人也迟迟没有认真考虑过他。在谁将成为领导人的斗争中，情况总是变得很离奇。1月3日这天，亚利桑那人戈德华特在他亚利桑那州斯科茨代尔市那阳光普照的庭院里宣布将参选总统。接着宣布准备参加竞选的共和党人是位女性，她叫玛格丽特·蔡斯·史密斯。在新罕布什尔州初选中获胜的是亨利·卡伯特·洛奇，他的名字是被补写在选票上的，并且他从未宣布过要参加竞选。纳尔逊·洛克菲勒随后也透露他要参加竞选，接着宾夕法尼亚州的威廉·斯克兰顿也宣称要加入。

直到6月2日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最后一次初选前，几乎所有人都觉得会有人击败戈德华特，其中最有可能的是洛克菲勒。在5月30日星期六这天，洛克菲勒的第二任夫人生下了小纳尔逊·洛克菲勒，这提醒了加利福尼亚州的共和党人这位纽约州州长最近刚离过婚。一夜之间，在卢·哈里斯的民意测验中，他就失去了7个百分点。星期二时，戈德华特的初选得票率为51%，洛克菲勒为49%。在共和党代表大会上，亚利桑那州组织有序的选举队伍将反对派的票数全部争取了过来，以压倒性的883张选票赢得了首轮投票。随即，戈德华特对温和派的出言不逊加剧了共和党内的分裂，其中有两句令人难忘的话：“捍卫自由时的极端并不是罪恶！追求正义时的温和并不是美德！”

巴里·戈德华特当时55岁，为人十分正直，同时也是历届总统竞选中最有魅力的政治家之一。他英俊帅气、身材魁梧、满头银丝，总戴着一副招牌式的黑色牛角框眼镜，而且他早已是美国最知名的政界人士之一了，当然，也是最出名的保守党人。戈德华特代表着一种人们对过去美好事物的喜爱和对目前糟糕状况的仇视之情。他用他那干脆而低沉的西南口音拖腔带调地向全国人民引述着那些虽过时却仍能发人深省的美国格言和伦理信念。凭借他特有的演讲天分，那些言辞让听众们觉得头头是道而且也十分中肯。

在参议院之外的人看来，戈德华特就像是不合时宜的大杂烩。尽管他总喜欢引述过去的传奇故事，但他本人却是空军后备役的少将，杰出的喷气式飞机驾驶员，而且还是尖端技术的狂热爱好者。（在他被提名之时，他还稳坐在机舱内，驾驶着私人喷气式飞机在旧金山的牛宫体育馆上空急速上升、盘旋飞行。）他还是个业余无线电台爱好者。在他凤凰城郊区的家里和华盛顿的公寓里都装有昂贵的无线电收发设备，他还专门带了另一套无线电设备去参加旧金山的全国代表大会。他也是位出色的摄影师，曾出版过一套沙漠摄影作品。他最有意义的成就大概要数他亚利桑那州家中的那根高25英尺的旗杆了。这根旗杆配备有一套光电装置，曙光一照到旗杆它便会自动升旗，暮色降临时又会自动降旗。这样一来，即使没人在家，也能彰显他的爱国热情。

“万岁！加油！万岁！加油！”他忠实的追随者们欢呼着。他们激情澎湃、活力四射，有时甚至热情得令人生畏。在牛宫体育馆曾发生过令人难忘的一幕：当纳尔逊·洛克菲勒正在主席台上竭力主张人们采纳纲领委员会起草的少数派决议时，挤满看台的戈德华特派分子在底下发出嘘声，并大喊道：“我们要巴里！”很多人遇到此事或许都会惊慌失措，但洛克菲勒反倒乐在其中。他嘲弄地说道：“这里现在还是个自由的国家，女士们、先生们。”当众人的情绪开始失控并且发怒狂喊时，他又向他们讲述起在加利福尼亚州初选时别人用来对付他的一些手段：“这种事在美国是不应当发生的，但我能亲自证明这些事确实存在，而许多其他人也都能证明。他们也经历过在深夜或清晨受到电话骚扰、收到匿名恐吓信或充满诽谤和恶意的文字材料、遭到雇用打手或暴徒的袭击、被炸弹威胁或遇到爆炸事件、以共产党和纳粹党手段侵犯并接管新成立的政治团体等事情。”

此时，楼里的人几乎全都躺在地上，用鞋跟狠敲地板。主席思拉斯顿·莫顿敲着小木槌让大家安静一点，但却是徒劳。这时出席会议的戈德华特派代表们意识到，这样蛮横的行为被电视观众看到只会有损戈德华特的名誉，于是也劝说他们安静下来。在注意到谩骂之声仍不能停止后，洛克菲勒便微笑着再次讥讽道：“女士们、先生们，你们中有些人不愿听这些，但事实如此。”

这只是部分事实。戈德华特和他的干事从不让那些穿网球鞋的小老太太加入他们的组织。说实在的，他们竞选团队的缺点之一就是太规矩、太缺乏主动性了。全国代表大会之后，戈德华特派了两名很正直的年轻人，迪安·伯奇和约翰·格雷尼尔，去接管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伯奇任主席，格雷尼尔任执行理事。他俩花了整整5周来对委员会进行整顿——而这5周他们本应用来进行竞选活动的。11月选举后的第一天，戈德华特的财务主席兴冲冲地宣布，他的账面上还有盈余。

一个精明的政客本会利用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演讲的机会争取到失败一方的支持，甚至还可能去拜访被他击败的人，就像艾森豪威尔1952年拜访塔夫脱那样。但是，戈德华特也被一些卑鄙的手段激怒了，即使他再宽宏大量，也不愿去主动讲和。直到8月，事情已无回旋余地的时候，他才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赫希与洛克菲勒、艾森豪威尔、尼克松、威廉·斯克兰顿及乔治·罗姆尼等党内元老坐到了一起，试图与他们重修旧好，共同制定出最好的竞选策略。但这只是白白浪费了一整天的时间而已。大家都缺乏和解精神，而且谁也提不出有效的竞选方针。大多数时候，他们都是在相互抱怨。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由于这次会议导致了会后竞选其他职位的共和党人开始躲着这位总统候选人，甚至避免和他发表相同的政纲。

在为戈德华特宣传的广告牌上、饰针上和汽车尾贴上都写着一句话：“你心里明白他是对的。”这句话有几分道理。在他的三本书和报上的800篇专栏文章中，他已碰触了许多看似神圣不可侵犯但理应受到关注的条条框框。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联邦政府机构的规模已比原来扩大了50~60倍。政府官员大多都很专横跋扈，一些政府自己在实施或鼓励他人实施的政策已经不再适用了，其中包括诸如超额雇工、折耗津贴、维持农产品价格补贴和花生种植补助等政策。在这类问题上，戈德华特参议员的态度很坚决，因此千百万美国人心里清楚，或至少相信，他是对的。

麻烦的是，他还说过、做过、写过许多其他东西，有些非常荒谬。他曾提出以一美元的价格卖掉田纳西流域管理局。他也曾说希望把整个东海岸割开，让它漂出海去。他还把美国的大城市形容为罪孽深重的巴比伦。他多次鼓吹要废除农村电气化、取缔国家劳工关系局以及设立一个新的美国最高法院。美国人心里清楚，这些都是不对的。

他的敌手是美国历史上最为精明的政客之一。因此，戈德华特铠甲上的缺陷很快便被巧妙地暴露了出来，一再的暴露让他的形势很被动，而且从此再难翻身。主张进行核大战的立场更对他造成了致命打击。1963年10月24日，戈德华特在哈特福德演讲时曾说，他相信，如果授权北约组织的“指挥官们”在发生危机时使用战术核武器，那美国目前的军事规模可以缩减1/3。这样，原子弹问题就成了竞选中备受争议的话题之一，争论一直持续到竞选结束。

作为一个合法的竞选议题，洛克菲勒在1月的新罕布什尔州竞选中对此加以利用。在后来众所周知的“雏菊女孩”的电视竞选广告中，民主党可能做得有点太过了。该广告于9月7日首次在电视荧屏上播出。那天晚上，全国广播公司“星期一晚间电影”剧场播出的由格里高利·派克和苏珊·海华德主演的影片《戴维与巴思谢巴》突然中断，电视上出现了唯美的田园风光画面，一个小女孩正一边采下雏菊花瓣一边数着数儿，随后她的身影逐渐隐去，取而代之的是原子弹爆炸和蘑菇云升起的震撼画面。看到这样的广告，共和党人不可能保持镇静。但戈德华特一直以来都未能澄清他在哈特福德所发表的言论。至少，他谈到核武器时的那种态度让人很不安。一位美国总统候选人无论如何是不应该说出“扔一枚（原子弹）到克里姆林宫的男洗手间去”这种话的。一次，戈德华特本想清除原子弹问题留下的阴影，但《纽约时报》的查尔斯·莫尔却发现他在发言中使用诸如“按下开关”“原子大屠杀”“用核武器毁灭”的词汇不下30次。这可不能让人放心。民主党人恶意中伤道：“你心知肚明，他会那么干的。”

另一个葬送掉共和党获胜希望的议题是社会保障问题。麻烦开始于1月6日的新罕布什尔州。在回答一个问题时，戈德华特表示，他赞成以自愿捐献的方式来改善社会保障制度。第二天，新罕布什尔州康科德市的《箴言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标题为：《戈德华特设立的目标：终结社会保障》。尽管戈德华特提出了抗议，但自愿参加捐献显然就是这样。付给退休工人的钱必然来自年轻工人；如果可以，没有人会比这群年轻人更不愿纳税的了。针对这一问题，民主党的电视竞选广告中出现了两只手把一张社保卡撕毁的镜头。社会保障关系着数百万美国人的利益，要找到一个比这更受人关注的问题怕是很难了。

戈德华特还有其他困扰。他不但投票反对禁核条约，还在去年6月时，投票反对肯尼迪·约翰逊提议的公民权利法案。他这一系列的举动使得保守派报纸一家接一家地转向约翰逊，最后，连他自己也看清了后果。民意测验的数据从来没有像这样一边倒过。盖洛普统计显示，约翰逊的支持率高达65%，而戈德华特却只有29%。选举结束后，这位亚利桑那人谈到，他早就该意识到，早在这场竞选开始之前，一切就在旧金山完结了。他说，事实上8月的时候，他才意识到一切都毫无希望了。这多少有点马后炮的味道。都到10月了，他仍坚称自己能够获胜。不管他有怎样的期望，却从未借助过任何手段来提高胜算。他还劝诫那些对约翰逊不满的人（千万不要对当今总统怀有不敬）。戈德华特有一名叫克利夫顿·怀特的顾问，这个人制作了一部纪录片，名叫《选择》。这部纪录片以令人震惊的镜头记录了黑人在贫民区四处抢劫所引起的暴动。戈德华特认为这部纪录片充斥着种族主义，禁止其发行。在约翰逊竞选总统期间，曾曝出一件丑闻，总统的首席助理被控在公共厕所鸡奸而被捕。但是戈德华特并未利用这件事，甚至拒绝讨论此事。

这名被控的助理名叫沃尔特·詹金斯。他也是因为工作过度劳累，疲惫不堪，才会禁不起那种诱惑。否则，他也不会做出这种事。10月7日，詹金斯离开白宫数小时，前去参加《新闻周刊》华盛顿分社为庆祝新办公室成立而举办的鸡尾酒会。他喝了几杯后就离席前往两个街区外的华盛顿基督教青年教会，他知道那边地下室里的男厕所是同性恋者幽会的场所。不幸的是，华盛顿警方也熟知这一点。

晚上7点半左右，詹金斯和一名退伍老兵被一名一直在外面监视的警官当场逮捕。他们俩被押到警察局。到了警局后才发现，5年前，詹金斯就因同样的指控曾被逮捕过。新闻记者不愿将此事公之于众，但是，他们别无选择。因为迪安·伯奇想要人们关注“一件轰动华盛顿的新闻——白宫正拼命压制一条有关国家安全的重大事件”（这是一个较早的关于共和党右翼轻率使用这种说法的例子）。此事一经曝光，詹金斯就被确诊为“极度疲劳”而住进了医院。伯奇以及戈德华特的许多其他顾问都请求戈德华特利用此次机会，大肆渲染这一所谓的政府上层人物伤风败俗的惊人事件。然而，戈德华特却拒绝了这一请求。

约翰逊焦急地委托奥利弗·奎尔调查组对这一丑闻造成的选票流失情况进行调查统计。调查结果却出人意料，流失的票数少得根本不值一提，大众也很快就忘记了这个丑闻。出现这样的结果，一方面是由于戈德华特的宽容，另一方面是由于人们的注意力已从詹金斯事件上转移到国家外交事务上发生的三件令人震惊的大事上了。在10月15~16日的48小时之内，赫鲁晓夫被剥夺了一切权力，赶下了台；中国宣布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的保守党政府垮台了。白宫记者团都说约翰逊运气好，他确实运气不错。当伯德·约翰逊夫人和一群南部政府官员的夫人们一同南行时，她们乘坐的火车名为“伯德夫人专列，该火车有16节车厢。她们遭遇了强烈的诘难——这一定能在别的地方赢得同情，从而获得更多选票。

约翰逊在新奥尔良迎接伯德夫人专列，并在当地进行了一场精彩绝伦的竞选演讲。这场演讲是一次冒险——他反对参议员拉塞尔·朗的提议，强烈呼吁保卫民权，单是这一点就让人们印象深刻，而演讲的最后几句更是让人永远难忘。他呼吁停止盲从，然后又说要开始实施并遵守1964年的民权法案（“我不会让他们制造仇恨，不会让他们利用我的人民的偏见来收买人心”）。接着他说道，在萨姆·雷伯恩第一次进入国会的时候，他与一位身体羸弱的南方参议员谈了很久，那位参议员说，等身体恢复得差不多的时候，想再回家看看。约翰逊引述了那位参议员的原话：“我真希望能够南下，回到故乡，再次为人们发表一次民主演说。我觉得我还有一篇演说要发表。我可怜的南方同胞，30年来，他们还没听过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演说。他们在选举过程中听到的除了黑鬼还是黑鬼。”听众们先是愣住了，待到清醒过来，他们站起来向约翰报以长达5分钟的热烈欢呼。

约翰逊竞选时的其他一些情形却非都如此有利，尤其是在越南问题上。他谴责戈德华特在核武器问题上随意言说、逻辑不严密，这无疑是一剂强力的政治良药。民主党人已经禁不起更强的药力了。继“雏菊女孩”电视广告之后，9月17日电视台又播放了一个节目，但因为太不近情理，该节目只播放了一次。该片向我们展现了一位可爱的小女孩正在吃冰激凌蛋卷，这时突然传来一个声音说，锶毒化了空气，并提醒观众戈德华特曾投票反对禁止核试验协定。该参议员提出用原子弹可以摧毁胡志明铁路，此举被认为是其不负责任并且崇尚军国主义的例证。对于约翰逊来说，这可是个危险的话题。它会使选民想起美国正处于越南的激战之中，而把美国人送到那儿的可不是戈德华特。为了保持和平这一主题，总统向美国人民做出了一些人们不会忘记的承诺。

9月25日在俄克拉何马州尤福拉，他说道：“我们不想让我们美国的孩子去替亚洲孩子打仗。我们不想牵涉其中……更不想被困于亚洲的陆地战场，无法逃脱。”

在本次竞选活动中，该事件似乎已清晰明了。戈德华特建议美国派军队和飞机支持南越，约翰逊总统表示反对，并指责他鲁莽好战，不考虑后果。

随后他又于9月28日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曼彻斯特说：“我想我们并没有准备让我们的孩子去替亚洲人打仗。现在的情况是，我一直试图让那些越南人按照我们的意见，使用我们提供的装备，自己去打仗……目前已有190名美国人牺牲了……我经常在深夜醒来，扪心自问，如果我走错一步，会造成多少美国人丧生……发动战争并不是什么难事……我知道有些人认为我会轻易发动战争。但是停止战争却是一件棘手的事情，这也正是我目前正在努力解决的难题。”

10月21日他在俄亥俄州的阿克伦说：“……我们不打算把我们的孩子送到9万或10万公里之外的越南去打仗，这场仗应该由亚洲人自己去打。”

10月27日他又在匹兹堡说：“只要我是总统，美国人就能有和平，就会有和平。”

一年之后，有个尖刻的笑话这样讲：一个女孩说，“如果我投票选戈德华特，那么6个月内，我们就会卷入战争。我投了他一票——我们就果真在打仗了。”的确，一个投票人，如果他的唯一动机是维护和平，而他又仔细阅读过报上发表的演讲，那么在1964年11月选举的时候，他肯定会投票选举约翰逊为总统而反对戈德华特。随后他就会像其他许多人一样，感到背叛。竞选期间，总统在埃尔帕索说：“今天我在此向大家保证，为了促进和平和自由，我在任何时候都将到世界的一切偏远角落，与所有人会谈。”而事实是，只要他觉得美国军队有能力对共产主义国家实施军事制裁，他就会拒绝越共和北越的一切回应，其中包括一些大有和解希望的举措。在竞选过程中，各方对这个问题的想法似乎大相径庭。戈德华特提议派遣美国士兵和飞机支援南越，而约翰逊却指责他是不负责任的战争推手。而且总统当时显得很诚恳。然而，到了第二年夏天，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戈德华特提出的军事计划竟被约翰逊一一践行了，尽管他曾发誓反对这些军事计划。

11月3日，林登·约翰逊在选举中赢得又一个完整任期，入主白宫。他和休伯特·汉弗莱以多数票通过，在44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共赢得486张选举人票。戈德华特和众议员威廉·e·米勒只在亚利桑那州、密西西比州、亚拉巴马州、南卡罗来纳州、路易斯安那州和佐治亚州暂时占据优势，共赢得52张选举人票。国会民主党人也横扫了国会选举，他们在35个参议员席位中赢得了28个席位，使其席位总数达到68个，而共和党只有32个，并且民主党还占据了41个众议院席位。他们如今以2/3的多数议席（议院共有295名议员，民主党占了140人）主导着议院。尽管共和党确实在州议会上捷足先登，取得了一个州长的职位，但他们在全国一共只有17名州长，而民主党却有33名。

一条在华盛顿流传极广的竞选汽车标贴嘲弄地说，“万圣节扮成戈德华特吧！”贴有这条标贴的汽车并非都属于民主党人。选举当天，标贴作者与厄尔·沃伦在其住所共进午餐。让人印象最深的是，首席法官强烈表示希望戈德华特遭到惨败。沃伦和许多其他温和派共和党人一样，希望戈德华特的保守派被彻底击败。当灾难来临时，共和党人更加确信这一早已存在的真理：共和党人内部的争执远比民主党人内部的争执激烈得多。保守派不只是在选举中失败了，很多时候，保守派成员之间竟假装不认识对方。

理查德·尼克松或许很好地诠释了共和党人在党内的挫折与困惑。选举结束两天后，尼克松就严厉指责纳尔逊·洛克菲勒，怪他不肯帮助戈德华特，直接导致其选票流失。尼克松称这个纽约州州长为“分裂分子”。到了下个星期二，尼克松却有了其他想法。他一面敦促共和党人抵制“极端右翼主义”，另一方面又热切支持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所谓的“严肃负责的观点”。当时，即使是在共和党人中，尼克松的见解也已失去影响力了。与洛克菲勒不同的是，尼克松曾孜孜不倦地为竞选努力，结果这些努力都付诸东流了。虽然许多当事人表示理解尼克松在弥合党内罅隙上的努力，但这无益于解决任何问题。

对尼克松而言，这几年相当平静，从其他方面来说，也算得上好年头。他赚了很多钱，并且有时间阅读及思考。除了外出演讲，私底下，他就是一位普通的父亲。竞选开始那星期的星期日，他的黑白花色的西班牙长耳小狗切克尔斯死了，当时他安慰了他的女儿。早在1952年，尼克松就把这只狗当作一份政治资产，它活了12年。（10月他在艾奥瓦州竞选时，有人送给他一只西班牙长耳小狗，并建议取名为切克尔斯二世，但他把它转送给了别人；只能有一个切克尔斯啊！）选举结束8周后，纽约州举办了一次初进社交圈的少女的国际舞会游行，当时他的女儿特里西娅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他一直陪着他的女儿。第二天正好是1964年除夕的前一天，尼克松在切克尔斯的坟上安了一块墓石。许多人都认为这一举动相当有象征意义。

直到1964年11月，林登·约翰逊都是在肯尼迪总统的阴影下治理国家，而现在他依靠的是自己的力量。肯尼迪传奇在美国民众心里仍然影响巨大——国会山两个最具吸引力的人就是纽约州选出的现任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以及在马萨诸塞州以90多万张选票的极大优势重新当选的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可是现在约翰逊却坐上头把交椅，华盛顿的一些事物也充分反映了这一情况。在酒吧最常听见的歌曲是《得克萨斯之眼》和《得克萨斯的黄玫瑰》。15号街的财政大楼旁边，有一个华盛顿酒店，在酒店的大厅里，经常可以看见许多脚穿牛仔靴，头戴牛仔帽，身着正装的中年男子来来往往。华盛顿让外来的游客觉得这是一座边疆城市，其实美国其他地方也出现了这种情况；一切开放，怎样都行的60年代已经来临。

1964年，加利福尼亚州设计师鲁迪·根赖希推出了一款裸胸游泳衣，引发了一系列新潮流。一些高级夜总会开始打起“裸胸”女子的招牌招揽顾客，但很快这也不稀奇了；像在美国其他大都市里一样，国家档案局附近的那些华丽的华盛顿卡巴莱餐馆里，女招待袒胸露乳地走来走去，她们的乳房随之摆动十分招摇。接着玛丽·匡特在伦敦设计出了超短裙。随着时间的推移，少女们和妇女们穿的裙子，一寸一寸地缩短，逗弄着人们的感官，直到迷你裙出现，人们早已司空见惯。至此，只有女人最漂亮的大腿才能吸引人的眼球。

当时剧院中裸露成风，在60年代中期快结束时，半裸已成为社会时尚。透明或者一眼就能看透的裙子最为时兴。伊夫·圣罗兰生产出一种仅用几片金属圆亮片半掩乳房和胯部的薄纱裙。在意大利，服装设计师福克特发明了一种能轻挂于人胯部的南海短裙，他还用连串的珠子代替上衣。稍稍害羞一点儿的女人穿短裙时要么穿一件名为紧身连裤长袜的内裤，要么穿“滑稽内衣”——一件浮华鲜艳的内衣。人们透过纱罩一眼就能瞥见女人们的裙下风光。一旦更大胆或更漂亮的女人穿上这样的衣服，就会更加炫目了。女人们自腹部的裸露范围也向上下两边扩展得更加厉害。当史密森学会搜集到一些更奇异的新礼服时，艾奥瓦州共和党众议员格罗斯在众议院中起身表示抗议。

新生的年青一代坚持他们的言论自由权，随意表达他们觉得“合适”的东西。一时间，“合适”和“承诺”这样的词都变成了一种流行用语。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见证了“言论自由运动”的兴起，该运动在加州简称FSm，是众所周知的。这一运动反倒引发了20世纪60年代第一次重大的学生与政府间的对抗事件。FSm组织成立于1964年夏末，是由本科生、研究生和青年教师组成的一个联盟，其思想体系囊括了从戈德华特主义到毛泽东思想的各种意识形态。他们所有人联合起来反对大学当局禁止学生在校内呼吁政治权利，也反对学校阻止他们将针对公民权利的示威游行扩展到校外。在马里奥·萨维奥（一个来自纽约的22岁的哲学专业学生）的带领下，学生们发起言论自由运动总动员，由此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大学的董事会成员正试图把校园变成一个集中营。这次阴谋的目的正如他们所目睹的那样，是把整个伯克利分校变成一个培养白领技术人员的职业学校，把它变成像企业、银行、出版社、军队和保守工会一样的现有制度下的机构。萨维奥大声疾呼：“是时候躺在机器上阻止它运转了！”

1964年9月14日，秋季学期开学的前一周，动乱开始了。从此，无论是伯克利分校还是美国其他任何大学再也回不到从前了。那些把“言论自由运动”称为共产主义运动的人根本没有抓住关键。它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的，同时蔑视一切辩证法。一名支持该运动的研究者称：“一切旧的标签都已过时，如果‘言论自由运动’中真有正统的共产主义分子，他们也不会有重大影响。”有时，该运动对理性的不管不顾简直过于荒唐。当警察把萨维奥和他的800名追随者从发生叛乱的中心斯普劳尔厅拉出去的时候，萨维奥高喊：“太好了！我们终于可以让校方接受我们的条件了！”

次年3月的一天，太阳懒洋洋的，一个赤脚长发的青年在伯克利校园的正门前示威，手里举着一块蓝底的标语牌，牌子上写着一个4个字母拼成的下流词语。他名叫约翰·汤普森，不是学生，而是一个未出版过作品的诗人，同时也是所谓的伯克利“秘密社团”的一员。这个社团由一些无名作家和政治上的激进分子组成，20世纪60年代后期发生的骚乱不少都是由他们挑起的。第二天，又有十几个青年来到校门口，举着类似的标语牌。其中一个人还对着校园里的扩音器大声念出他标榜的那个词，另一个人则对着逮捕他的警官大声朗读了《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的一段。“言论自由运动”的参与者中没有人去保释汤普森和他的朋友们。校报发文反对这一“肮脏言论运动”，用当时时兴的话说，他们怀疑这些怪异的改革者是在玩弄他们。

然而，他们的示威，以及那些禁忌字眼的新用法却是20世纪60年代所特有的，并成为反抗束缚的宏大反叛运动的一部分。汤普森和他的朋友们经常拿言论自由运动开玩笑，但许多严肃的作家都郑重其事地对待他们使用语言的权利，而那些语言在今天已被禁止。他们认为这是经最高法院同意的（他们是合法的），从长远来看，他们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可能比萨维奥所倡导的非暴力反抗更为持久。更衣室里的语言一被印刷出来，就被搬上了舞台。例如戏剧《灵欲春宵》在百老汇共上演664场后，于1966年又拍成了电影——最后成为文化符号出现在了形形色色的社交场合。老顽固们最早开始使用那些语言，后来在年轻人中间也开始流行。在曾经称之为文明的社会里，人们常常从一些最可爱的美人嘴里听到一些过去只在无异性参加的场合中才会有人使用的盎格鲁–撒克逊短语。较为保守的老一代人听到这些话时常感到万分惊愕。

就像避孕药和新兴的裸体时尚一样，“言论自由运动”的发展也反映了一种正在形成的新生活方式及新的道德观念。对于多数的老一辈人而言，这些根本毫无道德可言，不过是和蓄长发，建立嬉皮士聚居点一样的把戏。但是，对于“争取自由青年美国人”组织中那些追随戈德华特的人来说，这种禁果的诱惑力相当大。“争取自由青年美国人”组织从来不参加反战游行，也不看杂志《堡垒》。不过，灯一熄灭，他们就像色情嬉皮士一样活跃。对偶尔通奸者的一次调查显示，他们多数是留短发，在政治上保守的人。一名常与保守的享乐主义团体打交道的洛杉矶企业家对记者说道：“这是你所不知道的美国。那里的人规规矩矩的，不穿拖鞋，也不留胡子——青年男女过着极其平常的生活。那里的美国味之浓，简直令人难以想象。”

大学早就为男女交往提供了场所，但是，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要想在校外找一个动人、合适又风流的异性，还得花大量时间和金钱。现在，连这种情况也在改变。就在约翰逊·戈德华特参选前两年，卡茨基尔斯的格罗辛格饭店才首次在周末接待单身男女。当时没人知道，这只是另一个运动的开端。1964年，驻扎在弗吉尼亚州阿灵顿的海军少尉迈克尔·奥哈罗感到孤独寂寞，于是为其他未婚男女青年——军官、专业人员、飞机上的女招待、教员、模特儿、秘书和职业女性，举办了一个派对，从而开创了一种新的生财之道和生活方式。3年后，奥哈罗退伍，开始担任“下级军官和专业人员联谊会”的主席，该协会拥有3万名成员，12个地方分会以及50名职员。那时，它已能为单身男女安排去风景名胜度假，并组织只限于未婚男女参加的巴哈马游艇海上漫游或欧洲旅行团，提供奥哈罗联谊会的会刊《夜信》这一仅供单身人士阅读的杂志。当然，奥哈罗也有竞争者。在旧金山，寂寞男女可在“保利之家”聚会；在芝加哥，有所谓的“商店”，在达拉斯，有“感谢上帝，今天是星期五”会所，在曼哈顿，则有“拉夫先生之家”和“星期五聚会”。

这一切的必然结果便是综合公寓的兴起。未婚男女可以在此租房生活，这样一来，他们可以在任何时候彼此来往，于是这类公寓也就应运而生了。从某方面来看，这也是时代分化的一种体现——同龄群体趋于离群自居，而这就造成了许多误会，进而演变成后来人们所谓的“代沟”。最早这样做的并不是年轻人，而是老年人。1960年，德尔·韦布在亚利桑那州建起了第一座“退休城”。像奥哈罗一样，他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从而引发了效仿的热潮。到1965年，便出现了第一个单身男女居民点，即洛杉矶托朗斯郊区的南湾俱乐部。当南湾俱乐部尚在建造时，里面的248套公寓就已全部租出。最后该公司总计盖了13座这样的综合公寓，其中一座位于凤凰城。共有租户8 000人，他们可以在一起玩桥牌、参加圆桌讨论、举行烧烤聚会、组织化装舞会和品酒会，他们甚至可以同居，也不必担心被对方的妻子或丈夫撞见。

很自然的，在单身男女圆桌讨论会上常谈论的一个话题就是如何避孕。另一个话题则是婚姻枷锁，他们常常质疑：“婚姻有什么值得拥护的？”婚姻不过只是60年代中期许多遭受攻击的社会制度之一而已。再没什么是神圣庄严的了。在1966年的复活节前一周，《时代周刊》在其封面上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上帝死了吗？”随即引发了一场激烈的神学辩论。还出现了一条令人难忘的汽车标语：“上帝还活着，但藏在阿根廷呢。”在马歇尔·麦克卢汉的《古腾堡的灿烂群星：印刷者的诞生》（1962）和《理解媒介：人的延伸》（1964）中，那些阅读《时代周刊》或任何其他报刊的人都被贬损为老古董和“不知变通者”。

60年代中期的那些反传统活动并不总是有利可图的。1962年拉尔夫·金兹伯格出版了《性爱》一书，但邮局认为该书是淫秽读物，结果他被判入狱5年。1964年他出版了《事实》，书中包含了一些关于巴里·戈德华特的虚假信息，戈德华特因此提出控诉，最后获得了7.5万美元赔偿金。1967年，金兹伯格发行的《先锋》也失败了。另一个失败的尝试者是卡修斯·克莱，不过起初谁也没料到他也会进入反传统的领域。他以重量级拳击比赛史上的最快速度，在一分钟之内击倒了桑尼·利斯顿，赢得了世界冠军。夺冠之后，他却加入了黑色穆斯林，改名为穆罕默德·阿里，并以良知不允许为理由拒不接受征兵，这一切使拳击迷们感到莫名其妙，最后，他也和金兹伯格一样，进了监狱。

在这个变幻莫测的年代，任何人都有可能犯错。战略空军司令部作为美国核攻击力量的监督部门，理应十分谨慎。然而，美军的一架B–52轰炸机却在西班牙海域上空与一架喷气式加油机相撞，还投下了4枚氢弹，此事吓坏了美国，欧洲方面就更为惊愕了。诺曼·梅勒算是声名在外的擅写小说的作家，然而，1965年，他沉寂10年后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美国梦》却遭到无情的批评。据说林登·约翰逊为了维护作为总统的尊严，曾下定决心抵制一切庸俗潮流。但他却在手术后，撩开衬衣，让新闻摄影记者拍摄他的伤疤。加利福尼亚主教派教会主教詹姆斯·派克在被控宣扬异端邪说后，辞去了主教职务，转而开始研究招魂术，还写了一本名叫《另一个世界》的书。后来他在朱迪亚沙漠失踪。人们找到他的时候，他双膝跪地，已经死去了。22年来，人们都认为贝蒂·格拉布尔和哈里·詹姆斯是比弗利山庄最幸福的一对夫妇，然而，他们最终却在拉斯韦加斯离了婚。

任何事物都不是其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亚拉巴马人在选举州长时竟然投票“选举勒利恩”，并解释此举是为“让乔治去做”。激进的黑人认为自己是因种族间的紧张关系才采取所谓的非法行动，而1964年，另一群来自中产阶级的黑人在布鲁克林的克朗高地区成立了义务警员组织，以最严格的方式执行法律。《华尔街日报》抱怨说，常春藤联盟大学的毕业生很少有人从事工商业，反而选择到教堂、工会、和平卫队和一些争取民权的组织中去任职了。这篇报道打击了众多美国人的信念，他们一直认为上大学是为了多赚钱。甚至连冷战都不是以前的样子了。1966年，美国和苏联在莫斯科和纽约之间开通了直飞航线，泛美航空公司和苏联航空公司的飞机，每周往返一次。

1964年，影片《奇爱博士》逐渐淡出电影院线；到1965年，完全被《日瓦戈医生》取代。日瓦戈医生的形象使得厚毛皮帽、长及大腿根儿的高筒靴以及衣摆及地的大衣成为风行一时的装束。1965年，滑板取代了呼啦圈成为新的流行时尚，其制造商获利高达1亿美元。当第一次滑板大会在加利福尼亚州阿纳海姆举行时，三大广播公司的电视网都进行了实况转播。《滑板季刊》的发行量达到了5万份。后来，又出现了一种超大皮球玩具，风靡一时的滑板也就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这一年自行车又开始流行，并且热度持续了很久。当年自行车的销量高达600万辆，长岛铁路还特意为需要长途上下班的乘客预备了自行车架。

美联社的一名记者注意到，1965年是“越复古，越时髦”的一年。在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商品中，竟有人想买流苏吊灯和水手装。喇叭裤一下成为潮流。25岁的商业艺术设计师彼得·马克斯当时就预见到会出现“一股影响深重的青年之浪——青年革命即将来临”。为了迎接这次革命的到来，他还创造了一种迷幻艺术。仅用了5年时间，他所设计的装饰画、招贴画以及头巾图案就给他带来了200万美元的收入。在流行艺术的杰作中，有一种女士腰带，其背面画着一只极大的眼睛。“怪异风”一词开始在语言中出现，人们常用它来形容羽毛围巾、沙发垫巾、泡泡糖画片、秀兰·邓波儿的照片以及大西洋城的纪念品等商品。亨弗莱·鲍嘉和珍·哈露主演的电影重新上映，有一阵子女孩子们都打扮成哈露的样子。最叫座的影片有《吉姆老爷》《痛苦与狂喜》和两部很有深意的滑稽剧——《女贼金丝猫》《风流绅士》。

哈里斯民意测验显示：“富裕且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成年人对电视的兴趣日益降低。”三大电视网似乎都在极力寻找观众最低级的庸俗趣味。实际上，它们均摆脱不了尼尔森的评价。（《纽约客》评论说，“这是不可避免的，它和数学定理一样清楚明白。”）联播节目质量下降的局面使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备感痛心。当年爱德华·默罗主事的时候，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曾风光过一段时间，他们的节目也受到了知识界观众的欢迎。而现在，在小詹姆斯·奥布里的领导下，却只播放一些神秘剧、乡野喜剧和春宫片似的节目。

1965年，艾德莱·史蒂文森和温斯顿·丘吉尔相继去世。埃德加·胡佛依然健在，并掌管着联邦调查局，不过，他也在老去。联邦调查局的数据表明，美国犯罪率在一年内增长了11%，而总统的推行法令伸张正义委员会推断，实际犯罪案件的数目可能是上报案件的3倍。社会上的抗议活动在违法案件中呈上升趋势。1965年3月24日，密歇根大学举办了一个12小时的通宵反越南战争宣讲会，这绝对是合法的。但后来出现的那些裸体会、睡觉会、性爱会就不一定合法了。争取种族平等大会布鲁克林分会的领导人威胁要在1964年4月22日纽约世界博览会开幕当天搞破坏，他们要通过让交通堵塞来示威——使上千辆汽车因油耗尽导致中途停车，形成混乱。结果他们竟使参加开幕式的群众从25万左右减少到92 646人。最后有将近300人被捕，其中包括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全国负责人詹姆斯·法默。

美国暴力事件的恶劣依旧让人胆战心惊。1966年夏，一名叫理查德·斯佩克的临时工在芝加哥谋杀了8名护士学校的学生。两周后，得克萨斯大学优等生查尔斯·惠特曼，爬上该校在奥斯汀的27层高的水塔顶，向下面路过的行人开枪，导致14人死亡，30人受伤。3个月之后，一名18岁的大学生携带手枪跑进亚利桑那州梅萨市的罗斯·马尔美容学院，开枪打死了4名妇女和1名儿童。他对警察说，他是受了芝加哥和奥斯汀杀人事件的启发。他说，他想“出名”，就像斯佩克和惠特曼那样。

两个有极端意识形态的议员遇到了麻烦。亚当·克莱顿·鲍威尔曾把一个哈莱姆区（纽约黑人住宅区）寡妇骂作“警察局的帮凶”；她已经获得了法院判给她的精神损失赔偿金，但鲍威尔对此判决非但不理会，还逃离了纽约。康涅狄格州的参议员汤姆·多德因滥用竞选资金和向联邦德国商业利益代理人兜售其影响力而受到其同僚的责难。一名纽约的便衣警察潜入一个密谋炸毁自由女神像、自由钟和华盛顿纪念碑的阴谋集团内部。参与该活动的阴谋者们可谓形形色色：魁北克独立分子、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崇拜者、黑人民权运动的拥护者及北越后备军支持者。在纽约，有一家“分时度假的社团”专门联系那些愿意在假日交换房屋度假的房主们。在马萨诸塞州东部的一个小城市里首次传出有年轻夫妇交换配偶的爆炸性新闻。一个旅行社曾这样为推广日本的柔道体验之旅做广告：1396美元让你体验两周的大汗淋漓。瓦萨尔大学校长莎拉·吉布森·布兰丁曾警告过校内的1450名女学生，她希望她们最好不要乱来，不然就得离开学校。杰克·瓦伦蒂告诉一群广告人：“我每晚都睡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安心，因为林登·约翰逊是我的总统。”

杰克·鲁比一案于1964年2月17日在达拉斯开庭审判，并于3月14日进行了有罪判决。他的律师梅尔文·贝利大声喊道：“这是一个‘袋鼠法庭’[3] ，一个迫害人的法庭，这些大家都知道。”后来，鲁比于1967年1月3日因癌症死于狱中。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就一项外交政策发表重要演讲，警告美国人：除非美国立即抛开各种粉饰美化自己的神话，否则他将与政府决裂。教皇保罗六世10月在纽约逗留了一天，并在联合国大会上致辞。新一任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似乎下定决心要向约翰逊表示出极大的忠心，他模仿一个阿维斯租车广告的口吻说：“我是二把手，我必须加倍努力。”一些观察家怀疑赢得民主党候选人资格的两位总统是否会演变出一种施虐与受虐的关系。总统似乎是很享受羞辱这位副总统的过程。他对记者们说：“小伙子们，我刚刚告诉休伯特，我手里可攥着他的把柄呢！”

1966年，《音乐之声》成为电影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影片之一。人们奔走相告：“你们最好相信这全是真的。”在黄金时段，电视中播放的几乎全是彩色节目。又有两个职业橄榄球联盟合并了。《娃娃谷》 和《逃避审查之道》则是当时两本最畅销书籍。在百老汇，《歌厅》 和《妈姆》成了盛极一时的歌剧。戴维·梅里克在拍摄《蒂凡尼的早餐》这部影片时投入了50万美元，但并未取得成功。有一个服装公司销售一次性纸质衣服，该裙子一盒只卖1~ ２美元，穿脏了就可以直接扔掉。新型男性化妆品包括假睫毛——所谓的“时髦睫毛”，以及剃须后用的粉扑——“指节铜环”。1966年夏，对于旅行者来说，真是糟透了。因为航空公司遭遇大罢工，此次罢工是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付出代价最高昂的罢工。五大主要航空公司的飞机停飞43天。那年秋季，在世界棒球联赛中，道奇队在与巴尔的摩队的对阵中连输4场。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张古怪的汽车保险杠贴片上写着：玛丽·波平斯是个瘾君子。

60年代中期，因劳资纠纷，纽约人度过了279天没有报纸的日子。《世界电讯报》《美国人报》和《纽约先驱论坛报》合并成一家，更名为《世界论坛报》，这家报纸仅发行了9个月就停印了。190年后，迷信最终战胜了两美元纸币，1966年8月10日财政部下令停印两美元面额的纸币，因为“人们不再需要它”。

1966年的秋季选举是美国政治的一个转折点。美国社会对贫民区暴乱和民权运动游行的怨恨结合起来，这让白人的强烈反应第一次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再加上通货膨胀，货币利率居高不下，抵押贷款短缺，生活成本提高等因素的综合作用，这种强烈反应为共和党候选人提供了跳板，乔治·罗姆尼和纳尔逊·洛克菲勒凭借巨大优势重新当选。参议院议员中也加入了不少来自共和党的新面孔，比如，田纳西州的小霍华德·贝克、马萨诸塞州的爱德华·W·布鲁克、俄勒冈州的马克·哈特菲尔德和伊利诺伊州的查尔斯·h·珀西。新上任的共和党州长有：加利福尼亚州的罗纳德·里根和马里兰州的斯皮罗·T·阿格纽。虽然共和党在参议院的席位只增加了3个，但再加上8位新州长和众议院的47个席位，他们得到的比在1964年失去的还多。但在这时，约翰逊却对立法失去了兴趣。他在越南战争泥潭中越陷越深，认为这场战争的结果将决定他在历史上的地位。据他的弟弟萨姆·埃利·约翰逊称，他每天半夜三点就“从床上爬起来，然后睡眼惺忪地披上件睡衣，穿着拖鞋下楼，到白宫底层的情报室听取从西贡传来的最新战报”。

约翰逊日益从人民中孤立出来。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这位从肯尼迪时期起就担任国防部长的元老级人物也对这种通过单纯的武力打击就想让敌人投降的作战方式越发没有信心。麦克纳马拉整天都在钻研他的完美计划，想要在越南中部筑上一道电子屏障以阻止北越的渗透。当他放弃这一计划的时候，他就已经对军事技术彻底丧失了信心。不久，沃尔特·罗斯托就成了白宫越南问题的首席顾问。他与这位备感孤独，心烦意乱的战时总统的关系，就如约翰逊的另一位助手所说的那样，“完全和拉斯普金与被围困的沙皇一样。”保守的第90届国会将与罗斯托一起怂恿约翰逊继续战争，批准巨额的军事拨款，让他在越南战争的泥沼里越陷越深。

事已至此，似乎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其实本可以是另一番情形的。约翰逊击败戈德华特后，人们对他的赞许是真诚的，美国上下都支持他。他的目标一直是国家的目标。那时，他和他的人民都信心满满。很少有人正确地估计到那个“露着屁股的四等小国”（约翰逊有一次曾这样称呼越南）所能造成的威胁。第一家庭中却有一个人惴惴不安。1965年年中约翰逊夫人曾说过：“我只希望外交问题不要再增加了。这可不能代表林登总统时代。”

[1] 《麦克伯德》的名字通过套用莎士比亚的戏剧《麦克白》来影射约翰逊，此外约翰逊之妻也被称作伯德夫人。称约翰逊为“麦克伯德”，暗示其弑王夺位。——编者注

[2] Au是元素金（即Gold），H₂O是水（即Water），Au + H₂O意为Goldwater（即戈德华特），共和党寄望戈德华特能在1964年当选总统。——编者注

[3] 袋鼠法庭是西方法律术语，即非正规的法庭，也指不合正常规范的审判。——编者注

第三十一章 伟大梦想与梦之幻灭

肯尼迪总统的就职演讲整篇都在谈外交事务，而约翰逊总统4 000字的就职演说则完全忽略了国外发生的事件。并且约翰逊演说语速缓慢，用词讲究，像是有意为之。一位观察家说，总统像是在针对石匠演讲。他的第二次国情咨文内容也是如此，提到越南战争的部分仅有131个词。鉴于即将发生的事情，一味强调经济会显得不合时宜。［“去年我们通过减少国家政府的浪费，节约了近35亿美元。（掌声，今年我打算再接再厉。（掌声更热烈）”］约翰逊表示想成为人们心目中“关注教育和健康的总统”。他立志完成“新政”和“公平施政”两项未竟事业。

约翰逊打算继承肯尼迪的事业。他从“新边疆”政策中继承了四大法案：民权法案、减税提议、医疗补贴和联邦政府教育援助。前两项法案得到了优先通过，而在他的斡旋下议会最终通过了所有法案。资深议员出身的总统和美国医疗协会强大的国会游说团体在对医疗补贴法案的讨论中上演了一场精彩绝伦的对决。早在1945年，杜鲁门总统就曾亲自出席过一次国会的联席议会，他号召建立一个综合医疗保险体系，然而此提议被美国医疗协会狠狠地扼杀了，他因此一直耿耿于怀。这次，在经历了5个总统任期和16届国会后，美国医疗协会的医生们提出由私人保险负责代理的医保方案，该方案名为“更优医疗”，是患者自愿参加的。然而这根本无法满足需要，因为从杜鲁门当政到现在，65岁以上美国人口数至少翻了一番。

为了和约翰逊抗衡，美国医协雇用了23名专职人员对国会议员进行游说，每日花费高达5 000美元。总统则以亲自打电话问候和邀请那些议员到访白宫的方式作为回击。他绞尽脑汁想让法案通过。就在约翰逊要求制定医保法案的204天后，1965年7月30日，他在杜鲁门的故乡独立城签署了该法案，81岁高龄的哈里·杜鲁门在一旁笑容满面。1966年7月1日，美国16万老年病人被纳入医保补贴计划。新泽西州的一位叫作尤金·施奈德的65岁的刺绣工人，在那个星期五的12点1分到纽约综合医院治眼睛，费用便是由社会保障部承担的，他和伊利诺伊州内皮尔维尔县的罗伯特·埃弗里夫人因此成为全美第一批享受医疗补贴的病人。美联社的调查显示，该计划使得医院的住院率增加了3%，每星期大约有10万名新病人入院。

约翰逊提交医疗补贴法案5天后，又向国会递交了另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构想——“实现全民受教育机会”计划，此计划要求为公立大学和教会学校拨款10亿美元。为天主教教会学校提供联邦资金支持的做法与过去全然不同，这必然会在众议院引起一场激烈辩论。然而约翰逊深知，在美国的4 000万学童中，约有600万孩子在拥挤不堪的教会学校念书，若教会将他们置之不管，那么他们势必得依靠公共拨款的支持。另外，排斥他们会得罪国会中的天主教议员，导致他们为报复而投反对票阻止为公立学校提供联邦拨款。因此，约翰逊决定将所有学校都纳入他的教育法案中，他还对外表示，自己拒绝任何修正案，他的提案连一个逗号都不能改。在被称为“静电复印国会”[1] （戈德华特最先开始使用这一称呼）的第89届国会，约翰逊呼风唤雨，各种事务都得心应手。教育法案仅用87天就在国会两院获批通过，总统称其为“我所签署的最重要的法案”。签署仪式定在得克萨斯州的一个只有一间教室的学校里举办——约翰逊小时候曾在这里上过学。一同出席仪式的还有约翰逊当年的老师，现在他72岁，已经退休。

接着是选举权法案，这是对日益高涨的民权运动的回应。该法案在8月6日就已准备就绪，只等总统签署生效。到此时，有关“伟大社会”的法案如雪花般涌向国会——仅教育方面就通过了40多个提案，包括24亿美元的大学援助计划，这比之前美国制定的教育法的总数还要多。约翰逊提出的计划还有：治疗心脏病、中风、癌症，防治水污染、大气污染，建立公路广告牌以及废弃车辆回收场的计划。国会建立了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国家艺术和人文基金组织以及一个老年事务局等机构。高速地面交通法案则开辟了研究公共交通问题的渠道。移民局也进行了改革。大幅削减消费税的法案（47亿美元）得以通过。农场法案以及公共事业和经济发展法的通过，使联邦政府在改变土地面貌的工作中能够发挥巨大作用。这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还是首次。

联邦政府拨款9亿多美元用于帮助美国最古老的乡村贫民窟“阿巴拉契亚”。在和平工作队的首任负责人萨金特·施赖弗的强力领导下，新的“经济机会局”向贫穷宣战。经济机会局的工作项目包括：为长期失业人员提供专业就业帮助的“企业工作机会计划”；以贫穷家庭的学前儿童为受助对象的“启蒙教育计划”，该计划实行首年就为130万学前儿童带来了拥有光明前途的希望；美国志愿者服务组织，实际上就是国内和平卫队；“邻里青年团”为青少年提供了50万个兼职工作岗位；“跃进项目”招收大学预科生到大学上课；“社区行动计划”旨在协调社区的卫生、住房和就业计划，免费为穷人提供法律咨询；收养无家可归的儿童的“抚育孤儿”计划；以及建立旨在安置印第安人、各地移民和季节工的机构等。

经济机会局在华盛顿租用的7层办公大楼被批评者称作“贫穷宫殿”。共和党明尼苏达州的众议员艾伯特·奎伊说：“经济机会局做的事不仅会给国家带来耻辱，更会带来一场全国性的灾难。”施赖弗甚至承认，经济机会局的项目中最成功的“启蒙教育计划”在密西西比州的实施一团糟，像裙带关系、利益冲突、对政府公车的挪用以及把补助款给不在本州的人这一类的事情阻碍了该计划的顺利进行。

然而，时间还是有利于经济机会局的，正如过去对于罗斯福的“公共事业振兴署”那样。在5年内，对抗贫穷计划将会发挥重要作用，使1 300万美国人脱贫。约翰逊任期内的经济繁荣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伟大社会”计划正在一步步实现，美国人似乎对此都表示认同。就在约翰逊就任的第二年年末，民意测验显示，约翰逊受到了全美人民的有力支持，这在30年来的民意测验中尚属首次。

约翰逊力克戈德华特取得压倒性胜利，这样的胜利可能会诱使别的总统对国会采取强硬的态度。约翰逊却不是这样，他清楚地记得，罗斯福在1936年的大选中获胜后，由于其最高法院重组计划遭遇失败而威信严重受损。约翰逊在1964年大选后说：“我和国会打交道已有40多年，其间我几进几出，从一个青涩的毛头小子变得成熟起来。我经历过的所有国会中，还没有哪届议员最终不考虑他们所面对的总统的实力的。”他表示，追求为新官上任造势的100天变革不可取，他宁愿等国会议员们做好准备时再将法案送过去。对此，他的解释是，“这就像一瓶波旁威士忌酒，一次只喝一杯的话，完全没事。如果一个晚上全喝完，那就有麻烦了。我打算一次只小酌一口，尽兴就好。”

最终的结果让人大跌眼镜。10月23日，在第89届国会第一次会议休会时，有89个行政法案获批通过，只有2个法案被否决：哥伦比亚特区的自治法案以及废除塔夫脱–哈特莱法案第14（b）款，此条款规定允许各州禁止签订要求工人在指定期限内加入工会的合同。如此看来，国会完全不了解总统想修正塔夫脱–哈特莱法案的迫切想法。他完全可以就此罢手。但他不以为意，仍带着对这个结果的不满，不断尝试引导新闻走向，以扭转外界对他的看法。

其中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一次在霍利布什举办的约翰逊总统与苏联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的高级会议。霍利布什是新泽西州葛拉斯堡罗州立大学校长的塔形石砌住宅。之所以选择葛拉斯堡罗，是因为它正好位于从华盛顿到纽约联合国总部（柯西金当时所在地）的路途中间。双方领导人都不愿意去拜会对方，选择葛拉斯堡罗州立大学无疑是个折中方案。两位领导人既没有确定的会议日程，更没有需要讨论的具体事项。约翰逊后来回忆道：“这有助于我们在一起谈谈理论，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去了霍利布什。相互讲讲道理就是霍利布什之精神。”会谈中除了“这次交换意见更加暴露出美苏两国间越发明显的巨大差异外”，能供讨论的其他话题真的很少。尽管如此，约翰逊总统的威望仍旧只增不减。仅凭两个拥有核力量的大国的元首坐在一起对话这个事实，人们似乎就能安心。

然而还是有人感到不安，他们以奚落的，甚至是轻蔑的态度看待约翰逊。在许多大城市的创造性团体和大学教职工中，反对约翰逊的人不在少数。英国记者亨利·费尔利1965年访美时写道：“我发现，美国知识分子以辱骂约翰逊总统为乐，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人觉得怪异和憎恶。”费尔利指出这些指责全是针对“人身方面的”，反映了一种“对这个人的苛求和蔑视……”“有人告诉我说，约翰逊是一个笨蛋……其他人或许说得没有这么直截了当，但大抵也是这个意思。”

德怀特·麦克唐纳是这些批评者中最刻薄的一位。他笔下的林登·约翰逊“毫无品味，粗鲁无礼”，他还自创了一个词语“中庸崇拜”来讽刺约翰逊总统的平庸品味。麦克唐纳和那些与他类似的批评者们嘲笑约翰逊夫人，因为她最爱看的电视节目是《荒野大镖客》。他们鄙视约翰逊的理由多种多样：约翰逊喜欢听“新克里斯蒂演唱团”的歌曲，常要求摄影师“照自己的左侧脸”，不喜欢彼得·赫德为他画的肖像，有一个从“lucy”改名为“luci”的女儿，把严肃艺术家的作品称作“艺术化的”等。他们的不满蔓延到更多美国人当中，而这些人原本只隐约对约翰逊的“欺骗行为”有些讨厌。另外还有数百万美国人因为深敬约翰·肯尼迪，至今仍怀恋着他而怀疑约翰逊，毫无道理地将约翰逊视为篡位者。此外，面对大城市黑人贫民窟里日益升级的暴力事件以及大学校园内逐渐恶化的骚乱，大批美国民众觉得困惑不解，又因感到人身安全遭受威胁，最终也站到了约翰逊的对立面。约翰逊总统坚持要揽下一切，这必然会使自己成为大家攻击的对象，因此他遭到舆论的猛烈抨击。

1965年约翰逊在国会立法审议中获得一连串前所未有的成功后，他住进贝塞斯达海军医院，接受了胆囊结石切除手术。在恢复期间，他思索着那些诋毁他的报纸和嘲笑他的人攻击他的理由。“那里的那些人，”恼怒之中他脱口说道，“他们要什么，他们到底想要什么？我带给他们的是繁荣的时代，我提出的惠民法案数量无人能及，而他们呢，只是一味攻击和嘲笑 ! 富兰克林·罗斯福能做到这样吗？有人能做得比我更好吗？他们到底要什么？”

参议员尤金·麦卡锡在使约翰逊失去国会的一致支持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他曾表示约翰逊是那种有点弄错了时代的总统，在美国实行罗斯福式的新政政策——社会福利法案，而美国的问题症结并非在此。麦卡锡的这个说法只给出了谜语的一半答案。这个观点还需推敲，比如说，20世纪60年代美国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是富裕而非贫穷。麦卡锡称约翰逊完全误解了美国自由知识分子的脾性：“他总是对他们谈起他主持通过的一系列法案——流水账一般无聊，却不知道他们对此已不感兴趣。”

约翰逊非常愤怒，“他们难道不知道只能得到我这样的总统吗？”有时他还会说：“他们难道不知道美国正在打仗吗？”

他们不可能不知道。这就是这个谜语的另一半答案。

东京湾事件发生后，美国暂停在越南的军事行动，直到1964年11月1日美军在西贡市以北20英里的边和市的空军基地遭到越共的迫击炮袭击之后，美军才有所动作。这次袭击造成5名军事顾问死亡，76人受伤。圣诞节前夜，游击队再次发动袭击，引爆了在西贡市布林克斯酒店安放的一枚炸弹。2名美国士兵在爆炸中丧生，共58人受伤，林登·约翰逊的爱国热情因此被激发。他在白宫里面踱着步子说，绝对不会让他们杀害我们在那儿的小伙子们。他们这是蓄意挑衅，他要让他们知道自己并不是“拿着雨伞的张伯伦式的人物”。显然，北越人犯下了“侵略罪”。（“侵略就是一国不让另一国安宁。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所有人都再清楚不过。”）指望联合国采取行动将会是个错误。（“如果都是些事后的决议，能有什么用。”）约翰逊不想以一个领导越南战争失利的总统形象被载入史册。美国完全有能力教训那些个子矮小、衣衫褴褛的共产党人。东京湾决议赋予了约翰逊使用武力的权力，如果越共不撤退，他必定会那样做。

困难在于选择哪种解决方式。这个新对手不按常理出牌，常规军事手段对其的打击作用不大。面对敌人“打了就跑”的游击战术，即便是有着强大建制的美国军队也无能为力。肯尼迪总统已派遣过一支400人的特种部队到越南，这些人全是对付游击战的专家，然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对这些强壮魁梧的精英们并不热情。曾经有一个时期，美国军事援助越南司令部有100多位将领，却没有一人参加过在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进行的反暴动军事训练。而他们之中，没有人比驻越南援军司令部的新任指挥官威廉·蔡尔兹·威斯特摩兰更像一名传统军人。

联合参谋部的长官们想对北越进行大轰炸。他们告诉总统，这样才会让敌人屈服，而后逼迫他们来到谈判桌前。显然，轰炸战略对约翰逊政府具有强大吸引力。其中的原因并不清楚。两位有影响力的民主党人乔治·鲍尔和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都在“二战”后参加过美国的战略轰炸调查。该调查发现盟军的轰炸不仅没能打乱德国的战争生产计划，反而鼓舞了德国人的士气，而且德国是一个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如果空军都不能给德国以沉重打击，那么面对经济落后的亚洲国家越南，其成功机会则会更加渺茫。

并非约翰逊的所有顾问都认为轰炸可行。鲍尔和加尔布雷思就不赞成此做法，而且并不只有他们二人这么想。早在1964年，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就对轰炸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调研。调研结果显示，轰炸北越的效果并不理想，甚至都不能起到鼓舞南越士气的作用。接替约翰·理查森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西贡站负责人的皮尔·德席尔瓦认为轰炸对战局毫无帮助；威斯特摩兰也这样认为。两人都是西点军校的毕业生，他们深知如果要使用飞机，就需要派部队保护机场——决定开始轰炸就意味着美国将会被全面卷入战争。早在1965年，在西贡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分析人员就同一问题做了两份报告。报告的大意是说，随意的轰炸只会有适得其反的效果；很有可能还会引发反渗透的情况，造成北越军队沿着“胡志明小道”大规模渗入。

这本该让白宫再仔细考量一番。最起码总统应该认真听取谨慎的顾问们给出的意见。但当美国国内反对越南战争升级的人越来越被人们所熟悉，这些鸽派正发生着神秘的变化。美国高层领导人中，鸽派人士越来越少。1964年10月，当乔治·鲍尔提交第一份抗议美国进一步卷入越南战争的备忘录给国务院时，他身边有许多支持者。随后，他的伙伴们一个个被调离或者失去了原来的重要职位。到约翰逊就职时，罗杰·希尔斯曼、埃夫里尔·哈里曼、迈克尔·福里斯特尔、保罗·卡滕伯格、威廉·特鲁哈特全都已离职。鲍尔在白宫孤掌难鸣。曾经在轰炸越南问题上跟鲍尔站在同一边的马克斯韦尔·泰勒仍是领导核心的一员。但现在泰勒改变了看法，想给空军轰炸计划开绿灯放行。泰勒认为美国在越南投入的兵力应受到控制，10万人足以应战。

现在白宫主要的特别助理中只剩一位仍未表态。他就是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麦乔治·邦迪。1965年1月27日，邦迪提议自己作为总统的耳目去越南视察。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也表示同意，于是约翰逊的安全顾问团于2月的第一个星期飞赴亚洲。亚洲之旅关系重大。邦迪虽机警聪明、阅历丰富，但缺乏实战经验。他对战争的所有认识均来自于与战争相关的文件、报告或电影。真实战争中的污秽和恶臭是他不曾见过的，每每看到这些，他就觉得恶心反感。最重要也最具决定性的是他无法忍受战场上的血腥场面。

2月5日晚上，邦迪正在西贡接受宴请，而来自加利福尼亚州马里纳的特种部队第5分队的杰西·派尔正在波来古的美军基地外面的掩体内放哨，波来古是越南中部高原的一个山区小镇。凌晨2点时他仍未换岗，他看见矮树丛中有一群黑色影子正朝自己移动。他鸣枪示警；越共游击队用密集的手榴弹回击；附近据点里的美军惊醒过来后也加入战斗。波来古战役激烈持续了15分钟。越共游击队最终摧毁了美军的16架直升机以及4架飞机。包括派尔在内的8名美国士兵死亡，另有126人受伤。

华盛顿时间2点38分，关于波来古战斗的第一手报告送抵总统。在召开了4个小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后，约翰逊下令美军三艘航空母舰上的战斗轰炸机对越共位于洞海（北纬17度以北40英里）的集结区进行轰炸。他宣称，美军是否升级在越南战争中的参与度“取决于北越的侵略者”。麦克纳马拉说：“我认为很显然这是对意志力的一次考验。”然而，波来古战役最出人意料的结果是其对美国国家安全顾问产生的影响。作为现场见证者，他去看望了伤员，回来后深受触动。他回国时已经变成一个鹰派。总统对他说道：“他们还真让你相信了，不是吗？一点儿炮火就能做到。”

鲍尔仍然反对轰炸。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也不赞成，他的立场非常坚决，以至约翰逊将他的这些疑虑视为懦弱的表现，将他从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中除名。美国进入了决策的关键阶段。麦克纳马拉后来坦承，美国在越南所犯的错误不少——都是在1965年春末犯下的；在这之后，美国已深陷越南战争泥潭无法脱身，在华盛顿方面看来，越共似乎一意孤行地挑衅白宫，使其大规模介入越南战争。波来古战役结束还不到三天，身着黑衣的游击队员又炸了越南归仁海港的作为美军军营的越南匡恩饭店，爆炸造成23人死亡、21人受伤。盛怒之下的约翰逊下令对北越的两个军事据点正和与执礼进行三小时的轰炸。

2月11日，越共再次对归仁发动袭击。这次约翰逊在48小时内一直按兵不动。但是，一旦他有所举动，势必会推动战争升级。从此以后，美国的空袭报复就不再只是以牙还牙。约翰逊下令对北越进行持续轰炸，而无论对方是否有挑衅行为。该行动的代号为“滚雷”。行动的原因在一本64页的《来自北方的侵略》的白皮书中有所说明。美国国务院称，该书说明“毫无疑问，北越正在实施侵略南越的周密计划”。为保卫顺化东南方向50英里的岘港空军基地（“滚雷计划”的始发地），美军总司令威斯特摩兰从海军陆战队调来两个营。这3 500名海军陆战队士兵是地面部队中首批加入战斗的。3月8日，在当天阴沉灰暗的天空下，他们在距离岘港3英里的南窝海滩登陆上岸。10个手拿鲜花、面带微笑的越南女孩在那里迎接他们的到来。

此次登陆在国际上引发了争议。在莫斯科，2 000多名示威者朝美国大使馆扔石头和砖块；两名西方的外国记者在那里遭到殴打。在美国国内，大学师生讨论政府政策的座谈会随处可见；在华盛顿，邦迪同意在100多个大学播放的广播节目中同他的批评者们展开辩论，这更是掀起了一波高潮。（在最后一分钟时他不得不退出，因为总统急需他去处理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发生的另一场外交危机。）政府当局派了一个“真相小组”去各大学宣传，并就鸽派教师的指责做出回应。迪安·腊斯克尖酸地告诉美国国际法学会说：“我有时会惊讶于受过教育的人的轻信态度，以及一些人忽视事实的顽固态度，而这些人却被托付去帮助国家教育年轻人，尤其还是要教会他们怎样思考。”

战争批评者对南越同盟知道得越多，他们持保留意见的态度就越强烈。他们了解到，半数美国军队补给被卖给了西贡黑市。出身越南富裕家庭的青少年花钱就可以免于服兵役。南越军队中逃兵所占比例达到15%。西贡的政治家们似乎在选择坏时机上有些天赋。似乎每到战斗的关键期，无论当时掌权的是哪个政府，最后都会被新政权推翻取代。约翰逊对此非常生气，对其手下说，他不想再见到“类似的政变丑闻”；尽管如此，他还是得到了同样的结果。1965年2月21日，南越军队司令阮庆中将被驱逐，由医师潘辉括接任。潘辉括的后台是担任军政府秘书长一职的阮文绍少将，此后他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人物。潘辉括政权维持了整整111天又被推翻。这是继总统吴庭艳被刺杀后的第9次政变，新任总理是喜欢标新立异的越南空军司令阮高祺，副总理是阮文绍。

西贡的每个动荡征兆都推动了美国鸽派阵营的壮大，他们正迅速成长为继共和党之后林登·约翰逊最有力的政治对手。前陆军部长塞勒斯·万斯认为，国内对越南战争的疑惑正“使美国面临分裂的威胁”，参议员中最早的鸽派人物之一，爱达荷州参议员弗兰克·丘奇警告说：“在帮助任何政府镇压共产党起义的事情上，我们能做的十分有限。如果人民自己都不支持当权政府，我们也束手无策……西贡政权正在输掉这场战争，其原因并非武器装备匮乏，而是缺乏一切内部凝聚力。”

然而这不是一个能被普遍接受的观点。约翰逊向国会提出追加7亿美元拨款以支持战争升级的需求，众议院在24小时内以408票比7票通过，参议院在另一个24小时里以88∶3的票数通过。在大众传媒那里，反对美国加入越南战争的观点总是被贴上污名的标签。多数党领袖麦克·曼斯菲尔德忧伤地对参议院说，战争可能会持续“4年、5年甚至10年”，美国联合通讯社的一名记者认为这是一种“极端的看法”。（越南战争最终打了8年。）就连最中立公正的媒体——美联社也在当年的年度新闻盘点中称，反对战争等同于向美国的敌人提供经济和心理援助。参议员富布赖特4月份召开越南战争听证会，为诸如乔治·凯南和詹姆斯·加文上将等政府政策的批评者们提供了发言平台，全国广播公司的24个电视台拒绝对其进行转播报道，而哥伦比亚电视台则对其彻底封杀。

对于身在越南的美国人来说，战争变得更加激烈了。3月30日，一名越南司机将一辆黑色雪铁龙汽车停在西贡美国大使馆前面，随后乘坐同伴的摩托车飞奔离去。汽车中装着250磅炸药，在上午10点55分爆炸，大使馆大楼的侧面被炸开一个大洞，17名使馆工作人员因此丧生。次日，美国飞机轰炸了6个北越雷达站。这是自波来古战役以来双方第15次发动穿越南北越分界线的袭击。越共军队以制造更多的爆炸还击美军。一天晚上，一辆满载硝酸甘油的自行车被停在西贡河岸边一家很受外国人欢迎的水上美景餐馆旁。爆炸总共造成44人死亡，其中有12名美国人。美国继续增加驻越军队人数。年初时美国驻越士兵人数还只有2.5万左右，到了当年春末则已达到年初的三倍。

6月9日，白宫宣布授权威斯特摩兰，“在没有其他有效办法可供选择，以及在他认为总体军事形势急需的情况下”，总司令有权派遣美国士兵和海军陆战队参加战斗。4天之后，威斯特摩兰认为，东帅市（距西贡北部60英里的一个地区首府）的形势符合美军进行干预的前提条件。经过晚上的一次交火后，美军第173空降旅的1 200名伞兵连同1 600名越南士兵和澳大利亚士兵对越共游击队展开了追击。威斯特摩兰称该行动为“搜寻歼灭”任务，即找出并全歼潜伏的游击队员，该行动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发展成为一种策略，此后该名称也就被用来描述这种战略。然而寻找越共游击队经常是一个耗时耗力、令人沮丧的过程。在东帅市的混战便是越南战争中的代表性战役之一；等战争的硝烟散去后，我们仍不能判断哪一方在战斗中更占上风。美军173空降旅的指挥官唯一知道的是自己损失了19名队员。正处于春季防守阶段第二个月的越共游击队更是伤亡惨重，伤亡名单不断增长。很久以后，威斯特摩兰才承认这次战斗输给了敌人。然而真实情况在当时却无人知晓。就在同月，威斯特摩兰向华盛顿申请增调44个营以及适时使用这些兵力的授权，但即便如此他也不能保证这样做会帮助美军扭转溃败的局势。

正是在这一时期，林登·约翰逊狡诈遮掩的作风开始动摇人民对他的信任。5月23日，《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一位编辑提到了这一点，他在该报驻白宫记者戴维·怀斯发表的一篇报道的标题中使用了“信任鸿沟”一词。接着，《华盛顿邮报》的默里·马德撰写了一篇分析华盛顿的人们普遍觉得有时总统没有认真看待事实的文章，他写道：“该问题可以称为信任鸿沟。”人们回想起约翰逊在1964年总统大选中为吸引选票而夸口许下的和平承诺，并将这和他现在的好战立场作了对比。马德指出：“华盛顿政府发布的公告越来越多地受到质疑和讥讽。”媒体记者更是持怀疑态度。参议员戈德华特曾因为提出某项政策而遭到约翰逊总统的公开指责，而现在总统实行的就是该项政策，因此新闻界对白宫伸出的橄榄枝更加怀疑。

4月7日，总统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讲话中宣布，美国准备进行“无条件和谈”，以实现和平谈判。讲话内容通过美国新闻署向世界各地传播，其中许多细节听起来新颖且激动人心。他提议包括北越在内的东南亚国家加入一个临时的马歇尔计划。他说：“对于美国，一旦该计划开始实行，我会请国会批准投入10亿美元，以推动该项计划的实施。”美国农业生产的余粮将被送给饥饿的亚洲人。他会“迅速组建一个由优秀的、爱国知名人士组成的特别小组”来引导美国完成所有这些使命。结束越南战争无疑是“获得最终胜利的必要条件。但我们不能，也不可能等到和平到来才开始这项工作”。所有这一切都在情理之中，还会让人觉得亚洲听上去就像美国中部的得克萨斯州。

戴维·怀斯那篇满是疑虑的文章写于这次讲话后，当时有关总统和平主张的许多漏洞也已暴露。毕竟，他对于休战谈判的提议有一个前提条件——得排除越共的参与，而这必然会引起河内方面的抵制。此后，再没有听到关于美国10亿美元投资或美国余粮供应亚洲的消息，要找美国知名人士组成特别小组也从未选派。一个月之内，原本看似是解决东南亚问题的创新方式却变成了一种公关手腕。总统不仅没能贯彻实施该决议中的任何部分，而且他展示出的真正亚洲政策是通过不断升级战争来使其转变成一场美国主导的战争。

“滚雷计划”的头6周行动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失败。轰炸并没有使敌人屈服，逼迫他们来到谈判桌前，甚至没有像约翰逊政府所预想的那样使其清醒。越共还是一如既往地藐视美国国旗。总统决定再次增加赌注。4月的第3周，约翰逊飞到火奴鲁鲁与阮高祺和阮文绍进行了长达两天的会谈。随后麦克纳马拉宣布，美国1965年对西贡的援助将从2.07亿美元增至3.3亿美元。另有4万名美国士兵（他们自称“怨气军团”）被派遣到越南。参议员格里宁问约翰逊多久能赢得战争，总统回答说6个月。他说，空袭下的河内撑不过6个月，越共必定会在圣诞节前向美国驻越南援军司令部求和。

乔治·鲍尔为此大伤脑筋。他知道，根据已有情报得出的结论与总统所言完全相反。约翰·麦科恩报道说，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结论是，轰炸既没有使河内瘫痪，也没有吓倒它。相反，空袭增强了河内强硬分子的力量。据侦察，第一个团的北越军队已进入南越境内，他们的第二个团正在边界集结待命。麦科恩上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说，美国军队的增加只会导致更多北越军队的渗入；甚至在那些增派的士兵被运达前，运送他们的运输机在西贡所起的作用就会被抵消。国防部答复说，空军准备将原先设计用来携带核武器的8引擎的B– 52战斗机投入使用，没有人能抵挡B–52、幽灵以及F–111战斗机的威力。

对于在越南的美国人来说，空袭已不再是唯一的大事件，甚至连主要事件都算不上。美国军队在越南的作用有了微妙的转变。如今，美国军队的目标已经不只限于保护飞机场。步兵将对越共游击队进行威吓，让他们知道山姆大叔不是在闹着玩。国内对这一切并不知晓。这也就是为什么詹姆斯·赖斯顿后来评论说，总统秘密下令升级战争。戴维·哈伯斯塔姆多年后写道，在约翰逊总统的领导下，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们“慢慢地越过了卢比孔河[2] ，却不敢承认”，而他们的新闻官们的任务则变成了“蒙骗大众，而非据实以告”。

7月，华盛顿决定再次大幅增加美军驻越南援军司令部所承担的义务。麦克纳马拉结束他的第6次越南实地考察回到美国，上报说战事恶化，建议政府增加对军队和经费的支持。7月17日的那个周末，约翰逊把将军和顾问们召集到戴维营，想达成一致意见，尽管在他看来谈话已经失去了本来意义；因为对他而言，这不过是走走过场，实际上是使其他人同意他早已做出的决定——将美国驻越军队人数提高到5万。参谋长联席会议勉强表示同意。因为他们原本想要更多，因为他们最害怕参与局部战争。在戴维营，一些人并未随波逐流。克拉克·克利福德颇有预见地评论共产党说，“无论我们做什么，他们都会追赶上来。”麦克·曼斯菲尔德也表示反对，他告诉总统他认为战争会使国家分裂，所以他反对增派军队。其他人则认同总统的判断，认为多米诺骨牌效应、共同安全、抑制作用以及慕尼黑事件[3] 的教训仍然远比他们的疑虑重要。

确定自己的决定得到支持后，约翰逊开始变得遮遮掩掩。他不想再和人们讨论这个决定。麦克纳马拉提议征召一个23.5万人的预备役。总统没有听从他的建议，而是直接发布行政命令将征召人数翻了一倍，从每月1.7万人增至3.5万人。这样做比一次性征召更不会引人注意。他还决定不向国会申请更多的拨款，新花费可以隐藏在国防部的庞大预算中。他说他并不想让任何人感到恐慌，他甚至一度考虑只向外界透露在越南增兵的部分而非全部消息。《纽约先驱论坛报》 的道格拉斯·凯克向他问起关于增加驻越军队的传闻，约翰逊十分肯定地告诉他那是不实报道，他只是在补充军队的缺额而已，驻越美军会大肆追捕越共成员的报道也与事实不符。7月28日，约翰逊突然改变主意，决定将全部数字和盘托出，并将美国驻越南援军司令部新出台的强制性任务公之于众，因此得罪了凯克，同时也加深了与外界的信任鸿沟。总统在午间的一个电视节目中对大约2 800万美国人说：“把守大门并非我们的选择，但又没有别人做这件事。”

不信任是约翰逊在那个夏季埋下的一颗不幸的种子，另一颗则是在约翰逊召集来商讨意见的人中最终产生的误解。参谋长联席会议以为他把数字控制在很低的水平，是为了让自己有机会说服大众相信他必须增加现有军队的数量；他们期望的最终数字是100万。威斯特摩兰看着河内军队以令人难以想象的速度不断增援，便向白宫报告了此事。在他的计划下最终能有64万 ~64.8万的军队供他指挥，而且他信心满满地认为白宫会对他有求必应。他的参谋还筹谋了一个应急计划，打算使美国驻越南援军司令部的兵力达到75万，该数字被认为合情合理。但是国防部长的猜想让人匪夷所思。多年后，仍只有少数了解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的人才能理解他的想法。这意味着要明白麦克纳马拉是个极具条理性思维、有条理清晰的大脑来适应杂乱无章事件的人。麦克纳马拉在1965年断定，越南战争将会在1967年6月30日（也是当年财政年度的末尾）前结束。对他来说那将会是个完美时机，因为他的预算可以实现平衡。尽管威斯特摩兰告诉他那根本不可能，他还是坚持这一看法。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麦克纳马拉和国防部比白宫更现实。参谋长联席会议要求总统提高税收。他们的理由跟经济学原理毫无联系。他们想要美国进入全民备战的状态，为应对民众的漠然，他们从教科书中学来的解决办法就是增税。实际上，当局的经济学家都由衷地支持这一做法。约翰逊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的领头人，密歇根大学经济学教授加德纳·阿克利对总统说，除非采取增税的办法，否则政府就无法完成以下三件事——进行战争、继续实施“伟大社会”计划，以及规避通货膨胀。

然而，此时约翰逊正处于提交大量社会立法案给国会的阶段。他担心，如果战争的实际花费被外界知道，立法程序会骤然中断。约翰逊对身边的人说：“我对经济学了解不多，但我却很了解国会。”他们之中有人后来认为应该把这个剖白刻在他的墓碑上。“我现在就可以把‘伟大社会’计划付诸实践——这是一个黄金时期。我们有称职负责的国会，我又是个合格的总统，能够让国会通过法案。但如果我谈到战争的开销问题，‘伟大社会’计划就无法通过，增税法案也无法通过。老威尔伯·米尔斯会坐在那儿，友好地对我表示感谢，退还我‘伟大社会’的法案，然后他告诉我，他们会很高兴花掉战争所需的一切经费。”

在这一点上，约翰逊犯下了致命的错误。他欺骗自己，以为如果能以廉价换取胜利，一切问题都会顺利解决。那种情况有可能发生；河内与越共游击队也有可能会垮台。这样看来，美国国防部的报告是高估了形势。这个愿望进一步转换成了决策的思想基础，因而当阿克利及其同事仍然坚持将税率提高3%~4%时，总统以一个不同寻常的字谜作为回复。他把主要的参议员和企业主管请到白宫，征求他们对增税案的看法。他们反过来询问了战争的花费。约翰逊告诉了他们虚假的数字。因此他们否决了增税提议。于是约翰逊对经济顾问委员会说，增税不可能了，他无法在国会通过这项提议。后来，《纽约时报》 经济记者小埃德温·戴尔将其称作他在华盛顿采写新闻15年来，总统做出的最不负责任的行为。

约翰逊于1966年初决定放弃增税，这对当年的正常财政秩序造成了巨大的打击。当年的联邦财政赤字达98亿美元。未来还将面临更严重的赤字，因为到那时越南战争每月的花费将高达20亿 ~30亿美元。白宫的预算是每月8亿美元，企业委员会的拉尔夫·拉扎勒斯认为政府的预算太低，于是他在电话上被阿贝·福塔斯怒斥一通，称他的估计有错且总统对此很不高兴。事实上，拉扎勒斯在这件事情上是对的。那一年越南战争的花费为270亿美元，赤字高达230亿美元。约翰逊的蒙骗使美国开始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

关于越南战争的方方面面，最难以理解的也许是缺乏真正意义上的规划。戴维·哈伯斯塔姆后来就发现“无论是对作战任务还是军队人数，那些官员从未有过明确规定。回想起来虽难以置信，但事实就是如此。在战争策略方面，从未有过一个明确的数据或者对其进行过清晰的阐述”。唯一确定的是1965年美国投入越南战争的人数越来越多。8月，美军如潮水般涌向越南，而到9月，军队人数显然将突破20万。

为了核实对西贡附近的一次战斗的报道，美联社记者彼得·阿内特驱车离开西贡，途中看到了三种颜色的信号弹烟云，该信号表示南越军正在战斗，然而附近并没有敌人。南越军队解释说，士兵们是在为美国新闻署拍一部彩色电影，“以展示这里的真实情况”。有关这件事真相的争论在各地炸开了锅，连美国本土也在讨论此事。林登·约翰逊有时的讲话像是在回应胡志明向他个人发出的挑战，两人像电影《正午》[4] 中二人对峙的场景那样站立着。西贡的真实情况似乎更接近于不间断的恐怖袭击，暴力事件层出不穷。12月4日凌晨，另一辆满载250磅炸药的卡车爆炸，这次事件发生在美国军人入住的大都市酒店外面，造成8人死亡，137人受伤。

威斯特摩兰的发言人常常只发表每天的“尸体清点”信息，这是用来描述越共伤亡情况的一个残酷无情的用语。在记者尼尔·希恩看来，越南战争的特点之一就是不加区分地进行炮轰和空袭，造成大量无辜平民死伤。希恩问威斯特摩兰，这是否会困扰到他，他回答：“会，但那样会减少敌人的数量，不是吗？”

1965年美国国内的反越南战争游行在美国大部分地区仍然是件怪事。很少有人愿意支持美国立刻从中南半岛无条件撤军。即便在1967年，大学教师这个最坚定拥护和平的群体，仍旧在撤兵问题上分成了势均力敌的两派。尽管如此，和平运动已展露出巨大的发展势头。10月15~16日那个周末，约1.4万名群众参加了在曼哈顿第五大道举行的游行示威活动。同时，另有1万人向奥克兰陆军基地进军——他们被警察拦在了市区边界内，还有2 000人参与了伯克利游行。在这次名为“和平示威周末”的活动中，美国其他州也举行了各种示威活动，其中威斯康星大学的50名学生试图以“战争犯”的罪名逮捕杜亚士空军基地的指挥官，抗议者在密歇根州安阿伯的征兵局办公室前进行躺卧示威。

第五大道争取越南和平游行委员会宣称：

我们要求政府停止将美国年轻人送往越南，因为这场战争无论是对美国军人还是对越南人民都无益。我们从纳粹德国的例子中汲取了教训，不会容忍任何政府实行侵略战争的政策，哪怕是我们自己国家的政府。

这要求很合理，但其他地方示威者的言辞，如同战争本身一样，越来越充满仇恨。感恩节后的那个星期六，在华盛顿的2万人最先发声，他们喊道：“喂！约翰逊！ 你今天又杀死了多少孩子？”“五二运动”（以1964年5月2日他们首次上街抗议美国卷入战争的日子命名）的成员包围了白宫，手中挥舞着越共的红旗，大肆宣传旨在给北越士兵收集血液的“献血”活动。在伯克利，“自由言论运动”由“越南日协会”接替，后者曾两次试图通过抢占运输车和在轨道上静坐的方式阻止军用列车通过。

1965年10月15日，22岁的救助站志愿者戴维·米勒在纽约爬上一辆宣传车宣布：“我原本打算演讲，现在想让行动替自己发言。”他用火柴烧掉了征兵卡，此举让游行示威有了新方式。几周后米勒被捕，尽管在8月31日国会将对这种损害联邦尊严的行为处以1万美元或者5年监禁的惩罚，但这种烧毁征兵卡的行为却带来了短期的效仿热潮。自杀式的抗议成为一种终极的抗议形式，一名教友会教徒在五角大楼外、一名天主教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在联合国大楼外自焚抗议。

反对示威的美国纳粹党则手持汽油桶，举着“免费为对和平谄媚的人提供汽油”的标语。跟过去一样，他们并没有得到人们的支持。大多数反对示威活动的口号在语调上都比较温和。纽约的一个小女孩拿着一块写有“我希望我有一张征兵卡”的标语牌。那些郑重其事的游行则是由“美国青年自由组织”“美国退伍军人协会”以及“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等团体组织的。他们的标语中体现出的最有好战情绪的是“轰炸河内”。在佛罗里达州的一次极具代表性的游行中，有这样一些标语：“我们爱美国”“热爱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国家——是对是错”“我们难道要让他们将美国引入绝路吗？”以及“古老荣光已不再”等。鲍勃·霍普告诉其中一位听众说：“如果我们让共产党赢得胜利，我们就会面临终生战斗以及失去上百万孩子的巨大危险。”这的确是一个过分夸张的陈述，但是这与指责总统谋杀孩子的行为完全不是同一类。

战争支持者对反战者最严厉的指控，是说他们对国家不忠诚。西弗吉尼亚州查尔斯顿的警察局长这样说道：“我们不会像那些叛徒一样，举着蜡烛在黑暗里鬼鬼祟祟地前进，我们会在正午的阳光之下进军，让自由的人民加入我们，跟着我们齐步走。”一些关于1965年和平运动的新闻报道，大都暗指共产党参与其中。美国联邦调查局与霍普一样，正试图摆脱其无党派倾向的名声，暗示这些游行示威的背后推手是克里姆林宫。政府的一份报告称：“反越南战争运动的控制权，已从一度成功控制住局面的温和分子手中转移至共产党和极端主义分子的手中，他们公开对越共表示同情，对美国仇视。”

实际上，事实正好相反。尽管个别反战斗士的语言和行为都颇具煽动性，但每一次游行似乎都比前一次更受人尊崇。甚至连中产阶级保守派的家庭主妇以及现役军人也加入了示威活动。这样一来，越来越多的各界名人都站到跟鲍勃·霍普完全对立的一面。11月27日，在万里无云的华盛顿举行的“停止轰炸”示威游行的队伍中，除了诺曼·托马斯和詹姆斯·法默外，还有许多之前从不问政事的名人，例如医生本杰明·斯波克、漫画家朱尔斯·菲弗、小说家索尔·贝洛、雕塑家亚历山大·考尔德以及作家迈克尔·哈灵顿等。

当年秋天，来自越南的战报称，美国一些知名战斗部队在越南战场一败涂地。其中有9月在安溪惨败的美军第101空降旅，10月在波来梅惨败的绿色贝雷帽突击队，11月在德浪河谷惨败的美军第一骑兵师。德浪河谷遭遇战发生在华盛顿“停止轰炸”游行的前一周，具有特别的意义；像去年春季越共发动的攻势和1968年初的新年攻势一样，该次战役也是越南战争重要转折点之一。第一骑兵师的空降兵在波来梅战役后追击敌军残部，在德浪河谷遭到敌人的顽强抵抗，这里靠近朱邦山，距柬埔寨边境7英里，地处西贡以北200英里的越南中部高原。这次美军面对的不是越共游击队，而是北越第66团。

第66团是北越军队中的精英部队，此次美军面临一场严峻考验。美军第一骑兵师是其军队历史上的一种新型部队，是一支具有最优火力配备的直升机空降师。对善于发明创造的美国人设计的战争武器，越共军非常了解。他们采取和步兵近身作战的战术，如果可能的话，直接肉搏，但必须是在34码的距离以内，这样美国的武器和空中战术支持就无法发挥作用。

德浪河谷战斗的意义注定是伟大的。7月戴维营会议召开时，南越境内只发现两个北越团。到现在，美国驻越南援军司令部已确认有6个北越团在南越出现，也许另外还有两个或者更多的军队潜伏在南越境内。南越其他部队正在进军南越的途中，胡志明的总司令武元甲将军继续将部队拆成排和连迅速沿小道渗入，行军之迅速令美军无法及时调兵围堵。

双方都争相向河谷派兵支援，尽管美军第一骑兵师派去的一个营遭到伏击伤亡惨重，战斗结束后，威斯特摩兰和他的副手威廉·德普伊将军仍声称获得了胜利。统计数字似乎也支持他们的说法，敌人如同“二战”中的日本士兵那样采取波浪战术，用英语喊道：“杀死美国兵！”他们损失了1 200人，而美军仅死了200人。但是其他一些观察家，其中包括以平民身份回到越南的约翰·保罗·范恩，则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越共已准备好接受这些不确定的损失。（一名越共士兵在日记中写道：“为国捐躯是我们这代人的责任。”）尽管美国在德浪河谷战斗中的伤亡比敌军要少得多，但这还是创下了威斯特摩兰部队的新纪录；它使美军在越南战争中的伤亡人数升至1 335人死亡，6 131人受伤。美国驻越援军司令部相信，威斯特摩兰已掌握取胜的战略秘诀，迫不及待地筹备着更多类似德浪河谷的战役，武元甲完全认同范恩的看法。这位北越将领相信——后来的事件也证明如此，美国人民不会接受如此巨大的伤亡，更不会允许美国继续承担这永无尽头的义务。武元甲把战争的这一新阶段看成是他的人力和威斯特摩兰的技术装备上的对决，充当比赛裁判的是美国的公众舆论。

12月，麦克纳马拉请求约翰逊暂停轰炸。腊斯克表示反对，他现在是鹰派中最强硬的成员之一，但是总统叫停了B–52战机的轰炸计划，并向世界上重要国家的首都派遣外交人员，散布消息称美国有意进行和平谈判。两名意大利专家抵达河内打探胡志明的态度。刚开始，谈判似乎有可能，但正当越共有和解意向的消息传到腊斯克那里时，河内方面却断然谴责这是“彻头彻尾毫无根据的谣传”。美国人大惊失色。在德浪河谷战役后，美国人认为胡志明应该很清楚自己的战败处境。海军陆战队的士兵想起了一个老笑话的结尾部分：“总有哪个浑蛋没有得到消息。”

林登·约翰逊向国会两院联席会议申请颁布1965年选举权法时，在其演讲结尾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因为新一代美国黑人为社会正义奋斗而付出的血泪显得尤为神圣。他认为他们的事业“也必须是我们的事业。因为不只是黑人，事实上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克服在传统法律体系中因偏执和不公正所造成的缺陷，我们也一定能做到这一点”。

这是自由派的漂亮空话，但在那时这似乎是颇为值得怀疑的预言。5月17日正好是美国最高法院处理布朗诉教育局[5] 一案11周年的日子，而种族主义问题却比之前更加严重。耶鲁大学斯特林讲座教授、历史学专家范恩·伍德沃德也说：“比起他们的上一代，如今的黑人孩子在学校与白人孩子的交流更少了。”从1964年中期到1965年中期，三K党的成员也增加到有史以来的最多人数，即使在美国南北战争后的重建时期，该组织的人数也不及这一时期。1965年10月，据报道，伯明翰的一位黑人因失血过多而死，原因是开救护车的白人司机拒绝送他去医院。一位亚拉巴马商人在谈及民权运动时，对《纽约时报》的记者信口开河：“当这件事结束后再找黑鬼们算账，在这儿他们不会有好日子。”消除种族歧视在北方城市也不容乐观，马丁·路德·金在芝加哥湖南部的马凯特公园发表演讲时说：“无论在密西西比还是在亚拉巴马，我从未见过这般恨意，但在芝加哥，我真的见识到了。”千百万白人的仇视态度似乎都在达拉斯县警长小詹姆斯·克拉克在塞尔马事件中佩戴的一个小小徽章上得以体现，那个徽章上就两个字：“决不。”这两个字意味着不管是在南方还是北方，像克拉克这样的人决不会平等对待黑人。

黑人不断遭受不平等对待，使他们情绪上继续发生转变。他们分裂成各种小团体，互相敌对仇视。1965年2月21日，马尔科姆·艾克斯在他即将掌握黑人运动领袖权时，在上曼哈顿区的奥杜邦舞厅被他的黑人同胞杀害，这反映出黑人激进分子内部的深刻分歧。黑人绝望情绪的一个象征是越来越多的团体号召黑人“回归故土”——“回到非洲故乡”。50个黑人社区纷纷建立起防卫执事团以对抗三K党的袭击。还有一部分人听从里·约·琼斯的布道，他宣称“大多数美国白人都是邪恶的”；或者相信詹姆斯·福曼的话，他发表了一个黑人宣言，要求白人教会和犹太教堂（讽刺的是，这些拥有许多白人成员的团体，却也是民权运动最狂热的支持者。）支付黑人5亿美元作为“补偿费”。

提倡种族隔离的团体中最有名的是穆斯林，1966年奥克兰出现了第一小批“黑豹”党党徒。1965年11月，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提出了莫伊尼汉报告，这份报告论证充分，认为解决黑人社区内部问题的现实方式在于首先根除奴隶制的遗留问题：黑人依靠福利生活、离婚率比白人高40%、私生子的数量惊人（4个黑人中就有一个是私生子）。莫伊尼汉报告的真实性不容置疑，但1966年正值黑人满腔怒火的一年，一些事件严重损害了黑人的自尊，以至于他们无法面对这些事实。他们的领导人于是将该报告贴上了为种族主义造势的标签，并斥责报告的作者是法西斯分子。

范恩·伍德沃德在1965年写道，“就联邦法律能够处理”种族隔离和不公平现象而言，“国会只是刚刚能胜任。”此类立法的关键在于当年的选举法案。马丁·路德·金于1月召开记者招待会，指出美国南方500万黑人适龄选民中有300万人未进行选民登记。他宣布要发动一次全面登记选民的活动。这一活动将在亚拉巴马州的塞尔马开始，在当地1.5万名可以登记的黑人选民中，只有325人登记了，而1.4万名白人选民中进行登记的却达到9 300人。金博士带着首批黑人入住塞尔马艾伯特旅社，这里过去只为白人提供住宿，因此在办理登记手续时金遭到一个白人种族分子的拳打脚踢。殴打他的那个人被处以100美元罚款和60天监禁，在金看来，这是提醒人们尊重法律的一个良好开端。可是选民登记运动很快就停下了。其中的原因再简单不过，塞尔马的黑人大多对选举权不感兴趣。只有某种反响强烈的事件才能唤起他们的重视。这类事件（也是颇为典型的事件）最终发生了：在附近的佩里县，一个准备进行选民登记的黑人被一伙白人农夫杀害了。当地的民权运动领袖们希望利用这件事、县警长吉姆·克拉克的暴躁脾气以及华莱士州长卖弄权力的作风，来使他们的运动复兴。

他们宣布于3月7日进行抗议示威游行。黑人和白人同情者会从塞尔马出发，沿着杰斐逊–戴维斯高速路的80号公路中段向南步行54英里，到达州府蒙哥马利。华莱士立即以游行对当地商业活动和公共安全造成威胁为由下令禁止，并派出100名州警卫支援克拉克警长，克拉克为表示他对传统的尊崇，还组织了一个骑兵警卫团。3月7日——这一天或许将成为亚拉巴马州历史和民间传说中的“黑色星期日”，600名黑人和一些同情黑人运动的白人不顾禁令，从非洲人卫理公会主教派布朗教堂出发到达横跨亚拉巴马河的埃德蒙–佩特斯桥。在那里，他们遭遇了克拉克的骑兵队和戴着防毒面罩的警卫团。示威者不理睬在两分钟内散开的警告，于是警卫挥舞着警棍和湿皮鞭冲向人群。催泪瓦斯从警卫团那边喷射出来，形成一团团黄色烟雾。黑人在呛人的烟雾中踉跄，艰难爬回教堂。他们的旁边跟着电视摄像人员，他们拍摄的画面可以让塞尔马游行一夜之间成为镇压的象征。

在黑色星期日这一天，金博士在亚特兰大布道时，突然丢下手头所有事务直飞塞尔马，宣布他将领导星期二的第二次游行示威，并呼吁黑人和白人牧师都来参加。300多位白人神父、牧师和教士响应了他，在北部各大城市都进行了同情游行示威。黑人参与者在司法部和白宫外静坐抗议，对此约翰逊总统发表了一篇声明谴责亚拉巴马州官员“对一些黑人公民施加的暴行”，同时他还派遣约翰·多尔和佛罗里达前州长勒罗伊·柯林斯去塞尔马，他们组织了一场形式上的游行，就是在桥上来回走了一会儿。尽管有诸多不满，克拉克警长和金还是勉强同意了，但金的不满情有可原。为此，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中激进的黑人青年们指责他是“对汤姆大叔摇尾乞怜”。在金离开那座桥时，他们唱起了民权歌曲来嘲讽他：“任何人都不能使我回头。”

塞尔马事件发生的当天晚上就发生了三起谋杀案，其中第一起事件让金不得不改变策略。这三起案件的受害者均为对民权运动抱有同情心的白人。波士顿唯一的一位神教派教士詹姆士·里布在离开一家黑人饭店后被一帮乡野暴徒围殴致死，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詹姆斯·福曼和他的500个追随者威胁金采取更大胆的措施，不然他们就会引发暴乱。另有1500名愤怒的黑人在蒙哥马利市以色列浸礼会教堂前集结，因为他们听说金有好消息告诉他们。蒙哥马利市联邦法官小法兰克·约翰逊允许他们在从赛尔马到蒙哥马利的范围内进行游行示威，虽然这样的游行在他的裁决下“已到宪法允许的最大限度”，但示威者的暴行显然已经超出了“宪法所能允许的最大限度”。

华莱士州长在电视转播的亚拉巴马州两院联席会议上，谴责即将发生的游行好比共产党的“街巷战争”，正是它使得“古巴国家分裂、越南总统吴庭艳垮台——把世界文明和现有体制撕成血淋淋的碎片”。他还表示，州政府无法给所有这些外来的煽动者提供保护；他说已发电报给白宫，要求联邦政府执行联邦法官的决定。这正是林登·约翰逊一直以来希望达成的目标。总统收到华莱士提出的保护示威人群的书面请求，他派遣了1 863名联邦国民警卫、250名执法官与联邦调查局特工、2个正规军宪兵营以及爆破专家，提前对游行路线上的街道和桥梁进行搜查，并安排直升机进行空中巡逻。除此之外，政府还为游行人群准备了过夜的大帐篷、一辆容载量为600加仑的饮水车、一些移动厕所、救护车、垃圾车以及供事先建立营地用的先行车。约翰逊的做法似乎有点过了。

游行本身即是一次胜利。民权运动的老手能借此巧妙地为电视台记者提供丰富多彩的素材。走在队伍前列的有金博士、拉尔夫·本奇、一个漂亮的女大学生、一个穿着连体工作服的佃农、一个犹太教教士、一位基督教牧师、一个修女和一个拄着拐杖的只有一条腿的人。（沿路站着的亚拉巴马白人居民对修女做出下流的手势，在游行者们唱圣歌时起哄，而且还对着那个只有一条腿的人打拍子，喊着：“左，左，左。”全然不顾他们“高等”公民的美好形象。）尽管亚拉巴马当局对此感到愤怒，并一致谴责“有证据表明在游行者聚集地通奸事件频发”，但一路上大家和平有序，对于有如此多人参与的活动来说，这实属一项伟大成就。3月21日从塞尔马出发时，游行队伍只有3 200人，而4天后到达蒙哥马利时已增至25 000人。金博士在州首府广场上对人群发表讲话，一个世纪前这里是南北战争时“南部同盟”的首都所在。他在讲话结尾时4次高呼“光荣与上帝同在 ! ”队伍解散后，大批汽车从80号公路把他们拉回塞尔马。一伙脸色阴郁的三K党徒盯着他们离去。随着汽车洪流的逐渐平静，这伙三K党徒要动手进行第二次谋杀了。

受害者名为薇奥拉·格雷格·柳佐，是一位红头发的底特律家庭主妇，也是有5个孩子的母亲。她的丈夫是卡车司机工会的代表，柳佐太太曾对他说：“我一定得为这次活动做点什么。”在州议会大楼外面草地上举行的集会胜利结束后，她志愿运送亚拉巴马的游行者回家。最后一趟，她载着唯一的乘客——一名19岁的黑人理发师，他们俩一起唱着“我们定会胜利”。经过一个寂静的路段时，一辆满载三K党徒的汽车逼近他们与之并行。这群白人暴徒中的一个汽车机工，用38口径手枪朝她的头部开了一枪。她立刻倒在一旁，鲜血从她的太阳穴喷涌而出，汽车也栽进路旁的沟渠中。年轻的理发师吓坏了，随后搭便车到塞尔马报了警。

第三起谋杀的受害者是一个新罕布什尔州的主教派教会神学院学生，他在杂货店惨遭枪杀。凶手是一位兼职副警长，他声称开枪是出于自卫。尽管在被害人身上并没有找到武器，目击者也称那个学生没有使用武器，最后由12名亚拉巴马州的白人组成的陪审团仍宣判该副警长无罪。三名涉案嫌疑人在里布教士被害一案发生几小时后就被逮捕了，而陪审团只用了95分钟进行审讯，随后便将他们无罪释放。三起案件中最耐人寻味的是柳佐夫人被害案，当时在凶手驾驶的车上的三K党徒中有一个人是联邦调查局的卧底，他指认了他的同伙，包括他们使用的武器以及他们的所作所为。在第一次审讯中，家中祖孙三代皆是三K党徒的小马特·墨菲为他们自己辩护，而他的总结陈词充斥着种族主义：“当白人和黑人纠缠不清的时候，那些白人就成了白人表皮之下的黑鬼……上帝不愿意我们与黑鬼们搅在一起，我也不在乎林登·贝恩斯·约翰逊怎么说。”据墨菲所言，那位探员违背了他加入三K党时的誓言：“如一条奸诈的响尾蛇一般……自己标榜自己是白人，其实还不如披着白皮的黑鬼。”陪审团将此案搁置（以10票对2票的结果认为被告犯有误杀罪），但这是墨菲最后的发言，在等待第二次审理期间，他遇车祸身亡。有偏见的法官本欲宣判此案的被告无罪，但此时联邦政府插手了这起案件，宣判这些三K党徒侵犯了柳佐夫人的人权。这条令人费解的法令曾使密西西比州“自由之夏”的三K党徒锒铛入狱，也将在佐治亚州杀害一名黑人陆军军官的凶手绳之以法。在这起案件中它又大显神威，在由12名南方人组成的陪审团的审理下，这名法官判处被告最高刑期10年的有期徒刑。

塞尔马事件推动了选举法案的制定——约翰逊在3月15日要求国会通过此法时如是说，国人将此功劳全部归于金博士。事实证明他达到了个人声望的顶峰。前几年在密西西比州发生的事件，开始引起人们对非暴力运动的疑虑，亚拉巴马的谋杀事件证实了新一代黑人积极分子的怀疑。这些怀疑论者认定金已不再能给予他们帮助，于是离开了塞尔马。然而广大黑人并不这样认为，随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进行的不记名民意测验表明，只有4%的黑人表示会积极支持斯托克利·卡迈克尔，2%的人支持更激进的拉普·布朗，三者中最为激进的罗恩·卡伦加的支持率仅为1%，而有40%的黑人支持金博士的观点。尽管如此，那些积极分子却也觉察出这种情绪的变化。大多数人渴望和平——大多数人总是想要和平的，但是美国正迈入一个新阶段，其中最突出的特点之一便是对暴力的推崇。现在回想起来，肯尼迪总统被刺杀以及凶手被灭口，看来似乎都是预兆。宇宙中的某个地方再次出现变动。1965年同一时期，在越南出现了追而歼之的方针，正是新萌生的那种情绪的体现，塞尔马的一系列谋杀事件是其另一表现。在之后的岁月里，由于黑人被压抑了100年的愤怒和失望现已爆发，更多的表征必将接踵而至。

1965年8月11日星期三，这种新的城市情绪在洛杉矶的一个破烂的黑人区初露端倪。这个黑人区位于洛杉矶国际机场入口的南面，房子低矮，墙面灰泥剥落，让人想到波多黎各的一些贫民窟。那里的垃圾似乎从未被清理过。到处都是破烂——碎玻璃、生锈的罐头盒、腐烂的鸡骨头以及空酒瓶等。当地随处可见被称作“那家伙”的白人警察，他们随便就可以叫住一名黑人公民，提出“我要检查你的身份证”的要求，那里黑人的生活质量因此变得更加糟糕。

8月的那天傍晚，加利福尼亚州公路巡警李·米尼库斯要求检查一位名叫马凯特·弗赖伊的黑人青年的身份证。正当他打算以酒驾的罪名拘留这名青年时，一群人一拥而上，围着米尼库斯和弗赖伊闹事。虽然这看起来似乎无关紧要，但紧张情绪却在平静的表面下逐渐积累。此时洛杉矶已经历了连续4天的高温酷暑，人们都在户外乘凉，于是很快就聚集起来围观这起事件。最终，弗赖伊在阿瓦隆大道连接皇家公路的拐角处被捕，这里是洛杉矶繁忙的交通要道之一，白人驾驶的豪车川流不息。最不幸的是，这里的居民98%都是黑人，人口分布密度为每英亩27.3人（整个洛杉矶则是7.4人），自20世纪40年代起就有大批黑人移民来到这里，每个月平均有2000人进入军工产业。洛杉矶如今共有城市居民273.1万人，其中42万是黑人。

在黑人居住的贫民区共有205名警察，其中仅有5名是黑人。1965年，每月仍有1000名黑人为寻找其实根本不存在的工作岗位而涌入这里。这些务工者的后代常常禁不住毒品和酒精的诱惑，而他们一旦失足，“那个人”就会把他们带走。在这个当地人称作瓦兹的地方，真正有罪的并不是当地居民，而是那些诱人犯罪的陷阱。

在那个星期三下午7点45分，加利福尼亚公路巡警米尼库斯逮捕了黑人青年弗赖伊，这一举动立刻使他惹祸上身。警车闪烁的红灯引来了很多人围观，弗赖伊的母亲也在其中。她先是训斥自己的儿子，接着开始教训起这位警官。她的情绪很激动，围观群众也对这位巡警指指点点，米尼库斯一时紧张，就开启无线电对讲机请求增援。接着他又犯了两个错误：他试图强行将弗赖伊押上警车，并转过身无视弗赖伊的母亲，于是弗赖伊的母亲愤怒地向他的背部扑去，矛盾进一步激化。当增援的巡警赶到后，弗赖伊的母亲才被拉开，围观群众不满情绪加剧，但因为忌惮巡警手中的手枪而不敢有所动作。米尼库斯与他的同伴随即离去，但代价实在太高了。由于使用了武力，人们在叙述这件事时难免会夸大和歪曲事实，随着时间的流逝，事件本身也不断地被夸大，最后衍生出了两个版本：一个是巡警用警棍猛击一位孕妇的腹部，另一个则是一名巡警把一名妇女猛地推倒在警车上并试图掐死她。随着事态不断升级，愤怒的围观群众向警察投掷石块和玻璃瓶，到晚上10点时，围观者已经彻底变成了暴徒，他们攻击无辜的过往民众，掀翻警车，砸碎商店橱窗。暴乱在传统套路下不断升级，到晚上11点时，警察封锁了附近的8个街区。两个小时后，2 000名暴乱者冲破防线，在瓦兹街区横行霸道，殴打外来者，砸烂一切能砸烂的东西，并洗劫商店。

直到凌晨3点，暴乱才有所消停——暴乱者们也需要休息，警察在贫民区巡逻，一切看起来似乎恢复了秩序。早上，被砸店家向保险公司索求赔偿，工人们也开始清理暴乱后的残局。这些人对暴乱一无所知，认为它已经结束了。但在弗赖伊被捕24小时后，也就是星期四晚上7点45分，他们的幻想破灭了。起初这次暴乱只是上次的翻版：年轻人们袭击来往车辆，向警察投掷砖头，砸破商店橱窗，直到凌晨4点，情况发生了变化。在昨天的这个时候，暴乱者们已经偃旗息鼓，贫民区恢复了平静，而此时另一帮年纪稍大且更加凶暴的暴乱者持武器涌上街头，迪克·格雷戈里带着扩音器在瓦兹区来回走动，呼吁恢复秩序，结果腿上挨了一枪。贫民区人们的暴力行径已接近叛乱的程度，但当局的高层却并未认识到这一点。在瓦兹区，一队警察在完成对漆黑街道上的民众的疏散工作后就宣称他们已经控制了局势。

上午10点，发生了首起白天暴力事件，两名白人售货员遭到袭击，这时当局官员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到11点，一名警察打伤了一个黑人抢劫者。埃德蒙·布朗州长本来在希腊度假，看到动乱越加恶化的报告，急忙飞回国内。他的副州长批准了洛杉矶警察局长要求调派国民警卫队的请求。第一批警卫队员于星期五下午抵达瓦兹。当他们还在一所小学里听情况介绍时，那个居民区的局势已有新的发展，他们所听到的都已过时。在一个有150个街区的区域内，5 000多名暴徒横行霸道，用自制燃烧弹点燃房屋，袭击听到警报赶来救火的消防员。晚上9点40分，瓦兹出现第一起死亡事件，一名副警长腹部受伤致死。紧接着又有三人丧生。国民警卫队持装有刺刀的步枪进入该区，随处可见的大火照亮了道路，他们看见抢夺者从黑人区的商店抢走枪支、日用品、酒、珠宝等一切值钱的东西。这些商店外面都有用粗体写的诸如“黑人兄弟”“亲兄弟”“黑人开的店”“兄弟开的店”等字迹，尽管如此，其中有些商店还是未能逃过劫难。有一伙人还试图放火焚烧橡树公园社区医院，那里挤满了在暴乱中受伤的黑人。《洛杉矶时报》的一名黑人记者罗伯特·理查森写道：“那些暴徒现在正在烧毁他们自己的城市，就像疯子有时会自残一样。”

星期六，屋顶上的狙击手开始专挑士兵和警察作为射杀目标。消防员配备了防弹背心。警卫队人数从1万增加到1.4万。星期六对40平方英里的地区实行戒严，星期日则扩大到46平方英里。不间断的枪击一直持续到8月18日星期三的凌晨，在一间黑色穆斯林教堂与暴徒们交火后，警察抓捕了35名黑人。至此，暴乱终于结束。在长达6天的暴力冲突中，共有34人死亡，898人受伤，4 000多人被捕。损失预计达到4 500万美元。瓦兹骚乱造成的破坏使其成为自1943年底特律事件以来美国最严重的一次种族暴动，但事实上它独具特色。尽管在这两次事件中的死亡人数相当，但底特律事件的损失还不到100万美元。美国其他地方也发生了骚乱。和瓦兹暴乱同期，芝加哥西岸发生了暴动。8月12日，一辆赶往西加菲尔德公园救火的消防车撞死了一名黑人妇女。黑人同警察以及200名警卫展开了两夜的激战，他们大肆抢劫，用酒瓶攻击白人。暴乱造成超过100名黑人被捕，67人受伤。在马萨诸塞州的斯普林菲尔德（并非大城市中的黑人居住区），18名黑人在一家夜店外面被捕，于是黑人们群情激奋地指责那7名警察的残忍行径。黑人用自制燃烧弹炸毁了许多白人开的商店，因此导致大规模的抓捕，国民警卫队再次被调过来稳定局势。斯普林菲尔德的4 000名黑人举行游行示威，游行队伍最终到达市政厅。在那里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全国大会副理事长乔治·威利对他们说，“北方争取民权的斗争”会比南方“更持久、更血腥、更艰苦”。

每次暴乱发生后都会有一个专家团对其进行调查，这是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特点。布朗州长挑选知名人士组成调查组，让他们在约翰·麦科恩的领导下对瓦兹暴乱进行调查，随后发表了题为《城市的暴乱：开始还是结束？》的报告。至此，所有人都明白了瓦兹事件不过是个开始，而寻找解决方案可以有多种方式。麦科恩报告着重强调了法律秩序的必要性。黑人激进分子抗议称，瓦兹事件的本质是对压迫黑人的法律的反抗。贝亚德·拉斯廷称它是“黑人首次不再逆来顺受转而进行大规模的反抗运动”。白修德认为电视和广播报道也应承担一定责任。白修德称当“超出了报道范围，本身也就成为一个因素”。他还问道：“能否对电子媒体的报道加以控制，使其符合让国家安定的最高利益？”马丁·路德·金在巡视瓦兹的废墟时，并没有得到一致的欢迎。他渐渐习惯了这一切。黑人运动的火炬已经传到了新一代黑人领袖手中，它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火炬了。

1965年夏季的种族骚乱狂热而短暂。直到8月的第二周爆发瓦兹骚乱之前，美国仍有希望不爆发重大骚乱事件。第二年却完全是另一个样子。洛杉矶又一次响起警钟，但这次是在3月，一群黑人学生朝一名白人教师的汽车扔石块，袭击其他白人，后来开始抢夺财物。洛杉矶警察在前一年学到了很多经验，一夜间便成功镇压了新的威胁，只有两人死亡。但就算洛杉矶以微小的代价躲过这次暴乱，美国其他地方也不可能全都免于灾祸。几乎美国的每个黑人居住区都发生了反社会的暴力事件。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黑人于4月开始骚动。到5月，加利福尼亚州的三个城市已进入临战状态。克利夫兰也于6月末爆发了类似的骚乱，两周后奥马哈、得梅因和芝加哥也加入其中。接着是布鲁克林、巴尔的摩、珀斯安博伊、普罗维登斯、明尼阿波利斯、密尔沃基、底特律、代顿、亚特兰大、旧金山、圣路易斯，还有佛罗里达州的庞帕诺比奇、佐治亚州的科迪尔、伊利诺伊州的西塞罗和密歇根州的兰辛、马斯基根、本顿港和杰克逊。等到夏末，共有7人死亡，超过400人受伤，大约3 000人被捕，因破坏、抢劫和纵火造成的损失超过500万美元。截至1966年年底，美国当年一共遭受了43起种族骚乱的破坏。

在西塞罗，黑人组织了一次要求住房不受歧视的游行，进而和反对游行队伍中充满敌意的白人发生了冲突。白人三番五次地试着冲破警察阻拦去伤害黑人。有12人受伤，6名警察被投掷物击中，32名白人被捕。西塞罗事件受到特别关注，是因为它表明警察并未挑起动乱，而是经常去维系脆弱的和平状态。黑人经常攻击他们，是由于警察代表着政府权威，往往是黑人们能见到的唯一的白人群体。在工人阶级集中的社区里，白人与黑人的愤怒往往不相上下，甚至会更强烈。两边都能感受到种族间剑拔弩张的氛围。在1966年，这种冲突终于爆发。

最初，要求住房平等的游行由马丁·路德·金领导，活动在西塞罗的马凯特公园进行。他被一块石头击中，跪倒在地，只好宣布取消游行。争取种族平等大会芝加哥分会主席罗伯特·卢卡斯不服，发起了新的游行，理由是“争取种族平等大会想保持压力”。卢卡斯是新好战分子中的一员，1966年也是这些人得势的一年。弗洛伊德·麦基西克代替更温和的詹姆斯·法默成为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领军人物，斯托克利·卡迈克尔接替约翰·刘易斯成为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主席。然而运动的发展并不如他们想象的那般顺利。卡迈克尔上任刚一个月，就发生了一个民权运动领袖们未加重视的事件，而该事件却透露出其领导层内部的严重分歧。

6月5日，詹姆斯·梅雷迪思宣布他将从孟菲斯出发，步行225英里到达密西西比州位于杰克逊的州议会。他的动机是想证明美国黑人无惧艰难的精神。麦基西克和卡迈克尔都认为这个办法不切实际，就是空想。一位运动领袖称它是自己“所听过的最愚蠢的主意”，他们决定采取不理睬的态度。梅雷迪思并没有因此退缩。就像他在《在密西西比的三年》（叙述了他在密西西比大学校园中经受过的严峻考验）一书中说的那样，他被一种“神圣的职责感”驱使，他相信命运正在他的故乡等待着他，他的直觉是对的。一个中年失业的密西西比白人奥布里·詹姆斯·诺维尔代表了他的命运。就在徒步旅行的第二天下午4点15分，梅雷迪思在联邦调查局特工的护送下正沿着密西西比州赫南多正南的美国第51号公路行进，诺维尔突然从路旁的草丛中窜了出来。“詹姆斯·梅雷迪思！”他大喊道，“詹姆斯·梅雷迪思！我只要詹姆斯·梅雷迪思！”他朝着梅雷迪思连开三枪。孟菲斯一家医院的医生称，梅雷迪思全身被射满小号铅弹。

梅雷迪思身上并没有致命伤。诺维尔带来的真正影响，是使人们转变了轻视梅雷迪思徒步旅行的观点。枪击事件立即发展成一场运动，民权运动中的每个参与者都想加入进来。迪克·格雷戈里飞赴孟菲斯去追寻梅雷迪思的脚步，麦基西克、卡迈克尔以及马丁·路德·金纷纷从梅雷迪思倒下的地方向南步行前进。金博士筹款2 000美元用来支持“梅雷迪思自由行运动”，还要求南方基督教领导人会议为下一次塞尔马运动去动员各方力量。

这是个不可能实现的计划。塞尔马运动是在黑人统一领导下提倡非暴力反抗的产物。现在，金的批评者，尤其是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积极分子，纷纷站了出来。梅雷迪思遇袭的第二天，卡迈克尔对孟菲斯的集会人群说：“现在黑人要从白人手中夺回他们本应得到的一切。”金为这种煽动言辞深感痛心，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罗伊·威尔金斯和城市同盟的小惠特尼·扬却表示支持。而这些年轻激进分子的言辞变得更加有挑衅性。在1964年密西西比州的费城举办的“自由之夏”运动中，有三名参与者死亡——其中两人为白人，一个密西西比白人在黑夜里遭到枪击受伤，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拉尔夫·费瑟斯通对该事件并不感到遗憾，而是欣慰地看到黑人已告别软弱，表示“他们的行动会是以牙还牙”。卡迈克尔说话时完全是黑豹党的腔调。在亚祖城，年轻的黑人们欢唱：“哎嗨 ! 哎嗨 ! 你知道 ! 白人必须走开——必须走开 !”而就在那天夜里，在亚祖城的游乐场，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成员，23岁的威利·里克斯（因其福音派风格而被称为“教士”）登上一辆平板卡车，发表了一番让老一代黑人领袖颤抖的充满仇恨的演讲。他讲到要让白人付出血的代价，并且反复用“黑人权力”这几个爆炸性字眼来描述他的目标。

在45英里外的格林伍德，卡迈克尔被关押7个小时后被释放。在一定程度上，他的困境是他的激进态度造成的结果。白人自由主义者对此感到很失望，他们的贡献远不及过去在塞尔马事件上那样慷慨。食物和住所都是问题，卡迈克尔被捕就是因为他在一所黑人学校操场上搭建帐篷。正当他爬上另一辆平板卡车对在格林伍德聚集的人群讲演时，他听说了有关里克斯演讲的消息。他使用民权运动领袖从黑人牧师那儿成功借鉴来的重复和问答的技巧，提醒他的听众：他那次就是在一所黑人学校的操场上被警察逮捕。“所有人都可以占有我们的社区，除了我们自己之外……现在我们要夺回来，夺回那些具有代表性的东西。我们才不会担心这些东西是不是归白人所有——也许是黑人的。不要觉得羞愧。我们——要求——黑人——权力！”

人群叫喊道：“对！”他又回到主题：“我们——要求——黑人权力！我们——要求——黑人——权力！我们要黑人权力！我们要黑人权力！就是这样——这就是我们想要的……从现在开始，他们问你们想要什么时，你们就知道答案了。你们想要什么？”

“黑人权力！”

“你们想要什么？”

“黑人权力！”

“你们想要什么？再说一遍！”

“黑人权力！”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罗伊·威尔金斯对此并无疑问，“‘黑人权力’指的是反对白人的权力……它必然有独自战斗的意思，必然是隔离主义。而这与我们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的倡议全不相符。”威尔金斯把该术语称作“仇恨之父和暴力之母”。马丁·路德·金最初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但在后来目睹了民权团体在该事件上逐渐产生的分歧后，他改换了言辞，将该术语解释为“对种族自豪感的号召，号召黑人不再因为黑人身份而自惭形秽，号召改变黑人软弱卑微的现状，争取获得积极而有建设性的权力”。麦基西克认为这是在号召联合行动：“除非我们能联合黑人力量，否则我们将会陷入糟糕的境地。”但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在密西西比州的领袖人物查尔斯·埃弗斯，即已殉职的梅德加·埃弗斯的兄弟，警告说“如果我们继续走黑人至上的道路，那必然会失败”；菲利普·伦道夫哀叹这种煽动战争的行为是“对种族和平与繁荣的威胁”，他表示，“任何一个为民权斗争的黑人都不会支持黑人权力，因为这与民权和族群融合相悖。”

《纽约时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密西西比州部分民权领袖的不和导致了这次运动的公众支持率下降。一次民意测验发现，77%的白人认为黑人权力的主张正在损害黑人争取的权利。正在纽约疗养的詹姆斯·梅雷迪思同意这个看法。他说：“这里似乎存在不少作秀行为。”等到身体彻底恢复后，梅雷迪思又重新加入游行队伍，受到了金和其他人的热烈欢迎。尽管如此，他还是持怀疑态度。他说：“我觉得情况有些不对。”他还表示，“一些人在制造闹剧，我讨厌这种做法。”

新老两代领袖的公开决裂已无法避免。6月23日，在靠近梅雷迪思游行终点的地方——坎顿，事情终于发生了。当时，警察不准游行人群在另一所学校的操场上搭帐篷。2 500名黑人拒绝解散，坚持不肯让步。卡迈克尔说：“逃跑的时期已经过去。”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当警察用警棍和催泪弹驱赶人群时，他们四下散开。当金不赞成他们一定要搭帐篷的提议时，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领导层决定不再考虑金的看法。其中一人说：“从现在起我们将自己独立完成要做的事。”接着，这些领袖提议，禁止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参与在杰克逊市举行的大型集会，理由是该协进会对游行的支持并不积极。对于这一决议，金和在游行过程中提供医疗服务的一个医护人员志愿组织表示反对。但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争取种族平等大会以及代表年轻黑人的其他两个团体以多数票通过了该决议。查尔斯·埃弗斯说：“没关系。他们都不在时，我仍会守在这里。”他嘲讽地说，游行对黑人选民登记完全没有帮助。当游行队伍伴着乐队演奏的《当圣徒们开始进军时》抵达位于杰克逊市的州议会大厦广场时，其他民权运动的资深参与者们发现，多年前曾跟随金一起游行的那些白人已经不在队伍中了。

这当然并不代表自由主义者不再参与黑人争取公平权利的运动。已经开始实施的争取黑人进步计划也并未因此受到阻碍。同月，密西西比州费耶特县长达6个月的抵制白人企业的运动宣告结束，达成了包括费耶特的商店开始雇用黑人店员，关闭在加油站设立的有色人种专用厕所，接纳黑人担任警察和副警长在内的多项决议。朱利安·邦德在12个月内3次当选佐治亚州议员，最终他接受了美国最高法院的任命。在塞尔马，吉姆·克拉克警长默默地摘下那枚写着“决不”的徽章，因为他的职位取决于民众的选票。这样做仍是枉然。当黑人选民根据他曾反对的选举法登记投票时，他注定会失败。

曾经，少数黑人的成就使所有黑人都感到心满意足，整个种族都为这少数人感到骄傲。现在却不同了，卡迈克尔引用一名黑人妇女在那年9月讲过的一句话说道：“拉尔夫·本奇吃的那些食物，完全不能满足我的胃口。”电梯操作员和收入为一天3美元的棉花采摘工人也想要他们应得的那份。这是人之常情，是自然而然的想法，但激进分子实现这一想法的方式并不可行。黑人在美国人口中仅占11%。发动黑人革命的想法——1966年出现了很多类似的例子，是不理智的，而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号召黑人抵制种族融合的主张实属荒谬。

菲利普·伦道夫对贫困黑人和警察之间的暴力对抗感到震惊，他于9月表示，“街头游行和示威活动的气数已尽，该结束了。”他提出了一个新方案，要“从街头转向谈判桌”。10月，他联合威尔金斯、扬、拉斯廷以及另外3名民权运动的资深人士，签署了一个抵制暴力、骚乱、煽动行为的声明，声明结尾处讲道：“我们不仅欢迎，而且要求美国白人的全面合作。”马丁·路德·金虽表示在原则上支持，但拒绝签字，因为他不想让人误解他承认黑人权力的代言人“肯定地不可挽回地犯了错”。

卡迈克尔一度采取折中的路线，将黑人权力重新定义为：“黑人凝聚形成一股政治力量，他们选举代表，或逼迫他们的代表为他们的需求代言……对他们说：‘你看，伙伴，除非你为我们提供这些学校、医院、操场和工作，否则我们不会投票给你。’”这种路线并没有坚持多久。很快他就告诉听众：“如果我们得不到公平权利，我们就要把这个国家搞得四分五裂。”他还号召黑人“通过必要的手段为自由战斗”。在亚拉巴马州的普拉特维尔，他说：“我们来这里，是为了搅乱这个城市，我们一定要把它搅得天翻地覆。”他嘲笑约翰逊总统是“莽汉”“小丑”和“骗子”。他发现自己越来越认同黑豹党的主张，认为其“权力交予人民”的口号意味着让黑人独享权力。接着，就像罗伯斯庇尔接替了丹东的职务一样，一个更暴力的种族主义分子拉普·布朗代替了卡迈克尔担任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主席。当辛辛那提市区多地被自制燃烧瓶点燃，列火一直燃烧了5天5夜时，布朗告诉记者，“除非那些野蛮的白鬼子警察滚出去”，否则不会有和平局面。接着他宣布：“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已经宣战。”

1966年选举中出现的反作用投票是对要求黑人权力的一个回应。参议员埃弗里特·德克森等敏感政治家立场的转变则是另一反应。德克森曾对1964年和1965年的民权立法表示支持，称其为“一个时机成熟的想法”，但由于1966年法案中的第四条（“住房平等”条款），他斥责该法案是“一袋隐患”，因此该法案未能通过。令人惊奇的是，对新激进分子展开极力批判的，竟然是一家英国期刊——伦敦的《经济学人》。《经济学人》称：“这些所谓的领袖中许多都具有可怕的法西斯主义倾向。”报道嘲笑那些“开明知识分子”，称他们“带有侮辱性地互相转告，美国黑人中普遍存在的反白人情绪正如1943年法国人仇恨德国的情感”。报道还表示“抢劫和侮辱白人女性的事件”被这些积极分子解释为“等同于黑人革命的一种高尚行为”。报道还预测：“美国人民对泛滥的暴力事件的暂时和非同寻常地忍耐必将导致白人激烈的反抗行为。”

与此同时，黑人种族主义者越来越肆无忌惮。黑豹党在一些富裕的城市自由主义者中，日益被冠上汤姆·沃尔夫口中的“激进弄潮儿”之名。过去臭名昭著的罪犯只出现在警局的卷宗里，现在却被认为是对人类困境持新颖看法的观察者，进而被认真讨论。他们全部出身于贫民窟，其中一些人的发迹还可以直接追溯到最近的骚乱事件。罗恩·卡伦加来自瓦兹地区的底层，尽管他否认他所属的黑人民族组织参与暴乱，但该组织已有4个成员被控犯下这一罪名。卡伦加的威望得益于瓦兹动乱。该次动乱的全部损失，渐趋明了，但仍不可计算。其中一些重大损失有可能会隐藏多年。这次暴乱的遗产之一是55Sa型8发22毫米口径的艾弗–约翰逊短枪管左轮手枪。1965年8月末暴乱初期，一个担心自己人身安全的洛杉矶人用31.95美元买了这把手枪用以防身。之后他把枪交给他的女儿，她又把枪给了帕萨迪纳的一个邻居，邻居把枪卖给纳什百货商店的一名叫穆尼尔·“乔”·西尔汉的员工。最后，乔把枪交给自己的弟弟西尔汉——比沙拉·“索尔”·西尔汉，也就是在瓦兹事件后的第三年，西尔汉用这把枪在洛杉矶刺杀了罗伯特·肯尼迪。

在越南的历法中，12年为一个循环，蛇年（1965年）之后是马年（1966年），接下来是羊年（1967年）。马被认为代表好运，在吉祥的寓意上仅次于龙年，但就在1966年马年的头10个星期里，美国驻越军队损失了将近一半的兵力——就在那10周的时间里，2 559人倒在了越共的枪炮下；实际上，这还只是个开始。那一年有4 800名美国士兵在军事行动中丧生。第二年5月，美军死亡人数超过1万人；随着战争继续，伤亡人数还在不断上升。羊年每星期平均伤亡率比马年高出33%。1967年的死亡人数，超过之前任何一年。同时期平民的死亡人数为53 000人，这使美国深陷舆论的漩涡之中。

死亡人数并没有阻止美国国防部提出更强势、更具侵略性的政策。参谋长联席会议不断给麦克纳马拉施加压力，要求他向总统建议轰炸北越境内的汽油和润滑油供给设施（被称为“石油袭击”计划）。美国太平洋舰队海军上将格兰特·夏普预测说，此举会“迫使敌人同意谈判或者就此止戈”。尽管美国中央情报局预言称，石油打击将不能阻止北越军队和补给的渗透，麦克纳马拉还是于1966年3月同意了该提议。中央情报局的预言应验了。虽然北越军队在战场上损失了不少兵力，但沿着1 000英里长的胡志明小道渗入的北越军人数，从每月1 500人增至3 500人，接着又增至4 000人。截至那一年年末，武元甲平均每月输送8 800名北越士兵进入南越。不久，其全年兵员替换数达到了10万人。

国防部调研团向麦克纳马拉报告说，面对轰炸，越共游击队向南渗入的军队“并未减少”，而且“石油袭击”对河内在北纬17度以南地区的作战能力“并无明显的直接影响”。国防部长亲自飞到越南查看情况，那是他的第8次实地考察。回国后，他告诉总统：“和平形势，若有所变化，那就是变得更不可能实现。”他还说，空中轰炸“既没有效阻止敌军的渗透，也没能瓦解河内方面的士气”。他建议对轰炸计划进行重新评估。参谋长联席会议坚决反对任何有关撤销石油打击计划的主张。在递交给总统的一份备忘录中，他们辩解说，军事形势“在过去一年出现了实质性改善”，还将轰炸计划描述成“王牌策略”。威斯特摩兰将军飞回美国参加议会联席会议时报告说：“在越南的4年里，我从未像此时一样深受鼓舞……我们已迈入即将看到终点的重要时刻。”

麦克纳马拉并没有因此受到鼓舞。迄今为止，他已见过太多转瞬即逝的乐观估计。在西贡，他与同在那里的一位下属度过了一段愁云惨雾的时期，这名下属告诉他，官方表现出的乐观情绪是骗人的，路的尽头看不到希望的曙光。说这话的人是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实际上，威斯特摩兰回到华盛顿不是为了报告胜利，而是为请求增兵。1966年年终时，他手下共有37.5万士兵。1967年4月又增加到48万人，比朝鲜战争顶峰时期还要多。他想要在1968年6月前将军队人数增至68万，或者人数至少达到56.5万。他告诉约翰逊，只要有足够多的军队，他就能在两年之内结束战争；如果军队人数较少，则三年才能结束战争。总统不悦地指出，南越境内的共产党军队已经达到惊人的数量。他问威斯特摩兰：“当我们扩充部队时，难道敌人不会扩充吗？这样的话，战争什么时候才到头？”威斯特摩兰回答说，如果武元甲的渗透速度过快，他的军队补给将会是个麻烦的问题。无论如何，美国步兵会在敌方新兵源补充进来之前迅速杀光北越军。约翰逊又问道，如果武元甲求助中国志愿军，会发生什么情况。威斯特摩兰将军回答说：“那的确是个问题。”

美国卷入越南战争中的时间已经远远超出了“二战”和朝鲜战争。这场冲突看起来更像是白人和亚洲人之间的斗争。驻越南军事援助司令部用多彩的名字来给这些战斗命名，它们让人联想起丛林中的苦难生活以及国内日益产生分歧的人民心中越发强烈的痛苦。其中有阿特尔伯勒行动、海军陆战队广场行动以及马希尔行动、双鹰行动和白翼行动。然后还有达多行动、881高地北坡行动、禄宁行动、疯马行动、霍索恩行动和德浪河谷战役之后损失最大的一次行动——黑斯廷斯行动。接着是881高地南坡行动、溪山行动、康天的3个红色高地行动，以及阿速坡行动。一个位于西贡河与西贡以北20英里的13号铁路之间，由废弃的橡胶种植园和热带雨林组成的三角形区域——铁三角，被越共占据长达20年。在1967年1月的雪松瀑布行动中，3万名步兵对铁三角地区发动袭击，这是美国参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战斗。但一个月后的章克申城行动的规模更大。45 000名美国士兵向接近柬埔寨边境的C地区逼近，企图彻底摧毁越共军事基地。他们的确做到了，但之后又不得不让敌人重新夺回，因为越南共和国军队即便充当防守部队也无法坚守住阵地。

与此同时，国会已明确了对约翰逊战争策略的反对态度。但照后来的标准看，这种反对的态度并不明显。16个反对政府战争行为的参议院议员警告河内方面，他们对政府的反抗是有限度的，他们“坚决反对美国军队任何单方面的撤兵行为”。然而，国会变得越来越固守自己的想法。受总统的委派，5名参议员在迈克·曼斯菲尔德的带领下，去越南进行了为期35天的考察。他们做出的报告让约翰逊总统很是失望，因为他们发现美国一年来的军事行动并未改变战争的局势，美国正越来越深地陷入一场“无尽头的”战争中：“战争长短取决于北越及其支持者以增兵应对增兵的意愿和能力。”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指责政府已经“偏离了”他哥哥制定的政策，导致现在“我们正在杀害无辜的人民……因为越南共产党就在距我们1.2万英里的地方，他们现在可能离我们只有1.1万英里了”。

这算是最高层的领导提出的反对意见。参议员中的鸽派议员也许反对约翰逊在中南半岛的政策，但他们却投票支持拨款使战争得以继续，而且他们的言辞温和有礼。他们中最直言不讳的富布赖特也谈吐得体。威斯特摩兰在纽约讲话时说，他“看到国内最近的一些不爱国行为，感到很失望”，并指控一些邪恶之人向敌人提供物资和心理援助。富布赖特只回应说，威斯特摩兰此次访问是政府事先安排好的，目的是“为战争升级铺平道路”。这话确实没错。马丁·路德·金做出更尖锐的回应，称美国为“当今世界最大的暴力事件承办商”，还将美国在越南使用新式武器杀害平民的试验比作纳粹“在欧洲集中营进行的新药和新酷刑”的试验。在约翰逊夫人举办的白宫午餐会上，埃尔莎·基特用几乎同样的言辞抨击了越南战争。斯波克医生同样告诉和平主义者们，“林登·约翰逊是敌人”。民谣歌唱家皮特·西格也这样认为，他在自己的一首名叫《深陷泥潭》的歌曲中将总统的越南战争政策贬得一文不值，歌中这样唱道：“那个老糊涂还在高喊‘坚持下去’。”这首歌随后被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禁止播放。霍华德·布雷特·利维上尉是布鲁克林的一位内科医生，他拒绝训练陆军特种部队——绿色贝雷帽的医护人员，因为根据纽伦堡审判所制定的法规，他如果接受这项任务就会被判为战争的从犯。利维医生于1967年6月被指控其在庭审材料上将越南战争形容为“残暴的恶行”而被捕入狱，被判刑3年。

各高等院校依旧是抗议活动的中心。美国中央情报局、陶氏化学公司（凝固汽油的制造商）和为武装部队招募成员的工作者遭到了粗暴对待，有时还会被赶出大学校园。1967年圣瓦伦丁节，有人揭露说，代表了300多所大学学生会的，全国学生联合会，每年从中情局获取20万美元的津贴，仅是这点就足以让全国学生联合会瘫痪。1967年10月，大学生发起了“停止征兵周”活动，组织了55 000多名示威者到五角大楼的阶梯前示威，他们掀起了反对征兵令的许多新奇的、有时甚至是令人震惊的抗议活动，包括在美国驻伦敦大使馆门上贴了8张征兵卡，试图阻挡从征兵站运送新兵前往军事基地的大巴车，与奥克兰警察发生了长达5天的对抗。为了使反战运动吸引人们的关注，学生们占领了芝加哥大学的行政大楼长达3天。

这并不全是无私的理想主义行动。大学生正处于最容易被征入伍的年龄阶段，1965年的平均每月征兵人数为5 000人，1966年的人数几乎在此基础上增加了9倍，学生中可以缓期服役的情况越来越少。抵触征兵令的情绪在海报、徽章以及汽车保险杠贴纸上随处可见。1967年最流行的歌曲阿洛·格思里的《艾丽斯饭店》的主题便是躲避征兵令。事实上，每个本科生的宿舍都有一大摞小册子，上面写着怎样在征兵局体检中成功被拒的窍门。（“到场时装出吸毒后极其兴奋的样子，如果想表现出毒瘾发作的逼真情况，请提前几个星期用普通大头针扎手臂。”）作为还击，赫尔希将军向美国4 088个征兵局下达命令，要他们把抗议的大学生重新归为一等合格。国会议员反对这一做法，认为赫尔希没有权利这样做。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称，用征兵令惩罚异己无异于“暴力行径”，但赫尔希并没有放弃。结果是，越来越多的美国大学生为逃避征兵而移民加拿大，造成多达1万的美国年轻人流亡在外，他们在多伦多和平行动学生联盟等团体的帮助下开始了新生活。

随着美国变得越发两极化，鹰派也变得更激进。俄勒冈州的莫尔斯（“美国正将人类引入第三次世界大战，而这场战争将不会带来胜利。”）和阿拉斯加州的格里宁（称新战争协调法案为“预示战争无止境升级的空头支票”）各自发表了反战演讲。为了应对这些接连而来的反战演讲，路易斯安那州的拉塞尔·朗拉起国旗抨击那些“鼓励共产党延长战争”的人。朗说：“当我看到美国国旗在国会山上飘扬时，我满怀自豪……我祈祷着这里永远不会升起投降的白旗。”埃弗里特·德克森预测称，如果越南沦陷，美国的“整个太平洋海岸线”就会“完全暴露”。曼哈顿的鹰派人士发起了感恩节行动，在巴特里公园举办为期两天的守夜活动。同时，支持战争的人被要求开着车灯行驶——突然间，每一条高速路上都生动展现出人民之中的分裂是如此之深。

林登·约翰逊常常是嘴上说一套，实际相信的却正好相反。1966年6月约翰逊戴着那顶白帽子说：“每个美国人，无论年长年幼，都不可否认自己享有反对的权利。任何少数群体都享有发言的权利。意见和抗议是民主制度维持生命力的呼吸——即使呼吸起来并不那么顺畅。”而他内心的想法却是，那些不赞成他战争行动的人都不是美国人，他有责任拿起手边的任何武器与他们战斗。总统的公开宣传收到了成效，他多次在关岛、火奴鲁鲁、马尼拉、墨尔本与他的亚洲盟友会谈，为了将反战事件赶出新闻头版，他特意把出国旅行和反战活动安排在同一时间。在澳大利亚，他发现并非只有美国大学生能够发动反战示威游行。在墨尔本，他的激进反对者们向他的汽车扔出两个装满颜料的塑料气球，他的车身被染成了代表越共的红绿两种颜色。

1966年5月17日，约翰逊对于战争反对者的真实想法暴露无遗。在芝加哥举办的一个民主党募捐晚宴上，他训斥那些“会背叛其领袖、国家和己方斗士”的人，称他们是“胆小鬼”。到那个夏季末，他一直在逃避使用“伟大社会”这个短语。他喜欢跟政治保守派打交道，对“自由派疯子”则嗤之以鼻，因为他们完全是些“麻烦鬼，会把政治家逼成右派”。在白宫的隐秘场所，他坦言，参加反战运动的美国人对国家不忠诚，他还指责俄国人一直“在后面搞鬼”。他向下属透露，联邦调查局和中情局一直在向他报告事件的“真实情况”。他表示，参议院的鸽派和苏联代理人有过接触，他们一起用午餐，还参加了俄罗斯大使馆举办的聚会，甚至鼓励他们助手的孩子去和苏联驻华盛顿和联合国的外交官约会。他断言：“俄罗斯人借参议员之口表达自己的想法。通常他们的讲话内容我事先就已得知。”1966年6月，一名总统奖学金的获得者是个天资聪颖的17岁女孩，她的父母是战争的反对者。随后学校老师收到命令，这名女孩的获奖资格要被剥夺。埃里克·戈德曼对此表示抗议，于是命令被撤回；但是，戈德曼被告知，以后的总统奖学金候选人及其家庭背景都必须经过联邦调查局的审查。

鹰派纷纷效仿约翰逊的做法，用不忠诚之名来攻击反战人士。1966年，哥伦比亚电视台播出了“吉波队”（海军陆战队）中的队员放火烧农舍的画面，五角大楼指责电视播报员对国家不忠。麦克纳马拉在蒙特利尔演讲中提及反对轰炸河内时，指出美国每周在北越投放的炸弹吨数已经超过了“二战”时德国投放的炸弹总数，他自己对战争支持的立场也因此被怀疑。1967年11月他决定辞职，而约翰逊的亲信顾问中还有马克·邦迪、乔治·鲍尔、杰克·瓦伦蒂、乔治·里迪、理查德·古德温以及霍勒斯·巴斯比也离开了华盛顿。比尔·莫耶斯的离开对总统打击最大，但莫耶斯的离开正是由于总统模棱两可的态度，这让他很难发挥新闻秘书的作用。赖斯顿写道，莫耶斯被信任鸿沟所伤害，莫耶斯本人则说，这个鸿沟太深了，“以至于我们连自己透露出去的东西都不相信。”总统为莫耶斯的离开感到痛心，但指责莫耶斯讨好肯尼迪家族，并利用白宫，以牺牲政府利益来牟取私利。约翰逊看到简报后暴跳如雷，但他并不愚蠢，他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约翰逊的公众形象越来越糟，而这位新闻秘书则在新闻界获得了好评。

约翰逊对自己公众形象的估计是对的。直到1967年，他的形象还是很糟糕。特工处透露，自达拉斯事件后，因扬言要刺杀总统而被捕的人增加了5倍多。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林登·约翰逊应该为约翰·肯尼迪遇害负责。据《时尚先生》杂志预计，到1967年5月，民间流传的达拉斯悲剧始末有60个版本。那年年初，新奥尔良州地区检察官吉姆·加里森告诉记者：“我和我的属下几个星期前就查明了这桩谋杀案的真相。”后来发生的事件表明，加里森实际上来自疯人院，而并非法院中人。当年5月，哈里斯一个民意测验站的数据表示，对沃伦报告持怀疑态度的美国人从44%上升至66%。许多人相信加里森掌握了一定证据，另外一些人开始怀疑与约翰逊有关的一切事物，包括他入主白宫的方式。

约翰逊的支持率一路下滑，到1968年3月，盖洛普数据显示：仅有36%的美国人认同他担任总统期间采取的行动。正如5年后的理查德·尼克松一样，约翰逊采取了自我孤立的应对办法。3年前他与戈德华特竞选总统时，高兴地朝人群中走去，这使特工们非常担心。如今只有可靠的听众才能在公开场合见到他，他会见企业领袖或住在军事基地的军人家属，只有在这些场合，他才能相信听众对他是尊敬的。白宫变得戒备森严。要通过白宫的各道大门变得更加困难，必须出示你的身份证明，公文包也要被严格检查。总统的顾问们催促他走出去亲近民众。即便人群并不友善，国人也会对他的勇气表示同情和赞许。任何方式都比像现在这样自我隔离更好。特工处认为国内充斥着一种仇恨情绪，他们不赞成这样做，认为总统贸然在未经审查的人群中露面十分危险，这次约翰逊听从了他们的意见。

他越来越留意他的下属和内阁成员的举动，警惕着可能的变节行为。那些有意留任白宫、想要晋升或谋求仕途发展的人，都感觉要表现出异常的热情和对他的忠贞不渝，才能实现这些理想。休伯特·汉弗莱因此变成了一个鹰派极端分子。拉里·奥布赖恩为表示对越南战争的支持，抬出死人来为征兵造势。他在弗吉尼亚州列克星敦讲话时说，如果乔治·马歇尔将军还活着，他将“毫无疑问”地支持约翰逊越南战争政策的每一点，时任司法部长尼克·卡岑巴赫在1967年8月17日的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上作证：三年前通过东京湾决议时，国会曾授权总统“运用一切必要手段采取军事行动”，这一承诺足以保证总统在包括印尼在内的地区使用武力，甚至可以轰炸靠近中国国境线的军事目标。当时对话如下：

参议员富布赖特：“你是否认为宣战是过时之举？”

卡岑巴赫：“在当前的状况下，我认为宣战之举在国际范围内已是明日黄花。”

卡岑巴赫说，参议院准许美国参与地区防御条约，例如这里的东南亚条约组织，这就够了。他暗示，在未征询国会的情况下，总统也可以使用美国军事力量做他想做的事。在说到这一点时，委员会中的一名成员起身，愤然离席向外面走去，口中还咕哝道：“我们唯一能做的是——告诉所有人。”这名参议员就是明尼苏达州的尤金·麦卡锡。

1967年是黑人暴力运动的第三年，也是冲突最激烈的一年。这年5月，斯托克利·卡迈克尔辞去了名不副实的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主席一职，飞赴古巴和北越旅行。“你们会为我的回归而感到高兴，”他说，并把其继任者拉普·布朗称作“一个坏人”。布朗的高升，代表了激进分子的胜利，这些人执意要抵制融合统一，拒绝白人自由主义者的加入。7月26日，他说：“如果你给我一把枪，我很有可能当即射杀约翰逊夫人。”他还告诉底特律的黑人：“白鬼是你们的敌人。”

7月20~23日这个周末，白人被禁止参加在新泽西州纽瓦克市召开的黑人权力全国大会。代表团选择黑人领袖马尔科姆·艾克斯“非暴力抵抗已成为过去”的口号作为大会的主题。大会赞成的举措包括，号召组建一个“黑人民兵组织”，召开“一次全国性会议，讨论将美国变成由黑人和白人分立统治的两个国家的可行性”以及承认“黑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有权在其认为必要时进行反抗”。种族融合已绝无可能，将近1 000名黑人代表宣布：种族的绝对隔绝是新目标。

布朗大学的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内部刊物——《新闻信札》在8月14日那期中，刊文谴责犹太复国主义，攻击美国犹太人，指责以色列“通过恐吓、暴力和屠杀”欺压阿拉伯人。这造成了该组织内部诸如哈里·戈尔登和西奥多·比凯尔之类的自由主义人士的离开，还点燃了布内·布里茨反诽谤联盟的怒火。但这些激进分子并未因此有所忌惮。很显然，白人同情者已经收到自己不受欢迎的信息，争取种族平等大会抹掉了会员章程里面的“多种族”一词。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代言人——弗洛伊德·麦基西克，发表了一份黑人宣言，宣称静坐、抵制以及和平示威活动都已成为过去。他说：“民权时期的战略和哲学已经不再能指导我们在争取完全平等的道路上前进。我们必须寻找新的方式，一个新的时代必会到来。”他表示，这个狂乱动荡、酷热漫长的夏季，未来也许会被当作“黑人革命的新开端”而载入史册。

有些白人似乎有些受虐倾向，他们常常以自虐为乐。最形象的例子也许是于1967年的劳动节周末在芝加哥召开的美国新政治大会。共有3 000名代表出席了此次会议，这些人代表了抱有不同政治目标的200多个团体，他们的目标包括呼吁结束越南战争、改善穷人的待遇以及为美国黑人谋求公平权利等。每个代表可代表的选票数量取决于该代表所在组织在当地的活跃成员人数。例如，妇女罢工和平组织拥有1 000票，越南卡姆登公民和平组织有31票。黑人团体占5 000票。他们还想要更多。麦基西克说：“黑人不能只当别人平台上的垫板，他们必须自己搭建平台。”黑人代表组成了一个黑人领导核心，提出了一个有13点要求的最终提案。其中包括：要求所有委员会中黑人代表的比例要达到50%，谴责“犹太复国主义帝国战争”以及承认在纽瓦克会议上达成的所有决议有效。他们要求，所有这些必须在星期六当天下午1点之前一字不改地全部被接受。《堡垒》杂志的一位编辑建议对提案中的语言加以修改，之后不得不收回这个建议，因为一名黑人核心组织成员斥责他：“一个白人有什么权力修改黑人的决议？”

一名上了年纪的白人妇女解释说，此举不过是对美国新政治大会这个“社会晴雨表”的一次考验，这个13点决议最后以3∶1的票数通过。代表们还站起来为自己鼓掌祝贺。可是接着他们又吃了一惊。黑人核心小组对这个结果仍然不满意。黑人核心小组不仅想要分给自己的那5 000票，还想把所有代表的28 498票收入囊中——以实现对会议的绝对掌控。黑人发言人在讲台上解释说，这完全是一个信任的问题，白人要想证明对黑人的信任就必须采纳此方案。一名白人代表事后描述：“发生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帕尔默酒店的墙壁都开始渗出愧疚的水滴。”会议以2∶1的票数通过了此方案。此后，会议上每个决议的命运都交由一个年轻黑人决定，他坐在黑人核心小组的最前排，手中握着代表28 498张选票的一张粉色大卡片。事实上，大会的成果很有限。不少白人曾希望选出总统候选人，由马丁·路德·金和斯波克医生分别竞选总统和副总统。但该计划还未提出便夭折了，黑人核心小组认为金博士是黑人白鬼子，而斯波克医生行事保守，仍然在使用“黑鬼”这个词语。

尽管布朗和麦基西克能言善辩，还是无法改变中产阶级黑人不断增加的事实。后来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到20世纪60年代，年收入在1万美元以上的黑人家庭比例从11%升至28%。这条路对于有能力的黑人来说意味着美好未来。1965年，小本杰明·戴维斯成为空军中将。住宅和城市发展事务部长罗伯特·韦弗、参议员爱德华·布鲁克、天主教的罗伯特·佩里主教、联邦法院的法官康斯坦丝·贝克尔·莫特利，都在1966年担任了重要公职。两家私人机构的一项调查表明，有1 469名黑人担任公职。1967年，瑟古德·马歇尔担任最高法院法官。空军少校罗伯特·劳伦斯于6月30日成为第一个黑人宇航员（12月，他丧生于一次试飞训练）；伊丽莎白·孔茨被推举为美国教育协会主席；迪安·腊斯克的女儿嫁给了一位叫盖伊·吉布森·史密斯的黑人；克利夫兰市和加里市都由黑人担任市长；沃尔特·华盛顿被任命为哥伦比亚特区行政长官。温和派的黑人因黑人激进分子的过激行为得以坐收渔利。1967年，詹姆斯·梅雷迪思又开始了他的密西西比进军，这一举动只引来一些慕名而来的白人要和他合影签名。

而强烈反应在其他地方持续带来猛烈打击。在波士顿，一位44岁的祖母路易丝·戴·希克斯因为坚决反对解决学校种族不平等的方案，而成为名人，后来还当选为国会议员。在底特律的阿尔及尔汽车旅馆，一位黑人青年在警察问讯的过程中被杀害。枪杀他的那名警官称自己是出于自卫，而一个全由白人组成的陪审团判他无罪。这表明此类情况并不只限于美国最南部的保守地区。亚当·克莱顿·鲍威尔被剥夺了他在国会中的席位。他的确行为不端，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有人指出，托马斯·托德则只是遭到了参议院的斥责。詹姆斯·格罗皮神父在密尔沃基开展的开放（种族融合）住房运动宣告失败。莱斯特·马多克斯宣誓就任佐治亚州州长，密西西比州州长竞选的获胜者是另一名种族主义者——约翰·贝尔·威廉斯。

然而，这些进步被大城市黑人区里爆发的夏季骚乱所掩盖，骚乱将两年前瓦兹黑人暴动事件推向了高潮。就骚乱的疯狂和破坏程度来看，暴乱区简直像经历了一场战争，的确有人相信这正如每到晚餐时间起居室里的电视上播放的报道，像越南暴力事件的一种映象。在卡迈克尔之前担任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主席的约翰·刘易斯说：“政府的做法很矛盾，一方面让受压迫的黑人不要在街上实施暴行，同时又在越南制造可怕的屠杀事件，还把本应用来改善国内种族状况的钱用来支持越南战争。”

那年的4月8日，第一批火炬被点燃。当天晚上，纳什维尔的警察把一个黑人赶出费斯克大学的一个饭馆。接踵而至的是持续两天的骚乱；到下一个月，克利夫兰、华盛顿、路易斯维尔、蒙哥马利和奥马哈也爆发了骚乱。到了5月和6月，自制燃烧瓶、抢劫者的棍棒、狙击手的来复枪出现得更频繁。包括纽约、明尼阿波利斯、坦帕、亚特兰大、伯明翰、辛辛那提、旧金山、布法罗、代顿、威奇托在内的大城市都受到影响。接着到了7月的第一个星期，发生了1967年黑人居住区第一场真正的灾难。

按照惯例，冲突的起因又是和警察的冲突。星期五下午晚些时候，警车受命前往罗克斯伯里（波士顿东南部的一个黑人聚居区）的格罗夫大楼福利办事处集合。一群接受救助金的妇女正在举行抗议福利政策的游行示威。她们想要更多的救助金，还要求得到更礼貌的对待。当时已经过了福利机构的开放时间，这些妇女仍不肯离去。她们手挽手拦在门口，不准工作人员离开。警察破窗而入。一群黑人聚集起来，朝他们扔瓶子和石头。更多戴头盔、持警棍的警察赶来，他们迅速冲进已乱作一团的人群中。人群四处逃散，这个行动却是个错误。黑人暴徒组成小队，他们砸玻璃、抢劫掠夺、放火烧屋、袭击白人，在罗克斯伯里横冲直撞。在黎明前，1 000名警察与同样数量的黑人对抗。到星期日晚上，暴乱才渐渐平息，有70人受伤，连接波士顿市区和郊区的主干道蓝山大道上的15个街区变成了一大片垃圾场。

在罗克斯伯里骚乱一周后国内是平静而又危机暗藏的，在过去两个夏天里发生的事件中，并没有什么可以使人放松警惕。城市居民正保持高度警惕，注视着新泽西州纽瓦克市的动态。即便是在平静时期，纽瓦克市也会被认为是暗潮涌动的。为获得“模范城市”的补贴，这个城市的政府坦率地将它描述成“一个为穷人提供基本训练的营地”。纽瓦克市拥挤肮脏，空气中充斥着当地大量工厂排出的刺鼻臭味。它还是美国性病患者比率最高的城市；其犯罪率、危房比率均为美国第一。在过去的100年里，纽瓦克市相继迎来了新教徒、爱尔兰人、意大利人以及犹太人到此定居；到那时为止，纽瓦克市是仅次于华盛顿市的一个黑人占多数的大城市。1960年，纽瓦克市的人口中有62%是白人。现在，52%的人口是黑人，10%是波多黎各人。20.8万名黑人中的大多数居住在破烂的城市中心区。那里的失业率是全国水平的两倍，而当地黑人的失业率又是该市总体水平的两倍。在华盛顿，对于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关注这些问题的工作人员来说，纽瓦克是他们的一块心病。在他们看来，纽瓦克只需一次警察冲突事件便会让整座城市爆发。这个预言在7月12日星期三应验了。

当天下午9点45分，一个黑人出租车司机因违反交通法规而被捕，他被带到中心区的第4警局管辖区。他和两名警官发生了激烈争论，并开始互殴。外界传言称，出租车司机已被活活打死。围观人群聚集在一起，但并没有发生什么大事。人群散去后，警官向市区报告称他们不过是“一群无所事事的孩子”。次日黄昏时分，一群黑人聚集起来，举着标语游行，但他们明显没有仇恨情绪。然后，有人率先扔出了第一个瓶子和第一块砖头。警察拿着警棍将人群驱散。黑人分成三两个人一组，开始洗劫商店。到晚间11点，大规模的抢夺行动拉开序幕，狙击手在楼顶上不断射击，到处都是熊熊火焰。纽瓦克市的1 400名警察无法掌控局面。到破晓时，2 600名国民警卫队士兵以及300名国防警卫赶到支援，此时太阳照耀着理查德·休斯州长所说的这座“公开反叛的城市”。纽瓦克市24平方英里的街区，有半数都被暴乱者占领；直到7月17日星期一，城市秩序最终才得到恢复。有77人在暴乱中丧生，损失达1 000万美元，这是继瓦兹事件后最严重的一次暴乱。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日，警察查封了底特律第12街上的一家黑人夜总会，因为该夜总会在法定歇业时间凌晨两点以后仍在营业售酒。底特律因此炸开了锅。人群到处游逛，传播残忍的谣言——这次有人称一个戴手铐的男孩被从楼梯上踢了下去，人群在被警察驱散后，拉帮结伙地在街上游荡，开始洗劫沿街的商店。此次暴动在某些方面显得非同寻常。底特律市不同于纽瓦克市，一直以来它并不是麻烦的潜伏区。现任市长深受黑人的拥戴，推行包括鼓励汽车产业发展在内的各项措施，这推动了大批黑人中产阶级的形成。然而这也是麻烦产生的部分原因。未能成为中产阶级的黑人就是此次骚乱的主要力量，他们憎恨白人和中产阶级黑人。还有一个不同在于，在底特律市黑人和白人共同参与抢劫，他们一起沿街洗劫商店。纵火案的发生频率几乎让人难以置信——11天共发生了1 600起纵火事件。然而，底特律暴乱最突出的特点还在于其规模。亨利·福特称它是“美国南北战争以来最严重的内部骚乱”。有43人死于骚乱，超过7 000人被捕。第12街上的18个街区以及大运河大道上3英里以内的地区被烧成一片灰烬。航拍图显示暴乱后的城市类似1945年柏林被轰炸后的景象。5 000人流离失所，许多人却像疯子一样高兴。底特律的一名暴徒说：“这些房子烧起来真好看。”他还说：“我就坐在那里，看着这些房子被火吞没。那些白鬼子除了奋力救火外，什么也做不了。”当然，他所描述的是黑人的房子。

约翰逊总统派伊利诺伊州州长奥托·克纳领导的调查委员会研究暴乱问题，以找出避免发生更多类似事件的对策。参议院的调查小组委员会和众议院的非美活动委员会已计划举行听证会——后者认为颠覆分子应对暴动负责。那个夏季黑人区爆发的骚乱并未就此平息。暴徒一共席卷了32个州的114个城市。总的死亡人数可能永远不得而知，但至少有88人死亡，超过4 000人受伤，1.2万人被捕。其中，威尔明顿、托莱多、南本德、大急流城、庞蒂亚克、密尔沃基、纽黑文、普罗维登斯、萨吉诺、弗林特、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和马里兰州的剑桥堪称冲突最激烈的骚乱区。

剑桥的暴动值得特别注意。它成为应验了非美活动委员会的怀疑的少数事件之一，还对美国国家政治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影响马里兰州1966年州长选举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反冲作用。一名种族主义者在民主党初选中获胜，黑人则支持共和党候选人——温和派的斯皮罗·阿格纽。但阿格纽对法律和秩序的感情，远超过他在种族问题上的热情。虽然如此，当拉普·布朗这个外来煽动者（如果真有这样的说法的话），告诉在东岸集会的黑人说：“是引爆剑桥的时候了。”阿格纽还是被激怒了。布朗把一所黑人学校称作“早该被烧毁的”无用建筑。他力劝集会人群“自己弄些枪支”，把暴乱称作“革命前的一次带妆彩排”，还说，“在美国，暴力跟樱桃派一样再平常不过。”

于是剑桥发生了暴乱，那所学校被烧毁。阿格纽发出逮捕布朗的命令，指控他煽动暴乱和纵火。这位州长说：“他这种人，盘算着毁掉整个城市后溜走，留下这些穷人承担他的恶行带来的后果，我们绝不能让他再踏进州内。”两天后，布朗在弗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德里亚被捕。之后，他又被指控在起诉期间携带武器穿越州界。同时，州长阿格纽在处理此次事件上的果断坚决，引起了共和党国内领导层的注意，赢得了包括理查德·尼克松在内的政界人士的赞赏。

剪影：约翰逊时代

[1] 林登·约翰逊总统在当政时期积极推行伟大社会改革，提出与通过了大量法案。由于约翰逊善于获取国会支持，基本上他要什么就通过什么，许多法案都是只字未改。——编者注

[2] 卢比孔河为意大利北部的小河，是历史上高卢和罗马共和国的界河，公元前49年恺撒越过此河进军罗马，与罗马执政者庞培决战。“越过卢比孔河”后来用以指迈出决定性的一步，破釜沉舟。——编者注

[3] “二战”中英法两国因为要避免战争爆发而签署了慕尼黑协定，牺牲了捷克的苏台德地区，这是一项绥靖政策。——编者注

[4] 1952年上映的一部美国电影，讲述孤独的执法官与出狱的犯人之间的对决，意在表现孤独的正义对付邪恶，正义有时在少数人手中的主题。据调查，该片深受历届美国总统的青睐，或许是因为剧中主人公的遭遇多少投射出美国总统们的切身处境。——编者注

[5] 这一诉讼于1954年5月17日由美国最高法院做出决定，判决种族隔离本质上就是一种不平等。因本案的判决，美国社会中存在已久的白人和黑人必须分别就读不同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被终止。——编者注

第三十二章 走投无路

在1967年出版的《新工业国》一书中，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指出“近年来一个有趣且被广泛讨论的现象”，一种“尤其是在学生和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的、对公认的各种社会思想形态表现出的隐约不满”。这些思想形态，加尔布雷思写道，“无论被自由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推崇，都被认为是某种被建构出来的制度。”

实际上，在当时，黑人、激进分子、女权主义者以及其他所有感到一直被有组织的社会所欺骗的人，都习惯称这个社会及其一切功能为“制度”。这个单词经常被随意使用，以至于变得毫无意义——盗窃商店的行为被称作对制度的打击，电视节目安排不佳也是制度的错。但该词在有些情况下的使用则展现了人们对这个社会系统运转的一种深刻直觉。1965年11月9日那个令人难忘的星期二夜晚最能说明这一点，那一晚社会主要的公共服务设施之一——供电系统竟出现严重故障，这不仅让那些反制度的人觉得自己一语成谶，更使其他人感到惊慌。

那天下午4点44分，美国东部地区正是太阳落山时，电力需求开始朝着每日的顶峰攀升。家里和办公室的照明设备被打开。霓虹灯的标志也亮了。随着工作人员相继下班，商业区的电梯也开始投入其最大承载力的使用中。地铁为从工作地下班回家的人增开列车；在远离城市的乡村，农场主将奶牛套上挤奶器，灯塔也开始闪烁光芒。玩耍归来的孩子跑进家门，打开电视机，而他们的母亲开始准备晚餐。此时正值秋季，气温是46华氏度（约合7.8摄氏度），自动调温器启动了数百万人家的暖气炉。温室供暖系统被激活；为了不让毒蛇和鳄鱼死亡，动物园的爬行馆里进行额外供暖。酒吧里，制冰机开始制作冰块，供人们下班回家前来喝酒时使用。林荫大道和公路两旁的电动加油站，正往行驶在归途的汽车油箱里加足汽油。

所有这一切对爱德华·内利斯而言都是老套路。他是一个精瘦、微秃的62岁老人，为纽约联合爱迪生公司兢兢业业工作了41年。在靠近65街的曼哈顿西区大道128号的联合爱迪生公司的电力控制中心是整个公司电子系统的枢纽，而内利斯此时就坐在控制中心控制员的座位上。该中心位于靠近65街的曼哈顿西区大道的128号，是这个公司电子控制系统的中心——房间内的天花板很高，异常整洁，略带奥威尔风格，房间里摆放的各种仪表盘和开关沐浴在耀眼的荧光灯的光下，所有这一切都在内利斯的视线当中。他警觉地浏览着仪表上显示的数据，以确保联合爱迪生公司完成为本市供电的任务，而且因为该公司同时作为安大略省、纽约州和新英格兰电力供应网的主要组成部分，还得确保公司正常为那8万平方英里地区以及3 000万居民供电。不管怎样，理论上就应如此。大约下午5点16分，内利斯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因为他看见所有仪表盘上的指针开始剧烈摆动，控制中心也对此进行了激烈讨论。

当时，包括内利斯在内的所有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尽管联合爱迪生公司的高级工程师此前曾多次讨论过大规模断电的可能性。他们的预测很准，声称可能会发生所谓的“级联效应”，即由于电网中某个组成部分的电力需求过大、超出预期，它便会吸光电网中其他部分的电力供应。如果情况真是如此，那么电网，也就是俗称“东北电力网”内的每一个发电机，都会自动切断电源以防止设备损坏。结果是，8万多平方英里的地区便会即刻陷入黑暗。

西区大道128号机器上摆动的指针就是发生了级联效应的结果。问题出在曼哈顿以北315英里、尼亚加拉瀑布以西4英里的一个叫亚当·贝克爵士二号站的加拿大水力发电设备。那是一个大小还不及家用面包机的继电器装置，其用电量是按照1963年的标准设定的，虽然此后用电量不断稳步增长，仪表的设定量却从未再调整过。当天下午5点，供给多伦多的电正经由亚当·贝克电站的6条线路向北输送。后来仪表数据显示，在5点16分11秒的时候，电力负荷略微增加了一点——正好超出那个设置有误的继电器出现故障的临界点。这样，又一个断路器启动了，6条线路中的一条因此而停止供电。这条线路的负荷立刻转到了其余5条线路上，它们也负担不了。由于负荷过大，5条线路都被各自的继电器切断。这使得几乎同时发生两起灾难。本应送往多伦多，实际却未能通过失效的亚当·贝克电站的约160万千瓦的电力，经过电网的超级电路向南涌入纽约州北部和新英格兰地区，一路上所经过的发电站都相继失去作用。由此产生一个电力真空。受到影响的地区向曼哈顿要电，然而曼哈顿的供电量根本无法满足这些需求。紧接着第二个大灾难降临。东北电网的所有保护装置都被激活。这种级联效应，即有些人所说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自动切断了对各个地区的供电渠道。到下午5点38分，东北电网停止了对所有供电区的供电，佛蒙特州和新罕布什尔州南部也已和南部各州一样停了电。除了自备发电机的医院和其他机构，从尼亚加拉湖到哈得孙河之间几乎看不见一盏亮着的灯。大面积停电就这样开始了。

纽约市在5点27分断电。内利斯正准备推动8个按钮，以切断这座大都市电力系统和总电网的连接，但为时已晚。这个错误可以原谅，因为自爱迪生在1879年发明第一盏实用白炽灯以来，电流就一直以光速传输，这是关于电力消耗的知识中少数仍未改变的一个事实。但后果仍旧让人目瞪口呆。除了斯塔滕岛和布鲁克林的一个街区外，纽约全城停电——一切地方都断电了：照明、电器设备、地铁，所有工作都没法继续下去。在未受停电影响的新泽西蒙特克莱尔，一个妇女正从画框式的窗户向外望，欣赏着曼哈顿万家灯火的美妙夜景 , 她想叫她十几岁的儿子也来看看。可当她再次回到窗前时，城市早已消失不见。加拿大航空公司的罗恩·乔治机长驾驶的飞机正在肯尼迪国际机场上空准备降落。他朝下看了看跑道，又读了读仪表上的数据，再回头时——只看见冥河般的黑暗。飞机场也随之消失在黑暗中。

全城停电后，人们最开始的反应各不相同，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各自内心的隐忧。“中国人来了！”曼哈顿东区的一个妇女这样想。“有外太空人的袭击！”住在东河边上一所公寓20楼的一个小男孩叫道。两名报社记者的想法不谋而合——反战运动还真办了件大事。其他人都忙于应对各种意想不到的麻烦，顾不上去追究谁应对此事负责。医院里的医生一边在应急发电所需的90秒转换的时间里等待，一边借着手电筒的光继续进行手术。施拉夫特公司正担心他们价值约20万美元的冰激凌如何处理（结果全化了）。洛克菲勒州长正爬着15层的楼梯回到公寓。有80多万人被困在突然停运的地铁中。其中有60人在第60号街道隧道里的阿斯托里亚线的东河下面的一辆从布鲁克林开往曼哈顿的列车上度过了噩梦般的一夜。在他们上方的威廉斯堡大桥上，1700多名乘客滞留在4列火车里，5个小时后他们才被安全带离。

在百货商店里，店员用手电筒照明把顾客带出店门，或者将他们安置在商店内的家具区休息。农场主又重新学起了徒手挤奶的技巧。儿童没有电视可以看，开始学着自己玩耍。动物饲养员用毛毯帮动物们保暖，使哺乳动物能活下去，又用便携式丙烷取暖炉为爬行类动物的活动室加温。然而，那些需要用电动加油泵来补充燃料的机动车司机，以及面对冷灶的家庭主妇，对停电仍旧是束手无策。许多人突然间变得无所事事，于是就给亲戚朋友打打电话。电话还能用，当晚市内的通话次数增加了8倍。一些人正忙着做其他的事。9个月后，所有医院都报告称这段时间的出生率大幅攀升。

多亏有晶体管收音机，人们仍然能够收到无线电广播，不过，这对困惑不解的听众很难说有什么大的帮助。评论员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加拿大现在陷入了一片黑暗……原因不明……这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一次停电……约翰逊总统召集了应急计划小组……立刻调查…… 就怕是有人蓄意破坏。”也有人暗示说是战争和核灾难，直到科罗拉多州的斯普林斯战略空军指挥部说“一切顺利”，谣言才不攻自破，一切恢复正常。局部地区仍旧爆发骚乱——马萨诸塞州的斯普林菲尔德市发生了抢劫，沃尔波尔的马萨诸塞州监狱发生了大规模的暴乱，酿成了几起惨剧。纽约的一名男子被发现陈尸于饭店的电梯井底部，手里还握着一支熄灭的蜡烛。

刚到夜晚时，东北电网覆盖区仅有的亮光来自于蜡烛、手电、汽车灯以及一轮明月。之后，电力供应开始一个地区接一个地区地恢复。佛蒙特州和新罕布什尔州南部，在停电后30分钟到2小时之间恢复了供电。康涅狄格州在5点30分断电，虽然恢复供电较慢，但是到了11点30分，除了12个城镇之外该地区已经全部灯火通明。纽约市恢复得最慢。布鲁克林到星期三下午2点才恢复供电，那里成千上万沉睡的居民得知这一消息的方式同其他地方的居民一样：他们睡觉前都没有关掉墙面和灯上的开关，所以当他们的卧室被突然恢复的灯光照亮时，他们便惊醒了。皇后区恢复供电是在凌晨4点20分，曼哈顿和韦斯切斯特是在早上6点58分，布朗克斯则是在早上7点。个别地区仍旧没有恢复供电。韦斯切斯特县富人聚居的佩勒姆庄园直到星期四才恢复供电。事后，一位佩勒姆庄园的女住户说她“点了很多蜡烛”，“维持着炉火”，而且“一直在回想在以前没有电的时候，佩勒姆庄园的人们是怎么过日子的”。

1965年11月15日，电力故障发生6天后的第一个星期一，电机工程师追查到了电力故障处是在贝克电厂。加拿大人感到颜面扫地，因为他们一直坚称问题不可能出在他们的国境内。美国公共事业部的发言人认为这证明了美国方面没有错。但大多数人并不细究谁对谁错，他们谁都怪罪，不管是加拿大人还是美国人。同时，人们在停电期间的冒险和奇遇在经过转述后变得更加精彩。最后，许多人都忘记断电时的焦急不安，反而开心地回忆起那晚逃离惯常生活的自由。《纽约时报》的一组记者写道：

每个人内心深处都埋藏着对机器的反抗情绪。我们都因为重新发现不需要电源插头就能使用的东西而高兴不已，这些东西几乎已经从我们的记忆中淡去，尤其是那无比奇妙的蜡烛。当得知那些我们真心不喜欢，并且怀疑那些也不喜欢我们的大型计算机大量闲置无用时，而古老的转笔刀却能照旧使用，有那么一刻我们感到一种胜利的喜悦。

如同《纽约时报》的记者所承认的那样，这一切不过是幻觉。最后一切还是会“重新被禁锢，乖乖地被带回现代科技的监狱式农场里去”。蜡烛和转笔刀在几个小时的断电时间中的确很美好，但时间再长一点，它们就不会再显得那般奇妙了。他们不能运送上下班的人群，不能为房间供暖，不能为阅读提供照明，也不能为依赖现代科技生活的人提供各种服务和生活必需品。早年没通电的佩勒姆庄园生活方式对他们来说是个残忍的打击。许多人也许根本没法生活下去。有人把《纽约时报》撰稿人所谓的“电插头社会”看作是监狱式农场，对此还有更刻薄的说法，但是真正对计算机极度反感，准备砸毁这些庞然大物的人并不多。不过，还是有少数人想这样做。

由于工业革命而失业的英国手工业工人于1811年发誓与剪毛机和动力织布机势不两立，他们以在他们父辈那个年代的一个糊里糊涂地破坏机器的工人的名字为他们的组织命名，并退居到舍伍德森林深处，提出了一个不容商议的要求：

我们永远不会放弃使用武器，（直到）下议院通过法案，取缔一切对百姓有害的机器，并撤销对捣毁剪毛机的人实行绞刑的裁定……我们不会再请愿——那没用——必须战斗才行。

签署者：申诉军总司令

内德·卢德执事

此后，凡是满腹牢骚反对使用代工机器的人一直被称为卢德派。在约翰逊担任总统期间，那些批评美国越来越被技术奴役的人，常被指摘为卢德主义的拥护者。在学生骚乱事件中，这样的说法有时讲得通。教授的讲义被撕毁，设备被破坏，剑桥的一台电脑上贴着一张纸条，上面的内容是抨击通过使用技术来增加利润是牺牲了美国工人的利益。这同内德极其无效的行动一样可笑，但是反对技术统治的事例并不完全荒谬。有想法的人们厌倦了许多事：收到被穿孔机打孔的邮件，乘坐有自动按钮的电梯，在收银台前排队，阅读用死亡人数来描述的战争报道，在电话上听录音消息，以及在政治选举中被当作民意测验的百分数。尼古拉·冯·霍夫曼指出，游行的学生抗议的是“用计算机录取、测试以及考核”他们的做法。某航天公司的一位前主管在洛杉矶成立了一家婚介服务公司，共有6 000名客户，这个“人类仓储公司”听起来不免让人有些寒心。每个人都有自己关于计算机的恐怖经历，有些还非常特别。奥尔巴尼一家医院给一名妇女寄去了一张“包皮手术”账单。1966年波士顿市长约翰·科林斯原本处于可以连任的优势地位，但在初选的前3天，市政府的计算机自动做好准备，计算好并寄出了3万份下水道税费拖欠账单。这位市长因此落选。

埃里希·弗罗姆警告说：“一个幽灵潜伏在我们中间……这是一个新的幽灵：一个完全机械化的社会……由计算机主导着，在这个社会进程中，人类自己也被转化成了整个机器中的一个部件。”到了60年代后期，数百万美国人的钱包里装着多到20个的各种号码，有些证明他们的不同身份，有些是日常事务中必需的，所有这些几乎要把他们变成杂乱无章的微粒——邮政编码、区域代码、血型号码、驾驶证号、汽车牌照号、社会保险号码、入伍编号、赊购账户以及支票户头号，以及读书会员证、人寿保险单、护照、出生证和结婚证、财产抵押书以及退伍军人证的编号。《商业野兽》一书的作者推荐了一个名为“计算机卡片轮盘赌博”的游戏，即用胶带遮住卡片上的小孔，然后用刀片新开一些小孔，再把代码数字通过电磁辐射显示出来。一个加利福尼亚州的看门人收到他两个星期的薪水——一张5 000美元的支票后，除了气体弹性研究员、惯性系统工程师和超导体研究专家以及数字电路设计专家外，每个人都为他高兴。总之，这是属于他们的伟大时代。

美国最早的商用计算机发明者约翰·莫奇利曾预言说：“只有四五家大公司能够有效运用这些机器。”他低估了他的天才发明。1955年美国有1 000台计算机。1960年，据政府工程师估计，5年内计算机的使用量可能会达到15 000台。5年之后，实际投入使用的计算机有25 000台。到1967年，又增加到4万台——仅联邦政府就有大约2 000台。

所有这一切都使得美国人文主义者非常不安。这些人在政治上属于自由主义者，而在社会态度上却越来越保守。40年代末，《1984》 一书为他们敲响了警钟。在艾森豪威尔时代，一种文化贬值的风气在他们之中流行起来，因为随着技术进步浪潮而形成的拜物风潮让他们非常不安。在他们看来，美国正逐渐被有意操纵消费者喜好的人所奴役。在通过新兴计算机得出的数据中，有对操纵大众的行为如何影响消费者负债情况的分析。消费者负债率从1956年到1967年间增加了133个百分点，达到991亿美元。单是购车的负债率就增加了117个百分点，达到312亿美元。这样看来，威尔·罗杰斯一直没错；这个国家正坐着汽车奔向贫民收容所。

汽车方面的情况已经够糟了——一些善于思考的美国人已开始意识到底特律对环境产生的影响，普遍富裕逐渐被认为是一个不好的社会状态，而知识分子的担忧远不止于这些。美国上下自动贩卖机的贪婪似乎很难填满。从艾森豪威尔时代到今天，国民的个人可支配收入几乎翻了一番。但在30年代人们抱着特别强烈的信念，说人只要有钱就会理智地进行消费，这种说法已成为破碎的梦。埃德蒙·威尔逊讽刺地写着那些“没有营养的食物，不能灭菌的杀菌剂”，以及“对皮肤有害的化妆品，腐蚀汽车的润滑油”，还有“毒害树木的杀虫剂”。繁荣的60年代，正是这些“名牌”的繁荣发展期。至少在大萧条时期，你不至于被迫在自己的起居室里看到这些东西。电视广告商现在正以庸俗不堪的方式以及令人厌恶的色彩大肆推销这些东西，这不禁让人联想到美国会怎样处理这批垃圾。在1969年美国职业棒球联赛决赛之际，莫比尔石油公司的一份新奇的广告提出了解决方法。顾客只需购买3美元的汽油，就能获得一个足以装下“22磅，4立方英尺[1] ”垃圾的塑料袋。广告词中提到，“你一定会高兴地把它扔掉。”事实的确如此。

电视转播的体育节目本身就不令人满意。它使得那些本应（即便只为自己的健康着想）在户外运动的千百万人成为整天喝着啤酒、挺着胀气的肚子、看着年轻的运动员在华丽的运动场上欢乐地蹦跳奔跑的观众。运动场中最华丽的要属休斯敦耗资3 200万美元建造的装有空调的透明圆顶体育馆。该体育馆设有46 000个软座和3万个停车位。钢架圆顶的设计，使比赛能在雨天正常举行。这个超级体育馆的设计者一心想让场馆在恶劣的天气状况下照常使用，反而忽视了另一种可能性：阳光可能会晃眼。当那种情况真的发生时，他们惊恐地发现，在圆顶场馆耀眼的阳光照射下，棒球外场手没法接飞球。起初棒球比赛只能在阴天举行，即便是这样，外场手仍需戴上击球头盔。后来圆顶天窗被涂成了灰色——意味着不论天气好坏，比赛都得使用灯光。

对于那些对新繁荣持怀疑态度的人来说，透明圆顶体育馆是代表庸俗和过度消费的神殿。它设有53个私人包厢，5年为一个租期，每个赛季租金从15 000~34 000美元不等。在下面的球场看球看烦了的人，还可以去私人俱乐部。里面设有酒吧和电视，室内装修全是以“塔西提岛的假日”或“法国式游猎”为主题。根据馆内员工不同的工作性质，共设计了50多种制服（地勤人员穿航天服）；每个工作人员都被送到学校接受了3周培训，学习如何正确展示该体育馆的形象。场馆内最壮观的景象出现在一次由本馆棒球队的主场比赛中。球迷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幕，有些围观的投手更是久久无法平静，当时，电子记分板疯狂地计算着分数。火箭升空，炸弹爆炸，角上挂着美国国旗和得克萨斯州旗的电牛横冲直撞，电动牛仔对着它们射出电子子弹，管弦乐队同时激情四射地演奏着《得克萨斯之眼》。

那年的一条广告标语说，“如果有疑虑，那就买验证后的商品”。但是怀疑派没有丝毫犹豫。他们对所有大规模生产的商品都敬而远之。在他们看来，市场是罪恶之源。他们年轻时所学的经济学课程也失去了意义。埃里克·戈德曼写道，“大众最根本的问题已经有所改变，不再是有关温饱住宿的问题，而是怎样在令人不安的奇怪富裕环境中生活的问题。”戈德曼描述了“一种绝大部分人不再接受的一种分配不均的现象”。显然，这部分人的声音异常响亮。任何一家书店里都有他们反对分配不均现象的论战文集。这些著作有一个共同主题，那就是大众文化必然导致军队–监狱国家的产生。

有些颇具洞察力的作者指出，知识分子的观点并不总是符合逻辑。小威廉·怀特评论说，这是“一种倒退的观点”，没有认识到低级趣味盛行是“使更多民众得以分享我们文明成果的结果”。卡罗琳·伯德指出，“一贯敏锐的人，有时却认识不到正是60年代的充分就业造成了他们现在所体会到的道德、能力、礼貌、精力和纪律各方面的退步。”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提醒自由人文主义者，他们不能对技术上的各种进步挑剔苛责。如果他们想要其中的一些，那就得忍受其余部分。他们也不能只接受应用科学创造的奇迹，而否认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国家和企业之间的特殊关系：“每一个生来自由的人都有权厌恶这种妥协。但他的抨击应当指向事情的根源。他不能期望将喷气式飞机、核工厂和像今天这样大量生产的现代汽车交由无固定价格和不能把握市场需求的公司去掌控。他唯一能做的是要求停止生产这些东西。”加尔布雷思仍然是高品质生活的坚定倡导者，但是他告诉评论界同行的却是，在全面否定数字社会之前，他们应该反思的正是这种社会曾带来许多现代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快乐，例如，“电话如果没有自动接通装置，依照目前的通话量来看，大概需要动用美国所有的女性劳动力资源才能处理妥当。”

上面这话是在1967年说的。加尔布雷思没有想到在4年的时间里，他关于所有接线员都应是女性的论断会引起争论。昨天还不言自明的道理到今天却成了邪说。这也许就是科学技术对美国最突出的影响。这种变化是翻天覆地，无法阻挡的。60年代美国社会生活出现不和谐状况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此。职业技能很快就会过时，导致年轻人做职业规划非常困难，有时几乎不可能。例如，在1967年，对化学工业所做的统计中，其半数营业额都来自于对那些10年前根本不存在的产品的售卖。其中一种产品是避孕药，它对美国女性未来的巨大改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那时，白人女性的平均寿命正在接近80岁（白人男性是75岁）。科学技术正不断改变着未来的形态。1968年，赫尔曼·卡恩和他所在的哈得逊研究所发表了一份1 000页的研究报告，描述了在2000年美国的未来生活。他们预计，到那时美国的人均年收入会达到7 500美元。研究所表示，一个星期工作4天、每天7小时的工作制将会是大势所趋；除此之外，人们每年还有13个星期的假期。那时，人们会把享乐而非成就当成人生目标。人存在的理由，甚至存在本身都将以现在人们难以想象的方式发生改变。

要展望未来，不一定非要理解技术革命对美国的既有影响。仅仅是对过去的一次回望就足以让人震撼。在30年代初期，那些现在已头发花白、开始谢顶的属于摇摆世代的中年人才刚十几岁，而当时美国还没有被技术影响的最大群体是农业人口——人数超过3 000万。在那个年代，农民甚至缺乏涵养水土的基本知识，这也就是后来造成毁灭性沙尘暴的原因之一。由于农村没有通电，农民阅读时只能使用油灯。由于没有电，寻常农妇每年需从井或泉中汲取28吨水。她的黄油搅拌器是手动的。她在白铁皮盆子中洗衣服，用木桶和盐腌制咸肉。她丈夫的劳作更为艰辛。早上他给奶牛挤完奶后，要花两个小时照料马匹，然后才能动身去做计划白天要做的事。马和骡子是他的主要交通工具——当时美国共有2 000多万头，他去镇上走的是土路。后来，他的生活会得到不了解农场生活的现代人的同情。曾经有人就农场的一日三餐写过一些荒谬至极的废话，实际上就像克莱德·布里翁·戴维斯在《轻率的时代》里指出的那样，“大多数烹饪方式都是用油煎——甚至可以说是低温油炸。传统的美国农民形象就是细脖子、平胸，再加上因为消化不良所引起的肠胃胀气而导致的大肚子。”

如果一代之后，农场主的儿子仍然生活在这个农场里，那他的世界将会完全不同。民间资源保护队种植的树保持了水土，带状播种和循等高线开沟将使产量提高。150亿美元的农业机械投入终止了汗水和劳苦对农耕者的统治，过去用于种植动物饲料的6 500万英亩土地现已用作农业生产。杂交玉米的出现，使得在不扩大种植面积的情况下，美国玉米产量提高了20%。在30年代棉桃象鼻虫的威胁下，南部农民被迫放弃种植棉花，学习种植其他农作物——因此收入比原先多了2倍。新一代的农场主现在生活在繁荣的新农村，每天开车沿着碎石小路去市场。农场主的妻子则在挂满各种锃亮用具的厨房里忙碌，腌肉木桶被宽敞的冷藏库取代，家里的食物也更美味。下午，她还有时间亲自去镇里一趟。她可以定时去美发，和城市里的女人一样穿合成纤维做成的衣服，而不是像她妈妈一样穿方格花布裙子和棉布长袜。

城市里的劳动方式也发生了改变。无产阶级正逐渐消失。诺伯特·威纳在《控制论：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信的科学》（1948）一书中说道，“拿再低工资的工人也比不过蒸汽挖掘机和电铲。”早在20世纪上半叶，自动化就使普通劳工人数从1 100万锐减至600万。在接下来的13年里，美国的劳动力增加了600万——达到7 060万人，但是，劳工人数持续减少。蓝领高级技术工人成为人数不断缩减的少数。在艾森豪威尔的年代里，虽然汽车产业的生产工人减少了172 000人，但汽车的年产量却增加了50万辆。曾经强大无比的工会势力衰微，因为机器不会罢工。工会领袖变得保守，对进步迟疑不前，有时甚至和自己的宿敌——企业主——结成同盟。同时，市场对男性壮劳力的需求减少，为女性进入职业市场开辟了新的工作领域；并且随着工作目标的改变，这一趋势将更加明显。工人不再只从事商品生产，而是进入了更加广阔的服务、娱乐以及休闲行业。在这个“大众消费的新社会”，乔治·莫里写道，“人面对材料并用它制造出新东西的旧公式，已变成人面对人并劝说他采取行动的新公式。”

有一个男性占主导位置的空间没发生变化，那就是经理的套间办公室。哈得逊研究所并不寄希望于企业行政人员到2000年时工作量会减少，假期增多。他们不可能闲下来，太多事情要靠他们处理。这同罗斯福年代的情况正好相反。1941年，詹姆斯·伯纳姆在他的一本广受好评的书《管理革命》中，就已预言了管理者在企业中的突出作用；但大萧条时期的民间故事普遍蔑视老板，所以关于大萧条的小说和剧本通常将老板刻画成流氓和愚蠢的人。（电影观众可能还记得饰演这类角色最成功的类型演员，他就是爱德华·阿诺德。）直到60年代，这些老板都还是高高在上的。可以确定的是，他们和过去的海盗式企业家完全不同。《财富》杂志说，“巨头已经不再有了”。《时代周刊》将这些新企业家描述为“职业经理人，即接受过工程师式训练的技术专家，他们掌控着庞大的产业机构。普通老板，即股东，只能行使理论上的控制权”。通常这些人并不通过个人或者依靠命令来进行管理，而是将事情交由委员会处理。这些委员会负责收集信息和专业知识，而且它们的名字各不相同，有管理小组、特别工作队、突击小组，以及按时髦的平等主义精神叫作“工作组”的委员会。在《新工业国》一书中，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把那些分享权力的人称为“专家阶层”。

专家阶层的人虽然很聪明、受过良好教育、积极性高，但讽刺的是，他们过于关注公共关系，却在上面栽了跟头。问题出在制度上，因而难以解决。美国企业对于自身的真实情况总是自欺欺人。很多人一旦当上经理，就立刻宣称自己信奉赫伯特·斯宾塞的理论，就像获得了高管人员专用盥洗室的钥匙或者成为共和党一员一样。高管人员坚称利润动机是有效的，尽管他们自己的亲身经历都证明了该说法的虚假；他们一如既往地努力工作，尽管自己薪金的很大一部分都要用来缴税。每次听到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名字，他们就会习惯性地发出嘘声反对；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背弃了全力批判凯恩斯的巴里·戈德华特。他们鼓励股东把企业想成是自己所有，然而，企业投资人的影响从来都不大，到了60年代更是日渐减弱。参加过股东年度大会的人，都能迅速辨明个人股东做出的决策，这都依靠专家阶层选择并提供给他们的资料。

其实这一假象早就引起了经济学家的注意。他们通常认为这种双面性并无害处，因此没有必要提及。虽然有欺骗，但在这种与真实脱节的现象中，大多数时候还是会讲究政治伦理的。然而，专家阶层的欺骗性比表面情况看起来更严重。随着约翰逊政权走到末期，而越南战争又得不到妥善解决，美国商人震惊地发现，示威人群开始把矛头对准他们，指责他们生产凝固汽油弹之类的产品是犯下了重罪。他们对此无法理解，难道这些愤怒的人群不知道企业和政府天生就是死对头，不可能成为同谋吗？他们坚信这一点，而且以为所有人都很清楚。但是情况显然不是这样。真实情况是，60年代初让艾森豪威尔担忧的军事–工业综合体，到60年代后期一直在不断发展，以至美国形成了（没有其他名称来形容）计划经济。

1967年，让–雅克·塞尔旺–施赖伯的直言不讳使美国读者大跌眼镜，他声称：“自战争结束以后，联邦政府一直同美国企业合作开发先进技术。”他还说，“几乎美国所有的大企业都受到联邦的大量补助。”这些说法看似毫无可信度。罗斯福的继任者仍盘踞在华盛顿，斥责经济保守派和货币兑换商；而美国制造商协会中的董事长们谴责华盛顿方面的家长作风；美国商会发言人继续解释说，政府从来不参加任何生产活动，本质上它是寄生性的，而经济发展主要依靠为盈利而不惜承担资金风险的企业家。

为歌颂自由企业，报纸刊登整版的大篇幅广告——但孩子要摆摊做买卖必须要有父母的资助，这一点报纸却没有说明。报纸上的此番言论不适用于那些早在20世纪60年代时资产就占到美国工业生产量2/3的500家大企业。兰德公司的所有预算都由美国空军承包，它哪里还有风险可言？有五角大楼提供的资金做后盾，IBm（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又哪里用得着发愁投资50亿美元改进它所生产的第三代电脑的集成电路呢？国际电报电话公司立足于电子装置的微型化工作，而美国宇航局也很清楚没有这些仪器，载人飞行器就不可能到达月球，这又算得上什么风险呢？随着技术的不断复杂化以及新发明投产时间被拉长，被委托进行技术突破的企业要求与政府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企业经理和政府官员建立同一目标，一起制定预算并做出决议。如果新产品可以在市场上销售，谁也无法阻挡经理们通过清空库存来获利，他们经常这样做。集成电路就是一个例子，它能代替一连串相互连接的电子元件：晶体管、电阻、电容器、电子管等。没有集成电路，巨大的航天火箭无法从发射台升空。有了它，北极星导弹和折翼式F–11战斗机的研制才能进行。波音超音速运输机、欧洲的协和式超音速喷气式客机原型样机也离不开它。欧洲政府之间素来鲜有合作，但当需要制造微型电路时，他们便团结起来与仅有的三家美国制造商协商，这三家制造商分别是：费尔柴尔德公司、得克萨斯仪器公司和摩托罗拉公司。此时，他们才发现这些装置造价昂贵。

那种认为美国纳税人在企业与政府的合作过程中受到欺骗的看法是错误的。政府有义务发展航天事业；电子计算机已成为国家战略机器必不可少的部分；交通方式的改进符合大众利益的要求；国家威望的提升也从中获益。塞尔旺–施赖伯就曾对美国人的聪慧羡慕不已，称赞说：“他们近期的发明大都有联邦基金库的支持，政府用资金资助了人们所能实现的最赚钱的产业。”单是宇宙空间研究的衍生产品就使我们了解了真空作业时所需要的耐熔金属和设备，这本身就是一笔巨大而珍贵的财富。在联邦保证支付大笔资金的前提下，五角大楼、国家宇航局、原子能委员会和联邦航空署才有可能创造奇迹；如果不是这样，这些奇迹可能还得再等一代人的时间。从摄影技术的发明到照相机的生产，其间经历了112年（从1727年到1839年）。电话发明的间隔是56年，收音机则为35年。华盛顿通过支付技术研发费用和保证最终产品的市场份额，将原子弹最终制造成功的间隔缩短至6年，晶体管缩短至5年，集成电路缩短至3年。也有案例是不符合这个过程的，但那是对进步的阻碍。许多美国人都觉得这些很有说服力，但真实情况未必如此。

但是，要说企业还保有独立决策权——它还能反对华盛顿的决定，已没有可能。政府每年对企业研发的投入高达150亿美元，来自企业自身和私人机构的投资只有60亿美元，因此政府难免要占据支配地位。1929年，联邦政府、各州政府以及市政府承担了全美经济活动中8%的投资。到60年代，该数字增至20%~25%之间，远远超过印度。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估计，联邦基金援助在以下领域的研究中都占有一定比重：占航空航天研究费用的90%，电力和电子设备研究的65%，科学仪器的42%，机械的31%，合金的28%，汽车的24%以及化工的20%。华盛顿掌握着这些大企业的生存机会使其像人质一样。但其实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也没有人如此粗暴，也从未有人谈到过这个问题。尽管如此，大企业还是被迫交出了很大一部分自治权。

在一段时间里，这一情况可能只和极少数美国人有关，这样引起的关注就更少了。美国社会所有阶层都享受着约翰逊时代的繁荣生活。除非是在重大危机时期，否则美国极少会遇到抗议者涌上街头、批评政府的麻烦。大多数人和现行体制都有着利害关系，历史上那些激进运动在美国寻求声势壮大的过程中总是会遭受挫败。然而，约翰逊的时代里却迎来了一个重大变革。自“二战”以来，美国学生人数大幅增加。珍珠港事件时期，美国适龄大学生中大约有15%上了大学。到1965年秋，适龄者中有40%在念大学——即有超过500万年龄在18~21岁的大学生。4年的时间里，该数字将会增至670万。现在，美国每年颁发的学士学位超过50万个。政府每年在正规教育上的投入多达300亿美元。事实上，上学已成为美国最大的产业，学生变成美国最大的单一利益集团。

美国人口中的其他人都以此为荣——教育几乎已成为一种世俗的宗教，成为包治一切社会问题的良药，然而，大学生变得越加对社会不满并且情绪焦躁。他们的未来笼罩着太多的越南战争阴云，越南战争变得日益可怕和让人沮丧。大学生们对这种解决冲突的方式表示不满，此举得到全美15万终身教授中上万人的支持，他们不受外界纪律的约束，只有死亡和私人丑闻才会使他们离开教授职位。最后，许多学生认识到社会对高等教育的热情来自于教育的市场价值，他们因此感到困扰。就像联邦资助计划通过资助发明微电路来提高美国的技术水平，政府对教育的补贴也有助于学校给美国培养未来的技术专家、管理人员以及消费者。大学生们发现读大学的最大收获就是他们树立了一种恰当合宜的怀疑态度，而现在他们却被要求扼杀这种怀疑态度，进而成为企业和政治官僚制度中的齿轮。数百万的父母并未觉察出这有什么不对；然而，他们的子女却开始产生另一种想法。他们互相转告说：“这样的扼杀是在玩弄我们，是在残害我们。我们再也不能忍受了。我们将要推翻它。”

技术向来是美国的国家优势所在，但它也是奇迹和忧虑产生的根源。1985年，一份叫《合众国评论》的期刊预测说，在50年内，“机器将会承担所有的工作——自动化装置会发号施令。”这使人们可以有空“去相爱、学习和玩乐”。但当60年代大学校园摇摆在暴乱的边缘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却不这么乐观。他感觉到一种“我们的教育制度过度为经济目标服务的危险”。

在某些方面，60年代的学生大暴动现在看来比当时的意义更重大。如同1848年席卷西欧的革命浪潮，这些暴动也许永远不可能被完全理解。他们冲破了长久以来前代人不敢逾越的国家禁令和文化壁垒。海洋无法阻挡他们，铁窗监牢不能吓退他们；当哥伦比亚大学发生暴动，伯克利也开始骚动时，英国、意大利、德国、荷兰、瑞典、西班牙、比利时、日本、中国台湾地区、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的大学校园也开始有学生运动如火山爆发一样发生。当时美国人只关心国内的骚动，但当时至少有两个外国首都——布拉格和华沙，其造成的破坏远比美国的任何一次暴动都要严重。

发生这一连锁反应的部分原因，毫无疑问，在于现代通信手段的便捷和系统性。“世界社区”这一概念正逐渐变成现实。每块大陆在一定程度上都知道其他大陆发生了什么。被赋予新含义的“制度”一词，被翻译成每个工业国家的语言。正如暴动表现出的那样，学生激进分子并没怎么使用这个词语。而这种感觉却是全球性的，无论是在亚洲和东欧，还是在老瓦巴什大学的榆树下，人们的反感都一样强烈。

然而，美国在这一风潮中扮演的角色很特殊。动乱的发源地是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富有和拥有最明显青年亚文化的国家。外国的大学生对美国大学校园内发生的事情非常留意（“哥伦比亚大学正发生什么事？”1968年巴黎大学的示威者问美国驻外记者），而美国大学生大多对国外学生的狂热毫不关心。此外，在美国可能会找出导致年轻人躁动不安的狂热氛围。正如托克维尔所说，美国总是对青年持一种与众不同的、近乎卢梭式的看法，因而他们自然会用教育来解决一切问题，无论问题是个人的还是有普遍代表性的。

但是现在青年本身已成为一个问题，还是一个主要的问题。一个人们忧虑的来源是新的政治战斗环境。一个保守的教育工作者断言校园将成为“毛泽东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斯大林主义者、格瓦拉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乌托邦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之间的松散联盟”的藏身之所。斯皮罗·阿格纽在这个问题上发表了一些令人难忘的言论。在圣路易斯，他把示威的大学生称作“不满现状者、激进分子、煽动者、温和的和不温和的叛逆主义者”，并说，“我愿用这批该死的畜生交换我在越南看到的一个排的美国人。”在另一个场合，他称大学是“那些特权过多、缺乏管教和责任心的孩子的马戏帐篷和精神病院。因为他们的父母富裕、耽于享乐又对孩子纵容”。

父母们否认他们自己过度享乐和纵容子女，不赞成示威游行的父母则认为游行抗议是少数人的行为。盖洛普民意测验报告显示，有72%的学生没有参与任何示威活动；《财富》杂志的民意测验结果表明，只有12.5%的大学生持“革命的”或“激进的反政府”观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只招募了7%的大学生入会。但是格劳乔·马克斯的讲话代表了千百万老一辈美国人的观点，他说：“将你在报上读到的学生称为少数是没有用的。他们并不占少数，因为他们有可能全是你的家人；并且你得等到汽车回家后才能确认你的女儿未曾怀孕或染上麻风病。”

无论数据以什么方式表现出来都具有欺骗性。极端主义者总是能吸引少数人。1861年，美国北方只有少数人是废奴主义者；1776年，真正渴望领地独立的殖民主义者也只占少数。社会群体情绪的最好风向标，是它得到的同情，而不是参加人数的多少；但若如此，学生暴动就完全是另一种情况。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有81%的大学生对高等院校的行政当局不满。另一民意测验报告显示，超过50%的大学生对美国的对外和对内政策持保留意见。

哈维·斯瓦多斯谈到60年代初的大专院校时说，人们“害怕被指责为激进分子、“左”派分子、颠覆分子的心理似乎已经完全消失”。许多人甚至很欢迎此类称号。进入大学校园的学生通常来自中产阶级自由派家庭，他们的父母在麦卡锡时代饱受摧残——在某些方面受了最沉重的打击。这些孩子决心不再忍受威胁和压迫。他们加入了诸如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琼·贝兹争取非暴力学会、杜波依斯俱乐部和青年社会主义联盟等组织的分会。他们怀着满腔诚挚，却不懂政治。在60年代结束之前，新“左”派的战略方针将会激怒其几乎所有的潜在同盟者，其中就有他们的父母——这一点在某些人看来可能是问题的关键。

不过，他们在某些方面的手段可谓高明。他们的游行往往是做给电视新闻摄像师看的，他们深谙在媒体上营造戏剧效果之道。1964年学生们为支持密西西比自由党，设置纠察线包围民主党全国大会会场就是例证；1967年10月他们向五角大楼进军是又一个例证。他们似乎经常以引起全美国轰动效果为目的来制造骇人事件。1965年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取消不许共产党员和伯奇协会会员加入该组织的禁令。新“左”派大肆鼓吹他们神圣的三巨头：马克思、毛泽东和赫伯特·马尔库塞，他们热烈拥护马尔库塞的“有差别宽容”理论，也就是打压对他们不利或对他们有威胁的观点。他们反对后备军官训练营，反对征兵和凝固汽油弹的运动是合情合理的，在毕业典礼上高调离开也是正当抗议，但马尔库塞本人反对他们提倡炸毁公共建筑的做法。几乎所有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学生领导人都醉心于暴力，在谈及沙伦·塔特谋杀案时，该组织的成员伯纳丁·多恩说道：“你听好了，首先要杀掉那些猪猡，然后让他们与那些恶心的尸体同屋吃饭，吃饭时用叉子戳进那些死者的肚子里！那太疯狂了！”

新“左”派对社会的看法是认为社会本质上充满阴谋。他们认为社会被制度掌控，而这一既成体制又由企业家、军事领袖以及企业巨头组成的一个权力精英群体操控。他们秘密谈论着发动革命，而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是以国家实力的增强为开端——而这正好是他们极力反对的。同一切运动类似，他们的革命也有许多特殊用语：“对话”“创造性紧张”“不可协商的要求”“非暴力的”以及其他语汇。但这些用语的含义通常模糊不清。例如，“不可协商的要求”本身是可以协商达成的，朝警察扔石头和瓶子被认为是非暴力的。

1964年，年轻激进分子的特立独行在伯克利就已初露端倪，其表现为对传统职业、衣着和政治的蔑视。第二年春季，这个大学的校园又开始骚动时，科尔校长说：“学校和伯克利校园再也禁不起这样的对抗了。”实际上，接着就发生了长达4年之久的暴乱。伯克利不过是众多动荡校园中的一个。1965年，伯克利事件先是引发了堪萨斯大学的强烈反响，114名学生因为在校长办公室静坐示威，抗议大学生联谊会有男女之分而被捕。之后，在几天的时间里，东西海岸的大专院校全都蓄势待发。

耶鲁大学学生因为一位很受欢迎的哲学讲师想续约却被拒绝而进行示威。旧金山州立大学举行了一次反后备军官训练团的大会之后，有5个人进了医院。在费尔菲尔德大学——一个由康涅狄格州耶稣会开办的教会学校，学生们冲进一个上了锁的书库，将里面收藏的禁书拿出来放在公共书架上供众人阅读。布鲁克林大学的学生们将他们的校长从演讲台上哄了下来，而在美国最大的天主教大学——纽约圣约翰大学里，学生们要求废止出版物审查制度。密歇根大学的学生们进行游行示威，反对抬高电影票价。斯坦福大学的三名系主任辞职抗议在课堂上朗读色情诗歌，新泽西州费尔利·迪金森大学的学生组织了纠察队，目的是为“表达广大学生的不满”。在1966~1967年，骚乱时有发生，较大的暴乱发生在圣何塞州立学院，威斯康星大学、爱荷华大学、科内尔大学、长滩州立大学，并再度发生在旧金山州立大学。然而，所有这一切，仅仅是在给1968年这个极度动荡的年份积蓄力量。亨特学院的校长说：“昨日的象牙塔已变成今天的散兵坑。”

这些激进的大学生虽然满腔热忱，但实际成就却很少。学生原本就是过客；一旦老生毕业就会有新的学生到来，没法保证新来的学生会采取相同的路线——正如这次运动中新学生实际上做的那样。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内部问题很多，在60年代末期更是分裂成两派：革命青年运动甲派，又称“气象员派”，以及谴责“气象员派”是“冒险主义者”的革命青年运动乙派。学生们还面临其他困难。他们抗议的基本前提之一非常荒谬。“荒谬之处”，本杰明·德莫特写道，在于“如果你要发泄对越南、种族主义、贫穷或者普通人生活水平的不满，只需把大学这座桥梁炸毁就行了”。

学生的第二个缺陷在于他们高估了自己的力量。1966年，他们信心满满地反对罗纳德·里根竞选州长。结果却出乎意料，里根以大约100万票的优势获胜。同一天，共和党在国会新增了50个席位。“1966年选举中最明显的意外之一”，亨特·汤普森指出，“是新“左”派对自己影响力的错误估计。激进派和嬉皮士联盟原来指望选民抛弃国会中的‘右派分子、战争贩子’，但结果却是‘自由派’民主党人遭受打击。”此外，分析家得出结论，在加利福尼亚州，新“左”派反对里根，实际上却造成他选票的增加。面对这样一个大众关心的问题，里根尽力加以利用。他以对反叛学生的处理过度宽大为理由，迫使科尔辞职，而任命强硬派的塞缪尔·早川担任旧金山州立大学校长。对搞政治的学生持敌对态度的地区并不限于加利福尼亚州。中西部一个州的议会将州立大学预算削减了3 800多万美元，并提高了学费标准。在其他州，议会大多也都提出旨在压制学生中异见分子的法案，其中有8项得到通过。俄勒冈州长汤姆·麦考尔在谈到示威者时说，“美国人已经感到再也无法忍受。”卢·哈里斯报道称，有62%的学生家长认为，在大学维持纪律比激发求知欲更为重要。《生活》杂志评论说，“简单说来，不同辈的人对于最根本问题的看法不同，这个问题就是：‘教育的目的是什么？’”

当然，他们也会在其他问题上产生分歧。游行是美国60年代青年亚文化最显眼的表现之一，但青年亚文化不仅局限于此。整个10年间，社会评论员谈论的大多是交通、性和毒品等方面的“革命”。青年人积极参与这些“革命”，而这些“革命”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他们。这也可能是因为他们认为选举结果正如亨特·汤普森所说的“以自身的条件挑战现有体制根本毫无作用，要承认这一点似乎有些残酷”。不同辈之间无法跨越的鸿沟已经形成。

“不要相信任何30岁以上的人！”最狂妄的人举着的条幅和徽章上这样写道，这是个残酷的事实；很多30岁以上的美国人都想要再找回年轻，想分享青年们追逐和热衷的东西。他们也放着唱片，大跳瓦图西舞、滑行舞和村舍乳酪舞，蹦跳着玩掷飞盘游戏，冒着生命危险去骑摩托车，嘲笑《毕业生》这部电影，甚至还玩巨型球。披头士乐队引领了长发风潮，青少年们效仿，不久，中年人也加入其中。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年轻，男人女人都戴假发。嬉皮士通常引领着成年人中的流行。“我留意这些少年的装束打扮”，鲁迪·根莱西说，“对这种风格进行定型，然后再加入自己的想法，这就是新的流行样式。”年龄大一点的美国人对迪斯科非常着迷，向少年们打听哪里可以跳这种舞；一些自作聪明的年轻人告诉他们到“文森特·梵·高–高”或“很久以前，以前”去。妇女们则去找整容外科医生做眼皮手术（350美元）、隆鼻手术（500美元）、皱纹去除手术（600美元）、面部磨皮手术（500美元）、皮肤祛疤手术（275美元）、隆胸手术（165美元）、腹部紧致手术（500美元）和大腿紧致手术（650美元）。《生活》杂志在有关60年代的专刊上说，“年轻就是好，正如人们曾经都想有钱一样，现在人人都想变年轻或显得年轻。流行服饰、电影、书籍、音乐，甚至政治，都以青年的口味为主导。”

60年代初，美国总人口中有一半在30岁以下。不久，半数在27岁以下，接着是25岁以下，其中17岁及其以下的人占40%，而18岁以下的人口增速是其他部分人口增速的4倍。即便如此，许多人对青年人所谓的“以迪士尼乐园为代表的流行文化”仍持严肃态度。青年辩解者提醒他们苏格拉底曾说过：“我们的年轻人喜欢纵情享乐。他们特立独行，藐视权威，不尊重长者。现在的孩子很霸道。”此话的言外之意在于，既然古希腊人很久以前就被青年问题所困扰，当今的担忧者不过是大惊小怪。格雷斯·赫金杰和弗雷德·赫金杰反驳说，真正的问题应该是：“希腊后来怎样了？罗马后来又怎样了？或者，任何由自我约束转变成自我放纵的文化后来都怎样了？”

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看起来正进入年青一代统治时期。在赫金杰夫妇笔下，青春“俨然已成为一种被崇拜的现象，人们之前从未如此享受青春，并试图延长青春，就连商业活动也对此百般迎合”。尤其是在新发展的城市郊区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他们从小就受到及时行乐思想的影响。虽然阿格纽、葛培理、阿尔·卡普歪曲了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确实存在，而且颇具争议。这种纵容的说法会产生，部分是由于“自我表现”和“以孩子为中心”的想法作祟。在学校，这种思潮一般会导致一种“选择”制，这种制度对小学生而言还太早了，因为他们年龄太小不知道自己应该选什么。老师对学生而言也不该是一种高人一等的存在，而应是与他们平等的朋友。小学老师授课所用的单词十分有限，有时就是在反复使用那二十几个词。（一位老师出了车祸，车撞在树上，她用了这几个词来概括这起事故，它们后来成为经典名言：“瞧瞧瞧，哇哇哇，糟糟糟。”）

儿童被告知自己和父母一切平等，认为家庭里的所有决定都应当经投票表决通过。这叫作“民主式生活”，实际上却常常意味着混乱生活。戴维·里斯曼在《代达罗斯》季刊上谈到这些事情对一个陌生人的影响时说：“正如穷苦农民与山羊、鸡和其他牲畜共住一室一样，这里的客人可能会遭到儿童的骚扰。这些儿童被当作宠物，有客人来时也没有人负责带开他们。”

《代达罗斯》季刊的另一位哈佛大学撰稿人亨利·穆瑞指出另一个出人意料的结果。他说，大多数青少年集团都是“因反权威、反父权的共同诉求而凝聚在一起”。强硬的人才能在家里受到尊崇。社会视其正在筹划反对父亲的阴谋。最大的不敬便是来自于电视。电视中父亲的角色都是些可怜虫。《给爸爸腾个地儿》中说话毫无分量的爸爸，仅因为他妻子讲话声音最大，只得让她占了上风。《单身汉爸爸》 中的本特利舅舅，受到他的外甥女和仆人的种种羞辱。还有被讽刺地称作《爸爸最懂》的系列节目中，非传统主角安德森先生在面对他的孩子的种种古怪行为时，他的反应永远是：“我们先不管，看看结果会怎样。”

广告商小心翼翼，生怕惹到年轻人，因为美国十几岁的年轻人一年花费250亿美元。讽刺的是，激进的学生虽如此强烈地反对实用主义，他们这一代却是历史上占有意识最强的一代。里斯曼在《孤独的人群》中写道，在美国“作为消费对象的儿童的年龄日趋降低，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从四五岁起就开始有自己的零花钱”。而这些零用钱“是打算花掉的，而前些年的零用钱是用来提倡节俭的”。

要讨好十几岁青少年的广告商，把他们叫作“当下的一代”“新兴人类”“百事可乐的一代”以及“到处去、举止随便的一代”。约翰·布鲁克斯指出，他们是约翰逊繁荣时代最明显的受益者：“美国青少年和其他人一样变得更富有，而且更引人注目。国民财富日益增长，加上对青年的纵容已成为美国人的一种习惯，使青少年手中的现金空前增多。”要使他们收支相抵并不总是很容易。1964年，哈佛大学完全算不上贫穷的1939届毕业的学生表示，他们中有78%的人觉得给子女钱花成了他们为人父母的主要问题。只有6%的人认为向子女灌输道德观念也很困难。这些孩子并不那么遵守道德规范。一个男孩只要花12.5美元就可以给女孩买一只代表“关系稳定”的指环，指环看来跟结婚戒指一样——当然汽车旅馆的老板也无法辨别真假。如果隔天他们有负罪感，他们可以到一些专门为年轻人开设的教堂去忏悔。俄勒冈州波特兰的伊曼纽尔医院甚至专门开设青少年住院部。弗兰克·泰勒在《星期六晚邮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如何在医院度过欢乐时光”的文章，描写了这类住院部的真实情况。病人们享受着“无限量供应的点心，爵士乐即兴演奏会和轮椅竞速赛”。古板的营养学家远远地站着，听任那些年轻人“每天的午饭和晚饭都吃热狗和汉堡”。

在青少年文学中，在威廉·门宁格写的一本名为“如何成为杰出青年”的书中，有一章叫“如何与父母相处”，里面详细介绍了应对父母发号施令的技巧：“最好方法之一是维持家庭和睦，保证合作顺利进行。定期就重大事务召开家庭会议是不错的方法。”另外，还有很多其他给青少年提供建议的期刊。《芝加哥每日新闻》开设了一个青少年漫谈专栏《优秀的青少年》；《妇女家庭杂志》上设有《青年写照》专版。供青少年阅读的廉价期刊包括《不为人知的青少年爱情故事》《青少年时代》《好莱坞的青少年》《16岁杂志》《青少年世界》《青少年大军》《现代青少年》《青少年电影》等。他们阅读的杂志则有《天真姑娘》《向姑娘们召唤》和《17岁》，《17岁》在1961年迎来创刊第17年，在为此刊登的一篇令人惊愕的社论《这是我们的生日》中作者写道，“《17岁》已经17岁了……大家不都是吗？”

《我曾是一个少年弗兰肯斯坦》是青少年电影市场中比较令人难忘的影片之一。《青少年》杂志的主编查尔斯·劳弗说，“音乐市场有史以来首次处于青少年掌控之中。”他们是有史以来最有音乐意识的一代，他们对音乐的品位有时无可挑剔。摇摆世代很难摆脱披头士乐队、琼·贝兹、鲍勃·迪伦和44岁的B·B·金的影响。当后来20世纪60年代的年轻人发现金时，他已被他自己同时代的人遗忘了21年。不幸的是，在这些年轻人所崇拜的其他偶像中，包括以色情下流著称的普雷斯利，他们的审美趣味与安迪·沃霍尔的布利洛假发和金宝浓汤罐头式的音乐如出一辙，充斥着虚假与低俗。普雷斯利的嗓音和外形至少还独树一帜。而大多数摇滚歌星并不像他那样。歌星们的相似程度十分惊人，几乎一模一样——身材矮小，眼看着要发胖，这些人靠严格节食、鼻子整容手术、隐形眼镜、华丽发型来包装自己以娱乐大众。他们其实并不会唱歌，大多数人的声音甚至在剧院后排都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在混响室里被放大，进行删减拼接，抹掉走音，然后制成录音带。他们在现场表演时，通常会做出唱歌的口型，同时用扩音器播放唱片。他们边扭屁股，边用手指打节奏，脸上总有抹不掉的忧愁，一些好歌因此被他们糟蹋，例如《我曾经默默爱过你、爱过你、爱过你》以及《是的！雨水主要留在平原上》。

詹尼斯·乔普林因饮用过量威士忌和吸食毒品身亡，她死前不久曾说：“我对于孩子们来说，意味着他们可以做真实的自己，却仍能获得胜利。”披头士乐队成员约翰·列侬感叹道：“我们现在比耶稣还有名。”他们的听众也许早就对此话感到厌烦。毕竟他们已听惯了那些毫无意义的话——一位作家在《喇蛄》杂志上写道“要学会忘记”，这句话对这本摇滚杂志的读者来说是一句警句。普渡大学向2000多名年轻人发起民意调查，问他们认为美国青年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是什么，1/3的人回答是粉刺。

警察不会同意这一说法。在过去的10年里，青少年被捕人数猛增了86%。仅在“从加利福尼亚州到缅因州的一些中学”里发生暴力事件一个星期后，《时代周刊》的一个标题便称“青少年作乱了”。鲁思·肖恩勒·卡万教授出版了第一本关于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青少年犯罪的社会学教科书，其中论述了包括她所说的“酒精–汽车–性行为”的各类犯罪。在一些过去安宁的社区，现在重罪案件已屡见不鲜。联邦调查局表示，美国因凶杀、强奸、抢劫、故意伤害、入室行窃、汽车偷盗等罪行而被捕的人中，18岁以下的青少年几乎占到了半数——而在郊区则占到一半以上。从1960年开始，许多郊区开始制定青少年行为准则，但这些条款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全凭自觉遵守；它们的主要价值在于证明父母的权威已破产。《酗酒少年》连环画中的警察说，“在孩子们看来，社会什么也不是，事实也经常如此。盖洛普民意测验报告称，父母和子女的价值观有着惊人的不同。3/4的青少年说他们知道考试作弊再平常不过。他们对此不以为然。”

富裕家庭的青少年在家中装有镶板的娱乐室里聚众吸毒十分常见。1960年，韦斯切斯特县的警察缉捕队最早发现了这一现象。家长在感到震惊之余，感叹说还好不是在酗酒。接着，加利福尼亚州南部旅游胜地圣卡塔利纳岛的警察宣布说，富裕家庭中十三四岁的孩子酗酒再平常不过，还称将来会向醉酒小孩的父母征收每小时2.5美元的看管费，直到父母来认领他们。美国有50%~66%的青少年有定期喝酒的习惯。在纽约的扬克斯，高中各年级学生中有58%的人有喝酒习惯，其中64%的人说他们开着家里的车出去喝酒。玫瑰谷的居民称，在费城的一个郊区，青少年被允许带酒参加聚会。他们的父亲则担任酒保的工作。这让人不禁想知道克拉伦斯·戴[2] 的父亲会怎么想。

20世纪60年代里反复被报道的新闻事件，除了黑人社区的骚乱、达拉斯年度庆典、战争暂时停火外，还有纽波特爵士音乐节和劳德代尔堡青少年因饮酒而引发的骚乱。然而，青少年酗酒的普遍程度并不应这般让人惊讶。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在展示自己的社会角色。他们富裕、缺乏真正的责任感、处于失业人群之外的位置，这些使他们具有休闲阶层的所有属性。

60年代的青少年们在无聊或喝醉时，经常变得极具破坏性。密苏里州汉尼拔的一条简短新闻传递出美国人钟爱的传说已被改变的伤感事实。在汉尼拔卡迪夫山脚下，树立着汤姆·索亚和哈克贝利·费恩光着脚拿鱼竿的雕像；一块牌子解释说，这是汤姆和哈克“恣意玩耍打闹”的地方。但在60年代末期，任何想在天黑以后模仿他们做法的男孩，都会面临被逮捕的危险。由于青少年破坏行为的泛滥，10点以后，在卡迪夫山——以及汉尼拔的所有地方，都不准青少年闲逛。

这条规定虽然残酷，但却十分有必要；在密苏里州和其他地方，财产被损毁的确是个现实问题。1968年2月的一个星期，30名纽黑文高中的学生因在自助餐厅暴乱中砸毁餐具而被捕，芝加哥郊外的梅伍德地区，500名男孩聚集在一起抗议返校节上的选美女王，因此和警察发生冲突，芝加哥邓巴中学有接近3 000名学生离开教室，向汽车扔石头。在一次典型的郊区事件中，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的一伙暴徒——一群政府官员的孩子，用棒球棍击碎汽车的挡风玻璃，造成了7 000~8 000美元的损失。当他们被捕时，他们说自己那样做是“为了好玩”。另一种流行的暴力事件是闯入聚会。有一段时间，每到周末，韦斯切斯特、费尔菲尔德、罗克兰以及巴克斯郡——纽约周围的一些富人聚居区，都会发生一连串此类事件。七八个青少年“不速之客”会在聚会高潮时闯入，打开大人们的酒柜，砸毁玻璃器皿和家具。

有时，受邀前来的客人更糟糕。他们会相互比赛，看谁能给主人家带来更大破坏。人们仍然记得那个在长岛南安普顿，为了庆祝金发女郎费尔南达·沃纳梅克初次进入上流社会社交圈，在她继父母的有30间房间的别墅中举办的一次聚会。当时《时尚》杂志评选出的800多位“漂亮小孩”全部受邀参加这次聚会。在乐队离开后，他们中的127位开始破坏别墅，砸毁窗户，撕碎窗帘，在吊顶灯饰上打秋千，拆掉电话，打碎灯具，带走用具，还把大多数家具都扔到海滩上。他们的恶作剧造成的损失，估计在3 000~10 000美元之间。

来自富裕家庭的孩子通常是最具破坏力的，但是，混乱在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发生。独立日当天，在爱荷华州的阿诺德斯公园，500名喝醉的青少年朝警察扔石头、啤酒瓶和混凝土块，其中一人对警察局长叫嚣：“嘿，废物，我们打算接管这里。”骚乱一触即发。芝加哥的一场免费摇滚音乐会——由州长官组织、意在和青少年建立友情，不得不取消。在第一场演出中，听众中有人挥舞着轮胎防滑链和棍棒冲出来，135人因此受伤，其中包括65名警察。

北达科他州大学一直是美国最平静、表现最好的大学之一，直到该校校报《学生》提议在附近的扎普镇举办欢乐周末活动，情况才有了变化。扎普镇镇长诺曼·富克斯很高兴，他写信给附近的各大学，承诺供应“特殊风味的札普汉堡”和大量“健康、纯洁、吃饱喝足、笑得肚子疼、流眼泪的欢乐”。他还弄了一件印有“北达科他州札普镇——欢闹之地”字样的圆领汗衫，并且宣布这次盛会叫作“札普集会”。人们谈论说，扎普会成为北方的劳德代尔堡。镇长完全不了解这一切的隐含意义。他治下的城镇有300人。1969年5月9日星期五晚上，接近1 000名学生（90%是男生）从5个州赶到扎普。镇上的3个旅馆全都客满。当温度降至零度以下时，学生被冻僵了，于是他们在街上燃起了篝火，而木柴则是从酒馆里的桌子和座位上拆下来的。接着，他们开始闯入商店和住宅。第一起冲突事件接踵而来。一辆消防车赶到，他们控制了车子并将其拆卸。在500名国民警卫队士兵到来前，游客已经造成了总计达1万美元的损失。

南部的劳德代尔堡从未遭遇过完全一样的问题，5月里从未出现过严寒天气的记录。但是佛罗里达州同样受到一群青少年纵火犯的搅扰。在15个月的时间里，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盖恩斯维尔校区内发生了多起起因不明的纵火事件，数量多得惊人。消防队长认为整个校园都有可能被烧成平地。休姆楼的寄宿学生承认纵火案是他们做的，危机最终得以解决。宿舍楼东西两翼的学生举行比赛，看谁能招来最多的消防车。事故中最引人注意的地方是过去的几代人无法想像的。休姆楼竟是一座女生宿舍楼。

在讲究文明礼仪的高档建筑的男洗手间里，通常在小便池上方会悬挂标示：离开洗手间前请检查衣着。教养好的男孩不需要任何提醒；他们从小被教导永远不要在公开场合系裤子的纽扣。因此，当看到1966年的电影《谍追谍》中弗朗索瓦兹·多莱亚克从洗手间出来，在合演的男明星戴维·尼文在场的情况下，伸手到裤裆处平静地拉上裤子拉链，观众们感到震惊。正是这些时刻让人想起两性间的脆弱平衡已被改变，而且很有可能永远地改变了。女性正在进入一些过去由男性主导的职业领域：电话接线员、矿业工程师、下水道工人、卡车司机、秘密情报特工。她们中越来越多的人也染上了男人的坏毛病：醉酒、青少年犯罪、袭击和斗殴。妇女解放组织领袖泰–格雷丝·阿特金森把婚姻称作“奴役”“合法强奸”和“无偿劳动”，她反对“由依赖感建立起来”的两性之爱。妇女解放运动并不局限于美国，1970年，贝尔纳黛特·德夫林被她的崇拜者推选为爱尔兰年度人物，挪威那1 162名在出海时怀孕的女水手，要求政府补贴的申请得到了批准。但60年代末期，妇女大规模上街游行却仍是在美国发生：芝加哥3 000人，印第安纳波利斯2 000人，波士顿2 000人，在曼哈顿，5万人沿着第五大道游行，她们昂首挺胸，在摆脱胸罩束缚后，胸部的抖动明显可见。

参与这次运动的女性不穿胸罩是时尚界诸多变化中的一种。当米娅·法罗把头发剪得极短后，女孩们全都涌向理发店换发型，以使她们看起来像男孩。她们把陆海军商店围得水泄不通，购买水手粗呢上装、海军军士衬衫和喇叭裤。平底笨重的方头鞋在她们中流行起来，许多女生把男人剃须后用的乳液当作香水用，《福布斯》杂志因此抱怨说男女开始变得气味相同。1966年，伦敦东区的模特崔姬的体重只有91磅，女人们纷纷节食效仿，身材凹凸有致竟被认为是反女性的。她们想看起来强势，于是闪亮的尼龙材质衣物开始流行，坚硬的金属织物也大行其道。长裤套装出现了——并不是那种可爱的裤装，而是男性化的、经过特殊剪裁的裤子。拉链和纽扣不在裤子两侧，而是跑到了裤子前面，像弗朗索瓦兹·多莱亚克穿的那样。而且据说有些女孩子的裤子前后都可以拉开，以便她们可以站着小便。巴巴拉·塔奇曼抗议说，越来越多的女人开始像洛丽塔或者驯狮人了。妇女解放组织领袖称塔奇曼为“汤姆大婶”。

在妇女解放运动高潮期，出现了许多同性恋和双性恋的现象；凯特·米利特说她有时和女人上床，琼·贝兹称自己有过一段同性恋情。该运动中的女性非常反感被当作“性玩物”；女人们讨厌男人向她们吹口哨，或是拍摄专为挑逗男性的广告。在运动中大多数女性仍旧喜欢男人，尽管如此，异性恋解放组织领袖格洛利亚·斯泰纳姆说：“男人们认为一旦女人得到解放，男人就不再会有性生活了。但他们并未认识到，如果女人获得解放，意味着性生活的增多和品质的改善。”贝蒂·弗里登表示“美国女人的性渴望越发强烈”，戴维·里斯曼指出“数以百万计的女人”成为“自觉的性消费者”和“同男人一起探索性领域的开拓者”。老一辈的美国人认为性开放的女人“放荡”“淫贱”，他们无法理解正在发生的一切。1967年，艾森豪威尔将军参加孙女的毕业典礼，发表了对迷你裙的看法：“女孩们的脚踝几乎总是干净好看的，但膝盖就不总是那样了。”当然，女人们非常清楚，令男人们感兴趣的东西在膝盖以上。

毋庸置疑，越来越多的女孩四处寻找机会，她们成双结对地在街上游荡，或在周末跑到大学校园里。单身汉去芝加哥拉什街的约会酒吧——“监狱”“库房”以及“76酒精”——喝酒，很快就会有女人上来搭讪和陪喝，女人摆出种种新姿势和男人调情。纽约大学的女生中，有1/3坦承曾和完全陌生的人有过一夜情。根据60年代的调查数据，全美有过婚前性行为的女孩人数翻了不止一倍，5年间，该数字又增加到了65%。在欧洲，调查员发现，会自愿描述性经验的女孩是男孩的两倍之多；在美国则刚好相反。坦承曾抚摸过男性生殖器的女大学生人数激增。高中女生试图营造一种放荡不羁的氛围。《17岁》杂志调查发现，为实现这一目的，40年代后期，该杂志10个订阅客户中就有9人使用睫毛膏，而过去的订阅客户中只有1/5的人使用。鲁迪·根赖希说，20年前，女孩喜欢甜美天真的打扮；现在“她们虽未满17岁，却练就出一种放纵和刻意淫荡的神情”。端庄娴静的女孩完全消失。低俗语言不再使她们感到震惊；她们自己也会使用。如果她们想要发生性关系，她们会直言相告。在电影《所有相爱的情侣》中，疲倦的妻子等着发生性关系，用焦急的声音说道，“我们什么时候上床？”

而现在，这个女人正在荧幕上和另一个女人的丈夫发生性关系。电影一旦受到限制，就可以着手探索性行为的所有视觉可能。杰克·瓦伦蒂离开白宫后成为美国动画影业协会的主席，在他的带领下，1968年好莱坞开始采用电影分级制度。G类电影可以供所有家庭成员一起观看，另外还有m类（建议成年人观看）、r类（要求16岁或以上人群在父母或监护人的陪伴下观看）和X类（禁止16岁以下的儿童观看）。

20世纪60年代后期，每个电影季的限制级电影都比以往走得更远。即便是报纸上的电影宣传广告，也成为少儿不宜的东西。《我很好奇（黄色）》播出时激起了轩然大波，片中有裸露和性交场面，而新的电影很快就废弃了这种做法。电影《调皮姑娘》的宣传片说，本片“使《我很好奇（黄色）》黯然失色”，的确是这样。接着福克斯电影公司展现了女同性恋人热吻和女人面对全身镜自慰的镜头。《魔鬼圣婴》中有动物和女人交媾的镜头。《两对鸳鸯一张床》是一部关于交换妻子的喜剧电影。《放大》中展示女孩阴毛的画面一闪而过；这在当时是很大胆的做法。但现在，巧妙的特写镜头展示男性生殖器以奇特的角度和女人性交的场景——有时是从下面开始，女演员抚摸男演员让其达到高潮。当时最惊人的色情电影《深喉》因片中有大量舔阴和口交场面成为当时的大热影片。电影结尾处，女主角为男人口交，一直到阴茎根部，这项奇特的技艺被《纽约客》杂志比作民间的吞剑术。摄影机就在离演员几英尺的地方，当男人达到性高潮时，女孩也是如此。电影使用彩色技术，使女孩全身闪着红晕。

达拉斯地区检察官亨利·韦德说：“若在科顿圆形竞技场中看到色情杂技表演，我并不会觉得太吃惊。”在曼哈顿42号街第7大道和第8大道间的街区，巡逻的一位警察说：“如果一位小老太太想买《纽约时报》，她要爬过三排《Screw》色情杂志才能买到。”《Screw》《Suck》《desire》《Gay and Coq》——所有这些低俗杂志都争相展示模特更多裸露和下流的姿势，以期在发行量上把对手比下去。在迈阿密，经验丰富的模特邦尼·达尼亚说，她刚当模特时，摄影师会给她看打排球或者游泳者的裸体照。“而现在，你必须得有交换妻子、性虐待以及女孩和女孩进行性交的场面。拍照于是搬到了室内进行。”

在舞台上，一名叫作吉姆·莫里森的表演者描述了他最近的新奇性体验；他在舞台帘幕拉开前讲述了5分钟。情色舞台剧《加尔各答风情画》被赞为“优雅的情色作品”；其故事的主题多样化，包括交换妻子和强暴等。《切·格瓦拉传》中有长达100多分钟的虚假性交场景。喜欢真实场面的人可以去纽约矿山电影院，或者去旧金山的脱衣舞俱乐部，那里也有类似的表演，这些地方都有一种被谑称为“爱恋之事”的活动。其中的一些色情表演场景连最有克制力的观众也不免产生生理反应。一个记者讲述说，自己在舞台后面看见合唱团的女生们赤裸着身体，朝自己膝盖后面注射海洛因，而她们还是婴孩的私生子就在一旁。

性在一些奇怪的场合也成为热议的话题。教皇保罗花了5年的时间在避孕问题上寻找答案，最终在1969年7月29日发布了一篇7 500字，题为《论人类生活》的通谕，通谕中反对避孕。成百万的美国天主教信徒勃然大怒。旧金山大学（基督教会学校）城市生活学院的调查表明，70%的美国人支持节育。绝大多数年轻牧师也持同一看法（尽管90%的老一辈牧师持反对意见）。在华盛顿，一些反叛牧师发起静坐示威，另有142名牧师向他们辖区内的大主教帕特里克·奥博伊尔递交了表达抗议的信函。当大主教在圣马修教堂开始布道宣扬顺从神意时，200名教众起身离开座位向外走去。布法罗7名牧师因散播分裂言论而被神学院开除。反抗仍在继续。第二年，圣保罗–明尼阿波利斯教区的前任辅理主教娶了一名纽约的离异妇女。很快，关于牧师结婚的事——尤其是牧师同逾规越矩的修女结婚的故事，就失去了新奇性。

穿着白大褂的科学家拿着秒表和其他测量工具，通过在实验室的观察获取大量性知识。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威廉·马斯特斯博士和弗吉尼娅·约翰逊博士，最终两人结为夫妻。他们在圣路易斯繁殖生物学研究基金会资助下的研究发现非常宝贵，挑剔的评论人士为他们所做的男女性交过程的测量和拍摄感到震撼；后来他们不得不转向木炭过滤器和活动翻盖盒。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使用的设备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根塑料电动阳具，它自带微型照相机和冷光照明，可以观察和记录阴道中发生的变化。这根人造阳具的大小还可以调整，使用它的女人可以控制它的深入长度和推动速度。该发明无可避免成为某些小说的灵感来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罗伯特·凯尔的《窥视下的维纳斯》（1968）。故事最后，失望的女主人公回到了性实验室，企图毁掉塑料阳具却因电击身亡。

所有这一切对年轻人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束缚。以前的那几代人受社会保守观念束缚不能过早地进行性活动，他们害怕道德失范、染上性病或是导致怀孕——这对于女性来说是个灾难。现在社会风气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社会对婚前性行为非常宽容。性病的传染极少发生。（这个时代的后期，由于新出现的滥交现象，性病重新成为一种美国流行病。）“如果感觉很棒，我会做的，”在大学生中很受欢迎的一幅招贴画上这样写道。性交让他们感觉很好，因此他们经常做，她们借助药物、避孕套以及子宫环和子宫帽等避孕用具来预防怀孕。

60年代后期，人工流产变得更容易，女孩们因此感到更安全。更加先进的节育措施并不是滥交增加的原因。早在这些技术发展之前，滥交就已出现。40~60年代，非婚生婴儿翻了一番，其中40%的母亲还是十几岁的少女。赫金杰报告发现，在一些环境复杂的社区，女孩被认为应当在她16岁生日那天和她的固定男朋友发生性关系；如果她不这样做，就会被人瞧不起。在奥克兰的一所高中，女孩怀孕很常见，她们甚至可以生完孩子再来上课。纽约东部富人居住区的一家医院报道称：未婚母亲的人数在6年间增加了271%，《纽约时报》 援引玛格丽特·麦科马克博士对怀孕的看法，说“曾经只有大学才会面临的问题，现在却发生在高中甚至初中。”她说，纽约一所中学一年内有240人怀孕。1961~1962年，避孕药大量被使用；到1967年，中学女生的非婚生育率持续下滑。但从未有人表示人们不再喜欢性爱。

美国文化深受性爱的侵染，这无疑是美国人婚前和婚外性行为大量增加的根源。性爱场面随处可见——在廉价杂志架上、电视荧屏上，在广告、杂志、流行歌曲、戏剧、音乐剧以及日常对话中。贝蒂·弗里登引用一个心理学研究的内容说，20世纪60年代，大众传媒中提到与性相关的内容增加了至少250%。《纽约时报书评》指出，描写动物和人类之间“情”事的书很受读者欢迎。美国邮局收到的反对色情刊物的抗议信在6年的时间里翻了一倍，1965年更是增至13万封。

“做好准备！”一张童子军招募宣传海报上这样写道，海报上一位身着童子军制服的大肚子的怀孕女孩灿烂地笑着。童子军要求赔偿其声誉损失，法庭拒绝受理该案。一个家庭教育规划的广告说：“采取避孕措施，无惧太亲近。”曼哈顿最大的饭店——纽约希尔顿酒店推出小时房出租服务。垂头丧气的人们（夫妻）在《星期六评论》报纸或地铁特供报纸上的私人栏目搜寻广告，寻找新的伴侣。人人都知道夫妻交换会的几个主要聚会地点；男人们把房间钥匙扔到桌上，妻子们随机拿起一把，然后各自跟所拿到的钥匙的主人上床。

尼古拉斯·冯·霍夫曼说，洛杉矶对外销售公司发明了一种游戏，提供“使两三对夫妇裸露、喝醉、失去理智并性欲大发的一种安全、组织有序的方式”。玩这种大冒险游戏时，需要点一根蜡烛（游戏包中附有）。玩家绕着一个类似大富翁游戏中人们所使用的那种木板移动，抽取“汤姆猫”和“小野猫”的牌。抽到这些牌的人要么“喝一杯”，要么“脱掉一件衣物”，或者接受其他的惩罚。游戏玩到最后，女孩通常最先脱光衣服并且喝醉。随后的游戏便是决定谁跟谁醉醺醺地去卧室。

青少年争辩说，如果中年人可以换妻，那么他们先试试有什么不行？一些社区被这个问题所困扰，也非常清楚问题背后的诱惑，于是他们试图通过制定社区规范来防止发生大范围的滥交现象。一段时期内，公共海滩上妇女穿的比基尼被要求覆盖到臀部以下两英寸。不久，肯尼迪总统的遗孀被拍到穿三点式比基尼，这一规定因此被打破。无论是穿衣服还是裸体，只要有防晒乳，年轻人就可以在公共场合抚摸对方95%的身体。他们就这样挑起了彼此的欲望，一旁的收音机里还传出意味深长的歌词：

“如果有人喜欢你，毫无意义，除非她喜欢你到永远”

或者

“我愿意引导你去探索一切，得到你对我爱的回报。”

密歇根大学的一位女学生说：“没有人会说‘不’。”有如此多的人愿意发生性关系，而大学本科女生中仍有1/3是处女，这让人感到惊奇。在某些事例中，实际上，父母对子女性经验的缺乏感到忧虑。在正常情况下，他们当然希望自己的女儿婚前仍旧是处女。但是在这代人中，任何事情都有反常的一面。一个缺乏正常性欲的少女可能会落入青少年的一个新圈套中，奋力挣扎却不得脱身。她可能是——在许多社区极有可能是，一个毒瘾深重的瘾君子。

20世纪中叶，化学疗法在初期的发展是良性的。20世纪30年代后期出现了磺胺类药物。接着有了盘尼西林（1943）、链霉素（1945）、可的松（1946）、促肾上腺皮质激素（1949）、土霉素和金霉素（1950）、索尔克氏疫苗（1955）、脊髓灰质炎疫苗（1960）以及镇静剂，这些药连同眠尔通和利眠宁一起把精神疾病平均的治愈时间缩短了一半。所有这些药物第一次面世就被人们被称作“灵药”。由于这些新药物的使用，一直以来困扰人们的疾病得到了有效控制，有些病甚至被根治。1959年，医院开出了超过579吨的镇静剂，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会对这种药物的需求量。就在20世纪60年代初，夏季的那几个月里，小儿麻痹症吓坏了患儿的父母；1952年发现了57 000个病例。现在一切都成为了历史。

显露药物革命阴暗面的第一个迹象出现在1962年，8 000名欧洲妇女服用一种叫“沙利度胺”的新型镇静剂后，生下四肢残缺的婴儿。多亏食品药物监管局的弗朗西斯·奥尔德姆·凯尔西博士，沙利度胺并未获得在美国广泛使用的许可。尽管如此，一些在调查目的名头下被误导服用这种蓝色药片的孕妇，还是生出了畸形婴儿。如果药物可以导致这个问题，那么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美国人药柜里面的药品数量空前增加。医生现在每年开出价值约为20亿美元的处方药，其中包括新研发的巴比妥酸盐、安非他命、催眠药和抗抑郁药。除此之外，黑市规模巨大，日趋兴盛。每年安非他命，或者说是兴奋剂的生产量为80亿粒，其中一半都用于非法销售。外行常称此类兴奋药物和巴比妥酸盐为“软”毒品，把海洛因，吗啡和可卡因称为“硬”毒品。但实际上恰恰相反，药物学家认为老式毒品含有镇静剂相对确定，而新型毒品因其不确定性而更具危险性。一些毒品已成为美国文化的一部分，为大众熟悉并且有了流行的别名，像是“蓝坚鸟”（阿米妥钠）、“红鸟”（速可眠）、“大黄蜂”（戊巴比妥钠）和“兴奋丸”（加安非他命的巴比妥酸盐）。

新合成药物中最常被人们讨论的是LSD（ 麦角酸二乙基酰胺）——一种非法的强力致幻药物。瑞士巴塞尔的桑道兹制药厂的艾伯特·霍夫曼于1938年最先发明了这种药物，但在当时该药并未获得人们的认可，在实验室里一躺就是5年，它的药性还等待着人们去发现。1943年4月，人们最终发现了它的价值。霍夫曼通过手指皮肤吸收了一些迷幻药，他开始产生幻觉。他的科学探索兴趣受到激发，于是特意服用了250毫克——相当于一粒盐大小的量。在日记中，他记录了药物带来的效果：“我闭上眼睛，看见很多颜色，世界不断地扭曲变形，各种奇幻的景象目不暇接……声音转化成了视觉感受，每一个声调和声音都会触发一幅与之相匹配的彩色图画，形态和颜色如同万花筒般变化多端。”简而言之，霍夫曼经历了一段奇幻之旅。

新泽西州神经与精神病研究所的汉弗莱·奥斯蒙德医生为LSD起了一个新名字。他将其称为“迷幻剂”，意思是“精神扩张”。60年代开始时，外界并不知道这种无色、无气味、无味道的药。后来哈佛大学的两位心理学家，蒂莫西·利里和理查德·阿尔珀特开始在他们的同事、一些作家、艺术家、教士和志愿囚犯身上做实验。利里和阿尔珀特于1963年被哈佛大学开除，但到那时，LSD已经小有名气。经历一次幻游或欲望被唤起，成为大学校园里的身份标志。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对此深感不安，于是警告大学校长说，服用这种药物是一项“有害的和危险的行为”。桑道兹制药厂停止生产这种药物。密歇根州、新泽西州、内华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都通过了相关法令，禁止生产任何形式的此类药物。但是禁令完全没用；服用该药的人仍然持续增加。

到1966年，LSD已经是家喻户晓的毒品。即使是如隐士般与世隔绝的人也知道什么叫幻觉、神游和意识混乱。牧师和神父特意开会讨论如何将LSD用于宗教活动。迪斯科舞厅，还有美术馆和博物馆，这些场所放映的影片中的幻灯片和五光十色的闪烁灯光都很像服用LSD后产生的效果。虽然有些是编造的，但那些恐怖故事也可以用来吓唬那些意图体验幻游感觉的年轻人。据说有一个年轻人服用了过量的LSD后以燕式跳水的姿势突然跳到以时速70英里行驶的卡车前面。据说服食LSD的青少年会躺在地上，眼睛直视太阳，最后导致双目失明。这种说法最后被证明纯属无稽之谈。美联社证实，有一个年轻人到警局自首，说自己连续三天吸食LSD，并问警察；“我杀了我妻子吗？我强奸了谁吗？”随后他由于涉嫌谋杀了他的岳母而被起诉。

服用者描述自己吃药后感到沮丧，甚至想杀人，讲述自己又怎么变成了乌鸦或耶稣或是只有6英寸高的小人。深受此药困扰的父母们描述发生在他们孩子身上的事情：“我的儿子吸毒时，说他去了圣路易斯，因为那里是宇宙的中心。他遇到了希特勒和林肯。”又说：“我的儿子在圣诞节回来了。他看起来糟透了。他赤脚在雪中骑妹妹的自行车。邻居把小孩都叫到屋里去了。周围的人都很怕他。”

但是LSD的服用者——他们称之为酸剂，将幻游描述成一次喜悦欢脱的旅行。《纽约时代杂志》的一位供稿人写道：“当你坐在公共道路边的石头上，扔一粒药片进嘴里，你就可以听见脑中响起的各种美妙音乐，且能一直持续几小时，谁还需要爵士乐或者啤酒呢？一瓶盖的酸剂只要5美元，这样你就可以听见宇宙交响乐，里面有上帝的独自吟唱以及圣灵的鼓声。”

披头士乐队唱的那首《黄色潜水艇》，其实是幻游的委婉说法，还有另外一首带有LSD含义的歌曲叫作《草莓田》。小学生们回家时跟着《 雅克兄弟 》 的曲调唱着歌，令他们的妈妈惊讶不已。歌词是：

大麻，大麻；

LSD，LSD；

大学生制造它，

高中生吸食它；

为什么我们不能？为什么我们不能？

有时，整个一代人都似乎在消费毒品。实际上，由自发服用药物和毒品引发的嬉皮士运动或反文化运动，最初的规模并不像后来看起来的那样声势浩大。它其实是20世纪50年代“垮掉的一代”的延续。60年代初，“垮掉的一代”中的代表人物搬到旧金山梣树岭。当时，一个名为“杰斐逊飞机”的乐团正在一个叫作“矩阵”的隐秘夜店表演迷幻摇滚乐。他们一伙人和“感恩而死”组合在拉翁达受到肯·凯西和他那帮“快活的恶作剧者”的热情款待。凯西的豪宅位于旧金山以南50英里外的森林里，这里是凯西和他的“恶作剧者”接待客人的地方，他请来宾们饮用掺有LSD的苦艾酒。也是在这里，凯西创作出了《有人飞过杜鹃窝》（1962）和《偶尔有个好想法》（1964）等歌曲。

“恶作剧者”一边听着嘈杂激烈的迷幻摇滚乐，一边用灯光和颜色做试验，穿各种奇特的衣服，最后这演变成了一种为美国各个社区甚至许多外国地区所熟知的生活方式。当时这种生活方式并不流行。“飞机”和“死者”乐队的表演很少有人来看。大多数消费者还是喜欢查理·帕克爵士乐队。这些新兴音乐家用海报展示LSD幻游的视觉效果。然而，很少有人欣赏这些海报。刚开始，他们将这些精神扩张艺术的早期代表作品免费分发，随后又以每张1美元的价钱出售。《壁垒》杂志的编辑说这些印刷品“大多无法识别”，但等到1967年，这些原版海报中的一部分在旧金山最好的艺术画廊拍出了2 000美元的价格。

就在那时，《旧金山纪事报》的一名记者已经称这些新一代的放浪之人为“嬉皮士”，随后这个运动席卷美国，继而成为一种国际现象。嬉皮士群居地在纽约、波士顿、芝加哥、洛杉矶和亚特兰大兴起，嬉皮士在墨西哥、加拿大、伦敦、罗马、东京——甚至在老挝，都建立了营地。到这时，许多嬉皮运动的领袖先后离开，因为他们对那些在接受报社记者和电视评论员采访时作秀表演的人十分反感。采访该运动的著名记者亨特·汤普森说：“1965年是做嬉皮士最好的一年，但那时并没有太多可以写的素材，因为并未发生许多公共事件，私下发生的大多数事情又是非法的。而对嬉皮士真正有意义的一年是1966年，尽管当年还缺乏宣传，但等到1967年，美国铺天盖地而来的都是对嬉皮士运动的报道。”

1967年“爱之夏”运动中，有人靠贩卖DMT（二甲基色胺，合成迷幻药的一种）、墨斯卡灵、梅太德林、LSD以及更受欢迎的（也更安全的）大麻发了财，这些毒品被卖给那些感到幻灭的中上层阶级人们的子女，那些人离开让自己深感窒息的呆板生活，“去干他们自己的事”，因而涌向嬉皮士的群居地去。火锅、嘘声、玛丽简、草叶、玛丽·沃纳——各种大麻的别名人们耳熟能详，在墨西哥以每千克（2.2磅）35美元的价格出售。走私到美国境内后，1千克从150美元涨到200美元。再分装成34盎司[3] 一袋来包装，算下来每盎司价格达25美元，折合1千克850美元。合成大麻——大麻香烟，以每支1美元的价格在街上出售。海洛因毒品更赚钱。马赛的地下药剂师用1千克的吗啡制成海洛因就可以获利700美元。曼哈顿的毒贩用1万美元购进1千克的海洛因，然后分装在塑料袋里在街头出售，每袋中只含5%的海洛因，掺着白糖或奎宁粉。用这样的贩卖方式，最初的2.2磅原料可以赚到2万元。这项买卖的市场正在迅速扩张。据联邦麻醉品和危险药品管理局估计，仅一年内美国就有68 000人吸毒上瘾。

的确有几十个城市建立了共享会、共在会和共爱会。同10年前的“垮掉的一代”的情况类似，旧金山是这次运动的中心。核心地下报纸《谶语》就在旧金山当地出版，也是在那儿，第一拨“挖掘者”——因17世纪为穷人在未开垦土地上种植粮食的英国兄弟会而得名——为了给贫困的嬉皮士提供食物而破产变成乞丐。食物分发工作在一个叫作“乞讨公园”的地方进行；这种做法也被称为“白给政治”。

参与反文化运动的青少年人数究竟是多少，这个问题的答案完全取决于不同的定义。如果把吸食大麻的人包括进去，那将会是一个巨大的数字。美国医学会毒瘾调查会主席亨利·布里尔医生预计，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只有几十万人抽大麻，而到60年代末却增至800万人，且其中大多数是十几岁的少年。这是迄今为止最为保守的估计；美国公共卫生署给出的数据是2 000万。《花花公子》杂志的调查报告显示，47%的美国大学生承认吸过大麻，尽管只有13%的人说自己经常吸。家庭收入高的孩子最常吸大麻。仅有2%的大学生承认直接把梅太德林或“来得快”（液态安非他命）注入血管，而只有1%的人服用其他毒品成瘾。

据说，嬉皮士最伟大的一年可能开始于1967年3月26日复活节礼拜日，当天有1万名青年男女聚集在纽约中央公园的牧羊草地上向爱情致敬。他们放风筝、扔飞盘、手拉手组成“友爱之圈”，在彼此的脸上画画，齐声喊道：“香蕉！香蕉！”这是由于当时流传的一种荒谬说法，说香蕉皮碎片具有让人产生幻觉的功效。同一个星期日，在美国的另一边，有15 000名青少年在旧金山欢呼，积极响应利里博士花衣吹笛人似的号召：“关注现场，听从当前发生的一切，离开高中、大学和小学……跟我走，这是条艰苦的道路。”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对数以万计的父母亲来说简直是噩梦。对于20世纪60年代的父母来说，大萧条时期的童年记忆仍历历在目，他们不知道美国已非常富裕，有能力解决流浪汉的生活问题，更不知道自己的孩子竟想成为流浪汉。联合报社报道称：“这些孩子看起来像流浪汉，行为举止也跟流浪汉无异，但他们并非普通的流浪汉。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在中产阶级家庭环境中长大，读过高中，通常实现了美国梦——大学毕业。”而现在，他们的父母提供的照片挂在警察局的公告板上，旁边是哀求人们提供信息的寻人启事。照片并不能起到多少作用。因为照片拍摄时这些孩子还没有不规矩的表现，因此并不能提供与他们现在的新生活有关的线索。

警察尽其所能帮助父母寻找孩子。救世军在东村开设了一间叫作“回应”的咖啡馆，在这里，十几岁的嬉皮士少年被规劝回家去。教会办的“美洲越橘”收容所会帮助流浪到梣树岭的逃亡少年安顿下来，然后同他们的父母取得联系。一个医生在旧金山为嬉皮士设立了一家免费诊所。几乎在一瞬间，他便迎来了大量的孕妇、性病患者和因不洁注射器感染上肝炎的患者。基本上梣树岭所有的嬉皮士都患有感冒或流感。有些嬉皮士想在金门公园过夜，却并没有意识到公园内隐藏的自动喷洒系统会在每天黎明时分开始工作。

人类健康面临的最大威胁当然是毒品。嬉皮士完全不知道他们购买的毒品的成分；路易斯·拉萨格纳医生发现很多人拿到的是兽医用的麻醉剂，有些甚至纯粹是尿液。在那个夏季，很多人都在试用STP，这种新合成物来源于“地狱天使”牌摩托车使用的一种燃料添加剂。5 000~10 000粒STP胶囊被分发出去。这种胶囊深受嬉皮士少年的喜爱，他们称之为“精神扩张的鱼子酱”。医生发现该药极具危害性，如果将其和LSD的解药氯普马嗪一起服用，STP就会变成致命毒药。被其他嬉皮士称为“来得快”或“冰毒鬼”的人也在使用梅太德林；当他们嗑药变得高度兴奋时，他们几乎可以做任何事。同时，布法罗的迈蒙·科恩医生宣布，对LSD和氯普马嗪的初步研究表明，两者混合会引发染色体破损，造成自发性流产或者产生畸形婴儿。

那个夏季，旅游车会被安排从梣树岭经过，以便游客能看一眼那里的奇怪景象。（有时会有一名嬉皮士握着一面镜子同汽车赛跑。）在那里和东村，还有一些兼职嬉皮士少年或“变形人”——他们是来体验嬉皮士生活的老实人，周末是嬉皮士，星期一早上又穿回保守服装、打扮一新回去工作。新“左”派人士对嬉皮士少年的看法同样莫衷一是。最初，当利里接替马里奥·萨维奥成为青少年的崇拜偶像时，新“左”派作家称赞嬉皮士的率真和自发性。里根在总统大选中大获全胜后，形势有所变化。许多希望破灭的激进分子变得萎靡不振，放弃了希望，一段时间里他们靠吸毒来混日子。他们认为嬉皮士权力没有政治效用。受到刺激的新“左”派分子反驳说，嬉皮士缺乏“稳定性”和“活力”，说他们“精神上软弱”，他们对于爱情的看法“如此宽泛和笼统，以至于没有任何意义”，是真正的“虚无主义者”。嬉皮士对此回应：这是他们的事，他们打算这样去做，你们管好你们自己的事情。

嬉皮士少年面临的最直接威胁并非来自于父母、警察、游客或者新“左”派。他们搬去的居住地的低社会阶层民族群体才是最直接的威胁。梣树岭是工人阶级居住的社区；纽约东村的居民是意大利人、黑人、犹太人、波多黎各人以及乌克兰人，所有这些人都在尝试进入中产阶级的下层。游荡的青少年轻视自己的阶级地位；而当地居民则希望他们的孩子能获得这种地位，但苦于无法实现，他们因此感到愤愤不平。美联社引用一位刚失业的20岁的搬运工的话说：“这些人想要退出。但想想那些努力进入的人，他们会是什么样的感受？”

一个长笛手抗议说：“我们嬉皮士是爱众人的，我们显然不是顽固的人。”令他们惊奇的是，少数民族群认为这片地区是“他们的地盘”。他们的确是这样想的。一个黑人抱怨说嬉皮士少年占领了汤普金斯广场公园。这个公园一直以来是他和他的族群所有，他们拥有的东西并不多，至少公园是他们的。而现在，这些年轻的不速之客坚持要同他们分享这个地方，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暴力一直是少数民族群居住区的一大威胁，毫无防备的嬉皮士成为暴力袭击的对象。在那一年的阵亡将士纪念日，少数民族裔的少年们袭击了一名29岁的嬉皮士女孩，剥光了她的衣服。在中央公园，一群黑人袭击了一名15岁的女孩和她17岁的情人（典型的例子，她并不知道他的名字，对她而言，他只是“那个诗人”）；女孩遭到强奸，男孩被打得不省人事。在加利福尼亚州，一个毒品贩子被杀害，右前臂被人砍了下来。没过几天，另一个毒贩也被杀死，尸体被塞进一个睡袋里，挂在悬崖峭壁上。

显然，那个夏季发生了许多骇人听闻的事情。骗子和小偷也在跟踪这些年轻的嬉皮士。在《家庭》杂志中，桑德斯把嬉皮士比作“被受伤豺狼围困在山谷中的肥美兔子”。他写道：“几乎只有住在这里，才能理解1967年春夏席卷旧金山梣树岭地区的这股狂热。要寻找爱情和嬉皮士就去旧金山的说法在美国散播开来。”但是在梣树岭，等待着他们的却不止这些。“梣树岭地区招来了留着长发的邪恶罪犯。骑车的人想用粗暴而残酷的手段夺取LSD市场。满脸粉刺的梅太德林瘾君子出售着劣等的麻醉药。有撒旦崇拜者和撒旦–强奸犯双重身份的嗜杀成性的人纷乱涌入人们的临时住所。开始出现有人在公园里遭到抢劫的情况。种族冲突也不断发生。在这之中，有一个留胡子的小个子精神病患者经常去阿弗朗舞厅看“感恩而死”乐队的演唱会，而且喜欢在舞台正中蜷缩成婴儿的模样。这个疯子有着隐秘的野心，他劝诱女孩与狗媾和，还会把漂亮女演员的眼睛挖出来后粘在墙上。不久，他的名字，查尔斯·曼森，传遍了梣树岭。

就像垮掉主义一样，嬉皮士运动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继续下去——放荡不羁的风气给美国带来了广泛深远的影响，但是在那年当这次运动开始被人知道时，它也就注定会结束，所缺少的只是一个最终的落幕。1967年10月8日星期六晚上，嬉皮士运动终于宣告落幕。一代人以前，1932年6月8日那天，一个有着极具诗意名字的纽约女孩斯塔尔·费思富尔死去，这象征着那个即将结束的年代的诡谲和堕落；约翰·奥哈拉的《巴特菲尔德8号》就是以该事件为蓝本写成。现在，同样有一名上流社会的女孩在曼哈顿被残忍杀害，因此结束了1967年的嬉皮士之夏。她的名字叫琳达·蕾·菲茨帕特里克，是一名18岁的金发女郎。她父亲非常有钱，是做调料和茶叶进口生意的。她登记的住宅是她父母位于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的一座别墅，但在10月9日星期日，她的尸体被发现赤裸地躺在纽约下东区169B大道一座褐色沙石建筑公寓的锅炉房里。

那里并不是一个好地方。旁边有一个苍蝇成群的废品回收站和一个昏暗的酒肉铺。锅炉房里散发出狗屎和垃圾腐烂的臭味。一盏没灯罩的日光灯照着剥落了油漆、斑驳的墙面，爬满蟑螂的白色墙砖以及一张肮脏的床垫。琳达跟着一个叫作“帅气的”詹姆斯·哈钦森的文身流浪者来到这个散发恶臭的幽会地。侦探和警察拼凑出整个故事经过：琳达脱光衣服趴在床垫上，就在这时，琳达和哈钦森发现还有其他人在。这间屋子经常被当作毒品交易的接头地点，当时4名吸过“来得快”正处于幻游状态的人也在这间屋子里，他们执意要和哈钦森分享他的女朋友。女孩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哈钦森想去保护她，他的脸被人用砖头砸扁了。琳达被强奸4次后，脸也被打烂了。两具尸体仍保持着脸朝上的姿态，她的蕾丝内裤被发现丢在一旁的角落里。

3名黑人很快被捕，但大众更关注的是那个女孩，而非这些害死她的人。显然琳达过着两种生活。在格林威治，她是有家庭教养的上流社会的孩子。跟她的父母一样，她也是一名圣公会教徒；她最爱的放松方式是在高级的“圆山马厩”红叶道上骑马。她的父亲回忆起就在之前的8月份，他还表示过对嬉皮士的厌恶，而琳达的看法“跟我差不多”。她的母亲回忆说，“琳达从没有疯狂迷恋过男孩。她很害羞。”劳动节周末后，她告诉母亲她不想回奥德菲尔兹——位于马里兰州的一所昂贵的寄宿学校去上学。她想留在纽约生活和画画。她的母亲后来说：“琳达视艺术为生命。她热切希望自己能在艺术界做出点成绩。”她告诉父母，自己在高雅的格林威治村酒店定了一个房间，她的室友，据她的描述，是一名家庭条件优渥的22岁的叫作宝拉·布什的接待员，于是她的父母同意了她的安排。

“宝拉·布什？”酒店接待员惊讶地说，“琳达，我当然记得，但并没有宝拉·布什这个人。只有一个保罗·布什。”她的家人打听到，她在东村结交了很多男性友人，她用父母从格林威治寄来的钱去给他们和自己买毒品。9月末，她以为自己怀孕了，她向另一名女孩透露自己担心LSD对孩子会产生不良影响。星期六晚上，也就是在她死亡前的3个小时，她告诉一个朋友说她注射了“来得快”，正享受着幻游的快感。后来最残忍的是，她父母发现女儿在东村的熟人对她的死漠不关心。一个嬉皮士女孩说尽管他们悼念哈钦森，但“这小妞儿对我们来说什么也不是”。

同一个星期，在旧金山金门公园，嬉皮士们烧掉了一个写着“爱之夏”字样的灰色棺材。棺材里面装着橘子皮、孔雀毛、护身符、旗子、十字架和一块大麻口味的饼干。仪式被称为“嬉皮之死”。悼念者望着火焰，唱着《天佑美国》和《克利须那神颂歌》，之后他们喊道，“嬉皮士已死！现在自由的人们将会获得成功！”暴力冲突几乎使这次运动中断，商业主义也是如此。游客在梣树岭和东村的工艺品店里挤作一团。想挣点钱的嬉皮士参加了《印第安给予者》的演出，《印第安给予者》是一部大型西部迷幻剧。其中扮演警长的不是别人，正是蒂莫西·利里博士本人。旧金山迷幻剂销售商店老板罗恩·特林哀叹“嬉皮士精神已一去不复返”，随后他的店就关门停业了。“集体形象”组织的元老罗杰·里科也感叹“情况大不如前了，嬉皮士们都去哪儿了？”

美国人小像：
卡尔·赫斯三世

非此即彼

正如卡尔·赫斯所认为的那样，每个认真的人面对这样或那样的极端时都应采取坚定不移的立场。

他要么是一个民兵，要么是“地下气象员”组织的成员；要么是立场坚定，宁死不信仰共产主义的极端保守分子，要么是新左派激进人士；要么是三K党党徒，要么是黑豹党党徒；要么是一个反犹太主义者，要么是共和解放军的战士。如果你不同意战略空军司令部轰炸克里姆林宫的男洗手间，那你就必须赞成炸掉泛美航空公司的大楼。这里没有中间地带，只有一个信念和反对这种信念的敌人，拯救世界之法和毁灭世界之法都是唯一的。社会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复杂东西，实际上它极其简单。一个人只需在一个极端与另一个极端之间，即黑与白、善与恶之间做出选择。

1954年，他作为极端保守右派中享受优厚待遇的圆滑发言人，在《美国信使》杂志中写道：

如果美国不出现那种人们突然厌倦空话而伸手去取墙上的来复枪自己使用，或者交给需要的受压迫者的情景，那就不是真正的美国。

1970年，他胡子拉碴，衣衫褴褛，作为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和黑豹党的圣贤，他骄傲地宣布将亲临得克萨斯大学校园：

学生会发言人委员会（就是为他引见阿比·霍夫曼的人）介绍主讲人：卡尔·赫斯，他是激进的怪才、斗士、共产党员、无政府主义者、精神反常者！现任《壁垒》杂志的副主编。

他从未认识到两极实为一个整体。表面上看，他从一个极端转向了另一个极端。实际上，他并未移动分毫。最后他仍旧站在起始点上——距离政治中心最远的地方。

他于1923年出生在一个菲律宾大庄园中，父亲是一个爱炫耀的百万富翁，母亲以前是华盛顿的一个打工员。对他的成长产生深远影响的并不是父亲，而是母亲。当意志坚强的特尔玛·赫斯发现自己的丈夫是一个花花公子时，她毅然离开了他，带着小卡尔回到华盛顿生活。她宁愿靠电话接线员的工作养家，也不愿接受赡养费。她订下了一个规矩：她的小宝贝要想有一件玩具，就必须先读完一本书。等他进入幼儿园时，他已经读完了h·G·韦尔斯的《世界史纲》。

等到年轻壮实的赫斯到青春期时，他读过的书已经比他的老师都多，这些老师让他觉得非常无趣。在他看来，教育体系是一个有组织的官僚体制。14岁的他已经认定体系就是他的敌人。他在两家高中注册入学，在其中一所学校填写从另一所学校转学的手续，以此与体制斗争。他隐瞒了自己的真实年龄——因为他看起来比他的真实年龄要大，在共同广播网得到了一份工作。当他负责撰写新闻栏目期间，有一天他借用了他老板的车。一名警察给他开了罚单，他的真实年龄因此被发现，于是他被辞退。体系成为最后的胜者。一直以来结果都是如此，但他却永不放弃斗争。

接着，他在《亚历山大报》编辑部当稿件传送员，他开始对政治产生浓厚兴趣，那也许成为他的终生爱好。民主党拒绝接收他。由于顽固保守派主张个人自由，他因此成为一名右翼共和党人。无论他的看法是否为高见，他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他20岁生日时，已经是《华盛顿每日新闻》报的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而后编辑打电话告诉他罗斯福总统去世的消息，安排他负责该新闻的报道。赫斯回答说，罗斯福的葬礼不值得他起床，于是他被报社开除。

后来，他成为《宇航周报》的新闻编辑，还写了一本自然科学的儿童读物，后又担任了《渔民杂志》的编辑，1950~1955年又担任《新闻周报》的出版编辑。如果他能够摆脱意识形态上的束缚，他可能会成为一名出色的记者。实际上，他却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到右翼的理论主张上，其间为保守派周报《寻路者》撰写一个反共专栏，还担任《反攻》和h·l·亨特的《事实论坛》的编辑工作，联合小威廉·巴克利等人创办《全国评论》。与此同时，他还定期向《美国信使》供稿。在该杂志中，他谴责罗伯特·奥本海默和联合国，反驳对美国来复枪协会的批评言论，因为自己是该协会的终身会员。（“如果在拉丁美洲每人有一把手枪的话，他们早就建立了民主制度。”）他宣称，全国警卫是使美国不受联邦政府独裁侵害的最大保障。他主张确立秩序、赞成军队下级对上级的服从以及“由对服从权威的尊敬而产生的纪律”。

到1960年，赫斯对顽强的个人主义诗歌般的赞美为他带来了报酬颇丰的美差，他被任命为俄亥俄州冠军造纸和纤维公司的董事长助理。他带着妻子以及两个孩子住进了昂贵的郊区住宅，公司还专门为他定制了17套西服。他在冠军公司的工作是说服气势汹汹的工会组织者，在员工中灌输忠于公司的思想。公司时常把他借调给右翼智囊团。他因此得以为众议员梅尔文·莱尔德编纂《保守派文献》。1960年，他为理查德·尼克松撰写政府文件。1964年，作为巴里·戈德华特的首席顾问，他匆忙地写出了戈德华特接受党内任命时讲话用的稿子。他说，戈德华特提供的“是一个选择，而非一个回应”。

接着，事情突然有了转变。林登·约翰逊不仅赢得了选举，而且他的胜利离不开（正好是赫斯的偶像）某个商业巨头的帮助。赫斯发现在他主笔的右翼出版物中，有一本刊物的背后金主是依靠联邦农业补贴致富的。最糟糕的是，戈德华特的惨败使赫斯成为“老大党”圈子内受人鄙夷的对象。一般说来，尽管你效力的总统竞选失败，但只要你之前工作称职，还是有机会在执政党中其他在职成员的手下工作。在国会山，他每间屋子挨个询问，希望能在共和党下属的某个机构谋得一席职位，但一无所获。没有人想要聘用他做任何工作。等到接下来的一个春天，他破产了，绝望之下，他决定去国会山做一名电梯操作员。但就算是这个工作岗位最后也将他拒之门外。他最后只能在华盛顿机器商店值夜班，做给推土机焊接零件的工作。

那一年正赶上约翰逊政府第一次向越南大规模增兵。赫斯十分震惊，认为这就是体制失控的结果。他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总结道：“我的敌人并不是某个特定的国家，既不是古巴，也不是北越，而是国家本身。”在他看来，极端主义分子的反共产主义热潮将他们带入了悲剧性的歧途。他们相信联邦的力量，但这反倒让官僚主义尝到了胜利的甜头。他的新偶像是“地下气象员”组织成员和黑豹党人，因为他们为人民的权利而呐喊，他认为“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正逐渐提出政治性问题，为此警察不断地打压他们”。他开始阅读有关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宣扬反对权威——蔑视法律、抵制征兵、藏匿政治犯，如果政府强行征收房产，一定要坚决拒绝。

他的生活方式逐渐开始改变。他抛弃了妻子，留起胡须。定制的西装留在了衣柜里；他现在戴着一顶卡斯特罗帽，赤脚穿网球鞋，身上套着一件破烂的军装外套和一条褪色的绿色斜纹裤。由于他拒绝缴税，政府不允许他保有任何财产。他住在安那卡斯提亚河边的一艘船上，船是他的一位女朋友所有。他告诉记者说：“我拼接绳索，给甲板上漆，谋划着反政府行动。”然而，他的打算不过是在大学校园内演讲，在黑豹党集会上鼓动群众，以及给《壁垒》和《艰难时世》杂志撰写文章，但这一切都在联邦调查局的密切监视下进行。

他的一些目前在尼克松政府中任职的老朋友，听说他的事情后十分惊讶。在政府大楼的走道角落里，他们散播着各种有关他的谣言。说他在联邦属地上偷猎，说他参加摩托车竞速赛时摔断了腿。有人看见他背着包和一些臭名昭著的罪犯在华盛顿特区闲逛。他曾经鼓吹没收所有公共财产以及企业财产，随身携带一张世界工人党的党员证，曾经在一次反战暴乱中被捕，曾经在一次向迪克斯堡进军的行动中遭到瓦斯弹袭击，曾经在一次激进分子的集会上在竖立着一面高扬的大黑旗的讲台上讲演，还曾经以一篇对意志自由论的颂歌，获得《花花公子》杂志当年最佳非小说类文章奖。

在他的船房“平静”号内，声音温柔、面庞英俊的赫斯继续着他的规划。立在船头的是他最爱的来复枪，代表了他认为一个人享有保护自己不受任何官僚奴役的权利这个永恒不变的信念。他的周围堆积着各种文稿：演讲稿、对自传的批注、宣传小册子以及一些揭露资本主义国家罪恶的书稿。他哀叹“戈德华特现在的立场同制度一致”，认为这无疑是“可悲的、非常可悲的”事实。他听说戈德华特议员拒绝谈起他，但他对此表示理解。他若有所思地说道：“就算巴里认为我疯了，我也不会感到惊讶。”

[1] 1立方英尺≈ 0.028立方米。——编者注

[2] 美国著名作家，他在小说《和父亲一起生活的日子》中塑造了一个老派父亲的形象。——编者注

[3] 1盎司≈ 28.350克。——编者注

第三十三章 多事之秋

在1968年的美国，香港流感和时兴发型大行其道。有着121年历史的宾夕法尼亚铁路同拥有114年历史的纽约中央铁路实现合并，运输服务质量却不及合并前的一半。头等邮递服务的资费由每盎司5美分涨到6美分。海伦·凯勒、埃德娜·费伯、约翰·斯坦贝克等作家相继去世。米娅·法罗和法兰克·辛纳屈离婚。美国驻危地马拉大使遭到暗杀。

华盛顿的威拉德饭店宣告破产；而这家饭店自富兰克林·皮尔斯开始，先后接待过至少7位总统。中国成功爆炸了第7颗原子弹。法国爆炸了第一颗氢弹。希特勒的遗骸出现在苏联境内。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的一架B–52飞机在格陵兰岛图勒附近坠毁，其残骸中含有的钚 –235污染了方圆若干英里的冰原，这是第13起此类事故。尼日利亚的比夫拉地区遭遇饥荒。

当然，有些事情还算顺利。巴巴拉·史翠珊在《滑稽女郎》中表演出色。朱莉·尼克松嫁给了戴维·艾森豪威尔。电视审查员剪掉了斯马瑟斯兄弟节目中皮特·西格唱反战歌曲的片段，但半年后又改变主意，允许他演唱这类歌曲。这一年对于人体器官移植来说意义重大，尽管只有25％的患者活过了半年。《华盛顿每日新闻》报道称，每8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人能够享受社会保障福利。小蒂姆悄悄地走入了舞台的聚光灯下。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决定支持躲避征兵令的人。《大家笑》为读者献上了几个生动的涂鸦艺术：“小孤儿安妮——打个电话给‘眼库’（眼库意为储存角膜供移植使用的仓库）”“这是你们的贫民窟——保持干净”“森林火灾可防止熊出没”以及“乔治·华莱士——你的罪证准备好了”等。出版商出版了约翰·厄普代克的《夫妇们》，查尔斯·波蒂斯的《大地惊雷》以及彼得·德夫里斯的《猫的睡衣和女巫的牛奶》。同年，艾伦·德鲁里的《保存与保护》也面世了。《时代周刊》问道：“德鲁里何时才能封笔呢？”

据官方透露，国防部当年的预算为720亿美元，从这个创纪录的、让人忧心的数字可以看出这一年美国的境况不容乐观。（当年罗斯福政府被公众指责将国家带入“救济院”时，全年的政府财政预算也不过88亿美元。）新泽西州众议员查尔斯·S·乔尔森被告知，枪支控制法案不再那么强硬，他不得不接受新制定的数字时，他回应：“这会让数十万美国人因此丧生。”美国人口调查局和公共道路管理局宣布，全美登记的汽车总数已达9 990万辆，78.6%的家庭有至少一辆车，1/4的家庭拥有两辆或两辆以上的车，美国交通大拥堵因此变得越发严重。未满21岁的男子大都留鬓角、穿喇叭裤。年轻人想表达对某事物的肯定时，他们会称赞它“强悍”“够味儿”或者“超脱”，如果你不赞成他们的看法，那你要么太古板，要么有病。

那年，“舞影”赢得了肯塔基德比赛马会的名头，却在赛后被指控注射兴奋剂而被剥夺了比赛资格；随后，让所有人不解的是，它又被赛事组委会官方宣布为冠军，而奖金则颁给了亚军。

在西弗吉尼亚州，联合煤炭公司的第9号矿井爆炸，活埋了78名矿工。美国“天蝎”号潜艇失事，99人遇难。这本应是当年美国海军的头号灾难，却由于美国另一艘轮船在朝鲜附近海域的离奇经历，而不那么受世人瞩目。

美国“普韦布洛”号轮船被五角大楼坚称是“海洋科学考察船”，实际上它是一艘电子侦察船。船上安装了天线和错综复杂的雷达系统，这使它能在缓慢通过日本海时，捕捉朝鲜境内的陆上电子装置发出的各种电子信号以搜集其国内情报。只要它一直保持在离岸12海里的朝鲜领海范围以外，其航行便是完全合法的。朝鲜对这艘船也是知晓其内情的。1968年，在它首次执行任务的头两个星期，朝鲜试图用巡逻船以及低空飞行的米格式战斗机分散其注意力。1月23日，当一队朝鲜巡逻船驶来并开始包围它时，“普韦布洛”号的船员并不觉得惊奇。接着，其中一艘巡逻船发出信号：“立即抛锚，否则我方会开火！”这样的警告倒是第一次。“普韦布洛”号的船长劳埃德；m·布克回答说：“我们是在国际海域。”朝方要求：“马上随我船靠岸检查！”布克并未理睬，直到另一艘巡逻船开始倒退着逼近。因为看见巡逻船的船舷护板缠了防撞击的绳索垫子和橡胶轮胎，布克立即用无线电联系驻日美军基地并报告：“这些人要动真格了。”趁巡逻船上的人还未上船，他下令船员尽可能销毁这艘侦察船上的一切机密设备，撕碎密码数据，用长柄大锤、斧头以及手榴弹等砸毁侦测装置。

美国海军船只被朝鲜扣押的消息在美国激起了轩然大波。自1807年英国扣押美国“切萨皮克”号以来，这还是第一次。迪安·腊斯克称其为“非常严重的事件”，无异于一次“战争行为”。犹他州共和党参议员华莱士·贝内特要求美国战舰强袭元山港，夺回“普韦布洛”号，解救被扣船员。民主党参议员托马斯·多德希望海军能够扣押“任何在公海航行的”悬挂朝鲜国旗的船只。但华盛顿的大多数人采取了腊斯克的建议，保持冷静。北达科他州的卡尔·蒙特并非绥靖主义者，但他指出：“我们要解决的战争问题已够多了，没必要再自寻烦恼。”国会中的其他一些人表示，发动战争只会使“普韦布洛”号上的船员遭殃。美国两度向苏联求助，想让其充当调停者，但都遭到拒绝。美国前最高法院法官、时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阿瑟·戈德堡试图让联合国安理会过问这次事件，但并未成功。

最后，这次事件由美国和朝鲜代表谈判解决，谈判地点设在板门店的铅皮顶棚屋内。15年前，美朝两国军队正是在这里签订了停战协定。与此同时，朝鲜中央通讯社则播放了他们所谓的“布克的坦白”，说他承认实施了“犯罪行为”和“赤裸裸的侵略行为”，他对此“没有任何借口”。朝鲜方面还公布了一封来自“普韦布洛”号司令官和船员的公开信，信中说朝鲜给他们“提供了一切生活必需品”，但这封信行文非常不自然，几乎全用洋泾浜英文，因此并不可信。在美国，汽车的挡泥板上贴起了写着“铭记‘普韦布洛’”的标语，好像这次事件会被人忘记似的。

就在“普韦布洛”号被扣一星期后，北越军队在3 000英里外的越南南部地区发动了越南战争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攻势。美军总司令威斯特摩兰已经预料到此事的发生，而且他认为自己掌握了敌军此行的目标：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溪山基地。溪山在很多方面跟奠边府类似，处在满是弹坑的红土山丘间的盆地底部，横跨越南共产党向南越渗透的主要路线。一名美军少校向记者解释说：“这里好像是个瓶塞，如果他们能突破我们的阻击，那么直达海岸的整片农村地区都会被他们占领。”

这个盆地确实是敌人的攻击目标之一，2万北越军队被派往这里加入战斗。该地被北越军围困了76天，直到“飞马行动”的3万名美国士兵驰援才打破包围。然而，溪山并不是武元甲将军的主要目标，他的计划是攻打南越地区各种规模的人口聚居中心。

1月30日（星期二）晚上，南越城市的人们以一种末日狂欢的心情，庆祝越南农历新年。第二天是猴年的第一天，也是一年中最不吉利的一天，情况比他们预想的更糟糕。如果他们懂得怎样去观察并且找对了地方，就可以发现到处都是不祥征兆。比如，大批年轻力壮的陌生人借助舢板、小轮摩托车和自行车进入城镇。此外，送葬的队伍出奇得多，一切仪式都按照传统习俗进行，敲锣、吹笛子、放鞭炮和抬棺材——后来人们得知，棺材里面并没有尸体，而是另有玄机。午夜后不久，庆祝新年的人们已经沉入梦乡，白天进入城里的那些陌生人（全是越共精英部队成员）集结起来，袭击了南越首都内的重要建筑和其他空间以及另外100个南越地区的城市，具体目标有：警察局、军事基地、政府大楼、广播站和发电站以及外国使馆，其中还包括了在上次恐怖袭击事件后花费了250万美元刚重建完毕的美国大使馆。

共有约6万名越共士兵参加了新年攻势。经过长达25天的进攻，他们控制了包括湄公河三角洲的大部分区域在内的大片农村地区。美军和南越军队一步步地将越共军队赶出大的人口中心。最激烈的战斗是交火双方为争夺古都顺化而展开的，那里70%的房屋成为废墟。在槟椥省，越共军队在遭受空袭和炮击后终于被击退。一位美国官员对此次战斗发表了令人难忘的评论：“为了保全这个城镇竟然必须要摧毁它。”在清点死亡人数时，美军指挥官发现敌人的损失远比美军和南越军队惨重，于是自豪地宣布他们获得了胜利。约翰逊总统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从军事意义上讲，越共发动的这次攻击是“一次彻底的失败”。国务卿麦克纳马拉在电视节目中说：“很显然，越共的军事目标……并未达成。”

佛蒙特州的参议员乔治·艾肯说：“如果那算是失败，恐怕越共军队永远不会取得重大胜利。”纽约州的罗伯特·肯尼迪认为美军应当对新年攻势中取得“某种胜利”的“错觉”有所警觉。明尼苏达州的尤金·麦卡锡说：“如果占领部分美国大使馆和一些大城市都能被称作彻底的失败，我猜想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越共军队要是占领了整个国家，那政府一定会宣称他们彻底溃散。”另一位参议员的问题代表了绝大多数的美国人困惑：“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难道不是一直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吗？”当然，这的确是所有美国人之前所得到的信息。就在两个月前，总司令威斯特摩兰还曾报告说，他看到了战争胜利的曙光；现在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正如戴维·哈伯斯塔姆之后指出的那样，新年攻势造成的真正恶果是“美国采用的消耗战术”的说服力以及威斯特摩兰——“那个如今是约翰逊最重要政治伙伴的人”的可信度降低。如果威斯特摩兰在战争问题上不再让人信任，那约翰逊也不再可信。他的政府班底已经开始分崩离析。约翰·加德纳辞去了健康、教育与福利部长一职。戈德堡不再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麦克纳马拉离开国防部，由克拉克·克里福德接替。

到1968年4月19日，美国在越南的驻军人数已经升至54.9万人，死亡人数达22 951人。截至6月23日星期日，越南战争持续时间已经超过美国独立战争，成为美国历史上耗时最久的战争。约翰逊总统的两个女婿也都在越南战场上，若是在其他历史时期，这可能会博得民众的同情。然而人们对深陷越南战争泥潭的痛苦感受已消解了那一点儿同情心。逃避征兵令的人和陆军逃兵的人数已经多到在加拿大和瑞典建立起了侨民区。接着，夏季到来，在1968年两党全国代表大会将要召开时，又发生了两件事，使得抗议者的反战气势更加猛烈。其一是，驻越美军司令威斯特摩兰申请再增派20.6万人；其二是，他的司令部宣布，“广治省的溪山基地已经被撤销。”而在之前的战斗中美军为了守卫这个要塞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当时海军陆战队伤亡惨重，而今一切的壮烈牺牲都付诸东流，此时的威斯特摩兰压根儿不需要这些。

4月10日，白宫宣布更换美国驻越军队总司令。自6月30日起，新任总司令是威斯特摩兰在西点军校的同班同学——克莱顿·艾布拉姆斯将军。（《时代周刊》杂志称他是“一个强硬、坦诚直率的新英格兰人……即便是秋海棠，他也能激发它的斗志。”）目前，美国需要的是一个能够组织军队有序撤退的人，因为形势越来越清晰地表明，自越南撤兵是迟早的事。撤兵行动曾经有望尽快实现。到5月，河内方面提议在巴黎展开和平谈判。谈判定于5月10日在古老的美琪酒店进行，美方代表埃夫里尔·哈里曼将和北越代表春水出席和谈，后者原是胡志明政府的外交部长，三年前刚退休。

和谈并没有带来什么变化。经过为期6周的艰难外交协调后，双方代表团总算是进入了谈判会议室，可是接着他们又为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争吵不休。与此同时，敌人不断发动进攻，5月因此而成为战争开始以来最血腥的一个月，当月就有2 000名美军士兵丧生。约翰逊总统在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和对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的联合大会上表示，除非越共表现出对美态度上的某种“克制”，否则美国就不会休战。哈里曼向他建议说，那似乎不太可能。克拉克·克利福德巡视越南后，报告说，越南共产党正在“重新调整、重新组织、重新装备”军队，以准备发动下一轮闪电战。艾布拉姆斯将军对威斯特摩兰的新一轮攻势计划进行了详细地研究，该计划代号为“完胜行动”。

尼克·卡岑巴赫声称北部湾决议为美国参与越南战争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依据，该粗暴言论曾引起了参议员尤金·麦卡锡的不满；到了1967年10月，迪安·腊斯克评论国家安全形势时说，美国面临的真正威胁来自于“10亿中国人”，该言论使得麦卡锡怒不可遏。麦卡锡随后表示：“当此之时，我想我应该叫停这场战争。”在正为寻找总统候选人奔走的反战运动领袖阿拉德·洛温斯坦的敦促下，麦卡锡这位明尼苏达州的参议员参加了新罕布什尔州的总统初选。根据民意测验预测，他最多会得到20%的民主党选票，不过有两个因素可以增加他初选获胜的可能性：北越的新年攻势以及数以千计的大学生志愿者的支持，这些人剔净胡须、梳洗打扮一新，就是“为尤金而保持干净清洁”。[1]

在3月12日初选当天，麦卡锡出人意料地拿下了42%的选票，而约翰逊获得48%的选票。若把共和党临时倒戈的选票算进去，麦卡锡的票数是28 791票，十分接近约翰逊的29 201票，他几乎能打败总统了。突然间，林登·约翰逊不再是无法战胜。此次投票带来的最重要的直接后果，是对罗伯特·肯尼迪的影响。肯尼迪并未参加初选，在不久之前的1月20日他还表示，“在任何可以预见的情况下，我都不会站到林登·约翰逊的对立面上。”他事后解释，自己犹豫是因为他的参选将会使整个党产生“极具破坏性的”分裂。这时候，他宣称正对自己重新进行评估，随后在新罕布什尔州初选结束的那个星期六，他宣布说：“今天我宣布参与竞选美国总统”，他的支持者因此欢欣鼓舞，这却激怒了麦卡锡的拥护者。

第二场大规模初选在威斯康星州举行，当地的选情对约翰逊很不利。他的组织正趋于瓦解，即便是一贯忠心的民主党政治家也无法阻止他们的子女转而支持麦卡锡。肯尼迪虽未参加那里的初选，但新闻每天都会报道，他的力量正不断壮大。西奥多·索伦森、肯尼思·奥唐奈以及阿瑟·施莱辛格加入了他的团队，劳伦斯·奥布赖恩辞去邮政部长的职务，替他管理竞选团队。在这样的背景下，约翰逊总统于3月31日发表电视讲演。他已下令减少对越南的轰炸，还谈到了美国内部存在的冲突以及由此产生的“所有罪恶后果”。他说美国民众需要团结一心。接着，他还说：

“我得出结论：我不应该让总统竞选与党内的分裂牵扯在一起，这次竞选过程中的党内分裂加深无疑是令人忧心的……我认为自己不应为个人的党派原因而浪费一小时甚至一天的时间……因此，我不会寻求，也不会接受我党的候选人提名而去竞选下一任总统。”

一旦那些由于约翰逊的退出产生的影响消失殆尽，民主党的总统竞选将更清楚地呈现出三足鼎立的局面，竞争将在麦卡锡、肯尼迪以及即将对外宣布要参选的副总统汉弗莱中展开。这三个人中，只有麦卡锡参加了威斯康星州的票选，他已经和约翰逊较量过。而约翰逊的退出太晚，无法将他的名字从候选人名单上划去。麦卡锡占据了民主党初选中57.6%的选票，而尼克松面对乔治·罗姆尼和纳尔逊·洛克菲勒两位强大对手的竞争，仍获得共和党初选中81.3%的选票。

汉弗莱于4月27日宣布参选。除了在俄勒冈州麦卡锡以微弱优势胜出以外，其他所有州全部是肯尼迪获胜。肯尼迪最强硬的主张在于反对越南战争以及救济扶助穷人和弱势群体。黑人运动的领袖成为他的天然盟友。对于马丁·路德·金来说尤其如此，金认为越南问题是阻挡黑人进步的最大和最严重的障碍。黑人在军队中的人数超过规定比例，原本应该花在改善黑人在贫民窟里生存状况的钱被用在了战争上。金说：“没有人能够否认，战争本身对民权运动命运走向的影响是极深远的。”

1968年4月，金在孟菲斯，支持由1 300名垃圾工人发起的为期两个月的罢工，他们中的大多数是黑人。报纸嘲笑他住在一个豪华的假日酒店，房间价格是29美元一晚，于是他搬到黑人开的每晚13美元的洛林汽车旅馆。4月4日晚饭前，他靠着二楼306房间外面的铁围栏，对下面的工人讲话。在街对面的一个极不起眼的房间里，一个狙击手正蜷伏着用30.06口径的雷明顿气步枪的瞄准镜盯着他。他开了一枪，子弹穿过金的脖子，深嵌进他的下巴，伤到了他的脊柱。金从围栏边上跌了下去，坠落在旅馆的墙壁边，僵硬的手伸向他的头部。

马丁·路德·金是继甘地以后最伟大的非暴力运动领袖，他的意外死亡却在他身后留下了一个巨大的讽刺，引起了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纵火、抢劫以及其他犯罪活动。168个城市遭到破坏，华盛顿是其中被破坏最严重的城市。那里发生了711起纵火事件，数量之多，令人咂舌。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号召黑人“拿起枪来”，许多人都照做了。光是在首都就有10人死亡，死者中有一个白人是被人从车上拉下来后用刀捅死的。约翰逊总统下令联邦所有的建筑物降半旗致哀，这是黑人从未享受过的礼遇，但恐怖活动仍在继续。白宫周围街区的建筑也被付之一炬。美国上下有2 600多起纵火事件，2 600人被捕，21 270人受伤。5 500名警察被征调来维持秩序——这个数字是溪山保卫战中美国海军陆战队人数的10倍。

伴随着黑人灵歌和教堂钟声，两头骡子拉着的老式农用推车载着马丁·路德·金的灵柩，走向墓地。据估计，有1.2亿美国人在电视机前观看了送葬的全过程。送葬队伍有5万 ~10万人，当时大多数的美国领导人都在其中，例如罗伯特·肯尼迪、尤金·麦卡锡、纳尔逊·洛克菲勒以及休伯特·汉弗莱。佐治亚州州长莱斯特·马多克斯却没有参加葬礼，尽管葬礼就在他所管辖的州举行。马多克斯拒绝关闭学校，抗议为金降半旗。但是他不愿缅怀的这个人再也不会被这些顽固的偏见所伤。产自佐治亚的大理石墓碑上刻着金的墓志铭，上面的文字摘自一首古老的奴隶赞歌。5年前，在“向华盛顿进军”的运动中，他曾引用这首诗来作为演讲的结束语：

终于自由了！终于自由了！

感谢全能的上帝，我们终于自由了！

那个狙击手用约翰·威拉德的名字，租了用于实施谋杀那个房间。威拉德是埃里克·斯塔沃·高尔特的化名，而后者本身也是个化名。现场的目击者看见他开着一辆挂有亚拉巴马州牌照的白色野马汽车扬长而去，车上还贴有墨西哥的旅游标签。这辆车后来被发现丢弃在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联邦调查局发现，凶手用高尔特的名字花了2 000美元买下这辆车。他现在成了全世界警察通缉的逃犯，于是他逃到了多伦多。在那里他更换了新名字——拉蒙·乔治·斯尼德，并弄到了一本加拿大护照，其中需要经过的唯一程序就是发誓声明那就是他的名字。他用345美元买了一张去欧洲的旅游机票，先在葡萄牙待了两天，再飞去伦敦。然后他就消失了，毫无疑问，他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但是，他还是犯了一个不可挽回的错误。在孟菲斯的出租屋内发现了他的指纹。在对司法部53 000名通缉罪犯的指纹进行了长达15天的比对鉴定之后，调查人员确认他是詹姆斯·厄尔·雷。他曾多次因伪造罪、汽车盗窃和持枪抢劫被判刑。1967年4月，雷从密苏里州州立监狱越狱。而后，加拿大骑警接替美国联邦调查局开始追捕他，全欧洲的海关工作人员也被知会要注意拉蒙·乔治·斯尼德这个人。6月8日，他在伦敦希思罗机场被逮捕。他戴着手铐，穿着防弹背心，双腿套在盔甲裤里，被引渡回美国；因为没有人想让奥斯瓦德事件重演。他被关在一辆6.5吨重的卡车里转移到孟菲斯监狱。他的牢房密不透风，连窗户都被钢板封住。他认罪以后被判99年监禁。而他作案的资金来源仍旧不得而知。

马丁·路德·金被刺杀大约两个月后，也就是凶手雷被捕的那个星期里，发生了另一起残忍的暴力事件，断送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中头号种子的生命。罗伯特·肯尼迪在其兄于达拉斯遇害后说：“一个暗杀者从未改变过历史的进程。”但事实并非如此，他兄长的死改变了历史，他的死亦然。在印第安纳州的初选中他以42%对27%的票选结果击败尤金·麦卡锡，在内布拉斯加州又以51%对31%的绝对优势取胜。1968年6月4日，星期二，在汉弗莱的家乡南达科他州他战胜了休伯特·汉弗莱，接着又在最大的初选区加利福尼亚州击败了麦卡锡。

那天，在洛杉矶附近的一个海滩上，肯尼迪带着妻子以及10个孩子中的6个享受了一个美好早晨，他的妻子艾塞尔正怀着他们的第11个孩子。之后他回到洛杉矶的大使馆酒店，在512套房里查看大选报道。午夜，他乘坐电梯前往位于酒店使馆房间的选举总部，在那里与兴高采烈的志愿者们进行了一次简短会谈。会谈最后他讲道：“非常感谢你们，下一站是芝加哥，我们一定会在那儿获胜。”他的朋友和贴身随从模仿他的口吻说：“接下来就去‘工厂’。”那是一个有名的迪斯科舞厅的名字，他们打算在获胜后同他去那儿庆祝一番。但在那之前他还得去新闻办公室交代几句话。因为从主席台到使馆房间入口处的走道挤满了人，所以有个参加聚会的人建议他们从后门离开。肯尼迪的贴身保镖、前联邦调查局特工比尔·巴里表示反对，他非常不赞成这个主意。但参议员说“没关系”，于是他们走到了一个闷热且散发恶臭的回廊里。肯尼迪停下脚步和一名17岁的勤杂工杰西·佩雷斯握手，随后又就关于汉弗莱的一个问题回答说：“一切都得回到那次斗争——”

然而他永远也说不完了。帕萨迪纳的一名记者看见围观人群中伸出一只手臂和一把枪。杀手将右手肘架在吧台上，朝着离他仅4英尺的肯尼迪开枪。肯尼迪的朋友，奥运冠军雷弗·约翰逊还没来得及打掉凶手手中的枪，他便一口气把艾弗–约翰逊牌短管左轮枪中的8发子弹全部打光了。6个人受伤倒在大厅地板上，其中5人伤得较轻。第6个人，也就是肯尼迪，受伤，生命垂危。他中了两发子弹，一颗伤害不大，另一颗穿过他的颅骨进入大脑。艾塞尔跪倒在他旁边。博比[2] 喊叫着要喝水，他接着问道：“大家都没事吧？”那个勤杂工男孩给了他一个十字架。博比捧着念珠，艾塞尔祈祷着，300多磅重的洛杉矶橄榄球公羊队前锋罗斯福·格瑞尔死死抱住了那个瘦小的黑衣杀手。

人群中有人吼叫道：“你为什么这么做？”杀手喊叫说：“我要解释！让我说句话！”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领袖杰西·昂鲁质问他说：“为什么杀他？为什么杀他？”凶手回答说：“我这样做是为了我的国家。”这听起来是个荒谬可笑的理由。随后，真相开始浮出水面。以他精神状态异常的角度来看，他的确相信自己的行为是爱国的。对于洛杉矶的其他人来说，这是加利福尼亚州总统初选的一天；然而，对刺杀肯尼迪的凶手来说这一天是以色列–阿拉伯六日之战的一周年纪念日。他的名字叫西尔汉·比沙拉·西尔汉，是个土生土长的约旦人，他仇视以色列，而肯尼迪则同情支持这个国家。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那个皮肤黝黑、身材矮小的阿拉伯人唯一的作案动机。

气息奄奄的肯尼迪最先被送往中央医院，后又被转送到更大的好撒玛利亚人医院。依靠注射肾上腺素和心脏按摩，他暂时活了下来，医生立即对他进行了手术，但一切都是枉然。1点44分，经过短暂的挣扎后他还是死去了。林登·约翰逊斥责美国国内枪支的“疯狂流通”。他随后派总统专机把肯尼迪的尸体带回家乡，肯尼迪家族及其朋友又一次携同灵柩乘坐波音707客机飞回美国东部。联合国降半旗以表哀悼，如此对一位从未担任过国家元首的人表示敬意，实在是前所未有。飞机到达纽约时，已经有上万美国民众聚集在圣帕特里克教堂外排队为他送行。灵台的每个角上都点上了蜡烛，朋友们轮流为他守夜。肯尼迪兄弟中仅存的特德·肯尼迪作为男性家长，用颤抖的声音念着悼词。

仪式由枢机主教理查德·库欣主持。安迪·威廉斯献上歌曲《共和国战歌》；唱诗班吟唱了《上帝赞歌》。随后送葬车队开往宾夕法尼亚火车站，一列由两个黑色机车牵引的专列火车正等候在那里。火车的目的地是华盛顿，但是由于铁轨两边挤满了送行的人，这趟旅程竟耗时8个小时，到达华盛顿时已经是晚上。在只有街灯的照明下，列车经过黑暗的市政府大楼，穿过波托马克河到达阿灵顿。鲍勃的墓地在那里静默，那是木兰树下的一块黑色孤石，几英尺外就是他哥哥的墓碑。简短的仪式后，国旗被折成了三角形交给艾塞尔。乐队开始演奏：

亚美利加！亚美利加！

上帝眷顾着你！

为了你的善与美，

让全世界的兄弟姐妹都爱你！

1968年，从1月1日到6月15日，全美爆发了221次大规模游行示威，这些游行遍及101所大学，有将近39 000名学生参与其中。建筑物被炸毁，大学校长和系主任遭到粗暴对待，墙上写满脏话，学生还用这些污言秽语辱骂警察，其中不乏来自七姐妹女子学院中的出身上流社会、教养良好的女孩的“杰作”。在那几个月内，受到学生暴力侵扰的高等院校有：费城的天普大学、布法罗的纽约州立大学、欧柏林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杜克大学、芝加哥的罗斯福大学、南伊利诺伊大学、波士顿大学、马凯特大学、塔夫茨大学、斯坦福大学、科尔盖特大学、霍华德大学、俄勒冈大学、西北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巴纳德学院、米尔斯学院、康涅狄格大学、（美国）三一学院、塔斯基吉学院、芝加哥大学、马里兰的布伊州立学院、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迈阿密大学等——当然少不了哥伦比亚大学。

直到马丁·路德·金被刺杀后的第三周，哥伦比亚大学晨边高地校区发生了新事件，校委会推翻了上一年的决议，不再接受工业化学家罗伯特·斯特里克曼的一项馈赠——他所发明的一种香烟过滤纸的专利租用费。该事件已经造成了不好的社会影响，1968年4月哥伦比亚大学学生暴乱的影响更为严重。这是自4年前伯克利骚乱以来最大的校园冲突事件，从某方面来说它甚至更为重要，因为它标志着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出现。此前，该组织对于公众来说不过是又一个大学生政治组织。8年之后，该组织拥有5 500名会员，在200多所大学设有分部，它是学生厌恶集权的典型代表。20世纪60年代中期，这一组织开始确立武装斗争的道路。它的领导人视压迫、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为死敌，这三者全部由这一组织自己定义。他们认为，美国的大学已经被这三者所腐化，哥伦比亚大学的情况尤为严重。

在欢乐的日子里，晨边高地校区的学生中普遍流传着这样一首大学生进军歌曲：

纽约的主人是谁？

纽约的主人是谁？

嗨，我们拥有纽约！

嗨，我们拥有纽约！

谁？

哥–伦–比–亚–大–学！

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提醒学生们说，哥伦比亚大学的确是曼哈顿这块价值2.3亿美元的地产的所有者，其中还包括洛克菲勒中心所占的土地；而这些地块大多被附近日益衰落的哈莱姆公寓楼群所占据，哥伦比亚大学因此成为贫民窟的大房东。6年前大学又向市政府租借了晨边高地公园附近的30英亩地中的2.1英亩，无意中为之后要爆发的骚乱提供了温床。哥伦比亚大学打算斥资1 160万美元在那里修建一个大型体育馆。居住在附近的酒瓶遍地的哈莱姆贫民窟里的黑人可以免费使用底层的体育场和游泳池；大学体育系则使用上面的楼层。由于当时这片街区到处是妓女和吸毒者，是全市犯罪率最高的区域之一，哥伦比亚大学的董事们设想，但凡有一点公民自尊感的居民都应该会支持这个项目。但他们错了。

抗议的租户称该计划为“鸠占鹊巢”，是“对公园的亵渎”。就在这时，大学的管理层又犯下一个大错。从已公开的一份体育馆建筑设计图来看，朝着大学那一面的入口奢华讲究，而供哈莱姆居民出入的门则又小又普通。社区团体的领袖斥其为“一座按人分等级的设施”，哈莱姆种族平等大会的主席愤怒地控诉，“社区居民的权利遭到了掠夺”，150名示威者喊道：“体育馆必须停止修建！”他们向体育馆的工地进军，还拆除了部分围栏。参加抗议的白人包括哥伦比亚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主席马克·拉德，还有许多他竭力鼓动来的支援者。

拉德是埃德加·胡佛眼中的那种新“左”派主义者。胡佛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称为“一个受共产党支持，又反过来认同共产党的目标和策略的激进青年团体”。哥伦比亚大学学生讽刺地说道：“共产党人没法接管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他们根本找不到它。”事实上，该组织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会员非常少。他们的言行常常蛮横得离谱，用时下流行的话说，他们行事非常“高调”。拉德在其中表现得异常活跃。气球在晨边高地上空升起的那天，他刚结束去卡斯特罗治下的古巴访问的三周行程回到美国。就好像为了确认胡佛先前的设想，他称赞古巴是一个“极具人道主义的社会”。

拉德的对手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64岁的格雷森·柯克，这是一位冷漠且能力不足的管理者。之后，由阿奇博尔德·考克斯牵头的委员会得出结论称，哥伦比亚大学管理层在柯克的领导下“态度专断，引发不信任”。早在4月份，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就收集了1 500个请愿签名，要求哥伦比亚大学退出防务分析研究所——由12个大学组成的为五角大楼工作的研究组织，柯克对此毫无回应。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指控防务分析研究所的项目“旨在压迫越南人民”，以及在美国“建立抗暴设备，以便对黑人实施大规模种族灭绝措施”。

那个星期二，推倒体育馆施工现场的围栏后，拉德带着一伙人登上了爬满常青藤的汉密尔顿楼进行示威，那里是哥伦比亚大学领导机构所在地。令他们感到惊奇的是，他们在那里受到一位有调停意愿的代理教务长的接待，他表示尽管自己“在此类情况下毫无满足任何要求的打算”，但体育馆和防务分析研究所的问题都可以协商解决。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现在对和解已不感兴趣。造反者尝到了胜利的滋味后，趁机把代理教务长以及其他两名工作人员扣押了26小时。哥伦比亚大学之围拉开序幕。

第一天晚上，一些白人学生发现了另外的情况：黑人力量。他们中的60名黑人学生要求白人学生离开。他们说，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对他们来说还不够有战斗力。有说法称，黑人学生带着枪支准备和警察展开枪战。他们的白人兄弟认为建体育馆的事并没有那么严重。部分人感到情绪上很受伤。其中一人问道：“他们为什么要插手这件事？现在，美国已面临很多群体隔离和两极分化的问题。”尽管如此，第二天上午六点，也就是4月24日星期三，拉德发布通知说汉密尔顿楼不需要任何白人。所有一切都被交给黑人处理，他和他的手下控制了洛氏图书馆，并在那里张贴告示说：“已解放区域。自由进入。”柯克校长的办公室就在图书馆内。他们闯进校长办公室，将室内洗劫一空，信件和文件被拍照，其他东西则被乱扔一气。这些人还吸他的雪茄，喝他的雪利酒。这一切才只是个开始。他们在采访中表示，他们相信扰乱大学秩序的行为是对的。他们引用在纽伦堡审判纳粹战犯时建立的一些原则，声称柯克领导下的大学管理层和纳粹一样罪恶。

当时，该组织有700人聚集在那里。星期四，100人占领了社会科学院的费耶韦瑟楼。另有100人占领了建筑设计中心——艾弗里大楼。星期五，第5幢大楼被侵占。他们在这幢大楼的阳台上挂了一个条幅：“拉德楼，第5解放区。”他们还成立了一个指挥部并油印了要发表的声明。其中的要求包括赦免他们全体人员，柯克不答应，表示如果不采取惩戒行动，这些破坏行动会“摧毁大学校园的整个结构”。此时另一部分学生似乎一度能将这群动乱分子驱逐。（一个摔跤运动员说：“如果这是个野蛮社会，那就是适者生存——我们就是最适宜生存的群体。”）柯克不想再让任何暴力事件发生，于是对他们进行了管控。他还让步了：体育馆的全部工程暂停。示威者在大楼里喊：这还不够！他们要求哥伦比亚大学脱离防务分析研究所，还提出了刚想到的许多其他要求。负责做杂事的人送来食物、毛毯和整罐凡士林。他们需要凡士林，因为他们听说它可以抵抗警察释放的梅斯毒气。他们以为警察会释放梅斯毒气。

他们是对的，警察果真来了。第一批警察到达晨边高地时，30名哥伦比亚大学新聘教职工挡住了到洛氏图书馆的通道。事情陷入了僵局。接着大学董事投票“坚决指示”柯克“对学生行为果断实施惩戒”。于是，他做出了他后来称作此生“最痛苦”的决定：必要时用武力清楼——1 000名警察排成楔形进攻战队。汉密尔顿楼成为第一个进攻目标。黑人学生很顺从。黑人律师到场为他们辩护，黑人警官监督整个撤出过程。黑人学生安静离开后，整个大楼恢复了整洁。

白人学生占领的大楼则是另外一种情况。在那里，只要学生表现出任何反抗苗头，警察就用警棍驱赶，拳打脚踢地把他们赶下混凝土楼梯。警察向围观的人保证——围观的人有几千人，只要他们好好待在警察封锁线外，他们就会安然无恙。但后来当警察了解到，围观者支持学生这一方时，他们也遭到了毒打。最后，有698人被捕。拉德和另外72名学生被停学一年。考克斯被派去调查这次暴乱。经过21天对79名证人的调查取证，考克斯和他的同事发布了一份222页长的报告，该报告对大学管理层和警察皆严词抨击。报告虽未为带头闹事的学生说话，但指出学生们的暴力行为“和警察的残忍相比根本不值一提”，后者才是造成如此令人痛心的暴力事件的原因。调查委员会发现，柯克及其同事在考虑事情的优先等级时，“习惯把学生列在最后”，并得出如下结论：对体育馆和防务分析研究所事件的抗议只不过是表面现象，事情背后的实质动因是学生对越南战争和国内种族主义强烈的不满情绪。

《纽约时报》的调查表明，在哥伦比亚大学以及其他地方的校园暴乱中，激进的白人学生通常来自郊区的富裕家庭，父母在政治上都属自由派，且这些学生大多学的是人文学科而非自然科学，他们是班上的资优生，绝大多数还是犹太人。例如，21岁的特德·戈尔德。他和拉德同是哥伦比亚大学暴乱中的领导者，也是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一名主席。戈尔德告诉记者说：“我们的目标，不仅是为带来一个充满革命性的哥伦比亚大学，更是为建设一个革命的美国。”

20世纪60年代的某个时段，一个从未违反过停车标志警示的人在红灯前没有停车。他小心翼翼，生怕被别人发现，但后来什么事也没发生；于是他认为那是一个愚蠢的法规；只有机器人才会遵守。他闯过了另一个关卡；一个月之后，他便能心安理得地做这件事；再过一个月，每当他接近交叉路口，即便是红灯亮了，他也会径直冲过去。尽管他对这种联系不太在意，但他还是会感到愤怒，因为当他去最常光顾的加油站时，若非主动要求，服务员不再像从前那样替他检查机油，也不再为他清洗挡风玻璃。他换了家加油站，那里仍是如此。大约就在同一时间，他的新车的一扇车门发出刺耳的响声；他把门拆下来，发现竟是底特律流水线上某个不知名的工人留了个可口可乐罐在里面。

这些都是些微不足道的事，但还有其他的事。某天早晨，你发现你的牛奶箱里出现了一张便条，上面写着：没有牛奶了；牛奶公司已经停止配送，你得去商店里购买。邮递系统简直让人无言以对。每个人都有自己关于邮递服务的骇人经历。女服务员错把别人点的餐端给你。出租车司机找不到你的目的地。你的晚报没有送来。药剂师搞错了你要的处方。新买的清洗烘干两用机是伪劣商品。送货员并行停车，还不愿意把车挪开。到约翰逊任期即将结束时，出现了一个全国性的笑话。人们展示的标志牌上写着：提前计划。

建筑产业一塌糊涂；一项工程能延期6个月完工就算幸运了。班机不按时起飞，甚至晚点，你必须等着，飞机在空中盘旋着，终于着陆了，你却发现自己的行李已被送到了另一个机场。这种情况十分普遍，以至于经常旅行的人都购买特别设计的并能够塞到座位下的行李箱。公共汽车和火车的时间表都不可信。几乎所有人都有一两次被人要求支付自己本已付清的账单，一切似乎都不再有条不紊。从水管设施到电视再到F–111飞机，全都变得一团糟。一位纽约妇女没打越洋电话却欠下了长途电话费。她拿起电话要投诉，却听到电话那头有人在拉小提琴；原来是和某家唱片公司的电话线串线了。作家雷克斯·里德想用自己的信用卡，却因为雷克斯·里德这个人被记录已死而被逮捕。《时代周刊》报道了一个男人向自动售货机开枪，直到子弹射光的新闻。

维修工人和销售员犯的错误有过之而无不及。过错的责任虽难以界定，但它却随处可见。人们似乎不再关心事情还能否顺利进行。将社会联结在一起的规则不断被破坏，在一些情况下甚至彻底被抛弃。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认为，这一现象是由社会的繁荣发展造成的。理查德·尼克松则将其归咎于人们的过度放纵。

让–雅克·塞尔旺–施赖伯把抗议学生比作越南的武元甲将军，认为他们是同一现象的不同表现。显然国内的动荡情形与越南战争脱不掉干系。美国上流社会的年轻人在他们父母的支持下躲避征兵令，医生还会谎称他们有健康问题来帮助他们逃避，这些年轻人并不因此感到内疚。躲避征兵的人和逃兵跑到多伦多和斯德哥尔摩开始新生活，得到了数百万人的同情。由于最先到达瑞典的4人是搭乘“无畏”号飞机来的，他们因此被称为“无畏4勇士”。那里的人都对这个名字的含义很了解。在侨民区的居民中，有一个19岁的南卡罗来纳人说：“我们分成了两派。一派相信美国会把整个世界搅得天翻地覆。另一派认为在这场灾难发生前，美国能得到救赎。”

战争只是部分原因。自从禁酒令实施以来，还没有如此多的人认为有些法律根本没有意义，于是开始打破这些规定。大麻就是一个例子。大麻跟其他的毒品不同，它不会让人上瘾；它又不像烟草那样对吸食者有害；也不像酒精一样会给社会带来危害。对于年轻人来说，它常常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富裕家庭的孩子通常会吸食大麻。1969年的某个时期，警察会定期对出身名门的年轻人进行“缉毒”（又一个新词语）。

夏季暴乱中的抢掠者并未被逮捕；在电视新闻节目中你可以看到他们随意抢夺；警察在一旁看着他们，无动于衷。黑人心理学家肯尼思·克拉克说：“在我看来，这似乎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即用货物和设备换取人的性命。”确实，这样看来，是否进行逮捕，取决于这个人的身份、行为以及作案地点。5月中旬，马丁·路德·金的继任者拉尔夫·阿伯内西按照金的原定计划，在林肯纪念堂和华盛顿纪念碑间的圣地上建立一个“复活城”。他带领1 000名穷人占领该区，政府不但没有扣留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反而给他们提供移动厕所、电话亭、电源线、淋浴设备，甚至还给分配给他们一个邮政编码：20013。6月下旬，负责露营地安全的警官阿尔文·约翰逊愤怒地辞职不干了，理由是“这里每天都会发生强奸、抢劫以及砍人事件，我们对此毫无办法”。而首都国家公园的警察仍旧是漠不关心。

在上一代，卡尔文·柯立芝镇压了1919年的波士顿警察罢工运动，获得了美国人民的认可，最终成为总统。他曾说：“在危害公共安全的前提下绝对不会有罢工权利，不管是任何人，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1937年，富兰克林·罗斯福称公务员罢工是“不可想象且不能容忍的”。从那时起，这个规定便被写入了塔夫脱–哈特莱法案，在某些州还写进了诸如康顿–瓦德林法之类的法律。尽管如此，1966年1月1日，迈克·奎尔仍带领交通工会组织发动罢工，此举造成165英里的地铁和530英里的公交线路停止运行，几乎使曼哈顿市区陷入瘫痪。当奎尔收到法院要求他带领罢工队伍复工的命令时，他在电视镜头前当众撕毁了命令。市政府被迫接受调停并向他妥协。

1968年，与公众利益相悖的罢工活动包括孟菲斯清洁工人罢工，而马丁·路德·金在生命最后的几个小时里曾支持过该运动。同年还发生了一次垃圾工人罢工，这使得纽约街道上散发着臭气的垃圾堆积了10万吨，洛克菲勒州长最后不得不妥协，同意拨款，给垃圾工涨425美元的工资，而这个要求早前曾遭到林赛市长的否决。接下来，纽约警察设起围栏包围了市政大厅，叫喊着“警察权力！”他们以编造的各种疾病请假，冷眼旁观司机们违规占用公交车的停车位或其他禁止停车的地方。消防员工会的领导者为了讨价还价，告诉消防员不再执行诸如房屋和消防设施检查等日常任务。1968年秋，纽约5.8万名教师中的大多数先后三次罢课。接着是空中交通调度员，他们虽对头顶上不少盘旋待降的航班感到担心，但仍旧有意放缓引导降落的速度。

公共服务业工作者的反抗高潮出现在60年代末，美国75万邮递员中有超过20万人决定停止送邮件，因为他们的年工资经过21年才从开始时的6 176美元涨到8 442美元。尽管他们的领导提醒他们说，按照联邦法律，他们会被处以1 000美元的罚款、一年监禁，还会失去养老金以及被禁止申请政府提供的其他工作。但是属于美国“劳联–产联”[3] 的全国邮递工作者联合会下属曼哈顿–布朗克斯分会的6 700名成员仍然投票支持罢工。不久，大纽约地区的其他邮递员也加入其中。这次罢工在之后扩展到阿克伦、布法罗、克利夫兰、芝加哥、丹佛、圣保罗以及旧金山等地。

这是美国邮政服务历史上的第一次罢工，给公共服务正常运转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纽约平均每天往来的邮件和包裹多达2 500万件；全美国平均数为2.7亿件。许多公司不得不暂停营业。纽约的银行收不到他们每天平均3亿美元的存款，40万依靠救济金的家庭领不到他们的支票，股票经纪公司不得不使用装甲车押运华尔街的债券。罢工的第6天，国民警卫队接手处理纽约的邮件；第8天，邮递员才回到了各自的工作岗位。跟进行罢工的其他公务员一样，他们也从这次非法罢工活动中获利。国会投票决定给他们涨8%的工资，从前一个月开始算起，还决定建立独立的美国邮政总局，除了其他方面的考虑外，还会对他们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给予更多关注。

1968年发生的反常事件中还有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人选问题。厄尔·沃伦尽管活力依旧，但由于年事已高他还是决定退休；3月19日那天他年满77岁。6月19日早晨，他打电话告诉约翰逊总统他的决定。这是个充满历史意义的时刻。从未有一个法庭在决定其所处时代的前进方向上起到如此巨大的作用。在沃伦的领导下，最高法庭开始为破除学校的种族隔离，制定有关学校祷告的事务、共产党员的权利、色情产业、被告的逮捕与认罪以及立法机构席位重新分配的“一人一票”的法规铺路。沃伦曾主持过15次以上最高法院的开庭。林登·约翰逊作为总统，总想事事亲力亲为，现在他要亲自任命一位新的最高法官。他提名大法官艾华·福塔斯担任最高法官，由得克萨斯州议员霍默·索恩伯里接替福塔斯的职位。

这两个人都是总统的老朋友。福塔斯跟总统的关系非常亲密，三年前就是总统安排他进入了最高法院。约翰逊就是约翰逊，非要将这两项新的任命复杂化。他要等到参议院确认了他对福塔斯的任命，才会同意沃伦的退休申请。然后，一旦福塔斯安稳就职，索恩伯里就可以接手他的职位。但是共和党人固执地认为他们可以在11月入主白宫。他们称福塔斯和索恩伯里为“跛脚鸭”，攻击福塔斯是总统的“亲信”。

密歇根州参议员罗伯特·格里芬成为17个持不同政见的共和党人的领袖。刚开始，他们似乎干不成大事。参议院的少数党领袖——伊利诺伊州的埃弗雷特·德克森称这种所谓“任人唯亲”以及“跛脚鸭”的攻击“肤浅无聊”。他说：“没有人会去找一个反对自己的人到最高法院任职。”他还补充说，林肯、杜鲁门和肯尼迪总统，都任命过自己的朋友。德克森谴责格里芬说：“现在该是我们对所用语言更谨慎些的时候了。”即便是当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决定举行听证会——在最高法官这个职位任命上还是第一次这样做——福塔斯看似并无担忧。第一个证人——司法部长拉姆齐·克拉克指出，福塔斯的提名得到国会认可前，总统可以让沃伦留任，是有许多先例的；许多较低级别的联邦法官被任命时，他们的前任仍在职。

现在的问题出在福塔斯自己身上。他遭到严厉盘问，度过了可怕的4天。根据宪法，以他现在的证人立场，他不能讨论有关个人的决定；否则将是对三权分立原则的赤裸裸地违反。然而，反对党的参议员们把大量时间浪费在朗读福塔斯所参与的自由派决定上。接着他们就他担任大法官期间的行为表现方面进行质证。这也是三权分立的规定，尽管如此，他还是感到很痛心。作为最高法院的一员，他理应远离行政部门，但他并未这样做。他承认自己参与了白宫召开的关于越南战争以及贫民窟暴乱的会议，还坦承自己曾因为哥伦布百货商店巨头拉尔夫·拉扎勒斯发表“越南战争对经济造成影响”的言论，打电话训斥了他一番。福塔斯抗议说，法官给总统提建议的先例比比皆是；但问题是，一旦跟约翰逊总统扯上关系，人们总会觉得进行着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现在，只需一根稻草的重量便可以压垮骆驼背，委员会得知，福塔斯曾因给一系列暑期班授课而获得1.5万美元，而这些钱来自于那些有可能在最高法庭审理的案件中涉案的商人。

司法委员会以17∶6的票数通过了任命，但共和党人和南部参议员企图阻挠国会做出决定。要想结束这种阻挠，需要获得参议院2/3的票数支持，这时，德克森拆了福塔斯的台子。他说，他不会支持停止阻挠的行动，他甚至不确定他会投票支持任命。最高法院推翻了对杀害一名芝加哥警察的罪犯施以死刑的判决，因此得罪了德克森。最终讨论的投票结果是45票支持，43票反对，远不及所需的2/3的票数。福塔斯请求约翰逊撤回提名。总统“深感遗憾”地同意了他的请求，并表示他绝不再提名。随后，5月的《生活》杂志披露，福塔斯还接受了路易斯·沃尔夫森家族基金提供的2万美元的酬金，而路易斯曾因被控股票操纵罪而被告上法庭。尽管他已经归还了这笔钱，华盛顿方面仍感到非常震惊，看到其他事件可能即将被揭露，于是他辞职了。随着福塔斯和戈德堡的离开，一位共和党人入主白宫，显然未来的最高法院将不再会那么开明了。

美国人有自己的方式来粉饰和崇拜他们的英雄上，他们会把英雄捧上天，然后一脚踹开。1968年秋，美国迎来了一位女英雄：杰奎琳·布维尔·肯尼迪。她想要的既不是往日的崇拜，也不是现在的诽谤，而仅仅是有自己的私人空间而已。她是一个美貌与性感兼具的女人。对于美国历史上这个糟糕透顶的周末来说，正需要一个拥有这些天赋及表演才能的总统遗孀。埃莉诺·罗斯福作为第一夫人的确更伟大，但她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杰奎琳·肯尼迪使这个国家的悲伤变得庄严典雅。在这一点上，没有哪个女人能超越她。但后来，她需要安宁，但只要她还是寡妇，这个愿望似乎就无法实现。在华盛顿，游客乘坐的观光车停在她家门前；她搬到纽约后，计程车司机都认识她，一见她就按喇叭。

为了避嫌，她只跟婚姻美满的公众人物外出。小阿瑟·施莱辛格、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以及伦纳德·伯恩斯坦常常伴她左右。在肯尼迪任职期间，以戴维·奥姆斯比–戈尔之名担任英国驻美国大使的哈莱克勋爵，现在是个鳏夫。新闻界表示，他有可能成为杰基的新任丈夫。电影杂志则说是另一位年迈的希腊船王，影迷们则权当是笑谈。

1968年10月17日，他们无法笑出来了，因为杰基的母亲当天宣布：“我的女儿约翰·肯尼迪夫人打算嫁给亚里士多德·奥纳西斯。”也就是那个年迈的船王。奥纳西斯的父亲是一名士麦那烟草商人，他累积了价值大约为5亿美元的财产。此外，他旗下资产还包括100艘轮船、奥林匹克航空公司、几家公司以及一艘325英尺的游艇“克里斯蒂娜”号，还有一座希腊小岛——斯科皮奥斯岛。相信这个报道的那些人不认为新娘的母亲失去了理智，或者这个婚讯是个荒谬的笑话，他们讨论能给这对夫妇送什么。纽约证券交易所、泰姬陵、“伊丽莎白女王二世”号轮船以及戴比尔斯钻石矿都是人们建议的选项。

“杰基，你怎能如此？”这是当时《斯德哥尔摩快报》的头条标题。奥纳西斯比她还矮了两英寸，都可以当她的父亲了——他比她要么大23岁要么大29岁，这得取决于你相信哪天是他的出生日期。奥纳西斯离过婚，这就意味着杰奎琳没有可能得到教会的祝福。最糟糕的是，新郎完全没有社会良知，而社会良知却是肯尼迪信条的核心部分。奥纳西斯曾说，他认为完美的安身之所应是在一个没有税收的国家。他的确在许多国家欠下了数目惊人的税款，在美国也不例外。一名先前在肯尼迪政府任职的官员评论说：“她为了丑恶阔佬[4] 宁愿抛弃自己的白马王子。”鲍勃·霍普说：“尼克松有一个希腊的竞选搭档，现在人人都想效仿他。”人们普遍认为要是鲍比·肯尼迪还活着，她一定不会这样做。

婚礼于10月20日在斯科皮奥斯岛上的一个叫作小贞女的小天主教堂里举行。郁金香是用船王的私人喷气式飞机从荷兰空运来的。新娘当天穿着一件瓦伦蒂诺定制蕾丝婚纱。她的两个孩子担任花童。新郎的孩子则作为证婚人。希腊东正教的婚礼仪式一共进行了45分钟，之后这对夫妇从圣餐杯里领取了圣餐，并戴上了象征繁衍和圣洁的柠檬花编织成的花环。亲吻《新约全书》后，他们围绕圣坛跳起了仪式性的舞蹈。之后在白色游艇上举办了招待会。希腊海军以及奥纳西斯自己的巡逻船严加防范，防止记者靠近岸边。他送给她的结婚礼物是一枚巨大的镶着一圈钻石的红宝石戒指，还有配套的耳环——价值120万美元。

这才只是开始。根据资深记者弗雷德·斯帕克斯的报道，这对夫妇婚后的第一年就花掉了约2 000万美元，之后他们的开支仍旧保持着每周38.4万美元的水平。光是奥纳西斯送给新娘的珠宝就价值500万美元。由于他每年的收入大约是5 500万美元，这些花费根本不算什么。躲避新闻媒体的跟踪，可不是件易事。在她的身份还是肯尼迪夫人时，她同意在婚礼前夕召开一次媒体见面会。会上她说：“我们希望婚礼是非公开的，在斯科皮奥斯岛上的柏树林掩映下的小教堂里举行，只邀请双方的家庭成员和他们的子女参加。大家都应该理解，即使是某些十分出名的人，在出生、结婚以及死亡这些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他们心里的感受也与普通人无异。”

尽管如此，记者还是想方设法追踪他们。他们是新闻人物，被追踪报道是难免的。摄影师们的跟踪更厉害。一名意大利记者用远摄镜头拍到了她全裸享受日光浴的照片。但让她遭受最大打击的并不是来自于世俗的报道，而是来自于梵蒂冈的《主日观察家》周刊。报道将她称为“公共罪人”，称要禁止她参加教堂礼拜。在波士顿，枢机主教库欣抗议说“只有上帝知道”谁有罪，谁没罪，他恳求世人“友爱、相互尊重和敬爱”。然而，梵蒂冈的教会法学家却固执己见。他们裁决说，在上帝看来，美国首任天主教总统的妻子同奥纳西斯的结合是对神的亵渎。

理查德·尼克松参加的第二次总统竞选于2月在新罕布什尔州的纳舒厄开始，当时他以本杰明·查普曼的名字入住霍华德·约翰逊汽车旅馆。没过多久，用假名就行不通了，因为他的照片重新出现在了各大报纸的头版，更因为他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中获得了79%的选票，从而成为共和党的头号总统竞选人。此后他的竞选一帆风顺。乔治·罗姆尼说自己过去“被洗脑了”，才会支持越南战争，因此一开始就被打败。纳尔逊·洛克菲勒退出了竞选，而在约翰逊宣布不再参选后他又回归了，他的这种反复无常的唯一后果是使他失去了早期支持他的马里兰州州长斯皮罗·阿格纽。

在尼克松挑选阿格纽作为自己的竞选搭档前，阿格纽在马里兰州以外的地方并不为人知。他自己也坦承说，他的名字“并非家喻户晓”。他的名字在大会上被宣布后几小时，一名记者在亚特兰大市区拦住路人问：“我会对你们说出两个词语。你告诉我它们是什么意思。这两个词就是斯皮罗·阿格纽。”一个亚特兰大人回答说：“它指的是一种疾病。”第二个人说：“它是某种蛋的名字。”第三个人的回答稍微沾了点边，他说，“他是一个希腊人，拥有一家造船公司。”

《时代周刊》评论说，阿格纽的资历“并不让人信服”。但他还是给尼克松留下了深刻印象。尼克松想要一个顺从听话的竞选伙伴，充当类似他当年为艾森豪威尔效力的那种角色。很难评估阿格纽对总统选举局势的影响，因为他的竞选对手并不是民主党提名的副总统候选人——缅因州的参议员埃德蒙·马斯基，而是第三党候选人亚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阿格纽谴责“虚伪的知识分子”根本不了解我们口中的辛苦工作和爱国主义。华莱士则攻击“削尖脑袋的”新闻记者、“卑鄙的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冒牌知识分子”。华莱士说，如果警察“能两年一直管理这个国家，他们早就解决了所有问题”。与此同时，阿格纽在底特律发表讲话说：“如果你到一个黑人居住区看过，那么你就已看清了所有。”阿格纽将一名第二代的日裔美国记者称作“肥胖的日本佬”，称波兰裔美国人为“波兰佬”。他的言行非常粗鲁，以至于有一个抗议者在他面前举条幅抗议，上面写着：“要求斯皮罗立即道歉。省得我们之后麻烦。”其他抗议者用来欢迎华莱士的标语则是：“如果你喜欢希特勒，你就会爱上华莱士，华莱士就是罗斯玛丽的婴儿”。[5]

在总统竞选初期的几周里，落选者之所以如此引人注意，原因之一是先期举行的共和党代表大会气氛非常沉闷。美联社评论说：“理查德·尼克松像是在迈阿密海滩进行冗长无趣的仪式一样取得了胜利。”白修德写道：“深重的厌倦情绪像垫子一样压抑着整个大会。”合唱团唱着歌曲，乐队演奏着音乐。约翰·韦恩朗读了鼓舞人心的“为什么我以身为一名美国人而自豪”。支持尼克松的其他名人也都处于倦怠状态：如阿特·林克莱特、康妮·弗朗西斯、帕特·布恩、劳伦斯·韦尔克。政治家的枯燥演讲似乎没完没了。唯一有趣的事情发生在大会外围。有消息称，参议员爱德华·布鲁克因为其黑人身份而被禁止参加招待酒会。迈阿密的黑人因此暴发了骚乱，电视台的主播们报道，70名警察全副武装进入了骚乱区域，之后有消息称有4名黑人死亡。尼克松在一个黄色便笺本上草草写出了一篇演讲稿，这次讲话不久就会闻名全国。在讲话中，他号召人们找回美国过去的“受梦想所激励的上进精神”。

美联社报道称，共和党的安全预防措施在“大会参加者的记忆中是最为严密的”。第二次肯尼迪遇刺事件吓坏了特工处，因为当时约翰逊安排该处负责所有重要候选人的安全。在大会举办的城市，特工乘坐直升机在市区上空盘旋。其他特工端着狙击枪和望远镜在楼顶密切监视着往来的人群。一支30人的防暴小队整装以待。全部1 333名代表每次进入会场时，都要上交所携背包和钱包以供检查。有些民主党人抱怨做得有些过了。两周之后，他们自己的代表大会将在芝加哥召开。

芝加哥即将发生的暴力冲突并非不可避免，但那里具备了形成暴力事件的充足条件。戴维·德林格领导下的负责协调80个和平团体的庞大组织——终结越南战争委员会，对芝加哥警察大肆嘲讽。嬉皮士、雅皮士、和平哨兵、麦卡锡工作人员、幻想破灭的自由主义分子——他们自己预测说总数将达到10万人，他们会在大会的举办地点国际圆形剧场外面示威。市长理查德·戴利对他们实施了严厉打击。他把芝加哥变成了一个武装阵地。剧场外的检修孔被沥青堵上。大厅周围布满了7英尺高的铁丝网围栏，围栏顶部还有棘铁丝。全市的1.15万名警察被分成两班，每12小时轮换一次。5 500名国民警卫队的士兵也严阵以待，白宫下令从得克萨斯的胡德堡空运来的7 500名陆军也在等待命令。最终发现之前的估计太夸张，只有大约一两万的示威者前来与警察对抗。

大会上（所有这一切都源于此），汉弗莱在第一轮投票中当选，麦卡锡和南达科他州的乔治·麦戈文远远落后于他。唯一真正的争论在于如何在政党层面上处理和平问题。两者中代表政府主张、倾向鹰派的政策，以1 567 3/4票获得胜利，而倾向鸽派的另一纲领则得到1 041 1/4票。这些数字反映了共和党内部对于越南战争的严重分歧。4年前，林登·约翰逊在一片掌声中被提名，最后以压倒性优势取胜。芝加哥大会原本定在他60岁寿辰那个星期召开，那个星期二正好是他的生日。现在他甚至不能去参加会议。特工处说这样做太冒险。

“停止战争！”顶层座位上的年轻人高喊道。（次日出现了荒谬的转变，市政府的雇员霸占了所有座位，挥舞着写有“我们爱戴利”的条幅。）然而，这星期发生的最具戏剧性的一幕，是大厅内的人对外面所发生的事的反应。与会代表通过电视观看市区发生的一切，参议员阿贝·鲁比科夫从主席台望向下面15英尺外的伊利诺伊州代表团，谴责他们“在芝加哥街头使用盖世太保战术”。戴利和他的助手站起身来，边挥动着拳头，边用下流粗俗的话辱骂他——看电视的人能从他们的口形看出他们在骂什么——鲁比科夫冷静地回答道：“接受真相是如此困难。”

事情的全部真相通常复杂难解。如果警察能有老密西校园里的法警那般的勇气和严守纪律的决心，他们的行为就不会遭到议论。与此同时，必须公正地指出，他们中的一些人的确是被公开的挑衅行为激怒了。之后，他们展示了从被逮捕人员手中缴获的一百多件武器：有折叠刀、插着钉子的高尔夫球、嵌有图钉的棍子、顶部装有剃须刀片的球棒、混凝土砖块以及石块等。

8月3日，大会召开前的那个星期四，青年国际党（雅皮士）到达芝加哥，他们带来了一头名叫“比加瑟少年”的体重有125磅的猪，宣布要推选这头猪当总统；因此引起了一连串后续的事件，这件事就在主要候选人所住酒店的窗户下发生。嬉皮士和雅皮士戴着念珠、穿着凉鞋、胡子拉碴，在人群中十分显眼，他们在芝加哥占地1 185英亩的林肯公园的北面建立营地。他们周末会弹吉他、朗读诗歌并发表演说。在星期六晚上11点的宵禁时间，有12人被捕。没有一人反抗。星期日，仍有2 000人聚集在那儿。下午5点，他们请求警察允许他们把卡车开进公园，作为乐队的表演舞台。警察拒绝了他们的要求。接着，警察逮捕了雅皮士领袖杰里·鲁宾。愤怒的人群喊道：“死心吧，我们绝不会走！”他们一边学猪叫，一边齐喊“胡–胡–胡志明”。新“左”派的汤姆·海登向警官解释，说最后这句话说明不了什么；它只是一种源于德国的在国际上流行的学生口号。警察没有理会他。在宵禁期间，他们会拿着警棍冲进公园里。星期一晚上，他们又这样做了，只是这次行动更暴力。遭到驱赶的示威者沿北面的公路逃走了。

星期二那天，70名牧师和教士竖起了一个10英尺高的十字架。示威者高唱《我们定会战胜》和《共和国战歌》。那天晚上，300名警察用催泪弹驱赶他们。被袭击的青年人用石头和瓶子反击，喊道：“开枪呀，猪猡！”以及“打我呀，猪猡！”事件高潮发生在星期三。示威领袖宣布，示威人群会从格兰特公园的露天舞台游行到圆形剧场，以此展示他们在反战上的团结。德林格告诉8 000名听众说：“如果你不能控制暴力行为，那么请离开。”许多人因此离开了。尽管是“非暴力”的，一名芝加哥官员仍说：“今天不允许有游行活动。”

游行果然没有举行。取而代之的是后来被一个调查委员会称之为“警察骚乱”的事件。警察用扩音器喊道 :“这是最后一次警告。现在马上离开。”示威人群听从了警告，从康拉德·希尔顿酒店退到了格兰特公园对面密歇根大道的一个狭长区域内。撤退时，他们发出猪叫的声音，学德国法西斯喊“欢呼胜利”，并用各种粗鲁言辞来嘲笑警察。在密歇根大道和巴尔博亚大道的交汇处，两队警察正等待着他们。在卡车和那三个总统候选人所在的总部希尔顿酒店的屋檐上有电视屏幕发出亮光，现场被照得一片光亮。人群挤在一块，前后推搡着，挑衅警察，说他们不敢还手，这时，警察呈两列攻击队形向人群发动攻击，他们挥舞着手中的警棍，把单个示威者拖到早已等在一旁的警车上。人群中有数百个女孩在尖叫。这种极其混乱的疯狂状态持续了18分钟。而真正发生的不过是一场中上阶层和中下阶层间的斗争。一名记者说 :“街上那些人是我们的孩子，而警察正在伤害他们。”诚然，警察也是有他们父母的。

整个一星期里，除了几次大规模的冲突外，巡逻人员和示威者之间以及非示威人群之间的小摩擦也不断发生。仅星期一晚上，就有21个报社工作人员受伤。在不同的时间，围观人群、神职人员，还有至少一名跛足者都挨了警察的棍子。《花花公子》杂志的发行人休·海夫纳遭到毒打，英国劳工党成员安妮·克尔太太在希尔顿酒店外遭到棒打，并被关进了监狱。酒店大堂里的客人们也遭到了暴打并被逮捕。酒店空调机组的管道吸入催泪毒气，然后将冷气送入2525a套房，在那里休伯特·汉弗莱正通过电视观看自己获得提名的场景。星期五，警察说他们被楼上窗户扔出的沙丁鱼、鲱鱼、啤酒罐、烟灰缸、鸡尾酒杯和冰块等物品砸中。他们猜想（虽不能完全确定）这些投掷物来自15楼角落的1505a房间和1506a房间，那里是麦卡锡竞选的总部。在没有法院文书也没有获得许可的情况下，警察们闯入酒店，坐电梯上去，把房间里的人暴打一顿。

示威人群要求在林肯公园的草地上和小幽谷中过夜，如果戴利市长同意了他们的请求，这些流血事件或许可以避免。这样一来警察可以守在公园边上，等着示威人群厌烦后离开。然而事实却是，市长实行宵禁措施，冲突因而不可避免，而且使其在最坏的情况下发生。青少年聚集在密歇根大道和巴尔博亚大道上，喊着：“全世界都在看！”并不是整个世界都在关注这场冲突，但美国大多数的人都注视着——估计有8 900万人正在观看，其中就有在比斯坎湾的兴高采烈的理查德·尼克松。

在芝加哥，白修德于星期三晚上8点5分在笔记本里写道：“民主党完蛋了。”事情看起来的确如此，当汉弗莱的竞选最初就呈现出让人讨厌的摇摆不定时，他的支持者们陷入绝望。他面临的主要阻碍在于民主党人离他而去，他们内心完全倒向了麦卡锡，成为给他的竞选戴空白胸章的无用人；此外他不仅没有资金支持，而且缺乏有效的组织，而同时又无法摆脱林登·约翰逊的圈套。约翰逊也不施以援手。他对汉弗莱持斥责态度，似乎认为他是卑劣的。当被问及对汉弗莱的评价时，约翰逊草草地回答说：“他太爱喊叫了！”

在这年初秋的几星期里，的确有些事需要他呼喊。尽管准备不够充分，汉弗莱还是一路旅行，途经新泽西、特拉华、密歇根、路易斯安那、得克萨斯、宾夕法尼亚、科罗拉多以及加利福尼亚共8个州，一天经常要做多达9次的演讲，这展示了他的充沛精力，同时他的属下缺乏判断也显而易见。汉弗莱的副手们在前期并没有替他做好准备工作，听众不多且情绪不高。在费城，陪同汉弗莱的一个当地男孩乔伊·毕晓普都比他受欢迎。基本上每一站都会有人出来诘问。在波士顿，反战人群把汉弗莱和爱德华·肯尼迪轰下了台。汉弗莱手下的一个工作人员说，汉弗莱“去芝加哥时带着一只巨大的信天翁”，也就是林登·约翰逊；“结束那里的活动后带着两个”指的是约翰逊和戴利。

他几乎耗尽了他的所有财富。他的言辞时有出彩之处，这时却尽是些陈词滥调。有一次，他竟然说：“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就像苹果派一样代表美国特色。”约翰逊似乎在蓄意打压他；9月，汉弗莱说美国军队的撤兵会在当年年末开始，而总统表示“没有人能预测”撤军什么时候开始。在不算华莱士选票的情况下，8月份的盖洛普民意测验数据显示，尼克松以16分领跑总统大选，哈里斯调查则显示尼克松以40∶31领先。即便是汉弗莱自己也感到沮丧。他说：“我过去曾经追寻过难以实现的梦想，或许现在的我仍然是这样。”

尼克松的竞选过程则完全是另外的情形。他有充足的资金，自己也信心满满。他的时间表常常和网络新闻节目的最后时限保持一致，甚至还给他们留有足够的时间去冲洗照片。他避开辩论的挑战，而共和党参议员阻挠通过一项没有华莱士参加的公共电视辩论的决议。他求助于“被遗忘的美国人”——那些依法纳税，安分守己、遵纪守法的人，他们定期去教堂，教导孩子成为“合格的美国公民”，以穿上军装成为“世界自由之墙的守护者”为荣。

乔·麦金尼斯在《1968年总统营销》一书中对尼克松竞选团队使用的宣传手段有所描述。一个作家写道，对尼克松而言，政治就是“推销给大众的……产品，今天是这个，明天是那个，这取决于折扣和市场状况”。尼克松的助手小弗兰克·莎士比亚对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事件表现得非常兴奋。麦金尼斯引用他的话说：“真是一个突破！捷克这件事太棒了！简直把温和派逼入了绝境！”

尼克松说他有一个结束越南战争的计划，但他现在还不能透露，因为这样做会打乱正在巴黎进行的和平谈判的节奏。他允诺指派一个新的司法部长，以恢复法律和秩序，还指责最高法院依据法律细节而释放被告的行为，认为这样做是“放肆地犯法”。他过去支持禁止核扩散条约的签订，但由于苏联对捷克的所作所为，他现在持反对意见。他说，为实现商业的繁荣发展，他会给予企业税收优惠，并实施其他的激励措施，以帮助创造工作机会和减少依靠领救济金度日的人口。他说，美国之所以伟大，“并不是因为政府为人民所做的努力，而是因为人们为他们自己所做的事情。”

10月，汉弗莱开始扭转颓势。

他把芝加哥抛到了身后，也许他忘记了，他的听众也忘了。他不理睬他的嘲笑者，称他们是“该死的愚人”，把小丑演员埃米特·凯利说成是尼克松的经济顾问，指责他逃避问题。他支持最高法院以及禁止核扩散条约。他提醒工会听众不要忘记民主党政府过去为他们所做的事情。尼克松被称作“胆小如鼠的理查德”；华莱士和他的竞选助手柯蒂斯·李梅将军是“双筒炮”。汉弗莱发明了一种挨个列举民主党人在总统竞选中的获胜者名字的办法——罗斯福、杜鲁门、史蒂文森、肯尼迪，接下来当掌声开始增多时，就顺势把林登·约翰逊的名字插进来。与此同时，他的竞选伙伴则抨击阿格纽。马斯基说：“阿格纽先生说我们缺乏幽默感。”他随后又尖酸地补上一句，“我认为他正尽全力帮我们找回幽默感。”

盐湖城是大选重点。汉弗莱在这里宣布说，他会叫停对越南的轰炸，作为“为了实现和平而可以接受的风险”，于是局势开始转变。10月21日，盖洛普民意测验报告称，汉弗莱已经分走了尼克松一半的优势。人们对芝加哥事件的逐渐忘记是部分原因。此外还因为那一代人习惯把票投给民主党。那年6月，盖洛普调查发现，盐湖城46%的居民认为自己是民主党，27%的人称他们是无党派，另外27%的人则是共和党。（1940年的统计数据分别是42%、20%和38%；1950年则为45%、22%和33%。）一直寄希望于罗伯特·肯尼迪或麦卡锡的自由主义人士，突然意识到实际上只能在汉弗莱和尼克松之间做出选择，后者正是他们过去20年来最讨厌的人。一直闷闷不乐地待在里维埃拉的麦卡锡本人，就在大选前5天，宣布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名单。最后，两个候选人在举止上的差距开始显现。汉弗莱处在最佳的竞技状态，而尼克松的讲话则开始听起来像托马斯·杜威那样令人难以置信。

在正式选举的前一天的下午，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尼克松的支持率为42%，汉弗莱为40%，华莱士是14%，剩下4%的人尚未决定。从9月开始，在华莱士逐渐失势的情况下，汉弗莱的支持率增加了12%，而尼克松的只增加了1%。就在那个星期一，哈里斯民意测验显示，汉弗莱以43%的支持率领先，尼克松是40%，华莱士是14%，另有4%未定。

星期二晚上的确是个万众期待的时刻。尼克松请求选民“赋予其管理的权利”。然而他得到的却是汉弗莱选票的猛增。这在许多分析家看来，如果选举再持续一两天，汉弗莱就可以获胜——事实也的确如此，民主党人感到懊悔，认为他们不该为了和林登·约翰逊的生日凑日子而推迟召开大会。电视网电子记分牌上闪烁着分数，竞选的领先位置几度变化。正如美联社所说，这两位竞选领军人物似乎在“一个州一个州地较量”。午夜后不久，汉弗莱就以3.3万票领先。到凌晨，计票情况显示尽管汉弗莱不能在选举团投票中取胜，但他可能会赢得普选的胜利，这样他显然就能在选举团中阻挠尼克松获得大多数选票，将选举送入民主党席位占优势的众议院抉择阶段。

最终的选举结果是，尼克松301票，汉弗莱191票，华莱士45票。普选结果是尼克松31 770 222票（占43.4%），汉弗莱31 267 744票（占42.7%），华莱士9 897 141票（占13.5%）。两名领先者之间的差距不到0.7个百分点。此外，民主党仍旧控制着国会。尼克松将会是120年来首位在反对党掌控国会两院的情况下组建政府的总统。

在俄亥俄州竞选时，尼克松看见一个13岁的女学生举着一个标语牌，上面写着“让我们团结在一起”。他在大选获胜时讲话说，那件事“让他最为震动”。他真的这样认为吗？对于像他这样一个复杂的人，没有人能够肯定。尚未上任的新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告诉30个南方黑人领袖说：“要看我们的实际行动，而不是听我们发表的言论！”之后，在水门事件中，詹姆斯·赖斯顿这样描述尼克松 , “他在理论上拥护美国宪法中的每一条崇高原则，在实践中却又全然不顾。”从他当选后到就职前，他的威望很高。大多数美国人都想相信他，想要说服自己相信尼克松知道怎样带领美国从60年代的困境中脱身往高处走。他答应从越南撤兵。1961年以来，在越南战争中战死的美国人达24 291人。当人们得知战争中的死亡很快就会停止，都长舒了一口气。美国需要休养生息，党派政治现在可以暂时放一放。

从他在曼哈顿皮埃尔酒店39楼房间的窗户看出去，这位新晋总统的目光可以越过中央公园郁郁葱葱的树林，看到远处闪闪发光的美国。从走出经济大萧条的低谷以来，美国还从未像现在这般支离破碎。一些人汽车的保险杠贴纸上写着“要么热爱，要么离开”，另一些人的则写着“要么改变，要么失去”，这两种人之间存在着无法填补的巨大鸿沟。要找到共识，只能等到那些突出的问题得到解决之后，其中的第一要务就是战争问题。在社会问题上，即便是埃里克·塞瓦赖德这样的自由评论家都发现自己不自觉地偏向了右派。他看到黑豹党人犯下的累累罪行，不觉心惊胆战。他在电视上看见巴尔的摩一名未婚生下7个小孩的女孩愤怒地将自己的困境归罪于社会，不禁摇头叹息。他看见黑人妇女赶在日落前回家，说道：“除了少数情况外，我难以相信法律与秩序能起到什么规范作用。这个问题在于生存本身。”

对于那些站在分水岭左边的觉醒的年轻理想家来说，似乎世间再没有什么是神圣的：美国国旗、上帝、母性、知识、荣誉、谦虚、忠贞，甚至简单的诚实。1968年，保险核查员发现，社会中欠债最多的群体是申请大学贷款的年轻大学生。一名大学校长写信给欠下大学助学贷款的毕业生，最后收到的却是该学生在山洞中的裸体照片。中产阶级青少年的父辈们曾经遵守的童子军誓言到了他们这里完全失去了效力：他们立志做到不可信任、不忠诚、不助人、不善意、不礼貌、不友好、不服从、不节约、懦弱、卑鄙和傲慢无礼。

许多著名学府的校园常常变成了让人讨厌、甚至非常危险的地方。康涅狄格州的卫斯理公会大学是一所小型的常青藤名校，现在这里彻夜都得用泛光灯照明，夜里从校园经过是不安全的，那里的行凶抢劫曾十分猖獗。各大学面临一个新的纪律问题：怎样处理那些依靠向已成为瘾君子的同校学生兜售毒品来完成自己大学学业的本科生。犯罪行为在某些地方已司空见惯。新英格兰某个颇有名望的医生在晚宴招待会上，为了找乐子而告诉客人，他和他的妻子小时候就爱去商店偷窃，现在仍然如此；实际上，餐桌中央的装饰品也是他们三天前偷来的。某学校的一位副主任详细地向一名刚征召入伍的坦克兵讲解毁坏一辆坦克的最好的办法。1967年7月号的《纽约书评》在其头版上发布了很大一张流程图，展示了如何制造燃烧弹：用一块浸满汽油的布条做塞子，一截晾衣绳子做引线，燃料则是用2/3的汽油和1/3的肥皂粉与尘土混合制成。

理查德·尼克松成功当选总统是对此前所有事情的回应，而且是良性的回应。美国此刻不再需要空想家，而需要一个真正意义上保守的政府，即另一个艾森豪威尔时代。这个政府将会抵制住削减税收的诱惑，尽力平衡预算收支，维持美元货币的稳定，降低通货膨胀风险。要尽快结束与中南半岛地区的敌对状态，制定一切外交政策只以美国国家利益作为评估标准。在国内，联邦政府的影响范围将受到明确限制，国会的特权将被恢复，几代人之间、各种族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乃至不同宗教信仰之间的联系会被加强。

1968年，美国的疲软在黑人区表现得再明显不过，当年这些地区的平静是所有人都未曾预料到的。林登·约翰逊在春季说：“接下来的这个夏天我们会很煎熬，我们在消除缺陷之前会有好几个煎熬的夏天。”尼克松预见到会发生“街头战争”。司法部在处理国内骚乱的问题上变得轻车熟路，甚至还建立了判定大骚乱的标准。如果是暴力事件，则参加人数须在300人以上，持续时间至少12个小时，还必须有枪击、抢劫、纵火以及大肆破坏公物等行为。（有150人参加，持续时间为3小时的只能叫作“严重滋扰”。）陆军部训练了共有1.5万人的7支特种部队来处理市民的骚乱。黑人领袖预言说，等到春天这些会派上用场，因为最大规模的暴动即将发生。

这些领袖确实以身作则。他们教授游击战和巷战课程。争取种族平等大会以向左转的战斗姿态加入了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和马丁·路德·金的南部基督教领导人大会，主张强制推进的种族隔离。埃尔德里奇·克利弗的《冰上灵魂》是1968年的一本畅销书，书中把克利弗描述成“美国争取黑人解放运动的一位职业革命家”。詹姆斯·鲍德温把美国称作“第四帝国”，马尔克姆·艾克斯的信徒在组织纪念其逝世三周年的活动时，采取了一种绝非他所主张的释放愤怒的行事方式。就连黑人名人都开始走强硬路线。黑人短跑运动员汤米·史密斯和约翰·卡洛斯在墨西哥城举办的奥运会上获得胜利后，在播放美国星条旗的国歌时，两人都低下了头，用戴着黑手套的手紧握成拳做出反抗的姿势，这多少有损于美国的荣耀。7月克利夫兰发生了爆炸事件，人们的普遍反应是“又来了”。一辆拖车被叫到了事故现场，却遭到了狙击手的袭击。赶到现场的警察成为枪手的活靶子。30分钟内，就有3名警察和4名黑人死亡，8名警察受伤。国民警卫队被征调，抢劫和纵火造成的损失达150万美元。在其他黑人居住区，警察提高警惕防范着街道上看似无法避免的骚乱。

然而骚乱并没有爆发。发生的骚乱事件数量不及预料中的一半，其他大城市并未经历像过去3年中所发生的动乱。美联社报道称，“就种族斗争而言，这是5年来最平静的一个夏天。”只有19人死亡，依照瓦兹事件前的标准来看非常惊人，但和前一年有87人死亡相比就不算什么了。原因之一在于，最具煽动性的闹事者都已经不在街头了。他们被关进了监狱，或者成为逃犯。拉普·布朗被捕入狱。克利弗11月下旬在他的假释撤销时消失。休伊·牛顿因杀死一个警察在奥克兰受审，一个黑人领衔的陪审团裁定其有罪。“如果休伊不能回来，就闹到底！”休伊的黑衫党党徒不断叫嚣，威胁说将对所有白人采取恐怖行动，可当休伊因杀人罪被判处2~15年监禁被带走的时候，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出现相对平静局面的另一个原因，是黑人意识到他们自己是骚乱最大的受害者。他们的商店遭到洗劫，汽车被毁坏，房屋被烧毁，子女陷入危险。瓦兹的一位精神病医生希亚瓦塔·哈里斯说，“我们烧毁自己居住区里的商店的暴乱阶段已经结束。整个运动进入了另一个方向——谋求黑人权力并寻求做人的尊严。”白修德写道，“依照进步的所有传统表现来看”，美国黑人已经在前进的路上。这些改变在细小的地方可以显现出。电视荧幕是其中之一。在电视上，种族融合已成为一个现实。如今几乎每一部剧集里面都有黑人演员。《巴顿地方》中的神经外科医生就是一个黑人，而且黑人“朱莉娅”还是女主角之一。

芝加哥的黑人牧师杰西·杰克逊提出了一种新的更有效的抗议方式，他逼迫白人企业家雇佣黑人工人，否则他就号召他的教众抵制他们的产品。大西洋与太平洋茶叶公司为970个黑人提供了工作，朱厄尔茶叶公司则雇用了661名黑人。杰克逊所谓的“面包篮计划”还说服商人们在两家黑人开的银行开办户头，使银行存款从500万美元增至2 200万美元。黑人现在拥有了经济实力。人口普查局后来发现，年收入在1万美元以上的黑人家庭的比例从60年代的11%增加到28%。他们终于开始进入中产阶级。

剪影：20世纪60年代晚期

[1] 英文原文是：“Clean for Gene”，这里使用“Gene”代指尤金·麦卡锡。因为麦卡锡的英文全名为：“eugene Joseph MCCARTHY”，用“Gene”指代了“eugene”。——编者注

[2] 罗伯特·肯尼迪也被称作“博比”，“鲍勃”则是男子教名“罗伯特”的昵称。——编者注

[3] 指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业联合会，是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由成立于1886年的美国劳工联盟和成立于1953年的工业组织协会在1955年联合而成。——编者注

[4] 原文中为“卡利班”，是莎士比亚剧《暴风雨》中半人半兽形怪物，指丑恶而凶残的人。这里借指年老而品行不好的希腊船王。——编者注

[5] 《罗斯玛丽的婴儿》是由罗曼·波兰斯基导演1968年出品的美国惊悚电影。片中笃信天主教的主人公最终生下魔鬼的儿子，以致该片在西方社会引起很大争议。“罗斯玛丽的婴儿”一词一时也成为一种邪恶的象征。——编者注

第三十四章 沉默大多数的崛起

理查德·尼克松眼中的英雄包括民主党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威尔逊在其当选后于1913年公布了所有内阁人选，尼克松于1968年竞选成功后有意效仿，决意在电视上这么做。典礼于1968年12月11日在华盛顿肖哈姆酒店的雅典娜神像厅举行。尼克松以“贤内助也该沾沾光”为由，要求各位候任部长携同夫人出席。这一说法惹恼了女权主义者，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带有性别歧视的傲慢态度。新部长的夫人们似乎乐在其中，美国观众却不以为然。30分钟的仪式在观众中反响平平，一位批评家颇不客气地称其为“政治版的‘我的职业是什么’节目”[1] 。很多人都注意到尼克松老是重复念叨自己的事，他说12位新部长既了解他的特长又明白他的心思，在演讲中他不止10次用到“额外的维度”这个词来说明这种情况。

事实上，新内阁缺乏多样性显而易见。所有成员都是富有的来自共和党的白人男性，其中7人住在阿勒格尼山脉以西，即共和党选票的主要来源地区。几乎所有成员都是商人，其中3人来自建筑行业：沃尔特·希克尔（内政部长），温顿·布朗特（邮政部长）和约翰·沃尔普（交通部长）。缺乏变化倒并非全是尼克松的错，他已尽力想让内阁人员多样化。他早前承诺要组成“一个集共和党、民主党和独立党派成员于一堂的政府”，将美国“各级政府、劳工阶层及各行各业中的男女精英”纳入麾下。但部分民主党中坚力量所在区域并未积极响应他的提议，三名黑人还断然拒绝出任其内阁成员：小惠特尼·扬，参议员爱德华·布鲁克和纽约文官委员会主席埃尔莎·波士顿。因此内阁成员来源单一而非多样化。一位杂志作家这样评论尼克松内阁：“似乎是更多由灰色卵石而非亮晶晶的钢和玻璃组成”，而建造者也是如此。《时代周刊》曾有言，“这些人稳重、能干，但缺乏热情且资质平庸。”但不管他们有何缺点，这些人的正直却毋庸置疑。

威廉·罗杰斯（国务卿），约翰·米切尔（司法部长）和罗伯特·芬奇（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等人都是尼克松的密友。有人以此推论他将比约翰逊赋予内阁更多权利。一些尚不知晓霍尔德曼和约翰·埃利希曼的专栏作家预言总统智囊团将成为历史，但总统动向监察团认为例外亦有可能。国家安全事务总统助理亨利·基辛格渐露锋芒，成为首席顾问。据报道，罗杰斯正阅读基辛格的著作。当时可没人预见到，尼克松的首任国务卿竟是通过基辛格的新闻发布会讲话来跟进美国外交政策的变动。

就职6个月后，尼克松获得一个巨大的鼓舞。宇航局8年前应约翰·肯尼迪总统要求进行的探月计划终于有了回报：阿波罗11号成功抵达月球。这是一项艰苦卓绝的事业——2万个制造商和30万名工作人员投身其中。虽然人们对这一切是否物有所值争论不休，而探月成功无疑是一场美国式的胜利。尼克松发表声明指出，虽然探月“曾是一项艰苦的事业，但如今继太空旅行的创举之后，人类实现宇宙间通信成为现实。尽管月球与地球相距甚远，但电视让千家万户能够共同见证登月的伟大时刻”。这里的“千家万户”可不只是美国人，登月过程转播吸引了全球约5.28亿电视观众，这是迄今为止收视率最高的电视节目。

探月失败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在12年前遭遇首次失败后，美国宇宙空间科学已取得长足进步。在1961~1966年，水星号和双子星号系列的16次载人飞行表明人类可以在宇宙中正常生活和工作；徘徊者号、绕月轨道飞行器和“月球勘探者”计划发回的证据显示，月球表面环境不会给宇航员带来危险。但这期间也有一次重大失误。1967年1月，阿波罗1号舱体失火，3名宇航员遇难。计划延迟21个月后，载人阿波罗指挥舱升空。1968年年末和1969年年初，宇航局严格按计划每两个半月就发射一艘阿波罗飞船，以期在肯尼迪总统下达的截止日期1969年5月前完成任务：将宇航员送上月球并在“1970年以前”安全返航。

1969年7月16日上午9点32分，阿波罗11号在肯尼迪航天中心39a发射场由有36层楼高的土星5号运载火箭发射。执行此任务的3名宇航员为：民航机长尼尔·阿姆斯特朗，空军军官小埃德温·巴兹·奥尔德林及空军中校迈克尔·柯林斯。运载火箭的第3级将他们送入距地118英里高的轨道。检查所有仪表系统耗时两个半小时，之后重新点燃了第3级火箭，此时转速达24 245英里每小时，足够冲出地球大气层向25万英里外的月球进发。

距地球5万英里时，柯林斯调动“哥伦比亚”指挥舱，直到和脆弱的“鹰”登月舱（亦简称l.m.）相对。等到“哥伦比亚”与“鹰”实现对接，土星号的第三级运载火箭便立即被丢弃。星期四是探月第二天，宇航员们让哥伦比亚号的引擎运转一段时间，以便进入将于星期六经过月球背面69英里内的一条轨道。在肯尼迪角时间的星期五下午，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爬过连接船舱的通道，进入“鹰”舱。那一天临近尾声时，宇航员们进入了月球重力场，此时他们离月球不到44 000英里，且飞行舱仍在提速。

星期六下午，飞船运行速度降至每小时3 736英里并进入绕月轨道。7月20日星期日早上7点2分，太空航行地面指挥中心（与休斯敦宇航局载人飞船中心有无线电连接）唤醒宇航员们，因为这一天是正式登月着陆的大日子。在“鹰”舱内，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放下登月舱的4个庞大支腿，指挥中心发令：“出坞”。于是登月舱与“哥伦比亚”号正式分离。阿姆斯特朗说：“雄鹰有翅膀了！”下午3点8分，阿姆斯特朗启动飞船引擎，逐渐下落，向月球静海而去。

在距月球表面9.8英里时，飞船进入低轨道，飞翔在月球的环形山和火山坑上空。突然，休斯敦指挥中心的一台电脑发出警告，飞船仪表盘上的警示灯闪烁不停。宇航员们不舍得放弃近在眼前的登月机会，于是遵循一名休斯敦年轻指挥官的指示勇往直前。阿姆斯特朗操作控制器，巴兹·奥尔德林大声读出前进速度和高度等仪器上显示的重要数据。最后降落时遇到些麻烦。阿姆斯特朗发现正要降落在巨大而可怕的西火山坑（位于降落目标以西4英里，由此得名）时，他们距月球表面不到500英尺。如果他打算越过此坑，便会延长飞行时间，燃料将消耗更快；所以必须决定是立刻调头还是冒险降落。就在那性命攸关的时刻，仪表盘上的两盏灯不停地闪烁着“接触月球”！ 雄鹰成功着陆了！

“休斯敦，静海基地汇报，‘鹰’舱成功着陆。”时值东部夏令时的1969年7月20日，星期日下午4点17分42秒。

仔细检查仪器3小时后，2位宇航员向休斯敦请示能否省去原定的4小时休息时间，开始出舱登陆。“同意！”休斯敦答复。于是他们穿上价值30万美元的太空服并将舱内减压。然后阿姆斯特朗背朝外，沿着一架9阶的梯子慢慢向下走。走到第二阶时，他拉了一根绳子打开了一部电视摄影机的镜头，5亿人便注视着他小心翼翼地走向荒凉的月球表面。

在脚上9.5B的靴子接触到月球表面的那一刻，阿姆斯特朗说：“对于一个人来说，这只是一小步，但对人类来说，却是巨大的一步。”时值下午10点56分20秒，阿姆斯特朗拖着脚步笨重前行。“月球表面物质的纹理很细，走过之后鞋底和鞋帮粘着一层木炭粉一般的粉末。脚印很浅，大概只有1/8英寸深，但我仍能在精细的沙状颗粒中看到自己的脚印。”

阿姆斯特朗把一些粉末放进太空服的裤袋里。19分钟后，奥尔德林也出了舱，他忍不住惊叹：“真美，真美，荒芜凄凉，苍茫壮丽。”阿姆斯特朗把一根标桩打入土里，在标桩上架了台电视摄影机。外形似蜘蛛的“鹰”舱在60英尺外，正位于摄影机画面正中，后面是外太空的无尽黑暗。月球上的重力为1/6个G, 是地球上重力的16.6%。观众们看着两人像羚羊般跳来跳去，奥尔德林说：“当我在一个方向上要失去平衡时，总能轻易自然地恢复平衡。”他们把一面3×5英尺的美国国旗插在月球上，旗面用金属丝固定在旗杆上。奥尔德林向国旗敬礼。他们还埋下了一个放有67国元首发来的电报的盒子和一块不锈钢钢板，板上刻着：“公元1969年7月，来自行星地球的人类首次登月。我们为全人类和平而来。”

宇航员们收集了约50磅岩石供科研之用，测量了太空服外的温度：太阳光下是234华氏度（约合112.2摄氏度），阴暗处则是零下279华氏度（约合零下137.2摄氏度）。他们摆好一条锡箔来收集太阳粒子，架好地震仪记录月球震动，搭好反射镜将各项读数发回给地球上的望远镜。午夜时分，他们回到登月舱，在月球上待了21小时37分钟后，两人发动引擎离开。（指挥中心发令：“可以起飞。”奥尔德林答复道：“收到，我们在跑道最前面。”）返回轨道后，他们和在哥伦比亚号里的柯林斯会合。柯林斯将两部航天器再次对接，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经通道爬回哥伦比亚号。“鹰”舱则飘入太空，最终会坠毁在月球上。

凌晨1点56分，柯林斯让哥伦比亚号朝向地球，发动引擎，使指挥舱脱离月球重力场。返程约需60个小时。当天傍晚，宇航员们发回一张拍自17.5万英里外的地球照片。奥尔德林说：“看着地球越来越近而月球越来越远，这感觉真好。”阿姆斯特朗说：“不管身在何处，回家总是好事。”星期四，飞船速度为每小时24 602英里，在太平洋上空757英里的高处重新进入地球的大气层。在这关键的时刻，飞船的外层防护壳被4 000度高温烧焦。指挥舱被云层包裹，和地面失去联络3分钟。

正待命的“大黄蜂”号航空母舰探测到在13.8英里外，哥伦比亚号正借助3个83英尺长、橙白相间的降落伞急速降落，底朝天坠落在海面上，激起6英尺的大浪，舱内3人将另一边的气袋充气后才使它恢复平衡。“大黄蜂”号搭载的直升机在天空上盘旋，引导航空舱到达指定地点。尼克松总统在舰桥上挥舞着变焦距双筒望远镜，船上乐队激昂地演奏着《哥伦比亚，你是海上明珠》。在全美及很多外国城市，教堂钟声敲响，汽笛长鸣汽车喇叭被按响。

刚踏上为期9天的环球行程，尼克松便向阿波罗11号的宇航员发来问候。此间他访问了6个亚洲国家：菲律宾、印尼、泰国、越南、印度和巴基斯坦，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表明其杜绝像越南战争这种情况再发生之决心。前往马尼拉途中，尼克松在关岛短暂停留，期间向记者阐述了“尼克松主义”：“决定亚洲和平的不是美国，而是亚洲本身，主导权在亚洲人民和亚洲各国政府。”在曼谷时，尼克松直截了当地说：“如果外部侵略会摧毁民族自由，一个国家若过分依赖保护国终将腐蚀民族尊严。”

这话听起来明确直白，但新闻工作者知道，通常当新总统确切言明某事时，事情便将变得不透明了，此次亚洲之行亦是如此。他一边谴责先前美国在越南的投入过量，一边告诉驻越部队：“这也许是美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刻之一。”他还向泰国人民保证：“美国光荣地与泰国站在同一阵线，坚决打击泰国内外的反动势力。”臆想别人想听的话并说出来是尼克松的老毛病。如果送点月球岩石碎片没让东道主露出笑颜，他或许会暗示马上要派几个师的兵力来。

还有种说法：这是尼克松对共产主义态度的一个过渡期。某种程度上，他仍是随时准备与红色力量对抗到底的冷战主义者，但他也相信全球稳定有赖于以华盛顿为一方，以莫斯科和北京为另一方的两方面力量的互相妥协。从这个意义上说，尼克松的确已发生重大转变。

9天之旅临近尾声，他突然灵活起来，前往布加勒斯特与罗马尼亚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共度一天。为表示友好，他敞开所乘汽车的顶棚在倾盆大雨中前行。群众反应热烈，他们不仅沿路热情欢呼，还竞相拾起掉在人行道上的纸质美国小国旗，而置本国国旗于街边不顾。

为与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会谈，尼克松在英国作了短暂停留，这是他在5个月内第二次访问欧洲。上任仅17天，他便宣布将出访比利时、英国、联邦德国、意大利和法国几个“蓝筹国家”[2] 。他深信自己独具外交才华，而他也确实与多国元首交上了朋友，尽管其中结交到的最重要的威尔逊、库尔特·基辛格总理、戴高乐总统不久将退任。就职头一年，他还破例对很多以往冷面相待的国内外人士热情有加。他飞到独立党派中心，把一台曾放在白宫的三角钢琴送给哈里·杜鲁门，还亲自用它演奏了“密苏里圆舞曲”。出于礼貌，杜鲁门没言明其实自己一直讨厌那首曲子。尼克松还颂扬即将退休的首席法官厄尔·沃伦是“公正、诚实和尊贵的象征”。

尼克松虽不大亲近媒体，但大部分记者仍对他不吝赞美。《生活》 杂志的休·赛迪写道：“这届政府体现了总统的个人特质——体面、周到、能干、谨慎。”虽然负责白宫新闻的记者认为尼克松在公开场合做作、不自然，但某种程度上，他们仍感激他为配合报道的努力，毕竟身为总统的确不易。他们感激他注意饮食以免出现双下巴，为上电视尽力保持小麦肤色，并精心挑选服装，旨在塑造优雅有品位的好形象。

渐渐地，在人们心中尼克松的形象显得思虑周全却十分孤独，每天在白宫的各个房间中伏案处理那些已泛黄的法律文案和文件，有时在林肯卧室隔壁的书房，有时在街对面的行政大楼。他比林登·约翰逊更喜欢文书工作，但没那么喜欢跟人打交道。42键的按键话机已搬出椭圆办公室，因为对他而言6个键就已足够。与约翰逊相比，他似乎也没那么在意新闻，甚至对关系到自己的报道也不大热心。往届总统用过的电传打字机和电视也被搬到外面的一间办公室。他最喜欢的电视节目是秋冬季星期六下午的足球比赛，他似乎总能为此挤出时间。“我知道我所承担的工作理应是世界上最难的工作，但对我而言，它并没有别人描述得那般严重可怕。”

“美国中产阶级”是新闻界当下的流行用语，而尼克松则是其最佳诠释。他喜欢文斯·隆巴迪的拼搏精神、盖伊·隆巴多的音乐、艾伦·德鲁里的小说、葛培理的忠诚、鲍勃·霍普的机智和沃尔特·汤普森的营销技术。他虽大半生都致力于公共服务，却始终对联邦官僚机构怀着中产阶级的不信任感。他颁布的第一条法令就是废除邮政部长选举中的酬谢制度（第二年，应他要求，议会创建了独立的美国邮政系统）。作为美国中产阶级一员，他笃信专家意见，经常向约翰·米切尔、亨利·基辛格、约翰·埃尔利希曼和霍尔德曼请教。赛迪认为尽管尼克松的纸上纲领偏左，“他任命的高级官员却正好相反。往届美国政府经验表明，到底还是人在主宰纲领。”在尼克松看来，学说信条意义不大。他具有中产阶级的独特嗜好，即进行各种尝试、不断试错找到可行办法。1969年，他多次提出税制改革，调整最高法院的思想均势，减少越南驻兵，将冲绳归还日本，试图改革福利体系，取缔细菌战并设法遏制通货膨胀。在上任首年，他还表现出中产阶级的谦逊有礼。当顾问们齐聚祝贺他首次欧洲访问圆满归来时，他摆手叫停：“为时尚早，尚早，一年后才知道它是否是一次胜利呢。”

他花起钱来可没那么客气。和其他美国首领一样，尼克松过着铺张奢靡的新式生活。年薪29万美元的他在办公室附近有一套房，在戴维营有一处休养寓所，但仍和普通人一样最大限度按揭购房。最初，在佛罗里达的比斯坎湾，他购进两套价值逾25万美元的砖砌抹灰的平房，以便与密友查尔斯·贝贝·雷博佐在“科科洛博”号豪华游艇上共度闲暇时光。雷博佐是一位靠房地产发家的司机和加油站老板。即便如此，尼克松仍不满足。当园丁们还在比斯坎住宅安装10英尺高的树篱时，他又在加州圣克利门蒂购置了价值34万美元的14幢别墅，花10万美元修了个游泳池，还计划在附近的土地上建4洞高尔夫球场，每个球座都用总统纹章标记。

雷博佐和尼克松另一位密友，罗伯特·阿普拉纳尔普（喷雾器阀门发明者），对这两处房产占有约50万美元的抵押权，这在当时还不为人知。此外，在这两处住宅和其他总统亲朋好友常住的房产（如阿普拉纳尔普在巴哈马群岛上的住所）上，联邦政府的花费高达1 050万美元。大部分钱虽用于修建直升机机场和军事通信等必备设施，但布景、家居和供暖系统的花费也不下几十万。

事实远不止于此。单纯从花销上来看，这仅仅才是个开始。4年后，《财富》杂志引用一位前预算局官员的话，估计尼克松的家庭开销约1亿美元。并不节俭的林登·约翰逊拥有3架波音喷气式客机，但其夫人去纽约购物还得乘东方航空公司的班机。尼克松所有亲眷（包括女婿）都搭乘政府专机出行。有5架波音707，11架洛克希德星式喷气式飞机和16架直升机任他差遣。他在戴维营有一个射箭场、一个游泳池和一个保龄球馆。约翰逊在任时戴维营年均开销14.7万美元，尼克松在任时已飙升至64万。此外，尼克松各处房产里总计雇用了75名男管家、女仆、厨师、保姆，21名园丁、维修工，100名特工，300名保镖、游艇工作人员以及一队豪车专用司机，他的生活方式王侯风范十足。

任职之初的尼克松是以“救世主”的形象出现的。“史上最伟大的人是带来和平的人。”他在就职演讲中表示自己并不是只谈及越南问题，“我们物质富裕但精神贫瘠，准确无误地探访月球，在地球上却不得安生……我们支离破碎、不够团结。周围都是渴望充实的空虚生命。我们有很多事要做，却指望别人主动。心灵出现危机，只能从心灵层面寻找解决办法。要找到办法，我们只需审视内心……只有停止大吼大叫，只有平心静气地交谈，才能在交流中互相学习。至于政府，自会尽责认真倾听。”

这话确实是对美国困境的明智认识。在刚上任的8个月里，尼克松据此寻求解决办法。他压制好战本性，降低音量，保持低调并认真倾听。寻求意见时，他表现得认真负责；竞选时，他承诺“精简”白宫人员；竞选成功后，他说会组建一个“公开透明”的政府，积极寻求“独立思考者”的意见。约翰逊深信美国问题的根源在于权利分配不均和贫穷，而作为共和党人，尼克松及其团队并不赞同并自有说法。他们认为，全国上下陷入苦痛是由于人们不再信仰宗教、家庭、睦邻和《麦加菲读本》提倡的爱国主义。这是小城镇美国人的理念，是共和党的坚固堡垒。信仰的消失并不是这些民众的错，因为如今大部分美国人已搬离小镇，美国上下刮起了攻击最神圣习俗与制度（从国旗到母性）之风。60年代的狂暴风潮未消，弱肉强食仍是主流。

但1969年的某些选举结果表明，这种反抗正使美国向右转。80年来共和党人首次赢得弗吉尼亚州的领导权，并且在民主党执掌新泽西州16年后，重新夺回政权。加州第27选区把小巴里·戈德华特推选进了国会。自由派的拉尔夫·亚伯勒在得克萨斯州陷入困境；次年年初，他在民主党预选中败在一个保守派手里。凭借在黑人区宣扬严格执法的主张，原本默默无闻的查尔斯·斯滕维格（明尼阿波利斯市的警探）赢得惊人的62%的选票出任市长。萨姆·约蒂是美国南方以外少见的种族主义者，在任期间虽然屡屡玩忽职守、争斗吵闹，且他提拔的3个市政专员都因受贿获罪，但他仍3次连任洛杉矶市市长。

右倾潮流并不是尼克松在国会陷入麻烦的全部理由。在非常保守的大环境下，国防部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在1969年，国防部预算20年来首次陷入困境。自朝鲜战争以来，每年国防部都投入巨款用于军备建设，甚至常常无须实名投票表决。国防部经费从110亿美元飙升至810亿美元，但如今将军们碰到个难缠的国会。越南战争受挫是原因之一，其他原因包括资深陆军士官通过陆军消费合作社捞取回扣的丑闻，对洛克希德C–5a运输机生产成本过高的不满，陆军的化学战争部队载着7 000吨神经毒气越过国境并将其倾倒在大西洋里。但最终让国会拍案而起的是导弹问题：国防部打算建立一个花费将高达上千万亿美元的反弹道导弹系统。

国防部认为，苏联若为防止美国回击而先发制人，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将不堪一击，从此再难翻身；为避免最坏情况发生，实有必要建立反弹道导弹系统。在以爱德华·肯尼迪为首的参议员反对派看来，这只会使军备竞赛恶化，还不如把经费用于整治污染、救济贫民窟；且该系统的雷达和计算机太过复杂也难以运转。一个技术人员直言：“历史上的‘马奇诺防线’还少吗？”最后，该提案以一票优势通过，但却是皮洛斯式[3] 的胜利。它为日后国防项目的纷争做了铺垫，也埋下了国会和新政府仇怨的种子。6月4日在空军学院讲演时，尼克松嘲讽49名对反弹道导弹系统持反对意见的参议员为“新孤立主义者”。富布赖特答道：“对国内和平安定的最大威胁不是河内、莫斯科或北京，而是举国上下的大学和城市贫民窟。”

在围绕最高法院候选人进行的两次恶战中，尼克松和国会反对派间的分歧越发严重。参议院同意他提名沃伦·伯格接替厄尔·沃伦担任首席法官；但他提名南卡罗来纳州联邦法官小克莱门特·海恩斯沃思接替阿贝·福塔斯时，参议院表示强烈反对。在美国劳联–产联及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看来，海恩斯沃思是个危害劳工利益的种族主义者。即便这项罪名的杀伤力不够，但印第安纳州的伯奇·贝赫出示证据表明，海恩斯沃思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入股的公司捞取利益。这次提名以55∶45的票数被否决，其中有17名共和党人，还包括少数党领导人休·斯科特。尼克松说攻击海恩斯沃思是“残酷、恶毒而……不公正”之行为。两个月后，他公布其第二次的人选：佛罗里达州的联邦法官哈罗德·卡斯韦尔。

卡斯韦尔的主要优势在于他并不富裕，因此不会像海恩斯沃思有利用公职谋取私利之嫌，可他也有其他不利因素。一个记者在卡斯韦尔1948年的演讲中挖出一句话：“种族隔离合情合理，这是美国唯一切实可行又正确的生活方式。”面对这句引言，卡斯韦尔说那句话“实在可憎可恶”，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已铁了心反对他。不久，卡斯韦尔又被披露曾积极参与塔拉哈西某高尔夫俱乐部的排挤黑人行动，在法庭上对民权律师出言不逊，且他的判决常在当事人上诉时被推翻。针对最后一项爆料，内布拉斯加州参议员罗曼·鲁斯卡好心解释道：“即便卡韦维尔是中庸之辈，但全世界那么多中庸的法官、中庸的人和中庸的律师。难道他们就没有权利担任代表？就不能有点儿机会？不可能所有人都是布兰代斯、卡多萨或弗兰克福特，这恐怕无法实现，也不需要实现。”

事后，有人问鲁斯卡是否后悔发表了那番言论，他答道：“后悔，我真的后悔。”一名共和党领袖说：“我走到哪儿都能听到那个字眼——中庸，它简直无孔不入。大批选票正哗哗流走。”在鲁斯卡说那番话前，参议员肯尼迪预计最多有25票反对卡斯韦尔；斯科特预计对手党顶多能拿到“30多票”。结果，对卡斯韦尔的赞成票有45张，反对票51张。主持人阿格纽副总统宣布：“提名被否决。”两天后，尼克松愤怒地对记者声明，只要参议院在民主党手里，“尽管南方的联邦上诉法官和我一样绝对信奉宪法，我也无法让他们到最高法院工作。”

这和他在就职演说中倡导的团结一致相差甚远，却是精心设计的说辞：他将抛弃超党派主义并开始反击。当时，美国上下反战游行表明了民众对越南和平的渴望，尼克松转变战略的第一步便是就此发表全国电视演讲。他说游行实无必要，因为他有一个“撤回全美地面部队并用南越部队替换美军的计划”，即“战争越南化”。他相信计划会成功且希望得到“沉默的大多数美国同胞的支持”。作为对批判者的有力反击，他呼吁道：“让我们为和平团结一心，众志成城谋成功。因为我们应当明白：北越无法打败或羞辱美国，只有我们自己人才能。”

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77%听众对演讲表示赞同，仅有6%的人反对。备受鼓舞的尼克松决定让副总统用更为花哨的言辞去打头阵，即阿格纽所谓的“政治两极化”，蓄意孤立反对总统的人。阿格纽嘲讽政见不同者是“一群自我标榜为知识分子的软弱而无耻的势利小人”，他们的支持者则是“热情的寄生虫”和“意识上被阉割的人”，还因此获得总统的热情赞叹。因为当时电视新闻观众高达7 000万，且白宫正为有关总统的电视报道愁眉苦脸，阿格纽便将电视定为首要目标。

11月13日在得梅因讲演时，阿格纽抨击“一小撮人，不超过一打的主持人、评论员和制片人独断专行，把影片或新闻评论时间压缩到只剩20来分钟呈现给观众”。“这些并非选拔而出的社会名流就是一个与特权阶级隐秘勾结的小帮派……享受着政府正当赋予的垄断权。”他控诉他们歪曲了“国家为实现国内和平稳定所做的努力”。一周后，他集中火力攻击新闻界，点名批评《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哀叹“各大公众信息渠道被垄断，越来越少的人实际操控着公众发言权”。支持阿格纽并谴责“东部自由主义权势集团”的邮件纷纷涌入广播电台和报社。华盛顿方面开始怀疑阿格纽是为自己还是为总统辩护，休伯特·汉弗莱则说，“要是副总统可以独立于总统或政府而表态简直是没有政治常识。他若将你纳入自己的政治阵营，你就得绝对忠诚。”

夸张的言辞让斯皮罗·阿格纽成了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因为这就是一个信口开河、夸夸其谈、矫揉造作的年代，吃葡萄和生菜、穿或不穿内衣都被染上了政治色彩。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解雇了斯马瑟斯兄弟喜剧团，就因为他们曾让节目嘉宾调侃爱国主义和越南战争。

许多法庭都忙于处理政治纠纷。分别杀害了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的凶手詹姆斯·厄尔·雷和西尔汉·西尔汉正被定罪。新奥尔良地方检察官吉姆·加里森试图让陪审团相信克莱·肖（一个路易斯安那歇业商人）密谋杀害了约翰·肯尼迪，这堪称美国司法史上最荒唐的案件之一。关键证人是：一个前出租车司机（在催眠状态下含糊暗示肖有罪）、一个瘾君子、一个妄想狂会计和一个伪证者（最后坦白他的证词系捏造而成）。审讯持续了34天，陪审团用了不到一小时便投票决定肖无罪释放。

诺曼·梅勒竞选纽约市市长，蒂莫西·里尔博士竞选加州州长。尼克松任命当时41岁的秀兰·邓波儿·布莱克为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有人说“因为他希望世界也有个美好结局”）。贝尔纳黛特·德夫林从爱尔兰赶来，向纽约人筹集资金杀害英国士兵。在旧金山州立大学，19岁的黑人蒂莫西·皮布尔斯在引爆一枚粗制定时炸弹时惨遭意外，双目失明。发誓“在美国发起战争”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下的地下天气预报员组织在芝加哥发起暴乱，结果60人被逮捕、3人被击毙。1969年中连续5个月，曼哈顿恐怖分子轰炸了马林·米德兰·格雷斯信托公司、武装部队征兵中心、联邦政府办公大楼、梅西百货、联合果品公司码头、美国广播唱片公司、大通曼哈顿银行和通用汽车大楼。11月13日晚，警方逮捕了3名年轻人及简·劳伦·阿尔伯特，指控他们密谋炸毁联邦产业。简是一个22岁的才华横溢的斯沃斯摩尔学院的学生，出身于社会中上层家庭。其父母缴纳的2万美元保证金因其无故失踪被没收。

环境保护主义者对新式大型喷气式客机很不满，纳税人因教师罢工愤愤不平。烟草制造商的日子也不顺畅，因为自1970年年底以后他们就不能在电视上做广告。尼亚加拉瀑布临时改道让度蜜月的人们十分懊恼。相信飞碟存在的人对空军大为光火，后者耗时两年走访11 000个据称有飞碟出没的地点后，得出结论飞碟根本不存在。反战喜剧《和平》荣获1969年纽约剧评人奖惹恼了广大观众，因为其中有一幕是战神将各国冲进大马桶。

对众多美国人而言，全国上下兴起的野蛮情绪以芬克尔斯坦事件最为典型。当杰奎琳·肯尼迪·奥纳西斯看完《我好奇（黄色）》离开剧院时，《纽约每日新闻》的摄影师梅尔·芬克尔斯坦试图拍照，结果仰面倒在了人行道上。他说杰奎琳用腿以柔道般的招式将他踢倒，杰奎琳则说他是自己不小心摔了一跤。不管事实如何，这位肯尼迪总统遗孀阔步离开芬克尔斯坦和瑞典色情电影院的画面却被另一位摄影师抓拍了下来。她当时穿着黑色紧身皮短裙，背景是“各种红酒烈酒”广告牌，卡姆洛特[4] 似乎已十分遥远。

1969年也是大学校园最动荡不安的一年。尽管盖洛普测验表明，670万大学生中有72%从未参加过游行，《财富》杂志调查也发现只有12.8%的大学生“是革命的”或“持有偏激异议的”，而正是这一小部分人闹得美国上下昏天黑地、几近瘫痪。旧金山州立大学已封校三周。圣马特奥初级大学校长家遭燃烧弹袭击。1 000名学生和200名教职员工集会要求莱斯大学校长下台。圣费尔南多州立大学、霍华德大学、宾州州立大学和马萨诸塞大学的管理部门无计可施，只得向警察求助。芝加哥大学的布鲁诺·贝特尔海姆认为，“这些孩子中很多都是神志不清的妄想狂”，并把他们比作当初支持希特勒的德国学生。学生们的要求没变：黑人要求增设黑人研究课程，白人要求结束美国预备役军官训练队和陶氏公司招募；而不论肤色，所有人都希望越南战争赶紧结束。

校园冲突迅速恶化，往往当局还没弄清楚状况便已一发不可收拾。在威斯康星大学，名为黑人联盟的黑人学生组织呼吁罢课，美国青年自由组织中的保守成员决定穿过对方的封锁线。双方打成一团，州长连续派来199名国民警卫队队员，以刺刀、催泪瓦斯攻击黑人学生。5 000余名白人进行游行向州政府抗议使用此类武器，教职员工也支持黑人。威斯康星立法机构的回应则是谴责罢课并削减大学财政预算。

在被称为“穷人哈佛”的纽约城市学院，波多黎各与黑人学生把自己封锁在南校区，发表宣言，要求学校的入学人数应反映纽约的种族比例、引入黑人研究项目且控制权由他们掌握。考虑到这会危及学术标准及学位含金量，白人学生也坐不住了。在接下来的冲突中，一个大礼堂被焚毁。比尔·加拉格尔校长两次关闭学校，随后索性辞职。无奈之下，教职员评议会通过了一项令人难以置信的提议：下一届新生必须有40%的黑人和波多黎各人，即便他们未达到纽约城市学院的录取标准。从此，该校再也担不起“穷人哈佛”的美誉了。

4月9日，哈佛大学也爆发了冲突。学生们闯进校办公大楼、驱逐校领导、抢夺机密文件。内森·普西校长只得召集400名州警察强行进入大楼，逮捕了197名学生。被捕学生的6 000名同学在哈佛体育馆集会，投票决定罢课抗议。教员们提议撤销对197名学生的控诉，校长同意，法官却不赞同。他决定每人罚款20美元以示对非法入侵的惩罚；以殴打系主任罪判处一名25岁的研究生一年徒刑。随后学校正式通过教员决议，同意原先游行者的主要要求：结束哈佛的美军预备役军官训练项目。

那年春季，康奈尔大学虽不像其他学校那般动荡，但伊萨卡本地特色也不容小觑，拍摄于那里的系列照片让世界震惊。4月19日，250名黑人本科生占领了学生会中心威拉德·斯特雷特楼，要求成立非裔美国人自治学院。楼内谣传一队白人武装正赶来，黑人学生们便找来了武器。詹姆斯·珀金斯校长说：“这样一来事件性质完全改变”，于是决定满足抗议者的各项要求。报纸刊载的照片显示，当大楼占领者们走出大楼时，已武装到牙齿：手里紧握步枪，胸前交叉挂着弹药带。教职员工推翻了校长的决定，不久又反悔。校董们要求进行调查，珀金斯校长随后辞职。

这一切都被政府密切关注。可以想见，尼克松政府同情除了造反学生以外的所有人。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芬奇致信美国所有高校校长，说明美国逾百万大学生若再滥用权力，政府将撤销现有的一切补助。圣母大学校长西奥多·赫斯伯格牧师发出警告，任何采用武力的学生都将被开除并以非法入侵罪被控告。尼克松迅速致信赫斯伯格，称他“亲爱的特德”，“你态度坚决，值得赞赏”，还让他把对学生风潮的看法告诉副总统阿格纽。阿格纽当时正要与州长们会晤。赫斯伯格建议要谨慎行事；他认为，“即便最激进的学生也试图让社会看清一些事，这在今天或许值得思考。”官员们采纳了他的意见，拒绝了罗纳德·里根要求由联邦政府进行对学潮调查的提议。

若说黑人激进分子在校园兴风作浪，那他们在大多数中心城市却十分低调。第二个夏季贫民窟都相安无事，人们的心境也悄然变化。60年代中期的动乱打开了各城市市政交流的新渠道，大城市也配备了训练有素、装备齐全的防暴警察。选举成为黑人关注的新焦点。随着黑人选民登记率飙升，在很多地区选举黑人代表逐渐代替暴力反抗社会成为另一个可行方案。霍华德·李于1969年成为北卡罗来纳州查珀尔希尔市第一任黑人市长。查尔斯·埃弗斯当选密西西比州费耶特市市长，他的竞选口号是：“不为选黑人，不为选白人，只选好人。”

尼克松认为新政府在种族纷争中起到“折中”的作用。无论如何，这减缓了废除种族隔离的进程。约翰逊的政策是对未能实现黑白学生同校的学校将不再补助。尼克松将其否决并表示：“联邦政府削减资金会影响学生接受应得的教育，这可不是取消种族隔离的目的和胜利。”尼克松在任职初期召开的一次记者会上，承认不管他以前表现如何，黑人已不信任他，觉得他对黑人漠不关心。竞选时，他多次承诺将努力实现“黑人资本主义”，但此后再无下文。反倒是1969年8月，芬奇提议密西西比州各校暂缓取消种族隔离。

很多人认为这是在讨好南方白人选民，可惜未能见效。10月下旬，沃伦·伯格出任首席法官后，最高法院一致裁定，“每个学区都有义务终止双重学制，现今和以后都只能实行单轨制。”尼克松回应“将充分尊重法律”，竭尽全力贯彻该项法令。

虽然闹学潮系少数人所为，但为标榜个性，大部分美国年轻人在着装、言语、行为方面亦刻意区别于成人。很大程度上，他们引人注目是由于张扬离谱的生活方式，但不可否认，他们身上的其他特质亦不容忽视。这是战后婴儿潮的必然结果。1960年，美国14~24岁的年轻人共计2 700万。60年代末人数为4 000万，占总人口的20%。鉴于庞大的青少年团体和富裕的成长环境，青少年的反主流文化必将发展壮大。只要足够多的年轻人参加了某项活动，该活动定会风靡一时。1969年8月15~17日那个周末举行的“伍德斯托克摇滚音乐节”便是一例。

事实上“伍德斯托克”名不副实。负责策划、宣传的是两个24岁的年轻人，他们最初将地点定在纽约州哈得孙河旁的伍德斯托克村，还登了广告。但由于分区法规和当地人反对，音乐节才被迫迁至距纽约市西北70英里的白湖贝瑟尔的卡茨基尔镇，借用了马克斯·亚斯格的600公顷奶牛场。宣传人员希望年轻人能找到这个地方，预计7美元一张的票能卖出5万张。

他们严重低估了音乐节的吸引力，40万人浩浩荡荡地涌入马克斯·亚斯格的农场。贝瑟尔也突然成为该州第3大城市。很多涂满迷幻绘画的汽车、摩托车、小型公交车被遗弃在附近公路上；卡茨基尔公路的所有出口都严重拥堵。向如此一大群人收费显然不切实际，主办方只能亏损200万美元。这是在伍德斯托克出的第一个岔子，另一个便是天气。两场大暴雨将农场变成一片汪洋。年轻人缩在湿透的睡袋里，簇拥在毯子和衣服搭成的塑料帐篷和坡屋里。缺水缺食物，甚至没有卫生设施，这场音乐节本可能演变为可怕的灾难。

但结果却获得了巨大成功。看着密密麻麻的人群，一个表演者说：“若想成功，我们必须记住我们是一家人。”事实证明他们确实记住了。一个警官说：“在我24年的警察生涯中，这群孩子是我见过最有礼貌、最体贴、最有教养的孩子。”

最有力的援手来自这群人自身。一个名叫肯·克西的“快乐的恶作剧者”的大篷车队从俄勒冈州远道而来，向人们发放高蛋白的葡萄干肉汤、燕麦、花生，还搭建了医疗帐篷。猪庄（一个在新墨西哥州陶斯县的群居村）的100位社员也及时伸出了援手。但这次音乐节如此成功的真正秘诀是对年轻人具有致命吸引力的迷幻摇滚。亲临现场的杰弗逊飞机、克里登斯清水复兴合唱团、斯通家族、吉米·亨德里克斯、琼·贝兹、詹妮丝·乔普林都是年轻人心中的英雄。就算在演出现场见不上面，设在舞台周围80英尺高架上的扩音器已把他们的声音传播开来。因此，尽管天公不作美且时有不如意，但在这群系着头带、穿着喇叭裤和扎染粗布短袖、戴着念珠的年轻人的努力下，这次音乐节已成为一代人团结一致的象征，以至后世的人们每每提起，都称他们为“伍德斯托克一族”。

在外界变幻莫测的年代，同辈群体间加深感情联系是必然。伍德斯托克是1969年最壮观的摇滚音乐节，但绝非独一无二。同年，最高法院驳回约翰·伯奇协会的反对意见后，在特奈诺附近的一个大牧场、得克萨斯州的刘易斯维尔（一位治安官说：“这群人比达拉斯球迷好得多。”刘易斯维尔市长则告诉记者，唯一的问题在于年长的得州人，他们一直盯着在加尔扎小榆树水库裸泳的年轻人）、路易斯安那州的普雷里维尔亦有活动举行。表演者包括感恩而死乐队、罐装的热气乐队、乡下佬乔伊和鱼及铁蝴蝶乐队。

这一盛况甚至超越了国界。这已成为一种美国现象，而且美国身为全球霸主，摇滚乐音必然在西欧会得到回应，这其中以英国为最。英吉利海峡的怀特岛上随处可见“助鲍勃·迪伦压沉怀特岛一臂之力”的条幅。15万个“着奇装异服、‘性别不明’的青年”积极响应。音乐响起36个小时后，迪伦本人身着白色套装、黄色衬衫和绿色靴子抵达现场。一个女歌迷脱掉衣服、裸身起舞，尖叫着：“我只想要自由。”伍德斯托克遭受亏损，怀特岛上的活动却盈利颇丰。

这里有些悖于常理的东西。活动主办方和表演者都赚到盆盈钵满，但给他们带来财富的反主流文化的信条却是坚决反对物质的。与摇摆乐不同，摇滚还背负着精神层面的含义，这也是许多老一辈美国人不喜欢摇滚的原因之一。他们认为摇滚提倡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信条是不爱国的、没有信仰的、不道德的，甚至更为恶劣，这并非全无道理。1969年，人们担心的事终于成为现实，一群嬉皮士胡作非为，犯下堪称美国史上最可憎的谋杀案。在憎恶当代年轻人的人看来，这是噩梦成真的有力证据，而那群长发年轻人逃脱罪责更是挑战了他们忍耐的底线。

受害者是身怀六甲的金发女演员莎朗·塔特及其4个朋友。8月的一个早晨，在洛杉矶仙乐大道10050号一幢能够俯瞰祝福峡谷的宅邸内，有人发现了他们惨遭肢解并被摆成怪异形状的尸体。4个月后，凶手浮出水面：死亡谷边上一个嬉皮士群居村的成员，他们也是另两起谋杀的罪魁祸首。罪犯头子是查尔斯·曼森，一个35岁的惯犯，据说还是个大块头的色鬼。凶手都是他的信徒：一个神经错乱的得克萨斯州青年和3个任凭曼森差遣的漂亮姑娘。白天，他们扛着机关枪、开着用偷来的大众汽车改制的沙滩车四处游荡（曼森深信将爆发种族战争）。夜晚，他们要么随意杀害陌生人，要么滥交乱交。

若曼森及其同伴代表嬉皮士浪漫主义的黑暗面，光明面则是年轻人的社会良知。人类自相残杀、破坏环境让优秀青年痛心疾首。生态问题最少引发争议：保护环境再必要不过，污染已不容忽视。盖洛普测验表明，70%的美国人已把环境问题列为国内问题之首。不仅是年轻人意识到这些威胁，社会各阶层都这样认为。联合国宣布计划召开人类环境会议；总统建立了环境质量委员会；各州长和市长纷纷委派组建生态委员会。路易斯维尔一家设备陈旧的工厂每天排放11吨粉尘。市民们戴着防毒面具，拿着13 000人联名签字的请愿书游行到了市政厅。工厂被迫安装新锅炉，使得每日煤烟排放量降至100磅。

这对路易斯维尔意义重大，但在美国范围内不算什么，治理污染的形势仍十分严峻。各种燃烧行为每年产生1.4亿吨烟尘；单是洛杉矶的汽车每天就排出1万吨一氧化碳、2 000吨碳氢化合物和530吨氧化氮；其他空气污染物包括氧化硫、硫酸烟雾、粉煤灰、煤烟以及砷、铍、镉、铅、铬和锰等微粒，每年仅财产损失就达110亿美元；受烟雾影响，尼龙袜逐渐分解，房屋油漆剥落，建筑物变色发黄，人行道覆盖上了绿色黏液，橡胶发脆碎裂，衣物褪色，窗玻璃被腐蚀，人们的牙釉质脱落，肺病紧随而来。这些腐蚀、吞噬、磨损侵占着人们的身体和工作。

这些并非新鲜事儿，但直到1969年，接二连三发生的事件才引发全美对环境问题的真正关注。东海岸的哈得孙河、康涅狄格河，西海岸的哥伦比亚河沿岸核电站造成的热污染杀死的鱼数量以吨计；滴滴涕给海鲜业带来巨大损失，甚至美国的象征秃鹰也受此影响而濒临灭绝。据报道，曼哈顿空气中一氧化碳的含量是联邦政府设定的危险等级的两倍；佛罗里达州国家湿地公园因修建大型机场而惨遭侵占；加州国家红杉公园也因修建通往滑雪胜地道路而面临威胁。

19个义愤填膺的环保主义者团体将抗议诉诸法律，机场修建被迫叫停。塞拉俱乐部弄来临时法庭判令，阻止了迪士尼制片厂的修路计划，但也不是长久之计。1969年可以说是金州[5] 环境的灾难年，当年自然条件不佳也是原因之一。三场风暴接连冲击了圣加布列尔山脉，带来52英寸的雨量，桥梁被冲垮，数以百计的房舍被冲到山脚；单是卡彭特里亚就有291户人家、7 200人受灾。圣安德烈斯断层发威，使人们处于地震的威胁中，从旧金山一角直至洛杉矶以东20英里情况堪忧。自1906年大爆发后，断层一带承受的压力不断累积，早就预报过的地震尚未发生。加州人民却无比乐观地面对一切。车尾贴上写着“加州应被公平对待（该被好好震一震）”。1969年加州的畅销书之一《伟大加州之末日》便是有关一场虚拟地震的故事。事实上，现有记录表明，震感较为明显的只有4月28日的震动，震中还是在渺无人迹的荒野。

但那一年，地质断层给加州人带来的灾难远不止于此。另一条断层带本身的危急情况加上人类的愚蠢引发了美国1969年的生态噩梦。1月下旬，一台已钻到大西洋以下3 486英尺处高压油气层的油钻有磨损。为替换磨损的钻头，油钻被撤出。结果突然发生井喷，钻台周围满是直径200英尺的油泡。油井失控带来的巨大压力沿着海底砂石和页岩裂缝（地图上没有标注）散播开来，后果极为严重。虽然钻井工人们在11天内堵住了钻孔，但石油仍持续如沸水一般向四周喷涌而出。

钻井平台以东6英里便是洁净无瑕的圣巴巴拉海滩，那里的地价高达每英尺2 000美元。2月第一周，深受圣巴巴拉人喜爱的40英里长的顶级海滨开始变黑。几十万加仑黏糊糊的原油附着在游艇和渔船上，因此而形成的浮垢只有用高压蒸汽才能清除。据一位《运动画报》作家报道，浮油“厚得让海水无法起浪，还发出嘎吱声……我从峡谷穿过回到1英里外的家，身上的石油味都没消散……从空中俯瞰，潮汐线像是用黑色蜡笔在地图上画出的粗重黑线。”

这场灾难最使人震惊的是它夺走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蚌类和岩虾即刻死亡；海豚和海狮不见踪影；鹈鹕掉进石油污染的海水里后迅速下沉，再无法挥动被粘住的翅膀；沙滩上满是矶鹞、鸬鹚、鸥、鸊鷉和潜鸟的尸体，它们的眼睛肿得可怕，内脏已被石油灼伤。奥杜邦协会的人说：“现场真是惨不忍睹”；一个路人说“简直令人作呕”。居民们集会抗议，在政府办公楼附近贴满“取缔石油”的海报并组建了名为“清除石油”的新生态团体。各种诉讼案要求的赔偿金额高达10亿美元；清理成本预计需要300万美元。

华盛顿收到超过1.2万封电报和信件。一开始政府方面还积极回应。美国内政部规定，当钻探深度超过239英尺时，钻头必须用管道包裹，这其实是传统做法了。更重要的是，圣巴巴拉海峡钻井租约被叫停。众多石油企业的大笔投资受困，于是开始向政府施压。一年前，12家公司斥资6.03亿美元买下太平洋1 000平方英里内的石油钻探权，如今他们要求恢复租约。9月，尽管地质学家警告裂隙仍存在，且失控井道还在渗漏，尼克松政府还是应允了石油企业的要求。

年轻人在各种环保游行中的表现尤为抢眼。他们在佛罗里达散发请愿书，召集大批人游行到路易斯维尔市政厅门口，还建立“洗刷店”救助受难的加州鸟类。但是，他们到底是出于真心实意，还是仅仅享受反抗的快感，这又是另一回事。他们有时明显前后矛盾，比如虽积极抗议环境污染，却因为热情地光顾垃圾食品商店而造成另一种形式的污染。

自20年代以来，出售高热量低营养食物的快餐货摊逐渐成为美国路旁的一道风景线。直至60年代，它们才遍布郊区，成为特许经营业的主力，形成美国城郊如出一辙的景观。特许经营，即有偿获得某商号的联名经营权，这是一个特殊的时代标志。假日旅馆、米达斯消音器商店、希戈加油站、霍华德·约翰逊汽车旅馆也采用了这种模式。但和烤肉快餐馆和冰激凌店相比，它们发展得还算中规中矩。1969年，最高联营权价码来自一家麦当劳汉堡店，其价格达到96 000美元（“供应已超过50亿份”），其后是艾德熊的37 000美元，肯德基炸鸡店是24 500美元（“让你意犹未尽的美味”），冰雪皇后冰激凌店为7 500~30 000美元不等（视位置而定）。唐恩都乐甜甜圈、宝义、哈迪、汉堡王、米妮宝炸鸡、巴斯金罗宾斯冰激凌、罗伊·罗杰斯烤牛肉和国际煎饼屋等吸引着几百万青少年。

年轻人若认可这些，那他们也会认同那个年代的另一种金融现象：跨行业集团。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它旗下行业包括酒店、汽车出租行、保险公司、面包店和通信设备制造厂。但对热心政治的年轻人而言，跨行业集团是个和政府合同挂钩的肮脏字眼，亦和越南战争相关。而与污染相比，越南战争才是更险恶的敌人。此时，反战游行者和他们的批判者都热情高涨，这代正在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此时的立场将使他们留名青史。

1969年，停战是抗议的核心，首个动员日定于5月15日。尼克松提前表态：“在任何情况下，我绝不会受到影响。”由此引发大批民众去教堂鸣钟、佩戴黑袖章、举着标语牌和蜡烛四处游行，以示坚决反对美国卷入中南半岛战争。星期三，波士顿公园聚集了90 000人、纽约20 000人、华盛顿22 000人。部分大学校园的半数学生加入了示威队伍。惠蒂尔大学代理校长的夫人点燃火炬，表示战争结束才会熄灭它；该校最著名的校友便在白宫里。

11月15日恰逢周末，所谓的新动员活动持续了3天。这次的焦点是华盛顿。警方估计将有25万人，新动员委员则说会有共80万人参加。虽无法得出精确数据，但如此大规模的游行在美国还是前所未有的。由于白宫宣布总统将在室内观看足球比赛，首批游行的4万人便故意经过白宫，人手一张卡片，每张都写着一个丧生于越南战争的同胞或毁于战火的越南城镇的名字。浩荡的人群从阿灵顿出发，步行4英里来到国会山，在这儿把卡片放进覆盖着国旗的巨大棺材里。

一切都井然有序，军队预备的9 000名士兵没了用武之地。总统助理赫伯特·克莱因、共和党参议员休·斯科特、约翰·谢尔曼·库珀等人夸赞了游行队伍的克制精神。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则表达了少数派观点。美中不足的是，周末发生了两起暴力小插曲：一个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小队攻击了南越大使馆；一群雅皮士试图闯进司法部大楼，他们均被催泪瓦斯击退。米切尔得知后表示，尽管“大多数人遵纪守法”，但游行仍伴随着“大量人身伤害、财产损失和街头对峙，总之我认为这不是和平集会。”

斯皮罗·阿格纽表示赞同，华盛顿方面也并不惊讶。可以肯定的是，不管政府中其他人员态度如何，司法部长和副总统定会严惩犯法者。

堪称美国版利迪策[6] 的美莱村位于越南南海之滨的广义省，这本是个鲜为人知的小村庄。然而在炎热潮湿的1968年3月16日（星期六），该村成了567名老弱妇孺的葬身之地。即便在当时，实施暴行的小威廉·卡利中尉及其手下的一排人也不了解这个村庄。他们叫它粉红村，因为在前一晚排长简报会发的军用地图上，这个区域被涂成了粉色。

卡利及其属下隶属巴克特遣队，该部队以陆军中校小弗兰克·巴克命名，他3个月后死于直升机坠毁事件，因此再难知晓他在“3·16”事件中是何角色。事件中的挑衅事由也无法弄清楚，这些疑问都在对卡利裁决的军事法庭上提出。该队分属的第11步兵旅查利连已在越南待了三个半月。在此期间，190名队员中的半数死于饵雷和狙击手的射击。简报会上，中尉获悉美莱村已被越共第48营占领。于是，连长欧内斯特·梅迪纳上尉（事后宣称不知道该村只有老弱妇孺）命令卡利带人荡平美莱；卡利又将指令传达给下属。黎明时分，他们乘直升机抵达美莱，将m–16自动步枪上好膛，准备就绪。

然而他们着陆后，越共不见踪影，那儿只有手无寸铁的平民。据二等兵保罗·戴维·米德罗说，他们把村民赶到两条铁路交叉而过的“小岛似的”村子中心。卡利下令射杀村民，米德罗是遵从指令的人之一。他后来说：“我用了4个弹夹（68发子弹），杀了大概10~15人。”他旁边的卡利用步枪扫射已被团团围住的村民。接着，他们把七八个人赶到一间棚屋（即步兵所谓的“窝棚”），直接往里面扔了一颗手榴弹。

一段l型排水沟是第三阶段屠杀场，它将在佐治亚本宁堡军事法庭为世人知晓并遗臭万年。士兵们在那儿进行了流水作业似的大屠杀。一个步兵在本宁堡作证说道：“村子里有各式各样的人，男女老幼被分成小组，被迫站在水沟里以便卡利中尉开火。”另一个目击者讲述了一个和尚和一个婴儿如何惨死于卡利之手。和尚穿着宽大的白色僧袍，伸出双手似乎在祈祷，嘴里不停地念叨：“没有游击队，没有游击队。”卡利用m–16步枪的枪托猛砸他的嘴，然后调转枪口“对着和尚的面部开了一枪，轰掉了他的半个头”。至于婴儿，“卡利中尉抓着婴儿手臂把他扔进水沟，随即一枪击毙。”

一个名叫赫伯特·卡特的休斯敦士兵说：“我们走遍全村也没发现越共。村民们陆续走出棚屋，我们的人就开枪，焚毁棚屋；或者先放火烧屋，将人们逼出棚屋再射杀；有时把一群村民围起来集体扫射，这持续了一整天。”

据他的同伴反应，迈克尔·伯恩哈特中士拒绝参与屠杀，说这是“滥杀无辜”。伯恩哈特表示：“只有少数人说不，我对他们说，无论如何，我可不干这勾当，这指令不合法。”二等兵理查德·彭德尔顿到达美莱时，大部分人已停火，“但有人仍在开枪……地上、水沟里、稻田里到处都是尸体。”只有一个士兵受伤，他是为了不加入屠杀而故意朝自己的脚开了一枪。

目击者中有两个士兵事后的回忆产生了特殊的影响。陆军摄影师罗纳德·黑伯利用3部摄影机记录了美莱惨案。其中一部摄影机归军方所有，已交还；另两部是私人财产，因此得以保留。第二个人是直升机驾驶员小休·汤普森准尉，他从高空看到l型水沟时便上报指挥官。他后来说：“我感觉不对头，实在无法理解水沟里怎会有尸体。”汤普森回到村庄救下了16个小孩，陆军部以“奋不顾身”为由授予他“卓越飞行十字勋章”。

这是唯一能表明军方意识到美莱出事的迹象。12天后，巴克上校提交了一份战况报告，称此次进攻“计划周密，执行有力并且成功完成”。用随后国会报告里的话说，“有理由断定美国军方对美莱事件有所隐瞒。”很久之后事实被揭露，师长塞缪尔·科斯特少将（当时为西点军校校长）被降职；他和副师长均遭到公开谴责，他们的杰出服务勋章被没收。但在当时，甚至此后一段时间内，几乎没人想到会发生这种事。罗纳德·赖德诺尔（早前在夏威夷就役于查利连队）是第一个为美莱事件采取行动的人，但屠杀当天他并不在场，一个月后他从战友处听说此事。一年后，作为一名退伍老兵，他将传闻写成报道，给尼克松、主要议员、国防部和国务院官员各寄出一份。他控诉道：“1968年3月，在越南共和国一个名叫‘粉红村’的地方，确实发生了十分黑暗血腥的事情。”

这封信写于1969年3月29日。4周内，陆军部对屠杀案展开全面调查。8月4日，宪兵队长收到证据；同月，国防部收到摄影师黑伯利照片的复印件。9月5日，即卡利被解雇的前一天，他被控杀害109名越南平民，包括梅迪纳在内的其他人也受到指控。举国震惊的审判持续了4个月后，只有卡利获罪。屠杀事件一经爆出，便有人在记者发布会上询问尼克松的看法。他说：“这当然是绝对没有正当意义的大屠杀。”“我们在越南奋战的目标之一就是让人民……远离以残暴著称的政府。”

1971年，卡利因杀害22名越南人被判死刑。这时国内的氛围却发生了惊天大逆转，尼克松也迅速感知到这一变化：大部分美国人似乎认为卡利是替罪羔羊。一个评论员讽刺地把这种看法描述为“根本没这种事，而且越南人活该。”维京出版社宣布斥资10万美元买下卡利回忆录的版权。在卡利被定罪3天后，大农场牌的唱片《卡利中尉的战歌》售出202 000张。歌曲开头有一段甜美的画外音：“这是一个小男孩的故事，他的愿望是当一名士兵，竭尽全力效忠国家。”之后便是：

我叫威廉·卡利。我是祖国的一名士兵。

我发誓尽职尽责，力争上游。

但我们列队前进时，

他们说我是坏蛋，

给我打上了烙印。

白宫宣称，公众来信中99%的人都反对判决。尼克松下令将卡利从本宁堡营释放出来，转移至部队公寓软禁。两天后，白宫发表声明：“总统于昨天决定，在卡利中尉案下达最终判决前，他将亲自复审并最终定案。”稍后，尼克松又改了主意，但似乎只是在利用战争罪行玩弄权术。卡利的起诉人奥布里·丹尼尔三世上尉义愤填膺，致信尼克松表示，“对总统在公众的吵嚷声中插手诉讼备感震惊与沮丧。”

在罗纳德·赖德诺尔寄出美莱陈述5周后，约翰·查菲海军部长宣布，政府将过问另一个部队军官案件。涉案军官是“普韦布洛”号的海军中校劳埃德·布克。他在朝鲜代表美国官方承认了间谍行径，道歉并保证绝不再犯后，与全体船员得到释放。布克在板门店出示相关材料时，吉尔伯特·伍德沃德少将说，布克签署协议是为了“解救队员，只是为了让船员重获自由”。他当时所承认的内容并非事实。但国防部仍对此耿耿于怀。海军建议将布克移交军事法庭处理，查菲否决了这项提议，因为布克和他的队员“已受够了苦头”。

此后几年虽换了总统，对军方而言仍是多事之秋。1968年竞选，提及布克丢失船只一事，尼克松说：“除非美国回击此类侮慢行为，不然他们只会得寸进尺，从而给美国招致更多‘普韦布洛’号事件。新政府必将竭力杜绝此类行为……不留任何余地。”尼克松就职不到3个月，耻辱的历史重演，而他的反应和林登·约翰逊一样无力。这次出事的是空军版“普韦布洛”：一架被海军称作EC121的改装版洛克希德超级星座机。EC121并没有武装，载着31位工作人员和6吨监听假想敌的通信电子设备。4月15日，朝鲜将其击落，所有人员丧生。这次的事发地显而易见且不容辩驳。苏联船舰也表示事发地在离岸100到120英里的国际水域。

尼克松的第一反应便是报复，但三思之后发现任何方法都不成。除去极为冒险的核战，根本毫无他法。最后，他只能说：“我今天已下令继续执行飞行任务，我们会加强保护。这不是威胁，只是陈述事实。”

这透露出因越南问题给政府带来的越发严重的沮丧情绪。在巴黎，美国谈判者向北越表示，美国不打算以武力解决中南半岛问题；在西贡，阮文绍总统获知，美国对单方撤退或签署营造美方战败假象的条款均不可接受，双方的谈判又陷入僵局。

拉塞尔发射基地是位于非军事区正南部的海军陆战队阵地，此处屡屡发生自杀式袭击，即越共士兵身负炸弹炸毁铁丝网。在距西贡15英里的美国主要军事基地及其附近也爆发恶战。这一年最受争议的行动是进攻邑碑山，即士兵口中的汉堡高地。美军延续了约翰逊时代的战略，让越共去承受国防部所谓的“最大压力”。一开始，汉堡高地行动是典型的搜索歼敌任务。直升机运了9个营到老挝那条用于进行渗透的走廊地带：阿绍谷。之后的清洗中，第101空降师第187团第3营撞上了师长梅尔文·蔡斯少将所谓的“马蜂窝式”的抵抗。撤退后，该营掘壕固守，并派出一个连猛攻汉堡高地。

进攻最终失败，之后两个连袭击山顶也没能成功。第二天，整个营的冲锋被击退后，又增派了3个营。与此同时，美国的飞机大炮也在山顶奋战，2 000枚炮弹、155架战机带来的硝烟让整座山失去了生气。但越共仍坚守不懈，用步枪和手榴弹逼迫美军节节后退。美军连续10次冲锋都未能成功。第8天，1 000名美军士兵和400名南越士兵攻下山头。蔡斯将军称其为“一帮玩命的汉子赢来的伟大胜利”。一周后，一名部队发言人宣布放弃汉堡高地，“我们认为这座山里能拿的都拿了。”

参议员们在得知邑碑山行动有46人死亡、308人受伤后异常愤怒。爱德华·肯尼迪认为这是“毫无意义且不负责任”的进攻，他质问道：“当士兵自己都开始质疑行动的合理性时，怎能用命令把他们屡屡推入火坑？”一些共和党人也非常气愤。来自佛蒙特州的艾肯是参议外交委员会中的少数党成员，他建议白宫应“立刻”进行“有序撤离”，将战争转交给“本来的主人”：越南人。来自宾州的斯科特（共和党党鞭）极力主张美军“大规模撤兵”。尼克松在认真听取意见，他在上任第一年对国会意见十分敏感。言论上，他仍是坚定不移的冷战战士，信奉自由亚洲、多米诺骨牌理论[7] 等信条，但行动却变了个样。一位总统助理承认：“越南能够成就美国的可能性有待商榷，但它定会破坏美国。”约翰逊政策明显已经破产。到1969年3月，美军死亡人数已超过死于朝鲜战争的33 639人；每年的战争成本逾250亿美元，引发了势不可挡的通货膨胀压力；1958年的1美元1969年只值75美分。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预言将爆发政治家的噩梦：因通货膨胀引发的经济衰退。

很明显的一个事实是，尼克松最得力的外交顾问不是罗杰斯而是基辛格。基辛格以平民身份在《外交事务》发稿时，就提议采取两条平行的谈判路线：一面让华盛顿和河内安排互撤军队的时间表，一面让越共和南越一道寻求政治解决方案。出访西贡的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带回了越南新总统的战争政策。莱尔德相信阮文绍部队能提高到独当一面的水平，白宫也认为这是实现战争越南化的大好机会。6月8日，尼克松在中途岛向阮文绍阐明了该策略，随后宣布首批撤军25 000人。

同月，克拉克·克利福德在《外交事务》中提议，“为降低作战等级”，1969年年底应撤军10万人，到1970年年底“全面撤出地面部队”。克利福德写道：“撤军是最有益、最能提高南越政治成熟度的方法。此外，我认为不能再指望通过军事力量来获取什么，是摆脱这个麻烦的时候了。”这惹恼了尼克松，他对美国电视观众说：“我们比克利福德先生担任国防部长时做得更好，因此有望在他定的日期前完成任务。”总统助理急忙解释这并非承诺。9月，尼克松表示希望“在1970年年底或1971年年中之前”，让所有士兵撤回本土。年末，一位《生活》杂志作家认为，“因为在政治层面的办法已不太多，尼克松要么从越南撤军，要么等着1972年竞选失败。”

在越南，克赖顿·艾布拉姆斯采取了旨在减少美军伤亡的策略。大规模搜索歼敌的方式不再流行，如今是派出1 000个巡逻队，每队100~200人；每队的任务是尽力摧毁敌军及其补给，但需避免伤亡。“防护性反应”代替了“最大压力”，主动进攻变成防御。但策略是一回事，实际操作又是一回事。两支实力强劲的部队仍留在战场，双方势均力敌，且部队长官都有极强的进攻性。7月5日星期六，这是很有典型性的一周，公布的小规模战斗仅46起，但有155名美国士兵遇难。尽管艾布拉姆斯态度保守，但是大战役仍随时可能爆发。

8月下旬，在著名产米区岘港西南的丘陵山区，酝酿已久的大战终于爆发。一架美军直升机在山区坠毁，机上8人全部遇难，第196轻步兵旅的两个连奉命找回尸体。与此同时，1 000名北越人民军正在此处集结准备进攻协德首府。两军狭路相逢，越共军队退入满布地堡和战壕的迷宫。随着美军展开追击，汉堡高地的旧戏重演。在进攻北越第二师的美军与南越军总数达到3 000人之前，增援似乎作用不大，双方都在争夺一个名叫102山的沼泽高地。第196轻步兵旅的步兵千辛万苦爬上山顶，却发现那座山已被遗弃，战斗结束。一位美方军官说：“老把戏了，5天恶战，到了第6天就把地盘拱手让人。”但这次也出现了新鲜名堂，还是个凶兆。第196轻步兵旅的a连拒绝进入迷宫，不愿从直升机残骸中找回遇难者尸体。虽然他们最后也去了，但从此反叛的幽灵便挥之不去，本就乱麻似的越南问题又节外生枝。

提及国内犯罪率，尼克松把手举到齐颈处告诉记者，人们“的负面情绪已经到这个高度了”。当时的美国确实治安混乱；联邦调查局的报告显示，各项重罪发生比率比去年增加10.6%，盗窃案上涨19%，强暴案飙升了16.8%，抢劫案上升了12.5%。劫机案件更是发展到无法无天的地步。1950~1967年间，每条航线每年平均上报2.3起劫机案件。1969年，劫机案件数量已升至71起（其中58架都飞往古巴），是上一年的3倍。在全国广播公司的“今夜秀”节目中，约翰尼·卡森说：“劫机事件多得使一家航空公司把宣传口号都改成了‘飞啊，飞啊，好耶 ! ’”

航空公司确实为此绞尽了脑汁。机场挂起标牌警告人们劫机可致判处死刑；乘客携带武器将被判刑；允许对旅客搜身。航空公司还向公众集思广益，最终收到的奇葩建议包括：训练乘务员色诱劫机犯；要求乘客裸体登机；在劫机者可能站立的位置安装活门板；利用公用广播系统播放古巴国歌，然后逮捕所有站起来的人。然而只有一个建议起了作用。虽然美国各航空公司都没有飞往古巴的定期航班，但每位南部航线的驾驶员都有到哈瓦那何塞·马蒂机场的路线图，为此各公司常收到古巴委托瑞士政府送来的着陆费及其他杂费账单。

这年11月，最严重的劫机事件发生。美国环球航空公司从洛杉矶到旧金山的85次班机机长唐纳德·库克接通对讲机报告：“有个人想去某个地方，他刚租了架飞机，饮料免费。”此人叫拉法埃莱·米尼奇洛，20岁，是前驻越南海军陆战队退伍兵。他拿枪对准驾驶员的头，始终不肯透露目的地。库克稍后说：“我立即怀疑是不是得往南飞去买几支雪茄了，但不是。”劫机者命令他往东飞。

在爱尔兰班戈和香农加油后，他们飞到罗马的莱昂纳多·达·芬奇机场上空。米尼奇洛是当地人，看来他想家了。他要求控制塔让他们降落在机场一个偏远的角落，还要一名解除武器的警察当人质，罗马警察局局长甘愿当了人质。米尼奇洛让局长开车送他到乡下后便将其释放。几小时后，米尼奇洛在一间教堂被捕，他说：“我也不知为何会这样。”他的姐姐说：“我想是战争把我弟弟的脑子弄坏了。”而在意大利人民心中，米尼奇洛似乎成了英雄，他毕竟创下了劫机纪录：在空中经过了17小时，飞行了6 900英里。但政府可没这么看得开，米尼奇洛被判处6年零5个月徒刑。

虽然略显疯癫的米尼奇洛在犯罪界引起不小的轰动，他却不是当年最著名的罪犯，此项“殊荣”的获得者是一名未透露姓名的肇事逃逸司机。此人后来之所以臭名昭著是因为肇事者乃家世显赫的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而且事故后果十分严重。直到1969年7月18~19日，特德·肯尼迪都是下一届民主党总统竞选提名者中的领跑人，有望胜过尼克松及其少数党。特德在兄弟鲍勃葬礼上的悼词让美国为之动容。1月份的时候，他在一次党内秘密会议上完胜路易斯安那州的拉塞尔·朗，并代替对方成为参议院的民主党领袖，再展肯尼迪家族的风采光耀门楣。年轻有为的肯尼迪似乎将要青云直上了，无奈查帕奎迪克事件让一切成为泡影。

特德和兄弟们肩负许多家族责任，其中之一便是提高其忠实追随者的士气，7月18的野餐便意在于此。当天的主人是特德和几个朋友；客人是在上一年罗伯特·肯尼迪竞选时任劳任怨的6位女士。虽然肯尼迪的这次竞选失败了，那些姑娘仍然在“锅炉房”[8] 中辛勤工作。聚会地点就是在科德角南塔克特海湾的查帕奎迪克岛，距马撒葡萄园岛仅250码。

6个月后，肯尼迪在审讯时交代，约晚上11点15分 , 他和其中一个叫玛丽·乔·科佩奇尼的姑娘驾驶克莱斯勒汽车离开。28岁的玛丽·乔美丽动人，被朋友们称为“m.J.”。肯尼迪说他俩准备搭渡船回马撒葡萄园，两人分住在岛上不同的旅馆内，但审讯法官和很多人都不相信。玛丽·乔把钱包落在了野餐地点，她离开时没告诉任何人，也没有找室友拿酒店房间的钥匙。她和肯尼迪丢下其他10个人把车开走（包括克莱斯勒的司机），但这些人并不打算就在那儿过夜。由于他俩把大车开走，只剩下一辆小型出租汽车，明显不够其他人返回。此外，最让人疑心的便是肯尼迪拐的那个弯。

从野餐地点到渡口的柏油路是查帕奎迪克岛上唯一的铺筑路，肯尼迪却挑了另一条通往海边的崎岖不平的碎石路。他之后说自己是犯迷糊走错了。但第二条路是一条向右折回的急转弯道，并且入口被灌木丛掩盖，必须努力寻找才看得见。法官坚持认为肯尼迪一定知道两条路的区别，毕竟他当天不止一次经过这两条路。

肯尼迪和玛丽·乔走的那条崎岖道路叫戴克路，以下半英里便是狭窄的木质弓形桥：戴克桥。戴克桥在碎石路左侧，两者构成一个25度角，然后越过坝下一条细长的水渠，从右边海峡而来的海水便由此进出普洽池。这桥正是罪魁祸首，肯尼迪没有拐过25度的弯，克莱斯勒就沿桥右侧猛冲下去，底朝天坠入了10英尺深的渠底。审讯会上，肯尼迪坚称，自己直到“坠桥那一刻”才发现走错了路。

……我想起的下一件事是玛丽·乔在我旁边挣扎，也许在打我踢我。我睁开眼睛，发现自己头朝下，水源源不断地向我涌来，周围漆黑一片……我还记得当时的感觉：喘不过气，肺里满是水；我想恐怕自己会被溺死，当晚也不会有人来找我们，我不能活着离开这辆车了。但不知怎么回事，我还记得竭尽全力推啊挤啊，终于挣扎着浮出水面。

被水流带到岸边后，特德又涉水而回，潜入10英尺的水底寻找玛丽·乔。他说自己试了七八次，但最后实在喘不过气，在水下只能待几秒钟。他在岸上躺了15或20分钟后把水呕了出来，然后“走着，小跑着，慢跑着，跌跌撞撞，有多快跑多快”，回到野餐地点，把情况告诉了表兄约瑟夫·加尔冈和肯尼迪家族的追随者保罗·马卡姆。加尔冈和马卡姆同他回到事发现场，潜下水寻找玛丽·乔，但一无所获。和特德一样是律师的两人认为必须报警，他们事后回忆说肯尼迪非常不安，一直念叨“我不相信竟发生这样的事儿”。

应肯尼迪要求，两人开车送他到渡口的船台上，正好看见对面马撒葡萄园岛上埃德加镇的灯光。他让那两个人回野餐地点，但别把此事告诉其他女孩。然后，他“突然跳进水里，冲动地游到对面”。游经这条狭窄的海峡时，他感觉“水越来越冷，当晚我再次在海浪中浮沉。我知道我快被淹死了”。但他最终脱离了困境，躺在僻静的海岸上休息了片刻，然后走回他下榻的郡城旅馆。

回到旅馆后，肯尼迪的行为越发让人难以理解。正如他自己所说：“在那几小时里，我的言行实在令人费解，至少我记得是如此。我没有将此事立刻报告警察是不可原谅的事实。”“我实在提不起勇气，没有那股精神的力量，在半夜两点吵醒科佩奇尼太太并告知她女儿的死讯。”

肯尼迪换上干衣服，向旅馆老板抱怨隔壁屋的聚会吵得他睡不着。次日早上，他还和两对夫妇讨论周末的游艇比赛。然后加尔冈和马卡姆来了，在得知他没有报警后异常惊骇。肯尼迪在审讯时解释道：“我跟他们描述了我游过海峡时的想法和感觉，还有我多么希望玛丽·乔还活着。”他还说本想打个电话，但埃德加镇的电话显然不行，其实他经过了两部户外公用电话。在加尔冈和马卡姆的陪伴下搭渡船回查帕奎迪克的途中，肯尼迪在对岸的渡船码头上打了个电话。渡船上的工作人员问他们是否听说翻车事故，其中一人答道：“我们也刚听说。”只有在那时，在事故发生近11小时后，肯尼迪才试图联系埃德加镇的警方。

与此同时，克莱斯勒汽车已被发现。清晨7点，两个年轻人过桥趁潮汐时捕鱼。他们回来时潮已退，看到水面上浮出一只车轮，他们通知了住在附近50码外的皮埃尔·马尔姆夫人。8点20分，马尔姆夫人打电话告知警察局长多米尼克·阿里纳。魁梧的阿里纳穿着借来的泳衣潜入水中，用无线电把汽车牌照号发回警局以确认车主的身份，然后让消防队员法尔曼·约翰·法勒带来水肺，最终法勒找到了玛丽·乔。

警局无线电回复说这辆克莱斯勒汽车登记在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名下，阿里纳回到埃德加镇后发现肯尼迪正在等他。肯尼迪说：“那辆车是我开的，你看怎么办才好？这事儿得办稳妥啊。”阿里纳告诉他必须拟一份正式报告，于是肯尼迪和马卡姆回到后厅写了份粗略的报告。他说死者是“一位玛丽小姐，我哥哥罗伯特·肯尼迪的前秘书”。省去姓氏是因为他不知如何拼写（马卡姆也不知道）。马卡姆要求警察局长等肯尼迪致电伯克·马歇尔，获得法律建议后，再向媒体公布消息。阿里纳同意了并为此等了3个小时，但对方再无音讯。于是他把消息告诉报社，指控肯尼迪肇事逃逸。谈及肯尼迪在出事当天搭船回查帕奎迪克打电话的怪异行为，阿里纳表示：“他若有时间搭渡船走个来回，就有时间来见我。”

法医在报告中说：“确实为意外溺亡。”确定再无蹊跷后，未经解剖的尸体被空运回玛丽的家乡宾夕法尼亚州埋葬，这一行动在之后给当局招来大量指责。肯尼迪在海尼斯港闭门不出；7天后，他在埃德加镇的古老的法庭露面并自认有罪。詹姆斯·博伊尔法官判处他最低的两个月徒刑缓期执行并吊销了他的驾照。当晚，肯尼迪在美国电视节目上对这一令人匪夷所思的事件做出回应，但观众并不买账。肯尼迪尽是自问自答，坚持自己没有“酒驾”，至于他和玛丽·乔有“不道德行为”的含沙射影之谈“绝非事实”。肯尼迪还说，出事后一晚他想了很多，其中就有“肯尼迪家族是否真的中了魔咒”，似乎在暗示自己事业所受的损失比玛丽·乔的死亡更重大。这让有些人回想起尼克松1952年的“斑点狗”演讲[9] 。和尼克松一样，肯尼迪让选民们帮助他决定自己是否应继续从政。马萨诸塞州的人民是他的忠实拥护者，一致希望他不要放弃。一星期后，肯尼迪便重回参议院的工作岗位。

法官表示：“可能有理由相信是因为爱德华·肯尼迪驾车粗心大意而导致玛丽·乔的死亡。”但他并不相信他和玛丽·乔当时是驱车前往渡口的说辞。审讯会后，记者问肯尼迪对此有何感想，他答道：“我个人认为，法官报告里的推论和仲裁都不合理，我拒绝接受…… 审讯会上所有问题我都是诚实回答的。”

肯尼迪还说：“我希望能在1972年竞选参议员，并能任职满6年。”白宫则力求万全，一旦肯尼迪改变主意去竞选总统，他们就借此大做文章。在发现玛丽·乔的尸体6小时后，总统助理派了一名退职的纽约警察去查帕奎迪克。据约翰·迪安所言，这名警察“伪装成报社记者，在每次的记者会上都会提一些令人难堪的问题”。其实不必如此，当时肯尼迪的支持者已减少，他不再是国会里的万人迷。第二年，肯尼迪的声望降到了谷底，西弗吉尼亚州的罗伯特·伯德参议员对他的党鞭地位提出了挑战，他当初以31票对26票击败了朗，如今却以24票对31票输给了伯德。接着，在一次白宫会议后，他又受到一次对肯尼迪家族的新羞辱：理查德·尼克松的怜悯。

美国人小像：
医学博士本杰明·麦克莱恩·斯波克

斯波克是家里6个孩子中的老大。他的母亲不愿请保姆，而是一切亲力亲为照顾他们，因此斯波克渐渐喜欢上长兄为父的感觉，给弟妹们喂食甚至换尿布。自然而然地，他十分重视孩子，这也是遗传了父母那种新英格兰人严于律己的品德。他们常告诉斯波克，要有一种坚定的道德立场并不惜一切来维护，但这不是斯波克想要的，他打算反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以为自己将要成功了。

哈姆登·霍尔农村走读学校，安多佛中学，耶鲁大学。参加卷轴与钥匙社团。1924年奥运会赛艇金牌得主，曾一度渴望成为建筑师。但有一年夏天，斯波克在哈特福德附近的纽因顿残疾儿童教养院举办的夏令营担任管理员，又重回了他的清教徒父母为他规划的道路。他目睹过整形外科医师治疗小儿麻痹症患儿的过程，随后表示：“我意识到医生对孩子多么重要，于是也决定成为一名医生。”

哥伦比亚大学。纽约长老会医院实习生。儿科和精神病科住院医生，并接受过6年精神分析学培训。斯波克越发地喜爱孩子，而孩子们也很热爱他，称他为“面容慈祥眼神温柔的叔叔”。他的诊室里堆满了玩具，还专为害羞的孩子造了个玩意儿：一小段穿过活动门直达检查台的台阶。他想让孩子们心甘情愿地接受检查，而事实正如他所愿。多年后，斯波克说：“身为儿科医生，我的过错之一便是太宠他们了。”但他可从未真正想过要改变。

斯波克在医学院读二年级时和简·切尼喜结连理。一年后，约翰·沃森医生的《婴孩心理保健》面世，这是当时婴孩护理方面的权威书籍。沃森认为：“千万、千万不要亲吻你的孩子，千万不要抱他们在膝上，千万不要摇摇篮。”

年轻的斯波克医生对这一切表示坚决反对。“二战”期间在海军服役时，他便写下《婴孩保健常识》，开头几句话就定下了基调：“你其实知道得更多。”简整理并打印了这份手稿，斯波克又亲自编辑索引，按字母排序，从“脓疮”到“烤面包片”等词应有尽有，因为斯波克认为自己“更了解妈妈们对索引的期望。”

在出版后的23年里，这本书售出2 200万册并被译成了30种语言。他先后为《妇女家庭杂志》和《红皮书》写专栏；每个星期日下午美国国家广播公司下属的52个电视台都在播他的半小时节目。同时，斯波克在医学教学领域也声名鹊起，这可是最严苛的行业。他在明尼苏达大学教精神病学，在匹兹堡大学教儿童精神病学，在克利夫兰的凯斯西储大学精神病学系教儿童发育学。人们认为他反对沃森便是提倡溺爱，这一误解越发严重。对此，斯波克在1956年重写《婴孩护理》一书时解释道：“部分家长误认为我提倡极端纵容，所以在修订版中，我必须强调宽容放任也有限度。”

后来，一次更深的挑战使斯波克的良心深感不安。父母给他以保守共和党人的教育，但后来他受富兰克林·罗斯福影响，改信民主党的自由主义，1960年更成为约翰·肯尼迪的拥护者。但在1962年3月，肯尼迪重启核试验，斯波克震惊之余加入了拥护稳健核政策全国委员会，全力支持约翰逊，反对戈德华特。到了1965年2月，约翰逊升级越南战争时，斯波克又有被出卖之感。他致信白宫表示抗议，但一无所获，于是加入了街头游行队伍。

斯波克之后这样描述此事：“我感到极度尴尬痛苦，就像做了一个噩梦，梦见自己赤身裸体站在闹市街头。”不过他确实引人注目：1.93米的个头，英俊坚毅的脸庞，随时身着套装、马甲，佩戴怀表，再加上被年轻游行者视为老土得无可救药的浓重北方口音、迂腐的道德标准，活脱脱的老祖父形象并且是一副老派作风。但斯波克的斗志却有增无减。这些年来，批判他的人越来越多，也越发刻薄，嘲讽他的关怀策略不过是纵容溺爱，简直是国家祸害。对斯波克而言，那只是单纯的尊重与公平问题。

后来，斯波克加入了结束越南战争全国动员协会及新政治全国大会；他把992份征兵证交给了一名暴怒的司法部官员；又因穿过曼哈顿白厅街征兵站的警戒线进行暴力抵抗被捕。斯波克坐在制图桌旁的长脚凳上，捏着圆珠笔，如往常一般缓慢费力地写下：“抵抗非法当局倡议书”。

最终，为挽回赫尔希将军的颜面，政府决定反击，斯波克的将反战游行者纳入军队的命令被司法部否决。5个互不相识的反战领导人被控密谋破坏征兵法。控告理由并非他们犯罪，而是正谋划犯罪。简而言之，他们罪在持不同意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本杰明·斯波克博士（他确实比其他人高出一头）。

审判于1968年5月和6月在波士顿地方法庭进行。法官是85岁的弗朗西斯·福特，一个粗鲁、虚荣、昏庸守成的老头儿。审讯结果是被告有罪。事后一个陪审员对记者说：“如法官所愿定罪。”被告都被判处两年徒刑，其中斯波克和耶鲁大学的牧师威廉·斯隆·科芬各自被罚款5 000美元。

斯波克认为：“越南战争触犯了法律和宪法，违反了联合国宪章、日内瓦公约和美国遵循国际范围行事准则的誓言。它绝对是不合法的 … … 我会抗争到底。”

他说到做到。美国联邦第一巡回上诉法庭认为福特法官持有偏见，推翻了原先的判决。斯波克继续昼夜不停地抗争。越南战争好似永无止境的黑夜，吞噬着无辜的年青一代，而他曾为这些孩子的母亲提供过抚育咨询。自小便根深蒂固的责任感让斯波克丝毫得不到安宁，有时濒死之人的呼喊似乎能够跨越半个地球传到他耳边。沃森博士也许能充耳不闻（“千万、千万不要亲吻你的孩子”），但斯波克不能。渐渐地，饱经忧患的美国抛弃了反共教条，寻求和平，人们才终于领悟到斯波克的慈悲心才是明智之举。

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天国属于他们这样的人。

但尼克松却说斯波克博士是个不务正业的游民。

[1] “我的职业是什么”是美国哥伦比亚广播电视公司于1950~1967年播出的一档嘉宾游艺节目，反响强烈。节目形式是邀请名人嘉宾，通过问参与者问题猜出他们的职业。——编者注

[2] “蓝筹”一词源于西方赌场，因在赌局的三种颜色筹码中蓝色的最为值钱，所以在这里用来表示这几个国家是对美国发展最有合作价值的国家。——编者注

[3] 皮洛斯是古罗马的一位国王，在一场血腥的战斗中，以损失大半精锐部队为代价获胜。此词指代价惨重，得不偿失的胜利。——编者注

[4] 卡姆洛特是一座与传说中的亚瑟王有关宫殿，第一次是在12世纪的法国小说中出现。这是比喻肯尼迪当政的时代（已经远去）。——编者注

[5] 即加利福尼亚州，被称作“金州”。——编者注

[6] 利迪策惨案是“二战”中纳粹德国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利迪策村进行的对无辜村民的屠杀。这一惨案发生于1942年6月10日，共有约340人遇难。——编者注

[7] 由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首先提出来，大意是说，目前对美国至关重要的东南亚地区正面临着共产主义“扩张”的危险；如果有一个国家落入共产党的控制，那么便会在地区内形成连锁反应。——编者注

[8] 指竞选时的核心办公室，在竞选中用以处理各项事务。——编者注

[9] 在1952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尼克松作为艾森豪威尔的副总统候选人，被指控在一个政治基金中有贪污行为。尼克松以一次电视演讲化解了这次危机，演讲中他以家中的一只带有像棋盘状斑点的小狗为例子来解释自己的行为。——编者注

第三十五章 牢骚满腹的大人物们

当美国进入70年代，曾经躁动不安的摇摆世代已年过半百或即将半百，他们开始发现自己曾经深爱的世界正土崩瓦解。1970这一年尤其明显，因为人们似乎有更多理由感到社会的动荡，比如通货膨胀、环境污染、犯罪、战争、股票市场、代沟、道德感沦丧、暴乱、副作用药物、交通拥堵、低俗的车尾贴和贴纸、罢工、种族主义和劫机事件。现在一切都不复往昔，伍迪·艾伦说：“不仅上帝没了，周末连个水管工也找不到。”

进入1970年不到3周，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在狂风中脱锚，竟把切萨皮克湾跨海大桥撞开了一个375英尺的大口子，这似乎奠定了新一年的基调。在迷信的人看来，一个新的10年似乎开头便不吉利。

其他地区的自然条件也不容乐观。连旱200天的加利福尼亚州南部遭遇了历史上最严重的自燃性灌木丛火灾，逾50万公顷的林地（几乎和罗得岛州一样大）变成焦土。明尼阿波利斯一栋有85年历史的公寓大楼发生火灾，11人死亡，事故原因不明。全世界都深受天灾困扰：威尼斯旋风导致4人死亡；东巴基斯坦爆发海啸造成20万人遇难；秘鲁、土耳其、伊朗的地震夺走成千上万条生命。也许是伍迪·艾伦这般的神灭论者刺激了上帝，也可能是不敬神的大学生们（佩戴着“上帝未死，只是不愿管闲事”的袖章）惹恼了他。

当然，宗教不再像以往那般高高在上且不容置疑。摩门教会新会长的一席话震惊了曾认为上帝是公平博爱的人，他说：“为何有人天生黑皮肤，并且还有各种不利条件；为何有人天生白皮肤，条件优越，一切皆有因。黑人显然遭到了报应。”三个半世纪后，英王詹姆斯版《圣经》被《新英文圣经》取代，这让主教派教会的教众十分不安。更糟糕的是，在上帝看来，反基督教势力极速膨胀，有些人崇拜奇怪的图腾，甚至撒旦本身。

据可靠消息，美国有10 000名专职、175 000名兼职占星家；电子计算机可制作出10美元一张的十二宫图；纽约一位理发师雇了个占星家为职员；一家百货商店推出年费50美元的电话算命服务；300家有定期占星术专栏的报纸销量总计有3 000万份；读书俱乐部以塔罗牌为赠品。250名南卡罗来纳大学的学生选修了巫术课程；杂志广告这样写道：“你是否已经厌倦做巫术的门外汉？马上行动吧。加入我们的巫术学位课程，研究古老的秘密，包括招魂术、入定法、预知未来术、生子术和秘传仪式。”休斯敦女巫西比尔·利克利用在其肩头的名为“急脾气的杰克逊”的宠物寒鸦施咒。据她估计，“全世界约有800万正式女巫，我是说货真价实的那种，不是好莱坞那种滥交的女人。据我所知，美国有400个正规的女巫小组，不正规的恐怕有成千上万个。”

如果人们对高高在上的天堂都不够尊重，人间当权者的境遇也会相差无几。伯克利人民公园暴动造成1人死亡，105人受伤，但联邦政府起诉的却不是暴徒，反倒控诉了10位县执法官助理和2名前助理侵犯示威者的人权。（县执法官愤怒地说道：“任何层级的政府都不曾碰到比这更恶劣的事情。”）黑豹党人总能杀了人还逍遥法外，旧金山、纽黑文和纽约的陪审团和上述法院拒不受理对他们犯有杀人罪的指控。在芝加哥，黑豹党人弗雷德·汉普顿和马克·克拉克在警方突袭中死亡，一个特别联邦大陪审团还为此批判了警察的行为。甚至自美国建国以来便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印第安人也躁动不已。参议院没把整个国家还给他们，但把新墨西哥州的蓝湖及其周围48 000公顷土地交还给了普韦布洛人的部落。

当时可不止身处越南的美国将军们处境艰难。苏联人以侵犯苏联领空为由逮捕了两名美国将军。一位指挥欧洲轮值制度的将军因属下行为不检而被剥夺军衔。小本杰明·戴维斯退休前曾是空军中将，这可是黑人军人当中军衔最高的。他辞去克利夫兰公共安全处的主管一职，因为该市的黑人市长正“支持、鼓励执法机关的敌人”。任何穿军装的人都可能遭到反政府人士辱骂，然而尼克松还是硬塞给白宫警卫一项碍事的殊荣。罗马尼亚警卫人员的花哨制服给尼克松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他委托华盛顿裁缝吉米·穆斯卡泰洛为白宫警卫设计新制服。结果16 000美元的花费只换来个天大的笑话：双排扣的饰有金穗带的白色束腰外衣，嵌有总统徽玺的铜纽扣，再加上鲁里坦尼亚式[1] 的黑色塑料帽子。一个警卫说，若真得穿这套制服，还得配一个低音鼓。一位设计师说：“现在的白宫又不是吉尔伯特和沙利文时代。[2] ”穆斯卡泰洛说：“你不可能取悦所有人。”但他甚至没能取悦总统。束腰外衣仍在使用，但帽子却在不知不觉中被束之高阁。

1月，纽约筑墓工人罢工；4月，航空交通指挥员罢工。乘客们苦不堪言，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1970年，航空并不是人们最可信赖的。劫机事件时有发生。比如一个叫巴克利的亚利桑那人，他携带了一支枪、一把剃刀和一罐汽油登上美国环球航空公司的飞机，以此勒索1亿美元。枪战中，驾驶员腹部中枪，巴克利最终被捕。价值2 100万美元的波音747大型喷气式客机晚点6个小时。甚至飞往月球的阿波罗13号在距地球20万英里处也出了故障，3名宇航员被迫折返地球。

讽刺的是，1970年最成功的旅程竟是“太阳神2”号纸莎草船在海上航行了3 200英里。这条船是挪威探险家托尔·海尔达尔为证明古埃及人可以横渡大西洋所打造。“太阳神2”号在目的地巴巴多斯并未捞到钱财，但许多商业运输亦是如此，其中还包括美国最大、最著名的铁路公司。宾夕法尼亚州中央铁路公司是美国众多入不敷出的企业之一，因欠债26亿美元而走入破产法庭。电影产业也处境堪忧。好莱坞5家主要电影制片厂赤字严重，负债总额高达1亿美元之多。60年代的大繁荣似乎在70年代告一段落，最好的证据就是华尔街。1968年12月的道琼斯工业指数逼近1 000点大关 , 而到了1970年5月27日却降至631点。

在股票行情高涨的约翰逊年代，纽约证券交易所里人满为患。而在1970年5月股市滑坡后，交易所变得冷清。整个纽约城不再像以往那般受旅游者青睐，有居民刻薄地称其为“逍遥城”。街头犯罪严重，而且其他恶性事件层出不穷。6月1日，纽约市将违禁停车的拖车费从25美元升至50美元。当天，一位来自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的母亲带着孩子到纽约看电影。看完却发现车不见了，还欠下市政当局50美元拖车费及一笔罚款。他们当时看的电影是《外乡人》，正是讲述到访曼哈顿的种种危险。

尽管1970年是大部分加利福尼亚州电影制片厂的噩梦，但是一位叫拉斯·迈耶的导演却刚完成他当年的第21部成功的电影。他一开始就知道这片肯定卖座，而他之前的影片也从未亏损，总利润都在6位数以上。其中拍摄成本仅72 000美元的《狐狸精》大赚了600多万美元。迈耶说：“我不故弄玄虚，观众只需15秒就能明白状况，还是头15秒。”这种状况就是“情欲片”，或者是色情片。贩卖色情在美国已成为大产业，年纯利润达5亿美元，且发展空间不可限量。

色情商品的包装各式各样，令人眼花缭乱。主街上的电影院上映X级影片，1970年的热门影片有《丹麦性自由》《风情女人》（“让《我好奇》都相形见绌”——《纽约每日新闻》）及艾伦·芬特的《对裸体女士说什么？》（电影的宣传语是“你说什么？我们说‘哇哦’。”）该片在旧金山的一家电影院全天不间断地播出，周盈利7 000美元。曼哈顿第7大街和第8大街之间有200家“成人书店”，它们像24小时营业的超市一样展示着商品，货架上挂着分门别类的广告牌——异性交、同性交（男）、人兽性交、滥交、女同性交、乱伦交、口交和舌交。路旁的放映机提供0.25美元一场的色情影片。《8种曼妙姿势！》的图片包“只要2美元”！纽约戏院上映由9个裸体女演员出演的《一笑置之》。美联社戏剧评论员威廉·格洛弗说，《乐队男孩》 是“这个艺术宽容度越来越高的年代里，对同性恋最不知耻、最直白的描述”；《佛兹》讲述了一个庄稼汉和母猪的情趣故事。但这类片子的市场需求仍胜过百老汇。乡间单身汉买一张密纹黄色唱片就能摆脱寂寞之苦；孤独的单身女郎在老家小店就能购得振动棒或邮购自慰器。正如南卡罗来纳大学的莫尔斯·佩卡姆教授所言，现在在街角药店“用一点点钱就能得到不久前多少钱都买不到的情趣用品”。

年过三十的美国人对这一变化深感震惊。在他们小时候，只要有异性在场，就严禁使用“屁股”这个词。在“摇摆世代”的记忆中，当初海斯电影审查处允许克拉克·盖博在《飘》中说“亲爱的，说实话，这干我屁事”引发了轩然大波。如今杰克·瓦伦蒂却把带有“放屁”“呸！”台词的电影评定为老少皆宜。电影制片厂如今的大尺度可追溯到最高法院1957年对“罗思与美国诉讼案”[3] 的裁决，即必须是下流、违背一般准则且“完全没有社会价值”的东西才叫作淫秽产品。另一原因则是新型避孕药的出现和逐渐放宽标准的堕胎法案，这些堪称意外怀孕妇女的福音。然而更大程度上，正如威廉·格洛弗所言，社会风气的变化应归因于这个时代，这个充斥着性解放和渴望袒胸露背的时代。人们对性的好奇似乎永远无法满足。尼古拉斯·冯·霍夫曼曾写到，一个女记者为了收集素材写有关卖淫的报道，不惜和陌生人上床，在报道中她说高潮就是“惊人的快感”。一位马萨诸塞州布伦特里城的母亲在下午回家时，发现十几岁的女儿和女伴赤身躺在床上玩同性恋游戏。“言行失检”这个词中的性含义几近消失，因为几乎再没人在性方面很检点了。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口口声声反对堕胎法案的立法官被爆是伪君子，一位年轻小姐在媒体上公布两人曾发生肉体关系，且立法官出钱让她堕胎。若在过去，女方对此事一般会保持缄默。

孩子们耳濡目染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他们在约会方面比父母还懂行，也比父母那一代早熟。对此，最常用的补救方法是在学校开展性方面的教育。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71%的民众表示赞成，其中55%的人赞成开设避孕节育课程。支持性教育的团体有美国医学协会、全国教育协会、性教育协会和SIECUS（美国性知识与性教育委员会）。SIECUS的执行理事玛丽·考尔德伦博士认为，性教育应讲授“人的本质，而不是人的行为”。

SIECUS并未印发刊物，只是给教育系统提供专业建议。善于辞令的少数派对于允许在教室里讨论生殖问题大感不满，竭力扭曲倡议人的本意。“在神圣的学校讲授粗俗性爱合适吗？”比利·詹姆斯·哈吉斯领导的基督教十字军如此质问，由此打响了极右派攻击性教育的第一枪。比利牧师说SIECUS是“自由教育的色情武器”。俄克拉何马、加利福尼亚和犹他三州的州教育委员将一些有声影片拒之门外，只因这些影片曾获SIECUS认可。

反性教育组织还包括伯奇协会下属的MOTOREDE（恢复礼仪运动）、PURE（争取负责任教育家长联盟）、MOMS（维护道德稳定母亲协会）、SOS（正性会）、POSE（反性教育家长联盟）及PAUSE（反对违宪性教育家长协会）。一名伯奇协会干事说：“一年前恐怕只有极少数的家长听说过性教育，现在他们都听到了，而且很不喜欢。”有个团体指责学校计划“向年幼的孩子揭示性交和手淫的细节”；新泽西州帕西帕尼市的一所学校被叫作“学院式的妓院”；一个PAUSE的首领谴责学校“破坏了应当在家中教导的内容”；一位八年级的数学老师因散播淫秽材料入狱；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名学监被解雇；威斯康星州雷辛城的极右派说性教育是共产党损害学童品行的阴谋，还获得不少支持。更夸张的是在旧金山，《一位医生和5~8岁儿童的谈话》 一书本无伤大雅，但极右派却把书中一只蟾蜍趴在另一只身上的插图印成传单四处散发。原图意在讲解母蟾蜍背着蟾蜍宝宝，但传单硬生生地改成了“蟾蜍交配”，使得开展性教育主张流失了大量支持者。

最热闹的时候，性教育曾在27个州引起关注。直到1970年年末，理智终于获胜，学校里开始开设性教育课程，但孩子们始终没明白大人们在争吵什么。正当学监和教育委员会委员认为可以着手处理其他事务时，妇女解放运动（一个完全不相干的领域）又对性教育发起了攻击。获得解放的女人们深信除去生理差异，男女间的所有差异都是被教出来的，而不是天生的。在她们眼里，女性渴望做母亲、打理家务都是被训练而成的，而公立中小学则是主要的训练场地。她们要求修订教材，教师转变态度，这注定是70年代的一场引人注目的持久战。

1968年，罗宾·摩根（当时人们只知道她曾出演电视剧《我记得妈妈》）提着一长串闪闪发光的胸罩走进“美国小姐”大赛的会场时，千千万万美国人民才首次意识到新女权运动的到来。摩根告诉目瞪口呆的记者，她以WITCh（国际女性地狱阴谋恐怖组织）创办人的身份而来。1970年8月26日是宪法第19修正案通过的50周年纪念日，女权运动者们在各大城市的商业区游行示威。一年来，她们都在表明自己和其他抗议团体一样深知宣传的力量。其中一人朝一名建筑工人吼道：“给我脱掉！”别人问她是不是指安全帽，她答道：“不，是他的下体护身。”琼·康兰为了成为一名挖渠散工打了10年官司，最终获胜。马琳·狄克逊写道：“在任何阶层和群体中，各组织及其制度都或多或少地压迫着妇女。各阶层妇女的团结程度取决于我们对被压迫的共鸣有多深。”老洛克菲勒的曾孙女艾比·奥尔德里奇·洛克菲勒说男女间的浪漫爱情是“反革命的”。

活跃的民主党成员埃德加·伯曼医生说：“我已经受够了女性解放运动。”来自夏威夷的民主党女议员帕齐·明克立刻指责伯曼是“对女性有着最可恶偏见”的性别歧视者。一年过去了，争论越发激烈。玛格丽特·米德说：“女性解放运动要特别警惕引发男人杀害女人的危险。他们可真的被你们逼疯了。”纽约妇女上街游行时，一名男子朝她们吼道：“你们这群猪都嫁不出去！”，而另一名男子则穿着文胸在一旁静静观赏。休·赫夫纳在一次简报上告诉员工：“这些女人们天生与我们为敌，是时候开战了。她们誓死反对《花花公子》提倡的浪漫男女关系。”

一些女性的言语听来也如赫夫纳一般无聊鲁莽。她们投入大量精力争论该称自己为夫人、小姐还是女士；把“Chairman”改成“Chairperson”；还为了一则漂亮女乘务员说“我是多丽丝，带我飞吧”的广告攻击美国国家航空公司。但她们提出的深层次问题绝非如此琐碎。如今超过2 300万的美国妇女拥有全职工作；另外有800万妇女从事兼职工作。40%的已婚妇女拥有工作，其中1 200万人的孩子未满18岁。表面上看，这确实是对男性在职场权威性的一大挑战，但从工作本质和工资的状况来看，男性仍是家里的顶梁柱。在大部分利润丰厚的行业，男性仍占主导，他们的工资仍是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女性仅占全美30万名医生人数的7.6%，外科医生中的女性仅占1%，而90%的接线员、速记员是女性。同样的工作，男性赚5美元，而女性只赚3美元。《生活》杂志发现，女性得有学士学位，工资才能赶上读完8年级就开始工作的男性。普通男销售员收入为8 549美元，而女销售员却只有3 461美元。

到1970年，女性解放运动对就业平等、教育平等的呼吁得到许多男性支持。免费堕胎和免费日托的要求引发大量争议。《第27条宪法修正案——era（平等权利修正案）》提出，在法律面前男女应完全平等，男性对此议案有一半人支持一半人反对。但仅仅两年后，参议院通过了era并将其下发至各州立法机关。依照此法，妇女婚后可以不用改随夫姓；她们同样有权决定在何处定居；若男方因工作抛下女方搬至异地，丈夫不能因此控告妻子遗弃他。然而，若婚姻破裂，女方也有可能需要支付赡养费。一些保护女性在工作中免遭危险、过于劳累和性骚扰的法律将会无效（强奸除外）。此外，女性有可能应征入伍，甚至进入战场。一个拥护era的《耶鲁法律杂志》 撰稿人写道：

当代军人的专业素质主要取决于装备与训练，而非个人力量。在体力上，女性和男性一样能执行战斗任务，如驾驶飞机或进行海军作战……我们有理由相信，面对危险情况时，女性能如男性一般训练有素，严阵以待。

很难说家庭主妇们是否愿意和机关枪、勃朗宁自动步枪打交道或者成为又一个伊丽莎白·霍伊辛顿。霍伊辛顿是美国陆军妇女服务队队长，她在1970年6月成为美国第一位女将军。尽管如此，这项法案改变了几百万美国妇女，尤其是年轻女孩们的境况。她们散发出一种新的活力，即大胆反抗那些利用她们满足一己私利的人。这从《女装日报》读者熟知的“过膝裙”（即其他人所谓的中长裙）遭到的灾难中便可看出。约25年前，为反抗新式样的长裙装，独立的妇女们签署宣言，成立LBK（刚过膝装）俱乐部，进行示威反对时髦女装店。当时她们是失败了，因为现在的女装店又挂起了长裙。詹姆斯·加兰诺斯说：“裙子加长是未来的发展方向。”阿黛尔·辛普森说：“露大腿不再时尚。”利奥·纳尔杜奇说：“女性们绝对准备好了迎接时尚变革。”所有设计师都坚信女人们会蜂拥前来，为他们的作品疯狂。

最早发出抗议的是洛杉矶。POOFF（女性特质与财权保护协会）会长朱莉·亨特纳告诉记者：“我们不会让他们既蒙蔽我们的双眼又遮掩我们的身材。我知道哪怕加兰诺斯说铁皮盒子很时髦，女人们都会立马穿上。我觉得那是病态的，我们只要求有自主选择的权利。”GAMS（反长裙少女会）游行时扛着写有“留住迷你裙！”和“大腿！ 大腿！大腿！”的标语牌。有人认为半长裙是反对女性解放的阴谋，设计师试图唤回女性的特质以孤立女权主义者。其他人则将其归咎于年长妇女，她们风华不再不能露腿，但不该让风华正茂的少女也把腿遮起来。社会历史学家吉尔曼·奥斯特兰德说股市衰退才是真正原因，中长裙流行是必然：“在经济不景气和衰退时，喜欢长裙的中年人决定了社会的标准；而繁荣时期的社会标准才能由喜欢短裙的年轻人决定。”

到了冬季，股市交易回温，时尚界对中长裙的热情也骤降。《纽约时报》的调查发现，尽管很多店主看好长裙的市场潜力（“就是现在！大家都欢迎它、喜欢它、购买它！”），但大多数人还是承认这一式样已被淘汰，“去年秋天还说自己购进大量中长裙的店铺说事实并非如此，购进的货销路也不好。女性还是喜欢露出腿部。”可以肯定的是大部分裙子长度过膝。但服装设计师曾定下长裙标准：从肩膀到下摆是44~45英寸，对于大多数女性而言，裙边将长至小腿肚。《纽约时报》发现，售出的裙装中只有20%是那个长度，且到了年末仅有5%的女性仍穿该款式。其他的要么返工改短，要么被束之高阁。

心酸的零售商说这种样式已经“惨败”或“完败”：其中一个人说“它肯定是时尚行业的倒退，简直称不上一种样式”；另一个人则告诉一位女记者：“顾客都不想要中长裙……我们从未真正把它推销出去。”但强力推销这种长及小腿肚的裙装倒无意中引发了服装设计的变革。《纽约时报》说，“中长裙实际上把女士的连衣裙的装束给毁了……突然冒出了起脚裤、短长裤，裤子、裤子，哪儿都是裤子。”年长女性选择套装衣裤，她们的女儿则穿上超短裤露出膝盖。波道夫·古德曼称这种短裤为“凉裤”。熟知新时代女性心理的《女装日报》称其为“热裤”，此后此名便一直沿用。

在约翰逊时期造成社会动荡的暴力风气在尼克松时代愈演愈烈。大城市的贫民窟相对安宁，但杀人犯、纵火狂和凶残的小偷仍暗中活跃于小城市的黑人区。在佐治亚州的奥古斯塔，6名黑人被枪杀。一个男孩在俄克拉何马城的一场种族纷争中被捅死。在密西西比州迦太基城，一间曾用于民权集会的教堂被炸。各地的暴乱也频频发生：东洛杉矶、迈阿密、休斯敦、密歇根州的海兰帕克，印第安纳州的密歇根州城，马萨诸塞州的新贝德福德，新泽西州的阿斯玻璃帕克，佛罗里达州的南墨尔本，宾夕法尼亚州的阿勒奎帕，北卡罗来纳的牛津，阿肯色州的温泉城，密歇根州的胭脂河，伊利诺伊州的开罗和3个佐治亚小镇：佩里、梅肯和阿森斯都曾发生暴动。

纽约在一个月内就曾收到1 000次爆炸警告。约15个月的时间里共发生368起爆炸事件，其中一起就在警察局二楼的男厕所。警察局长霍华德·利里对一个参议院小组委员会说，他已无法保证自己管辖区内访客的安全。有时看来美国警察似乎四面楚歌。1970年，联邦调查局上报了35 202起袭警事件，几乎是1960年的4倍；9个月中15位军官遇害，大多是遭到伏击而死。

小石城的警长说警察遇袭“天天都有……似乎学龄以上的人都在攻击警察。”费城的警察局长弗兰克·里佐说：“我们碰到的是一群疯狂的人，精神有问题的人。”奥马哈的公共安全主管认为，“美国警局遭袭表明将有一场阴谋，遇袭的时间也藏有玄机。我们正集中研究所有可得到的信息，以证明这是场阴谋。”他并没有成功证明，大部分执法机关的官员都认为这不可能，利里说：“我们认为这些袭击是没有关联的单独事件”。但人们大都认同若有朝一日当局遭到大肆攻击，警察将不可避免地成为目标。正如国际警察局长协会成员奎因·塔姆所言：“袭警事件越发残暴，激进团体怂恿其成员‘打死那些警察’……蓝色制服让警察成为现存权力体制最为显眼的代表。”

爆炸事件发生的根源是对既定秩序的仇视。某些爆炸袭击的投弹手以此为荣。在IBm（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曼哈顿总部、通用电话电报公司和美孚石油公司遭到爆炸袭击后，一个自称9号革命力量的团体声称对此负责，谴责这些公司靠越南战争牟取暴利。有的恐怖分子因爆破技术不精把自己也炸死了。在“IBm、通用电话和美孚”事件后不到一个月，一间地下炸弹厂爆炸，该炸弹厂位于纽约下东区一户经济公寓内。一个革命者因此丧命，还有一个人受了重伤。在巴尔的摩，拉普·布朗的两名黑人门徒死于自己的车里，因为一颗炸弹提前爆炸。3月6日，格林威治村发生爆炸，造成1970年最轰动的爆炸灾难。3名年轻的虚无主义者丧生，几个显赫家族也牵涉其中。

凯思琳·普拉特·威尔克森刚从斯沃斯莫尔学院毕业；戴安娜·奥顿和凯西·布丁是布尔茅尔女子大学的校友。3人都是地下气象员组织的成员。戴安娜来自伊利诺伊州一个极端保守、声名极盛的富有家庭。一个世纪前，当时还是威尔士亲王的英王爱德华七世曾驾临她家华丽气派的宅邸。凯西是伊西多·斯通的外甥女，其父里伦纳德·布丁是一位著名律师，他的客户包括保罗·罗伯逊、朱迪丝·科普朗、朱利安·邦德及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凯思琳的父亲拥有系列广播电台，凯西琳出事时他正和第二任妻子在加勒比海度假。当时凯西琳正款待戴安娜、凯西、哥伦比亚大学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分会的活跃分子泰德·戈尔德，以及一位身份不明的年轻人。那次聚会是在威尔克森家位于曼哈顿西11街18号那幢价值10万美元的气派宅邸里举行的。

当天正午纽约天朗气清，空气中弥漫着早春的气息。隔壁著名演员达斯汀·霍夫曼的家中空无一人。威尔克森家看起来静谧，但年轻的革命家们可正在屋里忙碌。地下气象员组织当时的两个口号是“不信枪支和暴力就不是革命者”及“把战争带回家”。星期一，其中一个男孩扮成牧师，开车到新罕布什尔州购回两箱炸药。57截三硝基甲苯强力炸药散布在地下室的临时工作间，还有绝缘胶布、瓦楞钉、定时装置、门铃线、30条爆破引线及用于盛装炸药的长短不一的铅管。

也许没人能说清哪儿出了错，但总之是有人闯了祸引爆了整堆炸弹。可能是戴安娜：她身体损伤最为严重，她的头、双手及一只脚被炸飞，身体被瓦楞钉扎得尽是窟窿。戈尔德和那个身份不明的男子也被炸死。第一波爆炸掀翻了霍夫曼家客厅的墙，震碎了许多对街房屋的窗户，连16户人家以外的一间厨房都有震感。接着，煤气总管道着火，引发另两波爆炸，楼板开始坍塌。

在屋里，吓傻了的凯思琳和凯西还在流血，一个人赤身裸体，另一个人只剩下点残破的衣衫。两名警察和一位退休消防员立即展开营救，一位邻居让她们在自己家洗澡，还借给她们衣服。《生活》杂志的约翰·内亚里讽刺地说道：“这些女孩可是称警察为‘猪头’的。”被救之后女孩们不知去向。消防员最初以为事故原因是煤气泄漏，但当他们发现炸药、雷管和成堆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宣传册时，打算找幸存者问清楚。纽约当局获知，因去年10月参加“气象员狂怒日”行动，凯西和凯思琳在芝加哥受到指控，后经保释重获自由。在她们缺席3月16日的审讯后，联邦调查局加入了对他们的搜捕。姑娘们的家人说她们曾捎信说还活着，但不愿透露细节。

在美国的另一边，激进政治与巫术的离奇结合创下了曼森凶杀案后加利福尼亚州最血腥的谋杀案。警员在例行巡逻时发现眼科医生维克多·奥塔的宅邸着火，于是叫来了消防员。这处可以俯瞰蒙特雷湾的房产价值25万美元。消防员们到奥塔家游泳池取水时发现了奥塔、奥塔夫人、两个儿子和医生秘书的尸体。他们全被用艳丽的围巾捆住，后脑勺中枪。在奥塔的车挡风玻璃刷下，警察找到一张字迹潦草的字条：“从今日起……任何滥用或破坏自然环境的人将同样被判处死罪……我和战友们誓死对抗所有破坏地球自然生物的人或事。必须根除唯物主义，否则人类终将灭亡。”签名则是来自塔罗牌上的名言：“令牌骑士，圣杯骑士，金币骑士，宝剑骑士”。签名人是住在半英里外破烂小屋里的约翰·弗雷泽，一个留着胡须的年轻人。弗雷泽的律师说他在一次交通事故中伤及大脑，从此“就变了个人”。

1970年加利福尼亚州黑人革命中最著名的倡议者是个黑美人：26岁的安吉拉·戴维斯。安吉拉出身于中产阶级黑人家庭，曾是伯明翰的女童子军，并不仇视社会。直到1963年9月，一起教堂爆炸事件夺走了她4位黑人女友的生命。就读于布兰迪斯大学时，安吉拉入选美国优秀大学生荣誉学会，成为马克思和赫伯特·马尔库塞的狂热读者；接着在巴黎第一大学和德国攻读研究生学位。后来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成为马尔库塞的学生；也是在那儿，安吉拉加入黑豹党和共产党。在一次演讲中，她告诉本科生“必须推翻政府”；另一次演讲时，她倡议：“如今必须把革命和解决实际问题挂钩。革命不再是空洞口号，而是要切实解决根本问题。”她参与了突袭圣迭戈一栋教学楼的行动，且因拒绝离开警局而被捕。

后来安吉拉成为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助教，教授哲学。直到1970年4月，根据教职员不得是共产党的规定，里根州长的校董会决议将她开除。但加利福尼亚州高级法院和美国最高法院都认为，不能仅因共产党员的身份就将州立大学老师革职，委员会遂将解雇理由改为教学能力不足。大部分学生和洛杉矶分校的教职员工都支持安吉拉；她的教授同事们决定在她离职时，用“我们的震惊、沮丧与愤怒”表明对她的支持。他们投票决定无视委员会的决议，保留安吉拉的教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安吉拉的教职问题尚且悬而未决，整件事的性质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作为一个黑人斗士，安吉拉一直鼓动释放“索莱达兄弟”——3名并无血缘关系的黑人囚犯，被控于1月16日杀害了一名索莱达监狱的白人守卫。三人中最有趣的是27岁的乔治·杰克逊，他因1961年抢劫汽车加油站正在服无期徒刑，这是他服刑的第5年。杰克逊服刑期间的信件汇编成了《索莱达兄弟》一书，凭此他堪称当年秋季全美最著名的罪犯。书中最动人的片段是写给安吉拉的，两人初次相会于5月的萨利纳斯法庭听证会。在安吉拉的回信和日记中，她表明自己“不由自主”地爱上了杰克逊，自称是他“一生的伴侣”，会竭尽此生让他重获自由，并为此不择手段，这撩起了公众的好奇心。

8月的第一个星期，有人看到安吉拉与乔治17岁的弟弟乔纳森·杰克逊频频结伴出行。星期三，她名下的3支枪及8月5日买的1支枪身被锯短的12号猎枪到了乔纳森手中。星期四，他们开着乔纳森前一天租来的亮黄色的福特牌带挡板的小型密闭式运货车四处游荡。星期五，有人发现这辆车停在圣拉斐尔法庭外的停车场，在旧金山西北方向13英里以外。几分钟后，体形纤瘦、神情激动的乔纳森穿着雨衣、拎着个小包进入了法庭。

当时，囚禁于圣昆丁监狱的罗谢尔·马吉站在证人席上，正为被控刺伤警卫的狱友詹姆斯·麦克莱恩作证。他的另一名黑人狱友威廉·克里斯马斯正等候传唤。马吉、麦克莱恩和克里斯马斯都是强壮魁梧的年轻男子。坐在律师桌旁的麦克莱恩是圣昆丁人尽皆知的黑豹党成员，经常闹事挑衅。主持审判的是高等法院的法官哈罗德·黑利，代理地方检察官加里·托马斯娶了黑利的侄女。陪审团也在场，但只有年轻的乔纳森在认真倾听，这实在是个乏味的案件。

当乔纳森拉开背包拿出安吉拉的左轮手枪，又从雨衣里掏出一把30毫米口径的卡宾枪时，现场立马骚动起来。他吼道：“瞧瞧，我有自动武器，谁都不准动！”他命令没有武装的法警打开麦克莱恩、马吉和克里斯马斯的手铐，分别递给他们一把枪。乔纳森又把一支猎枪交给了麦克莱恩，麦克莱恩把枪带套在黑利脖子上，使枪口离他下巴仅几英寸。其他犯人用钢琴弦把托马斯和3名女陪审员绑在一起。麦克莱恩命令法官致电执法官办公室，并为囚犯们指明安全出口。“我在审判室”，黑利对着法官席上的电话机说，“这儿有几个带枪囚犯”。麦克莱恩一把抢过电话吼道：“撤走你愚蠢的手下，我们要离开这儿，让他们退回去！”

他们让所有人质走在前面，在离大厅50英尺、紧锁着的新闻发布室外停了一会儿。然后沿着走廊继续前行，麦克莱恩叫道：“今天12点30分以前释放索莱达兄弟！”在停车场，他们把5名人质赶进福特货运车。麦克莱恩从窗口滑进驾驶座，乔纳森递给他钥匙，马吉负责看住法官，几个人向约200码外的美国101号公路驶去。当时约有几百名执法人员躲在车辆、大楼后面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离去。突然，一名圣昆丁警卫冲到车前，大喊一声：“停下！”

接下来的形势完全失控，车内外子弹横飞。这时车后部的猎枪声响起，法官当场丧命，他的下巴和一部分脸颊被炸飞；托马斯脊柱中弹，其腰部以下永生瘫痪；一名陪审员的手臂受伤；马吉胸部中弹，但无生命危险；麦克莱恩、克里斯马斯和乔纳森·杰克逊都中枪身亡。

三小时后，安吉拉·戴维斯在旧金山机场买了一张飞机票，从此销声匿迹。

按照加利福尼亚州法律，任何教唆杀人的行为等同于谋杀，因此逮捕安吉拉的拘捕令已签发。黑豹党首领休伊·牛顿相信法庭枪杀事件是由安吉拉一手策划的，并以她为荣，还鼓励党内其他成员追随她的“英勇事迹”。黑豹党白人律师查尔斯·加里呼喊：“天助安吉拉·戴维斯！愿她平安长寿。”事实上，安吉拉逃亡了两个多月；直到10月13日，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在曼哈顿将她逮捕。当时，她和一名富有的黑人小戴维·鲁道夫·波因德克斯特正住在霍华德·约翰逊汽车旅馆。波因德克斯特被控窝藏逃犯；安吉拉被引渡，在离乔治·杰克逊被关押的圣昆丁监狱不到5英里的圣拉斐尔监狱服刑。

约一年后，1971年8月炎热的一天，杰克逊的律师斯蒂芬·米切尔·宾厄姆前来探望他。白人宾厄姆毕业于耶鲁大学，是前康涅狄格州州长和美国参议员海勒姆·宾厄姆的孙子。狱警后来确信，一直热衷于少数群体事业的宾厄姆当天负责私运违禁品。他有两样物件未经狱警检查：一个鼓鼓囊囊的牛皮纸信封和一个小型便携式录音机。他和杰克逊会谈了一小时后离开，一名狱警发现杰克逊的爆炸头有蹊跷。在盘问之下，杰克逊扯下假发，掏出一把小型自动手枪。

随后监狱里恐怖弥漫，血流成河。按照杰克逊的命令，包括逐渐痊愈的罗谢尔·马吉在内的27名囚犯被释放。3名白人狱警、2名白人模范囚犯惨遭杀害；其中两人后脑勺中枪，其他人被钝剃须刀片割断了喉咙，尸体如血淋淋的破布一般堆在杰克逊牢房的角落。这时圣昆丁的警报器呼啸响起。紧握手枪的杰克逊夺门而逃，狂奔75英尺穿过了天井后，才被瞭望台上的狙击手击毙。

斯蒂芬·宾厄姆被控谋杀狱警和模范犯人，县检察官认为“杰克逊只可能在宾厄姆来访期间获得枪支”。但宾厄姆似乎已人间蒸发。第二年，当局称他或许已经死亡：黑人激进分子将他利用之后或许已杀人灭口。执法人员对“8·21”血案愤慨不已。视杰克逊为烈士的黑人激进分子也十分愤怒，他们为其尸体穿上黑豹党制服：黑皮夹克、黑贝雷帽和黑短袖，并把他葬在乔纳森旁边。朱莉安·邦德说杰克逊“遇刺”是“他屡次抗击一个邪恶体制的必然结果，而他的精神甚至肉体都不会被击碎”。加利福尼亚州众议员威利·布朗说：“人们都说这其实是执行死刑，杰克逊能把枪藏在头发里的说法真是荒谬。”安吉拉·戴维斯则写道“痛失无法挽回的爱人”。

1972年春末，审判安吉拉受到全球瞩目。全世界的海报上都是她精致的轮廓、高耸的颧骨和巨大的爆炸头（逃亡时本已修剪，但又长了回来）。激进分子称她为“政治犯”，并要求“释放安吉拉！”检察当局声称一切无关政治、种族，这只是普通刑事审判，并提交了201样证物和95名目击证人的证词。3人指证在安吉拉逃亡的前一天，他们在法庭对面的加油站看到她和乔纳森；还有人作证此前3天每天都看到两人结伴同行。

被告辩护律师提交了12名目击证人的证词（安吉拉拒不出庭作证），认为“一个才华横溢的大学教师”卷入如此草率粗鄙的阴谋简直是荒唐的。她的律师说，她和乔纳森的接触并非如别人所言那般频繁；她确实给了乔纳森猎枪，但只能说他用这枪来保卫索莱达兄弟辩护委员会的总部。她的其他枪支都在家里的枪架上，供格拉瓦–卢蒙巴俱乐部成员练习打靶。乔纳森在法庭惨案前6天到访过她的家，也许是当时偷走了枪支。

被告方总结发言律师认为，对安吉拉不利的唯一证据是“她和乔纳森·杰克逊关系亲密；罪犯用了她的枪；她曾表示想还索莱达兄弟自由；她曾向乔治·杰克逊示爱；还有8月7日当局找不到她的踪影”。律师断言，陪审员若是黑人，且发现自己的4把枪出现在法庭逃亡案的现场，他们也会逃跑。“我告诉你们，若从黑人的角度看这个问题，你就不会好奇她为何逃跑，只会惊讶她怎么会被抓。”

经过13小时的审议，陪审团裁定安吉拉无罪。她毫不理睬陪审团，转身离开去向庭外的仰慕者们致辞。一位记者问她判决是否公正，她认为不公：“无罪开释本身就表示判决并不公正，因为没有审判才是绝对的公正。”在全国巡回庆功演讲启程前，她告诉拥护者们：“从今以后，我们要竭尽全力还美国和全世界的每一位政治犯、每一个受压迫的人自由。”

索莱达惨案引发了一系列事件，这一切以安吉拉的声望达到顶峰而告终。惨案发生四星期之后，芝加哥又见证了一场精彩审判。一开庭便是8位被告：雅皮士杰里·鲁宾和阿比·霍夫曼；伦尼·戴维斯，戴维·德林杰，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成员汤姆·海登，这3人都是全国动员委员会首领，并将反战游行带到芝加哥；黑豹党人博比·西尔；李·韦纳和约翰·弗罗因斯。被捕前，这些人几乎互不相识。事实上，针对他们的主要指控并非索莱达阴谋，而是他们怀着引发暴动的企图各自来到伊利诺伊州。首席律师威廉·孔斯特勒将其描述为“怀着某种心态穿越州界线”。当时法院援用的法令是1968年民权法案的附加条款，伦纳德·韦恩格拉斯律师说这是让“政府处分没有明显违法行为的当事人的唯一的联邦法律”。他们是第一批依照此法接受审判的被告，虽然这个事实和其他诸多事实在诉讼的闹剧中早被遗忘。

审判当天，孔斯特勒认为朱利叶斯·霍夫曼法官向陪审团宣读控告书的方式不当，提议审判无效，由此为审讯定下了调子。律师说：“法官大人听起来就像奥森·韦尔斯在朗诵《独立宣言》。”

法官回应道：“从未有人把我与奥森·韦尔斯这个伟大演员相提并论，但我驳回提议。”

被告总计提出20多次最终被裁定无效的提议。在很大程度上，审判的混乱都源于两派之间的巨大分歧，一派是孔斯特勒、韦恩格拉斯及其委托人，另一派是霍夫曼法官和其他州法官。美联社芝加哥分社的理查德·奇科内写道：“这场审判是几代人之间、不同意识形态之间和不同生活方式之间的碰撞。”霍夫曼法官身着马甲，而阿比·霍夫曼挂着博爱珠项圈、穿鹿皮装，更滑稽的是他和鲁宾还曾身着法官长袍出庭。被告及其律师都蓄长发，这深为头发一丝不乱的检察官托马斯·福伦和理查德·舒尔茨所诟病。

有一次，艾伦·金斯伯格为被告作证时，持续发出“啊——呜呜呜”声长达10秒，他曾在1968年芝加哥反战游行中用这种声音使人群安静下来。孔斯特勒以法官发笑为由提出抗议，法官不承认，说自己只是不知那是什么语言。金斯伯格解释说：“那是梵文。”法官回应说：“这我倒不懂。”当时的文字记录显示，法庭弄不懂的事还有很多，但74岁的霍夫曼对法庭礼仪却毫不含糊。他出生在芝加哥的一个无名社区，自出生以来便渴望尊重，但8名被告及其律师都没能让他如愿。这在一次开庭预审中便有了征兆。孔斯特勒和韦恩格拉斯询问陪审团候选人对反抗游行、美国贫民窟和越南战争持什么意见，但霍夫曼法官驳回提议，甚至禁止他们询问陪审员对嬉皮士、雅皮士的看法。被告又提议推迟审判，等西尔的律师查尔斯·加里手术后身体康复了再进行，也遭到驳回。霍夫曼还拒绝了西尔本人发言的要求，只可由孔斯特勒代为发言，由此拉开了法庭闹剧的序幕。

西尔说：“我只能视法官为飞扬跋扈的种族主义者。”矮小的霍夫曼弯下腰，以难以置信的口吻问一名工作人员：“你听到了吗？”西尔多次被警告，干扰审讯的做法“总有一天会自食其果”。他回应道：“300年来黑人什么罪没受过，你还能玩出什么新花样？”审判的第8个星期，霍夫曼开始回应西尔的一系列激烈的情绪：“听着，年轻人，你若还这样——”话音未落，西尔抢着说：“听着，老人家，你若继续剥夺我的宪法权利，老天有眼——”霍夫曼截住他的话头：“西尔先生，你要么打住，要么让我叫法警——”西尔立即打断他：“我想只有与你争论，你才会看清事实。”

忍无可忍的霍夫曼让法警“把被告带到那间屋子，按规矩处置”。重新开庭时，西尔嘴巴被堵住、双手紧铐在一张金属折叠椅上被抬了进来。这也没能让他安静下来，他以镣铐撞击椅子，含糊不清地吼道：“这表示我抗议！”他随后被移到一张木椅上，嘴被塞得更紧。第二次开庭时，他不知如何吐掉了嘴里的东西，大骂法官：“你这个法西斯畜生，你这个腐败低贱的狗杂种！”阿比·霍夫曼和鲁宾尖叫着跳了起来，孔斯特勒质问法庭：“法官大人，这场中世纪的酷刑何时能结束？这是亵渎法律……此刻，我为作为一名美国律师感到羞耻。”霍夫曼一直将被告的失态归咎于孔斯特勒和韦恩格拉斯，于是脱口而出：“你活该。”第二个星期，他下令不再堵住西尔的嘴。但当西尔强行插话时，霍夫曼就以藐视法庭罪判他4年徒刑。其余被告被称作“芝加哥7人组”。

其他人也不是省油的灯。戴维斯在证人席上指控法官睡着了，尽管法官警告他如果再傲慢无礼，“总有一天会自食其果。”阿比·霍夫曼以手代脚倒立进入法庭，大呼霍夫曼是“暴君”“纳粹”“犹太人的耻辱”，闹得法庭一片混乱。

最激烈的交锋发生在法庭与主辩护律师之间。法官明确规定，孔斯特勒不准当陪审团的面要求判定戴利市长为恶意证人。因为之前尽管司法部表示疑虑，戴利仍要求进行审判。但孔斯特勒我行我素，直截了当地问戴利是否在党代表大会上辱骂过参议员亚伯拉罕·里比科夫，这险些让法官中了风。还有一次，阿比·霍夫曼掀起自己的汗衫，法官说：“快记下来，有人在法庭上公然袒胸露背。”孔斯特勒说道：“法官大人，我记得约翰逊总统曾让美国电视观众看他肚子上的伤疤。”法官回应道：“这也许正是他丢了总统职位的原因哩。”在因轻笑而遭到指责时，孔斯特勒说：“拜托，法官大人，笑有什么不好，有时就是忍不住嘛。”法官答道：“是啊，我看得出来你忍不住。”

审判临近尾声，法庭对被告的仇视越发露骨。连续两天，霍夫曼都不准他们使用大厅里的厕所，还说他们能用监狱公厕就已经够好了。有一天，他宣布次日早上提前半小时开庭。孔斯特勒问为什么，他说：“因为要九点半开庭。”孔斯特勒评论道：“这简直像小孩耍赖，‘因为，因为’。”法官立马说：“快记下来，律师当着陪审团的面把我比作小孩。”孔斯特勒在庭上表情丰富，时而哈哈大笑，时而泪流满面。他有时会拥抱别人，还吻了韦恩格拉斯和一名证人：拉尔夫·阿伯内西教士。霍夫曼每次都尖酸地说：“快记下来，孔斯特勒先生吻了那个人。”审判结果表明，他将这些插曲记录在案倒并非毫无意义。

被告方的证人包括皮特·西格、威廉·斯蒂伦、朱迪·柯林斯、诺曼·梅勒、朱利安·邦德、牧师杰西·杰克逊、特里·萨瑟恩和金斯伯格。检察官福伦坚持要求金斯伯格大声朗读他写的关于同性恋和手淫的诗句，意图很明显，这会冒犯在场的10位女陪审员。孔斯特勒和韦恩格拉斯认为，戴利和芝加哥警方在民主党代表大会上激起了暴力行动。

对“7人组”不利的大部分证据都来自告密人，他们曾在林肯公园、格兰特公园混入反战游行队伍，然后逐字向法官复述听到的一切。一名卧底女警证实阿比·霍夫曼吼道：“我们需要很多武器，岩石、砖块、石头都拿上。把砖碎成两块，便于携带，这样女生也能拿。”一名便衣警察说，被告决心制造混乱作为“革命的头一炮”。一位芝加哥官员告诉法庭，阿比曾对他说：“当局若知趣，就该拿10万美元来赞助我们的活动。当然给我10万美元更好，我直接走人。”该官员认为这是企图敲诈。

在将近5个月的作证、辩论后，陪审团退庭，欣喜若狂的法官开始为藐视法庭的人下达判决。整个过程耗时两天，其中还包括因被告大声叫嚷而被迫休庭的时间。当孔斯特勒得知他的委托人和合作律师将被送走（韦恩格拉斯被判两个月徒刑）时，他魂不守舍地在法庭上踱来踱去，几近崩溃，啜泣道：“法官大人，我这一生被你亲手毁了，没有任何存在价值。来吧，来吧，下一个就是我，我再也不想待在这儿了。”法官最后处置他时说：“从未有人如你这般对我口出恶言。”最后判处他4年零13天监禁。

陪审团否定了所有被告的阴谋罪，但以穿越州界挑起暴动为由将戴维斯、德林杰、海登、霍夫曼和鲁宾定罪。每个人被处以5年徒刑，罚款5 000美元，并须缴纳诉讼费用5万美元，但这些判决并非完全有效。约3年后，美国的一个上诉法庭推翻了原判。该法院以2∶1的投票结果承认备受争议的反暴乱法（即拉普·布朗法案）符合宪法，但仍推翻了原判，因为霍夫曼法官有“敌对性”行为，而且“从最开始的记录就能看出”他对被告的“抵触”情绪。

芝加哥7人组案件不但没能证实控诉的合理性，还引发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司法灾难，其中包括哈里斯堡7人组、卡姆登17人组、西雅图7人组、堪萨斯城4人组、埃文斯顿4人组、五角大楼泄密案和盖恩斯维尔8人组。每起审判的被告都是世俗眼中的异教徒，但都由陪审团、法官或上诉法庭证实无罪。对告密人的仇视和司法偏见是所有案件的两条主线。此外，正如马丁·阿诺德在《纽约时报》上指出的那样：“尽管政府能力有限，但大众仍普遍表示信任。所以当政府尚未准备就绪、对案件毫无说服力就开庭时，人们非常恼怒。”

暴乱被归咎于芝加哥七人组，但根源其实是越南战争。在1970年，越南战争的阴影持续分裂、瓦解着整个美国，但年初本有一线转机。头4个月，西贡传来的消息都有些鼓舞人心。艾布拉姆斯将军领导着美国部队尽量避免与越共和北越发生大规模冲突。尼克松将美国驻军从543 000人减少至340 000人，还向美国人民保证5月1日前，再撤出6万步兵，但战争的结束仍遥遥无期。巴黎的共产党人奚落了尼克松的5点和平倡议：“我们的拒绝是坚定、全面、绝对的。”美方首席谈判官戴维·布鲁斯拒绝了一项共产党的方案，称其“换汤不换药”。

两年前芝加哥抗议期间，美军阵亡人数为25 000人，现已突破44 000人大关。华盛顿对外宣布约20万美军还将在越南驻扎几年，这阻碍了谈判进程。此外，美军、南越民众及其部队的厌战情绪与日俱增。直到气急败坏的长官进行威逼，美军第四师的步兵才投入战斗；另一个师的士兵常辱骂尼克松，而他们一发现战地记者，就大肆辱骂；士兵们把和平徽章和身份识别证挂在一起；据估计，将近80%的美军吸食大麻，因摄入烈性毒品过量死亡的人数几乎翻了一番。更糟的是军方高层昏庸无能。美军伞兵大胆突袭山西县（距河内23英里）的一个战俘营，因为据称有70~100名美国飞行员被囚禁在此。这次突袭本可成功，但情报有误：所有战俘都已转移。同时，美国战机连续24小时猛轰北越。国防部最开始说空军突击是“防御行动”的一部分，是为了保护未经武装的美国飞机；后又改口承认是在攻击部分军需补给地。实际上，无比震惊的国民后来竟然发现，轰炸目标还包括医院。

白宫宣称不可能放弃西贡政府，因为据说共产党有一张单子，上面列着将被以“大屠杀”“处理”的300万越南人。单子是否存在这件事本身就值得怀疑，而越来越多美国人都已准备放弃阮文绍政权。南越不但不感激其美军盟友，反倒怀有敌意。西贡暴乱分子焚烧了尼克松雕像，高喊“打倒美国 ! ”，指责美国延长了战争。还有一个不祥之兆是佛教徒用煤油、火柴自焚，与吴庭艳政府被推翻之前的僧侣如出一辙。一个南越政治家的儿子戴维·张在全美巡回演讲，表示美国步兵和与其并肩作战的南越共和军只有一个共同点：互相看不顺眼。

与此同时，美国参战是为了保卫亚洲民主的说法已站不住脚。戴维的父亲因反抗阮文绍而被捕入狱，成为西贡政府关押的80 000多政治犯之一。亲临战场的美国人说，私刑法庭对批判政府的人滥用私刑、胡乱定罪；即便西贡最高法院裁定这类法庭违背宪法，它们仍为所欲为。此外，阮文绍对美国的资金援助永不满足。10年来，华盛顿一直对西贡政府慷慨解囊，但阮文绍说还需更多装备，更多时间训练部队，这需要更多的钱。他表示如果得不到这些，对一切后果他概不负责。

那一年，美国人最不想看到的就是另一个东南亚国家爆发战争，但南越政府偏偏这么做了。事实上，美国空军猛攻东柬埔寨的共产党基地已有一年，只是鲜有人知。接到白宫命令，B–52型战机对那儿的丛林避难所发动了3 630次偷袭。参谋长联席会议早就打算把步兵团也派过去，但遭到尼克松反对，因为他知道柬埔寨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国王一定会抗议美国破坏本国中立。借由双重记账和严格的保密工作，B–52突击的消息尚能封锁。美军一旦跨过边界，这可就难了。

但在3月18日，柬埔寨局势因一场政变而彻底改变。西哈努克知道己方政权已岌岌可危，所以当朗诺将军接管政府时，他正在苏联寻求援助，以便让40 000人的越共和北越部队撤出本国。朗诺是右翼分子，他可不会阻拦美国与南越联合军队进入柬埔寨境内驱逐越共部队。政变6周后，尼克松告诉美国电视观众，他们正执行一项重大任务，其目的是摧毁西贡西北部“鹦鹉峰”上的国家中枢、部队大本营及地下军火库。他说：“5年来，美国和南越都不曾干扰这些避难所，因为我们不愿侵犯中立国的领土。”但他只字未提为期14个月的对柬埔寨的秘密轰炸。

入侵柬埔寨行动的军事价值颇有争议。入侵正进行时，尼克松称其“获得巨大成功——远远超出预期”。美国国防部认为越共需6~9个月才能复原，被问及对此的看法时，阮文绍说：“我看他们永远没法复原了。1964~1969年间的柬埔寨就是第二个北越，是个大后方。”西贡的美国驻南越援军司令部宣称，此次行动共缴获1 500万发子弹、7 250吨食物和2 500支枪；敌方11 285人死亡，2 156人被俘；盟军有1 138人死亡，4 911人受伤。

但如今柬埔寨已陷入战争的泥沼。一直埋伏在鹦鹉峰的共产党军队向西挺进回击了朗诺的部队，控制了半壁江山，逼近首都金边，还在湄公河流域建立了新的安全补给通道。这样一来，华盛顿便和这个比阮文绍政府力量还弱小的政权纠缠在一起。柬埔寨在这次战斗中有一部分目标太不现实，所以未能实现。弗朗西斯·菲茨杰拉德在《湖中之火》一书中写道：“美国官员计划为南越攻陷敌军总部，仿佛敌军在丛林里也有个国防部，海军陆战队、各级将军、绿呢台面会议桌一应俱全。”当然，从未找过到这样的指挥所，因为根本就不存在。

进攻柬埔寨带来最大的消极后果便是对美国国内的影响。公众反应极其强烈，以至于参议院声明只有国会才有权宣战，并通过一项议案规定美军7月前从柬埔寨撤军，终止空中支援。学生们的反应更加强烈，使此前种种抗议都黯然失色。截至5月底，有415所高校停过课，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全国学生完全自发进行的全体罢课。到了期末，仍有286所学校无法正常上课。而另外43个州的129所学校尽管宣称复课了，许多教室仍空空荡荡。

5月9日和10日是周末，10万多名学生向华盛顿发起猛攻。门前排列的一辆挨一辆的公交车屏障让白宫变成了武装营地。最开始尼克松毫不在意，在与一些国防部官员私下会面时，称抗议者是“无赖”，随后却又摆出和解姿态。那个星期的星期五晚上，他带着贴身仆人和特工来到学生们休息之处林肯纪念堂，说道：“我和你们一样对此事深有感触。”为拉近距离，他开始大聊特聊橄榄球，还问一名加利福尼亚州学生是否喜欢冲浪。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一组记者写道：“两个‘美国’凑在一起，但马上就要话不投机，相互远离了。”

内政部长沃特·希克尔的一封信让尼克松同样百思不得其解。希克尔是位保守商人，同时也是6个儿子的父亲。他反对政府离间年轻人，尤其对副总统阿格纽抨击年轻人大为光火。尼克松的官方回应是进行安抚，保证政府成员注意自身言辞。但希克尔犯了大忌，他的信先在报上发表了，才被送往总统办公室。感恩节前夕，尼克松传唤他到白宫，以缺乏“互相信任”为由将其革职。几小时后，哈里·霍尔德曼的一位助理揣着要被清洗的人员名单来到内政部，6位资深官员被告知：“你们得辞职，5点前得离开这栋楼。”

这已很糟糕，但一些学校的情况更为不堪。一个革命分子的炸弹炸毁了威斯康星大学的军用数学研究中心，一名物理学家遇难，4人受伤，造成的财产损失达600万美元。在以黑人为主的密西西比杰克逊州立大学，学生与警察在宿舍楼前对峙。随后警方开火，用上了大号铅弹、机关枪、来复枪和穿甲弹，有2名学生死亡、9人受伤。前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威廉·斯克兰顿领导的校长委员会说这28秒扫射是“毫无理由、不正当的过度反应”。但当地大陪审团仍归咎于学生：“面临骚乱和暴动，执法人员若要恢复秩序，势必有人受伤或死亡。”

在那个多事之秋，密西西比人发现不止学生成为被攻击的目标，而且黑人并非唯一的受害者。5月，扛着旗帜进行反战游行的曼哈顿建筑工人大受欢迎。白宫对他们的褒奖被视为漂亮的政治手腕。社会对年轻人的不满越发增加。年长的美国人几乎讨厌年轻人亚文化的方方面面：长发、扎染牛仔裤、吵闹的音乐、言谈、手势及摇滚乐队名字（什么奶油，滚石，大疯客铁路等）。最受诟病的便是烈性毒品。青少年们狂热崇拜大学生到处张贴的夸张的迷幻海报，上面充斥着血淋淋的颜色及扭曲的图案。他们大聊特聊吸食毒品如何让自己飘飘然、兴奋、过瘾、心惊、思维异常和忧郁；还怂恿青少年为参加摇滚音乐会（有时是浸淫着罪恶的精神垃圾）离家出走。

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堪称摇滚狂欢的最高成就。《滚石》周刊助理编辑约翰·莫思兰表示，次年可能举办48个大型音乐节，但只有18个成为现实。莫思兰说：“主要原因涉及政治。宣布举办节日的第二天，市政局的人员和警察带着紧急法令前来，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举办庆典。”居民们看够、听够了亚文化，也不想在自家后院举办什么庆典，于是赞同（甚至请求）当局进行干预。他们认为这合情合理，尤其是在了解了康涅狄格州米德菲尔德市的粉末岭音乐节（1970年最臭名昭著的摇滚盛会）后更是举双手赞同。

事实上，粉末岭音乐节倒算不上盛会，它并未如期举行。主办方签下25个乐队将在300公顷的滑雪场表演。但开演前第4天，一个公民委员会认为，这里的社区没有必要忍受这些噪声、大麻、赤身裸体的青少年和越共旗帜，并以此说服法官签署禁令。表演者被迫离开，但从四面八方而来的观众仍越聚越多，甚至许多洛杉矶的地下报纸都报道了这一盛会。8月的第一个星期五，人数已达35 000。没有节目、没有食物、没有足够的卫生设备，粉末岭音乐节注定是一场灾难，事实也确实如此。

天气闷热，年轻人搭好五颜六色的帐篷后把自己剥得精光。第一天，他们在用来给滑雪者休息的棚屋旁的一个小池塘裸泳，但太多人在里面大小便，以致到了星期六池塘就成为一个健康公害。蓄着胡须的光头医生威廉·阿布鲁齐是池塘维护志愿者，他非常担心那儿的卫生问题，但最令他烦心的还是麻醉剂。毒贩子在人群中兜售大麻、可卡因、海洛因（“神奇魔力只要5美元喽”）、巴比妥酸盐和“来得快”，以及LSD致幻剂（“迷幻药啊，先看货，后看牌子”）。州警察逮捕了70名妄图逃跑的小贩，其中一人口袋里还揣着13 000美元，但大多数人逃之夭夭。买不起这些药的青少年可以喝大桶里的免费“电水”：这是由路人手里的多余毒品混杂而成。阿布鲁奇说这是他诊治过的上千起麻醉剂事故的罪魁祸首，此次集会上嗑药的人数超过伍德斯托克，而参加后者的总人数可是这儿的十多倍。每个米德菲尔德居民都能讲出嗑药的年轻人干下的荒唐事儿。最荒唐的场景发生在邻近其中一片住宅的小树林里。赤身裸体的一男一女从不同方向走来，在树下相会。心血来潮之下，两人抱在一起，女生双膝跪地，男生则采用后入式的体位。在男方达到高潮后两人分开，其间未说只言片语。

很明显，粉末岭音乐节与反战示威毫无关系。但对批判者而言，年轻人的亚文化都是一样的，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会让人联想到另一方面。肯特州立大学惨案是尼克松宣布进攻柬埔寨后最令人难忘的校园运动，但它开始并不是为了表示抗议。各界一致认为，爆发最初阶段的骚乱是迟早的事。不像哥伦比亚大学或伯克利大学，俄亥俄州和肯特州立大学并无激进主义之传统。橄榄球在肯特的校园里仍是大热门，学生们获胜后还会敲响胜利之钟。学校仍举办毕业舞会，镇上有可以闲聊喝酒的小酒店，而导火线是一个闷热星期五晚上的啤酒狂欢节。

酒吧里人满为患，被挤出来的学生便在街头跳舞。一个愤怒的司机加大油门，似乎要直冲进人群。几个醉酒的年轻人爬到车上打碎窗户、点燃垃圾桶，还砸碎了商店窗户。接勒罗伊·萨特罗市长命令，肯特的警察把醉酒闹事者赶出酒吧。把这群人赶回学校的途中，警察用催泪瓦斯驱散了一群顽固分子。第二天，肯特州立大学的少数激进分子得到当局许可在晚上集会。注册入学的2万学生中有800人参加了集会。他们向教职员工和校警吼道：“一二三四，我们不要战争！”，集会随即变成了游行示威。事态渐渐失控，冲散了一场舞会。他们从窗口把点燃的照明弹投进广场对面的后备军官训练队的平房。赶来的消防队遭到雨点般的石头的攻击，水管被大砍刀割断，训练房被烧成一片焦土。

萨特罗市长未通知学校管理处便向国民警卫队求助。州长詹姆斯·罗兹派来了一个500人先遣队，他们的装备包括m–1型步枪、柯尔特左轮手枪和催泪瓦斯。对此，学生们更加疯狂地往树上泼汽油引燃大火。到星期日的午夜时分，火已扑灭，一切似乎尽在掌控之中。同时，罗兹州长也来到学校。星期二，俄亥俄州共和党将进行参议员候选人初选，罗兹是参选人之一。他的排名靠后，当选可能性极小，但他试图最后一搏，想借肯特州立大学事件扭转局势。罗兹召开记者会，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谈及学生们，他说：“我们将竭尽所能借用法律手段把他们赶出学校……他们比褐衫党[4] 、共产党、夜骑士和自卫团还可恶。他们是美国最糟糕的族群。”

这里得为罗兹州长说句公道话，他并非唯一在国民警卫队面前斥责学生的人。司法部长米切尔曾说激进学生是流氓；尼克松总统和阿格纽副总统亦是如此。阿格纽最常被人引用的一句话便是“青年一代中的捣乱分子简直是群无赖，根本不配被称作美国年轻人。”在肯特州立大学，萨特罗市长也有不少具有煽动性的言论，而国民警卫队的罗伯特·坎特伯雷准将几乎是刻意煽动暴乱。他们种下恶因，星期一中午便收获了恶果。当天，学校已恢复上课，校园在最开始时也一片安宁。到了正午，有几个学生敲响了胜利之钟，约1 000人在校内广场上进行和平示威，另有2 000人旁观。这时，两辆吉普开了过来，车内警卫用扩音器吼道：“撤出公共区域！你们无权集会。”学生们竖起中指，石头如雨点般砸过去，并朝他们大喊：“死猪头滚出学校！不跟你们吵。”坎特伯雷准将告诉记者：“这些学生总得明白法律秩序是怎么回事儿。”在其部下的注视之下，西尔维斯特·德尔·科尔索少将捡起石头向学生们砸去。

约12点15分，国民警卫队的两个战斗班将催泪瓦斯罐投入人群；几个学生捡起罐子往回扔，但扔得不够远。一支国民警卫队小分队（约100人）试图把逃跑的学生堵在两栋建筑之间，但随后发现自己进退两难：前有栅栏，后有狂扔石头的学生。其实警卫们的处境也并非那么糟糕：学生们的石头扔得不够远，砸不到他们，很多路人还在大笑。催泪瓦斯已用完，警卫队开始往一座小山岗上撤退，频频不安地回头张望。这时的情形已十分危急，警卫队凶起来毫无人性（上周周末就刺伤了3名学生），他们的m–1步枪也已上膛。正如前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威廉·斯克兰顿领导的校长委员会所言：“警卫队只差用拇指拨一下保险栓，用食指扣一下扳机了。”

事后有人认为，一群警卫队队员故意向与他们纠缠不休的学生开火。有照片显示有十几个卫兵聚在一起，即证人所谓的“一团”。另一个惹人疑惑的证据是一盘事发现场的录音带。录音表明，在持续13秒的致命枪声四起前，有一声单独的枪声。开枪人是特伦斯·诺曼，这一枪要么是信号，要么是出于恐惧所为。诺曼谎称自己是“自由摄影师”，其实却是联邦调查局的密探（此外，他还可能受雇于肯特州立大学，该大学也有卧底人员）。诺曼有一把枪，部分旁观者说他扣动了扳机，时间要么刚好在那紧要时刻之前，要么紧随其后。可以肯定的是，警卫队在半夜12点24分到达山顶时，立即全体跪下，好像接到命令一般向学生开枪，而那时学生们远在几百英尺外，根本伤不到他们。就在警卫队旁边的坎特伯雷准将却扭过头朝着另一个方向。一阵扫射后四周死一般寂静，突然一个女孩的尖叫划破夜空：“天哪！他们要置我们于死地！”

13名学生中枪，4人（都不是激进分子，其中一人是后备军官训练队成员）死亡。一个青年头部鲜血直流，染红了随身携带的课本；另一个男孩用布捂住他朋友的肚子，想要止住鲜血，但一切只是徒劳。而警卫队并未试图援救。

事件后不久，警卫队没有一个人受到杀戮指控。尽管司法部长米切尔说这是美国教育正经历着的历史上“最悲痛的学期”，而“枪声在大学校园里响起是社会混乱的最重要的证据”。尽管300名联邦调查局特工调查证实当时警卫队的士兵并未遇到人身危险；尽管他们事后还想将冲突归咎于一个子虚乌有的黑帮，司法部却公然拒绝召集联邦大陪审团。他们一直拖到1974年3月才发出8份起诉书。

当时，一个俄亥俄州的大陪审团不仅宣布警卫队无罪，反而起诉了25名学生，其中包括了学生会主席。尽管没人获罪，但这使得大众普遍认为遇难者罪有应得，而尼克松暗示暴力抗议招来了更多暴力后果使这种情绪越发强烈。尼克松当时说：“这再次告诉我们，意见不同就诉诸武力，只会导致悲剧。”斯克兰顿委员会认为，“警卫队开61枪不合情理。”阿格纽副总统说这种看法是“纵容的精神食粮”，并认为责任在学生，这些就“在大学行政楼的台阶上，在教师休息室门前的学生”，任何辩解“都是为这些毫无责任心的学生开脱”。

两年后，华盛顿水门大厦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遭到窃听。在促成这一爆炸性事件的系列事由中，尼克松关于进攻柬埔寨是军事冒险行动引发的校园骚动是关键的一环。第一环是1969年5月19日《纽约时报》上威廉·比彻的一篇文章，他是该报国防部消息版块的负责人。文章开头是这样的：“据尼克松政府透露，在最近几周，美国B–52型轰炸机首次突袭了越共和北越在柬埔寨的补给基地，但柬埔寨方面尚未反击。”

尼克松又惊愕又沮丧。他本就担心东部媒体不负责任的报道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不料担忧成为现实。当《纽约时报》刊登出美军为和俄国进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所做的技术准备细节时，尼克松更如五雷轰顶。依照宪法，他不能拿比彻及报社出气，但至少可以查出在政府内部是谁在向记者泄露这些机密。他找来基辛格出谋划策，基辛格列出一张单子，上面有13个知道柬埔寨秘密行动的人的姓名，包括他属下的5位国家安全委员会助理。按照总统命令，这些人的电话被联邦调查局监听，发表了机密信息新闻的4位记者亦是如此：比彻、《纽约时报》的驻国务院负责人赫德里克·史密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马尔文·卡尔布及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亨利·布兰登。这是白宫首次介入这些颇具争议活动的模糊地带，但徒劳无果，最终也未发现比彻的消息来源。

尼克松开始质疑胡佛的联邦调查局和理查德·赫尔姆斯的中央情报局的办事效率。在1970年5月发生一些事之后，这种疑虑进一步加深。他深信校园暴动系外国教唆者密谋的，可能是古巴人、埃及人或东欧人，并命令中情局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经过深入调查，中情局报告说所有教唆者都是美国人。尼克松又让联邦调查局进行调查，结论照旧。仍不满意的总统下令增设窃听器，并闯入可疑的办公室和住宅进行搜查，这可是新花样。此项任务由新的国内安全小组负责，其中囊括了美国最高级别的情报工作者：胡佛、赫尔姆斯及国防情报署、国家安全局的领导人。29岁的印第安纳州律师和总统演讲的撰稿人——汤姆·查尔斯·休斯敦负责拟定侦查计划。

1970年6月5日，4位情报单位的领导在总统办公室会面，和总统照了相。尼克松要求他们组成一个国家安全监督委员会，由胡佛任主席。委员会于8月1日正式开始行动。同时，休斯敦和胡佛一起草拟行动计划。在早先的一次会议上，休斯敦拟出很多非法计谋，胡佛一再解释如今获取情报的手段已获得历史性进步，试图打消他对非法行径的热情。但休斯敦极不耐烦地说：“我们不是在说已死亡的过去，而是在说活生生的现在。”除去电子监控和秘密入户侦查之外，他还计划拆查信件，在学生和海外美国人中招募联邦调查局密探和中情局间谍。

身为律师，休斯敦明知入户搜查和他所谓的“邮件覆盖”都是重罪，但仍一意孤行。他写道：“这种手段明显违法，会构成盗窃罪；风险也很大，一经暴露会让调查人员十分难堪。但这也是最富有成效的手段，能获取任何其他方式无法得到的情报。”他坚称这种方式“利大于弊”。胡佛仍不为所动，在评注休斯敦的报告时，他表示不愿继续担任委员会主席，甚至想退出委员会。休斯敦深感难堪。在7月初留给霍尔德曼的备忘录中，他这样评论胡佛的看法：“他的观点大都前后矛盾且琐碎无聊，老是担心一旦暴露，情报部门（也就是他自己）会多尴尬。”7月23日，尼克松签署了休斯敦起草的“决议备忘录”，批准了他的行动计划。胡佛得知后，向米切尔提出抗议，米切尔和总统商谈后，尼克松便将整件事搁置下来。痛苦不堪的休斯敦当年秋天辞职回家，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当起了执业律师。他的情报工作由白宫新人、总统顾问约翰·韦斯利·迪恩三世接替。

次年春天，《纽约时报》再次刊登国防部新的机密信息。尼克松就此断定政府已守不住秘密，是绕开胡佛采取行动的时候了。他为此创建了一个特别调查小组，任务是“防止机密泄露并调查其他关乎国家安全的敏感事务”。

美国20世纪最大的政治丑闻——水门事件的涉案人当时还互不相识，但他们已陆续辞掉了政府工作，可接受新任务了。美国驻马德里大使认为埃弗里特·霍华德·亨特是个阴谋家，拒绝让他出任副站长，从此亨特的中情局生涯就开始走下坡路。在肯特州立大学惨案发生时，他已离开中情局。4个月后，小詹姆斯·麦科德从中情局辞职；8个月后，乔治·戈登·利迪被财政部解雇，原因是在美国步枪协会的集会上，他未经批准便发表言论支持私人享有枪支所有权。

戴维·扬是基辛格麾下的一名32岁的律师，他将行政大楼地下室的16号房间开辟为特别调查小组总部。《纽约时报》上有一则简短新闻透露，扬及其同事小埃吉尔·克罗正处理机密被泄露的相关事宜。扬的一个亲戚看到报道后对他说：“你可是在白宫处理泄密事件啊，你祖父定会为以你为荣，他就是个专堵漏洞的水管工呢。”于是，戴维在新办公室门上贴了块牌子：“水管工——扬先生”。

1970年是个非大选年。按默里·乔蒂纳（理查德·尼克松的首个竞选总顾问）定下的规矩，当年的中期选举由共和党负责。这条规矩很简单，即美国人民是出于反对某个候选人而非支持某人而投票。按乔蒂纳所言，总统竞选人不必过于看重己方纲领，但务必曝光对手不光彩的往事、理念、习惯及私生活；若找不到把柄，就编造一些。这个策略就是总统批评家口中的“老兄尼克松”，当年秋天共和党的战略便是把所有共和党的潜在对手都变成“老兄尼克松”。这将是首个耗资上亿的国会选举，而共和党的急先锋则是被总统顾问布赖斯·哈洛称为“能量源阿格纽”的副总统。

共和党显然还需某种支持。去年11月，盖洛普调查显示尼克松的民意支持率达68%，但由于通货膨胀越发严重、柬埔寨事件、卡利事件和与日俱增的失业人数，他的支持率已开始下降。年初，尼克松曾告诉共和党领袖，失业率若上升到5.5%，共和党11月的竞选将失败。未到年末，失业率就已超过5.8%达到了6%。与苏联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进展顺利，3月签订了防止核扩散条约，但这些成就和政府税收分享计划并未博得选民多大的好感，福利改革计划也没受到很大支持。尼克松保留学童“就近入学”、不用汽车接送的承诺在南方广受好评，但却让北方的黑人怒不可遏。随着黑人中产阶级的崛起，黑人的票源越发举足轻重。到11月，美国将有13名黑人国会议员、81名黑人市长和镇长、198名黑人州议员和1 567名黑人地方政府官员。

副总统阿格纽被白宫视作按乔蒂纳指导而竞选的头号种子。出任副总统的首年，他在讲坛上非常活跃，共发表了77次大型演讲，在其众多的听众中广受好评。1970年的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阿格纽名列全美最受尊敬人士第3位，仅次于尼克松和葛培理。不过明尼苏达大学的11位教授呼吁他别再“把温和派变成极端分子”；参议员乔治·麦戈文说他是“毁灭性的分裂势力”；共和党成员弗兰西斯·萨金特州长说马萨诸塞州不欢迎他。但大学教授和麦戈文被视为政府的天然仇敌，而马萨诸塞州的居民中有30万学生，这个州自然被视作更具自由派作风的。不管怎样，尼克松就职演说时呼吁国民“停止大吵大闹”，阿格纽便是第一批对此表示蔑视的政府成员之一，“我愿意在喧闹声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哪怕为此提高嗓门都行。”美国中产阶级很欣赏他那精心设计的浮夸辞令：

有的报社处理垃圾的方式是出版。

询问参议员富布赖特的外交意见就像让波士顿的扼颈杀人者给你做颈部按摩。

若表达异议会分化美国人民，我斗胆说一句，现在就是积极分化的大好时机。

暴力只会助长更多暴力行径，长时间的暴力终会带来暴力反抗。

我们这个时代的弊病是那虚情假意、自讨苦吃的精明——莫名地害怕我们的价值观是错误的，担心爱国、诚实、美德和勤勉是不对的。

1970年秋在32个州进行巡回演讲时，阿格纽走过了32 000英里。9月13日在加利福尼亚州棕榈泉的记者会上，他号召选民抵制“激进自由主义者”一般的民主党，从而为自己的竞选奠定了基调。随后，他把“激进自由主义者”压缩为“激自派”，说这种人每次都一定会“投票反对法律与秩序，反对代议制社会的利益，反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尽管他并非一味支持党内成员（“我不得不把一位竞选的共和党人归为上述类别，那就是纽约州参议员古德尔”），但他毫无例外地谴责对手党的候选人，“民主党候选人放纵随意，习惯迁就暴徒、迎合不法分子。”在两位总统发言撰稿人——威廉·萨菲尔和帕特·布坎南的润色之下，阿格纽冗长乏味的言谈变得生动起来。他谴责鸽派参议员是“叛徒议员”和“被放纵的奇才”，所有民主党候选人则是“否定一切的牢骚满腹的大人物”“懦弱的墙头草”“踌躇不前的代言人”“遁世的左派”，迎合“愚蠢虚妄智识主义热潮”的“病入膏肓、歇斯底里的臆想症患者”。他尤其喜欢在空洞浮夸的言辞中使用隐喻和头韵，“我不需要靠鬼把戏表达观点，我只是陈述事实。”

在造访美国22个州，踏遍17 240英里，为期23天的竞选演说中，尼克松与阿格纽遥相呼应，语气颇为相似，并且进行了反攻。尼克松亦没有辩解，没有描绘宏伟的目标，也没有提出任何理念，那些都有悖乔蒂纳的原则。他转而攻击学生、迷幻药、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暴徒、逃兵役的人、烧毁国旗的人、同性恋、罪犯、滥交和色情作品，把这些都和民主党联系起来。选举前一天，共和党在电视上重播了总统的一次尖刻的演讲，由此引发了最戏剧性的一幕。上星期四晚，在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游行人群用鸡蛋、石头猛砸总统豪车的窗户和车门。一个在场助理事后说：“你真该看看他们的脸，充满了仇恨，这真是把总统打击到了。”《时代周刊》说这一插曲“受到所有相关部门和可能的相关部门的一致谴责”。尽管如此，事后在菲尼克斯演讲时，总统似乎将此事归咎于所有批判他的人。他承诺：“任何暴徒都不能阻止我外出与美国人民交流。”这暗指民主党对他横加阻拦。谈及反对者，他说：“他们并非浪漫派革命者，他们和荼毒好人的暴徒、无赖相差无几。”最后他总结道：“我们的新政策需要全新且强硬的法律。要和犯罪势力斗争，法律就得赋予和平力量新权力。”

选举前夕重播的演讲惹人厌烦，浮皮潦草甚至语无伦次，演讲持续了15分钟。随后的15分钟由缅因州参议员埃德蒙·马斯基自己付费使用，他的讲话是为另一党派做答辩。马斯基的讲话冷静、慎重，也极具毁灭力量。对于尼克松和阿格纽中伤民主党背信弃义，马斯基说：“那是谎言，全美国人民都知道那是个谎言……世上只有两种政治……恐惧和信任。一边说，你被危险包围了……另一边则说，这个世界变幻莫测，但人的意志可将它改变……所以，明天为民主党投上一票，就是投上信任的一票……表示对同胞的信任……最重要的是，对自己的信任。”

马斯基认为，人人都信奉法律与秩序；民主党已经投票支持政府的一系列犯罪管理法案。但种族纷争、环境污染和经济问题怎么办？民族团结又该如何？他说：“有人利用公众难题谋取党派私利，他们不但没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只有空洞的威胁与恶意中伤。”他呼吁选民团结一致批判这类人。

选民们正是这样做的。民主党的众议院议席增加了12个，将两党差距扩大至255对180席。共和党原本占据了32个州长职位，民主党18个，但现在共和党失去了11个职位，以21对29落后。与1968年相比，民主党候选人平均领先3%。竞选初期，共和党还希望获得8个参议院席位，重新掌权。当时看来或许有希望，因为民主党在参议院没有把握的席位是共和党的两倍。在选情明朗后，共和党只得到两席，其中一席有无价值尚待观察。在康涅狄格州，小洛厄尔·韦克（开明派共和党人）取代了托马斯·多德（保守派民主党人）。

为了尽可能让结局不那么难看，尼克松声称共和党获得了“意识形态层面的胜利”，他指出艾伯特·戈尔败于田纳西州、约瑟夫·泰丁斯败于马里兰州、查尔斯·古德尔败于纽约州。在纽约州，保守党候选人詹姆斯·巴克利仅以39%的选票在三人竞选中胜出。但由于阿德莱·史蒂文森三世在伊利诺伊州取胜、约翰·腾尼胜于加利福尼亚州和乔治·布什（曾获当局鼎力支持）败于得克萨斯州，这些让尼克松所谓的“胜利”基本全部被抵消。最让尼克松政府沮丧的是1972年大选前的噩兆。除去田纳西州，共和党所看重的南部政策一无所获，还丢掉了几个关键的州议员席位。在新泽西、威斯康星、北达科他、佛罗里达、内华达和新墨西哥这些州，尼克松和阿格纽的特别政策也宣告失败。在下届总统选举中可能起决定性作用的重镇——加利福尼亚州、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和密歇根州，尼克松团队也遭到惨败。

共和党里彭协会主席说这是共和党“自1964年以来表现最差的一次”。谈及尼克松的解释，他说：“尼克松越宣称在本党意识形态层面占优势，就越不可能在1972年拿国会当替罪羔羊。”选举结束后，共和党州长们在爱达荷太阳谷聚会时最常说的笑话便是，他们该在死亡谷会合。两年前，尼克松在印第安纳州得到最大差额的多数票，但如今其州长却说那儿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新墨西哥州州长警告共和党：“选举失败的原因是策略过于消极。”专栏作家罗兰·埃文斯和罗伯特·诺瓦克写道：“1970年11月，理查德·尼克松总统的威信降到最低点。”事实上，情况越发糟糕。当年冬季的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尼克松的支持率从56%降至51%，再降至49%；哈里斯民意测验表明，马斯基领先尼克松3%，随后几个月两人的差距增至5%，再到8%（马斯基以47%比39%领先）；《新闻周刊》说尼克松仅能完成一个总统任期的可能性增加。

在这种背景下，尼克松和他的主要政治顾问们在比斯坎湾进行事后分析。一个顾问说偏好运动术语的尼克松称这次聚会为“比赛计划审查”。极其郁闷的米切尔说总统表现得好像在“竞选警长”一样。大家一致认同此后两年再不能上演如此惨剧。从此刻起，总统必须表现出远离党派政治，尽好总统本分。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将由堪萨斯州的参议员罗伯特·多尔接任，多尔是共和党坚定的拥护者，主张采取强硬路线。

但那还不是这次会上最重要的决定。正如一名与会人士事后所言：“这是场激烈的攻坚战，我们可不放心把这项任务交给那群唯唯诺诺的老狐狸。”另一个人则说：“我们决定把党派政治踢出白宫，赶到对面去。”对面就是宾夕法尼亚大道1701号，一栋钢铁玻璃结构的大楼，距白宫150码。1971年3月，独立的公民“总统竞选连任委员会”把那栋楼的二楼作为办公室。这个委员会里面家具全新，内部装潢时髦，铺着深橘黄色的地毯。约翰·米切尔从司法部辞职接管。之前，这里将由霍尔德曼的亲信杰布·斯图尔特·马格鲁德负责，小詹姆斯·麦科德出任安全主管，乔治·戈登·利迪担任顾问，这个委员会就是后来尽人皆知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人一致宣称的“克里普”。[5]

剪影：20世纪70年代早期

[1] 原为英国作家安东尼·霍普小说中虚构的一个位于欧洲中央的王国，后来用于指理想之国。——编者注

[2] 威廉·吉尔伯特和阿瑟·沙利文为维多利亚时代的幽默剧作家，两人在长达25年的合作中共同创作了14部喜剧。——编者注

[3] 塞缪尔·罗思因为售卖涉及色情淫秽内容的商品而被检方提起控诉，而经联邦最高法院裁决，罗思经手的商品并未达到“淫秽色情”的标准，因而未定罪。自此，美国社会对“淫秽”的认定有了新标准。——编者注

[4] 因为德国的纳粹党徒身穿褐色制服，所以常称他们为“褐衫党”。——编者注

[5] 原文为“CREEP”，是“总统竞选连任委员会”的英文名称缩写。而“creep”一词在英文中有“爬行”“卑鄙小人”“谄媚者”的意思。——编者注

第三十六章 美利坚“分裂”国

1971年冬季，怀旧成了国内商家的大卖点。雪茄店门前的木雕印第安人像单个售价4 000美元；1938年发行的《超人》系列漫画售价400美元。在一位意大利设计师推介下，丽塔·海华丝式的造型重返时尚界，模特们穿着衬衫式裙装和喇叭裙，随着管弦乐器演奏的摇摆音乐漫步。男女同校的在校女学生们更复古，她们穿上1900年左右流行的长及脚踝的大衣，戴上钢架老花镜。箭牌衬衫的橱窗里又挂出了1906年的样式。赫兹广告公司主打古铜色油墨和早已过时的维多利亚式字模。嬉皮士戴着米老鼠牌手表。超过300家广播电台重播奥森·韦尔斯的《世界大战》庆祝万圣节。百老汇最流行、最畅销的剧目是新版《不，不，南妮特》，这本是20世纪20年代的歌舞剧。上映首周票房便达35 000美元；单张票价高达25美元；该剧主题歌《我要幸福》再度流行起来。巴斯比·伯克利负责编舞，主演是60岁的鲁比·基勒。当她伴随着《鸳鸯茶》的曲调跳起踢踏舞时，观看夜场首映的观众纷纷起立，掌声雷动。

1971年，西尔斯·罗巴克公司重印了其1897年出版的商品目录的第104期，此举堪称旧事物风光再现的绝佳典范。新版还附上了西德尼·佩雷尔曼和理查德·罗维尔的序言。出版社原以为只有图书馆会买它用以充实参考书书架，但该重印本竟以每册14.95美元的价格卖出了20万册。人们成立了怀旧读书俱乐部，提供各色老电影广告的合订本、黄色杂志故事集锦、《迪克·特雷西探险故事》《小孤女安妮》和《巴克·罗杰斯》。《神探南茜》和《哈迪男孩》系列故事也很畅销。浪琴乐团录音室出售名为《想起广播的黄金时代》《大乐团时代的伟大歌手》《感谢回忆》《永远铭记的年代》《难忘岁月》《大型乐团时代的主题曲》等30年代歌曲和广播剧目唱片集，盈利数百万美元。这一系列作品中，最具野心的莫过于时代–生活公司发行的以立体声重录摇摆乐的经典唱片集，其中包括格伦·米勒、哈里·詹姆斯、阿蒂·肖、汤米·多尔西、莱斯·布朗、伍迪·赫尔曼、查尔斯·巴尼特、吉米·伦斯福特、克劳德·桑西尔、莱昂内尔·汉普顿和本尼·古德曼等人的作品。

这种时代风潮传达的信息很明确：美国人厌倦了现在，便回顾过去寻找慰藉。虽然1971年是个多事之秋，但诸多事件的性质并未在糟糕的1970年之后有所改善。与之后相比，1971年的通货膨胀相对温和，但在当时形势已十分严峻。2月，商品批发价格飙升，创下17年来之最。总体看来，生活费用在5年内上涨了25%。此外，联邦调查局数据显示，60年代的重大犯罪案件增加了176%。去年共发生550万起重罪案件；1960年的破案率为1/3，如今却仅有1/5。性病的传播速度惊人，淋病则成为全国流行病，且尚无预防感染的疫苗。

美国上下都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新一轮人口普查数据（当时未公布）说明了很多问题。最明显的是60年代，大量农场主外迁使得农业人口减少了40%。四处漂泊的生活方式又流行起来，有600万美国人以房车为家。与日俱增的购物中心为城市生活模式带来重大转变。第一家购物中心于1959年在缅因州波特兰开张；在之后10年里，中心城市的零售营业额骤降了71%。尼克松当政的第二年，美国有13 000多家购物中心，市中心零售商店的处境相当悲惨。另一组颇不好的数据（当时尼克松政府不以为意）预示着美国可能要爆发能源危机。自1945年以来，美国的汽油消耗增加了4倍，电力消耗增加了6倍。

社会传统在这一年屡遭颠覆。劳斯莱斯接受破产管理。军队宣布从今以后，已婚的陆军妇女服务队队员和护士生育后可继续服役。地下气象员组织安放的炸弹在参议院会议室下方的一间男厕所爆炸，震动了整个国会山。罗马天主教教会宣布，过去5年里，有1 400所教区学校关闭。《展望》周刊以停刊来庆祝美国杂志周。以制售优质汤品出名的美食公司因被新泽州西卫生局揭露其产品引起消费者肉毒中毒而宣告倒闭，超过120万罐奶油浓汤被迫销毁。伯克利的4个市议员空缺职位中有三个落入激进分子之手。最高法院规定，不能因其无法缴纳罚款而关押被告，于是再无“不交30美元就关押30天”的判决。

1971年的校园很太平，肯特州立大学事件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花花公子》杂志的一项调查发现，仅36%的学生表示“现在愿意参加抗议”，但他们补充说“不会采用暴力”。一篇投往《加利福尼亚州人日报》的文章写道：“伯克利人的生活已经堕落，校园里弥漫着瘾君子的绝望。我们无所事事，整天吸毒喝酒或幻想着新型立体音乐……太多人只是在浑浑噩噩度日，称不上活着。”密歇根州大学社会工作教授约翰·埃尔利赫说：“很多学生垂头丧气，人际关系冷漠”，但“仍有很多人渴望改变”。最大的变化是激进分子人数虽未减少，但已不在校园里游行示威，他们的关注重心转至华盛顿。他们抗议的主要原因——战争，仍在继续。若说1970年的问题是在中南半岛的柬埔寨人，那1971年的关键则是老挝。此外，再也没人幻想南越能在阮文绍的领导下迈向民主。

1971年南越总统竞选中的吉尔伯特–沙利文式闹剧可追溯到1967年大选。当年虽然阮文绍与阮高祺获胜，但由于有11人参选，他们只得到35%的选票。阮文绍很不满意，感到丢了面子，一直耿耿于怀，1971年他决定绝不能重蹈覆辙。接他指令，越南国民议会要求今后若要参加选举，竞选人需获得40位国民议会议员的签名支持或100位省市级议员的支持（若选择后者，每位地方议员的签名需由省长或市长连署）。

阮文绍有两大劲敌：阮高祺和呼声很高的杨文明将军，这两个人还达成了君子协定：绝不为难彼此。杨文明表示，一旦发现舞弊行为，他立马退出。结果真出了舞弊事件：阮文绍的最高法庭通过技术手段取消了阮高祺的参选资格。怒不可遏的杨文明带着阮文绍操纵选举的证据造访美国大使馆。那些证据包括让省领导购买选票、“给不友好的公务员换个工作”、谎报选票的书面指示。随后，杨文明退出竞选，表示无法“忍受这些剥夺人们对民主政治的希望、妨碍越南各民族和解的恶心闹剧”。

阮文绍毫无异议地欣然接受，但这引起了华盛顿方面的恐慌。美国大使埃尔斯沃思·邦克抗议后，越南最高法庭推翻此前的决议，宣布阮高祺为合法候选人，仍可参选。但阮高祺也不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角色，何况他还怀疑阮文绍和省领导的舞弊行为已然生效，再无扭转选情的可能。于是他决定退出，称总统是“滑稽闹剧的主演”。大选如期举行，阮文绍获得94.3%选票，这表明选举系毫无意义的暗箱操作。阮文绍表示，非常高兴看到民众对他的领导能力抱有“惊人”的信心，但他的这次皮洛斯式胜利也没风光多久。到年末，美国驻越部队人数将减至158 000人，阮文绍部队可以自力更生的可能性并不大。

一次南越在老挝进行的军事行动更是印证了阮文绍部队的无力，行动的结果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为证明越南化的有效性，16 000名越南共和国士兵接到命令穿过非武装地带，沿9号公路横穿老挝，切断胡志明小道（这是传说中的网状补给通道，当时部分路段已宽达50英里）。在历史上，很少有军事计划对保密工作如此掉以轻心。行动开始几周前，西贡的美军情报人员告诉媒体，敌军已陷入“霍布森选择”[1] ：北越要么放弃在老挝的基地，要么冒险抗战，如果他们反抗就会全军覆灭。为凸显行动的地域性，离9号公路200码处的地方竖起了“美国人严禁入内”的公告牌。当记者指出“杜威峡谷2号”行动这一名称具有美国特色时，代号又被匆忙换成“蓝山719”。

伴随着连续不断的宣传，“蓝山719”行动于1971年2月8日正式展开。第一批记者报道说大获全胜。战地记者只能确定队伍正缓慢行进，并未遇到明显抵抗。一支装甲部队在两周内只前进了11英里，随后灾难降临。敌人用坦克、重型火箭、密集的大炮和北越的4个精英师发起猛攻。在西贡，美军副司令弗雷德里克·韦兰少将说，南越的失败“比新年攻势那一役还惨”。阮文绍的王牌军第一师止步不前，营长请求撤退，但遭到拒绝。原因如弗兰西斯·菲茨杰拉德在《湖中之火》中所说，“美军指挥部和白宫下令，5月旱季结束前，越南共和国军必须待在老挝，严守胡志明小道，而越南共和国军军官可不敢跟美国作对。”

第一师的步兵乱作一团，纷纷抛弃阵地，销毁弹药，争先恐后地在丛林中披荆斩棘，赶到美国直升机能营救他们的空地。若收看那一周的夜间新闻，观众就能看到越南共和国军的士兵紧抓直升机滑轨不放的一幕。全靠美国空军进行干预才避免了阮文绍部队的全军覆灭。在为期45天的竞选临近尾声时，南越部队伤亡过半：3 800人死亡，5 200人受伤；8个营丧失战斗能力，而胡志明小道上的运输量反倒增加了。4月上旬，尼克松告诉国民：“今晚，我正式宣布战争越南化策略取得胜利。”评论家则说他简直在侮辱国民的智商。

这在美国国内一定会激起反战运动。4月18日，越南战争老兵反战协会在国会山下安营扎寨，还在最高法院前设置了纠察线。总统顾问查尔斯·科尔森赶紧组建老兵正义和平协会；卡尔·麦金太尔牧师组建的争取胜利爱国者协会呼吁尼克松抛弃畏缩不前的越南政策，“按上帝旨意运用武力”。政府官员控诉评论员对这两个组织的宣传力度不够，暴露了他们的“左”倾情绪，但事情进展得太快，政府和媒体都来不及回应。4月24日，约20万人在华盛顿进行和平抗议。第二周，“人民游说团”的成员成群结队涌入国会和征兵站，强迫国会议员和征兵工作人员与他们商谈。月底，“求救部落”事件爆发，首都游行达到最高潮，该组织用国际求救信号代表其奋斗目标：“阻止政府”。

事后，求救部落的人使用暴力到何种程度引发一片争议。该组织首领指出，莫罕达斯·甘地的形象就是他们理想的象征，各种组织手册、海报、徽章、解释非暴力反抗原则的战术手册上都有他的图像。但他们的一些手段可比甘地的粗暴得多，比如在街头乱扔垃圾、在重要路口遗弃车辆、躺在车前赖着不走等。以宽容闻名全国的华盛顿警方打算以退为进来平息这些抗议，但从没得到机会：总统从圣克利门蒂发来新命令，要政府以更具攻击性的方式应对。

尼克松选派司法部长米切尔出任执法策略协调员。在1969年11月示威运动风起云涌的日子里，米切尔曾告诉妻子马莎，和平抗议者让他联想到俄国革命党人。后来，面对一群律师，他说政府的自保权力必须高于个人隐私。他当时引用的例子是，政府在必要时可不经法庭授权便监听私人电话。在政客各执己见时，“求救部落”骚乱成为米切尔观点的又一佐证。按常规程序，警察若要进行拘捕，需提供填有被捕人的姓名、罪行，拘捕人姓名，犯罪时间、地点的一张表格。而当12 000~15 000名年轻人涌入华盛顿时，一度造成交通瘫痪，于是米切尔决定省去那些他眼里的繁文缛节。

5月1日晚，“求救部落”的先锋在林肯纪念堂附近的西波多马克公园听摇滚音乐会。突然，750名戴着头盔的警官挥舞着防爆棍把他们赶到街头。两天后，警官接到命令：不惜一切代价保持交通顺畅。警察、国民警卫队、正规军部队用催泪瓦斯和警棍驱散大群示威者。军用直升机在空中盘旋，随时准备出击。在第一天的拉网式搜查中，有7 200人被捕，其中许多都是爱好和平的纠察员与路人。这次抓捕创下了纪录，4天内共拘捕12 614人。监狱已人满为患，关不下的人被用栅栏围起来，关在罗伯特·肯尼迪纪念体育馆。

被捕人群跟着披头士《黄色潜水艇》的曲调嘲弄地唱着“天佑美国”和“我家住在集中营”。斯波克医生穿着一件薄雨衣，在人群中瑟瑟发抖。阿比·霍夫曼在纽约被逮捕，他被指控为“求救部落”的同谋者。他说：“华盛顿游行是我干的，国会爆炸和洛杉矶地震也是我干的，来告我啊。”一场混战后，霍夫曼被带走，他鼻子受了伤，贴上了胶带，临走时还说：“天哪，简直玷污了国家纪念碑。”

鸽派议员被示威吓破了胆，加利福尼亚州的滕尼告诉记者，“愚蠢且无用的”骚乱“可能让和平人士几个月的努力付之东流”。然而，法庭以明显侵犯被拘禁人员的人权为由，拒绝批准逮捕。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已料到有如此结果，但当时还不确定。政府认为执法人员的表现令人钦佩。从加利福尼亚州回来后，尼克松对共和党的领袖们说，华盛顿警察局长“干得相当出色”，“约翰·米切尔和司法部也表现不错，我希望你们在离开这里之前也持此看法。”米切尔说：“我以华盛顿警局为荣，我很骄傲地看到他们阻止了一帮掠夺别人权利的暴民。”他把和平示威人群比作希特勒的纳粹褐衫党。

轰动一时的“求救部落”抓捕案发生6周后，6月13日《纽约时报》星期日那一期的头版标题是：“越南问题档案：国防部研究表明30年来美国越陷越深”。内页6版密密麻麻地重印着各种公报、建议、意见书、电报、总统命令，全都关系到美国在中南半岛的所作所为。这大概是政府历史上最严重的泄密事件，而这还只是开始。报社编辑承诺，接下来还会有更猛的爆料。

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辞去国防部长一职前不久，曾委托专人进行了一项大规模研究，《纽约时报》就是获得了此项研究的文件副本。《纽约时报》所谓的“五角大楼文件”由35名学者（包括兰德公司智囊团的成员）在麦克纳马拉隔壁的一个办公室收集、编写而成，文件共47卷打印稿，4 000页记录，3 000页说明，总计250万字。内容虽全是机密的，但不是军事机密，因此对仍驻扎在越南的部队不构成威胁，且不含尼克松年代的材料。麦克纳马拉一直困惑美国是如何卷入越南战争泥沼的，这些文件给了他答案。部分文件甚至追溯到杜鲁门当政时期，这些文件显示出许多官员昏庸无能甚至更糟。文件披露在东京湾事件几个月前，林登·约翰逊就下令起草《东京湾决议》。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1965年，约翰逊下令美国步兵进入越南的当天，他竟然在记者会上表示，“目前没人提出或发布具有长远意义的战略。”

克拉克·克利福德接替麦克纳马拉出任国防部长，他没有时间阅读这份研究报告；亨利·基辛格曾是研究人员之一，但他也未见过完整报告；甚至尼克松也是直到那个星期日才从《纽约时报》上知道有这么回事儿。虽然这对他和战况都无影响，他仍勃然大怒。尼克松相当看重政府的保密能力，这次涉及的机密与他本人无关，下次可就难说了。此外，当他和基辛格仔细研究越南政策时，这些文件又揭开了旧日伤疤，牵扯到政府信用这个令人难堪的话题。

6月14日星期一，《纽约时报》刊登了文件的第二部分。米切尔致电白宫，建议政府将报社告上法庭，这一提议得到了尼克松认可。米切尔又给报社发电报，“恭敬地”要求他们他们停止刊载，并警告编辑，若他们执意孤行，将依间谍法处置，罚款1万美元并判处10年监禁。政府也会提起诉讼，因为泄密“给美国国防事务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纽约时报》将司法部长的威胁言论登在头版，还顺带刊登出了第三部分文件。

在那两周，当地的新闻编辑室和法庭忙得不可开交。星期二，司法部长助理罗伯特·马迪安领导的政府律师团前往纽约联邦法庭，要求对报社编辑发布禁令。刚上任5天的法官决定星期五进行审讯，并发布了临时限制令。《纽约时报》乖乖地停止了刊载，但到了星期五，《华盛顿邮报》开始拿国防部的文件做文章。很明显，《华盛顿邮报》的编辑也得到了被泄露的文档。4天后，《波士顿环球报》也开始刊登这份文件；与此同时，美联社在全球发行的《华盛顿邮报》上登出了文章。《纽约时报》也刊登了该文章。

马迪安将《华盛顿邮报》告上法庭，但华盛顿联邦法院的法官连临时命令也不愿发。他认为政府不能“事前限制重要史料的发表”。美国上诉法院以2∶1的投票结果通过了对《华盛顿邮报》发出禁令的提议。纽约市的法官拒绝对《纽约时报》发布永久禁令，但将临时命令有效期延至上诉法庭最后做出判决的日期。最终，在第二个星期的星期五，这两个案子（编号1873和1875）摆到了美国最高法院面前，最终投票结果为6∶3，报社胜诉。9名法官共提出6种不同观点，其中约翰·哈伦、尼克松钦点的伯格、哈利·布莱克门属于少数派。

马迪安认为，司法部只想取回对维护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被盗文件。当时并未提到嫌犯身份，但联邦调查局已经知道，那就是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埃尔斯伯格是哈佛大学的最高荣誉毕业生，其博士论文就是研究决策过程。他曾效力于兰德公司，后成为麦克纳马拉的门徒，协助其编撰“五角大楼文件”。他最初也是鹰派人士，但和许多人一样，后来转投鸽派。他因让兰德公司难堪而辞掉工作，在麻省理工学院任研究员。埃尔斯伯格一直在考虑是否将文件公之于众。美军入侵柬埔寨让他最终下定了决心。

6月23日，仍四处躲藏的埃尔斯伯格在电视上自认是泄密者，但他所在地点不明。他宣称美国应为越南的悲剧负责，“美国不给钱，就不会有战争。”“作为一名美国公民，一个有责任心的公民，我再也无法和别人沆瀣一气，欺骗广大民众。这纯属我的个人行为，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6月28日，他向波士顿当局自首，在缴纳了5万美元保释金后获释。当天，在洛杉矶，他因盗窃政府财产、违反《间谍法》遭到控告。6个月后，他又受到12项包括谋反在内的刑事控告。一名前兰德公司的同事小安东尼·拉索、一位洛杉矶的女广告人、一名前南越驻美大使也遭到控诉。埃尔斯伯格说：“我没有盗窃任何东西，也没有间谍行为。我没有犯法，从未想过伤害我的祖国。”

在1973年研究水门事件时，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记者小组认为：“‘五角大楼文件’是压垮尼克松政府的最后一根稻草。”白宫的“水管工”特别调查小组新招了两名前纽约警察：杰克·考尔菲尔德和托尼·乌拉塞维奇，一对鲁尼恩式[2] 的人物。两年前，他们受约翰·埃利希曼雇用开展政治调查。他们先后接到过埃利希曼和约翰·迪恩的命令，展开包括对查帕奎迪克事件、关于美莱村事件的批评言论、反对尼克松的参议员的饮酒习惯、一名华盛顿专栏作家的私生活、一位著名民主党人的弟弟是同性恋等各类事件的调查。五角大楼案后，他们接到的第一个任务便是“水管工”。

当时，与埃尔斯伯格共事过的人都得交代很多情况。人们眼中可能性最大的同谋便是曾指导过五角大楼文件收集工作的莫顿·霍尔珀林。霍尔珀林是埃尔斯伯格的老友，随后成为基辛格的助理。辞去政府工作后，他去了布鲁金斯学会，一个华盛顿自由主义智囊团。查尔斯·科尔森认为是霍尔珀林泄露了文件，且可能还握有机密材料。若真如此，材料可能就在他在布鲁金斯的办公室，于是便派乌拉塞维奇前去侦查。这个前警察回来报告说，进入布鲁金斯绝不可能。根据约翰·迪恩后来的交代，从不畏惧艰险的科尔森告诉考尔菲尔德：“若有必要，就往楼里扔个燃烧弹，趁骚乱取回文件。”

两个纽约警察表示无法接受，他们觉得应该找个人约束一下冲动的科尔森。于是把事情告诉了迪恩，迪恩得知后飞往圣克利门蒂将此事告诉了埃利希曼。埃利希曼给白宫打了电话，此后再无人提及燃烧弹之事。但对考尔菲尔德和乌拉塞维奇而言，这是个代价惨痛的胜利：白宫不再器重他们。本应由他们负责的任务交给了水管工组织的两个新星——埃弗里特·霍华德·亨特和乔治·戈登·利迪。被打入冷宫3个月后，考尔菲尔德决定设计一项全面的间谍计划卖给总统竞选连任委员会，计划代号为“沙楔行动”。11月24日，迪恩安排他会见米切尔。但考尔菲尔德未能重获米切尔的欢心，他预感自己会被取而代之。离开时，预感成为现实：坐在司法部长外间办公室的正是戈登·利迪。

1971年春夏，当理查德·尼克松秘密让人在白宫安装窃听器之时，他的民意支持率持续走低。性质恶劣的越南战争仍是国人的争议所在，总统助理们为此痛苦不堪。从1970年秋季的中期选举来看，形势对共和党十分不利，如何扭转选民态度成为助理们争论不休的话题，不过他们一致赞同此时需要一大笔钱。幸运的是，在这一点上他们比债台高筑的民主党好得多。1968年以来，总统的私人律师赫伯特·卡姆巴克一直掌管着近200万美元的剩余竞选经费。1971年1月，卡姆巴克把首笔50万美元竞选基金存入美国银行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纽波特比奇支行。有趣的是，这笔钱是以银行本票存入，这些本票还是他早前用现金购于街对面的平安太平洋国家银行。早在当时，他就已事事小心，尽量让资金流动不留痕迹，因为他明白未来竞选或许会用到这些来源不明的资金。

随后几个月，部分款项的来路陆续显现，第一笔于3月出现于乳品加工业。3月初，农业部长克利福德·哈丁宣布，“乳制品用奶”（用于制作奶酪和黄油的牛奶）的价格补贴与去年一样，每英担[3] 4.66美元。3月22日，试图推翻这一决议的乳品制造商成立了“美国农业政治信托基金”并存入1万美元，用于向共和党提供贿金。第二天，乳品行业的16位领导受邀到总统办公室与总统及农业部长会面，他们提出应提高联邦补贴。第二天，他们又给尼克松的竞选基金注入了25 000美元。第三天，哈丁改变主意，将牛奶补贴定为4.93美元。于是，乳品行业的领导们总计给共和党账户注入了527 500美元。

几周后，共和党又找到一棵摇钱树：ITT（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在尼克松当政早期，该公司总裁哈罗德·吉宁一直在设法干扰一个司法部特遣小组的工作，该小组的使命便是阻止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与哈特福德火灾保险公司合并。司法部的律师竭力要证实一个原则问题：正是国际电话电报公司这样的大型企业集团非法扰乱了商业竞争。这一行动由司法部的反托拉斯局局长理查德·麦克拉伦负责，麦克拉伦向司法部副部长克兰丁斯特汇报。米切尔或许已退出该司法项目，因为他在纽约的律师事务所曾为国际电话电报公司打官司。1971年4月19日，麦克拉伦和克兰丁斯特会面后，决定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克兰丁斯特电话告知了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代理律师。

当天，克兰丁斯特接到约翰·埃利希曼电话，对方说尼克松总统“命令”他即刻彻底放手这个案子。克兰丁斯特说不可能，他本人、麦克拉伦和副检察长欧文·格里斯沃尔德整个心思都扑在了这个案子上。埃利希曼只简短地回了一句：“哦？那我们走着瞧。”几分钟后，克兰丁斯特的电话再次响起，这次是总统。尼克松在电话那头劈头便骂：“你这个狗杂种，听不懂英语吗？”并严禁克兰丁斯特提起上诉。心神不宁的克兰丁斯特对米切尔说，宁愿辞职也不让步，并且他认为麦克拉伦与格里斯沃尔德会与他一道离开。稍后，米切尔便告诉克兰丁斯特，他已和总统谈过，“尼克松说反垄断案你想怎样就怎样吧。”

总统和司法部长对克兰丁斯特并不坦诚。在随后留给霍尔德曼的备忘录中，科尔森说他正努力查禁白宫与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所有往来函件，因为这“会使总统被牵连”。尽管米切尔说已把事情交由副部长处理，他去年仍定期与吉宁会面。早在1970年9月，埃利希曼就曾致信米切尔批评麦克拉伦的态度，还说到吉宁对自己的“理解”。

在克兰丁斯特和麦克拉伦认为这事尘埃落定的一个月后，肯塔基州州长在肯塔基赛马会上举办了午宴，政府与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似乎尽释前嫌。调停人是米切尔与该公司在华盛顿的得力说客：迪塔·比尔德。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同意支付40万美元，政府则允诺将反垄断诉讼搁置。在1971年6月25日的控诉备忘录中，比尔德夫人告诉她的顶头上司，共和党人中只有尼克松、米切尔、霍尔德曼和加州副州长是知道“这40万美元从何而来”的。她说：“我确信我们这次高姿态的承诺对最终达成共识起了关键作用，而合并谈判最终也能如哈尔（吉宁）所愿。总统肯定已知会米切尔，让他确保一切按计划进行。我们只是受不了麦克拉伦的小动作……米切尔肯定在帮我们，只是不便公开。”

在备忘录末尾，比尔德夫人说：“拜托毁了它，好吗？”但事实并非如此。次年2月29日，在杰克·安德森的专栏中，他披露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回应是销毁所有合并案的相关文件，一切纯属伪造。但并非只有迪塔·比尔德的陈述材料，埃利希曼的通信也是旁证。其中，他在5月5日写给米切尔的信中，提到总统与司法部长在一次会谈中就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一案“达成一致”。从当时的一些事情也能看出端倪。5月15日，吉宁保证向共和党提供40万美元；7月底，司法部和政府未经过最高法院调解便解决了争端，国际电话电报公司获准与哈特福德火灾保险公司合并。《财富》杂志评论道：“很明显，哈罗德·吉宁取得了某种胜利。”

在政府与试图解决法律问题的人之间还有第三笔交易，其中的关键人物是罗伯特·韦斯科。韦斯科是个饱受争议的金融家，与尼克松家族颇有渊源。韦斯科曾通过弗朗西斯·尼克松（尼克松的弟弟）献金5万美元给共和党1968年的竞选活动，他和爱德华·尼克松（尼克松的另一个弟弟）也很亲近。1971年夏，他还将尼克松的侄子小唐纳德聘为私人助理。小唐纳德说韦斯科“从未骗过我，从来没有。”这话从一个家世显赫的年轻人嘴里冒出来未免奇怪，而且普通人也不会这样说。两年后，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控诉韦斯科侵吞海外投资公司2.24亿美元的互惠基金，但他已成功地逃往哥斯达黎加。

据指控，早在1971年夏，韦斯科就已麻烦缠身。他试图通过收买米切尔和商务部长莫里斯·斯坦斯来让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撤销对自己的控诉。当时的约定是，韦斯科给斯坦斯25万美元现金，而米切尔将“为了罗伯特·韦斯科，向证监会施压”。随后，爱德华·尼克松为韦斯科代送贿款，他用棕色公文包将20万美元交给斯坦斯，剩余5万美元将在第二笔交付。米切尔安排韦斯科、证监会主席及总顾问会面，但证监会最终仍提起诉讼。

1971年，共和党的竞选基金正滚滚而来，白宫也开展了各种辅助性政治活动，大都以次年的总统大选为目标，其中之一便是列出政敌名单。在科尔森的授意下，名单厚达4英寸，杰克·安德森、詹姆斯·赖斯顿、简·方达、巴巴拉·史翠珊、保罗·纽曼、格利高里·派克和卡罗尔·钱宁等人都榜上有名。奥的斯电梯公司总裁也在内，仅仅因为尼克松在圣克利门蒂宅邸的奥的斯电梯运行不畅。同样遭此厄运的还有底特律黑人议员约翰·科尼尔斯，他名字后还有一句评语：“其显著弱点是偏好白人女性。”1971年9月9日，科尔森命令要“收拾”20个人，但总统办公室没想出有效的打击方法。那个夏天，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丹尼尔·肖尔（科尔森称其为“百分之百的媒体上的敌人”）遭到联邦调查局调查，但结局却令白宫相当难堪。罗纳德·齐格勒说，肖尔被调查是因为政府打算给他一份工作。

休斯敦、迪恩、考尔菲尔德等尼克松助理都竭力劝说国家税务局审查部分纳税人，但结果皆宣告失败。局长伦道夫·思罗尔出于“我与总统的私人原因”（据他当时所言）辞职。白宫昼夜不停地编写洋洋洒洒的匿名信，向国税局暗示科尔森名单上的人涉嫌逃税。最后不可避免地到了某个时刻，这批恶毒且愚蠢的始作俑者认为有人与他们暗中作对，此人便是约翰·埃德加·胡佛，他办公室的保险箱里存放着按照白宫命令收集的窃听记录。经罗伯特·马迪安教唆，胡佛的一名助理把记录偷了出来，这些材料被锁进了埃利希曼的保险箱里。1971年7月，发现记录被盗的胡佛怒不可遏。

敢偷联邦调查局局长东西的人自然也不惧于对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表现强硬。也是在这几个月里，之后举世闻名的共和党的“卑鄙手段”开始显山露水。批判特德·肯尼迪的信被装在假称马斯基的信封里寄出；有人冒充马斯基的助理致电美联社波士顿分社，指控肯尼迪“挑起国家分裂”；罗兰·埃文斯和罗伯特·诺瓦克受骗印制了编造的马斯基备忘录，暗指他参与了一些可疑活动。1972年12月1日，唐纳德·塞格雷蒂给了坦帕青年共和党俱乐部主席50美元[4] ，并说明这笔钱用以在佛罗里达初选中败坏参议员马斯基和杰克逊的名声。这是第一笔付款，后来计划暴露，塞格雷蒂被吊销律师资格并获罪入狱。

其他手段则更为错综复杂。尼克松阵营想当然地认为，以第三党资格参选的华莱士的威胁将大于民主党的候选人，于是不择手段地蓄意破坏华莱士所属的美国独立党。其中米切尔和杰布·马格鲁德的谋划最“精彩”：给美国纳粹党1万美元用以说服加州美国独立党的选民修改登记的党籍。这背后的考虑是，若有足够多的选民改变立场，美国独立党的华莱士将因登记党员人数不足而无法参选。但这个阴谋最终未能实现，这一时期反倒另有6 500人加入独立党。

另一阴谋直指尼克松的劲敌：特德·肯尼迪。这其中的原因是，特德的人气源于约翰·肯尼迪的超凡魅力，所以只要诋毁已故的约翰便能击垮特德。在1971年9月16日的记者会上，有人说参议员亨利·杰克逊最近表示，西贡若走民主路线，其政权会更稳固，总统对此有何看法。尼克松答复道：“若参议员的意思是美国应施加影响推翻阮文绍，我想给各方有关人士提个醒：我们当初的设想就是推翻吴庭艳进入越南，且与人合谋将其杀害。但是我个人认为，要走出越南战争的泥潭，可不能靠推翻阮文绍实现。”这是政府方面首次谴责肯尼迪政府默许杀害吴庭艳。这件事让霍华德·亨特想到一计。

一直专心研究五角大楼文件的亨特告诉科尔森，可从国务院当时的电报中“推论出”肯尼迪在刺杀吴庭艳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据他所言，科尔森当时建议他“修改一下电报”，即篡改。亨特用剃须刀刀片和影印机伪造了两份电报，一份伪造的电报发于吴庭艳遇刺前三天，开头是：“在今天的最高会议上，我无奈做出决定，吴庭艳或吴廷瑈若寻求政治庇护，你和哈金斯都不能进行干涉。”科尔森让《生活》杂志的一名记者去找亨特，暗示尼克松的谴责“大有文章”，但该记者怀疑有诈，没有上钩。

这是亨特当月第二次受挫，另一次则更为惨痛，那可以追溯到去年4月。猪湾事件10周年纪念日当天，他飞往迈阿密与美裔古巴人伯纳德·巴克共进午餐。10年前，巴克是亨特的得力助手，如今是一名成功的佛罗里达房地产商。这拉开了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序幕，接下来便是埃尔斯伯格大量泄露五角大楼文件的事件。第三次始于尼克松、基辛格、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乘直升机从洛杉矶飞往圣克利门蒂的途中。4位领导对泄密事件大发雷霆，尼克松更将其等同于阿尔杰·希斯一案。他们商量着避开联邦调查局展开卧底行动进行深入调查，他们决定把戴维·扬从基辛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里调出来，让他全身心投入水管工组织的工作。扬把埃尔斯伯格的球踢给亨特，亨特又踢给了巴克。

但一切并非瞬间发生。一开始，水管工调查没找对切入点，一无所获。直到7月底，从一份联邦调查局的例行报告中，他们发现两年来，埃尔斯伯格都在接受比弗利山庄的刘易斯·菲尔丁医生的精神治疗。胡佛手下的两名探员试图拷问菲尔丁遭到拒绝，对方还援引医患关系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来反驳。亨特想起来对于那些个性特别的人，中央情报局会编写针对他们的精神分析的材料。根据国会委托，这只针对外国人士，最成功的案例便是肯尼迪总统参加维也纳峰会前，工作人员对其会见对象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分析。但也有一个例外：“普韦布洛”号船长劳埃德·布克。扬让中情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将埃尔斯伯格作为第二个例外，赫尔姆斯同意了。8月初，中情局收到了对他的分析材料。

分析结果却与水管工的设想大相径庭。中情局的精神病专家似乎非常崇拜埃尔斯伯格，他们写道，“分析对象并无叛国特性。不仅如此，他的作为应被视为更崇高的爱国主义。”8月11日，扬和埃吉尔·克罗发给埃利希曼一份研究纪要，以这份报告“非常肤浅”为由拒不接受，还特别强调中情局绝对能做得更好。纪要写道：“我们明天将会见首席精神病专家伯纳德·马洛伊博士，尽力让他明白我们期望的细节与深度。”他们还越权筹划违法行动，“在这一点上，我们认为应采取卧底行动，调查菲尔丁医生手里的两年来对埃尔斯伯格所做精神分析的病历。”意见书末尾写着“同意     反对     ”。埃利希曼在“同意”后草草签上了自己的姓名缩写，还附言“务必保证不被追查”。

水管工组织的行动不能牵连白宫，这促使亨特招募了巴克，再经巴克招募到两个古巴人：费利佩·德迭戈和欧金尼奥·马丁内斯。亨特只告诉巴克，接到“地位高于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的官员的命令，让其调查“国家安全事宜”；这项工作牵涉一个为苏联大使馆窃取情报的卖国贼。其实苏联人除了订阅《纽约时报》，什么也没干。后来，狱中的巴克无论如何也无法原谅这个谎言。道德问题暂且不谈（当时的负责人似乎都没考虑道德问题），亨特还粗心大意得令人难以置信。他忘了告诉巴克，不要携带任何可能牵扯到他的电话号码或地址缩写（W.h. 或W. 家）的东西；他甚至没核查巴克的属下是否与政府毫无瓜葛。事实上，马丁内斯就是中情局的古巴线人。

与此同时，在这次诡异的行动中，中情局为亨特和其搭档利迪提供了装备，这也违反了中情局章程中严禁国内行动的条例。埃利希曼致电海军上将小罗伯特·库什曼（霍尔姆斯副手），要他竭尽全力辅助亨特，说亨特是“诚实可靠的雇员，得力的安全问题顾问”。但埃利希曼并未指明任务性质。在随后的会议中，亨特告诉库什曼：“我接到白宫一项高度机密的任务，要从一个思想倾向不明的人嘴里套出情报。”亨特还说，需要“临时的假名证件”“某些随身杂物”和“一定程度的化妆以方便进出”。

霍尔姆斯批准后，中央情报局技术处给了亨特登记名为“爱德华·约瑟夫·沃伦”的社会保障卡和驾照，利迪的伪装身份则是“乔治·伦纳德”。亨特拿到一顶棕红色的假发，一个类似假牙的小玩意儿，以便打电话时改变嗓音。此外，利迪还得到一个藏在烟草袋里的微型相机。1971年8月25日，他俩飞往加利福尼亚州执行初步侦查任务，但所获甚微。菲尔丁医生家位于比弗利山庄北贝德福德大道450号。给利迪在门口照了张相后，亨特进入了菲尔丁的办公室，对女清洁工说自己是内科医师，然后拍了屋内照片。两人测算了开车到菲尔丁家所需的时间后飞回华盛顿，接机的中央情报局特工把胶卷拿去冲印。两人在白宫一再对上司说闯入医师办公室系正当行为。扬向埃利希曼报告了最新进展，并建议某位国会委员调查五角大楼文件泄露一案，“我们已着手在媒体上宣传埃尔斯伯格的负面形象。若利迪和亨特的计划进展顺利，肯定需要一个全盘策略来配合国会调查。”

预定闯入比弗利山庄的行动时间是1971年9月3日晚9点。整个计划的细节设计一丝不苟，亨特颇有猪湾事件时期的行事风范，最终的行动也同样成功。动手前不久，这几个古巴人用化名入住比弗利山庄希尔顿酒店。其中两人穿上送货员制服，把标有“菲尔丁医生急件”的箱子运到北贝德福德大道。他俩把箱子交给了那里的清洁女工，走时还打开了门锁。利迪开车四处闲逛，观察是否有可疑的警察。一旦菲尔丁出现并走向办公室，守候在他家门外的亨特便会用步话机报信。

大约午夜时分，古巴人回到医生的办公室，却发现女仆把门锁上了，这可以说是之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水门事件的噩兆。他们撬门而入，从箱子里拿出相机和聚光灯。原计划是拍下埃尔斯伯格的所有病历，不幸未能找到。他们把菲尔丁医生的文件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有什么实质性收获，只翻到一本有埃尔斯伯格名字的通讯簿。他们拍下了通讯簿和散落的文件，表示自己已竭尽全力。4小时后，几个人回到酒店，利迪致电华盛顿告诉克罗“干得干净利落”（菲尔丁医生肯定不同意），但利迪认为只要没被抓个正着，便可以说得漂亮些。回到首都后，亨特不得不坦言行动失败。据埃利希曼之后的证词，他并不愿两人再做尝试，而且还告诉了亨特一个噩耗。接霍尔姆斯指示，库什曼上将说尽管中央情报局乐意帮忙，但也不可能再次行动。水管工们如今只能单干，拿出点成绩证明自身价值的压力与日俱增。

此次行动一星期后，发生了一件让尼克松时代陷入分裂的悲剧事件：美国建国以来最血腥的一次监狱暴乱。这是一次有着不同价值观的人之间的冲突。自由主义者认为批判他们的人守旧且没有人情味儿，而批判者讥讽他们是“放纵主义者”。事发地点在纽约州西部的怀俄明县，而那里看来并不像会发生此类事件：有白色隔板的房屋，红色谷仓和高大的银白色的青饲料储存塔。在长满茂密的金色玉米和麒麟草的田野中，有一座占地55公顷、用30英尺高的灰色混凝土塔墙围起来的监狱。监狱以邻近的小镇命名，此名脱胎于古代雅典的一个平原的古称：阿提卡。

纽约州的人称阿提卡为“改造机构”，但没多少人在那儿洗心革面。监狱长文森特·曼库西管理严苛，很少对囚犯进行职业训练，更别提有什么怜悯之心。犯人稍一违反规定就会被单独拘禁，“关小黑屋”，在去小黑屋的路上的电梯里就会被一阵暴打。他们一个月只有一块香皂、一卷卫生纸。气温高达100度的金属加工车间被誉为“加尔各答黑洞”[5] ，在这里卖命一天只能换来25美分。最丑恶的莫过于监狱当局赤裸裸的种族歧视。在2 254名囚犯中，75%是黑人或波多黎各人，而383名狱警全是白人。他们明目张胆地偏袒白人囚犯，公然嘲弄黑人，还把警棍叫作“黑鬼棒”。

在受到民权人士质疑时，曼库西监狱长便说，阿提卡是全美至关重要的机构之一，里面收押的一些囚犯杀人不眨眼，残暴至极。此话不错，且其中还有许多新型罪犯：比如视自己为帝国主义社会受害者的黑人激进分子，这是一个噩兆。事实上，其他监狱里麻烦不断、自封革命家的难缠罪犯也都被送到阿提卡。他们将乔治·杰克逊和埃尔德里奇·克利弗的书偷带进来，在本应运动或做礼拜的时候举行秘密集会，到处散发在牢房里写的煽动性手册。一个名叫查尔斯·克劳利的“刺儿头”犯人写道：“如果我们不能像人一样活着，那至少要像人一样死去。”一首在狱中颇受欢迎的诗是这样开头的：

若我们必须牺牲，不能像猪一般死去，

被囚禁在肮脏可耻的地方，遭到迫害；

我们被疯狂饥饿的猎犬围绕，它们不停咆哮，

嘲笑我们被诅咒的命运。

1971年7月，狱中的激进分子组织起了阿提卡解放集团，并给州监狱理事拉塞尔·奥斯瓦尔德发去一份改革声明，这是明智之举。奥斯瓦尔德先前在威斯康星监狱进行的改革得到刑法学家的一致好评，因此州长洛克菲勒钦点他到阿提卡任职。虽才上任6个月，他已经和曼库西在几乎每个管理问题上都产生了分歧。劳动节后，奥斯瓦尔德给囚犯们送来一盘磁带，要求他们给他点时间进行深层改革，还承诺一定有“有效的改造方法，夜间职业培训项目和更完备的法律图书馆”。

然而这些举措为时已晚。暴动过后，警卫们发现监狱日历上的9月9日被画上了大大的圆圈。7月，有激进分子告诉奥斯瓦尔德，不必“把我们的要求戏剧化”，但一个月后他们就改了主意。决定性的事件似乎是8月21日乔治·杰克逊在圣昆廷死亡。次日早餐时，阿提卡的黑人囚犯绝食抗议。事后，一个看守说：“太奇怪了，没人去拿餐盘或勺子，没人去领食物。他们只是走向座位，静静地坐下，直视前方，一言不发……然后我们发现几乎所有人的身上都戴了个黑色的东西……这让我们直冒冷汗，因为这种行动需要周密组织、团结一致。我们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赫伯特·布莱登和“理查德大哥”克拉克（事后调查发现他们为暴乱首领）的福音言论越发激进。两人都是纽约黑人，穆斯林教徒，都因持枪抢劫而入狱。和乔治·杰克逊一样，布莱登自学成才，喜好历史、哲学，在曼哈顿“坟场”看守所（纽约市监狱）发起暴动后被送到阿提卡。克拉克所在的中等警戒监狱的看守说他一直怂恿犯人们“暴力推翻监狱”，因此也被送到阿提卡。据家人反映，克拉克到阿提卡后越发激进。一次他的妻子来探监时，他不停地念叨：“喂畜生，喂畜生。他们把我们当畜生对待。”

9月8日星期三，杰克逊在这个国家的另一边被处死18天以后，阿提卡的一个运动场发生了斗殴，一名狱警试图干涉时被打了一拳。当晚，斗殴的两人被关进了“小黑屋”。其他囚犯说，两人被拖走时遭到虐待，一个波多黎各囚犯向一个狱警扔了一只玻璃杯，狱警面部因此受伤。次日早上，骚乱爆发，事件原因却不清楚。一种说法是一个工作小组因狱警用警棍打人拒不列队；另一种说法也把矛头直指狱警，作为对前一天的惩罚，狱警擅自取消了犯人的活动时间；第三种说法则是在去吃早饭的路上，理查德大哥领着5个囚犯横冲直撞，并顺便把正在金属加工作坊里干活的布莱登放了出来。

不管开头如何，结局都同样惨烈。当时人数不过百人的值班狱警被暴打，许多人被囚禁。监狱学校、教堂和机器作坊被付之一炬。当这些房屋被烧成灰烬时，狂暴的囚犯成群结队冲出4个矩形牢房区中B、C、d三区的走廊、大门和狭窄过道。据怀俄明县副治安官回忆，他们以藏在食堂面包下的管子为武器——这恐怕不足为信。暴乱尚未结束，阿提卡当局已然颜面扫地。即便囚犯一开始没有武器，但很快便武装起来。有的从车间找来砂轮，有的用剪刀刀片和扫帚把做成投枪。当狱警忙于灭火时，有的人拿出棍棒和匕首弄破消防水龙。狱警用催泪瓦斯夺回了C区和部分B区，但其余地方仍被囚犯占据，大门紧锁，他们甚至用车间工具把门焊死。

暴动开始后4个小时，囚犯们就稳固了前线防守，在接下来的4天都未被攻破。距监狱行政楼最远、距车间最近的d区是他们的根据地，布莱登和克拉克担任指挥。叛乱分子共有1 280人，他们带着橄榄球头盔或缠着穆斯林头巾，悠闲地躺在d区的临时帐篷里。d区一头的粗糙长凳便是暴乱指挥中心，叛乱秘书处：人民中央委员会一直在此开会，分配任务细节、制定防御政策，甚至将不守规矩的人关进“人民监狱”。在a区走廊（无人控制的非军事区）的工作台是囚犯和当局的谈判地点。值得一提的是，囚犯们掌握着监狱的地理中心“时报广场”，这是通往四个分区通道的交汇点。这是他们从28岁的狱警威廉·奎因手里夺来的，奎因用警棍与他们抗争，直到他的头盖骨两处碎裂才被制服。一些狱警发誓看到有人将奎因从高处抛下，他必定受了重伤。克拉克看到不省人事的奎因耳朵淌血，于是令这个狱警穿过非军事区找当局。奎因的状况对双方都至关重要：他若死亡，所有参与暴乱的囚犯都可被控谋杀罪。

正午时分，在250名操着防暴装备的骑兵面前，州警察局局长亨利·威廉斯发表了态度强硬、振奋人心的讲话：“那边若有人丧命，那是罪有应得。你们谁的废话也别听，千万别丢了武器，别丢了兄弟。”但在对方的突袭之下，39名“兄弟”沦为人质，这让这次讲话的声势弱了不少。他们被套上囚服、蒙上双眼、五花大绑地关在d区。一个犯人用扩音器警告说，一旦警察贸然行动，这39人将首当其冲，包括曼库西在内的当局官员都不敢轻举妄动。

按法律规定，应对暴乱是奥斯瓦尔德的法定义务。他下午2点飞抵监狱，不顾曼库西反对，决定携赫尔曼·施瓦茨进入d区亲自面对叛乱分子。施瓦茨是布法罗的法律教授，受叛乱首领信任。奥斯瓦尔德打算告诉他们，按刑事管理法则，只有释放人质后，双方才有商讨余地。他要求释放人质，布莱登陈述他们的15项要求时他也认真倾听，其中包括政治集会“不遭威胁”，穆斯林“宗教自由”，终止邮件审查，有和任何人通信的权利，正规申述程序，多娱乐少关监牢，拓宽锻炼场地，派一名全职医师，改善学校，多水果少猪肉，将曼库西革职，外部人士组建委员会“审查”当局此次所作所为以及联邦法庭要发布禁令，严禁对囚犯们此次的行为进行“肉体或精神报复”。最后，布莱登补充道，部分囚犯坚持要求被“迅速释放，将其安全转移到一个非帝国主义国家”。他还说：“我们是人，不是畜生，不愿被暴打或驱赶。这次的事情不过是被压迫人民的怒吼。”

奥斯瓦尔德进入d区确实展现了惊人的勇气。他坐在叛乱者面前时，还有人提议把他也当作人质。尽管监狱高墙上的狙击手逐个瞄准他附近的人，但若真动起手来，他能生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当然，他如此行为是否明智另当别论。一旦对方陈述完毕，且奥斯瓦尔德承认许多要求合乎情理，公开谈判便势在必行。为表诚意，他同意成立监督委员会，并让施瓦茨找正出席佛蒙特司法会议的联邦法官约翰·柯廷发布禁令。奥斯瓦尔德还做了一件让曼库西及其属下深恶痛绝的事：签署“严禁对1971年9月事件成员施加行政报复”的保证书，这被囚犯们视为仁慈宽厚的保证。州长办公室迅速指出，免罪绝不可能，奥斯瓦尔德无权担保。但误会的种子已经埋下，势必结出恶果。

当晚，奥斯瓦尔德回到泛光灯照明的监狱大院，在囚犯营火光的映照下，周围十分明亮。应囚犯要求，奥斯瓦尔德还带来一批记者。大部分时间人们在组建监督小组，囚犯们选出了威廉·孔斯特勒、休伊·牛顿、博比·西尔、州参议员约翰·邓恩、《纽约时报》 的汤姆·威克（曾撰文向乔治·杰克逊表示同情）、赫尔曼·巴迪洛（首个成为国会议员的波多黎各人）及克拉伦斯·琼斯（曼哈顿《阿姆斯特丹新闻》的黑人出版商）。稍后，洛克菲勒又加上了他的选择：他的秘书、一名校监、一名退休将军和几位立法委员会委员及刑法学家。这使得总人数一度超过30人，办事效率很低，内部的思想分歧更削弱了委员会的力量。

施瓦茨带回了柯廷法官签署的禁令。禁令由曾因杀害警察获罪、来自布鲁克林的白人杰尔姆·罗森堡起草。但现在暴动者以禁令不充分为由拒绝接受。监督委员会的工作进展缓慢。威克、琼斯、朱利安·泰珀（来自全国法律援助与辩护者协会）与怀俄明县的区法官路易斯·詹姆斯共进早餐，但只拿到严禁对犯人“不加区别集体起诉”的书面承诺，而这不可能消除急躁的囚犯秘书处的担忧。星期六凌晨4点，暴乱第二天临近尾声，联合记者被禁止进入监狱，这使一项本就不大可靠的协议也被撕毁了。警方对记者的敌意与日俱增，这也是个不祥之兆，通常暗示警方将有秘密行动。

当天早上的奥斯瓦尔德仍十分乐观。尽管囚犯要求增至30项，但他已批准了其中的28项，只拒绝了他认为“不能商量的”全体特赦及撤换曼库西。正当他表示对一切怀有信心时，新情况将和平解决此事的希望摔得粉碎。奎因死了，对暴动首领宽大处理的任何可能性随之消散。博比·西尔随后赶到。进入监狱前，他对高墙外的50名向他欢呼的激进游行者说：“狱警若遭意外，州政府和州长就应被控谋杀。”他的属下在人群中散发黑豹党中央委员会声明的复印件：“狱警，即所谓的‘人质’，被1 280名囚犯禁锢。囚犯们有正当理由为自己长期遭受的残暴、非人道的虐待申诉……要展开谈判，就必须立马承诺特赦……黑豹党分析认为，这是狱警获救的唯一方法。”

西尔显然对结束危机毫无兴趣，他说怎么处置奥斯瓦尔德由囚犯们自己决定。可悲的是，囚犯们深信于他，向他寻求意见。西尔回复说，没有休伊·牛顿的批准，他不能提供任何建议。与监督委员会进行短暂讨论后，他告诉记者，种种问题和武装的州警让他很不愉快。孔斯特勒火上浇油，极不负责地告诉叛乱秘书处代表“第三世界国家代表正在街对面恭候你们。”他说的应该是那50名示威者，但没有把话挑明，弄得囚犯们有了大获全胜的希望，再无心与奥斯瓦尔德讨价还价。

对双方而言，星期日就是个动员日。整个下午，一辆辆卡车不断运来国民警卫队队员、强力消防水龙和一箱箱瓦斯罐、防毒面具。监督委员会发表声明警告，“现已确信此地可能会集中屠杀囚犯、狱警。”威克、琼斯、巴迪洛和邓恩打了半个多小时电话，请求洛克菲勒来阿提卡，但州长大人发表个人声明：“鉴于关键问题是全体特赦……我认为就算我亲临现场也无助于和平解决此事。”他和奥斯瓦尔德已达成协议，若叛乱首领对最后通牒不做回应，警方将诉诸武力。但情况不容乐观，囚犯们明显得越发焦躁。大门被通上电流加热了；沟渠里满是汽油；泥炭和汽油做成的饵雷装上了定时引信；原油火箭弹射器已就位；长矛被削得更锋利；a区到时报广场的主要通道（入侵部队的必经之路）堵满了金属台子。当天下午，叛乱分子还捅死两名白人囚犯以报宿怨。

星期一早上，一切再无商量余地。早上7点，警察小组被分派了具体任务：狙击、营救、摧毁路障及后备攻坚。两架直升机在轰鸣声中报道罪犯和人质的近况。8点35分，奥斯瓦尔德在非军事区会见了理查德·克拉克，后者坚持“彻底、全体、绝对的特赦”，并解雇“曼库西那家伙”。他说要和秘书处的其他成员商讨半个小时，奥斯瓦尔德给了他时间。9点5分，一名囚犯通过扩音器大吼，己方一旦遭到攻击，人质将被“刽子手”处决。奥斯瓦尔德的一个助理回应道：“立即释放人质，理事就马上与你们商谈。”对方叫道：“不行。”那是谈判中的最后一句话，此后的阿提卡便陷入野蛮与暴乱。

几分钟后，一架直升机发布无线电消息：4名人质“被刀抵住喉咙站在时报广场各个角落。”现场令人毛骨悚然：人质被揪住头发，脑袋后仰，脖子几近断裂，刀片正慢慢舔舐着他们的鲜血。其实真实情况并没那么可怕，官员们不明白这只是虚张声势，叛乱分子不会真的杀死人质。和重新定居于“非帝国主义国家”的要求（奥斯瓦尔德刚一挑眉毛这个要求便被收回了）一样，拿着自制匕首的可怕姿态只是虚张声势或为自己壮胆。总有人愿意为此铤而走险，如今也不例外，他们甚至拉上手无寸铁的受害者为他们陪葬。

奥斯瓦尔德确信人质处境危险，因为害怕他们惨遭屠戮，所以要分秒必争，于是对助理说：“现在毫无疑问，我们得打进去。”狭窄通道的门口埋伏着500多名地方法警和穿黄色制服的州警察；Ch-34型直升机“赌盘2”号满载着催泪瓦斯、胡椒瓦斯和芥子瓦斯突然降落在时报广场。无线电广播员声嘶力竭地叫道：“行动！行动！空降成功 ! 指挥部命令各位置人员——行动！展开进攻 ! ”

警察破门而入，炸飞了路障；灰墙上的狙击手开始向囚犯射击。清除通道障碍物花了90分钟，随即展开全面进攻。时报广场和d区上空烟雾弥漫，看不清地面形势。尽管警方知道人质穿着囚服，仍难以辨别。事后，警察坚称对方强力抵抗了两分半钟。一个人说：“他们挥舞着匕首和尖矛，拼命扑向我们。我们不得不开枪。”另一人则说：“我们杀的是抵抗的人，挥舞着尖矛和燃烧弹的人。我们抓捕了张开双臂投掷武器的人。抵抗的人都死了。”

但没有抵抗的人也惨遭杀害。稀疏的枪声持续了近一个小时。纽约州驻阿提卡特别委员会（麦凯委员会）发现，警方进攻“过度”，“许多开火实无必要”。一些不必要的暴力行为可归咎于粗心，甚至对生命的亵渎。洛克菲勒特别强调严禁狱警参与行动，但他们还是冲了进去，至少杀害了两人。麦凯委员会发现，一些警察用装着大号铅弹的猎枪击中“计划外目标”。“并未反抗的囚犯、人质很可能因此受伤或死亡。”来自布法罗的莱昂内尔·西丰特斯医生当时在场，他事后报告说：“狱警将许多闹事首领团团围住，然后挨个儿击毙。有的挥舞双手投降，还有的已倒在地上。”

地上躺着120多人，或受伤或气息奄奄。算上奎因和暴乱期间被叛乱分子杀死的囚犯，有32名囚犯、11名狱警或官员死亡，总计43人。收复监狱几小时后，流传着人质死亡的大量失实报道，事态更加混乱。一名奥斯瓦尔德的助理说，一个狱警惨遭阉割，他的生殖器被塞在嘴里；另一名助理告诉记者“几名人质被割断了喉咙”。狱警颈部血迹斑斑的蒙眼布给大屠杀的说法增添了几分可信度。3名幸存的狱警确实喉部受伤，但医检人员次日早上表示，死者身上并没有被阉割、截肢的痕迹。所有的人皆死于枪杀，而当时只有警方有枪。

洛克菲勒州长说人质“在交火中死去”。奥斯瓦尔德则隐晦表示人质“可能被用作肉盾”。获救人质强烈地支持警方展开进攻。身处华盛顿的尼克松则说，当局“只能”做出突袭阿提卡这一“悲伤、沉痛”的决定。对于真实情况到底如何的争论迅速上升到意识形态的层面。不信任自由主义者、支持刑事改革的“悲天悯人者”和“空想社会改良家”拒绝一切批判警察的言论，只将恶果归咎于囚犯。《亚特兰大宪政报》一篇言辞激烈的社论谴责“这批阿提卡的畜生”强迫人质接受“非法审判”。还有人怪罪监督委员会，精疲力竭的威克在离开阿提卡时，门口一个狱警厌恶地说道：“你们这些人休想再进来。”

这在美国的另一边引发了激烈讨论。纽瓦克市市长肯尼思·吉布森说这是“一个所谓的文明社会做出的最冷酷无情的暴力镇压之一。”威克事后说，60名囚犯遭到约1 300项指控，但法警一项都没有，尽管“有证据表明警方玩忽职守、残暴野蛮、严重违纪、反击过度，甚至公然屠杀。”暴动被镇压后，麦凯委员会发现伤者身上有“大量殴打、刺戳、踢打的痕迹”。被剥得精光的囚犯被狱警用山胡桃木警棍暴打。受伤狱警很快得到医疗救助，其家人也迅速得到通知；而受伤的囚犯4小时内都无人看护，还被贴上“1号囚犯、2号囚犯、3号囚犯”的标签。4天后，部分坐立不安的囚犯家属仍在疯狂打听自己的儿子或丈夫是死是活，阿提卡方面常连这些都不会讲。有消息的也只是一封简短草率的电报：“很遗憾地通知你，你的丈夫雷蒙德·里维拉已经死亡，编号29533，尸体停放在本监狱。”

“没错，我们是由两个不同的国家组成。”约翰·多斯·帕索斯曾这样讽刺早期美国的贫富差距。如今社会的断裂体现在不同领域，但同样很深。三年前，刚入主白宫的尼克松承诺“让美国团结一致”，但他食言了。美国人民仍相隔很远，对正义与宽容、战争与和平、是与非这种基本问题仍有分歧。一年后的总统大选将近，在民意测验中，美国人民开始重新审视尼克松。这里是有变化的。迟至8月初，民意测验人员艾伯特·辛德林格发现，仅27%选民希望尼克松连任。但8月尚未结束，他的民众满意度不再下跌，而是渐趋平稳，甚至慢慢回升。尼克松政府在国内外推行的强有力的行政措施即是扭转大局的决定因素。

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于4月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美国队的阵容表明了这项运动在美国国内广泛的吸引力：一名克莱斯勒的人事主管、一名杜邦公司的化学家、一名《体育画报》编辑、一名大学教授、一名联邦的黑人工作人员、一名IBm程序员、一名多米尼加共和国移民、一名华尔街银行职员、两名十多岁的少女、两名家庭主妇及两名在校大学生。其中圣莫尼卡大学的格伦·考恩风头最盛。他穿着紫色扎染喇叭裤，衬衫上别着和平标志，比赛期间他还用头巾把及肩长发扎了起来。也许由于考恩的红色头巾，也许由于他机灵外向，中国在诸多运动员中挑中了考恩，向他提出了一项历史性建议：他和队友能否到中国进行一次免费旅行？

美国的队员们对此欣喜不已。和队友们商量后，考恩说道：“用毛主席的话说，我可能点燃了能够燎原的星星之火。”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秘书长宋中的正式邀请函随后送到。华盛顿方面没有异议；几星期前，美国国务院刚取消了对其公民赴中国旅游的所有限制。包括乒乓球运动员在内的所有当事人都知道这两件事定有关联。这被普遍视为中美改善关系的第一步，表现了北京的新自信。北京经历了三年激烈的权力斗争，即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后以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两年前的获胜告终。7名西方记者获准进入中国进行全程报道，很明显，世界将要迎来一个历史性的转折。中国正效仿苏联，以运动为名行外交之实。一夜之间，乒乓球这项运动上升到一个新高度。甚至连尼克松总统都告诉属下：“在法学院读书时，我乒乓球就打得不错，其实很厉害呢。”莫斯科方面对此颇为不满，克里姆林宫说北京对美国的这项提议“不合原则”。

4月10日，美国乒乓球队从香港穿过一座短的钢架桥进入罗湖边境车站，再经由一座锡皮封顶的桥到达中国的城市深圳。微笑的共产党官员领着他们登上一列乳白色与蓝色相间的火车。第一站是广州，21年前，华盛顿与北京关系破裂，该地英文名由Canton改为Kwangchow。沿途23英里，能看到道路两旁有香蕉林、荔枝树、稻田，在重要地点还有画着毛主席像的巨型公告牌。在新落成的广州机场，一行人员登上苏联造的伊柳辛 –18客机，当时扩音器在还播放着军乐和《毛泽东思想》的节选。停机坪上的一个警示牌上写着：“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国侵略者及其走狗。”这并非有意侮辱客人，只是当时的毛泽东政府并不把美国人民等同于美国政府。中国需要美国人民的友谊，而北京广播电台则一直谴责美国政府里有一群“嗜血之徒”。

时值4月，北京仍春寒料峭，但中方对美国乒乓球队的接待却让他们宾至如归。他们住在考究的新侨饭店，受邀参加各种宴会，游览19世纪清朝皇帝的颐和园和新中国的人民大会堂，观看革命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歌颂共产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京剧《智取威虎山》。他们到北京体育馆与中国运动员打表演赛时，18 000球迷高举“热烈欢迎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的横幅，赛场内欢声笑语不断。乐队奏响了振奋人心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的乐曲，考恩还随音乐跳起了摇摆舞。

比赛时，中国依然考虑周全。他们撤回本可完胜美国队的一流队员，派上二流队员，最终中国男队以5∶3获胜，女队以5∶4获胜。中国称之为“友谊赛”，但这还不算最动人的示好方式。第二天，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里铺着红毯的会议室会见远道而来的客人。当周到访的乒乓球队并非只有美国队。由于中国人严格按字母顺序办事，因此在美国队之前他先接见了加拿大队、哥伦比亚队、英国队和尼日利亚队的队员。但周总理把大部分时间用于会见美国队，和他们在一起约1小时45分钟。他说：“中美人民关系翻开新的一页。”他还告诉美国新闻工作者，如今美国记者可“分批前来”。

当天，在美国队动身前往香港时，尼克松总统宣布取消美国对中国长达20年的贸易禁运令，北京也重启与华盛顿和伦敦的电话联系。还有很多事情值得一提。在两周之内，亨利·卡伯特·洛奇领导的总统委员会提议，在保留国民党席位的前提下，应接纳中国进入联合国。当时美方已着手安排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访华，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商讨尼克松亲自访华事宜。

7月初，官方称基辛格飞赴亚洲，在西贡、泰国、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地参加会议。在和巴基斯坦总统阿迦·穆罕默德·叶海亚·汗会谈90分钟后，基辛格宣布行程有变：他将在拉瓦尔品第以北38英里的避暑胜地纳蒂亚加利休个短暂的工作假。这次行程并没有多大报道价值。当叶海亚·汗政府宣布基辛格因身体微恙，需多休一天假时，随访记者也未觉察出异样。人们以为基辛格得了亚洲痢疾，即德里痢疾。为强调这个说法，美国大使馆还特别宣称已安排医生前去诊治。一名记者建议总统顾问在有空调设备的拉瓦尔品第会好得更快。使馆发言人回复道，基辛格不想因自己而麻烦巴基斯坦首都人民。

事实上，基辛格在三名助理的陪同下，已驱车前往拉瓦尔品第机场，并搭乘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飞机前往北京。7月9日正午，基辛格一行降落在北京城外的一个荒凉的停机坪，随后他们坐车前往附近的一栋湖畔别墅，在那儿用了午饭；下午3点左右，周恩来到了。星期五深夜、星期六晚上和星期日早上，周恩来和基辛格一直在商谈。由于中国人民的热情招待，基辛格的体重还重了5磅。两天半后，人们认为的因胃疾卧病在床的基辛格飞回巴基斯坦。从此以后，北京广播电台不再播放美国官员是强盗走狗的言论。在基辛格访华5天后，尼克松在圣克利门蒂搭直升机飞到洛杉矶郊外的伯班克电视演播厅，发表了举世震惊的4分钟讲话。他宣布自己受邀访问中国，并且已欣然接受。他说：“我深信，中美关系缓和、加强友好联系对所有国家都有好处，所以我决定接受邀约。”在谈及国民党时，尼克松补充道，和北京“建立新友谊”不会“失去我们的老朋友”。

这次他没能信守承诺，让“两个中国”加入联合国的计划注定行不通。每一年，联合国都加紧敦促台湾代表团退出联合国，中美关系重建最终让联合国做出决断。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投票决定，接纳中国，驱逐蒋介石代表团。当天守在电视机旁的美国保守派看到了耻辱的一幕，这在迪安·艾奇逊和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掌舵外交政策的年代绝不可能发生。阿尔及利亚代表团的代表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互相拥抱，坦桑尼亚代表团的代表还在过道上跳起了吉格舞。华盛顿方面的回应愤怒而激烈。巴里·戈德华特要求美国退出联合国，把联合国大会送到“莫斯科或北京之类的地方”；宾夕法尼亚州的休·斯科特讽刺坦桑尼亚是“热裤公国”；总统新闻秘书罗纳德·齐格勒谴责“一些跟风代表团令人惊诧的不加掩饰的得意劲头”。但这些只是例行政治行为。事实上，从中国在名古屋向格伦·考恩首次做出和解姿态之时，一直外强中干的蒋介石方面就已注定失败。

在电视上宣布将飞往北京一个月后，尼克松又通过广播公布了另一则重大消息：这次是要拯救美国经济。这一任务迫在眉睫，因为美国正陷入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货币危机。由于胡佛一成不变地套用亚当·斯密和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经济思想，使得本就低迷的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尼克松口头上仍奉承这两种思想，但行动时早已另寻他路。《时代周刊》的休·赛迪评论说，“总统直到最后一刻都在墨守成规。但当形势所迫或他终于有所醒悟时，便决定采取行动，任何东西在那儿都不会长久；他将抛弃自己的哲学、承诺、信条、朋友和顾问，走出旧生活的他迅速投入到新生活中，毫无内疚或留恋之意。”有时这样的做法令人张皇失措，但在1971年8月这样一个美元体系几近崩溃的特殊时期，倒是令人振奋。

“二战”结束时，美国握有全球400多亿货币黄金中的350亿，堪称人类文明史上最富裕的国家。战争结束的一年前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战后金融体系就已建立：除共产主义国家以外，所有主要国家都以美元和黄金作为国际储备金。由于黄金数量有限，不足以支撑预计的外贸流动，故而将全球最坚挺的货币美元设定为与黄金具有同等效力。各国国债以黄金或美元支付均可。美国承诺以1盎司黄金兑换35美元的比率回收所有美元；其他国家换算出本国货币对美元的汇率。这果然奏效，贸易有了起色。每当有国家与美国贸易出现顺差时（对美出口大于进口），这个国家的剩余美元就可用作储备，支持发行新货币。

鉴于美国富有而其他国家相对贫穷，大笔钱被投放海外用于救急。这没关系，因为实在有太多美元。随后朝鲜战争爆发，欧洲商业逐渐复兴。1961年年末，亦是共同市场成立的第一年年末，美国黄金储备降至170亿美元；到1962年又降至160亿美元；1963年为150亿美元；70年代初仅为110亿美元，这已是绝对最小值。因为美国法律规定，每4美元的流动量必须在诺克斯堡储备价值1美元的黄金，而全美商业的正常运转需要400亿美元纸币和银。同时，与各国的贸易差额越发不利于美国。1960年，美国进口值为150亿美元货物，出口200亿美元，贸易顺差达50亿美元。到1970年，顺差额降至20亿美元；1971年，顺差消失，美国出现贸易赤字。由于国防部在越南仍旧花销如流水，一时半会儿无法好转。商务部长莫里斯·斯坦斯发出警告，美国正面临1893年以来的首次贸易赤字。

1971年5月，德国的经济奇迹令经济学家们坐卧不安：联邦德国摇身一变成了出口大国。对过去10年的币值重估表明德国马克增值了两次，对美元汇率发生变化，囤积马克的投机者大发其财。如今，再次重估迫在眉睫。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立于布雷顿森林会议时）成员，波恩必须在马克升值时买进美元卖出马克，以尽维持这两个币种关系的义务。由于美国的贸易赤字，投机者拥有大量可投资的美元（即外国持有者手中的“欧洲美元”）。1971年的前4个月，欧洲美元储备从50亿飙升至500多亿。美元如雪片般大量涌入德国中央银行。

德国中央银行不停地买入美元，直到波恩方面发现早期通货膨胀的信号，于是他们在5月9日告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德国将不再买入美元，无论有无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规定。德国人建议，让马克按供求规律决定自身的价值，即经济学术语里的“浮动”。马克从25分涨至27分后不再变动，减轻了德国中央银行的压力，也顺带降低了德国市场上美国商品的价格，提高了美国对德国的贸易顺差。但这个缓冲很短暂。正如美联社的拉里·斯顿茨所言，“欧洲充斥着大量美元”，多到等同于美国市场上流通的全部货币量，投机分子不得不转向其他地方：法国。但一直密切关注德国经济形势的巴黎迅速切断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联系，限制美元贸易。投机分子们又把视线转向瑞士法郎，伯尔尼的态度与巴黎相同。出手美元越发艰难。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崩溃；《巴伦周刊》预测到秋季将爆发全球性恐慌。8月初，权威预测表明，美国第二季度贸易赤字将超过70亿美元。国会两院联合经济委员会紧随其后，报告说美元估价过高，其他货币应升值，不然美国将不再买入黄金。此时股票市场急速衰退；4月还走高的道琼斯工业指数降了100点。如今欧洲美元在全球都找不到市场。在欧洲的美国游客们发现，曾势头强劲的美元已不被各方接受。全球贸易陷入停滞状态；商人不知道他们的钱在下周还能买什么，甚至明天都不知道会怎样。

美国国内经济形势也一片惨淡。尼克松原本预计形势在1971年较顺利，而1972年艰难，并按国民生产总值1.065万亿美元安排预算。然而最后结果只有1.05万亿，且一半还是来自通货膨胀。生产下降；6%的失业率已逼近大萧条时期的水平。6月底，政府财政年度亏损高达232亿美元，只比约翰逊时期1968年所创纪录少亏损了20亿美元，且比尼克松的预估不可思议地少了245亿。根据凯恩斯理论中的“充分就业平衡”，支出若低于充分就业情况下（即每个人都有工作）的税收，则为“平衡”预算。尼克松总统援引了这一概念辩解让保守派拥护者震惊不已。但即便以此为标准，政府仍有80亿美元的赤字，且前景一片黯淡。新劳动合同向铁路工人保证，42个月内他们的工资将增加42%；钢铁工人的工资3年内增加30%。这样做必然导致相应的通货膨胀。

据1970年《经济稳定法案》，国会授权总统可以“发布任何他认为有助于稳定价格、房租、工资、薪水的法令”。这项法案曾遭到尼克松反对，如今他不得不同意，因为该法案不包括国防所需的基本资源，但他发誓绝不动用该法案。他的计划是排除一切控制，他甚至不再相信自觉遵循的方针或总统的权威（运用总统特权劝导劳动者和工会管理人员放弃加薪或提价的要求）。

尼克松和经济顾问在戴维营度过短短的一个周末后，形势完全改变了。经济顾问们接尼克松24小时内会集的指令，开始起草经济法令以调用曾拒绝的各方力量。8月15日星期日，尼克松在电视上公布了该法令，称其为“新经济政策”。他发布的命令或向国会提出的要求中，有一条是关闭“黄金窗口”，即美元不再用于兑换黄金。大部分进口商品必须缴纳10%的附加税，以便让美国产的商品比进口商品在国内市场更具优势；有一些情况下，购买美国商品的美国人还可获得减税待遇；引进新投资的工业享有税收抵免指标；撤销征收7%的汽车消费税，平均每辆车可节省200美元。美国的所有物价、工资、租金和红利将以目前水平冻结90天，只有极少数例外。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领导的生活成本委员会负责此次冻结工作。

尼克松让美元浮动了，效果与贬值相同。前两周在货币市场上美元贬值2%。外国银行家是明白其中道理的，表示美国若取消附加税，将重估本国货币价值。同时，国外也鲜有报复性行为。丹麦确实征收了自身的附加税；法国也正有此打算，但两国都鲜有针对价格骤降的美国货建立关税壁垒的措施。康纳利在外交界威望有限；他提出的美国在国际收支中快速增收130亿美元的建议被迅速推翻，因为这可能会摧毁共同市场。但在9月的国际货币基金会议上，“10国集团”（即10个当时世界上最富有国家）的金融家们仍对美国表示同情。康纳利也暗示美国可能重启“黄金窗口”，并提价（即直接贬值）。各方在随后的罗马会谈上达成一致，在华盛顿史密森学会上宣布，美国取消附加税，其他货币升值，黄金价格暂时增至每盎司38美元。

在尼克松宣布冻结（亦称第一阶段）的第二天，道琼斯工业指数从32.93飙升至888.95，华尔街迎来其有史以来最繁忙的一天：当天成交31 720 000股。9月（首个限价满一整月），美国生活成本的上涨率保持在2.4%，批发物价指数5年来经历了最大幅度的下跌。工资和物价方面有些意外情况，部分领域会产生混乱，但总体看来，限价政策奏效了。可惜的是，根据定议，这只是第一阶段，11月13日之后就不再限价。在此之前，政府必须找到既能维持相对稳定又能纠正在冻结中一些不公正状况的办法。

10月8日，尼克松再次发表全国讲话，为第二阶段做准备。这次反对意见更为强烈。总规划师经济学家赫伯特·斯坦在第一阶段时便预见到当下的难题，他说：“我当时就明白限价不是问题，解除限价才是。”第二阶段目标是将年通货膨胀率控制在2%~3%之间。一个7人价格委员会和一个15人薪资委员会将负责调控。尼克松认为，在利润方面找不到突破点，计划成败的关键在于“美国人民是否积极配合”。

由于担心劳资双方代表会撤出监督委员会，使得将通货膨胀率保持在3%以下的愿望不可能实现。在迈阿密海滩参加劳联–产联大会时，米尼对与会代表说：“总统若不想让我们按照自己的要求参加薪资委员会，他有的是手段。”尼克松则直接飞到会议大厅，回应道：“我确实有办法，而且我也会这么做。”尽管如此，在第一阶段最后一周，委员会向米尼做出让步，宣布完全承认延期未加的工资增长量，并规定每年工资增加的标准为5.5%。后来这条底线也被突破，进入第二阶段后，委员会的第一个决定便是将煤矿工人的工资增加15%。价格委员会是有名无实。一开始应两家钢铁公司的要求，委员会将马口铁价格上调了7%。3周后，美国1 500家大型企业中有1/3公开要求价格上调，获准与被拒比率竟高达20∶1。

12月，股市再次暴跌，工资委员会对劳工继续采取妥协政策。3个月后，米尼和另两名高管退出，指责委员会里的大部分成员持有偏见。第二天，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的伦纳德·伍德科克也退出了。劳工委代表便只剩下一位：运输工会主席弗兰克·菲茨西蒙斯。尼克松在圣诞周赦免吉米·霍法后，运输工会便被他招入麾下。大众普遍把赦免视作政治手腕，但很少有人责备尼克松。尽管自夏季低潮后，他的民意支持率有所回升，但是人们仍普遍认为尼克松若要谋求连任，可得使尽浑身解数。

美国人小像：
拉尔夫·纳德

在温斯特德（康涅狄格州的工业城市），纳德的父亲是黎巴嫩移民，一个人们熟悉的美式地方平民主义者。纳德拉·内德高地甜品店是一家餐馆兼面包店，那儿的顾客抱怨说，老板从不让他们安安静静地吃饭。纳德拉老是在讨论社会问题，细数种种制度弊端和不公正不道义。和许多移民一样，他这个民主党人比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更有热忱。他滔滔不绝地责骂大财团，还威胁说要起诉。最后，所有人都不愿和他说话了，除了他最小的儿子拉尔夫。

1938年，拉尔夫·纳德4岁，当律师们在地方法庭上高谈阔论时，他听得如痴如醉。14岁时，他每天必读《国会议事录》。在获得奖学金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期间，拉尔夫拒绝穿麂皮马裤或其他具有象征性的服装，还发起活动抗议向校园树木喷洒杀虫剂。他经常因看书太投入而被锁在图书馆，最后管理员直接给了他一把钥匙。他却谴责学校漠视学生的其他合法权利，这倒符合他的一贯风格。1955年，拉尔夫入选美国优秀大学生荣誉学会，并以优异成绩毕业，之后又进入了被他称作生产权势奴仆的“高价加工厂”：哈佛法学院。

拉尔夫的清教徒名声逐渐传播开来。他不读小说，认为那是浪费时间；电影亦是如此，一年他只看两部；他讥笑戏剧、烟草、酒精、女孩和聚会。就读于哈佛期间，拉尔夫从不开车，但动机不同于以往。他开始对交通事故表现出兴趣，在附近的麻省理工学院做了些关于汽车技术的研究后，他为《哈佛法学院报告》写了篇文章《美国汽车：为死亡而设计》。

安全问题持续困扰着他。他毕生都在关注人身安全的问题，危险来源包括不安全的天然气管道、食品添加剂、受污染的肉类、污染、矿业、除草剂、携带病菌的禽类、不合格的私人疗养院和彩色电视机的辐射，但最大的威胁仍是汽车。他在哈特福德开了家私人法律事务所（这里迅速成为穷人的免费法律咨询机构），并坚持要求当地政府贯彻更严格的汽车安全条例。1964年初，他到华盛顿进行游说，劳工部长助理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以日薪50美元聘他为劳工部顾问。

和康涅狄格州参议员亚伯拉罕·里比科夫共事期间，纳德总结出一份要求加强汽车安全管制的长达200页的倡议书。他的首位专业秘密联系人是一位通用汽车的工程师，曾向他指出雪佛兰科维尔系列的车翻车系数过高。1965年11月，在其首本著作《任何速度都不安全：美国汽车的内在危险》中，纳德说科维尔“是历史上最难操作的汽车之一”，并指责汽车行业的从业者“在这种型号已投入市场4年、卖出1 124 076辆车后才有所行动。”

《任何速度都不安全》的精装本和平装本的总销量达45万册。1966年2月10日，拉尔夫因此作为汽车安全专业鉴定人加入了里比科夫委员会。3周后，纳德以安插私人侦探、拨打威胁电话、利用女人勾引他为由控告通用汽车，受到举国关注。一名通用公司工作人员在宣誓后承认，自己接到上级指示“给这家伙点颜色瞧瞧……让他不敢再捣乱……让他闭嘴。”纳德要求赔偿2 600万美元，最终获得28万美元。这笔钱和他的稿酬都用于汽车安全事务。当《全国交通与机动车安全法》 于当年夏天通过时，《华盛顿邮报》认为，“这项重要法案得以通过，拉尔夫·纳德功不可没……他一个人战胜了美国最强大的产业。”

纳德自认为是国家交通安全局的监督人员，随后他将目光转向肉类加工业，结果是他促成了1967年通过的《健康肉类法案》。他扩大了攻击范围，原先只针对那些消费者的剥削者，现在还关注食品药品管理局、联合碳化工业、智囊团、不安全的卡车、纸浆与造纸厂、房产税、官僚、消费信贷、银行及超市。一位评论员说：“拉尔夫不是消费者守护人，他只是单纯地反对消费。”

和林肯·斯蒂芬斯时期的丑闻揭发者最终被批评不同，纳德得到了保守选民的支持。他相信，在无政府主义和社会动荡时期，在体制内部得进行改革。他是个线性思考者，拥护法律与产业秩序。股票经纪人为他提供赞助；波特女子高中为他提供志愿者。他如今招收助理（一个记者戏称其为“纳德骑士”），应选之人大都是中上层阶级的白人名校毕业生，他们的名字就像普尔曼卧车车厢的名称，如洛厄尔·道奇、威廉·哈里森·韦尔福德、鲁本·罗伯逊三世、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四世。其中的爱德华·考克斯还成了尼克松的乘龙快婿。

他的助手们被安排在国家新闻大厦的狭小办公室里，办公桌是二手货，椅子是在义卖中购得的，装档案用的是苹果藤条箱，书柜由木板和砖头搭成。他们一周工作100小时，只领着微薄的薪水；稿酬被用作活动经费，但他们毫无怨言。纳德本人年收入20万美元，而年开销仅5 000美元。

他住在杜邦大厦附近一间带家具的公寓，月租金为80美元，他办公室的月租金是97美元，不配秘书。人们送给他的公文包被他当作档案袋，而他的文件则装在一扎扎牛皮纸大封套里，伴他四处闯荡。他的黑皮鞋早已破烂不堪，鞋带残缺不全还乱作一团。他身着皱巴巴的灰色套装，磨损的白衬衣，系着过时多年的窄领带。他身高1.93米，留着黑色卷发，脸孔青春英俊，被《新闻周刊》比作“弗兰克·卡普拉电影中吉米·斯图尔特一般的英雄”。他唯一令人惊愕的花销是巨额电话费，因为所有行业里的志愿线人的电话费都由他买单。

纳德的大部分收入来自演讲。他每周收到50封演讲邀请函，每年接150场，单场收费高达2 000美元。他是继沃尔特·鲁瑟之后最能说的演讲者，一场演讲1小时45分钟从头讲到尾不间断。收尾时从不留花哨噱头，只是停止发言收拾东西走人。大学的听众起立鼓掌向他致敬，但他从不回头致谢。若有人找他给书签名，他短短一个字便将人家回绝：“不。”一个朋友说：“拉尔夫太怕被塑造成电影明星，或私生活被浪漫化，于是他完全放弃了私生活。”

拉尔夫是一个无法理喻的顾客。点菜时他会问女服务员：“每个三明治的火腿都切片了吗？这是天然奶酪还是人造奶酪？你吃糖吗？吃？我跟你说，那东西完全无用，毫无营养价值。”在飞机上他则告诉空姐：“这飞机上你能引以为豪的唯一东西就是这一小袋坚果，其实都该去掉其中的盐分。”当阿勒格尼航空公司斗胆挤掉他的预订票时，他提起诉讼，要求航空公司支付惩罚性赔偿金5万美元，一半给自己，一半给因他错过航班没能听到他演讲的观众们。

罗伯特·肯尼迪问他“这一切行为”是为哪般，拉尔夫答道：“我若是抗击虐待动物，没人会问一个字。”他说，自己的终极目标“不亚于工业革命的质量改革”，并拒绝所有使他分心的诱惑。尼古拉斯·冯·霍夫曼和戈尔·维达尔建议他竞选总统，他却说：“我对公职没兴趣。美国最伟大的工作是市民行动，政治也得被它牵着鼻子走。”

尽管拉尔夫过着隐士般的生活，但致力于公益事业，对社会有着不容置疑的影响力，有时他似乎也明白这一点。他曾说：“我们总是失败，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降低失败的程度。”听众视他为表演者，为他掌声雷动，但他们很少有人参与其中，遵循这个榜样，听从他的建议，与他并肩作战。他们仍开着底特律产的大型汽车，吃加工食品，往脸上抹昂贵的化妆品，抽有毒的香烟。

他曾哀伤地说道：“在两千年前的雅典，有个人大清早起床，满城游荡，思考关于自己与同胞福祉的问题。没人问他‘你和谁一道？’”70年代的美国人不需要问他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已知道答案，只是不愿与他并肩作战。最令他痛心的是，尽管他们为他鼓掌欢呼，尽管他们总说支持他，在这个物质主义的黄金时代，他们从未真正与他站在同一阵线。

[1] “霍布森选择”源于16世纪的英国，当时有位叫作托拜厄斯·霍布森的商人将闲置马匹出租。由于他总对顾客说：“你们可以选择任何自己看中的马，只要它是离马厩门最近的那一匹。”所以留下了不近人情的恶名。以后人们用这个词形容毫无选择余地，别无他法。——编者注

[2] 戴蒙·鲁尼恩（1884~1964），美国记者及短篇小说家。他善于塑造底层人物、体育明星及生活在大城市的人群；他笔下的人物惯用活泼轻快的俚语。——编者注

[3] 1英担≈ 50.802千克。——编者注

[4] 原文中是“50美元”，但根据20世纪70年代美国社会的经济水平以及政治选举活动中的流动资金数额，编者对此数字存疑。——编者注

[5] “加尔各答黑洞”是座孟加拉人用以监禁英国俘虏的牢房，环境极为恶劣。1756年6月20日，监禁于此的120名英国俘虏均窒息身亡，引起国际争论。——编者注

第三十七章 自尊丧尽

路易斯·柯能伯格所谓的“宣传年代”，源于20世纪20年代的自我标榜和弗洛伊德·柯林斯的受尽折磨。1925年，倒霉的年轻人弗洛伊德·柯林斯在肯塔基一次矿井塌方中被困致死，这个消息连续两周占据报纸头版。“二战”后，浮夸造作的宣传越发引人注目。有人在游乐场旋转木马上宣读婚礼誓词，在百货店橱窗里度蜜月，在聚光灯下生孩子或租礼堂举行离婚庆典。柯能伯格在1954年写道：“美国的问题不是美妙的生活之诗变成了冗长散文，而是沦为广告文案。”他认为继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之后，对美国生活影响最深远的思想家是菲尼亚斯·泰勒·巴纳姆。

随着美国的影响传播到国外，巴纳姆精神亦走出国门。1972年，国外发生了颇多光怪陆离的事件，事件的主人公们因此登上报纸头条。其中包括电话威胁将炸毁“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号豪华邮船；一名想出名想得发疯的澳大利亚地质学者深信自己是上帝之子，用一柄12磅重的大锤毁掉了圣彼得大教堂大殿内米开朗琪罗的杰作圣母怜子像。这一切虽荒唐离谱，但尚未伤及人的性命。事实上，国外许多自我推销者比这更疯狂。1972年堪称死亡宣传年。国外有人仅为提高知名度而杀人，比如土耳其左翼分子杀害了3名“北约”电子专家，一群日本恐怖分子在特拉维夫卢德国际机场（现改名为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杀害了26名游客，黑色九月组织的巴勒斯坦阿拉伯成员在慕尼黑奥运会期间杀害11名以色列运动员；北爱尔兰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互相残杀，共469人死亡。此外，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本作家川端康成自杀。在此之前，为抗议西方对日本的影响，他的年轻同事三岛由纪夫则采取传统的剖腹方式自杀，取出自己的内脏，请最好的朋友割下自己的头颅。

面对国外种种荒唐事，美国并没有理由沾沾自喜。20世纪60年代，达拉斯的李·哈维·奥斯瓦尔德最先以身试法让美国人意识到无所畏惧的谋杀犯必须予以关注。他的效仿者包括洛杉矶的西尔汉·西尔汉、奥斯汀钟楼的查尔斯·惠特曼和在亚利桑那州梅萨的选美学校杀人并肢解尸体的罗伯特·本杰明·史密斯。1972年还有一些事件与这些事情相似。在纽约的小意大利（意大利人聚居区），号称“疯子乔”的黑手党人加洛被枪杀。他的妹妹告诉记者：“他整了容，所以被杀。”乔治·杰克逊在索莱达监狱的两名同伙在一桩狱警死亡案中被判无罪，经安吉拉·戴维斯策划，使其成了一次公关成功的案例，她说：“好极了。”12月29日，《生活》停刊。一条重要宣传渠道就此消亡，一些政客悲痛至极。因擅自空袭北越，空军四星上将约翰·d·拉韦尔遭到斥责并被降职，他的名字因而出现在了参考书上，此前，其名就曾见诸报端[1] 。最引人注目的是阿瑟·赫尔曼·布雷默，在总统预选前夕，他在马里兰州劳雷尔的购物中心（正式预选场地）枪杀了乔治·华莱士。在被押往监狱的路上，布雷默问警察：“我若出本回忆录，你看能捞多少钱？”

这些犯罪行为已很老套，1972年一些美国人又开辟了成名的新捷径。有两起案件值得一提，它们与索莱达、加洛和华莱士事件的不同之处在于，犯罪者或原告都展现出了惊人的想象力。第一起案件是强盗空中劫持美国南方航空公司的DC–9喷气式飞机，声称若要求得不到满足，就让飞机撞击橡树岭的核研究工厂。尽管联邦调查局探员击瘪了客机轮胎，劫机者仍在查塔怒加机场拿到200万美元。然而，在哈瓦那降落后，他们和许多前辈一样被古巴区政府逮捕，不义之财也被没收。埃德加·胡佛曾指控和平工作者密谋绑架亨利·基辛格、炸毁华盛顿地下蒸汽管道，搅得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所有联邦政府大楼里人心惶惶。另一起事件发生在指控之后，6名天主教徒和一名穆斯林被控谋反，不料政府却输了官司。9个月后，两名被告——神父菲利普·伯利根和修女伊丽莎白·麦卡利斯特——结为夫妻的消息震惊了两人分属的圣约瑟夫会和玛丽圣心会。

传统的宗教信徒对此无法理解，但更古怪的还在后头。“耶稣子民”，亦称“耶稣迷”或“街头基督徒”，表达虔诚的方式堪称荒唐。事实上，这表明由“垮掉的一代”演化到嬉皮士之后，美国青年运动正寻找新的切入点并将要进入最新阶段。“耶稣啊，我无比敬重你！”是他们的口号之一。三年前，西奥多·罗斯扎克在《反主流文化的形成》一书中宣称，青年运动明显开始倾向于精神层面，他指的是禅宗及更古怪的教派。当时的基督教被视为无可救药地墨守成规、拥护既定体制的宗教。但如今信徒戴十字架，穿耶稣T恤，还恶搞百事可乐的广告，创作打油诗：“耶稣的恩情没有底，你自会越活越有趣。”他们创建名为上帝之爱、天国客栈、灵魂客栈的社团，参加耶稣摇滚音乐会，进基督教夜店。有的父母甚至开始向往孩子们沉溺于老式大麻的年代。

由于1972年的大学校园依旧宁静太平，所以和平斗士都认为公共关系处理失败了，但州立大学管理人员却松了口气；纳税人以一边倒的票数否决发行学校公债的提议。尼克松总统的新闻办公室宣称，总统凭借精妙的措辞“赢得了”选民的好感；尼克松本人则说他打算多去戴维营，因为“我发觉身处山巅会使我达到工作效率的顶峰”。11月14日，纽约证券交易所获得重大宣传突破：道琼斯指数报收1 006.16点，这是有史以来首次超过1 000点。（但当时没人知道那是抛售的最佳时期。）在纽约，一名联邦法官宣布名叫罗纳德·加莱拉的自由摄影师“无情侵犯”了奥纳西斯夫人的隐私。此后，杰奎琳·肯尼迪·奥纳西斯的公众形象便越发耀眼，而搅扰她的摄影师则越发惹人嫌。法庭判决，今后加莱拉必须与杰奎琳保持50码的距离，离她的孩子75码，离她的住宅和学校100码。

尽管宣传年代的各种事情引人注目，但与两名时代巨人相比便黯淡无光。两人都是美国人，皆无比热衷于自我推销，且都于1972年蜚声国际。一个人是亡命之徒，另一个则是单纯的急性子。

急性子罗伯特·詹姆斯·菲舍儿是国际象棋选手。所有关于他的报道显示，他除了侮辱对手、不按时出场、得罪粉丝、无比贪婪、毁约食言、动不动就提最后条件、大发脾气、关键时刻玩失踪和在冰岛雷克雅未克与苏联选手鲍里斯·斯帕斯基进行过经典一战后成为国际象棋锦标赛冠军外，从未做过其他事。他的同胞一致认为最恶劣的对手非他莫属。他气鼓鼓地数完有史以来的最高奖金15.6万美元后扬长而去。亡命之徒叫克利福德·艾尔文。

1971年圣诞节前夕，麦格劳–希尔集团向纽约各大报纸主编、新闻评论员和通讯社发了一份550字夺人眼球的宣传预告。14年来，深居简出的美国亿万富翁霍华德·休斯拒绝任何采访、拍照，甚至不愿见到媒体人士。但在某位合伙人的帮助下，他23万字的传记即将面世。布面精装版将于1972年3月27日发行，《生活》杂志将连载三期，每期选登一万字。预告引用了休斯原话：“你可以说这是自传，也可以说是回忆录，怎么叫都行，是用我自己的语言描述我自己的生活。”预告中休斯还赞扬了他的助理克利福德·艾尔文。他说之所以选择艾尔文是“因为他的同情心、洞察力、谨慎，以及据我所知他善良正直的天性”。

休斯的回忆似乎被录了音：“本书语言——除去对我的提问——都是我亲口所说。”编辑们最初以为那是在巴哈马斯酒店录的音，因为那正是休斯过去一年的隐居之所，但看来事实远不是那么简单。这两个人“在西半球各种汽车旅馆的房间里和车里”会面过100多次。

出版商是这样公开预告的。公众获悉这条消息两个月后，预告却被撤回了。但在当时，这仍是图书销售史上最轰动的事件，它的风头甚至盖过总统游览中国长城的消息，占据各小报头版。采访休斯和艾尔文的记者比关注越南战争的还多——单是《洛杉矶时报》就有9位记者。30名邮政检察员在邮件中查找着蛛丝马迹。派拉蒙影业公司再次发行《江湖儿女》，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以休斯生平为蓝本杜撰的。名为《黑尔佳与霍华德》的X级电影在曼哈顿上映，休斯T恤每件2美元，人们佩戴写着“这是真正的霍华德·休斯徽章”的袖章。

12月的宣传预告发布不久，自传的真实性首次遭到质疑，休斯器材公司发言人否认“休斯自传的存在”。但即便对老友，休斯也行事诡秘，他们认为否认自传的存在很符合他的风格，事实上本书编辑也预料到会如此。《生活》杂志总编辑拉尔夫·格雷夫斯向下属出示休斯允许连载的亲笔信时，有人问道：“万一这也是伪造的呢？”格雷夫斯答道：“这是真迹，我们已让专家鉴定过。”麦格劳–希尔公司副总裁艾伯特·利文撒尔告诉《纽约时报》：“我们大费周章终于确认这确实是休斯的自传。”《生活》杂志副总裁唐纳德·m·威尔逊告诉另一位记者：“哦，我们十分确定。请注意，我们可是和麦格劳–希尔之类的公司打交道。我们又不是电影杂志！这可是时代公司与麦格劳–希尔公司。我们已经查清楚了，我们有证据。”

威尔逊对另一位质疑者说：“我们从未直接与休斯器材公司打交道。他们不清楚也不奇怪，毕竟休斯先生对这个项目完全保密。”他们联系的是已为麦格劳–希尔效劳了12年的艾尔文。艾尔文写过4本不成功的小说，最新作品是《赝品》，讲述他的邻居埃米尔·德·霍伊，一名艺术品伪造者在西班牙伊维萨岛的故事。如今回想起来，出版商应好好考量一下艾尔文为何如此钟情骗术，以及为何休斯坚持只与他商谈。真相便是这本书纯属捏造。艾尔文从未见过休斯，更别提为他录音，而休斯对这所谓的代笔人更是一无所知。乍看之下，麦格劳–希尔集团和《生活》杂志过于草率。然而，骗子也确实太过狡猾了，而且着实幸运。

整个阴谋始于一年前，当时《新闻周刊》影印出版了休斯的11行手写批注。一个月后，《生活》杂志以彩色字体刊登此文件。作为漫画家的儿子，艾尔文遗传了父亲灵巧的双手。他发现只要稍加练习，就能整页模仿休斯的笔迹，而且还能以假乱真。当时新闻都在报道这位业界巨头，他行事隐秘引发了很多猜想，甚至有人说他或已离世，但真相无人知晓。于是，艾尔文灵光一现，杜撰一本声称得到休斯许可能出版的回忆录，或许不会被揭穿，况且休斯或已去世。同为廉价写手的理查德·聚斯金德住在附近的马霍卡岛，艾尔文说服他与自己合作。后来两人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全世界报纸头版都是他俩的照片——艾尔文英俊健壮，聚斯金德则如一位友人所言，是“长着个奇形怪状脑袋的肉堆”，他俩象征着文学欺诈的巅峰。但一开始，在麦克劳–希尔公司编辑眼中，他俩一个是资质平平但可靠的作家，另一个则是勤奋努力的研究员。编辑们绝不可能想到艾尔文要求赃款三一开，75 %归自己，25 %归聚斯金德。第三位合伙人则是艾尔文的妻子伊迪丝，一个美丽的瑞士画家和两个孩子的母亲。

艾尔文糊弄麦格劳–希尔的手段令人叹为观止。他先寄去几封看似霍华德·休斯真迹的信，表明这位亿万富翁对合作越发感兴趣。时机成熟后，他又寄去休斯签署的合同，其中第22条规定，“出版商收到满意的完整手稿30天内，不能进行广告宣传、营销或发售”。斥资25万美元买下优先连载权的《生活》杂志也承诺保持沉默。作为必要的防伪措施，出版商将所谓的休斯真迹样本交由专家验证。专家将样本与真迹对照后报告：“外人临摹这种手迹能达相似的可能性不及百万分之一。”另一组专家表示赞同，宣称“基于我们在字迹、签名鉴定方面的长期经验”，艾尔文的材料“不可能”出自除霍华德·休斯以外的人之手。

艾尔文最别出心裁的一招是告诉出版商，这位性情古怪的大佬坚持支票上只能填缩写姓名：“h·r·休斯”。支票到手后，艾尔文将其交给妻子。伊迪丝戴着假发，拿着假护照和偷来的身份证飞往苏黎世，以“黑尔佳·r·休斯”为名在瑞士信贷银行开了个账户，账号为320496。她把麦格劳–希尔公司将近100万美元的稿酬存进该户头，然后又取出存进街对面的瑞士银行公司。与此同时，艾尔文和聚斯金德四处奔波。为研究休斯的生平，两人跑遍了纽约公共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加利福尼亚州棕榈泉市、《休斯敦纪事报》和《休斯敦邮报》档案室。最不可思议的是，他们还查阅了时代公司和《生活》杂志的文件。最大的收获是休斯已退休的首席助理未发表的回忆录手稿。艾尔文从此人的一个同事那儿借来并拍了照。两人一边收集资料，一边轮流充当休斯，另一人进行提问并录音。录音最终转化成上千页手稿，艾尔文还仿照亿万富翁的字迹写了评注。一切足以以假乱真，甚至瞒过了休斯多年的密友。

1972年1月7日下午，阴谋开始土崩瓦解。当时在巴哈马的休斯与7名记者通过电话召开了两个半小时的新闻发布会。休斯隐居前，正是这7名记者负责他的相关报道。他斥责艾尔文的书一派胡言，并否认他指甲6英寸长、如今已憔悴不堪、头发及腰的报道。7名记者一致确认声音来自休斯本人。艾尔文说那一切纯属伪造，但为时已晚，伊迪丝也快要守不住秘密。休斯的律师曾让他填写过一张问卷，并盖了手印以示真实可信。其中一个问题是：“不论出于何种原因，你上一次签署支票是什么时候？”休斯亲自写道：“10多年前。”艾尔文和同伙以为瑞士银行账户无论如何都不受侵犯，但事实并非如此：若涉嫌犯罪，银行可透露账户信息。得知霍华德·r·休斯的支票是由说德语、自称黑尔佳·r·休斯的女人兑现时，瑞士方面就明白苏黎世发生了极严重之事。于是，全世界都开始搜捕这个神秘的黑尔佳。

1月20日星期四，消息传到纽约，艾尔文与麦克劳–希尔公司及《生活》杂志负责人会面。他冷静地列出了3种解释：他采访录音的是个假扮休斯的骗子；休斯派了“一个忠诚的仆人”去存支票；艾尔文本人是个江湖骗子。艾尔文一边察言观色，一边无比真诚地说：“我个人认为不可能是第三种，我希望在座诸位与我看法一致。”他演技一流，竟然骗过了所有在场人员。之后便飞回伊维萨岛，这让《生活》杂志编辑十分不满，因为他们认为他应该在问题解决后再离开纽约。当有记者指出伊迪丝符合瑞士方面关于黑尔佳的描述时，他反问道：“你们真的认为我会让家人被牵扯到这种事里来吗？”在曼哈顿，艾尔文的律师尚未起疑，还向记者透露，艾尔文被一帮冒名顶替者陷害，其中两个是临摹别人字迹的老手，还有一个人和霍华德·休斯有几分像，是个6英尺3英寸的瘦高个儿。

这是整个阴谋的关键时刻，对于认清克利福德·艾尔文的伎俩至关重要。他现已把支票绝大部分全额兑成现金，他本可带着这些钱开始自由生活。很多逃犯就在伊维萨岛和马霍卡岛过着逍遥自在的日子。艾尔文、伊迪丝和聚斯金德本该好好待在那里，或飞往某个无法引渡的南美洲国家。钱不是问题，如今几乎没有他们买不起的东西。另一条路却糟糕千百倍，阴谋暴露是迟早的事。那艾尔文为何在此时飞回纽约自投罗网呢？熟知他的人认为，他无法抵御出名的诱惑，他一辈子都渴望引人注目。此前写的书都没能使他如愿，但这次的计谋成功了。在得知有一群热切期待他的记者眼巴巴地在肯尼迪机场等待时，他已如扑火飞蛾般无可救药。飞机着陆后，他却答不上记者的问题，这是很可悲的讽刺。他有喉炎，向记者低语道：“先生们，这真是太难受了。”至少这是真心话。

另一个讽刺紧随其后。两名记者认为艾尔文和休斯前助理约翰·迈耶有联系，要求在艾尔文的律师办公室会面，还告诉律师：“跟克里夫说，迈耶的所有事我们都清楚。”艾尔文对迈耶一无所知，但听到传话时吓得目瞪口呆，他以为对方说的是另一个迈耶。将休斯退休助理未出版的回忆录塞给他的正是斯坦利·迈耶。记者若知道了迈耶，那么所有人都完蛋了，还不如爽快承认。他在区法官办公室坦白了一部分，便回去告诉两位记者：“我有事要跟你们说，但不能公开报道，可以吗？”在当时的情况下，记录下来却不公开是不可能的，但记者们还是点了点头。艾尔文深吸一口气道：“你们或许已猜中，或许没有。黑尔佳·休斯就是伊迪丝，伊迪丝就是黑尔佳。”

事情本该到此结束，但好戏还在后头。艾尔文一时兴起，又编了一套说辞：伊迪丝一直为休斯做事。由于手稿足可以假乱真——再加上字迹专家的意见——整个骗局又得以苟延残喘了几日。随后发生了两件事，才将一切谎言击得粉碎。休斯退休助理未出版的回忆录问世，艾尔文给休斯的录音就此被拆穿。艾尔文确实去过那些地方，沿路还给麦格劳–希尔公司寄明信片，但他错在把娱乐和公事混为一谈。他的同伴之一是位前潜水教练、并且是个身姿窈窕的金发美女，陪他游历了维尔京群岛的圣克洛伊岛。这位美女告诉《芝加哥论坛报》，她以为艾尔文与妻子分居，并深深爱上了他，但两人都没见过霍华德·休斯。第二个玩伴的爆料更可怕，她是美丽的丹麦男爵夫人兼艺人妮娜·凡·帕兰德特。艾尔文过于随便，一直向麦格劳–希尔公司的一位编辑吹嘘妮娜的事，还透露了她的名字。邮政检察员找上门后，妮娜承认曾和艾尔文结伴游玩，两人在墨西哥时还频繁发生男女关系。妮娜还说，艾尔文与她寸步不离，根本不可能有时间与休斯见面。

艾尔文的故事到此结束，但妮娜的却没有，事实上可以说这对她而言只是开始。这些都是能起到宣传作用的激烈争论，胜过任何其他形式的宣传。多年来，她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民歌手，但现在突然一夜爆红。她上过两次《戴维·弗罗斯特秀》、两次《迈克·道格拉斯秀》、两次《迪克·卡维特脱口秀”》、一次《今日秀》、一次《强尼·卡森今日秀》及一个为她量身打造的特别节目。曼哈顿的瑞吉酒店连续3星期邀她出场，迈阿密、达拉斯、圣胡安和旧金山都与她签了演出合同。妮娜的经纪人说艾尔文事件抵得上“5张畅销唱片和一座奥斯卡奖杯”。毫无疑问，妮娜是1972年最著名的情妇。

霍华德·休斯可就没那么幸运了。事情闹得满城风雨，巴哈马政府开始调查其雇员是否持有工作许可证和出入境检查证。而休斯本人则逃往尼加拉瓜，带着6台电视机、几箱波兰矿泉水、一台碎纸机、血浆、一台冰箱、一张医院病床、床垫、办公室家具、锅碗瓢盆、各种录影带、几百码长的电缆、一个旧电炉、一个加热器和一张廉价乙烯基睡椅。

麦格劳–希尔公司从艾尔文夫妇和聚斯金德那里拿回了大部分稿酬，赔偿了《生活》杂志。那3个人也迅速入狱。但当年麦格劳–希尔的噩梦并未就此结束。艾尔文事件结束后，麦格劳–希尔出版的关于印第安人的《红狐酋长回忆录》颇受欢迎，出版社的信誉刚开始有所恢复，不料有人指出《红狐酋长回忆录》是由抄袭1940年出版的作品而来。随后艾尔文作品的编辑被控违反职业道德，他还向另两位作者借钱，累计达出版公司预付款的10%。最后一件事使麦格劳–希尔成为当年纽约出版界的笑柄。艾尔文事件前，位于美洲大道的麦格劳–希尔大楼一层租给了一家银行任分行。如今银行正在搬迁，出版社经理看到镀金招牌在玻璃窗上徐徐挂起时几近崩溃，但也无能为力，因为合同早已生效并归档。这家银行名为：艾尔文信托公司。

1972年2月21日寒冷的早上，被尼克松称为“76年精神”号的银蓝白三色相间的总统专机掠过滚滚长江，一路向北，进入北京后滑翔降落。25年前报道过中国的美国记者对眼前变化深感震惊：铺设整齐的道路、灌溉渠、大型集体农场和公路两旁整齐的树木（白修德写道：“中国居然有树 ! ”）。在这历史性的一天，中国领导人将再一次与美国领导人握手以示友好，反共产主义将不再是美国外交主流。当时的日期也是个吉兆，美国的这一天是乔治·华盛顿诞辰的前一天，中国则是鼠年第7天，中国农历上的吉日。

总统专机于11点30分降落，随行人员走出机舱后一阵错愕。除去美国记者与电视台专业人员，机场上空旷荒凉。虽挂有标语牌，但与尼克松毫无关系：“中国共产党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现场不到400名士兵唱着20世纪30年代的红军歌谣《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美国这位第37届总统出访各国，会见过多国首脑，游历的国家包括罗马尼亚、巴基斯坦、南斯拉夫、西班牙、加拿大、巴西、澳大利亚、日本、印度、爱尔兰、意大利、德国、比利时、法国、英国、奥地利和梵蒂冈。所到之处皆人潮涌动。如今这里却是空无一人，手足无措的总统助理此时大脑飞速运转，想着总统若真被置于此境地该如何是好。飞回美国然后说这一切只是个误会？进退两难之际，神秘莫测的中国人终于露面了，周恩来总理领着几名官员走上前来。尼克松伸出双手，正如几百万美国观众在电视上看到的那样，周恩来握住了他的手。

中国人民没有看电视，人们并不知道尼克松来访。进入城区后，尼克松一行驶过寂静的街道，所有居民似乎都搬离了。5小时后，尼克松刚在一栋两层黄砖宾馆安顿下来，却意外得知新中国的传奇人物——78岁高龄的毛泽东邀他在其私人书房见面。当时只有周恩来和亨利·基辛格在场陪同，毛主席和尼克松总统谈了足足一个小时。会谈内容至今仍是个谜，但显然气氛十分融洽。这一刻，两个世界大国的领导人隔着茶桌轻轻握住了手。次日早上，《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一张领袖们都在微笑的会议照片。信息很明确：这次访问得到了毛主席的赞许。尼克松所到之处，人潮涌动，掌声雷动，热闹非凡。

在这5天中，尼克松和周恩来每天都在一张铺着绿桌布的长桌旁议事达4个小时。最后发布的言辞隐晦的公报表明，双方尚未完全达成一致。公报的主要议题是中美人民需要更多的友谊，尼克松做出的唯一让步是从台湾撤军。但这些会谈得以举行，本身就具有最重大的意义。总统与第一夫人决定采取友善态度，事实表明中国人民对此十分感激。他们每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三个小时的晚宴，硬着头皮用象牙筷与8道菜奋战，在中国管弦乐队演奏的《比利男孩》和《她绕山而来》的乐声中举起盛着茅台酒的酒杯干杯。他们还观看乒乓球、羽毛球比赛和体操表演。有一天晚上，他们还观看了讲述与地主斗争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尽管尼克松当时正努力减少美国地主的税赋，他仍热情鼓掌。次日早上，第一夫人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养老院、饭店厨房、农业公社和针灸诊所，尽管她对针头十分敏感。

参观了故宫和拥有2 200多年历史的长城后，尼克松夫妇把“76年精神”号留在北京，和周恩来搭乘白色伊留申班机飞往杭州。7个世纪前，马可·波罗说杭州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尼克松和周恩来在园林里漫步，一起泛舟西湖。随后，尼克松一行飞往最后一站上海，在那里发布了公报，之后便回到美国向美国人民汇报。

总体看来，尼克松此行深受美国人民好评，尽管有人认为他偶尔显得太过谄媚。在北京讲话时，他建议两国“携手开始一段新长征”，多次引用毛主席诗词中的“多少事，从来急”，并建议人们“只争朝夕”。但他有时又略显迂腐。明朝皇帝从太和殿到紫禁城大红门乘坐的轿子做工极为精细，在观赏时尼克松评论道：“老坐轿子，锻炼可不够啊。”游览长城时，他说：“能造出此等城墙的民族必有一个引以为豪的过去；有如此伟大过去的民族必有一个辉煌的未来。”重点在后头：“看着这堵墙，我就想到各国人民之间不应该有任何墙。”

这道墙另一边的远方，便是对此次来访可能产生的影响深感不安的苏联。自斯大林19年前去世后，莫斯科和北京的关系便越发紧张。如今苏联猜测中美聚在一起肯定有所图谋。在针对中国人民的普通话广播中，莫斯科广播电台宣称《上海公报》“无耻、虚伪至极”。莫斯科评论员说，中国正陷入“同美国统治集团密谋的危险圈套”。

这与其说是反美主义，不如说是共产主义内部分歧正在扩大。尼克松3个月后才出访苏联，苏联人感到嫉妒倒也不无道理。河内广播电台也按捺不住了，称此次会谈“卑鄙龌龊”。但河内与北京、莫斯科不同，它对缓和关系没有兴趣。相反，北越准备破坏美国和北边两个共产党国家的友好关系。尽管没能成功，但他们确已竭尽全力，而且有那么一刻近乎得偿所愿。

当时南越陆军中流行日本的小型半导体收音机。越南非军事区正南方的南越第3步兵师由此得知北京会谈的消息，但并没轻举妄动。美国和共产主义国家在一起商谈时，阮文绍部队放松了警惕。他们放松自满还有一个原因，自尼克松向北越提出新的8点和平计划后，实际行动似乎也以和平为先。因此，北越部队穿过北纬17度线的消息传来后，南越第3步兵师并未感到威胁。3月，东北冬季风的乌云逐渐散去，北方开火的次数显著增加，但也没引起南越军队的重视。他们整天待在碉堡里，很少巡逻。精锐部队会更机警，但南越第3步兵师可不是精锐部队。正因如此，继4年前的新年攻势后，北越的武元甲上将发动的最大规模进攻将南越定为首个目标。

3月30日，在坦克掩护下，武元甲的第304师越过非军事区发动猛攻。这次闪电战与春节那次截然不同，其目的就是集中苏联的精锐武器与大批军队击溃西贡势力。突击部队迅速占领了15座边境哨所。接下来的5周，他们在激烈战斗中向前挺进22英里，占领了美国海军陆战队曾誓死捍卫过的地盘。南越第3步兵师几近覆没，省会广治沦陷。正如国防部长莱尔德所言，这是一次“大规模进攻”，而这只是北越向南越发起的4次猛攻之一。

4月6日，复活节4天后，一支北越坦克部队从柬埔寨发起进攻，将南越陆军赶出禄宁。不到一周，进攻队伍就包围了西贡以北60英里的省会安禄，俘获了南越第5步兵师——保卫阮文绍首都的核心部队之一。4月18日，另一支北越部队占领沿海的平定省，南越面临着从狭窄中部被一分为二的危险。4月22日，北越4个师闯入中部高地，占领达喀图，最后包围省会城市昆嵩。

尼克松做出回应，派遣B–52轰炸机北上，三年来首次猛攻河内和越南海防。反战参议员们立即反对，缅因州的马斯基建议所有美国部队停止在越南的行动。不为所动的莱尔德警告河内，北越部队不撤出南越，B–52就绝不离开。他还表示，白宫认为这是“公然”违反1954年日内瓦协议，华盛顿将不惜一切代价击退入侵者。事实上，白宫当时尴尬与愤怒交加。三年来，尼克松一直声明战争“越南化政策”大获成功，但西贡形势表明计划彻底失败。

潜在的羞辱使尼克松成为异常危险的对手。5月8日，他发动了惊险万分的“后卫行动”。为削弱北越战争能力，他下令实行大规模海空封锁。美国海军在海防及其他北越港口水域布雷，空军摧毁通往中国南部的铁路线。他可是顶着冒犯北京与莫斯科的危险进行此举，当时他和基辛格正在向其求援。尼克松在电视讲话中公开承认与苏联的矛盾：“今晚的意见专门提给苏联。我们敬重苏联这一伟大力量，承认苏联面临危险时有权自卫。那么，苏联也应当承认美国的自卫权……我们，还有所有大国，都应助盟国的保家卫国事业一臂之力，而不是帮他们攻打邻国。”

尼克松对武元甲行动的强势回应给反战运动注入了新鲜活力，支持总统连任委员会则投入成千上万美元伪造对他的支持。白宫收到的伪造电报足以公开声明，尼克松支持者与反对者的比例为5∶1。此外，作为对《纽约时报》一篇批判社论的回应，一则“人民对决纽约时报”的虚假广告横空出世，这里的“人民”不过是查尔斯·寇尔森和他的几个助理。事实证明，一切已属违法，且实无必要。月底，北越攻势减弱。将平定省的3/4区域摧毁后，北越部队渐渐散去。安禄和昆嵩守住了，武元甲大肆宣扬的占领顺化行动从未实现。突然之间，河内威胁减小了。除去正在训练的两个师，越南共产党将所有兵力投入此次战斗，损失10万士兵只换来零星战略价值。孤注一掷的赌博宣告失败。北越政治局成员兼河内首席谈判代表黎德寿传话给基辛格，他已准备好在巴黎重启谈判，并坚称只有将阮文绍撤职才会停火，但和平似乎已近在咫尺。

这与莫斯科有关。在5月初的封锁之下，尼克松–勃列日涅夫峰会似乎遥遥无期，但苏联已下定决心要改善两国关系。苏联外贸部长尼古拉·帕托利切夫曾造访白宫，就国际贸易交换意见，其态度显而易见。记者接到命令赶到总统椭圆形办公室时，却惊讶地发现尼克松、帕托利切夫和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正谈笑风生，打趣两国语言怎么说“友谊”这个词。一名记者问帕托利切夫，尼克松是否如期于5月22日出访莫斯科。帕托利切夫回复道：“我们从未怀疑过这件事，我都不知你怎么会问这个问题。”苏联在劝告河内赶紧停火的同时，还将克里姆林宫内曾为沙皇所用的公寓布置就绪，以备尼克松下榻。北越一想到苏美首领坐在一起吃着鱼子酱喝着香槟，而己方死去的士兵尸骨未寒，便怒不可遏，但他们对这两大强国也无计可施——这正是苏联的目的所在。

“76年精神”号从奥地利起飞，飞过克里姆林教堂闪闪发光的穹顶，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总理和外交部长翘首期盼下降落。多面美国国旗在锤子和镰刀旗旁迎风招展，这在熟知过去20年历史的人看来好比天方夜谭。勃列日涅夫没有在场，他和毛泽东一样，等尼克松安顿下来再与其会面。当晚，为美国贵宾举办的欢迎晚宴在克里姆林宫举行。次日早上，第一夫人参观了苏联的学校、红场、著名的莫斯科地铁和古姆国立百货商场。为期一周的会谈期间，《真理报》头版都是尼克松。“蓝色屏幕”（苏联人口中的电视）上，尼克松用俄语向观众道“晚上好”，离开时用俄语道“谢谢，再见”。期间，另一人翻译了尼克松极为热忱的发言，其中引用了很多苏联人喜爱的朴实的格言。

与北京之行不同，此次会议绝不只是象征性的。晚宴、敬酒和芭蕾表演同样丰富且规格颇高，但克里姆林宫圣弗拉基米尔大厅大型镀金吊灯下召开的会议才具有真正意义。白宫称这些会议“直率坦白、具有实效”；整个一周始终保持直率、热忱的勃列日涅夫则称“颇有实效、实事求是”。后来形成了一套固定程序。两国领导达成协议，或就一个已商讨数月甚至数年的问题达成共识。基辛格和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负责处理细节。随后，礼宾人员拿出红蓝相间的皮革文件夹，尼克松与勃列日涅夫签署文件。双方同意在太空探索领域展开合作，1975年实现两国载人飞船在外层空间对接。合作研究项目还包括公共卫生、癌症、心脏病和环境污染等。双方同意不再干扰对方在公海水域的船只，都承认有必要减少中欧驻兵和召开欧洲安全会议。最重要的是就导弹防御达成一致，两国都将限制反弹道导弹部署，保持现有攻击性导弹水平5年不变。

但一切并非尽如人意，中东问题未能达成一致。尼克松希望苏联劝诫河内停火，也遭到拒绝。勃列日涅夫迫切希望签署贸易协定，但美方说有待商榷。“二战”期间苏联对美国的100.8亿美元债务问题也悬而未决。俄方提议归还3亿，但尼克松坚持要8亿，所有折中手段都未获成功。然而，会谈仍颇有收获。建立了12项大国外交原则，这是国际法方面的一大突破。基辛格说：“路线图已经设计出来了，我们会据此前行吗？我不知道，这并非必然。”除非所有商谈宣告失败，否则上述原则仍具有广泛意义。条约可能体现两国政府体制的差异，但不必发起意识形态层面的圣战。在即将举行的欧洲安全会议上，苏联将突破亚洲界限，改善与欧洲的关系。贸易与技术会继续成为两个超级力量的共同话题。此前普遍预测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世界政治的主流是多极化的分裂局面，但事实说明互相体谅、达成一致才是真正主流。在很大程度上，冷战结束归功于这位美国总统，尽管他曾是冷战最衷心的拥护者。

这一切发生在大选年对尼克松而言意义非凡。他对北京和莫斯科的态度为取得连任增加了两大砝码。每过一天，他离11月成功当选便又近了一步。对其历史地位造成不幸的是，他身边的一些人仍不满意。为保尼克松连任万无一失，他们发誓要不择手段，这正是尼克松悲剧的根源。查尔斯·寇尔森是其中之一，他在自家酒柜拉出的横幅上的话可以高度概括他们的态度：“抓住他的死穴，就抓住了他的心和思想。”寇尔森还说：“只要总统能连任，必要时让我把祖母踩在脚下都成。”为达成目标，他们采取了各种极端手段，概括起来就一个词：犯罪。这个词马上就要有一个同义词了：水门事件。

1972年1月，大选蓄势待发。哈里斯民意测验显示，埃德蒙·马斯基与尼克松平分秋色——两人得票均为42%，乔治·华莱士为11%。这位缅因州参议员显然是势头最强劲的民主党候选人。同月，盖洛普测验显示，在一场自由选择测验中，马斯基得票32%，爱德华·肯尼迪27%，汉弗莱17%，麦戈文3%。不管对手是谁，共和党都决定全力以赴。参加《今日秀》时，h·r·霍尔德曼说反战评论家显然“在帮助、教唆对手”。1月，为使城里黑人学生占70%的学校实现种族平衡，联邦法官小罗伯特·r·梅西格下令，以汽车接送弗吉尼亚州里士满郊区两个县的白人学童到城里就学，白宫迅速行动，利用城郊人民对此的愤慨有所动作。6月梅西格法官将被革职，但到时候，马斯基的潜在对手将就他支持使用汽车大做文章。

在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的狂热追随者正在给一封投往新罕布什尔州曼彻斯特《联合导报》的伪造信件做最后润色，信中谎称马斯基在南方竞选时，称法裔加拿大人为“加国佬”，这将在新罕布什尔预选中给马斯基致命一击。尼克松团队其他人或采用类似手段破坏马斯基竞选，或如霍华德·亨特一般，计划撬窃一个拉斯韦加斯编辑的保险柜，据说其中藏有对马斯基不利的证据。设在华盛顿宾夕法尼亚大道1701号的支持总统连任委员会正招兵买马。一个月后，约翰·米切尔将辞去司法部长一职，出任其早已开始掌握实权的主席一职。

同时，共和党正快速积攒竞选经费，而民主党仍欠债600万美元。民主党一向指控共和党是大财团之党，这确有几分道理，当年的形势就更证明了这一说法。4月10日将通过一项法令，规定必须公布主要捐款人姓名。在截止日期前，两位共和党主筹款人：商务部长莫里斯·斯坦斯和总统私人律师赫伯特·卡姆巴克正在美国奔走，从富人那里筹得不少款项。随着工作越发深入，他们开始触犯道德底线，有时甚至构成实质性犯罪。伯纳德·l·巴克是亨特最器重的机密盗窃人员，他在迈阿密银行户头里有11.4万美元赠款。其实就算依照过去的法律，向企业索取政治用途的捐款亦不合法。他们仍到处征募且频频得手：阿什兰石油公司、海湾石油公司、菲利普斯石油公司各10万美元，美国航空公司5.5万美元，固特异公司4万美元，明尼苏达矿务及制造业公司3万美元。最后，低于10万美元一概不收，因为几万块钱不值得为之费心。总统秘书罗斯·玛丽·伍兹的办公桌里，藏着一张列有两名秘密捐款人名字的清单。在白宫内部，这被称为“罗斯·玛丽的小乖乖”。

随着筹款数量过千万，足智多谋的尼克松团队开始思量钱该怎么花。1972年1月27日下午4点，在司法部长的办公室，戈登·利迪提出了最大胆的构想，在场人员包括米切尔、马库德、总统特别顾问约翰·迪恩。利迪用靶子、宝石之类的代号解说五颜六色的关系图，半小时内提出了耗资1 000万美元的行动建议，如窃听民主党电话、恐吓反尼克松的示威人员、绑架反战首领并在圣迭戈召开共和党全国大会期间把他们关到墨西哥兵营。另一个天马行空的计划是民主党在迈阿密海滩召开大会期间，为他们租借游艇提供色情服务，让姑娘们（利迪承诺：“定为行业精英”）从好色的民主党成员口中套出重要情报，引诱其做出下流行为，一切都会被偷拍存证。

这些地位显赫的听众们对此做何感想无从知晓。利迪后来从未向联邦检察官交代一个字，反倒乐得蹲监狱。米切尔后来对国会调查员说，这些提议“完全无法接受”，马库德表示“十分震惊”，迪恩则说“难以置信”。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第二周，利迪被召回再做努力。2月4日下午，他展示了以偷拍和窃听为主、只需50万美元的计划。为详细说明如何闯入迈阿密海滩的枫丹白露酒店、麦戈文的竞选办公室（位于华盛顿西南第1大街）、水门大厦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华盛顿总部，利迪让众人传阅了一张8×10英寸的图表。据马库德所言，司法部长对这个版本也“感到不安”，让利迪再想想其他方案。

冬季一天天过去，总统的中国之行也已结束，利迪仍未想出可行办法。3月初，他和亨特找到寇尔森，让他向共和党高层说说情。寇尔森致电马库德表示，“戈登·利迪心烦意乱，他试图开始情报工作，可见不到任何人。”他劝告马库德“高抬贵手，批准利迪行动的预算”。当时的预算为25万美元，袭击、绑架和召妓不在考虑范围内，但闯入并窃听民主党和麦戈文总部的费用仍保留在预算内。3月30日，米切尔正在基比斯坎岛休短假，马库德前去做最后报告。当时共3人在场——马库德、米切尔和共和党南部战略家弗雷德·拉鲁，事后3人对当日的描述各不相同。不管真实情况如何，利迪的计划已经通过，而只有米切尔有权批准。利迪得到了放行的绿灯。

第二周，马库德授权支持总统连任委员会财务主管小休·斯隆拨给利迪8.3万美元。其中6.5万美元于4月12日转给麦科德，大部分用于在纽约购买电子监听设备。5月1日，麦科德将查看联邦调查局前特工人员协会名册时选中的阿尔弗雷德·C·鲍德温三世纳入水门行动小组，并告知所有成员，鲍德温将担任玛莎·米切尔的临时保镖。尽管没有报酬，但鲍德温想若表现出色，可能“有助于谋得一个永久职位”。一开始，这位新保镖并未引起玛莎多大重视，但她后来说，鲍德温故意带她到危险的敌对场所，向玛莎的所有朋友宣称自己是民主党人，玛莎说：“他在纽约众人面前光脚走来走去”，“是我见过最扭曲变态的人”。但麦科德喜欢鲍德温，不仅提拔他，还让他搬到华盛顿的霍华德·约翰逊汽车旅馆419号房间——在弗吉尼亚大街上正对着水门大厦，并让他监视华盛顿激进分子。5月26日星期五下午，这位前特工人员协会会员惊讶地发现麦科德在自己房间，摆弄着一个高级无线电接收器的拨号盘。麦科德指指街对面说道：“今晚我们要去那边安装几个设备，你负责监听。”为展示如何操作窃听器，麦科德拆卸了客房电话，装入一个小器件，拨了个本地号码做录音测试。他对鲍德温说，这次若表现出色，在民主党全国大会期间他还会得到类似差事。

4天前，在巴克带领下，一队古巴流窜犯从迈阿密飞抵华盛顿，并冒名入住另一家酒店，如今这队人马已搬到水门酒店。鲍德温在汽车旅馆的房间能看到水门大厦6层的民主党总部，但古巴人的新房间更靠近目标。水门酒店的大陆餐厅离目标还要更近，于是当晚，亨特、利迪和古巴人便在此上演了经典《错中错》喜剧系列的第一幕。反正有富人埋单，他们便点了236美元的酒菜，人均消费约30美元。饱餐一顿之后，所有人离开餐厅，除去亨特和巴克的锁匠维尔吉利奥·冈萨雷斯。他俩一直躲在隔壁房间，直到侍者锁门离开。冈萨雷斯试图打开大厅尽头的一道门，此门背后的楼梯通向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6层办公室（即内部人士口中的DNC）。但冈萨雷斯没能搞定门闩，俩人惊慌之下转向通往餐厅的安全通道。万般无奈之下两人只得坐下来度过一个痛苦的漫漫长夜——好在他们可以用这段时间来慢慢消化丰盛的晚餐。

其他人也没闲着，只是行动同样不尽如人意。在利迪的带领下，他们离开弗吉尼亚大街，前往第一大街和麦戈文总部。在附近路灯照耀下，入口灯火通明。利迪打开公文包，掏出一把用毛巾裹着的高级珠弹手枪，指着明亮的路灯道，“我把它灭了？”他有这个能力。几天前，穿过白宫正对面的拉法耶广场，他在亚当斯甘草酒店的厕所里试过这把枪。但这次麦科德阻止了他，行动被迫流产。有个酒鬼一直在大楼入口处闲荡。凌晨5点，他们只好作罢，回到弗吉尼亚大街的房间里睡大觉去了。

次日晚，亨特乘电梯到民主党总部，又沿楼梯走下来，沿路撬开门锁，再用胶布粘住。这样一来，麦科德和古巴人便可从水门大厦底层的车库上楼，抵达目的地。凌晨1点半，突击小队戴着橡胶手套，拿着对讲机、相机和手电筒到达目标区域。两小时后，劳伦斯·F·奥布赖恩的秘书和民主党官员斯潘塞·奥利弗的电话已被麦科德安上了窃听器。寻找卡斯特罗赞助民主党证据的巴克一无所获。事实上，这一晚和上次一样徒劳一场，他们仍无法进入麦戈文办公室。而且窃听器也让人失望，鲍德温发现它们一个失灵，另一个只监听到女秘书与已婚政客安排约会的事。据马库德所言，米切尔听了200个对话后，说这些情报“毫无价值”，钱打了水漂，让他们继续想办法。

6月17日星期六晚上，闹剧第二幕，亦是最后一幕开始上演。起初，住在水门酒店214、314房的古巴人又饱餐了一顿。麦科德打开车库门锁，用胶带粘住，穿过大街进入鲍德温在霍华德·约翰逊汽车旅馆的房间，检查当天早些时候买来的新设备：烙铁、电池、电线和螺丝刀。午夜0点45分，另一个重要演员上场——弗兰克·威尔斯，水门大厦的黑人守卫。他以为卡住锁簧的胶带是维修人员留下的，于是把胶带扯掉，然后到霍华德·约翰逊汽车旅馆喝了一杯咖啡。与此同时，麦科德透过鲍德温房间的窗户发现民主党总部办公室的灯已熄灭，于是给水门酒店214房的亨特和利迪打电话，说对面人去屋空了。他拍了拍无线电接收器，对鲍德温说：“对面一有动静，你就用这东西通知我们。”然后便到车库找那几个古巴人——巴克、冈萨雷斯、弗兰克·斯托吉斯和欧金尼奥·马丁内斯。他们发现门又给锁上了，惊吓之余赶忙叫来冈萨雷斯，锁匠这回不负众望打开了门。他们讨论了进一步行动是否太过危险，最终决定继续行动，爬楼梯到了6层，把沿途碰到的锁都缠上了胶带。凌晨1点50分，威尔斯喝完咖啡后发现车库门又被缠上了胶带，于是报了警。凌晨1点52分，威尔斯的电话转到了727号城市警车，那是一辆没有标记的巡逻车。车里是3名身着T恤、皮夹克和廉价长裤的便衣警察。

凌晨两点，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据正站在霍华德·约翰逊汽车旅馆小阳台上欣赏“美妙夜景”的鲍德温回忆，巡逻队停车后进入水门大厦，穿着便服的3人没引起他的警觉。但当街对面亮起灯时，他迅速通过无线电信号说：“总部，一号总部，听得到吗？”水门酒店214号房的亨特答道：“收到。继续。有何情况？”鲍德温：“8层灯亮了。”亨特：“我们知道，那是两点的门卫例行检查。有事再通知。”这时，一直听着对话的巴克为了省电关掉了对讲机。几分钟后，6层灯光若隐若现。鲍德温看清了两名便衣，一人还握着枪。鲍德温问：“一号基地，一号小组。我们的人穿套装还是便服？”亨特答：“套装。怎么了？”鲍德温说：“麻烦了，楼里有人穿着便服，还掏出了枪。”据鲍德温回忆，亨特“发狂一般”试图警告搜查小组，吼道：“听到了吗？听到了吗？”拜注重节省的巴克所赐，没有回应，但也许一切早已注定为时已晚。一个警察看到一条手臂时，麦科德正拆卸奥布赖恩的电话。警察立马吼道：“住手！别动！给我出来！”鲍德温和亨特听到开启步话机的声音，一个嘶哑的声音低声道：“被他们抓住了。”10只戴着橡胶手套的手慢慢举了起来。麦科德问道：“诸位是市警局的吗？”对方点点头，警察拘捕了水门5人组。

亨特打电话到霍华德·约翰逊汽车旅馆：“你还在街对面吗？”鲍德温：“在，我在。”亨特：“好，我们马上过来。”鲍德温从阳台往下看，找到了亨特和利迪的身影。一会儿，亨特急匆匆地闯了进来，发狂似的叫道：“出什么事了？出什么事了？”鲍德温道：“过来看。”街道上满是身着制服的巡警以及摩托车、巡逻警车；戴着手铐的麦科德、巴克、冈萨雷斯、斯托吉斯和马丁内斯正被带走。亨特哀叹一声：“我要上厕所。”随后，他冲进厕所，方便完毕又冲出来，给律师打了电话，向鲍德温要了麦科德的地址。他身旁是一堆堆电子设备，散落着此前拦截到的电话记录，麦科德的钱包和钥匙还在床上。亨特说：“把所有东西收走，连你们一起离开！”“我们会再联系，再给进一步指示。”他冲出门时，鲍德温还在身后叫道：“意思是我就去不了迈阿密了吗？”

夜盗事件登上了《华盛顿邮报》星期日版头条，但在其他报社并没那么显眼。《纽约时报》以“5人被控夜盗民主党总部”为题，进行了少量报道，多数报纸则更不拿这当回事。然而，这则新闻肯定吸引了很多美国政府高官的注意，如h·r·霍尔德曼、约翰·埃利希曼、约翰·米切尔、莫里斯·斯坦斯、查尔斯·寇尔森、戈登·斯特拉坎、约翰·迪恩、杰布·马库德、弗雷德·拉鲁，也许还有美国总统。

一年后，参议院总统竞选活动特别调查委员会召开听证会，由北卡罗来纳州的小萨姆·厄尔温主持。会上，有人问马库德，这群招摇的逃犯何时决定掩盖其行迹。马库德颇为不解地答道：“我想我们从没讨论过是否掩盖的问题。”这无意中露了馅儿，因为掩盖活动始于6月18日，当时其中几人在洛杉矶开会商讨竞选策略。早上8点半，他们还在比弗利山酒店共进早餐时，马库德在餐厅接到利迪电话。利迪问：“你能换个更保险的电话吗？”马库德说没办法，有何情况。“出事了。”“什么事儿？”“安全工作的头儿在水门被捕了。”“你是说吉姆·麦科德？”“是的。”马库德挂断电话后向拉鲁低语道：“我想他们昨晚进了民主党总部。”拉鲁将此事告知米切尔，米切尔说：“这不可信。”

他们的第一反应是保护麦科德，被逮捕的5人当中他们只认得麦科德。据马库德反映，米切尔建议利迪找新任司法部长理查德·克莱因戴恩斯特，让他保释麦科德。米切尔拒不承认，但加利福尼亚时间上午9点——华盛顿时间正午，比弗利山庄确有人致电利迪，并提出如此要求。利迪在焦树乡村俱乐部找到克莱因戴恩斯特，在衣帽间向其说明来意。克莱因戴恩斯特不仅果断拒绝，还下了逐客令命其立即离开，随后致电司法部刑事司司长亨利·彼得森，指示其对水门5人组绝不能特殊对待。

联邦调查局已涉入调查，并逐渐发现事有蹊跷，在巴克口袋里找到了涉及亨特的文件。逃犯们怀揣13张百元钞票，在水门酒店古巴人的房间，发现了32张百元钞票。利迪正试图毁掉所有对自己不利的证据，用支持总统连任委员会总部碎纸机处理掉手头的全部文件，包括他的百元钞票。接霍尔德曼指示，斯特拉坎搜遍他在白宫的档案，取走有关他与5名罪犯关系的全部材料。马库德致电助理，让他把一份“宝石”文件带回家，以防民主党搞报复盗窃他的办公室。霍华德·亨特仍在逃亡。

迪恩、寇尔森和埃利希曼召开紧急会议，商讨能给亨特什么意见。据迪恩反应，埃利希曼建议他离开美国。迪恩电话指示完后开始担心，问另两人白宫下达这种指示是否明智。埃利希曼答道：“怎么不明智？他又不是逃犯。”但寇尔森与迪恩看法一致，于是又打了个电话收回上个指令。然而，亨特去意已决，他将办公桌清理一空，只剩下一个空威士忌酒瓶和几片利眠宁。随后，利迪飞往加利福尼亚州，躲在一个朋友家里，直到再也顶不住压力最终自首。联邦调查局一直在调查利迪，他拒绝谈话更引起了情报局的怀疑。利迪因此被米切尔解雇，这看似过河拆桥，但利迪表示理解，并对马库德和迪恩说是自己“搞砸了”，并说：“我是个好士兵，绝不开口。如果有人要让我暴尸街头，那就来吧。”

亨特依然是白宫成员，总统团队的成员难以撇清与他的关系，为此苦恼不已。迪恩下令清理行政大楼552室里亨特的保险柜。一名助理带回了保险柜中的物品：一个黑色公文包和一个纸箱，里面有4部对讲机、一罐催泪瓦斯、4副手枪带、伪造的1963年国务院发往越南的电报、他曾试图说服《生活》杂志相信伪造电文的证据、一叠五角大楼的文件、中央情报局弄来的艾尔斯伯格个人档案及亨特就查帕奎迪克岛的报告。迪恩看到时倒抽一口冷气：“我的天哪！”

同时，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米切尔赶紧就麦科德事件发表声明：

……几个月前，委员会曾雇用一个私人安全机构协助保安系统安装工作 , 麦科德是该机构的老板。据我方所知，他拥有许多商业客户，其中具体关系我方并不明了。我方郑重强调，麦科德及其他涉案人员所为既不是我方行动，也未经我方授权。我对这些报告甚感惊讶与失望。我方竞选没有涉及此类行动，也绝不容忍、纵容此类行动出现。

米切尔夫人是知道真相的人之一。米切尔星期一回华盛顿时，曾劝她留在洛杉矶。据米切尔夫人事后描述，有人代替鲍德温担任她的保镖，她受到“政治犯”般的监视。她致电一名合众国际社记者说“他们不准我开口”时，保镖把电话线从墙里拔了出来，并把她按倒让另一人往她臀部注射镇静剂。但没有什么能让玛莎·米切尔保持沉默。3天后，她再次致电该记者：“我不会容忍这些龌龊勾当。”故事虽精彩，但大部分人都不相信，他们接受了官方说法，即政府对这些龌龊勾当毫不知情。星期二早上，前广告人、现任理查德·尼克松新闻秘书的罗纳德·齐格勒发布官方声明。他态度轻蔑，甚至拒绝就米切尔的说法进行补充。齐格勒说：“对于这种不知羞耻的盗窃行径，我不会代表白宫做出评价，这与政治无关。”但当一小撮《华盛顿邮报》记者紧追不放时，齐格勒又代表白宫说道：“《华盛顿邮报》的那类报道，那种卑鄙劣质的报道，我难以欣赏。”米切尔在提到报纸出版商时，告诉一位记者：“凯蒂·格雷厄姆将为此付出巨大代价。”

在某种意义上，随后的竞选是理查德·尼克松越来越所向披靡的传奇故事。早期预选双方的支持率相持不下，但进入夏天后，尼克松一路高唱凯歌，直至所有民意测验都表明他将得到60%的选票，令对手们望尘莫及。支持总统连任委员会具有绝对的资金优势——6 000万美元，民主党仅有2 500万美元，但这与尼克松获胜关系不大，更别提水门行动了。早在4年前反越南战争高潮时期，尼克松就已然获胜，他将因结束战争而流芳百世。他刚上任时，约1.7万美国人丧生越南，国防部统计的周死亡人员约300人。但到1972年年初，美国驻越部队已从549 500人降至139 000人。9月21日，周死亡人数为零，且一直保持下来。作为政治动物，机会一旦出现，尼克松便紧抓不放。例如在佛罗里达州民主党预选期间，乔治·华莱士以“传递信息”为口号，向当地选民承诺，若为他投上一票，“尼克松总统在30天内就取消公车接送学童制度”。选举结果送达不到两天，尼克松便不负华莱士所望，宣布暂停公车接送。

尼克松的全部奥秘就是团结党派，作为该党党魁候选人的过去不必追究，只是如今必须以维护和平与改善关系为先。共和党内只有两人可与他较量一番——比他偏左的加利福尼亚州国会议员小保罗·麦克洛斯基与比他更右的俄亥俄州的约翰·阿什布鲁克。这两人在选战中的作用也仅仅是突出了尼克松在共和党的中间派地位。迪塔·比尔德和国际电报电话公司使圣迭戈成为一个尴尬之地，于是迈阿密海滩成为共和党大会召开的新地点。于是麦克洛斯基带着他仅有的一票光临现场，按新墨西哥预选法，这一票只能归他。他希望能在大会上提名，从而让抨击尼克松种族政策和军事政策的人有发言的机会。但法案委员会规定，至少掌控3个州代表团才有提名资格。首轮投票结果为：尼克松1 347票，麦克洛斯基1票。这位孤军奋战的新墨西哥人不得不向在场人员鞠躬道歉。

这件事的戏剧效果确实不错。尼克松宣布打算保留阿格纽的候选资格，以打消所有人的顾虑。共和党内人人都渴望为他做事。罗纳德·里根主持大会，纳尔逊·洛克菲勒把尼克松的名字纳入提名。大会工作人员知道他看重条理性，便将拥护他的游行时间限定为20分钟。为反驳民主党代表年轻美国的论调，3 000名穿着保守的年轻人乘坐包车来到迈阿密海滩，其中男生头发短得像是另一个年代的人——这正是目的所在。

可以肯定的是，在场的年轻人并非只有他们。5 000多名衣着邋遢的反战斗士在火烈鸟公园安营扎寨。他们在民主党开会周相对安生，但共和党一到，他们就突然爆发，1 200人因划破轮胎、阻碍交通、砸碎商店橱窗、在街头点燃篝火和妨碍代表团入会被捕。共和党对此欣喜不已，他们似乎在向扰乱有序会议的人表示：硬要肆意胡来，必然遭此下场。随后的竞选中（尼克松本人很少露面，让代理人负责大部分政治活动，且从未提及对手名字），共和党发言人骄傲地谈到党的内在团结，并反复强调民主党的混乱无序。

共和党确有道理。4年前民主党在芝加哥分裂后，便一直深陷于激烈内讧。新一届总统选举不仅引发旧怨，也酿下了不少新仇。初选期间，想要提名的人数不胜数，包括马斯基、麦戈文、汉弗莱、乔治·华莱士、尤金·麦卡锡、俄克拉何马州的弗雷德·哈里斯、印第安纳州的万斯·哈特克、华盛顿的亨利·杰克逊、纽约的约翰·林赛、洛杉矶的山姆·约蒂、阿肯色州的威尔伯·米尔斯、纽约的雪莉·奇译姆及爱德华·科尔。科尔是来自康涅狄格州的青年社会工作者，他曾在一场电视辩论中，用橡胶鼠把一位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女委员吓得面如土色。这场征战堪称闹剧，哈里·杜鲁门讥讽初选是“纯粹胡闹”。和1964年共和党的争斗一样，民主党此次混战搞垮了所有有识之士，剩下的人已在竞选中暴露出弱点，不可能赢得大选。

1964年的巴里·戈德华特时运不济。年初在新罕布什尔演讲时，他呼吁终止社会保障制度，这无异于自掘坟墓。8年后，几乎刚好是同一个日期，1972年1月13日，乔治·麦戈文在艾奥瓦州埃姆斯对大学生说，他赞同国库给每人1 000美元，限制遗产数额，每人最多继承50万美元。麦戈文当时还是无名小卒，数月前他的民意测验支持率仅为2%，因此人们对这番话并未在意。但那次讲话足以使他追悔终生，因为他不仅惹恼了本就认为政府太过慷慨的人，还冒犯了梦想着中头彩或天降大运的人。而这两种人数量之多，何止成千上万。

麦戈文的一部分实力源于充分利用了自己的籍籍无名。在新罕布什尔州首轮预选中，他们成功塑造了这样一条规则：鉴于马斯基一路领先且来自邻州，他只要得票低于50%便宣告失败而麦戈文获胜。此前的“加国佬”事件，马斯基夫人被《曼彻斯特联合导报》控诉爱讲色情笑话，马斯基已遭受很大打击，如今更是无法翻身。在报社办公室外发表电视讲话时，马斯基称该报出版商威廉·洛布是“胆小的懦夫”，“没站在我旁边算他幸运”，然后就哭了——也许这是一个公众人物流过的最昂贵的眼泪。即便如此，3月7日，他仍以46.4%胜过麦戈文的37%。差距虽不算悬殊，但也不小。但是这位南达科州参议员的助理计上心来，迅速将他塑造为一匹黑马，因此最出风头的仍是麦戈文。

预选之争的下一个回合在佛罗里达州，共11人参选。麦戈文讨巧地说对这儿“不敢奢望”，他表现也确实不佳，得票率仅为6.1%。华莱士出人意料地成为大赢家，连他本人都未曾料到，他吹嘘说“我们打败了民主党的头牌选手”。他之后是汉弗莱、杰克逊和马斯基。第二周在伊利诺伊州，马斯基以63%胜过麦卡锡的37%。在随后的威斯康星州，麦戈文团队已蓄势待发，他最终以30%领先其余11人，他后面是华莱士、汉弗莱和马斯基。麦戈文在自由派占主导的马萨诸塞州获胜，汉弗莱在俄亥俄州与印第安纳州获胜；在内布拉斯加州，麦戈文超过汉弗莱6%；在西弗吉尼亚州，华莱士以33%惨败于汉弗莱的67%，但他在北卡罗来纳州获胜。

5月中旬，马斯基出局，华莱士、汉弗莱和麦戈文将展开角逐。支持华莱士通常被视为抗议性投票，他说将以此争取全国大会让步。5月15日在马里兰州，华莱士接连遇袭：弗雷德里克的石头、黑格斯敦的臭鸡蛋、索尔兹伯里的冰棒及劳雷尔的6颗枪子儿。第二天马里兰州和密歇根州初选，华莱士均大获全胜，但对受伤瘫痪的他而言，一切已毫无意义。事实上，对所有民主党候选人而言，一切都结束了。没了华莱士的偏右第三党在一旁瓜分选票，尼克松势在必得，但当时很少有人认识到这一点。6月6日，麦戈文和汉弗莱在实行赢者通吃的加利福尼亚州展开殊死战。结果是麦戈文1 527 392票，得票率为47.1%；汉弗莱1 352 379票，得票率为41.7%。自那之后，幸运之神屡屡青睐这位南达科他州人，他在迈阿密海滩共得到149 275票，实际已稳操胜券。

加利福尼亚州选举对麦戈文的影响在当时并未引起重视。没人质疑他的竞选纲领，他在人们眼中的形象英俊、正派、直言不讳、仇视越南战争。在3场激烈的电视辩论中，汉弗莱指出麦戈文反复无常，对以色列、国防支出、福利、劳动法、失业保险、税收，甚至越南战争初期的看法通常不切实际，这彻底摧毁了麦戈文此前的形象。民意测验人员罗伯特·蒂特事后说：“休伯特·汉弗莱搞垮了麦戈文，民主党内没人能像他那样。而且这还是麦戈文头一次遭到敌对待遇。”

第二次在迈阿密海滩，当时全国上下通过电视目睹了这一幕。4年前，1968年8月27日的夜晚潮湿闷热，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提议改革大会代表的挑选流程，芝加哥大会口头表决予以通过。乔治·麦戈文任主席的改革委员会以10∶9的投票结果通过黑人代表限额的决议。接着谈到妇女与年轻人的限额问题，一位委员提议：“妇女应没有理由不占到全国代表大会的50%，年轻人应占10%~15%。”大部分委员都认为这合情合理，但其实不然，限额分配相当于否定了整个代表原则。更糟糕的是，这将使歧视没有限额的人群合法化，例如老人、少数族裔和有组织的劳工，而这正好是民主党实力来源的3个传统群体。

佛罗里达州州长鲁本·阿斯克尤在主旨演说中说道：“看着这个群体，无法不感觉就像看到美国的脸面。”他看到的当然是政治新人。每10个代表中就有8人是首次参加代表大会，15%是黑人，36%是妇女，22%不到30岁。一个候选人说：“不要拒绝搭便车的人，他们可能是代表哦。”的确有些代表是搭便车而来，也有些不是。为了让弱势群体有机会发声，加利福尼亚州代表团招入了89名接受救济人员。同性恋解放论者在电视上反复宣扬“二四六八，我们不是多余的”和“三五七九，女同性恋都很厉害”。为表示绝不冒犯少数群体的决心，麦戈文对他们体贴周到。同时，惊人数量的当选民主党人失去了参会资格，其中包括255名国会议员中的225人，以及费城、底特律、波士顿、旧金山、洛杉矶和芝加哥等地的民主党市长。

业余人员难免会犯专业人士能避免的错误，大厅里为数不多的专业政客痛苦地意识到这些错误。当麦戈文的狂热支持者把伊利诺伊州选出的代表团赶出大会时，弗兰克·曼凯维奇难过地说：“我想可能今晚我们在伊利诺伊州就没戏了。”纲领委员会上，本·沃滕伯格叹气道：“搞什么汽车接送学童，无异于把密歇根州送给共和党。去年秋天，马科姆县公民投票就以14∶1的结果反对汽车接送，但似乎无人记得。”休·斯科特斥责麦戈文是“迷幻药、特赦和堕胎”的“aaa级”拥护者。这未免有失公道，但部分麦戈文支持者确实公开支持过这三类事物，尽管戴维·理斯曼等观察家苦口婆心地指出，全国政治大会不适合讨论堕胎等敏感问题。此番种种对全国电视观众的影响无法准确估计，但之后的事件表明，通过“合理”反映选民的种族、性别和年龄，确实争取到一定的黑人、妇女和年轻支持者，但人数远远不及目睹迈阿密海滩场面而感到愤怒的群众。到了11月，这三类人中只有黑人还与麦戈文站在同一战线，但他们本来就拥护麦戈文。

麦戈文最后获得的总统提名也无多大价值。他在凌晨3点，这个大部分选民已进入梦乡的时刻，发表提名演讲，让自己进一步贬值。此后不到12个小时，他在枫丹白露酒店的枫丹厅召开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此举拉开了一连串灾难的序幕。麦戈文一开始便宣布，拉里·奥布赖恩“不愿继续担任民主党主席”。然而，事实是奥布赖恩愿意继续，且大多数人都知道这一点。珍·韦斯特伍德夫人出任新主席，麦戈文提名皮埃尔·塞林格出任副主席。查尔斯·埃弗斯说：“既然要按麦戈文的规定办事，那么我……强烈建议，若有一名女主席……我希望提名一名黑人出任联合主席或副主席。”随后便提名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黑人——麦戈文表示并无异议，塞林格便被这样当众否定了。

不幸的塞林格还被耍了一次。当天晚些时候，麦戈文让塞林格代表自己到巴黎与北越谈判。塞林格飞往法国，不料合众国际社意外得到消息，于是麦戈文向报业声明：“我从未给皮埃尔任何指令。他告诉我他要去巴黎，在那期间可能会解决一些谈判事宜。但我从未下达任何指令。”吃这种闷亏的不只塞林格一人，其中之一还有麦戈文与河内的联络官戴维·德林杰。麦戈文指责尼克松出尔反尔，不想自己也正是这种人。

随后伊格顿事件爆发。密苏里州参议员托马斯·伊格顿是麦戈文的竞选伙伴，当麦戈文正在黑山度选前假期时，记者获知伊格顿曾两次住院接受精神病治疗，包括电击疗法。这倒不能全归罪于麦戈文，他看中伊格顿时并不知他的病史，况且，曼凯维奇问过伊格顿有无把柄可抓，后者说没有。这位密苏里人埋下了祸患。美国人对精神疾病愚昧无知，一个政客哪怕曾有轻微抑郁，也不能担任国家级公职，而轻微病症可用不上电击疗法。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便是让伊格顿体面地辞职，然而麦戈文没有。

麦戈文声明“比汤姆·伊格顿自己还了解他”且“不打算将他除名”。然而话音刚落，《纽约邮报》《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这些美国最开明的报纸立马表示伊格顿必须辞职。纽约著名民主党人士马修·特洛伊本是麦戈文的忠实追随者，如今却说：“我有9个孩子，我可不想让他们栽在某个精神不稳定的总统手里。”民主党总部不断收到要求副总统提名人退选的邮件、电报和电话，这时麦戈文也决定不再那样无条件支持伊格顿了。经他同意，韦斯特伍德夫人在《与媒体见面》节目上说，伊格顿辞职将是“高尚之举”。他本人却对伊格顿说：“汤姆，我完全不知道她会那么说，相信我。”伊格顿回复道：“少跟我胡扯，乔治。”伊格顿事后回忆道：“乔治傻笑了一下，不是沾沾自喜的笑，也不是略感愤怒地皱眉，就只是傻笑了一下。”7月31日，伊格顿退选。在包括马斯基在内的5位民主党人士拒绝接替伊格顿的职位后，萨金特·施瑞弗尔终于同意出任该职位。这是总统竞选史上最具灾难性的一举，麦戈文将一辈子深受困扰。

从那一刻起，民主党便注定失败。后知后觉的总统候选人才开始着力讨好林登·贝恩斯·约翰逊、戴利市长、工会工人和犹太选民，但一无所获。华盛顿总部也四分五裂，重要信件无人回复、演讲安排取消，主动帮忙的民主党人士被邋遢不堪的年轻志愿者侮辱一通后被赶走。曾经一度——5月时，麦戈文和尼克松的差距仅5%，到了7月民主党大会召开时，差距已拉至20%，伊格顿事件后，差距再次拉大。10月，麦戈文气急败坏地穿梭于美国各地，空中里程已达6.5万英里，可能稍有成效，但只是昙花一现。大选前夕，盖洛普和哈里斯测验都预计，尼克松得票率为61%，麦戈文39%，而实际结果为两人分别是60.7%和37.5%，其余人选占1.8%。

49个州被尼克松收入囊中，麦戈文只有马萨诸塞州和哥伦比亚特区。但还有其他情况值得关注。参选人数为24年来最低，只有55%登记投票人参选，其余人应该是对两者都不满意。尽管尼克松的胜利颇具历史意义，但共和党的表现根本不佳。国会中的民主党候选人比共和党多12个席位——共和党必须占据41个席位才能夺回控制权。同时民主党还增加了两个参议院席位，将两党差距拉至57∶43, 同时还多得了一个州议会的领导职位。

麦戈文说不会因此灰心。他最关心的是越南战争，认为自己已竭尽所能结束战争。在承认败选时，他告诉工作团队：“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记住，只要我们的和平事业赢得一点点进步，这次竞选的每分每秒、任何苦痛就都值得。”这当然是最体面的说法，但并非人人赞同。马奎斯·蔡尔兹认为这是“美国史上最不如意的竞选之一”。尼克松看法不同，倒也可以理解。在华盛顿肖汉姆酒店会见拥护者时，尼克松说：“我还从没在全国选举后这么早就上床休息。”当他转身回房时，全场人齐声欢呼：“再多4年！”在场的都是共和党顶层人物，头发一丝不乱，衣着光鲜亮丽，观众绝想不到这群显赫人士中竟有重罪犯。

谈及水门事件，麦戈文说尼克松政府是“有史以来最腐败的政府”。但10月盖洛普测验表明，仅有半数投票人听说过水门事件，其中80%的人认为这并不能成为转投民主党的理由。蒂特测验显示，仅6%的人认为尼克松牵涉其中。其余人倾向归责于支持总统连任委员会，由此可见当初共和党让支持总统委员会独立于白宫之外是多么明智。一切都是假象，重大决定都是在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做出的。尼克松身边的人在水门事件的掩饰行动中越陷越深。据艾尔文委员会查出的证词，掩饰过程如下：

自从看过亨特的保险箱，约翰·迪恩的首要任务就是如何将其处理掉。埃利希曼建议“粉碎文件，销毁公文包”，他还对迪恩说：“你晚上开车回家要经过一条河，是吧？在桥上把公文包扔进河里就成了。”迪恩指出这并不容易，包括他助理在内的太多白宫工作人员看过其中的部分内容。埃利希曼将路易斯·帕特里克·格雷叫来办公室。自从埃德加·胡佛于5月去世后，格雷一直担任联邦调查局临时局长。7月28日，水门事件11天后，迪恩把这些敏感材料交给格雷，说这是“见不得光的政治炸弹”。格雷直到年末还留着这些物件——也许万一尼克松不举荐他任正局长，以此作为勒索，随后便混在圣诞节垃圾里一起被烧掉，这最终导致他受辱辞职的下场。

同一周，白宫竭力给水门事件披上“国家安全”的外衣，总统本人也参与其中。随后，尼克松辩解道：“我认为中央情报局可能也通过某种形式牵涉其中。”他还担心亨特在“水管工”中的职位被曝光，因为这会牵涉到其他敏感的“国家安全问题”，如夜闯艾尔斯伯格的心理医生办公室。在白宫办公室，霍尔德曼告诉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及其新任副手弗农·沃尔特斯，夜闯民主党总部让总统很尴尬。他说“总统希望”沃尔特斯建议格雷“迅速”逮捕5个闯入者“就行了”，进一步调查已毫无意义，“尤其在墨西哥”——暗指将政治捐款存入巴克账户的必经路线。

6月26日和28日的会议上，迪恩向沃尔特斯建议，中央情报局保释5名囚犯并支付薪水。沃尔特斯表示反对，认为这可能损害中央情报局一向不涉足政治的清誉。沃尔特斯确实找过格雷，但不是前去办理白宫交付的事。恰恰相反，他提醒格雷，总统助理似乎想利用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施行不可告人之事。格雷已经有所察觉，除去他本人的所见所闻，还开始感觉到来自下属的压力。联邦调查局下属人员说就要上演一出瞒天过海的大戏，还让他提醒总统。7月6日，格雷致电尼克松表示，“你有部下正利用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并试图将中央情报局调查之人的关系扰乱，联邦调查局希望当面请示。”尼克松沉默片刻后说：“帕特，你继续展开全面调查。”便挂了电话。

水门拘捕将近三周后，事后掩饰闯入工作正在全面展开。格雷进行了一次行动，但发现没有任何效果，便也自然上了迪恩的当。联邦调查局采访8位白宫助理时，他有权进行干预，80多份水门事件调查报告也得给他一份。此外，他还劝告彼得森，不要让5名白宫成员——寇尔森、扬、克罗、斯特罗恩和德怀特·查平——参与调查水门事件的大联邦陪审团的审讯，可以在一个单独的房间内让他们提供证词，但不能见陪审团。就在这时，彼得森的上级克莱因戴恩斯特向公众保证，司法部就闯入事件的调查是“自肯尼迪总统遇刺以来最广泛、最细致、最全面的”。

8月29日，尼克松也亲自做出承诺。他告诉全美人民，不仅将竭尽全力帮助联邦调查局，还将亲自展开调查，“在我的指示下，总统顾问迪恩先生全面调查了所有与白宫人员，或任何政府成员有关的线索。我可以肯定，调查显示，没有任何白宫现任工作人员参与这起荒唐事件。”迪恩从新闻报道里获知此事后深感震惊。他一直只遵从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的指示，从未进行任何调查，从未写过报告，甚至从未与总统谋面。（一年后，白宫承认此事，表示尼克松的信心源于埃利希曼的“保证”。）

在同一次声明中，尼克松说：“这种事情本身不是最伤人的，因为狂热的竞选人员总会出错，最伤人的是试图隐瞒真相。”当然，那正是他们正在从事的勾当。约翰·米切尔无法忍耐玛莎的搅扰，于7月1日辞去支持总统连任委员会的职位，但他仍在水门大厦的公寓内主持了隐瞒策略讨论会。在场人员有拉鲁、司法部长助理马迪安和杰布·马库德。马库德提议自己承担所有罪责，与会人员慎重考虑后还是拒绝了，因为他连批准利迪申请的巨额款项的权力也没有，他认罪只会牵连米切尔，从而影响尼克松连任。

最后，他们决定以利迪为分界点，截断其后的线索。利迪虽乖张怪异，但值得信赖，不会随便开口，可以为他编造一套自圆其说的遁词，说当初批给他的钱本用于合法目的；夸大钱财数额，是他擅自将其用于夜闯民主党总部。马库德的助理巴特·波特同意作伪证，对外宣称给了利迪10万美元，用于打入反战激进分子团体。只有一个问题，支持总统连任委员会出纳休·斯隆是个老实人。4月，他曾向斯坦斯问及利迪的巨额预算。（斯坦斯答道：“我不清楚，你也别问。”）马库德告诉斯隆，得把利迪拿走的钱改为7.5万或8万美元，斯隆说：“我无意作伪证。”马库德说：“恐怕你非做不可。”

斯隆误以为支持总统连任委员会里不止自己一丝不苟，还试图提醒7位总统助理宾夕法尼亚大道1701号出了岔子。他先找到查平，查平却建议他休个假，还说：“保护总统是最重要的。”他随后又找到埃利希曼，建议让局外人展开调查，谁知埃利希曼与斯坦斯的口气如出一辙：“别跟我说细节，我不想知道。”最后，联邦调查局探员在办公室等着审问他时，他向米切尔寻求建议。这位前司法部长说道：“事情难搞的时候，难搞的人得走。”斯隆别无选择，只能走。斯坦斯告诉联邦调查局斯隆已辞职。

9月15日，大陪审团只控告了亨特、利迪及在民主党总部抓获的5个人，再无其他人。调查止于此，尼克松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当天下午稍晚些时候，尼克松和霍尔德曼在总统椭圆形办公室亲切接见了迪恩。迪恩事后在艾尔文委员会作证表示，尼克松不想在选举前进行审判，还要他列出找政府麻烦的人员名单，选举后好好收拾他们。此时政府的眼中钉仍是《华盛顿邮报》，该报于10月10日宣称，水门窃听案是“白宫官员和支持总统连任委员会策划的……大规模政治间谍和蓄意破坏行动”的一部分。支持总统连任委员会高层立即予以尖刻回应，接替米切尔在支持总统连任委员会职位的克拉克·麦格雷戈说这“恶毒卑鄙”，另一位委员会发言人将其描述为“荒诞至极”，斯坦斯说这是“一派胡言”，罗恩·齐格勒说这是“最劣质的新闻”。大众普遍认为如此的反应合情合理。尼克松执政期间，新闻界在公众眼中的形象一落千丈。最具象征性的是，当年夏天，最高法院以5∶4的投票结果（多数票中4人都是本届政府选派的）通过决议，法官和大陪审团若有要求，新闻工作者应坦承机密来源。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认为，“在较短时间内，美国媒体从一个极度安全的位置沦落到完全相反的境地。”水门事件负责人遭到大量曝光，他们的反击便是挑起公众对“媒体”的根深蒂固的怀疑。短期内这种方法颇有成效，但最终却带来莫大羞辱。

12月8日下午2点27分，雾气沉沉，飞往芝加哥中途机场的美国联合航空公司553号班机在距跑道1.5英里处坠毁，45名乘客中的30人遇难，这起空难对整个阴谋暴露至关重要。死者包括霍华德·亨特夫人，事故调查员在她的钱包里发现了一万美元现金。一位亲友说，亨特夫人专程携带现金去买下一家假日酒店的特许经营权。当局不禁怀疑钱从何而来，因为亨特一向较为拮据。他曾经非常想入股一家华盛顿广告公司，但迟迟无法筹得2000美元预付金。如今他死去夫人的身上却有100张百元钞票，与水门5人组一模一样。

这笔钱是封口费，数量远远不止如此。水门拘捕事件11天后，米切尔主持的决策会议决定筹集资金 , 用迪恩的话说就是“让监狱里的人沉默”。霍伯特·卡姆巴克第一个接到任务，虽然他明显并不清楚全部真相。他搭乘夜间航班离开洛杉矶，次日早上赶到华盛顿。在指定的拉法耶公园，他从迪恩处获知简略情况，随后致电斯坦斯，让他从竞选基金中提出75 100美元，全是如今发现的百元美钞。随后两个月，卡姆巴克拿出21万 ~23万美元，其中15.4万给了多萝西·亨特。卡姆巴克始终怀疑行动的合法性，7月26日，他向埃利希曼讨说法：“约翰，我现在直视你的眼睛。”他说想知道迪恩是否有权下达此类指示，一切是否正确。埃利希曼回答道：“霍伯，约翰·迪恩有这种权利，都是正确的，你继续吧。”

8月底，卡姆巴克辞职离开，拉鲁成为新出纳。“水门”被告们共获得42.3万 ~54.8万美元，其中大部分由亨特夫人代为转交。真正递送过现金（当事人称其为“换洗衣服”）的托尼·尤乐斯威兹感到“其中有见不得光的事儿”。说难听一点，支持总统连任委员会被敲诈了。亨特出事不久，给迪恩写过一封黑信：“作家有戏剧手稿出售。”稍后，据麦科德回忆，亨特说除非妻子的要求得到满足，否则会把“白宫闹个底朝天”，还会拿出“弹劾总统的机密材料。”他不但要钱，还坚持要求总统特赦。寇尔森通过亨特律师表示“总体可行”，作为交换，亨特同意认罪，告诉媒体并不知晓有“大人物”牵连其中。

掩盖策略似乎已奏效，而事实上一切即将真相大白。关键人物就是麦科德，他仍对原工作单位中央情报局（内部人士也称公司）忠心耿耿。6月30日，正是总统助理试图让中央情报局陷入掩盖罗网的那一周，麦科德给霍尔姆斯写了封匿名信，承诺会随时告知近况，结尾还说：“我会不定时附送点儿你感兴趣的东西。”这是他写的第一封匿名信。12月22日，他写信提醒中央情报局安全办公室的一位老友：“有股强大势力想让公司做替罪羔羊。”同一周，他还写信给约翰·J·考尔菲尔德：

亲爱的杰克：

我很遗憾地通知你，白宫铁了心要让中央情报局为水门事件背黑锅。他们若继续遵循此道，难免会牵连到相关人员。如今事态紧急，传话出去，如果要拼死一试，当下正是好时机。我很抱歉你会受到牵连。

信末没有署名，也实无必要。考尔菲尔德散布消息说麦科德打算交代一切，但有人不择手段让他改变主意——承诺为他家人提供经济帮助、总统特赦、官复原职、一经释放便给予工作等。考尔菲尔德曾说：“政府若被逼急了，肯定会反击。”麦科德以为这是人身威胁，便答道：“我已仔细思考过个中风险，准备好了便会承担。我这辈子已经活够了，我意已决。”考尔菲尔德说：“每个人都在正轨上，只有你没有遵循原计划。别开口。”但麦科德再也不愿牵扯其中，决心已定。审讯快结束时，法庭宣读了一封写给约翰·西里卡法官的信，麦科德在信中说：“审判并未指明其他涉案人员，审判期间存在提供伪证的情况，并且被告是迫于政治压力而认罪并闭口不言的。”这引起了巨大轰动，是美国司法史上最重大的时刻之一，尼克松政府便随之瓦解。

竞选临近尾声时，亨利·基辛格公布了一则令人振奋的消息：他和河内首席谈判代表黎德寿在巴黎谈判中取得突破性进展，无疑又为尼克松连任增加一大砝码。10月8日，北越不再坚持驱逐阮文绍并在西贡建立联合政府了。18天后，基辛格在电视记者会上表示，再开一次会便能达成最终协议，“和平近在咫尺”。

但事实并非如此。10月23日，白宫宣布延迟签署停火协议，将召开新会议“理清”一些事情。部分问题似乎源于西贡，南越外交部长陈文林表示即将签署的协议他们“无法接受”。阮文绍则说这等于“让南越人民向共产党屈服”。他还发誓，如有必要，他的国家将独自继续作战。

基辛格试图将某些敏感话题再次提上议程时，河内指控华盛顿背信弃义，要求签署原先谈妥的协议，但遭到美方拒绝。气急败坏的黎德寿开始就国际停战监督小组的规模等问题以及最重要的战俘问题提出相反提案。基辛格认为另一方“接连挑起琐碎话题”，河内方面“玩文字游戏”以谋求实质性改变。

据报道，尼克松对南越和北越都很愤怒，他认为西贡顽固不化，河内则言而无信。12月14日，基辛格绝望地离开巴黎。尼克松给北越总理范文同发去电报，警告说除非72小时内重启正式谈判，否则将在海防港布雷，并派出美国空军主力：B–52轰炸机，F–4幽灵战斗机和海军战斗轰炸机。柯蒂斯·李梅将军提议将北越炸回石器时代，很明显尼克松也有类似想法。这可不是小威胁，空军将领们保证两周之内，便能让敌方国土遭到炸弹量比“二战”全部空袭所投炸弹吨数还多的惨烈攻击。此外，这将是前所未有的恐怖性轰炸。B–52轰炸机虽无法定点攻击，但其机舱可装载40吨炸弹。飞行时3架组成1个“小组”，每小组向一个1.5英里长、0.5英里宽的“方格”投掷炸弹。这种轰炸机目前还未进攻过城市，若真要用于河内，势必造成大量无辜平民伤亡。

72小时过去了，范文同还未回应。尼克松向驻关岛、泰国的空军基地及东京湾的航空母舰下达命令：突击开始。这是美国干涉越南以来最野蛮残暴的行动。不论天气如何，各种美国战机全天无休止地轰炸河内。仅在第一周，100架棕绿相间的大型B–52轰炸机就发起了1 400多次袭击，这让美国人民异常震惊。就在几天前——12月中旬，他们还盼望美国能从中南半岛完全撤军，期待着部分已被囚禁近10年的战俘能回家过圣诞。如今形势急转直下，却未得到总统的丝毫解释。从前，尼克松和前任约翰逊一样在电视上宣布越南最新进展。如今，他甚至已无心辩解。齐格勒是唯一做出回应的白宫官员，他告诉记者轰炸“将持续直到达成共识”。

美国国防部立即列出各种轰炸目标：停车场、信号塔、发电厂、仓库、桥梁、铁路、船坞、工厂、道路、营房、补给点、机场及高射炮和地对空导弹阵地。这些轰炸目标大部分都位于人口密集的北越城市，如河内火力发电厂距市中心不足1 000米。驻河内外交官和外国记者发回触目惊心的当地实况，这个城市遭受劫难、缺水少电；周围大片地区被炸出弹坑，学校被夷为平地冒着烟，废墟中散落着破旧的习字帖，父母在水泥板废墟中疯狂地寻找着孩子。

在河内郊区的太原，约有1 000名平民死伤，街角堆满了棺材。白泰肺结核医院被夷为平地，白梅总医院亦是如此，医生从废墟中挖出病人。一家防治站被炸毁。一枚炸弹击中了战俘营，这让尼克松大为光火，怪罪北越不应把战俘安置在炸弹可能降落的地方。波兰货船“约瑟夫·康拉德”号在河内港口被击沉，三名船员丧生，一艘苏联船只和一艘中国船只遭到严重损毁。致歉的国务院官员因此苦不堪言，一位美国外交官低落地说：“这样炸下去，平安夜就该炸河内天主教堂了。”

事实上，尼克松宣布圣诞节前后停战36小时，但时间刚过，腥风血雨便卷土而来。北越人用粉笔在尚未倒塌的墙上写道“为被美国杀害的同胞报仇”和“尼克松，血债血偿”。这些都只是绝望之举，白宫远在7 000英里外，且最后一批美国地面部队即将撤离中南半岛。北越唯一的筹码是被俘的美国飞行员。7年前，10万架次的B–52轰炸机发动突击，被击落的战机只有一架。如今河内拥有全世界最强大的防空系统，在1972年的最后两周，他们击落了16架无畏战机，每架价值1 500万美元。更重要的是，98名飞行员被俘。美军在东京湾的攻势使巴黎谈判举步维艰，基辛格和黎德寿的压力同样更大了。

不过也出现了有助和平的契机。尼克松再次却并非最后一次低估了公众在道义之下的愤怒情绪。詹姆斯·赖斯顿说大规模进攻是“赌气战争”。俄亥俄州共和党参议员威廉·萨克斯比曾拥护尼克松的越南政策，如今也表示反对，他说对“身为美国公民”感到困扰，恐怕大部分同胞“深有同感”。欧洲的反应更为激烈。伦敦《每日镜报》 表示“美国重新轰炸北越举世震惊”，巴黎《世界报》将空袭比作西班牙内战期间纳粹对格尔尼卡的暴行。瑞典首相奥洛夫·帕尔梅言辞更尖刻，将其比作德国对犹太人的大清洗。为此，愤怒的美国政府召见了瑞典大使表示抗议，但欧洲国家政府的态度都同样强硬。

如果说华盛顿低估了各盟国的愤怒，那么河内则高估了共产主义世界的不满。莫斯科和北京的回应都像敷衍了事。在苏联成立50周年纪念大会上讲演时，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漠然地提及B–52轰炸之事。他还刻意让自己的孩子去美国大使馆的招待会接待特里西娅·尼克松·考克斯及其丈夫。苏联和中国都劝北越尽快与美国和解。美国反对“解放战争”的热情消退，苏联和中国支持“解放战争”的热情也在消减。这或许比轰炸让北越受的刺激更大，河内迫切要求重新谈判。12月30日，白宫宣布中断轰炸，安排基辛格和黎德寿于1月8日再次谈判。阮文绍派遣两名南越外交官到华盛顿，扬言将反对任何未能满足他要求的提案，尼克松让亚历山大·黑格将军把一封信带到西贡，让阮文绍赶紧闭嘴，实际上已表明美国解决此事的决心。

基辛格立即携带装着最新提议的公文包穿梭于巴黎和比斯坎湾。1月末，双方进行了42个月之内的第24轮会谈，形势有所缓和。谈判预计将持续两天，但双方4小时内便达成一致。在巴黎古老的玛吉思缇酒店有丝绒墙的会议室里，双方正式达成停战协议，华盛顿、河内和西贡同时通过广播发布了这一消息。（基辛格说，仅是走完程序“我们大家就都老了好几岁”。）尼克松带领美国民众祈祷，颂扬了在越南服役进行“各国史上最无私事业之一”的250万美国人，宣布他们获得了“荣耀的和平”。

但实在谈不上荣耀，基辛格明白这一点。他在发表经过深思熟虑的媒体简报时说：“现在应该清楚，在这场战争中，谁也不能说只有自己遭受苦难，谁也不能说只有自己最富真知灼见。”他只字未提荣誉、英勇、光荣或任何与此次交火无关的华丽辞藻。他说：“中南半岛治疗战争创伤的时候，美国也要开始治疗自己的创伤。”这点出了当时美国的首要问题。美国约4.6万人战死越南，30万人负伤，支出1 100亿美元，同时还面临一个严重的内部问题——精神折磨。按麦克卢汉的地球村说法，美国不可能在增援一个遥远国度的同时自己毫发无损。除去直接的人力物力损失，美国许多机构、制度的公信力都有所下降：将国家推进战争火坑的总统、持续拨款支援的国会、未判决战争违反宪法的法庭，还有民主制度本身，事实证明它已沦落为街头的喧闹，对决策者毫无约束力。对于停火，赖斯顿认为：“受战争影响，美国民众对权威的信任暴跌，不止是对政府，还对学校、大学、报业、教会，甚至家庭的道德感产生了怀疑……美国的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些尚且不被理解或未达成共识的变化，但这些变化不同以往，关系重大且影响深远。”

停战当周，麦迪逊广场花园就运动赛事前是否应该播放《星条旗永不落》爆发了争吵。同时，教师罢工正在美国范围内扩散，教学活动被迫中止。这连在上一次对美国精神进行了严重考验的大萧条时期都难以想象。当时星条旗还飘荡在这个很穷困的国家，物质生活水平远不及现在。教师是经济危机的最大受害群体之一，他们通常只能拿到毫无价值的临时票据，甚至一无所获，有的人只能从饥饿的孩子那儿讨点食物。但当时戒律森严，教师罢工就像侮辱国歌一般难以想象。这并不代表那时的美国更好了，因为明显不是如此。但这确实说明那时的美国不同了，那时国民面对的挑战与20世纪70年代的截然不同。

或许这已不是20世纪初亨利·亚当斯曾写下的语句的含义——20世纪美国面临的最大考验便是调节适应能力。在美国历史上，变化是永恒的主题。美国是世界上唯一崇拜变革的国家，且将变革与进步混为一谈。林登·约翰逊在1965年曾说：“我们想要变革，想要进步，我们一定能成功。”

若说那是美国民族性格的一方面，那么还有另一面，就像同一枚硬币的反面。这反面在越南战争结束时导致旧事重提，即渴望抛却现在，继续那未完成的过去。约翰·布鲁克斯说：“美国已长久习惯于为刚失去的梦想悔恨，并发誓下次追回来。”这是美国文学的常见主题，让人联想到薇拉·凯瑟的《迷途的女人》和罗伯特·弗罗斯特的《未选择的路》。托马斯·沃尔夫写道：“无语地追怀着，我们寻找那伟大而被遗忘的语言，寻找那条通往天堂却被遗失的小路、一石、一叶、一扇未曾找到的门。何处？何时？失落啊，风声悲泣，幽灵，归来吧。所以，投身国外的冲突1/3个世纪的美国人再次将视线转回国内，在孤独中寻求安慰，获得重生。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在他的最佳小说的末尾写道：于是我们奋力向前划，逆流向上的小舟，不停地倒退，进入过去。”

[1] 2010年解密的机密文件显示，拉韦尔是按照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命令行事的，并非擅自发动空袭。——编者注

The Glory and the Dream
A Narrative History of America,
1932-1972

后记

余音

为庆祝尼克松成功连任，年轻有为的杰布·斯图尔特·马库德耗资400万美元打造了为期三天的盛大庆祝典礼，理查德·尼克松身旁环绕着兴高采烈的作伪证者。1月20日的就职演说的主旨仍然是不再向广袤世界做出承诺，与其说是规划本届政府将有何作为，不如说是表明他们有何不作为。12年前，另一位总统承诺：“为了留住自由，让自由成功，我们会不惜一切代价，不辞劳苦，支持所有盟友，反击所有敌人。”如今尼克松却宣称：“美国将他国纷争当作自己的纷争或者指点他国内部事务的日子将一去不复返。”同时，他要用肯尼迪最令人难忘的名言来清算国内所有自由派的纲领：“我们每个人都不要问国家能为你们做什么，而要问问自己能为自己做什么。”

他故意停顿下来，等民众鼓掌欢呼时，几个街区外传来一个微弱的声音，一群年轻人吼道：“杀人犯！”“快滚！”“结束种族主义！”

一个来自俄亥俄州的妇女告诉《纽约时报》记者：“真恶心，太恶心了，我就搞不懂为何不能治治这帮孩子。”这种做法当然无礼，但反示威和反主流文化一样是美国持续分裂的体现，必须忍耐。开放社会的确没有消除分歧的有效办法。若有，马库德和他的上司早就行动了。当周周末，示威人群在华盛顿街头涌动，500~1 000名雅皮士、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好战分子和毛主义进步工党组成的是其中规模最小却最野蛮的团体。他们扛着一个令人作呕的雕像——10英尺长的纸扎老鼠，将其面部做成尼克松的脸，嘴里叼着一个血淋淋的布娃娃。一向执法宽松的特区警察忍无可忍，将雕像没收。除此之外，就职典礼期间真正令人难堪的行为是降下华盛顿纪念碑附近的国旗，换上越共旗帜。

最大规模的抗议于前一天晚上9点在威斯康星大街的华盛顿国家大教堂爆发。教长小弗朗西斯·B·塞尔和前参议员尤金·麦卡锡作简短发言后，伦纳德·伯恩斯坦指挥临时拼凑的管弦队奏响安静深沉的由海顿创作的《战争弥撒》，结尾还呼吁“赐我们和平”。与之对应的是在华盛顿另一头，尤金·奥曼弟指挥的费城管弦乐团演奏柴可夫斯基雄壮的《1812序曲》向尼克松致敬。其中16位音乐家认为给这些观众表演是自贬身价因而离开，这倒减少了对尼克松人身安全的威胁。尽管如此，特工处人员仍要求取消前奏曲高潮时的鸣空炮。这算尼克松当政时期情报人员提出的不太费钱的建议。

当晚，对尼克松越南政策持批判态度的人交给白宫警卫一封请愿书。白宫外的人行道上，神父菲利普·伯利根表演了一幕粗制短剧，旨在揭露当局如何残害仗义执言之人。他假装虐待一个拿着和平标语牌的妇女，唯恐有人看不懂，他还在颈部挂了一个写着“警察”字样的大招牌。第二天，丹尼尔·艾尔斯伯格在全国和平行动联盟答谢宴上致辞，他当时正因出版五角大楼文件而遭受指控，罪名一旦成立可能获刑115年。他嘲讽尼克松就职演讲时的和平承诺，“他会跟结束我的案子一样结束战争”，还把越南战争军火制造商比作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设计师。

鲜有人见到伯利根和艾尔斯伯格的真面目，但参与反就职活动的人数却不少。有3 000人在伯恩斯坦音乐会现场，教堂外有1.2万 ~1.5万人在黑夜中通过扬声器聆听。5万人签署了请愿书。在总统国会山演讲期间，像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游行一样，最大规模游行的人数高达7.5万 ~10万。最开始，2 500名越南战争退伍军人反战组织成员从阿灵顿国家公墓出发，游行至华盛顿纪念碑，在此签署虚拟和平条约，以纽约国会女议员贝拉·艾伯萨格的演说结束。艾伯萨格一直通过半导体收音机收听尼克松演讲，并在此毫不留情地批判。

一些年轻人扛着“停止轰炸”的牌子，不合时宜且荒唐可笑，因为袭击三周前就已结束。其他抗议行为也颇为滑稽，有的甚至与越南战争毫不相干。一位懊恼的百万富翁租来一架小型双翼飞机，尽管被警局和空军直升机密切看管，还是挂着“批准金币流通”的标语翱翔天际。但抗议这一理念绝不荒谬，它比就职演说、没有炮声的柴可夫斯基前奏曲和1 976位来自弗吉尼亚高中精心打扮列队走过白宫的乐手更贴近美国精神。该乐队是杰布·马库德为美国第2个百年纪念日而设计。

在乔·麦卡锡年代最黑暗的时期，西弗吉尼亚州一位大学校长为一个备受困扰的自由派出庭作证。律师问他美国于他而言有何意义，校长答道“有与众不同的权利”。他所谓的不同不仅仅要包括异于常人稀奇古怪的把戏。尽管美国总能包容占星师、飞碟信徒、1948年在华盛顿买下气派宅邸却等着杜威当政时才入住的共和党政客。但自由若要具有实质意义，包容度必须更广，要将千夫所指之人也纳入保护伞下。任何人都能为艾森豪威尔、麦克阿瑟、约翰·格雷和尼尔·阿姆斯特朗欢呼，但要容忍憎恨林登·约翰逊的地下气象员、与约翰·肯尼迪作对的约翰·伯奇协会会员和为难罗斯福的自由联盟成员，可是需要点儿肚量的。

尼克松年代的人如今已年过半百，在他们的漫长记忆中，国民的忍耐力一再受到考验。有时考验过于残酷，耐心被消耗殆尽的地点成为美国历史上一页页的耻辱：阿提卡、肯特州立大学、美莱村、伯明翰、牛津、芝加哥的共和钢铁厂、“二战”期间用于囚禁日裔美国人的加利福尼亚州集中营及本书开篇介绍的安那卡那斯提亚河畔被摧毁的补偿金远征军营地。

但那些始终是例外，若要一一列出展现容忍精神的事例，单子会有几倍长，可被视作国家自由斗士光荣榜。榜上有名的包括安吉拉·戴维斯、伯利根家族、斯托克利·卡迈克尔、斯波克医生、芝加哥七君子、伍德斯托克、蒂–格蕾丝·阿特金森、扛着“为和平运动者提供免费毒气”标语的美国纳粹、“普韦布洛”号间谍船船长、古巴公平游戏规则委员会、埃德温·沃克、健全的核能政策组织的莱纳斯·鲍林、罗莎·帕克斯、“美国第一”组织成员、厄尔·白劳德、小花圣殿、威廉·达德利·佩利、休伊·朗、杰拉尔德·史密斯和1932年12月高唱《国际歌》欢迎第72届国会重返华盛顿的干枯幽灵。

反主流者和其他发声人士固然值得铭记，但那些让大人物保持警惕与诚实，让民主制度得以进步的沉默的人们也同样值得纪念。千钧一发之际，他们静静聚集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与白宫相对的拉法耶公园里，总统只需抬头便知民众正关注着他。国会大型听证会上他们也赫然在列，过去40年里[1] ，那是美国接受考验、制定国家纲领的地方，在此商讨的问题包括越南战争、谢尔曼·亚当斯、伯纳德·戈德法因、布瑞克宪法修正案、陆军–麦卡锡听证案、被埃斯蒂斯·基福弗揭露的匪帮、希斯和钱伯斯、拿佣金的人、珍珠港事件、罗斯福最高法院改革计划和华尔街在大萧条期间承担的责任。他们参加了塔夫脱钟楼落成典礼，为罗斯福和艾森豪威尔默哀。1963年11月25日，当载着肯尼迪遗体的灵车穿过纪念大桥前往阿灵顿时，他们悲伤地驻足凝望。

有一派历史学家认为，普通人的琐碎物件也许比大事件更能重现历史，例如信件、干花、舞会节目单、玩偶等曾让人爱不释手不忍丢弃的物件。建筑工人时不时在大楼砖块下发现这类窖藏，甚至还可能发现于1939年纽约世界博览会上埋下的如威斯汀豪斯时间胶囊那般精致的物件。这类发现总能激起人们强烈的好奇心，更古老的物件则会激起人们猜测这些玩意儿当年被作何用。随着人口流动性日益增加，这种窖藏越来越少。但若摇摆世代留下一个麦基橱柜大小的箱子，也许能揭示从前的模样，前人经历过什么苦难、有何梦想、哪些实现了、哪些破灭了。

假若真有这样一个橱柜，最上层便能看到一个钢架网球拍、几本饮食书籍、一条宽领带和一套宽边裤装。后面有“欢迎战俘回家”横幅、一幅为战争失踪人员所做的标语（“只有河内知道”）和一张和平贴纸。之后是一枚铜色鱼雷快艇领带夹和n盘录有《卡默洛特》、阿洛·格斯的《爱丽丝的餐厅》和卡罗尔·钱宁的《你好，多莉》的录音带。再靠后，一堆扎染牛仔裤下面是翻旧了的《芬妮·希尔》 和《一个跳蚤的自传》。

第二层是各式各样的衣服：一套女紧身服、一套灰法兰绒衣服、一顶窄边男士皮帽、几条窄边领带、一顶儿童浣熊皮帽及一顶帽带上印着“我爱艾克”的硬草帽。下面便是过时的女士用品：装在白塑料盒里的子宫帽。往里有一枚颇令人好奇的领针，形状类似有个洞的男鞋鞋底。旁边是《窈窕淑女》唱片、伊迪丝·瑟雅芙的《下雨了》 唱片、一个《眨眼汀克》节目电视交互工具包、一顶军帽和一个坏了的贝比坦达。戒烟手册、鱼库宾治配方、《80天环游世界》概览、一叠尿布服务商店的账单和装着家庭防空洞设计的信封（从未打开）叠放在一起，上面是《小小消防员》和《冷暖人间》。

第三格前边是一条迪奥“新样式”短裙、一件曾被苗条男性穿过的艾森豪威尔夹克、几双早期尼龙袜、一顶大学新生戴的无檐小便帽、一本《北回归线》，下面是一包三个特洛伊（当时售价1美元）。各种证件：军队退伍证书、结婚证及大学文凭。一只破旧的滚球柱、军队袖章、定量配给的邮票、变色的海军挂牌、几张V字信笺、一顶纳粹头盔、一把武士剑、一张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凯特·史密斯唱片《上帝保佑美国》，一枚莱茵石V形别针。

下一格比较乱，一双脏兮兮的托姆·麦克安马鞍鞋放在一件同样脏的两面穿雨衣上，雨衣下是一件背带运动外套。转速为每分钟78转的两米唱片《深紫》和《星尘》唱片中夹着一枝枯萎的花。旁边是“支持威尔基”和“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竞选胸针。第三枚胸针呈太阳花形。还有一台破旧的弓形飞科收音机、翻得破烂不堪的《飘》、似乎只读了最后40页的《尤利西斯》、男女童子军手册、几本方形《大小书》、布满灰尘的莱昂纳尔变压器、跳绳、几颗弹珠、一颗钢弹珠、一根前端裂开的冰球棍、一只满是油泥的一垒手棒球手套、一个秀兰·邓波儿娃娃、一扎泡泡糖卡片、一把联邦调查局人员的玩具手枪、两个波斯特·托斯蒂斯黄杨木陀螺、一盒樱桃炸弹、一个用塑胶绳绑在桨上的波洛球、一条棕色灯芯绒灯笼裤、一条发带、一部老式台式电话。

最后，壁橱底层有一组勃朗尼相机拍的快照。照片上有车：一辆摇下挡风玻璃的福特a型车，一辆时髦的雪佛兰运动游览车。更早前底色已泛黄的照片上是一辆T型小汽车，人们在踏脚板旁摆造型拍照。时值夏季，但成人们打扮得中规中矩。男士穿着硬领套装，女士则戴着阔边帽，穿着普通的棉裙子。最奇怪的是孩子们，他们和大人一样衣着怪异。但还有点什么，要过一会才能明白，那便是他们表情略显紧张，身体微微前倾，似乎想要看穿未来。他们微笑着。

[1] 以原著作者成书时间（1974年）计，全书同。

The Glory and the Dream
A Narrative History of America,
1932-1972

致谢

1974年3月26日，本书出版工作进入最后阶段，编辑哈利·赛昂斯在费城去世，几天前他刚审完终稿。我与哈利共事已超过17年，相识相交17载。我早前的作品及本书的每一页都凝结着他的智慧。

唐·康登是我合作了25年的文稿代理人，他当初建议我研究美国的民族独特性，才使得编写本书成为可能。在与哈利、兰德尔·威廉斯和布朗共事时，他们的鼓励和忠告从未令人失望。唐·康登和兰迪·威廉斯的支持对我助益颇大，在此致以最由衷的感谢。

还有几位同事和朋友也慷慨给予了高见和感悟：亨利·阿纳托尔·格伦沃尔德、赫尔曼·卡恩、路易斯·拉萨尼亚医学博士、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小阿瑟·施莱辛格、埃里克·塞瓦赖德，我对诸位不胜感激。此外，《广告时代》的哈利·麦克马汉也提出许多专业意见。

在我常年的研究、写作中，忠心耿耿、足智多谋、任劳任怨的玛格丽特·肯尼迪·赖德是我不可或缺的助手。埃普希·法雷尔作为研究员也对我助益颇多。埃伦·多恩奇帮忙为本书作注，本人感激不尽。

我对卫斯理大学图书馆馆长怀曼·帕克及该大学奥林图书馆所有工作人员的感激之情难以言表。15年来，他们一直帮助我、鼓励我、保护我的隐私，并不吝赐教。在他们忙得不可开交时，我却只能再添上一本超大部头的书聊表“谢意”。此外，和所有书籍一样，本书不足之处在所难免。凭借勤奋和研究确能发现真相，但无法挖掘世间所有真理。没有一本书，甚至没有任何一家图书馆能容纳下一切真理。作者能够呈现出的所有只是一个现实的片段——唯希望其能禁得起考验。

The Glory and the Dream
A Narrative History of America,
1932-1972

大事记

1932年

华盛顿发生补偿金远征军事件

1 500万人失业

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总统

关于革命的谣言流传

1933年 | 美国银行纷纷倒闭 富兰克林·罗斯福“百日新政”化险为夷
1934年 | 埃德加·胡佛和《驰名连环画》 黑色风暴 汤森博士、库格林神父和休伊·朗

1935年

罗斯福第二次“百日新政”

摇摆乐兴起

约翰·刘易斯得势

最高法院质疑罗斯福

1936年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高呼：

“拯救宪法！”

《飘》问世

罗斯福击败兰登和《文学文摘》

1937年

最高法院提出“法院改组计划”

国会保守派诞生

底特律的静坐罢工

日军击沉美军“帕奈”号军舰

孤立主义如日中天

1938年 | 慕尼黑和h·V·卡尔滕博恩 新英格兰飓风 奥逊·威尔斯的火星人广播剧
1939年 | 纽约世界博览会 “二战”爆发，林白呼吁：“不要参战！”

1940年

法国沦陷

“美国第一”和“天佑美国”

爱因斯坦写信给罗斯福

威尔基与“冠军”对决

1941年

众议院通过1776号法案：租借法案

纳粹潜艇击沉“鲁本·詹姆斯”号

纽约市立大学市立学院解聘罗素

玛丽安·安德森在林肯纪念堂前歌唱

珍珠港：“这不是演习 !”

1942年

太平洋撤退；中途岛；

瓜达尔卡纳尔岛

美军进军北非

美国本土：“孤独前行”

日裔美国人的痛苦

1943年 | 萨勒诺、卡西诺和塔拉瓦 美国国内：弗兰克·辛纳屈和亨利·J·凯泽
1944年 | 安齐奥、诺曼底、阿登战役 塞班岛和莱特湾

1945年

硫磺岛和冲绳

《联合国宪章》

罗斯福逝世，

杜鲁门上台

德国投降

广岛和长崎

日本投降

1946年 | 战后通货膨胀和罢工 “要回家”暴乱 丘吉尔在密苏里使用“铁幕”一词
1947年 | 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 时尚界的新样式
1948年 | 金赛报告 柏林空运迪克西民主党和华莱士的进步党杜鲁门击败杜威

1949年

威廉·莱维特的第一个莱维顿飞碟的第一次相关报告

电视：华丽乔治和滑冰比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苏联成功研制原子弹

1950年 | 阿尔杰·希斯被判有罪 麦卡锡主义的兴起 朝鲜战争；仁川；中国参战

1951年

长途直拨电话开始投入使用

大辩论

麦克阿瑟被解职

米奇·斯皮兰时代

“沉默的一代”产生

电视取代收音机成为大众的娱乐工具

凯弗维尔犯罪听证会

1952年

氢弹研制成功

杜鲁门政府深陷丑闻

尼克松发表“切克尔斯演讲”

艾克击败“年纪大了，不能痛哭”的史蒂文森

1953年

大规模报复；

“每一美元都要花得更值得”

斯大林去世；

朝鲜停战

塔夫脱去世

1954年

麦考尔的新词“患难与共”

布里克修正案

陆军——麦卡锡的听证会

奥本海默被审查

最高法院废除学校的种族隔离制度

1955年

戴维·克罗克特热潮“

垮掉的一代”出现

中国台湾决议案

日内瓦会议

艾克心脏病发作

1956年 | 格蕾丝·凯利成为王妃 匈牙利事件、苏伊士运河事件、艾克二次当选 蒙哥马利公共汽车抵制事件

1957年

小石城事件

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

埃德塞尔汽车惨败

美国在卡纳维拉尔角的火箭发射失败

1958年

呼啦圈热潮

艾森豪威尔主义在中东

舍曼·亚当斯的骆马绒大衣

尼克松受困加拉加斯

约翰·伯奇协会成立

1959年 | 查尔斯·范多伦被揭露 尼克松访问莫斯科， 赫鲁晓夫访问美国

1960年

食品和药品管理局批准

使用药物“伊诺菲德”（避孕药）

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斯博罗发生黑人“入坐”示威运动

U–2事件；

日内瓦会议失败

肯尼迪以微弱优势当选

1961年

艾伦·谢泼德在太空停留15分钟

自由乘客在迪克西

猪湾事件

肯尼迪与赫鲁晓夫在维也纳的交锋

林登·贝恩斯·约翰逊访问西贡并承诺给予支持

泰勒——罗斯托的越南之行

1962年

首次单身男女周末聚会

在格罗辛格举行约翰·格伦环绕地球飞行

詹姆斯·梅雷迪思入读密西西比大学

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成立

古巴导弹危机

1963年

《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

伯明翰和“公牛”康纳

华莱士挡在校门前

向华盛顿进军

吴庭艳兄弟于西贡被刺

达拉斯行刺案

1964年

东京湾

第一个漫长炎夏

马里奥·萨维奥和言论自由运动

披头士美国巡回演唱会

密西西比州发生民权运动者被害案

约翰逊与戈德华特交锋

斯特兰奇洛夫博士

1965年

日瓦戈医生

医疗保险；“静电复印国会”

约翰逊向越南派遣美国地面部队

《先驱论坛报》创造新词

“信用差距”

塞尔马进军；

瓦兹东北部地区大规模停电591

1966年 | 裸体成为时尚 43起种族暴乱事件困扰美国 “黑人权力”及其强烈反应
1967年 | 嬉皮士风行的年代 雪松瀑布行动和章克申城行动 贫民窟黑人暴乱高峰期

1968年

美国“普韦布洛”号

轮船的失事

新年攻势

罗伯特·肯尼迪和马丁·路德·金逝世

哥伦比亚大学的打砸事件

杰奎琳·肯尼迪再嫁

美莱村惨案

尼克松以微弱优势当选

1969年

阿波罗11号成功登月

伍德斯托克音乐节

查帕奎迪克事件

查尔斯·曼森和平纪念日

对“芝加哥7人组”的审判

1970年

妇女解放运动和热裤

柬埔寨和肯特州

卡斯韦尔法官被拒

X级电影风靡全美

安吉拉·戴维斯和乔治·杰克逊

邮政行业罢工

白宫雇用水管工

1971年

中美乒乓外交

华盛顿“五月反战组织”

五角大楼机密文件外泄

对菲尔丁医生进行盗窃

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维斯科和奶制品工业行贿

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

阿提卡半岛

1972年

博比·费希尔和克利福德·欧文

尼克松访问北京和莫斯科

武元甲反攻

水门事件以及对其的掩饰

麦戈文：民主党的灾难

基辛格：“和平唾手可得。”

狂轰滥炸和停战

近在眼前：水门事件曝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