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

作者：袁伟时

作者简介

　 袁伟时，男，1931年12月生，广东兴宁人，现为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已经结集出版的著作包括《中国现代哲学史稿》、《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 、《路标与灵魂的拷问》等。主编《现代与传统丛书》、《荒原学术文丛》、《牛虻文丛》等。

目录

卷首献辞

第一章 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困境

第二章 从林则徐到郭嵩焘

第三章 经世致用思潮与鸦片战争后改革的延误

第四章 经世致用思潮与魏源的改革开放思想

第五章 从徐继畬看爱国与投降

第六章 洪秀全、洪仁玕与晚清思想研究的误区

第七章 洋务思潮与王韬、冯桂芬、郑观应等的探索

第八章 西方在华人士与洋务思潮

第九章 曾国藩思想面面观

第十章 李鸿章的是是非非

第十一章 千年遗恨，失足何处？

第十二章 慈禧、康有为的两面性及其启示

第十三章 晚清官员贪污的特点与根源

第十四章 清末新政与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

卷首献辞

本书剖析的是鸦片战争后至甲午战争50年间的思潮与人物，并旁及若干重大历史事件。这个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转型期给后人留下了无穷的困惑，而最大的困惑莫过于：为什么只留下屈辱，而一再让机遇轻轻飘逝？对此，史家们有过种种解说。然而，对这种种解说读后细思，在迭获教益的同时，又往往产生似信撕疑的新困惑。本书呈现在这里的就是一个不愿人云亦云的知识分子对这段历史的新探索。

史书毫无疑义应该讴歌光明、鞭笞黑暗，可是，如果视角有误、史实不全，春秋史笔也许会化为光怪陆离的哈哈镜。绝不能低估错误的社会思潮对人们心灵禁锢的严重性，卓荦方家有时也未能超凡脱俗。

值得人们深思的是，面对亘古未有的大变局，究竟什么才是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100年前，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满胸块垒、赍志而殁，直到20世纪80年代，他和其他一些走在历史潮流前列的救国先驱仍然被扣上“投降”、“卖国”的帽子。当这本小书不得不为他们辩诬的时候，但愿师友和史家们能谅解笔者的苦心。

多年来，许多学术论著习惯于把西方在华传教士等同于“侵略者”或“殖民主义分子”。当我说林乐知以及傅兰雅等人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中西文化交流、竭思殚精冀图推动中国走上富强之路的时候，既是出于还历史本来面目的责任，更重要的是企望以史为鉴，使自己的祖国不再有人愚蠢地为分享文明成果设置障碍。

有关洋务运动的研究正新见迭出，本书的主要部份分析的也是这个运动及其领袖人物。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实现现代化的尝试，无论其兴起和失败都是历史的必然，而不是个别人的功绩或罪过。现代化曙光在望的今天，苦果真堪玩味！洋务派在处理天津教案、越南和朝鲜问题以及兴办洋务等方面的所作所为都错了吗？曾国藩、李鸿章是卖国权臣还是失败了的救国而又误国的大吏？为什么他们生前身后会令那么多杰士、豪强倾倒？但愿书中的新探索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考。

由于黑白分明的人鬼斗争图的消失，也许你会感到惊异：道光皇帝也讲经世致用、师夷长技，林则徐、左宗棠却因封闭心态未净而有落后于时代精神的失误。

中国文化是近年来的一个热门话题，本书涉及的经世致用思潮和洋务思潮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内容。中体西用论是人们熟悉的，但道器统一论、道同理一论、中西文化融合论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进化论是人们熟知的，但也有未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的内容，而培根的影响更受冷遇。因此，笔者在这方面的补充就不是多余的了。书中阐发魏源、曾国藩著作中蕴含承先启后的优秀中国文化因素的观点，则似乎至今仍被漠视。

本书严厉谴责了列强的侵略和压诈，但没有花大量篇幅去分析，这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我们的民族有反求诸己的传统，孟子说得好：“仁者如射……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孟子.公孙丑章句上》）二是这些已是众所周知和无可辩驳的事实，教科书应该好好运用这些事实，让我们的后代永志不忘，而探索者神驰梦绕的必然是若明若暗的朦胧之境。

历史应该引人沉思。同意还是反对本书的观点实在无足轻重，重要的是笔者对历史之谜的追寻也许能在读者心中激起千层涟漪乃至波峰浪谷，引起探幽揭微的兴致。历史呼唤巨人，上台的却是侏儒；时代要破浪前进，现实却踌躇不前……思潮的底层，人物的背后，总与中国文化割不断、理还乱。如果把这本小书看作我的中国近代文化片论，看来不会贵于离题。

本书有一半的篇幅是用问难体写的，这对我来说是个尝试。从司马迁到梁启超，真是“凌云健笔意纵横”。史学应该是真善美的统一，也许将来我也能写出差强人意的习作。

“你说这些不是太狂了吗？”“敝帚自珍”，古有明训，中国的知识分子如果不敢以自己的研究成果或知识而自信、自尊，又怎能赢得整个社会对知识的足够尊重呢？人们应该平等、友善、真诚地相处，而学术上自由地探索和无拘无束地交换意见，正是这个理想的人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份。以文会友，也许这种良好的文化氛围乃至正直知识分子的狂狷性格将日益为人们所理解和认同。

第一章 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困境

　 都说晚清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变局的画面，无非是东方宗法专制国家向现代社会转型特别艰辛的记录。

为什么这样的局面恰恰在中国出现？历史是斩不断的链条。晚清乃至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如此曲折，根源应该从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的基本特点中去寻找。

以1644年5月清军占领北京为标志，满族入主中原，自然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不少新特点。但是，由于统治集团迅速汉化，这些特点大体上是形式或局部性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基本制度仍然是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的延伸。审视和反思大清帝国鼎盛时期的历史，就是审视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这样的审视必须以世界历史的发展为参照系。从世界范围看，大清帝国的建立与英国革命同时，而一代英主康熙皇帝执政（1669－1722）的后期恰好与俄国彼得大帝执政年代（1689－1725）重合。三大文化体系的异同决定了这三大国家此后的命运。

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传统社会

中国传统文化是个庞大的有机体，可以从多方面去解读，加上解读者视角和认识的差异，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乃是正常现象。愚见以为，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陈寅恪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见解很值得注意。他的见解概括起来有这么几个要点：

1．中国文化可分为制度层面和非制度层面。“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故两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两教者。”

2．以儒学三纲六纪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已经具体化为社会制度。“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

3．中国文化即使吸收外来文化也坚持固有框架，在吸收改造外来学说融为一家之说后，即显现排外的本质。“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久长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而卒归于消沉歇绝。”而吸收外来思想经过改造后存活下来的思想，“则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之教义。”

4．中国的制度文化已经不可救疗。“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消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

这四点说得非常深刻，值得我们深思。今天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区分制度文化和非制度文化的观点，两者有密切关系，但是，有没有固化为制度大不一样。百年来文化讨论纠缠不清，各不相让，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注意这个区分。例如，私人的各种宗教信仰，人生目标和价值观念，文化艺术爱好，不侵犯他人自由的风俗习惯，乃至政治观念，如此等等，纯属非制度性的个人信念和行为，统一既不可能，干预则属侵犯公民自由。这些与制度文化无关的文化通常在个人自由选择中自然更替，而且有些非制度文化是永恒的瑰宝（如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只有疯子或愚昧至极的野蛮人才会处心积虑去消灭。但涉及制度却无法含糊，如何选择关乎国计民生，辩论和改革无法避免。19、20世纪的文化运动和文化批判此起彼伏，焦点也在制度文化。明末清初以来制度文化落后，没有足够的自我更新能力，从而无法认真吸收人类先进文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步履维艰的主要原因。

综观世界历史，可以肯定这么两点经验事实：

1．现代化的基本框架，如市场经济和公民自由权利及其保障制度（民主政治、法治等等）是普世性的。必须重视各国文化传统和社会的差异，但其影响通常只涉及这些普世原则实施的步骤和形式，而不是否定这些原则本身。

2．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关键在公民自由及其生长状况。各国的中世纪都是黑暗的，但黑暗中有没有能够让公民自由逐步生长的亮点，对日后历史的发展影响极大。所谓社会缺少自我更新能力，指的就是这类生长点很弱乃至缺位。

经济自由被剥夺的严重后果

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主要推动力量是商人及其代表的强大的市场经济，这要有明确的私有产权制度和足够的经济自由。中国的制度文化或社会制度的致命伤，恰恰是私有产权保障不足并缺乏经济自由。

传统中国盛行在三纲笼罩下的家族财产所有制。《唐律》明文规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大清律》唯一的差别是刑罚改为“杖一百”。如果说这虽不利于独立的个人的发展，但尚有变通的可能，更严重的是中国的君权至高无上，不受任何实实在在的约束，因触怒君王而籍没臣民财产的记录史不绝书，各级政府特别是君主可以肆意干预民间的经济活动。要是说前者牵涉面还较小的话，后者对国民的经济自由的束缚则随处可见，影响特别巨大，特别是对社会转型至关重要的工商活动动辄禁止，处处制肘，救治的难度和代价之巨均是人类史上所罕见的。

贸易牟利，实质是谋求更好的生活。贸易的先决条件是个人的自主和自由意志，是不同氏族、民族的各色人等交流和居住的自由，支持还是压制这种本能，对民族和地区的面貌至关重要。不幸，虽然中国历代的商业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但中国人的这种本能长期受尽压制，有三道枷锁紧紧桎梏着他们的手脚：

第一道是思想上的枷锁：从“何必曰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圣贤教导，到“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信条，求利成了小人卑鄙的标记。既然商人是孜孜求利的标本，并把商业看成伤害而不是带动农业发展的驱动力，因而危及社会的稳定，抑商重农顺理成章成为历代皇朝朝野的共识和施政准则。于是，“何必曰利”不但是圣贤的教导，而且是施政的基本原则，谁敢触及，往往要倒大霉。

第二道枷锁是动辄禁止海上乃至边境贸易。光是思想无法窒息本能，当思想成了权力的工具，生机就会摧残殆尽。沿海居民冀图从海上贸易中讨生活，无非是谋求提高生活水平。可是，历代中国政府往往不是因势利导这种无法遏制的本性，发展海外贸易，而陈陈相因采用很不合适的基本国策：稍有风吹草动就禁海锁国。远的不说，元明清三代禁止海上和边境贸易的敕令都屡见不鲜。例如，元世祖忽必烈在消灭南宋、统一全国后不久，便于1292年下令“禁两浙、广东、福建商贾航海者” ；成宗铁木耳继位后，又于1299年“申禁海商”；1320年换了皇帝，旋即“罢市舶司，禁贾人下番”！朱元璋当了皇帝，建立大明帝国，就频频颁布“仍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禁民入海捕鱼”乃至“禁民间用番香、番货”等等荒唐至极的禁令。到嘉靖年代（1522－1566），即西方正在海上锐意进取的时候，竟然蛮横地规定：“查海船但双桅者，即捕之，所载即非番物，俱发戍边卫。”

第三道枷锁是官府的管制和垄断。各朝都有不禁海的时候，可是即使不禁海，也建立起由官府控制甚至垄断海外贸易的制度，加上种种千奇百怪的限制，使民间资本无法顺利发展。尽管此类具体的制度和运作方式各朝有所不同，但控制外贸、扶植官商、遏制私商的基本指导思想却根深蒂固。

与上述情况相适应，形成两个奇特的外贸制度：

1．朝贡贸易。这是唐代以来逐步形成的贸易制度。史家们早就指出，藩属国到中国朝贡很大程度上是贸易行为，跟随贡使入贡的商人带着大量货物，寻求贸易机会。可是，这种贸易是很不自由的：首先是不能随时来，除了朝鲜、越南等关系特别密切的国家可以一年一贡外，多数国家只能三年、五年乃至十年朝贡一次；其次，所带货物也不能随意与商人交易。明太祖洪武二年规定：“朝贡附至番货欲与中国贸易者，官抽六分，给价偿之，仍免其税。”这是有代表性的规定，60％要交给官府收购，贸易场所也有严格限制。尽管有些国家不遵守贡期，甚至岁岁入贡，但已属违规行为。

2．官府严格控制下的市舶贸易。唐代在广州设立市舶使管理海外贸易，后来宋元明三朝相继在指定的港口设立市舶司对外贸实行全面控制，并直接隶属于朝廷。奇特之处在于它不但是管理机构，而且直接买卖商品或经营对外贸易。例如，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1284）在杭州、泉州设置了市舶都转运司，其运作方式是：“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凡权势之家，皆不得入番为贾，犯者罪之，仍籍其家产之半。其诸番客旅，就官船买卖者，依例抽之。”

大清帝国建立后，指导思想和制度均与前朝一脉相承。顺治十二年（1655）年规定：“海船除给有执照许令出洋外，若官民人等擅造两桅以上大船，将违禁货物出洋贩卖番国，并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或造成大船，图利卖与番国；或将大船赁与出洋之人，分取番人货物者，皆交刑部分别治罪。”潜通海贼、劫掠良民当然应该治理，但连同造大船或将大船租赁和卖与出洋之人或外国人都要治罪，那就十分离奇了，而所谓贩卖违禁货物的规定则往往是很不合理的。

康熙七年（1668），玄烨亲政后的第二年，规定：“外国人货物非贡期不准贸易。”先是以郑成功占据台湾为借口严禁海上贸易。1683年施琅率军收复台湾，1684年开海禁，但是限制还是很多，虽然不再设立市舶司，但官方的控制并未放松，如在广州，外贸一开始就由半官半民的十三行商人垄断经营。稍后，海上贸易有所发展，紧箍咒随即念起来。看看1716、1717年间康熙皇帝的一些措施吧：

1．禁止往南洋、吕宋等处贸易。

2．他南巡到苏州，了解到“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千余，回来者不过十之五六，其余卖在海外，赍银而归。”仅苏州一个港口每年就有一千多条船出海贸易，几百条船卖给外国人，这样的天大好事竟被这位皇帝看成“不可不加意防范”的大祸根，于是下令出海者“每日食米人各一升”，不准多带，“如将船卖与外国者，造船与卖船之人皆立斩。所去之人留在外国，将知情同去之人枷号三月……行文外国，将留下之人令其解回处斩”！而早在1694年，这位皇帝已经下令禁止商人在外国造船了。

3．“禁止澳门夷商领内地人偷往别国贸易。”

此外，海外贸易有严格的地域限制。开禁之初，设立粤海、闽海、浙海、江海四关，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就只剩下广州独口贸易了。与此同时，有很多货物不准出口。武器历来是禁运物资，贩米粮出洋、私贩硝磺、贩卖铁锅、废铁和各种铁器均属犯法，蚕丝、绸缎也规定一条外国船只能购买多少。

乾隆爷当政的1759年还批准实行两广总督提出的《防范外夷规条》，其中规定：

1，除十三行的行商在指定的地区外，不准任何人出租房屋给外国人。

2，不准借领外夷资本。

3，不准外国人雇请汉人役使或参与商业经营。

4，不准“外夷雇人传递信息”！

本来是正常的贸易活动，却都成了罪行！

更可怕的是将一些同外国人交往行为泛政治化，有时教洋人认识汉字或介绍国内的一般情况，也成为“泄漏事情”、“私通外国”等可以置之死地的罪名。从明代开始，至鸦片战争后颇长时期，这个局面都没有改变。16世纪末，利玛窦从澳门到香山，就看到过这样的盖着总督大印的布告：“现在澳门犯罪违法之事所在多有，皆系外国人雇用中国舌人（翻译）所致。此辈舌人教唆洋人，并泄漏我国百姓情况。尤为严重者，现已确悉彼辈竟教唆某些外国教士学习中国语言，研究中国文字。此类教士已要求在省城定居，俾得建立教堂与私宅。兹特公告，此举有害国家，接纳外国人决非求福之道。上项舌人倘不立即停止所述诸端活动，将严行处死不贷。”“百姓情况”竟然成了不得泄漏的国家机密！这些限制的实质是剥夺中国人的经济自由和其他自由。

这些状况的形成又是源远流长的天朝文化的必然体现。用乾隆爷的话来说是：“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这不是乾隆爷的发明，明代已经有此说法：“中国之物自足于用，而外国不可无中国之物。”

如此愚昧和专横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

第一，边患频仍。困扰有明一代的倭寇，很大程度上是错误国策的产物。“倭寇”包括其首领大都是中国人，很大程度上就是禁止海上贸易或准许贸易的年代贪官需索无厌和办事不公制造出来的。而在清代，好些沿海居民堕落为海盗，或成了外国侵略者的雇佣军（如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就有不少中国雇佣军随行），也与经济自由被剥夺后生计困难有很大关系。

第二，把中国孤立于人类文明进步的大潮之外，同时丧失了既有的优势。直至明末清初，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尽管在18世纪中国的人口增加了一倍，达到三亿人（占当时人类三分之一）的惊人记录，有局部性的社会动荡，总的说来还是比较安定地活下来了。不过，有的学者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后指出：当时中国在经济上亦已落后一大截，以农业来说，“英国13－14世纪的劳动生产率为2369公斤/户，不仅明显高于宋代，而且还高于19世纪中叶的清代；英国传统等级社会解体时期15－16世纪的生产率为5520公斤/户，竟是19世纪清代的2.8倍……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古老的习惯法（Customs）对个人权利的某种保护，无疑是劳动生产率得到相对良性发展的原因之一。”问题出在制度落后造成的劳动者的权利受到侵害。

这样的“盛世”蕴含着十分可怕的内在危机：宗法专制统治建构了扼杀自我更新功能的社会机制，而严格限制对外交流进一步助长闭目塞聪、盲目自大，又抑制了推动社会更新的外来驱动力。

以郑和下西洋为例，15世纪有这样的对外交流的壮举当然值得中国人引以为傲，但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比较一下，两种制度的差别轩轾立见。

哥伦布1492年8月2日扬帆西去，历时33天，至10月12日终于发现新大陆，揭开了世界历史新的一页。在他之前，郑和七次下西洋，最远曾到达非洲西部。他初次奉使是在永乐三年(1405)六月十五日，比哥伦布首航整整早了87年，最后一次下西洋是1430年，也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航行早62年，每次航行都长达一年多以上，哥伦布更望尘莫及。

再看看船队规模：哥伦布第一次航行仅有三艘轻帆船，其中最大的长度不到17米，宽只有六米。此后，他又三次到达美洲，最大一次由17条船组成的船队，人数约为1200人。最后一次航行在1502年4月3日开航，花了21天到达古巴，船队由四艘轻帆船组成。而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带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长四十四丈（约138米）、广十八丈者（约56米）的宝船六十二艘，加上其它中小船只，共二百余艘。其他各次情况差不多，其规模之大亦远远超过哥伦布历次远航的船队。

那么，为什么郑和的壮举无法继续，也没有创造一个新世界？

郑和下西洋的目的非常明确，首先是宣扬国威，没有说出口的是寻找仅做了四年皇帝就被明成祖赶下台的惠帝的下落，完全是“政治挂帅”！不过，这样的政治不容易玩，“支费浩繁，库藏为虚”是终止下西洋的直接原因。永乐年间新建和改建了约二千艘海船，这些船只主要用于下西洋，其中每只宝船造价约需五、六千银两，此外还要加上各种赏赐品的费用，据说大约花了六百万银两，而直至明中叶时财政岁入不过三百余万两。如此宣扬国威的收获之一是朝贡使臣大量涌至，永乐年间，每年来贡的外国使团平均七个，在六下西洋回朝时，竟有十六国遣使臣一千二百人同时来朝！对这些外邦朝贡者，按规矩还要赏赐。明成祖曾说：“朝廷取四夷，当怀之以恩。今后朝贡者，悉以品级赐赍，更加厚不为过也。”以上还没有计算生还者要赏赐，死去的大约一万人则要抚恤。在不堪重负的情况下，这些壮举只好中止。为了让后人不再作航海梦，给国家财政增加负担，连归入官方档案的最完整的航海资料也被兵部尚书刘大夏下令烧掉了。

与此同时，明代的法律规定，擅造二桅以上大船就属违法，“若将大船雇与下海之人，分取番货，及虽不曾造有大船，但纠通下海之人，接置番货，与探听下海之人，番货到来，私买贩卖苏木、胡椒至一千斤以上者，俱发边境充军，番货并入官。”大清帝国更变本加厉，康熙年间，不但本国造船严加限制，在外国打造船只回国贸易亦在禁止之列，凡因贸易或其他原因飘洋过海在国外逗留不归者“不得回籍”（开除国籍）！于是，一度领先世界的造船技术落后了，不但沿海社会经济丧失了发展机会，而且无法建立一支像样的海军。

明清之际的英国也是专制王国，但在都铎王朝时期（1485－1603年）他们就实行鼓励造船和买船的国策，当时规定凡建造或购买一艘80吨以上可以远航的大船，便给予20镑的津贴。对远航探险所需费用，女王和大臣更给予慷慨资助，并赋予搜捕敌对国家船只的权力，掠夺所得财富女王和大臣可以分润。一个海上强国和议会制的民主国家由是慢慢崛起。郑和下西洋400年后，约翰牛持船坚炮利叩关，明成祖下令建造的感谢马祖保佑下西洋平安的南京静海寺，竟成了签订屈辱的江宁条约时洋人耀武扬威“拜会”大清帝国大员的场所。而当时打败大清帝国的还不是铁甲战舰，而是二或三桅的木质战船！

在西方，哥伦布一类探险者旨在掠夺黄金、白银、香料、土地或其他奇珍异宝，国王和政府的支持目的也非常明确：这是一笔有利可图的投资。哥伦布为了说服投资者——国王——整整费了八年！但他得到了应有的回报：国王“封他为新发现地方的总督和副王。他将从这些占领地所制造或经营所得黄金、珠宝、香料及其他商品中抽取十分之一归己，并且一概免税。他对一切开往那些占领地的船只有权投资取得八分之一的股份。所有这一切爵位、职位与权利都可以传给他的继承人和后代，世袭罔替。”对中国人来说，似乎还应补充一句：西班牙国王也没有因为他是意大利热那亚人而加以歧视。马克思说过，200％的利润可以让人甘冒上断头台的风险！这一点也不高尚，但新世界就是这样闯出来的。

再看看西欧的其他情况吧。1215年6月15日，即南宋灭亡前64年，英国以国王的名义公布了《自由大宪章》，其中有一条规定：“除战时与余等敌对之国家之人民外，一切商人，倘能遵照旧时之公正习惯，皆可免除苛捐杂税，安全经由水道与旱道出入英格兰，或在英格兰全境逗留或耽搁以经营商业。”后来的英国和其他西欧国王竭力推行重商主义，从全世界寻找金银财富，虽然对进口有很多保护措施，出口是非常自由的。如果150多年后诞生的大明帝国也有这样的贸易自由，倭寇赖于产生和发展的基本社会条件不存在了，倭祸不就消弭于无形了吗？通过海上的自由搏击，也许大清帝国建立后，郑和的后继者们仍能建造出继续雄视世界的一流舰队和商船队，中国人相应地具有有同任何国家及其国民自由往来的宽广胸怀和自信，乃至鸦片战争及其后百年苦难或许无由产生！

在这一领域，明清统治者也远远比不上彼得大帝及后来的沙皇。彼得大帝从小与在莫斯科的英国等国的商人来往，在这些商人影响下，他深深懂得“商业贸易是人的命运的最高主宰者”，因而竭尽全力鼓励贸易，保护商人利益，改善交通运输条件。同中国皇帝禁止海外贸易的蠢行相反，他推行重商主义政策，从贷款等方面给予商人优惠条件，鼓励出口，向各国推销俄国产品。众所周知的开疆拓土，寻找出海口，为此甚至不惜一再发动战争，目的之一也是发展对外贸易。

捆绑思想的锁链

社会变革的先声是思想变革，可是，中国自身没有产生出足以引导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启蒙思潮，究其原因，在于没有思想自由和为学术而学术的传统。中世纪的西欧同样没有思想自由，宗教裁判所的罪恶罄竹难书，但不应忘记，他们以修道院及修道院和教会所办学校为骨干的教育体系保留了一些与中国不同的特点，从而可以从中逐步发展出现代教育和现代思想文化。而在中国，这些全都是舶来品。

为什么出现这些差别？

第一是对待外来文化的不同态度。

中国人吃大亏的重要原因是固有文化有很强的排他性。中国也吸收外来文化，但是，它有一套自己的框框：已经固化为社会制度的三纲六纪是绝对不能改变的“道”或“体”，外来文化只能融化在这个大框架下，成为添绿加彩的枝叶。在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是 “严华夷之辨”，只准以华变夷，不准以夷变华，而且“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异族人绝对不可相信！

在这样的思想堡垒阻隔下，17世纪至18世纪初中国断送了一次吸收西方文化的大好机遇。

明末清初，利玛窦和其他西方传教士——熊三拔、龙华民、艾儒略、汤若望、邓玉函等人，把西方在数学、天文、历算、物理、机械、火炮制造、水利、测量、地理、绘画等领域的成就介绍到中国。与此同时，他们把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情况介绍给西方，并把中国经典和小说、戏曲翻译成西方文字，中医中药和中国园林等艺术也是通过他们介绍到西方的。以他们为中介，中西文化交流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而中国主要是受益者。用梁启超的话来说是：当时“中外学者合译或分撰的书籍不下百数十种。最著名者，如利、徐合译之《几何原本》，字字精美金玉，为千古不朽之作……要而言之，中国知识线和外国知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后此清朝一代学者对于历算学都有兴味，而且最喜欢谈经世致用之学，大概受到利、徐诸人影响不小。”徐光启在后来进入中国的传教士汤若望等人帮助下主持修改了中国的历法，确立了中国人至今仍受其惠的农历。

不过，接踵而至的三大风波把这个进程打断了：一是从万历十四年（1616）开始南京礼部尚书等掀起的南京教案，二是康熙皇帝亲政前的“熙朝历狱”，三是康熙皇帝亲政后和罗马教廷之间的礼仪之争。详细的过程不去说它，值得注意的是几个关键问题：

1．科学技术问题意识形态化。南京教案和熙朝历狱涉及的都是天文历算问题，谁的历法高明、观察天象准确，以事实检验，高下立判。当时也已证明传教士带来的西洋历法和天文学确实比中国传统的大统历和回回历高明。可是，当那些挑起事端的人搬出传统经典，是非立即翻转过来了。例如，万历十四年（1616）五月，以署理南京礼部尚书为首的一批官员联合给皇帝上疏，攻击传教士说：“从来治历必本于言天……《传》曰：日者众阳之宗，人君之表，是故天无二日，亦象天下之奉一君也。惟月配日，列象于后；垣宿经纬，以象百官；九野众星，以象八方民庶。今特为之说曰：日月五星各居一天，是举尧舜以来中国相传纲维统纪之最大者，而欲变乱之……此为归顺王化乎？抑亦暗伤王化乎？”这“是率天下而无君臣”！

徐光启、汤若望他们修成的《崇祯历书》来不及颁布，明朝已经灭亡。1644年清王朝入主北京，汤若望上书摄政王，请求保护天文仪器，建议用西洋新法修改旧历。顺治二年（1645），汤若望出掌钦天监，翌年，他把《崇祯历书》删繁就简，易名《西洋新法历书》呈进，得到批准颁行，称为《时宪历》。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一场诬陷丑剧和杀人惨剧由此开场。丑剧的主角是杨光先，他先后参奏汤若望的罪名有：新的历法书正文屡屡注明“依西洋新法”，是“暗窃正朔之权以予西洋”，有损国体；新的历法只推算了二百年，实是诅咒大清短命亡国；为顺治帝幼子荣亲王所择殡葬时辰不吉，连累其母董鄂妃及顺治帝致死。这些罪名，与明末那些卫道士对传教士的诬陷一脉相承。

2．断章取义，以愚昧的想像哄骗无知。杨光先歪曲《圣经》的有关记载，加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插图，便大言不惭地说：“西洋人汤若望，本如德亚国谋反正法贼首耶稣遗孽。”反正当时掌握实权的辅政大臣鳌拜等人不知耶稣是何方神圣、他为什么会被钉上十字架，只能任由杨光先之流信口开河。一位山猫科学院（罗马教廷科学研究院的前身）的院士汤若望于是成了耶稣这个“谋反贼首”的“遗孽”！为了证明这些传教士都是必须严惩的骗子，杨光先还散发文章嘲笑地球是圆的：“若然则四大部州，万国之山河大地，总是一个大圆球矣……所以球上国土之人之脚心与球下国土之人脚心相对……竟不思在下之国土人之倒悬……有识者以理推之，不觉喷饭滿案矣！夫人顶天立地，未闻有横立倒立之人也……此可以见大地之非圆也！”

3．摸准统治者的心理，设谋陷害。光是牵强附会的意识形态游戏，未必能令比较清醒的最高统治者出手。挑起南京教案的那些卫道士们就给皇帝上奏章说：这些洋人的住所均选择与皇室有关的地方，在城内潜住正阳门内，洪武岗之西，“而城外又有花园一所，正在孝陵卫之前，狡夷伏藏于此，意欲何为？”加上他们定期集会祷告，“每会少则五十人，多则二百人”，这还不是谋反吗？“伏戎于莽，为患叵测！”事关一统江山的巩固，这一下可把皇帝打动了，于是下令把这些洋人一律押送广东，让他们回国，教会财产则一律没收。那些传教士有的回到澳门，有的则改名换姓，在教徒掩护下在内地躲藏。这就是有名的南京教案。后来，同满族打仗，出于购炮、造炮和修历的需要，才逐步把他们召回。在熙朝历狱中，杨光先故技重演，也诬陷传教士“借历法以藏身金门，窥探朝廷秘密”，“又布邪党于济南……开封并京师，共三十堂”，“阴行邪教”，“传妖书以惑天下之人”，广东的 “香山澳盈万人，踞为巢穴，接渡海上往来。”谋反似乎确凿无疑了，其实同历来的告密者一样，全都是歪曲事实加上编造！

4．把私人信仰与国家体制混为一谈。康熙皇帝（1654——1722）无疑是一代英主，他八岁（1661）继位，十四岁（1667）亲政，1722年11月逝世，实际统治中国53年。康熙皇帝对西学大体停留在个人爱好的水平上，吸收的西学主要也是他认为可以为我所用的“技艺”，如天文历算、制炮、地图、钟表和为宫廷服务的绘画、建筑等等，使用的外国人是与这些领域有关的“技艺人”，加上在对外交涉上用得着的翻译，而且要使之变为服服贴贴的臣民，——说到底，是为巩固原有制度或愉悦君主增添工具，而不是为考虑据以改造中国本身的文化和体制。于是，对所谓礼仪之争就作出过度反应。

利玛窦他们的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适应本土的原有习惯，穿儒服，尊重中国人尊孔、拜祖等风俗习惯，尽量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与本教教义的结合点，从而为异文化开辟了立足点。但是，当时的天主教没有经过认真的改革，本身带有浓烈的中世纪气息，利玛窦死后，接替他出任耶稣会中国会长的龙华民反对利玛窦在中国传教的策略，不准中国教徒尊孔、拜祖，也反对把Deus翻译为“天”或“上帝”，因此从明末起逐步引发所谓礼仪之争。教廷支持他的有关主张，康熙年间，教廷要严格执行禁令，拖延已久的矛盾终于爆发。为了妥善解决这项争议，罗马教廷和大清帝国朝廷双方多次派出代表反复交涉，但教廷丝毫不肯让步，还要教徒宣誓严格执行《禁约》。本来，这只是天主教内部的争论，是百姓的私人信仰问题，拜不拜祖先和孔子应由中国的天主教徒自行选择，他们要是不愿接受《禁约》，完全可以退出教会，对这一类私人信仰问题政府没有必要介入。可是，号称开明的康熙皇帝终于露出他的专制本性，认为这些事情关系中国基本体制，绝对不能妥协，于是，他在1717年下令禁教。按照有关谕旨，只准钦天监等技艺之士留在中国，而且要具结永远留在中国，不再回国，否则就驱逐出境。他们自己可以修道，但不准传教。一个翻译西书七千部的计划随之搁浅，关闭了中国接纳西方文化的大门。后来的皇帝更恪守康熙皇帝的圣谕，把排外的基本原则确立为不可违反的祖制，一个封闭的东方专制王国体制从而牢固建立，后果之严重在一百多年后就充分显露出来了。

西方文化可没有这一套。中世纪的修道士们的一个重要工作是翻译，把希腊和阿拉伯的典籍翻译成当时通用的拉丁文。基督教徒主动到东方去寻找这些典籍的手抄本，并在主教们的支持下翻译出来。12世纪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卓有成就，从而为后来的文艺复兴奠立了基础。

俄罗斯除了十世纪接受了外来的东正教外，从彼得大帝改革开始，也比同时的康熙皇帝及其儿孙统治下的大清帝国高出一筹，最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显示了与17－18世纪的大清帝国不同的特点：

1．善待外国人，大量吸收外国人才。所有派驻西欧各国的使节都有招聘各种人才的任务，招聘国外人才数量之大在世界历史上是空前的。而且不但招聘技师和技工，发展工业，还敢于任命外国人为军官，组建海军，改造陆军。

2．听信外国友人的意见，不但创办各种官办工业，也从税收、贷款和劳动力等方面提供极为优惠的条件，极力鼓励私人办企业。

3．他和他的继承者不但创办了许多技术学校，而且创办莫斯科大学、俄罗斯科学院，改变了俄国的教育制度，树立起巍峨的丰碑。

4．在政府组织上也努力向西欧学习，特地组织力量研究西欧的政府组织，编译有关资料，据以改组自己的行政机关。后来的叶卡琳娜大帝甚至邀请法国著名思想家狄德罗到俄国主持法典的修改。尽管后来发生了西化派和斯拉夫派的激烈争论，至少在宫廷中却没有“西化”恐惧症，以讲外语和仿效西方生活方式为荣。

当然，他们向西方学习也很不彻底，停留在开明专制的水平上，没有像西欧那样完成人的解放和社会管理机构民主化和法治化的历史任务，为后来的苦难埋下祸根，但已远远超出17－19世纪的大清帝国，致使戊戌维新时期康、梁仍念念不忘以彼得大帝的改革为楷模。

第二是比较全面地继承人类文明的成就。

知识阶层是社会的精英，他们接受知识的状况对社会面貌有很大影响。中国的士子学什么？四书五经！西方呢？中世纪的学子都必须首先学好七门课程：1，文法课，实际是学拉丁文；2，修辞学，培养写文章和说理的能力，并学习法律基础知识；3，逻辑，不但要学基本知识，还要经过至少一年的正反面辩论训练；4，音乐；5，算术；6，几何；7，天文。这七门课通常要学四年，这些课程通过后才能进一步学习哲学、医学、法学、神学等专门课程。

西方这样的课程系统有好些值得注意之处。首先是学好基础知识特别是人文基础知识，然后学其他专业知识。这是后来通识教育的滥觞。其次，对逻辑、算术、几何、天文的重视，对现代科学的产生十分有利。再次，他们的考试方法是导师面对一个一个学生，能达到相应的水平就可以通过，并相应获得有关的资格，不比中国的科举制度主考是皇帝派出的官员，能否金榜题名及名次高低最后还要取决于皇帝，规定几年考一次，各省举人还有名额限制。此外，尽管他们的教学内容也有很多荒唐、僵化的东西，但是，有些专业教学也容得下实验和实践，特别是医学。

回过头来看看中国的传统教育和人才选拔制度吧！

1．耗费中国青少年最宝贵年华的四书五经虽然可以为传承中国文化奠立基础（如文字训练，学习传统哲理、道德和政治规范和中国历史知识等等），但从世界范围看已远远无法适应17世纪以降的社会发展的需要。这样的教育内容设置，没有数学、形式逻辑训练和怀疑、辩论的习惯，成为传统文化向现代学术转型的严重障碍。

2．考试四书五经的科举制度把中国人的精力消耗殆尽，但培养不出足以安邦治国的适用人才。有识之士早就指出考试的内容完全不切实际，继顾炎武在17世纪猛烈抨击科举制、指出“废天下之生员而用世之材出” 之后，“1745年（乾隆九年），兵部侍郎舒赫德上奏：科举徒尚空言，不适实用，请予废止，别求遴选真才之道。”

而科举制度的利益指向又十分不利于研究科学。利玛窦写道：“钻研数学和医学并不受人尊敬，因为它们不像哲学研究（指读四书五经）那样受到荣誉的鼓励，学生们因为希望随之而来的荣誉和报酬而被吸引。这一点从人们学习道德哲学深感兴趣就可以很容易看到。”再加上意识形态干扰，学术问题政治化，圣贤的经典和皇室成了绝对不准怀疑和触犯的最高权威，“离经叛道”和对皇帝的“大不敬”是随时可以置人死地的最严重的罪名。与此相适应，一批装扮成“卫道士”的鬼蜮频频告密求荣，于是，文字狱史不绝书，康熙皇帝亲政后就有十起文字狱，而在他亲政前还有八起，其子孙则变本加厉。在这样的情况下，思想和学术生机自然摧残殆尽了。

第三是有没有容许辩论和保护“罪犯”的机制。

西方也有过政治和宗教干预教学和学术的严重事例，可是，辩论启迪智慧，他们在逻辑课程中必须经历的最少长达一年的辩论训练，以及经常举行的“研究”、“辩论”和“随意性辩论”活动有利于理性和创新精神的成长，加上教权、王权和不同教派之间的矛盾，在知识阶层中不断有批判力量涌现，甚至成为声势很大的流派。例如，1277年，巴黎大主教斯特凡·坦比尔宣布有219条异端邪说必须禁止，多米尼克修会便丝毫不加理会，神学院的一位教师还“提出了详尽的、无情的批评。他要求撤销这一荒唐的文件，因为它的禁令可能阻碍科学的进步，并要求允许和它不同的见解。”

此外，教堂和修道院有保护“罪犯”的特权，这也对学术和思想的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被誉为“巴黎人的骄傲”和十二世纪“第一个伟大的新时代的知识分子，第一个教授”的革新派神学家、逻辑学和伦理学家比埃尔·阿贝拉尔（1079－1142）遭遇严重迫害时，就曾受到两个修道院的保护。

此外，西欧分裂为众多小国，不见容于本国的人们可以轻易逃亡他乡，亦为思想和学术的发展增添了一重保障。

但在中国，孔老夫子早就立下规矩，“不可不诛”的五条大恶中有三条是言论罪：“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圣人的教导被确立为是非标准，加上大一统的局面，关山飞渡难，除了春秋战国时代小国分立、可以随意择主而仕、朝秦暮楚而不必担心被人视为卖国贼外，思想者的命运注定十分艰难。

第四是有没有保护知识阶层的组织。

在中世纪西方有保护教师利益的行会，大学享有特权，逐步发展出大学独立、学术自由制度。大学的词源universitas意思就是行会，是学者的行会，正当地谋取自己的利益，大学独立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在巴黎，教皇塞勒斯丁三世于1194年赐予大学社团第一批特权……1215年教皇的使节……授予大学第一部正式法规。1231年……格雷高里九世，通过著名的被称为大学‘大宪章’（Magna Charta）的教谕(Parens scientarium)，给予大学新的法规。”“大学社团组织的权力依靠三种主要特权：法权自治……罢课和分离独立的权利，独揽大学学位授予的权利。”这些权利是在反对教会势力和王室势力的反复斗争中得到的。统治者总是力图控制一切社团，大学更不例外，但在冲突中统治者被迫作出让步，从十三世纪起，大学独立逐渐成为现实。

古代中国知识阶层也有集会结社，但多半是诗酒自娱的雅集或小团体，除在社会危机特别严重的时期有政治性的结社外，没有出现名正言顺为知识阶层谋取行业性利益的团体，因此，从太学、国子监到县学的官学系统固然一直是统治者的教化工具，即使是民办的书院也没有维护自己的权利和改变教学内容的强烈愿望，以大学独立、学术自由为标志的现代大学自然不可能在此基础上生长出来。

宗法专制的上层结构

回望17世纪以来的中国，最令人震惊的应是皇帝老子及其大臣们的愚昧，而这个状况又是知识阶层群体性愚昧的表现，这是先秦以降精心构建的以盲目民族自大为基础的自我封闭的必然产物。19、20世纪中国社会转型如此艰辛，代价如此巨大，说到底就是冲破这个思想堡垒的艰辛和代价。不过，这个思想堡垒所以如此坚固，其根源又在深具东方社会特性的社会深层结构。

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致命缺陷在于长期保留着非常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宗法专制政治体系。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所指出：“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上述经济自由和思想、学术自由的剥夺，不过是这一上层结构的派生物。

就上层结构而言，中西差别十分突出，对各自的发展影响巨大。

中西权力系统的首要差别在于权力是集中统一的还是多元并立的。

在中国，权力集中于宗法专制体系。自从秦始皇统一全国、建立专制的中央集权体制以来，除了分裂时期，中国很少出现足以同皇权抗衡的封建领主。与此同时，从本土的道教到外来的佛教，神权大体上也是政权的依附物。中国没有国教，学界对儒家是不是宗教也有争议，但有一点是无可争议的：中国的政权和教化大权是合一的，君师合一，各级统治者都是师。思想和教育没有受保障的独立地位，只剩下一个合法的职能：做统治者思想统治的工具，把圣贤的教导、传统文化特别是皇帝的“圣谕”灌输给子民，让他们服服贴贴做顺民。明代有“圣谕”六条，康熙皇帝炮制了“圣谕”十六条，雍正皇帝详加解释，目的是要百姓“只遵圣教，摈斥异端，直如盗贼水火。”宗法专制的大一统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与之相适应，知识阶层也把大一统的观念视若神明。其必然后果是民众的自由空间非常狭窄。

而在前现代的西方，虽然也有政教合一的黑暗年代，但王权和神权毕竟基本上是两个独立的系统，双方的关系错综复杂，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服从还是对立，双方的矛盾连绵不断，再加上分封制一直存在，国王与受封的领主、贵族以及领主、贵族与其家臣之间有明确的权利与义务，实际存在着一种互相制约的契约关系。这三个系统的博弈和权力多元的局面，开拓了一个较大的自由空间。

社会权力单一还是多元必然影响权力的整合方式。一般说来，各个氏族或民族早期都有过军事民主，满族入关前实行八旗的旗主贝勒共治国政制度，以后逐步扩大形成了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体现了有限的原始的民主。但它慢慢成了专制君主的附属物，至雍正皇帝设立军机处后，其权力更日益削弱乃至消亡。

与权力单一的专制体系迥异，多元社会下的国王冀图为所欲为极其困难，在各种势力裹胁下，常常被迫听取各方意见，寻求妥协，从而催生出议会制度。在英国，十三世纪的时候现代议会的雏形已经形成，1265年开过一次由各郡、市和自治市各派出两名代表组成的议会，它失败了，但“这个议会由于具有最广泛的代表性而成为近代代议制议会制度的起源。”三十年后，“爱德华一世于1295年召开的大议会已经被当作第一个英国议会珍藏在历史中，绰号‘模范议会’的这个机构包括了来自较小的贵族、教士和自治城市的代表。”而在此之前，由于1199年就任的英国国王约翰实行残暴统治，并在与教皇英诺森三世争夺对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任命权中失利，1215年，贵族、教士等联合起来集结武装向伦敦进发，要求国王给予他们更多权利，迫使国王签署了著名的《自由大宪章》，英国乃至世界的宪政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在《自由大宪章》的63条条文中明确规定：

1．宗教自由。“根据本宪章，英国教会当享有自由，其权力将不受干扰，其自由将不受侵犯。”

2．城市自治与自由。“伦敦城，无论水上或陆上，应享有其旧有之自由与自由习惯。其他城市、州、市镇、港口，余等亦承认或赐予彼等以保有自由与自由习惯之权。”

3．保障全国臣民的自由。“余等在上述敕令中所公布之一切习惯与自由，就属于余等之范围而言，应为全国臣民，无论僧俗，一律遵守。”

4．保障私有财产，不得肆意侵犯。“余等之巡察吏或管家吏，除立即支付价款外，不得自任何人之处擅取谷物或其他动产，但依出售者之意志允予延期付款者不在此限。”“自由人犯轻罪者，应按犯罪之程度科以罚金；犯罪重者应按其犯罪之大小没收其土地，与居室以外之财产；对于商人适用同样规定，但不得没收其货物。凡余等所属之农奴犯罪时，亦应同样科以罚金，但不得没收其农具。”

5．居住、迁徙与营业自由。“除战时与余等敌对国家之人民外，一切商人，倘能遵照旧时之公正习惯，皆可免除苛捐杂税，安全经由水道与旱道，出入英格兰，或在英格兰全境逗留或耽搁以经营商业。战时，敌国商人在我国者，在余等或余等之大法官获知我国商人在敌国所受之待遇前，应先行扣留，但不得损害彼等之身体与货物。如我国商人之在敌国者安全无恙，敌国商人在我国者亦将安全无恙。”

6．法治。“任何自由人，如未经其同级贵族之依法审判，或经国法判决，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余等不得向任何人出售、拒绝或延搁其应享之权利与公正裁判。”此外还规定：“除熟习本国法律而又志愿遵守着外，余等将不任何人为法官、巡查吏、执行吏或管家吏。”

论者一再指出，这个宪章惠及的是贵族、教士、商人和其他自由人，农奴等下层民众不在其列。但是，且不说农奴不是毫无关系，重要的是它与东方社会不同的特点，为以后现代社会奠定基础的那些特点。例如，宪政和法治首要的一条是保护公民的权利，同时要限制政府的权力，使之既不能侵犯公民的自由，又能有效地处理社会公共事务，为此必须建立分权制约的政治体系和独立的司法系统。中世纪的西欧，包括英国在内，离这样的要求当然还很远，可是，以《自由大宪章》的签署为标志，基本要素已经具备。历史已经证明，假以时日，不断完善的宪政可以一步一步化为现实。

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情况是：到了16世纪，“‘没有一个郡、城、镇，也很少有一个村没有律师。’其中最富的年收入高达两三万镑，其次的也达12000～14000镑。”而“按当时规定，凡土地岁入在10镑以上或动产在300镑以上的人，即可购买绶带，跻身于乡绅行列。”这对推动社会向现代法治社会转型十分有利。

一百多年来，人们一再问：为什么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同时起步，而结果迥异？很重要的一点是日本实行的是封建制度，各藩有力量制约幕府。而在19世纪中国，尽管通过剿灭太平天国，地方督抚的权力有所提升，但中央集权的宗法专制体系基本性质没变，当义和团一类事件发生，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改变那些愚昧的最高统治当局的胡作非为，更不要说可以锐意改革、开创一个现代化的新局面了。

与宗法专制统治相适应，中国没有法治的传统。中华法系源远流长，但它是统治者治民的工具，没有保护民众权利的内容。中国传统法典的主要内容是刑法，它不过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三纲的法制化。司法也是行政权的附属物，缺少独立的品格。

自由只有在社会力量多元化、政治体制分权制约的状况下才能得到有力的保障，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艰辛绝非偶然。

中国与俄罗斯倒有很多共同点。在东罗马帝国时期，东正教本来就必须绝对听命于皇帝，“皇帝作为东正教会的最高领导，有权任免教会牧首，有权召集宗教会议和批准宗教会议的决定，有权诠释教义和制定教规，有权管理教会生活等等。”东罗马帝国灭亡后，沙皇继承了这些特权。彼得大帝更处心积虑消灭东正教的独立性，使之成为政府手中的驯服工具，他于1720年取消了东正教的牧首制，把教会完全置于国家控制之下。而大部份教会人士也心甘情愿做这样的附庸，用18世纪俄国东正教一位总主教的话来说是：“东正教皇帝本身拥有地上的全部权力，在他之上别无他人，只有上帝。”俄罗斯内外的一些修道院曾经是向俄国输入西方文化的重要据点，在专制淫威下情况也起了变化，“俄罗斯教会不像西方教会，它没有发展任何世俗学问的研究机构。在俄国没有教会学院和教会大学，……修道院在西方一般是学问中心，在俄国却不是这样，至少在人文科学方面不是这样。”与此同时，“新的‘官僚政治’开始有它自己的语言，如‘国家的需要’、‘国家的利益’等等，尽管所指的实际上是君主个人的利益。”而东正教的神父们教导沙皇子民的只有两个字：顺从。可是，一个不受监督和分权制约、听不到反对声音的政权，在表面安谧下危如累卵。这样的政教合一的社会体系给俄罗斯带来的只是专制政权不合时宜的延长，并成为后来苏联崩溃的一个潜在的重要因素。

宗法专制体系中的基层组织

众所周知，自治，包括城市自治和行业自治，是中世纪西欧的普遍现象。请让我们先看一个有关城市自治的文件：《英王亨利二世给予林肯城之特许状》 ，这个文件有三个要点：

1．“受命于天的英格兰国王……谨向林肯城主教暨诸法官、行政官、男爵、其他官吏及该城……人民致意，并使彼等得知予已将林肯城人民在英王爱德华、威廉与亨利时代所享有之自由、习惯与法律赐予彼等。城中人民以及本郡其他商人之商会，亦将充分而自由地保有彼等在前述予之祖先爱德华、威廉与亨利时代所享有之上项权利。”

2．“任何人在林肯城内按土地保有权购买土地，保有之达一年零一日，无人反对……则予将准许此人在将来安然保有此项土地，一如其过去，不受任何干扰与迫害。”

3．“任何人在林肯城之居住期已达一年零一日，且已照章纳税，任何具有申请权之人亦未提出……不利于彼之异议，则予亦将准许彼等与过去一样，继续以市民身份居住于予之林肯城中。”

这三点重申了城市的自由、自治的权利、保障财产权，开通了农奴逃入城市上升为自由民的通道，在西欧具有普遍性。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根本找不到类似的文件。中国的地方自治是20世纪第一个十年清末新政的产物，而上海商人提出组织自己的商人政府的要求已经是20世纪20年代。

西方中世纪的行会与古代中国的行会一样，有为保护自身利益而限制自由竞争、维持垄断地位的鲜明特征。可是，经过反复博弈，西欧的商人和行会在不少地方也成了参与城市自治的重要支柱。请看另外一个文件：神圣罗马帝国治下的城市《奥格斯堡第二次行会文告》（1368年12月16日）——这一年刚好是朱元璋做皇帝的第一年，中国的宗法专制统治正进入颠峰时期。以下是它的几个引人注目的内容：

1．“我们过去曾组织、现在还是要组织议会，使它在将来具有最大的权威和力量。”

2．议会如何组成：“在我们城市公社里，所有那些团结手工业者的十八个行会，每个应有一个会长参加议会。其中组织庞大、受到尊重的行会……得有两个代表参加议会……然后这二十九个人从市民中选出最有声望和最贤明的十五人；然后应举行宣誓，并在这一年内和他们（就是和二十九个人）一起参加议会。”

3．市长和其他官员的选举：“上述的二十九个会长和代表行会的议员，从自己中间和从市民中间选出两个他们认为是最好的人来担任市长：一个代表市民，一个代表行会……选出四个副市长、两个监印官及六个征税员……我们的议会、议员、市长、副市长和征税员每年应改组。”

4．重要问题的提出：“每个参加议会的会长应从自己的行会中提出最有声望的（会员）十二人对议会宣誓。如果需要举行扩大会议，那么，依照需要情况，这十二个人（代表各个行会）应被邀参加，这样就组成了扩大会议。如果会长们和十二个人要从议会争取什么，或者要从议会打听什么，那么，他们在扩大会议开会之前，应集合在市政厅里，先行陈述并加以说明。如果问题是极其重要，和十二个人商谈不能获得解决，那么，各个会长应召集自己行会全体会议，使大家能够了解这一事情。”

5．财政收支：“我们规定，各个人的财产（不论男女穷富）一律依照所有人的自报，加以课税”。“应该每年向穷人富人报告：税款的收入怎样用去，城市清偿了什么债务，以及承上帝佑助，什么款项该由城市收进。”

面对这个640多年前的西方城市自治的文件，中国明、清两代固然没有这样的制度，县以上的各级官员都由朝廷或督抚选派，时至今天的中国大陆，恐怕还是很难断言究竟那个城市真正达到了这样的自治水平。

宋、明以降，中国社会的基层组织有保甲、里甲和乡约等等。保甲、里甲的都是官府控制平民的工具，没有丝毫自治气味，而且还实行残忍的犯罪连坐制度。

有争议的是乡约，有人誉之为绅权自治，有人甚至认为比地方自治还高出一筹：“乡约这个东西，可以包含了地方自治，而地方自治不能包含乡约。”的确，乡约及与之配套的义仓和社学体现了宗族共同体的互济精神，其道德约束亦有可取之处，可是，它的灵魂是按照三纲和体现理学精神的皇帝“圣谕”的要求严格控制宗族成员。

这些乡约往往具体落实在族规、家法中。让我们看看几个有代表性的家法族规吧！有些族规头一条就规定“圣谕当遵”，有的则强调要“急完粮”，“践土食毛，富有纳税之义务”。孔氏族规中规定：“忤逆父母，凌辱尊长及纵容妻妾辱骂祖父母、父母，一经闻四祠，笞责三十。甚，革胙除派。至大反常，处死，不必禀呈，致累官长。大盗，亦家法处死。”影响最大的《朱子家礼》收入司马光撰写的《居家杂仪》，其中规定：“凡为子为妇者，毋得蓄私财。俸禄及田宅所入，尽归之父母舅姑。当用则请而用之，不敢私假，不敢私与。”“父母怒不说而挞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其异端，非圣贤之书传，宜禁之。”至于各种族规中压迫、束缚妇女的条文，人们早已耳熟能详，这里不再征引。

更多的家族共同体的族规没有形诸文字，但已把用各种刑罚（包括处死）惩罚违反三纲的族人和追求婚姻自由的男女变为风俗习惯，视为天理，代代相传。

这些条文或风俗习惯中规定的严苛维护三纲、家族而不是个人的财产所有制，以及对思想、文化所谓异端赶尽杀绝的严禁，都是摧残人性和个性、不利于社会发展和向现代转型的锁链。这就是中西文化的差异已经具体化为社会制度的差异。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就是以这些具体的文化差异和制度为基础的。

“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艰难，主要原因是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自身的缺陷。

第二章 从林则徐到郭嵩焘

　 鸦片战争后头一个50年（1840－1890）的中国历史是用铁与火、血与泪写成的。在此期间，林则徐（1785一1850）被誉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个中国人，郭嵩焘（1818－1891）则是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他们大体是相隔一代的历史人物，其言行又恰好足以代表这一时期的开端和结束。百年沧桑，感慨良多。凭吊这两位爱国志士，比较其异同和遭遇，也许能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从毁誉迥异谈起

林则徐以抗英禁烟的壮举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虽然他曾遭受过昏愦的统治者不公正的惩罚和非议，但生前就已恢复名誉，死后更是赐美谥、厚抚恤、建专祠，极尽殊荣。而在广大爱国人士心目中，他一直是无可非议的民族英雄，是廉洁和勤政爱民的模范。即使在19世纪的英国，他的正义行动也赢得广泛的赞誊和尊重。他生前身后受到人民由衷的尊敬理所当然。

郭嵩焘的遭遇却大不相同。当他答应出使英国之后，朝野的卫道士们简直视之为卖国贼，这在当时是不小的屈辱。甚至到了20世纪80年代，也还有人认为“郭嵩焘为虎作伥”，“为李鸿章对英妥协投降唱赞歌”，“丧心病狂”，“崇洋卖国”。（董蔡时：《左宗棠评传》第154-15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北京）

不能简单地把林、郭的荣辱看作个人偶然的际遇，在这些历史现象后面包含着时代和历史的奥秘。

中国传统爱国主义的结晶

林、郭所受褒贬都直接来自对爱国主义的理解。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是历史悠久、关系日趋紧密的人类共同体，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点之一是群体意识非常强烈，其突出表现是在内忧外患中形成的爱国精神代代相传，历久弥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民族文化心理中，爱国已成为最高的道德规范。

从生前直至今天林则徐备受尊崇的首要原因在于他是伟大的爱国者。“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云左山房诗钞》卷六）这已经成了激励后来者的千古绝唱。

林则徐的爱国主义包括哪些主要内容呢？

第一，为国兴利除害。

他所以如此坚决地禁止贩卖和吸食鸦片，在于他看到烟毒蔓延“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林则徐：《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林则徐集》奏稿中601页，中华书局北京），因此，“明知入于坎囗……冀为中原除此巨患，拔本塞源。”（林则徐：《致沈鼎甫》，《鸦片战争》(二)第567页，新知识出版社上海）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意识是历代志士为国献身的思想基础，林则徐继承了这种优秀传统。

这种品德是在优秀文化传统的熏陶和长期实践中逐步养成的，他登上仕途特别是出任地方官以后，关心民瘼，对漕务、盐政、救灾和水利等关系国计民生的要政都认真研究，革除弊病，采取各种措施力苏民困，尤其是对病民很深的水灾、漕运等项十分留心，锐意兴修水利，并提出了一些重大的建议。在他看来，“天下未有万人忍饥，肯听一家之独饱者”。（林则徐：《劝谕捐赈告示》，《林则徐集》公牍第3页）为了巩固原有的社会秩序，就不能不亟于兴利除弊。以此为出发点，逐步培育了他对国计民生事事关心的高度责任感。这是他的爱国主义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第二，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尊严。

爱国主义大量地体现在日常给予国家和人民的奉献中，但它的最强音往往迸发于祖国处于外敌威胁的危难之际。禁止何种货物进出口，这是一个国家主权范围内的事，禁止毒品贸易更是保护人民、维护国家尊严的正确措施。可是，清政府在推进这项正义事业时，英国政府却不顾国际关系准则，成了国际贩毒集团的不光彩的支持者。面对比己方强大得多的侵略者，林则徐坚定、卓越地领导了广东地区的反侵略战争，在反侵略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更难能可贵的是，在英军北犯得逞、朝野议论叠起、道光皇帝出尔反尔昏聩地谴责林则徐之际，他出于“每念一身之获咎犹小，而国体之攸关甚大”的爱国热忱，严正地表示：“鸦片之为害甚于洪水猛兽，即尧舜在今日，亦不能不为驱除。……而天下万世之人亦断无以鸦片为不必禁之理，若谓夷兵之来系由禁烟而起，则彼之以鸦片入内地者，早已包藏祸心，发之于此时，与发之于异日，其轻重当必有辨矣。”（林则徐：《密陈办理禁烟不能歇手片》，《林则徐集》奏稿中第883、884页）从而有力地批驳了侵略有理的谬论。

同时，与空谈维护天朝威严、讨伐“奸夷”之辈不同，林则徐把爱国热忱与筹划防务的切实行动密切结合起来，他与大吏商绅和衷共济，从炮台的修筑、军械添置到兵勇的整顿招募，特别是利用民力组织团练、随在设防、保卫乡土等方面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第三，反对侵略与虚心了解外国情况和维护各国人民正常往来相结合。他不但注意了解敌方当前的动态，组织人员翻译外文报刊，而且主持编译《四洲志》，努力改变对西方历史和现状的无知状态，还翻译国际法，运用新的知识捍卫国家的利权。同时，他敢于正视船炮落后于西方的现实，积极购置洋炮夷舟，这些都迈开了近代中国人了解世界和学习西方的第一步。尽管这一步走得还很小，且有许多不足之处，却是艰崎长路的极其宝贵的开端。他还反对良莠不分，在多数场合区分了贩毒者与从事正当贸易的商人，区分了侵略国与非侵略国的商人，并反对封港闭市的错误主张。所有这些都令他的爱国主义言行具有前所未有的内容，开始显示近代色彩。

在古代中国，敌强我弱的态势也曾一再出现，但在那时，中国弱中有强，在文化上通常都比自己的敌对势力强一些，因此，尽管在斗争中也要千方百计探听敌方情况，却从未出现过在文化、经济、军事等方面对手都明显地高于自己、不得不以他们为师的状况。林则徐及其同时代人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个变化的深刻内涵，翻开林氏遗文，传统的天朝上国盲目自大的语句俯拾皆是——他还不可能跳出这个窠臼。但出于一个致力经世致用的著名人物的求实态度，他敢于正视现实，因而以对国家命运高度负责的精神认认真真地研究对手，并不惜引进对方物质文明(如船炮)和精神文明(如国际法)的成就作为保卫自己国家的手段。在近代中国，维护国家独立、增进人民福祉一直同能否正确对待西方文化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林则徐给中国爱国主义的传统增添的新内容也离不开这个中心。

第四，爱国与忠君结合。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两者本是一物的两个方面，林则徐还不可能超越这个传统。道光二十二年(1842)他赴戍边疆之际写道：“余生岂惜投豺虎，群策当思制犬羊。人事如棋浑不定，君恩每饭总难忘。”（林则徐：《壬寅二月祥符河复，仍由河干遣戍伊犁，蒲城相国涕泣为别，愧无以慰其意，呈诗二首》，《云左山房诗钞》）不忘君恩与制伏正在蹂躏中国的“犬羊”就是他最关切的两件事，这是他在生离死别之际的真情流露。他自己的表白与历史记载都说明“感上殊遇”，为君分忧，正是林氏“早知身，蹈危机”（林则徐：《致姚椿、王柏心》、《林则徐书简》第191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而毅然赴粤禁烟的重要动力。

以上情况表明，中国传统文化哺育了林则徐的爱国主义情操，使他成为与岳飞、文天祥等并列而无愧的民族英雄。

近代爱国主义的发展

与林则徐一样，郭嵩焘也是在传统文化熏陶中成长起来的。他没有林则徐那么显赫的声名，但林氏所有的爱国主义品德，他也不缺乏。

同林则徐一样，郭嵩焘在反对贩卖和吸食鸦片一事上态度非常坚决。在出使期间，他与英国朝野人士积极联络推动英国禁止贩卖鸦片，与此同时，他于1877年3月、7月两次奏请朝廷设法严禁鸦片。他晚年回到家乡，深知已无法指望政府在禁烟问题上有所作为，便联络友人组成禁烟公社，要求各人从推动乡党宗族做起，积极清除毒患。他甚至留下遗言不准子孙后代吸食鸦片，“有犯此者，先请改姓，勿为吾子孙可也”。（郭嵩焘《玉池老人自叙》第110页，光绪十九年养知书屋版）

在鸦片战争期间，郭嵩焘也积极参与了反侵略战争。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他应聘奔赴浙江学政幕下，曾赋诗明志：“磨盾从戎真自许，好谈形势向鲛门。”（郭嵩焘：《出都杂感》，《郭嵩焘诗文集》第576页，岳麓书社1984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虽然他对朝廷及前线统帅的部署颇有微词，但在津沽一带襄助僧格林沁办理防务尽心尽力。1859年，大沽口之战中，“炮石如雨之中，无肯来营者，又独渠一人驰至”，僧王深受感动，誉之为“见利不趋，见难不避”（郭嵩焘：《玉池老人自叙》第9页）的君子。翌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他正在家乡养病，就近为胡林翼(时任湖北巡抚)画策：“传檄山东、河南、山西、陕甘，会师勤王。”（《郭嵩焘日记》(一)第401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

事实雄辩地表明，林郭两人尽管地位不同，但起点相同，爱国品德并无二致。

两人当然也有差别，这些差别的内容和意义是什么？是不是这些差别令郭嵩焘蜕变为“崇洋卖国”的代表？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索和考察的。

林郭两人的首要差别表现在如何认识西方和处理同西方的关系上。

在近代中国，特别是在19世纪，西方列强是一身而二任：既是侵略者，又是富强和先进的榜样。中国等落后国家要捍卫自己的独立就要以自己的对手为师，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逻辑，这类国家的任何历史人物的千秋功罪都要受到这个历史逻辑的制约。于是，如何对待西方列强和西方近代文明便成了摆在近代中国人面前的重大课题。

林则徐的爱国主义所以具有近代的因素，正是出于他的求实的敏感，开始感觉到时代变化的气息。不过，总的说来对于这个巨变他仍然处于很不自觉的状态，比如，在林氏遗文中，传统的天朝上国盲目自大的语句俯拾皆是，这是中华民族仍然处于沉睡未醒状态的反映。

时间又过了将近20年，英法三次挥兵北上，终于演出了京津失陷、火烧圆明园的惨剧。这个创巨痛深的事件震憾了一些有识之士，他们沿着魏源的足迹摆脱儒家“怀柔远人”、严“夷夏之辨”等信条，试行提出一套新的对策。

与林则徐一样，郭嵩焘也以留心经世致用著称于世，他实事求是地研究了历史和现状，提出了一套新的对外关系理论。他用情、势、理三字概括其要点：

一，所谓“情”，就是要考求洋情。

他认为举国上下懂得夷情的寥寥可数，处置失当自在意料之中。在他看来，考求夷情有三个要点：

一是要设立专门机构，培养专门人才，对外夷要悉通其情伪。1859年2月他给皇帝上书说到：“通市二百余年，交兵议款又二十年，始终无一人通知夷情，熟悉其语言文字者。窃以为今日御夷之窍要，莫切于是。”（《四国新档英国档》下，第854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6年台北）这是重申林则徐、魏源多年前的主张，但15年后郭氏还要为此一再呼吁，并在两年后才勉强实现，而实际情况却无根本性的改善。

二是认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基本要求在通商求利，应该以这个基本情态为处置双方关系的依据。中法战争期间，他在总结自己的观点时写道：“顷数十年，汽轮车船夺天地造化之奇，横行江海，无与为敌。而究其意之所极，贾市为利而已。其阴谋广虑、囊括四海，而造端必以通商。迎其机而导之，即祸有所止，而所得之奇巧转而为我用，故可以情遣也。”（郭嵩焘：《致李傅相》，《郭嵩焘诗文集》第214页，岳麓书社1984年）这个结论既肯定西方列强有霸占世界的野心，又认为其基本目的和基本手段是通商谋利。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个基本关系，不但可以遏止外祸，还可以利用外国所长发展自己的国家。同那些死抱着天朝大国心态、仍把西方各国看作蛮夷的官僚士子们的认识相比，这是一个更加高明和深刻的结论。与这个认识密不可分的，是郭氏认为西方列强当时并不以灭亡中国占领土地为目的。应该指出，郭嵩焘作为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没有也不可能接受世界现状、国际关系和外交学等基本知识的系统训练，他是靠为数不多的材料和虚心考求去认识外部世界的。今天看来，令人惊奇的不在于他的认识有所偏颇，而是比同时代的大多数人都高出一筹。郭氏是在19世纪90年代各国阴谋瓜分中国的狂潮到来之前说这番话的，当时的西方列强确实还以开辟商品市场作为与中国交往的基本要求，这既是资本主义追逐利润本性的体现，又是当时西方各主要国家分别陷入程度不等的国际或国内纠纷、暂时没有吞并中国的余力所决定的。从这个角度看，郭嵩焘对世情或西方列强之情的认识具有当时中国历史条件下的相对正确性。

三是要认识中西关系与历史上的夷夏关系迥异。在抵达欧洲之前他已一再申明：“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倏盛倏衰，情形绝异。”（《郭嵩焘日记》(三)第124页）他认为一定要如实认识这个情况，方能处理好对外关系。经过在英国近一年的实地考察，他的认识又有新的发展，终于痛心地写道：“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夷狄也。中国士大夫知此义者尚无其人，伤哉！”（《郭嵩焘日记》(三)，第439页 ）这些话没有准确地说明世界历史，可是它不但否定了流传了两千多年的夷夏观念，而且正视了中国在文化上已落后于西方的现实。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变化。

二，所谓“势”，就是要承认敌强我弱的现实，确定以和为主的战略方针。

从鸦片战争失败以后开始，中国朝野便不能不承认敌人的船坚炮利，在这方面不能不师夷长技。但他们中的多数人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中国的礼乐教化远胜于西方，也就是说，从总体上说中国文化远胜于西方。这是他们观察和处理中外关系的精神支柱，也是他们一再作出一些愚蠢可笑行动的思想基础。与流行的观念大相径庭，郭嵩焘认为中国正处于全面的弱势。这个弱不仅在物质层次，且包括整个文化系统。他曾向几个挚友吐露：“自西洋通商三十余年，乃似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故可危矣。”（《郭嵩焘日记》(三)第548页）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中，道是文明教化的核心。这段议论认为，在世界的新格局中中国已沦为背离文明教化的无道之邦，而敌手的文明开化程度远胜于己。

郭嵩焘是经过认真考察后才不得不承认这个残酷的现实的。他到英国一个月后仍然认为：“此间富强之基，与其政教精实严密，斐然可观，而文章礼乐不逮中华远甚。”（《郭嵩焘日记》(三)第147页。） 经过一年左右的观察，他的认识起了根本性的变化，才得出上述新的结论。据此，他认为中国一定要实行以和为主的方针。早在1860年他便写道：“值衰弱之时，外有强敌，而侥幸一战之功者，未有能自立者也。……弱则一以和为主……未有不问国势之强弱，不察事理之是非，惟嗔目疾呼，责武士之一战，以图快愚人之心，如明以来持论之乖戾者也。”（《郭嵩焘日记》(一)第393页）他对中国战争史的评论是否恰当，这是有待另行讨论的课题，但是，任何清醒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史学家都会承认，处于弱势的一方不可轻易言战。在鸦片战争后的头50年在战略上以和为主是不是一个较佳的方案呢？不妨在全面介绍了他的理论及其依据后再予评论。

三，所谓“理”，就是摒弃愚蠢的蛮干，冷静地按照条约、法例和常理处理同外国和外国人的关系。

1861年，有感于近20年来夷务工作一再出现的怪现象，郭嵩焘曾沉痛地说：“吾尝谓中国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中国尽多事，夷人尽强，一切以理自处，杜其横逆之萌，而不可稍撄其怒，而中国一味蛮。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伏，而中国一味蠢。真乃无可如何。夷患至今已成，无论中国处之何如，总之为祸而已。然能揣其情，以柔相制，其祸迟而小。不能知其情，而欲以刚相胜，以急撄其怒，其祸速而大。”（《郭嵩焘日记》(一)第469页）切莫以为这是充满买办意识的软骨头为了讨好洋人而羞辱自己的祖国，相反，这是充分意识到自己责任的爱国知识分子的泣血自省，为国减祸的苦衷溢于言表。

他是研究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后才得出这些结论的。他自己就经历过这么一件事：英法联军之役随着1858年《天津条约》和《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的签订本已告一段落，可是翌年换约时，清政府措置失当，导致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火烧圆明园，不得不在批准原有条约的同时续订了《北京条约》，损失了更大的权益。郭嵩焘曾一再分析这个事件的前因后果，在《北京条约》订立后十多天时写道：“夷祸成于僧邸之诱击。去岁之役，先后奉诏旨十余，饬令迎出拦江沙外晓谕。泊夷船入内河九日，僧邸不一遣使往谕。去衣冠自称乡勇，诱致夷人，薄而击之。仆陈谏再四，又虑语言不能通晓，两上书力争……夷人之来有辞，当求折冲樽俎之方，不足与用兵。即势穷力战，要使理足于己，庶胜与败两无所悔。”（《郭嵩焘日记》(一)第406页。）这个情况在曾国藩同其亲信的谈话中也可得到参证，他说：“咸丰九年，洋人来换和约，僧忠亲王诱而击沉其船，天下称快。十年，夷人复至……京师不守，几丧天下。某谓僧邸此败，义当杀身以谢天下矣，然至今亦未闻以九年诱击夷人为非者也。”（《吴汝纶日记》(同治八年三月二十四日)，转引自黄囗：《花随人圣庵摭忆》第495-49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他们的说法同当时在现场指挥的英国公使卜鲁斯的报告如出一辙。（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650-653页，三联书店1957年北京）所以，郭嵩焘对清廷办理夷务的批评和据理办事的建议并非无的放矢。应该指出，1859年换约时，英法要以武力护送公使进京无疑是践踏中国主权的侵略行为，但当时他们并非蓄意立即发动战争，经过耐心谈判矛盾不是无法解决的。

郭嵩焘一再批评的另一不依理办事的现象是各地组织民众一再进行的反入城斗争。《南京条约》订立后，广州、福州、潮州等地都曾因拒洋人入城而引起大小不等的纠纷。在郭嵩焘看来，条约必须严格遵守，利用人们狭隘的爱国心理组织所谓反入城斗争，是非常愚蠢、不足为训的，必须坚决劝导制止。1865年他在广东巡抚任内就曾处理潮州入城事件，后来他曾多次论及这一类事件。他在日记中写道：一位朋友“述悉衡州之驱逐夷人，及省城会议不准夷人入城，以为士气。吾谓夷人顷所争，利耳，并无致死于我之心。诸公所谓士气，乃以速祸而召殃者也。”（《郭嵩焘日记》(一)第469-470）

总之，处理夷务必须情势理结合、以和为主、努力避战的主张，是郭嵩焘总结多年来在对外关系中因愚昧无知给国家带来重大灾难后提出的。这个主张要求从中国落后和衰弱的现实出发，以理约束自己，避免逞气蛮干和无知蠢干，也以理去对待对手，争取以条约和法理约束他们，减少他们的祸害，并争取以其所长为我所用。

当然，他的个别判断亦不恰当，例如，对列强攫取中国领土的野心看得过轻了，大片北方领土正是在这期间丧失的。不过，作为有高度忧患意识的爱国者，他并没有丧失对帝国主义的警惕，他在晚年曾对文廷式说过：“洋人敦朴，有古风，然窥伺中国实未尝一日忘之，如有内乱及水火盗贼之变，恐各国将来乘机裂我土地，事当在二十年内云。”（文廷式：《志林》第13页，《文廷式全集》第二册，大华印书馆1969年，台北）

另外，他的有些概括也不够全面，譬如，从中国的落后和执政者的腐败断定中国无道不无道理，但对西方各国无道的一面(如侵略别国的残暴行为)却缺少有力的揭露。

尽管有这些不足，然其基本精神却是符合实际或切合中国需要的，理由十分明显：

1，和对中国有利。这既由于中国贫弱，也由于中国需要时间完成社会经济体系的转化。

2，和是可能的。因为多种因素的制约，在1840年后的50年间，瓜分中国或掠夺中国本部领土还未成为列强的当前行动方针。

3，求和避战的基本方法是依理办事。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授人以柄，减少对方挑起战火的口实。

郭嵩焘的主张包含着显然与林则徐不同的观点，其主要差别表现在：

一是对西方文明的态度。林则徐虽然勇于了解西方世界，但终其一生也没有像郭嵩焘那样明确肯定西方文明，也没有彻底摆脱传统的夷夏观念的羁绊。他到澳门巡视，总是觉得“夷服太觉不类”，“婚配由男女自择，不避同姓，真夷俗也。”（《林则徐集》日记，第351页，中华书局）他甚至郑重其事地向道光帝报告夷兵腿足“屈伸皆所不便”（《林则徐集》奏稿(中)，第676页），一再流露出对西方的鄙视。魏源认为有教化之国不得谓之夷狄，赞扬西方的政治制度，这些都没有听到林的回响。

二是对驱赶洋人的态度。林则徐主张在禁绝鸦片的同时必须保护同各国商人的正常贸易，但是，他不理解这种贸易发展的结果是各国人民往来必然日趋密切。他对广州开其端的各地反对洋人入城的斗争一直持赞赏和支持的态度，晚年回到家乡，他仍积极发动和领导了福州驱赶洋人的斗争。“英夷因广东停其贸易不许入城，改而之闽入省城，住神光、积翠二寺，则徐率绅士倡议驱之。虑其以炮船来海口恐吓，数乘扁舟至虎门、闽安诸海口阅视形势。”（《林则徐传》，《闽侯县志》卷六十九，1933年刊）这段记载准确地反映了林氏力图驱赶洋人离开通都大邑，只准他们在小范围活动的态度。

与林氏相反，郭嵩焘认为不准各国人民自由出入、游历交往是蔽于一隅的偏狭之见，因此，洋人到中国各地经商和游历是宜加保护的正常活动。他对反入城斗争非常反感，深知所谓士绅阻洋人入城实际是官吏在背后作祟。他悲愤地写道：“湖南又有殴击洋人之案。自办理洋务四十年，每一阻拒洋人，则开一衅端。至于广东禁使入城，而洋祸乃烈；……抑思洋人之游历也有条约，其指名游历也有照会，一切假朝命行之，而至今相承不悟，是以义愤阻拒洋人，而先已违背诏旨。夫且无以自解，又何辞以解于洋人？则亦在官者积惯成习，不明事理之过也。”（郭嵩焘：《复姚彦嘉》，《郭嵩焘诗文集》第201页）

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外冲突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内容。当时世界面临的重要课题是通过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贸易往来把各国经济纳入世界市场经济体系中，这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历史进步过程。由于种种因素的汇合，这个过程赖以实现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比较顺利，有的十分漫长和痛苦，但总的趋势是无法逆转的。在19世纪，各国强迫中国通商和开放的暴虐行径，不幸也包含着这个历史进步过程的内容。这是非正义的血污与历史生机并呈的历史辩证法。因此，鼓动狭隘的爱国情绪、不分皂白地驱赶洋人是不足为训的历史阴暗面。在这个问题上正确的是郭嵩焘而非林则徐。

林、郭两氏是相隔一代的历史人物，郭氏能有更为明达的认识是中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顺应历史潮流而有所前进的表现。当时李鸿章也已感受到各国人民的往来和贸易是不应也无法抗拒的，他说：“西洋各国到处准他人寄居贸易，而仍日益强盛。”（李鸿章：《复刘仲良中丞》(光绪二年九月十四日)，《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十六，第30页）这个感慨一语中的。这是当时主张中国改革、开放的开明官僚和知识分子的共识，不过，这类人物为数太少，他们的认识没有成为社会舆论的主流，所以郭氏倍感孤独，而他受到咒骂不过是中华民族前进步伐过于缓慢的表现。

简单说来，林、郭在对外关系上的差异体现着先驱者的前进步伐。林则徐固然是无可争议的民族英雄，郭嵩焘的爱国热忧也不让人，他的历史功绩是把爱国主义推进到了一个新水平。

近代救国道路的探索

郭嵩焘与林则徐的又一重大差别是救治中国道路的选择。

历史赋予近代中国的严峻现实是：不改变中国的现状就无法抵御强敌。作为致力于经世致用的地方大吏，郭嵩焘与林则徐都对中国的腐败现象有深刻的了解。林则徐曾经吐露自己的感受：“今日时势，观其外表，犹一浑全之器也，而内之空虚，无一足以自固。”（林则徐：《致邵懿辰》，《林则徐书简》第299页）特别是对科举和军队的腐败，他曾经有过绝望的叹息。郭嵩焘则从中外对比中看到了中国落后的严重状态。要外抗强敌，保卫国家就必须治理整顿内部，这是许多有识之士的共同认识。用魏源当时所说的话就是：“以治内为治外。”（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魏源集》第177页，中华书局1976年。）

问题是如何治内才能救国。

林则徐选择了在原有轨道上去除积弊的道路。无论是水利、漕务、盐政、吏治、军制，还是课赋、救灾、禁烟，凡关心民瘼、讲求实际的历代官员所能办的他都尽力去办，有的还办得相当出色，不愧为清廉能干的地方大吏。可是，他的努力无补大局。中国必须摆脱以手工劳动、自然经济为基础的龙钟老态，向以机器和商品为标记的近代经济蜕变，这是国家富强的基础，也是当时历史条件下救国的唯一道路。尽管林则徐最先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但他的补苴罅漏措施无法推动社会运行机制的转变。在军事上，购买西方的军事装备和按西方的样式改进军火生产都无法令清军焕发新的生机。在经济上，他曾在云南积极整顿银、铜等矿，可是，这些传统的旧式矿业由官给资本，产品绝大部分归官所有，靠手工劳动，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风马牛不相及。在整顿中他曾建议：“似(拟)仍招集商民，听其朋资伙办，成则加奖，歇亦不迫，则官有督率之权而无著赔之累。”（林则徐：《查勘矿厂情形试形开探摺》，《林则徐集》奏稿(下)，第1145页）这不是林氏的创造，而是固有的经营形式，这种方式很大程度上是生产过程的承包，绝大部分产品的流通仍在官府控制下。这种方式没有改变这些矿山的固有性质。

林则徐的这些思路举措，无非是道光年间统治者对面临变局的严峻形势和改革的迫切性缺乏足够认识的缩影。鸦片战争后头20年，特别是太平天国革命烽烟尚未点燃的40年代，本是弃旧图新的大好时机，却因他们的好梦未残而白白流逝。

1856-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才真正使统治阶层中一部分人惊醒。他们意识到老大的清帝国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变局”，“借法自强”或“自强求富”开始成为他们认真讨论的课题——真正自觉性很高的爱国者必然是救国道路的探索者。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郭嵩焘的富强理论即对救国道路的探求，成了他的爱国主义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从60年代开始，以富强为目标的洋务运动逐渐兴起，郭嵩焘是这个学习西方的自强新政的积极支持者。从咸丰九年(1859)始，他便一再向朝廷提出种种有关建议。翁同騄留下这么一段记载：“郭筠仙来，其言欲遍天下皆开煤铁，又欲中国皆铁路。”（《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年正月十三日]第15册，丙子5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影印）恨不得中国立即臻于富强之境。一般洋务派人士的眼光通常仅停留在物质层次上，他们办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和交通、电讯，开发矿山，但极少关注社会关系的改造。郭嵩焘的眼光比他们深邃之处在于懂得物质层面建设的成败取决于深层次的社会运行机制的调整和改造。

郭嵩焘提出的富强之路有哪些要点呢？

第一，以发展私营工商业为富强之基。

早在1866年，郭便上书总理衙门，提出两条重要意见：一是撤销出海的禁令，撤销一切禁止民间经营工商企业的禁令，使商人早已暗地购置轮船经营的对外贸易合法化，鼓励人民制造轮船和经营工商谋利。二是令官办事业投入市场营运。以轮船为例，应该由商人公举市舶司，“其官置之火轮船，亦归市舶司经理，一例与商船装运货物，稍备船役工食及岁修经费。”（《郭嵩焘日记》(二)第608页）

这些建议蕴含着三个重要思想：首先是与洋人竞争的商战思想。与正在流行的御侮无非整军经武的见解相反，他认为要“使商民皆得置造火轮船以分洋人之利，能与洋人分利，即能与争胜无疑矣。”（《郭嵩焘日记》(二)，第608页）这比郑观应鼓吹商战，约早10年左右。其次，确认民富是国强的基础。他认为只有商民获利既厚，才能输税国家亦常丰，这也是西方富强奥秘所在。后来，他进一步作了解释：“国于天地，必有与立，亦岂有百姓贫困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今言富强者，一视为国家本计，与百姓无与。抑不知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郭嵩焘：《与友人论仿行西法书》，《郭嵩焘诗文集》第255页）从这点出发，欲国家富强而只热衷于官办军火工业，或办民用工业的同时却给民营工商业设置重重障碍，都是南辕北辙。再次，必须以利导民。在他看来，承认利的巨大作用，以利为导向，使之与国家富强结合，这是国家盛衰的关键所在。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必须“求富与强之所在而导民以从之，因民之利而为之制，斯利国之方也。”（郭嵩焘：《条议海防事宜》，《郭嵩焘奏稿》第340页，岳麓书社1983年）郭嵩焘发展私营工商业的主张是对清廷自强道路最早的否定，后来，像左宗棠这样的洋务派也已认识到工矿“官办之弊，防不胜防，又不若包商开办，耗费少而获利多也”，（左宗棠：《与周谓臣提军》，《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六十三，第24-25页。）不过，这已是10年以后的事了。

第二，以讲实学为富强之源。

他同许多有识之士一样，深悉令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沉溺于诗文八股，无非是“悉取天下之人才败坏灭裂之，而学校遂至不堪闻问。使稍知有实学，以挽回一世人之心，尤为当今之急务矣”。他所说的实学就是西学。所以，他建议：“此时宜广开西学馆，使稍服习其业，知其所以为利，庶冀人心所趋，自求之而自通之，日久必能收其效。”（郭嵩焘：《致李傅相》，《郭嵩焘诗文集》第343页）青少年的价值取向可以决定整个社会的风气，郭氏考虑的正是决定人心趋向的本源。

第三，以“急通官商之情”为富强的根本。

郭嵩焘是基于两方面的情况提出这个意见的：一是对西方富强本原的了解。他请教过许多外国人后得出一个结论：“西洋立国，在广开口岸，资商贾转运，因收其税以济国用，是以国家大政，商贾无不与闻者。”（郭嵩焘：《条议海防事宜》，《郭嵩焘奏稿》第341页）揭示了西方各国的本质是在资产阶级(商贾)管理和支持下努力扩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因此，要像西方那样富强，就必须“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西用西法之基”。（郭嵩焘：《条议海防事宜》，《郭嵩焘奏稿》第345页）二是他深感中国官民隔阂非常严重。1859年他曾当面向咸丰皇帝提出“今日以通下情为急”，（《郭嵩焘日记》(一)，第215页）可是这么重大的问题却被皇帝轻轻岔开了。10多年后，郭氏再一次向朝廷提出这个问题时，一般的官民关系已具体化为官商关系，先驱者的认识更加深刻了。

郭嵩焘的上述三点主张勾画出一条中国走向富强之路。这些主张抓住了由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是一条真正的救国道路，它远比一般洋务派的见识高明，更切合中国社会进步的需要。这也是林则徐时代所没有解决的课题，作为鸦片战争后第二代思想家之一的郭嵩焘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两种类型的爱国主义

从林则徐与郭嵩焘的差异可以引出两个重要结论：

第一，这是历史发展带来的差异。进入19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国家危难的加深及有识之士对西方了解的加深，制定新的措施以应付前所未有的“变局”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避免纠缠小事酿成不必要的冲突，以利中国的改革及救国道路的探索，已经成为这个时期爱国主义题中应有之义。除郭嵩焘以外，王韬、郑观应、黄遵宪、薛福成等人都曾为此呕心沥血。这是中华民族觉醒过程的重要记录，他们的对策不能见用则预示着中华民族苦难的加深。

第二，这是两种类型的爱国主义的差异。一是反抗外来侵略，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林则徐就是这样的英雄。这类爱国主义在各个时期和不同制度下通常都被认可和推崇为道德的楷模，因为它涉及的主要是保卫而不是改造原有的社会和传统。另一类型的爱国主义致力于除旧布新，改造原有的社会运行机制，从困境中挽救国家。由于这类爱国主义言行是对传统的挑战，且必然触犯某一社会集团的既得利益，因此往往遭到出自不同动机的訾议。郭嵩焘就是这类爱国志士的代表之一。

郭嵩焘在清末屡遭物议，实在不难理解，既然他的许多意见已经超越了传统，那些固步自封的人，特别是那些只能靠死抱四书五经八股时文升官发财之辈，怎能不视之为离经叛道呢？

至于20世纪80年代中对郭嵩焘的责难，则源于已被中国史学界多数人抛弃的史学方法，这种方法的根本特征是按照作者固有的结论去编排史料、描绘人物，使之黑白分明。

论者谴责郭嵩焘“卖国”的卑劣，是为了反衬左宗棠爱国的高大形象，却没有注意到剪裁中的破绽。例如，论者把1874-1875年间清政府内部“塞防”与“海防”的讨论定为“爱国与卖国之争”，主张两者并重的左宗棠是爱国路线的代表，可是，力主“兼顾水陆之防”、西北塞防与东南海防“其隐忧皆积而日深而未可偏重者”（郭嵩焘：《条议海防事宜》，《郭嵩焘奏稿》第242页）的郭嵩焘，却不知为什么成了“卖国”的罪人！

论者认为左宗棠进军新疆是爱国壮举，而郭氏同时在英国的外交活动则是卖国，理由是他在一份奏摺中建议清政府接受英国的调停，承认阿古柏占领的地区为藩属。可是，论者却不说明这个奏摺有个附件，是原摺尚未发出时便加上去而与原摺构成一个完整的文件，清廷也是同一天（光绪三年八月十三日）批示的，附件报告了报载阿古柏逝世其子袭立的消息后，建议“乘俄古柏冥殛之时，席卷扫荡”，“如幸西路军务成功有日，不独此摺可置不论，即英国派员调处一节亦必自行中止。”（郭嵩焘：《喀什噶尔剿抚事宜请饬左宗棠斟酌核办片》，《郭嵩焘奏稿》第376-377页）按照论者的逻辑，郭氏不是既提出了“卖国”建议，又有爱国主张吗？至于一个拟议中的建议是否值得判以重罪，当时信息阻隔的情况(从英国送一个奏章到北京要两个多月)、新疆问题的背景颇为复杂、论者认为“基本上站到了左宗棠的一边”的文祥也建议“将南八城及北路之地酌量分封”（《左宗棠评传》第92页)、郭嵩焘处理这个问题的全部言行，在论者笔下似乎都是不值得认真考察和分析的。

众所周知，这些方法不是论者的创造，从这个意义上说，对郭嵩焘的非议也是出自尚未涤荡干净的旧影响。

我们要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热爱祖国的优秀传统。考察鸦片战争后爱国主义的发展变化，为郭嵩焘辨诬，正是为了更好地继承这一传统。

第三章 经世致用思潮与鸦片战争后改革的延误

　 回顾中国近代史，一个不能不正视的问题是：鸦片战争至洋务运动的兴起相距整整20年，为什么看不到有什么改革的实际措施？中华民族当时自我更新为什么如此迟滞？

要解开这个难题，可以并应该从不同的视角和层次去探求。行动与思想难于分离，这里拟着重从思想史的角度作一些粗略的考察。

统治者的应变思路

翻开这个时期的历史，有个奇怪的现象理应引起人们深思：在统治层中极少听到改革的强烈呼声。

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非常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被奉为儒家经典的《易经》鼓吹“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易观，已经成为知识分子的重要思维方法。每当忧患频仍之世，变法、整治之声必起。早在道光帝即位以前，清皇朝的腐败景象已历历在目。龚自珍以思想家的敏锐，一面鞭笞黑暗，一面大声疾呼：“一祖之法无不蔽，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但鸦片战争尚未结束，他已赍志而殁。其挚友魏源也曾在鸦片战争前后鼓吹改革，尖锐地指出“天下无数百年不蔽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并提出了一系列改革的主张。可是，应者寥寥，不成气候，特别是在皇帝及当权的大臣之中极难找到类似的呼声。这与道咸两代为政的指导思想密不可分。

道咸两代当政者们既不是荒淫的昏君，主观上也不想投降卖国，更不是食古不化的迂呆。那些迂腐不堪的经学家们虽然可以备受尊敬，但对内外政策的制定谈不上有什么重大影响。从总体上看，这两代统治者倡导的是经世致用。以道光帝来说，他一再强调的是：“士不通经，不足致用；经之学，不在寻章摘句也，要为其用者。”这是他的一贯主张，例如道光十五年，他在同一个翰林谈话之际便一再告诫：“汝在家总宜读经世之书。”“汝试思之，词章何补国家？但官翰林者，不得不为此耳。”咸丰帝是个短命之君，30岁便“龙驭上宾”了，且忙于镇压太平军，难于有所作为，但他仍然信守其父的主张，也曾谆谆告诫臣下：“多读有用书。”“文章小技，能与不能无足轻重。实事却要紧。”

经世致用是儒学内部的一种思潮，它在遵守儒学根本信条的前提下致力于解决当时社会存在的问题。这个思潮不绝如缕，只要儒学被视作统治思想，几乎就可以找到它的影子。但它引起人们的关注，通常都是社会腐败现象特别严重的反响。

有清一代，经世致用思潮曾两度兴盛。一是清初顾炎武等人总结前朝覆灭的教训，为反对明末空疏的学风而倡导。他沉痛地写道：“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故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进入19世纪，清朝全盛时期已过，官场的腐败、社会的凋敝又一次触动了朝野有为之士的心弦，盛极一时的汉宋之学无力解决这些难题，经世致用思潮再度弥漫。1826年，魏源受贺长龄之托，仿照明代《皇明经世文编》的体例编就《皇朝经世文编》，此后，补编、续编、三编、四编、五编、新编、统编等同类书接踵问世，反映了这一思潮在19世纪中国长盛不衰的状况。鸦片战争以后，内忧和外患交织，经世致用便成了统治阶层应付这个困境的基本思路。

通向“师夷长技”之路

经世致用之学的特征之一是力求从实际出发去解决当前的现实问题。鸦片战争打乱了中外关系的基本格局，筹海防夷成了朝野上下关注的焦点，也为经世致用思潮增加了新的内容。

他们的思路是沿着两个相互关联的方向发展的。

第一，了解夷情。

一个不知来自何方的“逆夷”居然把天朝大国打得损兵折将、失地赔款，这是清朝立国以来从未出现过的局面。遵循“知己知彼”的古训，出现了了解和研究夷情的热潮。

热衷于了解夷情的不仅有被目为民族英雄的林则徐等人，也包括道光皇帝、奕山、奕经、耆英等向来为中国不少史家所贬斥的人物。例如道光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皇帝就曾要正在浙江前线统兵的奕经等人审讯英俘时“细询该国底里。……其至内地所经过者几国？克食米尔距该国若干路程？是否有水路可通？……该女王年甫二十二岁，何以推为一国之主？……该国制造鸦片烟卖与中国，其意但欲发财，抑或另有诡谋？”有些问题令人发噱，但这正是当时人们认识水平的真实反映，也是当朝皇帝急欲了解世界真面貌的表现。这类事例还有不少。下达上述上谕半个月后，道光帝又询问台湾军政负责人达洪阿、姚莹等人：“该夷（指战俘）中必有洞悉夷情之人，究竟该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国共有若干？其最为强大不受该国统属者共有若干？……”提出一系列他急欲了解的夷情。耆英等人在两广总督任内还曾专摺上奏美利坚立国大概情形，并将上述基本情况大体说清楚了。他还奉皇帝之命查阅过《万国地理图》。

众所周知，林则徐与道光帝等人在对待侵略者的方针上是有差别的，但他们异中有同，都趋向经世致用，在力求知己知彼、了解夷情这一点上是没有差别的。

不过，为了解夷情作出最大贡献的是一批以经世致用著称的学者，其中好些是干练的中下级官员。除了魏源在1842年编了《海国图志》50卷本以外，徐继畬在福建布政使和巡抚任内利用主管“夷务”之机虚心请教外国人，编成《瀛环志略》，于1848年刊行，战后又苦心研究，写成《康輶纪行》十六卷，除了西藏地区的情况外，还介绍了不少西藏周围地区及西洋各国的情事。广东著名学者梁廷楠则写就包括介绍英美状况的《兰伦偶说》、《合省国说》在内的《海国四说》一书。此外，汪文泰的《红毛番英吉利考略》、蒋敦复的《英志》和何秋涛的《朔方备乘》等研究西方和域外各国的著作也相继在这个时期问世。这些著作介绍了有关各国的地理、历史和现状，有的还介绍了他们的民主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富饶的情况，为正确地认识世界和学习西方铺下了最初的台阶。

第二，整军经武。

鸦片战争令朝野人士大都认识到西方军队在好些方面远胜于清军，几乎没有什么人不承认西方的“船坚炮利”，还有少数人进一步认识到西方军队在训练和组织、指挥方面也远胜于中国。对中国军事弱点的认识更成了“师夷长技”的直接通道。

在战争初期，林则徐已动手购买西方的枪炮。而战争还未结束、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方策还未面世以前，道光帝和一些督抚、士绅已急于学习和掌握西方对手的军事技术。在他们看来，中国所以在江浙闽广等地一再受挫，无非是军事装备不如“逆夷”，只要解决了这个问题，情况就会根本改观。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正月，台湾军政负责人在审讯战俘时就曾“诘以制造药炮用何物料，该夷能否造办”。同年七月十六日，道光帝的上谕谈到：“前因海疆防御首重战船，降旨饬令粤省酌筹制造……着奕山等悉心体访……究以何项船只最为得力，即购备坚实木料，赶紧制造……其该省洋商内如有深悉造船之法及力能设法购买夷船者，并着文丰留心访察，加以激劝。”过了六天，他又发出指示：“朕闻浙省获一夷奸，系广东人，在彼二十余年，以造船为主，……修造船只是否坚实灵巧，能否适用？着奕经、刘韵珂查明，据实具奏。”九月间，两广总督和巡抚等明确提出“必须仿照夷船式样作法，庶堪与该夷对敌”，道光帝立即表示“着照所议办理”。当经营对外贸易的商人（“洋商”）买到了外国船，或者有些士绅仿照美国船和请外国技师指导制造水雷成功以后，道光帝立即予以支持奖励。

可见，在孜孜不倦地整军经武中（仅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就发出有关上谕12个），他们实际上已经走上向西方学习、“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道路。

但是，这一步没有发展成为类似60年代以后被称为洋务运动的对工业化的追求，更没有成为系统改造旧的社会运行机制的起点。

以了解夷情来说，一直处于浅尝辄止的状态，研究外国基本上是自发的、零星的，没有一个政府部门考虑过要系统地进行这方面的工作。直到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还发生过这么一件怪事：在西藏拘留了两个法国人，从他们的行李中查出“夷字五张，又夷字二十一本，其中是何语言，无人认识”。以后历时半年多辗转送至四川、广东，还是无法解决这个难题，最后还是在广东找到美国“夷目”帮忙，才弄清那不过是几封家信和天主教常用的福音书！如此窘相，在战争初起之时就已出现，可是就是没有人着手培养翻译人才，直到1862年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京师同文馆才在北京建立。

再看一下造船制炮的状况。道光帝和一些督抚、士绅确曾热衷于学习西方、造船制炮，在广东已经有人分别“雇觅夷匠”造出了小船和火药、水雷。可是，由于中国工人没有受过近代工业技术训练，也缺乏必要的技术装备，造出来的船“放入内河，不甚灵便”，皇帝的决心便动摇了，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一月，他在答复广东的上谕中就说：“火轮船式，该省所造既不适用，着即毋庸雇觅夷匠制造，亦毋庸购买。”水雷制成后，也因施放技术没有妥善解决而不了了之。接着各地督抚纷纷上书，在因地制宜的借口下主张只对旧有船型稍加改进。例如，山东巡抚说：“臣与登州镇道及水师员弁再四熟商，博采众议，旧有各船弁兵习用已惯，且与北洋相宜，今造新船，似宜悉循旧制，惟船头改尖，船尾改宽，通船板片加厚，船体大木加粗，先求坚固，以耐风浪。”不久，道光帝便表态“着照所议办理”。在鸦片战争结束后，统治者内部开展的关于“善后章程”——即对付新局面方略——的讨论中，从军事方面走向“师夷长技”的通道在草创阶段便被堵塞了，直至太平天国的狂飙震撼大江南北、这个政权再度受到威胁时，他们才又一次想起夷人的枪炮还有点用处。

出现这样的局面决非偶然。

障碍首先来自于知识不足。道光、咸丰两帝及其大臣们都对西方的状况缺乏基本的了解，对中国落后于西方的严重现状确乏起码的认识，这种蒙昧状态不可能成为自觉学习西方的基础。他们更不了解造船制炮等军事工业不可能孤立地成长，这些产品体现着一个国家的综合经济技术水平，企图一举成功、几年内就达到和超过西方同类产品的水平是不可能的。在这样的状况下，稍遇挫折便安于“悉如旧制”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其次，障碍还来自于当时缺乏从学识到政策的良好转化机制。同任何时代任何地域一样，当时的中国也有一些识见超群或在某些方面有真知灼见的人物，在健全的社会里，他们的学识应该有上达当路的途径。道光帝曾以“虚怀纳谏”的明君自居，但君主专制制度的本质和末世的腐败使他无法真正兼听广取。例如，魏源的《海国图志》代表当时中国人对外部世界认识的最高水平，它所提出的“师夷长技”等一系列对策不失为切中时弊的救世良言，可是，道光帝生前虽已有两种版本问世，他却都无缘获睹。咸丰八年（1858年）五月，兵部左侍郎王茂荫给皇帝上书：“臣所见有《海国图志》一书，计五十卷，于海外诸国疆域形势、风土人情详悉备载，……于守之法，战之法，款之法，无不特详。……其书版在京，如蒙皇上许有可采，请敕重为刊印，使亲王大臣家置一编，并令亲室八旗以是教，以是学，以知夷（虽）难御，而非竟无法之可御。”尽管当时《海国图志》的最新版百卷本已面世六年，上书人还未看到，这仍不失为一个好主意，如真蒙采纳，将有震聋发聩之功。可是，这个建议却如石沉大海，更不用说将其中的创议变成国家的政策了。早在道光二十四年（1842年）魏源便责问：“知己知彼兵家策，何人职司典属国？”“何不别开海夷译馆筹边谟？”但在60年代以前，根本没有人理睬这些建议，直到国家遭到更大屈辱以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又称译署）才于1861年1月成立。

如果再深入一层去考察，我们就会发现，最大的障碍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落后因素。中国古代文化有精华，也有糟粕，如不清醒地加以分析，过时的东西就会成为阻碍前进的重负。

魏源曾经好不容易从历史记载中找到一句话“吾闻由余之告秦缪矣：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以证明师夷长技古已有之，但因这句话来自《史记》，既非儒家经典，亦非圣人教诲，实不足以使儒门时贤信服。岭南一些经世派的儒学大师对此便作出了强烈反应。梁廷楠写道：“今天下非无讲求胜夷之法也，不曰以夷攻夷，即曰师夷长技。……天朝全盛之日，既资其力，又师其能，延其人而受其学，失体孰甚？”在举了三个似是而非的所谓西学中源的例子后，他断言：“但能实事求是，先为不可胜，夷将如我何？不然而反求胜夷之道于夷也，古今无是理也。”双方都是经世致用思潮的著名代表，在夷务问题上却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而且从先秦儒家的典籍看，梁氏的论断更符合孔孟的本来意思。

这种来自文化糟粕的障碍不仅表现在理论的论争，还成了实际工作中排拒正确建议的堤坝。当时，法国和俄国都曾建议中国派人到他们那里学习修船铸炮的技术，清政府都坚决拒绝了；一个熟悉天文算法的美国人要求为中国效力，也被拒之门外，理由是这乃“天朝定制”，不必多生事端！这些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机会被轻轻地放弃了。

这种文化中的落后因素集中表现为愚昧的天朝心理，这成了当时与西方国家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直接障碍。当时许多国家要求与中国互派大使，要求进京递交国书并与中国的国家元首和高级官员会谈，这本来是现代外交的常识，却被坚决拒绝，理由仍然是“中国自有定制，向例所无，不能增加”。

经世致用思潮曾经成为“师夷长技”的中介，但“向例”或传统观念又反过来成了它的障碍。这幅互相矛盾的画面就是19世纪中国的现实图景，历史进程的延误自然难以避免。

“整顿”落空的缘由

道、咸两朝虽然没有提倡改革，但一再强调“整顿”，从广义上看这也是一种改革。在召见一个地方大吏的时候，道光帝曾经阐明他的指导思想：“汝此去，诸事整顿，……譬如人家一所大房子，年深月久，不是东边倒塌，即是西边剥落，住房人随时粘补修理，自然一律整齐，若任听破坏，必至要动大工。”咸丰帝即位之初也一再发出上谕“敕沿海整顿水师”，支持“整顿财政”和综核名实、整饬吏治等等。这些都体现着在经世致用思潮影响下务实求治的努力。

那么，整顿究竟收到了哪些效果，从中可以引出什么经验教训呢？

先看看军队的情况。八旗兵和绿营本是清朝的基本军事支柱，可是，在道光、咸丰年间，不但八旗兵已丧失战斗力，绿营也已成腐木朽株。全国有绿营兵60万人左右，每年支出2000余万两，占全国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至近一半，但兵不足额已成公开的秘密，各级领兵官员普遍吃空额，贪污军费。军纪败坏也已经达到兵匪不分、无恶不作的地步。

有个在八省历任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至署理巡抚达30年的官员曾有这样的见闻：道光十八年他调任太原知府，看到的竟是“太原驻防兵丁剽悍，窝盗为匪，肆无忌惮，居民指满城为梁山泊，而地方官莫敢谁何！”道光二十二年他在福建任职，发现作为绿营组成部份的“水师与洋盗，是一是二，其父为洋盗，其子为水师，是所恒有。水师兵丁，误差革退，即去而为洋盗；营中招募水师兵丁，洋盗即来入伍”。

道光二十三年二月，有的御史还向皇帝报告：“近日各省营伍操演之日，所有马匹兵勇往往临时雇觅替代……其军器或至朽烂不堪，火药或至不能运送。”

这些公私记载表明，当时朝野上下都知道军队已经腐烂，“力除积弊”、“大加整顿”一类的上谕没有少下，却均收效甚微，原因在于这支军队除了解散重建之外已经毫无出路，可是这样做要冒很大的风险，在兵匪一家的状况下，裁撤旧军队会立即增加社会动荡的因素。在鸦片战争中，各地都曾募勇御敌，结果易聚难散，“勇散为盗，在在劫掠”，令许多督抚心存疑虑。再加上按清代军制，地方大吏手下都有兵，总督有督标，巡抚有抚标，此外还有漕运总督、河道总督辖下的漕标、河标，军事官员如提督、总兵则分辖军标、镇标，这些都是利薮所在，所以，尽管其中也有明达之士立意改革，这些军队的整顿始终成为具文。

除了军队以外，其它内政应该怎样整顿呢？另一著名经世致用派学者陈澧认为：“为今之计，中国贵乎崇廉耻、核名实，刑政严明，赏罚公当，则可战可守，外夷自不敢欺。”这是两千年来中国历代以经世致用为己任之士的老调，不幸的是，却成了道咸年间当政诸公的共识和他们整顿各方工作的指导思想。

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吏贪污、受贿、侵吞公款已成风气，等而下之的书吏衙役则包赌包娼，敲剥百姓。而各级官员每季度和逢年过节、红白喜事总要向上司及其幕僚乃至门子奉送各种名目的礼金。有人曾比较坦率地记下了这方面的支出：他出任陕西督粮道，“通计每年用度，连京城炭敬，总在五万金上下，而告帮求助者不在其内”。后来他授四川按察使，到任前赴京觐见，从军机大臣、各部尚书、侍郎、九卿等“概行应酬，共用别敬一万五千余两”。考虑到当时全国财政收入不过四五千万两，这些不能不说是惊人的巨款。这个当时尚称清廉的官员不由浩叹：“署事如打枪，此指州县言之，不料监司大员亦复如此。”各省向朝廷有所请求，不送几千两“部费”俾有关官员有所分润，通常都无法通过。政风如斯，靠几名御史的监察和上司“核名实”，加上利用派系矛盾，有时也可逮住几个败类，解决一些枝节小事，但却于大局无补。

此外，这个古代老的统治机器中司法制度也极为黑暗，要是说省以上还有专门的司法机构的话，州、县的行政负责人却同时就是法官，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这为他们受贿勒索提供了条件。

历史进程已经到了这么一个阶段，不管如何充分发挥经世致用精神、在原有轨道上费尽力气去“整顿”，都已经无法解决吏治中的痼疾，出路在于建立现代的行政制度、分权的制约机制和社会化的监督体系。可是，除了1855年归国的容闳以外，举国上下没有什么人对此有所了解，主客观都没有为这样的变革准备好最低限度的条件。

当时的文武官员是通过三个途径晋升的：科举、捐纳和保荐，主要是科举。

捐纳即用钱买官。请听道光皇帝一席话：“我最不放心的是捐班，他们素不读书，将本求利，廉之一字诚有难言。”但他旋即表示，因为财政困难，官还是要卖的。

那么，科甲出身的读书人会不会好一些呢？作为敲门砖，他们读的是四书五经和时文八股，而这些无补世用，历来为有识之士所诟病。武举更加荒唐，考的是沿袭几千年的弓马和所谓韬略。鉴于科举制弊端百出，从顾炎武到冯桂芬都赞成用推荐的办法取而代之。前者认为：“天下之人，无问其生员与否，皆得举而荐之于朝廷，则我之所收者，既已博矣。”后者则说：“观于今日科目不得人，而始知圣人乡举里选之善也。”这是经世致用派的一种重要主张。可是他们没有注意到，历来的保举推荐虽然也发现了一些人才，但总是免不了朋比之弊，等而下之则用金钱去买通关节。正如顾氏自己所说：“今之生员，以关节得者十且七八矣，……故以今日之法，虽尧、舜复生，能去在朝之四凶，而不能息天下之关节也。”推举的办法更难以避免这个弊端。有个以“锐意世用”自居、做过十年小京官的人沉痛地写道：“每见外官有事于铨部者，为吏所持，辄至质衣装、货车马，举责（债）出国门，甚或蹭蹬终其身。”说的虽是同光之间的经历，道咸之际情况应该也无二致。改科举为推举，能遏止这类腐败吗？

其实，在人才选拔上，症结不在于选拔方法，而在于士子们十年寒窗所反复吟诵的时文和经史均已不适于安邦治国的需要。即使如经世派所倡导的那样以务实精神去研究刑名、钱粮和郡国利弊，只要没有新的知识注入，亦无法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改革科举制的最好办法是废除它，但不幸，直到蹉跎了半个世纪之后这才成为现实。

经世派所能提出的最好建议就是魏源主张的“何不大开直言之科筹国计，再开边材之科练边事？”或如两广总督祁贡建议的那样把“制器通算”、“熟谙舆图情形”等有关科学技术知识列为考试内容——这已经是他们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如要再前进一步，就要走上建立以学习西学为主的现代教育制度的道路了。即便如此，他们的这些建议还是只能被束之高阁，原因非常简单：不论已否登上仕途，他们毕生学的就是儒家的经典和时文、诗词，上焉者再以这些为依据研究一些施政的实际情况，为什么要与自己过不去，把生疏得很的科学技术列为考试内容呢？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把“整顿”叫得多响，又怎能不落空呢？

致富路上的关隘

让我们再看看财政经济方面的改革是怎样被延误的

鸦片战争以后，上上下下都在叫喊财用不足。困难是怎样造成的呢？战争的损失自然是重要的原因，光第一次鸦片战争赔款就支付了2100万圆，除商欠300万外，其余由政府支付，每圆折合白银七钱，共计1260万两，这笔款分四年支付，头两年基本上是动用财政存款，后两年则主要由粤海关支付，都比较顺利交完，再加上军费支出，负担更重。

但从当时全面情况看，这尚不是阻碍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第一次鸦片战争没有动摇清廷的财政根基，“道光末年，户部库储尚二千余万，各省亦辄二三百万”，以广东来说，在1854年以前“粤中库储极丰……海关库常存款百万，运库、司库各百余万，粮道亦数十万”。

困难首先由于这个政权已经过于腐朽，它已无力革除自身的弊端。检阅有关文书，人们不难发现经世派人士都对被称为三大政的河、漕、盐有许多建言，其中不乏有重大价值的主张，却迁延多年无法实现。例如，清代承袭元明旧制，每年运送400万石米至京师，这叫漕运，但因为上下渔利，各种正常不正常的费用加在一起，每石有时竟达18两，总计达7000多万两，而每石在京只值1两多。嘉庆中，协办大学士刘权便建议每石折银一两四钱，解京发饷。鸦片战争后，冯桂芬重申旧议，指出：“谚运：价高招远客。……但令市中有米，即不必官中有米。”这个利国利民的主张仍如石沉大海。1875年，薛福成又一次旧议重提，指出这样做有七个好处，包括“内外支销漕项，节省至千万两之多”，又能令“民力久纾”，“米商奔赴，百货流通”，但他仍落得白费精神！直至1900年，清政府才下令改为折收银子，却仍保留100万石漕粮。迨至辛亥革命后，这个问题才随着清政权的灭亡而彻底解决。一个不触及根本的改革，却费时一个世纪！

再看看河工吧。“两河岁修五百万，实用不过十之一二耳，其余皆河督以至兵夫瓜剖而豆分之。”

盐政的情况也没有什么差别，只要清廉的干员稍加整顿，收入便可急剧增加。例如，郭嵩焘于同治二年（1863年）六月十五日接任两淮盐运使，至八月初九离任，接任时“库储不及四万”，经过他擒治巨枭私贩，大力整顿，除清缴欠饷十多万外，移交时“尚存库储二十余万金”。以此亦可略窥稍早几年——即道咸年间——盐政的腐败情况。

前人有云：“盐政、河工素利薮，以征求无厌日益弊。”乾嘉盛世尚且如此，鸦片战争后更是江河日下了。

少数人无法扭转乾坤，祸根在制度。当时各省积欠各种公帑以千万计，“积欠之故，在于亏空；亏空之故，在于挪移；挪移之故，在于漫无稽考。以一县之主，独操出纳权，下车之日，公用后而私用先，室家妻子之百需……惟所指挥，莫敢过问。”在各级官长唯我独尊指挥一切的情况下，腐败既无可免，也难于纠正。像冯桂芬这样的经世致用派已经敏锐地看到这一点，可是在当年，民主监督、分权制约不过是天方夜谭，他们还不认识这是真正的救世良方。同时，这类行为已经成为多数人认可的社会风气，即使以经世致用自命的人物也常常不能出污泥而不染。要改变它就要与多数官吏为敌，为数不多的梗介清廉的经世致用之士又哪里有这样的勇气和力量呢？

最后，又一个根本原因在于绝大部份人跳不出与自然经济相适应的传统经济政策的藩篱。历史摆在19世纪中国人面前的根本任务是实现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化，这是中国富强的关键所在。执政者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这个方向呢？

与自然经济相适应，中国传统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是以农为本。鸦片战争后，道光皇帝及其大臣们还没有警觉到这个指导思想必须改变，在讨论如何“善后”时，他们满脑子都是如何造船、铸炮、练兵，偶尔谈及经济，想到的就是“官荒地亩，如何分饬各府州县清查，招垦纳租，以资津贴”。明达如冯桂芬也认为：“居今日而言裕国，宜何从？曰：仍无逾于农桑之常说，而佐以树茶开矿而已。”

与此同时，他们有意无意地给各种商品经集活动制造种种障碍。

以开矿来说，当路不但没有积极提倡，且常借故禁止。例如，道光二十二年下半年，有人在直隶喜峰口外开银矿，一道上谕便下来了：“喜峰口密迩京畿，游民胆敢聚众私开银矿，日久恐滋弊端，不可不严行查禁……即设法将此项流民全行驱逐，净绝根株。”矿产资源当然不能乱挖，但整顿有两种态度，一是弄清情况，权衡利弊，正确引导，另一是不分青红皂白严予打击、禁绝。不幸的是，执政者采取了后一态度。

对于人民自发的贸易活动他们也采取查禁的方针。道光二十二年十月，战争刚结束，直隶总督就向皇帝报告：“本地商渔船只不准偷越外洋也。查天津、宁河等处商船向例只准赴奉贩运粮石……应即咨明江浙各省，如来年开河以后彼处口岸有天津、宁河船只前往贸易者，令该地方官查明，执照不符，即禀清移咨本省，除将该船主重治外，以后即不准该船再行出洋贸易，以杜流弊。”不久皇帝便批准了这个建议，指示“本地商船不准偷越外洋……按照现议章程一体遵办”。这里所说的“偷越外洋”，不过是在中国沿海各省间从事贸易活动，这也要“重治”和“不准”，本来就很弱小的商品贸易便更难于动弹了。

在同外国商人长期交往过程中，广州出现了一批熟悉对外贸易并与外商有较密切联系的人才，如果通达时变的话，应该把这批人视做宝贵财富，依靠他们促进贸易的繁荣。可是从皇帝到地方大吏都视他们为异己力量，千方百计予以打击。他们被加上“私通外夷”、“奸民”等罪名，有的被“正法”，有的被借故判重刑，列举的罪名如“向在夷人处专教华言，贪其微利，甘为指使”，或给夷人“写就书信，设谋画策，希图常留收用，以为进身之步”，现在看来都很含糊，是否构成犯罪大有可疑之处。

在对外贸易方面，清政府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被迫打开大门的，一有机会就立即露出令人难以理解的封闭态度。道光二十八年七月，有一俄国商船驶到上海，载来狐皮、面粉要求出售，只因俄国“向在北地陆路通商”，硬是不准在上海贸易。皇帝还下令地方官应“告以中国向有贸易一定章程，碍难另创新例……饬令回帆”。他们仍然固守传统的“定例”，力图阻碍中国与日益发展的世界市场的联系，这些都是与商品市场不断扩大、发展的历史潮流背道而驰的。

在当政者看来，上述政策与讲求经世致用之学是完全一致的。把外商拒之门外，惩治一切不在固有的社会经济运行轨道中安分守己而要显示逐利主动性的臣民，在他们心目中都是维护国家长治久安、避免滋生事端的必要条件，这就是从当前实际出发的通经致用。至于这些行为必然阻滞中国向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转化，令中国的富强化为泡影，这都已经超出经世致用派固有的思维框架了。

只有个别受到欧风美雨浸润的经世派人士的眼光超出了这个局限。魏源就是这一类出类拔萃的人物，鸦片战争刚结束，他便公开建议应该支持和保护中国商人发展对外贸易，把整治水师与保护商务结合起来。他说新式水师建立后，“倘内地出洋之商愿禀请各艘护货者听”，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地主张把保护商人出洋列为国家武装力量的正式任务。同时，出于对官僚的贪婪腐朽的深切了解和西方所以富强的初步知识，他主张发展经济以民营和民用为主，依靠“本地之富民”，而严格限制官府和官吏的干扰。他说“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若官修战舰火器局，则止需立于粤东”，并应规定官吏“不许承办船工”，还要破除陈腐的华夷观念，引进西方的人才和科学技术。不幸，这些富强大计都成了只堪后人凭吊的书生空谈。历史就在这里被延误。

经世致用思潮的内在矛盾

鸦片战争后的20余年，中国人没少付“学费”。历史被延误的原因很多，而不能不正视的重要原因是中国文化所面临的困境。以这个时期应变的根本指导思想——儒学及经世致用思潮来说，它就处在深刻的内在矛盾之中。

首先是它的内容与历史需要的矛盾。儒家的经世致用之学是个涵盖面很宽的概念，在古代中国尚未建立精确的学科分类的情况下，它包括治理“天下郡国利病”的多种学科：行政、司法、财政、税务、贸易乃至交通、水利、农工等等，在这诸多方面都形成了许多被视为无可怀疑的观点和对策。可是，当时的历史任务是实现中国社会的转型，而由此所需的知识恰恰是一切古方正药所没有的。这是儒家文化自我封闭和清代闭关锁国政策的恶果。历史停滞不前不能简单归咎为坏人当道，历史的困境与文化的困境息息相关。

其次，从思维方法的角度去考察，这个思潮本身也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经世致用之士通常都自觉地以求实来反对空疏和迂执，致力于研究实际事务，有的且以实事求是相标榜，但这个思潮无非是儒家内部的一股潮流，其基本前提是通经，通经的本质是宗经，其极端是以经典词句为是非标准，而与求实精神背道而驰，有些经典上的思想且已转化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传统意识或先验观念。在这20年间，不少仁人志士不乏爱国热情，却因跳不出传统的窠臼而无所作为。改革的缓慢，整顿的蹈空，从文化角度看正是这种思维方法内在矛盾的悲剧。

19世纪救国大业的前进必须伴随着中国文化的新生，为此需要外来文化中优秀成份的滋润，但它本身首先包含着促进自己新生的因素，经世致用思潮的求实精神就是推陈出新的重要催化剂。从魏源起，19世纪中国所有先进思想家，都是以此为中介去寻找新的救国救民真理、吸取国外先进文化的。中国文化蕴含着许多珍宝，实事求是就是其中一份珍贵的遗产。

第四章 经世致用思潮与魏源的改革开放思想

摒弃华夷之辨 倡导各国友好平等相处

友：有一个问题我百思不得其解：明末清初尚且出现了黄宗羲那样的思想家，写出《明夷待访录》批判中世纪的君主专制，展示了新世纪的曙光，为什么鸦片战争中受到那么大的挫折，中国却没有出现杰出的思想家为中华民族总结过去筹划未来？

袁：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在历史大转折的重要关头，一个有生命力的民族通常总有英雄豪杰应运而生，但受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的制约，他们所能达到的高度和他们各自的命运（被社会认同的程度）却各有不同。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也出现过一些才华横溢的思想家，龚自珍、魏源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如果说龚自珍主要致力于批判旧世界，因过早逝世而在探索未来方面建树不足的话，魏源则是你所说的那类承前启后的思想家。当鸦片战争的硝烟未散之时，魏源便在1842年底编成了《海国图志》。这部书辑录了当时所能找到的介绍各国历史和现状的中文材料，并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清帝国面临的种种问题的对策。贯串全书的是他自己的论著，包括全书的叙、后叙、各部份的叙和按语，以及总结全书的《筹海篇》及其他论文。这些论著构成了近代中国第一个改革开放的最高成就。

友：老兄可能有点儿头脑发热、夸大其词吧？《海国图志》虽然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局限性也很大。这本书开宗明义就说：“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这些说法纵横家的气味很重，以春秋战国时代的智慧去应对19世纪资本主义世界的新格局，着眼点是“攻夷”、“制夷”，手段是纵横捭阖，而中国当时最急需的是学习西方，实现现代化。另外，他讲的“师夷长技”也只停留在物质层面、主要是军事装备的层面上。

袁：魏源的主张涉及清帝国内政、外交各个方面，我们的讨论可以先从他的对外关系思想谈起。

老弟说，魏源因袭了纵横家的智慧，这我也有同感，但不要忘记，发生认识论和群体心理学的研究都表明，人类总是以原有的认识和认知方式为基础去接受新的知识和思维方式的。魏源以群雄争霸的形势去比附19世纪列强的角逐，冀图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未可厚非。重要的是要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看他给这些古老的命题注入了什么新的内涵。

中国当时正饱受列强的侵略，包括鸦片的毒害，中国人当时呼喊“制夷”、“攻夷”洵属义正词严。但魏源的高明之处，却是同时倡导破华夷之辨、立各国平等相处的新观念。

华夷之辨是传统文化留给中华民族的历史重负。18世纪，欧美的先进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巨大变革推动下正突飞猛进，清帝国则处于所谓康乾盛世，乾隆爷正是在“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无所不有”和“立中外之大防”等愚昧的天朝大国思想和华夷观念的支配下拒绝与西方平等交往，从而丧失了吸收世界先进文化的良机。而且直至19世纪末，社会各阶层都有为数不少的成员以此为自欺欺人和抗拒外来新事物的主要借口。这是中华民族步履蹒跚的直接原因，也是这个古老民族仍在沉睡的重要标志。可是，这个观念已流传数千年，根深蒂固，又是历代统治者极力维护的，向它挑战必须有巨大的勇气和锐利的眼光。在19世纪的中国，最早站出来批判这个陈腐观念的就是魏源。

华夷之辨的核心是把华夏民族及其居住地看成是文化的唯一载体，而其它地区和民族都是未开化的蛮夷。从1842年的《海国图志》五十卷本至1852年编成的一百卷本，都明确地否定了这个错误观点。

首先，魏源敏锐地感到，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世界已经大变：“天地之气其至明而一变乎！沧海之运随地圆体其自西而东乎！”西风东进的结果是：“红夷东驶之舶，遇岸争岸，遇洲据洲，立城埠，设兵防，凡南洋之要津已尽为西洋之都会。”这是他研究世界历史和现状而引起的世界观念的变化。十年后，华夏中心的观念进一步动摇，他惊叹：“岂天地气运自西北而东南，将中外一家欤！”这里包含着两层极其重要的意思：一是气运的中心在西北，地处东南的中国自然不再是中心；二是世界正在逐步发展成为难以分割的整体。这是对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来的世界市场日益扩大的后果的深刻感受，在当时的中国是出类拔萃的。

其次，魏源已认识到一些西方国家在很多方面都比清帝国先进，中国面临的是改变现状以赶上西方的紧迫境地。西方的坚船利炮为中国所不及，这是从道光皇帝开始的许多朝野人士所不能不承认的，由这点出发，好些人都能程度不同地接受“师夷长技”的主张，可是，他们还有一个足以自我陶醉的精神支柱：华夏的纪纲制度远胜于那些蛮夷。魏源却在猛烈抨击清帝国腐败的同时，把美国奉为前所未有的典范，讴歌美国在争取自己的独立中既武且智、富而不凌小国之谊，特别赞赏其纪纲制度“公举一大酋总摄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代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狥同……可不谓周乎？”在百卷本中他更断言：“墨利加北洲以部落代君长，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皆旷代所未闻。”今天看来这自然不尽符合实际，但是不能忽视的是，这是中国人对西方现代民主的第一曲赞歌，而且这个赞颂是对这个新兴国家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全面肯定，而不仅是对某个英雄人物睿智的仰慕，其不准确之处也不是有意的溢美，而是先进思想家追求新的世界的心声——这是新旧社会制度交替之际常见的现象。以对西方制度的肯定为基础，加上科学技术上向西方学习，他期望古老的中国“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在他那里，华夷之辨的古老信条已经被学习西方、改变可悲的落后状态的清醒认识所取代。

到《海国图志》百卷本编定的时候，由于对西方了解的加深，魏源终于对华夷之辨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夫蛮狄羌夷之名，专指残虐性情之民、未知王化者而言之，……非谓本国而外凡有教化之国皆谓之夷狄也。”“诚知夫远客之中有明礼行义、上通天象、下察地理、旁彻物情、贯串今古者是瀛寰之奇士、域外之良友，尚可称之曰夷狄乎？”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这些论断可以说是中国近代意识产生的起点，也是对外关系改革的基础。

友：“师夷长技”的历史作用不是更大一些吗？

袁：“师夷长技”可以同不同的指导思想结合。以居高临下、“礼失求诸野”的态度去采纳西方的某些科学技术成就，也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不无裨益，但还不足以成为建立现代国际关系的基础。相反，抛弃陈腐的华夷观念才会有正确的对外方针。根据他对华夷观念比较合理的理解，魏源相应地提出了新的对外关系的指导思想：“圣人以天下为一家，四海皆兄弟，故怀柔远人、宾礼外国是王者之大度，旁咨风俗、广览地球是智士之旷识。彼株守一隅，自画封疆，而不知墙外之有天、舟外之有地者，适如井蛙蜗国之识见，自小而已。”这是与作茧自缚的华夷观念大相径庭的主张，如果被采纳，将十分有利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友：老兄恐怕有点糊涂，当时西方列强正虎视眈眈，恨不得一口把中国吞掉，此时此刻谈什么“天下为一家，四海皆兄弟”，不是为虎作伥吗？

袁：我们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像清朝皇帝那样仍然以天朝上国自居、鄙视外国人、拒绝接受外来文化，能挽救国家免于衰亡吗？而在西方列强正在扩张之际，讲“天下为一家，四海皆兄弟”看似不切实际，但却能够冲破妄自尊大的思想桎梏，为吸取西方先进文化敞开大门；同时，这也有利于帮助清帝国的统治者脱离以朝贡关系处理对外关系的覆辙，逐步学会建立现代外交，这无疑比坚持华夷观念更有利于维护国家独立。

就其字面的本义来说，魏源这些“一家”、“兄弟”思想不但在19世纪中叶，而且直至今天乃至可以预见的未来，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可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它又是切合当时的需要、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因为它所反对的是愚昧的清帝国统治者的天朝上国、万邦来朝的思想。只要冷静地想一想，严华夷之辨的观念给19世纪的中国造成了多大的损害，甚至20世纪中国仍以义和团运动这个奇灾大劫开篇，就不难理解魏源对华夷观念的批判的巨大历史意义了。

还要指出，有人在研究近代中国史时喜欢把与各国和平友好相处的主张同爱国对立起来，你扯什么“为虎作伥”不过是拾人牙慧罢了，其实这是对当时最先进的思想家毫无道理的指责。不知道你有没有好好想过，是魏源、郭嵩焘、谭嗣同不愧为中国魂，还是以严华夷之辨为安身立命根本的倭仁、刚毅之流才是爱国楷模？如果你再注意到在晚清光是为了同外国互派外交使节就付出了多大代价，把魏源关于中外关系的新认识界定为中国近代意识产生的起点，恐怕就不能说是胡吹乱断了。

与上述认识相适应，魏源还第一次提出了设立研究外国的专门机构的主张：“欲制外夷者，必自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自先立译馆翻夷书始。”这是冀图将林则徐开其端的了解世界的事业制度化。为此，他一再揭露清廷的无知。他在列举英国认真研究中国的事实后感慨万千地说：如果康熙以来“有人焉，日翻夷书，刺夷事，筹夷情。如外夷之侦我虚实，其不转罪以多事，甚坐以通番者几希！”中外反差如此强烈，对文化专制的抗议也就不吐不快了。从现有史料看，这也是近代中国要求文化学术研究和交流自由的第一声呐喊。

与此同时，魏源还主张对包括宗教在内的西方文化持宽容态度。鸦片战争前，与外国人交往最多的广东居然发生过禁止《英汉词典》出版的咄咄怪事。对西方的宗教，朝野上下更视若瘟疫，因信仰和风俗习惯不同而发生的磨擦和冲突的事例屡见不鲜，这种封闭心态十分不利于各国人民在经济、文化等领域友好交往。魏源坚决主张改变这种状况，鸦片战争刚结束他便写下这么一段话：“自道术分裂，儒分八，墨分三，释道亦各分数支，同中立异，斗争坚固，于一教中自相胡越，况欲并包殊族，泯其畛域，会其大同，此必不然之数。广谷大川异俗，民生其间，刚柔轻重迟速异齐。皇清能并回部，不能使天山南路舍回教而被儒服；能服番蒙，不能使西藏漠北舍黄教而诵六经。鄂罗斯兼并西北，英吉利蚕食东南，而不能使白帽、黄帽之方尽奉天主。故曰：因其教不异其俗，齐其政不异其宜。”他以古今中外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证明，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甚至是一个宗教或学术流派内部，要实现认识或信仰、风俗的完全同一是不可能的，而同中有异，甚至激烈争辩，反而是必然和正常的现象。在不同民族之间更应该尊重别人的信仰和风俗，这是武力征服也无法改变的。

魏源在一百五十年前提出如此深刻的见解表明什么呢？一是他比较彻底地抛弃了自我封闭的华夷观念，而把传统文化中尊重别人和博采众长的思想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二是如果魏源宽容地对待不同宗教和文化的思想能够为广大民众所认同，义和团那样的民族悲剧和灾难以及类似事件也许都可以避免。这又反过来证明了魏源思想的先进性。

师夷长技和改革社会运行机制

友：尽管魏源在对外关系上有比较高明的见解，但在“师夷长技”和国家内部事务的改革上，他的认识处于比较低的水平，这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袁：一般来说，认识总是由低向高发展的。而且在当时，魏源的认识虽有欠缺甚至是重大的不足，但有好些重要主张却深刻过人。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他把“制夷”或“师夷长技”的每一重大措施都同内政或社会固有运行机制的改革结合了起来。

还是看看事实吧。

鸦片战争后，魏源一再鼓吹“以内修为外攘”，通过内部改革达到反侵略的目标，这是他观察和处理内外关系的一个基本观点。他没有停留在痛骂“逆夷”的水平上，而是把内部的腐败视为失败的根本原因。他痛心地说：“今财用不足国非贫，人材不竞之谓贫；令不行于海外国非羸，令不行于境内之谓羸。故先王不患财用而惟亟人材，不忧不逞志于四夷而忧不逞志于四境。”国家如何走出贫弱的困境？朝廷内外正讨论得十分热闹，奏章、上谕来来往往，目不暇接，但像魏源那样把原因归结为人才与内政的却不多见。

无论在战前还是战后，由鸦片输入而引起的经济和社会矛盾是清廷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怎样认识和处理这个问题？魏源的看法是：“语君勿咎阿芙蓉，有形无形瘾则同。边臣之瘾曰养痈，枢臣之瘾曰中庸。儒臣鹦鹉巧学舌，库臣阳虎能窃弓。中朝但断大官瘾，阿芙蓉烟可立尽。”他依然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内部的整顿。

这些观点是他多年观察和参与国家政治和经济事务的经验总结。因此，他提倡“师夷长技”，不是简单地在物质层面上转圈子，而是每一步都贯穿着改革、开放的精神。

首先，他主张引进外国的人才和技术，以类似今天特区的形式制造船舶和器械。他认为，当时广东仿造西洋军舰和武器之所以不成功，原因在于没有聘请外国技术人员，因此，他建议“请于广东虎门外之沙角、大角二处置造船厂一，火器局一，行取佛兰西、弥利坚二国各来夷目一二人，分携西洋工匠至粤，司造船械，并延西洋柁师司教行船演炮之法，如钦天监夷官之例，而选闽粤巧匠精兵以习之”，甚至主张“沙角、大角既有船厂、火器局，许其建洋楼、置炮台如澳门之例，英夷不得以香港骄他夷，生觖望，而我得收虎门之外障，与澳门鼎峙，英夷不敢倔强，广东从此高枕”。这是他倡导的“以夷制夷”思想的具体运用，有些想法自然过于乐观，也不很适合（如让外夷置炮台），但弥足珍贵之处却在于，他以十分开放的态度去考虑引进外国人才和技术的问题。19世纪的中国不可能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发展近代工业，所以，这是个适时的主意，但清廷见诸行动却是二十年后的事了。

其次，在师夷长技中，他主张严格限制官员参与经济活动，实行以民用、民营为主的方针。中国官办手工业有悠久的历史，魏源对清代官营事业的腐朽和官员们在经济活动中贪赃枉法的行为有非常深刻的了解，因此他主张严格限制官营军事工业的发展。以西方经验为根据，他提出“盖船厂，非徒造战舰也，战舰已就，则闽广商艘之泛南洋者必争相效尤，宁波、上海之贩辽东贩粤洋者亦必群就购造……战舰有尽，而出鬻之船无尽”（也就是要把造船工业的发展和内外贸易的发展结合起来），而火器局也是“凡有益民用者皆可造，是造炮有数，而出鬻之器械无数”。与此同时，他强调“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者，或自用或出售听之。若官修战舰火器局，则止需立于粤东”，并建议规定官员“不许承办船工”，即实行限制官营、放手让民间经济自行发展的方针。要是知道洋务运动中所办企业陷入困境难于自拔的根本原因正是与这样的指导思想背道而驰，那么魏源的思想的深湛就不能不令人心折了。

再次，他主张从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中去求得本国经济的发展。在研究了西方经济发展的情况之后，魏源得出一个结论：“东不足者西有余，以其所有易所无，气运贸迁，乌见失诸此者不可偿诸彼乎？夫惟有度外之人，则能通自古未通之绝域，致自古未致之货弊（币）。”这是中国人前所未有的从世界贸易中求发展的思想。与此相适应，他主张“战舰必岁护海运之米验收……倘内地出洋之商愿禀请各艘护货者听”，把保护经济特别是保护对外贸易的发展规定为国家武装的任务，这对一个多年实行海禁的国家来说也是令人耳目一新的。

最后，他主张多方进行改革，以保证富国强兵的成功。

资金和人才通常是困扰现代化过程的重大难题，魏源的设想就是从改革与发展中去寻求解决这些难题的出路。他清醒地看到，大量的金钱通过不法途径中饱了私囊，指出“海关浮费数倍正税，皆积年洋商（垄断对外贸易的商人——袁注）与官吏所肥蠹，起家不赀，其费皆出自鸦片，岂不当派数百万之军饷？”这就是冀图从反贪污中增加财政收入。

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建议从调整官府与民众的关系中去求得富国强兵的依靠。一方面，他提出要支持和依靠富民。他认为应该像西方那样取消禁令，荒山野岭“许民屯垦，沿海之银矿山许民开采，境内自然之利用之不穷”，同时“以本地之富民，养本地之劲民，卫本地之身家，但使用得其宜，尚可撙节赢余为造船械、修垣垒、悬购赏之费”。另一方面，他要求改变对游民的态度。他说：“今日沿海所患安在乎？必曰：回匪也，盐匪也，捻匪、红胡匪、曳刀匪也。官吏切齿为乱民，有事则目为汉奸。其中有一二人能号召数百、二三千人者，非有乌获之力、猗顿之财，而信义意气能豪一方，其人皆偏裨将才，其所属皆精兵，而自文法之吏视之，则且谓乱民之首也。”这两项都是非常大胆且切中时弊的建议，前者与他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主张息息相关，而后者主张化“乱民”为柱石，不但显示出他巨大的勇气，而且揭示了解决社会安定最大威胁的症结所在。两者是互相关联的，经济的发展，对“乱民”的认识和政策的改变，都将为安抚流民奠定良好的基础。如果真正采纳和认真贯彻这些建议，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这类长达十多年波及半壁江山的战乱也许就可以避免，从而为改革和发展提供安定的社会环境。

在人才的选拔上魏源也提出了一些改革的建议，主要是局部改革科举制度，从最迫切的水师人才入手，考选能造船制器和驾驶轮船等方面的人才。同时，他极其尖锐地斥责科举和捐官的荒唐，呼吁改变这种局面：“漕盐河兵四大计，漏卮孰塞源孰盛？开捐开科两无益，何不大开直言之科筹国计，再开边材之科练兵事？市骨招骏人才出，纵不拔十得五终得一。”

社会改革的成败，很重要的一点取决于有没有找到正确的起动点。尽管魏源的方案并不完整，但必须肯定，在同时的“筹海”方案中，相对地说它是最完备和高明的。例如，他对科举的腐朽非常了解，并曾反复抨击，但不敢建议予以废止，可是，他建议从经济领域入手，在学习外国的过程中妥善地调整官民关系，调整不同社会集团的关系等等，却已触及了社会运行机制的根本。如果按照他的主张去行动，中国的产业革命和社会现代化的过程完全可能由此启动。从这个意义上说，魏源是当之无愧的近代中国提倡改革开放的先驱。

经世致用思潮的新高峰

友：听你这么一说，我倒有两个新问题要请教：一是魏源在思想史上的成就是不是来源于西方的冲击？二是为什么恰恰是魏源有此重要成就？

袁：这其实是一个问题，即魏源思想的根源在哪里？西方流行一种观点，把中国现代化的行动和思想准备都看成是西方冲击的产物。在我看来，西方的冲击自然是不能抹煞的重要因素，但同样不能忽视已经潜存于中国社会的内在因素，也就是说必须重视两者的结合。

为什么魏源能走在时代思潮的前列？首要一点在于他是嘉庆年间经世致用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通过对中国历史和现状的深刻研究，加上渊博的知识，他对中国社会的弊端有了非同寻常的了解，并且成长为有重要建树的思想家。以此为基础，当他系统收集和阅读了介绍西方历史和现状的大量中文出版物后，新的医治中国痼疾的良方在他眼前展现，救国的激情便迸发为耀眼的思想火花。他倡导的师夷长技是洋务思潮的开端。从这个意义上说，经世致用加对西方现状的了解就是洋务思潮的基础。魏源的改革开放方案可以说是他的经世致用思想的必然产物。

毫无疑义，魏源的改革开放思想有好些已经远远超出中国传统文化的范围，但这个超越仍然在传统文化中有根基。他有一部名著叫《默觚》，写成于鸦片战争前，其中就包含着不少引人注目的观点，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未受西学浸润前的思想面貌，也能找到他在鸦片战争后向新的思想高峰飞跃的端倪。

同历代倡导改革的思想家一样，魏源也提倡两点人们熟知的思想，一是今胜昔的发展观，二是去弊求利、不断改革的思想。不过，魏源治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务出己意，耻蹈袭前人”，因此，他在鸦片战争前提出的一些观点往往令人拍案惊奇。这些观点不但体现着魏源思想发展的脉络，也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在国门洞开前依靠自身的力量所能达到的高度。

第一，魏源提出了一个中国文化中极为罕见的利的哲学。

中国文化的主流对逐利一贯持贬抑的态度。嘉庆、道光年间，清帝国在财政上窘相渐露，国困民穷已成为无法否定的现实，许多人在思考这个问题。魏源在自己的探索中出人意外地发表了关于利的一系列评论。

首先，魏源把利诠释为儒学的核心观念之一。他说：“圣人利、命、仁之教，不谆谆于《诗》、《书》、《礼》，而独谆谆于《易》。《易》其言利、言命、言仁之书乎？‘济川’、‘攸往’、‘建侯’、‘行师’、‘取女’、‘见大人’，曷为不言其当行不当行，而屑屑然惟利不利是诏？……世疑天人之不合一久矣，惟举天下是非、臧否、得失一决之于利不利，而后天与人合。”不管他这个论断是否真有道理，值得注意的是他把利与仁及命（天道）并列，且成了天人相合的关键，这在儒学理论发展史上是一个新的动向。

其次，魏源还为以谋利为耻的名教限定了适用的范围，为庶民的逐利确定了根据。他说：“圣人以名教治天下之君子，以美利利天下之庶人，……故于士大夫则开之于名而寒之于利，于百姓则开之于利而坊之于淫。”他认为包括官僚在内的士大夫要受名教的约束，不必言利，更不能见利弃义，而百姓则应该拒绝名教的束缚，以利为自己的行动导向。在儒学思想史上，这不啻为石破天惊的言论。

再次，魏源主张革除政府管理经济中的弊端，以经济手段代替行政手段成为除弊兴利的基本手段。在他看来，官僚、官商对经济活动的不合理的垄断和侵扰是层出不穷的弊端的根源。以盐务来说，实行官商垄断的所谓“纲盐”制度，结果是产品大量积压，国家税收无着，而私枭则大量贩运私盐，官府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去缉私亦无济于事，而实行商人只要依法纳税便可自由经营的“票盐”政策，则盐价降，税收和商人获利都大增，私盐不缉而止：“夫票盐售价不及纲盐之半，……纲利尽分于中饱蠹弊之人，坝工、捆夫去其二，湖枭、岸私去其二，场、岸官费去其二，厮伙、浮冒去其二，计利之人商者，什不能一。票盐特尽革中饱蠹弊之利以归于纳课请运之商，故价减其半而利尚权其嬴也。”将江南所征粮食经由内河即所谓漕运至京，情况也十分相似：“屯艘行数千里之运河，过浅过闸有费，督运催攒有费，淮安通坝验米有费，丁不得不转索之官，官不得不取嬴于民，合计公私所费几数两而致一石。”而魏源协助江苏巡抚试行改为雇商船由海上直运天津后，费用降至每石不足一两，官府和民间的负担都可大大减轻。可是，这些利国利民的改革竟无法坚持下去，这不能不引起魏源深思，他从中得出一个结论：“盐为利薮，官为盐蠹”、“弊之难去，其难在仰食于弊之人乎？”而只有依靠商人才能令货畅其流、物价下降、国家财政收入增加，这也成了他难以磨灭的印象。漕、盐、河三大政是有清一代朝野经世致用之士关注的重大问题（鸦片战争后加上一个“夷务”），魏源有关利的一系列新观念正是其经世活动的经验总结。

第二，魏源提出了依靠富民和崇奢的新观念。

魏源热望国家富强，为此他特地对王道作了新的诠释。王道是儒家政治的理想境界，但儒学末流空谈仁义，使之与富强脱节。魏源指斥这种片面观点道：“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王伯之分，在其心不在其迹也。……王道至纤至细，井牧、徭役、兵赋，皆性命之精微流行其间。使其口心性、躬礼义、动言万物一体……上不足制国用，外不足靖疆圉，下不足苏民困，举平日胞与民物之空谈，至此无一事可效诸民物，天下亦安用此无用之王道哉？”这不但是对空谈心性和民胞物与的宋明理学的批判，也是站在新时代的门槛边对孟子以来的王霸义利之争作出的新总结。

最引人注目的是魏源提出的关于富民和财富的新观念。应该怎样看待富民？魏源说；“使人不暇顾廉耻，则国必衰；使人不敢顾家业，则国必亡。……（周官）保富之法，诚以富民一方之元气，公家有大征发、大徒役皆倚赖焉，大兵燹、大饥馑皆仰给焉。……故土无富民则国贫，土无中户则国危，至下户流亡而国非其国矣。”这里把富民看作国家的中坚。资本主义制度取代中世纪，必然以富代贵作为上层社会的主要标记和国家政权的基础，魏源的上述言论可说是社会转型期即将到来的预言，同资本主义发展中对中产阶级作用的肯定不无相通之处。与此息息相关的是，他指责当时的官民对立，肯定“无田富民”的优胜：“有田而富者，岁输租税、供徭役，事事受制于官，一遇饥荒，束手待尽。非若无田富民，逐什一之利，转贩四方，无赋敛徭役，无官吏挟制，即有与民争利之桑、孔，能分其利不能破其家也。”可以看出，魏源的思想中蕴含着经济自由主义的因素，他对主张强行干预经济生活的历史人物从桑弘羊到王安石都持否定态度，正是这种思想的流露。这也同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经济思想有相通之处。

崇俭禁奢一直被视为中国的传统美德，但在魏源看来这也是应该改变的观念：“俭，美德也；禁奢崇俭，美政也。然可以励上不可以律下，可以训贫不可以规富。……车马之驱驰，衣裳之曳娄，酒食鼓瑟之愉乐，皆巨室贫民所以通工易事、泽及三族。……俭生爱，爱生吝，吝生贪，贪生刻。三晋之素封，不如吴越之下户……俭则俭矣，彼贫民安所仰给乎？”把这看作富民冀图主宰世界的声音似乎并不过份，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诞生之前同样出现过这样的先声。

第三，发挥传统文化中人格独立性的思想，要求确立合理的君民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理想人格的论述是庞杂的，历来人们都根据自己的认识和需要去选择和发挥。魏源选择的是什么呢？他着重发挥了其中关于人格独立性的思想。魏源说：“日光，圣也；月，贤也；……岂知光之本体得于天，人人可以为日、可以为月乎？胡为小之而星、燎、灯、烛也？”乍一看来，这不过是重复人人可以为圣贤的旧说，但细加考察，他已在这个命题中注入了新的因素。他写道：“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将告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诚之极也。……技可进乎道，艺可通乎神；中人可易为上智，凡夫可祈天永命；造化自我立焉。”两者结合起来看，他所说的人人可以为日月已经不仅是固有道德本性的自觉，还包含着通过理性的执着追求实现个人事业成功的思想。同时在他看来，在奋斗过程中，不是传统文化一向视为美德的顺从而是不媚世的“逆”才是最可宝贵的品德和成功之路。他说：“真人逆精以反气，圣人逆情以复性，帝王逆气运以拨乱反治。逆则生，顺则夭矣；逆则圣，顺则狂矣。……大哉《易》之为逆数乎！五行不顺生，相克乃相成乎！”龚自珍是其挚友，魏源对他的定评就是一个“逆”字。他说：“其道常主于逆，小者逆谣俗、逆风土，大者逆运会。所逆愈甚，则所复愈大。”在他看来，这也就是龚氏能“自成宇宙”的奥秘所在。这个不同流俗的“自成宇宙”也就是他所追求的理想人格，细绎其内涵，与西方资本主义兴起之际的个性解放思潮不是有相通之处吗？

以上述思想为基础，魏源对君民关系也有新的理解。他认为不可能有天生的圣人：“绝世之资，必不如专门之夙习也；独得之见，必不如众议之参同也。巧者不过习者之门，合四十九人之智，智于尧、禹。”因此在他看来要做一个合格的皇帝是极为困难的，从主观条件看：“守专城之材不可以相，长千夫之勇不可以将，一将一相之任不可以君四海。”而在客观环境上，皇帝又处在贤不肖各色人等的包围和期望之中，要求自身必须无懈可击：“高明之瞰者千计，中泽之嗷者亿计，敌国肘腋之环伺者万计，无一瑕玷而可匿也，无一体用而可缺也。”再加上在专制政体下上下阻隔，“下达上难”，所谓天子圣明谈何容易！

那么出路在哪里呢？他的答案是皇帝要处理好同众人的关系：“天子者，众人所积而成，而侮慢人者，非侮慢天乎？人聚则强，人散则弱，人静则昌，人讼则荒，人背则亡。故天子自视为众人中之一人，斯视天下为天下之天下。”这是古老的民本思想的应用，虽是有益的诤言，但离现代民主思想却有较大的距离。不过，在看到这个根本缺陷的同时，也要看到其中包含着他后来热情讴歌西方民主制度的思想基础。

第四，在思维方法上，他主张从实际出发，并对各种异见、偏诣持宽容态度。

历代经世致用之士都倡导实事求是，魏源也不例外，他说：“以匡居之虚理验诸实事，其效者十不三四。……古今异宜，南北异俗，自非设身处地，乌能随盂水为方圆也？”在当时的情况下，他特别强调不能不顾实际情况称引比附经典：“读黄、农之书用以杀人，谓之庸医，读周、孔之书用以误天下，得不谓之庸儒乎？靡独无益于一时也，又使天下之人不信圣人之道。”是从经典或所谓圣人之道出发，还是从实际出发，这一直是近代中国反复争辩的重大问题，其中的重要一点是古今关系。魏源强调历史是不停变化和向前发展的，与其说三代是不可企及的黄金时代，毋宁说后世远胜三代：“文帝废肉刑，三代酷而后世仁也。……三代用人，世族之弊，贵以袭贵，贱以袭贱，与封建并起于古代，皆不公之大者。”因此，在古今关系上“执古以绳今，是为诬公；执今以律古，是为诬古；诬今不可以为治，诬古不可以语学。”要是注意到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几十年，书本与现实、古与今的关系仍是激烈争辩的重要问题，魏源的这些论断有益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更新就不言自明了。

早在1826年，魏源在研究清代经世文献时便认识到：“有利必有害，论相反者或适相成；见智亦见仁，道同归者无妨殊辙。”所以，“文无难易惟其是，讵容喜素而非丹？圣有谟训择于狂，未可因人而废论。”提倡要有容纳各种主张的宽宏大度。此后，他把这些思想进一步发展为比较系统的观点。

他认为对人不能求全责备，个性鲜明的人远胜于那些模棱两可的伪君子。他说：“如必欲责其德性者以问学之不周，责问学者以德性之不笃，是火日外曜者而欲其内涵，金水内涵者必兼其外曜乎？”在否定这些不切实际的所谓德业双修的要求后，他进而提出要重视个性鲜明而有所成就的人才：“若夫学者循焉而得其性之所近，即偏至一诣焉，或狷而隘，或狂而不恭，能祛利欲而未能化其气质，已超乡愿倍矣。……胡广中庸，非圣之时也。”在这里，他偏爱狂狷而鄙视乡愿、中庸的意愿溢于言表，曲折地表达了专制制度下冀图挣脱奴性桎梏而发展个性的要求。

更值得重视的是，以这些认识为基础他提出了容纳异见的主张。他说：“方隅之士，入主出奴，日相斗战，物而不化，岂知大人殊途同归。……孔、老异学而相敬，夷、惠异德而同圣，箕、比异迹而同仁，四科并出于尼山，九流同宗乎古帝。”进一步的解释就是：“一介一和惠与夷，一去一奴微与箕。……一亮一瑾蜀与吴，一攻一守墨与输。相反相成狷与狂，……故君子之用世也，道不必尽同，智士之同朝也，辙不必相合。”从早年的道同殊辙，发展到要容纳异学和道不必尽同之士，他的认识显然已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鸦片战争前便辛辣嘲讽力图维护文化专制的入主出奴的方隅之士，公开提倡对异道和异学的宽容，这无疑给当时的经世致用思潮添加了新光彩。

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伴随着思想、学术、文化自由取代中世纪经学专横统治的过程。魏源的宽容思想只要往前再跨进一步，就会进入支持思想、文化、学术自由发展的领域，这是他的经世致用思想与现代文明的又一结合点。鸦片战争后为什么他如此坚决地驳斥把西方国家和西方人看作蛮夷的偏见呢？一是经世派的实事求是态度令他在阅读介绍西方历史和现状的著作后纠正了这一传统偏见，二是他具有的对异学和异道的宽容态度。他在鸦片战争后一再说：“广谷大川自风气，北不暨北海，南不尽南海。广谷大川风气异宜，天不能不生一人以教治之。”这里把华夏文化如实地看作一个地区文化现象，承认其它类型的文化是与它平等并存的，这同他战前的思想一脉相承。

请注意，我无意把经世致用说成是现代思潮，它的局限性我在其它地方已经说过，不再赘言。我在上面所说的概括起来无非两点：一是魏源给经世致用思潮添了不少新东西，不愧为这个思潮发展的新高峰；二是在看到这个思潮与现代思潮有重大差别的同时，应该知道两者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方面都可以找到结合点，在一定条件下存在着前者向后者转化的可能性。

固然，不是所有经世派都能以正确心态去对待西方文化的，他们中不少人一直坚持华夷之辨，不愿向西方学习。可是我们也不能因此走上另一个极端，把中国传统文化说成是同现代文化水火不相容的。在19世纪的中国，既没有产生自己的卢梭、孟德斯鸠，也没有出现亚当.斯密、李嘉图。魏源的上述观点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同时他也没有完全摆脱错误观念的羁绊，例如天朝大国思想的残余时有流露，甚至削足适履地硬说释典所说四大洲是正确的，现代地理所说五大洲不足信。但尽管如此，他的理论探索还不愧为中国前现代文化的重要成就，我们在看到其不足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它所包含的切近世界文化进步潮流的智慧闪光。

社会文化氛围与个人命运

友：可是，魏源的思想顶多是一道闪电，很快就在夜空中消逝了，这又说明什么呢？

袁：一部有价值的书就是一盏智慧之灯，总有人不断从中摄取光明。19世纪下半叶几乎所有比较先进的中国人都受过《海国图志》的影响，日本的有识之士也曾分沾其益。这些历史事实知道的人不少，我不想在这里唠叨了。

魏源的不见用于当时倒值得人们深思。他的同时代人就曾为此深感不平：“气壮群推魏无忌，心孤谁识贾长沙？……太息绕朝终不用，为君一读一长嗟！”这是广东著名爱国诗人张维屏读《海国图志》后的感慨。魏源的最高官阶是知州，1853年还以“贻误文报”被革职。晚年他虔修佛教净土宗，并在杭州僧舍中辞世。一个经世大才就这样陨落了，这说明什么呢？

当时整个中国的社会文化氛围仍然被儒家的保守观念所支配，他们把传诵了几千年的几本儒家经典看作人类思想文化的最高成就，把知识浅陋、固守莫名其妙的观念看作爱国信念坚贞和道德高尚的标志。当多数社会中坚都处在这种状态之际，与时俱进的杰出的经世之士的言行当然被视作惊世骇俗的怪论，甚至是离经叛道的异端，魏源的遭遇正是这个状况的缩影，而这又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和专制制度的必然产物。没有商品经济的广泛发展和先进文化的自由传播，这种状况是难以改变的。

与此同时，个人性格也是一个重要因素。魏源在学术和思想理论上硕果累累，与他个人的一些优秀品德和独特经历息息相关。例如，他满腔热情地关心祖国的命运，为此而孜孜不倦地研究历史和现状，还勤奋地收集资料，广收博取寻访文献，虚心向包括水手、商人、外国人等了解国外情况的人请教。他锐意创新，不拘一格，广取各家之长。在传统文化中他不为儒家所囿，甚至断言：“兼黄、老、申、韩之所长而去其所短，斯治国之庖丁乎！”对待外来文化，他也以博大的胸怀去容纳、消化，加上他有经商致富和参与改革的成功经验，这些都是保证他成功的个人因素。可是，恃才傲物也是他的一大弱点。他的一位挚友说：“默深学问渊博，才气纵横，其性情兀傲，几若目中无人。……其诗文发扬纵肆，字句纸上皆轩昂，洵一代之奇才也。魏默深、龚自庵皆奇才，然使之得位持权，其刚愎自用亦宋王安石也。”他的仕途坎坷与此不无关系，其命运也就不难理解了。

第五章 从徐继畬看爱国与投降

　 对饱经忧患的中国人来说，爱国主义是非常崇高的情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许多中国人生死不渝的信念。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是爱国主义的最高表现，也是应该永远继承和弘扬的优秀民族传统。

不过，近日读史，却深感爱国这一概念的内涵颇为复杂，稍有疏忽就可能蹈误区而不觉。谓予不信，请以徐继畬的遭遇为例。

在近代中国，徐继畬是颇有名气的人物，在19世纪下半叶，他的《瀛环志略》一直是寻求救国道路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重要启蒙读物，郭嵩焘、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均身受其益，且曾惠及东瀛。可是，直到最近，大陆史学界仍对徐氏颇有微词，好些水平很高的学术著作都视之为投降妥协势力的代表，其根据都是他在处理英国人租住福州神光寺一事中与林则徐等地方士绅意见不合。不少学者认为，这个差异是投降与抵抗两种政治主张的对立。

对此事，一个有代表性的说法是：“当时，英国侵略者违背居留城外的约言，强居到福州城内乌石山的神光、积翠二寺，引起林则徐和当地士绅的不满，共议驱英。闽浙总督刘韵珂、福建巡抚徐继畬都主张对外妥协投降，并准备弹劾林则徐破坏和局。”

这件事发生于道光30年（1850年）6月，当时，一个英国传教士和一个英籍医生向神光寺僧人租屋两间居住，租期半年，租约经侯官县用印备案。告老在家的林则徐闻讯后，联络家乡士绅和生童坚主驱逐这两个英国人出城，在京和各地的闽籍大员也为之声援，多次上奏指责徐继畬等“强民从夷”，致使皇帝屡次降旨追查此事。同年末，两个英国人被迫先后搬出，风波才告止息。徐继畬旋即被免去福建巡抚之职，留京任太仆寺少卿，成了管马政的副手，即副弼马温一类的闲官。支持徐氏主张、合作无间处理此事的闽浙总督刘韵珂则被皇帝下旨“因病令其开缺”。

徐继畬在回顾往昔岁月时说过：“在闽藩任内，偶著《瀛环志略》一书，甫经付梓，即腾谤议。……旋因夷人租屋一事坚守成见，不敢启衅边隅，遂致弹章迭上，万矢环攻。”这大约都是徐继畬始料所不及的：前者使他享誉后世，后者却令他至今仍头戴“妥协投降”的歪帽子。

因此，透过这一历史现象，讨论一下爱国、投降等问题似乎不是多余的。

“投降”应有严格的界定

凡略具政治常识的人都了解，妥协是政治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现象，除了极端愚蠢的政治人物，一般人都不会拒绝运用这一手段，至于运用是否妥当则须具体分析个案。只有完全失当的妥协才会导致投降。

投降是在压力下以牺牲根本利益或重大原则性主张为特征的屈服。在国家和不同社会集团的搏斗中，正义的一方通常视投降为奇耻大辱，特别是在反侵略的战斗中，只有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的败类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干这一类罪恶的事。

徐继畬生活的年代，外国侵略者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十分突出。在双方的冲突中他的表现如何呢？

在鸦片战争的炮火中，徐继畬守土有功。自道光17年起，他一直在闽北任延建邵道。1840年英国侵略者侵犯厦门，他奉命赶赴闽西南署理汀漳龙道，与一水之隔的厦门协防守卫国土，“驰驱海疆一年有半，境土幸获瓦全”。在这次战争中厦门曾经失守，但直接坐镇厦门指挥的是闽浙总督颜伯焘，且颜氏也以英勇抗战著称。这是徐氏参与的唯一的对外战争，他既没屈膝疆场，亦未允诺割地赔款，同时赞成严禁鸦片，投降的帽子戴不到他头上。

那么，在英国人租住神光寺事件中徐继畬有没有干出什么卖国投降的勾当呢？

按常理来说，对两个外国平民租住寺庙两间房子这样的事，即使徐氏处理不当，也属办理生疏事务时难以完全避免的失误，本来与投降、卖国一类政治罪行无涉。可就是这么一件小事，竟然弄得朝野上下遑遑不可终日，真令人哭笑不得！

不过，历史上许多荒诞不经或落后腐朽的事物却往往以特别神圣的面目出现。在神光寺事件中，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弹章迭上，一个个摆出义正词严的样子，同声谴责徐继畬等人“强民从夷，是何肺腑”、“不特外张夷焰，而且内沮民心”、“委曲以顺夷情”，皇帝也指责说“似此抑民奉夷，尚复成何事体”！——翻译成现代语言，“抑民奉夷”就是压制和损害人民利益，向帝国主义屈膝投降！

徐继畬究竟如何“抑民奉夷”了呢？

当时徐氏与那些所谓“民”意的分歧主要有两点：

（一）驱逐夷人的手段。士绅代表认为应当立即用强硬手段驱赶，徐继畬等官方人士则认为可以用制造种种不便和劝说的方法，使他们在六个月租约期满后或提前搬离。为此，官方还采取了严令工匠不准为他们修理房屋、要寺僧具结不再让夷人租住房屋等措施：“授意闽侯两县……以士民公议，如有敢与夷人修理寺屋者，即捆送重惩，并将其住房拆毁，……又向城厢居民遍为告诉，仍以士民公议为词，不准赴该寺听经就医。”其指导思想就是“总宜从容设法，令彼自退”。

（二）要不要进行军事演习和增募乡勇。士绅代表主张立即在福州海口布防，修建阵地，调兵演炮，增募乡勇，以临战的姿态去对付英国人。徐继畬等福建官员不同意，他们担心这些备战活动可能弄巧反拙：“设该夷因此借口，是以小事而堕其奸计”，而且在虚耗国帑的同时，乡勇“易聚难散，沿海地方数年来盗贼之充斥，半系乡勇流毒”。

研究现有资料，确如徐氏所说“双方虽有缓急之分，然皆坚意驱逐，并无歧异不同之处”。要说有什么不足，那就是徐氏也不能不受制于环境而俯顺流俗。不过除了后来证明是谣言的那些指责，徐继畬的所为既未丧权辱国，亦无损害公私利益之处，所谓“抑民奉夷”等等指责纯属莫须有的罪名。

但这并不是说双方毫无是非之分。相对地说，当时官绅分歧中比较稳妥的主张出自官而不是绅，那些官员避免小题大作，努力化解矛盾，维护了福州地区多年来华夷相安的局面。继刘韵珂出任总督的裕泰曾奉上谕调查刘、徐二人的言行，经过认真核实后，他一再确认“至福州口岸，自道光二十四年通商以来，迄今八载，民夷贸易互通，彼此均极相安”，徐继畬等处理神光寺事件后民夷亦是“彼此相安”。这些结论与徐氏历次报告完全符合。如果按照当地士绅的主张去办，只能激化矛盾，破坏多年形成的安定局面。

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

一是不能盲目贬斥与民族英雄意见相左的人和事。

福州士绅驱赶夷人的活动是林则徐领导的。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八月，林氏因病辞去云贵总督的请求得到批准，翌年三月回到福州。在这人生历程的最后一年，他干的大事就是“率绅士倡议驱之，虑其以炮船来海口恐吓，数乘扁舟至虎门、闽安诸海口阅视形势，函商疆吏，与总督刘韵珂巡抚徐继畬意见不合”。林则徐是无可争议的民族英雄，他英勇抵抗侵略者，收缴和焚毁鸦片一百多万公斤，写下了世界禁烟史上的辉煌篇章，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伸张了人类的正义，理所当然地应受到正直和有识之士的尊重。可是，这也带来一个问题：出于内心的敬佩，中国的史学家们对民族英雄往往力图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这种情感就常常妨碍了人们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作出冷静客观的分析，在评论神光寺事件时把与林则徐意见不合的人斥为“妥协投降势力”，看来就是受到这种情绪的影响。这是一种英雄史观的余绪，不跳出它的窠臼，必然给揭示历史本来面目增加障碍，还可能引导人们从中得出错误的经验教训。

二是学术著作作出的任何论断都必须有可靠的证据。

在现代学术活动中，这应该是不言自明的常识，不幸的是，由于政治干扰带来的不良影响尚未彻底肃清，一些大方家有时也没有严格遵守这一规则。

外国人与侵略者本来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即使是19世纪来华的外国人也有许多不是侵略者。两个租住神光寺的英国平民在一些学术论著中成了“英国侵略者”，但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这是无法令人信服的。

又如，在一个事件中谁代表爱国主义，谁主张妥协投降，都应该根据史料认真研究，才有可能求得符合实际的结论，但不少述及神光寺事件的史论都在未提供证据的情况下，就慷慨地分别给林则徐、徐继畬等人送上爱国、投降等帽子。

有些论著实际上还有几条不成文的原则：反对西方国家和西方人者即爱国，主张与他们友好相处者则有投降之嫌，与著名爱国人士意见不合的大体上就是投降派……诸如此类的框框把近代中国的历史描绘得黑白分明，历史真相经过人们的重彩涂抹却变得难以辨认了。

尽管这种情况近年已有很大改善，但面对神光寺事件，再一次的提醒似非多余。

开放与爱国

士绅及其支持者对徐继畬等人的指责，唯一比较实在的是说同意夷人入城居住违反了有关条约的规定。但能否据此判定徐继畬“投降”呢？

1842年中英江宁条约规定：“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与各该地方官公文来往。”翌年双方所订通商善后条款又补充规定：“在万年和约内言明：允准英人携眷赴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港口居住，不相欺侮，不加扣制，但中华地方官必须与英国管事官各就地方民情议定，于何地方、用何房屋或基地系准英人租赁。……英国管事官每年以英人建房屋若干或租屋若干通报地方官，转报立案。”

这些条约在执行中遇到两个问题：

一是条文不够严密。例如领事等官雇请的人员如所谓“笔墨人”能不能住城邑？商人以外的其他人如医生、传教士等又如何对待？所谓港口也无明确界定，双方“议定”有的包括全部街市。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三月初八日，福建藩司与英国领事商定并经皇帝批准确认“所议尚妥”的条款中规定：“厦门街市，系码头贸易之地，外国客商人等自应听其往来”，“外国商人到厦贸易……或有留在厦门居住者，一共几人，是何姓名，有无家眷，租何房屋，由管事官照会地方官存记”。即只要存记备案，居住范围并无限制。

二是各地执行中宽严不一，总的说来是除广州以外的其余新开四口岸都限制不严。以上海来说，外国人“不问城内外，皆可听其游处，如土著矣”。在这些口岸，外国人“所至视其城如户闼，独粤城垣门与夷馆相距仅咫尺间，转不得一入”。

那么，能否以对外国人活动限制的宽严作为爱国与投降的分水岭呢？有的地方把外国人的居住地逐步转为租界，中国丧失了主权，成为外国统治的飞地或国中之国，这自然是丧权辱国。除了这种情况，则须从更长远的角度去考察。

中国在19世纪面临两大问题：捍卫国家独立和迎接现代文明的挑战。这是两个密切关连的问题。以西方列强为代表的现代文明挟其军事和经济的优势摧毁形形色色的堡垒，把一切国家卷入世界经济体系中，任何国家都只有勇敢地打开大门，在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与竞争中师人之长、弃己之短，摆脱宗法自然经济和专制政治的束缚，才能真正实现富强，捍卫自己的民族尊严。因此，对一个贫弱国家来说，英勇反抗外国侵略者固然是爱国，维护与外国的和平相处关系、开放自己的国家、促进与外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推动本国的社会进步，这同样体现着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而且是更为复杂和艰巨的任务。相反，愚蠢地盲目排外，或者有意无意地为文化和经济的交流设置这样那样的障碍，不管其主观动机多么善良，口号多么神圣庄严，客观效果都是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的，有时甚至因此错过重要机遇而千古留憾。评说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的千秋功罪，如果看不到这个全局，必然步入迷宫。

徐继畬经受住了火炮弓刀的考验以后，他在对外关系方面的所作所为究竟属于有利于社会进步的爱国主义，抑或是推向殖民地化的投降主义？

首先，他为维持所在地区中外人士友好相处作出了贡献。从1843年任布政使至1851年被免去巡抚一职，他一直主管福建的对外通商事务。由于他的妥善处理，福建长期保持了安定祥和的局面。以开放较迟的福州来说，“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开关，夷人初到时与本地民人犹有争竞，近三四年以来华夷相安，毫无枝节。”与一些地区闹得势同水火的状况相比，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其次，他广交朋友，积极学习他们的长处。1843年他因公驻厦门，便向美国传教士雅裨理认真请教世界各国的历史和地理知识。英国官员李太郭也向他介绍了好些古希腊的知识。他的名著《瀛环志略》就是虚心向外国人学习的结晶。后来，他还写了一部《筹运西米策略》，也是以他对外国历史和现状的了解为基础的。19世纪中叶，因落后而挨打的中国有众多的知识急待补课，从皇帝到士绅都亟于在军事技术方面师夷长技。鸦片战争的硝烟未散，广东士绅潘仕成已主动聘请法国人指导制造水雷和其它武器。而实际最为迫切的莫过于了解世界的历史和现状，为确定有远见的内外政策提供可靠的基础。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畬的《瀛环志略》就是适应这个需要而出现的双璧。

《瀛环志略》的历史功绩，是继《海国图志》五十卷本之后帮助中国人正确地了解了西方。它客观地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历史和地理，赞扬西方在政治上实行民主制度是“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志”。也就是说，中国面对的不仅不是教化未及的野蛮人，而且几乎是中国士大夫一贯尊崇的最高政治典范——天下为公的三代——在当代的再现。它还指出“欧罗巴诸国皆善权子母，以商贾为本计。……航海贸迁不辞险远，四海之内遍设埔头，因由其善于操舟，亦因国计全在于此，不得不尽心力而为之也”，从而说明了西方各国在世界各地活动的经济基础。它还驳斥了法国人喜烹食小儿的谎言。所有这些，不但有助于祛除当时笼罩全国的难以想象的蒙昧，也有助于有识之士在认识世界中思考中国的路向。

在对外关系中，徐继畬的不足与其说是过于软弱，毋宁说是没有彻底克服封闭心态。可是，在当时的官僚群中，他总算是对外部世界有所了解并愿意稳妥地化解矛盾、维护和平关系的人。当时的中国处于全面劣势，真正有远见的爱国者必须正视现实，为自己的国家谋求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在学习外国之中改变本国的贫弱状态。徐氏虽有所不足，但总的来说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

再看看与徐继畬的主张不合的林则徐的状况，情况就更加清楚了。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七月，林则徐在西行赴戍途中曾写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动人诗句，这确实坦露了他的爱国情怀。可惜，这时的他已被历史进步的主流冲刷到旁边，当后来复出政治舞台之时，他扮演的角色仅是抱病为镇压民族暴乱和农民革命而奔忙。魏源受其委托编就《海国图志》，却看不到他的回应，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魏氏与他私谊匪浅，且林氏声名显赫，魏氏不送书或送而收不到的可能性都很小。

前辈史家蒋廷黼曾责怪林则徐没有提出改革的倡议：“他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让国家日益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笔者认为这个指责与事实不符。林则徐不是为了一己私利在事关国家盛衰的大计上知而不言之辈，作为经世致用思潮的杰出代表，他堪称表里一致。

蒋氏的主要论据是林则徐看到中国军队在“器良技熟”方面远不如人，却没有公开提出改变这个局面乃至全面维新的主张。这个责难混淆了两个问题：改革军队和对整个社会制度进行维新改革。

林则徐是近代中国军事改革的首倡者。在抗英斗争中，他深感原有武装力量弊端百出，因此想方设法购买外洋武器、整顿原有军队、招募水勇、组织人民自卫、准备海战，而且卓有成效，致使鸦片战争初期英国侵略者在广东屡遭挫折。这是包括蒋氏在内的许多史家都承认的。而社会制度的维新改革是更高层次的问题，这必须以更先进的制度为参照系，并对固有制度的弊端有比较深刻的了解。林则徐在这方面不是知而不言，而是所知无多。当时，即使是思想最敏锐的知识分子也尚未形成系统的完整的改革纲领，要求林氏倡导改革维新似乎失之过苛。

林则徐的真正失误在于没有保持和发展虚心了解西方的开放心态，其思想出现了新意枯竭的症侯，他的睁开眼睛看世界大体停留在“知己知彼”的水平上，没有转化为学习西方的强烈愿望，魏源总结鸦片战争失败的经验教训而提出的许多重要主张，如建立翻译馆、创建军事和民用工业、改革科举制度等等，都没有得到他的响应，他自己更无新的主张提出。特别是在垂暮之年，他在家乡之所作所为虽然爱国热忱未减，却缺少宽容大度，而不无狭隘民族主义气息。一个西方传教士和一个西方医生租住寺庙两间房子，无论怎么说也算不上关系国家利权的大事，他却弄得朝野上下不得安宁，甚至主张不惜花费国家资财、不顾可能给中外关系带来的后果而“调兵演炮募勇”，这很难说是一个政治家处理对外关系时应有的慎重考虑，如果不是当时“官绅不合”，其后果不堪设想。

林则徐晚年的上述状况不是偶然出现的。早在神光寺事件之前，他在归家途中曾滞留南昌踟蹰不前，其苦衷在于“第鄙乡卧榻之侧有人鼾睡，能否常住尚未可知”，指的就是有来自英、美、瑞典等国的16位外国人住在福州。追溯得更远一些，在福州刚开放时林氏仍在留放地，他当时便在日记中写道：“闻英夷占住城内之乌石山，拆祠庙为兵房，炮火军器运入城者无算，官不能禁，未知伊于胡底也！”其实当时只有几个英国官员依据条约在城内乌石山租屋居住，他们并无拆祠庙、运军火等越轨行为，林氏却轻信无稽之谈。稍后他便开始叹息：“卧榻有人鼾睡。”事实早已澄清，而他的情绪未改。可见，只要外国人留在自己的家乡林则徐便感到不安，问题根本不在于居住地有没有争议。

在查禁鸦片和反抗英国侵略的战斗中，林则徐不愧为民族尊严和正义的化身。但是，随着战争的结束，历史已跨上新的台阶，救国与改革开放成了一件事物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而且由于历史积垢特别深厚，离开外来新的文化和经济的冲击和滋润，改革就会落空。从这个意义上说，开放又是改革的前提，也就是说，改革开放成了近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极端重要的内容。在新的历史任务面前，林则徐彳亍嗟怨，朝着历史前进方向大声呼啸的已是魏源等新的弄潮猛士，徐继畬虽然略逊一筹，亦不失为其中一员。时至20世纪80年代，一些历史论著在评论林、徐之争时没有注意到这个基本态势，不能不说是个小疵。

排外与爱国

多年来，不少史学论著热情讴歌人民群众的反帝爱国斗争，这无疑是正确的。可是，由于具体分析不够，有的人把一些盲目排外事件也当作爱国义举来歌颂。斥徐投降之论就与此密不可分。

不准夷人租住神光寺是鸦片战争后延续多年和波及许多地区的反入城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反入城斗争是由广州开其端并一直以广州为榜样的，因此，在神光寺事件中双方的辩论很自然地涉及了广州。

林则徐对鸦片战争后广州人民不准夷人入城之举一直持肯定态度，他在复粤督的信中写道：“承示粤民可用，弟尝谓今之所恃惟此一端。今经执事为之作新，更可供指臂之使。并闻新来头目颇以前此之恣纵为非，想可就我范围，消其反侧，从此福星坐镇，海波不扬，当可延颈以俟矣。”

在40年代，西方官员一提出依据条约进入广州城的要求，往往就受到几万乃至上十万民众的包围阻遏，一直未能如愿，对此，不但林则徐为之欣慰、视作救国妙道，自皇帝至各级官吏和士绅也是同声叫好。只有少数头脑清醒之士心存疑虑，不肯亦步亦趋。徐继畬就是其中之一。

广州及其周围地区民众的反英斗争经历了不同阶段。在鸦片战争期间，这种斗争是伸张正义、反对侵略、捍卫国家尊严的神圣事业。但在战争结束、订立和约以后，情况就比较复杂了，那些斗争总的来说是战争的余波，但起因和性质各异，有的仍带有反侵略性质，如反对强租广州的河南地区，有的是外国人欺压中国民众而引起的反抗，但也有些冲突中国方面并不具有明显的正确性。这个时期民众斗争的主题——反对洋人进入广州城就很难说是明智的。让外国人入城有利于逐步扩大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也有利于维持付出高昂代价才取得的和平局面，而这两条正是促进中国社会进步所必不可少的。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人群在互相接触中出现矛盾乃至冲突并不奇怪，只要善于引导便有可能逐步化解，福建“民夷相安”的局面就是一个范例。不让外国人入城会不会有利于国家和人民？除了某种虚幻的心理满足外，便很难找到什么有益的效果了。

再深入一步看，广州地区阻遏洋人入城带来很大的恶果。1887年，薛福成对此曾有一段发人深省的议论：“粤民激于前此大府议和之愤，万众一辞，牢不可破，必阻其入城以为快，屡请屡拒，纷纭者二十年，而大沽之失、天津之约皆成于此，由今观之，甚无谓也。……夫民气固结，国家之宝也，善用之则足以制敌，不善用之则筑室道谋，上下乖睽，互相牵累，未有不覆败者。”

人们也许会说，这些都应归罪于英法等西方列强，没有他们的种种罪恶行径，怎么会出现如此局面？这自然有一定的道理。本文无意全面论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起因及法律和道义的责任，英法等国自然有许多应谴责之处。但是，不是说内因是决定因素、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吗？真正要总结历史经验，就不能不正视自身的弱点，在国际关系中只有弱者才会指望别国发善心。如果当时的清政府不是如此昏愦、那些官员们不在“民意可用”的借口下蓄意利用从而使冲突日趋尖锐，历史呈现另外一番面貌不是没有可能的。

由此引出两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第一，为什么会把排外当作爱国？

从广州反入城到福州神光寺事件都具有盲目排外的倾向，但包括林则徐这样的杰出人物在内都深信这是爱国大业。按主观动机，这些事件的组织者和参加者都不乏爱国热忱，他们参加这些活动毫无私利可言，有的还为之献出了生命。但从客观效果看，这些却都对国家的正常发展造成了困扰，甚至导致了恶劣的后果。这种现象的原因必须从中国传统文化所包含的消极因素中去寻找。

同世界一切民族的文化一样，中国文化既有精华，也有糟粕，盲目的自我中心和自大心理就是其中突出的负面因素。这类古老的民族文化心理以宗法自然经济为基石顽强地孳衍，一再成为正确处理对外关系的障碍。鸦片战争以后，朝野上下被迫接受屈辱的现实，但这种心理并未改变，并衍生出许多奇特的理论来满足它。

当时这种状况，除了表现在西学中源、中体西用等理论流行一时外，还突出表现在把敢于提倡同外国人友好相处、虚心学习西方之士视为汉奸、卖国贼，而把各种反对西方的言行不分是否合理都看作爱国壮举。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郭嵩焘就曾身受其害。据他观察，19世纪的中国士大夫的流行风气是“但以诟毁洋人为快，一切不复求知”，“一论及西洋事宜，相与哗然，以谓夸奖外人，得罪公议”，致使有识之士“切切焉以评论西人长处为大戒。中国士大夫愦愦如此，虽有圣者亦且奈之何哉！”

像林则徐那样伟大的历史人物也难免受到这种社会思潮的影响。林氏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刚睁开眼睛看世界便被迫滞留边陲，沾染一点错误思潮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第二，为什么当代史家也跳不出误区？

徐、林之争在清季就有不同的议论，徐继畬传的作者承认：“其时士大夫固多是文忠而非公。”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这是个必然现象。值得注意的是，1949年以后在中国大陆也视此为无可怀疑的结论。早在50年代，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的编者就断言：“继畬对英交涉，持投降主义，与退居在福州的林则徐议论不和，颇为时论所非。”时值朝鲜战争结束不久，仇视帝国主义正成为一时风尚，加上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深入人心，史家们热诚地赞扬群众斗争，社会情绪的激化成了谴责徐氏投降的思想基础。如今，时间过去了30年，已经到了还历史本来面目的恰当时机，方家们却依然不加分析地沿用如是的结论。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疏忽，除了对民族英雄的偏爱之外，怀疑和经常重新审查一切的理性精神也嫌不足，而这正是思想文化进步不可缺少的前提。“凡事只看其理如何，不要看其人是谁。”“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先哲名言应该记取。

中国好不容易才打开大门，所付代价之巨在世界史上绝无仅有。历史一再证明，商品经济没有高度发展、经济和文化尚未现代化以前，民族自大和封闭心理甚难根除。我以为史学有责任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揭示真相，弘扬进步，鞭笞落后和谬误，因而不揣浅陋，信笔写来，聊博读者一哂。

第六章 洪秀全、洪仁玕与晚清思想研究的误区

近日与友人闲聊，围绕太平天国与中国近代思潮研究，无拘无束，议论评点，虽是信口说来，倒也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且有些问题问的得尖锐，答得爽快，与时贤所见略有不同，似亦可为寂寞文苑增添几分闹意。耐不住友人的怂恿，记下要点，公诸于众，如能博得新老朋友开心地或宽容地一笑，在下就要拱手说一声“谢谢”了。

洪秀全思想的特点

友：老兄研究近现代思想史多年，为什么不见你写文章赞扬太平天国，是不是对这个革命有点不同的看法？

袁：正因为我是研究近现代思想史的，便不想给太平天国唱赞歌了。太平天国那么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当然应该好好研究。我念大学一年级时便读遍了当时中山大学图书馆收藏的罗尔纲先生的著作，相当入迷。从那时开始我一直关注着这一领域研究工作的进展。有些著作的水平确实很高，真是人才辈出，可是，思想史的研究应该着眼于有没有给一个国家或地区思想文化的发展增添什么新的内容，应该紧紧盯住时代风云造就的思想家们的活动轨迹，揭示其中蕴含的时代、社会和历史的信息。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太平天国自然是文化学或社会思潮研究的不可忽视的课题，但从中国近代思想发展史的角度去考察，它能提供的东西是非常有限的。在我看来，在这块瘠土上耕耘的人已经过于拥挤，而就自己说来，唱赞歌于心不忍，评头品足又不合时宜，所以就三缄其口了。

友：难道洪秀全不是革命的思想家，建立了一套革命的思想体系吗？

袁：洪秀全无疑是革命的领袖，且是唯一的与太平天国运动相始终的领袖。不过，无论就政治或军事上说他都平庸无奇。太平天国前期实际的政治、军事领袖是东王杨秀清，造反开始不久在永安封王时便规定“以上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永安封五王诏》，《洪秀全集》第182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在《天朝天亩制度》规定的操作体制中，身为军师的杨秀清实际上处在总管一切的位置上，而且有“代天父传言”的特权，对洪秀全有所不满也可设法治一治，后期也有他人代为策划。至于说到思想家，只要花点时间翻翻他的诗文诏书，答案便不难找到。

你可能听说过，洪秀全曾经几次到广州参加科举考试都没有考上。看来这些考官是公正的。莫看他做过塾师，花县一直是经济文化很不发达的地区，直至20世纪70年代那里还相当落后，一百多年前的闭塞和缺少文化的状况更不难想象。他的诗文的特点是语言贫乏，错别字很多。整部《洪秀全集》包罗了现在收集到的他的全部诗文，翻一遍就会知道文字通顺的没有几篇。洪秀全是客家人，他的所谓诗实在没有什么诗味。各个客家地区总有一些编山歌的能手，洪秀全的作品在这一类的歌谣中恐怕也属下乘之作。你知道我是客家人，小时候听过不少山歌，从语言表达的角度说，这位天王的大作实在不敢恭维。你看过他的《谕西洋番镇齐认爷爹天堂通诏》及其他一些对外文书没有？要是说用客家话编些歌谣告示那些文化水平不高的太平军将士们还可以理解的话，对外国人也用方言写些似通非通的东西又有什么道理呢？只有一个解释：他的文化素养不高，文字表达能力相当差劲，难怪要年年落第了。

友：你老兄恐怕中毒太深了。文章值几分钱？文字不通顺就不能成为思想家吗？

袁：文化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刘项原来不读书”，历史上开国君主、大吏、名将不乏文化素养不高甚至是文盲、半文盲的人，但思想家是以创造性的智慧为全人类或一个地区的人群推进理论认识的杰出人物，很难想象文化素质低下之辈能在这一方面有所作为。斗大的字不识几个的工农有时也出语惊人，但这仅是吉光片羽，要成为系统的思想或理论谈何容易？应该肯定，工农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我们不能因此抹煞社会的分工。而且洪秀全本人也不是工农，而是低层的小知识分子。

我不认为洪秀全是什么思想家，更主要的根据在于他的思想贫乏。一部《洪秀全集》说了些什么呢？

第一，他上过天，见过天父、天兄，被封为“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太平天日》，《洪秀全集》第154页。）他的这个天堂梦不过是重演篝火狐鸣的陈涉故智。相应地，他从西方请来一个“皇上帝”用以反对中国固有的各种偶像。搬来这个“上帝”有没有什么进步意义呢？不久前，冯友兰先生提出：“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是主张向西方学习的，但所要学习的是西方的宗教，是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这就与近代维新的总方向和中国近代史的主流背道而驰了。”（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第64页，人民出版社1989年北京。）这个看法是有道理的。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在从中世纪向现代社会转型中的作用是复杂的，但洪秀全对基督教的了解极为肤浅，一个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村青年，偶然得到一本也是文化水平不高的中国人编写的宗教小册子《劝世良言》，后来又在英国传教士罗孝全那里先后停留了约三个月，要他对基督教有深刻的了解是不切实际的。《太平天日》是他离开罗孝全以后所写的主要神学著作之一，文中说到洪秀全上天，“天使扶真主坐轿”，“到天门，两旁无数娇娥美女迎接，主目不斜视”，上帝则“身穿黑龙袍”，“常教主坐装衣袍要齐整，头要轩昂，身要挺直，两手要覆在膝，两脚要八字排开”。（《太平天日》，《洪秀全集》第150页。）一个农村青年想像力的极限不过如此。这与其说是师事洋人的心得，毋宁说是从传统戏曲或乡下草头班那里学来的。他宣扬的是中国式的基督教，已经混杂了中国农村世俗文化中很多迷信佐料了。

第二，宗法专制思想。中国古代思想的核心是维护宗法关系，为专制统治体系服务，这在洪秀全那里保留得非常完整。他以太阳自居，是“日头(客家话，意即“太阳”)王”。他写的《天父诗》说得很明白：“只有媳错无爷错，只有婶错无哥错，只有人错无天错，只有臣错无主错。”而且规定“硬颈不听教”、“起眼看丈夫”、“讲话极大声”、“有喙不应声”、“面情不欢喜”、“眼左望右望”都“该打”。（《天父诗》，《太平天日》，《洪秀全集》第104、39页。）在他看来，如果违反三纲，即便死了也要声讨。可见，以忠孝为基础的封建伦理在他那里被完整地保存下来了。他的所谓“革命行动”之一，就是把受到群众尊重的一对追求婚姻自由的恋人的塑像捣毁，斥之为“该诛该灭两妖魔”，“到处男歌和女歌”！（《斥六乌》，《太平天日》，《洪秀全集》第4页。）支撑他这些中世纪宗法观念的是天命论思想：“总之贫富天排定”（《原道救世歌》，《太平天日》，《洪秀全集》第9页），“自古死生天排定，那有由已得成人”（《天父诗》，《太平天日》，《洪秀全集》第37页）。在他的文集中这些话比比皆是，而从殷商起统治者就已把这些话挂在嘴边了。

因此，从总体上看洪秀全虽然生活在19世纪中叶，思想上却难于找到现代意义的先进之处。他的有些话孤立起来看似乎包含着民主平等，但在其思想中的位置或微不足道，或这种诠释本来就与原意不符。例如，他说“天人一气理无二，何得君王私自专”，其本意是论证“开辟真神为上帝”（《原道救世歌》，《太平天日》，《洪秀全集》第6页）。上帝是天上人间的绝对权威，而不是否定君主的民主思想。又如他说天上男女都是兄弟姐妹，这不是平等思想吗？这是他早期写的宗教文书《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中的话，确实重复了基督教的原始平等思想，并与中国古代乌托邦式的大同思想结合起来了。但起义开始后，这些思想已被等级森严的儒家思想和宗法制度所取代，平等幼芽已被扼杀。他还说过“天地之中人为贵”，这是不是现代意义的人的觉醒呢？不是。其原意在于反对中国已有的其他崇拜偶像的宗教。“木石泥团纸画各偶像，物也。人贵于物、灵于物者也，何不自贵而贵于物乎？”（《原道觉世训》，《太平天日》，《洪秀全集》第19页），这是宗派之争而不是冀图帮助人们从神的威慑下解放出来。何况宣扬君臣父子的儒家经典《孝经》早就明言“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道第九），洪秀全的话渊源于此，与人的解放风马牛不相及。曾被人们津津乐道的鞭挞孔丘、删改儒家经典的行为也是教派之争，而不是民主与专制思想的角逐。

友：给你这样一说，洪秀全与曾国藩不是成了一丘之貉吗？

袁：别急，下面我就要说到他们的差别。但就坚持中世纪宗法思想这一点上，洪、曾确实是一致的。曾国藩大叫太平天国“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曾国藩：《讨粤匪檄》，《曾国藩全集》诗文第232页，岳麓书社1986年，长沙），从宣传手法上是成功的，但极尽夸张之能事，并不符合实际。造反总要有激动人心的思想或口号才能调动千军万马，太平军纵横大江南北15年，除了依靠上帝的权威证明自己是“真主”、“天主”以及依赖宗法专制纪纲约束队伍之外，还有几条包含新的历史特点的东西起了重要作用。

《洪秀全集》的第三个重要内容是利用民族矛盾，以反满相号召。他说满族统治者“每年化中国之金银几千万为烟土，收花民之脂膏数百万为花粉”，“奈何满洲人以暴力侵入中国而强争其兄弟之产耶？”（《洪秀全集》第23页）以杨秀清、萧朝贵名义发表的檄文说得更加明白：“顺逆有大体，夏夷有定名”，“概自满洲肆毒，混乱中国，而中国以六合之大，九州之众，一任其胡行而恬不为怪，中国尚得为有人乎？”（杨秀清、萧朝贵：《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近代之部)第67、65页，中华书局。）洪秀全及其伙伴还没有现代民族观念，有些话说得不那么恰当，甚至保留了陈腐的夷夏观念。但是，当时整个统治机构已经相当腐败，反对满族统治者的实质是扫荡阻碍社会发展的腐败势力。

第四，号召人们为眼前及未来的幸福造反。在起义的头一年，洪秀全便一再号召“眼前不贪生怕死，后来上天堂，便长生不死”（《谕众兵将遵天令诏》，《洪秀全集》第179页），并给“同打江山功勋等臣”许愿“累代世袭，龙袍角带在天朝”，答应让造反者“在世则威风无比，在天则享福无疆”（《谕兵将立志顶天真忠报国到底诏》，同上第181页）。千百年来，当人民群众无法在现有秩序下维持正常生活的时候，他们被迫铤而走险，眼前和未来的一线希望都会鼓舞他们奋不顾身，因此，威风、享福等古老愿望仍然是洪秀全组织和维系太平军的重要思想。太平军所到之处，地主被迫减租，有的农民甚至抗交田租。农民得到实惠，对革命事业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五，一个平均主义专制王国的蓝图。1853年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不光谈土地问题，而且总结了太平军几年来在长江中下游两岸驰骋的经验，制定了太平天国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从经济上说，这是以平均和灭私产为特征的。平均指的是普通老百姓计口授田，有田同耕(这条因战事频仍难于实行，有的地方公开代之以照旧交租纳税)，但当官的就不平均了，甚至公开规定老婆多少也以官位大小而定，从一妻至十一妻不等。消灭私产则部分实现了，建立了“圣库”制度，“物物归上主”，尽管它是不彻底和难于坚持到底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它规定整个社会都要按政教合一和军事化的原则组织起来，规定25家为一基础社会组织，设两司马管理他们的劳动、教育和婚育等一切活动。从基层至中央有军政统一、政教合一、行政和司法合一的严密的军事化组织体系，实行专制主义的统治。虽然后来部分名目有变化，但这个军事化的社会制度已部分付诸实施。《李秀成自述》中谈到：“天王驾入南京，后改为天京。开立军伍，整立营规，东王佐政事，事事严整，立法安民，将南京城内男女分别男行女行，百工亦是归行，愿随营者随营，不愿随营者各归民家。……男与女不得交谈，母子不得并言。严严整整，民心佩服。”（《李秀成自述》，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二)第79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如此“严严整整”地“开立军伍”，无疑是一个已经军事化的社会组织。其他身历者的记录也与李秀成所述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它不是战时的权宜之计，而是被视为天国蓝图的实现。加上这些来自穷乡僻壤的下层人士和农民从建立政权之初起就竭力模仿中国历代帝王朝廷的体制和生活样式，这个天国政权不但封建化程度很高，而且其对社会生活控制之严密，自中国中央集权专制政体建立以来罕有其匹。

第六，与各国平等相处的思想。洪秀全自视为负有统治整个世界使命的“天王”，与历代帝王一样，他也在做着“胡越贡朝，蛮夷率服，任多版图，总归隶属”（《御制千字诏》，《洪秀全集》第35页）的帝王梦，在好些诗文中天朝大国的思想表露无遗。不过，他的思想也包含着平等对待洋兄弟的因素。因此，他一再发出诏书申明“中西永遵和约章”、“万国一体，天下一家”（《御制千字诏》，《洪秀全集》第221、210页）。太平天国在处理对外关系中既没有卑躬屈膝，也不盲目排外，这是外来宗教在这支队伍中产生的确有根据的正面影响。

上述六方面的内容，除第二点外，都是太平天国领导者们的思想有别于清代统治者的地方。

《资政新篇》与太平天国的现实

友：洪秀全的思想真的只有这几方面的内容吗？

袁：评说历史人物只能根据事实。一部《洪秀全集》只有十多万字，与其听别人说得天花乱坠，不如自己翻阅一遍。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内容应该说到的，洪秀全曾经有过建立一个资本主义现代国家的愿望，这是他有别于历来农民起义领袖的最重要的地方。他的堂弟洪仁玕1859年到了天京，受其委托总理朝政，提出一个新的建国纲领《资政新篇》。这是当时条件下挽救太平天国垂危的事业和挽救中国的最先进的纲领。洪秀全在上面写了31条批语，除四条有所保留外，其余均写上“是”或“此策是也”以示支持。如果太平天国或清政府真的按照这个纲领去办事，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也许早就实现了。

友：在炮火连天中谈什么造轮船、火车、开矿山，无非是不切实际的书生之见，怎能挽救太平天国？

袁：请想一想，洪仁玕是1859年到天京的，不到20天就受命总理朝政，很难设想他在考虑施政纲领之时能完全不顾面临的紧迫问题。经过三年前的内部自相残杀和分裂，太平天国元气大伤，洪秀全的昏愦也已暴露无遗。如何解决当时出现的问题，团结内部，鼓舞斗志，是推进革命、争取战争胜利的重要一环。洪仁玕的《资政新篇》是经过深思熟虑、兼顾目前和长远的施政纲领。学术界诸方家首先注意到它的先进的长远之计，这是非常自然的，加上有些话说得比较委婉，也容易被忽视。但细加玩味，我认为也不能忽视它的现实性。挽救太平天国首要的是军事，尽管前贤已揭示过洪仁玕在战略决策上有过贡献，但军事非其所长，他的贡献是在其他方面。

我想，这个纲领至少有四个方面是直接针对着当时存在的问题的。

首先是如何团结内部的问题。当时天京事变的严重恶果仍历历在目，洪仁玕语重心长地提出：“倘中邦人不自爱惜，自暴自弃，则鹬蚌相持，转为渔人之利，那时始悟兄弟不和外人欺，国人不和外邦欺，悔之晚矣！”（《资政新编》，《太平天国》(二)第532页。）这里说的鹬蚌相争当然不是指与清军的对峙，那是灭妖而不是团结的问题。而整个纲领实际是以谈团结问题起，以谈团结问题终。看看它的结尾吧：“今因人心冷淡，故锐气减半耳。”“师克在和，不和则人心不一，不一则涣，何蓄锐之有？故廉蔺相和，而秦有十五年不敢出函谷关者此也。”（《资政新编》，《太平天国》(二)第540-541页。）团结问题被摆到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那么，当今这个紧迫问题解决之道何在？他的头一条建议是“宜潜消其党，勿露其形，或如唐太宗之责尉迟恭以汉高故事，或如汉文之责吴不会而赐杖以愧之，亦保全之一道也”（《资政新编》，《太平天国》(二)第524页），也就是说要如唐太宗批评尉迟恭那样开诚布公地对待有毛病的臣下，或如汉文帝那样宽容地对待怀抱野心的宗室：吴王刘濞托病不参加朝会，反而赐以几杖。要用种种手段化解而不是激化矛盾。与此同时，他不无所指地大讲要部下听令：“在主将有以服之耳”，为此，要如孔明那样“器使群材，赏罚严明”，部将“虽有些须失错，不宜妄生议论”（《资政新编》，《太平天国》(二)第540-541页），等等。请注意，他的意见归纳起来无非是：团结能否搞好，关键在于领导。这实在是对洪秀全适时的讽喻。

其次，这个纲领要求对经济政策作根本性的调整，核心是要否定《天朝田亩制度》冀图在落后的自然经济上消灭私产和贫富差别的空想，把发展经济的立足点转移到支持和依靠私人资本主义上来。他建议全面地学习西方，不但建设现代化的工业、交通和开采各种工业原料和燃料，而且要办银行和保险等业，相应地还要办报纸，兴邮亭，实行保护人身权利的司法制度，推动社会制度走向现代化的轨道。

人们也许会说，在激烈的战争环境下这些都是纸上谈兵，不会有什么现实意义。但只要考察一下当时的实际情况，就会弄清楚正确的答案是什么。

任何政权的巩固归根到底都取决于经济状况。当时太平天国面临的紧迫问题之一是经济受到严重破坏，这不能完全归咎于战争，更重要的是实行错误的经济政策招致的恶果。例如，在天京等城市人民都被编入军事化的各“馆”、“行”中，生活资料由“圣库”供给。特别是有技艺的手工匠人，即使不被征调参加修建王府等官家建设，也完全在官家控制下劳动。这是他们冀图消灭私产的天国空想指导下的必然政策，其性质却是几千年的官营手工业的延续。商业亦归公营，“本利皆归天王”（《金陵被难记》摘引《待百姓条例》，《太平天国》(四)第750页）。

在19世纪中叶实行这样的制度，劳动者的积极性很低，浪费大，亦缺乏不断促进技术更新和扩大再生产的内在动力，其直接恶果是不少人不愿享受这样的天国生活，不惜冒着生命危险逃亡，经济的繁荣和发展更无从谈起。显然，这样的政策如不改弦易辙，后果不堪设想。有些太平军占领区在悄悄自行调整。以农村来说，《天朝田亩制度》颁行于1853年12月，由于“兵士日众”，需粮甚多，第二年便不得不“晓谕良民照旧交粮纳税”（《东王奏请准良民照旧交粮纳税本章》，《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16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但全面的指导思想和政策却没有明确的转变。

《资政新编》的历史作用在于它抛弃了那些不切实际的空想，勇敢地承认了能人的创造性劳动和富者经营的事业的价值和正当性。通过实行专利制度，“准富者请人雇工”（《资政新编》，《太平天国》(二)第536页），奖励私人兴办各种工商企业、开矿、办银行、办“学馆”和各种社会福利事业，从而把旧式的农民战争与切合中国当时需要的历史进步事业直接联结起来。

由于多种原因，这些措施大部分没有实现，但不能说纠正指导思想的错误没有一点实际效果。进入60年代，太平天国统治地区街市繁荣，“商店充塞着商品，处处都显出兴旺景象”（哈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第4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的记录屡现中外考察者的笔下。显然，不抛弃起义军初期的空想，这些景象不可能出现。

再次，这个纲领针对洪秀全冀图做“万方来朝”的真圣主的迷梦，正确地阐述了与各国平等相处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政策。它肯定西方的富强“由法善也”，批评中国闭关锁国“以致全体闭塞，血脉不通，病其深矣”，因此在对外关系中既不能“拘拘不与人交接”，要大胆地开放，“亦必有一定之章程，一定之礼法”。在具体政策上，除了不应再讲“万方来朝”、“夷狄”等轻侮字眼外，还建议要容许外国人通商和向人民传授技艺。特别值得玩味的是这么一段话：“与番人并雄之法。如开店二间，我无租值，彼有租值；我工人少，彼工人多；我价平卖，彼价挂卖。是我受益而彼受亏，我可永盛，彼当即衰，彼将何以久居乎？”（《资政新编》，《太平天国》(二)第528，538页。）它的意思是要与“番人”并雄就要发展经济，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在经济竞争中取得优势。这些建议既针对现在，又规划将来，已远远超出魏源的认识而为后来商战思想的滥觞。

最后，这个纲领还提出了改进太平天国政治生活的建议。一是要洪秀全勇于听取不同意见，决策必须慎重：“恳自今而后可断则断，不宜断者付小弟掌率六部等议定再献，不致自负其咎，皆所以重尊严之圣体也。或更立一无情面之谏议在侧，以辅圣聪不逮。”（《资政新编》，《太平天国》(二)第539页。）太平天国虽有军师总理朝政的传统，但作为专制君主，洪秀全保留着不容争议的最后决定权。天京事变的是非尽管仍有争议，但作为最后决策者的洪秀全肯定负有不容推卸的责任。洪仁玕这个建议的内涵洪秀全是不难领会的。

要是说这个建议仍未超出封建帝王虚心纳谏的传统，为解决“上下梗塞，君民不通”而设计的方案则充分显示了洪仁玕在现代意识薰陶下的广阔视角。这个方案的内容包括兴建以火车为骨干的全国交通网络、由民办的书信馆、新闻馆与官设的各省新闻官、意见箱及邮亭相结合的全国信息网络。这里包含着由人民监督各级官吏的思想，其主要渠道是发挥报纸作为信息传播媒介和舆论监督工具的作用。当时，中国境内两个敌对的政权都面临着君民上下阻隔的严重局面。这本来是一切专制政权的痼疾，而濒临覆灭的政权的腐败又加剧着这个顽症。在19世纪中叶的中国，有了社会管理系统比较先进的西方为参照系，这个状况的不合理就更显得突出了。冯桂芬不是大声疾呼：“君民不隔不如夷”吗？洪仁玕不但提出这个问题比冯桂芬早几年，且已不囿于古方正药，而开始从资本主义世界去寻求对症良药。再加上这个纲领中包含的“罪人不孥”、“善待轻犯”等现代法制思想的幼芽，规定社会基层的“乡官”的任务只限于“理一乡民情曲直、吉凶等事”（《资政新编》，《太平天国》(二)第535页），抛弃了政教合一、军政合一的模式，这不是蕴含着社会生活现代化的契机吗？

太平天国与清政府之间的生死存亡当然要靠战场上的博斗，但是，战争不是简单的角力，政治和经济政策在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古往今来，未有军心民心涣散而能最终战胜敌对势力的。对垂危的太平天国说来，《资政新编》就是冀图力挽狂澜的一次重要尝试。可惜，1861年2月后洪仁玕的权力一再削弱，很多事情已无能为力了。即使在他握有较大权力的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内也没有切实推行。一个有重大现实意义的挽救太平天国的方案被搁置了。

友：这是个人未能充分施展救国抱负的不幸，更是历史的不幸。

袁：确实如此。当时，真正比较了解现代西方的中国人就数洪仁玕和容闳了。洪仁玕在香港生活了四年多，在那里接触了资本主义文明。容闳则是在美国系统地接受了中等和高等教育后，于1855年太平天国革命高潮中回到祖国的，他曾寄希望于太平军，1860年11月他访问天京，与洪仁玕讨论了推进太平天国事业的方案。容闳提出了七条建议：“一，依正当之军事制度，组织一良好军队；二，设立武备学校，以养成多数有学识军官；三，建设海军学校；四，建设善良政府，聘用富有经验之人才为各部行政顾问；五，创立银行制度及厘订度量衡标准；六，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以耶稣圣经列为主课；七，设立各种实业学校。”这个以现代思想为主导整顿军事、政治、经济、教育制度的建议与《资政新编》是互补的。当时容闳便感到“干王居外久，见闻稍广，故较各王略悉外情，即较洪秀全之识见亦略高一筹，凡欧洲各大强国所以富强之故亦能知其秘钥所在，故对于所提议之七事极知其关系重要，第善善不能用，盖一薛居州，无能为役”。（容闳：《西学东渐记》第56-57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新译本第六点是：“为民众建立各级学校教育制度，并以圣经为教科书之一。”)他俩的建议无疑是当时中国学习西方的最先进的方案，已经远远超出魏源至60年代初的所有其他中国人的认识和各种方案，这是凝聚着报国热忱和新的时代精神的救国良方。同中国近代不少历史人物一样，洪仁玕也有好些陈腐不堪的言论，但瑕不掩瑜，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能写出《资政新编》那样充满时代气息的著作是了不起的。

友：也可以救大清？

袁：当然可以。1861年4月，曾国藩的重要幕僚赵烈文看到《资政新编》的刻印本后在日记中写道：“其中所言，颇有见识，……法法类，皆是效法西人所为，其钦折外洋，殆为心悦诚服，而于夷情最谙练；……然其长处颇能变通用之，亦未可抹杀。……观此一书，则贼中不为无人。志云：知已知彼，百战百胜。有志之士，尚无忽诸。”（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咸丰十一年三月廿二日)，学生书局1964年，台北。）这是来自敌方统帅部的评论，钦敬之情溢于言表，其意思归纳起来无非是一句话：《资政新编》是结合实际学习西方的佳作。

赵烈文所以承认太平军中有出类拔萃之士，在于他敏锐地看到如果自己的对手按照这条路向前走，必将战胜自己效忠的那个腐朽朝廷。清政府所染痼疾不但性质相同，而且有些方面更为严重。《资政新编》提出的正确处理中外关系、发展经济、解决军民阻隔、促进社会进步等一系列建议大体都适用于清政府统治地区，而且后来的洋务运动按其思想高度说还没有达到它的水平。例如，那些官僚们哪里有依靠“富民”促进社会进步的思想？又怎么会赞成和支持私人办“新闻馆”作为传播信息、监督官吏、战胜腐败的重要工具呢？而这些差距正埋下了洋务运动失败的根由。如果清政府按照洪仁玕和容闳建议的精神去办事，大清恐怕就得救了。

晚清思想研究的误区

友：史学界通常认为《资政新编》的重大缺陷在于它没有触及土地问题，这个不足由《天朝田亩制度》解决了，这两个纲领是互补的。你认为怎样？

袁：两个纲领的指导思想是对立的，哪里谈得上什么互补？从学术界流行的观点看，我倒感到这里显示出中国近代思潮研究出现了某些误区。史学研究一要还历史本来面目，二要以史为鉴，两者都必然受到史学家主观世界状况的影响。

我认为有些流行观念已经成了人们正确评价中国近代思潮的障碍：

一是盲目歌颂空想式的公有制和平均主义。

在一些学者看来，《天朝田亩制度》设计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天朝田亩制度》，《洪秀全集》第168页）就是应该歌颂的“新天，新地，新世界”，于是，从洪秀全的天国到康有为的“大同”世界乃至孙中山的某些空想社会主义的观点和诸如此类的思想都受到人们很高的赞誉。可是，概括中国大部分史家的意见，鸦片战争以后的80年间中国最紧迫的历史任务，是在捍卫国家独立的前提下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完成社会生活现代化和民主化的历史任务。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或者说富与强，都取决于这个历史任务的完成情况。在这个历史时期里，顺应历史潮流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应该有通观历史全局的眼光，为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与确立民主政体大声疾呼和不屈不挠地奋斗。但是，这个时期的中国却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有些有重大影响呼唤历史风云的人物却对发展资本主义和实现社会生活的民主、自由有过多的疑虑，他们不但不敢直截了当地为资本主义呜锣开道，反而企图用他们所发明的种种空想去限制和取代资本主义和民主、自由的社会生活。

应该怎样看待这个历史现象？是应该赞扬这些历史人物勇于抗拒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一面，抑或应该批评他们在历史大潮面前的怯懦？我想，揭露他们的软弱和怯懦恐怕更符合历史真实。毛泽东在1945年说过这么一段话：“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说也奇怪，有些中国资产阶级代言人不敢正面地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而要转弯抹角地来说这个问题。另外有些人则甚至一口否认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必要的发展，……很明显地，这类现象有些是反映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有些则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于民众的欺骗手段。”（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61页，人民出版社1953年5月。）这些话十分耐人寻味。他说的是20世纪40年代的情况，让时光倒流几十年乃至上百年，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除了反对资本主义文明的顽固派以外，从洪秀全至康有为、孙中山他们避免资本主义发展的种种空想和诸如此类的现象，难道不是更显示了他们所代表的社会势力的软弱吗？

这种特定历史阶段的状况之所以应该受到批评而不是赞颂，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不利于生产的发展。现代经济是商品经济，它受市场法则支配，以赢利为整个经济活动的杠杆。但洪秀全追求的是“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天下大家处处平均，人人饱暧矣”（《天朝田亩制度》，《洪秀全集》第168页），以此为经济活动的指导思想，其结果只能是除了“上主”以外谁也不关心经济的发展，生产的扩大和效益的提高失去了内在的动力。言不及利，人人不受私，道德自然无比高尚，生产的停滞和破坏却是无法避免的。在本文所讨论的历史时期，公有制的建立还没有成为成熟的历史要求，为什么要盲目地歌颂呢？何况即使在建立了公有制以后，平均主义也只能令人们吃尽苦头。这类恶果我们还没尝够吗？

另一个误区是不加分析地歌颂群众的盲目造反行动。

人民群众应该在历史上有自己的位置，这是毫无疑义的，但这并不等于从概念出发对群众特别是劳动群众在历史舞台上的作为一概予以肯定，甚至不惜溢美、拼命拔高，仿佛非此不足以显示革命思想的纯正和坚定。

从思想史研究的角度看，首先必须澄清一个基本事实，即在古代，无论中外都没有什么农民的思想体系。道理非常简单，任何思想体系即完整的理论的创立都必须具有当时历史条件下较高的知识素养，而在古代社会农民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再加上统治阶级的思想已经成为社会风尚，农民领袖要冲决思想罗网极为困难，要形成自己的独特理论谈何容易。因此，历次的农民起义曾经提出过反映自己利益的基本口号，如“均田免赋”等等，但没有创立系统的理论。洪秀全活动的年代，社会的基本结构未变，特别是在农村，延续几千年的基本状况未变。他是处于社会下层文化素养不高的知识分子，与农民联系密切，但创建系统理论的主客观条件均不具备。上面已介绍过他的诗文的基本内容，你看像不像一个“革命农民的思想体系”？这里讨论的是一个客观事实问题，无论出自多么善良崇高的愿望，恐怕也无法改变客观存在。

历史是铁面无私的法官，它判定各色风云人物是非功过的准则应该是一样的，来自哪一社会阶层不能成为褒贬的根据。重要的是必须认真审视人们的言行是促进还是妨碍了社会、国家和人类的发展，是有助于还是有碍于人的解放和文明进步。曲意回护与深文周纳同样是对实事求是原则的亵渎。正因如此，我说了一些洪秀全的不是，老弟不会见怪吧？

按后果说来，清军和太平军在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交战十多年，给经济造成的破坏和人民的苦难非常严重。1863年，左宗棠行军途中亲眼见到“此间向湖州一路，山径崎岖，人民死亡殆尽，运粮极难，寇不能来，我亦不能往也，浙中光景已是草昧以前世界”（左宗棠：《致李鸿章》(同治二年四月初十日)，《左宗棠未刊书牍》第85页，岳麓书社1989年长沙）。据现有资料看，当时的破坏不是单方面造成的。

战后的情况怎样呢？请看1875年的事实：“江浙财赋之邦，经乱已十余年，而土田之开垦无多，或七八成，或仅及五六成。皖南积尸填塞山谷，至今未尽收掩，田卒污莱而不能辟，人民离散而不能归。”（郭嵩焘《条议海防事宜》(光绪元年三月)，《郭嵩焘奏稿》第340页，岳麓书社1938年）不是说人是最可宝贵的吗？有位杰出的中国人口史专家经过认真研究后得出结论：“太平天国和捻军等部的起义和清朝的镇压发生在中国人口已经达到空前的4.3亿的时候，最剧烈的战争和破坏恰恰是在中国最富庶、人口最稠密的地区进行的”，“1851年至1865年这14年间总人口减少了1.12亿，下降了26.05%。”（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251、253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福州。）互相厮杀，中国人死了1/4强，真是兵凶战危，触目惊心！

不能把任何造反或群众的盲目破坏行动都等同于促进和解放生产力的革命。不少鸿篇巨著似乎没有划清两者的界线，流风所及，一些年轻人总是念念不忘“造反有理”。要申明一点，晚清民变蜂起是多种原因造成的，我并无全盘否定之意，但史家理应全面分析其前因后果，让后来者充分汲取经验教训，千万不要给人留下一个错觉，以为任何破坏都是革命。在今天，创造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发展和解放生产力已经成了关系中华民族盛衰的大事，研究近代中国的史家们难道不应在自己的学术领域中敲几记边鼓吗？

友：你的话有点道理，但不中听。

袁：这倒也是。不过真正有识之士一定了解学术进步离不开自由讨论。我这无知浅说，也许能引起史家们一番思考和议论哩。

第七章 洋务思潮与王韬、冯桂芬、郑观应等的探索

　 对19世纪60至90年代在中国兴起的洋务运动，人们至今众说纷纭：爱国，卖国，进步，反动……莫衷一是。撇开这些纷争，也还有好些基本情况没有弄清。从文化思潮的视角去分析这一重要历史现象的更为鲜见。

从经世致用到洋务思潮

讨论一开始就会遇到一个问题：什么是洋务思潮？

洋务思潮是19世纪60至90年代在中国部份官僚和士子中流行的学习西方、冀图实现国家富强的文化趋向。——对这个思潮的时、地和内容作上述界定，大概不会引起重大争议。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个思潮兴起的原因何在？

洋务思潮与洋务运动的实践是一物的两面。当一些西方学者以“对西方文化冲击的回应”来解释这一历史现象时，中国大陆有些学者往往满怀戒意予以拒绝。笔者对这些西方学者的诠释也不太满意，但认为这是事实判断范围内的事，不必过多在意识形态上纠缠。

在我看来，洋务思潮的兴起是下列三个因素汇合的必然产物：

第一，内忧外患交织的历史经验反思。

19世纪60至70年代，三次战争和一个大灾荒震撼着朝野上下。

首先是1860年，人数不足一万的英法联军长驱直入侵占北京，火烧圆明园，皇帝狼狈逃亡，被迫缔结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约。缔约后占领军悄然离去。对颟顸的清朝统治者来说，这件事形成了难以解开的两大疙瘩：一是大失“体统”，是本朝未有而历代罕见的奇耻大辱；二是夷人成了难以猜透的怪物，既空前“狂悖”残暴，但又“并不利我土地人民，……似与前代之事稍异”。这次战争的影响远非第一次鸦片战争所可比拟。

二是长达十多年的太平天国和捻军造反。造反虽然最终被镇压了下去，国家却落得个“饷竭兵疲”，兵燹所及，最富裕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竟是一片破败，多年无法恢复。交战双方都使用了洋枪洋炮，都有洋人参战。为了挽救自己垂危的统治，“师夷长技”、制造军火成了清政府战争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镇压起义军的督抚以军火生产为起点迈出了自己洋务生涯的重要一步。

三是同治十三年（1874年），一向被目为“蕞尔”岛国的日本居然以台湾居民杀死琉球人为借口出兵攻击台湾“生番”，且耀兵厦门海口，迫使清政府赔款五十万两。一直摆着“天朝大国”架子难以放下的清政府又被狠狠地斫了一刀。

战乱以后，山西、陕西、河南等省在70年代又连续出现旱灾，数以百万计的人民被活活饿死，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国内外许多热心人士为救灾而奔忙，可是，由于没有铁路，粮食要运到灾区成了一大难题。

就是不出现大的天灾，在贫困甚至死亡线上挣扎的情况也触目皆是。正如一位在华多年、参与过救灾的西方人士后来所描绘的：“中国各省生齿黎庶，就现在情形而论，每年饥冻而死者至三四百万人之多，其苟延残喘、蜿转于沟壑中者尤指不胜屈。岂惟民哉，即京外各官，除数要津外，自余所得薪俸多半不能自给，其候选人员艰窘尤难名状。士之未达者就幕与馆，岁入仅百数十金，犹非捷足不能得，舍此则更无生计。似此艰窘之情状，实为天下万国所无。”

面对这样的状况，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在思考：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大变局”？中国何以“善后”？

第二，西方文化的冲击和浸润，也使有些知识分子对西方和中国的现状以及双方的关系产生了新的认识。

除了20年前已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坚船利炮之外，还有好些新的因素推动着人们更新对西方和中国的认识：

一是列强侵占和租借的中国土地成了资本主义文明的窗口，其欣欣向荣的景象与清帝国的龙钟老态形成鲜明的反差。以香港来说，“十数年间，街衢纵横，楼阁相望，遂成西洋一大都会”，其法制的健全也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上海更由一个海滨小镇转瞬之间成为通衢大埠，文明与黑暗并陈，展现了蓬勃生机。而北京虽为首善之区，却“街巷逼仄，道涂湫隘，旱干则尘嚣，阴雨则泥泞，紫禁城而外，无论衙署仓库庙刹以及士农工商之房舍，卑陋者多，美丽者少，倾圮者众，创造者寡，种种敝习，指不胜屈”。差距是如此明显，令越来越多的人不能不正视这个严酷的现实。

二是西方的科学文化和其它信息通过多种渠道涓涓细流般持续地注入中国。1892年，在西方传教士所办的各种学校中学习的学生已达一万六千余名。从1815年至1891年间，中国先后创办的各种华文报刊达64种，加上香港地区的6种，共达70种之多，尽管多半是神学宣传品，但其中如《申报》、《循环日报》、《万国公报》、《格致汇编》等不但存在时间长，而且努力介绍西方的科学技术成就、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状况以及近日新闻，为中国士子的视野与世界连接提供了客观条件。同时，有数以百计的外国书籍翻译为中文出版。到外国考察、留学、经商和做工的中国人至70年代末已达80万以上，仅美国旧金山一带便有约14万。由于上述原因，西方列强的状况在一些留心世务的中国人眼中日渐清晰。

三是日本因学习西方而崛起，也令一些忧国之士更加严肃地思考中西文化的差异和西方文化的奥秘。

第三，洋务思潮的兴起与经世致用之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可以说，它是经世致用思潮的直接延续。

这不但从时间的角度看是准确的，而且每一个参与（不管是“说”还是“干”）洋务运动的人通常都以经世致用为认识的中介。为什么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会成为洋务运动的领袖？从认识根源上说就在于他们都是以经世致用为己任的人物。当时困扰朝野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对付硬要挤进来的列强和国内惊人的贫困，只要不是故意闭目塞聪之辈，都不能不思考中国何以自处的问题，而学习西方以自强则成了一批有识之士的共同趋向。

史学界大体有个共识：洋务运动由曾、李发其端，上有秉政中枢的奕訢、文祥等人的支持，下有一些督抚相呼应，而其主要领袖则是李鸿章，后期崛起的影响颇大的还有张之洞。同时，史家们也注意到，在这些官僚们周围有一批中外知识分子在活动，这些人与洋务运动的领袖们既有紧密联系，又有很大差别。因此，讨论作为文化现象的洋务思潮时应该考察三类人的言论：一是上述洋务派官僚，二是鼓吹学习西方的中国知识分子，三是一批在华的西方知识分子。

让我们从分析中国本土知识分子的动向开始。

同鸦片战争后头20年的状况不同，从60年代开始，鼓吹向西方学习的知识分子明显增多。他们多半是与西方人士长期合作或接触、对西方文化和中国现状有比较深切了解的人：有的本来是受雇于外国企业的高级职员，如郑观应；有的是长期与西方人合作从事中西著作移译的，如王韬、蔡尔康；有的是有较多机会接触“夷务”的幕僚或官员，如冯桂芬、郭嵩焘、薛福成；还有的则是留学外国归来的人员，如容闳。他们不掌握军政实权（有的虽曾充任出使大臣，但这在当时并不是令人羡慕的官职，通常也没有重大权力），但通过他们的鼓吹和长期艰辛的笔耕，中国近代文化因之增添了一些新的内容和新鲜气息。这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层对世界的认识已经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线上。

中国大陆的论著通常把这些人界定为“资产阶级改良派”或“早期改良派”，但在笔者看来这些概念不尽恰当，没有准确地表达他们思想的内涵。太平天国失败后，革命的时机尚未成熟，革命还是改良没有成为他们思考的主要课题，而如果把改良等同于改革，则以“变法”相标榜的洋务自强运动在广义上也是一种改革。因此，我宁愿称他们为“早期民主思想家”，因为他们传播的新的文化信息是民主主义性质的，但具有不成熟性。在这里，无论是“民主”或“思想家”都是广义的。如果可以把结合本国实际传播、应用外来观点的人称之为思想家的话，他们大致上具有如是的品格。至于传播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并不意味着在政治上主张立即实行民主制度，这也是不言自明的。

总的来看，与其说这些人是中国传统的“士”人，毋宁说他们是早期的近代意义的知识分子，尽管他们身上染满过渡型人物的驳杂色彩。

中西文化的比较与选择

这批知识分子是近代中国传播新思想的前驱，在思想文化领域他们面临的头一个问题，是如何认识西方现代文化以及如何正确处理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的文化精英们对西方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认识更加具体了。前此，魏源、梁廷楠、姚莹等人对西方各国的认识主要是来自编译的外国材料或记录的文化层次较低之人的口述。以1867年王韬历时两年多的欧洲之行为开端，张德彝、志刚、孙家谷等接踵奉命西行，1872年起一百多官派留学生相继抵达欧美，驻外使节也相继就任，他们中有不少人以亲身见闻写成日记、游记等公诸于世，生动具体地介绍了西方的现状。

二是层面更宽和更深。例如，西方的哲学在前一时期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而到这时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西方的经济学、归纳逻辑、进化论以及好些社会政治学说都在这个时期传进中国，从而深化和丰富了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现代文化的认识。

从60年代至甲午战争前，这些先驱们在思想文化领域中主要关注的是什么呢？

第一，变的必要和根据。

变革的呼声此起彼伏，有越来越强烈的趋势，这是进入60年代以后的新特点。这个变革的呼声直接来自英法联军入侵造成的屈辱的强烈刺激。首先表达这种变革要求的多是接触实际的官员、幕僚和在野文人，大部份就是本文所说的早期民主思想家，也包括一些西方在华人士。

面对日趋成熟的历史要求，一批先觉之士大体在同时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这个变革的要求。

成书于60年代初的《校邠庐抗议》是经世致用思潮向洋务思潮转化的重要开端，作者冯桂芬“喜为经世之学，……洋务机要研究亦深”。全书四十篇，对清代经世致用之士关心的漕、盐、水利、吏治等课题一一针对新的情况重新审视，提出对策，显示了留心经济大计的志向和才干。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困扰朝野上下的两大新难题民变蜂起与夷难迭至也提出了自己的答案。对前者，他直言不讳：“今天下之乱，谁为之？亦官与吏耳！顾氏炎武谓之养百万虎狼于民间者是也。”把整治官吏腐败尖锐地摆了出来。对后者，他沿着魏源等先驱的思路，写出了《善驭夷议》、《重专对议》、《制洋器议》等篇章，从而表明进入19世纪60年代以后，关心国家命运的思想家们已经开始把中华民族的富强与学习西方连结在一起了。而且，与前此的状况不同，这已不是个别人的呼喊。也就是说，经世致用思潮开始向洋务思潮递进。

正是在上述两大难题的胁迫下，这些思想家尖锐地提出变革的要求，他们认识到墨守成规不能驾驭当前“变局”。冯桂芬纵横议论的基本出发点就是“古今异时亦异势”，因而“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时移势异，法随之而变，这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传统，冯桂芬的新贡献在于把“善”与“不善”作为选择的标准，古今中外的一切都要根据这个标准重新厘定。

这些思想家们基本上是用传统的辩证思维去论证变革的合理性的。

为什么要变呢？薛福成说：“大抵天道数百年小变，数千年大变，自尧舜至今，世益远，变益甚。”王韬也说：“天道与时消息，人事与时变通。盖天道变于上，则人事不得不变于下。《易》曰：穷则变，变则通，此君子所以自强不息也。”这些都是中国历代改革者一再念叨的老道理。思想家们的贡献不在于从理论思维方面添加了什么新东西，而在于适时地发出了警报。用郑观应的话来说是：当时已“一变而为华夷联属之天下矣。是知物极则变，变久则通。虽以圣继圣而兴，亦有不能不变、不得不变者，实天道、世运、人事有以限之也”。

变革之道是什么呢？他们提出了两个要点：一是要主动变，“所谓变者在我而已，非我不变而彼强我以变也。彼使我变，利为彼得；我自欲变，权为我操”。二是“一变之道，在乎师其所能，夺其所恃”。这些观点上承魏源的《筹海篇》，下启梁启超的《变法通议》。

从洋务运动兴起到甲午战争前，近代中国思想界的先驱们就是运用这些祖传枪法为他们所期望的社会和国家的蜕变开路的。反对变革的对手在理论上极其迂腐，没有形成逼迫这些先驱们锻造新的理论武器的强大压力。因此，尽管由于书刊的陆续介绍，进化论早已传入中国，李鸿章在1889年为上海格致书院春季特课（征文比赛）命题时甚至出了这么一个题目：“西学格致，始于希腊阿卢力士托尔德，至英人贝根出，尽变前说，其学始精。逮达文、施本思二家之书行，其学益备。能详其源流欤？”但进化论作为一种新的发展观，却仍未被了解西学较多的那部份知识分子所理解，于是，穷变久通就成了洋务思潮鼓吹者们的重要理论支柱。

第二，道器、本末和体用。

作为以学习西方为重要特征的思潮，向西方学习什么不能不成为这些先驱们探讨的重要问题，而这个问题的探讨是从哲学的高度，围绕着道器、本末和体用这些古老范畴展开的。

冯桂芬是这样提出问题的：“愚以为在今日，又宜曰鉴诸国。诸国同时并域，独能自致富强，岂非相类而易行之尤大彰明较著者？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后来人们把这个论断概括为中学是本、是体、是道，而西学则是末、是用、是器。“中体西用”曾经成为风行一时的原则，那些做为洋务运动领袖的官僚们也奉之为圭臬。

值得考察的是，早期民主思想家们究竟如何认识这些问题呢？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说过一些肯定上述原则的话。例如薛福成就曾重复当时广为流传的口头禅：西方“炮械之精，轮舰之捷，又大非中国所能敌。中国所长则在秉礼守义，三纲五常，犁然罔欺，盖诸国之不逮亦远矣。”基于这个前提，顺理成章的结论就是中西必须结合，而以中学或中国的纲常为根本。在洋务运动兴盛的几十年间，这些成了支持办洋务的人们的共同语言，其历史作用则在于打破了迂腐顽固的卫道士们的借口，为学习西方、输入西学冲开了一条小径。时贤对此早已卓见迭出。

不过，细读一下这些先驱们的论著，笔者不无理由断定，他们用心良苦地在构筑一座历史迷宫，根据在于他们往往甘愿置自己于自相矛盾的境地，作出许多远远超出“中体西用”范围的论断。

“中体西用”论事先假定中国的礼义教化远胜于当时的西方，可是，这些先驱经过认真研究，先后承认实际情况恰恰与原有的设想相反。首先发出这种信号的是王韬，他1867年12月至1870年2月漫游欧洲，在英国居留两年多，在从苏格兰致内兄的一封信中他坦率地说：“孰谓泰西礼义之教不及中国哉？此韬知之深而后有是言，未至其地者必为河汉也。”其实，他在公开发表的游记中已谈到对英国的观感：“盖其国以礼义为教，而不专恃甲兵；以仁信为基，而不先尚诈力；以教化德泽为本，而不徒讲富强。欧洲诸邦皆能如是，固足以持久而不敝也。……余亦就实事言之，勿徒作颂美西人观可也。”在当时的中国，对西方了解最深的是1855年归国的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生容闳，可是，迄今我们还没有发现他对中西礼义教化所作论断的记录。值得注意的是，王韬的上述论断不是孤立的现象，例如，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郭嵩焘经过对英国的认真考察，也认为西方的礼义教化远胜中国。

由于“中体西用”论的基本前提在这些先驱的心目中被否定，本末、体用的关系就以另一种模式呈现在他们的面前。他们已经认识到西方现代文明具有整体性，“中体西用”论者只看到坚船利炮、“奇技淫巧”，只能证明他们自己的浅陋。按对这个问题认识的深刻性而言，应首推郭嵩焘，他在1877年12月22日写道：“计英国之强始自国朝，……推原其立国之本，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义，设买阿尔（Mayor，即市长。——引者注）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此其立国之本也。而巴力门君民争政，互相残杀，数百年久而后定，买阿尔独相安无事，亦可知为君者之欲易逞而难戢，而小民之情难拂而易安也。中国秦汉以来二千余年适得其反。能辨此者鲜矣。”把议会制民主界定为英国立国之本，并以此作为导致中西强弱的根本原因，在19世纪70年代的中国有如是见识确实极为罕见。

要是说这是没有公开的心声的话，那么他在1875年的一个奏折中的见解就更加引人注目了：“嵩焘窃谓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故欲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所谓其本末未遑而姑务其末者。”在“中体西用”论风靡上下、洋务运动的领袖和中坚们热衷于买船制器之际，郭嵩焘尖锐地提出西洋立国之本在其政教，中国学习西法之基在通商贾之气，这确是洞悉中西状况、一语中的之卓见。

变器不变道，这是“中体西用”说的又一理论表述，也是在洋务派中流行一时的观念。1880年，王韬在为郑观应的《易言》写跋时曾煞有介事地表示“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盖万世而不变者，孔子之道也”，从而在理论上与洋务派的主流认同了。不过，他们说得更多的是另一种观点。以王韬来说，他的基本观点是道器统一论：“道以成器，而器以载道，二者无相离也。”薛福成也明确指出：“所谓形上、形下，一以贯之者也。”而比他们更早，近代著名科学家徐寿在19世纪70年代中已指出：“盖闻形下即形上，贤能实才艺之称。”在中国哲学的发展长河中，道器统一说由来已久，程颢就说过“器亦道，道亦器”，后来的薛季宣、陈亮、叶适及王夫之等人皆坚持这一观点。不过，当王韬等人似乎在重申旧说之际，实际上却注入了新的内容。19世纪下半叶，来自西方的器物远胜中国这种看法已成为多数人的共识，卫道士们抗拒西方文化的一条主要堤防乃是中华固有的孔子之道是西方望尘莫及的，如果确认道器无相离，就等于宣告西器所载之道也是中国固有之道无可比拟的，“中体西用”说赖以存在的基础就会被摧毁。

早期的民主思想家们鼓吹道器统一，是旨在抨击抗拒学习西方的愚昧之徒。王韬曾直截了当地揭露他们的无知：这些人常常大言不惭地说“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西人亦只工其下焉者已耳。……不知西儒何尝不讲性理哉”！这些以道自炫之辈缺少的不过是常识。郭嵩焘也一再以先驱者常有的孤独感悲愤地指出：当人们为周孔之道举世无双而自我陶醉之际，实际上西方文化早已超越了中国固有文化，中国已经沦丧为文化落后之邦！在19世纪，这些先驱者是在西方民主主义文化与中国宗法专制主义文化的强烈反差刺激下发出这些慨叹的。

不过，这些先驱者们深深了解他们生活在专制淫威下，以言贾祸司空见惯。他们不能不寻求自我保护之方，于是，不顾逻辑矛盾而歌颂孔子之道、万世不变之类的词句便一再见诸笔端。王韬为郑观应的《易言》所作的跋就是一个范例。《易言》是一部倡言改革中国的书，王韬用一句话概括这部书的内容：“若舍西法一途，天下无足以图治者。”即学习西方是中国唯一的出路。但是王韬担心，在一些人看来“诚如杞忧生（即郑观应）之说，是将率天下而西国之也。此书出，天下必将以杞忧生为口实。”正是为了避免被人攻击为全盘西化、数典忘祖而招祸，王韬沉重地说：“呜呼！是不知古圣贤之在当时，天下事犹未极其变也，而今则创三千年来未有之局，一切西法西学皆为吾人目之所未睹、耳之所未闻。夫形而上者道也，形而下者器也，杞忧生之所欲变者器也，而非道也。……我于此而尚不变法以自强，岂尚有人心血气者哉？”《易言》一书共36篇，内有《论议政》、《论犯人》、《论公法》、《论裹足》等篇，提出何必强分夷夏、仿泰西之良法、设上下议政院和改革陋习等问题，所要变的不仅是器，且已涉及道，对中西文化均有较深切了解的王韬却偏说这是仅涉及形而下的万不得已的改革，其用心之苦实在不难理解。同时，王韬自己心里自然明白道器统一论与变器不变道是个逻辑悖论，他不过是为了适应社会环境的需要而有意筑起一座迷宫。《易言》并没有从理论上探讨过道与器的关系，在王韬的启示下，当它发展为《盛世危言》的时候，高踞卷首的就是《道器》篇了。

第三，“道同理一”论。

要是说严夷夏之大防是顽固派抗拒西方文化的主要理论，那么，“道同理一”论就是早期民主思想家最高的理论成就。

这一理论的主要鼓吹者是王韬。早在1867年，他在英国牛津大学与该校学生讨论中西学术时便断言：“夫天道无私，终归乎一。由今日而观其分，则同而异；由他日而观其合，则异而同。前圣不云乎：东方有圣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方有圣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请一言以决之曰：其道大同。”此后，他多次重申这一类观点。

王韬敏锐地看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为道同奠定了基础。他说：“今日欧洲诸国日臻强盛，智慧之士造火轮舟车以通同洲异洲诸国，东西两半球足迹几无不遍，穷岛异民几无不至，合一之机将兆于此。夫民既由分而合，则道亦将由异而同。……道不能即通，则先假器以通之，火轮舟车皆所以载道而行者也。”在王韬看来，道器统一与道同理一密切相关，后者是前者逻辑发展的必然结论。这是其道器不离观有别于前人的显著特点，也是其哲学思想不愧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所在。

古老的理一分殊说也被王韬作为论证世界共同发展的论据。他说：“闲尝论之，天下之理一本散为万殊、万殊归于一本。五千年前全地球由合而分，五千年后全地球由分而合。”从思维方法看，他运用的仍然是传统的范式：直观，体验，缺乏严密的逻辑分析，但这无非是中国理论思维弱点所在和发展迟滞的体现。不必苛责王韬无力跳出传统思维范式的窠臼，值得注意的倒是他为使传统哲学适应新的时代要求所做的努力。追根溯源，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滥觞于道器统一、道同理一等观点的提出，在这方面，王韬之功实不可没。

“孔子之道，人道也。有人此有道，人类一日不灭，则其道一日不变。”在提出道同理一论之始，王韬便没有忘记披上一件孔门的外衣，但其思想的先进和深刻之处却在于不但不以传统自囿，而且从给中国带来许多屈辱的西方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事实中看到了世界大同的趋势。他说：“故泰西诸国今日所挟以凌侮我中国者，皆后世圣人有所取以混同万国之法物也。”如果只看到欺凌，人们将趋向排外；徒为他人的富强所眩，谄媚可能由是而生。王韬却透过凌辱看到进步的希望和中国代代相传的大同理想实现的条件。在他看来，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及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世界各国日趋密切的联系，“华盛顿，敝屣万乘，公天下而无私，……远追唐虞揖让之风”，这些都是推动世界走向美好未来的重大事件。他是在19世纪下半叶作出这些论断的，这正是中国思想界的先驱已超越“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狭隘眼光、从更高的视角俯览中西文化关系的标志。

王韬的上述认识不是独立偶然冒出的，当时，越来越多的明智之士已经厌弃“严夷夏之大防”的说教，他们都主张树立各国平等相处的新观念，并以此为基础积极向西方学习，于是，心同理同这一古老命题便被赋予新的时代精神而成为平等相处的呼声。郭嵩焘就曾感慨万千地说：“茫茫四海，含识之人民，此心此理，所以上契于天者，岂有异哉？而猥曰‘东方一隅为中国，余皆夷狄也’，吾所弗敢知矣。”

第四，人才培育观念的变革。

同鸦片战争后最初20年的状况一样，改革或废止误国误民的科举制度仍然是这些先驱们关注的焦点之一。由于各方面的共同努力，这个时期已经出现了一批由中国人兴办的西式学堂，其中有些正是出自这些思想家的建议，例如李鸿章在保举冯桂芬时就说过上海广方言馆的设立以“采其议居多”。但是，这些学堂绝大多数是专门性的培养实用人才的学校，如培养翻译的同文馆、广方言馆，各种武备学堂和船务、电信等学堂，在整个国家的教育体系中它们仍然是偏门，所占比重很小，绝大部份青少年仍然在毫无用处的八股文中虚耗自己最宝贵的年华。于是，翻检这些思想家们的著作，其中对科举的谴责屡见不鲜。请听王韬的控诉：“今国家既以时文取士以敝天下之人才，则人才何由而生？昔我尝有言曰：不废时文，则人才终不出。无奈国家终以此为抡才大典而惮于更张。试问此等时文亦复何用？……何举朝之人如聩如聋，绝不一计及之也？”

可是，朝野上下大小官员和士人都是以八股和儒家经典为敲门砖而向上流社挺进的，如果抛弃这一套，就等于毁掉了他们安身立命的基石。于是，我们看到又一幅奇怪的历史图景：

1860年11月，容闳曾到天京向洪仁玕提出他的现代国家的纲领，其中包括“六，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以耶稣圣经列为主课；七，设立各种实业学校”等条，希望以西方式的教育取代传统的经学教育。然而，在此后的30年间，无论是容闳还是别的什么人都不再提及全盘改革旧教育、建设新的现代教育的计划，见到的仅是补苴罅漏的主意：1，有的提议恢复古代乡举里选的制度——从冯桂芬到王韬都曾提出这样的建议；2，更多的人建言别开一科选取精于西学和实学的人才，与固有的科举制度并行——这是魏源的旧话重提；3，最激进的也仅是说“凡用机器必西人为之，中人多不能尽其法，此时宜广开西学馆，使稍服习其业”——即多办各种实业学校，至于旧的仕进正途如何处理仍然没有明确的办法。

郑观应写了多篇议论学校和西学的文章，1895年印行的《盛世危言》选录介绍西方教育制度的文章甚至断言：“按古今中外各国，立教养之规，奏富强之效，原本首在学校。今日本师泰西教养之善培养人才，居然国势振兴，我国胡可不亟力行之？一语为之断曰：不修学校，则人才不出；不废贴括，则学校虽立亦徒有虚名而无实效也。”但郑氏本人直到1900年才正式提出“务使各州县遍设小学、中学，各省设高等大学”，而且这些学校仍要以各种形式读经。先于郑氏20多年已有人提出《蒙养书院章程》建议改革基础教育，也因没有人响应而湮没。

由此可见，思想敏锐而行动怯懦正是这些思想家们的典型性格。

这些思想家们还从中西学术的对比中进一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求实精神也远逊于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冯桂芬看来，中国“人无弃材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而王韬则认为“英国学问之士具有实际，其所习武备、文艺均可见诸措施，坐而言者可以起而行也”，郭嵩焘甚至断言“西人格致之学所以牢笼天地、驱役万物，皆实事求是之效也”。这些是他们在19世纪60年代所作的论断，此后几十年间中学虚而西学实成了许多对中西文化有所了解之辈的共识。当中国士子学问的基本内容经史和时文与西方的格致、公法等学说相比妍蚩立辨之际，这是顺理成章的结论。

上述情况表明，这些先驱们已冀图从方法论的高度去寻求中西贫富悬殊的奥秘，因此，在西方众多哲学家中，培根成为第一个受到他们礼赞的人物就毫不奇怪了。

早在同治年间（1875年以前），王韬便曾著文介绍培根说：“其为学也，不敢以古人之言为尽善，而务在自有所发明；其立言也，不欲取法于古人，而务极乎一己所独创。……培根初著《格物穷理新法》，前此无有人言之者。其言务在实事求是，必考物以合理，不造理以合物。”“西国谈格物致知之学者，咸奉其书为指归。”“英国诸学蒸蒸日上，无不勤察事物，讲求真理，祖培根之说参悟而出。”当朝野有识之士开始被西方格物致知之学倾倒之际，他们已关注着格致所赖以发展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而透过字里行间，实际蕴含着对中国相袭成风的崇古宗经思维方法的谴责。

稍后，郭嵩焘也沿着这条思路极力推许培根：“英国讲实学者，肇自比耕。始时，欧洲文字起于罗马而盛于希腊，西土学问皆宗之。比耕亦习剌丁、希腊之学，久之，悟其所学皆虚也，无适于用实（实用），始讲求格物致知之说，名之曰新学。……欧洲各国日趋于富强，推求其源，皆学问考核之功也。”

通过多种途径的介绍，至19世纪80年代，培根已成为介绍西学的中文书报中屡见不鲜的名字。

中国历史的进程已经把建立现代教育制度、培育能实现国家富强的人才列为紧迫课题，废科举、摆脱圣贤和经传的束缚、树立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学风都是题中应有之义。尽管很不彻底，但这些先驱们提出了上述历史性的要求，介绍了西方的先行者及其富于启迪性的观点，无疑给中国近代思想的发展带来了清新的气息和催化剂。

第五，君民关系的新探索。

这些早期民主主义者从洋务思潮发轫之日起就紧紧盯着专制政体的改革，特别是其核心君民关系的问题。

早在1859年初，郭嵩焘就当面向咸丰皇帝说：“今日总当以通下情为第一义，王大臣去百姓太远，事事隔绝，于民情军情委曲不能尽知，如何处理得恰当？事事要考求一个实际方有把握，故以通下情为急。”不久，问题更以对比中西的方式由冯桂芬提了出来：“君民不隔不如夷。”不过，当时他们仍在传统政治体制中转圈子，冯桂芬提出的对策不过是恢复古代采风及其它访求民隐的办法：“民隐不达，而始知圣人悬靶建铎、庶人传语之法之善也。”当然，他们不是无端发思古之幽情，在40年代魏源和徐继畬已经真诚地赞扬了美国的民主制度，对这些先驱者说来这是无法忘怀的参照系。

真正公开认真地讨论以西方民主制度为典范改造中国的专制政体始于70年代。郑观应1879年前写成的《易言》（1880年正式出版）在揭露了中国上下“情谊相隔，好恶各殊”、国事无由措置适宜之后提出：“所冀中国上效三代之遗风，下仿泰西之良法”，这个良法就是“其都城设有上、下议政院，……故泰西政事举国咸知，所以通上下之情、期措施之善也”。李善兰也于1874年公开批判专制制度：“天生民而立之君，将使之除民之害，兴民之利，……若以君位为一家之私业，父以传子，子以传孙，必世世子孙皆圣贤、皆能以上天之心为心则可。然必不能。”他并热烈赞扬美国实行民主制度和日本“一以美国为法”成就了令国家“日盛日强”的“非常之功”。

而比这些建言更加系统的议论则出自王韬。

首先，他批评当时学西方未得其本：西方富强之本在政治制度，“观其国中，平日间政治实有三代以上之遗意焉。官吏则行荐举之法，……而又必准舍寡从众之例以示无私。……国家有大事，则集议于上下议院，必众论佥同然后举行。”这是重申他在60年代考察英国所得的结论，并公开批评了洋务派官僚的错误，确认议院制和官员民选是中国学习西方必须抓住的根本。

其次，他认为君主立宪的“君民共主”制度是最适于当时中国的制度。他说：“君为主，则必尧舜之君在上，而后可久安长治；民为主，则法制多纷更，心志难专一，究其极不无流弊。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这是公开确认西方式的民主政体是胜于尧舜的新典范。

再次，他深刻地指出人生而平等是民主政治的基础。请看他的这么一段论述：“夫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性不甚相远也，而上下之分既殊，则上下之势相隔，其赖以略分忘势、爱戴维深、嫌疑不起者，则恃乎情之联属焉耳。试观泰西各国，凡其骎骎日盛、财用充足、兵力雄强者，类皆君民一心，无论政治大小悉经议院妥酌然后举行。”在传统儒学中，“性三品”之说一直是专制统治的重要理论基石之一，自董仲舒开始，虽承认“中民之性”可善可恶，但强调的是圣人的教化，特别是理学家们把所谓品性的差别说成是出自禀气的不同，人的性品更成了难以移易的天赋。可是，在王韬笔下，人的天赋是基本相同的，上下差别和相隔状况则成了人为的产物。这不但一反儒学的传统观念，而且直接导致政治必须“悉经议院”方能“君民一心”、上下“联属”的结论。这里实际在为中国建立民主制度进行勇敢的理论探索。

王韬还大声疾呼：“朝廷有大兴作大政治亦必先期告民，是则古者与民共治天下之意也。勿以民为弱，民盖至弱而不可犯也；勿以民为贱，民盖至贱而不可虐也；勿以民为愚，民盖至愚而不可欺也。”这虽然仍具有民本思想的色彩，但民权的要求已跃然纸上。

除了冀图在平等基础上改造君民关系之外，王韬还为受害最深的妇女大声疾呼。他尖锐地指出：“说者以为天尊地卑，地道无成，故夫为妻纲，而女下乎男，……凡此诸说皆不必论。”“天地生人，男女并重。”“天之道，一阴而一阳；人之道，一男而一女。”“一夫一妇，实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无论贫富悉当如是。”这不愧为19世纪70年代中国妇女的权利宣言，是以平等的社会关系取代宗法专制关系的宣言。

与上述努力相联系，王韬甚至勇猛地冲击宗法专制的伦理道德，呼吁理性的觉醒：“世以仁义礼智信为五德，吾以为德唯一而已，智是也。有智则仁非伪，义非激，礼非诈，信非愚。盖刚毅木讷近仁，仁之偏也。……”“刚毅木讷，近仁”乃孔圣教导，这是受传统教育的中国士子众所周知的，王韬敢冒“非圣无法”之大不韪斥之为偏，这是石破天惊的大事。鸦片战争后的50年间，大部份朝野人士仍然把传统的纲常伦理视作国本，不容任何怀疑和背离，王韬却认为必须以智为五德的核心，否则就会走上伪、诈、愚、激的歪路，其基本含义是要用理智检验一切，摆脱为专制统治服务的传统道德规范的桎梏。这是中国近代道德革命的最早信号，也是为变革专制政体扫清思想障碍的勇敢尝试。

改造传统与引进西学是互相促成的两面。西方启蒙思想直接滋润着中国近代的早期民主思想家。除了本书另有专文评述的西方在华人士的介绍外，1877年，正在法国学习的马建忠也曾郑重其事地向李鸿章报告，西方政事粲然可观的重要基础在于“人人有自主之权，即人人有自爱之意”。这标志着西方个性解放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也是对专制统治思想基础的冲击。

不论任何时代，凡真正称得上思想家的人总是在人类永无止息的批判过去探测未来的活动中添上自己的一份，活跃在洋务运动时期的早期民主主义者也不例外。这些早期民主主义者比同时代的洋务派官僚们高出一筹之处，就在于他们在关系中西文化比较和选择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上超越了卑微的现实，当后者固守“中体西用”说之际，他们已在论证道器统一、道同理一，要求变革向政治体制和社会关系领域深入。这些都是他们为中国近代思维发展作出的新贡献。

富强之路的探索

洋务运动的目标是国家富强，它的主要活动是在办理“夷务”、筹议海边防的题目下展开的。要强必先富，要富必须办厂、开矿、买船、修铁路和架设电报线路，这些大体上是洋务运动的领导者和支持者的共识。

早期的民主思想家们也是洋务运动的积极支持者，上述主张他们也是赞成的。不过，他们的目光更为深邃。针对当时推行的以官营和办军事工业为主的路线，他们规划了另一条富强之路。这条道路建立在三个基点上：

第一，不能只在军事装备领域中打主意。

早期民主思想家们除了一再阐明西方富强之本在政教、中国也不能舍本逐末外，就生产技术领域而言他们也反对把目光囿于军事装备上。与魏源军械与民用产品一齐制造的主张一脉相承，冯桂芬也把学习西方的各种民用技术列为重要内容，认为从河工、农机、织具至百工所需西方均有远胜中国可供学习的东西。其他先驱们也把在各个领域中学习西方视为国家富强并与洋商争利必不可少的措施，他们都不赞成只热衷于购买和制造军事装备的错误倾向。早在1876年间，郭嵩焘便已致书李鸿章，指出“盖兵者，末也，各种创制皆立国之本也”，建议他不要专意考求军事。而在此前三年多，郑观应便已提出“泰西无事不有机器，如种田、刈稻、织布、提丝，甚而至于陶、冶、金、凿百工之事，皆以器代人”，公开建议上海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等军工企业“专造民间机器，而不尚兵船机器”。

第二，依靠私商。

除了向西方购买军火外，洋务运动一开始就以官方在各地创办军火制造厂为基本内容，这些“机器制造局”或“船政局”由官给资本，派出官员管理，产品则拨给各地军队使用。这些官办企业从诞生之日起就显露了其母体——腐朽的清朝衙门——的各种弊端，很快就因投入多效益差而引发了一场辩论。同治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内阁学士宋晋奏：“闽省制造轮船经费已拨用四五百万，实同虚耗，江苏、上海制造轮船情形亦同，请饬暂行停止。”在曾国藩、李鸿章等竭力支持下，造船虽没有停止，但情况没有什么改善，官办企业病在蔓延和扩大。与此同时，应该通过什么形式发展中国经济的辩论一直没有停止，郑观应、郭嵩焘等先驱们在讨论中明确反对当局推行的官办路线，力主依靠私商发展经济。

首先公开、系统地提出这个主张的是郑观应，他在1873年3月刊行的《救时揭要》中坚决主张以商办代替官办。稍后，在光绪元年（1875年）的有关海防问题的讨论中，郭嵩焘上《条议海防事宜》摺，进一步提出了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颇为完整的纲领。

他们的观点是：

1，清政府的官办或官督商办企业已经严重损伤了商务。首先是用人不当，不问“熟识商务与否，只求品级高，含大宪之意”。随之而来的是把官场积习带到企业，人浮于事，学非所用，营私舞弊，勒索报效，股东无权过问，经营管理混乱，企业亏损乃至破产的屡见不鲜。后来，郑观应根据切身经验泣血控诉：“轮船、电报、开平矿，创自商人尽商股。……办有成效倏变更，官夺商权难自主。……电报贬价归国有，不容商董请公估。轮船局权在直督，商欲注册官不许。总办商董举自官，……不洽舆情无是非，事事输人糜费巨。用非所学弊端多，那得不受外人侮。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这既是对洋务运动致命弱点的揭露，也是对中国现代化艰难历程侧影的描述。

2，根据中西经验，私营是当时的最佳选择。郑观应针对官方造船难以摆脱的困境直截了当地说：“商人造，则资用可以源源不穷；商人造，则该事系商人身家性命所关，即无人督责，亦不虑其不造乎精巧。……诚如是，则官无费用之筹，而海满有轮船之用。数年之后，商力日复，制造日精。”因此，应该“专主以商代官之长策”。这个三十岁刚出头的年轻人已有多年经营现代企业的经验，深刻了解中西官商企业的利弊，所以能一针见血，提出了一个关乎全局的重大问题。

而比郑氏提出这个建议早六七年（1866年），郭嵩焘已经提出了类似的建议。他向总理衙门提出：“夫将欲使中国火轮船与洋人争胜，徒恃官置之一二船无当也。使商民皆得置造火轮船以分洋人之利。能与洋人分利，即能与争胜无疑矣。”他并主张将官方的轮船交给商人推举的市舶司管理，“一例与商船装运货物”。但他悲痛地看到，这个依靠商人造船和发展内外贸易的主张没有被采纳，见到的却是“闽督左宗棠乃承朝廷之议，极力铺张，设立船政大臣，……盖逾三年之久始成一船，所费已百余万矣”，只好悲叹“吾言不用，而左君之策行，亦国家气运使然也”。他无法理解中国为什么会陷入这样的“气运”，但其思想敏锐之处在于当洋务运动兴起之初就把一个关系近代中国现代化成败的关键摆到人们面前。

9年以后，郭氏不得不旧话重提，再次向朝廷郑重建言：“制备机器，必沿海商人为之，出入海道，经营贸易，有计较利害之心，有保全身家之计，因而有考览洋人所以得失之资。……使官专其事而烦费日甚，库款之支发日穷，使商人公其利而造船日多，各海岸之声势自壮，此皆理势之自见者。”

同其他先驱一样，郭氏所以能如此清醒地陈述不同选择的利害得失，一方面在于他对这个皇朝官僚机构的腐败了如指掌，另一方面在于他对西方赖以富强的经济政治制度已有粗略的了解，已懂得西方是靠商贾去发展经济、扩展市场的，政府不过是收其课税、保卫和支持这些商贾的活动。他希望中国也能沿着这条道路去学习西方。

3，改变商人与官府积不相信的状况，改革政府机构，“急通官商之情”。他们了解西方的“国家大政商贾无不与闻”，而中国则官方“与商人声息判然不相通”，因此中国商人宁愿托庇于洋商，而对官方的措施“多怀疑不敢应”，所以，“通商贾之气”就成了循用西法的基础。他们的建议中甚至包括了直接选拔商人为官、使之管理商务和处理与西方各国关系的内容。这些建议与设立议院的建议互相辉映，勾画了改革专制政体的基本路向，成了让资产阶级分享政权的清晰蓝图。在经济方面，他们则力促废除厘金，废除一切妨碍商人经营工矿企业和内外贸易的禁令，为华商与外商平等竞争创造条件，且应沿用各国通例给予税收优惠，以利本国商人的发展和国家富强。

第三，为私与利正名。

这些先驱们深深懂得，要发展中国的经济，就一定要冲破一些传统观念的束缚，特别是要澄清儒家一向所提倡的鄙薄利与私的错误观念。因此，冯桂芬一再宣扬“利之所在，人人趋之”，“价高招远客”，认为应当以此为改革官方的财政经济管理办法的根本指导思想。郭嵩焘更大声疾呼“利之所趋，虚文有所不能制也”，提出不能防范和压制商人求利，而应该因势利导，努力保护，让他们放手经营，以分外商之利。

利与私是是密不可分的。他们中有些人一反相传已久的道学家的说教，公开肯定私的合理性和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薛福成于1879年写道：“夫事之艰于谋始者理也，而人之笃于私计者情也。今夫市廛之内，商旅非无折阅，而挟资而往者踵相接，何也？以人人欲济其私也。惟人人欲济其私，则无损公家之帑项，而终为公家之大利。”私不再是必须灭绝而后可的丑恶，而是合乎情理的现象，而且私利的发展终究有利于大公，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这些是已为人们普遍接受的“公理”，但在中国它却是与传统观念截然相反的革命性的宣言。这是在伦理道德这一深层次上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奠立思想基础的又一重要尝试，由此而推出的直接结论是要由奖励私利入手推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窃谓经始之际，有能招商自成公司者，宜察其才而假以事权，课其效而加以优奖，创办三年之内酌减税额以示招徕，商知有利可获，则相率而竞趋之。”

以上述三个要点为基本内容的富强之路与洋务运动的实践存在着原则性的重大差别，它没有被清廷采纳乃是中华民族的不幸，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尽管如此，它却在中国近代理论思维发展史上留下了无法磨灭的记录。

对和与战的思考

在近代中国，列强的威胁乃至武装侵略一直是个严峻的现实。对西方列强的到来应该采取什么方针？对中国被迫打开大门后双方接触中连绵不断的冲突和矛盾应持什么态度？对这些问题，不同社会集团和不同政治倾向的人们各自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那些早期民主思想家们对这些带根本性的问题持什么态度呢？总的说来，他们认为对西方各国应持以和为主、尽量缓和与化解双方在交往中产生的各种矛盾的方针。在冯桂芬看来，“鉴诸国”与“一于和”是处理与西方列强的关系中必须坚持的原则。对这方面的问题说得更早和更系统的是郭嵩焘，而其它力主向西方学习的人士的态度大体上也是相同的。

那么，他们究竟是怎样考虑这个问题的呢？

首先，他们认为各国通使互市已属不可抗拒的趋势，中国已经不可能回到闭关独治的状态。用王韬的话来说是：通商多年，“今日者我即欲驱而远之、画疆自守，亦势有所不能，盖今之天下乃地球合一之天下也。”不认识这一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就不能恰当地处理中外交涉。

其次，要认识当时的西方列强以通商为基本要求，商务也是他们掠夺中国利权的基本手段。这不但可以解释他们占领北京等地后遵约撤退的行动，也可以了解变法自强、发展经济才是中国的自处之道。王韬在《论宜设商局以旺商务》中说：“西人首重商务，恃为国本，国中专设商部，所至之处惟贪商市而不务争地争城，卒至实至名归，而土地亦归其掌握。英人思深虑远，几欲尽夺中国之利而有之。”基于上述认识，早期民主思想家们得出结论：“习兵战不如习商战”。他们认为这才是救国图强的根本所在。这样的认识与当时朝野不少人的思想大相径庭。那些人之中还有不少人沉迷于“严华夷”之辨的传统观念中，念念不忘“攘夷”，充其量只愿意在坚船利炮等物质层面上“师夷长技”。

但是，那些改革先驱们不为时论所惑，他们从上述认识出发，总结数十年来处理夷务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好些惊世骇俗的主张：

第一，以和为主，以理相待。

他们认为当时面对的敌手有既蛮横又讲理的两种性格。他们指出，海外诸夷“势力相高而言必称理，谲诈相尚而口必道信”，要真正实现彼此平等相处、中国不受欺凌，最重要的是要自强，令双方的强弱不相差太远。而当前则要坚持“夷人动辄称理，吾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理可从从之，理不可从，据理以折之”。换句话说，就是“凡办洋务，必先持和约以相周旋，可者许之，不可许者拒之”。采取这样方针的前提是不能忽和忽战，“今既议和，宜一于和。”

第二，“不以小嫌酿大衅”。

这些先驱们都以经世致用之士常有的实事求是、反求诸己的精神认真分析了办理夷务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他们得出结论：中国方面在好些问题上处理不当，且这些问题多是不值得过多纠缠的小嫌，也是招致后来的奇耻大辱的重要原因。比如，从不准夷人入广州城，到1858—1859年间在天津发生的纠纷和冲突，当时叶名琛、僧格林沁等人的不少措施往往是不足取的。只有正视这些事实，才不致因小失大。

为此，必须正确看待所谓“民气”。从鸦片战争前后起，中国人民自发或有组织的反夷斗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这是个非常复杂的文化现象，其中既有誓死反抗外来侵略者的英雄壮举，也有一些是在封闭愚昧的天朝大国心理支配下抗拒开放的蠢行，有的则两者兼而有之。以所谓反入城和不准外国使节入京来说，则主要是愚昧封闭心态的宣泄。这些“民气”通常都不是民众自发的行为，一般离不开官府授意和士绅出面组织，他们的举动往往激化矛盾，令中外失和，招来大祸，而当时的皇帝和颟顸大臣却一再赞扬“民气可恃”！痛定思痛，改革先驱们尖锐地批判了那些误国害民的愚蠢行动。薛福成详尽分析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经过后得出结论：“夫民气固结，国家之宝也，善用之则足以制敌，不善用之则筑室道谋、上下乖睽、互相牵累，未有不覆败者。”这是许多头脑清醒的先驱们的共识。

第三，不务空名。

近代中西交涉一再由于礼节等虚文而纠纷迭起，而又往往曲在中国，这主要是当政者缺乏现代国际交往的常识。有识之士对此早已啧有烦言，到了中法战争以后，他们中有些人更尖锐地提出一个重大问题：要不要为保护周围的藩属国家而战？

何启、胡礼垣说：“越南之役，帑耗数千万，军无尺寸功，死伤流亡不知其数，而其祸皆本于保卫藩服之一言。……持此说，以往吾但见其害耳，不见其利也，以误人者在此，而误己者亦未尝不在此也。”而在战争期间王韬已指出：“我与法国所争者空名而已，而期间所失者实大。”

朝鲜、琉球、越南等国由于多种历史原因定期向中国朝贡，接受中国的册封，承认中国的宗主地位，但他们基本上是独立国家。日本、法国侵略他们是非正义的，这些都是清楚的。问题是中国应不应该为保护他们而战？那些改革思想家们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从中国自身的利益看这是图虚名而得实祸。王韬曾指出：“楉矢来庭，苞茅入贡，为君上声灵之事，于民无真益者也。”他们的答案是否正确，就是在百年后的今天仍然会众说纷纭，但如果注意到这是在甲午战争前7年提出的忠告，而那次战争的起因正是为了保护藩属，那就不能不承认，为中国自身利益计，这确实不失为可供选择的方案之一。

这些先驱们知道提出上述主张必然为“清议”或形形色色的卫道士们所不容，最早和最系统地论证过类似主张的郭嵩焘的遭遇就是前车之鉴。（郭嵩焘的遭遇可参阅本书第二章《从林则徐到郭嵩焘》）素称稳健的薛福成也深有感触地说：鸦片战争后“和议遂定，彼时舍此固无以弭外患，而主和议者例受人指摘，下流之居，未必如世人所讥之甚也。”“而主和之人，又皆见摈清议，身败名裂。”

那么，他们为什么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这些以和为主的建议呢？这里有两个重要的历史背景是不能不考虑的：一是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在西方列强面前正居于全面的劣势，要救亡图强，就必须从实际出发，力戒虚骄，忍辱负重，争取时间学习西方，完成自身的改革，实现由贫弱向富强的转化。这些先驱们对中西状况及中国面临的困境和出路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为了挽救自己的祖国，不能不申明自己与沉溺于天朝大国美梦中的朝野人士相左的主张。二是中国正处于传统的“理藩”朝贡体系向建立现代外交机制转变的过程中，由于传统的牵制和现代外交知识的不足，许多难以想象的蠢事接踵发生，招致一桩又一桩本来可以避免的羞辱和损失。因此，这些知识比较丰富的先觉们不能不大声呼喊“今之为中国计者，应自察其所以致辱之由”。这个自省不是自污，而是树立近代外交观念的自觉，是以智慧洗刷愚昧。

当时指责他们的人们往往以中国文化和国家利益的捍卫者自居，仿佛与其意见相左就是损害甚至背叛了中华民族。其实，究竟谁是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代表者只能用一个标准来衡量：谁的言行更有利于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从而为捍卫国家独立奠立最重要的基础。这些先驱们在国家面临巨大危难的时刻，实事求是地探讨和战问题，高张“变法自强”的大旗，提出了当时条件下最有利于国家富强的对策。虽然他们的建言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其理想没有转化为现实，但他们是为救国而勇于探索的典范，是新的历史时期爱国主义的化身。正如王韬的一首诗中所说的：“尚戴头颅思报国，犹余肝胆肯输人？”这些改革者的爱国之心是炽热的。

至于那些死守传统不思变革之徒，他们是国家富强和社会进步的绊脚石，不管其主观动机如何，其言行只是误国害民，所谓爱国真不知从何谈起！一百多年前，王韬就入木三分地揭露了他们的误国本质：“论者谓此颂美西人，未窥为治之本原，夫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我自有周孔之道，足以治国而理民耳。于是一切所行率以此为准断，而人莫敢复出一言。呜呼！……率天下而出于误国者，必此人也。”

在近代中国，离开推陈出新、祛除传统的弊端而谈爱国，不过是南辕北辙！

学习西方三阶段说献疑

从上述对中国近代早期民主主义者的思想远非完备的考察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什么呢？我以为，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流行已久的近代中国学习西方三阶段说必须重新考虑。

许多学术著作通常都认为，甲午战争以前中国是在器物层面上学习西方，且主要是学习军事技术，甲午以后则是在政治制度层面上学，而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学习则进入了深层次的伦理道德、世界观和人生观等问题方面。但稍加推敲，这个说法有好些令人难以信服之处。

我们在前面对早期民主思想家的思想理论活动的考察和评述已足以说明，他们没有在器物层次止步。他们不是“变器不变道”论者，而是一开始就关注着社会政治关系的变革，有的且已触及伦理道德观念。到了戊戌前后，政治家和思想家也不仅热衷于政治制度的改革，而且更提出了道德革命和其它观念的变革问题，教育制度的改革和物质生产的发展也是他们活动的焦点之一。

有人也许会辩解这是就执政者的活动而言，不包括没有实权的思想家。可是，这又推出了新的难题：那些当权者在新文化运动中哪里关心过什么伦理和其它观念的变革？难道他们不是把新文化运动及其倡导者视若寇仇、目之为洪水猛兽吗？由此可见，简单的三阶段说不足以概括近代中国丰富多彩的思想文化变迁。

笔者认为，与其削足适履，不如按照实际状况揭示每一历史时期的文化思潮的特点，例如洋务思潮、戊戌思潮、辛亥革命思潮、新文化运动等等。

巨人与配角

在考察这些先驱者们的过程中产生的另一令人深思的问题是：如何恰当地给他们定位？

他们给近代中国带来了新的观念，提出了许多切中时弊的主张。从这个角度看，他们是一群引人注目的思想界的明星，他们的活动成了中国启蒙运动滥觞期的基本内容。

可是，从多视角加以审视，他们又显然带有许多无法掩饰的平庸：摆在世界范围去观察，他们都是西方先行者的小学生，而且学得很不系统，也没有写出震撼人心足以传世的不刊之作；从国内来看，他们的活动影响极为有限，没有导致群众性的启蒙活动，已仕或未仕的士人阶层的大多数仍在鼾睡。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大国，错综复杂的矛盾令社会转型期的任务极其艰巨，内容极其丰富。时代和沃土在呼唤巨人诞生，可是应运而生的却是一批甘当配角的人物。他们都把希望寄托在洋务派的领袖人物身上。尽管在认识上比那些官僚高出一筹，也不满意那些官僚舍本逐末，这些先驱们却甘为他们的幕僚和诤友。

再从一生的归宿来看，他们几乎都染上了近代中国思想家回归旧文化的常见病。

90年代的王韬除了重新发表的旧作外，言论是那样的苍白无力，难以给人们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更令人惊奇的却是他在酒色自娱以外还加上吸毒自戕！

本来就迷信因果报应和道术的郑观应晚年愈陷愈深，竟然一再“伏乞”祖师、真人“准赐神丹”，“并授南宫秘法以符水活人之术”。面对黑暗的政坛，他只能真诚地求助于千百年前的吕祖“俯念时势已急，奏请上帝垂怜下界浩劫已萌，生灵涂炭，派一六通四智之真人纾尊莅临”！

信念始终未变的郭嵩焘“归来万事都零落，惟有残编伴病翁”，于是风水、酬神、上天示警等乘虚而入，屡见笔端。

不必苛责他们的怯懦，也不必嘲笑他们的平庸，因为任何人都是复杂的多面体。他们是19世纪中西文化冲撞的产儿，中国传统文化这个深厚的母体哺育了他们，血脉中一直奔流着的与祖国呼吸相通的忧患意识与使命感，推动着他们勇于面对现实寻找新的救国救民的真理。倘若有合适的环境，他们也许会化为撕裂夜空的闪电惊雷。可是，这个文化母体一直偏爱恭顺，压抑异调新声的本能又是如此强大，他们实在难以与之抗衡。那些不足无非是他们被过时的传统咬啮的印记。

“世人欲杀定为才，迂拙频遭反噬来。”“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可以说，郭嵩焘的《戏书小像》中的几句诗表达了他们共同的心声。

他们渴望后人理解。历史应该公正地满足他们的愿望。

第八章 西方在华人士与洋务思潮

　 在洋务运动期间，有一批西方人深深地卷入了中国的社会生活。他们中有的掌握了税收大权，如总税务司一职及各海关的主要负责人长期以来都由洋员担任；有的则担任军事顾问、教官，帮助中国组建近代海陆军，英国军官琅威理甚至受任为北洋水师的副提督(副司令)；而当时被称为洋务的各重要建设项目如造船、机器制造、铁路、电报等也几乎都离不开西方的工程技术人员。他们中为数更多的人则活跃在文化教育领域，其中多数是传教士，但又分别充任各类学堂的教习，或长期从事翻译出版等活动。简单地说，洋务运动与在华西人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海内外学人对此已作了大量研究，但仍有许多重大问题有待进一步弄清。问题之一是如何从总体上恰当地评价他们的活动？这是个不太容易回答的难题。这些外国人流品不一，地位各异，而每一个人的活动又是多方面的，其思想在不同时期往往有变。不过，这并不等于没有轨迹可寻。

本文拟对其中的一些方面作些探索，也许对全面回答这个问题有所助益。

《局外旁观论》与洋务思潮的形成

翻检历史资料人们不难发现一个历史事实，在整个洋务运动期间，西方在华人士在重要的历史关头曾一再向中国政府提出许多重要的建议或忠告。

第一次系统地提出改革中国内政外交的建议的是担任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的《局外旁观论》(同治四年九月十八日作)和署理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的《新议论略》。两个文件于同治五年(1866年)二月递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后，奉上谕交各地督抚详慎筹划，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湖广总督官文斥之为“包藏祸心”，江西巡抚刘坤一则认为“断不可从其所请”，两广总督瑞麟和广东巡抚蒋益澧则说“自强之道，不待外求”，“毋庸变其法”，闽浙总督左宗棠则认为只学西方的造船便可，洋人的来福枪还比不上广东的鮝枪，包括电报在内“奇巧之器甚多，然皆美观而不适用”。这些人在清代大吏中不是以顽固著称的人物，他们尚且如此反感，确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文化现象。甚至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大陆有些史家仍认为英国人的建议负面价值是主要的，他们不过是“要求清政府遵守不平等条约，举办有利于列强扩大侵略的事业”。（《中国近代史词典》第730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

那么，两位英国人究竟说了一些什么呢？

第一，由于虚文粉饰和腐败成风，中国已陷入非常危险之境地。首先是官场十分腐败，外省臣工“尽职者少，营私者多”，京官则“名望公正者苦于管辖甚多，分内职分反无讲求之暇；部员任吏胥操权，以费之有无定准驳，使外官清廉者必被驳饬”。财政困难的原因在于“官之下取于民者多，而上输于国者少。”（赫德：《局外旁观论》，《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第14、18页。）军队则“平时拉弓举石，只讲架式，股肱怠惰，止得养鸟消遣”。（赫德：《局外旁观论》，《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第14页。）教育制度早已过时，士人所学非所用，“诗文非不精通，使之出仕，而于人所应晓之事，问之辄不能答。”（同上第15页。）腐败带来恶果，“种种非是，以致万国之内，最驯顺之百姓竟致处处不服变乱。”（同上。）如不急图改变，潜伏着亡国和被瓜分的危险：“盖中华果致终衰亡时，……一国干预，诸国从之，试问将来中华天下，仍能一统自主，抑或不免分属诸邦？此不待言而可知。”（威妥玛：《新议论略》，同上书，第27页。）

第二，中国处理对外事务不当。30年来在处理对外关系中以天朝礼义之邦自居，不能与外国及外国人平等相处，导致许多纠纷，数次失和。“居官者初视洋人以夷，待之如狗……似此各情，皆由智浅而欲轻人，力弱而欲伏人。”（赫德：《局外旁观论》，同上书，第15－16页。）

第三，中国必须改革。为此，必须以竞争前进的进化论代替循环复古的怪论。“中华之患，悉如一年之中，四季转环，考其兴衰始终，皆同一律……尤有人云：尧舜之时为最。……盖查进化之约，英法俄美各国，以其五百年前与千年以前相比，五百年景况较前甚强；以目今与五百年前相比，则目今较五百年前愈强。又念自古以来，四海之内，无论何国，不欲较比邻邦尽心勇进齐驱，未闻不为邻邦所并。”（威妥玛：《新议论略》，同上书，第34页。）同时，要看到改革与否关系中国的生死存亡：“止有国政转移，无难为万国之首。若不转移，数年之内，必为万国之役。”（赫德：《局外旁观论》同上书第22页。）而且应该由中国主动改，否则就有碍于中国的主权：“设或代为之时，用外国之人，使中国之财，将中国置之不问，犹得谓之自主乎？”（威妥玛：《新议论略》，同上书第35页。）

第四，中国维护国家独立的基本道路就是学习西方，借法自强，并与外国和睦相处。用他们的话说是：“中国自主之要，一在借法兴利除弊，以期内地复平。若论其二，立宜设法更求外国和睦。如果不能立派代国大臣往外驻扎，亦宜设法使其免疑见轻。”（同上第31页）和睦相处之道，除尽早派出使节外，关键是应“照约办理”。（赫德：《局外旁观论》，同上书第18页。）

此外，他们对如何学习西方及各种应兴应革事宜也提出了许多具体建议。

时间已经过了120多年，回首话当年，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些意见呢？

公正地说，这些意见大部分是切中时弊的箴言。当时的军队和政府机构已经腐败不堪，中国面临着巨大的危险，要走出困境、维护国家独立，唯一的道路就是学习西方、变法改革。今天看来，这些都已洞若观火。

可是，史学界对他们的建议的看法实际有很大的分歧。这主要出于对三个问题的不同认识：

一是中外“失和”的原因，在这些洋人看来主要是由于中国妄自尊大、不愿打开大门并与外国人平等相处，而我们的多数史家则强调这是西方侵略的后果。其实，这两个原因是并存互补而不是互相排斥的。一部中国近代史，既是侵略与反侵略的历程，又是由宗法专制的中世纪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艰难历程。这些洋人连鸦片战争的侵略性和非正义性都不敢正视，一味谴责中国的不足，这当然与历史实际不符。不过，假如我们走上另外一个极端，不承认清代统治集团中世纪式的愚昧在对外关系上的表现，同样也与历史实际不符。这些洋人对中外关系的分析是片面的，可是，如果不求全责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仍不失为有益的忠告。

二是怀疑“照约办理”、力求与西方列强和睦相处是否正确。这只要了解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劣势，面临的任务是争取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实现由贫弱愚昧到富强与文明的转化，就不难理解在对外关系中实行遵守条约、以和为主的方针首先是对中国有利的。（参阅本书：《从林则徐到郭嵩焘》。）

三是怀疑他们的动机。的确，他们是英国人，且是或曾经是英国的外交官，他们有所策划能不首先为自己国家的利益着想吗？所以，对他们的建议持怀疑和警惕的态度是合乎情理的。不过，另一方面的情况也是不能不考虑的：一是不能以人废言。人的行为动机是复杂的，对任何历史人物的言行主要应根据具体的社会环境去检查和分析其效果或可能产生的效果，不必过多在他们的主观世界上纠缠，否则就很难作出恰如其分的判断；二是不能忽视当时西方国家与中国社会进步有不少利益重合点。在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要扩展世界市场，东方各国如果在政治、军事等方面过于腐朽，社会动荡不安，双方的贸易就会落空。而在经济上，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必要的适应世界市场发展的基础设施——如交通、通讯和原料、能源生产等设施，双方的贸易也不能持续地发展。有经济学常识的人还知道，除了少量利益直接冲突的生产项目，通常商品经济越发达，国家间相互的贸易量越大。其实，他们当时便不讳言这些建议同样有利于西方：“一则中取前项新法，商局未免大受其益。二则内地从此容易治平，外国民人来往通商，常行居往，易得保全，各国亦可无虑。其最为欣悦者在此。”但总的说来，“外国虽受其益，中国受益尤多。”（威妥玛：《新议论略》，同上书第31、30页。）这些话是符合实际的。例如，消除他们指摘的腐败现象，中国不是受益尤多吗？又如，他们建议的建设铁道、电报、五金、煤炭各厂，制造轮车电机、工织器具、改革金融和邮政等等，又有哪一样只利于西方而不利于中国呢？因此，把他们的建议仅看作“有利于列强扩大侵略的事业”，无疑失之偏颇。

我们还不能不正视一个严峻的历史事实：直至19世纪，中国文化还没有提供从宗法专制的中世纪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必要的理论。中国是在缺乏应有准备的状况下被外力推到世界政治和经济舞台上的，大门被冲开后一再发生的进退失据的现象，既是对新事物的无知，又是旧的羁绊未除。新的理论指导成了历史的紧迫要求。可是，清政府及其管理洋务、筹划新政的机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19世纪60年代根本没有提出足以成为行动纲领的方案。当时，提出了改造中国的比较切实方案的仅有冯桂芬、郭嵩焘等人，而郭氏的建议递交后又被湮没在总理衙门的档案中，唯一得以传播的是冯氏的《校邠庐抗议》，它的“鉴诸国”和“一于和”恰恰又与赫德、威妥玛的建议如出一辙。

实事求是地说，英国人的这两篇议论不啻是太平天国失败后的当头棒喝，是洋务运动兴起之初的重要建言。如果从中国近代思潮的角度看，不妨说，这也是洋务思潮初起之际的重要文献。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建立起现代意义的大众传播煤介，赫德、威妥玛的建议下发中央和地方大臣讨论，对这些大臣固是一次有力的震动，而这些建议和奏议的传抄，又令忧国之士更为关注洋务。当时就曾有人假借曾国藩的名义草就《致威妥玛书》反对他们的建议（这封信曾在社会上广泛流传。据王庆成先生惠赠的《曾侯致英夷使臣威妥玛书》[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藏]和王先生的考释[未刊])，郭嵩焘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建议更是对他们建议的直接回应。（《郭嵩焘日记》(二)第608－609页。）光绪元年，《万国公报》又重新发表了这两篇建议，其影响更大了。因此，说《局外旁观论》、《新议论略》对洋务思潮的形成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似非过誉。李鸿章曾用八个字概括洋务运动的基本内容：“外须和戎，内须变法”（李鸿章：《复王壬秋山长》[光绪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九，第43页），也与他们建议与各国和睦相处、破成例和旧法、学习西方一脉相承。

在戊戌维新思潮形成之际，梁启超有一段名言曾传诵四方：“大势所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梁启超：《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8页，中华书局。）在此以前三十年，赫德和威妥玛的建议中不是可以听到类似的声音吗？

而就一些具体内容看，洋务运动的实际活动一直没有超出他们建议涉及的范围，有些反对者后来成了积极的推行者。甚至洋务运动支持者和反对者的争辩主要也是围绕建议涉及的具体项目——要不要举办铁路、轮车等等——进行的。有识之士提出的更高层次的问题，如西方的本末和政制等问题，在洋务运动期间一直没有成为激烈争辩的论题。后者或是被目为异端邪说“以言贾祸”，被顽固派利用权势予以压制，或是被当作海外奇谈而不予理睬。

赫德他们的建议显然有一些重大的缺陷，主要是没有提出重大制度改革的意见，只建议办一些专门学馆，却不敢触及废除科举、逐步建立现代教育制度；揭露了官场的腐败，却没有像容闳向太平天国那样提议建立现代国家机关。这是由于见识所限还是策略方面的考虑，已经很难揣测。有一条却可以肯定，他们不过是西方现代文明培育出来的能吏，而不是能洞察社会变革过程的思想家。因此，稍后就有一些中西人士提出了一些远胜他们的见解。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必否定他们的意见是适时的忠告，相对地说较易为人们所理解，更有助于洋务思潮的形成。

应该说明的是，本文的任务不是评论他们在中国的全部活动的功过是非，特别是作为外交官处理两国关系的交涉，内容和背景都非常复杂，远远超出本文涉及的范围。这里所论的仅限于同治年间的一次建议，且限于就事论事，不以人废言。

《局外旁观论》开宗明义说：“矮人之于长人肩上所见，必远于长人。”（《万国公报》三六卷第119页。）他们所以能提出那么多切中肯綮的意见，秘密就在于他们立在资本主义世界这个巨人身上，体现了两种文明的时代差别。当代中国的史家通常毫不犹豫地赞扬晚清时期的改革呼声，为什么出自外国人的同类声音就非严加挑剔不可呢？“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过是宗法专制制度下的狭隘心理，早已不足为训。

甲午前的启蒙活动

要是说西方外交官的活动由于其身份的特殊性而难于准确把握的话，那么，西方在华传教士的活动则相对说来单纯一些。

同任何人类群体一样，西方在华传教士也难免良莠不齐。他们分属不同的国家和教会组织，分布的地区也很广。以天主教来说，到1870年，欧洲各国派来250名神甫，1885年上升到488名，1900年则达到886名。新教在华传教士1874年为436人，1889年为1300余人，1905年为3445人，竟分属63个单独的差会。（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596、59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北京。）全国除个别省区外都有他们的踪迹。

这些数以千计的洋人给后人留下的记录是什么呢？

他们的纯宗教性的活动，如放在当时具体历史条件下去鉴别可以说是非善非恶。任何宗教都具有迷信性质，这些洋教与中国民间流行的释、道、祖先乃至泛神崇拜相比洵属难分轩轾。但他们中有些人干了一些无可争议的善行，例如救灾和施医舍药。西方近代医学，包括人体解剖这些基础学科的传入中国，是与西方传教士密不可分的。与此同时，他们中的有些人则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劣迹，例如欺压民众、纵容教徒为非作歹、敲诈官府等等。当西方侵略者大军压境之际，他们中有些人甚至提供情报，参与策划，不一而足，直接成了侵略军的一员。

不过，从思想史的视角去观察，西方传教士对19世纪中国的最大贡献，是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起了重要作用。这主要是后来集结在广学会(1887年成立)中的部分基督教传教士的业绩。

19世纪下半叶，中外交往频仍，可是，中国是被外力冲破闭关自守状态的，对外部世界所知基少，且连懂得外语的人也如凤毛麟角，朝野上下由于无知而进退失据的现象十分严重。在这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有些文化素养较高的西方传教士为沟通中西文化特别是向中国人介绍西方文化做了大量工作。直到进入20世纪，由于掌握西方语文和文化科学的中国新型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他们的“桥梁”和“窗口”作用才逐渐消失。

西方传教士的头一份功劳是在中国建立了一批以学习西学为主的学堂，这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开端。这些学堂虽然免不了灌输宗教，但学的主要是近代科学文化，也很重视培育运用外国语言的能力。从社会经济文化进步和民族素质提高的角度去衡量，这些学堂无疑远胜于中国传统的学塾。1875年前后，这类学校达800所，学生人数约2万人，至1899年学校增至2000所，学生约4万人，并开始举办大学教育。这些学生为当时的各项经济和文化活动——“洋务”——的开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有些后来还成了某些方面卓有成就的杰出人物，容闳、马建忠、伍廷芳等就是其中的代表。此外，在中国官方举办的一些专门学堂如同文馆、广方言馆等当中，他们也成了难以取代的重要教学骨干。

他们的最大功勋是在中国创立了近代新闻出版事业的基础。“第一次报由嘉庆二十年创始，至咸丰十一年计46年之久，共有八处报馆，皆教会报也。”至1890年共有“76种报中，十之六系教会报。”（《中国各报馆始末》[转录《直报》]，《万国公报》三十二卷第11页。）这些报刊中有不少是文化价值不高甚至没有什么价值的宗教宣传品，但也出现了像《格致汇编》一类以介绍科学知识为主的刊物。更多的是宗教宣传和科学文化知识乃至政论兼而有之，其典型就是《万国公报》，如果从其前身《教会新报》(1868年创刊)起计，至1907年停刊，先后历时40年。而历史最悠久的日报《申报》也是英国人于1872年在上海创办的。

影响深远的介绍西学的事业，也与西方在华人士筚路蓝缕密不可分。据1878年的不完全统计，他们“爰注各种书籍如天文、地理、格致、性理、医学、算术等书共51种，……译成行市。”（慕维廉：《论中华今有之事》，《万国公报》五一四卷第197页。）而据光绪二十五年(1899)出版的徐惟则《东西学书录》所载，19世纪共出介绍西学之书571种，其中西人译著(大部分是与华人合作的)462种，即占81%。

这些报刊和书籍除部分宗教宣传品外，总的说来是大有益于中国科学文化发展的。这是这些西方在华人士积极进行启蒙活动的成果。可以说，90年代以前，在一些开始认识到必须引进西学的官僚支持下，这些西方在华人士是向中国介绍西学的主力。他们不但是当时的官方翻译机构同文馆和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的支柱，还主动做了大量口译和介绍西学的工作。

例如，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博士历尽千辛万苦在中国办学、办报，其指导思想是什么呢？他主办的《万国公报》于光绪七年(1881)初一连几期登出广告，命题征文。五个题目是：

“一、富国要策　总言振兴中国。一如何能富，二如何能强，三如何能智，四如何能善。

一、风水辟谬……

一、中西相交之益。中外通商考，究西学则效西法，交友西人。

一、崇事偶像之害……。

一、耶稣圣教中国所不可缺。”（《万国公报》六三三卷第292页）

这五个要点实际上可以概括这批西方人士在中国的文化活动的基本指导思想。他们是传教士，当然要宣讲耶稣，但他们活动的重点是针对中国富强和治国的需要介绍西方的学术文化。对实行宗法专制制度的晚清来说，这是一种启蒙性质的活动。

进入90年代以后，虽然中国人鼓吹向西方学习的著作逐渐增多，但在甲午战争以前，集结在广学会周围的西方在华人士仍不失为介绍西学的主力。他们甚至拟定了庞大的启蒙计划，打算“请中西名人数位，在各省再设广学分会。凡中国各省官绅及候补人等每省约以2000人上下为准，将以下所列各条之益，分门别类令各官绅等讲习，俟其得有端倪，再令其转教所属之人。……如是十数年后，内不惧民多不能养，外亦不畏各大国之强，势均力敌，内外两患自消。”（李提摩太：《分设广学会章程》，《万国公报》三十九卷第9页。）

这个计划实际上是重申八年前李提摩太在山西所提的建议，当时他便认为“当事人员拘守成规，必不令西学通行于中国为重义也”，因此要“首教官员，次教富绅，三教儒士，四教平民”，培养一批懂西学的儒士后，“将西国有益于国计民生诸书译为华文，并设中西书院，以华文教西学”，且“宜设报馆”以普及新知，实现富强。（李提摩太：《富晋新规》，《万国公报》十一卷第3－4页。）

事情自然不会这么简单，这两个计划均是美丽的幻梦而没有成为现实。但有两点却是不能抹杀的：

一是这个计划所包含的内容。李提摩太开列了76条应向官绅灌输的内容，除6条是宗教宣传外，其他均是切合中国需要的政治、经济、法律、工业、交通和社会管理等方面的知识。例如：铁路、公信局、轮船出洋、开矿、农学、医学、电学、化学、报馆、公书库、商贾股份、新银行、官项按年报销清账示众周知、万事清账、钱粮一律、厘捐一律、学校、知五洲律法、知五洲史学等等之益，无王法、谤人、耽延之害，等等。在他们看来，知才能行，所以应该加倍努力，“俾读书明理之士子无一不知新法，……各国得益之始，无不如此。盖有先路之导，必有步后尘之人。于是纲举目张，万事皆可办理。”（《光绪十八年广学会第五次纪略》，《万国公报》四十九卷第19页。）也就是说，他们是把启蒙看作一切国家臻于现代文明的关键所在。在当时的中国，有这种自觉的人为数不多，其见解的深邃是值得赞许的。

二是力图知行统一。对官绅讲习新法旨在劝导其力行，而他们自己也非徒托空言。建立广学分会的计划虽然没有实现，启蒙活动却没有中辍，提出计划的那一年(1892)他们便派发了11685部介绍西学的书籍，每月印数近4000的《万国公报》等刊物不计在内。翌年，“适逢恩科乡试，敝会因采取《开矿富国说》、《国贵通商说》、《辨明技艺工作说》、《传道会说》，共四首，印成小本书，分托十省会友人，于闱场之外各贻6000册，共合六万册。此外又有两单张，一为《养民有法说》，一为《大国次第记》，亦于闱外遍贻试士。”（《广学会第六年纪略》，《万国公报》六十卷第7页。）除《传道会说》这样的宗教宣传品外，其余五种都是有益的书籍。他们的出版和赠送书刊的活动一直没有中止。据现有史料看，这是甲午战争前唯一有组织并略具规模的近代启蒙活动。

历史已经证明，任何国家要摆脱中世纪的自然经济、手工劳动和专制统治的束缚，向以商品经济、使用机器和民主政制为基础的现代社会转化，思想启蒙都是不可缺少的一环，否则，就不可能造就和团结一大批志士为推陈出新而努力奋斗。戊戌维新期间康有为热衷于“大誓群臣”，为此一再拟疏上奏，却没有想到要从京都至各省分批召集官绅，讲习新法，以理服人，减少阻力。这表明尽管戊戌前后变革维新思想影响的深度和广度都远非甲午战前的状况所可比拟，但那时包括西方在华人士在内的启蒙仍有其不能否定的历史性贡献和值得珍视的特点。只要具体地考察一下他们究竟传播了什么，他们的历史功勋就会昭然若揭。

正确处理中西文化的忠告

这些西方人士是作为异质文化的代表来到中国的。任何文化体系都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在19世纪的中国，中西文化交流中如何处理这两大不同类型的异质文化便成为颇为复杂的问题。

外国传教士对待中西文化有趋于两极的记录。为了减少传教的阻力，从利玛窦开始就有认同儒学的倾向，实际是牵强附会地把对上帝的崇拜及有关的一些观念说成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东西。另一方面也有些人以文明和优等民族的代表自居，鄙视中国文化，其余绪流风直接延续至19世纪下半叶。德国教士花之安曾直言不讳：“传福音于中国，必摭采中国圣贤之籍以引喻而申说，曲证而旁通。”（花之安：《性海渊源》自序，《万国公报》五十三卷第2页。）而艾约瑟则多次著文力倡中学西源说，如说：“巴比伦古昔格致家多言五行，或如佛家言地水火风，而或言四行，或言五行，流传于诸地，遂为中国五行之学之本。”（艾约瑟：《说说卦传》，《万国公报》三十一卷第9页。）

但是，在19世纪下半叶，从总的倾向看，不少西方传教士对中西文化持比较客观和全面的态度。总的说来，他们在文化问题上力求避免刺激中国当局，在他们办的《万国公报》上多次登出变器不变道的言论：“独是所变者治法而已，至三纲五常忠孝友悌礼义廉耻为天下古今所由之达道，则仍万世不变者也。”（金琥：《富国要策·如何能富》，同上六四五卷第399页。）虽然他们总的倾向是强调学习西方，主动变革，不能泥古不化，但这些言论也表露了他们谨慎地与当道认同、冀图说服他们变法的心情。

从上述态度出发，他们对如何认识和处理中西文化关系提出了一系列值得重视的见解和忠告。

从明季输入西学开始，中西文化的差别便成了中西人士的热门话题。鸦片战争以后，清帝国的窘相毕露，这个话题又以中西贫弱与富强差别悬殊为背景注入了新的内容。这些传教士也发表了许多意见。

首先，他们把虚妄与真实看作中西学术内容的主要差别。他们说：“中之格致虽亦察物，而大抵格之于书。西之格致虽亦读书，而大抵格之于物。中虚而西实，中无凭而西有据。”（韦廉臣：《泰西格致诸名家有益于国序》，《万国公报》第十四卷第8页。）这里实际是将西方近代科学比对宋明理学。严格说来，两者有不可比之处，但从这两个不同类型文化的总趋势看，确实一者着力研究客观世界，一则沉溺于故纸堆，甚至空谈心性。从这个角度看，这样的区别又是准确和深刻的。

其次，他们还注意到了两者在思维方法上的差别。他们批评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的两大不足：一是“中国之学问增人之记性则有余，开人之心思则不足”，二是“惟知学古训”，“重古而薄今”。（狄考文：《振兴学校论》，《万国公报》六五三卷，第23、28、29页。）从今天对中西文化差别研究所达到的水平看，这些见解不过是常识，但在100多年前，当多数中国士子对此仍茫然无知之际，这却是适时的探索和忠告。

他们的思虑深刻之处在于把这些差别的性质规定为时代性。他们指出：“我西国百年以前亦如中国人，但读古人书而不肯用心探索物理。”（《格物穷理论》，同上六九三卷第388页。）基于这样的认识，早在70年代，在猛烈抨击中国习惯于率由旧章的同时，他们反复宣扬伴随着西方由中世纪向近代社会蜕变过程中的思维方法的变革。他们指出，中国士人“向遵古训……西国夙昔士人亦然……逮夫明季，有英士名曰培根……其意更易古昔之遗传，尽人探求天地万物，兼综条贯，精察物理，岂可茫然莫辨，徒从古昔遗言哉？……而于二三百年之间，凡有志修明者莫不奉为圭臬。”（慕维廉：《〈格致新法〉小序》，同上五四卷第58页。）于是，中西不同类型的文化差异被还原为古今不同时代之差。

这里提出的是聚讼百年的大问题。毫无疑问，时代差异并不是19世纪以降中西文化差异的全部内容。任何时候都不能抹煞文化的民族特点，这是由不同的人类共同体所处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经历的歧异等多种因素所造成的。不过，这并不等于说人类文化的发展毫无共同规律可言，例如，不同民族的中世纪文化都以愚昧的盲目服从和维护等级关系为特征，而现代文明则离不开平等、个性自由、民主和法治。由于19世纪至20世纪初叶中国文化具有浓烈的中世纪式的宗法专制性质，它与现代西方文化确实具有强烈的时代差异性，这是这一时期中西文化最重要的差别所在。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启蒙思想家和新文化运动领袖们赖以冲击早已过时的思想桎梏的主要武器正是这种文化时代性的理论，而在中国首倡此论的是西方传教士。

与此密不可分的是，他们预期中西文化发展的趋势是“一道同风”，这是上述理论的直接延伸。他们说，当时已是“联五洲并二极”之时，一切“要质诸天下之公是公非为准绳”（台北鹭江氏：《说僻》，同上四十九卷第9页），“自来国分中西，人分中西，惟学问之道可通天下……是无论何法，合用则用之而已，胡问其由何方而出，自何国而来哉？”（狄考文：《振兴学校论》，同上。）

作为传教士，他们自然期望广其教于中国，这是所谓“一道”的重要内容。但是，除去这个为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不易接受的神学呓语，其“一道同风”的主要内容是期望科学和治国之道的统一，所以，他们一再宣扬：“以中国治国之法治欧洲，欧洲能必其不弱乎？以欧洲治国之法治中国，中国未有不兴者也。”（林乐知：《强国利民略论》，同上三九一卷第583页。）在当时，这是有利于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和走向富强的合理主张，尽管由于守旧势力过于强大，“欧洲治国之法”根本无法付诸实践。

那么，这是不是等于无视中华民族的特点而鼓吹“全盘西化”呢？为了得出准确的答案，必须考察他们是主张如何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

其一，他们认为学习西方应该是有所选择的。用他们的话来说是：“效西法，善于变通者，亦岂事事尽效夫西人，如日本人之冠西冠，衣西衣，竟驱中国而西之乎？”（金琥：《富国要策·如何能善》，《万国公报》六四八卷第424页。）后来，李提摩太在他所编的《醒华博议》中再一次肯定：“今中国欲办一切事件，当细考泰西所有利弊。有利，则当仿而兴之，有弊，则当舍而不学。查东方有日本国，事事摹仿泰西，其一切弊窦亦有与泰西相若者，中国当留意谨防焉。”（《万国公报》一二卷第1页。）长期担当美国传教士林乐知的助手、合作编译《万国公报》等书刊的中国人蔡尔康更明确地提出学习西方的方针应该是：“撷其菁华，而弃其糟粕。”（蔡尔康：《以士保国续说》，《中东战纪本末》卷七，第21页。）这个概括也表达了许多西方在华人士的共同认识。百年来，这个方针一直为许多爱国志士所首肯，甚至直到今天仍一再被人们视为“伟大贡献”而讴歌，尽管齐声喝彩的时贤未必知道这是19世纪的有识之士早已确认的指针。

其二，他们也提醒中国人不要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只看西方的弱点甚至排外。早在1876年，他们就尖锐地批评只承认西方枪炮好、自夸西方“文理远逊中国”之辈不过是“未识西国字，未读西国书，而乃强不知以为知”。（林乐知：《强国利民略论》第三，《万国公报》三九三卷第611页。）后来又一再指出，中国的官员和士绅们“真能明于西事者十无其一”。他们承认西方有欺压中国之处，“西官亦间有责取不当赔之款项者”（李提摩太：《富晋新规》[光绪十年七月]，同上十一卷，第2、3页），西方也有黑暗和丑恶的一面。但他们尖锐地提出国家和人民互相交往时应该如何看待对方弱点的问题：“有甘居下流之士，则专究心于其恶俗而津津乐道之。彼西人之初通贸易于粤东者，辄曰华人无他长，惟知食鼠及赌钱耳。试问华人，服乎不服？即问达于事理之西人，信乎不信？泰西诸国亦何尝无陋劣之俗，淫乱之事，若遗其至善而举其至不善，亦何尝不可以成书，而君子不为者，恶居下流也。以纪其至善之政为可疑，则将以纪其至不善者为可信乎？”（林乐知：《游说》，同上六十九卷第3页。）当时，在整体水平上西方文化远高于中国，而不少中国人闭目塞聪，不愿正视本国落后而造成的危险处境已经成为阻碍中国振兴的流行病。在此情况下，这些尖锐的批评应该说是适时的忠告。

富强之路安在

洋务运动是围绕着富强这个轴心转动的，朝野上下都在议论如何才能富强。西方在华人士也围绕着这个中心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意见，他们甚至感慨万千地说曾为此“焦唇敝舌”！他们究竟说了些什么？这些意见究竟是帝国主义者的特洛伊木马，还是有益于中国独立和发展的箴言？这是值得我们认真考究的问题。

第一，要富强就必须全面、认真地学西方。

洋务运动追求的富强主要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参照系的，当时，世界上只有这些国家才称得上富强，而中国的贫弱也正是在与这些国家的冲突和对比中一览无遗的。因此，西人在同文馆等新式学堂中开设“富国策”一类课程，在报刊中发表文章都把学习西方看作是国家富强的唯一通道。“处今日之时势而以为西学可不事者，非迂谈即狂言耳。”（《习西学不宜专事西文说》[选录《申报》]，《万国公报》六六五卷第128页。）这是当时在华西人和许多中国人的共同认识，差别仅在于学什么和如何学。

值得注意的是，洋务运动开始不久，在华西人已敏锐地察觉到当局所办洋务走偏了方向。1875年，他们便指出：“即如欲自强其国者，徒养多兵，广购兵船枪炮，自谓可以示威，而实与驴服狮皮，终为群兽觑破而丧其身者无异也。”（林乐知：《中西关系略论·总结前论》，《万国公报》三六八卷第245页。）当时，只有郭嵩焘、王韬等少数中国人察觉到同一问题。

对什么是西方富强的根本，这些西人有不同的理解，但总的说来他们都主张从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方面全方位地学习西方，而作为传教士，自然包括宗教。

他们的基本思路是：富是强的基础；要求富必须学习西方，致力于开矿、修路、办工厂和发展贸易，为此就要有人才；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译书兴学刻不容缓；而要使上述要求成为现实，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改革政治，改善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工作，解决君民阻隔、官民互不信任和部分官员守旧不变、不愿借法自强的问题。

根据这些指导思想，孤立求强的洋务方针遭到他们反复抨击便是意料中的事了。狄考文说：清政府“独取新学问可以强兵……殊不知各国创造军器之法皆恃文人之变化，层出不穷，日显精妙。如中国徒法西人之旧式，而不求兴学校，独出新奇，吾恐强兵之愿终难偿也。夫学问固有益于武备，然而学问之大福见于太平之世者十居八九。”（狄考文：《振兴学校论·错误》，同上六五四卷第30页。）在上一世纪七八十年代至90年代初屡见不鲜的这类批评，表明在甲午战争前他们已一再为洋务运动敲警钟了。

辛亥革命后，严复回忆上一世纪80年代“曾与总税务司赫德谈言，赫告予曰：‘海军之于人国，譬犹树之有花，必其根干支条，坚实繁茂，而与风日水土有相得之宜，而后花见焉；由花而实，树之年寿亦以弥长。今之贵国海军，其不满于吾子之意者众矣。然必当于根本求之，徒苛于海军，未见其益也。’”（严复《〈海军大事记〉弁言》，《严复集》第二册第352－353页，中华书局，1986年，北京。）这是来自西人的又一次切中肯綮的箴言。可惜，热衷洋务的官僚们对诸如此类的意见都充耳不闻。

第二，反对官办路线，倡导发展私人资本主义。

洋务运动有两条奉为天经地义的指导思想：一是以购买军备和办生产军事装备的工厂为主，精力和资金大部分消耗在这些项目上；二是一切都在官僚控制下进行，事事以官办为主。历史已经证明，这两点正是导致洋务运动失败的致命弱点。

在华西人除了对以军事为主的方针不以为然外，也一再劝喻当道：官办的弊端层出不穷，应该改弦易辙，走以商办为主的大道。

首先，他们把发展贸易、培育市场机制看作是发展经济的关键所在。林乐知在1876年写道：“种植佳矣，制造精矣；而卖者不易销，买者不易得，非懋迁未得其法乎？是以种植制造之前，当以懋迁之法为首务也。……本国各省通商，天下各国通商，有利无害……欲知某国之强与不强，民之利与不利，先观其国中懋迁之法为何如也。”（林乐知：《强国利民论》第五次，《万国公报》四一八卷第234页。）把贸易摆到首位，不但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是前所未见的，而且为同一年代所仅见，薛福成作出“握四民之纲者，商也”的论断已是光绪十六年(1891)的事，后此十有五年。（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第82页，岳麓书社1985，长沙。）中世纪社会向现代社会蜕变的关键，从经济上说，正在于伴随着市场机制的发展而将一切生产推向商品经济的轨道。不少洋务官僚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无知的表现之一，就在于他们只了解现代西方的生产技术——“奇技淫巧”——远胜于中国传统的官办手工业，而不了解两者在经营机制上是背道而驰的。

其次，他们反复鼓吹应该支持私营经济的发展。他们一再以欧美各国为例，说明应该依靠民力去发展经济。他们不无所指地说：“国家与民同乐，即与民同利，独享其乐，独专其利，美国家不为也。即如造轮船，开铁路，民力所能为者，听其好自为之，朝廷不禁也。倘使民间资本不敷，发国帑助之可耳。”（《利民之政》，《万国公报》三四二卷第580页。）

由于指导思想不当，洋务运动开始后不久便遇到官办军事工业的资金难以为继的难题。出路何在，众说纷纭。针对这个情况，在华西人便对比中西，说明困难的产生就在于清政府走的是与西方不同的发展经济的错误道路。英国传教士慕维廉写道：“中外殊风，凡举大事、兴大利，中凭乎官而事多难举，外则凭乎民焉，各人有各地，若开矿铁路等事，地属何人之界，即事属何人所办，惟上输国课而仍藏富于民也。”因此，要解决资金困难，出路仍然在要依靠本国商贾：“中华如有事而需用，何必贷诸外邦耶？富商大贾中国非鲜……即如上海亦有华商口轮船等均有股份，惟隐匿其名而不显露恐有碍难口耳。”问题是要解除他们的顾虑，使之相信经营工商图利“毫无窒碍……则心可安而力可助矣。”（慕维廉：《公报弁言》，同上五卷第687页。）这是他们在19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与洋务运动推行的路线有别的另一种主张。

鉴于此事关系重大，他们还对执政者的一些错误措施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至论民间开新之工，如开矿、铁路、火车、制造等事，须禀告官长，准而后行，若私自为之，动加责罚，故百姓不敢自擅。夫如是抑民自主之意，即阻挡诸事之兴，岂能富强哉？”（慕维廉：《论中华今有之事》，《万国公报》五一五卷第198页。）事情已经提到关系富强即现代化与国家独立成败的高度去认识。必须指出，这里所说的“准而后行”，绝非各国至今通行的依法进行工商登记，而是官员随意阻难他们所不喜欢的新事物。如果考虑到像郭嵩焘这样的二品大臣回到家乡后，10年内三次申请开办轮船运输，第三次还直接得到权倾一时的李鸿章的支持，而终归化为泡影，就会理解他们的批评绝非无的放矢。

可是，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到了甲午战争前后，他们更加尖锐地指出：“如铁路，如商轮，如制造，如矿务，皆小民分所得为之事，朝廷惟订立例章，以资约束，填给信券，以便稽查……且居今日而谈时局，凡所谓铁路商轮制造矿务大公司者，几遍地球矣……但使公司无越分之举，公家即无顾问之烦。若年中大吏之挑剔是非，过往委员之需索赃秽，则概乎未有闻也。又若购定商船，独开大局，派定总办，视等专门，亦概乎未有见也。”（林乐知：《英国铁路考》，《万国公报》六十六卷第4页。）这里所说的官吏贪赃枉法以及不恰当地垄断和干预企业正是清政府习以为常的日常行为，意见也从以正面劝导为主转向权利的抗争，不幸，结果依然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受到损害的不是外国或外国人，而是中国对独立和现代化即富强的追求。

1881年，长期与西方传教士合作的沈毓桂沉痛地写道：“近来中国制造各物亦既有年，而卒无可以胜于西人之处，此其故何哉？盖由官办而非商办故也。”（古吴志道老人：《中西相交之益》，同上六四九卷第435页。）这实际是西方在华人士及其合作者的共同认识，而后来者要推翻这个结论显然十分困难。

第三，介绍现代经济知识，提倡计算和提高经济效益。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任何社会经济制度的建立和运行都离不开相应的理论指导。19世纪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把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当作富强的典范，但对这个制度所知极为有限，在戊戌变法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前，他们没有也不可能介绍资本主义西方的经济理论。

填补这个空白的正是西方在华人士。对分工、资本、工价、地租、利润、利息、经济周期等等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而流行的经济范畴，他们都根据西方通常的观点作了常识性的介绍。他们的介绍以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理论为中心。英国传教士艾约瑟写道：“英人亚当·斯米所著有《富国探原》书，英国斯时兴盛多由于研求其生财之学术致之也。缘其书能使人洞晓贸易应无过禁、工作应无定限之一应利益，书出至今足(百)载，独惜人之不钦佩其良法，违忤其智谋而行，若等差谬者何其多也。”（艾约瑟：《富国养民策》，同上四十三卷第10页。）很明显，他们也力图以经济自由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根本指导思想。正如海内外许多学人所指出，甲午战争以前，从客观条件看，中国确实存在着向资本主义自由经济转化的机会。他们推崇的经济自由理论有助于冲刷阻碍中国前进的对社会生活的全面的专制式的控制及自然经济观念。

在经济生活的实际操作方面，他们也介绍了一系列实际知识。例如，银行和公司的有关章程，货币的统一和发行，建立有预算、决算制度的现代财政，与资本主义相适应的财务和会计制度，等等。他们甚至还介绍了劳资纠纷的发生和解决以及合作经济等方面的知识，为预防社会矛盾的激化作准备。

他们最为关注的是投资的经济效益。当80年代初有些筹办中的企业顺利实现了招股计划时，他们就提醒必须十分注意防弊兴利：“如其任事非人，弊日丛而利日绌，或更见弊而不见利，附股者灰心索意，将来别有兴作，欲如今日之章程甫出而股份挂齐，不可得也。”（《矿务以用人为最要论》[选录《申报》]，《万国公报》七二九卷第164页。）他们还一再提醒筹办企业必须做好市场调查，计算未来的产销状况，同时尽可能使企业接近原料产地。1878年，左宗棠力主兴办的兰州机器织呢局还在筹办之中，他们就坦率地说此举“无益而有损”，原因一是官办有很多弊端，德法等国“织布之局亦由民自为之”，二是“夫开局甘肃也，只为一省之用，所用几何？……苟开局以后，其货若欲装运他省，未免路程寥远，装费浩繁……或曰局必衰，本必亏，或曰本资出于国家税饷，设竟亏本，弥补不易，定非重担压肩者乎？”（《中国拟开织呢局》，同上五五卷第58页。）也就是从市场容量、经营成本和官僚资本与生俱来的体制弊端等方面预告了这类企业的失败。可是，左宗棠不听善言，一意孤行，1880年这个企业勉强开工，一半以上的机器便处于闲置状态，加上水源和原料无法保证，日后更每况愈下，1883年夏就不能不停工了，139万银元就这样付诸东流！

第四，力主自力更生，同时积极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

作为西方人，他们是主张中国打开大门的。林乐知曾语重心长地说：“当此之时非惟海上不能造万里长城，即旱地亦今非昔比，可任华人造万里长城以自固也。”（林乐知：《中西关系略论》总结前论，同上三六八卷第245页。）

除了发展对外贸易外，他们还鼓吹按照国际惯例，利用外国资金。以铁路为例，“泰西各国开造铁路以便商贾，非必本国自行开造，多有别国设立公司出本开路。出本之国得路之利以偿资本，而有路之国以通贸易以得捐税，彼此均获利益也。”（《开墨西哥国铁路生利》，同上三一四卷第192页。）应该指出，这是同治十三年(1874)间提出的建议，划分势力范围、瓜分中国还未成为列强的对华政策，没有足够的根据可以把这类建议视为侵略者的阴谋。

当时也有一些人认为洋鬼子劝中国修铁路不怀好意。对此，在华西人曾意味深长地说了这么一段话：“泰西各国均有车路，惟中国独无。……特有无知者或谓洋人劝作此路，以其中有意私(私意)存焉。噫嘻，是何言欤！试思泰西各国皆因有车路而受益，岂中国之制车路而独有害耶？……择善而从，古有明训，安可一国徒执己见，甘让他国各有其利而不思善善从长乎？”（《大美国事·论火轮车近证》，同上三七卷第93页。）百年回首，令人感慨的只能是：为什么当时的统治者那么愚蠢，不认真听取这类充满善意的劝告？

70年代，日本借故侵扰台湾后不久，开发和保卫台湾已成为人们关注的课题。在华西人甚至提出了类似设立经济特区的建议：“台湾一岛孤悬海外，隐然别一天地，其地幅员辽阔，物产繁丰，惟商舶货船往来尚少，近有欲拟请当道准免出入税饷，以旺贸易而广招徕，将见商贾云集，且可大兴种植，辟地聚民，则不出三年而台地必当改观。”（《闽省船政并拟仿照各国专尚艺术说》，同上五四卷第48页。）这不同于当时的租界，对于苦无资金的中国说来，应该说是可以考虑的开发边疆的一个方案。

不能忽视的是，在提倡开放和利用外资的同时，他们力主中国应该自力更生。

他们首先强调，一个国家“强弱之故皆由自致者也”。（北京一知子：《论中国观今之势》，同上六一七卷第145页。）“窃思中国若势力日衰，良由官方未能尽饬。”（慕维廉《关爱中华第三书》，《万国公报》四九七卷第645页。）这些意见不但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也表达了这些西方人士希望中国官方振奋精神“借法自强”的善意。

与此同时，他们反复呼吁应该以同西人争利的观念积极发展各种工矿和交通企业及海内外贸易。例如：中国应该采煤炼铁，“必取铁于英，是以利畀外人也。今我自开铁矿，则可以省各处厂局无穷使费……亦可以售于西人以夺其利矣。”又如，中国各处有金、银、铜矿，“中国诚能亟为开掘，以足国课，而广铸金、银、铜三品之钱，以便民用，俾易于流通，又何必全恃西国之银圆欤？”再说，“西人贸易于中国者，不过以疋头为大宗，若我自织，则物贱而工省，且无需乎轮船之转运，其价必贬西人，又何能独专其利欤？”此外，应“令民间自立公司，购买轮船，以往来内河，转输货物，装载人客……其大者亦可上溯乎长江而远至于外洋，装载各物以贸易于欧洲各国，久而行之，其利甚溥。”（《中国为利薮论》，同上五九卷第114页。）这是1878年在华西人发出的呼声，在此以前，有些洋务派官僚和先进知识分子已经表达过类似的意见。这些呼声的价值不在于它提出的时间是否在先，而在于当这些要求远未成为现实之际，他们旗帜鲜明地表达了有一批不同于侵略者的西方人期望中国富强的夙愿。

在笔者看来，以上四点就是这些西方在华人士提出的中国富强之路的要点。严格地说，他们之中没有一个称得上是经济学家，但作为异质文化薰陶下长大的知识分子，他们对19世纪中国理应走向的那个新制度有较多的了解，对比中西，难以自抑地有所建白。与洋务官僚推行的路线相比，他们的意见显然高出一筹，而与中国早期民主主义者的观点互相呼应。

这些建议自然不是完善无缺的，不足之处在于对投资少、获利快的轻工业和纺织工业仍然强调不够。他们批评洋务官僚们眼睛只盯着军事装备，但他们自己也过于强调铁路、煤、铁一类需要投入大量资金的项目。19世纪的中国百废待兴，但只有选择最有利于资金积累的轻工和纺织行业为发展的重点，扫除阻碍它们自由发展的障碍，才能真正走上富强之路。不能忘记，19世纪下半叶，除鸦片以外，棉布和棉纱一直是外国输入中国的最大宗商品，比重约占30%左右。1871－1873年，鸦片占37.7%，后者则为33%。1891－1893年，则两者分别为20.5%和35.1%。而全部消费资料占进口商品的比重在1873和1893年分别为91.9%和91.6%。（据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74、73页，科学出版社1955年，北京。）如果脱离了棉纱、棉布乃至火柴这一类日用工业品的发展，与洋人争利只会成为空话。正如上文引用的材料证明，他们也提到过这个问题，可惜一晃而过，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革新政治的劝牖

同中国积极鼓吹向西方学习的先驱一样，在华西人谈及中国摆脱贫弱的问题，不能不涉及为此遇到的首要障碍——腐败落后的官僚专制统治无法适应现代化和维护国家独立的需要，革新政治也就成了他们不能不议及的问题。

洋务官僚们忙于购船置炮，以为这就是强国之本，而在华西人从70年代开始就揭露由于官僚的愚昧和腐败令新组建的军队潜伏着极大的危险。“徒备有用之物而无人用，直使有用之物为无用之物也。”（《中国延聘李将军》，《万国公报》三四三卷第594页。）水师中“盖管驾之人多选武弁中之有资格或情面者充之……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于船中事务几如隔膜数重，惝恍莫测，倘两军相遇，彼此交绥，其不惊惶晕眩、不知所为者几希矣。”（《论水师当求驾驶战舰员弁》，同上六二四卷第208页。）这是甲午战争以前14至27年发出的警告。

在华西人还指出，各级官吏的腐败则更为严重，他们“一为利所夺，顿丧其所守，不惜寡廉鲜耻以求之。”（莫维廉：《首论中华前行之事》，同上五一四卷第184页。）“当今之时，上下交征利，隶胥猛如虎狼，每遇讼事，需索不已，投之以监，而守监者先行凌辱，后则索贿，有贿名曰通监，出入自如，此等恶弊，不可枚举。”（慕维廉：《论中华今有之事》，同上五一五卷第198页。）官民矛盾如此尖锐，不少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幼芽在严霜厉风下枯萎。

当时，各级官吏的薪俸甚低，贪污受贿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而薪给特别优厚的外交官，腐败则以另外一种形式表现出来：冗员之多令人吃惊。1889年9月伦敦报纸批评中国驻英使馆：“中商在英贸易绝无仅有，是中使交涉之事当办者本少，而中使一署之人视合俄法德美意五大国使署之人而过之，不特多糜经费，且恐无事生事矣。”（《议华冗员》同上十二卷第24页。）

上述挂一漏万的腐败现象归结到一点，就是当时的君与臣和官与民的关系处于严重阻隔的状态。林乐知为此大声疾呼：“君与民分而国有不危者哉！”“倘君处深宫，民居草野不相联络，以致国贫民弱，所中饱者惟居官人耳。官一中饱，上下交困……是君与民与臣当熟思上下相联之要法可也。”（林乐知：《中西关系论略》，同上三五七卷第78页。）

沿着这条思路，革新政治便被西方在华人士视作中国“借法自强”改变国贫民弱状态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反复晓喻。为此，他们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政治的意见。

他们推荐的“上下相联之要法”最主要的一条是实行民主制度。用林乐知的话来说是：“此泰西各国所为有公议堂之设也，而究未知中国能行焉否也？”（同上。）这个建议的提出意味着什么呢？这是中外有识之士要求中国实行民主制度的思想日趋表面化的重要标志。

早在40年代，魏源、徐继畬已经流露出对西方民主制度的企慕之情，但在中世纪的专制统治下，因言贾祸所在多有，这些适应时代需要的进步思想只能成为逐渐滋衍的暗流。

到了70年代，地下水开始流出地表，第一个信号是中国科学家李善兰于1874年12月公开发表文章谴责专制统治、赞扬美国的民主制度和日本明治维新一以美国为法，后来则有光绪元年(1875)文祥在死前不久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公开赞扬。

而西方传教士则为这日渐显露的民主思潮增添了多姿多彩的内容，特别是林乐知主办的《万国公报》以本馆名义在1875年6月2日发表的《译民主国与各国章程及公议堂解》，以其丰富和重要的内容而成为中国民主思潮发展史上的有历史意义的文献。

第一，介绍主权在民的基础理论。

当人们正在议论什么是西方富强的本末之际，他们便极其明确地指出：“按泰西各国所行诸大端中，最关紧要而为不拔之基者，其治国之权属之于民，仍必出之于民，而究为民间所设也。推原其故，缘均是人也……或为君或为臣，耳目手足无所加焉；降而至于小民，耳目手足无所损焉。因恍然于治国之法，亦当出之于民，非一人所得自主矣，然必分众民之权，汇而集之于一人以为一国之君，此即公举国王之义所由起也，而辅佐之官亦同此义矣。”（《译民主国与各国章程及公议堂解》《万国公报》三四卷第554页。）

在这段话中留下了好些不容忽视的历史记录：一是首次向中国人介绍了民有、民治、民享的主权在民思想，二是首次宣扬了现代西方流行的人生而平等的观点，三是首次阐释了人民与执政者的权力关系的民约论思想。在19世纪，这些观点的传入有极为重要的启蒙意义。

问题的核心在于究竟谁是国家的主人。有清一代，官方坚持的仍然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小雅·北山》）这个古老中国的传统观念。现代民主观念主要来自西方，传教士则是主要的介体。

根据主权属民的思想，他们不时抨击清廷的专制统治。他们说：“中国之君权最重……而朝廷之上予智自雄，由是不当陟者陟之，不当黜者黜之，甚之生之杀之亦倒置背谬，此实由一人私其权，不与臣下公其权，恃权而未合乎道，往往如是，古今有同慨也。”（花之安：《明正道权》，《万国公报》六九三卷第381页。）甲午战争以后，这类抨击更加猛烈和无忌：“西人之来华者，皆以暴虐诮中国。……防民之口，而不许腾其口说，其不能忍者，则指为诎谤，此而鞭孩而不许哭，岂非暴虐之尤乎？”（林乐知：《治安新策》中之下，《中东战纪本末》卷八第21页，广学会刊1896年。）

他们还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一再阐释实行民主制度的益处。他们指出：“以民议政，无政不洽舆情；以国属民，无民不心爱国。”（得一庸人：《海外闻见略述》，《万国公报》十二卷第16页。）而要消除政府工作的弊端，民主监督也是最强有力的工具：“狡滑之徒，欺君则易，罔民綦难。盖权在一人，欲售奸者或可逢迎而作伪；权在百姓，粉饰虽工，其如十目所视何？若任内不协人望者，集议会黜之。”（得一庸人：《环游地球略述》，《万国公报》十三卷第9页。）

第二，介绍宪法和三权分立理论。

林乐知在同一文献中写道：“第以众民之权付之一人，为其欲有益于民间而不致有叛逆之事与苛政之行，此之谓章程也。夫章程有行之自然而非语言所能宣者，有守之勿替而为笔墨所能纪者……然即其中之最要者言之，不过分行权柄而已……约举其目盖有三焉：一曰行政，二曰掌律，三曰议法。”（《译民主国与各国章程及公议堂解》，同上三四卷第554页。）这里所说的章程今译为宪法。

这里还区分了成文法和非成文法，特别是肯定西方各国宪法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三权分立，并简要介绍了三权分立的原则，如司法独立在于它“不为朝廷所拘，不受公议堂所制，且可解说律法于国皇之前也”。（同上。）这些内容介绍也是前所未见的历史新记录。他们还强调宪法的至高无上性：“不论民主(今译总统——引者)，不论公议堂，不论联邦官员会议何事，不得不确遵章程。”（得一庸人：《海外闻见略述》，同上十四卷第12页。）

对生活在专制淫威下的中国人说来，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法治观念都是极为薄弱的。于是，他们努力灌输这一类观念：“国有律共遵而守之，匪特守之，而且共鉴之，勿使一人废法。”（林乐知：《续环游地球略述》第27次，《万国公报》六四三卷第379页。）“法律为一国之主，上自帝后，下及庶司百职，同隶于法律之下……小民之身家性命，遂皆获保于法律之中。且上既不能悖律以行私，下自不敢于律以犯分。”（林乐知、蔡尔康：《治安新策》下之上，《中东战纪本末》卷八第32页。0

对行使立法权的议会，他们除了经常报道各国议会实际动作的动态外，还一再鼓吹：“国有议院，凡国事皆于议院议之……此事实有益于朝廷，能上下无所隔阂，惜中国不行此法，而实颇有裨益也。”（《公报弁言》，《万国公报》五二卷第29页。）期望中国实行民主之情溢于言表。

关于行政权，他们强调“皆照章程中已定之法及公议堂议定之事办理也。”（《译民主国与各国章程及公议堂解》，同上三四卷第554页。）即要按宪法的规定及议会的决议行事。与此同时，他们积极介绍西方的文官制度，指出出任政府官吏，一必须曾在有关学院学习，二要经过考试：“且西人试士，每艺必专考其成，如是则艺专，艺专则精而且熟，日后作吏必定英明。非同中国兼而考之，而又循行故事，试士几等于儿戏比也。”（花之安：《臣道总论》，同上六九四卷第390页。）说明只有经过这种现代教育制度的培养和现代考试制度的考选，授任后才不致败事。三是任事后必须严格依法办事：“国法森严，稍于义有不合者即行斥革。”同时，这些官员也敢于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意见，“即有时献可替否，间或未协乎时宜而理直气壮，君欲有所不必从，民言有所不足畏。”（同上第391页。）对于一口一个“奴才”，习惯于“天子圣明，臣罪当诛”的清代官员，这些知识当然是闻所未闻的天方夜谭。

在司法方面，他们一方面对中国因西方的治外法权而令主权受损表示同情，另一方面也对中国原有法律的残酷和不合理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们指出，中国当时的司法制度的弊端，一是使用酷刑拷打，二是株连父兄，拖累宗族，三是执法之官只知迎合上意，交结绅衿，徇私舞弊。“前者泰西刑罚与中国无异，今日行新法之后，酷刑俱已省除，故审事不用严刑拷打，亦无循情。其法，凡审讯之期，刑官之外另有陪审人员，且国家状师、民间绅耆俱在，请录口供，采访证据，公断是非。”（花之安：《国政要论·省刑罚》，《万国公报》六四二卷第372页。）“犯罪者只本人受刑，未尝牵连乎亲属，有司亦不得任意拿人……若夫两造相争，原告被告均可请状师代辩其是非。”“伏望中国人士仿而行之，庶几革故鼎新，一洗从前之陋习。”（花之安：《保护善良》同上六七三卷第200页。）这就在揭露清代司法制度落后性的同时，把代表人类文明新成果的更先进的制度介绍给中国人民。他们认为，中国也应该同日本一样，通过革新司法制度而达到收回主权的目的。

第三，明确现代国家为经济服务的职能。

在华西人一再说明，西方国家不但在国内采取的许多措施是为了便利商贾，而且国外的所作所为也是为商贾服务的：“凡远适异国者，非惟无所禁阻，且简派饮差，设立领事，差遣兵船，凡皆为保护商民起见。”（《译民主国与各国章程及公议堂解》，同上三四卷第554页。）他们宣扬这些观点，旨在劝喻清政府打消顾虑，清除发展内外贸易的障碍，也把自己的工作转到保护商贾、促进经济发展的轨道上来，但在客观上也有助于人们认识现代西方国家为资本家霸占世界市场服务的本质。这两方面都是对中国有益的。

第四，培养和提高公民的素质是实行民主的基础。

西方传教士把民主制度的实行与提高公民素质结合起来。他们说：“泰西各国立国学，立义学，国中男女老少皆当入学读书，读史，读律，增长识见以明爱国之心，而知本身非无用之人，并知用本身之权也。况复多立新报馆，辩论国政之是非，品评人员之贤否，凡阅新报者，无不知国政何者为是，何者为非。”（《译民主国与各国章程及公议堂解》，《万国公报》三四卷第554页。）

在公民素质中，他们特别重视两种素质：

一是平等观念。实行民主制度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承认人是生而平等的，用他们的话来说是：“以公器付之公理，名曰民主，明其非一人之私国，乃兆民之公国也。意谓均是人也，资禀虽有智愚贤否之不同，而降衷维皇，履地戴天，初无二致，尔我之别，畛域之分，乡党自我者为之，彼苍之主何尝歧视耶！”（得一庸人：《海外闻见略述》，同上十二卷第16页。）从这点出发，他们猛烈抨击了中国社会各种不平等现象：“今人于娶妻之外，又有纳妾……噫是习俗之溺人者而淫风之流行者广也……上帝创造人类只容一男一女胶膝配合。”（知非子：《儒教辨谬·论纳妾》，同上五一卷第143－144页。）“夫妇实为敌体，岂容苛刻相绳，即妇有非礼之当惩，亦有司之事，非丈夫所能处治……即东主之待工人，只可以言语责罚，不得挥权殴打，盖工人虽微贱，亦在吾胞与之内。”（花之安：《明正道权》，同上六九三卷第382页。）戊戌前后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中的平等要求实已滥觞于此。

二是自由和权利观念。他们介绍了西方宪法规定的宗教信仰、言论、通信等自由和住宅不受侵犯、不得任意拘捕及不得强逼人自证己罪等权利，特别强调各种权利的核心——人有自主之权。

早在1835年，西方传教士在广州创办的中国第一份中文杂志上写下这么一段“新闻”：“英吉利国之公会，甚推自主之理……倘国要旺相，必有自主之理。不然，民人无力，百工废，而士农商工，未知尽心竭力矣。”（《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华书局1997年北京影印版第186、339－340页。）这里说的“国之公会”是国会的早期译名，而“自主”就是自由的意思。

1838年，该刊又发表《自主之理》一文，假托在英8年的华人的书信，进一步阐明有关的道理：“英民说道：我国基为自主之理。愚问其义。云：自主之理者，按例任意而行也。……自帝君至于庶人，各品必遵国之律例。所设之例，必为益众者，诸凡必定知其益处……上自国主公侯，下而士民凡庶，不论何人，犯之者一齐治罪……倘律例不定人之罪，国主也弗能定案判决矣……欲守自自主这理，大开言路，任言无碍，各语其意，各著期志至于国政之法度，可以议论慷慨。若官员错了，抑官行苛政，酷于猛虎，明然谏责，致申训诫警，如此露皮漏肉，破衣露体，不可逞志妄行焉。且崇上帝，各有各意见。国民若操自主之理，不敢禁神道，而容诸凡各随所见焉。虽攻异端，然不从严究治其徒也。”（《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华书局1997年北京影印版第186、339－340页。）对言论自由、信仰自由、自由与法治、自由与经济发展和人的积极性、创造性以及国之兴旺与否的关系说得清清楚楚。

从我读过的材料看，中国人自己谈自主——自由——是从马建忠于1877年介绍“人人有自主之权”是西方政制的重要基础开始的（马建忠：《上李柏相言出洋工课书》，《适可斋记言记行》），但也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相对地说，对此解说较多的还是西方传教士，他们对比中西，指出“美国圆颅方趾之众，莫不有自主之权……华人毫无自主之权，事事皆遵朝廷之命令，官司之法度，其于安分守己讵不谓然，然而动静相交之际，则其所干碍者大矣。”（林乐知：《中美关系续论》，同上六十四卷第13页。）

特别是在甲午战争以后，面对朝野上下急于探求救国道路的新情况，他们更加直言无忌。首先，他们指出，在人没有自主之权的情况下只能培育出独裁者和奴隶这样畸形的两极。在统治者一方，“元后(指君主——引者)以作民父母为己任，遂以父母之慈惠煦民，父母之识见囿民。……则反酿为独握大权，遇事裁制，匪但不知爱护，甚且从而践踏之矣。”而作为被统治者的民众“遂各胆怯如鼠，貌驯如羊，瘫痪之症，由是遂成。”（林乐知：《治安新策中之上》，《中东战纪本末》第八第9－10、11页。）其次，在这样的状况下，人们的创造性和主动性被扼杀，“国遂无振兴之望”，“故中国一切不兴，不必怪也”！（林乐知：《治安新策中之上》，《中东战纪本末》第八第9－10、11页。）再次，他们指出这是西方古代也有过的弊病：“欧西之古教，实与东方相伯仲，大权尽掌于该撒，其民皆拘挛桎梏，绝不敢自出心裁，则第奴仆之属耳。”（同上中之中，卷八第16页。）也就是说，这些都是中世纪的毒瘤，中国如要像西方那样走上富强之路，非坚决割除不可。所以，挽救中国的要途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略释其民，俾各有自主之权而已。”（同上中之上，卷八第12页。）而其第一步是让民间任意创立各种公司和企业，创立新式学堂。

这些观念的传播，不但在甲午战争前是引导时代前进的先进思潮的组成部分，就是在甲午战争后也是维新变法思潮中最有生气的组成部分之一。

第五，根本变革和渐变的统一。

在华西人清醒地看到，中国不图根本性的变革，富强的希望就要落空。他们对洋务派所作所为的臧否就是以此为根本指导思想的。在甲午战争前夕，他们说过一段语重心长的话：“今日各国，无一不如雷之急鼓，风之猛扇，中国必须随之而动，若俟各国之渐肆侵陵，而忿而出于一战，迟矣晚矣！”（林乐知：《中美关系续论》，《万国公报》六十五卷第2页。）不幸而言中的历史纪录表明，他们之中的一些人是与中国的早期民主思想家王韬、郭嵩焘等并列而无愧的。

早在1880年，他们甚至曾明确地肯定革命的合理性：“武王与华盛顿皆是分明叛其君，……若使之不叛其君，乱其世，当时殷之民与弥利坚之民长受暴君酷吏之羁制，永陷水火之艰难……呜呼！圣贤有时有叛乱之精神，叛乱之人未必非圣贤，后之人主，可一鉴焉。”（日本中岛雄：《论圣贤有时有叛乱之精神》，同上六一二卷第101页。）宣扬革命的合理性也是为了督促执政当局实行根本性的变革。

不过，在他们看来，变革的坚决必须与稳妥的步骤结合起来。在70年代，他们说：“行之太骤人将有议其非者，必也从容不迫，思得善法而徐徐更之。既不骇人听闻，复可新人之耳目，斯为善变之法矣。”（林乐知：《中西关系论略》，同上三五七卷第77页。）到了90年代初，他们仍然坚持：“盖天下事操之以急则难，受之以渐则易。”（韦廉臣：《治国要务·富国为致治之本》，同上十三卷第24页。）直至甲午战争以后，他们也不改初衷：“至若变法而不便于民，尤不可操切以图，致酿他故，而反让蹈常习故者流，藉口于决不可变之谬说，遂类于因噎废食也。”（林乐知、蔡尔康；《六裒私议以广公见论》、《中东战纪本末》卷六，第47页。）

从主观上看，他们本来不是革命家，从客观条件看，当时革命的时机也远未成熟，因此，直到19世纪末他们的观点仍是稳妥和有益的。

以上简要的评述表明，西方传教士19世纪在政治思想方面传播的信息也是有助于中国人睁眼看世界和在观念上推陈出新的。

鼓吹思维方式的变革

思维方式的变革是在华西人这个时期的热闹话题之一。这个问题的提出是他们目睹清帝国在富强道路上步履维艰的龙钟老态后有感而发的。

一切率由旧章，按祖宗成法办事，这是期望中国富强的中外人士经常遇到的障碍，是当时的官僚、士子从小开始接受的宗圣尊经的思维方式的表现。为了改变这种陈腐的思维方式，一些西方传教士有过许多语重心长的劝说。

一是以时势不同说明古圣先王的局限。早在1875年林乐知便写道：“中国则以率由旧章为不违先王之道，而不知先王之道宜于古未必宜于今，今之时势非先王之时势矣。”（林乐知：《中西关系论略》，《万国公报》三五九卷第105页。）这个道理先秦的商鞅、韩非等人就多次说过，自然不是什么惊世骇俗的创见，可是，由于中国由中世纪的宗法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的艰辛世所罕见，不但晚清的志士们不得不一再宣扬这个浅显的道理，就是到了20世纪(例如新文化运动)思想界的先驱仍不能不为此耗费笔墨！对这些背景有所了解，宣扬这个观点的意义便显而易见了。

到了90年代初，他们的意见说得更为尖锐：“诗书礼乐非不美也，宜于古不宜于今也。”“今欲言富强以争荣辱者，必暂搁诗书礼乐！”（台北鹭江氏：《底事》，《万国公报》五十卷第20页。）这些箴言不失为戊戌启蒙思潮的先声。

二是从认识论的观点揭露宗经的谬误。

古昔圣贤的教导和儒家经典既是士子学习的主要内容，又是判断是非的标准，“群言□乱衷诸圣”，这已经成了人们信守不渝的观念，清代也不例外。这是来自另一文化传统的西人大不以为然的，于是，他们从认识论的角度力辨其谬。

他们一方面强调认识是无穷的：“宇宙之大，事理之繁，非但贤圣不能周知，而并百家诸子亦不能道其万一。”（台北鹭江氏：《天地人说》，同上五十三卷第12页。）“理本无穷，越一时自多一时之蕴奥，增一地自有一地之见闻。”（花之安：《自西徂东·学贵精通》，同上七二三卷第200页。）其不言而喻的结论就是：说古圣先贤能洞悉一切，完全是无稽之谈。

另一方面他们指出任何人的认识都是有限的：“一己之智慧有限”，“矧一己自有一己之见，众人自有众人之知”，因此，“即夫妇之愚亦可与知与能……圣人之知亦有不知不能”，求知之道在于“集古今万国之智慧聚于一身”（同上），不能眼睛只盯着圣贤和诗书。

三是他们直截了当地揭露所谓尧舜和尧舜之道纯属捏造。

尧舜是儒家塑造的理想人格的最高典范，尧舜之道则是郅治之世的经纬，三皇五帝当政的上古时期也被描绘为难以企及的黄金时代。历史上出现过王充等思想家对尧舜和尧舜之道的怀疑，但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这是极为罕见的异端，满清定鼎中原至19世纪中叶更未之见。因此，当19世纪70年代在华西人揭露这段历史的虚假性时，不愧为石破天惊的壮举。请看看他们是怎样说的吧：

“东周以前人君不称帝，《诗》三百首言帝数十处皆指上帝，而帝尧、帝舜、皇帝、黄帝、炎帝等号并不见于《诗》矣。《书》止有尧舜二帝，并无黄帝、炎帝、帝喾等号。孔孟所称亦帝尧、帝舜二者而已。……然则其余三皇五帝何足言哉！何足言哉！”（《尧舜称帝不可信》，同上三八六卷第501页。）

乾嘉学派曾辨明一些素奉为儒家经典的著作是伪书，但那是为了维护儒家经典而辨伪。这些西人却是为了打破儒家思想的桎梏而疑古证伪。虽然这里也夹杂着基督教和儒教斗争的气息，但其主要动机和客观效果都是启发人们以理性态度去看待古人和古代文化遗产，而所用的也是以可靠文献为根据的实证方法。

此外，他们还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揭示了这个作伪过程：

“尧舜之道实不可考也，而孟子每言之如在目前，何也？盖孟子所说如是之尧舜，非实有之人，乃当然之人耳。……凡己所贵为至道，所重为至善，则归之尧舜。……老子之尧舜必无名无为之古人也。孔孟之尧舜必尽孝悌之礼，君臣之义……须知此皆后人作文，非实事也。”（《稽古不得》，同上第502页。）

尊圣宗经，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痼疾，时至19世纪下半叶，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都迫切要求冲破这个思想网罗。而根据现有资料看，适应这个历史进步的需要、首先公开冲击这个过时思维模式的是这些在华西人。在70年代，睿智如王韬等人曾表露过对孔孟之道的否定，但他们没有直截了当地亮出反对尊圣宗经的旗帜。直到90年代，疑古思潮才开始蔓延，而至20世纪20年代由“古史辨”派推至巅峰。康有为说：“孔子最尊禅让，故特托尧舜。”“孔子改制，皆托三代。”“先王皆孔子所托。”（《万木草堂口说》，《康有为全集》(二)第29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不是与这些西人的观点如出一辙吗？但时间却比前者晚20年，且其出发点仍在藉孔子的权威为改革作证，而不是摆脱圣贤的束缚。至于顾颉刚等人煽起疑古狂飚，指出古代三皇五帝的事迹都是后人层累描绘的产物，也与这些在华西人的观点一脉相承，更是半个世纪后的事了。

如同古今中外文化更新期出现的新思潮所常见的那样，19世纪下半叶以降的疑古思潮也有这样那样的不足或偏颇。但是，只要回首看看19、20世纪的中国史，偶像崇拜和对过时的信条愚昧的虔诚如何一再令亿万中国人付出多么沉重的代价，就会公正、全面地看待摧枯拉朽勇敢冲击传统文化中的糟粕的先驱们的成就与缺失。他们是面对夜空勇敢呼唤光明的勇士，即使是洋人，其功也不可没。

与抨击尊圣宗经的思维方式的同时，在华西人还积极提倡注重实证的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花之安写道：“西国最重者理学，虽各等智慧分散无穷，贵乎能将各等智慧会归于一理，乃不至泛滥无统纪，所谓握乎其原也。”而求理的关键在于“言之有可征信”，“我心有此意而外无可证据者则不可恃以为可信之端……有可证据者则人始可共信。”（花之安：《自西徂东·子学探原》，《万国公报》七二六卷第226－7页。）在近代中国，从实际出发还是死守书本中已经过时的教条一直是思维方法变革的核心，在19世纪这表现为来自西方的理性主义的实证方法与中国传统的尊圣宗经思维模式的对立。魏源、冯桂芬、王韬等先驱在涉猎西方文化之初已经察觉到现代西方文化贯穿着一切诉诸证据的务实精神，而与中国传统的奉古圣先贤为神明和空谈心性的虚妄状况迥异。西方在华人士对变革思维方式的呼吁，与他们的觉醒是互相呼应的。

为了促进中国的思维方式变革，在华西人一再介绍西方近代思维方法变革的历史经验。早在光绪二年(1876)林乐知便指出：“今中国率由旧章，动轻西人……是盖今之中国与二千年前之西国无殊。我西国三百五十年来有识见迈众之大臣出，不敢谓古人尽非，亦不必尽信古人为是，于古人之事业择其是者存之，取其非者改之，反古之道不为□，从今之法不为偏，于是格致之学传之今日而愈讲愈精矣。”（林乐知：《强国利民略论》第三，同上三九三卷第611页。）

林乐知所说的大臣指的是培根，他是鸦片战后50多年间第一个被系统地介绍到中国并受到广泛注意的西方哲学家。继王韬60年代所作介绍后，70年代，慕维廉与沈毓桂合作译述了培根的《格致新法》(即《新工具》)，《万国公报》从1878年505至513期连载了他们的译文，这是第一本系列介绍到中国的西方哲学著作，后来又易名为《格致新机》印成单行本发行。至于对培根的片断介绍更屡见不鲜。于是，在西方在华人士的极力推崇下，中国许多有识之士的目光也注视着培根。他们说“今之时势非复先王之时势矣，中华人士何食古不化若斯哉？……尝考《中西关系略论》所载英国相臣贝根知古法之不可复行，易以新法，后世宗之莫能变易，洵为格致中开其先法……论富国之功终无能出其右者。”（盘溪钓史：《论制造可致富强》，《万国公报》六九七卷第416页。）

对富强的追求与学习培根、变革食古不化的思维方法成了互相关联的一物两面。至1889年，培根已为不少士子所知，乃致李鸿章在为上海格致书院春季特课命题中也断言：“西学格致，始于希腊阿卢力士托尔德，至英人贝根出，尽变前说，其学始精。”（《格致课艺汇编》，光绪丁酉上海书局石印。）而数以百计的对西学有初步了解的知识分子也为文洋洋洒洒赞颂培根的历史功绩。1895年以后，达尔文的进化论受到人们的广泛注意，但培根的影响亦未少衰。戊戌变法前梁启超念叨着“泰西之变法至迟也，故自培根至今五百年，而治艺乃成。”（梁启超：《读〈日本书目志〉书后》，《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53页，中华书局1936。）1902年，他又一再说：“友人侯官严几道常言：‘马丁路得、培根、笛卡儿诸贤，实近世之圣人也……’吾深佩其言……为数百年来学术界开一新国土者，实惟培根与笛卡儿。”（梁启超：《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同上十三，第1页。）严复、梁启超对培根的推崇代表着19、20世纪之交中国文化精英的共识。

这些西人为促进中国人思维方式变革的又一重要行动是介绍西方的近代逻辑。英国传教士艾约瑟于1886年翻译出版了《辨学启蒙》一书。这是英国的逻辑教科书，它简要地介绍了西方近代形式逻辑，强调“即物察理”，通过归纳发现事物的公理，“使万殊归于一本”；也要“凭理度物”，通过演绎去推衍变化。它介绍了三段论式、假设、直言判断、假言判断等推理、判断的形式，阐述了观察、试验在认识过程的作用及对认识的检验等问题，并把认识过程归结为“一预为究察事物；一创成悬拟之说；一凭理推阐诸事；一征验所推诸理”。（艾约瑟译：《辨学启蒙》第十五章。）17世纪二三十年代间，李之藻和西方传教士傅汛济合作翻译了《名理探》一书，第一次介绍了亚里斯多德创建的西方形式逻辑，可是它不但没有介绍培根的归纳逻辑(原书先于培根的《新工具》一年出版)，且连对亚里斯多德的逻辑也没有作完整的介绍。《辨学启蒙》补正了这些不足，而比严复对西方逻辑的介绍却早16年。

在鼓吹思维方法变革的时候，在华西人还关注到思想启蒙的其他有关问题。例如，美国传教士狄考文在批评中国教育事业缺失之际，除了提出“一在女子无事于诵读……女子读书亦不可缓”这个重大社会问题外，还指出“二在无启蒙之良书……中国之话不入文，而文不归话，已非学问便利之门”。（狄考文：《振兴学校论》，《万国公报》六五三卷第28页。）时在1881年8月，是近代中国提倡言文统一的先声。

日本模式与印度模式

以上情况表明，19世纪下半叶有一批西方在华人士为中西文化交流艰辛地劳动和探索，他们在思想文化领域有过难以磨灭的贡献。

不过，他们的活动一开始便遭到一些人的误解，“甚或谓教士之来华，中怀殊叵测也”（林乐知、蔡尔康：《中日进止互歧论》，《中东战纪本末》卷六第9页），因而不得不一再为自己辩解。更令人为之惋惜的是，100年后的今天，前嫌依然未消，例如，中国大陆研究西方传教士在华活动卓有成就的顾长声教授在其大著中便对他们不乏微词：林乐知“在中国活动达半个世纪之久，主要目标是鼓吹中国应变为外国的殖民地。”（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第26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有的史家更直截了当地断言：在近代中国，“外国教会和传教士以侵略和占领全中国为其根本的目的和任务”，李提摩太则是“为扩张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服务的，传教士就是“侵略者”和“统治者”。（牟安世：《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和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线索》，《近代中国教案研究》第4、2页，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有的史家如在台湾工作的王树槐先生也认为：“……李提摩太与林乐知辈抱有一种殖民主义的妄想，希望将中国变为美国的保护国。”（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第59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5年。）

在讨论其他问题之前，必须首先郑重指出，笔者一向认为帝国主义是近代中国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的主要障碍之一。正是因为事关重大，所以要根据客观存在的事实，慎重地鉴别哪些组织和个人是为帝国主义利益服务的。

能否一概断定近代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及其所属组织都是“侵略者”和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服务的呢？这里必须确认几个事实：

一是19世纪来自西方的天主教保留中世纪的因素较多，他们在中国“广置田产，收课渔利”，仅在绥远占地就高达500万亩之巨，在江南也有200万亩。在700余宗民教纠纷中，天主教引起的达600余宗。有些传教士还勾结官府，欺压人民，成了“统治者”的组成部分。说这些是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势力之一，是完全有根据的。但另一方面，新教各差会因为经过较彻底的改革，其活动与天主教有很大的差异，而有浓厚的资本主义色彩。（参阅刘世龙：《试析天主教和新教清末在华活动的区别》，《近代中国教案研究》第429－436页。）

二是有的传教士具有间谍身份，或在中外冲突中直接为侵略者服务，说他们是“侵略者”或帝国主义分子也是名符其实的。

除了这两种情况外，我们不能笼统地断定在华西方传教士和其他西人是不是“侵略者”，而必须对个案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以林乐知、李提摩太等广学会的中坚来说，他们是否应该担当“侵略者”或帝国主义分子的罪名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必须明确定位的标准。在近代中国，国际联系日趋紧密，几乎任何社会集团或政治势力都不能不与外国的机构或个人来往。从林则徐开始，王韬、郭嵩焘、李鸿章、严复、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历史人物都结交过外国人。这些外国人是中国人民的敌人还是朋友，关键的一点是要考察其言行究竟是有害还是有助于中国的社会进步和国家独立。在这里，是否具有传教士身份无关大局。如傅兰雅是英国传教士，但他却为中西文化交流耗费了毕生精力，把129部科学技术和人文及社会科学书籍译成汉文，且为中国近代教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是否卷入了中国的政治斗争也不是区分敌友的标准。孙中山的外国友人有的不但参与政治策划，且直接驰骋疆场，这些正是他们冀图中国富强的碧血丹心的表露。

那么，根据这样的标准应该怎样评价林乐知、李提摩太等一批西方传教士19世纪下半叶在中国的活动呢？只要回顾一下本文已经评述的他们的主要言行，不难看出这些西方人士曾为中国的富强和进步煞费苦心。至于史家们的指责，在笔者看来不过是一些误解。

最主要的一条误解来自林乐知曾建议中国走印度的道路。1896年10－11月间，林乐知发表了一篇题为《印度隶英十二益说》的文章，历数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的所谓“益处”——“息纷争”、“禁盗贼”、“正律法”、“拯疾苦”、“筑铁路”、“浚水源”、“兴营缮”、“广文学”、“课吏治”、“论时政”、“增进益”、“通声气”——以后，竟建议中国“先于东南方遴选两省地，租归英治，凡有利弊，听其变置。……本昔之治印者，一一移而治华”（林乐知：《印度隶英十二益说》，《万国公报》九十四卷第12页），几十年后再交回中国。这不是明目张胆地要把中国变为英国的殖民地吗？

同一年，李提摩太则一再鼓吹中国应聘请西方人士参与中央政府的管理，亟图变法，例如“宜立新政部，以八人总管，半用华官，半用西人”等等。（李提摩太：《新政策》，同上第87卷。）为此，他还曾大肆活动，向总理衙门大臣和其他要员以及张之洞等地方重镇推销他的计划。

于是，他们想把中国变为印度那样的殖民地似乎铁案如山，把他们看作“侵略者”或帝国主义分子也就不足为过了。

可是深入推敲一番，事情却又没有那么简单。鼓吹把中国或中国的一部分变成印度那样的殖民地当然是错误的，但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在于：他们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这个建议的？他们当时的基本指导思想是什么？

要回答这些问题，应该尽可能全面地掌握他们的思想脉络。在笔者看来，有几个要点是不能忽视的：

第一，他们一贯向中国推荐的是日本模式而不是印度模式。这些西方人士在华期间正值日本明治维新蓬勃发展，目睹中国洋务运动步履维艰，他们殷切地期望中国也能像日本那样步入全面学习西方、实现国家富强的坦途。

从明治维新起步之日起，他们便注视着日本的变化。1871年间，他们在《教会新报》上发表《拟泰西人上书》，赞扬“大日本颇有欧罗巴之气象，东洋诸国莫能及也……凡此等新政新法，莫非取外国之善，收他邦之长者”。光绪二年，《万国公报》重新发表了这封公开信，并加上作者所写的一段“评语”，在历述日本学习西方后的一派兴旺景象后说：中国“于西国之道理虽未尽信，而耶稣之教堂不禁设立，于西人之技能虽未尽用，而轮船电信及洋枪洋炮等器所在皆有，且使年少书生往学西国……窃幸升平之有日矣，而区区日本何足道哉。”（韦廉臣：《拟泰西人上书》，《万国公报》四二五卷第346页。）这表明，明治维新开始不久他们便鼓励中国也像日本那样认真学习西方，冀能与之并驾齐驱。此后，直至甲午战争前，这个基本态度一直没有改变。他们一方面持续不断地、系统地介绍日本在政治、经济、财政、金融、文化教育和军事等方面全面学习西方的情况，一面鞭策中国以日本为榜样，迎头赶上。

70年代初，当中国朝野对明治维新褒贬不一，连文祥那样号称开明的大员也认为“彼国近年改变旧制，大失人心”（《大学士文祥奏》[同治十三年十月十八日]，《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九十八，第40页，中华书局）之际，他们便一再旗帜鲜明地推崇其学习西方卓有成效，是东方最为富强的国家，“日本向称侯国，今则改除旧规而宗西法，俨然一大国矣。”（《学西法著有成效》，《万国公报》三六七卷第233页。）

正当中国号称“变法自强”的洋务运动走上片面学西方的歧途之际，他们又一再阐明日本的成功在于抓住根本，全面地学习西方。他们写道：“日本不泥乎古法，变通西法，不特制造枪炮等事而已，即国政文学亦莫不考察也。”（林乐知：《续环游地球略述》，《万国公报》五八五卷第298页。）“前疑日本只效西国制造等法，而今知日本广设书院，激励人材，弃本来之旧法而效西国之新法，从可知日本学有根源。”（探报万国者：《论崇实学而收效》，同上六五卷第442页。）宣扬这些观点显然具有针对中国现实的意味。有时，他们更直截了当地指出日本有那些方面足以为中国所效法，例如林乐知曾经写道：“夫日本之足为中国取法者厥有四端：新法足以致富强，日本尽知之而力行之……此中国宜学者一。日本仿照西例，男女并重……且所读之书亦以新学为重，非若中国之拘守四书五经也……此中国宜学者二。”（林乐知：《书日本新岛自历明证纪略后》，同上八十二卷第15页。）如此等等，处处都流露出他们热望中国富强的苦心。

他们有时也介绍印度，但在数量上不及对日本的评价的二十分之一，而在内容上则主要是介绍他们在铁路建设等方面的进展。

总之，他们期望的是中国像日本那样走向富强，而不是像印度那样沦为殖民地。如果对此仍有疑问的话，不妨再读读他们写的一段话。在论述了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一些国家废除了领事裁判权后，作者语重心长地写道：“窃谓今日事事受制于人者，不独日然也。苟能毅然改图，亟焉更始，凡一切整军经武行政理财通商惠工诸不如西国之处舍旧谋新以变通尽利，既富且强，而后执公法以与西人周旋，庶乎大权不致旁落，而西人亦不敢生蔑视之心。不然遇事曲从，过为迁就，以为怀柔，彼将以为尊奉也。此以为优容，彼以为畏葸也。堂堂大国反不得海外诸邦齐驱并驾也，岂不为人所窃笑者哉？”（《政令一新说》，《万国公报》五卷第12页。）这是1889年发出的劝导中国捍卫国家尊严的宣言，它既指出捍卫国家独立的正确道路——像日本那样学习西方实现国家富强，又阐明捍卫国家尊严的态度和方法——以实力为后盾，运用公法，据理力争，不曲从迁就。这些掷地有声的语言能发自“侵略者”或帝国主义分子之口吗？

第二，甲午战争后他们的态度有所变化，但期望中国富强的初衷未变。

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清帝国腐朽不堪的状态暴露无遗，西方列强和日本已把抢占势力范围、攫取土地进而瓜分中国摆在自己的日程上。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觉醒，维新变法的呼声愈来愈急。

在帝国主义和中国人民的矛盾空前尖锐的情况下，这些西方传教士的主张有哪些变化呢？

首先，在十分失望的情况下，他们曾提出部分托管的建议，即上文已经提到的划出两个省交由外国治理50年的主张。这是1896年间提出的，是一个损伤中国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极为错误的主张，但提出这个建议的背景是他们对清政府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事业的决心和能力已经失去信心。20多年来，他们反复劝说中国变法图强，但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只落得国势日衰，一再丧权辱国。甲午战后，中国岌岌可危，而他们看到的竟是“京中之满汉大僚，尚夜睡而闭其目也，华事尚可为乎？”（林乐知、蔡尔康：《李傅相历聘欧美记叙》，《中东战纪本末》三编卷四，第24－25页。）在焦虑激愤中他们提出了部分托管的建议，察其原由，仍与为了帝国主义的利益而蓄意变中国为殖民地者大有差别。史家们都会同意，陈独秀是毕生关注祖国兴亡的爱国者，可是，1914和1919年间他却两次提出请外国人管理中国的错误意见，这也是他陷入近乎绝望的情景下的激愤之言。如果我们能够谅解本国的陈独秀，不斥之为“卖国贼”，似乎也可以体察外国人林乐知的苦心，不必目之为“侵略者”。

另一个变化是一反过去的拘谨，猛烈地抨击了中国的腐败。甲午战争期间，林乐知和他的中国助手蔡尔康日夜操劳，搜集和研究资料，系统地报导了战争的起因、进展、胜败原因和各方评论等等。战后，他们继续以此为契机，总结教训，剖析弊端，提出对策，1896年4月间辑成《中东战纪本末》出版，1897和1900年又出版了续编和三编，全书共计12卷。这部书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全面揭露了大清帝国这个末世专制王朝的腐败状况，从各省不听统一指挥、水师提督不懂海军作战、有的将领贪生怕死，到吃空额、克扣军饷成风、虚报战功、抢掠民间财物、购置军械以次充好甚至弹药与枪膛不合、以煤灰充火药等等，许多闻所未闻的怪事一一公诸报刊，而守旧大臣阻挠采用新法、反对修铁路、坚持用旧式抬枪不用新式枪械、贻误军机等状况也受到鞭笞。中国历史上发生过难以数计的大小战争，但系统、公开地向朝野各界及时报告有关情况却从甲午之战始，而这又是与西方在华人士及其所办报刊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些直言不讳的抨击不啻是对腐朽的统治者的公开控诉，直接推动着维新变法思潮的兴起。

再一个变化是更加尖锐和深刻地提出了变法改革的要求，直接卷入了当时新旧势力的斗争。李提摩太在陈述其改革纲领之时沉痛地说：“此事，在中国二十年前早应举办，延至今日，事机已迫，受害已深，果能迅速举行，中国尚有得半之望……当此死生呼吸之际，乃尚有人刻意阻挠，则是误国庸臣，与庸医杀人何异？”（李提摩太：《新政策》，《万国公报》八十七卷第6页。）而谈及具体的改革主张时，则把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和法制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而其核心则是要求冲破宗法专制的束缚，确立“人之自主之权”。

如何救治一个外有强敌、内已腐烂的古老大国，确是一个极大的难题。有些西人观古鉴今，确信不少问题是西方社会在转型期也曾存在的现象，因而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些基本措施也不失为对症之药。一个美国的传教士在回答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关心的贪风遍地、如何自强的疑问时说：“仆观二百年前英国贪夫不少，营私植利，虽极诸中国之残民以逞者，恐亦无以过之。一百余年前，法国亦沿如此……抑知是亦有法……仆得援西国之今已多行，而中国犹未遽行者，以为劝曰：一，使治清而报章宜遍也；二，贤才举而议会宜开也；三，学校兴而读书宜讲也；四，心法治而善教宜护也。”（卫道生：《论中国保民至要之法》，同上九十一卷第3页。）这里除了第四条人们会有不同的理解和态度外，前三条确实是从中世纪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中必须采取的措施。

他们强调必须以法治国：“法律为一国之主。……上既不能悖律以行私，下自不敢干律以犯分。”（林乐知、蔡尔康：《治安新策》下之上，《中东战纪本末》卷八第32页。）与此同时，他们把扫除各种宗法专制关系对人们的束缚、实现社会生活的民主化看作是中国由贫弱到富强的关键。为什么君民上下不通的难题一直无法解决？为什么高喊富强多年而终成泡影？他们指出这是由于中国的士农工商皆“降而为乘权藉势者之奴隶”，统治者“以作民父母为己任，遂以父母之慈惠煦民，父母之识见囿民……则反酿而为独握大权遇事裁制，匪但不知爱护，甚且从而践踏之矣。乃民亦以为历代相沿之成法，毫不敢自作聪明，国家亦不知教，遂各胆怯如鼠，貌驯如羊，瘫痪之症，由是遂成！”（林乐知、蔡尔康：《治安新策》中之上，《中东战纪本末》卷八第9－10页。）由于人民不敢伸张自己的权利，各种意见无由上达，上下阻隔自然无法消除。而基于同样原因，人民也无法主动发展经济，无法抵制在发展经济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压制和侵犯，民贫国弱便成了必然的恶果。于是，他们大声疾呼：美国等经济发展所以能速胜中国，“要其扼要以图之处，不过曰：略释其民，俾各有自主之权而已。”（同上，12页。）“呜呼！名之曰人，固皆有自主之理者也。今削其自主，使不能全乎其为人，直较诸阉割人势而又过之。盖阉人之苦不过体相不具，华人之苦甚至心力不全也。心力不全，断不能成一事、创一物，又何怪衰羸孱弱，日渐不支，至于几同绝望乎？”（林乐知、蔡尔康：《治安新策》中之中，同上第17页。）以此为指导思想，他们猛烈地抨击了中国社会中男女不平等、缺少基本自由等不合理现象，乃至直率地指责儒家意识形态的统治：“朝鲜有人言：不论何国，读宋明腐儒之书，而自称礼义之邦者，即是人间地狱。语虽过激，亦有理也。”（林乐知、蔡缕仙：《中日朝兵祸推本穷原说》，同上卷六第2页。）

显然，他们的陈词标志着对清王朝病原的剖析的深入和对策更为切合实际，而更重要的是在变化中有其不变之处，即通过变法改革促进中国富强的初衷未变。林乐知一再说：“惟是中国颁行新政，实为救华之善策。转败为胜，在此一举。”（林乐知：《中东战纪本末三编弁言》。）他们一再呼吁“中国之宜速变，且宜全变”（《中东战纪本末初编跋》，该书续编卷四）是合乎世界历史潮流、切合中国实现富强的需要，且与当时以严复和康梁等人为领袖的维新变法思潮互相呼应并融为一体的。

这个不变还表现在，即使在甲午战争以后，他们仍期望中国走日本而非印度的道路。在发表《印度隶英十二益说》后4个月，林乐知便在另一篇文章公开表示对印度道路的厌弃。他在历数自主之权对士农工商的重要作用后写道：“吾思身毒(即印度——引者)，束缚士心；吾念扶桑，恢扬士气。一则禁习外方经典，乃□首而就外藩；一则许传他教规模，乃抗颜而称平等。为法为戒，何去何从，是皆近在同洲，不必远征异域者也。”（林乐知、蔡尔康：《中东战纪本末初续编总跋》，同上书。）其实，林乐知早就对亚洲这几个主要国家的得失有所考虑，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初他便说过：“东方诸国，改化之速莫如日本，改化之迟莫如中国，改化之难则莫如印度。”（林乐知：《辨忠篇》上，《万国公报》七十九卷第15页。）肯定日本而斥责印度的倾向非常明显。同时，即使对于日本他也不是全盘肯定，早在70年代便一再批评日本的虚夸和狭隘的意识形态：“今观日本似乎天地之中只一日本而已，外此尚堪称为国乎？”“其实日本蕞尔之区，人亦不尽有教化者也，而乃夸张若是，骄矜如斯，……且恐关系之事伏于其中而不觉也。”（林乐知：《续环游地球略述》，同上五六七卷第145页。）历史已经证明他不幸而言中，尽管其原因不尽在意识。

全面了解这些情况我们就会理解，林乐知等西人总的指导思想是期望中国以日本为榜样，学习西方，奋发图强，而不是要变中国为西方的殖民地。所以他在甲午战争后才会又一次提醒中国人：“彼欧洲诸国者，平日各谋其利，自顾其私。”（林乐知、蔡尔康：《中东战纪本末初续编总跋》。）

论者也许会说，他们卷入了中国的政治斗争，指手划脚，干涉中国内政，企图控制中国政府，这正是帝国主义分子或侵略者嘴脸。对这个责难，我们也必须实事求是地予以分析。诚然，他们中的有些人，特别是李提摩太，与朝野政界人士有密切联系。李提摩太既曾应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谘询提出一个庞大的维新变法计划，也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还曾游说张之洞等大臣，推销他的改造中国的计划。林乐知也直言不讳他提出的种种政见亦冀图上达天听，其中不少政论并已送达总理衙门和皇帝。不过，外人参政与“侵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要是说在古代和中世纪，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政府已不时有任用客卿的记录的话，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后，外国人参与别国政治的现象便屡见不鲜了。法国革命家拉斐德参加了美国独立战争，而被誉为“伟大的公民”的美国思想家潘恩也参加了法国大革命，有谁敢说这是“侵略者”在“干涉内政”吗？在近代中国，一直有不少外国的志士仁人与孙中山同甘苦、共患难，包括策划武装斗争，这与一国政府蓄意干涉别国内政迥然有异，又有谁愿意谴责他们是“侵略者”或帝国主义分子呢？按照同样的道理，我们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把活跃在19世纪中国政坛的外国人一律加上“侵略者”的恶谥。问题在于他们活动的内容是否有利于中国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的利益，而根据现有资料判断，李提摩太、林乐知等人参与政治活动的中心恰恰在于促进中国的变法维新，他们是当时中国革新势力的朋友而不是中国迈向富强的绊脚石。对这样的人物，即使是外国传教士，也不应轻率地予以谴责。

在李提摩太的维新计划即《新政策》中，包含着聘请外国顾问与中国大臣共同执掌权力的内容，这不是变中国为殖民地的阴谋吗？在近代世界，因本国无适当人材而聘请外国顾问的情况比比皆是。在19世纪末，清帝国要推行现代化计划就不能不借用外国人才，这也是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在提出这个建议时李提摩太已经作了解释：“惟事势如斯，已成迫不及待，可奈何？无已，则有俄罗斯日本之成法在：借用他国之人，而派本国大臣与之合办。行之十余年，华人一切熟谙，然后自行经理。非惟俄罗斯日本然也，即德法两国初行铁路时亦莫不然。”（李提摩太：《新政策》，《万国公报》八十七卷第5页。）几年后林乐知也重申了这个意思：“日本当明治维新之会，知其人之未足有为也，广延西国之达官，与闻东邦之大政，今之隆轨，此其权舆。”（林乐知、蔡尔康：《匡华新策》，同上一二四卷第4页。）显然，聘外国顾问与殖民地化并无必然的关联，如推行的计划足以导致本国富强，倒不失为摆脱殖民化命运的一条途径。而审视一下他们提出的《新政策》的内容与维新派的要求却是一致的。至于西人权力的大小、任用期限等等则是可以商议的相对说来较次要的问题。

还要看到，聘请外国人才协助治国是当时不少对清政府大员颟顸愚昧有所了解的有识之士的共识。例如，郑观应先于李提摩太已提出：“犹恐不识洋务，骤然大举，为人所愚，宜聘请各国才德兼优、历练已深、素有声望之老臣宿将来华，令为各部及水陆军大臣佐理，庶可藉收速效。”（郑观应：《盛世危言·国债》，《郑观应集》上册，第584－585页。）

以上情况表明，无论是甲午战争以前还是战后，这些西方人士确曾为中国的富强费心尽力而无意陷害中国。有些论著曾摘引他们参与制定的某些宗教文件中的“中华归主”或“占领”中国等字样以证明其侵略野心，那同样是一种误解，因为这是一种传教语言，是宗教的而不是军事和政治的归属和占领。宗教有时虽和政治纠缠不清，但它归根到底是一个精神世界的问题，其消长的决定因素并不是军事和政治权力，国家独立与否也与哪一种宗教盛衰无关。

也许有人会说，按照你的观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不是被一笔勾销了吗？

对于这样的责难应该说些什么呢？

首先，对“文化侵略”这个概念必须予以严格界定。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世界各国先后纳入世界市场中去以后，各国间的文化学术交流愈来愈趋紧密而成为不可抗拒的趋势。这既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又进一步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文化交流与文化侵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只有外国或外国人摧毁或掠夺别国的文化遗产，以及培养只爱外国不爱甚至背弃祖国的思想为目标的文化活动才是文化侵略。

其次，要了解19世纪和20世纪列强与中国关系中的同与异。从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上半叶，两者的基本关系是前者侵略和奴役后者，这是最重要的共同点，但同中有异。以19世纪中国对列强侵略和冲击的回应说来至少有三个不容忽视的特点：一是从统治层到下层民众，有颇多的人(当然不是全部)把反抗外来侵略与抗拒外来先进文化混同。他们虽然爱国的调门很高，却往往是最大的误国者。直到20世纪初订立了丧权辱国的《辛丑和约》以后，统治者的这部分人才对侵略者唯命是从，结成某种形式的反动同盟。二是对世界现状有较多了解的朝野人士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全面地改革社会制度，才是救治中国臻于富强的唯一道路。为了致力于改革，他们通常都主张力争与列强和平相处，不轻易激化矛盾。因此，他们往往忠而获咎，累遭诟骂，但历史已经证明他们是体现了历史前进方向的真正的爱国者。三是由于中西文化有明显的时代差距，而由于长期的闭塞状态，中国人对西方近代文化了解甚少，且懂得外国语文的人也极为罕见，因此，在西方传教士中就出现了为介绍西方文化耗尽毕生精力且成果累累的人物。他们通常与洋务派、维新派有较密切和友好的关系。总的看来，他们在文化领域的努力是有利于中国的进步和发展的。

如果以上所说大致不差的话，我们就应该毫不含糊地说：19世纪外国侵略者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如火烧圆明园等对文化珍宝的摧残和掠夺、奴化思想的宣传等等)是应该坚决谴责的——仅是因为这是许多论著已经阐明的东西，本文不再赘言。可是，不能轻率地把所有的传教士都视为“侵略者”，像林乐知、李提摩太、傅兰雅等一批人在洋务运动期间就曾是西学东渐的重要中介人，对推动中国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起过重要作用。同一切历史人物一样，他们也有种种可非议之处，他们寄希望于清廷的逐步改革而不愿看到革命，因而曾几次贬斥孙文，对非洲和印度人也不乏贬词，在传播科学和民主知识的同时也不厌其烦地宣讲神学……这无非证明了一个简单的常识：古往今来，没有通体发亮的完人。

笔者唠叨这么一大堆，归结起来无非是一句话：不要把19世纪中国人民的朋友误认为狼外婆。

第九章 曾国藩思想面面观

　 友：洋务运动的研究热闹了好几年，老兄有何高见？

袁：一言难尽。谈起洋务运动总是离不开恭亲王奕訢、曾国藩与李鸿章。除慈禧以外，对19世纪下半叶中国历史影响最大的人物恐怕就数他们了。而就思想而论，曾国藩是个突出的典型。

曾国藩属哪一家？

友：直至20世纪上半叶，曾国藩的影响仍然引人注目，在这几个人中他似乎影响最为深远。但我给你们这些编哲学史的弄糊涂了：有的专章论述，有的却闭口不谈。曾国藩究竟是不是哲学家？

袁：有差别才好。千篇一律、人云亦云的书你愿意看吗？是不是哲学家未见有法定标准。以家称人或自称，所在皆有，良窳不一，难以深究。至于应否写入专史，这就要看作者的史识如何了。

说到这里我倒想起一个有趣的问题：曾国藩的思想究竟属哪一家？

时贤把曾氏列为中国近代的重要哲学家(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主要把他视作理学家。这样定位不能说毫无根据：一是他曾师事唐鉴，并向倭仁请益，二人都以理学名世；二则他的有些文章，如《答刘孟容书》、《顺性命之理论》、《书学案小识后》、《送唐先生南归序》等，口口声声“学者何？复性而已矣。所以学者何？格物诚意而已矣”（曾国藩：《答刘蓉(孟容)书》，《曾国藩全集》书信(一)21页，岳麓书社1990年，长沙），道学味十足，而在其他文章中也不时流露道学气。

不过，多方面地看看曾氏的言行，判定他为理学家又有轻率之嫌：

第一，应该看到程朱理学是官学，曾氏出身于翰林，位兼将相，常把修心养性的官话挂在嘴边自在情理之中。

第二，他受过理学大师的薰陶，熟悉程朱之学，理学对他说来不都是门面话，但那仅是其思想的一部分，同时，学与成家，其中程度大有差别。曾氏讲理学，大体说来无非是陈陈相因的旧话。而真正称得上家的人，总要给一种学问增添点新内容。

第三，曾氏毕生信守儒学，但儒学不等于理学。

曾氏究竟怎样看待理学？

他对理学奠基人不乏褒扬之辞，甚至不惜为之辩护：“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张子，以为上接孔孟之传。后世君相师儒，笃守其说，莫之或易。……吾观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于洙泗，何可议也？其训释诸经，小有不当，固当取近世经说以辅翼之，又可屏弃群言以自隘乎？”（曾国藩：《圣哲画像记》，《曾国藩全集》诗文第249页。）在他精心挑选认为足以代表中国文化的三十二位圣哲中，这五人都占一席。可是，他赞的主要是这五人继承孔学或解经之功，而不在于他们的发明。

一再被引用以证明曾氏理学思想的是这么一段话：“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人之才智，上哲少而中下多，有生又不过数十寒暑，势不能求此四术遍观而尽取之。是以君子贵慎其所择而先其所急，择其切于吾身心不可造次离者，则莫急于义理之学。”（曾国藩：《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42页）把宋学推到首位，表达了他巩固现行社会秩序的强烈愿望，这是由他的政治思想所决定的，而德行居首又是古今中外教育思潮的主流，所以他如此训示士子自在情理之中。可是，不能忽视他接着就补充说：“程朱诸子遗书具在，曷尝舍末而言本，遗新民而专事明德？……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之可分。”（曾国藩：《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43页）可见反对空谈心性，要立足于经世致用，这才是他的宗旨所在。

同时，这些赞辞出自冠冕堂皇的官方训示。看看他在知交中如何评论理学和理学家，对其真实思想的了解就会更全面和深刻一些。他在给郭嵩焘的一封信中写道：“性理之说愈推愈密，苛责君子愈无容身之地，纵容小人愈得宽然无忌，如虎飞而鲸漏，谈性理者熟视而莫敢谁何，独于一二朴讷之君子攻击惨毒而已。”（曾国藩：《复郭筠仙中丞》(同治五年十二月初五)，《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六，第1页。）这些入木三分的评论，简直是对理学和理学家的控诉书。

至于在私家记载中，曾国藩口中的理学家更不成器。倭仁是当时著名的理学大师，曾氏私下却说：“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倭艮峰(仁)，然才薄识短。”（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同治八年五月廿八日)，学生书局1964年，台北。）他曾罗致一批道学先生，“然第给以厚糈，不假以事权”。有一次他的亲信幕僚对这些人有不敬之词，他便直言不讳地告诫他：“此辈皆虚声纯盗之流，言行必不能坦白如一，吾亦知之。然彼所以能猎得厚资者，正赖此虚名耳。今必揭破之，使失其衣食之资，则彼之仇汝，岂寻常睚眦之怨可比？杀身赤族之祸伏于是矣。盍戢诸！”（徐珂：《曾文正幕府人才》，《清稗类钞》第三册第1389-1390页，中华书局1984年，北京。）很难想象，如此看待理学中人的曾氏会是一个理学家。

第四，看看他如何引导亲人治学，理学在其心目中的位置就更加清楚了。

现存1459封曾氏家书，好些包含着谆谆告诫弟弟和子侄如何治学成才的内容，敞开心扉表达了他的学术思想和对理想人格的期许。

他在给其弟国荃的一封信中写道：“学问之道，能读经史者为根柢，如两《通》(杜氏《通典》、马氏《通考》)、两《衍义》及本朝两《通》(徐乾学《读礼通考》、秦蕙田《五礼通考》）皆萃《六经》诸史之精，该内圣外王之要。若能熟此六书，或熟其一二，即为有本有末之学。”（曾国藩：《致沅弟》，咸丰八年五月三十日，《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393页，岳麓书社1985年。）这里提到的四《通》都是专题文献汇编性质的书。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即以杜佑的《通典》为蓝本而更为详备，其内容包括田赋考、钱币考、户口考、职役考、征榷考、市籴考、土贡考、国用考、选举考、学校考、职官考、兵考、刑考等二十四个方面，徐乾学的《读礼通考》是一部未编完的书，秦惠田的《五礼通考》即因徐氏体例网罗众说而编成。礼的含义很广，后者不完全是一部礼仪之书，用曾国藩的话来说是：它“举天下古今幽明万事，而一经之以礼。”（曾国藩：《圣哲画像记》，《全集·诗文》第250页。）曾国藩向自己的亲属推荐四《通》，显然是让他们了解社会和通达政务。他自己就说过：“如马端临录于《文献通考》中者，则经济之学无不洞晰。秦味经录于《五经通考》中者，则典礼之学无不精研。”（曾国藩：《复吴竹如侍郎》，《曾文正公书札》卷三十二，第27页。）

南宋真德秀的《大学衍义》和明代邱囗的《大学衍义补》两书以《大学》的八目为纲，“皆征引经训，参证史事，旁采先儒之论，以明法戒，而各以已意发明之”。这实际是一套为皇帝及其臣下准备的政书，前者除了讲帝王为治之序、为学之本等外，子目包括辨人才、审治体、察民情、戒逸欲等等，而后者则补以前书所缺的治国、平天下两目，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等方面，而以经流思想最具特色。值得注意的是，邱囗在理学史上并没有什么地位，真德秀虽对理学统治地位的确立起过重要作用，而就理学的理论而言，不过是朱熹思想的裨贩或二三流的角色。在理学被奉为官学的时代，任何人要进入社会上层都不能不有所了解，曾氏选择这两部书是耐人寻味的，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它们具有很大的实用性，既有修心养性的进德之道，又不乏经世济民之术，与他的义理与经济不可分离的主张十分合拍。

要是说他给他弟弟推荐的六部书中还有一部理学著作的话，给他儿子开列的必读书目就更加明白无误地把理学置诸脑后了。他说：“十三经外所最宜熟读者莫如《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种。余生平好此四书，嗜之成癖……自此四种而外，又如《文选》、《通典》、《说文》、《孙武子》、《方舆纪要》、近人姚姬传所辑《古文辞类纂》、余所抄十八家诗，此七书者，亦余嗜好之次也。……吾儿既读《五经》、《四书》，即当将此十一书寻究一番。”（曾国藩：《谕纪泽》，咸丰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全集》家书第430页。）这张教子书目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把一个坦率地承认平生喜爱的古今著作不包括理学且希望儿子信守这条治学道路的人称之为理学家，不是显然厚诬古人了吗？

友：可是，难道理学对曾国藩纯粹是门面话吗？理学与曾国藩的关系究竟怎样？

袁：把曾氏思想看作是发展过程，你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30岁(1840年)以前他忙于科举和求官，与理学谈不上有什么关系。31岁开始先后向唐鉴、倭仁学习理学，如醉如痴，于是以道学先生自居，开个玩笑便自责“直大恶矣”，觉得自己的诗写得不错，又骂自己“如是可耻之至”，喜爱围棋，与友人下一局，自省为“全无心肝矣”。（《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118、130页。）他的主要理学著作如《顺性命之理论》、《答刘孟容书》(道光二十五年)、《书学案小识后》都是道光末年学习理学的作品，与太平军作战后逐渐摆脱理学的羁绊，咸丰十年后他事业进入巅峰期，理学的影响便更淡了。

友：这样一说，听起来不是全无道理。但你认为他的思想属哪一家呢？

袁：在学术思想上如果一定要戴顶帽子，称曾国藩为儒家的经世致用派比较合适。

他的儒学思想有自己的特点：

一是调和汉宋，博采众长。对儒家内部的各种流派，曾氏力持博采众长、无所偏倚的态度。他曾在给一位朱熹信徒的复信中表示：“国藩一宗宋儒，不废汉学。”（曾国藩：《复夏囗甫》，《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三，第12页。）而他所以推许秦蕙田，原因之一就在于“秦化《五礼通孝》可以通汉宋两家之结，而息顿渐诸说之争”。（曾国藩：《复颍州府夏教授书》，《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第38、40页。）而在宋儒中他也力主调和朱陆及其后学：“当湖学派极正，而象山、姚江亦江河不废之流。”（曾国藩：《复颍州府夏教授书》，《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第40、38页。）在儒家之外，他推许庄周为圣哲，盛赞其才，屡予征引。这些都表现了他治学的博大胸怀。

二是立足于经世致用。他调和各家、吸收众长不是无原则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经世致用。为什么他那么看重四《通》？因为在他看来，“欲周览经世之大法，必自杜氏《通典》始矣。马端临《通考》，杜氏伯仲之间。”“秦(蕙田（《五礼通考》的作者——引者)于杜、马为近。”（曾国藩：《圣哲画像记》、《全集·诗文》第250、251页。）也就是说，他把这些看作经世的大典。他还认为：“文章之可传者，惟道政事，较有实际。……浅儒谓案牍之文为不古，见有登诸集者，辄鄙俗视之；不知经传固多简牍之文……江陵盛有文藻，而其不朽者乃在筹边、论事诸牍。阳明精于性理，而其不刊者实在告示、条约诸篇。”（曾国藩：《圣哲画像记》、《全集·诗文》第250、251页。）什么样的文章才算是传世之作？不同的答案体现着人们不同的人生和价值观念。这段话本身不是什么不刊之论，但它道出了曾国藩的理想和追求。据此断定经世致用是曾氏治学的基本倾向，恐怕不是没有足够根据的揣测。

有的论著称曾氏为礼学家。看到把曾氏视为理学家过于勉强，试图作出新的概括，不失为有益的探索，因为曾氏的大弟子李鸿章就说过：“其学问宗旨以礼为归。尝曰：古无所谓经世之学也，学礼而已。”（李鸿章：《曾文正公神道碑》，《李文忠公遗集》卷四，第19页。）问题在于这个概念不容易准确界定：首先，儒家内部没有形成一个可以称为礼学的学术思想流派；其次，曾氏不是专治一经的学人，这个概念很容易使人们产生不必要的误解，以为曾氏是研究礼学著作的专门家；再次，曾氏对礼的推许表达了他的经世思想的重要方面，但还有一些重要方面，特别是具有时代意义的新思想，又不是礼学二字所能涵盖的。

所以，我认为把曾国藩称为儒家的经世致用派较为贴切。

从曾国藩看儒学如何应变

友：你唠叨半天，证明曾国藩是经世致用派，这与洋务运动有什么关系？

袁：洋务运动是19世纪下半叶清政府应付前所未有的“大变局”的主要措施。儒学是当时的统治思想，也是清政府施政的指导思想。为什么奕訢、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那么起劲办洋务？这些洋务活动与儒学有哪些关系？只有通过剖析这些“中兴”重臣的思想才能找出比较准确的答案，而曾国藩又是其中最具典型性的人物之一。要了解19世纪的中国儒家如何对付西方文化的挑战，就不能不了解曾国藩的思想。

友：在同时代的人物中，倭仁不是更有资格代表儒家吗？

袁：儒学有多种流派，倭仁不失为其中一派的典型，不妨称之为不变派，虽然包括倭仁在内的古今人物严格地说没有绝对不变的。不少论著喜欢掇拾倭仁反对变革的言论以证明儒家的陈腐，可是，不能忘记这种回应并不代表19世纪中国儒学的主流。倭仁位尊而权轻，他对同治以后的朝政谈不上有什么重大影响。曾国藩曾直言不讳地说：“艮相(即倭仁)老成宿望，近年势颇孤立。”（曾国藩：《复吴竹如侍郎》，《曾文正公书札》卷三十二第21页。）这不是个人的遭遇问题，而是这一类人的迂腐无法解决任何紧迫问题。他们起过阻滞和牵制作用，但真正代表儒家主流应变动态的是被称为洋务派的那些大臣们的言行，而曾国藩则是其中的承先启后的人物。

友：承先启后？

袁：对。我所说的承先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继承了魏源以来一些先进人物的思想，使之付诸实践。儒家的应变构思不自曾国藩始，魏源的《海国图志》特别是其中的《筹海篇》就是最初的蓝图，可是它生不逢时，成了书生议政的记录。使这些探索付诸实践的是洋务运动的领袖，尽管其中一些重要主张并没有得到贯彻。二是他成了吸引同时代先进人物和先进思想的中心。曾氏的一大特点是广收人才，其幕府之盛一直为晚清人士所赞誉。其学生李鸿章说：“朝廷乏人，取之公旁……知人之鉴，并世无伦。”（李鸿章：《曾文正神道碑》，《李文忠公遗集》卷四第20页。）现在看来也不是毫无根据的吹捧，虽然难免带点溢美气味。同光年间许多督抚出自其麾下，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他对先进知识分子的吸引力。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与《海国图志》一脉相承，是儒家经世致用的又一大纲，写成以后，冯氏首先想到的就是寄给曾国藩，并请他为之作序：“敢乞赐之弁言，旗青云而显，附骥尾而彰，荣幸我矣。”（冯桂芬《与曾揆帅》，《显志堂稿》卷五第30页。）而曾氏除早已托李鸿章等人致意希冀招其入幕外，好些政务乃至军事问题都虚心求教（曾国藩：《致冯敬亭》，《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六第36页），《校邠庐抗议》更是赞扬备至。他曾致函冯氏：“蒙示以校邠庐大论四十首，属为序跋。细诵再四，便如聆叶水心、马贵与一辈人议论，足以通难解之结，释古今之纷。……尊论必为世所取法，盖无疑义。”（曾国藩：《致冯敬亭》，《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四第18页。）

当时真正了解西方的知识分子首推容闳，在天京之行失望后，他逐渐寄希望于曾氏。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曾文正者，于余有知己之感，而其识量能力，足以谋中国进化者也。”（容闳：《西学东渐记》85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他在中国的事业就是在曾氏支持下开始的。

近代中国的第一批科学家如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人都曾是曾氏幕中人物，郭嵩焘是其挚友，而薛福成则是一介书生，是在他直接培育下脱颖而出的。

我看不妨从广上去解释“承先”的内涵，说曾国藩“承先”包含着汇萃当时文化精英的先进思想的意思。

至于“启后”则更显而易见。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主要领袖，他是从曾氏幕中走上出将入相高位的。同时，他不但在未中进士前受业于曾氏门下，即使在其恩师扶植下成了独当一面的将帅和封疆大吏后，还继续受到曾氏的频频指点。后来，李氏及其他洋务派大臣的事功已经超过曾氏，但基本的思路仍在曾氏的言行中可以见其端倪。

友：究竟是哪些基本思路的端倪呢？

袁：曾国藩考虑的不是中国的全面变革的问题。两种异质文化的接触，首先引发的往往是局部的冲突和融合，只有少数最敏锐的思想家能迅速了解双方根本差别所在。不过，不能因此忽视局部性变革的巨大意义，人类社会的历次重大变革都是以这些局部性的变动为契机的。问题在于从哪些方面开始？这对此后的发展必然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值得注意的是曾氏主张从何变起。

曾国藩主张的变革环绕着困扰朝野上下的如何处理同西方列强的关系而展开。大致有这么几个要点：

第一，各国平等相处。

同治六年，曾国藩提出一个处理对外关系的重要主张：“其争彼我之虚仪者许之，其夺吾民生计者勿许。”（李鸿章：《曾文正公神道碑》，《李文忠公遗集》卷四第19页。参阅《曾国藩全集》奏稿九第5784-5787页，岳麓书社1991年。）这个意见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内容。

从乾隆爷开始，中国和西方各国交往的一大障碍就是要不要行跪拜礼等所谓礼仪问题，鸦片战争后侵略者咄咄逼人，但是在很长一个时期里，执政当局仍在皇帝能不能及如何会见外国使节等虚文上纠缠不休，这类纠纷甚至成为触发或激化双方矛盾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清廷看来，这类礼仪“体制攸关”，难以让步。背后是个重要的文化心理：中国是天朝上国，与其他各国不是平等的敌体。中国告别中世纪要解决的众多问题之一，就是摆脱这个文化心理羁绊，按照现代观点去认识和处理各国之间的关系。林则徐组织翻译国际法，迈开了重新认识各国关系的重要一步。20年过去了，风浪叠起，中国蒙受了包括北京被占、签订城下之盟的巨大屈辱。侵略者的蛮横和残暴中包含着历史的必然，如果中国人老是停留在限于义愤填膺地谴责敌手的水平上，那在世界舞台的角逐中恐怕只能长期扮演不长进的弱者的角色。历史不理会道德说教，它是在各种力量的冲撞中刻下自己前进轨迹的。要与对手平等地对话，就必须正视和克服自己的弱点。曾国藩的上述主张便体现着认识的提高，其实质是要清廷清除虚骄之气，在对外关系中把注意力集中到维护国计民生的基点上来，为建立现代外交关系奠立基础。历史已经证明，现代国际关系中建立平等关系的主要障碍来自西方列强和其他侵略者，但不必讳言，像中国这样贫弱的被压迫国也有自身的不恰当的习惯和措施成为形成不必要的国际纠纷的因素。曾氏所指责的正是清廷自身的这些弱点。

当然，曾国藩没有那么全面、明确的认识，他主要是从过往的经验教训中体会到症结所在的，因此，他通常只能用古老的语言表达出一些朦胧的现代意识。例如他说过：“夷务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笃者，厚也。敬者，慎也。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难。吾辈当从此一字下手，今日说定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曾国藩：《复李少荃》，《曾文正公书札》卷十八第15页。）时下不少论著喜爱引用这句话以证明曾氏对外“妥协投降”，其实与曾氏的本意相差颇远。曾氏援引孔子的话出自《论语》，原话是：“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子张书诸绅。”这个被孔门视作南针的信条，要求人们言行忠诚、有信、敦厚、慎重，这体现着儒家的理想人格和道德规范，旨在激励人们自尊自强，以自己高尚的人品去赢得尊重。这里包含着在与别人交往中必须尊重对方的意思，但其中绝无以谄媚的奴颜去讨好别人之意。曾国藩用这些古话，表达的是要求转变天朝上国君临万邦的传统观念，把国际关系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

不妨听听他自己的诠释，对其意思的理解可能更为准确：“自古善驭外国，或称恩信，或称威信，总不出一信字……既已通好讲和，凡事公平照拂，不使远人吃亏，此恩信也。至于令人敬畏，全在自立自强，不在装模作样。临难有不可屈挠之节，临财有不可点染之廉，此威信也。《周易》正家之道，尚以有孚之威归诸反身，况立威于外域，求孚于异族，而可不反求诸己哉？斯二者看似迂远而不切于事情，实则质直而消患于未萌。”（曾国藩：《复应敏斋观察》，《曾文正公书札》卷三十第44页。）他谆谆告诫的是应以自尊、自强的态度去对待外国，与“妥协投降”自然风马牛不相及。

有的论著认为，曾氏一再讲“信”，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无非是引导中国人去信服和服从外来的侵略者，那正是地道的投降理论。其实，这是对历史背景缺乏全面了解造成的误解。不错，十九世纪西方列强在中国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总的说来在中外冲突中中国是正义的一方，但这不等于说中国方面在中外冲突中的一切行为都是无可指摘的，不能低估长期宗法专制统治和闭关锁国造成的愚昧在对外交往中的负面影响。例如，当时所谓反入城事件此起彼伏，连绵不断，在一些地方大吏和士绅看来，让一些外国人依照条约进入一些地方的城内做生意和游览简直是奇耻大辱，因此千方百计激励“民气”，拼死抗拒，有的事件(如广州在鸦片战争结束后的反入城斗争)还成了诱发祸国殃民的大灾难的重要因素之一。曾国藩所说的“信”，首先就是针对那些“显违条约，轻弃前约”（曾国藩：《复应敏斋观察》，《曾文正公书札》卷三十第44页）的错误行为而发，冀图引导有关人士以理智的慎重态度去处理同外国的关系，与那些逞气蛮干、不顾后果的短见浅识相比，自是棋高一着，利国利民，扯不上是什么“妥协投降”。曾国藩还不可能具备现代外交知识，其认识有不全面之处，但时至今日，在基于不同国家自身利益的纵横捭阖的交往中，信守条约和诺言、争取更多的与国建立深浅不同的互信关系仍是不可忽视的原则。中国历来重视“以史为鉴”，今天的史家更不应该谴责十九世纪清醒的理性的爱国主张。

第二，在对外关系中确立以和为主的方针。

晚清时期，朝野上下在对外关系的基本方针上有和、战两种不同的主张，曾国藩曾在当时的日记中写道：在朝廷中“恭邸重在和局，醇邸重在战守，物论与醇者较多”。（《曾国藩全集》日记(三)1599页，同治八年正月初五。）曾国藩的这段日记写于同治八年，当时恭亲王奕訢主持朝政，权倾一时，而其弟醇郡王奕譞也“在内廷行走”，是慈禧牵制奕訢的一个棋子，也有其不可忽视的影响。奕譞上奏“议驱除洋人之法”，其中包括“请令督抚激励绅民打毁天主堂”、“请将大内各洋货颁赏，屏弃异物”（曾国藩：《与左季高》，《曾文正公书札》卷六第31页）等主张，集中反映了朝廷内外盲目排外的愚昧心态。

在50年代，曾氏虽然心存疑虑，但未坚决反对以战雪耻的方针。咸丰八年(1858)他曾对左宗棠吐露胸臆：“夷务果有翻局，不悉听其所要，是极好机会。然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昔在宣宗皇帝，亦尝切齿发愤，屡悔和议而主战守，卒以无良帅不获大雪国耻。今欲罢和主战，亦必得三数引重致远折冲御侮之人以拟之。”（曾国藩：《与左季高》，《曾文正公书札》卷六第31页。）进入60年代以后，他转而坚决支持以和为主的方针。他曾对心腹幕僚说：“醇邸意在主战……吾以目下不可不委曲求全，而又不可不暗中设防奏覆。”（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四)2224页，学生书局影印，1964年，台北。）他又在给李鸿章的信中写道：“承示驭夷之法，以羁縻为上，诚为至理名言。自宋以来，君子好痛诋和局，而轻言战争，至今清议未改此态。有识者虽知战不可恃，然不敢壹意主和，盖恐群情懈驰，无复隐图自强之志。”（曾国藩：《复李中堂》，同上卷三十三第9页。）为贯彻这一方针，他认为必须信守和约，避免激化矛盾，不以战争手段解决双方冲突，着眼大局，不在小事上纠缠。他说：“鄙意办理洋务，小事不妨放松，大事之必不可从者乃可出死力与之苦争。”（曾国藩：《复吴竹庄廉访》，同上卷三十一第10页。）

他的转变主要是由几个因素促成的。一是对双方力量对比的清醒估计。他早就看到无论在军事还是经济方面中国都正处于弱势，军事冲突往往给国家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因此，应该在整体上实行以和为主的方针。二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僧格林沁等人对一些问题处理不当，激化了矛盾，辱国殃民，令他难以忘怀，所以他一再以不纠缠小事为戒。三是受到郭嵩焘和冯桂芬等先进思想家的影响。郭氏是他的老朋友，曾系统地提出一套对外关系理论（参阅本书《从林则徐到郭嵩焘》），曾国藩的以和为主的思想是进入60年代以后形成的，包括其南宋以来历史经验等观点，明显具有受惠于郭氏的印记。在这期间冯桂芬也认为，在同外国相处中切忌“以小嫌酿大畔”（冯桂芬：《制洋器议》，《校邠庐抗议》第73页，光绪丁酉明善社刊），“今既议和，宜一于和，坦然以至诚待之……然则将一切曲从乎？曰：非也。”（冯桂芬：《善驭夷议》，同上第75页。）这些论著于辛酉春(1861年)曾呈送曾氏并大获赞誉。（曾国藩：《致冯景亭》，《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四第18页。）目前看到的曾氏“壹意主和”的记录都比此晚出。不能武断曾氏本来没有主和之意，当英法联军蹂躏京津之际，他就曾流露：分兵北上救援于事无补，而有损于围剿太平军。但上述史实已足于证明，他们(还可加上奕訢和李鸿章)在处理中外关系上的以和为主的主张是互相呼应、相得益彰的。

第三，力主购买和制造船炮。

洋务运动的开端和重要内容在于购买和仿造西方船炮。就仿造而言，其发轫于曾氏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要考察的是其出发点是什么。咸丰十一年(1861)他曾上奏：“至恭亲王奕訢等奏请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凡恃己之所有夸人所无者，世之常情也；……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曾国藩：《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摺》[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八日]，《曾国藩全集》奏稿(三)，第1603页。）这是师夷长技的重要开端，它表明就是在与太平军生死搏斗中曾国藩仍然没有忘记夺英法所恃。师夷是为了制夷，从魏源到曾国藩一脉相承，确认这一点有助于准确地把握洋务运动的性质。

第四，学习西方科学技术。

在近代中国，好些学习西方的大事都与曾氏有密切关系。例如，《几何原本》明末翻译出版了其中的前六卷，19世纪60年代李善兰完成前人未竟事业，与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合作译出后九卷，令中国人得睹全帙。曾国藩极力支持，承担了出版费用，实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派幼童留美，在上海机器局添设翻译局，他都是主要决策人，而这些对西学在中国的传播都起了良好的作用。

第五，在学习西方中不忘独立自主，捍卫国家主权。

众所周知，曾氏一直不同意借洋兵助剿太平天国。他自己说过：“彼以助我而来，我若猜忌太深，则无以导迎善气。若推诚相与，又恐其包藏祸心。观于汉口焚船等案，片言不合，戎事立兴。嫌衅一开，全局瓦解。臣始终不愿与之会剿者，盖亦筹之至熟。”（曾国藩：《议复调印度兵助剿摺》，《曾国藩全集》奏稿(四)第2391页。）也就是说，对西方列强他一直深怀戒心，生怕他们侵犯国家的利益和主权。他赞成学习西方，但认为不能长期受制于人，必须把学习西方变为增强独立自主力量的一个环节。例如，购买西方轮船后就有两种主张：“顷又接劳辛阶总制咨到札稿，其意欲全用外国人不欲参杂用之。国藩愚见，既已购得轮船，即应配用江楚兵勇，始而试令司柁、司火，继而试以造船造炮，一一学习，庶几见惯而不惊，积久而渐熟。”（曾国藩：《复恭亲王、桂中堂》，《曾文正公书札》卷十八第22页。）后一意见显然体现了曾氏力求国家自立、自强的意识。

友：这些转变与儒家思想有什么关系呢？

袁：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看其中关系：

一是它体现着儒家思想开始变化。这个变化是从处理中外关系开始，而涉及二千多年来未变的一个根本观念——夷夏现念。这是后来一系列重大变化的开端。

二是它显示了儒学变化的一个基本路向：从外来文化中汲取营养，推动自身的变革。儒学与佛学的融合曾导致新儒学——宋明理学的诞生，在19世纪下半叶，也已露出重走这条道路的端倪。

三是这个变化是儒家固有因素孕育出来的。曾国藩所以能成为为变革开路的人物之一，在于他继承了儒家的几个优秀品格。

首先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主义精神。儒家的优秀传统之一是培育了中国人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紧结合的自觉，治国、平天下的追求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箴言已经成为社会认可的理想人格和道德规范。曾氏晚年被封为武英殿大学士，位尊为“相”而居汉大臣之首，但按照清代政制，这仅是没有实权的尊号。在其事业的鼎盛期，他虽是节制几省军务的主要军事统帅，但其实职始终是地方大吏——直隶总督、两江总督。按照思不出其位的原则，他完全可以循规蹈矩，以完成本职工作为满足，可是，他一再发出建立机器局、派遣留学生等倡议。这些行动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急于改变国家贫弱面貌的爱国热忱超越了个人成败得失的考虑。他曾同李鸿章说过：“鄙意北方数省因循已久，……东南新造之区，事事别开生面……制器造船各事，皆已办有端绪。自强之策应以东南为主。阁下虽不处海滨，尚可就近董率，购办器械，选择人才，本皆前所手创，仍宜引为己任，不必以越俎为嫌。”（曾国藩：《复李中堂》，《曾文正公书札》卷三十二第19页。）在专制制度下，越俎代谋小则招怨，大可惹祸。据内容看，此信大约写于1867年李氏被任命为湖广总督后。曾氏一生谨慎，平定太平天国后又恐权重位高招忌，加上健康每况愈下，因而一再要求归田以完晚节，如果不是出于考虑国家安危，他的行动实在无法理解。

其次，实事求是的精神是推动他的爱国情怀走上与学习西方相结合的基本因素。从主观上看，那些坚决反对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的蠢人也不乏爱国热情，两者的区别在于是虚骄还是求实。儒家的经世致用派一贯强调从实际出发，这种学风代代相传，成为这一流派的人物历来较有成就的重要原因。曾国藩继承这个传统，也一再强调“不说大话，不骛空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曾国藩：《求阙斋日记类钞·问学》），“禁大言以务实”。（曾国藩：《劝戒浅语十六条》，《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40页。）理学家们沉溺于心性之学，热衷于从考察思想动机中去鉴别君子与小人，而曾氏对此作了重大的修正，他说：“恒言皆以分别君子小人为要，而鄙论则谓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无一成不变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晓事则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晓事即为小人。寅刻公正光明则为君子，卯刻偏私昧暧即为小人。”（曾国藩：《复郭筠仙中丞》，《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四第8－9页。）晓事、知人，这都是主客观密切结合的实践活动，这些活动不但有客观标准可寻，而且必须眼睛向下，虚心考察实际情况，从阅历中方能得之。他甚至直截了当地说：“不晓事则挟私固谬，秉公亦谬，小人固谬，君子亦谬。”（同上，第8页。）把是否如实地认识客观事物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对理学笼罩下的社会上层说来，这是非同小可的是非标准的变动。试想一想，醇王、倭仁之流完全可以标榜自己是秉公的君子、爱国的典范，倭仁至死仍在提醒皇帝“勿忘庚申之变”——即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之耻，但其对策却是“毋以诗书为迂阔”（倭仁：《遗摺》，《倭文端公遗书》卷二第30页），要“非圣之书，屏而不读”（倭仁：《应诏陈言疏》，同上第3页）。按照他们的思路，国家固然走不出困境，儒学亦必然继续在泥淖中打滚。曾国藩在君子小人的区分这一重大问题上作出新的概括，这既是对理学的勇敢挑战，也是为实事求是地体察国内外情况、汲取新知识、采取新措施祛障辟路。针对中国士大夫的思维特点，他特别强调不能迷信经籍。他说：“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君子之作事，既征诸古籍，诹诸人言，而又必慎思而明辨之，庶不致冒昧从事耳。”（曾国藩：《笔记十二篇》，《曾国藩全集》诗文393页。）务实之意溢于言表。

再次，他继承发扬了儒家思想中的主变因素。儒家有强烈的“率由旧章”的保守性格，亦有丰盛的变动不居的辩证法遗产。以曾国藩来说，直至道光三十年(1850)他仍然郑重其事地申明：“独至我朝，则凡百庶政，皆已著有成宪，既备既详，未可轻议。”（曾国藩：《应诏陈言疏》，《曾国藩全集》奏稿一第6页。）对内外交困的境况感受不深，缺乏变以解危的紧迫感。随着太平天国义军在大江南北驰骋，他由一帆风顺的京官转到地方上兴办团练，阅历增长，对社会痼疾的了解加深，求变的思想便日益加强了。他在1859年写道：“吉，非有祥瑞之可言，但行事措之咸宜，无有人非鬼责，是即谓之吉。过是则为吝矣。……《易》爻多言贞吝。易之道，当随时变易，以处中当变，而守此不变，则贞而吝矣。……故曰：‘震无咎者，存乎悔。’”（曾国藩《笔记二十七则·悔吝》，《曾国藩全集》诗文360页。）震就是动，要反乎贞吝而在变动中求吉与无咎，在于正视现实，不断改正既往的缺点错误。个人如此，国家大事也是如此。进入60年代以后，曾氏积极推动和参与学习西方的洋务，这也是重要的思想基础。

从曾国藩身上，我们又一次看到儒学在变，儒学也可以变。如果光从思想本身看，变化是从龚自珍特别是魏源开始的，但真正付诸行动，或思想的变化直接影响到实际的社会生活，却与洋务运动领袖们的言行密不可分，因此应该珍视这个变化。曾氏的言行不是孤立的，它代表着一批儒门人物的新动向，例如洋务派在朝廷的主要代表奕訢1867年刻印了自己的文集，除了儒家原有的迂见外，也与曾氏等人一样显露了这一派人的新追求。请看：“圣人之心浑然一理，故仁知合德”，“凡人之心胶于一定之见而不知变，事物之来应之必多所滞，以其不能明理故也。”（奕訢：《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论》，《乐道堂文钞》卷三第11、12页。）这不是在骂不知变化的儒者背离了圣人之道吗？

曾国藩有没有“卖国投降”？

友：按仁兄的说法，曾国藩简直成了适应时势的英雄，而中国大陆的多数史家迄今仍视他为历史罪人。你恐怕把事情弄颠倒了吧？

袁：学术上的是非从来不以支持者多寡为定。同时，我还相信我的观点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为更多的人所理解和赞同。

史家非难曾氏无非两条：一是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刽子手，二是处理天津教案“卖国投降”。而这两条都有可疑之处。

友：难道他没有镇压太平天国？

袁：他当然是战胜太平天国的统帅。问题是这场战争的性质是什么？如果这是推动中国社会现代化与反对现代化的势力在搏斗，而清政府代表后者，那么曾氏自然罪责难逃。不幸，当时的清政府固然腐朽不堪，而有的史家也已有力地证明太平天国建立后不久便迅速封建化。只要确认了这个前提，那么，清政府同后期的太平天国(天京事变后)决战，便成了难分轩轾的两个宗法专制集团之间的斗争，所谓曾氏是镇压革命力量的刽子手的罪名就难以成立了。

友：在处理天津教案中，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此举内负疚于神明，外得罪于清议”（曾国藩：《谕纪泽》[同治九年六月二十四日]，《曾国藩全集》家书二第1375页），你还要为他辩护？

袁：看一个历史人物，自我评价当然可供参考，但决不能不加分析地视为定论。

先看看天津教案的基本事实：

同治九年(1870)五月二十三日，24名外国人在天津被打死。以国籍分，计法国17人，俄国3人，比利时2人，英国和意大利各1人。其中包括法驻津领事丰大业和十名修女。另外还有中国神甫1人，死伤教徒数十人。并烧毁了法国人办的望海楼教堂、仁慈堂、法国领事馆以及英美人办的耶稣教堂十座，破坏和掠走财物一批。

起事原因：1，多年积怨加上蒙昧无知，一些无稽谣言迅速传播，说教堂把迷魂药分给教民，拐骗丁口特别是幼童，取脑挖眼剖心以配药，已发现被挖的眼睛盈镡，等等。天津府、县等官员不但不予澄清、制止，反助长流言，致使群情激愤，演为暴行。2，法国领事丰大业在与地方官吏交涉中，面对包围的群众两次开枪，其中一次击中知县的仆从，点燃了事件的导火索。

处理结果：行凶人员16人斩首，29人分别判处军杖徒各刑。支付抚恤费和赔偿财产损失49万两。派崇厚到法道歉。天津知府、知县革职和流放黑龙江“效力赎罪”。

今天回顾这个旧案，曾国藩有没有“卖国投降”之嫌呢？

从法理的层面看，丰大业有不可推卸的罪责，但总的说来正如李鸿章所说“此案诎在津民”（李鸿章：《遵旨带军赴直摺》(同治九年七月初五)，《李文忠公全庥》奏稿卷十六，第35页），惩凶、赔偿无可厚非。在办案中，曾国藩、李鸿章坚持国家主权，拒绝洋人参加审判，也拒绝了他们的一些无理要求，如杀提督、知府、知县等。同时，在办案中他们坚持以清代固有法律为根据。在曾国藩看来：“在中国戕官毙命，尚当按名拟抵，况伤害外国多命，几开边衅，刁风尤不可长。”（曾国藩：《天津教案奏结》，《教务纪略》卷四第4页，上海书店影印。）李鸿章也认为：“冀终归于一命一抵了案。”（李鸿章：《论天津教案》[同治九年九月初九]，《李文忠公集·译署函稿》卷一第2页。）从当今法学观点看，这自然是大有争议的，但这却是《大清律》的重要原则，乾隆十八年就曾降旨强调“一命必有一抵”（《清史稿》卷144，《刑法》三，《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210页，北京），在清律中也大致体现了这个精神。很难说这个案件的处理没有可訾议之处，但揆诸法律，似乎扯不上投降卖国等罪名。

友：事情应该首先从政治层面看。西方列强是侵略者，人民群众的反帝、反侵略行动代表正义，不但不支持反而摧残这些正义斗争，难道不是卖国投降行为吗？

袁：这是一些人喜爱的思维方式，但细加推敲，其中包含着好些必须澄清的问题。一是怎样判断国家和人民利益所在，如何厘定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真正代表者？二是群众是否总是正义的化身，应该支持他们的一切行动，特别是反对西方各国的行动？请让在下慢慢道来。

曾国藩说过一段很有意思的话：“力疾赴津办理此案，众议纷歧。论理者佥谓宜乘此机与之决战，上雪先皇之耻，下快万姓之心，天主教亦宜趁此驱除。论势者则谓中国兵疲将寡，沿江沿海略无豫备，西洋各国穷年累世但讲战争，其合纵之势、狼狈之情牢不可破，邂逅不如意，恐致震惊辇毂。鄙人偏信论势者之言，冀以消弭衅端，办理过柔，以致谤议丛积，神明内疚。”（曾国藩：《复李次青廉访》，《曾文正公书札》卷三十三第13页。）

这里比较准确地概括了两种不同的政治主张：

前者充满爱国激情，与朝野上下多数人的愿望正相符合。可是，政治不是感情游戏，它不能跟着激情自由驰骋。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必须全盘考虑各方利益所在和力量对比，在现实的基础上坚决维护自己所代表的国家或社会势力的利益。而这种主张却任凭自己报仇雪恨的愤懑，不顾国家安危，孤注一掷，逞快一时。因此，从政治层面看，这是没有远见把国家命运当儿戏的误国主张。

后一主张冷静地考虑了力量对比——中国正处于弱势，估量了国家利益——消弭边衅、保持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其政治远见是前者无法比拟的。可是，要提出和坚持这一主张，必然受到社会舆论即所谓清议的谴责，这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氛围(闭关锁国习惯与天朝心理的奇特混合体)同经世致用派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的对立。

曾国藩深受传统文化浸润，因此他还要承受来自自己内心的压力，“外惭清议，内疚神明”的喟叹就是务实的政治家与文化保守主义的儒家二位一体的曾国藩的内心独白。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的求实精神战胜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令他作出了明智的选择。他对自己的儿子吐露心声：“天津事尚无头绪，余所办皆力求全和局者，必见讥于清议。但使果能遏兵，即招谤亦听之耳。”（曾国藩：《谕纪泽纪鸿》，《曾国藩全集》家书二，1374页。）这是为国家利益而忍辱负重的高尚情怀。

由此可以引出两个结论：

一是不能盲目肯定群众所干的一切，包括在“反帝”或其他高大的名义下的行动。应该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没有这种理性态度，历史就仍然是一笔糊涂帐。我们吃“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论的苦头已经够多了。一百多年前，郭嵩焘已经痛心疾首地分析过某些群众性蠢行的祸害。（参阅本书《从林则徐到郭嵩焘》。）对天津教案中的群众行为，在肯定其爱国初衷的同时，也应指出其行为的愚昧性及损国害民的后果。其实，正如郭嵩焘所指出的，19世纪许多不合理的反洋人行动并非民众自发，而是由官吏和士绅策划的，是他们在宗法专制思想和对世界现状惘然无知的状态下制造或鼓励了这类蠢行，我们也不必以这类言行作为近代中国爱国主义的典范。

二是在天津教案中曾国藩不但没有“卖国投降”，而且显示了不顾个人屈辱而为国宣劳的爱国情怀。

友：老兄的意思岂不是洋务派才是爱国楷模？在侵略者面前，他们的骨头是软的！

袁：话不能说得那么绝对，对任何历史人物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往往都不符合实际。洋务派有过误国之举，但是不是都是“软骨头”，或有时软有时硬，这些都是应该细细讨论的问题。今天不扯整个洋务派，只围绕曾国藩来谈。

在近代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维护国家独立一直是个决定历史进程的基本问题之一，症结在于怎样才能有效地解决这个基本问题。曾国藩的对策不外两个要点：

一是师夷长技，夺其所恃。西方列强既是侵略者，又是老师，一身二任。只要承认这个前提，就不能不承认曾氏及其他洋务派的出发点是对的。有人认为他们的出发点不是反帝爱国，而只是挽救腐朽的清廷，镇压人民，因此不值得肯定。我想，这个论断既与历史事实不符，也苛求前人。要求百年前的清代大臣不考虑清政府的命运，撇开挽救清政府去谈救国，那他们就成了革命家了。同时，翻检曾氏全集，凡是谈到学习西方的地方都必然提及这有利于对抗列强，说他只考虑镇压人民云云，却于史无据。如果有人不相信这句话，倒不妨花点时间去查一查。

二是要求整饬自身。同治元年间他写道：“鄙意求胜于洋，在中国官不要钱，兵不儿戏，不仅在税饷之盈绌，尤不在体制之崇卑。”（曾国藩：《复李少荃中丞》，《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第35页。）同治五年(1866)他又写道：“至于令人敬畏，全在自立自强，不在装模作样。临难有不可屈挠之节，临财有不可点染之廉……。”（曾国藩：《复应敏斋观察》，同上卷三十第44页。）这些话反映了他对吏治和军事败坏、外交工作迂腐无能的强烈不满，也体现着他反对腐败、励精图治的强烈愿望。

用他自己的话来概括，则是“以忠刚慑泰西之魄，而以精思窃制器之术，国耻足兴”。（曾国藩：《复李少荃中丞》，同上卷二十第38页。）他是在同治元年(1862)说这句话的，这也是他致力洋务的指导思想。这足以证明洋务运动从滥觞之日起就以雪耻自强为轴心。

同时，事物总是在对比中显示自己的特性的。19世纪下半叶，高喊与侵略者不共戴天、以驱赶洋人为快却不愿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文化之士比比皆是，这些人口中的爱国、救国、反侵略说到底是南辕北辙的空谈。同他们相比，曾国藩等洋务派人士无疑是更高明更清醒的爱国者。骨头的软硬不能以反洋人的嗓门大小去厘定，也不能以主战还是主和去衡量。

当然，曾国藩也没有找到救国的正确道路。在这个问题上，他与郭嵩焘等先进思想家相比有较大的差距（参阅本书《洋务思潮与王韬、冯桂芬、郑观应等的探索》），但那更与“卖国投降”无关了。

曾国藩对中国文化的贡献

友：直到20世纪，曾国藩仍然是许多人心目中的英雄，魅力未减，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袁：这的确是非常有趣的现象。蒋介石奉曾国藩为楷模，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梁启超、蔡锷也崇拜他。甚至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也对曾氏推崇备至，1917年他致信友人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5页，湖南出版社1990年，长沙。）直至1920年6月，他仍虔敬地念叨：“曾、左吾之先民，黄、蔡邦之模范。”（毛泽东：《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1920年6月23日]，同上第490页。）更有趣的是，蒋介石留下了“手钞曾文正嘉言录”的记录（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1925年1月2日条，香港龙门书局1965年影印），而毛泽东的《讲堂录》中也一再摘抄曾氏的格言。（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81、592、593页。）同时，这不是他们几个人的偏爱，而具有相当的广泛性，20世纪上半叶，《曾文正公家书》是许多家庭的教子书，1949年以后这部书在大陆销声匿迹三十多年，至80年代又成了书店中的常见书。1911年春蔡锷应聘至滇任新军第19镇37协统领官，选编《曾胡治兵语录》为“精神讲话”教材，该军后来在辛亥革命和讨伐袁世凯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1917年4月，商务印书馆刊行了这本语录。黄埔军校创办伊始，校长蒋氏将之略加补充，又印发全校“人各一编”，国民党老一辈的将领没有读过这本书的恐怕很难找到。如果考虑到共产党的不少名将和重要领导人周恩来、林彪、徐向前等都曾在黄埔工作或学习，加上1943年延安出版的八路军《军政杂志》刊登了《增补曾胡治兵语录白话句读》，要各级军官学习（《中国兵书集成》第50卷卷首说明，解放军出版社、辽沈出版社联合出版），其影响的广泛和深刻更不容低估。

为什么这些叱咤风云的人物如此推许曾国藩？简单地说，他们都视曾氏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典范。梁启超说曾氏“卒乃变举世之风气而挽一时之浩劫，彼其所言，字字皆得之阅历而切于实际，故其亲切有味，资吾侪当前之受用者，非唐宋以后儒先之言所能逮也”，并说其著作“实揭吾国民之伟大精神”。（梁启超：《曾文正公嘉言钞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四第2页；《曾胡治兵语录》序，商务印书馆1917年，上海。）而在青年毛泽东看来：“国学者，统道与文也。姚氏《类纂》畸于文，曾书则二者兼之，所以可贵也。”（毛泽东：《致萧子升信》[1915年9月6日]，《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5页。）

友：这些评价未必准确。

袁：的确，任公的论断似有溢美之意，而毛泽东的思想后来有很大变化，这些都是不容否定的事实。但他们的意见包含着合理因素，即肯定曾氏的著作体现着中国文化的正面价值。古往今来都没有“句句是真理”的人，曾氏思想中也不乏负面因素。问题在于我们过去对曾氏在中国近代文化中的独特作用研究很不充分。

我想，有几个特殊条件为曾氏在文化领域的成就奠定了基础：1，对中国传统文化兼收并蓄，老庄、管子、法家、兵家、经、史、诗、文、历代典章制度和儒家内部各派理学、心学、汉学等等，他都颇为熟悉。2，丰富的政治军事经验。他在翰林院学习和工作十多年，先后兼任礼、兵、工、刑、吏五部侍郎，后来统军作战十余载，身任总督十多年，集军政和外交大权于一身。他是19世纪最富军事政治经验的中国人之一，恐怕只有李鸿章可与匹敌。3，毕生坚持不懈的读书写作习惯。

只要善于对待，他所积累的好些心得、经验不失为可贵的文化遗产。

友：具体说说他在文化领域的哪些方面有所建树，恐怕比空洞的论断更令人信服。

袁：就纯学术方面说，他写过一些文字学的札记(见其杂著《笔记二十七则》)，显示了他的功力，但谁也不会认定他是文字学家。不应忘记他是有丰富政治、军事经验而又注重修身的大儒，谈他对文化的建树离不开这个基点。

经世致用是涵盖面很广的概念，它既是思维方法，又包含众多的学科。我想，就曾国藩来说，他在中国式的行政管理和军事学方面留给后人的东西便颇为丰盛。

先说说他所总结的行政管理，它体现了中国的政治文化，其中不乏可取之处。

第一，博取众长的为政指导思想。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基本观点之一是为政与修身的统一。这就是《大学》所说的“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曾国藩也是遵循这个思想去参与政治活动的。但在变化了的天地里，他没有以传统自囿，而是推进传统。早在1851年他便认为：“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前世所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曾国藩《求阙斋日记类钞》卷上第50页，光绪二年传忠书局刊。）

请看他所追求的理想：“念周末诸子各有极至之诣，其所以不及仲尼者，此有所偏至，即彼有所独缺……若游心能如老庄之虚静，治身能如墨翟之勤俭，齐民能以管、商之严整，而又持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补之，则诸子皆可师也，不可弃也。”（《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652－653页[咸丰十一年八月十六日]。）这里说的是他为政与修身的指导思想。有清一代，朝廷历来把儒学视为至高无上的指导思想和是非标准，不容有所偏离，曾国藩在日记中透露自己的心声，虽然仍肯定仲尼高于诸子，但老庄墨却成了修身的典范，管商则是治国之标的，这不是他偶然的念头而是多年深思熟虑的结论。

曾氏历来喜读老庄，50年代末以后他的事功步入巅峰期，老庄思想的影响也随之加深。在中国历史上，士大夫消极避世之际常以老庄自娱，曾氏在建功立业的鼎盛时期醉心老庄，这是比较罕见的现象。窥其用心有二：

一是安身立命的基础。曾氏一向以谨慎、谦让著称，50年代末他已渡过了困难时期，军政大权在握，兄弟均位居高位，盈亏相续、福祸相倚的信念萦绕胸际，仅从道德规范的层面用力已不能完全满足他家长保声名之需，以老庄思想为安身之本体的意识便应运而生。他在同治元年(1862)的日记中写道：“因九弟有事求可、功求成之念，不免代天主张，与之言老庄自然之趣，嘱其游心虚静之域。”（《曾国藩全集》日记[二]第721页[同治元年二月十七日]。）稍早，他已一再强调：“以庄子之道自怡”，“立身之道以禹墨之勤俭兼老庄之静虚，庶于修己治人之术两得之矣。”（曾国藩：《求阙斋日记类钞》卷上第16、20页。）这些都证明天道自然虚静已成了他的根本信念之一，于是反对骄傲、妒忌、追逐名利、奢侈等修身活动便置于更高和更深的基础上了。

另一层用意是以老庄之道为施政的指导思想。同治七年十二月(1869年1月)他写道：“思古圣王制作之事，无论大小精粗，大抵皆本于平争、因势、善习、从俗、便民、救敝。非此六者，则不轻于制作也。吾曩者志事以老庄为体，禹墨为用，以不与、不遑、不称为法，若再深求六者之旨而不轻于有所兴作，则咎戾鲜矣。”（《曾国藩全集》日记(三)第1579页。）这时，太平天国和捻军已相继失败，战乱以后以清静无为之道治国，休养生息，中国历史上不乏先例。曾氏此时提出不轻兴作，显然有承袭这些历史经验之意。

星移斗换，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沿用古代经验颇为困难，也非曾氏本意。当时的急务在改革而非无为而治，实际生活中也没有出现清静无为的局面。曾氏这些思想的可贵之处在于公开宣告要博采众长、择善而从，有些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措施因此而得以采纳。例如，他向往管、商治民之严整，在实际操作中他强调管理之要“一在树人，一在立法”，而军政官员“亦以法立令行、整齐严肃为先”（同上日记[三]第417、371页），这与现代法思想有相通之处。又如，既然博采众长，也就没有什么理由要排拒西方之长，创设机器制造局、刊刻西方科技书刊、派遣幼童出国等新政也就成了汲取西方之长的必要措施。1862年，当中国的科技人员在他支持下造出了第一艘轮船时，他热情洋溢地说：“华衡芳、徐寿所作火轮船之机来此试演……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曾国藩全集》日记[二]第766页。）许多学习西方智巧的爱国图强的盛举都由他首倡，显然同他的兼收博取的指导思想密不可分，这是他给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添加的新内容。

第二，以勤廉为本的居官准则。

中国历代贤臣能吏提出过难以数计的官箴，这是在儒家“修身为本”的政治思想薰陶下自励励人的格言。曾国藩自拟的修身箴言、联语也有不少，最基本的是以勤廉自勉。他在一封信中写道：“仆与阁下及诸君子相处十余年，谆谆以勤廉二字相劝。仆虽衰老，亦尚守此二字兢兢不懈。”（曾国藩：《复黄日岐军门》，《曾文正公书札》卷三十二第16页。）有时，他加上一个谦字，使意思更加完备。他对两个弟弟说：“余以各位太隆……故将劳、谦、廉三字时时自惕，亦愿两弟之用以自惕。”（曾国藩：《致沅弟季弟》[同治元年五月十五日]，《曾国藩全集》家书二第834页。）

在朝野上下贿赂公行、贪泉泛滥的情况下，一个为各方瞩目的军政大员要出污泥而不染，真是谈何容易。曾国藩也未能免俗要一次又一次动用公款给各方送“别敬”、“炭敬”、“部费”、“程仪”，以求不致处处制肘、动辄得咎。同当时的大小官员一样，他也有来路不当的收支。他曾坦率地对儿子谈及有关情况：“直督养廉银壹万五千两，盐院入款银近二万两，其名目尚不如两江缉私经费之正大……余计每年出款须用二万二三千金，除养廉外，只须用盐院所入七八千金，尚可剩出万余金，将来亦不必携去，则后路粮台所剩缉私一款断不必携来矣。”（曾国藩：《谕纪泽》[同治八年三月初三]，同上第1355页。）他所动用的粮台、盐院的收入虽有上述送礼的部分，也不乏“以公银作私用”（曾国藩《致澄弟》，同治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同上第1052页）的成分。

不过，在一个末世王朝中活动的曾国藩除了这些已成社会惯例的收支外，仍不失为比较清廉的大员，这主要表现在自奉甚薄。他服膺老庄的表现之一，是在养生之道上也信奉自然之说，反对服食贵重补品。他还认为“多欲如好衣、好食、好声色、好书画古玩之类，皆可浪费破家”（曾国藩：《书赠仲弟六则》，《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33页），也反对官僚们已习以为常的购置田产、修造房屋和祖宗祠堂。时人给他的鉴定是：“未尝置屋一廛，增田一区，疏食菲衣，自甘淡薄，每食不得过四簋，男女婚嫁不得过二百金，垂为家训。”有些人口口声声“为人民服务”，以“无产阶级”的代表自居，却肆意挥霍，与曾氏真有天渊之别。

同时，他还严于约束子弟和亲人，对其弟国荃的贪婪行径有所批评，而对子女则更严加管教。他谆谆告诫他们：“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习，则难望有成。”（曾国藩：《谕纪鸿》，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七日，同上家书二第836页。）“总之，爱惜物力，不失寒士之家风而已。莫怕寒村二字，莫怕悭吝二字，莫贪大方二字，莫贪豪爽二字。”（曾国藩：《致澄弟》，同治二年十一月十四日，同上第1058页。）我想，对当今的大员及衙内们说来，曾氏的治家言行仍不无教益。

特别有意思的是曾氏对勤的诠释：“勤字之要但在好问好察。”（《曾国藩全集》日记一499页，咸丰十年五月初六。）勤之一字本来是沿袭多年的修身规范，但在曾氏那里却注入了新的内容。他说：“细思处人处事之所以不当者，以其知之不明也。若巨细周知，表里洞澈，则处之自有方术矣。吾之所以不能周知者，以不好问、不善问耳。”（《曾国藩全集》日记二第855页，同治二年二月初一。）也就是说，勤字不但是普通的行为准则，而且是待人处事成败的关键，而其基本内涵也不仅是努力不懈，更重要的是要“好问”、“善问”、“善察”，从而洞悉人和事的本来面目，为正确地处事待人提供可靠的基础。

经过曾氏的新诠释，“勤”这个行为规范被赋予了人生观和方法论的意味。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办事、待人必须从实际出发，为此要坚持的基本方法是要乐于和善于调查研究。这体现着经世致用派的实事求是的基本信念。再考虑到他把知人、晓事作为君子有别于小人的主要标志，与作为领导者行为规范的勤的诠释构成密不可分的一体两面。这充分显示出曾氏思想的深邃。

第三，“与人为善、取人为善”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根本准则。

“与人为善，取人为善”来自《孟子》，原文是：“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孟子·公孙丑章句上》。）曾国藩继承这个思想并将之作了详尽的解释：“思古圣人之道莫大乎与人为善。以言诲人，是以善教人也；以德薰人，是以善养人也。皆与人为善之事也。然徒与人则我之善有限，故又贵取诸人以为善。人有善，则取以益我；我有善，则与以益人。连环相生，故善端无穷；彼此挹注，故善源不竭。君相之道，莫大乎此；师儒之道，亦莫大乎此。”（《曾国藩全集》日记二第851-852页，同治二年正月廿一日。）要是说孟子强调的是虚心采纳各种意见，那么在曾国藩那里，取、与两件事成了相互推动、永不终结的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

与此同时，曾国藩还把这确定为处理人际关系的根本原则之一。他在《日记》中写道：“九弟来久谈，与之言与人为善、取人为善之道，……无论为上、为下、为师、为弟、为长、为幼，彼此以善相浸灌，则日见其益而不自知矣。‘（《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657页，咸丰十一年八月廿八日。）而且在他权力所及之处，他还力图将这个原则化为必须遵守的制度。咸丰九年(1859)他在给部下的一封信中谈到：“前曾语阁下以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以后望将取诸人者何事，与人者何事，随时开一清单见示，每月汇总帐销算一次。”（曾国藩：《复李申夫》，《曾文正公书札》卷九第14-15页。）这不是把既定的原则化为制度或工作方法了吗？我甚至认为这同当今众所周知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也不无关系，说后者继承和发展了前者内在的合理成分恐怕不会毫无根据。

友：这不是将古人现代化了吗？

袁：文化不可能昨死今生，任何民族的当代文化总同过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只要有一定的理论素养，都不难历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同“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两者的差别，此刻似乎没有必要在仁兄面前唠叨这些常识。但也不可忽视他们异中有同。从一定意义上说，取人为善不就是从群众中汲取一切合理的意见和长处吗？与人为善其实也就是帮助群众实现群众自己的要求和利益。

顺便说说，为了认真听取各种意见，曾国藩也同当今的头头脑脑一样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曾国藩：《致沅弟》，同治元年六月二十日，《曾国藩全集》家书二第843页）自律律人，这有书为证，可不是在下信口开合。

有些朋友也许会诘问：剥削阶级你虞我诈，那时谈得上“以善相浸灌”？这是一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说法。任何人类共同体，大至全人类、各个国家和民族、阶级或社会集团，小至一个小小的俱乐部或家庭，都有基于多种因素形成的同与异两个方面。异就是矛盾，就孕育或包含着冲突和对抗的因素。问题在于哪一方面是主导面，同时用什么思想为指导去处理那些矛盾。曾氏的这些主张可贵之处在于体现了中华民族长期积累下来的处理人际关系的有益经验。这些文化遗产中同维护中世纪的宗法专制统治有关的部份(这在曾氏思想中并不鲜见)，我们自然应该抛弃，但正确的东西为什么也要弃若敝屣呢？

友：这确实是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对前人的思想，特别是体现着民族文化积累的那些思想，应该多视角地予以分析。

袁：最有意思的是他的造就和使用人才的思想。这是我想着重向仁兄介绍的第四方面。

曾氏幕中人才之盛，知人之明，他生前身后早有定评，也未见有人提出异议。这应归功于他在人才问题上的远见卓识。

首先，他把能否“得人”即解决人才问题看作事业成败的关键。他一再告诫：“求人自辅，时时不可忘此意。人才至难。”（曾国藩，《致沅弟》，咸丰八年四月初九，《全集》家书一第382页。）“细思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并重。”（《曾国藩全集》日记二第740页，同治元年四月十三日。）为什么他力主派幼童出国学习呢？原因在于“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等奏》，《筹办夷务始末》卷八十二第46页。）在他笔下，重才、育才已经关乎国家的独立和盛衰。

其二，人才是在培育和磨砺中成长的。他面对内忧外患，而原有的军政机构已腐朽不堪，急需另找依靠。有没有人才，如何发现人才，这是他必须回答的问题。他以经世派的求实睿智作出颇为深刻的答案：“天下无现成之人才，变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耳。……诚能考信于载籍，问途于已经，苦思以求其通，躬行以试其效，勉之又勉，则识可渐进，才亦渐充。”（曾国藩：《劝诫浅语十六条》，《全集》诗文第441页。）没有天生的聪明才智，多干，多思，勤读书，虚心向有经验的人请益，才干必源源生长。重要的是领导者要以培育人才为己任，而不要不自责而责人。他曾提醒属下：“人才以陶冶而成，不可眼孔太高，动谓无人可用。……若在上者不自咎其才德之不足以移人，而徒致慨上智之不可得，是犹执策而叹无马，岂真无马哉？”（《曾国藩全集》日记一422页，咸丰九年九月廿四日。）

在解决了人才的重要性和有马、无马(人才)这些前提后，他还对如何善于发现和使用人才、提供让他们脱颖而出的适宜环境提出了一系列精辟意见。请听我慢慢道来。

其三，选才应不拘一格。求全责备历来是打击英才的一条大棒，特别是在理学统治下空谈心性成风的社会环境下，敢与流俗抗争的杰出之士更易成为众矢之的。曾国藩早就对这种社会风气深恶痛绝，深知这不过是培植庸才、摧折杰士的毒雾。道光三十年(1850)他便上书皇帝，指出朝中大臣“大率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曾国藩：《应诏陈言疏》，道光三十年三月初二，《全集》奏稿一第7页。）三年后，他又痛心疾首地说：“二三十年来，士大夫习于优容苟安，揄修袂而养跬步，倡为一种不黑不白不痛不痒之风，见有慷慨以鸣不平者则相与议其后，以为是不更事、轻浅而好自见。国藩昔厕六曹，目击此等风味，盖已痛恨次骨。”（曾国藩：《复龙翰臣》，《曾文正公书札》卷四第38页。）曾氏不了解这是衰败中的中世纪专制制度的固有症候，更不知道出路只有一条：彻底改造原有的社会制度。但其可贵之处在于敏锐地看到必须别树一种人才观。

他认为时代已在呼唤人才的崛起：“方今兵革不息，岂无奇材崛起？无人礼之，则弃于草泽饥寒贱隶之中；有人求之，则足为国家干城腹心之用。”（曾国藩：《剿捻告示四条》，《全集》诗文第421页。）关键是应有正确的选拔人才的标准，不要令不世奇才因小疵而见弃。他说：“大抵任事之人断不能有誉而无毁，有恩而无怨。自修者但求大闲不弃，不可因讥议而馁沈毅之气。衡人者但求一长可取，不可因微瑕而弃有用之材。苟于矫矫者过事苛求，则庸庸者反得保全。”（曾国藩：《致恽次山中丞》，《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三，第20页。）“要以衡才不拘一格，论事不求苛细，无因寸朽而弃连抱，无施数罟以失巨鳞。”（曾国藩：《复庄卫生》，同上卷八第30页。）

平庸者往往面面俱圆，而奇材大器则个性鲜明、瑕瑜互见，这是屡见不鲜的现象。曾氏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奋力与这种纵容庸懦而摧折杰士的氛围抗争。为了贯彻这一主张，他特地提醒下属不要因资历和地域而限制人才的使用。他说：有为者“不宜复以资地限之。卫青人奴，拜将封侯，身尚贵主。此何等时，又可以寻常行墨困奇倔男子乎？”（曾国藩：《与李次青》，《曾文正公书札》卷五，第32页。）所以，他因奉旨在家乡组建团练起家，湘军自然以湘人为多，但他确实网罗人才不分畛域，其幕府兴盛的原因之一就是到处求才，而李鸿章和淮军的兴起更离不开他的着意扶植。

其四，要把人才放在适当的岗位上。

当时，官方的安排使用是士人的主要出路，他们的穷达主要取决于掌权者如何选材用材，事业的成败也与此息息相关。曾氏晚年总结自己的经验时特地回顾这一重大问题，他说：“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庸流。……千金之剑以之析薪，则不如斧；三代之鼎以之垦田，则不如耜。当其时当其事，则凡材亦奏神奇之效……当世不患无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适宜也。……当战争之世，苟无益胜负之数，虽盛德亦无所用之。余生平好用忠实者流，今老矣，始知药之多不当于病也。”（曾国藩：《笔记十二篇》，《全集》诗文第392－393页。）在理学盛行之世，人们出于不同的动机，往往以不恰当的所谓“德”的规范去决定人才的取舍，而不看是否能不负所托推进事业，而他们衡量德业的方法又常常是吹毛求疵，在卫道的大言下卑劣地争权夺利，不顾事业成败。曾氏对“忠实”、“盛德”之辈误事的微词，对器使适宜的恳切呼呈，以及对君子、小人划分标准的愤懑，实际上都是对理学摧折人才的批判。这并不是说他把德才并重的标准置诸脑后，而仅是就如何正确坚持这一标准总结了自己的切身体会。

其五，鼓励下属独立谋求发展。

尊重、服从上级领导同谋求自身的独立发展，这在各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下都是不易妥善处理的重大问题，在中世纪专制制度下情况更为棘手。曾国藩高出同时代人的卓识之一是公开鼓励下属谋求独立发展。他曾致信李鸿章：“昔麻衣道者论《易》云：学者当于羲皇心地上驰骋，无于周孔脚跟下盘旋。前此湘军如罗罗山、王璞山、李希庵、杨厚庵辈皆思自立门户，不肯寄人篱下，不愿在鄙人及胡、骆等脚下盘旋。淮军如刘、潘等气非不盛，而无自辟乾坤之志，多在台从脚下盘旋，岂阁下善于制驭、不令人有出蓝胜蓝者耶？”（曾国藩：《复李宫保》，《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五第33页。）自先秦荀子等人开始就鼓励后人超越前辈，不过，真正见诸行动的，特别是军事和政治领导者，却历来是鲜见的特立独行。中国传统文化中虽不乏尊重个人独立人格的论述，但那不过是吉光片羽，专制制度下的上下关系以顺从为主要特征，且已上升为美德。曾氏却力倡“自立门户”，“自辟乾坤”，把传统文化中尊重个人的因素发挥尽致。为此，他甚至主张宁用“好逞才能，好出新样”而能“遇事体察”者，不用“好讲资格，好问样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的官气十足之辈。（曾国藩：《复李黼堂》，同上卷十二第20－21页。）这固然与他领导的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跌宕起伏、生死相寻、不能不充分发挥部属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有关，也显示了他罕见的胸怀。

其六，以鼓励为主，引导人才成长。

曾国藩有一条很重要的体会：“人才何常，褒之则若甘雨之兴苗，贬之则若严霜之凋物。”“称许不绝于口，揄扬不停于笔，人谁不欣欣向荣？”（曾国藩：《复许仙屏编修》，同上卷三十三第44、45页。）这并不是说曾氏主张不分是非，倡导互相吹捧的庸俗气氛，相反，他力主吏政和治军都必须严格。但在方法上则必须着眼于表扬和鼓励，而在批评缺点错误的时候也必须注意选择适当的场合，照顾对方的自尊。他曾规劝有关人士：“阁下昔年短处在尖语快论，机锋四出，以是招谤取尤。今位望日隆，务须尊贤容众，取长舍短，扬善于公庭，而规过于私室，庶几人服其明而感其宽。”（曾国藩：《复吴竹庄方伯》，《曾文正公书札》卷三十第26页。）也就是说，他主张精明必须与宽容结合，且要以尊重别人为前提。他的这些主张同现代心理学有惊人的暗合之处，例如，马斯洛就认为：“除了少数病态的人之外，社会上所有的人都有一种对于他们的稳定的、牢固不变的、通常较高的评价的需要或欲望，有一种对于自尊、自重和来自他人的尊重的需要或欲望。”（马斯洛：《动机与人格》第51页，华夏出版社1982年北京。）阿德勒个性心理学的基本观点之一则是不断追求优越是人们行动的内驱力，它引导着个人和种族不断进步。

此外，曾氏“推贤让功，和衷共济”、顾大局求团结的言行，也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良精神。人才能否迅速成长，乃至事业的成败，重要的条件之一是必须保持团结奋斗的比较健全的环境。曾国藩说过这么一段话：“大凡良将聚则意见纷歧，或道义自高而不免气矜之过，或功能自负，而不免器识之偏，一言不合，动成水火。……外省盛称楚师协和，亲如骨肉，而于胡林翼的苦心调护，或不尽知。”（曾国藩：《历陈前湖北抚臣胡林翼忠勤勋绩摺》，《全集》奏稿三第1636－1637页。）这不但是对胡林翼的表彰，也是曾国藩自己的切身体会和夫子自道。湘淮军与太平天国及捻军的搏斗最后以后者的失败而告终，前者团结奋战的状况总的说来远胜后者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同任何军事、政治集团一样，湘淮集团内部也有矛盾，但作为主要统帅的曾国藩以其宽广的胸怀比较恰当地处理了内部的纷争，有力地维护了团结的大局，为部属各显其能创造了重要前提。

曾国藩把度量的大小列为区分君子小人的又一重要标尺。他说：“所谓小人者，识见小耳，度量小耳，致使君臣、朋友、父子、兄弟、夫妇之间，此皆量褊而易以滋疑者也。君子则不然，广其识，则天下之大，弃若敝屣；尧舜之业，视若浮云。宏其度，则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曾国藩：《笔记二十七则》，《全集》诗文380页。）他以此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指导思想。

不顾是非的掣肘，是常见并最易引起相互报复而结仇的现象。曾氏在面对这类情况时正是秉着宏其度、反求诸己的精神去处理的。例如同治元年(1862)间，他同江西巡抚沈葆桢因厘金分配问题发生争执，沈要扣下应解湘军的厘金自用。除了双方上报朝廷裁定外，曾氏这样解剖自己：“日内因江西藩司有意掣肘，心为忿恚。然细思古人办事，掣肘之处，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恶其拂逆，而必欲诛锄异己者，权臣之行径也；听其拂逆而动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无敌国外患而己为虑者，圣贤之用心也。吾正可借人之拂逆以磨砺我之德性，其庶几乎！”（《曾国藩全集》日记二第808页，同治元年九月二十五日。）当时，曾国藩正以钦差大臣、两江总督的身份统辖包括江西在内的四省军务，巡抚也归其“节制”之列，此事虽最后由朝廷裁决，但其严于责己的精神无疑是可贵的。

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反对自己的人，也是曾氏顾大局、识大体的重要表现。突出的例子是处理同左宗棠的关系。他的墓志铭中有这么一段话：“其于左公宗棠趣尚不同，而奇左公智术，以公义相取，左公亦以显名天下。”（黎庶昌：《曾国藩年谱》附录《荣哀录》第95页。）可是，左氏在曾氏扶持下脱颖而出成为独当一面的军政要员后，却以爱闹意气和喜骂人的特点平添许多纠纷。在19世纪60年代，这些纷争不含要不要反对西方侵略者这一类牵涉爱国、卖国、妥协、投降等重要原则的内容。当矛盾表面化以后，曾氏采用两条办法：一是表扬、鼓励不参与纷争的部属，如他一再赞扬李鸿章“阁下不与左帅争意气，远近钦企”（曾国藩：《复李宫保》，《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三第39页），并说这是李进德甚猛的表现。二是当骂到自己头上时则不予理睬。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左公之朝夕诟詈鄙人，盖亦糊闻一二，然使朝夕以诟詈答之，则素拙于口……故以不诟不詈不见不闻不生不灭之法处之。”（曾国藩：《复郭筠仙中丞》，同上卷二十六第12页。）他甚至嘱咐自己的儿子：“余于左、沈二公以怨报德，此中诚不能无芥蒂，然老年笃畏天命，力求克去褊心忮心。尔辈少年，尤不宜妄生意气，于二公但不通闻问而已，此外着不得丝毫意见。切记切记。”（曾国藩：《谕纪泽》，《全集》家书二第1333页。）这样的胸怀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

工作中出了差错怎么办？这是经常遇到的问题，处理不当，动辄对人际关系带来恶劣影响。曾国藩也以非常慎重的态度去看待这个问题，他说：“大抵事败而归咎于谋主者，庸人之恒请也。”“国藩在军时，有一时与人定议，厥后败挫，或少归咎于人，不能无稍露于辞色者，亦以见理未明故耳。”（曾国藩：《笔记二十七则》，《全集》诗文377页。）这种自责正表现了他力求维护团结的情怀。

与此同时，他极力提倡“不忮(妒忌)”、“不求”的道德规范，冀图从修身中消弭阻碍形成良好人际关系的因素。他说：“善莫大于恕，德莫凶于妒。……我今告后生，悚然大觉悟！”“知足天地宽，贪得宇宙隘。……于世少所求，俯仰有余快。”（曾国藩：《忮求诗二首》，同上第38页。）

友：这无非是老生常谈罢了！

袁：的确，曾国藩思想中的正确部分常常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闪光，即使由于他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而深化或发展了的观点，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新结晶。从总体上看，他的指导思想就是在他那个社会阶层或集团内部建立起中华民族历代先贤梦寐以求的和谐的人际关系。以上五个方面无一不贯串着这个思想。“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和为贵”（《论语》），这是我们民族足以傲世的睿智，也是曾国藩思想的出发点。博采众长、以善相浸灌、尊重和扶植人才、顾大局求团结等等都离不开和而不同的精神。当然，曾国藩只是在社会的上层或湘淮军内部讲和而不同的，但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文化精神的应用范围也有可能扩大。

此外，曾国藩生活在中国由中世纪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转折期，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同现代化事业的结合点。例如，中外历史均已证明，任何国家走出中世纪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之一是摆脱宗法专制体系对人们的束缚。曾国藩自然不可能对此有清晰的认识，可是，他的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支持有为之士自辟乾坤、尊重与自己意见相左的同僚等观点，既体现着“和而不同”等传统文化的智慧，也蕴含着同个性解放的现代观念相通的一些因素。应该细心考察体现在近代历史人物身上的这一类可贵的结合点，而不应轻率地断定这些都是无足称道的老生常谈。

友：在军事思想上曾国藩的主张又有什么魅力，致使《曾胡治兵语录》长盛不衰？

袁：曾国藩的军事思想也是一种文化遗产。湘淮军同太平天国、捻军之间的战争是中国古代战争的终结，双方都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继承者，但由于湘淮军领导集团的文化素养远胜对方，他们继承和有所发展的东西更多。

现在看来，有这么几个要点是特别值得重视的：

第一，组建一支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团结奋战、酷羡英雄的军队。

古往今来，除了为数不多的雇庸军或以抢掠为生的武装集团可以金钱、美女为诱饵而组成以外，一支大的部队在不忽视物质利益的前提下，通常总要有一个深入人心的明确的思想政治纲领为团结的基础，才能长期奋战、不致成为一触即溃的乌合之众。曾国藩深知其中道理，因此，他攻击太平天国“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以“赫然奋怒，以卫吾道”（曾国藩：《讨粤匪檄》，《全集》诗文第232－233页）为围剿太平天国的战旗。撇开双方政治上的是非不说，应该说这个纲领确实是维系湘淮军长期奋战的思想基础。一部《曾胡治兵语录》共十二章，前十章讲的都是思想和政治，把思想和政治作为建军的根本，十分值得重视。

在思想建设中，曾国藩把培养部队以好胜之心为核心的士气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他说：“军事最贵气旺，必须有好胜之心，有凌人之气，酷羡英雄不朽之名，兼慕号令风雷之象，而后兴高众附，有进无退。”（曾国藩：《复李幼泉副郎》，《曾文正公书札》卷三十一第4页。）他除了以升官发财为鼓舞官兵英勇作战的动力外，还非常重视军官的成就美名的教育，并采取预防措施保护和激励士气。他的幕僚有这样的记录：“师论兵事，主胜负不在形而在气。有屡败而无伤，亦有一蹶而不振，气为之也。余出兵屡败，然总于未战之先，留一退步，故尚不至覆巢毁卵。”（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六月十五日，台湾学生书局影印版(三)1885页。）

此外，他还把维护部队的团结放在突出的位置上。他一再教育部将：“凡两军相处，统将有一分龃龉，则营哨必有三分，兵夫必有六七分，故欲求和衷共济，自统将先办一副平恕之心始。……处处严于治己，而薄责于人，则唇舌自省矣。”“湘军所以无敌者，全赖彼此相救。虽平日积怨深仇，临阵仍彼此照顾；虽上午口角参商，下午仍彼此救援。”（《曾胡治兵语录》十，和辑。）根据现有史料全面地看，湘淮军内部虽有矛盾，但团结对敌的大局却一直没有破裂。有的史家热衷于揭示曾李矛盾，似有失之片面或渲染过甚之嫌。当剿捻之战陷入困境之际，互相依赖支持实是曾、李关系的主流。曾国藩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谈到：“来示谓：中外倚鄙人为砥柱。仆实视淮军、阁下为转移。淮军利，阁下安，仆则砥柱也。淮军钝，阁下危，则仆累卵也。”（曾国藩：《致李宫保》，《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六第18页。）他甚至认为散布曾李或湘淮不和无非意在挑拨：“令兄筱泉书来言：左公函中有湘淮暗分气类之语，即从大帅分起云云。鄙意湘淮实无丝毫衅隙。渠前批霆军之禀，颇似有意簸弄。尊处军事若不得手，左公必从而□□之。”（曾国藩：《复李宫保》，同上卷三十一第22页。）时下流行李鸿章取代曾国藩为剿捻统帅是由于两人争权的说法亦无足够的根据，此事的主要原因是曾的健康状况很差，而剿捻初期的失利主要原因则是战略转变和重组军事力量过程的困难，而不是淮军不听曾氏的号令，李鸿章接任之初也未能立即走出困境就是明证。而在整个剿捻之战中，他们师徒俩互相支援、共同商议的记录连篇累牍，很难不赞之为关系良好。在围剿太平天国中情况更是如此。因此，当李鸿章剿捻成功荣膺重赏之际，曾氏的贺函写道：“协揆酬庸之命，恰如人人意中所欲出，此间朋好多以李府之登庸，为曾氏之大庆，纷纷来贺，斯亦一时之佳话也。”（曾国藩：《复李中堂》，同上卷二十六，第34页。）恐怕无法斥之为虚情假意，而不是压抑不住的满腔喜悦自然流露。

曾氏高明之处还在于他重视将政治思想、军事上的各项要求灌输到部队中去。对将领和僚属他不轻下命令，而宁愿以师友的热肠频频嘱咐和商讨或撰成格言戒语劝勉；而对下级员弁和兵勇，他则编就明确、易懂的歌谣和营规，令他们传唱和遵守。《保守平安歌》、《水师得胜歌》、《陆军得胜歌》、《爱民歌》、《解散歌》、《营规》不愧为19世纪思想政治工作的佳作和重要文献。“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第一扎营要端详，”“第二打仗要细思”，“第七不可抢贼赃”……（《全集》诗文第422－432页。）读后很容易令人联想到毛泽东为红军编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等名篇。

友：这可有点出格了，革命和反革命怎能相提并论？

袁：认真读过毛泽东著作的人都知道，他提倡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习，包括自己的敌人在内。他什么时候说过不要向被目为“反动”或“反革命”的历史人物学习呢？任何人如果主张只向志同道合的历史人物或当代英杰学习，必将走向废弃重要文化成果的危险境地。一个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是，20世纪的中国军事史中，除了蔡锷、蒋介石公开号召学习曾国藩外，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同曾氏也有许多共同点(当然也有重要差别，这是不言自明的)。至于这是自觉吸收还是无意中的巧合却并不重要，反正青年毛泽东曾经认真读过曾文正公遗著。

书归正传，继续谈曾氏军事思想的特点。

第二，不迷信书本，注重实战经验，广集众智，一切从实际出发。

从孙子到戚继光的军事著作以及史传所记的重要战役曾国藩都曾考察研究，特别是对相隔较近的戚氏，他从湘军组建之初便借鉴良多。可是，他从自己的经验中深知不能迷信书本和前人。他曾这样回顾自己的军事生涯：“国藩久处兵间，虽薄立功绩，而自问所办皆极拙极钝之事……即于古人论兵成法，亦千百中无什一之合，私心既深自愧叹，又因此颇疑古人之书皆装饰成文，而不可以尽信。敝部如塔罗李鲍，外间有文人叙其战绩已与当时实事迥不相符，窃疑古书亦复尔尔。”（曾国藩：《复尹杏家》，《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九第38页。）因此，他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考究实事，多思多算”。（曾国藩：《复李眉生》，同上卷二十五第29页。）

为了贯彻这一实事求是的态度，他认为必须十分重视有实际作战经验的将领的意见，在他们中间实行军事民主。他说：“师行所至之处，总须多问多思。思之于己，问之于人，皆好谋之实迹也。昔王璞山带兵有名将风，每与贼遇，将接仗之前一夕传各营官齐集，与之畅论贼情地热……令诸将各抒所见，如何进兵……诸将一一说毕，璞山乃将自己主意说出，每人发一传单，即议定之主意也……王之将战会诸将各献计谋，皆宜深思而善学之。”（曾国藩：《与李幼泉》，《曾文正公书札》第23－24页。）这不是简单的方法问题，求实和尊重有真知灼见的人才乃是根本所在。

第三，制胜之道在人不在器。

在采用西方的新式武器问题上曾国藩虽然积极性稍逊于李鸿章，但他决非抱残守阙、抗拒外来新鲜事物之辈。同时，他还敏锐地看到不能见物忘人，而应把人看作决定性的因素：“炸弹轮船虽利，然军中制胜究在人而不在器。”（曾国藩：《复左中丞》，同上卷二十第36页。）这是在同治元年(1862)采用西方武器较多之际他一再告诫所属的观点。

与此相关联的是，他一贯强调部队必须严格管理和严格训练。在他看来，“小仁者，大仁之贼……宽纵不可以治军。”（曾国藩：《笔记二十七则》，《全集》诗文359页。）他制定了非常严格的营规，对作息、“站墙”(警戒)、操练、扎营、行军、服装、号令等都有明确的要求，并严禁抽鸦片、赌博、奸淫等不良习气，规定“规矩要肃静，有礼有法有号令。……奸淫掳掠定要斩，巡更传令都要查。”（曾国藩：《陆军得胜歌》，同上第428页。）对这些规定他要求勤于落实。他说：“营官之要全在一个勤字。训练勤，则弱卒亦成劲旅矣。稽查勤，则哨队咸守营规矣。”（曾国藩：《朱守隆禀报接管湘前右营》，《曾文正公批牍》卷二。）这些规定和要求的贯彻，是湘淮军战斗力较强的重要原因。

第四，稳中求变、战无常法的战略战术。

同中国历代有为的统帅一样，曾国藩也以学习和运用孙子兵法为要旨。其特点是：

1，稳中求变。曾氏用兵以谨慎著称，时人甚至病之为“儒缓”，即染上了儒家保守性的毛病，他亦以此自警。但是，其中也包含着合理因素。《孙子兵法》便强调：“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孙子兵法·形篇》。）曾氏是秉着这个意思行事的。不但在战略上，而且在行军、扎营、接仗等各个环节，他都力求先立于不败之地。他甚至把“打仗要打个稳字”（曾国藩：《初定营规二十二条》，《全集》诗文第461页）定为营规，一再“教诸将平日要走行快，临阵要打得稳”。（曾国藩：《致沅弟》，同治五年十二月初二日，《全集》家书(二)第1305页。）但这并不等于他不求变化，相反，他一再提醒战无常法，抄袭过往的战例往往误事。“忽主忽客，忽正忽奇，变动无定时，转移无定势，能一一区而别之，则于用兵之道思过半矣。”（曾国藩：《笔记二十七则》，《全集》诗文第385页。）但他总的宗旨是：“先求稳当，次求变化。”（曾国藩：《致沅弟》，咸丰八年正月初四，《全集》家书(一)第365页。）

2，力戒浪战，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他对曾国荃说：“凡与贼相持日久，最戒浪战。……宁可数月不开一仗，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算计。”（曾国藩《致沅弟》，咸丰七年十月十五日，同上第348－349页。）他所说的安排算计，包括敌我双方情况的了解、战斗的部署、后勤供应、出现不利情况的救援等等都有全盘的安排。换句话说是：“算毕而后战，不宜且战而徐算。”（曾国藩：《与李次青》，《曾文正公书札》卷五第38页。）力求大处着眼，小处下手，不留下漏洞。

在算计中如发现没有把握，他主张宁可不打，这样才有利于保持旺盛的士气。“为将者设谋定策，攻则必取，不然毋宁弗攻。守则必固，不然毋宁弗守。攻之而为人所逐，守之而为人所破，虽全军不遗一镞，其所伤实多。”（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六月十五日，影印本(三)第1885页。）

3，集中兵力。《孙子》主张集中兵力：“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孙子·虚实篇》。）曾国藩继承这一思想，也力主集中兵力。他曾批评部将：“阁下用兵事事可法，惟开仗时分支太散，队伍太少，如晨星之落落，不足以摄敌之胆，转足以长贼之气，人皆以此议阁下之短。”（曾国藩：《复张凯章》，《曾文正公书札》卷十四第28页。）这是他指挥作战中的一个重要主张。

4，以全军破敌为上，保城池次之。

他有一个重要主张是：“危急之际，以全军保士气为主。”（曾国藩：《复李宫保》，同上卷三十一第23页。）同治元年九、十月间，李秀成、李世贤率部围攻金陵城外雨花台曾国藩营地46天，在此期间，曾氏兄弟频商要不要退兵，曾国藩又一次重申这个原则：“总之，用兵之道，全军为上，保城池次之。弟自行默度，应如何而后保全本军。如不退而后能全军，不退可也；如必退而后能全军，退可也。”（曾国藩：《致沅弟》，同治元年十月十五日，《全集》家书(二)第890页。）

这四点虽不能概括曾氏战略战术的全部，已足以显示这些思想的价值。听听一代名蒋蔡松坡的评论吧：“其论出师前之准备，宜十分周到……与近今之动员准备用意相合。其以全军破敌为上，不以得土地、城池为意，所见尤为精到卓越，与东西各国兵学家所唱道者如出一辙。临阵分枝宜散，先期合力宜厚二语，尤足以赅括战术战略之精妙处……先期合力者，即战略上之集中、展开及战术上之开进等是也。所论诸端，皆从实行后经验中得来，与近世各国兵家所论，若合符节。吾思先贤，不能不馨香崇拜之矣。”（蔡锷：《曾胡治兵语录》第十一章按语，《蔡松坡集》第125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这是出自既有理论素养又有统兵经验的内行人的评语，有力地证明了曾氏思想中包含着弥足珍贵的成分。

第五，分化瓦解敌人。

曾国藩的一个恶谥是“曾剃头”，被有关人士有意无意描绘为嗜杀成性的“刽子手”。可是，认真翻检一下史料，这些说法与曾氏的言行和性格特征又相距颇远。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薰陶下，曾氏确实有“乱世用重典”的思想，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管子、荀子、文中子之书，皆以严刑为是，以赦宥为非。子产治郑，诸葛治蜀，王猛治秦，皆用严刑，以致义安。为州县者，苟尽心于民事，是非不得不剖辨，……不得不刑恶人，以伸善人之气。”（曾国藩：《劝戒浅语十六条》，《全集》诗文第436页。）不过，我们不能据此便断定他主张乱杀人。他制定的清理刑狱的有关规定倒是十分重视“严禁讹索”、“禁止滥传滥押”、办案必须“详慎访察”的。

对待“土匪”和太平天国等革命武装他也主张严厉镇压，并将二者混为一谈。他说：“今乡里无赖之民，嚣然而不靖，彼见夫往年命案、盗案之首犯逍遥于法外，又见夫近年粤匪、土匪之肆行皆猖獗而莫制，遂以为法律不足凭，官长不足畏也。平居造作谣言，煽惑人心，白日抢劫，毫无忌惮……臣之愚见，欲纯用重典以锄强暴，但愿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曾国藩：《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摺》，《全集》奏稿(一)第44—45页。）在“锄强暴”的名义究竟杀了多少“土匪”和反抗暴政的革命军或无辜民众，三者各占多少，计算起来颇不容易。这体现着一切政权必然具有的镇压机能。就这一点说，曾国藩确实无法逃脱“残忍严酷之名”。不过，不能据此便断定在当时的军政大吏中曾国藩特别嗜血成性，在用兵之初他就“出示严禁妄拿”，不准在征剿“土匪”中累及无辜。（曾国藩：《查拿浏阳征义堂余匪示》，《全集》诗文第473页。）尤其是咸丰八年(1858)曾氏复出，思想和事业都逐渐步入成熟期，他在捍卫自己政权的生死博斗中十分注意宽严结合、分化瓦解敌对势力。

咸丰十一年(1861)他制定和公布“凡是胁从皆免死”的政策，规定“第一不杀老和少……第二不杀老长发……第三不杀面刺字……第四不杀打过仗，丢了军器便释放。第五不杀做伪官，被胁受职也可宽。第六不杀旧官兵，被贼围捉也原情。第七不杀贼探子，也有愚民被驱使。第八不杀捆送人，也防乡团捆难民。……往年在家犯过罪，从今再不算前帐。……若遇胁从难民归，莫抢银钱莫剥衣。”（曾国藩：《解散歌》，《全集》诗文第431-432页。）1865年在剿捻之战中他又重申：“倡首为乱者不过数人，甘心从逆者为数亦少。……其困贫偶从，及被胁从捻者，一概赦宥免死。”（曾国藩：《剿捻告示四条》，同上第420页。）

在整治哥老会中，他的政策思想更趋成熟，一是规定打击的范围只限于真正有罪的少数人：“鄙意当遍张告示，但问其有罪无罪，不问其是会非会。所谓罪者，大罪一条：谋反叛逆是也。中罪三条：一曰杀人伤人，二曰聚众抢劫，三曰造蓄军器是也。……如此办法，则会中之千万好人安心而可保无事，会中之数千恶人势孤而不能惑众。”二是在方法上实行“外宽内严”：“所谓外宽者，凡控告会匪者皆不批准，凡供扳会匪者皆不捕拿。……所谓内严者，确访要紧头目，立拿解省，不在湘乡审讯，而听省城核断，则或诛或释，必皆允当。”（曾国藩：《复刘韫斋中丞》，《曾文正公书札》卷三十一第19、26、45页。）在现代法治制度建立以前的中国，提出和实行这样的政策，公允地说是比较精明和稳妥的，更非通常嗜血的酷吏所可比拟。

我从政策思想的角度疑及曾氏的恶名不实，并非说他是救民水火的菩萨。不管是正义还是非正义的战争和造反，总是伴随着痛苦和破坏，问题只在于要鉴别这是否历史进步所必须的代价。这个问题扯起来牵涉面太大，这里就不去说它了。还要指出，政策主张同实行的效果也有区别。曾国藩自己就说过：“胁从宜宥，殊不易办。昔年曾刊刻《解散歌》，而散者甚少。固由官兵乡团抢夺银钱衣物，致各贼不敢逃出；亦由无食无衣之民太多，混身贼中，聊为偷生旦夕之计。”（曾国藩：《复刘子恕太守》，同上卷三十第3页。）这些都是衰败中的皇朝的痼疾，曾氏也只能徒呼奈何！

第六，“行军以不扰民为本。”（曾国藩：《格言四幅书赠李芋仙》，《全集》诗文第432页。）

湘军建立之初曾氏便非常重视这个问题，他要求“每逢二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但令其无扰百姓。”（曾国藩：《与张石卿制军》，《曾文正公书札》卷二第38页。）后来，他特地写了《爱民歌》要军勇传唱，其内容的精细，表明他下过一番苦功去了解实情。《爱民歌》的许多内容与毛泽东为工农红军制定的纪律如出一辙，这是由两者都是农民为主要成分、活动的社会环境大致相同所决定的。请看：“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莫进城市占铺店，莫向乡间借村庄。……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食便宜茶。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走出营来就学坏……或走大家讹钱文，或走小家调妇人。”（曾国藩：《爱民歌》，《全集》诗文第429-430页。）

为了减少军队的坏习气，曾国藩还承袭戚家军的传统，在募勇中强调：“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曾国藩：《营规》，《全集》诗文第463页。）同时，他谆谆告诫要“令军士种蔬喂猪”，力求通过劳动保持兵勇的朴实本色。他说：“以无土气即无生气也，屯圃之法，请认真课之。”（曾国藩：《复张凯章》，《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五第11页，卷十六第8页。）这也包含着他抵御坏习气，提高素质为不扰民之基的苦心。

20世纪中国各派巨擘崇敬曾国藩，原因不可能完全相同，但肯定离不开他所继承和发扬的中国传统文化。以上对曾国藩思想的简要述评表明，他的部分优秀思想至今仍熠熠生辉，他在中国近代文化发展史中有其不可忽视的地位。考察他的思想，至少可以引出两个结论：一是把中国传统文化看成与现代化互为水火是没有根据的，二是论述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而无视中国传统文化的有关成就无疑是残缺不全的。

曾国藩的思想不可能完美无缺。他活动于中国社会由中世纪向现代转变的苦难历程的前期。他不但缺乏建设和管理现代经济这一类极端重要的知识，就是在政治思想和人文学科领域也没有达到民主、法制、个性自由这些核心思想的水平。但我们不能走向另一极端，抹煞体现在他身上的东方智慧。

迄今为止，中国大陆的多数史家仍对曾国藩持贬抑态度，主要是认为他镇压太平天国和处理天津教案不当。政治和文化是虽有联系但有严格界线的两件事，F·培根在政治上和道德上均不足取，可是，他对科学文化发展所作的杰出贡献早已载入世界史册。因此，即使对曾氏罪行的指责属实，也不必把他看成一无是处。而上面我已说到，他的所谓罪名有的是是非难分(如太平天国)，有的则是他和他所代表的洋务派忍辱负重、稳定和局、为救国创造必要前提的重大努力，因为洋务运动的实质是一种不成熟的改革活动。

现在是还历史本来面目、公正地对待改革先驱的时候了。至于他们没有找到正确的改革道路，那是我们应该另行讨论的问题。

第十章 李鸿章的是是非非

友：谈洋务运动离不开李鸿章，可他至今仍是众说纷纭的人物。真想听你吹一吹。

袁：的确，李鸿章后半生的历史就是洋务运动兴起和衰败的缩影。他生前已是毁誉参半，而近40多年来中国大陆的史家几乎众口一词谥之为卖国残民的反面教员，直到这几年虽然骂声未断，而力求全面分析的文章却似有增加之势。要把诸多歧见理出头绪真不容易，但歧见往往蕴藏着学术发展的契机，所以这是值得聊聊的话题。

摆正个人与环境的关系

友：问题的症结在哪里？

袁：我想，仍然离不开时势与人这个古老的历史之谜。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环境去评判历史人物。抽象地说，许多史家都同意这个原则，但在看待李鸿章这样复杂的历史人物时，无意中往往忽视了这个原则。

李鸿章同曾国藩一样，都以镇压太平天国为时贤所咎。但这个结论包含着一个前提：太平天国比清王朝更先进，从而更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发展。可是，这仅是个没有成为事实的假设。而近年来不少史家已有力地证明：《天朝天亩制度》本身带有很大的落后性；太平天国政治上实行的是中世纪式的专制统治；经济上或是实行摧残生机的平均主义，或是照旧完粮纳税；先进的《资政新编》悬诸高阁，洪仁玕实际执掌权力的时间很短。太平天国也是一个封建化的政治集团，其活动的后期尤为明显。如果无法驳倒上述结论，那么，太平天国同清政府的战争不过是两个封建集团之间的搏斗，曾国藩、李鸿章如何定位不是要重新考虑了吗？此外，如果如实地把李鸿章看作特定的社会政治势力的代表，就不能不观察他所活动的年代全部社会政治结构，就应该具体分析和对比各派代表的主张，从中引出符合实际的结论。多年来，人们热衷于谴责洋务派“卖国”，但是，我们却很少看到对这些“卖国”主张赖以出现的社会背景的分析。于是，李鸿章之流仿佛是天生的“卖国”胚子，如果慈禧别开慧眼，选择了另一爱国志士执掌实权，中国近代史似乎就将面目一新。这样的推论能令人信服吗？

友：任何有影响的历史人物都不可能是荒岛中的鲁滨逊。不过，光发牢骚还不成，还得结合具体的历史事件来谈。

袁：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每十年必有一次重大战争。而从70年代起，李鸿章都是这些战争的当事人之一。我们不防透过这些战争来看李鸿章的是是非非。

海防塞防之争的实质

友：70年代最大的战争莫过于左宗棠率军收复新疆，这是中华民族在19世纪唯一取得重大胜利的爱国壮举。在这次战争中左宗棠成了民族英雄，而主张放弃新疆的李鸿章被目为卖国，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袁：收复新疆无疑是正确的爱国壮举。李鸿章在新疆问题上同左宗棠意见相左，但两者的分歧是不是爱国与卖国之争？

卖国是指背叛国家或为了个人及小集团的私利出让国家权益的严重罪行，它应该有严格的界说，不能随意混淆。同时，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一定要有实事求是精神，不能离开历史环境和全面情况作出简单、片面的论断。

左宗棠、李鸿章等人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各自的主张的呢？同治十三年(1874)三月，日本借口台湾居民杀死琉球船民，派兵侵略台湾。一向被视为“蕞尔”小国的日本因学习西方而崛起，竟敢藐视以天朝大国自居的清帝国，这震动了朝野上下。同年九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又一次上奏海防亟宜切筹，朝廷命军政大员详细筹议。李鸿章于十一月初二上《筹议海防摺》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此摺内容丰富，稍后再作全面分析，这里先看看他关于新疆的主张：

“近日财用极绌，人所共知。欲图振作，必统天下全局通盘合筹而后定计。新疆各城自乾隆年间始归版图，无论开辟之难，即无事时岁需兵费尚三百余万，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而论中国目前力量，实不及专顾西域，师老财疲，尤虑生他变。曾国藩前有暂弃关外、专清关内之议，殆老成谋国之见。今虽命将出师，兵力饷力万不能逮。可否密谕西路各统帅，但严守现有边界，且屯且耕，不必急图进取；一面招抚伊犁、乌鲁木齐、喀什噶尔等回酋，准其自为部落，如云贵粤蜀之苗瑶土司、越南、朝鲜之略奉正朔可矣。……况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只此财力，既备东南万里之海疆，又备西北万里之饷运，有不困穷颠蹶者哉？”（李鸿章：《筹议海防摺》，《李文忠公全集》(以下简称全集)，奏稿卷二十四第18-19页。）

朝廷既没有采纳李氏的意见，也没有赞同全力注重西征的主张，而倾向于海防塞防并重。而左宗棠在稍后的覆奏中看似支持朝廷意见，实际是主张全力西征，因为在他看来海防没有现实的危险：“窃维泰西诸国之协以谋我也，其志专在通商取利，非必别有奸媒……商贾计日求赢，知败约必碍生计也，非甚不得已，何敢辄发难端。自轮船开办，彼挟以傲我者我亦能之；而我又博心抑志，方广求善事利器益为之备；谓彼犹狡焉思启，顾而他之，似亦非事理所有。”（左宗棠：《覆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摺》(光绪元年三月初七日)，《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十六第33-34页。）既然西方各国无意侵犯，而自己也已有足够的准备，海防不足为虑，言下之意就是应该全力西征。以上是当时海防、塞防之争中双方的主要观点。

老弟看看，这像不像爱国与卖国之争？左宗棠倒认为“此皆人臣谋国之忠，不以一己之私见自封者也。”（左宗棠：《覆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摺》(光绪元年三月初七日)，《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十六第32页。）时贤从中挖出一条卖国路线，令人难以苟同。

第一，这是专制王朝就重大问题征询臣子的意见，不管说得对不对，都是为朝廷或国家筹谋。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某种主张出自一己或小集团的私利不惜损害国家利益讨好敌国，就不应该科以“卖国”重罪。遵循正常途径发表意见，即使是错误的也不是什么罪行，何况是遗臭万年的卖国罪！

第二，双方分歧的焦点是战略部署和有限的财力如何分配。今日话当年，左宗棠令大片国土免于沦亡，确实是功垂千古的伟业。在这场争论中李鸿章的主张是错误的，但一定要实事求是揭示其错误所在，方能使后人真正以史为鉴。他认为当时的主要危险来自漫长的海边，而这个地区尤其是京津和泸宁是国家的腹心所在，所以一定要以海防为重点。我想，作为战略方针来说这个主张是正确的。鸦片战争以来，侵略者主要来自大海，丧权辱国，衅端屡起，以海防为重点有什么不对？但是，李鸿章在坚持这个正确主张的同时却陷入片面性的另一极端，他没有考虑到，在一个短时间内，西陲有事，集中人力物力先行解决也未尝不可。左宗棠的成功就是适应了后一需要，虽然他对海防形势的估计未免过于乐观。

李鸿章反复强调他所以提出这么一个主张根本原因在于财力不足，左宗棠也一再为军饷不足叫苦不迭。他们分歧的实质在于这个贫弱的国家如何分配极其有限的财力最为有利。左宗棠曾直言不讳：“饷事奇绌，实缘时论正急洋防，所有各省关常年协款均被占去。”“大抵财源只有此数，洋防不减，塞防增无可增，将来非从此着想，别无生发。”（左宗棠：《致谭钟麟》(光绪元年十月二十九日)，《左宗棠未刊书牍》第124页，岳麓书社1989年。）李鸿章也认为：“西师不撤，断无力量兼谋东南。”（李鸿章：《复刘仲良中丞》(光绪元年正月初八)，《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五第3页。）

只要看看西征和海防费用支出的实际情况，就不能不承认他们说的都是老实话。清廷原来打算海防、塞防兼顾，但这个看似全面的主张在一个时期内不过是一纸空文。原定每年拨给海防费用四百万两，但自光绪元年(1875)七月至六年底“共出银四百八十二万六千六百十八两有奇”（李鸿章：《海防经费报销摺》，光绪九年十二月十九日，《全集》奏稿卷48第40页），而其中近81万挪作他用，即平均每年不到73万两(按五年半计)。西征军的情况又怎样呢？从光绪元年至三年已支银2645万两，还欠下内外债务1077万两，两项合计共3722万两，平均每年1240多万两。（左宗棠：《光绪元年正月初一至三年十二月底止军需款目报销摺》，光绪五年十一月初八日，《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5第53页。）如果加上赔付俄国的900万卢布(合银510多万两)，则为收回新疆而付出4200余万两，其中包括两次借外债共800万两。(这里没计算四年、七年续借的750万两，而且这些外债的利率都比正常的高一至三倍。)这些枯燥的数字说明，那些年清政府的财政非常困难，力不从心，只好把能够动用的财力主要用于西征。西征军统帅是左宗棠，而北洋大臣李鸿章筹办海防也义不容辞，他们关于海防、塞防何者为重的争论说到底就是争军费。这里有谁是谁非的问题，但硬说这是爱国与卖国之争，却未免过于牵强！

第三，不能笼而统之把任何放弃某些边疆的主张都说成是卖国。

友：这可是大怪论。难道主张把国土送给人还叫爱国？

袁：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老弟稍安毋躁。

孙中山是海峡两岸的中国人竞相推崇的历史人物，可是，1912年初他便对日本人说：“当此次举事之初，余等即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孙中山：《与森恪的谈话》，1912年2月3日，《孙中山集外集》16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1915至1918年间他又多次向包括日本陆军参谋总长在内的日本人表示：“中国新政府可以东北三省满洲的特殊权益全部让予日本”，一旦他掌握了权力，“将愉快地将满洲交给日本管理”，“日本如果援助南方派的话，可以承认日本对‘满蒙’的领有”。（孙中山：《与上原勇作的谈话》、《与河上清的谈话》、《与松永安左卫门的谈话》，同上书第225、228、236页。）历史已经证明，企盼日本政府援助中国革命纯属不切实际的幻想，史家们对孙中山愿意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也有种种议论，但是，全面考察孙中山的言行，上述主张尽管是错的，也是救国活动中的权宜之计。

“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魂当为厉，以助杀贼！裂襟啮血，言尽于斯。”（《谭嗣同全集》第546、532页，中华书局1981年北京。）这是谭嗣同献出年青生命前夕的遗言，读来令人心潮澎湃。谭嗣同是无可争议的救国英雄，但甲午之战后他在写给挚友的长信中有这么一段话：“今夫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无利于中国，反岁费数百万金戍守之。地接英、俄……不如及今分卖于二国……每方里得价五十两，已不下十万万。除偿赔款外，所余尚多，可供变法之用矣。”（谭嗣同：《报贝元征》，同上第211页。）白纸黑字，简直要把半个中国价让给英、俄！一个视死如归的烈士却如此主张，这可给史家留下了难题，于是，或闭口不谈，或点到为止，倒也没有什么人訾之为卖国。

不管出自什么动机，对前人的论著千万不可断章取义。以谭嗣同的这封长信来说，不愧为全面改革的纲领，力主既变器又变道，广兴学校，大开议院，改革官制，改革财政税收制度，开公司、兴保险、建银行，修铁路、电报，办工厂，办报纸……弃夷夏之见，取人之长，去人之短。如此等等的见解，与康、梁等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之所以建议卖地，目的在于求得英、俄的金钱和保护，以为改革的条件。他清醒地看到：“夫保护之说本不可恃，而此所谓保护……且须有十年之限制，吾暂假以为虎皮吓他国……吾得此十年闲暇，固足以自强矣。”（谭嗣同：《报贝元征》，《谭嗣同全集》第211页。）因此，他的出卖西北和蒙古等地的错误主张无非是基于救亡的紧迫而出现的局部性的认识错误。

《马关条约》签订后，甚至一贯以主战著称的张之洞也建议：“急与俄国商订密约，如肯助我攻倭胁倭尽废全约，即酌量划分新疆之地，或南路回疆数城，或北路数城以酬之……如英肯助我则酌量划分西藏之后藏一带地让与若干以酬之。”（张之洞：《致总署》，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二日，《张文襄公全集》卷七十八第2页。）其出发点不过是两害相权求其轻。这些都同为了私利向敌人投降和出让国家利权的卖国勾当绝对不能混淆。

李鸿章暂弃新疆的主张也属同类性质的错误。李氏不是什么民族英雄，但他主张暂弃新疆无非是基于集中力量确保核心地带的战略思想，与个人或小集团的私利无关，更不是媚敌求荣求利。这个主张始作俑者是曾国藩。如果史家们没有忘记曾国藩面对的是从东南到西北烽火连绵、内外呼应的困境，也许用词就会谨慎一些了。再往前追溯，鸦片战争后弃边守本的主张发明权应属名声甚佳的魏源。他怎么说呢？“浙海岛屿林立，而舟山居其一。以险则非门户，以富则非沃壤，以大则仅弹丸。明汤和经理沿海，并未收入内地。……顺治八年，议政王大臣奏言：舟山乃本朝弃地，守亦无益，其命副都统率驻防满兵回京。此皆开国老成，瞻言百里。故康熙以前皆弃化外……外重兵以守孤悬之岛，使外夷得以挟制，此不得地利者一。然而如之何？曰：弃定海，移其兵民于南田，严守宁波。”（魏源：《筹海篇》一，议守，《海国图志》50卷本卷之一第5页，道光甲辰古微堂板。）这是书生议政。用时髦话来说，这些人不论地位高低，都有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使命感，不论其主张正确与否，均出自为国筹谋的赤诚。

友：没有想到有这么多重要历史人物会提出这样的建议。

袁：这确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我想，这同文化背景不无关系。他们通常是当时对中西文化和国内外局势有较深了解的政治家或思想家，敏锐地感受到国家正岌岌可危，往往也因而提出一些偏颇的建议。

与此同时，他们都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从特定意义上说，都是处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型人物，因此，有几个引人注目的特征：一是还没有确立完整的现代主权观念。在魏源的脑子里恐怕还没有领海的概念，所以他才从文化的角度视舟山为“化外”。新疆在曾、李心目中也有化外之感。二是华夏观念仍程度不等和自觉不自觉地影响着他们的言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现代观念仍若明若暗甚至全未确立。他们最关心的是“本部十八省”，也就是华夏文化的核心地带，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出让或出租边远地带的意念便出现了。三是知识不足。他们往往只看到边疆的荒凉，不了解那是中华各民族后代子孙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宝地。

顺便要说明一下，这些是就除孙中山以外的19世纪历史人物而言。孙中山的情况比较复杂，又是政治上很敏感的人物，不宜涉及太多。

再扯得远一点，把海防与塞防的分歧判定为爱国同卖国之争，也与文化背景有关。在我们这个古老国家的历史上，以言贾祸的记录不绝如缕，这是思想文化上以圣人的言论或经典为是非标准、政治上缺少民主和法治的必然产物。李鸿章堂堂正正给朝廷上奏章筹划如何富国强兵，怎么也不会想到百年后还会因此背上“卖国”、“投降”的黑锅。这些朋友对现实生活中乱扣帽子的歪风谅必深恶痛绝，有的还可能身受其害，在评述历史时却情不自禁也来这么一手，真令人不能不掩卷沉思！历史的真实总比戏台上的红白脸谱复杂和丰富，神化和鬼化历史人物终将戕害民族生机！

中法之战的是与非

友：你小子别激动！判定李鸿章“卖国”、“投降”可不是只根据他几句话，还有许多实际行动。中法之战打了胜仗，却丢了越南，丧权辱国莫此为甚！这正是李鸿章投降卖国外交的恶果。如果按照张之洞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去办，情况就会大不一样。

袁：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值得认真议论一番。

中法战争先后历时三年(1883-1885)，要正确评价这次战争中的李鸿章，必须弄清几个前提：

第一，越南与中国的关系。越南不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它基本上是独立的国家，有自己的军队和外交；但又是中国的藩属，在法律上要受中国册封，定期向中国朝贡，中国则负有保护其安全的责任。

第二，法国是社会制度先进的强国，其经济和军事力量均是中越无法比拟的，但它在这次战争中又是侵略越南和中国的非正义一方。

第三，当时的越南是在腐败的专制王朝统治下，越南军民虽曾英勇反抗侵略者，但大片国土已逐渐沦亡，全境三十省中，法国通过1862年的法越《西贡条约》割去南圻三省及康道尔群岛，1867年又强占了南圻的另外三省，南圻大部归其所有，并设总督于西贡治之。此后，法国侵略者处心积虑攫取整个越南。阮氏王朝在刘永福的黑旗军支援下同法国交锋，互有胜败，至光绪九年(1883)终于被迫同法国签订《顺化条约》，确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

在整个事件中，法国的目标非常明确：把整个越南变为自己的殖民地，并使之成为侵略中国的基地。就中国而言，前期是援助越南反对侵略，当法军侵入中国时又加入了保卫自己国土的成分。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应该采取什么对策，追求哪些目标？

友：在我看来，张之洞的主张是比较可取的：义正辞严，能伸张民族正气，而又有严密的部署，支持刘永福、冯子材接连打了多次胜仗。如果让他取代李鸿章掌握全局，就不会出现后来的可耻结局。

袁：从情绪上说，许多中国人都会赞成你的意见。我自己也曾经这样想过。可是，冷静地考察全局，又不能不承认张之洞的主张从总体上说是不可取的。

简单地说，当时李鸿章主和，张之洞主战，清廷则游移于两者之间。就让我们从主战派的意见谈起。

当时，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张树声、云贵总督刘长佑等人均主张出兵援越抗法。那些言官更大言炎炎：“历观古今战争，利害无定形，成败亦无常势，大要皆成于果毅，败于依违。”（张佩纶：《边情已亟宜早定宸谋摺》，中国史学会编：《中法战争》(五)第16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真是灭此朝食的气概。

最具代表性的是张之洞的意见，事件初起他便上书提出十六条建议，直截了当提出：“情势已彰，徒遣密使侦探无益，徒在法京辩论亦无益，惟有遣使带兵，赴越保护，助越之势，沮法之气，上可令退出越京，次可以代定条约，相机操纵，进退绰然……此古人所谓守四境不如守四夷之说也。”（张之洞：《越南日蹙宜筹兵遣使先发豫防摺》，光绪八年四月二十日，《张文襄公全集》卷四奏议四第14页。）他还认为“遣使带兵援护越南，事体重大，若有威望素高之大臣驻粤督办，尤可得力”，并建议派李鸿章到广东坐镇。两年后中法战争爆发不久，清廷便晋升他为两广总督，直接参与战争的筹划和部署，可见朝廷对他和他的建议何其重视。战争中，他筹饷购械，支援闽台，建议起用冯子材，保护将领免受陷害，辛勤策划，对赢得镇南关和谅山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光绪十一年(1885)2月中法和议告成，朝廷下令停战，他又一再致电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反对撤兵：“顷北洋电，和议已画押，奉旨撤兵。窃谓停战则可，撤兵则不可，撤至边界尤不可。关外兵机方利，法人大震，中法用兵年余，未有如今日之得势者。我撤敌进，徒中狡谋，悔不可追。”（张之洞：《致总署》，光绪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同上卷七十四第6页。）张之洞赤诚为国，坚决抗法，精明干练，在当时的地方大吏中确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他的主战显然同张佩纶之流的书生空论不可同日而语。

尽管如此，要是用战略的眼光考察国家的全局，张之洞的主战路线却是不足取的。

友：又是个前所未闻的大怪论，照你说来，岂不是爱国有罪？

袁：老弟再忍耐一下，听完我的意见你再想想有没有道理。

第一，这些行动能不能帮助越南维护自己的独立和推动其社会进步？历史已作出了否定的回答。这不是偶然的。19世纪的东方国家，在资本主义建立自己的世界市场和征服世界的大潮中如果不改革早已腐朽的社会制度，就无法逃脱灭亡的命运。当时的越南阮氏王朝除了严禁鸦片比清政府好一点外，其愚味、腐败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清政府本身又是如此昏愦，怎么可能帮助越南走上改革自强的道路？再加上越南政府对外非常软弱，光绪九年(1883)七月在法军胁迫下“定新约十三条，尽攘其兵权、利权及用人之权，并愿将全国归法保护，越王名号土地虽存，固已阴降于法，仅刘永福所部力与相持，我滇桂各军进扎越之北宁、山西，与刘掎角援应，殊非常局。”（李鸿章：《复吴筱轩军门》，光绪九年九月初三，《全集·朋僚函稿》卷二十第44页。）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能支援越南维护其独立吗？

可是，在出现了这样的非常局面后张之洞仍一味主战。在同年十一月初一他一天内上奏三道摺片，倡言：“今日法越之局，惟有一战……夫鄙远徼利而不止者兵必败，始祸怒邻而不悔者国必亡。彼曲我直，彼先发我后应，天道人心可以一战。”得道多助，后发制人，南皮张公真是信心十足！

具体的方略安在？他提出十六条大计，其中之一是：“明谕永福，若能击退法人，绥定越土，即封以越南，世守其地。……此事宜先授以武职崇衔，使为越南监国，并资以精械巨饷，如此则民心有系，土气大振，必有奇功。从此受我卵翼，为我屏藩，利莫大焉。……此策若行，法人立将夺气，贤于十万师矣。”（张之洞：《法衅已成敬陈战守事宜摺》，光绪九年十一月初一，《张文襄公全集》卷七，第9-10、12页。）此策气贯斗牛，可是，刘永福最盛时麾下也只有几千人，他有没有力量外抗法寇、内抚全越呢？要刘永福承担这个力不从心的重任，实际上等于清廷宣告自己同法国进行争夺整个越南的决斗。这样就产生了两个新问题：一是清政府果真有这样的能耐吗？二是值得为越南孤注一掷吗？这些问题似乎都不值得专门讨论。

第二，中国为这一仗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清廷没有全盘接受张之洞的主张，但也结结实实地打了几仗，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先看经济上的损失：“中法之役用三千余万两”（《清史稿》卷125，食货六，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710页），这是每年经常性军费开支3400万两以外的额外支出。当时清政府的年收入约七千万两左右，都已派上用场，根本无余钱剩米可以对付这笔开销，只好以外债挹注这个缺口：“法事平后，各省须还洋债近二千万。”（李鸿章：《复曾劼刚袭侯》，光绪十二年正月十六日)，《全集》朋僚函稿卷二十第63页。）现有确实资料的外债总数为2193万5千多两，比李鸿章说的还要多一些。（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中国清代外债史资料》1015页，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北京。）同时，这还不是唯一的经济损失，最突出的是福建马江之战，苦心经营了18年的中国主要造船基地福州船政局受到严重破坏，“我国被击沉之军舰计七艘，舰中军官士卒及办事人员等计一千五百余人，又艇船中士卒亦有五百余人，统计约二千余人，生还者只有十一人。”（采樵山人：《中法马江战役之回忆》，中国史学会：《中法战争》(三)第13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被击沉者包括福建水师旗舰，此外还有两舰逃出后自行凿沉，龙槽船十余和一大批小船被毁。福建水师主力丧失殆尽，仅舰船和工厂设备的损失在二百万以上，已耗官帑六七十万的基隆煤矿也于战火中被迫炸毁。总之，损失比北洋海军购买军舰的全部费用大几倍，也比慈禧修颐和园的花费多。有的史家甚至说：“所蒙经济损失，估计在一万万两以上。”（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下第1089页，中华书局。）

要是说左宗棠西征因保住了新疆而留名青史的话，这次中法之战既无益于越南，也无裨中国，且因沉重的经济损失而加速了中国的沉沦。光绪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中法双方在天津会订越南新约，即以一年前所订中法简明条约为底本，基本内容是一样的。虽然简明条约草签后没有迅速批准法国也有责任，但中方的游移亦是重要原因。这个期间法军还侵占了台湾和澎湖的部分地区。也就是说，拖延一年，中国并无所得，越南依旧沦为法国的殖民地。

第三，正确的国策必须既有远见又符合实际情况。

张之洞等人提出和坚持自己的主战路线自有其合理的根据。越南本是中国的藩属，在这古老的体系内中越关系良好，自非残暴的法越殖民地统治可比，为之一战不是十分有理吗？冯子材在镇南关、谅山捷报频传，又为什么要议和、停战、撤军呢？

张之洞等人的失误在于对全局的实际情况缺乏透彻的了解，他们不了解冯子材等在越北的局部性胜利没有改变敌强我弱的全局，中国能否依靠自己的军力夺回台、澎失地固然有待证实，而要从越南全境驱逐法国侵略军则显然无望。面对如斯局面，主和不是更加合理吗？更进一步说，在当时的世界大格局中，中国和越南都正在经历从中世纪向现代社会蜕变的熬煎，自顾不暇的中国与其背着越南这个沉重的历史包袱，毋宁集中精力治理内部。因此，主和虽然招致当时乃至后世的訾骂，却是壮士断臂——不得已的明智选择。战争结束后两年，著名的思想家何启、胡礼垣便指出：中国在这次事件中“力难自顾，而又兼欲顾人。”（何启、胡礼垣：《曾论书后》，《胡翼南全集》卷三第20页。）真是一语破的。

不妨再罗嗦几句。张之洞所以有此失误，在于他处理内政、外交的实际经验不足。正如谭嗣同说过的那样，对于洋务，“历观近代名公，其初皆未必了了，更事既多，识力乃卓”，了解比较透彻的“皆由亲身阅历而得。”（谭嗣同：《报贝元徵》，《谭嗣同全集》第228页。）张之洞本乃清流派健将，前期扮演的是言官、学官一类角色，1881年起方出任封疆大吏，没多久便遇上越南问题。按他的文化背景和经历，说些不那么切合实际的高言谠论又有什么奇怪呢？分析晚清历史人物时不应忘记，他们通常都是经验型的人物，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儿，对世界现状的了解是在“亲身阅历”中逐步增进的。这也是近代中西文化交融中值得重视的现象。

友：说了半天，你光说张之洞的不是，张之洞错了不等于李鸿章正确。

袁：张之洞也不是全错。最高决策人不是他，他不过是一种倾向的代表。同时，脚踏实地，赤诚为国，任何时候都是应该嘉许的。李鸿章与张之洞也不是处处对着干，在这个事件中他们的有些主张是相同的，但在一些基本点上却大相径庭，知张之洞之非，就不难了解李鸿章之是。

李鸿章在越南事件中主张的要点是什么？

第一，从越南脱身，开放通商。

越南形势如何？中国的目标应该是什么？他曾在一封信中清楚地表明自己的见解：“法之图越已数十年，中朝向置不问。至上半年，形象大著，始与力争，其何能及？”“越王老悖无后，无可久存之理。河内以南断非我力所能图存。将来能照实议划存北圻近边一带，已为幸事。滇商不得不通，究之通商非病，通商而办理不得人，则祸机潜伏也。”（李鸿章：《复张蒉齐副宪》，光绪九年五月二十日，《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二十第43页。）这是他的总的指导思想，在当时也是最为清醒的认识。

他的话包含三层意思：首先，越南内外状况决定了中国要继续把它作为自己的藩属已经不可能。这是由越南统治者的腐败、法国侵略势力的强大和中国自身贫弱而内外政策缺乏远见所决定的。其次，中国力所能及的现实目标仅是控制越北部分地区。这也是法国原驻华公使宾海曾与李鸿章达成的共识。再次，应该同意法国提出的通商要求。通商的利或病全在人为。

在他看来，“此事总须参酌时势大局而后定议，未可徒逞气矜之隆。”（李鸿章：《复张蒉齐署副宪》，光绪九年正月初七，同上第38页。）也就是说，处理此等大事必须冷静地从实际出发，这是他能保持上述清醒认识的重要原因。而张之洞等主战派则更多地从固有的理念出发，坚持反对侵略维护正义的立场，却对客观的可能性考虑不够。

第二，慎重处理和战。

在冲突初起之际李鸿章便向朝廷提出：“臣维中外交涉，每举一事，动关全局，是以谋画之始，断不可轻于言战；而败挫之后，又不宜轻于言和。”（李鸿章：《妥筹边计摺》，光绪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四十八第19页。）这是他不同于主战派的又一重要指导思想。根据这个指导思想，起初他力图控制冲突的规模。他赞成曾纪泽的建议：“但请边军混入越兵暗助……若号召大军声罪致讨，显露开衅之象，亦非朝廷本意。”（李鸿章：《复左相》，光绪九年五月初四日，《全集·朋僚函稿》卷二十第41页。）这就使冲突在一定时期内成为边境事件而非中法两国的大规模战争。

这个指导思想的核心是：“与敌持久，以待机会。”（李鸿章：《妥筹边计摺》，光绪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全集·奏稿》卷四十八第19页。）也就是争取适当时机，考虑实际情况，缔结较为有利或损失较小的条约。光绪十年(1884)四月间他主持谈判缔结的中法简明条约就是这些思想的体现。

这个条约从签订之日起直至现在招致不少诟骂。但只要冷静地想一想，它不过是承认了法国实际已控制了越南的现实，没有丧失更多的权利。在当时情况下有没有更好的选择呢？历史已经证明这是难于实现的爱国情怀。迄今仍有人相信，一年后所订中法新约基本上是简约的翻版，原因在于李鸿章出卖国家利益。这个结论未免过于轻率。且不说这个新约是清廷通过赫德、金登干在巴黎已同法国谈妥，李鸿章在天津同法国公使的谈判只是条文的最后敲定；最基本的事实在于越南不是在谈判桌上丢掉的，而是法国侵略者已经苦心经营二十多年，根据当时的力量对比，中国既无力帮助越南驱逐侵略者成为现代的独立国家，也无法维护自己的宗主国地位。要是把越南说成是由于李鸿章缺少爱国反帝的精神而轻易让给别人的，可同历史的真实距离太远。

根据慎重和战的思想，他主张信守条约，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在简约订立后，他认为不应因枝节问题而重开战火。不幸，因北圻中国军队撤退的时候问题未能妥善处理而导致再度决裂。李鸿章对此是不满的，他说：“法事变局，实出意外。初订简约，因彼慨免军费，乘机速定……后异议蜂起，当轴摇惑……迨彼兵逼近，复请照约调回，仍不准行……中外交涉四十余年，仍蹈道咸朝令夕更覆辙。”（李鸿章：《复周筱棠京兆》，光绪十年六月初九日，《全集·朋僚函稿》卷二十第55页。）他作为重要当事人对朝廷的决策的责备是值得重视的。又经过近十个月的战争，战火仍以中国承认简约而止息。张之洞等继续反对停火撤兵，但创巨痛深的清廷已不再游移，和议终于得以实现。

第三，增军缮备，加强防御。

切莫以为李鸿章在越南问题上一味低声下气，卑躬屈膝。他没有忘记实力是和平的后盾，在这一方面，他与张之洞、左宗棠等人并无分歧。

具体说来，他所采取的措施有：

从烟台到旅顺北洋直接管辖地区水陆两军均作了周密部署。

在给滇桂两省增派兵力的同时，立即调拨一批枪炮弹药给桂军。整个战争期间又一再筹划增购和调拨军火。台湾被困，日用军饷无以为继，他也马上设法接济。

建议统一领导，前线作战由云贵总督岑毓英负责，军械则责成两广总督张树声转运分拨。而他自己则眼观各方，联络上下左右，为协助朝廷驾御全局处理有关军事和外交问题尽心尽力。故被称为“越事枢纽全在钧处。”（《译署来电》，光绪十年四月初七日，《李鸿章全集》电稿一第12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对转折关头的一些重大危险及时发出了警报。例如简约签订后风波再起，法方准备占地为质，他曾一再提醒朝廷并建议采取补救措施。法舰驶离上海后他又电告当局：“若北来，津防尚可勉支，南驶则台北、福州尤可危。刘省三于昨午后由沪赴台，仓卒御敌，更无把握。”（李鸿章：《寄译署》，光绪十年闰五月二十三日，同上第165页。）这是在法舰炮轰基隆前二十多天发出的警报，而离他们袭击马江船厂及水师更达四十天之久。马江之战爆发于光绪十年(1884)七月初三，而早在六月初十李氏已分别致电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会办福建海疆事务、管理福州船厂的张佩纶，指出：“沪议无成，难保不即动兵，探确敌情，以马尾以上水浅，兵船难进，不遽攻夺省城，若与接战，即烧船厂，掳兵轮。我自度兵轮不敌，莫如全调他往，腾出一座空厂，彼即暂据，事定仍必原物交还，否则一经轰毁，从此海防根本埽尽，力难兴复。”（李鸿章：《寄译署》，光绪十年六月初十日，同上第195页。）这是非常重要而又切实易行的建议。两天后，朝廷接受了这个建议，指示张佩纶等人：“事急莫若腾空船厂，撤全军，以顾省城根本重地为第一义。”（《译署寄张会办等》，光绪十年六月十二日，同上第199页。）不幸，张氏等置若罔闻，终至损军辱国。

总之，李鸿章考虑的是在持久的角逐中令“彼气衰饷耗，自愿转圜。”（李鸿章：《妥筹边计摺》，光绪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四十八第19页。）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以实力求和平的政策。从总体上看，这不失为比较明智的主张。有些史家以李氏在谈判过程中提议赔偿法方50万两作为他妥协投降的证据，也未免牵强。出50万令战火早熄、避免闽台挫败，与清廷不惜战火扩大以维护尊严的政策，孰是孰非、利害大小至今仍属可以讨论的政策选择问题，即使李氏主张毫无可取，亦是局部性的失误。

友：不能说你的意见没有一点道理，但我总感到有点别扭。一大片土地成了别人的殖民地不是罪过，而冯子材、刘永福这样的抗敌英雄实行的却是错误主张！

袁：不能把冯子材、刘永福和他领导下的抗法英雄业绩说成是错误。他们不是战略决策人，和战进退都不取决于他们，而他们痛歼侵略军既伸张了正义，也是和平的最好保障。正如李鸿章反复说过的那样，法国侵略者“所欲甚奢”（李鸿章：《妥筹北洋防务摺》，光绪九年十二月初七日，同上卷四十八第33页），如果没有冯子材领导的部队和黑旗军的胜利，战争结局大不一样，最少要被勒索一大笔赔款。

不过，你感到别扭却说明有些问题还应该多唠叨几句。问题在于：如何以理性的态度去看待过去的藩属？

丢失一大片土地当然不是好事，但前面已经说过，这是当时中国无力自救救人的必然结果。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之一是以史为鉴，为此应该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历史应该教会我们的人民在处理重大的国际国内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审时度势，在各种复杂情况下最好地维护本国人民的利益和推动社会前进。在今天，任何国家的领导人面对外国的侵略和威胁如果只懂得硬拼，我们在赞颂其爱国热忱的同时，必将为其幼稚或僵化摇头叹息。分析19世纪中国的史事，我们也没有什么理由只能讴歌反抗，而把一切妥协和退让视作出卖国家利益的大逆不道之举。不必要的或危及人民根本利益的妥协、退让当然应该谴责，但一部好的史书不能引导人们走向极端。

以中国的藩属问题来说，这是中世纪历史的产物，时至19世纪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境地。要是中国能同他们携手共臻于现代文明之域，自然十分惬意。但当历史形成“大难临头各自飞”的局面之际，能把中国主张退让以自救的政治家说成是卖国、投降吗？是不是中国应当为每一个被欺凌和侵略的藩属都同侵略者火拼一番才叫爱国呢？我看过的历史著作都异口同声赞誉左宗棠为爱国名将，但在收复新疆后不久他却在一封信中写道：“洋务如常，惟日本阻贡，并欲郡县琉球，又烦唇舌。实则琉球贫弱，其有无本无足重轻，似可置之不论耳。”（左宗棠：《致谭钟麟》，光绪五年四月初九日，《左宗棠未刊书牍》154-155页，岳麓书社1989年。）此老竟也主张放弃藩属！我想，史家们大概也会赞同：这是明智的选择，而不是可耻的叛卖。越南问题虽然复杂一些，但理无二致，李鸿章恐怕也不应受到不公正的责备。

在朝鲜陷入泥潭的原因

友：想不到你小子倒有些辩才。但且慢高兴，甲午之战可无论怎么说李鸿章也难辞其咎。

袁：我只是追求历史真实，没有受李氏后人委托为其祖先辩护。我也认为甲午战争中国失败，李鸿章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写历史总应该是其是，非其非，才能真正有益于人心世道。

友：那么，究竟他有哪些罪责或错误？

袁：头一个错误是没能防止中国陷入朝鲜这个泥潭。中外论述甲午中日战争的论著汗牛充栋，但这个问题似乎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19世纪下半叶的朝鲜内外矛盾错综复杂。它原是中国的属国，但日、俄、英都虎视眈眈，处心积虑从衰老的中国手中攫取这块肥肉。而朝鲜内部也四分五裂：国王、闵妃及其爪牙是当权的，还有国王之父曾任摄政王的大院君李□应一派，以金玉均为首领的开化党，他们是冀图仿效日本明治维新的，此外，东学党则以“广济众生”、“尽灭权贵”、“逐灭洋倭”相号召，是在下层民众中有广泛追随者的政治性的宗教团体。这些内外力量互相纵横捭阖。

日本的目标很明确：第一步以支持朝鲜独立和改革为名，使它摆脱中国的控制，落入自己的势力范围，第二步则消灭这个国家。

英、俄是能吞则吞，不然也要分一杯羹。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有多种对策可供选择：

其一，督促和推动他们的当权者改革、开放，逐步发展成为现代化的独立国家。这是对朝鲜、中国和东亚地区的和平发展都极为有利的方案。当时朝鲜国王有独立的愿望，“时以三千里山河臣服于华为耻，群小因而附和”。（《袁道来电》，光绪十二年七月初七日，《李文忠公全集·海军函稿》卷二第6页。）可是其志大才疏德弱，用李鸿章的话来说是：“王素荏弱，首鼠游移。”在朝鲜人看来，他统治下“国政日非，贿赂恣行，差除官职均是闵门亲戚与有财之人，使百姓置于涂炭之中……税入尽翰于私用，内以国财罄竭，外以众心大浮，……是小国之不危，未之闻也。”（《李鸣善密信》，光绪十一年六月十七日，《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十七第45页。）主弱政秽，守成尚且难言，革新更不知从何谈起！而中国又比他们高明多少，有无引导属邦走上富强、独立和现代化的胸怀和能耐，也不待蓍龟！

其二，支持朝鲜内部的革新或比较清廉的势力，取代现有的执政者，推动这个国家逐步成为现代化的独立国家。清廷确实考虑过更换朝鲜统治者，李鸿章、袁世凯都有过这样的建议：“连接袁世凯密电，言朝鲜奸党私送信于俄使韦贝，请俄保护……恐非诛乱党、废国君无以挽回局势……如果李□应有诛乱党之力，即属其一面正名诛除群小，一面电报北洋，由鸿章相机酌办。”（李鸿章：《筹朝鲜私叛》，光绪十二年七月十二日，《李文忠公全集·海军函稿》卷二第3-4页。）但这个主意没有实行，一方面是李□应不愿扮演这样的角色，另一方面清廷对由此可能引起的社会动荡不无顾忌，最后仅由国王作出无法自圆其说的解释不了了之。

其三，严格遵守不干涉内政的原则，静观其内部自行变化，逐步摆脱这个历史包袱。在自顾不暇的情况下，这未尝不是不得已求其次的选择。李鸿章似乎也曾动过这样的脑筋：“目下时局艰难，须先自治而后治人。”（李鸿章：《论俄日窥韩》，光绪十二年八月十八日，同上卷第14页。）“第中国于属邦用人行政向不与闻。”（李鸿章：《论朝鲜国政》，光绪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十七第27页。）这些话都透露了不干涉内政的意思，可是他在实际行动中却与此背道而驰。具体情况留待下面再说。

其四，改变体制，使之成为中国直接治理的一个地区。朝鲜就有一些重要人物提过这样的方案。李鸿章曾报告清廷：“昨朝王内戚闵泳翊来津面谒，谓朝京事势不成体段(统)，请由中朝择本邦荩臣有民望者，付之以政府之事。”（李鸿章：《论朝鲜国政》，光绪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同上卷十七第27页。）大院君李□应更直截了当建议改为一个省，李鸿章不敢同意。李□应提出：“必请如元朝故事，钦派大臣前往监国，办理行省，使王与妃不敢任意自行等语。查此议关系重大。元时屡派监国，事权不一，乱益滋纷。若废朝王而改为行省，举动太觉奇崛。况今日各国已与立约通商，俄日眈视其侧，必乘间从旁搅扰，欲治反乱。”（李鸿章：《筹议赦还李□应》，光绪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同上第42页。）道理说得非常清楚，这显然是行不通的主意。

与此同时，日本也提出了类拟的建议，鼓励中国直接控制朝鲜的内政、外交，但中国事先要同日本外务大臣井上馨“密议”、“斟酌”。日本驻华公使转达的办法包括：“李中堂与井上伯爵密议朝鲜外务，主意办法既定之后，由李中堂饬令朝鲜照办，务使其办到。”“国王如有擢用重臣，无论如何必先与李中堂相商，再与井上伯爵斟酌。”中国驻朝大员与日本公使“遇有要事，互相商酌办理”。（《日本公使□本武扬钞呈外务井上函》，光绪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同上第29、30页。）其用心非常明显，目的在于把朝鲜变为两国的共同保护国。

李鸿章受托直接处理朝鲜事务，他是怎么干的呢？

首先，他劝导朝鲜打开大门和整饬内部。直至1874年，他仍以封闭的心态看待朝鲜。他说：“高丽国小而完，熏吓不动，中国似未便劝令与法美通商。”（李鸿章：《复沈幼丹节帅》，同治十三年五月二十四日，《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十四第11页。）但很快他的态度便起了变化。这一年日军进攻台湾，翌年日军舰侵入朝鲜及随后订立的《江华条约》，都促使李鸿章不能不重新考虑自己的态度。他讽谕朝鲜政府：“西洋英俄者国专务通商，地球从内几无不到。兹日本既导先路，诸国或思步其后尘……此中操纵机括，谅老成谋国者必能措置咸宜也。”（李鸿章：《答朝鲜相国李裕元书》，丙子(1876年)，李国杰编《李文忠公遗集》卷五第14页。）此后又曾多次提出类似的建议。他还给朝鲜国王提出忠告：“自来物腐虫生，人必自侮而后人侮，国必自伐而后人伐，左右嬖佞之徒不可与共政，豪疆兼并之国不可与图存。”（李鸿章：《复朝鲜国王》，光绪十一年六月初五日，《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十七第34页。）督促他认真整顿内政。不过，这些忠告不外整军经武、任贤用能等古方正药，亦未触及根本。

其次，劝导他们用以敌制敌之策处理同各国的关系。朝鲜是俄日英中的角逐场，如何处理这些复杂的关系，特别是怎样对待日、俄两大近邻，或联日抗俄，或联俄制日，李鸿章的主意时有变化，但根本的指导思想仍是传统智慧：“以夷制夷”。70年代他便对朝鲜政府说：“为今之计，似宜用以敌制敌之策，次第与泰西各国立约，藉以牵制日本。”“盖各国互峙争雄，而公法行乎其间……欧洲之比利时、丹马皆极小之国，自与各国立约，遂无敢妄肆侵陵者……若贵国先与英德法美交通，不但牵制日本，并可杜俄人之窥伺。”（李鸿章：《三答朝鲜相国李裕元书》，己卯(1879年)，《李文忠公遗集》卷五第18、19页。）以后，这个指导思想一直未变。

再次，他选择了直接控制朝鲜外交和内政的方针，这是从1885年开始的。他在给韩王的信中说：“袁守忠亮明敏……殿下欲留为将伯之助，鸿章已据情奏闻，奉旨令驻扎汉城，襄助一切。以后贵国内治外交紧要事宜，望随时开诚布公与之商榷，必于大局有裨。”（李鸿章：《复朝鲜国王》，光绪十一年十月初二日，《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十八第5页。）从此袁世凯实际上成了中国派驻朝鲜的监国。

正是在这一年五月间日本一再怂恿中国这样干，但事事要先同他们商量。李鸿章没有答应日本的条件，而在实际运作中改变中国对外藩的管理体制，直接介入了朝鲜国务的管理，这样一来就触发和加深了一些重大矛盾：

一是中国同朝鲜统治者的矛盾。日本的武力侵扰和中国的鼓励，促使朝鲜逐步打开大门，但在对外交往中朝鲜的独立倾向日益加强，这同李鸿章执行的加强控制的方针正相反对，从而导致引起双方不快的许多摩擦。李鸿章向朝廷的报告中韩王“俨欲自主”、“阴谋自主”的字样不绝于书。朝鲜则一再要求更换驻朝的袁世凯，实际是反对他推行的干预政策，其驻中国的官员甚至当面对李鸿章说：“敝邦者介在东隅罗丽之间，夷俗倔强，风雨晦暝，唐宗、元祖犹未能得志”，而要求“许存主权，靡有故寻苛刻”，拒不执行“有欠于自主之义”的指示。（李鸿章：《与朝鲜驻津陪臣金明圭问答节略》，光绪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同上卷十九第53、54页。）对于衰败中的上国傅相李鸿章说来，这些话是十分刺耳的。同时，这个矛盾也在经济上给清政府带来难于承受的负担。朝鲜是个贫穷的小国，打开国门后要求练新军、架电线、铺铁路，而国王屯同大部分专制统治者一样有享受世间一切的欲望，经常入不敷出。于是，他们一再“自主”向外借款，至1889年除欠招商局20万两外，共欠洋债50余万两（《赫总税司面递节略》，同上第37页），且还“欲中朝筹贷百数十万”。（李鸿章：《论朝鲜借款》，光绪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同上第32页。）在清代统治者看来，朝鲜向外特别是向外国官方借贷损害了中国的宗主权，而要由自己满足他们的要求又力不从心。李鸿章说：“朝鲜历年欠贷日本英德美各商款不少，今照会各国，以后不准私贷，即令各国遵允，而从前所借各债势必纷纷向中国索偿，而韩王用度不节，他无可贷，将来必仍向中朝吁求通挪，届时恐无以应。”（李鸿章：《论朝鲜借款》，光绪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同上第31页。）这就是清廷进退维谷的窘态。出于政治上维护宗主权的考虑，清廷还是向各国发出了不准朝鲜私贷的照会，而宁可自己挖肉补疮，包括挪用出使经费，多次给予朝鲜贷款。

二是把中国推向同朝鲜反国王势力对立的状态。朝鲜反国王的势力情况非常复杂，有的只是不满朝政腐败，有的则是急于要求维新，有的则对官吏的贪渎和外敌的欺凌极为愤懑。他们中有的已伸手与中国联络，如果中国操纵得宜，而又对其内政持比较超脱的态度，退则不给中国惹祸，进则有可能引导他们缓解国内矛盾，同各种可以合作的力量携手推动改革，促使朝鲜向现代社会蜕变。不幸，中国虽然对韩王不满，却热衷于介入朝鲜内争，维护现有的统治秩序，不但于朝鲜无裨，且使自己一步步陷入泥潭。1882、1884、1894三次出兵镇压大院君、开化党和东学党，头两次救了国王，与反对国王的政治势力为敌，最后一次是全国性的民众暴乱，清政府出兵，却连中国也搭上去了！

三是加速了中日矛盾的激化。日本侵略朝鲜和中国乃是明治维新后其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任何人都改变不了的。从中国利益出发去总结历史经验，可以作另外一些设想。比如，最直接的矛盾发生于日本和朝鲜之间，中国如不急于直接介入，朝鲜有没有可能成为中日之间的缓冲物，令中日之战推迟若干年月呢？又如，俄国也对朝鲜虎视眈眈，1884年韩王曾乞救俄国保护，如果中国不严加制止，真正让日俄互相牵制，是不是对中国更为有利呢？1885年德国驻朝鲜代理公使曾向清廷建议：“朝鲜为清国后庭，亦即与俄日之边界毗连，势不相容，必至争攘，虽千万人驻防于朝鲜何所益。愚以为照泰西成法，而清俄日互相立约永保朝鲜，设或异日他国攻伐，不得借道于朝鲜国。”（《驻朝鲜德国署使条议》，光绪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到，同上卷十六第43页。）日本已表示同意，俄国更不成问题。对中国说来，这是一个重大的退让，但根据当时的力量对比，中国后来的损失却可能小得多。可惜，清政府一口拒绝了这个建议。

说了半天，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清政府在朝鲜选择了下策，李鸿章于此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友：我听来产生一个新的疑问：为什么力主退出越南的李鸿章，在同一时间却不愿在朝鲜松手？

袁：这是个饶有兴趣的问题，值得人们深思。我想，令李鸿章不能通达时变、作出更高明决策的因素有这么几个：

一是地理因素，用时下的话是地缘政治。在他看来，朝鲜不但“为我东三省屏蔽，奚啻唇齿相依”，且与中国畿辅“疆宇相望”（李鸿章：《三答朝鲜相国李裕元书》、《答朝鲜相国李裕元书》，《李文忠遗集》卷五第20、14页），如它能“自固藩篱，则奉吉东直皆得屏蔽之益”。（李鸿章：《论维持朝鲜》，光绪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十一第43页。）这同越南主要与边远的滇、桂接壤情况迥异。畿辅拱卫统治中心，东三省则是所谓龙兴之地，都是北洋所辖的直接防卫地区，这恐怕是李鸿章不敢考虑从朝鲜脱身的最重要原因。

二是外来侵略者在两地所居地位不同。法国实际上已占领越南大部分地区，那不过是一块鸡肋。而日本则尚未直接占领朝鲜领土，且时以维护朝鲜领土完整和国家独立相标榜。保存朝鲜似乎仍未到无望的地步。

三是以夷制夷思想的羁绊。不能说李鸿章对朝鲜面临的危险毫无警觉，他曾一再感叹：“韩政暗弱，与越缅等，尤东方根本之患。”“朝鲜政昏民弱，俄日眈视其旁，危如累卵，尤为根本切近之忧。”（李鸿章：《复丁稚璜宫保》，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同上。）但他幻想俄国能够牵制日本：“韩虽可虑，有俄在旁，日断不遽生心。”（李鸿章：《论俄日窥韩》，光绪十二年八月十八日，《李文忠公全集·海军奏稿》卷二第14页。）甲午战争爆发后，幻想破灭，他忍不住面斥俄国公使：“从前拉署使德仁暨贵大臣巴参赞屡次来称：俄国断不许他国占踞朝鲜土地。现日已尽据韩地，俄人袖手旁观，是从前所说尽属诳我之虚谈。”（李鸿章：《与俄国喀使问答节略》，光绪二十年九月十四日，《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二十第55页。）这为时已晚的醒悟，也证明了以夷制夷的思想在他考虑朝鲜问题时占有非同一般的份量。

四是维护固有的名分纲纪。观察李鸿章及其他清代大员，不能忘记他们都是中世纪意识形态薰陶下成长的，在越南他们愿意舍弃一切，费尽力气要求保留的仅是一个“属邦”的名义，以此求得不伤“体面”的心理满足。李鸿章曾对朝鲜官员大动肝火，原因是对方“乃在中朝交涉亦俨然以自主，大放厥词，是置中东数百年名分纲纪于度外矣，可乎哉！”（李鸿章：《与朝鲜驻津陪臣金明圭问答节略》，光绪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十九第53页。）同时，维护固有的名分纲纪已经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群体的文化心理，如果李鸿章冀图从朝鲜脱身，必然饱受舆论谴责，何况他自己就难于冲破传统心理的禁锢。为什么1882、1884年要两次派兵入朝，不惜卷进旋涡？李鸿章的答复是：“天朝恪守旧章已二百余载，壬午、甲申之变全力相赴、未始言劳，名分所在，义不得不尔也！”（李鸿章：《致朝鲜国王》，光绪十二年九月初三日，同上卷十八第47页。）这就是他在朝鲜问题上的文化心理。

总之，李鸿章在朝鲜问题上的抉择既有现实政治军事利益的考虑，又有以夷制夷、维护名分等传统文化背景。要摆脱这些因素的制约，必须有深悉世界大势，全局在胸的雄才大略，才能以退为进，引导朝野上下集中精力于系统改造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伟大事业。李鸿章不是这样的英才，其他人更等而下之。说得更彻底一些，甲午战争以前中国仍缺乏产生这样能扭转乾坤的历史人物的沃土。没有适宜的社会条件，英雄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于是，中国陷入朝鲜这个泥潭无法自拔，李鸿章也从自己事业的巅峰掉入山谷。

“避战求和”的是非与实质

友：朝鲜这个泥潭实际是日本处心积虑设置的陷阱，最积极鼓励清政府派兵镇压东学党的就是日本。当事后诸葛亮，清政府当时如能实行从朝鲜脱身的政策自然是上着，可是仗打起来了，无论海上、陆上清兵一触即溃，执掌北洋防务几十年的李鸿章难道没有责任？何况北洋水师是他一手组建和管理的。

袁：这是近百年来争论不休的老问题。战争尚未结束，已经弹章争上，李鸿章成了众矢之的，但也有一批人挺身而出用各种形式为李氏辩护。我想，清军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李鸿章当然要负很大的责任，可是，满足于谴责某一个人，后人就无法获得应有的教益。从总体上看，甲午战争的研究也早已超过这个停留于表面的水平，海内外的史家已把这次战争的胜负同两国的社会状况、文化背景以及各自选择的现代化道路联结起来讨论。

友：不过，有些具体问题也应弄清，才能分清是非。

袁：一些老掉牙的问题谈得不那么腻味可不容易。勉为其难试一试，不妨把大题目分解为一些小问题，交换交换意见。

友：有的史家认为这一仗所以打败，首先败在李鸿章的避战求和，如果按照帝党积极备战的方针办，情况就会大不相同。

袁：这是战略决策问题。在这次战争中，李鸿章是清政府的主要军事统帅，也是决策层中唯一有实战经验的人物。当时光绪帝二十三四岁，长在深宫，不知战争为何物，他的主要助手，从帝师翁同騄到军机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各大臣绝大多数是文官，唯一的武将是步军统领荣禄，也没有打过仗。可是，李鸿章在这次战争中却“著著落后”，尽失当年指挥淮军同太平天国和捻军作战时那股英姿勃发的生气。这不能只归咎于年过七旬，生理老化，更主要的原因应在三十年的高官厚禄和宦海风云中去寻找。

对李鸿章军事决策的指责集中于两点：一是海上“避战保船”，陆上则是日军大举入侵朝鲜之际没有集中重兵支援朝鲜。而潜台词是李鸿章的政治思想——妥协投降路线——贻误了这次战争。

老弟知道，我没当过兵打过仗，不懂军事，连纸上谈兵的资格也不够，所以对于专门的军事问题实在不敢置一词。但这些指责都带政治性，不妨斗胆评点几句。

人们都承认，在这次战争中，无论是舰艇的数量、质量、装备水平和人员素质，日本海军均比北洋水师强，在丰岛海战中后者又受到重创。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硬拼无疑是错误的，明智的选择是保存实力，伺机战斗。当时李鸿章和丁汝昌的各项具体决定是否妥当，应该让对军事素有研究的专家去评说，我只想说明一点：“保船制敌”之计是李氏根据敌我力量对比制定、并得到“一意主战”的皇帝及军机大臣们同意的。

请听李鸿章是怎样说的：“详考各国判行海军册籍，内载日本新旧快船推为可用者共二十一艘，中有九艘自光绪十五年后分年购造，最快者每点钟行二十三海里，次亦二十海里上下。我船订购在先……仅每点钟行十五至十八海里，已为极速……近年部议停购船械，自光绪十四年后我军未添一船……惟不必定与拼击，但令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倭尚畏我铁舰，不敢轻于争锋。不特北洋门户恃以无虞，且威海、仁川一水相望，令彼时有防我海军渡袭其陆兵后路之虞……用兵之道，贵于知己知彼，舍短用长，此臣所为兢焉以保船制敌为要，不敢轻于一掷以求谅于局外者也。”（《李鸿章复奏海军提督确难更易缘由摺》，光绪二十年七月二十九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中日战争》(三)第72-73页。）两天后军机处转达“上谕”，肯定李鸿章“为保船制敌之计，不敢轻于一掷”的意见，“密筹海军彼此情形战守得失，详晰覆奏，自系实在情形。”（《军机处寄北洋大臣李鸿章上谕》，光绪二十年八月初一日，同上第78-79页。）

我想，不管“保船制敌”的方针是否正确，都同所谓战与降两条路线之争或李鸿章冀图保存实力以自固的恶劣品德无关。反之，当“谤书盈箧”之际，李鸿章这个奏摺为国筹谋的若衷仍溢于言表。这样说恐怕并不过分。

再看看集中重兵支援驻朝清兵的问题。清兵是甲午五月初一出发援朝的，初五第一批援军抵朝鲜牙山。初七，第一批日军进驻汉城。从初九开始，中日双方便商量共同撤兵问题，但蓄谋已久的日本边谈判边增兵，很快就超过10000人，远远多于仅2500人的清兵。

中国方面主张增兵的人不少，最早是驻日公使汪凤藻五月十四日的电报：“察倭颇以我急欲撤兵，横谋愈逞，其布置若备大敌，似宜厚集兵力，隐伐其谋，俟余孽尽平，再与商撤，可复就范。”（《北洋大臣来电一》，光绪二十年五月十五日到，同上(二)第558页。）翌日，袁世凯也建议：“似应先调南北水师迅来严备，续备陆兵，一面电汪使商办，并由总署酌请驻华各国使调处，或不至遽裂。”（《北洋大臣来电一》，光绪二十年五月十六日到，同上第559页。）李鸿章不同意他们的意见，明确地答复：“倭性浮动，若我再整兵厚集，适启其狡逞之谋，因拟必战，殊非伐谋上计。”（《北洋大臣来电一》，光绪二十年五月十五日到，同上(二)第558页。）只答应：“添调数船往仁，聊助声势。”（《北洋大臣来电一》，光绪二十年五月十六日到，同上第559页。）并将双方意见上报朝廷。清廷在看到这些报告后指示李鸿章：“韩惊扰已甚，似宜电袁，喻以镇静。”（《北洋大臣来电一》，光绪二十年五月十七日到，同上第560页。）

清廷态度转变力主增兵是五月二十二日的事，这一天一连两次降旨给李鸿章：“派出兵练千五百名，是否足敷剿办？如须厚集兵力，即著酌量添调，克期续发。”（《军机处电寄李鸿章谕旨》，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二日，同上第568页。）“据现在情形看去，口舌争辩已属无济于事。前李鸿章不欲多派兵队，原虑衅自我开，难于收束。现倭已多兵赴汉，势甚急迫。设胁议已成，权归于彼，再图挽救，更落后著。……著即妥筹办法，迅速具奏。”（《军机处寄北洋大臣李鸿章上谕》，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二日，同上第568-569页。）在此以前没有足够的材料可以证明双方有重大的意见分歧。翁同騄在第二天的日记中有这么一段记载：“朝旨屡饬李相添兵。仅以三千勇屯仁川、牙山一带，迟徊不进。嘻，败矣！”（《翁文恭公日记》，甲午五月二十三日，三十三册第50页。）如“屡饬”指的是二十二日两次“上谕”，情况属实，如以此证明早就有非同小可的歧见，则过于牵强。在此以前，五月十九日，清廷曾电商李氏：“倭如添兵未已，我应否多拨以助声势，望审筹酌办。”但同时又认为：“此时倭之不敢遽谋吞韩，亦人所共喻；而藉口驻兵，则恐不免。”（《发北洋大臣电》，光绪二十年五月十九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中日战争》(二)第562-563页。）既然威胁不是那么严重，增兵的紧迫性也就减弱了。

友：老兄可不要走到另一极端，抹煞双方的分歧。

袁：我并不认为他们是和谐一致的，问题是要弄清真正的分歧在哪里。

五月二十二日后，李鸿章没有认真落实清政府的增兵意图。他既没有迅速调集北洋辖区内的部队入朝，更没有建议举国动员，损失了二十天左右的时间，在战争中这可不是一件小事。他真正调兵入朝已经是六月中旬的事了。六月十二日“奉旨：……现在和商之议，迄无成说，恐大举致讨，即在指顾。”（《军机处电寄李鸿章谕旨》，光绪二十年六月十二日，同上第611-612页。）十四日，李鸿章将进军部署上报，当天翁同騄等奉旨会同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各大臣详细审议后的结论是：“所筹尚属周密。”（《翁同騄等复陈会议朝鲜之事摺》，光绪二十年六月十六日，同上第626页。）随后即按这个方案执行。要是李鸿章早点下决心，五月二十二日以后就可以这样部署，这不是延误了二十天吗？

这次延误确实反映了五月下旬以来李鸿章同光绪皇帝等人的意见分歧。为什么李鸿章迟迟不赞成增兵？他在五月二十日说：“汪、袁皆请添拨重兵。鸿思倭兵分驻汉仁已占先著，我多兵逼处，易生事；远扎，则兵多少等耳……我再多调，倭亦必添调，将作何收场耶？今但备而未发，续看事势再定。”（《北洋大臣来电一》，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日到，同上第563页。）也就是说，他希望和平了结这一争端，避免矛盾激化。六月初十叶志超来电提出：“此时速派大军由北来……此上策也。否则，请派商轮三四只来牙，将我军撤回。……是为中策。若守此不动……久役露处，暑雨受病，殊为可虑。”李鸿章在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电报中转达了上述意见后立即表示：“钧署现正与日商，未便遽添大军，致生疑阻。上策似须缓办。其中策……可否照办，请速核示。”（《北洋大臣来电三》，光绪二十年六月初十日到，同上第602页。）已经决定增兵的清廷自然不会采纳这个建议，五月二十二日以后清廷虽不拒绝谈判，但一再督促李氏备战，而李氏虽然也曾提示部属作好打仗准备，而强调的是镇静和谈判，这就是双方的分歧。现在看来，清政府五月末有个主张比较全面：“此事如能善了，自较用兵易于收束……此与筹备两无关碍。”（《发北洋大臣电》，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九日，同上第577页。）侵略者只考虑利害而不顾是非，实力和周密的准备是争取和平解决争端的必要条件。李鸿章虽然对包括筹集战费在内的许多战备工作作了部署，但对显示实力为谈判后盾的策略却缺乏应有的理解。但这并不等于说清廷在这段时间的决策就完全正确，例如他们一反初衷不批准从朝鲜撤军的建议，失去了防止中国滚入泥潭的最后一个机会，现在看来就很难说是明智之举。而在这一点上李鸿章的建议却更符合实际，如被采纳，也许能大大减轻中国所受的损失。

我们不但要看到他们的分歧，而且要实事求是地分析这些分歧的实质。中国大陆有好些史家喜欢以爱国的帝党同卖国或投降妥协的后党的争斗作为诠释这段历史的基石。但像慈禧这样一再误国的历史罪人，在这次战争中却同光绪皇帝唱的是同一曲调。翁同騄留下同皇帝谈话的记录：“上意一力主战，并传懿旨亦主战。”“又曰：太后谕有不准示弱语。”（《翁文恭公日记》，甲午年六月十四日、十五日，三十三册第58页。）至于有人进而鼓吹主战等于爱国、主和就是卖国投降，便于分析复杂的历史事件无补。有的史家对此早就提出了质疑。（章鸣九：《试论洋务思想家对和战之争的态度》，《天津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李鸿章与光绪皇帝这一次的歧见也不是什么爱国与投降之争，而只是策略或方法之争。

形成这些分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点：

一是长期存在的理势之争的继续。

鸦片战争以来，对如何处理同列强关系的问题，一直有从理出发还是从势即实际情况出发的不同主张。曾国藩就曾披露自己在两种主张间挣扎的心灵痛苦。在甲午之战中，光绪帝及其追随者着重固有的理，一再强调原有的属国地位不能改变，朝鲜内政不容干涉。这自然说得有理，如果前者还带有中世纪印记的话，后者则是理直气壮的现代国际关系原则。然而蛮横无理的日本侵略者却利用清廷灵活性不足的弱点，在有的问题上获得人们的同情。比如，日本侵略军赖在朝鲜的主要借口是必须督促朝鲜改革其腐败的内政，并为此提出了一个按照资本主义原则全面“自主”改革朝鲜政治、经济、财政、司法、军事和教育等等的方案。从清政府到朝鲜国王都义正辞严，坚持内政不容干涉，改革等问题要待日本撤军后再说。光绪帝说：“不撤不讲。”（《翁文恭公日记》甲午六月十五日，三十三册第58页。）朝鲜国王则对日本人曰：“俟议撤兵后再议。”（李鸿章：《寄译署》，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三日，《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728页。）可是，据驻在朝鲜的袁世凯报告：“日大队陆续来汉，日间以自主革政告说，韩人颇炫惑，盼革政者尤多。……我以空口动韩，恐无济，势已未易挽回。日称扶韩自主，不但韩王及群小乐闻，即各国亦多默许。”（李鸿章：《寄译署》，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一日，同上第721页。）这就使有理的中国显得有些被动。其实，既坚持内政不容干涉的原则，又吸收对方意见的合理部分，主动改革内部的弊政以打破借口，不是更加妥善吗？至于一些大讲“驭夷”之理、提出讨伐日本本土等奏摺，多半是书生之见，限于时间，就不必多费口舌了。

李鸿章则考虑“势”或实际情况较多。“北洋铁快各舰堪备海战者只有八艘。”，“历考西洋海军规制，但以船之新旧，炮之大小迟速分强弱。”北洋海军无论数量质量，都比日本逊一筹。沿海陆军“分布直东奉三省海口把守炮台合计二万人”，此外“备畿辅游击策应之师”二十营，以每营五百人计，两项合共约三万人，而“现在倭兵备调者实有五万”。（《李鸿章复陈海陆兵数摺》，光绪二十年六月初二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中日战争》(二)第583、584页。）作为一方统帅，在考虑战和之机的时候李鸿章自然不能不踌躇再三。

二是各受不同的传统观念羁绊较多。

慈禧和光绪皇帝主要的着眼点是维持上国“体制”。同在越南一样，他们争的是不要有损“体面”，其他都不必深究。他们坚持的原则是：“韩为中属，本准自主；若但认自主，未认非属，尚不相妨。”（《发北洋大臣电》，光绪二十年六月初二日，同上第581页。）不惜出动大兵，主要目的是保住“属国”二字。为此，先是拒绝各国插手：“袁欲各国调处，似于中属体制有损……未便照办。”（《发北洋大臣电一》，光绪二十年五月十七日，同上第560页。）后来，他们虽也希望借助他国力量迫使日军撤离朝鲜，但总是心存戒备，五月下旬他们就提醒李鸿章：“俄使喀希呢留津商办，究竟彼国有无助我收场之策，抑另有觊觎别谋？李鸿章当沈几审察，勿致堕其术中，是为至要。”（《军机处寄北洋大臣李鸿章上谕》，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二日，同上第569页。）稍后，英国参与调解，他们又警告李鸿章：“倭人肇衅，挟制朝鲜，傥致势难收束，中朝自应大张挞伐，不宜借助他邦，致异日别生枝节。”（《军机处寄李鸿章谕旨》，光绪二十年六月初二日，同上第581页。）至于“大张挞伐”的力量来自哪里他们考虑不多，顺应历史潮流干脆让“属邦”独立自主对他们说来更是闻所未闻的奇闻。

李鸿章对内外形势了解较多，他考虑的是什么呢？早在1880年李鸿章就曾沉痛地指出：“中国诚能练兵防海，日图自强，不独朝鲜弱小未敢藐视，即欧西大国亦未尝不敬而畏之。若不图自强之策，终恐不能自立，亦何在乎属邦之从违！”（李鸿章：《论维持朝》，光绪六年十一月二十日，《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十一第43页。）14年后，自强仍是遥远的幻境，如何处理属邦成了严峻的抉择。他也冀图维护固有体制，因而冒失地派兵入朝，但当察觉已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以后，他就比较清醒地考虑从那里脱身之计了。因为考虑到自身力量的不足，在对待蛮横的日本侵略者上，他把立足点放在以夷制夷的策略上，先是对俄国充满幻想，一再表示“现俄国出为调处，或渐就范”（李鸿章：《复刘公岛丁军门》，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二日，《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727页）、“俄廷叠谕该使调处，必有收场”（李鸿章：《寄汉城袁道》，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八日，同上第739页），后来又建议英国政府“速令水师提督带十余铁快舰径赴横滨……勒令撤兵”。在他看来，“如英肯出力，以后添一会议，更可牵制俄，似为胜算”。（李鸿章：《寄译署》，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八日，同上第740页。）在为衰老的清帝国显赫一时的大员的幻想破灭苦笑之余，我们也可以看到李鸿章同慈禧、光绪皇帝的差别所在。

挪用海军经费中的微妙心态和背景

友：北洋海军被击败的重要原因是海防经费挪作修颐和园之用。兹禧是误国魁首，众所周知，不值得多费唇舌，可是李鸿章不但没有反对而且支持了这一误国罪行，所以甲午之败还是要怪李鸿章自己。

袁：一般认为修颐和园花了2000多万两，而三海(中海、南海、北海)工程又费了五六百万。另一说是：“据不完全统计，迄于甲午战争为止，清政府用于颐和园工程的经费为库平银一千一百多万两，其中挪用的海防经费约为库平银八百六十万两。”而“到1895年5月的十年间，三海工程共挪用了海军经费四百三十六万五千余两……挪用的海军经费总数达到了一千三百万两。”(戚其章：《颐和园工程与北洋海军》，《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4期。)中法战争的硝烟未散便向外国银行借款修这些皇家园林了，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大约相当于当时一年全国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可是财政收入中真正能机动使用的钱是很少的，所以只能东挪西借，不但耽误了海军建设，造成严重后果，而且经济建设所急需的铁路、电报(那时还是有线的，要架设连接各地的电线)等基础设施也无一不被耽误。这是清政府在19世纪犯下的祸国殃民的历史性大罪之一。

问题是李鸿章的责任有多大？

从现有资料看，李鸿章一贯反对动用大量国帑修建宫廷园苑。他是靠自己的文武才能和军功上升至顶层的，掌握军政大权后又成为办洋务的重心，渴望富国强兵，这些情况决定了他通常不必阿谀奉承以求荣固宠，而对宫廷的靡费颇有微词。1871年他向曾国藩透露：“宫廷近增靡费，农部(即管财政收支的户部)日告支绌，虽以畿辅大灾，向例须发内帑百余万者，兹皆无敢议及，且欲添各关赢余，以供少府(指管宫内开支的内务府)之需。……援例征求，尊处必应接不暇。”1874年，恭亲王等力谏重修圆明园，同治皇帝一气之下革去其一切差使并褫夺爵位，慈禧出面干涉才予“赏还”。李鸿章毫不掩饰自己对恭亲王的同情和支持，他写信给有关官员：“停止园工，从谏转圜，洵薄海臣民所共庆幸……穷至如此，直无一事可办，土木再不停工，大乱必生！”（李鸿章：《复宋雪帆司农》，同治十三年八月初二日，同上卷十四第24-25页。）“贤王力争，几蒙不白之冤，幸园工籍以停止，大局稍可挽回。”（李鸿章：《复张振轩中丞》，同治十三年八月初七日，同上第26页。）这些逆耳忠言绝不会出自不关心国家兴亡的“循吏”之口。此外，对过于奢靡的祭祀、修陵等大量虚耗资财的行径他都颇为不满。

那么80至90年代之交他的态度是不是有所转变呢？准确的答案是有变也有所不变。请先看一段他在1886年给奕訢的信，这是颇堪玩味的妙文：

“昆明湖习水操，创学堂以渐开风气，经费渐由练饷设法挹注；恭读奏稿，仰见牖民觉世，培植根本将才，一片婆心，钦仰奚似。俟续奉牍示，随时督饬局员，妥细筹商，尽力协助。海军饷需日增，重费荩画，同深焦悚。英、德四舰明夏即须来华，沿途雇送盘费及到防后薪粮一切，实愧绵力，无可供支，务乞豫筹之。”（李鸿章：《论朝鲜局势》，光绪十二年八月十二日，全集《海军函稿》卷二第15页。）

奕譞是光绪皇帝生父，又是成立不到一年的海军事务衙门的总理大臣，奕訢和李鸿章则是“会同办理”的副手。为满足慈禧穷奢极欲的愿望，奕譞出了一个歪点子，以办海军学堂为名大修颐和园。精明如李鸿章当然一眼就能看穿在“昆明湖习水操、创学堂”究竟要弄什么鬼名堂。面对顶头上司的这个可耻的行径，李鸿章有两个可能的选择：

一是硬顶，宁可丢掉乌纱帽也不答应。中国历史上不乏这样的光彩照人的名臣。但李鸿章不是道德楷模，他自己曾直言不讳：“今人多讳言‘热中’二字，予独不然。即予目前，便是非常热中。仕则慕君；士人以身许国，上致下泽，事业经济，皆非得君不可。”（吴永：《庚子西狩业谈》第112页，岳麓书社1985年。）既然六根未净，未能超尘脱俗，便不可能同慈禧、奕譞决裂。恭亲王在两年前被慈禧抓住辫子撤掉就是前车之鉴。

二是软磨，并作些退让。这是李鸿章选择的对策。首先是以官话对官话。奕譞满嘴京腔：既然由我“总理海军事务”，你李鸿章就赶快拿钱来，在颐和园办学堂培养海军人才，这是关系国家兴亡的头等大事！李鸿章也正儿八经：您伟大高尚，为国为民，煞费苦心，“钦仰奚似”，一定“尽力协助”。接着就将难题还给对方：王爷，我正要找您要钱，“海军饷需日增”，四艘军舰即将由欧洲驶回，本国人经验不足，要请外国员弁，还要交保险费、买燃料，到达后日常经费也不少，我焦思苦虑，已无法可想，王爷您可一定及早筹集呀！这是一幅专制制度下的官僚斗法图，能做到让奕譞碰个软钉子，最少可以证明李鸿章的良知未泯，仍是想方设法维护国家利益。这不是孤证，还有好些类似材料，为节省时间，怒不一一征引。

友：反抗即使有，也非常微弱，事实是大量经费被挪用了。

袁：这话有点道理，但还要具体分析。我读书不多，就我看过的资料来说，为修颐和园而实际用了多少钱，其中挪用海军经费占多少，是一笔没有算清的糊涂账。一般估计是二千多万两。

其中要弄清两个情况：

一是大部分不是挪用已拨给北洋海军的经费。北洋海军一年有多少军费呢？以光绪十七年(1891)为例，共收入203万两，而支出为185万两。（李鸿章：《海军经费报销摺》，光绪二十年五月十七日，《镇远等八船报销摺》，光绪二十年五月十七日，全集《奏稿》卷七十八第24-28页。）光绪十四年(1888)年后未添一船，也就没有大宗特别拨款。从光绪十一年(1885)九月海军衙门成立至甲午战起不到九年的时间，后五年停止购船，在李鸿章支配的北洋海军经费中挪用数以千万计的经费是不可能的。光绪二十年，奕譞要李鸿章借购船款三十万两供三海工程之需，李氏在遵命的同时毫不客气地要奕譞赶快归还：“英德两厂所定四船……三分之二船价须分批付给……就前存船款计之，不敷之数约在八十万两以外……拟另请尊处筹铸添拨。倘此次借提三十万，粤海关一时未能清解，诚恐失信外洋，贻误匪浅。”（李鸿章：《内提要款请指拨解还》，光绪十二年五月二十四日，全集《海军函稿》卷一第20-21页。）大批调拨其他款项更不可能。海军经费主要是从海军衙门中跑掉的，主其事者是奕譞、奕劻，不能将这些昏愦的满族贵族所干的罪恶勾当强加在李鸿章名下。

二是如何看待为颐和园万寿山工程集款。许多论著抨击李鸿章的根据之一是他出面劝说各督抚为这个工程集款。这是光绪十五年(1889)间的事，两广、湖广、两江、江西、四川、直隶等督抚筹得二百六十万两储存生息，本金用于海防，利息则供颐和园之用。在急需加强海防的时候不能动用这笔钱购舰设防当然是个错误。在上一年，李鸿章还给奕譞写信慷慨陈词：“即就北洋一枝而论，英员琅威理老于此事，每谓船不足用；各将领曾出洋肄业游历，见闻较广，亦皆以添置战舰为请……然如该将领所请添舰之数，约计购价三百万余两，其常年饷需、后路经费，尚须逐渐增加。”（李鸿章：《议拟海军章程奏底》，光绪十四年六月初七日，同上卷三第7-8页。）操纵朝廷军政大权的奕譞和户部尚书翁同騄等人不但拒绝这些要求，反而作出停止购船的决定。

募得巨款用于海防不是正合适吗？用于宫廷靡费和经手官僚从中贪赃枉法(据说按当时常规，真正用于工程的少则仅一成，多也不过三成)无论怎么说都是无可饶恕的罪行。但有两个情况却是不能不考虑的：其一，李鸿章乃奉命行事，奕譞亲自函示后还一再命人追问。其二，这是以筹备庆祝慈禧六十大寿(1894年)的名义兴建的。大凡专制政体总是不惜耗费巨资举行诸如此类的庆典，以显示统治者的威严和粉饰升平。就在这一年正月光绪皇帝“大婚”，而在一年以前慈禧已下了一道“懿旨”：“办理大婚之款，四百万两尚不敷用，著户部再行筹拨一百万两。”（《光绪朝东华录》(三)总第2409页，中华书局1958年，北京。）既然儿皇帝讨个老婆要花上五百万两，劳苦功高的“圣母”皇太后过生日花上一千几百万两不是理所当然的吗？与这些盛大庆典相比，李鸿章要求筹集三百万两银子去买军舰就是不屑一顾的小事了。

弄清上述情况以后，历史应该公正地裁定：李鸿章理应受到谴责，但更应受到鞭苔的是慈禧、奕譞、奕劻、翁同騄等人，以及这些愚昧昏庸之辈赖以产生和逞威的中世纪专制制度。

为万寿山工程集款的督抚中包括鼎鼎大名的清流健将张之洞，这又一次说明不能简单地从个人品质的缺陷上去寻找此类事件的根源，决定性的原因是当时的制度。

全面腐败怪谁人

友：还有一个问题是无法回避的：这一仗败在中国军队的腐败，陆军、海军全都如此，而李鸿章本身就不干净。连他的女婿张佩纶也说他“晚年为贪诈所使，七颠八倒，一误再误。”（张佩纶：《致李兰孙师相》，《涧于集》书牍六。）

袁：这确实是个大问题。但先要澄清一点小小的误解：老弟对张佩纶这段话的理解不符合原意。许多论著都像你这样援引这句话以证明李氏“贪诈”，影响所及军队全都腐败，所以一触即溃。在他身边生活多年的女婿这样说，还假得了吗？其实包括老弟在内均把这句话掐去了一半，意思就完全变了。原文是：“合肥素仁厚，止以喜用小人之有才者，晚年为贪诈所使，七颠八倒，一误再误。”仁厚与贪诈是互不相容的反义词，他说的贪诈不是李氏本人，而是那些小人。同一信中还说到：“合肥托大酿成此祸……而祸端萌自袁世凯，炽于盛宣怀，结于李经方。仪老稍有明机，为此三人蛊惑，更成糊涂。”信中还一一指斥这三人：“小李卖父误国”，盛则“终为财色冥殛”，而袁世凯更是“大言不惭，全无实际；而究其所为，骄奢淫佚，阴贼险狠，无一不备……既已误合肥矣，更恐误国”。（张佩纶：《致李兰孙师相》，《涧于集》书牍头。）对这些小人刻划得淋漓尽致。而李氏则仅是“托大”，为这些小人所“误”和“蛊惑”，全无指责其贪诈之意。澄清这个误解，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讨论这个问题。

海陆军的腐败确实是清帝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的重要原因。记录这类情况的史料很多，我们简单举几个例子，略窥一斑：

首先是上上下下贪污成风。据在镇远舰参加黄海海战的美籍军官麦吉芬说：“华舰亦有诸病，炮虽精于陆军，各弹中亦实储火药，不若陆军诸弹，或实以沙泥；然配储不甚多，且药线铁管，仅实煤灰，故弹中敌船而不能裂，皆必败之道也。”（《美麦吉芬游戎语录》，《中东战纪本末》卷七第42-43页，广学会刊。）这是目击者的证词，可靠程度很高，证明无论海陆军都有一部分弹药是不合格的。英国《泰晤士报》当时便揭露：“旅顺、威海既造炮台，其安置于台上之炮竟有不堪一放者，其经售炮械之人固俨然显官也。只知七折八扣，售者又因以为利，假如一炮也，报销千金，经手者侵蚀二三百金，售主则以但值五六百金之炮应命，皆不问其为可用否也。”（林乐知、蔡尔康：《朝警记》九，同上卷四第38页。）另一司空见惯的贪污手法则是各级军官克扣军饷和吃空额。当时就有人指出：“吾闻军营积弊，凡统领以次各武员向粮台关饷时，有明系十成，而仅发八九成甚至六七成者，及取阅其领状，则居然十足也。”（蔡尔康：《撤兵议》，同上卷七第5页。）

其次是内部四分五裂，且军无斗志。战争初期李鸿章已有“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自知不逮”（李鸿章：《据实陈奏军情摺》，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日，《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七十八第62页）之叹，不能说这是毫无根据的辩解。战争的准备阶段，清政府决定派大量援兵入朝的时候，没有相应地实行全国总动员的体制，南洋和闽、粤的军舰在战争中无法统一调动，“各省大吏惟知自顾封疆，甚至南洋各铁甲船不曰万难抽调，即曰船械小损；其名为管带之武职，不特逍遥河上，步武清人，更有斗酒征歌，以欢场为战垒者。”（林乐知：《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论》，《中东战纪本末》卷六第17页。）“甚至北舰于刘公岛，广丙舰管带某以粤洋舰队无豫北洋为藉口，殷殷向日将乞怜！万国译传，引为笑柄。……且日本运兵船曾屡过吴淞口外矣，海军衙门诚操战舰之权，亦尚可檄饬南洋，截而取之，”但因事权不一，“遂令海阔天空，横行无忌”！（林乐知、蔡尔康：《操纵离合论》，同上第24页。）陆军中类似情况也有过之而无不及，平壤之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强有力的统一指挥，而在旅顺，“西人目击守旅之文武各官号令不一，散而无纪。”（林乐知、蔡尔康：《朝警记》九，同上卷四第39页。）

在战斗中出现过邓世昌、林永升等英勇善战、誓死如归的海军英雄，陆军中的左宝贵、聂士成等也足为青史增辉。可是，从总体上看，清军却已腐朽不堪，留下不少一触即溃、望风而逃的可耻记录。以旅顺陷落为例：“是役也，我军万余人，倭止三千余人，弃险不守，战又不力，不能袭倭后路，而反为倭袭入。举数十载所经营千万金之厂坞器具拱手让人。”“各口伏水旱雷六百余具，迄倭至未当发一雷。”守卫这一重地的主要负责人龚照屿敌军未至已先潜逃，“龚所部营兵自劫厂库料物，市肆惊惶，居民迁徙一空。”龚氏被李鸿章严令返回后，两军刚开始接触，他又“潜自船厂后门出，便帽絮袍，乘小舟遁”。为保卫旅顺后路，拱卫军总兵徐邦道主动率部赴金州御敌：“徐军苦战三日，乞赵怀业(淮军怀字营统领)援应，赵阳许之，而不出一兵。金州副都统连顺至赵营长跪乞师，赵以守炮台为辞，坚拒不出。”（《幕友记述旅顺失守情形文》，《中日甲午战争档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一)第624、625页，中华书局1989年北京。）而日军刚向大连湾进发，赵怀业便不战而逃了。类似的情况真是俯拾皆是。

再次，清军的腐败还表现在没有懂得现代战争的将帅。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勇敢有余，却是行伍出身的陆军将领，根本无法指挥海战。要是说海军各舰管带大部分是福州、天津海军学堂出身，通常都曾赴英、德、美等国学习的话，陆军将领大都是行伍出身，不知现代战争为何物。李鸿章是统帅，他有丰富的内战经验，但对现代陆、海战也不甚了了，与完全按西方模式组织和训练的日军对垒就难于应付了。他统兵三十多年，可是身边既没有现代意义的参谋人员，更没有现代军队不可缺少的司令部。请听听英国驻东方舰队司令的话吧：“余驻防东海，荏苒数年，中国将才亦当耳熟而心仪之，然境无论水陆，官无论提镇，欲求一深参通我辈之新学者，竟尔杳不可得。”（《英斐利曼特而水师提督语录》，《中东战纪本末》卷七第45页。）我想，这句话是难于驳倒的。

不少史家喜欢从李鸿章个人的品质上去寻求这些腐败现象的根源，这样的思路有失之肤浅的可能。例如，以用人唯私去解释淮系将领丁汝昌出任北洋海军提督，乍一听来很有道理，但细加推敲却又可以有其他诠释，似仍未便视为不可移易的定论。是不是不任用淮军原有将领李鸿章就控制不了北洋海军将领呢？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以李鸿章当时的权势，旧属固然甘愿为其驱使，而青年才俊或别系干才得其奖掖而忠诚追随亦是平常事。李鸿章用人的特点是喜精明干练有才能的人，且不管是否淮籍人士，不管是否有其他派系的背景，均能充分发挥其才干，立功奖拔，有过代承，有很强的向心力。（参阅王尔敏：《淮军志》180-181、326-327、331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7年台北。）即使不用原有部将，选用新人统率，不听其指挥的可能性也几乎是不存在的，须知北洋海军从筹建之日起“即著李鸿章专司其事”（《光绪朝东华录》总2009页，中华书局1958年北京），在专制制度下，愿吃海军饭的巴结唯恐不及，岂敢心怀二志？

那么，在选用海军将领时李鸿章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呢？一是舰船的管带(舰长)必须是学堂出身懂得技术的人：“舣船机器过精，非由学堂出身之武弁，不能管带。”（李鸿章：《复周福陔中丞》，光绪六年四月初三日，《李文忠公全集·明僚函稿》卷十九第21页。）大型舰船更是如此。后来他多次重申：“此项人才必须由学堂出身，少有历练，方敢畀以带船出洋重任。”（李鸿章：《复曾□刚袭侯》，光绪十二年五月二十日，同上卷二十第64页。）二是管带以上(不包括管带)的将领须是曾经战阵有实战经验者。他认为学堂出身的员弁“嫌其未经战阵”（李鸿章：《复周福陔中丞》，光绪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同上卷十九第8页），因此应派有战斗经验的将领统率，“庶缓急稍有可恃”。（李鸿章：《复周福陔中丞》，光绪六年四月初三日，同上卷十九第21页。）至于北洋海军提督(舰队司令)更应是有丰富战斗经验之人。早在1881年他便提出：“北洋水师提督，终当议设宿将，竟无谙习此道之人。”（李鸿章：《复张幼樵侍讲》，光绪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同上第40页。）丁汝昌正是以“宿将”资格入选的。不管你是否同意这两点指导思想，但已足以证明不能把这项任命看作是毫无原则纯粹出于私利的拉帮结派行为。现在看来，他第一方面的考虑自然无可非议，而就第二点来说他希望司令人选既须“谙习此道”——懂得海军，又有战斗经验，自然也是正确的，但在当时的中国不可能找到这样的人才，于是他舍弃前者而取后者。他不了解战火固然可以磨炼出将军，学堂加经常的演练也可以培养出杰出的统帅，特别对像海军那样有复杂技术装备的兵种说来更是如此。要是说在北洋海军筹建之初让丁汝昌一类“宿将”挂帅统率那些缺少历练的学生官还有点道理的话，至1888年正式成立北洋海军的时候，刘步蟾等海军将领已经成长起来成了这支舰队各项工作的实际策划者之际，李鸿章仍坚持让外行去领导内行，这就犯下了贻误军机的历史性错误。究其原因在于对科学技术的复杂性和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而实质是对掌握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缺乏充分的信任。

友：这是个新鲜的思路，我听来也觉得有点道理。

袁：超越仅满足于谴责或歌颂某个历史人物的阶段，有益于史学的发展。这不是我的发明创造，前人早已有重大的开拓，我不过是力步前尘，还不一定学得好。

让我们回到问题的中心。甲午战败的重要原因是腐败，腐败的根源又在哪里？我想，以下几个要点是不能忽略的：

第一，孤立推进军备现代化的恶果。

淮军在晚清军事史上有其特殊地位，其特点之一是勇于学习西方，率先使用洋枪。它建立于同治元年(1862)，同年春进驻上海，不到两年便以洋枪和炸炮为主要武器。李鸿章向曾国藩报告：“敝军枪炮最多而精，郭杨刘王四军万五千人，洋枪万余枝。刘镇铭传所部七千余人，洋枪四千支。是以所向披靡。”（李鸿章：《上曾相》，同治三年五月三十日，同上卷五第19页。）稍后又向朝廷报告：“臣军久在江南剿贼，习见洋人火器之精，于是尽弃中国习用之抬枪、鸟枪，而变为洋枪队。现计出省及留防陆军五万余人，约有洋枪三四万杆……又有开花炮队四营……洋炮重者千余斤，轻亦数百斤，其炮具之坚精，药弹之繁冗，臣讲求数年稍窥机要，他人多未及见，更未与知。”（李鸿章：《覆陈奉旨督军河烙摺》，同治四年十月初八日，全集《奏稿》卷九第56页。）淮军成军最晚，而使用西式武备之普遍远非湘军及其他各军所可比拟，这确实同李鸿章目光锐利、较少保守思想而又勇于学习有密切关系。70-80年代间，在创建北洋海军的同时，他又采取请外国教练、派人出洋留学、在天津设立海军学堂和陆军武备学堂等形式培养各级军官和训练海陆军，所有这些都对晚清军队的进步起过良好的作用，但也没有完成推动清军转化为现代军队的历史任务。

用时下流行的话来说，现代意义的军队建设是个系统工程。武器装备是现代军队中可以用钱买来的东西，但随之而来的是必须实现组织结构和管理系统的现代化。因为火炮、洋枪的引进，陆军基层组织形式自然有所变动，至于海军舰船更只能按西方的模式去配置人员。可是，李鸿章不了解从统帅部开始直至基层整个管理和指挥体系以及管理和指挥方式都必须按现代要求予以改造，结果旧的管理系统像癌细胞一样吞噬着因学习西方而逐渐生长的新机体。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曾察觉北洋海军“则以新法而参旧制也。每舰应发之饷，应备之物，例由各管带官分向支应所领银包办，弊窦遂由此而生。”（《英斐利曼特而水师提督语录》，《中东战纪本末》卷七第46页。）在没有严格的会计、审计制度的情况下，“领银包办”的后果不问可知。至于由于沿用旧体制而给军备建设和作战指挥等方面带来的负面影响更难以数计。李鸿章管的事可不少，但无论平时还是战时都没有专门的军事参谋机构协助他领导和指挥海陆军，一个七旬老翁，顶多加上一些幕府人员，便凭老经验指挥一切，能够不出差错吗？当时，从中央到全国各地八大总督和各军事单位情况都没有什么差别。这与其说是他们出于私利，毋宁说是由于他们缺乏有关的知识。

孤立推进军备建设带来的又一恶果是大部分军官的素质很差。海军好一些，但数量很少，很难补充和扩大。陆军则真正合乎现代军队要求的军官即使有也如凤毛麟角，多数将领仍停留在曾国藩同太平天国作战时的水平，甚至还有所下降。湖南巡抚吴大□和湖北巡抚谭继洵都闻警自动请缨带兵北上，但吴是金石学和古文学专家，打起仗来除了大张吴帅大旗冀图先声夺人以外，实在没有什么高招，结果是一败涂地，既误国又丢了自己的乌纱，谭氏则幸好被制止，免去一场灾祸。这是当时的官僚和士人阶层仍在中国传统典籍中讨生活、不懂科学技术和世界文化新进展的必然结果。至于士兵的素质更低得可怜。一个文盲充斥的穷国，士兵多来源于衣食无着的破产贫民，沾染不良习气者比比皆是，加上不少部队是临时招募，训练个把月就开赴战场，如此兵将，同明治维新后处心积虑侵略中国的日本军相遇，胜败皆非偶然。至于两国经济状况对战争的影响更不用在此赘述了。

第二，社会转型期的浊流。

有的史家把当时军队的腐败归罪于李鸿章的贪墨。李氏是不是贪官？如是的话，贪婪的程度如何？这都是有待考证的问题。在这方面指摘李氏的论著都是猜测性的论述居多，确凿事实罕见。有的史家如有雅兴，也许终有一天能弄个水落石出。

不过，在我看来，更值得用力之处是对形成这些腐败现象的社会环境的考察。晚清军队的腐败是社会腐败的缩影。

晚清各级军政官员贪污受贿成风，首先是这个中世纪专制政权痼疾的恶性大发作。这一类政权是它统治下的臣民生死荣辱的决定者，因此代表这一权力的各级官员必然成为避祸求福的臣民的奉承对象，贪污受贿也就成了与这类政权相始终的痼疾。如果它处于上升时期，最高统治阶层意识到危险所在，严加监督，可以减轻这个祸害。否则，就愈演愈烈而导致民变蜂起，政权更迭。李鸿章生逢王朝末世，官场和军队的腐败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程度。李鸿章从曾国藩幕中率兵援沪、出任地方军政大吏之日起就为这个问题所困扰，他惊呼：“吴中吏治敝坏已极，奸贪巧猾之徒布满南北两岸，何能另起炉灶？自以节取而惩诫之为是。”（李鸿章：《复李黼堂方伯》，同治元年三月初二日，全集《朋僚函稿》卷一第9页。）可是这个治标办法收效甚微，20年后他不能不哀叹：“试思德行政事固难其人，申韩法术亦岂能复行于今日者？循行故事之冗员，营私□法之武弁，愍不畏死之奸民，盖遍天下皆是矣。”（李鸿章：《复李若农读学》，光绪七年七月十二日，同上卷二十第14页。）如斯环境，李鸿章何来回天之力？

晚清的腐败与历代末世王朝不同之处，在于内外交汇的资本主义逐利之风加速着官僚们的腐化过程，各种“洋务”成了新的牟利途径。这是各国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普遍现象。上面谈到的采购军火中的各种胡作非为，是末代统治者的腐朽与早期资本家创业的疯狂交织而成的罪恶。

友：在同一污浊的社会里，也有清官和贪官之分。

袁：这自然是对的。但就我们所讨论的历史现象——导致战争失败的腐败现象的成因而言，这样的区分没有太大的意义。我这样说，蕴含着一个有趣的问题：道德在社会转型期的作用。

任何时候都不能低估道德的力量，但在社会激烈变动的时期，道德动机只对少数人的行动有决定性的作用。如革命党人的舍生取义，旧秩序殉葬者的顽冥，都屡见不鲜。但对多数人而言，利益是行动的主要动机。

按照中国社会的传统道德规范，曾国藩堪称楷模，他治军，不扰民、不贪财的话没少讲，比如“凡银钱一分一毫，一出一入，无不可对人言之处”，“若银钱苟且，则兵勇心中不服，口中讥议”，所以要“尚廉俭以服众”（曾国藩：《劝诫浅语十六条》，《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36、438页）等等，都是他手拟要下属遵照执行的。结果怎么样呢？他的老朋友王闿运写道：“湘军于饷艰难，其后人人足于财，十万以上赀殆百数。”“湘军初起时，水师大将从南海新来，当设宴，议用钱二万，犹咨嗟以为巨费。……至于捻时，京朝官至湘、淮军中，各以私情馈遗，动醵万金。”（王闿运：《湘军志》第166页，岳麓书社1983年长沙。）通常银一两换钱一千以上，钱二万顶多值二十两，在初期这被视为公家的大笔开支，至后期京官到湘、淮军走一走常常可收到各人所赠银子总计达上万两，这不能不说是惊人的变化。湘军中富翁成批涌现，道德的堤坝被孔方兄摧垮了！

李鸿章是贪官还是清官，目前材料不足，可以存而不论。但有一点则肯定无疑：他对道德的讲求远逊其师曾国藩。曾氏有一段评论：“李少荃等才则甚好，然实处多而虚处少，讲求只在形迹上。”（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六月十五日，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三)第1885页。）《清史稿》则说他“好以利禄驱众。”（《李鸿章传》，《清史稿》卷四百十一，三十九册第12022页，中华书局1977北京。）所谓虚处少指的就是讲求道德修养不够。但李鸿章及淮军除了学习西方比曾氏及湘军略胜一筹外，在知人善任、用人之长方面亦有湘军所不及之处，一些在他处不甚得志的将领到了李鸿章麾下却屡立战功。（参阅王尔敏：《淮军志》第四章第二节。）而就腐败方面而言也是伯仲之间。由此可见，把某一个人品德不良看成是当时社会和军队腐败的决定因素，实无足够根据。

从政敌的平议看三次缔约

友：甲午之战失败后，李鸿章最引起人们非议的是三大条约的签订，即1895年的《中日马关条约》、1896年的《中俄同盟密约》和1901年的《辛丑和约》。丧权辱国，莫此为甚！

袁；的确是这样。不但老弟至今愤愤不平，史家们也谴责惟恐不力。这是中国人极其可贵的爱国情怀的表露，任何国家的人民如果失去爱国主义精神，那个国家必然危如累卵。不过，现代的爱国主义必须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才能真正福国利民。近代中国有两种爱国传统，一种是愚昧、封闭和排外式的爱国情绪，另一种是理性的现代爱国主义。不知道你有没有自觉地区分这两种传统？不加分析地谴责李鸿章所订立的各种条约，似乎也有理性不足之嫌。

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是李鸿章的政敌，他们在1895年成立强学会，坚决拒绝李鸿章参加，不屑与之为伍。他们的政纲以批判洋务派的错误为基础。他们怎样看李鸿章，特别是上述有关的和约？1901年，李鸿章还来不及在辛丑和约上签名便在愤恨交加中身亡了，梁启超立即写了一本书叫《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名李鸿章)》，评论了这个期间的大事和李鸿章的一生，其中有两段耐人寻味的话真值得一读：

“若夫吾人积愤于国耻，痛恨于和议，而以怨毒集于李之一身，其事固非无因，然苟易地以思，当夫乙未(1895年)二三月、庚子(1900年)八九月之交，使以论者处李鸿章之地位，则其所措置果能有以优胜于李乎？以此为罪，毋亦旁观笑骂派之徒快其舌而已。”

“中国俗儒，骂李鸿章为秦桧者最多焉。法越、中日两役间，此论极盛矣。出于市井野人之口犹可言也，士君子而为此言，吾无以名之，名之曰狂吠而已。”（梁启超：《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1901年11月，《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第3-4、81页，中华书局1936年。）

任公不愧为史学大师，这些话至今仍值得人们深思。以《辛丑和约》来说，实际是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的一纸投降议定书。这怪谁呢？李鸿章是奉命收拾残局，所有条款都经朝廷同意，他没有背着最高统治当局出卖过任何国家权益。如果要追究责任的话，应该清算的是慈禧及其他操纵和支持义和团的愚蠢官员们的误国大罪。

列强的侵略和欺凌是应该反抗的，但国际法传入六十年后，不管有什么理由，用义和团那样的方式去对待外国人和外来事物是完全错误的。对下层民众说来这是愚昧的爱国情绪恶性大发作，只要清政府善于引导和制止，本来可以避免发展成为一场弥天大祸。可是，慈禧及那些王公大臣们却要煽动与依赖这些无知之民同列强“一决雌雄”、“张国之威”！（《宣战诏书》，光绪二十六五月二十五日，王芸生编：《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四卷第6、7页，三联书店1980年北京。）

李鸿章与张之洞、刘坤一等督抚从祸乱初起之日起便坚决反对。五月廿八日前李鸿章已“五次电奏，尚未奉复”。（李鸿章：《复鄂督张》，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李鸿章全集》电稿(三)第952页。）李鸿章当时是两广总督，祸乱的兴起与蔓延都在华北，有什么理由要苛责李氏呢？顺便说说，有些论著还认为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合作搞的东南互保是错误的。这种说法也是令人大惑不解的。难道东南也应按照慈禧的“上谕”支持义和团的发展，像华北那样拆铁路、毁电线、杀洋人、烧教堂、诛教徒，让早已虎视眈眈的侵略者有机可乘才叫爱国吗？既然国家不是慈禧一人的国家，为什么不能为减轻人民的苦难、挽救国家的危难而“乱命不理”呢？须知李鸿章斩钉截铁表示：“廿五矫诏(指宣战诏书)，粤断不奉，所谓乱命也。”（李鸿章：《寄盛京堂》，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同上第955页。）这在专制制度下弄不好是要杀头的。但如跟着慈禧宣战，后果真不堪设想。当时盛宣怀说过一段话：“北事不久必大坏，留东南三大帅以救社稷苍生，似非从权不可。若一拘泥，不仅东南同毁，挽回全局即难。”（《盛京堂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到，同上第949页。）这话除了有吹捧三大帅的意思以外，也确有几分道理。

总之，李鸿章主持《辛丑和约》的谈判是代人受过，其所受的心灵折磨实在不小，不要忘记他是在“刚毅误国”的痛苦呼喊中离开这个世界的——他不好骂慈禧，就只能骂刚毅了，真是“伤心祸首兼戎首，万骨难枯恨未平”！（黄遵宪：《群公》，《人境访诗草笺注》(下)第105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友：《中俄密约》却是李鸿章主动卖国！

袁：报纸一透露《中俄密约》真假参半的内容，以李鸿章为知己的黄遵宪就很不以为然，赋诗讥弹：“岂欲亲豺虎，联交约近攻。……一着棋全败，连环结不穷。”（黄遵宪：《书愤》，同上(中)第769页。）李鸿章一死，他又在挽诗中写道：“老来失计亲豺虎，却道支持二十年。”（黄遵宪：《李肃毅侯挽诗四首》，同上(下)第1058页。）

缔结这个密约无疑是李鸿章晚年办的一件误国蠢事，引狼入室，后患连绵，但要说是卖国也嫌根据不足。

这个条约是1896年李氏作为祝贺俄皇加冕的专使赴俄时缔结的。缔约的动机是什么？黄遵宪在挽诗后加了一个自注：“公之使俄罗斯也，遵宪谒于沪上，公见语曰：连络西洋，牵制东洋，是此行要策。及胶州密约(指中俄密约)成归，又语遵宪曰：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黄遵宪：《李肃毅侯挽诗四首》，《人境庐诗草笺注》(下)第1062页。）这个真实的记录说明，李鸿章仍然沉溺于以夷制夷的老把戏，而事实上这个条约不但没能阻遏强租中国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的恶浪，而且在丧失中东路的权益后，又直接为沙俄强占旅顺口、大连湾开了路。

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甲午战争大溃败以后，幻想依靠俄国制约其他侵略者的可不止李鸿章一人。除了上面已经说过的张之洞、谭嗣同等人的主张外，刘坤一也鼓吹：“第倭之强，非俄所愿，倭之扰我东三省，尤为俄所忌……我乘此时与之深相结纳，互为声援，并稍予以便宜，俄必乐于从我。纵不能保我沿海各省，而东三省与俄毗连之地，倭必不敢生心，则保全之利，较沿海各省奚啻万倍！”（刘坤一：《密陈联俄拒倭大计摺》，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十五日，《刘坤一遗集》第二册876页，中华书局1959年，北京。）总之，这是当时的一股思潮，朝野上下有此幻想的人为数不少，其实质是弱者无力捍卫自己时的幻想，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某个人恶意叛卖。

友：李鸿章同他们不同，是收了人家三百万卢布的黑钱才办了这么一件坏事的。

袁：这一说来源于当时任俄国财政部办公厅主任的罗曼诺夫，他在1928年出版的《俄国在满洲》一书中说俄财政大臣维特答应“如果建筑铁路一事顺利成功，将付给他李鸿章三百万卢布”。可是，当时同李鸿章谈判的俄方代表维特(1849-1915，时任财政大臣)在他生前留下的回忆录中便明确地说：“我还记得当时欧洲谣传，说李鸿章受了俄国政府的贿赂，我必须说明这个谣言是毫无根据的。”（《维特伯爵回忆录》第73页，商务印书馆1976年北京。）我认为这个声明是可靠的。祝贺俄皇加冕和出访欧美各国是李鸿章马关签约后投闲置散生活的结束，标志着他在政治上再度崛起，可是，朝野都有不少人盯着他，一有差错，不少人将置之死地而后快。在这样的背景下，他有没有可能为卢布而出卖自己一生名节和前途呢？也就是说，他有没有受贿案的作案动机？按情理推断，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同时，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全部谈判过程都电告了清廷，如说李氏出卖了自己的灵魂和祖国，慈禧、光绪皇帝和军机处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臣们又是出于什么动机同意这个密约呢？忽视了“以夷制夷”这一古方正药的影响，把历史化为不幸被小人弄权的通俗演义，恐怕只能愈说愈糊涂。此外，三百万卢布不是一个小数目，李鸿章要把这笔巨款放进自己的袋子，在中国也不能不留下若干痕迹，但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有什么记录或蛛丝马迹。

那么，为什么罗曼诺夫又言之凿凿呢？李鸿章有个电报值得我们注意：“罗拔(指俄外外大臣洛巴诺夫)密议时，只微德(今译维特)在座，微续示中俄公司合同草底，大意中俄集股，不准收别国商股，无论盈亏，岁贴中国廿五万，先交二百万，俟路成五十或八十年，中国可自收回，均照各国商路通列。鸿谓事体重大……须派员在北京妥商。”（李鸿章：《寄译署》，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初二日，《李鸿章全集》电稿三第647页。）而俄外交部一个官员恰恰说“李鸿章带着这个签了字的条约和袋子里的两百万卢布返回北京。”（转引自苑书义：《李鸿章传》第33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北京。）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双方说的二百万以及罗曼诺夫说的三百万说的是同一件事，俄国有的官员误解为给李鸿章个人的贿赂了。而中俄两国后来签订的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第十二款也写明：“路成开车之日，由该公司呈缴中国政府库平银五百万两。”（《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1896年9月8日，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674页，三联书店1957年北京。）有的材料说，1898年俄国为强租旅顺、大连，曾送给李鸿章50万两银子。（《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203-212页，三联书店1957年北京。）这又是一个疑案。材料说俄国人与他和张荫桓一起面谈，事成后各得50万两酬谢，翁同騔则从李所得中分润，这些都很不合情理。因为李与翁、张两人都长期不和，互相倾轧唯恐不及，能合伙卖国吗？此外，付款时张已被弹劾而在流放途中，却说要让在“张荫桓手下任事的中国官吏”都知道张氏得了巨款，这不是要他的命吗？从材料看这笔钱是付了的，问题是落在谁的口袋里。须知这些俄国佬也不一定是清廉之辈。

友：如果说后两约还能有所解释的话，马关条约是李鸿章自吃苦果，无可辩解。

袁：正如梁启超所说，谈判和缔约本身不足为罪，问题是“自强新政”或洋务运动为什么会失败？甲午之败是果，前者才是因。李鸿章所以被迫吞下这杯苦酒，原因很复杂，我们以后再聊。

李鸿章的历史地位

友：老兄发了那么多议论，其实只讲了一个“不”字，为李鸿章解脱了一些罪名，但你还没有说他“是”什么。

袁：要全面评价李鸿章真不容易。在谈我的意见以前，我想请你先听听张之洞的意见——张、李政见常相龃龉。谭嗣同曾一再引用张之洞对李鸿章的评语——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时，嗣同之父谭继洵是湖北巡抚。这段记载可靠程度很高：“香帅尝叹曰：无怪乎合肥之得志也！遍观中外(指朝廷内外)大小臣工，学问非不好，品行非不好，即心术亦未必都不好，然问以大小炮数百种，后膛精枪亦数百种，形式若何，运用若何，某宜水，某宜陆，某利攻，某利守，某利山林，某利平地，其左右前后之炮界何在，昂度低度若何……以及水雷旱雷炮台地营一切攻守之具，无一人能知，且并其名亦不能辨，又况西人政事法度之美备有十倍精于此者。某国当与，某国当拒，某国善良，某国凶狡，吾之联之而备之者，其道何在，宜更无一人知之矣。稍知之者惟一合肥，国家不用之而谁用乎？”（谭嗣同：《上欧阳中鹄书》，《谭嗣同全集》第158页，中华书局1981年北京。）

梁启超也有类似的看法：“今日举朝二品以上之大员，五十岁以上之达官，无一人能及彼者。”（梁启超：《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第90页。）

张、梁既是同时代人，又是颇有见识之士，而又非李氏的门生故旧，这些亲身观察所得颇值得后人重视。

在我看来，要为李鸿章定位，以下三点是不能忽视的：

第一，庸众中的杰士。

晚清统治层从最高统治者至大小官员是个平庸的群体，他们是处于衰败状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产儿，又在腐朽不堪的专制制度制约下活动。按照19世纪下半叶人类文化已达到的水平去衡量，这批统治者都是知识低下、目光短浅的平庸之辈。但在激烈的社会震荡中，他们中也分化出一些比较杰出的人物，李鸿章就是其中的一个。

张之洞、梁启超都认为李氏的见识超出同侪，这个论断是公允的。但这不等于说他在一切方面都比所有大小官员高明。这是不可能的。准确点说，他是甲午战争前为数不多的识见超群的清政府大员之一。他较早地意识到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局，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地步。1865年间他便指出：“书生坐谈误国，可为浩叹！且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千古变局，庸妄人不知，而秉钧执政亦不知，岂甘视其沈胥耶？”（李鸿章：《复朱久香学使》，同治四年七月十三日，全集《朋僚函稿》卷六第37页。）

正是基于这种不甘心自己国家沉沦的自觉，李鸿章以推行“自强新政”即洋务运动为己任，而经过锐意考查，有些认识也颇为高明。

首先，他是最早认识开放不可逆转的大臣之一。同治元年(1862)他便指出：“华夷混壹局势已成，我辈岂能强分界画。”（李鸿章：《复沈幼丹中丞》，同治元年三月初二日，同上卷一第9页。）从鸦片战争开始至1900年的60年间，对侵略者与老师一身二任的列强持什么态度一直是朝野上下激烈争辩的问题。顽固守旧派要恪守严夷夏之辨的传统信条，对外来事物持排斥态度，既阻碍了本国的发展，又往往用一些不恰当的措施去激化与西方列强的矛盾，酿成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大祸。这些大祸的发生，西方侵略者当然有其罪责，那是须另行讨论的问题，这里我们着重看中国这一方的问题，守旧派给侵略者提供了可乘之机也是不容讳言的事实。李鸿章则持截然不同的态度，他力主以开放的态度去处理同外国的关系，以新的观念和措施去适应“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李鸿章：《筹议海防摺》，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全集《奏稿》卷二十四第11页。）

例如，一些外国人在中国各地经商、传教、办医院、办学、办报等等，其中有些败类胡作非为，各地与外国人的冲突层出不穷，反入城和驱赶洋人的事件时有发生。李鸿章反对外国人各种违反法纪的行为，但他也不赞成用简单粗暴的驱逐等办法去对待外国人。他说：“庚申(1860年)以后，夷势内向，薄海冠带之伦，莫不发愤慷慨，争言驱逐。局外之訾议，既不悉局中之艰难……但欲逞意气于孤注之掷，岂非视国事如儿戏耶？”（李鸿章：《筹议海防摺》，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全集《奏稿》卷二十四第11页。）如果这个警告真正得到重视，不但可以减少大小不等的中外纠纷，也许义和团与八国联军那样的大灾难亦有可能避免。

又如，有清一代共开放了三十四个通商口岸，用现在的眼光看真是少而又少(目前仅广东就有40多个对外开放的口岸)，可当时清政府和外国却为此弄得唇焦舌痹，甚至不惜兵戎相见。李鸿章对此大不以为然：“人皆震惊于添口之多……西洋各国到处准他人寄居贸易，而仍日益强盛，可知其病不在添口而在不能自强。”（李鸿章：《复刘仲良中丞》，光绪二年九月十四日，全集《朋僚函稿》卷十六第30页。）历史已经证明，正确的是李鸿章而不是冀图闭关锁国之辈。

其次，李鸿章的高明之处还在于把“借法自强”看作救国的关键所在。当时，不少大臣空喊“攘夷”而反对学习西方，与正确的救国途径背道而驰。有的大臣虽然也主张学习西方，但视野狭窄。李鸿章的洋务思想于70年代趋于成熟。他的主张也有许多弱点，有的且是重大弱点，但在当时已属卓荦不群。例如，他把学西方作为救国急务，爱国赤诚溢于言表：“如泰西各国皆起于弹丸之地，创造各样利器，未及百年而成就如此之精……中国在五大洲中自古称最强大，今乃为小邦所轻视，练兵、制品、购船诸事，师彼之长，去我之短，及今为之而已迟矣！若再因循不办，或旋作旋辍，后患殆不忍言！”（李鸿章：《筹议海防摺》，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全集《奏稿》卷二十四第24页。）他自觉地继承和发展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的思想，以“外须和戎，内须变法”（李鸿章：《复王壬秋山长》，光绪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九第43页）为洋务自强运动的根本指导思想。和戎为的是创造一个有利于改革和建设的国际环境，而根本的出发点是变法图存。他语重心长地说：“自秦政变法而败亡，后世人君遂以守法为心传。自商鞅、王安石变法而诛绝，后世人臣遂以守法取容悦。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法为兢，即败亡灭绝而不悔！天耶？人耶？恶得知其故耶？”（李鸿章：《复王壬秋山长》，光绪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九第43页。）作为洋务运动无可争议的领袖，李鸿章意识到自己的活动是商鞅、王安石变法的继续，他把传统的“穷则变，变则通”思想作为变革的理论依据，而整军经武、购买和仿造船、炮、洋枪则成了变法的重要内容。

当时敌国环伺，整军经武是任何执掌国家权柄的人不能不考虑的大事。李鸿章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围绕国防建设提出了三个根本性的大事：

一是培养全新的人才。他是奉命筹议海防的大臣之一，而在复奏中异于他人之处在于三次尖锐地指出人才培养的变革是成败关键。他说：“若不稍变成法，于洋务开用人之途，使人人皆能通晓，将来即有防海万全之策，数十年后主持乏人，亦必名存实亡。”“尤以人才为亟要，使天下有志之才无不明于洋务，庶练兵制品造船各事可期逐渐精强。”这里提出的“人人皆能通晓”或“无不明于洋务”显然不是对原有科举制度补苴罅漏所能达到，因此他猛烈抨击“所用非所学，人才何由而出”、“以章句弓马施于洋务，隔膜太甚”、“小楷试帖太蹈虚饰，甚非作养人才之道”！可是，鉴于前此局部改变科举的建议均一再受阻，他不敢提出立即全面废除这一腐朽制度的主张，只好委婉而明确地要“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改变“士大夫趋向”，建议“凡有海防省分，均宜设立洋学局”，“多方诱掖”，令“与正途出身无异”。（李鸿章：《筹议海防摺》，全集《奏稿》卷二十四第24、12、23页。）这是一个冀图推广西学、改变士大夫价值取向的计划。

二是全面发展工商业。他认为除了发展造船制械等军事工业外，纺织品等日用货物“既不能禁洋货之不来，又不能禁华民之不用……曷若亦设机器自为制造，轮船铁路自为转运”，而矿藏则“择其利厚者次第开挖，一切仿西法行之，或由官筹资本，或劝远近富商凑股合立公司”，与此同时还应支持“设厂造耕织机器”的建议。（李鸿章：《筹议海防摺》，全集《奏稿》卷二十四第20、21页。）

三是要求宫廷节省冗费。就在这个奏摺中，他两次提出“伏愿我皇上顾念社稷生民之重，时势艰危之极，……节省冗费”，“停宫府不急之需，减地方浮滥之费，以裨军实”。（李鸿章：《筹议海防摺》，全集《奏稿》卷二十四第12、22页。）

历史已经证明，近代中国发展的迟滞与现代化事业的失败同没有贯彻这些主张有密切的关系。从整个社会看，李鸿章不一定是这些思想的首倡者，同时，下面我们还有机会讨论他的文化、经济思想，会看到其中也包含着一些致命的弱点，但在大臣中能全面地提出这些主张的却不多见。在这次筹议海防的大讨论中，只有郭嵩焘的眼光比他深邃。（参阅本书《从林则徐到郭嵩焘》。）

我无意引述那些著名的反对学习西方的顽固分子的言论以证明李鸿章的高明，尽管那类言论比比皆是。甲午战争中名噪一时的王文韶当时任湖南巡抚，他在讨论中说：“机器渐行，则失业者渐众，胥天下为游民，其害不胜言矣。……故臣谓机器局除制造军用所需外，其余宜一概禁止，不得仿制各项日用器具，是亦无表中所以固本之一端。”（《湖南巡抚王文韶奏》，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一百。）如果说他是内陆省份的巡抚，情有可原的话，曾任福州船政大臣多年的沈葆桢不愧是办洋务的名家了，他光绪元年升任两江总督、南洋通商大臣，在任期间所办德政之一是花钱将外国人修的吴淞铁路买回来后下令拆掉！直到光绪五年(1879)他仍认为：“查铁路以便转输，电线以通文报，均非不适于用。然创举必视民情。台湾则可行，以其为民情所安也；他处则难行，以其为民情所骇也。”（《光绪五年九月二十日两江总督沈荷桢奏摺》，《洋务运动》(一)第18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以这样的认识去管理全国最重要的经济中心，“借法自强”在他权力所及之处自然成为一句空话。

又以鼎鼎大名的左宗棠来说，史家们素来誉之为洋务运动的重要领袖。他创办福州船政局及附属学堂，是官办企业和学堂中之佼佼者，确实功不可没。他的认识如何呢？1866年他向朝廷报告英、法等国“恃以傲我者，不过擅轮船之利耳”，广东的抬枪“较之洋人所推来福炮更捷而更远大”，“其信线一种，则运思巧而不适于用……此外奇巧之器甚夥，然皆美观而不适于用，则亦玩艺而已”，因此，那些均不必学。基于这样的认识，外商运来器材要架设线路、开办电报，他竟阔气地“给以价值，收其器具，见(现)尚存福州府库也”！（左宗棠：《覆陈筹议洋务事宜摺》，同治五年五月十三日，《左宗棠全集》奏稿三第68-69页，岳麓书社1989年长沙。）与李鸿章把兴办洋务看作救国大计的认识相反，从70至80年代，左宗棠除了自己举办的项目外，对其它的往往持否定态度。1878年他在给陕西巡抚的信中写道：曾纪泽“绝口不谈洋务，或亦心知其不然耶？”（左宗棠：《致谭钟麟》，光绪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左宗棠未刊书牍》148页，岳麓书社1989年。）同郭嵩焘、王韬、郑观应等人哀其抓不住根本的批评不同，这是以“不谈洋务”为高的错误见解。他对购买军舰也不以为然，1879年他写道：“幼丹(两江总督沈葆桢)之明岂尚不知铁甲固无所用之耶？”（左宗堂：《致徐理卿》，光绪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左宗棠未刊书牍》第173页，岳麓书社1989年。）翌年，他又说：“铁甲轮船英人本视为废物……船坞为各国销金之锅，罄其财而船终无用，李(鸿章)与丁(汝昌)独无所闻，亦不可解也。”（左宗堂：《致徐理卿》，光绪六年四月十六日，《左宗棠未刊书牍》第177页，岳麓书社1989年。）我无意在这里全面评论左宗棠。“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就兴办洋务而言，左与李比无疑望尘莫及。

又以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騄来说吧，直到1888年他仍振振有词地说“铁路宜于边地，不宜于腹地”，致使李鸿章不得不为之宣讲常识：“铁路设于腹地，有事则运兵，无事则贸迁，经费方能措办。若设于荒凉寂寞之区专待运兵之用，造路之费几何？养路之费几何？无论中国外国焉得此不竭之财以供铁路之用耶？”不少官员更等而下之，说修铁路有“资敌”、“扰民”、“夺民生计”三大害，哭笑不得的李鸿章只好说：“耳食之言，每致误事，传播外国，贻笑堪虞！”“鸿章老矣，报国之日短矣，即使事事顺手，亦复何补涓埃！所愿当路大君子务引君父以洞悉天下中外真情，勿徒务虚名而忘实际，狃常见而忽远图，天下幸甚！大局幸甚！”（李鸿章：《议驳京僚谏阻铁路各奏》，光绪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全集《海军函稿》卷三第18、25、21页。）

正是当政群臣的平庸才显出李鸿章的杰出。

还应指出，为了推动洋务自强运动，对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李鸿章也有所考虑。70年代起，由于在要不要学西方及向西方学什么等问题上意见分歧，引起了长时期的关于道器关系的议论，王韬、郭嵩焘等对道器统一论作了深刻的分析，李鸿章也于1876年以道器统一的观点去开导那些食古不化之流。他说：“其风气所趋，不能不然者，道也；而道之所寓者，器也。……设令炎帝、轩辕复生乎今世，其不能不从事于舟车枪炮机器者，自然之势也。今之议者动引古圣，啜糟粕而去精华，务空谈而忘实践，失之弥远。”他认为只有“于外人所长，亦勿设藩篱以自隘，斯乃道器兼备。”（李鸿章：《答彭孝廉书》，丙子，《李文忠公遗集》卷五第12-13页。）他没有像王、郭等人那样由道器统一而触及政制、伦理等根本问题，他只使自己的诠释停留在较低的层面上，但他以此论证打开国门学习西方的合理性，仍然是值得称许的。同时，据现有材料看，他实际上已经认识到中国当时的礼义教化也不如西方，落后的不仅是枪炮舟车。光绪二年(1876)正月，他同日本公使穆丽交谈。穆丽说：“以鄙见论之，亚细亚洲教化非不美也，然以顶善之教化比之欧罗巴洲，亚细亚不过十分之三，欧罗巴不在七分之下也。”李鸿章的答复是：“此论甚公。”（《日本穆丽钦差直督李中堂面谈大略》，《万国公报》398卷第684页。）他对东方文化落后现状的认识远非闭目塞聪之流可比拟。

进入80年代以后，李鸿章甚至注意到了西方思维方法变革的历史经验，力图从中汲取教益。他说：“阿(里斯多德)氏以前人之说为无可疑，即据之以推新理，故其学不及贝(根)氏。”（《王佐才课卷批语》，《格致课艺汇编》(己丑)第6页。）褒扬培根，贬抑阿里斯多德，无非是他反对泥古、渴望从实际出发研究新事物成为一代新风的求变心理的折射。与此同时，他也渴望有中西哲学和各项学术融合的新的文化诞生。

种种迹象都表明，李鸿章的思想已经不完全受中体西用论的桎梏。在当朝大臣中，有如是认识者真如凤毛麟角。

第二，晚清近代化事业的主要开创者。

稍加考查就会知道，中国有机械制造、近代的采煤、铁路、电报、轮船运输、纺织等工业、采矿和交通运输及信息企业，无一不同李鸿章的推动、支持有关，而在办新式学堂、派留学生出洋等方面也有他不可磨灭的一份。人们已经历数过这些官办企业或事业的种种弊端，这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可是，我们同样无法否定一个铁的事实：西方的机器和科学技术进入中国就是对愚昧无知的打击，就播下了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种子。招商局轮船所到之处，商品经济总有大小不等的发展。江南制造局翻译出版的几百部西书不是孕育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一代呼风唤雨的人物吗？没有洋务运动，鲁迅又怎么会跑到南京去上学呢？对19世纪以来为捍卫中国的独立和摆脱中世纪的落后状况尽心尽力的人，我们都应如实记下其劳绩和失误，李鸿章也不应例外。

第三，一代先进知识分子的凝聚中心。

鸦片战争后在中西文化撞击下逐渐出现了一批新型的知识分子，他们先是集结在曾国藩周围，接着就向李鸿章靠拢。在甲午战争以前，这些对西方了解较多且程度不等地掌握了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有识之士大体上都视李鸿章为中心，他们向他提供了大量的信息，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李鸿章所以能显得识见超群，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从他们身上汲取了许多新鲜的知识。甲午战争前夕，孙中山谋求上进，首先想到的就是给李鸿章上书，其中固然与李氏是重要权力中心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李氏思想比较开明和开放，是各项洋务事业的主要推动者，因而对他这一类有新知识的青年颇具吸引力。于是，在甲午战争前，不但严复、马建忠及其他留洋归来的技术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在李鸿章直接领导或势力所及的范围内服务，就是对其学西方的作为持激烈批评态度的郭嵩焘、王韬、郑观应等人也是他的朋友或麾下的重要官员。

在任何社会中，知识要通过一定的渠道才能转换为政策或各项活动，这项转换机制是否健全对社会发展影响很大。在甲午战争前的二十多年中，李鸿章在很大程度上起着转换枢纽的重要作用。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这个作用完成得不好，但这个情况却有力地证明，这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仍然依附于清政府，同戊戌维新前后的情况不同，他们没有发展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李鸿章就是在这个大格局下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我说李鸿章是庸众中的杰士，其中包括李氏本人也不脱平庸的意思。这突出地表现在1896年他到俄、德、法、英、美五国及加拿大走一趟以后，认识仍不见有大的提高。他说：“今游于各大国者四阅月，忽经新气之感动，此心意一往而深。……泰西格物之功效，致力之材能，某皆默而识之，学而不厌。他日身归故国，后半生无涯之大事，将重整其旗鼓，忝颜而将中军；且较诸前半生之仅效微劳者，冀于中国尤有裨益。”（蔡尔康等：《李鸿章历聘欧美记》第175页，岳麓书社1986年。）一个年过七旬的老翁经受重大挫折后尤有此雄心壮志，令人感动，可是，他想到的仍然是科学技术和军事，仍不明白离开良好的社会运行机制，这些是无法真正学到手的。就这一点而言，他仍然是东方的庸人。

不过，时代在变化，一批新的杰士正在崛起，洋务运动和洋务思潮不再是晚清变法自强的主流，李鸿章已被历史大潮冲刷到一旁。这个衰朽王朝正在加速沉沦，李鸿章却眼睁睁看着它坍塌而无能为力。

第十一章 千年遗恨，失足何处？

袁：不弄清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对曾国藩、李鸿章的了解仍然是片面的。我们应该花点时间聊聊这个问题。

西方列强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友：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同时起步，却结果迥异。是不是西方列强厚彼薄此，压力集中到中国，以至难逃大劫呢？

袁：这个问题的实质是西方列强在晚清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对此学术界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答案。多年来中国大陆的史家几乎异口同声一再确认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是近代中国社会进步和国家独立的最主要障碍，而近年有的则走向另一极端，把西方列强武装侵略视作催促中华民族觉醒的必要条件。

我不同意后面这种观点，原因非常简单：这种侵略行径对双方都是耻辱和发展中的重负。中国因战败而赔款割地固是奇耻大辱，为贩毒而战、焚烧和劫掠文化珍宝、敲诈弱小民族也是号称文明之国无法磨灭的耻辱。同时，对侵略者说来这不仅是道义上的罪行，而且必然遭到历史的惩罚。日本自１９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一再残酷掠夺中国，导致它畸形发展，令日本和许多国家的人民都饱尝战争苦难，且种下了１９４５年大失败的根源。

而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中国发展的严重障碍更是洞若观火的事实。在西方列强的炮舰威胁下，中国失去了关税自主权，从而丧失了落后国家保护自己经济的重要屏障。例如，１８６５年至１８８６年间，仅中国各港口每年正式进口的鸦片就值２３００万至３７５０万两白银，相当于每年财政收入的１/３至１/２，如果加上走私部分，数额更加惊人。又如，清政府历年的对外赔款，不计利息便达７亿多两，约等于１９１１年全国厂矿全部资产的７倍（纯外资企业除外）。仅此两项就有如两条巨大的吸血管，令中国人民沦为替外国侵略者卖命的苦力。

至于西方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赋予他们的各种特权对中国发展生机的摧残更难以数计。不能混淆来自外部的两种冲击，一是武装入侵带来的社会震荡，其影响主要是负面的，另一是先进文化输入引起的回响。战争只令人们看到西方的船坚炮利，而真正帮助中国人比较全面地了解西方、推动中华民族觉醒的正是这种和平的文化交流。比较一下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和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站在历史潮流前列的知识分子的思想认识的巨大飞跃。要是说前者继魏源之后主要就经济上如何学西方提出建议的话，后者则已就系统改造中国社会使之现代化提出了全面纲领。而就发行数量及影响大小来说，后者也远胜前者。同时，在６０年代初，与冯桂芬有共同认识之士廖若晨星，而经过３０年间中西文化多渠道的交流，至９０年代初要求系统改革中国社会的明达之士已此呼彼应，见识在郑氏之上者也大有人在。那种认为没有外国侵略者的暴力敲打中华民族就不可能奋起的观点是肤浅和片面的错误见识。

正如前人已一再指出的，西方列强在中国的作用是复杂的。形象地说，他们既是引路的先生，又是拦路打劫的强盗。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中世纪宗法专制社会制度及其意识形态）是近代中国前进的两大障碍的论断是正确的。不过，中国发展的快慢归根到底取决于内部状况。除了外敌入侵的战争时期以外，近代中国发展的主要障碍也来自内部，因此，差不多同时被迫打开国门、外部条件也大体相同的中日两国遭遇如此不同，主要原因在两国自身。

错误的发展道路

友：流行的说法是洋务运动之所以失败，在于它企图以不改变原有体制为前提去学习西方，你同意吗？

袁：这个论断过于笼统，如果把它理解为应该首先集中精力推翻清帝国，恐怕有点过于武断。太平天国失败后至戊戌变法期间，革命的主客观条件均不具备，不能说这时任何改革都必然失败，而在于改革的内容和方法是否恰当。但“改变原有体制”的内涵如指的是系统改造原有社会运行机制，那自然不无道理。换句话说，问题不在于曾国藩、李鸿章、恭亲王等人不应该发动洋务自强运动，而在于他们没有找到正确的改革旧体制、实现国家富强的正确道路。

洋务运动所以失败，是由于它犯了三个致命的错误：

第一，以官办和办军火工业为主，经济失去自我发展的活力。

据经济学家们估算，至１８９４年为止，全国工业、采矿和交通运输业的资产总值为６７４９万元，其中官方资产为４７５７万元，占７０%，而在官办企业中，属轻工业的只有９０万元，占官办企业总资产的１０.３%。（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第１０５７-１０５８、１０６５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北京。）这种状态导致国内消费品市场很大一部分被外国商品所占领。例如，１８７１年至１８９３年间，每年输入的棉布便达２８４９万至４４９１万元，成了除鸦片之外的最大宗进口货，而同一时期输入的棉纱也由３７７９１公担上升至７０万公担。（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７４页，科学出版社１９５５年，北京。）诸如此类的消费品通常技术较易掌握，投资省而利润高，本是富国裕民的重要基础，当时拱手让给别人，反成了中国又一大漏卮。

更严重的是官办或官督商办企业把种种官僚病带进经济活动过程，使之丧失了推动经济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这些企业充塞着腐朽的衙门作风，机构臃肿，冗员甚多，官派的总办、会办等大员大部分是不懂经营管理而又不愿认真学习的庸碌官僚，再加上企业的盈亏盛衰与这些官僚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营私舞弊倒能饱填私囊，其前途也就不卜而知了。特别是那些投资最多的造船制炮的军事企业，从购置设备、原材料至员工薪金均向官府报销，产品也由各地官府备款具领或拨交各军使用而抵扣军费。这些企业虽然拥有比较先进的机器设备，但愚蠢地割断了它与市场的联系，经营管理停留于“前现代”的水平上，无一例外失去了自我发展的活力。这个错误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魏源、郭嵩焘、郑观应等人早就提出官府应该扶植而不是干扰私营经济的发展，富强之基在商人，官有资产也应交给商人去经营。尽管为时稍晚，李鸿章也已察觉“事可归民办者深忌改归官办，西洋理财书言之甚明。即外国公司亦听民自为，官亦未尝过问也。多一分官费，少一分民利；况派办之人苟自利而已，而实心者难其人哉。”（李鸿章：《北洋特课超等第一名眉批》，《格致课艺汇报》己丑年上第４页。）左宗棠在谈到农具制造时也说：“惟须招商办理，乃期便利。一经官办，则利少弊多，所铸之器不精而费不可得而节，不如其已也。”（《左宗堂全集》札件第４２８页，岳麓书社１９８６年，长沙。）如果这些意见被采纳，晚清的经济可能出现一个新面貌。

日本的情况是很有说服力的佐证。明治维新之初，日本政府也以兴办官营和半官半民工厂为中心推行殖产业兴政策，可是，由于官办企业经济效益很差，很快就出现了财政困难难以负担的困境。１８７５年，也就是郭嵩焘再一次向清廷建议扶植私营企业、把官有轮船交给私商经营而得不到任何回应的同一年，日本政府开始改弦易辙：“政府为了与美国太平洋邮船公司对抗，８月开辟了上海航线，同年９月发布了‘第一号及第二号命令书’，开始全面扶植三菱。当时把委托给三菱使用的１３只官船无偿地交给三菱，接着又无偿地将旧邮政轮船公司所拥有的２４只船交给三菱。‘第一号命令书’还答应每年给三菱２５万日元的补助金，另外还用８１万美元收卖了太平洋邮船公司在上海航线上航行的船只和陆上设备，租借给三菱使用。”（依田熹家：《日中两国近代化比较研究》第１５３页，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至明治十三年（１８８０），更制定《抛售官有工厂概则》，随后以很低的价格陆续“把官营工厂和半官民工厂全部出售给民间，使日本资本主义走上了正式的轨道。”（依田熹家：《简明日本通史》第２２１页，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不同的经济政策决定了东方两大帝国的不同命运。

第二，不敢废除腐朽不堪的科举制度。

清初以降，有识之士不断抨击和要求改革科举制度。鸦片战争以后，面对以近代军舰和枪炮武装起来的敌手，却仍以弓马考选武将，只会背诵四书五经、写八股时文的迂呆却要担负安邦治国的重任，学用脱节的悖谬已经暴露得十分明显。而随着西学的逐渐输入，原有教育内容和选拔制度的荒谬性更为突出，改革和废除科举制度的呼声连绵不断。例如，早在鸦片战争前魏源就尖锐地揭露实行科举取士：“其造之试之也，专以无益之画饼，无用之雕虫，不识兵农礼乐工虞士师为何事；及一旦用之也，则又一人而遍责以六官之职，或一岁而遍历四方民夷之风俗；举孔门四科所不兼，唐、虞九官所不摄者，而望之科举兔册之人。”（魏源：《默觚下.治篇一》，《魏源集》第３７页，中华书局１９７６年，北京。）鸦片战争刚结束，他便提出：“今宜于闽粤二省武试增水师一科，有能造西洋战舰火轮舟、造飞炮火箭水雷奇器者为科甲出身，能驾驶飓涛、能熟风云沙线、能枪炮有准者为行伍出身。”（魏源：《筹海篇三.议战》，《海国图志》５０卷本卷之二第４３页，道光二十四年古微堂板。）虽是局部性的改革建议，却贯串着学用一致、师夷长技的精神。可是，在当时的体制下，朝廷不可能听到这个中下层官员的声音，更不可能付诸行动。

更值得注意的是，大员们上奏朝廷的正式建议亦被化为乌有。１８７４年，李鸿章提出：“军务肃清以后，文武两途仍舍章句弓马末由进身，而以章句弓马施于洋务隔膜太甚。是以沈葆桢前有请设算学科之奏，丁日昌前有武试改枪炮之奏，皆格于部议不行。而所用非所学，人才何由而出？”（李鸿章：《筹议海防摺》，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四第２３页。）

这是个非常尖锐的批评，其中包含着两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一是这些建议怎样“格于部议”而不行？

道光２３年（１８４３），鸦片战争刚结束，与《海国图志》的刊行几乎同时，两广总督祁□便在回答道光皇帝上一年的询明时指出：文试惟重制艺声律，武试惟取命中挽强……然有事之秋所学非所用，是犹不识药性药方，而责以卫生切脉”，认为“似宜于奉行成法之中，微寓变通考选之制”，文武试分别增加内容，文试在博通史鉴、精熟韬钤、制器通算、洞知阴阳占候、熟谙舆图情形五者中选考其一，武试则分韬略、技艺、火攻、水战四门，任选一门，同时为免“有奇才异能，因不攻举业，无由效用”，还建议“将博通史鉴五门，分立五科”，任由军民人等及大小文武官员参加这些专项考试。（祁□：《请推广文武科试疏》，《海国图志》卷八第１８、１９、２０页。）如被采纳，这不失为改革科举制度的开端，但“议格未行”。（《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二十八第１０４９页，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北京。）事隔９年和１６年后，时任御史和兵部侍郎的王茂荫三次上奏，要求采纳祁□的建议，同时提出：“求才于考试外，莫如广行保举。”不幸，三次均被礼部驳斥否定。王茂荫在痛心地回顾咸丰元年（１８５１）两次受阻时写到：“当时部议之□五门发策也，称士子淹博有素，不必专门名家。试问今日制品通算者为谁？精熟韬钤者为谁？部议之□广保举也，称文武各有乡会试，凡才学出众武艺精通者，皆甄拔无遗。试问年来杀贼攻城诸将，如罗泽南、王鑫、杨载福、李续宾，均非得自科举，甄拔何以有遗？”对反对改革科举谬见的批判可谓有力。他甚至说：“方今海外诸国，日起争雄，自人视之，虽有中外之分，自天视之，殆无彼此之异。”（《王茂荫奏治法治人之本在明德养气摺》，同上第１０５０-１０５１页。）从国际竞争的高度去看待中国的各项问题。可是，执政诸公对这些箴言仍置若罔闻。祁□、王茂荫建议的遭遇说明什么呢？

直至５０年代末，在清帝国当权者看来祖传的科举制度仍无比美妙，改革云云简直多此一举。进入６０和７０年代，他们的口气略有改变，除了部分见识陈腐的守旧分子外，越来越多的当权者认识到必须以西方的科学技术补充中国的不足。因此，他们同意兴办同文馆及船政学堂一类西学堂，也同意广泛保举各种洋务人才，甚至不完全反对以某种形式吸收学西学的学生参加科举考试。可是，在实际运作中却设置了种种障碍，令这类改革化为乌有或收效甚微。看看沈葆祯１８７２年间的一段话吧：“西法虽千头万绪，要权舆于算学。中法与西法派虽别而源则同。臣尝会同前督臣英桂有请设算学之奏，部臣因无人可以阅卷议驳。然闻京师同文馆教习李善兰通西学者也，前任山西河东道杨宝臣通中学者也，倘废无用之武科以励必需之算学，导之先路，十数年后人才蒸蒸日上，无求于西人矣。”（《同治十一年四月初一日沈葆桢摺》，《洋务运动》（五）第１１７页，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１年。）虽然过于乐观，话却说得不无道理。但同年四月二十日答复这个奏摺的“上谕”却压根没有提及这个重要建议。两年后李鸿章旧话重提，执掌朝纲的恭亲王在得到慈禧认可的结论中是这样回应的：李鸿章、沈葆桢等“请开洋学及请设特科……尚非仓猝所能举行……将来出使各国之人，著有成效，中外臣工皆知其有益于国家，则于设学、设科之举必且众论交孚，不至再有异议矣。”（《光绪元年四月二十六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诉等奏摺附单》，同上（一）第１５２页。）一个至关重要的改革就是这样一拖了之。至于废除这个误国误民的制度，更非他们所敢想像。直至１９０５年，在付出了无比巨大的代价后，才把科举送进了坟墓，这本是６０年前就应该和可以办到的事。

第二个问题是如此延误带来什么后果？

科举制度僵而不死是晚清社会发展迟滞的最重要原因之一，这样说绝无夸大之嫌。历史是人创造出来的，时至１９世纪，历史已经把中国社会从中世纪到现代的转型摆到最中心的位置。可是，体现着文化发展水平的社会精英层（当时的士大夫们）却只懂得中国古代典籍，等而下之的甚至连古代典籍也不甚了了，只会几句时文八股，又怎么能完成这个历史重任呢？首先，在知识结构上他们既不懂当时的科学技术，也缺乏现代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常识。同时，在价值观念上，他们满脑子仍是忠君事上为核心的古代伦理观念。要靠这样的群体去引导中国走出困境，何止南辕北辙！回首话当年，１９世纪的中国青少年实在可怜，他们最可宝贵的年华都消磨在学习落后于时代几百年的知识材料和技巧上去了，而他们的无知又反过来耽误了历史的行程。

友：当时不是办了好些新式学堂吗？

袁：是有一些，如同文馆、广方言馆、船政学堂等等专门学校。但由于科举制度没有废除，随之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矛盾：一是大部分青少年仍把传统的旧式教育和科举视为“正途”，少量讲洋务、学西学之士处于被人们另眼相看的被压抑状态。二是少数学西学的人员往往不得不花费大量精力去准备科举考试，令本来就掌握无多的西学知识又受负面影响。

以广东同文馆为例：“该生等虽仍在馆肄业，然皆专意汉文，冀图乡试文理平通，以为期满保举府经、县丞、防御地步，志安小就，不思愤强，致将西文荒忽，未能精深”！（《同治十年十月二十一日两广总督瑞麟等摺》，《洋务运动》二第１１６页。）刘坤一也说：“西学馆之设，诚为当今急务。……顾念闽省何尝无西学馆……即广东亦早设同文馆……嗣以专用旗人子弟，一味训课时文，虽仍聘一英员教习，略存其名而已。似此毫无实际，纵添设一二馆，徒糜经费，为外人所笑！”（刘坤一：《致黎召民》，光绪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同上第１２８页。）这就是在科举制的夹缝中挣扎的西学堂的可怜相。

在任何社会制度下，晋升社会上层的基本途径必然决定着大多数青少年的人生道路和价值取向。科举存在一天，它就是中国社会精英层人生历程的第一路标。当我们惊叹当时的文化氛围令改革如此步履蹒跚之际，不能忘记科举在其中所起的恶劣作用。李鸿章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人才风气之固结不解，积重难返，鄙论由于崇尚时文小楷误之。”（李鸿章：《复郭筠仙星使》，光绪四年正月廿六日，全集《朋僚函稿》卷十八第５页。）在痛斥一些大臣以西学中源、夷夏之辨等谬论反对引进西学、改革科举等建议后，李鸿章无比沉痛地说：“近人条陈变通考试亦多术矣，皆被部驳。吾姑发其端，以待当路之猛省。”“窃以此言若行，可延宗社数百年，不行则后有王者必来取法，无所误亦无所损。危言过虑，非所敢承。”（李鸿章：《复刘仲良中丞》，光绪元年正月初八，同上卷十五第４、５页。）问题已提到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不幸，当局仍执迷不悟。历史已经证明，他的忠告确非危言耸听。

日本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系。它的古代文化也深受中国影响，可是，它没有科举这个历史重负。在教育本来就比较普及的基础上，明治五年（１８７２）日本全面推行以法国为范本的新学制，这个学制要求“必使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公布学制之布告》，明治五年八月二日太政官布告第２１４号，《明治维新之再探讨》第１８１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北京），使其义务教育的普及率在１９０５年达到９５.６%，与西欧、北美不相上下。（依田熹家：《日中两国近代化比较研究》第２０３-２０４页。）同时，大量聘用外国教师，按西方的标准设置课程和编写课本，除政治和伦理教育外一举实现了现代化。新式教育成了富强的新日本的支柱，与清帝国的龙钟老态成为鲜明的两极。

第三，没有系统地进行国家机关的改造和建设。

任何社会的国家政权都是社会管理机构，它的状况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极大的影响。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清政府也添设了一些机构，如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北洋通商大臣、南洋通商大臣、海军衙门等等。可是，当权者没有什么人考虑过必须改造国家机关，更不用说付诸行动了。郭嵩焘曾经向朝廷提出过这个问题，但无人理睬。于是，一系列末世王朝的痼疾就成为吞食富强自救生机的毒瘤。

首先，贪污受贿成风。这股黑风从宫廷吹起，弥漫全国。前人留下这样的记载：“凡京师大工程必先派勘估大臣，勘估大臣必带随员。既勘估后，然后派承修大臣，承修大臣又派监督。其木厂由承修大臣指派，领价时，承修大臣得三成，监督得一成，勘估大臣得一成，其随员得半成，两大臣衙门之书吏合得一成，经手又得一成，实到木厂者只二成半。”“内务府经手尤不可信，到工者仅十之一，而奉内监者几至十之六七。”（《同光度支琐闻》，徐珂：《清稗类钞》第二册第５１６、５１７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北京。）另一记载则称：“慈禧时宫中贿赂风行，为历史罕见。皇帝每日问安一次，索贿五十金，后妃以次各有差。……近侍词臣，迄行省督抚司道等，有进献或赐膳观剧悉纳之，称宫门费。……宫廷赏赉宝翰及代拟应奉文字，内侍传旨缴进，则文件与贿赂偕往（此经手内监所得）即邀御赏，否则沉没其物，恩眷亦渐疏焉。”（王无生：《述庵秘录.清官大贿赂场》，《清代野史》第三册第３５０-３５１页，巴蜀书社１９８７年成都。）这就是当时官场黑幕的一角，至于其他文武官吏贪墨成性的丑态就没有必要一一征引了，甲午战争中所暴露出来的腐败事实就是当时官场现实的侧影。

其次，冗员甚多。冗员太多是官场腐败的大温床。早在１８７４年，有些有识之士已指出：“前代之冗员在闲散，我朝之冗员兼在候补，一差而数十人待，……不足合上官之意而动其怜……中材之质尽入下流……非其人皆无良也，势驱之也……故凡入官，三四年后，其所得之数未有不浮于所纳之数，而得缺后之十倍、百倍之利更不必论。”（朱采：《海防议》甲戌冬，《洋务运动》（一）第３４０页。）这个分析真是入木三分。

再看一个个案，情况就会更加清晰：１８８１年，两江总督刘坤一上奏朝廷要求停派盐务候补人员到两淮。他写道：“两淮监掣、运判两项以及大使、经历、知事、巡检四班，领照到省者共计八百余人，实为从来所未有。综计监掣只两缺，运判只三缺，大使等共只二十九缺。缺分之少如此，而人数之多如彼……更难保无廉隅莫饬，百计钻研情弊，实于吏治人心关系匪浅。”（刘坤一：《两淮盐务人员请循案停止分发摺》，光绪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刘坤一遗集》第二册第６３５页，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北京。）

再次，大多数官员不了解世界现状，缺乏现代政治、经济常识，与洋务运动格格不入。应该指出，清代所谓冗员过多，虽说是绝对过剩（上举八百多人轮候３４个官位就是明证），更重要的是相对过剩：当时一个有四亿多人口的国家，却只有两万个行政官员职位，而其中一半在京城；平均每县人口为２５万，行政官员却仅有五名。（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第８０-８１页，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南京。）这是国家尚未开发、社会生活仍处于比较简朴的古代形态的表现。洋务运动的实质是冀图逐步推进现代化，令国家臻于富强之境，可是，它是在绝大部分官员对世界现状和现代政治、经济缺乏基本知识的情况下进行的，于是，矛盾纷至沓来：一方面许多省都叫喊冗员过多，要求朝廷停派候补人员来省，另一方面从中央到地方都感到熟知“洋务”的人员奇缺，一再谕令各级官员各举所知，切实保举。

与此同时，众多该兴该革的建议都为“部议所格”而胎死腹中。为什么各部官员在讨论这些兴办“洋务”和革除弊政的建议时会持反对态度呢？无可否认，其中好些是出自私利。例如，漕运的改革为什么一再落空呢？李鸿章曾揭露其中奥秘：“海运较省而犹以为不便，名曰欲复河运，实则欲复其弊，上下可交征利也！”（李鸿章：《复冯景亭宫允》，同治十二年十月二十二日，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三第２２页。）又如，铸造银圆是大有利于商品流通的措施，却被一再拖延，原因何在？“其窒碍最大者，既经官铸，必准抵饷纳钱粮关税，洋圆平色定有准数，势难格外浮收多算，一切官吏平余陋规扫净，将无以自立，又不能别筹津贴，此数百年积弊，未易一日更新者也。”（李鸿章：《复郭筠仙星使》，光绪三年六月初一日，同上卷十七第１４页。）这又是私利堵塞了革新之路。不过，大量的障碍来自各部官员的无知。有丰富切身体验的李鸿章说：“遇事多下部议。……堂司主稿者，岂皆明彻条理？操天下政权仍在书吏，非外臣所能力争也。”（李鸿章：《复鲍华潭中丞》，光绪元年二月初十日，同上卷十五第１０页。）这些官员们学的是四书五经和传统的安邦治国之道，那些兴办洋务实现现代化的道理是他们难以“明彻”的，难怪他们要事事掣肘。

友：这正好说明清政府早已无可救药，只有坚决革命，打倒这个腐败透顶的政府，中国才有希望。洋务运动本身就是多此一举。

袁：老弟高见貌似有理，实则脱离实际。当时除寥寥可数的几个先行者外，大部分社会精英（士大夫）对现代化事业都茫无所知，即使革命成功，你也找不到知识结构不同的人去替换那些官员。这正说明革命条件还不成熟。

这反过来也证明了洋务运动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失败的原因在于犯了几个致命性的错误。以对待这些知识极其落后的官员群体来说，就没有哪一个洋务运动的领袖想到要系统地向他们进行“洋务”或现代化的启蒙教育。广学会有过这样的计划（参阅本书《西方在华人士与洋务思潮》），但没有得到官方支持，行动规模小，收效不大。

见识短浅和软弱的领导核心

友：历数上述经济、文化和政治领域的三大失误，听来有点道理，但还不能满足。问题在于为什么恰恰是中国人会犯这些错误？

袁：这也是令我一再深思的问题。一两句话说不清楚，如果你有耐心，且听我慢慢道来。

这些错误的形成首先同政权掌握在什么人手中息息相关。１８６２年至１９０８年间，清政府的最高领导权一直掌握在慈禧手中，而从１８６１年发动政变开始至１８８４年初，恭亲王奕訢一直是她的首要合作者。夺取政权时慈禧是年仅２６岁的小寡妇，文化程度很低。同治四年三月她手书一篇革去奕訢一切差使的“懿谕”，全文２３０字，错别字及文理不通者在２０处以上（有些地方影誊看不清）。（慈禧手书懿谕影誊见宝成关：《奕訢慈禧政争记》卷首插页第７页，吉林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０年长春。）她不但对１９世纪的世界现状缺乏最基本的了解，甚至没有受到良好的传统蒙学教育。这个人的品德也很坏，喜欢玩弄权术，权力欲很强而心胸狭隘，且为了个人享乐可以不顾国家安危。可是，她是同治皇帝的生母，加上有些小聪明，凭这两条便操纵国家近五十年！国家大事要依这样的人的“懿旨”最后定夺，洋务运动哪有不失败之理！

友：朝政不是实际掌握在恭亲王手中吗？此外，史家们已一再肯定洋务运动的领袖是李鸿章。你可不能替他们开脱，把罪责推给神憎鬼厌的“老佛爷”。

袁：历史已经证明，从中世纪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可以通过内部的改革而实现，条件之一是必须有雄才大略的领袖及其助手组成的领导者群体的筹划、决断。俾斯麦、彼得大帝等都曾成功地扮演过这样的历史角色。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１９世纪的中国没有这样的英雄人物应运而生。

在最后回答这个状况产生原因以前，我们应该花点时间看看当时的主要领导人物的真面目，任何随意贬斥或溢美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在１８８４年被慈禧再一次革职以前，奕訢掌管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两个最重要的机构，确是位于一人之下众人之上。近年来不少中国大陆的史家纠正往日的偏颇，充分肯定他作为洋务运动主要支持者的历史功绩，这是符合实际的。奕訢的才识也远非慈禧所可比拟，他受过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愿意接受和学习外来的新事物，是皇族中最为开明和开放的人物。可是，他也不具备担当推动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领袖的条件。早在１８６９年，郭嵩焘就毫不客气地说：“总理衙门人才猥下。”（《郭嵩焘日记》（二）第６０９页，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奕訢自然包括在内。这不是郭氏一个人的观感，上一年曾国藩就在与心腹幕僚密谈中讲了自己的心里话：“两宫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时局尽在军机，恭邸、文（祥）、宝（□）数人权过人主。恭郢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文柏川正派而规模狭隘，亦不知求人自辅。宝佩衡则不满人口。……余更碌碌，甚可忧耳。”（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四）第２２２４-２２２５页，学生书局１９６４年台北。）

与慈禧合作发动辛酉政变时奕訢是３０岁且有过从政经验的青年，身为执掌大政的议政王，他自然成了各方关注的人物。曾国藩就曾不止一次地评论过他。赵烈文同治六年（１８６７）七月初九的日记中留下他同曾氏的一段对话：“余言在上海见恭邸小像，盖一轻俊少年耳，非尊彝重器，不足以镇压百僚。师曰：然。貌非厚重，聪明则过人。余言：聪明信有之，亦小智耳……身当姬旦之地，无卓然自立之心，位尊势极，而虑不出庭户，恐不能无覆败之虞！”（赵烈文：《能静居日记》（三）第１９０９页。）他们自然不是在讨论麻衣相法，而是对执掌大权近六年的奕訢的政绩的回顾与前瞻。这些无拘束的议论，寥寥数语就勾勒出奕訢及其同僚的平庸本色，对照其他材料，更显得这些评议入木三分。

奕訢等人的平庸简单地说在于见识短浅而又软弱无力。首先，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要从改革社会运行机制入手去为富强奠立基础。他们主观上都希望国家富强——多年来中国大陆不少史家喜欢骂他们“卖国”，这可真是冤假不实之词，经不起认真查证的。在他们看来，要富强就应学西方，办洋务，其为国筹谋的热忱和见识也是那些高喊反对“以夷变夏”的顽固保守分子望尘莫及的。可是，西方何以富强？这对他们说来始终是个没有解开的谜。谈到学西方，他们想到的就是产品和技术，却没有再深入一步去了解这些产品和技术赖以涌现和不断改进的原因。上面谈到他们所犯的三个致命错误，说到底是没有看到关键在于社会运行机制的改革。１８７４年，由于一向被视为“蕞尔小国”的日本居然入侵台湾，引发了一场筹议海防的大讨论。以奕訢为首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出的对策是“练兵、简器（选购武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军机大臣密寄》，《洋务运动》（一）第３０页。）这实际是奕訢等人提出的行动纲领：前三条都是从产品和技术的角度考虑问题；筹饷规定“专提部存及海关成洋税为目前开办之需”，后来也不落实；用人则强调保举；持久则说了一些空话。如此见识，富强云云又怎能不化为镜月水花呢？

其次，即使是生产建设一类的事情，奕訢等人也缺少力排众议付诸实施的胆略和毅力。李鸿章就有过这样的切身体验：“自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海防议起，鸿章即沥陈煤铁矿必须开挖，电线、铁路必应仿设，各海口必应添洋学格致书馆以造就人才。其时文相目笑存之，廷臣会议皆不置可否，王孝凤、于莲舫独痛诋之。曾记是年冬底赴京叩谒梓宫，谒晤恭邸，极陈铁路利益，请先试造清江至京，以便南北转输。邸意亦以为然，谓无人敢主持！复请其乘闲为两宫言之，渠谓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从此遂绝口不谈矣。”（李鸿章：《复郭筠仙星使》，光绪三年六月初一日，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七第１３页。）修路、挖矿、架设电报线路、在各海口设西学馆，这些具体建设方面的事也不能主持，如此孱软的最高领导人实不多见。

对恭亲王缺少雄才大略的议论不仅出自曾国藩、李鸿章和他们的门下，其他大臣也有同样的观感。翁同龢曾在其日记中写道：正当中法战争危急之际，为半年后的慈禧五旬寿辰，“恭邸述醇邸语请旨，则十月中进戏事也，极琐细，极不得体”。第二天朝见慈禧，“两邸所对皆浅俗语，总求赏收礼物，垂谕极明，责备中有沈痛语，略言心好则可对天，不在此末节，以为尽心也。臣越次言：醇亲王、恭亲王宜遵圣谕，勿再琐屑。两王叩头，急急退出。天潢贵胄，亲藩重臣，识量如此！”（《翁文恭公日记》，光绪十年三月初四日、初五日。）奕訢已属皇族中的佼佼者，他尚且这样，其它的更是不堪闻问了。

再次，奕訢等人根本没有考虑有计划地集结自己的力量，扩大革新势力，孤立和分化保守力量。不少史家喜爱从党派之争的角度去观察和分析晚清政局，不能说这毫无道理，可是不能忘记这还不是现代意义的党派斗争，其中有的出于私利或私见，有的虽包含不同政见之争，但斗争的某一方往往没有积极主动地扩大自己政见的影响、发展自己的势力。洋务派的领袖就是这样的旧式政治人物。梁启超在李鸿章逝世后随即写下一段很有意思的评论：“夫真英雄恒不假他之势力，而常能自造势力……若李鸿章则安富尊荣于一政府之下而已。苟其以强国利民为志也，岂有以四十年之勋臣耆宿，而不能结民望以战胜旧党者！”（梁启超：《自由书。二十世纪之新鬼》，《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第６７页，中华书局１９３６年上海。）这些话移用于奕訢等人也非常贴切。奕訢是咸丰皇帝的亲兄弟，在１９世纪下半叶，论能力和威望在皇族中都没有人能超过他。与现代政治家或古代叱咤风云的英雄人不同，他当政２４年却没有着意去培植和发展支持自己革新事业或办洋务的政治势力，中法战争期间他非常轻易地被慈禧撸下台，从个人的命运说是活该，而继符者是昏庸贪鄙的奕譞、世铎和奕劻之流，国家更加不幸。

老弟不是生怕我为李鸿章开脱吗？不了解控制中枢的领导群体如此平庸和软弱，又怎能恰当地评论李鸿章呢？李氏虽然被人们尊之为“傅相”，但有清一代，“大学士”、“太子大保”、“太子少保”都是荣誉性的虚衔，真正的宰相是执掌军机处的军机大臣。李鸿章事业鼎盛期的职位是地方督抚，据说其毕生憾事之一是从未充任军机大臣，而他进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时候已是甲午战败以后，带有投闲置散的气味了。他无疑是洋务运动的主要领袖，但其正式官衔是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且长达２８年之久。按规定北洋大臣的管辖范围是华北和东北的通商和涉外事务，但举凡这个时期全国的军事、外交和各种自强新政或洋务几乎都离不了他，因此，洋务运动的一切错误他都难辞其咎。但他是超值奉献，有违“思不出其位”的古训。而由于他不是清廷最高领导层的主要成员，其功过得失更要注意具体分析。例如，在三个致命错误中，科举僵而不死便违反了他的意愿。他的见识和胆略也比奕訢等人略高一筹，可以设想，如果他有足够的权力，洋务运动的情况可能好一些。但正如梁启超所说，他也不是什么学识高超气魄雄伟能开创历史新局面的英雄，所以我才说他不过是庸众中的杰士。

友：仁兄把领导核心的软弱、平庸视为洋务运动失败的基本原因之一，似有过分强调个人作用之嫌。

袁：历史哲学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不能倒过来让历史事实适应你头脑中的固有观念。同时，在这些现象后面，其实蕴含着制度、文化等一系列问题。四亿多中国人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让一些庸人和小人统治了７０年而无可奈何，这就是中世纪专制统治的罪恶。千万不能忽视这个领导层问题。李鸿章倒有点切身体会，他在给他的老师曾国藩的最后一封信中意味深长地说：“惟中国政体，官与民、内与外均难合一，虑其始必不能善于后。……有贝之财、无贝之才不独远逊西洋，抑实不如日本。日本盖自其君主持，而臣民一心并力，则财与才日生而不穷。中土则一二外臣持之，朝议夕迁，早作晚辍，固不敢量其所终极也。”（李鸿章：《复曾相》，同治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二第３-４页。）这里揭示了洋务运动兴起之初就遇上两个问题：一是洋务运动是“外臣”即地方大员发动的，运作中困难重重；二是这些困难归根到底来自“政体”，这也是中国“不如日本”的原因所在。这些见解深邃而引人深思。

摧残人才、压抑生机的政制

友：你的意思似乎把政治体制看作洋务运动失败的基本原因。

袁：这个运动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没有及时改进当时的政治体制确是失败的基本原因之一。

国家是社会的主要管理机构，它的性质和运作方式对国民的行为方式的影响非同一般。察觉当时的政体有急待治理的毛病不自李鸿章始，冯桂芬早就指摘“君民不隔不如夷”。（冯桂芬：《制洋器议》，《校邠庐抗议》第７１页，光绪丁酉新宁明善社校刊。）我也不想在这里重述郭嵩焘、李善兰、郑观应、王韬等人对清代政制痼疾的揭露和学习西方政制的建议，这里要弄清的是政治体制与洋务运动的失败有什么关系。

第一，决策错误无法及时纠正。

洋务运动的许多错误不是事后才为人所知的，往往是有些见识的大臣已一再向朝廷提出而被拒纳。突出的如科举，如将鸦片战争以来文武官员揭露其荒唐要求改革的言论收集起来，真可编成厚厚一本《科举纠谬录》。可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国之大事、多少人的青春都轻轻付诸东流了。又如，从康梁等维新运动领袖到当代史家都认为洋务运动所以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学西方没有抓住根本，其实，在康梁以前十多年乃至二十多年，大臣们已一再向慈禧揭示西方富强的真谛，提醒朝廷不能舍本逐末。除了笔者已说过的郭嵩焘的奏议外，光绪元年（１８７５），任军机大臣已达１７年并一直兼任总署大臣的文祥上疏密陈大计时已指出：“说者谓各国性近犬羊，未知政治，然其国中偶有动作，必由其国主付上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卿士也；付下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庶人也。议之可行则行，否则止，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后决然行之。自治其国以此，其观他国之废兴成败亦以此。傥其国一切政治皆与民情相背，则各国始逞所欲为，取之恐后矣。……夫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物必自腐而后虫生焉。”（《文祥传》，《清史稿》卷３８６，第１１６９１页，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北京。）其对西方错误认识的澄清、反求诸己要求解决政府与人民关系等建议不是已触及根本了吗？

１８８４年，两广总督张树声在自己的遗摺中把意见说得更为明白：“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驯致富强，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张树声：《遗摺》，《张靖达公奏议》卷八第３３页。）尽管在中国这些也已不是创见，但如此明确地上达朝廷，如被采纳，洋务运动就会发展成为全面改革中国经济、政治和教育制度的维新运动，中国近代史可能因此而改写。不幸，结果是石沉大海，依然无补费精神！同时，他把那么重要的话留待快断气时才说，也是耐人寻味的。

第二，有为之士人人自危，不愿说真话。

在专制政体下，官员们的荣辱乃至生死都掌握在上司特别是最高统治者手中，随之而来的是这些官员的精神状态通常都处于程度不等的自我压抑之中，这是他们缺少足够安全感的必然结果。特别是那些有为之士，他们或是不愿人云亦云，或是不满现状，免不了有所指摘乃至改进和革新，或是乐于接受外来新事物，如此等等的言行有一共同特征就是必须冒犯现存秩序及维护现状的庸惰人物，而后者往往都有大小不等的权势，在专制统治下足以威胁他们不喜欢的各色人等。可是，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因循守旧必然堕入深渊，任何权势都无法禁止人们思考，于是，专制淫威下特有的官僚心态便随之泛滥。

这种病态心理突出地表现在官员们竞以不讲真话相劝勉。曾国藩便一再叮嘱其弟子和部属：“惟末世气象，丑正恶直，波澜撞激，仍有寻隙报复之虑。苟非极有关系，如粪桶捐四千万之类断不能不动色相争，此外少有违言即可置之不问。”（曾国藩：《复李宫保》，《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二十四第３９页）“阁下虽可奏事，但须十分谨慎，不可乱说一句。若任意妄说，言不当理，或触圣怒不准再奏，则反失台端之体面，又负鄙人之期望矣。”（曾国藩：《复鲍爵军门》，同上卷三十第４３页。）曾国藩不是以狡诈名世之辈，这是他从生活中学会的自我保护机能。“天威难测”，以言获咎，朝为座上客，暮为阶下囚的事例屡见不鲜。同治四年（１８６５）他就曾记下其老朋友刘蓉的遭遇：“邸报中见霞仙以本年复奏一疏降调，以此名奏议而反以获谴，颇不可解。”（《曾国藩全集》日记（二）１１８０页，同治四年八月十七日。）身处这样的环境，直言不讳便等于不识时务了。

这不是曾国藩一人的感受。李鸿章走出曾氏帏幕领兵援沪之初谈到自己的心情：“自兹以往，不欲蹈习官样，又未便率性而行。希庵以从容二字、节相以深沈二字、幼公与执事又以勿急相戒，当奉为枕中秘。往岁，胡文忠期为淮扬之行，先赠以懵懂诀，若参用之，或有一当。”（李鸿章：《复李黼堂方伯》，同治元年三月初二日，全集《朋僚函稿》卷一第９页。）说得通俗一些，这些大官们的从政经验竟是：努力掩饰自己！

这种心态发展到极端便是深恐身家性命难以保全的恐惧感。攻下金陵后，曾国藩便急急忙忙将１２万湘军遣散１０万，兄弟俩一再要求解甲归田，无非是惧怕功高震主，蓄意让权避祸。“窃观古来臣道，凡臣工皆可匡扶主德，直言极谏，惟将帅不可直言极谏，以其近于鬻拳也。……故弟自庚申忝绾兵符以来，夙夜祗惧，最畏人言……尤觉梦魂悚惕，惧罹不测之咎。”（曾国藩：《覆黄嗽侍郎》，《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二十六第２页。）这就是曾国藩的自白。将武装散去是不是就安稳一些呢？看看他自己怎么说吧：“大约凡作大官，处安荣之境，即时时有可危可辱之道，古人所谓富贵常蹈危机也……平时辞荣避位，即为安身良策；乱世仅辞荣避位，尚非良策也。”（曾国藩：《致澄弟》，同治六年二月初五日，《曾国藩全集.家书》（二）１３２４页。）只要安危荣辱系于一人之口的专制统治存在一天，这样的病态心理就必然笼罩大小官僚，令他们无法安宁。曾国藩死后，李鸿章曾坦率地承认自己“顾影自危”。（李鸿章：《复彭雪琴宫保》，同治十一年五月十六日，《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二第１５页。）权倾一时的两位首要地方大吏尚且如此，其他官员不问可知。

在最需要集思广益的历史转折关头，官员们却如此压抑消沉，其负面作用显而易见。当时也有集体讨论的制度，最重要的国事往往开王大臣会议讨论，至于一般奏章交各部讨论更成了日常惯例。有的人有意无意地美化中世纪专制政制，誉之为民主传统，其实两者风马牛不相及。民主离不开法治，包括参与者人身尊严及其他权利必须有足够的保证，这与独裁者君临九州而咨询臣下是截然相反的。传统戏曲你总看过一些吧？臣子说话，一言不合，皇上开金口：推出午门斩首！于是魂归黄泉。这不是捏造出来的，此类事件史不绝书。慈禧就是其中好手。例如，１９００年吏部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上奏反对信崇邪术、误国殃民，就被慈禧当场下令斩首弃市。恭亲王奕訢的前后变化也是个典型例子。上面已经说过，他本来就不是很有气魄的政治家，但从政初期还是有些作为，支持办洋务、图自强，颇具人望。后来每况愈下，也与专制独裁统治的摧残密不可分。他曾四次被撤职赶出军机处（１８５５、１８６５、１８７４、１８８４），又四度复出，兼领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但几经折磨，锐气便销磨殆尽了。“既而恭亲王以阻圆明园工程忤旨斥罢，文祥涕泣，偕同列力谏，几同谴。恭亲王寻复职，而自屡遭挫折后，任事不能如初。”（《文祥传》，《清史稿》卷３８６，第１１６８９页，中华书局。）比《清史稿》的这个论断更为尖锐的是李鸿章一再忧心忡忡地说：“总署诸务无人主持。”（李鸿章：《复沈幼丹制军》，光绪四年十二月初八日，《全集.朋僚函稿》卷十八第２５页。）“枢府只高阳（指李鸿藻）秉笔，洋务甚为隔膜，时局亦大可虞。”（李鸿章：《复曾 刚星使》，光绪六年四月初五日，同上卷十九第２３页。）言下之意是恭亲王已形同虚设，他在同治初年痛斥反对设立同文馆的顽固派的那股英气早已消散。两者互相参证，不难理解一个青年政治家是如何被摧垮的。一个亲王尚且如此，其他人就更不必说了。

友：你这个看法不能令人完全信服，清流派不是挺敢说话吗？

袁：除哑巴外，人生下来都要说话。问题是你说的是什么话。大凡在专制政体下，维护固有体制和观念的话大讲大写均不会有什么危险。清流派扮演的正是这一类角色。（后来有的转化为洋务派，则已实现了角色转换。）如果你讲的是革新，要触动现存秩序，那就有点危险了。而社会要发展，却非日新又新不可。在１９世纪中国，学习西方，全面革新政治、经济、文化，已经成了救亡图存的必由之路，有识之士却人人自危，不敢讲真话，革新哪能不落空呢？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易卜生的《国民公敌》，那说的是社会舆论对先进思想的扼杀。类似晚清以专制政治权势震慑臣民、不容他们畅所欲言的现象在１８世纪以前的西欧也屡见不鲜。中外历史都证明，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各种不同意见是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并建立了相应的民主和法律保障制度后才确立的。历史的积垢成了富强路上的障碍，洋务运动的领袖们不敢冲击专制政治这一类障碍，只落得在其重压下呻吟的下场，历史的进程也被延误了。

还是让我们看看专制政治体制带来的其他消极作用吧。

第三，官商关系紧张，经济发展处处受阻。

官府存在之日，总有贪污受贿等事发生，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但在晚清，这类现象却具有末世王朝所独有的疯狂性。除了一般的贪污受贿外，当时独有的现象是同厘金制度相结合，组成处处盘剥、敲诈商人的网络。现代商品经济发展离不开统一的国内市场乃至世界市场，而处处设卡征厘却把市场分割为大小领地，令商品流通寸步难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初期因本身的弱小亟需本国政权的扶持、保护，晚清中国商人不但得不到这种助益，反而备受折磨，往往被迫依附于外商，利用官府惧怕洋人和外商的特权（如半税）分润若干残羹剩饭。清政府是在戊戌维新特别是义和团事件以后才真正走上鼓励发展工商业的道路的。

从洋务运动开始至甲午战争，在商人利益得不到法律保护而官员们又贪婪成性的情况下，官商关系往往处于对立状态，突出表现之一是好些兴办企业的申请都得不到批准。１８７３年初，在谈及轮船招商局的时候，李鸿章写道：“尊论以闽粤人财雄力厚，或能效其所长，角逐取利，确乎不易。津郡粤商，久经禀求，因赀力不厚，未敢妄允。”（李鸿章：《复孙竹堂观察》，同治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同上卷十二第３７页。）于是，７０年代已有可能发展起来的民营轮船运输业就因李氏的压制而丢失了机会。纺织业等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同时，以热心洋务著称的李鸿章尚且如此，其他大小官员对工商业发展的阻遏更所在皆有。

与此相联系，商人也对官方颇不信任。突出的表现在他们宁可把自己的资金搭附在洋人所办的企业中，也不愿向官办企业参股。据１８７３年至１８８８年间轮船招商局等七间官办企业招收商股的情况统计，仅完成原定招收金额的２５%（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第４３９页），在当时这是普遍性的现象。用曾国藩、李鸿章的话来说就是：“中国殷商每不愿与官交涉。”（《同治十一年五月十五日李鸿章摺》，《洋务运动》（五）第１２３页。）

文化封闭的必然恶果

友：领导的平庸、政体的滞后而不思改革，这些都是现象，你还没有解释为什么会产生这些现象。按老兄所说，曾国藩、李鸿章都有点能耐，他们手中的兵是当时最强的，如果他们敢于夺取政权，自己做皇帝，办洋务处处掣肘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袁：这确是引人深思的问题。不妨就从曾国藩、李鸿章为什么不当皇帝说起。

野史中有不少记载，说有一些人曾先后鼓动他们做皇帝。曾国藩不愿干这事，原因比较简单：一是打败太平天国后他的健康情况恶劣，征剿捻军、处理天津教案都因病体不堪重荷而不得不让位给自己的高足李鸿章，更不可能有多余的精力去发黄袍加身的美梦；二是他受儒家思想的束缚很深，没有胆量干这种被目为大逆不道的事；三是清廷也有所准备，好些史家都说过清政府在玩弄分而治之的古老手法，例如扶植左宗棠以牵制曾氏，等等。不过，在满汉矛盾尖锐化的情况下，后一困难不是不可克服的，因为当时八旗兵已腐朽不堪，湘淮军的大部分都尊重曾氏的领导。前两因素才是主要障碍。

李鸿章年富力强，淮军是剿捻结束后支撑清帝国的主要武装，如果他真想当皇帝，成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那么，是不是李鸿章当上皇帝上述问题就随之解决，洋务运动就会成功了呢？我想问题没有那么简单。领导层的状况是由特定的文化氛围决定的，连李鸿章也逃脱不了社会环境的制约。英雄豪杰当然可以在历史上起重大作用，但英雄豪杰本身的面貌就是由他们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铸造出来的。李鸿章为什么不敢图谋推翻清帝国？他是中国传统教育的产儿，忠君事上的思想早已深入脑髓，同时，从１８７０年调任直隶总督至甲午战败是他毕生的颠峰期，而全国恰好处于相对安定状态，即使他有做皇帝的野心也不敢轻举妄动。

洋务运动的失败主要不是由于某一个人的权力大小，而在于当时的社会文化状况。前面谈到的三大失误都离不开这条。例如，为什么洋务运动的领袖们热衷于官办经济呢？恭亲王在洋务运动兴起后写下一段很有意思的话：“守国之道则在于行政而得民。国之安危视乎政之得失。若君弱臣强，国柄下移，欲政令之行，胡可得也。国以民为本，苟无民，何有君？若公室日瘠，厚施在家，欲无失其民，弗可得也。”（奕訢：《女叔齐知礼论》，《乐道堂文钞》卷三第３０页。）他从《春秋左氏传》中汲取政治智慧，一个难以解决的矛盾便出现在他面前：既要得民、富民，又要防止私室势力过大，“厚施在家”。囿于古训，他无法理解新时代的“民”，于是，让私人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疑虑便不能不横亘于心了。

李鸿章热衷于官办和官督商办企业，其指导思想的实质同奕訢一样也是出自对“民”的不信任，差别仅在表现形式有些不同。首先是他要按照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坚持官府控制一切。在兴办轮船运输这一类民用企业之始李鸿章就提出：“目下既无官造商船在内，自无庸官商合办，应仍官督商办，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而听该商董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李鸿章：《论试办轮船招商》，同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一第３８页。）他所坚持的原则是不论官方有无投资，都应由官处于领导和监督的位置上，掌握大政方针，否则就会利病不分！误国误民的官督商办就是这样发明出来的。其次，他不相信离开官方私商能筹集足够的资本开办企业和管理好企业。“若赖商赀，开办未必有成。”（李鸿章：《复王补帆中丞》，同治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十四第３４页。）翌年在商议开采煤矿时，他又借用盛宣怀的话说：“若归商办，久恐争得滋弊，请官为筹本督办。”（李鸿章：《复玉甫中丞》，光绪元年十月二十三日，同上卷十五第２９页。）虽然由于清政府财政困难及官办企业的弊端日益暴露，李氏的思想也有所变化，但上述观点一直是洋务运动的重要指导思想。

友：在这个问题上，李鸿章的思想是不是有点混乱？

袁：所有洋务派成员都是新旧参半的人物，同各类过渡型人物一样，他们的思想乍一看来也是斑驳陆离。但无序的背后是有序，问题在于人们有没有能力透过混乱的表象寻找内在的规律。人的行动是受思想支配的，李鸿章比许多同时代的大小官僚高明之处，在于他以比较开放的心态对待来自西方的新思想和新事物，而且愿意纠正自己的已经过时的观念。办厂、开矿、造船、买炮、铁路、电报、公司、银行、洋学堂，这些是他先后接受的新事物，也是洋务运动的基本内容。他甚至反对在道器、体用等问题上纠缠不清，强调“道之中未尝无器，器之至者亦通乎道。设令炎帝、轩辕复生于今世，其不能不从事于舟车枪炮机器者，自然之势也”，要求“于外人所长，亦勿设藩篱以自隘”。（李鸿章：《答彭孝廉书》丙子（１８７６年），《李文忠公遗集》卷五第１２－１３页。）他自己也确实没有坠入自我禁锢的魔道。直至１８６７年他还认为铁路、电报“此两事有大利于彼，有大害于我”（《同治六年十二月初六日李鸿章奏》，《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十五），而在７０年代以后他却成了最积极的鼓吹者和主持者。

李鸿章学习西方的动力是企求国家富强的爱国热忱与睁眼看世界的实事求是精神。有些史家喜欢骂李鸿章卖国，在我看来一没有骂到点子上，难以令人信服，二是轻轻放过了更应受到历史严厉审判的反对学习西方的人物。从深层次的文化观念上看，李鸿章等洋务派的失足处之一，在于没有实现官为主体的专制统治观念到民为主体的现代观念的转变。

友：这不是要求太高了吗？

袁：我的意思不是说一定要民主主义者才能成为经济现代化的领导者，而是从比较宽的意义上去理解，民的权利要有适当的保障，要令他们有足够的活动空间。现代商品经济以市场和利润的信息为最高指令，如果处处要按长官意志办事，只能陷入难以脱身的泥淖。洋务运动中官办和官督商办企业也有几个是办得较好的，但从整体上看却给官僚病折磨得奄奄一息。

从郭嵩焘一个建议的遭遇也可以看出这个病症的文化背景。１８７５年他上奏提出四条海防“本源之计”，核心是学习西方“国家大政，商贾无不与闻”的精神，“急通官商之情”，造船、制器均依靠商人去办，官有轮船也交给商人去经营，因为商人“出入海道，经营贸易，有计较利害之心，有保全身家之计”，“使官专其事而烦费日甚，库款之支发日穷，使商人公其利而造船日多，各海岸之声势自壮。”（郭嵩焘：《条议海防事宜》，《郭嵩焘奏稿》第３４１－３４２页，岳麓书社。）在这次海防大讨论中这是水平最高的一份奏议。奕訢等人承认它“语有可采……非比空言”（《光绪元年三月二十一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訢等奏摺》，《洋务运动》（一）第１３６页），但在他们所拟的总结性的文件中，各大臣所提建议均分门别类有所交代，惟独对郭氏的奏议只写了这么一句：“郭嵩焘所谓官民上下通筹合力，及去弊求速、立志求坚、任贤求专、收功求缓，亦系持久之计。”（《光绪元年四月二十六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訢等奏摺附单》，同上第１４９页。）至于郭氏建议涤除官办之大弊及支持商办之大利则统统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这不可能是偶然的疏忽，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它与官为主体的传统观念格格不入。

至于科举制度改革的阻力来自文化，这是显而易见的。大小官僚及广大士子所学就是这些，为什么要自讨苦吃改弦易辙呢？还要看到，即使是已经迈出的改革教育的重大步骤也因遇到文化障碍而半途而废。例如，召回留美幼童是世界教育史上罕见的大丑闻，在这件事上没有必要多费唇舌去责备那些顽固派，因为他们从来就反对一切学习西方的举措，此事的成败都不取决于他们。奕訢、李鸿章曾不顾朝野内外的反对，促成了这一学习先进文化的重大措施，为什么他们却顶不住舆论压力、竟然决定把这些学生撤回呢？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的文化观本来就是矛盾的。奕訢所以要把学生悉数撤回，是因他同意驻美公使陈兰彬的意见：“是外洋之长技尚未周知，彼族之浇风早经习染。”（《光绪七年五月十二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訢等奏》，《洋务运动》二第１６６页。）李鸿章也认为主张撤回者“立言为公”，“幼童出洋一事，糜费滋弊，终鲜实效”。（李鸿章；《复陈荔秋星使》，光绪五年六月十九日，《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十八第３１-３２页。）在这样的心态指导下，系统学习西学是不可能的。其次，他们的目光短浅，竟担心学习西学的人多无法安置。派幼童出洋一事尚在筹划中，李鸿章已向曾国藩提出：“出洋幼童九十名……分给总署及南北译馆、机器局应用，转相传习，亦可生生不已，否则人多费巨，学成无差无官可以遍为位置。”（李鸿章：《复曾相》，同治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同上卷十第３２页。）稍后又说：“已去九十人，将来学成，似亦敷用，俟今夏一批启行后，应饬道局通盘筹画，议请截止。”（李鸿章：《复李雨亭制军》，同治十三年四月初二日，同上卷十四第１页。）偌大一个中国，有９０个留学生便足够了，这就是洋务运动领袖人物的眼光，这也是坚持官为主体的悲哀：在冗员山积之际，衙门早已人满为患，又哪里去找多余的乌纱帽给他们戴呢！以这样的文化思想为背景，期望洋务派能像日本那样推行新学制就有点不切实际了。

不思改革国家机构也与文化有密切关系。翻开容闳的自述《西学东渐记》，不知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有趣现象：在戎马倥偬的天京，他没有忘记建议太平天国培训行政人员，组建现代意义的国家机关。而在洋务运动时期，他同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等人的关系远比太平天国领袖密切，却闭口不谈这个问题。（参阅容闳：《西学东渐记》第５６-５７、８６-８７页，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当时社会的气氛根本不适宜提出这类建议。

当时，了解现代西方的中国人有如凤毛麟角，但在保守的文化氛围中，他们往往处于孤立和受贬抑的状态。他们主要由两类人组成：

一类是留学生，他们回国后大部分在技术岗位上奔忙，却对社会和国家的改革保持沉默。严复就是其中的典型，１８７９年回国后，他先后在福州船政学堂、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执教，埋头培养海军人才，直至甲午战败，才忍无可忍奋笔写下惊雷闪电般的几篇雄文。

另一类是外交官，郭嵩焘、曾纪泽、黄遵宪、薛福成等人是其中佼佼者。郭嵩焘从英国归来，许多明达之士都寄以厚望，但在十分压抑的气氛中，他甚至不愿到北京办理例行的销差手续，迳自回家归隐。其他几位处境略好一些，可也没有人想到在内政的改革上认真听听他们的意见。直到戊戌，黄遵宪才有机会在湖南小试牛刀，但也如昙花一现。

１９世纪初，龚自珍已深感中国处于“衰世”，“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薮泽无才盗，则非但鲜君子也，抑小人甚鲜。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龚自珍：《乙丙之际箸议第九》，《龚自珍全集》第６页，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年。）太平天国以后，中国依然在这样的衰世中沉沦。从文化上看，就是传统文化已经衰败，而新的文化仍是零落的幼芽，于是，满眼都是庸众，在此基础上登上权力最高层的通常也只能是一群庸人。

友：经济是基础，恐怕不能光在文化上兜圈子。

袁：最终的决定性因素当然是经济，但经济、政治、文化三者是解不开的连环扣。以自给自足为主要特征的自然经济，专制政治，以儒家为主干的文化，三者在中国大地上交错缠结已经几千年。时至１９世纪，历史已不容许中国悠闲地等待自身经济缓慢地变化再带动整个社会前进，必须找到一个新的启动器，这就是西方现代文化的滋润和冲击，因为当时世间只有西欧和北美实现了现代化。谁能以开放的心态了解这些人类文明的新成就并结合本国的实际去应用，谁就成为领导本国走出困境的巨人。“心无力者，谓之庸人。”（龚自珍：《王癸之际胎观第四》，同上第１５页。）我说洋务运动的领袖们平庸，就在于他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非常有限，头脑空虚，没有汲取人类文明新成果以改造自己国家所必须的知识和胆略，而这又与中国文化的排他性密切相关。

友：老兄的嘴巴走火了！翻翻时下的报刊吧，都在竞相赞扬中国文化宽广博大，善于吸收世界各民族之长！

袁：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非常丰富、复杂，人们可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分析、概括。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不但境内各民族在文化上互相交融，而且也汲取了不少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化。可是，不论先秦汉唐的儒家还是宋明以后的儒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都是在坚持自己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去吸收别家之长的，其核心观念绝对不容怀疑或更改。从这个基本点来说，其排他性是非常强烈的。从１９世纪以来中华民族走过的道路所以如此曲折，付出代价之巨令人不堪回首，不能说同这个抱残守阙的弱点没有关系。明治维新的《五条誓约》之一是“求知识于世界”（《明治维新基本文献史料选译》，《明治维新再探讨》第１６８页），而同一时期清帝国朝野上下却仍把“以夷变夏”看作离经叛道的滔天大罪，真正认真考虑学习西方之长已经是２０世纪以后的事了，而且还不时涌现千奇百怪的障碍。

中日两国都有过闭关锁国的历史，为什么后来的差别却如此之大呢？在１９世纪中叶以前约二百年期间，中日都采取锁国政策，但西学仍然通过一定的渠道在日本传插。１７４４-１８５２年的１０８年间，日本翻译西方书籍的学者共１１７人，译书约五百部，这相当于中国在戊戌维新前翻译西书的总数。中国在时间上晚了约半个世纪，而就从事翻译工作的知识分子说来，加上外国在中国的传教士也远远达不到日本的水平。（拙著：《中国现代哲学史稿》（上卷）第６３页，中山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广州。）在此基础上，中国产生足与福泽谕吉、中江兆民等媲美的启蒙思想家也约迟了半个世纪，而出现能同伊藤博文、大隈重信等并列而无愧的政府大员则更要晚得多。

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第一次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现代化运动，它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方面都对中华民族的发展有过不可磨灭的贡献。提到睁眼看世界，就不能不想到北京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等洋务机构的译书。轮船招商局、江南造船厂等甚至迄今仍在香港、深圳蛇口和沪滨闪光。诸如此类开风气之先的业绩，铭刻着筚路蓝缕的开创者的历史功勋。可是，从全局看它是失败了的实践，而这个现代化良机所以丧失，说到底是由于历史积垢的重负，是中国传统文化封闭性产生的恶果，创巨痛深。

强者永远注视着未来。愿中国人永远以宽阔的胸怀去拥抱世界，愿打开了的国门永远不再关上！

第十二章 慈禧、康有为的两面性及其启示

百日维新，百年沧桑。百年前的戊戌变法既是系统改革的英勇尝试，又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启蒙运动(维新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影响深远的政治和思想文化运动仍有不少问题有待深入研究，窃以为甚至当前的一些思想文化争议亦可从当年的成败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从谁是罪魁祸首谈起

是谁断送了戊戌维新？这是史家们至今仍聚讼不已的问题。

政变是慈禧的断然措施，老佛爷自然难逃罪责。不过，百年来不断有人为她辩解。史家们认为，没有慈禧首肯，光绪皇帝根本不敢干这么大的一件事，包括《定国是诏》在内的不少“圣旨”下达前都曾送慈禧审定。康有为呈递的变法条陈和《俄彼得政变记》、《日本变政考》和李提摩太等撰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均曾由光绪帝“恭呈慈览”。（孔祥吉：《百日维新失败原因新论》，《戊戌维新运动新探》，360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曾12次专程赴颐和园朝拜慈禧，这些会见绝不仅是礼仪性的。越来越多人认为，把慈禧说成完全因反对维新而发动政变，最少是把复杂的历史事件看得过于简单了。

康有为是戊戌维新的领袖和主要策划者。除了坚决反对变革的顽固派訾之为大逆不道外，在支持或同情维新的人士中，指摘康氏把事情办坏了的也大有人在。

对康氏的指摘集中在这么几点：

1.不顾客观条件，不分主次，冀图短期内“全变”。百日维新期间发出有关的“上谕”竟达110多件，绝大部分成为各级官员奉而不行的具文。

2.重符号，轻实质，重形式，轻内容，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轻率地侵犯传统的神圣符号，授人以柄。他认为只要皇帝驾临乾清门，召集各大臣在此宣誓，“令群臣签名具表，咸去守旧之谬见，力图维新。……重罚一人以惩其后……一日之间，风云俱变，更月得数诏颁下，则海内皆动色奔走矣。”（康有为：《请御门誓众摺》，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292页，中华书局1981年，北京。）服式、发式、纪元都是无足轻重的形式，但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却一贯视为神圣不可侵犯乃至包含某种神秘意义的象征。清帝国建国之初便有“留发不留头”之说，那条辫子尤其敏感。时至9月，维新事业已岌岌可危，康有为偏偏郑重其事上书，请求“皇上先断发易服，诏天下，同时断发，与民更始，令百官易服而朝”，并“大集群臣誓于天坛太庙，上告天祖，下告臣民……即以今年改元为维新元年”！（康有为：《请断发易服改元摺》，《康有为政论集》，369页。）他甚至鼓动皇帝把国号改为“中华二字”。（康有为：《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摺》，同上，342页。）这些虽未被光绪皇帝采纳，但已流言广布，徒增阻力。诸如此类稚拙言行，无非表明他缺乏一个政治家应有的驾御全局的才能。

3.在康氏“以皇上之圣武行之，中国之强，可计日而待也”等取快一时的言词鼓动下，光绪皇帝在条件不成熟之时匆忙裁减和严厉处理官员，四面树敌，没有通盘筹划和妥善安置、耐心说服，突然下令裁去一大批闲散衙门和冗员。有知情者写道：“戊戌变政，首在裁官，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十余处，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戚。”（陈夔龙：《梦蕉亭杂记》，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一)，48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加上各地亦有不少官员面临被裁的威胁，一下子把众多官员推向反维新阵营。与此同时，因礼部主事上书受到压制，把该部满汉尚书和其他主要官员全予革职，新旧矛盾更加激化，本已势孤力单的维新派陷于日益孤立的困境。

4.热衷于军事政治投机，没有切实做好基础工作。任何有显著成效的改革必然以思想变革为先导。甲午战败后，办报、办学、组织学会的热潮虽然有助于一些官僚、士绅特别是年轻士人的觉醒，但这个基础非常薄弱，康有为等人没有以转变观念特别是“开官智”为中心环节，而把力气花在无益大局甚至极其有害的事情上去了：

首先是混淆学术与政治，在并非必要的情况下主动去触犯主流社会的大忌，哗众取宠地鼓吹“托古改制”、“三世”说、“伪经”说，疏远了一大批有可能参与维新的大臣和士绅，引起革新派的冲突和分裂。（汪荣祖：《论戊戌变法失败的思想因素》，《晚清变法思想论丛》，台北联经出版社1983年。）

再则致力于军事、政治投机，开创了近代中国的恶劣先例。与一些人的指摘相反，康有为及其追随者也在积极组织武装斗争。通过谭嗣同、毕永年，他们与三合会结合，冀图运用这一民间秘密组织的武力为政治斗争的手段。利用民间秘密组织在中外历史上屡见不鲜，问题在于是不是以思想教育为基础，把这些民间会社作为组织下层民众的手段。如果缺少切实的思想教育，这些举动就不过是政治权谋。就现有史料看，康有为不过是打算利用他们作为拘禁慈禧的工具。

最足以体现康氏军事活动性质的是他们对待军事将领的态度。在改革迟滞不前之际，康有为等人不是冷静地分析全局，而是把阻力完全归结为慈禧一人，于是一个铤而走险的密谋付诸实施：勾结武将，兵围颐和园，捉拿慈禧，民间武装则作为辅助力量。拉拢的对象有三：淮军首领聂士成、甘军头子董福祥、新建陆军督练官袁世凯——要是说袁世凯参加过强学会、与严复时相过从、有过同情和支持改革的表现的话，董福祥可是忠实的顽固派。拉拢的手段是许以高官和其他利益。这些情况充分表明，他们已把赌注压在军事投机上了。实施的结果是众所周知的：谭嗣同与袁世凯谈判，袁氏虚与委蛇。慈禧接到密报，发动政变，悲剧结束。（毕永年：《诡谋直纪》，《近代史资料》第83号；胡思敬：《戊戌履霜录》；王照：《关于戊戌政变之新史料》；《戊戌变法》(一)、(四)，上海人民出版社。）

不能轻视康氏这些作为的影响。翻一翻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史，人们不难发现康有为等人的这些活动方式(包括他们后来组织的自立军和暗杀活动)一再为包括孙文、蒋介石等在内的后来者所仿效，不少“起义”靠的是绿林好汉或会党，而在“国民革命”旗号下的颇多活动(不是全部)不过是纵横捭阖的游戏，结局是一再高喊革命，一再“尚未成功”。

这些观点不无道理，且认同者越来越多。不过我们还应进一步追问：这些历史现象背后蕴藏着什么？人们可以从中得到哪些不应忘怀的启示？

愚昧吞噬了生机

无论怎么说总不能抹煞一个基本事实：政变是慈禧发动的。那么，慈禧究竟是维新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对历史作全景式的观察。

19、20世纪之交的清帝国接连发生了四件大事：甲午战败、戊戌维新、义和团、新政。这是密切相关的四件事，也可以说是一条因果链。史家们已注意到，维新不是从戊戌开始的。（闾小波：《论“百日维新”前的变法及其历史地位》，上海《学术月刊》1993年第3期。）甲午战败，人们痛定思痛，纷纷提出何以自处的问题，应向西方学习的呼声在朝野上下迅速蔓延。最有代表性的说法出自顺天府尹胡燏棻：“今日即孔孟复生，舍富强外亦无治国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无致富之术。”（《顺天府尹胡燏棻条陈变法自强之道》，《光绪政要》卷21，16页。）这个奏章比康有为发动的“公车上书”稍晚一些，但“公车上书”的各项主张在同时期好些大臣的奏章中也提出来了(如刘坤一、袁世凯、盛宣怀等)。更值得重视的是清政府对这种主张不以为忤，且发出“上谕”，把应兴应革各事归纳为16项，连同胡氏及张百熙、陈炽、康有为等人的七份奏章发给各大臣，要他们“悉心妥筹”、“实力讲求”。（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廿七日上谕，《光绪朝东华录》，3631页，中华书局1958年。）

尽管有种种不足，但从甲午战败至戊戌变法前的三年间，清帝国在学习西方、除旧布新方面确实迈出了切实的一步，着重发展私营工商业开始成为朝野共识。与欧战使列强无暇东顾才使中国资本主义乘机发展的流行多年的观点相反，1894-1913年间中国的民族资本工矿业以平均每年15.3%的速度在增长。（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682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1897年，商营的中国通商银行经清政府批准成立，中国从此有了国人自办的现代银行。各地正在逐步设立促进工商业发展的商务局。在文化教育领域，九十种报刊破土而出，并出现了举办新式学堂的热潮。1895、1896年，清政府批准盛宣怀先后在天津、上海创办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前身)、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中国人开始有了自己的现代意义的大学。科举制度的改革日益成为大臣们议论的焦点之一，连以保守著称的荣禄也说“自火器盛行，弓矢已失其利，习非所用，与文科举时文试帖之弊略同”（《光绪朝东华录》，4015-4016页），要求逐步废止原有武举考试，以新式的武备学堂和京师大学堂取代。这个建议很快就被采纳了。（同上，4044-4048页。）大体说来，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打算推行的各项改革措施，除政治体制(如带国会雏形的开勤懋殿、准各级官员和百姓给朝廷上书)和政府机构改革等内容外，大都已着手进行。同甲午战争前连要不要修铁路都辩论十多年的状态比，朝廷明确地把学习西方作为国策，主流文化正在悄悄地起着非同小可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是在慈禧卵翼下实现的。作为儿皇帝的光绪亲政不久，对“圣母皇太后”奉命唯谨，大事都及时请示报告，没有留下什么对抗的记录。在和战问题上两人态度一致，说甲午战争中有帝党主战、后党主和之争的论断，不过是特定历史时期人们热衷于编造路线斗争史的又一案例。

有清一代施政的最大变化莫过于二十世纪最初十年的新政。认真研究过这一段历史的学者大都认为，戊戌维新的各项未能实现的改革大都已一一付诸实施，有些方面且已远远超过当年的预期。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有两项：

一是稳妥地废除了科举，为现代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政治的发展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二是开始系统地进行现代法制建设。《刑律》、《民律》、《刑事诉讼律》、《民事诉讼律》都已编成，《刑律》且已颁布实行，加上《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的实施，中世纪的行政兼理司法的体制终于废弃，迈出了司法独立、实行现代法制的第一步。这些法律（包括已编好而尚未颁布的法律）为辛亥革命后的政府长期沿用，影响极为深远。更引人注目的是，《商人通例》、《公司律》、《破产律》、《商会简明章程》、《大清银行条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等等商事单行法律的实行，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法制保障。

这些新政是慈禧“垂帘听政”的成果，它意味着大清帝国古老的中世纪社会制度正在向现代社会蜕变。如果把慈禧生前已认可的预备立宪的有关措施包括在内，则困扰20世纪中国的最大问题——政治体制改革——也在设立资政院、咨议局及有关的请愿活动中露出曙光。这有力地表明，如果措施得当，慈禧可以支持向西方学习，促进国家的现代化，把她说成是维新变法的天敌没有足够的根据。

可是，还有另外一个慈禧。这个慈禧在发动政变后虽然在“实事求是”的口号声中仍然准许学习西方的“实学”——科学技术，批准把部分书院改为新式学堂，在经济领域继续支持发展资本主义，甚至主动开放一些口岸，但是仍禁止言论自由，查封报纸，不准集会结社，不准一般官员和老百姓上书，不准改革科举考试办法，在思想文化领域大发专制主义淫威。也是这个慈禧，居然支持用最愚昧的神术“扶清灭洋”，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主动围攻使馆，主动向列强宣战，把敢于非议其蠢行的五大臣立即斩首，闯下八国联军入侵、首都再次被占、赔付巨款、几乎亡国的大祸。后面这个慈禧逆历史潮流而动，扼杀改革，杀戮志士。

两个慈禧都是真实的。老佛爷为何有副阴阳脸？这既有社会制度性的原因，又有个性因素。前者是决定性的，但必然与偶然交错，非常复杂。

慈禧不是孤立的个人，她是传统文化和教育制度培育出来的社会上层人士的代表。与稗官野史的描绘相反，她生长在一个富有的满族官僚家庭，养尊处优，入宫后也一帆风顺（徐彻：《慈禧大传》，29页，辽沈书社1994年），虽然少年时代没有受到足够的文化教育，执政初期出现过错别字连篇的笑话，但通过学习臣子为其编写的总结历代统治经验的《治平宝鉴》，学习书画，阅读小说、听说书和看戏，到了晚年，她居然敢自告奋勇给贴身女官补习中国文化了。无论在经典文化和通俗文化方面，她都具体而微地体现了中国士绅阶层所传承的中国文化。与此同时，在她身边还有一大批大臣和亲贵具体参与决策和施政，他们都是传统文化孕育出来的官僚。这些都是制约慈禧言行的决定性因素。

当时的传统文化已形成僵硬的体系和制度，知识内容固定化、信条化，自我更新机制非常薄弱，且缺乏与异文化平等交流的传统，而它又是士阶层荣辱沉浮的基本凭借，令他们不敢越雷池半步，于是，整个国家必然出现制度性的群体愚昧。在这样的文化制度下，了解和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通常是少数人的行为，且往往伴随着或大或小的风险。对外来文化深闭固拒，甚至用义和团式的暴力去对抗，都是这个制度的必然产物。

症结在制度，但制度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变的。慈禧在她执政的大部分时间里没能扮演这样的角色，那就要从个人品格中去寻找答案了。

慈禧同中国历代多数帝王一样把维护个人的绝对权威和享受放在首位。为了享受不惜牺牲海防，这是众所周知的。而为了维护个人的权威，她也干了几件贻误国家的大事：一是挑选幼儿做皇帝，二是既违反清代不让女主垂帘的定制，又违反不准宗室参政的祖制，攫取最高权力，并把军机处的大权接连交给几位王爷，不管他们如何昏庸贪墨，只要忠诚恭顺就行。戊戌政变的直接动因与其说是政策之争，毋宁说是她察觉了康氏有针对她个人的举兵夺权的计划。事关最后决定权，她无法冷静地区分少数人的轻举妄动和关乎国家盛衰的改革。她大权在握，本来非常容易一面采取措施让这几个狂妄书生安静下来，一面稳妥地继续推进已经来得过迟的改革。

慈禧不是安份守己之辈，不然就不会两次发动政变夺权了。但权力到手后，她却宁可守成——在原有制度下按部就班地运作。当臣下把意见比较一致、阻力不是很大的新措施呈请批准时，她会点头批准——从办同文馆、派幼童出国留学、建造船厂到清末新政都属这一类。于是，一个支持改革的慈禧便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可是，就个人品格而言她是不思进取的人物。她掌握最高权力近半个世纪，既没有主动提出重大的施政措施，也没有认真更新和补充自己的知识(在她那个位置上有很多可供利用的渠道)，于是，她便不能不在历史上留下一连串因愚昧无知而贻误国家大事的记录。

从60年代开始，有识之士一再呼吁要修铁路，但在破坏风水等愚蠢的反对声中，慈禧不敢支持。直至1881年才修成长约7英里的用于运煤的唐山至胥各庄的铁路，而且“虑朝议禁驶机车，乃声明以驴马拖载，始得邀准”（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一册，121页，中华书局1963年）——最初也确实是用马拖着车厢在轨道上跑，留下了世界铁路史上令中国人脸红的又一记录。

70年代初，一些大臣已发现官办企业不在市场上求生存，是财政无法填满的无底洞，一再建议走西方的道路，把这些企业交给私商去经营。这个建议如被接受，19世纪中国史可能随之改写，不幸却被束之高阁。

多年来不少有识之士都痛切地指斥过科举考试内容的陈腐和不切实用。明治维新前一年，丁日昌在应诏陈言中谈到士人“所用非所习，所习非所用”，建议把科举考试改为八科：“一曰忠信笃敬以觇其品；二曰直言时事以觇其识；三曰考证经史百家以觇其学；四试帖括诗赋以觇其才；五询刑名钱稻以觇其长于吏治；六询山川形势、军法进退以觇其能兵；七考算学格致以觇其通，问机器制造以尽其能；八试外国情事利弊、语言文学，以视其能否不致辱命。”（《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5。）这个建议既照顾了科举考试的原有基础，又有适应时代要求的重大改进，一旦采纳，晚清教育和人才选拔制度将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对整个社会的运作机制也会产生深远影响。慈禧对这个奏章却无动于衷。智慧之光一闪而过，愚昧的头脑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在进一步探讨之前，不妨再看一段慈禧召见盛宣怀的记录：“上(慈禧)问：何谓学堂？奏对：是教习洋务之学堂，曾经奏过在天津、上海两处开办的。”（盛宣怀：《己亥年(1899)九月初二日奏对自记》，《盛宣怀未刊信稿》，279页，中华书局1960年。）1895、1897年盛宣怀先后创办了天津大学堂和南洋公学，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两件事都曾奏请朝廷批准，也就是说得过慈禧认可的，这次召见时在1899年10月6日，政变已一年多，这一年全国已有中国人自办的学堂175所，遍布全国17省，且通常都曾上奏朝廷批准或知悉，此时此境老佛爷居然不知道“何谓学堂”，这不是把国事当儿戏吗？

从几次夺权斗争的情况看，慈禧颇为果敢机敏。但从国家和历史发展的全局看，她又非常愚蠢。她随着潮流摇摆，没有主动驾驭全局。她的心思主要用在维护自己的权力和尊荣上去了。如果生在承平年代，她可以成为不坏的最高统治者，她的私欲也不比以“风流天子”著称的丈夫(咸丰帝)和儿子(同治帝)更厉害。可是她生不逢时，大转变的年代要有观念和知识的大更新，要有敢于冲破传统思想文化羁绊并有足够胆识的人物去开拓未来。她没有成为这样的人物，她的愚昧贻误了民族生机。她为什么不愿孜孜求知？专制制度的最高权力不受监督，没有经久不息的挑战，丧失了不断改进自己的内在动力。决定统治者个人品格的主要因素是文化和制度，没有强大的外在压力，很难改变专制统治者通常具有的不愿打破陈规、不求上进的惰性。对慈禧说来，是每10年一次的外来战争、惹下八国联军入侵这样的弥天大祸才使她走上推行新政的道路。这不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人为摆脱传统文化体系带来的愚昧所付出的代价。

教主与维新领袖的内在矛盾

统治者的愚昧是可怕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改革一定失败。瓜分危机惊醒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西方了解的增加又提供了越来越清晰的参照系。机遇化为泡影不能简单归咎于客观，康有为等改革者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从公车上书到百日维新，康有为及其友人写下非常辉煌的一页。他们的历史功绩主要是推动了近代中国第一次群众性的启蒙运动。在四年中，这群来自民间的士人和中下层官僚组织学会、办报、办学、出书、演讲、上奏章……终于汇合成为震动朝野的文化运动和政治运动。除了历史条件为这次中华民族的觉醒提供了客观基础外，康有为等维新志士的献身精神和他们宣扬的思想的震撼力也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推动力。

这个思想震撼力来自何方？他的学生梁启超认为其师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三部书是当时“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其火山大喷火也，其大地震也”。（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78页，岳麓书社1985年。）但当时《大同书》尚未出版，其余二书则颇具争议性，真正的震撼来自他们宣扬的西方先进思想。康有为的四次上书在社会上流传甚广，加上他的《日本书目志》以及梁启超《变法通议》等著作，《时务报》、《知新报》等与严复等人办的《国闻报》南北呼应，维新思潮形成席卷沿海波及内地之势。

与此同时，康有为特地为光绪皇帝编写了《日本明治变政考》、《俄大彼得变政考》、《法国变政考》等书，用多位大臣名义上送了许多奏章，成为维新变法一系列“上谕”的直接渊源。

这些论著不失为一代中国人学习西方先进思想的总结，不少观点和主张并非康氏首倡，但他集纳成系统，反复呼号，至是广为人知。一个维新领袖由是矗立于历史舞台。

但在戊戌时期还有另一个康有为。这个康有为冀图创立自己的中国式的思想体系，把孔学推到国教的位置上，而自己则成为创立新孔教的马丁·路德。戊戌年春出版的《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和再版的《新学伪经考》(1891年初版)就是这一活动的代表作。

从梁启超到当代学者都对这些著作赞声不绝，笔者却宁可赞同一些学者的否定意见，确信其负面价值是主要的。

从学术层面看，这些著作牵强附会，可信程度很低。1889年后，受到廖平思想的影响，康氏改宗公羊学。这种学术思想的转向是可以理解的。在清代，公羊学的复兴是儒学内部的一个重要动态，当时的士人亦以平常心看待这一学术歧见，并未视为洪水猛兽。可是，康氏没有以学人应有的严肃态度去论证自己的观点，例如他认为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独得孔子大道的真传，“然则是皆孔子口说之所传，而非董子之为之也”。（康有为：《春秋董氏学自序》，《康有为全集》(二)，63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宣布一部书是孔子口说的记录，这是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证据何在？康氏似乎认为没有认真论证的必要，仿佛自己是口含天宪的圣人，他说是就无不是。他的《孔子改制考》等书一再引用荒诞不经的纬书为证，以早已确认为伪书的今本《列子》为论据，对一个以反“伪经”的旗手自居的康氏说来，这又是极不严肃的。

也许有人会为之辩护，认为这些著作不能在学术上苛求，主要应从思想层面上去理解其在社会转型中的巨大意义。那么，是不是这些论著提出的观点体现着超前的眼光，人们虽为世俗所囿，一时无法接受，但从长远看却有震聋发愦的巨大作用呢？

这些著作确实是刻意为现实斗争服务的，它无疑包含着为当时的变革及现代政治制度寻找依据的内容。如说：“惟《尧典》发民主义……辟四门以开议院……素王之巨制，莫过于此。”（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卷十二，288页，中华书局1958年。）托古改制，企盼民主，溢于言表。

但这些著作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冀图建立一个以孔教为中心的思想文化专制王国。

首先，康氏鼓吹要绝对服从孔子。他说：“无教者，谓之禽兽；无道者，谓之野人。道、教何从？从圣人。圣人何从？从孔子。”（康有为：《春秋董氏学》，《康有为全集》(二)，62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也就是说，任何人不想做禽兽，就要追随孔子，“盖天不能言，使孔子代发之”，于是人们对孔子只能“服从而已”。（同上，774页。）这个思想文化王国是不容许各家各派并存的。

其次，他要从上到下建立一个国教系统。他建议清政府下令信仰诸天神佛的“乡落淫祠，悉改为孔子庙，其各善堂会馆俱令独祀孔子……扶圣教而塞异端”，且向国外“派设教官，立孔子庙”，实现“用夏变夷”的盛举。（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康有为政论集》，132页，中华书局1981年。）除劝牖愚民外，士绅治学亦“皆以孔子经学为本”（康有为：《上海强学会章程》，同上，175页），且每十日要举行一次拜经会。

再次，把“保教”提到根本目标的高度。从1895年组织强学会到1898年的保国会，都念念不忘“保教”。在《保国会章程》中五次提及保教，而且“保全国地、国民、国教”三个目标是并列的。（康有为：《保国会章程》，同上，233页。）这个教虽然不是古代孔学或公羊学的简单复活，但总的说来没有超出传统文化的范围。

最后，在这个国教系统中，康有为是顺应天意阐发真理降世救民的教主。他断言孔子被贬低：“降孔子之圣王而为先师，公羊之学废，改制之义湮，三世之说微，太平之治，大同之乐，阐而不明……而中国之民遂二千年被暴主、夷狄之酷政。”中国贫弱的根源在没找到孔学真传，不幸之中大幸的是：“天哀生民……予小子(康有为)梦执礼器而西行，乃觇此广乐钧天，复见宗庙百官之美富，门户既得……不敢隐匿大道。”（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叙，中华书局1958年。）于是，救世主康有为衔命降临人间，小民合该顶礼膜拜！章太炎就留下这样的实录：“康党诸大贤，以长素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十年当有符命，其人目光炯炯如岩下电。此病狂语，不值一笑。”（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8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所谓宣扬孔子思想，其实是宣扬康氏自己，神化孔子归根到底亦无非是神化自己。

康氏要建立的是与现代思想文化格格不入的思想文化专制制度，它不但不能祛愚扫暗，反而要扼杀生机、闭目塞聪。这是与历史行程背道而驰的。

再从实践的后果去看看这套理论吧。利用传统典籍资源，无非是寻求合法性的依据，减少阻力，或是寻求智慧启迪，弘扬民族原创精神。在康氏那里，后者失败了，前者又如何呢？

他宣布孔子是“托古改制的改革家”，儒家主要经典都是不可信的“伪经”，这等于把整个士阶层赖以安身立命的文化根基立即炸毁。反对改革者找到了最好的口实，攻击康氏离经叛道，是当代少正卯，要求连同康氏的其他正确主张立予禁毁。一般的守旧者也视若寇仇。而损害最大的是支持改革的中坚力量也因此心存芥蒂甚至“背盟”。

翁同龢作为光绪皇帝的老师和军机处大臣，是连结维新派与朝廷的重要枢纽。康氏《新学伪经考》给他留下的印象却是“真说经家一野狐也，惊诧不已”。（《翁文恭公日记》第33本，43页。）管学大臣孙家鼐“颇言变法”，曾面请康氏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他也“上摺劾《孔子改制考》，并谓康某才气可用，以为宜如汉文之待贾生，老其才折其气而后大用之。”（《康南海自编年谱》，48页，中华书局1992年。）

地方大员中，维新不遗余力的湖南巡抚陈宝箴亦“奏荐我(康氏)而攻《改制考》”。湖广总督张之洞曾多方联络维新人士，强学会的活动和《时务报》都曾得到他强有力的支持，但张氏“不信孔子改制，频劝勿言此学”（《康南海自编年谱》，31页，中华书局1992年），并坚决反对康氏用孔子纪年，康氏不听，最终“以论学不合背盟”（同上，52页），从而使维新派失去了最具实力的支持者。

在民间，康氏的这些言行也导致本已薄弱的维新势力的分裂。章太炎与康氏门人相遇，“论及学派，辄如冰炭”。（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42页，中华书局1979年。）“章太炎不同意康有为‘倡言孔教’，康有为门徒竟至‘攘臂大哄’，章太炎愤而离开《时务报》”。（同上，43页。）此事发生在1897年上半年。

作为维新领袖的康有为与装扮成孔教教主的康有为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前者是宣扬先进思想的启蒙者，后者却把人们引向蒙昧。康氏是介于传统士绅与现代知识分子之间的过渡型人物，当他以当代孔教教主自居时，西方的耶教是他模仿的对象。可是，牢固的传统专制思想使之成了逾淮之枳，他和洪秀全殊途同归，都在模仿耶教中走向思想文化专制王国。

人们也许会感到奇怪：为什么康氏在维新中会两眼只盯着没有实权的皇上？为什么他会那么鲁莽灭裂？说到底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他头脑中作怪。他不是现代政治家，没有想到改革最可靠的基础是民众的觉醒。按照传统文化的思维模式，只要皇上“乾纲独断”就能使全国面貌大变，妨碍皇上揽权的是慈禧，因此他就要密谋围捕。按照传统，他的位置是国师或“大傅”，是教育皇上和出谋画策的，于是，频频上书就成了他推进维新的主要手段。康有为的维新事业被落入传统思想文化窠臼的另一个康有为亲手葬送了。

建立现代文化教育制度

百年过去了，非常沉重的百年，慈禧母子、清帝国、康、梁……都已成了历史陈迹。戊戌维新给我们留下的最主要的教训是什么？历史悲剧的主要根源在僵化、封闭、缺乏自我更新机制的传统文化教育制度，那是阴阳两面的慈禧、自相矛盾的康有为以及层出不穷的阴谋、阳谋赖以存在的思想文化基础。因此，国家长治久安最可靠的保证之一是建立以开放、自由交流和与世界接轨为基本特征的现代文化教育制度，把中国人从中世纪的臣民提升为具有现代文明素质的公民。

不幸，中国人有健忘的习性。谁不相信，请细听一下思想文化领域的一些似是而非的流行话语。

“文明只有不同，而没有优劣之分。”对中国这样有悠久文明史的落后国家说来，这是可以满足民族虚荣心的非常中听的一句话。可是，文明除了民族性以外，有没有时代性呢？如果不承认16世纪以还中国已经落后于西方，从徐光启开始，特别是鸦片战争后百多年来，一批又一批志士仁人百折不挠学习西方文明不都成了庸人自扰了吗？承认一定历史时期不同国别的文明有优劣(先进落后)之分，指的是那时这些国家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有先进落后之差，而非人种上的优劣。承认落后，旨在改革和赶上。笼统说文明没有优劣之分，比慈禧之流高唱的“中华文明教化远非蛮夷可比”的高论自然略胜一筹，但其实质并无差别：在国家落后的年代，拒绝学习海外的先进文化。

反对“文化侵略”或“文化殖民”。近代中国列强侵略中国主要在军事、政治和经济领域进行，在文化领域则并非所有外国人在中国的活动和所有外来文化的进入都是侵略，两者在时间上的重合不过是中国传统文化体系自我封闭和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的恶果。把文化交流与侵略混为一谈，正是晚清权贵和士绅鼓吹狭隘民族主义贻误社会转型和无知愚民的义和团情结产生的重要基础。在国家主权已有充分保障的今天提出反对文化“侵略”或“殖民”，这意味着什么？是反对那些充满暴力和色情的下流文化吗？这在西方也受到批评乃至法律管制，同时在我们自己的传统中也不乏这类货色，沉渣泛起，不能全怪洋人。是反对来自别国的价值观念吗？此事却颇为复杂。任何现代国家其公民的价值观必然是多元的，只能让公民在自由交流中自行选择，“反侵略”在这里没有任何意义。至于学术领域只存在是非之分，而不管提出者的国籍，反“侵略”、“殖民”云云，不过是利用狭隘民族情绪哗众取宠的游戏。

“传统文化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必要条件”。窃以为这是一个颇具迷惑力的假问题，提出这个论断的背景是针对所谓“全盘西化”的危险，而这样的所谓“危险”不过是唐吉诃德想象中的敌人。任何非西方国家都不可能“全盘西化”，因为传统文化可以蜕变但不可能“全盘”消逝，除非有关民族“全盘”斩尽死绝。不管提倡者主观意图如何，这个论题的必然后果是构筑起某种文化封闭的堡垒。在全球一体化趋势日益强劲的年代，这种中体西用论的新变种有可能延误而不是加速现代化事业。

这样说不等于反对人们研究和运用中国文化，但是，也必须同时一视同仁地让人们自由研究和运用西方文化、不中不西文化及其他文化。应该让各种文化和平共处，自由交流，自由竞争，由公民自由选择，各适其适。就传统文化的所谓现代化而言，也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才能去伪存真。

总结戊戌以来的历史经验，在思想文化领域只有一项是现代化事业绝对不可缺少的，这就是现代文化教育制度，其基础在健全的义务教育制和全民终身教育体系，核心是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大学制度，还应有国内外都畅通无阻的信息传播和交流体系。有了这样的制度和体系，中国的文化和科学技术才能具备不断自我更新的机制，中国人才不会在全球一体化的信息时代被淘汰。这是根绝国民群体愚昧现象的保证，也是防止在社会管理阶层中再出现慈禧这样的阴阳怪物和康有为式的不新不旧的政治家的基础。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现代化离不开这个条件，更是不言而喻的。

第十三章 晚清官员贪污的特点与根源

官员贪污成风是导致晚清改革失败和清帝国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方面有关的史料很多，揭露官场黑幕更是晚清小说的一大热点。这个时期的贪污既是历来末代专制政权的痼疾，又是改革不完善带来的新问题。这是一个值得认真分析的历史现象。

贪污受贿是晚清官场无所不在的风气

普遍性是晚清贪污活动的首要特点。古今中外都有贪污，但像晚清那样几乎无官不贪却是极为罕见的。

下层官吏的贪污中饱非常普遍。“州县杂款报销，尤不可究诘。有曾任直隶之涞水令者，言涞水每年收牛羊税，计共六百两，报销仅十三两，而藩司署费二十四两，道署二十两，州署十四两，余皆官所自得。又月领驿站费三百两，其由县给发，不过五十两，则每年获数千矣。”（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二册，516页，中华书局1981年。）此一个案极其平常，但真实地披露了省、道、州、县各级衙门官吏分肥的惯例(所谓“费”均归私囊)，是具有普遍性的典型。

京官普遍受贿。京官多半不能直接取诸民众，他们认为取诸地方和下级官员是理所当然的。主要形式有三：

一是节庆送礼。寒暑变迁有“冰敬”、“炭敬”，平日送礼有“别敬”，婚丧喜庆有贺礼。送冰炭敬等这种不正当的行为已经成为清代官场的习惯，即使以清廉著称的官员也在所难免，至于中国社会传统的庆贺送礼则往往成了明目张胆的行贿。例如，1907年庆亲王奕劻寿诞，企盼升官的盛宣怀便“谨备日金币二万圆”致贺，山东巡抚杨士骧送了一万两，其他官员也分别送上厚礼。（《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42、5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而当时亲王年俸不过是一万两。

二是办事有“例费”。给皇帝上奏折要求批准办什么事，朝廷通常会交给主管部门讨论，这道“部议”关口对事情的成败影响甚大，因此有关人士通常都会送去“例费”，打通关节。此外，各种报销，大至一次战争的军费，小至某项工程费用，都要按一定比例收取费用，否则就会横加挑剔，招来许多麻烦。“光绪甲午、乙未之中日战费，粮台报销费八万两。”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二册，516页。）官员的例费收入没有因国遭大难而稍减。

三是承办各种工程和采购的进项。“……宣宗(道光帝)天性俭朴，所御套裤当膝处穿……饬人补之，然内务府开销补价，凡用宁绸数十匹，共价四百金。……穆宗(同治帝)大婚，需用大柜四具，司员开价至六万金……颐和园工程已费至二千万金，知者以为实到工之款不及六百万金。”（文廷式：《闻尘偶记》，《文廷式集》，746页，中华书局1993年。）多种史料证明，采购或工程实际用款仅为报销额一二成者比比皆是。“凡京师大工程，必先派勘估大臣，勘估大臣必带随员，既勘估后，然后派承修大臣，承修大臣又派监督。其木厂由承修大臣指派，领价时，承修大臣得三成，监督得一成，勘估大臣得一成，其随员得半成，两大臣衙门之书吏合得一成，经手又得一成，实到木厂者只二成半。”“内务府经手尤不可信，到工者仅十之一，而奉内监者几至十之六七。”（《清稗类钞》第二册，516、517页。）这种腐败也延伸至后来的各种洋务新政中，成为反对者的口实：“外洋工料尤易浮冒，报价每至四五倍之多。粤东仿制三火小洋枪，民间购买每杆洋银二圆半，而官中报价则每杆银六两……故人谓机器局管事一年，终身享用不尽，虽言之太过，实属有因。此等制造既经刨扣工本，则工粗料薄，无当实用，可不问而知。”（刘锡鸿：《读郭廉使论时事书偶笔》，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一)，28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

晚清贪污活动的又一显著特点是形成了以财求官、以官求财的恶性循环。在中国传统社会，民众上升的途径很窄，做官(实缺和虚衔)或取得有关的身分成为人们成功的主要标志。以官求财是社会认可的人生途径之一，不容许的仅是过分诛求。于是，除科举外，以财求官也成了其中一条管道：明的是捐纳，暗的则是行贿。从现有材料看，当时的行贿受贿大都是为了保官、求官，这反映了晚清仍是官员处于支配地位的传统社会，即使从西方传进来的新的经济成分亦依附于官府，企业家也对保官求官有很大兴趣。

求官通常用重贿。大臣保举是升官的重要途径，其中有些就是用重金求得的。例如，聂缉规被任命为上海道是曾国荃保举的，聂是曾的侄女婿，“然闻其求保之费亦一万金”（《文廷式集》，745页。）。早就在洋务企业和官场中充当要角的盛宣怀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和谋求高升为尚书，在巴结皇族政要上不惜花费巨资。他的遗档留下了难得的确凿记录：他的心腹向他报告，虽然摄政王载沣号称“极廉洁”，但其妻“八姑则专爱钻戒，两弟(其子载涛、载洵)则既爱财，又爱马……只要派一可靠之人进京运动，一拍即合……略费数文，转瞬仍可取回。”稍后，载洵果然上钩，主动向他索要四五万元（《清稗类钞》第二册，72、74、76页），他梦昧以求的尚书自然也没有落空。

制度缺陷是贪污成风的主要根源

晚清官员贪污成风的主要根源在于当时的社会制度特别是政府制度。社会制度的基本框架仍是中世纪的宗法制农业社会，这类社会的分工相对地说比较简单，人们上升的资源基本上仍掌握在政府官员手中。被视为出身“正途”的科举直到1905年才废除，由于传统的巨大影响，即使在工商或其他领域事业有成的人士也以得到官衔作为正式进入上层社会的标志。现代工商企业的发展是这类社会赖以蜕变的基础，可是，它当时还在襁褓阶段，不但官办企业处处依赖政府，就是民间企业在1901年实行新政以前也基本上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离开官府往往寸步难行，于是，垄断资源的官府便成了贪污滋长的温床。

制度的缺陷更集中地体现在政府机构的运作上。清帝国各级衙门的运作有繁多的法例和惯例，并有几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礼仪繁多。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之一，与此相适应，历代都把烦琐的礼仪视作安邦治国的大事，清代衙门的运作规则中很大一部分也属这一类。官僚们互相动用公帑请客、送礼、看戏等费用都是合乎“礼”的大开支。例如，1842年初原闽浙总督颜伯焘被革职后途经漳州回广东家乡，“随帅兵役、抬夫、家属、舆马仆从几三千名……酒席上下共用四百余桌”，搬运搜刮来的物资等历时十多天，“扛夫过境，每日总在六七百名”。招待费用全由当地官府负担，“实用去一万余金”，当地财政困难，只好虚报乡勇一千二百名的粮饷去填补。（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65—67页，中华书局。）已革官员过境尚且如此，在位者过往更可想而知。且这些交往通常都要馈赠厚礼，而诸如此类变相行贿受贿的公务是官场司空见惯的。

第二，制度不严密，甚至有重大的缺陷。以财政收支来说，直到灭亡前一年清政府才试行编制预算。政府的收支虽不能说没有法例可依，但有许多可以上下其手的漏洞，于是送礼和纳费(给有关官员私分的费用)便成了弥缝补苴所必需。

有清一代，军费一直是最大宗的支出，平常年份供养80多万八旗兵和绿营兵的费用已约占中央财政总支出的70%，战时支出更加惊人，军费报销成了贪污的渊薮。咸同之际，福建不是主要战场，但“军需款目，至一千数百万之外，部费即须十余万”。这为数不菲的部费固然是户部官员的美食，那一千多万支出也有颇多早已纳入地方官吏私囊。仅一位署理知州“开销募勇防堵数万，闻当日只雇勇一二百人”。（同上，278页。）

权倾一时的曾国藩、李鸿章也曾为军费报销中的“部费”困扰。镇压太平天国与捻军的军费报销时，户部书吏索价四十余万，他们仅愿出八万，最后他们上奏慈禧，得到“着照所请，该部知道”的朱批而不必交户部再核议，才按八万两的低价了结此桩公案。（《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二十六，35、36页；《曾国藩全集》家书二，1345页，岳麓书社1985年。）这些都是没有建立严谨的财务和报销制度的恶果。

这类制度缺陷更突出地表现在税收上。清帝国以“永不加赋”自诩，但各种附加往往超过正赋，加上官绅勾结，重负转嫁给贫户，与“依率计征”背道而驰。厘金制度建立后情况更加混乱，从厘卡的设立到厘捐的高低都无严格的标准，而洋货则可以免厘，这就为官商双方行贿受贿留下广阔的空间。

第三，薪俸制度不合理。光绪元年奉天将军上奏：“奉省贿赂公行已非一日。原情而论，出于贪墨者犹少，迫于穷困者实多。”如将军养廉原定二千两，因财政困难，层层扣减，“实数不过二百余金矣，借此从公，万难敷衍，不得已设为名目，取给下僚，陋规相沿，实一大弊。”（《皇朝续文献通考》卷七十三。）这一情况各地皆然。而陋规一旦成为定例，官吏可以从中渔利，要革除陋俗、建立健全的财政和薪俸制度便困难重重了。

改革中的无序状态

在中西文化激烈冲撞中，晚清社会已在一些方面起了引人注目的变化。洋务运动特别是最后十年的新政中，清政府在军事、经济、法律和教育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有深远影响的改革，但这些改革的某种无序状态又带来新的贪污。

先看一个实例：1908年，在筹备立宪声中，盛宣怀与有关人士合谋给皇室送干股作为日后用途。盛氏在给袁世凯的信中写道：“前所面奏‘内府公股’一节，力筹厂矿以公济公之款，居然得有一百廿六万两。既难提出现款，莫如改作公股，并拟将自己创始股份十万两凑入报效，计可合约二百万元。虽于公家无足重轻，而华商公司可入公股，藉开风气，实于农工商大有裨益。惟‘皇室经费’名目，确是立宪以后之事，目下未便处落边际，故只说‘内府公股’而已。”（盛宣怀：《致袁宫保》，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初五日，《盛宣怀未刊信稿》，91—92页，中华书局1960年。）

这件事说明几个问题：一是朝廷和地方官员确实在为立宪作“预备”；二是他巴结最高领导者那些款项的来源大都是公款，实际是化公为私，但也不惜拿出一大笔已落入私囊的钱财；三是做这类事也没有忘记找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如“于农工商大有裨益”之类。人们猜测，由于当时法制不健全，不少官员都收受“干股”，但笔者尚未看到其他确凿的史料，只好存疑。

甚至在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贿赂也成了工具之一。摄政王之孙(载涛的儿子)写道：“我记得在民国初年，庆亲王奕劻死后，他的三个儿子载振、载 、载抡请我父亲给他们分家，载 因嫌分给他们的现款太少，就对我父亲说：‘辛亥前各方面所送的金银珠宝就不用提了，光是辛亥革命时因为隆裕太后迟迟不发表《逊位诏书》，袁世凯为了恫吓她迅速发布，就向祖父(原文如此——引者)和总管张兰德(即小德张)每人报效了三百万两银子，怎么才分配这么一点呢？’”（溥佳：《清宫回忆》，《晚清宫廷生活见闻》，23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这六百万两白银成了清帝国与民国更替的社会成本。

亨廷顿认为，在一定条件下“腐化是握有新资源的新集团的崛起和这些集团为使自己在政治领域内产生影响所做的努力的产物”。（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56页，三联书店1988年。）盛宣怀和袁世凯的作为为这个论断提供了新的例证。此外，在厘金的盘剥下，清末的民间工商业仍能以较高速度增长，贿买有关官员从而减轻了盘剥程度也是其中因素之一。外国商人和李鸿章等人曾出巨资安装发电设备供宫内照明，铺铁轨开小火车给慈禧等人玩耍，这类礼物让此辈开了眼界，对有关事业的发展起了良好作用。

专制主义的必然恶果

晚清官员贪泉泛滥最根本的原因在专制制度本身。当上司可以决定下级官员的命运，特别是大小官员和士绅的荣辱乃至生死都取决于皇帝和慈禧那样的“圣母皇太后”的时候，各种对这些统治者及其周边人物表示忠诚的行动是绝对无法遏制的。物质上的送礼进贡(各种行贿受贿活动)不过是显示忠心的方式之一。

慈禧搜刮了不少私产，这是她生前已广为人知的传闻。甲午战争期间张骞给翁同龢的密信就谈到：“外间传闻禧圣尚有储款二千万，若果有之，似亦可请。”（《张謇致翁同龢密信》二(甲午六月六日)，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六)，446页，中华书局1993年。）梦想请她将此拨充军费。尽管目前无法确切计算她搜刮了多少，但可以确定她通过种种途径确实收受了不少财物。不妨看一个小例子：“世中堂(世续)于正贡之外加贡，颇得慈欢……写了一万零星银票，约数百张，用黄封封呈。奏云：‘此乃奴才代爷预备零赏之需。’……以万乘而重万两，殊出意外。”（《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19页。）在专制制度下，“正贡”是必须遵守的制度，1894年(甲午)正值慈禧60大寿，臣子们为讨好这位专制君主煞费苦心，在他们心目中强敌入侵、山河破碎不及讨主子欢心来得重要。“加贡”却要察颜观色，更见机心。慈禧收受世续的万两银子表明她细大不捐，而“颇得慈欢”的世续不久就擢升为大学士和军机大臣了。

同时，在这样的制度下不但主子受贿，专制统治者身边的近臣和奴才也要按惯例分润。如果不给他们约一成的手续费，贡品是不可能顺利送达主子的。

此外，在这样的制度下，各级官员都是他们管辖范围的专制统治者。对上要层层供奉(冰炭敬等)，权力所达之处则任意动用公帑。贡品固然用公帑，私人送礼行贿亦不例外。为了巴结慈禧之下最有权势的人物——庆亲王奕劻，袁世凯将他一家的一切费用全都包下，用的就是北洋的公帑。（载涛：《载澧与袁世凯的矛盾》，《晚清宫廷生活见闻》，82页。）就是以清廉自诩的曾国藩、张之洞等人的进贡和给有关官员送礼，用的也是公款。

历来的统治者都说要反贪污，但在专制制度下往往成效不彰，处在衰败时期的清帝国更是如此。原因是：第一，有些行贿受贿活动已成为官场习惯，人人如此，法理和是非界限已经模糊。第二，担负反贪重任的监察系统同样没有逃脱腐化的命运：“近日言官卖摺之风甚伙。……大抵皆以贿陈奏者也。……明朝言官多争意气，今朝言官多因贿赂，可耻之甚！”（文廷式：《芸阁偶记》，《文廷式集》，767页。）他们也会揭露若干黑幕，但很难求得公正、彻底，且很可能是以黑反黑。第三，没有独立的司法和监察系统，它们都不过是行政系统的附属物，最后的裁决权掌握在专政政权的最高统治层特别是皇帝、皇太后手中，当他们本身不干净时，要真正反贪无异缘木求鱼。第四，社会生活没有民主化，民众维护自己权益的现代公民意识没有形成，也没有形成强有力的独立的新闻舆论监督。一些报馆是官办或接受官方津贴的，缺少现代报刊的独立品格。

总之，晚清贪风的无法遏止，无非宣告专制政权依靠自我监察力量不可能真正纠正自身的弊端。只有实现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建立强大的权力制约体系，才能净化政府机构。——这就是研究晚清贪污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

第十四章 清末新政与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

　 20世纪中国的开端，是以义和团事件和八国联军等奇耻大辱过后的清末新政为标记的。近年，越来越多中国大陆的史家冲破意识形态束缚，走上冷静、客观从学术角度研究这一重大事件之路，写出了一批高水平的专著。他们分别确认：“这次新政是在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各方面较大程度改革旧的封建体制，推行新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一次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朱英：《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第259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武汉。）“单纯的封建专制制度已不存在，民主政治及有关法律有些在试行，有些在准备和确立之中，整个政治制度正在向资本主义近代化演变迈进。”（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第574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北京。）

清末新政（1901-1911）是中国社会变革的非常可贵的开端，最值得重视的是它提供了一个东方传统中世纪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典型。无论其成就或失败，都蕴藏着足以启迪后人的东西。

最大成就是经济自由

窃以为清末新政最大的成就是经济自由。这样说的不言而喻的前提，是传统或中世纪中国没有现代意义的自由。

中国人获取自由是由经济领域开始的。就传统经济领域而言，中国人当然可以经营农业、商业和手工业，可是有个障碍迎面而来：财产所有权的限制。《大清律》承袭传统，明确规定：“凡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一百。若居父母丧而兄弟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八十。”理由是：“祖父母、父母在，子孙不得私财，礼也。居丧则兄弟犹侍乎亲也，若遂别立户籍，分异财产，均为不孝，故有杖一百、八十之罪。仍令合籍共财。”（沈之奇：《大清律辑注》第215页，法律出版社2000年北京。）这是严重压抑经营积极性的规定。

更为严重的是清政府为新经济的发展设置了种种障碍，突出的表现是办新式工商、交通和金融事业一律实行批准制，往往相应设置垄断特权，不准民间资本自由进入。

例如，19世纪国际贸易的主导商品是纺织品，它和鸦片是19世纪中国外贸入超的主要因素。为与外商争利，70年代开始朝野有关人士就着手筹办纺织厂。1890年上海机器织布局开车生产，这是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一个棉纺织厂，从1876年李鸿章批准筹办起算，几经折腾，整整历时14年。1880年，为办这么一个厂，李鸿章特地上奏并经皇帝批准给予该局十年专利，“十年之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李鸿章：《试办织布局摺》，《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43。）1888年张之洞在广东筹设织布官局，不得不致电李鸿章协商：“阅《申报》载，上海布局经尊处奏准‘十年之内，不准另行设局’，是否专指上海而言？粤设官局本与商局有别，且进口布多消旺，断非沪局所能遍给，粤给粤用，犹恐不给，当不至侵沪局之利。望速电复。”（张之洞：《致天津李中堂》，光绪十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张文襄公全集》卷131。）李鸿章的答复是：“粤设官局，距沪较远，似无妨。”（《李中堂来电》，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初四日，同上。）照“不准另行设局”的规定，双方的说辞都经不起推敲。李鸿章和张之洞是当时权势最大的两位总督，在人治社会官场文化的氛围中，矛盾顺利化解了。

但问题没有真正解决，其他人办企业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郭嵩焘是大清帝国第一位驻外使节，二品大员，黯然回国退休后，他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说到这么一件事：“轮船之为便利，天下所共知也。愚劣如湘人，亦习焉而知其利。是以十年以前，阻难在士绅；十年以来，阻难专在官。凡三次呈请……独不准百姓置造。”第三次是郭嵩焘出面筹办的，已筹集资本两万余，这个航运公司还是办不成！（《致李傅相》，《郭嵩焘诗文集》第240-241页，岳麓书社1984年长沙。）

这两个例子带有普遍性。说到底这是制度问题：传统中国没有经济自由，因此各行各业要办点当时的新经济，无不碰到官方批准这一难关。

这个障碍是怎样打破的？1895年7月19日清政府发了一道上谕：“迭据中外臣工条陈时务……如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各矿、折南漕、减兵额、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大约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此应及时举办。”（《光绪朝东华录》总3631页，中华书局1958年北京。）以这一圣旨为标志，清政府的经济政策从压制私人资本即剥夺国民的经济活动自由，转变为“恤工惠商”即力求保护和扶植私人资本。阻力和困难仍然不少，但大体是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

如果从1865年辩论要不要学西方借法自强算起，清政府内部整整争论了30年才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更主要的是鸦片战争以来历经6次内外战争，特别是甲午战争失败，内外交困，迫使清政府的经济政策不能不作出重大调整。用当时一篇得到朝廷首肯并转发而流传甚广的奏章的话来说是：“今日即孔孟复生，舍富强外亦无治国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无致富强之术。”（胡燏棻：《条陈变法自强事宜》，《光绪政要》卷二十一，页十五。）换句话说，生死存亡迫使这个专制政府不能不放松控制，让老百姓得到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由。不过，这一权利的法制化是1904年初接连颁布《奏定商会简明章程》、《商人通例》、《公司律》后的事，其中规定“凡设立公司赴商部注册者，务须将创办公司之合同、规条、章程等一概呈报商部存案。”（《公司律》第二条，《中国近代法制史资料选编》第一分册第128页，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法制史教研室1980年北京。）与国际惯例一样，办企业仅须登记注册即可。

与此同时，现代财产所有权亦相应逐步确立。《大清民事刑事诉讼法》在“判案后查封产物”一节中规定：“凡封票纸查封被告本人之产物，如产物系一家之公物，则封本人名下应得之一分，他人之分不得株连。”“凡左列各项不在查封备抵之列：一，本人妻所有之物。二，本人父母兄弟姐妹及各戚属家人之物。三，本人子孙所自得之物。”（刘锦藻编：《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54，刑13，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版第9996页。）这表明财产所有权已从家庭甚至家族所有转变为以个人为本位。尽管这一规定要不仅在打官司时管用并要成为全社会的习惯仍须假以时日，但这些法律条文的出现就意味着主流文化开始承认个人财产权的正当性。

这一变革的影响极其深远。首要的是为经济发展奠立了良好的制度基础。

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制度。良好的制度是人才迅速成长和资金积聚的强大推动器；反之，则资金消散、人才流失。从1901至民国建立，有很多制约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如强势和享有特权的外国资本，厘金和其他苛捐杂税，由于政治制度改革滞后带来的政府官员腐败，日俄战争及其他突发事件引起的社会不安和动荡，等等，但民族经济仍有不俗的表现：1895—1913年间，民族资本工业发展速度年均15%，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无暇东顾期间的发展速度还略高一点。（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第679、858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北京。）其他经济事业发展也比较顺畅，主要的一条是政府不再愚蠢地坚持以官办或官督商办的垄断经济为路向，扶植和奖励私人资本，建立自由的市场经济制度，加上工资和原料低廉，市场广阔，这些有利因素足以抵消其他制度性缺陷带来的不利因素（如贪污腐败和政府效率奇低等）的影响。

这一制度因素的影响一直延伸到民国。从民国初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其间战火连绵、社会动荡不安，但总的说来经济仍持续以较高速度发展。1912-1936年间，尽管有几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特别是1929年开始的经济大危机中，中国工业年均仍增长9.2%，1912-1920年更高达13.8%（白吉尔著、张富强等译：《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第8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其原因是北洋军阀政府继承新政的经济自由制度，且有所完善。1927年国民党取得全国政权后，虽然开始扶植官僚资本，但尚不足垄断国民经济。

更值得重视的是经济自由对人的解放的重要意义。在所译之书论及西方有经济自由“乃至民生安业之事，大抵任民自为，而不过问”之际，严复感慨系之地写道：“读此，则知东西立国之相异，而国民资格亦由是而大不同也。盖西国之王者，其事专于作君而已；而中国帝王，作君而外兼以作师，且其社会固宗法之社会也，故又曰元后作民父母……下至守宰，皆以其身兼天地君亲师之众责……卒之君上之责任无穷，而民之能事，无由以发达……而其于国也，无尺寸之治柄，无丝毫应有必不可夺之权利”。（严复：《社会通诠》按语，《严复集》第4册第928-929页，中华书局1986年北京。）没有经济自由，只能事事仰承官府旨意，公民权利就失去了基础。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也一再重申“以独立之生计，成独立之人格”（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的极端重要性。

不过，由于中国传统观念中把公私之分视同善恶之别，加上屡仆屡起的启蒙运动远未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经济自由的极端重要性没有被广大知识分子深刻认识，这就为日后的反复留下了祸根。

欧美社会矛盾尖锐化催生了程度不等形式各异的公有化思潮，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经济自由从确立之日起就一再受到西方非主流思潮的冲击。一些敏感的中国知识分子或政治家鉴于西方贫富差距过大的恶果，认同某些西方非主流思潮，主张用公有经济全部或部分取代私人的经济所有权。通观20世纪，挑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也厕身其中，但影响极小。）按其实际效果，民生主义是官僚资本主义的垫脚石，1949年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实践有目共睹，而社会民主主义则成了引导知识分子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中介。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是由一些自由主义者鼓吹的。一个突出的典型是张东荪，30年代他认为苏联以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自由、民主是绝对不相容的，到40年代却认为“马克思主义与民主主义是一件事”，“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是向着同一的方向前进”。与此同时，他认为以苏联为榜样放弃部分自由、首先是放弃经济自由、以计划经济取而代之是完全正确的：“苏联还有一点最是为一切产业落后国家所应取法的，那就是对外贸易完全由国家办理……国家统办对外贸易是计划经济的前提，或柱石。此点办不到，一切必归无效。”“尚有一点亦足以后进的农业国家所取法，那就是所谓集合农场。”（张东荪：《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第25、61、63页，观察社1948年11月四版上海。）他把自己的主张归结为建立“计划的社会”。他说：“须知在经济方面要有计划，则势必连带到其他方面，如政治方面，教育方面等等……必须把全社会亦成为有计划性的……只能有计划以内的自由与计划以内的平等，而断不容有超计划的自由与超计划的平等。……凡自由之足以妨害生产的提高，凡平等之足以使生产降低，则都应该在限制之列。”在他看来，放弃了政治与经济方面的“绝对自由”，“我们还是不能不要绝对的自由。这个绝对的自由应该在文化与思想方面。”（张东荪：《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观察》第4卷第1期。）

其实，严格地说，无论在哪一领域都不可能有绝对自由，除了少数极端流派，也没有什么人追求绝对自由。不过，失去经济自由，政治、文化、思想等领域的自由也就失去了最重要的基础。所谓“计划以内的自由”，变成政府自由地“计划”给你什么，公民则必须绝对接受。

张东荪的这些观点不是个别人的迷误，在那时颇带普遍性。当时苏联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力之一，国威、军威令贫弱中国的知识分子十分景仰，再加上严密封闭的苏联社会的真实情况不易了解，一些人刻意散布它已改变了肆意镇压公民和剥夺民主、自由的错误，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合流的幻象油然而生。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这些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他们大多是人文学者，对经济学、政治学所知不深，但又肩负着说古论今、指点江山的重任，于是，当哈耶克、波普尔根据苏联计划经济及其他资料大声警告这是“通往奴役之路”时，中国的一些自由知识分子面对同一现象却认为是救国救民之路。张东荪自己和知识阶层乃至整个国家后来吞下适得其反的恶果，昭示清末新政肇始的经济自由的极端重要性。

时至今日，知识阶层有些人似乎仍未正视这个历史教训。一听到“经济自由”的呼声，他们立即说：这是争取洗钱的自由！是为特权阶层争自由！看来，他们可能不太理解现代经济必不可少的两翼：自由空间与相应的法治，而这两翼又担负着不同的任务。不能因为要对付洗钱，法治应该大大加强，就认为经济自由亦可不要。同清末民初一样，说这些话的大体上也是一些人文学者，特别是研究文学的学人。他们有两个很煽情的口号：一是哪个资本是干净的？据说，联想、方正等高科技企业上市，有数以百计的有关人士成了百万乃至千万富翁。在他们眼中，这些人拥有的资本（股票）是不是每个毛孔都充满血污？二是两极分化，5%-10%的少数人富可敌国，占有大部分财富。市场经济诚然有很多毛病，贫富不均就是其中之一。它不过是人类迄今建立的最不坏的经济制度而已。但应明确指出：1，5%-10%的人手中的钱很大部分不是他们个人的消费资金，而是社会资本。差别在于这些资金掌握在政府官员手中还是由企业家运作对社会更为有利（成本更低）？2，市场经济带来的是中产阶级日益强大（中间大，两头小）、社会主义者梦寐以求的三大差别（体力与脑力劳动、工农、城乡）日趋消灭的社会。3，计划经济是平均分配贫困，在有充分的经济自由而法治健全的社会，却能够建立比较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让弱势群体得到必要的保障。

现代社会运作架构的建立

全面地看，清末新政的历史功绩可以概括为现代社会运作架构开始建立。除体现上述经济自由的市场经济体系外，还有以下几个方面：

1．现代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正在建立。

清帝国原来实行的是三权合一的专制体制。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司法独立，并且法律必须与国际接轨。现代市场经济本来就是国际性的，不按照国际标准逐步建立符合要求的法律和司法体系，经济就无法正常运作，再加上洋人动辄以大清帝国的法律和司法不人道、忽视人权为治外法权存在的理由，成了朝野人士一大心病。要维护司法主权，废除治外法权，也不能不改革法律体系，建立现代的独立的司法制度。

1901年1月，清廷下诏变法。翌年5月13日，一道“上谕”下达：“现在通商交涉，事益繁多。著派沈家本、伍廷芳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光绪朝东华录》总4864页，中华书局1958年北京。）中国法律现代化由此起步，几经反复，直至20世纪终结尚未完成。不过，基本架构已在晚清新政时期奠定。

1903年起，《奖励公司章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商人通例》、《公司律》、《破产律》、《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法官考试细则》、《集会结社律》等等先后出台。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三个总结性的大法：《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大清新刑律》、《民律草案》，分别在程序法和实体法领域为中国法律的现代化奠定了牢固的基础。虽因辛亥革命爆发，《民律》已来不及审议颁布施行，但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政府无不继承这三个大法。

辛亥革命爆发，民国取代了清帝国。出乎人们预料，《大清新刑律》等一系列法律没有随清帝国的灭亡而被束之高阁，临时政府一成立，司法部长伍廷芳立即向孙大总统报告：“本部现拟就前清制定之民律草案、第一次刑律草案、刑事民事诉讼法、法院编制法、商律、破产律、违警律中，除第一次刑律草案关于帝室之罪全章及关于内乱罪之死刑碍难适用外，余皆由民国政府声明继续有效。”孙文同意并咨请参议院核准这个建议。（孙文：《咨参议院请核议暂行法律文》，《孙中山全集》第二卷276页，中华书局1982年。）参议院批准了这个建议，于是，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便在3月10日发布命令：“现在民国法律未经议定颁布，所有从前施行之法律及新刑律，除与民国国体抵触各条应失效力外，余均暂行援用，以资遵守。”（参阅张国福：《中华民国法制简史》，144—14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清帝国的基本法律略加删改后继续为新政权服务。

孙文、袁世凯政府各自的司法部长伍廷芳和王宠惠都是受过严格的西方法学教育的法学专家，他们却一致肯定清末制定的法律，而且他们的认识是被当时的社会各界广泛认同的。在革命热情洋溢的临时参议会批准伍廷芳的建议以前，各省早已纷纷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武昌起义，“各省光复，各省知旧刑律不能再用，江苏省议会首先就资政院法典股之修正案(即《大清新刑律》——引者)，去其与共和国体抵触各条外，即用为暂行刑律。湘浙各省陆续仿之。”（阙庵：《十年来中国政治通览·司法篇》，《东方杂志》9卷7号，1913年1月。）以如此广泛的共识为基础，沿用清末新法律一事没有受到值得一提的挑战。

1925年国民政府在广州建立，特别是1927年成为全国政权后，中国法治进程因国民党在包括立法、司法在内的各领域全面推行“党化”而逆转。但国民政府的民法、刑法等基本法律文本仍大体承袭了清末新政的成果，他们的专制统治是通过另外两条途径达到的：一是另外制定法例（例如，《训政时期约法》、《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等等），把现代公民应有的自由化为乌有；二是建立以民为敌的机关，严格管制公民的言行。军统、中统和国民党中宣部及各级党委宣传部是其中最臭名昭彰的。他们开创了执政党直接检查和钳制言论自由、学术自由的体制，冀图以一党的主义“齐一国民思想”。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后来的解放区也沿用国民政府的《六法全书》办案，直至1949年2月中共中央下令“蔑视和批判”西方“反人民的法律和废止国民党《六法全书》”，再历经50年代初的“司法改革”，历史出现了30年的断裂。

可是，近20年，立法、司法又开始悄悄地回归清末新政开创的新传统。（参阅拙著：《刑法与20世纪中国文化的变迁》，《中国现代思想散论》，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这个新传统无非是接受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以法律来说，是在日本学者帮助下，继承《罗马法》、《拿破仑法典》等大陆法系传统制定了这些新法，确立了建立“法治”国家的目标。可是，大陆法系的缺陷——对个人自由的保障远不如英美普通法系彻底，加上经过日本这个东方专制主义残留甚多的国家为中介传到中国，又使20世纪的中国人吃尽苦头。新政时期所定有关公民自由权的法律，总是在列举个人自由后加上一个后缀：“非依法不得限制之”，从而为专制统治者打着“依法治国”的招牌剥夺公民自由大开方便之门。辛亥革命后制定的《临时约法》也沿袭了这一错误，知识阶层中不少人在革命高潮中也欣然接受，这又与中国传统文化把公私混同于善恶、为公可以侵私的观念密不可分。

辛亥革命前后，只有章士钊等极少数人察觉这是后患无穷的重大失误。清政府从1906年颁布《报章应守规则》开始，便利用恶法限制公民的言论自由。1910年12月，它居然利用资政院把原有的《大清报律》修订为《钦定报律》，由皇帝颁布实行。章士钊尖锐指出政府此举侵犯了公民的私权，假如政府或某个公民认为有哪些言论违法，可以诉诸法院，依照民法、刑法和正常法律程序解决，根本不需要什么报律。制定报律，并把书报送检列入其中，“则政府刻刻假定国民之违法，是直狗马国民也！是直盗贼国民也……如此，则人权之危险不可思议”（章士钊：《言论自由与报律》，《章士钊全集》第一卷第459-460页，文汇出版社2000年上海），真正第一流的法治国不会有此等报律或新闻出版法，这是盲目学日本的恶果。他还批评资政院议员通过此项法律十分有负于国民。

1912年3月11日临时参议院通过并公布了《临时约法》，第二天，章士钊立即撰文揭露它没有解决公民自由的保障问题：“《约法》曰：‘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倘有人不依法律逮捕、拘禁、审问、处罚人，则如之何？以此质之《约法》，《约法》不能答也。”他指出这是许多成文宪法的共同缺陷，应该吸取英美法系的优长予于补救：“然人欲滥用其权，中外一致，于是英人之保障自由厥有一法。其法为何？则无论何时，有违法侵害人身之事件发生，无论何人（或本人或其友）皆得向相当之法廷呈请出廷状（Writ of Habeas Corpus，现译人身保护令——引者），法廷不得不诺，不诺，则与以相当之罚是也。出廷状者乃法廷所发之命令状，命令侵害者于一定期限内率被害者出廷，陈述理由，并受审判也。英人有此一制而个人自由全受其庇荫……兹制者，诚宪法之科律也，吾当亟采之。”（章士钊：《临时约法与人民自由权》，同上第85、86页。）不幸，章氏的呼吁始终未被历届政府采纳，成了向21世纪中国移交的重大问题之一。

2．现代教育体系的建立。

清末新政又一影响极其深远的改革是废除科举，建立新的教育体系。这一改革有三个特点：

一是逐步替代。1901年清政府已着手改革科举，除立即废除武科外，下令从明年开始文科乡试、会试均试策论，不准用八股程式。与此同时，命选派人员出国游学，重开京师大学堂，将原有的书院分别改设为大、中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以期逐步取代旧教育系统。1902年制定了新的学制，翌年又加以修订，尽管有种种不足，仍不失为建立新教育体系的蓝图。这些措施促进了新式学堂发展，实际已将年轻一代的教育逐步转移到新的轨道上。废除科举，水到渠成。

二是当机立断。1904年，清政府决定用逐科（三年一科）削减名额的办法，十年内完成新旧教育的交替。1905年9月，袁世凯、张之洞联名上奏：“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民间更相率观望。”（《皇朝续文献通考》卷87，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影印本，考8455页。）要求立即废除科举。清政府批准了这个建议，一举解决了这一社会发展的重大障碍。

三是注意新旧衔接。废除一个沿用了一千多年关乎整个知识阶层的制度，一旦作出决定，倒出乎意料地顺利。除新教育已逐步生长外，还有三个重要措施：1906年颁布《举贡生员出路章程》六条，广开门路，原有举贡生员尽量安排，稳定了数以万计的很难再进学堂的那部分士人。1905年开始，每年一次举行游学毕业生考试，合格者分别“赏给”进士、举人。新学堂毕业生也得到相应的荣衔。这些措施解决了新旧教育的衔接问题。改革过程非常平稳，没有什么震动。

科举是选拔官员的制度。在前现代社会，知识阶层出路很窄，科举成了士子上升的主要通道。进入现代社会，这个制度的优长已为公务员考试制度所继承，即使由于后来政权频繁易手，这一考试很不正常，中国向工商社会转型带给知识阶层的机会也远非20世纪以前所可比拟。时至19世纪，文科举每科近20万考生争夺1439名左右的举人名额，而中举后亦仅有1/3能得到一官半职。进士虽一般都能当官，但每科名额只有区区300名左右（张仲礼：《中国绅士》第169、123、158-161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仅与当时为了推广新式教育而办的速成师范、为改革官制兴办速成政法相比数量已有天渊之别。问题在改革不够彻底，而不是忽视了传统。大学独立，思想自由，这是现代教育不可或缺的灵魂，却根本没有进入改革者的视野。海内外有些学者认为，这一改革瓦解了原有的凝聚力，是日后纷争的根源。其实，当时清政府为了培育和维护祖传的“凝聚力”，软硬兼施，可没有少花力气：读经占课堂教学总时数高达25%-40%（袁征：《中华文化通志·学校志》第254、28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不准接触异端邪说、不准干政等禁令频颁，封报、抓人亦时有所闻。无奈历史进程要的已是以自由、民主为基础的制度凝聚，而统治者仍乞灵于思想管制和镇压。后来的曲折另有原因，不能归罪于改革。

3．民主政制的开端。

1905年，清政府派员出国考察政治，设立考察政治馆（1907年易名宪政编查馆），并于11月谕政务处筹定宪法大纲，启动了政治体制改革向宪政前进的进程；1906年9月正式宣布预备立宪；1907年9月下令设资政院，10月命各省速设咨议局；1909年10月各省咨议局第一次会议开幕；1910年10月举行资政院会议。——这些都是中国民主政治不可忘记的事件。

19世纪30年代，议院、三权分立、公民自由这些观念随着传教士闯入中国（参阅拙作：《自由：观念、法律与制度审视——新文化运动再研究》，《东方文化》2000年第一期，广州），历经被国人视为海外奇谈、异端邪说等阶段，整整费时70年终于为主流文化所认同。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文化变革，其背后是一批睁眼看世界的先驱含辛茹苦默默耕耘，特别是戊戌前后第一次启蒙运动的成果。史家们早就指出，那些政治考察报告、要求立宪的奏章、变法的建议乃至各种章程、法律，大都是包括梁启超在内的流亡者或留学生捉刀代笔或由外国学者和留学归来的学人直接参与制定的，好些大臣以《新民丛报》等启蒙报刊为写作奏章的依据更是公开的秘密。以留学归来人员为骨干包括本国学堂毕业生组成的新知识阶层形成，他们纷纷被各种新政机关所吸收，推动着官场文化更新。

推行新政、预备立宪和改革官制又反过来推动新文化广泛传播。士子东渡日本进速成政法、速成师范成风，士绅进国内仕学馆的也比比皆是。而办法政学堂，由官方翻译、出版各种宪政和法律书籍，宣传选举的必要和办法，如此等等实际上成为批判专制、提倡民主的教育。

例如，广州《时敏报》不是什么革命报刊，1904年11月它发表文章说：“近今评论家有曰：中国之专制一日不变，则革命之风潮一日不息。旨哉，言乎！……吾闻是言，为之更进一解曰：中国之专制不变，则新政不能大行。然则中国而不欲兴则已，中国而果欲兴耶，舍立宪法其曷以哉？”（《立宪法议》，《东方杂志》第1卷第12期第166页，转载自光绪三十年十月初六日《时敏报》。）

而在官方文件中，资政院、咨议局都是实行议会民主的过渡机构。不妨看一段有典型意义的得到“钦准”的奏章：

“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十三日钦奉懿旨，立宪政体取决公论，上下议院院实为行政之本。中国上下议院未能成立，亟宜设资政院以立议院基础……窃维立宪国之有议院，所以代表民情，其议员多由人民公举，凡立法及预算、决算必经议院协赞，方足启国人信服之心。《大学》云：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孟子》云：所欲与聚，所恶勿施。又云：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皆此理也。昔先哲王致万民于外朝，而询国危国迁，实开各国议会之先声。”（《资政院等奏拟订资政院院章折》，《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第627页，中华书局1979年北京。）

这段话所以值得重视，一是以慈禧为首的统治阶层公开认同现代民主制度，且是各种官方文件的共同语调，标志着新政时期主流文化的重大转向。这个变动虽然有待巩固、扩大和发展，但已清楚表明上一世纪的启蒙已收到实效。文化更新是永恒的，而作为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更新，是以17世纪以降的现代文明成果取代各国中世纪意识形态的历史过程，即通常说的启蒙，却是任何国家无法回避的历史任务。新政值得赞扬之处，正是体现着这一历史过程的进展。二是中国士绅早已找到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的结合点。在那些翰林、进士等“正途”出身的官僚所拟圣旨、奏章等官方文件中，现代民主之类皆是祖训，不必大惊小怪。康、梁等人也是运用这一手法的好手。朝野上下，此唱彼和，在这一方面并无分歧。这又一次证明，至今仍有学人把民主在中国的坎坷归罪忽视传统，并不符合历史实际。

大清帝国皇族当然想以立宪换取万世一系，江山永固。可是，政治是利益和力量较量后的妥协，由不得人们为所欲为。任何改革措施，其后果并不是设计者可以完全控制的。清政府设立资政院、咨议局，要的是驯服的咨询机构，可是孽种诞生就自行滋长，研究当时会议文献的论著已充分说明，它们履行民主和监督功能绝非后来的橡皮图章所可比拟。1909年10月14日各省咨议局开第一次会议，11月18日便分别派出代表在上海开会，商议请愿开国会。后来更组成联合会，一直领导着国会请愿运动，成为监督和推动政府前进的不可忽视的力量。议员们还公开提出组织政党、实行政党政治问题。在1909年11月30日举行的广东咨议局第一期会议第14次议事会上，议员陈炯明提出：“本局各议员闭会后，应就各地方提倡建议协会及设法组织政党，为本局之后盾。”结论是：“将政党二字改为补助机关，亦经多数赞成办理。”（《广东省咨议局第一期会议速记录》第98-99页，宣统二年三月广东法政学堂活版。）1910年1月，21省的速开国会请愿代表团在京组成“速开国会同志会”，他们发出的公开信呼吁：各地各社会团体和“硕德名彦”“或分电政府，或呈恳当道，奏达舆情，以民气民力所蓄积者和平竞进，齐发以向政府。有此纪律之团体，在此时既为国人之后援，在他日即为政党之先河。”（《国会请愿代表团为告知第一次请愿情形致苏商会函》，《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一辑第1258-1259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后来，有的议员果真成了有关政党的骨干。

中国要实行政党政治不是这些议员首倡的。1905年开始，梁启超冀图推动清帝国走上君主立宪之路，组织政党成了题中应有之义。1906年开始，“预备立宪宜先组织政党”（《申报》1906年9月7日）的呼声此起彼伏。1907年10月以梁氏为领袖的政闻社成立，尽管不到一年就被清政府解散，却在中国政党史上留下重要的一页。他们认为，现代政治就是政党政治。政闻社的名义领袖“总务员”马相伯在其就职演说中指出：“政党政治者，现世人类中最良之政治也。夫政治果有更良于此者乎？曰，理想上容或有之，而事实上则未之闻……人类既不完全，故政治无绝对之美。既无绝对之美，而求其比较，则舍政党政治无以尚也。”（马相伯：《政党之必要及其责任》，《马相伯集》第72-7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上海。）而所谓政党政治就是两党或多党政治：“道有阴有阳，数有正有负。吾是吾所是，而不能谓人之尽非。此国家所以能容两政党以上之对立也。故吾侪忠于本党，而不嫉视他党，可以为光明正大之辩难，而不可以为阴险卑劣之妨害。”（同上第76页。）这些都显示了对现代政党政治的深刻了解。

1909-1910年间议员们对政党政治的呼唤是体制内的政治家对先驱的回应，亦是观念更新成果的记录。到了“1911年上半年，政学会、宪政实进会、辛亥俱乐部、宪友会相继成立，中国的第一批合法政党出现。”（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第429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北京。）这些变化当然不是单纯的观念更新的成果，关键在社会变了，力量对比变了，满汉权贵不得不变。

以公民的自由权来说，清政府不但于1906年炮制《报章应守规则》规定“不得妄议朝政”（《报章应守规则》，刘哲民编：《近现代出版新闻法规汇编》第30页，学林出版社1992年上海），还在翌年所定《大清报律》中变本加厉，规定报刊均需在发行前送审，且“不得揭载：诋毁宫廷之语，淆乱政体之语”（《大清报律》，同上第31-32页）等等，开创20世纪中国以法律明文禁制言论自由的先河。直至1907年12月，清政府仍然严厉谴责“近岁各省绅商士庶……遇有内外政事，辄藉口立宪，相率干预，一唱百和，肆意簧鼓”，声言“维各国君主立宪政体，率皆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其开设议院专为采取舆论……固非人人皆得言事，亦非事事皆可参预”，下令要“将关于政事结社条规，斟酌中外，妥拟限制，迅速奏请颁行”。（《光绪朝东华录》总5806页，中华书局1958年北京。）这个“上谕”不但表达了限制公民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的态度，也再一次表明其立宪初衷是在不得不作出一些让步的同时力求维护大权独揽体制。

可是，这立即遭到一些大臣的反对。两个多月后，宪政编查馆、民政部会奏《结社集会律》，婉转地否定了这个不合时宜的“上谕”，明确指出“窃维结社集会，种类甚伙，除秘密结社潜谋不法者应行严禁外，其讨论政学、研究事理、联合群策以成一体者，虽用意不同、所务各异，而但令宗旨无背于治安，即法令可不加以禁遏。其在欧西立宪各国……故自学术、艺事、宗教、实业、公益、善举，推而至于政治，无不可以稽合众长，研求至理。经久设立，则为结社。临时讲演，则为集会”，还说“中国古昔……周末百家竞胜，各聚朋徒……隐与结社无殊。其后寓论证于讲学”。（同上，总第5859-5860页。）力陈包括政治结社和集会在内的集会结社之必要并使之合法化，虽对政治集会和结社仍采取批准制，并严格限制规模（政治结社不超过100人，集会不超过300人），其他集会、结社则实行登记制，大大拓宽了自由度。这些大臣所以敢于提出这些意见，主要原因一是中国人公开和秘密组织的社团已在海内外星罗棋布，“据考，清末仅商会（含总会和分会）就有900余个，到1909年，各地共建成教育会723个……农学会到1911年至少有总会19处，分会276处。仅此三项相加，已达2千有余”（桑兵：《清末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第274页，三联书店1995年北京），要镇压谈何容易！二是他们比较了解世界文明的进程，如此剥夺公民自由，即使办得到，也实在过于野蛮。

1902年2月成立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后按章改名为商务总会）可说是中国第一个新式商会，它的建立，就是因为中英等国在上海谈判修订商约时，英国政府根据在华英商商会的意见而咄咄逼人，中方代表吕海寰、盛宣怀因对商情缺乏深切了解而十分被动，盛氏催促商界立即成立自己的组织，以便汇集意见和要求，扭转被动局面。1904年1月，清政府批准下达商部制定的《奏定商会简明章程二十六条》，推动各地组织商会。商部提出的理由是：“纵览东西诸国，交通互市，殆莫不以商战角胜驯至富强。而揆厥由来，实皆得力于商会。商会者，所以通商情保商利……”。（《商部为劝办商会以利商战角胜洋商折》，《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第20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郑观应等人就反复呼号要商战，应组织商会及其他措施，30年后终于为清政府认同。

此后，商会不但以每年一百个左右的速度增长，且成长为无法忽视的社会力量。

中国的商会从诞生之日起就有鲜明的特点：一是传统与现代相结合，逐步过渡。传统的行会成了新组织的重要基础。以上海来说，四明公所（宁波会馆）、广肇公所（粤商）等地区商人的传统组织及传统行会（茶业会馆、丝业会馆等）均有代表参加，有的还成为主要领袖。沈阳商人早在1874年已自发组织了自己的“公议会”，处理商人和各行业的公共事务，直至1902年才奉命改名为奉天商务总会。（刘恩涛：《沈阳商会七十五年》，《沈阳文史资料》第1辑第163-165页。）二是承担了好些工商管理功能。根据奏定章程，企业的信用公证、专利考核和申报、调解商业纠纷、帐本发行以及推动和支持创办公司，都属它的功能，商会成了工商企业家颇具权力的自治组织。三是组建消防队，组建自卫和维持社会秩序的武装——体育会（实际是准军事组织）和商团。北至东北，南至广东，几乎所有商会都先后组建了消防队和商团。最突出的是上海，1905年以上海商务总会为背景组成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承办所有马路、电灯以及城厢内外警察一切事宜，已经有点市政府的味道了。辛亥革命爆发后，大部分地区政权转移几乎兵不血刃，各地商会功不可没，而原因之一是它们手上有枪。在民国建立后至1927年国民党夺得全国政权以前，各地商会除努力自卫维持地方稳定外，几乎对每一关乎自己利益的重大国事都敢于发表独立见解，而不怕冒犯政府，这也与它们实力雄厚密不可分。

知识阶层的结社在戊戌维新时期已出现第一个高潮。进入新政时期，因帝俄不肯按约撤兵、冀图霸占东北而触发的拒俄热潮，因美国排斥华工各地商学纷纷联手抵制美货，如此等等的救亡活动令各种报刊和团体如雨后春笋。再加上为推行新学制而广为组织教育会，开头虽是官办且专注教学业务研究，但终究不能不卷进社会浪潮，大都变为代表知识阶层利益的团体。至于各种专业性的组织和矢志追求自由、民主的公开或秘密的团体，也乘清政府失控而崛起。羽翼渐丰的中产阶级和知识阶层自行其是，集会、结社、言论自由日益扩大，从而使新政时期至1927年间成为中国大陆自由度最大的时期，公民社会的雏形已经形成。

两个功亏一篑说明什么？

清末新政推动了中国社会前进，但大清帝国垮了。中国胜利，清廷失败。高兴？遗憾？见仁见智。不过，历史留下两个功亏一篑的记录，却值得人们认真思考。

清帝国功亏一篑，没能保住自己的国号和皇位，原因何在？它是从三方面自己把自己打垮的：

1．政治制度改革当断不断。

从1906年宣示预备立宪开始，走文明国家共同的议会民主之路已是无可抗拒的趋势。1910年1月、6月，各省咨议局联合会连同各省商会、教育会及其他绅民代表两次发动速开国会的请愿运动；9、10月间，各省督抚纷纷电请先设内阁以立主脑、开国会以定人心，各地学生接连罢课，资政院也通过决议上奏请速开国会。这些情况表明，经过近十年改革实践，民众、士绅和各级官吏的认识渐趋一致，政治制度改革迈大步的时机已经到了。

可是，清政府虽然把原定十年的预备立宪年限缩短为五年，仍然扭捏作态，不肯在翌年立即召开，坚持在1913年才开国会。1911年5月说是组织责任内阁，却换汤不换药，弄出一个不伦不类的皇族内阁。

改革时机稍纵即逝，当断不断，并且一再激怒各种社会力量，通过体制内改革整合社会的机会白白流失了。

2．无力制止贪污。

中国传统专制王朝也有分权制约的设计，有纠举和监督官吏乃至最高统治者的机构，而以儒学为代表的思想教育和道德约束，其精美和深厚可称并世无双。但中国历代官吏的贪污也是惊人的，清代也不例外。

历来的统治者都说要反贪污，可是在专制制度下往往成效不彰，处在衰败时期的清帝国更是如此。原因是：第一，有些行贿受贿活动已成为官场习惯，人人如此，法理和是非界限已经模糊。第二，担负反贪重任的监察系统同样没有逃脱腐化的命运。“近日言官卖摺之风甚伙。……大抵皆以贿陈奏者也。……明朝言官多争意气，今朝言官多因贿赂，可耻之甚！”（文廷式：《芸阁偶记》，《文廷式集》767页，中华书局1993年北京。）他们也会揭露若干黑幕，但很难求得公正、彻底，且很可能是以黑反黑。第三，没有独立的司法和监察系统，它们都不过是行政系统的附属物，最后的裁决权掌握在专政政权的最高统治层特别是皇帝、皇太后或其他专制者手中，当他们本身不干净时，要真正反贪无异缘木求鱼。第四，社会生活没有民主化，民众维护自己权益的现代公民意识没有形成，也没有形成强有力的独立的新闻舆论监督。一些报馆是官办或接受官方津贴的，缺少现代报刊的独立品格。

总之，晚清贪风无法遏止无非再一次证明，没有外力，专制政权不可能真正纠正自身的弊端。

3．重蹈国有经济的死胡同。

众所周知，清帝国覆没的直接导火线是1911年强制推行铁路国有政策。这一措施犯了双重错误：

一是直接侵犯广大民众的权益，触发众怒，犯了一般统治者通常不敢犯的错误。收回铁路利权不是一般商业行为，而是经济利益和捍卫主权的政治行为相结合的群众运动。有的路权（如川汉、粤汉）是历尽艰辛才从外国人手中争回来的。1903年12月清政府颁布《铁路简明章程》，改变铁路只准官办或外国人办的状况，“在1903—1907年的5年间，全国有15个省份先后创设了18个铁路公司”，其中13个商办，4个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坚持官办的只有1个（杨勇刚：《中国近代铁路史》第56—58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有的股金是按亩收取的，群众性很强。公司和筑路权都曾依法办理有关手续，清政府收归国有，既违法，又与民众对立。加上政府手中没钱，打算借外债来办，更引发强烈的民族情绪。火山因此喷发。

二是重蹈洋务运动覆辙。将筑路权收归国有的唯一借口是这些公司管理混乱，筑路进展缓慢，成效很差。这符合事实，它体现了中国企业家成长缓慢、法治不健全的现实。说企业家腐败，政府官员就不腐败吗？政府要有所作为，只能从加强法治入手，引导股东们通过法定程序自行整顿，推动企业家更快成长，走向健康发展之路。市场，也只有市场，才能教会人们怎样经营自己的企业。越俎代庖已属违法，收归国有，忘记洋务运动在官办经济的死胡同中打转而碰得头破血流的教训，完全是往后倒退的蠢行。

孙文号称发动过十次武装革命，其实都是少数人的军事冒险或投机行为，没有打倒腐朽的大清帝国。后者是被自己的三大错误打倒的，这三大错误的背后则是专制烙印太深。可是，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一响，11月3日清政府采纳公布的《重大信条十九条》却是中规中矩的君主立宪政体。转化只差一步，确实是功亏一篑。

这样说是不是否定革命的作用呢？新政时期的社会进步是多种力量合力推进的成果，革命派也是这多元中的一元。没有革命迫在眉睫必须着力化解这一压力，清政府不可能有那么大的改革决心。革命派的作用不可抹杀。

再看看另一个功亏一篑，有些问题就更加清楚了。

从历史年代来说，清末新政结束于辛亥革命，但从社会变革的角度去观察，新政仍在延续。1912年皇帝退位，总统登台，实际变动却不大。新政成功的方面（如经济）继续成功，新政失误处不进反退。后者最主要的表现是没有完成新政已经开了头的建立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历史任务，从而失去了稳定社会秩序的制度保证。作为一个历史见证人，章士钊在1962年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今之论士，语涉辛亥革命，往往过于夸张，估计成功二字，溢量殆不知何许。”（章士钊：《孙黄遗札密诠》，《章士钊全集》第8卷第341页，文汇出版社2000年上海。）

这是20世纪中国又一次功亏一篑。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状况？谴责袁世凯？说到底，他不过是新旧参半一类人的代表或符号，转型中的东方社会此类人为数甚多，我们的问题正是面对这类人如何推进民主化过程。谴责他们的倒行逆施当然应该，但满足于严厉谴责，没有进一步的分析，等于宣布无能回答这个问题。

近年流行谴责激进主义。除了像无政府主义之类影响不大的小宗派外，当时称得上激进的非国民党莫属。时人目之为“暴民专制”，这个恶谥的获得，很大程度是1913年处理宋教仁案中逆潮流而动的后果。宋案是袁世凯用暗杀这样卑鄙的手段消灭政敌的事件，国民党是正义的受害一方。可是，国民党选择了以暴力回击暴力，用最激进的武装反抗（所谓“二次革命”）去处理这一案件，在三个方面逆潮流而动：

1．逆法治大潮。这是一个严重的刑事案，上海地方法院正在依法办理，勇敢地传讯国务总理赵秉均，写下20世纪中国司法史空前绝后的壮举。孙文及其国民党不但没有抓住这一时机推进法治，反而抛弃法治，错误地选择非法的军事手段去对待违法的罪行。

2．逆人心思定的潮流而动。当时人心思定，并不存在爆发革命的客观形势。上海总商会的通电说得好：“前年武昌起义，海内响应，人民苦于专制，急求改革,不惜牺牲生命财产，克成共和……而秩序渐安，人心渐定。当此春夏之交，正商业进行之际……讵意风波迭起，谣诼朋兴……各埠成交之货物，纷纷函电止退……或者谓法兰西过去时代，恐慌倍蓰于今日，商人所见者浅，未能远谋。然师人者当以覆辙为殷鉴，毋宁舍短而用长……窃谓宋案审判于法庭，借款、选举取决于议院，自有法律为范围，岂尚血气为胜负。商人在商言商，不知附和，若有所破坏而无建设，乱靡有定，胡所底止。”（《上海总商会要求保卫商民维持秩序通电》，《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第33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有大量史料证明，这种情绪非常普遍。

3．逆党内的理性声音而动。国民党系掌握武装的官员和将领无一不认为力量对比太悬殊，武装反抗绝无取胜的可能。孙文不仅充耳不闻，而且不惜采用不齿于人的手段强迫别人跟他走。当时真正称得上孙文“亲信部队”的只有南京第八师，1913夏间该师人数不过三千。孙文竟派人“携番银两万，买收营连长而人，令其屠杀师旅长自代而起义”！这些师、旅长闻讯只好表态“吾师以内讧毁，不如以全部讨袁亡”，被迫仓促起义而覆没。（同上341-342页。）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看，这是自持目的“正义”而敢于不择手段，“护法”时期孙文还一再故伎重演，后来蒋介石掌权更频频效尤，成了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的一股浊流。

这一举措带来严重后果。“二次革命”给袁世凯摧毁国民党和国会找到了借口，他轻而易举地以叛乱为由宣布解散国民党，并剥夺国民党员的议员资格，从而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无法运作。袁世凯成了没有国会和强大而合法的反对党制衡的寡头总统！由于失去制度约束和合法反对派的牵制，御用的参政院顺利成立。稍后，就是由这个参政院两次推戴把袁世凯抬上皇帝宝座的。历史明确记下：不是国会贻误了中国，而是撇开国会和法治带来灾难性后果。

梁漱溟是老同盟会员，辛亥革命后在京津当记者，“所有民元临时参议院、民二国会的两院，几乎无日不出入其间……当时议会内党派的离合，国务院的改组，袁世凯的许多操纵运用，皆映于吾目而了了于吾心。”（李渊庭等编：《梁漱溟先生年谱》第2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这段自述表明，他熟悉和认真观察过民初政治状况的变化。1922年1月，他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现在很清楚摆在外面的就是武人势力的局面……至于说到助长这种武人势力的原因，却不能不责备革命先辈，他们无论如何不应用二次革命那种手段。二次革命实在是以武力为政争的开端。从此以后，凡是要为政治活动的，总要去奔走武人的门下……武人的威权从此一步一步的增长，到现在而达极点。”（梁漱溟：《在晋讲演笔记》，《梁漱溟全集》第4卷第673—674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这位过来人的意见，值得人们深思。

应该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国民党人会走向这样的道路？唯一的解析是他们没有受到足够的现代民主政治教育，自由、民主、法治、政党政治等观念没有在包括孙文在内的领导群体的脑袋中扎根。笔者已有专文论述，限于篇幅，此处不赘。

有些论者反对激进主义，却没有注意这一情况。他们察觉了激进的恶劣后果，但错误地归罪于启蒙。其实，问题恰恰出在20世纪中国那些号称“领袖”、“政治家”等吃政治饭的人物往往缺少现代政治的基本常识。这不是个别人的缺陷，而是知识阶层整体水平的体现。改变这个状况要多种条件汇合，传播现代文明的基本知识、提高国民素质、开民智尤其是开官智是其中不可缺少的因素之一。有意无意把启蒙等同于激进，既混淆了概念，亦与事无补。至于有的人说得天花乱坠，就是不肯承认或不愿坚持自由、民主、法治是现代社会不能逾越的底线，那就更加难于理解了。

以上情况表明，新政真正的终结是在1913年，而公民社会自由空间的扼杀更迟至1924年，以镇压广州商团为标志。改组后的国民党务求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党化”，并于1927年后推向全国，其恶果至今仍历历在目。（最近的研究表明，1924年的广州商团事件与英国政府无关[参阅张俊义：《英国政府与1924年广州商团叛乱》，《广东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根本原因是孙中山及其追随者因财政、经济危机要从商团手中榨取一笔钱财。[参阅温小鸿：《1924年广东商团事变再探》未刊稿。]）

无论东方西方，现代社会运作的基本架构是相同或大同小异的。由于这个基本架构形成于西欧北美，因此，尽管形成这个架构的具体途径因各国历史传统而产生种种差异，“学习西方”的主流文化成了无法抗拒的历史必由之路。包括清末新政在内的东方各国现代化进程的成就与失误都来源于对这个历史必然的态度。最大的障碍一是被传统禁锢而激发的狭隘民族情绪（包括它与西方西方极端流派结合形成的“现代”形态），二是以西方的极端思潮抵制建立自由、民主、法治的社会制度。各国现代化进程的快慢，往往取决于冲破传统禁锢和抵制西方极端思潮的状况，坚持不懈地启蒙是打破这些障碍的必不可少的一环。中国大陆当前的改革开放是清末新政的继续，那么多似曾相识的现象纷至沓来，所订法律的目录如出一辙，显示了历史任务无法逾越。“与国际接轨”为朝野上下所接受，表明历史毕竟在前进。

研究清末新政的成功与失败，东方社会现代化之路应该说大体上是清楚的。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