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第1期　新年的期待:推进良政与善治　周瑞金

告别了2009年，我们迎来了充满新挑战、新期待、新希望的2010年。

新的一年，我们期待什么?

2010年，是实施“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我们期待进一步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巩固经济回升的基础，切实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平稳较快地发展。

早在制订第九个五年计划的时候，中央就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三个五年计划实施过去，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至今乏善可陈。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反而进一步强化了经济结构的失衡，使一些产业产能严重过剩。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方式，必然以追求经济总量为主要目标，以扩大投资规模为主要任务，以上重化工业项目和热衷于批租土地为主要途径，以行政推动和行政干预为主要手段。其结果必定大大削弱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放松致力于技术创新和提高效益的努力，造成煤电油运及其他资源的高度紧张，进一步造成生态环境的恶化。而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首先要求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实现政府的转型。只有转变政府的行政职能，规范政府的行政行为，加强社会自治，转化行政权力，才能形成一个稳定而完善的政府权力作用的制度框架，尽量减少对经济的不当干预，让经济主体在市场的作用下，完成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新的一年，我们正是期待政府对经济的良政与善治，把功夫切实用在调结构、提效益、促转型上来。

2010年，是落实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重要一年。四中全会坦承党内存在不少严重问题，如跑官要官、买官卖官，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腐败，基层党组织脱离群众、弄虚作假、奢靡享乐等。中央也一再告诫全党：“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我们期待，新的一年能进一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突出社会体制改革，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尽快改变一些地方“政怠宦成”的局面。

实践表明，在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主集中制的政治框架下，网络民主能起到制度补充和制度修复的重要作用。信息时代就是网络民主的时代。通过互联网，帮助政府了解真实的社情民意，还原社会真实的矛盾构成，帮助中央制衡地方，揭露和切割基层无良官员。古人言：“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朝野。”广大领导干部的言行处在公众的视野之内，并随时可能通过互联网公诸于众。互联网真正实现了让公民能够对公共领域中的所有人物、关键领域、重点部位进行“全天候”监督。3.38亿网民用鼠标“投票”正是未来全民普选的先期尝试。

四中全会《决定》提出：“营造党内不同意见平等讨论的环境，鼓励和保护党员讲真话、讲心里话。”新的一年我们期待在全党提倡独立思考、敢讲真话的精神，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和看法，营造一种包容和宽松的环境。各级领导要有听取逆耳之言的雅量，能够包容不同观点和意见，择其善者而从之。这对发扬党内民主至关重要。开放，是网络社会的生命所在。对待网络民主，不能采用封闭的视野、僵化的思维和单纯强制的管理方式，一定要有全球的视野，开放兼容的思想观念，博采众家之长为我所用。只有善于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永葆生机和活力。

近年，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带头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带动了各级政府和官员大兴网络问政之风。安徽省委书记深有体会地说，领导干部上网也是一种现代社会的“微服私访”，网民所提个人意见，不管是粗言、苦药，还是牢骚、怪话，都能为决策提供有益参考。这话说得好啊!我们期待，这种网络问政不要停留在简单呼应网友的某些利益诉求上，而要真正从网络问政中认识到公共利益所在，政府如何对待不同利益的诉求，从而做出正确的公共决策。这样，才能把网络的参与民主同协商民主、代议制民主结合起来，把党内民主同社会民主结合起来，开拓出民主政治生活春色满园的新局面。

总之，良政与善治，就是执政党、政府与广大公民协调合作、同心协力，对社会公共生活实施科学、依法、民主的管理，以保证公民获取公共利益最大化。这是我们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突出社会体制改革，所要达到的目标，也是民主政治的基石。

跨进2010年，推进良政与善治，正是我们最大的期望所在!

2010年第1期　向民间借力　吴 思

去年，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中共中央强调发展党内民主。如果今年能推出落实的硬措施，中国的改革事业能有新进展，自然是顺天应人的大好事，我们翘首以盼。

执政党推进党内民主，动力来自哪里'一般说来，执政集团是政治经济领域的既得利益集团，层次较高，利益越大。我们相信高层领导的善良意愿和改革承诺，但唯物史观要求我们重视利益格局所决定的基本态势。政治体制改革动力分布的基本态势是：民间大于党内，基层大于高层，弱势集团大于强势集团。从改革动力较弱的层面入手，稳健自有保障，动力却不能不求助于民间和基层。

那么，如何借助基层和民间的改革力量，稳妥而又积极地推进党内民主呢?

首先要拓宽基层、民间和弱势群体的表达通道。网络和各种媒体不仅可能，而且应当满载人民群众的声音。在世界媒体峰会开幕式上，胡锦涛主席强调，中国政府鼓励和支持中国媒体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在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和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正是媒体管理改革的方向。近几年，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与政治有关的各种媒体，却是越来越成为体现领导意图和下达上级指令的单声道。舆论营造至此，真正想推进党内民主的领导人，恐怕也会产生孤立无援之感。当然，发表言论也要有规范，但规范必须有法，法律必须保障民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新闻出版法已经酝酿多年，若能早日推出，必将有助于推进党内民主。

其次是放宽对民间组织的限制。一盘散沙固然不能成事，但也难以进行低成本的有效自治，难以开展建设性的对话和互动，难以抵抗腐败。一旦有事，人人都可以不负责任，容易过激，变本加厉地破坏秩序和稳定。

再次是扩大基层选举。村级选举已经推行十多年，乡镇和县级也该开始试点了。如果进展顺利，可以继续推进。如果进展受挫，可以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想像起来，局部基层的试点无关大局稳定，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也比较有限，应该是碎步前进的理想起点。

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体制改革，属于历史上的新事物。无论从哪里起步，无论党内党外，高层基层，总要先议论起来，拿出新想法和新办法来。温家宝总理号召政府参事解放思想，独立思考，说真话，讲实情，其实这也是改革时代对中国知识分子和传媒人的要求。我们将坚持努力，为新思想和实情真话提供交流平台，在社会实践之前，做好思想上的研究、探索、争论和试验。

读中国历史，可以发现一个规律：每个王朝都不会死于前朝致命之病。周亡于封建，秦废封建立郡县。秦亡于横征暴敛，汉轻徭薄赋。魏晋亡于门阀贵族，隋唐科举取士。唐末五代藩镇割据，宋重文轻武，强干弱枝。不过，防范是有代价的，过度防范代价更大。北宋官军无尾大不掉之虞，但战斗力低下，北宋亡于外敌入侵。

根据上述规律，真正能够威胁当代稳定的，并不是导致国民党政府倒台的异己党派及其报刊，也不是让国民党头痛的工会农会和各种民间力量。威胁当代稳定的，是防范过度造成的问题，民弱官强的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内部反弹尤其是高层反弹。回顾新中国的灾难性事件，也几乎都能看到对民意表达的过度限制。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社会的各种组织和报刊没有批评大跃进，反而推波助澜。大跃进的灾难引出庐山会议、七千人大会直至文革的内部反弹和分裂。这段历史表明，过度防范所造成的危险同样可以致命。

中国人善于总结前朝的经验教训。卷入世界潮流之后，总结经验还应该加上世界性眼光。俄国共产党人认为，苏共亡于三个垄断：政治垄断、经济垄断和意识形态垄断。中国共产党在经济体制改革领域取得了伟大成就，但是，我以为三大危机尚存其二。殷鉴不远，不可不察。

对于党内民主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景，我们有理由抱乐观态度。在千年的尺度上看问题，我们与前人最大的不同，就是有了新知识，知道民主法治可以打破兴衰循环。在百年的尺度上看问题，当代与辛亥革命之前的最大差别，就是推翻了帝制，改革不再受制于皇家和贵族的永久利益；同时，农业社会也转变为工商社会，新的社会力量正在民间崛起。温和而平稳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可期的，关键在于：向民间借力。

2010年第1期　斯大林怎样破坏党内民主　高 放

一、苏联共产党在列宁领导下党内民主制度初步建立

苏联共产党最早建立于1898年，这一年3月1日，在明斯克市秘密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选举产生了党中央委员会，宣告了俄国工人阶级政党的正式建立。但是在沙皇专制政府严酷统治下，新当选的三个中央委员在大会闭幕后旋即被捕，党的各地方组织也大多被取缔。1900年列宁从流放地逃到西欧后，只好重新筹备建党。1903年7月17日(公历30日)，党的二大在布鲁塞尔举行，后来又转到伦敦续开。大会通过了党纲和党章，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重新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革命活动。以后即以1903年7月30日作为党的诞生日。1917年该党领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1918年改名俄共(布)，1925年又改名联共(布)，1952年才改名苏共。苏共执政74年，取得了重大成就。可是这个曾经领导人民创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最强大的共产党，却于1991年悄然自行解散，被广大苏联人民彻底抛弃了，没有多少人要出面保卫它。

当今在总结苏共灭亡这个重大课题时，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即认为苏共从列宁建党时就是一个个人专制政党。其实这种看法不符合历史实际。这里只要列举最简要的事实就可以澄清是非，辩明真相。

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参与创建的第一个共产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完全是民主政党。民主制组织原则主要体现为这样五点：党的各级领导人均是民主选举产生；党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中央委员会是其执行机关；中央委员会每三个月要向各下级组织报告一次工作，每年要向党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党代表大会实行年会制，定于每年8月召开。恩格斯说：这个“组织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它的各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仅这一点就已堵塞了任何要求独裁的密谋狂的道路”。

列宁在沙皇专制政府严密统治和严厉镇压的条件下建党，不可能民主选举产生各级领导人，党代表大会甚至不得不在国外召开，因此列宁强调“必须成立统一的因而也是集中制的党”。到1905年俄国爆发第一次民主革命、人民争得一些民主自由后，列宁就改变提法，主张党要实行“民主制”的原则，首先民主选举产生党的各级领导人。1905年党的三大还决定实行党代表大会年会制，中央全会至少每两个月举行一次。然而这在党未执掌全国政权前，显然难以做到。1905年革命失败后党又处于逆境。1906年列宁同意党的组织原则采取“民主集中制”。1917年2月俄国第二次民主革命胜利、推翻了沙皇专制政府，紧接着取得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进而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俄共成为执政党。1908-1920年为维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进行激烈的内战与外战。1921年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在党的十大上列宁提出了“工人民主制”。由上可见，关于党的组织原则，列宁与时俱进，先后有过集中制、民主制、民主集中制和工人民主制四种提法。应该说，工人民主制的提法最规范。没有不集中的民主，所以没有必要在“民主”之后再加上“集中”二字；却有不民主的集中，后来民主集中制在长期的实践中经常是集中压倒了民主，民主成为过度集中的装饰品，甚至民主被破坏殆尽。

1917年-1923年，这头六年在列宁领导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初步创立了党内民主制，主要内容是：坚持党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年会制，中央全会由双月会制变为每月召开两次；坚持党内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保护党内政治思想反对派，如左派共产主义者、军事反对派、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等，允许他们在党代表大会上做不同意中央观点的副报告，同时严禁党内有组织的派别活动；加强中央集体领导，党中央不设主席，中央设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三个机构，各司其职；在各级党委民主决策中坚持每人一票，平等表决；设立党的监察机关，加强对各级党委的监督。不幸列宁于1924年才54岁英年早逝!尽管他有很多新建树，然而对党内民主问题，在理论上论述不够充分，在制度上建设不够完备，在改革中设计不够周密，在党章中规定不够具体。由于这四个方面都“不够”(后面将详加说明)，这就使得在列宁之后初具雏形的党内民主容易遭到破坏。

当今在总结苏共灭亡这个重大课题时，在我国还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即认为：在列宁之后斯大林领导时期，由于是处在资本主义列强包围之中一国独自建设社会主义，国内又有激烈而复杂的阶级斗争和党内的路线斗争，所以不得不实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党内民主不可能充分；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由于戈尔巴乔夫搞“公开性”、“民主化”，允许党内派别林立，并转去搞西方那种多党制，才把苏共搞垮了。这种看法似是而非。在列宁领导那6年，更是多半处于内战外战交融的腥风血雨中，更是与资本主义列强和国内阶级敌人进行殊死斗争，依然能够依靠党内民主克敌制胜。

二、斯大林执政时期苏共如何变为个人集权制政党

1924年1月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执政长达约30年之久。在他任期内苏共由民主政党逐步演变成为个人集权制政党。这里从六个方面扼要分述列宁开创的党内民主制是如何被斯大林破坏殆尽的。

第一，清洗并且彻底消灭任何政治反对派。从1924年到1929年，短短6年之中先后开除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季诺维也夫一加米涅夫新反对派和布哈林一李可夫反党集团。在1936年前后的大清洗中进一步破坏法治，用逼供信、诱供的手段诬陷他们是“帝国主义间谍、特务、杀人犯”予以处决，连1929年已经被驱逐出国的托洛茨基，斯大林也要亲自指挥苏联情报机关派人于1940年在墨西哥把他暗杀掉。昔日亲密的布尔什维克老战友凡敢于与斯大林持不同政见者无不成为阶下囚和枪下鬼。斯大林对党、政、军、共青团、工会、科技人员和文艺工作者以至平民百姓中凡是反对他的思想观点者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针，甚至以“人民公敌”定罪。据苏联内务部1954年起草的有总检察长、内务部长、司法部长共同签名的统计报告，从1921年至1954年，被判处反革命罪的罪犯共有3770380人，其中死刑642984人，25年以下劳改与监禁2369220人，流放和驱逐出境765180人。苏联在1918年、1924年制定过两部宪法，1936年宣布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时又通过了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新宪法。可是实际上有宪法却没有法治，有宪法却缺少宪政。一个民主政党，党中央内部在决策中见仁见智难免会有意见分歧。凡是在党代表大会上经过民主讨论表决，拒不服从多数人通过的决议者，顶多开除党籍。可是斯大林却网罗罪名，把他们作为敌我矛盾加以消灭，其结果只能把党变成一言堂、一人专政。

第二，破坏党代表大会和党代表会议年会制以及中央全会定期会议制。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在列宁领导下遵照党章，每年都召开党代表大会。可是从1925年党的十四大之后，党代表大会相隔时间越拉越长，从相隔2年、3年、4年、5年，甚至到相隔13年之久才召开。斯大林于1927年党的十五大修改党章，把党代会年会制改为每隔2年召开一次，1934年党的十七大又改为每隔3年召开一次，1952年党的十九大再改为每隔4年召开一次(到1971年勃列日涅夫时期更改为每隔5年召开一次)。即便不断修改党章，把年会制改为每隔2年、3年、4年召开一次，依然不断违背党章。至于党代表会议本来也是实行年会制，它在两次党代会之间召开，其权力小于党代会，大于中央全会，在斯大林和后斯大林时期党代表会议的召开甚至相隔时间更长，如1941年举行第十八次党代表会议，而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是到1988年才揭幕，相隔几乎近半个世纪。还有中央全会相隔的时间也愈益增长。从党章规定来看，1922年定为中央委员会每两个月召开一次全会并向各省委分发一次关于自己活动的书面报告；1934年就改为每4个月召开一次全会，而提供书面报告则从1925年就改为模糊的说法，“定期把自己的工作通告党的各级组织”。到1952年，中央全会又改为每6个月召开一次。实际上中央全会经常延期召开。例如1940年7月之后相隔3年半之久才于1944年1月召开；1947年2月之后，相隔5年半之久才于1952年8月召开。更为严重的是在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上，自从清除了反对派之后越来越变成“一言堂”，越来越变成对斯大林言听计从、歌功颂德的会议。

第三，在政治局实行个人专断。党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年会制被破坏，这表明党的权力中心、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已经转移到中央委员会；而中央委员会又一再被延期，甚至相隔3年、5年之久才召开一次，这表明政治局实际上已经成为党的权力中心，成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按党章规定，政治局本来是与组织局、书记处并行、并列、并重的党中央3个常设机构之一。可是斯大林时常撇开组织局，实际上由政治局包揽、包办一切，把政治局变成凌驾于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委员会及最高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中央政府)之上的党国最高权力机关和权力中心。1925年12月23日斯大林在党的十四大上公然这样说，“政治局是拥有全权的机关，除了中央全会以外，它是高于一切中央机关的。而最高机关是全会”，“在我们这里全会决定一切”。这种说法是违背党章的。苏共党章历来明文规定“党的最高机关是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只是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所以只能说党代表大会决定一切，而并非中央全会决定一切。当中央全会不按期召开时，实际上变成政治局决定一切，难怪斯大林敢于直言不讳地说“政治局是拥有全权的机关”。如果在政治局内部还实行集体领导、每人一票平等表决，那还算是寡头专断。可是斯大林违背党章，在政治局内部又搞了5人小组。早在1919年3月党的八大通过的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中，规定中央委员会设立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政治局由五名中央委员组成”，“政治局对不容拖延的问题做出决定，并且就自己两周内的全部工作情况，向中央委员会定期全体会议做报告”。后来在党章中从未规定政治局的人数和会期。从1925年十五大至1939年十八大，政治局委员一直是9-10人。1952年十九大政治局改称主席团，委员增至25人，享有最高权力。沿用了33年之久的政治局为什么要改称主席团呢?在大会作修改党章报告的赫鲁晓夫一语道破真相。他说：这是“因为‘主席团’这个名称更符合于现在的政治局实际上行使的职权”。即是说从今以后公开废弃早已名存实亡的组织局，使党中央主席团成为名实相符的党政最高权力机关。然而不论是政治局或主席团，都极少开会。实际上斯大林大都是召集其中的几个人，向他们宣布重要决策，要他们分头去办理。1971年出版的《赫鲁晓夫回忆录》透露了真情。他说：“无论是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还是主席团的常务委员会都没有有规则地工作过。可是斯大林同他内圈的定期会议却像钟表装置一样，到时必定举行。”斯大林一般是每隔二三天或者更多天，就召见赫鲁晓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卡冈诺维奇等几个人到他的别墅共进晚餐。通常是边吃边谈，主要是斯大林独自高谈阔论，发号施令，与会者洗耳恭听，边听边记，心领神会，唯唯诺诺，谁也不敢轻易发表什么新见，也顾不上认真吃饭。

第四，改变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性质、地位和作用，使党中央委员会和总书记没有机构能对之实行监督。1920年建立的中监委，本来是与中央委员会并行、并列、并重的，同样由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向党代表大会报告工作的一个中央监督机关，其任务和职责是“同侵入党内的官僚主义和升官发财思想，同党员滥用职权的行为，同破坏党内的同志关系”的谣言和流言蜚语现象作斗争；要“使对党员的罪行和过失提出的一切控诉和申诉都得到适当的处理和解决”；“要加强对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监察”。

斯大林先后迈出四步来改变中央监委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第一步是监督监委。本来列宁是要中监委委员参加政治局会议以监督其工作。然而1924年5月(列宁刚过世四个月)党的十三大通过的《关于监察委员会的工作》的决议竟倒转过来，决定“党委员会必须派代表参加监察委员会的各种会议和它们的全部工作”。第二步是1934年2月召开党的十七大，进而决定取消中监委，改变为设立党的监察委员会，其主要职责是“监督党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决议的执行”。从此党中央委员会(包括政治局、总书记)就不受任何机构监督了。第三步是到1939年党的十八大又把党监委改为设在中央委员会之内，受中央委员会领导，由中央委员会选出监委成员。第四步是在1952年党的十九大上，干脆把党监察委员会改组为党中央委员会的党监察委员会，即直接隶属于党中央的一个部门机构，其任务是监督党中央决议的执行和检查地方党组织的工作。这样，监委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就完全改变了。总书记的个人集权制还拥有了一个监督全党和地方贯彻执行其个人意志的机构。这样，党中央委员只由总书记个人对之实行监督，总书记则无人能对之实行监督了。

第五，斯大林把列宁开创的各种党内民主制度破坏之后，进一步加强以党代政制和个人集权制。本来在列宁领导执政时期，列宁只以党的政治局委员出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即政府总理)，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由政治局委员托洛茨基担任(苏共中央从未设立军委)，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由政治局委员斯大林充任。可见当时党、政、军三大权是分归3个人掌管，在政治局内部实行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制。这犹如三驾马车，由3位能人各自驾辕，虽有龃龉，尚能协调，力求齐心协力，齐头并进。到斯大林彻底斩尽杀绝党内各个反对派、独占鳌头之后，他的权力欲进一步膨胀，还要进而独揽党政军三大权。1941年5月他以党中央总书记兼人民委员会主席(即政府总理)，6月卫国战争爆发后又兼国防委员会主席(1934年苏联废除共和国军委，1941年6月新设国防委员会)，战后取消国防委员会，他又兼苏联武装部队总司令。这样他就把列宁当年确立的党政军三权分立的民主分权体制改变为党政军三大权统一于一身的个人集权体制。同时他从20年代末起就别具匠心，逐步独自掌管国家安全部门(从“格别乌”到“克格勃”)，以保卫国家安全为名，实则用以作为严密监控党政军民思想、剪除异己的得心应手的工具。斯大林在独揽大权之后，还要独领风骚，在文化思想界大兴个人崇拜之风。党内、国内盛行吹捧领袖之风，谁颂扬得多、颂扬得高，谁就越能得到提拔重用。斯大林用文化部门的“个人崇拜”和安全部门的“个人忠诚”这一文一武两手来从思想上和组织上根本维护并巩固其个人集权制。

第六，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国家还率先实行领导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人制。他实现这“两制”未必是早有预谋、事先设计的，而是个人权力欲不断膨胀，又渡过权力危机的必然结果。苏共党章和苏联宪法从未明文规定党政领导人的终身制和任期制，这样就给领导人可以不断连选连任留下法定的广阔空间。斯大林自1922年4月就任总书记后，当年末翌年初就遇到了列宁要调离他这一要职的第一次权力危机。经他在党中央赢得了多数人支持，终于留任。他进而清除了党内的各种反对派，1929年提前结束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开展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在实践中造成重大损失，这引起党内不少人对他的领导不满。于是在1934年初举行的党的十七大上他遇到了第二次权力危机。表现在选举中央委员时，斯大林少得270多票，列当选中央委员名单末位，而列宁格勒市委书记基洛夫只以3票之差居于首位。只因中央委员是等额选举，斯大林才得以当选。与会代表1225人，可见约有五分之一代表反对他当中央委员，更遑论当总书记了。斯大林的亲信卡冈诺维奇急忙出面，暗箱操作，命令销毁反对斯大林的大部分选票，最后在大会上宣布的选举结果是反对斯大林的和反对基洛夫的都是3票，才使他进而在中央委员会上又当选总书记。渡过第二次权力危机之后，他通过大清洗彻底消灭威胁他权力的所有的人，到1941年5月又以党中央总书记兼任国家政权机关的人民委员会主席，把政府首脑大权攫取到手。6月法西斯德国入侵后，他出任国防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集中了党和国家的全部权力，统一领导战时党、政、军、工、团的活动。他领导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全面胜利，战后又较快恢复了国民经济，这样他的威望登峰造极，他自己也更加自信自负，更没有要急流勇退之意。他没有想到自己会不久人世，所以从未明确对人谈过他的接班人问题。但是1952年10月举行党的十九大时，他要马林科夫取代他作中央工作报告(从1924年党的十三大起一直都是他自己作中央工作报告)，在他提出的十九大后中央领导人名单中马林科夫名列首位，人们都认为马林科夫显然是他意中的接班人。后来他嫌马林科夫过于软弱，尚未确定何人接班，天有不测风云，1953年3月5日斯大林突然中风猝死。他担任总书记31年之久，担任政府总理和全军最高统帅也有12年，实际上是领导职务终身制。斯大林带头实行的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人制，这“三制”明显带有君主专制色彩，这“三制”正是君主专制与民主共和制两种政治体制的三点根本区别(民主共和制是实行国家领导人的权力制约制、权力限任制与权力选举制)。

斯大林实行的这种权力过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不仅破坏了共产党党内民主，而且也破坏了苏联的苏维埃民主。党权高于民权，以党代政的体制使作为苏联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最高苏维埃成为“橡皮图章”和“表决机器”。斯大林开创的这“三制”以及以党代政制、一党专政制、高干特权制、监控干群制等等，在苏联代代相传，有的甚至愈演愈烈。缺少社会主义民主的种种体制长期无法进行体制内改革，到80年代后期苏联国内涌现了众多政治派别和政党，纷纷要求民主化，个人专制或者寡头专制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斯大林开创的这“三制”等等还推广到其他共产党执政的东欧国家，也破坏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民主。其后果是严重的，切不可等闲视之。

三、斯大林执政时期苏共为何变成个人集权制政党

苏共为何会形成过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呢?为何会由民主政党变成个人集权制政党呢?这也是有历史与现实、客观与主观、群体与个人等多方面的原因。

第一，列宁遗留下来的党内民主的遗产不够丰厚，容易被暴风骤雨吹散冲掉。如前所述，关于党内民主问题列宁在理论上论述还不够充分，在制度上建设不够完备，在改革中设计不够周密，在党章中规定不够具体，这样不免留下了不少漏洞。

第二，沙俄君主专制和对外扩张的政治文化传统是苏共变为个人集权制政党更深远的历史原因。俄国自1497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建立了封建农奴制的中央集权国家起，俄国的君主专制统治和对外军事扩张长达420年之久。俄国于1861年从上而下废除了农奴制之后，现代资本主义才发展较为迅速，然而软弱的资产阶级，长期依附沙皇君主专制制度，始终未能建立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制度。民族政治文化遗传基因、民族负面政治文化传统对一个民族发展的长远影响，是不能低估的。

第三，历史遗留与现实存在的经济结构更是苏联形成并且长期延续个人集权制政党和过度集权政治体制的经济基础。沙皇俄国尽管已经发展了一批资本主义大工业和一定规模的商品市场经济(1913年现代工业约占国民经济42％)，然而依然给苏维埃俄国留下了大量的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苏联共产党长期不认识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急于实现社会主义产品经济、计划经济，实际上苏联确立的是依靠行政法律手段构建的、带有半自然经济色彩的统制经济。这种条条块块分割、自我封闭、缺少竞争的统制经济，不但使苏联经济缺少活力，农业长期上不来，而且正好成为维护个人集权制政党和过度集权政治体制的经济基础。苏联领导人长期以来把商品市场经济视为资本主义的洪水猛兽，坚决反对发展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也是因为害怕商品市场经济的竞争张力势必动摇、冲垮个人集权制和权力过度集中的政治体制。

第四，社会主义国家特殊培植的党政军官僚体制和高薪特权官僚集团成为维护个人集权制政党和过度集权政治体制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1871年第一个工人阶级政权巴黎公社采取两个办法、确立两种制度以保证官员是社会公仆而不会变为社会主人(老爷)，即实行官员选举与罢免制、官员与熟练工人同等工资制(官员之间、工人之间工资差别只有5倍)，这也是防止社会公仆变质的两项重要保证。十月革命后头几年列宁非常重视贯彻实行巴黎公社的这两条宝贵历史经验。可是后来在斯大林执政时期逐步背离了这两大原则。选举限于苏维埃代表、党代表和党政主要领导人，但是苏联采取等额选举，没有差额，没有竞选，而且候选人的产生还要由上级党委严加控制，这种选举徒具投票形式，实际上是变相的任命。苏联没有发扬巴黎公社开创的工人阶级政权的优秀民主传统，却继承了沙皇专制制度官僚层层任命制、权贵等级制和高薪特权制的衣钵。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实行任命制、等级授职制，于是逐步形成了依权仗势、等级森严的党政军官僚体制，它成为个人专制和过度集权政治体制的政治基础。而且党政军官僚的最高工资待遇与熟练工人工资的差别由20世纪20年代的几倍扩展到30年代的30多倍，50年代的50多倍，80年代的100多倍，越是高级的领导干部，在住房、汽车、物品供应等方面享有的特权就越多。总之，苏联从30年代起形成了党政军高薪特权官僚集团。这个特殊利益集团成为维护个人集权制和权力过度集中政治体制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因为他们可以从这种政治体制中分享到不等的特权。

第五，苏联共产党特别营造的由党严密控制的文化和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成为维护个人集权制政党和过度集权政治体制的文化基础和思想基础。基于旧俄国文化十分落后的实际情况，十月革命后列宁特别重视文化建设，他着意批评了当时出现的“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极左思潮。这些人否定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和外国一切文明成果，认为在“特殊的人工实验室”里，就可以制造出“纯粹的无产阶级文化”。列宁主张党领导文化建设的方针应该是：充分发挥旧知识分子和专家的作用，对他们要采取耐心谨慎的态度；对艺术创作部门不能作“繁琐的管束”，要允许他们有相对的自主权，使其“保持自治”。可是到30年代，随着在经济、政治领域转向“左”的路线，文化领域也越来越“左”。党的领导人对文学艺术创作、社会科学以至自然科学的研究加以严密控制，对各种不同风格和学派乱贴阶级标签，乱扣政治帽子，对被批判者采取各种行政和法律惩罚、惩治措施，各种社会文化团体在繁荣文化中的作用被大大削弱，党组织和党的领导人直接包办文化的权力急剧膨胀。连苏联历史教科书也要由斯大林等领导人来拟定提纲，一本书、一部电影的是非也要由党中央领导人来做结论。这样以党代政的政治体制就进一步发展为以党代文的文化体制。结果是营造出了党文化：一方面文化必须按照党领导人的观点得到发展，另一方面文化只能是歌颂党及其领袖的伟大，其核心是鼓吹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这种党文化和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显然是为维护个人专制政党和过度集权政治体制奠定文化基础和思想基础。

第六，斯大林个人的特点对于苏联共产党从民主政党变为专制政党起了关键性的催化作用。列宁曾经是彼得堡大学法律系毕业生，流亡西欧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从事革命活动达15年之久，有民主素养。与列宁的经历很不一样，斯大林是土生土长的职业革命家。他于1879年出生于格鲁吉亚一个鞋匠之家，在东正教教会中学读书时因参加革命活动被开除。在地下斗争中曾经七次被捕，六次被流放。他勤奋自学，思维敏捷，对理论问题有浓厚兴趣，观察问题尖锐深刻，口头与文字表述都简洁明快，意志坚强，办事果断；然而思想方法主观片面，思想认识狭隘固执，思想作风孤傲粗暴。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观、自由观以及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民主与自由的实践了解不多。他从亲身经历的10多年的地下斗争和监狱、流亡生涯中深切体会到的都是统一集中、服从组织、遵守纪律、嫉恶如仇、坚持抗争、决不妥协等感悟和经验，却很少受到集思广益、尊重少数、宽待反对者、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等现代民主与自由社会生活准则的教育与熏陶。所以，一旦他掌握党和国家大权之后，很容易习惯性地按照自身的历史经验待人接物，处世办事。随着地位的上升、权力的增大，他的急躁、粗暴、咄咄逼人、盛气凌人等毛病暴露得更充分，使列宁感到他“掌握了无限的权力”，“能不能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感到“没有把握”。

苏共由民主政党蜕变为专制政党，当然不仅是斯大林个人的过错，而且是整个俄国富有专制主义传统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多方面历史遗产的产物，又是苏联各级领导协同促成的结果。后来几任领导人的改革措施不得力，最终导致改革方向有错误，这固然对苏共的灭亡要负直接的责任，但是其根源在于这种过度集权的体制积重难返，盘根错节，涉及众多官僚特权集团的权益，遇到重重阻力，难以寻求、开拓一条从发展党内民主着手，进而发展人民民主，取得体制内改革成功之路。结果是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对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体制改革越来越失望，于是社会上要求体制外改革的声浪越来越强大。结果到1989年一1992年间终于使苏联和东欧各国长期执政的专制型的共产党被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抛弃了，全军覆没了，这是何等惨痛的教训!

往者已矣，来者可追。鉴于历史经验教训，我们党2002年十六大第一次明确、响亮地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2007年党的十七大进而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推进党务公开，营造党内民主讨论环境”。这是我们党汲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决心重新振兴的重要论断。然而党内民主并非空泛的理论和空洞的口号，而是包含许多具体的内容和举措。只要细心考察列宁初创的党内民主制后来怎样被破坏殆尽，就不难领悟到应该如何结合我国实际既坚持马列主义的党建理论和实践，又向前去发展并完善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制。

(责任编辑　吴　思)

2010年第1期　新书介绍

建国以来，政治运动发动得还少吗?1951-1952年是“三反”、“五反”，1957年是“反右”，1959年是“反右倾”，1963-1966年是“四清”，1966-1976年是“文革”，中间还有“镇反”运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意识形态领域批判运动等等，哪一次毛主席他老人家不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结果呢，运动来运动去，问题总也解决不了，最后还要搞“文化大革命”。“文革”搞了十年，要多长有多长，要多彻底有多彻底，除了造成数不清的冤假错案，使国民经济的发展严重滞后以外，究竟解决了什么问题?

《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辑录了历次运动中一些较典型的亲历者的回忆，作者包括李雪峰(原政治局候补委员、前北京市委书记)、萧克(上将)、李新(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慎之(原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龚育之(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党史室副主任)、韦君宜(著名作家)、于光远(著名学者)、李锐(原毛泽东秘书)、李昌(原中纪委副书记)等。看一看这些亲历者的回忆，体会一下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凡有人性、有良知者，谁会期望通过“七八年再来一次”的这种毫无理性可言的运动，来解决我们面前那些令人愤愤不平的社会问题呢?

1980年，一位意大利记者在采访邓小平的时候，曾经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即你们今后将如何避免再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邓小平回答说：“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很多年了，“文革”对社会进步的毁灭和对我们个人灵魂的虐杀，早已被一浪高过一浪的经济大潮冲刷得痕迹模糊了。

邓小平1980年对意大利记者的谈话显示，他对这个问题也早有认识，解决的唯一办法，就是必须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一切问题要通过民主监督和法制建设的办法有序地解决。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再搞“文化大革命”那一套。遗憾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狠抓了经济建设，实现了经济上的腾飞，但却没有能够下大力气及时建立起一套比较完善的、并且是行之有效的民主监督制度和法律保障制度，致使无序竞争恶性发展，权大于法的现象比比皆是，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党的十五大已突出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中国实现经济发达、政治清明的唯一方法，只能照邓小平当年讲的那样，摈弃一切沾染着封建主义痕迹的制度和体制，真正使我们的国家走上民主和法制的轨道。

2010年第1期　对时代的两种不同判断及其后果　何 方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分为前后各30年两个明显不同的阶段。前一阶段，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虽也取得一定成就，但还是犯有严重错误和得到沉痛教训的30年。后一阶段，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市场化的改革开放，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达到初步小康和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30年。造成两个阶段不同的重要原因，就是对时代及其特征的判断不同：前者认定是战争与革命时代，后者认定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不同的判断导致不同的结果。

对时代的理解与划分

为了便于讨论在时代问题上两次不同判断和应该汲取的教训，先简单谈一下什么是时代和时代的划分。

我们这里谈的时代，为列宁首创，是国际共运的传统提法，在理论上和政治上始终被置于第一位的重要观念。各国共产党在制定战略方针时都以对时代的判断为出发点和基础。即使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在确定其国家战略特别是对外方针时，首先考虑的也是总的国际形势及其发展趋势，不管是不是用时代这个名词。

由此看来，时代就是指对一个历史时期世界形势和国际关系中客观存在的基本特征和主要趋势的判断。因此，第一，它是国际性的，涵盖全世界，而不是指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第二，它具有全面性，是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发展的总趋势，而不是某个方面的发展阶段，如信息时代。第三，它具有决定性。世界上各种不同甚至相反的倾向和事态经常都在发生和发展，包括战略格局和国际秩序，但都不可能扭转和改变时代的基本特征，而只能受它的制约。第四，它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就是说时代和体现它的基本特征存在于一个比较长的历史阶段，不会轻易改变。基于以上各点，可见对时代的判断是着眼于长期战略的根本性判断，因此不能碰到一点风吹草动就动摇以至改变对时代的认识，否则必定会犯大错误。

当然，时代的核心问题还是人类诞生以来一直最为关注的战争与和平问题。只是这里所谈的战争是指世界大战，不包括各种类型的局部战争和小的冲突，否则就永无和平可言了。所以邓小平说，“因为我们讲的战争不是小打小闹，是世界战争。打世界大战别人没有资格，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根据同一理由，世界和平也就是指不打世界大战。所以，还在冷战结束前，一些西方学者就认为，二战后人类一直过着历史上少有的和平生活，有时人们感到世界更不安全，是由于信息的发达，使一个不大的地方冲突，甚至一次爆炸都可能引起一些人的忧虑。

至于作为时代特征的发展，则是指整个人类社会的全面并且较快的发展，包括经济增长、政治改良、技术革新、文化进步等各方面。社会发展与社会革命不同。革命是推翻旧统治，建立新制度，虽然也有通过和平改良的，但以使用暴力手段为多。所以，革命往往和战争相联系，不但战争引起革命，而且革命本身多是战争。发展则必须以和平为条件，因为即使革命战争也会带来破坏和停滞。这就使在时代的划分上，战争与革命搭配，和平与发展结合。

根据以上这些理由，人们把过去的20世纪分为两个时代。前半期被称为战争与革命时代。因为在此期间，发生了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两次世界大战，并引起了两次世界革命高潮，而且社会经济发展也处于相对停滞状态，还爆发了30年代的大萧条。

但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作为时代特征的和平与发展就代替了战争与革命。这时不但大战已经停止，而且交战国也多已先后医好战争创伤。同时战争引起的世界性民族民主革命高潮，也随着殖民主义体系走向崩溃而衰落。这期间，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用和平改良的方式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正是通过时代特征的替代，世界才能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下，实现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发展，使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特征的根据

时代特征的转换交替，是基于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一种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们只能对时代特征作出正确判断和适应，而不能随意创造或改变它们。邓小平也只是说，我们要抓住机遇，他并没有说我们可以创造机遇。但是有不少学者在谈到时代和时代的特征时，却不是这样看问题，反而认为时代和时代特征是由领导者的主观意志决定的，因而把战争与革命时代跟和平与发展时代的交接定在20世纪80年代。因为在这之前，毛主席和党中央都肯定我们处在战争与革命时代。直到80年代中期，邓小平才提出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随后由党中央定为世界主题和时代特征。还有人更进一步，不但认为国家领导人的意志决定客观存在的时代特征，而且形势的发展和国际环境的变化也得服从于领导人确定的国内中心任务。这就是最近有人说的，“国内中心任务的重新确定，反过来决定了对国际形势的总体判断。”因此，“‘和平与发展’不是对前30年外交思想的全面否定，而是立足于新世纪国内中心任务而确立的国际战略思想的一个表述，一个期待，一个宣示。”“当我们说，‘本世纪头20年是中国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是一个‘科学判断’的时候，并不需要多少学术论证，因为这是由党的中心任务决定的。”这些说法，不但实质上，而且表述上都把时代特征的交替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完全弄成了领导人意志的产物。实际上，不论叫时代特征还是叫世界形势发展总趋势，都是由客观存在的历史条件决定的。人的意志，即使是主要大国领导人决定的“中心任务”，也只能对它产生某些影响，绝不能改变它的发展方向。所以说，新的时代特征“和平与发展”替代旧的时代特征“战争与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世界变化的结果，而不是出于人们的主观判断。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下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特征的客观历史根据。

先谈和平。世界在过去半个世纪以至今后长时期能够维持和平、避免大战，是由于二战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是人类，特别是世界大国人民的觉悟和进步有了空前提高，成了维护和平的主要因素。这并不是一句空话。因为历史毕竟是人们自己创造的，人的觉醒变成了巨大的和平力量。即使对大国来说，人也不单指人民群众，连领导人和统治集团都再没有打世界大战的主观意愿。在冷战时期，被邓小平说成有资格打世界大战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就一直避免迎头相撞。二是主导世界的资本主义本身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由传统资本主义变成了现代资本主义，大大提高了自我调节能力，能够缓和以至解决各国自己以及相互间的一些矛盾，而无须诉诸战争。这说明资本主义仍有强大的生命力，并没有走向死亡(垂死)，也否定了列宁、斯大林关于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的论断。三是国际化和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国际秩序和游戏规则得到不断改进并渐趋合理，使各国的利益互相渗透、日益融合，因而列强已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为争夺地盘和市场而互相厮杀。四是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存在和不断更新，以及其他军事技术的迅猛发展，都成了制止大国之间战争的手段。所有这些，就使人类已经过了近70年的和平生活，看来今后也不大可能再爆发世界大战。

再说发展。发展之所以代替革命成为新时代的特征，首先是由于和平的国际环境。本来和平与发展两个特征就是不可分的，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和平的基础，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互相维护。其次是科学技术的进步。战后的新技术革命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和对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是人们都体会到了的。第三是经济市场化。市场化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是二战后一个大的世界潮流。凡是顺应潮流、实行市场化的国家，经济必然发展得快；凡是反其道而行的，发展就一定慢甚至倒退。二战后头30年，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就都吃了没有市场化的亏。直到1980年后，市场化才在全世界迅速展开，卷进的人口从这以前的6亿增加到20世纪末的60亿，只剩下极少数几个国家排斥对内对外的市场化而自甘落后。第四是政治民主化。这是二战后又一大世界潮流，成为维护和平和促进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柱。战前只有美英法等少数几个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国家，而且民主内涵还很不完备，单以选举论，就有财产、性别、种族等的歧视和限制。战后，从70年代起，民主化才得到迅速扩展。还以选举制为例，1975年全世界民选政府只有30个国家，到2005年已增加到119个。民主化的潮流不但波及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如拉美多数国家在1980年代就由文人政权替代了军人政权；1989年53个非洲国家中实行多党制的只有3国，1994年已有48国。就是西方发达国家，在民主化潮流中也有很大进步。例如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40多年前在《我有一个梦想》的讲演中所提要求，现在就已基本实现。黑人奥巴马当选总统，更是明证。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是国际化和全球化。它们既是维护和平的支柱，又是促进发展的动力，这是无须多说的。这里只附带谈一下个人对两者不同含义的理解。所谓国际化，是指国际交往的行为主体基本上是民族国家，所以长期以来，直到上世纪80年代，人们都是这样称呼的。而所谓全球化，则是指行为主体除了民族国家外，还增加了各种有约束力的国际组织、一体化的地区组织、区域合作机制等，特别是发展迅速和作用越来越大的跨国公司，民族国家的地位和作用反而不断受到削弱。所以上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了全球化的提法也是名实相符的，国际化称谓从此就逐渐用得少了。

正是由于以上这些因素，和平与发展时代已经比较平稳地度过了半个多世纪。而从这些因素的性质和趋势看，和平与发展时代还会长期持续下去。

我们头30年对时代的判断犯了严重错误

中国共产党经过延安整风，正式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和绝对权威。从此，他的观点和看法也就成了党中央和全党的观点和看法，及至取得全国政权后，又成为国家和政府的观点和看法。所以，毛主席对时代和时代特征的判断，自然就成了党和政府制定国家战略和重大方针政策的基础。可惜他并没有看出时代特征的交替，在中国革命取得全面胜利和世界进入和平与发展时代以后，他还始终坚持战争与革命时代的判断。由此出发制定的建国后一系列重大政策，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毛泽东是位忠实的列宁主义者，因此他坚信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亦即“战争与革命时代”的论断。前面说过，这一判断只适用于20世纪上半期，到下半期就不再适用了。正是在上半期，毛泽东掌握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特征，制定了基本上正确的战略策略，从而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但是即使在那个时期，他对形势的估计也往往偏“左”，更没有预计到时代特征的交替，因而对形势发展远景的看法就很不准确了。例如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就肯定当时已经处在“资本主义决然死灭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而且断定二战后“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组成部分，胜利后也只能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后来的历史证明，《新民主主义论》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和世界发展的预期都过分乐观了。特别是二战结束后，毛泽东对时代的判断更加脱离实际。1947年底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他曾断言，“全世界的反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超过了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优势在我们方面，不在敌人方面。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已经形成。没有危机的、向上发展的、受到全世界人民群众爱护的社会主义的苏联，它的力量，现在就已经超过了被危机严重威胁着、向下衰落的、受到全世界广大人民群众反对的帝国主义的美国。”这些判断当然又落空了。坚持“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判断的斯大林，自然也没有看清不同时代特征的交替。他在1952年发表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就仍然断言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

建国初期，毛泽东虽然坚持战争与革命时代的判断，但对当时的国际形势倒还能听信斯大林的估计，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一时打不起来，帝国主义看重的是争夺中间地带。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也还能迁就苏共为适应“三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战略而改提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有他签字的1957年《莫斯科宣言》，就正式肯定了这一提法，承认“在我们的时代里，世界发展取决于两个对立的社会制度竞赛的进程和结果”。但是进入1960年代，随着他发动的反修斗争日趋激烈，他对时代的提法调子越来越高，最后定位为写进中共九大报告中的“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与此同时，他对革命力量也估计过高，1957年提出“东风压倒西风”，1958年又进一步断言“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由于坚信“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所以不但不怕战争，似乎还有点欢迎战争的味道。例如1965年9月29日，陈毅外长就用他内部讲话的语言，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大声宣告：“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战斗中，愿意作出一切必要的牺牲!……为了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如果美帝国主义决心要把侵略战争强加于我们，那就欢迎他们早点来，欢迎他们明天就来。让印度反动派、英帝国主义者、日本军国主义者也跟他们一起来吧，让现代修正主义者也在北面配合他们吧，最后我们还是会胜利的。我们等候美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十六年。我的头发都白了。”毛泽东和陈毅等领导人的这种主观因素，自然影响到他们对战争威胁的估计。所以才先有“美帝亡我之心不死”，后来又有“苏修亡我之心不死”的论断，从“战争不可避免”上升到“战争威胁迫在眉睫”，好像世界大战，特别是美国或苏联(甚至认为它们会一起来，因为是“美苏合作主宰世界”)发动全面侵华的战争，马上就要到来了，神经紧张得不得了。西德前总理施密特在他的《伟人与中国》一书中叙述他1975年10月访华时同毛泽东的会见，就提到毛曾开门见山地说，“请相信我，同苏联人会打一仗的”。问及“如何看美中苏关系的发展”，回答也是“要打仗”。“他(指毛)简直被这个思想迷住了。”判断既然如此，所以采取的对策就要从“备战、备荒、为人民”，立即转变到全国动手，全面备战，而且“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直到设想用“农村(亚非拉)包围城市(欧美苏)”和持久战的办法，一举消灭“帝修反”。这一错误的主观判断，曾使全国在很长时间处于临战状态，连我们在偏远的江西农村的“五七干校”也挖起了战壕。

对时代错误判断的沉痛教训

历史已经作出结论：不管主观上是否认识到二战后世界已处于和平与发展时代，但凡是按照这一时代特征制定国策的国家和地区，不管是叫资本主义还是叫社会主义，经济社会都得到了快速发展，以至创造出奇迹。与此相反，凡是仍然坚信战争与革命为时代特征的，无论叫什么主义都肯定落后。这已是经世界各国实践检验过的普遍规律，不但完全适用于上世纪后半期，还会继续适用于已经开始的21世纪。只要回顾一下世界各国过去60年的发展情况，就不会对此有所怀疑。

经过二次大战，战场所在各国经济都遭受到严重破坏。特别是战败国的德国和日本，可说都成一片废墟。但由于西德执行了艾哈德以发展为重点的社会市场经济政策，日本坚持和平发展的吉田茂路线，很快“奇迹”就出现了。到1970年，日本的经济地位已跃居世界第二，西德也超过英法而升为第三。不但西德和日本，就是许多小国和地区如欧洲的芬兰、挪威、爱尔兰等，亚洲的“四小龙”，也都创造了“奇迹”。只有错误认识时代、违背市场化、国际化潮流的国家，不论大小都一定吃亏、落后。所有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许多发展中国家莫不如此。我们中国就有沉痛的教训。

由于对时代特征判断错误，我们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和那些抓住机遇的国家背道而驰。人家着眼经济建设、大力发展生产力；我们重视继续革命，不断改变生产关系和发动各种运动。人家千方百计开展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我们为反对“西化”和防止和平演变，坚持闭关自守。人家要搞缓和，我们强调备战。其结果是：人家迅速发展，进入新的文明阶段；我们落后倒退，丧失了一次最有利的发展机遇期。时间虽然只有30年，但要弥补起来，恐怕就得百十年。因为正像邓小平说的，直到上世纪60年代初，日本还和我们处在同一起跑线上(更不用说韩国、新加坡等中小国家了)；但他们利用了那难得的二三十年机会，很快变成了发达国家或新兴工业化国家。我们从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就在竭力追赶，但邓小平却说，到国庆一百周年时才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可见建国后30年的错误，弥补起来多么不容易。下面我们单就经济发展做点简单的国际比较。

据世界银行资料，1955年我国GNP占世界比重4.7％，人均GNP相当于美国的3.2％；1980年，总量占世界比重降为2.5％(另据2008年10月2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份额1978年只有1.8％，为2165亿美元；2007年才提高到6％)，人均降为美国的2.5％。反观日本，1955年经济总量占世界份额2.4％，约为我国的一半；1980年所占份额上升到9.5％，已为我国的4倍。据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测算，我国“在改革开放前的26年里(1953-1978)，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负值”。《学习时报》2008年8月25日载周天勇的文章中也提出以下数据：“1948年，中国人均GDP排在世界各国第40位，到了1978年人均GDP反而排到了倒数第二位，仅是印度人均GDP的2／3。”“1978年全国居民的粮食和食油消费量比1949年分别低18公斤和0.2公斤。”“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发展和生活水平，大多数发展和生活指标排在世界国家和地区170位以外。”邓小平也说，“从1957年开始，我们犯了‘左’的错误，‘左’的错误持续了20年。(按：我认为，头7年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三大改造、闭关自守，以及“三反”、“五反”等也是“左”的、错误的。否则，无法解释我们在改革开放以后执行的政策和当前的现实以及自己制定的今后发展方针。)这20年，中国处于停滞状态，主要表现在生产不发展，人民生活没有改善。”这里还应补充上这句过去常说的话：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国民经济已被推到崩溃的边沿。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可以说是从上到下绝大多数都觉悟到，不能再“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了；必须改弦更张、拨乱反正，另谋出路。这样才“摸着石头过河”，有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市场导向的改革和对外开放，因而得到经济快速发展的后30年。

对时代特征判断的拨乱反正

新中国成立以来得到经济快速发展的后30年，是对前30年进行拨乱反正、破旧立新、另谋出路的结果，是一次带有重大转折意义的变化，但却是在和平和有序的条件下进行的。这是因为，前30年的穷折腾已使全国人民普遍产生了思变怕乱的思想，同时更重要的还是由于领导和主持这次转变并开辟后30年发展道路的都是前30年领导集团的重要成员。这就产生了两个特点。一是只要中央领导在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上认为正确并决心要做的事，都能比较顺利地进行和实现，人心比较顺。二是维护了原有的政治体制，拨乱反正进行得不够彻底。这也表现在对时代特征认识的不够彻底上。

在改变“以阶级斗争为纲”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无论是领导层还是知识界，认识上很快就取得了一致。但作为这一决策的认识上的基础，即对时代特征的判断，却并没有适时转变过来。这就不免在思想和行动上都产生重大矛盾，影响是明显的。

一些领导同志，在国内问题上，文革前和文革中，就和毛主席有些不同意见，偏重抓经济；文革后更看到世界经济、科技的快速发展和我们国家的贫穷落后，所以主张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是当年积极参加反修的重要领导人，因此对时代特征的判断就一时转不过弯来，仍然坚持“战争与革命时代”的判断和“苏修亡我之心不死”的观点。1979年第五次驻外使节会议就仍然强调，“战争威胁确确实实在增长。战争要来只能来自苏联，要立足于它早来，立足于大打。”直到上世纪80年代的头几年，我们的对外宣传口径还是战争不可避免，只能推迟。这样就在思想认识上和工作实践上都产生了无法调和的矛盾。既然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哪还有心思去集中力量搞建设呢?

因此，要转变国家建设方针，破前30年的“旧”，立以后发展的“新”，就必须首先解决对时代特征的认识和判断，因为这是制定战略的出发点和基础。正是经过几年的观察和思考，才终于基本上解决了这个矛盾。这集中地表现在邓小平同志1984年11月1日在军委座谈会上的一次重要讲话中。他说，“战争危险，从毛主席那个时候讲起，讲了好多年了。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又讲了好久。现在我们应该真正冷静地做出新的判断。这个判断，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就是我们自己能够安心地搞建设，把我们的重点转到建设上来。没有这个判断，一天诚惶诚恐的，怎么还能够安心地搞建设?更不可能搞全面改革，也不能确定我们建军的原则和方向。我们既然看准了这一点，就犯不着花更多的钱用于国防开支。要腾出更多的钱来搞建设，可以下这个决心。”第二年3月，在同日本客人的谈话中，他更进一步提出了和平与发展两大世界问题。不久，在军委扩大会上，他就正式宣布了我们对国际形势判断和对外政策的两个重要转变：“第一个转变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第二个转变，是我们的对外政策。我们改变了过去‘一条线’的战略……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外交政策。”“只要坚持这样的判断和政策，我们就能放胆地、一心一意地、好好地搞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

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问题，就为各方面的拨乱反正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及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特别是市场化改革，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进而把两千年停滞的中国经济一下推上一个高速发展轨道，使我们竟能在20多年的时间里来了个大翻身，创造出一个独步世纪之交、得到公认的世界经济大国的“奇迹”。也许再过一两年，我们国家就可能在经济总量上超过日本而跃居世界第二位。

但是，我们也有对时代认识不够彻底的一面，例如一开始没有把和平与发展同时代相联系，还把和平只限于东西问题、发展只限于南北问题，并且认为和平与发展问题一个也没解决。那么，战争与革命，哪个算解决了?如果和平只是东西问题，那苏联解体后可否算解决了?这些认识，当然会影响到包括政改等全面改革的实践。但这并没有降低提出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的伟大历史意义。而且有关时代本身阐述的不足，也已得到历次党代会的完善和发展。如中共十三大就把和平与发展定为世界两大主题，十四大和十五大又进一步提为时代主题和时代特征。现在，作为时代特征的和平与发展，不但早已成为我国外交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而且还被定为国策，成为国家前进的路线和方向。其实，就是世界各国，不管是否承认时代学说，也已经没有一个公然反对和平与发展的了。因此，应该认为，时代问题实际上已经基本解决，也没有什么可以再争论的了。

在时代特征判断上的反复值得重视

既然已经基本解决，为什么又要旧话重提，还谈什么现实意义呢?这是因为，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对于作为制定方针政策基础的时代问题，至今还有不少模糊认识。如前面引证的，似乎是由领导意志决定时代特征和客观形势的发展，就是证明。更为重要的还是，这类认识直接影响到我们对于过去经验教训的总结和汲取。事实上已经出现的某些舆论上的回潮和倒退，其根子就在于不承认新中国前30年在时代判断上所犯的错误。因而就要设法掩盖、淡化以至否认那个时期所犯的其他严重错误。这些都明显地反映在纪念国庆60周年的言论上。

纪念国庆60周年期间，看到一些回顾过去和展望未来的文章，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把60年分为前后不同的两个30年。正像有的文章所说，对后30年争议不大，焦点是如何看待前30年。对两个30年及其相互关系，按我看到的材料，大体上有两类说法。一类说法认为，前30年固然取得很大成绩，如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和统一，恢复了世界政治大国地位，在苏联援助下建成了初步的工业体系，发射了两弹一星等等；但是整个说来，我们的“纲”抓错了。毛主席经常讲“纲举目张”，抓错“纲”就必然导致一系列严重错误，使前30年得到的反而主要是沉痛的教训。所以，谈到前后两个30年的关系时，有人就说，“辉煌的成就来自沉痛的教训。”“回避历史教训，只讲辉煌的60年，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在欢庆共和国60周年伟大胜利的同时，决不能忘记‘反右派’、‘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倾’和‘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中数以千万计的冤魂，还有更多的遭受残酷整肃的优秀人才和普通公民。”

可是，像这种要人们汲取沉痛教训、提倡“勿忘历史教训，方能继往开来”的文章，在报刊上看到的很少。看得比较多的则是劝人们特别是青少年忘记历史教训和对过去错误设法掩盖、淡化以至否认的文章。他们批评那种要人们记住沉痛教训的言论为历史虚无主义，只务虚不务实，夸大头30年的错误，看不到那个时期取得的辉煌成就。例如就有人说，后30年是站在前30年的基础上的。不过他所谓的“基础”并不是指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更不是工业化，而是共和国的成立、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统一。这不是等于说，为了充实建国后头30年的成就，也可以把建国前属于解放战争和民主革命时期应该和已基本上完成的任务借来顶替吗?既然后30年是从前30年的基础上“一级一级地”走过来的，两个30年衔接的又是那么稳妥，哪为什么要把十一届三中全会叫做“伟大的历史转折”，还要搞长时间的拨乱反正呢?我们前30年不是在为后30年的发展打“基础”吗，邓小平怎么能说成是我们犯了20年“左”的错误呢?平反冤假错案，转变对战争的看法和转变国内外战略，不都成了多余?还有人甚至要为大跃进“平反”，说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不同，大跃进是由量变到质变，似乎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而且说明不能由一个人负责，应当是人人有责。但却有点忽视1959年庐山会议从反“左”一夜之间变成反右，随之在全国掀起一年多近两年的继续跃进和反右倾的大风暴，导致在和平时期静悄悄地饿死了三四千万人这一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悲剧。逝者已矣，至今他们竟然仍旧是被有意忘记的冤魂!每当想到这个问题，我总会涌起一阵难言的悲痛。这倒不是由于自己当时下放安徽，几乎饿死，主要还是有一年时间亲自经历和目睹了那种饿殍遍野又沉寂如水的农村景象，印象太深刻了，一直忘记不了。

回避头30年的沉痛教训和教人们忘记，如果只是一些学者个人的想法和意见，那当然无关大体，他们完全可以坚持下去，发表出来，进行争鸣，互相评论。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从一些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可以看得出，这类意见处于主流地位，可能属于舆论导向。而且对于我们这种极其重视意识形态的国家来说，舆论导向是和整个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动向完全保持一致的。所以上面提到的舆论上的回潮，就表现在社会各个层面上了。以人们所能看到的一些现象而论，就可以随手举出不少例子。比如，过去党中央曾一再提出的禁止搞个人崇拜，现在不但已经有些恢复，而且还以不断创新的形式大搞起来了；“五四”后长期批判的儒学，现在得到大力提倡，孔夫子也已“公费旅游”去了全世界(要知道，他生前只“周游”过山东河南。而且我们过去一直批判列强在中国办学，现在的孔子学院却已在国外办了四五百所)；经济上的“国进民退”、加强国家垄断(通过国企和行政手段)，都严重影响到市场的健康成长和完善，已有许多经济学家提出了警告和呼吁。其他更明显的例证就无须再列举了。

现在，党中央正号召全国人民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把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纳入科学发展的轨道。而回避历史教训、着意弄虚作假，却是科学的大敌。用来教育青年，著书立说，还会贻误后代。所以舆论上的这种回潮，实在值得人们重视!

(责任编辑　吴　思)

2010年第1期　公安工作“大跃进”　尹曙生

笔者生来有幸，赶上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能够亲身体会到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变幻，明白很多道理。尽管在这些政治运动中，我也曾险象环生，但每次都能安然度过。比起那些遭到灭顶之灾的无辜的同时代人，我是很幸运的。

1952年暑假，我还是一个上中学的少年，作为学生代表之一，参加了安徽省在芜湖市举办的中学教师思想改造运动，任务是帮助老师交代自己的政治历史问题，为期三个月。因为我政治觉悟太低，什么也不懂，对老师毕恭毕敬，说话有时还脸红，帮助老师更是无从谈起，于是当上了义务勤杂工，打扫室内外卫生。不过开批判斗争大会时，我们学生代表都参加，看到尊敬的老师被人指着鼻子羞辱、谩骂，真不是滋味，既同情又无奈，害怕出什么问题。

把全省一千多名“有问题”的老师，集中到今天的安徽师范大学改造思想，是安徽教育界解放后的一件大事。大学建筑物围绕褚山，风景十分优美，站在山上，滚滚长江就在脚下流淌。只要有空，还是孩子的我们，到山上尽情地玩乐。可是，自从有几个老师过不了关，吊死在褚山的树林里，从此以后我们再也不敢上山了。

思想运动改造结束后，一些老师神秘失踪了，后来听说，他们是反革命分子，被抓起来了。

1955年、1956年的内部肃反运动中，母校舒城中学最好的语文、数学和历史老师，两个自杀，一个被逮捕判刑，死在劳改农场(1978年后都平反了)，又一次震动了我。余悸未消，1957年秋，我考入北京政法学院(现中国政法大学)，正赶上反右派斗争，入校不久的一天，亲眼目睹院长钱端升从印度访问归来，学校从机场将他直接送到礼堂进行批斗。他在整风运动初期给院党委提了几条意见，一点也不尖锐，却在他出国后将他划为右派。在整风运动开始不久，中央派他代表中国法学家出国访问，他怎么也想不到会是这样的结局。1954年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时，毛泽东亲笔写信给他，聘任他为宪法总顾问，毛的亲笔信学校还作为校史展览过，说明他在法学界的地位是很高的。钱端升和学校很多老师、同学被打成右派的事实，使我深刻认识到“祸从口出”的道理，从此小心翼翼，不敢胡言乱语，安然度过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

1958年，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提出短时期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超英(国)、赶美(国)，十几年内甚至几年内过渡到共产主义。于是“大跃进”、公社化、大炼钢铁如火如荼开展起来。我们学校也建了十几座小高炉，用木材和煤炭炼铁，我也积极参加了，炼了几个月，一块合格的铁也没炼出来。1959年春天，饥饿在全国逐步蔓延起来，到了1960年，由于饥饿，营养不良，我也得了肝炎病、浮肿病，三个多月不能上课，住院治疗(那时医院人满为患，住不上医院，学校腾出十几间房子，安置病人，医院定期派医生来看看)。所谓治疗，就是不上课(那时北京的学校体育课一律停止，有的学校上半天课)，卧床休息，减少热量消耗，增加点营养品。三个月我得到2斤鸡蛋、1斤猪肉的营养品补助。到了这年年底，全国先后有几千万人因饥饿而死亡，其中包括我的两个在农村的叔伯堂兄和我的亲姐夫。可是就在1958年，亩产几千斤、几万斤、十几万斤粮食的新闻报道铺天盖地，国家领导人还为粮食吃不完发愁呢!

1961年秋，我大学毕业，填的三个志愿都是当教师。可是公安部到学校挑学生，偏偏把我挑去，不去还不行。北京政法学院三个应届毕业生直接进了公安部大门。去报到后才知道，中央已经把公安部副部长王昭调到青海省担任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长，纠正左倾路线错误。王昭去了以后，发现那里的公、检、法机关在“大跃进”运动中，违法乱纪十分严重，需要彻底整顿，需要充实力量，于是他向公安部要人，我们三个进入公安部的大学生和部机关几十名干部调到青海省，充实政法部门，主要是公安部门。我到了青海省公安厅，分配的工作是接待上访群众、处理申诉案件，配合省委复查案件办公室，调查、处理重大冤假错案，使我有机会了解到，公安机关为了配合“大跃进”运动，自己也搞起“大跃进”，运用专政工具，制压广大人民群众，造成了巨大的人间悲剧。

那么，公安工作“大跃进”运动是怎么搞起来的呢?

1958年1月1日，经过毛泽东亲自审阅、修改的《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乘风破浪》，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要求“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它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争取1958年农业生产大跃进和大丰收”。

公安部闻风而动，于1月22日召集部分省市公安厅局长参加汇报会，讨论公安机关如何开展“大跃进”的问题，会上制订了《1958年公安工作计划要点》，作为公安工作的“大跃进”的方向和目标。“要点”明确要求全国公安机关“努力实现无15元以上的盗窃案，无10元以上损失的火灾，无较大群众性迷信活动，无赌博的‘四无’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无破坏事故、无百元以上盗窃案、无10元以上火灾的机关、企业、学校”。

这个计划要点是经过毛泽东亲自审阅、认可下发的。同经济建设“大跃进”一样，这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空想的计划。同时，“要点”并没有提出达到这一计划目标的具体有效的办法，而是笼统要求各级公安机关“把应该逮捕的人坚决依法逮捕起来，把应该管制的人坚决依法管制起来；协助有关部门清查企业内部的坏分子，把其中的大部分人坚决清除出去；对于已经摘掉帽子又有违法行为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一律戴回帽子”。

什么叫“应该逮捕”?什么叫“应该管制”?“依法”，依什么法?没有可操作性，各人有各人的解释，怎么解释都有道理。这就给滥施刑罚的人提供了政策依据。同时这一段话也明确无误地告诉各级公安机关，要动用专政工具，来保卫、促进“大跃进”运动政治任务的完成。

贵州省公安厅积极响应，于1958年2月率先提出在全省开展“无火灾、无积案、无土匪、无盗窃、无骚乱、无烟毒流行、无赌博活动”的“七无”运动。公安部立即发文，向全国公安机关推广贵州省的做法。于是，全国各级公安机关积极响应，在“七无”的基础上，有些省开展“十无”、“几十无”、“百无”运动。有些地方感到这些“无”都不能反映公安工作“大跃进”的现实，于是提出了“玻璃板”、“水晶石”的设想，就是把整个社会搞得像玻璃板、水晶石那样干净、明亮，没有一丝尘埃，不要说没有任何犯罪，就是夫妻吵架、婆媳拌嘴都不会有。这些提法受到了当时中央主管政法工作领导的赞扬。

公安工作“大跃进”的口号有了，目标有了，如何实现呢?办法就是动用专政工具，把社会上那些被认为是坏人和可能成为坏人的人，有可能犯罪、潜在犯罪的人，统统抓起来，关进看守所、拘留所、收容审查所、集训队、监狱，让他们没有办法搞破坏活动。1958年4月9日，青海省委书记高峰在公安工作座谈会上说，“有些人虽然没有现行破坏活动，但可能是危险分子，可以采取秘密逮捕的方法，把他们搞起来，要搞得很艺术，谁也发现不了；要采取多种多样的办法，如让他们打架、互相告状、扭送等等。把危险分子都搞掉了，社会问题也就少了”；“谁叫他们在这个时候(“大跃进”)捣乱，把他们抓起来，一个不放，死也要让他们死在监狱里。”

于是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制订捕人计划，下达捕人指标。“大跃进”嘛!下级层层加码，捕人指标越来越大，所以从1958年到1960年，很多地方捕人数超过1949-1957年的总和。安徽省1957年逮捕犯罪嫌疑人8000多人，而1958年中央下达的捕人指标是4.5万人，结果安徽省超额完成任务，全年逮捕了10.1万多人；到1960年，3年共逮捕17.3万多人。被逮捕的人中，大多数是无辜的劳动群众，他们或因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公共食堂、刮共产风不满，说说牢骚话；或因为饥饿，为了活命而偷青吃青；或为了避免饿死，私分、偷盗生产队的粮食；或哄抢生产队、生产大队仓库粮食；或为了活命外流被当作流窜犯拘捕。被拘捕的人中约有1／3左右死在关押场所，造成了巨大的人间惨案。安徽省3年中死在劳改农场、看守所的已决犯和未决犯罪嫌疑人、劳教人员5万多人，占这些人员总数31％。青海省省属劳改、劳教系统3年死亡三类人员(劳改犯人、刑满就业人员、劳教人员)49304人，占总数16万人的30％。

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在“大跃进”运动中，独断专行，盲目蛮干，全省哀鸿遍野、饿殍载道，400万人被活活饿死，就这样，老百姓也是敢怒而不敢言，因为稍有反抗，就得坐监狱，就得被整死。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有那么一个人忍不住了，于1959年春，在省城合肥贴出一张大标语：“打倒曾胖子，杀死余妖精”(曾希圣妻子姓余)，发泄心中的愤懑情绪。曾希圣下令公安机关限期破案，强迫机关干部(包括省委机关)人人写字，核对笔迹，先后共排查1.8万人，笔迹鉴定3000人，秘密搜查4000人。对一些重点对象，采取跟踪盯梢、秘密检查来往信件，在其住所安装窃听器。在受审查的人员中，有厅级干部6人，逮捕、拘留、停职反省“犯罪嫌疑人”各1人。折腾半年时间，花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逼死了两个“犯罪嫌疑人”，这起所谓“反标案”最终也没有破获。曾希圣非常恼火，几次把侦破人员叫去训斥，叫他们“滚!”说“我养活你们还不如养一条狗”。公安机关成了曾希圣的私人侦探社。在那个年代，领导人(包括基层领导，公社、大队领导)对谁不满，写个条子，就可以把人关进监狱。这就是他们认为的“应该逮捕”的人。

青海省1958-1960年，3年中就逮捕了63064人，约占这3年全省平均人口244万的2.6％，等于1949-1957年逮捕人数总和19077人的3.3倍多。其中，1958年为了推动“大跃进”，镇压反对派，逮捕了40.602人。随着“大跃进”运动乱象的不断发生，毛泽东于1958年底、1959年春，在郑州两次召开会议，主动纠左，公安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要求公安机关执行“三少”政策，即“杀人要少，捕人要少，管制也要比过去少”。所以1959年全国捕人、拘留人大幅度减少。安徽省逮捕人数由1958年的10万多人一下子降到8115人。青海省1959年逮捕4345人，只有1958年的1／9。1960年全国公安机关为了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反击右倾机会主义，反瞒产私分，反富裕中农，层层揪“小彭德怀”，又大规模捕人、拘留人，青海省全年又逮捕了18177人，安徽又逮捕了5万多人。拘捕人数这样大起大落，不是由社会治安状况决定的，完全是根据领导人的指示，为了配合政治运动，而逮捕、拘留人。这是那个年代的普遍的做法。

逮捕、拘留人时，不按任何程序办事，完全采取战争年代打仗和搞政治运动的办法，集中抓捕，很多被捕、被判刑的人，没有犯罪事实和材料，有的人甚至连档案都没有；有的人被拘捕后死了，但是不知道死者姓什名谁；有的人被判了刑，但是没有出过庭，没有和法官见过面，稀里糊涂被送到劳改农场，由于没有档案，成了劳改农场黑人黑户。青海省的浩门农场，就有800多个黑人黑户劳改犯，不知道为什么把这些人由东南沿海地区送来劳改，不知道每个人判了多少年刑期，他们统统成了无期徒刑犯人，死了也无法通知家属。王昭到青海主政后，全省有3000多名“黑人黑户劳改犯”侥幸没死被释放回家。

下面用青海省几个县的典型例子，看看公安工作“大跃进”是怎么操作的。

1958年7月1日，中共互助县委给省委写了一个报告，叫做《打击敌人防止叛乱的报告》，向省委邀功。互助县根本就没有发生过叛乱。报告称：“1958年6月，互助县公安局抽调52名干部，组成12个工作组，分别到各乡，于24日一个晚上逮捕1152名。其中社会上1075名，机关77名。”

一个不到10万人口的小县，一个晚上逮捕这么多人，会是什么情景?简直无法想象。1959年、1960年人口大量死亡，这个县还在捕人；不仅逮捕普通老百姓，还把那些同情老百姓的基层干部也逮捕起来。1960年4月，该县红崖子沟公社石郎大队窝子生产队农民马贤珍当生产队长，可全队150多人已经有40多人饿死。他的70多岁的老妈妈对他说：你当生产队长的任务首先就是要救人，不然全队的人都饿死了，你给谁当队长?在母亲的启发下，他冒着瞒产私分就要坐牢甚至杀头的风险，将生产队仅有的4420斤粮食偷偷分给社员，还将生产队4只羊换了800斤蔬菜分给社员。他知道就这点粮食、蔬菜仍然不能解决问题，主动带领社员到山上挖野菜，渡过难关，使生产队饿死人状况暂时停止。可他的行为很快被生产大队干部发现，报告公社，于是公安局以“坏分子”罪名将他逮捕，被法院判刑5年。丹麻公社丹麻大队红山生产队队长戚元法，眼见全队117名社员饿死51人，他感到如不采取措施，全队的人都得饿死。可是生产队已经没有粮食。一天晚上，他带领身体尚能动弹的7个社员，偷了大队几百斤青稞，没有磨成粉，连夜偷着煮熟，挨家挨户送到社员家里，天还没亮，被大队干部发现，报告公安局，公安干警来抓他，没有饿死还能动弹的社员为他送行，其中一位60多岁的农民对执行民警说：我们生产队100多人，现在只剩下50来人，要不是戚队长给我们分点粮食，恐怕都饿死了。公安同志，我们只要求一件事，你们不能虐待他，不能把他整死，我们还等他回来救我们呢。公安局以“坏分子”罪将戚元法带到县城集训队集训3个月。一个月后，戚元法死在集训队。而这个生产队最后只有18个人没有饿死，幸存下来。

民和县是青海省的东大门，自然条件较好，适合种植小麦、青稞、土豆和多种水果，湟水流经该县，经兰州入黄河，两岸景色秀丽，是青海省的粮仓和水果大县。王昭到青海主政后，派省委工作组(我有幸参加)深入调查发现，由于人祸而非天灾，该县1958-1960年饿死20984人，外出逃荒而死在外面的5721人，外流下落不明的(实际死在外面)7925人，全县净减少人口25％。死亡最严重的古鄯公社李家山生产大队，原有1318人，饿死601人，占总人口46％。全县死绝的有492户、1623人，被收容的孤儿867名。就是这个县，发生人吃人案件33起，被吃46人。其中煮吃尸体38具；杀死自己或别人小孩而煮食者8人，被害小孩5人。就在人民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该县领导人不顾人民死活，搞“大跃进”，反“右倾机会主义”，反“瞒产私分”，用专政手段残酷对待稍有微词的人民群众。3年间逮捕2680人，管制1091人，劳教、集训1915人，被判刑罚的2966人。

被关押的人，受到刑讯逼供和饥饿的威胁，造成大量死亡，而当政者却无动于衷。3年中死在这个县看守所、拘留所的就有729人。1960年8月，接替罗瑞卿担任公安部长已经一年的谢富治，到该县公安局视察，亲眼目睹干警从看守所将死人往外抬，经询问，知道看守所天天都有死人，他对公安局长说：“看守所天天死人，你也不采取措施制止，不怕夜里鬼来找你麻烦吗?!”在公安工作上竭力执行左倾路线的谢富治忽然良心发现，说明问题有多严重!他对陪同视察的公安厅长杨树芳说：今年青海省计划捕人指标要和去年(1959年)大体持平，不得超过。然后他到新疆视察，回北京路过兰州，又把杨树芳叫去，对他说，今年青海省捕人指标一定要控制在中央下达的5000人之内，要超过，必须报中央批准。杨树芳立即向省委书记高峰汇报谢富治的意见，高峰主持省委常委会，讨论捕人指标，并在会上说：“今年是誓死保卫大跃进，坚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关键年，捕人不能少。”于是省委向中央报告，全年捕人指标15000人。报告上去后，中央和谢富治都没有表态，实际是同意省委意见，结果全年逮捕了18000多人。

青海省人口最多、最大的农业县——湟中县，是青海省的粮仓，也是饿死人最多的县。可是群众不敢反抗。因为这个县的副县长兼公安局长安有芳，是推行左倾路线的急先锋。他在全县搞捕人比赛，哪个派出所捕人多，他就奖励、插红旗；哪个派出所捕人少，就批评，领导人受处分，给派出所插白旗。1958年6月，他根据省里的“将反革命捕光，枪支收光，案件破光”的“三光”指示和下达的捕人指标，提出“苦战六昼夜，捕人六百名”的口号。结果6天捕了841人。由于凑不够捕人数字，将群众反映有通奸行为的270人也逮捕了，占总数32％。该县汉东公社元山生产队，1960年春天，每人每天只能吃2两(16两1斤)粮食，14岁的学生李占祥，全家11口人，饿死7人，无奈之下，他跑到大队饲养场，偷了2只小羊羔，回家杀死煮吃，维持了5天，第6天，他到大队食堂打饭，端了半瓦罐青稞面汤，在回家路上，他喝了两口，感到和喝水差不多，一气之下，将瓦罐摔碎，蹲在地上哭了起来。他想，过不了几天，全家人都将饿死。于是，他回家拿上镰刀，带着绳子，再次跑到饲养场，乘饲养员不在，将一头毛驴的腿和脖子捆上，割了一只驴耳朵跑回家中。饲养员回饲养场发现驴耳朵被割，报告生产大队干部。饲养员和大队干部顺着滴血，找到李占祥家，他正在刮驴耳朵上面的毛，还搜查到两张羔羊皮，人赃俱获。大队干部将他捆上，把他的耳朵穿个洞挂着割下的驴耳朵，送到公安局，受到安有芳的表扬，并以“杀害牲畜罪”将李占祥逮捕，法院判处10年徒刑。1961年7月，省委工作组到湟中县检查公安局自查自纠情况，问新来的公安局长，为什么李占祥还不释放，局长说，李占祥偷大队羊羔、割驴耳朵，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我们拿不准，所以没放。王昭听汇报后说：李占祥家11口人饿死7口，他为了活命不得已才那样做，再说他还是个孩子，按法律规定也不应该逮捕呀!这样，李占祥才被释放回家。回家后知道全家人除他外全饿死了。他带着几件破衣服，到新疆去找他叔叔去了。

1960年7月23日，安有芳到上新庄公社检查工作，决定逮捕几十人，当派出所长念“犯罪嫌疑人”材料时，他睡着了，又不敢叫醒他，继续念材料，等他醒了，所长问：以上的人怎么处理?他迷迷糊糊，连声说“捕、捕、捕”，就这样，一晚他就决定逮捕37人。

1958年6月22日，中共乐都县委向各乡、镇下达了一个详细的捕人计划指标，通过这个计划指标，让大家看看有多荒唐!

下面原文照抄，一字不改：“全县各类敌人的打击指标总捕人数是400至450名。其中宗教人员7至9名，地富分子80至85名，反坏分子95至100名，敌伪军政官吏70至80名，五方面敌人(恶霸、土匪、特务、反动党团骨干、敌伪军政警宪人员——笔者注)30至35名，管制分子15至20名，劳改释放犯、反革命家属40至45名，撤消管制分子26至30名，一贯道徒、巫神30至36名，开除机关、学校交社(会)管制监督生产的反坏分子7至10名。按乡镇分：碾伯镇捕28至30名，老鸦镇捕15至17名，瞿昙乡捕27至29名，岗沟乡捕26至28名，洪水乡捕12至14名，高店乡捕11至13名，峰堆乡捕14至16名，马营乡捕16至17名，李家乡捕19至20名，寿乐乡捕11至13名，共和乡捕13至15名，水磨乡捕13至14名，高庙镇捕20至28名，雨润乡捕13至14名，新仁乡捕16至18名，蒲台乡捕19至21名，中巴乡捕16至18名，城台乡捕17至19名，马场乡捕18至19名，芦花乡捕15至17名，中岭乡捕12至13名，引胜乡捕18至20名，达拉乡捕15至17名，双堡乡捕9至10名，宗教寺庙捕7至10名。时间要求：六月二十五日开始至七月十五日结束，六月二十日先逮捕一批，七月三日至五日再捕一批，最后于七月十二日至十五日把所掌握的对象全部捕捉起来。”

这么详尽周密的捕人计划，堪称“一绝”。今天的人们会问，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不会吧!我要郑重告诉他们，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荒唐事，在我们的共和国确确实实发生过。而且还不是一个地方发生过。

当时政法部门为了“大跃进”提出一句口号，作为公、检、法三家的行动准则：叫做“一长代三长(公安局长、检察长、法院院长)，一员顶三员(侦查员、检察员、审判员)；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在这个口号指导下，公、检、法三机关等于一个机关，没有任何制约和监督。党、政领导，三家干警，带上空白逮捕证，走到哪里捕到哪里，想逮捕谁，就逮捕谁；所谓回来再分家，也根本不分家。1959年12月，西宁市公安局抽调15名干警到湟中县三合公社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副市长惠普对他们说：“你们下去是贯彻中央庐山会议精神，坚决反击右倾翻案风，任务很艰巨。为了打开工作局面，必须逮捕一些人，在需要时，你们可以先捕人，然后到局里办手续。”结果，工作组到公社不久，就决定逮捕58个人。惠普自己下乡，总是带着空白逮捕证，走到哪里捕到哪里，他说这样做“要捕即用，手续简便”。

由于公、检、法三家变成一家，被逮捕的人就一定会判刑。有的地方捕人太多，法院审判员少，于是事先将判决书印好，判人的时候不开庭，不和被告人见面，不审问，只在印好的判决书上填上姓名和刑期即可。玉树州法院有一张判决书竟判了183人。判决书这样写他们的“罪行”：“被告×××，解放前后一贯不务正业，品质极端恶劣，曾先后奸污有夫之妇607人，强奸妇女51人，鸡奸305人，互相鸡奸30人。”大家可能看不懂这莫须有的罪名，更看不懂这判决书是怎么回事。原来这183人中有11个妇女，172个男人，把他们通奸(包括男女)，强奸、鸡奸、互相鸡奸累计统计起来，得出那个总数，而不分每个人有多少这样的行为，可是从文字上看，似乎这183人每人都强奸了607个人，包括11个妇女也犯了强奸、鸡奸罪。这张判决书，是省委工作组到捕人比例最高的玉树州检查时发现的。以后我随领导到玉树，亲眼看到了这张判决书。

这张判决书可以作为文物珍藏起来，以教育后人，告诉他们，什么叫草菅人命。

“大跃进”时期以及历次政治运动中发生的种种荒谬透顶的违法乱纪行为，事情发生在下面、在基层，根子在上面，在中央。没有中央的路线错误，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即使发生了，范围也不会大，也容易得到纠正。在极左年代，逮捕人犯由中央下达计划指标，就很荒唐，哪里还有实事求是精神?

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后，中央政法领导小组给中央写了一个《1958年至1961年政法工作总结报告》。报告说：“在充分肯定政法工作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实际工作中也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主要表现在：第一，公安机关、法院和检察院，错捕了少数不应当捕、不应当判的人。少数基层公安机关不按照国家法律办事，用拘留、劳动教养和集训等办法，变相地捕押了一些人。还有一些无权捕押人犯的机关单位(如公社、大队、工地、企业、学校)，甚至个别党委机关、个别负责人，也非法行使逮捕、拘留的权力。或者滥用拘留、劳教、集训等手段，变相捕人、押人。尤其严重的是，极少数地方负责干部采取逮捕、拘留、判刑等法律手段，去推行他们违背中央路线、方针的错误政策……”

1958年公安工作要点明确提出“把应该逮捕的人依法逮捕起来，把应该管制的人依法管制起来”。什么是“应该”、依什么“法”?从中央到地方没有人把法律放在眼里。毛泽东在1958年8月21日北戴河协作区主任会议上说：“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和刑法那一类法律都不需要了。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每个决议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我们主要靠会议，一年搞四次会，大跃进，就没有时间犯法!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中央政法领导小组马上写了一个报告，题目是《关于在人民公社化后政法工作一些问题向主席、中央的报告》明确提出：“刑法、民法、诉讼法已经没有必要制定。”当时这三个法律草案已经起草完毕，多次修改，成熟了，但是由于法律虚无主义思想作怪，一直没有经全国人大通过，现在中央政法领导小组干脆说这三部法律没有必要制定，政法部门机关怎么执法?只能依据党的决议、领导人的指示办事。中央政法领导小组自己不按法办事，把错误全部推给下面，是不公平的。

刘少奇看了这个总结报告有个批语，说：“这几年的政法工作的错误，主要是用处理敌我问题的办法去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用对付敌人的专政办法来处理自己人的问题，处理劳动人民的问题，这是个根本错误。这不是共产党的方法，而是国民党的作风，是站在人民之上，向人民施用压力。”

刘少奇对政法工作错误性质的批语一针见血。但是他没有明确指出错误发生在地方，根子在中央；没有明确指出从中央到地方都不按法律办事，是错误发生的根本原因。

不过也不奇怪。在“大跃进”时期，刘少奇是“大跃进”运动的积极鼓吹者、实践者，也是法律虚无主义者。1958年8月21日他在北戴河协作区主任会议上也说过：“到底是人治还是法治?看来实际上靠人，法律只能做办事参考。党的决议就是法。”有了毛泽东、刘少奇的讲话，所以在“大跃进”时期，各级党委的决议都成了法，领导人的话也是法，倒霉的只有老百姓了。“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红卫兵斗争刘少奇时，一次他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说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受宪法保护，你们斗争我是违法的。可是在宪法和法律被践踏殆尽的情况下，宪法和法律已经不能保护他了，被残酷迫害致死，令人无限同情和哀伤。他说过“党的决议就是法”。所以1968年八届十二中全会决议定刘少奇为“叛徒、内奸、工贼”，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这样一个违法宪法的党的决议，送了刘少奇的命。

不尊重宪法和法律，就得不到宪法和法律保护。其教训是刻骨铭心的。

笔者在公安机关工作了一辈子，对公安工作很有感情。写这篇文章心情很沉重。目的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避免重犯历史错误。公安工作的基本经验就是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和依法办事。但是，对党的领导必须要有正确的理解，那就是严格按照在党的领导下制定的宪法和法律办事，树立宪法和法律的绝对权威，任何人、任何一级组织，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活动，都不能把自己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不能把公安、政法部门变成自己的附庸，来推行违反宪法和法律的错误的方针和政策。严格依法办事就是最好的接受党的领导，因为宪法和法律体现了党的意志、人民的意志，代表了党的根本利益、人民的根本利益。新时期公安机关和广大公安民警，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努力奋斗，顽强拼搏，勇往直前，不怕牺牲，为维护社会大局的稳定，做出了很大贡献，很多人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受到了党和人民的充分肯定和赞扬。改革开放30年来，公安工作没有犯大的、方向性的错误，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在党的领导下，不断排除各种干扰，坚决按照宪法和法律办事。现在还有极少数地方领导人，为了推行自己错误的政策，往往动用专政工具压制人民群众，造成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这种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否则，建设和谐社会就是一句空话。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10年第1期　中国核武器基地揭密　王菁珩

从青海省西宁市往北102公里，是海北藏族自治州首府金银滩草原西海镇。这里曾是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二二一基地。现在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纪念馆。时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题写的“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纪念碑，碑上铭刻着：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爆炸成功的第一颗原子弹在这里研制出厂；

——1966年月10月27日，我国首次“两弹结合”试验成功的原子弹在这里研制出厂；

——1967年6月17日，我国爆炸成功的第一颗氢弹在这里研制出厂；

——我国第一代核武器主要在这里研制，并实现武器化批量生产，装备部队；

——我国第一个型号核武器在这里退役处理：

——为新的核武器研制基地输送了人材、科技和管理：

——这里是“两弹一星”精神孕育、形成基地之一。

(一)事业创建

二次世界大战后，面对西方大国核讹诈、核威胁。毛泽东同志指出：“原子弹就是这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在1955年1月15日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作出了创建原子能工业和研制原子弹的战略决策。

1955年11月，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2月，更名为第二机械工业部，后为核工业部)，主管原子能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宋任穷任部长，刘杰、钱三强为副部长。

根据1957年10月15日中国与苏联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中规定，“为培养设计和科学研究方面的干部和生产原子核武器的专家，苏联政府保证供给中国生产原子弹的全部技术资料，带有训练使用和战斗用的成品样品……并帮助中国设计和建设研究原子弹结构的设计院(代号二二一)”，1958年1月，成立三机部九局(核武器局)，负责基地建设、核武器研制和生产。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参谋长李觉将军任局长，吴际霖、郭英会任副局长。

5月3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批准了221核武器研制基地的选址报告。

金银滩草原海拔3000多米，高寒缺氧，紫外线强，年平均气温零下0.4摄氏度。自然条件恶劣，

8月，李觉将军带领20多人、三顶帐篷、四辆解放牌卡车和四辆嘎斯69吉普车，开始了头顶青天，脚踏草原的艰难创业。1715户牧民迁往他乡。从兰州建筑工程局选调1200多名职工和2000名解放军指战员，6400多名河南支边青年，组建了二机部104建筑工程公司和103安装工程公司四处，开始了基地建设。

10月28日，成立北京第九研究所(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前身)。李觉、吴际霖和郭英会兼任正、副所长。

1959年元月，二二一基地(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老家、后来的核工业部二二一厂)成立了第二机械实验厂筹备处(即后来的青海省综合机械厂，掩护名称“青海省第五建筑工程公司”)。青海省委常委、九局局长李觉兼任筹建处临时党委书记。

核工业创业初期，苏联的援助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1959年6月20日，中苏关系恶化，苏联终止了“国防新技术协议”，婉言拒绝提供原子弹模型和图纸资料，撤走核工业系统的233名苏联专家。周恩来总理指出：“我们不理他那一套。他不给，我们就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二机部确立“自力更生，过技术关，质量第一，安全第一”工作方针。刘杰部长提出以“596”作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工程的代号，激励大家造出中国的“争气弹”。

1962年9月，二机部提出“两年规划”，表示争取1964年，最迟在1965上半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讨论同意“两年规划”，并要求中央成立一个委员会，以加强领导和组织协调。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工办主任罗瑞卿写报告，力争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提议成立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十五人专门委员会。毛泽东同志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专委会先后召开九次会议，解决了100多项重大问题。组织26个部(委)、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900多家工厂、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围绕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协作攻关。

中央调派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几位科学家参加核武器研究和领导工作。刘杰部长约见刚回国的著名科学家王淦昌时，传达周总理指示，请他参与和领导研制原子弹工作。刘部长给他三天时间考虑，王老当即果断地说：“刘部长，没什么考虑的，我愿以身许国。”从此，王淦昌改名王京。隐姓埋名17年，1978年国务院任命王淦昌为二机部副部长时，人们才重新看到王淦昌的名字。

1960和1962年，从中科院、各部委和全国各地抽调程开甲、陈能宽、龙文光等105名专家，及张兴钤、方正知教授、黄国光工程师等126人充实设计、试验、制造队伍。

探索原子弹内爆规律的爆轰试验在王淦昌、郭永怀、陈能宽科学家领导下进行。1960年4月，九所二室副主任孙维昌带领10多人，在北京长城脚下，工程兵试验场搭建的帐篷里，利用一台普通锅炉，从部队借来几只熔药桶，焊接～把双层结构的铝壶，外层通上蒸汽，里面熔化炸药，用马粪纸做模具，浇铸出炸药部件。打响了爆轰试验的第一炮。

1960年冬天，饥饿和严寒袭击银滩草原。干部粮食定量每月24斤，吃的是青稞面、谷子面，每月2钱油，副食仅有一点咸菜、白菜汤，90％的职工得了浮肿病。筹建处党委坚决贯彻毛泽东同志“尖端武器的研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下马”的指示精神，一手抓科研，一手抓生活。组建了农、林、渔专业队，垦荒种地，购置机帆船到青海湖捕鱼。

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副总理，得知西北几个基地的困难后，报告了周总理，周总理亲自到军委会议上，筹措数百万斤大豆、罐头、酱菜，支援几个基地。省政府也拨来2万多头牛羊，组建了牧场。基地建成几栋单身职工宿舍，李觉、赵敬璞、吴际霖等领导住进了帐篷，把楼房让给工程技术人员住。

1962年底，中央专委从建工部、铁道部、工程兵等13个部门抽调了15000人的施工队伍，与二机部建筑、安装队伍汇合，组建了“221基本建设联合指挥部”，李觉任总指挥。“221”工程全面展开，银滩上建起了壮观的青海原子城。

1963年初，九局机关和北京九所(除理论部外)，包括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陈能宽等大批科研人员，以献青春、献终身、献子孙的气概奔赴青海高原。

1964年2月，局、所、厂合并成立第九研究设计院，李觉任院长，下设二二一研究设计分院(1965年9月18日改为二二一厂，吴际霖副院长任书记兼厂长)。分院下设第一、二、三生产部，设计部及实验部，理论部留在北京。1964年6月，在方圆1167平方公里的禁区，建成了18个厂区，建筑面积56.4万平方米；铁路专线38，9公里；沥青标准公路75公里。形成了院、厂、政合一的核武器研究、设计、制造、试验基地。

(二)596工程

原子弹的研制工作，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宏大科学研究工程。而最重要的是核武器的理论设计和核材料的生产。

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及基本结构模型的研究，在彭桓武、邓稼先、周光召领导下，从1960年4月开始，邓稼先带领十几个刚从大学毕业的青年人，从最基本的三本书学起，他亲自授课，立题进行研究。凭借四台手摇计算机，一天三班倒，运用特征线方法计算内爆型原子弹的物理过程。共进行了九次，历时一年。终于摸清了原子弹内爆过程的物理规律。又从理论与爆轰试验的结合上，完成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1963年3月，提交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

1962下半年，二二一基地512车间接受聚焦组件的研制任务。聚焦组件是形状特殊的薄壁零件，形位、尺寸精度要求高，铸造、加工、测量十分复杂和困难。机械二厂宋光洲副厂长组织两个车间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展开联合攻关。511车间经过数十次工艺改进，铸造出合格的毛坯零件。512车间在分厂检查科配合下，对工艺装置、测量工具和方法进行了不断探索，1963年6月，第一个核武器关键部件——聚焦组件在基地研制成功。

201车间，用块装法生产出第一块炸药部件，1962年12月，打响了草原爆轰试验的第一炮。在爆轰试验中，采用陈能宽的坐标一号聚焦元件方案和王淦昌提出的“综合颗粒法”等方法，在爆轰驱动和特态方程的爆轰试验上取得了技术突破，掌握了内爆的规律和实验技术。

1964年初，北京九所四室科研人员，迁入基地102车间。继续原子弹从中心到惰层裂变材料部件的研究。裂变材料从铀地质勘探、矿石开采、到提纯为60％～90％的化学浓缩物(重铀酸铵或重铀酸钠，俗称黄饼)经过二氧化铀、四氟化铀，1964年1月，兰州铀浓缩厂分离出武器级的六氟化铀。5月，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从浓缩的六氟化铀，经还原、精炼、铸造、加工出第一套合格的铀-235部件。包头核燃料元件厂提供铀-238半成品，102车间工人像精工雕刻一件艺术品一样，进行精加工。每测量一个数据，工人、检验员、跟班技术人员进行复核。最后一刀加工，需经车间领导同意，并在现场共同完成。中科院原子能所王方定小组，自己动手建工棚，在废弃的手套箱内，经过几个月200多次化学试验，终于研制出中子源材料，102车间生产出点火中子源部件，最后完成了内组件的装配任务。

第二生产部副主任孙维昌精心组织，201车间用四台带有蒸汽夹层的球形底不锈钢药炉，制成悬浮体进行炸药的浇注。1964年3月，通过了主药球的成型工艺定型。202车间工人远距离电视精心操作，生产出合格的炸药部件。在郭永怀副所长和设计部龙文光主任指导下，提前完成了原子弹总体结构设计、力学、环境试验和引爆控制系统设计和试制。实验部科研人员在中子物理和放射性化学大厅，经过上千次安全试验，取得铀-235的临界、次临界实验数据，保证了核装置在加工、装配、运输、贮存过程的临界安全。

6月6日在六厂区610工号，进行了全尺寸爆轰模拟出中子试验，取得圆满成功。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奠定了基础。

九院广大科技人员、工人、干部以高昂的政治热情，科学、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严格执行不带问题出厂、不带问题试验的要求。圆满完成原子弹装置的预演产品、备品、正式产品总装联试，产品从221基地启运。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成功，震撼了全世界。

(三)氢弹计划

1965年1月，毛泽东主席提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氢弹是利用原子弹爆炸的能量，点燃氘、氚等轻核的自持聚变反应，能在瞬时释放巨大能量的核武器。

1960年，原子能所以黄祖洽、于敏为正、副组长的“轻核反应装置理论探索组”，开始了热核反应机理研究。1965年，该小组科研人员调入九院，黄祖洽、于敏任理论部副主任，与理论部邓稼先、周光召正、副主任领导的氢弹原理探索科研人员汇合。理论部决定分兵作战，多路探索，利用中科院计算所119计算机继续探索氢弹途径，13室孙和生主任带领50多人，来到上海中科院华东计算所用J-105计算机，对不同核材料设计的模型进行计算，取得完美结果。即将热核材料加热到高温，压缩到高密度，达到自持聚变反应，瞬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创造自持聚变反应，只能由原子弹来实现。一个新的氢弹理论方案诞生了，于敏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做出了重大贡献。邓稼先主任闻讯赶到上海。与大家通宵达旦地分析计算，组织理论部的技术人员，对方案提出了重要改进。1965年12月在二二一厂，由吴际霖主持，刘西尧、李觉等参加的院1966-1967年科研生产计划会议上，确认于敏等提出的利用原子弹作为“扳机”来引爆“被扳机”氢弹原理方案合理、可行。二机部确定“突破氢弹，两手准备，以新的理论方案为主”的方针。中央专委1965年底，批准了核武器研制两年规划。

1966年3月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视察了二二一厂，鼓舞了221基地和核工业战线广大职工，大家决心赶在法国前爆炸我国第一颗氢弹。

1964年9月，包头核燃料元件厂生产出合格的氘化锂一6等热核材料。朱光亚、陈能宽、龙文光、张兴钤等科学家经常深入102车间，在一些关键技术上进行决策和指导。热核材料成型组在宋家树和武胜等领导下，坚持专家与群众相结合，干部、技术人员、工人相结合，发扬学术民主，采取多路探索，宽容探索中的失败，调动了职工的首创精神。试制出合格的热核材料毛坯。车间各组攻克了机械加工、涂层、物理检验、探伤等技术难关，生产出合格的热核材料部件。

1966年5月9日，含有热核材料的加强原子弹试验成功，为氢弹理论设计获取了重要依据。12月28日，氢弹原理装置试验获得成功。1967年2月12日，在九院二二一厂召开的科研生产会议上，确定赶在法国前进行氢弹空爆试验。这时，设在西宁市的二二一厂技校少数学生卷入了西宁市的武斗。会议进行到第二天，中央军委副主席聂荣臻派专机把参加会议的人员接到北京，改由国防科委、国防工办的名义召开。经周总理批准，决定对二二一厂实行军事管制。2月理论部基本完成了氢弹的理论设计。设计部技术人员，提出加大热核材料和铀材料尺寸的重要改进，使爆炸威力有较大提高。5月29日，毛主席批准二二一厂暂停“四大”(大鸣、大放、大辨论、大字报)。6月5日，二二一厂承担研制的氢弹总装、联试完成。聂副总理受周总理委托，亲赴试验场领导这次试验。6月17日，徐克江机组驾驶的轰一六甲飞机，飞到靶心上空，准确打开弹舱抛出弹体，一颗330万吨梯恩梯当量的氢弹爆炸成功。赶在法国前面，使我国成为第四个掌握氢弹技术的国家。也是研制周期最短，花用经费最少的国家。

1966年10月27日，我国进行了中近程“东风二号”导弹核武器“两弹结合”热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四)腥风血雨

1969年10月，林彪发布了“一号令”。二二一基地加快了向三线转移，在转移搬迁中，自备热电厂一号电缆线发生短路爆炸、实验部七厂区核心机密资料“丢失”、二分厂229工号发生炸药件爆炸。即所谓的“三大案件”，军委办事组黄永胜指派赵启民、赵登程二人来查清案件。这本来是一般的质量安全事故，“二赵”却在干部大会上说：“连续发生的几起案件，是国内外阶级敌人蓄谋已久的有计划的反革命破坏。我们是带着上方宝剑来的，在二二一要大开杀戒，可以先斩后奏，也可以边斩边奏。”在这场捕风捉影的“清队破案”中，不准通信，不准职工探亲，也不准家属来基地探望。留学人员成了特务，工作生活在一起的朋友，成了反革命集团。基地80％多的车间、科室以上干部，90％的高、中级技术人员，受到审查和迫害。到1971年9月13日的近两年时间里，四千多名职工受到迫害和审查，骇人听闻的威逼、打骂、折磨、使310多人致伤、致残。40多名职工含恨自尽，5人以莫须有的罪名惨遭枪杀。

(五)拨乱反正

1971年，“九一三”林彪阴谋暴露，折戟沉沙。赵启民受到牵连被隔离审查免除一切职务，做了降级处理。赵登程被认定为林彪死党，送上了法庭。经毛主席批准，中央于1972年9月12日-1973年3月10日，1973年11月14日-1974年2月14日，两次在北京召开了九院“批林整风”会议，党委扩大会，对“二赵”进行清算，形成了《北京会议纪要》。1974年1月1日九院一分为二，院迁往四川，基地为二二一厂。

中央派出以梁步庭为组长，赵振清、刘书林为副组长的中央联络组，1974年2月20日进二二一厂。联络组顶住“四人帮”的压力，切断了厂内与外界的“文化大革命”联系，走家串户，“拆墙、填沟、解疙瘩”，让群众组织头头上台讲认识、进行自我批评，为队伍团结奠定了基础。联络组对“二赵”制造的冤假错案一一复查，两个多月就为受迫害职工落实了政策。

二二一厂恢复了工厂的建制。贯彻国防科委二次会议精神，解决了×××批生产中问题，顺利交付部队。其后通过了产品定型，同意批量生产。1975年核武器批生产任务圆满完成，实现了由科研体制向批生产的历史性转变。1975年11月8日，中央联络组在近万人的欢送声中返回北京。

国防科工委和总参先后批准，×××，×××核弹头退役处理。通过近三年对核装置和引控系统分解、检测、试验，取得二十多项科研成果，为今后核武器贮存提供可靠依据。

(六)第二次创业

1984年10月24日，通过了部、省企业整顿验收，被评为一级优秀企业，并宣布实行厂长负责制。厂研制、生产的“×××”核弹头产品荣获国家质量银质奖，“原子弹突破和武器化”、“氢弹突破及武器化”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本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精神。加大常规武器弹头的开发力度，结合核弹头退役进行常规武器战斗部起爆方式，静爆威力试验。

1986年，厂提出：“主产品创优”的年度工作目标。对核武器生产的全过程，实行规范化、系统化的质量控制。拟定了关键零部组件的内控技术指标，层层向下分解，实行质量目标的精细化管理。核装置、引控系统，优质品率分别达到99.7％，98.3％，核装置和引控系统总装联试一次成功。

1885年7月，上级要求二二一厂在短时间研制、生产地地中程导弹常规武器战斗部任务。我们冒着结构设计、爆轰试验、无线电引信机短期能否取得技术突破的巨大风险，确立了“安全第一、质量第一、特事特办”的方针。在短短的10个月，在40号文件下达后，在调整收缩造成的极为困难条件下圆满完成了研制、试验、定型、生产交付。1991年又胜利完成了后续批生产交付任务。从1987年40号文件下达到1991年，厂累计实现军品销售收入×亿多元，国家减少拨给厂维持费1亿多元，军品销售利润×千万元。

(七)战略调整

中央正确分析了国际形势，认为15年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应该充分利用这个机遇，调整战略武器发展方针，缩短战线，多研制，少生产。作为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试验、生产基地，在完成历史使命后决定撤点销号。

1987年3月，二炮技装部栗副部长受张爱萍委托，来到二二一厂考察。厂里带给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同志一封信。没过多久，栗副部长转告我们，小平同志认真看了你们带去的资料和信，沉思了一会儿说：“可惜是可惜。15年打不起仗来，就是要压缩，也只能这样办。”听到小平同志也发了话，我们一心一意按中央的部署搞好撤厂工作。8月，蒋心雄部长、李定凡副部长、刘书林顾问、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防科工委部门领导，来厂宣讲40号文件(国办发[87]40号文件——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批转国家计委、国防科工委《关于撤销核工业青海二二一厂的请示》)。蒋部长在处以上干部会上说：“由于世界和平和战争观点重大转变，我国国防建设指导方针，从临战时期的国防建设转变为和平时期的国防建设。”“随着国防建设战略方针的转移，我国核武器研制、生产任务布局也要进行调整。撤销二二一厂是中央经过调查研究，长期酝酿，反复论证，慎重作出的正确选择。”蒋部长着重指出：“要坚持边生产，边调整，逐步收缩转移的方针。为调整好做贡献。”

二二一厂撤点销号，是特事特办的国家行为，是一项社会化的系统工程。撤厂工作经历了思想上和组织上准备、方案与政策的制定、方案的实施三个阶段。中核总公司成立了以李定凡副总经理为组长、刘书林为顾问的调整协调小组。厂、矿成立了科研生产和撤厂工作两条线的领导班子，设立调整工作办公室，下设职工安置、核设施退役处理、基地移交三个领导小组，组建了包括驻厂武警四支队在内的治安联防指挥部，制定了撤厂期间思想政治工作大纲，人、财、物管理规定，经济责任制考评和包、保、核考核办法。撤厂方案历经了“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大分散模式：扛着旗帜下山建点的“大集中，小分散”安置；成建制的整体移交；最后形成带嫁妆“相对集中，合理分散”的安置模式。经10个省市20多个城市考察，最后确定职工集中安置在廊坊市(联营兴建企业)、淄博市、合肥市、西宁市的经济效益较好的企业。1990年7月，本着职工自愿、工作需要、厂方推荐、与地方协商原则，确定职工安置去向。在中央批准12个部(委)总公司上报的《两个安置办法》后分散安置在全国27个省市532个县市展开，妥善安置近万名职工、离退休人员和家属共3万多人。

(八)还一片净土

核设施退役处理，采用国际公认的经无害化处理后，达到不加任何限制的永久性开放的“三级退役标准”。委托核工业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简称核工业中辐院)进行源项调查、方案拟订等工作。制定了国际上最严格的土壤中铀残留极限值和贫铀表面污染控制暂行管理限值。二二一厂负责组织实施。二七九厂、核工业中辐院等单位分片包干施工。核工业中辐院、中兵总204所、青海省环保局环境监测站负责监测。二二一厂运行30多年，厂安全防护处，定期对牲畜、大气、河水和土壤取样分析，没有对环境造成任何不利影响。厂直接从事放射性材人员无一人得放射性职业病，也无一人因辐射死亡。每年冬天，厂办牧场宰杀牛羊，分给职工食用，有力证明牛羊是健康的。

高放废物，超过填埋坑掩埋标准的贫化铀、镭226等污染物，装桶水泥固化运往废物处理场，可燃性污染物，在焚烧炉内焚烧，灰烬残留物按限值进行填埋或装桶水泥固化处理。填埋坑经二次勘探、比较，经国家环保总局批准，选定在六厂区656爆轰试验场以西400米处。坑内填埋放射性工号铲下的墙皮，各爆轰试验场表层的土壤，使用过的手套、工作服等低放射性废物共6100多立方米。填埋坑上进行了植被，立有竣工纪念碑，实行严格的监督管理。

核设施退役处理工程，历时5年，投入资金3000万元，1993年6月通过了国家验收，圆满完成了三级退役要求，整个工程质量优良，可交青海省安排利用。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对青海省省长田成平说：“世界核基地退役处理工作，做得最好的是二二一厂。”

经青海省考察论证，并报上级批准，基地移交青海省海北州接收利用。1994年6月15日，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国营二二一厂向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正式签订移交协议，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化剑为犁的核武器研制基地。

1995年5月15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宣布：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已全面退役。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10年第1期　国防部门前的二十八昼夜　罗舜初口述 罗小明整理

1966年8月25日至9月21日，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在国防部南门外围困长达28个昼夜之久，要求国防科委交出曾任该校“文化大革命”工作组组长的赵如璋澄清问题，成为“文化大革命”初期北京发生的一件大事。尽管当时的国防科委党委竭尽全力做工作，试图化解矛盾，避免产生不良后果，但由于中央高层领导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以及陈伯达先后做出了内容不同的指示，最后国防科委成了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典型。我作为国防科委常务副主任、党委副书记，被停职反省。

这一事件的真相究竟如何?由于陈伯达、张春桥当时控制了绝对的话语权，他们的说法广为传播。陈伯达津津乐道于他所谓的军令状，在接见北航“红旗战斗队”同学时说：“你们这么多同学要见赵如璋、罗舜初，我觉得他们没有理由不见你们，所以我就去看你们，还没有去，就立了个军令状：要赵如璋去，如同学伤害你，我赔偿你的性命。”张春桥更是公开点名批判我，指责我不听陈伯达的话，连毛主席的话都不听，拒不交出赵如璋。由此，不明真相的学生从全国各地来到北航，无情地批斗我和赵如璋。

不管张春桥、陈伯达怎样巧舌如簧，他们所说的当然都不是事实真相。作为这一事件的当事人，我有责任把我所知道的事件经过说出来，供历史研究者参考，也算是一家之言吧。

“文化大革命”之前，全国有11所国防工业高等院校归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国防科委)直接领导管理，北京航空学院(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就是其中之一。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北京新市委的委托，国防科委于6月8日派院校局副局长赵如璋等三十多人(其中包括毛泽东的大女儿、国防科委院校局参谋李敏)组成工作组，进驻该院参加“文化大革命”。

工作组(后增加到六十多人)进驻北航后，有一名学生贴出了一张题为“一条无头黑线”的大字报，对国防科委的工作和其他一些问题横加指责。许多师生对大字报中的歪曲不实之词深感不满。工作组遂对这张大字报开展了五六天的“反干扰”大辩论。结果多数师生不赞成这张大字报的观点，只有少数人仍坚持“无头黑线”的观点，处于比较孤立的境地。

7月28日，北京市委根据中央指示，决定撤销大专院校的工作组。就在同一天，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秘密接见了北航持少数观点的学生代表，他给学生们打气说：“我看很多工作组不好，贴大字报把事情揭露清，同学们会跟你们跑的。工作组不愿意革命的罢他们的官，犯错误的可以留下检讨，不能让他们溜了，让他们做你们的学生，受教育。”有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持少数观点的学生们造反的劲头更足了。

8月11日，已经奉命撤离北航的工作组全体人员，在赵如璋同志的带领下返回北航听取群众意见。8月14日，赵如璋在全院师生员工大会上进行了检讨。他在检讨中说：“当一同学贴出了《一条无头黑线》的大字报以后，引起了同学之间的争论。本来在运动中大家都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现象。几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不可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我们的错误在于把这个争论当成了一定时间的主要矛盾，主动地组织了这场大辩论，在万人大会上点了《一条无头黑线》的大字报是一株大毒草，并指出了它是有意中伤，把矛头指向了军委、中央。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本来这张大字报是不是大毒草，应当由广大革命群众自己来鉴别，我们不应该事先划定框框，定下调子，不应该组织同学之间、群众之间的大辩论。”赵如璋还说：“这场大辩论的错误，是我们造成的。参与辩论的同学和同志们是没有责任的。他们通过各种方式表明自己的不同意见是完全正当的，是无可非议的，他们用心是好的，革命积极性是可贵的。错误的责任全部由我们负责。我们衷心希望革命同志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互相谅解，加强团结，共同对敌。”赵如璋当着全院师生员工的面郑重宣布：“在这里我们向大会上点过名的同学(指《一条无头黑线》大字报的作者)以及所有由于怀疑工作组和国防科委而受到批评的同学和同志赔礼道歉。凡是我们在大辩论总结时，给个别同学戴上的帽子一律摘除。”

对于赵如璋的这个检讨，多数师生员工感到满意，仍有少数同学感到不满意。针对少数同学提出的意见，赵如璋同志于8月19日第二次在全院师生员工大会上检讨。在这次检讨中，赵如璋重点回顾了组织开展大辩论时的想法和当时对形势的认识，并就同学们对他在北航工作期间工作上和思想作风上的意见做了深刻的检讨。

赵如璋同志检讨之后，我也讲了话。我首先转达了聂荣臻同志(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任国防科委主任)对北航全院师生员工的问候，然后代表国防科委党委常委针对派工作组等问题做检讨。我说：“工作组提出先辩论《一条无头黑线》的大字报，又点出它是一株大毒草，是经过国防科委党委常委同意的，这是我们的错误。其实这张大字报是不是大毒草，完全应该由广大革命群众自己去辨别，我们根本不应该事先划定框框，定下调子，批准这场辩论。由于这个错误，挫伤了一部分群众的积极性，给群众运动造成了不良后果。”“由于工作组是国防科委派的，对《一条无头黑线》的辩论又是经过国防科委党委常委同意的，工作组所犯的错误主要由国防科委党委常委负责。”“我们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是方向的错误，是路线的错误。”“对国防科委党委常委、对工作组还有什么意见，欢迎提出；对国防科委是允许怀疑的，错误欢迎批评，我们对群众的批评是欢迎的!”会后，在全院绝大多数师生员工和新选出的筹委会同意的情况下，工作组第二次离开北航。

对于赵如璋的两次检讨，仍有一部分人有意见，对有些问题没有解答表示不满。他们后来组成了北航“红旗战斗队”。

8月24日晚8时许，6名“红旗战斗队”队员来到赵如璋同志的住地，要求澄清问题。赵如璋表示同意澄清问题，并根据北京市委8月11日的通知精神，提出了几点建议：(1)可以澄清同学们提出的问题，希望通过筹委会，有一名筹委会委员参加。(2)参加澄清问题座谈会的同学，人数不要太多，最好七八人，最多不要超过十人。(3)希望同学们先提出需要澄清的问题，容我准备一下。(4)初步定于明天(8月25日)上午9时在军委接待室开座谈会澄清问题，如有会议再另商时间。这6位同学对此没有表示异议。

然而，8月25日上午9时，北航“红旗战斗队”派出的不是10个人，而是100多名队员。他们没去军委“文革”接待室，而是直接来到国防部南门警卫室，公然要求国防科委把赵如璋交给他们处理，声称不交出赵如璋，他们就在国防部门前静坐，直到交出为止。“红旗战斗队”为什么公然违反他们和赵如璋头天晚上已经商定好的关于澄清问题的协议，至今仍然无人披露其中的内幕。就在这个时候，北航“红卫兵”、“赤卫队”等群众组织也闻讯来了100多人，他们坚决不同意赵如璋向“红旗战斗队”单独澄清问题。观点截然对立的两派群众在国防部南门外互相对峙，随时可能发生激烈冲突，形势异常紧张。此时此刻，任何一个思维正常的人都不难想象，如果国防科委在这个时候同意赵如璋出去，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

百多名学生聚集在国防部大院门口，用高音喇叭喊口号，贴大字报，无休无止地纠缠谩骂正常执行警卫任务的解放军战士，是共和国成立以来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事情。聂荣臻副主席当天接到报告后，气愤地对秘书说：国防部是什么地方，“北航红旗”怎么可以这样胡来!要告诉国防科委领导人，学生要求赵如璋回学院去澄清问题，可以去，但学生不能在旃坛寺(国防部所在地)静坐，必须动员他们回学院去。

林彪办公室主任叶群闻讯后也打电话向我了解情况，她没有向国防科委提出任何指导性的意见。只是说了句“有情况要随时向林办报告”，就把电话挂了。

接到聂副主席的指示后，国防科委党委常委立即派出院校局副处长裴济民等十多名同志组成接待组，并派国防科委党委常委、科委后勤部副部长王力华代表常委去看望双方，劝说两派同学先回学校去，和院筹委会商量同意后，赵如璋和工作组可以再次回校检查。但是，“红旗战斗队”坚决不同意，认为赵如璋再回到学校去，会造成群众斗群众；筹委会、“红卫兵”、“赤卫队”也不同意赵如璋和工作组再回去，认为学院正在进行“一斗二批三改”，如果工作组再回去，又要引起辩论工作组问题，转移了运动大方向，也不利于团结。面对这种情况，国防科委党委常委只能不厌其烦地、耐心地向双方做说服工作，设法消除分歧，说服同学们“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以便加强团结”。但是，要想短时间内做通各派工作，谈何容易。

几天以后，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总政副主任刘志坚同志告诉我，毛泽东主席也听说了国防部门口发生的事情。毛主席说：搭起席棚，给他饭吃，给水喝，另开辟一个战场，让他闹几个月。(大意)

长征期间，我曾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过。我知道毛主席有时是正话反说，有时却又反话正说。这一回，该如何正确理解毛主席的真实意图呢?经反复考虑，我理解毛主席的意思是要国防科委尽快处理好这个事件。

事实上，从第一天开始，国防科委就为同学们准备了开水、稀饭、馒头。因为“红旗战斗队”人员流动大，一时人多，一时人少，很难掌握他们的确切人数，往往统计的时候人不多，临到开饭时突然增加许多人，供应的食品数量不足是在所难免的，但绝没有发生大热天不给水喝、不给饭吃的现象。至于要不要搭起席棚，我认为在国防部门口影响不好，不搭。重要的还是要尽快妥善解决问题。我代表国防科委党委分别看望了“红旗战斗队”以及筹委会、“红卫兵”和“赤卫队”的代表，并和他们反复商量如何澄清问题。同学们坐在地上，我也席地而坐，有人见状要给我一张报纸垫在下面，被我谢绝了。

我先是试图说服筹委会和“红卫兵”、“赤卫队”，同意赵如璋单独向“红旗战斗队”澄清问题。但是他们坚决不同意，理由是“红旗战斗队”所要澄清的问题，各派间有不同看法，大家都有权了解澄清的过程，并一再坚决表示，“如单独向‘红旗战斗队’澄清问题，一切严重后果由国防科委负责”。

于是，我们又提出第二方案：赵如璋向“红旗战斗队”澄清问题，筹委会、“红卫兵”、“赤卫队”只派少数代表参加。经劝说后，筹委会、“红卫兵”、“赤卫队”勉强同意，但“红旗战斗队”坚决不同意，理由是学院其他战斗组织对赵如璋的检讨没意见，用不着他们参加。

接着，我们又提出了第三个方案：向“红旗战斗队”澄清问题时，筹委会常委参加。没想到除了筹委会同意外，“红旗战斗队”、“红卫兵”、“赤卫队”都不同意。

9月8日，周恩来总理看到中央文革小组报给毛主席的一期简报中对这一事件做了片面的报道，便立即将这期简报批转聂荣臻、我和赵如璋阅，并指示国防科委可以让赵如璋去澄清问题，甚至可以单独澄清问题，首先要说服多数，不要压制少数，澄清问题后双方要开会求得统一。

9月9日晚上，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国防科委决定让赵如璋单独和“红旗战斗队”见面澄清问题。因为“红卫兵”和“赤卫队”坚决反对单独澄清问题，并阻拦了赵如璋到会，商量了通宵未果，澄清会没有开成。

9月12日，我和赵如璋与“红旗战斗队”代表见面，商量如何单独澄清问题。“红旗战斗队”方面的人进进出出，不时地向代表递条子、耳语，结果是“红旗战斗队”代表态度多变，刚刚同意了，马上又反悔。谈了整整一个晚上毫无结果。

此后，为了实现单独向“红旗战斗队”澄清问题，国防科委一直努力劝说“红卫兵”、“赤卫队”不参加澄清会，他们勉强同意了，但仍坚持筹委会是学院文化革命的领导机构，必须派代表参加。至此，双方的差距已经大大缩小，国防科委觉得再做一做双方的工作，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就在国防科委为实现单独澄清问题而费尽口舌地做说服工作的时候，中央文革小组的张春桥于9月19日给聂荣臻同志的秘书打电话说，北航有些学生对工作组有很多意见，已经拖了很长时间未能解决。伯达同志最近提议，这样拖下去不好，可以让工作组去听取意见，让少数派学生把意见说完，工作组要认真做自我批评。

听了秘书的报告，聂荣臻说，中央文革小组不了解情况。他要我把情况详细准备一下，去向张春桥汇报，研究一下究竟如何办好。随后，他又给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打电话进行解释，并希望中央文革小组出面，劝学生们回校。

9月21日，王力给聂荣臻的秘书打电话，转达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意见：“对北航问题，不管群众多少，找来了，领导上都要接见；对群众不要顶牛，顶牛最后总是没有好下场的。陈伯达同志下午约聂荣臻商谈北航问题。”

当天下午3时，聂荣臻约我来到钓鱼台陈伯达处开会。陈伯达不容聂荣臻和我解释，就强令国防科委把赵如璋交给“红旗战斗队”。他说：如果学生伤害赵如璋，我来偿命，我可以立下军令状。说罢，他真的拿起笔写了张军令状。等他写完之后，我向他详细汇报了赵如璋8月14日、19日两次检讨的情况以及我19日在北航全院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国防科委党委常委做的检讨，介绍了8月25日以来北航两派的意见分歧以及国防科委在这些天所做的工作，并特别说明，早在9月12日我就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和赵如璋一起与“红旗”代表见面商讨如何单独澄清的问题，怎么能说我们不见呢?在事实面前，陈伯达无言以对，只好当着聂荣臻和我的面将写好的军令状撕毁，继续商讨解决问题的办法。由于聂荣臻一再坚持，单独澄清问题的前提是“北航红旗”必须从国防部大院门口撤走，否则影响太坏。陈伯达最后决定：赵如璋和“红旗战斗队”代表当天晚上到全军文革接待站(三座门一号电影厅)单独澄清问题，并由他去劝说“红旗战斗队”离开国防部南门。

当天晚上，陈伯达来到北航“红旗战斗队”围困国防科委的大本营——国防部南门咫尺之间的航模体校。陈伯达公开表示支持“红旗战斗队”的行动，他说：“你们是少数的，少数是优秀的、先进的。”随后，“红旗战斗队”队员们全部转往全军文革接待站。从8月25日上午到9月21日晚，整整闹腾了28天的国防部南门暂时恢复了平静。

在全军文革接待站大门外，闻风而来的北航“红卫兵”和“赤卫队”的同学强烈要求参加澄清会议。国防科委派出工作人员一再劝说同学们回去，并恳切地要求筹委会不要让其他战斗队的同学到会，师生员工们对国防科委突然改变做法很有意见，大有被出卖了的感觉，说了许多带有情绪的话。国防科委工作人员满肚子的委屈只能自己强忍着，无处倾诉。

在接待站里，“红旗战斗队”和国防科委又发生了分歧。我们认为会议应由双方共同主持，“红旗战斗队”坚决不同意，一定要由他们单方面主持，双方争论了两个小时。这时，接到全军文革的指示，同意由“红旗战斗队”主持会议，于是我们照办。

北航“红旗战斗队”取得了会议主持权后，并不和赵如璋同志澄清具体事情，而是拿出他们事先准备好的一张“赵如璋的书面保证”，硬要赵如璋在保证书上签字。看到“保证书”上有“为单独澄清问题随叫随到”的字样，赵如璋感到有些为难，作为一个军人，不经批准，怎么能轻易保证随叫随到呢?看到赵如璋不签字，“红旗战斗队”便开始对赵如璋百般侮辱和谩骂，说赵如璋出尔反尔，是撒谎大王、大骗子。他们对赵如璋实行车轮战术，整整一个晚上不让赵如璋睡觉。

第二天晚上，赵如璋同志提出可以和同学们“三同”，他们竭力反对，说是大阴谋，又折腾了整整一个晚上，不让赵如璋休息。9月23日早晨，为了要赵如璋签字，“红旗战斗队”在一个小时内对赵如璋发出了27次严重警告，说赵如璋是修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者，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等等。这一天的下午1时，“红旗战斗队”宣布限制赵如璋的行动自由，还提出要罢赵如璋的官。时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得知情况后，通知国防科委赵如璋可以签字，赵如璋这才在保证书上签了字。这次会前后持续了42个小时，赵如璋得不到一点休息，被搞得筋疲力尽。

第二天(9月24日)，聂荣臻同志召开国防科委党委常委会，研究国防工业高等院校的“文化大革命”方面的问题，特意请赵如璋列席。聂荣臻首先在会上说：“赵如璋同志你受委屈了。”并表示慰问。在研究北航问题时，聂荣臻说：“我怀疑‘红旗’里面有坏人，有‘牛鬼蛇神’，肯定有后台。”

9月27日下午2时半，赵如璋继续和“红旗战斗队”澄清问题。赵如璋要求“红旗战斗队”将需要澄清的问题和疑问都提出来，统一回答。但“红旗战斗队”不允许，只能是他们提出什么问题，赵如璋就正面回答什么问题，而且只能回答“是”或“不是”，不准讲明原因，申诉理由。当赵如璋摆事实、讲道理时，他们就立即停止赵如璋发言，甚至抗议谩骂，说赵如璋是“牛鬼蛇神”，是“大坏蛋”，是“反社会主义”等，并且乘赵如璋不备，一把夺走了赵如璋的笔记本。结果，他们在笔记本中发现了赵如璋记下的聂荣臻的那几句至关重要的话。这下子可不得了啦，怀疑“红旗战斗队”里面有坏人，有后台，不仅“红旗战斗队”要穷追不舍，就连中央文革小组也非常恼怒。

9月30日，江青通过聂荣臻同志的一位老部下传话：北航问题，国防科委越来越被动，陷得很深，情况正在起变化，是执行错误路线，还是执行正确路线。必须坚决支持少数派。学生要斗赵如璋，就由他们斗，戴什么帽子就是什么帽子，不要怕，运动后期再说。她还说：“科委不要把聂总推到第一线，硬跟错误领导，搞成敌我矛盾就不好了。”

事已至此，一门心思地考虑，如何才能更加有利于澄清问题，如何才能避免北航各派群众间矛盾进一步加剧的国防科委，完全没有意识到这场由最高领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将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动乱，他们所做的大量工作都被指斥为执行了“错误路线”。

9月30日，国防科委给中央文革小组和中共北京市委写报告，如实汇报了事件的前后经过，并以赵如璋在北航的两次检讨，和我代表国防科委党委常委在北航的检讨，以及赵如璋8月24日关于与“红旗”单独澄清问题的几点意见和最后签署的保证书作为报告的附件一并上报。报告提出建议：(1)既然“红旗战斗队”不让国防科委主持澄清问题的会议，建议由北京市委派人参加并主持。(2)澄清问题的会议要强调摆事实、讲道理，要允许双方充分发表意见，意见不一致可以放一放。我签发了这个报告。

由于这个报告以翔实的材料说出了28昼夜事件的真相，并且提出“要允许双方充分发表意见”，这简直就是在和中央文革小组顶风对着干，不可一世的中央文革小组接到报告后怒不可遏。10月1日晚上，我一登上天安门城楼，就被当时在中央文革工作的一位军队领导同志蛮横地告知，国防科委的报告是错误的，必须收回。张春桥也凑过来气急败坏地指责我：你没有让赵如璋出去，就是不听毛主席的话!在那个年代，不听毛主席的话可是弥天的大罪。于是我便和张春桥激烈争辩起来。张春桥说我不听毛主席的话，我回应张春桥，国防科委从来没有接到过毛主席说赵如璋可以单独去向“北航红旗”澄清问题的指示。毛主席究竟说没说过要赵如璋出去单独澄清问题的话?如果说了，为什么要对国防科委故意封锁?如果没有说过，信口捏造毛主席的指示，那又该当何论呢?我和张春桥的争论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第二天(10月2日)，刘志坚给我和赵如璋写了一个便条，内容是：陈伯达给林总送去了一份军令状，请你们阅后立即退还交林办秘书带回。军令状是由陈伯达口授，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记录在一张纸上的，全文如下：“以普通劳动者的态度，同北航学生聚谈或者同住几天，科委的干部(包括罗舜初、赵如璋)如果被学生杀死或杀伤，陈伯达情愿抵偿。”落款是陈伯达的亲笔签名。在军令状的下角还有一行字：“关锋记录9月22日晚10点”。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细节：9月21日下午陈伯达与聂荣臻和我谈话时在场的是王力而不是关锋。陈伯达当着聂荣臻和我的面写军令状和撕毁军令状时，关锋并不在现场。到了22日晚上，陈伯达明明知道赵如璋此时此刻已经在全军文革接待站和“北航红旗”见面澄清问题，他为什么还要口授军令状，并让关锋为他记录?这是其一。9月22日晚10点由关锋记录的这份追记的军令状，陈伯达早不拿出，晚不拿出，为什么偏偏要到我和张春桥辩论后的10月2日匆匆送到林彪处，这是其二。(在陈伯达晚年最后的回忆自述中，对此也没有留下任何说明，这就为后人留下了又一个不解之谜。)陈伯达后来到处吹嘘，是因为他写了“军令状”，国防科委才被迫交出赵如璋的。如果真是这样，“北航红旗”围困国防科委就不是28昼夜，而是29个昼夜了，这样一个大破绽，居然没有被人发现。

有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北航“红旗战斗队”的气焰越来越高，他们继续循着“一条无头黑线”的思路，不断往上追。赵如璋不得不向我请示。很多事情“红旗战斗队”根本不相信他这个小小的工作组长能做得了主，他该如何答复“红旗战斗队”的追问?在国防科委，院校和文化革命工作分别由其他领导同志分管，我只是后来才介入的；但为了不把祸水引向聂荣臻，为了不让其他领导也遭到围攻，为了不使国防科委的正常工作受到影响，我考虑了一下对赵如璋说，不管学生们问到什么问题，你都回答只请示过我，都是我决定的，一定要保护聂总，保护其他领导同志。这样一来，我自然成了“红旗战斗队”攻击的对象。不久，每个字有一人高的大标语“撤罗舜初的职!罢罗舜初的官!”、“撤赵如璋的职!罢赵如璋的官!”贴遍了北京城的大街小巷。同时，“红旗战斗队”还提出了要国防科委搬到北航去办公的无理要求。

10月8日，中央文革小组和中央军委在人大会堂东大厅开会研究国防科委问题。会上争论十分激烈。张春桥等一口咬定我对抗毛主席指示，坚决要把我打成“三反分子”，到会的军委副主席们坚决不同意。陈毅说，国防科委为了避免两派群众发生冲突，采取的措施是对的。罗舜初前后6次到学生中去，和学生一起席地而坐，商讨解决办法，怎么能说他拒不接见学生呢?主持会议的林彪此前曾派秘书将中央文革小组的两期简报送我和赵如璋传阅，他的态度和几位老帅是一致的。“九一三事件”之后，张春桥在一次会议上说，林彪在这次会上说这个人(指我)过去很好嘛、现在搞得没有办法了，是比较勉强、有很惋惜的意思，根本没有对罗舜初不执行主席指示表示愤慨。林彪不久前刚刚说过“谁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就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张春桥则坚持说我对抗毛主席的指示，必须罢官。于是，林彪不得不退一步提出一个折中的办法：“先停职吧，这样主动一些。”(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其回忆录中说：周恩来随即补充说明，不是罢官，只是停职反省；不是反党，也不是反革命，只是觉悟不高。)当天晚上8点半，在三座门全军文革接待站，刘志坚代表军委宣布了我停职反省的决定。

10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批判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国防科委和我成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典型。

就在这天晚上，张春桥接见了福建省赴京学生代表，他对学生们说：“北航的学生要和工作组长赵如璋对话，在国防科委门口等了28天28夜，(罗舜初)他不见。我们报告毛主席，毛主席说要他见学生，他还是不见。后来陈伯达让他住到学校去谈话，说如果学生打死你，我陈伯达抵命，还签了字，立了军令状，他还是不敢去。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我见了罗舜初，和他辩论，我火了，对他说：‘为什么陈伯达的话你不听，连毛主席的话你也不听!你再不下去，明天我和学生站在一起斗争你!’”张春桥的讲话立即传遍了全国各地。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大规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运动在全国展开。被停职的我和赵如璋来到北京航空学院，在“红旗战斗队”的看管下实行“三同”。每天数以万计的学生怀着对伟大领袖的无比热爱从全国各地涌到北京，来到北航，无情地批斗已经被中央文革小组“首长”点了名的我和赵如璋。面对思想单纯，并不了解事实真相的年轻人，我和赵如璋只能忍辱负重，默默地承受着无休无止的羞辱和谩骂。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张春桥、陈伯达当时控制了绝对的话语权，以致时至今日，二十八昼夜事件的真相，已经渐渐地鲜为人知了。但不管张春桥、陈伯达怎样巧舌如簧，我始终认为，我所接触过的学生和教职员工中绝大多数都是通情达理的；如果不是有人在背后别有用心地挑动教唆，以我们党多年来在群众运动和革命实践中积累的一整套成功的经验和政策，这个事件完全可以得到妥善圆满的解决。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10年第1期　两次不准革命的经历　高 扬

高扬，辽阳人，1909年生。1936年毕业于东北大学经济系，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辽东省委书记、东北局组织部长、中共中央工业工作部副部长、化工部部长、吉林省委书记、农垦部长、河北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党校校长等职。是中共十二大的人事准备工作十三人小组和中共十三大人事准备七人小组的成员。他敢挑重担，为人正直，敢讲真话，在工作中建树很多。2009年3月29日逝世，享年百岁。现摘发《世纪老人高扬》一书部分内容，以表对这位百岁老人的怀念。

第一次不准革命：讲真话，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1958年“大跃进”后，全国出现了经济混乱，发生了缺粮恐慌。1959年7月，彭德怀同志根据他在各地的所见所闻，在庐山会议上提出意见，毛主席大为震怒。确定彭黄张周为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从9月末开始，在全党掀起了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政治运动。从9月末到1960年5月，我被中央工业工作部当作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典型代表人物进行了批判。中央工业部集中了13级以上干部三四十人对我进行三四十次严厉的批判斗争，有时中组部也来人参加。

我为什么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1958年8月9日。我带领部里十几名干部组成的工作组到河南禹县、鲁山等地了解大炼钢铁的情况。他们动员本县及来自许昌以东各县几千男女青年农民到豫西山区禹县、鲁山据说是铁矿丰富的地区，开矿山，搬运所谓的铁矿石(含铁量多少，甚至是不是铁矿石。谁也说不清)、运煤(不是焦炭)。同时组织农民伐木烧炭，用土砖砌砖窑，或利用旧砖窑，放进煤和铁矿石，以木炭或木材点火炼钢，等煤燃烧完或者灭火了，把熏得乌黑的所谓铁矿石扒出来就叫做铁。有的叫烧结铁，其实根本没有“烧结”，有的则不过土炉烟熏过的可疑的所谓铁矿石而已。那时河南省委正向中央报捷，并在报纸上宣布日产铁3万吨，叫做“放卫星”。我产生了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的意图。我刚到禹县有许昌地委副书记李音相陪，禹县县委书记习文开始对我们热情相待。后来，地委、县委的态度从冷淡到抵触，甚至敌视了。我察觉了，但认为我们没有错，虽不便责备，但我们也不改变自己的看法。这中间，我给我部写了考察报告，也给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王从吾写了报告，因为我是中监委委员，有责任报告我所察觉的各地党委弄虚作假、违背党纪的情况。大概当地的地委、县委也将我对那里大炼钢铁的态度报告了河南省委。接着由电话转来通知，李雪峰命令我率领分布在禹县、鲁山等地的工作组立即返京。不知李雪峰为何严厉批评我们，说我们要犯大错误了。我们集中到许昌，地委书记赵某某对我们盛情接待。我们回到郑州，只由我向省委书记吴芝圃和副书记杨蔚屏等口头汇报豫西大炼钢铁所见所闻，他们态度冷淡，没说一句好话。我们工作组灰溜溜地回到北京。李雪峰批评我犯了给河南省委泼冷水的错误，并说“你不要再下去了”；但他对河南省委的态度也很恼火，说河南省委把中央工作团“驱逐出境”，太无礼了。

1959年四五月间(或三四月)，中央曾着手检查“大跃进”中虚夸、违反科学常识的现象。在六七月份，我又奉命带工作团去包头钢铁公司检查工作。此次带的人更多，在包钢听杨维和公司书记陈守中汇报。说到该公司设计和基建中违反科学技术原则，盲目搞科技改革和加快基建速度。杨维是我老战友(曾任冀西专署专员，建国后他转业到冶金部工作，曾被派到苏联某大钢铁企业学习过)，他们及包钢所属的设计院不同意冶金部来人指挥包钢的技术改革。那时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专家已经撤走。冶金部来人提出的改革大多是不懂技术的谬见。如包钢从黄河引水工程中，原苏联设计应用直径一米多的钢管(又称铸铁管)，我们改用钢筋加固的水泥管埋入地下，管道共8公里长，万一水泥管断裂漏水，会造成高炉的重大事故，那可是祸事呀!还有其他技术改造不合理的问题，我已经记不得了。接着，我去了供给包钢铁矿石的白云鄂博矿山，我是和那时包头市委副书记高锦明一起去看的。那里也改了原设计，把3米厚度的水泥墙里用于加固的钢筋取消，说这是为了节约，而那个大粉碎机能粉碎直径90公分(甚至1米)的大铁矿石，其震动力大得惊人，水泥墙不用钢筋加固是吃不消的。矿石传送机往火车里装矿石，但支撑传送机的水泥柱里用于加固的钢筋也为了节约而取消了，如出现大的震动有引起水泥墙倒塌的危险。这项工程已依照修改方案建成完工了。白云鄂博位于包头以北数百公里，冬季很冷，而新建的职工宿舍过于简陋，没有取暖设备，冬季室温是摄氏零下8度左右。那里工人、技术人员大都是从鞍钢调去的。生活很艰苦，而工资却降低了，大家都有意见。还有包钢设计院领导反映其他草率修改设计的例证。我感到事态严重，于是在包头和工作组的处长们商量，向部里写了两份专题报告，副部长李立三转送给了中央。这也算是我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

根据上述材料对我共批判了几十次，办公楼里贴满了大字报。批判发言和大字报都是强词夺理，讲的都是些歪道理。有些同志如田哨、宋乐山等特别同情我，到我家来，名为批判我，实为安慰我。

除上述那些以外，还追查了我与彭德怀、周小舟的关系。彭德怀在抗战时期是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驻在太行地区，我见过几次；抗美援朝时期，他从安东过往，我以辽东省政府主席和省委书记的身份，也接送过几次。“大跃进”中，我到长沙，一天去参观历史博物馆，看见许多陪同人员随彭德怀来了，我不想见他受拘束，所以急忙看完就走了。周小舟我只是在高层会议上见过，没有个人接触。那次到长沙，他和周惠(省委第二书记)请我和我部处长黄文等吃一次饭，没有议论“大跃进”问题。这些经证明属实，才算是不再追查了。我公私分明，下去检查工作，没有送礼之事。查不出问题，就说我是“伪君子”，“小节好，大节不好”。在武汉参观汉阳的归元寺，叫同去的干部抽签(听说毛主席命他的孩子抽签，说以后就不懂得什么叫抽签了)，不过抽着玩而已，这就说我迷信。还有一条最严重的，说我和部务委员刘祖春(部秘书长)、薛光军(基建处长)有反党小组织活动，根据是我们议论过部主要领导和党中央的某些事。从组织原则说，系自由主义性质，部领导只有我们三人住在一起，接触多，其实没有不正常的关系。我叫我的秘书曹力把小皮箱中过去的手稿拿出给大家审查。其中有我在沈阳市委工作时的感想杂记本，对东北局书记高岗的作风有未指名的评论，被认为反党的根据。对包头之行，除了把我不赞成乱改设计的意见当做右倾思想批判外，还说我建议关心白云鄂博矿山职工生活，暴露了我知识分子的本性，怕艰苦，是革命思想的动摇。开始批判时，除据实说明真相外，我还引证党章的规定辩驳说，工作中个人的主张、见解，即使不正确也是允许的，不应该随意上纲上线，戴帽子，但是遭到大家更加严厉的斥责。以后我就不再争辩了，我怀着委屈情绪违心地做了一次次的检讨，我认为我没有错误，或者无大错误。在批斗我的八个月中，部的主要领导始终未出面，批斗会全都由一位副部长主持。每次检讨的书面材料都派专人送部的主要领导阅，前四次他都认为不行，对我严之又严。

遭到不实的批斗，而且是许多与我相处甚久，彼此了解的同志对我的无情斗争，我思想不通，心情恶劣，感到愤慨，感到人格受到侮辱。1960年，春天来了，位于复兴门外真武庙的中央工业部办公机关和宿舍大院内繁花似锦。被批斗的间隙，无聊中在院里徘徊，我颇有古人所谓“春非我春，秋非我秋”的慨叹和伤感，不知自己将来落到什么境地。食宿、散步和参加批斗之余，我总是常常躺在床上木然地呆想，半天不动，一支接一支地吸纸烟。我妻害怕了，大概怕我寻短见吧。其实我虽然愤慨而悲哀，但却从来没有萌生自杀的念头。“士可杀不可辱”的古训我是知道的，但我也知道司马迁忍腐刑之辱著《史记》的先例。邹鲁风就是这时自杀的。他是我在北京读大学时的同学，法学院“一二·九”学生运动领袖，抗日战争中任冀鲁豫区某专署专员。当时，他由人民大学调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不久，因去河南考察，曾写报告不赞成人民公社的某些做法，北京市委要批判他，他想不通，到某公园服毒自杀了。

到了1960年6月或7月，在我做了第五次检讨之后，终于结束了批判，定我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撤副部长职务，下放贵州工厂锻炼。中组部没有任何人同我谈话，由我部宣布中央决定。部里派人于7月23日送我及妻子、我的小儿子白惠尔、小女儿白丽达和我的外孙女贞达克去贵阳。到贵阳先住到贵阳钢铁厂油炸街招待所，孩子们分别上了小学和中学。几天后，贵州省委组织部通知我到距贵阳90公里的清镇钢厂去上班，任副厂长。清镇钢厂属贵阳钢铁公司。厂址距清镇县城几华里。该厂拟建两座25立方米(另称125立方米)的小高炉。我去时基建队已经炸平一座小山包，开始平整地基，但进展不快。已经到了一部分设备，但不配套，耐火砖到货一部分，品种规格不全。管理机构已经有了几十人，大都是部队营连排级转业干部，厂长蔡福堂，是第一军的团政委。这些人分住在钢厂附近“新农村”的农民家中。叫“新农村”，是因为各家都是建红枫湖水库时搬迁来的，房子是由水库拨款统一盖的。比附近村庄的房子好一些。我与厂办公室主任于某住居民楼二层的里外间。这种楼房极简陋，地板每块木板之间都露半寸宽的缝隙，隔墙也是这样，楼上楼下和同一层的这间那间都声息相通，烧火、做饭全楼烟气笼罩，呛得难以忍受。后来厂的职工宿舍楼盖完了，大家都搬进去，与居民分开了。但是新楼徒有其表，四层楼房没有上下水道，没有电灯，后来通了电，又因为没有变压器，总是灯光闪烁，后就断了电，我作为副厂长，还算能点上极小的煤油灯。楼内老鼠乱窜，环境卫生没法提了。不久，省里宣布清镇钢厂停建，蔡厂长率领一些干部去贵州北部织金等县帮助地方党“整社”，即整顿人民公社，我负责在清镇钢厂留守。留厂干部只剩下几十人，到鞍山等地培训工人回来了，随即又遣散了。我的“守摊”任务是种好厂区的可耕地，保管好到厂的小高炉的设备和耐火砖。散放的耐火砖距我们宿舍约三四里路，我带着留厂的二三十人把砖集中起来，活儿很累。我带头干，青年们来了积极性。那时粮食定量每人每月24斤，扣去1斤节约粮，只剩23斤，粮里还有沙子和稻壳，又少菜无油，多数人吃不饱，不得已改吃两顿饭。这样子，哪能拼体力呢!耐火砖搬完收藏好了，盖苫防雨。小高炉其实是无用之物，配件不全，质量也差，只是就地用草和苇席盖了一下。这事办完，为了度荒，我又带几十名留守人员乘坐两三辆厂里的苏联造四吨卡车去距厂四五十里外的清镇县属的一个山区村庄住下，上山打橡子(或叫收捡橡子)，即东北柞树那种灌木的坚果。收捡了几天，那里村支部书记说山是他们的，那些橡树子也是他们的，便把我们打的橡子全给没收了。回头又组织职工在可耕地里种些粮食。还种了土豆。

我在清镇的一年时间里，没有正经事可做，没有知心朋友，精神上极为孤独无聊。没有事情的时候，常到厂区附近不常见人迹的野外散步，溜达得很远很远。碰上野蒜，我们家乡叫香根菜，用小树枝挖一些，回厂洗净。吃饭时蘸我妻带去的酱油吃。散步时看农村食堂，望田野溪水，一片荒凉破败景象。定量供给的饲料被养鸭人偷吃了，鸭子则死光了。国事日非，前途茫茫，心情是不好的。记得当时曾哼出不合韵律的一首小诗：“暗夜望北辰，秋原闻痛哭，狂唱《红旗歌》，心事无人语。”末句不谐今韵，我从不敢示人。

大约1961年6月份，我被调到贵阳汽车制造厂当副厂长。贵阳汽车制造厂，实际是生产汽缸套、活塞环等的汽车配件厂，位于贵阳西郊马王庙村，全厂职工1300人。设备简陋，管理落后，工人技术水平也较低，产品也是低级合格品。我分工管财务和技术检验。有日常业务，我又想通晓管理。我的习惯是做什么学什么，我就找汽车构造、汽车制造的常识和汽车零部件的检验的书来看，到车间看各种机床的操作，还想学车床操作。

这个汽车制造厂的各车间，按起码要求，实在不像样子，门窗破旧，满室灰尘，没有生产流水线，像是手工作坊。

到汽车制造厂我才和妻儿团聚。我们住到了该厂领导干部共住的简陋的小楼里，住二层的两间小屋，占了楼后平房一间小屋为厨房和餐室。贞达克上了街道办的小学，与厂党委书记的小女孩结伴同行。白惠尔仍住贵阳省立一中，是重点学校，白丽达仍住军区的八一小学，他们星期六可回家。

在贵阳汽车制造厂约一年，这期间同事们对我并不歧视，加上我又安了家，处境比在清钢好一些。这时“大跃进”恶果暴露无遗，全国盲目建设的气氛开始降温。我的情绪好多了。有当时我写的一首感怀七律为证：“照眼繁花烂漫春，行藏心事哪须论，艰难有恨负家国，去往无私眷子孙。北国衣冠传扰攘，南枝鸟鹊梦寒温。闻鸡听雨学书剑，顾兮风云未老身。”此诗中第五句“北国衣冠传扰攘”是指赫鲁晓夫搞乱苏联。第六句“南枝鸟鹊梦寒温”是写我们家庭经历、家属的沉沦之感和我宦海浮沉的荣辱感。随之而来的是即将为我平反的信息。

1961年冬或1962年二三月份，李立三请贵州省副省长吴实照顾我，向他提出了可否考虑将我安排任省副厅长，以免在下边工厂把身体搞垮了。吴实是老红军，抗战时期我们就相识。在一次传达周总理关于中苏关系报告时，他转达了李立三的嘱咐，并在金桥饭店热情地款待我。不久，中央工业部的田哨同志叫娜娜给我写信暗示，不久就要给我平反了。记得那时娜娜还先后寄来北京糕点和从苏联带回的糖果。1962年春节前后，西南局经委主任谭申平来贵阳，到汽车厂看望我，说是可以调我到省政府哪个厅当副厅长，作为过渡，使生活得到照顾。我说这个厂人熟事熟，不想做临时性变动了。4月中旬贵州省委组织部通知我携眷回京另行分配工作，接着又通知我先个人回京谈工作分配。我立即匆匆回京，厂里给我买了硬席座，交通厅长亲自送上火车，嘱咐列车长注意照顾这位老同志。到北京站，中组部处长张长庚去接我。

在中组部平安里招待所住约50天左右，等待分配工作。中组部李楚离副部长召集原在中央工业部工作的华北局干部及分配在北京的其他原工业工作部的干部四五十人参加的会议，在会议上他通读了1962年5月28日中央组织部对我的平反决定，并宣布撤销1960年给我的处分。李立三代表原中央工业工作部(那时已撤销，组成中共华北局)部委向我做检讨，赔礼道歉，我表示感谢党给我平反，声明在批斗中对我态度失当的同志，以后我一定会友好相处。这样就算平反了。

在待分配期间，我心情平静，闲中每天早起我走遍了平安里往北的大街小巷。有时转到什刹海。星期天在北京工作的王艺、娜娜和在清华大学读书的白拜尔来了，就有半天的快乐；我们还乘坐华北局派来的汽车重游八达岭长城、十三陵及其他一些郊区名胜古迹，在长城等景区吃过野餐。7月中旬，中央决定我到化工部任部长。去部报到之后，就回贵阳交代工作和接家属，在那里顺便去了一次遵义，当时只有已经放假的白惠尔与我同行，参观了遵义会议纪念馆，回程时顺便看了属化工部领导的全国最大的开阳磷矿，没有看黄果树瀑布，回贵阳请汽车制造厂同事们吃一顿告别饭，随即带上家属于7月22日回到北京，此后再未去过贵州。

第二次不准革命：“文革”被定为“三反分子”

我在化工部工作了整整四年，这是我在固定岗位上工作时间较长的一次(只有在中央工业工作部超过四年)。这也是我工作顺利、精神爽朗的时期。当时中央开始执行经济建设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几年间全国化学工业出现了正常的发展局面。根据我国化学工业的发展形势和中央的指示，前两年我致力于将“大跃进”中建设的小氮肥厂投产、大型氮肥厂提高产量，以满足国家增产粮食对化肥的需求。我记忆较深的是后两年，1965年，提出把化工建设的重点转到抓塑料、合成纤维、合成橡胶这三大合成材料工业的发展和增加物质投入上来。同时努力改变技术干部分布不合理状况，准备进行全国范围内的岗位调整，规划加强有机化工，加强内地企业和非部属的地方企业的技术力量。但是，前者还没有取得显著成绩，后者还没有提出调整方案，“文革”就开始了。

1966年7月底，我率党的工作者代表团从罗马尼亚出访归来，一下飞机，化工部一位副部长名为迎接，实则是拉我到部里进行批斗。我拒绝立即回部，理由是访罗情况须向中央写书面报告。在玉泉山饭店住了一个星期后到部上班，部机关揭发我的大字报铺天盖地，造反派又敲锣打鼓来我家贴大字报。在楼门口揪斗我，还叫我小儿子白惠尔和小女儿白丽达也站凳子上陪斗，街道居委会召集居民，甚至连幼儿园孩子们都来参加批斗。我妻吓得不知所措。急忙叫王艺打电话给一位中央领导人的秘书反映情况，那秘书冷冷地简单回答说：“知道啦。”8月13日国家经委宣布我停职审查。当天晚上，部机关冒雨召开干部大会，揪我与苏继光(政治部副主任)、江浩然(科研局局长)上台示众和进行揭发批斗。随后几天又押着我们在办公楼各层楼道中敲锣打鼓游斗。在北京化工学院召开的由北京部属机关和各企事业单位参加的万人大会，从8月23日至25日连续斗了我三天。在会上我每天“坐喷气式飞机”六个小时，脖子上挂了用铁丝坠着砖头涂写着“黑帮分子”、“走资派”的沉重的板牌，以致大会后坐骨神经痛了许久，行走困难，请房山张大夫用艾炙治疗才得以减轻症状，但右腿下肢麻木，多年不愈。第一天批斗后，拉到与会群众中示众，遭到中学生的拳打脚踢，跌倒了好几次。晚间与我一同被斗的张珍(副部长)、张亮(副部长)、苏继光和江浩然等被监禁在学院教学楼底层一个大房间中，睡在地板上，并受到学院学生的毒打，张珍被打得最重。

化工部常务副部长梁某某在我们被揭发和残酷批斗中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但他在1966年9月7日也被中央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一部分机关群众又揪斗了梁某某和与他站到一起的两位副部长。后来，中央派徐今强来任代理部长。化工部机关人员分成了两派，部机关大乱，中央又决定实行军管。

批斗我，说我犯了什么错误呢?主要是：(一)大字报揭发我反毛泽东思想。原来我对部的一份上报文件稿删掉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字样，因为它多次用这句话，我删掉了其中多余的，并且说明了理由。还有我批阅天津化工研究院的报告，不赞成他们星期天也命令工作人员一律学“毛选”，并认为不宜硬性规定学习者都得写学习心得，(二)在我办公桌抽屉中找到了我为某单位题词试笔时，用墨笔写了“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昆曲《牡丹亭》中的曲词)和“支离东北风尘际，飘泊西南天地间”的七律诗(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之一)，有人贴大字报，说这是我作诗发泄对党的不满，心理阴暗。(三)张某某通过私人关系，从华北局档案中抄来我上述杂记本的部分文字用大字报公布了，于是有人说我对党仇恨。是漏网大右派。(四)说我是邓小平黑帮成员。(五)怀疑我是叛徒，把我拉到化工研究院，诡秘地审问一次，后来查明我从来未被捕过。徐今强来部主持工作，造反派把我当成“死老虎”，批斗和大字报逐渐减少。后来康世恩来主持化工部(叫石油化工部)工作，给我办过所谓小型学习班，即批斗一个多月，但那已经是强弩之未了。

1969年秋，在我参加基建总局学习活动时，局领导动员我报名去河南太康化工部“五七干校”。按中央文件，老弱病残是不下放“五七干校”的，我当时左腿下肢病和肺病未好，拒绝报名，但他们就在广播中指名下放。我在太康干校食堂管理饭票菜票和吃饭时在窗口卖饭菜；后来则调去看粮食仓库。不下田，工作算是轻松的。其间，我的两个女儿娜娜和丽达曾先后来探视我。娜娜从明港干校来，丽达从北京来。我们父女在困苦中相见的欣喜与离别的悲伤，至今记忆犹新。与我接触的队员彼此相处还可以。但党籍未恢复，看别人参加支部活动，心中不快(林彪叛逃事件是娜娜来信暗示方得知的)。到林彪折戟沉沙之后，“整人”气氛才松动了些。

太康县是夏朝国君太康活动的地区，但夏遗迹已经渺不可寻。我们干校所在的地方农场工人异常贫困。才到干校时，他们欢迎我们，已经9月下旬，十多岁的孩子们都是赤身露体。工人住在用秫秸盖的土房中，有木床，无蚊帐，无箱子，也无桌子，三餐是在室外蹲着吃，不过吃几块红薯和咸菜而已。中秋节日，我们住的马棚隔壁(用秫秸隔开的)十几个男女工人喝着酒，说笑叫喊，一个人说的一句话，我至今不忘。他说：“今朝有酒今朝醉，不管明天喝凉水。”大概这就是那里人节日的心声吧?!

我在干校读完三卷《资本论》，我先是同炊事班的人住马棚的隔壁，没有桌子；后来住进新盖的平房，四个人住一间，也没有桌子。看仓库不忙，但那是什么样的仓库呀，几间高大的仓房，堆满成袋小麦，得关上仓门，否则成群麻雀会涌进来啄麦粒，我常看见麻雀从窗上小洞飞进来，我一轰，它们从一两丈远的地方飞起，准确地、笔直地从窗洞飞出去，使我惊异这小动物身体构造的神妙。这里光线暗，也不能读书，我想不起来在那种生活条件下，我是怎么读完那三卷大书的。

1971年秋，周总理下令，在各“五七干校”的中央副部长以上干部一律回京，于是我也就回家来了。那时候“四人帮”飞扬跋扈，但对我这类斗争对象却又顾不上“辖治”，所以我觉得宽松了。有暇读书，也有暇锻炼身体；早晨散步，从和平街北口我的家顺北三环东路往西或往东走，常常走过牛王庙，有时走到农展馆，甚至东直门，用的时间是一个半小时至两个小时。也还偶有旧友来访，如关山复、李正亭、刘毅、刘祖春、胡开明、杜者蘅、王铮、魏震五等。记忆犹新的是1974年春季，关山复、李正亭、魏震五和我(有娜娜相伴)到李正亭家集合，一块坐公共汽车去游卧佛寺，在樱桃沟小溪的源头处坐在溪中大石头上喝酒、野餐。那时樱桃沟是清静的，有四五个男女青年走来，看见我们那样子，说“这几个老头还挺‘暇逸’”，他们哪里知道我们是苦中作乐呢!

“文革”后期石化部(1975年1月至1978年3月由石油部和化工部合并为石化部)主要领导，明知没有查出我反党或其他错误，可就是不予“解放”。1976年10月“文革”已经结束，“解放”像我这样的人客观条件逐渐成熟。1977年冬，中组部派张长庚处长到我家说，中央想不等待给我做政治结论，就先分配我去吉林任省革委会副主任，问我愿不愿意去。我说我已经是接近70岁的人了，来日无多，能为党再做点事也足以自慰。石化部政治部接到通知，派人给我送来党的关系介绍信，按固定格式，写为“高扬同志系中共正式党员”。看后我说：“什么时候你们给我恢复的党籍，我还不知道，此信你拿回去吧，省得将来再搞‘文革’，说我是混进党内来的。”第二天，刘子廉(那时已任部政治部副主任)到我家做些解释，我收了党的介绍信，于12月7日王艺送我和妻子乘火车去了长春。

1979年春。调我回北京组建新的农垦部。化工部(1978年3月5日石油化工又分成两个部了)部长孙敬文得知我的新任命后，给我打长途电话说，化工部已经给我做了“文革”审查的书面结论，想在电话中把结论稿念一念，我如同意，他们就将上报中央了。我说：“这事等我回北京再说吧。”

我于4月中旬在农垦部正式上班。一天，孙敬文带着主持对我进行多年审查的龚镇来找我，拿出极简短的审查结论稿给我看。我说，我不要求像过去那样开万人大会来给我平反，但审查结论应该写明原来批判的根据是几条，又根据什么来逐条否定，像现在这样写，我不能签字。孙敬文很尴尬。结论改了两次，我都不同意，拖了好几个月。一天，中组部部长宋任穷约我谈话，我估计是为给我做结论的事。果然，一见面，宋任穷就说起这件事。我说签字很简单，我书记、部长都做两年了，等于中央早给我做结论了。我就不满意有些爱“整人”的人，“整人”时把“定罪”的材料看得那么重，而平反时却又逃避责任，想轻描淡写、糊涂了事。我痛快淋漓地控诉了“整”我的负责人的热衷夺权和怕失权的恶念，及他们使用的卑鄙伎俩，然后说，我向党控诉完毕了，不管结论怎么写，我不看都可以签字。“火炎昆冈，玉石俱焚”(引自《尚书·胤征》)。我不算“文革”灾难的“大苦主”，可总也算经受了一次大考验。考验的结果：一是证明我没有犯过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的错误；二是我没有抛弃革命信念；三是我没有真正承认过错误，应付批斗的假话则说了不少。这有交代历史的文字(存于档案中)可以为证。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10年第1期　“以人为本”与“唯人主义”　黄宗江

我已活到近九旬了，常自询生而何为?曰：为人(己)为人(他)。人不为人还能算个人吗?两年前曾形成一文，久思有所增补，如下。

“文革”后认为当可“知无不言”了，写了一些文章，又几陷“污染”，仍难逃“祸从口出”。中国影协的内参上记下了我的一次发言(1980年8月)，题作《带“人”字的》。记录在案，复抄于下。

我从小就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小时候读过谢冰心的《寄小读者》，巴金的《灭亡》、《新生》等等书籍，这些书给了我极大的影响，使我对于人类善良的东西，对于美好的世界，有着无限的憧憬。尔后，看到世间不平是那么多，渐渐发现唯有共产主义才能真正铲除社会的不平。这样，我就从追求人道主义逐渐发展到有了阶级观念，最后接受了共产主义，参加了革命。我认为，共产主义或者可以说是实现人道主义的“顶峰”吧。

多年来的思想改造运动，使我的思想觉悟似乎有了提高，但同时，似乎把我思想中最精华的东西——人道主义改造掉了，认为这是超阶级的虚伪的东西。1964年，我到了越南南方战场，在丛林生活了两载，写了一个剧本《南方啊南方》，我返国即遭到批判。其根据是，我在剧本中写到了越南阵营中英雄母亲的子女均为英雄唯有一子加入了伪军，最终也反悔；而在对立的美国人中出现了一位同情越南人民的母亲。在林彪委托江青执掌的文艺座谈会之际，作为反动的人性论典型铅印下发批判，并注明绝密会后交回。由于“虔诚”，我当时是“认罪”的，但思想深处对于人道主义等等问题并没有想通。到了“文化大革命”中，随着江青一伙越来越残酷，我就越来越感到，人道主义即使不完全对，但比起江青他们的那一套，还是强得多了。粉碎“四人帮”以后，我的思想认识似乎发生了大变化，我认为，“四人帮”之流把人性、人道等等都归给资产阶级，把厚道归给封建统治阶级，而他们所作所为，就是不人道、不厚道、无人性，可称兽性、兽道。

我在越南访问时，见到过胡志明主席，也读过他的全集。他在一篇文章中说，自由、平等、博爱是资产阶级不能实现的，而我们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却能够实现。虽然我当时很尊敬胡志明，但总觉得他的这些话似乎有点“修”的味道。现在想来，他修得对。资产阶级提出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他们也的确不可能完整实现；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些口号拿过来，虽然不是我们共产党人奋斗的终极目标，但简单的否定是不对的。我认为，人性、人情、人权、人道主义等等带“人”字的，无产阶级都应该抓过来，并高举在自己的手中，不要把这些“人”字号的都奉送给资产阶级。当然，人性、人情还有个阶级性问题，还是要受阶级制约的。但如果在人性和阶级性之间截然地划一条界限，那就会搞成绝对化，反而会造成更大的混淆。

如上的发言，我之后在作协的一次“黄山笔会”上又发了一次，归来偶遇好友之子在编辑最高层的内参，他告诉我黄山之会报上来了，头条是“人”字号的。我无意中撞上了个“反动纲领”。之后在我所属的部队电影厂的大会上，政委以浓重的苏北口音宣称：“有个黄山黑会，大文豪冯牧去了，黄宗江也去了。”时已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言论放宽，我也未太在意。时间过去了，下一政委上任，他找了我去，浓重的冀东口音开门见山：“你这个‘人’字号是个啥?顶多有点片面性吧，我给你了啦罢!”我说：“政委啊，过去你要说片面性，我就顺竿爬了，我现在的认识连片面性都没有。”可爱的政委和我相视而笑。

即“记录在案”又岂能相笑了之。又一段时间过去了，“清除精神污染”!我所在创作室的党委书记是我一好友，曾对我说过：“咱俩是我厂两大人道主义者!”我虽不敢当，仍以得他并列为荣。运动开展，他首先自我检查，“洗澡下楼”，然后就展开攻势，发动对我的大批判。历经运动，我当然懂得这套数，也不太害怕了，但仍愁于如何辩解，不卑不亢。那年初，中央2号文件，曾转载我部运动情况，居然说我检讨的很好，其实我尚未及开口。幸得胡耀邦同志主持大局，“清除”戛然而止。其后“整党”，我创作室书记对我说了声对不起。我这位密友在名位上一向患得失，终至癌结而终。

我不学乏术，缺乏理论，但对“人”字号越发想研究研究了。“人道主义”一词想系外来。Humanism这一字查遍英汉、汉英字典，既作人道主义，亦作人文主义、人本主义。何以一词三用，曾请教于翻译大师罗念生及杨宪益，均未得释。去岁又求教许渊冲教授，复信说：“谈到Humanism问题，哲学家译人本主义，社会科学家译人道主义，文学家译人文主义，因人而异。”此说甚精辟，惟仍未释三译渊源。我一知音青年学者张冠生助我搜寻不少资料，尤其是董乐山译布洛克著《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一书。董乐山是我好友老友，“右派”老党员，我却未能在他生前请教。他也在对英语以及所有拉丁语系类似的Humanism追根溯源，笔下仍踌躇。董的译序写于1991年，后在1998年董又有新发现，著文题为《人文主义译名溯源》，录先贤吴宓语：“Humanism宓初译日人本主义。译为人文主义，皆胡先骕君造定之译文，而众从之者也。Humanitarianism译为人道主义，则众之所同。”

董又顺带提到：“译为人文科学不知是否借用《易经》中的一句话：‘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所谓人文，用现代汉语解释，却是指礼教文化，在字面上与Humanism甚为吻合，但从内涵来讲，就难说了。”还有学者李之鼎在另文中指出林语堂较早提出“中国的人文主义”，“可能与专制人道主义搅在一起，是非莫辨”。

尊“人”之说，古今中外，谁说的早，说的透，无须争辩。我觉得Humanism的一语三解更显得其意义之宽广，或更可一语一蔽之，日“以人为本”。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争论，“我在故我思”还是“我思故我在”为两难辩证(Dilemma)，或将延伸永世，但唯人主义想来是一种极高明的主义。

我原无能力无学问进行这样的学术论辩，原只想就我所思所感对“人”字号再作一次发言。已经够哕嗦了，但还想引经据典。

季羡林日：“在过去一段时间内，谁要提‘人性’就是‘人性论’，而‘人性论’就是‘修正主义’，离反革命只有一根头发丝的距离了。”(1993，8，22)真是谈“人”色变啊!

马克思日：“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兽的关系只能兽性来维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巴金在他的《随想录》中写道：“人兽转化的道路必须堵死!十年‘文革’的血腥的回忆也应该使我们的头脑清醒了。”(卷五《人道主义》篇)

但历年常有不想使人清醒的权威人氏常想禁提“文革”及其他血腥的回忆。何等的血腥?!我不能忘记老舍、海默、吴晗、马连良、周信芳、言慧珠、冯喆、上官云珠等等等等被迫害致死；列举的还是少数文艺精英，各行各业又有多少冤魂屈鬼!众所周知的领导人物刘、邓、陶……直言抗权的张志新，林昭，遇罗克……武斗文斗中的伤亡，就无须多说了，实在是古云罄竹难书。尤不堪回忆的，当时小报广刊的照片，瞿秋白的白骨横陈，逼他的妻子杨之华望着认罪!这是我党一代领袖啊!如认为这种“鞭尸”是泄愤，如今是什么愤?谁的愤?当鞭谁之尸?

近读张显扬著《趋势与选择——对历史唯物论的解读与批评》，杨继绳著《(起点)、(转折)序——站在新的三十年的门口》，实令人振奋，感到那一句还是顶一句的“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又不免想起自己提到的“唯人主义”。最近翻阅旧籍，得见王若水，曾遭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者大褒又大贬的大学者，在1995年国庆46周年的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其结束语的标题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精华——实践的唯人主义”，最后又简作“唯人主义”，并称为这就是德、英文中的Humanism。我豁然开朗：“唯人”才是马克思的真谛所在，“加秦始皇”云云是最最最最的修正主义!!

能不呼唤人性归来?现在常说“现代化、现代人”，我认为：在人类未消灭战争之前，还是史前时代，还是兽性时期；只有世上消灭战争之日，才可称现代、现代人。世上最大的罪犯，是战争罪犯，是恐怖分子，是真正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者!

关于中国的事，欣见近日思想论坛活跃，高见层出。我是十分赞同建树有中国特色的唯人主义的民主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才是正途，一语以蔽之“以人为本”。

社会和谐，人类和谐，自然和谐。有望!人还是值得活下去的。

2007年7月7日初稿。

2009年9月30日定稿。

(责任编辑　致　中)

2010年第1期　共产党员雇工问题的三次讨论　张厚义

中国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以后，怎样认识和对待共产党员的雇工问题，有过三次讨论。回顾和总结这三次讨论，对于我们党进一步巩固阶级基础，扩大群众基础，巩固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的第一次讨论

第一次讨论是围绕富农党员问题展开的。东北大部分农村于1948年完成土改，到1949年底，农民的生活水平普遍上升。其中，有上升户添车买马雇长工，买进或租进土地；同时，也有些农户因缺少劳动力或疾病灾害，生活水平下降，有的出卖或出租土地，或借粮借款当帮工。有些共产党员开始雇工。许多党员不了解是否允许雇工，特别是否允许党员雇工；有些党员听了党员不应剥削的党课后，出卖牲口，解雇长工。有些乡村干部不让上升户买马买车添独犁，怕他们单干；有的认为组织起来是“国策”，单干不合法，强迫农民参加互助组。不少区县干部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农村究竟应是什么样子?等等。

面对农村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东北局于1949年12月召开有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会议就如何对待新富农，特别是如何对待成为富农的党员或富农入党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多数人认为，共产党员不能有剥削行为，而必须走互助合作、共同致富的道路。也有人认为，既然国家政策允许富农存在，也应当允许新富农中的党员存在，党内党外的政策应当是一致的，否则，党外的农民看到不让党员致富，就会害怕，就会影响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会议讨论的结果，最后以东北局名义做出决定，对共产党员和普通农民应区别对待，共产党员不允许有剥削行为，要带头走集体致富之路。对坚持剥削的党员，应劝其退党，情节严重的，要开除党籍。

座谈会后，东北局就有关对富农党员的处理意见，写报告向中央请示。刘少奇于1950年1月23日签发了中央组织部答复东北局的信，并于当晚与安子文等人谈了他对东北农村出现新富农等问题的意见(1949年秋，刘访苏归来，途经哈尔滨时，曾对东北农村的新情况做过调查了解)。

中央组织部复信指出：“党员雇工与否，参加变工与否，应有完全的自由，党组织不得强制，其党籍亦不得因此停止或开除。”“在今天农村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村资本主义的一定限度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党员向富农发展，并不是可怕的事情，党员变成富农怎么办的提法，是过早的，因而也是错误的。”

据安子文整理的刘少奇谈话记录，大意是：东北土改后农村经济开始向上发展了。有三匹马一副犁一挂大车的农民，不是富农，而是中农。这种中农应该得到大量的发展。今天的变工互助是建筑在破产、贫苦的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这是一个不好的基础。将来70％的农民有了三匹马，中农就更多了，他能够单干了。这是好现象。现在的变工互助能否发展成为将来的集体农庄?我认为是不可能的。这是两个不同的阶段。不能把新民主主义阶段同社会主义阶段混为一谈。由个体生产到集体生产，这是生产方式上的革命。没有机器工具的集体农庄是巩固不了的。富农雇人多，买了马，不要限制他，要让他发展。现在是私有制社会，党员生产发家了，将来实行集体化时，将自己的财产交出，这种富农党员也是好党员。认为(当)党员便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

薄一波回忆：“据高岗说，他收到少奇同志谈话记录后，在北京面交毛主席，毛主席批给陈伯达看，对少奇谈话的不满，形于颜色。后来，这个谈话记录就成为高岗反对少奇同志的重要借口。”

这次讨论，显然没有展开。这次讨论，在提法上是否允许党员雇工，富农入党，但是，其要害是不是立即采取实际步骤消灭资本主义的问题，也就是土改后的农村，要不要“趁热打铁”，开始起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对这个直接关系到是坚持还是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的基本政策和基本理论的重大问题，中央高层没有坐下来认真讨论，广泛征求意见，而由毛泽东“不满形于颜色”，就草率地结束了这次讨论，为以后的党内“一言堂”埋下了隐患。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形成过程中的第二次讨论

1982到1986年，每年的中央1号文件都是谈农业、农村问题。拟议中的1984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具体建议的第(4)项为“允许私人办企业雇工经营”。在提请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时，胡乔木提出一个如何对待党员雇工问题。经过讨论，意见未能取得一致，不好做结论。大家同意，看不清的问题，可以放下再看一个时期，搞清楚再处理，这也是一种政策。会后请示邓小平，他说：“不急于限制，看3年再说。”

另据《陈云传》记载：会后，万里将送审稿送邓小平、陈云。陈云审阅后认为“很好，同意发出”。同时，对农村雇工问题提了两点意见：“一、雇工政策还可以再看两年，即使出一点问题也不可怕。”“二、对党员雇工要慎重。党内对此存在不同意见，中纪委也有个意见准备报告书记处。因此，这个文件是否不作规定，由书记处再讨论。这是一个原则问题，需要充分讨论。小平同志在八大党章报告上讲：‘党员必须是从事劳动而不剥削他人劳动的人。’现在形势虽然比那时有很大发展，但对党员的基本要求还应当坚持。看这个问题的利弊，不仅要从现在看，而且要从若干年后来看。”当天，他就这一问题致信邓小平。邓看后，批示：“请书记处再议，文件晚几天发也可以。”

1984年中央1号文件指出：关于农村雇工问题，中央“已有原则规定，应继续依照执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及时办理登记发证工作，加强管理。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调查研究，以便在条件成熟时，进一步作出具体的政策规定。”

这样，怎样认识和对待共产党员雇工的问题，就成了这个阶段私营经济政策研究和理论研究的中心议题。1984年初，由笔者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雇工经营研究课题组，也把共产党员雇工问题作为一个专题。经过调查研究，可以看出当年共产党员雇工的一些特点：

1，现任或原任干部职务(主要是大队书记、大队长等大队干部和社队企业负责人)的党员多。他们有一定的管理能力和领导经验，社会关系广泛，在取得贷款、原材料和寻找销路等方面，有诸多优势。2，承包社队企业的类型居多(以后逐步成为“转制型”私营企业，“近水楼台先得月”。3，从事工商业、运输业、建筑业等盈利较高的行业多。4，从他们入党的时间看，多数是先入党后办企业，其中多半是“文革”前入党的。少数是先办企业后入党，有的是被动员加入党组织的。

那么，广大群众的反映如何呢?“目前，群众对多数党员雇主没什么恶感”。但引起群众不满的情况也有：一是利用职权，假公济私，群众称之为“小官僚资本”；二是收入过高，群众称他们的钱来路不正；三是凭借职权入“干股”，不劳而获。

1984年2月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中纪委关于《加强党的纪律的若干规定》的说明时，就《规定》中提出的共产党员不准雇工剥削的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从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的实际情况看，雇工有多种情况，十分复杂，涉及到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只有进行调查研究，才能对党员雇工问题做出合理的规定。

2月28日，邓小平同薄一波谈话，就上述党员雇工问题提出两点意见：(一)农村雇工，我说看两三年，没有什么了不起，将来经济发展了，如果有了偏差，一个命令就可以收回来。(二)我们是搞社会主义的，要提倡党员搞合作生产，我们终归是要搞社会主义的。

10月22日，在中顾委会议上，邓小平再次强调“看一看，不要动”，指出：“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针对雇工经营户规模扩大的情况，1984年11月19日，邓小平在接见外宾时指出：“目前，有的雇工达20人，有些同志就着急了。我说，不用着急，这只是个别现象，不必改变现行的政策，过几年再说。”

经过全国上下的调查研究，中央领导逐步形成了对私营经济的基本政策。1985年2月12日，赵紫阳在接见外宾时指出：对个体经济和私人企业，中国基本上不采取再搞一次国有化的政策。私人企业是社会主义国家中的资本主义成分。它的发展是有限度的。将来对它不需要采取国有化政策。有一些私人企业，不会改变我们国家性质。

11月24日，邓小平同薄一波谈话。薄一波淡到农村党员干部在发展经济中有三种情况：(一)带领群众共同致富；(二)带头个人致富；(三)依仗特权谋私致富，其中有的是雇工经营者，得到上边特殊扶植，占用公有资源、大量贷款。对此，邓小平指出：对第三种，要控制，可以收累进税。贷款也应有区别政策。雇工，我说看两三年是必要的。这几年所采取的各项办法是对头的，是为了保护前两种发展，如果不保护就会乱，这必须认真注意。但对后一种要管一下，是管一下的时候了。不能说总的形势不好，如果不采取这一套政策办法，试问农村出路何在?有一个报告说，雇工经营出现是必然趋势，不可避免的，现在要考虑如何纳入轨道。这个意见对。

12月20日，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杜润生在报告中说，目前农村中出现了很多雇工现象，一般是请帮工和助手，典型的雇佣劳动性质的很少。有些“大户”是人为垒起来的，以牺牲公众的发展机会为前提；支持大户的方式，并不是党的政策，也不能认为是正常现象，更不能作为考察经济发展趋势的事实依据。现在农村党员富裕起来的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带领群众致富；一种是自己勤劳致富；第三种靠以权谋私致富。对前两种人我们一定要加以保护和鼓励；对后一种人主要通过税收来加以限制，对个别目无法纪的要加以制裁。

根据以上讨论，形成了1986年中央1号文件。文件提出，“要鼓励各类专业户勤劳致富，但不可人为地‘垒大户’”，强调“农村整党正根据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的通知逐步展开。在整党中，对于积极带领群众一道致富的党员，要予以表扬；对于个人勤劳致富的党员，要予以保护；对于少数以权谋私，采取不法手段牟取暴利的干部党员，要分别情况，严肃处理”。

那么，如何认识和对待共产党员的雇工问题呢?经过广泛调查和深入讨论、研究，1986年5月8日，赵紫阳在听取了关于农村整党情况汇报后，就农村党员雇工和农村经济发展战略问题发表了重要意见。他说：农村中的党员雇工问题究竟如何解决，必须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但是，要在这次农村整党期间把这个问题搞清楚，还有一定的困难。因为这个问题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现在对农村雇工问题的认识，各方面争议很大。因此，要实践、试验，要研究、讨论，不可能马上拿出办法来。如果在这次整党中就对有雇工问题的党员不予登记，势必会引起大的震动。所以，这次农村整党不再涉及这些问题，不解决党员雇工问题。这次农村整党的指示、文件，要避开雇工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现在还说不清楚；同时，这个问题并不是广大群众最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看主要有两条：第一，一定要保护和发挥农民企业家的作用，这一批人是很可贵的。第二，我们完全可以采取经济的、法律的形式，对私人经济中消极的东西加以限制。现在，要同时做两件事：一是在理论上进行研究、探讨，百家争鸣；二是开始进行试点。这个问题要经过相当一段时间，在实践中进行试验、创造、发现，才能搞清楚。当然，这中间有一定风险，但是也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有个大的突破。即在原来资本主义不够发达、自然经济占绝对优势，现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主要的经济命脉掌握在国家手中的情况下，如何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闯出一条新路来。这样做，很有可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的道路。

1987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5号文件，指出：“个体经营者为了补充自己劳力的不足，按照规定，可以雇请一二个帮手，有技术的可以带三五个学徒。对于某些为了扩大经营规模，雇工人数超过这个限度的私人企业，也应当采取允许存在，加强管理，兴利抑弊，逐步引导的方针。”文件还说，“共产党员要带头兴办集体企业，积极带领群众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当时，正面临思想领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中央领导人事变更的新情况，尽管中央政治局年初做出的重要决策之一是，农村不搞反对自由化的斗争。但是，各地在宣传、落实中央5号文件，特别是私人企业政策部分，仍然产生了一些误解，引起创业者的思想波动。为此，由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组成的试验区工作班子，于3月初编写了《关于私人企业政策的宣传提纲》，供各地作内部参考。

《宣传提纲》最后一部分是“防止重犯历史错误”，指出：“文件规定党员要带头兴办集体企业，绝不是指兴办吃大锅饭的那种集体企业。”“各地情况不同，党员带头兴办的企业类型，不必过于一致。对于已经办了私人企业的党员，中央文件没有讲反对，更没有讲不准。严禁以任何方式整这些党员，以防止在农民中引起不良的反应。”

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私营经济等其他经济成分，不是发展得太多了，而是还很不够。要继续鼓励它们发展。私营经济是存在雇佣劳动关系的经济成分，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必须尽快制定有关私营经济的政策和法律。1988年4月，全国人大以通过修改宪法的形式，进一步确定了私营经济的合法地位、合法权益及合法发展。根据《宪法》规定，6月，颁布了《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从此，私营经济在国家法律保护和规定的范围内得到发展。

1978年后的10年，是政治环境极为宽松、学术气氛极为活跃的岁月，至今令人向往、留恋。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指引下，党内外畅所欲言，据理力争，各种意见都能心平气和地充分表达，最后都能心悦诚服地服从于实践，统一于当代中国的具体国情和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极其谨慎地认识和对待如此繁难的共产党员雇工问题，制定了私营经济的政策、法律，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前后的第三次讨论

从1988年下半年起，经济环境明显由宽松变为偏紧。1989年《人民日报》在“元旦献辞”里写道：“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问题。最突出的就是经济生活中明显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过大，党政机关和社会上的某些消极腐败现象也使人触目惊心。”尽管政府开始治理整顿，过热的经济开始降温，但是由此造成的社会心态失衡并没有很快地消退。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后，社会环境也陡然变化。在宣传舆论方面，讲私营经济的“弊”多了，讲“利”则少了。报纸上有文章说，“个体户、私营企业主的高收入，都是靠偷税漏税、坑蒙拐骗得来的”；“发展私营经济就是搞私有化”；“私营经济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社会基础”；“私营企业主是制造动乱的中产阶级”，等等。

1989年8月28日，中央发出通知，其中专门就共产党员雇工问题做出明确规定，强调在政治方向上决不能“不问姓社姓资”，指出：“我们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私营企业主同工人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不能吸收私营企业主入党。”已经是党员的私营企业主，除应模范地遵守国家政策法令，严格履行党员义务，尊重工人的合法权益外，“在企业的收入分配方面，领取作为经营管理者应得的收入，而把企业税后利润的绝大部分用于生产发展基金，增加社会财富，发展公共事业”，“做不到这些的，不能再当党员”。

几乎在同时，国家税务局下发通知，要求个体工商户在20天内自查并如实报告，各地工商和税务干部要全面出击清查，重点是个体大户、承包户和个体经营中的的重点行业。于是，一个全国性的打击偷税漏税行动开始了。

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农村，工作队员和乡镇干部公开宣传：集体经济是“苗”，个体私营经济是“草”，杂草不除，苗就长不起来；“苏联解体的教训，就是个体私营经济搞多了。我们就是要把他们整得倾家荡产，干不下去”。有的党委负责人给党员企业主提出“要党还是要厂”的两难选择。特别是在税收大检查中，一些地方出现了过激行为，错抓了代表人物，群众称他们是“上半年戴花，下半年戴枷”。

1989年9月25日，“傻子”年广九再次被逮捕。“傻子”等私营经济界的代表人物，像山顶上的“消息树”：“傻子不倒，我们就平安；傻子挨打，我们就收摊。”这种情况，给创业者们造成了“再来一次”的错觉，他们本来就疑虑重重，如今则成了惊弓之鸟。为了不被打入“另册”，戴高帽，被批斗，他们忍痛割爱。于是，私营经济取得合法地位后，第一次出现了很不正常的新情况。如将自己创办的企业无偿奉送给集体；戴上“红帽子”；有意歇业或停业；用高价买外国护照；“八下七不上”(用减少雇工人数来改变企业性质)，等等。

1991年7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工商联若干问题的请示》，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结合本地情况贯彻执行。通知指出，“在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成分作为公有制经济的有益补充，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存在和发展”；工商联的主要工作对象是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等，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对工商联的领导，支持工商联的工作，“在工作中要注意掌握政策，对现在的私营企业主，不应和过去的工商业者简单地类比和等同，更不是要像50年代那样对他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工商联要对他们进行“团结、帮助、引导、教育。通过工作，在他们中逐渐培养起一支坚决拥护党的领导的积极分子”。这份重要文件，告诉我们，现在的私营企业主和过去的工商业者没有任何的渊源和继承关系。因此，对他们采取“团结、帮助、引导、教育”的八字方针，从而终止了实行多年的“团结、教育、改造”的六字政策。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赞同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明确提出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回答了这些年来经常困扰和束缚我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将我国改革开放和私营经济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私营经济走出徘徊，发展速度加快。1993年同1997年比较，私营企业的户数由23.8万户增长到96.1万户，增长了3倍多；从业人员从372.6万人增加到1349.3万人，增长了2.6倍。私营企业主阶层中的代表人士登上了社会政治舞台。1993年春天的“两会”，他们之中就有全国人大代表8人，政协委员23人。私营企业主阶层中的共产党员所占比重逐年提高。据中央统战部主持的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的数据分析，1993年占13.1％，1995年占17.1％，1997年占19.8％。争论的主题由姓“社”姓“资”，转向私营企业主阶层的社会属性和共产党员雇工问题。

争论双方旗帜鲜明。绝大多数人遵守内部讨论的纪律，同时也不便评论中央的决定。他们观点鲜明，基本一致，大意是：要促进私营经济健康发展，必须解决两个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一个是私有财产必须得到国家法律保护，有“恒产”则有“恒心”；二是私营企业主与其他社会阶层的中国公民，在政治上应该一视同仁，取消“私营企业主不能入党”的规定。1996年春节后，胡绳约我们几个人座谈，他说，不能凡事都要问姓“社”姓“资”，如果那样，农村人民公社姓什么?家庭出身和党的性质没有必然联系，彭湃就是我党早期的卓越领导者之一。

在北京，也有少数人坚决反对上述见解。1995年到1997年初，最有影响的是所谓的几份“万言书”，主要论点是：“私营经济的比重超过了一定的度，就会对我国社会经济基础的性质产生严重的影响”；“一个民间资产阶级已经在经济上形成”，“一个小资产阶级即个体生产经营者阶级的形成也是可以认定的。其中一部分是民间资产阶级的后备军”，“一旦局势允许，这些人组织成公开的资产阶级政党不会需要太长的时间”，“因此，资产阶级应是今后十年我国国内政治安全工作所予以注意的主要对象”；“阶级斗争有可能重新上升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在否定少数人见解后，第一次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明确了私营经济的重要经济地位。此后的争论，重点转入共产党员雇工问题。直到2001年上半年，北京的两家代表性刊物还连篇累牍地发表《工人阶级政党岂能吸收资本家?》、《绝不能把私营企业主拉进中国共产党》、《共产党要驾驭资产阶级》等等。

为了总结中国共产党80年建设的经验，江泽民于2001年7月1日发表讲话，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私营企业主等新的社会阶层。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讲话第一次提出判断一个人政治上先进与否，不能把有无财产和有多少财产作为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以自己的劳动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做的贡献。

讲话再次明确了党的性质和党员的社会成分的关系。指出党的性质的决定因素，是党的指导思想、政治纲领和行动路线，而不能单纯地根据党员的社会成分来判断。

讲话再次强调，能否自觉地为实现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是否符合党员条件，是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要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来。

这篇吸纳最新研究成果的讲话，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7月下旬，中央统战部召开学习讲话座谈会。大多数与会者是来自各地的代表人士。当会议进入自由发言阶段，会场气氛进入高潮，话筒在他们手里传来传去，他们群情激昂，扬眉吐气，有一种解放的感觉。

对于“七一讲话”，少数人坚决反对。7月20日，邓力群等17人发表公开信，坦言：“我们认为，七一讲话，不是什么重大的理论创新，而是重大理论修正。它涉及到根本改变建党学说、共产党基本性质，严重违反党章规定和组织原则等大是大非问题。”还有公开信说，这是“引狼入室”，是中共建党80年来“带有方向性的转折”。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如期召开。大会接受了“七一讲话”关于党的建设论述，并且将党章做了相应的修改。新的总书记胡锦涛说，十六大报告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新阶段的“政治宣言”、“行动指南”和“一篇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

2007年，全国登记的私营企业主(即私营企业投资者)为1396.5万人，他们拥有注册资金总额93873.1亿元，雇用工人5856.6万人，经营着551.3万家各类企业。也正是这一年年底，中央统战部组织的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的数据分析显示，私营企业主阶层中的共产党员所占比重为33.5％，其中87.7％是2001年以前入党的。这些都表明，共产党员雇工问题从政策上解决后，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地位得到明确，他们将在新时期新阶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与实践做出新的贡献。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10年第1期　大饥荒年代的茅台酒生产　帅 好

先引数据：

1959、1960、1961三年的时间，茅台酒合计产量为2079吨，其中出口139.86吨(《茅台酒厂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第63、70页)，1939吨为中国人自饮。在那个年代能饮茅台酒的当然不是普通百姓。

生产这些酒需要多少粮食呢?

根据茅台酒厂历年使用原粮统计，这三年实际用粮是2260万斤，其中高粱1085万斤，小麦1175万斤。换算合计1.13万吨。(《仁怀县志》，第553页)

众所周知，这三年，缺的就是粮食。那么，这1万多吨粮食是从哪里来的?当地老百姓的生活又是怎么样的?

“灾荒期间禁止以粮食煮酒”

茅台酒的产地仁怀县，1949年前，战事、匪祸、天灾、人害，几乎年年都有。当地老人回忆，远的不说，民国时期青黄不接的事情，每个村子都遇过，普遍贫穷是事实。而普遍饥饿、大面积死人的事情，好像没听说。民间酿酒，自然得遵循灾荒伦理底线和灾荒市场规则。

1937年，贵州省政府颁布“违背酿酒处罚规则”(10条)。其中，在天灾粮食困难期间禁止以粮食煮酒、熬糖、米浆刮布。“对违禁酿酒者，除将酒没收变价及封禁器具外，并依酿酒量，按当地酒价，处以2倍以上4倍以下罚金，再犯者，处以4倍以上8倍以下罚金”。(《贵州省志·粮食志》，第55页)

担任过仁怀政协副主席的周梦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建国前，当地遇上旱涝灾害，粮食减产，米珠薪桂，为了民食，政府下令全县严禁煮酒熬糖，禁令森严，就是下了窖的沙，也不准翻烤，已烤存的酒不许出售。禁期有时长达一年。(周梦生：《茅台酒厂今昔见闻》，载《仁怀文史资料》第六辑，第75-76页)

仁怀学者徐文仲告诉我：茅台民间有个谚语叫“端午踩曲，重阳下沙”，这个谚语，把酿酒的过程说清楚了。曲，以麦子为原料的菌母，如同药引子，在端午前后制作。沙，是高粱做成，把带壳的高粱磨碎蒸煮谓之生沙；下沙，是把多次蒸煮的生沙过滤为熟沙之后，拌入谷壳按工序投入窖中密封、发酵过程的俗称。下沙，过去都是从重阳节这一天开始，以后分期提取与麦曲混匀后酿酒。故诗人说，茅台酒提了高粱之“精”，取小麦之“魂”。

但是，1959年后的几年，仁怀没有诗意，只有“饿魂”。

三年期间，仁怀大事记

当地文件记载——

截至1959年7月16日，仁怀县有各种病人8384名，其中浮肿5335人，占总人口1.49％。最严重的三元、大同生产队害浮肿的为9％和9.8％。(《大事记》第148页)

8月4日，县里贯彻省委书记周林的电话精神。周林要求：各县必须抓紧秋收，大力进行爱国爱社教育，把垮了的食堂，用农忙的形式恢复起来。他还要求：教育小队干部和社员说实话，超产受奖，瞒产批评，私分者要处理。(参见《大事记》第149页)

周林就是仁怀人。电话内容是周林参加庐山会议期间指示给贵州的。

10月17日，县里向农民发出《计划和节约用粮公开信》，信中号召：“忙时多吃，闲时少吃，菜粮混吃。”

12月1日，县卫生科报告：回龙、喜头、学孔等地11名农民有一个多月没吃粮食，水肿不消而死亡。(《县志》第49页)

1959年年底，当年的茅台酒产量为820吨，比大跃进之初的1958年高出197吨，是1953年产量的10倍以上。同年，国家投资茅台酒厂120万元搞扩建。

伴着农民“闲时少吃”和国营茅台酒厂放开肚量“耗粮”，进入了1960年。

2月16日，县里的简报显示：全县发病人数达16864名，其中浮肿9073，严重6141人。1959年12月下旬到1960年2月14日，共死亡3718人(其中，路上死亡217人)。(参见《大事记》第159页，《县志》第49-50页)

6月29日，县里决定，今年夏粮丰收，外调150万公斤、茅台原料250万公斤。

10月30日，全县五级干部会议上，县委书记庞耀增号召说，全县要准备稻草、谷壳、苞谷杆叶、青杠子(一种植物)各500万公斤，红薯藤1500万公斤，荞杆子750万公斤，小米糠75万公斤，蕨巴150万公斤……共5000万公斤。按30％的出粉率，生产1500万公斤“淀粉”，这样，每人能平均50公斤，保证农民减粮不减饭。(参见《大事记》第173-174页)

12月27日，县里领导又指示安排，茅酒原料从1960年底到1961年6月需要360万斤，饲料用粮60万斤。(参见《大事记》第178页)农民们也许没有想到，秋收带来的不是新的希望；随着这个决策出现的，是死亡率的惊人上升。

1961年县委《大事记》摘要——

1月1日：目前病情上升，死亡率惊人。病人要，一集中、二到口、三休息、四治疗。大抓代食品，以蕨巴为主。

1月18日：病情发展，死亡上升。15日统计，仁怀全县有各种病人24342人，占总人口的7.4％。其中，浮肿6399人，干瘦病4939人，妇女停经、子宫病等6870人，其他6134人。16日止，死亡1045人。

1月24至27日：统计1月1日至27日，共死亡1965人，比上月上升48.9％。全县现在还有各种病人26744人。其中，最严重的有66个生产队，病人占30％-50％。

2月11、12、21日，县里连续开会：分析严峻局势；整顿工作作风；大搞代食品；检讨反瞒产中打人、把个别向中央写信的人关押致死的错误；在10天内堵住不正常死亡现象。

4月4日：至今全县每天死亡人数仍在30人左右。县委指出全党全民共同努力，将全县病人由2.6万多人下降到1.9万多人。

4月8日：今年代食品生产任务为1131.6万斤，不包括茅台酒厂。培训技术，取得经验，全面交流。(代食品原料为前述草本植物。)

4月26目：为了夏收到来，县委决定，以生产队为单位组织劳力集中收。口粮、种子、饲料由大队统一掌管。生产队的口粮由大队定期发给食堂。口粮三个标准：每人每天8.1两、8.3两、8.4两。(16两制)

5月5日：4月中旬后，病情和死亡人数猛然上升20％。(据其它资料对比，换算出具体人数为，每天死亡70人左右。)

5月12日：县里决定，夏粮征购3543.05万斤，生产队集体入仓910.4万斤。夏粮任务要求在9月完成70％-80％。

7月20日：截至7月15日有病人8396人，其中肿病、疳病4890人。但情况依然严峻。通报要求，各级党委要一手抓生产、一手抓治病，“两手都要硬”。(以上1961年数据，参见《大事记》第179-185页；《县志》第50-51页)

“饥饿三年”，仁怀因饥饿直接死亡或因饥饿引起疾病死亡的总人数，究竟有多少，我们只好期待时间来给出答案。

仁怀的粮食都到哪里了

查阅县志，全县粮油保管统计表明，1959、1960、1961，三年末粮食库存，分别为4293万斤、2705万斤、2310万斤。而且1961年库存最低年份的量，竟然比1963-1988年间历年的库存量都高。(参见《县志》第564、565页)

同时，这三年，全县还累计征收，正税5132万斤稻谷、附加税715万斤稻谷。其中，1959、1960、1961，三年农民人均实际负担的税为82斤、64.5斤、39斤(稻谷)。(参见《县志》第579页)

系列数据中，还有一组重要数据。

查阅仁怀县1959-1961年城镇粮食销售统计发现：这三年该县制酒行业，其它企业用粮达到2242万斤；此外，该县各种饲料用粮271万斤，这些饲料的供应范围为：企事业单位运输用的马、牛和马厂、牛园、商业部门待运宰及在途畜禽，科研部门搞试验或配养的良种禽畜，为国家提供禽畜的国营和集体场站。

当时，对这些畜禽们的粮食供应标准为：拉车的运输马，每头每日为5斤；驮物资的马每日4斤；牛每日3斤；百斤以上存栏肥猪每日1斤，百斤以下存栏小猪每日半斤；鸡鸭每日每只2两。奶牛每头5斤。另外，1960、1961年，饲料总量分别压缩一半。其主要原因是，生猪存栏数量大体比上年减少了一半。(参见《县志》第554-555页、291页)

到此，我不会再感慨“难以置信”，在所有制上属于国家供应的牲畜享受着比农民优越得多的待遇，也无须再质疑那些肥美的奶牛存在的意义。

全省各地支援粮食，生产茅台

1960年，是现代历史上国人口粮最为奇缺的年份。茅台酒原料也“告急”，厂领导向上级呼吁，贵州从全省各地调集原粮支援。各区县调粮数据为：

遵义11万斤、毕节29万斤、铜仁10万斤、黔东南12万斤、贵阳7万斤、湄潭1万斤、习水10万斤、铜梓10万斤、正安1万斤、赤水4万斤、务川1万斤、息烽1万斤、仁怀20万斤，共计117万斤。

这样还不够，中央粮食部又从四川江津调来70万斤，才保证当年生产出912吨的茅台酒。这个单年生产记录，直到1975年才被超过。(参见《县志》第552—553页)

从上述调入粮食的地区来看：

被紧急调粮10万斤的贵州铜仁，1960年属于全国八大旱区之一。1961年再度成为全国15个旱区之一。其中，该地区思南县这三年里人口减少5，1万人(含外逃)。而且，铜仁下辖的沿河、德江、石阡及铜仁县，均在1959年的12月中旬就已经向省里紧急报告出现浮肿和非正常死亡的情况。(参见思南县委编《思南600年大事集》1961年条款：《贵州省志·粮食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版，第418页。)

遵义地区的湄潭一个县，1959年11月开展名义为“反瞒产”、实际为高征购的运动，到1960年4月共死亡12.2万人，占全县农村总人口的20％左右。死绝户2938户，离家逃荒4737人，孤儿4735人。在抢粮运动中被打死1324人，关押死亡200余人，打伤致残175人。(《贵州农村合作经济史料(四)》，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111-112页)

分别调出10万斤粮食的铜梓、习水两县，其中，铜梓截至1960年底人口负增长121.32％，全县人口在1959至1960年一年间减少41734人。习水县，这三年减少人口42624人，死绝499户以上。(《桐梓县志》方志出版社1997版，第185页；《习水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124页)

调出29万斤粮食的毕节地区毕节县，三年减少人口53990人。(《毕节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版，第96页)

与仁怀相邻的金沙县，1961年1月10日县委报告，“非正常死亡”5.5万人。在饥荒结束后，金沙县另有遗孤3191人需要安排，1万余人患三病(小儿营养不良、妇女子宫脱垂、水肿等)；到1965年10月，全县缺衣户4902户、缺被子2463户、缺房子1303户、缺粮食19124户、缺钱买粮4587户。(参见《金沙县民政志》，黔新出版社1999版，第40—48页；《金沙县志》第23页以及人口统计部分核算)

茅台为何大跃进?

可能很多人难以理解，民间如此饥饿，茅台酒为什么还在继续生产?

原因，一时难以说清。茅台酒厂集体署名的《纪念周林逝世一周年》一文，有如下一个细节，也许可以从中看到某些关联性。

1989年秋天，《茅台酒厂志》的工作人员进京请老首长周林写序时，78岁的周林向酒厂来人问道：“1958年，中央召开成都会议，有天晚饭后，我同毛主席散步，主席叫我回去把茅台酒搞成年产万吨，要保证质量的事，你们写了没有?”

集体署名的文章接下来写道：“毛主席关心茅台酒厂的事，当然要写，要名垂青史。”

毛泽东1958年让周林把茅台酒年产搞上1万吨的情景，在箴元的文章中也两次提到。箴元著有《周林传略》，叙述“上万吨”这个事情的理由是，“茅台酒产量太少，供不应求”。(以上参见《周林纪念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版，第150页、87页、59页)

1959年，周林指示茅台酒厂说：“要保证茅台酒的生产，既要抓钢铁生产，又要抓茅台酒生产”，“对于你们(茅台酒厂)来说，钢铁是元帅，茅台酒是皇上。”(参见“酒厂志”第138页)

在散步时偶然一句话的指引下，各级政府积极调粮支持酒厂“献礼工程”，使1959、1960年茅台酒的产量分别达到820吨、912吨，真正实现了产量的大跃进；调粮表现越好的地方，通常饥饿死亡的数据也就越大。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10年第1期　傅冬的特殊身份和特殊贡献　帅 好

著名爱国将领傅作义将军的长女、人民日报资深记者傅冬同志(原名傅冬菊)因病于2007年7月2日去世，至今已两年多了。上世纪从50年代到80年代，我和傅冬同志同为人民日报记者。朝夕相处，她的音容笑貌，宛然在眼前。

1951年，傅冬同志到人民日报当记者。我清楚记得，她梳着两条长辫子，上身穿一件白布衬衫，下穿灰布裤子，脚上是白袜黑布鞋，衣着十分朴素。我听说，她从小学业优异，毕业于南开中学和西南联大，积极参加爱国民主学生运动，1947年在天津入党。我先后在上海交大、北平清华大学学习，也热情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1947年在上海入党。她在西南联大西语系毕业，我在清华大学外文系学习，她是我的学姐，两人有许多共同语言。

1951年夏天，抗美援朝运动已在全国蓬勃开展。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安岗同志派我和傅冬同志去北京市东城区，调查总结一下一个市区如何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经验。

当时的工作条件相当艰苦。我和傅冬住在东城区政府一个十分简陋的招待所。一间小平房，两张木板单人床，两张三屉桌，两把椅子，一个脸盆等，这些是住房的全部陈设。我们两人冒着酷暑，深入工厂、学校机关、商店和居民区，召开座谈会，或单独访问，了解各阶层人民对抗美援朝的意见。我们成天奔走在炎炎烈日下，衣衫都被汗水浸湿，回到小平房，没有洗澡设备，只能用脸盆装水擦擦身子。没有电风扇，只能手执纸扇，挥汗工作。苍蝇、蚊子很多，我们两人身上起了许多红疙瘩，招待所才给我们挂了蚊帐，发了蚊香，我们觉得很不错了。吃饭在区委食堂，主要是粗粮，一星期吃一次细粮。我们不以为苦。无论如何，傅冬出身豪门，号称傅大小姐，大学毕业后又在天津大公报工作，待遇不错。我问她，过得了这种苦日子吗?她笑笑解释，她从小在山西长大，家中生活一向简朴。抗战时到重庆、昆明上中学、大学，和许多同学一样过苦日子，她父亲给她的生活费和一般学生一样。解放后先分到北平解放报，后到云南办报。从北平到云南昆明，除坐一段火车，大部分徒步行军，的确吃了许多苦，她坚持下来了。因此，对于采访中碰上的艰苦，她已习以为常了。

在东城区调查一个多月，两人很谈得来。我早就听说，作为傅作义将军的长女和爱女，傅冬同志在解放战争时期，利用她的特殊身份，为解放战争做了许多贡献。出于记者职业的好奇，我请她谈谈当时的情况。

她笑笑说：“没啥好谈的，我只是奉命工作吧。”我坚持道：“不会这么简单吧。你不妨讲几件有代表意义的事。现在，全国解放了，许多事无须保密了吧。”

傅冬点点头。我们坐在小院，暑热已退，凉风阵阵。她款款而谈，我凝神细听，十分闲适。

她谈到1946年国共谈判破裂，蒋介石在美国援助下，指挥几百万大军，向解放区发动猖狂进攻，扬言“三个月拿下共军”，气焰十分嚣张。当时，国民党有几百万装备精良的军队，解放区只有一百多万“小米加步枪”的解放军，敌我力量十分悬殊。党中央急需了解国民党军队的情况和蒋介石的作战部署。傅作义将军是华北地区的最高指挥官，经常去南京开会，自然了解蒋介石的全面部署。

傅冬这时在天津大公报副刊工作，常回北平看望父亲。她是和晋察冀城工部部长刘仁同志直接联系的。刘仁同志此时要她从傅作义将军那里取得国民党军队的重要情报。

傅冬知道在她父亲的寝室，有一个陈旧的保险柜。傅作义将军最重要的材料，都锁在这个保险柜里。傅将军开保险柜时，并不避开女儿。傅冬已经知道保险柜的密码。但保险柜的钥匙，装在傅将军的上衣口袋里，随身携带，晚上放在他枕头底下。怎样才能拿到这把钥匙呢?

傅冬有一个五岁的小弟弟，是她父亲的至爱。傅冬买了几块当时还很少见的巧克力，送给小弟弟，让他从父亲上衣口袋取出这把钥匙交给她。小弟弟平素很听大姐姐的话，满口答应大姐姐的要求。傅将军下班回家，小弟弟爬到父亲怀里，要父亲讲故事，乘机拿走父亲上衣口袋里的钥匙，交给傅冬。

傅作义将军上班开会去了，傅冬进了父亲的卧室，用密码和钥匙打开保险柜。她拿起照相机，将最重要的军事材料拍摄下来。她把钥匙还给小弟弟，让他放回父亲的上衣口袋。小弟弟照办了，傅冬又送他几块巧克力，并且和他牵手拉勾，让小弟弟保证永远保护这个秘密。

胶卷很快送到刘仁同志手中，转报党中央。这是解放战争初最重要的军事情报。刘仁同志通过和傅冬联系的同志送回一句话：“老家的人谢谢你。”这是对傅冬的最高奖赏。

听完这段话，我对傅冬说：“你好险啊，万一你父亲发现了，怎么办?”傅冬温婉地笑笑说：“最坚强的人身上也会有软肋，我父亲的软肋就是小弟弟。他再疲劳，小弟弟一扑到他身上，他的烦闷全消了，他对小弟弟绝对不会有任何戒备。我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啊!”我笑笑说：“这可只有你这样的身份，才能有条件做这样的工作。”傅冬同志笑笑，又讲了傅作义将军偷袭石家庄的事。

当时，党中央驻扎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主力部队都在外线作战，中央驻地只有一个警卫团及一些地方部队。傅作义派了两个军奇袭石家庄，准备直取共产党的首脑机关。

傅冬同志了解到这一情况，紧急报告刘仁同志，刘仁同志急报党中央。中央急调一部分主力部队回防石家庄，同时通过新华社发表文章，及时揭露了这一阴谋。偷袭不成，傅作义将军只得下令撤军。他很恼火有人走漏了这一消息。自然不会想到他的爱女会做这件事。我对傅冬说：“这事真危险啊，幸亏你及时报告党中央，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傅冬谦虚地说：“后来知道，同时有几位同志也将这事紧急报告中央，中央立即采取措施，转危为安。我只是尽了我的一份职责。”

夜已深了，小院中凉风习习，暑意全消。傅冬同志又讲了一件她亲身经历的大事。

1948年，蒋介石军队节节败退，全面崩溃势所难免。大洋彼岸的美国人企图策动中国地方势力直接和美国联系，美国乘机可以将中国分而治之。美方人士首先找到傅作义将军，说有要事面谈。他们知道傅将军的翻译是蒋介石派来的军统分子，要求傅将军另找一名可靠的翻译。傅作义将军找了西南联大西语系英语专业毕业的大女儿傅冬菊当他的翻译。

美方人士开门见山讲到蒋介石统治地区官僚贪污腐败，经济上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蒋介石统治区已岌岌可危，美方建议傅作义将军在华北地区拥兵自立，美国可以直接向傅将军提供大量的军事和经济援助。美国代表说，他们也准备向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云南的龙云、西北的马鸿逵马步芳等地方势力提出相同建议，以“挽救中国不至于落入共产党之手”如此等等。傅作义将军听了美方这番“宏论”，不禁大吃一惊。但他沉着冷静，只是听着，一言不发。美方要他做出回答，他说，此事过于重大，他必须和幕僚们仔细商量，才能做出回答。

美国人走后，傅作义将军对傅冬说：“这不是要分裂中国，让中国再回到各地割据的局面吗?”

傅冬气愤地说：“这是美国的重大阴谋，父亲千万不能落入美国的圈套!”

傅冬赶紧将这一事件报告刘仁同志，刘仁同志立即电报党中央。

不到两天，延安广播电台播出新华社重要文章，揭露美国正在策动各地方势力拥兵自重，抛开蒋介石而和美国直接联系，美方企图将中国分而治之的重大阴谋。蒋介石听到了大吃一惊，他对美国又气又恨，却又奈何不得，只得赶紧向各地“灭火”。他打电话给傅作义，力劝傅将军将他统帅的几十万部队，从塘沽口海路南撤到长江以南。他许诺将请傅将军担任江南总指挥，统帅长江以南国军合力剿灭共产党部队。

傅作义将军听了，心知肚明，只要他亲手创建和指挥的部队一过长江，便将被中央军一口吞掉，他将双手空空，落得和他的老长官冯玉祥将军一样的下场。因此他迟迟按兵不动。最后，共产党的第四野战军提前入关，抢占了塘沽口。傅作义将军自然也不能南撤了。

听完了这番经历，我称赞道：“傅冬，你真做了一件旁人绝对做不了的事。如果美国的阴谋得逞，不知将给解放全中国增加多少困难!你这翻译当得太重要了。”傅冬笑笑：“我也没想到，在大学学的英文，会派上这样大的用场。”

傅冬又谈了她为和平解放北平所做的工作。

1948年辽沈战役打响，势如破竹。中央军委决定，一部分四野部队秘密入关，进行平津战役。刘仁同志派干部秘密到天津会见傅冬，要求她做好她父亲的工作。不久，刘仁同志又派人到天津，指示傅冬立即回北平和傅作义将军住在一起，以便随时可以做她父亲的工作，同时向地下党组织及时报告傅将军的情况和心态变化等等。

当时，24岁的傅冬以大公报记者的身份回到北平她父亲身边，积极做傅将军的工作。她明确劝告父亲，不要再跟蒋介石走了。傅将军问女儿：“是聂荣臻派你来的?还是毛泽东派你来的?”傅冬事先已经得到党组织的指示，明确告诉傅将军，她是“毛主席派来的”。傅将军又问她：“你是共产党吗?”傅冬说：“我的家庭出身这样坏，共产党能要我吗?我不过是替共产党跑跑腿而已。”

傅作义将军虽有和谈之心，但顾虑重重，犹豫不定，难下真正的决心。傅冬和他谈过多次，分析利害得失，指出和谈前途，还把解放区出版的小册子和报刊放到父亲办公桌的抽屉里。她发现，毛主席写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傅将军翻阅了。她问父亲，观感如何?傅将军回答“颇有道理”，但不愿深谈。因为火烧眉毛的是他究竟是战还是降?战则必输，降则有损他一世英名。傅冬耐心劝他：“你不是投降共产党，是和平起义，和平解放北平。北平那么多名胜古迹，你舍得破坏吗?那可要落下千秋骂名的呀!”傅将军低头不语，女儿的话，似乎真正触动了他的心灵。如果故宫、天坛毁在他手中，他怎能对得起后代子孙，对得起国人?!

傅冬将傅作义将军每天的言谈、神态、情绪变化等等及时报告地下党组织，地下党通过秘密电台向平津前线司令部报告，为司令部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后来，聂荣臻元帅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此事，高度评价了北平地下党和傅冬同志的作用：“几十年来，我打过许多仗，能够如此及时了解对方最高指挥官的动态，还是不多的。这对我们做出正确判断、下定正确决心、进行正确部署，具有重要的作用。”他十分感谢北平地下党和傅冬同志为和平解放北平做出的重大贡献。傅冬和我的谈话分几次进行，我听了很感动，心想，有机会一定要写出来。不料，一拖下来几十年。

当年，我和傅冬同志在东城区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查，两人合写了调查报告，又各自写了一篇人物专访。记得傅冬写了一篇《徐大妈觉醒了》，发表在抗美援朝专刊。文章贴近老百姓生活，反映了北京大杂院居民的生活和心态变化，受到读者好评。

1952年，全国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傅冬同志和我依然互相往来。一次，我问她，她最近回家看过傅将军吗?她说，回去过，发现她父亲心神不定，有心事的样子。她关心地问，有什么心事吗?傅作义将军(时任水利部部长)叹了口气，告诉她有这样一件事。原来，一解放，傅作义将军就把他家不动产包括一座花园全捐给国家了，花园后来成了幼儿园，他很高兴。只是，还有从天津开向上海的两艘货轮，没有交出去。因为，有一些旧部属解放后生活困难，总来找他。他不得不靠这两艘货轮的收入，接济他们。只是，这几天他想来想去，总觉得不妥。傅冬劝父亲：“应当将这两艘货轮交出去。旧时的一些部下生活有困难，应当劝他们改变生活方式，学会节俭度日，向老百姓看齐。”傅作义将军听了点头答应。他告诉傅冬，他这就给李富春副总理写信，交出两艘货轮，了却一桩心事。傅冬笑笑对父亲说：“俗话说，无官一身轻。我看，无财也一身轻嘛。”父女两人高兴地大笑起来。我听了这事，对傅冬说：“看起来，你父亲依然很信任你，有事总找你商量。只是，我不明白，你父亲怎么会拥有两艘货轮呢?”傅冬说：“当年蒋介石一贯排斥异己，歧视并打击地方部队。名义上都是所谓国军，却常常连军饷也不发，军火、装备也不管。我父亲不得不自筹粮饷，货轮便是自筹收入的一部分。全靠自筹粮饷，我父亲的部队和其他一些地方部队才不致被中央军统统吃掉。”我点点头：“原来如此，你父亲现在交出货轮，说明他还是深明大义的。”傅冬急急说：“我家生活一向简朴。父亲说，现在靠他工资，他一家生活绰绰有余。就是他一些部下和他们家属，解放前生活阔气惯了，过不惯现在的生活，才向父亲叫苦。”我说：“好了，现在断了他们的财源，他们总得学会勤俭度日了。”一向布衣布裤的傅冬笑了起来：“可不是嘛!”

1958年，人民日报记者站和新华社分社合并，傅冬调到新华社北京分社工作。史无前例的“文革”浩劫，傅冬也受到很大冲击。她给周总理写信，总理下令保护，她才逃过浩劫。

“文革”结束，傅冬同志又回到人民日报记者部，我们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她告诉我，她想收集材料，为她父亲写一部真实的传记。我举双手赞成：“没有比你更合适的作者了。我希望你抓紧时间写出来。”

1984年，傅冬同志调新华社香港分社担任编辑部副主任。90年代她回到北京，身体一直不好。我曾到崇文门她住的地方去看她。记得当时还是秋天，我穿了一件薄毛衣，她却穿了件小棉袄，她说她怕冷。她见到我很高兴，忙着问一些老同志的情况。我问她，傅作义将军的传记写好了吗?她沉默了很久，慢慢说：“困难太大，写不下去。”我说：“你先写个草稿也好，留给后人作为宝贵资料。”她苦笑着说：“不必了吧，这事不能勉强。其实，想开了，写什么传记?现在，回忆录成灾了吧，有多少人看?值得费那么大劲吗?”我很不以为然：“傅将军的一生是很值得写的，是军事史、政治史的宝贵材料……”她打断我的话：“茶已凉了，要不要我给你冲点热水。”我知道她不愿谈这事，便也算了。不料，这竟是和她的最后一面。

一位富有才华、忠忠耿耿、为人民解放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傅冬同志，就这样悄悄走了。我回顾茫然，冒着酷暑写这点纪念文字。

以上是2007年夏天写的，由于一些特殊原因，当时没有公开发表。

2009年8月，我看到电视剧《北平的战与和》，剧中以傅作义将军作为主人翁，也出现了傅冬菊同志。有些事，和我直接从傅冬同志那里听来的和她逝世后悼词中所写的，有一些出入。这也难免，电视剧允许虚构。我写的保证是事实。正逢国庆六十周年大庆，交出这篇文章，也可以从一个小侧面反映建国事业的来之不易。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10年第1期　彭德怀二三事　宋 群

王焰是一位早年投奔延安干革命的老同志。五十年代初期调任国防部长彭德怀同志的秘书兼任办公室主任，直到庐山会议彭老总被罢官，他也被贬到解放军报社一个编辑处里当主编。“文革”中被批斗，劳改，受尽折磨。粉碎“四人帮”后，彭老总得以平反，他被任命为“彭德怀传记编写组”的组长。以后的十多年里，他翻阅了无数档案资料，走遍当年彭老总足迹所至的全国九个省市，寻访了数以百计的老干部和农村群众，用确凿详尽的事实，来为彭老总辩诬。他自己亲笔书写或主持编辑了《彭德怀传》、《彭德怀自述》、《彭德怀军事文选》、《彭德怀年谱》、《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等等，几十本书，粗略统计有200多万字。直到2000年8月5日，在吃晚饭时，猝然倒下，病逝于脑溢血。

在编写彭德怀传记过程中，我们同住在军报大院，闲暇时也常常在一起聊天，顺便讲一些彭老总的趣闻轶事，有些事与王焰有关，并且从中既可以看出彭老总的为人，也可以看出王焰的为人。有两件事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一件事是1952年11月，王焰刚调到彭老总身边不到两个月，第一次出差到辽东沿海视察。返程那天，他们一行来到大连火车站，准备登车北上。车厢门一打开，彭老总一眼看到，两位熟悉的女乘务员正在门口笑吟吟地迎接他们。彭老总登时怒容满面，回过头来质问王焰：“怎么又是公务车?我不是早就告诉你要坐普通客车走吗?”不待王焰解释，彭老总怒气冲冲地冲着他大声斥责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同群众一起乘车?我的命令不执行，撤你的职!”周围的空气凝固了，人们都感到十分尴尬：送行的大连市委书记欧阳钦和市长韩光，为了缓和气氛，说：“开车时间到了，换车厢来不及了，彭总先上车，以后注意就是了。”彭老总这才悻悻地上了车。到达鞍山下车视察，终于按他的意思换乘硬座客车，事情才算过去。

彭总发火，其实是委屈了王焰。王焰刚刚调来，对保卫首长的制度并不熟悉。从北京出发时是乘的这节公务车(有软卧及会议室)。回程的时候，彭老总坚持要坐硬座，理由是，群众能坐我们为什么不能坐!王焰为此同随行的警卫处长商量。警卫处长说，制度规定，首长行动要保密，普通客车人员复杂，万一安全出了问题怎么办?王焰一听，制度有规定，公务车也已调在大连，就答应不变了。哪想却惹恼了彭老总，发这么大脾气，还几乎闹到被撤职的地步。以后，每当遇到此类情况，他总是先同有关人员打招呼，不能特殊，免得找不愉快。就这样，习惯力量再加上某些人的某种思路，还是引发了彭老总的几次恼怒。不过这与王焰无关了。王焰并不是从中吸取了个人不挨批的教训，而切实地一再地感受到彭老总的为人。那种劳动人民本色不变的精神，始终牢记在王焰的心中。

另一件事是，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总落难，“反党集团头子”的称谓已被写入决议，狂风暴雨的批判暂告一段落，会议结束，大家准备下山。这时，招待处来电话说，有一批上等的云雾茶，是庐山特产，问彭总要不要买几斤带回去?来电话的人还特意说，这种茶叶街上是买不到的。王焰接电话后向彭总报告，问要不要买点?彭总一听，又是忍不住恼怒起来：“街上买不到，为什么不拿到街上去卖?尽搞这些鬼名堂，市场怎能不紧张!”彭总不但表示坚决不买，并且要王焰立即打电话给招待处负责会务的人，要他们今后不要再给开会的人搞什么土特产，“这是一种很坏的风气!”王焰迟疑了一下，悄声地对彭总说：“彭总，在这个时候，不要再管这件事情了吧!”彭总听了，想了想，不禁放声大笑，说：“刚才还在说我的坏脾气，看来一辈子也改不过来了!”

1959年庐山会议后，北京的军委扩大会议批判斗争结束，国防部长卸任了，秘书和兼任的办公室主任也自然解职。王焰帮助彭总几次草拟和修改检查稿，整理文件。一切都结束了，他向彭总告别：“彭总，我要走了，以后需要我的时候，我再来!”这情节，“文革”中不知怎么被造反派查到了，并且被当作一发重磅炮弹在批斗王焰会上抛出，质问王焰：“你这是什么话，你准备什么时候再来?你还准备彭德怀复辟吗!”令批判者想不到的是，在批判的喧嚣声中，却在人们心底深深埋藏下了当时无法表达的对王焰的印象：善良，他是如此善良!

人们都生活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谁都无法逃脱历史的局限。在某种场合下，说了一些违心的话，甚至做了一些违心的事，是可以谅解的。但是，善恶还是有差别的。有的人对待逆境是勇敢的抗争。著名作家萧乾为自己列出的底线是：不能讲真话，至少不要讲假话。国学大师季羡林的底线是：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抗争不了，也不会去趋炎附势地坑害别人。讲到王焰，我们不能不想到另外一种情况、另外一种人。庐山会议上和后来北京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彭老总看到当时的形势，他给自己定下了一条，就是“要什么给什么”，什么帽子都可以，怎么检讨都行。但是，有两条他则表示至死也不认账。一条是所谓的“军事俱乐部”。北京的军委扩大会上，有人追问他“军事俱乐部”的纲领、目的和名单。愤怒的彭德怀在会上大声地说：“开除我的党籍，拉我去枪毙了吧!你们哪一个是俱乐部的成员，就自己来报名嘛!”为什么他坚决不承认有所谓的“军事俱乐部”?彭德怀在后来的“自述”中说：“庐山会议结束后，我就想把我在军队三十年来的影响肃清、搞臭。这样做，对保证人民解放军在党的领导下进一步巩固，是有好处的。”“但是，我不能乱供什么‘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名单等，那样做会产生严重后果。我只能毁灭自己，决不能损害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毁灭自己，保证军队!这是何等高尚的气魄!

彭德怀坚决不承认的另一条“罪状”，是所谓的“里通外国”。庐山会议上揭发彭德怀“里通外国”的主要根据，是他在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东欧诸国期间，曾与赫鲁晓夫有过接触，受过赫鲁晓夫的接见。个别人拐弯抹角地暗示：“彭德怀前不久访问东欧各国，上山后急于发难，是不是有什么背景?”这一揭发，正合斗争需要。在常委会上，毛泽东说，彭德怀这次出国访问，“是否取了点经?”毛泽东这次拣起来的可不是用来打人的一块小石头，而是置彭德怀于死地的炮弹。对这件事，彭德怀详细交代了他出访期间与赫鲁晓夫礼节性会见的经过，并且具体地提供了会见的时间、地点以及陪同人员，翻译人员名单。他说：“我根本不懂外国语，同外国人任何谈话都要经过别人翻译。要里通外国，我怎么去密谈?”为这件事，他还诚恳地向党中央和毛泽东郑重声明：(里通外国问题)“如发现确凿事实，可以以叛国论罪，判处死刑无怨。”1974年11月，彭德怀病危弥留之际，舌头已经僵硬，还喃喃自语：“我没有里通外国……我是清白的……”由此可见，这条“罪状”在彭德怀心目中的分量。可是，如今，当人们翻阅资料时，才知道这“罪状”最初的出处，就是一位曾与王焰一起跟随彭总出国访问的老同志提供的。出国刚回来，这位老同志还曾连篇累牍地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赞颂彭老总出访如何成功等等。也许揭发时他只讲了彭老总与赫鲁晓夫有过接触，并没有上纲上线到“里通外国”。可是，在那种气氛下，你为何提供这样的所谓“揭发材料”?这还用得着深入探讨和分析吗?

(责任编辑　吴　思)

2010年第1期　一个母亲的忏悔　沙 漠

我的爱子黄小振，1947年出生于重庆，小学毕业。国家一级编剧、青岛市戏剧家协会常务副主席、青岛市政协常委、青岛市拔尖人才……

他只活了49年，能在苦难中挺立，成为优秀剧作家，是个奇迹。

小振从小生活在文艺圈子里，受着家庭影响，酷爱文学艺术，尤爱话剧，父母都从事话剧，在娘胎里便跟随妈妈翻滚在重庆的话剧舞台上，受的胎教是‘话剧’。小小年纪他便有个心愿，长大了干话剧!

1956年，我们夫妻由北京调到青岛组建青岛话剧团，小振和姐姐随之来到青岛。

我们五口之家(婆母也接来了)生活在这美丽的海滨城市，活跃在话剧舞台上，我主演《桃花扇》引起轰动，中敬执导《双婚记》受到热烈欢迎。事业顺心，人际关系良好。家庭和睦亲密，这美好时光使我们陶醉。

骤然，乌云翻滚，黑色的“1957”，和风细雨的“整风”变成了狂风暴雨的‘反右。我们夫妻双双落马。

我的罪状是“反对民主集中制”：我说，“青岛选人民代表，选民对候选人一无了解，只划圈圈，这是形式民主。”中敬批评话剧团家长式领导，一言堂，作风不民主，党群关系不正常。他犯了“反对党的领导”——第一大罪。

天塌了。父母都成了右派分子。

丈夫黄中敬被划为极右，去全市右派集中地月子口水库劳动改造。妻子张坤权是“五类”(等级)在本单位监督改造——刷厕所、洗服装、做道具、搬布景、演群众……

两个孩子生活无人照料、备受歧视，一个11岁，一个13岁。幸福之家，几近破裂。婆母回天津日夜为我们担忧，猝死。

失悔没有及早送走孩子!我们已被划为右派分子，怎敢让亲友接纳一双右派的子女，谁不怕受连累?

我随话剧团巡回演出监督改造，一走就是几个月，半年、一年。

不久就是灾荒年月，忍饥挨饿，大人尚能忍受，没有父母照顾的孩子怎么得了?中敬半个月一次回家休假时想方设法给儿女做一顿饱饭吃。懂事的孩子看到爸爸舍不得吃，哭着说：爸爸，您不吃，我们吃不下，您那么瘦(三个月的强劳动，竟使中敬这个180斤的壮汉子瘦了60斤)。中敬告慰我：“孩子可以放心。振儿曾在路上捡到一皮包，跑着追上丢包人，人家打开包，见里面钱和粮票原封不动，很感动，拿出一斤粮票酬谢(那时一两粮也珍贵)，小振谢绝跑开了，这事是路上有人见了来说的。振儿在这些方面特别信得过。”

时隔不久，勒令搬家，搬进久已废弃的小伙房，潮湿，黑暗，白天需点灯。

担心女孩子不安全，好不容易把女儿送到外地去了。

振儿已从小学毕业，刚迈进中学大门，一天，忽然从后面传来：爹妈是演员、导演……是右派……右派的儿子……使自尊心极强的他受到莫大的打击。没有和任何人商量，他选择了逃学。

从此振儿的世界变了，他的命运起了大的变化，没有温暖、没有爱，孤苦伶仃，他成了流浪儿。

我随剧团改造，远在南方，忽被告知：黄小振拧了公共厕所的灯泡，拿到自由市场去换干粮吃了；黄小振拿了邻居晒的两件旧的棉毛衫裤到自由市场去换干粮吃了；黄小振逃学，夜不归宿。

我们的新家在宿舍的大门洞口，前面是“自由市场”，那是特殊的年代——大饥荒!每到天色昏暗，这里便成了“黑市”，除了小商小贩外，有着许多只在黑暗中活动的人群，口里小声喃喃：要粮票不要?三元一斤，要馒头不要，三元一个，“把子肉”一元五一块……破旧衣物，炊事用具……什么东西都有可能在这里换高价食品。这里吸引着饥饿的人群，诱惑着少年孩子!

振儿独自生活在这里，饥肠辘辘，每日面对黑市的叫卖，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如何抗拒这强烈的诱惑!

我随剧团归来，被眼前的景象击倒，残破的门虚掩着，大白天伸手不见五指，定神，依稀看到门边有一拉线开关，一拉，亮了，在昏暗的照明下，室内空荡荡却凌乱异常，一大两小三张床，被褥全不见，床上、地上，横七竖八堆放着杂物，书籍纸张随处散落，狼藉一片。空气中弥漫着异味，令人作呕。我呆立不动，惊诧、迷茫，这是我的家!?良久，跌坐在椅子上。我没有哭!家已破，人呢，我的儿子呢?半晌，来人，是平素少有往来的舞美组的“右属”(她丈夫是右派，有“历史问题”，进了监狱)。她告我，她的儿子和街道办事处书记的儿子都出了问题，“他们住在你这里，说是‘小振一人住，害怕，我们陪他’。我还嘱咐：‘他小，家长都不在，你们好好照顾他。’谁知后来这三个孩子都不见了……”

饥饿的儿子啊!你回来吧，妈妈不怪你，纵使有天大错，妈妈承担。

我知道无处可寻找，但我依然寻呀找啊!火车站、长途车站、轮船码头，找了个遍，那里有许多流浪儿蜷缩在一起熟睡，有的脸上盖着报纸，身上披着麻袋片，看不清，我便掀开盖在脸上细细查找辨认，少不了把在梦乡中的他们扰醒，惊恐警觉的眼神、怒目而视的敌意、张嘴便是粗话，嬉笑着嘲弄：“又是找儿子的吧?”“我是不是你儿子?”“给我饱饭吃我给你当儿子，嘻嘻。”……这些是哪家的儿郎?或许他们的母亲也在寻找儿子?振儿也会是这模样?天!

踉踉跄跄回到家中，心乱如麻，夜难成眠。下决心再不找了，受不了这刺激!但一到夜半三更，思儿心切，我又去继续寻找……

漫无目标去寻找，垂头丧气归来，这天，疲惫已极，倒头便睡，忘了关门关灯。夜半，忽听屋里有哭声，惊问，谁?什么人?猛然间，见一蓬头垢面的少年站在床前，吓得翻身坐了起来。“妈，妈，是我，我刚才看见您了，您在找我!我跟在您后面，不敢进来，怕您生气。”他呜呜地哭着跪下了。日思夜想的儿子回来了，我慌了神，脑子一片空白。“妈，妈，对不起，我错了。”我从晕眩中醒了过来，气、急、恨(唯独没有爱、怜)，一股脑儿涌上心头，一把揪起，用尽力气朝着那肮脏，泪流满面的小脸上猛掴一巴掌，狂怒着：“滚!”他哀叫了一声妈妈，哭着跑了，这一声哀叫的“妈妈”刻在了我心上。

我疯了，不知自己说了什么，干了什么!

我好悔!一巴掌把回来认错的儿子打跑了!他还那么小。

这一掌，我记了一辈子，悔了一辈子。

盼到中敬休假回来，我哭诉了一切，商讨以后怎么办?中敬想到了马卡连柯的《教育诗》，书的中心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挽救青少年失足的唯一途径是交给政府，有党和政府关怀教育才能有光明前途……

我们得知振儿的下落，立马亲自把他送交派出所，请求收容管教。公安部门明告“不够条件”，拒收。经我们反复写申请报告，最终获得批准。这一过程，我没有参与，连送衣物我也没去，我没有勇气见儿子，怕自己动摇，我是母亲!

他还那么小，他能有多大问题呢?人家不要，不收，我们死乞白赖恳求……

我又随团出发了，振儿送到哪里去了，我不清楚，只知在离济南不远的一个偏僻小城，我们始终未去探望，右派身份，多有不便。1962年我俩先后“摘帽”，中敬改编《红岩》，取得成功。剧团在济南演出，休假日我们去看望振儿。一位姓张的领导，看了介绍信，得悉我们是黄小振的父母，连连道：“欢迎欢迎，好容易盼到了你们来，很想见见你们，请坐。”他让人去找黄小振。

小振进来见了我们，意外惊喜，却没有特别激动，有礼貌地叫了声爸爸妈妈，深深一躬，保持距离。中敬指一指带来的书籍和吃食说，这是带给你的。他一见到《红岩》、《欧阳海之歌》，两眼发光，兴奋不已。连说谢谢爸妈，又鞠了一躬，但见到难得买到的点心、糖果反应并不强烈。老张说，你们好好谈谈，我就回来，他和其他人离开了办公室。

我们拉振儿坐下，细端详，他长高了不少，虽瘦，但挺健康。精神状态不错，和他交谈，明显感到长大了。我们和他谈自己的和团里的情况：摘帽、改编《红岩》、演出反映……他拘谨地汇报自己在这里的一切……吃饭时间到了，老张进来请我们吃饭，我们谢绝了。他把我们带的东西交小振，嘱咐：《红岩》不许传给别人看，只你自己看，包好书皮，尽量不在人前看，读完，交我替你保管好。小振连连道：是!欣喜地说爸爸妈妈再见，又鞠躬道谢：谢谢爸爸妈妈送这么好的书!(他似乎知道这书的价值)说完，连蹦带跳抱着东西，开开心心走了。老张说：“你们看，他见书，多亲!这《红岩》在我们这里是禁书，因为写了‘越狱’，允许小振看，是对他的特殊信任。”

待室内只我们三人时，他一脸诚恳，道：“我想见见你们，是因为我希望有机会亲自听你们谈谈，送儿子到这里来的真实思想，究竟为什么?你们的儿子，本质好，年龄小，出了一点毛病，怎么非送到这里来?”他的谈话如此坦诚使我们意外，他分明在批评我们!“我说句不该说的话，你们做父母的怎么会如此狠心，把孩子往这里送，这里是什么地方?大染缸!形形色色做坏事的少年罪犯有多少!你们不怕孩子在大染缸里受污染?……”他一口气说了许多。

“这里是大染缸”!闻所未闻，我不理解，正待发问，他看了看表，说得更快，“时间不多，长话短说，我特别想问的是你们怎么没考虑孩子的前途，将来怎么办?这污点会影响一辈子!你们是大知识分子，是过来人，比我懂得多。我谈这些，出格，有失原则，作为公安人员、党员、领导，尤其不允许。我非常关心小振，这里图书馆的书，他差不多都读了，他那么聪明，单纯……我深怕这污点会，会影响他……为他担心、惋惜。这些掏心窝的话，憋了很久了，信任你们才无保留地说了……”吃饭的人们回来了，他戛然而止，意犹未尽，起身握手道别，我们反复致谢。

他发自肺腑，“出格”的话，大大震撼了我们。中敬道：“这个看似普通的人，敢说实话、真话，或许我们有错。”

我完全意识不到自己已被“改造”得人性扭曲，分不清是非，自己的所作所为，正在断送孩子的前途，却浑然不觉。只看到在这里儿子表现好，便以为前途光明，充满了希望，哪里想到日后的巨大打击，无尽的苦痛。

半年后忽然接到通知：振儿提前回来，中敬出差不在家，我因排戏，不能到车站去接，傍晚时分在路口迎他，远远见他大步走来，我已止不住满眶喜泪，15岁的少年长大了，平顶头，清秀，背着背包，提着手提包，穿了一件蓝色的小棉猴，干干净净，挺精神。到家，脱去外衣，一眼看见满身的补丁，不由得哎了一声，倒吸着冷气，问，这是你补的?他点头。天!泪再次涌出。振儿怕我难受，蹲在我面前说：“妈，我饿了，您给我做了什么好吃的?妈妈，吃饭吧。”

晚饭后，没有多谈，见他旅途劳顿，让他洗洗先睡了，他把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枕边，这是我们全家的习惯，他还保持着。待他睡熟后，我把衣服拿到一边，数了数，衣、裤的补丁，大大小小72个，细针密线，针脚整齐，称得上精致，补丁色彩协调(他从哪里找到这些小布头的?)大的拳头大小，小的只方寸大，他是用心，费工制成的，令人惊叹!无法相信这出自十四五岁的男孩儿的手。他在家从未动过针线，何时学会缝纫?竞缝得如此出色!

看着熟睡的儿子，想起他一声声“妈妈”!不禁想起我刻在心上的，被我打跑时那哀叫的一声“妈妈”!再看看这72个补丁，痛定思痛，泪泉涌，湿衣襟。

振儿闭门不出，苦读书，见人既不低头回避，自卑不堪，也不故作轻松，若无其事，他有礼貌地，微笑着回应关心他的人群。爸妈工作忙，他抢着料理家务，什么都会，成了家里的好帮手。

儿子心灵受到的伤害，我们知之不多，抚爱更少。他从不提，怕痛，紧闭心扉。我们不问，爱护他、尊重他，却没有去帮他启开心扉，用慈母的爱为他疗伤，帮助他好好将息，告诉他，那是妈的错，原谅妈妈。我却没有这样做!

没有，没有做，错失良机!作为母亲，又一次严重失误。

我们为如何解决他的上学问题努力，以他目前学业的真正程度，该如何插班……上学是个很麻烦的问题。

这时，伟大领袖发出最高指示：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党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一贯听话的我们，毫不迟疑，积极响应号召，为黄小振报了名。敲锣打鼓，佩戴红花，把振儿送到农村。他被分配在非常贫困的莱西县的一个村。那时他17岁。

振儿在农村安家落户八年。他除了春节回家，始终坚守岗位，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别的知青家长常常想方设法捎馒头干粮和炸鱼。炒酱，有时还有少许糕点、糖果。唯独小振没有，我曾动过心，中敬说，贫下中农吃得了的苦，我们的孩子有什么理由吃不了?搞特殊化!说服了我。

小振年年评为五好社员。他除了勤劳动，只和书本相伴。为了加强记忆，常常把读过的作品、名著，细细讲给社员听，连外国名著他也改编成中国故事如《基度山伯爵》雨果的《悲惨世界》，他讲得风趣生动，他为缺少文化生活的人群带来快乐，也使自己快乐。讲故事使他受益良多，许多文学作品和中外名著因而留给他的印象更加深刻，为日后他的创作提供了宝贵的帮助。

“知青”返城了。振儿返城已是25岁的大青年。

’街道办事处忙着为返城的闲散劳动力安排临时工作——打小工。振儿当了两年多临时工，干得卖力，反映良好。又过了许久，迎来“就业”高潮，“社会青年”(不是学生又没有工作的青年)一片忙碌，佳音频传。但，我们家没有动静!等吧，等着吧。安排就业工作已接近尾声，依然无望。

终于，等来了消息，街道办事处的宋书记开门见山对我说：我们尽力了，但小振分不出去。他把多份退档材料放在我眼前。我屏住呼吸，问：“为什么?”“当然是政审关。”“是父母的还是他本人的?”“都有关系，今年偏重在本人。”“父母早已摘帽，他本人，你了解，他……当年小，13岁，我们主动送去的……”

“我都了解，但用人单位，信奉‘左比右好’，只看档案：政治有无问题，是否有污点。谁去研究分析具体情况?唉!小振的就业这么难!没人要!谁也不要!”这是个好人，他说的是真话。

我傻了!懵了!我的优秀的儿子，没人要!谁也不要!强忍着满腔苦水，晃晃悠悠来到离家不远的第三公园，躲在无人过往的旮旯，大放悲声!

正哭得伤心，耳边响起：“你们真狠心，把孩子往这里送!这污点影响一辈子!”清楚记起，说话出格，敢说实话的公安人员，那个特别关心小振的领导——老张，是他说的，他还说：“你们不考虑他的前途?”

——完全验证了他的正确。愧对老张当年的无情批评。我深感疚罪，无地自容，是父母毁了儿子的前途，咎由自取。哭吧，哭吧!哭倒长城，也换不来儿子的前途，也解决不了当前小振的就业。为振儿我哭干了泪。

后来一位多年挨整的老革命相助，求爷爷告奶奶，小振被安排在一家集体所有制的小厂，分配在最累最苦最脏的磨砂车间。他埋头苦干。完成任务又快又好。

车间有文化的人不多，他主动利用午休时间帮助车间办墙报、黑板报，写好人好事……文笔生动，工人们喜欢看，说黄师傅是秀才。逐渐被厂领导赏识。从车间调到工会，开始和文字打交道。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学习创作，他写工人，唱工人，他还活跃在文化宫的舞台上。

在工作和业余活动频繁的同时他刻苦学习，考上了“青岛教育学院”，成绩年年名列前茅。

他忙碌异常，人际关系良好，他快乐、兴奋地生活、工作着。

1977年恢复高考，他以同等学历(不算当时正在读的“青岛教育学院”，他的学历是小学毕业)报考全国文学艺术最高学府——中央戏剧学院的戏剧文学系。难以想象，他只读了小学，他怎会有这勇气?他夜以继日地、玩命地读书，死记硬背大量的相关学习资料，去了北京，上了考场。

传来可靠消息：振儿在高考中发挥得出乎意外的好，一片叫好声。众考官都打出高分，称他状元，挺轰动。初试二试顺利通过，三试是他的强项，理应不会有问题。没有最后定夺，心悬着。当我们得知“中戏”今年的主考官竟是我的老战友，同在华北文工三团的吴庚鉴，欣喜不已，而我们三团的老团长李超已是文化部教育司司长，有这样两重关系，赶快去北京，去打个招呼!小振成绩好，什么话也无需说，便会是上上大吉。而我却犹豫，对中敬说：“此时此刻我若去北京，即便不是走后门，也‘无私有弊’啊!党三令五申不要走后门，要杜绝不正之风。我们‘过问’，‘打个招呼’，也属不光彩，不光明磊落!小振凭真才实学考取，堂堂正正，这多好!”转念又想，或许我们该去北京。“‘打个招呼’，也不是不正之风吧?”

我犹疑不定，按兵不动!连一封求助信都没写过——我们真的是很“听话”的。

天有不测风云!命运180度大逆转!黄小振榜上无名!意外的失败，几乎击垮了振儿，不明白为什么会是这结果!不是说这次高考，不看政审?那问题出在哪里?分明已近定局，怎么瞬间成泡影!

这意外，不可理解!无法接受!

后来得知主考官庚鉴也呼遗憾。他当时太忙了，待他知道这事时，晚了，帮不上忙了，这个十分有原则的人也说：“怎么不说一声呢?这算不得走后门啊!”

我谴责自己、后悔“按兵不动”。没有在儿子需要拉一把的时刻，为儿子尽力。这拉一拉，关乎儿子的前途啊!

就这样，我打碎了振儿的求学梦!他多么渴望上正规大学，而这是最后的机会(超龄)!正待高飞的鸟折翅重重摔伤!

又一次断送振儿的前途。我吞咽这苦果。

振儿在困惑中挺住了，他咬牙!什么也没说。

他不服输，努力拼搏。

白天在工厂开展工人的文化工作，下班后依然活跃在业余文艺队伍，夜晚孜孜不倦地阅读，刻苦地学习写作。在这同时，他完成“青岛教育学院”的学业，成绩是最优秀的。

他写、他演、他唱……主演话剧《于无声处》而后又主演电视剧《残局》，他还自编自导自演别具一格的相声，包袱抖得响，观众非常喜爱，他的作品发表于国家级大型刊物——《剧本》月刊。他被市文联的“伯乐”相中，破格由集体所有制的小厂，转入青岛市文联，从事文化艺术工作。

他开始了人生新的一页，从此改变了命运。那已是1985年了。

向往在话剧创作的大道上迈步前进，他终于如愿。

1986年，他初次写的多幕话剧《四十不惑》发表于《剧本》月刊，大获好评。随即由中央实验话剧院在北京演出(改名《惑》)，引起轰动。全国三十多家有影响的报刊杂志发表了名家的评论文章，给予很高评价。荣获四年一度的第四届“全国优秀剧本奖”。

面对鲜花、掌声，振儿是低调的。他没有被捧晕。内心的喜悦使他对自己更加自信，为自己没有受正规学习，能取得成功，由衷感谢文学著作带给自己的恩惠。他想，不是当年“落榜”的挫折，可能成功会来得早些，或许会更上一层楼。一晃10年过去了，他已近不惑之年，他需要更加奋发。

由于专业上的贡献，他连任青岛市政协委员、常委。被评为青岛市“拔尖人才”，任青岛市戏剧家协会驻会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编剧。

振儿娶妻生子，夫妻恩爱，美丽的妻子非常崇拜他，儿子聪明伶俐，家庭美满；我和中敬都已离休，全家人沐浴在浓浓的亲情中，尽享天伦之乐。

正当全家过着难得的祥和日子，老伴病了，病中，父子促膝谈心：

爸爸：“振，你写的《四十不惑》很好。爸爸没有为你喝彩叫好，你不怪吧?”

振儿：“您的严要求和‘响鼓重捶’‘泼点冷水’我都能接受，您用心良苦。”

爸爸：爸爸很抱歉，没有给你具体帮助、指导。”

振儿：“您给予的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影响够我受用一辈子。”

爸爸：“写作风险大，我曾担心你经不住风浪!后来又怕你抵挡不了‘商潮’的诱惑!现在我放心了，你是我的儿子!我相信你行!”

振儿：“您放心，爸，我是您的儿子，我血管里流淌的是您的血液……有您的榜样，我会努力写出更好的剧本。”

他为爸爸揩去眼角的泪，自己也不禁潸然泪下。

怎么能想得到这次父子的倾心交谈，竟是永诀!他多么在意爸爸此时此刻的鼓励鞭策。他也牢记对爸爸的承诺。

老伴被诊断为“肺脑”。只一周，他，他驾鹤西去!

天翻地覆!

为化解我的悲痛，大洋彼岸的老母、弟、妹邀我去美国探亲。

两年后，94岁高龄老母仙逝，哭别了娘，我回来了。

振儿已人到中年，更趋沉稳。在政协会上发言犀利、铿锵，敢说话、敢批评，留给人们深刻印象。

一次，政协开会讨论市领导作的报告，在小组会上一位常委发言，说报告如何如何好，说我们要好好学习，努力学习、领会精神……又一委员也作了相似的发言。小振耐不住了，说：“赞报告精彩，谈体会、感受…一这些可以在别的场合去谈。我想，委员们在这里开会，更重要的是，谈意见、谈不足，提建议，要起到监督作用，不能只赞好，泛泛谈感受说套话。”哑场。在场的市领导说：这是诤言，不怕得罪人，敢说活。政府需要监督，需要意见。

振儿人是真实的，笔也是真实的。除话剧之外，写影视作品，也写儿童作品……他应邀写的农教片《金色的多来米》思维新、视觉独特，在全国30多部参赛片中得了一等奖第一名，这奖不大，他很看重。

不久他约了两位写小说的朋友合作写三十多集的《金色海湾》，是当时青岛电视台的第一部长篇电视剧，很受好评，影响广泛。

怎料厄运又悄悄袭来——振儿病了，癌!肺细胞癌。医生宣判“晚期的晚期”，“不治”，“半年”!

我似走到了人生尽头，几近崩溃!脑海里出现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场面——爱子被夺走!

病中的小振除了消瘦、咳嗽，并没其它症状，他特别珍爱倾注了自己最后心血的作品《没有扶栏的台阶》，他对下岗工人充满了敬意，这些顽强的人群，不等待救助，没有扶栏，挺立着。还写了他(她)们的爱情、面对艰难的欢笑。我告诉他，许多人读了，大赞……他快乐地笑着(病中难得这样笑)，说：“我写得动心、动情，含着泪写成的。妈妈，我有潜力，给我时间，我会写出好本子，我需要时间!时间!”他已知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在最后时刻到来之前，他始终没有住院治疗，甚至不卧床。一日，市领导得悉小振病重，开完会，市委书记、市长、人大政协领导来探望他。他们见到骨瘦如柴没有卧床的小振，齐惊呼，怎么不住院?围着他问病情，怪他为什么不汇报……市长马上批示：安排住院或到外地治疗、用最好的药……最好的治疗。

晚了!回天无力。

前后半年!振儿走了。他走得艰难，走得无奈!

“告别会”很隆重，送者甚众。哀乐低回，肃穆庄严。人们唏嘘着：“英年早逝，才华洋溢的小振走了。”嚎啕着：小振，小振，你不该走得这么早啊!你还不到49岁!

小振静卧在鲜花丛中，仪容庄重、安详。清瘦了许多，许多，却依然英俊潇洒，只嘴微张着，似有未说尽的话。

离我只咫尺的振儿，微张着嘴，他要说什么呢?

骤然，一蓬头垢面的少年出现在我眼前。心一颤，明白了!他要说的是：“妈妈，您真不要我了?为什么非送我到那个地方去?”

这折磨了他一生的“结”，至死未解开啊!

这是他心中深藏的痛，这隐痛，我知道，怕伤他，我小心翼翼。多少次，我想说一声，对不起，儿子，真的对不起啊!但始终未曾。最后那个母亲节，母子相拥而泣时刻，几度张口，我还是咽了回去，担心重病中的他，会痛上加痛。

振儿带着他的痛，隐痛、至痛，要走了。

振儿，在这永别时刻，妈妈要请求你的原谅!我要真诚地忏悔说一声对不起!我明白这已无济于事，但我还要说，大声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亲爱的振儿!请求原谅!原谅爱你的妈妈。妈妈要对你说“改造”的痛苦、羞辱，你的父母最懂得、最明白，我们是过来人!见证人!我们怎么能把你——亲生儿子，我们的独子，爱子，一个少不更事的，做了错事的小孩，主动送去“改造”!让你在心灵上经受着更甚于我们的羞辱和苦痛!

振儿，你是被你的父母亲自推入“改造”深渊的。并非被迫强制。

爱你的父母，为什么伤害自己的孩子!?那么残酷!那么狠心!……

虎毒不食子!虎狼尚有父爱、母爱，有人性的人呢?我呢?我们呢?

我们——你的父母，做了什么?干了什么?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而自己竟不察觉!荒诞地、愚蠢地，以为出于“爱”!

天底下有这样的爱吗???

苍天啊!

振儿啊!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10年第1期　东南野战军和粟裕的战略决战建议　庄 重

1948年3月，我军攻克洛阳，歼灭敌青年军206师之后，我作为一名新华社特派记者，随大军西进至新安时，接到一份电报，说有重要任务，要我速来总社。

经数日行军，我于4月初到达河北涉县西戍新华社总社。

廖承志的谈话

社长廖承志同志和我初次相见，他像对待挚友一样张开双臂拥抱我，拍拍我的两肩说：“你辛苦了!”他拉我靠着一张大桌子坐下，“我们初次见面，随便谈，可以多谈一会。中午，在我这里吃饭。”

饭后，廖承志才和我谈工作问题。他说，为了把战争进一步引向敌人的大后方，党中央决定组建东南野战军，司令员和政委陈毅，副司令员和副政委粟裕；下辖两个兵团，粟裕兼任第一兵团司令员和政委。华野各纵队很早就有新华社支社，廖承志同志对我说：粟司令提名调你和季音同志，加上李扬同志，组建第一兵团分社，你继续任新华社特派记者，分社电台和其他人员以后由部队负责调配；粟裕同志说第一兵团分社由他直接领导，你们如何开展工作也由他安排。总社意见：东南野战军的番号及其行动都严格保密，有电台也禁止使用，因为一使用电台，敌人就会很快侦察到我军的行踪，对我不利。保守军事机密第一。新闻稿如何传递，另想安全办法。廖又说，你们渡江以后，处境一定极端困难，即使长期不发稿，总社也体谅你们，不会责怪你们。廖社长的一番话，既使我感到责任重大，又感到热呼呼的温暖。为了保密，廖承志讲话，要求我不做记录，但我一直牢记在心。

毛泽东：“第二个战略跃进”

在西戍停留一天，我就启程去濮阳。途经邯郸、成安、魏县、大名、南乐，抵达濮阳城郊第一兵团部所在地孙王庄。

与我的老伙伴李扬、季音等见面和传达廖承志社长指示以后，我便去见粟裕司令员，向他报告请示工作。我大约有半年时间没有见到他了。粟热情地接待我，与我谈战局和东南野战军的组建过程以及今后作战任务。

原来，党中央为了改变国民党在中原地区的战略部署，于1948年1月27日决定，组建东南野战军，以陈毅为东南野战军司令员和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和副政委，并兼任东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和政委，叶飞任第一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委，金明任第二副政委，张震任参谋长，钟期光任政治部主任。第一兵团辖第一、四、六纵队。党中央确定，粟裕率领第一兵团渡过长江南进，在南方数省执行宽大机动的作战任务，以吸引中原敌军二三十个旅回防江南；在湖北宜昌、监利之间几个地段渡江进入湘西，或在洪湖、沔阳(今仙桃)之间渡江进入鄂南，先在湖南、江西两省与敌周旋半年至一年，沿途兜圈子，以跃进方式，分几个阶段，到达闽浙赣边，建立根据地，以牵制敌人。渡江时间可在今年2月或5月或秋季。毛主席称之为“第二个战略跃进”。

任务重，时间紧迫，粟裕集合和率领了3个纵队北渡黄河，于3月16日全部集中到濮阳休整。

粟裕关于战略决战的建议

自接到中央军委关于限期渡江南进的命令以后，粟裕根据当年率领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2500里且战且走，结果伤亡过半的经验，一直从全局战略上，对敌我军队实力特别是中原地区敌我作战态势，进行对比分析。经过一个多月分析和思考，对南线战略决战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意见。粟裕认为，我渡江南下部队只有3个纵队，加上随军南下干部近10万人，敌在江南的兵力足以对付我军。彼时我军最多以团为单位分散作战，无重武器，很难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我军遭敌人尾追堵截，甚至围攻，战斗频繁，又是无后方作战，兵员、粮食、弹药得不到补充，伤病员无法治疗和安置，势必要选择几个地方，每个地方留下一个团，开辟游击根据地，安置伤病员。这样且战且走一年半载，行程数千公里，可能还没到达闽浙赣边，我10万人就减员过半，更难以吸引中原之敌回防江南。而1948年初，敌在南线的兵力共有100个旅。在中原战场，敌有34个整编师共79个旅，其中33个旅对大别山区我军(中野)进行全面包围。敌军貌似强大，但“3线16点”即津浦线、陇海线、平汉线，济南、徐州、海州、连云港、两淮、南通、宿县、蚌埠、开封、郑州、洛阳、合肥、信阳、南阳、襄樊、汉口都置重兵防守，强敌兵力分散，也就变为弱敌了。我一、四、六纵队可暂不渡江。在中原战场，华野有6个主力纵队，中野有4个主力纵队，共10个纵队，约20万人，敌军约25万人。豫皖苏边淮北平原，有利于我军快速行动。敌军虽有许多重武器，如果我将铁路公路破坏，则敌军行动困难。我华野和中野密切配合作战，有其他兄弟纵队和地方部队打援阻援，又有千百万老区人民支援，我军可以充分发挥步行力强的优点，实行远程奔袭，分进合击，聚歼敌人，打几个大歼灭战，尽可能将中原之敌主力大部或全部歼灭于长江以北，尔后我百万雄师渡江南进，可以很快摧毁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

粟裕把这些思考“成熟”的意见先后告诉参谋长张震和华野司令员陈毅，征求意见，陈毅、张震都表示赞成。于是，粟裕将这个战略决战的构想写成他个人的建议，于4月17日用电报发给中野刘伯承、邓小平，18日正式向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报告。

党中央采纳粟裕战略决战的建议

党中央十分重视粟裕“4·18”报告，三天后，毛主席电复，要陈毅、粟裕同赴党中央开会，进一步商量行动。4月26日，陈、粟到达河北阜平城南庄参加党中央的会议。党中央书记处五位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都出席听取粟裕的汇报，经过讨论，一致同意和采纳粟裕战略决战的建议，当即做出决定：

第一、四、六纵队暂不过江，归还华野战军第一兵团建制，在徐汴南北，配合中野打几个歼灭战，然后南进。东南野战军的番号暂停使用。

陈毅调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任职(后应粟裕请求，陈毅在华野仍任原职不变)。任命粟裕为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和代政委，全权领导华野。

毛主席提出：华野要在近期全歼敌整编第五军，即邱清泉兵团。

由华东野战军派出一个纵队(称渡江先遣纵队)渡江，深入江南各省分散打游击，并发动群众，为日后大军渡江作准备。

5月5日，中央下达了中原地区华野部队的近期作战任务：力争4至8个月内，歼灭敌整编第五军，消灭敌军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旅。粟裕立下“军令状”，保证如期完成这一作战任务。

5月12日，陈、粟陪同朱德总司令到濮阳视察第一兵团。5月14日，第一兵团在濮阳东关召开团以上干部大会，欢迎朱总司令。朱总司令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传达党中央的上述几项决定，提出华野歼敌整编第五军，要采取“钓大鱼”的办法。因当时尚无收录机，粟裕指定我坐在朱总司令的身边做记录，我得以就近饱览这位老帅的风采。会后，朱总司令与第一兵团干部摄影留念。粟裕要我将记录稿抄好，送请朱总司令亲自审阅，尔后印成小册子发给华野干部学习。1983年，这篇讲话全文，以《目前形势和军事建设问题》为题，编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朱德文选》。

粟裕指挥大军大打歼灭战

1948年5月23日，粟裕和参谋长张震做出歼灭整编第五军(邱清泉兵团)的作战部署，然后率领第一、四、六纵队，两广纵队和特种兵纵队，从张秋镇和范县之间南渡黄河，进入鲁西南的定陶、成武地区，求歼敌整编第五军。为调动敌军在运动中歼灭之，粟裕决定围城打援，报请中央军委批准，先攻打国民党河南省会开封，后歼援敌。华野陈(士榘)唐(亮)兵团之第三、八两纵队在中野一部配合下，于6月17日至21日激战四昼夜，攻克开封，全歼守敌3.8万人。两天后，三、八纵队撤出开封，准备歼灭援敌。6月27日，华野又将驰援开封之敌区寿年兵团包围于河南睢县、杞县地区，激战至7月8日，歼敌5万余人，生俘兵团司令区寿年和整编第75师师长沈澄年。

开封、睢杞两个战役合称豫东战役，我军连续作战20个昼夜，共歼敌9万多人。

豫东大捷后，粟裕率领外线作战兵团转入山东内线，与山东兵团会师，举行更大规模的歼灭战——济南战役。9月16日晚，济南战役发起，激战8个昼夜，至9月24日傍晚胜利结束，我军占领济南，实现“打进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口号，全歼国民党军1个绥靖区司令部、1个省保安司令部、1个整编军司令部、2个整编师师部、10个旅、1个团、4个保安旅、1个总队，共毙、伤、俘敌8.4万余人，起义2万余人，俘王耀武等高级将领23人，缴获各种炮890多门、机枪5200多挺，各种枪支4.8万多支，坦克、装甲车20多辆，汽车238辆，以及大批军用物资。

40多天后，伟大的淮海战役开始了!敌军出动80万人，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加上地方武装共计60万，大战66天，我军共歼灭敌军55.5万多人，击毙敌兵团司令黄百韬、邱清泉，生俘徐州绥靖区副司令长官兼总指挥杜聿明、兵团司令黄维等一批重要将领。敌在长江以北的几个主力兵团丧失殆尽。

从1948年6月17日开封战役开始，至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我军用了6个多月时间，打了豫东、济南、淮海三大战役，总共歼敌75.5万多人。血与火的实践证明，为党中央采纳的粟裕关于第一兵团暂不过江，与中原野战军集中全力，大打几个歼灭战，力争将敌之主力尽歼于长江以北的战略决战的建议，是完全正确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摧毁了蒋家王朝反动统治的根基，亿万人民高奏凯歌，迎来即将诞生的新中国!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10年第1期　毛泽东领导“三反”运动　张家康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全党发出警告：“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也就两年多的时间，毛泽东的警告言犹在耳，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就开始在党内滋生和蔓延。毛泽东断然决定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在党、政、军机关内部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开展的第一场针对自身的反腐倡廉的运动。

批转东北局的报告

东北是中共最先夺取政权的地区，刚刚走上执政地位的党的一些干部，在物质和金钱的诱惑下，已经开始纷纷败下阵来。在沈阳市就有3629人有贪污行为，东北贸易部的赃款竟达5亿人民币(指旧币。1955年3月1日发行新币，新币1元等于旧币1万元)。同时，新政权中依然存在着严重的浪费现象，官僚衙门的习气也十分盛行。最典型的实例是，东北铁路系统压着上亿元的材料，竟无人过问。

这里必须涉及一个敏感的历史人物，那就是东北局书记高岗。1951年8月31日，他在东北局的党员干部会议上作了《反对贪污、反对官僚主义》的讲话。不久，东北局又正式作出《关于开展反对贪污蜕化倾向，反对官僚主义作风的规定》。高岗还在东北局党员干部会议上做报告，第一次提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概念。

1951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转发高岗报告给全国各地，毛泽东亲拟电报：

兹将高岗同志于本年11月1日所作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一件发给你们，中央认为这个报告是正确的。请你们重视这个报告中所述的各项经验，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紧接着，《人民日报》依据毛泽东的意见，发表《向贪污行为作坚决斗争》的社论，公开提出：“全国各地都应该迅速行动起来，展开一个坚决反对贪污的斗争，来彻底消灭一切贪污现象。”

这时，各地反映党员干部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的报告，一份接一份地呈送到中央。毛泽东在阅读这些报告后，更加确定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决心。这种决心在他给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报告的批语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他说：“自从东北局揭露大批的贪污犯以后，我们已告诉你们严重地注意此事。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务请你们加以注意。”

毛泽东在阅读了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第二书记刘澜涛的报告后，他的心情更是难以平静，报告中列举的河北省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前任书记刘青山严重贪污犯罪的事实，更是触目惊心。刘青山、张子善利用职权先后动用全专区地方粮折款25亿元，宝坻县救济粮4亿元，干部家属补助粮1.4亿元，从修潮白河民工供应站苛剥获利22亿元，贪污修飞机场节余款和发给群众房地补价款45亿元，以修建名义向银行骗取贷款40亿元。总计贪污挪用公款200亿元(以上均为旧币)。他们还勾结私商，用公款倒卖大批钢铁，中饱私囊，使国家蒙受极大的经济损失。

刘青山、张子善的事情揭露后，河北省公安厅依法逮捕了他们。毛泽东完全同意对刘青山、张子善的逮捕法办，并指示《人民日报》在头版报道。他还及时将薄一波、刘澜涛的报告批转全国，并在批语中说：“华北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下发《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毛泽东在决定中加写了这样一段话：“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后，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一九四九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的错误。现在必须向全党提出警告：一切从事国家工作、党务工作和人民团体工作的党员，利用职权实行贪污和实行浪费，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要求“各级领导机关必须仿照实行惩治反革命条例那样，大张旗鼓地发动一切工作人员和有关群众进行学习，号召坦白和检举，并由主要负责同志亲自督促和检查。”

中共中央决定下发后，北京市委和贸易部党组就分别向中央提交了党政工作人员中贪污现象及开展反贪污斗争的报告，毛泽东阅读了这两份报告，当即批转各地，并以十分严厉的语气作出批示，要求各地仿照北京市委和贸易部党组的报告样式，在一个月内向中央报告当地反对贪污斗争的情况，批语中再次强调：“发动党内外最广大群众(包括各民主党派及社会民主人士)，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检查和惩治贪污人员。”“迅速订出自己的反贪污计划，并开始着手发动这一斗争。”全国范围的“三反”运动由此正式开始。

三反不反　党就会变质

中央各部委被发动起来，财政部、贸易部、水利部、轻工业部和中国人民银行等单位反映，初步估计贪污人数将占机关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他们贪污的方式五花八门，如：出卖财经情报；盗卖国家资财；以权谋私，敲诈勒索；受贿赂，吃回扣；报假账吃空额等等，更有一些单位造假预算，搞两套账、虚报开支、损大公肥小公，以及借口“改善生活”挪用公款等。

毛泽东在答复福建省委办公厅的询问时，以极为严肃地表示，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问题“现在已极严重，必须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去进行斗争，一样的用死刑和徒刑等对待他们”，甚至说：“全国可能须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

根据土改、镇反的经验，毛泽东原以为通过急风骤雨的群众运动，再结合整党整风，三反斗争“就一般情形来说，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也就差不多了”。可是，随着贪污案件的增多，他颠覆了自己的计划，三反运动是一个月的时间不能完成的，因为他注意到，这些贪污问题的严重性，已远远地超过了他原先的估计。他气愤地说：“有些共产党员比国民党还坏。”对于已经暴露出来的腐败丑恶的现象，他已是深恶痛绝，多次在会上指出：

三反不反，党就会变质。从二中全会算起，如十年内不进行三反，共产党就会变成国民党。说党不会变质，只有进行三反这一条下才有可能。如不进行三反，一样可以腐化。……过去看联共党史，看见开除大批党员，当时了解不深刻，现在才体会到这一点。只有这样党才能健康。

刘青山、张子善事件是“三反”中暴露出的第一大案，震惊全国。他们都是久经血与火的生死考验的老党员、老革命。可是，进城掌了权后，便居功自傲起来，贪图享乐，追求金钱和物质，切切实实地被糖衣炮弹打中了。刘、张一案极具典型的警示和教育意义，毛泽东尤为重视。1951年12月29日下午，中央书记处召开扩大会议，研究处理意见。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刘青山、张子善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当时，曾有人向毛泽东反映了这样的意见，考虑到刘青山、张子善的历史经历，可否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毛泽东听后深沉地说：正因为他们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犯有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毛泽东亲自抓“三反”斗争，要求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必须向中央提供“三反”报告，以便让中央作出比较，“看出各级领导同志对这一场严重斗争哪些是积极努力的，哪些是消极怠工的(消极怠工的原因，一种是领导人有官僚主义，一种是领导人手面不干净)，以便实行奖励和惩处。不作报告者以违纪论，须推迟时间作报告者须申明理由。”

1951年年底，根据毛泽东的要求，中央直属机关党委立即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会议，薄一波和安子文作动员，要求中央所属各部门，在规定的时间内务必把群众发动起来，开展揭发检举和坦白交代，于1952年1月1日前必须向中央交出合格报告，如若不然，“不论部长、行长、署长、处长、局长、科长、股长或经理，一律撤职查办”。并指出，不管什么人，“手上不干净的，一律撤职，撤职后不给饭吃。”薄一波还当场宣布对三名领导干部“撤职查办”的决定。当日会散后，各单位连夜开会，元旦的那天，各部部长、副部长，参加完团拜会就立即回去布置运动，谢绝了所有的娱乐活动。

毛泽东对中央直属机关的动员十分满意，元旦刚过，他便在一份报告中向中央局及分局等党的各级领导推荐，指出：“这样的高级干部会议，现规定每十天开一次，除重病不得请假。估计到一月底，中央一级可以基本上解决问题。”而在具体部署上，他要求尽快进入实际的斗争中去，把学习文件的时间缩短到四五天，在十天之内就要把斗争开展起来，并及时将情况报告上来，否则不是官僚主义分子，就是贪污分子，不管什么人，只要是妨碍运动的，都要撤职查办。“在干部会上应指名批评落后的单位及其领导人，指名奖励做得好的单位及其领导人，宣布撤职的名单及理由。”同时委托薄一波与各地负责同志电话联系，“每三天至五天通话一次，检查各区三反进度。”

毛泽东不主张在三反的发动阶段，给群众设置过多的条条框框，要真正做到言者无罪，告者不究，压制民主者必办。他指出运动的重点是那些管钱管物的单位，“无论党政军在哪一系统，哪一机关，只要是大批地管钱管物的，就一定有大批的贪污犯。很多机关压迫民主，群众怨愤极深，有些机关官僚主义极为严重，领导都脱离群众，闹得不像样子。凡此一切，均须彻底揭发，才能解决问题。”

时至一月中旬，三反斗争的进展，还是不能让他满意，群众还没有真正发动起来，大小贪污分子还没有完全揭露出来，毛泽东着急了，立即要求：“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运动之所以发展不平衡，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当时党内有人担心，揭露出那么多的贪污分子，会不会使基层组织瘫痪，对此，毛泽东却毫不担心，他说：“不要怕，有人接替。垮了是好的，资产阶级堡垒不垮，我们共产党就要垮。牺牲贪污分子和牺牲党与人民，二者必居其一。”

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

从1952年1月中旬开始，“三反”运动进入“打虎”阶段。所谓“老虎”就是当时对贪污犯的通称。当时给“大老虎”定了六条标准：个人贪污1亿元以上者；贪污不满1亿元，但对国家经济造成很大损失者；满1亿元以上的集体贪污的组织者，主谋者；贪污500万元以上且性质严重，如克扣救济粮，侵吞抗美援朝款者；坐探分子与私商勾结盗窃经济情报或利用职务自肥使国家损失在1亿元以上者；全国解放时隐瞒各级国家财产或官僚资本未报，价值在1亿元以上者等。

毛泽东同意六条标准。1月23日，他在《关于“三反”斗争展开后要将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的电报》中，提请全党全军全国注意，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各地要根据实际情况，得出“老虎”的估计数字，有方向地去“打虎”。第二天，他又指示：每个省、每个城市及大军区单位都有一百只至几百只“大老虎”，如捉不到，就是打了败仗。2月4日，他又在《关于限期向中央报告“打虎”预算和县区乡开展“三反”运动的电报》中，指出：“凡至今尚未做出‘打虎’预算的，限于电到三日内做出此项预算，报告中央。并须准备随时自动追加预算，随时报告中央。”

做预算定指标，多少带有一定的主观性，而这正反映出毛泽东的焦虑的心情，这种心情正来源于他对新生的国家政权的担忧。

志愿军十九兵团党委在送呈的报告上说：“一般财经管理干部中，有些单位暴露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贪污，有的单位甚至达到百分之百。”似乎“洪洞县里无好人”了，这样的估计，当然是夸大其辞的。可是，毛泽东非但不批评，反而明确批示：“这种认识是合乎事实的。”他认为：“凡对清出一批中小贪污分子就认为已经满足已经胜利的人，必须加以批判。已收场者必须重来，一个月不足，再加一个月。两个月不足，再加一个月。”

这一阶段，毛泽东的工作量尤为繁重，事无巨细，亲自过问，亲自落实。秘书叶子龙考虑到毛泽东的劳累，有意减少他的工作量，特意给值班秘书打招呼：“军队，军以下自直属机关及师；地方，分局及地委、专署、县关于‘三反’的报告，均不送给主席看。”2月9日，工作人员还将毛泽东请到小礼堂，看了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以让他的紧张劳累的身心，得以松弛和恢复。

“打虎”斗争已如毛泽东所期待的，被各级组织提到议事日程。首先在北京，市委、市政府召集各单位负责人会议，让到会的主要负责人自报公议，订出“打虎”指标，并由单位主要负责人亲自动手打虎，限期具报。如果哪位负责人说本单位没有“老虎”，那么，他就得签字具结，作出保证，然后，上级机关再专门派人复查，以此提醒各级领导勿要麻痹松懈，更不可存侥幸心理，使“三反”运动走过场。

华北军区在运动中组织“打虎基干队”，专案专人，包查包打，把“打虎”专业化，在五天的时间内就查出大小老虎288只，其中大老虎12只，中老虎18只(5000万元以上)。他们的贪污款额总计为65亿。华北军区在送呈的报告中称，这些只是初步的材料，估计“将来挤干净时，有些小老虎必是中老虎，有些中老虎必是大老虎”，并且断言“有一批大老虎尚未捉到”，仍要组织力量，突击追查。毛泽东对华北军区的做法，予以肯定，立即批示全国学习其经验：“华北军区过去成绩甚微，经过严词督责，最近五天突飞猛进，捉虎甚多，令人振奋。打虎要有一套战术，凡已普遍展开的，就要迅速总结经验，组织专门打虎部队，向大小老虎突击。”于是，全国的大小单位都成立了“打虎队”，由这些积极性极高的队员们专门负责搜寻、清查、批判“老虎”。

毛泽东认为，凡属管理钱物的机关，必定有大批的贪污犯。但是，这并不等于说那些用钱不多的机关，如宣传、教育机关和民众团体，就没有大老虎。打虎斗争包括所有领域和单位，没有任何单位可以例外。

河北省香河县9个村的初步调查显示，有贪污行为的村干部占33％，9个支书中7个贪污，9个村长8个贪污，其中1个村干部贪污公粮1万斤以上，已够上小老虎。毛泽东抓住这一事例，再次把“打虎”斗争引向高潮，他说：“凡说乡村干部中没有或很少贪污的，凡说乡村中虽有贪污但是没有老虎(当然不是说每乡都一定有老虎)，应即以香河县的证据驳倒他。”毛泽东还向全国党政军党委发出《关于限期向中央报告“打虎”预算和县区乡开展“三反”运动的电报》：

凡至今尚未做出“打虎”预算的，限于电到三日内做出此项预算，报告中央。并须准备随时自动追加预算，随时报告中央。

清查真假老虎严禁逼供信

在全国性的“打虎”斗争中，由于定做预算“指标”，过分强调“打虎”实绩，自然使各单位争当先进，惟恐落后批评。如此相互攀比，你追我赶，也就免不了逼供信，于是，“小老虎”被打成“中老虎”、“大老虎”，甚至造出了许多假“老虎”，无形中伤害了好人，运动明显地出现了偏差。这里仅举两则比较典型的实例。

著名漫画家沈同衡时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大会接着小会，白天连着黑夜，人人检讨过关，一些人终于熬不过去，只得主动“坦白”，以求“过关”，沈同衡所交代的金额，使他成为上海市文联的“大老虎”，可是，令打虎队头疼的是这么大的贪污金额，竟超过了上海市美协的年度经费总额。揪出“老虎”时是格外高兴，如今定案处理又缺乏证据，真正的成了“骑虎难下”。

打虎队正一筹莫展时，意外地发现沈同衡的一幅《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漫画，此画发表于抗战胜利前的重庆某报，当时中共七大已经召开。画的内容是一座七层宝塔，一人正一层一层地向上攀登。此画明明是歌颂中共七大后，中国的未来将一步一层楼，有着光明的前景。可是，“骑虎难下”的人，硬是说这幅画是反动的，是歌颂国民党的。于是，沈同衡从经济“老虎”过渡到政治“老虎”，停职反省、隔离审查，继而被调离上海市文联。

另一典型则是毛泽东的堂弟毛泽青。他的大姐毛泽建自小就过继给毛顺生，成为毛泽东的妹妹。1937年10月，毛泽青去延安找毛泽东，自此参加革命，并化名毛万才，无人知晓他与毛泽东的关系。参加革命后，他一直做经济工作。1951年5月，调任东北军区某陆军医院会计股长，后又改任供应股长。

毛泽青一家数口，全凭他的微薄工资维持生活，家境比较艰难。“三反”运动的那年，同事们发现他突然“阔”起来了，身上披着毛大衣，腕上也戴上手表，家中又添置一床毛毯。如此招人显眼，自然成为运动的怀疑对象。打虎队的人找他谈话：你收入不多，妻子又没有工作，哪里来这么多的钱显摆?是不是利用工作之便，从中……他很快便被怀疑有贪污行为，立即被隔离审查。此时再也不能隐瞒了，只得拿出毛泽东的亲笔信，并如实交代：自己的原先姓名是毛泽青，自己是毛主席的堂弟。主席见自己收入底、家境差，才从自己的稿费中汇来300万元(旧币)，让添置日用品。毛泽青的冤屈这才得以澄清。

毛泽东已经关注运动中出现的偏差，他一面强调进度和指标，一面又在不断地调整政策。1952年2月9日，他在致高岗并告各同志的电报里指出：个别单位“已出现用逼供信的方法打虎，结果打出的不是真虎而是假虎，冤枉了好人(已纠正)。各地如出现此种情况请予迅速纠正”。2月20日，他又指示：“目前第一要注意打尽老虎，不要松劲；第二要注意调查研究，算大账，算细账，清查老虎真假，严禁逼供信。”

他在转发中直党委“打虎”报告的批语中，还再次重申：要材料，要证据，严禁逼供信。当时，鉴于中小贪污分子占全体贪污分子的95％以上，而他们贪污的金额在旧币1000万元以下，考虑到扩大教育面，中央研究决定对这些人，一般不追究刑事责任，有的甚至可以不予行政处分。在对小贪污分子的行政处分时，毛泽东也主张更宽大一些，在已规定的撤职、降级、调职、记过的处分外，他还特意加一项最轻的处分——警告，因为，这样可以“使大多数小贪污分子减轻对抗情绪，利于团结改造”。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3月11日，政务院正式颁发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这个规定本着“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结合”的方针，明确提出要区别对待不同类型的贪污分子：

凡贪污未满100万元者，只要彻底坦白、真诚悔过，保证永不再犯，不作贪污分子对待，也可以免于处分和追缴贪污款物；凡贪污超过100万元而未满1000万元者，只要情节不恶劣，彻底承认错误，可免于刑事处分；凡贪污超过1000万元而未满1亿元的贪污分子，可依其情节轻重，坦白认罪态度，退赃及检举主动情况，分别予以适当的处分，或免刑予以适当行政处分，应尽可能追缴贪污款物。凡贪污1亿元以上，一般视其情节而给于不同的刑事处分，追缴贪污款物；他们之中如有主动坦白退出赃款赃物，有检举立功表现，也可免刑，改为行政处分。

“三反”运动已进入后期定案阶段，毛泽东重视落实政策，纠正运动中的错案，指示：

必须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不怕麻烦，坚持到底，是者是之，错者改之，应降者降之，应升者升之，嫌疑难定者暂不处理，总之，必须做到如实地解决问题，主观主义的思想和怕麻烦的情绪，必须克服。

1952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政策研究室《关于结束“三反”运动的报告》，经审理定案，判处有期徒刑的9942人，判处无期徒刑的67人，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9人，判处死刑的42人。“三反”已经过去快60年了，回首新中国初建时期的那段斗争经历，它对于树立正气，抵制歪风邪气，在共产党内部防腐拒变，树立共产党的威望，奠定新中国的基石等方面的积极意义，无论给以什么样的积极肯定，都是不过分的。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10年第1期　1978年上访记　冯冠扬

1978年春天，我在山西农村从半导体收音机里听到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报告”的消息之后，敏感地意识到我有出头之日了，二十多年的罪也受到头了。

1957年6月22日，我在河北宣化工作时，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攻击”党的方针政策，因而被打成右派，时年20岁。后来因为我父亲解放前给陈立夫领导的“导淮委员会”当会计主任，因此定我为官僚家庭出身。1958年2月2日被张家口市宣化区人民法院按“现行反革命罪”判处8年徒刑，送龙凤山采石场劳动改造。1966年2月刑满释放后，仍戴有现行反革命帽子，被送到山西省阳曲县的一个小山村里监督劳动改造。1976年经村里的贫下中农审议批准给我摘掉帽子，但仍留在农村里劳动就业，只是不受管制了，比戴帽时有些“自由”了。

判刑后，因为有很多强加在我头上的罪名严重与事实不符，有些更是“莫须有”罪名，所以我向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后被中院合议庭驳回，维持一审原判。在劳改队里我也几次提出申诉，换回的是“你再不服判决无理取闹，给你加刑”!

粉碎“四人帮”后，我曾多次用双挂号信函向宣化区革命委员会寄去申诉材料，大喊冤枉，要求对我的案件进行复查，但每次寄出的申诉材料，都如同泥牛人海，没有一点消息。公社里的邮寄员在办理挂号邮件时说：“你办这些事靠写信根本不行，必须亲自去河北才能解决问题。”这时有些和我一起下放到农村改造的“四类分子”，有的跑到太原去落实政策去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决定离开山西农村外出上访。

去太原

我当右派那年才20岁，还没有结婚。劳改8年，在农村被管制12年，这时我已是40岁的人了，但仍然是无牵无挂的光棍一条。收拾了几件替换的衣服，拿了一条毯子，随身带了80多块钱，把窑洞的门一锁，钥匙交给房东，向生产队长请了假，告诉他我去太原落实政策。

还有点事需要说明，当时父亲在山西省商业厅工作，所以1966年我刑满释放之后，仍戴有“现行反革命”帽子，劳改队派人把我送到太原，交给当地派出所管制起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太原市疏散人口，把我连同其他“四类分子”统统疏散到农村，我被送到阳曲县东凌井公社河村大队花沟小队，由贫下中农监督劳动，在那里呆了12年。

到太原后我住在当教员的妹妹家中，父亲在文革期间去世了，母亲随妹妹一起生活。我先到山西省革委会信访处，上访的人真多，排了很长时间的队，等了半天接待人员答复我说：“我们不管你的事，只管山西省内的案子，你的事得回河北省解决。”我碰了一个钉子回来，又到太原市公安局庙前派出所，是他们把我疏散到农村去的，“右派”摘帽了，应该叫我返回太原。派出所的所长答复我说：“我们是执行单位，是河北省给你戴的帽子，我们按‘四类分子’对待你。你只有回河北才能解决问题。”这位所长的一番话给我指点了迷津——只有回河北去，才能彻底解决问题。母亲和妹妹都坚决不同意我回河北上访。母亲说：“你戴了十几年‘帽子’，弟妹们也受很多株连，这回好不容易把‘帽子’摘了，就安生的过日子吧!你不服气闹上访，再给你戴上帽子，我们全家人就不认你了!”妹妹也在一旁劝我说：“哪个庙里没有屈死鬼，反右运动中受委屈的人多了，不只是你一个，你就老实安分点吧!以后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我们帮助你，缺什么东西上这来拿。”多么令人伤心难过的劝阻，这一代人被历次运动吓破了胆，他们认为你越不老实，越不服，越要对你实行专政，直到你服了为止。那时我有一个弟弟在太原一家大饭店里工作，有一些上访的人生活没有着落，到饭店里帮助收拾碗筷干些杂活，捡些客人吃剩下的饭菜填饱肚子。他们有时也和饭店的职工谈谈上访的经历，比如坐火车、坐汽车都不买票，向售票员说声我是上访的，售票员就不管了。还有些人到过北京上访，说了很多北京的情况，因此弟弟主张我到石家庄上访。他懂得政策，决不会因为我上访再戴上帽子。他给我些钱和全国粮票，并给我买了一些路上吃的烧饼，送我到太原火车站。我没有买车票，虽然身上有钱，但前途未卜，不知道上访的路有多长，能少花尽量少花。

去石家庄

从车站后边，我拎着小包走进了站台，一会儿过来一列从西安到石家庄的列车，我随着人群登上了车厢。人不太多，找个空位坐下，列车行驶了一会，车长开始查票。当查到我时，我说：“我是上访的，没有买票。”并随手掏出了我的上访材料，他扫了一眼装在衣兜里说：“一会到8号车厢去找我!”随后又忙着查票去了。过了一个多小时，我找到8号车厢车长办公室，他正在专心地看我的申诉材料，看见我来了，把材料还给我说：“我们是凭票坐车!”“我到石家庄上访，没钱买票”。他又说了一句：“我们是凭票坐车!”然后说：“你上访的材料太简单了!”我为了便于坐车出行，简单地写了一个申诉书，上面写着：“冯冠扬，男，40岁，因‘现行反革命罪’冤案到河北省革委会落实政策，1978年5月13日。”“我有详细的申诉材料”，说着从身上掏出了我的申诉书，车长也没有看，就办自己的事了。我又站了一会，他也不管我了，然后我回到座位上，坐到石家庄车站。

到石家庄已是夜里11点多钟了，我没有跟随旅客出站。为逃避出站时查票，我从车站旁的一个小门出了石家庄站。车站上的人很多，一些人躺在候车室里睡觉。我也找了个空地，铺上毛毯躺在上面，但怎么也睡不着，好不容易熬到天亮。洗洗脸，漱漱嘴，坐头班车到河北省革委会信访处排队等候。信访处的接待人员看了我的申诉材料说：“凡经过法院判决的案子，归口到省高等法院去解决。”随后发给我一个路条，上面印着坐几路车到省高院的路线图。我按着路条上的走法到了“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信访处”。填好了表，交上了申诉材料，在外面等着接待人员的传唤。等到11点40左右快下班的时候，一个年轻的男接待员把我叫去他的办公室。这时其他工作人员已经下班回家了，在路过他门口时别人问他：“怎么还不下班呢?”他说：“处理完这个案子就走!”他草草地看了我的申诉材料说：“你的案子经过两级法院的审理，不会有什么出入，法院判案是严肃的，即便有些差错，也与大局无关，不会影响判刑。现在群众给你摘了帽了，不受管制了，你回去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吧!不要到处上访，对你没有好处!”几句话把我给打发走了。

出来上访时我的情绪很高，希望自己的冤案能够平反，这下给我当头一棒，受了很大的挫折。这时我想起母亲和妹妹的劝阻，不要我出外上访，这下碰了个钉子，怎么办呢?是回山西农村老老实实地劳动干活，还是到北京继续上访?我考虑了很久，一不做二不休，已经走上了上访之路，决定再去北京上访。

去北京

没有心思在石家庄逗留，下午赶到了火车站，仍没有买票，从昨天出站的小门里混进了站台，坐在树荫下等待去北京的火车。不大一会儿，开来一列成都到北京的特快列车，停在站台旁，乘客下完车之后，列车员把在门口，对乘客逐一检票上车。我没有车票，列车员肯定不让上车。等乘客全部上完车后，火车马上就要进京了，列车员开始打扫车厢外面的卫生，有的喷水，有的擦玻璃。列车在石家庄站停车15分钟，车上的乘客，下车买食品、冰棍，在乘客上上下下之际，列车员也不管了，我拎着包乘机上了火车，找个空坐下来。不大一会儿火车开动了，特快列车上不查票，2小时中间不停就到了北京。

坐在车上我自己考虑，如果能给我落实政策，那是求之不得的事，一旦像在河北高院那样碰个钉子，我就不回山西农村了。过去戴着“现行反革命”帽子，全家人都受株连，不去农村不行；现在帽子摘了，上哪儿不愁找碗饭吃。

火车在北京站停稳后，我没有从检查口出站，因为无票乘车，肯定会找些难堪。在火车快进北京站时我就看好了出路，从火车站南边绕到崇文门，再走一段路就到了站前的广场了。那时北京站前进京上访的人真多，有男有女。有穿得干干净净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有穿着旧军装胸前戴满军功章的转业军人，有一身农民打扮的老者，有衣着褴褛的“叫花子”，有邋遢的残疾人，也有衣着入时的青年男女……他们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从全国各地汇聚到北京，向中央各个部门申诉自己的冤情。据说华国锋主席从北京站坐火车到朝鲜访问，看见车站上这些各式各样的人，问：“这些人是干什么的?”随从人员告诉华主席说：“他们是上访人员。”华国锋说：“这些人从全国各地来京上访，必定有很大的冤情，通知信访部门要很好地给他们落实政策!”

很快我在北京站上找到了一个同病相怜的上访者，他是河南某县商业局的干部，因为右派问题劳教了几年，后来又下放到农村，转来转去现在连户口都没有了。他来北京上访一个多月，各个信访部门的接待站都去过，知道从北京站坐几路车，怎么走法，是个“上访油子”。最后公安部信访处答应他，只要回河南愿意去哪个县都给他落户。他不愿回去，在北京呆个时期再说，反正一个人吃饱，全家人都不饿。说着天黑了，他要找个地方吃饭去。我从提包中拿出几个烧饼，叫他敞开肚子吃，不要客气。他一边吃一边说：“还是咱们难友好，讲义气。”

吃完饭我俩又聊了一会，各自说说上访的原因。到晚上十点多钟，他带我到车站二楼的候车室里，躺在没人坐的椅子上睡了一觉。

天亮了，北京站里有洗漱的地方，有开水喝。我俩又吃了两个烧饼，他领我到最高人民法院信访处去上访。从北京站坐上20路汽车，上车后他主动向售票员打招呼：“我们是上访的。”售票员也不再要我们买票。到天安门广场下车往东走了一会，就到了正义路1号最高人民法院信访处，院里挤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上访者，争先恐后的领登记表，趴在一溜长桌子上填写，填好之后交到工作人员手里，等待工作人员挨序叫号。我想这么多人什么时候才轮到叫我。陪我同来的那位“老右”，碰到一个河南老乡，他乡遇故知，俩人谈得来劲哩。他和我约好办完事一起回车站，怕我初来乍到的认不得路。

等了一会，小门开了，一位四十来岁的女同志把我叫进了她的办公室，屋里地方很小，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我俩面对面的坐着，她认真地看着我的上访材料，随后她问我：“你是什么成分?”“我是城市平民，可判决书上硬说我是官僚家庭出身。”“你父亲在旧社会干过什么事?最高职务是什么?”“我父亲是中央大学经济系毕业的学生，解放前当过导淮委员会的会计主任，解放后在山西省商业厅干部学校教书。”这位女同志听了我的回答“哼”了一声，从她哼的一声中，我听到了希望，感到我的问题能得到解决。我父亲解放前的官职，充其量是个处级干部，根本算不上什么官僚。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把人划成不同的阶级成分。同一个人，阶级成分不同，问题的性质就大不一样。有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有的则变成了敌我矛盾。我的阶级成分变了，案件的性质也就发生了变化。

那位女同志认真地看完了我的申诉材料之后对我说：“我们只对省高院，一般不对地方法院，考虑到你在石家庄和宣化之间来回跑很不方便，我给宣化法院写一封信，叫他们对你的案件进行复查。”这时我一颗紧绷的心总算落到肚子里了，我从农村出来上访就是希望复查我的案件。

女同志把信写好之后，又到旁边的办公室里盖了一个公章，然后装到信封里用糨糊粘好，交到我的手里，我向她鞠了一个躬表示感谢。

我离开了办公室，不放心信上的内容，要是写些对我不利的话，是不能交给宣化法院的。趁着糨糊还没干，我把信拆开看了看。上面写着：“宣化区人民法院：冯冠扬来我院上访，希你院对他的案件进行全面复查。最高人民法院信访处(章)，1978年5月15日。”我放心了，然后小心地将信封粘好，装在贴身的口袋里，找到了河南的那位“老右”，一起回到了北京站。

北京站集中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上访者，它有几个特点：一是不要介绍信，不用登记，不收费就可住宿；二是地铁、公交车非常方便，可通往北京各地；三是洗漱、饮水方便；四是二楼上有餐厅，上访人员可以捡剩饭剩菜吃。所以上访人员无论到那里都是“蹲车站”。

我上访进行得很顺利。回北京站后河南“老右”说不吃烧饼了，他要带我去车站二楼餐厅吃饺子。他叫我找个地方坐下，然后他就到餐厅里到处找，看见别人吃剩下的饺子就倒到一个盘子里，一会就端了满满一盘饺子来和我一起吃。他一边吃一边说：“捡人家吃剩下的饺子也不算错，不然服务员端回去也是倒，我们吃了省得她们去倒，还节省粮食。”我说：“我可不好意思去捡。”他说：“你还不到时候，拖你半年时间不解决，身上的钱花光了，看你怎么办?”吃完饭，他像东道主似的带我到王府井、天安门广场逛了逛，晚上仍然由他去“捡”饺子吃。

第二天，河南“老右”说：“游泳池那里还有一个邓小平办公厅接待站，负责接待上访人员。”又由他领上我去“邓办”。“邓办”门口有两个持枪的解放军站岗，非常威严，但不阻拦上访人员。进了二门就是“邓办信访处”，信访处办公室的门关着，由几位穿着军装的接待人员站在窗口，只接上访人员交来的申诉材料，不听本人的陈述，交了材料就叫离开窗口，再接待第二个上访者。我交了早已准备好的上访材料，有点不放心地问：“这就行了?”接待人员说：“行了，我们负责督办。”后来我回宣化落实政策时，“邓办”真的把我的上访材料转到宣化，督促办理我的案件。

向“邓办”交了我的上访材料之后，又在北京逗留了两天，20多年没有来北京了，来一趟也不容易，反正现在坐车、吃饭、住宿都不花钱，这回也算来北京旅游一趟。

回宣化

我拿上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批文”，急于回宣化落实政策，不愿在北京逗留了，准备从永定门坐车回宣化。临走时河南“老右”说：“别看你来得快，走得快，阎王好见，小鬼难缠，地方给办不办还是另外一回事，第二次、第三次上访的人有的是，上头批了，底下顶着不给办还得回来。”

我仍然没有买车票，最高人民法院的信函好像通行证一样。坐永定门车站到张家口的火车，晚上到了宣化，在车站睡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走进了阔别20年的宣化。

我到了宣化区人民法院，院长接待了我。他看了最高人民法院的信后对我说：“我们这的‘落实政策办公室’刚刚筹建，人员还没有配齐，暂时还不能开展工作。你先回家吧!等到时候我们找你。”真应了河南“老右”的话了，“上面批了，底下办不办还是另一回事。”我说：“我没有家，回哪儿去?”“你从哪来的，还回哪儿去，等我们叫你再回来。”他要我走，我不走，俩人僵在那里。我要求再回看守所，他说：“看守所不是旅店，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们又僵在那里，双方都不说话，后来进来一个老干部，听见我们的对话，为打破僵局说：“你过去的很多同事，现在都当了厂长、经理，你去找他们想想办法。”我知道再去看守所是不可能的事，就照那位老干部的提示，去找过去的老同事想办法。

经过这些年的反思和文化大革命的洗礼，一些老同事都认识到当年对我的处理太重了，太过头了；还有些人这些年失去了联系，以为我死了，这次我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真是感慨万千啊!

在一位老同事的帮助下，我在煤运公司当了一名临时工，每天一元八角工资，有食堂吃饭，有宿舍居住，直到1979年春天才给我摘掉右派帽子，冤案平反，恢复工作。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10年第1期　对《文革中抢救刘少奇纪实》一文的批评　黄家生

《炎黄春秋》编辑部：

贵刊2009年第11期署名顾英奇的《文革中抢救刘少奇纪实》一文，读后令人震惊。难以按捺，我们不得不将一些看法函告，并请在《炎黄春秋》予以澄清。

众所周知，1969年10月17日，重病中的刘少奇同志被强行从北京送到河南开封秘密关押，26天后在开封市北土街10号含冤逝世。而这篇文章从小标题到文内叙述却一再说，当时把刘少奇同志送到了洛阳，“到洛阳后他很快就去世了”。这完全不符合基本史实。不论叫匪夷所思，还是称重大失实，仅凭此硬伤，就可对整篇文章严重质疑。用作者自己的一句话回敬正合适：“真伪不言自明”!

国家主席之死，无疑属于党史、国史上重要人物的重大事件，而刘少奇之死，尤为特殊。贵刊对此不仅不认真审查，甚至未稍加核实，轻则可谓失察，说学风文风极不严肃，也不算过分吧?

此文还说：“我们秉持的原则是，不管政治风云如何变幻，我们只能遵循治病救人的医务工作守则和医德规范行事；再加上领导有言在先，所以我们还是实事求是地去为他做医疗工作。”

“实事求是地做医疗工作”是什么意思?很含糊。在当时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要说刘少奇生病还能像党和国家领导人那样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是不可能的。顾文自己也说，为刘看病的医务人员“弄不好就可能被扣上各种政治帽子，政治风险是明摆着的”。据刘少奇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回忆，从1967年春以后(顾文讲他是1968年初才调回)，经常要多次打电话到中南海门诊部，才能派来医生。即使在刘少奇病中，卧室中都挂着“打倒”大标语。当年的记录中就有，医务人员要求摘掉标语，但被监管方拒绝。1968年3月以后，刘少奇病情严重，出现明显的精神失常症状。顾文描述“语言减少，有时糊涂，尿失禁，手抖，步子变小……肯定是脑供血不足引起病态”。4月2日一位医生竟在病历上写道：“该人狡猾，不能排除有意这样做的可能。”病历中出现这样的文字，正反映了当时政治高压下少奇同志所处的医疗环境，同时也恰好反证了病历记录并非像顾文所说的“无懈可击”。5月19日的《刘少奇情况反映》还说，刘“装疯卖傻，尽出丑态。为严防意外，监护工作相应采取一些措施”。置身这样的环境，不敢想象少奇同志是什么样子，却可以想见医务人员的两难和艰辛。这也印证了“实事求是的医疗工作”是一种什么状况，确实“真实可信”(顾文的话)!

作者对《驰骋中原》中的一段话很有意见，特别加以反驳。我们没看过《驰》书，仅就顾文的批评再批评。为方便读者，让我们挑两文中的几句，拆开来简明对照：

引《驰》书：“从1967年以来，少奇同志……生活无人照顾……”顾文讲，工作人员“都是按照领导交待的原则对待他”，“公事公办”。——还是让我们看看当年12月20日有关部门的一份报告：“刘处生活有明显变化。过去每餐三菜一汤，现改为一菜一汤，不是炒白菜、熬萝卜，就是炒萝卜，熬白菜……能保证刘吃饱、饿不死就行，有些可有可无的东西，能减就减，还准备进一步缩减刘每天服用的安眠药，茶叶也不用了。”再如，1968年4月12日的《刘少奇情况反映》：“近几天来，刘吃饭减少，有时只把菜和汤吃了，饭一点不吃，尿了床既不换衬裤，又不晒被褥。”“已有两个月没有理发。”“公事公办”嘛，不知与《驰》书说的“无人照顾”是不是一码事?

引《驰》书：“由于得不到及时治疗，病情急剧恶化……”，“1968年7月，少奇同志的病情更加严重，他们才请求上级，组织专家给少奇同志会诊。”这里，先摘刘少奇子女文章中的一段，也是根据当年的记录而概括：“1968年仲夏的一个晚上，爸爸发起高烧。大夫来敷衍了一下就走了。第二天转肺炎，并引起多种并发症，随时有死的危险。上面得知后，立即派医护人员来抢救。”与《驰》书讲的大体一致。对照顾文，“1968年6月初他(刘少奇)受凉感冒，虽是小病，但疗效却较差。7月6日起病情又渐重，7月9日发烧、咳嗽加重，肺部罗音增多，我们看后初步诊断为肺炎。”之后，“护理”、“上报”、“指示”、“会诊”、特护、抢救。与《驰》书“病情加重，请求上级，组织会诊”的话没大出入。——真要细究，恐怕顾文表述不无纰漏：“受凉小病”，“疗效较差”，“感冒”月余，“病情渐重”，三天后才“诊断为肺炎”，抢救中又病危!说“得不到及时治疗”，似不为谤言。

再看一段《驰》书：“监护将少奇同志的双腿用绳子捆上，先后几个月。”顾文点出这句话，却没有说究竟捆没捆?为什么捆?只是指责《驰》书作者“没有进过中南海”，“没有看到过”“抢救工作”，“根据什么写这样一段文字”?——这种反驳法儿，可有点成问题。正是在顾文中，说到“周总理指示留下”刘少奇“在‘家庭病房’里的照片”。无巧不成书，在他特别点到“双眼明亮”的那张相片上，恰恰就赫然露出少奇同志被捆在铁床架上!不过，不是普通“绳子”，而是纱布拧成的粗绳!

顾文中还着重评论了一句敏感话。抢救刘少奇时中办负责人说：“现在要开刘少奇的会了，不能让他死了，要让他活着看到被开除出党，给九大留活靶子!”顾讲，他没有接到过这样的指示，“至于是不是下边有人说过那样的话，在那个‘极左’的年代，却很难说。”意思是他不知道，似有疑问，但又不否认有此话。既然如此，本文也不便哕嗦，仅多一句嘴：说这话的可不是“下边”人，张三李四、有名有姓，时间地点、记录在案!

仅仅以上这点儿，足以说清问题了。

少奇同志在文革中受到各种迫害，是不争的事实!尽管如此，我们从没见过哪个人在哪篇文章中，把迫害虐待的责任归罪于医务人员。除了顾文，也没见过哪里曾把医疗迫害单列出来。相反，我们倒是不只一次亲见，王光美及子女感谢少奇同志临终前身边的护士——曹兵、纪秀云，并通过她们向所有当年的医护人员致意!真的很难理解，顾写这篇文章，用意何在?

作者以重要知情人、现场负责人的身份来讲述，想当然“可信度高”；再加上信誓旦旦，更必然引人注目。然而，当事人往往易偏，凭记忆常常有误。不是吗?’仅写“每天吃六个鸡蛋”，不说只给“萝卜、白菜一菜一汤”，总不大全面吧?明摆着：当年是谁亲自派人把刘少奇送到开封?今天，几次三番、言之凿凿，白纸黑字、错写洛阳。若非当事人，没那么自信，恐怕也不会如此让人哭笑不得!特别是在文终，他写道：“历史无情，篡改历史是谁也做不到的。”是正说?还是反话?看过全文再审视这一句，反正都感到讽刺意味!

《炎黄春秋》登载此文，确实够有胆量!够耸人听闻!但忘了尊重事实，尊重历史。对明显违背常理、常识的作品，我们理当慎重，起码应找有关单位或个人稍加核实，仅仅以“文责自负”来搪塞，丢分毁誉的，可是自己。

我们知道，贵刊对文革深恶痛绝，而少奇同志又蒙冤最大，受害最烈。今天，我们既要力避对害人者横加追杀，又不能为文革整人者辩护张目；同时，至少还得小心，别给受害一方添堵加伤，不对挨整的逝者再予玷污。否则，谈何正义?进一步联想，少奇同志是今天改革的先驱，为探索强国富民之路付出了生命。从道义上、道德上，我们对他多奉上一层尊重，也就给我们多留下一分自重。最终，受益的还是我们，还是贵刊!

无论我们怎么说、怎么做，古人、死人、伟人都已无所谓，而对今人、活人、凡人，可真大有所谓!

《炎黄春秋》敢发顾文，当然就敢对其中有错、有伤、有缺之处加以更正和补充，不在话下!相信贵刊有勇气将我们的信全文刊发。

此致

敬礼!

黄家生

2009年11月24日

2010年第1期　刘少奇是被迫害致死的　黄家生

刘少奇怎么死的?是在错误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这是客观的历史的事实，而且是在党中央的正式文件中一再肯定的，也是任何人都不可能否定或抹煞的。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明确指出：“文革”中对刘少奇进行的是“政治陷害和人身迫害”，“这是我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1980年5月17日，邓小平同志在刘少奇追悼大会上致悼词时也指出，刘少奇遭受的是“蓄意诬陷和残酷迫害”。然而，不久前《炎黄春秋》却发表了一篇题为《文革中抢救刘少奇纪实》的文章(以下简称《抢救》)而且有多家报纸转载。这篇文章对刘少奇遭到残酷人身迫害的基本事实避而不谈，却大谈什么“抢救”刘少奇，从根本上误导了历史事实。

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刘少奇传》对刘少奇逝世的情况是这样叙述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一九八〇年九月的统计，因刘少奇一案受株连而造成的冤假错案达二万二千多起，有二万八千多人被判刑。刘少奇的家人更是首当其冲。他的夫人王光美被诬陷为特务，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被正式逮捕，十一月转往秦城监狱，关押了将近十二年。在包头某国防工厂任副总工程师的长子刘允斌，一九六七年底换斗后卧轨自尽。在内蒙古自治区计委工作的长女刘爱琴，受到造反派批斗毒打，并被长期关在“牛棚”。在七机部一院当技术员的次子刘允若，一九六七年初被江青点名后被捕入狱八年，在狱中受尽折磨而得病，出狱不久就死亡。原来一直同刘少奇、王光美生活在一起的四个尚未独立生活的子女，也在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被赶出中南海，三个已经上学的分别住到各自的学校接受批判审查。最小的女儿当时只有六岁，还没有入学，只好随保姆搬出另住。十八岁的女儿平平和十六岁的儿子源源后来也遭逮捕关押。

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期间，《人民日报》等各大报刊在十月十六日同时发表《红旗》杂志社论，号召进一步开展针对刘少奇的“革命大批判”。这篇社论采用断章取义甚至无中生有的手法，捏造刘少奇有所谓“黑六论”，即“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北京和各地的报刊紧接着发表大量所谓“大批判文章”，以“左”倾错误思想批判正确思想，在政治上、理论上、思想上造成极大的混乱。

刘少奇这时仍被单独监禁在中南海福禄居住处。精神上的沉重折磨和生活状况的骤然改变，使他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从一九六八年年初起，刘少奇陆续发生肺炎、糖尿病、高血压、植物神经紊乱等疾病，三月以后病情加重。到四月中旬，他的神志已不大清楚，表情呆板，两脚移动吃力，走路迈不开步。

一九六八年七月上旬，刘少奇的支气管炎急性发作，转为支气管肺炎，病情日益严重。这时才紧急从北京医院和军队医院调来几个医生组织抢救。医生会诊后认为：“现病人的情况处于十分危重的状态，随时可能发生意外”，并建议住院治疗。这一建议没有得到批准，只能从医院借调一些医疗机械，就地救治。经过抢救，刘少奇到七月二十四日才脱离危险期，但没有根本好转。这次发病后，他已失去生活自理能力，只能卧床接受治疗，病情一直不稳定，支气管肺炎频繁发作，一次比一次严重。十月九日以后，刘少奇完全不能进食，只得从鼻孔插管往胃里灌流质以维持生命。十月十四日中南海门诊部写的《刘少奇病情报告》说：“从七月上旬患严重支气管肺炎以来，一直不断有反复，三个多月较大反复五次。”“今后再发生严重反复，即可能无法救治。心脏有冠状动脉疾病，脑血管有硬化及脑软化。加上糖尿病，也有可能突然变化。防止在短期内死亡。”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至二十四日，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时刘少奇已重病缠身，对外界的反应能力很弱。尽管如此，负责看管刘少奇的人员还是奉命不让他收听广播。七月五日，刘少奇的支气管肺炎又一次发作，体温升高达摄氏三十九度。医生会诊后一致认为情况严重；“因他年龄大，久病长期卧床，消瘦，抵抗力极差，容易发生休克、心力衰竭、糖尿病酸中毒等并发症，故预后不良，可能随时发生死亡。”经过紧张治疗，病情才暂时稳定下来。

一九六九年十月，毛泽东对当时世界动态作出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全国据此进行大规模的备战行动。中共中央决定将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陈云、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等疏散到外地。

这件事从决定到执行非常仓促。十月十七日晚，重病中的刘少奇被抬上担架，在两名专案组人员押送下，乘一架伊尔14型飞机，转移到河南省开封市。由于刘少奇病情沉重，身上还插着鼻饲管、吸痰器、输液管，所以派了一名医生、两名护士和刘少奇原来的卫士长随同前往。

当晚九点三十分，飞机抵达开封机场。刘少奇被抬下飞机直送监护地点，安置在市革命委员会机关一号楼小天井院北楼一层一个套间的里屋，现场还布置了严密的看守措施。

本来就处于重病中的刘少奇，由于途中颠簸受凉，到达开封后病情进一步加重。十月二十四日、三十一日，刘少奇的支气管肺炎等症状两次发作，经随同前来的医护人员救治后脱险。在刘少奇病情尚未稳定的情况下，从北京来的人包括医生、护士在十一月六日全部奉命返回。刘少奇的监护、医疗工作移交给当地驻军负责。

十一月十日，刘少奇的病再度发作，连续高烧不退。当地医务人员参照上两次的办法医治。十二日凌晨一时许，刘少奇病情出现异常症状，吸氧后也不见改变。值班护士在六时三十分紧急通知医护人员抢救。六时四十二分医护人员赶到，还没来得及采取措施，六时四十五分，将满七十一岁的刘少奇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刘少奇去世的情况被逐级上报，对外仍严格保密。“刘少奇专案组”迅速派出人员赶到开封处理后事。十一月十三日午夜，刘少奇的遗体被谎称为烈性传染病患者的尸体，运往开封火葬场秘密火化。专案组人员在登记“火葬申请单”时，“死者姓名”填了“刘卫黄”。骨灰被装在一个普通木质骨灰盒里，寄存在开封火葬场骨灰存放室。

尽管这一叙述非常严谨，对具体细节的表述也很简略，但与《抢救》所叙述的情况截然不同。两者比较，可以看到以下几点：

一、在“蓄意诬陷和残酷迫害”下，刘少奇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原来他的体质还是不坏的，直到他逝世时，还不满71岁，而且肺炎、糖尿病、高血压、植物神经紊乱也都不是不治之症，如果及时给以有效的治疗，怎么会越来越严重。

二、从1968年初刘少奇发病到7月间，也就是时隔半年之后，才从北京医院和军队医院调来几个医生组织抢救。7月5日“体温升高达摄氏三十九度”，医生会诊后认为随时可能发生意外，因此建设住院治疗，而这一建议竟“没有得到批准”。这哪里是《抢救》作者所说“千方百计地给他治病”。

三、1969年7月刘少奇发病后，虽然一时脱离危险，但没有根本好转。1969年7月发病后他已失去生活自理的能力，只能卧床。10月9日以后已完全不能进食，“只得从鼻孔插管往胃里灌流质以维持生命”。刘少奇的病情报告也说：“可能随时发生死亡。”在这种情况下，10月17日晚，还要把身上插着鼻饲管、吸痰器、输液管，已是危在旦夕的刘少奇，硬是用担架抬上飞机，运往开封。刘少奇到开封后病情更加恶化，而从北京护送来的医生、护士未等病情稳定就撤了回去，五天之后，刘少奇就去世了。

四、《抢救》作者说什么对刘少奇的医护“从未发生过差错，完全是按医疗原则进行的”，还说什么刘少奇病情恶化“实非当时以至目前医疗技术所能挽回的”。这种结论是否符合实际，我相信医疗专家，甚至是普通的老百姓都会作出正确的判断。刘少奇因脑血管发生病变，行走困难神志不清后，医生竟在病历中写道：“该人狡猾，不能排除有意这样做的可能”；刘少奇去世时，头发竟有一尺多长，对刘少奇的护理是怎样的情况，由此可见一斑。《抢救》的作者在文革中是康生的保健医生，不知作者对刘少奇和康生是不是采取同样的态度。

总之，《抢救》一文回避或掩盖了刘少奇在“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这一基本的事实。当然，有些医务工作者，在当时困难的条件下，做了力所能及的医护工作也是事实。但是，当时的当权者，除个别例外，基本上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追随极左路线的，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凡是经过文革的同志，对这段历史都记忆犹新。但是现在三四十岁以下的年轻同志，可能就不大了解当时的情况，再加上近几年揭露批判“文革”错误的文章越来越少，因此，更有责任把当年所发生的一切，给年青一代讲清楚，我们要世世代代永远牢记这一惨痛的历史教训。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10年第1期　纳粹德国是怎样控制舆论的　黄家生

“灌输纳粹党学说比生产重要”

纳粹上台之初，德国的收音机普及率不高，一时间也没法让家家户户都很快拥有一台收音机。

于是当局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下达了集体收听广播的命令。这样一来，即使没有收音机的人，不也就可以及时听到元首的最新指示，了解纳粹党和政府的最新方针政策了么?大伙在一起收听广播，谁也不能把耳朵塞了起来。因此，国民们连耳根清静的自由都没了。

也亏纳粹当局想得出来。一般成年人总得养家活口，要养家活口就得上班工作，纳粹当局正是抓住了这一点，把许多广播节目安排在上班时间播出，在播出的时候，人们必须放下手头的工作收听广播。这样一来，整个德国上班的人不就都能够收听到广播了么?

即使广播的时候你是在咖啡厅或者餐馆，那也不会成为漏网之鱼，因为像餐厅、咖啡馆之类的所有公共场所，都必须配备收音机。而对于行人来说，街头的扬声器，照样会把纳粹党的声音传送到你的耳朵里。

纳粹当局强行这么做，难免会损失大量的工作时间。这种广播往往不是一两分钟就能够完事，因为希特勒这些人的演说，动不动就长达两三个小时。如果把全国的人因此花费的时间累计起来，那会相当于浪费多少个工时!

可是戈培尔并不因此改弦易辙，在他看来，“灌输纳粹党学说比工人们的生产更重要”。

可是无线电波跟报刊不同。如果一份外国报纸或杂志禁止在德国发行，一般人是无法看到的，而电台就不一样了，如果不能进行有效的技术干扰，一家英国电台的广播，柏林人也可以收听得到。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戈培尔和他的宣传部的努力就可能事倍功半。为此，第三帝国就把收听外国电台视为一种严重的刑事犯罪。

美国著名记者夏伊勒在1940年2月的日记里提到这样一件事：有一天，一名德军飞行员的母亲接到通知，说她的儿子已经失踪并被认定为死亡。可是几天后，英国广播公司公布的德国战俘名单里却有她的儿子。次日，有八个朋友和熟人来信告诉她这个信息。可是好心被当成了驴肝肺。这位母亲向警察告发这些人收听敌台，于是他们全都被捕了。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里，还有几个人敢轻易接受和传播戈培尔们不喜欢的信息?在恐惧中自我收敛，就会自然而然地成为一种生活常态。如此一来，戈培尔就可以肆无忌惮地随意操纵舆论了，而他的西洋镜永远不用担心被人公开戳破。

被希特勒轻蔑地称为“小蛆虫”的英国首相张伯伦下台了。1940年5月10日，丘吉尔出任英国首相。戈培尔指使部属：“在口头上和图画中，应该把邱吉尔介绍成是英国人民的典型：一个品行不端、龇牙咧嘴的家伙，长着类人猿一样的前额，是制造谎言的嗜酒狂，总是与有钱人、犹太人、布尔什维克人为伍，将工人踩在脚下……”这样炮制和筛选出来的消息除了可以误导德国人之外，还有什么用呢?

而国外到底是怎么回事，比如人家是怎么看待希特勒德国的，这类的信息是否可以传播，以怎样的形式传播等等，都是纳粹当局说了算。1940年11月11日，罗斯福的停战日演说在德国被严禁播放。夏伊勒在这一天的日记里写道：“希特勒说的每一句话我们都会在全美国播放，但是罗斯福的讲话德国人却一个字也听不到。这是民主的一个弱点，我想；不过也有人认为这正是民主力量之所在。”

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可现在就第三帝国的新闻报道而言，只有纳粹党一家在王婆卖瓜了，她想怎么夸就怎么夸。英国驻柏林大使内维尔·安德森爵士曾这样评价过戈培尔：“对他来说，没有什么胆汁是太苦的，没有什么谎言是太过于明目张胆的。”这话不错。1938年11月的水晶之夜是德国犹太人的噩梦，可是过后，戈培尔却信誓旦旦地声称：“关于所谓洗劫和捣毁犹太人财产的一切说法，都是令人厌恶的谎言，我们没有动过犹太人的一根汗毛。”也许有人会说，世上哪有诚实的政客?但第三帝国可能跟美国英国有所不同，罗斯福的一句话可能招来一万句的反驳，而戈培尔和纳粹党睁着眼睛说瞎话，没有哪家德国报纸电台可以唱反调戳破它。

即使是明知帝国已经日薄西山，戈培尔依旧把德国人民当猴耍。在1945年3月27日的日记里，戈培尔这样写道：“晚上放映每周新闻。电影里的西线情景真令人吃惊。我们根本不能让公众知道。”这自然是从大局出发——纳粹统治不可动摇的大局。没过几天，明知许多人在准备将卍字旗换成白旗，戈培尔又在1945年4月1日的日记里说自己“打算大大强化我们整个宣传通讯政策。在目前的战争阶段，调子最高的语言即是最好的语言”。

想必戈培尔部长心里也清楚，谎言重复一千遍，那也不会成为真理，但这位跛子还懂得，谎言如果重复一千遍而又不许别人戳穿的话，许多人就会把它当成真理。因为谎言的陷阱到处都是，人们不掉进这个陷阱，就会掉进那个陷阱。

不过，第三帝国宣传部炮制的那些政治谎言，到底真正征服了多少德国人的内心世界，只有天知道。因为在政府欺骗人民的地方，人民往往也会用欺骗政府来保全自己。1943年2月8日，戈培尔在柏林体育馆的演讲，赢得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当戈培尔对听众们说：“你们愿意打一场总体战吗?如果有必要的话，你们愿意打一场比我们今天所能想象得到的更为全民化更为极端化的总体战吗?”听众报以狂热的回应：“愿意!”在这种场合，这自然是戈培尔愿意听到的标准答案。不想进集中营就不会说“不愿意”。可在离开讲台时，戈培尔却对心腹说这些听众真是一群白痴：“假如我对这帮家伙发问，是否愿意从哥伦布大厦的楼顶上往下跳的话，他们也同样会吼‘愿意’的。”

这可真是一语道破了第三帝国的天机。

至于戈培尔是否真的说过这句话，并不重要。那些掌声里有多少是逢场作戏，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必须欢呼雀跃，一副十足的脑残模样。戈培尔视他们为白痴，其实，对戈培尔那激情四溢的精彩演说，何尝就不可能也有听众会心里讥笑他：真是个白痴!我们一鼓掌他就以为我们真的支持他!

在极权政治的世界里，有时候你很难分清到底是谁在骗谁。

为了更好地蒙人，纳粹德国有一套冠冕堂皇的说辞。比如，对于隐瞒和掩盖真相的一个理由就是，如果如实地公开披露，会损害国家的威望，为英法等西方国家提供了攻击德国的口实。

哪家报纸公开披露第三帝国的阴暗面，那就是为反对德国的敌人提供宣传资料。当然，人们接受这种论调的原因，恐怕也有希望什么都不知道的心理在作祟，因为这样就可以免去了良心上的不安，免去了真相所带来的心理压力。

家丑不准外扬的另一面，一定是家丑也不准内扬，通过实行严厉的新闻出版管制，尽可能把更多国民蒙在鼓里。要不然，《柏林日报》可以自由报道和评论的话，外国人不也照样可以获知，从而家丑不也就外扬了么?

同样地，面对境外的批评，纳粹的行话称之为“恶意宣传”。于是，第三帝国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那些并不是纳粹分子的德国人，却在起劲地捍卫纳粹的言行，反对别人的批评。他们认为，对纳粹的抨击就是对德国的抨击。作为一个德国人，他们“感情”上接受不了，揭露和批评德国这样那样的问题就是伤害他们的“感情”。

当时的德国人就像是着魔了一样。1935年，美国大学生克雷格在慕尼黑街头看到，商店门面高悬的横幅上写着：“谁在犹太人商店里买东西，谁就是人民的叛徒!”在饭店或者小酒馆里，克雷格偶尔跟人攀谈，那人可能会暗示他并不赞同反犹政策，可就是这样的人，也会辩白说，希特勒毕竟解决了失业问题，或者说希特勒的对外政策恢复了德国的自尊，或者说过火的反犹措施都是希特勒的下属所为，而希特勒并不知道，等等。如果这位初来乍到的美国毛头小伙子要加以反驳的话，话题就很容易引导了美国也有私刑，或者大西洋彼岸也没有真正的文明等等上去。这个出过康德、黑格尔和歌德的地方，似乎一夜之间，整个民族都不会讲道理了。

这样的国家，不疯，那才怪呢。

“宣传只有一个目标”

瘸子部长戈培尔有句名言：“宣传只有一个目标：征服群众。所有一切为这个目标服务的手段都是好的。”一个生活在第三帝国的德国人，会被他“征服”成啥样呢?

在1940年的日记里，夏伊勒记下了一个生动的案例。

1940年8月28日晚，英国轰炸机首次在柏林炸死了德国人。第二天，戈培尔命令报纸声讨英国飞机“攻击手无寸铁的柏林妇孺的‘野蛮暴行”’。他让报纸向德国人灌输，德国战机只攻击英国的军事目标，可是“英国海盗”却根据“丘吉尔本人的命令”，专挑德国的非军事性目标攻击。

还别说，戈培尔的忽悠还有人真信。

1940年8月31日，护士就问得了流感的夏伊勒：“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夏伊勒告诉她：“因为你们轰炸了伦敦。”可这位护士小姐却反驳说：“是的，但是我们攻击的是军事目标，而英国人却轰炸我们的房子。”

这位普通的柏林妇女，用夏伊勒的话来说，“简直就是戈培尔宣传有效性的活广告”。

实际上，这位护士小姐之所以会这么看，并非只是戈培尔宣传的力量使然。这位妇女难以接触到纳粹当局反感的各种信息，就是因为有强权的存在。当年《纽约时报》驻柏林记者说过这样一句俏皮话：“如果希特勒完全受人欢迎，戈培尔就会失业；如果戈培尔完全成功，希姆莱就会失业。”

希姆莱是何许人?第三帝国的警察头子。宣传的成功有赖于暴力的配合。在谎言重复一千遍也不管用的时候，还有集中营、死刑和流放等发挥作用。对于德国人民，不仅文攻心，而且还武攻身。

谁敢公开不跟纳粹党一条心，就没有好果子吃。1936年12月，纳粹当局不仅没收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曼的财产，而且还剥夺了他的国籍，波恩大学甚至将他1919年获得的名誉博士头衔也取消了。纳粹对付异己分子有的是办法，可以监控，可以秘密抓捕，可以关押，可以驱逐，可以不让回国，可以判处死刑，可以劫持，可以谋杀……大名鼎鼎的卡尔·施密特教授振振有词地声称：“在判决政治犯罪时，规范和程序的运用只能意味着束缚元首的手脚，有利于反抗者。”

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大多数人感受不到纳粹专政手段的直接伤害，但他们要在第三帝国活下去，就得心里清楚，马王爷几只眼。而在宣传征服群众之前，得先征服宣传者。1933年9月22日，成立德国文化协会，总部设在柏林，戈培尔任协会主席。该协会下设德国美术协会、德国音乐协会、德国戏剧协会、德国文学协会、德国新闻协会、德国广播协会、德国电影协会。凡是在相关领域中工作的人，都必须加入相关协会，并且这些协会的决定和指示具有法律效力。不听话者不得食。对于“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协会可以拒绝接受他们为会员，已经取得会员资格的，可以开除他们。这样一来，通过德国文化协会对整个文化活动的集中控制，就可以“纯洁”出一支效命于纳粹政权的文化队伍。这支队伍不能不充当纳粹政权宣传的主力军，不能不充当纳粹政权有组织的忽悠事业的马前卒。

文化艺术成了权力的婢女。几千万德国人能够看到什么样的美术作品，可以欣赏到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可以观赏到什么样的戏剧电影，能够收听到什么样的广播，看到什么样的新闻，等等这一切，都取决于纳粹党的好恶。马克·吐温可以在美国经济腾飞之际出版《镀金时代》，可托马斯·曼这些人在纳粹德国却没有容身之地。现实题材中，满是荆棘和陷阱。对于不少人来说，惹不起，那就想法子躲呗。不让写现实，我就写点历史；不让写真实生活，我就写田园牧歌……只要不肉麻给纳粹统治唱赞歌就行。第三帝国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历史题材的作品一枝独秀。俗话说，太阳底下无新事。历史题材的作品照样会触犯纳粹的禁区。1933年柏林焚书，为什么要把艾米尔·路德维格和沃纳·黑格曼的作品付之一炬，堂而皇之假借的旗号就是：“反对伪造我们的历史，玷污历史伟人，捍卫我们往昔的尊严!”

一旦文艺成为政权的附庸和工具，退化就不可避免。不过，希特勒、戈培尔们并不是笨蛋，他们也不想德国的文化艺术“退化”得无人问津。相反，他们希望艺术性和纳粹化能完美结合，不仅德国人喜闻乐见，就是全世界也喝彩。希特勒亲自邀请德国著名女导演里芬施塔尔出马，就是例子。1934年，纳粹在纽伦堡召开党代会，女导演里芬斯塔尔拍摄了《意志的胜利》，成功地将纳粹政治艺术化。该片在柏林乌发剧场首映时，戈培尔称赞它“成功地摆脱了陷入简单宣传的危险”，将伟大时代的激越旋律“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

“各家报纸都受到指示”

纳粹德国常常被人贬为极权国家。

何谓极权?最通俗的诠释就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换言之，权力无所不管，一切事务都要以权力意志为转移。

不过，就媒体而言，纳粹政权的无所不管，并不意味着第三帝国的文化事业都是国营或党有。恰恰相反，报刊电影等等，可以私人经营。

私有不见得就等于自由。纳粹政权可以利用私人的钱为自己的事业服务。比如对于私营电影公司而言，一切投资都是民间的，可是影片是否可以公映，审查权却牢牢地攥在戈培尔的教化与宣传部手里。不是有钱而是有权才是大爷。这样一来，不仅国库的钱可供纳粹政权使用，就是民间资本，也间接地为纳粹当局所用。至于是否叫座，用不着纳粹党操什么心，因为它没有自个掏钱赔本赚吆喝的风险。

自然，因为这种管制，难免会有纳粹电影上映观众未必买账的情况发生，而戈培尔战前许可引进的好莱坞影片却门庭若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纳粹德国的电影业一片萧条。毕竟，投资者在商言商。为了利润，他们会竭力在纳粹当局容许的框框之内发挥自己的才干，尽可能地迎合观众的欣赏口味，换言之，会有管制之下的畸形繁荣，畸形创造。也会有票房业绩不俗，戈培尔和投资商都皆大欢喜的大片。

同样地，纳粹德国也不是像《民族观察家报》之类的纳粹党报党刊一统天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纳粹党或党内个人拥有或控制的报纸，只占全部报纸销量2500万份中的三分之二。控制报业，并不需要所有的报刊都是纳粹党办。即使是报刊为私人创办和所有，但是，通过购买、清洗、控制股份、审查、停刊等手段，都可以有效地达到操控的目的。

俾斯麦或威廉二世的第二帝国，相对于英美国家，德国人的政治自由只是个多少的问题。而到了第三帝国，连这一点，都俱往矣。《伏斯日报》是德国最主要的报纸，地位有如《泰晤士报》之于英国，《纽约时报》之于美国，它创刊于1704年，可是在1934年4月1日，这家发行了230年的自由主义报纸，被迫停刊。

而另一份世界驰名的自由主义报纸《柏林日报》，虽然不像《伏斯日报》那样被直接要了老命，可是它的老板却在1933年春被迫出让自己在这家报纸的股份。《法兰克福日报》是德国第三大自由主义报纸，与前两家报纸的境遇有所不同，它在清除了犹太老板和编辑后继续出版。躯壳尚在，魂魄已殁。

那些在纳粹淫威中幸存下来的报纸，知道小命捏在纳粹当局手里，它们为纳粹党服务的忠心程度，甚至比纳粹党有的报纸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一来，纳粹党不用把所有的报刊都一手统到自己的名下，无须为所有的报纸的亏盈付费，就能够做到，所有的编辑记者都得先当纳粹党的文奴，所有的报刊都得跟纳粹党保持一致，否则编辑记者没法在新闻出版这个行当于下去，报刊就没法存活。

戈培尔对新闻的管制，细致入微。当过驻德记者的夏伊勒这样写道：“每天早晨，柏林各日报的编辑以及德国其他地方的报纸驻柏林的记者，都聚集在宣传部里，由戈培尔博士或者他的一个助手告诉他们：什么新闻该发布，什么新闻要扣下，什么新闻怎么写和怎么拟标题，什么运动该取消，什么运动要开展，当天需要什么样的社论。为了防止误解，除了口头训令外，每天还有一篇书面指示。对于小地方的报纸和期刊，则用电报或信件发出指示。”

第三帝国的宣传部把每天规定的这也不能报道那也不能评论的指令，当成纳粹党国的秘密。按照纳粹德国刑法典的规定，“着手泄露国家机密者，处死刑”；“以泄露为目的，而着手取得国家机密者，处死刑或无期重惩役”。

纳粹当局的这两项规定，可不是两个虚张声势的稻草人。1936年，夏伊勒在日记里就提到，因为偶尔把戈培尔每天向新闻界下达的一些密令副本给过外国记者，德国《波森日报》的一位先生被判处死刑，后来又被减为无期徒刑。其实，密令的内容无非是用谎言代替真相的指示罢了。

在这样严厉的新闻管制之下，一份份报纸势必在舆论一律中变得索然寡味。戈培尔跟他的教化和宣传部并不希望第三帝国的报刊被读者不喜闻，不乐见。1934年，戈培尔和德国新闻协会主席阿曼，曾要求步步紧跟的编辑们，不要把报纸编得那么单调划一。他们是希望看到德国奇迹：编辑记者们戴着镣铐也能够跳出世界上最美的舞蹈。阿曼对“目前报刊完全单调划一”的现象深表遗憾，可他说，这既不是政府的措施造成的，也不符合政府的意愿。

那是谁之过呢?埃姆·韦尔克是《格鲁恩邮报》的编辑，他指责说，报刊之所以变得那么干巴巴，是因为宣传部的官僚主义和高压手段。可是，大人物嘴里的那些漂亮话，不过就是说说而已，哄哄没有头脑的人，怎么能够当真呢?如果不要单调划一，还要宣传部干吗?媒体的存在，不就是为了让纳粹党满意么?哪能各唱各的调?韦尔克这下是摸了老虎屁股。这份周刊受到停刊三个月的处罚，而韦尔克自己不仅被戈培尔撤了职，还被送进了集中营。

不仅如此，新闻媒体还成为纳粹震慑德国人的杀人不见血的利器。即使是帝国的末日迫近，戈培尔还把新闻报道当成一种制造恐怖氛围的工具，一种对自己的人民进行心理战的手段。

因为战火连年，德国人的生活难以为继。有一天，200人冲进两个面包铺，抢走了面包，戈培尔立即决定采取“严酷的措施”镇压。他要求临时法庭立即审讯“首恶分子”。当天下午，人民法院就从重从快地判处了一男两女死刑。

因为戈培尔认为其中一个女的案情要轻一些，决定饶她不死。对于这事，戈培尔在1945年4月8日的日记里写道：“……关于审判和处决这两个首恶分子一事我打算张榜公布……我还打算用有线广播加上适当的评论，将这件事通报柏林居民。我相信这是一帖清醒剂。总而言之，我，以为在近期内柏林不会再发生面包铺被抢的事件。”

换言之，戈培尔自信柏林的群众就会这么被他征服住。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10年第1期　我对《夜半抄家记》的意见　聂元梓

贵刊2009年第1期刊登的牛辉林《夜半抄家记》一文严重失实，对我进行人身攻击及名誉诽谤，仅举几例如下：

第一，牛文说：……又在江青、康生直接授意下，于8月初通过选举建立了文化大革命的“全国第一个红色政权”——以聂元梓为首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

北京大学成立校文化革命委员会，是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接见时，指示由我负责组建并用巴黎公社选举方式产生，领导校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并不是一级政权组织。

北大不存在以我为首的左派团队。1966年“5·25”大字报是哲学系尚未到农村参加四清的几位教员和干部，响应党中央“五一六”通知的号召，根据北大长期在左倾思想领导下，历次政治运动(如反右派、反右倾、社教运动……)中，群众的积怨而写的大字报。这反映了相当一部分群众的意见。写大字报的这几个人并不是一个什么组织，曾有人说：“当时我们都下去参加四清了，如果在校我们也会签名的，那就不是七人大字报了。”

江青、康生在北大群众大会上是讲过“张承先工作组走后，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的话，但北大文革委员会不是“在江青、康生直接授意下成立的”，而是在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同志亲自领导下，于9月9日选举产生了42名正式委员和10个候补委员组成的。(见《北京大学纪事》第651页)

第二，我没有叫姜同光给牛辉林打过电话，让他派北大红卫兵到我家撵吴概之子女为首的在我家闹事的红卫兵。

我知道吴概之的儿子与两个学生一天上午到我家来过，当时我不在家，回家后是保姆彩兰告诉我的。王梦兰也证明。此后，我再不知道也没有见过吴概之子女带领一伙红卫兵来我家闹事。我的儿子放学回家吃晚饭，也没有见到这伙人。那就用不着让牛辉林用大汽车把他们拉走了。

第三，陈葆华不是我的秘书。她没有陪我到牛辉林的“北大红卫兵总部”办公室(当时是叫红卫兵联络站)，当然没有我对他那长篇谈话。

其实牛辉林抄吴概之家的全部情况，陈葆华早已向我汇报过了。她跟着去就是看管牛辉林不要出大问题的。当时吴概之由儿媳(穿着军衣)搀扶着应对牛辉林抄家的行动。文件柜已经由他的单位查封，但牛辉林还要启封检查是陈葆华阻止的，红电话机已由单位停机，根本没有我叫“陈葆华同志让你半夜拉吴概之到中组部门前的大街上批斗”的事。

第四，牛辉林说我让北大派人把吴氏兄妹俩送到中南海去交给总理和“康老”教育。我没有中央的电话也没有这种资格叫总理来管理吴概之的子女。康生我从来不称他“康老”。

第五，牛辉林的文章把我写成一个品质恶劣的小偷，不仅偷走了吴概之的古董古玩等珍贵物品，连笔、墨、纸、砚都偷。吴概之的亲朋好友肯定都知道他没有这些东西。他从来不写大字更不玩古董古玩。1968年军队抄家证明我家没有抄出一件珍贵的物品。牛辉林还说，刘亚楼将军送给吴概之儿子结婚的贵重礼物“一只女手表”我从吴概之手中拿走，故意摔坏后交还。纯属子虚乌有。

第六，牛辉林还说：“……成了整肃对象的聂元梓度日如年又千方百计调离北大”，又说聂元梓“认识吴概之老人后，便把调离北大给老人做秘书作为嫁给老人的条件。”把我说得那么低三下四。这是牛辉林毫无根据的猜想。

吴概之没有秘书，家中的工作人员只有一个司机、一个厨师。没有警卫人员更没有警卫军官。

第七，牛辉林说“老人带她回湖南老家结婚度假(婚假是中组部长安子文在老人家中当着聂元梓的面给陆平打电话要的)”。肯定的说，没有一个南征北战几十年的高级老干部回农村老家结婚度假的。这事只要问一下两个人的单位就清楚了。牛文写了很多有声有色的细节，好像他在身边看到了一样，其实都是虚构的。

第八，我从来没有说过吴概之是彭(德怀)黄(克诚)分子大黑帮。

抗日战争中我们在前方都是在彭总率领下与敌人战斗的，黄克诚不仅是我的领导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在战争中，无医无药，我的生命处于危在旦夕时，是他派军区吴部长给我开刀挽救了我。我怎么能说他和彭总都是大黑帮呢，而且我还与他夫人唐棣华同志一起工作，她是区委书记我是区委副书记，他俩都是我感恩不尽的领导人，有人这样的造谣诬蔑使我十分的痛心。

第九，“5·25”大字报不是我个人写的，牛辉林说的“不知当时在北大做秘密调查的康生的老婆曹轶欧给了他什么消息就有了毛主席后来亲自批示的‘5·25’大字报”。没有聂元梓这张大字报也会产生，毛主席决定对“5·25”大字报的批示广播，是由毛主席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思想目的决定的，与曹轶欧无关。没有曹轶欧和没有我聂元梓那六位同志同样会写这样的大字报的。同样会被批示广播的。

2009年4月21日

2010年第2期　追忆关于改革的两点建议　田纪云

1997年7月4日，在一次重要会议上，我对进一步推进改革问题提出了以下两点建议：

一是关于国有企业改革问题。

必须正视现在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处在极为困难的境地，已成为影响国家安定、威胁党的领导基础的大问题，建议中央下最大的决心，以最大的勇气，以邓小平三个“有利于”为标准，按照十五大报告提出的思路，排除一切阻力和干扰，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实现国有企业改革的突破。

要实现这个突破，关键是排除干扰。回想我们近二十年来改革开放的进程，每前进一步都有阻力和干扰，比如：农村承包、乡镇企业、办特区、沿海发展战略、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让外资承包开发、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证券股票市场，等等。每前进一步都有人出来责难，轻则戴帽子，重则打棍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现在回头来看一看，还很少发现有哪些改革措施是错误的，使得生产力遭受破坏的。相反，每排除阻力前进一步，使改革深入一步，都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力的增强、社会的进步，使人民受益。是非曲直不言自明。而那些给人戴帽子、打棍子的“裁判员”们，从来没有认过输，至多是不哼不哈，默不作声。但他们很快又对准下一个改革目标。现在他们的目标是对准国有企业的改革、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谁敢越雷池一步，他们就说谁是搞私有化、资本主义。在他们看来，让国有企业原地踏步，自生自灭，才是坚持社会主义。搞活了，搞好了，倒是资本主义。岂非咄咄怪事。这实际是“四人帮”“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翻版。

其实，这些人也未必懂得多少马克思主义，更未见过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无非读了几本马列书，摘引只言片语，加上自己想当然的理解，拿来吓唬人而已。这些人更少了解实际。了解国情。说挖苦一点，就是不知道或者忘记了饿饭是什么滋味。他们没有真正理解小平同志这样一个思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饿饭的社会主义，贫穷的社会主义，人民不幸福的社会主义，人民是不会拥护的，在当今世界上是难以立足的。这正是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解体的最深层次原因。

那些自以为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也应该有点自知之明。现在除了邓小平的理论能够动员群众，号召群众，凝聚群众外，任何盗名欺世的所谓“理论”，可以说根本没有市场，人们只不过嗤之以鼻。

要突破国有企业改革这个难点，就必须根据小平同志指示的，要敢于冒点风险，敢于闯，敢于试，才有可能挽救国有企业，开辟国有企业的光明未来。可以相信，国有企业改革的突破，将大大解放生产力，使我国经济登上一个新的台阶。

二是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我赞成政治体制改革采取慎重态度，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十二亿人口(整理者注：当时的数字)，人的整体素质又不高，改革的措施必须稳妥。但稳妥也得逐步改，不改是难以持久的。

现在提出健全法制、依法治国是完全正确的。但有了法不等于能执行。现在发生的许多案件并非因为没法律，而是有法不依、执法犯法、徇私枉法、以权乱法。解决这个问题根本的措施就是加强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有人说，民主是腐败的天敌，我看有道理。我认为近期可以研究，在扩大党内民主、人民代表大会内部民主，加强党的和人民代表大会的民主监督和制约机制方面采取一些可行的具体步骤。

现在有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受法律的约束，肆无忌惮地侵犯人民的利益，大搞权钱交易，以权谋私。因为有权，谁也管不了，谁也不敢管。只有建立一套党内、人民代表大会内部的民主监督机制，让普通党员、人民代表真正具有说话、监督的权力，让当官的“乌纱帽”与党的、人民的民主监督制度联系起来，把公仆置于主人的监督之下，才能使法律得到有效的贯彻实施，制止腐败的蔓延滋长。毛主席说过：“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主席所说的人民民主，是跳出黄炎培先生所说历史兴衰这个周期率的唯一可行的路子。在十五大报告中原则都有了，但需要具体化。

另外，毛主席早就提出，干部要能上能下，能官能民。但一直是一个口号，未形成制度。现实情况是，能上不能下，能官不能民，只有犯了错误才能下。在台上一切都好，无人敢批评，下了台，一切皆非，办的好事也成了坏事。我认为，现在是到了应该建立干部包括国家领导人正常交替机制的时候了。

我相信，我的上述建议，特别是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多数人是会赞成的。散会后，有一位领导同志就向我表示同意我的观点，并说：“正想听你怎么办的意见哩，怎么一下就收了?”

2010年第2期　毛泽东称赞美国的民主和天赋人权　李 凌

看了这个题目，有的同志可能提出疑问：“你这个提法有根据吗?”回答：有根据，有大量史料为据。这是历史，是毛泽东的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请先看胡乔木为1944年7月4日《解放日报》写的题为《祝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日》的社论：

今天是美国国庆日。1776年7月4日，美国人民在华盛顿，杰斐逊等民主主义伟大先驱的领导下，宣布了民族的独立。美国的独立是处于这样的历史条件：它不但代表美国的民族利益，而且代表美国的民主利益，代表美国要求自由的多数人民而与美国当时的保皇党——大地主、大商人、职业宗教家的集团相对立，这样，领导独立战争的华盛顿就不但完成了民族任务，同时也完成了政治上经济上的民主任务，而被选举为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的民主共和国的第一个大总统了，同样，杰斐逊总统，不但是独立宣言的起草者。同时也是消灭大地主法案、思想自由法案、全民教育法案、禁止输入奴隶和限制奴隶法案的起草者。这个事实，就说明了美国独立运动的丰富历史内容，也就说明了美国为什么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最典型的民主国，而且直到今天，也与社会主义的苏联成为民主世界的双璧。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这些社会主义的伟大思想家和行动家，对于美国的战斗民主主义及其在世界史上的进步作用，从来都是给予最高度评价的。美国的战斗民主主义有其光荣的历史传统，美国的独立不是唾手可得，是在八年的对外战争与更长期的对内斗争中完成的。列宁说，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真正解放和真正革命的战争”之一；正因为如此，美国的民主派领袖杰斐逊和杰克逊，美国民主党的这两个创造者，在他们的斗争中甚至被他们的政敌指为“共产主义者”和“赤化分子”。美国穷木工的儿子林肯，他所领导的黑奴解放战争被马克思称为“开始了劳动阶级兴起的新时期”，而在实际上，他与马克思所领导的美国共产主义者和欧洲共产主义者也是合作的，他曾委任美国的共产主义者担任他的军官，这样，他就更有理由被当时的反动派指为“共产主义者”和“赤化分子”了，以至最后这些顽固分子竟然暗杀了他……

民主的美国已经有了它的同伴，孙中山的事业已经有了它的继承者，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的势力。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了的工作，它一定会得到而且已经得到民主的美国的同情……

7月4日万岁!民主的美国万岁!

中国的独立战争和民主运动万岁!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摘自《胡乔木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30—133页)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毛主席8月底赴重庆和蒋介石谈判战后和平和建国问题。路透社记者甘贝尔向毛主席提出问题，甘贝尔问：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概念及界说为何?

毛主席答：“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按：四大自由指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出的“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7、28页)

以上史料说明：当时身为毛主席政治秘书的胡乔木写的社论完全符合当时毛主席的思想，是对毛主席的思想的阐发。

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新华日报》也发表了多篇文章，赞颂美国的民主，如1943年7月4日，该报发表的社论《民主颂——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1944年7月4日，该报又发表社论《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这篇社论的内容与《解放日报》发表的社论内容完全相同。可见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发的统稿。

1945年4月13日，《新华日报》又发表社论《纪念杰斐逊先生》，该文赞扬这位《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权利法案》的倡导者，“以对人民的无比的信心与坚决的态度，在这新世界上的新国家中奠定了民主政治的基础”。社论指出，“人有天赋的人权，人的自由与尊严，不该为不公正势力所侵犯和亵渎。人民是政府的主人而不是奴隶……这从十八世纪以来，应该早已经是全人类共知公认的常识”，“可是在今天还有人想用丑恶卑劣的方法来钳制人民的自由，剥夺人民的权利”，那么，我们“在今天这个民主先锋诞生的日子，就格外觉得自己的责任重大，也就格外觉得杰斐逊先生精神的崇高与伟大了。”

这篇文章不只是从制度方面来论证民主，而且从普世价值观方面来申明“人有天赋的人权”，“人民是政府的主人而不是奴隶”。这就更加珍贵了。

更值得指出的是：1946年7月4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美国国庆》，该文大力谴责美帝国主义支援蒋政府打内战，干涉中国内政。社论强烈要求美国撤走驻华美军。但即使在这个时候，这篇文章一开头仍然肯定美国的《独立宣言》指出的“天赋人权”，“平等、自由、幸福的崇高思想”，肯定提出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的林肯。社论号召美国人民和民主力量发扬《独立宣言》的精神，改变美国现行的政策。并且坚定相信，在美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声援下，中国人民一定能克服各种困难，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富强的国家。

有意思的是，毛主席不只是通过《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媒体发出争取民主自由的声音，而且亲自出马，多次和美国人赫尔利、谢伟思讨论民主。

1944年夏，日本败局已定，美国政府希望战后的中国，仍由蒋政府统治，但要他进行一些民主改革。美国总统派前国防部长赫尔利少将于9月来华。在重庆时，赫尔利向中共领导人董必武等表示访问延安的意愿，然后于11月到延安，和毛泽东等多次商谈。赫尔利曾提出一个关于国共合作的草案，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不满意，经过反复磋商，由毛泽东修改、补充定稿，由赫尔利代表美国总统签字，毛主席代表中共中央签字。该协定有五条，其中第一、二、四、五几条主旨为国共和抗日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合作，组成联合国民政府和联合军事委员会，共同努力，以迅速打败日本侵略者。

这五点协定由赫尔利带回重庆后，为蒋政府否决，未能施行，中共曾因此谴责赫尔利不守信义。虽然如此，这个协定的第三条，充分反映出毛主席当时对未来民主的新中国的政治制度的理念。如下：

“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民享民治之政府的原则。联合国民政府应实行用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并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求平反冤抑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联合国民政府亦应实行用以有效实现下列两项权利：即免除威胁的自由和免除贫困的自由之各项政策。”(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691页)

1944年夏，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华。时任中缅印战区司令兼任蒋介石参谋长的美国将军史迪威要求华莱士向蒋介石交涉，蒋被迫同意由美方派人到延安。史委任当时号称“中国通”的美驻华大使馆二秘谢伟思为“美国军事观察小组”(组长包瑞德上校)的政治顾问。谢伟思在延安住近三个月，多次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交谈。

在交谈中，毛主席表示中共坚持国共合作和反对分裂的立场，同时，也谈到对美国的民主的肯定和向往。毛主席说：“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美国官员应当对中国官员谈论民主。总之，中国人尊重你们美国人民主的理想。”

谢伟思说：“把我们军队当作一支政治宣传部队来使用是不允许的，我们没有像共产党政治部那样一类教育军队和指导这类工作的机构。”

毛主席说：“即使你们的美国士兵不作积极宣传，但只要他们出现并同中国人接触，就会产生好的影响。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欢迎他们在中国。国民党却不是这样，它需要把他们加以隔离，不让他们知道事情的真相。现在你们究竟有多少美国观察员在前线?我们乐于让你们的人到处走走。国民党却担心大量美国人在中国的影响，他们害怕美国人登陆仅次于他们害怕苏联参战。”

“从相反的另一方面来看，有美国人在场也是好的。如果美国人分布得很广泛，他们对国民党就会产生一种约束作用，国民党要制造麻烦就更加困难。昆明是一例子，那个地方已经变成自由主义思想和学生自由活动的中心了，因为在这么多美国人的眼皮底下，国民党是不敢逮捕学生和把学生投入集中营的。拿这一点同西安相比，西安美国人非常少，特务就横行无阻。”

谢伟思及时地详尽地把毛主席的这类谈话内容向美国当局报告，并同意毛泽东提出的意见，建议美国支援中国抗日的武器，也应公平地分配一部分给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由于这些报告和建议，在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麦卡锡主义横行时，谢伟思受到迫害)。后来有人把谢伟思的报告翻译成中文，其中关于毛主席谈美国民主的部分，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编的《党史通讯》1983年第20、21期发表。

抗日时期中共与美国关系的历史已成为中外学者们研究的热门课题。曾经和谢伟思、鲍大可、奥克森伯格等“中国通”以及史迪威后人有密切交往的金先宏先生写了一本题为《影响白宫对华决策的“中国通”——一位前外交官的采访手记》的书，于2003年1月在时事出版社出版。书中有关毛泽东与谢伟思谈话部分，引用了胡乔木写的1944年7月4日《解放日报》社论中的名句：“民主的美国已经有了它的同伴，孙中山的事业已经有了它的继承者，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的势力。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了的工作，它一定会得到而且已经得到民主的美国的同情。”

作者金先宏先生据此说明：“毛泽东在抗战时期对美国的期望及对中美合作的憧憬不仅是形势的需要，也是长期的战略思考。”同样，我们也可以说，《解放日报》、《新华日报》所发表的赞颂美国的民主和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价值观的大量文章，其实也是对毛泽东当时的思想的宣传和阐发。这种宣传对大后方如昆明、成都、重庆各地的民主运动起过巨大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取得了最高领导的地位，取得了不少成就。但他大权独揽，发动了多次的政治运动，在经济上违反了他自己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巨著中反复强调的允许包括个体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在内的多种经济成分存在和发展的政策。政治上，他违反了当年主张并积极宣传的民主自由的思想，造成千百万冤假错案堆积如山，连开国元勋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都被整死。当年许多人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为争取民主自由奋力拼搏，但建国后却被残酷迫害，许多人被摧残致死。

有人为毛泽东辩护，说他在抗战时期宣传美国的民主自由，只是为争取美援的一时策略。这种论调是十分荒谬的。如果是打仗，兵不厌诈，声东击西，设置疑阵，以迷惑敌人，引蛇出洞，以便聚而歼之，这是可以的，无可非议的；因此而打了胜仗的部队还应得到表扬。但这只限于战时对付敌人，而不应在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的根本问题上。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稿时，1980年6月，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61页)同年8月，邓小平又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来但是没有做好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邓小平思想年谱》第172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在平反冤假错案方面，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主要由于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我国社会今天仍存在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贪污腐败日益严重等重大问题。在抗战期间，毛主席曾大力倡导民主自由，但他在全国执政以后，就违反了自己正确的东西。现在我们应该重申天赋人权，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的普世价值观，并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民主改革，把我国建成为一个高度民主的民富国强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

(责任编辑　李　晨)

2010年第2期　改革重点:建立现代新闻制度　胡星斗

现代新闻制度是媒体民有、新闻自主、监督官员、保护公民的新闻制度。

所谓媒体民有、新闻自主，是指媒体主要由民间出资、民间所有、民间经营、民间分利，传媒进行独立的报道、自由的评论、充分的竞争、不受权力或者资本的控制。实行媒体自由创立、备案登记制度，禁止利用公共财政资金办报办电视台，推动公共媒体的独立运作，限制大资本的持股比例，允许外资进入传播事业，防止政治家、资本家操纵传媒。进行新闻立法(制定《新闻法》)，废除新闻审查，依法发布新闻，依法承担责任，保护新闻记者，捍卫网络自由；废除新闻内参制度，实现新闻的全民共享；取消各类禁载规定，废除审读、审看等制度。

所谓监督官员、保护公民，是指发挥媒体的公器作用和“第四权”的监督作用，揭露权力黑幕，防止权力滥用，批评政府所为，纠正官员偏差，伸张社会正义，维护人民利益，将媒体从官员的喉舌转变为人民的喉舌。为此，必须保护批评报道，严惩官员打击报复的行为；报道即使有误，也免受责任追究，除非你能证明记者是故意的恶意。对于官员、公众人物、强势群体实行有罪推定，举证责任倒置，当弱势的一方起诉时，由强势的一方举证。限制官员和公众人物的隐私权，鼓励公民举报，规范记者行为，保护记者权益，同时保障公民自由接受采访的权利。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罪、扰乱公共秩序罪、窃取国家机密罪进行特别的立法，出台司法细则，防止以言治罪、以文治罪。取消非法持有国家机密罪。

按照张博树研究员的观点，新闻的普世价值观可以概括为：1．新闻媒体的使命在于客观地报道事实，为实现公众的知情权服务；2．媒体必须成为社会公器，成为公众表达权的手段；3．媒体必须承担社会监督职能，所以既不能仰赖权力，又不能仰赖资本，而必须与二者保持距离。

中国新闻制度改革的目标可以归结为：解构现存的新闻观念，废除落后的新闻运行体制，建构符合宪政民主原则和公民社会精神的现代新闻观念和新闻制度，还亿万中国国民的信息获取权(知情权)、言论表达权(参与权)和通过媒体对公共权力的公众监督权，并借此为中国宪政改革在各个领域的深化创造条件。

中国曾经有过新闻的开放与自由。清末新政，实行言论自由、新闻自由，1902年梁启超说“学生日多，书局日多，报馆日多”成为影响中国前途至关重要的三件大事。民国初期，出现私人办报的高潮，报纸以“社会良心”自勉自励。1912年3月4日临时政府内务部曾颁布《民国暂行报律》，规定对“流言煽惑，关于共和国体有破坏弊害者”将停止其出版发行，结果引起舆论大哗，认为是“袭满清专制之故智，钳制舆论”；众多报纸亦发表社论，表示“所定报律，绝不承认”。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采纳了这些批评意见，发表《令内务部取消暂行报律文》，公开宣布“言论自由，各国宪法所重，从善改恶，古人以为常师”；再，“民国一切法律，皆当由参议院议决宣布，乃为有效”。

国民党时期也认可民间报刊的存在，对于官营新闻机构也承认其运营的独立性。1932年萧同兹提出三个条件：第一，独立经营，使中央社有机会与报界及社会接触；第二，以新闻为本，发稿不受干预；第三，用人行政，社长有自由决定权。蒋介石同意了，萧同兹才接任中央通讯社的社长。

如今，中国进入了高风险期，社会矛盾突出，大部分矛盾都与缺乏公众监督、新闻监督，人民群众缺乏知情权、话语权、参与权有关，如腐败、特权、垄断、信访、贫富差距、司法不公、官民冲突、弱势群体利益受损，等等，无不根源于新闻自主的阙如。虽然不是说有了新闻自主，这些问题马上全部可以解决；而是说，新闻自主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和基础。

新闻体制改革也最容易、最可行。不像搞民主选举，操作非常困难，甚至有人担心会造成社会失控。新闻改革，需要的是无为而治，治大国若烹小鲜，是传统的道家智慧，也就是说：放弃新闻垄断和管制就行了；少干预新闻报道就行了；撤消审读、审看的组织就行了。当然，无为不是绝对的不做，政府要做的是制定《新闻法》，然后一切依法行事，“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提高执法能力和效率。新闻体制改革，会造成社会舆论“乱哄哄”，这是社会活力和民族创造力的来源，不是坏事，而是思想解放的前提，只要大家都守法，违法必究，那么社会就不会失控。

改革新闻体制，应当成为中国未来改革的重点和突破口。我相信中国政府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力应对各种各样的危机，顺势而为，通过抓住建立现代新闻制度这一“牛鼻子”和关键，化解燃眉之急。

(责任编辑　萧　徐)

2010年第2期　批量制造改革者　辛 宇

昆明执政经验是仇和同志带领市委“一班人”，依靠人民群众，把中央改革开放、科学发展的大政方针落到实处的阶段性成果。吕日周同志为组长的课题组，经过一年多的调查研究，所形成的长达75页44000多字的课题调研报告，详细地描述了昆明一年多的改革及变化。应该说，选题敏感并重大，调查认真并广泛，研究比较深入，论证比较充分，从而使昆明的执政经验具有较高的价值和较好的说服力。

昆明执政经验调研，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听其言的听声阶段。锣鼓听音，说话听声。在此阶段，下面赞扬声，中间争议声，上面不吱声的“三声现象”，同时存在，相互作用，彼此影响，可圈可点。二是观其行的检验阶段。百闻不如一见。仇和同志带领一班人，以改革创新的精神身体力行党的宗旨；以求真务实的态度只争朝夕为人民服务。于是在老百姓中留传着“求天求地不如仇和”。三是推其广的拷贝阶段。深入接触昆明的父老乡亲，他们说，是党的脊梁，放在脊梁的位置不仅能维护稳定，而且能改革创新!如果将肋骨放在脊梁的位置，就不仅是错位，而且会夭折!在一线奋勇拼搏的改革者，既需要激励，更需要增援!在科学的制度尚未建立健全之际，最有效的激励是重用，最有用的增援是复制拷贝更多的勇于改革创新的“仇和式”干部。

四中全会指出：“一些地方和部门选人用人公信度不高，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问题屡禁不止。”三十年来，在一些地方和单位，那些能打粮食并勇于创新的改革者常常流汗流血又流泪。这也严重影响了来自基层的改革动力。

所以，我更感兴趣的是，仇和这一目前仅存的职务最高的改革先锋，还能继续在改革的路上向前冲多远，走多久?还能否带动更多的人在改革之路上“敢闯、敢试、敢冒风险”?在我看来，课题报告最具价值还不是昆明执政经验的分析归纳总结，而是提出了一个十分敏感却又非常重要的问题：如何营造改革者群体辈出的生动局面?

纵观改革开放三十年，就动力的来源而言。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最初的动力，主要来自最高领导层。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由于有在十年浩劫中的亲身经历，对党内民主被毁，权力过于集中，给党和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所造成的危害，感受非常强烈，反思非常深刻，从而对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非常到位。一开始就从政治思想舆论导向人手，通过解放思想，否定“两个凡是”，恢复党的集体领导，科学分解党内权力，重建中央纪委，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成立过渡性质的顾问委员会，并力争通过机构改革吸纳优秀人才，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此阶段党内民主成为我党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不仅能对中央(包括毛泽东同志)过去所犯的错误进行认真反思，深刻剖析，而且党内的不同认识，还能通过党的会议、党的报纸进行认真讨论，以形成共识或求同存异。此阶段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仅同步而且先于经济体制改革，因而才能有力地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这一阶段我们党不仅产生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而且产生了改革开放的总执行官胡耀邦，改革开放的先行官万里等。

第二阶段的动力，主要来自中层骨干。经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此阶段的政治体制改革因投鼠忌器而极其敏感。稳定于是具有了比改革开放更为现实的压倒优势。最高领导层权衡国际国内形势，谋求安定，力保稳定。政治体制改革在这一特定时期，动力主要来自中层骨干的自觉推动。1985年至1993年任无极县委书记的刘日。因重视吏治，密切干群关系，加强农村建设，闯出了闻名全国的“无极之路”。1997年至2000年任遂宁市市中区区委书记的张锦明，在步云乡组织了中国第一次乡长直选。随后，张就任雅安市委组织部长，在雅安市雨城区和荥经县推行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并于2002年12月，举行了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县级党代表直选。其改革意义不亚于20多年前的小岗村。2000年，沉寂十年之久的吕日周出任长治市委书记，挟十年前改革试点原平县强力，推进改革，“政府搭台，农民唱戏”，严格整饬吏治的雄风，以电视剧《新星》主角李向南原型的声望，深度发掘“报纸最有力量是批评”这一优势，充分发挥《长治日报》在舆论监督方面的作用，用密切联系群众的最大优势，化解了长期执政下脱离群众的最大危险。“长治变法”成为世纪之交中国地市改革中的一个样板。

第三阶段的动力，主要来自基层群众。经历20多年的改革开放，由于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时推进，既得利益势力逐渐形成并坐大，来自高层和中层的改革动力逐渐衰减。广大群众要求共建共享改革成果的呼声不断高涨。如同战争年代一样，改革之伟力最深厚的根源同样存在于民众之中。“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开始成为全党的共识。2007年十七大报告由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推导出“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深化”两字取代了多年来政治体制改革前缀的“积极稳妥”提法。同时强调“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于是，“表达权”和“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首次进入党代会报告。但是，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由于两极分化的加大，城乡差距的扩大，改革的成果没有实现分享和共享，一些群众的改革愿望和动力以扭曲的方式出现，甚至以群体事件来折射和表现。如从2004年10月的重庆万州事件，到2005年6月的安徽池州事件；从2006年12月的四川大竹事件，到2008年的贵州省瓮安县“6·28”事件。因地震而形成的堰塞湖，从上到下高度重视；因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表达权落实困难而出现的“言塞湖”，却鲜有人注意。尽管各级党委政府对群众信访越来越高度重视，甚至抽调骨干到北京值班，变接访为截访。但是，群体访、越级访有增无减并始终在高位运行。与此同时，由于三十年改革者命运多舛，那些最善于深入群众，化解矛盾，推进改革，赢得民心的改革先锋，如刘日、吕日周等，大多被搁置赋闲，难以施展身手，致使改革进入第三阶段，利益分化非常明显，腐败形势仍然严峻，干群关系十分紧张；敢于冲在改革前沿“手把红旗旗不湿”的弄潮儿，在逐年递减。

据此，“如何营造改革者群体辈出的生动局面”，不仅是当前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必须正视的重大课题，而且也是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全面推进改革，特别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破解的重点难题。

清代思想家、政治家魏源，曾以其深刻的洞察力和独特的视角，为我们勾勒出一幅从人才站位透视权力结构、政权兴衰的历史挂图：“至治之世，士在公孤；小康之世，士在僚采；倾危之世，士在游寓；乱亡之世，士在阿谷。”(《默觚下·治篇十二》)

通过这幅图，对照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人才站位及选拔任用，大概有这样一些普遍现象：专注于经济领域的改革官员，只要有突出政绩且被高层领导和基层群众认可，便有可能升至省部级及其以上；如果改革由经济领域进入政治领域，但只涉及技术层面的改革官员，且有突出政绩并被高层领导和基层群众认可，也有可能升至地厅级或省部级；如果涉及政治领域中权力来源、权力结构、党内民主、领导制度、监督体制层面的改革官员，即使政绩突出、民意良好，但一般会止步于县处级或厅局级。或许，这种状况也暗合了古人关于“小康之世，士在僚采”之说(僚采，古时同僚相称，此指县、州、府等中层官位)。

最好的用人导向是制度导向，当用人制度还正在建立健全过程中，政策导向、案例导向也是需要的。2000多年前的商鞅，为使秦国能吸纳各国优秀人才，用“徙木立信”这一成功的经典案例，深入浅出地诠释了秦国崇尚法治、尊重人才政策和人才强国战略，为广纳各国精英做了一个最具创意的广告。

2004年冬，我在江苏与时任省委书记的李源潮同志有过一次长谈。话题是“如何从干部‘能下’方向实施战略突破”。结论是：改革开放20多年，干部“能上”方向的创新空间已经极小，但“能下”方向的空间却相当广阔。如果“能下”空间一旦打开，干部队伍的素质就能在流动中不断提高，唯“年轻化”是举的僵局就能顺利打破，改革中的优秀人才就能脱颖而出!据此，在干部“能上与能下”这对矛盾中，“能下”才是主要矛盾!

当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还处在攻坚的关键阶段，当干部“能下”的战略突破口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重要时期，如果能变通地采用“徙木立信”的方式，大胆起用刘日、吕日周、张锦明、仇和等改革闯将，让他们在干群关系最紧张、改革最困难的地方去化解矛盾，凝聚人心，大胆创新，深化改革；那么，通过这种用人的案例导向，也能展示中央重用改革者的决心，能使全国各地逐步形成良好的用人导向，以“营造改革者群体辈出的生动局面”，进而有力地推动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

而要做到这些，一是要为改革者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使“敢闯”者有所“依”。改革开放是振兴中国、复兴中华民族的一出大戏，需要为“敢闯、敢试、敢冒风险”的改革者打聚光灯，需要为他们及时喝彩，因此主流媒体应在第一时间为改革者做及时的跟踪报道，在争议和是非面前要敢于为改革者撑腰壮胆；如果党的报刊不敢见义勇为，改革者也就难以冲锋陷阵。二是要为改革者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使“敢试”者有所“靠”，让明哲献身而不是明哲保身的改革者始终敢为天下先；让“改革者群体辈出的生动局面”既要靠领导抓典型抓出来，也要靠领导以身作则带出来，更要靠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催生、培养、成长出来!这种制度既是改革者勇气的依托，也是改革者利益的保障。三是要辩证认识对改革者的争议，正确处理改革中的失误。改革是对现有体制、机制、制度弊端的一场革命，是对既得利益的挑战，是以单兵突进、孤军深入的方式对传统势力发起的战术冲击。因此，改革者个人利益的牺牲是必然的，引发的争议是必然的，偶尔的失误也是必然的。有鉴于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验教训，各级党委政府绝不能一有争议就否决改革者，一有失误就否定改革者。因为，改革通常会有争议与失误，而没有争议与失误的，通常也不是真正的改革者!

允许这些改革先锋的存在，已经证明历史在进步；如果能允许这些改革先锋的发展，那么则更能证明时代在前进!

进而言之，如果仇和、吕日周、刘日、张锦明式的领导干部在县(区、市)委书记位置上有300个左右，在市(地、州)委书记位置上有30个左右，在省委书记位置上有3个左右，那么，就能大大提高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切实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因为，人民群众最清楚谁在为人民服务!

(责任编辑　李　晨)

2010年第2期　政治体制改革与社会稳定　王利平

一、当前所面临的社会危机

1.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社会不公日益突出，并呈现固定化和代际传递趋势。

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2006》提供的127个国家近年来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测量指标，中国与几个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并列于第95位，列入少数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很高的国家之一。

王春光在《中国党政干部论坛》撰文《警惕我国贫富差距的代际传承和固定化问题》指出：对2001年十大阶层的目前收入与过去收入之比较，我国的贫富两个阵营已经成型，私营企业主的高收入地位和农业劳动者的低收入地位没有因时间的变化而改变，特别是私营企业主们在其小时候的家庭收入就比其他阶层的家庭收入高，而农业劳动者在其小时候的家庭收入也是最低的，这明显地透露出贫富差距的代际传承迹象。在两个贫富群体已然成型的格局下，贫富的代际传递也有了相应的依托：富者的后代承受着富者的遗产和资源，贫者的后代继续忍受着贫穷的煎熬。在这里，市场机制的作用、体制的缺陷、社会结构的惯性以及价值观念的影响，进一步促成了贫富差距的代际传递。

中央党校吴忠民教授《中国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趋向问题研究》指出：根据《国际统计年鉴2004》、《2004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国统计年鉴2003》的数据或其中相关数据的整理和计算，中国现实社会中公共投入的优先顺序，呈现出一种颠倒的状况，十分不合理。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是直接关乎基本民生的头等大事，但是由于政府在自身定位方面的错位，我们国家在这些方面公共投入的比例却小得可怜。从世界主要国家情况的比较来看，中国在这方面的投入比例是最低的，这进一步固化着业已扩大的贫富差距。

2.社会财富通过权力寻租(腐败)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的趋势加剧。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撰写的《国民收入分配状况与灰色收入》研究报告摘要指出：根据恩格尔系数和其他一些消费特征进行初步推算，高收入阶层中存在大量隐性收人，目前城镇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31倍，而不是国家统计局统计显示的9倍。城乡合计，全国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55倍，而不是按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推算的21倍。中国实际收入差距要远大于国家统计局统计显示的水平。在中国城镇高收入居民中存在大量灰色收入，这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包括金融腐败、土地收益流失、企业用于行贿的旅行和娱乐支出、垄断行业灰色收入等，数额已接近3万亿元，占了4.4万亿元遗漏收入的大部分。这说明中国国民收入分配体系存在巨大漏洞和严重制度缺陷。目前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原因，主要不在于市场化，而在于制度不健全所导致的腐败和灰色收入：

(1)财政资金通过“条条”(部门)渠道分配到各地的部分存在严重管理漏洞。有大量资金脱离了财政管理程序，透明度低，滥用和漏失严重。2005年这部分资金估计约5600亿元，漏失部分待查。近年来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数额巨大(2006年4.5万亿元)，投资项目层层转包、工程款层层剥皮，营私舞弊现象严重，漏失巨大。据有些项目的情况，施工单位实际拿到的工程投资还不到工程拨款的1/3。

(2)金融腐败普遍存在。据央行研究局2003年一项大面积调查，全国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在正常利息之外的额外付费已成为一项“潜规则”。平均而言，企业在每笔贷款正常利息之外的额外付费和为维持与金融机构“良好借贷关系”的费用合计，相当于贷款额的9％。2006年全国金融机构贷款22万亿元；考虑大型企业贷款条件有利，较少发生这种情况，按贷款额的一半推算，额外付费给全国金融机构相关人员带来的灰色收入可能高达1万亿元。由此造成的不良贷款损失还未计算在内。

(3)行政许可和审批中的寻租行为。例如各地党政官员入股煤矿，这些“股权”多是凭审批权、检查权、资源控制权换来的。又以医药业为例，一个时期以来药品审批和流通环节极为混乱，给医药行业和相关权力部门某些人带来了巨额灰色收入。世界银行2006年进行的中国120个城市竞争力调查指出，企业的旅行和娱乐花费可以衡量对政府官员的“非正规支出”(行贿的委婉说法)。这项花费占企业销售额的比例在各地和各类企业有所不同，最低0.7％，最高2.3％。如果以0.5％作为企业正常支出水平，超过部分作为行贿部分，按2006年全国工业、建筑业和第三产业销售收入55万亿元计，企业用于行贿的旅行和娱乐花费约为5000亿元。这可能还只是行贿的一小部分，未包括现金、存款、实物、信用卡划账、股权赠送等行贿方式。

(4)土地收益流失。2005年有价出让国有土地16.3万公顷，其中“招拍挂”出让面积只占1/3。“招拍挂”与其他方式出让的平均地价相差4—5倍，差价每公顷500多万元。除去其中0.5万公顷经济适用房建设用地不适用“招拍挂”方式，其余10.1万公顷土地少收5400亿元。这成为房地产开发商暴利和权力相关者灰色收入的来源。未采用有价出让方式但进入了市场的土地还未计入。此外，在土地征用开发过程中估计地方政府平均每亩获益10万元，合计2080亿元。这部分本该用来补偿失地农民和用于社会长远发展的土地收益，在大多数情况下被作为地方当期额外收入花掉了，其使用严重缺乏监督。

(5)垄断行业收入。2005年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共有职工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估算达1.07万亿元，相当于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高出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部分约9200亿元。其中相当部分来自行政性垄断。

3.群体性事件日益增加，官民冲突日趋激烈，政府的治理危机凸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范亚峰在《治理群体性事件需要宪政新思维》一文透露：根据公安部门披露的数据，群体性事件数量从1994年的1万多起上升到2004年的7.4万多起，增加了6倍多，参与人数从1994年的73万人次上升到2004年的376万人次，增加了4倍多。近年来的群体性事件的特点：第一，事发突然，演变迅速。一旦事发，规模迅速扩大，在数小时至数日内引起数千人甚至上万人参与。第二，组织严密，行为激烈。大多数群体性事件，都有策划组织者，参与者往往进退有序，表现出相当的组织性、目的性和纪律性。第三，发生的直接原因一般都与群众切身利益有关。第四，参与者日益体现出鲜明的权利意识和法治意识。第五，多重矛盾交织，处置难度大。稍有不慎，就可能会激化矛盾，扩大事态。公安部2004年的统计显示，劳资关系、农村征地、城市拆迁、企业改制重组、移民安置补偿等问题，是酿成“群体性事件”的直接原因。注。

2004年2月20日北京大学志愿服务与福利研究中心主任丁元竹教授公布《2010年：中国的三种可能前景——对98名政府和非政府专家的调查与咨询》，其在该报告中指出：对于中国在2010年前是否会发生影响这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重大危机，有77位专家做了回答，其中51位认为会发生重大危机，26位认为不会，分别占66.23％和33.77％，说明大部分专家认为中国2010年前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风险较大的时期，或者说是危机多发期。同时指出：国内治理危机中使人们较为关注的危机因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官员的贪污腐化、欺压百姓、违法乱纪、不严格执行党和政府的政策，将激化现已存在的社会矛盾，引发进一步的社会危机，换句话说，治理危机可能会成大规模经济或社会危机的导火索。

4.公民利益表达机制不畅和缺乏，社会危机和矛盾被掩盖，政府对社会危机反应迟滞。

最近10年，信访量逐年增加。据官方统计，中国2003年到2006年每年平均信访量超过1000万件。只讲对外开放而迟疑于对内开放，对公民政治自由特别是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的宪法权利，缺乏立法保障，有些地方党政部门还极力加以压制，从而使权力腐败得不到国家权力、社会权力和公民权利的有效制约和监督，甚至使其“稳定”成为权贵们压制人民争取合法权利与自由的大棒。2007年4月9日《民主与法制时报》报道的山西稷山当地党政官员调动公检法对三位举报者予以定罪量刑事件，就是一个恶例。

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蔡定剑在2005年6月24日做客人民网时透露，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来自工农第一线的代表大概只有100多人，而具有官员身份的代表有1200多人；此外，蔡定剑统计过一个市的人大代表，干部代表超过了60％。

2005年，在全国“两会”期间，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针对我国各级人大代表中官员占70％的构成现状，也曾大声疾呼：“代表中的官员之多是世界罕见的，人民代表大会不是官员代表大会!”

广州市人大常委会代理主任郑国强2006年12月21日上午在2006年广州市人大制度研讨会上作书面发言时说：“很有必要调整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专兼职比例。目前的代表结构问题比较突出，党员、官员代表比例偏高，农民、工人和外来人口的利益缺少真正的代言人。”由于选举缺乏透明公正，执政党官员及代表缺少面对公众质疑的经验，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普遍缺失，常常把小矛盾激化为群体性事件。

5.生态恶化，环境危机。

我国的污染已经呈现出“复合型、压缩型”的特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中后期出现的污染公害已在我国普遍出现，我国已没有继续支持目前经济增长方式的环境容量。未来15年，我国人口将达到14.6亿，到2020年经济总量将再翻两番，不断增长的经济规模和人口，对资源和环境造成巨大的压力。按现在的资源消耗和污染控制水平，污染负荷将增加4—5倍。这个阶段特别是“十一五”期间，将是我国环境与发展矛盾最为突出的时期。中国正在为环境污染付出沉重代价。

世界银行2001年发展报告中列举的世界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国占16个。许多大城市肺癌标化死亡人数增加了8—10倍。据研究，空气污染使慢性呼吸道疾病成为导致死亡的主要疾病，其造成的污染和经济成本约占中国GDP的3％一8％。与环境污染相比，生态恶化是在城市人的视野之外静悄悄地发生的，往往不被人们注意，然而其危害和后果远比环境污染更为严重，因而生态灾难基本是不可逆转的。水土流失、草地退化、沙化和荒漠化、生物多样性消失等等，将危害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近年来我国的生态恶化，既受到全球范围气候变化、温室效应的影响，也由于经济活动和人口压力对环境的影响。2005年1月，评估世界各国(地区)环境质量的“环境可持续指数”(ESI)，在瑞士达沃斯正式对外发布。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中，按照满分100点的打分规则，芬兰位居第一，中国(38.6点)位于伊朗之后，名列第133位(倒数第14位)。在2002年第一次发布该指数时，全球142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位居第129位。

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社会不公日益突出，当这一现象普遍存在社会生活之中时，现存制度的公正性就要受到质疑；当工农大众日益被边缘化、日益贫困化、丧失话语权，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就会产生动摇。中国共产党通过改革开放而形成的权威正面临挑战，正如美国学者亨廷顿所言，“政绩合法性”出现问题。

二、警惕以政治体制改革停滞为代价换取社会的短暂稳定

中共中央在《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其中第一个目标就是，“民主法制更加完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这表明，中央已意识到，法治建设在和谐社会建设当中处于最核心的地位，靠法治才能使社会走向和谐。然而，从2009年内几则新闻报道来看，在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面前，公安队伍成了社会和谐稳定的依靠。

新闻一：公安部近期将派出多个督导小组奔赴各地，了解关于当地社会稳定的情况。公安部2009年2月10日召开开展维护社会稳定专项督导工作行前动员会议，公安部党委副书记、常务副部长杨焕宁，党委委员、部长助理黄明出席会议并讲话。

新闻二：中新网2月18日电，据公安部网站消息，2月16日下午，全国县级公安局长专题培训班工作人员动员会在京召开。会议要求，用半年左右时间，把全国3080名县级公安局长分批集中到北京进行专题培训。据悉，第一期培训班于2月18日开班。据政情人士分析，应对群体性事件也是此次培训的重点。

实际上，严防死守守不出和谐，警察治国更治不出和谐，社会要实现和谐稳定，就得靠法治做保障，这已被人类社会实践所证实。和谐应该是一种动态平衡之下的和谐，是一种社会各阶层公平搏弈状态下的利益均衡的和谐，是一种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和谐共处，是一种政府与民间的和谐共处，是一种执政者与批评者之间的和谐共处，是一种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多元共赢的局面。而这一切必须以任何掌权者(包括执政党)都要受到法律约束为前提，必须以所有公民权利都要得到法律保障为前提，因此，和谐社会必定是法治社会。

当务之急是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法治建设，让制度输出正义。针对目前存在的各种社会矛盾，必须运用法治的理念和方式来解决，切忌将社会矛盾政治化，更不能将民众合理合法的诉求(包括体制改革的诉求)贴上阶级斗争的标签，予以拒绝敌对。目前，政府从经济到政治仍面临许多困难，但一切困难的解决都取决于政府对民间力量参与制度变革的态度，这也是中国在经济改革开放之后，政治能否实现改革开放的关键。民间力量参与制度变革，并不是挑战政府权威，更不是颠覆国家政权，而是要推动政府变革，实现社会转型。面对民间力量参与制度变革，期待政府富于理性，怀着善意，秉持宽容，多沟通，多协商，多对话。

1840年以来的中国社会转型，清末重臣李鸿章称之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则称之为“驶入历史三峡”。当前，中国驶入了“历史三峡”的水流湍急之域，再次处在1840年以来“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关节点上，根本性制度变革已刻不容缓。政治体制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不能以政治体制改革停滞为代价换取短暂的社会稳定。期望政府国家与民间走上良性互动的道路。

参考文献：

注1　王小鲁：《我国的灰色收入与居民收入差距》，《比较》第31期。

注2　王春光：《警惕我国贫富差距的代际传承和固定化问题》，《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6年第9期。

注3吴忠民：《中国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趋向问题研究》，《东岳论丛》2006年第2期。

注4　王小鲁：《国民收入分配状况与灰色收入》研究报告摘要，《财经》总186期。

注5　范亚峰：《治理群体性事件需要宪政新思维》，http：//www.gongfa.com/fanyfzhiliquntixingshijian.htm

注6　丁元竹：《2010年：中国的三种可能前景——对98名政府和非政府专家的调查与咨询》，http://www.gongfa.com/2010zhongguo.htm

注7　周永坤：《信访潮与中国纠纷解决机制的路径选择》，《暨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注8　晋瑛李永岗李慎波：《山西稷山三干部因文获罪》，《民主与法制时报》(2007年4月29日)。

注9　杨涛：《“官员代表”代表官员》，http://tao1991.fyfz.cn/blog/tao1991

注10　人民网：《首部“环境绿皮书”发布我环境生态高危》，http://forum.eedu.org.cn/post/print?bid=15&id=115

注11　[美]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

(责任编辑　吴　思)

2010年第2期　刘青山张子善事件的再反思　张 鸣

很多历史事件，往往会因其表面的征象，被人们赋予特别的符号意义。而其真实的内涵，反倒因而被遮蔽。中共建国初年，在三反运动中发生的刘青山张子善事件，多少年来一直是中共反腐败的一个标本，具有绝对的正面价值。连带着，事件发生的三反五反运动，也罩上了一层不容置疑的光环。眼下，有关刘张事件的描述、回忆甚至演义已经相当多了。但是，无论哪种叙事，都不能否认一个基本事实，即，这个最终导致当事人被枪毙的事件，其实属于典型的“运动案件”，即在政治运动中发生，并得到处理的案件，不仅跟平时的类似案件不同，即使跟那些在运动中发生，但在运动结束后定性处理的案件也大不一样。在所谓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特殊政治运动的惯性操作中，运动后结案和运动中的处理，结果往往大不相同。运动中骇人听闻的事件，往往到了结束后的清理阶段，即使没有从大象变成老鼠，也大抵会瘦身一半。三反运动当然也不例外，许多运动中交待贪污了成吨黄金的“大老虎”，最后核实，可能连一钱都没有。

三反运动是以1951年11月20日，毛泽东转发东北局11月1日的报告，要求在全党开展三反运动为起点的。刘青山张子善事件，则在运动开始后一周左右，就东窗事发。华北局上报中央的日子，是11月29日。第二天，毛泽东即批示严惩(《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第528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也就是说，此案的发生和处理，均在运动的初期。稍微熟悉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习惯于采用运动进行政治运作的毛泽东，在运动初起之时，总是力求让运动升温，再升温。他此时最担心的，是“群众积极性”起不来。为此，即使出现大量的过火行为，也在所不惜。三反运动当然也是如此，毛泽东作为运动的发动和推动者，不断地利用转发报告(形成各地攀比的局面)，严词督责和直接干预等方式加压，促使运动升温。据当时作为运动的领导机构的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负责人薄一波回忆，毛泽东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听取他的汇报，“甚至经常坐镇中节委，参加办公会议，亲自指点”(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142页)。薄一波还特别提到，1951年12月30日毛接到中南军区的电报后，觉得他们的动作稍缓，“即于元旦凌晨两点起草复电，要求他们对运动要‘严加督促，勤加指导，务使每天都有收获’，并对来电不妥之处作了修改，派专人连夜乘专机将修改稿送到，以引起中南军区的高度重视”(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147页。此事，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里，也有叙述，不过，那里说的是毛派专人给中南军区负责人谭政送的是一封信。见《毛泽东传1949—1976》，第209—210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其实，大多数政治运动的过火行为，都直接来源于发动者。比如硬性规定各地的运动抓人、捕人甚至杀人指标(镇反运动)，各地想不过火都难。

我们再看刘青山张子善的案情。据运动中华北局的报告，刘张二人最大罪行有二，一是挪用二百亿左右，用于机关生产；二是二人私用四五亿元，并向上下级及亲友送礼达一亿三千万元(《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第529页)。人民币新币跟旧币比值是1:10000，也就是说，刘张二人的问题是，挪用200万，贪污6万左右。问题是，当时所谓的挪用，并非像今天的贪污犯一样，挪用公款去炒股投机，而是去做机关生产。机关生产，是中共在战争时期传下来的一种积习。那时中共没有统一的后勤供应，各个根据地各显神通，自己做自己的。本事大，人员待遇就好，本事小，待遇就差。这种机关生产，原本就是无法无天的，怎么能搞到钱和物资，就怎么做。当然，中共夺取政权之后，成了当家人，这种游击习气的做法，是不应该再有了。但是，长期形成的积习，一时半会儿，是改不了的。实际上，机关生产很多地方都在搞，当时中国的计划经济体系还没有确立，社会上还是半个市场经济，搞机关生产，大有机会。实际上所有的机关，机关工作人员，都有动力。单单拿刘张问罪，似乎并不公平。至于所谓的私用，当时其实很难界定。可以肯定，从案件的前后叙述看，刘张二人并没有把钱拿回家去。作为一个地方的负责人，一个标准的“公家人”，怎样开销这些钱才叫私用，真的不好说。所以，后来出的《毛泽东传》上，再提及此事，私用一项就消失了，只是笼统地说贪污挪用公款约二百亿元(《毛泽东传1949—1976》上册，第21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也就是当年华北局认定的第一项罪名，挪用二百亿公款。

以今天的标准，即使五六万元被一个地委书记和一个专员放进了自家的口袋，挪用，也切实无误，也只能算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案子。以他们的级别，多半是不会被起诉的。显然，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标准来比照当年，当年这样大金额的案子，的确不算小了。但问题是，这一切都是在运动中发生的。以运动的方式取证，以运动的方式批判，以运动的方式让当事人认罪，最后，也是以运动的方式定案处理，两人丢了性命。凡是经过运动的人不能不怀疑，这样的操作，可信吗?

10年前，央视开拍一部共和国史的记录片，我也参与了一点工作。当拍到这个很给共和国添彩的案件时，发现在河北档案馆里，根本找不到刘张二人的逮捕证。询问当事人才知道，当时根本就没有逮捕证。当时，甚至连一部相关的法律都没有。民国的《六法全书》已经被废除，而年轻的共和国，则连一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都没有。当然，最令人生疑的，是案件取证和确证的方式。中共建国以来历次“整人”的政治运动，取证和确证，都是群众运动式的，三反当然也不例外。为使运动快一点火起来，毛泽东曾经提出过“大胆怀疑”的方针(这个提法，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中，都没有查到，但在某些地方三反史料中，有这样记载。参见《“三反”、“五反”运动》江苏卷，第131、132页。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2003)。他所特别推崇的解放军六十六军的典型经验里，指导思想就是“大胆怀疑，追加预算”的八字方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第197页)。在三反中，要求各级干部“人人下水洗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第95页)。对五反的打击面也是惟恐不宽。解放军总政治部1952年1月14日，针对西南军区的一份运动简报有个避免斗争扩大化的批示，由于简报里说，有的单位几乎百分之百的人员有大小不同的贪污行为，因此总政要求避免把一般性的公私不分都说成是贪污。但毛泽东看了后认为这个批示不妥，在他看来，当时运动的“偏向”是右，而不是左(《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第64页)。这种宁左勿右的运动操作，做出的案子，是没法让人信任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刘张的案子，无非是毛泽东为了让运动升温火起来，而借他俩的人头的一点权力技术和操作。他效果很好，杀了这两个人，让运动达到了沸点。运动过后，由于反腐败的道德正当性，以及毛泽东亲自过问批示的结果，甄别和纠正实际上都谈不上。于是，这个案子，就成了反腐败的一个经久不衰的符号。

不用说，反腐败无疑是应该的，也是任何一个政权都必须做的事情。但像刘青山张子善案件一样，以运动非法制的方式反腐败，却是有害的，至少是弊大于利的。从根本上讲，没有完善的民主和法制，腐败是反不了的。运动式的整肃，杀鸡吓猴，也许可以一时让人心很振奋，让人们感到很解气。但是，从长远看，却是对国家政治秩序的破坏，阻碍了中国进入法制时代的步伐。更可悲的是，如果我们今天还津津乐道当年的“壮举”，说什么“杀了两个人，管了20年”，对此没有丝毫的反思，那么我们的民主法制建设，还是有可能一次次被违法的反腐败壮举所打断。腐败，只能越反越多；越反，腐败的规模越大。

(责任编辑　李　晨)

2010年第2期　我参与了抢救胡耀邦　王敏清

《炎黄春秋》2009年第10期刊登《凭空编造荒诞无稽——评师东兵的几本书》一文(作者为胡耀邦的秘书高勇)，写到如何抢救胡耀邦时，有以下叙述：

八、请再看看师东兵是怎样写抢救胡耀邦的。他在第401页写到胡耀邦在中南海怀仁堂突发心脏病被抢救时，他写道：“一位医生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锡盒子，倒出两粒药片，就要往胡耀邦嘴里送。‘等等!’赵紫阳走过来，接过那盒药，看了看商标。问‘什么药?’医生说：‘硝酸甘油片。治疗心脏病的特效药。先让他服下缓解下来后，再作进一步医治。’赵紫阳点点头，把药还给医生。那位医生服侍胡耀邦把药吞下去，接着又给他喂了点水。……接着又昏了过去。‘再不要耽搁了，赶快送医院抢救!’赵紫阳看到这样情景，生怕再出意外，急忙给守在身旁的医生和护士下令。在场的医生、护士和一些政治局委员，七手八脚地把胡耀邦抬上救护车。然后赵紫阳等人目送救护车，看着它缓缓出了中南海……”

阅读上文后，极为诧异。不禁使我想起网上另一篇题为《胡耀邦最后的瞬间》的文章来，为节省篇幅，只摘录此文其中的两段：

……工作人员宣读决定草案一共念了40分钟。接着，李铁映发言，向大家介绍这个决定草案的起草修改经过。这时。胡耀邦站起来说：“我胸闷，难受。”他边说边想迈步离开会场。同志们见他脸色苍白，额头渗出汗珠，知道他生病了。时值9时48分。“是不是心脏病啊?千万不要动，赶快坐下。”这时胡耀邦旁边的秦基伟扶他在原位坐下。“快叫医生!”周围的同志们说。怀仁堂的多部电话机同时拨通，三部警卫车同时开动，以最快的速度去接医生。这时，胡耀邦双眼紧闭，已经不能说话。大家万分着急。慌乱中有人问了一句：“谁带了保险盒?”恰好江泽民随身带了，就给胡耀邦口服了硝酸甘油片，嗅了亚硝酸异戊脂。后来。医生认为这一措施对舒张血管，争取时间起了很好的作用。

为了抢救胡耀邦，北京医院的主任医师、主治医师，北京阜外医院、协和医院的心血管病专家们也很快被接来了。专家们经过会诊，确定胡耀邦患的是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合并心源性休克及心率失常、阵发性心房扑动、房室传导障碍。经他们全力抢救，胡耀邦的病情稍有稳定。下午4点20分，专家们认为胡耀邦病情初步稳定下来，可以上救护车，经同家属商量，将胡耀邦送入北京医院。

以上两文写得如此活灵活现，似乎作者在现场一样，局外人真无可挑剔。但却让我着实感到莫名其妙。我当时是负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保健局局长、内科主任医师，又是第一时间到达中南海现场的当事人，并处理了抢救胡耀邦的全过程，直到把胡耀邦送人北京医院病房。怎么对以上所述却全然不晓呢?

在此，我实在有必要把抢救胡耀邦的所见所为记述如下，以正视听：

1989年4月8日中午12点15分，我正在办公室吃午饭，突然接到中南海打来的电话，说：“胡耀邦病倒在怀仁堂。”我放下碗筷，立即乘车直奔中南海。途中，我用车载电话与北京医院等单位紧急联系着。

当我赶到中南海怀仁堂时，北京医院急救车已赶到了现场。心脏病专家钱贻简主任等医护人员正在紧张地抢救：检测心电图、吸氧、输液、注射急救药剂……胡耀邦躺在怀仁堂的后大厅内，闭着双眼，表情痛苦。

心电图显示：急性心肌梗塞。钱贻简主任依据心电图和临床症状，告诉胡耀邦说：“您患的是心脏病，需要安静。”

胡耀邦听后不以为然，他自信地对我说：“我不是心脏病。我胃痛，是胃病。”

心肌梗塞的疼痛有多种表现形式，不典型者往往表现为心脏以外部位疼痛，如胃痛、后背部疼痛、肩胛痛，甚至有出现牙痛者。胡耀邦不是医生，说“胃痛”，也是实话，我十分理解。但是，我更了解胡耀邦的个性：正直、刚强、疾恶如仇、克己奉公，他经常不知疲劳地连续工作。

此时，我若不将病情如实告他，不引起他的重视与配合，后果是严重的。于是我严肃地对他说：“您确实是心脏病，是心肌梗塞，而且很重!需要住院。”

我一反常态的语句，似乎还有点命令的口气，使半睁着眼睛的胡耀邦为之一震，他感到了问题的严重。

片刻后，胡耀邦问我：“住哪个医院?”这说明他同意了医生的诊断，也答应了住院。我肯定地回答说：“要住，就住北京医院。”

北京医院自1949年以来，一直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医疗保健基地。况且，今天前来抢救的医护人员都是北京医院的医护人员，更何况急性心肌梗塞病人不宜多搬动，因此不宜再更换其他医院。

胡耀邦听罢未做声，又闭上了眼睛，显然是默许了。

我接着说：“现在您需要安静休息，待血压和病情好转后，再送您去医院。”

下午4时许，胡耀邦的血压与病情稍有好转，我和钱主任等医院抢救人员一起将胡耀邦送入北京医院北楼402病房。待我把一切安排妥当之后。已是晚上7点了。

由此看来，上述两文所写，都是子虚乌有地编造，太荒诞、太离奇了!

请问上述第一文中提到的师东兵：①“一位医生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锡盒子”，是哪位医生?②赵紫阳能指点胡耀邦的抢救吗?又竟能“还生怕再出意外，急忙给守在身旁的医生和护士下令”。这里的“医生和护士”是谁?③“……接着又昏了过去”，胡耀邦始终就没有“昏了过去”!谁能证实胡耀邦昏了过去?④所写“七手八脚地把胡耀邦抬上救护车”，急性心肌梗塞，还敢“七手八脚”?⑤抢救现场就没有赵紫阳在，怎能“赵紫阳等人目送救护车，看着它缓缓出了中南海……”呢?

再请问上述第二文作者：①胡耀邦病初，本人根本就不认为自己是心脏病，怎能糊里糊涂地服用不是医务人员给的硝酸甘油片，嗅了亚硝酸异戊脂?②“医生认为这一措施对舒张血管，争取时间起了很好的作用”一句中，是哪个“医生”认为的?又起了怎样“很好的作用”?③为了抢救胡耀邦，北京阜外医院、协和医院来了哪个“心血管病专家”?又是哪些“专家们经过会诊，确定胡耀邦患的是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的?④“确定胡耀邦患的是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合并心源性休克及心率失常、阵发性心房扑动、房室传导障碍”中的“合并心源性休克”等四项诊断，是根本就没有的事!可查病历为证。⑤“经同家属商量，将胡耀邦送入北京医院”一句中，到底是谁“同家属商量”的?又是同哪个家属商量的?当时没有一位家属在场，和谁商量?⑥所述胡耀邦9点48分突然生病，但直到12点多才报告保健局、通知北京医院来人急救，这是中央保健医疗史上从未有的事!又有谁敢负这个责?⑦我在做保健工作数十年期间，无数次的重病抢救中，从未见过有高层领导人在抢救现场指挥。而且，两文中所写的领导人，我一个也没见到!难道他们见我来，都撤离了?

无须再费笔墨了，上述二文所谈，都是不在现场者们的胡编臆造!

写历史问题，特别是重大事件，字字句句应实事求是，对历史和后人负责，要经得起社会和历史的考证。绝不可臆造。

(责任编辑　李　晨)

2010年第2期　右派农场的马克思主义学会　吴 昊

20世纪50年代开展的“反右”斗争，全国划了55万多右派。按当时的说法，右派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于是就成立了一些专门改造右派的农场，把右派集中起来劳动改造。最大的当属甘肃酒泉的夹边沟农场，其次就得数河北省静海县的团泊洼农场了。送到团泊洼的右派，主要是来自国家公安部、北京军区、军委直属机关和河北省直属机关的右派，共800多名。当时农场挂的牌子是“河北省干部建设农场”。这块地原属于河北省公安厅第七劳改队。为了安置右派，第七劳改队把四分场腾了出来，一开始右派们住的就是关押劳改犯们的号子。

这800多名右派，除了个别人年纪稍长外，都和我一样，是二十刚出头的年轻人。我们这些人，身强力壮，精力充沛，思想活跃，差不多都有一点辉煌的过去，不是反右斗争的重重一锤，个个被打得晕头转向，原来都认为自己是前途无限美好、会有无限作为的。经过1958年大跃进，“一天等于二十年”，各种各样超强度的、没日没夜的体力劳动，以及1959年以后粮食定量逐渐减少，副食品极度匮乏，我们这800多名壮汉大多数变成了手无缚鸡之力的浮肿病人。1961年秋收过后，农场提出“劳逸结合”、“休养生息”、“备战来年”。那个冬天，基本上没干什么活，每半月检查一次身体，每一次都要脱得光光的量体重，每个人的体重都在日益减少，农场养的鸭子成群的饿死，养的猪也成群的饿死，茫茫大地，似乎真的走到了尽头。许许多多的事情让人思考，让人忧虑。

农场基本上是与世隔绝的，虽然右派们劳动没有军人押管，但整个农场的大圈是警卫森严的，外面的人进不来，外面的消息也进不来。有些人有收音机，大多束之高阁，一是没时间、没精力听，二是身边的“拐棍们”总有人打小报告，说你偷听敌台，本来就“罪该万死”了，谁还愿再添新的罪过。但身边的事情、自己经历的事情，也让人不得不想：

首先，饿死人的消息不断传到农场，有些右派的家人也被饿死了，附近的农民成群结伙的到农场的打谷场偷粮食，抢粮食……人们非常恐惧，非常不解：既然是“形势一片大好”，“越来越好”，为什么连肚子也填不饱了；既然到处“莺歌燕舞”，为什么会出现抛妻弃子、背井离乡的悲惨景象；右派分子发配来农场改造，何时是了?劳改犯人们是有期的，劳改右派则是无期的。这样做，还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吗?

其次，“大跃进”白热化了，就连静海县团泊村也放出了亩产25万斤水稻的卫星。农场的领导坐不住了，他们跟风鼓劲，也要放个卫星，于是动员全场力量，用竹子和芦苇搭了一个大棚，有一亩大，周围设几盏探照灯，日夜照射，代替阳光，再架上几十个吹风机，保持日夜通风，地上铺了厚厚的化肥，撒了重重的农药，然后把30亩已经怀胎孕穗的稻秧连根带泥拔起来，移栽到大棚里，一棵挤着一棵，一穗挨着一穗，就像当时某些报刊上登的照片，小孩子上去也掉不下来。领导等着放“特大卫星”，并不时有人来参观采访，结果两周过后，移来的稻秧全部腐烂，大棚里臭气熏天，颗粒无收，上演了一出劳民伤财的悲喜剧。农场领导通知我们，此事绝对不准外传，谁传出去谁就是给大跃进“抹黑”。

再次，按照农业生产季节，春耕夏锄，秋收冬藏，自古皆然。但是农场却不然，越是冬天越是要大干快上，干什么呢?深翻地，广积肥。深翻地就是把地表的好土翻下去，把盐碱土翻上来。广积肥就是把割来的芦苇放在中间，周围用冻土块垒起来，然后把芦苇点燃，用烟把土块熏成肥料。按要求，是不许冒烟的，事实上做不到，到了夜晚，大地上到处“坟堆”，到处青烟，到处鬼火，很像古代战场。到了来年，深翻的土地不能种了，熏过的冻土也顶替不了肥料，人们白白的大干了一个冬天。

还有，大修水库。两山之间建坝，把河水储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这是建水库的常识，谁都知道的。可是当时的农场领导却叫我们在平地上修水库。1960年元旦过后，全场人背着行李，直奔北大港，要在荒滩上建一座“北大港水库”。先要修一条大堤，当时正是滴水成冰的寒冬季节，连泥、沙、水、冰都分不开，人们只能用泥水结成的冰块垒大坝，白天大干，晚上夜战，午饭吃在工地，人们冻得发抖，几十天过后，大坝倒是垒起来了，但是谁看了谁摇头，总指挥气急败坏地说：“你们是要叫我去坐牢杀头吗!这样的大坝，春天化冻，就成烂泥了。”于是采取补救措施，挖地三尺，取出土来，补修大坝，当时明令：“谁再往大坝上垒冰，谁就是反革命。”这样又折腾了半个月，“水泥”大坝总算修成了，但是到了春天还是变成了一堆烂泥。当然总指挥并没有坐牢杀头。

想当年，参加革命的时候，人们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而今却成了这个样子，像牛马一样的干活，吃的却不如猪狗。拉大便的时候，人人都要用手指头抠，用小木棍往出掏。农场把稻草烘干磨碎，做成窝头，让人们填肚子，吃是吃下去了，就是拉不出来。患有痔疮的人，大便一次，血染一片红，心惊肉跳，真不知道哪一天就把小命“交待”在这广袤的盐碱地上了。死吧，不忍，生吧，太难，于是悲观，悔恨，绝望，无奈，而每天听到的却是令人不解的空话，套话，大话。假话，废话。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是我们错了呢?还是时代的大船抛锚了?难道人就该这样活着吗?难道这就是党的正确路线吗?难道这就是社会主义吗?国家的光明在哪里?个人的前途在哪里?一大堆问题令人不解，人们在无奈、无助、无望的情况下，又重新拿起了书本，想在马列主义原著中寻找答案，有些人三三两两地秘密交谈，也有些人酝酿成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组织，必要时给台上的执政者献计献策。

1963年1月23日，一个北风呼啸、天气奇冷的日子。上午，场部宣布，今天不出工了，开全场大会。各队各组清点人数，列队入场。主持会议的人，首先宣布会场纪律：不许交头接耳，不许乱说乱动，不许离开会场，不许记笔记。管理干部们如临大敌，除了台上坐的，都分散在会场四周，他们的手始终插在裤袋里，似乎是随时准备掏“家伙”。会场的外面，还可以隐约看到端着枪的战士对会场形成了一个包围圈。右派们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死一般的静寂，死一般的沉默，主持会议的人大声宣布：今天的大会是宣布我场破获了一个反革命集团，这个集团的名称叫“马克思主义学会”，集团的首要分子有杨茁、郝应麟、高锡太……现在我宣布对他们实行逮捕。接着几个战士把一些人用绳子捆了起来，扔在了事先准备好的卡车上。我的脑子“嗡”的一下大了起来，听得见自己心脏“扑通，扑通”地跳，台上的人后来说了些什么，记不准确了，好像是说，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现行的反革命事件，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你们大家每个人都要写出交待材料，你是不是反革命集团的成员，你和反革命集团是什么关系，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坚持与人民为敌，死路一条。什么时候散的会，怎么散的会，怎么回的住处，都不知道了。我当时是一个组的组长，队长第二天对我说，他们(指马克思主义学会)的发展对象有你，你要好好交待，想想你自己的问题。不知为什么，听了他的话，我倒反而镇静了。因为我没有参加过什么组织，“马克思主义学会”的事确实与我无关。

在以后的日子里，就是没完没了的开会，写交待材料，今天这个被隔离了，明天那个被监管了。以后又查出了新的反革命组织，一个叫方季安的同志，原是张家口某军校的教官，身体通电自杀了。再以后，又有万正东、钱广柱、李全兴、李少一、朱炳宣、卢志文、陈道沛、徐书麟、崔子恒等人被捕入狱；李由中、李端方、张肄少等人被开除公职(对右派的处理大部分是保留公职的)，送大苏庄农场劳动教养；杨佑民等人被开除公职，限制行动自由，准备入狱。在十分恐怖的气氛中，人们提心吊胆，不知什么时候灾难就要降临到自己头上。

但是，这些反革命集团，这些被捕、被劳教、被开除公职的反革命分子，到底有些什么反革命行为?他们为什么是反革命?他们犯的是什么法?却从来没有公布过。平反后，查看这些人的档案，也没有一条符合法律规定的反革命罪行。随着平反冤假错案，右派改正，当年的反革命组织、反革命分子全部宣布为子虚乌有，活着的从监狱和劳改队放出来以后，他们又在不同的岗位上为党为人民工作了二三十年，有的人还当了相当大的官。而杨茁——这个被人十分尊敬的长者(我们当时都是二十几岁的小青年，他已是四五十岁的长者了)病死狱中；郝应麟、万正东、高锡太、钱广柱等，这些铁铮铮的硬汉子，分别在不同的狱中被处决，罪名好像是组织越狱，不服管教，现行反革命等。1978年，在宣布“改正”他们的右派结论时，也为他们的冤案平反，他们都被宣布恢复军籍、党籍、行政级别，但所有这一切，只能安慰他们的在天之灵了!这些人大部是军人，多数在朝鲜打过仗，立过战功，即使是在“改造”过程中，也都是好样的；他们劳动积极，心怀坦荡，想早一天回到人民的队伍；他们关心时局，读马列的书，想为我们的党、为我们的国家献言献策。他们始终在实践自己当年的誓言：“要为真理而斗争!”

在这里我想说一下钱广柱，我们都来自河北省省直机关，一去农场就分在一个组，他小我一岁，称我“吴兄”，我叫他“四郎”：他的上唇胡须较重，有点像日本人，不知是受了电影还是书籍的影响，我戏称他“钱广助四郎”，简称“四郎”。他高中毕业，没上大学就参加革命了。他的歌唱得很好，嗓子粗犷、浑厚、深沉，典型的男中音。我爱听他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共青团员之歌》和《解放区的天》，后来我们不在一个组了，但见了面，也总有说不完的话。他生性梗直，为人正派，心地善良，组里有人体力差，劳动完不成定额，他常主动去帮他们；两个人抬大筐，他总是把绳子往自己一边拉一点。他说他家里很穷，只有父母。他入狱以后，我就断想他肯定是回不来了，因为他是桑木扁担——宁折不弯，他不会屈服，不会奉承，更不会诌媚，监狱的管教人员最不喜欢的就是他这样的人，也最不屑一顾他这样的人。据说他被处死的罪名是“组织越狱”，我想这是不可能的，而不服从管教，和狱吏们争长道短，肯定是有的。但他有理性、有知识，不会干非法、非分的事情。宣布右派改正的时候，对他的入狱被杀也同时宣布平反，组织上去他的家乡宣布此事，他的父母早就不在人世了，邻里们好像也没有几个知道他这个人。想去凭吊他，如今连尸埋何处也不知道，留在我的记忆中的，只有那飘荡在浩渺的独流碱河上的歌声。“四郎!魂归何处?”

后来人们回忆，成立“马克思主义学会”，当时确有人在个别“知音”中进行过串联，宣布他们是反革命组织时，说他们的“纲领”是：“认真学习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联系中国的实际情况，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水平和分析批判能力。”“争取民主权利，争取言论自由。”“像我们仰慕的前辈那样，在劳役中探求真理，充实自己，准备为社会主义事业，为祖国的强大和人民的幸福做出应有的贡献。”农场的领导们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和党对着干的，都是反毛泽东思想的，他们犯的是“现行反革命罪”。

他们的学习成果，心得，笔记，大多没有保留下来。只有杨佑民留下的两条文革时期的学习心得，曾在改正后的洼地难友中传阅。

杨佑民，湖北省武汉市人。1951年，17岁，从武汉第二中学参加军干校，1952年入朝参战，历任报务员、电台台长，1955年授少尉军衔，1956年入党，1957年回国，划右派。在农场时，涉嫌“反革命集团”、“马克思主义学会”，被开除公职，每月发20元生活费，场里通知他“准备入狱”。他的两条“心得笔记”能够被完整地保存下来，多亏了同组的姚振华。姚原也是军人，老家四川省巴中县。杨佑民被宣布“准备入狱”后，把两条“心得”交给了姚振华，姚为了让将来的历史证明他们是无罪的，就把这两条“心得”缝在了自己的被子里，以后，姚振华因为交代和杨佑民的“关系”，多次挨整，多次被打得遍体鳞伤，但是他始终没有背叛杨佑民的嘱托，把这两条心得笔记完整地保存了下来。现在就让我们来读一读这两条心得笔记吧。

其一：

……学习班提供了认识当前社会实际的直接体验，非常有益。边看戏，边思考，对社会生活现状的理解深刻多了。用一句话概括：空洞的教条造成了思维的伪诞；思维的伪诞神化了空洞的教条。出于种种需要，人们把毛泽东思想割裂成教条，引用它，赞颂它，神话它的威力与效验，假话——伪诞思维说得越真、越好，越能投机，这是社会生活中普遍扮演的悲剧，也是喜剧、滑稽戏。台上台下，双重人格，两重心理，这要算是当前绝大多数人面临的精神苦闷与危机。除过社会上那些可怜的青年人而外。

可笑的是，万灵药到处可用，降神术到处搬，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早就指出过这种贫困哲学的恶果：“根据一个老早就为大家所熟知的辩证法规律，错误的思想一旦贯彻到底，就必然会走到和他的出发点恰恰相反的地方去。所以经验论轻视辩证法便收到这样的惩罚：连某些最清醒的经验论者也陷入了最荒唐的迷信中，陷入现代唯灵论中去了。”这是何等精辟的见解，用它来观察今天的现实生活，能看不出这种现代迷信的虚伪与荒唐吗?

……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个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在今天被颠倒了，而实际却是徒劳的。理论上的批判需要大块文章，事实却到处都存在。人们十七年的社会存在。整个国家十七年的社会存在是什么?罪与罚，冤与直，真与伪，人们看得清，受得深，说得出，可不得不在意识决定存在上做文章、说假话，为什么?多数人出于无奈，少数人为了超生。而当局可以拿“出色的谎言”请功邀赏，……总有一天，事实要说话的。说出它本身所包含的真理，说出它的血与泪，爱与憎。……从人民与国家的命运着眼，我不希望用刀枪说出真理，然而这要历史本身的机缘和目前这种矛盾发展的状况来决定。

其二：

……的确，生活在今天这个时代，并不需要什么非凡的阅历，也能洞察社会弊端。只要他的理性良知没有泯灭，只要他不浑浑噩噩混世的话，从普通老百姓到身经百战的统帅和工人出身的老布尔什维克之间，既无联系，且地位悬殊，但在人民疾苦、党和国家的盛衰这些大是大非面前，都有共同的忧愤，都难以保持缄默。或议论于基层，或上书于当朝，或慷慨呈词面斥群奸，不畏淫威，拂袖而去。他们视安富尊荣如同蔽屐，甘为真理而遭贬囚禁，这种浩然正气表现了我们民族的伟大坚强，它一定会使更多的人沉思奋起。杀害、监禁、苦役，只能说明他们的卑鄙、恐惧，像蝙蝠一样，害怕真理的阳光。而这种法西斯暴行绝对阻止不了他们的灭亡命运。……这吃人的筵席一定会被掀翻，这些虐人害物的豺狼一定会被人民扫荡干净。……

正如伟大导师马克思曾经召唤的那样：“如果人们是由感性世界和由此世界得来的经验中吸取一切知识感觉等等，那么，因此就应当那样地安排周围的世界：让人民从这个世界中认识真正人的东西；让他们在这个世界中，习惯于在自己身上培养出人的本性。……如果人的性格舒畅是由环境造成的，那就应该使环境成为人的!”

我们的共产党，我们党的唯物辩证法这一科学理论和千百万人的斗争实践，必然导致这一充满人性的光辉理想实现。决不是像今天这样你杀我砍、争权夺利、灭绝人性、煽动兽性的丑恶社会。今天的现实生活与马克思所阐明的共产主义理想毫无共同之处，只能是对她的亵渎。

……假如，一场伟大的斗争发出召唤，我们会自觉的投身其中，为共产主义的纯洁，决不会吝惜为她保存的热血和生命。……他们可以利用各种手段对我们进行迫害和剥夺，而我们的生活道路却永远不会屈从于他们的意志。

……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变革、认识发展的决定因素。而现在他们像害怕邪术一样不敢提及。相反地极力强调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中国的变革是不可避免的。目前的倒行逆施只能会从反面促使它加快到来，而绝不可能阻止它的暴发。至于暴发将采取何种形式，则以历史发展的机缘来决定。对外战争打不起来，一是别人不干，二是他们不敢。目前这种喊叫不过是为了向人民进攻的需要。内战倒是可能的。只要太上皇寿终，文争武斗必起。多乱可以兴邦，真理一定会胜利，暴风雨所诞生地将是一个干干净净的世界。

1970年2月9日

两份缝在被子里，保存到右派改正，保存到宣布“反革命组织”、“反革命分子”都是子虚乌有的学习心得，抄录完了，我一字未动，连标点符号也未动，文中那么多“……”我弄不懂是什么意思，也不便猜想，还是把它们还给历史吧，因为历史是真实的，历史是需要真实的!

这两份“心得”都是写在“文革”年代的，但确实是出自1963年就被宣布为“马克思主义学会”成员、“反革命分子”杨佑民之手，而且是在宣布他“准备入狱”的日子里。在那个年代，有着同样行为的，如张志新、林昭、遇罗克都被处决了，杨佑民免于一死，多亏了四川好汉姚振华，他为此挨了那么多打，受了那么多非人的折磨，今天应该用四川话大声地说：“小姚!值得的!”因为只有这真实的记录才能告慰杨茁、郝应麟、高锡太、万正东、钱广柱等人的在天之灵：你们是“为真理而斗争”的!你们的英灵应该就在团泊洼的上空!

(责任编辑　李　晨)

2010年第2期　毛主席的芒果到瓮安　黄育中

四十年前，我们贵州人没有见过芒果，更未吃过芒果，它在我们的意识中只不过是一种遥远陌生的外国水果而已。可就在一夜之间，芒果却成了名副其实的圣果。

1968年夏，“文化大革命”经过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及“造反派”互相反复夺权，全国陷入了两派严重对立阶段，武斗步步升级，为了控制混乱局面，毛泽东主席向全国所有单位派出了“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工宣队”实际上到各单位掌控运动。

据说，正当“工宣队”进驻各单位之时，不知是哪一位外国友人赠送毛主席一批芒果，毛主席舍不得吃，却把它转赠给了首都北京的“工宣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这一亲切关怀，令首都北京的“工宣队”感激万分。

对这种恩赐，首都的“工宣队”不敢独享，又把那批芒果分赠给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工宣队”。各省、市、自治区的“工宣队”对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恩泽，自然要使其被及各地、州、市。但是，给贵州芒果的数量已经少到不可能分给各地、州、市一个的地步，于是省里将芒果制成仿真的蜡芒果，给每个地、州、市各送去一个。各地、州、市的“工宣队”当然知道赠送芒果的重大意义，要把毛主席的恩情迅速往下传，但地、州已无复制蜡芒果的本事和能力，只得将蜡芒果摄成照片送到所辖各县、市。

瓮安是1967年3月19日由“左派”率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1968年6月12日，贵州省革委和黔南州革委、“工宣队”支持在野“造反派”进行反夺权，受压者一下子变成了掌权者；而原先的掌权派一下子又变成了在野派。无论哪一派都声称自己最忠于毛主席，都攻击对方“反毛泽东思想”，都认为自己才有权接受赐予的芒果。

黔南州“工宣队”从都匀送芒果到瓮安的那天，县里的两派各组织了数千人齐集县体育场。事前，双方都作了一些准备，除国旗、战斗队队旗、巨幅毛主席像外，得力干将们还扛着棍棒、锄柄等武斗器械，有的还在锄柄的较粗那一端钉上若干铁钉，好像《水浒》中霹雳火秦明使用的“狼牙棒”似的。

在野派没有行政权，乃采取先行一步的办法，趁掌权派队伍尾大不掉之机，迅速抄近路往南去接芒果。他们代表不了县革委，州“工宣队”当然不能将芒果予之，结果无功而返。他们返回途中在县城南三公里处的富水田一带与掌权派的大队人马遭遇，双方剑拔弩张，杀气腾腾，一场武斗眼看就要爆发。但双方都是以多人抬着的两米多高的巨幅毛主席像为先导，“毛主席”成了各自队伍的前锋，谁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冲撞毛主席像，谁也不敢当着“钦差”的面，承担“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名。

州里护送芒果的“钦差”当然只认“县革委”，掌权一方自然接到了芒果，县革委主任把芒果接到手里，我们立即簇拥而上，既是护卫，又是抢先上前感受毛主席的恩情与光辉。定睛一看，原来是一张由精致相框嵌着的芒果照片。

掌权派要在县体育场开+隆重的迎接芒果的大会。主席台的唯一桌子上供着那张芒果照片，两排长椅八字形分摆于主席台的两边，当时县革委的头目们分坐其上。大会还未开始，一在野派的干将跃上主席台来抢夺芒果照片。我当时也属掌权派干将，在主席台上做记录服务，见势不妙，眼明手快，趁他尚未站稳脚跟，便一个箭步冲上前去，将他从主席台上推跌下去。会场出现骚动，双方就要开打起来，好在我方人多势众，头头们也不想围打对方扩大事端，但大会也不敢再开了，数千人簇拥着“芒果”匆匆回到“县革委”所在的原县政府大楼里。

当晚，我们组织人到照相馆监督，要照相馆将芒果照片翻拍放大，冲洗出48张，又组织七八个木匠连夜赶制48个相框；县革委又组织大小头目分带48组“工宣队”，第二天将再翻拍的模糊不清灰蒙蒙的芒果照片分送到全县48个公社(相当于乡)去，让毛主席的恩情惠及全县的每一个角落。

我带领一组“工宣队”护着一张芒果照片去草圹区太平公社。太平公社的社员(农民)居然也是两派，在太平公社管委会门口分站两堆，怒目相视，高呼着“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等口号，都声称自己最忠于毛主席，最有权得到毛主席的恩赐。好在农民离“权”的距离更远，也并未真要为这张照片而打起来。我们说了些“贫下中农是一家”、“要一碗水端平”之类的安抚话，事态就平息下去了。

四十年过去了，我们参与接送“芒果”的人，有的已经作古，活着的也都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面对世人，面对子孙后代，我们感到羞愧。过去的一切，都已成为历史。赐芒果这样的花絮，写史书的是不会将其写进去的，但那确实是历史，是中国，是中华民族的当代史。

(责任编辑　李　晨)

2010年第2期　在中国上学插队的美国人　韩 秀

什么事情都有着一些缘由，说到上山下乡，就不能不说到更早些的故事。想想也真是感慨得很，从1982年开始写作，在台湾和美国已经出了将近三十本书，写到作者简介，长长的这一段故事总是被省略掉了，生活在台湾的人们不必懂得“上山下乡”这个词儿是个什么意思，那只是一方面的原因。结果就是，这些被湮没了的岁月竟然被深深地藏进了心底。

我的父亲是一位美国的军人，他在1943年到1945年这一段时间里，担任美国驻华使馆的陆军武官。那时候国民政府设立在陪都重庆，美国大使馆自然也设在重庆，父亲在重庆住了两年，担任的工作是负责滇缅边境的通畅。边境通畅，支持中国抵抗日本的战略物资才能源源不绝地运到中国的大后方。所以，说到底儿，我的父亲，在中国期间所做的事情是真正地支持了中国的抗战事业。父亲在重庆也认识了我的母亲。1945年，日本投降，二次大战结束，我的父亲带着我的母亲离开了中国，返回美国纽约。所以，1946年，我出生在曼哈顿。而我的父亲，从此以后也就没有任何机会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

这样的一段故事，自然不能见容于1949年之后的新政权，中美关系在上世纪70年代之前一直是敌对而紧张的，父亲不但是军人，而且与1949年之前的国民政府密切合作。他在新政权眼睛里无疑是“敌人”。

我出生的时候，父亲驻节新西兰，他奔回曼哈顿，看到了我，然后返回工作岗位。我却在一岁半的时候被我母亲交给一对美国青年，搭乘一艘美国军舰，漂洋过海来到了政权更替中的中国。在上海接船的，是我的外祖母，还有一位便是外婆的远亲赵清阁女士。当我1978年重回美国之后，我才知道，我是在父亲不知情的情形下被送走的，父亲听说他唯一的女儿被送走的消息赶回华盛顿的时候，我已经抵达上海。父亲1968年过世，在我的一生中，我与他竟然只有出生时的那一面之缘，那是深深的无法言传的伤痛，永远无法愈合。

外婆无锡人，出身富裕的大家庭。1937年外公去世后，外婆便考进国民政府的统计部做了一位公务员。政权易帜，外婆为了等我而失去了南迁的机会。她深深了解如若住在南京，恐怕很不安全，所以索性来到北京，在米市大街一个小三合院安安静静地住了下来。我在婴儿时期，乳娘是一位日本妇人，所以我开口学话便是日文，在船上与那对善良的美国夫妇在一起，只有英文，丢掉了日文。与外婆在一起，讲了一口无锡话，丢了英文。到了北京，学了一口纯正的北京话，听得懂无锡话、上海话，却说不利落了。后来，住过无数地方，学习过各种不同的语言，北京话却跟了我一辈子，无论如何，难舍难分。

外婆是一位极聪慧的女子，她深深知道她是我唯一的倚靠，保护好她自己就是保护了我，所以，她留在了家里，修缮珍本书。那时候，许多人仓皇离去，许多的珍本书流落街头，中国书店用麻袋送来残卷，外婆将它们整理成一套套的线装书。这首先需要懂得断句，然后需要修补书籍的工具与技巧。现在，正流行德国作家冯克的一部书，叫做《墨水心》，里面有一位书籍装帧师莫提玛，当他把一卷修书工具打开的时候，我就想到外婆那一卷工具，一个缝得结结实实的青布卷囊，除了大小不一的各式刀剪之外，还有许多厚薄不一的竹片，它们被磨得温润无比。外婆告诉我，她从小就跟着母亲修补旧书，那是一项传了若干代的技艺，可以追溯到上百年前。她手里的这套工具还是她出嫁的时候母亲给她压在箱底的呢。我学到了“艺不压身”这样一条人生路途当中应当谨记的道理。我还记得那一架木头做成的订书机，外婆坐在凳子上，订书机哐当哐当地响着，线绳整齐地穿过修补好了的书页，将它们装订成板板正正的书册。

其中的一些书在交还给中国书店之前，是我的课本。我四岁开蒙，读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当然，我外婆没有进人任何一个“单位”，1949年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也都没有波及到她。外婆娘家和婆家的亲戚们在土改当中都被整肃得七零八落，她却早早就离开无锡的大家族了，靠薪水吃饭，成分便被划为“小土地出租者”，不算太“高”。如此这般，一直到“文革”之前，她都可以生活得比较平静。

讲句老实话，对我来讲，中国古典的文学、哲学实在是一种最为坚强的精神支柱。它们在我最没有指望的日子里让我守住了内心深处的那一块净土，真正非同小可。近些年来，东西写得稍微多些，有人说，这人长了一张西方人的脸，行起事来却是道地的中国人，而且不是现代的中国人，而是古代的中国人。我想，他们之所以一语中的，无非是看到了感觉到了中国古典文化对我的深刻影响。每到这种时候，我都会深深感激外婆当年的睿智。

除了以上所说的这些以外，还有一些际遇，也是很有意思的。我在前面谈到过一位女士赵清阁先生，因为她在戏剧与小说方面的成就，文化圈里的人们都尊称她为“先生”。她是外婆的远亲，我唤她“清阁姨”。她与老舍先生是青年时代的合作者。清阁姨一生未嫁单身住在上海，老舍先生一家人住在北京。50年代中期，我们搬到了干面胡同，学校在灯市口，从灯市西口到乃兹府舒先生家就很近了。我常常穿梭在这一带，有时为舒先生和清阁姨转些信件，这一辈人之间的友谊，深深地感动着我。不但如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也是舒先生的第一“读者”。舒先生讲故事需要一个最好的听众，一个真情流露的听众。他身边有许多人，无论那故事是否好笑，他们都会逢迎地笑。我却不然，我是诚实的，听到好笑的故事，我会笑个不停。听到难过的故事，我会大哭。听到没有意思的故事，我没有反应。舒先生喜欢我，他常说：“这孩子听了会哭会笑的故事，我才会写下来。”那时候，我学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作者将一本书写完，并不等于作品的完成，真正完成这部作品的人是读者。三十年后，我自己成为一个写手，我常常会想到读者，深深了解读者的共鸣是多么的重要。

在外婆的身边虽然有着一些喜欢我的成年人。但是，在同龄人中间，我却是非常孤单的。我有一张外国人的脸，头发鬈曲，我比同龄女生又都高上一截。更要紧的是，我的父亲可不是与当权者打得火热的西方左派，连孩子们都知道，我的父亲是“美帝”。于是，我被隔到了外边，任何事情都没有我的份儿。我老是被单摆浮搁着，连座位都是单独的，小学、初中、高中，好像都没有同座位的同学，一个人单独的坐在最后一排。

我知道，在这里，我是一个外人，永远是一个外人。这种处境使得我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我比很多同龄人早得多对专制的不民主的不自由的生活有着来自内心深处的强烈的抗拒，对人为的愚昧有着强烈的反感。

“外人”尚不足以形容我少年时代的状况，我还是一个“靶子”。当年的反美情绪多么激烈。但是，美帝远在天边，够不着，眼前这个美帝的后代，收拾起来多么方便!要圆则圆要扁则扁!

我对这个情形有了切身的体会是在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我八岁。1954年，大约是为了巴拿马运河的事情，“打倒美帝”喊声震天，学校带队到天安门广场，人很多，到处是旗子和标语。不知怎么一来，我就站到了一个圆圈里，这个圈子是用纸做的很难看的美国国旗和被画成漫画的艾森豪威尔头像给堆起来的。口号和歌声之后，有人点起了火，火很热，有点儿烤得慌。那天天很蓝，蓝天上顿时布满了黑烟，然后便是许多的灰，灰很轻，飘落在我的头上、肩膀上、衬衫上。过了不知多久，周围静了下来，人都走了，老师和同学也都走了。我想，他们早就把我忘了。我还站在那儿，一头一脸的灰。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位北京市民，骑着一辆唧嘎乱响的自行车儿，在那圈儿外边停住了。他问我：“你知道你家住哪儿吗?”我说：“干面胡同20号。”那时候我才知道我的嘴干得快要张不开了。他又问我：“你会坐自行车儿吗?”我说：“我没坐过。”他把车支住，把我放在后架子上，告诉我说：“车座子底下有两根棍儿，你抓住了，坐好喽。千万别掉下来，你要是掉下来了，我可就没辙啦。”他慢慢地骑着车子，车子还是唧唧嘎嘎地乱响着。到了家门口儿，这位中年人看我推开了院门才离开。

这件事情，让我看到了一个事实，中国的地面儿上，有着好些好些好人。可能，我得和他们一块儿吃苦，一块儿受累，那都不怕的，我们能够互相拉一把，我们能够一块儿挺过去。好多年，我不怎么常常想到那口号声、那些纸灰，我常常想到那个和颜悦色的声音，你坐好喽，千万别掉下来，你要是掉下来了，我可就没辙啦。含着泪水，带着微笑，我想念着那个声音。

这件事情也让我深深地爱上了这面美丽的星条旗。回到美国以后，看到有人莫名奇妙地烧自己国家的这面旗帜，会愤怒地站出来，质问人家。人家不懂我何以这么愤怒，我只好告诉他们，你们不知道当你失去这面旗帜的保护的时候，你会遭遇什么。

这件事情让八岁的我草草结束了我的童年，在一天之内变成了大人。我知道，自己随时随地可能变成一个靶子。没有办法摆脱，我必须锻炼自己的忍耐力。

这件事情以后，外婆更加注意我的饮食，她说，你有好长好远好辛苦的路要走，一定要吃好。后来，我更明白必须认真锻炼自己的体力，准备走这好长好远好辛苦的路，于是自觉地锻炼身体。无论刮风下雨，5000米，8000米，在高中北大附中的操场上一圈儿一圈儿地跑着，雷打不动。

我的功课一向是好的，米市大街小学毕业，保送女十二中，初中毕业保送北大附中。1964年毕业的时候还获得优良奖章。但是，1964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入高潮，农村重新划分阶级成分，城市里“阶级斗争”的弦也绷得很紧。我参加了高考，50位被精选出来的考生集中在一个考场，北大校长陆平在考试之前亲自来到我们的考场，为考生加油打气。他说，“你们是北大附中的尖子，好好儿考，全部进入北大!”但是，这50名学生中只有4名进人大学，其余纷纷落榜，完全是因为“成分”问题。数学老师不识时务跑到招生委员会去打听我落榜的原因，人家将我的卷子丢给他，卷子根本没有看，上面贴了封条，盖了一个章，“此生不宜录取”。数学老师难过得很，倒是我心平气和。我知道，这长长远远的辛苦之路，这就要开始走啦。

等分配工作的当儿，学校找我谈话，是一位党委书记，姓周，她笑眯眯地跟我说：“你写两百个字吧，就写你的父亲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你要永远和他划清界线，和美帝国主义划清界线。你不是挺能写的吗?作文儿不是常得高分儿吗?”我不言语。她又说：“你写了，北大、清华的大门儿就在那儿开着呢。”我问她：“我要是不写呢?”她说：“那你明天就去山西插队落户。”我说：“天不早了，我还得回家收拾行李。”站起来就走了。数学老师急了，在走道儿里拉住我：“你的父亲也好，美国也好，都远在天边地角，你写了，他们也看不见。你不写，可就永远学不了造船啦!”我看着他，当初填志愿，他告诉我，出身不好大连海运学院是不可能录取的，清华的造船系还有可能，所以我填了清华。现在，我清楚知道，中国将少了一个认真负责的造船工程师。这位数学老师一直非常欣赏我，他盼望着我能升学。我只好告诉他：“我不能做对不起自己的事情。”老师没有再说什么，表情却是哀伤的。

我并没有在第二天就奔赴山西，而是被招去开了两天的会，叫做“务虚”。这时候，我才知道，这是北京市第一批集体上山下乡，出主意的人是北京市长。市长是山西人，所以插队地点就选在山西。48个“出身极不好”的学生，来自44所学校。这些学生又都是各校的学习尖子，也就是“白专典型”。当时市里的想法是这样子的，这些学生到了农村，向贫下中农学习，背叛自己的出身，脱胎换骨，在农村扎下根来，变成新一代的有文化的农民!这些学生甚至是24个女生24个男生，就是希望这些学生就这么配成了对，日后就在农村安家、生儿育女，永远地留在农村啦!北京市一位副市长甚至苦口婆心地来到我们中间现身说法，他自己出身大地主，可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经过一番磨炼，他现在不是也成为党的高级干部了吗?大家都静静地听着并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表示。北京市委还派了带队干部和我们一块儿下乡。我和二十几位学生以及一位带队干部来到山西曲沃县林城公社林城大队，另外二十几位则到了侯马公社白店大队。

学生们的年龄都在十八九岁，我只有十七岁。后来，我们林城那位带队干部与一位会唱歌儿的女知青结了婚，有一位男知青娶了一位极为能干的贫农女儿，知青之间论及婚嫁的好像只有两三对，但是过了些年，他们也都全部回城了。记忆中有一位女知青早早嫁给了贫下中农协会的主任，她后来有没有回城就不知道了。无论如何，我在林城那三年，男、女学生分别住在集体宿舍，有点儿小内斗，都是些小小不然的鸡毛蒜皮，与我后来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所看到的不可同日而语。

我们住在一个挺宽敞的三合院，这地方本来是大队的仓库。北房是女生宿舍，西房是男生宿舍，宿舍里只有一些木板床，行李被褥各自安顿在板床上，箱子放在床头，搁些饭碗之类的零碎东西，脸盆脚盆放在床下，这就是每个知青的那点儿属于他们自己的天地了。东房是灶间和仓库。开始的一些日子，大队派了一位贫农为我们掌厨。没多久，知青们轮流帮厨，就完全地自力更生了。

大陆作家阎连科在一篇文章中说到，来到他的家乡河南嵩县那些知青如何地游手好闲、如何地吃派饭吃到农民叫苦连天、如何地偷鸡摸狗。这些事情，在我们林城都没有发生过。

虽然十多人住在一大间宿舍里，但是高喉咙大嗓子地随意聊天也是不常见的。我的“邻居”姓周，我就纳闷，世界真是那么小吗?难不成她是北大附中那位党委书记的亲戚?询问之下，她果真是那书记的嫡亲妹妹，而且她双眼高度近视，几乎半瞎。劳动中，她根本就在摸索，无论质量还是数量都赶不上进度。很快，她就进入半劳力的行列，与生产队的老弱病残在一块儿了。她也不能帮厨，连喂猪也有困难。我一边帮她的忙，一边小心地探问，这样的病弱，怎么不留城呢?她倒是快人快语，直接地告诉我，是她姐姐让她下乡的，姐姐要响应号召，用实际行动支持“上山下乡”这样一个政治运动，至于妹妹的死活当然就不必考虑了。“我家的成分很高，非常高，我姐姐特别积极，我只是一块垫脚石而已。”她笑眯眯的，好像已经做过很多次垫脚石的样子。大约是我脸上的表情带着惊讶，她笑着开导我：“在火车站，你没有听到广播吗?你妈在广播里大谈送独生女儿上山下乡的伟大意义，那不是拿你当垫脚石吗?”我这才有些明白。后来，我逐渐发现，有不少知青都是被家里人推出来的，他们都充当了家里人追求进步的垫脚石。1977年，我为了回到美国去，与北京市公安局外事科的工作人员有长时间的非常深入的对话，在我上山下乡这件事情上，“你母亲起了关键的误导作用，她曾经向组织上反映，你需要认真的思想改造。”这位工作人员非常清晰地告诉了我13年前我完全不知情的往事。而且，1976年，我已经被检查出患有先天性脊椎裂，完全不适合重体力劳动。但是，那时候我已经在山西和新疆劳动了整整12年，老伤加新伤，注定了我将与剧烈的疼痛共度余生。

然而，1964年的我，完全没有任何的对人生的其它的计划，我以为我将终老在这里。有些知青在想法子调到县城、调到省城，甚至回北京。我知道，那都跟我没有关系，我连想都不必去想。我喜欢林城的男男女女，喜欢他们干活的潇洒与帅气，喜欢他们哼唱的晋南小调与戏曲。我想，我能够和他们在一块儿厮守一辈子。

刚下去的时候，正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高潮期间，有许多的批斗会，批斗之余还有游街，最可怜是那些上了年纪的小脚妇女，在街上蹒跚前行，小脚在地上拖出一道道血痕。看得出来，许多农民都是很不忍的，但是，县里派来了工作组，林城的贫协也积极配合，成分高的家庭就受到许多的磨难。但是，这些受到磨难的家庭却是逆来顺受的，随人打骂唾弃，只是低头不语。批斗之后，照样下田劳动，照样干得彪悍，绝不落人后。奇怪，这些成分高的人家的劳力全是一等一的好手、快手。好在工作组不久之后就回到县城去了，运动也就偃旗息鼓了。

没有政治运动的林城是美丽的，虽然地里的活儿相当苦重，我的腰常常痛得好像是断成了两截。带着两手血泡，坐在女社员家的炕头儿上，由着裹着小脚的大娘用一根在烛火上烧过的针穿透血泡，挤出血水，再从一个小瓶子里挖出些油膏涂抹在伤处，我便觉得好多了。年轻的女子们教我用一条家织布裹住手掌，以后，我干起活儿来就更利落了。于是，我有了闲情有了逸致和村里的女青年们相处。她们真是好看，在灯下做针线活的时候，她们的温柔与聪慧更是展露无遗。要出嫁了，媒人从男方家里拿来婆婆的鞋样，待嫁的女子便精心地做上一双无可挑剔的布鞋。那鞋子简直是艺术品，鞋底纳出花儿来，鞋帮上更是庄重地绣些吉祥的图案。托在手心里，我说：“你那未来的婆婆怎么舍得穿?”女子微笑，淡然说道：“不嫌弃就好了。”她们静静地期盼着将来的幸福。她们不怕辛苦与操劳，只盼望家庭的和美。

来林城之前我连扣子都没有缝过，很快地，我学会了拆洗棉衣、缝缝补补，然后，我学会了做鞋。我请外婆将鞋底放在信纸背面画下来，外婆的脚是半大脚，也就是缠过一下又放开的。这样的脚买不到现成的鞋子，外婆穿的鞋子都是请鞋店做的，前门外的好鞋店总是单鞋棉鞋预备得齐全。文革一起，好鞋店的老传统被打翻在地，老顾客们的鞋样子都被一把火烧光。打那往后，外婆的鞋都是我做的。1983年我从美国到驻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工作，回家看外婆，她老人家脚上还穿着我做的布鞋，很旧了，却还很跟脚。外婆笑眯眯地说：“新鞋没有旧鞋舒服。”那时候，我非常非常想念林城的女子们，满心都是感激。

老实说，林城的人们待我很厚的。也就不到一年吧，他们看我毫无心机地无日无夜地苦干，再加上一口纯正的北京腔，大队梁书记就让我晚上在广播站给社员们念新闻。白天照样干活晚上加班念新闻，不少知青觉得我傻得可以。1965年推广汉语拼音，在农村展开扫盲运动。我在两天之内熟练了这一套拼音法，不但在“扫盲学习班”教课还主动地“送字上门”。妇女们家务繁重，晚上没法子出门念书，我就走进她们的家，坐在她们的炕头儿上，手把手的教她们；她们对识字这件事的渴望让我感动不已。

在这个亲密的活动里，我又发现了农村女青年对毛衣的热爱，女知青领口袖口露出的鹅黄、粉紫、天蓝每每吸引着农家少女羡慕的目光，于是在送字上门的同时，我开始教她们织毛衣。没有多久，挑着担子走乡串户的货郎们都知道毛衣针有了市场，曲沃县和侯马市供销合作社的腈纶毛线也销售一空。农家女青年开始走进女知青的宿舍，多半是为了学习新的针法。这是真正的城乡交流，这种交流带来的和乐融融完全超越了阶级成分带来的隔阂，阶级斗争的风雨完全地消失在缤纷的色彩之中。

能够教成人，当然也能教小孩子，这是梁书记的逻辑。1966年初，我开始在林城小学教书，有时候还到邻近的香邑“示范教学”。这种学校要求老师十项全能，因为整个学校只有一位老师，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孩子们都在一个课室里，叫做“复式教学”，除了语文算术之外，体育、唱歌、图画也都一手包办。学校只在农活不忙的日子开课，农忙时节，老师和孩子们都直奔大田；老师如果干活儿不像样子是无法得到学生的尊敬的。讲老实话，在晋南农村，真正受到人们敬重的都是农村的好把式，游手好闲之徒无论怎样根正苗红都是无济于事的。这样一种经过长年累月建立起来的价值观使得我在林城的生活踏实了许多。外村的亲戚来访，孩子们会骄傲地告诉人家：“咱村的老师是从北京来的!”有一度，乡间横格练习簿缺货，供销社只有大张白报纸供应，我连夜将纸张裁成练习本大小，拿出我外婆订书的本事，将纸张装订成线装书的模样，内页硬是用铅笔划出整齐的横线。第二天，拿到新的练习簿的学生大为兴奋，甚至主动请缨，在完成课业之后，帮助我制作新的练习簿。后来我发现，许多家长都参加了这个工程，男女老少一笔一划地在白报纸做成的册子里划着整齐的横线。我受到的震动是很大的，农民对他们的子女们寄托着厚望，农民对知识怀着渴求。那时候，我真心地相信，我可以在这里存活，我可以和乡间的孩子们厮守一辈子。而且，我乐意在这里度过一生，我的肤色，我的长相，我的复杂的背景都没有成为农民与我之间的隔阂。

沉醉在快乐之中的日子非常短暂。文革开始了，外婆的家被抄，我父亲的照片等等都被红卫兵拿出去展览。北京市长当年将一大批出身不好的青年放在他家乡的“一揽子计划”更被视为“阴谋”。红卫兵们叫嚣着，要把躲在山西的狼崽子们揪出来!最早听到风声的是劳动模范王德合，我曾经帮他整理过改良玉米品种的实验报告。这时候他还是县长，他找到我，要我“远走高飞”，要我走得“越远越好”。正在县里勘查水力的一位工程师给我提供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建农三师的消息，他的妹妹已经从上海被发配到那里。当时人人自危，县长和工程师都面临被揪出来的命运。王县长给我开了“支边建设”的证明之后，第二天就被勒令靠边站了。梁书记为我开了户口证明之后也马上被剥夺了一切身为基层支部书记的权力。我是在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逃离山西的。大家说得很有道理：“留得青山在，先逃出生天再说。你在这里肯定是第一个靶子，武斗高潮无理可讲。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什么都慢半拍，等到他们那边弄清你的来龙去脉武斗高潮兴许已经过去了。先保住小命，其它的，日后再说。”

事实证明，这一切都不是杞人忧天。后来，我在新疆听说，白店一位王姓知青被南下的红卫兵暴打致死，原因似乎是因为他的父亲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对于我的离去，知青们漠然，不表示任何意见，也许他们想到新疆就头皮发麻。乡亲们却都感觉到文革这股风“不善”，都催我赶快动身。随身的包袱里放着大娘们给我烤的锅盔，我在天寒地冻中上路了。车到大同，我买了另外一张车票，回到了北京。外婆已经被扫地出门，住在一间小屋里，房内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都是从我原来的屋子里搬来的。地中央一个蜂窝煤炉子，烧饭取暖全靠它。我从包袱里掏出锅盔放在炉板上。掏出我为外婆做的一双新布鞋，双手捧到老人面前。泰山压顶面不改色的外婆老泪纵横：“正是念书的岁数，却学着做鞋了。”我笑着跟她说，书是可以自己念的，什么样的高压也挡不住我寻找书籍。

我的双手布满了老茧，我的双臂结实有力。我跟外婆说，山西的乡亲们教会了我求生存的十八般武艺，再苦的环境，我也能够活下去。这个时候，我忽然明白了，今后的一个重大的人生目标就是活下去，绝不把尸体留在戈壁滩上。

1967年初的北京是疯狂的，一片红海洋，一片打倒与砸烂之声。我在外婆身边呆了两天半。外地人来北京三天必须报临时户口，我没有报户口的路条，我只有一纸“支边建设”的证明。我必须快快离去，虽然我对外婆的处境十二分担心。

我踏上了西行的列车，那时候，完全不知道南疆兵团的生活环境是那样的残酷，人际关系是那样的险恶。我甚至无从想象，在林城的那三年竟然是我在中国三十年的生活中“天堂”般的一段岁月。后来，我在暗夜中，曾经那样刻骨地怀想过林城男女老少亲切的笑脸，怀想过在麦香中挥汗如雨的日子。那一段被长时间湮没了的日子。

写于2009年4月11日

美国华府近郊维也纳小镇的春雨中

(责任编辑　李　晨)

2010年第2期　《无声的群落》：最后的古代故事　王克明

我刚刚知道，1967年的湘南贫下中农造反派文革大屠杀中，约万名死难者里，有文革前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其中一位叫王百明的知青，因为出身算“反革命”，在街头饭铺里，被他不认识的农民枪杀。行凶前，造反派只说了两句话，一句是“谁是王百明”，另一句是“打死你这个地主狗崽子”，就抬起枪口，对着王百明的脸扣了扳机。王百明享年22岁。

我在邓鹏主编的《无声的群落——文革前上山下乡老知青回忆录》一书中，读到了这件事。文革前到湖南江永县插队的七千老知青，多是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在那场惨绝人寰的“彻底清除阶级敌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屠杀中，他们经历了饥饿、恐惧、逃亡、追杀，走过了“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制造的人间地狱。

《无声的群落》文集中近90篇文章的作者，都是1964年、1965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这是被遗忘了的一代老知青。远在文革“血统论”出现之前，他们就早已被血统论政策所伤害。高等院校和高中升学录取时，对“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学生，“一刀切”地“不予录取”。唯有上山下乡，他们才可能脱胎换骨，不被歧视。但是，在改造思想的乡村岁月里，阶级斗争的高危压力，如影随形地伴着他们惨淡的青春。后来死于屠杀的王百明，便是因为家庭出身，三次高考落榜。他下乡后小心翼翼，积极表现，力图忠诚，却仍因家庭出身而被屠戮。

文革前全国一百三十万老知青，很多是因出身“剥削阶级”而失去了升学的资格，走上了苦难的脱胎换骨之路。在文革的血腥阶段，他们中很多人成为下乡所在地的专政对象，遭受了折磨。他们那一代人的上山下乡经历，是一段看不见黎明的苦难长夜。

后来的知青运动有所不同。有最高指示后，上山下乡被大张旗鼓地主旋律化，如阳光普照。经过了文革洗脑的知青，在上山下乡中，眼前的真实可能被信念掩盖，人间的苦难也不成为主题，知青往往会认为自己在踏着主旋律的步调，光荣起舞。以至今日，仍有“青春无悔”的高调，而知识青年的苦难经历，有被重新谱写为主旋律的可能。

《无声的群落》这部百万字的文集，为我们讲述了闻所未闻的上山下乡真相。文革前从重庆下到水洋坪林场的百余知青，在1969年被集中骗到一个旧监狱高墙内，在军人荷枪实弹看守下，上级要求知青学习毛泽东说的话，同意改到农村插队。两三个月间，捆绑批斗十几个知青，逮捕八个知青，制造恐怖高压，迫使全体知青不敢抗拒，最终被装上卡车，押送农村。南江县几位文革前老知青，安置时遇到困难，上级没人管，只好砍杨树做小家具，与村民有了冲突。有人便以谎言挑动起群众，聚众将三位知青活活打死。其中一位知青被抬到荒野，还没断气，便被推下山崖；仍没断气，便被乱石砸成肉泥。

这是一本让人不忍卒读的书。老知青们真实苦难的经历往往让人泪水盈眶，让人哽咽不已，让人想闭上眼睛、把书合上。因为这是一页不忍听闻的历史。挑动阶级斗争的受益者们，为了任何目的，可以任意指定敌人。而他们这一代知青，虽然也怀着革命的信仰和迷信的虔诚，渴望被革命的群体接纳，但这些被血统论政策歧视的贱民，不过是被专制政权储备的敌人而已。血统论其实是为了阶级斗争、继续革命的需要，储备敌人。

可想而知，这一代老知青经历的坎坷、曲折、苦难、磨砺，比阳光灿烂的一代知青更多，更深刻。因此，他们在书中的讲述。往往浓缩了共和国公民被阶级斗争的历史。王百明死后几年，成为他死因的“反革命”父亲也去世了。又过了几年，一份打字的油印通知说，原判他父亲的反革命罪一案系错案，予以撤销。却原来，王百明和他的父亲，这对死去的父子“敌人”，只是临时指定而已。至今，没有人对他们说过一句道歉的话。这事儿已经算过去了。

如果不是这本书，这事儿就永远过去了，没人还能知道这段历史真相。真相是历史的第一要素，坚持真相才有可能坚持真理，掩盖真相不会只是不好意思。制造仇恨和斗争，给人类带来了无尽苦难。了解苦难真相，才能比较出自由思想、社会宽容、民主平等、终结仇怨的社会意义。在这一点上，《无声的群落》这样的书，有重要的作用。从书中可以看见，作者们那些苦难的叙述，是对历史的记忆，但不是对历史的记恨。没有这些记忆，就不会有对极权专制的反思。同时，没有这些记恨，才不会重演仇雠斗争的历史。

少年壮志时大家都满眼敌人，以为历史全是对敌斗争。其实，我们身边哪儿有敌人?我看古代，觉得敌人的出现有两种条件，一是蛋白质馈乏，二是政治家需要。皇权可以为了政权利益抑富没产，把人扫地出门，也可以为了政权安全而指定敌人。“以事诛之”。古代那些讲不完的发配故事中，可以想象，有过无尽的冤屈、恐怖和凄惨。那些故事并没有在政权更迭后结束，我们的继续革命、对敌斗争，不过是在重复古代的故事。

那些年，知识青年亲见亲历的生活习俗、劳作方式、土地依存、家族宗亲、抑富没产、实边垦荒等等，以及极权对所有个人的强力控制，那些从乡村生活到政治安危的几乎一切，还有像杀戮王百明那样对生命的轻视，都跟古代差不多。所有的知识青年，其实都在乡村亲历了最后的古代，文革前老知青更是亲历了株连。直到改革开放，我们才有了走出古代的可能。

《无声的群落》讲述的，是最后的古代故事。虽然古代未必已经完全终结，古代的故事还有发生的条件，但毕竟，现代在一步步走来。当一代知青垂垂老矣之时，让他们感到安慰的是：那些从中原到岭南的苦难迁徙，从大槐树到四方的被迫移民，从家居到边地的凄惨流放，从城市到农村的上山下乡，都已终结了。

(本文为《无声的群落》序)

2010年第2期　为国为民心坦荡——读《李昌传》　杨继绳

李昌是我十分尊敬的老学长，他比我早三十年在清华大学就读，他在抗日时期的卓越表现记录在清华大学校史上。他的一个女儿和两个女婿都是我在清华的同学，他老伴冯兰瑞是我学习经济学的良师，也是我办报纸和办刊物的重要作者。老太太曾对我说：我家有四个清华的，你常来聊聊啊。但遗憾的是，我很少有时间去看望。我对他的一家是熟悉的。但是，我对李昌却有高山仰止的感觉，加上他晚年听力不好、交流困难，所以我没有跟他直接交谈过。最近读《李昌传》，并与冯老多次交流，才对他有了较深的了解。

追求真理，踏实苦干

李昌原名雷骏随，1914年生于湘西一个大户人家。早年随长兄到上海求学，接受共产主义思想，投身革命，1933年加入共青团，1936年加入共产党。他是“一二·九”运动的代表人物，他先后担任清华大学民族解放先锋队大队长和北平民先队总队长，1937年2月被推选为中华全国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长。几十年来，李昌转战南北、三赴延安，为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1949年，李昌已是中共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团工委书记，主持华东青年工作。他给刚解放的家乡人民政府写信说，我家是大地主，一切土地财产均交人民政府，并预祝家乡土地改革取得成功。

2002年和2003年，我在评论李普和李慎之的文章中提出在一批革命老人当中有“两头真”现象：青年时代为追求真理、抗日救亡，真诚地参加革命；晚年大彻大悟，真诚地面对现实，用良知推动中国前进。他们饱经沧桑，久经历练，他们晚年的思想是对20世纪实践的提炼，是中国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没想到我这种“两头真”的说法引起了一些老人的共鸣，连张劲夫这样的高官也在《炎黄春秋》上发表文章说：“我也是一个两头真。”

其实，“两头真”现象不是我的发现，在我之前就有其它表述方式作过描述。戏剧家黄宗江，曾用一个“之”字，来描述他一生所走过的路。史学家蔡仲德提出了“冯友兰现象”，认为冯氏一生可分为三个阶段：早年实现自我，中间失去自我，晚年回归自我。中国社会科学院前院长胡绳八十自寿铭写道：“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载。七十八十，稍知天命。廿一世纪，略窥门庭。九十无望，呜呼尚飨。”这“惑而不解”的30年，就胡绳的年龄而言，大致在1950年代初到1980年代初，这些革命老人中间一段时间困惑甚至失真，其原因就在这30年的历史当中。

我原来以为李昌也是一个“两头真”的人物，读了《李昌传》，再和冯老多次交流以后，我才知道，很难用“两头真”来概括。

李昌是做实际工作的。在胡绳“惑而不解”的那30年，李昌不能说理论上完全清醒，他的思想认识也不可能超越那个年代，但他凭良心办事，在实际工作中力求唯实。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作为哈工大的党委书记、校长，他尽可能地缩小打击面。据《李昌传》记载，哈工大机械设计教研室报上了5名右派预备名单，全部被李昌保下来了，没有一个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在苏联留学的章绵，被定为右派，开除团籍，遣送回国，转来的右派材料被李昌压下，章绵得以幸免，几年后还评上了副教授。在苏联读博士的青年教师范崇惠，被开除团籍，遣送回国。李昌十分重视他的申诉，派人调查，最终平反了这桩冤案。1990年代曾任黑龙江省省长的邵奇惠，早年以一名普通工人报考哈工大夜大学，由于他戴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招生工作人员不敢录取。李昌得知后坚持录取，使邵奇惠跨进了哈工大的校门。1960年，李昌看到26岁的吴从忻能力出众，要破格晋升，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因为吴从忻在吉林大学进修时因“大鸣大放”中的言论受了处分。李昌力排众议，亲自出面向有关部门说明情况，终于让吴从忻越过讲师，直接当上了副教授。现在吴从忻是著名的数学家。

李昌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实干家，他不管做什么工作，都能够开创新局面。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说：“李昌是一部推土机，一股劲地把事业推向前进。”哈工大一位校领导有一个更生动的比喻：“一般人给他一件缺扣子的大衣，他可以配上扣子；而给李校长一枚大衣扣子，他可以拿这枚扣子配一件大衣。”1953年，他从团中央调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在位11年，把这个问题成堆、难以为继的大学办成了国内著名的重点高等学府，培养出数以万计的科学人才，享誉海内外。他也因此桃李满天下。在他九十岁的时候，不少学生来信祝寿。李继耐上将来信说：“今天是您的九十华诞。南山不老，寿比松鹤。在此，请接受学生对老校长最诚挚的祝贺和最崇高的敬意!……1961年，我刚进校不久，便参加了您亲自主持召开的新生座谈会，当您了解到我学习的专业是液体火箭发动机时，您深情地说，苏联的加加林今年4月12日已经上天，中国人有志气，有能力，在不久的将来，也一定能用自己制造的火箭把中国的加加林送上天!没想到的是，42年后的今年十月，我竟有幸真的参与了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的工作，并担任工程总指挥。”

1964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任命李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党组书记、副主任，主持工作，同时还挑起了第二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的职务。他依旧以他那种开拓精神扎实地工作着，不料一年多以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被划入了“彭真反党集团”，在“牛棚”里关了6年。其间，除了在对外文委受批斗以外，还被揪到哈尔滨工业大学批斗，被打得头破血流。直到1973年邓小平出山以后，李昌才真正获得自由。

在中国科学院

文化大革命将中国科学院糟蹋得不成样子，大批科研人员受到迫害，科研几乎停顿。1975年邓小平主政时，派胡耀邦、李昌、王光伟进中国科学院，全面负责中科院的党政工作。他们要在三个月内完成邓小平提出的三项任务：调查研究，向中央反映科学院的情况；搞一个科学院发展规划；向中央提出科学院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名单。李昌等在调查中发现，北京地区的170名高级研究人员中，有131人被列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打倒或被审查，全院被迫害致死的科研人员达229人。大批科技人员下放“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各省市的中科院分支机构的科研队伍受破坏的情况更加严重。

胡耀邦、李昌等到科学院，首先克服重重困难，为知识分子解决“五子登科”的问题。“五子”首先是位子，科学家原来的位子没有了，要给岗位；票子，科学家工资很低，要涨工资；房子，扫地出门，家人下放，回来后要给他房子；另外是户口本子，夫妻两地分居，要解决户口问题；还有炉子，做饭没有煤气，也要解决。在当时条件下真正解决“五子登科”是很难的，李昌等只能尽力为之。

当时毛泽东有“两个估计”：文革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科学院上述情况，和“两个估计”有直接关系。1975年《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了张春桥署名的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篇文章得到毛泽东的认可，全国各地、各条战线“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口号叫得震天价响。面对科学院被糟蹋的现状，面对知识分子受摧残的情况，李昌毅然提出：“在科学院不要讲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科技战线不要提全面专政，对科学不能专政。”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工人阶级要占领上层建筑”的号召下，科研单位知识分子受到排挤，李昌说：“在科研领域，专业队伍是主力军，研究所里研究员是中心，科研人员搞科研就是结合实际，不一定到工厂去。”李昌这些话如电光石火，具有强大的穿透力，迅速传播开来，给知识分子以很大的鼓舞，也使一些人切齿痛恨。

根据邓小平的要求，李昌协助胡耀邦起草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这个“汇报提纲”全面否定了文革中在科技战线的指导思想，揭露了这些指导思想造成的严重破坏，因此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和强大的冲击力，受到了科技人员的热烈欢迎。报上去以后，毛泽东不让下发，“胎死腹中”。

1975年11月下旬，中科院当时掌权的人柳忠阳连续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告胡耀邦、李昌的状，12月28日，毛泽东批示：“柳忠阳同志第二封信，并附材料，印发政治局(并给科学院党组一份)。”1976年1月，《红旗》杂志第一期发表文章，开展了对《汇报提纲》的批判。“汇报提纲”成为全国重点批判的“靶子”。大批判却使《汇报提纲》得到了广为传播的机会。会上批判，会下称赞。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中科院当时掌权的人召开批判胡耀邦和李昌的万人大会。有一次批判大会胡耀邦因住医院没有来，只有李昌一个人到场。会上有人递条子说，“我们不认识李昌，让他站起来亮亮相。”主持者就让李昌站起来。谁知李昌一站起来，全场掌声雷动。主持者不知有意还是无意，还让李昌下到群众中绕场一周示众，李昌走到哪里，掌声跟到哪里，还投以亲切的目光和微笑。批判会开不下去。

在中纪委

1982年9月，在中共十二大上，李昌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陈云为第一书记，黄克诚为第二书记，王鹤寿是常务书记，王从吾、韩光、李昌、马国瑞、韩天石为书记。这是一个十分重要而且十分麻烦的职务。一方面党内腐败开始蔓延，需要大力整饬；另一方面，改革中出现很多新问题，需要新思维和胆识。李昌面临很多敏感的、棘手的事，党员雇工问题是其中之一。

共产主义就是要消灭私有制。对于长期受共产主义教育的广大群众来说，用公有制代替了私有制，是一件欢天喜地的大事。所以，每一次公有制的胜利，总是敲锣打鼓，进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在改革前的1978年，私有企业在中国已经绝迹。改革，对私有经济来说，是一个逆过程，1950年代被消灭的私有经济逐渐恢复起来。随着私有经济的恢复，雇工问题随之而来。

改革前的政治教科书中有一个定论：雇工就有剥削。几十年政治教育，使这个看法深入人心。1979年二三月间召开的全国工商行政管理局长会议，在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报告中说：“各地可以根据当地市场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等个体劳动，但不准雇工。”1980年中共中央75号文件，是农村改革的一个好文件，但其中仍然规定“不许雇工”。然而，只要允许发展私有经济，雇工是不可避免的事；如果不让雇工，私营企业就不能扩大规模，就不能发展，就不能解决就业问题。所以，政策开始让步：1981年国务院颁发的《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规定》和1983年的《城镇非农村个体工商业若干规定》中都规定个体工商业可以请一二个帮手，最多不超过四五个学徒，合在一起可雇七人。为什么只可以雇七个人呢?有人说马克思的《资本论》里有这个界限，这完全是对马克思的歪曲，实际上《资本论》里根本没有这个说法。当时的改革一面在超越马克思的理论，一面还千方百计地在马克思那里为这种超越寻找根据。以为从马克思那里得到了一个字的根据，就可以减少一分政治风险。

在雇工问题上，最为敏感的问题是党员雇工。既然雇工就有剥削，而党章规定党员是不能有剥削的。当时有很多从事个体承包企业的党员，为了发展企业不得不雇工。争论反映到中纪委，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从事个体承包经营的党员，其雇工人数超过了7人，要不要开除他们的党籍?1983年秋冬之交，中纪委开了多次常委会，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会上，多数人坚持要开除这些人的党籍。唯有李昌持不同意见，他认为，这不仅是某些人的党籍问题，而是关系到党的农村政策，关系到要不要发展私营经济的问题，关系到改革开放的大局。如果开除了这些党员的党籍，整个党的农村政策会受到巨大冲击。李昌是面向实际的，他不迷信教条。他说，短短两三年内，个体私营经济解决了几百万人就业问题，我们不能置广大老百姓生存而不顾去坚守某些教条。李昌回忆说：“(中纪委)常委会开了六次，争论激烈，无法达成统一意见。我虽然陷于孤立，但一直坚持不能开除雇工党员。由于两种意见相持不下，中纪委常委决定将不同意见一起上报中央书记处。后经书记处讨论，同意了不开除的意见。”显然，李昌的意见其所以被采纳，是因为符合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邓小平同志说：“雇工问题，先不要随便发表意见，现在问题还不十分严重，可以稍微缓一缓，等两年再说。”

1989年北京出现政治风波，一批革命老人忧心如焚，李昌也是为平息学潮而寝食难安。1989年4月22日和5月3日，受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委托，杜润生邀请了李锐、李昌、于光远等老人在科学会堂开了两次会。在会上大家对学生反腐败、要民主的爱国热情表示同情，建议政府采取坦率、公开、真诚的态度和学生对话，按法制渠道解决问题；提出了“防止矛盾激化，不宜压制，绝对不能流血”的希望。他们还建议趁此机会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落实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推进民主，制订新闻出版法，以及取消干部特殊供应，压缩特权，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解决高干子弟以父兄的权力谋私的问题。杜润生向中央写了一封信转述了大家的意见。但他们的意见没有起作用，矛盾继续激化。5月13日发生绝食以后，李昌坐立不安，他连续不断地给几位老同志打电话，商讨在不流血的情况下平息学潮的办法。5月25日，他给中央一位领导人的秘书打电话，提出他想约几位原来在大学里做过领导工作的老同志，劝说学生返回学校，部队不进城，尽快恢复秩序。但他的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

1989年秋后，开始进行清查和党员重新登记。中顾委宣布李昌、于光远、杜润生、李锐四人“缓登记”。接着组织对四人的批判。说他们犯有“严重的资产阶级自由化错误”。批了几个月之后，中顾委常委做出决定，他们四位老同志暂不履行党员登记，并上报给中顾委主任陈云，只待批准。1990年5月25日，陈云给中顾委常委各同志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只要检讨了，这就记录在案了，不要扭住不放。”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在常委会上把这封信念完了后说：“同志们啊，这个事情一风吹了，没事了。”事情虽然“一风吹”了，“四老风波”仍留在很多人的记忆中。

李昌年轻时投身革命，希望建立一个民主的新中国。进入暮年，李昌冲破了几十年的思想禁锢，反思自己曾经为之而奋斗所建立的体制。2006年12月10日，李昌92岁寿辰与老友小聚时，有过一番痛切的表述：

中国有一个封建附庸的等级体系，这个体系最上面是帝王，下面都是奴才。解放后封建附庸思想影响还很深。不民主，搞文革，使人胆战心惊。构建和谐社会是正确的，但这个封建附庸等级体系还在，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共产党只有真正做到以人民为本，让人民做主，才了不起。

2009年12月12日，李昌年满95岁，他已年迈体衰，因病住院，再不能为国家做什么事情，但他还在思考，还在期待，他期待着一个真正以民为本，让人民做主的政治制度。他忧国忧民。从无个人考虑。1996年，在李昌的老朋友于光远81岁生日那天，李昌写了一个条幅送给于光远：“为国为民心坦荡，办法总比困难多。”于光远说，这十四个字正是李昌自己的写照。

(《李昌传》，周士元著，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

2010年第2期　读《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释集评》　姚锡佩

2009年夏，我听说侯井天先生历经二十多年注释集评的《聂绀弩旧体诗全编》，已交北京汉唐阳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策划，正式出版有望了。我打从心底里感到高兴。因为早在1990年，侯先生注解的《聂绀弩旧体诗全编》即因无出版处。只得在获得准印证的条件下，由子侄资助印刷600册，自行营销。结果竟如注者所期待的那样，书一销而空，好评不胫而走。注者又因搜集到了60多首佚诗，便决心再加注释。然而正当他为增注本的出版奔波时，竟横遭车祸，但他依然坚持注释。其后又因不断发现佚诗，欲罢不能地再三印刷了六版。南京大学程千帆教授盛赞侯井天颇有墨子精神。诚然，这位高大的山东汉子的作为和遭遇，恰似鲁迅《故事新编·非攻》中的墨子：他为了救宋，前往楚地，不辞辛劳；待到归来时，力乏脚疼干粮吃尽，却在进入国界时遇到了晦气，不准他进城。为此，我不由在报章上呼吁：愿我们的国人和出版界非“宋”也。

而今出版界果真隆重推出了侯注聂诗。三个月后我在上海得到消息说，11月15日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新书发布暨出版座谈会已在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召开，虽则家居济南的注者因年届八十有五，身有隐疾不能莅会，虽则京城早寒奇冷，但与会者却热情高涨，更有九旬老人李锐先生抱病而至，作长篇发言并献诗云：“聂绀弩是至高人，诗骨文风众妙门。独守良知有火气，自由自在最精神。”引起强烈共鸣。

这些消息让我感慨万分。回顾聂绀弩身系逆境忧天痛史涌血成诗的曲折心路，侯井天自掏腰包胼手胝足呕心集注的艰难历程，心头不由呈现聂诗名句：“泪倩封神三眼流”，或能倾注本人对两位前辈执著精神的深深敬意。

一

当我手捧这部有着王蒙先生作序，分为上中下三册的厚厚诗集注评时，封套上鲜明的聂绀弩手迹、印章和隐约其间的众多名家评语，无不吸引着我。特别是书角上那个浓眉长须，头披长发，身着红袍，低首沉吟于江边的高士，让我又想起了1981年7月21日诗人亲笔题赠于我的诗集《聂绀弩旧诗集：三草》。那是罗孚先生为诗人八十寿辰，假托香港野草出版社之名在当年6月出版的第一本铅印的聂绀弩旧体诗集，它的封面上就是这位让我凝眸难忘的高士——形似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知识分子心灵的伟大诗人屈原。事隔近三十年，两代出版人都以此画做封面，似乎均意在哀叹二位诗人相距两千年的类似命运，均意在称颂“三草”诗人所具有的屈原精神。

不过。我的脑海里又浮现一件曾让我困惑的事。当诗人赠我《三草》时，我指着封面画对他说：“这是把您比为屈原哪!”斜靠在床上的绀弩老人瞄了一下画，竟不以为然地摇摇头。我仍坚持说：“明明是嘛。”老人却闭上眼，了无表情。我想这也许是老人的谦虚吧。因为就在这本《三草》的《南山草》中收有两首歌咏屈原的诗：在《端午怀屈子》中讴歌屈原“奇气胸中久郁盘”，“骚卷长撑天地间”，显然绀弩作旧体诗，亦有着尽吐胸中“郁盘”气的苦吟味道；他又在另一首《诗人节吊屈原题黄永玉画

绀弩的后半生似乎都处在这种“怕”的忧患中。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在新中国成立后，像他这样一个被人视为“左翼”文人的赤诚共产党员，竟也会因做统战工作被怀疑为反革命分子，还差点被打成胡风分子。无休无止地被迫写自诬的反省材料，正经工作不让干了。他似乎已梦自身“非天所宠”，所以到了1957年党中央号召整风时，决意缄口不谈。可是在社会主义学院学习的妻子却被动员起了积极性，发言批评肃反扩大化，还责问“胡风算啥反革命?”因为《人民日报》要刊登她的发言稿，便请索居在家的绀弩略为修改了近百字。不料霎时风云变幻，夫妻双双被打成右派。接连的噩运，使年过半百的绀弩更明白自己“非天所宠”，干脆远离天威，主动要求随右派大军流放北大荒。又不料党组织命令人人写诗歌颂劳动，绀弩当遵命提笔，岂知一发而不可收拾，甚至在他过去所否定的旧体诗中获得吐露心声的快感，以至在摘帽返京任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文史专员”闲差时，于无聊中更以旧体诗相伴。恰如他后来所说：“我做诗只是一种文字游戏，说得漂亮一点，是一种不须惊动别人而自得其乐的文娱活动。”不过，文人习性难改，总想把诗作示于人，除了与友好唱和外，还自编诗集《马山集》，抄于一本秦汉古玺印谱的空白页上，署名疳翁，有1962年3月写的《序诗》云：

古有《牛山四十屁》，此册亦近四十首。题咏投赠，于人于物，颇伤于马，其有牛者，盖偶然矣。故题日马山，以马怀沙云。诗曰：

山外荒山楼外楼，吾诗非马亦非牛。

金人自古三缄口。玉女而今几洗头。

不问何之皆胆落，迄无知者乃心忧。

怀沙哀郢吾何敢，偶在牛山冠马猴。

编得后竟未示人，以至今人意外获得这唯一的抄本后，对诗人所谓的“马”和“牛”，顿生歧解：伤于“马列”乎?“马屁”乎?或二者兼有乎?“牛山体”系“打油诗”，而诗人自谓“吾诗非马亦非牛”，乃是在“三缄口”、“几洗头”后，仍心存“不问何之皆胆落，迄无知者乃心忧”，忍不住“偶在牛山冠马猴”的另类。“哀莫大于心不死”矣!他不断修改《马山集》中的诗篇，并在友人的鼓动下，请人手抄《北大荒吟草》赠人。然而在那比屈原时代更为可怕的文化专制年代中，一到“运动”风声紧时，他就不得不亲自焚诗，还须叮嘱友人焚诗。即使如此，文化大革命甫起的1967年1月，他即被捕入狱，罪名之一便是书写反动诗词。岂料他在狱中依然默咏心中的诗草，十年后他奇迹般地出狱，次年即油印了《北荒草》、《赠答草》、《南山草》赠人，因而有了香港友人铅印出版的《三草》，甚至有了他的挚友高旅写的《序》。

1982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出版他的诗集，加了胡乔木的“序”及“自序”，诗人增加“第四草”，将诗集名改为《散宜生诗》。令我奇怪的是，他在对《三草》诗篇作增删调整时，竟把向屈原“倾肺腑”的诗篇删除了。更奇怪的是1985年该社出《散宜生诗(增订、注释本)》时，他又将《端午怀屈子》(已改题《端午节陶然亭诗会因病未赴率成一诗》)删去。幸而后来有罗孚、侯井天这样的锲而不舍的搜求聂诗者，我们方知绀弩曾有四首咏屈原的诗。然而，他缘何在自己最后定本中不仅一首未收，还再三删除呢?他那不以为然的摇头在我心中再也挥之不去。绀弩老人究竟想的是什么?

这难道是“谦逊”和“怕”吗?然而，据说《散宜生诗》初版时，编辑抽走了《赠周婆》二首中的第一首，诗人得知十分恼火，对友人说：“这是我最好的诗，这样的诗抽走，还出我的诗集做什么?‘自由平等遮羞布，民主集中打劫棋’是言我夫妻之事，难道家里就不许自由平等，民主集中?”他坚持要在新增版中恢复这一首出自真切感受，融思辨哲理于婚姻生活的佳篇。又如新增版中增加的《水浒人物》五首中的《林冲》其二“题壁”，是原来《三草》版中原有的，只因原题可能会让人联想某人，故初版时删去，后感到惋惜，才又让“男儿脸刻黄金印，一笑心轻白虎堂”这样令人清醒，充满了信念和正气的名句存世。而《董超薛霸》末句“佶京俅贯江山里，超霸二公可少乎”，真可谓是当今云南“躲猫猫”案件引发的反思先驱：揭示了在无法制的社会里，“超霸”之类“牢头狱霸”及“躲猫猫”案件不能杜绝的根本原因。

鉴此，诗人在《散宜生诗》中抒写的心声，已远不是屈原“忠臣”式的悲愤。鲁迅曾评屈原：“他的《离骚》，却只是不得帮忙的不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绀弩删除了早先咏屈原的诗篇，表明他已走出了屈原的心路，也使他的诗集更集中地涵盖他那个隐喻着伤痛的“散宜生”之名——“无用(散)终天年”(适宜于生存)。但这已不只是体尝个人的遭遇，恰如他在《自序》中所说：“半个多世纪以来，目睹前辈和友辈，英才硕学，呕尽心肝。志士仁人，成仁取义。英雄豪杰，转战沙场。高明之家，人鬼均嫉。往往或二十几岁便死，如柔石、白莽。或三十来岁便死，如萧红、东平。命稍长者亦不过四五十岁，如瞿秋白、鲁迅……有时悲从中来，不知何故，所谓‘泪倩封神三眼流’(拙句)者，人或以为滑稽，自视则十分严肃。且谓庄子的极端自私的个人主义思想亦未尝全无所见，然真人类及历史之大悲也!”故有赠人伐木句云：“高材见汝胆齐落，矮树逢人肩互摩。”《散宜生诗》诚是此种世相可怕、可恨、可惊、可笑、可痛、可惜、可念的“大悲”写照。

二

王蒙先生在《序》中说：“现在，中文圈子中聂的旧体诗是一座奇峰。从伟大中华历史来看，这样的诗篇也属空前绝后。屈原的《离骚》当然绮丽繁华，忧愤沉郁，但没有聂的芜杂中的真挚，俚俗中的古雅，纷纷世相的真切刻骨，荒唐经历的难信堪惊。他老先生是无事不可入诗，无词不可入诗，无日不可入诗，无情——愤怒、无奈、叹息、感激、惭愧、戏耍、沉痛、悲怆、惊讶、坚忍、豪兴、大方——不可入诗。他的诗如怪石，如荆棘，如黑云，如刺刀，如泄洪，如号哭，如骷髅造型，如古树参天，如碾压，如旋风，如断了线的风筝，不知将冲破几重灵霄宝殿。”

此诚为真知灼言。

聂绀弩旧体诗全编中的诗横贯近五十年，然，如高旅先生所言，聂诗“绝大部分作于1960年至64年”。生活相对平静，但仍有三年自然灾害和“四清运动”的前奏，“几洗头”的诗人心有余悸地在诗中自叹：“感恩赠答诗千首，语涩心艰辨者稀”；“老想题诗天下遍，微嫌得句解人稀。”是以今日爱聂诗者不仅想了解诗中典故，更想明白其中许多与当代人、事相关的“今典”和诗的“本事”。侯井天注本恰恰满足了读者的需要，他把自己多年来孜孜以求的调查、研究、请教、学习的全部成果，倾囊献给读者。而且在不少志同道合者，特别是舒芜、罗孚、朱正、熊笑年、王存诚、郭隽杰、李玉臻等的协力下，不断发现佚诗，他注释的聂诗亦从最初的393首，25万字，增至这一版“注解集评”已653首(包括异本、残篇、断句等)，100万字。由于大大超出诗人亲编的262首《散宜生诗》，所以他乘正式出版之际，特请王存诚教授协助，按原诗集体例，兼顾写作时间先后，将佚诗分为六个部分；同时又重新对照原始资料，进行通校，并尽量注明每首诗的来源和写作时间，使这一版本更便于读者欣赏和研究。

在当今一切向钱看，学术造假歪风频传之际，侯井天秉持操守，以编注态度之认真，工作之细致，搜集之全面，注解之明白，令不少专家学者刮目相看，钦佩之至。李慎之先生曾高度赞誉说：“侯井天先生编辑聂诗，搜集之富与用力之勤，令人惊叹……其精神真可感天动地。所以《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之细密丰富亦为自来注家所未有。”周有光先生在给注者的信中说：“中国传统，大学问家的学问是写在注解里的。朱熹给《四书》作注解，成为一代儒宗。您给聂绀弩诗集作注解，实际是给这个时代作注解。从聂诗的一斑，使今天和明天的青年读者能知道这个时代的大局，这是了不起的历史导航工作。这是井天先生不朽之作。”

然而，在他工作之初，我对他并非全能理解。

1987年和1989年他曾两度携带已编就的《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释本来到京城，经绀弩夫人周颖介绍找到我，因当时我辑录了悼念聂绀弩的挽诗、联《落在心中的陨石》并参与纪念集《聂绀弩还活着》的编辑，他希望得到这些材料，并结识与聂诗有关的人士。我听了他的自我介绍，不免产生怀疑。因为这位从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离休的老人，终究不是诗词界、学术界人。虽说1958年他曾因被批判为“中右分子”下放北大荒时，在农垦局一所闲置房里与聂绀弩有一宿之缘，不过只是互通姓名后各自睡觉而已，难道就凭这奇缘，在退休后就能为内容纷杂，典故繁多，本事隐秘的聂诗作注解?况且，我很不明白政途坎坷的他何以如此执著地在党内“三出四进”?他的思想和绀弩老人相通吗?再说他要“详注”诗中的人、事、词，让中学生都能看懂，这好像也是我的导师李何林先生注《鲁迅全集》的主张啊，可是至今仍未实现。对他逐词逐句翻译的做法，我更是大泼冷水。没想到隔年就收到了他的赠书，因是自费，纸张和印刷都很粗糙，在注、译上仍有窃以为的琐屑之处，但读罢全书，大受益。聂诗多为写人、赠人，大都是有名无姓，或仅留姓氏，后加尊称，前加老、小，或以字、号、斋名称之，更有爱称、戏称或讳莫如深的，甚至有错写的等等。过去我也曾因不解其人而不明诗意，未想井天先生竟将集中的110余人解得百人，其中名不见经传者，是他行走于东西南北大街小巷，或鱼雁传书，上穷碧落下黄泉，辗转千百度，碰了不少冷软钉子才找到了其人或亲属。我惊叹老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意志、勤奋和功力，感激他让我看到了一个个生动的人物和他们坎坷的命运，得识更多的诗意，更得识聂诗的“史诗”价值。

井天先生把注释“聂诗”称之为他退休后想办的“这么一点点正经事”，不少人正是从这层意义上协助他，互通有无，不讲代价，至为感人。尤其是舒芜先生不辞辛劳地为他看稿解诗，这些都被一一记录在书中。井天先生力求言必有据，刻求最确凿、最权威的根据；又以宽广的视野，广泛收集书报杂志乃至网络上有关聂绀弩及其诗的文字，钩稽多家评说，参照着论述聂诗的思想和艺术，还有着自己画龙点睛的“按语”，竞使这部有丰富注解、集评的《聂绀弩旧体诗全编》，不仅如一部人物志，还如一部当代社会风情志，现代知识分子劫难志，更如一部诗论，读来引人入胜。而他所搜集的文章，完全可以再编一部内容更为翔实的纪念聂绀弩的文集。所以尽管他一直是自印自销，但影响不小，连国外学者如日本的木山英雄等先生也托人邮购。

其影响还不止在文化界、诗学界，甚至波及法律界。由于井天先生过人的敏锐力，从收藏于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一首聂绀弩赠朱静芳的佚诗中，发现“急人之急女朱家，两度河汾走飞车。刀笔纵横光闪闪，化杨枝水洒枯花”四句诗，似隐含着聂绀弩奇异的获释之谜——何以被“四人帮”判为无期徒刑的他竟在1976年以国民党县团级以上人员之名被特赦?终于经他八方探寻，找到了隐匿其事的“女朱家”。由此又引出了爱好聂诗的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李玉臻，得以从聂绀弩的刑事档案中找到50余首佚诗。这位法官又以寓真之名发表惊动人心的《聂绀弩刑事档案》，不仅让人看到了一个内心丰富、思想锐利的聂绀弩，也痛心地看到了他和朋友遭劫后的无奈交代和检举，更震惊地看到了长期来安插在知识分子身边的“卧底”“密告”，引发了对我们生存的社会政治环境更深的质问，对知识分子在逆境中品行和良知的拷问，也造成了一场不小的争论，一时间，成为网络传媒的热点。档案材料的公开，有益于推动我国民主化的进程，可惜大约出于某种顾忌，“档案”交代不完全、不严谨，也造成了人们对一些人事的误解。这恐怕与绀弩写诗的初衷有违吧，如果他看到因他又造成错案和不当的指责，恐怕更要“泪倩封神三眼流”了。

绀弩有名句云：“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不止于肉体，更是心灵的折磨和摧残。如王蒙先生在本书的《序》里，首先就说聂绀弩“这个名字我所以记得，最早是在批判胡风的高潮中，我在《人民日报》上读到了聂先生的批胡文字。”他又说：“我无意在这里哪壶不开提哪壶，更无意在这里丧尽天良地横扫一切，我只是说我们并没有假装全部忘记了我们的昨天，我们也不会因为某些人的毫不腰痛地站着说风凉话就信了他们的胡说八道。”幸好，聂诗和它的“侯注本”就记着“昨天”，若认真细读，庶几能廓清一些问题，有的误传也就会迎刃而解了。甚至也会让“未曾经历上山下乡插队劳动的70后、80后读者”，乃至明日之明日的未来爱诗人，都能读懂并记住这个“昨天”，得以赏识绀弩诗中不少名篇佳句，体悉别具一格的意境、情趣、讽喻，甚或引起共鸣。这，大概亦是诗人绀弩和注者井天的希望吧。相较之，时下有人以捍卫中国诗学传统者自居，杞人忧天地呼喊“聂绀弩体有鲜明的时代烙印”。须予以“彻底清算”，凡此云云，总归仍是“文革”式的唬人之声矣。

我相信，这本《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释集评》终会被学术界重视、研究，产生更大的影响和价值。

(责任编辑李晨)

2010年第2期　还原真相是走向正义的第一步　郭道晖

“被忽略的历史会变成被否定的历史，甚至导致重演。”

这是美国《洛杉矶时报》2009年12月5日发表的一篇社论《韩国勇敢地回首过去》的开头警语。

该文表示高度赞赏韩国“真相与调查委员会”对50年前朝鲜战争期间数万名左翼人士遭屠杀的细致调查。该委员会最近宣布已找到韩国军队和警察在朝鲜战争(我们称为“美国侵朝战争”或我国“抗美援朝战争”)最初几个月被军方处死的4834名平民的证据(这个数字可能只占全体遇害者总数的10％)。这些平民先是被勒令参加由韩国政府安排的“再教育培训”，而后予以杀害的。据有关证人指称，屠杀的命令是来自“最高层”。最近解密的美国电报也显示，当时美国军官对这些屠杀知情，而且至少在其中一场屠杀中露面(转引自《参考消息》2009年12月7日第三版《一切战争罪行必须曝光》)。

据报道，数十年来，讨论这些杀戮在韩国是禁止的(这大概也是所有专制统治者的通病)。很多幸存者和受害者家属一直保持沉默，担心遭报复。历史学家是依靠相关的口述和书面纪录，才得明真相。近几十年来，已有超过35个国家设立了真相委员会，直面历史创伤。表现最好的有秘鲁、东帝汶、摩洛哥和南非的委员会。

美报社论指出：“还原真相是走向正义的第一步。韩国人已经勇敢地迈出。”

我在《五七风云：追求与打压》一文中(载《炎黄春秋》20口9年第8期)曾列举过国际社会近年来的一种新动向：许多国家都在回首该国过去的统治者在历史上实行奴隶制、种族屠杀或恐怖暴行给本国人民或他国人民所造成的伤害，并进行政治道歉和经济赔偿。其中最著名的事例是，前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1971年访问波兰时，在被德国纳粹杀害的波兰人的纪念碑前下跪。有的国家或地方领导人甚至为几百年前国家的罪错道歉。如美国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的议会通过决议，向200多年前该两州贩卖人口和实行奴隶制度表示“极为遗憾”，认为政治道歉将有利于采取措施“消除奴隶制度至今对人们的影响”。2008年美国国会还正式通过决议，为200年前美国实行的奴隶制道歉。在澳大利亚，1998年人权组织发起设定每年5月26日为“国家道歉日”，以反省18世纪70年代被英国殖民者掠走10万土著儿童的罪行(将他们抓去英国，让白人家庭进行所谓“欧化教育”，图谋从思想文化上征服土著人，他们被称为“被盗窃的一代”)。

即使在我国台湾，在上世纪50年代“政治受难者”的“秋祭追思会”上，国民党主席为当年国民党当局镇压人民的“白色恐怖”，郑重地三度向受难者公开道歉。他说：“虽然那时我还是小孩子，但既然现在身为国民党主席，就必须承受国民党过去的责任。”(据中新网2005年10月31日报道和龙应台：《国民党的反省》，2005年4月24日)2006年西安事变70周年纪念日，国民党主席办公室通过台湾的党史历史馆长邵铭煌，为上世纪40年代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的杨虎城的惨案，代表国民党向其亲属道歉(见新浪网2006年1 2月12日纪念西安事变70周年报道)。

国家罪错由国家领导人出面向人民、向受害者作政治道歉，有利于抚慰受伤害者的心灵，获得社会公平感，化解民怨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解。这已成为文明国家的一种政治道德惯例。更根本的目的还在促使领导人反省导致损害的政治经济根源，汲取历史教训，检视制度和具体体制上的问题，加以改革。再说，勇于承担政治责任，不会损害、反而会提高领导人的威信。勃兰特的道歉使他获得197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就是明证。

可惜我国政治文化中，历代统治者缺乏这种传统、责任感和勇气。人们很难寄希望于当局的道歉和赔偿。

我曾参观过设在美国华盛顿的“大屠杀博物馆”，是以记载希特勒法西斯暴行为内容的。其中就有许多当时留下的电影和照片及其他实物，令人见了触目惊心。当看到成百万群众高举右手，狂热地欢呼拥护希特勒时，不禁联系我国文革时天安门广场红卫兵高举红宝书三呼万岁的情景，如出一辙!才知人类的疯狂愚昧，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马克思说过，人民也可以被腐化。在长期的愚民政策教育下，人民群众既是专制统治下的顺民、奴隶，也可能成为统治者的无知愚昧的帮凶。文革中红卫兵虐待、杀戮“走资派”和“牛鬼蛇神”的暴行就是如此。法西斯德国希特勒的上台，也是得到其工人群众的狂热拥戴的。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战争也曾得到其民众的强烈支持。

近读某山寨历史刊物所载，上世纪50年代曾任职中共昭通地委党校支部书记的一位同志的长篇实录，揭露了1957年云南省昭通地区有关当局迫害被引蛇出洞打成右派的两千多名干部和教师以及近千名在校高中生，不少人被残害致死。并溯及解放后以谢富治为首的宗派集团，忠实执行对云南地下党、边纵的“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的十六字方针，通过所谓反地方主义运动、三反运动、肃反运动，对地下党和边纵干部加以整肃，打击迫害当地地下党干部，导致许多革命干部或自杀，或被冤杀、暗杀的惨剧。1957—1958年整风反右时期，昭通全专区共划右派614名，而其中云南地下党员、边纵干部就被划610名，占99.38％。这一情况，揭示出反右运动在有些地区被借用来成为排挤打压异己力量的手段，露骨地暴露了他们反动的宗派恶行。

更令人发指的是昭通地区的反右受害者被发配大坪劳教所劳改，在1959至1961年底短短三年内，在饥饿和泡肿病的双重折磨下，死亡人数占大坪劳教所本部200人的百分比达30％一50％。作者就其所知，一一列出了死者的姓名和惨死情况。这是一个血淋淋的名单和铁的证据。

反右运动在全国划了55万“右派分子”(一说解密后的中央档案，全国划右派总共是3178470人)，这一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文字狱，固然归根于始作俑者及主其事者的罪错，而各地具体执行者也难辞其咎。特别是那些借运动谋私、排除异己、大施法外迫害者，各地各单位也是不乏其人的。

近读一篇有关判例，值得借鉴：1992年2月，统一后的柏林法庭上，审判柏林墙推倒前两年东德一个守墙的卫兵，他开枪射杀了攀爬柏林墙企图逃向自由的青年克利斯。这个士兵的辩护律师称，这些士兵是执行命令的人，他们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不过这样的辩护最终没有得到法官的认可。因为类似的辩护，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纽伦堡审判法西斯战犯时，已有先例。当时各国政府的立场不约而同：不道德的行为不能借口他们是奉政府的命令干出来的而求得宽恕。任何人都不能以服从命令为借口而超越一定的道德伦理界线。

柏林法庭最终的判决是：判处开枪射杀克利斯的卫兵英格·亨里奇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释。法官这样对被告解释他的判决：“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唾弃暴政而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这个东西。当法律和良知冲突的时候，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不是法律。尊重生命，是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原则；你应该早在决定做围墙卫兵之前就知道，即使东德国法也不能抵触那最高的良知原则。”这“最高的良知”(或正义)就是法理学上“超越实在法的法”，而违反正义的立法就是“实在法的非法”。依这种“法”去执法，也是犯罪。

违反人类良知的法律最突出的表现是纳粹德国时代的法律。其中像“告密权”这一法定权利，导致大批犹太人和正直人士死于纳粹屠刀之下。二战后联邦德国司法部门在处理这类告密罪行时，被控人犯辩称他们的告密行为是根据当时政权的法律的行为，并不是非法的。“对这种答辩的回答是，他们所依据的法律，由于违反基本道德原则，因而是无效的。”当时有这样一个著名判例：被告是一名妇女，1944年为陷害其正在部队服役的丈夫，向纳粹当局告密后者休假在家时曾发表有损希特勒的言论。根据1934年纳粹政府的一项命令(其中规定凡发表不利于第三帝国的言论是非法的)，其夫被判死刑(未执行)。1949年该妇女被控犯有1872年刑法典规定的非法剥夺他人自由的罪行。联邦德国班贝格上诉法院最终判决其有罪，纵然其丈夫是按纳粹政府的法令判刑的，但该法令“违反了一切正直人的正当良知与正义感”，因而是无效的。这一判例被西方法学界认为是自然法学说的胜利，是二次大战后自然法学与人权复兴的一个重要标志。同时也引申出一个重要法理原则：对恶法、恶行的抵制，不仅是公民的权利，也是不容推卸的义务。这警示人们：在政治风波中要秉持社会良知，恪守道德底线；切不可随波逐流，助纣为虐。

在昭通专区蓄意将云南地下党、边纵干部610名打成右派(占被划右派总数的99.38％)的人、在大坪劳教所听任30％—50％的右派囚犯饿死、累死的负责人，就明显地属于故意违反“最高良知原则”的罪人，何况反右本身只是执政党的决定而于法无据。

就近取喻，只要看看地方上那些官僚，面对反抗野蛮拆迁而英勇自焚的居民，不但无动于衷，继续野蛮摧毁他们的住房，而且还给他，她们泼上“暴力抗法”的污水，人们就可以看出他们是怎样灭绝良知和人性!

我们深信历史是人民写的，总有一天真相将大白于天下；也相信在日益强大的人民力量的推促下，未来明智的执政者会作出历史的交代。希望终有一日，我们中国也有这样的历史博物馆，也才可望把一切反人道反人类的暴行永远关进历史博物馆，从而可望不再有这样悲惨的历史!

(2009年12月22日于清华大学荷清苑)

(责任编辑　李　晨)

2010年第2期　大地主刘文彩:集体记忆的重构　王永华

刘文彩(1887—1949)，四川成都大邑人。曾几何时，在中国，不论是通都大邑还是穷乡僻壤，都流传着刘文彩这个名字；在语文课本、小人书、忆苦思甜图片展及电影电视中，刘文彩小斗放贷、大斗收租，私设地牢、草菅人命，喝人血、吃人奶以强筋壮骨的种种暴行让人领略了旧社会的暗无天日。以刘文彩的故事为原型的大型雕塑《收租院》作为一个时代的典型文化符号，与《长征组歌》、《回延安》等一起镌刻在历史上，恶霸地主刘文彩也因此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反派明星，他几乎代表着中国人民推倒的三座大山中的一座，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恶霸地主的总典型。在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刘文彩不折不扣地是一个恶魔。

但刘文彩的家乡——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在当地人和他的儿女们的记忆中，刘文彩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目。学者笑蜀经过数年实地调查，寻访了诸多刘氏家庭的后裔及相关人士，以大量第一手材料为依据，挖掘出众多鲜为人知的史料，于1999年著成《刘文彩真相》。其后十年，他又做了大量考证和修订，一部严肃的史学专著《大地主刘文彩》(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得以问世。作者尝试着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揭示历史的真相，复原刘文彩的本来面目：一个既搜刮过民脂民膏、助长烟毒，又慷慨兴学、济困扶危的复杂的刘文彩，以取代传说中面目狰狞的恶霸地主形象。

据《大地主刘文彩》介绍，刘文彩晚年热衷于维护地方公益事业，俨然是地方上的开明绅士。刘氏家族保持了传统社会中尊师重教的家风，刘湘病故后当局按遗族之意办了“甫澄中学”，刘文辉在成都办过“建国中学”，刘文彩个人出资2.5亿元和3000亩田产兴办了其时全四川师资设备最好的“文彩中学”。从1945年到1950年，文彩中学共培养毕业生700多名，1951年大邑县人民政府接管该校并改校名为“安仁中学”。“以当时‘文彩中学’的校园设施建设和师资力量的配备，如果中国后来的政权更替不对教育发生如此巨大的影响的话，‘文彩中学’一定能为中国的现代化贡献出更多的人才。”(赵诚：《读〈刘文彩真相〉札记》从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视角观之，此话是比较中肯的。如果联系到而今国家对陈嘉庚、包玉刚、曾宪梓、李嘉诚等著名实业家因慷慨办学所给予的崇高政治地位，那么，倾家兴学、曾两获国民政府教育部与行政院嘉奖的刘文彩最后竟落了个“在劳动人民的白骨堆上建立了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的骂名，就不能不让了解真相的笑蜀等人为之抱屈鸣冤了。

上面的叙事表明，过去单一的恶霸地主模式的官方的解释和宣传，现在正经历着巨大的挑战。其标志就是，在刘文彩的故乡，“刘文彩神话”自诞生以来，就一直受到当地人们的怀疑，很多人都宁愿把刘文彩视为开明绅士；笑蜀们更是将这种感性上的怀疑提升到理性认识的阶段。从恶霸地主到开明绅士形象的转变，这中间隐含着一种对于社会历史事件真实性的质疑，而这种质疑会引发新的思考模式的出现。两种说法当中的哪一种更接近事实真相，自然会有水落石出之时。倒是一种新的思考模式，即人们关于历史事件的记忆是如何改变的、这种改变会在什么情景下被提出、提出者会采取什么样的策略以及以什么样的方式论证其看法更值得关注。《大地主刘文彩》对于刘文彩原型的挑战方式是迂回的，质疑者提出了许多从前不为人所知，或者是被遮蔽的历史细节，一些往事被以“历史真相”的名义重新挖掘出来，成为一种“重新发现的记忆”。“重新发现的记忆”是挑战旧有历史记忆的核心杠杆和有力手段，一旦新的至关重要的事实被回忆起来，则整个记忆的基本模式都会发生相应的改变。如同法庭上的辩论，一个关键的事实可以改变人们对整个事件的理解方式。

在强调阶级斗争的社会中，对于恶霸地主这类人物的记忆，情节几乎是按照国家话语中对于他们的描述来记忆的。彼时，只有一种历史重构模式，相对而言人们对历史真实的怀疑也不太强烈。如今出现了另一种模式——对固有的恶霸地主模式的挑战，人们开始反思过去恶霸地主人物历史的真实了。因而在人们的社会记忆中，一方面是在重构历史，另一方面也可以反省这种记忆重构的真实性。造成这种原有恶霸地主模式受到挑战的最根深蒂固的原因，可以归结为社会情境的改变，即由一元文化、政治经济高度集中的社会向多元文化、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社会的变化。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受一元文化语境所支配。这种一元文化语境的产生要具备两个前提条件：一是文化机制一体化，让所有的信息渠道都传播同一种声音；二是对知识界进行思想改造，让社会头脑都以同一种方式思维。前一个条件的形成比较容易，可以通过社会体制加以强制性的实施；建国后中国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催生了一体化的文化机制。而后一个条件的形成虽然卓有成效，但却付出了巨大代价。经历了思想改造运动、胡风事件、反右运动与“文革”等多次冲击后，知识分子思想的勇气和能力被阉割。人们的思想只知道肯定而不会怀疑，更遑论批判和否定了。

“刘文彩神话”是在阶级斗争狂飙激进的年代被制造出来的。它的出现，迎合了当时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需要。1958年四川省文化局文社(58)字第79号函指示说：“关于大邑县大地主刘文彩，在剥削和压迫农民方面，在我省较为突出。为了用具体而生动的事实说明旧中国几千年来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决定将该庄园保留，设立地主庄园陈列馆。”(地主庄园陈列馆档案：全宗号67，案卷号G1)其后，政府两次改建了庄园陈列馆。1964年第二次改馆之后的展出内容，完全是“革命浪漫主义的结晶”，远离历史的真实面貌了。庄园陈列馆档案67宗B4卷保存的主管领导的一些指令，就很说明问题。改馆前夕大邑县委宣传部部长批示：展出内容“必须旗帜鲜明，对地主阶级的揭露，没有保留的必要。一事一物都要服从这一点”。如果说这个批示还比较含蓄，改馆之后温江地委宣传部部长的批示就坦率得丝毫不加掩饰了。那份批示非常简明扼要：“现设计想法对，真人真事不必要。”

随着阶级斗争的急剧升温以至于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国家对阶级斗争典型的需要愈加迫切，对刘文彩问题也就愈加重视，刘文彩这才由四川一隅走向全国，并终于在“文革”期间“走向世界”。在“单向度”的社会文化语境中，与刘文彩相关的文学艺术作品如《从水牢里活着出来的人》、川剧《水牢仇》、泥塑《收租院》等等纷纷面世，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连作为社会良心的文化人也表现出了高度的认同。中国美协秘书长华君武称：“《收租院》是雕塑界的大革命，……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在雕塑方面的创新，值得向全国宣传。”郭沫若观看泥塑《收租院》后当场题诗：“毋忘阶级仇，斗争旧战场；雕塑革命化。准备建天堂。”“文革”中被诬陷为“三家村”的著名作家邓拓看了泥塑后，断言：“从西洋雕塑史上看，即使是最著名的作品，也不能和收租院相比。”(笑蜀：《刘文彩真相》，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2页)在“文革”前夜那种特定的政治氛围下，对《收租院》态度如何，已经不是一个个人爱好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一个阶级立场问题，一个大是大非问题。中国政坛正在发生大分化、大组合，处于政治漩涡中的文化人需要一定的场合来亮相、来表白，来说明自己的抉择。《收租院》展览则为他们提供了这样的场合。谁都不愿意自己的调门低于他人，于是无论主观感受如何，都得对《收租院》大唱赞歌，而且要比别人唱得动听。你追我赶，谁也不甘人后。《收租院》就在不断高涨的大联唱的声浪中冉冉上升，直逼云霄，成了中国文艺界的霸主。随着《收租院》在中国文艺界霸主地位的确立，《收租院》主角刘文彩的“中国几千年地主阶级总典型”的身份也得到正式确认。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后，多元文化语境的社会逐渐取代一元文化语境的“单向度社会”。阶级斗争为纲让位于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方面的协调发展，个人的权利也日益得到国家和社会的维护和尊重，逐渐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具有了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从理论走向现实的可能。在这个文化日益多元的社会，越来越多的人敢于说出事实的真相了。这无疑是社会的巨大进步，由此极大地影响着历史的重构方式。因为在封闭的社会环境中容易形成一种浓厚的社会氛围，“它不仅强大到可以消除任何公开的怀疑，而且足以让个体把所有的不敬都认为是一种对神圣的亵渎而严厉地驱逐到无意识深层”(颜敏：《历史记忆与英雄传奇——“十七年”战争小说论》，《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4期)。然而在开放的社会环境里，人们敢于对过去习以为常的东西怀疑了，开始对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反思或重构。这种反思与重构，往往意味着改变过去的集体记忆。于是乎，一些明主、英豪被从神坛请下来，成了暴君、欺世盗名之辈；恶霸与军阀被还原其本来面目，成了开明士绅和爱国人士。《刘文彩真相》、《大地主刘文彩》等系列文艺作品的问世就是一种努力：试图改变过去几十年制造的关于刘文彩的集体记忆，还原刘文彩的真实面目，从而完成对这个有争议的复杂的地主人物的重构，以建构新的集体记忆。我们这个民族如能在集体记忆的重构中获得一种自觉反省和深刻批判的能力，那“刘文彩神话”之类悲剧抑或闹剧也将获得一种独特价值，即超越其本身历史范畴的永恒的警示价值。

(责任编辑　李　晨)

2010年第2期　反右欠下的良心债　王 瑛

2004年1月22日晚22点45分，父亲走完他76载的人生之路，心脏永远地停止了跳动。奇怪的是，父亲的眼睛久久不能合上。我用手轻轻摩挲着父亲的眼皮，默念道：“爸，您就放心走吧，妈妈有我们五个儿女照管扶养呢。”念叨了多次，可父亲眼睛仍然不闭。倏地，我想起父亲晚年跟我说过的一件事，就又默念道：“爸，您放心走吧，李婶(李工的老伴)的300元生活费，我们保证按月打过去。”听完这个默念，父亲才慢慢地合上眼睛，仿佛了结了一桩永远的心事——

什么是父亲永远的心事呢?

父亲一生中心中最痛、良心永远不得安宁的一件事，就是在1957年把一个业务技术骨干打成“右派”，并殃及后人。

晚年的父亲常常被这件冤案错案折磨得坐卧不安，夜里难以入眠，以至死不瞑目——

那是1957年，父亲担任一家大型国有企业的党委书记。起初是搞“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岂知，这是“引蛇出洞”。《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于是就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抓“右派”运动。

当时抓“右派”，上级都按知识分子的人头给基层单位下达比例指标。既然有人为制定的比例就不是实事求是，就是不顾客观实际，那肯定有冤屈的，有倒霉的。凡完不成“指标”单位的一把手(党委书记)轻则摘乌纱，重则要戴顶“右派”帽的。

父亲所在的企业是个生产任务很重的单位，“鸣放整风”基本上走了个过场。因此想从言论和文字上抓出“右派”是根本不能的。而上面又催逼得很紧。一个逾千人的大单位不可能没有一个“右派”吧?英明领袖早就有科学论断：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

那些天父亲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抓不出“右派”，不仅乌纱帽难保，而且还会被扣上包庇“右派”帽子，以致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那段时间，父亲一回家就心事重重的样子，阴沉着脸不说话，独坐在一个角落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无奈之下，父亲就从人事科调阅全厂所有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的档案，要从档案里抓“右派”了。父亲的原则是：“现行言论”没有就查历史，历史没有问题就查家庭出身和海外关系。父亲查来查去，只有一人符合以上条件。此人就是厂里的副总工程师李万钧。他是建国初期清华大学毕业生，只是家庭出身资本家，舅父又在台湾空军任上校军官。父亲对他实在是下不了手啊。因为李工是单位的技术权威。全厂生产中出现的技术难题，唯有他亲自下手才能解决。

父亲单位“右派”名单迟迟报不上去，而上面一催再催，以至下达最后通牒：当下抓“右派”就是政治任务，就是大局，今天18点以前抓不出“右派”来，拿你这个党委书记是问。父亲看看表，已经是16点多了。父亲的思想激烈斗争经历了一个多小时。那是痛苦斗争的一个多小时，是天使与魔鬼的争斗，是人性与兽性的争斗，是个性与党性的争斗……

最后，父亲一咬牙，在18点整时，把李万钧推出去了。然后父亲对着苍天祈祷着：李工实在对不住了，我也是被逼无奈，走投无路啊!

父亲是解脱了，李万钧倒霉了，祸事接踵而来。先是被戴上“右派”帽子，驱赶到农村接受监督劳动改造。最倒霉的还是他的独生女——李平，当年高考，分数超过北京大学录取线20分，只因受父亲“右派”问题的株连，政审不合格，被退档，不予录取。

“文革”当中，李万钧这个摘帽“右派”又被拉出来当作死老虎遭到暴力批判。等到1979年被平反昭雪后不久，李万钧已到了肝癌晚期，不多久就在剧烈的疼痛折磨中离开了人世。

从李万钧走后，父亲每月就到邮局给他的老伴寄20元生活费(一直匿名)。随着物价上涨和薪酬的增加，从2000年以后，父亲每月给他老伴卡上打300元，雷打不动。逢年过节还要多打200元或300元。父亲以此来化解良心上的不安，抚平心中的痛。

李工女儿李平的日子过得更凄惨。李平中断升学之路后，只得到一家街道办的手工作坊上班。一个“右派”的女儿，在政治上株连的社会里，遭受到的只能是歧视、冷眼、伤害……你再有才华又能怎么样呢?

一个三五十人的街办小厂，说塌就塌了，李平失去了工作。她的婚姻也很糟糕，丈夫是个酗酒狂徒，喝完酒就要撒酒疯、打老婆、摔家具……李平的日子就可想而知了。

弥留之际，父亲沉痛地说：“无论做什么事，做之前都要摸着心口想一想，自己做的事能不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人，不能做亏心事，做了亏心事，一辈子都会心痛和不得安宁的……”

(责任编辑　李　晨)

2010年第2期　抗战胜利后中共的地方自治思想　赵铁锁 肖光文

地方自治属于民主政治的范畴，是指“在一定的领土单位之内，全体居民组成法人团体(地方自治团体)，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并在国家监督下，按照自己的意志组织地方自治机关，利用本地区的财力，处理本区域的公共事务的一种地方政治制度”。注’抗战胜利之后，中国共产党主张地方自治，对于争取解放区政权合法地位，推动政治民主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主张地方自治的历史背景

首先，中国共产党主张地方自治的政治逻辑。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政权与国民党政权并存局面，是中共提出地方自治主张的政治生态。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并建立了十九块抗日根据地，其政权与国民党政权并存的局面，历经整个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始终高举争取民族解放的大旗，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敌后抗战，坚持团结全国最大多数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从而博得了人民的信任，巩固和发展了自身的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一直延续到抗战胜利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政权一直属于地方性政权，并未取得国民政府的真正认可。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政权并存的政治态势为中国共产党提出地方自治主张提供了历史际遇。

其次，中国共产党主张地方自治的历史逻辑。抗战胜利之初，中国共产党主张地方自治是对抗战时期地方自治主张的相承和延续。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国共合作的特殊背景之下，南京国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边区政府形成了特殊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于是，中国共产党把地方自治作为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理论依据，并将其纳入自身施政纲领之中。在以陕甘宁边区为代表的各抗日根据地按照地方自治的原则进行各级政权建设，真正实行民主政治。中国共产党力图以自己的模范工作影响全国，从而推进全国的地方自治进程，推进全国政治民主化，促使国民党早日实行宪政。在1938年7月，毛泽东在同世界学联代表团谈话时就明确表达了这一思想。他讲道：“边区的作用，就在做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使他们懂得这种制度是最于抗日救国有利的，是抗日救国唯一正确的道路，这就是边区在全国的意义和作用。……边区是中国之一部分，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之下，与中国其他部分是一样的，但有一点不同，这里是实行了民主制度的区域，这就是边区的特点。我们希望这个特点普及于中国。”中国共产党始终拥护孙中山新三民主义旗帜，用地方自治同国民党政府进行斗争，揭露国民党一党专政、片面抗战路线。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为争取民主政治，早日实现和平，继承抗战时期的地方自治主张，同国民党进行政治斗争。

再次，中国共产党主张地方自治的现实逻辑。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民迫切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休养生息，重建家园。中国共产党从人民的这一根本愿望出发，主张团结一切爱国民主力量，把中国建设成为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力图避免内战，争取和平道路来建设新中国，逐步实现中国社会民主政治改革，发展中国的民族经济。但是，由于抗战胜利前后国内外存在的蒋介石是“抗战建国领袖”的舆论，使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相当一部分人对他抱有很大的幻想。美苏两大国也承认国民党政府这个“唯一合法政府”，希望中国能在蒋介石处于“领袖地位”的前提下实现统一。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高举和平、民主、团结大旗，地方自治是政治斗争中政治民主化的纲领，是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的具体体现。中国共产党继承抗战时期国统区人民宪政运动的精神，为力争和平民主，利用地方自治向国民党要求民主，争取解放区政权的合法地位，提高共产党自身在全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

二、中国共产党地方自治的思想主张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实现和平、民主、团结，避免内战，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进行了重庆谈判。1945年8月30日，毛泽东提出了同国民党谈判的十一条意见，把“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作为政治民主化的必要办法之一，坚持地方自治的主张。经过谈判，国共双方于同年达成了《双十协定》，关于地方自治问题，“双方同意各地应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惟政府希望不以此影响国民大会的召开”。1945年11月5日，中共发言人关于交通问题驳斥吴国桢撒谎中讲到：“承认一切解放区之人民民主自治，中央政府不得委派官吏，实现双十协定之规定。”

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中国共产党向会议提出了《和平建国纲领草案》，其中第五项为地方自治，具体包括：“(甲)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废除现行保甲制度，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成立自省以下各级地方民选政府。(乙)中央与地方之权限，采平均主义，省得自订省宪，各地得采取因地制宜的措施。(丙)全国各地凡已实行普选的地方政府，应承认其合法，并定期实行普选。(丁)未能立刻完成普选的省区省政府，应由各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协商，先成立地方性的、临时的民主政府。(戊)收复区的各级政府，应与当地各抗日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协商，先成立临时的、民主联合的省、市、县政府，再筹备经过自由普选产生正式的省、市、县政府，在少数民族区域，应承认各民族的平等地位及其自治权。”这就把地方自治正式提到了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人士面前，提到了全国人民面前。

实际上，不仅中共主张地方自治，第三党、民盟、民建等各党派都主张地方自治。1946年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纲领规定：“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而上之普选，迅速普遍成立省、县(市)参议会，并实行县长民选。边疆少数民族所在之省、县应以各民族人口之比例，确定其实行选举之省、参议员名额。(七)自治县政府，对于其辖区内之国家行政，应在中央监督指挥之下执行之。(八)中央与地方之权限，采均权主义。各地得采取因地制宜之措施，但省、县所颁之法规，不得与中央法令抵触。”注’

在国共两党谈判中，在宣传方面，由于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不断抨击解放区是“破坏统一”，是“封建割据”、“制造分裂”，应该取消。针对国民党这一企图，中国共产党以地方自治理论为武器，与国民党进行了坚决斗争。

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报告重庆谈判的经过。谈到有成议的六条，都是有益于中国人民的，“如地方自治，在纪要发表后，我们提出省府民选，可以找出根据来的，因为孙中山说过。”同年10月19日，毛泽东提出：“东北、华北、苏北、皖北及边区实行孙中山民选地方自治，不得委派人员。”1946年1月7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称中共所领导的地区为“民主自治区”、“解放区的地方自治”，是人民自己选举的政府。不是中共搞分裂，而是“蒋介石不承认人民有选举地方政府与决定地方法令的普通权利，蒋氏及其一派就造成了中国今天的政治分裂”。1946年3月18日，周恩来《关于国民党二中全会的谈话》讲道：“如说孙先生遗教的一个字也不能修改，那么，国民党今天所做的，就违反了建国大纲。根据建国大纲的程序先实行县自治，然后实行省自治，在全国有过半数省自治后，才可以召开国大，实行宪政。”1946年10月9日，周恩来在致马歇尔备忘录中说：“地方政权问题，应依照和平建国纲领之规定，暂维原状，以待政府改组后实施地方自治。”1946年12月18日，他又在《一年来的谈判及前途》中强调：“整军方案还有它好的一面，这就是地方自治。人民武装是地方自治的东西，六十个师只是用在国防上的。地方自治要依靠人民的武装的自卫，我们已经自治了，不再需要国家的军队来防匪了”。这充分体现地方自治在捍卫人民政权、同国民党政治斗争中的重要作用。

在其他解放区已经成为中共所控制的既定事实下，对东北的争夺是国共双方斗争的焦点之一。在争夺东北的过程中，中共以地方自治为武器，同国民党进行激烈的斗争。1945年10月26日，彭真在《我们的任务是争取全东北》中讲道：“总之，工作要放手，要武装工人，农民，在政权问题上实行东北人民自治，武装问题上实行东北人民自卫。”1946年1月14日，他又在《掌握政权，发动群众》中说：“各县、市应迅速成立或加强临时县、市议会，切实改造县、市政权并加强其领导，只要各县、市政权真正为我所掌握，则村政权即容易彻底改造，在东北各省将来民选自治政府中我便容易取得优势。”“对国民党概不以共产党或八路军名义出现，应以地方人民武装或民选自治政府人员名义出现。进行此类斗争，名义越小越属地方性、局部性，则国民党便越没有办法，对我便越有利。”

1945年11月4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增兵东北之部署，要求“一俟苏军撤退，我方即宣布东北人民自治。现已任林彪为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其后，由于形势的发展，我军决定撤出大城市，刘少奇在1945年11月指出：“可以在人民中公开宣传，我们为了避免内战、和平解决国共争端而退出城市，但我们要求东北人民实行民主自治。”同年11月28日，朱德在回答国外记者关于中国共产党对东北问题的态度时说：“我们赞成东北人民成立地方性的民主联合政府的要求，不但因为这是人民的意志，并且因为国民党中央政府现在已经再三允诺它将结束一党专政，实现还政于民，推行地方自治，在这样的时候，当然更没有理由在东北这样过去没有实行过一党专政的地方去开始一党专政。”

这一时期中共的地方自治主张还体现在对内蒙古等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层面上。1945年10月23日，中共在《中央关于内蒙工作方针给晋察冀中央局的指示》中指出：“对内蒙的基本方针，在目前是实行区域自治。首先从各旗开始，争取时间。放手发动与组织蒙人的地方自治运动，建立自治政府(在乌盟、锡盟等纯粹蒙古区域可以自治政府的形式出现，在绥东、察南等蒙汉杂居地带，则以蒙汉联合政府的形式出现)，准备建立内蒙自治筹委会的组织，统一各盟旗自治运动的领导，党内亦有统一领导与政策。”这个文件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处理民族问题原则的转折点——由民族自决和民族自治的原则向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的过渡。1946年1月16日，中共代表在政协会议上提出：“在少数民族区域，应承认各民族的平等地位及其自治权。”1946年2月18日，中共中央针对东蒙自治问题指出：“根据和平建国纲领要求民族平等自治，但不应提出独立自决口号。”这表明中共的民族区域思想已经发展到趋于成熟阶段。1946年2月24日，中共中央在给东北局的指示电中对东蒙问题的态度作了进一步解释：“在今天整个国内国际形势下，成立这种自治共和国仍是过左的……东蒙今天应依和平建国纲领第三节第六条实施地方自治，在辽北省与热河省省政府下成立自治区。”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东蒙不搞自治共和国，而是搞地方自治。

总之，抗战胜利初期，中国共产党不仅肯定了地方自治的价值，而且在各解放区实行了真正的地方自治。这一事实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解放区本身，它带有影响全国政治的性质。中国共产党的地方自治理论主张，无疑是刺向国民党以党训政体制的一把利剑，对于揭露国民党的独裁本质，维护解放区政权的合法地位，推进全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具有非常重大的作用。

地方自治是民主宪政基础，有利于实现政治民主化。抗战胜利之初，中国共产党利用地方自治的有力武器，同国民党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国共产党是追求民主的党，代表了全民族的利益，在解放区实行有效的民主地方自治，得到了广大民众及各民主党派积极支持和拥护，民主力量不断壮大，政治地位不断上升。反观国民党，借自治之名，行独裁之实，是假自治，扼杀民主政治，其他各阶层党派、团体的利益得不到切实保障，于是它逐渐失去可以依靠的民心，政治上日益处于孤立境地。1946年，当国民党撕毁政协决议，悍然发动内战时，它就已经为全国人民所唾弃。国共两党关于民主政治态度与行动的鲜明对比，昭示了国民党后来失败的历史必然性。

参考文献：

注1　《中国大百科全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

注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注3、4、5、6、7、12、19、20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党内文献)，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

注8、9、10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注11、13　《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注14、15、16　《彭真文选》(1941—1990)，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注17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注18　《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注21、22、23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　吴　思)

2010年第2期　我看历史上的朱毛之争　李尚英

关于朱德和毛泽东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的争论及其后来的影响，虽在一些历史书籍中有所记载，但对其争论的由来与实质却语焉不详，而这件事却常在我脑际中思考。有幸的是，2009年7月12—15日，我参加了“文化部文化管理清史办干部井冈山培训班”，赴革命老区井冈山，学习井冈山斗争史和井冈山革命精神。其间，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特聘教授余伯流先生给培训班全体学员讲了一堂生动的《井冈山斗争与井冈山精神》的课，使学员们深受教育。他在谈到1929年红四军“七大”前后有关井冈山革命道路的开辟者和奠基人、红四军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朱德争论一事时，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他如何根据和运用中央档案馆的档案，实事求是地介绍了以往为党史、历史课本讳莫如深的这一段历史，并说“实事求是”是他多年研究中国革命史的最主要的经验。听了这段话，学员们对余教授做学问的精神都肃然起敬，并由此引发了一些感想。

余教授是这样叙述1929年红四军“七大”前后有关毛泽东、朱德之争的：

朱毛之争原委要从1929年初朱毛率军离开井冈山谈起。朱毛下山后，一路行军并不顺利。毛泽东感到，在国民党军队穷追不舍的情况下，红四军党内再照过去那样，遇事层层讨论、层层汇报，直至前委最后定夺，太麻烦不说，还会贻误战机。于是做出了“停止军委办公”的决定，取消了以朱德为书记的军委。对此，朱德无意见，陈毅表示同意。2月，中共中央去信，莫名其妙地要红四军分散行动，并令朱毛到上海“学习”。此信在红四军内引起了混乱。毛泽东不愿意去，并劝朱德也不要去，红四军上下也不希望他们去。毛泽东为此写信批评了中央的决定，中央后来也不再提及此事，但却派了刘安恭到红四军任职。刘安恭一来，就引起了轩然大波。刘安恭与朱德同为四川籍，两人又同在德国留过学，关系不错。他受党中央委派，到红四军后，毛泽东出于红四军内部对刘安恭本人资历、经历的尊重，征得朱德、陈毅的同意，决定恢复临时军委，让刘任红四军临时军委书记和政治部主任，位在毛、朱之下，陈毅之上。由此引起了一场朱毛之争。刘安恭一到任，即与毛泽东争权。他召开红四军军委会议，并做出决议，撇开党中央关于军委统辖于前委的指示，由军委统辖红四军，要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只管地方工作”，并提出要反对红四军中存在的“家长制”。毛泽东看了这个决议后，大吃一惊，非常生气，立即召开前委会议，取消了临时军委。刘安恭激烈反对，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指斥毛泽东和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毛有“家长制”作风。朱德赞成刘的观点，他提出，“党管一切为最高原则”，但应“通过无产阶级组织，起核心作用”；并批评毛泽东在实行“由上而下的家长制”，说毛“强调党员行动受限制，但他自己的行动是自由的”，“不听中央调动”。而毛泽东则坚持己见，非要废掉临时军委不可。由此来毛之争持续了半年之久。

说到这里，余教授颇带感情地说“这不影响我们对朱老总的热爱”。随后，他接着说，朱毛之争在雷湖和白沙两次会议上依然激烈地进行着：

1929年五六月，红四军在雷湖和白沙举行了两次前委扩大会，就设立军委等问题进行讨论。双方依然争执不下。毛泽东见会议无结果，愤然表示要辞去前委书记职务。在白沙会议上，毛的观点得到36票赞成，朱、刘等5票反对。但毛在会议后，还是表示要辞职。陈毅在朱毛之间始终持调和立场。希望两人从党和革命的立场出发团结一致。他说：“你们朱毛两人，一个晋国，一个楚国，你们两个大国天天在吵架，我这个郑国在中间不好办。跟哪个走，站在哪一边?我就是怕红军分裂，怕党分裂。我是希望你们两个团结。”陈毅的调解未能起作用。后来在红四军“七大”上，经全体出席者的表决，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职务被撤，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林彪在雷湖会议后却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要毛不要辞职。他还在信中说，朱德整天“无所事事”，“有当领袖欲望”，毛看了信后“若有所思”。(余教授的话经录音整理后择要写成，下引文不注出处者同)

我们要问：朱毛之争的焦点和性质是什么?

著名历史学家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指出：朱毛之争“焦点是红四军内是否仍要设立军委”(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01页)。从余教授的言谈中来看，确乃如是。朱毛之争的确缘于“军委”的废设，这是千真万确的。朱德和刘安恭都认为毛泽东在废立“军委”问题上实施一言堂的“自上而下的”“家长制”作风。刘安恭还在给中央的信中声称朱、毛已“分成”两派。

我认为，刘、朱反毛的出发点是不同的。前面已说过，刘是因为毛剥夺了他的权力而恼羞成怒，进而反毛的。而朱德则不同。许多历史事实充分说明，朱德从一上井冈山，就把自己的命运与毛泽东联系在一起了，对“朱毛”一词是十分珍惜的。所以他决不会反毛的。但朱德为什么这次“反”毛呢?先就朱反对“党管一切”言，朱德认为，“党管一切为最高原则”，但应“通过无产阶级组织，起核心作用”，这正如余教授所说，朱德只是“主张党不要包办代替”。并不是反对党的领导作用。至于说朱德批评毛泽东“不听中央调动”，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朱德长期以来就是一位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一直深深地扎在他的脑海中，也是他在旧式军队和革命队伍中始终遵行的原则。谈起毛泽东的“家长制”，朱德批评毛泽东“强调党员行动受限制，但他自己的行动是自由的”，是在实行“由上而下的家长制”。这句话体现了朱毛之争的主要内容。由此，我们也完全可以反过来说，如果朱毛会师一年多的实践中，毛没有“由上而下的家长制”作风，那么忠厚老实的朱德决不会批评他。不是吗?毛在设立红四军军委这一问题上出尔反尔，刘安恭来红四军任职前，毛泽东为加强权力，取消了以朱德为书记的军委；刘安恭到任后，毛泽东违背自己的言论，随心所欲地又设立“临时军委”。等到刘安恭不听他话时，又自作主张地提出和取消了“临时军委”。毛泽东在这里不是实行“由上而下的家长制”又是什么?再有，毛泽东在雷湖会议上声言要辞去前委书记职务，在白沙会议上得到了压倒多数的赞成票后依然还要辞职，这显然是非要朱德向他屈膝下跪不可。难怪红四军“七大”会议上的口号是“闹个人意见的滚出党内”(余教授提醒听讲者注意这句话)，矛头所指也是明显的。

1930年，中央特派员涂振农来红四军巡查后做了一个“巡视工作情况报告”。他说，“朱德同志很坦白的表示，他对中央的指示(指毛泽东继续任前委书记)无条件的接受。他承认过去的争论，他是错的，毛泽东同志也承认工作方法和态度的不对，并且找出了错误的原因”；朱毛之争“只是同志间个人的争论，而不是形成了那一派和这一派的争论。”(《毛泽东传》第207—208页)在当时战争的特殊情况下，这种和稀泥的态度可以理解。但说朱毛之争“只是同志间个人的争论”，那么，试想如果没有具体内容，个人之间是不会无缘无故地“争论”半年之久的。

由上所述，我认为，朱毛之争的实质，是民主集中制与家长制或称集权制之争。

朱毛之争在中共党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后来的党史和我们共和国史也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即就主要当事人或出头者毛泽东、朱德、陈毅、林彪个人来说，影响也颇为巨大。“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朱德、陈毅都受到了严厉的冲击和批判。当时，“打倒三反分子朱德”、“打倒大军阀朱德”、“朱德是黑司令”(朱德在朱毛之争中批评毛的话成了“文革”时他反毛的主要证据)、“打倒三反分子陈毅”(陈毅在红四军“七大”上取代毛成为前委书记，被认为是反毛的主要证据)等标语铺天盖地而来，陈毅多次被批斗，朱德的批斗大会也在紧锣密鼓地准备进行中，后因毛泽东的干预，陈毅的批斗大会被中止，朱德也幸免于难。林彪却因此次朱毛之争中看准时机写信向毛泽东表忠诚，诋毁朱德(按礼说，林彪是跟朱、陈上井冈山的，朱德非常欣赏林彪这个年青军官的军事才能，遇有军事问题也经常请林来商议，还提议林彪任红四军28团团长。但林却另有打算。他利用朱毛之争的时机，通过给毛泽东写信，讨好毛泽东和诬陷朱德，暴露了自己的丑恶嘴脸)，取得了毛泽东的好感。后来的事实证明，林彪以后又多次能抓住机会为毛解难，而被选为接班人，成为被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祝福为“身体永远健康”的“副统帅”。然而，曾几何时，说别人“有领袖欲望”而实则自己有强烈领袖欲望的林彪叛逃摔死；此后，毛泽东的健康每况愈下。记得上世纪50年代我在北京一中念初中时，校长徐楚波一次在全校大会上说：“苏联专家说毛主席能活到148岁。”但毛泽东只活到83岁，这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不可否认的是，林彪叛逃是他“早逝”的一个重要原因吧。这也说明长久以来被誉为“洞察一切”的伟大领袖，对有强烈领袖欲望、见机行事的林彪确实看走了眼。不管怎么说，朱毛之争为林彪后来的发迹铺下了一条道路。林彪是朱毛之争最大的赢家。

这次朱毛之争后，朱德在党和军队的作用再也没有得到充分发挥。1929年11月底毛泽东回到红四军后，朱德向他赔礼道歉说：“我在思想方法上有片面性，给您在精神上带来了创伤，请您原谅。”(毛秉华主讲：《天下第一山》，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70页)此后，朱德在党内、军队内，能少说则少说，能不说则不说，一心一意维护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权威。这次在井冈山参观大井朱毛故居时，听工作人员说，上世纪60年代，朱德上井冈山，有关人员问他在大井住地的具体位置，朱德说：“有毛主席的故居就行了。”这固然说明朱老总的谦虚，但同时也说明了朱毛之争带给他的影响。

我们说，朱毛之争不仅“不影响我们对朱老总的热爱”，相反，朱老总的举动更增加了我们的崇敬心情。我认为，朱老总反对“家长制”，实际上是要从革命一开始，就在党内树立一种“民主集中制”的正确的党风，使党内政治生活能走上正轨。如果毛泽东和当时的党中央(当时的党中央明显地站在毛泽东一边，声称红四军“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朱毛之争是“极端民主化”要代替“民主集中制”。见《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36页)能从这次朱毛之争中吸取经验教训，采取一些力所能及的限制“家长制”的措施，并能形成文件，那么建国后党内许多不正之风(包括专制集权、个人崇拜)也许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避免，至少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减轻，党和人民也许不会遭到“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灾难。从这一点来说，朱毛之争是朱老总对党的思想建设的一个重大贡献。值得在党史、中国革命史上书写一笔，也是朱老总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的思想财富。

(责任编辑　李　展)

2010年第2期　解放区审判外国人第一案　刘向上

1947年5月，在山东解放区烟台市，发生了一桩美籍职员纵车轧死中国黄包车夫杨禄奎的交通肇事案。随后，烟台市向有关国际组织提出严正交涉和抗议。最后，有关国际组织不仅足额包赔了受害人家属的损失，这名美国肇事者也被烟台市地方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这桩看似普通的交通肇事案，却因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审判外国人第一案，更因为受审和被判刑的是名美国人，从而震惊国内外。

美籍职员撞死黄包车夫

1947年5月23日下午5时40分，当时驻在烟台的联合国救济总署的工作人员史鲁域琪，驾驶着一辆中型吉普车，自大马路东森林路向南疾驰。这时，人力车夫杨禄奎拉着车正好相对而来，史鲁域琪见状并没减速，仍纵车疾驰。杨禄奎虽然按例忙靠马路右边躲避，但仍遭史鲁域琪超速驾驶的吉普车猛撞，人力车当即被轧毁，杨禄奎被撞倒在地，胸、腹、腿均被轧伤，后脑壳被轧，形成一个丁字形2寸长的口子，血流满地，脑浆外溢。此时，史鲁域琪不仅不立即停车施救，反而掉转车头企图逃逸。这一情景，恰巧被跟随山东《大众日报》第一任社长匡亚明在烟台出差的其勤务员李万槐遇到，李万槐持枪追喊，迫使史鲁域琪停车，并强迫史鲁域琪送杨禄奎到附近的法国医院抢救。

中共党员、烟台市市长姚仲明闻讯后，极为重视，亲往医院探望杨禄奎，并请求院方尽力抢救。杨禄奎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向姚仲明哭诉，要求市长为他们做主。姚仲明向他们保证：民主政府一定依法给予人民生命保障。

随后，姚仲明安排人向史鲁域琪询问案发经过。不料，史鲁域琪依仗自己是外国人和联合国救济总署的工作人员，态度十分蛮横，并扬言：“不就是撞了一个穷拉车的吗?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过去撞死几个人不是什么事也没有吗?”

姚仲明接到报告后气愤地说：“烟台现在有了民主政府，不是旧政府了!”他立即责成公安局将史鲁域琪本人及其驾驶的汽车扣押，等待依法惩处。史鲁域琪见政府来了真的，态度不再强硬了，但还是不服气：“我要看看你们要怎样?”

当日夜11时03分，杨禄奎终因伤势太重，抢救无效死亡。消息传开，烟台市工商界、文协、妇联、教联和学联等，相继提出严重抗议。

次日，烟台市民主政府和洋车工会的领导，给杨家送去30斤白面、10斤苞米面，并安慰杨妻说：“政府是给人民做主的，中国人民是不会白白死在洋人的汽车底下的。”杨妻痛苦地说：“我一家子全靠他拉车糊口，这不是要了俺的命吗?”

因为史鲁域琪的身份特殊，处理起来要涉及外交方面，中共烟台市委和烟台市民主政府对这一案件十分重视，他们立即将这一案件报告给中共中央华东局和胶东区党委。上级很快做出指示，由中共烟台市委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精神，从实际情况出发进行处理。

联合国救济总署(简称“联总”)成立于1943年，是周恩来、董必武在上海与他们达成协议后，在烟台设办事处的。该办事处人员多为美国人，团长是美国国务院官员李普尔。

各界公祭杨禄奎

5月24日，烟台市民主政府就杨禄奎惨死事件向联总提交了严重抗议书。同日，联总总工会也向联总烟台办事处递交了抗议书，并提出五项要求：(1)肇事人史鲁域琪应依法偿命；(2)贵处负责安葬死者；(3)被难会员医药、治疗、治丧等一切费用，概由贵处负责；(4)抚恤被难家属，保证其一定之生活水准；(5)登报郑重声明，保证贵处人员今后绝不再发生同类事件，并向解放区人民致歉。

24日下午2时，为处理这一事件，姚仲明与联总烟台办事处主任李普尔举行了首次谈判。姚仲明问：“烟台总工会所提抗议书及要求的各项条件，你们看到了吗?”李普尔回答说：“只是粗浅地看了一遍，并未详议。”姚仲明严肃地说：“联总与解放区人民的友谊，本应一天加深一天才是，可是不幸得很，联总的朋友们经常用刀子来刺杀这种友谊……自昨日不幸事件发生后，烟台市街头巷尾议论纷纷，有些人甚至计划请愿游行。然而，政府为了维护与联总之友谊起见，已予以极力劝阻。政府希望且相信，此事定能获得迅速而圆满的解决。”

姚仲明说：“站在我的地位来讲，要尽量使双方都说得过去。对于肇事人，我的意见，为了维护我们之间的友谊，愿从宽处理；另一方面，则又要照顾到激愤的市民及安抚被难者家属。如能将其家属照顾得好，死者安葬得好，然后再对肇事人从宽处理，才能说得过去。”

李普尔频频点头称是。他首先表示，尊重姚市长以往对联总外国朋友的好意，而后他以驻烟联总负责人的身份，对此次事件表示口头抱歉，并承认：“过去联总人员中确有或多或少使得相互关系不大好的行为。”但他又提出异议说：“在总工会所提抗议书中，有些地方似乎结论下得过早。”

姚仲明随即重申我方严正立场：“解放区政府确保人权，执行为大多数人民所拥护之法令……政府与总工会抗议书结论是否下得过早，我以为应该结论的已下了结论，不应结论的尚无结论。如此次事件的发生，在史鲁域琪思想上，对中国人生命的轻视是肯定的。假如他把该洋车夫生命视如自己生命一样宝贵，此事绝不至于发生。再者，抗议书中五点要求，基本上是对的。”

李普尔要求待他们重新研究讨论后，再作答复。姚仲明同意李普尔的要求，但提出一个不能延缓的问题须立即解决，即组织杨禄奎治丧委员会。李普尔沉默了一会儿，见姚仲明完全没有松口的意思，只好接受。双方遂决定组成5人治丧委员会，以李普尔为主任委员，烟台市民主政府外事办公厅主任赵野民、东山区区长刘绩卿、杨氏家属杨禄喜和刘仲春等为委员，负责处理一切治丧事宜。

5月25日，治丧委员会经协商后发出讣告：“事情发生后，政府即将凶手史鲁域琪拘押，依法惩办，并向联总提出书面严重抗议。后经外交谈判，除凶犯由我政府依法处理，家属按情抚恤另行谈判外，双方协议灵榇举行公祭，并当由三方(联总、政府、家属)成立治丧委员会主持丧仪。决定于本月26日上午10时在东山区坤山路22号举行公祭。为此讣告各界，同晓事概，共慰英灵!”

26日上午，烟台市党政军民代表及联总的有关人员500余人，隆重公祭杨禄奎。灵堂庄严肃穆。灵柩置于后堂，上有杨禄奎相片，柩前供放祭菜火烛，前堂饰满花圈挽联。最醒目的为烟台市政府送的挽联，上联是：解放区乃民主圣地，决不许草菅人命；下联是：中国人有民族自尊，岂能容外人逞凶。联总代表李普尔也送来一幅挽幛，上写：“对死者家属致以吊唁。”并像与会者一样，他戴上招待员送上的黑纱和白花。

公祭由主祭人姚仲明市长读祭文，联总代表李普尔致悼词，山东省职工总会孙会长代表全省工人对杨禄奎工友的死难表示哀悼，山东救济委员会主任李澄之致词。公祭最后，由杨氏家属杨禄奎之亲侄致谢词。

两次赔偿谈判

5月27日上午9时，姚仲明等与李普尔在外事办公厅举行第二次正式谈判，谈判中心议题是关于死者家属的抚恤问题。

姚仲明说：“在我们处理这个问题时，必须要重视解放区人民的生命价值和照顾到死者家属的生活问题。一个老婆快50岁了，大孩子15岁了，小孩才2岁，现在家里就等着吃，我们可以根据这些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来研究。另外，对李普尔先生来讲，为补救解放区人民与联总朋友的友谊，应把尺度放宽一些，表示出对解放区人权的尊重，对死者家属的关心。”

李普尔认为：“在过去联总也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而赔偿的数目为250至600美元。”但我方坚持，这个数目恐怕只是在国统区行得通，而在解放区则不行。姚仲明明确地说：“解放区人民的价值要超过国统区，因为这里的人民都是主人。我也在国统区住过，在那里外国人轧死人，蒋政府对凶手照例不加惩办。但在解放区可不成，这是两个世界，解放区是新中国的典型，是共产党领导的民主圣地。”

李普尔表示：“我马上打电报给上级，这电报包括抚恤金数，但不敢保证一定能照办。”姚仲明郑重申明：“李普尔先生在上海有许多困难我知道，但民主政府也有许多困难。因为民主政府是根据老百姓的意见办事的，社会人士都在注视着我们的谈判。如果问题未有结果，老百姓会表示愤慨和不满的，事情再扩大起来，也不是政府的希望。关于抚恤问题，现在得不到圆满的解决，我们可先解决一部分，作为杨先生家属目前生活的照顾，其他问题暂且保留另行谈判。”最后协议：先由联总出100美元，维持杨禄奎家属目前生活急需。全部抚恤问题，待李普尔先生向上级请示后再另行谈判决定。联总公开登报声明道歉。姚仲明和李普尔分别在协议上签字。

5月28日，李普尔就杨禄奎惨死事件在《烟台日报》公开声明道歉，保证不再发生同类事件。29日下午，李普尔偕同烟台市民主政府外事办公厅赵主任、东山区刘区长，前去杨禄奎家慰问家属，送交暂时生活费100美元(兑换75000元北币)。

6月7日下午，姚仲明与李普尔和上海联总总部来烟台的法律顾问达理棋举行第三次正式谈判，解决杨禄奎家属抚恤费问题。姚仲明说：“抚恤问题解决后，政府再依法处理闯祸的肇事人。解放区的法律与国统区不同，恐怕与其他国家也不同。解放区的法律包括一个高度的民主精神，广大群众的意见就是法律的根基，所以只要抚恤问题处理得圆满了，老百姓心平气和了，政府在法律的执行上可以宽大。所以现在我盼望这个问题能有圆满结果。昨天李普尔先生给了我一个文件，上面提到联总对死者家属抚恤的最高限额为烟台市一个洋车夫48个月的收入，我想咱们就可以谈这个问题。”

达理棋问一个洋车夫的生产力能有多大?姚仲明说：“过去我们主张，按杨的家属生活费、孩子教育费来计算，确定抚恤的款数，那是一个很合理的原则。贵方提出按一个洋车夫的月收入计算，我们认为这个原则不合理。不过我们为了增进与联总的友谊，也可以通融一下。据我的调查，烟台一个洋车夫买卖好时，一天能挣到2000元(以北币计算)，不好时每天也能挣到五六百元，平均每天可挣1000元。但烟台洋车夫除了拉车外，有的还兼营副业，如做小买卖或给人家做点零活，这个收入就很难计算出来了。我希望按他每天的洋车收入计算出后，再附上一部分兼营副业所得，总起来就叫一笔抚恤费。不知阁下是否有意见。”

达理棋表示赞同，认为兼营副业这一事情属实，不能不予承认。最后的协议是以每天拉洋车收入1000元为标准，再附加50％，按56个月计算，共为252万元；再加轧坏洋车的赔偿费3万元，总计赔偿255万元(约3400美元)。

签字时。李普尔忽然又提出，以前给杨家临时维持生活的100元美金也应算在赔偿费里面。姚仲明笑称：为数很少，我的意见是不必再刺激群众的情绪了。达理棋也感到不好意思，连说：“算了，算了。”

法庭判决史鲁域琪有期徒刑

6月16日下午4时，烟台市地方法院在市府大礼堂组成临时法庭，对史鲁域琪交通肇事一案进行审判，各界旁听代表达300余人，李普尔等人也被邀请列席旁听。法庭布置简朴严肃，一条紫红色的幕布上贴着“烟台地方法院临时法庭”十个大字。监审人姚仲明，主审推事林蔚，陪审推事吴俊卿、王哲，检察官姜文章，书记官李岩、高伟，翻译潘廉之、谭天等依次就位。

法庭在下午4时正式开庭。监审人姚仲明在各界代表的掌声中首先致词，他简述了审判的意义是为了保障人权，这次审判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民主政府第一次审理外国人在中国的犯罪案件。

姚仲明说完后，主审推事令肇事者出庭。在两位法警的押解下，史鲁域琪颓然缓步走上了法庭，低头站立在一边。检察官随即起诉事件经过，指出肇事原因是由于史鲁域琪在马路上纵车疾驰，看见迎面过来的洋车仍未减速，以致洋车夫虽紧靠路边躲避，却仍遭不幸。这样的行为，显然是藐视解放区民主政府法令，草菅中国人命。然后，主审官征询杨禄奎家属意见。杨妻说：“我丈夫死得冤枉，希望政府依法处理。”接着，主审人令证人李万槐出庭，讲述他当天见到的史鲁域琪肇事情景。最后，主审人问史鲁域琪，对检察官和证人说的有关他的犯罪事实有何申辩?史鲁域琪简单辩解后，对所犯罪行全部承认，并请求中国地方政府宽大处理。

法庭休庭10分钟后，主审官宣读了审判书：“被告阿力克·史鲁域琪，过失伤害致死一命，判处有期徒刑两年。被害人杨禄奎家境十分贫苦，其妻要求的赔偿部分，已经由政府与被告所属机关联总历次谈判，其负责人付给被害人家属赔偿抚恤金255万元，以维持生活，法庭不再就此作出判决。”

7月5日，史鲁域琪写了一封悔过信，在《烟台日报》上公开发表：

“烟台日报社社长先生：倘蒙你慨许把我这封信在贵报上发表，我将感激不尽。我写这封信的目的，是要公开地向解放区政府表示深挚的谢忱。不久前发生的不幸事件，是由于我对中国人民之人格与生命重视不够，并一时疏忽大意，致使一人丧命。而政府当局却给予我公正宽大的处理，真出乎我的预料……我希望解放区人民对我有所饶恕和谅解……”

由于史鲁域琪确实有悔过表现，烟台地方法院不久发布了缓刑令：“查伤害致死人命犯阿力克·史鲁域琪，业经本院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在执行中，该犯表现悔过深切，并经联总驻烟代表李普尔函请保释，本院为了增进解放区人民与联总的友谊关系及恢复其救济工作，特根据缓刑制度的基本精神，核准保释。”至此，“杨禄奎事件”画上了一个句号。

这一事件，中共中央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作了多次报道，世界上许多有影响的通讯社也相继作了报道，一时在国际上产生很大反响。美国合众社记者葛兰恒女士亲自赴烟台旁听了该案的审理，后在她发的一篇新闻评论中说：“美国人为了轧死的一个中国苦力而被判刑并作公开的道歉，在中国许多世纪的历史上，这是第一回。”

(责任编辑　李　晨)

2010年第2期　我在少先队的工作经历　吴芸红

我在少先队工作前前后后近六十年，其中有许多事和人可写。可是漫长的六十年，竟不知从哪里下笔!从解放前地下少先队写起?那不行。应该从新中国成立不久的10月13日团中央发出建队决议亦即少先队成立之日，或是从第一次全国少年儿童工作干部会议写起?那是1950年4月我们第一次到北京参加会议，那是一次难忘的会议，也是少先队组织在全国范围广泛建立和发展的开始。

第一次进京“赶考”

那时，我在上海团市委少年儿童部工作。我们接到团中央的开会通知，决定进京参加会议的人不少，有团市委少年部长蒋文焕，少年部的干部吴芸红、段镇，还有一位辅导员，有华东团委少年部长蔡怡曾，有《新少年报》总编辑胡德华。大家欢欣雀跃，高兴非凡，这是进京赶考呀!我们大都是第一次上北京，都是年青人，当然乘的是坐席，也是慢车，两天一夜的路程。4月正值春光明媚，沿途绿树红花，景色怡人，对于我们这些第一次出远门的青年人是多么新鲜的事，哪顾得一夜未睡，依然精神十足。

开会了，听报告，听讲话，是必有之事，谁也没有想到听完工作报告以后竟是朱德总司令来讲话。朱老总，这是我中学时代参加地下党领导的上海学生界抗日救亡协会(简称“学协”)时就听到的最崇敬的名字之一。当然，朱总司令不是讲战争故事，而是讲关心下一代的重要意义，给我们很大的鼓舞和信心。更想不到的是，我们有幸到中南海怀仁堂去参加党中央毛主席的接见，我们坐在会场上，远远望见台上毛主席、朱总司令和中央领导同志在谈笑，大家兴奋极了。我们事先就推举蒋文焕同志向毛主席献礼物：一把恭敬地写上献词的折扇。毛主席笑容满面接过扇子，同蒋文焕握手，我们热烈拍手，把手掌都拍红了，等老蒋从台上走回座位，大家争着热烈握他那只和毛主席握过手的手，露出无比幸福的笑容。这是年轻时代多么难忘的一幕啊!

我们始终以热烈饱满的欢乐情绪参加会议，其中有一项难忘的内容：颁发第一次经过修改正式公布的队章、队旗、红领巾，我们这些参加会议的全体少年儿童工作干部按照队章规定举行列队仪式，宣誓入队，戴上红领巾。我至今还珍重保留着这条布质的红领巾。我们这些从上海来的青年人少不得还满怀喜悦，参观游历了北京的名胜古迹，合影留念。

胡耀邦领导少先队的黄金时期

1953年秋，我调到团中央少年儿童部工作，1964年夏调离少年儿童部，我忘不了这整整十年的时光。

我忘不了50年代开始就在团中央担任书记处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同志。他领导着青年团和少先队两代人健康成长的大事，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可是栽培党和国家接班人的大事业。他从来都是非常重视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工作，我们也先后听到过他青少年时代就在红军时期做过少先队、儿童团工作的传闻，心里对他十分崇敬。他对少先队工作“花了无限心血”(引胡克实同志的话)，作出了许多重要决定政策指示，留下了许多难忘的箴言。

耀邦同志在1953年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工作会议上做的题为《热爱新一代是共产主义的美德》的总结讲话中，第一次提出了“爱护儿童教育儿童是具有国家意义的任务，也是新中国人民的一种共产主义的美德”的名言，影响深远。

在1955年第三次全国少年儿童工作会议的报告中，针对那时不许少年儿童调皮，要求儿童斯文规矩的习俗，他批判了旧的教育思想，指出“不许少年儿童‘调皮’会使他们变成不知思索只知盲目服从，唯唯诺诺，毫无生气的‘小大人”’，他强调“共产主义事业的继承人，应该是朝气蓬勃、不怕困难，乐观而富于创造性的人”。所以要注意从小培养少年儿童坚强开朗勇敢活泼的性格。

1955年底，在建设社会主义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少先队开展了“小五年计划活动”，耀邦同志在《辅导员》杂志上发表《现在做小五年计划，将来做大五年计划》的文章，鼓励少年儿童“学习做计划和执行计划，从劳动中学习实际知识”。小五年计划活动是少先队工作结合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的一次首创活动，开展栽培植物、饲养动物，帮助学校制作教具，植树种草绿化环境和做小先生扫除文盲等活动。持续时间很长，在少年儿童教育中有很大影响。

1959年10月18日，北京市召开了建立少先队十周年大会，胡耀邦同志在会上讲话，题目是《预备队的任务》。他激动地给少先队员们讲到了三支队伍的重要论述：“第一支队伍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这是领导我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先锋队；第二支是战斗的共产主义青年团，这应该是一支不知疲倦、不怕任何困难、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英勇奋斗的突击队；第三支就是你们少年先锋队，应该是一支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积极进行准备的预备队。预备队的任务就是毛主席号召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第一应当学习知识，第二应当学习劳动，第三应当学习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精神。”这是多么令人难忘，多么重要又多么深刻的话!整个人民大会堂欢声雷动，掌声不断，成了一片欢腾的海洋!

这一时期又有多少五彩缤纷有声有色的少先队活动：

第一次全国少先队夏令营于1953年在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举行，让孩子们度过了一个无比欢乐的假期；还有朝鲜、越南、保加利亚三国的少先队员参加，也可以说是一次国际少先队夏令营。

第一次全国少年儿童音乐歌唱表演会于1954年在全国24个城市举行，参加演奏和表演的儿童达20万人，全国85％的中小学参加了这项比赛活动，促进了儿童音乐歌咏舞蹈的广泛开展，活跃了少先队的生活。

1955年8月在北京举行了第一次全国少年儿童科学技术和工艺作品展览会，展出了孩子们创作的1000多件自然、地理、生物、物理和工艺作品。展出20天，观众达十几万人。当时，周恩来总理和宋庆龄副委员长也来参观，勉励孩子们：从小就能学习掌握科学技术知识，长大一定能把社会主义建设成功。

1956年8月在青岛举行第一次全国少年体育运动会，有27个省市自治区1800多个14岁到17岁的中学少年运动员参加，决出田径、体操等男女少年等级运动员1013人。孩子们还参加了团体操、小足球比赛、骑马、射箭等表演。

这一个个第一次都是不容易的，也是令人难忘的。那时的学校少先队组织还开展了新创的各色各样的“主题队会”。例如“四十五分钟的价值”、“算术多么重要”、“我们祖国的心脏——北京”、“书是知识的源泉”、“玩到天上去”等等。还组织参观、旅行、爬山、野营和攻山头、找路条等军事游戏，访问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战斗英雄和战天斗地的劳动模范，和作家艺术家见面会，组织各种“巧手小组”，缝扣子编篮子、做布娃娃，订书补书，做风筝放风筝，举行有趣的比赛，唱歌跳舞天天有，说不完道不尽的欢乐幸福的童年!

应该说胡耀邦同志在团中央的这几年，是少先队工作从无到有的打基础的时期，也是少先队工作一个辉煌发展的最初的黄金时期。

我们的好少年部长陈琏

我忘不了50年代我们少年儿童部的部长陈琏同志，她斯文，秀气，软语少言，但原则性强，工作高要求重质量，以身作则，亲自动手，但又亲切随和，与人平等相处。

我刚调来不久，便随她去北京近郊通县下学校，我们当天走了两个小学，和校长、辅导员教师都谈了话，也和孩子们交谈、讲故事，回到县团委已过了下班时间，人去锁门。当时她正怀孕，挺着大肚子走了不少路，我很替她担心。下班了，人去楼空，也不能在团县委过夜了，我们的行李被子还在里面呢(那时出差是要带行李的)!幸好窗子未上锁，我推开窗子爬进去，取出行李，和她一起急急赶到长途车站，总算回到市内。第二天同志们都笑我们这般狼狈相，陈琏同志也和大家一起哈哈大笑。

接着正是召开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工作会议前夕，我立即投入会议的筹备工作，被分配做经验介绍部分的编写工作，即将一些地方上交的工作经验介绍的初稿做文字整理修改。陈琏同志负责整个会议的领导工作，并主管这项工作，她还协助团中央分工主管少年儿童工作的书记胡克实同志撰写会议工作报告，任务繁重。第二次少年儿童工作会议的工作报告主题是“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由主管书记胡克实同志作报告。报告申述少先队的工作原则和工作方法，即要注意少年儿童年龄特点和发挥少先队员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这在当时是一个全新的命题，在社会上和教育界影响都很大，这次会议贯彻下去后，少先队工作有了很大发展。

两年后紧接着召开了全国第三次少年儿童工作会议，仍由胡克实同志做工作报告，题为《为少先队工作的蓬勃发展而斗争》。这次会议主要解决少先队组织发展迟缓、少先队活动不够活跃的问题，通俗的说法就是要把少年儿童组织起来，要使少先队生活活跃起来。这就要进一步明确少先队组织的性质任务，少先队活动的内容要求和方法原则，以及少先队组织的发展方针和基本知识。会前和会中，陈琏同志亲自指导我们列提纲，写出了一本《中国少先队基本知识》(初稿)，内部印发给各级团委少年部，作为指导和培训少先队辅导员和各级少先队工作干部之用。应该说这是一本最早的阐述少先队工作基本知识的书，对初创时期少先队工作的发展起过很好的作用。

陈琏同志在少先队工作上是很有远见卓识的，她日常组织部门同志学习中外教育学、心理学等著作，以提高工作水平，坚定工作理想与信心。那时候，当社会各方面还轻视儿童工作为“小儿科”的时候，我们少年儿童部的同志大都十分热爱少先队工作，以从事这项工作为荣。她还曾在当时的教育部下属的师范院校讲授少先队工作的基本理论知识，扩大社会影响，为少先队工作的发展热情鼓与呼。

陈琏同志很重视下基层调查研究，取得第一手的真实情况。有一次我随她去南京江苏团省委了解情况，团省委少年部召开大会邀她给省里少先队干部作报告。给少先队员们讲话，她亲自起草报告和讲话，直到深夜尚未休息。我看时间已是深夜三点多钟，快天亮了，不睡觉怎么行!我即起床，劝她休息，我来接着写完。第二天她顺利做完报告，我们都很高兴。接着又随她下江苏句容县农村，乡团委的同志安排她在农家吃饭，有鱼有肉很丰盛，她拒绝去吃。乡团委同志劝说“下不为例”，她还是不去，她说我们应该与农民同吃同住，他们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你说了下不为例，我若吃了，下回别人下来，你还要这样做；我们青年团干部更应讲艰苦朴素，不能搞特殊化。她终于没有吃这顿饭。我牢牢记住这件事，记住陈琏同志的高贵品质。

万分可惜的是，陈琏同志没有逃过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为她不幸的家庭出身——她是蒋介石亲信陈布雷的女儿，遭受凶恶无情的批斗折磨。在1971年11月的一个深夜，舍下三个儿女，含冤抱恨，在上海从居住的11层高楼上跳楼自尽!我永远怀念她!

胡锦涛：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少先队员

我也忘不了进入80年代新时期的欣欣向荣的少先队工作。那时团中央书记处主管少先队工作的书记是胡锦涛同志。第六次少先队工作会议后要准备召开五年一次的第七次少先队工作会议期间，他让我和几位省里调来的同志一同起草会议工作报告，他和我谈了一些对工作报告的初步设想。当时，他的谦和亲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即刻列出提纲和那几位同志分头去写。后来会议的开法改变了，改为“中国少年先锋队员和辅导员代表会议”，报告由胡锦涛同志重新改写为《面向二十一世纪努力培养共产主义一代新人》。报告中充分阐述了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重要思想。会议于1984年7月25日召开，会上选举产生了少先队全国工作委员会(简称少工委)，由胡锦涛同志任第一届全国少工委主任。

胡锦涛同志在团中央工作时间不长，但他给我们留下的思想道德和作风的影响却很深刻。

那时候，我实际上已经离休，因工作需要，还担任着顾问的名义。我曾向他提出想向各省市征集有关少先队的历史资料，编写成书。他很赞成，同意我起草的用团中央办公厅的名义下发的通知，以便各省市将有关材料和资料寄来。

于是我便和颜学琴、薛樵荒同志分头到福建、江西、广东、湖北、山东、山西、陕西、河北等省市收集有关少先队的历史资料。我和颜学琴同志去福建时，当时任省委书记的原团中央书记项南同志十分支持，派了一辆汽车供我们使用，一个星期里每日一地接连走了闽西龙岩、古田、上杭、连城、长汀直到江西苏区时期的红都瑞金六个县市，收集抄录了不少资料，还访问了当年的儿童团员、少先队干部等老同志，收获甚丰。回京后编了八本少先队历史资料，并和颜学琴、薛樵荒以及部分少年部同志一起编写了《中国少年儿童运动史话》、《少先队的光辉历程》、《闪闪的火炬》、《中国少年儿童运动史》(教材)，包括早先编写的《少先队工作手册》等书，供少先队辅导员、少先队员、少先队工作干部以及中小学教师阅读使用。

这些资料和书，原是在胡锦涛同志关心支持下先后编写成的，其中《少先队的光辉历程》一书是纪念少先队建队45周年，以少先队员和少年儿童为对象编写的，我当时曾写信请胡锦涛同志在书前题词。当时他已离开团中央，调到贵州省、西藏自治区担任领导工作，后到党中央任书记处书记，他一直关心少先队和少年儿童，但他非常谦虚，由秘书传话称自己年轻不便于题词。我们都觉得非常可惜!

胡锦涛同志与大家相处，总是热情关怀，平等对待。他去西藏自治区任党委书记时，我给他写信并寄去我们编写的有关少先队历史的书，他在百忙中给我回信，说到他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少先队员”，并说“在革命战争年代，在艰难困苦条件下，少儿工作都纳入了党的重要议事日程，今天我们在执政的情况下，完全应该可以为孩子们多想一点，多做一点，这是关系到我们党的事业千秋万代后继有人的大事”。

我后来又有两次写信并寄我们编写的有关少先队的书给他，寄到中南海，但想他日理万机，十分忙碌辛苦，我怕打扰他，请他不必回信。但我知道，他无论怎么忙，心里总是记着少先队工作，记着祖国的下一代的。2003年到2004年，受全国少工委、少先队工作学会委托，我和薛樵荒、李启民同志一起编写了一本《中国少先队工作50年大事记》。这可能是我为少先队编写的最后一本书了。还和过去一样，寄去中南海，还请他不必回信。

我不能忘记，他在少先队建队45周年纪念活动结束和我们相见的情景，他兴奋地看完了孩子们在舞台上活泼精彩的表演，接着便向负责接待的团中央少年部长艾玲同志问起了我，我便和一些老少先队工作同志们一起赶去相见，他和大家亲切交谈并拍了照片。这珍贵的照片，我永远珍藏着。

写得太长了，但是似乎还有千言万语没有说完，还有许多难以忘怀的记忆没有写尽，我还是再引胡锦涛同志信中的话作结束：

“人总是要老的。……但我们的少年儿童工作、我们的事业却永远年青!”

(责任编辑　李　晨)

2010年第2期　思想者陈乐民　朱尚同

去年底，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欧洲研究所前所长、资深学者陈乐民先生逝世后，我于今夏收到三联书店编辑寄来陈乐民先生百来幅书画作品的照片。乐民先生研究的是西学(重点是欧洲思想和欧洲文明史)，但他对于“旧学”(沿用五四时期的说法)无论是文、史、哲都有精深的造诣，而且知书善画。在乐民先生周年祭将近之际，三联决定出版乐民先生的书画集——《一脉文心》，这些我都早知道。但当我拆开邮件，将近百来幅作品的照片摆在案上，“书卷”气扑面而来，作者的旧学修养和对传统文化的爱，作者的个性和情趣，作者隐隐约约的出世情怀，宛若暗香疏影，依稀可见，我确为之惊诧了。

听说三联熟悉乐民先生在中西文化研究方面成就的几位资深编辑，在先生逝世后，看到了这些书画，长叹息说：“这样的人将成绝响了!”

我曾写过一篇纪念乐民先生的文章，但还有更多话想讲，谈他的书画前，我想先说说我作为一个生物化学学者所理解的乐民先生对世纪之交欧洲学研究的“奠基”和“启蒙”作用；说说他是如何“站在中国看欧洲”，如何看中、西两种异质文化各自的长处和短处的。我认为要知道乐民先生之所以为乐民先生，才会明白“这样的人将成绝响”这句话的忧思是如此的沉重!

我想，乐民先生早就明白，遥远的欧洲文化与我书案上的中国书画二者之间是有“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的深层通感的，这项研究正是他已开始做而来不及完成的“牵挂”之一。

八十岁的从事生物化学工作的我，就想照这样的思路写了。

去年读到过乐民先生谈胡适之先生以骚体译《哀希腊歌》的短文。说的是上个时代有些二十岁上下的小青年，旧学的底子就已经很坚实了，很通透了。惟其坚实与通透，便深知旧学的性质及其弊病。有了这种学养再进入西学，便能把他们所涉及的中、西学问吃得很饱、消化得很透，得其精髓。这些人后来的政治倾向虽各有不同，但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上，心里都是比较明白的。这样的大师从严复开始，可以开出一个不短的名单。

王国维先生早就指出：“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令人惋惜的是，经过这五十来年，这样的人在中国大陆已寥若晨星了。

就年龄而言，我同乐民先生是晚年才相识的朋友。就专业而言，我是研究生物化学的，七十岁以后才不时读一些研究欧洲和研究美国的书，很自然也认同乐民先生和中筠先生(资中筠，陈乐民夫人，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的许多卓识和远见，视他们为师友。我在和他们交往中，知道他们每当“书到用时”，常叹息自己虚耗年华三十年，与前辈师长有着不可追补的差距。我却以为在治学道路上，乐民先生与这些前辈倒有些相似，即他们在进入西学之前，都是在上个时代先奠定了扎实的旧学基础的。

2005年乐民先生戏作《仿孔夫子、胡绳院长自述铭》，称自己：“十有五而志于学，二十而误，一去三十年；三十未立，已成‘信徒’；五十初惑，惑而求解；六十迟知天命，粗解自由；七十而从心所欲，回归自然……”

乐民先生是在上个时代完成高中学业的，童年由家学(母亲、兄长)启蒙，一边读小学和中学，一边另师从有旧学根底的先生(当年一个县有名望的中小学里，每有这样的学者)，读完了《孟子》、《论语》、《左传》、《战国策》、《古文观止》、《古文释义》、八大家文章、唐宋诗词。四五岁开始练字，由楷而行草，间以隶篆，十余年未懈。国画十岁从师，十三四岁即参加过北京中山公园“来今雨轩”的画展，从习王石谷始，转向宋、元、明的文人画，如米芾、倪云林等，尤其是遍观了当时故宫画展，专注揣摩，对一些画派的精微处和区别了然于心，融会为自己艺文修养的源泉。这种诗、文、书、画四者的全面熏陶，是从今日任何学校无法得到的。直到晚年，他写文章，一本稿纸，一支毛笔，全凭腹稿，一次成文。

早在中学时期，乐民先生就立定志向，一不从政，二不经商，而要像胡适之先生一样，潜心学问，写书，写“大书”。“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是他二十岁以前，和近七十岁以后为学的宗旨(抗日战争中胡适出任驻美大使，他很失望)。但大学毕业后，这种澹泊宁静的志向，在现实政治中一再出现了裂缝。他经受过多次希望——失望——再希望——再失望。他说，我也曾多次努力往好处想，但尔后又是更深的失望。他说，他大学毕业后的三十年，是“平平庸庸、忙忙碌碌、勤勤恳恳、唯上是从”的三十年。自认颇有些“傲气”，说“这三十年没有自我，是人生中‘大材小用’的一段，或者准确地说，是‘材无所用’的一段”。我从他写的随笔中懂得，他说的“用”，不是“辅弼之臣”或“翰林学士”(今之自封或官封的智囊之类)；他不仅不担心“不才明主弃”，恰是“求弃”。由于从1953年开始的这半个多世纪说不清的风雨苍黄，他只能在无可奈何中保持一片心灵的净土和人格的尊严。

他在送给何方先生的纸扇上题了唐朝诗人李商隐的《安定城楼》，借诗言志：“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廻天地入扁舟。”“永忆江湖归白发”，流露了他的某些“出世”情怀，他常引陶渊明《归园田居》，慨叹自己“误入尘网中，一去三十年”，请人刻过一枚闲章“云无心以出岫”，从表面看俨如一个魏晋风骨的五柳先生。中筠先生以为这是他与顾准、李慎之、李锐等革命先辈异趣之处。这些革命先辈都是思想型的政治家，或政治型的思想家，都首先着眼于促进现实政治的改革。他是地地道道的读书人，还自承颇有些“学究气”。当然，他和那些前辈一样，同是对我们这个民族刻骨铭心地真放不下，同有“欲廻天地”之志，所欲“廻”的同是以人道主义和自由为核心价值的“五四”民主和科学的精神。那么“异趣”，异在哪里呢?诗中说“欲廻天地入扁舟”，异在“扁舟”的含义罢!那些前辈的“扁舟”，是李锐老人诗中说的：“关怀莫过朝中事”；而乐民先生的“扁舟”，当然不是也不可能是“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他是“以出世的情怀，作人世的事业”(朱光潜语)——乐民先生一生别无他求，只求做一个地地道道的读书人，只求给他一片自由自在研究学问的天地而已，岂有他哉!

幸而有了改革开放，从1987年到2008年，在政治形势因改革开放时或有所宽松之际，他以“皓首穷理”的精神，一连出版了二十本有关欧洲与中西文化方面的专著和文、史、哲、艺文方面的随笔集，我粗略估算，共达五百来万字(杂见于各报刊未收入集子的未计在内)。乐民兄走了以后，他的遗著《对话欧洲》和《启蒙札记》已由三联书店出版。中筠大姐整理遗稿时方始发现，他还留下了数十万字研究中西文化“边角料”(生前自称)，一页页用毛笔小楷写就的文章，自题为“碎石集”，稍加整理，即可出版。

除了文章，他还留下了数百幅完全属于中国传统的书画作品，全是六七十岁后的寄情之作。显示了乐民先生厚实广博的文化底蕴。

这十来年是乐民先生在人世间的最后一程。我清楚记得，四年前我和妻子去北京，与他和中筠先生，还有朱正、徐庆全先生一起到餐馆去，他撑着手杖，带着和蔼、含蓄的启蒙绅士风度，慢步走在稍后。我知道，经过十来年的血液透析，他的体能正日益走下坡路，但我却是怎么也想象不出，如此老病衰年，乐民先生却能宛如“明月出天山”，苍茫游刃于中、西和今、古文化之间，将其迟发、厚积的学养潜能，昂扬喷薄而出，并将其“出世”情怀升华于治学之中，取得了如此重要的成就，他是如何做到的?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智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得以发扬。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陈寅恪《王国维先生碑铭》)，乐民先生已经“从心所欲，回归自然”了，外物与我何有哉!

1983年6月，乐民先生转入了中国社科院西欧研究所工作，这是一个大可纪念的日子，一去给他的任务是什么都不用管，写有关欧洲的书。这才开始进入“粗解自由”的年月，为将一生所学回馈社会作准备了。

此前，乐民先生虽名为从事了三十年与欧洲有关的工作，又因此在欧洲生活过好些年，但说真的，他除了自己学习和领悟外，只是在五十年代刚进入清华头一年多，对西学稍有涉猎，来不及登堂入室。当时院系虽尚未调整，大师尚在，但清华园非复往日，已是山雨欲来了。

乐民先生去年8月16日给我的一封很长的信中，说自己在离开大学三十多年之后，直到80年代后半以及90年代，受了王国维和冯友兰的启迪，才从“国际问题”转向文明史(着重于思想史)，这是他在“文革”中彷徨十年后惑而求解之际，正从宋明理学转弯抹角通向莱布尼兹、康德哲学的时期。他说：“发现西方文明史(或说文化史、思想史)是一扇大窗户，推开来望去竟是一片绚丽夺目的、色彩斑斓的风景。我在其中感到陶醉，不能自拔。”他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新旧约、阿奎那，读到培根、霍布斯、洛克、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斯密、康德、黑格尔，以及圣西门、欧文、马克思、蒲鲁东，直至尼采等人，狼吞虎咽、如饥似渴地读了这许多。这番阅读补了50年代大学不敢教的课，为他自己系统地勾画了西方文化史的大致轮廓，帮助自己从“国际关系”进到历史文化的新天地。

有了这些，他在写《东欧剧变和欧洲重建》时，开始感到所谓“国际关系”只是最表面的层次，尽管这“表层”非常丰富多彩或惊心动魄，只有历史文明问题才是深一层的问题。为什么有“波匈事件”?为什么有“布拉格之春”?只有论从“史”出，史因“哲”悟，让“精神的历史”浮出水面，才能懂得这都有一个东、西欧洲本来共有的“同源文明”，在东欧被野蛮政治遮盖住了的问题。而真正要将国际问题往深处做，研究者本身必须是通才，有一种“历史哲学”的视野。他以自己的研究为例解释说：“国际舞台上演出的戏剧虽然很感动人，如我写勃兰特‘新东方政策’的前前后后，一波三折，十分有戏剧性。但仍然反映不出欧洲文明和文化丰富的、变化多端的内涵。也不能满足我在对历史长河探索的一种‘冲动感’；我不可能在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中感受到我所向往的美学价值，那实在是太‘功利’、太‘形而下’了，它远远不能满足我的心智上的欲求。”看得出，乐民先生已经在理性学术之路上蓦然回首，准备登上“灯火阑珊处”自己所追寻的“启蒙号”扁舟了。

恰逢其会，这时巴黎大学一次学术会议，题目是“欧洲：文化的内在同一性和现代性”，副题是“同一性中的多样性，多样性中的同一性”。乐民先生由此悟到，“欧洲观念”反映的是两种含义的交织。一方面欧洲有自己的认同性，即从两希文明发端，经过许多世纪由文艺复兴、宗教革命、启蒙运动形成的，以人道主义和自由为核心价值的自由主义传统，即所谓“欧洲精神”，这是同一性；另一方面欧洲又是由不同民族的国家组成的，例如英国，它和欧洲大陆仅一海峡之隔，但民情迥异，这就像丘吉尔始终坚持欧洲大陆与英国的关系是“欧洲与英国”，而不是“欧洲的英国”。欧洲的“民族主义”始终坚持这一方面。这是多样性。上升到理论，“欧洲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悖论，是欧洲古往今来的一种“常态”。欧洲问题复杂就复杂在两个相合而又相分的悖论，这种无介蒂地承认在一致中的多元，和在多元中的一致，是欧洲优秀人文精神的体现，亚洲办不到，非洲也办不到。我以为这较之当年在处理国际关系的“求同存异”，要高一个理性阶梯；因为“求同存异”按当时毛泽东坚持的哲学原则，是只承认“一分为二”，视“合二为一”为异端邪说的，“存异”后怎么办?历史事实俱在，不是求同的余音未了，又“斗”起来了吗?

欧洲的这种悖论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特别在欧洲成为工业欧洲之后，欧洲“认同”和“趋同”意识，相当大的程度上取代了历史上民族对立以至“世仇”的情绪。今天法国中学生读都德举世闻名的小说《最后一课》，肯定不会有他们先辈那样的感受了。这种历史文化发展的理念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柏林墙终究要被具有“欧洲精神”的东、西德老百姓共同冲垮，东欧也终究会走向欧盟和欧洲议会，历史的脚步本来就是这样走的，反对有什么用呢?

乐民先生说：“当我发现欧洲历史上的思想上的时分时合，分中有合、合中有分的现象时，我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高兴。我觉得我找到了理解欧洲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线索和门径。”

此后，他由治欧洲史转向问津欧洲哲学，又因“看的是欧洲，想的是中国”，为研究中、西文化史，再一次浏览了中国哲学。乐民先生进而游刃于文化的中西之间、今古之间，一是把欧洲作为一种“文明概念”进行贯通考察；二是对中西文化思想作一番通解，即先从严又陵“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明白中西文化二者之异，知道决不能再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老路；又从钱钟书“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明白了如何去寻求中西文化思想这相反又相辅两方面的“深层通感”。察其异，会其通。循此下去，顿悟于如何用康德的“二律背反”来做学问。他以为康德既是理想主义者，又是现实主义者，非常之讲道理，他根据欧洲当时的现实进入观念，把历史(过去)和未来二者本身的两面都说到了。康德具有“唯心”和“唯物”的两面性，是一个彻底的唯理主义者，他最终关注的是“人”的命运和“人”的社会应该朝向什么方向发展，他的“世界政府”和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在深层次哲学上是可以相通的。“东西融通之桥梁乃在康德”(牟宗三语)，康德逐渐成了乐民先生研究欧洲的启蒙者。

乐民先生在去年8月16日给我的同一长信中说：“我由此沿下来通向了康德以及马克思‘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我后来弄懂了对人的认识是西方思想史一条‘不可须臾离也’的认识路线。由此我自觉大开眼界，此已是90九十年代，岁月蹉跎，朝闻道，夕死可矣。”看得出自20世纪90年代始，他的心境和治学已都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2003年6月乐民、周弘先生的《欧洲文明的进程(修订版)》一书，由北京三联书店印行(第1—3章是周弘先生写的)，虽然他自己对这一版“仍不满意”，仍是“悔其‘老’作”，但无论如何，这本书和此后的《欧洲文明十五讲》(北大出版社，2004)以及《冷眼向洋书系之

20世纪的欧洲》(三联书店，2007年修订版)等集中在五年内出版的这三本书，我以为确是欧洲研究的大事。这些书丝毫没有意识形态的“八股腔”，不是来自或译自外国人的著作，而是自1950年，即半个多世纪以来第一次用中国人自己的眼睛看欧洲，是“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体悟”出来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大著。这些书是叫人明白的，从历史哲学和启蒙的角度叫人明白欧洲之所以为欧洲，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奠定了世纪交替之际我国欧洲学的基础。我以为，这样说是毫不为过的。

这三本书抓住了欧洲文化精粹的内核——以人道主义和自由为核心价值的欧洲精神，探讨了欧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指出欧洲不仅是一个地理观念或政治、经济观念，尤其是特定的历史文化概念，代表了一种古老而又不断创新的、成熟的文明。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是西方文明率先通向世界历史(现代化和全球化)，是欧洲的经验辐射、扩展而走向全世界。直到1950年以前，世界的学者、东方的学者和中国的学者，有谁不承认近代史上“西风东渐”的事实呢?现在全世界与现代化有关的，诸如科学技术、自由贸易、民主自由、人权、宪政、法治、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没有一样不是源自欧洲的。

当然在这个辐射的过程中存在福祸相倚，也是必然的。乐民先生对此亦有深刻的阐述，如“全球化的悖论”等。

研究中西文化应该着眼于它的“史”的“轨迹”，两种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发展轨迹决定了两种不同的“思想底格”。读通了中西两种不同的文明史，就不能不承认，中国比起西方来缺少的正是源于西方的工业革命带来的科学精神和启蒙运动带来的民主、自由精神。西方有这两宗法宝，文化传统与现代化是贯通的，工业化是水到渠成的。中国是一个朝代一个朝代自我循环，置身于世界变化之外的。这样的历史所形成的“政治文化”，只能是“专制主义”。这样朝代相因的历史，如不与西方文明相遇是断断打不破的。如从中西不同历史哲学找原因，西方重自然，中国重道德。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科学思维。剑桥大学李约瑟讲了那么多中国科学发展史，但讲来讲去只是“技术”，终归没有发展为近代科学。所以需要“补课”，需要“移植”和“嫁接”过来。既是“移植”和“嫁接”，就必定会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有各种各样的不适应、不自然，也就是有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和困难。

当然，中国将来总有一天有自己“自主”文化的，但这需要时间“磨合”。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是有个前提的，这就是要善于将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相结合，探索出将西方文明的精华用于改造中国，同时也将中国文明的精华融入世界文明的途径。按张东荪等人的意见，首应从19世纪中选取，因为此时期的西方文化，如人权、民主、宪政、权力制衡等等，正是中国所缺少的：“老实说直到今日，我们还是得回到中国刚向西方打开门户时的一句老话，向西方学习。学什么?学我们没有的东西，说来说去还是应继续迎进‘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作为一种有自知之明的态度，仍然是十分切实的需要。”时至今日，如果不是抱着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不放，就该承认，相对于欧洲，无论是国民素质(如国民的文化、科学、道德、保健、环境、公民意识等等)，还是国家管理(仅以敢于反思、官员廉洁、行政效能、司法公正、贫富差距、政府本身运转成本而言)，我们不是仍然处于“赶”的位置吗?更何况我们这些年取得成就的经验来源，最终还得到西方去找，要开放、要人世，要实行市场经济、要同国际接轨，年复一年派大批官员出国学习……其中缘故，还需费辞吗?

乐民在2008年8月16日给我的长信中说他在治学中，马克思帮了大忙。他举了两个例子：其一是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全球化”，发现过去读《共产党宣言》都白读了，到这时他脑子里才有了“世界历史”的观念，才懂得了读《共产党宣言》该着重理解什么。其二是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讨论。这个讨论刚一开头就被压下去了，有人好不容易开了点窍，遭到迎头一棒，病至不起。他则借此读了《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知道有人是可以一方面“把马克思放在神龛上，而做的事，说的话，却都是反马的”。他说，这场讨论如果允许继续下去，必定要提出“人权”和社会主义“异化”问题，这还了得!

在上述同一长信中，乐民还写道：“从此我一读再读三种外国书，第一是康德，第二是黑格尔，第三是洛克、休谟。我发现马克思既‘化解’了前人，又把一切都‘政治化’了，也可以说‘实用化’了。他的思想亮光不幸被埋没在里面了。以致各种颜色混杂在一处，只露出了‘斗争哲学’和‘无产阶级专政’。我很为马克思可惜，他的过人才华被自己扭曲了。”这些话是他的独特之见，也表示了他极不赞成将学术研究“实用化”和“政治化”的学者立场。

乐民曾多次指出，马克思从来没有把自己的学说名为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说本来应该是开放的、发展的，是可以包容和吸收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的，但很长时间内把它封锁住了，历史上的思想家们没有谁像马克思及其学说那样，遭受人为的摆布和嘲弄。”因此他在给我的同一信中说，“我曾想用‘马克思学说’代替‘马克思主义’，因为主义往往是‘排他’的、一元的、‘非此即彼’的、‘意识形态’化的。‘学说’则具有广大的包容性，是‘多元’的，是允许不同意见的。”

乐民先生的文章亦史、亦文、亦哲，他赞同陈衡哲先生所说：历史不是叫人哭的，也不是叫人笑的，乃是叫人明白的。他的文章蕴厚、含蓄、融汇中西、深入浅出；但点睛处又十分犀利，一语中的，全都是让人明白的。

陈乐民说，他不是政治家而是书生，角度不同，他倾向于把马克思看做西方文化史的一员，而不是唯一。今人的任务是既要研究他，更要超越他。马克思确实是伟大的，但毕竟是有时代局限性的。他同意陈衡哲先生所说，自己是深受唯物史观影响的一个人，承认唯物史观是解释历史的良好工具，但不是唯一的工具。他说他从不认为历史的解释只能是一元的。以多元代替一元，无疑是破除各种“八股”，也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法门”。他问：写学术文章为什么一定要完完全全依从某一理论框架那样“起承转合”呢?

乐民对于“欧洲精神”的阐述，既得益于张东荪、陈序经、冯友兰等大师，又自有创见，表现了他勇敢的启蒙学者之风。他的结论是：“欧洲精神”或西方文明在实质上点出了“世界历史的走向”。他以为“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自由的思想和民主的制度在19世纪已覆盖了欧罗巴和北美，形成一种我称为‘大西洋的文化(或文明或思想)体系’。”并以为概括的可以叫“自由主义”，至于之所以用“自由主义”而没有用“资本主义”，是因为资本主义是因“资本”而生发出的主义，而“自由主义”则重在人的精神。它不是先有理论，不是先由一些“精英分子”先验地从头脑中想出来的，它纯然是由经验中产生的。换句话说，是先有自由，再发展成“主义”，而不是先有“主义”，再限制自由，以期实现人为的、先验的“主义”，所以说是历史、文化的自然进程。“五四”时提出的德、赛二先生，说到极处，是对欧洲精神的高度提炼，“欧风美雨”所及，浓缩而又浓缩，扬弃而又扬弃，就是“民主与科学”。他公开宣称“渴望中国的前途是民主和自由的土地”。他明确说，他不反对他的书的责任编辑孙晓林先生在“欧洲文明的进程”出版后的座谈会上，称他为“自由主义者”和“启蒙主义者”。终其一生，他不停步的在求索，耻为附庸；他“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使自己活得更明白，“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康德语)。他曾说自己“误入尘网中，一去三十年”，老来终于破网而出了。

乐民先生这百来幅书画作品都是搁笔三十余年之后，即六十来岁之后，偶尔的遣兴寄情之作。与他从事的西方文化研究对照看，我觉得恍如有了两位乐民先生。由此而更理解他在上个世纪末为何对“西化”和“传统”产生了难于化解的矛盾。一个是坚持学习西方的民主和科学，坚持五四启蒙精神的乐民先生：“在理智上我不能不如实承认中国‘传统文化’，或者更准确地说中国‘文化传统’并没有开出科学和民主，并没有导向现代化。”另一个乐民先生则是：“在感情上我对我们的传统文化是非常有感情的，特别在传统和现代化发生冲突时，我的感情常常在传统这一边。”后来两个乐民先生“合二而一”了，因为他看清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并不在于它是否能与现代化挂钩，而在于它内涵的精神力量和价值。……中国传统文化广大而精微，刻着悠久历史的沧桑痕迹；它深邃而悠远的哲理，独特的美学价值及某些可以抽象继承的道德情操，都是可贵的精神财富”。

我虽因家世渊源，也喜好中国书画，可真正是外行。但看乐民先生的字，就算是外行，只要稍有中国文化修养，也看得出真是“清新俊逸”，赵(孟頫)中含王和欧，一幅幅，一行行，一字字，看来如信步山林，自然自在，吟啸徐行，“书卷”气尽在其中。他的画着意追求寒林浅水、疏朗空灵的画风和“秋叶初霜、平林淡远(染)”余味不尽的境界，一孤松、一小桥、一山、一水、一石，都在“简淡雅”中含着剪不断的“文”的韵味和内涵。他极爱中国书画，讲究诗书画三者相通的神韵，但对中国文化的长处和不足，心里却是极清楚明白的。

乐民说：“文艺复兴时期的几幅最著名的杰作的永恒价值，在于昭示着欧洲正在心情激越地向死气沉沉的中古告别……而拉斐尔笔下的圣母和耶稣，尤其是世间最理想、最令人向往的母性和人性的回归……文艺复兴使人的理性跃动起来，它预告新世纪的启动。中国艺术品最缺少的，恰恰正是这种体现时代变革的内在精神和形象表征。从中国美术史里，风格、神韵的分殊差别固然可以表现时代的不同特色，唐宋元明清风格各异，但都没有向昨天告别、向新世纪招手的迹象。”多么精彩!

乐民兄在告别人世之际是心有牵挂，言犹未尽的。他在2008年11月12日“给没有收信人的信”的绝笔中写道：“我个人最难说的事，就是在有生之年(还有多长?)修订《欧洲文明》的两本书，最近几年我又积累不少思想……我感到我正在向某种‘历史哲学’迈步。”他还说，他在思想上已进入了新的“转变时期”：“就是从把西方文明‘理想化’转向把它看做更为繁难的‘历史哲学’，而不是把它简单地‘模型化’。例如美国民主、法国民主、英国民主等等，都是由西方文明出发的‘摹本’。我晚年想做而可能做不成的问题，就是探索西方文明何以产生出这么多‘摹本’……”又说：“古今中外，我服膺的人只有康德。他使我理解了天下难解之事，也使我了解了自己……我现在已是斗室中的‘世界主义’者了(指康德的理念一本文作者注)，羽化登仙，大概是一个老人最入迷的境界。”

“但是岁不我与，照现在情况看，很可能做不出什么，终于将是一桩遗憾的个人‘牵挂’。”——在写这些时，离他告别中筠大姐和家人，告别朋友、告别人类和告别他倾心相许的人间学问，已经只有三十六天了。

像乐民兄这样地地道道的读书人，这样汇萃中西、今古文化于一身的人文学者，这样的中国传统的艺术根底，这样的超乎物外、身体力行的启蒙者，难道真成绝响?难道我们真可以听任其成为绝响?

本文为纪念乐民先生而作，以他自己的话作为本文的未结束语：

我经几十年的反复思考，“站在东方看西方”，只弄明白了一个简而明的道理：我挚爱的祖国，多么需要一种彻底的“启蒙”精神。……

我只能维持自己的良知和作为学者的责任感，至于这种良知和这种责任感究竟有没有客观效果，我无能为力。我只能说——我尽力了!

2009年11月

(责任编辑　李　晨)

2010年第2期　胡耀邦救了我一家　姜达雅

1954年我与爱人赵维田分别在团中央和中国少年报社工作。老赵是党员，我是团员，三个孩子是少先队员。这是一个奋发向上、幸福美好的家庭。

没料到1967年风云突变，在那个黑暗、恐怖的年代，颠倒黑白，无中生有，我的家也在劫难逃。老赵被打成反革命，漏网右派、叛徒、特务的帽子戴了整整10年。其实，他是南京地下党员(中央大学学生)，曾于1948年被捕，但他矢志不渝，被营救出狱后仍坚持斗争，以实际行动迎来了南京的解放。这在1955年肃反审干时，早已有结论。可悲可叹的是学生出身、经历简单的我，不久也被打成历史反革命，诬陷我14岁(读初二)的时候，担任过比三青团区队长还要大的官，这简直是“天方夜谭”，荒唐之至。3年后，因查无实据，才解除了对我的专政。

但是“风霜刀剑严相逼”，没想到在云南建设兵团的女儿赵薇患了精神分裂症，在病中被打成反毛泽东的现行反革命。闻讯后我有如五雷轰顶，简直快要疯了。这真是奇耻大辱，她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考初中的作文《做毛主席的好学生》文笔流畅、热情洋溢，获得语文98分(数学100分)的优异成绩，考取北京市重点中学女二中。当年，她仅有15岁，本可以不去插队，是积极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写下血书争取去的。如此热爱毛泽东的孩子，怎么会是反革命呢?!

第二年，她被摧残得病情加重了，生活不能自理，兵团为了甩包袱，将她送回北京，一推了之。当我与她重逢时，眼前的她与过去判若两人：过去，她聪明、文静、漂亮，而眼前的她，双目痴呆，疯疯癫癫，自言自语自笑，没有片刻的安宁。作为母亲，我看在眼里，痛在心上。为了治好她的病，我四处奔波、求医求药。但高昂的医药费(每月100多元，而我月薪仅有78元)全家不吃不喝也支付不起。政治上蒙冤，人格失去了尊严，加上债台高筑，我真扛不住了，曾想自缢，求个解脱。但一想到老赵，他劳动繁重，吃不饱，靠我补贴粮票，3个孩子中最小的才12岁，没有娘怎么活?我走投无路，不得不去找老赵的领导——团中央书记胡耀邦。那时，他的处境并不好，造反派勒令他闭门思过，说他“走资派还在走”。

一个初夏的上午，我找到了耀邦家，门前冷冷清清。我悄悄地走进他的书房，只见三面墙壁全是高大的书柜。50年代我曾听说，他作报告，宣传鼓动性很强，据说与他挑灯夜读，博览群书有关(说他困了就用冷水浇头)。真是“百闻不如一见”，眼下，他身处困境还能安下心来读书，我由衷地钦佩敬仰。

是我的脚步声惊动了他，他抬头问：“你是谁?我不认识你。”我说：“我是赵维田的爱人。”他听了微笑着招呼我坐下。没想到他是那样平易近人，我见他就像见了亲人一样，一诉衷肠。当他听到赵薇在病中，双手被绑吊在橡树上鞭打，至今手腕仍伤痕累累，惨不忍睹时，他沉着脸站起来说：“简直是法西斯兵团!”当他听到赵薇受摧残致使病情加重，生活不能自理，兵团甩包袱，一推了之时，他义愤填膺，右手握拳说：“我要为青年一代打抱不平。”他同情地给我出主意说：“首先，要求平反，这样才能解决治疗费，这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当时一听“平反”二字，我简直吓了一跳，那年头是要冒杀头危险的。再一想，耀邦说得对，平反才是唯一的出路。他大智大勇，敢挺身而出，打抱不平，作为孩子的母亲，孩子的监护人，我还有什么好害怕的。耀邦的一席话，点燃了我要活下去的希望和申诉的勇气。

关于怎样写申诉书，他手把手教我说：“中央首长很忙，年纪又大，因此，申诉信要简短，不要超过500字，用毛笔写正楷，字写得大一些。”临别时，还叮嘱我：“要兵团负责赵薇的治疗费和生活费，一直负责到病痊愈能参加工作为止。”

耀邦给我做主的信息不胫而走，亲友们胆子壮了，纷纷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当时中国青年报社社长余世光要帮我写申诉书，胡克实同志有哮喘病，但仍带病领着我去王府井购买特效药……

在那漫长的黑夜中，我仿佛看见了一线曙光。

不久，我持申诉信来到了耀邦家。他看完以后，挥笔写了一封介绍信，内容是：王震同志，今介绍姜达雅同志来你处，她持有申诉书，请接待。最后署名胡耀邦。那字迹流畅而又苍劲有力。没料到红小鬼出身的他，竟写得这样一手好字。令我喜出望外的是，信中居然称我为同志。当时，在有些人的心目中，我是“反革命家属”和“有历史问题的人”，可老首长却称我为同志，这对我是多大的安慰和支撑!

当天，我兴冲冲地来到了王震同志家。他看了耀邦的信与我握手说：“你个人不幸，家庭不幸，不过孩子回来了总是好事，有的还被打死在外地。”当时，王震是国务院业务领导小组组长，他在我申诉信上作了批示，批转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办公室处理。从此，由北京市东城区知青办公室负责人宋常生出面和我一同去与兵团交涉。虽然阻力很大，但每次交涉都能解决部分治疗费。

四人帮粉碎后的一天，老赵去看胡耀邦。耀邦关切地问：“你怎么样?”老赵委屈地说：“被专政了10年，还不平反，看来阻力很大。”耀邦听了站起来，右手挥拳激动地说：“你给我挺住，坚决地给我挺住!”他愤然地说：“全国像你这样的，不是10万，40万，而是上百万。”

回到家来，老赵精神焕发，仿佛打了一剂强心针。他喜形于色地告诉我，赵薇平反有希望了。我诧异地问：“你听谁说的?”他说耀邦已亲自出面要云南省委书记李启明伸张正义，为赵薇平反。果然不久，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传来了为赵薇平反的消息。我惊喜地问自己：时隔6年了，他怎么还记得赵薇，他为啥亲自出面为她平反?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他曾经说过：“我要为青年一代打抱不平!”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

耀邦恢复工作后，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老赵的沉冤才获得昭雪。从此，我们一家人才从苦难的深渊中被拯救了出来。胡耀邦是我家的大恩人，大救星。全家感激之情难以言表。

十年浩劫过后，除了赵薇因受迫害终身致残，做了时代的牺牲品之外，我们一家人对过去的创伤没有一声叹息，相反却是奋发图强，努力成才。届时年已52岁的老赵转业学国际法，著名国际法专家、北大教授赵理海说：“你曾是南京市学生运动的领袖，搞了多年团中央的工作，转业是得不偿失的。”但老赵不畏艰难，他前十年磨一剑，写出《国际航空法》(54万字，台湾水牛出版社1991年出版)，该书填补了我国在这个领域的研究空白，是航空界的经典之作，至今仍被人奉为该领域的旗舰。赵理海赞叹不已，指定该书为学生必读课本。后十年他又磨一剑，专著《世贸组织(WTO)的法律制度》2000年出版后，被举为“中国WTO的理论泰斗”。他是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著名国际法专家、博士生导师、中国WTO法律研究会第一副会长。中央下发红头文件特聘他为对外经济贸易部WTO法律顾问。小女儿当年才15岁，因受家庭株连，不让升高中，在街道一小厂当童工。恢复高考后，她自学高中课程，读完大学，又读研究生，曾在海外银行工作了6年，现任某市银行行长。儿子初二文化，在农村插队8年，上了大学数学系，并从研究生班毕业，现在联想公司工作。

2002年12月中旬，老赵应邀去南昌大学讲学，我陪同前往。“高山仰止”，我俩专程赴共青城胡耀邦墓地谒陵。

墓地气势磅礴。老赵深有感慨地说：“耀邦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浩气长存。”我凝视着墓碑上的遗像，默默地思念着：耀邦同志，当年，你大刀阔斧平反冤假错案，挽救了无数个苦难家庭，挽救了无数的人才。你不愧为当代的伟人，人民心中的丰碑。你的名字将载入史册，永放光辉。

(责任编辑　李　履)

2010年第2期　民主的对立面不是专制吗　胡 湘

邵建先生在2009年第9期《炎黄春秋》上发表《民主与专制的百年迷途》一文，旨在颠覆近百年来中国人习以为常的一个观点，即“民主的对立面是专制”。他认为，所谓“民主的对立面是专制”，乃是由《新青年》导出的“一个政治学误区”，甚至可称之为“一个百年迷途”。在他看来，“民主与专制”不是对立的概念，真正和“民主”对立的概念是“君主”，而真正和“专制”对立的概念则是“立宪”。

我是抱着很大的兴趣去拜读此文的，但看完后的感受是，作者对民主与专制相互关系等问题的解读，在概念、逻辑乃至认识历史的方法论等方面都有值得商榷之处。

(一)

“民主与专制”作为一个范畴中的概念，其对立和相反的意味本是十分明显的。所谓“民主”，意指主权在民。在政党政治条件下，人民有权通过自由选举决定由谁来统治。美国哲学家悉尼·胡克在《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中说：“一个民主的社会是政府依靠被统治者自由地表示同意的一种社会。”这个定义的关键在于“自由地表示同意”。在刺刀尖下、在信息来源受限或者在没有选择余地的情况下所进行的选举和决策，都是不折不扣的“伪民主”。只有人民在“自由地表示同意”的情况下选举出来的政府或制定出来的政策，才可称之为民主政府或民主决策。所谓“专制”，则指由个人、阶级或政党依靠暴力强制性地垄断政权，暗箱操作式地进行决策，不容他人染指和参与。有些专制主义者如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等也会表演“民主秀”，但据说其得票率可达到不可思议的百分之百。这距离人民“自由地表示同意”的要求不啻相差十万八千里。在这里，民主与专制相互对立的意味难道还不够显著吗?

邵文之所以要破除“民主的对立面是专制”的陈见，是因为他从梁启超的著作中发现了“民主的专制国家”这样的概念。他认为，既然世上存在过“民主的专制国家”，那么民主与专制就不一定是对立的。这方面的突出例证就是德国的纳粹党凭选票而上台。他由此对梁启超大加赞赏，认为提出“民主专制”或“民主的专制国家”，不失为梁启超的独特贡献。

我在这里想特别强调的是，所谓“民主的专制国家”乃是一个不伦不类的概念。世上没有这样的国家，倒是“伪民主的国家”或“以民主之名行专制之实”的国家确实存在，如纳粹党统治的德国和斯大林统治时期的苏联。

长期以来，许多学者都热衷于拿纳粹党通过选票上台说事，以证明民主亦可导向专制，民主与专制并非势不两立。实际上，希特勒的纳粹党夺得政权，离不开德国所处的特殊历史条件：希特勒充分利用一战失败后德国民族的耻辱感以及经济大萧条所带来的绝望心理，以种族主义蛊惑民众。但那时德国人对希特勒表示怀疑和失望的也大有人在。在选举过程中，希特勒派遣其党卫军胁迫民众，破坏其他政党的集会，明显违背了军队不干预政治的民主通则。早在纳粹党夺取全国政权之前的1930年底，其冲锋队和党卫军即达十万之众。在冲锋队和党卫军的淫威之下，民众又如何“自由地表示同意”?况且，纳粹党在议会选举虽然成为大党，但并未取得组建政府必要的多数。希特勒在不具备组阁权的情况下出任总理，是老迈昏聩的兴登堡总统在旧势力的压力之下与希特勒通过一系列幕后交易达成的，所以早有学者指出：“兴登堡认为如果不让希特勒当总理，他将离开联合，任何人组阁都将难以控制他和他可以积聚起来的破坏性力量。兴登堡等人的盘算是：给希特勒当总理的甜头，但内阁成员中纯粹是少数，这就把希特勒约束住了。”所以“与其说是希特勒通过民主选举上台，勿宁说是一场合谋政变助他取得政权，更合乎真相。”(肖雪慧：《苏格拉底之死和希特勒上台说明了什么》，见《书屋》2008年第7期)希特勒上台后，随即钳制舆论，取缔其他党派，清除魏玛民主政府的一切民主痕迹，从而建立起现代历史上一个标本式的专制独裁政权。把纳粹德国称为“民主专制”或“民主的专制国家”，纯粹是一种想像中的虚构。

邵建先生认为真正和“民主”概念相对立的概念是“君主”，而真正和“专制”对立的概念是“立宪”。这样的厘定看起来似乎颇有新意，但问题是，君主制被推翻之后并不意味着就实现了“民主”，继君主制而起的强人政治和独裁政治(包括阶级和政党的独裁)，同样是与“民主”相对立的。再者，现代有些保留“君主”名目的国家，如英、日等国，恰恰又在本质上实现了“民主”。因此，“民主”与“君主”之间构不成一对严格的矛盾关系。同样的，“专制”与“立宪”的关系也较为复杂。专制政权有的是“君主专制”，有的是“阶级或政党专制”。前者是一种有限专制或开明专制，如古代西方国家的君权便受到教权、领主权的制约，即便在古代中国，“君主专制”亦是有限的，乡绅文化或隐士文化都能发挥其独特作用。后一种专制则为“极权主义的专制”或草根主义的专制。其国家权力实现了对社会生活的全覆盖。在一些君主专制的国家，如早在13世纪的英国，便有了“立宪”的实践；而现代极权专制的国家也讲究“立宪”，纷纷以宪法规定国体和政体。因此，“专制”与“立宪”同样也构不成一对严格的矛盾关系。

“立宪”与宪政既有联系也有差别。宪政必有宪法，但有宪法则不一定有宪政，像极权专制的国家便是如此。宪政是民主的本质属性，追求民主必然追求宪政。所谓宪政，其特征有如下几个：一是规定人民的各种权利并将其落到实处，任何一种利益都不得排斥其表达要求，纵使这些要求在民主程序中也许会取得妥协和遭到拒绝；二是建立有限政府，实现立法、行政、司法的分立和相互制衡；三是要确立违宪审查制度。

历史上的君主专制政体或者演变为“君主立宪”政体，如英、日等国，或者演变为“民主共和”政体，如法、美等国；而现代极权专制一旦倒台，则一般地成为“民主共和”政体。专制与民主的对立关系不容置疑。实现了民主，就意味着专制不复存在。如果专制仍然存在，那实现的一定不是真民主，而是“伪民主”、“假民主”。历史上的一些独裁者如希特勒、斯大林等人并非不懂真正的民主为何物，问题的实质在于他们不爱民主，仇视民主。懂得民主而又仇视民主的人物一旦上台，其推行专制的手法更为五花八门，其实行专制的程度更远在古代君主之上。极权专制的国家经常以“为人民”的名义残民以逞，经常以“民主”的名义将统治者的意志强加于人。在这些国家，“民意”既被虚化又被崇拜，既被漠视又被利用。真是运用之妙在乎一心。

(二)

邵建一文的漏洞，还表现为它将民主与立宪视为反专制的两种方式，认为民主就是主张革命，立宪就是主张改良。实际上，近代历史上的反专制，只有革命和改良两种方式，两种方式的目的都是追求民主与宪政。历史上的民主主义者并非都是暴力革命论者，而立宪(宪政)除了改良也可通过革命的方式而达到(如美国)。邵建先生将民主和革命划等号，将改良与立宪划等号，是明显地将问题简单化和绝对化了。

不仅如此，在革命和改良这两种方式上，邵建先生明显呈现出对改良的偏好和对革命的厌弃。他将英国的“光荣革命”视为最为理想的改良，而对法国大革命则多有指责，其理由是这场革命导致罗伯斯比尔的暴政。这样一种偏好改良和厌弃革命的思维方式，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的一种时髦，其中的代表作有李泽厚的《告别革命》、朱学勤的《理想国的覆灭》等。在这种思维方式支配下，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的暴政被无限地放大，而其正义性和《人权宣言》、1891年宪法等思想遗产的正面影响却被忽视了。实际上，英、法两国的历史背景大有不同，法国没有英国那样悠远的议会传统，而法国的君主专制又是当时欧洲国家中最为残酷的。法国人的生活远比英国人悲惨。法国大革命前夕，国王路易十六的反动统治激起社会各阶层的愤怒，当民众特别是第三等级感到活不下去的时候，革命难道不是他们的正当权利?不可否认，法国革命后导致了短暂的暴政，但最后法国成为典型的民主共和国，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拜大革命所赐。

在历史上，就革命来说，也有非常成功的事例，如美国的独立战争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美国不仅借革命获得了独立，而且确立了民主政体，被马克思称为当时世界上最完美的民主共和国。美国独立战争时期伟大的政论家托马斯·潘恩说：“如果美国的独立不能伴随一场对政府的原则和实践的革命，而只是从英国独立出来，那就太渺小了。”他大声疾呼：“让我们为宪章加冕，北美的法律就是国王。”正是有华盛顿、杰斐逊等一批杰出的政治家高瞻远瞩，才通过一场独立战争确立了美国的民主制度。华盛顿拒绝手下拥戴其为国王的建议，其对民主的真诚爱戴使他成为美国人心中最伟大的总统。美国正是通过革命实现了民主和宪政，而邵建先生对美国革命却存而不论，显然有失偏颇。

回过头来再看中国。清朝末年，以梁启超为首的立宪派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形成对峙。清政府在强大压力下“预备仿行宪政”，但却将时间一拖再拖。“皇族内阁”等丑剧的出现，击碎了国人关于君主立宪的梦想，这才有了辛亥革命的最终登场。我们不能因为辛亥革命之后不久中国陷入军阀混战而否定辛亥革命的正当性。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动摇国本之后，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中描绘了中华民国的政治蓝图，确立了“限权”和“分权”的原则，是在中国实现民主和宪政的基本纲领。实际上，在民国初年的政坛上，确也出现了许多积极的气象，以宋教仁为首的国民党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共和党在国会中形成竞争格局。如果不是袁世凯这样的乱世枭雄破坏《约法》，帝制自为，如果不是“流质易变”的梁启超鼓吹所谓“开明专制”，中国社会完全有可能走上宪政民主之路，避免军阀混战的局面。这样的机会不仅民初政坛上存在，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也同样存在。问题是中国出不了华盛顿式的伟大人物，倒是盛产袁世凯、蒋介石这样嗜权如命、唯我独尊的乱世枭雄，民族和国家才因此艰祸繁兴，未有穷尽。

在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高潮期，《新青年》杂志应运而生，旗帜鲜明地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和愚昧。而邵建先生却说：“在政治学的识见上，《新青年》及其时代，委实是梁启超时代的倒退。当年，梁启超解决了的问题，《新青年》却又把它搅混了。”邵建先生对梁启超情有独钟，认为他以立宪反专制的方法不仅现实可行，而且“对历史的未来有着惊人的洞见”。相应的，《新青年》以民主反专制，则大不合时宜，是对梁氏思想的反动和倒退。他还遗憾地表示：“然而，在精神影响上，主导20世纪的，不是梁启超，而是《新青年》(亦即不是政体的改革，而是国体的革命)。”

民国初年的政坛，本已呈现出实现民主和宪政的希望。那时候并非没有宪政的一整套构想，被称为“中国的杰斐逊”的宋教仁先生一直在坚持《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原则，而袁世凯及其追随他的共和党却一再批评《临时约法》束缚总统行政权力，影响行政效率，因而谋求修改宪法，向强化总统权力的方向发展。而恰在此时，梁启超发表《宪法之三大精神》，公开鼓吹开明专制，实际上是主张在共和的名义下行独裁专制之实。梁启超的行为，明显违背“宪政”精神，还哪里谈得以立宪反专制?袁世凯利令智昏，1913年11月宣布取缔国民党，国会因达不到开会的法定人数而形同虚设，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由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组合而成)也失去了存身之地。1914年3月，由袁世凯指定的60名议员制定《中华民国约法》(“袁记约法”)，确立了总统独裁的政治体制。后来袁世凯又在筹安会诸人的怂恿下着手恢复帝制。

试想，在这样一种情形下，《新青年》以民主反对专制，何错之有?怎么就是在梁启超思想基础上的倒退?1915年底，连邵建先生赞美有加的梁启超也发起护国运动推翻袁世凯，邵建先生却对此视而不见，反而指责《新青年》鼓吹民主就是煽动革命，为国民运动推波助澜，这是什么样的逻辑?袁世凯之后的中国，军阀混战，武人当道，民国初年宪政框架下的政治设施被严重破坏，孙中山发起护法运动和国民革命运动，尽管其思想发生了诸多变化，但其三民主义所蕴含的宪政理想仍然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潮流。

十多年来，包括邵建先生在内的中国知识界诸多学者对新文化运动的“过度反思”，实在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本来，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一系列历史事件，有的与之有联系，有的与之并无联系，而邵建先生等人却一古脑地将其追溯到新文化运动，似乎新文化运动成了后来一切问题的渊薮，应对其后的一切苦难负责。在“过度反思”的作用下，给20世纪中国留下最重要思想遗产的新文化运动变得面目全非，后来人对之已到了无所适从的地步。不客气地讲，对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过度反思和过多指责，反映的是当下知识界的一种“犬儒主义”心态。

(责任编辑　吴　思)

2010年第2期　也谈刘少奇骨灰的保存和查找　黄家生

《炎黄春秋》2009年第12期刊登刘立强的文章《刘少奇的骨灰是如何保存下来的》(以下简称《刘文》)，对原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赵文甫生前写的一篇文章《查寻刘少奇骨灰经过》(以下简称《赵文》)提出了不同意见。读完全文，给人的强烈印象是：赵文甫抢了作者父亲刘建勋(“文革”期间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河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功，而且由于赵文甫逝世后此事还被写入了赵的生平，致使中央也不得不将错就错，无法予以纠正。

刘少奇骨灰的处置和保存，虽然是刘少奇的身后之事，但也是刘少奇生前遭受残酷迫害的延续，是他受迫害全过程上的一个部分，因此也不可谓之为小事；同时事涉两位高级干部，看来确有必要搞清事情的真相，免得许多年后，又成了一件让后人莫辨真假的公案。

《刘文》说：1975年一军换防离开开封时，在刘建勋的周密安排下，将刘少奇的骨灰保存在“河南省委档案处”。《赵文》说：刘少奇的骨灰是1979年3月5日赵派人赴开封，于第二天(3月6日)取回郑州，在当时刘少奇尚未平反的情况下，秘密保存在赵办公室的保险柜里，一直到1980年5月刘少奇平反大会前迎回北京。现在，刘建勋、赵文甫和另一重要当事人、时任河南省委副秘书长的霍云桥均已辞世。

那么，《刘文》、《赵文》究竟孰是孰非呢?

为了弄清事情真相，笔者找到了开封火葬场关于存放刘少奇骨灰的登记表。登记表上清楚地记载着：刘少奇(当时被专案组有意写成刘卫黄)的骨灰1969年11月14日由8172部队送存，申请人写的是刘少奇的儿子刘原，编号123，寄存年限3年，1972年11月14日第一次续存3年，1975年11月14日第二次续存10年。登记表的上方醒目地写着一行字：“1979年3月5日夜11时半取”。这就是霍云桥于1979年3月5日根据赵文甫的指示取走刘少奇骨灰时留下的记录。据一位采访过霍云桥的同志告诉我们，霍云桥生前曾明确地证实了这个日子，并详细地回忆了当时取骨灰的情景。

刘少奇的儿子刘源最近也回忆了当年他们家人查找刘少奇骨灰的经过：

1979年2月出狱不久的王光美住在中组部翠明庄招待所。一天，来京开会也住在这里的赵文甫前去看望，谈话中不约而同地都谈到了查找刘少奇骨灰的事。不久，家人了解到刘少奇的卫士长李太和是身边工作人员中唯一护送刘少奇到开封并参与后事处理的人，于是辗转与李取得了联系(当时李已调往安徽合肥某部队工作)，李很快赶到北京向王光美等报告了刘少奇后事的有关情况。李太和回忆了刘少奇骨灰盒的编号“123”，以及骨灰盒的形状、颜色，还说红色的骨灰袋上还印有四个字——“移风易俗”。末了李太和焦急地说，他记不清存放期是多少年，担心过了时间火葬场会将骨灰白行处理，再三叮嘱要抓紧查找。于是，刘源紧急联系当时河南省委主要负责人段君毅和刘杰同志，但不巧两人都下乡了。于是他又电话联系上了赵文甫的秘书，请他尽快向赵报告李太和提供的重要情况。刘源说，他记不清具体过了几天，很快赵文甫就电话回复说，骨灰已从开封火葬场取回，保存在他的办公室。赵文甫所述骨灰盒的样式、颜色与李太和提供的完全一致。在问到骨灰袋上的字时，刘源故意留了一手，只问骨灰袋上是不是还有几个字，而没有说明是什么字。当听到赵文甫说是“移风易俗”时，他和母亲才舒了一口气，确认找回的是刘少奇的骨灰。

刘源还回忆说，1982年他大学毕业到河南工作，有一次在省委赵文甫的办公室，赵还打开保存刘少奇骨灰盒的保险柜给他看，赵的秘书在一旁说，他也到开封参加了取骨灰。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赵文》陈述的查寻刘少奇骨灰的过程是正确的，而《刘文》所说刘建勋“冒风险、选准人、巧安排、严保密，最终圆满、妥善地处理了刘少奇同志骨灰的交接、保存难题”，指示“一定要把刘少奇同志的骨灰‘送到省委档案处安置存放”’等，是不符合事实的。

最后，再提供个情况：当时(1979年)的河南省长刘杰，当年(1969年)装殓刘少奇骨灰的李太和，都还健在。他们都可以提供相关重要证明。

说来也真让人感慨，这才过了多少年，现在连刘少奇“文革”中是否遭受过残酷迫害，都开始有人提出疑问。而围绕刘少奇骨灰的保存和查找出现的不同说法乃至于争论，再次提醒我们，不仅要努力维护历史事件的真相，更重要的，决不能让那个悲剧时代的教训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淡化、湮灭甚至颠倒!

2010年第2期　韩国腐败文化与廉政建设　詹小洪

一、韩国腐败概貌

1．国际组织对韩国腐败的认知

反腐败国际非政府机构——国际透明性机构(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简称为TI)自从1995年开始，每年都会发布按国家排列的“国际透明性机构腐败认识指数”。以10分为满分，数值越趋近于零，排名越靠后，就说明越腐败；反之，数值越高排名越靠前，表明越廉洁。4分以下表明整个社会都很腐败，而7分以上则说明整体上比较廉洁。

TI每年都以世界银行和“世界经济论坛”等7个独立机构，以及各国的专职经营人员、公务员、银行职员为对象进行问卷调查。该指数是以综合分析这些问卷调查为基础编制的。问卷调查内容包括：世界银行等12个目标机构的受贿情况、外国企业在该国的经营环境、政界人士及公务员的腐败情况、办事效率、进出口商品通过海关时需要提供的非法费用等。

本文根据韩国报纸披露的TI零星资料，制成下表。从表中不难看出，除1999年得3.8分外，韩国总体上处于4—7分，排名多在40—50位，属于中等程度腐败国家。而且有朝廉洁国家发展的趋势：得分逐渐提高，排名趋于靠前。

韩国自从1996年加入富国俱乐部即国际经合组织(OECD)以后，自诩为发达国家的一员，什么排名总喜欢放在OECD成员国中比较。如果说在全球排名中，韩国腐败指数还算中等的话，那么在30个OECD成员中就算腐败程度相对很高的国家了。在能够得到的几年资料中，韩国都处在22—24位。就是在韩国得分最高的2008年的腐败指数中，韩国为5.6分，也不及OECD平均得分的7.11分。更使韩国民众难以释怀的是，韩国的清廉国际排名远远低于在东亚的经济竞争对手：2008年，新加坡(9.2分，第4位)、香港(8.1分，第12位)、日本(7.3分，第18位)、台湾(5.7分，第39位)。

2005年，有个韩国学者就2004年的CPI指数发表评论说，韩国的得分和排名(反映社会的腐败程度)与自己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均国民收入极不相称。2004年，韩国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而腐败程度(以CPI的得分和排名来衡量)与人均GDP5000美元的国家不相上下。

另一个韩国经济学家撰文，不无感慨地说，“如果韩国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减少到日本的程度，那么经济年增长率将会提高1.4—1.5个百分点”。

2．韩国民意中的韩国腐败

韩国国内民众又是如何评价自己国家腐败的呢?下面笔者根据韩国主流媒体披露出来的资料力图给读者勾勒出一个轮廓。

在每年都公布的韩国国内十件大事中，2000年“金融腐败”列第七件，2001年“贪污腐败层出不穷”也榜上有名。

2002年9月，韩国市民组织“反腐败国民联带”以首尔等12个城市3017名中学生为对象进行社会腐败程度的调查，结果令人震惊。被调查的韩国的青少年中，92％认为韩国是“腐败的国家”。至于腐败主因，有53％的被调查者认为是政界的不正之风，19％认为是地缘和学缘。甚至28％的学生认为，“如果贿赂能够解决问题，就要爽快地送礼”。调查组织者痛心地评论道，“我们的社会泛滥着有钱能使鬼推磨的极端拜金主义”；不无担忧地说，长期以来，“韩国社会成为人们精神依托的道德、信义、礼节、友情、尊敬、孝道、忠诚”，现在都“开始土崩瓦解”。

韩国青少年潜意识中的腐败观念，远远超过经济发展水平大大低于他们的落后国家的同龄人。2008年11月，国际透明组织(11)对韩国、印度、孟加拉和蒙古4个亚洲国家的青少年进行了反腐败意识指数调查，结果韩国在满分10分中获得6.1分，是4个国家中倒数第一。国际透明组织表示，四国青少年比较之下，韩国青少年的反腐败意识十分薄弱。如果对这种现象袖手旁观，韩国就不能进入“清廉的发达国家”行列。

2003年6月，直属于韩国总统府的反腐败委员会以1400多名普通人进行民意调查，其结果有16.1％受调查者认为公务员“非常腐败”，42.1％受调查者认为“比较腐败”。共有58.2％的受调查者认为公务员腐败。在“最腐败的行政领域”内，受调查者回答：建筑75.3％、税务61％、法律事务58％、警察55.4％、国防及兵役48％。

在2002年反腐败委员会发表的《2001年71个公共机构清廉度》报告，令人大跌眼镜的是，排在第71名的竟是中央检察厅。

2007年10月，韩国“透明社会协约实践商会”委托韩国中央研究中心，就“对韩国社会腐败的认识”问题，针对全国500名普通成年人和200名政界、市民团体、媒体等有关专家进行调查，结果是，普通受调查者给出的清廉分数是4.73分，专家给出的分数是5.59分。

就腐败领域，普通受访者和专家都给政界打了最低分，分别是3.21和3.88分。就整个韩国社会腐败程度来看，87.6％的普通受访者和76.5％的专家表示“非常严重”。就“达到清廉的发达国家所需要的时间”，回答说“十年以内”的普通受访者和专家最多，分别为42.8％和50％。回答说“五年以内”的普通受访者和专家分别为23.6％和17.5％。

3．外国人眼中的韩国腐败

在韩国的外国商人、外交官对韩国的腐败也颇有微词。

韩国反腐败委员会分别以2002年12月和2003年6月，对150名驻韩国的外国商会人士和大使馆外交官进行了对韩国的腐败认识的问卷调查，结果有63.3％的受调查者认为韩国政府官员腐败。67％的受调查者认为韩国最腐败的领域是政治领域。在调查过程中，对“是否招待过韩国公务员”的提问，有15％的人做了肯定回答。在被招待对象中，财政经济部居首位。

2004年6月同样的调查中，仍有50.5％的驻韩外国商务人士和外交官认为韩国公务员腐败。这次的调查报告还深入指出，在韩国居住5年以上的外国人中，有61-3％的人认为韩国公务员腐败，居住3—5年和1—3年的人中，其比率分别为51.9％和48.9％。可见，外国人在韩国居住时间越长，对韩国公务员印象越糟。就“韩国公务员腐败的最大主因”，49.5％的外国受调查者认为是“腐败文化”，其后依次是“缺乏伦理观念”(占19.2％)、“政治结构”(16.2％)。

二、韩国的廉政建设

韩国政府及社会防止腐败的法律法规是完备的，对腐败的惩罚也不可谓不重。

1．反腐败机构建立

2002年2月，在金大中政府时期，建立了直属于总统府的“反腐败委员会”。

2004年，在反腐败委员会下面另设“高级公务员腐败调查处”，专司调查总统亲属、国会议员、高级检察官、大法官和国家情报院高级官员的贪腐情况。

2004年底。反腐败委员会改名为“国家清廉委员会”，每年颁布“韩国社会清廉指数”。

2．反腐败措施

从1993年起，韩国开始实行公务员财产公示制度，由公务员伦理委员会负责监督公布。每逢公务员的财产比上年有明显增加或者反常增加，就会引起公务员伦理委员会高度关注，会要求当事人就财产剧增原因在20天内提交书面解释及凭据材料。如逾期不配合，要被罚2000万韩元(时约合2万美元)。必要时，公务员伦理委员会还会要求当事人提交近3年的财产相关资料。金大中政府以后，还将高层公务员的财产申报对象扩大到他们的直系亲属。

金大中政府时期通过的《反腐败基本计划试行法》，卢武铉政府时期通过的《透明社会协约》，都曾规定，对腐败公务员赦免、复权及减刑政策严格掌握；加强对腐败收入的没收和追缴；授予反腐败委员会对非法政治资金进行调查和追查当事人金融账户的权力。

韩国历届政府都注意对公务员转岗就业或退休后工作的限制。如禁止因腐败而被处罚免职的公务员到相关企业就业。对正常退休或转岗的高层公务员和国会议员任期结束后，到相关领域的企业任职和就业也有限制。例如，曾任检察官和法官的人士退休后，一定年限内不得到律师事务所任职，不得受理自己在司法部门时曾分管领域的刑事案件；对因违法违纪而被撤职的公务员，5年内限制其到包括私人企业在内的有关机构任职。

3．对腐败的惩罚

2008年4月，韩国政府颁布了《腐败公务员处罚强化对策》，规定对惩戒公务员的种类有：罢免、解任、降级、停职、减薪、训斥。对犯下收受钱财、接受宴请、挪用公款、贪污和腐败的公务员，惩戒的追溯的时效由过去的3年延长到5年。

韩国90％以上的腐败犯罪的审判都是在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进行的。2006年该院制定并公布了腐败量刑标准：受贿超过1亿韩元(当时合10万美元)以上，将被判处5年以上的实际徒刑；5000万至1亿韩元之间3年6个月实刑；3000万至5000万韩元2年6个月实刑。实刑是指实际执行的，与缓刑相对。行贿所受的惩罚轻些，但只要超过了2亿韩元，就要无条件判处实际刑罚。对于行贿与受贿的“拉皮条者”(中介人)量刑标准为：超过1亿韩元，可判处实际徒刑。

2008年3月首尔市政府公布了《2008年首尔市政清廉度改善综合方案》，规定了极为严厉的反腐败措施：如果首尔市公务员收受企业3万韩元(时合人民币不到200元)以上的贿赂或者接受招待，不论职务高低，将立即被停职甚至免职。而行贿的企业两年内不得参加首尔市开展的各种竞标活动。此外，为鼓励首尔市民和内部人士积极揭发受贿现象，将腐败举报奖金从1000万韩元提高到5000万韩元。还实施“内部受贿揭发者身份保护宣誓制”，一旦调查人员泄露举报人身份，就会受到严罚。

从2008年7月，韩国国务会议通过《特定经济犯罪加重处罚法》。为了杜绝公务员的腐败之风，对利用职务便利贪污公款或收受贿赂的公务员、国企干部、金融机构的干部职员在受到刑事处罚被关押的同时，还要被追讨贪污受贿金额2—5倍的罚金!这一着可真得叫腐败者倾家荡产了。

韩国也不光是惩罚贪腐的公务员，对一般市民的枉法行为也不手软。如2004年国会议员选举前，针对各种选举时的拉拢选民的买票卖票的贿选行为，检察机关规定，如果选民接受了30万韩元(时合2100元人民币)以上的财物，就会被拘留。选举委员会还通过媒体公开接受财物的选民名单，通过这些手段，来确立“在选举时接受钱财或向别人要钱，就会被社会抛弃”的法律意识。

4．奖励举报

韩国在严惩贪腐的同时，大力奖励举报。早在2002年开始实施的《防止腐败法》就规定，国民举报公职人员腐败行为，因此增加了国家财政的收入，可获得最高达2亿韩元的奖励和彻底的安全保障。对举报腐败的奖励上限超过了举报敌谍(1.5亿韩元)和逃税犯(1亿韩元)的奖励。

走笔至此，必须说明的是，我们国家的腐败程度并不会比韩国轻，近几年的国际透明性组织的“腐败调查指数”，我国得分都比韩国低，腐败排名都比韩国靠前。我国近几年反腐败揭露和清查出来的大案要案比韩国的情况严重得多。我们决没有“一百步笑五十步”的理由。

(责任编辑　李　晨)

2010年第2期　“墨西哥奇迹”与墨西哥宪政　思 源

墨西哥与俄罗斯，这是一个奇异的对比：

两国人口总数比较接近，都在一亿多。国土面积则相差很大，俄罗斯是墨西哥的8.7倍。一般理解，俄罗斯的经济实力应该比墨西哥强得多，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倒过来。以2000年为例：墨西哥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为5814亿美元，是俄罗斯的2.2倍；而人均国民总收入，墨西哥5110美元，俄罗斯1710美元，前者约为后者的3倍。两国经济状态为何如此悬殊?

与俄罗斯形成巨大反差的还有，1940—1981年连续40多年的时间里，墨西哥的经济以年均6.1％的速度持续增长，同时政局大体保持长期稳定，被国际上称为“墨西哥奇迹”、“墨西哥稳定之谜”。

谜底在哪?我看就在1917年。

1917年，墨西哥立宪会议通过了一部宪法，确立了三权分立和普选原则，从此走上了虽有坎坷却顺应世界潮流的宪政之路。

1917年，俄罗斯发生十月革命，尔后以武力解散立宪会议，否定宪政，走上了一条斯大林一个人说了算，5000万人蒙冤的无产阶级专政之路(详见《炎黄春秋》2009年第11期《俄罗斯走向宪政的大弯路》)。

此可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一、墨西哥简史与宪政概要

墨西哥是美洲文明古国。大约两万年前，墨西哥就有人居住，处于旧石器时代。墨西哥是印第安人古文化的摇篮，它孕育了驰名世界的玛雅文化、托尔特克文化和阿兹特克文化。

1519年西班牙殖民者侵入墨西哥，1522年在墨西哥城建立新西班牙总督区。1810年9月16日，伊达尔戈神父在多洛雷斯教区发动起义，拉开了墨西哥独立战争的序幕。1821年墨西哥宣告独立。

1867年法国、英国和西班牙入侵者被赶出墨西哥。

1910～1917年墨西哥发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定国名为墨西哥合众国。

1917年，宪政主义者卡兰萨总统颁布了奠定国家宪政基础的《墨西哥宪法》(2月5日由制宪会议通过)。这部宪法执行至今，期间虽进行过近200次修改，但其宪政民主方向始终没变。宪法规定：国家为总统制的联邦共和体制，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总统由直接普选产生，任期6年，终身不得再任。总统是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执掌国家最高行政权。由参众两院组成的联邦议会是国家立法机构，主要职权有：批准条约及总统关于法院、财政、外交、军队高级官员任命；修改宪法；批准总统出访；必要时任命临时总统等。内阁是政府行政机构，由总统直接领导。墨西哥各州制定本州宪法，但州政府权力受国家根本法约束。

二、宪政初期组建政党(1919～1940年)

墨西哥在走向宪政之前，有较长的地方封建割据历史。地方军阀和地方首领史称“考迪略”，相当于地方小诸侯。考迪略的惯性，一直延续到1917年宪法颁布之后的十多年，军人暴乱、军阀混战、破坏选举、扰乱政局。

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强人卡列斯(1924～1928年任总统)开始把全国约1800个地方考迪略和200个党派团体联合起来，组建一个用以取代考迪略势力的全国性政党，以解决政权交接的制度化问题，这就是1929年3月创立的国民革命党。从此，开始了墨西哥历史的新阶段。国民革命党(PNR)是一个官方党和一个职业政治家的党。以前通过武力较量来解决的政权交接问题，现在可以在党内通过和平、合法的手段协商解决了，考迪略的个人领导地位已由政党的领导地位取代了。

1934～1940年卡德纳斯任总统期间，支持工农运动，实行与工农联盟的民众主义政策，建立工农武装，与正规军相制约，并实行竞争性考试，进一步加强军队的职业化。军队编制也缩小到49038人。此后，军队开始脱离政治斗争，专心致力于自身专业水平的提高和军人教育水平的提高，过去只听命于考迪略的武装力量，逐步变成一支国家化武装力量。

1938年3月卡德纳斯解散了国民革命党，在它的基础上成立了新的官方党——墨西哥革命党。墨西哥革命党(PRM)的成立是墨西哥宪政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政治改革。这次改革的要点有二：一是把包括工人农民在内的广大民众吸收进执政党，纳入官方机构，把卡列斯时期的考迪略和地方首领党改造成一个有工人农民加入政治体系的党；二是把卡列斯建立的地区结构的官方党，改造成职团结构的官方党，将墨西哥国民党分成4个职业部门——农民部、工人部、人民部和军人部，形成一个广泛的、中央集权的执政党。官方党的这种职团结构，对于宪政制度的确立有两个重要意义：

第一，除了军队，党的其他3个部都有从基层到中央的垂直组织系统。

第二，进一步把军队引入制度化的轨道，避免了他们经常非法干政的弊端；同时把他们过去那种左右政局的决定性作用缩小到只有1/4的比重，并对他们严格限制。

经过民主革命后近30年的不懈斗争，特别是经过卡德纳斯的政治改革，宪政制度终于在墨西哥基本确立起来：军人只能服从宪法政府的领导；教会和大学已同政府达成妥协；地方考迪略以及有组织的工人农民都已加入执政党；所有这些社会势力都已服从于一个强大的政治机构；权力中心已不是某个人，而是依法选举产生的总统。总统身上是“两制”结合：一方面是总统集权制，兼任执政党领袖；另一方面是总统一任制，终身不得再任。

1940年在卡德纳斯总统执政后期，墨西哥的经济出现了危机，从而又引发了选举危机。执政党墨西哥革命党内部也分成了两派。一派是以卡德纳斯总统所支持的总统候选人穆希卡为首的“激进改革派”；一派是前总统希尔为首的“恢复秩序派”，他们提名当时政府的国防部长卡马乔为总统候选人，并发起了强大的竞选运动。

尽管卡德纳斯想控制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发动群众游行以支持穆希卡，但在当时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压力下，如果坚持提名穆希卡为总统候选人，就有可能使国家陷入分裂，甚至内战。最后，众参两院以多数票通过支持卡马乔为总统候选人，并在两院组织“政治行动集团”，从而避免了军队内部暴乱的灾难。一场严峻的政治危机终于过去了，1940年7月7日举行大选，卡马乔赢得了胜利，当选为合众国总统。

卡德纳斯遵照宪政程序，把国家的领导权交给了虽然不是他自己最满意的，却是依法选举产生的总统卡马乔。从此，每6年一次的总统选举和权力移交制度化了；总统不得连选连任，以杜绝个人独裁的规定制度化了；任何觊觎总统职位的军人野心家都无隙可乘；墨西哥大众梦想了一个多世纪的宪法秩序终于确立起来。随着这一秩序的确立，墨西哥进入了一个从未有过的经济增长时代，这种增长很快使墨西哥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一个工业农业国。

三、宪政巩固　执政党自身制度的改革(1940～1958年)

1940年墨西哥革命党的军人部被卡马乔总统取消，标志着墨西哥历史上军人干政时代的彻底结束。

卡马乔取消军人部的决定是个人做出的，并没有得到党的正式文件的认可，但国防部长卡德纳斯和绝大多数将军都支持这项决定。首先是因为卡马乔把他最忠实的朋友都安排在领导岗位上，这些人都坚决支持他。其次，欧洲战争的发展使许多军官认为，在战争的威胁下，军队的内部团结是绝对必要的，不能因为国内的政治斗争影响军队的稳定。再次，党的人民部的领袖们也都坚决支持，在他们看来，这一决定有助于“从一个军人政府到一个文官政府”的过渡。所谓“文官政府”自然是40年代从中产阶级中涌现出的政界人物领导的政府。所以，他们都认为，这个决定对建设墨西哥宪政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在议会选举中，墨西哥革命党的人民部(主要是中产阶级)尽管数量上还是党内的少数，但在党的领导机构和新的议会中已变成多数。墨西哥革命党的性质也逐步由原来的以工农为主要依靠对象的各革命阶级联盟，变成以中产阶级为核心、以职业政治家为骨干的联盟。在选举后的第39届国会中，众议院几乎全由官方党的成员组成，在147名众议员中，144名是官方党的代表，只有3名是“独立的”(无党派)议员。而在官方党议员中，又绝大多数是人民部的成员。

1945年12月31日公布了卡马乔政府向联邦议会呈交并经国会批准的《新选举法令》。1945年的选举法实际上已经把后来几十年墨西哥政治制度最一般的轮廓具体描绘出来，是墨西哥宪政史上一次重要的改革，它不但为墨西哥政治力量对比变化的合法化、为墨西哥政治生活进一步制度化提供了法律依据，取缔了有可能带来选举暴力的各种组织形式，而且也为墨西哥过渡到文官政府奠定了更为扎实的基础。

1946年卡马乔总统任期将结束，对革命党自身制度进一步改革的需要比任何时候都迫切。因为：第一，墨西哥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民众的民主意识有了提高，政权的民主形式被摆到最重要的地位；第二，1945年，一些市政府的暴行，酿成了遍及全国的抗议浪潮；第三，1945年末选举法改革后，新一轮总统选举(1946年)即将来临，为了适应新选举法的需要，许多人都提议进行党的制度深入改革。

选举中，官方党首次提名一位文职人员米格尔·阿莱曼为总统候选人，并赢得了选举竞争的胜利。此后，墨西哥再没发生过军人专政的事情。

1946年1月卡马乔将墨西哥革命党易名为革命制度党，简称“普里”(Pill)，表明墨西哥的革命任务已从群众性政治斗争转为维护和完善现行的制度，相应地，意识形态宣传也从过去的以阶级斗争、社会公正为主，转变为以“全国团结”为旗帜，淡化阶级冲突，强调民族利益。

1950年为了满足日益增多的有政治意识的公民和专门化利益集团的参政要求，革命制度党重新恢复了部门提名制度，职团结构再度得到承认，并且扩展这一结构的外延，在党的外围创立特殊的群众组织，把更多的政治力量整合到党的周围。如：为了保持与军人的团结一致，革命制度党建立了“全国荣誉和公正委员会”；为了鼓励妇女和青年加入官方党，又成立了“全国妇女参政委员会”和“全国青年组织”。

1950年2月初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在首都剧场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总结阿莱曼执政4年来党的工作，并做了一些制度性调整。经过这次调整，在卡德纳斯执政时期基本确立的墨西哥政治模式才真正确定和巩固下来。阿莱曼政府的头四年(1946～1950)，是自20年代末开始逐步形成的墨西哥宪政制度最后建成的决定性阶段。

1956年墨西哥首都发生学生运动，军队进入工学院校园，把坚持反抗的学生强行赶出宿舍，并将这所高校封闭了数月之久，许多学生被军队交给警察局。这是革命制度党的一大败笔，为1968年更大的学生运动埋下了火种。

四、选举制度改革(1958～1982年)

从1958年洛佩斯·马特奥斯就任总统时起，以推动选举制度改革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是墨西哥历届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在此之前，由于墨西哥议会一直实行多数选票制，因此，议会几乎全部被执政党垄断，反对党中不仅没有参议员，而且连众议员也很少，议会实际上是革命制度党的一党天下。为了扩大众议院的代表性，鼓励各个合法组织将其政治能量更多地用于通过合法途径参与国家政治生活，1963年通过修改宪法进行改革，建立了政党代表制，规定凡参加全国选举的政党，只要在选举中获得2.5％的选票，即可得到5名众议院的席位，所获选票每增加半个百分点，再增加一个席位，但最多不超过20个席位。由于这一改革，各反对党在联邦众议院的席位总数从1961年的6席增至1964年的35席，其中当时最大的反对党——国家行动党就拥有20个众议员席位。1970年埃切维里亚总统执政后，为了能更多地听到少数党的意见，一方面他把反对党获得党众议员资格的总票数由2.5％降至1.5％，另一方面又把党众议员席位的最高限额从20席增至25席；此外，为引导和鼓励青年参与合法的政治竞选，埃切维里亚还把当选参、众议员的年龄下限分别降到30岁和21岁。应该说，马特奥斯和埃切维里亚的政治改革，虽然并没有改变革命制度党在联邦议会的主导地位，但却大幅增加了反对党在众议院的席位，并从此拉开了墨西哥现代政治改革进程的序幕。

1970年埃切维里亚就任总统后所进行的政治改革，与此前若干年的学生运动是有密切关系的。

1968年10月12日，奥运会在墨西哥主办，而恰恰是奥运会成了学生运动的导火索。人民对墨西哥革命制度党长期一党独大的政治体制表示不满，如：革命制度党控制了国家的所有方面，对执政党几乎没有任何监督，以至于腐败成为国家的严重问题；由于一党独大，客观上造成了上届总统可以挑选下届总统，总统可以直接任命议员、法官、州长，所有宪法规定的人民民主权利几乎都成了一纸空文。民众的这些不满，此刻都借着奥运会这个导火索爆发出来。学生们认为，在国内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政府投资1.5亿美元，用于建设新的体育设施，是政府在炫耀自己的“繁荣”，是“无聊”和“空虚”的表现。

1968年10月2日，即奥运会开幕前10天，墨西哥首都的“三文化广场”举行了抗议政府暴力镇压的万人集会，当天下午6时许，政府出动满载军警的坦克、装甲车包围了集会群众，镇压极为严酷，当场打死20多人，并用火箭筒攻击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校门。在此后近两个月的时玛雅文化遗址间里，大约有800～1000人死亡，2000多人受伤，2000多人被捕，成为墨西哥历史上最著名的“三文化广场惨案”。结果，使稳定了数十年的墨西哥宪政一度处于危机之中。

1971年学生们借联邦政府领导人换届的时机，要求重新评价1968年的学生抗议活动、平反和进行政治对话、消除腐败、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他们组织了各种学生团体，开展了小规模的抗议示威，在这次抗议活动中，学生们汲取了1968年遭到残酷镇压的教训，没有采取1968年时的大规模抗议示威策略。政府也从1968年镇压学生运动使执政党威信大降和危及其执政基础的教训出发，不敢贸然再次公开使用武力了。但原内政部长出身的埃切维里亚总统却希望将学生运动消灭在萌芽状态，为此，政府利用便衣安全部队来对付学生，在随后的镇压行动中，使10多名学生和民众死于非命。

路易斯·埃切维里亚由于直接参与和指挥了1968年的镇压行动，也是1971年压制学生运动时的总统，涉嫌下令杀害学生，直至33年之后，他虽然已是八十多岁的退休老人，仍受到墨西哥特别检察官的谋杀指控。

但也就是从这时开始，墨西哥的反对党慢慢成长起来了。他们与执政的革命制度党内主张改革的人士一起，逐渐形成了与执政党的竞争关系。在民心向背的变化中，各种政治力量的此消彼长，也在进一步改变着革命制度党的执政策略。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墨西哥国内政治危机发生的过程中，执政党革命制度党不但没有停止，而且还继续积极地推进选举制度的改革。

1976年洛佩斯·波蒂略总统执政后，主张迅速对国家的单一政治结构进行现代化的改造，鼓励国内的各种政治势力参与政党竞争，以便尽快建立起一个多元化的民主社会。为此，波蒂略于1977年很快颁布了《政治组织和选举程序法》，宣布取消政党议员制，而代之以“比例众议员”制，即众议院设400个席位，其中300席由全国300个选区多数票产生，另100个席位在获准登记的各反对党中按得票率加以分配，后一类产生的众议员称“比例众议员”，两类众议员享有完全同等的权利。此外，改革还放宽了政党登记的条件，反对党还可以联合参选。这一改革得到大多数反对党的支持，特别是使一些左翼政党取得了合法地位，并参加了1979年的议会选举，选举结果墨西哥共产党取得了18个席位，一度成为议会中仅次于国家行动党的第二大反对党。

尽管如此，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革命制度党仍然占据优势，在全国选举中，革命制度党的得票率一般都在70％左右，党在联邦议会中的主导地位还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五、议会制度改革　政权平稳更替(1982～2000年)

1982年墨西哥出现外债危机，外债累计额达830亿美元。墨西哥不得不实行紧缩政策，并加入了关贸总协定，采取以偿付外债为目的的出口导向型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政府降低了关税，开放市场，吸收外资。墨西哥人口从1950年的2500万增加到1985年的7700万，而人均GNP却从每年的362美元上升到2734美元；人均寿命从41.5岁上升到64.2岁，文盲率则从80％3r降到6％。

1982年上台执政的德拉马德里政府，做出了一个对墨西哥发展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决定，就是开始实行议会制度改革。他下决心把众议院中的“比例众议员”的席位由100个增加到200个，一方面是广纳民意，另一方面是扩大在野党的席位，充分发挥各政党在议会和国家政治中的作用。他认为，没有政治制度的改革，要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是不可能的。很多年后，德拉马德里回忆说：“党长期执政形成根深蒂固的腐败现象，最终导致了党在国家大选中的失败。”

1988年在墨西哥大选中，革命制度党候选人萨利纳斯虽然以51％的微弱多数获得了胜利，但民主革命党的卡德纳斯(前总统卡德纳斯之子)则以31％的选票创造了历史上反对党总统候选人的最高得票纪录。这次大选表明：墨西哥出现了可以真正取代革命制度党的左翼组织。1988年的总统选举被认为是革命制度党走向衰落的标志。这次大选彻底打破了革命制度党一统天下、稳操胜券的传统模式。

为了重树革命制度党在民众中的形象，萨利纳斯和其继任者塞迪略推出了政治改革方案。萨利纳斯将众议院的席位增加到500席，其中300席由多数票产生，200席为“党的众议员”，由比例代表制产生。

1991年11月1日萨利纳斯在国情咨文中正式提出，“社会自由主义”将成为革命制度党的指导思想。在社会自由主义理论指导下，萨利纳斯政府对2000家国有企业实行了私有化，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被降到最低限度。同时，宪法第27条也作了修改，允许村社土地私有化。

墨西哥出现了4000万贫困人口，其中有1700万属于赤贫，20％的最贫困人口仅享有全国4.4％的财富，而20％的最富有人口却占有53.5％的财富。经济和社会矛盾由此可见一斑。

1993年墨西哥修宪，使得反对党成员也能够担任参议员。塞迪略总统执政时期，加快了墨西哥政治改革的步伐：总统不再指定革命制度党的下届总统候选人；联邦区长官不再由总统任命，而是由该区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联邦选举委员会不再由内政部管辖，而成为一个独立的机构。

至此，由于墨西哥历史上的三次学生运动(1968年、1971年、1988年)，用血的教训换来了政府与民众对话、政府听取民众意见的成果，也换来了执政党民主执政的政治理念。

在长达数十年的执政过程中，革命制度党形成了一个较为稳定的利益集团。由于长期独霸政坛，缺乏必要的监督，政府权力在革命制度党中间传递，社会财富也在他们中间分配。

在萨利纳斯执政期间，一方面，政府官员的腐败日益严重，不断受到反对派的猛烈攻击与指责；另一方面，革命制度党内的矛盾和冲突进一步加剧，党内分歧已达到非常严重的地步。

1994年1月1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在墨西哥正式生效。

同日，位于墨西哥东南部的恰帕斯州农民发生暴动。数千印第安土著组成的“萨帕塔民族解放军”袭击并占领了该州的一些城镇，扣押了当地政府的一些官员。墨西哥政府紧急调集军队进行镇压，战斗中双方都有人员伤亡。此事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1994年8月在总统选举中，革命制度党虽然保住了统治地位，但墨西哥的一党独大的政治模式却遭到了全面的挑战。

1994年12月20日墨西哥爆发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固然是过度利用投机性较强的短期外国资本，但这些流动性极大的外资之所以逃离墨西哥，就是因为1994年墨西哥的政治局势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动荡：继恰帕斯州农民在这年元旦揭竿而起之后，又接连发生两位革命制度党要员被害、总检察长辞职和一位银行家被绑架等事件。动荡的政局与一些不良经济因素交织在一起，终于促使大量外国资本逃离墨西哥，从而引爆了震惊全球的金融危机。

对于墨西哥的金融危机，克林顿政府采取了紧急援救措施，给墨西哥数百亿美元的贷款担保，使其终于安然渡过危机。美国政府这种援救的政治意图，用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解释，是要捍卫墨西哥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捍卫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整个西半球自由市场和民主的命运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曾经是拉美经济、政治革命先锋的国家(墨西哥)。因此，帮助墨西哥就是帮助美国自己。

金融危机之后，墨西哥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加快，据美洲国家组织统计，1995～2007年，12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几乎翻了一番。由此，就业机会大幅度增加，特别是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由于出口美、加没有关税，发展也较为迅速。

1997年墨西哥中期选举，左翼的民主革命党和右翼的国家行动党异军突起，两党在议会中的席位之和已经超过了革命制度党。同年，在首次由民选产生的首都联邦区长官角逐中民主革命党又击败了官方党。这宣告了革命制度党左右墨西哥政局的时代的终结，墨政局基本已成三足鼎立之势。

2000年7月2日墨西哥进行了历史性的总统选举，由国家行动党和绿党组成的反对派竞选联盟“争取变革联盟”获胜，国家行动党人文森特-福克斯当选总统，革命制度党首尝败绩。

在这次选举之前，革命制度党已执政了71年，是当时世界上选举上台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在此期间，革命制度党渡过了党内的多次政治危机，避免了一次军事暴乱(1940年)，并且克服了3次严重的经济危机(30年代的大萧条、1982年的债务危机和1994年的金融危机)。从2000年7月2日大选失败，到同年11月30日晚上政权交接，这中间还有五个月时间。革命制度党如果要抓住政权不放手而发动政变，时间是绰绰有余的。然而，它没有这样做。革命制度党是一个成熟的宪政主义党，70多年来它亲自在墨西哥培育宪政秩序，自己也自觉去维护。事实上，墨西哥是唯一没有发生过成功的军事政变的拉美国家。

六、和平转型　和平发展(2000年12月之后)

2000年12月1日国家行动党人文森特·福克斯就任墨西哥总统。

新一届联邦议会的组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福克斯总统所代表的政党国家行动党在众议院的500个席位中仅占208席，在参议院128个席位中更是只占46席，不仅都没有达到半数，而且还分别少于反对党革命制度党1个和14个席位，这样一来，福克斯总统就不可能拥有过去革命制度党总统经常拥有的议会支持，议会不可能充当执政党和政府的“橡皮图章”。实际上，总统的行为受到了联邦议会更大的制约。墨西哥联邦议会已经今非昔比，议会不仅在“强而有力”地行使着宪法所赋予的各种职权，并且还在努力推动着墨西哥的政党政治、民主政治和议会政治的历史进程。70多年的宪政发展不仅使联邦议会成为墨西哥民主的象征，而且是墨西哥民主的保障。

作为曾经有过连续71年执政历史的墨西哥最大政党革命制度党，在2000年大选失败之后沦为在野党，便十分坦荡地承认和接受了选民的选择。它虽然在议会政治的合法范围内，利用自己的投票权对福克斯政府有所牵制，但是并没有超越宪政规范去妨碍新政府履行自己的职责，更没有假借多年执政的资源优势去从事非法的拆台活动。在早已实行军队国家化的墨西哥，军队、警察都按照宪法的规定，忠于新的民选总统及政府，没有任何人敢于非法维护落选政党的“执政权”，没有发生任何“兵变”迹象。在宪政已经深入人心的墨西哥，70多年来第一次政权易手，全国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有条不紊，平稳过渡、安全转型。

墨西哥的民主过渡之所以能够比较平稳，与长期以来“渐进”式的政治改革进程有关。

1996年以来墨经济年均增长5％，在拉美各国中名列前茅，也保证了政权的平稳过渡。

福克斯在当选和就任总统后，无论是过渡班子还是新政府成员，都没有让自己所属的国家行动党党员占据主要地位。在福克斯政府29名成员中，国家行动党只占6名，革命制度党占了3名，前墨西哥共产党员1名，无党派人士7名，“福克斯朋友”组织成员5名，军人3名，其他4名。这无疑有助于政局的稳定，并减少“新政”的阻力。

福克斯总统在上任的头5天就先后向联邦议会提交了两份法律草案，要求履行前政府与恰帕斯游击队达成的和平协议，并下令从恰帕斯部分冲突地区单方面撤出1500名政府军，以表示新政府对和平解决恰帕斯州冲突问题的决心和诚意。

福克斯总统的态度得到了恰帕斯民族解放阵线的积极回应，该阵线领导人表示同意与新政府恢复和平谈判，从而使僵持多年的恰帕斯冲突重新露出和平解决的曙光。

2006年墨西哥一举取代巴西，成为拉美国家最大的经济实体。

2006年7月2日墨西哥大选，这是曾经连续执政71年的革命制度党在2000年丧失政权后迎来的第一次大选，国内外都有人估计，革命制度党可能会东山再起。然而，出乎意料，革命制度党不仅未能东山再起，而且名落孙山，连冠亚军决赛权都没有抓到。选票最接近的两位总统候选人是国家行动党的卡尔德龙和民主革命党的奥夫拉多尔。最后是卡尔德龙以0.58％的微弱优势胜出，当选总统。

真个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落去的是革命制度党，归来的是国家行动党。墨西哥的宪政制度，连同它的选举制度、政党制度的成熟程度，都更上一层楼了。

险胜的卡尔德龙后来表现如何呢?

卡尔德龙一上任，就宣布采纳竞争对手奥夫拉多尔的提议，将自己和其他内阁成员的工资减少10％。这项减薪计划为政府节约大量资金，省下来的钱足够在墨西哥兴建2500所学校。同时，卡尔德龙还承诺削减包括政府官员手机话费和出国访问的费用等其他政府开支。“向纳税人说明每个比索的用途，透明和负责是每个民选政府的责任。”

这一宣言也为他赢得了廉洁的美誉。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卡尔德龙推行了墨西哥薄饼限价、提高联邦军警薪金等政策。为应对通胀压力，2008年5月又取消了对大米、小麦和玉米的进口限制。作为对竞选承诺的实现，卡尔德龙还推行对雇用没有工作经验者的公司予以奖励的政策，以增加就业机会。

与限价政策同时宣布的，还有墨西哥政府向2600万低收入者每人每月发放120比索(约合11.6美元)补助，1/4的墨西哥人从中受益……

卡尔德龙总统为何这样处处为老百姓着想?有人说，这就是宪政条件下竞选上台的总统的本色。如果能够靠枪杆子终生稳坐铁打江山，他用得着讨好普通群众吗?

如此为民谋利的总统应该是誉满全国、无人敢“恶毒攻击”吧?不，两大反对党民主革命党和革命制度党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容不得半点沾沾自喜、文过饰非；如果胆敢对批评者进行打击报复，那就等于在政治竞争中自挖墙脚。这也许就是宪政民主的威力。

(责任编辑　李　展)

2010年第2期　还历史本来面目　杨 军

《炎黄春秋》编辑部：

我是一名基层离退休人员，今年82岁了。最近看了《炎黄春秋》2009年11月号《文革中抢救刘少奇纪实》和2010年1月号《对(文革中抢救刘少奇纪实)一文的批评》、《刘少奇是被迫害致死的》等文章，感触颇深。愿借贵刊一角，谈谈自己的几点意见。

首先我认为，贵刊编辑部把不同观点、不同论据的文章，原汁原味地摆在读者面前，不仅是尊重作者，而且也是对读者的尊重。兼听则明。读者自会去比较、思考，从而把问题引向深入。何况编辑对文章的论据也不可能一一去查核，只能由作者“文责自负”。所以，我以一名读者的身份，肯定编辑部的这一做法，期望有这方面的文章继续问世

其次要说明的，我虽不是刘少奇专案高层知情人员，也不是接触到刘少奇去世前后的有关监管、医护、运输等工作人员，不可能写出关于刘少奇之死的有分量的文章。但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何况我是入党多年的老党员，又亲身经历过文革，从关心国家大事的角度出发，有权利和义务对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来龙去脉提出质疑。我赞同《炎黄春秋》2009年第12期上《不该忽略的大事》一文的观点，建国60周年历程，应该全面回顾。伟大光荣正确的光明一面，固然应该大书特书，错误过失的阴暗一面，也应该秉笔直言。否则，共和国史中缺了文革十年，岂不成为不完整、不连贯的“断代史”吗?堂堂国家主席，以“莫须有”罪名，突然成为阶下囚，含冤而死，能说不算一件大事吗?

刘少奇之死，已有平反结论，似乎不必再翻旧账，但很多细节，尚有待厘清。例如：对生命垂危的刘少奇在抢救中是善待。还是虐待?有没有大小便在病床上，不给换洗衬裤?刘去世后火化，为何要用“刘卫黄”之名?医疗救治中的干预。是谁在指使?等等。这些疑点的澄清，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吸取历史教训，才能深刻地知道“以人为本，依法治国”的重要。我诚恳地希望，凡是接触过刘少奇冤案的有关人员和刘少奇亲属，应该勇敢地站出来，讲实话，让广大读者了解真相。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全党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不断总结和运用自身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全党提倡独立思考、敢讲真话的精神，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和看法，鼓励和保护党员讲真话、讲心里话。”我衷心祝愿，贵刊在改革大潮中脱颖而出。独具时代特色，继往开来，成为敢讲真话，敢讲心里话的广大民众心目中的一面旗帜。在党和国家复兴之路的跋涉中，迎风飘扬，永不褪色。

写于2010年元月12日

南京读者　杨军

2010年第2期　读者来信摘登

《炎黄春秋》编辑部同志：

最近看了《炎黄春秋》2010年1月号中的《毛泽东领导“三反”运动》这篇文章，我有些看法。“三反”“五反”“肃反”的时候我还小，并不知道其中意义，不过是“三反”内容如同儿歌似的经常挂在嘴上：“反贪污，反浪费，官僚主义我反对。”这些运动所反对的方面应该坚决打击，这是肯定的。在当时法治不健全的情况下，只能采用运动的形式。但是一旦形成运动，有了指标，规定了数量，就会“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矫枉过正，过犹不及，就会出现众多的冤假错案。结果就会出现如同本期《公安工作“大跃进”》所写的类似现象。此后数次的运动出现的大部分问题都如出一辙。

1990年代，我的父亲生病住院，同病房的是一位曾经做过北京第一医院的第一任院长的老先生。我去医院照顾我父亲，经常和这位老先生聊天。他给我讲了他在“三反”中被打成“大老虎”的经历。北京第一医院成立于解放初期，当时建在一个大庙寺院里，房屋破烂不堪，需要重新改建，作为院长由他负责改建工作。“三反”那年，他在外地开会期间，来了三个人，没有讲明身份，只是通知他有急事回北京。在火车上给他带了手铐，他问犯了什么事，三个人不予回答。中途把他关进某省一座监狱。在监狱中一直无人提审，只是刚进的前三天，由同室犯人围坐一圈，用手指戳他的脑袋，逼他坦白交待，三天不给饭吃，不让睡觉，脑袋都给戳肿了。他当时确实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也不知道坦白什么。好在三天后就没人理他了。和他关在一起的犯人有国民党特务、小偷、流氓、杀人犯等，而凡是新进来的犯人，无论何罪都要经过这样三天的围攻。在这个监狱里他从来没被提审过。三个月后，转回北京一个当时怀疑有问题的人集中关押的地方。在这里，他才知道是医院的会计和搞改建的包工头揭发他有“贪污”行为。被打成“大老虎”。同时关押的还有北京其他各单位的领导等，他所在医院的党支部书记也关在此。直到问题查清，恢复自由已是一年以后了。

《毛泽东领导“三反”运动》文中虽然写了“清查真假老虎严禁逼供信”，但这是在很多人被逼供打成“老虎”，很多个人和家庭受到冤枉、伤害之后才得以纠正。在当时法治不完善的情况下，即使后期被判刑的人中仍可能还有冤案。经过这样大规模的运动整治，是不是就从此杜绝贪污腐败现象了呢?其实也没有。只要有条件，只要权力过大，只要没有法律约束和有效的监督，恐怕再严厉的打击贪腐，也不过是一时，不能解决一世的问题。

北京读者　蒋燕燕2010-01-11

炎黄春秋编委会：

反映给你们一件我阅读《炎黄春秋》发生在身边的事。

前几天，我在阅读《炎黄春秋》2009年12期。当我翻阅到《大跃进中的安徽官场和一个人的觉醒——读

小吴告诉我，三年饥荒年代里，她姥姥一家17口人饿死了15口。活着的，一个是她妈妈，出嫁到婆家了。另一个是她小姨，当时只有三岁，个头很小，每天躲在地里自己找些小萝卜头、菜根之类的东西，没有饿死。但因营养不良，现在还是很矮小瘦弱。小吴是1962年出生的，她说，她出生时情况已好多了。在她家乡，比她大几岁的人里，男人多，女人少，因为饥荒年代家里人尽量保住男孩活下来。有一家为保住一个儿子不饿死，饿死了六个姐妹。现在好多男人找不到对象。

当天小吴对我说：“你看完了这本杂志，借给我，我带回家给我女儿看。我讲起过去的苦日子时，她们不相信，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我得对她们进行教育。”第二天，我将这篇文章复印了一份给小吴。

下一次小吴来我家时，告诉我：当她把这篇文章带回家，说是写张恺帆的事时，她那平日不爱读书看报的丈夫赶快接过去看，还口口声声地说：“张恺帆是个大好人。当年他把食堂的大铁锅都给砸了。”当天晚上，他们家就谈论起当年无为县饿死人的惨状，在那荒唐的年代，张恺帆为保护无为老百姓受了不少的罪。其实，小吴和她丈夫都是三年饥荒后出生的人，但他们的先辈告诉了他们当年曾经发生过的苦难荒唐事，他们铭记在心，现在还要以此教育子女。

我订阅《炎黄春秋》是为自己解惑，解开历史上的一些疑团，了解真相。这次意外地被我家小时工小吴阿姨将这一文章做了教育子女的教材。是啊，好人是不应被忘记的。无为县老百姓没有忘记张恺帆!是应该将荒唐年代发生的荒唐事清理原因，分清是非，从中吸取教训。作为历史教材教育子孙后代。

祝《炎黄春秋》愈办愈好!

北京读者

2010年第3期　“国进民退”的危害和根源·杜 光

回顾2009年的我国经济，不禁产生喜忧交加的感觉。喜的是在短短一年内就克服了世界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消极影响，继续保持了市场的稳定和社会的繁荣，使国民经济转危为安；忧的是加快了“国进民退”的步伐，扩大了国民经济中的垄断成分，削弱了民有经济，损害了市场经济，导致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倒退。“国进民退”，将作为2009年经济领域的主要特征，写入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

为了救助因金融危机造成的经济困难，国家拨出4万亿元，主要用于基本建设投资，被人戏称为打造“铁公鸡”（铁路、公路、机场）；加上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近10万亿元的银行贷款，绝大部分贷给了国有企业，使一些垄断企业得以实现非正常的扩张，甚至投资于虽然同本业不相干、却有利可图的房地产业。一些大城市的地产招标，60%“地王”是国有企业。他们挟着巨额游资进入房地产业，抬高了地价、房价，带动了物价上涨，对国计民生产生不利的影响。

在扩充垄断企业的同时，是对民有企业的剥夺。当然，对民企的剥夺不是2009年才开始的，2004年的铁本被勒令停建，2005年的陕西民营石油国有化，都是“国进民退”的先例。今年这个现象更为突出，特别是从山西开始的煤炭重组，势将蔓延全国，形成全行业的“国进民退”。

（二）

“国进民退”的危害，首先在于它是由政府主导的。政治权力介入的结果，破坏了公平竞争，损害了市场机制。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曾作出《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国进民退”却与这个决定背道而驰。市场经济有它自身的规律，最主要的特征，就是自由竞争。亚当·斯密在他的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里说：“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它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这就是说，市场的自由竞争是在法律规范下的竞争，它是完善市场经济、促进生产发展的巨大推动力。企业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优胜劣败，是十分正常的。优胜者体现着先进的生产力，优胜劣败，意味着先进生产力淘汰落后生产力。但是，政治权力的介入，却造成了相反的结果，不是优胜劣败，而是劣胜优败。山东钢铁集团吞并日照钢铁公司，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山钢经营不善，多年亏损；日钢却运转良好，赢利颇多（有一个材料说它2009年上半年有19亿元利润）。如果按照市场规律竞争，应该是日钢兼并山钢，让先进的生产力取代落后的生产力。然而，现在却是落后的生产力取代了先进的生产力，仅仅因为山钢是国有企业，日钢是民有企业。这不是倒退又是什么？

其次，“国进民退”削弱了民有经济，也就削弱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得失成败，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民有经济的盛衰荣枯为标志的。1978年在农村兴起的包产到户，撕开了全面垄断的专制经济体制，催生了城乡的小商小贩。他们或是走街串巷，或是摆摊设点，或是长途贩运，或是自产自销，给死气沉沉的社会注入活力和生气；接着，乡镇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沛然而兴，繁花似锦，点缀着物资匮乏、生活贫困已久的社会，唤醒了人们的个性意识和改善处境的渴望。特别是知识分子下海和科技企业的勃兴，奠定了民有经济的牢靠基础。由包产到户和民有经济开辟的经济解放，和由平反冤假错案带来的政治解放，由真理标准的讨论营造的思想解放，构成了80年代的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击退了体制内的反改革叫嚣后，民有经济又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但仍然面临着资金匮乏、税费繁多、国企挤压、政出多门等等先天的困境。进入新世纪后，更是不断遭到国有企业的蚕食。即使有像“36条”那样的政策开路，也难以保证民有经济的顺利发展。2009年的“国进民退”，说明有利于民有经济健康发展的社会条件，已经遭到严重的破坏，对民有经济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害。

再次，从理论的层面来说，国有经济的垄断性同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是不相容的，垄断排斥竞争，损害市场经济。占有国民经济半壁江山的垄断企业，是完善市场经济的最大障碍。一些垄断行业的国有经济垄断着资源和产品价格，从而也就垄断了市场。“国进民退”扩大了垄断的空间，挤压了市场的自由竞争，缩小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市场化的程度如何，是考察经济体制改革进退成败的主要指标。“国进民退”导致垄断扩大，市场经济缩小，正是经济体制改革大倒退的直接表现。

复次，“国进民退”给我国的国民经济埋下隐患，潜伏着更深刻的社会危机。特别是主要靠银行贷款拉动起来的房地产业，从放贷到投资，都有很大的盲目性，水分大，泡沫多，一旦出了问题，泡沫破裂，就会连累整个国民经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许小年不久前就指出：“从整个经济的层面上讲风险在上升。”这是一个十分审慎的估计，也是对决策者的一个警告。

最后，“国进民退”符合于权贵资产阶级的利益，实际上是在这些既得利益者直接间接的操控下展开的，它给有关的国有企业和管理部门带来可观的经济利益。2009年的这种“改革模式”，将诱使更多的国有企业和部门，在更大的范围内和更大的规模上，以更大的热情去推动国有化进程；这是权贵资产阶级为自己摆设的盛宴。有一位经济学家说：“2009年的‘国进民退’，有可能发展为长期性的隐忧。”这个说法不是没有道理的。

（三）

为什么会出现“国进民退”的现象呢？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指导思想上存在着“以公有制为主体”的错误方针，把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等同于公有制。

这个错误理论始于列宁和斯大林。列宁在十月革命前的一篇文章里把社会主义归结为“生产资料公有和按劳分配”。斯大林在农业集体化完成后的1936年明确地说：“苏联是社会主义社会……这种社会的基础是公有制：国家的即全民的所有制以及合作社和集体农庄的所有制。”后来还提出要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

中国共产党人完全承接了这个理论。上世纪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按照这个斯大林主义的模式进行的。在消灭了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中的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成分后，国民经济就成为清一色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国有制和人民公社所有制。直到文革结束，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才改弦易辙，一方面引进外资，同时发展民有经济，恢复了市场机制，使国民经济免于崩溃。但是，在指导思想上，仍然没有放弃斯大林主义，还是把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看成社会主义公有制来坚持。这可以从中共的几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里得到说明。如：“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我国经济的基本制度”（十二大）；“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十三大）；“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四大）；“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十五大）；“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十六大、十七大）。这些论断，充分反映了对“公有制”的迷恋。

但是，这个论断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极端有害的。它是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发展的主要障碍，是垄断经济的理论支柱、权贵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和护身符。国有制根本不是什么公有制，更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

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呢？按照马克思的论述，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前提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所有权分离，所以，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将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所有权相结合的生产方式，但不是个体小生产那种结合，而是“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的所有制”，“实现个人所有权”。

所以，公有制就是联合起来的个人所有制，是劳动者在他参与生产的企业里享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经济制度，是共同占有和个人所有的统一，两者缺一不可。分别说来，生产资料的物质形态是联合占有，劳动者用以进行生产，任何个人都无权处置；价值形态则为劳动者个人所有，国家和他人都无权剥夺。或者换句话说，使用价值是共同占有，交换价值属于个人所有。生产资料所有权是其他权利的经济基础，劳动者（当然包括脑力劳动者）由于有了生产资料所有权，才能够获得对于企业的管理权、监督权和利润分配权，才有可能成为企业的主人，国家的主人，社会的主人；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等，才能名副其实地成为真正的普世价值。

马克思的这个公有制理论，是建立在承认个性、尊重个性和每个人的解放这个宏大目标的基础上的。在这样的公有制社会里，每个劳动者都有权占有一定的生产资料，人人都是有产者，甚至包括原来的资产者也不例外。中国离这个前景还很远，怎么能够侈谈“以公有制为主体”呢？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具备全面实现公有制的条件，即使是在发达国家，也只能说是具备某些公有制的因素，更不要说我们中国了。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上，私有制还有旺盛的生命力，人类还要经历漫长的路程，才能到达公有制。坦白地说，这还只是纯理论的推断，所谓社会主义公有制，只是一种理念，是人类力图摆脱现实社会种种不平等不自由状态的构想。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实现，还需要经过实践的验证。把它生拽到中国社会，“以公有制为主体”，实在是历史的误会。

但是，如果仅仅是历史的误会倒也罢了，问题还在于它已经成为完善市场经济的障碍，成为权贵集团排挤民有企业、掠取社会财富、破坏社会公正的理论工具。“国进民退”，正是他们贯彻“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结果。所以，从理论上进行正本清源是十分必要的。

在2009年的反对普世价值的高潮里，有一位老共产党员在《求是》杂志上发表长篇文章批判我，说我主张“让每个劳动者都占有生产资料所有权”，就是全面实行私有制。看来，这位在共产党里呆了七十多年的老人，大概连《共产党宣言》都没有读懂。《共产党宣言》在解释“消灭私有制”时谈到，“要消灭那种以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没有财产为必要条件的所有制”，并且指出：“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机会，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机会。”可见，私有制是以“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没有财产”和“奴役他人劳动”为特征的；实现人人有产，而且并不“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恰恰与私有制相反，是公有制的特征。可是，这位批判我的老共产党员却把马克思主义的公有制说成是私有制，而把那种比资本主义私有制还要落后的专制国家垄断制当成公有制，是非如此颠倒，真令人哑然失笑！

前面我说过，在公有制条件下的人人有产，包括原来的有产者，即资本家。可能有的朋友还不理解，既然消灭私有制，消灭资产阶级，怎么还能让资本家继续“有产”呢？这就联系到深一层的理论问题：所谓“剥夺剥夺者”，是指剥夺资产阶级利用占有的生产资料剥削劳动者的权利，也就是前面所引的“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机会”，却并不剥夺他们以资本或脑力劳动参与生产而获得相应报酬的权利和机会。也就是说，绝不是把资产者的全部资产都剥夺干净，而是让他们获得与劳动者同样的参与生产和占有生产资料的权利。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从“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个恢弘的理论原则里得到启发。“解放全人类”是不是包括资本家？当然包括。如果把资本家都扫地出门，使他们成为无产者，岂不是又出现了新的无产阶级？实现公有制不是要使有产者变成无产者，而是使无产者成为有产者，这才是真正的共同富裕。

还需要指出，这个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方针，为什么能够坚持二十多年，从“胡赵新政”到“胡温时代”，始终不变？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这几代人都是由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培育起来的。当他们从文革的噩梦中苏醒过来的时候，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为了把社会从极度危险中挽救出来，他们不得不改弦易辙，采取改革开放的方针。但在指导思想上，他们仍然无法跳出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藩篱。指导思想上的这个先天的病灶，三十年来使改革派屡战屡败，以致优势尽失，最后不得不屈从于权贵集团。2009年的“国进民退”，政治体制改革多年停滞不前，都可以从这里找到答案。

（四）

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和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指导方针，发展垄断经济，是同完善市场经济的指导方针相抵触的。市场经济绝不能由垄断经济来主导。当然，从六十年来的历史发展进程看来，国有经济在它的初期是有贡献的，但它的垄断性（没有竞争）障碍了它的正常发展；与政治权力的结合、政企不分，更使它成为产生权贵资产阶级的温床。它与国外的国有企业、垄断企业不同，它们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是生产力发展、优胜劣汰的产物，同政治权力没有利益勾结；它们虽然破坏市场，但同时仍受市场规律支配。而我国的垄断经济与此相反，属于前资本主义的专制型的经济形态；它是专制权力的产物，赖政治权力而生，赖政治权力而存在、而发展；它凌驾于市场经济之上，不受市场规律的约束。“国进民退”，主要是权力运作的结果。所以，要扭转“国进民退”的趋势，掌握政治权力的指导思想上就必须抛弃“以公有制为主体”的错误观念，树立经济市场化的方针，大力扶植民有企业的发展，把经济体制改革从歧路上引回健康的轨道。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完善市场经济的目的。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责任编辑　徐庆全）

2010年第3期　个人主义与公民社会·董 健

公民社会与臣民社会有着根本性区别

“和谐社会”是公民社会还是臣民社会？传统的和谐社会，尽管有古代礼乐文化的背景，有一些朴素的自由、民主的因素，尽管这个社会也有比较宽松、稳定、太平的时候，但都还是脱离不了臣民社会的总框架。而我们今天所追求的和谐社会，则应该是现代的公民社会。确认“个人”本位的独立、尊严和价值，就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现代公民社会之政治伦理、道德伦理的文化价值基础，是现代启蒙主义精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但在我国，个人主义长期遭到否定和批判。从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国民党当权到共产党主政，都批判个人主义，都党国至上。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说：“公民社会注重个人自由，臣民社会注重社会和谐。”

两种社会的区别，关键在于“人”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人权第一、个人本位、尊重个人的价值，这是公民社会；君权第一、个人臣服、不看重个人价值，这是臣民社会。臣就是臣服、服从。中国传统的封建专制社会就是臣民社会。权位最高的是皇帝，皇家统治着全国。每一个地方的大官都臣服于皇帝，而老百姓都要臣服于地方那个最基层的官员。按照儒家学说是一个伦理社会，在家庭里面都要臣服于家长，具体来讲儿子要臣服于父亲，妻子要臣服于丈夫。一切人的关系都是一个臣服的关系，一个服从的关系。鲁迅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这句话非常的厉害，他就是想揭示这个现象，他说中国的文化说到底是“侍奉主子的文化”。“侍奉主子”，就是服从，就是臣服，一层一层地侍奉上去，是臣服的文化。这样一个社会，就叫臣民社会。中央各部的大官在皇帝面前下跪、称臣，都是臣。

这样一个社会的结构当然是一个政治专制主义、文化专制主义的结构。这个臣民社会有时候统治比较稳固，比较安定，譬如说没有大规模的暴力事件以至对内对外的战争，没有大规模的灾荒；这个社会比较升平，一般的人认为这就是和谐，所以卢梭说臣民社会是向往和谐的。下对上要臣服，上对下也要说得过去，剥削压迫不能太过分了。下头对上头不能造反，必须臣服。这个关系能够维持到不爆发革命，不爆发不造反，能够平稳地往下发展。而这种和谐是臣民社会的和谐，在西方也存在过。儒家的礼乐文化对维护臣民社会是有作用的。礼乐文化在早期是比较活跃的，到了后期，就是秦汉以后，就被僵化了，乐的层面向礼的层面过渡了，乐被礼化了，适应了专制统治的要求。

什么叫公民社会呢？公民社会是现代社会。在古希腊，就有公民社会的萌芽。中国古代也有过公民社会的萌芽。我国古代文化中的一些民主诉求，强调人民大众的主人翁地位，强调老百姓的权利，强调人道等等，都是公民社会的萌芽。但是秦汉之后，中国的皇权专制统治完善以后，这些因素就抛弃了，民主的萌芽就被扼杀了。到了近代，才有“人权”、“公民社会”的追求。

在西方，真正的公民社会是18世纪启蒙主义运动之后兴起的。启蒙主义开启了世界的现代史。现代公民社会由此而生。“启蒙”我们中国古代就有解释，但主要是从西方来的。英文的启蒙叫做Enlightenment，Light是光，Enlightenment就是照亮。专制统治者的很多愚民观念把人们的头脑弄得非常的愚昧、黑暗，人们看不到历史的真相，不知道真理在哪里；自己的脑子也不会真正地思考，而只能按照统治者的意愿，按照别人告诉他的观念来思考。这个脑子不是一片黑暗吗？启蒙主义者要把这些人的头脑照亮，把理性的光打进去。我们用中国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把头脑弄明白。本来是一个不明白的人，现在我明白了，我就会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了，我就不再听信你原来告诉我的那些蒙蔽我愚昧我的话了，我就要问一个为什么了。所以启蒙主义这种思想文化运动，它在现代社会到来之前，是一种精神的准备。它的核心内容就是两点。第一反对真理的垄断，真理并不是少数权势者垄断的。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我也要明白真理，反对真理的垄断。如果太阳是真理的代表，太阳是大家的，太阳的光线照到每一个身上，而不是只照到个别人身上。第二个就是反对权力的垄断。财产的分配权，资源配置权，政治管理权等等，不应该是少数人垄断，应该由全民通过一定程序解决，全体公民用权就是民主，少数弄权者用权就是专制。这样一来在西方就掀起了很强大的现代启蒙主义运动。一大批西方思想家，提出了一系列关于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当然是继承着古希腊以来的民主传统精神），这些价值观念的核心就人的价值和尊严，就是“个人”的权利的不可动摇性。每一个人生来就有他的权利，是天赋人权。

公民社会显然与臣民社会有很大的不同。在公民社会里就取消了“臣服”，没有臣服的关系。不管哪一级对哪一级，都没有臣服的关系。整个国家机器在按照民主和法制运转。老百姓不用对政府“臣服”，政府机构是为老百姓服务的。现在报纸上都强调政府的服务职能，而不是官老爷。老百姓纳税人是主人。这就是公民社会。台湾国民党掌权几十年，在民主选举中曾经一度失去了权力，现在又重新掌权。我记得民进党的陈水扁第一次通过民主选举上台时，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李慎之在接受英国BBC记者采访时讲了一句话：“不管这两个党将来发展如何，也不管存在哪些问题，这一事件本身是中国从秦始皇以来两千多年历史上未曾有过的一个大的转折，什么转折？就是通过非暴力手段，通过民主和理性把权力进行了交接。”共产党从国民党手里面把权力夺过来，是通过战争打下来的。就是四人帮掌权被推翻，都要通过“小暴力”，不通过暴力抓不起来；陈云无奈地说：“下不为例。”公民社会通过非暴力的、民主的方式来进行权力转换以后，掌权的人就不会用暴力来维护自己的权力。但是在臣民社会，我用暴力把你打倒，夺取了这个权力，我掌权者本人就缺乏安全感，我老是想着你会不会用暴力推翻我，所以我就用暴力维护我的权力。毛泽东用暴力推翻了国民党，在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后来一直就强调阶级斗争，搞文化大革命，甚至要七八年来一次。他就生怕有人要用暴力推翻他，老是感到不安全，动辄说我还是想要去井冈山打游击。暴力所取得的权力往往用暴力维持，而暴力维持的社会绝无公民社会可言。

我们追求的和谐社会，应该是现代的公民社会。而不是传统的臣民社会。传统的臣民社会只有部分的时代比较安定，如康乾盛世，可称之为“古典和谐社会”，不是现代和谐社会。现代的和谐社会，就是我们现代正在争取、还没有达到的现代公民社会。

个人主义是公民社会的基础

要达到现代公民社会，除了继续坚持已经进行了3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还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现代公民社会的政治伦理和道德伦理必须真正地建立起来。承认“个人”本位的高度尊严和不可动摇性，便是建立这种新伦理的首要前提。在传统的臣民社会，完全没有“个人”的地位。“个人”被工具化、奴才化，只是权势专制下的“子民”。所谓“个人主义”是一个反面的东西。在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中，个人主义也是完全被否定的。我这个年纪的人是在声讨个人主义，处处防御个人主义中长大的。“个人主义”这个词不是我国固有文化中所有的，是从西方翻译过来的。但是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也能找到一些根源。这个词在西方叫Individualism。在启蒙主义的视野里，每一个“个人”的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切“个人”都享有种种个性自由并担负社会责任。所谓“天赋人权”压倒了“君权神授”。然而，在我1949年以后接受的教育当中，个人主义却是一个坏东西。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文艺界的负责人周扬来总结这场运动，叫做《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他总结文艺界犯错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个人主义，他说：“个人主义在社会主义时期是万恶之源。”多可怕啊，是万恶之源！

现在我们读了很多有关启蒙主义、人的现代化的书，读到了许多学者总结中国历史的书，我们才晓得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实际上个人主义这个词是一个正面的概念，是讲“个人”本位的重要性，强调人本身的独立、价值和尊严。它与传统的专制主义针锋相对。这个“个人”是有权利的、有尊严的。我很看重我自己，你也要尊重我，当然我也要尊重别人。这个和损人利己、自私自利不是一回事，后者不应该说成“个人主义”。在西方还有另外一个概念叫做：Egoism，指那种非常自私，只考虑个人的思想。结果一查字典，也翻译成个人主义，所以在中国现代把这个事情搞得非常混乱。在五四文化运动的时候，个人主义还没有被歪曲，在那时鼓吹思想自由、个性解放的一批先进文化人的心目中，个人主义还是一个正面的价值。在我的印象中，个人主义作为一个正面的道德观念，传入中国，大概是1900年前后的事，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1900年前后这个词传到中国，刚开始翻译成“个人”，或者翻译成“个性主义”，或者翻译成个人主义。在五四运动的时候，讲究思想解放、个性解放的时候，个人主义还是一个体现着人之现代化追求的价值。

当时在好多新的刊物上也宣传过个人主义。鼓吹个人主义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胡适。他写的一篇很有影响力的文章叫做《易卜生主义》。易卜生是挪威的一个作家，戏剧家，专以个人主义为武器与“社会”作战，即与权力掌控者斗争。在他的戏剧当中，个人主义作为一个正面的道德价值，强调个人的独立、自由、自主，强调个人反抗“社会”的压迫。他崇尚的是一种个人主义高尚的人格。易卜生主义产生在挪威不是偶然的。恩格斯曾经说过挪威的农民是人格最健全的人，是有自由精神的农民，只有这种人才能产生健康的正直的人格，这种人格就是个人主义，所以在易卜生来说个人主义是一个正面道德力量。胡适就写了一篇文章，讲易卜生的个人主义，鼓励在中国兴起个人主义价值观。现代的公民社会，如果离开了对“个人”本位的确立，离开了对每一个人的独立、尊严的承认，就不可能建立，必然还会回到臣民社会中去。因为臣民社会不承认“个人”，所有的人在统治者心目中都是工具化、非人化、奴隶化的，都是他们暴力夺取和维护独裁政权的炮灰。中共有一位元帅曾经说过：“我打仗就是往锅底填柴火。”填的这些柴火就是士兵，所以战争这个东西是不允许个人主义的。在战争思维、暴力思维之下，就不可能有个人主义，个人主义的合法性必然是在和平的、开明的时期才能有。个人主义价值观总是与现代的公民社会联系在一起的，而成为专制社会的“万恶之源”；因为它与人类文明的现代时期共命运。

每一个人的个性是不一样的，承认人的个性差别，承认每一个人都有发展自己个性、维护自己个性的权利，这是一种现代文明。所以每一个人不仅有生存的权利，而且有言论的、思想的、政治的权利，这些都建立在“个人”本位的基础上；不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人的自由不是空洞的吗？有什么自由啊？我们爱国，爱自己的民族，但掌权者不能利用这些来吞噬“个人”。个人服从“集体”，大家都一致，高度一致，一言堂那就谈不到个人，也谈不上个人主义。自由与个人主义相联系，自由与民主体制相联系，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这些东西都是建立现代公民社会的价值支撑。否定了个人主义，只承认集体主义，使个人完全失去自觉，人人都成了“驯服工具”。从电视上看到，全国人大代表到北京开会，记者采访他，有什么感想啊？有的人大代表从非常边远落后的地区来，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代表，就说很感谢党和政府叫他到北京来见了世面。完全不是人大代表所应该讲的。人大代表是代表人民到北京来参政议政，参政议政要提意见，要批评政府哪一点没有做到，哪一点没有做好，要传达人民的意见和要求。“我第一次到北京，住得很好，吃得很好，非常感谢党、感谢国家……”，他完全不知道他作为人大代表应有的权利和义务。他是“臣民”，不是公民。

我们的文艺作品中也往往否定个人主义。“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滋养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母亲只滋养了我的肉体，我的精神是靠党管的，都缺乏一种精神上的独立性，而强调了一种精神上的依附性。这样，在我们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开展的那种教育运动中，个性、个人主义全被否定了。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人们不可能把自己的个性完全地消灭，结果就被扭曲、变形，所以就讲假话，公开讲的全是一些空话，专讲那些符合集体主义、符合党的要求的东西，符合“国家”利益的话。他内心就保留了一个别人不能窥探的世界，那个世界本来可以和别人交流的他不交流，而且他的个性要求都变形了。人们一些感情、欲望，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不允许它合理地、公开地讲出来，他们就讲假的、好听的话。本来合理地追求物质利益是正当的，现在变成了不合理的，就转入“地下”了，转入地下就要变形，一变形就变成了不好的东西。为什么一直接受集体主义教育，一直接受廉政教育，但是一有机会就贪污？就是人的正当的个性受到了压抑之后，他的那些不正当恶欲就得到恶性膨胀。如果他有健全的个人主义，有易卜生主义那样的人格，他就不会说一套干一套了。另外说明集体主义在他身上是虚伪的。有没有集体主义，当然有集体主义，国家的集体要求，爱国主义，都属于集体主义。但是集体主义当它否认健康的个人主义的时候，它就会带有极大的虚假性，最早指出这种集体主义的虚假性的是马克思，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当中说到过。如果我们否定了人的健康的个人主义，这个集体主义就带有很大的虚假性，变成人性健康发展的束缚和障碍。这是马克思指出过的。集体主义变成了虚假主义，我们在生活中随处可见。

所以当有些人一旦发现他这个地区，他这个单位，甚至他这个国家那个“集体”是对他的蒙蔽和欺骗的时候（你们这些当官的，让我服从集体，你们贪污那么多跑到国外去了，原来是假的），这个被愚弄的人在价值观上必然发生断裂、崩溃。什么集体主义也不相信了。这个时候他的健康的个人主义也建立不起来了。个人主义在一百多年前传入中国，一直遭到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误解、歪曲和批判。1907年鲁迅写过一篇长文《文化偏至论》，指出个人主义这一理念刚传入中国，“号称识时之士，多引以为大诟，苟被其谥，与民贼同。意者未遑深知明察，而迷误为害人利己之也欤？夷考其实，至不然矣！”你看，个人主义成了一个大罪名，是骂人的话。这种迷误一直传到1949年之后，1958年周扬撰文（此文经毛泽东修改）说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这说明，反个人主义是一个多么强大的阵势。

“国家”、“民族”、“集体”、“党”是反个人主义者所用的主要依据。鲁迅在上文中，提出以“人国”——“个人”本位得到尊重的国家，取代“沙聚之邦”——没有“个人”人格的一群奴隶组成的国家。当权者总是以国家的名义来剥夺“个人”的自由、权利。针对这种思想，鲁迅主张“立人”。他说我们要把人立起来。鲁迅讲的这个立人就是要尊重“个人”本位，尊重个性，把人的人格提高。鲁迅说这个国家有两种情况，如果每个人思想解放，有健全的个人主义，人格得以“立”，那么这个国家就是“人国”，是“人”的国家。如果这个国家没有经过启蒙，没有建立健全的个人人格，人们都是奴隶都是臣民，那么这个国家不能叫“人国”，而叫“沙聚之邦”，就是很大的一堆沙子；中国过去，特别是旧中国确实是沙聚之邦。鲁迅要把沙聚之邦建设成人国，其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个人主义人格的健全。

针对以“国家”至上反对“个人”本位的思想，胡适说过一段很尖锐的话，大意也是这样的。胡适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此话见他的《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如果大家都是奴隶都是臣民，加在一起也不强大。他和鲁迅的话不是一致的吗？鲁迅叫沙聚之邦，就是由一群奴隶组成的国家。胡适讲的是现代的国家，和鲁迅的话是一致的。但是胡适的话，过去都是受批判的，国共两党都骂胡适，蒋介石、毛泽东都否定胡适思想。传统的专制主义与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倾思潮相结合，为我国现代化造成了种种思想上的障碍。对个人主义价值观的拒绝和批判，是包含着深刻历史教训的。

总之，我们所追求的和谐社会，必须是现代公民社会。正如卢梭所言，“公民社会注重个人自由”。公民社会的政治伦理、道德伦理的文化价值基础，就是注重“个人”本位的独立、尊严和价值的个人主义。个人主义作为人道主义的基石，在人类文明史上发挥过光辉作用。西方资产阶级利用、发展过个人主义，但也恰恰是资本主义大生产破坏了人的个性之多样性，金钱万能的社会使人异化、失去个性。健全的个人主义是在那些资产阶级的批判者的文化批判中才得到维护和发展的（如易卜生、罗曼·罗兰对个人主义的张扬）。马克思主义也试图以新的途径高举“个性”的大旗。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这些个人主义的遗产，推动我们的公民社会的建设。

（作者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前副校长）

（责任编辑　徐庆全）

2010年第3期　东欧剧变访波兰·苏双碧

“你们是去访问一个由执政党变成在野党的党”

应波兰统一工人党党刊《新路》杂志之请，《求是》杂志原定于1989年7月组团访问波兰。但波兰统一工人党正经历过“六?四”和平演变而丧失了政权的事件。这就是根据2月圆桌会议达成的协议，定于6月4日举行议会选举，在选举中，以波兰统一工人党为首的执政联盟遭到重创，在议会的299个席位中只得了5席。随后于6月18日的参议院选举中，在100个席位中，竟未得一席，丧失了组阁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不好按原计划于7月间组团去波兰访问。

三四个月后，即1989年10月，有关部门向我们建议，认为在政局动荡之时去看看还有点意思。随后，《新路》杂志也来信，说明原邀请仍有效，并说要去希望早点去，越往后接待越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于11月16日率《求是》杂志代表团由北京出发到波兰访问。代表团由我和沈迎选、乌兰三人组成，其中乌兰是外交部的，在波兰工作过，会波兰语，对代表团来说有诸多方便。

下午3时离开北京，之前波兰驻华大使馆派一位公使衔参赞来机场送行。他在中国多年，对中国很熟悉。此时此刻，他的心情似乎不大好，沉默了好一会才说：“你们是去访问一个由执政党变成在野党的党。这个党要改名，自然也要修改党纲。”我问他政权已经易主，工作是否会变动，他说不知道。又说他们外交部有个规定：一是忠于政府，二是不参加党派活动。言下之意是信守这两条，就可以留下继续工作。握别时他恳切地说：“希望您访波回来后能见一面。”据我所知，他并没有离开中国。一年后在一次波兰驻华使馆的招待会上，他见到我并热情和我交谈，可以看出，他的心情比上次见面时要好多了。

由于时差的关系，尽管在莫斯科转机时耽误了一些时间，我们还是在当天晚上华沙时间十点钟就到达华沙。《新路》杂志副总编辑以及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参赞到机场迎接我们。随后把我们送到政府宾馆。这是一座主要用来接待外宾的宾馆，规模不大，但还舒适。离它不远就是波兰总统府，挨着总统府是澡盆公园，属皇家园林。因为公园的临街附近有一尊肖邦塑像，有些中国人就称这里是肖邦公园。在华沙期间不论早晚，只要能够抽出时间，我们都要到这个公园去散步。

第二天，访问活动正式开始。上午就安排了三个活动。首先是安排会见波兰统一工人党书记亚特。但亚特临时有事没有来，改由党中央意识形态部部长向我们介绍了议会选举失利和今后党的工作设想。他认为党处于非常时期，必须支持现政府的主张。对如何恢复党的正常活动，党的各级组织提出了200多种方案，归纳起来不外两种流派：一是传统的共产主义运动，他们主张经济实行国家所有制，政治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二是工人运动中社会党一派，主张统一工人党改名为社会民主党，实行民主社会主义，政治多元化，即实行多党制，经济上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这两种流派，主张改为社会民主党的占多数。在东欧巨变中，走社会民主党道路，成了他们共同的方向。首先是匈牙利，1989年10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召开第十四次党代会，决定改建为匈牙利社会党。随后就是波兰，民主德国，保加利亚等等。都先后把共产党、工人党改名为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这似乎成了不可阻挡的潮流。正如这位意识形态部长所说的，特别是青年党员中，持社会党方向的人更多。接着，他谈了党更名的具体步骤。他说：“明年二月要召开党代会，产生一个综合纲领，发表共同宣言，新的党不论世界观、哲学观、政治观皆可入党。在这次党代会上，正式宣布停止工人党的活动，并产生新的政党。即‘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经过党改名后，到底还有多少人能留在党内，很难说。在一次民意测验中，有很多人不回答这个问题。这位意识形态部长对党所处的前景也有点茫然。

会见之后，我们被安排去访问统一农民党和民主党总部。这两个党原先是工人党的执政联盟，不久前在圆桌会议上倒戈和工人党分道扬镳。我当时有点奇怪，既然如此，为什么还安排这两个活动。陪同说是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一下波兰当前的现状。这当然也无可非议。

10点半左右，我们来到民主党总部，接待我们的是一位民主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兼组织部长。他主要介绍了他们和工人党如何从联盟到分裂的过程，不同意有人说他们“背叛”了工人党。最后我们访问了农民党总部。接待我们的是农民党中央书记处的一位书记。他介绍了农民党的组织和现状，提倡农民自治，不受任何政党和教会左右。在我的印象中，这个党人数不少，但社会影响似乎不太大。它和民主党加入工人党的执政联盟并不是平起平坐的。它的退出也没有对工人党的执政起什么大的破坏作用。统一工人党之所以失去政权，是统一工人党执政期间，经济未能发展，百姓生活水平未能提高；加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搞独裁统治，没有民主。工人党在群众中丧失民心，人民群众很自然地要抛弃它。

这次访问尽管是应统一工人党党刊《新路》杂志的邀请而来，许多人都把我们当成统一工人党的最后一批客人，会见我们的大多是党的各级主要领导。他们基本上都是谈党要改名，要筹建新党，都在为召开党代会做准备。他们认为新党和统一工人党告别是严肃的，合理的。尽管他们也说不主张完全否定党的四十年历史，但实际上，社会民主党和统一工人党毕竟不是一回事。党的性质不同，纲领不同，主义不同；改名或重建都意味着原来党的失败，意味着政权的变色。

我们成了工人党的最后一批客人

波兰的和平演变,由于部队基本上没有介入,没有起来维护统一工人党的政权,新旧政权的过渡是和平过渡；虽然也发生一些工人罢工,或群众集会游行,但社会上的冲击力并不太大。我在政府宾馆曾经遇到波兰人民军的一位军官,我问他是不是统一工人党的党员,他说是。我问他怎样处理新旧政权转变中的自我,他说："很简单,把党证撕掉就完了。"说得很轻松。后来我一想,也可以理解：军队是国家的军队；在新政权下,原来的政党、党员和军人之间只能居其一。

和平演变是相对于暴力而讲的,至于对新旧政权的态度,对经历几十年奋斗的党的怀恋,一句话,在不少人中,思想斗争还是十分激烈的。在波兰我们参观了一个博物馆,是联合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说是欧洲最完好的哥特式建筑。馆长是一位虔诚的统一工人党的党员。她对中国的改革开放现状很钦佩,对中国代表团很热情。她介绍说,这里供有一尊圣母像,有1500年的历史。当中有个市政大厅,一般不对外开放。馆长听说我们来自中国,不仅热情地接待我们,而且亲自动手做了一盘点心招待我们。当她把我们引进市政大厅时,她让我坐在正面的一张椅子上,并郑重其事地说：你坐的这个位置是前一位中国客人某某某坐的位子。我一听连忙站了起来,觉得这个位子过于神圣,我不该坐在那里。可是她一手又把我按回去,并庄重而深沉地说："你就该坐在这里,因为你们是中国共产党派来的代表团,又是我们工人党的最后一批客人。"说着,她声音有点哽咽了。这种情况,我们在波兰访问期间曾多次碰到过。11月22日,我们到波兰最大的一个省卡托维兹访问。这个省是波兰的工业区,拥有22万工人党的党员,对党要改名为社会民主党,不少党员表示抵制和不满。那天我们从克拉科夫到卡托维兹,正遇上大雪,加上在路上更换轮胎,原计划上午10点到卡托维兹,结果快到中午12点才到达。省委管文教的书记、作家捷林斯基为迎接我们,在办公楼前的雪地里站了近两个小时。一见面就激动得掉下眼泪。他说："你们的党更坚强了。我们的党已经放弃了领导权。"他把我们引进一个宽敞但很陈旧的会议室,然后从口袋里抽出一份材料,是他给党中央的上书,表示坚决反对工人党更名为社会民主党,主张改名为共产党。他说他属于现实主义派,要继续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他指责那些主张党更名并热心于筹备这一工作的领导人是对国家的命运"极不负责任",表示要和他们斗争到底,直到拉出队伍另立新党。到会的人大多表示同意捷林斯基的观点。但就全党来说,这种观点毕竟是少数,几个月之后,即1990年2月,党正式改名为社会民主党。报纸刊登了捷林斯基拉起一帮人,成立波兰共产党的消息。据说只有400多人,且都是白发苍苍的老人。

这次访问,正是工人党大步演变成社会民主党的时刻,所有接触到的工人党领导,几乎都放弃对原来政党的信念,不敢面对党的四十多年的奋斗历史。当然这也不奇怪,波兰教会影响很大,它对保存波兰的语言和民族文化有过重要贡献。因此,波兰人信教的特别多。据说工人党党员信教的竟达70%以上。这样一来,信奉马列主义也就可想而知了。加上由于历史的原因,波兰人对俄国,当然也包括苏联,成见很深。不论是党员还是群众,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都认为是属于清除影响问题。对斯大林基本上全面否定,因为斯大林当政期间,和东欧各国积累了许多恩怨。对列宁一般也都是持否定态度。我们所到的各级党的活动场所或党的负责人的办公场所都没有看到列宁的像。唯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在华沙大学我们拜见一位历史学教授,他是工人党有影响的党员,"7·8"运动的发起人。按照他的说法,运动的目的,是要让党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而奋斗；包括议会道路,争取在议会占多数。他想通过议会斗争来保持党和社会主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的地位。比较起我们接触到的其他领导人来,他还对过去历史有点怀恋。于是,我们就问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原工人党的指导思想怎么看。恰巧他的办公室内放着一尊列宁的半身塑像。我们就以此为题问他："您的办公室还放着列宁的像,这是不是意味着您对列宁有肯定的看法?"看来这个问题对他们来说是很敏感的。他说："我不想对其他国家的人物进行评论。列宁应由他们自己的国家和人们去评论他。我个人认为我们的国家是不能继续用列宁那套模式了。我们在70年代就找到了和列宁不相同的道路。"

由于社会处在动荡和变革时期,社会各阶层思想都很活跃,自由度很大。我们在克拉科夫访问时,应左派俱乐部之约出席一个座谈会。当地的一些作家、艺术家、诗人、记者出席了会议。俱乐部的主席曾经被关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是个老革命。这个组织当时省委是支持的,后来因为要求和党对话,要求批评政府,要求支持工人合法要求而被当成反对派。特别是军管之后,有的被开除党籍,有的自动退党。现在这个俱乐部又开始活动了。俱乐部成员思想很活跃,主张走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在克拉科夫座谈会结束后,我们收到一份请柬,邀请我们去出席一个叫"性与艺术"的展览会开幕式。因为一个"性"字开头,使我很犹豫。我把《新路》派来的工人党陪同找来,问其究竟,才知道是抽象派的一个普通画展。在华沙我们也收到类似的请柬,要我们去出席一个电影招待会,片名叫《性与电话》,又是一个"性"字。因为有官员陪同,不去又不好。我因牙疼没有去,让两位年轻人去看看。回来之后,他们说,片名故弄玄虚,内容和性根本没有关系。恰巧那天晚上有位大学教授来访,我和他谈起这件事。他说这反映了文化界一部分人要求开放多些。比如在深夜"儿童不宜"的节目里播放一些更加刺激的内容。有些影院已经在萌动。尽管不少人反对,但看来是挡不住的。不过,这位教授说,由于多年思想禁锢,看到一点新动向就不习惯,其实,开放一点,开初可能有点影响,习惯了就好了,也就不会那么多人热心去看了。

克拉科夫是波兰古老的城市,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在这里我们参观了大学、电视台、报社,以及米兹凯维奇广场。工人党的省委书记还亲自向我们介绍了这座城市的历史传统。离开克拉科夫后,我们参观了奥斯维辛集中营。法西斯在这里屠杀了几百万犹太人；许多证据,如焚尸炉、死人留下的头发、眼镜等等,至今看到仍令人发指。

随后几天,我们到卡托维兹、弗罗茨瓦夫参观访问。我们参观了伊尔契汽车制造厂。据说中国曾向这个厂买过汽车,和中国关系很好。晚餐特地请了会做四川菜的厨师来给我们做中国菜。主人的热情和真诚使我们很感激。厂长亲自来陪我们吃饭。他一到就交代服务人员把餐厅迎面的一个走廊门关上。他说是因为隔壁小餐厅等会儿有几个台湾人用餐。我问他台湾人到这里干什么,他说是来买汽车的。可知以民间的名义,他们和台湾还是有来往的。

在离开弗罗茨瓦夫的头一天晚饭前,服务员通知我们,为欢送我们,宾馆为我们加了几个菜。代表团的年轻人听说加菜,就想喝点白酒。于是,他们去找《新路》的陪同,建议晚餐时喝点白酒。陪同说工人党中央有个规定,接待外宾一律不招待白酒。我问他内宾是不是也一样,他说内宾规定就更严了。不过,晚饭时,陪同还是从书包里拿出一小瓶白酒来。但他当即声明,这是用他自己的钱买的。他说明天就要回华沙了,今天大家欢聚一下。这件事引发我的一点思考,看来工人党的失败主要并不仅是腐败。而主要是有诸如上述提到的政治原因。

11月27日回到华沙,出访波兰已经接近尾声。11月28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书记巴莱茨基会见,是这次访问最高层次的会见。中国驻波大使出席作陪。这位书记比较系统地介绍了波兰党当前的情况,党的去向,是改造还是成立新党,是改名还是保留原名。老党员希望保留党的名称,年轻人希望改名。在谈到党改名后的前景时,他说波兰党现有200万党员,改名后能剩多少党员,有的人估计能剩30万人。我插话问他,改名后党员要不要重新登记。如果重新登记恐怕留下的就更少了。他说现有的党员只参加活动就可以了,不一定要办什么手续。不过在一个多月后,即1990年2月,波兰统一工人党在华沙召开第十一次党代会,正式改名为社会民主党,主张国家走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党代会后,进行登记的党员只有47000多人。工人党结束了长达41年的统治。

当我们要离开华沙时,一位来送行的朋友说,设若你们下次有机会再来华沙,你可以打听一下我们的党中央大厦归属何主了。联想到前一天下午,一位大学的党委书记和我们告别时,说了欢迎我们再次来华沙的话之后,立即改口说："也不知道你们下次再来时我们这些人都干什么去了。"一种失落、恐惧、无法面对将来的预想,使200多万工人党员惴惴不安。

5年后,即1995年,我再一次率中国新闻代表团来华沙时,昔日宏伟的统一工人党大厦已经变成几个公司的办公地点。昔日有过接触的人和单位,大多因为单位取消,人事变迁,也都找不到了。

(作者苏双碧为《求是》杂志前副总编辑)

2010年第3期　胡耀邦和我谈下台前后·刘崇文

胡耀邦是力主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并坚决身体力行的。还在1986年，我们有一次去中南海勤政殿看望他，他就告诉我们说，小平同志同他谈了，明年党的十三大，他不再担任总书记了，小平、陈云、先念等几位老同志也都退下来。他是作为一个好消息告诉我们的。谈话时流露出一种高兴和欣慰的情绪。他说，我今年已71岁，明年就72岁了，从80年到现在，已经担任了六年总书记，明年十三大一定要退下来。他还意味深长地问我们：你们原来想到过我会当总书记吗？他觉得这种上和下、进和退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需要，是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国家走向民主政治的表现。

据李汉平（耀邦的警卫秘书）告诉我，十二大选举总书记，耀邦把自己的一票投给了赵紫阳，他那时就作了十三大退下来的准备（因为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了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他跟汉平说，到那时，我想找一个靠近农村的中小城市，住到那里去，不再干预中央的工作。他逝世后，李昭同志（耀邦夫人）就是根据他曾经表示过的这一意向，决定将他的骨灰安葬在江西共青城的。

1986年国庆节后，当我们又一次去看望他时，他更进一步对我们说：十三大要立个规矩，不搞终身制。小平同志全退，我半退，到了年龄的三分之二全退，三分之一半退，进中顾委、人大、政协等。一定要立下这个规矩，如果在我们手里不立下这个规矩，中国今后还会动乱。所以，在1987年1月中央开他的“生活会”之前，他对自己的去留毫不介意，而是心安理得、坦然自若地集中精力考虑如何切实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如何准备开好党的十三大，如何妥善处理好学生闹事等问题。

然而，在另一方面却一步一步在加紧酝酿“废黜”他的事情。可他全然不知、毫无觉察。1986年12月，他去上海，听说先念同志也在那里，就让李汉平打电话给先念的秘书，说要去看望先念，并交代先不要告诉先念同志。可是很快那边就来电话说，先念同志已经出发来看耀邦了。

下面是耀邦同志跟我说的原话：

当时先念的腿不好，是坐面包车来的，到客厅坐下后就说，你找我有什么事？你打电话给我，我很紧张。我当时很奇怪，他紧张什么？我说，我没什么事，今天中饭后我就回北京了，就是看看你。他说，呵！好像放心了。然后他又说，我同小平同志谈过，如果党内再搞斗争，我就不干了。当时我不知道要解决我的问题，先念已知道。我在回北京的飞机上还同小李说，现在谁还斗争先念同志？那次会见，先念还说，耀邦呀，报纸上有些胡说八道，你可要管住呀！当时他指的是自由化的言论。我说，人民日报我也管不了，我说的话他们也不听。

还有一件事说明，在中央生活会前，耀邦同志完全被蒙在鼓里。那些年每年元旦前，中国桥牌协会都要为邓小平、胡耀邦、万里等中央领导同志举办一次名为“运筹与健康”的新年桥牌赛，参加者除他们外还有一些桥牌界的名人和爱好者。每年都分内外两个赛场，里面是中央和北京市的领导同志，外面是其他的人，分别计算成绩。小平和耀邦从50年代起就经常在一起打桥牌。但在每年比赛时，都分别有桥牌高手做他们的搭档，所以成绩差不多。他们就轮流成为每年的冠军。1986年底的这次桥牌赛，小平和耀邦都参加了。比赛结束后，耀邦还兴致勃勃地说：今年该是我的冠军了！然后他还走到外面的比赛大厅，高兴地和其他参赛的人见面，向大家招手致意。他压根儿也没想到，没过两天，邓小平就找他谈话，严厉地批评他，接着就是他被迫提出辞职，中央召开他的“生活会”，最后被免去总书记职务。

人们可能奇怪，胡耀邦怎么会这样缺乏政治警觉？其实，这就是胡耀邦——真实的胡耀邦，襟怀坦荡、赤诚纯真的胡耀邦。他曾对我说，那时我既没觉得自己有什么错误，又已经决定十三大从总书记位子上退下来，哪里会想到还有什么问题呢？他始终坚信，他不遗余力为之奋斗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是顺应历史潮流，利民兴邦，受到人民拥护的；他竭力主张的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明确政策界限，对学生闹事采取疏导的方针等，都是符合民主和法治原则，并且是由书记处议定，得到小平、陈云同志同意的。他还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经过“文化大革命”，我们党更加成熟了，中国不会出什么事的。尤其是他相信小平同志对他是了解的、支持的。就在不久前（9月份）准备六中全会文件时，小平同志还对他说：有人打着我的牌子，想把我们拉向“左”，这个不能听；“自由化”这个词可以不用，但也确有一些人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左”的右的干扰都不理它，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该怎么干就怎么干，曾几何时，言犹在耳，怎么就风云突变？他没有想到，最后竟把学生闹事的原因，归咎于他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

耀邦同志的纯真与赤诚，实在是可敬、可爱、可叹！

李先念说：耀邦是阳的多阴的少

耀邦同志还告诉我，后来杨尚昆到上海征求先念开“生活会”的事，先念对杨尚昆说：我看耀邦是阳的多，阴的少；“生活会”我不参加了。先念同志说耀邦阳的多，阴的少。赵紫阳则说他“为人宽厚，可以吵架不记仇，好共事”。当时流传这么几句话：胡耀邦的良心，赵紫阳的头脑，邓小平的手段。

耀邦同志心地善良，为人宽厚，不会搞权术、耍手腕。他胸无城府，表里如一。在与同志和朋友的交往中，不仅没有害人之心，也没有防人之意。长期以来，不少人劝他“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他却认为，在党内“防人之心也不可有”。他对干部是严格的，有时甚至是严厉的，但他爱惜干部，从不整人。大家知道，邓力群对胡耀邦积怨很深，但他也承认：“胡耀邦不搞阴谋，光明磊落，观点不同，他就讲出来，讲出来也是指名道姓。”“他不积怨，有话讲在当面，讲清楚了，就没事了。”1988年11月，邓力群在长沙要求见胡耀邦，虽然在头一年生活会上，他罗列大量“罪状”，系统地批判胡，但耀邦还是欢迎了他，并同他谈了两个多钟头。事后邓力群十分感慨地说；“我没有想到他并不介意以前的摩擦。”并说他们的谈话“感情是真诚的，气氛是融洽的”，使他有“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感觉。（以上所引都出自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就在这次见面时，邓力群曾要耀邦同他联手反对赵紫阳，被耀邦拒绝。因为外面曾谣传说赵紫阳在胡的下台中起了不好的作用，不少人对赵有意见，因此当李汉平听说邓力群要倒赵，就不假思索脱口而出说：“好呀！咱们也报个仇嘛！”耀邦听后，立即严肃地批评李：“我真没想到，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思想还这么狭隘。我们绝不能因为自己受了委屈再去搞个人恩恩怨怨。赵紫阳是全党通过代表大会选出来的总书记，要维护他、支持他。……我们要维护团结，老这么折腾，党和国家没有希望！”

我还记得：好像是李瑞环说过，我们要多琢磨事，少琢磨人，耀邦听说后，十分赞赏。耀邦自己就是一心一意琢磨事，从不花心思去琢磨人。他的脑子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思考问题，他的精力几乎全部扑在工作和事业上，他手不释卷地几乎读遍了从马列到县志各种书籍，马不停蹄地几乎跑遍全国每一个县做调查，他不仅没有精力和时间去琢磨人，连对家庭和孩子都很少顾及。1986年10月8日晚，也就是他被迫下台前不到两个月，我们到勤政殿去看他，实际上当时已经在削弱他的权力和工作，比如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都由赵紫阳负责，十三大人事安排指定了薄一波等七人小组领导，可他既没觉察有什么不正常，也毫不介意，仍一如既往，满怀激情地告诉我们：从现在起到明年，我要集中精力主要抓好三件事，一个十三大报告，一个班子，一个把精神文明建设抓出点成效来。如同过去中央召开的每次会议，他都要殚精竭虑起草好一个好的文件一样，他希望这次在自己交班前，更要为十三大准备一个好的报告。他认为六中全会通过了一个很好的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他要抓紧部署“决议”的认真贯彻和具体落实，以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可是他这一片赤子之心和报国热忱，很快就遭到了无情的扼杀和打击，这不能不使人感到无限哀伤和痛惜。由此使我想到1988年耀邦同志的两句诗：“不谙燕塞险，卓立傲苍冥”。

退下来要真正什么事都不管就好了

那次在上海，李先念还问胡耀邦，解学恭的问题是怎么处理的？耀邦说，他们的意见要开除党籍。先念说，1978年已经免除了他党内外一切职务，就不要开除出党嘛！耀邦说，那好，你是常委之一，我把你的意见向常委转告。对解学恭的处理，耀邦曾同王鹤寿讲过好几次，不同意开除出党。理由有三条：一，解是1936年参加革命的，算老红军了；二，解长期做了有益的工作，解放后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三，解对建国后一些错误的东西是有保留的，1958年解曾单独找耀邦谈了农村浮夸的问题。江青把天津作为她的点，多次去天津，谈话都有记录，那时江是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解能违抗她？王鹤寿不同意耀邦的意见。耀邦下台后，书记处就决定开除了解的党籍。

耀邦认为，先念同志是很宽厚的、厚道的。小平同志是铁腕人物，他非常欣赏他铁的手腕。

作为一个政治家、领导者，心胸开阔，为人宽厚，在实际工作中和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往往就是一种可贵的民主精神和民主作风；而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则还必须具有无私无畏和敢于实事求是的勇气，必须敢于顶住巨大的政治压力，甘愿冒巨大的政治风险。

耀邦同志曾对我说：“解放初在川北‘一打三反’时，我那里（当时耀邦是川北党委书记、行署主任）就没搞出什么老虎来。我说我这里是农村，没什么工商业。小平同志说，你们应该多讲几次。这个批评是对的，应该大张旗鼓的作几次动员讲话，讲清意义，但抓人要谨慎。”“1957年8月反右派，我从苏联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回来，一看家里（指团中央，那时耀邦是团中央第一书记）划了那么多右派，我大吃一惊。‘四清’时胡启立从海阳回来，我狠狠批评了他，死了那么多人。我在湘潭搞‘四清’，一个月扫了一下，现在看来还是对的。”“现在看我工作的三个部门，中组部、中宣部、党校，没有伤人，后果是好的。”“还有什么凡是派，我们党没有什么凡是派嘛！两个凡是的思想是错误的，应当批评，但没有什么凡是派。凡是派的头是谁，无非是要搞国锋等同志。如果层层都批凡是派，就又要打击一大片，伤害一批人。那时候新闻界、理论界一些同志思想可不通哩！我是两面受夹！”“我当总书记为什么大家拥护？我这个人原则问题上不含糊，但对人比较厚道。至于当主席那是另外一回事，实际上的主席是小平同志、陈云同志，但总书记是货真价实的。”“对什么人都要公平，实事求是。对康生我们也承认他早期对党做过一些工作。他们要对曹轶欧判刑，开除党籍，我没有同意。曹已80多岁了，她还有什么能耐？有人说要维护党的纯洁性，我们党任何时期都有那么极少数坏人，丝毫无损于我党的光荣正确和伟大。已经80多岁了，你还枪毙她，人们会不同情的。”对江青，耀邦同志也不主张杀，当时争论很激烈。耀邦同志说：最后还是陈云同志起了重要作用。对华国锋，耀邦同志在湖南曾多次提出要有关人去看看他，并希望他们请华到湖南来走走。

在南宁，耀邦同志对干部年轻化和废除终身制很有感触，他说：“老一辈现在已无能为力了，年纪都大了，力不从心，还得靠70岁以下的。”“年纪太大，既不能控制局势，也不能控制自己。”并且一再说，领导人退下来后，“要真的什么事都不管就好了！”这既是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是他自己有切肤之痛的感受。

我跟他说，1956年波匈事件后，少奇同志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就提出过废除终身制的问题。我把刘少奇同志的讲话找出来给他看了，少奇同志说：“华盛顿在革命之后，作了8年总统，又退为平民。这件事对我们很有影响。华盛顿作过总统，他也是劳苦功高吧，比我们在座的同志怎么样？他作了8年的总统，又退为平民。这样的办法，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参考一下，也可以退为平民？资本主义国家中有些人当过部长，当过总理，结果又去当教员、当教授、当律师、当经理、当校长。……当然我们不一定完全照那样办，但恐怕有些东西，资产阶级的有些制度也可以参考。”少奇同志的这次讲话中还说：“毛主席有一次讲过，资产阶级民主，特别是初期，有那么一些办法，比我们现在的办法更进步一些。我们比那个时候不是更进步了，而是更退步了。”耀邦同志看后说，历史证明，这样的民主制度，保证了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发展。

我告诉耀邦同志，有件事对我们这代人启迪和影响十分深刻，那就是1976年，中国相继逝去了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领导人，在当时个人迷信达到登峰造极的年代，人们惶恐不安，担心中国的天会塌下来。结果，不仅天没塌，相反在毛以后，中国很快就出现了一个改天换地的崭新时期。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一代胜过一代的真理呢？！

耀邦同志说，后来居上，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时代在进步，历史潮流滚滚向前，谁也阻挡不了。我问他，那为什么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总统、总理、部长卸任后可以退为平民，而我们却很难做到呢？他反问我，你怎么看？我说，根据我的经历、感受、了解和观察，无非一不放心，二不放权。总觉得年轻人（实际很多人都不年轻了）不成熟，怕他们出偏差，捅漏子；而在“官本位”的情况下，权力地位又使人留恋难舍。耀邦同志说：人类社会本来就是在成功与失败中不断探索前进的，你总不能只许前人犯错误，不许后人出偏差。“官本位”是封建社会留下的残余影响，所以我们要改革。这里，我想起1982年中央关于老干部退休离休的决定，那是耀邦同志亲自指导起草的。为了顺利推行老干部离退休，耀邦同志主张给老干部增加荣誉津贴（文件上叫生活补助），有人不同意给，不同意给那么多。耀邦同志说：我们这些人实际上有许多补贴，什么伙食补贴，工作误餐，办公用房，出差补助，等等，退休后多数同志有困难。我们不像那些发达国家，现在还是低薪制，多数老干部退休离休后确有困难。任何事情都要注意，思想向先进看齐，但政策要照顾多数。

总之，耀邦同志不遗余力推进废除终身制，他衷心希望退下来后“要真正什么事都不管就好了”，就是为了在我国真正实现民主政治，以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

欣赏和钦佩具有独立人格的人

耀邦同志一直主张写张治中的戏。他说，张治中在蒋介石两次反共时都曾上书表示反对。解放后他也从不骂蒋介石，这是毛主席发现的。解放前后我们公布战犯名单，他是不同意的。搞“文化大革命”，他也是不同意的。有一次毛主席找他，同时还有别的人，他离毛较远。毛主席说，张先生，你怎么躲在后头？他说，你老人家走得太快，我跟不上。在重庆谈判时，是他千方百计保护毛主席的。耀邦同志说：张治中是个政治家，是有独立人格的。民主人士中，第一是宋庆龄，第二就是张治中。他在国民党是个上将。

他还特别器重有学问、有才华、有本事的人。李宗仁的私人医生×××，是最早到延安去的医生，能做心脏外科手术，是有名的一把刀。我们在南宁时，他也在那里，当时已88岁了，曾来看望过耀邦同志。他说要搬回成都去住，已给他找妥了房子，但表示冬天没有暖气，怕冷。耀邦就告诉有关方面，希望帮他解决暖气问题。离开南宁回北京前，还专门要送他一份礼物，李昭同志只好找了两瓶好酒给他送去。

1987年春节，也就是耀邦被免去总书记职务后不久，文怀沙教授突然给耀邦同志写了一封信，赠给他一副对联：民望藏饥渴，公行胡滞留。后来德平（耀邦的长子）去拜访了文怀沙，才知道这是从陆游寄朱熹的诗句中采撷来的。文怀沙对德平说：一叶知秋。1988年耀邦在烟台休养时，写了一首古风，要德平送给文怀沙，请他指正。这首古风是：骚作开新面，久仰先生名。去岁馈珠玉，始悟神交深。君自久嶷出，有如久嶷云。明知楚水阔，苦寻屈子魂。不谙燕塞险，卓立傲苍冥。闭户惊叶落，心悲秋草零。心悲不是畏天寒，寒极翻作艳阳春。艳阳之下种桃李，桃李芬芳春复春。哲人畅晓沧桑变，一番变化一番新。如今桃李千千万，春蕾一绽更精神。对这首古风，文怀沙有深入的理解和很高的评价。但他觉得还拿不稳，就去请教钱钟书。钱说：“既不帮忙，也不帮闲。”耀邦知道后，不仅没有气恼，相反对钱的为人表示欣赏，并说乔木很钦佩钱钟书，认为他学识渊博。也就是在这一年的春天，李锐送给耀邦一本钱钟书的《谈艺录》，并在书的扉页题写了“是非公道在人心”的诗句。耀邦认为李锐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在兼任毛泽东秘书时敢于当面直言；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尖锐批评大跃进的错误，因此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职务，后写出并出版了《庐山会议纪实》；他还写了《论三峡工程》提出自己不同的意见。耀邦后来写诗赠他：“延水创伤甚，庐山复蒙羞。犟劲终不悔，雕虫度春秋。狂歌妖雾扫，拨乱尽同俦。胸中浪潮涌，笔下蛟龙游。调反三峡坝，言诤九派流。潇湘一冷月，青光耀斗牛。”

耀邦下台以后，中央办公厅突然给他送来一幅刘海粟的画，原来是刘海粟专门为耀邦画的，而且早就画好了，交给中办转交，在中办压了将近半年。耀邦说：我和刘海粟没打过交道，就是1986年6月那次访问欧洲四国时，在法国总统举行的宴会上和他见过一面。他那时也正在法国，人家也邀请他参加了，我同他握了手。我在宴会上发表了一篇演说，估计给他留下了比较好的印象。访问欧洲四国的讲话，我修改了十遍，那个反应是很好的。

耀邦同志从来对自己的文章、报告和讲话，都是亲自设计、亲自构思、亲自主持撰写或亲自口授文字措词，然后亲自修改定稿。他绝不照念别人替他写好的稿子，或署名别人代他写好的文章。他几乎对每一篇文章或讲话，都要求精益求精，既要有深刻的思想观点，又要有生动的语言文字。最反对说空话、大话、套话，反对党八股、一般化、四平八稳、死板、枯燥。因此，他的文章人们爱看，他的讲话人们爱听。耀邦同志告诉我，纪念毛泽东诞辰90周年的文章，乔木看了说：这样的文章我写不出来，2000多字，概括了毛的一生，没有套话。还有纪念王稼祥的文章，朱仲丽（稼祥的夫人）看后哭了好几次。耀邦说，他写东西，是先有个总体设想，然后一段一段构思，想好一段写一段，最后总括而成。有时半夜有了好的想法，爬起来又写。他还说：原来还准备写一篇纪念弼时同志的文章，可是下台后试了几次，怎么也写不成了，没有那个气势和高度了，不在总书记那个地位，有些话就写不出来了。他说，本来我就准备写这三个人的。纪念毛主席的文章是受命写的。稼祥和弼时同志和我有特殊的关系。

耀邦下台后，邓力群多次提出要编辑出版耀邦的文集。虽然在改革开放事业上，他们两人经常意见相左，邓力群自认是胡耀邦的反对派，但作为一个思想理论战线的领导人，对耀邦的文章，也表示欣赏和钦佩。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突然病逝的消息传出后，人们在十分惊愕之余，以无比真挚的感情和前所未有的规模，自发地深切悼念和缅怀这位已被免职的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会计司胡同胡耀邦的住地，人流如织，络绎不绝，一束束鲜花，一幅幅挽联，表达了人民对耀邦无限的敬爱和无尽的哀思。人民纪念碑上，曾挂出“中国魂”的巨幅幕幛。住地灵堂，人们向耀邦遗像倾诉心声。其情其景，感人至深。在看到媒体报导越来越高涨的悼念活动、越来越浓烈的哀思情绪后，高层传话：太热了，要降温！即使如此，到举行追悼会和遗体送八宝山火化那一天，天安门广场和十里长安街两旁，仍是人山人海，挤满了自发前来为胡耀邦送行的人群。

一位被免职下台的党的总书记，为什么这样牵动各行各界各阶层人们的心弦，引起全国上下如此剧烈的反响？首先当然是由于耀邦同志在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平反冤假错案、推进改革开放事业上，作出了世人皆知的独特贡献，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切实的实惠和福泽。但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耀邦同志的正直善良、清正廉洁、思想开放、作风民主，在人民中享有广泛的声誉；人们反对独断专行、弄权枉法、贪污腐败，期盼政治民主、社会宽松、官场清明，把真正建设民主政治和法治社会的希望，寄托到胡耀邦的身上。这是中国人民在饱受封建残余思想的危害和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压抑后，在经过“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文化大革命”苦难之后，所产生的一种觉醒和迸发出来的强烈心愿。这也是人们对中国共产党的真切希望，对党的良心和良知的可贵信任。当然，这里面也包含党内党外，人们对胡耀邦最后所受到的非法的、不公正的处理，表示不平和同情。毕竟世界已站到21世纪的大门口，时代的潮流正在滚滚向前，人民和历史都不能容忍违反民主和法制的事情发生。

1988年9月，耀邦写了一首《戏题养马岛——拟赠胡绩伟同志》的诗，共六句。

辇从秦皇下沧蓬，

雷鸣电击辘肠空，

宝岛觅得幽憩处，

岂料伯乐踵相踪；

伯乐爱马不爱人，

牧人一夜变衰翁。

胡绩伟是在耀邦逝世后才看到这首诗的。他说：这是耀邦留下的一首很重要的遗诗，表达了他最关心的还是时局。他用“伯乐爱马不爱人，牧人一夜变衰翁”两句诗，概括了他下台的沉重教训。

这里，我步这首诗的韵，写了一首和诗，作为本文的结尾：

世事无常若转蓬，劬劳心瘁两袖空；

但求人间皆乐土，岂顾身后影无踪；

生杀予夺决一人，民望饥渴呼德翁。

德翁，德先生，即民主，民主领袖。

2009年10月于北京

（责任编辑　徐庆全）

2010年第3期　孩子眼中的文革岁月·张 刃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13岁,在天津读小学,正准备毕业升学考试。“革命”打乱了一切,大人们自顾不暇,我们无学可上,成了四处游荡的“野孩子”。那时,我家分居京津两地,我来来去去,目睹和体验了种种荒唐、丑恶和无奈。

红卫兵与“破四旧”

1966年8月中旬的一天，我随着人流挤上了去北京“串联”的列车。说是“串联”，其实是“回家”，坐车不要钱，还挺新鲜。只是那车上太挤了，根本没地方坐，连行李架上都是人，而且走走停停，我站了5个多小时才到北京。

北大附中去看姐姐。她说，学校的革命干部和革命军人子弟成立了“红卫兵”，把同学们也分成了等次。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子女打入另册，我们这样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非红非黑，属于“外围”，暂时还没有受到冲击。但她说，红卫兵拿着铜扣皮带抽打“黑五类”的同学挺可怕的。那时，我第一次觉得，人不再是平等的了。

哥哥所在的北京63中面目全非。到处是大字报，教室里的桌椅都拼成了床铺，革命学生留宿学校。楼道里，不时走过被学生押解的老师，一个个灰头土脸。记得最清楚的是校长被墨汁、墨水涂得满身满脸，头上扣着一个纸篓，外面糊上白纸，写上“打倒”之类，很像电影里演的当年“打土豪、斗地主”的场面。我既好奇又害怕，心想，曾经被学生敬畏的老师怎么忽然间就成了这个样子？这世界真是变了。

8月18日，凌晨三四点钟我们就起床了，走到天安门广场去参加百万红卫兵集会，据说毛主席要检阅。我们被安排在纪念碑北侧，离天安门城楼远着呢。天亮之后，人越聚越多，我却越来越困，直想睡觉。前面人声鼎沸，大家都向前涌，说毛主席走到红卫兵中间来了。我根本挤不过去，几乎原地不动地在那里听完了林彪的讲话。前面的红卫兵“幸福”得泪流满面，后面的我们却懒散地或坐或卧，无所事事。这就是我参加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全部经过。没有激动、没有兴奋，更是连毛主席的身影都没看清楚。我想，那天的百万之众，绝大多数恐怕和我一样，有幸走近毛主席的微乎其微。但那毕竟是一段不寻常的经历，许多人都曾把它作为自己的光荣，向别人夸耀。

北京开始“破四旧”了。哥哥毁掉了家里的手摇留声机，砸碎了妈妈收集的几十张老唱片，封存了大部分书籍。街道上商店牌匾、路标，只要是没有“革命”色彩的，统统砸掉，重新命名，以至到处都是重复的革命性名称，以致只听名字却分不清哪是工厂、商店、学校了。　　北京乱起来了，我回到了天津。家里也在“破四旧”。所谓“四旧”，是指一切不符合“革命”要求的东西。精神上的“四旧”很难说如何破，破到什么程度；但物质上的“四旧”则很容易破得非常彻底。

那年，奶奶已经是72岁的老人了，为了不给儿孙找麻烦，她带头“破四旧”，每天都在悄悄地但很迅速地消灭家里所有可能招来是非的东西。她怕人看见，就每天不停地点炉子，把能烧的东西都烧掉了。我记得比较珍贵的有：我家几代人的所有照片（包括清末时外曾祖父留洋，五四时代祖父在北大读书、南开任教以及父亲在抗日战争战场上的留影），家里所有的名人字画，祖传的刺绣、首饰以及祖宗的牌位等等，连仅有的几件清代瓷器也砸掉了。至于爸爸的书，更是在“剿灭”之列，只剩下了毛选、干部必读（建国初期指定的干部读物）、联共党史、马恩选集之类。书架很快变得空空荡荡，并以杂物填充了。可以说，短短的几天，我家几乎完全“革命化”了。

爸爸的日记、剪报是他亲手销毁的。一天夜里，我陪着他到了海河边。他从黑书包里掏出来一册一册的本子，默默地撕碎，悄悄地撒入无声的河水里。没有犹豫，没有惋惜。我不做声地看着他机械的动作，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我只知道，当时不知有多少人向这海河里扔过多少东西，不仅有文字，而且有珠宝，甚至包括自己的躯体。在那段日子，海河边几乎每天都会拖上几具自杀者的尸体，最多时可以排成一排，无人认领，无人管理，有的还盖上一块破席，有的则完全暴露，加之夏季天热，尸体变形、发臭，现在想起来还有恐惧之感。

社会上开始了抄家行动。红卫兵与街道居委会联合起来，排查管内所有的“黑五类”，并且把“黑”者扩大到了资本家、小业主以及一切可以视为“有钱”的家庭。（后来把“黑五类”加上叛徒、特务、“走资派”连同知识分子并称“黑九类”，就是知识分子“臭老九”的由来）排查之后就去抄家，除去最简单的生活必需品，统统抄没，能烧的、能砸的，当场烧、砸，其余的全部运走。没有任何手续，没有任何凭据，也没有任何可以辩白的机会，真正的无法无天。　　抄家之外是批斗，二者同时进行。所有被批斗者都被称为“牛鬼蛇神”，无论男女老幼都被剃成阴阳头，即一半寸发一半光头。在那种形势下，人格、尊严、羞耻完全被“革命的暴力”毁灭了，如果说还有什么希望的话，那就是活下去，如小说《芙蓉镇》里右派分子所说，“像狗一样活下去”。不甘受辱者，只有走自杀之路。即使自杀，也要落下一个“自绝于革命，死有余辜”的罪名。好在死者无知，不再为此烦恼。我家一位邻居，曾用几寸长的铁钉往自己的头颅里砸，以求解脱，结果“自杀未遂”，人却落下了残疾，而且被斗得更苦更惨。

血腥的“红色恐怖”

1966年8月下旬的一天，天津铁路一中的红卫兵突然包围并占领了市工商联、民建的机关大院，扣押了所有在场的人员。那天恰好是学习日，平时不来机关的前资本家、现工商联和民建成员也按时到场，结果一网打尽。“冠生园”老板石某迟到，推门探头就揪了进去，人说他是“自投罗网”。

我父亲时任市民建副秘书长兼史料委员会负责人,当时还在塘沽搞四清,侥幸“漏网”。而我家原来就住在机关后院,搬出去不过半月,仅一街之隔, 也算幸免于难。我几乎每天都去那院里玩,没想到亲眼目睹“**”,受到一次强烈剌激。

资本家们(包括当权派)被拘押在大会议室里写交代材料。连续几天时间,除去拉到外面游街、批斗,就是坐在那里,不准躺下睡觉,每天只给两顿窝头咸菜,上厕所也要由人押解。

天津工商联机关是一座英式楼房,非常考究,在天津的洋房里也堪称一流。那做工精细的门窗地板,拼出各种图案的彩色玻璃和迷宫一样的几十个房间,曾是我十分喜爱玩耍的地方。那些日子,一切都变得那么丑陋、那么肮脏、那么昏暗。几十人挤在一间会议室里,日夜困守,气味实在难闻。

因为是孩子,红卫兵似乎并不把我放在眼里,有时候我还可以和机关食堂的齐师傅、李师傅去给拘押者送饭。那天,我送饭后刚要走,忽听有人报告 “上厕所”。不知为什么,红卫兵竟指着我说:“小孩,你带他去。注意,防止他干坏事。”我回过头去,发现那人竟是王光英。刚想叫“王伯伯”,忽然想到这场合不对,他是“阶级敌人”啊。不过,我太熟悉他了,前两天还在院里和我说笑,他能对我干什么坏事?

短短几天时间,王光英明显地苍老、虚弱了。他步履沉重地在我的“陪同”下走向厕所。出来时,他突然轻轻地叫着我的小名,问可不可以给他搞点水来喝。我连忙点头,推开一间办公室,打了一杯凉水递给他,他竟一饮而尽。那一瞬间,我竟产生一种感慨:无论当初多么潇洒、倜傥之人,到了这步田地,也只有最低要求了。想起他被红卫兵连踢带打赶到外面批斗,手里拿着自己的皮鞋在地上爬,嘴里还要不停地自报“我是臭资本家王光英”时的情景,我真有些可怜他,可怜那房间里我熟悉和不熟悉的所有被凌辱的人。但我帮不了他们。我只是个孩子,孩子能懂什么、做什么?况且是在那样的环境中。

除了写交代材料,就是轮番地游街、批斗。工商联人才济济,许多人是在天津以至全国数得上的名流,如毕鸣歧、朱继圣、董晓轩、王光英等等。而工商联机关地处市中心,位于花园路,那路环绕当年的英国小花园而筑,呈圆形,正好用来游街。名人加闹市,那场面可想而知。每次游街,都是瘦高的董晓轩排在最前面,加上纸帽子,愈发显现,他被冠以“妖道”之名,后面便是牛鬼蛇神方队,人人带高帽、挂纸牌,浩浩荡荡,每次都会引来成千上万人围观。

红卫兵打人真狠。我至今弄不懂,要怀着什么样的仇恨才可以下那样的黑手。令我没齿难忘的,是那些红卫兵痛打资本家车重远的场景。车重远并不是什么大资本家,当时约五十岁,胖胖的,人很和善,平时常与我们小孩子说笑,谁也想不到他会死于非命。红卫兵用棍棒打他,他起初并不吭声,后来开始哀嚎,惹得红卫兵不高兴了,愈发打得重。终于,他被打出血来。也许是血腥冲激了兽性,那些人简直像疯了一样,不分部位地乱打。夏季穿着本来就少,衣服打烂了,露出皮肉。不知是不是铁器所致,那一下,我真真切切地看到了皮开肉绽,伤口外翻,渗出了鲜血。车重远没有了声息,直至不再动弹。一条生命就这样结束了。他是被活活打死的。

也就是从那一刻,我意识到了这“革命”是带有血腥的,照应了毛泽东所说“革命是暴动”。那是我一生迄今唯一的一次亲眼看到人被活活打死。即使在今天,当我把它落在文字上的时候,我仍感到恐怖,同时多了一种当时没有的愤怒和慨叹:这就是“革命”么?这种“革命”怎么可能把人们带向光明?

1966年8月的红色恐怖,不知使多少人死于非命。能够活下来的真是幸运。1993年3月,我采访“两会”时,当年在天津工商联被拘押的人中,王光英已经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万国权做了全国政协副主席。我在人民大会堂巧遇王光英夫人英伊利,按小时候的习惯,我称她“英姑姑”,彼此问候了工作、生活,感叹彼此变化,但谁也不提那段往事。不堪回首啊。

全面“内战内乱”

1967年1月,上海的“造反派”率先夺权,掀起“一月风暴”,迅速引发各地“全面内战”。那时,几乎天天听到武斗的消息,经常可以在街头看到身穿工装、头戴安全帽、臂佩袖章、手持各种械斗工具的造反派,一队队,一车车,很是威风,也很令人恐怖。

就武斗的程度和范围而言,天津还不算惨烈,至少我没有亲眼看到过动枪动炮,最多是铁器。况且,那时家长一再嘱咐,看到武斗赶紧跑开,否则,误伤是没人管的。

各地传来的消息就不同了。今天说这里开了枪,死了多少人;明天说那里坦克上了街,造成流血事件。武斗带来了社会的混乱,各种刑事犯罪乘势而起,而且多为抢劫、强奸等恶性案件。市公安局门口张贴的各地布告,从一个侧面印证着这些消息。那些布告一张挨一张,贴在公安局围墙外,长达数十米,并且不断更换。每张布告上都有判处死刑的罪犯名单,每个名字上都印上了大大的红色斜叉。天津市也不时召开公判大会,尔后将死刑犯用大卡车拉着游街示众,最后押赴刑场枪决,引得成千上万人围观。

我们无所事事,家里也还暂时平安,于是每天出去看批斗、看游街、看大字报、看辩论会。其实,我们什么都不懂,只是觉得挺热闹。当然,看到流血的场面,看到人折磨人,心里也不舒服。但那时到处如此,也就见怪不怪了。

偶尔也回学校去看看,那里已是破败不堪。许多教室都被五花八门的什么组织占据为“总部”了。那年月,除了“黑五类”,似乎是个人就可以成立个组织。于是我们几个同学一商量,决定也成立一个“造反团”。很快就买来了红布,做好了袖章,那袖章足有20公分宽,戴在胳膊上很“神气”。只是现在已经想不起来,当时那钱怎么来的?又凭什么手续就办成了?真是匪夷所思。

有了“组织”总要干点什么。没有地盘、没有经费,连人都极少,把自家弟弟拉上也不超过10人,能干什么?去别的单位“造反”?没那个胆量,去了人家也不会搭理你的。上街去辩论?自己连个“观点”都没有,找谁去辩?在学校“造反”?老师们都回家了,同学们都在忙自己的事,连“革命对象”都找不到。因此,除了涂抹几条标语,我们基本无事可干。

商量来商量去,我们决定去串联——只有脑袋和身体是自己的。当时,全国大串联的高潮已经过去,白坐火车已经很难,除非你能证明自己是返回原籍去闹革命,车站才会给你一张返程并且直达目的地的车票,并标明不准中途下车改变路线。于是我们决定徒步去北京,按照当时流行说法,这叫“革命小将新的长征壮举”。

夭折的“长征壮举”

1967年1月初的一天,天不亮我们就出发了。天很冷,我们穿着棉衣,背着背包,足足走了一天,黄昏时到了距天津60华里的杨村,当地人看我们几个孩子竟然要走到北京去,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有吃有住,我们酣然入睡。

第二天就不那么美妙了。又走了一天,到了河西务,再往前就是北京地界。但是,河西务住满了人,都是从天津来,到北京去的造反派工人,好像去上访之类,途中住了下来。我们几个人转了半天,竟找不到可以吃住的地方。怎么办?一番磋商,大家决定连夜行军。

河西务地处京津中间,前面还有一半的路程。我们进入北京管界之后,天已经完全黑了。公路上没有路灯,只有偶尔经过的汽车扫过一道光束。天越发冷了,我们饥肠辘辘,越走越慢。最要命的是,我临行前新买的解放胶鞋夹脚,疼得厉害,以致一拐一拐的。终于,我们走不动了,坐在路边商量新的对策。继续前行几乎无望,在野外过夜,不冻死才怪;惟一的办法是拦截一辆汽车把我们拉到北京去。

我们试图拦车了,但很不成功。远远看到一束灯光,我们就在路边扬起手来,但那车呼啸而过,连减速的意思都没有。

队伍中有人哭了,后悔不该出来;有人抱怨应该在河西务凑合一夜,也不至于这样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地受罪。我只好鼓励大家,这里离北京不远了, 肯定能搭上车。到了北京,我熟,负责找地方吃住。现在的关键是拦住一辆车。扬手的办法不灵,我们决定几个人一字排开“封锁”道路,不信谁敢从我们身上轧过去。

这招果然奏效,一辆卡车终于停在了我们面前。司机对我们的举动大发其火,骂我们不要命,“黑灯瞎火的撞死几个算谁的责任?”我们连声叫着叔叔、师傅,说我们去北京串联,有人病了,走不动了,帮帮忙吧。好说歹说,司机总算同意了,但声明,只负责拉我们到大北窑,剩下的事他就不管了,我说“没有问题,我们自会想办法。”几个人争先恐后地爬上了敞篷车厢,司机临上车时还嘟囔了一句:“这叫嘛玩意儿呢,弄一帮孩子到处乱串。”我们没人应声,裹了裹棉衣睡着了。“新长征”壮举就这样夭折了。

司机还是个好心人,多开了一段,把我们直接拉到了天安门旁的劳动人民文化宫,那里设有外地学生接待站。我们千恩万谢地下了车,走进了文化宫。接待站里到处都是人,横七竖八地睡在地上。深夜,工作人员已经下班,无人接待。好在北京的许多学校都住有外地学生,我从北京转学去天津才一年多,就带着同学们到我原来的学校住了一夜。第二天,大家各奔东西,天知道谁真的去串联了,串什么联。反正我回了母亲所在的外交学院,被管束起来,再没去乱跑。

我们这个“造反团”惟一的一次行动就这样结束了,自动散伙,再也没有联系。我们的“组织”存续了个把月,真是短命。

有意思的是,那双在天津买的穿了两天夹脚的“新”鞋,我拿到北京西单商场向售货员说明了情况,她居然给我退换了一双合脚的鞋。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许多事情都是不可思议的。

张闻天是条汉子

外交学院是外交部直属院校,是培养外交官的地方,陈毅副总理曾兼任院长。一天下午,有消息说晚上要召开批斗大会,把外交部的当权派们拉来示众,可能还有陈毅元帅。那时候关于陈毅的传闻很多,特别是他对造反派的“不客气”更被许多人传为美谈。再说,他是刚刚发生的“二月逆流黑干将”,这次批斗怕是躲不过的。

那天下了很大的雪。天黑之后,我就早早地跑到图书馆去了。批斗会场不大,挤满了人。主持人照例带领大家朗读了毛主席语录,敬祝万寿无疆之后, 一声断喝: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闻天押上来!张闻天?!在场人群一阵骚动。原来,陈毅元帅没有被造反派搞到手,他们就把时任副部长的张闻天弄来了。

张闻天穿一件灰色对襟的中式棉衣,棕色制服裤,脚踏棉布鞋,神态安详,微微低着头,站在会场中央。从他放下围巾,解开领扣的动作中,看得出, 他对这种场面处之泰然,内心毫无惶恐。造反派轮番发言,指斥他推行“三降一灭”的修正主义外交路线,指使薄一波等61人集体叛党等等。他默默地听着,没有任何反应。当造反派就上述问题指着鼻子要他做出交代时,会场上一下子静了下来。张闻天的声音不高,语速平缓,但很清晰:“我们国家的外交路线、外交政策, 都是毛主席、党中央制定和批准的。如果说有错误,也不是哪一个人可以负责的。我个人认为,外交工作中个别的失误是有的,但说路线错了,我不同意。”“薄一波等人出狱是党中央批准的。我当时是中央负责人,当然知道并签了字。这件事当时就有结论,中央的其他领导人也知道。现在说他们是叛徒集团,不符合历史事实。”

张闻天的这番“交代”,无疑是与造反派针锋相对的,是对他们的反驳。在当时的条件下,说出这番话是需要勇气的,要冒更猛烈的批斗,甚至人身伤害风险,但他说了,平静而且坚定地说了。

“张闻天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张闻天负隅顽抗,死路一条!”的呼叫声淹没了张闻天的声音。批斗会不得不草草收场。他很从容地转身走了,留下了一个年过七旬老共产党人的背影。

42年前的这一幕,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我始终记着它。张闻天是我亲眼见到并且亲耳听到讲话的、党内资格最老、地位最高的领导人,而且是在那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中,说了那样一番特殊的话。在当时,以我的年龄、心理,我很佩服他。因为他与那些在批斗中吓得胡乱认罪,自轻自贱,以求宽容的人太不一样了。张闻天是条汉子。

“逍遥派”在运动中

1967年,全国到处都在夺权,到处都在武斗,局面扑朔迷离,令人眼花缭乱。老百姓弄不懂千变万化的政局,夺权也没有自己的份儿,于是出现了大批不介入派别斗争的“逍遥派”。风靡全国的鸡血疗法、制作和交换毛主席像章以及自制家具等等,都是那时百姓们的“时尚”。女孩子们还发明了在塑料纱窗上绣毛主席像,并戏称“造反派搞路线斗争,我们搞线路斗争”。我也是“逍遥派”之一。

我热衷于收集各种内部出版物,无非是毛主席讲话、**语录、文化大革命文献汇编以及各类组织的小报、刊物。有一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要到和平路汽车站去,那里有一个自发的“市场”,有一批专门从事这门行当的人,悄悄地进行暗中交易。我与他们混得挺熟,但从不知道姓氏名谁,他们彼此也很少提名道姓,只是悄悄地相互递送各种版本的材料。我至今也不明白,这些人是以盈利为目的,还是以交流为乐趣。据我所知,那里的《毛主席文选》已经出到了十二卷!现在想起来,不能不佩服当时的人们,竟能够在那时就编出多卷本的毛泽东文集。

民间编辑的《毛选》收录的都是正式出版的四卷之外的文章,很多是讲话记录稿,非常口语化。就是在这些文章里,我读出了毛的渊博、文采、风格, 并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几十年过去了,我仍然认为,在这些方面,毛身后的领袖们没有能够超过他的。

抢传单、撒传单是文革中一大“景致”。熙熙攘攘的街头,忽然有人向空中抛撒出传单,如片片雪花,漫天飞舞,路人争相拾取,颇似在电影中看到的我地下工作者与敌人斗争的场面。

我曾经抢到、拾到不少传单,其实也看不大懂,大多都订成本子写字了。后来表姐她们厂也造反了,也搞油印的传单,她请我帮助刻写蜡板,自然我也有了成沓的传单,于是带着弟弟跑到天津最繁华的劝业场去。我不敢在人群中撒,怕的是传单没撒出去,自己就会被大人们撕碎了。我们爬到劝业场的最高层——八楼天华影剧院,从窗口往下撒,看着自己的举动引来那么多人疯抢,真是很开心。

文革中“培养”了不少刻印传单的“高手”,但更多的是写毛笔字的人才。每天写,一写就是几十张,有些人的毛笔字练得相当不错。这可是发明书法的前人没有想到的“用场”。不过,写大字报练出的毛笔字没有“体”,若归类也只能算“大字报体”。

(作者为《工人日报》副总编辑)

2010年第3期　一则历史传闻的真伪·阎长贵　杨银禄

多年来通过网络流传着这样一则材料，其内容是：

张玉凤回忆：主席从（七六年）四月至七月中旬，思维还正常时，多次就身后党政军领导班子圈划，但未有定论，忧虑政局会有剧变。主席是圈了、提了五个人名：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对此，毛远新和张玉凤，都有记录资料。

张玉凤又提供：主席在七六年七月十五日，曾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江青、汪东兴和她本人（张玉凤），提出毛后政治局常委班子名单，毛远新、汪东兴、张玉凤作记录。名单顺序为：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

江青听后，要主席再重复一次，并问：洪文、春桥呢？

主席当即指着江青说：“你好幼稚！”举手往左右方各斩一刀，说：“老帅，王（洪文）、张（春桥）都不进！”

张玉凤还交代：打倒四人帮后，汪东兴曾以党中央的名义，命令张玉凤将此记录交出，并不准对外透露主席对中央领导的评价。张玉凤声称：该记录已毁掉了。（摘自《张玉凤揭示若干重要历史事件的真相》）

对这则材料我们不大相信，认为是编造的，也核实过，但没有公开澄清。不过迄今不断有人问我们这件事情，前不久，《炎黄春秋》编辑部转来河南开封薛开震先生2009年11月18日的一封信，该信说：“……几年前，我看到此资讯（按：张玉凤披露的毛泽东身后常委名单），便判断是真的。后来，辛子陵先生在《文革黑匣子解密》一文中详细引用张玉凤的回忆，并认为确有其事。然而，这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尚需获得更多的证实，张玉凤的披露只是孤本。目前最佳的办法，就是请您（指阎长贵）于方便之时电话询问一下毛远新先生，甚至到南昌去面见一下也是必要的……我以为毛远新也应当坦诚直面这个事实的。”

诚如薛开震先生所说，这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对研究“文化大革命”、还原“文化大革命”的本来面目，非常必要，务需辨明查清。读者的恳切心情，也强烈要求和促使我们尽自己能尽的一点责任。

前几年，关于这件事情，我们商量问问汪东兴同志。这份材料我们从网上下载后寄给了汪延群同志（汪东兴的女儿）。此后，杨银禄在2008年1月13日下午给汪延群打电话询问，汪延群说：“我看过你说的这份材料，并问了我爸，我爸肯定地说：‘没有那些事，是别有用心的人编造的，其目的是诋毁毛主席。’如果是真的，整理的材料也不会叫个人保管，要交中办秘书局保存。这是规矩和纪律。”

汪延群还说：“问了我爸以后，我又问了张玉凤，她说：‘没有那些事，当时（按：“当时”，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笔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姚依林同志跟我谈话说，你在主席那里工作了几年，知道不少事，以后不要见记者，不要写东西，不要乱说话，对别人写的东西对与不对也不要评论，因为越评论，议论越厉害，假的也认为是真的了。我是不会透露中央内部机密的。’”

2010年1月31日下午，关于这件事，阎长贵又打电话询问了毛远新。毛远新明确、坚定地回答：“胡说八道，从1976年以后，除了‘你好’之类的简单话，主席说话谁也听不懂了，连张玉凤也听不懂，相互交流都是用笔写，谁要说有这件事，请他拿出文字根据来！”毛远新还说，我听到和看到这样的谣言多了，很多人这样说有什么办法。

核实表明，这完全是一篇编造的谎言。

（两位作者系“文革”中江青的秘书）

（责任编辑　吴　思）

2010年第3期　“三反”运动值得给予积极肯定吗？·资中筠

《炎黄春秋》今年第1期刊载关于“三反”运动的文章，结尾称该运动“无论给以什么样的积极肯定，都是不过分的。”实在难以苟同。诚然，由于对当代史真相的屏蔽，一般民众只知当年有刘青山、张子善两个贪官被毛主席下令枪毙，感到无比痛快。由于法治不健全，中国老百姓仍未摆脱期盼“青天老爷”或“明君”为民除害的传统心理，出于对今日贪腐之痛恨，把那场运动理想化，也不足为怪。但是本文前半部明明披露了许多“扩大化”的情节（当然远不足以反映其严重性），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令人不解。这里面的逻辑说明长年政治运动熏陶下的思维定式影响深远。

其一，只问结果，不问程序。如果说，最后“树立正气……树立共产党的威望”的结果值得肯定，那么在这过程中无数受冤屈、受伤害、人格被侮辱、精神受戕害、家破人亡，乃至自杀的人呢？最后“落实政策”受罚、判刑的人数如此“少”（姑不论其中尚有多少冤案），更说明原来蒙冤人数之多，他们所受的有形、无形的损失，以及直接、间接受其牵连的受害者，是无法统计，也无法弥补的，更不用说已经“迫害致死”的生命。为了“除恶”，必须以如此广大的善良人们的身家性命为代价吗？而且，这种损失是从来得不到赔偿的。

其二，“有罪推定论”：先把广大无辜者当作犯罪嫌疑人，“沙里淘金”地找真犯，实际上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翻版。对于这点，在共产党高级领导中胡耀邦觉悟最彻底，他曾说，每次运动都说只打击5%，团结其余95%；一次次下来，终于发现95%都成了打击对象（大意）。所以，改革开放之后中央曾做出决定不再搞“运动”。不过实际上变相的大小“运动“又搞了几次。说明这种“传统”积习难改。

其三，以“运动”治国代替法治。那么多人，只因其工作涉及钱物，就被当作潜在的贪污犯，无端被剥夺人身自由，“审查”批斗的手段完全是逼供，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在新政权建立伊始，就开了蔑视法律，任意侵犯人权的恶劣先例。以后历次“运动”都依此办理；施之于思想领域，就更加没有明确的边界，打击面一次比一次大，直到“文革”达于顶峰。“文革”号称“史无前例”，是就其“天下大乱”的规模和残酷、荒谬的程度而言，事实上在治国理念、思维模式上是有例可循的。

其四，以一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无法无天，而所有执行者都无法有“天”，这“天”就是一个人在某时某刻的一句话。“三反”前期的大打“老虎”是因一个人的几句话，并下令限期做出“打虎预算”；刘、张是否罪当死，亦无法律依据，只因“树典型”需要，就成钦定要犯，各地照此办理，“死罪”只凭第一把手意志决定。后期同一个人又说要“实事求是”，批评“主观主义”，把造成如此大面积的伤害的责任推给下面执行者的“主观主义”。这种驭下、驭民，收放自如之术，贯穿在历次政治运动之中。那使几十万大小知识分子上当的“阳谋”自不待言。接下来的“大跃进”，以一人的师心自用，造成饿殍遍野，又以彭德怀的冤案钳众人之口，忽然转而批评下面虚报、浮夸，下令“实事求是”。一人上下其手，永远英明正确，而在这过程中造成多少冤案、冤魂，在所不计。

其五,所谓树立“正气”,值得怀疑。从本质上讲,在全民范围内进行逼供,不是整人就是被整,鼓励互相揭发,造成杯弓蛇影互不信任,“正气”何在?事实上,正是以“三反”开始的(事实上在此前的“镇反”已经开始,不过规模较小)这种一浪高一浪的“运动”造成了一种“揭批”文化,把一时的“政治” 任务置于一切人伦、道德之上,或被迫,或自愿告密成风,至亲人反目,友情疏离。中国传统士大夫重名节,“士可杀,不可辱”,在“三反”中无端被诬为贪污是最大的人格侮辱。所以王世襄老先生对各种人生坎坷、政治帽子都能泰然处之,唯独对于当年被诬陷贪污故宫文物这一点,至死耿耿于怀,一定要讨一个明确说法。自“三反”以降,历次“运动”中莫不对批斗对象采取人格侮辱的做法,使人人以最坏的设想加于他人,也加于自己。于是,善恶是非都被模糊、颠倒,似乎天下无 “好人”,随便什么人,干什么坏事都是可以想象的。运动一来,高压之下,说假话成风,何来“正气”?“三反”运动实开其先河(这里只谈1949年之后,在此以前的,如延安“抢救运动”等等,姑且不论),只是时间比较早,范围尚不如以后的“反右”那样大,但本质上是有共同之处的。

其六,“三反”与“五反”是分不开的,而且后者是重点,其对象是广大民族工商业者。就被打击的对象而言,“五反”与“三反”一样先扩大,后收缩,最后“落实政策”。但是其更加深远的影响是各阶层各党派代表共同制定的“共同纲领”不到两年,转身即遭废弃,从此时起,完全背离“新民民主主义”道路,而企图跳跃进入“社会主义”。刚开始恢复元气的大小民族工商业受到当头一棒,逐步被取消或收归国有。国民经济受到破坏,几十年不断向“左”的建设弯路从此开始。著名爱国企业家卢作孚在运动一开始就自杀,主要不是因为个人受迫害,而是敏锐地意识到了前途绝望,是有象征意义的。

综上所述,“三反、五反”运动的负面影响深远。至于其一时间对经济贪腐起一定的震慑作用,远不足以抵消其所付出的近期和远期的代价,而且这种 “反贪”的手段是难以持续的。在痛恨今日之腐败之余,人们往往留恋五十年代的政府“清廉”。诚然,在革命胜利初期,确实有一段政风比较清明的时期,这是承革命风暴之余威,还处于“其兴也勃”的阶段。任何朝代建立之初都是如此,总不能一上来就腐化堕落吧?再者,当时的分配制度中供给制还占一定的成分,钱财的用处不大,因而诱惑力还没有那么强。不过这种情况也未持续多久,随即悄悄地发生变化。那时不称“腐败”,而称“不正之风”或“以权谋私”。在全民物质匮乏之时,不一定表现在货币上,例如各种票据(粮票、油票等等)都可贪污;权无论大小都可以用来谋私,从农村大队长到京城高官,各自都可根据手中权力的范围谋取或交换某种私利。不过直到“文革”之前,还没有达到弥漫性的地步,还存在相当一部分净土。真正从观念到行为完全失控始于“文革”,此处暂不详述。

的确,毛泽东对进城之后革命队伍腐化的危险一直是戚戚于心的。从大力推荐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到著名的七届二中全会讲话都足以说明。但是他首先把革命胜利者的腐化责任推给外人(即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而不认识到权力本身对掌权者的腐化作用,因此并未致力于建立监督权力的机制。在大家都已耳熟能详的与黄炎培的“窑洞对”中,他也说了找到了“民主”的新路,要“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但是他实际做的却反其道而行之,以“运动”代替民主制度的建立,把至高的权力绝对化。也许他心目中的“民主”就是如此,就是以他一人指挥全国群众批斗他所认定的革命对象?这就是他“让”人民来监督政府,而 “政府”不包括他本人?而且实际上以这种方式被监督的并非各级政府,相反,更多是权力体制以外的人。何时本该被监督者不“让”监督了,“人民”就监督不成了,甚或监督有罪了。总之,自新政府建立以来,没有切实建立监督公权力的民主制度和程序,而是屡屡凭一人或少数人指挥群众运动处理问题。今天的腐败严重程度令国人扼腕,根本原因就在于公权力缺乏监督,民主被歪曲为当权者“为民做主”。直到现在,以“运动”代替严格依法行事的做法依然存在,有的是显性的,有的是隐性的、小范围的。时至今日,还有不少人向往再来一次“运动”以扫荡当前的社会污泥浊水,足见这一传统之影响深远,而依法行事,特别是尊重“人”却十分艰难。本期黄宗江先生的文章提出“唯人主义”,可以想见作者对这种“目中无人”、“心中无人”的传统的刻骨铭心的体验。有鉴于此,我认为时至今日,再重弹“某某运动尽管‘扩大化’,但大方向是正确的”一类老调实乃误我苍生!

2010年第3期　对资中筠文章的几点补充·何 方

资中筠关于“三反”的文章写成后送我一阅，我深有同感，现根据我当年的亲身见闻，再作几点补充。

1953年春，我参加了外交部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组织的驻外使节参观团，“走马看花”似地去了安徽、河南、陕西、察哈尔（后撤销，划归山西和河北）等省。参观目的是了解国内建设情况，便于作外交上的配合和进行对外宣传。虽然人数不多，但由于参观团内有身为中共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驻苏联大使张闻天，所以颇受各地重视，接待规格也较高，总有省领导人介绍情况和陪同参观。结果就引出了个“中央派人来检查工作”的谎信，在所去地方的一些干部中传开，带来了不少麻烦。当时正是“三反”运动才宣告结束，被整人员的处理大部定案的时候。我们每到一地，就有或多或少的干部前来喊冤告状，大多是要求为个人平反。他们一般都是避开地方干部，专找代表团反映情况的，因此总是在代表团住的招待所和休息时间找上门来。这可给代表团出了难题。张闻天同姬鹏飞等其他几位大使商议，提出不能干预地方工作，也不能承担向中央反映情况的义务，劝他们有问题还是找地方党委。最后决定：凡来求见和反映情况的，一律由何方去“应对”，不要耽误大家的参观和休息。我当然只能服从。

其实，我对付的办法也很简单，就是两条。第一，是说明我们并不是什么中央派来的，我们是整年派到外国工作，这次回国休假，趁机会到各地看看国内建设的。我们不但管不了地方上的事，他们的意见也没处反映，因为管我们的是外交部，外交部又无权管地方。第二，是劝他们有问题还得向地方党委反映，只有地方党委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来人总是说，由于他们是地方上整错的，找地方党委政府不解决问题，才找你们北京来的人。但我还是好言相劝，推出去不管。至于他们反映各地“打虎队”如何搞逼供信、如何违法乱纪，说老实话，我连听的兴趣都没有。因为一则讲的几乎千篇一律，我已听到过不少;二则这类所谓的群众运动,我在延安整风的抢救运动中早已“领教”过了。总之,每位前来告状的人,都在我的好言相劝之下失望而归。但是我还是从这些告状中了解到不少有关“三反” 的情况。

除接触“三反”运动中挨整的人前来告状外,同地方领导的座谈或聊天中也经常谈到“三反”。上下了解到的情况给我的印象是,参观过的那几个地方,好像没有打到几只真“老虎”,花钱费力轰轰烈烈搞了一场“三反”运动,副作用反倒比正面影响大。因为运动搞得太离谱,弄得有点混淆是非,人们搞不清什么算贪污、什么不算。例如历史上著名的“枪毙刘青山、张子善”,当时就听到一些不同的传说。一是说后来算做刘张们的贪污款项,大多是他们弄来搞了“机关生产”(这是从抗战时期搞生产运动开始就兴起的给机关单位搞积累、搞福利的传统,所以在解放区和解放初期还有大公家小公家之分,当时倒是很少听说有大干部或老干部搞私人财产的事)。另一传说来自外交部。说刘青山作为中国农民代表出国参加了个什么农民国际组织的会,还当选为执行委员之类的领导成员。还没回国, 毛主席就已批示枪毙。外交部有人反映,对他的处理是否应照顾国际影响。毛主席说,我们中国政府处置中国人,洋人管得着吗?所以还是一回国就被逮捕起来,很快就枪毙了。实际情况到底如何,不太了解。但听说刘张被捕后态度还好,干部中议论这样老的干部可否留下脑袋以观后效,却是确实的。

在各省市了解的具体案例已记不清,但外交部办公厅一件案子却记得准确无误,印象特深。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部署,一切机关都得打出“老虎”来, 重点是各单位管钱管物的机构和个人。外交部就是办公厅和总务司,而办公厅只有文印处等少数单位能算得上。结果就把突破重点放到了处长——一位老干部余森的头上,成天到晚硬逼他交待贪污的数量和项目。余森被迫无奈,又一时想不开,就用刮胡刀片割腕自尽了。后来虽查出他没什么问题,但由于他“自绝于党和人民”,也得不到平反和家属照顾,留下年轻的妻子和三个小孩,长期过着凄惨的生活。

那次参观,在听各地领导的汇报和闲谈中,也都会或多或少地涉及“三反”中的冤假错案。但由于经过多次运动的“熏陶”,他们也就见怪不怪,“都付笑谈中”了,并不感到惊奇。至今仍然记得的有两件事。一件是说河北有个县,在“三反”中把一个干部关在办公室,逼他交待问题。他实在过不了关,就乘“打虎队员”一时不在,不知怎么竟能把一盒大头针吞入腹中。人们发觉后立即报告领导。有人献计,不要紧张,强迫他吃下两个大白薯就行了。后来果然灵验,大头针很顺利地被排泄了出来。还有一件,是在山西时负责陪同参观的省委副书记陶鲁笳说的。他在谈到“三反”运动中逼死不少人命时顺便提到,说咱们过去搞运动多了,而且每次运动都要死人。前两年山西搞扫盲运动,地方上也要制定计划、造声势,提出要限期消灭文盲,弄得不识字的老人都有点惊慌。一个农村老太太就吓得上吊自杀了,死前对人说,不要你们消灭,我自己消灭算了。

由于毛主席想象中的“老虎”过多,又勒令各地限期捉到,所以地方上就各显神通。例如他对上海就提出具体要求,在1952年1月24日的电报中说,“上海可能有上千只”,“如捉不到就是打败仗”。于是上海市委和华东局在捉不到贪污的“大老虎”的情况下,竟发明了个“思想老虎”。后来成为著名思想家的顾准就是被定为“思想老虎”打倒的。在这里,我们就从2000年1月出版的《顾准全传》中引证一段作为结束。

“‘文革’结束后,华东和上海在‘三反’中被打倒的大多数高干,如黎玉、顾准、恽逸群、温仰春、黄逸峰(原华东局交通部长,经毛泽东亲自批示,华东捉出来的最后一个‘思想老虎’,开除党籍)、曹曼之、李剑华、王纪华、陈公祺……不仅得到彻底平反,并且成为党内外普遍尊敬和纪念的优秀人物,的确发人深省。可是直到今天,仍然有人认为根除干部腐败,就必须搞一次类似‘三反’的政治运动。不知这些人是否真正了解‘三反’的实际情况。根除腐败,难道是运动可以解决的吗?经过‘三反’,政治上的标准弄得是非混乱;同志间的信任被大大破坏;随便打倒一个人成为风气。‘三反’以后,各种运动接踵而至,直至史无前例的‘文革’爆发,中国解决了什么样的问题?”

可见,不能再为“三反”运动评功摆好了。借此恢复个人崇拜,就更加错误。

2010年第3期　《海瑞罢官》：尚未披露的史实·李 逊

柯庆施与批《海瑞罢官》似无关

1965年初，江青来上海。目的有两个：一是修改京剧《林海雪原》；二是秘密特色人选批判《海瑞罢官》。

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是柯庆施。不过，此时的柯已身患绝症。他1964年3月底住进上海华东医院，4月20日做手术，6月初出院，7月14日晚饭后离开上海，坐火车去北戴河休养，9月18日离开北戴河去北京，10月23日离开北京去广州疗养，直至1965年4月去世，再也没有回过上海。（这个日程表全部引自邓伟志著：《如何评价柯庆施》，《党史纵览》2003年第9期；柯庆施的女儿柯六六著：《爸爸的身影》，载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红星照耀的家庭》）　　江青在上海找到姚文元。有人说姚文元是柯庆施推荐给江青的。有回忆录说，柯庆施在北戴河休养期间，曾专门将张春桥叫去北戴河，交代张春桥“让姚文元全脱产，为江青同志写文章”。（陈丕显的儿子陈小津所著《我的文革岁月》）

其实即使柯庆施曾经要张春桥支持江青批判《海瑞罢官》，柯的支持大概只止于此。因为柯庆施此时已经不再主持上海工作，甚至从此没回上海。身患绝症的他不可能再进行任何实质性参与。据不久后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杨永直说，柯庆施离开上海去外地疗养，直至1965年4月去世；外出养病期间，跟随柯的机要秘书从未接到过上海方面任何关于批判《海瑞罢官》的文件和电话（邓伟志：《如何评价柯庆施》，载《党史纵览》2003年第9期）。而且，《海瑞罢官》所谓要害问题“罢官”，至1965年才提出，彼时柯已去世多时。

当时，这种批判很多，连比吴晗地位更高的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杨献珍，也因其“合二而一”的哲学思想在挨批判。柯庆施即使支持，也只是以上海市委书记的身份，安排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夫人要求的事宜。如果说有什么超出共产党行事规则的地方，那是毛泽东让夫人越轨插手党务，应该不予理睬，但柯庆施包括全党，无人敢这样做。

张春桥当时是市委分管宣传口的书记，具体负责批判《海瑞罢官》，从市委书记的工作分工来说，名正言顺。他与江青结帮是后来的事情。

张春桥认真完成江青交办的事，甚至还在办公桌上放了一套《明史》。当时曾使一些干部纳闷，张春桥怎么忽然对明史感起兴趣。

柯庆施逝世后，江青又找续任上海市委书记的陈丕显。她对陈说，她在北京找李希凡，李希凡不接受，才来上海。她还说柯庆施对此事很支持，她要陈丕显也支持她。（《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 柯庆施对张春桥上升起了关键作用

1965年4月柯庆施去世时，张春桥也已经升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江青到上海都与张春桥联系。

张春桥的提升，与柯庆施不无关系。

张春桥是山东巨野人，生于1917年，1935年到上海从事文化写作。1938年到延安，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一直从事共产党的宣传工作。曾在晋察冀解放区先后担任《晋察冀日报》和《石门日报》主编，那时，柯庆施是石家庄市长。共产党执政后，张任上海《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后又任社长兼总编辑。柯庆施1954年调任上海时，张春桥已经被免去上海所有职务，正将被调离上海。起因是张未经请示便在报上点名批判一些华东局领导干部，还打算点名批判上海副市长潘汉年，被当时主持上海工作的陈毅和谭震林发现制止，并拟将他调离上海。柯庆施留下他。

和张春桥长期共事的当年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对张春桥的印象是：

平时不苟言笑，遇到重大问题从不先表态，总要察言观色、掌握火候和时机。一旦事情出现了波折，他很快就能把态度调整好，把责任推卸得干干净净。城府很深，阳一套阴一套，不好合作。（《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

张春桥不苟言笑是几乎所有和他有过交往人的印象。张春桥不与人往来，除了布置工作，不与人多说话，更别说聊天，从来没见他与上海市委的其他领导们有谈得来的时候。他与当时的上海市委办公厅秘书长李家齐办公室门对门，但从来不和李聊天。给李的印象是“高深莫测”，“阴”。（文革前担任上海市委办公厅秘书长的李家齐2009年对笔者的回忆）

“阴”，是几乎所有与张春桥有过交往人的印象。就连后来和张春桥一个阵营的毛远新，多年以后当毛泽东向他询问对张春桥的看法时，也说对张“往往不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有点阴”（江青文革初期的秘书阎长贵著《问史求信集》第418页，红旗出版社2009年出版）。

张春桥给市委干部的另一个印象是比较“左”。例如60年代经济困难时期，上海市委为了活跃市场，打算开放自由贸易市场。决策前先向区、县负责干部征求意见。但作为市委领导的张春桥，会议一开始，下面干部还没有发表观点，便首先发言表示反对。吓得有的区委干部不敢再谈自己的看法。

不过，张春桥的生活很简朴。长期在市委宣传部工作的徐景贤文革后回忆，文革以前，他几次和上海一些党员老作家们春节期间到几位市委书记家拜年。别的书记家多少有些摆设，有的墙上还挂着字画之类，招待客人时总有些拿得出的食品；唯独张春桥家陈设简单，且只有两盘花生招待客人。张春桥总穿着一条藏青色旧呢裤，屁股上打着两块补钉也不以为意。　　张春桥出名是在1958年“大跃进”。柯庆施去参加当年8月北戴河会议，回来后，把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告诉张春桥。在这个讲话中毛赞扬“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吃饭不要钱，对1949年后实行八级工资制所造成的等级差别表示不满，怀念战争年代的供给制。张春桥从柯庆施处知道毛的这一想法后，根据毛的这些话，连夜写出《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发表在《解放》杂志6月号上。《解放》是上海市委在大跃进中创办的理论刊物。

张春桥对经济是外行，他这篇文章算不上论文，充其量只能算是政论文。因与毛想法合拍，受到毛赞赏。文章被《人民日报》转载，引出党内和学界大讨论。毛泽东也因此知道张春桥的名字。同年10月，毛泽东点名要张春桥和陈伯达一起去河南遂平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考察。毛开始注意张。

这年年底,张春桥被提为上海市委常委。在讨论此事时,市委中有人提出张春桥妻子李文静有叛徒问题,被柯庆施当场打断,说此事不要再提。柯庆施不搞家属株连,显示其胆识,更显示他对张的器重。

“金棍子”姚文元

江青找李希凡写文章,李希凡婉言拒绝。李希凡毕竟大学科班出身,多少还从学术层面考虑问题。姚文元是机关干部,习惯从政治层面考虑问题,写批判文章只问符合不符合当前政治,不管学术层面能否自圆其说。

姚文元资格比李希凡老。

姚文元生于1931年12月。1948年时还是中学生的他,便已加入中共地下党。1958年,柯庆施点名将姚文元调往上海市委理论刊物《解放》杂志,担任编辑部的文教组组长。1961年底,《解放》半月刊停刊,经张春桥提名柯庆施同意,姚文元被调往中共上海市委党报《解放日报》社任编委兼文艺部主任。

姚文元当时已经是一个有名气的青年文艺评论家,文革前已发表过许多文章,出版过多本文集。他1956年6月30日刊登在《解放日报》上的《百家争鸣,健康地开展自由讨论》,以及1957年6月10日刊登在《文汇报》上的《录以备考——读报偶感》,曾经引起毛泽东注意。这是柯庆施将他调往《解放》半月刊的原因。

但在文化圈内,姚文元口碑不太好,被称作“棍子”。因为他文艺思想核心,就是反对文学固有的人文关怀,艾青、巴金、丁玲,这些著名文化人都挨过姚文元的批判。文化界和新闻媒体对执政党的态度,是姚文元特别敏感的,捕捉此类信息,是他的特长。他的《录以备考——读报偶感》就是这种敏感的产物。又例如,姚文元曾对人说,1961年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时,又是开会,又是出纪念文集,可1961年也是中国共产党诞生40周年,却冷冷清清;你想过没有,这是为什么?!(李逊、金光耀、金大陆2009年5月16日对王知常的访谈)

姚文元的“棍子文章”,如果只是个人观点,也只能是一家之言。但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下,姚文元的“棍子文章”成为党的棍子,挨棍子者没有辩解商榷余地,更不用说反驳和批判。

不过,生活中的姚文元不像他的文风那样咄咄逼人。他个子不高,胖胖的,才三十多岁便已谢顶;他不喜欢说话,几乎没有私人交往,很少与人起争执,写作班的青年喜欢开他玩笑,他嗫嚅着不知如何回嘴,但也不生气;他生活随便,外套可以穿到油光鉴亮仍不换洗,书包里吃剩的油条大饼可以放到发出异味,被人掏出,方才发觉;他会郑重其事请人吃饭,但请吃的却只是碗阳春面。姚文元的这种特性一直保持到后来。姚文元完全是个政治人,生活的全部内容就是工作写作学习。后来给他当助手的朱永嘉谈姚:“不苟言笑,讲话很谨慎,没有一句题外的闲话。这是我对姚文元的最初印象,这一印象以后一直也没有改变。”(以上都是朱永嘉对笔者的回忆。)不过,他的棍子文章,虽然有揣摩局势投当局所好之嫌,但这是当时各行各业尤其是政治、文化界的潮流和大趋势,包括吴晗写《海瑞罢官》,张春桥写《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都是唯毛泽东所思为思,唯共产党所想为想。人们觉得应该站在党的一边,和党与领袖保持一致,唯恐跟不上。

在阅读爱好上,姚文元特别喜欢科普和科幻读物。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苏联作家亚历山大·别利亚耶夫等等,都是他的最爱。文革结束,姚文元被判刑关押,他在写交代之余,写出三本著作,都是关于人类的科学认识史的。一本是人类对天体形成的认识发展史,一本是人类对地球的认识发展史,还有一本是人类对生命的认识发展史(这三本书著作的手稿,笔者曾经都看到过)。一生以写作文艺批评和政治批判为己任的姚文元,最后的写作却是“天、地、人”的形成,显示了他的某种无奈,也显示他对科学领域的由衷爱好。只是时代将他塑造成棍子,他自己也选择棍子人生。这是一个历史的缩影。

朱永嘉告诉笔者,1965年3月的一天,姚文元上午刚到解放日报社上班,张春桥电话来了,要他马上去。姚文元要向报社打招呼,张春桥说不必,随便找个理由,此事要保密。姚文元到了指定地点,进门见到张春桥和另一个中年妇女正等他。经张春桥介绍才知道她就是江青,是江青要找他。江青要姚文元写文章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临走,交给他一本1961年第1期《北京文艺》,上面刊登着吴晗剧本。(王文正口述,沈国凡采写:《以共和国名义判决》,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版。作者王文正当时担任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

姚文元当时兼华东局“内刊”《未定文稿》编委。接到写作任务后4月,正值华东局《未定文稿》与市委写作班对换办公场所,《未定文稿》从原来丁香花园搬入宛平路11号。姚文元办公室在三楼,他让工作人员搬入两张大写字台,他喜欢大台子,可以随意摊开资料。他当时人事关系还在解放日报社文艺部,张春桥替他向解放日报社请长假,报社五一节以后的稿子他都不看了。所以,姚文元应该是从1965年5月以后开始正式动笔写作。彼时柯庆施已经去世。姚文元对明史不熟,江青又催得紧,他对张春桥说,希望再有个熟悉历史的人,帮忙查阅和核对资料。几天后,张春桥告诉姚文元,人已选好,让他去一次。姚文元赶去见到张,张告诉他,为他找的人是朱永嘉。姚文元联系上朱永嘉,他对朱说,是市委安排他为自己当助手。

朱永嘉是复旦大学历史系青年讲师,对明史很熟,当时借调在上海市委写作班历史组,而且是组长。毛泽东说写《海瑞罢官》批判文章时有一个班子,其实只有两个人:写文章的姚文元和帮他查材料的朱永嘉。姚文元在写作过程中,没有将文稿给朱永嘉看,只是经常向朱永嘉询问具体史实。

最初姚文元只对朱永嘉说市委让他写明史方面与海瑞相关的文章,朱永嘉没有想到姚文元的批判对象正是吴晗,给他找的资料就是吴晗编的《海瑞集》:“我将吴晗的书和文章拿给姚文元看,不是作为反面的要批判的东西,而是作为正面资料给姚文元的,因为吴晗是明史权威。”

姚文元在写作班办公楼写作,写作班的朱永嘉又被抽去当其助手。为防止行动泄露,张春桥通过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徐景贤告诫文艺组,不要上二楼历史组的办公室串门,不要过问关于他们的任何事情。

张春桥动笔前要江青向毛泽东询问是否可以批判?

毛泽东1967年2月3日对卡博·巴卢库谈话时说批判《海瑞罢官》他起初不知道:“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但江青在《为人民立新功》中说:“本来写评《海瑞罢官》、《评三家村》这样的文章,是主席在那里亲自领导的嘛,是姚文元同志写的嘛,有些人却贪天之功,说是他们搞的。”毛泽东在审阅江青的这个讲话稿时,删去了“是主席亲自在那里领导的嘛”句。(见《问史求信集》)

毛泽东为什么不愿承认自己的参与?让后人费尽猜详。

在开始批判前,张春桥有些顾虑。海瑞戏是在毛泽东提倡下写的,批判海瑞戏,毛是否同意。张让江青向毛泽东询问:

据我知,主席对吴晗的《海瑞罢官》早有意见,但我们也知道北京对此戏评价分歧很大,甚至有人说此戏是根据主席指示写的。我曾问过林默涵到底分歧有多大,他说很大,也未详细说明。我们还是想研究一下,一研究,就发现海瑞的宣传出乎意料的多,剧种很多,什么京剧、沪剧,各种剧都在演海瑞。上海广播电台六四年还在广播此戏,《生死牌》搞了电影。出了盲人故事。中小学课本有海瑞,大学就不要讲,一大堆连环画、小人书,各种宣传工具都用上了。

我到北京请江青问主席,是否可以批判。主席说,他没有提倡过写海瑞,只是在湖南彭德怀叫他看《生死牌》,戏里谈到海瑞。主席回来就查明史,说海瑞未在湖南作过官。请同志们看看,如此而已。(张春桥1966年5月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转引自《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周良霄、顾菊英编著,香港新大陆出版社有限公司2008年出版)

毛泽东一口否定自己曾经提倡过海瑞精神,江青和张春桥没有了顾虑。究竟批判哪个海瑞,上海的,还是北京的?

我们考虑过,究竟批评哪一个?是《海瑞罢官》,还是《海瑞上疏》?我们认为《海瑞罢官》写得太露骨,应该批判影响大的。(张春桥1966年5月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转引自《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

张春桥所说的“我们”,究竟是他和江青,还是再加上毛泽东?不得而知。暂存疑。不过,张春桥说他让江青向毛泽东询问是否可以批判《海瑞罢官》,至少传递了一个信息,即张春桥和姚文元动笔之前,是通过江青向毛泽东请示过的。不像他自己说的“开头写我也不知道”。

而且,早在张春桥通过江青询问毛泽东之前,江青找中宣部和文化部的四个部长要他们批判《海瑞罢官》遭拒绝后,毛泽东指示将《海瑞罢官》列为可供批判的39个“文学艺术资料”,批转至县团级,虽因中央一线没有布置批判而作罢,但毛泽东此举足以证明,他是批判《海瑞罢官》的始作俑者和真正推手。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第一稿出来是1965年6月间。江青为此以观看现代京剧《林海雪原》为名特地来上海,亲自审稿。她对这个初稿不满意,认为没深度,不能就事论事批判。她要姚文元再修改。

以后,江青又几次来上海,审阅姚文元的稿子,与张春桥一起提出修改意见。

张春桥也多次将稿子夹在《智取威虎山》录音带内,用飞机送去北京江青处。江青后来说,张春桥每次去见她,都装着是为样板戏的事。

上海市委与批判《海瑞罢官》

一至六稿是张春桥与姚文元搞的,都没有给市委看过,直到七稿时才给市委看。陈丕显回忆录说,开始他一直不知道此事,直到柯庆施逝世,江青才告诉继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他,她原来与柯庆施、张春桥批判《海瑞罢官》的一些情况,要求继续借用张春桥和姚文元。陈丕显回忆,江青就是这时告诉他说,柯庆施对此事很支持,希望陈丕显也能支持她。江青还一再交代陈丕显要保密,陈觉得蹊跷,但也没有太当回事,“心想不就是篇批判文章,大概江青想出风头,先保密,发表时一鸣惊人”。(以上江青的话均见《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第28-29页)

整个写作过程确实搞得很神秘。姚文元的底稿送去市委印刷厂排版印刷时,全都是密封,直接送车间,没有任何手续。而通常,市委文件必须送市委秘书长批后才能送印。(李家齐2009年对笔者的回忆)

9月,陈丕显要去北京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行前,张春桥将姚文元文稿交他,让带给在北京的江青。陈丕显后来回忆,这是他第一次看到稿子。

陈丕显回忆说,自己带稿子去北京时,一路心中不安。因为江青在上海秘密组织写文章,批判北京副市长,却又不准上海对北京方面打招呼,这会影响上海和北京两个城市关系,也不符合共产党组织原则。

到北京,陈丕显将稿子交给江青,又将自己的顾虑告诉同去开会的华东局秘书长魏文伯,魏也觉此事不妥。两人商量半天,觉得最好找个机会向周恩来或陈毅汇报。

没等他们汇报,毛泽东已向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透露自己要批判吴晗的打算。那是在会上,毛泽东忽然提出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正当与会者对毛这句话费猜想,毛又转向彭真,问:“吴晗的问题可不可以批判呀?”彭真被毛泽东突如其来问话问住,愣了一会儿,才回过神,答:“吴晗有些问题当然可以批判。”

陈丕显于是认为毛泽东向彭真发问,一是征求意见,二是打招呼。魏文伯也这样认为。会后,他对陈丕显说:“阿丕,这下不用担心了,毛主席都问过彭真了,我看我们也不用再找总理和陈老总汇报了。”(《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第28-29页)

文章发表前,张春桥提出要听听学术界意见,于是于11月5日和7日由文汇报社出面开了两次座谈会。

第一次座谈会对象是党内专家。上海社科院院长李培南提了些意见,内容尖锐。这个发言后来几次被张春桥点名,李以后被打倒与此不无关系。

第二次是党外专家会议,参加者有史学界权威周谷城、周予同、谭其骧等,以文汇报社名义在泰兴路的市政协文化俱乐部召开,《文汇报》总编辑陈虞孙主持会议。

不知就里的周予同在会上为吴晗打抱不平,说吴晗是个好人,不能这样给他戴帽;周谷城也发言不同意姚文元观点,虽然说得比较宛转。会上大多数人都非常同情吴晗,尤其反对姚文元文章第四部分,认为硬把吴晗剧本与单干风联系起来,太牵强武断。(以上材料引自传单:《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区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以及李逊、顾训中2005年7月23日对朱永嘉的访谈。)张春桥收去会议原始记录,写进会议简报,直接报毛泽东。

不久文革全面发动,周予同和周谷城两位教授成为上海报纸点名的8个“反动学术权威”中的两个。

上海市委讨论姚文元文章

1965年11月8日,上海市委书记处开会讨论姚的文章。在此之前,市委已经讨论过几次。这次参加会议的有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主管此事的文教书记张春桥、分管教育卫生的候补书记杨西光、市委常委王少庸等,加上作者姚文元,协助姚文元写作的朱永嘉,还有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徐景贤。

会议在康平路165号楼上朝北一间大会议室里召开。曹荻秋站着,很仔细地将姚文元文章看完,在资料引用上提了几个问题。陈丕显没好好看文章,在会议室里来回踱着步,对张春桥说:“这是件大事情,你要好好抓好!”分管教育的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问:“戴什么帽子妥当?”姚文章中没给吴晗定性戴帽子。姚答:“看事实吧!何必我们给他戴帽子呢!”在场的朱永嘉当时觉得杨的意思,是要姚文元考虑文章分寸,不同意这样批判吴晗。

张春桥也站着,没坐。

参加会议的朱永嘉后来回忆说,整个会议给他印象是开得松松垮垮。陈丕显、曹荻秋他们似乎没太把文章当回事。(李逊、顾训中2005年7月23日对朱永嘉的访谈记录)

曹荻秋此前曾经提出姚文牵强附会不实事求是,而且后来对张春桥再送去的修改搞根本不看,张几次催问看法,曹都没回答。(糜欣祥:《铁骨铮铮,正气浩然——记曹荻秋同志同江青、张春桥一伙的斗争》,《文史资料选辑》第53辑)这次因是市委书记处讨论,曹才又仔细看一遍。

市委领导干部们都以为姚文元只是批判吴晗的剧本。1949年后这种批判太多,尤其60年代以后,今天批判著名哲学家冯定,明天批判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杨献珍,一会儿批判经济学泰斗孙冶方,一会儿又批判史学权威周谷城。上海市委干部们可能以为这次批判和那些批判差不多,批判一阵子,职务上调动一下就结束了。

即使上海市委领导觉察到什么,也无法明说。此时,毛泽东已决定发表姚文,上海市委对文章有什么态度,根本无力回天。

文章发表前,陈丕显和曹荻秋都主张和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打个招呼,张春桥不同意,招呼没打成。(上海市无产阶级革命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清算陈丕显、曹荻秋反革命罪行斗争会”宣传组:《陈丕显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材料摘编》,1967年5月)

曹荻秋后来承认说,上海市委那时非常为难:

考虑过同北京的关系,事实上是同彭真的关系问题。打不打招呼,不打不好,怕彭真被动;打了招呼,主席不同意,又怎么办?书记处都是反反复复讨论过好几次。(1967年1月8日“红卫兵上海大专院校革委会”与“红卫兵上海司令部”主办的《红卫战报》?第16期:《砸烂反对毛主席的上海市委》,作者是“市委文革小组办公室革命造反派代表”)

张春桥也说过,同北京市委的关系是他当时的顾虑之一:

还有一顾虑,即和北京的关系。我们当时不敢打招呼。文章一送中宣部就登不出来,我们考虑不必要送审了,主席九月会议已经讲了话,可以批评吴晗嘛,这时如再问彭真好不好?我们反的是资本主义,如彭真说主席已批准,为什么还问我。所以就未打招呼,还有批评周谷城也没给上海打招呼嘛。虽不是副市长,周谷城的地位也很高,也是政协副主席。我们看到批判周谷城的文章以后,因为准备不够,也很紧张,周谷城要自杀,我们毫无准备,但无怨言,因为周谷城应该批评。(《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

不过,张春桥自己在姚文发表前,还是向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打了个招呼。他和邓拓是老同事,张1949年前在晋察冀日报工作时,邓拓是社长兼总编,张的上级,张当时是理论部主任。张春桥说:“我和邓拓是老朋友了,我要不跟邓拓打招呼,邓拓就会说我不够朋友了。”这话张春桥对陈丕显和朱永嘉都说过。(《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第36页,以及未刊稿《己申春秋——我对文革初期两段史实的回忆》,朱永嘉2006年8月著)

所以,如果说当时保密得滴水不漏,上海市委除张春桥外都蒙在鼓里,有点言过其实。如前所叙述,首先,上海市委从姚文元开始写文章时就知道,而且文章也经由上海市委集体讨论;其二,毛泽东在姚文发表前,向彭真透露过要批判吴晗;其三,张春桥曾向邓拓打过招呼,邓拓应该会告诉吴晗。

本来,新闻报刊应该有批评当政者的权利和自由,但是,1949年后这类批评根本不被允许。批判有一定职级的党或行政干部,必须经由相关部门允许,这是中共中央自己制定的程序,也即“组织原则”。所以,即使是毛泽东在讲话时向彭真提了一下,彭真并不认为这样就是通知北京市委,他后来在许多场合责备上海市委发表姚文元文章不打招呼“党性到哪里去了”。

彭真的愤怒还有另一个来由,因为就在姚文元发文章批判北京副市长吴晗这一年,1965年上半年,中央曾两次发文规定报上点名要经过中宣部,还要求学术批判不要戴帽子。

定稿后的文章,毛泽东“看了三遍,认为基本还可以”。(毛泽东1967年5月1日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的谈话)

张春桥建议,文章首先登在《文汇报》上。他认为文章刊登在这张非党报上,首先不会引起人们猜测,因为这份民间报纸过去也发表过一些学术争论文章;其次这张上海报纸在全国特别是知识界拥有广泛读者,可以引起争论。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头版发表。

文章发表那天,姚文元自己还不知道。11月10日一早,姚文元还在睡觉,一个电话打到他家。他妻子金英接电话,是陈丕显打来的,告诉说姚文元文章今天在《文汇报》发表。陈丕显还向姚文元表示祝贺。(据朱永嘉对笔者说,这是姚文元女儿告诉他的)

姚文元的文章,就这样在上海拉开了文革的序幕。

2010年第3期　“飞夺泸定桥”的人和事·彭查理

《飞夺泸定桥》这一篇具有历史意义的战争记事文稿，是我的父亲彭加伦先生于1936年写成并发表的，是迄今为止能够看到的最早最完整的一篇有关中国红军夺取泸定桥战斗的记述。内容主要讲述了1935年5月29日在中国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林彪领导）下属红四团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指挥下，由二连连长廖大珠、指导员王海云带领22名战士夺取泸定桥战斗的纪实报道。后来中共党史、军史，凡官方记载史料均以我父亲所写的版本为依据，因此被外界称为“正史”。

1991年，由覃应机先生写的《硝烟岁月》一书中突然提出，1935年5月29日的泸定桥战斗，是在红一方面军红三军团（彭德怀领导）下属红十三团团长彭雪枫政委指挥下由侦察连长覃应机等12名战士夺取泸定桥的。

近年来，媒体对这两个版本做了不同程度的披露，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人们对泸定桥之战的质疑。作为学术争论，史实考证，这是一件好事情。本着对历史认真负责的态度，我愿意把我所知道的一些有关飞夺泸定桥的信息提供出来，以供史学家们和有兴趣研究泸定桥之战的爱好人士作参考。为了能够更好地了解历史研究历史，让我们先从历史背景和人物关系讲起。 彭加伦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简单历史背景

我父亲1923年投身革命，先是受党的委派参加国民党，被委任县党部委员，1925年回归中国共产党。从1930年起到长征结束，历任红军第八、九纵队政委，红22军（军长陈毅）军委秘书长、政治部宣传部长，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宣传科长，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科长等职。　　这里需要做一下解释。当时的红一方面军是由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自由组合而成的，这个组合并不是来自中共中央的命令。当时红一军团是由朱德和毛泽东领导，林彪只是红一军团下属红四军的军长，而红三军团是由彭德怀领导，那时彭德怀和毛泽东朱德是平级，林彪则属于下级。记得父亲生前曾多次跟我们提到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的关系，他说红三军团由于打长沙损失惨重，撤下来后与红一军团会合，实际上有投奔红一军团的意思，当时红三军团的粮食供给只能靠红一军团的帮助。看到红一军团在朱德和毛泽东的领导下对中共中央下达的战斗任务，是只动不打，因此没有任何损失，彭德怀、朱德、毛泽东都认为中央下达的作战命令，把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分开独立作战是不对的，应该联合作战才会增强实力。彭德怀这个人是个直脾气，他主动提出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合并成立红一方面军，并明确表态他个人不担任红一方面军总部的领导职务，原意接受朱德和毛泽东的领导。父亲每提及此事，总是赞叹彭德怀有肚量有眼光。因此红一方面军组建初期，总部的工作人员几乎都由一军团的人兼任，实际上是一套人马两个班子。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父亲既是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科长又是红一方面军宣传科长的原因。父亲说，当时，毛泽东和朱德对彭德怀是尊重的，他们的关系是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朱、毛虽然是红一方面军的领导但是他们仍然兼红一军团的职务，红一军团指战员的职务几乎原封不变。朱、毛对红三军团只下达战斗任务，由彭德怀自己负责部队领导干部的使用和调动。我父亲由于是红一方面军具体负责宣传鼓动工作的，除此而外，也常常去红三军团帮助搞宣传。父亲讲，毛泽东和朱德特别嘱咐他，凡红三军团的事一定要经过彭德怀的同意才能做。本着这个原则，凡红三军团的重要宣传事宜我父亲都会事先报给彭德怀同意后再报红一方面军总部做宣传。

我父亲去红三军团开展宣传，在三军团人眼里他是上级机关派来的人，但他同红三军团上下相处得都很融洽。特别是长征开始后，红一方面军进行了改组，政委由周恩来代替了毛泽东，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的人事变动很大，很多三军团的人进了一军团，也有很多一军团的人被调入三军团，打破了初期的建制格局，但两个军团的干部战士关系都很好。长征时中共中央落足在红一方面军，实际随行于红一军团，红军到达陕北后彭德怀提出取消红三军团的编制，全部编入红一军团，至此红三军团建制取缔，所以后来人们把红一军团看成是中央的标志。我听到父亲讲过的泸定桥之战

文革结束后，我曾到父亲的好朋友刘少卿将军（开国少将）家做客，他说我长得很像父亲年青时候，叫我小加伦将军（红军时代的人都叫我父亲“加伦将军”）。他谈到认识我父亲是在红三军团,他说那时他在红三军团任六团团长,加伦同志从总部来帮助他们搞宣传学文化。当时红军干部大多数都没有文化,所以打完仗不会写战报。加伦同志人缘关系好,常常帮助他们写战报,红一方面军许多著名的战斗报道都是出自加伦同志之手。他说,你们在《星火燎原》中看到的《飞夺泸定桥》一文,原来就是加伦同志写的,不知道怎么现在成了杨成武写的了?我对他说,这件事我知道,我听父亲讲过这个事件的原委。

当时的情况是,《星火燎原》编辑部向我父亲征稿,我父亲就把那篇著名的《飞夺泸定桥》一文给了他们,不久杨成武来找我父亲求父亲帮他忙,成全他一个心愿,希望父亲把“飞夺泸定桥”这个标题让给他使用。原因是《星火燎原》编辑部说文章的标题不能重名,而圈内人士都知道“飞夺泸定桥”的标题是我父亲首创的,杨这才来请父亲帮忙。杨成武对我父亲说,老彭,泸定桥这一仗是我打的,看在咱们这么多年的情义上,你就把这篇文章让给我吧。父亲答应了他的要求,成全了他的心愿,并把自己的稿子从《星火燎原》编辑部撤了回来,所以在《星火燎原》中的文章是我父亲的原文又经过了杨成武增删的文章,署名也是杨成武。

尽管后来也有些高级军事将领,职务和级别都比杨成武高,要为我父亲“正名”,都被父亲拦下了,父亲说,我与成武同志几十年的感情还抵不过五个字吗?!不要再提这件事了。从此“飞夺泸定桥”成为杨成武将军的专用词汇。直到纪念红军长征六十周年之际,史学界又把我父亲这个《飞夺泸定桥》的文章“之父”搬了出来。

解放后,党史研究人员、军史研究人员、艺术创作人员到我家采访父亲不断。常来的有黄宗江(八一电影制片厂编剧、电影《农奴》的编剧),常鹤龄(空政文工团团长),危聆(八一厂演员)。最多提及的是“飞夺泸定桥”之战时,当时的战况,及敌方兵力数字和我方参战的兵力及伤亡数字。父亲的解答是相当详细的:

1.红军时期基层领导有文化的不多,并不是每次战斗都能有详细的记载,军事干部只顾打仗了哪里还顾得上别的!个别有文化的军事干部偶尔能做到战后的文字总结,大多数的都做不到。你们所说的,解放军有战后清点和总结的优良传统,那是抗日战争之后,解放战争之时才达到的,而在红军时代尤其是长征时期,命都顾不上,哪里可能做得那么好?

2.写泸定桥战斗,我是受命跟踪报道。军委的命令是三天拿下泸定桥。我作为直接参与这场战斗的唯一文职官员,从安顺场跟着杨成武的部队一路夺隘架桥与杨森的部队战斗不断,320里路程攻击前进直到泸定桥头,又随部队冲过桥头,一路全神贯注,写出从安顺场开始到夺取泸定桥完整的战斗经过。部队冲过桥之后,接着追击攻打泸定城。我没有参加攻打泸定城的战斗,是因为我要赶着完成夺取泸定桥战斗的报道,并组织印刷。当大部队过桥的时候,夺取泸定桥的战报已经发往全军,极大的鼓舞了全军将士。毛主席在过草地时还专门对我说,你在战士报上写的《飞夺泸定桥》一文“飞夺”一词用得好哇,我们的战士都是天兵天将,激励全军嘛。(毛主席指的战士报就是一八五期战士报,可惜已经遗失)一九三六年我重新写《飞夺泸定桥》一文时,是根据我的原手稿以及我的调查资料修改后完成。当时有个别领导说文章标题中飞夺一词是否有些夸张,可否改成“泸定桥的战斗”等,我说,连毛主席都非常欣赏“飞夺”一词。我坚决地拒绝了。我的这些手稿一直保存着,直到接收东北时,我们刚刚打开行李,国民党军队就到了,我们撒腿便跑,来不及收东西,所有的行李都丢了,我珍贵的手稿资料也在那时全部遗失。

3.关于敌人兵力和为何能顺利夺桥。国民党驻守泸定城地区总兵力为两个旅,当然包括泸定桥地段。所以我写的对岸敌军两个旅是有根据的。直接守桥部队是两个团包括民团。我军非常重视夺取“泸定”,被中央认为是生死攸关之战,每一部署都是中央决定的,分左右两路军直扑泸定桥,志在必夺。因为早就知道敌军守备部队可随时增援至两个旅,我军准备了更加充足的兵力,几倍于敌。杨成武是开路先锋为第一梯队,一旦杨失利,后续部队会源源跟上继续攻击。原定左右两路军同时攻击泸定桥,可不知什么原因,右路军迟迟未到,肯定是遇到了敌人拦截,因为我们左路军一路走都受到敌军的拦阻。中央决定由杨成武部抢先攻击桥头,也许在战斗中右路军就会赶到了。我亲眼目睹了激烈的战斗,当时明显的是我军火力压制住了敌方。就在我们的战士快爬到对岸桥头时,桥头突然着起火来,我们战士急了,一边扔手榴弹一边大喊着冲了上去,敌人全吓跑了。我原以为战事还会长一些,等到右路军到达对岸桥头时敌人就会撤去。没想到战事突变,我们顺利地占领了对岸。我在写战报时并没有多想,只是根据我的所见记录下来做出报道。战后我思考,有可能是因为敌方得知我右路军已经接近桥头怕被双面夹击,那样就会被全歼,所以跑了。但那也只是猜测,我所见到的事实是敌人没有增援,而我们冲上去了,敌人跑了,我们胜利了。

4.关于写作和回忆。写泸定桥战斗的有许多同志,但多数是根据回忆写的,只有我一个人是在战斗中边看边写,当场写出来的,应该说是最真实的记录。你们来采访,我们这些人都是历史的当事人,不是研究历史的专家,我们只能根据我们亲身的经历、看到的和听到的记录下来,但是我们每个人战场的经历不一样,只能是写个人经历的一面,不可能写出面面俱到的文章。比如我写《飞夺泸定桥》这篇报道时,时间紧,写完后立即发往全军。所以我只能把我看到的写出来,看不到的不能去作全面了解,也没有时间去了解。战地报道不是总结报告,更不是研究论文,主要写战场气氛战事情况,是真实的现场记录。当时有人口头告诉我了一些参战人员的名字,我只能记几个主要的,其他人就用“等”字代替了。我为什么写我方兵力为一个团呢?因为只有杨成武的这个团直接与敌军作战,右路军还没有赶到战斗就已经结束,左路军其他后备部队并没有参加战斗,我当然只能简明扼要地写我方参战部队是一个团的兵力,总不能把一方面军准备参战的所有团、连级部队的番号都写进去。

实际上泸定之战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安顺场至泸定桥,320里路程边攻打敌军守备要塞边行进;第二阶段是攻打泸定桥;第三阶段是攻占泸定城。泸定城与泸定桥仅“一步之遥”,杨成武的四团在拿下泸定桥之后紧接着就打下泸定城。在泸定,敌方总兵力中可参战的兵力为两个旅,我方参战实用兵力是一个团,这是我所知道的。战时报道是会有些误差的,这些在所难免,也只能是历史的遗憾了。比如我在1935年写的《飞夺泸定桥》战报,文中在时间上就有误差。我写的是5月13日从安顺场出发15日打下泸定桥,后来同志们告诉我,实际时间应该是5月27日出发29日打下泸定桥。当时仗打得太激烈了,我也糊涂了,就这么发稿了。1936年,我重写《飞夺泸定桥》这篇文章就是完全根据1935年的手稿写的,我已经知道时间上有误差,但并没有把日期改过来,主要原因是我认为原始文件是不能改的,改了就不是原始文件了!我要保持历史的原貌(包括错误),这才是真实的反映历史的记载,并让读者感受到当时战争场面的激烈程度。即使要更改错误和误差,也是在另外的补充文件中作修正。

采访报道时常会有些错误,我当年为写报道在采访有关基层领导时就出现过一些可笑的事情。如我采访有关攻打遵义城的情况时,当时一位连长兴致盎然地讲给我听,我迅速地记录。可很快就有位领导告诉说,加伦同志,你要了解的是第一次攻打遵义城的情况,这位连长根本就没有参加,他参加的是第三次攻打遵义城!红军当中基层干部很多,大多没有文化,闹出过许多这类笑话,需要多找些人了解,尽量互补,才会清楚。

以上内容是我根据父亲被采访后他的一些笔记手稿整理出来的。

关于覃应机先生的红三军团打的泸定桥之战的说法

1.我父亲既是红一军团宣传科长,又是红一方面军宣传科长,负责全军的宣传工作。红一方面军里的重要的战斗都有可能派我父亲作现场报道。如果说,像泸定桥这样一场重要的战斗被他张冠李戴地搞错了,恐怕早就被撤职了。彭德怀是一个眼里不揉沙子的人,当时他与毛泽东、朱德是平起平坐的位置,朱、毛对他也要让三分。红一方面军建军初期,朱、毛在中央曾受压制,他们联合彭德怀,怎么可能抬一军团而压制三军团?到毛泽东重新掌管军权,那时毛并不是党中央的第一把手,自己的位子都还没有坐稳,怎么可能压制彭德怀?再说,像泸定桥这样一场生死攸关重要的战斗,是要由中央直接决定由哪支部队哪个团担任主攻,这些任务命令的下达是有记录在案的。如果真是红三军团十三团打的泸定桥,是谁下达的命令?彭德怀作为红三军团的一把手能不知道么?我父亲受朱、毛的嘱托对红三军团的事一定小心又小心,再说我父亲当时无论从级别还是职务上说都比彭德怀要低,借他几个胆子他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移花接木,把红三军团的功劳戴到红一军团头上。如果说我父亲有本位主义,有意贬压三军团,或者做了重大的失实报道,那么国共联合抗战后彭德怀怎么还会调我父亲去做他的宣传部长呢?这恰恰说明彭德怀认为我父亲在长征时期的宣传工作中没有重大失误,且同红三军团的人共事融洽,才有可能调父亲去和他一起工作负责前方全军的宣传。

2.红三军团中很多人都跟我父亲相熟,长期以来为什么从没有一人指出我父亲的报道文章失实呢?如,彭德怀跟我父亲长期工作在一起,如果真是我父亲把彭德怀的功劳给了林彪,彭德怀这样一个嫉恶如仇的人,怎能容忍这种错误,还不得恨死我父亲?他怎么从来没有向我父亲提过此事?他们可一生都是好朋友啊。再如,彭雪枫,由于同姓关系,他同我父亲也很熟络,如果泸定桥战斗是他打的,他怎么也从没纠正过我父亲的“失误报道”呢?还有,文革后我去原红三军团六团团长刘少卿将军家里做客,他夸奖我父亲写的文章,特别是《飞夺泸定桥》。他从没有说过泸定桥是红三军团打的,也从没提到我父亲有关泸定桥战事报道是件失实的事。1978年我在我大嫂家玩,我大哥的密友、罗华生的长子邀我大哥去看望他父亲。这里需要解释一下,我大哥彭宁,电影《苦恋》的导演,我大嫂汪旋(前妻)的父亲汪祖美当时任铁道兵参谋长(少将衔),长征时是红一军团第三军七师十九团连长;罗华生,时任铁道兵副司令员(开国少将),长征时任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四团党总支书记。这两家人都同住在铁道兵司令部大院,相隔只几步之路。罗华生是我父亲生前的老战友,我同大哥一同去看望他,到了罗家,罗华生伯伯非常亲热地接待了我们,他说,你们的父亲“加伦将军”,我们以前都这么称呼他,跟我好熟哩!长征时,打泸定桥,我们就在一起,那时候我在四团负责挑选攻打泸定桥突击队的战士,你们爸爸是中央专门派来写我们打泸定桥的报道的,他的文章写得好哩,他可是我们红军中的名人哩。我们这才知道原来罗伯伯也同泸定桥之战有关系。

长征路上,《飞夺泸定桥》的战报全军都看得到,想必覃应机先生当时也看到过的,如果覃认为报道严重失实,为什么不向上反映呢?或者直接找我父亲也可以呀。长征时,爬雪山过草地,中央领导跟大家一样行军,谁都可以随时在行进路上找他们说话,我父亲不是中央级领导更该好找。覃应机本人也在红一军团工作过,他完全可以找到红一军团的领导反映,或者直接向中央反映。如果说行军路上顾不了这许多,红军到达陕北后,安顿整编,也可以向总政治部反映,提供证人和证据。参与过泸定桥战斗的有关人员中许多人到解放后还活着,都是证人。可以作证的人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伯承、聂荣臻、叶剑英、王稼祥等,他们都是决定哪支部队参加这场战斗以及谁负责主攻的决策人。而林彪、杨成武、罗华生是具体执行人,我父亲是亲历目睹战斗的现场报道者,还有,中央党史馆至今仍保留着中央和红一军团给杨成武下达夺取泸定桥战斗命令的文件档案。从1935年我父亲写《飞夺泸定桥》一稿(1936年的那篇文稿是根据1935的战报手稿整理写的)至1970年父亲去世,《飞夺泸定桥》只有一个版本,从没有过第二种说法。现在外界传说,一直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我父亲所写的一军团主攻版本,还有一个是三军团主攻版本,而三军团那个版本一直受压,一军团版本成为主流。这完全不是实事。事实是所谓“三军团主攻”的版本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也就根本不存在压制谁的问题。至少在我父亲去世之前没有一个什么三军团主攻的版本。覃应机先生的红三军团版本的说法不知最早从何时出现的?也不知有过哪些认证?

3.我父亲是1923年参加革命、1925年入党的资深红军干部。长征时他的职务级别不是杨成武的下级,他在1930年时就已经是红军第八、九两个纵队的总指挥(政委),编入红军22军任军秘书长已经是师一级的干部。杨1930年入党,我父亲比杨大八岁,他的资历要比杨成武老。我父亲到四团是属于上级机关派下去临时写报道,他与杨并没有直接的上下级关系,因此不存在他有意要吹捧杨成武而不写彭雪枫的因素。彭雪枫是1926年入党,比我父亲小一岁,他与杨当时是同级与我父亲属于同等资历,他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更近一些才对。我父亲怎么可能在两个同级干部中抬杨成武压彭雪枫呢!他写的杨成武,完全出于公心,是对历史的真实记载。就连杨成武自己都承认说:在夺取泸定桥的关键时刻向战士们喊话,有些话我自己也记不大清楚了,加伦同志记得比我清楚。父亲说,浴血战斗中的战友情是很无私的。

4.有关陈云和邓小平对泸定桥之战的说法。

外界传覃应机的说法很简单,与陈云在1936年向共产国际的一篇报告中关于泸定桥一战的说法以及邓小平对美国总统卡特的国务卿助理所说的比较一致,都叙述得较为平淡没有做过多炫耀。实际不然!陈云向共产国际的报告并不是专门讲泸定桥之战,而是作关于中国红军西征情况的汇报,大渡河及泸定桥战斗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内容。一般报告而言,都会尽写得可能简明扼要而不会长篇大论,能被提到的已经说明其重要性了。邓小平在1982年对美国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布列津斯基亲口说:“这只是为了宣传,我们需要表现我们军队的战斗精神。其实没有打什么仗。”邓小平的谈话当然就更可以理解了。首先邓小平没有亲眼目睹泸定桥的战斗,其次,因为邓小平后来指挥过淮海战役,那是60万大军对80万大军的超大规模的战争场面。相比之下,泸定桥之战,突击队的战士仅几十人之数,只能算是一场很小的战斗了。邓小平是有过打大仗经历的,反倒更加谦虚,说的是实话,才显大将风范。而在长征时,泸定桥一战就算是一场重要的比较大的“战役”了,虽然其规模和参与人数不能与后来的三大战役相比,但这毕竟是红军经历过的一段史实。

5. 现在外界还传有一种说法:“根本没有泸定桥之战,泸定桥之战是假的,是共产党编造的历史,神话了共产党的军队,其实他们没有那么英勇。”这种说法,是对共产党和中国红军的污蔑!是对红军历史的歪曲!如果红军战士都是脓包、软蛋,早就被国民党军队消灭了!何谈打败国民党八百万军队!

6.覃应机先生在他的书中说到,“下半夜,我们按时赶到了泸定桥桥头附近的天主教堂。桥头已被我兄弟部队占领。”在这里,覃应机没有说兄弟部队是一军团的还是三军团的。问题在于,如果这个“兄弟部队”是一军团的,怎么可能会由三军团的部队去夺桥?如果这个“兄弟部队”是三军团的,那就更不对了,因为右路军是由一军团的刘伯承、聂荣臻、陈赓负责指挥的,左路军怎么可能由三军团指挥呢?如果左路军真的是由三军团指挥,那么右路军也必定是由三军团指挥!一场战斗的军队指挥权都是由一个指挥部统一指挥,这是作战指挥的基本常识嘛!覃应机先生说他参加过“泸定桥”之战,很可能是真的,但却不一定是我们所指的那一次!应该不是决定红军生死存亡的那次“泸定桥之战”!很可能正像我父亲说的,那时红军四渡赤水河,三克遵义城,许多基层干部战士都打昏了头,记不住自己打的是哪一次了!覃应机当时是连长,打仗都打红了眼,也许有记忆上的误差,也许把另外一次打泸定桥与这一次记混了,是完全可能的。

综上所述,我认为可以明确以下几点:

一、我父亲作为随军报道者所做的战地报道泸定桥之战即《飞夺泸定桥》一文,由于是在战火纷飞的战斗中所写,并立即印发,没有时间去核对所有细节,有个别误差在所难免。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其文章主体内容不会有重大失误,更不会是自己编出来的。非常明显的是,我父亲的文章对右路军的战斗只是一带而过,没有很详细的记载,说明他没有参与右路军的活动所以无法编写,而有着非常详细的左路军的战斗过程,这恰恰说明我父亲是亲眼目睹的参与者。

二、因为我父亲是一军团的人所以只报道一军团而有意压制三军团的事,根本不存在。

三、泸定桥之战,以一个军团对付两个旅,兵力富富有余。用三军团和一军团两个指挥部去指挥这样一场小型的战斗,作为久经沙场的红军最高指挥决策人,朱德、毛泽东绝对不会犯如此低级的兵法错误。

四、覃应机先生所亲身经历的泸定桥战斗,可以肯定,绝对不是我父亲亲身经历并报道过的那场决定红军生死存亡的、被誉为是通往共和国之路的、惊心动魄的、举世闻名的泸定桥之战。

2010年第3期　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滋生·李继华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长河中，曾经滋长和发展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与迷信，并酿成严重后果。这些严重后果和极大危害，给今天的人们提供了深刻的教训：必须禁止任何形式的、对党和国家领袖人物的个人崇拜。为了深深地汲取这些教训，就要了解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怎样滋生与发展的。

从六届六中全会到1943年3月之前对毛泽东的颂扬与个人崇拜的滋生

虽然都说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但是从此开始到1938年初，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还不像后来那样稳固，对他的赞扬比较少，个人崇拜则基本上没有。对此，1936年在陕北保安访问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的美国记者斯诺，有一段颇有意味的描写：“毛泽东在中国的共产党势力范围内的影响，今天大概比什么人都要大。……不过虽然每个人都知道他而且尊重他，但没有——至少现在还没有——在他身上搞英雄崇拜的一套。我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口中老是念叨着‘我们的伟大领袖’。我没有听到过有人把毛泽东的名字当作是中国人民的同义语，但是，我却也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不喜欢‘主席’——个个人都这样叫他——或不景仰他的人。他个人在运动中的作用，显然是很大的。”直到1938年底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才稳固下来，才成为全党公认的领袖。从此开始，对毛泽东的赞扬也越来越多，并急剧升温。

就在六届六中全会期间，张闻天（洛甫）在代表中共中央作的报告中就指出：“我们有着克服困难的优良的条件，这就是：……⑵中央的极高的威信，中央主要领导者毛泽东同志的极高威信”。王明在发言中也肯定毛泽东是“我党的最著名领袖”，并指出：“全党必须团结统一，我们党一定能统一团结在中央和毛同志的周围。”这些，还是张闻天和王明在当时特定情况下的“表态”，未必就算是个人崇拜；但是在当时的中央内部，已经比较突出毛泽东个人，则是可以确定的。

1939年1月5日，延安《新中华报》第3版报道：《边区党政群众团体及全体人民新年节向毛泽东同志致敬联名致信：努力抗战响应两大号召来当作献给领袖的新年礼物》。致敬信中讲到：“敬爱的毛泽东同志：……你，不仅是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而且是全中国人民所爱戴，全世界朋友所景仰的领袖。”“你是被压迫者胜利的旗帜！你是光明的象征！……在这里，敬祝你的身体健康！”

3月12日，延安举行了纪念马克思孙中山诞辰的盛大晚会。《新中华报》在16日第3版的报道中讲到：“毛泽东同志在热烈的鼓掌声中步上了台子。他讲述了纪念两位伟大革命导师的意义。如雷的掌声冲破了会场上的肃静。”

5月4日，毛泽东出席延安青年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大会，作了关于青年运动政治方向的讲话。毛泽东演讲完毕，接受了延安青年的献旗。为献旗而写的致词中说：

亲爱的毛泽东同志：

我们……谨向您——中国革命领袖致崇高的敬意，并献旗一面，写着新中国的火炬！

你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救星。

毛泽东同志！我们向您宣誓：……

祝您的健康！

6月1日，抗日军政大学成立三周年的纪念大会，在毛泽东作了关于“抗大”政治方针的讲话后，也向中共中央、毛泽东、边区政府、八路军献旗致敬。献给毛泽东的旗子上写着：“你亲手抚育抗大，抗大日趋于壮健”。献旗时的致词是：“你，人民的领袖，革命的导师，亲爱的毛泽东同志！你亲手抚育的抗大，已诞生三周年了，他将要更加滋长，更加健壮！我们谨将此旗献给伟大的领袖……”

7月18日的《新中华报》，发表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高自立在边区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总结开荒大会上的讲话，其中也称颂毛泽东为“伟大领袖”。

7月20日，在延安举行的中国女子大学的开学典礼上，毛泽东讲演完毕后，全场报之以热烈的掌声，并高呼：“女大万岁！”“毛泽东同志万岁！”开学典礼后，又举行了庆祝晚会。“晚会舞台顶上正中耸立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毛泽东的肖像，西边则左是朱德、王明、项英、王稼祥、彭德怀、任弼时、刘少奇等，右是周恩来、洛甫、博古、康生、陈云、邓发等同志的肖像……”据笔者所见的资料，这是中共历史上，特别是1938年底六届六中全会后，最早对毛泽东喊“万岁”的。另据“文革”初期担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李雪峰回忆：在1966年5月1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一次会议上，已经受到批判并被罢免职务的彭真，再次受到一些人的攻击。“彭真一听就火了，态度激昂，回过身朝着后面说：‘谁是第一个喊万岁的！’证明历史上是他先喊主席万岁的。”至于彭真是在什么时候最早喊毛泽东“万岁”的，现在还未查到原始材料。如果确实是他最早对毛泽东喊“万岁”的话，应该是在1939年7月20日之前。当然，在对毛泽东喊“万岁”之前，先喊“女大万岁”，表明当时对“万岁”这个字眼看得还不像以后那么神圣；在挂马、恩、列、斯、季、毛肖像的同时，还挂了其他许多中共领导人的像，也表明对领导人的崇拜比较普遍，还不像以后那么专一。但是，此时的毛泽东，已经受到了特别突出的个人崇拜，则是显然的。

8月13日，陕甘宁边区学联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当毛泽东登台讲话时，“掌声又继续的象春雷一样的响了起来。毛泽东同志屡次想开始讲话，都被这绝大的声音所阻止了。”

1940年1月9日，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新落成的延安女子大学礼堂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新民主主义政治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讲演。讲演完毕，“会场顿时沸腾起来，掌声阵阵，高呼‘乌拉!乌拉!(俄语‘万岁’之意)……’”

1940年初，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即以毛泽东的名字来命名青年干部学校(到1941年前后，山东等解放区还成立了“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分校)。5月3日，在“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的开学典礼上，毛泽东未讲话，王明则作了《学习毛泽东》的讲演。他指出：“对于青干学生学习问题，我只贡献五个字：‘学习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既以毛泽东同志的光辉名字来命名，那就要名副其实，就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生平事业和理论。”他说，从建党以来，“毛泽东同志便是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在大革命失败以后，“毛泽东同志则如鹤立鸡群一样英勇坚决地继续革命工作”，毛泽东同志“不仅成为中国革命的伟大政治家和战略家，而且是伟大的理论家”，“在农民工作中，他是一个有名的农民工作大王，在军事工作中，他是伟大的战略家，在政权工作中，他是天才的政治家，在党的工作中，他是公认的领袖。”从各方面的资料来看，王明对毛泽东的这些赞扬，并非出于真心，而是一种无奈的迎合，但在其用语上，又确实包含了个人崇拜的意味。这些话当着毛泽东的面说出，四天以后(1940年5月7日)又在《新中华报》上发表，反映了当时对毛泽东的赞扬已经到了较高的程度，也表现出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经明显地滋生。

当时，还创作了由胡乔木作词、冼星海谱曲的《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校歌》。歌中唱道：“生在英雄的时代，长在人民的旗下，毛泽东的双手，抚育我们长大。……”同年，由胡乔木作词、李焕之谱曲的另一首歌《青春曲》则唱道：“可爱的青春发着亮光，我们的生命像大船在海上前航。英明的舵师给我们掌舵，指挥着我们去冲破险恶的风波”。

同年7月，郭化若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发表《八路军的军事理论》一文，其中讲到：“八路军军事理论体系之奠定，应归功中国共产党领袖，八路军主要创始人之一，中国天才的战略家毛泽东同志。”在山东抗日根据地，人们也开始称颂毛泽东是“领导中国人民抗战的导师”，颂扬“毛主席”的“辉煌著作”《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

12月25日，王若飞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发表《八路军与抗日根据地》一文，开始称毛泽东为“英明的领袖”。这是就笔者所见而言，最早这样称颂毛泽东的史料。实际上，这种称呼可能开始得更早。

大约从1940年12月29日开始，周恩来在许多份致中央的电报中，都以“毛主席并中央书记处”开头。这是在称呼上把“毛主席”放在了“中央书记处”的前面。尽管最早这样做的未必是周恩来，当时的人们对这种称呼在以后产生的危害也很难看得清楚，但这种做法的不当之处还是明显的。到了建国以后，毛泽东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如果要提个人，一定要把个人放在党组织之后，个人无论如何不能超过党。就是说，要讲党中央毛主席，不能把次序颠倒过来。“文革”结束以后的1978年底，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开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也批评了把个人摆在中央之上的新式迷信。他说：“英明领袖华主席、党中央的提法要改变”，过去对“毛主席、党中央(的提法)就反对过，不能把个人摆在中央之外之上。”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有的论著也尖锐地指出：“这种(称呼)把‘主席’凌驾于‘中央’之上，是完全违反了领袖和领导集体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个人崇拜的明显表现。”

1941年3月，延安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在《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提出中共的教育人才应该忠实于列宁、斯大林的思想，“忠实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

5月17日，中共中央华中局召开关于皖南事变的高级干部会议。陈毅在报告中指出：“毛是例外天才，他在井冈山上就已有现在他的一套政治军事战略战术的理论轮廓。”

同年7月7日，《十八集团军抗战四周年战绩总结》指出：毛泽东是“天才的政治家战略家”。9、10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详尽地检讨过去的路线问题。与会者对毛泽东都作了高度评价。陈云说“毛主席是中国革命的旗帜”；罗迈(李维汉)说“毛主席——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之模范、典型”；王稼祥说“过去中国党毛主席代表了唯物辩证法”；叶剑英说“毛主席由实践到理论，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这些发言，既是言必称“毛主席”的，又是对毛泽东热烈颂扬的。

综上所引，尽管不能说每一句话都是个人崇拜的语言，但在对毛泽东的逐渐热烈的颂扬中，的确已经滋生了对他的个人崇拜。在当时的抗日战争中，这种个人崇拜，很快就被敌伪利用，攻击延安整风。在1942年11月对鲁中解放区的“扫荡”中，在政治麻痹欺骗方面，敌伪“捏造整风运动是毛泽东同志实行独裁的手段”。

1943年3月以后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较快发展

如果说在1943年3月以前，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还处在滋生阶段；那么从1943年4月开始，这种个人崇拜就有了更快的发展。

1943年3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两次讨论了中央机构的组织调整和精简问题。16日，任弼时在会上说：(原来的)书记处工作会议等于各部的联席会，性质和责权不明确。他提出书记处应是政治局的办事机构，遵照政治局的方针和决议，负责处理一切日常工作。书记处的主席由政治局会议决定，他在书记处有最后决定权。20日，刘少奇提出：书记处设一个主席，其他两个书记是毛主席的助手，不是像过去那样成为联席会议的形式，要能决定和处理日常工作。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重新明确了政治局和书记处，以及下属各机构的权限。在人事方面，一致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书记处改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也以毛泽东为主席。书记处会议由主席召集，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尽管这里所说的“最后决定之权”，仅指书记处处理日常工作的权限，而不是指政治局对大政方针的决定权，但是在“书记处会议由主席召集”，其他书记又仅为毛泽东“助手”的情况下，这种“最后决定之权”也是相当大的。因此，这次会议在组织上进一步强化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却没有同时建立起对他的明确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在此前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经严重滋生的情况下，这次会议就不可避免地对这种个人崇拜产生强化作用，使之在此后有了更快的发展。

会后不久，1943年4月22日，周恩来在《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中指出：“毛泽东同志说用人行政是领导者的任务，这是真理。”“毛泽东同志的工作作风是：中华民族的谦逊实际；中国农民的朴素勤勉；知识分子的好学深思；革命军人的机动沉着；布尔什维克的坚韧顽强。”同年8月2日，周恩来《在延安欢迎会上的演说》中又指出：“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的证明其为错误了。”“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

同年7月2日，邓小平在《解放日报》发表的《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中指出：八路军在敌后能战胜各种困难，与强大的敌人进行短兵相接的斗争，这不能不是一个奇迹。“究竟它的秘诀在什么地方呢?如人所共知的，我们有一个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指导原则。依据这个原则，从无数的战斗中，才创立、保卫与巩固了各个抗日根据地，才钳制了日寇在华总兵力的一半……”

7月5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22周年，王稼祥发表《中国共产党与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一方面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个以后被全党广泛接受和运用的概念；另一方面又把毛泽东称为“英明领袖”，并说“毛泽东同志自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便在中央工作，参加制定了第一次大革命中共的政治路线……在中国在中共是第一个把农民土地问题提到中国革命中应有的位置。”在这里，王稼祥把毛泽东称颂为在中国在中共高度重视农民运动的第一人。

7月6日，刘少奇在《解放日报》发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其中讲道：“特别值得指出的，就是在二十二年长期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终于使我们的党，使我国的无产阶级与我国革命的人民找到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二十二年来在各种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久经考验的，精通马列主义战略战术的，对中国工人阶级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抱无限忠心的坚强伟大的革命家。”

7月8日，林枫在《解放日报》发表了《坚持敌后抗战的晋西北根据地》一文，其中讲到：“我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空前的杰出人物”。

8月间，山东解放区临时参议会一届二次大会召开。8月20日，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主任委员黎玉在《山东抗日民主政权三年来的总结与今后施政之中心方案》的报告中讲到：“我们有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和团结在他周围的中共中央的英明领导。他们的预告和指示，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争取最后胜利的南针和方向。”这里说中共中央团结在毛泽东的“周围”，有颠倒领导集体和个人关系之嫌。

10月29日，以毛泽东为书记、王稼祥为副书记的中央宣传委员会管理下的中央宣传部，发布了一些纪念十月革命26周年的“基本口号”，第一次提出“毛泽东和共产党是中国的救星”，而且把毛泽东个人摆在共产党之前。随之，从陕北到各个抗日根据地，普遍唱开了由陕北佳县民歌手李有源在1942年唱出的称颂毛泽东“是人民大救星”的《东方红》。

12月5日，《中央对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组织起来的方针的指示》，号召“各根据地党委……详细检查自己的生产、工作与工作作风，是否符合于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必须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实行一个彻底地转变，并把这种方向与作风运用到发展生产的工作及一切其他工作中去。”同月16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大会宣言》表示：“感谢我们劳动人民的救星毛主席从1944年5月开始，中共中央召开六届七中全会，一方面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一方面起草和修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到1945年4月20日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决议》被原则通过。“《决议》在党的政治生活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这个《决议》也不是没有缺陷的。一是对毛主席过分突出，虽然以他为代表，但其他人很少提到，只有一处提到刘少奇，称赞他在白区的工作。在《决议》中，其他根据地，其他部分的红军也很少提到。‘文革’时就造成一个结果，好像一讲农民运动，首先就是毛泽东，其实，在毛主席以前有些同志已从事农民运动，农民运动讲习所也已办了几期，不能说党不重视农民运动……这些历史在《决议》中叙述得不大周到。”

七大以前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限度

从六届六中全会到七大以前，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虽然已经滋生和发展，但与七大期间及以后，特别是建国以后相比，还是有一定限度的。其原因和表现，大致上有三个方面：

首先，毛泽东自己还比较谦虚谨慎。1939年12月9日，毛泽东在《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中指出：“现在的青年学生，懂得的道理更多了，比我当青年学生的时候聪敏得多了。我起初读几年书，只知道‘诗云’、‘子曰’那一套，心里总以为做官做皇帝的人个个是好的。后来进了洋学堂，碰到了革命，于是也知道皇帝老爷是坏的了，也懂得了美国的京城是华盛顿，英国的京城是伦敦，什么x加Y等于z，什么分子、原子和电子。现在你们不仅懂得这些东西，而且还懂得马克思主义哩!我那时就不懂得什么马克思。”

1941年8月2日，在给萧军的信中，毛泽东写道：“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有即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

1943年4月，党内有人提出为毛泽东祝贺50周岁生日，并大力宣传毛泽东的思想。4月22日，毛泽东复信给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代部长何凯丰说：“生日决定不做。做生(日)的太多了，会生出不良影响。目前是内外困难的时候，时机也不好。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

1944年3月，当时任延安大学校长的周扬，主持编辑了《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该书选辑了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高尔基、鲁迅和毛泽东关于文艺的论述。周扬还为该书写了编者序言。为此，毛泽东于4月2日致信周扬：你写的序言看了，“写得很好。你把文艺理论上几个主要问题作了一个简明的历史叙述，借以证实我们今天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一点很有益处．对我也是上一课。只是把我那篇讲话(指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引者注)配在马、恩、列、斯……之林觉得不称，我的话是不能这样配的。”

同年11月21日，在给郭沫若的信中，毛泽东指出：“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

1945年4月20日，在六届七中全会最后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在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作说明时指出：“从前许多同志都苦于中国没有马、恩、列、斯那样的革命领袖，我也是如此，中国的落后不能产生列宁那样的伟人。现在提出一个任务，就是加强对马、恩、列、斯著作的学习，首先是我需要加强。……决议把许多好事挂在我的账上，我不反对，但这并不否认我有缺点错误，只是因为考虑到党的利益才没有写在上面，这是大家要认识清楚的，首先是我。”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这段话之后，毛泽东接着讲到：“孔夫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即使到七十岁相信一定也还是会逾矩的。”此时的毛泽东，正值52岁的盛年。20多年后的1966年，毛泽东在73岁时发动了把整个中华民族拖人内乱的“文化大革命”。这真是不幸而言中，真是因为随心所欲而大大地“逾矩”了。

在随后接着召开的七大预备会上，毛泽东又反复强调：“我们要谦虚谨慎，不要骄傲急躁。”“我们要英勇奋斗，但又要谦虚谨慎。历史的教训就是要我们谦虚谨慎。”“至于犯过错误，那也不是一两个人，大家都犯过错误，我也有过错误。错误人人皆有，各人大小不同。决议案把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所以我对此要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那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了。”

这些论述，表明了毛泽东在当时情况下的清醒和谦虚谨慎。这种清醒和谦虚谨慎，自然是以允许个人崇拜的存在和蔓延为前提的。但他在此时和以后一段时间内(大约到建国初期)的谦虚谨慎，再加上革命战争环境的制约，使这种个人崇拜在建国以前和建国初期没有发生太大的危害。

其次，颂扬者的颂扬还是有限度的。从六届六中全会到七大以前，虽然已经出现了对毛泽东的过分颂扬和个人崇拜，但颂扬者大多出于衷心的钦佩和敬仰，较少有违心的迎合或屈从；在颂扬的语言上，也较少带迷信或神化的色彩。加之毛泽东自己还比较谦虚谨慎。因而七大以前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一段时间内并未产生很大的危害。

再次，对领导者的颂扬还不仅仅限于毛泽东。当时，党内个人崇拜的客体还比较宽泛，在对毛泽东的颂扬和崇拜逐渐升温的同时，对其他领导人也有一些崇拜和颂扬，而不像建国以后只能对毛泽东表示崇拜。

如前所引，1939年7月20日，在延安举行的中国女子大学的开学典礼上，在对毛泽东喊“万岁”之前，先喊“女大万岁”，表明当时对“万岁”这个字眼看得还不像以后那么神圣；在挂马、恩、列、斯、季、毛肖像的同时，还挂了其他许多中共领导人的像，也表明对领导人的崇拜比较普遍，还不像以后那么专一。

1943年8月，《山东省临参会致八路军电》中也讲到：“华北人民依八路军为长城，颂朱彭总副司令为救星”。

在六届六中全会以后．特别是1943年3月以后到七大之前，为什么会在党内迅速滋长和发展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呢?这有着深刻复杂的原因。对此，《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有论述，许多论著也已作过分析，此处不赘。

2010年第3期　三民主义新旧说的政治背景·匡萃坚

学术界有种长期居主流地位的看法：“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一大”《宣言》，“区分了三民主义的两个历史时代”。在这之前，“是旧三民主义”。在这以后，“是新三民主义”。“这种新时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

如何看待这种关于三民主义的“新、旧”说？我以为，此说适应了当时政治的需要，有历史贡献。

“新三民主义”词语早在大革命时期已经出现。那是共产国际代表在说明对国民党改组工作的成绩时的偶尔用语。作为按共产党人的理论对三民主义作出完整解说，并成为党的主导见解的三民主义“新、旧”说，则出现在20世纪40年代初。

此说出现前，流行的是三民主义的“真、假”说。孙中山去世之后，左右派斗争剧烈展开。大家都打“孙文主义”、“三民主义”旗号。老右派戴季陶，以“孙文主义”名义否定马克思主义，借口确立“共信”、建立“纯粹的国民党”，大造分共舆论。对此，当时以“左派”面目出现的蒋介石也不得不讲，“反共产这个口号，是帝国主义者用来中伤我们的……总而言之，总理定下来的主张，我们是不可以违背的，如果不然，就无论你如何信仰三民主义也是假的了。”（1925年9月）后来，他成为右派势力的中心，便在保卫“三民主义”的旗号下反苏、镇压工农运动、实行暴力“清党”。这时，左派以“三大政策”予以反击，指斥其为“假三民主义”，可谓击中要害。抗日战争爆发、新的国共合作建立后，则出现了一些复杂的情况。一方面，共产党把坚持抗战置于首位，再三表示对蒋介石领导的服从和对三民主义理念的忠诚。另一方面，蒋介石在三民主义旗号下既要抗战、要国共合作；又害怕人民革命力量的壮大，千方百计要“防共”、“限共”，其如意算盘和梦寐以求的目标就是通过“两党合组”、“永久合作”的方法取消或溶化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为此，蒋介石有两个说法：一是一般地说，真信仰就要一心一意，“在同一主义之下”（1937.2.22），达到对三民主义“真诚一致的信仰”（1937.9.23）。二是具体地说，三民主义“完备”，“能涵盖一切”，且“伟大悠久”，其他主义“皆有缺点”，应被取代。（1939.5）结论就是：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没有存在的必要。追随他们的御用文人循此发挥道，“中国有三民主义就够了”；它是“集合了各种主义之大成的真理”，“其它任何主义都不应该有。它们是没有历史使命的。”还有人要求中共“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对此，中国共产党首先在政治上作了回击，一再明确表示，绝对不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信仰，绝不能将共产党合并于其他任何政党。至于在思想理论上的回击，则要求进一步划清一些原则界限。这样，仅仅分辨三民主义的真、假似乎就不够了。这时，国民党顽固派强调真信奉就要信“同一主义”，虽然别有用心；但如果他们只是倡导一致，并非禁止其他，只是“溶化”而不是排斥，那就难以说他们违背民权主义，不能简单地斥之为“假”。他们宣称三民主义最完备、最伟大，从而认定对其他主义的明智选择就是自行放弃，这自然是其偏见，是对三民主义的拔高；但不能说他们如此尊奉的三民主义本身是假的。蒋介石过去主张“分共”，与孙中山的“容共”主张公然对立；而现在则不仅不讲“分”，还大讲“合”，不止于“容（纳）”，还要“溶（化）”；其手段也由“打”转为“不打”，貌似走向开明。对于这种变化，人们自然不能视而不见，乃至不加区别地将其归于一类，以一个“假”字囊括一切。

问题显然已经超出了真、假的范围。如何回答？一种新的提法在不断地酝酿着。毛泽东1937年5月3日指出，“三民主义有它的历史变化”，提出要“重新整顿三民主义的精神”。1938年3月12日，毛泽东肯定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手定了“三民主义新纲领”，“表现了三民主义的发展”。10月12日，他在《论新阶段》中指出，抗战胜利后出现的“将是一个新式的民主共和国，即三民主义的新中华民国”。1939年6月10日，在《反投降提纲》中，他对人们言及的三民主义的状况作了新的划分，指出除“真三民主义”、“假三民主义”之外，还存在一种“中间性的”即“半真半假的三民主义”。这表明，对三民主义只作真、假二分已经不够。在这里，他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同“中国人民的三民主义”并在一起，划入“真三民主义”之列。至于在这种“真三民主义”中是否还要作进一步的区分，他当时未作回答。而提出“半真半假的三民主义”问题，主要为揭示隐藏在抗战队伍中的投降危险，并不是对作为既抗战又建国的指导方针看的三民主义的全面概括。因此，当涉及对完整的三民主义的认识和评价时，这种分析框架便显得不够了。近两个月后，周恩来对人们所称的三民主义作出了多重划分，即孙中山是“真正的三民主义”；汪精卫是“伪三民主义”；戴季陶是“修正三民主义”；还有我们同志“企图马克思主义化的三民主义”，即把三民主义“解释成共产党的东西”。在这份报告提纲中,他实际上指出了当时国民党所主张的不与共产主义并存的三民主义中的严重问题:或认为“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没有分别,共产党大可不必再相信共产主义”;或者认为“三民主义既可包括共产主义,则共产主义在中国无存在的必要”。不过在这里,他只是点出了问题,并表明问题超出了真、假的范围,却未作出进一步的概括。张闻天半个多月后谈了“个人见解”。他同毛泽东一致,对三民主义也作三重划分,即“假三民主义,如汪精卫的三民主义;不彻底的三民主义,即一民主义;真三民主义。”他强调,“我们同国民党的斗争是真、假三民主义的斗争,彻底的与不彻底的三民主义的斗争。”这里 “不彻底”的提法显然是对“真三民主义”所作的再次区分,这就在某种程度上超出了真假二分说。可是,到年底,毛泽东在涉及对三民主义的区分问题时,用的依然是真假二分法,如号召青年“造宣传假三民主义的人们的反”,“实行真三民主义”。在这一时期,中共中央文件的正式提法也还是“揭穿汉奸的假三民主义”, “为实行真三民主义而斗争”。这种情况表明,至此分析三民主义的规范提法依然是“真、假”说。新的规范提法,不久后为毛泽东所首次提出。

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再次提出,为共产党人所承认的三民主义究竟是“哪一种三民主义”的问题。他的意思很清楚,“这种三民主义”不仅是真的,而且是与共产主义相容的、接受共产党帮助的三民主义,因而是在共产党出现后才有的、是与新时期相适应的“新三民主义”。毛泽东明确表示,提出此说针对的是资产阶级顽固派,说他们知识贫乏、不知道历史的变化,“不知道新三民主义与旧三民主义的区别”。而半年前,他在批评人们对三民主义的误解时,说的则是他们“没有把真三民主义与假三民主义加以区别”。

三民主义“新、旧”说是对蒋介石“一个主义”和“溶共”论的系统有力而又恰到好处的回答:既坚持了原则、坚持了共产主义信仰;又注意了策略, 在斗争中把握了分寸。这就是:既要驳倒他,又不针锋相对地把他列入假三民主义之列,甚至不说他“半真半假”。如说他“假”或“半假”,那就与汪伪或准汪伪并列了,置于异类,分量太重,也不合乎实际,混淆了基本界限。说他“旧”,就是只说他不合时宜,带有规劝、敦促其识时务,不要落伍之意,不那么咄咄逼人。关于问题出现的原因,毛泽东说,他们“完全不知道历史的变化”,将问题归结于大环境。意思是,一切皆时代使然,跟上就好。这是开导,而不是追究。在具体的解说中,则追溯到孙中山、三大政策及“一大宣言”,说明“新三民主义”早已有之,信奉它是继承孙中山的遗志。这就牢牢抓住了孙中山的旗帜,具有雷霆之力。

如果说,分辨真、假是为了名正言顺地举起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旗帜的话,那么,区分新、旧就更进了一步:既充分表达了对三民主义的忠诚,举起孙中山的旗帜,又理直气壮地坚持了自己的独立信仰,更高地举起共产主义旗帜。在这里,区分三民主义真假、新旧的标准都是它与共产主义的关系。与共产主义无关的是旧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对立的是假三民主义;只有与共产主义并存、视共产主义为朋友的三民主义,才是既“真”又“新”的三民主义。

三民主义的新旧说在此时出台并非偶然。因为正是在此时,党的理论通过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已走向成熟,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新民主主义论。这一理论进一步确认,中国革命分为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两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阶段;而在民主革命中又分为新、旧两个阶段。与此相联系,三民主义也被区分为新、旧两个阶段。既然新民主主义是民主革命通向社会主义革命的桥梁,那么新三民主义也就是旧民主主义革命通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直接桥梁,于是有了“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的提法,将“新三民主义”等同于“新民主主义”。这样通过“新三民主义”就将三民主义和新民主主义进而和共产主义联系了起来;从而不仅使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关系,而且中国的全部革命运动都得到了系统的理论说明。

“新旧说”与“真假说”相比较,有多处不同。主要是:辨真假与分新旧,二者指向的虽是同一对象(三民主义),然而对象自身的状况不一样;与之相应的认识和态度也不相同。真假说,以对不变的对象的崇信和尊奉为前提;新旧说则承认主义本身是发展变化着的。争辩真假是为了表白自己的忠诚;区分新旧则足以彰显自身的高明。在这里,一个是仰视,一个是俯视。俯视表明的是对忠诚境界的超越,由此就将主义从信仰的对象转变为分析、研究的对象;随之而来的就是,由简单的去伪、示忠,转变为客观的审视、评述。

具体说,三民主义新旧说较之真假说有如下几点变更:

1.进一步突出并拔高“三大政策”。原来为了给维系国共合作提供权威依据,一直强调孙中山确立了三大政策,说明没有这种政策保障,三民主义就难以贯彻落实,就会沦为空谈,成为所谓“名词运动”。现在则提到了新的高度:三大政策就是新三民主义本身的一个根本特征,离开三大政策就谈不上什么新三民主义。而承认三大政策就是承认了共产党存在的当然理由,就不存在什么收起共产主义的问题。

2.从突出“三大政策”的背景,进到突出世界革命的新时代。突出三大政策,那在苏俄与共产党诞生之前如何解释?这就牵涉到时代问题。在新的时代出现了新的阶级力量,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就从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变成为一个现实的政治问题,即中国与苏俄、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问题。在旧时代不存在这个问题;到了新的时代这就是个突出的问题,成为三民主义命运的主宰,即成为新三民主义之所以为“新”的决定因素。

3.进一步突出国民党“一大宣言”。宣言是在鲍罗廷主导下起草的。毛泽东说,“宣言由我们起草,许多事情由我们帮它办好”。“孙中山这个人有个好处……鲍罗廷说的话他都听。”原来共产党人一直看重这一宣言,现在则把它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即由于“一大宣言”使“三民主义”的面貌发生了由“旧” 到“新”的根本性变化,成为三民主义的一个划时代的标志。

这里的政治意图是明显的:突出与拔高三大政策,就为了说明原来在国民革命中,国民党离不开共产党的帮助;现在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更离不开与共产党的合作。突出时代,就是要进一步论证实行三大政策是一个不可改变、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突出“一大宣言”,就是为了证明共产国际和共产党的全部革命主张的正确性,三民主义只能循此精神的方向发展,自觉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总之,新三民主义是“联俄”、“联共”政策结出来的果实,是经过了与 “俄”与“共”密切相关的主义的改造的三民主义。如果真假说是要解决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的话,那么新旧说所要解决的就是确立共产党在合作中的思想上、政治上的领导权。

应该肯定,新旧说在政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旗帜鲜明地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尽管不为他们所接受,但剥夺了他们“限共”、“溶共”的口实。其次是,在思想理论上武装了共产党人和先进的中国人,从而推动了,至少是有利于其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核心和基础的作用。再次是,在中间派面前显得理直气壮。虽然这一论说并不为三民主义者所认可,但他们由此也不能不承认:共产党既不搁置其共产主义旗帜,又不丢掉三民主义旗帜的态度是真诚的。自然,这种作用也是有限的。因为它毕竟不过是对思想信仰的一种理论解说,在国内尖锐的政治斗争中并不具有直接的现实性;而且有一定的副作用,即被国民党顽固派利用来证明:共产党人信奉三民主义是假,借此来宣扬共产主义才是真,是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变相地搞共产主义。

(责任编辑萧徐)

2010年第3期　“右派”省长沙文汉·泰 栋 尚 之

沙文汉是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是熟悉俄文、日文，有学术著作的革命知识分子，是长期在白区（江苏省省委，上海局）担任领导，解放后又担任浙江省省长的高级干部。他在京沪从事地下策反情报工作屡建奇功，1957年错划为“右派”，是全国党内最大“右派”，而且是最后一个彻底改正的“右派”。大部分“右派”的改正时间是1979或1980年，沙文汉一直拖到1982年才改正。 1955年，发生潘汉年事件时，沙文汉就被说成是“浙江省潘汉年第二” 　　沙文汉曾经三进浙江，都在省里担任领导工作，省委统战部长、宣传部长、教育厅长、浙江大学校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席、省长。他的夫人陈修良也于1955年从上海华东局高校党委调到杭州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代部长。

沙文汉1928年20岁时因领导鄞奉暴动被国民党反动派追捕逃离家乡，1949年至1955年才在浙江工作，一直到1964年在杭州去世。他没有回宁波老家一次，他在浙江没有人脉，也没有老部下，可是却被有些人看做是浙江省地方主义的最大后台。另外，沙文汉与潘汉年并无直接的工作关系，30年代中期，上海地下党组织遭严重破坏，1936年后潘汉年、冯雪峰等受延安党中央委托，为恢复上海党组织做准备工作，把四散的为数不多的几十个党员，通过个别审查重新组织起来。沙文汉、陈修良是最早经个别审查的恢复组织关系的党内骨干。1937年11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共江苏省委，刘晓为书记，沙文汉为宣传部长，负责文化宣传工作，陈修良为省委妇委书记负责妇女、青年工作，而潘汉年属于中央直属的独立情报系统，与江苏省委分属不同系统。可是1955年潘汉年案件一出，柯庆施在上海布置公安局“要认真追查三十年代上海文化人与敌特的关系，他们历史上是叛徒、特务”，提出一批名单，其中也有沙文汉。5月20日，浙江省委召开扩大会议。省委书记江华宣布：“毛主席指示要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特别要注意‘一切’两字。”还称：“上海有三千三百个特务参加了公安局工作，事实上占领了公安局，扬帆已经被捕了，还有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是内奸，秘密投敌，也已经被捕。”特别令人惊讶的是，省委书记提出：“我们浙江也有第二个潘汉年，大家要提高警惕。” 注1 省委书记不是一般人，他的浙江也有“潘汉年第二”，自然也就使干部注意到沙文汉。实际上潘汉年案发生后，沙文汉在杭州的住所——北山路葛岭山麓十七号住宅就受到暗中监视。离沙的住宅不远处新新饭店一个秘密装置，就可以窃听到沙文汉家中的电话。注2

从反胡风案引起的审干，沙文汉知道要严肃认真对待的，1956年8月他从北京开完人代会回来后即主动写信给中央组织部安子文，补充说了自己1932年在安庆戒严时被拘留一夜随即脱险以及当时的证明人，不料，在白色恐怖下这样一件本来是可以庆幸的事，竟然被说成是“严重历史问题”，1957年中组部审查后告诉沙本人并告诉浙江省委，沙文汉没有被捕自首等事，历史清楚，可是一直到80年代仍说沙“有历史问题”，被作为阻挠平反改正的理由之一。

沙文汉是省长，党内是省委常委，但是他的分管工作范围被缩小，被架空，沙文汉感到“政治上被怀疑，已到了极严重的程度，甚至连一般工作都不好去插手了，情绪上陷入更加苦闷的状态。” 注3沙文汉采取顾大局和忍耐态度，不发牢骚，但在“反右”批判中反而指责他“不干工作，态度消极”，“对党不满”，“与省委离心离德”。

1955年8月，经中央批准，浙江省委书记处正式成立，成员清一色为外来干部，书记处成为浙江省最高的核心领导班子，据此，行政职务为正省级的省长需听从行政职务虽为副省级的省委分管领导决定，沙文汉被完全架空了，只负责一些接待外宾工作。50年代中后期，毛主席多次到杭州，但是每次来的时候，省委都不告诉沙文汉，事后沙才知道。沙文汉心中有数，但从不打听消息，当然也不可能去迎送。省委统战部长有一次告诉沙文汉的弟弟史永说：“沙文汉来浙江后，省委领导怀疑他被捕过，毛主席来杭州不通知他，沙不能去迎接。毛主席有一次问沙省长为什么不来。省委领导说，沙身体不好，不参加应酬。毛主席老人家听了后很生气。”注4

沙文汉1956年前后共起草过四次关于省人大常委会改进领导方法和调整组织的报告，但均被置之不理，沙文汉甚至提出“四个阶级联合专政”的主张，实际上是《共同纲领》的规定，可是却被省委书记斥之为对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认识不清。省委某些领导当时有所依据地说：“民主革命时期联合资产阶级是为着要反对三大敌人，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联合资产阶级是为着消灭资产阶级自己。”省委组织部长对沙提出的改进“党政不分”斥之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否定党的领导”，甚至借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毛主席说过“所谓党政分工，首先是党统一，然后提分工，可以派一个省委书记去当省长” 注5 ，有人反对党政不分，想把大权揽过去，让党委搞点小权，最好意思也是想将一半大权揽过来，这样就没有集中了。集中只能集中到常委，到政治局，书记处，常委只能有一个核心。” 注6

1955年初，继反胡风反革命案后，省委首先决定“撤销省人委的总党组，省人委工作由省委对口平行领导来管” 注7，立即停止了沙文汉原计划在省文教部门进行“党政分工”的试验，立即建立省委书记处，加强对省委的全面领导，实际上是更加强了“以党代政”。“关于党政分工”是1956年沙文汉在省党代会上正式发言提出的，这是打成右派的最重要依据。

“沙、杨、彭、孙反党集团”

1957年反右号角吹响后, 浙江省委在10月10日召开了有1338人参加的省、地、县、区四级干部会议,与此同时还召开了浙江省委第七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省委整风,因为外围已打响,11月13日会议上,省委已宣布陈修良是“十足的右派”,大轴戏是要找到“关键”人物,挖她的后台沙文汉,并进一步挖出了一个“沙、杨(思一)、彭(瑞林)、孙(章禄)反党集团”。

沙文汉、杨思一在1957年6月20日至7月15日,作为正副团长,曾带了浙江省代表团参加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其中团员有浙江省民盟宋云彬、农工民主党的李士豪。省里打电话来要求发起对宋、李“右派”公开批判,而沙、杨没有像浙江地方上那样积极地响应,于是包庇“右派分子”宋云彬、李士豪也就成了批沙杨的突破口。开始向沙、杨二人发起总攻,第一条罪状就是“和党内外右派分子一唱一和,互相支持,亲如兄弟,支持宋云彬、李士豪、陈修良向党猖狂进攻” 。沙文汉的第二条罪状是“支持右派分子黄源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支持黄源搞民间艺术狮子龙灯,排演昆曲《十五贯》等等。为了彻底搞臭沙文汉,就在生活上无限上纲,对一向自律清廉的沙文汉泼脏水,例如沙与其兄沙孟海讨论古文、书法、做诗,研究佛经、元曲,扣上“生活腐化、革命意志衰退”,过的是“封建士大夫生活”。

沙文汉与杨思一都是浙江人,但历史上从来没有一起工作过,彭瑞林与孙章禄都不是浙江人,根本谈不上浙江地方宗派集团。

杨思一是十年内战时期入党的老同志,抗日战争时期在宁绍后来是金萧地区搞革命,是金萧地委书记、金萧支队政委,工作踏实,得到了群众拥护,北撤后在新四军和华野部队中任师政治部主任,解放后到浙江,当过省委组织部长、省委常委、副省长,他对地方干部很关心,说过“省委有圈子”,他分管政法部门,但肃反时不让他参加“五人小组”,说他历史上有问题,他有意见。他与沙文汉“共同反党联盟”的事实就是“两人抗拒中央的方针和省委的指示,千方百计包庇宋云彬、李士豪”;特别是李士豪,“抗日战争时杨思一与李士豪统战工作中有很多交往”,1956年党代会对于省委候选人提名时,陈修良和高光都提出过杨思一是“好干部”,这些都构成了罪名,而且和沙文汉一起挂上钩。杨思一的血压很高,眼底出血,经受大会批小会斗,在大会上被迫做长篇检讨,到午夜才回家,宣布为“右派”后,家门口已布了岗哨,11月17日半夜杨思一脑溢血加重,失明,而家中电话也打不出去了,车也找不到,延迟到天亮才送医院,昏迷两天后于20日去世,终年56岁。

彭瑞林是山东南下干部,长期在冀鲁边区抗战,反右时是省委常委、省检察院检察长。彭为人正直。他敢于当面批评省委书记,反右开始,省委领导有意向他透露信息:“省委主要斗争对象是沙、杨”,希望他“不要再做炮手”,他胸怀坦白,根本不认这个理。彭瑞林平反后有一本回忆录说:“在会议中,省委江华等四位领导把我请到大华饭店老房子江华住处,他们要我揭发沙、杨的反党罪行,说我在党代会上提沙文汉为候选人,说在某些方面沙比江好,说我与沙、杨关系密切,以不同方式向党进攻,但是他们说我的问题同沙杨性质上有不同,只要能揭发他们,仍能得到党的信任和重用。我再三说明:‘沙杨有错误,但没有反党言行。’两天后,江和另一位副书记又找我谈话,一再逼我揭发沙、杨问题,这时,我已看出他们的目的是要我昧着良心陷害人,我很气愤,什么话也没有说,最后指着江华说:‘沙文汉作风比你民主,没有像你这样粗暴。’江华非常恼火。我二话没讲,拎起皮包就走。”注8彭最后划进反党集团的罪名是:“恶毒向党进攻,诽谤省委领导是右倾机会主义。从严重自由主义发展到在党内造谣生事,挑拨离间,一贯以‘炮手’自命,支持沙、杨进行反党宗派活动。”

孙章禄,省委委员、省委财贸部部长,也不是浙江人,而是江苏人,曾在苏浙皖边区工委担任过工委副书记,他与杨思一、彭瑞林意见比较合得来,1956年二次党代会大闹主席团会议中,他支持彭瑞林,被说成“反党宗派活动的主谋”,特别是还发表过对江华不满的意见,说过“江华不如江渭清(江苏省委书记)”。

1957年12月13日,省二届二次党代大会做出决议,开除沙、杨、彭、孙四个“右派”党籍。同时开除省委候补委员、宣传部副部长、省文化局长黄源党籍,江华在报告中称:“从根本上解决了浙江党组织内部长期存在的问题,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浙江省委有9名“右派分子”撤销职务,有7名全国人大代表撤销了资格。在宣布对杨思一的处理时,也不提杨思一已死这事。浙江省一级新闻单位,四个月来打成右派的45名,占从业人员352人中的12%,省民盟委员中划右派的占27.5%,省人大代表有50多名被划作右派。这就是反沙、杨、彭、孙“右派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

1958年1月25日在《人民日报》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新上海》一文编者按说:“此文对国内矛盾的分析和阐明是有普遍意义的”,“沙、杨、彭、孙案件证明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仍然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只是这种矛盾主要已不表现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而是表现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

1958年3月9日至26日成都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到“地方主义者,实际是右派,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现在省专的负责人,大部分是外地去的,对反对地方主义感到理不直、气不壮,应该采取列宁的办法:‘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他又举出浙江例子,提出浙江“是江华独裁,还是沙文汉独裁?”他点了广东、内蒙、新疆、青海、甘肃、安徽、山东等地,党内“反右”在他看来,是一次“新式肃反”注9 ,“这实际是一次清党,一千二百万党员中,清除二十万,百把万,不算多。”

在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当谈到所谓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时,毛泽东再次点出浙江沙文汉、安徽李世农和广东广西等省负责人名字,他们刚刚打成“右派”或犯了极其严重的“右倾”错误,毛泽东要求各省都要“献宝”,称沙文汉等人 “有的是十个黑指头,有的是九个黑指头,只有一个指头干净” 。注10

沙文汉在无尽的检讨中沉思

1957年反右以后,沙文汉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职务,工资级别从原来六级降为十二级,经省市公安厅、局抄家后,被赶出北山路葛岭的原住所。在新的住处(保仿路宝石新村四幢)对面的楼下,当局另安排住了一户人家,全天候监视沙家出入人员情况。

撤职后他虽然挂了一个省政协委员名义,但被长期搁置起来,终日在家不分配任何工作。他虽几经要求,提出自己可以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如编写地方志等,都不予理会。他发现自己能够做的只有两件事:首先,他被要求不断反复写检讨,他趁机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有关理论,希望能从中找到对一些问题的解释,同时可以整理与思考自己对政权建设,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上的观点;第二,他最想研究的是中国的政治和党史,但因为自己的这一身份不可能被允许,因而决定从被他称为“死人的政治”——古代历史的研究着手。

沙文汉对家人还说过自己“一贯来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肯整人”。在一份底稿中,他认真检查自己有很深的儒家“仁爱”思想与资产阶级“人权”思想,并以此作为“个人主义”的表现来检查。

1957年12月底,当陈修良问他为什么在检讨中说了违心的话,如:“提出党政分工是与党唱了对台戏”?他说:“这是照顾省委的威望,皇帝把大臣推出午门斩首,被害人必须跪在地下,朝北向皇帝叩头,口称罪该万死。”沙文汉心里很清楚,浙江某些当权者与封建帝王的思想实在没有什么差别。注11 从沙文汉诸多的检讨稿、信件,不仅反映出他的政治观点,也充分展示了他的世界观和人性。沙文汉所处的时代与教育,决定了他既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受到西方民主与人文主义思想影响,同时也反映了典型中国式的对上服从忍辱负重等深厚的儒家文化影响。

沙文汉从1959年起,拖着病体开始着手研究中国古代奴隶社会制度问题。他当时给正下放嘉兴农村劳动的陈修良写信说,自己“要弄清楚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特点,则也算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良心上稍可对得起党和人民”。注12 他克服了许多困难,并阅读大量资料和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著作,终于在1963年6月底完成八万多字的论文《中国奴隶制度的探讨》。注13

他的研究证明:人类社会发展后,会开始分化为阶级社会,这一点与西方是共同的。但是不能用西方的奴隶制度硬套到中国来。因为在不同的社会与历史条件下会形成不同制度。

他发现由于中国的初民早已是农业民族,生产方式强烈依赖土地,常以血缘氏族为纽带,形成稳定的耕作群体。从史料考证,他证明中国的奴隶制最大特点竟然是“土地和奴隶都是属于国家所有的”。人们从商周起就知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道理。这是西方社会所没有的。他论证:土地私有制在中国古代就不存在,没有(人民的)私有制,连人也是世代属于国王或诸侯的(实际上,人都是奴隶)。他说,这种发展,使得中国社会长期只形成为两个阶级:“一头是人数极少的主子,一头是人数极多的奴隶,中间缺乏第三种阶级自由民”,这种社会结构反映到国家形态上,就是实行“政治经济完全合一,权力极端集中的君主独裁”。注14

沙文汉毕竟是一位富有中国文化底蕴的革命家,他懂得一切政治现象都是与经济、文化、社会等历史环境分不开的。这个研究结果,使他从更深的层面上理解了为什么中国一贯是实行专制与皇权的统治,为什么中国人易表现出对上盲目服从的奴性,为什么历史上统治者总可以用“集中”统一为压制民主、排斥异己,为什么在历史和现实中常见由同乡、同宗结成小帮派间的争斗与党同伐异的现象,也包括自己为什么会深深陷入这场运动。

对中国奴隶制探讨是他的一个尝试。遗憾的是无法完成自己的心愿。

1963年12月底,沙文汉因参加政协的会议来回步行在雨雪中受寒,引发心肺性疾病。于1964年1月2日病逝于杭州,享年56岁。临终前一天,统战部长向中央请示后来向他宣布摘掉帽子,半昏迷的他仍不忘记努力地说了声“谢谢”,这成为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

四分之一世纪之久的艰难平反路

陈修良作为沙杨集团中的一员“先锋”,早在1957年9月省委各部整风时第一批被点名批判,到1958年2月25日,在沙杨彭孙组织处理后两个月升级为“极右派”。同年3月她被下放到嘉兴农村劳动,亲历了大跃进年代农村的饥饿,亲见了干部的浮夸与强迫命令作风。1960年4月陈修良被省委调至杭州大学外语系,在那里她被管制改造并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四人帮”倒台一年后,1977年12月,她与彭瑞林、孙章录被省委统战部先宣布摘掉右派帽子,经本人要求于1978年1月调至上海市政协。她开始向中央申诉,直到1979年9月,浙江省委同意批准正式予以平反,撤销了浙江省委1958年2月错划“极右派”的决定,恢复党籍、工资(原级别)与名誉。改正后1983年调至上海社会科学院担任党委顾问。

沙文汉的平反历程却要困难得多。1977年以后,浙江省委由中央另派铁瑛任第一书记。他是部队干部,对浙江“反右”情况不了解,江华在北京任最高法院院长。1978年中央发出55号文件,对“右派”案件进行复查。杨、彭、孙、宋云彬、李士豪等都改正了,但对沙文汉案近一年多没有反应,浙江省委不复查也不报中央。家属与许多干部都非常关心这个案子。

1979年2月20日,沙文汉的四弟,当时在全国政协工作的老干部史永,向中央组织部写出第一封申诉信。信中除了全面陈述了对此案各种错误批判与强加的不实之词外,也指出平反此案在浙江有重大阻力。例如:1977年9月8日在“四人帮”打倒近一年后,《浙江日报》还用长篇文章宣传如下观点:对沙文汉案子的平反“就是砍掉反右派斗争的伟大红旗”;甚至宣传:“浙江省的反右斗争没有扩大化”。

1979年7月,史永在北京遇到一位浙江来出差的干部告诉他,文革后复出的谭震林给省委写过信,他提出要关心沙文汉案的改正。

1979年8月20日,史永又通过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刘顺元,直接把信转给了陈云。信中指出,浙江省委将杨思一、彭瑞林、孙章禄三人在6月已经宣布改正,唯独留下沙文汉一人不予上报,理由是“浙江省委认为沙有政治历史问题,待查清”,“中央组织部多次催促,浙江省委仍没有报上来”,并说明沙的历史早有结论。注15 由中纪委批转到中组部催促办理。

这样,一直拖到1979年9月6日浙江省委才向中央上报了一个复查报告。注16 复查结论针对当年划右派理由,作了非常勉强的解释,继续称:“沙文汉同志同省委离心离德的问题是存在的,长期不干工作也是事实”;“沙文汉同志在省第二次党代表会上的发言,是有错误的。”此外,复查报告竟出人意外地写了:“江华同志提供,沙文汉同志在划为右派分子后,曾交代过历史上被捕的问题。但进行了复查,只有本人1956年的交待和中央组织部1957年的审查结论。江华同志所说的材料我们没有查到。”对沙文汉复查的结论是“沙文汉同志在当时是有错误的,而且错误是比较严重的,但是可以不划为右派分子”“予以改正”。

1957年上半年,中央组织部已经对沙文汉政历审查做了结论,安子文部长于6月30日全国人代会期间,曾约见沙文汉谈话,亲自告诉他这个结论,他提出沙可以进书记处工作。可是1955年以后,浙江省曾多次在大会上讲沙文汉有历史问题;当被中央结论否定之后,却从来没有在任何场合宣布过这个正式组织结论。这次出现的无中生有的所谓“被捕”问题,甚至在1958年“反右”期间和此后多年也从未有人提出来过。

作为家属代表的陈修良,坚决拒绝在这份复查报告上签字。在上海家中,她当面严厉指责浙江省派来的干部,把报告退了回去。

同时,史永在北京找到上海地下工作时的老战友如经济学家孙冶方、刘晓夫妇、张执一等许多人讨论此事,纷纷出主意和为沙文汉的工作与历史作证明,孙冶方仗义执言驳斥这个错误的复查报告。1979年12月27日,在身患肝癌住院开刀期间,孙冶方给中纪委陈云和中央组织部长写信,一针见血地指出:沙文汉被捕“不是事实,无非是当年给沙文汉同志戴上右派帽子的原省委负责人,感到今天这顶帽子戴不住了,又想找个理由为自己辩护而已!”孙冶方还说沙文汉当年提出的两个问题:党内民主与以党代政,“不仅在当时,而且即使把它全文登在今天的报刊上,也不失为切中时弊的好文章”,可是至今浙江省委还认为“这个发言是错误的”还要“给他留尾巴”是“怕否定自己”。注17

陈修良在1980年1月18日给胡耀邦总书记写了申诉信,指出:复查报告关于历史问题的说法不符事实;对于原决议中指责的沙、杨、彭、孙反党集团问题是否要改正只字未提;对于沙在党代会发言提出党政分工,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今天,究竟是对还是错不能回避,必须讲清。注18

1980年5月19日浙江省委向中央报告:“中共中央(1978)11号,55号文件下达以来,‘省右派摘帽办公室’(1978年10月成立——笔者注)经过两年努力,全省右派分子的帽子已经全部摘掉,错划的经上级党委复查批准,也已全部改正。”注19

对此,陈修良于1981年4月4日再次给总书记胡耀邦并中央政治局写了申诉信。注20表示省委这个文件完全没有新内容,只是转批1979年的复查报告,且许多内容错误,这是对落实政策不负责任。

很快到了1981年底,对沙文汉彻底的改正,还是没有消息。1982年1月全国人大谭震林副委员长来到上海,他让妻子葛慧敏找到陈修良,请她到东湖宾馆来,他自己因感冒高烧躺在床上。谭震林向陈修良了解沙文汉平反问题卡在什么地方以后,很快表态说:“那好办”,并让陈修良随后写一份情况寄到北京他的住处。

陈修良在1982年1月24日给谭震林的信中,提出目前对沙文汉的“改正”是留下了“政治尾巴”,并没有真正平反。中央组织部早对沙的历史做了“从未被捕”、“历史清楚”结论,浙江省至今不肯宣布。也许是谭震林的行动在最后一刻起了作用,陈修良的信写出后不久,一份浙江省委重新修正的关于沙文汉错划为右派的复查报告终于与陈修良见面了。注21

这次修改后的复查报告明确了三条:首先,否决了1957年12月13日的沙、杨、彭、孙定性为“反党集团”决议;其次,肯定了沙文汉在党代会上关于发扬民主、党政分工意见是基本正确的;最后,说明沙文汉一生没有被捕,政治历史清楚,并撤销原处分决议。这次修改时间为1982年8月10日,但采用了同文号换发方式,仍按第一次复查报告时间写作1979年9月6日。注22

1982年11月沙文汉平反消息在浙江、上海、北京等地主要党报发表。

1983年11月25日,在浙江省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又正式撤销了1957年省二届二次党代会开除沙、杨、彭、孙党籍的决议和同日开除黄源党籍的决定。 注23 至此,这件历时26年,影响全国的大案,从程序上正式结束。此时离开沙文汉逝世已经19年。

注释:

注1陈修良回忆:《生活就是考验》,1987年。

注2见陈修良:《西湖纪事》,1993年。

注3参见沙文汉检讨底稿1组。

注4见史永私人家信,1997年12月25日。

注51957年10月22日浙江省委七次会议记录(二)第70页。

注6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72页。

注71954年底省委曾决定在新建立的行政机构省人大常委会中建立党组,沙文汉是党组五人执行委员会的书记,杨思一、彭瑞林也是执行组成员,但没有多久,1955年3月江华提出取消党组,恢复由省委直接对政府的领导。

注8《彭瑞林回忆录》。

注9薄一波:《若干重大历史事件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第672页。

注10李锐:《大跃进亲历记》,第182页,第18页。

注11修良:《西湖纪事》1993年。

注121959年5月30日沙文汉陈修良家信。

注13文汉:《中国奴隶制度的探讨》,《沙文汉诗文选》第215页。

注14黄仁柯著:《沙孟海兄弟风雨录》,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6月第385页。

注15、161979年9月6日浙江省委给中央的复查报告[省委发(1979)210号]。

注17沙尚之编:《记孙冶方》,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

注18陈修良1980年1月18日给胡耀邦的信。

注19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浙江省历史大事》(1949—1993)。

注20陈修良1981年4月4日给胡耀邦的信。

注21陈修良1981年1月24日给谭震林的信,《陈修良文集》第437页。

注221982年中共浙江省委复查报告。

注23关于此指示,至少已有两个不同来源证实。一位是新华社某高级记者在初解放时看到过;一位是江苏省有关厅局负责人在查阅其他档案时看到。

2010年第3期　周恩来秘会左尔格·杨国光

1930年1月，理查德.左尔格以德国记者、自由撰稿人身份来到上海，开始了他三年的中国之行。他的真实身份是苏联红军总参四部（格柏乌rpy）特工，名义上是共产国际驻华代表。

他的主要任务是深入研究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内外政策，国民党军队的编制、武器装备，以及西方列强特别是德、日的对华政策，尽快恢复和重建因中国大革命失败而遭到破坏的情报网。

左尔格情报网分为两类

左尔格在上海落脚后，莫斯科随即给他配备了几个核心骨干。他们是：军事顾问、爱沙尼亚人保尔.里姆（鲍威尔，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少将军衔），无线电报务员、德国人马克斯.克劳森，摄影师、波兰人约翰，电报译码员、爱沙尼亚人克尔曼，联络员、德国人鲁特.维尔纳（汉布尔格夫人）等。维尔纳在法租界的家一直是左尔格与中央特科人员秘密聚会、交换情报的隐蔽场所。

美国进步女作家、时任德国《法兰克福报》驻华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交际很广，宋庆龄、鲁迅、丁玲都是她的朋友。1930年2月，在一次外国记者联谊会上，左尔格高兴地结识了她。还在德国时，左尔格对她就有耳闻，也读过她的书和文章，知道她很有叛逆精神。左尔格回忆两人初次见面的情形时说：

“我立即明白，我可以依靠史沫特莱……我在组建上海小组时，特别是在物色中国合作人时，就请她协助。只要是她的一些中国年轻朋友，我都设法认识他们。特别是设法结交那些自愿合作的人，结交自愿为左翼事业与外国人共事的朋友。”

史沫特莱为左尔格情报网的建立起了穿针引线的重要作用。除中国朋友，经史沫特莱引见结识的就有日本《朝日新闻》驻华资深记者、后来担任近卫文首相私人秘书兼顾问的尾崎秀实。随后，尾崎又介绍了川合贞吉、船越寿雄、水野成等在华日本记者或报人加入情报小组。

左尔格在上海建立起来的情报网，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上述国际组，一是中国组。关于国际组，中外相关著作已多有涉及介绍。然而，关于中国组，迄今为止仍鲜为人知，这是由于保密工作性质决定的。

经济学家王学文及夫人刘静淑、社会科学家陈翰笙及夫人顾淑型都是经史沫特莱介绍与左尔格相识，成为他的合作人的。他们不仅是社会上有名望的专家学者，又是党的地下工作者。他们更是维尔纳家每周一次碰头会的“常客”。不夸张地说，左尔格中国行的关键，是取得中国共产党的协助。当然，这需要他广结人脉，独立开展工作。 与中央联络员张文秋合作 　　1931年9月18日，日本突然袭击沈阳，随即强行占领整个东北。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退。中国面临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此时的周恩来根据中央的决定，正准备撤退、前往苏区。一天，他找到中央联络员张文秋说，因共产国际在华工作的需要，经组织研究决定，同意她到远东局协助左尔格工作。说那里的工作非常重要，也非常机密，希望她不要辜负中国党和共产国际的期待。张文秋回忆道：

1931年9月底的一个下午，周恩来同志亲自带着我，乘汽车到法租界一座高级宾馆门前，下车后由一位年轻的外国人把我们迎进了一个房间，房内走出一位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的外国人，我认出他就是我在董秋斯家见过的那个外国人。周恩来对我介绍说：“这位就是共产国际方面的领导人左尔格同志，今后你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他又对左尔格说：“我依照你的意见，把张一萍同志调到你这里工作，希望你给她做出适当的安排。”

左尔格高兴地给我们让坐，同时回答说：“请你放心，我会给她安排适当工作的。谢谢你对我的帮助，你给我把张一萍调来了。我还要求你，再帮我调几位来好吗？”

周恩来同志满口答应，说：“你点名要谁，我就给你调谁来。”

左尔格说：“我不认识党内什么人，不知道点谁好，你看着办吧！”

周恩来笑了笑，表示同意了。左尔格高兴得连连称谢。”（《毛泽东的亲家张文秋回忆录》）　　周恩来还就目前中国的政治形势作了介绍。随后，便和左尔格握手告别。

原来这次会面之前，张文秋曾见过左尔格。那还是两周前的事。一天，史沫特莱特约她在董秋斯（她把女儿思齐寄养在董家）家相见。当时在座的还有一个陌生的外国人，他就是左尔格。不过，左尔格并没有做自我介绍。顺便说明，董秋斯（原名董绍明）及夫人蔡步虚（原名蔡咏裳）也都是左尔格情报组的成员；董秋斯还是颇有造诣的翻译家，译著中有苏联文学名著、库拉特可夫的《士敏土》和世界名著、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等。

那天送走周恩来，左尔格转身对张文秋说：“我已经很了解你。董秋斯和史沫特莱把你的情况都告诉我了。所以我指名要求调你来。希望你来帮助我们把国际的工作开展起来。”随后，他把助手吴照高请来相见，告诉他们假扮夫妻租赁房屋，建立机关。

按照左尔格的指示,张文秋和吴照高在法租界的福开森路(今武康路)和吕班路(今重庆南路)分别租下两栋三层洋楼,开始情报收集工作。吴照高还向她宣布了国际的工作纪律和保密原则:从此切断与中共的一切关系,只接受国际分配的任务。

据张文秋回忆,左尔格当年三十七八岁,颇有风度,公开身份是新闻工作者兼学者,住在福开森路一栋大洋楼里。吴照高是她的顶头上司,年纪和左尔格相仿。他是德共党员,原籍福建,出生在德国。公开身份是旅欧华侨资本家,妻子是进步书店“时代精神”老板,名叫伊萨,德国人。吴照高领一班人马住在吕班路。

张文秋说,取得情报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从报纸上收集各方面信息;一种是派人打入敌人内部。交给她的工作是前一种,即每天翻阅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发行的十多种报刊,如《上海每日新闻报》、《上海申报》、《民国日报》、《大公报》、《字林西报》等,从中摘录国民党的军政、经济、文化方面的信息,包括各地的所谓“匪情”和蒋介石的“围剿”计划等,并加上自己的分析判断,整理成第一手资料。其他同事则分管翻译、打字等,最后汇集到左尔格处,由他核对印证,再用密码电报或经缩微技术处理,经哈尔滨或香港,转送到莫斯科的情报中心。

后来,张文秋被任命为南方站站长,负责与南方情报网的联系。有一次,她还化装成阔太太,乘英国《皇后》豪华客轮去过香港,送机密文件和传达左尔格的指示。

在安排好张文秋的工作后不久,周恩来于1931年12月上旬,告别上海,经广东汕头、大埔,福建永定、长汀等一条秘密交通线,于12月15日进入江西瑞金,与毛泽东、朱德以及先期抵达的任弼时、项英、王稼祥等人会合,并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

“很有本事的王君”——方文

在这里,需要特别提到一个核心骨干,他在左尔格情报活动中起过重要作用。此人,便是左尔格在《狱中手记》中提到的,在上海时一道工作的“很有本事的王君”,即方文,又名张放、刘进中、陈浩笙,是左尔格和史沫特莱去广州采访时经董秋斯介绍认识的第一个中国助手。方文燕京大学毕业,中共党员,时任广州东山美国教会女子中学语文教师。随后,他把进步学生柳忆遥、肖炳实也发展为小组骨干。因他们精通英语,平时在小组里做中翻英工作。方文夫人鲁丝(曾在苏联受训一年)也是小组成员,后来协助丈夫去南京建立新的情报网。

至今得知的,中国组还有以下人员:

章文先,周恩来离沪前推荐给左尔格的又一名中国助手,一个刚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归来的高材生。

吴仙青(女),当年29岁。1928至1930年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深造时,就参加了共产国际的工作。她受总参四部别尔津将军的青睐,曾在莫斯科接受过正规特工训练。她组织能力极强,参加小组不久,便在华东、华南建立起十多个网点,并发展了沙文汉(原中共上海局成员,解放后出任浙江省省长)、陈修良(沙文汉妻子,潘汉年战友,原南京地下市委书记,曾任浙江省委宣传部长)、沙文威(曾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等人入党。中共许多老一辈都尊称吴仙青为“巾帼英雄”、“远东第一谍”。

蔡叔厚,早年是共产党人,学机电专业的留日学生。1928年秋,中央决定在上海设立党的秘密电台。周恩来把任务交给特科的李强,并调蔡叔厚协助他。时至1929年夏,党的第一个电波便从法租界蔡叔厚寓所传出。周恩来闻讯后仍决定,将第一台无线电设备送往江西根据地,从此沟通了上海党中央和苏区的无线电通信联系。1932年,蔡叔厚被左尔格看中,也成为一名红色国际特工。

中国组里还有中央特科介绍来的常同志(不知真实姓名),北京站的张永兴、于毅夫、张树棣,武汉站的刘思慕(刘燧元,解放后任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所长)等。这样,截止1932年8月,左尔格在中国的情报网包括上述国际组和中国组,已发展到近百人,其间还向苏联保送了一批青年学生学习情报技术。

为红军反围剿提供重要情报

30年代初,一度遭到严重挫败的中国革命,首先在广袤的偏僻农村开始走向复兴。党领导的游击区扩大到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广东等12个省,300多个县,建立了湘赣、赣南闽西、湘鄂赣等大小15个根据地。工农红军则扩大到10万人,其中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红四军力量最强。

蒋介石在西方列强的帮助下,发动一次次“围剿”,企图将红色政权扼杀在襁褓中。

一天,左尔格对方文说,中共中央现在急需国民党策划中的“围剿”计划,包括它的进攻方向、兵力、装备以及部队集结的日期等等,“现在要建立一个情报小组,由共产国际的上海情报站和中共中央特科双方各派一名联络员,定期接头,交换各自所获得的情报;我们这方面由你参加,中共中央方面派潘汉年同志参加。”

数日后,方文按左尔格所说的一家咖啡店见到了潘汉年。潘汉年在交谈中提出了特科对国际的要求,方文则将事前准备好的材料交给了他。从此,中央特科和共产国际进行了多个渠道的有效合作。

1932年夏,蒋介石同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后,立刻将枪口对准苏区,筹划第四次“围剿”。为此,在桂林的一次秘密会议上,德国顾问魏策尔退役大将同蒋介石的军事指挥官拟定了对鄂豫皖根据地的进攻计划以及他独创的所谓“掩体战略”。左尔格从顾问朋友得到详细计划后,在电告莫斯科的同时,把情报也交给了陈翰笙。陈翰笙则通过宋庆龄及时地把它送到了苏区。

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以徐向前任总指挥的红四方面军为主力。他们得到情报后,立即作战术转移,主动退出根据地,使国民党军扑了个空。工农红军在这次反“围剿”中与国民党军队周旋了两个多月,又一次彻底打垮了他们消灭红军的图谋,随后进入川北,开辟了川陕边区革命根据地。

左尔格对工农红军反“围剿”的胜利功不可没。

众所周知,德国是一战的战败国,战后,其陆海空武器装备受到凡尔赛条约的诸多限制。为此,德国曾利用国民党在中国内地秘密试验各种新式武器,包括远射程的大口径火炮、跨越欧亚航线的大型飞行器等。所有这些都没能逃过左尔格的眼睛。他还从德国教官处搞到了一张南京最大的军火库的示意图,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搜集了有关军事工业的情报。

据俄罗斯新近解密的档案,左尔格在上海从事情报工作期间,共发回莫斯科597份急电,其中有335份直接通报给了中国工农红军或中华苏维埃政府。

对于左尔格这一段工作,前苏联安全部第四局局长、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中将在回忆录《情报机关与克里姆林宫》中曾说,当年“左尔格搜集到的情报在整个30年代都相当受重视”,它们为莫斯科制定其远东政策包括对华政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左尔格的最后杰作

1931年6月15日,同属于苏军方情报系统、持有瑞士护照的牛兰夫妇,在上海被公共租界警务处英国巡捕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他们刚满五岁的儿子和保姆。罪名是特务嫌疑。同年8月14日,主要由于顾顺章的出卖而被认定为国际间谍,秘密引渡给了国民党军事当局,并传言将被判处死刑。牛兰夫妇此时意识到,他们可能从此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这就是当年轰动一时的“牛兰事件”。

牛兰(Nougat)只是他多个化名中的一个,真实姓名是雅可夫·马特耶维支·鲁特尼克,俄国十月革命时攻打冬宫的著名指挥官。在中国,他以“大都会贸易公司”等三家公司老板作掩护,登记八个信箱、七个电报号,租用十处住所。共产国际通过秘密渠道,将援助亚洲各国党的资金汇入该公司。据记载,1930年8月到1931年6月,援助中国党的资金平均每月达二万五千美元,高出其他支部十几倍。

牛兰是有丰富经验的“契卡”人员,为执行特殊任务曾在法国被判两年徒刑。从审讯记录看,牛兰夫妇被押解南京后也保持沉默,始终没有暴露真实身份。后因他身兼“泛太平洋产业同盟”书记职务,营救活动遂发展成为抗议蒋介石政府任意侵犯人权的世界性运动。然而,南京方面对此始终保持缄默,从不作公开表态。

1932年新年刚过,左尔格奉共产国际书记皮亚特尼茨基之命,开始介入此案。他一方面请史沫特莱进一步动员国际知名人士,如宋庆龄、鲁迅、高尔基、蔡特金、罗曼·罗兰、爱因斯坦等发表声明,要求释放牛兰;另一方面开始秘密侦察牛兰被押解南京后的下落,并疏通与国民党高层的关系。

国民党特务系统当时操纵在中央俱乐部CC派,即陈立夫的中统手中。左尔格小组里的柳忆遥是浙江人,因工作关系与浙江派的国民党高官很熟。左尔格便想从这里打开一个决口。果然,柳忆遥通过一个可靠的亲戚得知,CC派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张冲不仅知道牛兰的下落,而且还是此案的主管。

左尔格没有满足于这点信息,认为最好有个文字依据,比如让牛兰亲笔写一个字条,证明他确确实实在南京。有了这个证据,国际进步势力才能进一步开展反蒋抗议活动。于是在左尔格的积极支持下,方文和柳忆遥设法派人与张冲秘密接触。双方经过一番周旋,最终达成一项协议:以三万美元换取牛兰在狱中的手迹。

这在当时是一笔可观的款子。不过,左尔格考虑张冲的为人以及他在20年代曾留学苏联等经历,认为他未必是一个反共的死硬派。国民党贪污受贿、敲诈勒索是家常便饭,不算犯法。可是“暗通共党”则格杀勿论。张冲竟然敢冒这个风险,同意做这笔交易,必然另有企图。张冲在中统内有一定地位,他没有拒绝我们的请求,说明他有意和共产党保持一定的关系。如果这笔交易成功,即有了牛兰的字条,等于我们又多了一个情报员。“中共出了一个顾顺章,难道国民党就没有刘顺章或马顺章吗?不但有而且比共产党多得多。只要我们的方法对头,就能找到这样的人。”“政治交易是不能用金钱计算的。”(转引自《红色国际特工》)

左尔格只要求一条:先交货,后付款。对方对此也未表示异议。于是左尔格当即电告莫斯科,莫斯科欣然采纳他的建议,并告知两个携款人(其中一人为李德)已上路。左尔格拿到牛兰一张3寸长、1寸宽的俄文手迹并鉴别其真假后,照价付了款。随后,国际上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营救牛兰运动。顺便说,在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国民党被迫公开审理牛兰案件,于1932年5月以所谓扰乱治安、触犯“民国紧急治罪法”的罪名,判处牛兰夫妇死刑。随后援引大赦条例,减刑无期徒刑。他们被关押至1937年。同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前夕(12月8日),牛兰夫妇逃出监狱,后在宋庆龄协助下于1939年回到苏联。

关于这一次交易,事态的后续发展证实,左尔格当初估计的那样,张冲成为共产党的朋友,在周恩来的正确指引和帮助下,以民族利益为重,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共同抗日的实现起了重要作用。

左尔格被捕

话说回来,左尔格对张冲所做的分析,当时只是一种乐观的估计,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由于这次交易,无形中留下了左尔格情报网和国民党特务组织藕断丝连的关系,也等于将自己的组织暴露在中统的视线之内。这是不可忽视的。1932年5月,左尔格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中称:“我们现在的处境已不允许我们再从事这方面的联络活动。我的身份已经受到怀疑。”

有迹象表明,国民党特务开始跟踪、寻找他们。1932年10月10日,总参四部的别尔津将军收到上海密电:“我们从中国线人那里得知,南京方面似乎已发现一名军事间谍的踪迹。据说此人是一名德国犹太人。根据从当地德国人那里听到的消息,我们认为,各方怀疑线索正在‘拉姆扎’(左尔格的暗号——笔者注)身上靠拢。请指示,拉姆扎是否一定要等到接替人选来了之后才能离开,还是可以提前撤离?”

别尔津在电报上批示:“尽快撤离,不必等候接替人选,否则会出事。”为安全起见,莫斯科要求相关人员迅速撤离中国,从而导致左尔格在中国工作的结束。在被召回莫斯科时,他曾不无感慨地说:“如果不是为了崇高的事业,我将在中国一直待下去。我已深深地迷恋上这个国家了。”

左尔格于1932年底告别上海,经海参崴回到莫斯科。同他一道撤离的,还有方文、柳忆遥和肖炳实等。左尔格的离去,也意味着他在中国的工作暂告一段落。张文秋等一批中国情报战士回到了中共党内。

回到莫斯科后四个月,左尔格于1933年5月被派往东京,揭开了他特工生涯中最辉煌的一页。左尔格和他的“拉姆扎”小组在日本工作8年,其间准确无误地预告苏德战争的爆发和日本南进的国策,在二战情报史上写下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大手笔,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

左尔格于1941年10月在东京被日本反间谍机关“特别高等警察”(“特高”)逮捕,1944年11月7日和他的终生战友、日本革命志士尾崎秀实一道被送上绞刑架,结束了他49年的光辉生涯。

20年后的1964年,苏联公开了左尔格的秘密,追授他最高荣誉称号——苏联英雄,并在莫斯科竖起他的巨大塑像和纪念碑。

主要参考文献:

1、张文秋著:《毛泽东的亲家张文秋回忆录》,广东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2、张晓宏、许文龙著:《红色国际特工》,哈尔滨出版社2006年版。

(责任编辑萧徐)

2010年第3期　文革大片《反击》的来龙去脉·刘立强

1976年，“四人帮”在短短的6个月零20天的时间内，紧锣密鼓地炮制了一部名曰《反击》的影片。在后来全国上下揭批“四人帮”的高潮中，这部影片曾作为反面教材，先后在北京等大中城市组织过巡回“内部放映”批判。我的父亲刘建勋时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他本人在《反击》影片中给设定成了头号反派角色即“黄河省的省委书记韩凌”的原型。这种规格的“特殊礼遇”可以说是空前的。当时，以他为代表的河南省各级领导干部向“四人帮”及其爪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抵制和抗争，因而成为“四人帮”及其爪牙的眼中钉。

下面所写的，就是我自己亲历和了解的有关《反击》影片的一些情况。

“这个电影是反你爸爸的！”

1976年10月8日前后，我从部队到北京出差，住在李先念伯伯家里。那时，距离“四人帮”被党中央隔离审查刚刚没两天。作为核心决策人之一，李先念虽然每天公务繁忙、日理万机，但精神却格外的好，和我在一月周总理逝世时见到他的样子，简直判若两人。　　一天吃饭时，就像那些日子许多寻常百姓家里一样，他与我们共同品尝螃蟹。老人家不喝酒，但他并不阻拦我们以酒佐餐。席间，大家话意正浓。忽然老人家话锋陡转，扭脸问我：“你看没看过《反击》呀？”我回答道：“没有！”李先念随即大声地说：“要看看啊！这个电影是反你爸爸的！”

忘了是第二天还是第三天的下午一两点钟，办公室的秘书就来通知了。我和周总理办公室的秘书赵炜乘坐一辆轿车，来到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礼堂，一起观看了《反击》影片。赵炜曾经长期担任邓颖超同志的秘书，后来还连任第六、七届全国政协的副秘书长。

就在车上闲聊中，赵炜感慨地对我说：“先念同志就是有水平、有经验。年初那段日子里，我们给王震等老同志送文件，王震同志憋不住，当着我们的面就开骂（四人帮）；可是先念同志却沉得住气，给他送文件时，有时遇见他正在院子里散步锻炼身体，他总是笑眯眯地说，我已经向中央请假休息了，送么事文件啊！不要送了吧，送了也不一定看哦。其实他是深谋远虑，早已经谋略在心、成竹在胸。关键时刻，先念同志协助华国锋、叶剑英，他们共同决策，在取得政治局大多数成员的支持和同意的情况下，最后不费一枪一弹，一下子就把‘四人帮’彻底解决了。真是太棒了……”

得知我看过《反击》后，李先念问我：“是不是反你爸爸的啊？”

我说：“爸爸算老几呀？实际上还不是对着你们中央来的啊！（四人帮）他们也忒下作了，什么黄河省，含沙射影，不要脸！（影片中黄河省委书记韩凌的儿子）连我的小名都用上啦！一模一样，叫小强……”

李先念一边听着，一边点头。还没等我“发表”完观后感，老人家早已乐得呵呵大笑。　　 “我对这部电影提出了批评……”

父亲临终前，在给中纪委暨党中央的信中也简明扼要地报告了这件事。父亲的信里是这么写的：“当时，‘四人帮’还在河南拍摄反动电影《反击》，使我和省委压力很大。于是我就在三所一个几百人的会议上对这部电影提出了批评，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他们。”（引自《刘建勋给中纪委暨党中央的信》）

那时父亲的这个讲话，很快就传到了北京。1976年8月20日，时任清华大学党委的一个副书记给迟群、谢静宜写信打小报告，说我父亲“在一次省委干部会上讲：‘你们为什么对《反击》这样感兴趣？！……中央还要审查嘛！’”他还汇报说有个持“闹派”观点的人也曾当场起立，反过来质问父亲：“你为什么对《反击》这样不感兴趣呢？！”……

可见，尽管《反击》影片尚未出笼，在河南的干部群众中，围绕着《反击》是好还是坏，针对各级党组织是闹还是保，两种观点已经针锋相对、水火不容了。

“刘建勋不批邓不转弯，进不了八宝山”

当时，《反击》影片的宣传可谓铺天盖地、来势汹汹。河南各地的闹派分子把《反击》的剧情介绍、演员台词印成传单、抄成大小字报，在机关学校、厂矿农村到处张贴。影片中的人物对白录音也被他们想方设法从摄制组弄出来，在全省的许多城市乡镇播放。他们的终极目的就是一个——搞乱前一年各项整顿后初定的人心、搅乱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趁乱上台，篡党夺权。

而首当其冲的,当然还是当时担任着河南省党政一把手的父亲,闹派分子在全省各地的大街小巷、高楼大院,贴满了“刘建勋不批邓不转弯,进不了八宝山”之类的标语口号。各地市县乡、各厅局委办、各企事业单位……依此类推,就像串糖葫芦一样,许多领导干部都成了闹派分子口诛笔伐、狂轰滥炸、批斗围攻,甚至抄家游街的目标。

郑州市委第一书记张俊卿,六十多岁了,造反派在他的脖子上挂了铁制的二十多斤重的“黑牌”,然后推上卡车,游街示众转了半个城区。没过几天,闹派分子又强行把他从市直机关领导干部大会上绑架走了。我父亲和省委书记兼省军区司令张树芝闻讯立即下令,迅速派人将他从秘密关押处解救出来。(引自梁心明:《名如其人》,见《走近大海》第55页)

洛阳市的闹派分子纠集上千人,乘坐了近百部汽车冲进郑州的省委大院,高音喇叭昼夜不停地攻击谩骂,他们还抄了省委秘书长王大海的家,要把他揪回洛阳批斗。幸亏父亲事先得到了消息,将王大海悄悄藏到黄河岸边驻军弹药库的军事禁区内,后来又转移到了外地。(引自王力著《怀念大海——感悟他的百姓情结》,见《走近大海》第302页)

多年之后,曾任纪登奎的秘书、当时任河南省委常委的赵俊峰回忆道:“1976年批邓时,省委领导人里,人家反对得最凶的,一个是刘建勋,一个就是我。有些人闹得很厉害,我们俩怎么也过不了关,建勋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我也让闹病了。后来,我们两个躲进离郑州市区三十多华里的省委三所,就在那儿呆着。这么大个省,几千万人,有许多工作呢,我们心里也着急。可那一阵,外面闹得很凶,又是静坐,又是罢工,建勋要是折磨得受不了,有个三长两短,我们可怎么交代?所以,我也出不去,也不能让他出去……”(纪坡民著:《听父亲谈往事:“唐山地震”的回忆与反思--政治斗争中的抗震救灾和抗震救灾中的政治斗争》,第39页)

更为严重的是,社会上的极“左”思潮当时也在省委领导集体中找到了应和者和代言人。4月前后,河南省委做出决定,把郑州市闹派代表人物四大金刚、土司令张永和等坏头头抓了起来,唐岐山就幕后操纵组织大批人马到郑州市公安局静坐示威,向河南省委和郑州市委施加压力。接着,在省委召开的地、市委书记会上,包括郑州市委领导张俊卿、王均智等在内的全省各地、市委书记们都一致坚决不同意释放张永和等坏头头。但是,“文革”期间始终负责全省宣传、文教和政法工作的副书记戴某某随后却在省委常委会上突然站出来,提出要释放张永和。他的理由是“张永和是批邓的,现在邓出了问题,主罪消失”。戴某某的这个提议被省委领导集体否决了。

在此之前,带领林县人民修建“红旗渠”的县委书记杨贵已经由周总理提名,选进了党的第十届中央委员会,成了候补中央委员,之后不久他又被周总理提名担任了公安部的主要负责人。这时杨贵已由中央派回河南帮助省委工作。于是杨贵就以这种身份,代表中央对省委的决定表示明确支持,在干部大会上当众宣布:“中央领导同志指示,张永和不能放!”话音刚落,立即引来全场同志的掌声一片。会后,为了支持各地、市委与闹派分子做坚决的斗争,省委决定所有的常委们一律分头下去开展工作、加强领导。可是戴某某一到了平顶山市,就公开表态支持闹派分子反对省委和平顶山市委,给平顶山市委书记张成国等领导同志制造了很大的麻烦,加剧了当地的混乱局面。粉碎“四人帮”后,张成国同志曾经在党的会议上对戴某某那时的表现提出过批评,不料这却成了日后他自己挨整的口实。

对于戴某某的这些言行举止,父亲在1982年底《给中纪委暨党中央的信》中都向组织作了报告。虽然调到中央工作,但自70年代初至70年代末一直还兼任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的纪登奎在父亲去世半年以后,看到父亲的这封信,他提笔写下的批注里记述得更为详细具体。

《反击》是“文革”期间阴谋电影的“重中之重”

一位资深的影评人在多年研究“文革”电影史后指出:“文革”期间,真正能够算做“阴谋影片”重中之重的就是《反击》。(引自翟建农:《红色往事——1966—1976年的中国电影》,台海出版社,2001年版,第466页)

“四人帮”正是《反击》的幕后总导演。江青说:“我抓了七年电影,王洪文抓了三年。”“我呼吁多拍故事片!”“要写同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迟群、谢静宜等则是台前的指挥者,他们给《反击》定的基调就是所谓“无产阶级的一个拳头,是一枚重型炸弹”(迟群),是“打在敌人的前沿上,爆炸力要强,杀伤力要大”的“排炮”(于会咏)。

认真盘点一下就能够发现,《反击》出笼的时间表与当时全国的政治气候同步,与“四人帮”的夺权计划同步,也与河南“闹派”制造的动乱局势同步——

1976年2月,江青找到河南的唐岐山,告诉他“河南省委不行了”,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不行了”,要唐“到省委主持工作”,“当省委第一书记”,还要唐“管一管湖北”,当两省“总督”。(引自《乱我中原意在篡党夺权》,刊登于《河南日报》,1977年3月16日)

3月1日,党中央召开的“转弯子”会议刚刚结束,迟群就急急忙忙布置赶写剧本,文化部、电影局也很快批复了。

3月12日,迟群给《反击》的主题、人物、情节定下调子:“要写出走资派比还乡团还厉害!走资派就是法西斯,应该抓起来枪毙几个!”

3月13日,迟群一天之内两次下令,先将《反击》中的第一号反面人物从大学党委副书记升为省委副书记,后来又进一步明确:“一定要把省委副书记改为省委第一书记,写大的,写一把手,这是一条原则,现在有些走资派还在走。”

3月底,剧本由《占领》改名为《反击》。迟群批示要求点明省委第一书记韩凌的五大特点是“走资派、第一把手、不肯改悔、比还乡团还厉害、反革命分子的后台”。为什么要把黄河省委的第一书记取名叫韩凌呢?对他们来说,老干部就如同冬天的寒凌一样。

6月初《反击》开机不久,剧组到河南三门峡市拍摄外景,“四人帮”把持下的中央主要新闻媒体破例组成了联合记者团随行采访,由电视台拍摄了长达近一个小时的专题节目,进行前所未有的重点介绍。他们还提前搞剧照,提前写评论文章,提前改编京剧,提前绘制连环画。(引自《“反击”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宣言书》,刊登于《南方日报》,1976年12月3日)

《反击》把黄河大学所在地的省委第一书记作为“走资派”来刻画,河南又地处黄河流域,河南省委本来就担着心,预感到闹派分子可能会牵强附会,果不其然,摄制组里的个别成员下车伊始,与当地的闹派分子里应外合、推波助澜,使原先就存在两种不同政治观点的河南局势,进一步出现了混乱。

得知《反击》在河南产生了影响,迟群兴高采烈地说:“《反击》在走资派那里已成为强级地震。”

过了快三十年后,我在采访《反击》的导演李文化先生时,他对《反击》摄制过程中那些闹派分子给河南许多地区造成的动荡和破坏记忆犹新。

时任河南省委秘书长的王大海在晚年写的《艰难的步履》一文里,有更为详尽的回忆:“‘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工具把我在讲话中批评派头头时的话:‘欺负老干部欺负透了,整整受了八年气,挨打受气,像个小媳妇’等话作为原型,写进他们炮制的电影《反击》中,在全国播放。洛阳的派头头更是将广播车开到省委大门口,用高音喇叭对着省委播放《反击》的电影录音。”(引自王大海回忆文章《艰难的步履》,见《走近大海》第520页)

8月中下旬,迟群看了手下人员写的河南情况汇报,兴奋不已,他批示:“对这些人,这个片子是一次强烈的大地震!……是赶走资产阶级老爷的保证。”

9月21日,刘庆棠、迟群、谢静宜审查影片后表态:一次通过,国内外发行,并决定在国庆节公开上映,而且布置提前于9月27日在《人民日报》上发布广告。

《反击》终成覆灭的挽歌

就在此时,河南省委不断向中央报告申诉,认为《反击》是影射河南政治状况,而且由于摄制组中一些人参与了当地“闹派”的行动,已经造成了河南的不少地区局势紧张,倘若影片上映,势必造成全省大乱。

由于河南省委的不懈努力,迫使张春桥向文化部下达了一个指示:“能否避免不要引起不必要的反应,修改掉影片太像河南的部分?”9月26日,张春桥调看了《反击》后,再次打电话通知文化部:“上映先停下来……先不见报,也不宣传。要选一个适当时机再拿出去。拷贝继续印。”

《反击》被推迟公开放映了。10月4日的晚上,预感末日即将来临的迟群哀叹道:“我们可能看不到《反击》上映,自己的头就被倒挂在天安门上了!”

48小时后,华国锋主持,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吴德等人协助,一举擒拿了“四人帮”。《反击》影片也连同它的炮制者一道被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最后,我还想起两段轶闻小事:

其一,父亲去世前,在聊天时他曾告诉我,当年在中央正式传达粉碎“四人帮”的决定时,他和刘子厚、张平化、赵辛初等许多在“批邓”期间被整得死去活来的省委书记们不约而同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大家情不自禁地鼓掌欢呼、经久不息。

其二,著名围棋国手罗建文是父亲的忘年交。父亲去世后,他写了一篇纪念父亲的文章。在文中,罗建文老师说到:“……76年10月8日,聂卫平正在河南代训,那天吃过晚饭,建勋同志突然来到我们的住处河南省体育场。由于主席的去世,我们已有一阵子没见到他了。见面后,他告诉我们一件惊人的消息——四人帮被抓起来了。由于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我和卫平都对四人帮深恶痛绝。因此,听到这一消息后,自然是十分振奋。而建勋同志的振奋程度更甚于我们。那天,我们聊到很晚,由于高兴,还喝了点酒。我心想,四人帮倒台了,以后刘书记可以更加支持我们的围棋事业了……”(引自罗建文著《刘建勋同志与围棋》)

(责任编辑萧徐)

2010年第3期　黄克诚在庐山会议上·苗振亚

1959年7月初召开、8月中旬结束的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这个以反“左”始、反“右”终的会议，最令人震惊的是，它把几个最忠诚于党的事业的人，打成了“反党集团”。究其原因，是他们不迎合、不盲从，敢于讲真话，坚持自己的认知。

如果要盘点这场会议的政治遗产，有两条对中国政坛影响深远，一是党内不同的声音小了，争论的气氛少了，讲真话不再是一种权力，而变成了一种冒险。二是极“左”路线占据上风，从庐山会议发源，如江河呼啸，直流无碍，最终导致一场更大的灾难——十年浩劫的发生。

作为当事人，黄克诚身居庐山会议的风暴中心，而《黄克诚自述》中所涉及到的庐山会议，不仅能让我们深度体味那场斗争中的人和事，更能从跨越时空的角度，理解中国政治生态的悄然转折。　　庐山会议，原本并未安排黄克诚出席。

1959年7月中旬,已经开了半个月的庐山会议，按原定日期即将结束。这时，黄克诚突然接到通知，召他上山。他当时的感觉是：会议上有事了,一是分歧意见很大，二是彭德怀可能要受到批评。而他当时的思想状态是：面对当时国内经济情况的混乱，河北、山东都有饥馑发生，青海也在闹饥荒，云南逃向缅甸的人相当多……他感到问题严重，心里非常不安，希望能在一个特别重要的场合说出自己的看法。

因而，黄克诚把上山看成是一次讲问题、说真话的机会。

上山的第二天，与谭震林的一次接触，就证明他想错了。在接触谭之前，他先拜访了李先念，谈了一些情况，李也认为当时的做法太过了，一定要改变才行。随后在拜访谭震林时，谭听说黄在拜访自己之前先拜访了李先念，就有些不太高兴，说黄的观点已先入为主地受到李的影响，黄不承认受到影响，两个人就争论起来。争论中谭无法说服黄，就有些急不择言，直接向黄兜出了底细：“你要知道，我们找你上山来，是搬救兵，想你支持我们的。”黄克诚想不到召他上山的目的，竟是“搬救兵”——批判彭德怀，就想也没想地说：“那你就想错了，我不是你的救兵，是反兵。”就是这朋友间不经意的一句话，最后也成了黄克诚“蓄意反党”的证明。

但是，既然要搬救兵，这就说明，彭德怀的观点，在庐山并非形成一边倒的反对与批判。　　黄克诚于7月17日上山，以后的几天都是开小组会。小组会的中心议题,就是讨论彭德怀给毛泽东主席的那封信，不少人发言同意彭的意见。黄也在19日的发言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支持彭的意见。从《黄克诚自述》中知道：当时小组里除了罗瑞卿、谭震林之外，都对黄的发言表示认同。这似乎可以说明，大部分与会干部感到了问题的严重，纠“左”是多数人的愿望，而彭德怀的信正好说出了他们心里话。

对这种局面，毛泽东主席是不满意的。

为扭转这种局面，7月23日，毛召开大会做长篇讲话。讲话以闲谈方式，进入正题，立场鲜明地支持左派，劝告中间派，警告“右派”，目的是把更多的人从彭德怀那一边拉过来，扭转会议方向。毛的有些话说得很重，很有敲山震虎的味儿。他说：“有些人发言讲话，无非是说：现在搞得一塌糊涂。好啊！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我们要硬着头皮顶住；天不会塌下来，神州不会陆沉。”“现在，有的同志动摇了，他们不是右派，却滑到右派边缘了，离右派只有30公里了。”

这段讲话让大家明显意识到，毛已经把小组会上不同意见的争论，上升到党内路线斗争的表现来看待了。既然性质是党内路线斗争，站在哪一边，跟谁走，也就成了一些人首先考虑的问题，放弃或否定原先的观点，也就成了一些人趋利避害的首要选择。

那么，黄克诚又是什么态度呢？

黄克诚并未因毛的“警告”而改变观点。他只是感到惊诧与不解：难道就因彭德怀的一封“意见书”，与大多数人对“大跃进”的看法不合己意，就要来个180度大转弯，把一个原本“纠左”的大会，变成一个“反右”的大会？一个决定中国命运的大会，怎么能说变就变了呢？

这天晚上，周小舟打电话给黄克诚，说他与周惠、李锐要过来谈谈。黄觉得这个时候应该谨慎一些，不同意他们来，但周坚持要来，黄也就同意了。几个人来后，表现非常激动，说他们都快成右派了，黄劝他们别着急，说主席支持左的，也不会不要右的。周小舟问：主席这样突变，有没有经过政治局常委讨论？黄说：我认为不会。周又问：主席有没有斯大林晚年的危险？黄说：我认为不会。黄克诚这样说，也许并不表示他的真正判断，他只是觉得在这种时候，应该给周小舟降温息怒，不然就会坏事。他还劝周，有意见还是应直接向主席提出，我们现在这样议论不好，这才让周平静下来。大家接着又谈了些湖南的情况，正准备离开时，彭德怀拿着一份军事电报走过来，周小舟又说：老总，我们离右派只30公里了。彭随口说了一句：着急有什么用。李锐大概觉得还是早点离开这里为好，就说太晚了，催着周小舟走。处事谨慎的周惠，一直没说什么话。

这就是几个人这天晚上会面的情况。

按常理说,二周一李与黄克诚同是湖南人,都先后在湖南工作过,对“大跃进”同样都是不赞成的,希望早点结束极“左”路线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想在一块谈谈,听听老领导的意见,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可是,就在几个人出门离开时,正巧碰上了罗瑞卿,罗持反“右”的观点,自然也就注意了这件事。后来,这天晚上的谈话,就成了逼迫他们交代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成了这个“反党集团”活动的重要罪证。

毛23日的讲话,效果又如何呢?

毛讲话后,大家的发言依然不太激烈,对彭的批判也还没有离开信的内容,预期目似乎并未达到。毛26日又下指示:批判要对事,也要对人。于是,批评的火力加强了,目标除了集中彭德怀以外,所谓“军事俱乐部”、“湖南集团”的提法也都出来了。“左”派柯庆施等人气势很凶,温和派也被迫提高了调子。就在很多人调头转舵,纷纷发言表态时,黄克诚也作了检讨,言辞虽变得缓和,但基本观点并未改变。在谈到对形势的看法上,他说“自已思想方法上有多考虑困难和不利因素的老毛病”;在对彭的“意见书”的认识上,他说“自已只认为彭信有些地方用词不妥,而认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

这时,对黄克诚的劝说工作也开始了。

7月30日,毛通知黄克诚与二周一李谈话。这次谈话,有一种特别的气氛。毛的话说得很重,但显得火气不大,空气不紧张,几个人也较敢讲真话。

毛一上来就给黄戴了几顶很具威慑力的帽子:一是彭德怀的政治参谋长,二是湖南集团的首要人物,三是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还说黄与彭的基本观点一致,与彭是“父子关系”。黄没有屈从,逐条答辩:我和彭德怀观点基本一致,只能就庐山会议这次的意见而言。过去我和彭德怀争论很多,有不同意见就争,几乎争论了半辈子,不能说我们的观点都是基本一致,但我们的争论不伤感情,过去打“AB团”时,有人要打我,彭还帮我说过话,不然我那次就可能被整掉了。我认为我们的关系是正常的,谈不上什么“父子关系”。在逐条答辩中,黄的有些话说得很不客气:我当彭的参谋长,是毛主席你要我来当的。我那时在湖南工作,并不想来,是你一定要我来。既然当了参谋长,政治和军事如何分得开?彭德怀的信是在山上写的,我那时还没有上山,怎么能在写“意见书”一事上当他的参谋长?我在湖南工作过多年,和湖南的负责同志多见几次面,多谈几次话,多关心一点湖南的工作,如何就能成为“湖南集团”?至于“军事俱乐部”,更是从何谈起呢?

黄克诚最不客气的话,当属与毛争论四平保卫战的往事。四平保卫战时,黄克诚率新四军第三师主力也在东北战场。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他曾多次电告林彪,建议从四平撤退,林不回电,也不撤兵。黄无奈,只好电告中央,还是不见回复。最后的结果是,我军伤亡惨重,才不得不被迫放弃阵地,撤离四平。毛此时反问黄:“难道四平保卫战打错了?”黄答:“开始敌人向四平推进,我们打他一下子,以阻敌前进,这并不错。但后来在敌人集结重兵寻我主力决战的情况下,我们就不应该固守四平了。”毛说:“固守四平当时是我决定的。”黄跟上来一句很有些犯上的话:“是你决定的也是不对的。”毛也只得自下台阶:“那就让历史和后人去评说吧。”……毛最后又把话头引到遵义会议前,怎样争取张闻天、王稼祥等,这分明是暗示他们赶快回头,与彭德怀划清界限。但他们的思想问题没有解决,又都是不会作伪的人,他们的态度可能让毛失望了。

从另外一个资料中得知,在毛找黄谈话前,作为党内第二把手、第三把手的刘少奇与周恩来,曾先此找他谈过话,要他与彭德怀划清界限,因为他仍然“执迷不悟”,毛才决定亲自出马。对于毛来说,这是一次毫无效果的谈话,但对于黄克诚来说,却不无收获——虽然毛对他的指责颇重,但他到底有个机会,把想说的话直接向主席说了。

这里还需要补充交代一件事,看看彭黄之间是否有像毛说的那种关系。

就在黄克诚7月17日上山刚住下,彭德怀拿着那份“意见书”给他看。他看过后说:这封信提的意见我赞成,但信的写法不好,语言中有些提法有刺激性,你那样干什么?彭说:实际情况那么严重,会上没有人说尖锐的话,我就是要提得引起重视。黄说:你总是感情用事,你和主席共事多年,应该互相了解较深,这些话何不与主席当面交谈,何必写信。由此看来,彭写信的善意,黄待人的坦诚,党性人品,确是白玉无瑕。而毛确有些过敏了,一从党内斗争想问题,难免疑窦丛生,就不能从道理上服人了。

对黄的劝说在继续。

7月31日和8月1日,毛在他住处的楼上,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批判彭德怀,特通知黄克诚与二周一李列席。会上主要由毛讲话,讲话特别令人惊愕的是那些上纲定性之言。谈到彭的“意见书”,毛说:你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主要锋芒是向着党中央,你是反中央,攻击中央。你的信是准备发表的,目的是用来争取群众,组织队伍,按照你的面貌改造党和世界。谈到历史上的几次路线斗争,毛说彭与他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过去挨了批评,心里怀恨。毛最厉害的话,已不仅是针对彭,同时也针对黄克诚等人,讲话中的“你”,已变成“你们”。毛说:你们这回是站在右倾的立场上,有组织、有准备的进攻,其目的是动摇总路线,攻击中央领导。在这个会上,彭也不断插话,以事实对毛的话进行反驳。黄克诚也说了几句表态的话,他既劝说彭冷静听取批评,也还依然为彭说公道话,说在中央苏区后期,毛被夺去了领导权,彭说过还是要请主席来领导,证明彭不是一个不能辨别正确和错误的人。

会后,毛又把他们四人留下,还是劝他们别再受彭的影响。毛特别对周小舟寄以希望,要他“迷途知返”。对黄克诚,毛似乎也还有争取他回头的意思。可是,依然没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的几个人,再一次让毛失望了。

劝说既无效果,那只靠批斗解决问题了。

其后,对黄克诚的批斗会就摆开了阵势。开始时,黄克诚的态度依然很强硬,对不符事实不合情理的批评,就进行反驳。慢慢地他就意识到,在这种场合,摆事实讲道理是没有作用的,只好光听不说,保持沉默,但检讨总是过不了关。这时,有位中央领导同志找他谈话,谈了一次不行,又谈一次,劝他对彭德怀“反戈一击”,以摆脱困境。但是,诬陷他人以解脱自已的事,在黄克诚是绝对不会做的,因而他说:“落井下石”得有石头,可是我一块石头也没有。他终于也没有在自已的交代中,揭发出彭德怀的什么问题,因而也就无法摆脱困境。

可以说,庐山会议最考验黄克诚的,是他的诚实。而黄克诚在庐山会议上犯下的最大错误——如果这也算错误的话,也还是他的诚实。

小组批判会上,有人穷追7月23日晚,他与二周一李谈些什么。他经过思想斗争,觉得有一句话是说不得的,说了会加害无辜;不说呢,又是对党组织隐瞒,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党的中央委员,良心上会不安。他只好如实说出了那晚的前后经过,把“主席有没有斯大林晚年的危险”那句话说了。正好,彭德怀与张闻天也曾如此议论过毛,这时也被揭露出来。这无异于给大会投下一枚炸弹,瞬时一片哗然。那些在批“右倾”时还有些同情他们的人,改变了态度;原先还以为“反党集团”“湖南集团”等定谳是空穴来风,有了确证;黄克诚也因此成了“阴谋家”“野心家”“伪君子”。前些时,毛只把批判重点放在彭德怀的右倾上,还想争取他们几个,到这时也就完全确认,除周惠是沾了点边以外,他们几人确乎是“反党集团”成员了。

毛的确认,常委同意,剩下的就是履行程序,要当事人签字划押认罪了。黄克诚不承认自己反党,拒绝签字。为此,陶铸三次找到他,说会议已经开这么长了,大会决议总得公布,总不能这样拖着,劝他多为党和国家大局着想。最后,黄克诚也意识到,毛的性格之强,中央全体又都站在毛的一边,也只有自己受委屈、背冤枉、“顾大局”了。

在以后的岁月里,黄克诚没有因免官戴罪而痛苦,他“无日得安”的痛苦是,不该因“顾大局”而违心地认罪,违心地作检查,违心地同意大会的“决议草案”。所以会如此,他找出的深层原因是:“许多年来,在内战、长征中,主席的英明、正确已为全党所公认。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更使全党钦服主席的领导高明。他不时力排众议,而结果常常证明他正确。所以我们已习惯于认为:主席比我们都高明,习惯于服从主席的决定,习惯于接受主席的批评,尽管心里有不同意见,也接受了。虽然这一次实在不能接受,也不应该接受,也强迫自己接受了。”其实,黄克诚这一次并没有“服从主席的决定”,也没有“接受主席的批评”,否则他就不会有此一劫。他只是在接受处理决定上缺少坚持,他的自责与痛苦,只能说明他的诚实是容不得一粒沙子的。

读《黄克诚自述》,可以让人强烈感受到,从参加革命开始,他就对极“左”的做法十分反感,由反感到怀疑,由怀疑到抵制。为此,他曾一次又一次被划入“右倾”之列,遭到整肃,陷入险境,最终又都化险为夷,恢复清白,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他确实是一个无私无畏者。而庐山这一次,他就没有这种幸运了。对于那顶“右倾”帽子,他还可以接受,比起那些原本就是“极左”的人,或被政治风浪逼上“极左”的人,他确实是右倾了。对于“反党”这顶帽子,他就不能认同了。他承认,在他心里从没有赞成过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所谓的“三面红旗”。但因此把他打入“反党集团”,硬要他承认反党,而且是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的反党,并写进党的决议,他就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了。然而谁又能想得通呢?如果黄克诚反党,那谁又是热爱党的人呢?

黄克诚一生所受到的委屈太多,惟以庐山会议受到的委屈为最重。那么,受了委屈的黄克诚,又是如何看待庐山会议的呢?他认为庐山会议这一场悲剧,不是他一个人或他们几个人的悲剧,而是我党的悲剧。——从此,党内失了敢言之士,而迁就、逢迎之风日盛。

2010年第3期　公民教育三人谈·丁 东 智效民 赵 诚

官员是公民意识教育的重点

丁东

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提出：“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提出这个问题，在中共历次党代会的政治报告中是第一次。然而三年时间过去了，公民意识教育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整体上仍然处于不作为状态。相反，伤害公民教育的事件时有发生。

在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先生主持下，由100多名学者和一线中小学教师历时数年，编写了一套8册的公民课教材《新公民读本》，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已经出版的小学四册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在公民道德方面，有仁爱、宽容、感恩、友谊、尚礼、诚信、责任、尊严、合作等主题；在公民价值观方面，包括自由、平等、人权、民主、法治、正义、和平、爱国、追求真理、与自然和谐共处等主题；在公民知识方面，包括国家与政府、民主政治、政党制度、司法公正、社会公共生活、公民的权利与责任等主题；在公民参与技能方面，包括与人沟通、演讲、讨论、组织活动、参与选举、处理纠纷、维护权益、向责任部门或媒体反映问题和提出建议等主题。我认为，这是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好教材，公民教育的框架，得到了全面的体现。像“政府的职责”、“政府为什么要收税”，“新闻舆论的力量”、“维护公正”、“走近民主”，都是富有现实意义的重大主题，但课本通过孩子容易理解的小故事，做出通俗活泼的讲解，并且配了生动有趣的插图，让人耳目一新。这套教材在一些小学试用期间，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许多有识之士都期待，以这套教材的诞生为契机，让公民教育普遍走进我国中小学校的课堂。某些掌握权力者对教材有不同的看法，这本来并不奇怪。但他们不是善意地提出改进意见，也不和编者进入平等的沟通，而是强令北京大学出版社停止发行，已经发行的必须收回，把这套教材打入冷宫，上百名教育工作的心血付之东流。

建国六十年来，公民教育在我国教育体系中长期处于缺位状态，受到伤害的不只是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学生，同时还有各级官员。中国的平民固然需要提高公民意识，官员更需要提高公民意识。自80年代提出干部革命化、年青化、知识化、专业化以来，中国官员的学历提高很快，拥有大专以上的文凭是绝大多数，博士、硕士的比例也不小。他们在学校学了专业课、政治课、外语课，但并没有接受公民教育公民意识教育在许多官员那里仍然是个空白。

现在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官员在公开场所的一言一行处于众目睽睽之下。有些官员的雷人言辞，例如郑州市城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面对采访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提出“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瞬间传遍了世界。也许这位官员是一时失语，但这反映了一个事实，许多官员的内心并不承认主权在民。地方官员无视公民权利的行为，也是接连不断。从贵州彭水诗案、辽宁西丰抓记者案、河南灵宝赴沪抓王帅案，一系列相似的案件，都表明一个共同的问题，大量地方领导人不知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为何物？支配他们执政的，其实还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古代牧民思维，还是和“公安六条”一脉相承的专政思维，与现代公民社会的理念格格不入。辽阳市进行公车改革，公长岭区给区委书记和区长每年的车补高达8万元，宏伟区书记和区长的车补也高达7．６万元，是当地职工平均收入的3倍。可见这些官员设计政策根本没有对纳税人的敬畏。无权无势的平民百姓，虽然也缺乏公民意识的系统教育，但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利和利益，对于公民意识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而对官员，如果不有意识地进行公民意识教育，权力就会使他们头脑膨胀，做出种种现代公民社会不能接受的蠢事。

有鉴于此，有必要对官员进行一次公民意识教育的补课。并且应当排除干扰，尽快在学校教育的课程体系中确立公民教育的应有位置，这样才可能使未来官员的政治素质有一个明显的提高。因为明天的官员必定出自今天的学生。

民国时期的公民教育与党化教育

智效民

公民与臣民，是两个相互对立的概念。前者具有人格独立、政治参与、社会责任等特征，乃现代社会的标志；后者具有人格依附、政治陪衬、不负责任等特色，是专制时代的产物。五四运动以后，培养公民还是造就臣民，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公民教育或党化教育来实现的。因此，了解一下民国时期的公民教育与党化教育，对于当前的社会转型或有补益。

中国社会“公民”意识的觉醒，可以追溯到甲午战争以后。当时严复就认为，只有智识、力量、道德优秀者，才有实行自治、享受自由的能力。因此教育的目的，应该是培养“民智日开，民力日奋，民德日和”的新人。于是，从戊戌变法到清末新政，办学堂、废科举、兴西学、育人才，就成了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并终于迎来推翻专制统治的辛亥革命。

中华民国的成立，标志着公民时代的到来；但是公民社会的形成，还需要广大民众由专制社会的臣民变成现代社会的公民。于是，公民教育自然被提上议事日程。据我所知，清末学堂的修身课虽然已经初步借鉴了先进国家公民教育的内容，但并没有摆脱“忠君、尊孔、奉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直到民国成立、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以后，才在原有的“修身课”内增加了“公民须知”和“中国法制大全”等内容。后来，在山西太原召开的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上，又正式提出“补定公民教材案”，其中包括编写中小学公民教材等内容。1923年，教育当局终于在“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中，以公民课代替修身课，这可能是我国第一次将公民课正式纳入中小学课程。与此同时，在民间教育团体和基督教在华教育机构的推动下，全国各地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公民教育运动。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执政的国民党根据“训政”需要，在学校里推行党化教育。1929年4月，当局首先颁布了《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其中有“各级学校之三民主义教育，应与全体课程及课外作业相贯连，……以收笃信力行之效”的规定（参见《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第45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随后，有关方面又在《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中公开声明，在大学设立党义课程的目的是：“一、应以阐扬孙中山先生全部遗教及本党政纲、政策及重要宣言为主要任务。二、应以理论事实，证明三民主义为完成国民革命，促进世界大同之唯一的革命原理。三、应依据三民主义，比较批判其他社会主义学说。”此外，大学生还要“一律参加孙总理纪念周及其他革命纪念日，以增进爱护党国之精神。”（同上，第53-54页）同年8月，当局在《中小学课程暂行标准》中要求将公民课与三民主义课合并为党义课，从而取消了公民教育。

把一个人或一种思想神圣化，是现代极权制度的主要特征。它的目的，就是让国民变成不会思考的工具、专制集团的奴隶。面对这种局面，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知识分子采取了坚决抵制的态度。当时胡适正在上海担任中国公学校长，吴健雄、罗尔纲、吴晗都是该校的学生。据罗尔纲回忆，他在中国公学读书时，“进了学校，首先使我痛快的，是不挂国民党旗，星期四上午不做国民党纪念周。”（《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第89页，三联书店1995年版）

后来，胡适还在他主编的《独立评论》上发表许多文章，对党化教育予以深刻的批判。比如著名学者、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负责人任鸿隽就专门撰文分析了公民教育与党化教育的本质区别。他说：

一个理想中有教育的人，在智慧方面，至少的限度，必须对事理有正确圆满的了解，对于行事有独立自信的精神。要养成这样的人格，第一的需要，是智识上的好奇心。有了智识上的好奇心，方能对于各种的问题或事务，加以独立的研究。研究所得的结果，才是我们信仰的根据。这种教育的方法，在党的立场看来，是最危险的。他们的信仰，是早经确定了的；他们的问题，是怎么的拥护这个信仰。因为要拥护信仰，所以不能有自由的讨论与研究；因为不能有自由的讨论与研究，所以不能有智识上的好奇心。这个情形，恰恰与十七世纪初年，欧洲宗教的专制思想相类（似）……

正因为如此，任先生在文章中尖锐地指出：“教育的目的，在一个全人的发展，党的目的，则在信徒的造成。教育是以人为本位的，党是以组织为本位的。”因此“有了‘党化’，必定是没了‘教育’；反过来说，要有‘教育’，必定要除去‘党化’。”

由于遭到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当局又很快恢复了公民课。1999年，李慎之在《修改宪法与公民教育》一文中说：“三十年代我还在读初中的时候，整整三年都学过一门公民课，用的是民营的商务印书馆编的课本。虽然份量不大，但是相当扼要而明确地教给了我们什么是国家（或政府）的权力与责任，什么是个人的权利与义务。什么叫公民，他与中国人历来说的老百姓有什么区别。”此外，他在去延安之前，还在学校里教过公民课程。这对他影响很大，可见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公民教育不但有相当大的空间，而且效果也不错。

公民教育与党化教育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教育理念。国民党搞党化教育，显然是从苏联共产党那里学来的；所幸的是，当时还给社会留下公民教育的空间。不幸的是，自从中国实行“一边倒”的基本国策之后，公民教育就在中国销声匿迹了。时至今日，仍然没有走出缺位状态。

公民教育需要实践

赵诚

我认为公民教育不仅是个理念的问题，更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在这方面，雅典的城邦制度堪称模范。当时社会上出现两极分化，有创意的政治家梭伦开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在此基础上，经过克里斯梯尼和伯里克里的努力，花了一百多年的时间，雅典建立了以直接民主为特色的政治体制，从而进入了公民社会。因为理性有趋向真理的本能，所以公民社会相信公民的理性。雅典让公民对公共事物发表意见，进行讨论，重大的决策由全体公民表决，执政官由公民选出，司法审判由公民抽签选出的陪审员进行判决，都是基于这样的理念。需要强调的是，这种理念完全是通过实践体现出来的。也就是说，雅典的公民教育就是在这种信任公民理性和判断力的基础上践行出来的。

所谓公民教育，应该落实在政治实践上，而不是局限在学校里，停留在口头和文件上。假如没有实践公民权利的条件，单靠学校教育是不可能培养出成熟公民的。因此，执政者在注重公民教育的时候，不仅要在课本上体现公民教育的内容，同时也要让社会成为一个公民教育的大课堂，让大家在实践中学习如何做一个合格的公民。借用毛泽东的说法，就是在游泳中学会游泳。

公民社会是一个自治及相互帮助救助的社会，公民不仅是国家的主人，是也是社会的主人。公民社会公共权力的发生，是要靠公民自己选出受委托人来执行。而且在受委托治理的全过程，始终受到公民的监督。近代以来，从尼德兰、到英国、美国、法国等都开始建立代议制公民社会。公民社会允许公民自己组织社团，自办教育、自办报纸等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公民在这些自治团体中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充分学习和履行公民的生活。这种训练使他们在国家的公共生活中能有理性的见解。马克思当年留居英国时很喜欢去海德公园，在那里听形形色色的言论。可见真正公民社会的成熟就是在公民运用自己理性的灵光进行思考、进行讨论，进行实践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所以公民教育既需要课堂的理念教育，也需要社会的实践教育。

早在一百多年前，著名思想家郑观应就提出了社会教育的思想。在这方面，他提出以下三点看法：第一，西方国家的报纸让国民了解天下事，就各种问题在报纸公开讨论，也是对国民的教育。第二，新闻媒体是人民表达意见的最重要的场所，同时也是人民终身受教育的地方。第三，不让人民办报议政，国家的政治就不可能除弊兴利。因此他在《盛世危言》中回顾了历史的教训之后说：欲通民情者，“莫如广设日报矣。”

总之，公民教育不只是一种课堂学习，更重要的是要在实践中学习。近些年，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公民意识开始觉醒，并付诸社会实践。NGO组织的发育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然而，中国现在的法律环境，对公民组成NGO，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有难以逾越的障碍。按照现行的社团登记规定，在民政部门注册为社团或民办非企业的非营利组织，都必须找到一个托管的主管单位。找不到主管单位就不予登记。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实际上已有300万家，但只有40万家经民政部门合法登记。这种现象，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正常。绝大多数的NGO在民政登记无门，只好在非法状态下生存，或为了合法生存，被迫选择工商注册，以“公司”的面貌出现。许志永博士等人的公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 2005年通过工商注册而成立的。外部是公司，内部是NGO，这两套模式给公益组织带来很多尴尬。NGO业内普遍认为，税务局对公盟的处罚是错误的，因为它们接收的是项目捐赠款，不是营业收入，不需要缴税。但按照现行税法，一旦是以工商注册的企业，任何捐赠都将被视为企业的收入。有关部门以罚款和查抄等强硬方式，对待公盟这样热心公益事业，追求社会正义的NGO，严重伤害了青年一代关怀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影响很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年了。如今的中国，在经济基础和人心所向上，已经具备了走向公民社会的物质条件和心理基础。及时修改不利于公民社会发育的政策法规，让下位法符合宪法，让中国公民真正行使宪法规定的结社自由，已经是一个不能回避和拖延的大问题。

2010年第3期　陈明守护丁玲的尴尬·徐庆全

丁玲与陈明的结合在1942年的延安。那时，丁玲38岁，陈明25岁，13岁的差距，典型的老妻少夫；此前，丁玲经历过两次婚姻——先与胡也频，胡被国民党杀害后与冯达——和一次恋情——与冯雪峰相恋；陈明经历过一次婚姻。尽管陈明比丁玲小13岁，但自两人步入婚姻殿堂后，陈明一直扮演了丁玲守护者的角色。这角色，基本上是两个担当：一是在丁玲命途多舛的岁月中，不离不弃，成为其坚强的后盾；一是在政治上、历史上维护丁玲的名誉，尤其在丁玲1986年去世后，陈明虽再婚，但一直没有放弃丁玲名誉坚定捍卫者的责任。

在中国文学史上占一席地位的作家中，丁玲属于命运最为坎坷的一个。这种命运，肇始于1933年她被自己第二任丈夫冯达出卖的被捕。在被国民党软禁3年的岁月中，丁玲与冯达育有一女，直到1936年才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奔赴陕北。在延安，丁玲又写过使她受了“几十年苦楚”（丁玲语）的《三八节有感》等杂文，成为延安整风中被批评的对象；而在接踵的“审干”中，丁玲被捕的历史又似霍桑笔下无法隐灭的“红字”，梦魇般地纠缠着她。然而，梦魇并未结束。1955年，丁玲又成为“反党小集团”的头目，1957年成为闻名全国的大“右派”。经历了风霜雨雪的北大荒岁月后又进秦城监狱；出狱后又被流放山西，直到1979年才重返北京，恢复党籍；而她被捕那段历史的结论，几经周折，直到1984年才尘埃落定，丁玲用“我可以死了”来告慰自己。此时，距离丁玲谢世仅有不足两年的时间！

在丁玲所遭受的几次大的创痛中，陈明不管从现今年轻人所不能理解的“党性”来说，还是从自己的命运考虑，都可以选择离开而不用背负道德的指责，但陈明坚定地和丁玲站在一起，成为丁玲栖息的港湾。这样的婚姻，这样的爱情，用“荡气回肠”的字眼来表达，都轻了。　　丁玲谢世后，陈明依然没有放弃守护者的责任。虽然这种守护，使陈明常常有“按下葫芦起了瓢”的忙碌和尴尬，但陈明一直坚守，直到如今出版这本回忆录，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守护。

本来，丁玲一生坎坷，涉及到的历史事件甚多，而自身的经历又是那样丰富，她的性格又是那样特立。对于研究者来说，观点各异，甚至针锋相对，不足为怪。但在陈明看来，凡是离开了他心目中丁玲形象的观点、言论，基本不足取，应该按照他的观点而对丁玲保持“舆论一律”。为此，陈明首先写下了大量文章批驳研究者，甚至采取上书的方式动用组织手段以维护丁玲的形象；其次，以对丁玲日记、讲话以及作品整理的方式，修改原始记录，以有利于己。在陈明这本回忆录中，依然可以找到类似的守护痕迹。

“改家”陈明的“夫子自道”

丁玲称陈明为“改家”，意即丁玲的作品都经过陈明的修改。在回忆录中，陈明专门有“关于修改丁玲的作品及遗物的处理”一节，说明自己这样做的理由，其中着重谈到了他对丁玲四十年代日记的修改原因：

至于丁玲40年代的日记，因为要出版的时候她已经去世，没办法和她商量，只得我独自替她改。我为什么要改呢？因为她的日记本来就记得很不完全。我修改过她和毛主席的谈话，因为她与主席的谈话，也是凭记忆记下来的要点，不可能一字不差，意思可能不是很完整。比如毛主席说，茅盾的东西不忍卒读，看不下去。没有讲到茅盾作品的好处。我认为，如果把丁玲的日记原封不动地公开，人们会以为，丁玲是在借毛主席的话攻击茅盾。考虑到毛主席说这番话，只是在非正式场合说的，不是太严谨，同时对茅盾也稍过了一点，所以我把这段话做了适当的修改，把丁玲说的茅盾的话加进去了。再比如毛主席说郭沫若，有才华，但组织能力差一些，我的修改也没有违背主席的基本意思。丁玲接着毛主席的话说，他们的作品还是写得好，我不如他们。丁玲当时记的时候没有想到要去发表。丁玲去世后，我觉得这段谈话有意义，可以发表，比如毛主席一再对她说，看一个人，不能只看几年，而要看几十年。　　这可以看作陈明修改丁玲作品的“夫子自道”。陈明何以要着重谈对丁玲日记的修改呢？缘于陈明与丁玲的儿子蒋祖林关于丁玲日记的“笔墨官司”。我在2001年曾经写过一篇小文章，也谈到这一“官司”，因而与我也有点关系。

丁玲1947年至1954年的日记，经过陈明整理后，以《四十年前的生活片断》为题，首先发表在《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2期上，注为“陈明整理稿”，陈明在注文中还说：“括弧内的字是我加的简注。”那么，未加括弧的，读者当然认为都是丁玲自己的亲笔内容，是原始的记录，陈明只是原稿照录，未经丝毫的改动或删节。

不料，丁玲和前夫胡也频的儿子蒋祖林于1994年5月22日给《新文学史料》（见1995年第1期第53页）编辑部写了一封信，严正指出经陈明之手整理发表的丁玲日记《四十年前的生活片断》“与原稿不符”，并以丁玲1948年6月15日的日记为例加以说明。蒋先生特意在括弧内加注说明：丁玲日记的原稿“现存我处”。

陈明“整理”稿：

毛主席评郭文有才华奔放，组织差些；茅的作品是有意义的，不过说明多些，感情较少。

蒋先生披露的日记原稿：

毛主席评郭文，有才奔放，读茅文不能卒读。我不愿表示我对茅文风格不喜，只说他的作品是有意义的，不过说明多些，感情较少。郭文组织较差，而感情奔放。

除了蒋祖林指出的“丁玲的话，经‘整理’，成为毛泽东主席的言论了”之外，陈明还把丁玲式有些语言上的表述作了他自己以为通顺的修改。

蒋先生在信末指出：“总之，对待史料，应忠实于作者原稿。在内容上，不应随意修改和编造。在文字上，若修改不当，也会影响史料的文字水平。原稿中明显误写的地方，如修改，应注明是修改者的意见。”

当时，我为蒋先生认真求实的精神所感动，也为陈明对涉及毛泽东和丁玲谈茅盾、郭沫若的日记的“整理”感到震惊！因此，2001年我在一篇文章中特意引用了这个例子(该文收在拙著《知情者眼中的周扬》一书中)：

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陈明当然知道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当然也知道完整地保存史料对研究者的重要性，尤其是涉及到毛泽东这样的历史伟人的时候，更应慎之又慎。陈明的做法，名为整理，实则是肆意删改。这种对历史不负责任的态度，令我深感失望。失望之余，我还抱有希望——为保持丁玲的“完人”形象，陈明对文艺界发表的有关丁玲的文章，从“史实上”加以驳斥得很多，这回是涉及到他自己了，我真希望他也能撰文据理驳斥。

我在文末还特意说：“顺带提个恳求：陈明可否就丁玲日记的修改问题，给像我这样的热爱丁玲、又有点‘考据癖’的人一个明确的答复呢？”

由此说来，陈明回忆录中的“夫子自道”，算是给蒋先生和我一个“明确的答复”了。

不过，陈明这个答复，实在难以服人。首先，陈明认为，在丁玲已经去世，“没办法和她商量”的情况下，“只得我独自替她改”；还说，“丁玲当时记的时候没有想到要去发表”。日记本来就不是为了发表才写下的，若是为了日后发表而写，那么这日记就失去了真实性。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这且不说，但说陈明把修改日记看作是理所应当的事情，连蒋先生这样不是历史的专门研究者都知道“对待史料，应忠实于作者原稿”，专门的研究者就更不同意陈明的观点和做法了。道理浅显易见，不必多费笔墨。其次，陈明认为，丁玲记毛的“意思可能不完整”，等等。陈明并没有与闻这次谈话，如何知道的？再说，日记是什么？私密的个人感受的记录，意思完整不完整，是个人的感受，旁人，哪怕是丈夫这样的亲人，怎么能越俎代庖呢。第三，陈明认为毛的话“不是太严谨”才做修改。且不说这是率意的断语，即使毛的话就需要句句“严谨”、“句句是真理”吗？更何况，毛是领袖，但毛也是人，他为什么就不能作为茅盾的读者，对茅盾的作品提出自己的评价呢？第四，陈明认为自己对毛的话的修改没有“违背主席的基本意思”。而根据蒋先生披露的日记原文，毛评郭沫若只说“有才奔放”，陈明生生地把丁玲的“郭文组织较差”的评价强加给毛，让丁玲背上“是在借毛主席的话攻击”郭沫若的黑锅不说，如果这样还不叫“违背主席的基本意思”，那倒真让人无话可说了。

关于丁玲这一天的日记，还有一处也需要补正，这就是陈明“夫子自道”所提到的“比如毛主席一再对她说，看一个人，不能只看几年，而要看几十年”的那段话。现根据2001年出版的《丁玲全集》(11卷，第338页，这一卷是蒋祖林担任副主编的)收录的丁玲日记引如下：

毛主席坐在空地里的躺椅上，他很鼓励了我。他说：“历史是几十年的，不是几年的，究竟是发展，是停止，是倒退，历史会说明的。”他似乎怕我不懂这意思，又重复了一遍。他又说：“你是了解人民的，同人民有结合。”他又说：“你在农村有了十二年，再拿八年去城市，了解工业。”散步之后，他又邀我一道吃完饭。我在他院子里树下坐谈时，他又说历史是几十年的，看一个人要从他几十年来看，并举鲁迅为例；……

其实，毛在说了这一番话后，还有话，只是丁玲没有在日记中记载而已。

1978年7月24日，丁玲给中央组织部写了一封信，简述自己的历史，“作为党了解我，处理我的政治问题的参考”。信中，丁玲提到了这一天与毛谈话的情况：

一九四八年夏天我出国前夕，在西北坡一天黄昏，伟大领袖毛主席见到我，肯定了我这几年的努力的方向和工作，谈到决定派我出国的理由，并恳切地说：“看一个人不是看几年，而是要看几十年。”又说：“党对你希望很大，信心不足。”最后又说到：“以后可以到工厂，写工人……。”(《丁玲全集》12卷第96页)

把毛的“党对你希望很大，信心不足”这句话，放在日记中的语境来理解，毛对丁玲有鼓励，当然也继续有批评，丁玲则只记鼓励，不记批评。相互参证，相互补充，日记的内容才完整。“改家”陈明如果真的认为丁玲这一天日记“意思可能不是很完整”，倒应该把这句话补充进去。但陈明没有这样做。因为他明白，丁玲后来一系列的磨难，完全可以在这句话中找到源头。当然，这是另一篇文章的题目了，且按下不表。

子之矛、子之盾的尴尬

上述陈明的“夫子自道”，大致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凡是不利于丁玲形象的，就改，这是“明改”。而与此相对应的是，对于别人有关丁玲的人和事记载，不好也不能改的，就按“夫子自道”予以“暗改”，方法是含混事实。这样的例子，在回忆录中可以随手拈来。

比如，书中关于周扬与丁玲在延安时的一段描述：

《“三八节”有感》之后，周扬编了一些马、恩、列、斯、毛的书，地位渐渐上去了，跑在丁玲的前面。有人劝丁玲也要走上层路线。丁玲说：“首长们都很忙，我没事找他们干什么？”1936、1937年丁玲刚到保安和延安时，与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经常在一起谈天，很随便。那时中央领导都很容易接近。后来丁玲看到首长门前有了站岗的，就不进去了。毛主席后来也跟丁玲谈过周扬：“周扬这个人有点逻辑。他的特点是，党正确他正确，党错误他错误。”(第78—79页)

丁玲与“首长们”疏远是否因为“首长们都很忙”，是否因为“有了站岗的”，即使一般读者，想一想就能明白。这段话所暗藏的玄机在周扬编书上。

所谓周扬编马恩列斯毛的书，不是一些，就是一本，即《马克思主义与文艺》，1944年由延安“解放社”出版，1984年作家出版社再版。而“地位渐渐上去了”的潜台词，用通俗的话说，周扬善于拍马屁，“走上层路线”，以后才官运亨通；而丁玲因为不“走上层路线”，后来才屡遭磨难。周扬是否是只会“走上层路线”，是另一个问题。这个暗示令人生疑：人所共知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是在延安发展壮大起来的，如果在延安时，这个党的组织，这个党组织的领袖，就只重视“走上层路线”的人，怎么能有“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结果？陈明说这番话的时候，大概忘了自己也是在这个组织中生活了一个甲子的老党员吧？

另一个事实，也让陈明这种说法陷入自相矛盾。晚年的陈明，致力于一项社会活动，就是担任中国延安文艺学会的领导工作，从副会长到会长。他的回忆录中，专门写到了这个学会的目的：是“要学习、纪念和发扬延安的精神”，不但“组织出版延安文艺丛书”，而且“每到重要年份纪念文艺座谈会讲话的时候，我们总要搞些活动”(第296页)。周扬这本书从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第二年(1943年)开始编辑，目的是什么？不就是宣传毛泽东座谈会讲话的精神吗？周扬第一次把毛泽东与马恩列斯等关于文艺的论述并列在一起，在当年自然是“学习、纪念和发扬延安的精神”的最好的教科书，现今的“毛泽东文艺思想”这门学科的源头，恰恰是这本书形成的概念。怎么周扬在延安为讲话宣传就成了“走上层路线”，而晚年陈明在北京主持的重要年份纪念《讲话》、搞活动，就成了冠冕堂皇的“学习、纪念和发扬延安精神”了？子之矛，子之盾，我都为陈明的“夫子自道”尴尬。我相信，陈明晚年致力于对延安精神的弘扬与传播，绝没有什么私心，而是出于公心；我也同样相信，当年周扬在延安编的那本书，也是出于公心。

尴尬的还有，再举一例。

丁玲和沈从文的恩怨，一直是文坛津津乐道的话题。这本回忆录中也有说法：

丁玲看到《记丁玲》(沈从文在丁玲30年代被捕后所写——引者)之后，说沈从文是在写小说，很生气，在书上作了很多批注，但没有写文章反驳。后来《诗刊》要发表胡也频的几首未刊诗，请丁玲写几句话，丁玲在文章里捎带了沈从文几句，说他市侩，当时不听友人劝告，一心依附胡适往上爬。……丁玲纪念胡也频的文章，是在沈从文健在时写的，发表的，沈对丁文有意见，是通过给徐迟等人的信来表达的，在丁玲去世之后才公开发表的。

这段话的玄机在最后一句：丁玲对沈有意见，在沈在世时就说了，沈可以反驳；沈不公开反驳，反而暗地里写信给别人，在丁玲去世后才公开发表。潜台词是，丁玲光明磊落，而沈从文则躲在暗地里；丁玲去世后才由友人发表信，使丁玲失去了答辩的机会。

沈从文与丁玲的恩怨是否像陈明所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里不做讨论。但从学术规范上来说，要对某人进行批驳，应当在某人健在时进行，给人家一个答辩的机会；否则，人已经死了，死无对证，批驳者也胜之不武。陈明所言不无道理。但且慢，陈明采取的是双重标准：对沈从文的要求是一种学术规范标准，而对自己则是另一种标准。这，可从陈明对待周扬的态度看出。

丁玲与周扬的恩恩怨怨，更为文坛所关注。陈明晚年维护丁玲形象的重点，就是反复地说周扬与丁玲的关系，反复地批驳周扬的一些说法。不过，如果把陈明从1979年丁玲复出后一直到今天所写的文章包括这本回忆录，作一个排列、研究，就会发现这样一个大致的事实：在1989年，也就是周扬去世之前，陈明的文章中，即使谈到丁玲所遭受的磨难，也没有点到周扬的名字：丁玲在延安审干中的磨难，那账是算在“康生”头上的；丁玲在1955年成为“反党小集团”的头目，那账是算在“作协党组”头上的；丁玲一直得不到自己满意历史问题结论，那账是算在中国作家协会“领导人”头上的。但1989年之后，陈明在文章中开始直呼周扬的名字，开始对周扬此前的做法、说法予以批驳。这只要翻翻汇集陈明1979年以后所写的文章的《我说丁玲》一书(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就不难看出来。最典型的事例是，周扬在1978年答赵浩生的访问，提到丁玲，并有一个在延安就分两派——以丁玲为首的“暴露黑暗”和以他为首的“歌颂光明”——的说法。该文1979年就发表在《新文学史料》上，但在事隔十多年后，陈明才在1992年专门写文章进行批驳。在这本回忆录中，凡涉及到周扬的地方，更是不放过。

用陈明对沈从文的要求反观他对周扬的做法，如果说陈明等的就是这种“死无对证”的时机，虽合乎逻辑但毕竟是我的揣测；如果不是，那又是什么？这里，又有必要把我在2001年对陈明的“恳求”重复一遍，希望陈明点拨迷津。

顺带补充一则史料。

陈明在书中提到，1978年他在北京为丁玲和自己的平反奔波的时候，看到过邓小平和当时文化部两位领导人的一个谈话，内中提到了丁玲。当时他没有抄下来，现在书中凭记忆写道：“邓小平说，丁玲和我同年，听说她现在还在写文章，写东西，对她应该有个比较宽的结论，这样比较好。可以不参加外事工作、外事活动。”(第259页)

我在搜集有关丁玲的资料时，在当年作协一位老人家里看到过邓小平谈话的记录稿，并特意把这段话抄录下来。谈话时间是1979年8月19日。邓小平说：

丁玲在长治，现在结论做得松了些，她表示感激。丁玲和我同庚，七十四了，现在还准备写长篇呢！

邓小平所言对丁玲的“结论做得松了些”，是指1978年7月6日，长治老顶山公社党委根据中央11号文件和山西省委的指示，为她摘掉右派帽子(第255页)。邓小平的话，与陈明记忆中的“对她应该有个比较宽的结论”语意显然不同；况且，邓小平也没有说过丁玲不能参加外事工作及活动的话。如同对待毛泽东一样，对待邓小平这样的历史伟人的话，也应慎之又慎，力求准确。

2010年第3期　“合理想象”的妄言·王海光

话由是从最近的一场笔墨官司引起的。2009年7月30日，《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文章，胡耀邦长子胡德平等九位前领导人后代集体质疑一位名叫师东兵的纪实文学作家，指责其作品《政坛秘闻录》的所谓高层访谈纯属虚构编造。质疑者证据凿凿，真假是非一目了然，大可不必赘言，但由此相关的当代史研究的问题则不能不说说清楚。

这篇文章中用第三者的立场，请了一位中央党校党史部的教授来评论这件事情。这位教授大言不惭地说：“其实‘文革’研究谈不上禁区，只是比较谨慎。”还说：“‘有些纪实文学还是很有价值的’，能为专业研究提供一些历史当事人证言，他觉得师东兵的书，历史大框架和大事件基本没问题，但太多细节属于不合理想象，背离基本史实。”这位匿名的“知名党史专家”的话，真是让人哭笑不得。这里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文革”研究有没有禁区；二是“纪实文学”是不是历史研究。

首先，“文革”研究是不是禁区，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基本事实。“文革”结束后，对“文革”的研究一直是高度敏感的领域。“文革”档案不开放，研究受限制，成果发表难，这都是党史学界人所共知的问题。1988年12月，中宣部对出版“文化大革命”图书专门下达文件，指出：“文化大革命”的研究著作和译著，“极易导致翻腾旧账，引起争论，实无必要”，明令规定此类书籍的出版必须经有关部门“严格审查”。所以，“文革”结束虽然30多年了，大陆公开出版的“文革史”研究专著不过四部。其中，80年代两部，高皋、严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86），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1988）；90年代两部，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史稿》（1995），席宣、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简史》（1996）。可见，所谓“严格审查”，并非什么“比较谨慎”，实际上就是设置出版禁区。如金春明的《史稿》一书，是一部完全按照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精神写作的著作，但仍被有关部门指责为“违规”出版，还追究出版社方面的责任。再如，麦克法夸尔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卷本，在80年代还翻译出版了前两卷，第三卷国内早已翻译，有关部门报批到今天，仍还没有出版。各家报刊对发表“文革”研究的文章，尽管都是慎之又慎，还是动辄得咎。笔者曾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论张春桥的文章，结果这家报纸就受到了来自意识形态主管部门的批评责难。

这位教授为证明“文革”研究不是禁区,还举了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2005年再版为例。殊不知,已故的王年一教授生前最遗憾的事情,就是没有能对这部书进行修改。王年一后来的“文革”研究,已经大大突破了成书时的认识。但这些呕心沥血的新见解,没有在该书再版时修改进去。理由很简单,该书一旦修改,就得重新报批,而报批就不得出版。所以,尽管再版四次,都只能是保持“原貌”了。这份学者抱憾终身的无奈,难道他“只是比较谨慎”,还能说不是禁区吗?恰恰正是因为有禁区,严肃的学术研究开展不起来,所留下的巨大的历史空白,只能是由那些假语村言的“纪实文学”来填补了。这些向壁虚构的“野史”,自然就成为百姓们了解这段历史的主要渠道,成为地摊上的畅销书。

第二,“纪实文学”与历史研究,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对师东兵和他的作品,党史学界的严肃学者从来不以为然,无人挂齿。但偏偏这位“知名党史专家”却认为“还是很有价值的”,“能为专业研究提供一些历史当事人证言”。既然这位“专业人士”能把“纪实文学”当作为他的专业知识来源,这也就难怪“非专业人士”会把“野史”当作“正史”了。

这位党史教授还说:师东兵的东西“历史大框架和大事件基本没有问题”,又说“但太多细节属于不合理想象,背离基本史实”。我们姑且不说这位教授的言语如何自相矛盾,也不说师东兵的书违背历史常识之处如何不胜枚举,仅仅指出一点——不合理想象固然不是历史,合理想象就能是历史吗?

历史研究是一门严肃的追寻历史证据的学术活动,“事必务真,言必务确”,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绝不能够任意添枝加叶。这与“合理想象”的纪实文学是大相径庭的两码事儿。历史科学是复原历史的科学,需要做大量的考证功夫发掘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求得事实真相,丰富我们的人文知识。在这个意义上讲,“以粗不宜细”是政治,但决不是历史研究。纪实文学中描写的那些床帷密语,暗室私话,心理活动,都是无迹可寻的事情,尽管栩栩如生,生动可人,但决不可能是事实。这种作者向壁虚构得来的东西,即便“想象”的再合理也是“想象”,好听点说是历史演义,严重点说就是编造历史,根本谈不上历史研究。

如果说,师东兵这类纪实东西在没有知识的一般民众中还能有些市场,能够契合他们的知情心理,这还是有情可原的。可以说,只要严肃的学术研究不能正常开展,必然是三国演义压倒三国志。但是,作为一个号称研究党史的专业人士,能说出这番不着边际的话来,可真是让学界瞠目结舌了。能发表出这番“合理想象”的言论,只能说明这位教授的“以粗不宜细”的水平。既然有其敢于信口开河的胆气,那也只能是在这位知名学者的名号前,再添加上一个“伪”字了。

(责任编辑萧徐)

2010年第3期　与江青有关的两本小说·小 鹰

我的父母邵荃麟和葛琴是1926年的中共党员，三十年代的作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他们二人因早期的两篇小说《客人》和《贵宾》，涉及到与江青有关的一段公案。

妈妈葛琴是一个三十年代参加过“左联”的老作家，自1961年起在北京电影制片厂任艺术副厂长，这样的人在文革中自然是“首当其冲”的冲击对象。

运动开始时，妈妈是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文艺黑线”参与者在北影厂受到批斗的。生性乐观的妈妈那时并不太在乎，回家后常向我讲起，造反派是怎样让他们这些当权派排着队伍，一边敲打着盆子，一边自报姓名和“罪行”，有时还笑着做样子学给我看。但她的问题很快就升级了。1968年3月她正式被隔离审查，在中央文革专案组“一办”立案，内查外调，据说是有叛徒嫌疑的重大历史问题。此后，妈妈在北影便受到严重迫害，有病不予治疗，直到弄得偏瘫失语，还要被隔离关押，谓之曰：“案情重于病情，病情服从案情。” 　　妈妈只是一个普通的司局级干部，怎么会在中央专案组立案？妈妈在历史上从未被捕过，怎么就成了叛徒？专案组为何在生活和病情上待她如此狠毒，非置其于死地不可？我相信真正的原因是我心里一直记得的一件事。

运动开始后的一段时间里，妈妈除了常在厂里受到批斗之外，还要根据“革命群众的揭发批判”大量地写“交待材料，检查认罪”。这已成为国内历届运动的常规了。

妈妈有时会被允许在家里写，每写出一些，她就把它们放到抽斗中去，为的是不叫我们看到。有一次我要找什么东西，在抽斗中无意间看到一叠这种材料，出于好奇和紧张我便拿起来看。由于没有得到妈妈的允许，属于偷看，因此我有些内疚和慌张，只是匆匆地看了一些，没有细读。记得认罪内容大致是自己写小说“攻击污蔑了江青同志，罪该万死！”一类话。这种自我责骂的空话，在那种用皮鞭和拳脚“横扫一切”的年代里，实在是很普通的事。

不过，我却记住了其中几个细节。其一，是有“黄女士”的字样，其二，是妈妈在认罪的同时所作的辩解。妈妈写道，“小说里我虽然写过有人说：‘说不定她是毛主席夫人吧？’但马上就有别人驳斥他：‘毛主席夫人哪会是这样的？’所以我决不是在攻击江青。”

毛泽东的第三位夫人江青在三十年代时曾是上海的一名三流影艺演员，原名叫李云鹤，艺名是“蓝萍”。由于丑闻和绯闻不断，报纸上常有披露，她在社会上的名声并不好。后来去了延安，改名江青，于1938年11月和毛泽东结婚。此婚事当时在党内反应强烈，因事关毛的领袖地位，从总书记张闻天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不少知情人都写信、发电报表示不宜和反对。据说后来政治局做出折衷决定，同意毛江结婚，但限制江青不得参与政治。

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国共两党谈判建国，江青由延安两次飞赴重庆看牙科，期间她大量接触云集在渝的各界文化人士，探询影艺故旧，招待社会名流，四处馈赠私人照片，这曾再一次轰动报界。旧日上海滩影星作为中共领袖毛主席夫人的出现，这自然引起不少议论。那时我父母也在重庆，对这些事情都有耳闻目睹。

解放初期的江青并不甘于寂寞，她试图在文化界，特别是电影界，建立和发展她的势力。为此，江青曾经来找过妈妈。

妈妈本来一直写小说，与电影界无关。1949年初妈妈与夏衍一起把她自己的小说《结亲》改编为电影剧本，同年由章泯导演，于南群影业公司拍成了电影《风雨江南》，这个契机使她从此进入了电影界。1949年秋来到北京后，妈妈便在“中央电影局”从事电影剧本创作，根据她的剧本，后来也拍成了故事片《女司机》和《三年》。

1950或1951年的一天，江青忽然亲临我们在东四九条的住处造访妈妈。

“那是陈波儿介绍她来的。波儿是30年代进步电影演员，主演过《桃李劫》等电影，后来去了延安。”妈妈向我解释道，“那天江青坐了小汽车来，穿着还算朴素。我们不着边际地谈了一会儿。”

此后，她们之间再没有过来往。显然，江青并没有看上妈妈，妈妈也无意与她结交。然而从此，我便知道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了。

1951年11月16日毛泽东批示同意胡乔木的建议，由江青出任中宣部电影处的处长，当时她手下只有两名干事。虽然江青在批判影片《清宫秘史》、《武训传》以及后来在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问题上，均扮演过“兴风作浪”的角色，但是她那时在党内外的知名度甚低，一些中宣部的领导人并不把她放在眼里，只是逢场敷衍一下罢了，这大约使她颇为恼火。后来江青自己称病不来，那个电影处也就不存在了。

文化革命开始后，江青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自诩为文化革命之“旗手”；此后权势如日方中，“炙手可热”，且处处以伟大领袖的夫人自居，骄横不可一世。同时，她对知其根底的文化界人士又尤其恨之入骨。为了尽其可能消除流散于社会上关于她历史的所谓“黑材料”（包括旧报刊、杂志、照片、私人通信等）,江青假叶群之手,于1966年10月派出军人冒充红卫兵去上海对郑君里、赵丹、童芷苓、陈鲤庭、顾而已等五位文化名人抄家、隔离。一些对其丑史了解的知情人,像郑君里、孙维世、王莹、徐来等艺术家,在文革中均被江青指使抓捕入狱,迫害至死。就是连当年在上海接济和帮助过她的保姆秦桂贞这样文化不高的人,她也不放过,以至无辜的秦竟也与“政治重犯”一起被关入秦城大狱达七年之久。江青这些“睚眦必报”,甚至於“恩将仇报”的黑心丑事,于文革后期已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尽为世人所知。

“四人帮”倒台之后,1977年夏我去看望著名的三十年代老作家唐,向他提起妈妈写的“黄女士”这篇给她带来无数迫害的小说,讲了我所记得的检查中关于“毛主席夫人”对话的一些细节。胖胖的唐凝视我片刻,用和妈妈相似的江苏口音慢慢地说:“哦?我倒不记得你妈妈有过这样一篇小说。不过,让我来找找看。”他随手从书架上抽出几本葛琴的小说集,好像是她的《窑厂》、《磨坊》、《犯》、《结亲》、《一个被迫害的女人》、和《总退却》等。我对他还保存有这些业已发黄的原版书甚感惊奇。唐老先生非常耐心地一边翻阅,一边沉思,好像是在做学问一般。忽然,他笑了起来,说“啊!是在这里了。”他说着便指给我看。那是收在小说集《结亲》里的一篇叫做《贵宾》的小说,那里果然有我记得的对话情节。接着唐又仔细地将小说读了一遍,然后抬起头,笑着对我讲,“写得倒是蛮像江青的,尤其是在路旁‘颐指气使’地要人服侍吃药那一段;又故作谦虚地自我介绍说‘我是一个平凡的老百姓’一类的话;还有对区长指控汽车司机要谋害她,说什么‘我把司机交给你,绝对不许他离开此地,你得审问他,他玩忽职务,有什么企图没有?要他老实承认,不然的话──’,完全是一付文革中她那种小题大作、无理取闹、专横跋扈、歇斯底里的样子!”事实上,据“四人帮”倒台之后的揭发,江青身边的护士、工作人员,甚至许多与她打过交道的老干部都有过类似的经验和感受。

不过,这篇小说女主人公的名字并不是“黄”,而是“陆锦霞”。那么“黄女士”又是谁呢?我深信不疑我在妈妈的“检查交待”中看到过这个小说中人物的名字。唐老先生也相信我,于是又继续查找妈妈的作品,结果没有找到。但他并不放弃,“会不会是你爸爸写的呢?”他自言自语地说着,一边又从书架上抽出几本荃麟的小说集,同样也是那种抗战前后印行的业已发黄的册子。老先生专心致志地翻看着,不久便又笑了起来,说“找到了!”原来那是一篇叫做《客人》的短篇小说,收在荃麟的小说集《英雄》中。

《客人》是爸爸在1939年8月发表于《改进》杂志(第1卷第9、10期)的一个短篇。那是讽刺一位从都市来的叫做“黄”的著名女士,到地处抗日战区的乡下,进行所谓“采访调查”的经历。她的自高自大、自我中心、夸夸其谈的作风与基层人员及贫苦乡民处处“格格不入”,充其量实在只不过是革命队伍中的一位“客人”。大凡经过文革运动的人,从“黄”身上不难看到“蓝”(江青)的影子;二者“指手画脚”,“自命不凡”的形象,如此“惟妙惟肖”,令人忍俊。

然而,平心而论,爸爸在1939年写作时决不可能是针对30年后的江青。至于取什么名字不好,为什么偏偏“鬼使神差”地犯了江青有“难言之隐”的忌讳,倒是值得思考一下。

爸妈从20年代起一直在江浙一带从事革命和文艺活动,他们对于上海文化影艺界的人和事是了解的。1938年10月到1940年5月爸爸曾任中共东南局文委书记,他人虽在浙江金华,但与皖南泾县的新四军总部常有请示汇报等工作上的来往。项英时任中共东南局书记,因此,不能排除爸爸知道毛江联姻的事情,甚至支持项英等党内反对意见的可能。但这是否就是他给小说的讽刺对象取名“黄”的背景原因,抑或那只是巧合,现已难以确定了。不过,这其实无关紧要。重要的是,项英当年敢于发电报“直谏”,是代表了党内一批人的忧虑,他们了解“蓝”的历史和为人,反对这场联姻是为了保护党的事业。虽然后来的事实表明,他们的政治敏感不幸被言中,但是这一行动却说明当时党内的生活还算是民主和正常,不像是后来那样,有些话不能讲、不敢讲,只要是批评反对某一个人或一件事就能被定为反党、反革命分子,以“欺君”之名治罪。

事实上,这种愚昧落后的封建主义文化、帝王专制观念,在长期以小农经济为主的社会里颇有市场,特别是以“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名义,它们很容易变相地为大众普遍接受;而在文化大革命中“个人崇拜”则更是被鼓吹、发挥到了极致。其时,全国上下一片“无限忠于红太阳”的狂热,到处都是“誓死捍卫”和“砸烂狗头”之类的怒吼,在这种氛围之下“文字狱”自然十分盛行。所谓“搞专案”就是要把你的祖宗八代都查个遍,凡你说过和写过的只言片语都要拿来仔细地推考联想一番。像是《水浒》中从屏风后闪出个通判黄文炳,来解读宋江的反诗一样,这个“黄”的名字肯定是触动了某些趋炎附势者的神经,于是也成了“攻击污蔑江青同志”的重大罪证而被上报邀功。看来,妈妈的《贵宾》是被逮个正着,接着又“顺藤摸瓜”,来抓爸爸的《客人》。这就是为什么在妈妈的交代检查中也要回答“造反派”关于“黄女士”的问题。可以想象,爸爸也是一定要被迫交代从《客人》到《贵宾》这样“夫唱妇随”的“反党罪行”了。难怪爸爸被隔离之后,“仅从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到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一个月,就对他进行了三十一次法西斯式的审讯”。

爸爸和妈妈双双被诬陷为“叛徒”,最终一死一残的悲惨命运,已是完全不可避免的事了。

《贵宾》是1949年1月1日发表在香港的《小说》月刊2卷1期上。这篇小说实际上是由主编茅盾促成的,在一次编委会上,茅盾提议写幻想小说,想象全国解放之后,人们会有怎样的变化。在中国社会即将发生深刻变革的时代,蒋家王朝的覆灭已是“势不可当”、“指日可待”的事,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的确,在一个社会中,生活总有一定的次序,人们也有着各得其所的位置。但是,当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时候,特别是政权的更替,这种固有的社会关系就会被打乱了。社会分配关系和人们的政治经济地位的剧烈变化,会带来意识形态上的尖锐冲突,这是历史的必然,因而也是可以被预见的现象。

文学上“典型”的创造是一个抽象和具体化的过程,因此,文学不仅可以正确地反映现实,它也具有预见未来的功能。爸爸妈妈在旧时代辗转了大半个中国,接触和了解了各式各样的人物,颇有些阅历和经验。从爸爸的《客人》“黄女士”到妈妈的《贵宾》“陆锦霞会长”,都是作者对社会上常见的一些类似人物所做的概括和集中。我们知道,一个成功的“典型”往往会引来无数的“对号入座”:这句话是在影射某人,那句话又是在暗示什么,以及对人物的身份或原型作各种猜测和联想,等等。但是我认为,作品的原意却是要强调,即使是革命队伍里的成员也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尽管也参加过一些革命工作,也有了相当的地位和身份,但他们旧有的思想作风总是同新时代、同人民群众格格不入。小说《贵宾》有着一个醒目的副标题:“在来年人民自己的国度里,还会有这样的人吗?”就是要人们警惕这样一种高踞于人民头上的人物,他们“没吃过苦”,“白享革命的福啊!”

历史像是“大江东去”浪淘沙。江青在文革中的兴亡证明她实际上就是这一类人物的典型,人们从她的过去是不难想象她日后的行为。我相信茅盾和《小说》月刊的编辑们,包括楼适夷、巴人、叶以群、孟超、蒋牧良和周而复等人,是看过这篇小说稿子,并同意刊登的。那时国统区的作家们并没有后来那么多的顾忌。如果说,《客人》攻击江青还有些“牵强附会”,那么《贵宾》则实在难脱干系。不过历史证明,父母并没有看错江青这一类人的为人本性。从抗战后的重庆到解放前的香港,当时进步的文化界私下对江青究竟如何议论?母亲为何会有如此大胆尖锐的影射之作?因同时代人多已作古,已很难得知。我们现在所能说的只是,我的父母的确写过这样两篇小说,也的确因此在“文化革命”中被认为是“恶毒攻击江青”而受到了残酷的迫害。

199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了妈妈的短篇小说集,其中收集了包括《贵宾》在内的十二篇旧作,由老作家骆宾基作序。该集并附有鲁迅1933年底为她的第一个小说集《总退却》所作的序言、茅盾1937年对妈妈小说所作的评论文章《〈窑场〉及其他》,以及妈妈自己于1948年写的《我怎样写起小说来的》一文。这些资料对于研究三十年代的文学和作家无疑是有价值的。当时文革结束不久,由于作者的上述遭遇,小说集便以《贵宾》题名。

2007年当我回忆这些历史时,又找出这本集子,重读《贵宾》这一篇。使我吃惊的是,我竟找不到关于“毛主席夫人”的那些对话,而我明明记得唐的确指给我看过的。这使我一度陷入混乱,难道那都是梦境?是我的杜撰不成?

幸好,1995年我在哈佛大学的《燕京图书馆》里曾查到收藏有我父母的一些原版小说集,也做了些复印件,其中便有葛琴的《结亲》,那是1949年7月由上海群益出版社印行的。我在里面找到了《贵宾》一文,末尾标明它是1948年12月稿,其内容与我的记忆一致。

对比这两个版本的《贵宾》,我发现它们在文字上有相当的出入,所有敏感的字句都被删改了,但小说基本内容未变。最近从家姐处得知,全国解放后母亲自己对《贵宾》一文用毛笔做过仔细的修改,可能是准备出版集子用。我不清楚这是哪一年的事,但可以想象当时国内的政治气氛与1948年的香港已是截然不同了,这样的“直言不讳”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因此母亲必须把“冒犯”之处改掉才可能出版。这正如战争年代的师哲在报销问题上敢于发火,“仗义执言”直接顶撞江青,而解放后就不大可能这样做了。不过,据我所知,解放后母亲就没有再出版过旧作,此事一定是搁下了。199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贵宾》时是根据这份改稿来排印的。据我猜想,当时很可能还是顾忌领袖声望的缘故,没有敢取用“更大胆的”原版。

2010年第3期　艺术使我们如何面对苦难·高全喜

近来，北京宋庄画家村的青年画家张鉴墙创作的系列油画《上访信》给了我很大的震撼，没有想到，在中国现代派新潮艺术的重镇，竟然产生出这样一种接续传统现实主义精神的架上作品。张鉴墙的《上访信》使这样一个问题重新浮现出来：艺术使我们如何面对苦难？

说起来中西方的现实主义艺术传统，从来都是把面对生活、投入生活、提升生活视为自己的创作理念，并由此产生出一系列伟大的经典作品。但是，随着现代派艺术的突飞猛进，尤其是在中国现代语境下与后现代艺术的合流，使得上述这样一个具有悠久传统的艺术问题，逐渐地被人们所遗忘，进而退出来中国当代主流艺术的领域。当今的画家们纷纷以追捧现代和后现代思潮为时尚，以刻意挖掘和咀嚼自我的个性欲望为能事，甚至为此不惜扭曲社会与自我的真实面相。在这样一个缺乏宏大叙事的嬉皮玩世的现代艺术界，现实生活中的真实苦难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冷落和遗弃。所以，张鉴墙的这个系列组画《上访信》甫一问世，便以其敏锐的触角、冷静的沉思和质朴的画面，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我觉着这是一个很好的迹象，它表明中国的新一代现代艺术家们开始有能力突破自我，走向社会和民众，面对真实的人间生活。

古往今来的艺术经验告诉我们，最能震撼人的艺术并不是那种看似华美风光的艺术，也不是那种自我独尊的艺术，更不是那种远离生活和现实世界的所谓“无我之境”，真正震撼人的是那种能够穿透人类生活苦难的艺术。欣赏张鉴墙的《上访信》，我感到他们这一批年轻的现代派画家，从某种意义上已经超越了他们的前辈，即成长于“85”和“89”美术新潮的现代派画家，超越了那种以决裂的姿态对抗传统现实主义的表现主义画家和波普主义画家。张鉴墙他们能够冷静地面对传统，理性地审视自我，以平等的视角切入到中国社会现实生活的场景之中，与他们描绘的客体物象共同分享着这个生活世界的艰难、无助，甚至苦难，并且通过现代艺术的技艺，把它们表现出来。我曾经把这种基于新的文化批判立场的艺术形态称之为“新现实主义”；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现代艺术与传统现实主义的结合，或者说是一种现实的现代主义。

谁都知道，信访问题在中国不单纯是一个社会信息的民意反馈，而是一部中国社会政治与民情的浓缩历史，涉及到中国问题的方方面面，其中隐含着说不尽的政治机制的扭曲和下层民众的苦难。张鉴墙基于朴素的生活经历，以其艺术家的独特眼光，敏锐地捕捉到信访这个从未被中国画家们收入“法眼”的卑微物象，实际上承载着百年中国的历史宿命。据张鉴墙自己的述说，当他从同住在宋庄画家村的社会学家于建嵘那里借来近百份上访信时，他感到自己的那双手是颤抖的，他知道其中的每一封信都埋藏着一个悲惨的故事，甚至悬挂着一条冤屈的生命。其实对于这些故事，我们并不陌生，它们随时随地地就发生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发生在我们的亲朋好友身上，甚至我们自己就曾经是一个受访者。所以，在感同身受地阅读了于建嵘提供的上访信之后，张鉴墙并没有刻意去表现上访信中的各种各样令人荡气回肠、惨不忍睹的故事，以及其中的情节与人物，而是采取了自己创作实践中的一贯的减法原则，用最简单、朴实、近乎白描的手法，把四十余封表面样态大体一致的信封展示出来，这样就构成了他近来的这个名为《上访信》的系列油画。

初看下来，张鉴墙这组油画，不过是一些信件的复制，单纯从绘画技巧来说，很多画家都具备这样的看家功夫。但如果稍加仔细地审看张鉴墙的这组作品，我们会发现，这组作品在艺术上有着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在我看来张鉴墙给我们展示的一个个看似平常普通的、不具有典型性图景的信封背后，却是发人深思的现实。在他冷静的描绘中渗透着真诚，在理性的节制里潜伏着情感，在单纯的图式下隐含着张力。

张鉴墙是一个来自新疆的画家，受过良好的艺术训练，在落脚于小堡村之前，曾经有过一段在我看来非常精致的抒情绘画时期，在他十年前的油画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西方印象派和中国写意绘画相互融汇而呈现出来的那种优美的忧伤的情调，这种情调在他的一系列人物、风景的作品中表现得非常真挚和感人。

我在当时有一篇评论他的文章，特别提到了他的抒情元素，既不是中国江南的那种柔美，也不是西北边疆的那种粗狂，而是把西北泥沙的风化性力量提升为一种简约的情感描绘。来到北京之后，由于感受到现代都市化生活的巨大压力，他那个时期的风景和人物绘画开始流露出现代艺术的张力结构，一方面是认同乃至追求现代化的都市生活，另一方面又不愿意遗忘甚至丢弃边疆的淳朴和宁静，所以，现代社会的复杂和风景写实的宁静构成了他画面中的主要肌理，在中国的画坛别具一格。

如果按照这样一种绘画风格一以贯之地从事他的架上艺术，那么到今天，张鉴墙也可能会创造出一些非常独特的学院派作品，在中国写实主义油画谱系的年轻画家群体中占据一个位置。但令人感到感慨的是，十年之后的张鉴墙在经历了小堡村埋头苦画的风风雨雨之后，他现在的艺术作品却完全呈现了另外一个风貌，其中已经没有了古典油画的优美品质，而是赤裸裸的当代生活的锋利图景，传统艺术的那张神秘的纸不复存在。从古典油画的追求者到宋庄画家村新一轮前卫艺术家中的干将，张鉴墙十年来的艺术“蜕变”令人深思。前不久我与他曾经有过一番对话，因为我感到他现在所从事的所谓当代艺术，已经完全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架上绘画了，不但与学院派理解的油画创作相去甚远，而且也与现代艺术所表述的艺术大不相同。我发现张鉴墙这批人所说的当代艺术与古典艺术乃至现代艺术并不是创作手法上的差别和不同，而完全是一种新的创作理念乃至文化立场的不同，因此，要理解他们今天的艺术作品，首先要搞清楚他们的文化立场乃至社会意识。

对于张鉴墙来说，他们这批真正的宋庄艺术家，即渊源上就流淌着宋庄之血的当代艺术家，他们之所以毅然而然地选择了宋庄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并由此发育出他们的艺术生命，从根本性上说是基于对文化与社会的独特认识。按照他的说法，中国的现代艺术从圆明园到小铺村，已经走到了尽头，已经死了。所谓艺术之死是指他们已经达到了中国现代艺术所能达到的极限，这种极限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艺术家个人情感的宣泄已经一览无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个人作为一个生命体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和需要表达了，其情感、理念甚至最隐秘的东西在中国现代艺术的代表作品中都已经被充分而完美的表达出来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中国现代艺术的表达形式也已经到了极限，中国现代艺术家们早已超越了85、89时期的艺术形式，艺术语言的探索已经到了极限。用张鉴墙的话来说，中国的现代艺术走到今天，就是克隆符号，此外再也没有什么新意了，一大批中国的现代艺术家们全都在孜孜不倦地从事着诸如此类的艺术营生，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由于中国现代艺术沦落到今天这种地步，所以对于它的反思就不可能在它的结构内完成，必须超越中国现代艺术的藩篱，在张鉴墙看来，当代的中国艺术大可不必区分艺术家和非艺术家、艺术形式和非艺术形式，而首先应该确立的是你对这个文化和社会的认识，只有形成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文化立场和社会认识，才能够克服现代艺术的符号化复制，才能打破现代艺术的创作理念。在他们看来，艺术没有必要区分传统艺术和现代艺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艺术个性和普遍形式这些差异，中国的现代艺术之所以死了，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过于沉迷在现代艺术的创造理念，即把现代艺术视为一种与传统艺术相决裂，与古典艺术相分离，与百姓大众相隔膜的孤芳自赏的、以彻底表现自我为主旨的艺术了。因此，从这种理念里不可能产生社会文化立场，有的只是艺术家自己的傲慢和对传统文化、对社会现实的排斥。艺术家成为一个独立的伟大的个体，但这个个体及其他们的作品如果只是自己，没有社会，没有文化，那么最后只能是什么都不是。

张鉴墙这一批新型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主张，与二十年来占据统治地位的现代艺术之主流观念大不相同，他们强烈地意识到要把自己融入到中国的社会生活之中，融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之中，把自己实实在在地融入到世界地球村的共同问题域之中，当代艺术首先或者说最为根本性的不是艺术，而是社会、文化和政治，放映社会攸关问题，把握时代风云的脉动，这样的艺术才是当代的，才能走出现代艺术的象牙之塔。令人惊愕的是，从张鉴墙这批艺术家的作品中乃至创作理念中，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即他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又回到了中国乃至西方延续千年的传统现实主义的路径上去，只不过他们把这个不叫作传统艺术，而叫作当代艺术。实际上他们与现实生活贴得更加密切了，据此我们完全可以称之为一种新的现实主义，只不过这种新的现实主义与传统中的那种教条的现实主义有所不同，他们主张的是要表现最真实最直接的中国现代社会的问题，有些是文化的，有些是社会的，有些是政治的，总之，当代社会是什么，当代艺术就是什么。

曾经经历过苦难生活的张鉴墙，用平等的姿态展现出油画《来信》，实属不易。人民的生活苦难已经足够沉重，艺术家不能再以所谓艺术的说辞而对苦难的生活给予另外一种“艺术”的伤害。张鉴墙的这个艺术原则，在我看来，是对于现实生活的提升，《来信》系列油画恰恰是因为这个原则，而具有了历史活化石的意义，面对苦难，他的艺术所教给我们的不是理论家们一些分析性的逻辑和结论，也不是传统现实主义所传递给我们的鼓动性的激情，或现代派艺术所渲泄的个人主义，而是艺术节制下广阔的视觉和思想的空间。

张鉴墙是敏感而又有节制的，他把上访信封用写实的方式描绘出来，没有再现信的内容，却留给观众的是无限的想像和思考。

（本文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

2010年第3期　杀降的“国情”与“公例”·雷 颐

苏州是历史文化名城，更是江南重镇，清代是江苏省城。太平军占领苏州后，为太平天国苏福省省会，忠王李秀城长期精心经营苏州，想将其建为第二个天京，是太平军占领的最重要的城市之一。攻占苏州，当然是时任江苏巡抚李鸿章梦寐以求之事。

1863年春李鸿章率淮军和“常胜军”陆续攻下常熟、太仓、昆新、吴江、江阴等处后，于11月中旬兵临苏州城下，开始进攻苏州。

苏州太平军守军在主将慕王谭绍光领导下浴血奋战，打退了敌人一次次进攻。由于屡攻不下，而且伤亡不小，李鸿章明白如果强攻将会付出更大代价，而且结果如何尚不得而知。于是，他决定“智取”，策反太平军守将。在谭绍光领导之下守城的太平军将领还有纳王郜永宽、康王汪安钧、宁王周文嘉、比王伍贵文这“四王”和张大洲、汪花班、汪有为、范起发这“四大天将”，他们控制苏州城内四分之三的兵力和六个城门中的四个，却与主帅谭绍光一直不和。常胜军首领戈登（Gordon,Charles George）通过奸细了解到这一情况、特别是知道纳王郜永宽还有投降之意后，便主张诱降纳王，兵不血刃攻克苏州。戈登的建议为李鸿章采纳，而且淮军攻城主将之一程学启本是太平军降将，他手下的副将郑国魁与郜永宽等原就是熟人。经过一番秘密联络，郜永宽在11月28日派康王汪安钧潜入清军大营，与戈登、程学启开始投降谈判。几天后郜永宽在苏州城外阳澄湖亲自与戈登、程学启商议降约。双方约定郜谋杀谭绍光取其首级并献苏州城以降清，而戈登、程学启承诺保证郜及部下性命，并给副将以上一定官职，赏赐郜本人二品武职，戈登做担保人。12月4日，郜永宽等八人乘在慕王府议事的机会刺杀谭绍光，并割下谭的首级。第二天，郜将谭的头颅送达程学启处，并大开城门迎接清军入城，清军诱降成功，终于“兵不血刃”拿下苏州。

然而，李鸿章不但没有履约保全投降者的性命，反而设计杀害了这八个降将。据记载，正当这八名降将来到李鸿章营中满怀希望的接受红顶花翎时，埋伏在帐的武弁立斩八人之头！同时清军在城内大开杀戒，苏州一带口音者被“放归”，而南京以上口音者则“不分良莠尽杀”，城内数万太平军守军在毫无戒备中被诛杀。李鸿章及清军的残忍、背信在这次杀降事件中暴露得淋漓尽致。

戈登听到李鸿章杀降的消息顿时勃然大怒，认为这是最无耻的背信弃义，而且自己还曾信誓旦旦为降将作保，于提着洋枪要找李鸿章算账。李鸿章闻讯赶忙躲了起来，以后几天戈登一直在提枪找李，而李则躲避不见。由于左找右找都找不到李鸿章，戈登只得忿忿然留下一份最后通牒，要求李鸿章下台，不然他就率“常胜军”进攻淮军，将所攻占的城池再交还太平军。然后，他就率“常胜军”返回昆山，同时给英国驻华公使布鲁斯（Bruce,Sir Frederick William Adolphus）写信，要求英国政府干预，迫使李鸿章下台。英国驻华陆军司令伯郎（Brown,Major-General）也从上海赶到昆山，与戈登商定“常胜军”由其节制，不再受李鸿章及中国政府调遣的问题，借此从中方夺回“常胜军”的控制权，同时对李鸿章大发雷霆，指其背信弃义，要李鸿章“备文认错，方有办法”。李鸿章则以这是中国内政，外国无权指责干涉，针锋相对回答说：“此中国军政，与外国无干，不能为汝认错。”伯郎只得“一怒而去”。上海的外国领事馆官员代表列强及所有外国侨民签署了一项严厉谴责李鸿章的决议，指其杀降是对人性的彻底背叛，并警告说此事很可能使列强不会再帮助清政府，并可能撤回帮清军打仗的洋兵洋将。

面对洋人的严厉指责，李鸿章毕竟有些慌乱，他在给朝廷的几次奏折中辩解说，如此杀降是因为叛变“诸王未理发，叛迹显然”，“挟制要求，不肯散其众，硬请保为总兵副将官职”，“降众多达二十万，难以安置”等理由。表示“臣思受降与受敌，必审其强弱轻重，能否驾驭在我”。其实，根本就没有“降酋”谋反的任何迹象，而仅仅是他担心难以控制，就采取了如此残酷的手段。他在稍早上奏的《克复苏州折》中就明言：“该酋等久在贼中为大头目，狼子野心，恐其难制”，所以要采取措施，“免致尾大不掉另生枝节”。“恐其难制”此四字是他杀降的真实动机，仅因其“恐”，数万人生命便化为乌有！在给曾国荃的信中，他扬扬得意地说，这次“擒杀伪王六、伪天将五，皆忠逆部下悍党，稍可自娱”。在给郭嵩焘的信中亦说这次“苏州、无锡苦战数月而得之，所以少惬意者，诱斩六伪王四天将，而解散忠党二十万之众”。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故意将戈登反对杀降的原因归结于自己先将“常胜军”调回昆山，未让其攻入苏州，戈登因此心怀不满，故意找碴儿，并强调“洋人性情反复，罔知事体”。他并向朝廷表示，此时的淮军已不是初抵上海时的初创之师，而“常胜军”“除炸炮外，攻剿不若我军”，所以对戈登的“屡称对仗”，他“亦不甚惧怯也”。最后，他以退为进，说如果因此破坏“中外和好”大局，“惟有请旨将臣严议治罪，以折服其心”。

这种血淋淋的无耻行为，却得到了朝廷的认可，认为“所办并无不合”，“甚为允协”！以“理学家”自诩的曾国藩竟也称赞这种背信弃义的行径，称“此间近事，惟李少荃在苏州杀降王八人最快人意”，“殊为眼明手辣”。

攻克苏州，戈登的“常胜军”立下了汗马功劳，朝廷论功行赏当然不能少了他这一份，即赏银一万两，稍加变通的仿照外国奖章的“头等功牌”。但没想到的是，由于发生了“杀降”事件，怒不可遏的戈登竟然公开表示拒绝接受朝廷的赏赐，并在给他赏赐银两的皇帝诏令背面写道：“由于攻占苏州后所发生的情况”，他“不能接受任何标志皇帝陛下赏赐的东西”。同时，他还拒收李鸿章先前应允犒赏的七万元洋银。拒受朝廷赏赐，这可是对朝廷的巨大羞辱，是对堂堂华夏“礼仪”的老大不敬。几个月攻下常州后，“常胜军”遣散，戈登准备回国，经过赫德的调解，戈登最后接受了朝廷赏赐他的名誉提督衔、几套华服、奖旗、奖章和最高荣誉的象征——黄马褂，但仍拒收赏银。

李鸿章确实没想到洋人对“杀降”会如此大动肝火，在他看来,这只是“稍可自娱”的小事。中国虽有“杀降不祥”之说，但现实政治、战争传统更加讲求的是“势”与“术”。因此，中国历史上不乏“杀降”之事：战国末期的长平之战中，秦将白起坑杀赵国降卒40万人，从根本上削弱了当时关东六国中最为强劲的对手赵国，也给其他关东诸国以极大的震慑。秦末群雄并起，项羽在入咸阳之前害怕秦将章邯部下投降过来的20万秦军谋反，在新安把这20万降卒全部活埋。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辛弃疾被任命为江西提点刑狱，节制诸军，镇压以赖文政为首的反政府茶商军。辛诱降成功，赖文政接受招安，但辛反将包括赖文政在内上门投降的全部茶商军头领押往江州（今九江）处死，其余800多人也全部在一天内被杀掉。有此传统,所以清廷和理学家曾国藩都不认为李鸿章的杀降有何不妥，反而赞赏有加。

不过，这一传统很快就要改变，此次李、戈严重冲突，即是传统即将改变的先兆。戈登坚决反对杀降说明这种价值观念在西方此时已较为普遍，因此，这种价值观念制度化的红十字会组织才可能成立。有意思的是，就是在李、戈为杀降激烈冲突的1863年，瑞士慈善家亨利·杜南(Henry Dunant)在这一年召开首倡创立红十字会的国际会议，第二年8月，正式成立了国际红十字会。瑞士、法国、比利时、荷兰、葡萄牙等十二国在日内瓦签订《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公约规定，军队医院和医务人员的中立地位，以及伤病军人不论国籍应受到接待和照顾等。上述公约曾于1906年和1929年进行过两次修订和补充，形成了《关于改善战时伤者病者待遇的日内瓦公约》和《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规定不仅不能“杀降”，而且不能“杀俘”，甚至不能“虐俘”。1904年3月，中国先后成立了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和上海万国红十字会；6月末，清政府命驻英使臣张德彝在瑞士日内瓦按照1864年所订《日内瓦红十字会公约》补签画押，以政府名义加入国际红十字协会，成为会员国，取得了正式创办红十字会的资格。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红十字协会直到1912年元月才被国际红十字会正式承认，但国际红十字会的精神和价值观念，在李、戈冲突40年后的1904年，已开始被民间和官方接受。在这几十年中，中国逐渐抛弃、改变了几千年的传统观念，接受了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念。曾国藩是中国“理学”大家，戈登只是英国一介武夫，而且是要钱不要命的雇佣军头目，却对“雇主”的杀降行为万难接受，故李、戈二人观念之别非个人品性之别，乃时代之别也。二人冲突固然也可视为中西观念冲突，但“地域性”的中、西冲突背后，其实是“时间性”的某些传统观念与现代观念的冲突，是“特殊性”与“普适性”的冲突。

今日世界，无论情势所迫有再多“杀俘”、“杀降”的理由，任何政权都已不敢公开“杀俘”、“杀降”，不敢公开为这种行为辩护。无论何国，只要“虐俘”消息传出，更不必说“杀俘”、“杀降”，便会遭到举世谴责。这说明，给战俘以人道待遇的价值观念，已成“公例”，成为人所公认的普适价值。

2010年第3期　我的一段回忆

编辑同志：

我读了贵刊2009年7月号上刘济生写的《文革时期的思想解放先驱》一文，其中第四部分有一段写道：“文化大革命”中的思想解放先驱究竟有多少，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1979年以后，群众出版社的编辑搜集了各地有关这方面的报告文学和通讯特写，到1981年，陆续出版了三本书，书名分别是《为真理而斗争的人们》、《党和人民的好儿女》、《划破夜幕的陨星》。这几本书列举的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个人崇拜的思想解放先驱人物有44人被处死刑杀害了，只有个别几个人幸免于难。各地公安部门还有一定数量的这样的“反革命”，没有人通过媒体表彰他们。所以说，究竟有多少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个人崇拜的思想解放先驱，就是个未知数了……

这段文字勾起了我40多年前的一段回忆——

我工作在东北边陲的一座煤城，这里的政治神经并不敏感，可就是在这里，于1968年7月2日，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在大街的醒目处，有人张贴蜡纸钢板油印的传单，贴传单者自称为“共产主义小组”。其内容是坚决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个人迷信，反对大学停办。并引经据典地说“文化大革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鼓动人们抵制这个运动。这在当时，不啻于晴空响了一个惊雷，弄得人们如临大敌，当时被定为“6872”重大反革命案件，限期破获。那时公检法已被砸烂，无产阶级专政是群众的专政，于是，就由造反派们负责地毯式的排查，各单位、机关、学校、街道都掀起了揭发检举高潮，人人都必须说明白，搞得人人自危，鸡犬不宁。还好，毛泽东思想又一次取得了伟大胜利，不几天案件就宣布告破。人们才如释重负地长吁一口气，敲锣打鼓地庆祝这一伟大胜利，并更加证明了阶级斗争没有熄灭，搞“文化大革命”十分必要。

原来，这个“共产主义小组”是由几个工人和几个学生组成，其主犯为马俊发、王成福（工人），成员有卢雪玲（马之妻）、吕守福、程佳生（66届高中毕业生）、马俊生（马俊发之弟）、闫胜官（矿工）、李国志、宋永安（中学生）等十多人。其中马俊发、程佳生、卢雪玲、吕守福等人贴完传单后自知罪责难逃，便从密山国境线越境逃往前苏联。据宣判时称，苏联还为他们提供了电台，让他们在电台上恶毒地攻击“文化大革命”，攻击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实属十恶不赦。后经我国外交途径交涉，苏联将马俊发、卢雪玲等递解回国，但留下了吕守福和程佳生。在国内的当然都一一抓捕归案。

全市召开了万人参加的宣判大会，马俊发、王成福、卢雪玲、闫胜官、李国志、宋永安等六人被判死刑（军管会首长宣判），当场枪决。卢雪玲时值预产期，即将分娩。宋永安只有十六岁。马俊生等人分别被判死缓、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不等。

时过一年左右，程佳生潜回国内，据说是受苏联派遣充当苏修特务，一入境便被抓获，当然死罪难逃，枪毙了事。至此，这个小组只有吕守福一人逍遥法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政策时，马俊生等人均被释放，并都安排了工作。死者平反与否，因未公布，不得而知。

还有余音需说明一下，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改革开放，到处招商引资，吕守福从俄罗斯回国探亲，据说是他在俄罗斯娶了一个俄罗斯女人为妻，并当上了一个皮革厂的厂长。回来时市政府曾设宴款待。昔日死囚犯，今日座上宾，因祸得福，让人嗟叹。

我写此信的目的是借贵刊一角，让那几个游魂的名字留下一点痕迹，也是对他们的一点安慰，他们是普通人，也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个人崇拜的思想解放先驱。此文如有不实之处，愿负全责。

黑龙江读者　任振邦

2010年第4期　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　郭道晖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1980年3月开始,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同志主持,有以胡乔木为首的20多位同志参与起草,写出“草案”后,于1980年10月先在党内四千高级干部中对决议草案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大讨论,又经40多位同志再审议,反复修改后,才于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

在四千人讨论时,我作为全国人大小组的秘书,负责整理本组讨论简报和其他有关工作,有机会旁听本组的讨论和阅读外组的简报,得悉讨论的一些情况,特别是党内高层老干部敞开思想、自由发言,对党史和毛泽东的功过的评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所谓四千人大讨论,据我纪录的1980年10月13日中央秘书局在怀仁堂召开的干部会(担任这次讨论会的各组秘书参加)报告,中央机关约1000人,地方、省军级干部3000人。中央机关又分成三大块: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国家机关(包括全国人大、高检、高法和国务院);军队(总政)。其中中直机关有256人,国家机关有446人,军队有373人,共分成35个组。其中,国家机关分了16个组。(据事后有关文章报道,实际参加的人数大约有5600多人,其中还有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1548名学员。)

我所在的国家机关第一组(即人大与政法口)有30人:有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些中共党员副委员长如谭震林、李井泉、许德珩、肖劲光以及阿沛·阿旺晋美,还有正副秘书长武新宇、郑季翘、邢亦民、张加洛、云北峰、赵伯平;法制委员会的委员有杨秀峰、高克林、刘复之、王汉斌、邹瑜、项淳一;高法的正副院长江华、王维纲、何兰阶、郑绍文、黄波、杨化南;高检的正副检察长黄火青、张苏、王甫、李士英、陈养山、关山复。小组召集人是武新宇、王维纲、张苏。此外,李洪林也参加了我们这个组,他不是作为秘书,而是作为参加起草小组的成员下到各组听意见。

一、对文革前17年的评价

这是有争议的第一个问题。原稿提出,在17年中,多数情况我们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大家对这个结论不完全同意。因为建国后虽然在某些方面的基本建设取得可观的成就,但政治方面不断地搞运动,出了很大偏差,整了几百上千万人。1957年,反右一下子整了55万,实际上远不止此数;1958年,搞“大跃进”,实际上是大饥荒,死了几千万人。原稿还回避了建国以来出现的路线错误。大家问:文革前17年有没有路线错误?有,那么主要是毛泽东的错误,还是草稿所笼统说的是“党的错误”?这个有争议。当时大家强调存在一条“左”倾路线,毛泽东就是“左”倾路线的总代表,不能回避,对此要有一个正确的评价。

多数人认为,草稿中许多评价是为毛泽东的错误辩护的,很多提法都是说“党”在这个问题上怎么错了。大家反问:怎么都是我们全党犯错误啊?主要还是毛泽东犯错误嘛!这是有区别的。我的印象中,会上强调毛泽东有错误的人多;也有的同志反思自己过去对毛主席有迷信,“总以为毛主席是对的,我自己跟不上而已,‘只憾驽顽跟不上,前途遥见太阳红’,对毛主席有一种宗教感情。”(张执一发言,见中直机关第2组第1期简报,简写“中直2—1”,下仿此)也有稳健持重的少数同志提出要从政治上、从全局上考虑,十七年和毛泽东思想不能一概否定,担心这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第三世界有不利影响。

后来经修改通过的正式决议并未完全遵循大多数与会者的意见,而主要决定于当时主持起草的胡乔木和中央领导人的意见。邓小平在决议起草过程中一连有九次讲话(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1—310页),一再指示:历史决议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1、298、299、301页)

二、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

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是争论中第二大问题。其中特别是毛泽东思想是否包括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思想?要不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争论也很大。因为党的八大已经不提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了。后来搞个人崇拜,重提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但晚年的毛泽东犯了大错误,那么“毛泽东思想”是不是也应当包括毛泽东的错误思想?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是不是要排除他的错误思想?哪些是错误思想,怎么看?按原稿的意思,毛泽东思想只包括正确思想,错误思想不属于毛泽东思想,这在逻辑上是不通的,很多人反对。

大家也不赞成把毛泽东的错误归结为全党的错误。因为起草人要为尊者讳,所以一到某个具体问题,原稿往往说“党”没有认识到。甚至还说,当时受国际修正主义的压力,害怕中国变修,所以毛泽东才搞文革。这是把自身的错误归咎于国外原因。

高法副院长王维纲同志认为,毛主席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消极作用估计过高,怕他们造反,这是一大病根。他在建国初期讲“人民民主专政”,还不一定是对民族资产阶级专政;而后来讲“无产阶级专政”就把矛头对着资产阶级,把知识分子也都归入资产阶级,甚至说党内也有资产阶级、走资派等等。其实,建国以来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参加政权只有名义,一直没有真正掌权,绝大多数人也并没有反对我们。他对资产阶级和阶级斗争估计过高,把革命的对象完全搞错了。才产生1957年的反右和十年文革。(见国家机关第一组第一号简报,简写为“国1—1”,下同)

团中央胡克实同志在发言中指出,决议草稿第60页13行说“毛泽东同志没有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决不能夸大说是马列主义新阶段”,这与草稿另一处说“毛泽东思想已形成科学的体系”是矛盾的。马列主义尚且没有讲什么“体系”,而毛泽东没有“全面发展”马列主义倒成了“体系”?如果有,也是不科学、甚至是反科学的体系,如“继续革命论”、“党内资产阶级论”等等。

张香山同志说,我们也可以写出一个《论毛泽东同志的左倾修正主义》小册子。这方面的材料要比列宁批伯恩斯坦的右倾修正主义的文章中的材料不知多多少倍。马列主义体系中的错误只是局部的,个别的,暂时的,或只是过时的,不是系统的,路线性的;是白玉瑕疵。而毛主席的错误太大、太多。很难把毛的错误思想排除在毛泽东思想之外。(国13—13)

李维汉同志在发言中列举了毛主席的片面性错误的十大方面:

1. 熟悉新民主主义,不熟悉科学社会主义;

2. 熟悉农民和地主,不熟悉产业工人和资本家;

3. 熟悉农业,不熟悉工业;

4. 不懂政治经济学,很晚才读经济学教科书,才研究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5. 不研究经济规律,主要是从政治看经济问题;

6. 对知识分子按世界观划阶级,主张“外行领导内行”,批“臭老九”;

7. 搞农民平均主义,1958年搞“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8. 在需要“外为中用”时,大批国际修正主义,把“自力更生”变成“闭关自守”;

9. 1964年提出四个现代化,1966年又开始搞四个大破坏;

10. 钻进线装书,搞他的“古为今用”。

他还指出,历史上毛未犯过右倾错误,主要是左倾片面性。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强调“矫枉必须过正”,“有土皆豪,无绅不劣”,把赤贫分子(流氓无产阶级、“痞子”)和贫农一起当革命先锋。到八七会议后搞农民起义,普遍发生这种“左”倾。在哲学思想上强调斗争的绝对性,否定合二而一,攻其一点,不计其余;“左”比右好,长期反右不反“左”。(反右扩大化不是他一人负责,我也是有责任的。反右斗争是个很复杂的过程。我向部里建议把这件事从头到尾做个总结。)他把文革与打倒蒋介石并列起来,值得深思。(中直5—30)

中调部副部长刘志汉说,我们跟着老人家奋斗28年,打倒了国民党,创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又跟着他干了27年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差一点让同一个敌人——国民党(指四人帮)给灭了。

会下,政法界一位老同志让我从哲学思想方法上论述一下“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错误思想”问题,写个材料。我根据我个人的理解,并参考讨论中一些发言的观点,草写了一篇《对“毛泽东思想‘不包括毛泽东的错误思想’”的质疑》,论据大致有以下几点:

1. 在思维方法上违反真理的相对性原理,把“毛泽东思想”变成了超越历史局限性和个人认识的局限性的绝对真理。

2. 不符合历史事实。毛泽东思想是客观存在的历史现象,不能只是正确思想,而不包括他的错误思想。何况文革中“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论”曾号称是毛泽东思想的顶峰、马列主义的新里程碑,是绝对正确的,而现今实践已证明它是极其错误和有害的。

3. 不符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原则,宣称毛泽东思想不包括其错误思想,就不可能用实践去不断检验其真理性;更妨碍人们辨别是非,导致迷信,将其错误当真理。而且可能引出新的“凡是”论:凡是某个领导人或党中央认定是毛泽东思想的,就都是正确的;或凡是我们现在认定是正确的,就都归入毛泽东思想。

4. 说毛泽东思想不只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因而就不包括毛的错误思想,那也意味着否认真理的实践标准,因为集体的思想也有历史局限性或认识的偏差,也可能集体犯错误。

5. 把党的其他领导人或全党的实践和智慧成果,都归到毛泽东个人思想名下,也不合情理,这等于说:毛泽东的错误思想不属于毛泽东思想(我的错误不是我的);别人的正确思想都归入毛泽东思想(你的正确倒是属于我的)!

6. 为了剔除毛的错误思想,而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加以区别,也难自圆其说。文革中毛每讲一句话都是“最高指示”,如何区分哪是毛泽东思想,哪句只是“毛泽东的思想”?!

三、对毛泽东个人功过的评议

关于对毛泽东个人的评价,也是这次会议的热点。据本组和其他组的简报所载发言,虽然大都对毛泽东在民主革命中的巨大功绩无大分歧,但对他在建国后掌权以来的历史实践,则殊多非议,有的还十分尖锐。

讨论中涉及建国以来的许多事件,都与毛个人的决策及其为人、行事的思想作风相关。

李颉伯同志说,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动机不是为了反修防修,而是以整人开始,以整人告终,排斥他所不放心的人。这场浩劫实际上在1956年11月一次中央会议上就种下了根。这次会上,周总理讲话,肯定近年工作冒了;陈云、富春、先念都讲了类似的话。在这之前少奇还组织人写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人民日报社论。会上毛主席没有吭声。后来乘反右斗争胜利和自莫斯科参加第一次会议归来,他很得意,1958年1月,他召开了南宁会议,在会上就发作了,说你们1956年反冒进,就是反对我。你周恩来同志说了什么,陈云、富春、先念同志说了什么,少奇写了社论,你们把自己抛到了右派的边缘。谁晓得我身边有没有睡着赫鲁晓夫?将来有一天他作秘密报告……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有些人就把矛头指向这些同志。黄敬同志在散会后就得了精神病,后来得脑血栓去世了。

房维中同志在一次插话中提到,1958年富春主持计委工作,经过算账,认为达不到预定钢铁翻番的指标,报告中说了些含糊话。毛很不满,批评富春是“灵台如花岗之岩,笔下若悬冰之冻。”(国4—18)薄一波同志发言中也谈到这个会上毛主席批评刘、周等人说:“你们反冒进,我要反反冒进!”会议气氛非常紧张。毛主席拿出柯庆施写的一篇《乘风破浪,力争上游》的文章,问周总理:“总理,你看过没有?你能写出来吗?”总理说:“看过了,我写不出来。”(国8—27)

李颉伯说,1959年上海会议,毛主席又批评刘、周、朱、彭(德怀),说我是主席,是统帅;副统帅就是总书记——实际上包含了要把刘少奇同志作为接班人撤下来的意思。1959年的反右倾以后的历次党内斗争,就都是通向文革了。(国5—21)

团中央书记胡克实同志谈到文革前他两次亲耳听到毛主席讲话,一次说要“钓鱼”,即搞“阳谋”;一次说要搞“剥笋政策”,在党内一层层剥掉(异己分子)。他说:“当时我听了很吃惊。无产阶级领袖怎么用这种语言呢!主席后来的思想走上唯意志论,认为个人意志可以创造一切,可改变客观经济规律,改变党和国家的根本大法,甚至改变历史发展的趋势,走上追求绝对权势和个人意志的王国、唯我主义的道路。毛主席实际上是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决议草稿上没有“机会主义”四字)。……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变成机会主义者、专制主义者,必然性是什么?只有触及本质问题,才能解释。不能用(草稿中的)骄傲情绪、主观上要反修防修来概括,否则群众不满意,我们这些正统派也不诚服。”

胡克实还说,毛主席出尔反尔的事情很多。如1953年团中央起草团章,上面有“用毛泽东思想教育青年”一语,毛亲笔勾掉,还嘱咐我们不要再这样写;可是在文革中却把这事说成是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我们挨斗,过不了关,他却不出来吭声。又如1959年庐山会议,本来要批左,却变成批右。1962年七千人大会,他大讲民主;没几个月,在十中全会上大批翻案风。三年困难时期,中央决定下马,主席并未反对;但情况刚好转,他又大批下马风。文革派工作组是主席批准的,后来却说是刘少奇的资产阶级路线。1972年刚批林,又批“右倾回潮”。他批别人(对他)搞突然袭击,他自己就搞。刚批了几天四人帮,转过来马上批邓。……他这一张一弛,把全党搞得不知所措了。

夏衍发言中对毛主席在民主革命中是否“有功无过”提出质疑。他主要根据自己的亲身见闻,说毛主席有时判断和决策失误,却常诿过予人。譬如1945年8月13—16日,毛主席本是向蒋介石连续发出三封措词强硬的电报和文章,但斯大林派特使来延安发指示后,毛主席立即改变态度,于8月25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三大口号,即“和平民主新阶段”。重庆谈判签订双十协定时,他当众高呼“蒋介石万岁!”使在场的民主党派的头头们大吃一惊。章士钊才忙向毛主席递交了那张“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纸条。——在对敌斗争中兵不厌诈,用权术麻痹一下敌人未尝不可;但后来毛主席却把搞“和平民主新阶段”、“想到国民政府去当大官”等等罪名推到刘少奇身上,未免太不光明正大了。又如在党的七大报告中讲中国资本主义不是太多,而是太少。1949年我(夏衍)和许涤新等从香港到北京,为接管上海,向毛主席请示,毛又一再讲要让上海的资本主义有一段发展的时期,还讲一定要把荣毅仁、刘鸿生留下来,因为他们比我们懂得管工厂。少奇同志也讲了同样的话,声明是中央的决策。可是到1951年,毛主席就讲过渡时期要消灭资产阶级,让资本主义断子绝孙。这也就是“兴无灭资”的祖本。后来还批判刘少奇讲“剥削有功”和“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国12—14)(关于毛主席在民主革命中的功过,谭震林同志很激动地谈到在苏区搞“富田事变”反AB团杀了部队里许多革命同志的教训,详见郭道晖:《毛泽东发动整风反右的初衷》,载《炎黄春秋》2009年第2期,此处不赘)

王光美同志发言中说,四清时我写的“桃园经验”,主席看过,很欣赏,还推荐给江青和身边工作人员看。他在少奇当选国家主席那天,召开中央扩大会议,批少奇把四清搞“左”了,几天后他提出更“左”的口号。这次会前,小平同志出于好意说,你身体不好,可不必参加。但主席参加了。另一次会上他讲四清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时,少奇插话说,是各种矛盾交叉一起,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为好。第二天,毛主席大发脾气,说“一个不叫我开会,一个不叫我说话!”谈到高饶事件,王说,事前毛主席约少奇谈话,要求反周。少奇不同意,说反周对党不利,周有很大功绩,在国内外有很大威望,绝不能反;并自己承担责任。后来高岗就反周、刘,毛默许。有的同志还以为毛主席支持高岗,他们才跟高岗。

夏衍概括毛主席的错误,是16个字:“拒谏爱谄,多疑善变,言而无信,绵里藏针。”他说1957年反右时,就有人指出,毛主席怕的不是章罗联盟,而是怕党内出赫鲁晓夫。1958年毛主席才65岁,就有“老年性多疑症”。(国12—14)

李锐同志在会上着重回忆了1959年庐山会议的全过程(从略),其中谈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期间,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同他私下议论毛,谈得最多的是主席任性,有些想法变化太快,易生反复,今天(你)跟上去了,明天就挨批。还喜欢别人写检讨,有时为达到某一目的,甚至不择手段。反右前,为鼓励鸣放,当时批评了来自党内的阻力。在批发一文件(或同民主人士谈话)时举了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田家英的例子。田(对李锐)说:“没有这回事,我根本没有反对过鸣放。这是不顾事实,借题发挥。这种例子不是个别的。”李锐还说,在庐山,毛泽东7月11日找他和周小舟、周惠三人谈话,还较融洽,承认1958年有些事他有责任,如提倡敢想敢干,也有的是胡思乱想,引起唯心主义,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和各部门;否则人们会像蒋干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谈到他“自己常是自己的对立面,上半夜和下半夜互相打架”。似乎有自省之意。可没过几天他就大反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国10—14)1957年由鼓励鸣放突然转到反右,何尝是早有“引蛇出洞”的预计和谋划,不也正是这种翻云覆雨、任性生变的“权变”谋略吗?

农机部的宋敏之同志说,毛主席是伟大的革命家,但不是伟大的、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者。他是“封建主义打底,马列主义罩面”。张爱萍同志说,王明是言必称希腊;毛主席是言必称秦始皇。孙冶方同志说,毛主席熟读的不是马列著作,而是二十四史。线装书看得太多,把封建社会帝王将相的权谋用到党内斗争上来了。(国14—3)朱德同志的秘书陈友群同志长篇发言中谈了毛早年的思想作风问题,主要是他同朱总司令不和的过程,“起初在士兵中朱比毛的威望高,毛有嫉妒心,是二人不和原因之一。”陈友群还谈及,1950年中宣部起初拟订的五一口号中,最后两条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在后面亲自加上“毛主席万岁!”1956年我曾听到田家英讲,主席有一次说“现在喊万岁,谁知百年后如何?”1959年庐山会议,起初朱老总认为彭德怀意见是善意,还为此做了一首诗:“此地召开团结会,交心献胆实空前。”并对公社食堂问题提了不少意见。后来毛批彭总时,政治局会上不等朱老总讲完,就批评朱是“隔靴抓痒”,批不到要害。回北京后又组织高干批朱总,迫他写检讨,一直发到县团级。从此以后,实际上剥夺了朱总的工作权利。(中直2—15)

副委员长许德珩同志说,梁启超早年是维新派,后来成了保皇派,晚年又反袁世凯称帝,写了篇《异哉帝制》,声称“不惜以今日之我,向昨日之我宣战”,即否定其当保皇派的过去。毛主席晚年也是“以今日之我同昨日之我宣战!”可是他却是以今日之错误否定昨日之正确。(国1—1)

铁道部的慕纯农同志说,毛主席发动文革不是为了反修防修,而是有预谋有意识整人,以整人开始,以整人告终。周总理是累死的,气死的,整死的。过去有的封建帝王整人总还留下几个忠良。而跟随毛主席干革命的一批忠良都给整掉了,晚年他真正成了孤家寡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到临终的时候没有一个战友在面前,孤零零地死在深宫里,这是莫大的悲剧。他不需要任何人,任何人最后也认识到不需要他了。

方毅同志说,他兄弟毛泽覃(在苏区时)曾同他争论,他拿起鸡毛掸子要打他。毛泽覃反抗说,共产党又不是“毛家祠堂”!历史上最大的暴君要数他。连朱元璋也不如他。《明史》写朱元璋只是“圣德有亏”。

四、关于修改决议草稿的建议

最后,决议起草主持人要求各个组分头起草一个决议稿子,大家都不赞同,认为撇开那个草案,自己另写一个,我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那个水平。我们第一小组建议就在草案上批注意见,或者原则性地提几个方面。决定由本小组推选的“决议草稿修改小组”归纳全组统一的意见,让我代整理了个“批注意见”草稿,由邹瑜同志审定后在小组会上汇报,大家认可。报告要点如下:

第一点,建议把解放以后的历史分成四个阶段:文革以前一段,文革中一段,华国锋时期一段,改革开放一段。这四个阶段都必须贯穿两条路线的斗争,要反映党内健康力量与正确路线对错误路线的抵制和斗争。批注意见稿对各时期错误路线的表现和实质,作了不同于决议草稿的评点。譬如,对草稿第15页的“批注”认为,对八大二次会议应作批判性的评价,正是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同志开始背离了八大第一次会议的路线,他在会上的五次讲话是左倾路线的突出表现。

又如原稿第20页,对反右斗争的恶果,过于轻描淡写。不能只说是“使民主化进程受到挫折”,而是压制人民民主,败坏党的作风,失信于民的开端(要批判“引蛇出洞”的极其错误做法),是党由正确路线引上错误路线、国家由兴旺发达转入多灾多难的转折点。

再如原稿对所谓“二月逆流”的意义评价不够(谭震林同志对此特别有意见),只是为之“平反”而已;应当强调路线斗争的意义。建议加上:“他们为维护中国革命的成果,捍卫党的事业挺身而出,体现了党内的正气,反映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意志,是文化大革命中党内健康力量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和林-江反革命集团的一次大搏斗。”(另一处原稿说毛对江青一伙过于“信任”,要求改为“重用与纵容”)。

第二点,总结31年,包括文革的经验教训,要澄清一些重大的理论是非: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阶级斗争为纲的问题,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这些基本理论问题上的大是大非,要加以澄清。

第三点,要写出人民群众的历史,而不是帝王将相的历史。历史的总结,不要只是围着毛泽东一个人转。

第四点,要解放思想,要摆脱一些人为的思想障碍。要明确毛泽东思想到底包不包括毛泽东的错误思想?或者把毛泽东的错误思想说成不属于毛泽东思想,这个对不对?再则决议草稿为把毛主席同林彪、四人帮区别开来,而说什么存在的路线一条是“极左”(林、四),一条只是“左倾”(毛)。这太勉强。再如把明明是毛泽东个人的错误写成是全党的错误等等。认为原稿讲第二阶段“我们党在大部分时间执行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这一估计本身是错误的。原稿以这种错误估计来写这段历史,不能不处处文过饰非,为毛主席的错误路线及其造成的灾难后果开脱。大家认为毛泽东这阶段的主要错误在:1.以阶级斗争为纲;2.左倾空想的社会主义。大家认为这段历史必须重写。

余论

我认为,应该把这次四千干部讨论党的若干历史决议草稿看做是文革后的第三次思想解放。第一次是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第二次是理论务虚会,第三次就是这个讨论会。如果说理论务虚会是理论界的思想解放,那么,这次讨论会就可以说是党内高层干部的一次思想解放,也体现了党内初步摆脱毛泽东“一人说了算”的思想独断控制,享有了前所未有的一次党内民主与言论自由。过去老干部们许多话都是不敢说的,甚至是不敢听的,这次畅所欲言,想讲什么就讲什么,都说了出来。

据简报所载,参与这次会的老干部普遍反映,这是一次畅所欲言的、思想解放的民主讨论会。中直机关一位70岁的老同志陶白说:“我入党以来,真正解放思想,这还是第一次。会上我们敢于比较深刻地批评我们党的领袖,也就是说,敢于摸老虎屁股,这是前所未有的,至少像我这样的人是没有的。这次所以敢于比较深刻地批评已故的和还健在的党主席,不是过去没有觉悟,没有看法,而是不敢讲。这不是偶发的,是酝酿已久的思想大解放。”中央党校的宋振庭同志也说:“我1937年入党以来,只有这次享受了党内真正民主生活。思想解放了,直接批评了两个‘上帝’,把多年不敢讲的讲了,是一次最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应当说,时在1980年,由于老干部刚从文革的恶梦中苏醒过来,创伤未愈,记忆犹新,所谈的内容都很真切。他们都是亲历其境,亲受其害,建国以来各次运动对党和国家、人民以及对自己的损害,有切肤之痛。有的言辞虽不免尖锐,或带有情绪,但都是经过理性的思考的(事前大都亲自撰写了发言稿,前引所有简报上发表的发言也都是经过发言者本人修改审定的)。他们在文革时期关在牛棚或监狱中就进行过深沉的反思。如彭真同志就曾对我们说过,他坐过6年国民党的牢;没有想到解放后,文革中,他竟又坐了9年半的牢。一个坚贞的革命党人坐敌人的监牢不足为怪;为什么革命成功后反而坐自己党的牢了呢?这不能不引起他,以及许多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关进监狱的老革命的沉痛反思。他说,他坐牢的时候就一直思考着这个“为什么”。终于恍然大悟:这是对过去党轻视民主、破坏法制的惩罚,否定民主和法制也就否定了自己!

但是,遗憾的是,这次讨论中多数人意见并没有被后来正式通过的决议所采纳。因为那时候对毛泽东的评价,还没有达到现在认识的高度,主要的考虑还是囿于传统的思维,为尊者讳,担心给党“抹黑”。这次大讨论虽然过程中发扬了民主(所谓“让人讲话”),在结果上却不是按民主原则“集中到多数人意见”,而是“集中正确意见”;而“正确”则只是根据领导和主持起草的少数人的判断作出决定。就参与讨论的大多数干部而言,他们的个人发言容或欠周全,却不能说是“唯心”的,而是尊重历史事实的唯物主义,总体上也是为党和国家深谋远虑的。但他们确是“违心”地接受了最后通过的正式决议。

(作者现任北京大学宪法行政法导师组成员,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

(责任编辑杨继绳)

2010年第4期　劳动教养和反右派斗争　尹曙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从1951年到1953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逮捕了200多万犯罪嫌疑人,其中被判死刑的有70多万,判管制、戴反革命帽子交群众监督改造的30多万,判有期、无期徒刑的120多万,还有30多万,罪行轻微不够判刑,又不愿意放,或由于时间短一时查不清问题,继续关押在看守所、拘留所。紧接着,1955年至1957年,在全国党、政、军、群、企事业单位开展了内部肃反运动,又有几十万人走进了拘留所、看守所,其中多数人只是由于历史问题而被关起来的,没有现行破坏活动,很难判刑。如在肃反高潮中,肃出了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就涉及2100余人,其中逮捕92人,隔离审查62人,停职反省73人,其他人多数进了看守所、拘留所,长期关押不放。怎么处置这些关在看守所、拘留所里的不能判刑、不够判刑、又不愿意放的人,成了一个大难题。1955年8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这个内部肃反文件时,就预料到对人的处理问题必须要有一个解决的办法,所以“指示”明确规定:“对这次运动中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除判处死刑和罪状较轻、坦白彻底或因立功而继续留用以外,分两种办法处理。一种办法,是判刑后劳动改造。另一种办法,是不够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用于继续留用,放到社会上又增加失业的,则进行劳动教养,就是虽不判刑,虽不完全失去自由,但亦应集中起来,替国家做工,由国家发给一定的工资。”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台的第一份有关劳动教养的内部红头文件。从此,“劳动教养”这个名词在中国也就诞生了。接着,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各省、市立即筹办劳动教养机构的指示》,于是,劳动教养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办起来了。

“指示”明确规定劳动教养的对象是在内部肃反中肃出来的不够判刑,又不能留用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什么人是反革命分子?什么人是坏分子?中共中央十人小组(中央成立的专门领导肃反运动的组织。10个人是:陆定一、罗瑞卿、刘澜涛、周扬、肖华、钱瑛、梁国斌、高克林、李楚离、杨奇清。领导小组办公室即办事机构设在公安部),在1956年3月10日发出《关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解释及处理的政策界限的暂行规定》,该“规定”把特务、土匪、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和敌伪军、政、警、宪人员中的一些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托匪分子、汉奸、现行反革命破坏分子,界定为反革命分子。对坏分子的解释是:“政治骗子,叛变投敌分子,流氓分子,品质极端恶劣的蜕化变质分子。”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提出坏分子的罪名。它界定的坏分子罪名除“叛变投敌分子”比较好理解外,其它三项很难界定、很难掌握(在刑法条文中没有坏分子罪),为以后政治运动中随便给人戴上坏分子帽子,提供了政策依据。

坏分子就是坏分子,为什么要加上“其他”这个限制词?上述“暂行规定”中有这样一句话:“一切反革命分子都是坏分子。”原来如此。所谓“其他坏分子”,就是指除反革命分子这个坏分子以外的那四种人。难怪中国老百姓把那些进了看守所、拘留所的人统统称为“坏蛋”,还是有根据的。

内部肃反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相比,肃出来的反革命相对较少,而且大多数人没有反革命现行破坏活动,只是历史上有些“污点”而已,不能逮捕判刑,只能送去劳动教养。到了1957年夏季的反右派斗争,全国又有55万多人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对这些只动口、动笔,没有现行破坏活动的人怎么办、怎么处理?成了当政者不得不思考的问题。经过中央政法领导小组提议,报经毛泽东批准,劳动教养成了处置右派的主要办法。可是劳动教养是内部红头文件规定的,还必须使之合法化。于是,由中共中央授意,1957年8月1日,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78次会议批准,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第一次以行政法规的形式,确立了劳动教养制度。

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规定的劳教对象,同中共中央《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中只对不够判刑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进行劳动教养相比,劳动教养对象的适用范围一下子扩大了,扩大得无边无际,为以后的“大跃进”运动中全民大办劳教开了录灯,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1957年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规定:

一、对下列几种人应当加以收容实行劳动教养:

(1)不务正业,有流氓行为或者有不追究刑事责任的盗窃、诈骗等行为,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的;

(2)罪行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受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

(3)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内,有劳动力,但长期拒绝劳动或者破坏纪律、妨害公共秩序,受到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

(4)不服从工作的分配和就业转业的安置,或者不接受从事劳动生产的劝导,不断地无理取闹、妨害公务,屡教不改的。

这四条规定的劳教对象的范围太宽、太广,可以把任何一个有点缺点、错误的人送去劳动教养。

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是在反右派运动高潮中出台的,这下子派上了用场,大批右派分子被送往劳改、劳教场所,进行劳动教养改造。全国55万右派分子中,有多少人被劳动教养?大约是45至50万人。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被判刑劳改的是少数,继续留单位的也是少数,绝大多数是被送去劳动教养。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这本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全国55万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相当多数被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有些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

“相当多数”是多少?以安徽省为例,就可以说明问题。在反右派运动中,安徽省一共有31479人被打成右派分子,除987人外,都送到劳改、劳教场所劳动教养。因为当时专门的劳教场所少,绝大多数人是被送往劳改农场、工厂,和已经判刑的犯人关在一起,被管教干部统称为“三类人员”(劳改犯、劳教分子、刑满就业人员)。

被劳动教养人员没有触犯刑事法律,受到的是行政处罚,可是在实际对待上,同判了刑的罪犯,没有多少区别。

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被逮捕判刑和批准劳动教养的人员大量增加,看守所、拘留所、监狱,人满为患,于是在大西北地区广建劳改、劳教场所,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福建等沿海省市劳改犯人、劳教人员被送往西北各省。以青海省为例,3年内先后有20多万犯人和2.5万名劳教人员从全国各地送来,被安置在58个劳改、劳教场(厂)。塘格木劳改农场,先后送来600名劳教分子,其中455人是因右派问题被劳教的。把他们和已决犯人混合编组,同吃、同住、同劳动。

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没有规定劳教人员的劳教期限(1979年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规定》,才规定劳教期限一至三年,必要时可延长一年),劳教人员等于被判了无期徒刑。可是,对这么多劳教人员总得有个处理办法,于是每年由中央下达对劳教人员解除劳教比例,使劳教人员有个盼头,不至于绝望、走绝路。但是中央每年下达的解除劳教比例很小,下面又不认真执行,被解除劳动教养的人很少。1959年,中央给全国下达劳教人员解除劳教比例为3%,而青海省只给45人解除劳教,占劳教人员总数0.2%;1960年中央下达劳教人员解除劳教比例为5%,而青海只解除805名,占2.37%。而被解除劳教的人,在中央提出的所谓“多留少放”政策指导下,能够回家、回原单位的人极少。所以有人说解除劳教留场(厂)就业,是第二次劳教。所以很多1957年被划为右派送去劳动教养的人,20多年后才随着所谓“纠正”错戴右派分子帽子才被解除劳教。

青海省地处高寒地区,严重缺氧,加上饥饿,还要进行重体力劳动,大批劳教人员被饿死、冻死、虐待致死。3年中死亡劳教人员4159人,占劳教人员数的26.5%,其中3000多人是右派分子,他们没有能活到被“改正”的那一天。

在送往青海的2万多名劳教人员中,有5000多人是女劳教人员;在死亡的4000多人中,有1000多是女劳教人员。没有死亡的女劳教人员所受到的屈辱、苦难,常人是难以想象的。一些幸存者不愿意去回忆那一段非人的生活。因为那太恐怖、太没有人道,回忆起来无异于在未愈合的伤口上撒盐。笔者在这里介绍一位女劳教幸存者的情况,并以此纪念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被残酷迫害致死30周年的原青海省委书记、省长王昭同志。

1971年8月13日,笔者在青海省公检法机关军管会秘书组接待一位30多岁的女人,她自称是王昭的侄女,是来领王昭骨灰的。我很诧异。王昭1967年被捕入狱,1970年2月12日被残酷迫害致死。公检法机关军管会严格保密,不对外宣布,遗体火化时对殡仪馆谎称是在西宁市东关大街上发现的无名尸体。向中央报告说王昭是因病经抢救无效而死亡。除了公检法机关军管会少数领导知道真实情况外,别人是不知道的。笔者在军管会秘书组当秘书,对王昭被迫害致死情况一清二楚,也知道王昭根本没有家居江南的一位侄女。几经盘问,她终于说出事实真相。而我对她说的她的不幸遭遇也就一清二楚。是王昭救她于水火之中,使她幸存下来。她来领王昭骨灰,是为了报答他的救命之恩。

恕我不能说出她的真实姓名和确切住址(她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子女都很出众),就叫她张秀吧。1956年她从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一所小学当语文教员。由于她长得很漂亮,追求她的人很多,其中包括公社管文教的副主任。她不喜欢这位副主任。而副主任则穷追不舍。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她不得不表示自己已经有了心上人,希望他今后不要再纠缠她。这位副主任怀恨在心,寻机报复。机会终于来了。他以检查教学为名,到学校检查学生作业。在检查一位六年级学生的作文时,看到这位同学在参观公社丰产田写的作文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们公社粮食大丰收,收那么多粮食,吃不完,怎么办呢?”张秀作为语文老师,在这句话后面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并在上课时对学生说,你们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那些吹牛皮的话,我们国家现在不是粮食多,而是少,不然为什么要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呢?这位公社副主任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如获至宝,说张秀思想反动,竟敢怀疑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的话,煽动学生反对“大跃进”。张秀感到莫名其妙。原来这位学生在作文上写的那句话,是从《人民日报》上学来的。1958年8月4日,毛泽东到河北省徐水县视察时,县委书记张国忠汇报说,该县秋收要收11亿斤粮食。毛泽东说:“秋收要收11亿斤呀!你们全县31万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1958年8月1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这条消息。这位学生看了报纸报道,把毛泽东说的最后这句话,改动一下,变成自己的问话。而张秀老师就没有看过这篇报道,不知道毛泽东说过这样的话,否则她也不敢在这句话后面打问号,在课堂上说那样的话。这位公社副主任将张秀打成右派坏分子,以不适合做人民教师为由,决定送她劳动教养(在“大跃进”运动中,劳动教养遍地开花,机关、工厂、公社、生产大队都可以自办劳动教养。经过正规手续批准的劳教人员近百万,没经过批准的有几百万)。她被送到青海省西宁市劳动教养。由于她长得漂亮,先后被几个品质恶劣的管教干部强行奸污。为此她两次自杀未遂。1961年,王昭由公安部副部长调任青海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大刀阔斧地纠正原青海省委的左倾路线错误,大规模地平反冤假错案,整顿政法部门,撤换公、检、法部门不称职和违法乱纪的领导,并派工作组到劳改、劳教单位进行内部整风。工作组将张秀被几名管教干部强行奸污的情况发了简报,提出的处理意见是,管教干部要处理,张秀也要处理,说她和管教干部发生性行为,是拉拢腐蚀干部的流氓行为。王昭不同意工作组的意见,在政法干部大会上说:“要处分就只能处分那些和她发生过性关系的管教干部,而不能处分她。因为她的命运掌握在他们手里,她不干行吗?她为什么几次自杀?还不是忍受不了折磨?!”

王昭说的话,救了她的命。不久她被解除劳动教养,回到江南老家,1962年,经过申诉,纠正了给她戴右派分子帽子的错误。她重新当上小学教师。

“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王昭首当其冲。那些过去被王昭整肃、受到过处理的地方和军队领导干部,把他到青海纠正左倾路线错误、平反冤假错案说成是复辟资本主义、为牛鬼蛇神张魂,向反对王昭的群众组织提供打倒王昭的“炮弹”。王昭被残酷批斗,非法拘禁,摔断了胳膊。他的警卫员冒着极大的风险,在一个夜晚,乘看押他的造反派熟睡之机,将他救出来,秘密送到洛阳治病。就在他治病期间,青海省两大造反派组织,不断掀起武斗。为了控制《青海日报》,双方展开激烈争夺。这时,军队也分成两派,省军区副司令赵永夫夺了司令刘贤权的权,控制了驻军部队,下令驻守在报社的“八一八”造反派撤出报社。“八一八”造反派不干,1967年2月23日军队开枪冲进报社,当场打死179人,几天内逮捕近万人。这就是轰动一时的青海省“二·二三事件”。1967年3月2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发出《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把“二·二三”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但是,同时也颠倒黑白地把王昭定为幕后黑手。王昭不服,不听好心人劝阻,执意从洛阳到北京申诉,结果被造反派揪斗。周恩来在接见青海“八一八”造反派组织头头时,要他们在保证王昭人身安全条件下,准许将他押回青海。不久经中央批准被逮捕。张秀通过报纸、电台广播,知道王昭被捕,以后又打听到被迫害致死。为了感恩,她要领走王昭骨灰加以保存,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但是我知道,这是万万不能的。我非常严肃地告诉她,你不要再跟任何人提这件事,否则后果很严重,你赶快回去!她接受了我的劝告,泪眼婆娑地离开军管会。

“四人帮”垮台后,王昭冤案得到平反昭雪。其家属从殡仪馆苦苦寻求,才找到骨灰。骨灰运到北京时,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亲自到北京火车站迎接,并送到八宝山公墓一室安葬。

“劳动教养”这一行政法规已经存在50多年。在法学界、理论界对这一法规的合法性一直质疑不断。尽管现在的劳动教养比较规范,但是劳动教养制度同1954年颁布并作过4次较大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关公民权利和义务的条款相抵触。我坚信,随着我们国家民主与法制的进一步健全,总有一天违反宪法的劳动教养制度一定会寿终正寝。

(作者为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

(责任编辑杨继绳)

2010年第4期　我亲历的批判心理学运动　任仁眉

批判心理学资产阶级方向的运动,是从北京师范大学发起的,那是1958年的夏天。开始我们单位的老师和同学一起到北师大去开批判会,会议在大礼堂开,可能是全市性的,规模不小,参加的人很多;会议气氛凝重而严肃,在批判发言的过程中,时常有人领着喊口号,此起彼伏的,以增加批判的效果;大家的心情紧张而忐忑,好像心理学是什么罪大恶极的地主老财或不法资本家,有同仇敌忾批倒批臭的气概。批判大会过后,回到单位又开各种层次的批判会,有老师和同学在一起开的批判会,也有老师和同学们各自开的批判会等等,总之,那个暑假的生活内容,全部是批判心理学资产阶级方向。等到这年秋季开学,我们单位全体老师和同学,就到农村开门办学,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去了。

我作为一名普通的非党员教师,对发起这次运动的政治背景不清楚,更不了解有那些隐秘的玄机,但我估计在这次批判心理学的运动中,想要批判的基本要点,以及要达到什么目的,一定是有指导的,否则还怎么开批判会。而我所知道的情形,只是在我所参加的各种批判会中公开发言的内容。当时批判心理学的根据就是阶级分析理论,所有发言都是围绕着阶级分析这个观点。批判的内容主要是两个方面,其一,人类是否有共同的心理规律。心理学认为,人类有共同的心理规律。因为人类本身就是从大自然中发生发展演化的结果,从低等动物开始,经过亿万年艰辛地与生存环境的搏斗,造就人类成为自然界中最具智慧的生物,这些智慧体现在人类共同的心理规律中。心理学研究的对象就是包括感觉、知觉、注意、记忆、思维、情感和意志等各种心理过程的一般规律。例如,心理学研究人(包括动物)是如何感知客观世界的,记忆过程有哪些步骤,以及思维过程是如何进行的等等认知方面的问题。批判者则认为,人类没有共同的心理规律。因为人都是以阶级划分的,只有阶级的人,没有抽象的人;再者,人类的心理活动不可能只有单独的心理过程存在,而必须与心理内容相结合才行,因此人类的一切心理活动都是有阶级性的,都打上了阶级烙印;心理学只研究人类心理过程的共同规律,不研究与之相应的心理活动的内容,这就是宣扬抽象的人,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反对阶级分析理论。其二,人类心理活动是否有生物学基础。心理学认为,心理是脑的机能,大脑的活动直接影响心理的活动,人类的心理过程是受到生物的和生理的规律制约的,因此研究脑和心理的关系,是心理学义不容辞的方向。批判者却不认同这个观点,他们认为人是阶级的人,人的心理活动只能受社会的阶级地位制约,不能受生物规律制约;宣扬心理是脑的机能的观点,就是心理学中的生物化倾向,违背阶级分析观点。总之,以阶级分析理论为纲,批判心理学中的资产阶级人性论观点和生物化倾向是这次批判运动的核心内容。

在批判的过程中,有人认为,要把阶级分析理论贯彻到心理的全部过程中是有困难的,难以理解;如果让低级的心理过程如感觉、知觉、注意和记忆等不受阶级性制约,有共同规律,只让高级的心理过程如思维、情感和意志等,受阶级性的制约,就比较容易接受了。这是当时在接受批判以后的群众中,比较普遍的退一步想法。如果按照这个想法定调,那末,心理学还是有一半可以保留的,至少教科书上关于低级心理过程的那些部分还是正确的科学的。然而,当时的批判指导者,并不希望这样的结果,他们是想把心理学彻底批倒批臭,扫地出门的,因此上面提到的看法遭到了迎头痛击。有人在批判会上高声说道,阶级分析的理论,对心理活动是贯彻始终的,不分什么低级或高级,高级心理过程受阶级性制约,低级心理过程也一样,感觉过程也是受阶级性制约的嘛。例如,资产阶级闻着香水是香的,因为他们觉得这很美,而无产阶级则闻着香水是臭的,因为他们觉得抹香水很丑恶;资产阶级闻着大粪是臭的,因为他们觉得很脏,而无产阶级闻着大粪是香的,因为大粪可以肥田,这就是阶级不同的人,感觉就不同嘛;心理活动怎么会只有过程,没有内容呢,把内容一说,阶级性就很明显了嘛;心理学只研究过程不谈内容,是极其错误的,就是想要宣扬抽象的人,宣扬反动的资产阶级人性论。经过这番劈头盖脸,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批判,不同的看法只好销声匿迹。我们知道,感觉过程是心理活动最初级的过程,就是人们的视听嗅味触,这些都被率领在阶级分析理论的麾下,心理学就毫无藏身之处了。

另外,在批判心理学生物化倾向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同的想法。有人认为,如果说心理活动都受制于社会性和阶级性,与生理机制和大脑活动无关,那么,在神经科病房中,那些由于神经系统受到损伤,而丧失相应的心理机能的病人,如何解释呢?批判者说,很好解释,这些病人不是因为大脑受损伤而丧失相应的心理机能,而是因为他们的阶级立场不正确,所以才丧失心理机能,麦贤德(当时报纸上宣传的战斗英雄)就是例子。他是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当他与敌人战斗时,他的大脑被严重损伤后,心理机能并没有丧失,而是能继续指挥战斗,不下火线。拿出战斗英雄的事例作为批判的依据,是很有效的招术,因为当时谁也不敢拿战斗英雄说事,从此,心理是脑的机能这个定义,也没人敢再提了。

要批判心理学的生物化倾向,巴甫洛夫学说是一定要涉及的。因为院系调整后,巴甫洛夫学说是作为心理学唯一的自然科学基础,如果它不被批倒批臭的话,心理学的批判就会是不彻底的。在批判巴甫洛夫学说的发言中,最令人不能忘怀的是,把巴甫洛夫学说与当时正在社会上批判的,经济挂帅和物质刺激联系起来。大家都知道,巴甫洛夫是用狗做的经典实验,在建立条件反射过程中,必须要用强化物进行的,强化物常常是一块肉。有人就义正词严的说道:巴甫洛夫建立条件反射时,必须要有强化物,要给肉吃,不给就不能建立条件反射,这是什么,这不就是宣扬经济挂帅,物质刺激吗?这不是宣扬修正主义是什么?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服从组织分配,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就不需要这一套,不需要经济挂帅物质刺激嘛。此言一出,举坐皆惊,能把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放在一起进行批判,说明发言者的挖空心思的深度,以及对批判的无限忠诚。话说到这个份上,已无商量的余地,巴甫洛夫学说只好甘拜下风,退出心理学的领域了。

在批判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有人觉得仅用嘴巴进行批判还是不够的,要把手和脚都参加进来。我们单位,有建立多年的巴甫洛夫实验室,有研究动物行为用的实验房,有仪器设备及饲养的动物。有人就把饲养的实验动物,装在笼子里,放在一辆三轮车上,贴上标语,打着锣鼓,在校园内游行,嘴里还不断地高喊着,看哪!这些畜生,每天吃香蕉,吃苹果,吃牛肉,吃人民的血汗,剥削人民,这就是心理学的方向,这就是心理学的资产阶级方向,当当!通过这次动物游行以后,饲养的动物纷纷被处理,实验室被拆卸关闭,有关生物和动物方面的研究也随着叫喊声和锣鼓声下台了。

这场所谓的“学术”批判,是由反右运动后的政治形势,加上有些人中了极左思潮的毒,跟风随大流上演的一场政治闹剧罢了。如果当时没有政治背景的支撑,而又有自由辩论的气氛,批判会一次都不可能开完,发言者就会被轰下台。批判会的发言内容,用不着专业人士进行反驳,一般老百姓也能把它驳得体无完肤,因为这些言论连普通常识都不顾了。老百姓绝对不会认同资产阶级闻着香水是香的,而无产阶级闻着大粪是香的论点;他们也一定不会相信只要无产阶级的立场坚定,大脑损伤后,就不会出现心理方面问题的说法。从理论上看,想用阶级分析理论来替代或排斥心理学是反科学的,会走向极其荒谬的地步。心理学是研究心理活动一般规律的学科,心理学认定人类心理活动是有共同规律的,不同阶级或不同国籍的每一个正常人,都继承着祖先遗传下来的各种共同心理特性,他们是由生物的、生理的以及社会的活动规律制约的。试问,如果不同阶级的人,就有不同的心理规律,那末,不同阶级之间还有可能交往吗?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批判还能听得懂吗?中国工人阶级制造的商品,外国资本家还能购买吗?还能开展全球化的经济和文化吗?不可能。人类正是因为有共同的心理特性,有共同的需求,才有可能进行交流,开展竞争,互相批判和争斗;正是有共同的规律,和共同的需求,才可以互相协商、妥协、和解以达到和谐和双赢。这些现象不正在我们的身边进行着吗。人类出生以后,都处于各自的阶级地位中,这是后天的生存条件,一个人的阶级地位是可以变化的,并不一定是终身一贯的,它们可以影响人的精神世界。但是,精神领域是广阔多样而内容极其丰富的,在精神领域的一些方面,进行阶级分析,是可以的,但绝不是精神领域内的所有方面都应该被纳入阶级分析的旗下;尤其是各种心理过程,无论是低级的还是高级的,因为它们是经过亿万年的演化形成的规律,已经牢牢地刻印在每个人的遗传基因之中。换句话说,不管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不管他们对香水和大粪的态度如何,闻着香水都是香的,闻着大粪都是臭的,因为根深蒂固的感觉过程规律,不会由于后天的,不一定稳固的阶级地位的不同而受到影响的。

批判者之所以出现如此低级的常识性谬论,还有一个错误的结,就是把形式和内容混为一谈,把心理过程和心理内容揉在一起,难解难分。他们说,人们在进行心理活动时,各种心理过程和心理内容都是一起产生的,不可能有某一种心理过程单独存在,阶级的影响就在其中;而心理学把每一种心理过程分离出来研究,就是要研究抽象的人,反对阶级分析。这句话的前半部还算正确,但是整句话就不正确了。其实,发生心理活动时,不仅有心理过程和心理内容存在,还有神经电生理、生物物理、生物化学和流体力学等等过程相伴随,这些过程虽然都是同时发生的,又都可以一样一样地分析出来进行研究,心理过程也是一样。分析和综合是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每一个事物或事件都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如果不进行分析,眉毛胡子一把抓,如何进行科学研究呢。心理学并不完全排斥阶级分析,后天的社会经济地位,甚至生存的文化氛围和自然条件等,都可以对心理活动产生影响,这些也是人类的共同规律。

批判虽然是一场荒谬的闹剧,危害却是长久的,使心理科学停滞和倒退20年,使心理学工作者浪费20年的时光,代价是巨大的。1958年夏的批判运动结束后,秋天开学时就让全体老师和同学,甚至1958年刚入学的新同学,都到农村或工厂接受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的再教育,为期一年。回校后社会上开展了对巴人人性论的批判活动,这对心理学来说是在劫难逃的,差不多又进行了半年多光景。到了60年代初,可能是上面的观点或者政策有所变化,心理专业的日子好过了一点,不让开课的人,如右派分子也让开课了;不让开的课程,如动物心理学也让开了;过去每年只招10名学生,这两年也增加了招生名额,好像是心理学又有了用处。但是好景不长,1964年四清运动开始,一切又回到1958年,右派分子不能开课了,动物心理学停开,教师们抽调参加四清运动,大大地削弱了教学工作。1966年“文革”开始没有多久,哲学系的工宣队领导就宣布撤销心理专业,从此心理学被赶出校门,全体教师和留校学生参加运动,参加劳动。在这期间,多位老教师受到皮鞭抽打的侮辱,甚至勒令一位老教授,刮掉脸上的胡子,举着牌子,一个人在湖边游行,遭到围观殴打,致使这位老教授不堪受辱,自杀身亡。另外,在各种批判会中,心理专业也是被批倒批臭的靶子,最爱提的就是,心理专业17年培养的学生有2/3都是“废品”,并有黑名单一张,指名道姓,谁谁是“废品”等等。其实,所谓“废品”就是这些年留校的以及分配到全国各师范院校的毕业生,他们都是教心理学的老师。从这张名单可以看到,当时学心理学的和教心理学的人,是被人无端指责的对象,这些人的遭遇是可想而知的。在干校劳动时,有人在小组讨论会上不知轻重地说,心理学的规律像一加一等于二一样清楚直白,难道还要批判吗?此话一出口,就受到大范围的围攻批判,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复辟的新动向。批判中,有人声色俱厉地说,要用铁扫帚钢扫帚把心理学扫到垃圾堆中去,让它永世不得翻身。这种气氛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

批判心理学的资产阶级方向,给社会也带来许多恶劣的影响。在文革中流行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反动血统论,就是全面贯彻阶级分析造成的谬论,他们用出生的阶级地位来判断一切,完全违背了科学的心理规律,造成了昨天还是革命干部的儿子,参加红卫兵,今天就变成为走资派的儿子,成了黑五类这种可笑的事件。在儿童教育领域中,也完全违背儿童心理发展的规律,不按儿童的年龄特征进行适当的教育,而是不管多大的孩子,一律用成人式的阶级教育,孩子们根本听不懂,完全达不到教育的效果。在有些精神病院,不承认心理是脑的机能,认为精神有病,就是思想有病,把精神病患者看成是生了政治思想病,不用适当的医疗手段,而是成天向患者宣传毛泽东思想,背毛主席语录等等,把病人折腾得不能睡觉,其医疗效果可想而知。

批判心理学资产阶级方向运动过去50多年了,文革结束后,当年那些批判的言论,不攻自破,再也没有人提起;当年充当批判炮手的人们,也很自然地回到了心理学的工作岗位,把过去那套被自己批倒批臭的理论,得心应手地用到教学和科研工作中,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现在把这段已经遗忘的历史翻出来,是希望像这样可哭可笑的事情不要重演,也希望每个人在做任何一件事的时候,要真正地想明白再说再做,如有压力,就什么也别说,什么也别做;不要人云亦云,言不由衷,跟风随大流。研究科学的人说话是要有根据的,不能胡说八道。当然,更不要居心不良,别有所图,否则那就成科学的罪人了。折腾一个学科,付出的代价是无可计量的。

(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心理专业及心理系1954—1994年教师)

(责任编辑杨继绳)

2010年第4期　在耿飚领导的中央宣传口的日子　江春泽

1977年初某日,北京大学人事处通知我:“中共中央宣传口来函,借调你去工作。你明天上午9点钟去钓鱼台报到,有人在东门口等你,领你进去。”对于这个通知,我虽感到突然,但觉得,动乱结束了,党中央夺回了被“四人帮”把持的宣传阵地。在这个时候能有机会为党出力效劳,也是很荣幸的,立即表示服从组织决定。

第二天,我按时到达钓鱼台东门口,果然有人在等候,领我入门,去钓鱼台内的17楼报到。在“文革”期间,17楼曾经是江青活动过的地方,现在是中央宣传口临时办公场所。按照指引,我先去办公室办了必要的人事手续,领了钓鱼台的出入证,看了分配给自己的一间办公兼卧室的房间。然后,被领到业务处处长办公室,听候分配具体工作任务。业务处长王揖原任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他向我扼要地介绍了中央宣传口的组织机构和工作任务。他说:“由于原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十年动乱中被‘四人帮’诬称为‘阎王殿’,被彻底砸烂了。现在百废待兴,来不及恢复宣传部的正式机构。在粉碎‘四人帮’后第10天,中央决定由中联部部长耿飚兼职,牵头组织个临时班子,协助中央统管全国的宣传工作,这个机构就暂称为中共中央宣传口(部)。起先,是在人民大会堂办公,后来迁到钓鱼台17楼。它具有临时性,机构是很精简的,全部人员只几十人,没设什么司局,只设办公室和业务处两个摊子。办公室负责文秘、人事和行政等工作;业务处负责理论、新闻宣传、文艺等方面拨乱反正的调研工作、组织起草和审查重要稿件、了解全国报刊动向等,定编20人,都是从部队和地方临时借调来的干部。”他告诉我,我被分配在业务处,主要是关注理论方面的调研工作。因为人少,分工不能太细,其他方面也要关心,每天都要浏览全国的报刊,协助领导发现和评论问题。

当时,中央宣传口的领导小组成员有:耿飚、朱穆之、李鑫、华楠、王殊等5人,由耿飚牵头。主持日常工作的是朱穆之和王殊。

根据当时的文件规定,中央宣传口的任务是,协助中央掌管宣传工作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具体工作大致是:第一,了解和研究全国宣传工作的情况,向中央提出加强和改进的建议;第二,了解和研究社会各阶层思想动向,向中央提出一个时期或某一重大事件的宣传意见、要点和计划,并检查实施情况;第三,协助中央组织审查中央报刊、通讯社、广播的重要社论、文章、报道、图片、电影与电视的新闻纪录片等;第四,了解和研究对外宣传的情况,向中央提出加强和改进的建议,协助中央审查对外宣传的重要稿件、图片和新闻纪录片等;第五,了解中央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报刊的内容,发现问题及时向中央反映并提出改进的建议;第六,协助中央向中宣口所联系的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广播事业局、红旗杂志社、光明日报社、外文出版局、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即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等机关传达中央指示、组织落实和检查执行情况;第七,协助中央处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向中央提出的有关宣传工作中的问题。此外,还执行中央临时交办的任务。围绕着以上任务,我们的经常性工作,一是评阅报刊,每天都要浏览全国各地送来的报刊,从中发现宣传工作中的经验和问题;二是对中央级报刊送审的社论、评论文章等协助领导进行初步审阅,提出修改意见供宣传口领导参考;三是参与起草一些有关宣传工作的文件或参与筹备一些重要会议等等。

中央宣传口的工作制度规定,每周一上午开办公会议。除宣传口领导小组成员外,所联系的中央单位的负责人都来参加。当时,经常来出席办公会议的有:人民日报社总编辑胡绩伟、解放军报社总编辑华楠(兼)、红旗杂志社总编辑王殊(兼)、广播事业局局长张香山、文化部负责人黄镇、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临时负责人林修德,以及国家出版局负责人等。通常,由耿飚主持办公会议,主要讨论一些重大的宣传工作问题。有时讨论某个特殊议题,中央组织部长兼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也来参加。胡耀邦在发言时,往往站起身来,离开座位来回走动,富有激情,手势很多,给人印象很深。为了便于工作,王揖和业务处的工作人员每次都要听会和做记录。所以,那个时期的办公会,我都在场。

当时,中宣口的内部学习制度是,全体工作人员在一起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耿飚也经常参加。只要他到会了,大家都是听他发言。我记得,在学习会上,耿飚曾经很具体地描述过他参与粉碎“四人帮”行动的过程。他说:10月6日中午1点钟,叶剑英给他打电话问:“交给你一个任务,怎么样?”耿答:“坚决完成。”叶帅说:“好,待命吧!”晚8时,耿飚由卫戍区一位武官陪同,带着华国锋的介绍信,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负责人邓岗办公室。耿向邓岗出示介绍信说:“华主席派我们来协助你工作。”接着又补充说:“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可以给姚文元去电话。”邓岗拿起电话筒,正想拨号,但立刻就放下了话筒,连声说:“不用了,不用了。”看来,邓岗是个明白人,他立即醒悟过来,知道完全没有必要再给姚文元打什么电话了。确实,此时此刻,党中央已经对“四人帮”采取了果断行动,姚文元已束手就擒了。耿飚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接收顺利,未遭遇任何反抗。耿说:“那好,你通知核心组成员立即来开会。”核心组成员被紧急召来以后,当晚就在会议室和衣而眠。当时,广播电台是最重要的媒体,是机要重地,把核心组成员集中控制起来,同时在技术上再采取些其他安全措施,媒体就不会大乱了。当晚10点钟,中央在玉泉山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叶帅的建议:华国锋为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主席。数日后,华国锋指派耿飚负责中央宣传口。耿飚对华国锋说:“我只有小学四年级的文化,打仗可以,搞宣传工作恐怕不能胜任。”华国锋说:“你主要管管大的方针政策,再找几个笔杆子协助你。”所以,就找来了朱穆之、王殊等协助他。就这样,搭起了临时的中央宣传口架子。

这段时期里,耿飚和宣传口的一般工作人员是经常见面的。当时,他还同时兼任中央联络部部长。有时候,中央宣传口的干部也集中到中央联络部去,听耿部长传达文件或做报告。十届三中全会上,耿飚被选入了政治局,分管国防与外交方面的工作,就不再兼管宣传工作了。中央全会后,他还来过一次钓鱼台,与宣传口的工作人员道别。但这次来,与以前来不同了,有一个连队的卫兵把17楼整个围住了。大概按照保卫制度,政治局委员就不那么“自由”了,一般工作人员也不可能与他一起学《毛选》了。

1977年7月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是粉碎“四人帮”后“邓大人出山”的一次重要会议,是实现伟大历史性转折的前奏。会前,我就隐约感到,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平反问题,以及邓小平再次复出工作问题,上层似有不同意见的争论。后来,我听到机关党支部非正式地传达过一个文件,是邓小平与胡乔木的谈话,邓自己说,他即将重新恢复工作,而且还是“当大官”。十届三中全会决议公布,“邓大人”再次出山了。对此,中央宣传口业务处的同志们群情振奋,欢腾雀跃。在党支部书记何凤岐(原中央联络部五局局长)的领导下,大家自发地买了啤酒、凉菜,在办公室叙谈庆祝。大家都情不自禁地回顾十年动乱以来惊心动魄的历史,惋惜邓小平第一次复出后的全面整顿被夭折,又庆幸小平同志能再次恢复领导职务,中国从此有希望了。大家热血沸腾,信心满怀,那天的欢庆会一直畅谈到深夜。

当时,凡是中央一级党报党刊的重要社论,或者重大事件的评论文章,一般是请人民日报社的大手笔来钓鱼台执笔。中央宣传口的领导朱穆之、王殊以及业务处领导王揖,要与他们反复讨论、反复修改。每修改一遍即送红旗杂志社印刷厂排出清样,对清样再讨论、再修改、再排印。如此反复多遍,直到中央政治局审阅、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央领导批示同意后才能发表。我记得,十届三中全会的社论,是请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王若水住入钓鱼台来执笔的。先后修改了26稿,直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夜向全国广播、次日中央一级党报发表,执笔人才得以“解脱”回家。

由于宣传部门的工作性质和这种工作程序,在国内重大事件的社论和评论文章发表时,我就不是把它当做新闻来阅读,而是要了解这篇社论经反复讨论,最后是怎样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定稿的,尤其是对一些有过争论的问题最后是怎样说的。我从中学习到许多东西,也加深了我对许多问题的思考。这期间,为肃清“四人帮”的流毒,推动实际工作,于光远同志曾领导和组织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举行了四五次关于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以及其它的专题讨论会。我参加了第四次按劳分配讨论会,曾将讨论情况和观点归纳整理为一篇内部报告,于1977年11月14日呈交中宣口领导。朱穆之在此报告上批示:“这是所见同类报告中写得最好的一篇。”并转其他领导阅。

除了评报,业务处的工作人员还要参与起草一些文件。我记得,王揖曾请人民日报国际部资深记者王英秀来钓鱼台住了一段时间,主笔写一个《宣传工作十要十不要》的文件,并指定我参与。当时,写这个文件的背景是,继续肃清“文革”时期新闻宣传假、大、空的遗毒。对外宣传中也存在不少问题,“文革”中把国内一套“左”的观念强加于外国人,而且不加区别对待。针对存在的问题,王揖要求写出一个既破又立的文件。我记不清这个稿子有没有被通过和下发。在同王英秀共处的日子里,我还听她说了不少新闻界的故事。印象最深的是关于吴冷西如何受毛主席信任和重用,如何有才华,文笔如何流畅。“文革”前,吴冷西常常随毛主席外出巡视,一路上毛主席指点江山的谈话,吴冷西都记录下来。回报社值夜班时,他边写边送去排印,写一页送一页,不必再作修改,次日就见报。在当时报社人们的心目中,吴冷西是真正的“无冕之王”。王英秀还说过,吴冷西如何赏识邓拓的才华,等等。

那段时期,钓鱼台17楼的电影厅里经常放电影,往往一次要放映两个片子。有些新片是外国片,就通知中央各宣传单位有一定级别的干部来观看,使他们了解外部世界,改变原来的封闭状态,如《巴登将军》、《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等。放映这些影片的目的是,决定哪些影片可以公演;这也是中宣口业务处的工作内容之一。由于在十年动乱期间,除了八个样板戏以外,几乎所有的文艺作品都被打成“黑线” “毒草”,几乎所有的著名作家和著名演员都被打成“牛鬼蛇神”,许多非常优秀的影片被禁止上映了。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单调枯燥,急需精神食粮,文艺界人士也急需昭雪伸冤。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宣口对17年的电影片子一部一部地重新审视。每看完一个片子后,业务处工作人员要整理出该片的有关材料,包括:该片的原作者、改编者、主演者,剧情主题和中心思想,何时首映,“文革”前哪位中央领导人看过,有过什么评论和批示,文革期间在什么场合遭到批判,是批判剧作还是批判人,是批判作者、编者还是批判导演或主要演员,批判的主要内容是什么等等。把这些材料搜集、整理好,再请有关当事人来开座谈会,讨论如何把颠倒了的是非再颠倒过来。就这样,一部一部的片子先后获得了“解放”。我记得,当时有个21岁的打字员看了《洪湖赤卫队》、《刘三姐》、《铁道游击队》、《上甘岭》等影片后,惊叹道:“哎呀!原来“文革”前还有这么好看的电影呀!”因为她太年轻了,从懂事的时候起,除了八个样板戏就什么电影也没有看过了,现在才了解,建国前后,党在文艺战线的成绩也是辉煌的,而不是被“四人帮”妖魔化的“黑线”与“毒草”。

1977年12月,中央宣传口协助党中央在钓鱼台召集社会科学界、文艺界、新闻界党内外知名人士开座谈会,总计330人。这次座谈会是分界别举办的,在12月13—14日、21—23日、25—26日,共搞了3次座谈。与会者根据切身体验,进一步揭批“四人帮”的流毒,提出改进社会科学研究、文艺工作和新闻工作的意见。在这次座谈会上,我直接接触到不少德高望重、学艺高超、誉满神州但在“文革”期间却受害深重的大名家,如胡乔木、于光远、钱锺书、周扬、齐燕铭、薛暮桥、陈翰笙、许涤新、孙冶方、严中平、尹达、刘大年、黎澍、王惠德、陈岱荪……领略了他们的风采,也聆听了他们的高见。座谈会的记录都归档了,我个人没有保存下来。

由于宣传工作的时效性,文稿修改的反复性、审批的严格性,工作人员加夜班是经常的。况且每天该阅读的文件资料量很大,可以说简直看不完,所以,工作人员平时一般都住宿在这里,周末才回家。我们不仅每天必须浏览全国各地的最新报刊,还需阅读大量内部文件和资料。其中,包括当时只供政治局委员以上干部阅读的《动态清样》,内容是新华社记者对24小时内发生的国内外重大事件的报道。我每天从清晨阅读和工作到深夜。我感到,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如果处在一个封闭的社会环境里,不了解国内外全面的真实的情况,怎么可能探求社会发展的规律呢?又怎么可能超前提出可供操作的决策建议呢?因此,我很珍惜这一工作条件,在繁忙工作之余,抓紧时间多学习多思考,努力充实和提高自己。我从一个封闭的学术环境转到主管全国宣传工作的首脑机关,能阅读到大量内部文件和广泛的国内外新闻,及时摸到国家大事的脉搏,了解世界发展的动向,真是茅塞顿开,大大拓宽了视野,增长了知识。

(作者为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导)

(责任编辑杨继绳)

2010年第4期　向周有光老人学习　李 锐

去年8月,友人送来周有光前辈给温家宝总理的一封关于青少年教育的信,我被这位104岁老人的精神所感动,马上遵嘱代转,并让友人表达我对周老的敬意。9月25日,不顾我的劝阻,周老在儿子周晓平(75岁的著名气象专家)和蒋彦永教授的陪同下,硬是坐轮椅来到我家,畅谈了一个多小时,使我受教非浅。

周老谈到早年去美国留学,主修经济,有幸同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有过接触。那时美国的科学技术已经处于一个新高峰,站在世界前列,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二战时期大量人才流入美国;二战以后,美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不是偶然的。我很同意周老的看法。1979年后,我去过美国三次,才认识这个国家,建国二百来年,确实是在“一张白纸上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有一个统计资料可予说明,即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人占70%(德国人占12%,犹太人占18%,中国大陆一个也没有)。这也可证明,人类社会历史的进步,是靠科学知识的发展,“知识就是力量”(知识的载体是知识分子)。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反思吗!周老说:“我在美国感受最深的是,美国什么都是自下而上,尊重个人的权利(尤其是言论自由),尊重知识和人才,尽量发挥每个人的长处。改革开放后,差不多每年到外国去,人家都请我参加学术性的国际会议。在国际会议里面有许多美国的大官,他们也是学者。可是他们的教授都坐在前面,大官都坐在后面。我们中国刚好相反,大官坐在前面,教授坐在后面。”周老还谈到这样一件小事:“克林顿到西安参观,碰到一个十来岁的男孩子,谈起话来,男孩子在电视中见过克林顿,就说你是克林顿,你领导美国。克林顿说,错了,不是我领导美国,是美国人民领导我。这一句话就说明美国跟中国不一样。”这也就说明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文明,“三纲五常”的传统,居高临下,大家养成眼睛向上的习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更是凡事都要有领导,领导尤其一把手说了算,大搞个人崇拜(英语中个人崇拜——Personal Cult,同邪教是一个词)。这就不是“以人为本”,更不是民主和科学的理性原则了。闲谈中周老还谈到:“社会科学要用科学方法来研究,本来研究中心都在欧洲,后来跑到美国去了。自然科学三百年前就达到了一个高峰,社会科学是比较晚的。”周老还谈到,“由于几百年走改良道路,英国的殖民地也是好的,如澳大利亚和香港,美国和加拿大都有英国的底子。法国和西班牙就差,拉丁美洲都不行。”

周老出版的著作有三十多种,有的已被译成外文。一百岁后还能一年出两本书,真是令人敬佩不已。记得去年一月,在《炎黄春秋》的茶话会上,邵燕祥曾建议向周有光老人约稿。周老比我长11岁,思维依然极其敏捷,他说他是85岁以后,才着重研究世界历史和世界文化的。这真是与时俱进了。他现在每天用电脑上网并写作(我却是一个电脑盲)。去年底,我收到周老寄来的《朝闻道集》,夹条封面上具名:“周有光先生在一百零五岁之前对世界的观察与思考”;封底有三句话:“朝闻道,夕死可矣。壮心在,老骥千里。忧天下,仁人奋起。”书中包括老人在语言、经济、文化各领域的真知卓见,总体上偏重于对世界历史与文化的思考,特别将中国文化放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进行纵横比较,阐明东西文化中的优劣长短。他不同意季羡林先生的“河东河西论”,也不赞同将文化简单分为“东西”两种。目前流行的称谓的东方文化应分为三大文化区,即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以印度为中心的南亚文化,以伊斯兰教为中心的西亚文化。这三种文化之间区别很大,不相统属;不像西方文化,发端于欧洲,兴盛于美国,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成为国际文化的主流。“东西这四种文化相互交流,产生了一个国际现代文化,不分国家的,整个人类的,大家都公认的。”由于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季羡林先生提出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大行其道,不少人认为随着美国经济的衰退,西方文明已经走下坡路,中国的崛起象征着东文化将取而代之,成为世界发展的主导。周老则有不同看法,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发展的确出现了小国崛起、大国衰落这一现象,但美国却是一个例外,由于掌握了先进的科学技术,美国仍旧推动着世界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在《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全球化巡礼》、《两大文明古国的经济起飞》等文章中,周老阐述了这一思想:人类历史是不断的聚合运动。城邦聚合成国家,国家聚合成多国联盟,多国联盟聚合成世界组织“联合国”(UN)。城乡贸易聚合成全国贸易,一国贸易聚合成地区多国贸易,地区多国贸易聚合成多国文化圈,多国文化圈聚合成人类“共创、共有、共享”的国际现代文化。全球化是人类聚合运动的新阶段。周老认为,人类各方面的发展,聚合是与时俱进的。谈话中他认为:“现在形成一种国际现代文化,不是国家的,哪一个国家的。现在这个文化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大家共同的文化,一个是传统文化,后者是各个国家不一样的。我们每个国家都在共同的现代文化当中生活,同时保留了本地的传统文化当中有效的成分。所以现代人在双层次文化中生活,当代文化同古代是不一样的。这个现象已经开始了,现在越来越感觉到了,说不清楚了。趋同文化快得不得了,一个地方搞一个东西,其他地方都学习了。”周老谈到自己这样的经历:“我到医院去看病,等医生,等拿药,我看来看去,没有一个人手里不拿手机的,手机跟人分不开了,这是过去不能想象的事情。还有宽带(网),你不许人家发表文章,人家在网上发表,网上你可以控制,但现在有个新花样叫推特(我不懂这个名词,周晓平插话说:没有中文翻译,就是短的博客,传输信息的力量很大)。”周老接着说:“是一个微型博客。可以有一种好的印象和另外一种印象相互沟通,每个国家的透明性增加了。所以,人家问我对中国前途怎么看法,我说我一向是个乐观主义者,我认为中国的前途跟世界前途一样,因为整个世界在进步,中国不可能不进步。现在道路就只有一条了,本来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苏联道路,一条是所谓资本主义道路,现在只剩这一条了。这条道路上,有的走在前面,有的走在后面,后面的可能往前走,大家都走在一条道路上。有很多人论证,中国30年之后可以走上民主道路,我插话:这是最好的估计。80年代我到美国去,发现美国有22个研究所在研究中国。”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确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也许用不了多久,中国的GDP就会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但是一人均,中国还只能是下游,仍然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周老在《全球化巡礼》一文后有一个附条:“从人均GDP看世界”,这个资料来源于2001年《世界地图集》。去年岁末,周老给我寄来一份最新的统计——世界各国人均GDP,这份资料来源于2010年《世界年鉴》(The World Almamac and Book of Fact)。我比较了两个相距近十年的统计,中国的地位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这说明,中国要走的路还很长,中国要真正取得“三十年河东”的地位,必须在社会保障、贫富悬殊、腐败控制、环境安全等方面,不断改善,赶上发达国家,而关键在政治体制改革,民主化和科学化有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

周有光老人是具有国际影响的老一辈学者。他生于1906年,1927年登上大学讲座时,我小学还没有毕业。20世纪30年代,他已经是一位有成就的经济学家和金融家。他曾在上海参与“七君子”的救亡活动。1949年,他从美国归来,参加新中国建设,担任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1955年,被改行从事文学改革工作。周老一生学术贡献很多,由于参加《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有人统计,中国用手机发短信使用拼音输入法的占97%,操作电脑使用各类拼音录入法的占50%以上。关于手机对世界的影响,谈话中周老是这样评价的:“手机几乎是万能的,可以看电视,可以看新闻,可以看书,可以谈话并看到对方的脸。手机将人融合在一起,集合信息化的大成,将来还会有大的变化。”

周老是《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中方三编审之一,故有“周百科”的美名。他还是该书日文版的国际学术顾问。令周老遗憾的是,中文版出版近30年,卖了还不到20万部,而日文版刚出版就卖掉70万部。日本人口不及中国十分之一,都是东方国家,两国人求知欲却有如天壤之别,怎不令人叹息。

本书的出版后记名曰《一本讲真话的书》。周老曾对记者说:“我向来不刻意说要讲真话,因为我从不讲假话。讲真话对我来说不是一个问题。我不会说自己不相信的话,自己相信的话当然是真话。”真话虽然不一定是真理,但真话一定是真理的前提。由于政治、经济、思想的三个垄断,我们有过讲假话、空话、大话的历史,最后导致十年“文革“,背离了人类社会进步的普世规律,也背离了探求真理的精神。改革开放使我们有机会向真理靠近,但问题还在要彻底解决这三个垄断,我们才能真正成为现代化国家。

周有光前辈以104岁的高龄发表新论,制造了跨世纪的传奇。我虽然同周老是初识,只有一面之缘,却有深切的感受,获得很大的教益。我希望所有求知的人都能读一读这本书,同时我还期待着周老有新作问世。

(责任编辑杨继绳)

2010年第4期　从清末改革想到当代改革　萧功秦

发生在一百一十年前的清末新政,在十一年中,做成了比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多得多的改革事业,从禁鸦片、废科举,发展实业、推行现代教育与法制改革,到立宪政治,社会风气的变化甚至深入到边远的农村。然而,这场大改革以辛亥革命成功而告终,百年后的中国人又进行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改革运动,对百年前的清末改革,自然比其他时代的人们怀有更大的好奇与兴趣。

中国当下的改革与清末新政尽管存在着许多不可比的因素,但这两者都是属于自上而下的变革运动,这一共同点使我们有可能通过对清末新政的研究,获得对理解当下中国改革中类似问题的启示。清末新政存在着以下转型中的基本矛盾:

首先,在权威危机的沉重压力下,执政者往往会通过加大改革的幅度与加快改革的速度的“良好表现”来争取民心;然而,由于执政者陷入权威危机,无力驾驭这种大幅度的急剧改革,其结果就进一步引起社会矛盾与人们的不满,处于这种情况下,清末执政者又会进一步饮鸩止渴地再次加大改革速度,其结果更无法驾驭改革,导致的整合危机更严重,于是陷入恶性循环。清末新政的整个过程就是如此。

作为同样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变革运动,中国当下改革过程中是否存在着与清末新政中类似的权威流失问题?

我的回答是,至少就我个人的研究而言,中国近三十年经济改革使国力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与城市化程度的提高,这种实效对执政者权威合法性的增加,应该说是大于改革中出现的腐败与其他各种消极现象所带来的权威流失的。总体上说来,中国当政者现在的权威与1976年时的权威相比,出现了增值。在改革条件下,“实效”合法性是权威合法性的基本来源之一,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中心的权威合法性时,这种“实效合法性”的概念具有独立意义。正因为“实效”是一个不断变化的量,一个政府可能因为其施政的实效而提高了它在国人中的威望,反之亦然。此外,改革中的政府权威还会受到各种新的挑战,改革中的权威资源处于不断变动之中,主持改革的政治中心因此不能掉以轻心。

清末新政中的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关系如何?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关系哪一个方面超前一些更好?

一般而言,政治体制改革超前与滞后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我个人认为,清末改革的失败与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的改革一样,都是属于政治超前型。实际上,在一百年后的今天来看,当时的筹备立宪改革由于日俄战争的影响而提前发起,确实是过于超前了,如果当时仍然采取戊戌变法时的那种开明专制主义模式,而不是君主立宪模式也许更稳妥些。立宪改革实际上是一种分权性改革,它使地方咨议局与中央的资政院把中央集中行使的权力与地方总督的相当一部分权力提前给抽走了,此后,中央处处受到地方势力与既得利益集团的抑制,以至于即使中央的政令是正确的也无法推行。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筹备立宪的改革,使各种请愿运动与立宪活动合法化,从而提前把人们压抑多年的各种政治诉求在短时间内释放出来,从长远来说,这些政治诉求无疑都是合理的,然而在改革伊始阶段,又是无法实现的。问题是,转型期的政府根本不可能同时满足这些超越条件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诉求,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引起不同阶层的政治挫折感的叠加,并形成反政府的大同盟,保路运动中地方主义派、民族主义者、同盟会的革命派、商办铁路公司的既得利益者、受摊派之苦的农民、激进的立宪派,这些五花八门的不同阶层与利益集团,居然在反对路权国有这个现在看来基本正确的国策的过程中,形成一种反政府的神圣同盟,实在是一个生动鲜明的典型例子。

至于一个转型期社会什么时候可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由于涉及的因素相当复杂,我认为,步步为营,而不是一步到位应该更有利于保持秩序的整合状态而减少脱序的风险,用我们当代人的话来说,应该是“走小步,走慢步,不停步”,这样就既能防止风险又能给人以希望与盼头。

另外,可以以社会各阶层对政治中心的认同程度,作为政治改革条件是否成熟的重要依据。如果社会阶层政治上互相对峙,政治态度分裂,政治取向与观念两极分化,此时搞任何民主改革都会使各种集聚的矛盾由于获得“公开性”的平台而显性化与激化,其结果由于政府无法解决这些积累的矛盾而进一步引发人们的挫折感,于是矛头全部对向政府,这就如同火上浇油。我个人认为,与80年末相比,当今中国两极化程度实际上已经有相当程度的下降。知识分子中的温和思想日益成为主流。应该说,政治体制改革的条件将会越来越成熟。

新权威主义指的是后发展国家中出现的一个温和渐进的改革观,通俗地说,它认为从传统的旧体制要转变为民主体制,需要经过一个开明导向的新权威阶段;它认为,只有这种具有市场经济导向的稳定的权威存在,才有可能保持政治稳定,只有政治稳定,才能实现经济开放与繁荣,只有市场经济能发展起来,就有利于形成社会的分殊化与利益集团的多元化,而只有社会多元化,才会进而促进文化价值观的契约化意识与宽容精神。正是这种文化习惯的形成,与所有上述这些因素的结合,才会使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民主政治有了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的支持条件。一言以蔽之,新权威——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多元化——约定俗成的契约意识——民主政治,这种发展模式可以引向真正的民主社会的来临,而自清末新政以来,中国的民主观基本上是属于那种“把民主制度视为解决问题的工具”的观念范畴。只有经济分化引起的社会分殊化这种内源性的发展模式,才能使中国真正进入民主社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权威主义指的是那样具有现代化导向的,作为第三世界国家早期议会主义的反向运动而出现的开明权威主义。

并非所有的新权威政治都会导向好的结果,印尼苏哈托政权就是一个例子,它把印尼引向了现在的一片乱局,对此如何解释新权威主义的实效性呢?

我认为,新权威主义是一种政治发展理论,是一条理论上的“理想曲线”,至于现实中的某一权威政府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这条理论曲线,那是另一回事。我们不能因为维护新权威主义的理论,而非要充当现实中的任何权威政治的辩护士。另外,我们也不能因为现实中的某一权威政治强人的失误或失败,反过来否定新权威主义理论这一“理想曲线”的意义。正如我们不能因为新政失败了,就得出结论说,一切改革都会失败,只有革命才解决问题。

自从甲午战争以来,在强烈的危机感的压力下,中国的政治精英不断地走向激进,而且每一次激进主义选择的失败,反而会使更激进的政治选择在下一轮变革中占了上风。

戊戌变法的失败,就是按当时的条件来说,过于激进了,一个受焦虑感支配的皇帝在一百天里发布了三百多道有关改革的政策,而根本不考虑社会与政府官员的承受能力,结果导致变法过程的的温和派、有条件地支持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与反对改革的顽固派结合到一起来,反对康梁这些激进派的变法。

清末新政中的激进的立宪派取得了对温和的立宪派与保守派的话语优势,并成为支配各阶层思想的主流,最后导致清政府的崩溃与解体。辛亥革命选择的西化的议会民主制,而且是内阁制这种极端分权型的政府模式,导致完全无序的、不讲游戏规则的多党竞争。其结果演变为北洋军阀一直混战,此后整个社会在制度上陷入“旧者已亡,新者未立,怅怅无归”的失范状态。此后,社会在失范状态下的两极分化,又使文化上无所归依的知识分子产生强烈的文化地狱感,这种心态是产生形形色色乌托邦的温床。

这种激进化的变革趋势并没有到此结束,人们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中的极端左派又把彻底砸烂一个旧世界、重建一个完全乌托邦的平均主义的新世界作为政治目标。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种激进西化的自由主义思潮又在知识分子中取得了优势地位,凡此种种,不能不使人们要深切地反思激进主义政治的原因,研究政治浪漫主义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思考中国为什么会陷入激进主义的恶性循环而无法自拔。正是在这种背景上,我才通过对严复思想的研究,并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形成我的新保守主义改革观。在我看来,通过百年的反思,我最想对人们说的一句话是,激进主义很壮美,很浪漫,但让我们还是与政治浪漫主义告别吧。

在西方,保守主义保的是原来已经具有的东西,如市民社会的传统、自由主义的价值,经济上的自主组织,等等。那么,作为一个中国的新保守主义者,我要以什么作为保守主义的基础?

我把近年来一直思考的一些想法,包括我在我的论文集中的一些观点,作如下介绍:

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国近百年一直是处于不断变动、改革与革命之中,中国自20世纪初的新政以后,极端的、以保守旧事物为己任的国粹主义的保守派已经极少,至少在政治生活中已经不起重要作用了,“五四”以后的中国的新保守主义,就其根本意义而言,只是一种对激进主义的批判态度,是一种根本上承认变动与改革的必要性的渐进主义。它与传统国粹派相比,虽然也对传统文化抱有一种温情,但绝不是无条件的保守旧物,而是把“旧物”或传统视为承载新事物的工具。换言之,新保守主义主要是在工具意义上,从承载体的功能意义上,来理解传统的价值与意义的。

最能表达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新保守主义思想的一句话,是严复说的“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这个“守”字实在精彩之极,它如同一首诗中的诗眼一样重要。严复要说的意思实际上是,只有当“旧物”成为承受新事物的载体时,外来的新事物才能在各民族的文化生态条件下生下根来。“旧物”乃是守护“新物”之基础。如果把一切旧物当做不合时宜的东西废弃,其结果就如同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防护林带被砍光了一样,什么风都可以势如破竹地、毫无阻挡地吹入,但结果什么也没有留下来,除了留下一片水土流失的沙土。

什么是新保守主义?用我的话来定义,那就是在反对激进主义的基础上形成的,作为激进主义与政治浪漫主义的反向运动而出现的渐进主义变革观。它主张在保持现存秩序的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通过循序渐进、步步为营、缓进待机的方式,以实现从传统旧体制向具有现代文明与民主的社会进步,而新权威主义则可以理解为新保守主义的政治形态。两者在许多方面是一回事。

既然从清末改革说到当代改革,如果要问,对当下知识分子中在改革问题上的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我有什么看法?我认为,大体上,中国当下存在着三种思潮鼎立的局面。它们是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与新左派。20世纪80年代末,新保守主义以新权威主义的面目,与自由主义之间有过一场社会大论战。目前在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间存在着一场新论战,新保守主义基本上站在自由主义一边。

就我的看法而言,自由主义最大的贡献在于它对权力腐败所持的特有的敏感与批判态度,而在一个民族的社会转型时期,腐败又比过去有了更多的机会与温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主义有其历史合理性与存在的权利。但自近代以来,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最大的问题在于,它缺乏中国社会的内部的载体。在西方,自由主义对个人价值的强调,是以中产阶级与市民社会自身的自由为基础的,是以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契约交换关系,以自主利益的存在为基础的。而在中国,自由主义则是在西方自由主义的示范作用下,对专制独断的批判,对集体压抑个人的后果的反思而引发的。这种缺乏根基的状态使中国的某些自由主义者在判断中国问题时,往往不自觉地失去分寸感,有的人往往会不自觉地把自由主义的理念与价值变成洋教条而不自知。例如有一位海外的自由主义学者就曾说过这样的话:“清洗‘四人帮’的方式不合乎法制原则。”按照这种观点逻辑,当强盗卡你的脖子,使你不得不采取正当防卫,而最终把强盗捆起来时,你会被指控为“没有经过批准而捆强盗”是违反了人权,因而不符合法制原则。每一个了解中国国情的人,当然会对这种无的放矢与刻舟求剑的“教条自由主义”观点感到好笑。当然,这种例子在自由主义者中也属个别,但这个例子反映的问题则具有普遍性。

众所周知,自由主义存在着英美传统与法国传统,前者以市民社会中的契约关系与经验为基础,后者以泛道德主义的人权解放原则与斗争理念为基础。在中国,后一种自由主义特别具有吸引力,这种解放式的自由主义,对受文化专制之苦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具有吸引力。它在中国很容易在危机时期转向激进主义,变为以西方模式来解决中国问题的一厢情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保守主义是抵制自由主义走向激进化的一种制约力量。当然,自由主义在近十年来已经发生相当大的变化。一种务实的、温和的反对激进主义的态度在自由主义内部中已经越来越取得优势。自由主义者本身已经在批判法国卢梭式的激进主义,事实上,温和的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之间在现阶段已经没有很大的分歧,两者可以说由于彼此接近而基本合流,尤其在看待新左派的问题上,双方观点是比较一致的。

新左派是社会分化过程中自然出现的一种思潮。新左派人士对公平分配的强调,以及对弱势群体的同情,使他们走向对“左”翼的平均社会主义的肯定。他们断言,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市场经济导致的两极分化,由于一般民众缺乏在商品市场交换中可做凭借的资源,这就使他们成为失利者并导致社会不公平。他们眼中,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新保守主义者,都似乎成了导致两极分化的现存秩序的维护者,而普罗大众则成为牺牲者。他们正以此来与自由派争夺话语权力。但他们的致命弱点是,他们的民粹主义是与现代化历史潮流相背离的。他们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却以某种过时的平均主义的、小农式的乌托邦思想与政策作为基础。并且往往会从已经被历史证明失败的历史事件与人物中,来证明自己的主义的正确。这就是为什么前几年一些有影响的新左派甚至会主张从“文化大革命”的“群众专制”中,去发掘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的基础。

几年以前,我的一位从美国得到经济学博士回国经商的朋友,可以说是新左派中最激进的一位。他曾对我说,搞开放就是让西方垄断资产阶级来剥削中国人,搞改革就是让国内资本主义发展剥削中国人。他还说,“文革”的失败就在于它还革命得不够彻底。在他看来,目前中国进行的改革将使中国成为“帝国主义世界市场”的牺牲品,他们从西方新左派那里接受了这样的理念,即“资本”是“对人性和人的尊严的全面奴役和控制”,而“市场经济”的实现,必然会以牺牲大多数下层民众的利益这种“不公平”作为代价和成本。他们认为,中国应该做的是“完善”原有的计划经济模式,走“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的而不是“市场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当下出现的新左派中,许多都是我过去的朋友,他们都受过相当良好的教育,有不少还在美国得到博士学位。从学理资源上的划分,他们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从事经济学的,他们从左翼的依附性发展的经济学中取得理论资源;另一类是研究文学的,他们主要从西方后殖民主义文学理论中取得理论资源。这些新左派人士确实相当敏锐地看到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不公正现象。他们反对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担心自由主义强调个人私有财产的神圣性时,会忽视当下中国财富分配过程中实际的不公平,他们指出,在今日中国,对私有财产的辩护正是为这种现实生活中的不公平提供理论上的合法性。不同意新左派的理念的人们有必要理解新左派的这一论点。因为这有助于认识历史上一切左派思潮在刚出现时的心态背景。(这里指的是其起源阶段,而不是其左派思潮的异化阶段。例如,“文革”时的极左派从思想史角度来分析,乃是激进左派的异化形态,与此完全无关。)

然而,新左派把账算到自由主义身上也是不公正的。因为自由主义者中的绝大多数人也是反对这种由于权钱交易而形成的社会不公正的。自由主义主张的私有财产神圣,指的是合法所得。换言之,目前的分配不公,与其说是市场经济本身造成的,不如说是发展过程中的“软政权化”与“分利集团化”这样一些可以被称之为“后发展综合征”的一种表现。用反资本主义的西方后殖民主义话语来批判中国目前的改革中的脱序现象,实际上是找错了靶子。

在目前的三大思潮中,我认为,新左派最大的问题是,他们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案与方向,是不切实际的。“左”的激进主义已经被百年的历史证明是一种失败,中国人决不会选择回到“左”的道路上去。新左派不会在国人中,在知识分子中找到多少知音。他们自以为为中国下层百姓请命,但中国老百姓并没有因噎废食地认为,由于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腐败、下岗失业,而应该拒绝改革开放,重新回到平均主义时代中去。他们只是对竞争过程中缺乏法制与无序化表示了不满,如果要像某些新左派那样,为了公正而根本拒绝走市场化的道路,那无疑是南辕北辙。

在评价新左派时,我们可以指出它的两个基本谬误。

首先是文化浪漫主义。即以审美的浪漫体验来解读历史,并以这种浪漫化的理念来作为重建社会公正的方案。这里的文化浪漫主义,指的是主体的向外扩张,即主体把一种与现实中的弊端相反的价值,例如与现实中的不公正相反的“均富”“公平分配”这样的价值,不自觉地投射到、附加到某一外界对象上去,通过这种审美的愿望投射来宣泄对现实的不满,寄托自己现实中未遂的理想,并由此而达到一种心理上的“审美的升华”。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人民公社制度、鞍钢宪法、群众大批判与群众专制,于是都成为这些并没有亲自参加过“文革”的新左派寄托、宣泄他们对当下社会不公正的不满情绪的审美对象。他们所谈的“文革”实际上与现实中已发生过的“文革”几乎没有关系。毋宁说,他们心目中的“文革”,实际上是他们自己不自觉的艺术欣赏品。他们把与市场经济相反的东西予以浪漫的美化,这种新左派中某些人甚至对“文革”的极左思潮也会产生一种浪漫的幻觉。有一位我非常好的朋友从海外写了一篇文章给我。他在这篇文章中说,“文革”中人民生活得很好,一家生五六个孩子也过得下去,现在生一个孩子也养不起;他还说他们农村的许多房子都是“文革”时造起来的;还说三年自然灾害死了多少人,换了印度死得会更多,等等。我们固然可以谅解这些朋友在海外生活得久了,可能失去了对中国的某些感觉,但我们不得不指出的是,他们对“文革”的浪漫已经失去了边际,以致无法进行讨论。

新左派的第二个谬误是他们的完美主义。这里的完美主义者(Perfectionist)指的是那种除了至善至美以外,什么东西都不能使之感到满意的人们。经验世界的事物都是以并不十全十美为其特征的,但完美主义者则相信他们头脑中建构的完美的理想形态,可以取代不完美的经验世界。而这种他们心目中的完美事物,其实并不是来自经验,而是来自被他们认为是更为真实、更为本质的“第一原理”,这种“第一原理”则源于他们的头脑中的道德理想。当他们以这种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东西来作为参照点,来观照现实、评价现实时,他们就会情不自禁地要以某种先验的、理性设计的社会工程蓝图来重建一个新世界。应该认识到,公平是人类可以渐进地实现的理想,是一个人们可以努力逼近的目标,但绝不可能根据一种“公平”的道德观演绎出的“第一原理”来构建一个社会。

更具体地说,一个现实主义者会意识到,市场经济与世界上任何事物一样,都是不完美的。它在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发展初期会导致贫富分化。这种分化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得不支付的代价,人们可以在其发展中,通过法制建设,通过渐进的改革来尽可能地避免市场经济造成的过度的两极分化的祸害,而左派的完美主义者则相信,有一种人为设计的“完美”的平均主义社会模式可以取代“不完美”的市场经济模式。这样,他们实际上就是抛弃了人类的集体经验,以理想主义来代替现实了。

持新左派立场的朋友其实都是相当有道德感的。他们对弱者的同情,他们的正义感与道德上的真诚有时表现得比自由主义还更强烈。但是,新左派的泛道德主义政治观一旦用于实践,其结果肯定会更糟。波尔布特无疑是充满理想主义精神的“好人”,他要消灭市场经济以实现一个没有剥削的完美的新柬埔寨,其动机不可不谓良善。然而正是这位左派政治理想主义者造成的灾难,成为20世纪的完美主义政治失败的一个最典型、最残酷的例子。这使我想到20世纪初严复的一句话。严复早在1906年给熊纯如的信中就这样说过:“吾人所受之苦痛,出于恶人者浅,由于好人者深。”这句话几乎就是对20世纪激进左派政治所作的预言,把它用在新左派这些动机良好的知识分子身上再合适不过了。

我特别担心的是,新左派就其内在的逻辑而言,有着走向左的激进化的趋势。尤其在内部因素与某些国际事件之间的互动过程中,特别容易引发新左派激起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他们会与传统的左的意识形态相结合,以国家主义的方式来取得话语霸权。事实上,海外有些新左派实际上更接近于国家主义,把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与强权意识结合到一起来了。这种新“左”与老“左”的结合的趋势特别值得世人警惕,其结果实际上是让中国人“好了伤疤忘了痛”,重新回到类似“文革”的历史错误上去。

当然,以上我所举的都是新左派中比较激进的一些例子。我相信多数新左派人士并没有走到这样的极端。而且,我还必须说明的是,从思想多元化的角度来看,新左派作为一种批判力量,如果不是走得太远,他们对市场竞争可能造成的无序化与两极分化,可能起到一种制衡作用,并显示出某些合理性。新左派在强调社会公平的理念与价值方面,在研究如何发掘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内部原有的思想资源与政治遗产的合理性方面,仍然有着积极的意义。最近一位朋友相当公允地提出这样的警告:如果人们只强调市场效率而完全忽视社会公平,最终的结果一定是“引狼入室”,使“左”的主义取得道德话语上的霸权,“左”就会在自由的舞台上“高举着公正大旗而崛起,并用强有力的‘有形之手’去重新控制社会。那时效率就会自尝苦果,且一定要加倍地偿还对公平所欠的陈债”。人们不应忽视,历史上常常就是以这种方式从一个端点走向另一个端点的。

有人问我:在这场思想论争中,您采取什么态度?我的看法是,新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最大共同点是,它们具有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共同的导向性,最大的区别则在于前者反对后者的“制度决定论”,而主张权威杠杆对于推进现代化的作用,尤其当西化模式的激进自由主义成为知识分子中的主流思潮时,新保守主义就会强调现存的权威秩序的历史连续性与稳定性,对于保证经济转向的“软着陆”是不可缺少的。新保守主义的最大贡献在于它的务实的现实主义态度,以及对一切政治浪漫主义与激进主义思潮的反对态度。当新左派重新以“左”的方式来挑战改革的基本方向时,新保守主义与温和的自由主义会形成联合。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新保守主义可以作为一种对激进主义的制约力量存在。但新保守主义的理念也有其不足之处,即它自身缺乏对权威腐败进行独立批判的核心价值。这时它往往会显得力不从心,甚至无能为力;这种情况下,它往往会与自由主义结盟,借助于自由主义的一些理念与价值来对腐败的权威政治进行批判。

我个人就正在经历这样的过程。最近一二年来我发表的一些批判权力腐败的文章,使不少人以为我一变而为自由主义了。实际上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是,当新保守主义为了批判权力腐败而诉诸于对权力的社会监督时,往往需要从自由主义话语中寻求支持,这样做之所以可能,乃是因为新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从终极目标上是一致的。其次,更重要的还是,当下中国的自由派已经放弃了激进主义,变得更为务实、温和与重视民主的社会基础与经济基础。这就使新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事实上已经没有多少区别。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新保守主义失去了其独立存在的意义,如果自由主义在某种危机心态的驱动下走向激进化,新保守主义者又会与自由主义分道扬镳,就会像以维护正常秩序为己任的警犬一样,重新发出自己的声音。

自由主义、新左派与新保守主义这三种思潮均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他们与当下中国政治中心,均有着部分的一致性与重叠性,例如,自由主义对市场经济的强调,对全球化与国际接轨的重视;新左派对社会主义价值与公平价值的重视与肯定;新保守主义对秩序与权威在转型过程中的意义的重视与肯定,均各自与政治中心有其一致点。正因为如此,它们在当下可以拥有自己的合法存在的空间。如果这三者之间能够彼此宽容,形成良性互动,未尝不对中国的思想界的发展与进步起到积极的平衡作用。

从更深一层思考问题,三大思潮的存在,本身都是从不同角度对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两难矛盾,对复杂变革过程中难以避免的文化悖论所进行的反思。我本人愿意比其他两派表现出更多的宽容与理解。这也许因为新保守主义的立场比其他两者更具现实主义的世俗理性,更少以某种先验的理念与“第一原理”来思考问题。因而也更具有对不同意见的同情理解能力。相反,自由派与新左派都多少有过对自己钟爱的理念的“诗情梦幻”而往往咄咄逼人却不自知,据我所知,北京的一些新左派与自由派之间几乎到了互不来往的地步,原因正在于他们各自有其强烈的道德优越感,而这种优越感实际上则源自于他们各自的“第一原理”。在思维方式上,他们多少都共享了一种同样的黑白两值分类的态度。这一方面,新左派似乎更突出。

另外,我还想说的是,新保守主义在批判新左派时,有着一种自由派所没有的特别的优势,那就是新保守主义从经验论出发,对一切以建构理性主义(Constructive Rationalism)面目出现的主义,对一切政治浪漫主义与先验主义,无论是自由主义的先验的第一原理,还是左派的先验原则,均具有一种解构能力。新保守主义是对一切教义化的意识形态政治的否定,是一种务实的、从经验立场出发的、现实主义的政治态度,借用一位西哲的话来说,保守主义是一种关于如何在现实条件下的“可能性”的艺术。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

(责任编辑杨继绳)

2010年第4期　国企改革遇到新难题　何 伟

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政企分开是国企改革的一个里程碑。企业从政府束缚中解脱出来,获得自主经营权,将国企改革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但是,以后的改革没有继续深入下去。现在的大型垄断国企是原来的各个工业部转化而来的,继承了部的垄断权和国企优惠特权,不对其进行改革,反而将其“做大、做强”,加强他们的垄断力,使他们的势力膨胀,在某些方面可以和政府抗衡,形成一个独立王国,使原来国企变异为既得利益集团。列宁讲过,垄断会产生腐朽和寄生,这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是不允许的。现在出现这种既得利益集团,对国企改革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国企改革遇到新难题。

一、目前“国”企已发生变异

首先,垄断企业的主体己发生变化。在政企分开之前,垄断企业的主体是政府,在政企分开以后,垄断主体是企业,他们代替原来的工业部对本行业进行垄断。

其次,国企的资本构成发生变化。在政企分开前国企资本百分之百的是国有,在政企分开后,有许多国企已实行股份制,有的还有外国资本介入。

再次,目前的国企具有分配自主权。原来国有企业无自主分配权,在工资上是全国统一的,差距很小,基本是平均分配,厂长的工资不能超过职工平均工资的几倍。企业的利润全部是国家的,企业无支配权。现在的垄断企业是独立法人,具有分配的自主权,利润不再上交国家,可以自主支配,出现高工资、高补贴、高福利,全国7个垄断行业有2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占全国当年职工工资总额的55%。这些企业的CEO(其中有不少是高干子女),有的年薪几百万、有的上千万,把国有资产化为少数人财产。他们以企业家身份获取高收入,又以公务员身份获取官员级别,退休后还获取省部级待遇,已成为官僚权贵阶层。

最后,企业具有经营自主权。在政企分开前,企业是一个加工厂,根据国家下达的任务进行加工,产、供、销,人、财、物均按计划进行,企业无经营自主权。政企分开后,企业是独立法人,具有经营自主权,国家的计划对企业已无约束力,企业根据市场需要自主生产,自主定价、自主销售、自负盈亏。企业在价格和政策上可以挟持政府。据《商务周刊》的统计,2009年1—8月,中国出口成品油1496万吨,出口额66.5亿美元,平均每吨444.5美元/吨,折合人民币3036元/吨。而现在北京成品油价格:汽油8300元/吨,0号柴油7630元/吨。石油出口价大大低于国内销售价,政府对此无能为力。

所谓今之“国”企非昔日国企,并不意味着原来的国企不需改革,可以保留不变。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明确指出,国企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改革国家所有制,形成各种所有制并存的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才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放松行政捆绑,促使国民经济快速发展。而这些行政性的垄断企业,应是国企改革的重中之重,但目前出现异化。可是现在有人在维护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名义下捍卫国企,实际上是捍卫既得利益集团。这个既得利益集团的出现,加重了我国改革的难度,延缓了改革的进度,为改革出了一道难题。

二、目前“国”企持有的特权

这些“国”企虽然已不是原来的国企,但仍享受原来国企一些特权。

首先,这些国企获得社会优势资源的垄断权,如石油、电信、电力、烟草、煤炭、航空、金融、保险等,总之,都是国字头的。这些优势资源只能由国企垄断经营,民营企业不能进入,已进入者必须退出,如陕北油井,山西小煤矿、小钢铁厂,铁道部的自备车皮收回,等等。

其次,国企享受着国家投资的优先权。据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透露,我国社会总投资2007年13万亿元,2008年可能超过17万亿,2009年预计超过20万亿;其中大部分是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投资,绝大部分投向国企(见《炎黄春秋》2009年第10期第5页)。这次应对金融危机,国家4万亿元的投资,据说民营企业所得不足5%。这些天文数字的投资大量注入国有企业。银行贷款80%用于国有企业,股票上市圈钱国企有优先权。使国企资产迅速增加,从1999年的9万亿元,到现在已达43万亿元,10年间翻了几番。

再次,国企获得银行大量贷款。国企利用这顶红帽子,银行可以毫不犹疑向国企贷款,国企拿到银行贷款可以大力扩张,重新进行公私合营。目前出现的“地王”均为国企,国企在房地产已占据60%份额。

最后,国企具有股票上市的优先权。股票上市是企业圈钱的大好机会,所有企业都是翘首以待,而国企上市一般都有优先权,截止到2002年,国企在股市上圈钱已超过7000亿元。以后又圈了多少钱,就不得而知了,只知国有资产的核心部分几乎都已上市,其圈钱数字会大大超过2002年以前。

现在有些人一再讲“企业经营好坏与所有制没有关系”,想回避所有制给国企这些特权和优惠。而以上这些现实说明,所有制对国企的这种优惠特权也是一种“国进民退”,说明政府在对待所有企业上还没有做到一视同仁。

三、目前“国”企的垄断霸权

下面举出几个垄断行业霸权的事例:

(一)信息行业获取高额垄断利润的垄断霸权

信息行业对我国的信息化发展,功不可没。但信息行业的垄断经营获取巨额垄断利润,人们纷纷不满。

1.信息行业有“原罪”。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资本原始积累称为“原罪”,是靠暴力对农民进行剥夺,所谓的“羊吃人”。除了暴力外,原罪还可扩张到权力、垄断力、贿赂力等等,总之,是借助不同形式的超经济“力”进行掠夺或非等价交换,把别人的财产据为己有,即为原罪。

我国电信企业的原罪不是依靠暴力,而是依靠垄断力。北京开始有线电话初装费每台收5 000元,如果想提前装机,还要再交2 000元。虽然这种集资经过政府批准,但是不合理的。一是根据什么服务和成本收取这么多的钱;二是收取初装费并没有征得用户的同意,是单方面行为;三是既然是集资其产权归属于出资者,不应属于电信企业所有。这笔集资数量很大,据说占当时电信企业资产的1/3(其余国家投资占1/3,银行贷款占1/3),远远超过民营企业家的“第一桶金”,虽然对电信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既不付息,也不还本,出资者既无有知情权,又无有所有权,这是电信企业依靠垄断力的一种掠夺,属于资本的原始积累,是有原罪的。虽然与私人的募资不同,但对老百姓来讲,其利益损失是一样的。

2.收座机的月租费,也不合情合理。电信企业规定不论该月用机多少,必须交月租费。据说不是为了钱而是根据国际惯例。请问国际惯例有收这么高的初装费吗?只能用中国特色来解释。电信企业一只手拿着国际惯例收座机费,另一只手拿着中国特色收初装费,为垄断力进行辩解。收月租费一年至少600多亿,这也是一个不小的数额。这一收费,既不是根据成本,也不是根据服务,是电信企业依靠垄断力来强行征收,也是一种非法的原罪。

3.手机的双向收费。据说当初中国手机双向收费,其起因于最初“大哥大”在中国是稀缺商品,价格高、数量少,属于奢侈品,所以双向收费。这在当时这样做也还说得过去。当手机普及化,已成为广大群众的日常生活用品时,在2001年,国务院总理已签令取消双向收费,当消息传出后,香港的电信股大跌。为了维持香港的股市,国务院派当时的电信部长到香港稳定股市,宣布“两年之内不取消双向收费”,股价立即回升。从这里可以看出,香港电信股市的稳定主要不是依靠电信企业的业绩,而是靠国家的政策,是靠内地客户双向付费的纳贡来支撑香港的股市。但问题在于两年已过了许多年,在股市的行情很好的情况下,电信企业还继续双向收费,这就属于一种公开掠夺,这虽不是原始积累而应属于现罪。因为利用垄断力进行积累,所以还是原罪。

4.收费不透明,收费偏高、收费偏乱。一些收费不公平、不公正、不公开,没有经过听征,付费和服务不对称。与国外相比收费偏高,信息资费国外一般占居民收入的2%左右,而我国竟达7%—8%。国际长途收费比美国高、国内长途收费比印度高。这种高收入,2007年上半年移动的利润率达21.16%,平均每天净赚超过2亿元,在国内少有,在国外罕见。收费乱主要表现在套餐上,数量之多,花样之繁,混乱到内行说不清,外行听不懂。据《中国经济时报》2007年9月19日报道,自6月份起,各省市在电信套餐清理过程中,超过4万个,还剩下多少,就不得而知。

(1)乱加价。北京各手机卡销售点,凡买10元卡加5元,买20元卡加2元,买30元卡加1元,逼迫人们去买大额卡。花30元可买100元的IP卡,但需另外加2元。买手机先交选号费,后买卡预交通话费,手机未用前运营商先收两费。另设时间限制,到期即便有余额也给停机,不续卡余额就没收,这是明显的霸王条款。国家发改委曾发出通报称:2006年全国查处通信价格违法案件上升65.59%,说明问题的严重性。

(2)乱涨价。有线电视初装时每月收费6元,不久就涨到12元,没多久就涨到18元。这种三级跳的涨价是否经过物价部门批准?根据电信行业的特点,线路铺设以后,扩大用户就不需要再加大投入;即便小量的费用支出,因用户扩大,其收入已远远抵消其支出,不是涨价而应降价。这是网络行业的一个特征,但目前信息行业是反其道而行之。

宽带互联网收费也应根据用户的扩大,不断降低收费标准。当时有些收费是以1美元折合人民币8元来计收费,现在比值已6元多兑1美元。如不降低收费实际上等于变相涨价。凡是信息行业按美元标准计算收费的都存在这一问题。

(3)乱设项目。信息行业设计的套餐数量有多少谁也说不清。这些套餐的上市收费标准、技术水平、质量、效益等等方面是没有经过有关部门批准或备案的,哪些套餐是为消费谋利,哪些套餐是忽悠消费者来套钱,消费者是辨别不清的。信息行业有多少忽悠消费者进行圈钱的,只有业内人士清楚。

目前各行各业都利用信息出台一些收费项目,如电视上一些文体娱乐活动,号召人们参与,是公益活动还是牟利,人们就不清楚了。

5.随着技术的进步,服务项目的增多,客户数量的扩大,在不存在边际成本的情况下,信息资费应逐步降低,欧洲境内已取消漫游费。而我国有些费用长期保持不降,如国际国内长途费、漫游费、宽带费、座机费、月租费等。

这是一个工商不过问,物价不监管,质检不稽查,主管部门还有些袒护的垄断行业,任其出台霸王条款忽悠消费者,追逐利润最大化,完成国资委的“保值增值”任务,而抛弃了提供公共产品的使命。

(二)铁道部门的垄断霸权

1.前几年有一件案例,大家可能还记忆犹新,一个垄断部门被告上法庭,即一个律师状告铁道部春节火车票涨价是非法的,违背了市场原则。铁道部说,涨价为了使客运高峰分流。那末人们首先要问,为什么在客运低峰时不降价?春节涨价不合理:一是服务质量下降,一个一百多座位的车厢挤了二百多人,水泄不通,凭什么涨价;二是没有增加成本,在一个车厢增加一倍乘客的情况下,不提价就可以增加一倍收入,而费用并没有增加。春节客运很大一部分是农民工,他们辛辛苦苦一年挣点钱,欢欢喜喜回家过年,铁道部门手握垄断权,利用春节火车票涨价,从他们口袋掏钱,这是趁火打劫,是敲竹杠。

当然我们的法院会“公正”地判决:律师败诉,铁道部胜诉。但社会不顾忌法院的判决,而支持律师的申诉,形成一种舆论压力,迫使铁道部以后取消春节涨价,得到社会的好评。

2.铁道部强行收购自备车皮案。20世纪80年代后期,因为晋煤、内蒙古煤外运困难,铁道部和两地政府鼓励国营、集体、民营企业自购车皮,参与运输。这对当时解决铁路企业困境和缓解运力紧张,促进煤炭外运起了重要作用。当时,已有46 986辆自备车皮,占山西煤炭铁外运量31.8%,占内蒙古西部煤炭铁外运量的80%以上,解决了十多万人的就业问题。

铁道部收购自备车皮有三条理由:一是价格双轨,收费繁多,增加了货主负担;二是分散经营,单向使用,造成线路和车辆双重浪费;三是投入不足,严重威胁行车安全。铁道部称:“对于不愿意转让自备敞车,从明年起我部将不再为其办理国铁过轨运输手续。”(铁道部149号文)为了迫使自备车主就范,2003年7月24日以部长9号令《企业自备货车经国家铁路过轨运输许可办法》规定:①拥有自备敞车的企业注册资本额不低于2亿人民币;②经由干线利用率不低于80%。这就意味着绝大部分自备敞车因达不到这两个条件的要求,而被停止运营,被铁道部强制收购。其弊端,一是铁道部收购自备车皮三条理由不充分,都是属于管理问题,价格应物价管,车皮利用率和安全都是铁路管理问题,与所有制没有因果关系;二是铁道部强制收购自备车皮,对党的政策是出尔反尔,不是改革是倒退;三是铁道部强制收购自备车皮,将影响十几万人的就业,使一些民营企业破产;四是铁道独家垄断,不敢引进市场机制,没有竞争,不利于提高效率。

(三)金融业的垄断霸权

徐水孙大午的“非法”集资案。孙大午是河北徐水县大午集团农牧集团董事长、复员军人、共产党员。该集团1995年被评为全国私营企业500强的第344位。孙大午在北大发表“三农”问题演讲而声名鹊起。由于四大银行不给贷款,从1995年以来,他累计吸收企业员工、家属及公众存款1.8亿元,解决经营所需,解决农民卖粮难。2003年7月5日,被政府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罪名逮捕,并罚款、判三年缓期刑。这个案件有以下问题:

(1)孙大午的集资属于民间合法借贷,并不违法。一是利率没有超过国家规定的4倍;二是集资用于发展生产,并没有以高利贷出,更没有进行欺骗外逃;三是诚信承诺,没有坑骗存款者;四是公众自愿存款,以卖粮作为存款,解决农民卖粮难的问题,也解决企业缺资金买粮的问题,这是一举三得,开辟民间借贷一条路子。也是国有银行垄断,不给民企贷款被逼出来的。

(2)即便是孙大午违法,他对社会不会造成危害,也不会潜逃,完全可以通过正常司法程序来审理,为什么要逮捕。

(3)在非法集资和正常民间借贷的政策与法律界限不清时,不应先抓人后定罪。乱抓人就是侵犯人权;抓错人会把一个好端端的企业搞垮;抓错人,政府非常被动,会被推到被告席上。

(四)石油行业的垄断霸权

1.垄断国内石油价格。前面已指出,石油出口价低于国内销售价一倍多,使国内的加油站零售价都高于欧美等国一倍。靠这一垄断价获取高额垄断利润,而利润不上交国家,前两年还从国家财政部获取巨额补贴。

2.陕北油田案。2003年8月19日晚,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节目对当地政府违背中央指示精神,违法行政,强制收回油田的事件作了报导。此事件影响重大,涉及的范围广(15个县),人数众多(十几万职工、近二千企业家),资产巨大(近百亿元),经济损失严重(80%以上油井停产),社会秩序混乱(有5000人到省会西安上访、前后抓捕人数众多),国内外媒体大量报导,后果相当严重。对此事件应总结经验教训,引以为戒。

(1)整顿油田秩序很有必要。但是,不应采取先收三权(所有权、经营权、收益权),后进行低价补偿的办法,对不服从者强行夺取,还以妨碍公务、抢占国家财产和非法集会等罪名,抓捕多人(仅安塞县前后抓捕50多人),还不准法院受理此案。这完全是违法行政。

(2)上述地方政府单方撕毁合同,单方决定低价赔偿(约20%),单方决定兑付时间;不准法院受理,不准群众上访,公、检、法、司为其保驾护航。这违背宪法、合同法、司法程序,属于违法行政。

3.垄断加油站。中国石油垄断企业,对民间加油站以不供油进行排挤,迫使收归国有。中石化老总陈同海对国家资源处理有巨大权力,一次批给情妇的加油站,经转手倒卖就赚了1亿多元;后在青岛的中石化1000吨炼油厂建设中,其情妇利用陈同海的关系,低买高卖地皮就净赚两亿元。垄断必然产生腐朽,近年来不少国企CEO落马,这位陈老总因受贿1.9亿多元,被判死缓。

四,今日的“‘国’进民退”

在今日,国企已开始变异为特殊利益集团时,还有人为这一“国企”进行辩解和维护。

首先,抬高国企地位,将“公有制为主体”变异为国有企业为主体,提出“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是我们党执政的重要基础”。难道已占GDP的65%、新增就业岗位的80%、税收总额已占65%的民营企业就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和党执政的重要基础?当中国走入“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的困境时,救活中国的不是国有企业,而是民营经济。民营经济发展奠定了市场经济微观基础;民营经济发展有利于实现民富国强;民营经济发展是扩大就业的主渠道;民营经济发展有利于构建中间大两头小的社会阶层结构。由于民营经济有这些重要作用,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做出了缩小国有经济的控制领域、扩大民营经济发展空间的决定,这就是“国退民进”,形成了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两个轮子一齐转的国民经济发展模式,才有十六大的“两个毫不动摇”。今年全国政协首场新闻发布会披露:“2009年私营企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8.7%,国有企业同比增长6.9%;……私营企业从业人数同比增长5.3%,国有企业同比增长0.8%;私营企业主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8.7%,国有企业同比降低0.2%;从最重要的利润指标来说,私营企业的总利润同比增加17.4%,而国有企业同比降低4.5%。”这种差异是在国企拥有社会优势资源的垄断权、占有社会大量财富、获取国家巨额投资、取得银行巨量贷款、拥有上市圈钱的优先权等等情况下出现的。在这一尴尬局面前,一些人会感到颜汗。

其次,扩大国企作用,以宏观调控的“物质基础”、“提高中国的竞争力”等,作为“做大做强”国企的理由。难道政府不应该一视同仁地扶持民营企业做大做强,参与国际竞争?所谓做大国企只是将许多“小舢舨”组成“航空母舰”,进入世界500强,而不考虑这些企业与国外同类企业在自主知识产权、劳动生产率、经济效益和竞争力等方面质上的差距(2009年,中石油人均盈利为1万美元,埃克森美孚人均盈利为50万美元)。

在这种观念支配下,扩大国有企业占有领域,缩小民营经济发展空间,出现“国进民退”就成为必然趋势。

目前对“国进民退”人们议论纷纷。我想“进”和“退”应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主要不是资本量和企业量,而是看控制领域的大小,党中央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对国有经济有一个明确定位,即:“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产业中的骨干企业。”这一决定将国有经济锁定在“三个行业两类骨干企业”之内,这才是国有经济有进有退,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标准,按这标准要求,在占有领域上应是“国退民进”,而目前一些做法与其相反。

首先,明目张胆的“国进民退”。国资委将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中的“自然垄断的行业”改为“重要基础设施和重要矿产资源”,这就大大扩大国有经济占据的范围,压缩了民营经济的经营空间。有了这一修改,陕西就可将陕北油田、山西将小煤矿,以“整顿”的名义,用低价、强制收归国有(油井赔偿仅20%左右,煤矿赔价低5—10倍)。引起民企怨声载道,政府公信度大受损失。

其次,潜在的“国进民退”。一些国有企业不按《中央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退出,仍然盘踞着应该由民营经济进入的空间,这是一种潜在的“国进民退”。

再次,隐形的“国进民退”。国有资本在国民经济占有比重增长的不快,不能表明不是“国进”。由于民营经济增长太快,国营企业在国民经济的相对量没有明显增长,但绝对量在快速增长。这几年国企净资本从2万多亿元增长到5万多亿元,国有资产从9万亿元增长到目前的43万亿元,10年间翻了几番,可见增速之快。有了大量资本,国有企业就有条件在国有经济定位的范围外扩张,是与民争利,如进入房地产业,成为“地王”。这样的“国进民退”用企业数量是计算不出来的。

一些国企利用国有的牌子,获得“市长”的支持,再在市场获利。《领导者》杂志2009年第12期上登了一篇《从〈建国大业〉看国进民退》。其中讲道:中国最大的电影企业——中国电影集团公司董事长韩三平讲:《建国大业》9月16日全国首映,3天半票房收入就上了亿,最终票房5亿或6亿的说法四起。韩在多个场合对媒体笑言,电影投资3000万,只要票房达到1亿即可盈利。“说明主旋律影片不依赖政府支持就能赚钱了,实践成功了。”其实这部片子还是找了“市长”的。2006年开始创作《建国大业》就通过关系找到全国政协汇报。2008年10月剧本完成后,全国政协领导再次批示:在人民政协成立60年之际,拍摄此片意义重大,要支持。最后此片如何落到韩三平之手就不得而知,但国企的身份,行业老大的地位,应该是重要砝码。这种“国进民退”是无法用统计数字表示出来的。韩三平一再标榜:“我不相信国有企业做不好,我不相信公有制就彻底不行了。”但《建国大业》恰恰是头号国企撑大旗,“市长”支持,众明星赶集零片酬,才取得市场的巨额盈利,是行政、市场通吃的产物,其他的非国企,如华谊兄弟行吗?不要忽视中国电影集团公司是一个垄断国企,具有独家进口大片的经营权和CCTV6频道的广告经营权,这难道不是国有的特权吗?这几年一些央企利润巨增,主要靠垄断和各种优惠特权,而不是经营效益所获。一些国企经营者、管理者散布这种言论,一是否定所持国有特权,二是表明自己的经营和管理有方。其实这种做法只不过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掩饰不了国企的特殊地位。

从以上简单列举国企的特点,可以看出现在的“国”企已经不是原来的国企。他们依靠国企的身份,从政府获取特权,而不承担企业经营不好的责任;他们从市场上获得利益,而不承担风险。国有企业的特权,市场垄断的利益,他们双双占有。他们还用国际惯例和中国特色两手从老百姓腰包掏钱。这样的国企已经异化为特殊利益集团,国资委推卸不掉始作俑者的责任,把这样的国企“做大做强”岂能不挨骂?一些人维护国企,实际上维护的是特殊利益集团,而不是国家利益,应当认清这一现实。

国企发生变异,问题在下边,根子在上边。因为一些人还沉迷在旧观念之中,认为只要是国企在政治上就有保险;认为只要企业是公有,一切管理问题就解决了,因此就赋予国企许多特权和优惠,还在各方偏袒国企。其实这是一种家长制的管理办法,一切都拿在自己手中,缺少管理市场经济的艺术。为此必须解放思想,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早在1986年就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资深教授)

(责任编辑杨继绳)

2010年第4期　计划经济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制度根源　孙 康

如果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反右派斗争算起,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掐头去尾,阶级斗争扩大化在中国也延续了20年之久。对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会出现时间如此之长,涉及面如此之广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最权威的解释莫过于1981年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并未设专节论述此问题,但通过回答“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发生并且持续十年之久而间接地从三个方面做了解释:一是毛泽东判断失误和领导错误;二是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容易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三是毛泽东的专断作风和个人崇拜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原则,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错误的发生。20余年来人们对此问题的探讨也基本上在这个框架里进行。作为党的政治决议,这种解释有它的道理,也代表了改革开放之初全党和老百姓的认识水平。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发展,再来反思那20余年的左倾错误,尤其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决议》中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解释便显得不够全面和深刻。这种历史局限表现之一,是未能将20余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与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和实践联系起来考察,没能揭示这种错误与传统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笔者不揣浅陋,将阶级斗争扩大化与计划经济体制联系起来考察,力图揭示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经济体制根源。

计划经济是一种以行政指令强制性配置资源为手段,以完成计划目标为宗旨的一种经济形式。它客观上要求在整个经济运行过程中有一种稳定的制度安排,以确保供需之间成为持续的常态现象。按此要求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其功能和作用就是以计划来代替市场,并通过计划使资金和资源能够按照政府的发展指向得到合乎要求的配置。计划经济体制不是一种经济运行自发的产物,而是人为设计并依靠政治力量强制性地建立起来的。经济愈落后,物质愈匮乏,它愈容易建立起来,并有着当时当地的合理性。但就整个社会经济发展而言它是一个“非常态”。这种非常态、非生长性的体制必须依靠人为的力量加以不断的维护才能延续下去。

一、阶级斗争是维护计划经济体制的有效工具

计划经济体制从根本上违背了价值规律,违背了社会大生产的内在要求,将其强制性推向整个社会经济领域,必然会带来不满和抵制。人们会不断地对这样的生产关系和管理方式提出疑问,人们在实践中会自发地要求按价值规律办事。如果我们坚持认为这种体制就是社会主义的,就是正确的,就是代表社会发展要求和方向的,那么说有一种“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就不是耸人听闻,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客观现实。这种倾向实质是一种要求进行商品生产、等价交换,尊重价值规律,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把计划经济体制等同于社会主义的思想束缚下,是不可能看到这一点的,那么只能认为这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思想凝固会带来判断上的失误,而这种“判断失误”又恰恰是维护计划经济体制所极为需要的。

今天回过头来看当年的分歧和争论,哪里是什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争,其实质是“计划”与“市场”之争。若“计划”到底,也就只能紧紧握住阶级斗争这柄利剑。当年一再祭起“阶级斗争”这面旗帜,用意之一便是用它来维护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传统社会主义。

“阶级斗争”,可以从两个方面有效地维护计划经济体制。一方面可以对一切对计划经济体制不满和抵触的思想及代表人物进行打击和斗争,遏制一切企图走上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要求。“阶级斗争”在提供理论解释的同时,也就提供了打击和遏制的正当理由和打击的办法。阶级斗争的开展压抑住了人们对价值规律的尊重。其实价值规律与计划经济是不相容的;如果讲求价值规律,讲求等价交换,就无法依靠行政指令进行资源配置,使计划体制运转不灵甚至失效。然而“大敌”当前,“阶级斗争”如此激烈,政治目标高于一切,还讲什么价值规律?甚至讲价值规律本身就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另一方面阶级斗争的开展还会有效地压抑和淡化人们的物质欲求,淡化和压抑人们以劳动换取自己利益的渴望,使人们为了一个崇高的目标,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而不惜代价,从而不再“斤斤计较”变得极为崇高。阶级斗争理论提供了鄙视一切物质利益的正当理由。鄙视物质利益,哪里是人的要求,而是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是为了维护这种体制的要求。因此,这种体制需要有“对立面”,需要有“敌对势力”的存在。它存在时要时时强调它,它不存在时要“制造”它。这也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毛泽东早在1956年就写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论著而后来重提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愈演愈烈”的巨大疑问。

进入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不仅在国内重提阶级斗争,强调阶级斗争,且在国际范围内强调阶级斗争,造成国内国际阶级斗争都非常激烈的紧张社会氛围。

我们都知道“和平与发展”是邓小平20世纪80年代对当今世界时代主题的新概括,也是邓小平理论的一块基石。其实“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趋势早在50年代初已露端倪。为什么毛泽东就没有觉察出时代潮流的变化而一味坚持“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观呢?应该指出,这有极为重要的客观因素,冷战的格局和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都会影响到他对时代潮流的判断。但我们仍可从计划经济体制的角度做一些探讨。

从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条件来看,它需要一定的封闭性。我们撇开那些政治因素不谈,单就计划经济体制而言,只有相对封闭,才可能是形成相对稳定有序的内循环系统。这几乎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前提性的限定,否则无法“计划”,即便“计划”也难以实施。这从我们实施对外开放政策到放弃计划经济体制,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加入WTO的历史实践,也可反观相对封闭对于计划经济体制具有何等的重要性和必然性。那么我们要问,相对封闭的理由是什么?理论依据是什么?当然,没有什么比“阶级斗争”的解释更有说服力了,况且这种解释又并不是毫无客观依据。然而“扩大”的后果则会产生层层递进的效应:首先是满足了计划经济体制相对封闭性的要求,免遭“开放”带来的威胁;其次,在“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思维逻辑指引下,会更加有力地证明我们坚持计划经济体制——当时认为就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最后,在外在的巨大压力下,这种封闭性的体制反而更具凝聚力,为实行进一步的高度集中统一找到了理由,包括国内、国际“阶级斗争”都异常“尖锐复杂”的政治氛围都会从不同的层面上维护计划经济体制。“阶级斗争”固然相当程度上遮蔽了毛泽东对世界潮流的认知,可毛泽东也是体制中人,他不能不考虑、不能不适应体制自身的要求。可以说毛泽东及其晚年思想的追随者们,非常清醒地看到了“阶级斗争”对于计划经济体制的重要性:不搞“阶级斗争”,计划经济体制是难以维持下去的。

二、计划经济体制的动力缺乏,需要用“阶级斗争”来“补充”

计划经济体制的相对封闭性不单纯是对外的,也是对内的,即体制内也要相对封闭。只有进行系统与系统、单位与单位、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条块分割,杜绝其横向往来,才会有个相对的稳定性,才能构建起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体制。不仅如此,还需要有一种固定性,即人员不能随意流动,否则“计划”无法制定,也无法实施。适应这种体制的需要出现了一系列的束缚性政策和规定,如户口、档案、粮油关系、单位等等。这样一种结构的社会当然是一种毫无生气、死气沉沉的社会。可以说它已将个人的主体性、创造性剥夺殆尽。那么,广大人民群众凭什么有劳动积极性和创造热情?特别是劳动成果的分配主要由权力进行配置,出现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的时候,怎样维持劳动纪律和激励干劲?经济发展的动力从何而来?用“阶级斗争”来激活这个缺乏活力的社会,来给这个社会的发展提供强大动力。这一发展模式后来被高度概括为六个大字:“抓革命,促生产”。

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来促进生产,从“生产”的角度来看当然失败了,但它有力地抵御了走向市场经济的趋势,捍卫了计划经济体制。阶级斗争理论引入到经济领域甚至整个社会,起码有两个效用。一是缺乏劳动积极性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剥削阶级思想在做祟,而不是计划经济体制本身的原因造成的。这就避开了人们对计划经济体制本身的怀疑和不满,又为在更大规模上开展阶级斗争尤其是思想斗争找到了依据。从而为扫除一切与当政者意志不符的思想和现象提供了理论前提,实现高度统一,保证令行禁止,按计划行事。二是可以使社会有一定的“压力”,从而形成一种“驱动力”。阶级斗争理论在实践上表现为一种间歇性的政治运动。一场运动来了,打倒了一批人,又起用了一批人,这样社会便有了一种“张力”,它通过调动起人们的“仇恨”甚至“恐惧”来进行驯从的劳作,从而使计划经济体制延续下去。如果不进行阶级斗争,不搞那么多的政治运动,计划经济体制本身就维持不下去。因此,毛泽东晚年说“文化大革命,过七八年又来一次”、“七亿人口,不斗行吗?”就绝不是老人家的梦呓和疯话,而是对这种体制深刻洞察的结果,是他晚年无限忧思的根源。

三、计划经济体制派生出的弊端需要用阶级斗争的手段来清除

计划经济体制不仅动力缺失,且会派生出一系列弊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邓小平曾以愤慨的心情列举这些弊端:“现在,我们的经济管理工作,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政治的空谈往往淹没一切。”(《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页)“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陈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这无论在我们的内部事务中,或是在国际交往中,都已达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同上,第327页)邓小平指出的,最根本的是高度集权而权力又几乎支配一切的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只要看看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例如前苏联,不是都具有邓小平说的这些难以克服的痼疾吗?

对于计划经济体制派生出的种种弊端,不仅是后来的邓小平所不能容忍的,也是毛泽东所绝不能容忍的。然而不同的是,邓小平用体制改革的办法,从根本上一步步地解决和消除这些弊端,而毛泽东则将这些现象纳入阶级斗争的视野予以解释和惩治。

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来克服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再次回避了人们对计划经济体制的质疑,而又暂时地遏制了这些弊端。其结果是更加有效地保护了计划经济体制本身。

四、计划经济体制造成了应该进行阶级斗争的假象,提供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社会基础

前面已经说过,计划经济体制是人为设计并依靠政治力量强制性地建立起来的。可是一旦建立起来,它便要按照自己的意志或规律向前发展,获得一种近乎本能的向全社会扩展的要求。很好理解,只有这样才可能对全社会实行有效的控制,才可能更好地按集权者主观意志的“计划”行事。因此,以“阶级斗争”为开路先锋,不断变动生产关系,即不断提高公有化程度、扩大公有化范围等等就不单纯是“决策失误”所能解释的,更大的原因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意志使然。这样一种扩张趋向显然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或说脱离了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它必然会遇到来自党内党外甚至基层社会的抵制和反抗。这种抵制和反抗既然被认为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就得用阶级斗争的办法与之斗争,越斗争阻力和抵制越大,阻力越大越要斗争。这正像一个灯影愈往黑暗处扩张它所面对的黑暗越多一样,结果是“阶级敌人”越斗越多,阶级斗争愈斗愈趋激烈。计划经济体制所要求的不断变更生产关系,即不断提高公有化程度、扩大公有化范围的趋势,是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趋势相一致的,正是这种恶性循环的表现。

再看看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生态和个体处境,也是耐人寻味的。前面已说过,计划经济体制需要一种“固定”性,每个个体几乎都被户口、粮油关系、单位、档案牢牢地束缚在一地,他们几乎失去了任何发展的可能性。而每次政治运动的发动,都意味着一种重新洗牌,都意味着一批人将倒下去,另一批人将冒出来。政治运动几乎成了改变一个人或一个家庭地位和命运的唯一机会。有谁不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呢?即使改变不了,能看到那些春风得意者顷刻垮台也是一种心理满足;即使改变不了,能趁运动之机挟私报复打击怨敌也是一种收获。计划经济体制加阶级斗争,必然会滋生出一批大大小小的政治赌徒和装腔作势的“左戏子”。他们上窥风向、下摸苗头,时刻准备进行政治投机,其对政治舞台动向的关注热情绝不亚于现在一些股民对股市行情的关注。在最崇高的“革命”名义下,掩藏着的却是最最卑下的私欲。他们,就是为阶级斗争不断扩大化摇旗呐喊推波助澜的社会基础和领头羊。政治一旦变成赌博,这种政治也就变得肮脏不堪,这种政治也就走到了尽头。但它造成的影响却是不可低估的。它败坏了社会空气,腐蚀了人的基本品质。正直、诚信、平等、合作,勤勉而不是投机,实干而不是空谈,追求正义而不是追逐权力,这些走向市场经济必备的精神资源几乎被耗蚀殆尽,至今我们还在为这种政治后遗症支付着高昂的社会成本。

概言之,计划经济体制需要阶级斗争来维护;计划经济体制的动力缺乏,需要阶级斗争来补充;克服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需要借助于阶级斗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生态,为开展阶级斗争提供了社会基础。这些便构成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经济体制根源。

(作者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杨继绳)

2010年第4期　从三个联合公报看美台军售　朱 良

进入2010年,美国宣布向台湾出售64亿美元先进的武器装备。为什么美国这一行为激起了中国的强烈反对呢?可以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八一七公报》中找到答案。

尼克松访华“中美联合公报”

新中国建立后,我国对外政策是联合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美国占领台湾。上世纪60年代,随着中共与苏共的大论战,两党关系破裂,两国关系到1969年3月珍宝岛武装冲突后到了战争的边缘。毛泽东主席开始调整中苏、中美关系,改变对美、对苏两面出击的战略。而美国面临着苏联的军事力量已经赶上美国,急于摆脱对越南的战争,也想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以对付苏联。

1969年12月,我国恢复同美国的大使级会谈。1970年10月和11月,尼克松总统通过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领导人向中国传达改善美中关系的信息。1971年7月,尼克松派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双方达成协议,尼克松总统将应周恩来总理邀请访华。

当时中美之间已经历了22年相互敌对和隔绝;美国占领台湾多年;1971年10月联合国大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时,美国仍在搞“两个中国”。因此双方有很多问题需要沟通、互相摸底。基辛格和黑格先后来中国做政治准备。

尼克松于1972年2月21日至28日访华。毛泽东首先会见尼克松,谈了“哲学”问题,指出:现在中美两国不存在打仗问题,赞扬尼克松访华,幽默地说“你当选总统,我是投了一票的”。周恩来同尼克松就国际问题和中美关系问题做了长时间实质性谈判。

中美关系要正常化,最重要的问题是美国要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但是尼克松说,他希望在处理这一问题上给他一些余地和时间,公报措词不要被指责说尼克松访华出卖了台湾。公报草案关于这一问题的措词由北京谈到杭州,最后按基辛格的建议达成协议,即“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公报还写上中国方面希望的“反霸条款”,即双方声明:“……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联合公报》是一个很有特点的文件,是三个公报中最长的一个。由于中美对外政策分歧很大,各自又有国际朋友或盟友要照顾,《公报》强调了“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各用500多汉字写上“中国方面声明”和“美国方面声明”,表明了各自的立场和态度。“中国方面声明”一开始就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这反映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革命外交路线。

《公报》又指出:“双方同意”实行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略别国等五项原则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的”。双方同意扩大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同意为逐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提供便利,同意将通过不同渠道保持接触等等。

从尼克松访华到中美建交长达七年

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到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经历了长达7年的时间。这里面有中美双方内部困难的因素:中国文化大革命不断地批林、批孔、批周、批邓,周恩来和毛泽东病重、先后去世;美国1974年8月,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辞职,1976年美国忙于国内总统大选。

中美关系正常化进展滞缓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外交重点是同苏联谈判限制战略核武器等裁军谈判,并调整其同盟国的关系。中国方面则把“联美整苏”作为重点。1973年11月,毛泽东对基辛格说:只要你们跟台湾断绝外交关系,我们两国就可能解决外交关系问题,时间由你们定,我们不催。1975年12月,邓小平副总理对福特总统说:我们多次说过,我们有耐心;在我们两国关系中,我们一直是把“国际问题”摆在第一位,台湾问题是第二位。

所谓“国际问题”,就是中美联合对付苏联霸权主义问题。1973年2月,毛泽东同基辛格说:要搞一条线的战略。1974年2月,毛泽东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

毛泽东在1975年10月曾批驳基辛格说的“美国无求于中国,中国也无求于美国”,毛泽东说:美国就是踏着我们的肩膀跑莫斯科,现在这个肩膀没有用了。这是指尼克松总统1972年2月访华后,5月就访问苏联,同苏联达成了《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1973年6月,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访问美国,苏美达成了《防止核战争协定》。

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联合公报》

1976年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失败,1977年1月,民主党的卡特就任总统。1977年11月,《人民日报》发表了六整版、大字的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大文章。我国开始大力推进中美建交和建立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

1977年8月,邓小平副总理会见美国国务卿万斯,在谈到反对霸权主义问题时,着重批评了美国对苏联的“绥靖主义”和“孤立主义”;提出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三原则:(一)美国废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二)美从台湾撤出所有美军和军事设施;(三)美同台湾断交。

1978年5月卡特总统派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访华,他说,卡特总统要他告诉中方:美国已下了决心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愿意接受中国提出的建交三原则。邓小平指出:要中国承诺只能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不行,这是中国的内政。在此问题上,双方可以各讲各的,相互都没有约束力。

1978年7月起,黄华外长同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就两国关系正常化进行了六次谈判。

10月30日,布热津斯基告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柴泽民:按照美国国内的政治现实,中美关系要取得决定性进展,不能错过当年12月前后,因为明年初国会开会,将先辩论美苏核条约等问题,中美关系将被推迟到1979年秋后。邓小平认为:看来美方想加快正常化,我们也要抓住这个时机,同美国关系正常化要加快,从经济意义上说也要加快。邓小平做出这个决断时,我们正准备采取一个重大的实际行动来扩大反对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会见伍德科克,表示基本同意美方提出的关于建交的《联合公报》新草案,但《公报》应重申反霸条款,并表示他本人拟于1979年1月访问美国。他还指出,鉴于美方需要建交一年后才废除(美方称“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美国政府在这一年期间不要卖武器给台湾。12月15日,也就是在预定宣布建交公报的前一天,伍德科克奉命会见邓小平,要求澄清售台武器停止一年后,美国仍可以出售,并说卡特总统在回答提问时将公开说出。邓小平表示不同意,严正表明了反对美国售台武器的立场。最后双方同意把美国售台武器问题搁到以后再讨论,不影响12月16日如期发表建交公报。12月16日,中方在宣布建交公报时,由华国锋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声明:美方在谈判中曾提到,正常化后美方将继续有限度地向台湾出售防御性的武器,对此我们是坚决不能同意的。因为这不符合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原则。建交公报很短,只有400多汉字,宣布1月1日建交,3月1日互派大使;并强调了五点,包括反霸条款和美国承认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1979年1月29日至2月4日,邓小平副总理应邀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受到了美国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和高规格接待。

美国通过《与台湾关系法》

中美刚建交、邓小平副总理刚访美,1979年3月美国国会两院就分别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4月1O日卡特总统签署了该法案,并使这个国内法凌驾于美中之间的国际协议之上。《与台湾关系法》共18节。法案规定:“任何以非和平方式包括抵制或禁运来解决台湾前途的努力”是“美国严重关切的事”。美国要“保持抵御任何会危及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的诉诸武力的行为或其他强制形式的能力”。“美国将向台湾提供使其能保持足够自卫能力所需数量的防御武器和防御服务”。《与台湾关系法》实际上重新恢复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

1979年4月19日,邓小平向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访华团严正指出:中国对美国国会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是不满意的,这个法案最本质的一个问题,就是实际上不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法案的许多条款表示要保护台湾,说这是美国的利益,还说要卖军火给台湾,一旦有事,美国还要干预。4月28日,中国外交部照会美国驻华使馆正式表明我原则立场,批驳了美方辩解,对美国总统签署美台关系法案深表遗憾。

1982年《八一七公报》

1980年是美国大选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里根表示,保证将忠实地履行《与台湾关系法》。里根当选总统后,1981年1月邀请了台湾国民党主要成员之一的蒋彦士参加总统就职典礼,经过交涉后美方没有让蒋彦士露面。美国还准备向台湾出售新式军用飞机。1981年6月,邓小平指示,要同美国进行一场售台武器的斗争,关键是出售武器的性能不超过卡特总统时期的水平,只要性能控制住,卖得再多也没用;其次是要逐步减少,直到停止出售。从6月开始,两国外交部门进行了长达一年零两个月的紧张谈判。

1982年9月1日,就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了。邓小平认为美国已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我们的要求,把这桩公案告一段落,现在是比较好的时机。8月15日双方就《中美联合公报》达成协议,17日公布,简称《八一七公报》。公报说:“美国政府声明,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在做这样的声明时,美国承认中国关于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一贯立场。”

8月17日上午,邓小平会见美国恒安石大使,指出:在公报中美方承诺逐步减少售台武器,当然不能一年只减少一美元。公报说“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我们理解所谓的“一段时间”应是有限的,不应该推向遥远的未来。关于“最后的解决”,只能是停售。《公报》提到中国“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这不是对任何人的一种承诺,不能曲解为是美国停止售台武器的前提。

《八一七公报》是双方的妥协产物,使我们有了一个同美国进行斗争的依据。但是美国是不准备实行这个公报的。以后有消息透露,《八一七公报》发表前,里根总统曾向台湾做出六点保证:㈠ 不设定终止对台湾军售的日程表。㈡ 任何时候对台湾军售不事先与北京磋商。㈢ 不在北京和台湾之间扮演任何调解角色。㈣ 不变更《与台湾关系法》中对台湾的承诺。㈤ 不改变对台湾主权的立场。㈥ 不施加压力迫使台北与北京谈判。

《八一七公报》发表后,中美政治、经济关系有过重要的发展。但是美国违反《公报》的规定。1984年美国售台武器达7.07亿美元(1979年为5.87亿美元)。80年代中期,美国以转让技术的方式提高台湾武器性能。特别是1989年6月起,美国一方面要欧盟一起对中国停止军售,另一方面1992年9月(共和党)布什政府决定卖给台湾150架F—16战斗机,总金额58亿美元。

黄华同志在《亲历与见闻》的回忆录第14章“中美建交和八一七公报”中,以让人思考的一段话作为结束:“1982年冬,有人写工作总结报告给中央,其中说,我国对美工作存在路线错误。我向邓小平同志写信,不同意此点。小平同志在我的信上作了批示,大意说:对美工作,主要由我(指邓小平)主持。如果有问题,由我负主要责任”。

从以上历史可以看到:不论是共和党执政还是民主党执政,美国政府都不遵守中美间三个联合公报。对美国来说,台湾已不仅是新中国初期遏制中国的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而且是以关岛为基地,从日本、韩国到台湾包围中国的链条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作者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部长)

(责任编辑杨继绳)

2010年第4期　对私有制是扬弃而不是消灭　张殿清

中文版《共产党宣言》里有这样一句话:“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65页。)这句话成了我们改革以前消灭私有经济的理论根据。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意不是这样的,是中文版将它的翻译错了。在《共产党宣言》德文原版中所用的不是“消灭”而是“扬弃”。

我并不懂德文,而我对它又是如何知道的呢?那是在2000年12月22日,我去看望胡德平同志。他说:“最近,俄罗斯《真理报》政治理论部主任鲍里斯·斯拉温先生发表一篇文章。他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那个关于‘消灭私有制’的问题,在德文原版中所用的不是‘消灭’而是‘扬弃’。请你明天到中央编译局去找一下殷叙彝研究员,请他帮助查一下在德文原版中这句话到底是怎么写的?”

然后,胡德平就用电话同他联系好。第二天一上班,我就去找了殷先生。因为殷先生已经知道了我的来意,因此他一见到我,就很快地将德文版的《共产党宣言》拿给我看。他说:“你看,马克思在这里用的不是Abschaffung(消灭),而是Aufhebung(扬弃)!”然后,我就将有关段落复印后,拿回去给德平看。当他看后又经过我的解释而显得非常兴奋,就说:“这很重要,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写篇文章并公开发表!”当文章写好后,他说:因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而且也牵涉到我国在建国后的重大实践问题,因此这就应向中宣部请示一下。但是,中宣部经过研究后给予的答复就是:目前,你们的这一文章还不宜公开发表,只能在内部的有关刊物上发表。这样,胡德平也就只好选了某个内部刊物发表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它著作也证明,他们二人对于私有制的立场和态度,始终都不是“消灭”而是“扬弃”。

首先让我们看一看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之前,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有关的论述。

1844年,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写道:“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私有制的产生有着“历史必然性”,“从现实的发展进程中必然产生出资本家对土地所有者的胜利,即发达的私有财产对不发达的、不完全的私有财产的胜利”;“资本必然要在它的世界发展过程中达到它的抽象的即纯粹的表现”,它必然要发展到“全部私有财产关系的顶点、最高阶段”。(《马恩全集》,42—120,121。110,106)

1845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写道:“的确,私有制在自己的经济运动中自己把自己推向灭亡。”(同上,2—44)

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这样地写道:“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是以生产工具为出发点,这里已经表明了在工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必然会产生私有制”;“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私有财产是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上必然的交往形式,这种交往形式在私有财产成为新出现的生产力的桎梏以前是不会消灭的,并且是直接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同上,3—74,25,410)

1847年10月,马克思指出:“私有制不是一种简单的关系,也决不是什么抽象概念或原理,而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总和(不是指从属的、已趋没落的,而正是指现存的资产阶级私有制)”,它是整个社会活动的产物,“著作家可以献身于这个历史运动,成为它的表现者,但是,不言而喻,他不能创造运动”(同上,4—352)。这就说,无产阶级或任何人都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去消灭或废除私有制。

1847年11月,恩格斯写道:“对于手工工场和大工业发展的最初阶段来说,除了私有制,不可能有其他任何所有制形式,除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不可能有其他任何社会制度。”(同上,4—365)这就是说,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只有资产阶级私有制才最适合生产力的发展,也只有资产阶级私有制才最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以上所述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之前,他们在对待私有制特别是在对待资产阶级私有制这一问题上的有关论述。

让我们再来看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之后,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有关论述。

1857—1858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中写道:“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到一定时候就会扬弃资本本身。”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同时又是一种异化过程,即社会财富的越来越巨大的部分作为异己的和统治的权力同劳动相对立,这种颠倒的过程只是一种暂时的必然性,“而这一过程的结果和目的(内在的)是扬弃这个基础本身以及过程的这种形式。”(同上,46下—38,361)

马克思在这一手稿中又说:“资本既是合乎比例的生产的不断确立,又是这种生产的不断扬弃。现有比例必然会由于剩余价值的创造和生产力的提高而不断被扬弃。”(同上,46上—398)

1863—1864年,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中写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就必然会出现彻底的经济革命,“这种革命一方面为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创造并完成它的现实条件,为它提供一种相应的形式,另一方面……这个革命又为一个新生产方式,即扬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对立形式的新生产方式创造出现实条件,因而为一种新形成的社会生活过程,从而为新的社会形态创造出物质基础。”(同上,49—126)

1867年,马克思出版了他的《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在他的这一著作中,不但没有提到过要消灭私有制,而是相反,马克思强调: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广泛而彻底的发展,也就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因此,不是通过暴力手段去消灭私有制,而是通过市场的竞争使低级的或不发达的私有制逐渐地变为发达的或最高形式的私有制,而在这同时,社会主义公有制因素也就在其内部不断地成长壮大起来,最后,社会主义公有制也就会“自然而然地”从资本主义私有制中脱胎出来,或者说,由于自然的历史过程,最后,资本主义私有制就必定会“自然而然地”转变为或让位给社会主义公有制。(同上,31—410;16—255)

1878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写道:“正像以往小生产由于自身的发展而必然造成消灭自身,即剥夺小生产者的条件一样,现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也自己造成使自己必然走向灭亡的物质条件。”(同上,20—146)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就更是强调了对资本主义私有制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扬弃”,而不是“消灭”。

例如,关于从个别资本或私人资本发展到股份公司的问题,马克思在该卷中写道:“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同上,25—493)

关于股份制度,马克思写道:“它是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私人产业的扬弃;它越是扩大,越是侵入新的生产部门,它就越会消灭私人产业。”(同上,25—496)

关于资本主义的银行制度和信用制度,马克思在该卷中说道:“当然,银行制度造成了社会范围的公共簿记和生产资料的公共的分配的形式……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扬弃了资本的私人性质,它本身,但也仅仅是就它本身来说,已经包含着资本本身的扬弃。”(同上,25—686)

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一经济形式,马克思说道:“这个一定的历史形式达到一定的成熟阶段就会被抛弃,并让位给较高的形式。”(同上,25—999)

由此可见,马克思的理论不是关于“消灭私有制”的理论,而是关于“扬弃私有制”的理论;同样,它也不是关于消灭资本主义的理论,而是关于扬弃或最彻底地发展资本主义的理论。

(责任编辑杨继绳)

2010年第4期　网络问政与民主进程　智效民 丁 东 毕星星

从去年两会前夕到今年两会前夕,温家宝总理已经与网民交流两次,对话的领域比较广泛,回答了不少公众关心的问题。比如,他去年说: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反腐败的一项重大举措。这一制度至今没有出台,给公众留下了一个悬念。今年有人问到为什么管不住官员公款吃喝和公车私用时,他表示“应该管得住,必须管得住”。随后他解释说:要想治理腐败,管住官员们的“三公消费”,“第一条就是公开透明……第二条就是民主监督。”如何落实公开透明和民主监督,他又给公众留下一个悬念。

有一种看法,认为领导人在与网民公开交流时,表达一些顺应民意的话是作秀。我不这样看。国家领导人与网民的直接交流,毕竟开辟了一条百姓问政的通道。领导人的承诺能够很快兑现固然最好,暂时不能实现,民间也有了一个问责的依据。回想进入网络时代之前,中国老百姓连这样面对领导人公开问政的机会也没有。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有了官民之分,就产生了民间对官方问政的需求和冲动。早在上古时代,我们的祖先发明了“谤木”,向帝王谏言。“谤木”是“华表”的雏形。可惜现在天安门前的那对“华表”,已经演变成一种建筑装饰,一种摆设,失去了“谤木”的原始功能。中国古代,如果说华表的作用是“下情上达”,那么《邸报》的作用则是“上意下传”。据说在西汉初年,为了加强地方与京城的联系,各地行政长官都要向长安派出常驻代表,其任务就是及时把皇帝的谕旨、诏书和大臣奏议等政治情报,以文书的形式传送回去。由于这些常驻代表的住处叫“邸”,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驻京办事处”,因此人们便把这种文书抄本称为“邸抄”或“邸报”。到了明清两代,尽管《邸报》在内容上增加了社会新闻,在出版上使用了印刷技术,在发行上也有民间报房,但一直没有摆脱“政府公报”的性质。专制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上意下达的功能远远强于民意上达的功能。

而欧洲在15世纪末就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报纸,开辟了民间与官方平等对话的通道,对欧洲的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有人说“媒介技术的革命是人类社会和政治发展的重要动力”。国际互联网的出现,使官民走向平等对话的趋势不可逆转,对于推动全人类政治民主的进程产生了难以低估的作用。和谤木、华表相比,和奏折、上访相比,网络无疑在对话的公开性、平等性、方便性上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在当今发达国家,如果一个政治家不能迅速适应网络,他就会被选民抛弃。视频、论坛、微博等网络新宠已经成为政治家竞相涉足的领域。被称为“美国第一位网络总统”的奥巴马,几乎是“(手)机不离手,博(客)不离口”;就连一向保守的英国王室也设立了皇家微博网站;像越南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领导人也纷纷开通与民众交流的网络专栏。这让人想起一句老话:“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近两年,中国领导人开始与网民对话,应当说是明智的,顺应了网络时代的历史潮流。在与温家宝的两次对话中,网民的提问,比两会结束时中外记者会上中国主流媒体记者提问,还是实在得多。我相信,网民还提出了更尖锐更有挑战性的问题,但被筛选掉了。网络对话虽然只是百姓问政的初级形态,毕竟是一个值得欢迎的开端。在我国各级政府领导人不是由选民直接选举的情况下,官员不易养成接受公民问政的自觉和谦卑。如果把国家领导人和各级党政负责人与网民对话定期化,常态化,对官员正视民意是一种很好的提醒,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发育必有某种促进作用。

公布三公消费的明细账

今年2月27日,温家宝总理与网友第二次在线交流。有网友提问:公款吃喝、公车私用等现象为什么管不住?治理三公消费真的那么难吗?温家宝说:“应该管得住,必须管得住。其实,我们能够做到,最根本的是两条,第一条就是公开透明,就要让任何一项行政性支出都进入预算,而且公开让群众知道,接受群众监督;第二条就是民主监督。我曾经引过在建国前毛泽东主席和黄炎培先生说过的一段话,解决‘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周期律问题,最重要的是民主,只有民主才不会出现人亡政息,他提的是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费出国,其实也关系到整个反腐败。”

在当今世界的大国中,三公消费开支庞大,不是普遍现象,而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其他大国不是没有官员乘坐公车、公务招待和公费出访,但限制在极小的范围,并且受到议会、媒体和公众的严格监督。个别官员违规,轻则丢官,重则坐牢。而中国的公车数量之多,超过全世界其他国家公车总数之和。中国官员组团出国,名为公务,实多为旅游,成为全球各地特有的风景。公款吃喝,更是在中国内地官场上司空见惯。对此,公众并非麻木不仁,早就深恶痛绝,却没有条件监督,只能私下发发牢骚,至多在网上表示不满。三公消费的主体是官员。不合理的三公消费,实质是官员利用公共权力自肥的方式之一。最初可能只是不想接受公众监督,到现在已经积重难返,演化为不敢见光的“家丑”。

中国三公消费的总额到底是多少?政府从来没有公布过。2006年,竹立家教授综合各方面数据,包括公开的和一些人大代表的议案,推算2006年三公消费的规模在9000亿元左右,其中公车消费4000亿元左右,公费出国是3000亿元左右,公款吃喝2000亿元左右。在当年4万亿元的财政总支出中,大约占22.5%。财政部门认为没有那么多。民间有人认为实际数据比这个还要高。不管怎么说,公开的媒体上总算有了一个三公消费的数据。各方面人士涉及这个问题时,一般都以这个数据立论。

四年过去了,舆论对三公消费的批评不绝于耳。广州海事法院院长罗国华等官员组团公费出国的行程和费用偶然流出,每人费用高达8万元,考察地点多与业务无关,引起舆论大哗,最后只好免去这些干部的职务。辽阳等市试行公车改革,领导干部最高补助一年7.6万元。虽然这个方案可以节约行政开支,但补助数量之高还是令人咋舌。争论之余,一些地方公车改革搁浅。

今年1月8日,中纪委副书记李玉赋在中纪委、监察部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宣布,各地区各部门通过财政预算压缩出国(境)、车辆购置及运行、公务接待等三项经费158.06亿元;全国党政干部因公出国(境)团组数、人次数和经费数与近三年平均数相比分别下降了49.0%、45.5%和37.6%。公款出国(境)旅游得到进一步遏制,2009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办公款出国(境)旅游案件103件,涉案人数319人,追缴涉案金额537.1万元。显然,中纪委、监察部手里有各地区各部门2009年三公消费的数据,也有往年的数据,否则怎么算出158.06亿元?手里也有党政干部公费出国的具体数据,否则怎么算出团组数、人次数和经费数分别下降49.0%、45.5%和37.6%?2009年三公消费总额有所下降是好事,但自我表功为时过早。被压缩掉的三公消费固然不合理,尚未压缩的三公消费未必都合理。靠党政权力自我约束,只能治标,不能治本,稍有松懈,便会反弹。如果真想解决问题,中纪委、监察部应当把各地区和部门三公消费的实在数字公布出来,不要光在百分比上做文章。

国家的财政部和地方的各级财政厅局,是专门管理钱袋子的部门,手里更不会没有相关账目。现在每年向两会公布的政府预算报告,包括2010年的预算报告,都把公车购置和运行、公费出国、公务接待费用混在农业、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国防这些大项里,即使有问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不可能看出来,公众更是一头雾水。人大代表审议财政收支,监督三公消费,就成了走过场,摆样子。

中国之所以出现三公消费膨胀的奇观,说到底是制度问题。国家征多少税,征来的钱怎么花,无须征得纳税人的同意。公民只能履行纳税人的义务,却无从行使监督的权利。这种格局绝非中国的政治优势,而是导致社会动荡的隐患。现在中国公民的纳税人意识已经开始觉醒。某些地方政府在财政公开方面也有进步,向人大代表公布的预算开始细化。我建议,中央政府今年就责成财政部门专项公布三公消费的明细账。公布的方式可以通过纸质公报,也可以通过政府网站,方便所有关心公共事务的公民查询。网络不受篇幅限制,再厚的本子也能容纳。关键在于政府是否真有诚意。如果再拖两年,政府换届,总理的公开承诺就没有意义了。

保障公民自由任重道远

自由曾经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字眼。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中,它就是反对封建领主的鲜亮口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中,它也是号召群众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有力武器。“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为了争取民主自由,当时的热血青年不惜前仆后继。然而1949年以后,自由逐渐成了一个危险的字眼。谁要主张自由,等于把自己摆到了权力的对立面。马克思关于“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自由的条件和前提”,本来是强调个人自由的。而以往思想领域的若干次运动,也都以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为旨归。谁要讲自由,就有资产阶级思想倾向的嫌疑。生生地把自由这个美好的人类理想,推到资产阶级那一面去了。为此,听到温家宝总理在近日和网民对话中,强调“国家要保护每个人的自由和人权”,“我们要给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创造有利条件”,还是感到眼前一亮。

温家宝总理申明:每个公民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都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自由和权利。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享有宗教信仰自由,享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但在实际生活中,宪法并不等于现实。且不说文革中手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国家主席照样被侮辱关押至死,即便在目下,无视宪法规定,随意侵害公民自由的事件还是屡见不鲜。比如公民以言论获罪,比如通讯自由受到粗暴干涉,比如发一个不符合当地长官胃口的短信,立刻被公检法逮捕判刑,比如记者采写了某个地区的负面新闻,党政长官可以派出警察千里追捕。比如违法强制拆迁。比如在扫黄打非中随意干涉公民私密。民间力量得不到发育,民间组织发展受到压抑。至于游行示威,自打出台了一些有关游行示威的地方法规,我们再也没有看到过任何中国大陆的公民合法行使过游行示威的权利。显然,所有的游行示威都被视为不轨行为。这些地方法规的立法动机不是为了保护公民权利,而是让公民的权利实际上被悬置。久而久之,公民个人的自由意识也日趋淡薄,甚至视主张权利、主张自由为畏途。宪法规定的种种自由,无法行使,成为一纸空文。在这种情况下,温家宝能够重申宪法和法律的应有之义,值得关注。

当今对公民自由的侵害有一个特点,就是以“公权”侵害“私权”。任何侵犯公民权利公民自由的行为,一旦打着国家的旗号,冠以人民的名义,立刻冠冕堂皇畅通无阻。近期发生一系列国进民退、企业兼并重组事件,国企标榜“整合资源”,无所顾忌地吞并私营企业,公民的个人财产被堂而皇之地鲸吞,却求告无门。国家机关对于公民自由的侵害,往往打着“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的旗号,使自己成为正义的化身。温家宝总理在对话中说,“整个社会的发展必须以每个人的发展为前提,我们要给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创造有利条件,让他们的聪明才智竞相迸发”,我以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发展的正确解读。自由至上,任何一个公民的自由权利都不应受到妨害,哪怕施虐者以国家利益的名义。

现在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稳定压倒一切。在一些官员心目中,好像只有物质生产是实在的,公民自由此类问题虚幻不着边际。依我说,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同样重要。现代社会进步的标志,就是个人自由不断增大,公民自主性不断提升,公民的权利不受伤害,人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相反,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生活环境里没有民主权利,不能自由言说,自由表达,自由发展,不能免除恐惧不安,那么,国家的GDP数据再高,有幸福便是有限的。(责任编辑徐庆全)

2010年第4期　追寻思想的光明　张宏遵

新世纪即将走过第一个十年,时光总是以它匆匆的脚步,客观地丈量着人类的胸襟和智慧,公正地在岁月的年轮上镌刻下人类的每一段精彩,同时,也无情地记录下每段平庸和荒唐。

近三十年,中国人在探索文明进步的道路上有着不俗的表现。改革开放政策促使经济快速发展,经济总量在全世界排序靠前,从而确立了一个经济大国地位。奥运会,国庆六十年大阅兵,尽显豪情风光,让国人挣足了面子;全球金融风暴中,中国以8.7%的增长速度让世人另眼相看。与此同时,“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种种桂冠更令人心动神摇,感觉真好。

当我们沉醉于这些成就和赞赏的同时,静夜扪心,自当心知肚明:我们面临的难题不少,麻烦不断,矛盾多多。中国社会转型中的许多深层次问题,比如执政党如何民主执政、科学执政、依法执政的问题,如何认识和遵循执政规律、现代化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问题,我们仍停留在一个必然王国,远未获得认识和实践上的自由,以致每临大事常常表现得捉襟见肘,进退失据,宽严皆误。我们在取得某些进步的同时,在另外一些方面又陷入了泥淖,自觉不自觉地从一种迷失走入了另一种迷失,从一种束缚走入另一种束缚。现实生活中更是大面积、扩张式地呈现出权力崇拜,物欲横流,价值倾斜,信仰缺失,精神迷惘,恶俗泛滥,道德沦丧,底线坍塌,人性扭曲,斯文败损的乱象。整个社会的精神层级和思想格调在矮化,在萎靡,在溃疡。当一个民族仅仅靠着最原始的冲动来维系和动员的时候,那么这个民族离精神的崩溃也就为时不远了。

凡此种种,都冷峻地提醒我们:站在二十一世纪初叶的中华民族,急需一种精神的引领和思想的光明,急需一个新的思想解放。

邓小平生前曾经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就不能前进了。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个话,在当下颇有重要警示意义。

解放思想,一要解,二要放。解,就是要解开枷锁,解除禁锢;放,就是要放开眼界,放开脚步。今天,解放思想有不同于三十年前的地方,我们既要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不合时宜的理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还特别要从狭隘的既得利益和平庸的政治短视困境中解放出来。

思想是不能禁锢的。解放思想就要破除迷信。要破除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经验主义的迷信,破除各种形式的个人迷信。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人,没有神,任何人都不可能出口即真理,一句顶一万句。马克思是科学家,不是佛祖禅宗;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理论,不是宗教教义。我们要当马克思的学生,正确的态度是学习马克思,实践马克思,发展马克思,超越马克思。

思想是不能垄断的。世界上正常人都有一个脑袋,都会有一种思考,思想无法归于统一,定于一尊。说把思想统一到什么什么上来既无必要也做不到。在交流中丰富,在比较中鉴别,在撞击中发展,在实践中检验,是思想的内在逻辑。科学和真理不是按地位和权力来分配的。并不是谁地位越高、权力越大,真理就越多。手里有没有真理,不能靠自我称许,也不能靠权力来裁决,只能让实践来证明。

思想是不能封闭的。解放思想就要有海纳百川的胸襟。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这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敢于吸收、借鉴、运用这些文明成果,是智慧的表现,是开明的表现,是有自信心的表现,是强大的表现。反之,拒绝、排斥、贬低这些文明成果,是愚昧的表现,是浅薄的表现,是狭隘、弱智、低能的表现。当然,借鉴、学习这种外来文明,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否则就会水土不服,出南橘北枳的错误。但是我们也不能把所谓“中国特色”变成排斥外来文明、保护落后的代名词。

思想是不能控制的。解放思想就要解放嘴巴,就要让人说话。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一个社会,不怕七嘴八舌、议论纷纷,就怕三缄其口、万马齐喑。要鼓励说真话,允许说错话,反对说假话,避免说大话、空话、套话。不允许说错话,等于不让人说话。封住人的嘴巴,有可能封住了一句错话,但也可能封住了一条真理,同时也封住了通往真理的道路。

解放思想并不玄妙虚空。其要义在于回归常识、回归规律、回归人性。真理是朴素的,人所共知的常识往往更接近真理。常识不一定就是真理,但一切荒诞的东西都是违背常识的。走近常识、尊重常识,也就是走近真理,尊重真理;偏离常识,常常就偏离了真理。规律是事物的内部联系。执政党有其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有其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有其发展规律。解放思想就是要使我们的认识、决策、行动尽可能地符合客观规律。规律是客观的,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承认不承认,它都起作用。谁嘲弄规律,就会被规律所嘲弄。是否掌握了规律,自己认为不算数,要靠实践检验。至于讲人性,就是要以人为本。我们的一切理论和实践,最终都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福祉。人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也是全部目的和归宿。追求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公正、正义、人道主义,是人类的天性。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就是不断实现和满足人们的这种人性化诉求。与此相悖的,专制、特权、奴役、剥夺、等级、尊卑、歧视、压迫,都是反人性的。社会主义的种种美好,正在于它能提供和创造最符合人性的东西,否则它就一无可取。解放思想,就是要使我们的认识更合乎人性要求。否则,这种解放就没有意义。

解放思想就要知行统一。解放思想不能只是一句口号,应该是行动准则。一打宣言,不如一个实际步骤。不能将解放思想仅仅写在纸上,印在书上,挂在墙上,说在嘴上。如果那样,解放思想就成了一种装潢,一种政治语言秀。

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亿万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是创造财富的主体,也是认识的主体,思想的主体。解放思想,创新思想,不是几个天才人物的专利,而是亿万人民共同的事业。离开了亿万人民群众的实践和思考,解放思想就是空话。

当前,国际金融风暴未平,世界风云际会,各种思潮汹涌激荡。当此之时,我们需要企业家、实业家,同时也需要政治家,思想家。因为思想家是引领人们走出黑暗的灯塔,是照亮人类心灵和智慧的火炬。一个没有思想光明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一个没有思想光明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国家。如果说,政治家是以审时度势、选择航道把握未来,企业家是以创造财富、积累财富奠基未来;那么,思想家便是仰望天空,追寻北斗,照明未来。神州大地思想真正解放之日,就是东方巨狮醒来之时,中华民族振兴之时。

中国未来的前途在哪里?借用一句诗人的话说,去问开化的大地,去问解冻的河流。这开化的大地,解冻的河流在哪里?在我们十三亿中华儿女追求思想解放、追求思想光明的不懈奋斗之中!

(作者为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工人日报原总编辑)

(责任编辑杨继绳)

2010年第4期　“高沟事件”始末　王永华

江苏省涟水县高沟镇,历史上是有名的美酒之乡。在20世纪60年代的社教运动中,这里曾发生过一起闻名全国的政治风波,即“高沟事件”。然而,长期以来,该事件在共和国史书乃至江苏地方史中甚少提及或语焉不详。近年来,随着档案资料的开放及一些亲历者回忆录的逐渐问世,我们对这起事件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笔者通过对原始档案、地方志和个人回忆录的梳理,试对“高沟事件”做一揭示。

一、社教工作队与基层干部的严重分歧

按照中央“前十条”精神,1963年7月起江苏省四清运动试点正式铺开。11月中旬淮阴地委组织了200多人的社教工作队进驻涟水县高沟公社进行以“四清”为主要内容的社教试点。到1964年3月底工作队撤离,该阶段的运动历时4个半月。

四清运动工作队进驻高沟公社后,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组织干部群众学习“双十条”,建立贫下中农阶级队伍,成立贫协组织,层层清理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帐目、仓库、财务、工分。清理的结果,认定绝大多数干部存在严重经济问题。据第41期《农村社教运动通讯》所记:大队、生产队干部大吃大喝浪费的粮食54万斤,肉1万多斤,酒1万多斤,钱10多万元。绝大多数大队,在生产队核算后,大队干部仍然实行吃饭不要钱。全公社无限制扩大小私有土地的形式达20多种;有30%的生产队,小私有土地占耕地面积15%以上。公社平调大队的粮食,大队也平调生产队的粮食、种子、土地、劳力、资金、物资等等来搞大队的“集体副业”,而这些“副业”的收入,很少分给社员,多数被大队干部挥霍浪费掉。据此,工作队认为高沟公社的阶级斗争及阶级斗争在党内、干部队伍内的反映是严重的,要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

然而,工作队在运动中没有遵照“前十条”关于必须团结“两个95%”(即团结95%的干部和95%的群众)的规定,而是凌驾于公社党委、大队党支部之上,包办代替,利用贫协组织对公社、大队和生产队干部进行监督,乃至限制干部的人身自由,开干部的批斗会、算帐会,搞扩大化和逼供信。而有些贫协组织的成员思想素质较低,揭发出来干部的许多所谓“问题”中,纠缠着个人的历史恩怨,而在运动中却一律以阶级斗争问题看待,从而出现了对基层干部打击面过宽的问题。据第34期《农村社教育运动简报》所载:全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1345人,被认定犯有严重问题和被认为是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的干部有261人,在运动中被行政开除的有10人,受到其他行政处分的有8人;被认为有严重问题和被认为是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的党员有167人,占党员总数的32%,在运动中被开除党籍的有32人,留党察看的有12人,受到其他党纪处分的有21人。

在社教运动中,在对一系列问题的看法上,社教工作队与公社党委存在严重分歧:要不要揭开阶级斗争盖子?工作队是不是一切要通过和依靠党支部与基层干部?对干部的说服教育是不是取消思想斗争?要不要依靠贫下中农,要不要发动群众?对干部“四不清”的经济退赔是应当从严还是应当从宽?运动后期,对少数坏干部,要不要调整其领导职务?运动是妨碍生产,还是促进生产?上述分歧造成工作队和当地干部严重对立,运动结束工作队撤离高沟镇后,矛盾终于爆发,有些基层干部对贫协组织、对贫下中农进行“打击报复”、“反清算”。据第34期《农村社教育运动简报》所载:至1964年7月中旬,打击报复贫下中农事件已发展到18起,遭到打击报复的贫下中农有531户,其中遭绑吊打的74人(内有被打伤的13人,被打流产的2人),被克扣口粮、扣工分罚款的199人,被逼外流的83人。因扣口粮而浮肿的23人,被逼自杀未成的3人,被诬陷的29人。之后,淮阴地委、涟水县委、高沟公社党委处理了5件。这就是“高沟事件”。

二、“高沟事件”被定性为一起“现行反革命事件”

1964年7月2日到8月8日,江苏省委召开四届四次全会。7月21日,在这次会议分组讨论中对高沟社教发生争论,淮阴地委秘书长张景良在淮阴专区小组会上做了《一场重大原则问题的争论》发言,总结了经验教训:要彻底解决公社党委的问题;要自始至终地发动群众;要善始善终把运动搞深、搞透、搞彻底;要追根子。这篇“上纲上线”的发言,与当时正在南京视察四清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思路是吻合的。

这里需要交代一下,1964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对于国内形势作出了严重的估计,提出了“三分之一的社队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论断。会后,刘少奇视察天津、济南、合肥、南京、上海、郑州、武汉、长沙、广州、南宁等地,对四清运动发表了一系列讲话。时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的江渭清在《七十年征程》中回忆,刘少奇在南京视察期间发表了多次讲话。刘少奇认为,“也许不止三分之一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真正有严重问题的”、“四不清”的干部,占基层干部的多数,没有多少问题的、可靠的干部很少;因此,如何认识对基层干部“又依靠又不依靠”的关系,应该是“靠得住就靠,不可靠就不靠”,而且“要等基层干部改变了,再来依靠”。刘少奇还提出了著名的“追根子”说法:生产队有严重问题,一定是大队有人保护。大队有严重问题,一定是公社有人保护。公社有严重问题,一定是县委、地委有人保护。地委有严重问题,一定是省里、中央有人。“四不清”的根子在上面,不可不追。

刘少奇的讲话对正在举行的江苏省委四届四次全会产生了很大影响。淮阴地委秘书长张景良在会上作的《一场重大原则问题的争论》发言,受到刘少奇赞赏。江苏省委将这场争论整理成会议纪要送中央领导审阅,7月29日,王光美打电话给江渭清,传达刘少奇对“高沟事件”的指示:这是一起“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现行反革命事件”。8月下旬,在中央召开的六个大区的书记和江苏等八个省委的负责干部座谈会上,刘少奇重申对“高沟事件”要作“现行反革命处理”。

按照著名党史专家高华在《北京政争与地方——释读〈江渭清回忆录〉》一文中的看法,揭发“高沟事件”本是江苏省委为顺应中央“大抓阶级斗争”的形势而加工提高的产物,刘少奇抓住这个事件,是为了证明他对基层政权已烂掉的看法的正确性,并且要以此“事件”为起点,继续挖出上面的“根子”。江渭清在其回忆录中还道出了刘少奇抓“高沟事件”的另一层原因。刘少奇在南京批评了江苏的社教运动,江渭清向刘少奇当面陈述自己的不同看法。刘少奇认为江苏的运动打了败仗,江渭清坚持说,不能这么讲,江苏省开展社教的社队,60%打了胜仗。江渭清又说,江苏没有发现烂掉的社、队领导班子。刘少奇反驳道:“你这是没有下去,不知道实际,讲的还是三年前老情况。”江渭清寸步不让,回答:“我经常下去,对本省情况是知道的。”就在江渭清与刘少奇这番辩驳中,江渭清忽然抬出了毛泽东,他说:“毛主席也说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刘少奇当即打断江渭清,转问他对王光美的报告有什么看法,因为江渭清没有出席并主持江苏省的王光美的报告大会。刘少奇逼问江渭清:“究竟赞成不赞成王光美同志的报告?”江渭清给刘少奇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从江苏的实际出发,学习精神实质。符合江苏情况的,就学习运用;如果不符合江苏情况,就不照搬。”刘少奇更进一步追问:“那你们江苏就不执行了?”江渭清回答:“不盲目执行。”江渭清的这番回答,引致刘少奇的强烈不满。第二天在刘少奇离开前夕,刘少奇明确告诉江渭清,他的意见“是不对的”,江渭清则坚持原来的看法,两人发生顶撞。

根据刘少奇讲话精神,8月22日,江苏省委批转《淮阴地委张景良同志在省委四届四次全会(扩大)上的发言》。批语中提到:“涟水县高沟公社在社教运动中发生十几起打击报复贫下中农的事件,性质是极其严重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这个事件说明:高沟公社党委、涟水县委对待革命运动的态度都是错误的。高沟公社党委对待这一伟大的革命运动一直是抵触和反对的。而涟水县委没有坚决支持革命的群众,对打击报复事件又未能及时制止,客观上纵容包庇了坏人坏事。”“在运动中打击报复贫下中农实质上就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及时地大张旗鼓地进行严肃处理,以打退阶级敌人的猖狂反扑,维护革命群众的利益。”但是中央认为这个批语是“不够坚定明确的”,江苏省委随之检讨了他们对“这一事件的严重性质缺乏深刻地分析”,“对中央、主席、少奇同志的指示领会不深”。

9月2日,中央发出539号文件转发湖南迎丰公社反革命事件和江苏张景良的“发言”。中央在批示中指出:张景良的发言是一篇很好的发言,要求对“高沟事件”按现行反革命事件处理。

9月22日,江苏省委正式作出对“高沟事件”的处理决定,并向中央和华东局作了报告。江苏省委在《关于处理涟水县高沟公社反革命事件的报告》中进一步认定:高沟公社的打击报复事件是以蜕化变质分子、地富反坏分子为首,纠合一部分严重“四不清”的干部和投机倒把分子,为反对“四清”、反对贫下中农掌权、破坏社教运动成果所进行的反革命复辟行为。“高沟事件”实质上是一场“复辟与反复辟”的严重斗争。在这一处理决定中,省委指出:现在既然阶级敌人摆开阵势向我们反扑,我们也就应当摆开阵势进行反击。鉴于此,为了夺回公社领导权,省委派出淮阴地委第二书记杜文白、地委秘书长张景良、省监委副书记康迪率领工作组前往处理。工作组到高沟公社后,先后召开公社党委会议、公社三级干部会议和贫下中农代表会议以及大队的支部大会,对事件的嫌疑人和责任人进行了组织处理。据《江苏省农村社教运动大事记》载:到9月30日止,先后处理结束30起,共有23个干部被处理,其中撤职18人、开除党籍3人、逮捕法办2人;另外32起正在处理。撤消高沟公社党委书记司德义、副书记万百川、副社长李云亮的职务,涟水县委书记孙燮华以及县委常委、副县长秦达志均停职检查。

三、高沟社教被推倒重来

省委工作组确定对高沟社教推倒重来,由工作队在高沟镇代替包办一切。工作队领导人在运动中“宁左勿右”,提出“刨根子”、“挖须子”等口号,以“夺权”为重要内容,采取敌对待我矛盾的方法,把干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普遍提高到“和平演变”、“建立反革命两面政权”上来进行斗争。据1964年12月25日《社教情况简报》载:全公社21个有夺权斗争对象的大队,有16个单位已基本进入高潮,2个单位向高潮发展;夺权的对象,一般都斗争了四五次,重点对象已斗过七八场。斗争手段主要以“打蛇先打头”的办法,集中力量首先斗倒主要“敌人”;少数大队采取从下向上搞的办法,先斩断主要“敌人”的须子,然后集中力量围剿“首恶”。

在省委、地委不断“升温”、“加压”推波助澜下,1964年11月省地两级又从各地抽调10591人组成的工作队,由地委书记孙振华、省委监委副书记康迪带队到涟水蹲点,省委书记处书记许家屯也来到涟水,进行第二次社教运动。在第二次高沟社教运动中,一大批干部受到打击。据当时总结材料称:全公社被逮捕17人、被判刑9人、被定反坏分子交地方监改5人。先后受处理的党员干部296人,受撤职以上党纪处分78人,其中清除出党13人、开除党籍52人、留党察看9人、撤职4人。党员劝退91人,预备党员除名19人,党员不予登记6人,党员暂缓登记52人。运动中受审查的人员及其亲属自杀的6人。

“高沟事件”是在“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发生的一起后果严重的冤案。它不仅使得一批基层干部群众遭受打击迫害,而且对于推动江苏省四清运动向着“左”的方向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受“高沟事件”影响,江苏省又相继出现了沛县“龙堌事件”、无锡县“安镇事件”等“反革命事件”。

高沟社教运动结束不久,就有不少人向当地党委、政府来信来访,要求对这起案件进行复查。但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9年5月9日淮阴地委和涟水县委才开始深入调查,并进行详细的档案清理。据《涟水县志》记载:1980年2月淮阴地委向江苏省委作了复查结果报告。1980年6月13日,江苏省委根据实事求是精神与有错必纠原则,批准“高沟事件”的复查报告,正式发出《关于对“高沟事件”平反的通知》,对“高沟事件”中在政治上受迫害的县委书记孙燮华、副县长秦达志、公社书记司德义等5人及其他受牵连的人,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作者为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与党建教研部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杨继绳)

2010年第4期　梁启超与护国运动　杜奎昌

上个世纪初以云南为中心发生的护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次运动,打倒了废弃民国、卖国求荣、复辟帝制的袁世凯,为捍卫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先行者,在中国结束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而开创的民主共和制度,作出了巨大贡献。当时曾参与过其事的大学者梁启超,在护国运动期间或护国运动结束之后,通过写文章、发表讲演或与记者谈话等各种方式,说了不少有悖于护国运动真实情况的言论,这就为后人如何正确认识或评价护国运动留下了许多谜团。本文笔者近年来通过查阅历史资料,对梁启超在护国运动中的所作所为,以及他的有关言论作了一番研究,于此产生了一些我自己的看法。现将这方面的情况简要介绍于下,敬请方家指正。

(一)发哿电催促蔡锷及云南军民匆忙起义

1915年8月,当杨度等人在北京成立筹安会,为民国总统袁世凯紧锣密鼓复辟帝制的行径制造舆论时,梁启超便在他的天津寓所同前云南都督、时任北洋政府经界局督办的蔡锷,以及前贵州巡按使、时任北洋政府参政院参政的戴戡等人,商讨过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问题,并决定由蔡锷回昆明依靠具有革命思想的云南军民,首先在云南发起讨袁的军事行动。据北洋政府时期的《政府公报》第43册收录的资料表明,蔡锷是1915年11月中旬在向袁世凯请假并得到批准后到天津治病的情况下,由戴戡等人陪同于11月19日离开天津潜往日本,继而从日本经上海、香港以及越南海防等地,于12月19日这一天到达昆明的。

蔡锷出走日本之后不久,梁启超也离开天津于12月18日到了上海。当梁启超获悉蔡锷已经到达昆明的消息后,便前往南京,通过由冯国璋执掌大权的江苏督军行署,于12月20日给蔡锷发来谎称冯国璋已起兵讨袁,催促蔡锷和云南军民也要赶快揭竿而起的电报。梁启超的这个电报是这样行文的:“宁已起兵,望公速发。”按当时用韵目代日标明发报日期的做法,20日的韵目为“哿”,所以梁启超把他的这个电报称做“哿电”。电报中的“宁”字,是南京别称的用语,这里用来指代冯国璋。当时坐镇南京的冯国璋是袁世凯的得力干将,尽管他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行径持有不同看法,但不论是当时还是在整个护国运动期间,他都没有起兵讨袁的这种迹象。

与梁启超、蔡锷等人在天津商议讨袁的同时,云南督军唐继尧以及云南军民,也正在采取或明或暗的方式酝酿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问题。按照唐继尧及其僚属拟订的计划,先把滇军以剿匪的名义移到滇川交界的地方,待1916年元旦袁世凯正式登基做“洪宪皇帝”之后再来宣布对他进行讨伐。蔡锷是辛亥革命后云南的首任都督,他的到来对云南军民的反袁斗争无疑起到了推动和鼓舞的作用。当蔡锷收到梁启超12月20日由南京发来的电报之后,他和唐继尧等人便决定把起兵讨袁一事提前来进行,12月22日晚间,39名省内外军政要员聚义于昆明五华山光复楼督军行署礼堂,歃血盟誓,共商有关事宜,然后于次日以唐继尧、任可澄(云南巡按使)两人的名义,向袁世凯发去劝告他取消帝制、惩办杨度等帝制祸首,并要求“于二十五日上午十点钟以前赐答”的电报,25日不见袁世凯有任何反应,于是于当日发出由唐继尧、任可澄、刘显世(贵州督军)、蔡锷、戴戡共同署名的讨袁通电,从而揭开了云南首义护国运动的序幕。

时隔不久,当梁启超发觉他的哿电可能会对云南起兵讨袁造成不利影响这种情况时,便在1916年1月8日给蔡锷的一封信中作了这样的检讨:“吾今所首宜请罪于诸公者,则在前托宁代发之哿电。”“二十一日尊电言,二十日内揭晓。其改早之故,想是因吾哿电,不审曾缘改早而生军事计划之支障否?果尔,则吾罪真未由自赎。”

云南揭开护国运动序幕之后,由蔡锷统领的护国第一军下辖的六个步兵团和一些炮兵部队,便陆续向川南进发开始北伐讨袁,但由于遭到北洋军的抗拒,除了唐继尧最先派出的两个团于1916年1月21日攻占宜宾外,其余部队均被堵在泸州外围长江以南的纳溪等地。3月初宜宾、纳溪被北洋军收复后,蔡锷只好命令护国军后撤到大洲驿等地防守。因此,蔡锷在他1916年3月31日发给梁启超的一封电报里说了这样的话:“此次出征,师行未能大畅,实因宣布过早,动员缓慢,出师计划未尽协宜,以致与京津所预想者竟相凿枘。”

(二)抢先发表代云贵两省起草的讨袁电文初稿

蔡锷、戴戡1915年12月19日到达昆明的时候,带来了梁启超事先代云南、贵州起草的三篇讨袁电文初稿:《云南致北京警告电》、《云南致北京最后通牒电》、《云贵致各省通电》。是梁启超一厢情愿代云南和贵州起草了这样三篇讨袁电文初稿,还是云贵有关人士通过何种渠道托他这样做的,其历史依据现在都已无从查考。

蔡锷收到梁启超12月20日由南京发来的哿电之后,云南正式把起兵讨袁一事提到日程上来,匆忙间将梁启超代为起草的前两文合并在一起,经过删节、补充和修改,并按照当时正规电文款式的要求加上必要的用语,形成了于12月23日以唐继尧、任可澄两人名义发出的《致袁世凯请取消帝制并严惩帝制祸首电》这篇电文。12月25日云南发出的《为讨伐袁世凯背叛民国复辟帝制罪行致各省军政长官电》这篇电文,也是在梁启超代为起草的第三篇文稿的基础上,经过删节、补充和修改,并按照当时正规电文款式的要求加上必要的用语后而形成的。由于当时时兴用韵目代日来标明发报日期的做法,因23日的韵目为“漾”,25日的韵目为“有”,所以云南这两通讨袁电文被分别称之为“漾电”和“有电”。

当年曾参加过云南首义讨袁几次会议的但懋辛,后来在他撰写的《护国军入川及四川招讨军司令部的成立》一文中,还记述了当时与会人士争论要不要对梁文加以修改的一段小插曲:“随后由戴戡将梁启超所拟的讨袁通电稿拿出来念了一遍,大家都说好,但认为目前情况与拟电时稍有不同,须略加修改。戴戡说任公(梁启超的别号)的文章,旁人何敢改动一字,须电请他自己改。有人说这不是改文义,而是人事变动,只改点名词,时间迫促,无须周折。李烈钧说,可以不必,在座的任可澄先生就是大笔手,请他改几个字,恐怕任公也不会不满吧?大家同意而罢。”现在将“漾电”、“有电”与梁启超代拟的三篇初稿相对照,当时改动的结果并不仅仅只是“改点名词”、“改几个字”,而是动了比较大的手术。

护国运动初期云南发出的“漾”、“有”两电,由于遭到袁世凯北洋政府和其他省份的严密封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未被公诸于世为众人知晓。当时昆明出版的《义声报》虽然刊登了“漾”、“有”两电,但由于云南闭塞和政治上的因素,该报发行范围极为有限,在全国几乎没有多大影响。当梁启超得知云南起兵讨袁的消息后,便将他代为草拟的《云南致北京警告电》、《云南致北京最后通牒电》两文,在未标明发报日期的情况下,于12月26日抢先同时在上海出版的《时事新报》上刊登出来,接着又于12月28日以同样的手法将他代为草拟的《云贵致各省通电》一文,在《时事新报》上加以发表。护国运动刚刚结束的1916年秋天,梁启超在编辑出版他的《盾鼻集》一书时,尽管在上述三文的题目下分别冠上了“代”字这样的名分,但仍将这三篇电文初稿原封不动地编入该书,在全国广为流传。这就给后来研究护国运动的史学家和关注这段历史的人们造成这样一个错觉:到底哪才是真正的云南首义讨袁的电文,有的人甚至干脆把梁启超代拟的电文初稿,当成云南首义讨袁的电文来加以引用,并由此做出梁启超“策划和领导了讨袁护国战争”这样的结论。

(三)贬低唐继尧为自己和蔡锷开脱责任

云南在酝酿护国讨袁之际,时任云南督军的唐继尧认为蔡锷过去曾经是他的上级,现在远道而来,身体又不大好,因而力主由他带兵出征,让蔡锷坐镇后方统筹一切;蔡锷为了避免“占位置”之嫌,则主张由他带兵上前线去打仗。最后按照与会各军政要员的意见,唐继尧留守,蔡锷作为云南护国第一军总司令,统率大部分滇军经四川北伐讨袁。

当时,云南组建有八个步兵团、一个炮团和两个警卫团,总计不到两万兵力的正规部队。起义之后,唐继尧除了把事先已经出发的步兵第一团、第七团划归护国第一军建制外,还把步兵第二团、第八团和新组建的步兵第九团、第十团,以及大部分炮兵部队也划归第一军建制。护国军兴,云南将团的建制改为支队,将旅的建制改为梯团,所以护国第一军由六个支队、三个梯团组成(每个梯团下辖两个支队)。为了支援贵州北伐讨袁,滇军第四团开赴黔北松坎地区,其余三个步兵团和两个警卫团,则分别编入由李烈钧任总司令、向两广出兵的护国第二军,以及由唐继尧兼任总司令、负责保卫云南后方的护国第三军。

在梁启超哿电的催促下,云南匆忙起兵讨袁,这就给部队的调动和军需物资的准备,造成了一时难以应付的种种困难。比如,滇军步兵第二团是1916年1月10日才从昆明出发的,由朱德任团长、新组建的滇军第十团,则是到了1916年的1月18日才从昆明出发的。蔡锷本人,也是到了1916年的1月16日才离开昆明赶赴前线。1915年12月25日云南宣布起兵讨袁之后,袁世凯很快调动北洋三师、六师、七师、八师,以及广东陆军第一师和其他一些地方部队开赴前线,分别从四川、贵州、广西三个方向形成包抄云南的态势。因此,当1916年2月上旬蔡锷跟随云南护国第一军的另外几个支队赶到川南纳溪,与刘存厚率领的四川护国军汇合向泸州发动攻击时,北洋军和部分拥袁川军已基本上在泸州布下坚固的防线。这之后护国军与敌军各有胜负的战事,在长江以南的纳溪等地成胶着状态持续了一段时间。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在护国军和其他进步力量的反对声中宣布取消帝制,蔡锷于是派人前往泸州同北洋七师师长张敬尧商定,从3月31日起彼此停战一周,继而双方的停战一直延续到6月6日袁世凯病故。

蔡锷率领的云南护国第一军在川南作战失利,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梁启超从南京发来哿电催促蔡锷及云南军民匆忙起义,则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可是,梁启超却把这方面的责任,全都一股脑推到唐继尧的身上。1922年12月25日他在南京学界作《护国之役回顾谈》的讲演时,就闪烁其词说了这样一段影射唐继尧的话:“我们这几个月的计划,本来预定举义后半个月,我们的兵便到重庆,料定袁世凯调将遣兵,抢不过我们的先着。但起义后有许多意外的障碍——我现时也不忍多说,总之因为这种障碍,弄到蔡公要从大理府一带调兵,耽搁了十来天的日子。而且好的兵都留在省城,蔡公所能带到前敌的只是二等以下的兵,二等以下的军械。”1926年梁启超在为蔡锷编辑出版《松坡军中墨迹》一书时,又在编入该书的一纸所谓《泸州会议兵数计划稿》这样一个材料上,作了这样一段签注:“此一纸非函非电,乃最初由滇出军时所编梯团之分配单。偶藏杂其他纸堆中未散失者,辄附印于此。此即致余书中所谓第一梯团、第二梯团也。滇中所拨予松公之兵止此。以三千一百三十人当大敌十余万,志决身歼军务劳,悲夫。”

护国运动期间,梁启超并未到过云南,虽然他通过蔡锷、唐继尧等人写去的信或拍发的电报,略知云南起兵讨袁的一些概况,但许多事理他是不知底细的,上述两段引语表述的内容就跟实际情况相距甚远。当时,云南的兵权掌握在唐继尧手上,恐怕蔡锷也不便避开唐继尧就往大理府一带去调兵,况且当时驻大理的滇军第四团,后来并不是编入护国第一军序列的一支部队。据蔡锷当时的副官邹若衡和其他一些当事人后来回忆:“蔡锷统率的第一军总司令部所属部队共三个梯团”,“人数总计不到一万人”,这支部队使用的枪支大多数是从德国或日本进口的新式武器,而且还配备有大炮和机关枪,并不是像梁启超说的是一支由“二等以下的兵,二等以下的军械”组建起来的不成体统的护国军部队。另据蔡锷当时的随员石陶钧后来撰文介绍,梁启超所谓《泸州会议计划兵数稿》这个材料,实际上是1916年3月上旬护国军从纳溪等地败退到大洲驿之后,蔡锷在3月12日召开的一次作战会议上所作的记录。当时,云南护国第一军在川南作战一月有余,人员已经有很大伤亡,何况这时又被北洋军打得五零四散,蔡锷笔下的这个记录恐怕也不周全。至于梁启超干脆把这个材料里统计的“三千一百三十人”,当作蔡锷从昆明带出去的所有滇军的兵力总数,那更是出于他中伤唐继尧掣肘蔡锷出兵讨袁这种用意的一派胡言乱语。梁启超一面把蔡锷统领的云南护国第一军的兵力尽量往少里说,一面又极力夸大当时在泸州一带的敌军的兵力。据有关资料提供的情况表明,护国战争期间在泸州一带防堵护国军的北洋军及部分拥袁川军,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三四万人,根本不存在“大敌十余万”这种情况。

(四)把广西起兵讨袁的功劳全揽到自己身上

云南于1915年12月25日揭开护国运动序幕之后,尽管贵州于1916年1月27日才正式响应,广西到了1916年3月15日才宣布起兵讨袁,但从此云南、贵州、广西联成一片,壮大了护国运动的声威。

梁启超与广西起兵讨袁的关系,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一是他于1916年1月25日给未曾见过面的广西督军陆荣廷,写了一封约三千字(实际不到两千字)的长信,力劝陆荣廷权衡利弊得失,继云南之后早树义旗;二是他于这年的2月下旬应陆荣廷代表陈协五、唐伯珊之约,于3月初与汤觉顿、吴柳隅等一行七人,从上海经香港等地前来广西襄助义举。

对于广西起义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一事,梁启超在他1916年3月17日写的《从军日记》(即记述他从上海前往广西的过程中由沪至越北帽溪山庄这段经历的作品),以及护国运动结束之后他撰著的《国体战争躬历谈》和讲演稿《护国之役回顾谈》这三篇文章中,都抓住要害作了概略的交代。在《从军日记》一文中他是这样写的:“二月十九日,吴柳隅介见一客曰陈协五(祖虞),自言奉干卿(陆荣廷的表字)命相招。且曰:‘我朝至,桂夕发矣。’”在《国体战争躬历谈》一文中他这样写道:“至今年二月下旬,陆君遣人来迎余入广西,谓俟余至,乃宣布独立,余闻令即行。”1922年12月25日在向南京学界作《护国之役回顾谈》这一讲演时,梁启超又这样说:“到三月中旬,陆君忽然派一军官姓唐的带着他的亲笔信来找我,要我到广西去他才独立。我早上到,他晚上发表;晚上到,他早上发表。”梁启超这里所说的“发表”,即发表宣布起兵讨袁的通电。由此看出,梁启超把他对于广西起兵讨袁的身价说得再明白不过的了,似乎离开他梁启超,广西起兵讨袁的事情就搞不起来。

应陆荣廷之约,梁启超于1916年3月4日带领汤觉顿、黄孟曦、蓝志先、黄溯初、吴柳隅、唐伯珊乘日轮离开上海,3月7日他们到达香港后面对袁世凯密探的监视、办理护照也相当困难这种情况,只好分散行动。于是,汤觉顿带上梁启超把他的名字列于陆荣廷之后而起草的《广西致北京最后通牒电》、《广西致各省通电》两文,同唐伯珊一起乘船经广州前往广西梧州、南宁;梁启超和黄溯初藏匿于一日本人运煤的轮船舱内,由香港前往越南海防;黄孟曦、蓝志先、吴柳隅继续留在香港,待机行事。3月16日梁启超、黄溯初到达海防后,黄溯初按原计划乘坐滇越铁路火车来昆明,梁启超则由海防转移到越北帽溪山庄一日本人开办的牧场里住了十来天,然后经镇南关(今友谊关)进入广西,于4月4日到达南宁。

广西有如“十月怀胎”经过较长时间准备而起兵讨袁的行动,除了它自身的因素外,还与各方面反袁人士的大力促进有关。1915年冬天,正当各种进步力量酝酿讨伐袁世凯复辟帝制罪行的紧要关头,黄兴就从海外致信陆荣廷,动员他“早兴讨袁之师”;国民党方面还专门从香港派遣钮永建、林虎冒险潜入南宁,间接向陆荣廷转述了兴师讨袁的种种信息。1916年2月中旬,陆荣廷也派他的亲信曾彦来到昆明,跟唐继尧联系过广西起兵讨袁的事宜。但陆荣廷的行动,也受到了袁世凯的钳制。云南起义之后,袁世凯除了调集北洋三师、六师、七师、八师等部,组成由四川、贵州两个方向包抄云南的一二两路人马外,还于1916年1月23日任命陆荣廷的滇籍亲家公、广东陆军第一师师长龙觐光为“云南宣抚使”(继后又于2月8日改为“云南查办使”),让龙觐光带领四千广东部队并携带大批武器、军服进入广西,然后在广西境内招兵扩军,组成近万兵力的包抄云南的第三路人马。1916年2月底3月初,当李烈钧率领的云南护国第二军进至滇东南和桂西地区时,陆荣廷这才命令他的部队和云南护国军一起解决了龙觐光设在百色的征滇指挥部。与此同时,陆荣廷利用袁世凯任命他为“贵州宣抚使”的这一机会,摆出讨黔的架式,于3月11日由南宁带兵前往柳州,并于3月15日在柳州向全国发出讨袁通电。陆荣廷还另发电报,将该电全文分别向云南的唐继尧、贵州的刘显世以及滇黔护国军各司令作了通报。3月15日这天,广西第一师师长陈炳、第二师师长谭浩明、桂平镇守使莫荣新及全体军民,也在南宁向全国发出了宣布起兵讨袁、拥戴陆荣廷为广西护国军都督的通电。广西的这两通讨袁通电,都是用表示(3月)15日的“咸”这个韵目来标明发报日期的,所以当时被人们称之为“两咸电”。

陆荣廷以及陈炳等人分别在柳州、南宁于1916年3月15日发出的讨袁通电,当时昆明出版的《义声报》就刊载过,198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护国运动资料选编》、1985年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护国讨袁亲历记》、1991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这三种典籍,也都分别一一加以录入。细观见诸于上述报纸、典籍的广西起兵讨袁的两通电文,其风格及行文用语跟梁启超在香港交给汤觉顿带往南宁的《广西致北京最后通牒电》、《广西致各省通电》这两篇文稿中的任何一篇都全然不同。据广西有关人士回忆,陆荣廷以及陈炳等人的讨袁通电,分别是他们各自的秘书起草的。可是,当广西宣布起兵讨袁之后的3月20日和21日,上海出版的《时事新报》,在没有标明发报日期的情况下,抢先依次发表了梁启超起草的两篇广西讨袁电文。1916年9月,梁启超在编辑出版他的《盾鼻集》一书时,不再像收录他为云贵起草的三篇电文那样,还分别在每篇文章的标题下加上个“代”字,而是以主事人的身份直截了当地将这两篇文章编入该书。

199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梁启超》一书,其作者在谈到梁启超跟广西兴师讨袁的关系时这样写道:“早在梁启超抵海防前的14日,汤觉顿一行已抵达南宁,谒见了陆荣廷。陆得知梁启超已在赴桂途中,遂于3月15日发出了由梁代拟的广西独立通电。”陆荣廷已在3月11日这天由南宁去了柳州,汤觉顿还哪里能在南宁“谒见”陆荣廷呢?陆荣廷家乡的广西武鸣县政府和县政协,曾于1995年邀集区内外百余名学者举办过一次陆荣廷学术研讨活动,并将部分论文结集为《陆荣廷新论》一书出版行世。可是与会学者仍把梁启超起草的两篇文章当作广西起兵讨袁的电文加以大吹特吹,而对体现陆荣廷自身在护国运动中一大亮点的那份广西真正的讨袁通电却只字不提,这就更加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五)《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并非讨袁序曲

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写于1915年秋天,并刊载于当年8月22日上海出版的《大中华》杂志第8期。对于此文,梁启超在护国运动结束后撰著的《国体战争躬历谈》一稿中说了这样一段话:“筹安会发起后一星期,余乃著一文,题曰《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其时亦不敢望此文之发生效力,不过因举国正气销亡,对于此大事无一人敢发正论,则人心将死尽,故不顾利害死生,为全国人代宣其心中所欲言之隐耳。当吾文草成,尚未发印,袁氏已有所闻,托人贿我以二十万元,令勿印行,余婉谢之,且将该文录寄袁氏。”1922年12月25日在向南京学界作《护国之役回顾谈》这一讲演时,他又说了这样一段话:“袁世凯总算一位有眼力的人,他看定了当时最难缠最可怕的,就是我和蔡公师弟两个。当我那文章还没有发表以前,有一天他打发人送了十万块钱一张票子和几件礼物来,说是送给我们老太爷的寿礼。他太看人不起了,以为什么人都是拿臭铜钱买得来,我当时大怒,几乎当面就向来人发作。后来一想,我们还要做实事,只好忍着气婉辞谢却,把十万块钱璧回,别的礼物收他两件,同时即把那篇作成未印的稿子给来人看,请他告诉袁世凯采纳我的忠告,那人便垂头丧气去了。”大概由于当时梁启超这么一吹,所以最近一些年来不少史家也就把该文的出现,评价为“犹如金鸡一鸣,给帝制派当头一棒”;“成为护国讨袁斗争嘹亮的序曲”;“标志着梁启超公然亮出了反袁的旗帜,公开走上了反袁的道路”。本文笔者则认为,这是一篇以反对帝制派变更国体的某些行径做幌子,实为鼓吹梁启超主张让袁世凯在现行国体,即共和制的基础上继续巩固其统治地位,让他等待时机和条件成熟之际再来复辟帝制这样一种宗旨的文章。

该文在反驳帝制派认为“共和绝不能立宪,惟君主始能立宪”这一论点时,这样写道:“我欲问论者:以将来理想上之君主为何人,更质言之,则其人为今大总统耶?抑于今大总统以外而别熏丹穴以求得之耶?如曰别求得其人也,则将置今大总统于何地?大总统尽瘁国事既久,苟自为计者,岂不愿速释此重负,颐养林泉。试问:我全国国民能否容大总统以自逸?然则将使大总统在虚君之下而组织责任内阁耶?就令大总统以国为重,肯降心相就,而以全国托命之身当议会责任之冲,其危险又当何若?是故,于今大总统以外别求得君主而谓君主立宪即可实现,其说不能成立也。”

该文在反驳主张变更国体的人担心如果继续实行共和制则在“选举总统时易生变乱”这一论点时,这样写道:“今幸也,兹事既已得有比较的补救良法。盖新颁之大总统选举法,事实上已成为终身总统制,则今大总统健在之日,此种危险问题自未由发生,所忧者乃在今大总统千秋万岁后事耳。”“吾以为若天佑中国,今大总统能更为我国尽瘁至十年以外,而于其间整饬纪纲,培养元气,固结人心,消除隐患,自兹以往,君主可也,共和亦可也。若昊天不吊,今大总统创业未半,而遽夺诸国民之手,则中国惟有糜烂而已,虽百变其国体,夫安有幸?是故,将来中国乱与不乱,全视乎今大总统之寿命,与其御宇期内之所设施,而国体无论为君主为共和,其结果殊无择也。”

细读《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尽管梁启超在自相矛盾的狡辩中极力摆出捍卫共和国体的架式,振振有词说了类似“国体本无绝对之美,而惟以已成之事实为其成立存在之根原”;“孰谓共和利害不宜商榷,然商榷自有其时,当辛亥革命初起,其最宜商榷之时也,过此以往,则殆非复可以商榷之时也”这样一些豪言壮语,但他内心深处隐藏着的仍然是敌视共和、希望恢复帝制这种意识。当他处于“既深感共和国体难以图存,又深感君主国体难以规复”这样一种绝望心境时,便把复辟帝制的理想寄托在袁世凯身上。于是他这样写道:“是故,吾数年来独居深念亦私谓,中国若能复返于帝政,庶易以图存而致强。而欲帝政之出现,惟有二途。其一,则今大总统内治修明之后,百废具兴,家给人足,整军经武,尝胆卧薪,遇有机缘,对外一战而霸,功德巍巍,亿兆敦迫,受兹大宝,传诸无穷。其二,则经第二次大乱之后,全国鼎沸,群雄据割,剪灭之余,乃定于一。夫使出于第二途耶,则吾侪何必作此祝祷,果其有此,中国之民无孑遗矣。而戡定之者,是否为我族类,益不可知,是等于亡而已。独至第一途,则今正以大有为之人居可有为之势,稍假岁月,可冀旋至而立有效,中国前途一线之希望,岂不在是耶!”

本文写到这里,笔者心里不禁产生这样一个疑问:我这样来看待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这篇大作对吗?

(作者为新华社云南分社高级记者)

(责任编辑杨继绳)

2010年第4期　羁居越南的三万国民党军　毛德传

1949年12月,国民党军在湖南、广西、云南兵败后,有成建制部队三万多官兵退入法殖越南,居留长达三年六个月。

一

蒋介石嫡系黄杰第一兵团于湘桂作战失利,余众17000人由昆仑关西撤。12月4日决定沿桂越边开进云南,突闻百色已为解放军攻取,12月9日又悉云南卢汉“投共”。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电示黄杰,当前情势“应力求避战,保存实力,以安全为第一”,争取转进海南岛。陈诚自台北电黄称:“弟以贵部如出北海、防城,照目前情况看,恐事实上难于达到。不如并力西进,重行入安南,保有根据地。然后相机行事,留越转台皆可自卫,未知兄意如何?”黄杰召集团以上军官会商,一致决心“假道入越,转运回台”。黄遂电禀陈、白,并派员致文法国驻印度支那高级专员比荣和驻越法军总司令班加吉中将洽假道事宜。12月12日,由黄兵团参谋长何竹本“少将”与法国谅山边防军参谋长康士登上校在峙马屯签订“假道协定”。法方同意“国军”假道,由越南海防转运台湾。国民党军以500人为一队入越;武器暂由法军封存;法方负责沿途安全警戒及提供食品;国民党军保证纪律严明,不扰法越民商。

黄杰所部经宁明抵达边境爱店,该村与法军筑有碉堡工事的峙马屯相望,中间为隘谷成天然分界。1949年12月13日上午9时起,按先眷属、平民,次伤病(法方派有卡车载运病弱),后官兵,自爱店陆续过界。见前面飘蓝、白、红三色法兰西旗,回首再望,不知何年何月重见祖国故乡!?无不伤悲。除黄兵团官兵,还有随行湘桂地方团队游杂、警察、流亡学生和平民(后述桂系部队及26军入越,也有上述人员同行),经禄平、谅山于12月18日抵达法方指定的蒙阳,即为法军监管软禁。蒙阳是废弃煤矿,因三面环山,即使大晴天也只有中午才能见一丝阳光,故名。但见荒烟蔓草,荆棘丛生,蚊蝇蛇鼠呈虐,既无房舍也无水电。官兵人等上山砍木斩草搭建草棚,半个月后稍安顿。法军常来搜抄,银元手表亦夺取。主食法方仅供每人每天米4两,水土不服多病少药,死亡不断。

再,李宗仁、白崇禧赖以纵横神州三十年素号精锐的桂系部队,于1949年下半年遭解放军全歼灰飞烟灭。桂系残军,主要是张淦三兵团126军张泽湘和徐启明十兵团46军谭何易各一部,由龙州逃入越南,两广地方团队跟进;共万余人,由法军遣去莱姆法郎居住。越北该地自然环境好于蒙阳,生活遭遇与黄杰部同。

又,中央军嫡系26军一部3879人,由第八兵团副司令官兼26军军长彭佐熙统率,由云南奔窜越北莱州;为法军送金兰湾羁居。

另外,由越南国民党首领武鸿卿收编广西鲁道源十一兵团一部,组编为越南建国军保大警卫旅,由水口关进越。法帝殖民当局不同意保大皇家编制,将其送到蒙阳。

至1950年1月底,退逃越南的国民党军共33400余人。

此后,又有蒋嫡系余程万留滇东南游击的272师残部2000余人,遭解放军追剿,逃到中越边。1951年7月12日偷渡红河时,为胡志明武元甲越盟武装伏击,师长余启佑坠河死。过河入越后,只剩1023人,由师参谋长张亚龙率队,于1951年7月底抵富国岛。

二

国民党军入越,我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在北京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法越当局,指出导致一切严重后果应由法方承担。

1950年上半年,驻印支法国殖民军与越盟战事失利,在越北失主控力势趋危殆。蒙阳及莱姆法郎处战火边沿又毗近广西,法军感受中共军队和越共武装的威胁,乃将入越国民党军迁禁于西南边远的富国岛,住阳东、介多两营区;1950年8月14日—9月3日,船航南运。

富国岛东邻暹罗湾,面积600余平方公里,相当于四个大小金门岛;有居民八千,内华侨近千人。该岛位南海与印度洋交界处,战略位置冲要。日俄战争时,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从欧洲起航驰援远东,曾泊此岛整补;北航至对马海峡,与日本联合舰队海战全部覆灭。“二战”时,日军席卷东南亚,曾将富国岛作为战略物资储存补给基地,筑有机场。“二战”结束,法帝国主义重占越南,于富国岛驻有法兰西远征军(含摩洛哥、喀麦隆、法属刚果非洲土兵)。富国岛碧海蓝天,椰树婆娑,有日军遗留若干营房。气候炎热,蚊子特多又凶,一巴掌打去少是三五只,多则十几只,瘟病流行。岛上山区系原始森林。国军官兵到此异域蛮荒,头一件大事是向大自然斗争。火烧烟熏,填沟平洼,进深山伐木取藤,兴建成片茅棚房等栖身,大力开发,使富国岛渐离不毛。

在蒙阳和莱姆法郎时,法方欲驱迫“华军”做苦役,但惧中国人团结有力,不敢强逼。为适应环境,仍允派出2000多人(以广西籍为多)到鸿基煤矿和柬埔寨橡胶厂做工。1950年3月,黄杰派员去台湾向蒋介石报告情况。4月13日,蒋致电台湾驻河内总领事馆转黄杰诸人慰勉,孤军远寄艰苦备尝,并发犒赏金2万美元。国民党军迁居富国岛前,朝鲜战争已爆发,美海空军协防台湾,予蒋军援经援。蒋介石政权垂死回生,于1950年10月派国策顾问林蔚“上将”、总政治部副主任胡伟克“空军少将”一行专程富国岛宣慰。自此,留越官兵处境生活有改善,可领衣服、书籍、药品,每人每月发越币30盾津贴零用。此后,不时有台湾“立法委员”、“国大代表”及社会名人来慰。富国岛地近芽庄旅游胜地及柬埔寨金磅逊港,亦有欧美游客政要闻讯来访。羁越官兵保持了建制,与岛民相处和睦,还受西贡堤岸、河内、顺化华侨出于同胞的照应。

三

1950年12月,蒋介石任命黄杰“中将”为留越“国军管训总处司令官”,辖三个管训处,下设总队、大队、中队编制(相当于团、营、连),学习训练生活有序。

黄杰,字达云,是湖南长沙人,黄埔一期,抗日名将。早在1933年长城抗战,黄为中央军第2师中将师长,在南天门、八道楼子抗击来侵日寇。1937年,任税警总团长(时,孙立人为所部上校团长),参战淞沪。1944年,黄杰任远征军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反攻滇西歼敌,光复龙陵、芒市、遮放、畹町,在缅北与美英盟军和中国驻印军胜利会师。湖南省主席程潜和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长沙起义,蒋介石立即任命黄杰为第一兵团司令官兼湖南省主席。黄杰策动陈明仁辖若干军、师反水,弃陈奔黄拥蒋,黄杰重组第一兵团,湘桂战败入越。

副司令官彭佐熙“中将”,广东罗定人,黄埔二期。

副司令官王天佐“中将”,山东单县人,出身保定军校三期,1947年任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1949年任第一兵团副司令官。

参谋长何竹本“少将”,湖南醴陵人,黄埔六期,曾任18军49师师长战徐蚌。

政治部主任谢惕乾“少将”,湖南湘潭人,黄埔六期,曾任县长、师长。

黄杰部组织进山伐木,建好民房营舍,造好可容2500人的木棚中山堂;对军官士兵轮训,以木制坦克、枪炮练兵;开办国文及英法日越语进修班;开办中华学校、豫衡联中(师资有的是),培育随军小孩、学生,岛上华侨也送子弟入学;办起油印《护国报》;组建了中州豫剧团(台湾“海军陆战队”飞马豫剧团的前身)。修整富国岛阳东机场,已可起降中型客机。有黄杰诗《富国行》,“编茅以为屋,削木以为兵,晨兴闻号令,夜半有书声。征衣慰游子,温于父母情,长幼皆有序,众志可成城。”

朝鲜战争扩大,华盛顿和巴黎曾多次磋商留越“国军”处置问题。美方提议,武装部分“国军”加入与越盟作战。法国顾忌由此会引发中共军队介入越法战争,拒之。法国未能强制国民党军遣返大陆,又不送去台湾,欲用做棋子,望取法国外交利益。而留富国岛国民党军逐步适应环境,力争早日到台湾。

四

早在1950年10月,林蔚赴富国岛宣慰时,曾到西贡与法殖当局商洽,和驻印支高级专员比荣谈判,不得要领。1951年春,法军在越北惨败,巴黎特派名将塔西尼中将接任法军总司令兼印支高级专员,对台方及通过美国所提转运台湾事,塔西尼拒绝考虑。1952年4月,台湾“国防部”成立专案小组,有关部门参加,密商对法交涉、接运督导、划拨安置事项,加速运作。而由台湾驻法“使馆”与法国外交部交涉,及由台“外交部”与巴黎驻台北“代办”罗嘉凯多次交涉,不成(北京与巴黎于1964年始建交,互派大使)。黄杰众官兵乃策划于1951年12月25日,正值耶稣圣诞节,举行大规模绝食行动,以引起国际关注。12月25日当天,万余官兵和眷民齐集阳东机场,灶具列一旁锅底朝天。驻富国岛法军早有准备,将枪炮锁入军械库,表示任由华方处置;从岘港、金兰湾派来法舰在富国岛周围监视,法战机低飞示威。午后,终于出事。一士兵因仇恨法兰西当局苛待,冲入法军营房夺下卫兵枪支并刺伤该法兵,事发后,双方均冷静处理,未有更大冲突。

1952年,塔西尼病亡,由黎多诺接任,林蔚再访越南商洽,黎多诺原则同意。1953年初,巴黎政府正式通知台北驻法“临时代办”段茂澜,同意富国岛“华军”赴台。黄杰秘密赴台报告请示,安排接运安置作业(取名“富台计划”)。特在台北、桃园、台中、左营、花莲分别建好“富台新村”。

1953年5月14日,参谋总长周至柔上将电告黄杰:“留越国军即全部船运台湾归国,第一批船15日出发。”由“海军”派舰艇载运,头批三舰艇于5月23日抵阳东,共七批次船运。至1953年6月28日,管训总处在列32 457人,除千余人自愿留越外,三万余官兵眷属及平民抵台,分赴新地方,开始新的生活,为祖国宝岛建设作贡献。留越官兵眷民在恶劣生活环境水土不适缺医少药,死亡者千余人。

黄杰在越曾赋《忆江南》:“南国梦,异域莫勾留,栏外笙歌空渡曲,关山难越使人愁,月满望乡楼。南国梦,夜静露华浓,壮志未酬归未得,千愁万绪付千钟,独坐月明中。南国梦,望断是斜阳,西贡城中灯如锦,暹罗湾上月如霜,微醉立苍茫。南国梦,长忆故国秋,何日金陵逢故旧,秦淮河畔月当头,横笛泛中流。”对祖国山河故乡眷恋情深。

黄杰回台受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信任,为台湾北区“防卫部司令官”,升“陆军总司令”,晋衔“一级上将”。又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国防部部长”诸要职。(作者为离休干部)

(责任编辑杨继绳)

2010年第4期　扼杀人才的“不宜录取”　薛开震

《炎黄春秋》曾发表过几篇记述“不宜录取”政策与事件的文章,披露了颇为重要而又尘封已久的历史事实。许多读者在叹息之余往往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不宜录取”政策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政策?

反右、不宜录取与文化大革命

紧随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之后的“不宜录取”事件是遍及中国大陆的高考乃至中考政策。不过,有的省用的是“不予录取”,虽有一字之差,但实质是一样的,只要是高考政审表上被盖上“不宜录取”或“不予录取”印章的考生,尽管品学兼优,高考成绩优秀、优异,甚至是当年省文科、理科“状元”,其结果必然是“名落孙山”,连两年制的大学专科也不能上。

除了被划为“不宜(予)录取”的学生外,其他学生当然是可以录取的,但是也严格地被划定为不同的等级:在“可录取机密专业”之外,又分为3个等级,即“可录取一类学校”(指重点大学);“可录取二类学校”(指一般本科院校);“可录取三类学校”(指三年制、两年制的大专,乃至中等专业学校)。被划为三类的考生,即使考分再高,也只能上个专科;被划为二类的考生,即使考分再高也只能上个一般的本科;而被划为一类的,即使平常学习成绩很差,尽得2分,被同学戏称为“鸭子队长”,高考总分很低,实在上不了一类、二类学校,也可以上个大专。1959年高考中,开封育才中学文科班有几位高材生,其中江雪被划为“不宜录取”,尽管他高考总分全省第一,却什么学校也不能上;另有几位由于被划为三类,最后只能被两年制的开封师专录取,而且改换为“数学专业”。其中一位入校后偶然接触到他的考生档案,上面就盖着“可录取三类学校”的印章;同时他还发现,与他同班的一位外地考生,其高考数学成绩竟然是“0”分!此事让他十分吃惊、哭笑不得,记忆犹新、至今不忘:这样成绩的学生怎么能当数学老师呢?为什么校友中那些在数学竞赛、物理竞赛中屡屡获奖者却连个二年制的数学、物理专科也不能上呢?

执行“不宜录取”政策的宽严程度各个省市各个中学并不一样。然而,在大张旗鼓反右派、紧锣密鼓反右倾的极左氛围中,宁左勿右则是一种潮流。在执行“不宜录取”政策很严厉的学校,其“不宜录取”的比例相当高。据开封育才中学一位1958年高三毕业生统计。当年该校两个高中毕业班“不宜录取”的比例达30%以上。另据开封某重点高中一位1958年高三毕业生统计,他当时所在的一班,有三类学生被“不宜录取”,加起来超过全班总人数的一半以上:一、该班出身不好的只有一人被一般本科录取;二、出身是小业主、小土地出租、自由职业者等的考生,也有不少被“不宜录取”;三、出身虽好,但在整团交心、反右倾运动中受过批判的,也被“不宜录取”或被划入第三类的学生。河南省新乡市某高中1959年毕业班一位学生,其父是老红军,他本人学习成绩优秀,工作能力强,是共青团员,还当过班长。该班另一个小学弟平素有点调皮、不大守纪律、好和老师顶个牛,在反右倾运动中竟被学校开除并送去劳动教养。这位班长出于爱心、宽容,为这位被开除的学弟说几句公道话:“那不是什么大问题,为啥非这样处理呢?”结果被校方批判为“同情右倾分子”,给予团内警告处分,随后校方又将其划为“不宜录取”。1959年高考,这位老红军的儿子第一志愿报的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却什么学校也不能上,由此让他一生艰辛。

大批遭受“不宜录取”的学生的身心受此摧残,一生坎坷艰辛。比起家在城市的“不宜录取”者,家在农村的处境就更惨了,因为在农村,“五类分子”子女更受歧视(有些地方,“地主”的“帽子”要让其子、孙继承,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在祖父、父亲相继去世后就成了“地主”,还要参加五类分子会议)。有的还能去中小学当个代课教师,有的只能当农民当一辈子了。开封该高中一位1958年毕业生,被“不宜录取”回到家乡东明县农村,备受歧视,想不开,不久就上吊自杀身亡。

反右斗争是极左政策的体现,紧随反右的“不宜录取”与之一脉相承,这两者像两根巨大的大棒、大棍,让众多优秀的人才与人才苗子遭遇了“打闷棍”的陷害,同时更搅乱乃至破坏了中国知识界、教育界人才培育的正常运转。

反右斗争公开地打击、迫害了众多的老中青知识分子与在校大学生,“不宜录取”则是隐秘的打击、迫害了众多的初中、高中学生(其中大多是未成年人)。可以说,“不宜录取”政策是反右斗争在青少年学生中的延续与扩大化,这两者相辅相成,都是对中华民族文化与道德的摧残,也可谓是后来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大革文化命——的先声与铺垫!

“不宜录取”政策的由来

目前,人们尚无法得知“不宜录取”政策出台的详细缘由与具体过程。但是,依据已经公开发表的有关资讯,经过分析研究,可以肯定地说:文革前“不宜录取”政策来自当时最高领导人的指示、旨意与结论。

笔者查阅了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一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该书中有两段指示、结论,显然是“不宜录取”政策的指导思想与理论基础。其一,是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结论”《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该书第195—217页),该结论中特意指出:“至于某些经过考察的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农村里头,是不是可以吸收一些担任文化教员之类的工作?有些地方别的知识分子很少,有这么一种需要,让他们在党支部、合作社管理委员会的领导和监督之下担任文化教员的工作。现在小学教员还有不少这样的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青年,只有十七、八岁,高小毕业或者初中毕业,硬是文化教员都不能当,我看也不必,我们可以用他们来扫盲,教农民识字。究竟是不是可以,请你们加以研究。至于担任会计这样的事情就比较危险了。”(该书第212页)

在毛泽东的上述结论中,高小毕业、初中毕业的地富出身的青年顶多只能当个教农民识字(扫盲)的文化教员,能不能当尚可研究商量;但是绝对不能当社里、队里的会计,这是不容研究商量的,这是结论!在这个结论的笼罩下,“出身不好”的青少年还能上高中、上大学吗?当然不能!否则,他们如果上了高中则很可能还要上大学,上了大学,学了相关专业,毕业后他们是要去当中学乃至大学教员以及到政府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当会计、会计师、律师、工程师或者更重要的职务的,按照毛泽东的结论与逻辑,那岂不是更加危险的事情了吗?!

其二,是1957年1月18日,毛泽东作了《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其中指出:“我们高等学校的学生,据北京市的调查,大多数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以及富裕中农的子弟,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还不到20%。全国恐怕也差不多。这种情况应当改变,但是需要时间。”(该书第333页)这种情况如何改变?该篇讲话中没有指明。最便捷有效的办法,只能是在中考、高考中制定并贯彻执行“不宜录取”政策了。

试想,有了毛泽东1955年10月以及1957年1月在那么高级别会议上的这两段最高指示,再加上1957年夏天轰轰烈烈、席卷全国,而且在大学生中也揪出许多右派的反右运动,有关部门怎么能不积极响应、紧密配合、迅速出台、抓紧落实相关的“不宜录取”政策呢?中国当时的许多极左行为与政策,正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下边只敢搞扩大化,决无创造政策的胆量。

“不宜录取”政策的延续与终结

1966年,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的“不宜录取”者已经被所在各个学校于暗箱操作中划定,但是由于“文革”爆发,当年的高考招生停止,而且1966—1970年这五年间大学没有招收新生。我们全体老三届统统成了“不宜录取”者!后来能当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粉碎“四人帮”后恢复高考时能有幸考入大学的老三届只是少数人。

值得一提的是,文革前“不宜录取”政策的执行,以1962年高考时最为宽松。这是由于“三年大饥荒”饿死了数以千万计的人民,全国上下对极左路线都非常不满,1962年初,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对极左路线及其危害有一定程度的批评、揭露,毛泽东在会上也做检讨。七千人大会结束后,在广州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上,周恩来宣布“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陈毅向知识分子赔礼道歉,“脱帽加冕”。与之相对应的是,教育界对极左的“不宜录取”政策也有所松动与改变,当年提出了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于是,1960年、1961年被划为”不宜录取”的一些往届高中毕业生也参加了当年高考,有的还考取了北大、清华的如意专业。

然而,历史的诡谲之处是,品学兼优的遇罗克(1942—1970)却没有这么幸运,身在北京的他于1960年高考遭遇“不宜录取”之后,1962年的二次高考时又重蹈覆辙。正是这双重打击,促进遇罗克更加努力自学并独立思考地研读马列原著以及有关文史哲书籍。文革初期,“血统论”甚嚣尘上之际,他写出了轰动一时并将彪炳史册的《出身论》,遇罗克成了思想解放的先驱,捍卫真理的勇士。《出身论》实际上否定了“不宜录取”的合理性、合法性,本质上是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以及文化大革命相忤逆的。结果,遇罗克由“不宜录取”升级到“不宜存活”,被抓捕并处以极刑。遇罗克可谓遭受“不宜录取”迫害最为惨重的第一人。

“不宜录取”有松动,仅仅是1962年一年而已。1962年下半年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重提两条路线斗争,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之后,随着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的更加强调、升级,直至提升到“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486页)的巅峰极限,“不宜录取”就更加有了理论依据,就只能一直延续下去,乃至更加变本加厉!

1971年至1976年这六年中实行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实际上“不宜录取”仍在延续并扩大化。文革中,出身不好的青年范围扩大了,不仅对原来的出身更加看重,文革中挨整的人,其子女也得受歧视,当然不能被推荐上大学。

1977年恢复高考后,由于当时“两个凡是”盛行,在1977、1978年的高考中依然有诸多考生因为“不宜录取”政策仍在延续而落榜,尽管他(她)们的成绩超过了录取分数线。比如,开封市有一位孙女士,她与妹妹自学成才在1977年分别报考河南大学(当时为开封师范学院)中文系和美术系,二人成绩都很优秀,其妹妹还通过了复试,但是最终却因其父仍背着“特务”等罪名而双双落榜。等到1980年其父的冤案获得平反昭雪,姐妹俩的大好时机已错过了!当然,也有一些个别的特例。比如,刘少奇之子刘源在1977年高考时就因刘少奇冤案当时尚未平反而受阻,在邓小平的直接干预下准予参加高考,被录取到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见《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71页)。又据著名记者陆铿回忆录中记述,其子在恢复高考后在四川省报考医学类研究生受阻,当时在香港工作的陆铿不顾一些朋友的劝阻,大胆地上书给邓小平,经小平同志批示后该问题才顺利解决。

(责任编辑杨继绳)

2010年第4期　两代地质学家的悲壮人生　铁 流

去年春天的一个上午,我在家编《往事微痕》,电话铃响了,拿起听筒问:请问找谁?找铁流同志。一个苍老有力的声音。我就是,有事吗?我看到你们编印的《往事微痕》,很好!能寄几本给我吗?

当然可以,请问姓名、地址、邮编?……他一一回答了我,我记下后,补充一句问:你也是五七年的难友吗?对方没有作明确回答,只说:你到网上搜索下“谢学锦”就知道了。

我不便再问,立即打开“谷歌”,敲上他的名字,一行醒目的介绍跳入我的眼帘:谢学锦,中国科学院院士(1980年当选),勘查地球化学家,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研究所研究员、名誉所长,曾任中国地质学会理事、中国地质学会勘查地球化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国际地质对比计划(IGCP)执行局委员,现还任国际地球化学勘查杂志副主编,国际地科联全球地球化学填图工作组指导委员会委员、分析技术委员会主席等职务……

我心里一阵惊喜,想不到《往事微痕》竟然引起了科学院院士的注意。第二天我叫司机开上车,按照他提供的地址,带上厚厚一叠“往刊”找了去。按响门铃保姆把我引上楼,一位比我年长十余岁的长者热情地接待了我。他行走不方便,慢步移到沙发前坐下,待我吮了口茶后,他翻着我带去的《往事微痕》说:铁流同志,你们真了不得,为国家民族做了一件大事,把尘封的历史留了下来,让后人知道在我国历史上有反右斗争这场大灾大难……

他说话的时候不断咳嗽,显得中气不足。我不插言,耐心地听着。他慢悠悠说:要是没有1957年那场反右斗争,把那么多有才华有骨气的知识分子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今天我们国家该是个什么样子啊?唉,人才呀人才,右派分子多是国家不可多得的人才呀……

我试探地问一句:谢老师,你是搞技术的,从事地球化学研究,一定远离政治,不像我们当记者的老和命运缠在一起?

他轻轻地笑了笑说:在那一切讲政治的年代,哪个人能躲开政治么?纵然你不过问政治,政治却要过问你。我与我父亲和你一样,在地质部双双都打成右派……

他不再说下去,似乎不愿意让过去那凄凉伤心的往事打乱他平静的思绪,妨碍他眼下正在研究的重大世界性的科研课题……

此后我连续几次去看望他,每次去都带些市面上买不到的书送他,他也将他编写的书送我。他的书皆是地球化学话题,数百万字的字里行间几乎找不出涉及个人问题的东西。虽然我们多次接触,他的身世总是个谜。近日偶然读到燕凌等老师编写的记实回忆录《红岩儿女》中第三部中的《欢乐和悲欢交织的人生——勘查地球的战略家谢学锦院士的自述》,又得阅旅居国外友人黄河清先生编撰的《国史简纲》资料,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答案。

1.说真话和坚持科学观点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

在抗日战争期间,谢老就接触了进步思想,在战时迁往贵州的浙江大学读书时他就参加了民运,1946年在重庆工作时参加了进步的政治活动。解放后回避了这段“光荣”历史,为了不再做政治性的工作,全力投入地球化学工作,反“右派”前夕被当做党的发展对象。哪知到了“大鸣大放”出了事,他所在的地质部那个小组,大家都为储安平的“党天下”叫好,他还批评说这话说得有点过火。后来别人问他:储安平是谁?他说解放前他办过《观察》,文章写得非常好,是一位党外的英才。

一天部里请他去鸣放,他不愿去,但不能不去,去了却一直没发言。会快开完的时候,部长助理李轩对他说:“你发个言吧?”他这才讲了两点:一点是研究工作计划性不能太强。研究工作往往有出乎意料的发现,要给研究人员一定的自由度。另外一点,出国去参加学术会议,最好是让写论文的人去,不要派没有写论文的人去。

“反右”开始了,物探所让他进入核心领导小组,到了部里开会,那会是批判他父亲谢家荣的会。他父亲是当时中科院学部委员(即院士),时任地质部总工程师。所里头头就跟他说:“你还是回避一下。”哪知就在批判他父亲的第二天,他过去的一位同事到部里去发言,说谢学锦和谢家荣父子唱的是一个调子。就因为他说了这位同事没有论文倒去了苏联开会那回事,被怀恨在心。

这位同事的发言在“快报”上一登出来,部里的政治部门马上打电话到物探所,查问他现在是什么状态,物探所马上批判他了。在批判会上,他把那个同事说的话一一反驳。批判就进行不下去了。大家都说:谢学锦很好,怎么可能是右派呢?停会一星期,整顿内部“右倾思想”。最后,一个人把他说的“不要层层领导都要党员来当”揭发出来了,说这跟储安平的话是一个调子,特别是他还说过“储安平是党外英才”。这一下有“重大突破”,“反党”罪名成立;“反苏”罪名是现成的——因为他曾因业务观点不同,和苏联专家辩论。还有,他的实验室对面有一个厕所,经常往外漫水,他说过:“怎么连一个厕所都管不好。”批判的人上纲上线地说:“这句话可厉害了,说连一个厕所都管不好,不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吗!”

于是他就被划成“右派分子”了。

宣布他是“右派分子”之后,副所长冯善俗马上找他谈话。冯说:“虽然你犯了这么大的错误,但是工作还得做,你还得做你的领导工作。”他不懂反右是怎么回事,傻乎乎的,领导工作就照样做下去了。

当时他是室主任,每星期开一次例会,然后各组在会上汇报研究工作。汇报以后看看还有什么问题,讨论讨论,怎么解决。这样过了几个星期。忽然一天有人贴出大字报说:“谢学锦这个右派分子,人还在心不死,还在那里想要向党夺权。”于是撤消了他的室主任职务,换一个行政干部来领导。

后来地质部所有的“右派”都“下放”了,就剩下三个人。一是他父亲,一是李春昱,他们被称为“翁文灏的哼哈二将”:一个是矿产测勘处处长,一个是地质调查所所长。第三个人就是谢学锦。不能做领导工作了,但还让他做技术工作。他壮志未已,就扩展地球化学研究工作,开始研究热液矿床原生晕。

什么是原生晕?比如说,在地下深处,铜、铅、锌这些元素的热液在某个位置上富集成矿了,它们的残余的流体还会向上升几百米甚至上千米,在矿的四周形成一圈,像圣者头上的光环一样,这就叫原生晕。地质工作人员只能看得见露在地表的矿石,如果矿埋在地底下很深,就找不到它。但是,可以在地表或浅层对土壤或岩石进行分析,发现上升的残余流体中沉积下来的元素,从而推测下面有什么矿。这就是“原生晕找矿法”。

他和所里邵跃一起在辽宁凤城青城子勘探。那里有个铅锌矿,已经开采完了,露出一层厚厚的大理岩。那里工作的地质学家都认为下面根本没矿了。他们分析它过去的一些钻孔和岩心,研究它的原生晕,发现大理岩下面还有矿。钻探下去,果然打到了很大的矿体。这个本来要宣布死刑的矿山复活了。

这是一件很大的事。地质科学院的院长朱效成很重视,要在青城子开现场会议。到了那里,不让他做报告,得让别人做,还得要他教他如何做——那个时候他没有资格露面。

“原生晕找矿法”一炮打响以后,冶金部马上推广。开了好多次现场会。后来他写了一本书:《地球化学岩石测量的理论基础与工作方法》。地质出版社请化探方面的负责人审查,竟然压了一年。他跟那位审稿人在业务上经常有冲突,弄到所长那去,所长总归是赞成他的意见。所长人很好,来了运动,说是“重用右派”。于是谢学锦又变成了“人还在心不死,想夺权”。运动一过,又用他了。下一次运动来了,他又是“人还在心不死”的“右派分子”。这样反反复复的拉锯局战闹了几年,白白耗费了他人生不少时间。

2.一心为国家探矿找油,父母含冤双双死于文革

“文化大革命”前,他了解到四川的地球物理探矿队,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水系沉积物测量工作——系统地大面积采集河床底部的淤泥,加以分析,一幅一幅绘制成图。这叫做“地球化学填图”。

他就去了四川,在现场做分析工作,结果在四川找到一个大锡矿。写了一个《区域化探调查报告》,建议开始研究使用多元素分析的定量方法进行大规模的区域地球化学探矿工作。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电话、电报从四川把他召回北京。他回来一看,满墙都是批他的大字报,罪名是“反动学术权威”。在那血腥岁月,凡是有“家”和“者”头衔的人,没一个不遭到批判斗争。

1966年8月8日上午,地质科学院“八八暴动”的“红卫兵”摆下战场,揪斗“牛鬼蛇神”,做了十年右派的谢家荣、谢学锦父子两人与其他的“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一起,黑压压地在坝子里跪成一片,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谢学锦眼睁睁地看着68岁的父亲被人呵斥,因为年老身体不好,下跪的动作不利索。

8月12日半夜里,再次召开批斗会,把部里三个科技精英揪到现场狠斗。这三人,一个是他父亲,一个是郭文魁,一个是陈毓川,被叫做“老修”、“中修”、“小修”。

“老修”谢家荣,“中修”郭文魁是谢家荣的学生),“小修”陈毓川是解放后派到苏联去留学的。斗争会开得很猛,又打又骂又戴高纸帽和挂牌子,没把人当人,谁受得了?当天夜里,68岁的谢家荣含恨服安眠药自杀。由于自杀是一项“自绝于人民”的罪行,罪至鞭尸。

8月13日早晨,谢学锦发现父亲去世了,立即打电话给妹妹谢恒,通知她来。在清理现场发现父亲留了一个条子,是写给他母亲的:“侬妹,我先走了,望你保重。”(他母亲名叫吴镜侬)。

“父亲是自杀!”自杀是要罪加几等的。他们赶紧就把那个纸条子销毁了,也没有让母亲看,对外说是服过安眠药。“红卫兵”不相信,把他父亲的遗体送到医院解剖鉴定,解剖后遗体拉出来的时候解剖的刀痕也没有缝合。解剖医生心地善良,出据了“谢家荣死于心脏病”的鉴定书。他们一家还是非常感激这位医生和保姆,因为自杀要祸及家属。

谢家荣,曾考入国民党工商部地质研究所,后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深造。在北大教过书。1930年就有著作《石油》一书出版。1945年到台湾开发了油田,1948年与李四光、叶企孙、胡先骕、汤飞凡、饶毓泰等科学家,一起被选为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数理组和生物组院士。新中国成立后的1955年他们又被遴选为中科院第一批院士,其中只有胡先骕因政治原故落选,故能善终。谢家荣还出任全国地质工作指导委员会第二副主任;1952年任地质部总工程师;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他是我国不可多得的应用地质学家,自杀前夕正在编写的《中国矿床学》一书随他逝世而流产。

谢家荣不是第一个自杀的院士,早在1958年9月30日,我国第一代病毒学家汤飞凡自杀,那是一场对在反右派运动中漏掉的权威们的补充打击,叫做“拔白旗”。汤飞凡没成为“右派”,却免不了被拔白旗。汤飞凡是发现重要病原体迄今为止唯一的中国人,在汤飞凡死后的半个世纪里,再没有一个中国人取得过那样的成就。1981年国际沙眼防治组织向他颁发了金质奖章。在谢家荣之后,饶毓泰也上吊自杀了,时间是1968年10月,据说是在北大校园的一个厕所里,时年已77岁。

饶毓泰是中国物理学界的泰斗,与叶企孙、吴有训、严济慈并称物理学界的“四大名旦”,其中叶企孙也惨死于“十年文革”。国民党政府撤退时,曾派飞机接饶去台湾;由于与胡适关系较好,胡适也劝他离开。饶断然拒绝,却没有想到后来走上这条凄惨之路。

3.把全部生命奉献给人类一个巨大的战略性目标

父亲去世后,谢学锦的母亲就搬到妹妹家里住了。一个月以后,母亲也服安眠药自杀了,和他父亲一样。母亲给他妹妹留下一张简单的条子:“我回百万庄了,今天晚上你不要来。明天早上你们来看看我。”那天晚上,他妹妹觉得不对劲,连夜赶到百万庄母亲家,门反锁着,使劲敲门,也没有反应。妹妹急匆匆找到了谢学锦。等他们开门进去,一切都晚了。母亲穿得干干净净,神态安详。一盒阿胶压着一张条子,是这样写的:“女儿:我走了,去追赶你的父亲,他得有人照顾。留下一筒阿胶,这种药,你可能用得着。另外,有几个小箱子放在你家里,你们兄妹5人,一人一个,上面都贴好各人的名字了。父母没有遗产给你们,箱子里装的是过去的一点小东西,权当纪念吧……”

母亲吴镜侬,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毕业。“文化大革命”中,父母被抄家,被打斗,尊严的人格一再遭到侮辱,只能以死来反抗。

谢学锦失去了值得尊敬又无限关爱他的父母,他一直很忧郁,这种忧郁一直伴随他到现在。但人总要活下去,还要往前走。“文革”中他被迫从事体力劳动的时候,夜晚就在小油灯下仍然研究他的专业。“文革”后期,又让他干业务了。1976年唐山地震之后他就动身南下,到广州就看到街上贴了大标语:四人帮倒台了。他心里一阵高兴,似乎看到了科学的春天……

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自至始终的信念,是爱国家、爱人民,其最大的抱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和他父亲就是怀着这个抱负而活而生,不在于个人得失与荣辱。

他父亲经常告诫他说:“Be not lost in details。”就是说“不要迷失在细节中”。这句话是他一生信奉的箴言。他的意思并不是不要重视细节,而是说,细节很重要,应该研究;但是绝不要迷失在细节中,还要清醒地看到这个细节在全局中所处的地位。这个告诫对他非常起作用。从一开始,他就感觉到地球化学还只是处于一种战术地位,只是跟在地质工作后头走,作为一个辅助性的找矿方法。他认定,这门科学应该取得战略地位。

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到来了。十几年前想做而不能做的事情,终于又可以做了。他要把地球化学演变成为全球的战略性的科学。1979年初,地质部批准了他提出的建议,开展全国性的“区域化探扫面计划”,也就是“地球化学填图”。

1980年是他最得意的一年。

一,国家地质总局也批准了“区域化探全国扫面计划”。

二,他做了物化探研究所的副所长,负责化探。

三,当选为院士。他父亲1955年当选为中科院首批院士,那一年他57岁。他当选中科院院士也是57岁。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命运所致?

四,入了党。领导人要他入党。他说入党开会太多,耽误时间。领导就说:你可以少开会。这样他就入了党。

五,第一次出国,到德国参加第8届国际地球化学勘查学术会议。去了一个5人代表团。他在大会开幕式上作报告Geochemical Explorationin China(《中国的地球化学勘查》)。大概有500来人听报告。他讲完以后,台下掌声持续了很久。一大堆人围上来提问题。他一一回答。这次会议使得全世界对中国的化探工作刮目相看。

1980年以后他做副所长那段时间,所里欣欣向荣。任人唯才。他反对勾心斗角。促进全所工作顺利开展。

好景不长,领导物化探所的勘察设计院被取消,他们归物探局领导了。此后就没有能够充分发挥他的作用了。区域化探全国扫面计划由物探局负责按规范要求进行,他就受到冷遇。随着各省大量资料的积累,大量矿床的发观,他不断提出有很多新问题需要研究与解决,总是无人理睬。只是由于中国的全国扫面计划受到国际上的重视,才使他得以经常出国,介绍中国在这方面的新进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面有个项目,International Geo1ogcal Cogrrelation Program,就是国际地质对比计划,是鼓励不同国籍的科学家合作的,有一个执行局,有12名委员。他当了6年执行局委员。这些年他基本上在国外活动,用国外提供的资助在国外参加会议,在国外发表论文。在国内他没有经费。

过去30年地球化学填图只覆盖了世界陆地面积的10%,按此估计,世界各国陆续完成地球化学填图工作后制作全球地球化学图,也许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因而他和芬兰、挪威的两位同行于1987年共同提出建议:在全球大陆上大约每3万余平方公里采集1个组合样,以大约5000个组合样大致覆盖全球,以便用较短时间、较少费用,初步制作出来全球地球化学图。各国学者对此大为惊讶,但无人支持。1999年他在布拉格作报告,展示出一幅全中国各种元素的地球化学图。全场哗然。从此,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开始支持这项建议。

终于在河南上宫找到大型金矿,各省纷纷仿效,使化探找金效果大为提高。他在国际杂志上发表了论文。

地球化学除用于勘查矿产外,在环境保护和农业生产方面也应当广泛地应用。1995年,根据他和刘东生院士的建议,在香山饭店召开了“地球化学定时炸弹与可持续发展”学术会议。会上介绍了奥地利科学家提出的“地球化学定时炸弹”的概念。世界上工业化的国家,特别是欧洲,经过200年的工业化,污染得非常厉害,经过近几年的努力,空气已经有所改善了。但是累积在土壤中的大量污染物仍然被忽视。要知道,土壤并不是藏垢纳污的无底洞。当污染物累积超越土壤的承受能力时,大量污染物就会像爆炸一样被“喷吐”出来,造成难以挽救的巨大危害。前些年在东德、波兰交界的地方,大片森林死掉了,大量的鱼类死掉了。这就是“地球化学定时炸弹”区域性爆发的结果。这项建议经过了这么多年以后,已经开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

1998年4月13日晚他出了车祸。在医院卧床半年。他就在病床上工作,看资料。到离开医院的时候,病房里面他的资料已经堆积如山。

把地球化学从战术地位提升到战略地位的目标,现在看来已经初步达到了。地球化学填图肯定将成为21世纪地质学发展的前沿,将对解决人类环境与资源问题做出重大的贡献。但是这门新兴的科学尚有待发展,谢学锦将以自己的余生为它的发展奠定基础。

谢学锦说,有些“右派分子”到后来棱角磨尽,时光也耗尽了;他呢,棱角还是棱角,时光也没有白白耗费。他浙江大学的物理老师束星北是位非常了不起的物理学家,后来被打成“右派”以至“现行反革命”,在监狱里关了多年,非常可怜。80年代初恢复名誉时已经老了,一生没有机会发挥天才。

4.他一生为什么不绝望?

我写完这篇文章惟恐有疏漏和错误之处,决定去拜望谢学锦老人请他校正。他家里人告诉我,他患了脑梗塞住在博爱康复医院。我拨通他的电话,当他听我的声音后十分高兴,但提出一条警示:不要买任何东西。我遵约只带去一册书法家张飙的书法年历送给他,他送给我的是一页“圣诞快乐新年好”的明信片。这是他向所有朋友拜年的明信片,明信片上说:“他正为他科学的英文著作Geochemical Mapping-Regional, Nationaland Global做准备:“4月份‘香山科学会议’在北京香山饭店召开,这次会议将大大推动中国环境农业地球化学填图工作,会上有关土壤碳储存成果的报告,催生了我们在物化探所建立碳循环与壤碳储存研究中心的思想。……正当一切工作都顺利进行时,10月22日,我突发脑梗塞,左侧支体失去了活动能力,这给本年度所有成功的工作投上上阴影,但我的右侧肢体、我的思维都没有因此受到损害。……2010年春天来到,大地复苏,我将重新站立起来!”

他一生频磨难,从未终断过他对科学的追求,对进步的追求。他告诉我,他一生看了很多历史书,觉得整个人类的发展就是在克服困难中前进的,常常是很残酷的。不能因为残酷就绝望。残酷中孕育着希望。大仲马在《基度山恩仇记》一书里最后说得好:“所有人类智慧凝结为两个词:等待和希望。”虽经无数坎坷,他的抱负和希望依旧。

谢学锦院士就是用这样的人生哲学来支撑他的一生。在交谈中他鼓励我说:铁流先生,你还年轻,一定要看到国家的希望,无论怎样说,现在总比毛泽东时代好,你能办《往事微痕》留下历史,我能搞科研并负责重大项目的研究课题,这就是进步!我们要承认这个进步。

中国传统的知识人多伟大!多光明!多有人格魅力!哪像而今某些迎合权势、窃名窃利的“大师”。这时,我想起吴祖光难友生前为我写下的那幅单条:“不屈为至贵,最富是清贫”。

谢学锦老师就是这样的楷模。

(作者为著名作家)

(责任编辑杨继绳)

2010年第4期　文革中彭德怀二三事　陈幼松

文革时我在北京航空学院任焊接专业三年级班主任。1967年7月上面希望学生不再外出串连,提出“复课闹革命”,规定班主任要和学生三同。于是,我便和该班学生在一起活动。在闲聊中,该班北航红旗的勤务员(即领导成员)张寿山和另一名姓叶的同学,告诉我1966年11月他们等4人赴四川想把彭德怀抓到北京的经历。

1966年11月初,在中央文革支持下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批斗彭罗陆杨大会。在大会主席台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对北航红旗二把手井岗山说,听说你们北航红旗很利害,现在交给你们一个任务,去成都把彭德怀抓回北京来。

井岗山是焊接专业二年级学生,回到北航后便把任务交给张寿山等4人(其中姓叶的和另一人都是我班上的学生)。当时,戚本禹也不知道彭德怀的具体住处,学生也只知道彭当时任三线建设副总指挥。正好当时湖北省省长张体学被北航红旗关在北航,学生从张处打听到彭德怀的地址。

于是,张寿山等4人便拿着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介绍信赴成都(文革中北京先后成立了三个红卫兵司令部,前两个被中央文革认为是保守的,不久便瓦解了)。到成都找到彭德怀的住处,那里有一个警卫班保卫彭的安全。他们拿出介绍信,说奉中央文革之命,要把彭德怀带回北京。一个身着军装的彭德怀秘书接待他们,看完介绍信要学生们等一下,他要向上级请示。不久他出来,让学生把彭德怀带走。

当时正在全国大串连,火车既拥挤又混乱。因此学生们设法联系飞机将彭带回北京。在联系到飞机前,他们借到成都地质学院一间大教室,将彭秘密安顿在这一教室内,他们4人24小时轮流看住彭,吃、住都在这里。

张寿山等说,在关押在大教室里时,彭德怀每天都在教室里练习跑步。学生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彭说他相信总有一天还要为党工作,所以他要坚持锻炼身体。他说自己没有儿女,除了为党工作外,没有个人打算。

学生承认自己使坏,当彭在跑步时突然往彭胸上打一拳。学生说彭当时已是70多岁的老人了,换别的人,这一拳准把他打得踉跄摔倒,可是他仍纹丝不动,可见他身体之好。

学生问他三线建设情况,他总是说这是党和国家的机密,我不能告诉你们。他说自己没有反对毛主席,他不认为自己有罪,但承认自己一生犯过三个错误。第一个错误是抗日战争时发动“百团大战”,暴露了八路军实力,招来日寇扫荡,削弱了革命力量。第二个错误是解放战争期间奔袭国民党后勤基地的西府战役,虽然险胜但过于冒险差点失手。第三个错误是朝鲜战争期间的第五次战役,因过于冒进使志愿军遭到重大损失。

当学生们联系到飞机,准备把彭总带回北京时,消息外泄。北京地质学院的东方红红卫兵,仗着人多,把彭总抢走。以后的情况,张寿山等人也就不清楚了。

(责任编辑杨继绳)

2010年第4期　梁漱溟和毛泽东的冲突　黄 铭

梁漱溟一生深爱自己的祖国,经历了旧民主主义的各个时期和新中国建立后的几个阶段。抗战时期,他奔走国内当时政治对立的各方,呼吁共同抗日。胜利后,他又为和谈奔波,向各方陈述自己的主张。建国以后,他又以党外人士、共产党诤友的身份,为新中国的建立献计献策。可就是这样一位以拳拳之心爱国报国的老人却在建国初期的一次会议上,与他相交数十年,被尊之为人民领袖的也是梁漱溟本人十分尊敬的人毛泽东发生了激烈冲突,乃至毛泽东严厉批评他是“拿笔杆子杀人”,“野心家,伪君子”。这次冲突虽已载入历史,但重提此事,仍有借鉴于后人的意义。本文拟就这次冲突的伏笔,冲突的过程,冲突的内容做一分析,以求专家指正。

一、冲突的伏笔

梁漱溟和毛泽东相识在1918年,那时梁已受蔡元培、陈独秀之聘担任北大文科学院讲师,讲授印度哲学。毛泽东从湖南来找自己的恩师也就是后来的岳父杨昌济老先生,寄住于杨家,为了糊口在北大担任图书管理员。据载,他也经常去听梁漱溟的课。杨昌济是著名的伦理学家,特别是崇尚阳明哲学。梁漱溟为了了解阳明哲学,经常去拜访杨,向之求教。杨把毛介绍给梁,但梁当时并未在意这个高大长瘦和自己同岁的湖南青年。后来杨昌济去世,毛泽东回到湖南开始了革命生涯,梁也离开北大为乡村建设理想而奔波,二十余年二人再未谋面。直到抗战爆发,梁初访延安,才和毛重新见面。毛重提旧事,梁这才记起原来眼前的毛泽东就是当年那个毛润之。梁漱溟这次访问延安,其主要目的是想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交流,倾听中共对抗战的看法,主题是抗战,但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交换关于治国建国的想法,这方面也想听听中共领导人的意见。他在延安总共和毛交谈有六次,但主要是刚到时的两次彻夜交谈。

第一晚主要交谈抗战问题,两人相识甚欢。梁本人是主战派,但当时国内主和派、悲观论腔调很盛,梁也有些惶惑。在来延安之前,梁漱溟曾拜访过当时的著名军事理论家蒋百里先生,第一次从蒋百里那里听到了抗战必胜,抗战必然是持久战的观点,梁感到观点很新颖,也很受启发和鼓舞。在和毛泽东交谈后,没想到毛也是这个观点,而且讲得更系统,更全面,包括战争的各个阶段,每个阶段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战略战术等(这些毛在后来的《论持久战》中都有详细论述)。梁听了十分赞同。谈话一直到天明,临走时,梁送毛一本他自己写的《乡村建设理论》,并点明明晚的谈话将围绕这本书。对于这本书,毛泽东在一天时间内,应该说还是认真看了。因为据梁自己回忆,第二次见面时,毛的桌上放了一沓纸,纸上记着梁书中的话,有些还用红蓝笔划了圈。但是第二晚的谈话却没有像第一晚那样投机,两人观点出现严重分歧,虽然谈话的气氛尚可,但分歧毕竟给二人以后的共事产生了影响。谈话一开始,毛就说:“大作拜读了,但看得不细,主要之点都看了。您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见解,不少认识是对的,但您的主张总的来说是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而我认为,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社会性需要彻底的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是对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分析、估计,来确定路线、方针、政策……”毛泽东特别强调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激化问题,并十分突出地强调这一作用。梁马上争辩:“中国社会贫富贵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因此阶级分化和对立也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梁在此基础上讲了一大通中国“伦理本位”的重要性,而否认阶级斗争的作用。毛听了后认为:“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性,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有自己的伦理道德,梁先生强调这些也并没有错。但中国社会却同样有着与西方社会共同的一面,即阶级的对立,矛盾和斗争,这是决定社会前进最本质的东西。”毛认为梁漱溟太看重了中国社会特殊性的一面,而忽略了决定着现代社会性质的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梁随即反驳,十分断然地说:“毛先生,我以为正是您的理论太着重了现代社会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而忽略了中国社会最基本、最重要的特殊性一面,我们的分歧,正在这里。”两人你来我往,谁也没让谁,谁也没说服谁,这就埋下了两人冲突的第一支伏笔。

抗战胜利后,国共开始和谈。梁漱溟第二次赴延安。这时他渴望国共和谈能谈出成果。这时他的身份已是民盟中央常委,秘书长,民盟出席政协会议的代表,他的观点代表着民盟的主张。延安热情地欢迎了他。他发表演讲,希望国共双方都互相让一让,不要打仗,在一个统一政府下搞经济建设。这实际上是让共产党放下武器,让出自己的控制地区,承认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诚然,后来蒋介石撕毁了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打碎了他这一梦想。梁漱溟的劝和也给共产党人和毛泽东留下了印象,这可以说是第二支伏笔。

国共和谈后期,实际上蒋介石在东北和中原的枪声已表明了他的心迹。但和谈这一形式还在继续。美国特使本负有调停国共冲突的使命,担当和谈的第三方调停人,但受美国国内政策的影响过于偏袒蒋方,引起共产党人的不满,只好退出调停人的角色,由国内的第三方面即民盟来充当。梁作为当时民盟的实际负责人即接任了这个角色。在这之前,共产党谈判首席代表周恩来和民盟负责人之一的黄炎培曾商定:彼此有所决定,事先互相关照。在梁漱溟主持拟定东北停战方案,准备由民盟提出供国会讨论时,却未和共产党方面商量。当时有一个参加和谈调停的东北无党派人士莫德惠提出,可以承认当时已被中共所控制的齐齐哈尔、北安、佳木斯为东北共产党军队驻地,但东北铁路沿线共41个县,20个县在共产党方面,21个县在国民党方面。国民党政府可以派县长带警察去接收共产党所控的那20个县的政权,以达到全铁路线的行政统一。莫认为,只带警察不带军队,这可以照顾到共产党方面。这样国民党政府能接受,共产党也不会有太大意见。梁漱溟考虑时间紧迫,就接受了这个方案,并以民盟的名义,拟写三份提案,一份送给马歇尔,一份送给国民党政府,一份送给共产党代表团。共产党的这份是梁漱溟亲自送到周恩来手中的。周看后,面色骤变。梁要解释,周忙用手拦住说:“不用再往下讲了!我的心都碎了!怎么国民党压迫我们不算,你们第三方面亦一同压迫我们?今天和平破裂!即先对你们破裂。十年交情从此算完。今天你们就是我的敌人。”周还问梁:“我们彼此商量好,彼此有所决定,事先相互关照,今天为何失信?”梁无言可答,只好立即收回提案,并让人从马歇尔和国民党政府处也拿回另两份,此事终未造成后果。但这毕竟不是一件普通的误会,也难怪七年后周恩来能重提旧事。尽管梁漱溟后来为这事一直内疚,但这成为冲突的第三支伏笔,已成为事实。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刚从苏联回来,即邀请梁漱溟到他家里做客。席间,毛邀请梁到新政府工作。梁考虑自己一直是以第三方人士调停国共争端,今后大局如有变化,仍需要他这样的人出来为国事奔走。而如果进入新政府,就失去了为各方说法的机会。故他拒绝了毛的邀请:“主席,像我这样的人,如果先把我在在政府外边,不是更好吗?”毛遂有不悦之意,冲突发生时,毛也就此事做了阐发。这是第四支伏笔。

建国初期,毛知道梁对农民问题感兴趣,就邀请梁去各地解放区农村考察,没有想到梁考察回来后,即向毛反映了一个情况,他说,土改是深得民心之举,但毛病也不少。比如政策规定不许打地主,但亲眼看到斗争会上打得很凶,有一对地主夫妇,因为受到体罚,一块跳河自杀。这个问题应引起注意。毛并不以为然。他一直是以是“糟得很”还是“好得很”来评论自己领导的农民运动的。因此他认为梁提到的的问题是个别现象,而且情由可原,不必大惊小怪。他说:“贫穷农民受苦受压多少年了,怒火一点着,就难以控制,于是对地主非打即骂,只要我们执行好土改政策,出不了太大偏差。”以后,梁和毛几乎每隔一二个月就会见一次面,深谈一次,类似的问题提了不少。这大概是第五支伏笔。这五支伏笔如果单个看起来,算不得什么,但要联系起来看,就会对一个人的政治倾向产生看法。所以当后来,梁漱溟再要提批评意见时,遭到毛的严厉批评,也就不足为怪了。

二、冲突的过程

1953年9月8日至18日,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紧接着又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梁漱溟作为政协委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第一天,周恩来作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然后分组讨论,梁漱溟在分组讨论时发言。他肯定了周总理的报告,随后又谈到要及时发现工作中的问题,向负责人指出,党的政府也要耐心听取群众的意见。散会时,周恩来让梁漱溟在明天的大会上讲一讲,梁欣然同意,并做了充足的准备。他的发言是拥护总路线的,并满怀深情地讲述自己一生的建国理想,但他又认为,周总理的报告中只讲了建设重工业和私营工商业改造的计划,希望想听到轻工业、交通运输业的计划,这是观点一。接下来他调转话头转向农业和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他认为发展农业要靠农会,但农会在土改以后作用就减弱了。现在只有依靠乡村的党政干部,但现在的乡村干部,有强迫命令、包办代替的问题,质量上都不太够,因此要下大力气教育农民,单靠行政命令是不行的,这是观点二。第三个观点,梁认为共产党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入城市后,乡村变得空虚,近几年来,城乡差别拉大。他做了个比喻,认为城里工人在九天,农民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最后,他又劝诫共产党过去依靠农民,现在进了城,不要嫌弃农民。梁的这三个观点引起了毛泽东的强烈反感,成为后来梁毛冲突的导火线。9月12日,毛泽东参加大会,在彭德怀做完抗美援朝报告后,即席发言。他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政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毛这时的讲话,还未点出梁漱溟的名字,但梁已听出是在说他,这时他的倔强脾气上来了,他既感意外,也不服气。自己明明是拥护总路线的,只是讲了几句心里话,怎么会变成有损总路线,有损工农联盟呢?他立即在会场就写了一封信,当场交给毛泽东,毛约他当晚谈话,谁知晚上是看京剧,只是在开演前20分钟两人碰了一下头,梁无法讲完自己的观点,只是要求毛消除误会,而毛坚持说梁反对总路线,两人语言激烈,冲突频频,不欢而散。后几天的大会,梁要求发言,在得到毛的允许之后,梁上台发言,再三陈述自己并不反对总路线。然而事情并未到此结束。在接下来9月17日的大会上,周恩来作了长篇发言,中心内容是用过去的历史事实,特别是国共和谈的那件事,说明梁漱溟一贯反动。在周讲话中间,毛泽东作了若干后来收集在毛选五卷中的插话,言辞非常激烈。主要观点是:(一)在国共和谈的紧要关头,梁漱溟的立场是帮助蒋介石的,蒋介石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二)梁要多知道些计划内容,我不赞成;(三)梁提出“九天九地”是完全彻底的反动思想;(四)台湾的香港的电台称“梁漱溟是有骨气的人”,被敌人所称赞,那就只能把梁划入反动一类;(五)梁是野心家,是伪君子,他不问政治是假,不想做官也是假的,他搞“乡村建设”,是地主建设,是乡村破坏,是国家灭亡;(六)梁讲我们忘了农民,农村空虚了,这是挑拔;(七)对梁不能搞自我批评,而只能是批评。毛插话时,席间一片谴责梁漱溟的声音。对毛这样的批评,梁是更不能接受的,他决心破釜沉舟,视一切而不顾。要求当场发言,得到主席的允许,明天大会发言。大会的最后一天,梁登台发言。他说:“昨天会上中共领导人的讲话,很出乎我的意外,主席的口气很重,肯定我是恶意。”他认为这证据不足:说我一贯反动,我就要交代历史。接着他就解释了和谈的过程,并要求给他充裕的时间发言,这时场下一些人打断他的讲话,不让他再往下讲。梁就把手伸向毛泽东,说,我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让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清楚。毛讲,你要的这个雅量,我大概不会有。梁又接着说,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如果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毛接着说,有一点“雅量”,就是你的政协委员还可以继续当下去。梁说这一点倒无关重要。毛听了非常生气:你如果认为无关重要,那就是另一回事。梁又接着说,我倒要看看自我批评是真是假,要考验一下领导党。两人你来我往,一句接一句,会开不下去了。毛要梁再讲十分钟,梁说:“我有很多事实要讲,十分钟怎么够?我希望主席给我一个公平的待遇。”会场的人反对,最后只好采取投票表决的方式,决定让梁是否讲下去。投票结果虽然毛也投了赞成票,但反对者终归多数,梁漱溟被轰下台,冲突结束。梁漱溟与毛泽东几十年的私人关系也就结束了。

三、冲突的内容分析

冲突过去后,梁漱溟在家闭门思过。据他后来说,他也有自我批评,他对政协工作人员讲:由于我的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全不顾毛主席作为领袖人物的威望,当众与他顶撞,促使他在气头上说了若干过火的话;如果说当时意气用事,言语失当,那也是我的顶撞在先,才有毛主席对我的批评在后,这些气头上的话,双方冲口而出,大多都经不起推敲和检验。后来,梁漱溟为了保护毛的威信,在毛泽东在世的时候,从未向人提起这桩事,也不解释当时的过程,真可谓是一位顾全大局、品德高尚的老人。毛泽东也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和“雅量”,梁的言行仍停留在“思想反动”范畴,政协委员照当,工资照发,并没有像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中那样戴上帽子,打入另册。这对梁漱溟来讲是幸运的。但这件事毕竟在党内外开了一个先例,党内的不同意见和党外的不同声音随之逐步消失,政治空气渐渐死板,僵化。

分析冲突的内容,无非是三个方面。一是历史的原因,其实历史很简单,就是那么几件事,关键是怎样看,带上有色眼镜看,怎么看怎么反动。二是性格使然。每个人都有性格,一旦坚持一种观点,又被争论对方,或是不同意见方面的言辞激烈所激怒,这种性格就暴露出来,梁、毛二人都是有性格的人,都比较认死理,相比较之下,毛作为政治家就欠缺一点风度了,尤其对方还是一位党外民主人士,翻阅毛选五卷,毛能用那么激烈的语词批评梁,联想到后来和彭德怀互相骂娘,就不足为怪了。是个性所致。这两方面都不是本文所要分析的,重点是他们二人的政治分歧。

谈梁、毛二人的政治分歧,无外乎是两点:一是承认不承认阶级斗争,并用之统帅一切。二是农民问题。阶级斗争理论对于毛泽东来讲,可谓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当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依据这一理论,联系中国实际,带领中国共产党,通过武装斗争,夺取了政权,建立了新中国,这无疑是成功的。建立新中国后,毛仍然高举阶级斗争的大旗,特别是苏共二十大之后,这个旗帜举得更高,轻易将八大确定的主要矛盾已经改变的结论废掉,以后又“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级斗争是个纲,纲举目张”、“无阶级专政继续革命理论”等等一个接一个,最终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也害苦了中国老百姓。对于梁漱溟,早年他是不赞成阶级分析法的,如前所述,在访问延安时就和毛泽东辩论过。但他后来的思想有变化。承认了阶级斗争的存在,但他不赞成用阶级斗争一个道理来证明一切、统帅一切的主张,为此还遭到过围攻。他曾经引用过恩格斯的一段话,即只要人与人之间还存在相互斗争,而没有联合起来共同向自然作斗争时,人类就还没有进入自由的王国。他根据恩的论断,联系党的八大《决议》,他说,“我原以为在我国完成所有制的三大改造,进入社会主义社会阶段之后,就不应该把人的力量用在彼此间的斗争上,而应该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得到调整,同心协力,把矛盾指向大自然,向大自然开战,这才能使人类做大自然的主人,一步步进入自由王国。因此对大抓阶级斗争的做法,在思想上不理解。

谈到农民问题,实际上对立的梁和毛,在一些问题上是相同的。他们二人都是在20年代末期开始关注农民问题。梁曾经说过:“农民运动是目前中国肯定必须有的,假如有人忽视农民运动,即他就不了解目前情形。毛泽东出身农民,也就在这个时候,关注农民运动,亲自在农村调查,撰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而后又开辟农村根据地,展开武装斗争。二人都认为知识分子不能脱离农民,梁认为“知识分子不能脱离农民把他们变成了不能胜任任何社会教育工作的寄生虫。”毛说:“知识分子要到农村去,和广大农民相结合。”那么两人的分歧点在哪里呢?还是在重视农民的指导思想上,毛主张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梁主张“伦理本位”,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农民。这样一种农民观,在延安访谈时就被毛指为改良主义。毛也不可能接受和理解梁的乡村建设理论。梁一直关注中国的农村,关心农民的生活。也自认为自己在这方面有点发言权。所以提出了不要忘记农民这样的建议。农民和工人是“九地九天”,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毛对农民运动的基本评论,一直是“糟得很”和“好得很”的模式,对农民的过火行为一直是忽略不计,而认为只要大方面正确就行了。他始终认为90%的农村干部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坏的只占10%,你梁漱溟把这10%夸大了。再者,你以农民的代言人自居是不够格的,你的乡村建设理论是为地主富农服务的,你根本代表不了农民,你这样帮农民说话,目的是挑拨农民和工人的关系,共产党和农民的关系。细分析起来,梁漱溟的用意还是为共产党好,为共产党献计献策,可是他的一番良苦用心完全被误解,今天看来,是十分可惜的。

梁漱溟之所以受人尊敬,是由于他的刚直不阿,为真理而无所畏惧的精神是一贯的。当阶级斗争为纲时,他强调不能用阶级斗争作为一切的立论根据,不赞成大抓阶级斗争。当别人围攻时,他斩钉截铁地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决不随声附和。”文革期间,他不理解一下子怎么能把那么多党政要员打成走资派,他认为这些人如果说是早混进来的,还是后来变质的都不好简释。他举例,这些人过去有九十九个小功,难道抵不上当前反党这一大过?1970年修宪时,他又提出:《宪法》序言中写上个人名字,包括林彪为接班人,不妥当,宪法是从国家元首到普通公民都要遵循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怎么能有个别人超然在宪法之上呢?林彪反党集团垮台后,有人要他批判林彪的反动路线;他说林彪是鬼不是人,没有人格,哪有什么路线;刘少奇,彭德怀,不管对不对,他们有路线,有为国家设计的方案,而林彪没有。”江青让他批林批孔,还拿北大的一名儒学教授,现在也批孔引做例子。梁漱溟写信批评了这位曾是他学生的著名教授。信中说,因为政治上的压力,许多人原本不懂儒学或所知甚少,便跟着上边呼喊一阵,尚且可以理解;但作为一位有信誉的学者,长期从事儒家学说的研究工作,是不应该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的。这封信让这位著名教授十分汗颜。梁自己走上讲堂,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疾呼孔子有功有过,不可全盘否定:“中国有五千年文化,孔子是接受了古代文化,又影响着他之后的中国文化的。这种影响,中国的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古人都不能与孔子相比。”当有人批判他的言论时,他以沉默来对抗,一再逼问他的态度,梁漱溟脱口说了一句让今人想起来都十分震撼的话:“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展现了他本人的铮铮铁骨。

中国应为有这样一位爱国老人而骄傲,中国历史应为有梁漱溟的经历而丰富多彩。

(作者为上海市房地产科学研究院干部)

(责任编辑杨继绳)

2010年第4期　一次冒死的开仓放粮　孙建人　王祖远

建国初期的储备粮,主要囤积在全国基层各区县的粮库。“为随时应付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对我国的封锁和侵略”,中央规定,基层一级政府对这些储备粮只有看护的义务,无丝毫动用的权力。这项义务,也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重中之重,如有违反,轻则坐牢,重则杀头!可是,在当年那场全国性的大饥荒中,为了尽可能多地从死神手中夺回普通百姓的生命,重庆一些基层共产党员干部,不惜冒着丢乌纱帽甚至坐牢的危险开仓放粮,形成建国以来首例“开仓放粮案”。

恶噩频传:水肿病大爆发

1960年1月19日(农历腊月二十一),重庆以东76公里,紧傍长江的川东产粮大县长寿县城,在这春节前10天,城区竟看不见多少喜庆气氛。

县公安局副局长李在明急匆匆来到县委,推开县委第一书记纪俊仪的办公室门,劈头就喊:“纪书记,这几天渡舟区死了500多人!”

纪俊仪闻讯后立即驱车渡舟区。事情立刻明了——离区委不远的孙家,就横卧着两具尸体。死者刚刚抬出来,还来不及掩埋。死者穿戴并不算太破,但面容出奇的枯萎,四肢也是枯萎得仅一层皮包着骨头。纪俊仪一看就知道,这是因水肿病致死的。

到渡舟区的徐家坪——一个离县城不远的生产队,又见到几具尸体……

这时,渡舟区的死亡人数已上升到700多。死因几乎都一样:水肿病,且多是老人和强壮的男人。长时间营养不良,四肢会肿胀,这是体内发出的警告,表示脏器已经衰竭。到此地步,若不及时补充营养,脏器就会萎缩并丧失功能,最终导致患者死亡。某医院曾解剖过一个水肿病尸体,其肝脏已变得只有拳头般大。早在两个月前的1959年11月,长寿县就有人患水肿病,当时这种现象在大面积饥荒的四川并不鲜见。

日渐衰弱而又无粮可吃的饥民把谷壳磨成粉、把野生蕨根和土茯苓挖出来磨成面……但凡能想到的无毒的可以吃的,人们都千方百计弄来填进了肚子,还是没有遏止住水肿病蔓延的势头。到了12月,长寿县数十万人中已有相当多的人得了水肿病,在今天有案可稽的,是县志上记载有9万多人。不过当年的实际情况是,连每月尚有19斤商品粮供应的长寿县最高官员——纪俊仪本人,也没能逃过劫难;而且他66岁的老母亲以及正在怀孕的妻子,也无一例外!几个月来,纪俊仪和县委以及各级干部一直在努力防止水肿病的恶性发展,眼前的事实说明,他最不愿发生的事终于还是发生了。

凭经验,纪俊仪意识到,饿死人的事不会仅限于渡舟一个区,全县所有的区可能都不会幸免。他下令紧急调查全县的死人情况。6天之后(1960年1月25日,农历腊月二十七),数据出来了,全县10个公社每个的死亡人数都已上百,多者甚至数百!

看着报表,纪俊仪心一阵阵绞痛。

1941年5月,年仅17岁的纪俊仪在山东省海阳县的老家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参加淮海战役,并升任某营教导员,多年的革命生涯,早让他将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利益的根本宗旨深深镌刻在了心灵深处。但现在,在用鲜血和生命为代价换来了新的社会制度之后,在自已直接管辖的范围内,竟然发生了饿死人的事!这对纪俊仪来说太残酷了!他心里隐隐有犯罪的感觉。职责和良知告诉他,绝不能麻木听任可怕的局面继续下去。然而他又十分为难。1957年的反右,1958年的大跃进,1959年的本欲纠“左”结果大反右倾,连续三年一个接一个政治运动,把“左”推到极端。在这种局面下如实反映存在的问题,风险是明显的,弄不好,一顶“给新社会抹黑”的右倾帽子,就会戴在头上。

纪俊仪硬着头皮让县公安局向重庆市公安局作了汇报,重庆市委分管政法的书记李唐彬当即就亲自打电话到纪俊仪办公室来了,一开口就直奔主题:“纪俊仪,你怎么搞的,长寿县死哪么多人?是真的还是假的?”

经过深思熟虑,早已作好最坏思想准备的纪俊仪镇静地回答:“李书记,这是真的。”

“怎么会死这么多人?”

“饿死的。”

李唐彬急了:“一个县饿死哪么多人还得了呀,不但要撤你的职,你还该坐牢!”

纪俊仪回答:“李书记,我就是坐牢也要实事求是地向你汇报,长寿县是饿死了哪么多人!而且还在继续死亡,若不及早采取措施,后果更加严重。”

究其起因:是天灾还是人祸?

建国初期,长寿县属四川省涪陵专区管辖,各项农村基础工作开展得比较早,在川东算得上是底子比较厚实的大县。但到了1958年,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等严重脱离实际的“左风”也自上而下刮到了长寿县。

1958年10月,涪陵地区通知长寿去领国务院颁发的奖状,县委书记纪俊仪、县长宋敬武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在没有通知长寿县的情况下,涪陵行署擅自向中央报了长寿粮食亩产八百斤的喜讯。同年,长寿县组织了10多万劳动力上山砍树、挖矿石,搞土法炼钢。对于当时50万人口的长寿县来说,这几乎是他们全县的劳动力。为此,全县几乎荒废了所有的农耕生产,更直接导致第二年粮食减产以致出现饥荒,引发水肿病,造成大批饥民饿死。

应该说,来自农村又有四五年管理农业大县经验的纪俊仪,从1958年秋天起,就在担心长寿县出现饥荒了;同时也在多方面努力,防止不该发生的事情出现。1958年11月14日,长寿县委接到通知:长寿县由涪陵地区划归重庆市管辖。同时划归重庆市管辖的还有綦江县、巴县。同年11月15日,纪俊仪、宋敬武怀着复杂的心情赴重庆,去见新的上级领导。他俩商量:到重庆后,一定实事求是地汇报,争取得到新领导首肯,将上山炼钢的10多万劳动力撤下来,赶快收粮食、种小麦;如可能,再把以前虚报的粮食产量指标降下来。他们还商定:如果需要为此承担责任,就由他们两人承担。当时,重庆市委主持工作的是书记任白戈、鲁大东、李唐彬、辛易之,市委常委廖书华等人。他们集体接见了纪、宋二人,并听取汇报。纪俊仪如实汇报了情况,说粮食亩产只有500多斤,不到600斤。并要新领导同意他们将全县10多万在山上的劳动力撤下来,搞小麦播种,获得任白戈等人的首肯。当天下午,纪、宋就马不停蹄返回长寿,组织实施。然而,因错过了节气,全县大部分红薯、晚稻烂在了田地里,长寿县这一年丰产却没能丰收!紧接着忙小麦等小春作物栽种,也晚了,到12月初才种完。这直接导致1959年的小麦大量减产。更严峻的事情在后面,因一个冬季没有蓄水,多数水田成了干田,第二年秧苗栽不下田。直到五六月雨季才匆忙犁田、耙田、蓄水栽秧,待全县栽秧完毕,已过了夏至。无情的现实更是这一年的七、八、九月,恰恰是多年少见的大旱天。在天灾、人祸的双重夹击下,这年长寿水稻总产量从过去的3亿多斤锐减到1亿多斤,加上小麦、玉米、红薯、豆类等的损失,全县的粮食总产量降到2.5亿斤,减产幅度达40%以上。至此,饥荒已不可避免地发生。

屋漏更遇连阴雨:救灾粮指标被神秘押扣

1959年10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来到重庆搞调查,在涪陵专区垫江县的海棠乡发现农民缺口粮。从海棠出来,他直奔长寿。纪俊仪早就赶到与垫江县相连的长寿县葛兰乡候迎了。他要截住这位四川最高长官,向他如实汇报灾情,争取救灾粮指标。在车上,纪俊仪如实汇报了长寿县粮食大幅度减产的情况,然后说:“农民的粮食已经吃不到明年小春了。”李井泉问纪俊仪还差多少粮食才能度过饥荒。纪俊仪答:“要4000万斤。”

随后,李井泉一行在长寿狮子滩的重庆市委招待所住下,并叫来川东及川北的涪陵、万县、江津、达县四个地区的地委书记开会,参加会议的还有重庆的任白戈、辛易之和重庆市委的一个部门负责人,纪俊仪也参加了会议。会议议题只有一个:解决粮食减产后的农民生活问题。会上,纪俊仪再次汇报了长寿县的灾情,再次提出需要4000万斤救灾粮。然而,就在会中纪俊仪请求拨救灾粮时,一个参加会议的重庆市委部门负责人抢过了话头,说:“我是四川人,了解这里的情况。灾情是有,但我们四川就是三分粮七分菜。粮不够、瓜菜凑嘛。”好在与会的领导同志都没在意,会上决定给长寿县调拨4000万斤救灾粮。同时确定集体食堂每天保人均4两粮、3斤菜、半斤代食品。纪俊仪带着好心情离开了狮子滩招待所,然而,事情远比他想象的复杂。

不久,长寿县因缺粮出现水肿病;再过段时间,水肿病已发展得相当严重了,省里决定给的4000万斤救灾粮指标还迟迟不见消息。纪俊仪十分着急,打电话给具体管这件事的那位重庆市委的部门负责人,对方说:没有救灾粮指标。纪俊仪从另外的渠道了解到的情况却是:四川省给长寿县的救灾粮指标,早就下到了重庆市。

纪俊仪急忙赶到重庆,找市委主管农业的书记辛易之要粮食,辛易之看来也无可奈何,但他给纪俊仪出主意:直接给四川省李大章副省长打电话。纪俊仪依计而行,得到的答复是:“这个事是李政委(指李井泉)定的,你们市里看着办吧。”

放下电话,纪俊仪一头雾水。这话说得含糊,让听的人也犯迷糊——“李政委定的”在此是指什么?是指李政委定下的事其他同志不好插手?还是指李政委自已更改了在狮子滩作的决定,这粮不给长寿了?或者,给长寿县4000万斤救灾粮这件事是李政委早就拍板定了的,重庆市就看着办吧?但既然李政委已经定了,怎么还要“市里看着办”呢?纪俊仪百思不得其解,然而这事又岂能马虎,这可是长寿县几十万人的救命粮呀!纪俊仪满腹疑团,心急如焚。

纪俊仪万万想不到,在他给李大章副省长打电话之前,那位重庆市委的部门负责人早就给李副省长打了电话。而且很久以后纪俊仪才得知,四川省当时确实是给了长寿县4000万斤救灾粮指标,但指标却被那位重庆市委的部门负责人扣了2000万,另2000万也没落实下来!

开仓放粮:坐牢杀头一人承担!

1960年的春节,寒风刺人。自1月25日向重庆市汇报饿死人的严重情况之后,重庆方面一直没有回音。饥荒范围眼看着一点点在扩大,情况越来越严重。由于长时间饥饿,人们极度虚弱,他们普遍感觉心慌,在床上躺不住,想出门走一走,或者找点东西吃,然而下床走不了几步又浑身发软,总想蹲下来或坐着休息一下,这一蹲或一坐往往就再起不来了。有的人就死在路边、树下甚至厕所,还有的死在厨房、床边……全县饿死人的数量每天都在递增。

到1月27日(农历腊月二十九,这一年腊月小,腊月二十九即为大年三十),本该是阖家团聚的日子,却有不少人成了真正意义上的"饿死鬼"。有的甚至全家无一幸免,连尸骨也无人收敛。纪俊仪心如火燎。此时要缓解民众的饥饿,惟有粮食。这粮食,上边已经来不了了,眼前倒不是没有,但敢动吗?

国家在各个县都建有粮食仓库,各地每年上交给国家的粮食就存放在这些粮库里。但纪俊仪这一级县政权只有看护的义务,无权动用。

一边是党的纪律,一边是群众的利益,本应是保障和目标的关系,如今却在特殊条件下变成了一对矛盾,尖锐地摆在纪俊仪面前。两相权衡,纪俊仪心灵深处那朴素的感情最终占了上风。不管怎样讲,总不能让群众守着粮仓饿死!他心想:豁出去了,就是为此自已个人付出代价也在所不惜。除夕下午,他驱车重庆,找到辛易之书记:“辛书记,哪么多人在饿死,这个年我无法过了,我今天就呆在你这里,不解决粮食我就不走了。”辛易之无语,有办法他早就办了。下午5时30分,下班了。辛易之劝纪俊仪说:“今天是年三十,你还是回去过年吧。”纪俊仪说:“县里的干部、区社的书记们还在等着我带回去好消息,空起两手我不走。”辛易之冒火了:“你给我走,就是死人,你也要回去给我看着!”停了一下,辛易之换了较温和的口气说:“你回去吧,家里老小还等你过年呢。我明天上午到长寿来。”当天23时30分,纪俊仪回到长寿。

第二天(1960年1月28日,农历正月初一)一早,纪俊仪乘车到黄草山接辛易之。就在等候之际,黄草山的杨家垮死了3人。纪俊仪起初还有点纳闷,死了3人怎么没听见哭声。后来才知道,死的这一家,一共就3口,3人都死了!周围邻居也早变得麻木,见惯不惊;况且大家都被饥饿折磨了好长时间,也没有力气管得了这类事了。

杨家垮的死人让纪俊仪血往上涌。他不住地看表、眺望公路的尽头,希望辛易之书记快一点到。纪俊仪还不知道,辛易之一大早就上路了,上午先看了南桐,然后经南川、涪陵到的长寿。车路过涪陵的李渡等地时,车窗外的死人惨景,使这位重庆市委农业书记震惊不已。

中午,辛易之的车终于到了。纪俊仪急忙迎上去。双方没有多作寒喧,甚至辛易之来不及吃饭——他一路赶来还未吃饭,纪俊仪就带着辛易之去看杨家垮才饿死的一家3口人。随后,又带辛易之去渡舟、松柏、徐家坪等地去察看。之后辛易之问:“还有没有饿死的?”纪俊仪答:“还有。”辛易之说:“不看了,你说怎么办?”纪俊仪说:“要给我粮食才行。”他提出动用国库粮赈救饥民。辛易之一惊,“要多少?”“每人一天至少半斤。”

这问题太大了,又来得这么突然,辛易之显然事前毫无思想准备,他眉头紧锁,想了想,说:“现在我决定不了,我要马上回去向任白戈书记和市委汇报,市委决定了,我就打电话告诉你。”

正月初一的下午4点多钟,辛易之又匆匆乘车向重庆奔去。在回渝时,途经江北县路段,辛易之又看见了摆在路边的几具死尸。

这一夜,纪俊仪守候在办公室的电话机旁边。饥荒中的农村的冬夜似乎异常地寒冷,纪俊仪在寒风中彻夜未眠。耿耿长夜,饥饿和焦灼一起在啃噬着他的肉体、他的心,让他迹近虚脱。但他不敢睡、不能睡、睡不着——若是市里同意动用国库,早一分钟放粮,就将挽救多少濒于死亡的村民!寒夜里,他的手边上只有一盅些许炒盐调的开水,他不时抿一口,与其说在抵御咬噬他肠胃的饥饿,不如说借以缓缓烧灼他心田的火。他盼着电话铃响起,但他不知道,电话响后会是什么结果,但他已横下一条心,如果还得不到粮食就直接去找任白戈书记,再不行就去找四川省的领导,再不然,就……

对于死亡线上挣扎的村民们,如此关切的党的基层干部,又岂止纪俊仪一人?于此同时,已有一个人,破釜沉舟地放手干起来。这人是纪俊仪治下的长寿县双龙区委书记张开华。

双龙区是长寿县的产粮重点区,正常年份,双龙上交的征粮就多达3000万斤,约占全县近两成左右。但在饥荒中和长寿的其它区一样,也不例外地发生了饥荒,而且还由于是平坝,后果更严重。就在1960年那个除夕的下午,区委书记张开华一直守候在他的办公室。他知道,县委书记纪俊仪正在重庆市委辛易之书记那里要救灾粮。此时张开华的全部希望都在办公桌上那台电话机上,他盼望铃声响起,也许,响铃过后就是发粮的好消息。但下班了,电话铃未响;夜幕降临了,电话铃仍未响……张开华脸色阴沉下来,他知道,纪书记没要到救灾粮,否则电话早就响了。张开华深深地吸口气。这一瞬间,他作出了也许是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他无法预测,在作出了这个决定并实施后,等待他的将是什么;但他十分清醒他将“严重违纪”,而一旦追究下来,轻则是党纪处分,如果重处,就是坐牢!“但纪律是为什么制定的?”张开华想,“不就是为了保证宗旨的顺利实施么?”为了让老百姓能吃上饭,为了把那些在饥饿生死线上挣扎的人们拉回来,张开华决定铤而走险。他没有向县委请示,他知道这种时候就是请示了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况且,干这种事儿,牵涉的人越少越好,一人作事一人当!除夕之夜,张开华下令开了国家粮库,取出了300万斤粮食赈救饥饿的民众。

这一切自然瞒不过深谙县情民情的纪俊仪。当事后张开华有些激动地对他说:“纪书记,说老实话,我开国库了。我接受组织的处理,坐牢、杀头我都没意见!”纪俊仪差点哭了。他拍了下张开华的肩:“你做了件好事,谢谢你;没你的事了,开国库的责任我来负。”这时是张开华差点哭了。事后果然有人追究张开华私自开仓这件事。前面提到的那位重庆市委部门负责人前后三次专门来长寿县调查,意欲“严肃处理”张开华,还责问纪俊仪是否知道这件事,知道了为什么不汇报?纪俊仪以“长寿县委”的名义对张开华开仓承担了责任,纪俊仪还在向辛易之汇报时特别强调:“张开华没经请示就开仓是不对,但他的开仓减少了人员死亡,也是件好事,不应该处分这样的干部。”张开华最终被保护下来,并受到重视。大难考验干部。从这件事上,长寿县委发现了一位德才兼备的人才,这是后话。后来,张开华先后担任了长寿县委组织部长、长寿县人大副主任,直到脑癌手术失败去世。

1960年1月29日(农历正月初二)上午,重庆市委辛易之书记亲自打电话来了:“市委研究后决定,同意动用国库的粮食赈救灾民,每人一天半斤的标准。”县委立即通知各公社:“严格按市委制定的标准开仓,务必让全县人民一个不漏地在今晚之前吃上粮食。”纪俊仪附加了一道死命令:各食堂只准熬稀饭,严禁做干饭。经历过残酷战争环境的他知道,这时候人们的肠胃都已不同程度萎缩,消化功能明显下降,一但猛吃,极会出问题,甚至因此“撑死”。

开仓放粮的效果非常明显,初二开仓,初三死亡人数就开始下降;初四更见减少……

这一年,长寿县共用了国库粮食4700万斤,与纪俊仪事前向李井泉汇报时提出的“需4000万斤救灾粮”基本相符。初二一放粮,纪俊仪就处在一种近乎于亢奋的好心情中,这下几十万人终于有救了!他迫不及待地拿起电话,把这好消息告诉挚友——相邻的涪陵县委书记侯尧礼。在电话里,侯尧礼也十分高兴。涪陵县也大范围饥荒,侯尧礼正为此坐立不安,有长寿的先例,侯尧礼胆就壮了。电话一挂断,他就拨通了涪陵地委书记办公室……可是一套申请、审批程序走完,待到涪陵县开仓放粮,已是长寿开仓之后一个星期了。涪陵县为这一个星期付出了代价……

重庆市近郊的三县两区(长寿县、綦江县、巴县、南桐区、北碚区)在那场灾荒中,是川东、川北饿死人最少的

1960年春节过后不久,纪俊仪的二儿子出生了。在这场饥荒中,纪俊仪四处奔走使长寿的损失减少到最小程度,而自已却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孩子母亲怀孕时的水肿病损害了孩子的健康,都满3岁了,按理该上幼儿园了,纪家老二却还不会走路。

冒险开国库:放粮谁与评说?

为人民谋利益,与人民同甘共苦,是中国共产党性质所决定的,也正是党的事业能取得胜利的根本。像纪俊仪这样、像张开华这样,在人民危难的关头,置个人的前途命运于不顾,置个人身家性命于不顾,是大有人在的。涪陵地区的秀山县县委书记杨文堂也是这样的人。

秀山是涪陵地区最边远的县,四川、贵州、湖南、湖北四个省在这里交界,是个典型的“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在那场饥荒中,这个随刘邓大军南下的山东牟平汉子,像纪俊仪一样不忍秀山县饿死人,未经请示,就直接下令开了国家粮库,动用了3000万斤国库粮食救灾。虽然秀山县在那场饥荒中也饿死了不少人,但由于杨文堂的“私自开仓”,使秀山县在那场饥荒中饿死的人数大大地少于周边各县。然而,杨文堂可没张开华那样幸运,因为他是一县的最高“长官”,没人能为他承担责任。涪陵行署将此事汇报到了四川省,省监委的一位副书记当即亲临秀山处理。这位副书记根本不听杨文堂解释,也不详细调查当时的实际情况,就一口认定杨文堂犯有“严重错误”,责令杨文堂“老实交待,听候处理”。谁知那位省监委副书记在回省里的路上,于白马山翻车摔死了,同时遇难的还有他的秘书和司机。杨文堂闻讯后直拍手,连说“该死”。这下,麻烦大了。省委领导震怒了,四川省委书记、省长廖志高亲自到秀山处理这个“阶级立场有严重问题”的县委书记。

廖志高认真听取了杨文堂的分辩,又到实地作了仔细的调查研究,当即对杨文堂表态:“你做得对,当时如果是向上级请示也不会有结果,你的果断开仓使秀山县少死了人,你是为人民做了件好事。”杨文堂于是平安无事。几个月后,杨文堂被提升为涪陵地委副书记;后来又调任北京市劳动局局长。

那场灾荒过后,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对那位重庆市委部门负责人扣长寿县4000万斤救灾粮一事承担了责任,并肯定:市里当时扣这4000万斤指标是错误的。1966年,纪俊仪调任重庆市委农林政治部副主任,尔后又任重庆市农委书记。

(责任编辑杨继绳)

2010年第4期　清末“永平秋操”　高智勇

时下,被炒滥的“清朝那些事儿”多是些帝王风流韵事或是王府豪宅内的糜烂生活描述,以及阴宅建筑奢华考究……除了戏说就是后代强加的所谓研究或是猜测。但长期隐而不彰、少人闻晓的军事题材却是空白。今天俺向诸位侃一段涉及晚清军事的“清朝那些事儿”。

前清政权在灭亡前夕,风雨飘摇的危局中,搞了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旨在炫耀武力——崇尚暴力,震慑天下,吓唬民众,抵制即将爆发的革命。

公元1911年10月初(宣统三年八月仲秋,农历辛亥年)。清廷在直隶永平府(今河北省唐山地区,相当今唐山和秦皇岛二市的大部分地区,包括滦州、卢龙、迁安、昌黎、抚宁、乐亭、临榆六县。史称永平七州县。府衙设在卢龙县城。自古是内地通往东北的咽喉要道)集结六万多兵力,在滦州以西的柏树庄至拐子山以北的广阔地带,方圆几十里的范围内,举行了代号“永平秋操”的军事演习。阅兵场设在坨子头村南,方圆十余里的广阔地面上,大兴土木,起造阅兵台(当年叫做搭龙棚),格局盛大,募用工匠甚众(至今,该村南仍留一村,名曰军营庄,即昔日屯兵遗址)。

此次军演意义重大,非同寻常。这是清政权高层在内外交困、危机四伏的残局中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无论是军演的投入、规模、级别均高于以往历次军演。

考晚清军史,自光绪时代起,为提高军队战斗力,曾确定“间岁会操”制度,即根据情况需要,不定期举行军事演练,比试战阵之术,应付万一。光绪帝在位时,曾在安庆和彰德搞了两回大规模军演,但效果并非理想,受邀外宾观后 “冷嘲热讽、百般讥笑”。这次一定要重振军威,宏扬国威。

为确保军演圆满成功,万无一失,清廷作了详细、周密的布置、安排。制订出多项实施方案、细则。临近军演前的数月,清廷先后颁布《军官随观秋操规则》,《学生人民随观秋操规则》,《秋操总监处勤务规则》,《秋操陆军警察服务规则》……内容具体、详尽,可说是做到了“处处防范、事事小心”如要严密监控军演区域周边“要路道口、民居民户、树林、围篱、掘穴、凹道、孤立农屋”等等不留任何死角。“雇佣人夫要严密监视其举动,与周遭附近茶馆酒肆之关系”,遇有落伍士兵或可疑人员,应即询明,如系逃亡,即行逮捕。总之要把可能发生的事态、隐患消灭在“萌芽之中”。

军演前夕,清廷拟定各省派赴现场参观军演官员名单(由报纸予以公布),各省督练公所、各镇司令处(凡是涉军部门)可派3—5名武官前来“观操”。实际上,除贵州、库仑(今应叫蒙古乌兰巴托,当年属大清国版图)只派员一人而外,其余各省皆5人以上。

军演指挥部及综理处设在开平镇守史署衙。英商所办的开平矿务局特为北京前来高官、大员设立了临时行辕,供休息、打尖。国内新闻媒体记者接待处设在开平镇东大街,另在西大街设外宾照料处,专门接待各国驻京公使馆派来“观操”武官2员或1员。“以上各处,每到夜晚门前均有水月电灯,照如白昼”。

军演前,“监国摄政王”载沣颁旨:对于中外报纸,要尤为注意。中国记者由参观照料处接待,外国记者由外宾接待处供应。以务求 “名扬中外,重振国威”。为此,在正式军演前的9月底,在北京德胜门外的黄寺教场举行“预演、彩排”。摄政王载沣(溥仪之父)亲自检阅“大清国皇廷禁卫军”。同时任命军咨大臣(相当国防部长)载涛(溥仪七叔)为“恭代大皇帝亲临阅操大臣”。贝勒载涛受命后乘马车(检阅车)绕场一周巡阅,军乐高奏,摄政王亲自为各军将领授旗……同时恳切嘱咐:“此次与国家前途大有关系,当务慎重。”

直隶地区、永平府地方官吏为军演极力奔忙,凡皇亲、高官、京城大员、外宾经过之区段,每里设置巡警10名,陆军警察10名,淮军马队10名,互相配合,交替进行“循环巡逻”“往返巡逻”和“穿行巡逻”。每值勤点间距在20丈至30丈左右,此举可集中值勤人员视线、扩大巡视覆盖面,减少对警戒区域内的空间与时间的失控。排查可疑物,监控可疑人员,在巡逻中发现可疑人时,迅急出击,采用“日”字阵势,将“可疑人”纳入“日”字当中,这样能有效防止其夺路逃跑,牢牢控制嫌疑人。军演现场周边三邻五村内的“重点人物”不良分子、可疑人员(包括:精神恐慌、言行可疑,着装与其身份明显不相符或与季节不合者;身份不明,随身携带物品与其身份不相符者;到处流窜,窥探重要目标,伪装镇静者;传播小道消息,聚众煽动者;呆傻精神疾患者)严格限制在固定区域,严禁外出流窜,不话乱说乱动。否则要追究地方官吏及三邻五村保甲长之责……同时,四处遍贴安民告示:“官军购物兑银一律不得抬价”。“闲散游民不得擅闯警戒区”……严密设防,万无一失。

总监阅操大臣载涛在随从官员簇拥下由北京直赴永平府滦州开平行辕当天,直隶总督陈夔龙率天津全城司、道、府文武各官、巡警道署、差遣队、军乐队、体育社团等,齐集车站,奉陪迎接。滦州知州朱佑葆特率本地学生910人,学董77人,警董40人,名商会长40人,自治会职员42人,各村镇正、副84人……夹道迎接,学童均着制服,有的甚至不远60里、凌晨五更起身而来“恭呈颂辞一篇”。

军演部队分东、西两军。东军是以汉人为主的“新式陆军”,这是光绪年间以重金聘请德国教官训练出来的。总指挥是时任“军咨使”的冯国璋,副总指挥分别为“陆军第廿镇统制”吴禄桢与“陆军第廿镇统制”张绍曾。西军是以满人为主的“皇廷禁卫军”。总指挥为“陆军部正参议”舒清阿。副总指挥分别为“副军咨使”哈汉章和“军咨官”田献章。东、西两军除步兵外,酌配骑兵、炮兵、工程兵、辎重兵、后勤兵及卫生队。两军总计6万余人。

军演开始,西军由北京开拔,向东北方向行进,日夜兼程,进驻丰润至开平一线。东军由天津出发,进驻山海关至滦州一线。两军基本是沿京奉铁路相向行进,边行军、边操练,杀气腾腾,不可一世。次日两军在坨子头村相遇交火,西军首先战败,向西退却至雷庄以西石佛营,东军猛追,迫使西军一直退却至古冶镇。第三日起,西军开始反攻,转败为胜,东军大败。退却至坨子头村重新集结。第四天起,两军将官议和,标以下各自操演战法(晚清军队建制为:镇、协、标、营、哨、棚。分别相当现代的师、旅、团、营、排、班)。第六日举行大规模“会操总阅兵”,检阅各军兵种战阵之术及综合协调能力。第七日罢操,将校级官员聚餐,犒赏参演部队。第八日各军返归原驻防地。

清廷不惜血本,为这次军演拨出经费为银元1800万枚。共动用山炮608尊、陆炮720尊,步枪28582杆,马枪2196杆,弹药车(畜力)452辆,接济车(畜力)320辆,骡马3612匹,炮弹 28800发,枪弹2076190发,雇用民夫19488人次。尤其是刚从德国购买的“克鲁伯机关枪”和从美利坚引进的行军电话同时“亮相”。引起来宾广泛关注,令人“耳目一新”。这两件尚属世界一流水平。

机关算尽,万无一失。正当军演正酣之际,平地一声雷:中国腹地湖北爆发“武昌起义”(辛亥革命)。其震撼力远超出湖北,波及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惊惶失措的清廷急电滦州:“阅操大臣载涛,武昌吃紧,率部速归……”

“永平秋操”,戛然而止。

但止而不静,又起一波——部分参演部队抗命不归,在滦州举行起义,与湖北的义军遥相呼应,对北京形成南北夹击……各地纷纷响应,清廷内部分崩离析。顷刻间,这个有着二百六十余年悠久历史的大清帝国覆亡也。

是那么突然,谁都没有想到会这么快……

(责任编辑杨继绳)

2010年第4期　马共的革命与终结　金 津

我小学六年所在的北京育英学校是干部子女寄宿制学校;其学生家长不是中央或各部委高官,就是长期出使在外的共产党干部,如新华社的、外交部的、中央调查部的,等等。我们班的慧敏,以及要好的小萍、小玲,都是中联部的。好像隐隐约约知道她们是外国人。中联部这样的孩子前前后后有几十个,都在育英。

直至文革后期,那时我们早已升入中学,才互相从同学口中知道,他们都是东南亚共产党即当时中共“兄弟党”的子女,有泰(国)共的、缅(甸)共的、印(度)尼(西亚)共的、日(本)共的、马(来西亚)共的、越(南)共的,等等。由于中联部是负责处理“兄弟党”事务的部门,所以这些孩子都由中联部管理。

再相见,就是去年育英学校六十周年大庆了。在相逢的欣喜中,才知道小萍、小玲是泰共的孩子,而慧敏是马共的孩子。慧敏的爸爸是马来西亚共产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曾代任马共总书记,一直是马共的领导者之一。慧敏姐弟五个都是育英的。她对我说:不管今天的社会怎样评价毛泽东,我们都会永远感激他。

一句话,把我深深地带进一段历史中。

我非常好奇的是她父亲现在怎样了?马共现在怎样了?马共武装还有吗?中共对马共的支持是怎样结束的?她们为什么那么感谢毛泽东?这些同学离开育英、离开中国后都经历了什么样的生活?她们现在都在做什么?……

我心中因为那“为双方”翻涌着无限感动

2009年12月初,我同已经定居在香港的慧敏到了泰国南部的合艾市,随她一起参加纪念《合艾和平协议》二十周年活动,不但见到了慧敏爸爸(92岁高龄)和慧敏姐弟,以及其他马共子弟的育英学友;还见到了作为传奇人物的马共总书记陈平(86岁),以及那么多的前马共人民军成员。

纪念活动是由前马共人民军成员发起的。在他们的邀请下,泰国军方和马来西亚政府都派了代表前来参加并致祝贺,共同纪念《合艾协议》二十周年。纪念大会的主席台布景是这样:最上方横幅是“《合艾和平协议》签署二十周年纪念会”;正中一行大字“一心为人民功绩留青史”,显然是主办方意愿的表达;在这两句话的中间,则是那张著名的照片——泰军方查哇力上将、马政府旺西迪拿督和马共的陈平总书记,三方首席代表当年签署《合艾协议》后握手相庆的历史时刻。舞台布景全部是用泰、马、中、英四国文字;下面会议主持者即前马共人民军成员,也是用这四种语言主持纪念大会。

在陈平、泰军方代表和马政府代表走进会场时,真的是掌声雷动,四五十架摄影机对着他们,准确地说,主要是对准陈平。这位带着马共人民军在丛林中抗争了几十年的传奇人物,吸引了无数记者。我带着相机根本挤不进去,干脆掉过头来拍照那些蜂拥的记者。那两天,闻讯而来的记者把合艾所有的酒店都住满了。

会议开始后,主持人宣布:“为双方在武装冲突中牺牲的人员默哀一分钟”。此时全场起立,肃静默哀。那一刻,我心中因为那“为双方”翻涌着无限感动,——丢掉历史仇恨,像对待自己失去的亲人一样对待冲突中的对方死难者;和平历史的前行,是多么需要博大与包容啊!

之后陈平在他坐着发言时,又一次以老迈的身躯独自缓缓站起,特意“为在冲突中无辜死去的人默哀一分钟”。

这是《合艾协议》带给我们的永远的感动。

没有尊严的谈判导致马共武装重新回到丛林中,拿起武器

我曾经问过慧敏:你父亲对于马共最终没有取得政权,有没有失落感?慧敏说她也曾经这样问过她的父亲。她父亲对这一切都非常看得开。她父亲说,我们共产党当初搞革命就是为了使社会平等,人民都过上好生活;如今现在社会已经在朝着这个方向变化,这不就是我们所希望的吗?!

马共是于1930年,在当时第三国际代表胡志明的见证下正式成立的。当时马共开展了反英国殖民主义的斗争。日本军队打进马来亚后,作为统治者的英国人不战而降,马共采取联英抗日政策,马共领导的人民抗日军发展到1万多人,解放了全国一半土地。战后,陈平等由于其抗日功绩被授予大英帝国勋章。马共的这段历史,被马来亚社会广泛认同,至今没有人去抹煞它。

但是,英国恢复了对马来亚的殖民统治,把马共当死敌。在马来亚本土,要求马来亚独立的有多种政治力量,英国人退出势在必行。关键是它怎么退?它到处讲马来亚的共产党活动源自外国阴谋,不是真正的民族主义运动;也就是说,马来亚受到共产主义的威胁了,因此它英国保留在马来亚半岛的驻军是合理的,“是保护,而不是重新征服殖民地人民”(蒙巴顿语)。在那“非东即西”两个阵营的冷战年代,只要打出“反共”的大旗,就有“市场”;当然反之,只要打起“反西方”的大旗,也一样。那时人们看世界,没有今天“多元”的概念。把对方妖魔化,往往是出于需要。

为此,亲西方的马来亚当局同样不接受马共,同样与马共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1955年的华玲谈判,本是马共作为一种反殖民主义的政治力量,向马当局释放出来的和解信息。之前马共领导人去莫斯科,中联部部长部长王稼祥也赴莫斯科,同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苏斯洛夫共同研究马共武装斗争问题,形成《苏共与中共联和意见》。这份意见书认为,从马来亚的整体形势看,极难开展长期武装斗争,应全力保存自己的干部和游击队,在城市建立党的地下组织,从游击战争的斗争形式转变为非法活动的斗争形式。

1955年马共与马来西亚当局在马来亚北部吉打地区的一个小镇——华玲举行了谈判,史称“华玲谈判”。马共提出的最高要求是让政府承认马共为合法的政治组织,最低要求是,放下武器后马共人员行动自由,可以自由参加任何现有政党,可以组成一个新的不叫“共产党”的政党……但是没有谈成。当权者一定要把马共的愿意和谈叫做“同意投降”。这是没有尊严的谈判,马共当然不接受。当权者当时就是这样对陈平说:“如果你要让这个国家有和平,就得有一方让步——不是我们向你们让步,就是你们向我们让步。这两种思想意识——你们的和我们的——是永远不能相容的。”他还拿中国向陈平举例说,马来亚是个小国,而他不会像蒋介石那样还有那么一个小岛可以去。

结果就是,马共武装重新回到丛林中,拿起武器。政府不停的追剿,以期消灭马共武装力量;马共武装不停地反击或打击政府武装,在丛林中建立根据地。谁都不能否认,双方都伤及了无辜,双方都失去了那么多的父亲、儿子……

毛泽东:在我们共产党人的字典里是找不到“投降”两个字的!

陈平:我党恢复武装斗争的成败取决于中国在多大程度上援助我们

中共真正考虑给马共经济援助,始于华玲谈判以后。

1956年毛泽东接见慧敏爸爸及其他马共领导。慧敏爸爸的回忆录里是这样记述的——

毛泽东说:你们给中联部的报告我知道了,你们辛苦了!……在(华玲)和谈会议中,阿都拉赫曼威胁马共投降,陈平同志坚决拒绝,表示:“即使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我们也要战斗下去。”这是英雄。

毛主席又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字典里是找不到“投降”两个字的!向敌人缴枪投降,一辈子抬不起头,见不得人呀!

毛主席讲完,大家没有出声,都默许、领会主席的一番话……

这次会面,让马共的领导又高兴,又心生疑问:中联部提出要我们转变斗争形式的建议,难道毛主席不知道?

1957年8月,马来亚在英联邦内宣布独立。1959年,马共领导的民族解放军减到600人左右,被迫转移到泰国南部。

1961年,苏共和中共关系已破裂。毛泽东认为苏共已成为修正主义政党;世界革命的重担责无旁贷的落在中共党的肩上。那年陈平前往北京途中经河内,见到刚从北京回国的越共领导人黎笋。黎笋对他说,几天前,毛泽东亲自告诉他,革命很快就会席卷东南亚诸国。毛泽东预测越南、柬埔寨、泰国及马来亚政权都会垮台。这是当时毛泽东对世界革命的解读,它导致了中国对东南亚共产党武装的直接经济援助,也就是所谓的“输出革命”。

1961年7月,陈平等马共领导受邀与中共总书记邓小平会谈。他有书回忆过这段。

邓小平打开话匣子。他通知我们说,东南亚就要经历一场剧变。……邓小平深知缅甸、老挝、泰国以及印尼共产党同志的心思和算盘。这些兄弟党当时都在中国维持重要的训练设备。

邓小平强调说,就策略上而言,东南亚的整体形势对我们在马来亚的斗争越来越有利。他力劝马来亚共产党不要在这个节骨眼上转变政策。我们必须善用这个即将席卷全东南亚的时机。

我在一瞬间震惊了。……

心理上,我们发觉处于更加艰难的窘境。我们在昔罗经历了好几个月思想上的挣扎,才敲定结论,认为我党生存的仅存希望就是回到政治斗争,尽管这是一个痛苦的决定。

……我问,“如果我们恢复武装斗争,中国能够给我们哪些援助?”

邓小平显然有备而来。中共中央联络部多年来都在关注马来亚共产党的处境。……邓小平向我保证,如果能够达成协定,中国会支持我们。

……在此之前,每每提及向中国要求直接援助的事情,我总是觉得尴尬。然而,在北京逗留了几个星期后,我察觉到中国一直都在资助东南亚国家的兄弟党。这些兄弟党都有派驻代表在北京,也有大批人员参加各种训练计划。

陈平与在国内的马共领导反复磋商后,决定放弃18个月前拟定的准备“转”的方针,接纳北京的建议,重振武装斗争的旗鼓。

因此,当我们与中国共产党交谈的时候,我们的核心立场就是,马来亚共产党恢复武装斗争的成败,取决于中国愿意在多大程度上援助我们。……我们直截了当表明不要武器和弹药,因为我们非常清楚运送这些配备到马来亚会遭遇什么难题。我们要的是货币。

我们和中央联络部的磋商历时几个星期,非常成功。这是我参加马来亚共产党以来,党的财政状况第一次得到保证。

……我们每年向中国提交经费要求。预算案是以美金计算,但是我们可以提取我们所要的货币。北京会随着需求的情况相应增加我们的预算。这些总体安排一直维持到中国在1989年终止援助为止。

1967年1月,中国正在文革的高潮中。康生代表中共与马共召开党对党会议。康生在会上对陈平等人大讲中共在马来亚革命问题上的两条路线斗争,一条是毛泽东思想的革命路线;一条是王稼祥执行的刘邓反革命路线,即是指王稼祥带马共领导人赴莫斯科与苏共联络部讨论马共革命后形成的上述“联合书面意见”。康生说这个意见的“中心问题是否定毛泽东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大批王稼祥;还大批印尼共领导人艾地不听毛主席的话,不搞武装斗争等。

同月,毛泽东再次接见马共中央代表团时曾表示:他们(指刘、邓、王)这样大胆,要你们转变斗争形式的意见,没有向我请示过,没问过我的意见。

但是这次的接见,又给了马共极大的帮助。慧敏爸爸是这样记的——

毛主席问:党对党会议开得怎么样?

陈平抓住这次的好时机,一开始就切入主题:这次拜见毛主席,想向毛主席提出一点要求。

毛主席:说吧。

陈平:我们想向毛主席要求给我们一个广播电台。

毛主席尚未开口,康生迫不及待的说:你们和泰共共用一个怎样?

陈平及我们几个一行人不约而同说道:不行,很不方便。

毛主席听后,不容置疑地说:就给他们一个吧!

康生便连连答道:好,好。给一个,给一个。

就这样,在毛主席的亲自指示下,我们终于获得了我们迫切渴望已久的强大宣传工具——马来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

毛主席又问:还有什么要求吗?

陈平:请主席能增加给我党我军的援款经费。

毛主席非常爽快地答应批下来:好,要多少给多少。康生,你去办。

陈平:感谢毛主席。

接下来,毛主席把接见我们代表团的谈话带入了他的主题。

毛主席:马共同志,你们知道吗?我调了两个师进来北京。北京市委水泼不进,针插不入。我没有办法,只好依靠群众。你们帮我们一手啊!

后边都是在讲他的文化大革命。

中国给马共的广播电台设在湖南的一个深山里。中国提供全部设备及日常开支,马共的人负责编写文章和播音。慧敏就是那个时候从部队到了广播电台的,还在那里找到了终身伴侣:对方也曾是育英的马共孩子,后来上了人大附中,初三没毕业,就被马共派到越南,接受越共的军事训练(越共当时在为东南亚国家的共产党培养军事人才),之后到了广播电台。慧敏妹妹也去了那里。

一段时间,这个电台对马来西亚武装革命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人心的作用。

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和平,需要与街坊邻居相安无事

中国发生政治巨变起源于1976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逝世。他们带走了那个对抗的时代。

终于跳出“左祸”的包围,邓小平独自面对自己对中国所承担的责任的时候,他是极其现实的。他要中国不能再“左”下去,不能是老百姓的纳税钱自己说想给谁就给谁;他要带领中国进入四个现代化。因而,给中国带来了无限生机。他同时考虑的是,不想让周边国家都反对中国,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和平的环境,需要与街坊邻居的相安无事。当然为此街坊邻居也会以“相安”做交易,给中国施加压力。

陈平在他的书中有一段记载:

1979年,我从中央联络部副部长口中得知,中国已正式要求泰国共产党的广播电台调低对当时泰国政府的批评,具体说就是要求泰共电台别再发表言论贬低当时的泰国总理。泰共不肯这么做,还选择关闭了电台。我聆听这些事实,但不妄加评论。(中国给泰共的广播电台建在昆明。)

……1980年之前,我们的电台广播从未间断。1980年12月,我被通知到人民大会堂与邓小平见面。知道邓小平约见时,我立即就怀疑事关广播电台。早几个月前,北京领导人为李光耀到访营造非常友好的气氛。在中国首都普遍感受到这位新加坡领导人的访问十分成功。

我认为邓小平对我不满意。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我常见到他……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这些马共领导人曾附和反邓小平的声浪。他在1978年重新掌权之后,一直都没想要见我。此时约见一定是要与我讨论非常敏感的事情。

我在当天早晨步入邓小平的办公室。……一番寒暄过后,他语锋一转,说道:我把您请到这里来,是想和您谈谈你们电台的事。我们要您把它给关掉。

我没问为什么,他径直说明原因。几个星期前,李光耀与他会谈,自称代表东盟四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及印尼)前来中国。李光耀具体告诉邓小平,他出访中国之前费尽唇舌与上述四国的领导人沟通。

……我谨慎聆听邓小平叙述他与李光耀会谈的过程。我不高兴是情有可原,但我承认争论毫无意义。我小心翼翼地打好腹稿才发言。我记得非常清楚当天我这么对邓小平说:“谢谢您告诉我这件事。身为中国的客人,我当然尊重您的决定。”邓小平听出了我的弦外之音,他知道我的感受如何,也知道我何其不同意他的要求,可是他也知道,我别无选择,只能顺从他的意思。

这次会面商定电台关闭的时间是1981年6月底。

实际上,邓小平已于1978年就访问了吉隆坡;已经鼓励马共寻求和平方案。进入1982年,中联部向陈平明确表示,中国对马共武装斗争的经济援助不可能无限期地支付下去;并从此开始有计划的递减。

《合艾和平协议》以它的政治智慧为对抗时代的各方弄潮儿留下了无限尊严,也使他们今天的和平生活充满了温馨

1972年《中美联合公报》发表;1980年代东欧联盟正在解体,冷战即将结束;世界趋于和缓,对立走向沟通。

《合艾和平协议》就是在这样的大趋势下达成的。

马共在与政府的武装对抗中,根据地已经迁到了泰、马边境的泰国一方(北马到泰南)。泰、马政府曾组成联合部队围剿马共人民军。但马共人民军为了自身生存的需要,一向表示尊重泰王国政府及泰王国的领土完整,所以泰军方与马共人民军之间并没有像马政府与马共人民军之间来得那样深仇大恨。

在80年代中期,泰军方与马共人民军之间互相发出过愿意和谈的信号,并有了接触。两三年后在泰军方的促成下,马政府也开始进入接触,是为三方会谈初始。

之后,经过五轮艰苦的三方高级会谈,一系列细节问题达成协议。1989年——柏林墙倒塌那年,“六四”那年,苏维埃联邦共和国解体那年——12月2日,在泰国南部的合艾市,该协议签署。

说来真令人感慨。马共的最高要求和最低要求还和华玲谈判时一样,而且远比华玲谈判时的细节令人满意得多。真的是时代不同了。被冠之以“多元”的政治时代到来了。

《合艾协议》在讲到停止武装斗争时,是这样用词的:

本协议将有效地和光荣地停止马共在泰国境内的武装活动;

这项光荣的和解将为泰马边境地区和马来亚带来繁荣、稳定和安全;

宣布马共停止在泰国境内的武装活动是一项理性的行为,不在任何口头的或书面的声明中使用诸如“投降”或“妥协”之类毁誉性的字眼;

马共及其解散后的武装部队的马来西亚公民成员,可以自由参加政治活动,包括在马来西亚联邦宪法和法律范围内组织政党(当然还是不能叫“共产党”)……

对马共的要求主要在销毁武器、提供准确的人员名单(用以为其办理合法证件及得到各项安置待遇)等等。

和解,说的是公平合理地解决争端,没有任何一方存有所谓“失败”或“投降”之意。这是《合艾协议》的实质所在。马来亚人民军是自行解散的,其武器是在泰、马双方官员的见证下(注意:不是监督下!)自行销毁的。这是马共向国际社会表达本身和解诚意的一项积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行为。对马共来说,是多么有尊严的放下武器!

泰国给愿意留在马共根据地泰南勿洞乡的前人民军成员之安置待遇非同小可:

为前马来亚人民军成员建立4个新村,都叫和平村。并给与他们下列支援:

每户拨给土地15莱(每莱为1600平方米),作为耕种之用(后来大多数家庭是种植橡胶树,割胶;这两年卖胶的价格非常好);

每户拨给四分之一莱(即400平方米)的土地,作为房舍面积;

每村拨予相当于全村面积的10%的土地作为公共用地;

每户拨予建筑材料2.6万铢(当时大约25铢等于1美元);

每村拨予建筑材料用于建造:一所宗教礼拜场所,一间会议室,一个医疗中心;每人每日22铢的生活补助,为期3年……

乐意接受并向那些不愿意回马来西亚或前往第三国家的前马来亚人民军成员施加援助,允许他们在这4个村庄里定居,并享有与众人一样的权利;等等。

我在看到这些文字前,就已知道,慧敏爸爸和慧敏的两个弟弟,以及绝大多数前人民军成员,就是在勿洞和平村这样生活的,生活得欣欣向荣。我真不敢想象,政府不怕这些共产党聚在一起再闹事吗?他们怎么敢让这些人住在一起?还不得一人塞一个地方,让你们谁也找不着谁!可是人家说,有共同经历的人才有共同语言,才会觉得生活有意思。

这纯粹是由前马共成员建起的和平村,现在已经成了“仙境般的”旅游胜地,景点包括挂有马、恩、列、斯、毛画像的当年的党校课堂,当年的军事指挥部,等等。泰王后去过,诗琳通公主去过,朱拉蓬公主更是去过。她们都去看望那些前共产党人民军,谈他们的生产、生活,医疗、教育等等,对这些新泰国公民充满了关爱。和平村以前是由军方管理的,自朱拉蓬公主去过后,就改为由政府管理,也就是在朱拉蓬公主的名下管理,为此把这4个和平村命名为朱拉蓬公主村。朱拉蓬公主多次拨出款项帮助村里建设。

还有让我瞠目结舌的呢!合艾的纪念活动结束后,我和慧敏姐妹到曼谷(慧敏的姐姐现在马来西亚生活,她的妹妹则在曼谷)与小萍、小玲相聚,还有其他在曼谷的育英学校学友,当然大多是泰共的孩子。他们现在的工作,多与他们良好的中文、泰文有关。他们大家AA制请我们育英同学吃正儿八摆泰国大餐;我们同去的育英同学有好几个是像我这样的——和马共、泰共没任何关系,仅仅因为是育英,仅仅因为是对这段历史感兴趣。

听小萍小玲讲起,她们又要进山到泰共当年打游击的根据地去了,每年一次纪念活动,连做旅游,十分尽兴。我很好奇:没有人干涉你们吗?

“怎么会呢?我们还会请地方官员或当地驻军一起参加呢!又唱又跳!”

“政府还出钱,让我们在森林边的地方把当年我们游击队的营房、靶场、食堂等等复制出来,让游客看当年游击战争的场景,因为之前我们的营地都在深山里,不方便旅游。”

真不可思议!

看来执政者的宽厚与包容心态,才是社会稳定与和谐的基本要素。

那个对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合艾和平协议》以它的政治智慧为对抗时代的各方弄潮儿留下了无限尊严,也使他们今天的和平生活充满了温馨。对于马共和他们的后代来说,当今时代生活的主题已经是互联网、环保、挣钱、教育,等等了。

只有我,还是在想着“政权”。我问慧敏:如果马来亚共产党当初夺取了政权(上个时代的主题),那么今天有可能认同民众选举吗(这个时代的主题)?如果被选下来了,是否要专政?是否会说“这个江山是我们牺牲无数生命打下来的”?慧敏和我相互对望,突然我们都笑了。

我为此敬佩马来亚共产党。它不以夺取政权作为衡量自己革命是否胜利的标准。它与《合艾和平协议》一起光荣地留在了历史中。

这样一个协议,相信也能够对发生在当今地球上的各种武装冲突,利益的,宗教的,意识形态的,等等,有借鉴意义。

(责任编辑杨继绳)

2010年第5期　重温《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徐晓波

1950年4月19日，新中国宣布成立不到200天，中共中央即发出了新闻宣传方面的一个重要文件，这就是《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注1。这是当代中国新闻史上，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公开发出的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个关于新闻舆论监督（批评报道）的专门文件。

一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毛泽东就开始思考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胜利、成为执政党后如何巩固政权的问题。1944年，《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先后发表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毛泽东在《学习与时局》的报告中，要求全党对于李自成的教训要“引以为戒”，“不要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945年7月，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关于中国共产党如何跳出历史的周期率时说了一段著名的话：“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会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国家才不会人亡政息。”注2

那么，怎样才能跳出周期率，防止执政后的腐败，使中共赶考考出好成绩？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认为，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在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内容第一次写进了党章：“中国共产党应该不掩盖自己工作中的错误与缺点。中国共产党应该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经常检讨自己工作中的错误与缺点，来教育自己的党员和干部，并及时纠正自己的错误。”

1950年初，中共中央由刘少奇直接领导了关于在报刊上公开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文件起草工作。4月19日，经刘少奇作了认真修改的《决定》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注3。4月22日，《人民日报》全文刊发了这个《决定》，并配发了列宁和毛泽东关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论述。次日，《人民日报》在一版同时刊发了题为《坚决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和《加强报纸与人民群众的联系》的两篇社论。

值得一提的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人民日报社主办的《新闻战线》杂志重新刊发了这一《决定》，并发表评论员文章号召新闻界《开展一次报纸批评问题的讨论》，以促进“报纸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积极地正确地开展起来”。

二

尽管《决定》全文只有1800余字，但内容却十分丰富，涉及到报刊批评与自我批评报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方式方法和具体要求等方方面面。

《决定》首先深刻而简要地阐释了这一决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之所以要“在一切公开的场合，特别是在报纸刊物上，开展对于党和政府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因为随着革命战争结束，中国共产党取得国家的领导权、成为执政党后，党及其政府“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很容易危害广大人民的利益”；同时，又因为革命成功后党的领导者威信提高，很容易产生骄傲的情绪，在党内党外都拒绝批评，有的甚至是压制批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的，特别是在具有广泛公开性的报刊上开展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监督党和政府及时修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党和政府“就要被严重的官僚主义所毒害，不能完成新中国的建设任务”。

《决定》的第一段文字对这种以报刊为载体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了界定：“吸引人民群众在报纸刊物上公开地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教育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在报纸刊物上作关于这些缺点和错误的自我批评”。这里的批评，就是“人民群众在报纸刊物上公开地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自我批评，就是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在报纸刊物上作关于这些缺点和错误的自我批评”。这样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是“上对下”的批评，不是党和政府及其领导人对下级或人民群众中存在的缺点错误和落后现象进行的批评，而是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及其领导者的批评，是“下对上”的批评。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是在党内展开而是在社会上展开，不是内部文件、会议或面对面的形式，而是“在报纸刊物上公开地”、“自由地”进行的形式。

《决定》随后指出，要公开在报刊上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应该在党内和人民中进行两方面的教育。一是要教育党员特别是干部正确地认识在报纸刊物上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巩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保障党和国家的民主化、加速社会进步的必要方法。因此，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干部，必须对报刊上反映群众意见的批评，“采取热烈欢迎和坚决保护的革命态度”，而对群众批评置之不理、限制发表和对批评者实行打击、报复与嘲笑的官僚主义态度，则要坚决予以反对。要让“人民群众能够自由地在报纸刊物上发表他们对于党和人民政府的批评和建议”，即使是这些批评和建议并非完全成熟与完全正确，也不能因此而受到打击与嘲笑。《决定》特别指出，这个方面的教育“是主要的方面”。二是要同时教育报纸刊物的编辑人员、记者、通讯员和人民群众去区别性质不同的两种批评。《决定》把报刊上的批评分为正确的批评和破坏性的批评。正确的批评是指“人民群众（首先是工人农民）以促进和巩固国家建设事业为目的的、有原则性有建设性的、与人为善的批评”；而破坏性的批评则是“为着反对人民民主制度和共同纲领、为着破坏纪律和领导、为着打击人民群众前进的信心和热情，造成悲观失望情绪和散漫分裂状态的”批评，“特别是反革命分子破坏人民民主专政的言论”。对于这类批评，报刊工作人员必须加以拒绝。

为了使报刊批评能够得到贯彻落实，《决定》规定了四个方面的具体办法，要求各级党委与党报工作者切实地加以执行：

1. “凡在报纸刊物上公布的批评，都由报纸刊物的记者和编辑负独立的责任”。这就是说，报刊在刊发批评报道时，无需经过党委政府及其部门审定，也无需与被批评者见面，而是由报刊独立地、自主地确定是否可以或应该刊发。只有在“报纸刊物的人员对于自己不能决定真伪的批评”，才应当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但是《决定》又强调，“只要报纸刊物确认这种批评在基本上是正确的，即令并未征求或并未征得被批评者的同意，仍然应当负责加以发表”。《决定》对这一规定的理由的解释是，“过去在许多地方曾经实行一种办法，就是把批评党和政府的组织与人员的稿件送给被批评的组织和人员阅看，在征得他们的同意后，才加以发表。这种办法，在战争期间调查不便的条件下，曾经避免了许多不完全符合实际的和不周到的批评，但是在现时的条件下继续采取这种办法却是害多利少的，不对的”。在这里，《决定》将报刊独立地、自主地进行批评报道的权利，与报刊独立地承担这种批评报道的责任统一起来。注4

2. 对于报刊通讯员采写的稿件，也同样适应第一个方面的规定，不受党政组织的审查决定或征求被批评者的意见。通讯员的工作，由报社领导，所在单位的党组织协助。《决定》特别强调，“任何人不得滥用权力压制工农通讯员在报纸刊物上的批评，或加以报复。”

3.对读者来信中反映的情况和提出的批评进行了具体规定。对于有益的批评性读者来信，《决定》要求，凡是报纸刊物能够判断其为真实的，就应当予以发表。对于读者来信刊发时是否用真实姓名的问题，《决定》说，“投书者应将真实姓名住址告知报社，但报社得依投书者的要求代守秘密。”这就十分明确地表明，批评性的读者来信在报刊上刊发时，是可以不署真实姓名的，只需将真实姓名、地址告知报刊社即可，而且报刊社有为来信者保守秘密的义务。

4. 批评报道刊发后的处理问题。批评报道刊发后，如果完全属实，“被批评者应即在同一报纸刊物上声明接受并公布改正错误的结果”；如果有部分失实的，“被批评者应即在同一报纸刊物上作出实事求是的更正，而接受批评的正确部分”；如果被批评者“拒绝表示态度，或对批评者加以打击，即应由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予以处 理”；而且，因“上述情事触犯行政纪律法律的部分，应由国家监察机关司法机关予以处理”。

由于当时还存在一些民主党派主办的报刊和民营报刊，《决定》还规定，“党外报纸和刊物在同样精神上采取同样正确的态度批评党的组织和人员时，党也应当按照同样的办法给予应有的合作和支持。”

三

在新生政权面临着复杂困难的国际国内形势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发布这一《决定》，号召人民群众“公开地”、“自由地”批评党和政府的缺点和错误，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坚定决心和对党的执政能力的强大自信心。这一重大决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衷心拥护，各界对中共的这一举措给予了高度评价，报纸刊发的普通群众的来信即可见一斑：“对于中共中央这一严肃认真的决定，实在感动万分，使我一向在思想上对共产党所存在的顾虑，一扫而空。”“中共中央的这一指示和决定，是中国共产党真心真意为人民服务的又一具体表现。因为只有真肯接受批评，改正错误，肯和人民站在一起的政党，才会办好人民的事业。”注5

自中央《决定》发表后，《人民日报》在1950年4月当月即收到读者来信1674件，较3月份增加1倍，而5月份则增加到2487件。随之而来的是当代中国新闻史上报刊批评报道第一次高潮的兴起。《人民日报》和各级党报在1950年和1953年间刊发了大量的批评性报道和文章，仅《人民日报》就刊发了4243篇，其中1950年为753篇，1951年为1749篇，1952年为1741篇，1953年为1027篇，三年中日均刊登批评稿超过4篇。注6当时一些轰动一时的批评报道，不少都是由《人民日报》予以报道的。各级党报的这些批评报道，不仅没有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反而提高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毫无疑问，《决定》的发布和实施，对于当时历史条件下中共探讨民主新路、巩固政权、反对腐败和执政党的建设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通过报刊这种公开的形式对党和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缺点和错误进行批评，增强了人民当家做主、参政议政的民主意识，以及监督、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推动了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完全可以说，《决定》是中国当代新闻史上中共关于新闻舆论监督的一个纲领性文件。60年后我们重温这一《决定》，尽管社会经济状况和历史条件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它对于新闻媒体开展舆论监督仍然具有启示意义。

注释：

注1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新华出版社，1980版，第5-8页。以下《决定》引文均引自此。

注2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56页。

注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版，第45-47页。

注4　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共产党唯一一次在党的文件中，规定报刊开展批评或新闻舆论监督应由新闻媒体或媒体的记者编辑亦即报刊编辑部独立负责。自从1954年中共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对此进行修改后，中共党的文件中再也没有出现这类规定。

注5　《人民日报》1950年4月28日第6版。

注6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传播史》（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07页。

（作者为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吴　思）

2010年第5期　关于全球化的几个问题·何方

新中国诞生以来的六十年，先后经历了国际化与全球化各为三十年的两个时期。头三十年是国际化发展的鼎盛时期，由于我们采取了消极和抵制态度，执行了闭关锁国政策，因而丧失了一段良好的战略机遇期。后三十年，国际关系中的国际化已转变为全球化，我们适时采取了积极参与态度，实行对外开放，这才搭上了全球化的便车。现在，全球化正在迅速发展，世界上所有的人，不管你是否意识到和是否愿意，都已被越来越深地卷入其中。虽然人们对全球化问题已经谈得很多，但是有些方面的经验教训还容易被忽视，因此值得一再提出并进行新的探讨。下面就谈点个人对全球化几个问题的看法，供大家讨论。

一、从国际化到全球化

全球化这个名词，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开始流行起来的。在这之前，人们把各国之间的相互交往、合作与融合的过程称为国际化。它是同资本主义共生共长的，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既然叫国际化，自然是在民族国家开始形成之后，否则也产生不了“国际”这个名词。而民族国家的形成，又正好是同资本主义的发生与发展同步。因此，人们就把国际化的源头定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由于资本主义初期发展比较缓慢，国际化在很长时间也发展得很慢。直到19世纪末，随着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过渡，国际化才发展得快了起来。这首先表现在国际贸易的大幅增长和对外投资的开拓。但是这一趋势，不久又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打断。战后，资本主义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国际化也出现萎缩。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情况才发生根本变化，国际化得到快速发展，迎来了它的鼎盛时期。这正是新中国建国的头三十年。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发生了深刻变化，从自由竞争的传统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干预和调节的现代资本主义。这一转变，使资本主义摆脱了经济上的长期停滞，促成一轮经济和科技的空前大发展，把人类社会提高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这也说明资本主义仍然具有极强的自我调节能力，既没有垂死，也不完全腐朽，还没有为其他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取代的迹象。2008年从美国开始的金融危机，引起一些人关于资本主义行将崩塌的议论。其实，这种议论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国家陷入“滞胀”时也曾出现过，后来被90年代的高速发展把它从人们的记忆中给冲淡了。

上世纪70年代前后，除发生“滞胀”外，一个更重要的历史事态就是：跨国公司的大规模崛起和飞速扩展，很快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的内容和国际经济关系。随着跨国公司的兴起，也掀起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高潮，其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世界贸易，是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所谈资本输出(还多为间接投资)完全不能相比的。据一项研究报告，90年代中期，全世界一百个最大的经济实体中，已有51个是跨国公司。

人们看到，跨国公司越来越代替国家在世界经济活动中发挥主要作用，再加上各种国际组织的作用大为提高，人类相互间的交流和融合，已非国际化所能涵盖的了。正是在这个时候，美国经济学家T.莱维在1985年提出全球化这个名词并很快得到普遍使用。从此，全球化风靡世界，已经很少人再使用国际化的老概念了。

至此，我们就可以为国际化和全球化简单归纳出几点区别。第一，国际化的行为主体，主要是主权高于一切的民族国家。全球化的行为主体，则除了国家外，还有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各种非政府组织，以至个人。而且随着全球化的加深与扩大，国家的作用还在不断减弱，非国家行为体的影响却越来越大。第二，国际化实际上缺少对各国都有严格约束力的规章制度和必须遵守的国际法规。全球化则有越来越多和越来越严格的国际制度、法规和组织，约束着各国和各种非国家行为体，促进传统的国际关系不断地和迅速地向全球化转变。第三，国际化不要求各国对本国经济进行干预和调节，也不一定要求各国和一些非国家行为体，对世界经济和其他公共事务进行协调、规划和监管执行。而全球化除需要各国对本国经济进行干预和调节外，还一定要求它们对越来越多的世界问题，包括经济、政治、环保、气候、卫生等，进行越来越深入的协调和越来越严格的履行。第四，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正在形成全球性的意识、观念、伦理、价值等构成的全球文化。人们在保留民族文化和国家意识的同时，也要从全球利益考虑问题。“保护地球”成了所有人的共同责任。

二、全球化的基础与动力

其实，全球化和国际化的主要区别还在于世界各国是否都要实行市场化。在国际化时期，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还没有进行市场化改革，没有实行真正的市场经济。当时的苏联、中国等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印度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实行的是严格的计划经济，还有许多发展中国家处于自然经济状态。上世纪80年代，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由于市场化在全世界得到迅猛扩展，不但推进全球化出现高潮，完成了从国际化向全球化的过渡，而且也为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的形成和发展做了夯实和扫尾的工作。所以时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萨默斯就在1995年11月1日的一次会上说：“将来，当历史学家回顾我们这个时代的时候，他们视为突出的事件也许不是两个集团之间斗争的结束。这么多的国家转向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也许是更震动更大的变化。这是一场把亚洲、东欧、拉美和非洲几十亿人送上通往繁荣的快速电梯的运动。”中国和世界的历史都验证了萨默斯的预言。中国的改革只比印度早十年多，就从经济上人均GDP落后于印度而很快赶上和超过了它。欧美发达国家这一时期也为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和改革。这场波澜壮阔席卷全球的市场化运动，是我们许多人都经历过的。只是有些人淡忘了，不是想继续努力，进一步深化改革，不断完善市场化，而是要停止前进，甚至实行倒退了。

市场化不只是一个国家走向世界和参与全球化的起点，而且是整个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每个国家，要求得到经济迅速发展和赶上世界潮流，就必须对内和对外都尽快实现和不断完善市场化。中国曾经耽误了一段国际化的黄金机遇，成为全世界的最大落伍者。后来多亏实行了改革与开放，才没有再次掉队。但由于市场化过程中没有同时启动政治改革，就不但妨害了市场化本身的完善和成熟，而且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和制度性腐败，为今后社会发展留下极大隐患。

如果说市场化是全球化的基础，那么，信息化就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由于信息化具有传播快和普及快的特点，就迅速以电脑、互联网、传感器等手段织成了一个把世界所有经济和社会生活都囊括在内的大网，几乎没有什么人群和事物可以漏网在外。1995年，非洲只有5个国家与因特网连接，三四年后就已经是47个国家了。信息传播的全球化，加上交通工具的日益便捷，就使人们发现，世界原来是“平”的，整个人类都住在一个“地球村”里，无论远近，大家都成了“邻居”。这既便利了世界一切国家和地区的人们的交流与来往，同时也对所有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活动作出一定约束。原来意义上的“国际社会”，已经远不够用了，而应以全球社会或世界社会的命名所取代。原来所说的参与国际社会，现在也就是参与全球化了。在当今世界，过分强调民族特点，自外于全球社会，那就是在开历史的倒车了。

三、全球化并不限于经济

大概是为了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不受外来影响，我国的舆论导向一直把全球化限制在经济范围内，每谈全球化，前面必得冠以“经济”二字。其实，这是违背事实，也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宣言》早就说得很清楚，“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单方面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经济固然是全球化的基础，但全球化并不限于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某些方面也在或快或慢地“化”着。而文化本来就无疆界，所以“化”得最快。

就以政治来说，全球化所表现的国内政治国际化和超国家权力的日益加强都是很明显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也必然会反映到政治上来。所以，伴随全球市场化潮流，也兴起了全球民主化潮流。对此，我们以前曾在别的地方谈过，这里不再重复。总之，如同市场化一样，民主化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由之路，再艰难也得走，只能是早走或晚走的问题，任何民族都不能例外。

民主化不单表现在各国内部，同时也表现在国际关系中，而且两者还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使人民群众更多地关心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和活动，更积极地参与外交决策和对外活动。世界多极化的发展，新兴国家的崛起，也打破了美欧几个大国控制和主导国际事务的格局，国际关系越来越走向民主化了。而国际关系和全球事务的民主化，反过来又会推动各国的民主事业。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不断提高各国人民的政治觉醒，使许多国际活动成了大众性的共同活动。不但在国家之间建立起各种越来越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制度、法规和组织，而且成千上万的非政府组织和其他民间活动，也都早已超越国界，实现全球化了。越来越多的国际交往和活动超出了国家管理范围，成为人民之间的事了。外交的性质和内涵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

文化的全球化也许发展得最快最明显。知识的全球传播和普及，使后进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可以走很多捷径，缩短追赶发达国家的时间。而且文化的全球化，还表现为文化多元化的发展，不但后进国家吸收先进国家的文化，而且后进国家也可保护和发扬本民族的文化，并将其中的优秀成分融合到全球文化中去。所以文化的全球化，就是融合与多元两种趋势的并存。经济、政治的全球化无法阻挡，文化的全球化就更无法阻挡了。这里可以举一个属于文化现象的例子。上世纪80年代初，胡耀邦曾提出要来一次服装革命，用西装代替中山装。此事遭到陈云的批评，说“送煤球也得穿西装？”由于邓小平、陈云二老都不穿西装，害得胡耀邦也不便于在正式场合穿西装，只能在家里或其他非正式场合穿一下。但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服装革命到底阻挡不住，没过几年，大约连最反“西化”的人也穿起了西装。

四、全球化对谁有利

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国家领导和舆论导向，长期以来总是强调：全球化只对发达国家有利。典型的提法是十多年前主要领导人在一次外事会议上说的，“西方发达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广大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处于不利地位。”紧跟的说法就更多了，如全球化就是西化，全球化就是美国化，我们应该支持反全球化的群众运动等等。直到不久前，还有人说，“现在，全球化进程是由西方大国主导的，这些国家从全球化中得益最多，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受惠很少甚至其利益不同程度地受损。”(梁守德、李义虎主编：《全球化与和谐世界》，2007年版，第70页)。2008年7月17日《中华读书报》上登了一篇《经济全球化：谁是赢家？》的书评，也说，“总体而言，发达国家是这一过程中明显的‘赢家’，而发展中国家大多数都是‘输家’。”如同从来没人总结一下国内历次反世界潮流的教训，所以现在竟然还有反普世价值的逆流存在一样，在宣传教育上讲了多年的全球化对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不利的说法，还真值得重提一下。

与我国的上述舆论相反，西方一些学者早就指出，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最有利，而对发达国家不利。例如1998年5月27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经合组织一项研究报告表明，一些成员国表现出强烈抵制全球化的迹象，把失业率居高不下、收入差距扩大等都归因于全球化。这当然也有点偏。全球化开始时是发达国家主导的，完全吃亏，它们不会干。但问题还有另一面，即全球化是人类历史和世界形势发展的潮流和趋势，是无论什么国家都阻止不了的。实际上，全球化对多数发达国家还是有利的。20世纪末和2007年前这段时间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就是证明。即使对一些国家不利，它们也不得不积极参与，以适应潮流和从中谋利。反其道而行，只能给自己带来失败和损失。历史表明，全球化相对来说，对发展中国家更有利些。全球化在整体上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加速发展，增加了他们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特别是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据世界银行资料，从上世纪90年代起，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已经是发展中国家，它们贡献的比重那时就达到70%，也扭转了整体上南北人均差距拉大的趋势。

全球化不但促进了发展中国家整体高于发达国家增长速度的发展，还在发展中国家里缔造了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等一批新兴大国。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几个新兴大国，能够抓到这么一个好的机遇呢？以中国为例，除了本身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积极引进外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特别是我们的低人权、低劳动成本和高投入、高资源消耗等国内条件以外，还由于遇到了好的国际经济环境。这主要指：“二战”后第三次技术革命提供了大量成熟技术可供我们采用；又碰上发达国家在进行产业升级转型，我们填补了它们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密集型和技术含量较低的产业和产品。

而且说实在话，就是“二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安排，对发展中国家也是有照顾和优惠待遇的，并不像以前极左宣传所说，完全是为了剥削发展中国家。这也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积极要求参加关贸总协定(后改为世贸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并坚持发展中国家身份的原因。

如同说全球化只对发达国家有利一样，我国领导人和舆论导向还长时期以来强调南北差距的扩大。直到最近，一些书刊还在做这样的重复。其实，就在上世纪后半期，南北差距(总体增速而不是人均)也是一直呈缩小的趋势，只有一个很短的时间除外。现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其中的新兴大国，更是在带领世界经济增长，用事实回答了差距扩大的论断。在这个问题上，同样有个小小的教训，就是在观察国际问题时要允许并听取来自下面的不同意见，不能总是盲目地只唯上不唯实。

五、全球化的趋势和前景

在这个题目下打算谈下面几个问题。

(一)全球化将进一步加速发展

说全球化的趋势和前景，就是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似乎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其实不然。因为不论中外，悲观论和唱反调的还不少。例如英国的戴维·赫尔德和安东尼·麦克格鲁主编的一本《全球化理论》，就在《引言：危险中的全球化》中提出了许多“全球化消亡”的观点，如“全球化时代结束了”、“全球化的尽头”、“正在沉没的全球化”等。国内反对全球化和认为全球化因引起的矛盾太多而不能持续的看法也不少。所以谈这个问题并非多余。

经济全球化仍在迅速发展，不要只看各经济实体间的竞争和争夺，也要看到它们之间的协调、合作和融合。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世界金融危机，没有也不会发展成1929年的大萧条，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主要国家没有完全采取上次那种以邻为壑和单纯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而是实行了国际协调与合作。而且经济上的相互依存、相互渗透还往往在“润物细无声”中进行着，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已分不清国货和洋货了。例如在日常生活用品上的中国名牌，已多为外国资本经过控股或收购所拥有。中华牙膏早已为荷兰人所有，金龙食用油属新加坡公司，娃哈哈为法国人收购，汇源果汁为可口可乐收购，南孚电池为美国吉利集团收购，等等。可见，在日用品上要想支持国货，表现点“爱国主义”，已经很难了。其他机电产品更是如此。其实，这也是参与全球化的必然现象，对我们并不完全是坏事。如果我们不引进外资、技术和管理经验，我们经济也不可能得到快速发展。而且这种渗透是相互的。我们在经济发展起来后已重视对外投资，特别是在能源和原材料方面。

经济的全球化一定会反映和影响到政治上来。政治全球化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政治全球化主要表现在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相互交融，超国家权力的不断加强，全球社会的逐渐形成。传统上属于国内政治的一些事务，会受到国际社会的干预和介入。同样，参与国际事务的除国家外，还有团体(特别是各种非政府组织)、企业以至公民个人，而且参与的程度越来越深，范围也越来越广。全球化进程中产生的超国家权力，不同于主权和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权威，而属于全球公民社会。它虽然没有主权的刚性，但约束力已越来越大，国家、团体、企业以及个人都要受其制约，国界、国籍的重要性则在减弱。

文化的全球化也不仅表现在文化交流与传播的日益广泛和深入，更表现在各种不同文化的相互渗透和融合，逐步合成包括一切文化精华的全球文化。原来的一些民族与地区文化则渐次消失。例如世界上的语种就在逐步减少，世人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也在日渐趋同。

总之，全球化是人类历史的一个新阶段，是长时间持续的宏伟世界潮流。事实证明，对一个民族国家或地区而言，积极参与全球化，各方面都得利；过分强调民族国家和地区特点，无论全面地还是局部地抵制全球化，都注定失败。全面抵制，全面失败；局部抵制，局部受损。这是不会有例外的。

(二)全球化与和平发展时代

全球化跟和平与发展时代是相辅相成的。世界不进入和平与发展时代，自然就不可能有全球化。道理很简单，没有世界处于和平状态(局部冲突不算，它们也确实没大碍)，就谈不上全球化；而没有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也全球化不了。反过来，全球化又更有利于维护和平和促进发展。

全球化有可能使人类争取到持久和平，避免世界大战。这有三个明显的原因。第一，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留下沉痛教训，人类理性和道德水平的提高，已在反对和避免世界战争(即大国之间进行的使用毁灭性武器的战争)问题上达成共识，任何有资格挑起世界大战的国家都不敢贸然行事。民族矛盾、领土争夺、宗教冲突、反恐等引起的战争仍将不可避免，但会限制在局部范围，不可能酿成世界大战。第二，全球化就是全球走向一体化，各国和各地的利益已越来越交叉重叠在一起，这就限制了大国和地区之间的战争。例如在欧盟内部发生战争已经不可想象。第三，科技的迅速发展也是避免世界大战的重要因素。更新更具威慑力的武器还会不断出现，实际上的军备竞赛也还会继续下去。因为这既是防卫问题，也是国际和国内的政治问题，还是个重要的经济问题。但研制和使用终究是两回事，到一定时候就又会协议裁减。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和扩展，各种裁军问题终会提上议事日程，并会逐步缔结出一些裁军协定来。

至于全球化促进发展，那就更明显了。例如：全球化极大地开拓了市场，以信息和交通的革新压缩了时空的限制，加速了新技术、新产品的传播和普及。全球化把人类带进了一个新的快速发展的历史阶段，使各种发展周期，科学—技术—生产，产业的转型和升级等，都大大缩短了。人类历史上，从天文革命到工业革命，用了几百年时间。但从量子科技走向信息革命，只用了几十年时间。现在互联网、手机等传递方法和手段，更是日新月异，发展变化得十分神速。全球化不只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交换方式，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行为方式，以至思想观念。全球化日益突破国家和地区的界限。人们不但要放眼世界，而且可以越来越多地走向世界。例如1949—1979年国际化时期的三十年里，中国出国人数总共只有28万，每年不足1万。可是2008年一年就有4000多万人出国。全球化促进人类社会发展是全方位的，其速度之快，是人们都能看到和体会到的。

(三)世界社会与全球治理

随着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国与国、人与人的相处越来越接近，交往越来越频繁，接触越来越密切。世界经济、政治、文化都在发生着重大变化。国际化时期以国家为主体的国际社会，已经不适应和不能涵盖新的形势和新的内容了。全球化以后，世界上的国际、人际关系已发生巨大变化，虽然人们还在使用国际社会这个概念，但内涵已经是全球社会和世界社会了。

人们看到，全球化的生产力已经在许多方面突破了国家界限，世界经济日益走向一体化，各国经济都从整体上在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例如中国出现两亿多农民工这个新的群体，就是中国参与全球化的重要结果和表现。他们为中国三十年来的快速发展立下了最大功劳，但也因给世界提供廉价产品而为全球化做出了最大牺牲。因为在全球化进程中仍存在着激烈的竞争(没有竞争就没有进步)，中国正是靠廉价取胜。与过去不同的是，国际间的协调与合作已经越来越占上风。各国的参与全球化，也就是在合作中竞争，在竞争中合作。

在政治上，全球化就是国际政治国内化和国内政治国际化。以前，国家间的利益冲突和争夺是国际政治的常态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内容。现在，人类的共同利益日益增多，因此需要寻求尽可能多的互助合作，求得共同发展。在大国之间，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的手段，不但极其不得人心，而且各国都已经不再定为基本国策了。现在，以至今后相当时期，许多国家还在增加军费、加强战备。这既有国际政治上争强好胜的惯性，也有国内政治经济上的原因。对这种多少带有军备竞赛性的事态发展，人们必须提高警惕，正确应对。但也要看到，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情况下，世界大战和大国之间的战争已很难打起来，各国都在把争取和平发展定为基本国策。

在文化上，由各民族文化中先进和优秀部分形成全球性文化的过程仍在继续，这就是文化在更大范围和更多领域的交流与传播，既是本民族本地区文化向全球文化的扩展，也是全球文化和其他外来文化为本民族本地区的采纳。人们在保留自己民族和地区文化的同时，也都承认人类文化的共性，从而正在逐渐形成与全球文化相适应的新的文化观念和思维方式。而生活方式和日常消费上的相互学习和模仿也许来得更快。

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国际政治协调的加强和各民族文化的趋同，使以全球化为基础的世界社会逐渐显露出雏形。国家与社会不同，国家关系与国际(或世界)社会也应分开。在全球化的条件下，人们就有了两重身份，既是本国公民，要为自己的国家服务；又是世界公民，要为保护地球尽责。所以还在全球化初期，邓小平就说：“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公民。”他也一再强调，在珍视国家独立主权、树立民族自信心的同时，要为世界尽可能做出更大的贡献，首先是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的发展与进步。这也是世界公民最多的中华民族在人类历史上所应承担的光荣任务。

全球化的发展和世界社会的形成，说明国际化时期的国际机制，即为稳定国际秩序和规范国际行为建立有约束力的制度安排和交往规则，已越来越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而必须经过不断改良和革新，逐渐建立起新的全球化机制。这就是人们说的全球治理。新旧机制的替代是渐变的，所以人们容易不大在意，其实差别并不小。例如，参与旧机制的成员主要是国家；新机制就扩大到全球的和地区的各种国际组织、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以至个人。旧机制建立在大国操纵和传统均势的基础上，第三世界没有多少发言权；新机制则以多极化和多元化为基础，并在逐渐走向民主化。旧机制管辖范围有限，涉及的方面也较窄；新机制涵盖全球，管辖范围也越来越宽。旧机制遵守主权不可侵犯原则，新机制则要求让渡一定主权，并日益介入各国政治。旧机制的强制性较弱；新机制的超国家权力却在不断加强。

如何面对全球化的迅速发展，有两点注意事项。

其一，必须更新观念。也就是周有光老人所说，“过去从国家看世界，现在从世界看国家。过去的世界观没有看到整个世界，现在的世界观看到了整个世界。在全球化时代，由于看到了整个世界，一切事物都要重新认识。”(《炎黄春秋》，2009年第12期)例如过去只替国家民族着想，现在就必须同时为整个世界着想。如果说，过去在民族还没有完全独立时，提倡民族主义有进步意义；那么，在全球化和国家已成为负责任的大国时，还强调民族主义，颂扬排外，到处说“不”，那就只能是反动的了。

其二，要积极参与全球化、融入世界社会，既享受全球化带来的好处和世界社会赋予的权利，也必须为全球化负责任和尽世界社会成员的义务。国家、个人都应该如此。不但观念必须更新，而且实际行动和具体做法也必须改变。例如，过去基于家丑不可外扬的认识，对一些灾害、事故、疫情等尽可能秘而不宣；现在就应主动、透明、及时向外通报。实际上，随着人类共同利益的增多和技术的发展，过去许多保密的事情也应当公之于世，不能再采取鸵鸟政策了。既然已经融入世界社会，那么政府行为就不仅要接受本国人民的监督，而且也应该接受世界人民的监督。所谓负责任的大国，就是要自觉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主动为世界做贡献。

六、全球化冲突

全球化是一种社会进程，不是一种社会状态。全球化进程没有也不可能一帆风顺，而是充满着矛盾、冲突以至二律背反。所以我们这里借用美国学者霍夫曼的话作为本节标题。而且全球化即使在不出现大反复的情况下，也顶多是进两步退一步的局面。整个说来，它的总趋势可归纳为：长期的发展和短期的倒退。

伴随全球化进程的矛盾和冲突极多，我们这里只能谈其中的几个。

(一)全球化与反全球化

全球化发轫之初，就出现声势浩大的反全球化运动。参加的主要是各国的弱势群体。因为全球化进程确曾给许多国家和地区带来了失业率上升和两极分化加剧的现象。身受其害的人们及其代表反对全球化是很自然的。当然，参加反全球化运动的成分也很复杂，除上述受害的弱势群体外，还有不同人群中的加入者，如社会极端保守势力、反对外来文化和普世价值的狭隘民族主义、宗教中的原教旨主义、无政府主义、某些不满现实的非政府组织，还有些发展中国家政府，等等。他们的动机和目标不同，但在反对全球化上却走到了一起。前面提到的世界各国中最大的弱势群体中国农民工，却并没有参加反全球化运动。这是因为，一则中国的社会环境不允许，他们或许并不了解全球化是怎么回事；二则他们还从全球化中得到好处，算是全球化的受益者。试想如果没有全球化背景下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来料加工、扩大出口等措施，他们也就没有机会外出打工。正是由于可以利用低人权和低成本的劳动力优势参加国际竞争，就使中国成了所谓的“世界工厂”，影响到外国的劳动密集型和低技术水平产业的工人就业和收入，促使他们参与反全球化运动。所以全球化和反全球化是一对非常复杂的矛盾，两者无法以正义与否来分。

但是正如前面一再论证的，全球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和进程，既不由人的意志决定，更不是人力所能改变。因此，不管反全球化的一些弱势群体多么值得同情，他们的呼声多么响亮，但是就整体而言，这个运动是违背历史潮流、没有前途的。正像产业革命初期手工业工场工人起来砸机器一样，最后只能从历史上逐渐消逝。近几年，反全球化潮流有所减弱，也许就是兆头。

其实，认为上面提到的失业率攀升和两极分化加剧等问题由全球化带来，那也只是表面原因，根子还在各国的制度和政策。如果政府能够适应全球化潮流，及时改变不合时宜的制度和政策，就有可能妥善对付全球化带来的问题。例如中国改计划经济制度为市场经济制度，就搭上了全球化的便车，促进了经济快速增长，还避免了大失业浪潮。但由于缺乏政治改革的配套，又使两极分化之快超过了所有发达国家。据联合国开发署2007年8月的《人类发展报告》，表示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中国是0.469%；资本主义的日本只有0.249%，反倒是亚洲基尼系数最低的国家。

又如巴西，长期以来都是以贫富差距之大、失业率之高和贪污腐败之严重，在拉美以至世界上出名的国家。前些年的几次世界反全球化大会，也是在那里举行的。可是自从七年前卢拉当选总统以后，适当地调整了经济社会政策，就使巴西的经济得到较快增长，基尼系数有所下降，贪污腐败问题有所好转。结果，巴西的国际地位和声望得到显著提高，国内形势稳定，增强了团结，竟出现几乎举国一致要求修改宪法，以使卢拉总统在二届任满后可以继续当选执政的呼声。只是这遭到了卢拉本人的拒绝。

(二)全球化与民族化

这里说的民族化主要指民族国家，同时也指民族主义。整个说来，全球化对国家和民族都是严峻的挑战，既限制国家主权，也削弱民族特性。全球化虽然没有改变主权的基本原则，但却使它的行为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如跨国公司对主权的侵蚀；国际协调和超国家机制对主权的干预；参与一体化和与国际接轨，限制国家某些决策权；对外开放，影响国家资源与领土的管辖权等。而且全球化还使主权的属性遭到削弱，如参加世界组织、国际合作和地区一体化，都会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主权的最高性、排他性、不可干预性和不可让与性。总之，全球化既然是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那么，国家主权受限制和民族特性遭削弱就成了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会不可避免地同国家主权和民族主义发生矛盾以至对抗。这也是为什么全球化发展以来，引起了新一轮民族情绪高涨的原因。

新一轮民族化的加强，不仅表现在冷战后一批新的民族独立国家的出现，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为争取经济独立开展的斗争上，还表现在各国为维护本国本民族私利而采取或加强的各种措施上。例如，全球化形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但劳动力资源的流动却受到各国，首先是发达国家越来越严格的限制。原来对外来移民采取较为开放的国家，现在也在不断收紧。还在许多国家的人民群众中产生和增长了一种严重的排外情绪，以至出现专门排外和欺凌非本族居民的极端主义组织，如俄罗斯的光头党、德国的新法西斯团体等。

很明显，全球化进程中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民族主义。但在今后长时期参与全球化的主要行为体又只能是民族国家。著名学者汤因比说的，“必须剥夺地方国家的主权，一切都要服从于全球世界政府的主权”，只能是一种梦想。民族主义和国家还有旺盛的生命力，爱祖国是人的天性，每个人也都应当为自己国家的繁荣昌盛尽力。但同时必须看到，全球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是进步的；而民族主义和国家崇拜则是落后的，它们的逐渐削弱和减退也是必然趋势。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反对全球化，提倡民族主义，夜郎自大，盲目排外，那就是在开历史的倒车，名曰爱国，实则害国。至于呼吁“军事崛起”，鼓吹加强军备，要走富国强兵之路，争当第一军事大国，取代美国领导世界的思潮，那已经是超越民族主义界限，走向军国主义化了。这是东邻日本一百多年前开始走过的道路，并没落得好下场。“殷鉴不远，在夏侯之世”。无论是别国还是本国的经验教训，都应谨记，因为忘记过去就是背叛。

(三)全球化与地区化

与全球化发展的同时，地区一体化发展得反而更快。这是在全球发展不平衡和跨国界激烈竞争的情况下，一个地区相邻和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联合起来，便于发挥地区优势，加快区内各国的发展。不过地区一体化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上世纪90年代曾经如雨后春笋，但后来有些不是名存实亡，就是发展很慢，甚至连名也不存了。这种现象在拉美、非洲居多。

地区一体化的典范当然是欧盟。它在全面合作上已经走得很远，在国际关系的许多方面成了一个单一的行为主体。但它的发展进程仍经过不少波折，也经常是进两步退一步。近些年由于贪大求多，东扩过猛和欧元准备不足，在这次世界金融危机中就遇到特大困难，导致人们对欧盟发展信心动摇。其实这也是多虑。欧洲的一体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总会在克服困难中继续前进。而且欧盟在很多问题上都在为全球一体化探路，并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例如欧盟在处理发展均衡化上，就为全球化起了示范作用。它使原来后进的国家可以得到集体帮助，加快发展步伐，赶上先进国家。爱尔兰从后进变先进就是很好的例子。这也是为什么大批东欧国家急于要求加入欧盟的原因。

但是怎样使一体化和均衡化更有利于推动竞争和发展，却似乎是一个并未完全解决好的问题。这或许是限制整个欧盟竞争力的一个因素。中国历史上也有过类似情况。春秋战国时期，一方面是礼崩乐坏、战乱频仍，另一方面却是社会繁荣、文化昌盛。等到秦始皇实现了统一，中国社会反而从此发展缓慢，几乎停滞了两千年。

当然，在全球化和地区化的进程中，还会出现很多矛盾与冲突。但从发展的观点看，都是会得到解决的。例如，由于信息技术和交通运输的发展，地区化就克服了地域的限制，使原来的自由贸易区演变成自由贸易协定，可以延伸到全球各地。

地区化和全球化看似一对矛盾和悖论，但终究会统一到全球化上来。因为地区化实际上只是全球化的发展阶段或组成部分，它们的进一步交叉、重叠和扩展，就已经是全球化了。毫不奇怪，在这之后还会有新的分化，出现新的矛盾和冲突。人类历史和世界万象本来就是在这种矛盾的循环往复中不断进步的。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责任编辑李晨)

2010年第5期　科学家与农民竞放“卫星”·薛攀皋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它同“反冒进”针锋相对，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从此揭开了瞎指挥、浮夸风、弄虚作假的序幕。

1958年夏季，全国各地农村的小麦、早稻、花生等作物的高产“卫星”竞相“上天”，令人眼花缭乱。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口号的影响和支配下，放高产“卫星”运动席卷全国，有些科学研究机构、高等学校也被迫卷入这一场神话般的竞赛中。

一个假命题把两家科研机构逼上梁山

1958年7月1日上午，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在院第二届党代会上讲话，谈到全国已经出现很多亩产一万斤的小麦试验田。这时，坐在台下的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简称全国科联)代表聂春荣递上纸条，上面写道：湖北、河南、河北等地小麦高产能手，准备向北京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农业大学和其他有关单位挑战。张劲夫当场号召中国科学院组织各方面专家，连夜开会提出办试验田的研究计划，向农民生产能手应战(《文汇报》1958年7月6日)。

1958年7月5日至9日，全国科联和北京科联为在科技界中“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促使科学家深入实际、虚心向群众学习”，组织首都科学家与湖北、河南、浙江、江苏、河北、安徽、陕西等省及京郊的30多位小麦、水稻、棉花高产能手，在北京东城南河沿文化俱乐部举行丰产座谈会。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和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农业大学的有关负责人、科学家应邀参加。范长江、于光远主持座谈会。范、于当时都是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党组成员。于光远提出：科研单位要同农民开展种高额丰产田的竞赛，如果竞争不过农民，就要摘掉科研单位的牌子。在这种压力下，根本不容许讨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和中国农业科学院被迫仓促上阵应战。

科学家与农民打擂台竞放“卫星”

7月5日和6日两天，会议组织者安排各地丰产能手介绍丰产经验、大胆创造的事迹，以及当年下半年和次年的计划。7月7日，各地丰产能手参观有关研究所。7月8日，分为小麦、水稻、棉花三组座谈。名为交流经验，实际是展开了高指标大战。

为了迎接这次农业丰产座谈会，生物学部早在7月2日晚就召开了有北京地区生物学研究单位的负责人、科学家参加的准备会。在会上，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谢鑫鹤同志讲了话。他说：目前科学的发展落后于工农业大跃进的形势。科学工作者要从六亿人民利益出发，打破常规，跟上形势。大跃进的关键在于政治挂帅，应该不断解放思想，以虚带实，走群众路线，提倡集体主义、大协作。在研究工作中应该贯彻以任务带动学科，并把它作为主要的方法。这样，不仅研究目的性明确、具体，可以吸引更多人参加工作，而且通过综合性的研究，可以促使不同学科的发展。科学工作者要多快好省进行工作，就必须把实验室的工作同六亿人民的创造结合起来。他鼓励大家办试验田，并表示院部将给予大力支持。但是他没有对产量提出具体要求。

在预备会上，大家表示要“通过试验田的工作，在思想上、耕作技术栽培管理上、理论上和作物产量上来四个大丰收”。会议决定由土壤队、北京植物生理室、北京微生物室、动物所、昆虫所、应用真菌学所、植物所和遗传室等八个单位大协作，把试验田办起来；并且商定了向农民丰产能手应战的1959年丰产试验田单季亩产指标，第一本账：小麦1.5万斤，水稻2万斤，籽棉3千斤，甘薯15万斤；第二本账：小麦2万斤，水稻3万斤，籽棉4千斤，甘薯20万斤；第三本账：小麦3万斤，水稻4万斤，籽棉6千斤，甘薯26万斤。

7月5日和6日听取农民丰产能手的报告后，大家觉得原定的应战指标已经远远落后了。7月7日，借农民丰产能手参观有关研究机构，丰产座谈会暂时休会之机，生物学部召开了会议，把亩产指标调整为：小麦2万斤，争取3万斤；水稻2万斤，争取3万斤；甘薯30万斤，争取40万斤；籽棉6千斤，争取1万斤。

7月8日，分组座谈。原定是交流经验，但是会议一开始就展开了指标大战。

在小麦组的会议上，湖北省谷城县新气象五社主任王家炳首先发难，提出1959年小麦亩产3万斤的指标。紧接着出现了拍卖行里经常见到的那种竞相抬价的景象，亩产从3万2千斤、3万5千斤，迅速提升到4万斤，话音未落，那边又冒出了4万2千斤……竞争主要在农民丰产能手之间展开。

在紧张的第一回合较量中，生物学部彻底打输了，不仅不敢向农民挑战应战，就连中国农业科学院发出的挑战(小麦亩产指标4万5千斤)，还犹豫了好久才应战。就在生物学部仓皇应战时，河北省邢台县丰产能手一下子把小麦亩产指标提到5万5千斤。

7月8日晚，生物学部紧急会议，连夜讨论新的高产指标和保证措施。9日上午是丰产座谈会的最后一次会议。生物学部向中国农业科学院贴出了挑战书，亩产指标是：小麦5万斤，争取6万斤；水稻6万斤，争取6万5千斤；籽棉1万5千斤，争取2万斤；甘薯40万斤，争取50万斤。

到9日会议召开时，这些指标又迅速退居下游了。河南、陕西两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提出小麦亩产指标10万斤；江苏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水稻亩产指标为7万斤。

多数科学家和农民都心知肚明，亩产万斤是绝无其事，但只能假戏“真做”。

中国科学院不惜血本放小麦“卫星”

丰产座谈会开过后，生物学部组织了一个由中国科学院在京的生物学单位负责人、科学家、青年科技人员、农场工人代表组成的生物学部丰产试验田委员会，下设小麦、水稻、甘薯、棉花四个小组，并由几个研究所(室)党组织的书记组成领导小组，立即着手进行丰产试验田的准备工作。

由于生物学部所属京区研究机构没有合适的试验用地，实际在北京只种了小麦高产“卫星”田，而且是借用中国农业科学院南墙外的6亩地进行试验。

紧接着是采购颗粒肥料、混合肥料和有机肥料。7月中旬，从内蒙古采购的几火车皮马粪运抵北京清华园车站。中国科学院院部调动十多辆卡车，生物学部各研究所(室)派出50多名职工，把这些马粪从火车上卸下装上卡车转运到试验地，从当天中午直到晚上10点钟才抢运完。我参加了这次抢运劳动。

8月8日开始进行深耕整地，按对比试验的要求，根据不同耕翻土地的深度、播种量和施肥量整理出许多实验小区。为此，生物学部京区单位抽调出396名职工和研究技术人员，采取军事化组织，分为三班每昼夜24小时不停地轮流施工。据会议的记录，土地耕翻的深度和每亩施用肥料(底肥)的种类和数量如下(生物学部丰产试验田委员会技术领导小组1958年8月7日下午会议记录，中国科学院办公厅档案处档案，1959-16-3)：

9月26日播种小麦。各试验小区的播种量折合每亩从50斤以下到50斤、100斤、200斤、240斤，最多的竟高达460斤。

1959年，小麦越冬返青逐渐生长茂盛。试验田里，为促进通风，增加二氧化碳，强化光合作用，白天鼓风机齐鸣；为增加光照，晚上灯光如同白昼。许多研究技术人员使出了浑身解数，投入到明知注定要失败的高产试验。可土地并不按照“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主观臆想做酬答。1959年6月底收获麦子，7月11日，生物学部丰产委员会技术指导小组宣布产量(生物学部丰产试验田委员会技术指导小组1959年7月11日会议记录，中国科学院办公厅档案处档案，1959-16-3)：

生物学部不但亩产6万斤小麦“卫星”上不了天，甚至连亩产千斤也没有达到，但这是老老实实劳动的结果。前年在擂台上，陕西、河南两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代表扬言要超过科研单位，放小麦亩产10万斤的“卫星”，其结果也不怎么样。原先于光远同志声称，科研机构赛不过农民就要摘牌子，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除奉命与农民竞赛种小麦“卫星”试验田外，还派出大约200名研究技术人员，到国内十多个省、市、自治区去设立基点。让研究技术人员与农民“同住、同吃、同劳动、同研究、同总结”，向农民学习并系统总结农民种植水稻、小麦、玉米、油菜和棉花的大面积丰产和放“卫星”的经验，并“力争在思想上、生产上、技术上、理论上四大丰收，把自己改造成为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又红又专的科学干部”。在农村设立的基点：1958年20个，1959年30个，1960年25个。其中，1960年的25个基点分布在北京、天津、上海、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河北、陕西、河南、湖北、广东、江苏、江西、四川等15个省、市、自治区，在那些地方进行“五同”的有15个研究所派出的193名研究技术人员。这么多研究技术人员在农村坚持了三年。由于天灾人祸，农业生产连年减收，农村粮食严重短缺，他们的处境变得越来越困难。从1961年起，他们陆续撤离回到原研究所工作。这么多人，在那么多基点呆了那么长时间，却没有发现一颗“卫星”是真的，也没有找到大面积的高产丰产田。

毛泽东确信亩产万斤、几万斤

“大跃进”运动中，毛泽东头脑很热，在成都会议和八大二次会议期间大讲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问题，还做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断语。他鼓励工人、农民、老干部、小知识分子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去剥夺“翘尾巴”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资本。他提出，要在15年赶超英国的基础上，10年赶上美国。他还提出，要有正确的“个人崇拜”的观点。在急于求成思想已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破除迷信”，实际上是破除了科学；“解放思想”，实际上是鼓励了浮夸。于是，一些离谱的“创造”诞生了。

1958年1月，广东汕头报告了晚稻亩产3000斤。一个月后，这个记录就被贵州金沙县一季稻亩产3025斤打破了。入夏后，全国小麦“卫星”目不暇接，争相耀眼。6月12日，《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称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生产合作社继放出小麦亩产2105斤的“卫星”之后，又放出亩产3530斤的“卫星”。对此，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写了一篇短文《粮食亩产会有多少？》6月16日刊于该报。他提出：

土地所能给人们的粮食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今后，通过农民的创造和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将会大大突破今天的丰产成绩。因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出很多。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

钱学森的短文很快得到了毛泽东的注意。1958年8月4日、6日、9日，毛泽东先后到河北徐水、河南新乡、山东历城视察。他对群众干劲冲天放粮食亩产万斤、几万斤的“卫星”确信无疑。在徐水时，他还提出了粮食生产多了怎么办的问题。8月初，他在接待来华访问的赫鲁晓夫时，以无比兴奋的心情说，自1949年解放以来，“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他甚至问赫鲁晓夫，苏联有没有粮食多了怎么办的经验(李锐：《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第69页)。

1958年10月27日，在参观“中国科学院跃进成就展览会”时，毛泽东和钱学森有如下对话：

你在青年报上写的那篇文章我看了，陆定一同志很热心，到处帮你介绍。你在那个时候敢于说四万斤的数字，不错啊。你是学力学的，学力学而谈农业，你又是个农学家。钱学森同志回答说：我不懂农业，“只是按照太阳能把它折中地计算了一下，至于如何达到这个数字，我也不知道，而且，现在发现那个计算方法也有错误。”主席笑着说：“原来你也是冒叫一声!”这句话把大家引得哈哈大笑。(“可是主席接着说：‘你的看法在主要方面是对的，现在的灌溉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丰产的主要经验，就是深耕、施肥和密植。深耕可以更多地吸收一些有机物，才能长得多、长得壮。过去是浅耕粗收，广种薄收，现在要求深耕细作，少种多收。这样可以省人工、省肥料、省水利。多下来的土地可以绿化，可以休闲，可以搞工厂。’”文中及以上引文见：中国青年报记者集体采写，《最大的鼓舞——记毛主席参观我们的展览会》，风讯台，1958-11-15)

得到最高领袖毛泽东的认可和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大力推介后，大科学家钱学森的这篇短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958年11月21—27日召开武昌会议时，“大跃进”初期的狂热已过，乱象和问题出现不少，中央开始降温。在会议初始的一天晚上，毛泽东找秘书李锐谈话。在谈到粮食“放卫星”问题时，李锐特地问毛泽东：你是农村长大的，长期在农村生活过，怎么能相信一亩地能打上万斤、几万斤粮？毛泽东说看了钱学森写的文章，相信科学家的话。(李锐：《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第67页)

说真话难

俗话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1958年夏秋两季，在全国范围内，粮食“卫星”越放越大。毛泽东心情越来越愉快，而地方的干部和科学家面临的压力，则越来越大。

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原本是一位注意调查研究，讲究实事求是的高级干部。1958年7月在中南区五省农业协作会议上，兄弟省之间相互攀比增产指标非常激烈。其中，河南省的高指标最为惊人，而广东省明显落后，有人甚至和陶铸开玩笑说：“你们广东还是只乌龟在后面爬!”陶铸在强大压力下坐不住了，回到广东就和其他负责同志说：“再不浮夸就是态度问题了。”他立即召开全省县委书记会议，提出1958年全省晚稻要达到平均亩产600公斤，粮食总产量300亿公斤的高指标(郑笑枫、舒玲：《陶铸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第266-267页)。为实现高指标，他进一步贯彻以“密植”为中心的多项技术改革(包括良种等)。他的高指标，以及盲目的高度密植、在广东种植辽宁高产的粳稻等，受到丁颖等科学家的质疑批评。7月18日，陶铸写了《驳“粮食增产有限论”》长文刊于1958年8月《红旗》杂志。文章写道：“不久以前，科学家钱学森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一篇有趣的短文，如果植物能利用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稻麦的亩产量就有可能达到4万斤。这说明了农业的生产潜力有多大。”陶铸在文中不点名地把质疑、批评、反对他的科学家批判为“粮食增产有限论”者，认为“粮食增产有限论”是同资产阶级的“土地报酬递减律”学说和反动的人口论殊途同归的。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植物生理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罗宗洛，认为当时报纸上公布的水稻、小麦单季亩产几千斤、一万斤、几万斤等是不可信的，并且不同意研究所有些人士提出的放弃植物生理学研究工作，去总结这些不可靠的高产经验的主张。他的这些意见在研究所内引发激烈争论。作为一个研究所的所长，他被贴了一百多张大字报，对他的批判大小会持续不断，如狂风骤雨一般。但罗宗洛没有被压服，一直坚持实事求是、据理力争。上海分院某领导人只好动员罗宗洛的好朋友朱洗，向他转达警告：这是党的政策与路线问题，不是一般的农业生产问题，就此收场，不可顽抗到底。罗宗洛只好不再申辩了。他保持沉默，但拒不承认自己在这件事上有任何错误(黄宗甄：《罗宗洛》，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96-197页)。

现在，回到本文的主题上来。在全国科联丰产座谈会开过后，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室从事甘薯育种研究的以凡同志私下对我说，一亩地单季产稻麦5万斤6万斤、甘薯几十万斤是绝对不可能的。他说，他算过细账，拿白薯来说，打个形象的比方，如果每个白薯长得像30斤体重的小孩那么大，那么，亩产15万斤就相当于7个半小孩挤在一平方米的土地上；如果亩产50万斤，就相当于25个小孩挤在一平方米土地之内，这根本不可能。但是在反右派斗争中，不少说真话的人，一些诚心诚意向党提意见的人，被错误地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不少人为此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以凡说：我也是有家的人，家里有老人，有老婆，有孩子，我不能不考虑他们受株连的后果。当时的环境使得他和其他有识之士只能噤若寒蝉。

历史教训不该忘记

反右派、大跃进、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等，给我国科学技术研究工作造成了巨大的困扰和损失，大大挫伤了研究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和工作热情。为了扭转极左的不良作风，恢复科学研究工作的正常秩序，1961年7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国家科委党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并且由国家科委于1962年2月16日至3月12日，在广州召开了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总结“大跃进”以来科技工作的经验教训。有几位领导同志在广州会议的大会上或小组会上，对自己做的过头事或说的过头话进行了自我检讨和批评。他们这样做，不仅没有降低自己的威信，反而拉近了同科学工作者的距离。

于光远同志在广州会议小组会上，检讨了自己于1958年组织农民同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中国农业科学院的科学家打擂台，竞赛放粮食高产“卫星”这件事。我当时是会议的工作人员，听说他就此做了自我批评，但由于会议简报没有刊发他的发言，不了解具体内容。

1993年3月，中国科学院内部刊物《院史资料与研究》第1期，刊发了我的回忆文章《与农民竞赛放“卫星”：1958—1959年生物学部种高额丰产田的回忆》。当时，我在文中只写“一位宣传部门的领导同志”讲话，提出科研机构同农民竞赛种高额丰产田，如果比不过农民就要被摘掉科研单位的牌子。曾在中宣部科学处工作过的李佩珊同志问我那人究竟是谁，我告诉她是于光远同志。同年11月，《院史资料与研究》编辑部李真真同志，就中宣部科学处与中国科学院的关系问题，访问于光远、李佩珊同志。在谈到“大跃进”时期的几件事时，李佩珊提起“摘牌子”的事，于光远自我批评说：

我是参加过一个农民同科学家比高产的会，这话很可能是我讲的。会上指标越比越高，小麦亩产能到六万斤。我又觉得太玄了，就说“一万斤也不错嘛!”其实同他们的三万斤、六万斤相比，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我还写过一篇文章反映那次会议，但没有发表。这时期我还在《红旗》上发表过一篇讲小麦高产意义的文章，可见我的积极性。这都是我那时头脑发热干出来的事。(李真真：《中宣部与中国科学院——于光远、李佩珊访谈录》，百年潮1999(6)：27-28)

于光远接着说：

还有一件事，聂总曾带张劲夫和我两人一同去中南海游泳池见毛主席，要张汇报科学院的情况，要我汇报全国科技的情况。因为那时我正负责编内部刊物《科技动态》。……我当时汇报得很糟糕。我讲了山东的农民把苹果苗插在正在生长的南瓜上，结果苹果同南瓜一起长。这是写在山东省委的报告上的。那时我思想上有一条，要相信党相信群众，省委的报告还能有错？无论如何，我担任着重要的科学工作，向毛主席汇报这种不科学的东西，后来越想越不是滋味，这是我一件丢脸的事。在这之后我就在科学处的工作方针上加了坚持科学性这一条，近十多年我就坚决反对“人体特异功能”之类的伪科学，就是坚持科学性这一条的表现。(同上书，27-28)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华南农学院院长、著名水稻专家丁颖反对盲目高度密植水稻(转引自《黑云滚滚的“广州会议”》，首都批判刘邓科研路线联络委员会主办：《科研批判》1967(2)：11-15)，不赞成在广东大面积推广种植辽宁高产粳稻(武衡：《科学战线五十年》，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88页)。陶铸不但不听，反而对他进行批判，结果造成广东水稻产量严重减产。在广州会议上，陶铸作为东道主在开幕式讲话时，一开始就向丁老当面道歉，承认错误。

陈毅副总理在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同时，也向大家道歉，承认错误。在他列举的许多事件中，也包括“相信了一亩地打十万斤以上粮食，不听专家的话，做了蠢事”。据我所知，1958年9月26日的《人民日报》刊发过他的《广东番禺县访问记》，其中提到，“亲眼看到广东省番禺县亩产100万斤番薯、60万斤甘薯、5万斤水稻的事实。”

高级领导干部在众目睽睽之下承认错误是不多见的。这同样需要勇气，而勇气是来自责任感。在广州会议的全体会议或小组会议现场，我耳闻目睹了几位高级领导自我检讨批评。当那么多高级知识分子用热烈的掌声予以回应时，我感受到了他们对这些领导同志的包容、谅解和尊重，尽管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在“反右”、“拔白旗”、“反右倾”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有委屈，也有屈辱。

就我自己而言，那时是生物学部办公室的科员，没有任何“官职”，并不处在决策的地位，只做具体工作，但也是放高产“卫星”的拥护者。在全国科联的丰产座谈会开过之后，我曾以《风讯台》记者的名义，写了一篇题为《学农民赶农民超农民——生物学部办丰产试验田》的报道，通篇都是当时时尚的套话。在那场放“卫星”的运动中，人们的心态不会是完全相同的。我在大学读了四年，前两年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后两年是大陆解放以后。当时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清廉亲民，让我从新旧社会的对比中，感到共产党好。因此，我对共产党号召要办的事，对于党报的报道，没有怀疑过。此外，我对农业生产没有感性和理性的知识，甚至连一亩地有多大都没有概念，况且那么著名的大科学家根据科学推算，稻麦如果能利用一年里照射到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那么亩产4万多斤是可能的。1958年秋收前夕，我到湖北、河南农村，实地参观高产水稻“卫星”田，明显看出了把几亩地甚至几十亩地的水稻在快要成熟时，合并移植到一丘地上的弄虚作假的手法。至此，我才恍然大悟，一种莫名的上当受骗感涌上心头，也为前面提到的自己写过的那篇报道而汗颜。

种单季亩产几万斤的水稻或者小麦，是绝对实现不了的命题。而这个不具可行性的命题，不经过任何论证，就把两个国家级的科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农业科学院)逼上梁山去跟农民竞赛比高低。这是中外科学史上极其罕见的天方夜谭式的事件。事件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主事的领导同志事后也承认错误，做过反思。那么，这段历史留给人们的主要教训是什么呢？

“大跃进”是一场实实在在的大灾难，亲身经历过的人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大跃进”首先是从农业开始的，1958年影响最大的失误，是农业的浮夸。由于农业的浮夸，导致了一系列决策的错误，而浮夸又是从“放卫星”开始的。薄一波同志认为问题出在我们丢掉了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的优良传统。他说，1958年通过报纸、广播放了那么多“高产卫星”，可是，当时省以上领导机关却没有任何一位负责干部，对任何一颗“卫星”的真实性做过认真调查。其实，那些天方夜谭的神话，当地群众是一清二楚的，只要跑到当地去看看，住上一两天，神话就不难揭穿(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724-725页)。

问题是，就算这些负责干部调查了，也知道了真相，在当时情况下，又敢不敢说真话呢？1958年7月，广东连县星子乡北庄把60多亩即将成熟收割的禾穗，集中到一亩田里，加上重复过程，放了一颗亩产60436斤的水稻大“卫星”。陶铸对此是了解的，可他所做的也只是带着深为内疚的心情对秘书马恩成说：“我有生之年就这么一次，今后再也不能这样了。”(郑笑枫、舒玲：《陶铸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第266-267页)

说白了，虚报粮食产量放“卫星”，是各级干部层执行各自上级指示取得政绩之举。农民是不愿意做这种违心事的，因为他们不仅得不到实惠，反而会招来横祸。“高指标”之后是“高征购”，向农民征收粮食不按实际产量，而是凭干部强迫虚报的“高指标”。在农民的口粮、饲料粮、种子粮大部分被强行收走后，整个中国，尤其是农村，很快即从“粮食多了吃不完怎么办”的梦境，掉入粮食严重短缺，吃不饱、浮肿病、饿死人的深渊。

我想，做调查研究固然重要，而更实质的问题是毛泽东1957年发动的“反右派斗争”，严重破坏了国家的民主和法制。1958年，他发动“大跃进”的同时，推动了“正当的”个人崇拜，直至1959年庐山会议，他错误批判按党内民主准则为民请命的彭德怀等，并在会后发动“反右倾”运动，粗暴践踏党内民主。它的后果是坚持原则、敢讲真话的人越来越少，这就使得党很难防止、抵制或者及时纠正后来发生更大失误。

历史教训不该忘记。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原生物学部副主任)

(责任编辑李晨)

2010年第5期　山东的法制“大跃进”·肖 磊

1958年春开始的史无前例的“大跃进”，全国各行各业无不受到严重破坏。我们国家的法制也被折腾得支离破碎，法不成法。笔者当时在山东一个政法部门工作，亲历了法制被折腾的全过程，感受极深。

建国初期，毛泽东曾一度关心国家的法制建设。他亲自领导，并直接参与宪法的制定。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第一部宪法。毛泽东说：“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通过以后，全国人民每一个人都要实行……不实行就是违反宪法。”1956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党中央当时的二把手刘少奇，在向大会作的政治报告中，强调了法制建设的重要，提出要完善社会主义法制。这一些，都为国家的法制建设指出了方向。当时，从主管全国政法工作的中央政法领导小组，到各级党委及其主管政法工作的书记、各级政法部门负责人，无不认为中央领导人重视法制建设。“实行法治”，成了全党的共识，国家法制建设走出重要的一步。然而让人无法料到的是，宪法尚未全面实施，许多法律尚待制定，毛泽东关于法制的想法突然改变了。虽然没有说宪法作废了，但事实上不算数了。1958年8月21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协作区主任会议上说：“宪法记不得了。”“不靠刑法、民法维持秩序。”“要人治，不要法治。”“会议决议就是法，开一个会也是一个法。”“《人民日报》社论，全国执行，何必要法。”宪法及其他法律，领袖一句话就变了。其他各级领导人都要跟着变。也没有人敢不变。第二把手刘少奇在同一个会议上说：“到底是人治，还是法治？看来，实际上靠人。”此后，从中央政法领导小组，到各级党委及其分管政法工作的领导干部、各级政法机关的负责人，都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他们从积极主张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法治，到批判“法治”、反对“法治”。中央政法领导小组负责人，在“反右派”结束，向最高人民检察院讲话时，狠批了检察院组织法。说检察干部执行组织法是“动不动拿本本来”。并说：“你这个检察院，你这个第二党，都监督到党的头上了。”山东省检察院、山东省高级法院主要负责人，原来都是积极提倡法治，主张法制建设的，自贯彻全国四次司法工作会议和传达中央领导人关于“要人治，不要法治”的讲话以后，一反过去，他们在山东省委主办的《新论语》刊物上(早已停刊)，以“提倡人治，反对法治”为题，共同发表文章，批判坚持“法治”是资产阶级法律观点。说“坚持人治，还是坚持法治，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坚持资产阶级专政的分界点，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

由于从上到下对法制的大批判，初步建立起来的法制体系被打乱。公检法三部门形成的各有分工、各司其职、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制度被废止。法律规定的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基本没有实行。“大跃进”期间，在“打破法律框框”的口号下，许多地区，特别是一些县、市政法部门，积极追赶“大跃进”的“浪头”，批判法制，否定法制，否定法定的部门职能，推行公检法合并。合并后的名称有“安全部”、“治安部”；人民公社成立后，有的称“政法公社”等等。公检法三家合并后，办案“吃大锅饭”，倡导“一长代三长、一员代三员，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一长代三长：公检法任何一长都可代替三长办案。一员代三员：公检法任何一员都可代替三家任何一员行事。所谓回来再分家，只是在法律文书上分别盖上公检法的印章。

在捕人、判刑上，某些政法部门也有“新创造”，所谓“四就一马”就是“新创造”的事例之一。四就：对犯罪嫌疑人就地逮捕，就地预审，就地起诉，就地判刑。一马：马上送劳改队。这种简单的违反法定程序的办案方法，曾一度在一些政法部门，特别是一些基层政法部门流行。山东省委政法部发现这一错误的办案方法后，曾开会制止。但许多县、市委分管政法工作的领导干部，认为这是“新事物”，省人力，省时间，符合“大跃进”“多、快、好、省”的要求。这种错误的做法，在较长的时间内未停下来，个别县、市持续到1962年。

一些县、市政法部门，在党委分管政法领导干部的鼓励下，提出不但要紧跟“大跃进”的形势，而且政法也要“大跃进”。为此，一些政法部门提出了一些脱离实际的计划，喊出了许多离奇的口号。提出：“从杀人、放火，到小偷小摸、封建迷信等三十多种犯罪全消灭”，把本地区的治安整顿得像“玻璃板、水晶石那样透明”。还有的提出：“苦战七昼夜，实现安全县。为了实现安全县，宁愿少活二十年，豁上身体掉二十斤肉。”类似口号在一些县、市政法部门层出不穷。

“大跃进”打乱了政法系统正常的工作秩序。有些分管政法工作的党委书记，听说“打破法律框框，不受法律的约束”，就亲自上阵，用大会捕人的办法为工作开道。据1958年6月24日《大众日报》文章：“惠民地区不少地方开千人大会，游行示威，为翻粮打伤群众。地委书记李×擅自决定：在惠民、阳信等县城成立打击现行指挥部，他亲自指挥抓人。”又据1958年4月山东政法会议披露：有些县、市政法部门“搞花样，凑热闹”，热衷于“大呼隆”。乐陵县政法部门，在县委分管政法书记的亲自指挥下，调集500名民兵，各持步枪、土炮、大刀等武器，如临大敌，在县城游行示威，高喊：“誓与违法犯罪分子决一死战。”滕县政法部门一长代三长，各带领“突击队”分头抓人。苦战一昼夜，三支“突击队”各抓人一百多。县检察长向县委“报捷”后，又向省检察院“报捷”。省检察院副检察长李鸿儒听了“报捷”汇报，认为他们突击抓人的做法很“玄乎”，对报捷的县检察长说：“大跃进抓人也要讲事实、讲证据，要符合逮捕标准。抓人不能搞突击。”“报捷”检察长听了不高兴，说县委已表扬了他们。

政法“大跃进”的花样很多，有的地区创造“多快好省”破案法。菏泽地区政法部门阎××一长代三长，创造“双百”专区，计划在30天内，现行案件破案率百分之百，解放后未破的积案，破案率百分之百。“双百”计划下达到各县、市的政法部门，落实到人，包干负责。“包干”人员感到压力大，唯恐限期内完不成任务，在破案中采取违法手段，选择地富反坏为破案目标，利用村干部向群众暗示、诱导，秘密投票选举作案人，名之曰“群众路线”。破案人员认为即便抓错了人，放人了事，不会追究责任。省政法工作组抽查了“双百”期间50起捕判案件，错案占85%以上。省政法工作组向省委政法领导小组汇报了“双百”考查情况。领导小组认为：“双百”做法不能保证“不枉不纵”，不要继续下去，还是坚持正常办案。

“提倡人治，反对法治”，以权代法也就成为“当然”。领袖既然说“不靠刑法、民法维持秩序”，“要人治，不要法治”，所以抓人、判刑，也就无须依照法律；权力决定案件。1960年春，昌潍地委副书记孙××坐镇益都县，亲自指挥建立“共产主义新村”和开展“民主革命补课运动”。所谓“补课”，就是补划地主、富农成分，全县补了3000余户(经核查全部否定)。“建共产主义新村”，采取先破后立，拆房扒屋，已拆房占全县全部房屋的40%，一家三代只给留一间屋，逼着群众到“共产主义新村”地址建新房。这时，正是三年灾害的严重时期，群众哪有物料建新房。“共产主义新村”一场空，引起村干部、群众的强烈不满，甚至谩骂，有的村干部带领群众集体上访。孙副书记听了汇报，火冒三丈说：“那些不满分子表面上牢骚怪话，实质上是联合新老地富反坏攻击社会主义，要进行打击。”在孙副书记的指挥下，全县大逮捕，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全县逮捕1070人。逮捕这些人，有县委书记批准的，有一长代三长批准的，甚至还有公社书记批准的。先捕人后补手续，检察分院不审查材料，只管盖章。大量捕人，县看守所容纳不下，分到各公社关押，并准备在各公社设临时法庭，进行公判。这真是法制的大倒退和对法制的严重破坏。

山东省委发现益都县乱捕乱押，拆房扒屋，对农村党员、干部乱开除、乱撤职(开除、撤职，占全县党员、干部的47%)，特别是大批饿死人的问题，省委书记处书记裴孟飞前往处理。他对地委、县委领导人，特别是对地委孙副书记进行严厉的批评，并责成他们进行检查。省委政法工作组对1070起案件逐案做了复查，错案占97%以上。对错捕的人，“教育释放”，不了了之。

“大跃进”中，法制被打乱之后，一些党委分管政法的书记或政法部长，往往凌驾于法律之上，干预政法部门正常业务活动。1960年春，金乡县法院审理一起普通刑事案件，合议认为：被告说“人民公社好，就是吃不饱”，应判三年刑，合议通过。正要宣判时，县委政法部长徐××来到合议庭问：“准备判几年？”审判员答：“合议三年。”徐部长说：“不行，攻击人民公社的案件要重判，弄他十来年。”审判员只好重新合议，由原合议判三年改为判十年。1960年省检察院工作组抽查了当年捕判的金乡县城关公社60起案件，按当时的标准，错案占75%以上。在抽查阅卷中，看到大部分案卷都有徐部长“指示”的记录。

有的分管政法工作的领导干部，以政法部门“当家人”自居。不懂法律，不懂业务，却又独断专行，自己说了算。1959年夏，泰安地区(当时归济南管辖)有人举报肥城县发现特务组织。济南市分管政法工作的领导人魏××闻讯后，先下令抓人。肥城公安局长经初步调查，认为案件的真实性值得怀疑，向魏××汇报了自己的看法：“如果认为是特务案件，究竟是中统呢，还是军统呢？如果都不是，这起特务案，就值得研究。”魏××听了汇报说：“我不管他统不统，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在魏的决定下，先逮捕了“为首分子”。审讯中刑讯逼供，屈打成招，被株连40余人，全部逮捕。他们的口供互相矛盾，又自相矛盾，且时供时翻。经公安部门反复侦查和预审，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证据，建议撤案放人。魏××说：“不是没证据，而是没本事。”不同意释放在押人员，坚持继续审查。这时，正是三年灾害最严重的时期，不要说在押人员，就是平常百姓，也有许多人被饿死。看守所内在押人员严重的饥饿，加之许多疾病的发生，三天两头的抬出死亡的在押人员。所谓“特务”案的40余涉案人员已死亡过半，且死亡继续发生。

山东省委及省政法部门，不断收到泰安地区政法干部的来信，反映泰安、肥城特务案是假案，要求查清。省委组成政法工作组，对这起“特务”案做了反复的调查研究，认为这是一起由假“情报”，加之个别领导人的主观主义造成的一起重大错案，应立即纠正，释放现有在押人员。魏××听了工作组的汇报说：“我说是特务，你们说没证据。你们说不是特务，我看也没证据。”魏仍固执己见，但自知没有理由坚持，在上下压力之下，也只好同意撤案放人。这起“特务”假案，已过去半个世纪，但凡亲历这一事件的人，都记得这是法制被搞乱，权大于法的恶果，其教训是惨痛的。

对法制的折腾，还表现在鼓吹检察机关取消风和反对法律监督上。检察机关及其监督职能，是宪法和检察院组织法确定的，但在“反右派”和“大跃进”中，对检察机关指责颇多。在法律虚无主义的指导下，检察机关在一些地方名存实亡。有的检察机关只在门口挂个牌子，无检察人员办公。

检察机关及其法律监督职责，不仅遭到某些领导人的批判，且许多检察干部因履行监督职责，有的被打成“右派分子”或“反党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错误的处理。昌潍检察分院检察长贾振英，认真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纠正了有关部门一些违法现象。特别在刑场监督中避免了几起错杀，受到省委、地委、省检察院的表扬。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李世英，在山东全省检察长会议上，以“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为题，作了长篇讲话。对亲临刑场监督，避免错杀农民安乐三(村干部诬陷安有两条人命)的胶南县检察院检察员刘明智，给予很高的评价。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正确履行监督职责，受到了表扬，转眼之间却成了严重错误。贾振英被指责“矛头对内，以监督自居，向党邀功，贪天之功为己功”。贾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养猪。1962年平反后，省委、地委、省检察院仍肯定贾振英依法监督是正确的，只是因履行监督职责得罪了管政法的专员李××才遭此危难。

刮检察机关取消风，反对法律监督，主要来自上面某些领导人，下面有些人跟着刮风。谢富治初任公安部长时，到山东烟台视事，时有省检察院工作组在烟台地区调查案件，顺便向谢汇报情况。当汇报莱阳县村干、民兵违法乱纪，全县打死、逼死60余人的情况时，谢说：“违法乱纪打死人固然不好，但维护了社会治安。”在向他汇报有些地方刮检察机关取消风，有的县、市检察院只挂个牌子时，谢说：“这就对了，过去检察院做了些扯腿的工作。”谢富治的谈话表现了他是那么漠视人民生命，又是那么反对法律监督，让向他汇报的检察干部听了寒心。

1962年，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后，检察机关及其业务活动有所恢复。但无论从检察队伍的数量、干部的监督意识、依法办事的法治精神等，都未能恢复元气，更谈不上符合检察院组织的要求。经过对检察机关的批判和对检察干部的打击，许多检察人员如惊弓之鸟，做驯服工具的“训教”牢记在心。一位1939年参加革命，建立检察署就从事检察工作的“老检察”，1962年回到检察岗位，与笔者见面时说：“这几年挨了三次批判，得出三个教训：一不说依法办事，二不说法律监督，三要做驯服工具。”检察干部虽然回到检察岗位工作，但在思想上很受压抑，时刻提心吊胆。

贯彻“八字方针”后，法制体系和工作制度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但“反右派”和“大跃进”中被颠倒的法制是非并未得到澄清，宪法与法律的权威并未树立起来。权大于法的观念，在某些领导干部中，更加突出、牢固了。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仍是句空话。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再无人敢说话。

“大跃进”之后，办案已没有什么标准。刑法仍是草稿。“大跃进”前，高层政法机关往往制定若干“政策界限”，作为捕、判的标准。但法制遭到折腾后，连“政策界限”也不见了。捕人、判刑主要是为运动、为中心工作服务，只要涉及这两方面案件，就要狠狠地打击。过去提出的政法案件“三少”(捕人要少，杀人要少，管制也要比过去少)变“三多”。不仅如此，有的省、市还自制“土政策”。1964年山东一政法部门主要负责人，从南方某省取来“打击贫下中农就是反革命”的“真经”(打贫下中农一巴掌就是反革命)。还有所谓“群众专政”(群众定坏人，管坏人，改造坏人)。曾一度出现法制的混乱，大概这就是“人治”。

“大跃进”后的宪法名存实废。宪法无任何实力支撑和保障。毛泽东说：“宪法是根本大法，通过以后，全国人民都要实行。”但是恰恰一些领导人不实行。因此，被折腾的宪法，一不能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二不能约束权力的滥用，一纸《5·16通知》，就把全国人民投进灾难的深渊。这是解放后三十年法制的悲哀。

“文革”开始，我国法制在遭到百般折腾后，又被摧毁殆尽。全国遍地是打砸抢烧杀。“大跃进”、人民公社，造成几千万中国人民生命的丧失，“文革”又使二千万中华儿女的生命被夺走(叶帅讲话)。五千年的古国文化遗产大部分惨遭毁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被任意揪斗、侮辱，残酷地剥夺了一切权利，直至生命，在“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悲愤中离开人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我国法制得以恢复和重建。三中全会后，检察机关是重建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国家的法制有了显著的进步和发展，终于又回到法制建设的轨道上来。但不可低估的是：“反对法制，坚持人治”，甚至乐于“无法无天”、抵制“依法治国”的流毒，对法制建设仍有长期影响。某些人还是权大于法。几年前笔者就亲耳听到一位管政法的省委副书记在检察会议上说：“不要管那些法律条条。”看来，他还是喜欢“人治”，喜欢以权代法。

笔者从亲身经历中，深刻感到：法律监督也许是有效制度之一。但政治不改革，法制也不可能改革，法律监督仍没多少权威。只有实现了“民主法制”，那才是“依法治国”的真正到来。让我们翘首以盼。

(作者为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原检察员)

(责任编辑李晨)

2010年第5期　寻找王佩英·郭宇宽

疑问与追寻

张大中递过来一份复印的判决书，里面记录着一个叫王佩英的女人，“系地主分子”，罪行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在押期间还“疯狂地咒骂我党，气焰嚣张到极点……民愤极大”。结论是“依法判决现行反革命犯王佩英死刑，立即执行”。落款的盖章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1970年1月27日。([70]刑字第19号)

“她是我的母亲，”张大中说，母亲成为现行反革命给他们全家带来灾难性的打击，直到1980年母亲被平反，才不再受到政治上的歧视，他最初创业的钱就来自于母亲的一千元抚恤金，“没有母亲就没有我的今天。”

改革开放之后，从最初的个体户成长为有数十亿资产的成功企业家。在有名的大中电器公司，张大中给自己的定位是“首席店小二儿”。

张大中又递给我一份再判决书，这是1980年的，在他的反复上访后，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查明王佩英从1963年开始患精神病。原判认定王的罪行是在其精神病状态下的胡言乱语，不应负刑事责任。”([80]中刑监字第295号)

“她对我们这些孩子都很好，没有什么不正常啊。当时就听说她的所谓反革命言论是，批评毛泽东，让毛泽东退出历史舞台，说刘少奇、朱德、彭德怀是我党的杰出领导……文革的时候，国家给搞成那样；今天看来，她说的都没有错啊!”

在张大中眼中，母亲很平凡，就在铁道设计院当一个清洁工，既不是知识分子，也不是搞政治的。他记得在母亲被判刑之前，曾经有一次对他说：“孩子，妈妈做的事情可能要连累你们，妈妈对不住你们啊。”说明她是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的。如果她是一个捍卫真理的烈士，她这些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什么刺激了一位七个孩子的母亲，对一个时代的最高权力，发出最坚决的异议？

王佩英一共有过八个孩子，头生女儿后来夭折了，接下来六个都是男孩：张运生、张贵生、张大中、张大江、张大路、张大圃，最后一个小女儿，是她最疼爱的，她对朋友们都说，这下可是可了我的心了，于是就叫张可心。

张家老二、老五已经因病去世了，我只能采访其遗孀。老大张运生，前些年中风丧失了语言能力，张家往事只能由其夫人杨永茹讲述。在采访杨永茹的过程中，张运生坐在旁边，他不能说话，但是提到很多事显得非常激动和悲伤，时常掩面老泪纵横，有些地方似乎想补充什么，但只能发出含混的音节。采访结束时，我和他握手告别，他捏住我的手，非常用力，还一边在点头，我第一次想把手抽出来，都没有抽出来。

张家的几个孩子性格都不一样，在那段历史的体验也不一样，对母亲也都有独特的回忆视角。老四张大江是个活生生王朔笔下的“北京顽主”，对政治毫不关心，但是对朋友非常仗义，在街坊的年轻人甚至小混混中间颇有一些威望，这大概也是为什么母亲被关押期间和枪毙之后家庭并没有受到红卫兵的冲击；老六张大圃当年是个积极的红小兵，在学校是班长，文革一开始就跟着一些大人到处去“抓反革命”。母亲一出事，他班长就被免了，大圃含着泪叙述，当时有一次在工人体育场的十万人批判大会，他想能不能主动要求在大会发言，批判母亲，和她划清界线，这样就可以得到组织的认可。回家和大哥讲了这个想法，大哥当时脸色非常难看，但也不说他错了，就是不让他去。大圃说，“假如那次我去了，以后我这一辈子都会活在羞愧之中。”

更难采访的是其他旁观者和当事人，王佩英的友人大多已经过世，健在的也都八十多岁了，直到现在，他们也往往为其60年代的政治立场感到恐惧，或者说他们也难于理解王佩英为什么要批评毛主席。最难采访的是她的同事，他们中的不少人或多或少的对王佩英的死负有责任，有的检举了王佩英的“反动言论”，有些人甚至直接就是打手。这些人大多数都拒绝接受采访，接受采访的，也在问及关键问题的时候反复说“老了，糊涂了，想不起来了”。张大中说，就算那几个当时就是主动参与迫害了他母亲，他今天也不会记恨他们，而且想劝他们别太过意不去，因为在那个时代，他们都只是被利用的老百姓。

但我有些怀疑，有些人真会为他们做过的事情感到过意不去吗？

王佩英的青少年

王佩英1915年出生在河南开封，父亲是一个颇为成功的商人，她是家里的独女。据文革前的外调材料，王佩英的童年过着“剥削阶级生活”，家里有两个保姆。7岁那年，生母去世，父亲续娶了继母，12岁那年，父亲也过世了。留下的遗产，还有20多间房产，3亩多坟地，应该还有一笔钱和家当。14岁那年继母也病故了，但一直有一个老妇人在全方面的照顾王佩英的生活。

16岁那年王佩英考进了静宜女子中学(这段教育经历，是在王佩英的档案中查到的，包括张大中在内的子女均不知道母亲曾在教会学校上过学，可以理解的原因是1949年之后，外国教会在中国的办学被视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这所学校在中国教育史上赫赫有名，王佩英是该校的第一届学生。据一些校友回忆，这所学校重视英文教育、体育教育、科学教育，在1933年的“训育规程总纲”中，即提出一些现在看来都颇为先进的教育理念。比如教育目标是“以期养成忠实健全之公民”，教育要目有“训练意志，期能刚健笃实、见义勇为”；“启发思想，期能遇事反省、破除盲从”。

王佩英的求学之路到初中毕业就终止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她恋爱了，一个叫张以成的大学毕业生走进了他的生活。王佩英1934年和张以成结婚，当年就抛家舍业，义无反顾地陪张以成来到北京发展。

张以成，1911年出生的河北人，朝阳大学法律系的毕业生。毕业以后，他通过校友的关系，到开封做律师。他在帮王佩英和她的远房亲戚打官司时尽心尽力，官司打赢了，两人也恋爱了。

婚后生活

根据张以成自己的档案记载，原来张以成生活困顿，结婚后王佩英“对我生活稍有帮助”，每个月仅是出租一些空闲的房屋就是稳定的二十多元收入。年轻的张以成心高气傲，不甘于靠老婆生活，到北京谋求发展，但“谋事未成……回到家乡”，这期间，王佩英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孩，11岁夭折。1937年，张以成再到北京找工作，一个多月还是找不到，张以成化名“路平”当小贩卖药，每个月有几元钱的收入。

同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平更加凋敝，张以成的卖药生意也收入微薄。1940年，大儿子张运生出生。张以成记载，“穷的住在北城边板桥三条12号半间小土棚子里，每天只有一两顿窝窝头或小米稀粥”。王佩英自己都吃不饱，还要给儿子喂奶，十分艰难。

1940年冬天，王佩英和丈夫、女儿玲玲，还有怀中的儿子运生，回到了家乡。此时的开封也已经被日军占领，但一家子的生活安定了下来。

1941年秋天，张以成终于谋到了一份正式工作，在中华通讯社当明码译电员。但是就在这年的冬天，一群日本宪兵把张以成抓走了，说他开枪打死了日本人，严刑拷打之后，又被押解到了北平宪兵队，押在监狱里。起因是，他的一位在北平当巡官的大姐夫有一把德国造的盒子枪，离开北平时存在了张以成处，张以成离北平时又保存在了一个舅父那里，日本宪兵搜出了这把枪，他舅父吓慌了，就说是张以成的(张以成恰好在那时离开了北平，也许因此成为被重点怀疑的对象。在张以成的档案中出现这一段的详细叙述，也符合那个年代的特点，对于所有有过监狱经历的人，都是被调查的重点对象，害怕是变节分子)。

这段时间里，王佩英变卖家产托人疏通。后来，打死日本人的那个好汉被捕了，张以成被放回了家。虽然生活平静了，心理还是不平衡。有时候会和好朋友感慨“报国无门啊”，“男子汉大丈夫真该马革裹尸还啊”。这被十八集团军总部情报处开封情报站的地下党注意到了。一个有文化的青年，有强烈的爱国心，又在敌人的通讯社当译电员，这难道不是最值得发展的对象吗？

1943年，张以成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他有一个对外身份是中国记者协会理事，记者身份是打探消息最好的掩护，却无实际收入，张以成这时外出交际应酬的开销，都依靠王佩英家产的支持。

这时期张以成常常在外工作，佩英带着孩子，让丈夫免除后顾之忧，除了支持、掩护自己的丈夫，有时还帮助传递情报，在地下党碰头的时候，她还承担放哨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王佩英和曾洁光、郭鸿文、胡俊三、周舟等战友及他们的家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王佩英对于共产党最初的印象，大概就是通过这些无私无畏的共产党员们建立了。

陈克强记得一个细节，可以了解王佩英那时的政治立场。陈是1945年认识王佩英的，他的父亲陈振洲后来也成为八路军的外围情报员，是张以成的下线，而陈振洲是先认识王佩英，再由王佩英介绍给张以成的。

1948年，陈克强中学毕业，卧病在床，为前途发愁，王佩英刚生下老三，抱着孩子来到他床头，跟他讲八路军的故事，告诉他“八路军是真心为了穷苦人的队伍”。介绍他去解放区八路军办的“中原大学”，说去了那里“不要钱，管吃，管住”，并且给他准备了介绍信。

王佩英在入党申请中，自我介绍：“那时我的精神和我的思想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早有信仰。”此时张以成的正式身份已经是郑州地下党的负责人。

在这一年王佩英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此时的王佩英心中，共产党就代表着解放和人民的福祉。

解放了

1949年之后，劳动最光荣，妇女也能顶半边天，王佩英在自述中说她“离开家庭”，参加郑州邮局的工作，“业务不熟悉只有埋头苦干，有时带病亦上班，处处愿做一个模范”。她还参加了邮务培训班，“毕业成绩是85分”，应该是比较好的。

1950年，王佩英提出入党申请的当年，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转正本应该是在1951年5月，不过在她档案中查到另一条记录，“因候补期间对党认识模糊，立场不坚定，在某些方面群众影响很不好，还表现虚荣，爱面子，接受意见不虚心等”，因此候补延期一年，到1952年5月才正式入党。

王佩英当时在理论上大概并没有什么深入的想法，但她在天性上和这一套组织文化有些格格不入。当然她是热爱党的，她对党的理解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955年，王佩英全家从郑州搬到了北京，她从郑州铁路局调到了铁道部的专业设计研究院工作。在郑州局的时候，王佩英因为深受同志们的信任，保管局的印章和文件，类似于机要秘书的工作。到了铁道部，大概是没有类似的工作安排，让王佩英到机关幼儿园当保育员，56天以上的小孩就送托儿所，这个岗位非常辛苦，值夜班是经常的事。

不过这个阶段，家庭的经济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张以成的工资有138元，王佩英有约70元工资。而且分到了一套三居室的住房，经济条件可以让家里请一个保姆。

据张家孩子们的回忆，这个阶段，家庭气氛非常欢乐，每个星期天，全家都会出去游玩野餐，天坛、地坛、动物园、北海公园这些地方都逛遍了。1956年12月31日，王佩英终于生了个女儿，孩子的名字是王佩英取的，叫可心。

大约是1958年以后，张以成的身体越来越不好，后来知道大概是肝硬化一类的疾病，时常看病吃药，有时还要疗养。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政治运动显示出非常荒唐的一面，各个单位都大炼钢铁，连铁道部专业设计研究院也不干正经事，架起了土高炉，王佩英把家里的大铁锅也捐出去了。

丈夫住院，王佩英要去照顾，单位又经常要值夜班，还整天搞政治学习。据一些同事回忆，那时候幼儿园几个党员搞成小团伙，斗争来斗争去。王佩英是个党员，所有组织活动都要参加，于是便显得与环境格格不入，有同事回忆，那时候的王佩英，就是埋头干自己的工作，在单位不爱多说话。

大约在1959年初的时候，王佩英受到了很大的打击。有一天白天，小孩们在户外活动，王佩英和同事高淑琴打扫室内卫生，王佩英烧了一锅热水，就在她端着一脸盆热水到另一个房间的时候，一个小孩突然冲了进来，王佩英避让不及，结果有一些水泼到了孩子身上，据高淑琴讲，小孩并没有受伤，只是肚皮上烫出一小块红。

原本是一件小事，但按照“狠挖思想根源”的逻辑也可以上纲上线。据说在会上，有人反复责问王佩英“你脑子到底在想什么啊？”同时也有人开始挖王佩英的出身问题，说她是“地主丫头”。不久王佩英被调离托儿所，转而到单身宿舍当清洁工，这显然是在政治上被打击。

此时张以成的病情也在恶化，1960年下半年，张以成已经出现了肝腹水的症状，11月的一天，张以成去世了。

张以成去世后，家庭经济非常困难，王佩英每月的工资收入是48.5元，好在大儿子运生已经在政法干校工作，每个月有37元可以贴补家用，但是还有6个孩子，生活非常拮据。几个月后，不得已把家里的保姆送回了原籍，接下来为了孩子上学自己上班方便，换了一处2居室，小一些的住房。

地下党时期张以成的上级和老战友曾洁光当时是北京铁路分局的党委书记，同情她家里的遭遇，专门找到专业设计院的工会干部，请他们关心王佩英的生活。后来组织决定每个月给王佩英额外补助30元，直到几个孩子成年。

张以成病重到去世的阶段，也是大跃进的灾难性后果开始爆发的时候，国家经济体系完全混乱，一方面农村生产被人民公社的瞎指挥和浮夸风搞得一塌糊涂，另一方面放卫星又带来高指标的“征余粮”。城市的基本供应还是保障的，在农村饿死人情况已经相当普遍。但报纸上还说形势一片大好。

大多数老百姓并不知道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王佩英也并不了解。在张以成去世后不久，她去买了一尊白瓷的毛主席像放在家里，文革前个人崇拜的氛围并不那么浓厚，买毛主席像的家庭还是比较少的。这也说明了王佩英在那个时候的思想认识，她对孩子们说，“毛主席可是我们的恩人啊。”

王佩英对刘少奇也非常崇敬，她不叫刘主席，而叫少奇同志，非常有感情的样子。大圃回忆说，母亲在家里常爱看《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后来被称作“黑修养”，她有时会一边带孩子们洗脚，一边捧着《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读出声来。

讲真话的“疯子”

是什么造成了这个期间王佩英思想转变，从把毛泽东视为恩人到直接批评毛泽东，是让人困惑的最关键问题。

王佩英的家乡开封和张以成的家乡保定地区，都是饥荒的重灾区。农村的亲友为了生存，即使不敢透露饥荒的真相和批评人民公社政策，也一定会想尽办法和城市里任何能攀得上关系的亲友寻求联系，应该也有亲友会找到王佩英“借粮食”，在后来总结王佩英罪状的材料中有一句没头没脑的话“现在老百姓非常困难，我也困难”，应该就是在这个情况下说的。

铁路设计院有一个年轻的技术员暴天成，也是开封人，按照他的说法，王佩英这个人“胆子大，别人不敢说的，她都敢说，一点儿都不避讳什么”。按照档案材料中对这个阶段的调查，“王佩英时有反党的话，总是先找群众，荣胜男，灵雪露(此人是1958年在职工人，对党不满)，刘辉，现在经常找的徐金琛(国民党骨干干部)。”这些被提到的人都是王佩英被捕期间的调查对象，其中有些人显然为保护自己，检举揭发了王佩英，比如在档案材料中，荣胜男就检举了王佩英的言行，并表示和她划清界限，斥责王佩英“你胡说”。

这些信息可以看出，当知道中央政策在基层造成的悲剧后，王佩英是相当不满的，并且她有话就直说。

但是这还不足以解释，王佩英为什么直接把批评的矛头对准了毛泽东。那个时代大多数老百姓就像今天一样，也许是出于自我保护的策略需要，即使遭受切身苦难，也会说，中央政策是好的，就是到了下面走了样。比如王学联就说“王佩英真了不起，我们当时谁都觉得社会不对劲，可我直到文革后期，都是只是恨江青，觉得她太不是东西了。”

到了1961年底和1962年，刘少奇和毛泽东之间的分歧逐渐公开化。标志性的事件就是1961年1月11日至2月7日的“七千人大会”。在大会上，刘少奇公开说：“全国总体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

王佩英在了解了分歧之后，认为刘少奇是对的。有这样的语言被记录了下来“毛主席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不然他以后没有退路。”王佩英在被关押期间，还说过“赫鲁晓夫说得对”。

对于态度如此明朗的王佩英，最尴尬的大概就是她单位的领导。刘少奇毕竟还是国家主席，毛刘对立的形势还不明朗。如果处罚王佩英，对刘少奇是什么态度？这时，最安全的办法就是宣布：王佩英疯了。

1963年3月，王佩英被送去精神病院看病，是用单位的车送去的，但并没有看出什么病来。

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发展到当面抬扛。之后毛当着众人的面，训斥刘：“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见薄一波和安子文的回忆。)而王佩英在单位里依然坚决地表达对刘少奇的支持。根据档案材料记载，1965年以来，“多次疯狂攻击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还写了13条反动口号恶毒的攻击我们伟大领袖……”还有“吹捧世界上最大的叛徒修正主义头子赫鲁晓夫和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以及右倾机会主义者陈独秀”(铁路专业设计院的革委员起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王佩英主要罪行》)。到这个时候，在单位已经没有人敢和王佩英讲话，而她却更加激烈地到天安门还有灵镜胡同去散发传单。灵镜胡同是中组部所在地。

1965年4月，她做出了今天看来都惊世骇俗的举动——要求退党。根据赵文新到文革期间写的“揭发信”，王佩英在1965年5月初找到他和王世彦，并谈了自己的想法：

“我不愿当人民的罪人，我要退党，共产党虽然前一段革命有功，但现在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停滞不前了，已经站在人民头上压迫人了。”

“共产党员都有特殊待遇，过去共产党抛头颅、洒热血是为了解放人类，而现在共产党是高官厚禄，养尊处优。”

“我再不退党，我的罪就更大了，我坚决退党，从现在起我不参加你们的会了，不交党费，你们也管不了我了。”

“共产党官越大，越骑在人民头上，那些坐小汽车的都够劲……领导共产党变质的就是毛主席，赫鲁晓夫说得对。”

张大中回忆，1965年大约是五六月的时候，应该就是在王佩英要求退党之后，单位书记王世彦通知他去办公室谈话，张大中一去就感觉气氛不对，以往王世彦对于他们家都表现出比较关心的态度，而这次说话口气非常严肃，而且关上了房门。问大中，你母亲有反动言论，你们家属知不知道。大中并不知道，就如实回答。他回忆，完了也没有人再提这方面的事情。

大约是得不到答复，王佩英又提出书面的退党申请，“申请退党，理由如下，因无意义，又无目的。自我受罪，何苦而为，因此因此，坚决退党，速办手续。”还有“一人做事一人当，甘心情愿，愿为六亿人民利益出发，绝不改变自己，绝不顾惜自己的一切。”

没多久，王佩英就被单位强制性地送去了安定精神病院，几个月后被转到回龙观的分院。此时刘少奇还没有被打倒，不能说王佩英支持刘少奇就是反革命，这么做也有一些保护王佩英的含义。

曾洁光听说王佩英住院了，买了蛋糕去看望，据说那天王佩英非常清醒，讲到当下，她就开始批评毛泽东。曾洁光不敢接话，匆匆告辞。回到家里，曾洁光流着泪对妻子说：“王佩英真是疯了，她连毛主席都敢骂。”

“反动立场”与舐犊之情

在这个阶段王佩英的很多言论，包括散发的纸条传单，成为后来宣判她的罪证。这些言论，结合当时的情形来看，绝不是头脑不清楚的人所能说出来的话：

“共产党员不管老百姓饥与渴，共产党员把人民利益放脑后边。”

“共党居世，铁打江山。共产党员，着上马衣。升官发财，耀武扬威，骑在民身，作威作福。只顾自己，不顾人民。”

“陈独秀是好人，应该永远纪念他。”

“彭德怀、刘少奇都是我党的优秀领导。”“敬爱的周总理，千辛万苦作外交，一心一意为人民。”(以上言论都被视为是王佩英的反动罪行)

一个带着7个孩子的单身母亲，为什么要对高层政治这么坚定地表达异议？张大中回忆，那时候他怪母亲多管闲事，“把咱们家搞好就行了，操那些心干吗呀。”大嫂杨永茹说，她到现在都不能理解，她婆婆一个妇道人家，为了这么些孩子，有再大的想不通，“忍一忍还不行吗？说两句违心的话又怎么样呢？”

这个选择对王佩英来说也很艰难，据张大中回忆，在那段时期，王佩英一度染上了抽烟的习惯。她最后走上了一条绝然的道路，但把各方面的细节和信息凑到一起，她对孩子的保护和爱已经尽心尽力。

张家的孩子们，没有一个知道母亲当时是怎么想的。也就是说王佩英在单位和社会上挺身而出，在家里从来没有跟孩子们提过这方面的问题，也没表露过这方面的想法。这应该是王佩英深思熟虑后的选择，也是对孩子们最大的保护。王佩英在单位要求退党的时候，她的孩子们都还在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大圃还是学校的班干部。王佩英挺身而出的同时，和自己的家庭“划清”了界限，这也是她为什么反复强调自己“一人承担”。

王佩英意识到她的危险之后，几乎对每个孩子都做过交代，而且都是结合不同孩子的性格分别私下交代的，很有一些因材施教的意味。

张大江，就是前面提到的顽主一样的老四，记得母亲那段时期曾经给他讲了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国王要死之前，把孩子们召集到床前，给每人一杆箭，让他们扳断，儿子们轻轻松松就扳断了，老国王又把一把箭拿出来让他们掰，他们用尽力气也掰不断。故事的道理很明显，就是讲兄弟一定要团结，这样才不会受别人欺负。王佩英被宣判以后，张家的孩子们确实没有受到外人的欺负。

最小的可心记得，1965年前后，王佩英常在晚饭后拉着她一个人出去散步，搂着她很认真地说：“妈以后要是不在了，你一定要懂事，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可心当时就哭了，搂着母亲说：“妈妈别瞎说，不会的。”

老六大圃，当时非常积极，是班上的班长，文革一开始就跟着大人们一起去抓反革命。王佩英大概对他这样的状态反而最放心，除了生活上的照顾，对大圃并没有什么交代。

有一次张大中去精神病院看母亲，时间到了，在他准备告辞的时候，王佩英突然说了一句让他终身刻骨铭心的话：“孩子，妈做的事可能会拖累你们，妈对不住你们啊。”

至死不变

关在精神病院中的王佩英，每天都被喂服或注射大量镇静药物，据张大中回忆，有时候他去看望母亲，会发现母亲有反映迟缓甚至流口水的症状。但王佩英对她最基本的信念始终非常清晰。

1965年12月20日的病历记载：“治疗已达五个月，病情不见好转，若令其出院对社会影响不好。”

刘少奇被打倒之后，已经不必再把王佩英作为精神病人看管了。1968年6月6日，主治医师写了诊断意见：“出院诊断证明，经过住院期间观察，除高血压病外，目前生活自理如常人，无精神异常，在住院期间思想反动，对党不满，经过思想教育仍不改，故由机关接出处理。——医师：吴志长。”

王佩英被押送回单位，关押在铁道部专业设计院大院宿舍楼第100栋的“牛棚”里，由“革命群众”看押管教。

一天下午，张可心拎着给母亲准备的换洗物品，来到了关押母亲的地方。开门的是一个面无表情的男人，可心说给母亲送东西，那个人接了过去，门就砰地关上了。就在这大概几秒的光景里，一幕景象印进了张可心的脑海。

房间里，对着门有一张桌子，一个背影像是母亲的女人，手被绑在身后，双膝跪地在桌前，身后还站着人。也许是听见了可心的声音，这个女人挣扎着扭过身来，在她侧脸时，可心看清她嘴上戴了一副像是口罩的东西。

王佩英受到的待遇，除了毒打，还包括饿饭，手反绑，上厕所都需要狱友协助。王佩英在被关押期间说过这样的话：“你们还不如国民党呢。”

王佩英还要被“劳教”，王佩英当时的状态是“脸色蜡黄，被折磨得瘦弱不堪”。可劳动的时候，她却一点儿不偷懒，甚至常常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儿。

这时的王佩英，用造反派的话说，“不但不低头认罪，反而变本加厉”。她的难友们都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藏了笔和纸，写了很多小纸条，都是前面提到的那些口号。当她们被看押一起去食堂的时候，王佩英就偷偷把这些纸条塞到有人能看到的地方，甚至在1968年的9月9日、9月30日、10月4日，在食堂“高喊反动口号，疯狂攻击我们的伟大领袖，攻击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更可恶的是，她于9月29日写了大量反动传单预谋在国庆节散发，真是狗胆包天，猖狂之极。”(均摘自铁道部专业设计院革委会整理的王佩英罪行材料)而据难友的回忆，王佩英在食堂的时候，态度非常镇静，当食堂人最多的时候，她起身大声地说“同志们，我有几句话要说……”接下来她的遭遇就是被七手八脚地堵着嘴拖回去，然后被饿饭，被毒打。有几次打得太狠了，几乎是往死里打，王佩英的难友都哭了，齐克琦鼓起勇气抗议“你们别打了，她是个病人，打死她也没有用啊!”最后一次大概就是在10月4日，王佩英直接在食堂喊出口号“刘少奇万岁”。那时正是全国上下一片高喊“毛主席万岁，打倒刘少奇”的疯狂时刻，王佩英却表达了“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反潮流勇气。

齐克琦、刘克英等难友们都曾劝她，你鸡蛋和石头碰，这是何苦呢？王佩英说“刘少奇是吃人民的饭的，毛泽东也是吃人民的饭的，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我想不通。”她还说“刘少奇犯了什么错？要把刘少奇整成这样，这么害好人的人能是好人吗？”

据所有人的回忆，在王佩英被打的时候，都是紧咬牙关一声不吭，从不求饶，甚至没有掉过一滴眼泪。人家让她承认刘少奇是叛徒，她顶回去：“谁是叛徒，谁心里清楚”；有人威胁她要坐牢，她就说，“我愿意把牢底坐穿”；人家说，你不怕死？她答，“到这个时候我还怕死吗，我不会屈服，你们想好吧!”

但是最后有一次，只有一次，在审讯人员面前，她哭了。那一次，王佩英大概已经感觉到自己的时间不长了，审讯人员威胁她，给她最后一次认罪的机会，否则她就再也见不到她的儿女了。这时，王佩英哭了，哭得很伤心。可她擦干眼泪，还是坚持，“刘少奇不是叛徒。”(以上均摘自铁道部专业设计院革委会整理的王佩英“罪行材料”)

1969年的下半年，王佩英参加了无数批斗会，被拉到各个区和农村的大队游街批斗。王佩英每一次都反抗，当大家喊口号的时候，王佩英会挣扎着扬起头来高喊相反的口号。一开始看守她的人没有准备，只有拳打脚踢，情急之下会用抹布甚至泥巴来堵她的嘴，扭着她手的时候“她头发一甩一甩”，很激烈的挣扎，要好几个人才能按得住。(王冠云曹贵芬等目击者回忆)王佩英的表现，自然是“反革命气焰嚣张”，在“广大革命群众”中“影响极为恶劣”。

1970年1月18日由谢富治等向中共中央请示，1970年1月22日得到批复，由文革司法机构——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下达“判决书”。1970年1月27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公审”，判处王佩英“死刑，立即执行”。

在会场中央，王佩英还在挣扎，她用全身的力气，想把头扬起来，又被按下去，大概是既怕她喊出口号，又怕堵住嘴太明显，显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孱弱，所以在最后的公审大会上用了一根比较细的绳子，勒住王佩英的咽喉，让后面的人拽着，这样绳子陷进肉里，既能使她发不出声来，远处的“人民群众”又看不到。后来专案组的人说，王佩英在公审后被押往卢沟桥枪决的囚车上就发现已经被勒死了(这个说法，张大中和专业设计院的很多人当时都听说过，都印象深刻，可没有找到行刑人员的情况下，今天已无法对证)。

我们可以确信的是，直到最后一刻，王佩英并不后悔。

(作者为独立学者、专栏作家)

(责任编辑吴思)

2010年第5期　何家栋的尊严·杜 光

何家栋是五七难友中最具悲剧色彩的思想家。

他的一生是备受煎熬的一生，但他从来没有在灾难面前放弃自己的尊严。他所表现的崇高品格和所写的大量文章，是他留给社会的宝贵的精神遗产。特别是在他生命最后的十多年里，他以敏锐而清晰的洞察力，对自己毕生的经历和体验，对我们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进行了独立的思考，积累了非常丰富、非常深刻、对当代社会极有启蒙意义的思想理论成果。在他多数是用笔名所写的文章和同友人的通信中，闪烁着无数智慧的火花。2006年，何家栋在发现自己已经进入肺癌晚期、治疗无望后，曾在住院时对他的夫人陈蓓说：“这些年来，我化名写过一些文章，不但子女没有看过，连你也没有看过，为了让大家理解我，可以自费出书，送亲友看看。”

何家栋1938年15岁时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工作，为党的事业献出自己的赤胆忠心，做出了出色的贡献，但他终其一生也没有得到这个党的信任和重用。1939年，他参加平汉铁路工人破坏队，专事破坏日寇的铁路、列车、桥梁。他的伙伴们都参加共产党了，唯独他入不了党，为什么呢？原来，有一次，一位共产党员同他谈起统战工作，那位党员说，统战工作“就是借政府名义，发展抗日力量”。何家栋应声说：“我明白了，统战统战，借窝下蛋；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明统暗战，这不道德。”因此，他被认为反对党的统一战线政策，长期被关在党的门外，直到1945年才入党。

这个事实，典型地反映出何家栋投身革命后的矛盾所在。他认定抗日战争、反对蒋介石独裁政府、建设新中国，都是高尚的、值得献身的事业，但他容不得违背传统道德、不仁不义的政策和措施；他愿意为这个事业奋斗终生，却绝不放弃为人的尊严和品格。他虽然襟怀坦白，志存高远，却也不能不承受卑劣的冷箭。

1949年，何家栋在工人日报社工作时被任命为工务科长兼印刷厂厂长。经过他的着意经营，印刷厂扭亏为赢，又办起了出版社，他成为实际上主持出版社工作的办公室主任。出版社的业务蒸蒸日上，买了工厂，盖了大楼。1951年底，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开始了，在毛泽东的严令催逼下，全国各地区各单位所有接触钱款物资的人员，一批又一批地被打成“老虎”。当时有所谓“山高林密，必有老虎”之语，贪污一亿元以上为大老虎，五千万元以上为中老虎，一千万元以上为小老虎(这是当时的币值，相当于后来的一万元、五千元、一千元)。何家栋经手过大批钱财，在劫难逃，也被打成“大老虎”。后来虽然查清他没有贪污，但又被人密告有“叛徒”、“国民党特务”的嫌疑。根据是他1940年在天水行营交通队，以上尉政训员的身份，承担共产党的秘密联络任务，被国民党的特别党部逮捕审讯，经地下党营救获释。1941年在129师太岳军区文工团工作时遭遇日军大扫荡，被捕后押往山西侯马做苦力，八个月后经他父亲保释到天津。他在天津结识了一批爱国青年，1943年他们13人相约投奔八路军冀东军分区，因为没有组织介绍，被怀疑为国民党特务，为首者被枪毙(此人是皖南事变时幸免于难的新四军宣传干事)，其他青年都被驱逐出境。这些历史旧案继三反运动之后被翻了出来，明显地具有排斥异己的性质，结果何家栋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后来经过调查，不但所谓“国民党特务”纯属子虚乌有，而且查出何家栋在抗日战争中英勇斗争的事迹。既然这样，就应该恢复他的党籍了吧，但没有。支部书记让他写申请，他拒绝了。他的理由很充分：你们既然查出当时搞错了，就应该主动改正错误，为什么要我申请。因此，他被认为目无组织、对党摆架子，结果继续被关在党的门外。

这就是何家栋其人的精神特色。当他必须在屈辱和人格尊严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即使是面对党籍这样重大的问题，他宁可放弃党籍也要保持个人的尊严，不愿以接受屈辱来换取党籍。用世俗的眼光来看，他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大，损失太大，他是失败者。但是，他所遵循的道德标准和他所做出的是非选择，却表现出他的崇高品格。他以崇高应对卑劣，高傲地屹立在道德制高点上，为社会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在中华儿女的心头，崇高永远是对卑劣的胜利者。

领导职务被撤销后，何家栋被下放到校对科做设计版式之类的具体工作。但是，即使是站在党门之外，这个党的共产主义理念却始终在冲击着他。他时刻想着怎样为共产主义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而他当时的处境却限制着他的愿望的实现。他觉得与其退避三舍，不如主动争取。当他看到报纸上介绍吴运铎的事迹，又听说吴运铎正在人民大学学习，便萌发了要把他的思想和精神写出来广为宣传的念头。何家栋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到人民大学采访吴运铎，写出了《把一切献给党》。这本既没有列入计划，也未经领导批准的小书，出版后的几个月里就发行几百万册，风靡全国。他因此被任命为出版社新成立的文艺编辑室的副主任。接着，他又写出《赵一曼》、《我的一家》、《方志敏战斗的一生》等畅销一时的革命传记文学作品。在这些作品里，何家栋完全抛开加之于他个人的屈辱，怀着满腔热情去描述吴运铎、赵一曼、方志敏等为崇高理念而不避危难、不惜牺牲的英雄行为，展示出共产主义教义同人性的美好一面相结合所产生的高尚情操和献身精神。胡耀邦看到《我的一家》的校样，赞不绝口，马上批示《中国青年报》连载。在1957年“反右运动”以前那个弥漫着理想主义和爱国主义、社会蒸蒸日上的条件下，何家栋的这些炽烈如火、扣人心弦的著作风靡一时，成为广大青年学习的榜样与传诵的话题。

在这个历史事件里，充满着强烈的嘲讽。它不仅在于这些宣传共产主义理念、弘扬共产主义者崇高精神的著作，出自一个被开除党籍，又拒不通过申请来恢复党籍的小人物；而且，这些书籍是以无名作者的形式出现的，何家栋被剥夺了在自己的作品上署名的权利。从小的方面来说，这些著作为出版社带来一笔又一笔不菲的利润，不断提高着出版社的声誉；从大的方面来说，何家栋为共产主义的宣传立下了当时无人企及的巨大功勋，应该提倡人们向他学习；他应该成为那个时代的英雄模范，应该获得与他的劳动相称的鼓励。如果换了一个人，也许有可能名利双收，但何家栋却没有获得任何报酬，不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

对他的不公正远不止如此。就在他的著作教育着、影响着广大青年的时候，他竟因为出版了刘宾雁的《本报内部消息》等书而被划为右派分子。

被划为右派分子后，何家栋虽然没有党籍可以开除，工资却被降了四级，但他一如既往地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倾注在工作上。1958年，他被指定帮助李建彤编写《刘志丹》一书。书还没有出版，就因为毛泽东在1962年认定“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何家栋竟也成了“习贾刘(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的成员。受审几年后，他在1965年被遣送到山东武成县劳动改造。文化大革命期间，更大的灾难落到了他的头上，除他本人被揪回北京批斗，关进牛棚(后被送回山东)外，大儿子被造反派打成内伤，死在医院里；接着，次子又因绝望而自杀。

1979年右派问题被“改正”后，随着《刘志丹》一案的平反，何家栋恢复了党籍，不久被任命为工人出版社常务副社长兼副总编辑。

恢复党籍后的何家栋，虽然对共产主义的热情已经逐渐消退，但为社会服务的志向却更加坚定了。他为自己的定位是做一个“发现者”。刘宾雁曾希望他去当记者，他说：“我的兴趣是做发现者，不是做干预者。至于发现的是流星还是行星，或者不过是一团鬼火，对我并不重要，因为我从不指望登上哪个星球，或蒙受它的光耀。发现，是一种乐趣，人在发现过程中得到满足，纵使一错再错，也会乐此不疲。”

怀着作为一个发现者的意愿，何家栋在1983年、1984年先后创办了《人生》月刊和《开拓》文学杂志。但他的壮志未酬，就因为在《开拓》创刊号上发表刘宾雁的《第二种忠诚》，再次遭到整肃。

1985年离休后，何家栋为自己开辟了全新的活动领域，在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的同时，也实现了成为一个发现者的愿望，提升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离休当年，他就应一些青年之邀，担任中国行政函授大学校长，为青年们挡风解困；1987年，他被聘为主要由青年活动分子构成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顾问，并创办《青年理论家文稿》丛刊，担任主编；1988年出任《经济学周报》总编辑，主持报社工作；1993年任《战略与管理》双月刊顾问；2004年还充当了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创办的“改造与建设”网站的法人代表。在这些活动中，他发现了、结识了许多才智出众、忧国忧民的优秀青年，同他们心气相通，配合默契，把这些事业办得生气勃勃、轰轰烈烈。以《经济学周报》为例，据《怀念老何》一文中介绍，1988年《经济学周报》因负债经营，面临危机，何家栋应邀参加改组，出任总编辑。报社明确实行总编负责制，由何家栋主持全面工作。何家栋再一次表现出他的出色才能，使周报不仅起死回生，而且面貌焕然一新，成为引领时代风骚的舆论先锋。胡耀邦逝世前曾委托夫人李昭代他写信，称赞“周报不仅有学术研究，更有一定针对性和现实意义，会得到社会的信任”。他祝愿周报“越办越好，起到推动经济健康发展的作用”。

我们可以从一些青年对他的评价里，看出何家栋在他们思想上的地位和分量：

“何老完全超脱了个人的苦难”，“从来不曾对自己的际遇有过任何抱怨。他思考的是整个民族的苦难，再从苦难中反思整个民族，也反思自己。反思得那样痛苦，那样彻底。在反思之中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成就了一个新的何家栋，决绝的何家栋，勇敢的何家栋。”“从苦难中腾飞，在烈火中永生。何老的人生就是这样：悲惨而壮烈。”(笑蜀)

“何家栋先生为当代中国的知识和思想的生产提供了一个框架，以人为参照的精神文明史。”“他在早年抒写了人的崇高美好一面之后，在晚年找回了人的本质，找回了火炬。”他的文章“是金石檄文，是黄钟大吕，是大海潮，是狮子吼，是大光明。”“命运从来没有给过他机会，但他功德圆满。”(余世存)

“何老的思想很彻底，但立场的超越性和思想的彻底性又是同对可操作性的现实考虑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我们同样尊重的一批老人中，何老的思考是最深刻、彻底的，理论性也是最强的。”(肖雪慧)

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如何在有限的生命里，最大限度地发出人性中善良高尚的光辉，照耀自己的周围以至于整个社会，是一个很难企及的境界。何家栋以他的真诚、宽厚和孜孜不倦的精神，攀登上了这个人性和道德的高峰。他多次自嘲“我是共产党扫盲扫出来的知识分子”，但恰恰是他，既继承了、展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和清高品格，又确立了、保持了现代公民对于个人权利和社会义务的历史责任感。

除了真诚奉献、埋头苦干、淡泊名利、不求闻达、刻苦学习、清廉自守、扶掖后进、甘为人梯等高尚品格的范例外，何家栋通过反思自己毕生的经历和体验所得出的思想理论成果，是他留给后人的更丰厚的精神财富。如在2003年所写的关于道统、政统、学统的分析中，他指出：由思想家构成的道统，其重要性还在由政治家构成的政统之上；所谓道统，“首先是思想学术的统系和精粹”，“构成一种政治典范和道德楷模”。在20世纪的中国思想史上，以梁启超—胡适—顾准—李慎之为主链的“新道统”，发挥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所以，何家栋用大量文字缕述梁启超、胡适、顾准、李慎之的主要政治思想观点，从梁启超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见解，到胡适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价值观，顾准对近代世界文明主流的辨识，李慎之为作为全球价值的自由民主和公民启蒙的大声疾呼，描画出20世纪新道统的“统系和精粹”。何家栋通过对前贤的思想学术的绍介，为后人启示了构成新的政治典范和道德楷模的途径，指出了社会前进的正确方向，那就是贯串于前贤们思想学术之中的民主、宪政和自由主义。中国当代和今后几代的知识分子，都必须把握这个新道统，才能有所作为。

2004年，何家栋在为波兰的亚当·米奇尼克《通往公民社会》一书所写的序言中，在继续肯定民主的意义的同时，特别强调妥协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他说：民主是“世界主流文明的基石”，“民主既不是手段，也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机制，就像空气、水分和阳光，都是生命赖以存在的要素。”民主是“世界主流文明的基石”，“米奇尼克认为，民主是灰色的，而灰色是美丽的。”何家栋则进一步指出：“如果说民主是灰色的，那么，妥协就是金色的，它不仅是美的，也是善的，真的。得到的是共同需要的东西，而将各自不想要的东西搁置一边，因为妥协各方都是胜利者，没有失败者。”妥协需要宽容，需要和解，需要平等对话，需要“对对手的理解与信任”，而不需要暴力。他引用米奇尼克在《狱中书简》里的话说：“那些运用暴力攻占巴士底狱的人，很容易建造一个更加悲惨的巴士底狱。”因为，“不管谁运用暴力赢得权力，他必须运用暴力维护权力。”何家栋在序言里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个思想：“革命是自由的儿女，但却是专制主义的父母。”多么深刻!可又多么通俗!

在何家栋的文章里，还有许多高瞻远瞩、涵义丰富，但还没有深入展开论述的思想，如：“共产党不现代化，任何现代化都是没有意义的”；马克思的学说的第四个来源是文艺复兴的人道主义，即人本主义、人文主义；“在严格的意义上，中国没有真正的改革派”；“中国人正经历着一场情感危机，一场比社会危机还要深刻的危机”；“旧民主革命是假洋鬼子不许阿Q革命，新民主革命是阿Q不许假洋鬼子(知识分子)革命”；“离开自由、民主、人权……就要血流成河”。何家栋的这些观点，都很有启发意义。

何家栋的一生是值得我们怀念、学习的一生。他遗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不但有堪为楷模的崇高品德和奉献精神，可供深入开发的思想资源，而且，他通过刻骨铭心的生命历程而终于实现自我的体验，他在许多文章里所流露的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都是我们可以从中获得教益的典范。

(作者为中央党校教授)

(责任编辑吴思)

2010年第5期　陈独秀是中国最早的工运领袖·胡甫臣

我一直在工会工作。但我对陈独秀，只知道他是非正面的著名共产党领导人，著名高级文化人，是大知识分子。不知道他和工人阶级有过什么直接的关系。在我工作过的这些单位，从来没有正面宣传过他的英雄事迹。当然，这和我学习中国工人运动、工会运动的历史不够有关。但更主要的是他曾被中国共产党当做托派(当时是当做敌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服从共产国际领导而开除了党籍；抗日战争时又无中生有地栽污他是汉奸而不让如实宣传他。所以，他是被满盆污水泼遍全身的伟大革命家，人们不知道他的本来面目。但我们不能把我国最早从事工人运动和工会运动的领袖排除在历史之外呀。我们党并不是一开始就只搞农民运动，并不是远离工人阶级从农民运动中产生的政党。我个人的笑话正是远离了我们党最早从事工人运动和工会运动的陈独秀，而把湖南水口山、江西萍乡的工人运动看成是我国最早的工人运动。其实，它们都是中共第一次全国党代表大会决议开展工人运动，由大会选出的总书记陈独秀领导成立了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又分别在北京、武汉、湖南(包括江西安源)、广州、山东设立了五个分部之后开展起来的。李立三也是我党早期工人运动和工会运动的领导人，其实他从法国回来就是陈独秀派他去湖南做工人运动的。上述湖南、江西的工人运动，都是在陈独秀领导下开展起来的。

我是文化大革命后读了任建树的《陈独秀大传》、《从秀才到总书记》和唐宝林的《从总书记到反对派》等书，以及一些陈独秀研究者突破思想禁锢写出的一些文章后，才开始在脑子里恢复了他的本来面目的。

他最先用马克思主义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

陈独秀在发起新文化运动，领导五四运动，办《新青年》杂志的时候，已经是全国著名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了。但那还是做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工作，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范畴的。1920年初，他到了上海，当时上海工人阶级已多起来，苏联十月革命已经成功，他的思想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开始投入到工人运动中来。此时他已是共产主义小组发起人之一，他向工人宣传的已是社会主义思想。3月间他即开始预告《新青年》将出五一劳动节纪念专号，并立即开始约稿。在这一期专号上刊出了李大钊的《五一运动史》，希望中国工人把这一天作为一个觉醒的日期；介绍了全世界工人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而定五一为国际劳动节；介绍了美、英、日等国的劳动运动；刊载了苏联的劳动法典；刊登了他派人去几个省调查各地劳动状况的报告；还登了他自己写的《劳动者的觉悟》和《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两篇文章；登了孙中山、蔡元培等16人(其中有9个普通工人)的题词；登了苏联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的宣言。内容丰富，有400页，等于平时该刊的两倍多。这是当时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结合的典型，也是陈独秀思想转变的一个突出表现。他还积极地参加上海庆祝五一节的筹备工作。他首先提出将纪念会的名称定为“世界劳动节纪念大会”。这是上海工人也是中国工人第一次大规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大会提出的口号和发布的宣言，都是在陈独秀的指导下草拟的。

他在广州时(他曾在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前后两次去广州)，受聘为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做了许多教育改革的工作。他自己说：“我是一个迷信教育的人。”(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第429页)他创办宣讲员讲习所，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造就了一批开展群众工作的干部。又开办了工人夜校，先试验办了机器工人夜校，有100多人参加。他第二次到广东时，开办了理发工人夜校，理发工会成立时，会员上千。

他这时期从事工人运动，主要宣讲的是要工人认识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提高阶级觉悟。他认为工人最高的觉悟就是阶级觉悟。他以他在思想界、文化界崇高的威望，加上他在办《安徽俗话报》时所积累的通达学问，用最通俗的白话文语言，热情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来教育工人。

1920年初他初到上海时，在上海劳务栈房工界联合会上对工人讲：“世界上是些什么人最有用最贵重呢？必有一般糊涂人说皇帝最有用最贵重，或是说做官的读书的最有用最贵重。我以为他们说错了，我以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若是没做工的人，我们便没有衣、食、住和交通，我们便不能生存；如此，人类社会岂不是要倒塌吗？我所以说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我们现在一方面盼望不做工的人，快快觉悟自己无用的下贱；一方面盼望做工的人快快觉悟自己有用，贵重。”

他在上海和李汉俊创办了宗旨在改良劳动阶级境遇的《劳动界》周刊，他在创刊号上写了《两个工人的疑问》一文：“劳动是什么？就是做工。劳动者是什么？就是做工的人。劳动力是什么？就是人工。世界上若是没有人工，全靠天然生出来的粮食，我们早已饿死了。”“人工如此重要，所以有人说什么‘劳工神圣’。但是有一个做工的人问我道，既然是劳工神圣，既然是人工如此重要，为什么大家都说做工的人是下等社会，不做工的人反来是上等社会呢？”“又有一个做工的人问我道：有许多出力做工的人做出粮食房屋或是衣服，却仍然没得吃没得住没得着，有许多人不劳一点力不做一点工，反而吃得很阔住得很阔衣服也穿得很阔，这还不算，还要把出力做工的人压在脚底下不当人看待，这又是什么原故呢？”(同上书，第243页)

在《劳动界》第四期上他写了《此时中国劳动运动底意思》一文。他说“十六铺提篮桥洋泾浜底小客栈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小房里住宿，这是容易见着的。丝厂香烟厂小女工一天只得着几个铜子还要挨打，这也是容易见着的。这班人做了社会上重要的工，和懒惰的乞丐不同，但是他们的生活比乞丐还不如……我们但凡有一点对于人类底同情心，我们但凡有一点对于同胞底感情，便应该出力帮助这种贫困的劳动者。”“希望有一种运动好唤起我们对于人类底同情心和对于同胞底感情，大家好来帮助贫苦的劳动者，使他们不至于受我们所不能受的苦恼。”(同上书，第266页)陈独秀还在《劳动界》上写道：“老年人不肖吃牛肉，是以为牛替我们耕了田地，出了米麦……但是种田的织布的做屋的做机器的劳动者也都替我们做了和牛一样的重要工作，我们千万不要吃他们的肉啊!”(同上书，第270页)

《陈独秀著作选编》选入陈独秀从1919年12月1日《告北京劳动界》，到1922年5月23日《共产党在目前劳动运动中应取的态度》的有关工人运动的文章，将近40篇。除上面所举例子外，还包括和资本家讨论“工人问题也是社会问题”，讨论工人教育问题中减时增资问题，还有辩论和批判诬蔑工人、轻视劳动的短文，要工人正确认识宗教、正确认识劳动剩余价值，以及讲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问题的文章。

其中，特别引起我注意的，还有关于动员学生、文化界要与工人合作和要工人与学界团结的文章。他在《告新文化运动的诸同志》一文中说：“我曾劝许多在上海的朋友要办报不必办和人雷同的报。上海工商业都很发达，像‘店员周刊’、‘劳动周刊’，倒有办的必要，但至今无人肯办。难道不高兴张嘴和店员劳动家说话吗？难道因为这种报不时髦，不能挂‘新思潮’‘新文化运动’的招牌吗？”(同上书，第169页)他在工业学校演说时说：“体力劳动者，把体力卖给资本家作工，是一个被雇者；工学生把脑力卖给资本家做工，也是一个被雇者。既然同是被雇于资本家便是同在一个阶级。那么，工学生便应该和体力劳动者携手，不应该同资本家携手，这个道理是很明白的。”(同上书，第354-356页)他在《敬告广州青年》一文中也特别提到：“我希望诸君做贫苦劳动者底朋友，勿为官僚资本家佣奴。”(同上书，第286页)陈独秀就是这样体贴工人，站在劳动者的地位，以心贴心来启发劳动者的觉悟。

他的文章通俗易懂，篇幅短小，论点清晰明白，十分好读好懂。好多重大的问题，重要的思想，都是这样表现出来的。

他最先领导工人组织工会

工人这么苦，觉悟又这么低，那我们开展工人运动，该怎么办呢？陈独秀大声疾呼：“无钱无势的劳工，怎样对付这班资产阶级一手把持的行政机关呢？也只有听马克思底教训：‘世界劳工团结起来啊!’”(同上书，第247页)他对工人讲，“外国各业工人都有工会……千辛万苦一件一件向国家及厂家”争得了许多好处，而他们以前也是不准工人成立工会的(同上书，第287页)。“我中国现在的法律，也是不许工人立会的。”所以有许多正正当当的工人团体，不准叫工会而叫“职工养志团”“工余群旅”等等。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工人要想改进自己的境遇，不结团体固然是不行。但是像上海的工人团体，就结一万个也都是不行的。……觉悟的工人啊!赶快另外自己联合起来，组织真的工人团体啊!”(同上书，第243页)这是因为陈独秀了解当时上海的工会多半是下流政客、流氓、资本家把弄的，有的只一个把总一个兵，办工会的人，总是穿长衫的先生多，穿短打的工人很少很少。那不是为工人谋利益的组织。陈独秀要同他住在一起的李中到江南造船厂当钳工，发动工人组织真正的工会。发起人有了80多人后，陈独秀就和李中帮助他们起草了上海机器工会章程。这就是中国的第一个基层工会章程。1920年11月21日上海机器工会成立时，会员已发展到370多人，参加会议的近千人(邹沛、刘真：《中国工人运动史话》，中国工人出版社)。上海机器工会成立那天，陈独秀帮他们邀请了孙中山、杨明斋、李汉俊、李启汉等社会著名人士参加，孙中山作了两个小时的演讲。陈独秀等六人并被邀请为名誉会员，机器工会还推举陈独秀为经募处主任。上海机器工会成立后，随即建立了有1346人的印刷工会，更开始主动和天津机器工人联络。上海机器工会是党成立前共产主义小组组建的第一个工会，算得上是中国工会的老祖宗!1920年，标志着中国工人由自在阶级开始走向自为阶级，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打下了群众基础。

第二年，中国共产党成立。，陈独秀虽未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仍被选为党的总书记。9月，陈独秀从广东回到上海，便积极执行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关于最主要的发动和领导工人运动的决议，很快就成立了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不久又设立了五个分部，要求各地也组织工会，开展补习学校，组织罢工保护工人利益。

陈独秀在上海组织工会，首先碰到的障碍是那些被邓中夏所称的招牌工会，他们打着工会的招牌，自称工界的领袖，要求参加“国事会议”等不三不四的活动。陈独秀就以当时正组织的真正的工会与他们斗争。陈独秀曾两次写文章高呼：“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万岁!”他在《再欢迎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一文中说：“鄙人对新组织的各业工会代表团，抱以无限的希望。现在，他们能够觉悟，居然能够离开非工人的招牌工会，居然能够集合机器、纺织、印刷、烟草等真正工人的工会筹备组织，更加令人不能不欢迎佩服了!”(《中国工人运动史话》一卷，第80页)这是劳动组合书记部为成立上海市总工会斗争打下的群众基础。

他是工人运动和工会运动最早的领袖

1922年4月陈独秀第二次去广东，主持和参加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两个代表大会促进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这一年全国罢工100次，罢工人数21万人，史称中华劳动运动纪元年。这段时间进行工人运动运用的形式，有办工人刊物，演讲，办职工学校、补习夜校、干部培训学校、俱乐部和罢工等，这基本形成我国此后开展工人运动最常用的形式。这时已不是他一个人单枪匹马去教育、发动工人，而是以总书记身份领导全党开展工人运动了。

拿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的四次大罢工来说，就都是在中共中央要求下，各地集中力量组织起来的。全国铁路工人罢工，成为全国工人运动的先锋。陇海铁路罢工是产业工人第一次大规模罢工，历时7天，胜利后建立了陇海铁路总工会，这是中国铁路建立的第一个总工会。陈独秀给领导罢工的罗章龙去信说：“陇海罢工，捷报先传，东起连云，西达陕西，横亘中州，震动畿辅，远及南方。这是我党初显身手的重大事件。”(《中国工人运动史话》一卷，第162页)接着是香港海员大罢工、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和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使工人阶级的觉悟大大提高，斗争经验大大增长，为以后的斗争打下了雄厚的基础。

1925年5月14日上海日商内外棉十二厂(纺纱厂)厂主无理开除工人代表，全厂工人停工抗议。次日，内外棉七厂(织布厂)借口无纱将厂门关闭。当工人涌进厂要求上工时，日人残杀了工人顾正红。惨案发生的第四天，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开展一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运动；30日，约有3000学生上街宣传，被英国巡捕屠杀造成“五卅惨案”。中共中央当晚即宣布成立上海总工会，组织反帝联合战线，发动罢工、罢课、罢市。陈独秀在这期间发表了11篇文章，特别强调这不是地方事件，是全国大事；这不是经济斗争，是带有民族性的反帝政治斗争。运动迅速席卷全国600座城镇，有1700万人参加。五卅运动成了一次极为广泛的反帝宣传运动。运动后党的队伍扩大了，威信提高了，真正成了群众革命的党。但在我过去读到的党史材料中，在党史总结经验的材料上，参加领导这次运动的党领导人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瞿秋白、邓中夏、周恩来、恽代英等都有，却没有全程参加的最高领导人陈独秀。

1926年7月9日北伐誓师典礼。陈独秀起先认为是南方的革命势力向北发展，没有引起重视。但北伐军进军神速，党中央立即转为进攻，陈独秀马上积极起而领导。党中央决定建立市民政权，领导上海工人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陈独秀一直坐镇上海。运动中第一次以商界为主体，失败了；罗亦农提出以工人为主体，未被接受。第三次起义接受第一二次失败的教训，决定扩大武装组织，充实市民公会。起义前建立了武装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特别委员会。特委会以陈独秀为首，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的主要负责人罗亦农、周恩来、赵世炎、汪寿华等8人组成，还组成以周恩来为首的前线军事委员会，以尹宽为首的宣传委员会。特委会开了31次会，陈独秀出席了30次，他到会必发言，使整个运动的领导十分得力。工会实现了80万人的总同盟罢工，取得了起义的胜利，北伐军不费一枪一弹开进了上海。而我过去看到写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材料，大多都避开陈独秀总的领导，把只是前线军事指挥委员会负责人的周恩来说成是整个起义的领导者，好像根本没有陈独秀这个人一样。

历史首先就要讲史实。陈独秀在历史上是怎么样一个人呢？还陈独秀的本来面目：他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民主与科学的倡导者、启蒙者，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前清秀才，大学文学院院长，诗人，古文字学家，书法家，也是最早的工人运动领袖和工会运动领袖，是任过五届总书记的共产党人。但历史对陈独秀，党对陈独秀并不公平，几十年来一直让他受屈，五卅运动、上海三次武装起义成功了，却把他的名字隐去，完全否定了他的功劳。大革命运动失败了，因为他也有错误，就把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以及党内其他领导人的错误全都堆到他一个人身上，让他背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罪名，被开除出党。从此，中国共产党好像就没有过这个为党立过大功的总书记了。

经过这几年党史界、历史界、学术界的研究，特别是苏联档案公开后，大家的认识已趋一致，重新评价陈独秀功过应该是刻不容缓的时候了。

(作者为工人出版社前总编辑)

(责任编辑李晨)

2010年第5期　改革的可持续性决定执政的可持续性·章立凡

“春晚越来越像两会，两会越来越像春晚”，看完春晚看两会，在中国几乎成了一年一度的大众娱乐。

一、选举法修改：尚未兑现建国承诺

今年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修正案草案，将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当然是一种进步。在城市化进程加速、社会冲突加剧的今天扩建“农村票仓”，或不失为一种“维稳”策略。据称，本次修改对中国民主政治进程“具有里程碑意义”。但1949年《共同纲领》所规定之普选方式，却未在本次修改中有任何体现。

建国大宪章《共同纲领》规定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且有一处特别用了“普选产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当然是特指“一人一票”的直接选举，而非间接选举。目前除基层选举外，省市、全国人大代表仍由“代表选代表”的间接选举产生，名为普选，实与建国时的承诺存在歧义。

1953年制定选举法时，采用了“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相结合”的选举方式。时任选举法起草委员会秘书长的邓小平解释说：“我们的选举还不是完全直接的，投票的方法也还不是完全无记名的。这是由于我国目前的社会情况、人民还有很多缺乏选举经验以及文盲尚多等等实际条件所决定的。”

根据瑞典一个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IDEA)的纪录和研究，截止到2007年，全球已有185个国家的人民可投票选举国会，包括埃及、印度、南非、以色列等。更有108个国家的人民可投票选举国家最高领导人(总统、总理、首相……)。

直接选举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专利，马克思、列宁均有主张直选的论述。1944年8月，毛泽东在与约翰·谢伟思谈话时也指出：“我们的经验证明，中国人民理解民主并且要求民主。它无需经过长期实验，或者教育，或者‘监护’。”选举法颁布已经五十七年，若仍以社会情况、选举经验及文化水平作为不实行直接选举的理由，则中国六十年来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又何从体现？

在公民普选权方面，中国既未与国际接轨，也未实现建国共识中的民主承诺，要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国，沾沾自喜为时尚早。

二、“民意代表”分化：雷人秀VS民生提案

春晚以低俗节目娱乐大众，两会以雷人提案娱乐大众，是多年形成的传统。随着社会日益两极分化，今年两会的提案和发言也出现分化：除了“从来不投反对票”的明星政治秀、“封闭社会网吧”的商人圈钱秀、“获奖先感谢国家”的官员爱国秀、“老公给老婆发家务工资”及“改扫黄为扫色”等无聊变态秀，痛斥“卖地财政”、直指“房价高明明是地价高”等切中时弊的言论也有所增加，关注民生的提案占了很大比例。两类提案皆在互联网上引发了反弹和热议。民间议政的存在，已对两会的代表、委员形成压力，一部分人开始意识到需要打“民意牌”，另一部分人则继续以弱智方式娱乐大众。

本次两会的风景线之一是：五十五年一贯不投反对票的申纪兰代表，如今有了倪萍委员这样的知音；另一道风景线则是：多名政协委员联名提案，要求给表决器加盖子。一边是公开宣称从不投反对票，另一边是投票怕人知道，两个镜头折射出同一悖论：代表、委员都不是选民直接选出的，而是“被安排”的。在民主法制健全的国度，有选票作为背书，民意代表可理直气壮地代表选民公开行使权力，无须有所顾忌。真正需要质疑的，是代表、委员的产生方式。

目前人大的执政党成员约占2/3，既执政又“参政议政”，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自己“监督”自己，本身就是一条悖论。两会参政能力的贫弱，折射出执政能力的下降。

三、关注民生：政府首先要让利于民

今年两会集中关注民生问题，聚焦点在高房价和“国进民退”。

90年代实行分税制后，中央财政切走了最肥最大的一块，土地财政成了很多地方的主要财源，房价结构中，土地出让金、税费及权钱交易成本占了一半以上。“卖地财政”没有可持续性，土地资源储备有限，前任卖多了，后任要提价。中央不让利地方，地方不让利百姓，房价怎能降下来？国有土地属全民所有，人民在自己的国土上置业，未享受国民待遇。

为了追求GDP，政策历来注重虚拟经济，不注重实体经济。大众缺乏投资渠道，就只好炒股炒房。所谓炒房，主要是把钱从银行套出来，再装进地方政府(当然也包括官员)的腰包，其他相关环节也可各分一小杯羹，埋单的是食物链终端的消费者。迄今为止，国土资源部出台的政策，都在抑制炒房、囤房上，治标不治本。“卖地财政”的利益链不改变，房价不会回归正常。

一年来舆论热议“国进民退”，全国国有企业(非金融)的总资产从几年前的几万亿发展为2008年的42.55万亿元，估计2010年将达到近百万亿元。国家统计局长列举了一堆数据来否认，工信部长和政协发言人也作如是说，只承认是“个别现象”。但马上有人提出：私营企业的工业增加值、资产合计、从业人数、业务收入以及利润都是一起上升的，而国有企业在主营业务收入下降0.2%、利润下降4.5%的同时，从业人数却上升了0.8%，总资产则增加了14%。国企规模日大，利润递减。前年的4万亿政府投资和去年的9.5万亿信贷规模，加剧了“国进民退”，不仅未能拉动内需，反而作茧自缚。

80年代“利改税”以后，国企就不上交利润了。2008年开始实施“还利于民”新政，要求国企盈余缴库，实际缴库金额仅占GDP的0.2%。国企是所谓“共和国长子”，按“全民所有制”概念，全体人民都拥有国企股份，但从来未见“长子”给父老乡亲分红。

官僚化管理并不鼓励创造性思维，创意主要是从民间创业中产生。任何国家的经济活力都不是来自僵硬的体制，而是来自民间的创造力。国家经济状况窘迫的时候，网开一面允许民企发展，经济实力增强后就吃掉他们；待到民企大量倒闭，就会出现经济萧条和失业，政府税源也会枯竭。“国进民退”缺乏可持续性，出尔反尔的经济举措，在历史上是有惨痛教训的。

急功近利的经济政策，实为三十年间最大的积弊。“卖地财政”和“国进民退”，本质上都是“官进民退”。只有官府让利于民，官企不与民争利，国家藏富于民，社会才不致失衡。

四、监督无力：权力何时在阳光下运行？

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高强在会场爆料：“预算法的修改将明确地提出‘所有的政府收入和支出都应当纳入预算’，正式实施以后，在我国存在多年的政府预算外收支将成为历史。”

地方政府“卖地财政”即属于预算外收入，据说目前全国公款消费已超过了一万亿大关，建设“透明政府”实为当务之急。人大要监督政府的钱袋子，当然是件好事，但打铁还需自身硬，人大也应晾晾自己的钱袋。全国人大、各省市人大及各级政协开会，从食宿、办公到通讯、交通，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工作人员、服务人员的薪酬补贴如何计算？今年动用70万警力保两会，行政成本是多少？这好像不算什么“国家机密”，不妨学习广州市的先进经验，公布开会明细账目，行使监督权才更有公信力。

两年前就有披露，十年间上万外逃贪官带走6500亿人民币。官员的财产申报和公示制度从1987年就开始酝酿，迄今已二十三年。有代表已连续五年提出“阳光法案”，这回有关部门的答复仍是“条件不成熟”。“亡羊不补牢”，近年中国法制建设出现倒退，保障社会监督的善法如《新闻法》及官员财产公示法规迟迟不出台，抵触宪法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刑法》306条等恶法却横行无忌。人大监督不力，新闻监督无法，傲慢的权力藐视民意，才会出现某封疆大吏公然威胁记者的怪象。

虽然不是人民选出来的，但年年以人民的名义开会，年年讨论几乎相同的问题，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开会意义何在？如今什么都讲究“低碳”，两会在北京这种特大城市召开，全市交通干线每塞车一小时，社会要分摊多少成本？说到这里，我也来提个“低碳议政”建议：既然今年两会给每人都发了笔记本电脑，不妨学习网民议政的方式，来年改开“网络两会”。电视、互联网同步直播，既减少扰民，又便于公众监督互动，还可节约资源和纳税人的钱。

五、兑现尊严：官员先学不撒谎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尊严”这个词，今年他已经说了三次。温总理一向提倡讲真话，我也愿意相信这回他讲的都是真话，但希望这个“我们”中，不包括说假话的官员。地球人都知道——撒谎的人没有尊严。

失信于民没有尊严。越是禁止人民讲真话，越是文过饰非，就越没有尊严可言。根据官方杂志《小康》2009年公布的调查结果：有49%的人对政府、人际、公司三类的信用危机表示“都非常担心”；37.8%的人则更担心政府的信用危机。公众对“您相信政府公布的各种社会经济调查数据吗”的提问，表示不信任的比例高达91.1%。农民、宗教职业者、性工作者、军人和学生被选为本年度最讲诚信的五个群体，政府官员的信用，亟需赶超小姐。

人民普遍富裕才有尊严，分配不公、贪腐严重的国家没有尊严。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六十年间财政收入增长985倍；外汇储备增长近14000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六十年间仅增长了18.5倍，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目前还不到城镇居民的1/3。另据财政部的统计数字，中国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世界平均数值为31.7%；10%的最低收入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1.4%，世界平均数值是2.5%。中国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几个国家之一。世界银行指出，中国贫困人口数在国际上排名第二，仅次于印度。

尊严植根于国民素质，教育落后的国家没有尊严。“产业化”的中国教育生产线，只会制造“标准件”，扼杀的是民族的创造力。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最近披露的数据，目前我国实际的公共教育投入仅占GDP的2.4%，低于印度的2.7%，相当于美国的一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扩大。目前这一指标的世界平均水平为4.9%，发达国家为5.1%，欠发达国家为4.1%。即使我国在今年达到1993年提出的4%，也只是欠发达国家水平。

温总理2月27日与网民交流时，对“尊严”的含义作了解释，提出保护自由、人权并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社会的全面发展必须以每个人的发展为前提。如果他在余下的任期内，有能力解决政府公信力、分配不公和教育三大难题，尊严才不会是一种奢望。

六、改革：改革者的墓志铭？

温总理历次重要出镜，都留下一些感人的名言警句，今年也不例外。他在2003、2008年和今年人大，都引用过“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格言。无独有偶，其前任朱镕基1998年上任时，也站在同一地方说过：“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说到“万丈深渊”，令人想起西哲尼采的格言：“当你凝视万丈深渊的时候，万丈深渊也在凝视着阁下。”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家结局堪叹，改革开放以来，两任执政党领袖先后悲壮牺牲，尽管很少有人提起，但作为改革家，他们保持了历史尊严。此时此刻，我想套用一下诗人北岛的名句：“腐败是腐败者的通行证，改革是改革者的墓志铭。”

两年前的这个时候，我曾写过一篇《历史留给改革的时间不多了》。今年两会前温总理也曾寄语网友：“有一种十分珍惜的感情，因为我知道这样的机会不多了。”这句话令人百感交集，邓小平在80年代就曾警告：“如果改革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播下龙种，收获跳蚤，体制内外利益纠葛盘根错节，“卖地财政”成了政府圈钱，拆迁暴政迹近直接抢钱。回顾三十一年来的改革，如同重新经历一场财富再分配。

改革还有没有可持续性，决定执政的可持续性。始于1978年的改革，已接近四个八年抗战的周期，时间不多了，机会不多了，关键是公众的耐心似乎也不多了。

2010年3月17日风雨读书楼

(作者为北京作家)

(责任编辑吴思)

2010年第5期　世博会与亚运会的不同舆论生态·周筱赟

今年5月1日至10月31日，“2010年世界博览会”在中国上海举行，历时184天。作为首次在中国举办的世界博览会，自然引起上上下下的关注。其后，从11月12日开始，“第16届亚洲运动会”在中国广州举行。作为一个曾经在上海生活工作过多年，现在又在广州生活工作的媒体人，以我个人的观察，我发现对于当地主办的最大项目，从官方到民间，上海和广州这两座城市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舆论生态。从中或许可以折射出两地舆论管理机构的不同思路，写出来供大家参考。

上海到底欢不欢迎你？

我注意到上海集中舆论力量宣传博览会，是从今年1月21日开始。当天是上海世博会倒计时100天，我在广州看到当天的全国性媒体，连篇累牍地宣传上海世博会的重大意义，以及领导如何重视，上海的普通市民又是如何支持世博会，等等。乃至说到世博会工程的拆迁，电视镜头里出现一个老太太出来说如何支持拆迁。而在此之前，刚刚发生成都市民唐福珍为对抗暴力拆迁而自焚死亡的事件，引起全国舆论的一致谴责，并最终迫使有关部门明确表态废止《拆迁条例》，代之以《征收条例》，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拆迁还做出如此表态，确实令人诧异。

据今年3月23日《中国经济周刊》报道，为了挪出5.28平方公里世博会园区，共动迁了包括270多家企业和1.7万余户居民。这还不包括世博会其他一系列配套重大工程的拆迁。当然，作为世博会这样的大项目，必然要涉及拆迁，其实，我作为媒体人，关注的是这些拆迁户的补偿是否到位，够不够在同一地段购买相同面积的房屋，如果必须搬迁到其他区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受到的影响如何解决等等。但相关报道对此只字不提。

今年的春节，我是在上海度过，看到了上海本地媒体对世博会的宣传。即使在春节期间，上海本地电视播放的新闻，也大多和世博会有关。甚至地铁上的移动电视，播放的社区新闻，几乎一半都关于世博。当然，全部都是正面宣传，无一例外。比如几位拆迁户，电视报道他们的临时安置房位于某区，强调环境如何优美，配套设施如何完备，他们如何感谢党和政府，但唯独没有提供如何解决这些人生计问题的信息。住到临时安置房内的，势必是社会弱势群体，如果是上班族，新居住地离单位距离改变，坐车上下班时间是否大大延长？如果是摆摊做小生意、开小饭馆等等，搬迁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原有的社会关系全部消失，他们的生意如何维持？这些信息，报道完全没有提供。

我印象很深的是，由于世博建设，某条公交线路的运营时间缩短，面对电视镜头，一位年轻男子称：“这挺好的，不会影响到我上班。”这完全违背了正常人的逻辑。如果新闻报道只能这样做，那公众怎么能对媒体产生基本的信任感呢？行政权力具有无限扩张的天然冲动；媒体的天职之一，应当是反映民生疾苦，遏制行政权力的扩张。早在2005年12月20日，在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胡锦涛总书记就提出“要完善对行政管理权力的监督机制，强化对决策和执行等环节的监督”，中共十七大报告更是明确指出：“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今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3月5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里，明确说：“深入推进政务公开，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同时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其中的“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更是前所未有的新提法。而这些权利的保障，媒体具有关键的作用。政府本来就是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它提供的公共服务是否完善，本来就是应该由公众通过媒体舆论来批评、监督。政府更是要直面批评，愿意接受舆论的批评和监督，而不是利用行政权力制造全面表扬政府的舆论环境。

然而，随着倒计时开始，上海进入“世博会时间”之后，好像现在上海这个城市，就是为了世博会的举行而存在似的。任何不利于世博会的言行，都要被扼杀在萌芽中；作为上海市民，表态支持世博会成了义务，否则就是不顾大局。

但是，公众的情绪并不会因为本地媒体的有意规避和正面表扬而不存在。一首恶搞版《上海不欢迎你》在上海受到热捧，说明了正面报道之下的潜流。

去年11月28日，在上海举行的一个摇滚音乐节中，有一个叫“顶楼马戏团”的乐团借用《北京欢迎你》的曲调，演唱了一首《上海不欢迎你》。此后，该视频在网络上广为流传，一度多达240万个（而现在通过搜索引擎，几乎无法搜到一个）。歌中唱道：

上海不欢迎外地人伊也不欢迎上海人，

上海只欢迎一种人就是有钞票额人。

上海不欢迎你，除非来买东西，可是我们身上都没有人民币。

上海不欢迎你，世博会实在是了不起，全世界有钱人来相聚。

上海不欢迎你，除非来买东西，我们没有文化也没有人民币。

上海不欢迎你，世博会实在是了不起，全世界有钱人都来勃起。

据现场视频显示，一曲爆响，全场大动，场内乐迷无不振臂高呼，可见引起了现场观众的强烈共鸣。歌词把贫富阶层做了简单对比，涵义略显浅薄，至多只能说是一种戏谑成分。

《上海不欢迎你》还有多段上海话的旁白，自我介绍时说道：

零陵路93号住了一帮摇滚青年，

地下室有五间房间价钱也蛮便宜。

排练好到对过小饭店老酒再咪一咪，

可惜到了今年年底就要面临世博会动迁。

这就反映了社会弱势群体对于其底层生存环境即将被彻底打破后的不稳定感、惶恐感。就是我前文所说的，搬迁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原有的社会关系全部消失，如何维持原有的生活？没有租金便宜的房子可住，没有低廉的小饭店喝酒，诸如此类，等等。

歌中还有对时事的讽刺：

来工地旁边散步，

当心大楼横倒。

多多囤积大蒜，

价钿还要炒高。

开车子谨防倒勾，

最好熊姐当保镖。

这里共谈及四件时事，一是去年6月27日，上海闵行区“莲花河畔景苑”小区一栋在建的13层住宅楼整体倒塌；二是去年甲流爆发，因传说大蒜能预防甲流，大蒜价格猛涨十数倍；三是去年10月，媒体曝光上海浦东新区、闵行区等区的交通执法部门数年来雇用“钩子”，采用“钓鱼”执法治理“黑出租车”；四是去年10月，上海市南湖职业学校二分校女生熊某殴打女同学的视频被曝光，视频中扇耳光、揍腹部、扯头发、背后飞踹等场面极度暴力。这四件时事中，尤其是“楼倒倒”和“钓鱼执法”，发生在世博会前，被认为严重损害了上海的城市形象。

总之，这首《上海不欢迎你》，只是反映了上海部分民众的一种情绪，戏谑的成分居多，根本没啥大不了的，但是据报道，该乐队的主唱，因公开演唱这首“不和谐”歌曲，竟被当地文化管理部门约谈“喝茶”。

广州“被亚运”和上海“被喝茶”

对于迎接亚运会的广州，多个围绕亚运会的庞大的整治项目展开，也影响到了广州公众的日常生活。类似于《上海不欢迎你》，广州也有人用《北京欢迎你》的曲子，恶搞了一首《广州欢迎你》表达不满情绪：

我家路面常打开，乐不乐意随你

一到下雨深不见底，你会爱上这里

不管新旧随便挖开，请不用客气

东西南北都是工地，我们欢迎你

我们养着规划局，书写每段传奇

中山立交变成骂名，他们不会在意

东西南北同时开工，请不要拘礼

施工快慢都没关系，反正按工期

广州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

流动中的空气充满着尘泥

广州欢迎你，在天河路上屏住呼吸

在岗顶十字路上堵死你

我家的车很难开，一小时一公里

到了上下班的时候，更是恐怖时期

天大地大都是红灯，50米就停

内环路和BRT，只为堵死你

广州欢迎你，像音乐感动你

让我们有时间去听听调频

广州欢迎你，有道德谁都看不起

有勇气你就插队去

这首歌背景是，为迎接2010年亚运会，广州市在去年密集启动了81条主干道的维修改造工程。由于工期比较集中，城市中心区尤其是广州天河区的交通拥堵情况加剧，成为广州市民和本地媒体每天批评的话题。《广州欢迎你》的歌词和《上海不欢迎你》类似，也是极尽嘲讽挖苦之能事，表达对广州交通拥堵的不满。

然而，作者不仅没有被文化管理部门约谈，这首《广州欢迎你》还让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亲自为亚运工程对市民生活的干扰而道歉。据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报道，去年10月21日，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公开表示：“因为我们实施迎亚运的城市综合整治工程，对道路进行维修改造，从而造成对市民生活的影响，市委市政府要向市民表示道歉。”朱小丹还主动谈及网上热传的《广州欢迎你》：“我没听过那歌，但是我看过那个词，前面都挺到位。这个《广州欢迎你》讲广州的交通拥堵问题，我个人觉得，有那么一点夸张，但讲的基本还是事实。”

与之相对照，近年来，在一些地方政府，即使没有任何夸张，只要是批评政府的言论，就被以“诽谤政府罪”名义跨省追捕、拘留乃至判刑，如重庆彭水诗案、山东曹县帖案、辽宁西丰进京抓记者案、河南灵宝王帅帖案、内蒙古鄂尔多斯吴保全案等等，到今年2月又发生湖北十堰陈永刚案。情节如出一辙，罪名大同小异，地点则遍布全国。实际上，根本不存在“诽谤政府罪”，因为诽谤罪的对象是自然人，政府不能成为诽谤罪的对象。而广州市委书记觉得歌词有点夸张，但仍然承认讲的基本还是事实，这就是最大限度尊重舆论、有自信直面舆论监督的表现。本来，让老百姓有个发牢骚的管道，释放不满情绪，可以减少酿成恶性群体事件的几率。

在迎接亚运会的建设过程中，广州全城媒体都持续不断揭露批评亚运工程对市民日常生活的干扰，媒体还频繁使用一个词“被亚运”。《广州欢迎你》，包括《南方日报》在内的广州所有日报类媒体都报道了。而上海的媒体氛围和广州完全不同，我在所有上海公开媒体上查不到任何关于《上海不欢迎你》的报道，连演唱者被请去“喝茶”，也是外地媒体报道的，上海媒体就当这事不存在。在上海，我看不到一家上海媒体对世博会的哪怕细节方面的批评，看到的全是广大上海市民的支持和拥护。

我觉得最能反映一些当地官员不自信的是，去年11月，上海嘉定区的世博论坛邀请青年作家韩寒去做演讲，结果韩寒一上台就说，他讲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糟糕”，正好和世博会的宣传口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相反。韩寒还说：“期望世博早日地开幕，如果是城市让生活更痛苦的话，我就希望它早日地闭幕。”结果全场哗然，本来正在直播的电视信号也被立即切断。

其实韩寒的讲演，只是讲了上海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油价上涨、交通堵塞、房价高企、卖地财政等等问题。在广州的媒体上公开讨论这样的问题，根本不存在任何障碍。我就不明白，这些地方官员怎么胆小到这种程度？世博会不能只关注上海这个城市最光鲜的一面，更不能回避由于世博会场馆建设而产生的问题和矛盾。世博会的发起机构国际展览局的主席让·皮埃尔·蓝峰，去年11月12日在北京召开的第7届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国际论坛上发表讲演，也发表了同样的意思。他说：

女士们、先生们，答案并非显而易见，上海世博会的组织者们他们不应该隐藏城市的问题和遇到的难题，这些中国的总理温家宝先生已经提到了。要解决我们所面临的许多困难，又不能够只专注于城市里面最光鲜的一面，而是找到问题的根源。这点正如伟大的中国的哲学家孔子所说的，“切问而静思”。

而在上海世博会的官方网站上（连同上海本地的新闻网站），相应的这段话却变成了：

女士们、先生们，答案并非显而易见，希望上海世博会的组织者们找到问题的根源，解决我们所面临的许多困难。我想引用伟大的中国哲学家孔子所说的：切问而近思。

除了显然由于不同翻译而造成的细微文字差异外，最大的不同，是关于世博会的组织者不应该隐藏城市的问题的论述，竟然全部消失不见了。上引蓝峰发言全文的完整版，我是在人民网（北京11月12日电，记者曹华）找到的。难道国际友人提及上海世博会也存在问题和困难，我们连公布这样的话的自信都没有了吗？

我曾在上海生活工作过多年，以我的感觉，上海没有媒体，只有宣传。这没有经过定量分析，这只是一种感觉，当然存在片面。但如果媒体制造一种全面表扬的氛围，规避一切批评报道，这无疑会鼓励说假话、空话、套话。让表扬政府成为常态，与当地公众的主观感受产生巨大差距，使他们天然地不信任媒体，认为媒体不是公众的代言人，而是政府的传声筒，那如何才能实现《政府工作报告》中说的“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呢？

“打开广州报纸天天批评亚运工程”

在广州，由于媒体成天批评亚运工程的扰民，以致连广州市的高层官员，也出来做这样的表态。除了前述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道歉外，今年1月20日，广州各媒体都报道了广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苏泽群痛批部分亚运工程扰民，苏泽群说：“我可以用三个‘一塌糊涂’来总结（部分亚运整治工程），一是管理漏洞，工地不文明不节俭；二是监管漏洞很多，比如不负责任、不到位、不得力；三是道路整治工程漏洞很多，挖出的泥随意堆在路边的，这些报纸都有批评。”

苏泽群说：随着去年整治工程开始后，媒体开始报道一些工程存在扰民的现象，“这让我就没有什么好心情，天天打开报纸就是批评。”这就说明了广州的媒体氛围和上海的完全不同之处。广州是报纸天天批评亚运工程，以致书记、市长不得不出来表态，而上海，媒体自然是一片赞歌，媒体报道中看不到一点负面情况。

苏泽群副市长表态后，1月21日在广州人民广场举行的亚运整治工程咨询会上，一位市民在广州人民广场上戴墨镜口罩、背后挂着投诉标语“救救广州吧”，逢人就散发自印的传单，口中不停高声喊道：“亚运改造也不能这么浪费，有钱不如用来控制房价上涨。”他说：“广州为迎亚运会开展的穿衣戴帽工程，有很多都富有建设性，但也有很多铺张浪费、劳民伤财的。”在广场上接访的广州市建委主任简文豪对他的当面监督表示感谢，并当众将手机号码留给他，承诺有投诉一定认真处理。广州各媒体均用整版的大篇幅做了报道，又是大幅照片又是专访。第二天的消息，是有关部门采纳了他的建议，比如“口罩男”所质疑的广州现在各大道原来好好的花基石和路沿石要更换为花岗岩，就不再强行更换。光这一项，后续报道称可以节省材料费用5000万元。

而在上海，我无法想象可能有人敢公开质疑世博工程是“铺张浪费、劳民伤财”。即使有人敢这么说，也不可能有上海任何媒体报道，而敢到公开场合像广州“口罩男”那样散发这类传单的人，至少我可以肯定，他不会受到类似广州官方给予的礼遇。世博工程是否也可以向亚运提出的“节俭办亚运”学习呢？1935年，比利时布鲁塞尔世博会的主场馆是当时兴建的会展中心，而23年之后的1958年，世博会再次在布鲁塞尔举行，比利时人并没有另起炉灶，只是在旧有场馆的屋顶上覆盖了一层新材料，使得它们看上去就像新建的。直到今天，这座已经75岁的老建筑，仍是欧洲最大的展览会场地之一。比如每年1月的欧洲汽车展，就是在布鲁塞尔会展中心举办。

与我们相比，比利时人就显得太寒酸了。此前有媒体报道称上海世博会预计投资4000亿元，堪称“史上最贵的世博会”，对此，上海官方在今年3月7日回应，表示“不知道4000亿是一个什么概念”，上海世博会通过审批的建设投入预计为180亿元，营运投入为106亿元，这两部分费用共计286亿元，在上海世博会后由审计单位审计，再向社会公布。其实，4000亿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副局长周汉民主动透露给媒体的。在2004年5月31日举行的2005年日本爱知世博会中国馆推介说明会上，周汉民称：“上海世博会财政预算方案目前已经初步确定，总预算高达3000亿至4000亿元人民币，其中三分之一将通过资本市场来募集。”周汉民介绍，“世博会原先的财政预算只覆盖了世博会园区内部分的5.28平方公里，总投资额仅30亿美元。”而新预算方案则分为园区内和园区外两部分。新增款项主要用于因增加范围而加大的基础建设投入，其中包括浦东机场扩建工程、有轨交通等项目。这一消息，国内多家媒体有报道，如2004年6月2日《新京报》（记者赵谨）、6月3日《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朱菲娜）、6月8日《信息时报》（记者邓志斌）。当然，园区内场馆的直接建设费用和园区外的基础建设投入有所区别，这就需要有关部门在财政投入上通过法定程序，并及时、公开、透明地向社会公布，才能消除公众的疑虑。

而在今年2月初的广东省人代会上，专设记者会回答第16届亚运会的筹备情况。广州亚组委常务副秘书长、广州市副市长许瑞生表示，第16届亚运会组委会在成立之初，就专门成立了广州亚组委监督委员会，成员包括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各界别的专家，监督亚运经费的使用。亚运场馆压减后，实际用了约80亿，其中社会资金占20亿左右。亚运在筹备过程中的经费，也一直有跟踪审计，赛后的审计报告也会公之于众。

两相比较，广州多了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组成的监督委员会，参与经费的监督。这即使是做秀，也是一种顺应民意，公开政务信息的表现。

更让人吃惊的是，广州市常务副市长苏泽群还公开质疑亚运整治工程背后存在官商勾结：“我现在拿着昨天的建筑企业诚信综合排名表，发现前100名的企业没几家是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多数是500或600名排名的企业在做人居整治工程。香港要有良好记录的企业才能承接政府工程，现在承接亚运整治工程的都是几百名后的企业。”而在上海的媒体，我们完全看不到这样的言论，更不要说官员向媒体公开说出这样的言论。

去年，深圳市民吴君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向广州市政府提出公开公共预算的申请，结果广州市在政府网站公布了114个部门的预算，此后经过众多网友的研究，发现了很多问题，广州的媒体纷纷要求政府部门做出相关解释。虽然此后政府部门的解释多有牵强，但这种公开的姿态还是值得赞赏的。而上海市政府以“涉及国家机密”为由，拒绝公开预算。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只有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不予公开，政府预算被明确规定为主动公开的信息。

梁启超百年前的憧憬何时实现？

雷颐先生写过一篇《百年前梁启超憧憬的上海“世博会”》（载《南方都市报》2009年11月22日历史评论版），介绍梁启超在1902年创作了专谈中国的“政治幻想”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其中竟然预言了“上海世博会”。小说想像1962年各国政要齐集南京，庆祝中国维新50周年，一时“好不匆忙，好不热闹”：

那时我国民决议在上海地方开设大博览会，这博览会却不同寻常，不特陈设商务、工艺诸物品而已，乃至各种学问、宗教皆以此时开联合大会（是谓大同）。各国专门名家、大博士来集者，不下数千人。各国大学学生来集者，不下数万人（眉批：专为请求宗教学问而来者已不下数万人，余者正不知凡几）。处处有演说坛，日日开讲论会，竟把偌大一个上海，连江北，连吴淞口，连崇明县，都变作博览会场了。（阔哉阔哉）这也不能尽表。

也就是说，梁启超憧憬的上海“世博会”，不仅展示各种产品、各种商务活动，而且是“处处有演说坛，日日开讲论会”，是全球各种知识、观念、宗教、思想碰撞、交流的公共空间。而从这点要求看来，世博会与梁启超还有不小的差距。梁启超在1902年时的设想，到了108年后的2010年，还是没能实现。

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曾将世界公园等3个公园辟为游行示威区，广州亚运会也遵循这一惯例，在亚运城划一块地方供游行示威。这种保护公民表达自由的措施，体现了时代的进步和中国的开放。更值得关注的是，广州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副主任、亚运安保办副主任安要贞提到游行示威区时，表示在遵守我国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愿意去的就去”。这似乎暗示，将放宽对游行示威申请的审批。是否真的如此，当然要到11月的亚运会才能揭晓。

而上海世博会组委会，则是宣布没有考虑过设立示威区，原因是世博会不涉及政治。可是，奥运会也同样不涉及政治，而且中国政府一向明确反对把体育政治化，但为什么要设立游行示威区？这是为了逐渐和国际接轨，同时也表明了中国政府的开放姿态和勇于承担责任的态度。让公众的负面情绪有个出口，才能避免形成周瑞金先生所忧虑的“民情堰塞湖”，即“民怨、民愤淤积，最终可能会冲毁改革以来形成的经济繁荣和制度化成果，出现全社会上上下下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周瑞金：《希望在于人民的强势》，载《炎黄春秋》杂志2009年第6期）要实现这一目标，实在是任重而道远。

我觉得，虽然上海的经济总量非常巨大，但从公民社会的成长和公共媒体的开放程度而言，上海和广州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利用行政权力制造全面表扬政府的舆论环境，会让上海失去一个城市应有的活力。

（作者系广州媒体人）

（责任编辑　李　晨）

2010年第5期　苏东国家领导人更替的教训·张利华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东欧发生剧变，苏联共产党自行解散，东欧各国共产党下台、改名、分裂。出现如此结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少学者从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方面分析了原因。然而，笔者认为，有一个原因倒是值得重视的。这就是，在苏联、东欧剧变之前，这些国家的执政党领袖出现了严重问题，他们当中，有的个人独裁，有的斗志消退，有的蜕化变质，有的脱离群众。党领袖的严重问题直接影响了党的威望，使党逐渐丧失了民心。

为什么苏联、东欧国家执政党领袖出现了严重问题？关键在于这些国家执政党领袖更换和权力交接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前苏联、东欧国家执政党领袖更替过程及权力转换有以下几种情况：

1.党内激烈斗争

1924年1月列宁逝世，斯大林担任俄共(布)中央总书记。当时，总书记的权力并不大，仅限于主管党务，国家决策和管理权掌握在人民委员会手中。1925年，斯大林联合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挫败了掌握军事大权的托洛茨基，解除了托洛茨基陆海军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次年，斯大林联合布哈林打败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新反对派”。1927年，斯大林又与布哈林等人联手打败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联合反对派——“托季联盟”。紧接着，斯大林同布哈林发生了思想分歧，1929年11月，联共(布)中央全会通过《关于布哈林集团》的决议，取消布哈林政治局委员资格(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经过四场激烈的党内斗争，斯大林打败了所有的反对派，成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1941年，斯大林兼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苏联国防委员会主席和武装力量最高总司令，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赫鲁晓夫夺取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权力也经历了激烈的党内斗争。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联合布尔加宁、米高扬等人与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进行了明争暗斗，1955年2月，马林科夫被迫辞去部长会议主席。1957年，“马林科夫反党集团”被粉碎。次年，赫鲁晓夫兼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将党政最高领导职务集为一身。

2.“宫廷政变”

赫鲁晓夫就是在党内高层密谋策划的“宫廷政变”中下台的。1964年，苏共第二书记勃列日涅夫与中央主席团委员波德戈尔内、柯西金、苏斯洛夫、谢列平以及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等人利用众多党政领导干部对赫鲁晓夫“重大失误”的不满情绪，趁赫鲁晓夫外出之机秘密活动，做通了大多数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中央委员的工作，并起用克格勃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是年10月中旬，勃列日涅夫和苏斯洛夫召集苏共中央主席团紧急会议，赫鲁晓夫从度假地匆匆回到首都，一下飞机就被克格勃人员带到会场，苏斯洛夫等人在会上发动“突然袭击”，他们发表长篇讲话，历数赫鲁晓夫的种种错误并加以严厉批判，逼迫赫鲁晓夫立即辞去党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等一切职务。经过此番突然袭击和激烈较量，赫鲁晓夫败下阵来，被迫辞职下台(谢尔盖·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下台内幕及晚年生活》，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1-149页)。勃列日涅夫当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进入了勃列日涅夫时代。

3.中央主席团暗箱操作

勃列日涅夫之后的苏联共产党和东欧国家执政党普遍采用了中央主席团秘密酝酿党领袖候选人，提交中央全会表决通过的方式更换党的最高领导人。1982年11月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去世后，掌握党的意识形态、人事权力和克格勃大权的安德罗波夫占了上风，经中央主席团秘密酝酿，提名安德罗波夫为党中央第一书记候选人，在中央全会通过。1984年2月安德罗波夫去世后，戈尔巴乔夫与罗曼诺夫展开了争夺最高权力的角逐，在权力斗争相持不下的局面下，中央主席团暗箱操作，推出年老体弱的契尔年科为党中央第一书记候选人，在临时中央委员会通过，戈尔巴乔夫任第二书记。1985年3月契尔年科去世，戈尔巴乔夫凭借八面玲珑的政治手腕获得了中央主席团的提名，继任苏联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若列斯·梅德维杰夫：《戈尔巴乔夫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7年版)。

党内高层关键人物操纵党领袖更换的事例在阿尔巴尼亚也发生过。1985年4月，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总书记恩维尔·霍查去世，经党中央政治局秘密酝酿，提名阿利雅为党中央第一书记候选人，在党的特别中央全会通过。在此过程中，掌管党中央组织部门大权的霍查夫人奈吉米耶暗中操作，她对阿利雅继任党中央第一书记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参见《阿尔巴尼亚前领袖霍查的亲密战友谢胡自杀之谜》，《扬子晚报》2004年12月13日)。在党中央主席团或政治局秘密酝酿党领袖候选人的过程中，党内高层权力斗争错综复杂，利益交换和密谋策划充斥其间，严重影响了党的肌体的健康。

4.苏共领导人把关

这种情况发生在东欧国家。1956年“匈牙利事件”发生后，格罗取代拉科西担任匈牙利执政党第一书记，卡达尔取代格罗担任匈牙利执政党第一书记，都是在苏共领导人授意的情况下进行的(廖盖隆、梁初鸿等主编：《社会主义百科要览》，第2276页)。1956年6月波兰“波兹南事件”爆发后，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全会选举哥穆尔卡为第一书记，遭到赫鲁晓夫的质疑，后由波兰党领导人与赫鲁晓夫反复磋商，经赫鲁晓夫同意后，哥穆尔卡才得以继续任职(同上书，第2049-2050页)。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发生“布拉格之春”事件，8月20日，以苏联为首的华约条约国家部队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将捷共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和其他捷共领导人挟持到莫斯科。在苏共领导人的胁迫下，1969年4月，捷共中央全会解除了杜布切克第一书记职务，任命胡萨克为捷共中央第一书记(同上书，第2107-2108页、2114页、2116页)。

苏联及东欧国家执政党领袖的更换和权力转换之所以出现严重问题，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党都没有采用党内民主竞选的机制和程序选举党的最高领导人，其中央委员会对党领袖的选举流于形式。这样做，使党领袖不受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制约，不受党的监察机关的监督，更不受普通党员的约束，党的领袖一代不如一代。而由这种体制确立的干部自上而下的委任制，使党的干部“眼睛只向上看”，官僚习气盛行，严重脱离群众。

没有经过党内民主竞选而产生的党领袖依靠强大的国家机器进行统治，其权力日益膨胀。有的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有的实行个人独裁，有的大搞个人崇拜，有的蜕化变质。如此脱离群众的党最终被人民所抛弃。惨痛的教训告诉人们，执政党实行党内民主多么重要!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

(责任编辑李晨)

2010年第5期　秋瑾案与林昭案的启示·刘凤梧

鉴湖女侠秋瑾于1907年与徐锡麟等组织光复军，密谋在安徽、浙江等地起义，反抗满清统治。不料被奸人胡道南出卖，绍兴知府贵福电请浙江巡抚张曾扬同意，即于1907年7月14日(一说13日)派山阴县令李钟岳率兵包围秋瑾所在的大通学堂。

李钟岳耕读传家，为官深得民心，他不甘心做清廷的忠实鹰犬，面对捕杀革命者的苦差，也曾多次婉言拒绝；但满族出身的贵福执意不从，他只得昧着良心执行命令。逮捕现场，为防意外，他曾多次向士兵大声疾呼“但加逮捕，弗许伤害”。秋瑾被押至山阴狱中，贵福立即命李钟岳连夜严刑拷问。但李钟岳不肯刑讯逼供，只是拿出纸笔让秋瑾自己书写供词，这才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的千古绝唱。贵福急于结案，7月15日，便匆匆忙忙与张曾扬往复电报商议，最后张同意“将秋瑾先行正法”。贵福如获至宝，立即命令李钟岳执行。李钟岳正义凛然地反问：“供证两无，安能杀人？”因此“竭力阻拒，几至冲突”。但是上命难违，拖至子夜时分，他只得去见秋瑾，告之：“事已至此，余位卑言轻，愧无力成全。然汝死非我意，幸谅之也。”说完，他“泪随声堕”。李钟岳仍尽自己的能力所及，答应秋瑾提出的“不要枭首，不要剥去衣服”，使之最后保存了一点点做人的尊严。

李钟岳此举当然大大地触怒了贵福等人，没过多少天，他便被撤职了。离开山阴前夕，他愤怒地将大堂所陈列的天平架劈毁，并掷地有声地大呼：“若借此想见好上台，便是禽兽!”他暂寓杭州，良知和正义每天煎熬着心灵，经常反复念叨“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渐渐地，他产生了以死殉道的信念。几次自杀均被人救下，不幸最终还是自缢于屋旁，离秋瑾被害还不到一百天。公平地说，李钟岳对于秋瑾之死，是没有多大的责任的。他对“禽兽”们的野蛮法律无可奈何，但展示了封建时代一个知识分子的美好人性。所以，《新浙江潮》主笔王卓夫说：“李公为专制时代良吏，既因秋案如是，乃附祀秋祠，以光泉下，该社均表同情。”

秋瑾遇难之后，《申报》、《文汇报》、《时报》等各大报纸纷纷斥言：“绍府蒙上，浙抚欺君，秋瑾无供无证，处以极刑，无法可据。彼所根据者，是彼心腹中野蛮之法律。”在舆论压力下，贵福、张曾扬在原地呆不下去了，贵福谋调浙江衢州未果，转而请调安徽又被拒绝，只好改名换姓再设法钻营出路；张曾扬欲调往江苏，也遭到当地的强烈反对，不久即郁闷而死。

我们应该特别指出，因秋瑾被杀而引发的李钟岳的自杀、贵福的隐匿、张曾扬的郁死，都是发生在满清王朝尚未垮台的时候，专横昏聩的慈禧太后还握有绝对的权力。是舆论，是民心的向背，对上述三人形成了强大的心灵拷问；三人末路有所不同，也折射出他们人性有善恶之分、美丑之别。

林昭，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名字。她1954年以江苏省高考第一名被录取到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很快便以“才女”之名声震全校，曾任北大学生综合性文艺刊物《红楼》的编委。

1957年，一个漆黑的夜晚，“左派”们集中火力反击“右派”，前呼后应，声嘶力竭。林昭一反往日的文雅温柔，奋力跳上一张餐桌，愤怒地反驳：“我们不是号召党外的人提意见吗？人家不提，还要一次次地动员人家提!人家真提了，怎么又勃然大怒了呢？……自整风以来我一直没有说话，也没有写过什么，为什么？我料到：一旦说话也就会遭到像今晚这样的讨伐!”面对“你是谁”的喝问，她朗朗地答道：“我是林昭……你记下来，双木三十六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刀在口上也好，刀在头上也好，今天既然来了，也就没那么多的工夫去考虑那么多的事!”

从此以后，林昭便踏上了万劫不复之路，被划“右派”，劳动教养，判刑二十年，直至被秘密处决。但即使在1980年8月20日上海高级法院为她作出的“平反裁决”中，都没指出她到底是以何罪名罪状被处死!连个“莫须有”也没有!

在狱中，林昭的双手曾被两副手铐交叉背铐达半年之久，就连女人的生理期来了，也毫不宽贷。管教人员还唆使同牢的女流氓、娼妓们撕、打、掐、踢、咬、抓林昭。林昭常常被折磨得口鼻流血，脸被抓破，遍体疼痛；衣服裤子也都被撕破。甚至有的狱警还想强奸她，迫使她不得不每天把上下衣服用针线缝起来，大小便时拆开，便后再缝上。

真正令林昭走上死亡之路的，恐怕还是她在监狱中割破血管，用发卡沾着写在衣服、被单、墙壁上的几十万字的诗文。

她写道，“1957年是一个染满中国知识分子界和青年群之血的惨淡悲凉的年份”，她“断然不能容许自己堕落到暴政奴才的地步”。

她对于自由的理解，对奴役制度的思考也达到通常难以企及的高度：自由是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整体，只要还有人被奴役，生活中就不可能有真实而完满的自由；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即使奴役他人者也同样不得自由。她说：当我们深受暴政的奴役，我们不愿做奴隶的同时，我们自身作为反抗者，但也不能建立新的形式的奴役制度。

在万马齐喑的年代，她的呐喊使我们这个民族于天地之间站立的时候，减少了一点儿愧色。

直至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林昭的片段诗文，这还是一个有良知的狱警，冒着杀身大祸从狱中为她偷送出来的。而林昭用绝食等激烈手段，强行迫使狱方所保留下来的全部原始审讯记录，据说有四大箱，同被搜缴的其他遗著一起档案封存，声称五十年以后才能解密。

她这样一个思想的先驱，行动的巨人，当然不能见容于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她自己也知道“他们杀机已定，哀求之与痛斥之，其结果完全相同。相信历史总会有一天会说到今天。”

1968年4月29日，林昭被押赴上海龙华机场，口中塞着橡皮塞子，防止她喊口号，颈部绑着塑料绳子，扣紧喉管防止她发声。在机场跑道上，执行人员向她腰上猛踢一脚，跪地之后对准她开了一枪。她倒下后又慢慢爬起，他们又向她开了两枪。看她倒地不再动弹，便将她拖入一辆吉普车飞驰而去。事后，有关人员还找到林昭之母，让她上缴子弹费。林母听后，当即昏厥倒地。

秋瑾被称为中国有史以来因政治而被杀害的第一位女性，林昭能不能算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因“思想罪”而被杀害的第一位女性呢？杀害秋瑾的直接责任人是张曾扬、贵福、李钟岳，将林昭划为“右派”、判处徒刑的直接责任人是谁呢，杀害林昭的直接责任人又是谁呢？迄今为止，任何媒体上都未曾明确透露，也从未听说任何参与整治林昭的人站出来公开认错道歉。这些人的思想境界同李钟岳相比，简直有天地之别，即使同张曾扬相比也差了许多。我们是将这一切罪行简单地算在“运动”、林彪、“四人帮”头上，便皆大欢喜庆祝胜利呢，还是以犹太人百折不挠地追捕屠犹纳粹凶犯的精神追究下去呢？

秋瑾被害以后，当时的舆论界并没有简单地把杀害秋瑾的罪行都算在慈禧太后头上完事大吉，而是对张曾扬、贵福进行了不遗余力的口诛笔伐，将二人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所以，共和的旗帜终于飘扬在神州大地。以色列人也没有简单地把所有的屠犹罪行都算在希特勒头上便偃旗息鼓，而是对所有证据确凿的纳粹凶犯一个也不放过，哪怕只是一个下级官兵也穷追不舍。所以，以色列人空前团结，国虽小而势日强，许多阿拉伯国家联合起来与其为敌也不占上风。

我们要追究林案的直接责任人，并不是肆意报复。在那个是非混淆的年代，作恶者也不过是主谋们手中一颗任意摆布的棋子。我们应该宽容，但宽容的前提必须是作恶者认罪，不然他们在逃脱之余还会暗中窃笑宽容者的软弱无能。中华民族不是一个勇于忏悔的民族，更少有勇于负责的硬汉，我们不要指望作恶者有一天会良心发现，做出“杀人者，打虎英雄武松也”的壮举，而应该锲而不舍地追究下去，直到全部真相大白于天下!

我们对林昭这样的民主英雄宣扬得很不够，对残害他们的主犯帮凶追究得更不够。不要天真地以为，秋瑾、林昭的命运离我们普通人很远。正如德国神父马丁所说：“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不是工会成员，我不说话；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我们更不要天真地认为，“扩大化的反右派运动”、“文化大革命”等等虐待人民的各种运动一去不复返了，只要不能确立真正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只要不能将一切迫害善良正直人们的主犯与帮凶绳之以法、警示后人，遇有适当时机，秋瑾、林昭的悲剧重演的机率就会很高。

(责任编辑李晨)

2010年第5期　我的父亲李汉俊·李声馥

我的父亲李汉俊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父亲1890年出生于湖北潜江，他少年时代就胸怀大志，十四岁时得到伯父的好友吴禄贞的赏识和帮助(吴是兴中会员，为湖北民族民主革命的先驱)，得以随着我的伯父李书城到日本留学(李书城是同盟会的创始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为中央人民政府首任农业部部长)。伯父学的是军事，父亲学的是工科，但是父亲却十分喜欢阅读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对正在西方和日本蓬勃兴起的社会主义思潮十分留意，开始对马克思主义感兴趣。父亲在日本从中学读到大学，1918年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同年回国。我在这一年出生，所以父亲为我取小名“碧生”，寓意为我出生在他毕业之年。

工科出身的父亲学识渊博，除精通日语外，还懂得英文、法文、德文。1921年春经他介绍参加共产党的沈雁冰同志(即著名作家茅盾)在晚年撰写的回忆录中表示“现在年青的一代，乃至中年的一代，大概不知道李汉俊是怎样的一个人。我在1921至1922年，同他有较多的工作关系，我很钦佩他的品德和学问。他是湖北人，中学时代就在日本，直至大学毕业，学的是工科。日文很好，自不待言，甚至日本人也很惊佩。又通英、德、法三国文字。德文说得极流利，此与他学工科有关，法文英文也能读能译。他如果不从事革命，稳稳当当可以做个工程师。”然而，父亲一回国，就投身于革命。他在上海积极参加劳工运动，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那时候他写了很多文章，大部分在他参与主编的《星期评论》上发表，很快成为上海社会主义者群体中的一位著名人物。

1919年，父亲认识了到上海寻找救国之路的董必武，积极地向这位湖北老乡宣传马克思主义。多年以后，董必武在回忆中谈到：“当时社会上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日本的合作主义等，各种主义在头脑中打仗，李汉俊来了，把头绪理出来了，说要搞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董必武同志后来也投身于共产主义运动，成为党的创始人。他一直保持着同我父亲的友谊。我父亲被害后，遗属也得到董必武的关心。多年以后，董必武还对外国记者说，李汉俊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

1920年，父亲和陈独秀来往密切，他们共同发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并成为负责人。他们除了办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会外，还负责与各地的共产主义者联络的工作。1920年8月，父亲和陈独秀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周刊——《劳动界》。父亲虽然没有做过工，但是他深切同情工人阶级的悲惨命运，为工人阶级的觉醒而呐喊。作为《劳动界》的主编，他在发刊辞中写道：“工人在世界上已经是最苦的，而我们中国的工人比外国的工人还要苦。”他还指出工人之所以穷的原因，号召他们起来反抗。

1920年冬，陈独秀到广州，父亲代理党的临时中央书记。他夜以继日地忙碌，除了负责党务工作，还要编辑《新青年》等刊物。由于这些工作全是没有报酬的，他为了筹措党的活动经费并养家糊口，还不得不经常熬夜，拼命地写稿。他和李达负责筹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与全国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取得联系，商讨大会召开事宜。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望志路我父亲的寓所召开了(房子的主人是我伯父李书城，当时伯父到外地去了，伯父和我父亲的兄弟感情非常好，他积极支持我父亲从事的革命工作)。

解放后，继母陈静珠曾告诉我父亲生前对她讲过的一件事：“一大”开会被法租界的侦探发现了，其他代表们立即转移，而我父亲因是房子的主人就留了下来。当法租界巡捕搜查时，父亲发现会上起草的党的文件正压在桌上玻璃板下，他一面用法语与巡捕们交谈，分散他们的注意力，一面机智地用身体挡住桌子。这样文件才没有被发现，避免了一场严重事故的发生。

1922年，我父亲回到武汉，在武昌师大等校教书。他在讲授社会学等课程的时候，鼓励学生们理论联系实际，去亲身参加劳工运动。我的继母曾告诉我儿子甘子久说，你外公在学校上课的时候，来听他讲课的人很多，教室里坐不下，连窗台上都坐满了人。他从没有空闲的时候，除了工作以外就喜欢读书看报，看得十分认真，所以他很有学问。你以后要像你外公那样，多读书，多看报，要做大事情。

我父亲一心扑在他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上，很少顾及自己和小家。在我印象中，父亲平时穿着很朴素，烟瘾很大。初次见到他的人都说父亲不像个大学教授，像个乡下佬。他自己曾对别人说过，穿着简朴一些方便与工人联系。父亲与继母结婚时，几乎一无所有，连婚礼上穿的西装都是从伯父那里借的。当时我们家里的经济不宽裕，但父亲还是尽力资助其他经济上有困难的同志。他的学生夏之栩(解放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轻工业部副部长)、袁溥之(解放后曾任广东省教育局副局长)等很多人都曾在我家学习过、住过，并得到过父亲的帮助。我儿子甘子久曾经问过他外婆：“外公做过那样大的事业，又是大学教授，我们家为什么那么穷呢？”他外婆回答说：他的朋友多，学生多，回到家里，经常有很多人来找他。他常常在经济上帮助他们，家里也经常有好多人吃饭，所以没有什么积蓄。

记得在我小时候，在我们家吃饭的叔叔阿姨比较多，有时候一个桌子坐不下，还要开两桌才行。父亲和大家经常边吃边谈，边说边笑，十分热闹。那个时候我家蒸饭用的是一个大木甑，开饭的时候，厨师把它从锅中端出来放在桌子上。我个子小，盛饭够不着，有位客人想帮我盛饭。但是，父亲不让别人帮我盛饭，他要我搬个小木凳，站在上面自己添饭，并且说：“小孩子要学会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从小要养成不依赖别人的习惯。”这句父母教育孩子极平常的话，在我以后的人生中起到了很大作用。

我父亲还从小培养我不怕苦、守纪律的好品质。我上幼儿园的时候，父亲虽然很忙，但他每天都亲自送我。遇到刮风下雨，我哭着闹着不愿意去，我的继母陈静珠也说：“天气不好，孩子又小，今天就不去了吧。”可是父亲不答应，他说，越是这个时候，越是锻炼孩子的时候；不但要去，还不能迟到。

大革命时代，在父亲任湖北省教育厅长的时候，有一次我和哥哥同去报考湖北省立第三小学，我报的是一年级，哥哥报的是四年级。那天下着毛毛细雨，考完以后，老师在楼上评考卷，学生在操场上等待出榜，身子冻得瑟瑟发抖。当父亲常用的人力车来接我们俩回家时，我很高兴；可是哥哥声簧却在操场上大发牢骚，说：我们学生在操场上挨冻，老师们在楼上享福，太不像话。这件事车夫回去以后告诉了继母。后来父亲知道了，批评继母不该用公车去接孩子，还批评哥哥对老师不尊重。他说：“难道老师可以在雨中把试卷拿在手中评改吗？”哥哥知道自己错了，没有再说什么。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我一生无论搞什么工作，都知道不能用公家的东西。

父亲有过两次婚姻，有一子二女。我的生母育有一子一女：我哥哥李声簧(1914年4月16日生)和我(1918年4月5日生)。我生母去世以后，我由祖母的保姆照顾。1923年，父亲与继母陈静珠结婚，这件事在当时曾经引起不小的哄动。大家认为以父亲的地位、学识完全可以续弦一位名媛淑女、大家闺秀，可是父亲却和一位没有多少文化的葛店姑娘陈静珠结婚。当时很多人不明缘由，父亲牺牲很多年以后，还有父亲当年的故旧和学生和我谈起这个问题。后来我才得知，父亲当时有两个考虑，一是父亲喜欢简朴，他认为有一位勤劳、朴实的妇女持家，使他能有更多的精力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他的事业；二是父亲看到一儿一女都还小，这么多年来跟着他奔波南北，吃了不少苦，希望有一个贤良的后母能够很好地照顾他们。后来事实证明，继母陈静珠对我父亲忠贞不渝，对我们兄妹视若亲生。解放后，她曾经对我的儿子甘子久说：“跟你外公一起死的有好多人，他们的妻子都改嫁了，可我从来没有动摇过，因为你的外公不是一般的人，他是干过大事的人，有学识的人，我只想把他的儿女培养成人，这样才对得起你的外公。”从继母这番质朴的话语里，可以看出父亲的人格魅力。

1927年11月，国民党西征军进抵武汉。桂军正副军长胡宗铎、陶钧执掌武汉卫戍司令部，在武汉对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大肆屠杀；由于杀人如麻，所以武汉人叫胡宗铎为“胡屠户”。12月17日下午，胡宗铎、陶钧派兵同日本租界巡捕一起，包围了正在汉口日本租界躲避的父亲和詹大悲的住所。父亲被捕的时候正在和詹大悲下棋，他当时脚下穿的是拖鞋，继母叫他换了鞋子再走，他说“不用换，我过会儿就回来的。”结果他们当天晚上就在现在的汉口单洞门附近被枪毙。第二天武汉卫戍司令部贴出布告说他们是“湖北共产党首领……执行枪决”。

父亲遇难时，我哥哥十四岁，我还不到十岁，我妹妹李声(香奇)还在母腹之中。当时，胡、陶也把我伯父李书城关押起来，但他们还不敢加害于伯父。伯父被释放出来以后，通过关系将暴尸街头多日的父亲遗骸收殓起来，停放在蛇山的一个庙宇内(现蛇山“抱冰堂”旁)。几年以后，我父亲的遗骸才在伯父的主持下得以安葬在武昌伏虎山上。墓地的正前方是伏虎山脚下的庙宇“古卓刀泉寺”，这个地点是伯父亲自选定的(这个山上先后埋葬着众多的辛亥革命的仁人志士)。父亲牺牲以后，我的哥哥声簧从此投身革命，直到武汉解放前夕，他受党组织的委派秘密潜入武汉搞地下工作，我们兄妹才得以重聚。我妹妹声(香奇)和我也都先后参加了父亲参与创立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兄妹三人能够在有父亲鲜血染红的党旗下继续革命，我感到非常自豪。

80年过去了，我已九十岁了，缅怀我父亲，想起他当年的革命经历，我感慨万分。我想，如果1927年父亲能够躲过反动派的屠刀，他一定会像茅盾同志说的那样，“对革命作出更大的贡献”。儿时对父亲的记忆已经深深地铭刻在我心中，他的革命精神、他的为人永远值得后代人学习。

(此文是李汉俊烈士的外孙甘子久根据母亲生前发表的两篇文章综合整理而成，以之纪念李汉俊诞生120周年。)(责任编辑李晨)

2010年第5期　林韦这个人不会长寿·陈泊微

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人民日报社在天桥西边盖起了一栋四层的宿舍楼，当时的门牌是华仁路六号，包括我家在内约有几十户家庭住进了这个宿舍。不久，我们就常听到悠扬的钢琴声从三单元楼里传了出来。听人说，有一位老干部住在三单元二楼。他家有一架旧钢琴，是一个有音乐爱好的家庭。这家的主人是一位来自老太行的老干部，名叫林韦，是报社编委会八大编委之一。有个星期日，有一个中年人站在三单元门口拉起了手风琴，这人中等身材，有副红润的大脸盘，一脸天真浑厚的表情，这个老干部就是林韦。他拉手风琴的神情很投入，好像整个精神都沉浸在琴声里，一副陶然欲醉的样子。当时听到他拉手风琴的声音，我心里就想，这个编委颇不寻常，不但有光荣的根据地斗争历史，工作水平和能力一定也很强，而且又有这样高雅的音乐兴趣。一种莫测高深的感觉油然而生。一位和林韦早就很熟悉的老编辑黄植听见琴声时曾问过他：“林韦同志，我们不懂音乐，请你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乐曲才算好音乐？”林韦回答说：“凡是你听得好听的乐曲，就是好音乐。”

时间过得很快，说话就到了1957年。那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政治激荡的年头。一阵鸣放之后，紧接着就是反击“右派”的猛烈斗争。6月8日人民日报刊出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发出了反击“资产阶级右派”斗争的号角。真没想到，这篇社论的起草人不是别人，竟然是我们宿舍那位拉手风琴的林韦!后来得知，林韦是奉胡乔木之命执笔的。当时他是负责报道政治运动的新闻部主任，胡乔木素来欣赏林韦简洁爽利的文笔。

1957年下半年，正当“反右斗争”高潮来临的时候，我们农村部的李庄主任奉调准备去莫斯科任职，已经不管农村部的工作了。没有多久，社里派来了一位新主任，他就是林韦。我在过去写过的两篇文章中曾经说过，1957年中，我曾在胡风问题上说过“错话”，被人抓住，受了批判，但是没有被打成“右派分子”，也未受到党籍处分，就是因为两位有力的领导人保护了我，一位是农村部前主任李庄，另一位就是后来的部主任林韦。不但是我，农村部里其他有过“错误”言论的人，也都安全地过了“反右斗争”这一关。所以我说过，整个农村部是1957年“反右斗争”的一个“安全岛”。

在“文革”结束后，林韦的夫人李克林大姐曾向人透露，林韦在1957年那场“反右斗争”中为了保护部内同志，曾经受过一些压力，因为当年社内曾有人向林韦提出陈某等人的问题(意思是要把陈某等人端出来严加批判，甚至考虑给“定性”)，这种意见，都被林韦挡回去了。林韦向人们解释说：“部里年轻干部一时胡涂，说了错话，不属于向党进攻的问题。”在那种激烈的政治运动中，敢于这样尽力保护本部门的干部，确实是要承受几分政治风险的。

不久以前，当年农村部的老同事何燕凌还向我说起一件事。在1957年那些紧张斗争的日子里，林韦主任总是煞费苦心地保护部下，比如上面要求各部对干部进行政治思想“排队”的时候，林韦就说：“我们部里的人都是左派，没有右派。”

大约是1958年夏天，报社“反右派斗争”基本结束以后，进入了“整改”阶段，农村部开过两次会，主要对我的“错误”问题进行批评和帮助。林韦曾在会上针对我的问题作了发言，尽管对我批评的分量很重，但是说来说去都是思想认识的问题。这样，我就算是最后平安地过了运动关。这以后，在工作上我仍然被重用，林韦主任照样让我撰写评论和社论。

转过年，也就是1959年初，报社有一批干部下放到地方劳动锻炼。我参加了去辽宁的下放队，在岫岩县山沟里劳动了将近一年。同年冬季，劳动锻炼结束，我们回到报社。这时报社里一场激烈的“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已经过去了，人事上有些变动，我们农村部已经换了部主任。这时我才知道，全社只定了一个“戴帽”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个人竟然是我们农村部的主任林韦!我不禁大吃一惊!有人告诉我说，林韦“戴帽”后被降了三级，已经下放到甘肃去了。三年后，林韦的“右倾机会主义”问题得到了平反，听说他已经被调到国家建设委员会去了。又过去了几年，我搬出了永安路宿舍，紧接着就是十年“文革”。所以，在十几年间，我一直没能再见到林韦。“文革”结束以后，听说林韦的工作又有变动，他被调到社会科学院去了。

1983年春季，我结束了驻日记者工作回到了报社，突然得知林韦患上了脑血栓，已经坐上了轮椅。有一次，我到报社南区宿舍去看望林韦、李克林夫妇，没想到，林韦已经卧床不起了。我刚走进林韦的房间，李克林大姐就喊道：“老林，陈泊微来看你啦!”这时候，林韦立刻伸出一只大手握住我的手不放，激动得泪流满面。他依然神志清晰，但已不能说话了!当时我也几乎哭出来。一年后的春节期间，我到林家拜年，卧在床上的林韦，听见问候声，只能睁开眼睛看了看我，他已经不能和我握手了!

1990年4月24日，数年卧床不起、成了植物人的林韦，离开了人间，享年只有75岁。

林韦是一位有才华的知识分子老干部。他处理稿件效率很高，给我的感觉是，他文笔犀利，文理清晰流畅，时露警语锋芒。他曾做过理论部主任，平时有理论思考的兴趣，但谈吐很朴实，毫无教条气味。“文革”结束后，他被调到社会科学院成了这个学术文化部门的一位重要成员，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总编，本来可以大展身手，在学术上有所建树，孰料身染重病，天不予寿，过早地结束了生命，令人痛惜不已。

林韦的人品，格外令人敬重。如果让我用几个词来概括，那就是：仁慈、赤诚、浑厚；他是一个胸怀天下、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老干部。他为人刚正不阿，诚实敢言。也可以说，他是一个不计个人安危利害的纯正的性情中人。他一贯反对说假话，就像眼睛里不能进沙粒一样，他绝对不能容忍把错误说成正确；当一个普遍性的错误酿成巨大的社会灾难的时候，他就会寝食不安，要大声疾呼，难免发些议论。1959年他到安徽农村采访，看到到处闹饥荒和饿死人的事实，就向报社领导写了一封信，痛陈问题的严重性，这就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主要罪证。他平时对“大跃进”造成的恶果发些议论，都被当做反“三面红旗”的材料。尤其是有人揭露他说过这样一句“尖端”的话：“没想到革命三十年，竟出了一个饥饿的中国，这是怎么回事儿？”有人还揭发说，他诬蔑大办人民公社和实行供给制，说出了“历代皇帝也没有这么愚蠢，敢包六亿人的生活”这样的话。他每天在这种声讨“右倾机会主义”声音的包围中精神异常痛苦，夜不能眠，以致患上了冠心病。据李克林回忆说，林韦从甘肃回来以后，仍然睡不着觉，常在夜间把她叫醒，说道：“饿死人还不让说，难道我们许多同志牺牲流血就为创造这样一个局面吗？难道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就是这个样子吗？”他还说：“彭老总究竟错在什么地方？为什么那么多老同志都不说真话？党内生活肯定有问题。”他在病重卧床期间，让一位青年把《彭德怀自述》读给他听，他听着听着流泪不止，泣不成声。夫人李克林赶快阻止说：“不要再念下去了。”

林韦去世后，我去看望李克林大姐。谈起林韦的为人，克林大姐说了这么一段话：“林韦这个人不会装扮，是个直肠子，怎么想就怎么说，那句关于‘饥饿中国’的话就是这么冒出来的。所以林韦这个人不会长寿，他太天真，性子激烈。政治运动这么多，他这样的人能逃得了吗？”

在“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高潮期间，大字报铺天盖地，平日的好朋友揭发了林韦许多条言论。后来，林韦对李克林说，他不恨当时给他“定性”的人，也不怨他的朋友，因为是在运动中，只要是不歪曲事实，都能理解。他还说：“新华社定了七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如果人民日报社没有一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吴冷西也交不了账。”从这里可以看出，林韦为人的宽厚和胸怀的开阔。他在病重期间，还念念不忘起草“六·八”社论那件事，他对老伴说：“我这一辈子从未做过对不起人的事，只有起草那篇社论，使我永远感到愧疚!”李克林对他说：“你那是奉命执笔，社论的话都是胡乔木口授的，那里面只用了你的一句话。”

林韦有音乐的天赋，读过太原师范，当过音乐教师。1937年到延安后，他曾任抗日军政大学校刊主编，当时音乐家郑律成也在抗大工作，两人曾合作创作了数首抗日歌曲。数年前，有位朋友把从郑律成作曲集中发现的三首林韦作词的抗日歌曲的复印件寄给了我，这就是：《黎明曲》、《今日的九一八》和《十月革命进行曲》。特别是《黎明曲》，曾经在各抗日根据地产生过重要影响。在林韦逝世后，中国青年报曾发表一篇文章题为《一支永远难忘的歌——悼念林韦同志》(《中国青年报》1990年8月22日3版)。作者林琼写道：“这支歌当时曾响遍了延安，很快传遍了大西北，传到了华东地区。当时我们被关押在上饶集中营的一群革命青年，几乎天天都唱这首歌，因为那充满战斗激情的歌词和曲调，是那样强烈地反映了时代精神!”

林韦有一个高素质的家庭。50年代中期，他的夫人李克林曾任我们农村部的副主任，是人民日报社内数一数二的农村问题专家。他们夫妇的为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就是一贯反对说假话，反对颠倒黑白和混淆是非。夫妻之间有说不完的共同语言，真是天生的一对!李克林的特点是为人公道、正直、豁达，敢说真话。有许多李克林式的“名言”常为同事们所称道，例如她说：“有调查研究的人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研究的人倒有发言权!”类似针对现实弊病一针见血的话就不再列举了。李克林大姐在生活上极为俭朴，把省下的钱寄给家乡小学，还给回到农村的老保姆寄去了大笔“退休金”。在报社内部提起李克林大姐有口皆碑，在她的晚年，人们都亲切地称她为“李老太”。这位大姐于2003年8月12日逝世，享年86岁。依她生前的遗嘱：遗体捐给医院做科研之用。

林韦与李克林于1938年在太行革命根据地结婚。李克林说：“我在太行六年，生了三个孩子，我的两个大女儿都寄养在老乡家里是农民的奶汁养大的。他们对农民很有感情。”据我所知，林韦的两个女儿都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从事科技工作。他的小女儿李银河是著名的社会学家。他们的儿子李向南原在一家报社工作，现已退休。

林韦逝世以后，我去看望李克林大姐，发现在林韦生前卧室的墙上挂着一件写在白布上的条幅，上写“怀念林韦，耿耿赤心，可昭日月”几个遒劲的大字，落款是王晶尧，写于1990年5月25日。当时我还不知道“王晶尧”是何许人，过了一段时间，才得知王晶尧原来是林韦、李克林的儿女亲家，是一位在社科院历史所工作的老干部。他的夫人就是师大女附中在“文革”中被校内红卫兵打死的副校长卞仲耘。他们的女儿王思是李向南的妻子，也就是林、李的儿媳，她一直在人民日报社工作。当我了解到他们之间如此这般的亲戚关系，心中波澜起伏，感叹不已。

林韦前辈离开我们已经20年了，他那可昭日月的赤诚忠心，他那不顾一己得失荣辱、坚决捍卫真理的高尚品德，永远是激励着后人向上向善的一种精神力量!

(陈泊微，人民日报高级编辑，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1925年出生于辽宁省庄河县。早年曾就读于长春大学和辽东新闻学校。1946年4月参加革命，同年12月加入中共。1947年7月至1954年先后在《辽东日报》、《东北日报》担任编辑和记者。自1954年9月起，先后供职于《人民日报》财经组、农村部、国际部、理论部。曾任国际部副主任。20世纪70年代后期起，先后任驻东京、驻香港首席记者。1987年底离休。)(责任编辑李晨)

2010年第5期　怀念张遗·李洪林

纵横江北扫狼烟，尽瘁八闽四十年。

武夷山高多风雨，沙溪水急藏险滩。

宦海浮沉只一笑，国事兴衰岂等闲。

宏篇未就成遗恨，碧海丹心夜夜悬。

2009年11月，厦门国际机场花枝招展，喜气洋洋，因为这个月里，机场迎来了它建场以来第一千万名旅客。

当巨大的波音客机平稳地降落在跑道上，徐徐滑向停机坪的时候，外地来的旅客大概不会知道这个机场的建设经历过多少艰辛。他们更不会知道，在厦门北面的天马山上，安息着一位新四军的老战士。他后半生踏遍了福建的山山水水，晚年更把全部精力献给了改革开放事业，这个机场和厦门航空公司，就是他一手创建的。这位老战士最后是被人用暗箭射下马来，带着遗恨长眠在这座山上的。

给特区插上翅膀

1980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创办厦门经济特区。但是当时厦门连一个民航机场都没有，这个特区怎么能“特”的起来？那时“计划经济”体制还控制着一切。要建国际机场，首先就要“立项”(纳入国家计划)，这一关就通不过。国家计委的理由是：厦门客流很少，能有多少人坐飞机？

国家不给钱，省里又拿不出钱，机场还是高速度高质量地建成了。主持这项工作的，就是长眠在天马山上的新四军老战士、福建省原第一副省长张遗。他不光把机场建成了，接着又买飞机，请飞行员，组建了厦门航空公司，还建成了厦门港的深水码头，这就使特区有了符合现代化标准的空中和海上通道，因而为厦门的大发展创造了重要的物质前提。在那个“计划统治一切”的时代，一个穷省，居然能跨越雷池，靠自己的力量办成这些大事，真可说是奇迹。除此以外，那时福建还有些重要项目，都是打开大门，引进先进技术和外来资金办成的，张遗借用民间俗话把它叫做“借鸡生蛋”。

艰难的脚步

这些奇迹没有一个是顺顺当当诞生的。虽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并决定在福建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还给福建派来一个思想解放的新省委书记——项南，但是财政上并没有给福建吃什么偏饭。福建在改革之前的30年，因为被当做“解放台湾的前线”，准备打起仗来“破罐破摔”，所以从来没有投资进行大的项目建设，以致工业基础极其单薄。农业方面，又吃了“以粮为纲，一切砍光”的亏，弄得百业凋零。在这样一种物质基础上进行改革，难处自不待说，更难的还是人为的阻力，因为它突破了当时仍占统治地位的计划体制，触犯了操控旧体制的长官的权力，所以几乎每走一步都要对付各种非难和压力，抵挡来自前后左右的明枪暗箭，而张遗就处在明枪暗箭的靶心，因为在项南的领导班子中，他是主管对外经济工作的。上面提到的那些奇迹，只是他一小部分业绩。今日福建省的面貌已经远非昔比。“喝水不忘挖井人”，福建老百姓不会忘记老书记项南，也不会忘记老省长张遗怎样为改革开放辛勤奔走，日夜操劳。要问他的工作难到什么程度，只要看看他为建设机场筹借资金而奔波的一个细节，就可略知一二了。

因为在国内找不到钱，他就专程跑到科威特去借。可是到北京去办出国手续的时候，却遭到“有关方面”的阻挠，阻挠的理由是：一个副省长去一个小国借钱，规格太高了，有损国家面子。就为了化解这个矛盾，他整整用了五天时间，跑遍“有关机关”，直弄得舌敝唇焦，才把出国手续办好。当初以为办这么一个手续，也就是一两天的事，所以从温暖的福建来到寒冷的北京，没带多少衣服。为了省钱，到北京后他又和秘书挤在旅馆的一个单间里。本来就年老体弱，天气又冷，白天奔波，到处生气，晚上又休息不好，就病倒了。不过像这种摩擦，和在他的工作中所承受的巨大压力相比，只是小菜一碟而已。在引进资金和技术，开展对外经济合作，给福建创造经济起飞的基础等方面，他几乎时时刻刻都要两面作战：既要克服工作上的困难，又要抵挡政治上的高压。

对外开放的风球

一个典型例子是围绕福日公司展开的持续了几年的一场斗争。

这个企业的前身是设备陈旧技术落后的小厂，每年生产2万多台黑白电视机，建厂八年，年年亏损。张遗经手把它改造成中日合资福日电视机有限公司。双方股份各占50%，中方只是以原厂的厂房设备作价入股，日方以三条先进的生产线作价入股。结果这个陈旧的小厂，只增加了一百多名工人，仅仅经过半年的技术改造，一下子就变成能够年产20万台彩色电视机和18万台黑白电视机的现代化的大厂，产品质量进入世界先进水平。以前所生产的黑白电视机，无故障工作时间只有1000小时，合营后达1万小时以上，而彩色机则超过2万小时。

然而这样一个改革开放的新生事物，却遭到国务院一位副总理和有关部门领导的强烈反对，说它是“殖民地性质的厂子”，是“日本工厂的装配线”，是日本人打入中国的“桥头堡”。国家某部委一位副主任，指名道姓要和张遗公开辩论。

张遗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和这些人辩论。有大量的工作在等待他。反正事实总会给他们回答的。事实是：福日公司后来成为公认的先进合资企业，在它成立十周年的纪念册上，就有当年反对者给它题的贺词。

1982年胡耀邦到福建视察时，已经知道围绕福日公司的斗争，就对他们说，福日公司是中日经济合作的一个风球，即使吃亏，也要坚持办好。事实上，我们不但没有吃亏，而且大赚特赚。获益的不止这一个厂，还带动了一大批和它配套的企业。这个厂改造前，连续八年，年年亏损，改造后，从1981年投产到1984年，仅仅三年时间，累计纯利润已经远远超过原来的投资。这还是只算福日公司一家，如果加上那些配套工厂，我们赚得就更多了。当然，福日公司的利润，日本人要分去一半，这是市场经济的常规。如果害怕日本人赚钱，那就不要去引进。也就是说，一切照旧，不但自己也赚不到钱，而且继续年年亏损。这就是那些反对改革开放者的逻辑。其实当时他们就是这样说的：“他们(日方)再赔也是赚，我们再 赚也是赔。”碰上这种逻辑，还有什么道理可讲呢？

明枪暗箭

福建省的改革开放事业，就是这样在重重阻力中，步履艰难地行进着。但是披荆斩棘走在前面的人，总是要冒最大的风险。“改革者都没有好下场”这句伤心话，不应该成为真理。可惜古往今来的许多事实，却使人不得不对这句话正眼相看。在围绕改革开放的斗争中，项南和张遗都中箭落马了。确切地说，一个中的是明枪，一个中的是暗箭。

公然从政治上对张遗为改革开放所做工作的指责，已经被事实所粉碎，于是改为暗箭，诬陷他“以权谋私”。1984年，“上面”就立案调查，1985年，下令“停职审查”，强迫他离开工作，“交待问题”。然而他并无“问题”可以“交待”，省委也审查不出他有什么“以权谋私”之处，但是“上面”还是揪住不放。他为此几次亲自到北京“上访”，结果，这位副省长和许多“上访”的老百姓一样，都被拒绝接见。谁说中国人不平等？你看，省长和老百姓来北京“上访”所受的待遇，不是一律平等吗？

纵然查不出他有任何“以权谋私”的事实，但是把他射下马来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停职”以后就是没完没了的“审查”，然后就不明不白地“光荣离休”了。

艰险的戎马生涯，繁重的经济建设，文革的牛棚囚禁，他都挺过来了。但是暗箭他却没有躲过，中箭落马再加上精心策划的慢性折磨，摧毁了他的健康。

素昧平生，倾盖如故

我以前在北京工作，1984年调到福州，在福建社会科学院做研究工作。张遗是主管对外经济的副省长，我们互不相识。有一天他忽然到宿舍来看望我。我发现他和项南一样，一点架子也没有，谈笑风生，一见如故。此后我们常常深谈，观点不谋而合，很快就成为推心置腹的老友了。我对经济理论和经济工作都是外行，在交谈中学到不少知识，特别是这个领域里改革和反改革的斗争竟是如此尖锐，实在使我吃惊。他被迫离开工作岗位时，我正在北京，当即给他写了一封信，建议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点东西。这对改革开放很有意义，也能使他痛苦的心情有所缓解，精神上有个寄托。

张遗虽然弱冠参加革命，戎马倥偬，但学习勤奋，是同侪中文化素养甚高的人士之一。他思路清晰，见解深刻，文笔精炼，叙事说理，均其所长。但几十年间，从无施展文采的机会。一旦赋闲，正好有暇把计划经济的弊端和改革的必要，从容地写出来。所以他见信后马上同意，并且邀我参加。我虽然很愿意和他共事，但是自己手上也有许多工作，脱不开身，所以他只好一个人先干起来了。

直到1991年秋天，我经历一场风暴之后也赋闲在家，终于可以和他合作了。10月他来北京和我商量好，12月我就去厦门，共同开始工作。谁知苍天无眼，11月19日，突发的心脏病夺去了他的生命!我立刻飞到厦门，已经不是和他共同工作，而是作最后的告别了。本文开头的那首七律，就是我在厦门向他告别时写的。

他只活到72岁。以他的身体状况，虽然不算很健康，但属于中常水平，并无恶疾缠身，在现代的医疗条件下，完全可以终其天年。然而在他为之献身的祖国大地上，遭人暗算却找不到说理的地方，悲愤的心情可想而知。虽然他心胸豁达，但这种郁闷是任何人都难以排遣的。这是他后来健康急剧恶化的直接原因。

宏篇未就成遗恨

面对他的遗稿，我不禁黯然神伤。这里面凝集了他在福建惨淡经营四十年的心血，怎能让它付诸东流呢？我义不容辞，必须把它整理出来。

经过几年的辛勤工作，他搜集了不少资料，也写出不少篇章。每一个篇章都很简练，条理清楚，说理透彻，深入浅出，只是不曾发挥。1991年10月他回厦门后，已经编出两部分，并已写好《自序》。第一部分是他亲身经历的事实，大标题是《艰难的脚步》，讲述他怎样冲破旧体制的阻碍，又怎样中箭落马的。第二部分是他总结出来的理论问题，标题是《计划经济在中国的命运》，讲的是他根据自己几十年的经验，对计划体制的批评和对社会主义的重新认识。另外还有许多短篇札记，尚未分类。看来，全书已经大体成型，只等我来和他一起推敲编排最后定稿了。

他已经编好的两部分，条理清楚，叙事明白，立论精当，文辞简练。虽然他自谦“是个提纲”，其实开门见山，一针见血，只要把问题说透就足矣，何必浪费读者的时间呢？他留下的零星札记，都是从各个方面说明旧体制非改不可的。我从中选了一些精彩的，加个大标题《不改行吗？》作为第三部分。另外还有个第四部分，是这本书的附录，标题是《西方眼中的社会主义》，选自美国人布热津斯基在1989年初出版的《大失败》一书。他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有深刻的批评，不过对中国的改革还是较为看好的。

我把这部书稿整理好之后，交给张遗胞兄张肇忱先生带回台湾，由他以编者的名义1992年交香港经济理论出版社出版了。他把此书取名《觉悟》，副题是《一位计划经济者的反思》。作者如果地下有知，当可稍感欣慰，因为他虽然未曾把话说完，这本书毕竟已经出版；书总是给别人看的，自己虽然不能看到，但是别人能够看到，也就不必再有遗憾了。

这本书充溢着一位忠诚于原来革命理想的老共产党员为改革所倾注的心血，读起来是很感人的。一个在计划体制下面工作了几十年的领导干部，能这样深刻反思这种体制的弊端，坦诚地讲出自己的观点，而且达到这种理论高度，实在难能可贵。而且作者写这部书的时候，是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特别是1989年到1991年，正是对改革进行“治理整顿”的时候。在那种沉重的气氛下，作者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勇敢地讲出真话，不能不令人钦佩。要知道，那时作者已经中箭落马了，他却不顾伤痛，仍旧为改革大声疾呼。这真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我记得几年前在电视上看到过一幕永生难忘的景象：一位西方新闻记者在中东某个战场采访，他已经中弹倒地，却紧握摄像机拍摄不止，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和他一起采访的另一位记者，同样不顾子弹横飞，奋不顾身摄下了这个场面，才使全世界都亲眼看到，那位令人尊敬的记者是怎样以身殉职的。这是我有生以来所见过的最震撼人心画面!不知为什么，我整理张遗的遗稿时，在他去世前一个月所写的《自序》里，仿佛又看到了那位记者的形象。不过那位记者是被战场的流弹击中的，而张遗却是被人从背后用暗箭射中的。

沉痛的呼唤

下面我就摘录几句他的《自序》：

“我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在我的信念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意味着人民都有最自由最幸福的生活。然而世界范围内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却告诉人们：沿着这种轨道去追求自由幸福，实在是缘木求鱼，因此非改不可。”

“我赞成三中全会路线，并倾注了全部心血来贯彻它。”“但是要贯彻这条路线谈何容易!1979年以来，我自己的经历就说明了这一点。在改革的路上每前进一步都要经过战斗，最后我终于中箭落马了。”

“必须承认，社会主义已经遇到严重的危机，只有改革才能挽救它。”

“我相信，经过改革，一种全新的社会主义将在人类文明史上显示自己的价值，占有重要的地位。”

“然而现在改革已经中断。所谓用‘过去行之有效的方法’来‘治理整顿’，实际上是停止改革，让旧体制去主宰经济。特别是1989年以来对所谓‘资本主义改革’大张挞伐，显然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邓小平同志开创的改革事业遭到如此严重的磨难和肆无忌惮的批判，不能不使人对中国的前途深感担忧。”

作者显然知道，在1991年的气候下，他这本书，特别是上面那几句话，必将使有人震怒。可是他仍旧像那位倒在战场上的记者一样，用自己仅有的力气，喊出了他最后的声音：

“我知道那些‘左王’们肯定要祭起各种大帽子，向我头上扣来。我已经不屑于和这种人多说什么，但应回敬两句话：恰恰是你们在毁灭中国共产党!恰恰是你们在断送社会主义!”

一个月以后，他永远闭上了眼睛。

不管人们怎样看待他的观点，他忧国忧民的心情，坚持改革的信念，是无可置疑的。一年以后，客观事实对他的呼吁作了肯定的回应。“治理整顿”收摊了，改革又重新起步了。因为1992年邓小平做了“南巡讲话”，谁不改革谁下台。所以中断的改革又恢复了。已回台湾的张肇忱先生，正要付印此书，闻此音讯大喜，当即加一《编者补记》于书尾，全文不长，意味隽永，特附录于下，以供读者品味。

编者补记

本书行将付梓，海内外忽盛传邓小平氏南巡讲话。两相对照，吾弟与邓氏所见略同之处甚多，然竟横遭贬斥，赍志以殁。

邓氏之言，不闻久矣。今乃必待南巡，始能开口，足见阻力之大。以邓氏之尊，尚且如此；吾弟何人，其能免乎!

吾弟生前曾言，中共党内，不乏锐意改革之人，惜多不得志。一九八九年以来，左派执意己见，毫不捐弃成见。棍棒横飞，万马齐喑。黄钟毁弃，瓦缶雷鸣。吾弟不忍改革之中断也，故以捐弃之身，进针砭之言。风雨鸡鸣，志士苦心!

今闻邓氏讲话，知大陆停滞三年之后，改革之议又起。苟能贯彻，国家幸甚。

本书所言，改革也。改革声中言改革，纵有逆耳之处，亦皆忠言，当见容于大陆诸公也。

张肇忱一九九二年三月

(责任编辑李晨)

2010年第5期　我家的“阶级敌人”·张 安

我家的“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样样俱全，但个个都是冤案。我是《炎黄春秋》的热心读者，每当读到被极左势力所伤害的受难者的冤情时，总会联想起我家的冤情来，心里暗暗流泪。旁及我耳闻目睹，许许多多普通受难者的冤情，并将其与大背景大人物联系一起思考，又每每使我难以入眠。说说我家冤情，我倒也不担心把我打成“反革命”了。

先说母亲。母亲丁氏，1912年出生在云南省砚山县一个穷山村的农民家庭中。外公是个自耕农。家有二亩黄土地。由于会切点烟丝卖，跑点小街子生意，温饱还能过去。外婆是个家务勤俭会帮外公做些农活的小脚女人，所以我妈从小也被缠足，也养成了会帮助外婆做家务和做农活的好习惯。母亲嫁给父亲时，父亲和祖父是会做人工面条的手工劳动者。家务活也全由母亲包做了。祖父曾对我说，我曾祖父初逃至砚山时是帮人挑大粪的雇工。由于后来学会了做人工面条，温饱生活也算过得去。所以，我家祖祖辈辈都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但是，到了1951年全国最后一批土改在大西南边远地区进行时，我母亲竟意想不到地被划为阶级敌人的“地主”。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父亲在1947年就病故了，只留下一间空房子和二亩雷响田。缠足的母亲带着9岁的我和一个4岁一个2岁的弟弟，没法自耕。于是，为了活命，有亲戚介绍，把二亩雷响田租给一家姓肖的银匠家。年租为四挑谷子，约四百来斤，只够一个人一年口粮。其余不足是靠亲友接济一点，母亲又帮人缝补浆洗衣物，饱一顿饥一顿地苦度时日。三弟生病无钱医治病死后，靠父亲生前的一个好友帮助，我才勉强得以读完小学五年级。

1948年到1949年间，我大舅和老叔分别参加了滇桂黔边纵红军闹解放，母亲曾暗暗帮助他们缝补衣服和做红军帽，盼望早点解放能过上一天好日子。1949年底解放大军从广西到云南，母亲和四叔还积极参加迎军工作。到了1950年云南全省解放，我已是新办的县一中的初一的学生了。那时学校要求我们住校，并向我们宣传土改的伟大意义。学校又组织我们观看影片《白毛女》和苏联影片《女拖拉机手》。拖拉机隆隆地开在田野上，多美好的集体农庄啊!我在心里欢呼着，盼望土改早日成功。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盼望有一天也能过上集体农庄的生活。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有天吃过晚饭我从土改工作队(那时我们中学生只参加做登记填表的工作)回到家中时，母亲含着泪把一块“地主”的黑牌摆在我面前。顿时，我眼前发黑，如五雷轰顶，根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预料，一场可怕的灾难已经降临到我家了。我和母亲一同看看这块黑牌，相对无言地流着伤心的泪水。一会儿我问，我们家田少，又无劳力，怎么会划为地主呢？母亲流着泪说，他们说我家出租田已满三年，刚够地主条件。又说如果不认，就跪砂子……我妈害怕，只得认了。这时，我想到了我们红军校长，他懂政策。我安慰母亲说，我去告诉我们红军校长去，也许他能帮我家改过来。于是，我立即回到学校找他反映实情。红军校长叫赵林，昆明人，是个才二十多岁的革命学生。听完我的哭诉后，他脸色为难，只说，少先队员要站稳阶级立场(此时我是少先队的中队长)，只要划清界限，将来还是有前途的。又安慰我说，你回去告诉你母亲忍耐一下，过了五年后，大家都一律平等了。我牢记住红军校长的话：划清界限，耐心等待。但是，从此我不敢回家，我不忍看母亲的眼泪，我害怕我心太软而会失去阶级立场。

大约过了一个月，一个更坏的消息传来了。一个好心的亲戚告诉我，我妈被打斗得遍体鳞伤被抬到医院抢救去了，快要死了，劝我去看母亲一眼。我问母亲是怎样被伤害的，那个亲戚告诉我说，是我那老婶害我妈，说我妈还藏有金条。土改队当然相信了。实际上，父亲过世后我家就一无所有了。母亲只是不吭声，任他们打斗。因为说“有”是无中生有，到哪里去拿金条子？说“无”人家根本不相信，叫我母亲在四脚板凳上站着，不说“有”就一脚把板凳踢倒，母亲就摔在石头地板上。倒下后又拳打足踢，重新提了站在四脚板凳上。就这样，反复斗了三天，直到母亲最后提不起来，翻白眼为止。亲戚又说，干这个事的人是从外县来的一个无业游民，好心的乡亲们并没有动手。

听完了好心亲戚的陈述，我这天真的无力的少年，心里只会产生伤痛。去看还是不去？又让我陷入两难选择。去，我能做些什么呢？说不定还有阶级立场问题。不去，对母亲的无助与痛苦的冷漠，做儿子的岂不是太残酷与自私了吗？思虑再三，我唯一的选择还是去找我的红军校长去，因为我那红军的大舅和老叔为了自保，早就不知躲到哪里去了。当我把情况向红军校长哭诉后，他的眼睛里透着同情与无奈，只悄声对我说，去吧，但不要让别人看见你。当晚，我偷偷地跑到医院从窗外看了母亲一眼，只见她的鼻孔里还插着氧气管，还没有死，我伤悲的心情稍有缓解，悄悄地返回了学校。

又大约过了六七天，一个更大的噩耗传来了——我母亲死了!告诉我这个坏消息的表娘说，我妈是死在老叔家的牛厩中。尸体被好心的亲友们用几块木板抬出去埋在父亲墓旁去了。一个清清白白的农民女儿，一个劳动妇女，一个含辛茹苦的母亲，就这样悲惨地死去了!

我妈死了，一个所谓的“阶级敌人”死了。我们兄弟俩还是儿童，我的“阶级立场”又很坚定，应该算清白了吧？不然。每个政治运动都要把我们审查，使我们受侮辱，还监视我们有没有“翻案”的言行。我老实接受改造，靠拢组织靠拢党，都有人说这是“假的”，“本质未变”。就是在批准我入团的政审结论中还说“对家庭出身的本质认识还需要继续进行”。

改革了!开放了!落实政策了!从此，我们不再是“二等”公民了。1980年有一次碰到了当年的土改片长周树森，问及我母亲错划“地主”之事。周无奈而痛苦地说：“张老师!那时我才十八岁，我懂得什么呀？你看，我也被打成阶级敌人了!”说后他也泪流满面了。周土改后提升为县银行行长，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因为给县委提意见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劳教了二十年几乎饿死。1984年一个离休的红军叔叔李凯，劝我说一齐去找当时的贫协会员要为我妈作证。找到了已当了副县长的李从恩，他是我们小学同学，推心置腹地对我说，上边还没有落实土改错划阶级的政策，现在大家都一样平等看待了；说句本心话，当时我是贫协会员，去没收地主浮财时，十有八九家都是“穷斯辣拐”的。我以为这位副县长说的倒是实话。至于扩大化的实情如何，则有待进一步落实。

历史翻过了新的一页。1951年大西南边疆的“土改”与1947年康生在晋西北搞的“土改”何其相似？与人民出版社原社长曾彦修(他当时是康生部下)在《炎黄春秋》2009年2期中讲述《才德反差的康生》揭露的康生在晋西北搞出来的所谓“经验”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康生的经验是在贫穷地区无中生有，搞出“变相地主”来，达不到条件不管，只要挖出“地财”来就是胜利成果。到处打人、吊人、跪砂子，不知道打死打伤多少人。康生在“文革”中故伎重演，又不知整死了多少人。这就是康生之流从苏联斯大林那里学来的所谓“革命”，广大善良的中国人民怎么会知道呢？

以下简说我家其他的所谓阶级敌人：

外公，丁有福。有一亩左右雷响田，二亩左右山地，一生勤劳自耕，因为照顾比他们更穷的一个亲戚，农忙时请来帮几天忙，就被诬为“请长工”，错划为“富农”，外公于1959年饿死。

岳父，胡宝凡。从小跟父亲做小生意，读过几天老学。后来在乡小学教书，不够一家生活，开了一个小糕点店，才维持了一家人的温饱。家中无土地，他弟弟也参加红军，不知为什么划为地主。据说是乡下有个亲戚借了点儿钱还不出，每年挑几担包谷来。

四叔，张珍禹。解放前当过半年卢汉队伍的文书上士(只是个兵)。1949年爷爷怕事，叫他回家。他积极参加迎接解放军的工作，被指定大组长。不料在1951年以“历史反革命”罪被捕，判刑四年。但实际上劳改近三十年，积劳成疾而死。

老叔，张珍棋。19岁参加边纵红军游击队，中共党员。解放后曾在县税务局工作。因年轻时曾与一个街坊朋友交为“把兄弟”，后来这个朋友被捕，老叔与这个人纯属朋友关系，但因此而受牵连。1958年没有任何证据，以“把兄弟”为地方坏组织为由，把老叔内定为“坏分子”而清理回家。1959年饿饭，积郁成疾而死。

本人，学校分配参加工作。1957年，县委动员帮助党整风，我因写了一张大字报《您的婴儿向您呼喊》，内容是请团县委关心一下基层组织的团员们的思想工作，因此被内定为“右派”，内部监督使用。1958年我因积极参加昆明师范附设函大中文系本科学习，成绩优秀，单位批判我“走白专道路”。1960年，我一个小小中学教员，又不知“庐山会议”为何物，单位又以“思想右倾”为由把我当做典型开大会批判我。文化大革命我跟着报纸说“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因此又受到大会批判为“漏网右派”，并把我关进“学习班”反省批斗半年。

由此可见，极“左”的肆虐在底层对一般人的伤害是何等深重，何等残酷!那些极“左”而又无知的先生们，又何曾承担半点责任呢？

(作者为云南省开远市教师进修学校原中专高级讲师)

(责任编辑李晨)

2010年第5期　专制的对立面是自由·周 拓

《炎黄春秋》今年第二期《民主的对立面不是专制吗》一文在国内的刊物上第一次提出了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大有彻底澄清之必要。本人不揣冒昧，谈一点浅见，就教于方家。

首先，我们要弄清“民主”的涵义。

当今世界上一般提及“民主”，是指目前已扩展到一百多个国家的所谓“主流民主”，即自由民主——法治、宪政、人权保障基础上的民主。这是“民主”与“自由”结婚所生的混血儿，或者说，是受法治和宪政约束的民主。这里的“法治”，英文是rule of law，即“法律之治”，法律至上，每个人、每个党派和组织都要在宪法和法律之下活动，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而作为下位法的一般“法律”不能与上位法“宪法”相抵触。宪法作为根本大法，则必须符合公平正义的制宪原则，其核心是，每个国民在宪法所列举的“基本自由权利”即人权（比如我国宪法35条所列各项）上都必须享有平等权利——除非因违法犯罪而依法剥夺一部分基本权利。权利是rights，“我所享有的”；不是“权力”power，“我施加于别人的”。

历史上，这一系列基本自由权利即人权有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所谓“三代人权”。第一代人权包括平等的人格尊严，平等的法律保护，生命权，人身自由安全权利，财产权，思想、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和从事经济活动的种种自由（迁徙、择业、创业、订立契约……），但不包括政治权利。第二代人权主要是平等的政治权利。第三代人权即平等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核心是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权。

仅有原则、原理还不行，还必须有制度措施加以保障和落实，这就是宪政，完整表述是“自由宪政”。各自由民主国家的宪政设计可以有许多形式上的不同，但基本内核都不能背离限权、分权、制衡（制约与平衡）这一条。这是因为，凡有至上性一元绝对权力，即没有限权、分权、制衡的地方，必定只有专制，没有自由。对于每个人来说，“专制”就是“来自他人的强制”，这“他人”可以是一个人、少数人或多数人；当你以外的“他人”有绝对权力时，就会变成施加于你的，一个人的专制或少数人的专制，或多数人的专制。所以权力，尤其是政治权力，第一必须分开，不能集中在一人、一些人或一个机构手中；第二，这些分离的权力既要互相监督、“制约”，又要相互合作，这就需要“平衡”，畸轻畸重就无法有效地相互监督、约束与合作，因为一旦失衡，太重的那种权力就要压制其它权力。

法治、宪政和自由可以说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一体：自由是价值目标，法治和宪政是保证自由这一价值目标得以实现的制度措施。

自由民主是自由加民主，所以很显然，自由与民主是两回事。只不过，西方人习惯成自然，就把“自由民主”去掉修饰词“自由”，简称为“民主”了。久而久之，许多人甚至忘记了这是两回事。

那么，和自由相区别的、“不加修饰词的”“民主”本身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务必要清楚区别“民主”的两种涵义。第一种，本源民主。“民主”的本源来自古希腊城邦，就是“人民的统治”：democracy的“demo”是“人民”，“cracy”是“统治”。这里的“人民”，是指与“贵族”或“富人”相对立的“平民”或“穷人”。贵族、富人、社会上层是少数人，平民、穷人、社会下层是多数人；于是，“人民的统治”实际就是“多数穷人的统治”。

“民主”还有另一个涵义，是指“平等的政治权利”。如上述，第一代人权是不包括平等的政治权利的，第二代人权才有这个东西。以英国为例，从1688年的“光荣革命”开始，英国就确定了法治和宪政，但享有政治权利的全权公民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几。直到1832年的第一次议会改革，才开始扩大享有政治权利的全权公民的范围，开始“民主化”。直到1918年给了妇女选举权，才实现了以全体成年公民一人一票的普选制为主要标志的民主。从1688年到1918年，这两百多年英国都是“有自由，无民主”（香港至今仍然如此）。1918年之后，才变成既有自由、又有民主，这就是自由民主。

很明显，民主的这两个涵义——“多数穷人的统治”，或者简化一点说，“少数服从多数”，和“平等的政治权利”是不相容的。因为，“少数服从多数”当然意味着少数人低于、受制于多数人。这就既不公平，又不正义。“本源的民主”如果不受法治、宪政的约束，就不但不是专制的对立面，反而成为“多数穷人（或各种情况下的多数人）的绝对权力”，这本身就是专制——多数人或多数穷人的专制。

因此，第一，专制的对立面是自由，不是民主。第二，宪政本身一定不是专制，但有可能是有自由、无民主。第三，民主的第一义（“人民的统治”、“多数人的统治”）如果是指人民的、多数人的、多数穷人的不受限制、至上性的绝对权力，那么，这种民主本身就是专制，是自由的反面。第四，民主的第二义“平等的政治权利”，本身就是平等的自由权利即人权的一部分。

（责任编辑　吴　思）

2010年第5期　被埋没的红军攻占长沙大捷·李维民

八十年前的1930年，中国工农红军曾两次攻打湖南省会长沙，第一次是在7月底，彭德怀率红三军团胜利攻占了长沙城，并占领了十天。这是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战果非常辉煌的一次进攻战役，也是红军唯一一次攻下省会城市，在国内外影响很大，连共产国际都感到惊讶。1936年毛泽东接受斯诺采访时也说过：第一次打长沙“对全国革命运动所产生的反应是非常大的”。但是，自从1945年彭德怀在延安举行的华北座谈会上受到不公正的批判，特别是1959年被打成反党集团的头子，直到“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几十年间，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攻占长沙的大捷，也被抹煞了，1979年以前出版的许多史书，都避而不提这件事。抬高毛泽东和一军团，贬低彭德怀和三军团，一时成为风气，而且至今还有影响。例如，《炎黄春秋》今年第3期第34页刊载的彭查理所写的文章中，就有这样一段叙述：“红三军团由于打长沙损失惨重，撤下来后与红一军团会合，实际上有投奔红一军团的意思……彭德怀这个人是个直脾气，他主动提出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合并成立红一方面军，并明确表态他个人不担任红一方面军总部的领导职务。”这一叙述是对历史事实的严重歪曲。

第一次攻打长沙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1930年6月15日，彭德怀召开红三军团前线指挥部会议，讨论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关于湘鄂赣红军“帮助鄂南与鄂东南地区暴动”，“切断武汉至长沙铁路”和进攻武汉的指示。彭德怀认为，武汉有敌军5个团据守，且有坚固的工事。而岳阳、阳新分别有钱大钧12个团和罗森一个师驻守，红军如进攻武汉，钱、罗两部必然尾随夹击，红军前有坚城，后无退路，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因此他不赞成攻打武汉，而率领红三军团主力向鄂城、通山进击，并且扬言进攻武汉迷惑敌人。国民党武汉行营急调岳阳的12个团星夜赶赴武汉，岳阳仅剩一个多团驻守。红三军团根据敌情变化，转向岳阳前进，先后攻占通山、崇阳县城后，7月4日攻克岳阳，缴获了敌人长短枪500余支、机枪18挺、野炮4门、山炮12门及大批军用物资和粮食，完成了切断武汉至长沙铁路的任务。这时，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正在进行中原大战，湖南军阀何键以大部兵力在湘桂边境与粤军张发奎、桂系李宗仁的部队混战，长沙城内守备薄弱。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在平江、浏阳地区工农群众支援下进攻长沙。7月25日，战斗打响，红三军团的第五、第八两军，从前后两面向敌发起猛烈攻击，经反复冲杀，26日突破敌军防线，夺占了长沙门户金井，27日晚9时攻占长沙城。这次战役共俘国民党军4000余人，缴获长短枪3000余支，机枪28挺，迫击炮20余门，山炮2门，电台9部，以及大批弹药、物资。红三军团攻占长沙，是彭德怀审时度势，抓住战机，正确指挥和广大指战员英勇奋战的结果。

攻占长沙后，从国民党监狱中释放出几千名政治犯和革命群众，其中包括第二天就要被杀害的向仲华、许建国、曾佑生等。7月29日和8月2日，在长沙市相继举行了两次有10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庆祝长沙解放，纪念南昌起义3周年。红三军团前委颁发了《告群众书》，阐明革命形势，提出革命主张和任务。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主持创办了《红军日报》，刊登《共产党十大政纲》等文件和国内外要闻。7月30日，湖南省苏维埃政府成立，宣布了土地法、暂行劳动法等施政纲领，恢复和发展各行业工会，并且筹措现款40余万银元，解决了红军被服和医疗困难，而且扩大红军七八千人。按照湖南省委原先的决定，以红五军第一纵队和独立师为主，加上地方赤卫队等，在长沙新组建了红十六军。红三军团由两个军成为3个军，4个师成为6个师。

红三军团进入长沙后，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曾留学法国的红八军代军长何长工，还召集各国驻长沙的领事馆及教堂、医院、商团和记者等共有300多外国人参加的会议，用法文和英文宣传红军保护外国人生命财产的政策，要他们通知本国兵舰迅速撤离湘江，要求国际红十字会支援医疗器械和药品。红军攻占长沙轰动中外，英国路透社等世界媒体纷纷发出电讯，西班牙驻长沙领事馆报道：“红军根本不是无组织的散匪，而是有文化、有教养、有礼貌的正规军队。”

红三军团攻占长沙后，国民党当局非常慌乱。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一面调兵加强武汉守备，一面派部队增援何键。8月4日，在游弋湘江的帝国主义军舰掩护下，敌军十几个团于8月5日晚从南北两方面向长沙发起进攻。在敌我兵力悬殊的情况下，红三军团前委及时决定撤出长沙，向浏阳、平江苏区转移。彭德怀率红五军一个师为后卫，控制浏阳门外高地，掩护部队撤退。6日，敌南北两路向浏阳门对进。此时，红三军团政治部和省苏维埃政府机关尚未撤出长沙城。在紧急情况下，彭德怀亲自指挥两个连阻击北进之敌，集中一个师的主力突击南进之敌，牢牢地控制着浏阳门外高地，掩护军团政治部和省苏维埃政府及进城的苏区群众撤向浏阳、平江。红三军团在撤离长沙的作战中又歼敌一个团，毙伤敌1000余人。红三军团由于及时撤出长沙，并无严重损失。

8月23日，红一军团按照先前与红三军团的约定，北进到浏阳东北的永和市，与由长寿街南进的红三军团胜利会师，当时红一、红三军团兵力大体相等，毛泽东在8月24日致中央的信中说：“第三军团(五、七军)已从长寿街来集中，三军团士气很壮，有七千枪和一军团来前方者相当。”彭查理的文章说红三军团由于打长沙“损失惨重”，来“投奔”红一军团，实属荒谬。

红一、红三军团会合后，在第二天举行的前委联席会议上，决定红一、红三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彭德怀提议由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前委书记和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朱德任方面军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滕代远任副总政治委员。

红一方面军刚刚成立，毛泽东任书记的总前委就决定再次夺取长沙。彭德怀并不同意第二次打长沙，因为第一次打长沙后，敌人已坚固设防，红军失去进攻的突然性，变成正规的进攻战，攻城能否取胜难以肯定；从三军团本身来说，撤出长沙只有十几天，从1929年11月至1930年8月，部队扩大了8倍，5月以后一直没有得到休整，迫切需要整训。但是，8月24日毛泽东和朱德发出“向长沙推进”的命令，9月1日下达向长沙总攻击命令后，彭德怀还是积极执行命令，率领部队冲锋陷阵。如他所料，第二次攻打长沙很不顺利。经过3天激战，只突破了第一、第二道工事，未能突破敌军阵地，形成胶着状态。10月9日，方面军又下达了“强攻该敌，夺取城垣”的第二次总攻命令。红一和红三军团指战员，冒着敌人的炮火前仆后继，顽强拼搏，激战至11日拂晓，仍未能突破敌军阵地。9月12日中午一时半，方面军下达了撤围长沙的命令。

第二次攻打长沙，共歼敌两个多团，毙伤敌1000余人，歼敌不如第一次多，伤亡却比第一次大。9月17日，毛泽东向中央报告第二次进攻长沙不克的三个主要原因是：在敌人打工事前未能消灭敌之主力；群众条件不具备，城内无工人和士兵暴动以为响应；红军缺乏重炮和通讯器材，联络不好。

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第一次攻克长沙的胜利，所以多年被埋没，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有人认为，那是立三路线时期，在争取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重点攻占中心城市的冒险主义战略方针下打的，所以不值得宣扬。其实正因为彭德怀没有机械执行当时中央的指示，避免了进攻武汉可能遭到的重大损失，才取得了攻占长沙的重大胜利。彭德怀对此做了客观的评价。他说：第一次打长沙取得的“胜利在当时是很大的，否认这些胜利是不符合事实的”；“但这些胜利并不能掩盖立三路线的错误，也挽救不了立三路线的失败。”需要指出的是，第二次攻打长沙，同样是在立三路线时期，也是受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主义影响。毛泽东在8月19日致中央的信中说，“我第一军团，把敌人次第消灭，占领长沙岳州，进攻武汉九江，开展三省更大局面，促进全国总暴动”；在8月24日信中又报告说，第一军团“决定以夺取长沙进攻武汉之目的开向湖南”。立三路线统治时期总共不到四个月，一时看不清这一路线的错误是难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长期以来，总是说毛泽东“始终没有赞成立三路线”，“纠正了红一方面军中的左倾错误”，这不符合历史事实。

1930年9月24日至28日，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批评与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但由于交通不便，六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和决议未能及时传达到红一方面军。这时，蒋、冯、阎中原大战以冯阎失败告终，蒋介石随即调大军摆开进攻江西红军的阵势。在10月下旬举行的罗坊会议上，毛泽东主张实行战略转变，引诱敌人到根据地来，“待其疲惫而歼灭之”，据此提出红军东渡赣江的计划。当时红三军团的许多干部反对毛泽东的意见。这时，彭德怀持什么态度非常重要，正如他自己所说：“我这一票在当时是起相当作用的一票，站在哪一边，哪一边就占优势。”在这关键时刻，彭德怀支持了毛泽东的意见，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作战计划。1965年9月，毛泽东约见彭德怀时还谈起这件事。毛泽东说：“立三路线时，三军团的干部反对过赣江，你说要过赣江，一言为定即过了赣江。”彭德怀这次的“一言为定”，对于红军后来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为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副部长)

(责任编辑李晨)

2010年第5期　李锐谈“周惠谈话”·盛禹九

不久前，互联网上出现一篇文章，题为《采访周惠谈话记录》，署名“张杰”。该文声称：1990年代中，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派出工作人员采访周惠，“其中有一段谈话，涉及到庐山会议上另一个重要人物李锐”。文章通过所谓“周惠”之口，对李锐在庐山会议的作为提出了所谓的新史料，新看法，如说“庐山会议开成这个样子，李锐要负很大的责任”，等等。笔者为此访问了九三高龄的李锐同志。现将谈话记录整理如下。

盛：《采访周惠谈话记录》在互联网刊出后，我注意到，您曾授权余习广发表一个声明。声明说：“张杰发表的这篇所谓《采访周惠谈话记录》，是一篇伪造的访谈录，所有参加庐山会议的同志都了解这一点，这个伪造的访谈录，以周惠之名对我进行的所谓揭露，纯属虚构。我希望，这个伪造者张杰，能够公开站出来，我愿意与他对质。”这个《声明》发表至今已近三月，至今没有看到这个作者“站出来”，而网上却闹得沸沸扬扬。有“专家”著文写道：“《原中顾委委员周惠谈李锐与庐山会议》这份材料的出现，就像一阵清风，它至少部分吹散了笼罩在1959年夏天庐山上的迷雾，使我们更加接近了庐山会议的真相”；还有人感叹：“李锐老一世英名毁于一旦，一生事业尽付东流”，等等。现在，当年参加庐山会议的人大都已作古，只有您老还健在。面对着这些来历不明的“庐山会议的真相”，希望您能比较详细地谈一谈。

李锐：我发表那个《声明》是有充分根据的。张杰文章在网上发表后不久，和我住同一座楼的北京大学刘世定教授就来告诉我：他接到周惠的侄孙惠海鸣（周惠原姓惠）从苏州打来的电话说，周惠的夫人范博和儿子惠小兵，“对网上传播关于李锐老的流言非常愤慨”，特请他郑重转告我：“周惠生前绝对没有那样一次关于评说李锐的谈话。”另外，经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秘书长魏久明证实：“中央党史研究室没有‘张杰’这么一个人；组织上也没有派任何工作人员去采访过周惠。”由此可见，所谓《采访周惠谈话记录》完全是一篇随意杜撰的文章，不可相信。

关于庐山会议的真相，我的《庐山会议实录》一书中已作了相当详细的介绍。这本书是当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胡乔木提议并催促我才写成的。乔木同志参加了庐山会议，知道其中的许多内情，感到需要有一本书真实地记录这段历史；否则，许多真相后代难以澄清。我的书写好后，经过乔木审阅。这本书于1995年出版发行，至今十多年来，除了吴冷西提过意见，我在《读书》杂志和《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附录中作了答复和辩正外，此外没有其他任何人提出过异议。事情本来是很清楚的。现在，突然冒出个《采访周惠谈话记录》，质疑庐山会议一些事实的真实性，制造许多“迷雾”，并且造谣指名道姓地来攻击我。确实使人感到有些蹊跷。

盛：就我所知，张杰的这个《谈话记录》已在读者中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一些人随声附和，认为庐山会议爆出了“新料”，真以为“庐山会议开成这个样子，李锐要负很大的责任”哩！

李锐：关于庐山会议，1981年6月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有定评，认为当年毛发动对“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批判，和在全党开展“反右倾”的斗争，是完全错误的。这次批判和斗争的前因后果，还有我在山上的言行，我都写进《庐山会议实录》里了，读者只要细心读一读这本书，便非常清楚：把这一场自上而下发动的、错误的政治运动的“很大责任”，归咎于下面某些无关紧要的人物，显然是本末倒置。就我个人来说，实在担当不起。

盛：不久前，原“四人帮”的笔杆子朱永嘉也在境外发表文章回顾庐山会议，认为彭德怀问题很大，对庐山悲剧负有重要责任。马立诚在2009年12月3日的《南方周末》上发表《有关庐山会议的一篇奇文》，对朱文进行了有力的驳斥。

李锐：朱永嘉的文章，阐述他的不同观点，尽管是错误的，还可以进行辩论。张杰的文章不是“不同观点”，更不是“一阵清风”，而是造谣和诽谤，不能容忍。

盛：对造谣和诽谤应该坚决反击，以正视听。例如，张杰说，您给主席写的那封信，是“自作聪明”，“撒了谎，隐瞒了那天晚上我们说的那些最敏感的话”，因此“捅了第一个大娄子”；又说，李锐后来“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承认自己犯了“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大错误，如此等等，是那么回事吗？

李锐：我的书里写得清清楚楚：我给主席写信，不是我个人“自作聪明”，而是田家英转告胡乔木给我出的一个主意。因为当时彭老总给主席的信被印发后，各小组讨论中，有人追问7月23号我们在黄克诚住处议论主席之事，“湖南集团”的指责即由此而来。乔木考虑到主席平日对我的印象比较好，写信给主席可能容易接受。为了消除毛的疑虑，我接受田家英和乔木的意见，给毛写了信。信的全文已收入书中。我在给毛的这封信里，确实隐瞒了我们在黄老处谈话中的某些敏感内容，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黄克诚、周小舟等人，想“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实际上，当时我们的一些议论已被主席有所察觉，因此主席几次找我们谈话。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不如实地谈到一些情况，后来也不能不来个“180度的大转弯”，作出深刻检讨。我在《实录》中写道：在检讨中，“我把帽子戴得大大的，‘一劳永逸’，免得再受‘避重就轻’‘不彻底’等类指责”。但是，我还是有底线的。因为此前和薄一波同志商量过，他告诉我：讲情况只能点到“彭、黄、张、周”为止，不要牵连到其他人。我是按照薄老的嘱咐做的。比如，大会《简报》揭发出田家英平日和我之间的密切关系。我把田平日对毛的一些议论（例如田说：“如果我离开中南海，我会给毛提三条意见：第一，听不得批评意见；第二，能夺天下，不能治左右；第三，不要百年之后，有人议论。”）甚至把周小舟的某些言论，都揽到我自己身上。这样做，出发点并不是为了我李某个人。这难道也错了，是“品格”问题吗？

盛：依我看，历次政治运动中，在“个人迷信”和那种严酷、高压的态势下，包括很多受人尊重的革命领袖人物，他们为了顾全大局，保存自己，不得不采取一些迂回曲折的方式，以避其锋。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庐山会议上，彭、黄、张、周都作了违心的检讨。事后，黄克诚在他的《自述》中写道：“等我冷静下来时，我认识到：违心地作检查，违心地同意‘决议草案’，这才是我在庐山会议上真正的错误，使我后来一想起来就非常痛苦。因为这件事对我国历史发展的影响巨大深远，从此党内失去敢言之士，而迁就逢迎之风日盛。”

黄老的《自述》中，谈到8月10日小组会追问7月23日晚议论主席的事，还写了这样一段话：“罗瑞卿带着李锐到我这组参加会议。我马上紧张起来，心想一定是那天晚上他们说的话被揭露了，这里最关键的是议论毛主席像‘斯大林晚年’那句话。我深知他们当时很冲动，又都是一贯忠于革命事业的正直诚实的人，所以并不认为这句话有什么了不起……这时看到李锐，心想他的为人，一定会自己承担责任，于是就说：可能是李锐说的，但也记不准了。后来，周小舟自己承认是他说的。”黄克诚这一段话充分证明：您和周小舟在庐山会议上的言行，光明磊落，没有什么可值得指责的。

李锐：还有，《谈话记录》说我“夜闯美庐”，完全是造谣！众所周知，庐山会议期间，主席的住处，戒备森严，任何人没有毛的许可，没有一定的手续，是绝对不可能进去的。连彭老总那样的人物，开始想找毛个别谈谈都不可能，结果只能用写信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见。我这个普普通通的“列席代表”，没有“上谕”，敢去“夜闯美庐”吗？！

盛：关于“夜闯美庐”，我曾看到周惠的亲属惠海鸣2009年11月16日写的，现在网上发表的《关于张杰的“周惠谈李锐与庐山会议”一文的声明》，其中说：“张杰一文中所谓李锐‘夜闯美庐’是‘1962年小舟告诉周惠的’，根本是造谣，与时间也不对头。因为庐山会议后不久，周惠1960年调到北京之后，从未见过小舟，更不可能议论时事。”这充分证明：张杰的这个《谈话记录》完全是胡编滥造。能谈谈庐山会议上您和主席真正接触的一些情况吗？

李锐：庐山会议期间，主席找我谈话有三次，都是几个人在一起谈的：第一次是7月11日，有周小舟、周惠和我；第二次是7月17日，除二周和我外，还有胡乔木、田家英；第三次是30日上午，有黄克诚、二周和我。这三次谈话的内容，我在《实录》中都如实写了。除此之外，我没有单独找过毛；毛也没有单独找过我。前面说过，我接受田家英和乔木的意见，7月30日给毛泽东写过一封信，对7月23日在黄克诚住所谈话的事作了解释。原以为就此过去了，谁知事情不是那么简单，毛实际上已得知我们在下面议论的一些情况，我和“军事俱乐部”已经有了难以剪断的牵连。在这种情况下，我除了老老实实地承认错误，作深刻检讨之外，还会去“夜闯美庐”，自讨没趣吗？

《谈话记录》说，周小舟调任广州后，田家英出差广州，曾顺便看望小舟，告诉他：庐山会议上，李锐和田家英都曾在毛的面前“下跪”求饶，这更是荒唐透顶！我知道，你和田家英也有过来往，应该了解田家英这个人。田家英和我不是猥琐小人。在大是大非面前，我们不会做出那种卑躬屈膝的事情。

盛：关于田家英去广州看望周小舟的事，就我所知，最近汪澍白老先生专门打电话到广州问周小舟的夫人王宁。她已97岁高龄，脑子还非常清醒。王宁明白无误地回答说：“田家英没有到广州来访问过周小舟。”可见此事纯属子虚乌有。至于您提到我和田家英，是的，50年代我在《中国青年》杂志工作期间，对他曾有过比较深入的了解和接触。田曾谈过他对“主公”的敬仰和心中的一些郁闷，使我感到他不仅有才气，也是一个很有骨气的人。田家英在你们的保护下，躲过了庐山一难，却躲不过“文革”那场灾难，在毛的书房永福堂自裁明志。记得您曾对我说：安子文告诉过您，田死前把他平日收藏的一些毛用宣纸写的小字幅，主要是唐宋诗词，一一撕碎，丢入马桶冲掉。然后把头悬在一根栓在两个书柜之间的带子里自尽。田家英满怀悲忿离世，我曾写诗悼念他，有“士可杀而不可辱，铮铮铁骨显刚雄”，“自诀悲凉难许国，伤心岂独一田生”之句，表明我对他的景慕和痛惜之情。同样，我也钦佩您：两次灾难您都没有躲过，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却始终昂首挺胸坚持下来，很不容易啊！

李锐：田家英和我都是自尊心很强的人，但性格有所不同。田家英的性格刚烈而脆弱。他胸怀坦荡，受不了无端的侮辱和伤害，因此走上“宁为玉碎”的道路。我经历的苦难可能比田家英还多点：既有政治上接连不断的毁灭性的打击，毛泽东说的“六不怕”（不怕戴帽子、撤职、离婚、开除党籍、坐牢、砍头），我除了头颅还在外，其他的都经历过了；又有前妻在家里不断地制造麻烦。举个例子：我从庐山回到北京后，田家英来电话说我俩是“道义之交”。前妻在一旁听到了，马上向上面反映，第二天就来人把我的电话撤销了。在那些日子里，我真是内外交困，到了几乎无法生存的地步。“三年困难”时期，我被发配到北大荒的农场劳动，快饿死了，是田家英救了我。他把情况反映到李富春那里，把我调离北大荒，总算活了下来。我这个人特别能忍，即使在那样的日子里，我始终相信黑夜终将过去，总有一天会见到光明。凭着这点信念，也就挺过来了。

盛：《谈话记录》还说您“当年刚42岁，很有才华，又受主席赏识，上庐山时简直意气风发”，因此“自我期许要在五十岁之前当上总理”。我看此说不值一驳。人各有志，只要自己行得直，走得正，想干什么都可以，有什么可指责的呢？！

李锐：说我“想当总理”，那是十分可笑的事。你知道，1958年南宁会议一场关于建立三峡大坝的“御前辩论”，主席支持我的意见。就在那次会上，毛叫我当他的秘书，我借口水电工作忙，想推掉；后来叫当“兼职秘书”，推不掉，转身回到北京，我就跟刘澜波（当时他是电力部部长，我是副部长）说：“我会碰鬼的。”这是湖南土话，意思是会倒霉的。后来的情况果然如此。

1959年4月，在上海开七届三中全会期间，此前我曾给毛泽东写过三封信，对“大跃进”提出一些意见。毛在大会上表扬了我。他说：“在南宁会议上，我找了个李锐，在长江水利上是和林一山唱反调的。他写了三封信给我。我看这个人有点头脑，就是胆小。”那是指我把信抄了一份，同时送给主管计划的李富春看。讲到这里，毛大声地问：“李锐来了吗？”我坐在会场的最后一排，只好应声站起来。主席当众说：“你坐在后面干什么？你坐到前面来呀！你给我写了三封信，给我很大帮助。李锐呀，我很感谢你，是共产党感谢共产党。你干嘛只给我几根‘骨头’，不给‘肉’吃？”毛是嫌我的信写得太简单。那个时候，开会的人对我说，你红得发紫了。三个月后，我从上海会议的“红得发紫”，到庐山会议成为“军事俱乐部的人”，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在政治风浪里的大起大落，使我看懂了有“中国特色”政治斗争的随意性、危险性！粉碎“四人帮”后，给我的冤案平了反。1982年，陈云同志要我去中央组织部成立青年干部局，开始我也不想去；是陈云亲自写了封信给我才去的。我是学理工的，一生只想为国家的“现代化”干点实事，从来没有想到要去从政当官，更不愿意转入到政治斗争的漩涡里去。但事情往往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生活在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无论你在哪个岗位，都很难回避开政治。我终于深深地坠入庐山会议那场政治斗争的漩涡里，吃尽了苦头，想躲也没有躲过……

盛：您能够幸存下来，用文字和语言见证庐山会议那段历史，这是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它将载之于史册。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在《周惠谈话记录》中，多次提到周小舟和您。您能谈谈您和二周的关系吗？

李锐：50年代初期，我和周小舟在湖南一起共过事。他当省委宣传部部长，我是副部长。我们朝夕相处，我感到，小舟同志是一个平易而谦虚的人，讲求实际，为人率直，从不随波逐流，落井下石。他在庐山会议上就表现了这种可贵的品格。尽管人们批斗他那么厉害，他始终心地坦然，实事求是，对无理攻击硬着头皮顶住，不作过头的检讨，也不诿过于人。也正因为这样，遭到一些人的忌恶，他后来的遭遇和下场是十分悲惨的。

至于周惠，我和他在延安时代就认识了；南下时，又在开封见面。50年代初期我在湖南工作时，他任益阳地委书记，彼此十分熟悉。庐山会议上，我们开始一起交谈，观点是一致的。我和周惠是同志和朋友的关系，彼此没有什么“过节儿”。“文革”后，他是内蒙古自治区区委书记，仍不时和我联系；我们同为中顾委委员后，来往就更多了。

盛：张杰的文章发表后，很多人写文章或作证为您辩诬，刚才听了您的一席话，我很有感触，曾写小诗一首，现在念给您听：庐山迷雾早消澄，又见阴霾锁秀峰。几度清风驱恶瘴，明霞依旧映苍穹。

回头再说这篇文章的作者“张杰”。戴晴称他为“没面目·张杰”，因为他至今确实没有亮出其真实的面目和身份。文章采用问答的形式，提问者是谁：是张杰本人，还是别人？该《谈话记录》有何凭证：是文字记录，还是录音，现存何处？这些都没有交代清楚，也不可能交代清楚。因此使人不得不怀疑：写这篇文章的人究竟想要干什么？

李锐：拨乱反正、批判“两个凡是”，许多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极左思潮受到批判。有一帮人很不服气，不愿意听到人们讲真话，总是按照自己过了时的脑袋，制造各种谣言“迷雾”，企图混淆是非，欺骗群众。但是，真正的历史是改变不了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

再说一遍：如果写这篇文章的作者敢于负责任，希望他能有勇气站出来，把他的证据摆出来。我愿意在公堂上跟他当面对质。

2010年2月25日于北京

（作者系文史学者）

（责任编辑　吴　思）

2010年第5期　背负杀人的自责·王冀豫

我是“大院”长大的孩子。所谓“大院”，潜台词就是干部子弟聚居区。“四合院”是北京的符号，“院”也就成了驻京党、政、军机关宿舍区的符号。军队大院狭义地讲就是北京公主坟以西按顺序排列，空军、海军、军事训练总监部、军委通讯兵部、总后勤部、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解放军军事政治学院……各军兵种、军队院校的宿舍区。

大院孩子大多经过保育院和小学寄宿制教育。

1967年8月5日，中午。那天天空混沌。与我同住空军大院的师院附中(即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现为首都师范大学的附属中学)同学常××急冲冲到我家：

“粮校(即北京粮食学校，是一所中等专科学校)的‘四·三派’注1阶级报复，昨天把他们学校‘老兵’注2高三的唐××在路上绑架了，学校军代表斡旋，今天中午才放，在里面他被殴打、侮辱。他们还正在这条路上抓捕殴打穿军装的同学呢。现在正召集各大院‘老兵’找他们算账(打他们)。”

我积极响应，并招了几个本院的同学骑车赶往翠微中学，与二十几个在校门口的同学汇合后，一群人骑着车向师院附中进发。

我在整个队伍的前面，骑车带着同学朱××。临近“粮校”门口，遭遇“四·三派”同学袭击。我和另一个骑车的同学班××冲了过去，其他同行的同学被截在后面。满天的石头并不密集地砸在地上……

我们三个人首先到了师院附中，见几位高中生在紧张地争着什么，并一再叫初中生冷静，见到我们后呵斥我要听话。当时我并不以为然，但也不知该怎么办。

大约一小时后，绕道进师院附中的空军大院同学张××对我说：

“真是阶级报复。李红星在粮校门口被截，因为有育英(即北京育英中学)的‘四·三派’同学，李红星没当回事。抓进粮校后，几个穿工作服的人押他去地下室，在楼梯上用刀刺他。李红星狂踢狂打，冲出校门，窜过围墙，游过运河。因为中了三刀，流血过多，游到岸边就昏过去了。要不是大伙绕道沿运河来师院附中，半道儿上发现李红星，赶紧就送空军总医院，李红星就完了!”

李红星是育英中学足球队主力，平时为人低调，自信平和，大家都很喜欢他。

我气愤极了，大喊“跟他们拼!”不顾高中生劝阻，二十几个“疯家伙”砸了校体育器材库、工具库，将体操棒和大镐把等能打人的东西翻出来，人手一件，冲出校门。

师院附中“老兵”高三的栾××追着我说：

“小黑子(大家一直叫我黑子)，这是武斗。我们也很气愤，能策略点吗？”

“不能!不能!”我们喊成一片。

我们是外校来增援的，在不冷静中反成了主角。师院附初中“老兵”与我们本就同住各个大院，无论“十一”、“七一”、“六一”的，还是“育鹏”、“育英”的，都是从小经保育院、小学两部制注3长大的，大多是同学，共性太多。但高中生是哥哥辈，他们平日“傲慢”、“少沟通”，无论多正确，此刻的劝阻只能令人逆反。

我们都“混蛋”了，一场恶战开打。现在很多情节已无记忆，但一种情绪至今还能感受到，就是“仇恨”!好像那天我们的体能、智能都超水平发挥。其实以往的团队训练，集体主义精神往往在一个最荒诞的时代总能发挥得淋漓尽致，犹如希特勒的纳粹德国。

我们到了粮校附近，最初双方没有实际意义的交手，都在试探。对方冲出校门虚晃了几下，就以满天的飞石和用螺帽为弹子的弹弓伺候我们。我们只能依仗树木为掩体，捡石头还击。这种无果的僵持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一个小时后结果来了，一辆满载人员的卡车出现在我们的背后。一个整齐、低沉的吼声：“打倒‘联动’注4!”使我们真正明白了这是在武斗。对方的柳条帽、工作服、标枪和棍棒使很多看热闹的师院附中同学“傻了”。

有人轻声说：“我们被包围了!”

我心里很藐视这些不中用的“好学生”，给他们做个样子，捡起一块鹅卵石，跳起来扒住卡车的大箱板，冲起哄架秧子的人群大叫：“打呀!”抡起来对车上的“四·三派”同学乱砸。我方的同学清醒过来，乱石如雨，甚至砸到我背上。

我感到卡车震动起来，赶快跳下。卡车如风一般窜出人群，向粮校门口驶去。

随着卡车停下，车上人员跳下车，与校内冲出的对立派同学组成一股强大的冲击力，有两三百人向我方涌来。

“我方”溃退成一片，仅剩下翠微、育英、太平路中学注5的二十几个初中生和几个不知哪校的同学，缓缓地退，依仗路边的树，捡石头还击，有效止住了对方同学的冲击势头。

我见有个对立派同学十分勇猛地冲过来，就在一棵树后躲着。见其距我三米左右，抡圆了给他一石头，将其击倒，转身后撤，并大喊：“女生别慌，跑稳，我们在你们后面。”不知为什么蹦出那么多看热闹的女生。

我们二十几个初中生死死守在人群的最后，其中高中的只有栾××和王××。后者还拿着像机照相。

由于道路不宽，刚好是个“冷兵器”耍得开的战斗面。二十几个人，前后两排，可交叉换位、相互作用。

今日想来很可恶很可笑，这一切完全在无意识中自然形成。事后我们曾以军人的后代、大院孩子、干部子弟、天生的、遗传的等等来解释，也理性地意识到这是生长环境、寄宿制、“共产主义”教育的结果，就是想不到对方也是同学、同胞。当然，他们当时也没想到。今天我们奔六、奔七了，常有聚首，当年的哪派都有，哪种出身都有，坐在一起，竟有一种莫名的沧桑。所谓“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想起来，大家只有感慨的自嘲和悲哀。

“兵败如山倒”，后撤就是溃败。无奈中我不知动了哪根筋，大喊：

“别退了，叫他们追到什么时候!后面的人截住他们，我们往回打呀!”

这样喊，起到了强大的暗示作用。双方追逐打斗呈南北方向。路东侧是一面坡，坡上是玉米地；西侧是民房。

对方同学想不到我们实际上有多仓促、多弱小，见我们竟敢去攻击他们，在心理上就有了一种风声鹤唳的疑幻。我的无奈喊叫，增强了这种疑幻，使前面追我们的对立派同学还在继续追的时候，后面的居然已经崩溃了。

那个被我用石头击倒的同学是育英“四·三派”的林×，也是文革前全市初中生铅球、铁饼第三名。他一身军装，满脸是血，追到我身后。我不认识他，以为是我方同学，大声叫他到我前面去，我掩护，结果挨了他一棍子，正中头顶。棍子打断了。我眼前的东西呈平行四边形地变换摇晃。预感到他会用打断的棍子刺我，我便用尽全力把我手里的大锄把抡向身后，只感到打中了，他倒了。

我拄棍呆了一下，眼睛的余光又见人群中一个身穿蓝工作服的用砖头砸我头，就用左手护了一下，手腕剧痛，倒把我刺激正常了。

这是一场武斗中真正的胶着，双方混在一起大概有一两分钟，胜败即成定局。我疯狂地窜起来大叫：“打死他们!”事后据别的同学说我跳的高度超过众人半个身子。

吼过，挥舞着棍子，把对方同学吓得转身就跑。同时，“我方”断后的二十几个同学一起转身，一副杀红了眼的架势。对方同学阵形大乱，非常慌乱。

我盯住砸我石头的同学狂追过去。他好像不敏感，跑得挺稳健。在路的东侧，我在他毫无反应的状况下，一棍击中了他后脑部。他好像飞出去的袋子，倒在路旁的坡上滚下来，又动作迟缓的爬起。身体呈爬行状态时，我又一棍击中他的前额，血溅到棍子上(我的棍子头呈四方形)。

当时，我疯狂兴奋地大吼：“你跑不了了!”转身又追其他对立派同学。棍子打在人们背上嘭嘭作响，竟然无人倒下。其时我已虚脱，直到腹部挨了一砖头疼得蹲在地上，才停止追打。

看着满地的抛弃物：田径标枪、长柄斧头、各种棍棒、柳条帽，我竟对天狂笑，像头野兽。

“乐极生悲”，此时“我方”同学陈××从后面跑来，说：

“咱们打死了一个，就是你打倒的那个。”

我惊呆了，怎么能打死他!还要拿他换人呢!

转身回师院附中。在校医务室，那人平躺着，已被包扎了一下，但是他的颈动脉仍喷着血泡，双眼微睁，只有出气，没有进气，面色惨白。这景象我终生不忘，惨极了。

此时得知他叫“王岩宏”。

我问校医情况，告知没救了，如五雷轰顶，我想说“我不是故意的”，事实却永不能更改——我杀人了!

这是一种造就，在那个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时代，在革命加拼命的鼓舞声中，以“三忠于四无限”注6为平台的所有的正统教育，在我身上画了一个荒诞悲哀的句号。我和王岩宏个人之间形成了永不能解脱的负欠，这类负欠一再写在中华大地一代一代人的身上。

灵魂深处总有些东西根深蒂固，冥顽不化。但理性还是反复清晰地告诉我：“你是罪人!”一个“性相近、习相远”的人世间，为什么盛产这么多仇恨？忏悔是不够的，也许这一切需要几代人的反省。

那年冬至日烧纸，给我奶奶我爸爸点的，火柔顺平顺；给王岩宏烧，就是点不着，我急了：“不用你原谅，我欠你的!恨我，也别和自己过不去。”“火”突地燃起来，兼有阵风，风助火势烧了个痛快!

四十二年了，越来越背负着杀人的自责。

注释：

注1“四·三派”、“四·四派”：1967年初，党政权力机构被代之以“革命委员会”。毛泽东以革命的名义，在“砸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国家机器”的集权过程中，用中央文革小组替代党中央，利用群众运动运动群众，对国家各级权力机构进行了重组，现俗称“洗牌”。各级权力机构以“老、中、青”为组织方式，冠以“革命委员会”的称谓。文革中各群众组织在权力再分配的利诱下，纷纷自我标榜，都以革命的名义，希冀在“老中青”三结合的机会中当“官”。那真是“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在这个大背景下，1967年初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提出中学生的群众造反组织要进行“革命大联合”，成立“首都红卫兵代表大会”。1967年4月3日，一派拥有激烈观点的各校中学生造反派组织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代表大会，发布“四·三宣言”，后被称为“四·三派”。而4月4日，另一派持较温和观点的中学生组织召开代表大会就被称为“四·四派”。

注2“老兵”，即“老红卫兵”。上世纪中期的“干部子弟”阶层普遍有一种舍我其谁的未来国家主人翁意识，一种不同凡人的优越感。加之优于普通民众的生活条件、信息渠道，文革中被称为“特权”。文革前，大院有一种躁动，流传着很多关于毛泽东对侄子毛远新、王海容等人讲话的小道消息，对当时教育制度进行点评，起到了强烈的煽风点火作用。宋心鲁一封1965年还是1966年登在中国青年报上的“洋溢着革命激情的信”，更引起了“要好好学习，但好好学习是为了谁”的思考。毛泽东一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更为“文革”、为大乱做足了文章。1966年初，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学术大批判使学生运动激发，渐成“红卫兵运动”。1966年4月，北京大学附中成立“红旗战斗小组”。5月29日，清华附中成立“红卫兵”，向校党委贴大字报，对教育制度质疑。后反对驻校工作组，并在全市各中学进行串联，各院子女之间的串联和议论尤甚；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北京各校在串联学生的鼓动下纷纷成立“红卫兵”学生组织，以红色政权的卫兵形象正式走向历史舞台。这些人大部分是干部子女，他们有着一致的教育基础，有着共同的抱负和理想，很多观点甚至不谋而合。后因毛泽东亮出了底牌，“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使早期“红卫兵”的思想出现了根本变化，但惯性还存在。为区别后来的“四·三派”、“四·四派”，被称为“老红卫兵”。通常解释为毛泽东在1966年8月18日接见“红卫兵”前后成立的各校学生组织。

注3文革前干部子弟大皆3岁进保育院，7岁上小学。他们大都出自党、政、军各自的子弟学校，如空军：空军保育院、空军育鹏小学、育鸿小学；海军：海军保育院、海军七一小学。因保育院和小学均属于一个军兵种系统，俗称“两部制”或“二部制”。还有幼儿园、小学、初中“三部制”的，如十一学校、育才学校等。十一学校的学生是解放军的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及各兵种部，如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等的子弟，他们从各自的幼儿园升入十一小学，并可在规定分数线内升入十一中学；也可自选报考其他学校。还有一些因分数线太低分配到家庭住址附近的学校。国务院系统的育才学校是政府部门三部制的代表作，这类学校的硬件好于教育部的学校。不难看出，以上不同类型的子弟学校，仅是军政区别，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两个“板块”，其子女们所受的教育也是一脉相承。风格不同，水平差不多，都是以共产主义接班人意识为启发学生努力学习的动力。

注4“联动”，全称“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联动”称谓首见于1967年陈伯达起草的元旦社论中“……对于‘联动’、‘红旗军’、‘荣复军’这样的反动组织，别说大民主，就是小民主也不给!一点不给!半点不给!……”。这段话，起因是1966年底，由清华附中、北大附中、石油附中、农大附中、一零一中五所中学的“老红卫兵”借“革命大联合”的口号，企图成立一个统一的行动组织，并于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这一天在苏联展览馆剧场召开大会，希冀统一思想。由于与会同学大多数人的父母受到冲击，并对中央文革小组及江青等人不满，情绪失控，提出“炮打中央文革小组”、“火烧江青”等口号，造成组织行为中断，所以如毛所说“联动”反映的是一种社会情绪。继“血统论”之后，在干部子女中存在一种犹如面对类似隋唐以科举替代“阀阅”制的、贵族体系崩溃过程中的一种情绪宣泄。“12·26”大会后，一种社会潜在的冲突，以抓“联动”的名义扩大化成抓干部子女，使整个大院的子女层与文革小组情绪对立，爆发了“六冲公安部”的抗议行为。这种社会化的情绪甚至干扰了整个干部队伍的情绪。这迫使决策层于1967年4月22日，以毛泽东、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把监狱中的“老红卫兵”们集中在人民大会堂对话，并许愿：可以成立组织，中央给经费之类。江青、康生等以长辈的姿态，用“你是谁的孩子？”之类的煽情方式讲话，最后宣布释放。但总体情绪已对文革小组失去信任、失去信心，以极大的不满匿迹在后来的岁月中，萌发出“四·五运动”、“民主墙运动”、三中全会后的体制改革、民主选举以及1989年风波中的大批领军人物。当然，官商、权力欲、腐败也大有人在。他们从不是铁板一块，而只是同路人，因各自的利益和追求终要回归社会各流派。今天，他们只是保留了些习气在身，如诗：“浪迹中华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

注5这三校因地缘位置处在成片军营之间，学生成分也以军队各院干部的子女为主体。三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统一行动，其实就是各军队大院的统一行动基地。后来不分学校，更广义地成为“老红卫兵”的活动场所，十分包容，对外统称“三校红卫兵”，简称“三校”。

注6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句政治术语。“三忠于”指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四无限”指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要无限崇拜、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

(王冀豫，1951年生人。1967年8月5日北京粮校武斗打死人。1969年3月24日赴山西插队。1969年12月入伍。1979年到北京特殊钢厂当工人。1989年办稻香湖马场，牧马人工作至今)

(责任编辑李晨)

2010年第5期　贱民的样本·张 鸣

在我的案头，摆着一套厚厚的书，上下两册。这本书是由一群已经被遗忘的人写的回忆，名字叫《无声的群落——文革前上山下乡老知青回忆录》(以下简称《无声的群落》)。写书的人，是一群文革前就上山下乡的老知青。提到这些人，人们能够想起的，顶多是几个被誉为上山下乡运动前驱的人物，比如邢燕子、侯隽，即使这些曾经有过光环的人物，也已经在历史上被人忘却。但实际上，当年下乡的这群老知青，跟这几位先进典型，几乎没有任何关系。邢燕子和侯隽不是他们的代表。他们是一群城市里的贱民，不下乡，是没有活路的。正如书中的一位作者写的，三面架上机枪，只有一面好走。

这些只有一面的小路可走的人，是一些生活在城市里的政治贱民。每个人的背上，都跟当年美洲贩奴市场上的奴隶一样，烙着阶级出身的烙印，无非是地、富、反、坏、右，还要加上资本家或者其他的什么分子。写这本书的作者，在写回忆的时候，身份和地位已经改观了，有的成了教授、作家、会计师，有些人已经成为一定级别的官员，但是，在字里行间，你依然能够感觉到，昔日出身的魔咒，已然留在了他们的血液里，成为挥之不去的梦魇。跟其他的知青回忆不同的是，他们无论写什么，“阶级出身”四个字的阴影，都贯穿始终。

阶级斗争是革命的利器。中国人的阶级论历史，实际上起于1926年毛泽东的两篇文章。一篇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篇是《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头一篇被毛选收了，但删改较多，达到80%左右。第二篇一直不大出名，很多人都不知道。但是，这两篇文章，却构成了中国革命阶级分析理论的基本框架；把农村的人，按贫富分成雇农、贫农、中农和地主、富农。中国共产党人的阶级分析，当然来自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在马克思那里，构成阶级的尺度，一是对生产资料的支配，一是跟先进生产力的联系，最次才是财产的占有程度。所以，他主要是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资本主义社会两大阶级对立意义上来谈阶级的。但是，到了中国的语境下，由于即使按最乐观的估计，1920年代的中国产业工人，也就是马克思所谓的无产阶级，才有200万。相对于四万万的人口而言，实在是过于少了。而且以毛泽东的敏锐，很早就意识到中国的革命，只能在农村有用武之地，所以，毛泽东的阶级分析，实际上既没有了先进生产力的尺度，也没了生产资料的支配，只剩下贫富一个指标，一个中国古已有之的标尺。按照这个标尺，毛泽东将雇农视为农村中的无产阶级，贫农为半无产阶级，都是革命的动力。反过来，地主和富农，就是农村中的反动阶级，革命的对象。处于中间状态的中农，则是争取的对象。毛泽东的阶级分析，判断往往跟实际情况大相径庭，比如对学生估计过于灰暗，认为学生基本上属于大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往往站在革命的对立面。而农村中的雇农，往往并非革命先锋，投身地主民团反抗革命的也不少。而且农村中的阶级，划分往往界限不清，在一个村庄划为地主的，在另一个村庄可能仅仅是中农。所以，农村中的阶级，不仅中间这块游动性非常大，一个中农，一不留神就变成了富农；就是穷人，也很可能因为其他的因素被划成反动阶级。奇怪的是，这样一种阶级分析方式，却一直主宰了中国革命整个过程。道理很简单，所谓阶级分析，无非是用一种方式把社会切割开，便于革命动员。切割的尺度含糊一点，对于动员无疑是有利的。

1949年，中共取得政权。按道理革命已经结束，这样的动员也就不需要了。然而，中共的建设，是革命式的建设，治理，是运动式的治理。动员始终是党的生命。所以，在夺取政权之后，阶级不但没有淡化，反而更加强化，而且等级分明，界限清楚。即使在土地改革和三大改造完成之后，农村的人没有了土地，城市人没有了生产资料，除了少数资本家还拿点定息之外，所有人在理论上都变成了“无产阶级”，但是阶级分野反而更讲究了。比如农村里的中农，现在分成三部分，下中农、中中农和上中农，又称富裕中农，在合作化和大跃进运动中，富裕中农成了重点整肃对象。更重要的是，这种阶级出身固定化了。不仅被评为某个成分的人，一辈子顶着这个身份过日子，哪怕身无分文，整天掏厕所，如果当初是地主，那一辈子都是地主。阶级出身不仅固定化，而且跟封建社会一样，身份传宗接代。虽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在政府对社会的实际控制运作中，地富反坏右的子女，就是被严格定义为出身不好的人，在各种需要填写的户口、档案、表格中，打上耻辱的印记，在专政机构和群众专政的监视下，伴随一生。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等级高度细分的社会。作为贱民的地富反坏右和资本家，其实还可以分成若干等。出身地富加上历史反革命(做过国民党或者其他“伪职”)，再加海外关系(海外有亲戚)，位列地狱最底层，其次是地富加反革命，再次地富加海外关系，然后是单独的反革命家庭出身，接下来是单纯的地富和右派，资本家位列这个系列的最上层。在贱民上面，还有单纯的海外关系，历史上有污点的人，比如做过国民党兵，当过伪军，参加过会道门。这样的人，即使出身贫下中农，也算有污点，除非上面特别看顾；若要重用，也有麻烦。当然，位于社会金字塔顶尖的，就是革军革干和他们的子女。严格来讲，这种森严的社会等级，不大像秦汉以来的帝制国家，倒有点类似于西周封建制，在封建制下存在着公、大夫、士、皂、舆、隶、僚、仆、台这样的等级，每个等级，都不能逾越，这种等级，比西周还要森严，而且身份固化，贱民之子恒为贱民，子子孙孙不得翻身。还伴随着专制的高压，属于一种专制高压下的封建制。平时的社会管理，就按等下药，每个等级有不同的政治待遇。在运动到来的时候，就连打倒走资派的文革，最终还是贱民受到的打击最大。文革中死亡人数最多的小运动，是清理阶级队伍，这个小运动中，斗争的矛头，主要指向传统的地富反坏右。所谓走资派和他们的子女，虽然受了点苦，但被整死的人并不多。

令贱民们最感痛苦的，是他们的子女在升学、参军、提干等方面，都给设置了严格的限制。以考大学为例，对出身不好的人的限制，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而日益增加，到了1960年代，基本上除了极少数单纯的资本家的子女，可以在高分状况下报考少数师范院校外，贱民子女统统被拒于大学的门外。地富反坏右的子女，无论成绩考得多么好，根本就不可能进入大学。像遇罗克那样的遭遇，在中国有千千万万。严格来讲，遇罗克在北京，境遇还要好一点，如果他生活在本书部分作者所在的成都、重庆、长沙等城市，那么，连一个街道工厂的工作都不可能有。

由于存在着严格的城乡二元结构，所以，城乡的贱民待遇也因此有了不同。乡居的贱民，处在十八层地狱最下一层。生产队里最苦、最重的活儿是他们的，但工分却拿的最少。如果摊上不厚道的乡邻，还要经常性地受欺负，养的鸡鸭要被人偷，自己种的菜被人摘。孩子动辄挨打，还不能还手。地富的子女，不仅不能出去工作，连对象都找不到，如果是男孩子，基本上就只有打光棍的份儿。如果赶上运动，不仅地富本人，就连他们的子女，即使什么错都没有，也时常会被拖去挨斗。即使被打死，也没有地方告去。在大饥荒的年月，贱民的死亡率比正常人也要高。文革期间很多地方发生的针对地富及子女的大屠杀，从根本上说，只是这种长期的歧视的延续和突变。一般来说，相对于乡村的同类，城里的贱民日子过得稍微好一点。这是因为当年中国城乡本身存在着差异，城市户口本身具有很大的含金量所致。但是，这本书的作者们告诉我们，城里贱民们这样可怜的“优势”，也很快就被盯上了，被处心积虑地消除。当政者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特别卖力地“消除城乡差别”。消除的办法就是，既不让他们升学，也不给他们任何城里的工作，采取种种方式，把他们逼下乡。因此，文革前的知青，除了像邢燕子那样的少数人，多数都是这样的贱民。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年的他们，是心甘情愿选择去农村插队的，因为经过多年的宣传，这些贱民当然地认为自己身上带着原罪，去“广阔天地”，可以用自己的汗水和鲜血，加以洗刷，终有一日，变成正常人。这些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城市青年，成群结队来到农村，却很少有人敢恋爱的。对他们来说，如果要结婚的话，也得找一个成分好的，冲淡一下自己血缘的原罪。

对于贱民最严酷的迫害，还不仅仅是肉体上的。每一个贱民的子女，都时刻面临着要求跟家庭、跟养育自己的父母划清界限的压力；这种压力，几乎在子女刚一懂事时就开始了，随着年龄的增加，压力越来越大。正如书中有的作者写的那样，当大批中学毕业没有工作的黑五类子女，没有饭碗，没有出路之际，压力达到了顶点。组织上会因势利导，给他们办学习班，引导他们大骂并检举揭发自己的父母亲。让他们自觉地用最恶毒的话，最绝然的行为，去伤害他们的父母。事实上，这种戕害，是深入骨髓的，实现了贱民的非人化。据我所知，很多贱民家庭，即使到了今天，当年的伤痕依然存在，难以愈合。本书作者之一的卢晓蓉女士，告诉我说，当年实行的政策，有一条是让地富资本家断子绝孙，这政策公开的提出不是指肉体消灭，而是在精神层面实现之。从毁灭贱民家庭亲情这个角度，这个政策的确部分地实现了。

在今天看来，这样一种高度专制加封建式的等级制，很是不可思议。这样的社会制度，怎么可能出现在20世纪？但是我们知道，改革前的中国，实行的是革命式的建设，运动式的治国。所以，为了动员的需要，人群必须切割，社会必须分等级，尤其必须有贱民的存在。在农村长期吃不饱的情况下，正因为有贱民的存在，其他人即使挨饿，也会感到满足。再穷再苦再低贱的农民，因为有人还在他们的脚下，就会感到踏实和满足。而运动式的治国，也需要不断地有人挨整，不断地需要廉价而听话的苦力，所以，老的贱民不会解放，新的贱民还会不断地加进来。不断保持整个社会的火药味浓度，人与人之间的仇恨，革命和运动，才能有生命力。贱民的队伍，客观地说，一直在膨胀，膨胀到文革时，有人统计，已经有上亿人挨整了。

《无声的群落》的作者，用最朴实，最真实的文笔，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过去的中国出身魔咒的样本。也提醒我们，魔咒其实并没有完全消失，如果我们忘记过去，也许有一天，它还有死灰复燃的可能。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李晨)

2010年第5期　印度的宪政之路·思 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非拉许多国家相继独立。它们都面临着选择何种政治制度立国的问题。例如，中国选择了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制度；而印度选择的是宪政民主制度。

印度的宪政民主制度，是从英国移植又吸收了本国文化传统，经过长期磨合形成的，它对印度独立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尽管印度的社会、宗教、民族、语言、种姓以及中央与地方关系等矛盾异常复杂尖锐，但全国社会秩序基本上得以维持，统一的中央政令大体上可以畅通无阻。在这些方面，政治制度功不可没。

20世纪90年代摆脱计划经济体制之后，印度的发展愈来愈快，长期落后的印度经济终于崛起于世。经济增长率在2007年便达到9.5%，增长率排名全球第二。据世界银行资料，对比1994年与2005年的数据，印度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已从36%降至27.5%。世界上许多学者都认为，未来十几年印度的发展速度将有可能超过中国。

此外，印度的犯罪率很低。在全球有统计的62个国家中，印度的犯罪率处于倒数第二。

印度大选被媒体称为“穷人的狂欢节”，因为此时是穷人表达民生诉求的最好时机。沿袭了几千年的种姓制度在近60年的全民普选中受到了致命的挑战，日趋瓦解。1997年7月当选总统的科·拉·纳拉亚南，成为印度历史上第一位贱民出身的总统。人数占优势的低种姓选民的参选参政，充分体现了宪政民主制度的生命力。

因此，印度堪称新兴国家中最完善的宪政民主体制范例之一，被誉为“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

一、印度国情，与中国最为接近

印度和中国是接壤的两个亚洲大国。两国的国情颇为相似，或曰最为接近。因此，印度的社会发展经验，对中国的借鉴意义也可谓最大，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1.历史悠久

与中国一样，古印度也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距今都有5000多年的悠久历史。从16世纪起，欧洲列强相继入侵这块土地。1600年，英国殖民者成立东印度公司，逐步在印度沿海建立殖民点，至1849年占领全境，英国政府接管东印度公司，直接统治“英属印度”。1947年英国公布《蒙巴顿方案》，实行印度与巴基斯坦分治；同年8月14日和15日，巴基斯坦和印度两个自治领分别诞生；1950年1月26日，印度宣布成立共和国。

2.国土辽阔

印度雄踞印度次大陆，国土面积约300万平方公里，在亚洲仅次于中国。

3.人口众多

印度人口长期居世界第二，人口增长率和人口密度一直高于中国。印度全国人口2008年已达11.9亿，预计2050年将超过中国而成为世界第一的人口大国。

4.多民族、多语言、多宗教

印度和中国都是多民族国家。中国有56个民族，其中汉族占总人口90%。而印度则有300多个民族，人口比较分散。其中人数最多的印度斯坦族占全国人口46.3%左右，其他如泰卢固族、孟加拉族、马拉地族、泰米尔族、旁遮普族等，分别占总人口的8.6%至2.3%，人数更少的少数民族分布于全国各地。

印度境内有180种语言、700多种方言，使用人口在百万以上的语言有33种。其中宪法上承认的正式语言就有15种，讲印地语的占人口总数40%。官方语言为印地语和英语。

印度是一个多教兼容的国家。约有80.5%的居民信仰印度教，其他宗教有伊斯兰教(13.4%)，基督教(2.3%)、锡克教(1.9%)。此外还有佛教和犹太教等，其信徒各占人口的1%左右。

总之，印度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多宗教及多重文化背景的国家。

5.建国前的经济基础十分落后

印度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国前都经历过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经济基础都比较落后。且印度遭欧洲国家侵略始于16世纪初，比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算起)要早几百年，灾难更为深重。印度独立前夕，它所面对的是一个100万人死亡、1300万人流离失所、宗教暴力的伤口依然血流不止的社会。

按照某种流行的传统理论观点，在一个人多地广、民族复杂、国民素质低、历史包袱重、经济基础落后的国家是不可能实行宪政民主的。然而，印度正是在这些条件下建立起了宪政民主制度，使自己最主要的弱点转变成了优势，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发展，以事实证伪了上述“流行”观点。

二、印度宪法

印度自1947年8月15日取得独立之后，用了两年多的时间从事制定宪法的工作。制宪会议于1949年11月26日通过印度共和国宪法，于1950年1月26日生效，一直沿用至今。截至2002年12月，议会虽已通过86项宪法修正案，但从未发生整体推倒重来、制定“新宪法”的事。

印度宪法共有395条，1000多项具体条款，它的中文译本长达12万字，堪称世界之最。

(一)公民

印度宪法赋予全国每个人以同样的公民权。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是印度公民并且年满18岁，都有权参加选举。每个印度公民都拥有的基本权利，包括言论、表达、信仰、集会、结社、迁徙以及选择职业和行业的自由。这些权利保护每个印度人，使其避免由于种族、种姓、宗教、性别和出生地等原因而受歧视。这些权利在法院是要强制施行的。

(二)政府

立法机构：印度的政体形式是建立在全体成年人选举权基础之上的议会制。行政机构就议会的决议和通过的法案向议会负责。主权最终属于人民。议会由联邦院(上院)和人民院(下院)组成。

联邦院：联邦院的成员不超过250人，其中12人由印度总统指定，指定代表都是在文学、科学、艺术和社会服务方面具有专门学识或实践经验的人士。除此之外则按各邦人口多少进行分配，由该邦立法议会议员选出。

人民院：人民院是主要的民意代表机构和立法机构，目前有成员545位。其中530位由各邦直接选举产生，13位由各中央直辖区选出，另外两位由总统指定，代表英裔印度人。如果不提前解散的话，人民院的任期自召开第一次会议时算起为五年。人民院有权弹劾总统或对联邦政府提出不信任案。

行政机构：印度总统是国家元首及武装部队的统帅。总统由一个选举团选举产生，其成员来自议会两院和各邦的立法机构。总统任期五年，可连选连任，一般只任两届。总统只能依照以总理为首的部长会议的建议行使职权。

行政权力归总理领导的部长会议(即内阁)。部长会议对民选的议会负责。总统任命在人民院中的多数党领袖为总理。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力，实际上都是由总理领导的内阁行使。

司法机构：印度司法机构是统一的，且独立于行政机构，它是宪法的保卫者和解释者。最高法院是最高的司法权力机关。每一个邦都设有高等法院。民法和刑法皆有统一的法律适用于全国。

印度是一个由若干个邦和中央直辖区组成的联邦。印度各邦皆有自己的立法议会，立法议会的所有成员都是由本邦全体成年选举人选出的。各邦首脑称作邦长。邦长由总统任命，其在邦内行使的权力与总统在联邦政府内行使的权力通常一样。与中央政府相同，各邦也有自己的内阁，由首席部长领导，并对民选的邦立法机构负责。

选举委员会：选举机构是集中于中央的一个依法设立的独立机关。该委员会负责监督、指导和控制全国议会选举、邦立法议会选举、总统和副总统选举的选民造册工作，并安排实施选举事宜。

(三)媒体

印度全部新闻媒体均属于民办，没有官办新闻媒体。没有任何主管部门对于媒体的编辑方针进行限制和干涉。

这种体制决定了印度媒体一向以思维活跃著称。他们抨击时弊、揭露丑闻，成为印度三权分立之外的第四种政治力量；对于监督政府运作，增加国家管理的透明度起着重要作用。在同业竞争中生存发展的新闻媒体，由于有了公信力和信誉度，因而在印度社会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也非常大。

报纸和杂志在印度具有独立地位，均为私人和财团所有。截至2007年底，印度共有96种文字的报刊35595种，总发行量9900万份，居世界第2位。

全印广播电台(AIR)和国家电视台(DD)归于一个由著名人士组成的独立团体经营，24小时通过卫星自由地向全国各地播放。

三、民主与竞选

印度宪法是一部相对比较完善的宪法，是印度民主政治的标志。它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全民普选、三权分立、多党竞争、议会民主、新闻自由的宪政制度，同时规定公民的平等权、自由权、文化教育权和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权。

在议会民主制度下，印度各党派为了争取权力，目标直接指向议会的议席多少，而不是通过抓枪杆子、笔杆子夺权。印度政党之多可谓世界之冠，根据印度选举委员会的报告，1952年印度第一届大选时，全国政党总数为192个；2009年第15届大选时，有1000多个政党参与竞选，注册选民超过7亿，其中有4.4亿人参加投票，投票率为60%。

印度普选制下的社会动员迅速激发了广大民众的民主意识和政治意识，拓宽了政治参与面，并使印度成为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国家。在大选中，印度民众始终保持了较高的政治热情，选举的结果基本上反映了民意。参加投票的比例一般都超过了60%。民众普遍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不仅逐渐扩大了社会各个层面民主体制的建立，使各级选举形成了制度，而且打破了印度传统社会中特有的封闭性和落后性，促进了社会的变革和开放。这无疑代表了社会的进步方向。

印度议会民主制把各种政治力量纳入了合法的政治斗争轨道，从而避免了大规模暴力革命的发生。无论政治风云如何变幻，从1952年以来，半个多世纪的历次大选从未中断。每一次选举都保证了国家政权的平稳更迭和政府组成的合法性。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民主政体对社会矛盾的调节能力。1989—1999年十年中，曾一度出现过政府更迭频繁，但这种不稳定并没有影响整个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也没有影响国家重大政策的连续性，更没有导致中央政权垮台的局面。这一方面是因为具有较大弹性的民主政治体制有着保持政治基本稳定的能力；另一方面，印度在国家的政治活动中较好地保持了文官治国和军不干政的传统。军队始终保持了对整个国家的效忠，这是保持政治稳定和国家统一的重要力量。

从半个多世纪的实践来看，尽管国内的政治力量对比和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的演变，民主政治经历了各种严峻的考验和挑战，但是它已在印度的政治生活中扎下了根基，得到了社会各个阶层，特别是新兴中产阶级的广泛认同，因为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与这种制度建立了利害关系，都想通过这种制度分享一部分国家权力。

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国家像印度这样复杂，有着这样多的种族，相互之间无法用语言交流；宗教和文化习惯千差万别；各地的地形、气候和经济发展水平也大不相同。印度的办法是“多样并存的民主”。印度没有借国家团结的名义对多样性进行压制，却在制度安排中认可了这种多样性：所有的团体、信仰、爱好和意识形态都能和平共处、相互竞争。

从圣雄甘地开始的现代印度创始人一直是民主的忠实倡导者，这一点对印度产生了很大帮助。印度第一位也是在位时间最长的总理尼赫鲁用他全部的政治生涯向人们灌输民主习惯，尊重议会程序以及对宪法体系保持信心。

印度宪法所确立的民主价值观变得如此根深蒂固，甚至当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一度宣布实施紧急状态法，暂时剥夺了印度的自由之后，她最终还是强迫自己要重新赢得印度选民的拥护，举行了自由选举并在选举中接受惨败的局面。

60年来，印度历经重重挑战但仍能生存下来并蓬勃发展，就是因为它找到了一个真理——在没有单一的权威的意识形态的情况下管理国家。举例来讲，印度允许所有宗教自由发展，确保没有任何宗教被国家赋予优势地位。

曾经有人预言印度实行宪政民主会导致国家各民族、种族大分裂，并乐观其“败”。但时至今日，已经没有人再认真谈论印度分崩离析的风险。泰米尔纳德邦和米佐拉姆邦等边远地区的分离主义运动被一个简单的方法平静地化解：昨天的分离论者变成了今天的首席部长和反对派领袖。

不仅如此，印度的宪政民主绝不是少数人参与的游戏，它对劳苦大众最为重要。投票箱化解了种姓分化的潜在破坏力，低种姓中最卑微的人也能担任政府的高级职务。玛雅瓦蒂，一个“不可接触”的贱民女子，却三次作为首席部长统治着印度人口最为稠密的北方邦。

从更为广义的角度讲，选举的逻辑意味着没有任何一个团体可以支配其他人。在这里，只有选票可以决定权力的更替。

四、宪政与分权

在民主制度的建立上，尼赫鲁是通过自己的巨大影响力，身体力行，率先垂范，通过开创先例的方式来建立民主的惯例与传统。从一定意义上说，印度宪法及宪政体制的巩固，得益于以尼赫鲁为首的第一代领导人在宪法初步运行阶段的宪政精神与工作作风。

印度社会、民族、宗教、语言的高度异质性、复杂性，对于印度的宪政民主制度而言既是一个障碍也是一个优势。各民族、语言、宗教共存于一个国家里的事实，必然要求国家在进行统治时去商量、说服、谈判、妥协与整合。而尼赫鲁作为第一代领导人中的最高领袖，恰恰是一位注重协商与说服的宽容的领袖，一位反对政治暴力的领袖。他曾经在一次演说中说道，“我能容忍因错误的原因而发起的运动，但这些运动必须是和平的、非暴力的。如果我们想要为我们的国家谋取一个伟大的未来，我们就至少必须在这个基本原则问题上达成一致：即在政治领域中我们将实践真理，且以非暴力的手段。”

政治生活中的这种非暴力的精神的普遍存在，事实上为政治斗争各方的谈判提供了一个必要的基础。1962年印度在中印边界战争中失败后，一些幕僚曾建议尼赫鲁宣布紧急状态，以帮助政府渡过难关。但尼赫鲁予以严辞拒绝，认为这种措施有违民主传统。

尼赫鲁很注重权力的制衡。他并不赞成将总理和执政党主席的职务合二为一，因为他始终认为同时担任这两种职务会互相干扰。1954年秋，他在连续担任了三年国大党主席职务后，不顾党内的盛情挽留，坚决辞去了国大党主席的职务。为了使宪政制度能够在印度得到巩固，担任总理职务后，他公开表示：“我不想让印度成为这样一个国家，千百万人对一个人惟命是从，我想要一个强有力的反对派。”在内阁会议上，他从不采取压制的方法，而是以说服的办法使反对自己观点的人接受他的意见。1951年前后，在他的努力下，国大党政府改变以往对共产党的压制政策，使共产党合法化，并反对一些邦取缔共产党的法令，使共产党成为印度的主要政党之一。

尼赫鲁在任时期一直保持着一种民主的领导方式，并把这种领导作风加以惯例化，最终形成了一种制度、一种传统。尼赫鲁本来完全能够凌驾执政党和政治制度，把权力高度集中在自己的手里，他本来可以运用民粹主义的口号来取代这种正式的政治制度。许许多多非洲国家和亚洲国家的领袖就是这样做的，并导致他们的国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然而，尼赫鲁没有选择这样做，因此，议会制度得以在印度生根。

五、政党政治逐步发展成熟

印度宪政制度走向巩固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其政党政治逐步发展成熟。

从印度独立到印度人民院第9次大选之前的这段时间，国大党长期控制着印度议会(人民院)的绝对多数，独掌政权，因此被称为国大党一党独大制。但印度宪法和法律并不限制其他政党的存在及其谋求执政的活动，在一党独大的同时可以多党并存。1957年，印度喀拉拉邦出现了第一个共产党执政的邦政权。在西孟加拉邦，从1977年开始，左翼阵线连续执政28年，是印度执政时间最长的地方政府，其首席部长巴嗒，是印共(马)中央政治局委员。这种多党并存的合法状况，为印度独立以后长期保持政治稳定，并为印度最终实现从一党长期执政到多党交替执政的转变提供了法制环境。

纵观印度政党政治的历史，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1948—1964年，尼赫鲁领导着国大党和印度政府：

由于国大党在英国殖民时期领导民族主义运动的卓越表现和尼赫鲁本人在印度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威望，国大党理所当然地成为印度独立后的执政党。尼赫鲁及其领导下的国大党在印度独立以后单独执政了17年。

1965—1988年，国大党继续执政，印度民主政治有走向专制的危险：

1964年5月27日尼赫鲁去世。不久，尼赫鲁的女儿英·甘地当选为第三任总理。她采取以“消除贫穷”为核心的政治来动员占印度人口大多数的穷人。这将英·甘地推向了政治权力的顶峰。同时，她利用民众的支持，排除国大党的元老，代之以绝对效忠和维护她个人的官员；这些人同样在低一级上任命效忠于自己的人，致使原来国大党自下而上选举党的领导人的做法被自上而下层层任命党的各级领导的做法所取代。此举严重侵蚀了国大党地方领导人的民主基础。再则，为对付老一代国大党精英所组织的反对和指责，特别是对付纳拉扬领导反对党于1974年组织的全国性罢工，1975年6月26日英·甘地宣布全印度“紧急状态”，中止公民的民主权利，实行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逮捕了大多数反对派领导人。紧急状态持续19个月，英·甘地这一行动导致国大党支持率的急剧下降和国大党内部加剧分裂。1977年大选惨败，使得国大党及尼赫鲁-甘地家族执政链条一度中断。

1984年的第8次大选中，由于英·甘地的遇刺，许多民众出于对其儿子拉·甘地的同情，同时也由于当时拉·甘地本人有“廉洁先生”的美誉，国大党以人民院403席，占总议席73.9%重新胜出。

1989—2004年，印度一党独大体制的结束和两党制的雏形：

1989年，由于国大党在处理地区教派和外交事务上的失误，以及陷入“博福斯丑闻”，最终导致国大党在第9次大选中落败。印度政党政治进入国大党、印度人民党和全国阵线三足鼎立时期。在1989年12月—1999年4月的10年中，印度一共组织了八届中央政府，其中六届只执政了一年左右便倒台了，印度进入了比较短暂的政府频繁更迭时期。与此同时，多党制终于宣告了印度一党独大体制的结束。

1999年10月印度第13次大选中，以印度人民党为首的全国民主联盟在人民院543个竞选席位中占有356席。人民党及其联盟稳定执政，一直到2004年。

2004年至今，印度两党制基本成功定型，民主宪政走向成熟：

2004年4月20日—5月10日印度举行了第14届人民院选举。以印度人民党为核心的全国民主联盟只赢得了人民院543个议席中的185席，而国大党及其盟党赢得了217席。根据印度宪法中的简单多数原则，国大党获得了联合其他党派组阁的权力。

2009年4—5月，印度进行第15届人民院选举。选举结果，由国大党领导的联合进步联盟胜出，再次组成联合政府。

这样，经过50余年的长期发展，宪政民主制度经过了初期的不确定状态，在印度基本上算是根深叶茂了。多党竞争、胜者轮流执政，标志着印度宪政民主制度已经成功定型。

六、政治力量的多元化

印度多党竞争局面形成的具体原因在于政治力量趋于多元化。

议会民主体制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选票政治。选举的竞争性使各种社会集团都在为获得政治权力去争取选民，即使是那些原来政治上消极或被排除于政治活动之外的社会集团也被动员起来卷入了国家政治，从而使印度成为高度政治化的国家。在这个由众多种族、语言、宗教、种姓构成的多元性社会中，不同的社会集团在争取和维护自己利益的过程中不断集聚并形成了各自的政治势力。长期以来，政治宗教化、种姓化和地方化已成为印度政治发展的显著特点。在印度当今的政治舞台上，代表不同宗教、种姓和地方种族的政治势力正在崛起，并从三个方面使政治力量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1. 印度教民族主义势力的崛起

在国大党走向坎坷的同时，具有民族主义和印度教教派色彩的印度人民党却迅速崛起。该党通过唤起广大民众对印度教传统文化的宗教热忱和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赢得了政治上的支持，迅速发展壮大了自己的政治力量。该党在人民院的席位由1984年2席猛增到1989年86席和1991年119席。在1996年的大选中，该党获得161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并组织了政府。在1998年的大选中，印度人民党获得179席，再次成为获得人民院席位最多的政党，与十几个小党共同组成了联合政府。在1999年的大选中，该党获得182席，第三次与其盟党组织了新政府。印度人民党在其成立后的最初几次大选中的得票率，也反映了该党力量的增长和在选民心目中地位的提高。从第8次到第13次大选，它的得票率分别为7.4%、1.5%、20%、25.5%和23.8%。

印度人民党在1998年选举中获得的选票情况表明了该党在印度教徒中的支持基础正在不断扩大。该党不仅继续获得了高等种姓半数以上的选票，而且成了获得较低种姓选票最多的政党。该党原来的社会基础主要是城市中有文化的印度教徒，但后来不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的印度教徒中，都是获得选票最多的政党；在有文化的印度教徒选民中，其支持者最多。

印度人民党在民众中的吸引力和号召力越来越强，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出现了一股强大的印度教复兴思潮，一种新的印度教认同正在确立。印度教复兴主义的积极分子常常是成功的商人和官员，印度新闻界称他们为“身穿藏红色衣服的雅皮士”。90年代初其支持者越来越多地来自印度稳健的中产阶级印度教徒、商人、会计师、律师和工程师，以及来自高级文官、知识分子和新闻记者。

2. 低种姓政治力量的觉醒

在印度社会的等级结构中，宪法上的表列种姓和表列部族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劳苦民众，也是两支人数庞大的选民队伍。据1991年的人口普查，表列种姓人数为1.38亿，表列部族人数6780万，两者之和达2亿多，占了当时全国人口总数的1/4。教育的普及、媒介的扩大和选举制度的实行，大大促进了低种姓政治意识的觉醒。他们越来越认识到政治权力的重要性，要求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获得平等权利和地位的呼声越来越高。高等种姓和“大人物”逐渐失去了在政治上支配中、低种姓的能力。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较低种姓就已经通过政党政治的合法性，成功地挑战了婆罗门等高等种姓在政治领域里的支配地位。70—80年代，在印度的北部和西部地区，中、低种姓要求分享高等种姓权力和地位的斗争也开始高涨，例如在北方邦和比哈尔邦就出现了分别代表中等种姓和低等种姓利益的政党。

由于低种姓在人数上占有优势，因此很快就形成了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并能够在邦议会选举中获胜成为执政党。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低种姓青年积极参政并成长为颇具影响的政治领袖。从中央和各邦议会议员的社会、经济背景来看，政治权力正在从城市的高种姓手中转向农村的中、低种姓手中。低种姓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崛起，必然对其他表列种姓、表列部族等社会贫弱阶层产生示范效应。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低种姓的崛起和参政是印度民主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不仅会对未来的政治发展和政治力量对比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已经对沿袭了几千年的种姓制度构成了致命的挑战。最后彻底埋葬这一丑陋制度的必然正是这支力量。

3. 地区政治力量的增强

印度独立后，虽然名义上实行联邦制的国家结构，但是联邦政府为加强国家的统一而采取了中央高度集权的做法，中央与各邦的矛盾一直比较突出。上世纪50年代中期，印度政府在国内少数种族的强烈要求下，按照种族/语言的原则划分了各邦。这种划分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种族之间的矛盾，但同时也助长了地区种族主义的发展和政党政治地区化的趋势。

印度的地区政党一般都是代表某一邦的地区利益或者是某一特殊种族/语言、宗教或种姓集团的利益，因此在地方上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在某些邦，如泰米尔纳德邦、印控克什米尔和西北部地区的所有邦，全国性政党的力量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一些所谓的全国性政党，如大众党(BSP)、平等党(Samata Party)、印共和印共(马)，实际上也只具有地区特征。上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地区政党的实力和影响不断增强，有的在本邦建立了政权，有的成了邦内最大的在野党。从90年代以后的几次大选结果中，可以明显看出地区政党在中央的力量也在不断增强。地区政党在人民院的席位从1991年55席依次增加到1996年110席，1998年168席和1999年222席。它们的得票率也从1991年15.1%增加到1999年23.6%。

地区政党势力的上升大大削弱了全国性政党的势力。由于地区政党在人民院获得的席位越来越多，全国性政党只有在地区政党的支持下才能上台执政。目前，在一些重大的国家政策，甚至对外政策方面，邦政府有了越来越多的发言权。印度中央高度集权的联邦体制有可能转变为真正的联邦制。

正是政治力量多元化的趋势，促使印度多党竞争的政党政治日益成熟和不可逆转。

七、宪政的活力

在宪政民主建设落后的国家，对于宪政民主制度了解不多、顾虑重重，往往有一种谈虎色变的落后意识。有些人误以为一搞宪政民主就会导致民族分裂、经济发展缓慢，引起社会动乱。而印度的现实，恰恰否定了这种落后意识和误解。

如今，宪政民主体制已在印度的政治生活中扎下了根基，得到了社会各个阶层特别是新兴中产阶级的广泛认同。印度的经验再一次表明，宪政民主体制具有较大的弹性，对缓解社会矛盾有较强的协调能力。通过宪政民主制度，各种政治力量纳入了合法的政治斗争轨道，避免了大规模暴力事件的发生。印度仰赖这样一种制度，得以通过事前的充分协商和社会各集团的利益诉求，使社会矛盾适度释放，不至于因长期积累酿成不可收拾的大动乱，从而保持社会的基本稳定。政府作为定期获得人民授权的公仆，也不得随心所欲、胡作非为、折腾社会。在印度从来没有出现过类似中国那种针对千百万知识分子的“反右派”运动；在印度的宪政条件下，也不可能“高举三面红旗”，搞“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更不可能出现一个领袖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竟导致整整十年的全国性浩劫。因此，宪政民主被各界视为印度长期发展的可靠的制度性保障。

当然，任何制度都不可能是天然完美无缺的。宪政民主的推行，难免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印度也不例外。在不尽如人意的现实面前，倒退没有出路，出路就在于努力完善。民主制度本身，也是提高民主质量的最佳途径。正像美国大师杜威先生所说：“当民主有病时，加重民主成分便药到病除。”例如，印度民众对于尼赫鲁-甘地家族权威崇拜的传统，正是在多党竞争中才得以逐渐淡化。

由于开国领袖尼赫鲁在经济体制上偏好苏联模式，印度搞了四十多年的计划经济，导致庞大的国有经济长期效率低下，政府管制无处不在。后来通过艰苦的经济改革，印度经济才摆脱了旧的模式。从1991年开始，印度经济逐步从政府管制中松绑，在自由市场中翱翔。幸亏印度宪法从来就保护私有财产，并拥有较完备的法治体系，故私有经济的发展如鱼得水，没有体制性的障碍，没有“所有制歧视”问题。在印度国内，服务业和高科技领域生机勃勃的创新型私有企业正在逐步获得全球竞争力。目前印度私有企业产值已超过GDP的60%。

印度政府在“十五计划”中，将2002—2007年的经济增长率定为8%，已经完全实现。尔后，2008年增长率达到12.7%。后来同样是受到世界金融风暴的影响，2009年第一季度，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为6.1%，而印度为8.9%。

此外，印度在教育和医疗方面创造了诸多优势。

印度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2003年便已达到5%，远高于中国(2006年尚不足3%)。印度从幼儿园到高中，全部免费，公立大学有补贴，私立大学学费与世界各国相比也很便宜。印度高等教育规模在世界上名列第三。

印度全民享受免费医疗。国立医院不但基本治疗全部免费，而且治疗期间，还可以享用医院提供的免费食物。私立医院虽然要收费，但按照一般国际标准衡量，价格仍然是相对便宜的，以至于大批西方国家的患者不远万里到印度求医，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印度经济改革的起步比中国晚了13年，印度经济和中国经济你追我赶，都在崛起之中。“龙象共舞”的图景已经成真。

然而，中印两国的崛起，在国际上的接纳程度却有很大的差别。全球“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却未闻“印度威胁论”。对于印度经济的快速增长，世界不仅没有顾虑和猜忌，美国、日本和西欧国家还纷纷予以协助和鼓励。这究竟是为什么？待遇如此悬殊，关键究竟何在？说透了，就在“宪政”二字。

看来，宪政问题不仅涉及内政，而且涉及外交，涉及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历史地位。

(作者系北京思源兼并与破产咨询事务所所长)

(责任编辑李晨)

2010年第5期　理性批判的范围是什么·朱震林

2010年1月号《炎黄春秋》刊有《纳粹德国是怎样控制舆论的》一文，揭露批判戈培尔利用职权控制舆论的种种劣行。文中有两处分别用了“这个跛子”及“瘸子部长”来鄙称戈培尔，虽然我理解这是作者出于对法西斯主义者的憎恶，但从理性批判的层面来说，我觉得不妥。

我所理解的理性批判，它应该是对行为人思想和行为的评判，而对行为人特殊生理缺陷的评判，那属于医学研究或是戏曲脸谱的艺术想象，不应在理性评判的范围内。其内在的原理在于，行为人的生理缺陷与行为人的思想和行为并不存在内在的因果关系；退一步说，如果存在某种联系，如精神分裂导致行为人行为异常，那也是医学研究或是精神分析领域内的课题，不是理性批判的分析所能胜任的。虽然贪污犯肠肥脑满的外形和贪污行为有想象中的联系，但法官通常不会把肥胖作为贪污罪的定罪证据（坊间传说的韩复渠看相断案除外）。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基本常识，我觉得戈培尔作为纳粹党意识形态的主管，其利用职权控制舆论的种种劣行，尽管可恨可憎，可这和此人的“跛”及“瘸”没有内在联系，《纳》文用生理缺陷作为戈培尔的丑恶标签，朴素的大众情感可以理解，用理性批判的标准来衡量是欠妥的。

进一步的问题还在于，如果我们把戈培尔生理上的“跛”及“瘸”抽象出来，定义为可鄙，那么我们如何看同样的“跛”及“瘸”出现在华罗庚院士身上，出现在作家张海迪身上，出现在罗斯福总统、金大中总统身上，甚至普遍地出现在进入暮年的老人身上？如果我们不能用同一标准来回答这个问题，则说明我们理性批判的标准有失偏颇。

其实，把行为人的生理缺陷现象作为批判组成部分，我们是不陌生的。激情燃烧的岁月中，压倒一切的批判潮流中不仅有两报一刊社论，更有民俗化的批判漫画铺天盖地家喻户晓，被批判者除名誉被批臭外，更被形象丑化，漫画中刘少奇的鼻子和林彪的秃顶至今在我的脑子里难以抹去。经过了若干年，现在我明白了，这类“理性批判”虽贵有真理华丽外衣，但其手段水平与坊间传说的韩复榘断案不相上下。

时至今日，大批判漫画已经成为古玩市场上的文物，但把评价对象的生理缺陷作为评价内容来评判的习惯，还在时时显现，究其思维深处，是评判者在评判中并没有自觉地把被评判者的人格权放到应有位置来尊重。即，被评判者即使有错有罪，但他作为我们的同类，仍同我们一样享有“人”的尊严不被侮辱；具体到戈培尔，他的罪行应由公正的法律来审判并惩罚，但其“跛”及“瘸”，还应得到人道和医学的包容善待。另外，就理性批判的方法而言，我们还不能忘记两句曾经广泛流传的名言：“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如果我们现在对此没有应有察觉和警觉，当真理在手，被评判者又无还手能力时，为解气、爽口、习惯，仍然使出嘲笑被评判者生理缺陷的招数，这样不仅降低了评判的理性成分，也降低了评判的品位，使评判的理性光芒蒙上阴影；更要紧的是它将阻碍我们整体文明水平的提高，导致我们在将来再次成为被嘲笑嘲弄对象时，我们手中没有抗争的依据，也没有抗争的资格。

2010年第6期　当今文化焦虑问题——对文化问题的几点非学术思考·朱厚泽

编者按：

推进中国民主、科学事业的中坚英才，中国民主思想的重镇、中共贵州省委前书记、中宣部前部长、本刊编委朱厚泽同志，2010年5月9日于北京逝世，享年80岁。这篇文章经作者生前多次修改，准备在本刊发表。作者希望几位学者和他共同讨论这个问题，但相关文章没有准备好，等待不及，先发此文，以为纪念。

广义的说，凡地球上的非自然存在，以及打上人类印记的自然存在，都可以叫做文化。从社会存在的意义上说，文化就是历史演进过程的积淀及其轨迹。

在西方许多国家，文化和文明在词义上是相通的。在中国的汉语中，往往把一定的文化类型，把凝固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并存续一段历史时期的文化，称为文明，不仅涵盖一定文化的特征，还涵盖一定文化发展的程度。为区分文明的物质和精神的属性，或为强调它的政治和制度的层面，又区分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以及政治文明——制度文明等等。

文明差异和文化交流

为说明这个问题，我想稍微离开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具体的历史，一般性地考察文明发展进程的全球态势。

无疑，各种文明总是在一定人群、一定的地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总是以一定的自然环境为背景，又以一定的人群作载体。因此，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种种文明，势必存在着文化的差异，存在着各自的特点和风貌。但是，在一个横断面上对它们进行的观察，又无法比较出它们的高低优劣。比如各个民族的文学艺术，你怎么比啊？因为习俗和审美的不同，这个民族喜欢这个，另一个民族喜欢那个。

然而，由于资源（自然的，人文的）聚集不平衡的绝对性，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文明的发展又是不平衡的。既有相对走在前头的，也有相对发展靠后的；既有处于中心区域的，也有处于边陲的。文明发展程度不一，就会产生“文明的落差”。这与流水的落差一样，必然会从高端向低端流动，从中心向周边扩散。或周边地带也会被中心地区吸引，主动去学习和接受高端文化，以提升自己。

中国历史上曾是东方文明的中心，日本派“遣唐使”学习唐朝文化，是吸纳高端文明的例证；而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则深深刻录了这种文明流淌和扩散的轨迹。

当然，文化交流现象还不仅仅由于“文明落差”引起的。相对先进的民族向相对落后的民族吸收文化营养，以丰富自己文化内涵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的。中国中原地区自汉至唐，从西域各民族那里不仅学习了佛法，而且学习了许多种植技术——如西瓜、核桃、棉花等等，还学习了音乐、舞蹈、杂技、绘画等许多文化艺术。而《西游记》描写唐僧取经，玄奘最后回到长安，关起门来译经，是因为发现了和我们不同的印度文化，觉得它很值得我们去了解、去吸取。这种不同文化相互流动、相互影响、取长补短的历史现象，也是不可忽视的。

总之，文化的交流、扩散、转移、相互接纳、互补、融合，是人类文明发展不可遏制的历史主流。不同的地域、环境和人群孕育出不同的文明，决定了文明的多样性；而文明的差异，特别是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聚集的不平衡，又决定了文化交流的必然性。

在人类文明发展到资本主义出现的时代，因文明落差而引起的文化交流，就是所谓全球化的过程。什么是全球化？定义很多。我认为全球化就是指当今世界人类的活动已经或正在急速地、大规模地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疆界和自然地域界限，从经济、文化、政治、社会的各个方面，日益密切的互相交往、互相联系、互相求索、互相利用、互相满足、互相融合、互相制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难解的一种全球性的发展趋势、运行状态和演化过程。

中国近代和现代面临西方文明的两次大规模进入，反映出不同的时代特点。第一次是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正值资本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西方文明东来，是以贪婪的经济侵略（倾销工业产品和掠夺原料）为主导，以血腥的军事侵略为手段，它给中国带来西方文明的同时，也给几代中国人心中留下深深的灾难和屈辱的感受。第二次是20世纪下半叶，革命与战争时代逐渐为和平与发展时代所代替，西方文明东边来，是带着高新科学技术、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宪政政治的伟力，中国人民从全球化的进程中，感受到严重的挑战并争得新的发展机遇。

在近代和现代两次外来文明大规模进入中，我们民族在应对上，似乎反复地表现出两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是器物层面的东西比较容易认识，容易接受，在清末是“坚船利炮”，在1950年代是“两弹一星”。但是对于器物后的制度层面、文化层面的东西，则不容易看清楚，不容易接受。在洋务运动开展若干年后，我们被历史上曾是中国文明的学生——日本打败后，才认识到进行制度改革的必要性。至于从制度改革的层面进入到文化改革的层面，出现像鲁迅、胡适那一代人，则更晚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抓紧“两弹一星”和重工业的建设，看来也是必然的，事后看来，虽然有值得讨论之处，但难于非议。不过，后来的实践证明，如果没有制度层面上的改革和创新，吸纳人类文明的新成果，提升我国文明的层次是有一定困难的。

第二是我国面临外来强势文明进入的时候，正是国难当头或危机四伏的时候。因此，在器物层面接受外来文明时，采取了国家主义的形式：用国家垄断资源，政府直接委派官员操办；以国有制为形式，搞“国家工业化”。对民间力量限制、削弱，甚至企图把它消灭。经过多年的实践证明，没有民间力量的活跃，没有社会的生机和活力，要想持续发展是不可能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的改革决策，正是对我们近代现代历史痛苦教训反思的结果。

前两年，在我们讨论全球化问题的时候，有人讲：“全球化”不就是往北美那个国家那里“化”吗？不是把全世界都“化”成它那个样子吗？国外、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也有这种论调。2008年，在广州我对提出这个问题的同志说：你说当今全球化表现为“美国化”，这也不是没有一点根据。从高新科技到“好莱坞”、“可口可乐”、“麦当劳”，都是从美国来的。但我们不能不问：为什么20世纪的全球化突出表现为“美国化”呢？要先回答而且从历史的角度考察，还应该先问一问：为什么18世纪、19世纪的全球交往，主要表现为“英国化”呢？还要问一问：为什么在八、九、十世纪的时候的国际文明交流中，东方表现为“中国化”，或者叫“汉化”、“唐化”呢？

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正是我前面说的，在不同时期，文明有中心和边陲，有高端和低端。处于低端和边陲的国家、地区，总是希望从高端拿到新的文明成果来丰富自己、提升自己，来充实和发展自己。而居于高端和中心的国家及地区总有一种向四周扩散的趋势。

在文明扩散和转移的过程中，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处于高端的先进的文明向低端和边沿扩散，提升了低端的水平。另一方面，在传播过程中会伴随着磨擦和冲突。

为什么会有磨擦和冲突呢？

第一，高端文明是从处于高端的那个民族和国家中孕育出来的，必然带有那个民族和国家的特点，这就有个价值判断问题，即是与非，美与丑的判断。价值判断的标准不同，在交流和传播中就会与接受地的文化产生磨擦。

第二，从一定民族国家中孕育出来的文明，它在向外扩散、传播过程中，必然会带有那个民族和国家的利益，这就会与其他的民族和国家发生利益上的碰撞。此外，高端文化向外扩散过程中，也不是很纯洁的文化，难免泥沙俱下，鸦片随同英国商品进来了。因此，高端文明扩散的过程，不要幻想是牧歌般的，不是演奏着圆舞曲、迈着轻松舞步的过程。磨擦、碰撞有时会爆发为战争，强势的文明对弱势的文明采取征服的办法，甚至是灭绝的办法。一旦高端文化和落后文化发生冲突，吃亏的往往是后者。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我们诚心向西方学习，结果却是“先生打学生”。

既然文化传播过程有二重性，那么，对于二重性的事情就应该采取二重性方针。第一，判断清楚，那是先进的文明，我们就要把它拿来，学到手，拿过来为我所用，丰富自己，发展自己。第二，对于传播中的文化磨擦，对于传播中的利益冲撞，就应该用国际间共同遵守的国际规章通过谈判、对话、协商，用订立契约的办法，订立双边或多边协议、条约的办法，来界定相互之间的利益。以求得在“双赢”的条件下实现文明的吸收和交流。如果不能做到“双赢”，也要做到双方都能接受的条件下来实现这样一个过程，力争降低震荡，减少磨擦，避免冲突。

由此，我想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所创立的特区思想以及开放14个沿海城市的决策。什么是开发区？一般解释是：开发区是一块地，有几平方公里，里面有很好的设施和密集的企业，实行一些优惠的政策。这是从空间上的理解。如果从人类文明的传播、转移、吸纳、扩散的角度来看，是否可以这样来理解：开发区是为远渡重洋来到的一种新的文明提供的一个停泊的港湾，一个登陆的码头，是为一种新的文明的种子提供发芽的苗床，为新的文明的幼苗、植株提供生根、定植、壮大的园圃；为新的文明、新的生命的那个“蛋”，提供孵化的舒适、温暖的“窝”，让它能破壳而出，茁壮成长。如果可以这样理解沿海开放，我们就可以把它看成是我们在当代全球人类文明扩散、转移、吸纳中，做出的一种现实的政治选择，一个制度安排。一种减少文明传播中的磨擦、冲突的政治选择和制度安排。

关于现代文化焦虑

当前说的文化焦虑显然是指精神方面、心理方面的。焦虑是对心情、对精神状态的形容。文化焦虑是一种社会心理状态。

文化焦虑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是近代的事。

在农耕文明时代，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文化焦虑。那时也有焦虑，杜甫就有焦虑，但杜甫焦虑不是文化，他是焦虑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他对社会不公感到焦虑，看见贫困而焦虑，看见战争带来的灾难而焦虑。我们民族号称有5000年的历史。在河姆渡发现了7000年前的人工培植的稻子，说明这时已经进入了农耕文明。古人云：“见龙在田，天下文明”，说明农耕社会是人类从野蛮进入文明的标志。因为在建立农耕文明之前，人跟野生动物没有多大区别，生活资源直接取之于自然，有鱼就打鱼吃，有果子就摘果子吃，没有就搬家，哪里有哪里去。只有农耕文明的确立，才使得人类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在一个相对可以预期的时段里，取得自己的食物作为生存保障。这样，人就和其它动物开始明显地区别开了。

要建立农耕文明，要种农作物，就得知道寒热暑湿、风霜雨雪、阴晴圆缺、春夏秋冬，这就迫使人从这里进入对自然的了解，逐渐产生了天文和历法。我们中华大地在农耕文明延续的几千年中，从秦始皇以后就建立了一个统一的专制国家。下边是农户，有乡绅，然后有一层一层的政权，一直到最上边的皇帝。在自然观上比较尊重自然，对自然有敬畏之心。在社会观上，有家庭、家族的一套行为规范。总体上讲，那个时候的思想、理念、价值观、社会观、自然观跟农耕文明是适应的，不存在现在说的文化焦虑。

现代文化焦虑是怎么来的呢？

说得确切一点，是“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焦虑”。

问题就出在现代化上。而我们这个民族在现代化的问题上是掉了队的，就是比欧洲的现代化进程差了好大一截。当欧洲文化进入中国，和中国传统文化一接触，就产生了磨擦，引起了震荡，进而发生了冲突。磨擦、震荡、冲突反映到心理上就是焦虑。

前几年有一本书名为《中国可以说“不”》，就反映了文化焦虑的心理。

其实，自从现代化敲击中国的大门的开始，中国一直都在说“不”，一直有文化焦虑。乾隆年间，英使马嘎尔尼来访。因为下跪的问题有过一番交涉，最后得到解决，乾隆皇帝接见了他。他提出的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比如：马嘎尔尼要求派专使长期驻扎北京，要给他们提供港口，要有固定的税率。乾隆皇帝说“不”，马嘎尔尼失望而去。20年后，英国又派人来，但是皇帝不见，还是说“不”。又过了二十几年，1840年，战争就打起来了。现在的共产党也是说“不”的，把西方那一套弄过来了还行？绝对不搞西方那一套！

有人为当代“全球化”表现为“美国化”而焦虑。对唐宋时代的“唐化”、“汉化”，为什么没有人焦虑？那时很安逸嘛，为什么近代以来就不安逸了？1840年前后卖鸦片的进来了，打起来了，你跑我家门口来了，我就不高兴了。当时我们也搞不清楚外国人为什么要跑这么远来跟我们建立联系。最近几年大概有点感觉了，你发展了这么大个经济体，你怎么可能不到全球去寻求资源和市场呢？我们也跑到非洲挖矿去了，采油去了，那里也出现了杀中国人的事情了嘛；我们的商品也行销海外了，贸易磨擦也多起来了。面对新的情况，我们外交部也开始认识到了。

文化焦虑跟现代化进程中的文明传播有关系。焦虑之后会产生危机感、紧迫感是积极的反应；焦虑以后也会产生急躁，还会产生一些极端主义的反应。如果没有东西文明的交流、碰撞、磨擦，就没有现代的文化和文化焦虑问题。进入了近代，西方商业文明发展起来，它的力量向外扩张。西方文明进来，和东方文明相遇。以工商文明作为内容的西方文明跟我们的传统农耕文明发生了磨擦和碰撞，文化焦虑就开始了，而且是越来越焦虑了，一直焦虑到五四运动。进入近代，从器物层面、制度层面一步一步到文化层面，在这一系列的方面艰难地在探索和适应。器物层面上的东西比较容易接受，洋枪洋炮洋船，先买嘛。后来就觉得制度不行，就进行制度改革，制度改革以后就引起了文化观念上的碰撞。现代意义上的文化焦虑，首先从少数先进人物普及到了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官员以及广大的群众当中。一大批慷慨悲歌之士就是在这样一种焦虑中出现的，就是在这样一个焦虑中奋起的，就是在这样一个探索中走到前边的。

从更大的历史视野来看，我们正在从三个大的方面跨越文明峡谷：

第一，全球化、知识化、民主化形成了冲击世界的三大潮流。这是当代全球主流趋势，在全球都是存在的，北南东西，概莫能外。三大潮流其能够形成全球大趋势，它的动因、形成的条件，又可以简单概括为三个“化”：第一是科学技术方面的信息化，它是以数字化、网络化和逐步迈向智能化为特征的；第二是经济制度方面的市场化，它是与社会化、民营化（西方叫私有化）和经济自由化相伴而行的；第三是精神文化方面的多元化，它是以人为本，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开放、共容、和谐、共存的多元文化精神。

二，三大经济结构转型。传统的农业经济，近代的工业经济，当代已经和正在到来的知识经济。以三种不同的经济结构为基础，相应的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社会结构，发育成长出三种很不相同的文明。即：传统农业社会和农耕文明，近代工业社会和工业文明（有的直接称之为机器文明），现代知识社会和智能文明（有的称之为信息社会和信息文明）。

三，两大文明转型。一是从传统农业经济、农业社会、农耕文明，向近代工业经济、工业社会、工业文明转型。这个转型在发达国家经历了二、三百年才完成。二是从近代工业经济、工业社会、工业文明，向已经和正在到来的知识经济、知识社会、智能文明转型。这个转型首先从北美这个最发达、最成熟的工业社会中表现出来，1956年美国白领工人超过蓝领工人的数量，是这一社会文明转型的标志。

中国正是在这个宏大的背景下还进行着一系列深刻的制度性、结构性转变。这指的是：共和国成立后，在全国规模上推进我国从传统农业经济社会向近代工业经济社会转换中，选择了这样的方式：国家垄断资源，政府集中控制，官员直接操办，以国有制为形式，以行政指令为方法。“国有化”把一切财富都集中到政府和各级官员手中，把十亿人都变成了靠工薪或工分——“吃大锅饭”的无产者。整个国家变成为一部“大机器”，各个地方、企业、单位、个人就是“大机器”上的一个部件，一个螺丝钉。城乡被严格分隔，个人属单位所有，社会被国家吞没……。这种方式限制和取消了市场制度，限制和消灭了私营民营经济，压制了民间社会力量。经过30年的实践，证明这种选择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极其不利。因此，我们又正处在从行政指令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从单一国有经济向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转变，从城乡分割、固化农村向全面城市化、城乡一体化转变……等等，这就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使长期僵化固化的社会结构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社会流动开始了。但这个变化还受到原有文化的束缚，步履维艰。

外部的三大潮流冲击，内部的三种经济并存，历史性的两大社会文明转型同时到来，全局性的深层组织制度变革和结构变迁与创新相互叠加。……这一切，在世纪之交的时刻，在东亚这块土地上，汇合、重叠、聚集到一起来了。各种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矛盾；各种地区的、民族的、宗教的、心理的困扰，都在同一时空里聚焦到一起来了，复杂而多样，深刻而尖锐，持续不断而变化多端，融合渗透，难解难分。

当前的文化焦虑，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因为几种不同的文明压缩叠加在一起，我们负担非常重，心情特别的焦虑。焦虑当中容易出现一些极端主义的思潮，对这些极端主义的思潮要看到它出现的不可避免，但是要防止引起一些不理智的选择。在这样困难重重的选择过程中，应当保持一点理性的思考，减少一点非理性的冲动。

这一切之所以形成如此这般，从时、空双向——历史的和全球的——更加展开来观察与思考，就不难发现，它是与人类文明演化中，中国近代发展与世界历史进程在时段上明显地滞后，在路径选择上之偏离主流，从而形成的时、空双向的深层间距和强烈反差有关。这是历史的与现实的、地区的与全球的、经济的与政治的、制度的与文化的、利益的与价值的、理性的与感情的，……多维空间中的多重差距与对立。

中国今后的发展进程能否比较顺利、较少折腾，在相当程度上，也正是决定于能否正确对待和恰当处理三大冲击、三种经济、两大转型和一系列制度性、结构性转变相叠加所形成的特殊局面、复杂情况和深层矛盾。

跨越文明的峡谷，这也许就是当今中华民族艰难之所在。但同时，它也是当代和未来几代人创造民族伟业的、极其难得的历史机遇。

在曲折中艰难探索

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再到五四运动，是一步一步往前走的，一步一步往前深入，但是每一步都遇到了困难，几代人为此在文化问题上作了反复的研究和艰难的判断。

前些年我和几位80多90岁的老同志聊这个问题：怎么会从五四运动的德先生、赛先生（这些都是西方文明的表征），最后走上了苏联的道路？这是怎么回事？是怎么走过来的？

我们当时提出这样的观点：20世纪初，当我们正在进行探索的时候、正在寻找道路的时候，西方经过文艺复兴、工业革命而建立起来的制度，其内部便蕴含着许多矛盾和危机。生产过剩，经济震荡，金钱成为衡量一切的尺度，阶级矛盾尖锐等。这些矛盾导致两次经济大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面对严重的社会问题，全球有识之士都在思考：西方工商文明所建立的制度究竟怎样？站得住还是站不住？为了走出危机，20世纪出现了四大思潮及其社会实践：

第一是法西斯主义。在经济上对大股份公司实行国有化，实行高度集中的、国家垄断的统治经济；希特勒为了实现他的“国家社会主义”理想，采取秘密警察和集中营的恐怖手段镇压反对者；反对民主，扼杀人权。法西斯的实践给人类带来了灾难，已经被人们唾弃。

第二是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它的主要特征是：放弃暴力革命，实行和平过渡；实行民主政治，反对专制主义；靠市场力量配置资源，国家对经济实行调控，不实行国家所有制；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计划。

第三是资本主义自身的完善。资本主义制度实际是组织社会生活的一种制度体系。这种制度体系是经过人类几百年的探索、实践和试错中逐渐演变而成的。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在20世纪，比较突出的改革要算“一战”前夕英国的劳合·乔治的社会政策，和1935年美国的罗斯福新政。这些变革无疑是吸收了社会主义的一些内容。

第四是以前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二战以后，前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十几个国家掌握了政权。由于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能够动员全社会的财富，因而使一些落后国家迅速实现了初步的工业化。但是，从上世纪60年代以后，这种社会主义制度，越来越显现出它的不足。由于经济垄断、政治垄断、思想垄断，内部危机日益深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

如果画一个坐标来描绘这四大思潮及其实践的话，那么，共产主义运动大体上类似一条抛物线，20世纪初十月革命后升起又慢慢下来，最后到这个世纪末，以东欧的剧变和苏联的解体作标志。希特勒就像一个尖脉冲，急剧升起又急剧掉下来。北欧社会民主党类似一个平缓的渐进线，它也有波折，但是比较平缓。突出的是在上世纪70年代社会党总结自己的经验和教训慢慢走向了核心，欧洲很多国家的社会党比较长时间执政，或者单独执政，或者联合执政。而处于这个危机中的美国又是原来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他经历降低曲线几乎破产的时期，在罗斯福新政的带领下经过二战，借助新的技术革命逐步上升，进入了持续的发展。

这四大思潮不是学者在书斋里面的思考，而都是有大量的人群跟随，都建立有政党，形成一定的国家制度，我们的选择应是在这么一个大背景下进行的。

苏联的道路曾经在全世界引起过巨大的反响。在上世纪30年代西方经济大危机的时候苏联搞工业化很有成就。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思潮有很大的吸引力。一些西方知识分子也崇尚这种社会主义。在20世纪的几大实践的背景下，孙中山先向西方学习，后来又向苏联学习。面对20世纪的多种探索，经过各种文化的交流、磨擦和碰撞，在各种复杂的历史条件下，在错综复杂的政治力量的交叉作用下，我们终于走上了这么一条路：两千年皇权政治的传统，苏联的政治经济制度，两种东西加在一起，就形成了毛主席说的“马克思加秦始皇”。

不同文明在交流、磨擦、碰撞中，选择自己的出路，当然有自己的立足点。如果没有自己的立足点，就没有办法形成自己的凝聚力。所以，民族国家依然是当今国际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基本单位。但同时要看到，不同文化在交流、磨擦和碰撞中，逐渐形成人类共同的价值观。超越民族国家的趋势也在发展，具体的例子就是欧盟。历史上战乱不休的欧洲国家终于走到一起来了，形成了一个共同体。

如何在和平共处、平等互利的条件下，寻求人类共同的价值观，找到既有差别、各具特色又共通的前进道路，这恐怕是我们思考文化问题不能回避的问题。

前面说的20世纪四大思潮，是我上世纪90年代的看法，后来我思考，实际上有六大思潮。另外两个思潮是指在民族独立运动中的两种路线选择：暴力革命的路子与和平渐进的路子。比较研究民族独立运动两个路子会给人以启发。关于和平渐进的路子，早一点的是印度甘地为代表，晚一点的是以南非曼德拉为代表（严格说来，这是曼德拉出狱以后的路子，他早期也是主张暴力的）。

在1980年代，小平同志会见非洲的一位领导人时就跟他讲，你不要去搞什么社会主义。我觉得这句话有着十分深刻的历史背景。二战以后有一个民族独立的浪潮。这个浪潮大体上可以分成两类，一类就是武装斗争、暴力革命，赶走殖民者，包括农场主，最终建立民族国家；另外一类突出的代表就是南非的曼德拉，他没有搞武装斗争、暴力革命，而是采取和平的、渐进的办法。现在南非经济社会都比较平稳，发展也比较好。第一类国家不是全不好，但的确有相当一批陷入到部落民族的纠纷里边，打了几十年，现在还没完没了。通过武装斗争把殖民者赶走的同时，还清除了殖民者带来的文化。因此这些地方出现了文化的断层。这些经验告诉我们，殖民主义也有多重性，起码有二重性。它既是对这个国家民族主权的侵犯，经济利益的剥夺，又带来了一种不同于你这个国家的文化。如果在赶走殖民者的时候，把它带来的文化也消灭了，就是连洗澡水带娃娃一起泼掉了。一个国家的道路怎样选择，恐怕要有多重考虑，不要单一化。特别是在文化面前，更应当保持一点冷静，保持一点思考，减少一点非理性的冲动，防止一些不理智的选择。极端主义往往会有不良的后果。

从这里引出一个相关的问题：一个执政党，一个政府，怎样管理文化？我在中宣部工作的时候，讲了文化问题的三个“宽”：对不同意见宽容一点；对不同意见的同志宽厚一点；把文化环境搞得宽松一点。文化思想上不要强求一律，不要搞思想文化一元化。我想到费孝通，费老，他80大寿的时候说过的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老这几句话说得很深刻。

（作者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原部长）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10年第6期　我从政的几点体会·田纪云

从1941年入伍至2003年退休，我从政六十二年，期间，在地方工作四十年，在中央机关工作二十二年。在我长期从政同各种人物打交道或相处中，使我深深体会到作为一个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起码应具备以下政治品德：

要敢于坚持原则。这是作为一个高级领导干部最基本的素质。在关键时刻，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要敢于说真话，敢于坚持党的原则，不能做墙头上的草，刮风两边倒。毛主席说要“五不怕”，我看有“一不怕”就行，就是不怕丢乌纱帽。没有原则性的人，老好人，噙着冰化不出水来的人，或者只会鹦鹉学舌的人，是不具备当领导干部的条件的。当一个错误潮流来临，个人又无力抗拒时，也要尽量避免卷入，不说或少说违心的话，不做违心违纪的事。例如“文化大革命”，谁也抗拒不了，但你至少可以不去诬陷他人，更不要去打人。

要处以公心，秉公办事。这对领导干部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品德。

主要体现在用人、容人和团结人三点上。

所谓用人，就是要任人唯贤，不能任人唯亲，要搞五湖四海，不搞小圈子。用人不能受什么老部下、老同事、老乡亲、三亲六故等因素的影响，更不能以人划线，拉帮结派。古人说，“举贤不避亲”，不能倒过来，变成“举亲不避嫌”。在用人问题上，要力避有恩必报、有仇必报或者恩仇都报的江湖义气，这是党性原则所不允许的。用人问题是衡量一个领导干部素质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也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和优良传统的关键所在。否则，你说得再多、再好听也没人相信。

所谓容人，就是要谦虚谨慎，博采众长。要心胸开阔，能够听取不同意见。俗话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宰相肚里能撑船”，就是说作为领导干部气度要大一些，善于集思广益。凡是领导干部听不得不同意见的，刚愎自用，一触即跳，动不动就训人骂人，让人望而生畏者，难免决策失误，给党和国家造成损失。毛主席说：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嘛！要懂得多数人的智慧总比一个人高，个人与群众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永远是人民的小学生。“谦受益，满招损”，这是自古不变的真理。

所谓团结人，就是要宽以待人，团结各方面的人，包括有不同意见的人；不要求全责备。谁有点不同意见，就记仇，伺机报复，给小鞋穿，这是心胸狭隘，心术不正的表现，缺乏领导干部应有的水平，更非政治家的表现。

真正深入实际，走群众路线，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毛主席一贯倡导的工作方法。凡重大问题要提请集体讨论，让每个领导成员充分发表意见，不可搞“一言堂”，“家长制”，个人说了算。胡耀邦同志任总书记时，是我们党历史上最民主的时期之一，人们敢讲话，讲真话，不担心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

要激流勇退，不要恋权恋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小平同志大力提倡干部的年轻化，提出废除事实上的干部终身制。胡耀邦同志身体力行，在推动干部年轻化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各级都提拔了一批年轻干部进入领导班子。胡耀邦同志多次说过，部长干到65岁，中央领导干到70岁就可以了，他自己只准备干到70岁。任期满了，或者年龄到了就退下来，天经地义，不胜光荣。现在人才辈出，不愁后继乏人。要明白，到了眼睛睁不开了，嘴巴合不拢了，腰也直不起了，头脑也不清醒了，还赖在台上，是不讨人喜欢的。

退休，关键是要“休”。领导干部退休，关键是要“休”。退休后应安心修身养性，颐养天年，争取多活几年，享享天伦之乐。千万不可再利用各种关系干预“朝政”，对现在的领导人指指点点。要知道，革命就像接力赛跑一样，一人跑一棒，你的一棒跑完了，就坐到一边休息去吧，不要再对跑下一棒的人指手划脚。更应懂得，长江后浪逐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地球离了谁都照样转，而且转得更好！

这些体会中没有涉及利用特权榨取人民血汗的腐败分子，因为那是另类性质的矛盾。

2010年第6期　“扭秧歌”也是在前进·杜导正

4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温家宝纪念胡耀邦逝世21周年的文章；5月4日，温家宝在北京大学与学子们座谈，纪念五四青年节。温总理的文章和谈话，引起很多人关注。有客来，也多就此漫谈，刺激了我的一些思考，遂成答客问小文一篇。

关于温家宝纪念胡耀邦的文章

问：温家宝4月15日刊登在《人民日报》的纪念胡耀邦逝世21周年的文章，引起了海内外各界人士热情的关注，成为这几天议论的中心，说什么的都有，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答：我家订了二十多份报纸，但可惜没有《人民日报》，杂志社也没有。海内外电话打来问我看法时，我很抱歉无法回答。我当晚是从网上看的，第二天《羊城晚报》转载了全文，我立刻读了两遍，感觉很好。

首先，温家宝的文章写得朴实，没有一句虚话，没有一点夸张。胡耀邦是1987年初下台的，温家宝写的是胡耀邦1986年春节前夕带着中央三十多人到最穷的贵州西南深山察看旱情的事，大年三十到年初一跟老乡一起过。由于怕了解不到真实情况，胡耀邦特别派温家宝半夜到周围农民家去暗中查访。由于建国后多次政治运动，我们党已经严重脱离群众，大大小小的官吏为了报喜不报忧，上级来，看哪里，看什么，都是上级领导察看前事先布置好的，并规定了什么可说什么不可说。因此，胡耀邦才会叮嘱温家宝悄悄夜访，“看看（他们）没有准备的地方”，并一直等到半夜温家宝回来，带病坚持听汇报到深夜。这时，正是全国放鞭炮吃饺子的时候。胡耀邦关心群众疾苦，紧密联系群众早已是佳话，在人们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国人赞他是共产党人的良心，因此温家宝的文章使耀邦的真正共产党人的形象再次感染了人们，给我们党加了许多分，也有助于我党恢复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对当今的领导应有很强很强的启发和教育意义。

问：在中共中央机关报这么宣传胡耀邦，高调地纪念和怀念胡耀邦，是这些年来极少有的。这篇文章之所以会引起社会巨大的关注和反响，是否也跟人们渴望中共现任领导人，也应当像当年的胡耀邦赵紫阳那样，接近群众倾听诉求，遏制贪官，缓解贫富悬殊，加快政体改革的需要有关？

答：人们关心这篇文章是否有更深层的意义，是否关系到北京政局的动向和局势，是不是一个进步的积极的信号，是有原因的。近几年中共给人的感觉是对意识形态控制严格了，好像只能有一个政党、一个声音、一个主张，与多元化的、追求民主和科学的、主张社会前进的声音和力量好像形成了对立面。我同意你说的在最近这个时期，中老知识分子与中南海的心理关系和距离处于逐步拉开、疏远的过程，弥漫着悲观绝望的情绪。这的确是非常危险的。是我党应要高度警惕和重视的动向。

前不久，一个老记者来看我说，“老杜，如果共产党能听取你们这些老同志的意见，政治民主上碎步前进，坚决刹住官员腐败，如果不思进取，这么专断腐败下去，可惜可怕啊。”

前几年，中央关注农民工问题、扼制“非典”、取消农业税，汶川抗震救灾新闻比较开放，听取知识分子意见也多一些，后来胡耀邦九十华诞纪念会，使知识分子中间力量倾向于中南海，向中南海凝聚，中国的事就顺利些；这两年又差了。也许发布一些指令的是某些部门的某些人，也可能中央领导胡锦涛、温家宝根本不知情，但是老百姓、知识分子不了解上面的事，以为都是中央领导决定的，把账都算到党中央头上。例如我最近出了一本书，有的县市的公安局说，要发现一本没收一本还号召互相举报。我就认为，这绝对不是胡锦涛、温家宝的意见。国内盗版的这本书我已经看到六七种版本了。

关于温家宝“五四”青年节在北大的讲话

问：温家宝总理“五四”青年节在北京大学与学生的座谈，似乎印证了你这个判断。这是温家宝担任总理后第三次来到北大，第一次是“非典”时期，第二次是2005年5月4日。温家宝说，总觉得“五四”这一天到北大最合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北京大学总能让人感受到浓浓的自由、文化、民主的气息。今年总理再次来到北大与学子们过节。我想，这不是总理对北大的偏爱，而是对历史的尊重，对民主科学的尊重。

答：90年前的五四运动，北京大学喊出了“德先生”、“赛先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民主与科学。温总理在和同学们座谈之前，特地强调了科学民主精神今天在中国一点也不过时，并阐释了民主科学精神与现代化建设、与教育改革、人才培养的关系。说得非常好！

说起五四运动，很多人都强调这是一场爱国运动，这不错。但是，五四运动的精髓是什么，我认为就是民主、科学这四个字。我们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逐步壮大，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民主！大批知识分子投奔延安，投奔我党，就主要是冲着共产党要建立民主的国家这一条去的。可是，1949年以后，到粉碎“四人帮”前，我们渐渐丢掉了五四精神，丢掉民主这面旗帜，搞了数不清的政治运动，直到“文革”，因此在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心中我们党丢了分。改革开放以来的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时期。那时，邓小平强调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要反封建；胡耀邦和赵紫阳执政也相当开明，民主和科学的气氛比较浓厚，知识分子和中南海的距离也很近。可是，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又发生了民主和科学精神某种倒退的现象。

综观古今中外的历史，知识分子的中间一块都是最要争取的力量。政治力量一般都是两头小中间大，中间力量向哪边倒，那边就胜利，否则就失败。蒋介石丢掉中国就是一个明证。所以，我认为，在这种时候，温家宝在北大的讲话，非常重要非常好，有很强很强的纲领性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

问：不过，温家宝的讲话也透着一些无奈。比方说，有同学用钱学森老人的话“为什么当代中国培养不出大师、创新型人才？”来提问，总理也只能用“大学应该由懂教育的人来办”这样无奈的语气。另外，据报道，温突然对围在身边的学生代表道：“不用说，我知道你们是安排好的。”温还说，这次到北大前已交代校方不要刻意安排，“但我一来，就把学生关在楼里不让出来。”陪座的北大校长尴尬之余，温又说“不是说你！”

答：你说这些，我也看到了。不过，我觉得应该从积极方面看。温家宝用“应该”这样的词，是有些无奈，但是，他至少承认了一个现实，那就是，我们现在办教育的，很多是不太懂教育的官员。我们党现在必须首先承认这是现实，才能逐步改造这个现实。可是，很多领导人现在连这个现实都不愿承认不敢承认。

我们党的领导人下基层，握手或说话，往往都事先由地方或部门挑选、安排那些靠得住的自家人，久而久之，形成了一个官场的潜规则。温家宝纪念胡耀邦的文章，为什么特意说到耀邦要他微服私访，我想，他是对现在的这种潜规则不满意。他在北大特地指出这一点，事实上是公开地反对这种潜规则，是极不容易的。

“扭秧歌”也是在前进

问：知识分子阶层，对温家宝纪念胡耀邦的文章和“五四”北大讲话反响很好。可是，耳边却又听到各种各样的禁令，与温家宝的声音又是那么不一致，不免让人产生困惑。有的人甚至觉得温总理好像也在作秀。您怎么看？

答：眼下，整个中国处于历史上的大转折大变革大发展大变迁的时代，各种主张、各种力量，左的、新左派的、右的、保守的、自由的、独立的，各种思潮都在大碰撞，表面上看来相当混乱，因为中国内部确实在酝酿着巨大的历史性伟大变化，就像春秋战国的大变革时期一样。经济上，中国是从单一的公有制向经济多元化发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变化，政治思想文化上，也一定会必然会从专制集权向民主的多元的方向发展。“五四”前后中共创始人最早举起的民主与科学这两面伟大旗帜，是中国将来发展的旗帜，这也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谁也挡不住的。

最重要的是，历史发展到今天，中国的格局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的一个忘年交小朋友曾经总结六十年来中国政体的变化，说毛时代是“强人政治”，邓胡赵时期是“双峰政治”，此后就到了“常人政治”时代。我同意这个分析。“常人政治”时代，社会利益多元化，社会思想多元化，有进步的有保守的，这些必然会反映到中南海里面，因此，中南海不可能是铁板一块。温家宝的文章和谈话，是进步的、积极的声音；而你所说的在意识形态领域各种各样的禁令，多是保守的、倒退的声音。中南海这些常人政治的执政者处在那个位置上，必须考虑全局，必须在各种力量的比较中间斟酌，希望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因此自然地常常地表现出进进退退、摇摇摆摆的情况，这就像扭秧歌。尽管是扭秧歌，但总的说还是在前进。所以，看现在的政局，不要光看到倒退的消极的一面，也要看到它进步积极的一面。

问：三年前，您在香港大学演讲时，首次提出了中国政治改革要碎步前进的观点，很新鲜，有道理，得到了大家的认同，今年您又提出了中国政治扭秧歌前进的观点。有乐观派人士说温家宝的文章和谈话是一个信号——表明中央要马上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您又是怎么看的？

答：三年前，我在香港大学谈过，我认为，中国政治改革要碎步前进，就像梅兰芳《天女散花》中的碎步前进一样。因为国家太大，沿海内地差别太大。封建统治几千年，专制独裁体制太久，经济发展太落后，而人口又太多，所以进步起来难度很多很大。中国社会目前的形势是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大转折大发展时期，各种力量在大碰撞引起的混乱中，由此导致的中央主张左右摇摆进进退退是可以理解或者说是正常的。所以我们没必要听到一点好消息就过分高兴就激动起来，也不要听到一点不好的消息又绝望消沉下去。当各种力量和主张在碰撞的时候，左一下，右一下，一会左压倒右，一会右又压倒左，都是正常的。我党在历史上辉煌过，“大跃进”“文革”惨败过，邓胡赵时期又中兴起来，“六四”后一直前进三步退两步，左一下右一下，扭秧歌似的，但是，总的说，还是前进了。我经常对我身边的人说，我们不要对中国政治改革抱过高过急的希望，也不要旁观，更不应悲观绝望。我们大家都应该做中国民主和科学新潮流的乐观派、促进派。要支持中国进步的、前进的力量，真心地推动国家在中共正确领导下小步前进，碎步前进。

问：你的意思是说，这次《人民日报》发表温家宝文章和他在北大的谈话，只能看做是一种进步的、积极的声音，若由此推出政治体制改革立刻会大步前进，并不现实，对吗？

答：是的，如果又过分地兴高采烈期望太多，那就难免有些天真了。我喜欢我给自己一本书起的名字《一颗平常心》，就是提倡一种比较平和比较平常的心态，劝大家经常跟庙堂之上的人“换位思考”一下，就不会过于偏激和激动。我就是这样经常跟我周围的老朋友们交流的。

2010年第6期　深深怀念朱厚泽同志·李 锐

厚泽住入医院时，曾多次和老伴去看望。4月28日，他还同我们一起照相。最后一次是5月6日，医生会诊，即将告别。我紧紧握着他的手大声说道：我们这些人一生，无愧于人民和国家，也无愧于这个党，我们都是好样的。9日早晨，知道去世了。第二天到他家中，送去一首未定稿的怀念绝句，同夫人细谈他的病情和后事。11日五点醒来，连忙起床，将那首绝句定稿，用大张宣纸写好。八点多同老伴到达医院，向这位老来结交的朋友告别，怀念绝句挂在他的遗像旁边：

高谈改革靠三宽，藏富于民天下安。

生活会时心似火，铁肩道义更忧先。

告别大厅内外，老中青三代挤得满满的（后来知道共去了八百多人），有认识的朋友在擦眼泪。我的怀念绝句引起许多人观看，还有人拍照。我希望这四句话能立即传开。

同厚泽相识，是1982年3月，到中央组织部组建青年干部局时，他正在中央党校青年干部班学习。我的二姐李英华（已去世）当时正在这个班任实际负责的副主任，她特同我谈到，朱厚泽是班上最优秀的，排第一位。厚泽是贵州人，抗战后期，二姐曾在贵州地下党长期“隐蔽”过，很了解贵州情况。同厚泽有了来往，知道1959年庐山会议后，他也曾长期下放十多年，吃苦不少。但藉此时机，他读了许多书，尤其自学了自然科学，深深认识到没有科学知识办不好事。这个一致观点，使我们很快成为至交。记得1956年《人民日报》约我写社论时，写过一篇《干部一定要学自然科学》，这当然是有感而发的。当时正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高潮，经济部门许多工程建设，负责人都是文化低的老干部。1982年下半年，我曾请耀邦同志到这个班讲过两次话，他认识了许多学员，也认识了厚泽。他对厚泽还说过这样的话：事情都有两重性，十多年不工作，是荒废了，但是意志的锻炼，思想的开放，也是丰收的十多年。

十二大后，厚泽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在贵州担任过二把手和一把手。耀邦到贵州广泛考察时，大讲经济开放，要藏富于民。于是厚泽在当地报纸上，用整版篇幅，连续宣传耀邦这一主张。由于曾长期在宣传部门工作过，我是一直关心宣传工作的。胡乔木和邓力群长期掌管意识形态，影响改革开放，很是不安的。于是向耀邦推荐厚泽担任中宣部部长，耀邦早就看重这个人才。1985年7月，厚泽到中宣部上任。大家知道，他极其慎重地在文化界首先提出“宽松”，随后提出“三宽”：不仅文化界，包括经济、政治各系统，小到家庭生活，都要讲“宽松”、“宽容”、“宽厚”，这样才能做到言论自由等宪法规定的四大自由，才能保障民主执政，实施真正的宪政。他的长篇讲话先在《文化报》发表，随后《人民日报》转载。胡乔木和邓力群当然容忍不了“三宽”，首先不能“宽松”。他们“反对精神污染”被阻止后，又大大“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且影响到耀邦主持的“精神文明建设”的定稿和实施。终于出现1987年初的生活会，耀邦被迫辞职，在中宣部只工作一年半的厚泽也随着下台。后来我给江泽民写过一封信，请他重视朱厚泽的才能，继续任职。

都不在位了，我们的来往、交谈就更多了，“关怀莫过朝中事”，尤其关心“何时宪政大开张”。我还记得1997年老中青三代朋友几十人为我祝八十寿辰时，大家都讲话，厚泽讲的尤具理论意义，他念的稿子：

（前面几句没记清楚）“理论和实际结合，逻辑必然，使言论和行动统一。因而，这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哲学认识论命题，也是崇高的人生道德观的一个命题；以其鲜明的正确性，同林彪、江青一伙理论和实际相脱离，不说假话就办不成大事类的极端无耻、极端愚蠢和彻底堕落，形成了认识论和道德观上的尖锐的双重对立。从而为新时期的思想建设、道德建设提供了前提、制定了标准。十几年来的事实证明，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凡是坚持同实践相结合，言论和行动相统一的，那里的各项改革就比较深入，人们心情比较舒畅，遇到困难也比较易于克服。反之，发展就比较慢，困难就比较多，人与人之间关系就很难融洽、和谐。即使说得天花乱坠，似乎五彩缤纷，但也是苟延言利，转眼就成为泡影。对个人来说，也是一样。凡是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人，总是被人理解，被人信赖，受到人们广泛的尊敬，成为社会凝聚的核心。无论历史的阴霾多么浓多么汹涌，也遮不住那水晶般纯洁透明的灵魂，挡不住那奉献人民的正大光明之心，人民是始终不忘、永远铭记在心的。反之，凡是言行相背，表里不一，无论他多么精于表演，巧于打扮，装腔作势，能言善辩，人民也不得不以怀疑的目光对照言行，观察表里，审视前后，还其本来面目。‘救救孩子’，这是我们民族伟大的革命先行者鲁迅先生本世纪初发自肺腑的呼声。为了‘救救孩子’，首先要救救大人。大人们要自我拯救，救救自己的灵魂。在孩子们天真纯洁，而受到伤害的心灵面前，怎样自我选择呢？首先用崇高的理论自勉，用高尚的道德自律。我不晓得理解错了没有？”

我还记得，厚泽讲完了这段话后，全场热烈鼓掌，还有人大声说：讲得好。可见这段反思过去的理论大总结，何等深得人心，厚泽是何等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看看我们现在社会种种可怕的现象，各处官场的集体腐败，何时能实施宪政呵！厚泽十三年前讲了这段话，他是真正铁肩担道义的，他能死得瞑目吗？

2010-5-16

2010年第6期　呈厚泽病榻（诗二首）·邵燕祥

地震灾连沙暴天，

清明谷雨倒春寒。

早年抱负成遗恨，

同样遭逢亦夙缘。

一入病房如禁锢，

顷闻呼吸已艰难。

何时历史出三峡，

执手相期四十年。

二○一○年五月一日晨

今春迟见柳飞绵，

枨触情怀惨不欢。

大地囚笼尊一士，

时光隧道忆三宽。

百年功过归青史，

终古忧思薄远天。

堪笑都门夸首善，

X X 一树自昂然。

同日中午

2010年第6期　悼孙起孟老·吴 象

2010年3月2日12时30分，孙起孟老逝世于北京医院，享年100岁。

这位百岁老人，在新中国诞生前夕，曾参与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主党派共同合作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为筹备委员会的副秘书长，也是作为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的起草人之一。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出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兼人事局局长。

3月10日举行庄严隆重的追悼会。会上印发的《孙起孟同志生平》指出：“他始终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在共同的事业中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结下了深厚友谊。”这样高的评语决非轻易判定，而是经过慎重考虑、仔细斟酌才确定下来的。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想到的是近年颇受热议的“协商民主”问题。中国的政治体制，“党的领导”和“两会”应该说是最基本的东西。“人大”系仿照前苏联的苏维埃而来，政协则是新中国的创造。历经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大跃进”、“坚持三面红旗”、“十年浩劫”、“市场经济改革”，一直沿袭了下来，基本体制未变。其实变化和小的改革还是不少，“党的领导”和“人大”更是如此。既有执政的共产党，又有参政的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这对经济的繁荣发展、社会的稳定和进步，到底利弊如何？是利多弊少还是利少弊多？孙老晚年对此似有志加以探索研究，惜因年老多病未竟。我想，总结“协商民主”的丰富经验与历史教训，应该是促进政治体制深层次改革的重大课题之一，而孙老留下的一些实践体会和设想建议，又是研究这个课题的重要参考资料，只可惜鲜见存留，整理成文字。

青年睿智有为，遇挫不屈不挠

孙起孟1911年生于安徽休宁县商山村，长我11岁。他父亲孙培钦是位中医，早年迁居苏州。他母亲汪景秋是我外公汪静安的堂妹，我母亲汪玉蓉的堂姑，我叫她素姑婆。我外公家是个大家族，十多户老小分灶而同居于一个大宅院里，称“承志堂”。我幼小时常到外公家住，素姑婆家在苏州，有时也回商山住一阵，我刚会说话时就认得她了。

小时候我是个受宠的孩子，只怕祖父一个人。到苏州后，我对他的管束常感到不自在。他对我说，你看人家孙起孟，初中毕业没上高中，自学了一阵，就以同等学力考上了东吴大学，18岁就大学毕业了，还正式出版了两本佛学的专著。我到苏州念书时，起孟叔已毕业应聘到江苏省立女子师范任教，不几年又升任训育主任。在上海就听父亲说过，祖父喜欢藏书，曾邀起孟叔来家在书房里小住数日，自行阅读，并与他倾谈心得。祖父对我说，一般人是“三十而立”，孙起孟不到二十就立起来了。1935年起孟叔举行婚礼，他特地携我同往。我想大概不仅是“走亲戚”、“吃喜酒”，而是期望我找到一个学习的楷模吧。

起孟叔的婚礼非常简单朴素，只请了两桌至亲好友，自由交谈或几个人一起攀谈，气氛亲切而又热闹。我一看都是大人、老人，只我一个小孩，谈话根本插不上嘴，显得有点拘谨甚至窘迫。倒是起孟叔主动来找我攀谈，说了几句就问起了读课外书的问题，幸而我那时半懂不懂地刚读过几本鲁迅、郁达夫、冰心的小说，便信口开河地和他瞎扯起来。这是我第一次和他的直接交谈，他谈话的亲和力消除了我不自在的感觉，不久便使我融入了整个屋子欢乐的气氛中。我看到起孟叔非常善于应对，好像学问挺大，和谁也谈得来，而且时出妙语，引发阵阵笑声。从此对起孟叔有了好感，一种钦佩、敬重和向往之情。

不久突然就出事了。江苏教育厅竟把起孟叔革职查办，并通令全省教育单位永不录用。后来想背景很明显：1931年“九一八”后，日本侵华野心膨胀，步步进逼，民间掀起抗日救亡的热浪，国民党当局却对日坚持妥协退让政策，对内加以压制，省教育厅便抓住向学生灌输民主思想、宣传抗日救亡的孙起孟下手开刀。

对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人来说，这显然是巨大的甚至毁灭性的打击，亲戚间渐有所闻。祖父没有和我说过，我是在学校里从侧面隐约听到的。大部分人同情孙起孟，也有人说他少年得志，锋芒毕露，咎由自取。后来知道，他毫不气馁，沉着应付。得好友相助，远走贵州，任师范学校校长。1936年又应黄炎培邀请，回上海到中华职教社任教，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抗日救亡运动中成为活跃分子。

“七七”卢沟桥事变炮声响时，我还在南京安徽中学读高中一年级，正在期末考试。放暑假先回到苏州祖父家，又回到上海父亲家，正是“八一三”的当天。连租界上也流弹横飞，人心惶惶。不久，祖父从苏州转来学校迁移皖南屯溪的紧急通知，祖父预料战事将扩大，嘱我速离上海，到老家找外公，继续学业要紧。于是我又随亲戚逃难，经杭州回到徽州继续读高二。1938年我结识了三个青年，决心相伴远行。经地下党同志指引，辗转数千里，于9月到了陕北抗大，年底又东渡黄河，到了敌后太行山区。烽火硝烟隔断南北，从此与家人完全失去联系，互相不知生死。敌后游击区发展成根据地，也有了报刊，但很少登大后方的事情，更难见到孙起孟的活动，偶尔见到了，总是仔细地看，好像可以从中找到家人的消息，因此曾惹起我一缕淡淡的思乡思亲之念，不过很快也就过去了。

大批著名民主人士支持新政协来到解放区

1948秋季，我作为华北《人民日报》记者到太原前线采访。一天，突然听到新华广播电台发布的消息，国民党区一大批著名民主人士，经由香港安全到达东北解放区的大连。谁都知道，这是表明人心向背、影响时局发展的大事件，显示着蒋管区反内战、反独裁、反饥饿力量的团结与强大，使人预感全中国将要发生大变化，莫不为之欢欣鼓舞。对我尤其如此，因为从长长的名单中，我发现了孙起孟的名字，渴望与他相见，探寻家人消息。此后不断有这批民主人士在东北解放区参观访问的报道，我追随他们行踪，寻求与他联系的渠道，苦无结果。最大的困难是我早已改过名字，他怎么找得到我呢？战争岁月紧张繁忙，变动性大，慢慢我把这事也就放了下来。

岁末年初，中央军委为配合平津、淮海战役，命令围攻太原的部队暂缓总攻，一线部队从东山前沿撤下，在榆次附近村庄中休整。我忽然接到一封信，正是起孟叔写的。他说：“到解放区后，几次托人打听你的消息，均茫无头绪。最近看到人民日报上太原前线的战地通讯。有次闲谈，偶然听说作者是徽州人，又托人探询，果然是你。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不禁大喜过望。”我当然更是大喜过望。信中对我当年奔赴延安参加革命的果敢行动大加赞许，说了一些勉励的话。我自己长时间对这一点内心里也是很得意的。经过整风学习，才开始认识到自己参加革命，主要还不是信仰、理论这些因素，而是求生存找出路，在时代热潮的影响下，选对了路罢了。当然，能得到起孟叔的赞许，我内心还是非常高兴的。但我最想知道的是家中的情况，信上只说：“子鼎伯(注：我祖父)已于1945年去世，你奶奶和父母都还健朗，弟弟上了中学，又添了三个妹妹，不必担心。”我还想知道得更多，却没有了。十年离乱，战火纷飞，这两三句话怎么满足得了思亲之念，但毕竟有了消息，比我想象的要好。冷静一想，可能他知道的也不多。大后方不像敌后，但他也是在担惊受怕中忽而重庆，忽而上海，忽而香港，可能连家里也未必去过。我赶紧写了回信，按他信上告诉的渠道邮去，并附了封平安家书，托他设法捎回上海。我想，一有机会我就请假去看望他。

可是这个机会并不容易得到。因为这时我已奉令调离《人民日报》，参加《山西日报》筹备工作。入太原后留在山西，更是忙得不亦乐乎。一直到1949年夏，才有机会初次来到和平解放后的北平。我在《人民日报》住下，便打电话同起孟叔联系，他接到电话很高兴，说素姑婆也到北平来了。邀我当天下午就去，他在宿舍里等我。我按时到一座宿舍楼里找到他家。他在客厅里和我握手寒暄，没有多说几句就起身对我说：“咱们先去看老人家吧，她正急着等你哩!”我跟他一起走进最里面的一间，素姑婆已笑吟吟地起身，双手抓住我的手不放，叫着我的乳名，对着我的脸和全身，上上下下端详了好一阵，才说：“瘦弱，还是瘦弱!这些年的苦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呀？你爷爷、奶奶可急坏了!想坏了!”我笑着不知怎么回答好，起孟叔在旁笑着看完了这一场“见面礼”，便说：“妈，你们慢慢讲徽州话吧，我还要赶着去开个会，晚上回来陪你们吃饭。”

起孟叔把她接来北平，正是最繁忙的时刻，一天很少能在家里停留。培公早已过世，起孟叔侍母至孝，只要在身边同住，早晚必去请安，说几句徽州话。

素姑婆说，苏州沦陷之际，我们两家先后逃难到了上海租界，后来他们家去了重庆。日本投降之后，才先后又回到了苏州。你爷爷总是挺精神的，不是作诗就是画画，老说不能当亡国奴。可是太平洋战争后，日本接管了租界，亡国奴的命运仍然难逃。再见面时你爷爷显老多了。他晚年有两大愿望，一是想看到抗日胜利，这实现了。二是想看到长孙还活着回来，却没有实现，他先走了。国共和谈时，收到过你一封信，是从河北邯郸寄的，虽然是用假名说做生意的事，但从字迹上一看是你写的，虽然他写的回信刚寄出就被退回，他仍然坚信你还活着，还为这事写过一首诗。她还说，合泰(我父亲)抗战后不久就失业了，后来只好去经营你爷爷那家衣庄，那个年月生意怎么能兴旺，五间门面缩成四间，又缩成三间，还想缩。广仁里租的房子也退了，又添了你三个妹妹，一大家人在衣庄阁楼上隔开挤着住。你弟弟读书聪明，上中学了，可是物价飞涨，日子艰难，谁也不能像你小时候那么开心了。

素姑婆尽其所知，一一娓娓道来，使我多年压抑在心底想见亲人的渴望得到了充分的满足，简直像回了趟家，见了亲人又悲又喜，不知该哭该笑。

素姑婆说，她们一家在战争中也没有一天安稳过。逃到上海租界后，培公去世早，起孟夫妇又去了大后方，她一个人带着几个孩子，在清贫拮据中挣扎。后来经过长途颠沛流离，艰难困苦，千里迢迢到了重庆，得以全家团聚。日本投降后重回苏州。你祖父逝世，我还带着昌治去你家悼唁。起孟回到上海仍然忙着四处奔波。

她讲起儿子的事更显得神采奕奕，掩饰不住一位母亲对儿子内心的喜悦和自豪。她说：“忙啊，忙啊，每天总是忙。你们共产党什么都好，天不怕、地不怕，日本人不怕，国民党反动派不怕，不贪财，不图利，不算计人，什么都好，就是一条不好，不顾家。整年整月，在家里急急忙忙吃了顿饭就又忙着走了。”

我记得原话，说的就是“你们共产党”。在她看来，我小小年纪老远跑到延安去，当了八路军，当然是共产党。她儿子虽然被称作民主人士，在她看来也一定是共产党。那时候共产党还不能完全公开，却受到老百姓拥护、热爱。

没有几个月，新中国成立了。孙起孟被任命为政务院副秘书长兼人事局局长。当时新政府人才济济，阵营强大，全国振奋，世界瞩目。党内有种种议论，有人说什么“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经批评、解释后很快平息了。其实，对民主人士安排的高低，也有不少议论。有人认为人事部门掌握用人权，不能随便交给党外人士;有人猜测孙起孟可能是个地下党员。我又想起素姑婆的话，心想：“我也有这个疑问。”那天素姑婆说“你们共产党”时，我听出了她话的意思，当时觉得不便问她老人家，她也未必清楚这些事情。只是心里想起孟叔可能是地下党员，带有点年轻人的好奇。上世纪80年代后，正式知道他这位民主人士是党员，有次谈到党籍问题，曾问他何时入党，他说：“我入党时间很晚。”只淡然一笑，没有多说。我意识到这可能涉及党内机密，也没再追问。追悼会印发的《孙起孟同志生平》中有一段话：“1939年夏，他向周恩来同志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周恩来同志鼓励他服从革命需要，并以党外布尔什维克相勉。此后，他通过多种渠道，积极投身抗日救亡和争取和平民主、反对独裁内战的斗争。1942年至1946年，在昆明中华职业社任职期间，他不顾自身安危，帮助了不少共产党员，并掩护共产党的地下电台，为革命作出了积极贡献。在长期的民主斗争实践中，他更坚定了跟共产党走的信念，更自觉地为实现党的主张而奋斗。”我想，周恩来善于慧眼识人，并敢于放手用人。经过那些年艰苦复杂的斗争实践，起孟叔必定是以党外布尔什维克自许、自勉，独立思考，埋头苦干，业绩卓著，不愧是“党外布尔什维克”，而且影响到全家的人。多年后昌治表弟同我说过，他们家住在昆明时，掩护过共产党地下电台。这位同志化名钟钧，是红军中的电务人员。上世纪40年代他转到上海秘密电台工作，一度因受国民党特务追捕，又逃到孙家。恰恰起孟叔到香港去了。幸亏素姑婆认得他，二话不说就带他到苏州乡下一个熟人家躲了一阵。后来才知道他原来就是担任新中国成立时北京第一任电讯局长沈志诚。孙老在新中国成立时如此受到党中央的倚重，并在1950年入党，是毫不奇怪的。我的谜终于解开了，也对起孟叔多了一层亲近和敬重。

新中国成立后，我虽然长期在太原工作，但每到北京开会或办事，往往要去看望素姑婆和起孟叔，像过去走亲戚那样。素姑婆病逝后，每到北京，仍然要去看望起孟叔。有时谈话时间比较长，感到很愉快、很受启发。

坦然淡然对待个人处境

没有料到和起孟叔的交往又中断十年以上的时间。

“左”倾错误终于不可避免地陷入乌托邦泥潭，1966年“十年浩劫”开始了。首当其冲的是全国大大小小的“走资派”。我在《山西日报》任总编辑多年，当然在劫难逃。先是大字报炮轰，接着批判、斗争、挂牌、戴高帽、游街，终于彻底打倒，关进“牛棚”去了。传闻孙老也受到冲击，心想他是民主人士，不致严重到何等程度，但从此便失去了联系，不能也不便探听。

1979年我从山西被调到安徽工作，一年后，1980年5月又被调到北京新成立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随后全家也迁来北京定居，便去看望孙老，重新有了来往。

在此之前，1975年国庆节登上天安门城楼的领导干部增加了许多新出来的人，我见报上名单里也有起孟叔，心想他的命运就要好转，这是一个准确无误的标志，可以不必再为他担心了。多年以后才从他的儿子昌治表弟那里得知，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孙老被关押在秦城监狱七年。到底为什么呢？又怎么没事了？连家属都不知道。据说是“四人帮”要从他那里搞周恩来的什么材料，搞来搞去毫无结果。1975年周恩来已经病重，国庆节上天安门的名单仍然是他草拟的，原本写不写孙起孟，周颇犹豫，送给毛泽东审定时，周问：“还有个人要不要考虑一下？”毛问是谁，听到是孙起孟表示同意，自己拿笔就加上了。原来如此，不能不令人感慨万千。

1980年我哪知道这些内情？再去探望他时，还是1949年的老办法，只打电话问清楚宿舍地址就去了。他好像很高兴：“赶快来吧，见面再说。”见了面互相确实都很高兴，久别重逢么!他已经复出了几年，身体经过调养，恢复得不错，气色也好，还是那么谦和的笑容可掬的样子。我不免问到他“文革”受到冲击的情况，他只说：“冲击还能没有？也就是那些吧，大字报，围攻，批判，口诛笔伐么!”好像那些早过去了，不值一谈。根本没提秦城监狱四个字，他大概也已经了解到我这几年的概况，反倒关切地对我询问起来。我曾经长期困惑过、迷惘过、痛苦过。经历了那么一场是非颠倒，敌我混淆的暴风雨，见识了那些出卖和背叛，时代倒退，沉渣泛起，确实心情沉重。痛定思痛，对为何陷入乌托邦也有了一些初步的反思，又投入了正在艰难中摸索的改革。

记不清是1980年冬或是1981年春的一天，书记处研究室副主任梅行、林涧青通知我与另外几位室务委员一起到政协去开会。会议是政协倡议的，主持人就是起孟叔。他当时是政协党组副书记，政协方面参加的人数相当，都是党组成员，这次会议主要是商谈双方如何紧密合作，加强交流情况的渠道，对某些调研课题进行协作，供中央高层抉择。大家谈得很愉快，许多人都发了言。

他在这个会上的两段话我至今未能忘却。

他说：“实事求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现在许多事情太不实事求是了，完全走到了反面。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按现实情况办，按中国国情办，回归实事求是的传统。陶行知原来叫陶知行，他深知实践第一的重要、深知行的重要和困难，连自己的名字都改了。”

他说：“下情上达，了解群众真正的困难和需要，很不容易。有些人认为，把意见反映到我们这里，就算‘通天’了，就能够解决了。其实哪有这回事？从我们这里‘通天’比从他们那里反映给我们，困难程度至少不相上下。所以，对各位我们真心诚意寻求帮助，多多拜托!”

这两段话，夹杂在许许多多的话里并不显什么特别，但我以为针对性、现实性很强，甚至有“刺”。他同许多老同志一样，走了一大段弯路，急切地要总结教训，加快改革，把失掉的时间赶回来。“不用扬鞭自奋蹄”，这句话他用了两三次。他待人谦和，彬彬有礼，表达意见重视掌握分寸，所以容易与人达成共识，取得一致。我后来离开了书记处研究室到了农口，不知事情进展结果。

上世纪80年代前期，正是农村改革的黄金时代。家庭承包责任制得到中央一号文件充分肯定之后，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全国，取代了农村人民公社。亿万农民的积极性、创造性蓬勃迸发，显示出无穷的生机与活力。但是，来自旧体制、旧观念的阻力还是很多很严重。“包产到户”从“复辟资本主义”变为“农民的伟大创造”、“马克思主义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之后，广大农村中出现了许多“种粮大户”、“专业户”、“重点户”、小商店、家庭工厂，带动了全国商品经济最初的发展热潮，成为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前奏。这时，“雇工剥削”问题又被尖锐地提了出来，甚嚣尘上。中央不急于表态，而是先派人下去调查。有次在起孟叔家里谈到这个问题，说起调查中了解到的各种复杂情况。他插话说：“人数不是最重要的。从经济发展来看，资本家的定位首先应该是工厂的管理者，是生产要素。作为资本的钱也是生产要素。改革就是要促进这些要素的流动和合理配置。为什么一说雇工就是剥削，不能不看到阶级斗争为纲的后遗症，你想想，这个口号1962年就提出来了，强调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连续讲了几十年，是多么深入人心，哪能一次会上宣布取消就取消了。要做长期的艰巨的工作，不是一代人两代人的事情。”这些话他以平静的语调随口而出，我当时就感到很有启示。我如果就此提出什么问题，讨论还会再深入下去。我们一般谈话都是讲徽州话，真是随口而出，随后忘掉，只有印象深的留下点记忆。从来没做过笔记、追记，次数多了，受到的教益是不知不觉的。我感到起孟叔是勤奋学习的，他的秘书说：“孙老直到晚年病重，每天还要在桌子边、藤椅上翻阅报纸、文件，桌上总放着那本辞典，时不时就要查一下。”

我从多次交谈中感受到他为人处事的原则性。我们是亲戚，过去谈话拉拉家常，很少涉及彼此的工作和政治，后来熟悉了，也更随便了，有疑问就想问他，他总有回答，并不避讳，也不乱说。我发现他绝少背后谈论人，更不用说是有意的吹捧或贬损。不少人都知道黄炎培十分器重他，1936年当他遭到打击、身处逆境时，黄炎培热忱邀他到上海中华职教社任教;抗战爆发不久，就派他到重庆任职教社四川办事处主任;抗日战争胜利后，又邀他共同筹组中国民主建国会，任常务理事兼秘书处主任，负责主持日常工作。1947年被推派为民建驻港代表，建立与中共和其他民主党派的联系;1948年5月，又代表民建赴东北解放区，后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秘书长，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和《共同纲领》的起草工作。这些事都和黄炎培紧密相关，我们在上世纪80年代的多次长谈，也曾涉及黄炎培和民建，我回忆他的话都是比较得体的，表现了谦虚和实事求是。著名的大诗词家赵朴初是他东吴大学的老同学，俩人情谊甚笃，家属子女来往亦密，我在他家案头、墙头偶见赵朴老的诗作，也没有听他说过他们间的私人交往。

我还知道，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不少被批判、打倒的右派家属生活发生困难，他曾尽其之所及，默默无闻地做过一些救助工作。

社会主义改造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赎买政策，十年动乱中不知怎么就把“定息”取消了。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些民族资本家及家属也发生困难。他对这件事很重视，作了多方面的努力，促成了补发“定息”的实现，解决了他们的困难，这对私营企业重新崛起显然是有好处的。

他早年是个教育救国论者。在抗日救亡时代大潮中，一直以党外布尔什维克自许自勉，入党以后又以共产党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我认为，他的一生应该称为一个与时俱进的思想者、身体力行的实践者、坚定不移的改革者。

晚年致力于民主的理论探索

本文开头提到，孙老晚年对协商民主的实践和理论有过作一番探讨、研究之意，这大概是上世纪90年代前期的事情。他已经是八旬老人，仍兼任几个领导职务，时间却比较充裕了。我也已入古稀之年，还不时应邀到外地参加研讨会或做一点调查、考察，自由支配的时间却比较多，经过多次倾心交谈，我们好像缩小了年龄的差距，情意更加融洽，可以随意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而且往往都是说徽州话，上年纪的人用家乡话静坐对谈，真有种说不出的惬意。此事就是一次在交谈中提起的。

孙老颇有理论素养、理论兴趣。出任民建主席之后，曾聘吴敬琏、董辅礽、厉以宁等一些经济学家为顾问，我也在其中，还到中央统战部会议室开过一次座谈会，正式发了聘书。我到外地时间较多，并没有多参加活动，倒是到孙老家看望，大概一个半月左右就有一次。新加坡帮助我国合作创办新型工业园，是改革开放中很引人关注的大项目。有次我从南方回来，看望他时顺便谈起，因为提到苏州，他说：“有个材料你不妨看看。”说着便从抽屉里找出一个大信封，里面却不是什么工业园材料，而是当年苏女师闹学潮的几个学生所写的回忆文章。这篇文章写得很生动，不仅再现了上世纪30年代青年学生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慷慨激昂，也可以看到那位思想民主作风也民主的青年教师如何向学生做工作。我想，起孟叔阅历丰富，如能写出来很能感动人启发人，也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那一段历史，便建议他写本回忆录。他却说：“不急，也没有多少值得写的。这几年国内外风波不断，苏联解体，东欧变色，我们却继续平稳较快发展，靠的是什么？‘发展是硬道理’起了大作用。但是，长时间过分强调难免发生另一方面的问题，追求GDP的声音压倒一切，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地方政府干预经济过多，就会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生扭曲、变形，在二元结构下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地区差距不断扩大，贪污腐败日益加剧，成为令人担心的突出矛盾了。”我很赞成他的看法，便也说了些意见。

他忽然问我：“徽州有句老话，叫‘前有孔夫子，后有朱夫子。’你听说过没有？”我说：“听到过一点。”其实，我对此了解甚少，既然问到便不能不知一说一，知二说二。于是，把我了解的朱熹理学、“三纲”、“五常”、“明天理、灭人欲”及其对巩固封建专制制度、加强皇权主义意识的作用说了一些看法。他说：“对!”接着，他说了一大段话，大意是，“三纲”孔孟都说过。孔子是儒学的集大成者，儒学内涵很丰富。值得重视的，是孔子对人的概念是平等的，认为人与人的关系是一种互相尊重、互助互爱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仁”。孔子说：“仁者人也。”人的本质就是“仁”。他主张“仁者爱人”、“泛爱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秦始皇建立高度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封建政治已相当成熟。汉初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可以说是封建统治者利用了儒学。此后，儒学为皇权主义服务的色彩越来越浓。近500年明清时期，中国治乱兴衰的历史已经走过几个循环，始终走不出小农经济、封建王朝的框框。而西方经过文艺复兴，进入工业文明，商品经济促成生产力空前未有的大发展，西方列强称雄全球，中国却落后了。“落后就要挨打”，侵略战争不断，割地赔款，丧权辱国，逐渐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而知识分子中的仁人志士，发奋图强，追求现代化。应该说，从清末的洋务运动、康梁维新，就开始了向西方学习。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1919年五四运动是思想文化革命，打倒孔家店，请来德(民主)、赛(科学)两先生，实质是启蒙。不料日本人来得那么快，要独吞中国，不能不集中力量先抗日救亡。以后的事都是我们亲身经历过的了。回顾历史，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工业化的道路也应与西方有所不同。既要学西方，又要重视自己的国情，继承和发展自己的传统，走自己的道路。我最近常想起“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大家都熟悉的话，方才问你朱夫子也是为了这句话。我国封建社会极权统治的理论框框是以“君”为中心的“三纲”。然而孔子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只是说君要像君，臣要像臣，互相都有责任和权利，是双向的关系。孔子说“克己复礼”，又主张“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要作修改，这都体现了他的人本思想。他强调修、齐、治、平，目标是“天下为公”、“世界大同”。而朱夫子对“三纲”赋予客观真理的哲学形式，使“五常”成为与“三纲”相应的伦理道德体系，于是，人的价值就在于实践“三纲”、维护“三纲”。“三纲”、“五常”就成了人的最高价值目标，也是伦理道德的最高标准，稍有违背，就为社会所不容，所以要“灭人欲”。说穿了皇帝就是天子，皇帝高于一切，一个人说了算，所以朱熹理学后来成为儒学的正宗，成为历史前进的最大阻力。最近我读了几篇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文章，又翻查了几本书，才领悟到列宁主义不是至少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当然，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发展的，马、恩本人对前期作品中的一些观点作过郑重的反思。重要的是我们学的甚至还不是列宁主义而是斯大林的联共党史。所以，我们不仅有两千年以上的皇权主义的老传统，又有不到百年却更为直接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新传统。两者相距十万八千里，却又紧密结合，纠缠不清。改革开放初，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也说不清楚。”这是一种了不起的思想解放，没有这种非凡的理论勇气，就不可能有扭转乾坤的改革开放，就没有如今这巨大辉煌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但这也就给我们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当前政治体制改革要走出困境，加快步伐，思想理论方面非进一步正本清源不可。也就是要弄清楚民主是什么？到底怎样落实民主集中制？前提是怎么认清自己的国情？怎么认识和学习西方的经验？怎么认识和继承发展自己的传统？他一口气说到这里，才稍作停顿。我赶紧说：“这个问题太重要了，应该集中时间、集中精力写出一篇文章来。”他却平静地说：“刚刚提出问题，自己还没有想清楚，怎么能写文章？”话虽如此，我相信他对此已作过相当长时间深入的思考了。

1993年，孙老在民建内部经过一系列讨论和研究，3月1日，民建中央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建议》，得到中共中央的赞同。3月18日，八届人大一次会议正式通过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作为补充条款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上升为国家意志。孙老认为，这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特点就在于这个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又是共产党以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与八个民族党派亲密合作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点就在于这个政党制度有利于维护、巩固和发展我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有利于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利于增强我们国家处理应变的巨大民族合力。孙老认为，要坚持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一个坚持一个发展，两者缺一不可。不坚持，发展就会失去前提和基础，正确的方向也难以保证;不发展，坚持就容易流于僵化，丧失其生命力。

一次我外出回京又去看望孙老，他把多党合作制写入宪法的事谈了一下，就又谈到政治改革的问题。他说：“上次我们谈的题目不好下手，不如先找些资料，研究点具体经验。建国初期，政务院每周必开一次政务会议，是周总理贯彻民主集中制、实行集体领导的组织形式之一。作为副秘书长，我必须列席会议，因此手头还有些残存的资料。新中国的政府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权机关，政务会议又成为推进多党合作、贯彻统一战线政策的最高活动场所之一。研究这个问题，我想就从整理残存的材料入手，我写了一小段，你拿去看看，提提意见。”我正想看，他说：“这份复印稿是送你的，回去再慢慢看，先谈谈你新的见闻吧。”

回家我仔细看了这篇不到两千字的短文——《罗隆基眼里的政务会议》。这个题目就吸引了我。心想，罗隆基鼎鼎大名，民主同盟的负责人，1957年的大右派，高傲自大，目中无人，谁不知道？他眼里的政务会议能有什么客观公正的看法？

起孟叔的文章说：

我同罗隆基40年代在昆明就相识，可以随便交谈。有一天我问他：“努生先生，你为什么住医院还要参加政务会议呢？”他稍微沉吟一下，讲了一段话：

——说实在的，有些会我并不乐意参加，觉得参加没有多大意义。可是政务会议在我心目中却大有不相同，不论我怎么忙，身体怎么不好，总要参加。这是为什么呢？不是政务会议上的什么事情我都有兴趣，也不是这个人那个人的讲话，我都喜欢听，而是有一点深深地吸引了我，那就是在每次政务会议上，周总理总有一篇讲话，得到的教益很深很深，对我就像是上了一次大课，所以我舍不得不来，周总理的讲话见解精辟，纲举目张，其水平之高是一般领导人所达不到的。然而它的最大特点还不在此，而在于周总理在讲话中把其他人发言时哪怕有一点可取之处，也吸收进去，加以肯定，同时对包括我在内的其他与会人员发表的并不正确的意见，采取极其高明的方式实际上加以纠正，使人真正心悦诚服。

读完这篇短文，当时我的感受是：一，罗隆基这个人比较客观、比较实事求是。我和他并未接触过，可说不了解，为什么一见到题目上的名字就有“狂妄自大、目中无人”的印象呢？显然是反右派斗争留下的成见即“左”的遗毒作祟，值得我自己反思。二，文中说罗对周恩来的崇敬有可信度，是“心悦诚服”，也就是孟子说的“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逮也，以德服人者，心悦而诚服也。”三，最重要的是论证了执政党与参政党搞民主协商关键在执政党平等待人。平等才能显示尊重，形成民主，能够协商，解决问题。如果居高临下、颐指气使，那当然不行。但表面谦虚，内心仍然我是老大，得听我的，也还协商不好，不能解决问题。这才是要旨所在。

这次我又找出这份材料看了一遍，最后周恩来的那段话，初看时觉得比较熟，便忽略了。这次仔细品味，才领悟这段话更加精彩、深刻，堪称经典。起孟叔引用周恩来的原话说：

“为什么政务会议每个星期要开一次呢？难道我也是闲着没事干，高兴每个星期开一次会吗？不是的。这是有好处的。”好处在哪里？从根本上说，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需要，是按宪法所规定的民主集中制处理国家事务。从作为建设国家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完全有必要虚心听取各种意见。所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在兼听的过程中，还得“分辨出哪些意见是对的，哪些意见是不对的”，周总理把这看作对共产党员的“锻炼、教育和学习”。政策的要求到这里还没有打住。按周总理的分析，至少还有两件事要做。一是按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摆事实、讲道理，帮助同盟者接受真理、修正错误;同时，同盟者也可以对居于领导核心地位的共产党提意见、作批评，实行民主监督。二是经过民主协商，对国家大政方针和同盟者取得共识之后，通过他们“把党的政策传达到他们所代表的那一部分人民中去”(见《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232页)，共同努力，把国家的事情办好。那样，这部分同盟者就成为建设国家的动力。(1994年5月25日刊于《光明日报》)

这段话朴素实在，是“民主是个好东西”的又一种具有说服力的解释。但是，可惜只见到这一篇，没有再读到别的。此后他住院的次数渐多，时间越来越长，但是我相信他一定继续在想、继续在写……

这位百岁老人走了，中国改革的实践还在不断地发展。就在孙老逝世的三月，又举行了一年一度的“两会”。今年的“两会”较往年有明显的进步，特别是选举人民代表的人口，城市和农村原有的4∶1的差别，这次修改《选举法》，把这个差别取消，城乡一律平等了。这大概是孙老在天之灵也会感到高兴的吧。四月七日

(责任编辑吴思)

2010年第6期　我给吕正操当秘书·张友坤

2009年10月13日，吕正操将军逝世。我曾在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吕正操将军(时已年过八旬)身边工作，耳濡目染，受益匪浅，其道德情操、言谈举止，至今记忆犹新，难以忘怀。

有一次，他在参加讨论十三大报告时，认为把成绩说得太满，既不符合历史事实，又没留余地;在有关交通运输业的提法上没有突出重点，缺少建设中心。对于前者，他让我尽快询问国家计划委员会有关部门，查阅一下我国国民经济历年来的发展情况，并将结果告诉他。对于后者，他认为根据我国国情，应明确提出“尽快发展以铁路建设为中心的交通运输业”。查的结果是：除十二大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较快外，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和困难时期后的1963至1966年，国民经济的运行也是很好的。因此，他建议在报告中应表述为“十二大以来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最好时期之一”。

1986年5月下旬，我随他到江苏检查全国政协委员落实政策情况，并参观了6个不同性质的工厂(武汉柴油机厂、株洲电力机车厂、杭州第二中药厂、常州柴油机厂、无锡无线电总厂和戚墅堰机车车辆厂)，回来我把他参观工厂时的几次讲话归纳为“关于搞活企业的几点建议”(后来以吕正操“关于搞活企业的几点建议”为题，刊于当年国家经委出版的《经济工作通讯》上)。在送给计委吕东同志前，吕老发现其中一个数字有误，让我打电话核实，结果他的记忆准确，而我却记错了。

1987年7月，我随他回家乡海城探亲，住市委招待所。在视察乡镇企业、西柳大集、民办中学、“花果山”后，我提出，把他年迈多病的胞妹及有关亲属接到招待所，吃顿团圆饭，叙谈阔别之情。为了不给当地政府添麻烦，同时也担心三妹见面时心情激动而犯病，政委(他最反感我们这些在他身工作的人称他“吕老”，可又不能直呼其名，只好称他政委，即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政治委员的简称。)不同意这样做，只是让他的夫人刘沙趁大家参观西柳大集时，单独乘车去看望病重的三妹。三妹含泪说：“我的病要能好点，还想上北京再看上我大哥一眼。”由此体察到他们手足情深，盼着兄妹相见。后来，征得政委同意，当晚我们悄悄将他三妹接到招待所，兄妹叙旧谈心。他老人家眉开眼笑，病容顿消，短短的亲情会面，她不但未因激动而犯心脏病，而且听说回去后心情特好。

探亲期间，政委多次告诉当地干部与乡亲：农业是根本，是基础，无农不稳，无工不富，农业发展了，工业才有市场和原料，才有后劲儿;钱多了，也不能乱花，还要艰苦奋斗;我们国家底子薄，是个穷国，不少地区还存在温饱问题;长期以来“左”的思想干扰和十年动乱的破坏，使我们与先进国家原有的差距又拉大了，因此，要把眼光放远些，要有大目标，尽量把有限的资金，用在扩大再生产和兴办教育事业上。在参观了农民投资150多万元创建的一所能实施9年一贯制教育的育英中学时，吕老挥毫泼墨：“莫把财富当遗产，唯有知识能兴邦。”并告诉时任海城市委书记的于均波(后来调任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同志：“看来海城的教育是大发展了，但不能满足。你们提出先富农民，后富干部，先富乡，后富县。这很好，但还应该加一条，先优师，后优干。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想办法提高教师待遇，尽量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树立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回程上车前，在乡亲们的一再劝说下，政委还是接受了原县委书记鲍辉送的10斤他最爱吃的高粱米及侄子自己做的一罐豆瓣大酱。

在视察东北森林火灾灾情期间，政委不住宾馆，唯恐给地方增加负担，白天到灾区察看，食宿均在火车上，必要时由地方干部到车上作简要汇报。在某车站停留时，地方上事先未与我们联系，就准备了午饭，记者们还扛着摄像机，在火车站迎接政委下车，但都被一一谢绝。他最反感在外工作时，前呼后拥，请客吃饭，保卫“森严”。地方上负责接待的同志也开玩笑说：“吕老，你要能把这一套‘规矩’都取消了，我们就不跟着你了。”

在无锡市，他想买点儿碧罗春新茶，市政协的同志要赠送，吕老说，不要钱，就退给他们。结果是付了钱才要茶。在杭州中药制药厂参观时，其厂长按出厂价卖给我们随行人员一些“青春宝”(当时很畅销)，我一再说，我们有规定，不能买。厂长说，没事，吕老有意见，我来解释。此事在回程的汽车上被吕老发现了。他说，你们怎么在这儿买人家的东西？占便宜，北京药店有的是，干吗要在这里买!厂长赶快解释：“吕老，这是我让他们买的。我厂每年的广告费就要支出上百万，他们用后也可给我们做点宣传。”

吉林市在北京饭店举行“人参节”，他们没有按预定时间把请柬送到，在我下班后才派人给政委送来请柬和一盒人参。我在电话中让他们把人参拿回去，请柬留下。当第二天向政委报告时，他问：“到时吃饭吗？”我说：“中午有饭。”他说：“那我们下午再去。”他真的这样做了，使邀请者很难为情。

有一次警卫员在我们的公务车上给朋友带了一台电视机，爱到政委的批评。他说，有铁路，又有邮政，干吗要在公务车上给人家带东西，以后不能这样做。从此，遇到有关事情，我都特别注意。

还有一次，我在抄写一份文稿时，不慎将“尊”抄写为“遵”，被政委发现。他不紧不慢地说：“大学生写错别字，不应该。”站在一边的另一秘书说：“我也看了几遍，也没发现。”表示他也要承担一份责任。政委说：“这说明你们都是马大哈，做事不认真。”当我们有些面红耳赤，不好意思时，他又半开玩笑地说：“当年我在张学良身边工作的时候，认真得很，哪能出错？当然，那时我每月有几百银元现大洋的薪俸。”说得我们笑而不语。

在视察中苏边界我方某哨所时，政委即兴题了“北国干城”四字，当时一位师参谋长低声问我，这是什么意思？因我实在没把握说准确，就小声告诉他，大概是北方保卫者的意思(看来是猜对了)，政委听后问：“‘干城’一词出自何处？”“不知道。”我实话实说。“你回去好好读读《诗经》就明白了。”他十分自信地说。

在游完长白山天池临走时，游览区的领导邀请政委题词留念。政委的夫人刘沙问，要不要张秘书给你拟几句。他摆手示意，不要。他稍加思索，便挥毫书写：“一池浓壁好景，天成溯源观瀑，不虚此行。吕正操1987年游长白山。”短短的16个字，已勾画了天池的美景和笔者的心情，并道出它是松花江的发源地。

政委每次会见外宾前都要问清外宾的姓名、性别、年龄、爱好、访问内容与接待单位等。因为我缺乏经验，第一次就忽略了这些细节而受到他的批评：“你都没有弄清全部情况，给我说什么？弄清了再说。”

政委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是要他题词、写信的单位，都必须有单位部门的正式介绍信和证明，如果是为某著作题词时，都要亲自看原著清样。他曾为我编著的《张学良年谱》题写：“巨擘扭转乾坤，丰功彪炳史册。”在给我撰著的《张学良世纪风采》(大型影集)和《张学良画传》题词时，他还认真为文字部分做修改。

在我的印象中，政委题词较多的是：冀中方面的要求、铁路方面的邀请，以及有关张学良著作和纪念馆等。他常说，我的字写得不好，又不是书法家，最好不给人家题词。即便题词，他也从不收取分文。有一次沈阳铁路局拍了一部电视剧，请他题写片名并寄来了300元的“润笔费”。我照规矩如数退回，毫不含糊。

仅此以上诸点，足见他严于律己，宽己待人，知识渊博，记忆超群，始终关心国家大事，心里装着人民。

(责任编辑萧徐)

2010年第6期　保育钧：“两会”应该关注什么·马国川

采访时间：2010年3月21日

采访地点：北京万寿路万寿茶宴

被采访者：保育钧，蒙古族，江苏南通人，1942年生，1967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历任人民日报社理论部编辑、国内部编辑、政文部负责人、科教部主任、报社编辑、秘书长兼老干部局局长、副总编辑兼华东分社社长。1996年任全国工商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1998年后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2000年任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现任国务院参事室特邀研究员、中华民营企业联合会会长。

“不是看不懂，是不让人看懂”

马国川：今年的“两会”看起来很热闹，但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反而有一些代表委员的言论和提案很“雷人”，有的甚至传为笑柄。

保育钧：在我看来，许多代表委员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职责，不清楚自己该关注和讨论什么问题。

马国川：在您看来，哪些问题应该关注和讨论呢？

保育钧：如果笼统地说，代表和委员应该关注和讨论真正与国民有关的切实利益问题。具体来说，有五个方面问题。第一，应该也必须审查预算报告。怎么保证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必须做到税收法定。以2009年为例，GDP增速是8.7%，财政收入增速是11.7%，达6.8万多亿。今年一、二月份，北京税收增长32.8%，远远高于GDP的增长。长期以来，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一路走低，现在只占35%，比解放初还低，国富了，老百姓穷了，这样老百姓怎么能够消费？一个现代民主国家，钱怎么收的，怎么花的，都要由最高权力机关来决定，不能由任何其他机关决定，再让代表走过场式的“审查”。

马国川：许多代表根本看不懂预算报告。

保育钧：过去，每次“两会”期间，报告财政预算情况，头天晚上才发下那个表格，第二天就得收回去，看也看不明白。不是看不懂，是不让人看懂。今年财政部公布的数字很有意思，画了一个直观的图表，这个多少，那个多少，就是没有国家行政支出，加起来两万亿，还有两万多亿跑到哪儿去了？不知道。国防应该占多少，教育应该占多少，行政支出占多少，都应该由人大讨论决定。过去陈云讲过，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现在还是这样。首先是吃饭，把我们这些干部都养起来，剩下的钱搞建设，而不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没有真正让人大代表来决定钱该怎么花，花到哪里去。其实，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这样做的啊，瑞金时期也是这样。不要照抄国外，抄老祖宗也行啊。

国企改革还没有破题

保育钧：除了审查预算报告，第二个应该关注的是国企改革。

马国川：近年来“国进民退”的争论很激烈，一些部门坚决否认存在“国进民退”现象。

保育钧：“国进民退”是一个现实问题，否认不了。“国进民退”的实质是什么？就是资源配置问题：是权力配置，还是市场配置？配置的时候是往国企倾斜，还是往民企倾斜？国企占了那么多资源，国家给了那么多钱，对国家的贡献却远不如私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说到底，是转变资源配置方式，改变计划经济条件下权力配置资源的传统方式，让各类市场主体在市场竞争中实现优胜劣汰，让资源向优势企业集中。现在的国有企业不是凭借自己的竞争优势，而是靠权力配置资源的优势。到了这一步之后，国企比不改革还坏。国企成了无法无天的恶霸，政府管不了它了，现在它成了独立的市场主体了，对我有用的我听你的，对我没用的我就不听你的，并且还在肆意扩张。不光是抢地皮，现在国有企业开的酒店就有两千多家，一般都是赔钱的，成了吃喝玩乐、搞腐败的场所。

马国川：国企确实形成了尾大不掉之势，最典型的反映了权力和资本媾和的权贵资本主义。

保育钧：目前，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共有11.3万户。国资委只管理其中128户央企和各级地方国企。在国资委管理势力范围之外，还有五大类国企，包括80多个国家部门下属的6000多家国企，中央一级的30多家国有金融企业，此外，还有铁路、烟草、邮政企业以及科教文卫等行政事业单位下属的由非经营性转为经营性的国企。除了烟草公司之外，这些企业的税后利润绝大部分均留在企业内部，形成了一个特殊利益集团，成为马立诚所说的“豪门经济”。它们凭借垄断地位侵占老百姓的利益，对国家也不买账。许多官员都是国有企业出来的，千丝万缕，搞不动它。现在必须要真正搞明白，我们为什么要有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应当干什么？尽管嘴里说，私营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骨子里是排斥的，视为异己力量。我们这代人深受《资本论》影响，背熟了“资本自从来到世上，从头到脚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一个剥削、一个资本、一个私有制，脑子里总是排斥的。可惜理论界没有勇气讲清楚，马克思当年讲的理论是指导工人阶级起来夺权指导革命的理论，现在掌了权，还用革命理论来指导，这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

马国川：能否定吗？这里有革命合法性问题。而且意识形态更多的时候是幌子，根本问题是利益。

保育钧：国企改革远没有完成，甚至还没有破题。“两会”几乎没有人真正关注这个问题。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要真正搞明白，国企的责任就是集中去搞公共产品，光提保值增值也是错误的。说涨价就涨价，谁争得过它们？深化国企改革，还必须把央企等大型国企列入各级政府预算，接受各级人大监督。国企红利应当由全民分享，而不能任由国企内部处置，形成特殊利益集团。

各种自然资源全部在权力的掌握之中

保育钧：第三个问题是金融。

马国川：在一些人看来，金融没有问题。美国金融危机，可是我们这里没有事啊。

保育钧：这是井底之蛙，自欺欺人。美国是金融衍生品失去控制，我们呢，还没做到这一步，侥幸躲过而已。现在中国的金融看似是多元化的，实际上是一元化。五大国有商业银行的金融资产膨胀得不得了，前几年不到60万亿，现在83万亿，真正的净资产不到三万亿，其他的都是负债，包括企业存款、政府存款和老百姓存款，而且企业存款和政府存款超过老百姓存款。虽然早就提出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形成多种所有制，多层次、结构合理、运行安全的金融体系，实际上现在还是政府垄断了金融资源，14家股份银行也是国有控制，没有民间商业银行。外国人可以到中国来办银行，但是中国自己不能办!把老百姓的钱拿过来，只许我经营，不许你经营，吃存贷款利差息，练不出真本事。没有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营形式的健全金融体系，没有大量中小银行参与竞争，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贷款难就很难解决。现在允许搞村镇银行，但是还必须国有商业银行控股。为什么现在炒房、炒地、炒股票？就是那么多的民间游资用不出去。

马国川：也就是说，金融资源也是权力配置。

保育钧：其他各种自然资源全部在权力的掌握之中，自然资源不光是矿，空中频道是不是资源？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应该交频道占用费，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也是个资源问题。城里人毕竟还有块房产，买了房子有产权证可以到银行抵押贷款，而农民却不同。第一房子不能抵押，第二承包的土地多数地方不承认产权，到银行抵押人家也不认。因为始终不动土地所有制，农民对土地没有自主权。农民的土地为什么不可以转让？应该让农民真正有自己的产权，尽快让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能够抵押，住宅、宅基地都能够流转。转让后才可以进城买房子。现在开了个口子，说进村镇可以转户口，不给农民土地权，这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第五个问题是政府自身的问题。政府是为了老百姓的利益才有理由存在，不应该有自身的利益。可是，现在官越大权越大，能够配置的资源那么多，政府本身成了利益主体了。现在都说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向，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首先是政府转变职能，把该放的权力放掉，真正从权力配置资源变成市场配置资源。没有这样的转变，一切都是空话。

不触动现行不合理的体制，解决不了深层次问题

马国川：您所提到的五个方面的问题确实是今天中国面临的根本问题，为什么没有代表委员涉及这些问题，而是乐衷于“雷人”话语，甚至歌功颂德呢？

保育钧：因为他们绝大部分是官员啊。人大代表中85%是各级官员，一些成为代表和委员的私企老板也是利益集团里的，他们分了“一杯羹”，怎么能够提出这些问题呢？有些人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有些人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维护既得利益嘛。

马国川：所以一些朋友说有两个“两会”，一个是在人民大会堂开的“两会”，一个是老百姓网上开的“两会”，话题完全不一样，而且很对立，后者对前者充满了冷嘲热讽。

保育钧：要通过改革，让人大真正成为最高权力机关，不能在最高权力机关上还有一个“太上皇”。代表首先得是真正的代表，而不是官员。人民代表是代表人民来审查政府工作。要参政，不是议鸡毛蒜皮。至于政协，应该成为各种利益集团的博弈舞台，有代表工人的，有代表企业主的，有代表知识分子的，也有代表农民的。现在政协慈善界的都有，竟然没有农民界的!

马国川：出路在于改革。

保育钧：还是要依靠民众，指望既得利益者不行。改革应当是一个神圣的词语。改革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没有30年的改革，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成绩。可是近些年改革的力度有所削弱，甚至被异化了。为什么？因为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就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起基础性作用。说改革被异化，就是权力配置资源取代市场配置资源的现象复活了，如果是不受监督约束的权力配置资源，那就更是倒退了。

马国川：有一些人假改革之名，行营私之实。有些人把改革当做口号，缺乏真正能够触动不合理体制的实际动作。

保育钧：如不抓住这个要害，光说大而无当的空话，不触动现行不合理的体制，深层次问题解决不了，就会贻误了改革的时机。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背景下，中国政府不得已采取刺激经济的一揽子计划，包括财政投资、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是必要的，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但要看到，这是特殊情况下采取的不得已的措施，不应是常态。现在的危险在于，一些人据此认为市场取向的改革失败了，美欧都不行了，还得靠政府强势的干预，靠政府权力配置资源。这些人不知道，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恰恰是违背了市场经济规律，任由华尔街贪得无厌的结果。所以，我们不能够骄傲自满，不能得意洋洋，而是必须深化五个方面的改革，财政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政府自身改革。

马国川：从根本上说，五个方面还是要依靠政治体制改革。

保育钧：从一定意义上说，五个方面都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我坚信，市场化、民主化、法治化是中国大趋势，如果不坚持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方向，不改变政府权力配置资源的模式，中国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文明国家。但是现实大格局已经形成，利益格局已经形成，要突破很难。越是这样，越要坚定信心。就像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所宣示的那样：“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成功。”

(责任编辑徐庆全)

2010年第6期　从消灭私有制到以人为本·林蕴晖

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从建国以后第三年(1952年)秋季，毛泽东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算起，经过30年的实践，1982年9月，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向全党指出：“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注1邓的这段话，可以说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认识的最早反思。此后，1984年邓在同外国朋友的一次谈话中说道：“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注21985年，邓更向人们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注3

搞了30多年的社会主义，竟然说没有搞清楚“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1989年的政治风波以后，在批判赵紫阳的时候，有人质问赵说，你是党中央总书记，竟然说不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这实际是在质问邓小平。可以认为，1978年以后30年的改革开放，党内不断出现姓“社”姓“资”的争论，正是这种质问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因此，回顾一下这60年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过程，对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会是有益的。

社会主义就是消灭私有制

首先得弄清楚，中国共产党人最早对社会主义是怎样认识的？这个问题过去没有人作过回答。

《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刊登了一篇署名笑蜀访问李锐老先生的文章，标题是：《宪政主义与现代中国》，副标题是：《李锐访谈录：我的社会主义思想史》。

访者：早年你参加共产党，肯定是向往社会主义的，那么你当时想象的社会主义是个什么样子？

李锐：就是苏联的社会主义。那时我们认为那是世界上最好的主义。

访者：为什么？

李锐：因为苏联强大。当时我们认为，苏联强大是计划经济的成就，对计划经济是正面理解的。苏联那时候被我们看成是人类未来的样板。

访者：你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解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在到延安之后？

李锐：到延安之后也只有一些很粗浅的书可读，那时我们接触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联共党史》，这本书是1938年出版的。毛泽东也是相信这本书的，尤其是《布尔塞维克化十二条》，这是当年的干部必读书。

关于《联共党史》里所表述的社会主义，概括说，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公有制+计划经济+舆论一律。共产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这可以说是前提，所以共产党在取得政权以后，搞社会主义主要是把原来存在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改变为公有制，建立由国家统一管理经济的计划体制。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演讲中说，研究马列主义，应以《联共党史》为中心材料。《联共党史》“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典型。我们看列宁、斯大林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注4

1953年，毛泽东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所反映的正是这样的理论认识。毛泽东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在十年到十五年使资本主义绝种。”注5后来又说：“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注6

把社会主义理解为就是消灭“私有制”。对这一点，周恩来和刘少奇也都有过说明。

1953年9月8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上的讲话说：

“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最基本的就是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取消了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归国家所有了，就是农业、手工业集体化了。”注7

1954年1月20日，刘少奇在纪念列宁逝世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对总路线作了理论说明。他首先指出，“列宁主义过渡时期的学说对于我们是完全适用的。”毛泽东同志最近所规定的我们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就是按照中国的具体的历史条件运用列宁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学说而提出来的。接着说：“列宁教导说，决不可以把建设社会主义看做成是轻而易举的事。建设社会主义就是要最后消灭一切形式的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度;要使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度成为全社会的唯一基础。”注8

社会主义改造在1955年夏季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以后，掀起一个热潮，人们对十五年要做的事，一下子在三年的时间就要完成提出了疑问，刘少奇解释说：“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就要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建立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只要我们抓紧了这一点，在这一点上不动摇，那末，我们就基本上没有违背马列主义，就不会犯重大错误。至于用什么方法，采取什么形式，用多少时间来改变这两种所有制，特别是废除资本主义所有制，这是可以根据各国的客观条件来决定的。注9

刘少奇的以上论述，可以看成是中共中央领导人当年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真实理解的集中反映。

基于以上的基本认识，当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1956年基本完成的时候，中共八大正式宣布：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了。

社会主义要有点资本主义作补充

就在1955年冬到1956年初被称为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时候，党中央领导人已经发现，把所有的行业都改造成公有制，商品的生产和流通都由政府来管，完全打乱原有的生产经营链条，造成了供、产、销脱节。由于实行统一计划安排生产、产品统一计划包销，生产单位不必关心市场需求，导致商品品种减少、规格单一、质量下降;统负盈亏、固定工资(农民按工分计酬)，也使原来的个体手工业者、原有的夫妻老婆店和农民因吃“大锅饭”而失去了生产和经营的积极性，既影响生产，又给人民生活带来极大不便。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召开的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秘密会议上作了《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揭露了斯大林时期的错误和罪行。更引起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关注，毛泽东由此提出要：“以苏为鉴”，对苏联走过的弯路，我们要引以为鉴。此后，中共八大就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的基本构成提出了新的设计，这就是有名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具体内容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主体，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作补充。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作补充。注10

同年12月，毛泽东同工商界负责人谈话说：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上海的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这叫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了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充足。“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注11刘少奇也说：“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的社会主义，有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有这么一点资本主义，一条是它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的补充，另一条是它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会主义经济作比较”。注12

但是，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还必须允许个体经济、市场调节和自由市场，甚至还可以又搞资本主义，当年只是作为克服暂时出现的困难，弥补目前制度的某些不足而提出的政策措施，并没有作出理论的论证。相反，中共八大在提出一系列新政策的同时，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中则继续写道：“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各方面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继续采取正确的方法，把资本家所有制的残余部分改变为全民所有制，把个体劳动者所有制的残余部分改变为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彻底消灭剥削制度，并且杜绝产生剥削制度的根源。”因此，八大前后所产生的上述新思想的萌芽很快夭折，就不奇怪了。这说明，要从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观念中突破出来，并非易事。

共产主义可以叫做“公”产主义

这个话是林彪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讲的，原话是：“什么叫共产主义呢？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共产主义就是为公，共产主义可以叫做‘公’产主义，是为公的。”注13

从1958年到“文化大革命”所追求的社会主义来看，正是这样认识的。

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说：“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注14

在超英、赶美的战略思想指导下，1958年毛泽东发动了经济建设“大跃进”运动，与之相应的是在农村建立起以“一大、二公”“政社合一”为特征的人民公社。当年人们的认识是，公有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于是农业社纷纷合并组成人民公社(中央北戴河会议决议就规定户数可以从2000户到6000户或2万户以上)，取消自留地，组织公共食堂。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提倡吃饭不要钱，实行供给制，还要破除所谓的“资产阶级法权”，消除各种差别。当时，把人民公社在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状况下，实行平均分配的办法，看成是已经找到了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形式。1958年8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到人民公社时就说：“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注15并认为向共产主义过渡，主要是把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改变成全民所有制，这种改变大概需要三四年，或五六年时间。根据这种认识，会议通过的决议宣称：“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

1958年到1960年三年“大跃进”造成的损失达5000多亿元人民币，导致了三年大饥荒，非正常死3000多万人口。本想创造一条自己独特的建设社会主义和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结果是在原有苏联模式的基础上越走越远，企图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通过实行单一公有制和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就能进入共产主义。胡绳称这完全是一种“对贫穷的公有制、贫穷的社会主义的崇拜”注16，是一种乌托邦的空想。

面对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和人民饿饭的现实，1961年，中央提出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调整、充实、巩固、提高。在政策调整过程中，对生产和流通领域的一些环节作了松动，具体说就是“三自一包”——给农民发放“自留地”，开放“自由市场”，让个体经营的手工业和商店实行“自负盈亏”，农村搞“包产到户”。对如何能更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陈云更主张“分田到户”，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当面向毛泽东提议。对这一历史情节《陈云传》作了详细叙述，时间是1961年，毛的秘书田家英在湖南作农村调查后，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情况，谈到农民和农村干部提出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要求。毛对田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包产到户就不能听。”田将这个调查报告送给陈云，陈读后说：“观点鲜明”，并认为：“包产到户还不彻底，与其包产到户，不如提分田到户。”陈要姚依林帮他算一笔账，分田到户后，农业生产每年能增产多少粮食。姚依林担心地说：“这个问题，毛主席怕不会接受。”陈说：“毛主席是实事求是的，我去讲!——先搞分田到户，这更彻底一点。集体化以后再搞!”6月下旬，陈云回到北京，他就分田到户的问题先后同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周恩来交换意见。刘表示同意，林彪也同意。邓说这是一种方式，可以用各种各样方式。周第一天听后说要考虑一下，到第三天周说耕牛农具等已经合了，不应再散。7月2日，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恢复农业，群众中相当多的提出分田。陈云同志作了调查，讲了些道理，意见提出是好的。现在是，所有形式中，农业是单干搞得好，不管黄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就用哪一种方法。”7月6日，陈云致信毛泽东，讲了自己对恢复农业生产想了一些意见，希望当面与毛谈谈。毛即约陈谈了一个多小时。毛当时没有表示意见，第二天早晨，毛很是生气，严厉批评说：“‘分田单干’，是瓦解农村集体经济，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国式的修正主义，是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注17

以上表明，毛泽东当时虽然对调整经济的“八字”方针表示同意，但绝不允许否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所以在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严厉批评了所谓的三股歪风，即“黑暗风”(把形势说成一团黑)、“单干风”(主张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翻案风”(翻1959年庐山会议批右倾机会主义的案)，强调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是主要矛盾，重申“以阶级斗争为纲”，同时提出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1963年，毛多次把所谓的“三和一少”(指对当年称之谓的帝、修、反采取和缓政策，对正在兴起的民族独立国家的援助要量力而行)“三自一包”称之为修正主义的国际纲领和国内纲领;在1964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更向人们提出：“中国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怎么办？中国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中央，各省委要顶住!”1965年制订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二十三条)明确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正是为了捍卫单一、纯粹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分配大体平均的社会主义，毛泽东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当中，除了打倒所谓“走资派”外，就是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还提出“要斗私批修”，强调要做到两个“决裂”：与私有制决裂;与私有观念决裂。就毛泽东而言，这是为实现他提出的社会主义理想蓝图而进行的战斗，而且不只一次，要隔七八年就来一次。

对毛泽东所要追求的社会主义，胡乔木在1980年6月9日同《历史决议》起草小组谈话时说：“仔细研究一下中央一九七六年四号文件(毛泽东关于“批邓”的谈话——引者注)，一九七四年理论指示，一九六六年五七指示，可见这三个文件确实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多少带有纲领性的东西，相当带乌托邦色彩。”注18

“五七指示”，是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林彪送来的总后勤部一个报告上写的批语，毛称赞军队是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他强调各行各业都要像解放军那样，以一行为主，兼学别样，过着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这样就能保证我们的红色江山不变色了。

1974年12月，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注19

可见，毛泽东所要建设的是一个在生产资料单一公有制基础上，限制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否定市场经济，否定物质利益，收入大致均等，以平均主义为基本价值取向，带有更加浓厚色彩的军事共产主义。林彪所说的“共产主义可以叫做‘公’产主义”，可谓是点眼之笔。

以人为本，和谐社会

从以上这段历史，人们可以看到从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人们都把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看成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基本制度。实践证明，当年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后，第一项任务就是剥夺剥夺者，即没收资本家的生产资料，由国家来统一安排和调节生产，以为采用这样的办法就能调动全体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社会生产的高度发展，实现社会的公平分配，使全体人民都能享受到社会发展的文明成果，这只是一种主观设想。但从斯大林1936年宣布苏联建成社会主义以来，人们不顾本国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简单地把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当成是建立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显然是本末倒置，把手段当成了目的，这就大错特错了。实践表明，原来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一个不是商品短缺，老百姓都在过着穷日子。

所以，当“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陈云、邓小平等领导人不得不对30年来我们所搞的社会主义进行反思。

1978年12月，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的一次讲话中就提出：“建国快三十年了，现在还有讨饭的，怎么行呢？要放松一头，不能让农民喘不过气来。如果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恐怕农民就会造反，支部书记会带队进城要饭。”注20当年农村的具体情况究竟怎样，万里说1977年他在安徽农村看到的是：“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样子，门窗都是泥土坯的，桌子、凳子也是泥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我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是社会主义吗？”注211980年4月，邓小平在同外宾的谈话中说：“现在说我们穷还不够，是太穷”。注221984年6月，邓在同外宾的谈话中更指出：“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注23

但是，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把党的工作中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以后，几乎每一项改革措施的出台——包产到户、个体经济、开办特区、八个以上的雇工、私营企业、市场经济等等，都有人提出姓“资”姓“社”的质疑。邓小平坚持“不争论”的原则，倡导“摸着石头过河”，通过实践总结经验。为什么？1960年代的中苏论战，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争论，我们骂赫鲁晓夫的改革是修正主义，苏联骂我们引经据典是教条主义。1989年，邓小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谈到当年争论的教训时说：

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从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

革命是这样，建设也是这样。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注24

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党内、甚至中共高层很多人并没有理解邓的这一席重要谈话，一直到1992年邓的南方谈话之前，都在姓“资”姓“社”问题上喋喋不休。所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专门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他说：

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注25

邓小平这一段把社会主义的本质由实现公有制，转向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是对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重大突破。

中共十六大以后，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其中，核心是“以人为本”。

2003年10月14日，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明确把关心人、尊重人、解放人、发展人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把以人为本提升到科学发展观的核心高度，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统一起来，可以认为，这是进一步揭示了社会主义的真谛。

在过去的长时间里，一直把人性论、人道主义，当作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进行批判。上世纪60年代的中苏论战，批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全民党”是一个重要内容。“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在1970年代后期到1980年代初，曾经有过一场生产目的讨论。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生产，为的是什么？提出这个问题，今天看来似乎有点可笑，但是在长时间里，这个问题确实没有解决。建国初期，因长期战争的破坏，经济亟待恢复，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很多基础工业要建设，所以在那个时候强调要“先生产、后生活”，“先治坡、后治窝”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把这作为长期的方针，就有问题了，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老百姓连饭都还吃不饱，能行吗？所以当时不少经济学者在讨论中就批评了上述观点。

于光远指出：我们的生产活动要符合社会主义的本性。以前流行的是看生产增长的速度，也对，生产是个基础，但光那样看是不够的，生产不能包括一切。要从人的角度、从人民群众的利益这个角度、从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的角度来看问题，这就是人本主义。过去把人道主义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从来是关心人的。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什么？是人的幸福。

王惠德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为了什么？就是为人民过幸福生活!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面谈“异化”问题，就提出这样的思想：人本身就是目的，人不是完成别的什么目的的手段或工具。但是，长期以来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上，就是把人看成是完成什么任务的手段、工具，好像人只要不饿死，只要吃饱了就行，然后就去完成什么任务。这个“左”的指导思想一直这么继续下来，到了不改不行的时候了。注26

从这些老一辈经济学家在1980年代初阐述的思想中，不难看出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意义。当然，现在所说的“以人为本”远远不只限于经济上的意义，而是指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方方面面都要遵循公正、公平的原则，尊重不同群体的基本需求、合法权益和独立人格，为人的发展提供平等的机会与舞台，人人都享有有效的人权、民主、平等，具有同等受教育的机会，享受社会发展的成果，不断实现人们之间的和谐发展。这无疑是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深化。

由上可见，从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经过60年的摸索，中国共产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经过了一个痛苦的过程，而开始逐步觉醒了。

李锐先生在接受访问中说：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走了弯路，说明不仅有后人的问题，经典作家的理论，从经济、政治到意识形态，也有问题。比如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等等主张，就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有问题，并不科学。恩格斯晚年对这些问题实际上是有反思的。

《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发表谢韬老先生的《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前途》一文，引起了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讨论，有些人坚持过去的传统观念，大批修正主义，甚至对谢老进行咒骂。诚然，如邓小平所说，搞社会主义，照抄、照搬别国模式是不能成功的;但是，邓小平又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注27李锐先生在答问中提出了以下看法，他说：

“在上一个世纪，第三国际领导革命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东欧已红旗落地，而第二国际传统的欧洲有社会党的国家，社会主义都在生长和发展中。现在看来，搞社会主义不能性急，社会主义不是强制推行的产物，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自然演进的结果。马克思讲过，只有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阶段，再不能发展了，生产关系才能改变。所以发达国家最有资格搞社会主义，现在看来也是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元素最充分。我看过一个材料，瑞典没有明显的贫富分化，个人收入差异本来高达300多倍，但经过国家税收的平衡，下降到4∶1，基本实现共同富裕。也没有腐败，三十多年没有贪官。不止瑞典如此，北欧其他国家也有类似情况。”

李老说：“我上世纪50年代去过苏联两次。1979年后，去过美国两次，去过巴西，去过瑞士，经过日本、法国、比利时，还去过澳大利亚，这使我大开眼界，启发思考。可以说，上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有国际视野，关注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关注社会民主主义，思考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我现在的想法是，社会主义就是大家过得好一点，共同富裕，生活有保障;社会生活讲平等与公正，人权有保障;真正实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

应该说，李老的说法与中央对“以人为本”的解释是一致的。温家宝总理今年在人大十一届三次会议上提出的：“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也正是这个意思。由此，是否可以认为，社会主义从本质上说是一种价值观，而不是一种什么具体的制度，更不是建立了一种什么制度就说明实现了社会主义。这种价值观在不同国家，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可以用不同的具体制度去逐步实现，而要完全达到人们期待的社会主义目标，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那种以为只有按马克思最早的主观设想去做，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完全是一种理论的误区，是对实践的误导，它已经被近一个世纪的历史证明是不成功的。

注释：

注1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82年9月1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页。

注2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2页。

注3邓小平：《改革是中国发展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7页。

注4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02～803页。

注5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53年6月15日。《党的文献》，2002年第4期。

注6毛泽东：《关于召开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同陈伯达、廖鲁言的谈话》1953年10月15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第359页。

注7周恩来《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3年9月8日。《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05页。

注8《新华月报》1954年第2号第11～12页。

注9刘少奇《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1955年11月16日。《刘少奇选集》下卷第177页。

注10《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

注11毛泽东：《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1956年12月8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170页。

注12《刘少奇年谱》1898～1979，下卷第383页。

注13林彪1966年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注14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325～326页。

注15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8月21日。参见李锐著：《“大跃进”亲历记》下册第106～107页。

注16胡绳：《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1994年6月。《胡绳文集》1979-199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94页。

注17金冲及、陈群主编：《陈云传》下卷第1321～1323页。

注18《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2页。

注19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1974年12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413页。

注20陈云：《关于当前经济问题的五点意见》，1978年12月10日。《陈云文选》第三卷第236页。

注21田纪云著：《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第515页。

注22邓小平：《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1980年4月12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12页。

注23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3～64页。

注24邓小平：《结束过去，开辟未来》，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1～292页。

注25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2～373页。

注26转引自冯兰瑞：《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

注27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68页。

(作者为国防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徐庆全)

2010年第6期　山东夺权的“三结合”经验·丁龙嘉

“文革”中，以1967年上海“一月革命”为起点，全国各地造反派刮起了夺权风暴。这期间，上海、山西、青岛、贵州、黑龙江、山东两市四省的夺权，构成了全国夺权的第一个大浪潮。其中山东的夺权，为毛泽东提出的建立“三结合”政权提供了经验。

四股势力，在联合与拼杀中，于1967年2月3日夺取了中共山东省委、省人委的权力

“文革”进行到1966年底和1967年初，济南的造反组织开始聚集为两大派，一派是以山东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简称“山大主义兵”)为首的山东省红卫兵革命造反联络总站(简称“山红联”)、山东省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简称“山工联”)、红卫兵文艺界革命造反野战兵团;一派是以山东师范学院文革串联红卫兵(简称“山师串联兵”)为首的红卫兵山东指挥部(简称“红山指”)、山东革命工人造反总指挥部(简称“山工指”)、山东文艺革命造反司令部。两大派相比较，前者，因为山东大学是1901年建立的直属国家教育部的享誉国内外的大学，所以影响力较强，不仅影响遍及全省，而且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重视，其扶持的“山工联”，是由大中型工矿企业的造反组织构成，以产业工人大军而自居;后者，因为山东师范学院是1950年建立的省属大学，所以影响力较弱，影响主要在济南市，其扶持的“山工指”，是由中小工矿企业甚至街道办企业的造反组织构成。

1967年初，当上海造反派夺取党政大权、掀起“一月革命”风暴时，上述两大派造反组织尚未形成对立，但随着夺权的进展，矛盾日益尖锐起来。省直部门最早起来夺权的是中共山东省委机关报《大众日报》社。1967年1月10日，报社的革命造反联络部在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示范下，夺了报社的权，当时得到了两大派造反组织的支持。夺权后的报社造反派，为了寻求靠山，立即去青岛与毛泽东支持的造反干部王效禹取得联系。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致电祝贺上海32个造反组织打倒市委、进行夺权。13日，“山大主义兵”联合162个造反组织举行“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全面总攻击大会”，并向毛泽东发去致敬电。两天后的15日，“山师串联兵”联合近12万人的造反派举行“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亦向毛泽东发去致敬电。两个大会，虽然都没有直接提出夺权，但是都在上海“一月革命”的影响下进行了夺权的预演。两个大会，表明两大派造反组织都要以自己为核心，对上争取毛泽东和中央的支持，对下纠集更大的势力。造反派分裂为两股势力，对立开始了。

1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2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在中央的推动下，24日上午，两大派造反组织举行会议，商讨联合夺权问题，结果没有达成协议。当天，“山工指”、“山师串联兵”等17个造反组织决定：以自己一派为主夺权，并发表《告全省人民书》，打着大联合的旗帜，号召展开全面夺权。这时，《大众日报》造反派同这一派结合在一起，发表社论表示支持。当天下午，“山工指”、“山师串联兵”和“山工联”、“山大主义兵”两派分别行动起来，到山东省委、省人委和济南市委、市人委以及所属机关单位进行夺权，一时间出现了抢权的局面，在有的地方，还发生了冲突。济南市支持“山工指”、“山师串联兵”的9个造反派组织宣告夺了市委、市人委的领导权，组成了“济南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夺权委员会”。当天晚上，“山工指”出动了1万人袭击了“山工联”总部，砸毁了办公机关，绑架了主要负责人等。接着，“山工指”、“山师串联兵”纠集部分造反组织成立了大联合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简称“大联委筹委会”)，加紧了夺权的步伐。戴着红领巾成长起来的这一代大学生，没有受到民主理念的熏陶，不懂得民主政治的妥协原则，懂得的是“有了权就有一切”和“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所以他们不可能真正实行联合。工人则尤甚。

为了保证夺权的顺利实现，毛泽东批准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公安六条》。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其中传达了毛泽东的“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的指示。驻济南解放军部队于28日举行了全力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誓师大会。大会在给毛泽东的致敬电中表示：“对于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生死大搏斗，绝不能中立，绝不能折中，绝不能调和，绝不能和稀泥，绝不能不介入。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就是要介入!介入!!介入!!!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我们硬是要支持!支持!!支持!!!”致敬电鲜明地表示，济南军区和山东省军区紧跟毛泽东指示，要全力以赴地介入地方夺权斗争。这是第三股势力，一支强大的力量。

以王效禹为首的造反派，在中央支持下，成功地夺取了青岛市委、市人委的权力后，又遵照中央的指示组成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夺山东省委、省人委大权赴济南代表团，准备到济南。1月29日，“大联委筹委会”在得知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要赴省夺权，立即致电表示欢迎，要求他们“带着夺权斗争的丰富经验前来参加夺权的筹备工作，共同并肩作战”，把联合之手伸向了以王效禹为首的青岛造反派。30日，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夺山东省委、省人委大权赴济代表团发出《最紧急呼吁》，号召“全山东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把以谭启龙为首的省委、省人委的权夺过来”!表现出一幅十足的救世主的姿态。这是第四股势力，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当以王效禹为首的青岛代表团于1月31日到达济南时，济南发生了一起重大事件。这一天，“山工联”、“山大主义兵”在集会庆祝青岛市夺权胜利之后，来到省公安厅，要求释放被“山工指”绑架、拘押的负责人，与公安厅革命造反总部形成了对峙。在对峙中，部分人连续两次冲进公安厅办公大楼，砸烂了部分扩音器，割断了部分电话线，并与前去包围现场的解放军指战员发生冲突。傍晚，与公安厅革命造反总部同属一派的“山工指”、“山师串联兵”的大批人员赶到公安厅进行声援，两派遂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当晚，解放军济南卫戍区负责人宣布：“这次袭击公安厅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山东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总部是一个反革命组织，立即取缔”，并当场逮捕了200多人。紧接着，“山工指”、“红山指”、“山师串联兵”等与解放军一起砸毁了“山工联”济南各分会、红卫兵山东造反联络总站。2月1日，济南卫戍区向全省城乡发布《通告》，宣布“山东省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总部是一个反革命组织。这次事件是他们有计划、有组织地把斗争锋芒指向无产阶级专政主要工具——人民解放军、公安机关的极为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一三一”事件，使“山师串联兵”、“山工指”这一派造反组织与解放军站在了一条战线上，共同反对“山大主义兵”、“山工联”另一派造反组织。力量对此，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王效禹在青岛造反时，得到了“山大主义兵”的大力支持。他所率领的赴济代表团中，约有1/3的人是“山大主义兵”的成员。他原来打算依靠“山大主义兵”一派夺权，并准备或驻在山东大学，或驻在《大众日报》社。是周恩来安排他们一行驻在济南军区的招待所。王效禹面对着济南两大派造反组织的斗争和部队的倾向性态度，权衡利弊，决定与“山师串联兵”、“山工指”一派结成同盟。在2月1日“山师串联兵”、“山工指”召开的声讨“山工联”总部反革命分子罪行大会上，以王效禹为首的青岛赴济代表团的代表声明“坚决支持济南驻军镇压反革命”。至此，局势迅速演变为：“山师串联兵”、“山工指”一派造反组织，济南驻军，王效禹奉中央指示率领的青岛赴济代表团三股势力合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准备夺权;“山大主义兵”、“山工联”一派造反组织在骤然而至的打压之下，开始分崩离析。然而，理念各异、利益不同的三股势力，果真能够实现真正的联合吗？

“一三一”事件的第二天——2月1日，王效禹即同“山工指”的负责人韩金海，既是“山师串联兵”又是“红山指”的负责人王竹泉，省公安厅革命造反总部的负责人花光隆紧急策划夺权。王效禹向他们三人传授了青岛夺权的经验之一——闪电战术，要求抓住“山大主义兵”、“山工联”一派成为惊弓之鸟、一时无法聚集力量之机，仿效青岛夺权，一举夺取山东省委、省人委的权力。

2月2日，“山工指”等25个造反组织的2000多名代表举行了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革命委员会(简称“省大联委”)成立誓师大会，声称夺省委、省人委的一切大权。为了打压“山大主义兵”、“山工总”一派，《大众日报》发表社论，指责他们是“老子天下第一”、“实行霸权主义”、“破坏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

2月3日，“省大联委”召开了有近十万人的大会，宣布夺回省委、省人委领导大权，以谭启龙、白如冰为首的省委、省人委黑司令部彻底垮台。山东省军区司令员童国贵发表讲话，表示坚决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组织、反革命分子的反扑，这显然指的是“山大主义兵”和“山工联”一派。王效禹也发表讲话，指出“夺权斗争是当前阶级斗争的最新特点和中心内容”，表示要“彻底粉碎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分散主义、非组织观点、极端民主化、自由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这显然指的也是“山大主义兵”和“山工联”一派。军队代表童国贵、造反派代表王效禹同时向“山大主义兵”和“山工联”发出了警告。

大会阐明了夺取山东省委、省人委权力的三条理由：第一，1960年前后，大搞“自留地，自负盈亏，自由市场，包产到户”;第二，在1964年“四清”运动中，推行形“左”实右的路线;第三，在“文革”中，顽固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培植和操纵御用组织，挑动群众斗群众，制造大规模镇压学生运动的流血事件。今天看来，第一条，是使农民在灾荒中少挨饿少死人的正确之举;第二条，是贯彻中共中央指示而为;第三条，是青岛市委而不是山东省委制造了大规模镇压学生运动的流血事件。但是，欲夺其权，何患无辞。

“二三”政权，在风雨飘摇中，经中央扶持提供了“三结合”的经验

果然不出童国贵、王效禹所料，一度被打懵了的“山大主义兵”和“山工联”很快清醒过来，开始反击。他们集会、游行，反对“二三”夺权，还假造了《北京来电》和“政治谋杀案”，图谋用上压下反的方法聚集力量，进行“反夺权”。

但是，他们此时面对的不只是一派造反组织，还有造反新生的政权和支持这个政权的军队。“二三”夺权的第二天——2月4日，王效禹按照青岛夺权的手法，给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发去了加紧电报，称“可能出现一场反夺权的大反扑”。2月6日，王效禹又写信给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交由王竹泉送往北京。他在全力争取中央的支持。王效禹同时发表声明，谴责“山大主义兵”、“山工联”，号召“彻底粉碎阶级敌人的疯狂反扑”。此时，军队响应毛泽东“人民解放军积极地支持和援助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地反对右派”注1的号召，坚决支持“二三”夺权。2月4日，济南部队领导机关暨全体指战员发表声明，支持“二三”夺权，谴责“山工联”，赞扬青岛革命造反委员会挥师来济、夺权有功。2月5日，解放军指战员和10万造反派在济南举行大规模集会游行，表示“打垮阶级敌人新反扑，誓死捍卫红色新政权”。整个2月上旬，“省大联委”和军队展开了全方位的声势浩大的反“反夺权”行动。济南卫戍区于2月19日发布了《第二号通告》，声称要严厉惩处“山工联”。就在《通告》发布的前后，军队和公安机关拘捕了“山大主义兵”和“山工联”的部分负责人。此前的16日，“省大联委”以反动组织的罪名通令取缔了8个造反组织。

“省大联委”和军队的上述行动，得到了中央的支持。王效禹后来在一次讲话中说，中央文革小组为了保住“二三”夺权，电话指使捉捕“山大主义兵”和“山工联”的负责人注2。他在又一次讲话中说：“我们山东夺权前后正在紧张的时候，毛主席有指示，表示了态度，给我们很大的支持。”注3

在镇压与围剿中，“山大主义兵”和“山工联”的“反夺权”(又被称为“二月黑风”)很快被平息下去了。

自开始夺权后，具有丰富执政经验的毛泽东，知道只有造反派和军队是不可能有效执政的，就关注干部问题，并提出了“三结合”的政权模式，即由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革命领导干部组成新的政权。

中央关于干部政策的阐述和对干部的要求，使素来“执行正确路线坚决，执行错误路线也坚决”注4的山东党员干部，特别是省、市机关的干部，纷纷站出来亮相。在“二三”夺权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仅省级机关处以上干部就有近300人站出来支持夺权。这其中有：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穆林，山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陈雷、杨介人，山东省委副秘书长王历波，1959年之前担任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委第一书记、后被打成右派又获平反的王路宾，济南市人民政府市长杨毅。中央文革小组直接指示山东“省大联委”要重视干部问题。在1月31日《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发表的当天，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就电告王效禹：领导班子的组成，要按社论的精神办;社论的重要一点是正确对待干部;这是毛主席的意见。心中有数的“省大联委”，开始有选择地吸收站出来的领导干部进入“二三”政权。

夺取省委、省人委权力的“省大联委”，急切地盼望得到中央的承认。中央早一天承认，他们就早一天获得合法地位。2月18日至22日，中央文革小组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听取了山东“省大联委”代表团的汇报。这是第二次赴京汇报。第一次赴京汇报，因准备不足，被中央要求回山东再准备。

18日晚，中央文革小组听取了夺权情况的汇报。20日下午，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接见了“红山指”代表，要求他们“主要关心学校的问题，又主要是政治、思想、组织问题”;指示他们“山东大学不是出了问题嘛，你们要考虑怎样去团结、教育、帮助大多数同学”。22日1时，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接见代表团，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代表周恩来和文革小组讲话。他首先说：根据文革以来的经验，请大家考虑，可否建立一个以王效禹同志为首的领导核心。我们看，王效禹同志是可以依赖的。全省集中在以王效禹同志为首的核心的领导下，进一步巩固夺权的成果，让文革更顺利地进行。接着作了五点指示：(一)王效禹从青岛到济南工作;(二)山东省的临时权力机构必须是革命的“三结合”，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三)建议建立“中国共产党山东省核心领导小组”，临时代行省委职权，名单报中央批准;(四)要慎重处理山东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和山东省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的基层组织问题，相信你们会处理好的;(五)请发一套新闻报道资料来，经中央审查批准后发布。周恩来最后讲话，他要求：成立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人员在现有的基础上扩大一倍;做产业工人的工作，把大厂子的工人争取过来;农忙季节到了，一定要召开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省军区、军分区、县武装部要配合一起开;不能成立全国性的组织，也不能搞超单位的组织。他的结束语是：现在宣布各省夺权斗争胜利的消息，都由毛主席审定，今天不可能多谈。注5看来，以王效禹为首的“省大联委”还得焦急地等待数日。

2月23日，山东“省大联委”改名为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有委员60多人，其中常委19人。

同一天，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出席了周恩来召集的各大军区负责人谈话会。周恩来要求省、地、县各级都要以军事部门为主，立即行动起来，组织各级生产办公室，领导春耕生产。注6

2月25日至3月1日，省革委会和省军区联合召开了全省三级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军队干部、造反派组织代表、革命领导干部代表，各占35%、27%、38%。杨得志到会讲话宣布，“中央文革小组已经指示以王效禹同志为首组成领导核心”;“周恩来总理指示，当前的春耕生产由各大军区、省军区负责领导”;“组织各级生产办公室，由军区的领导拿总，吸收省里的干部参加……也要吸收农林部门的同志参加。已经夺了权，造反派能够讲话的地方，也要派人参加省、地、县会议，联合起来搞”;“济南军区副司令员杨国夫同志参加领导”。会议批判了山东夺权中的“反夺权”观点，意在打压“山大主义兵”和“山工联”。王效禹作了会议总结。

就在全省三级干部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山东胜利夺权的消息。第二天——3月2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山东胜利夺权的消息，并发表了社论《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斗争胜利的保证》。“二三”政权终于获得了合法的地位。

这篇社论说：“山东的经验充分说明，只有革命的‘三结合’才能及时地识破阶级敌人的各种阴谋诡计，实现军民配合，粉碎他们的假夺权、反夺权的罪恶活动。”所谓革命的“三结合”，即“广大的革命群众和革命组织，是夺权斗争的基础”，“革命领导干部，对于夺权斗争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最强大的靠山”。从此，“三结合”成为建立革命委员会的一条基本经验。社论有一点十分引人注意，即给谭启龙、白如冰和“山大主义兵”、“山工联”捏造了一项罪名：“他们进行秘密交易，搞什么‘君子协定’、‘和平让权’，以达到幕后操纵，保护自己，继续把持权力的目的”，“演出了假夺权的丑剧”。注7之所以说是捏造，是因为当时没有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后来也没有发现有关切实的证据。

山东的“二三”夺权，呈现出几个显著的特点：

(一)济南军区、山东省军区两级军区强力介入、全力支持夺权，在全国是第一家。王效禹在三级干部会议上说：“在整个夺权斗争中，解放军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夺权斗争中，没有解放军，我们很难得到山东这样一个夺权的胜利”，“就是把权夺过来，恐怕也巩固不住”。他具体说，我们认为“解放军宣布‘工人联合会总部’是反革命组织，镇压了反革命，对打击反革命起了重要作用，好得很。如果没有这一着，那个反扑不会被打下去得那么快，功劳也应该是归于解放军”。此时，王效禹与军队的关系还处于蜜月期，他说的是实话。

(二)以王效禹为代表的一派造反组织同军队携手镇压了另一派造反组织、进行夺权，在全国开了先河。镇压“山工联”和“山大主义兵”，都是济南卫戍区发布的公告。军队与“山工指”、“山师串联兵”共同摧毁了“山工联”和“山大主义兵”。

(三)镇压与被镇压、夺权与“反夺权”的双方，都以污蔑不实之词欲置对方于死地。镇压、夺权一方，诬称对方与谭启龙、白如冰签订“君子协定”，进行假夺权;“山工联”总部是反革命组织;“山大主义兵”的“反夺权”是阶级敌人的新反扑。被镇压、“反夺权”的一方，假造《北京来电》和“政治谋杀案”，图谋“反夺权”。

(四)众多的山东省领导干部快速地挺身而出、支持夺权，对夺权的胜利起到了重大作用。

(五)以一个省辖市的副市长、曾被打成右派分子、从体制内造反出来的王效禹担任山东这个大省的一把手，在“文革”中，既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

这五个显著的特点，对“二三”政权的稳定潜伏下了危机。

“三结合”革委会，在理念和利害的搏斗中，名存而实亡

“二三”夺权后，山东军区立即指示各个地区、县的驻军和军分区、武装部参加夺权斗争。“二三”夺权前后，济南军区开始派出部队执行“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简称“三支两军”)任务。3月22日，省革委、省军区联合发布通告，要求全省民兵作为军队方面的代表，积极参加公社以下“三结合”的夺权。仅军队就派出了十几万人支持左派夺权。军队等武装力量参加夺权，甚至以军队为主进行夺权，使全省的夺权进展迅速，从2月3日至2月25日的22天中，全省13个专区和市中，已有7个夺了权;全省112个县和市中，已有62个夺了权，均超过一半。从2月到3月，全省有近10万个单位进行了夺权。

因为以王效禹、韩金海、王竹泉为代表的“山工指”、“红山指”、“山师串联兵”一派造反组织在全省影响力小、势力单薄，而相比较影响力大、势力雄厚的“山工联”、“山红联”、“山大主义兵”又被镇压下去，所以从全省范围看，参加夺权的群众组织有相当大数量是具有保守色彩和中间色彩的。当然，他们也打着造反夺权的旗帜。

作为支左夺权的军队代表和参加夺权的民兵代表，对于谁是革命左派组织有着自己的看法。长期形成的观点和感情，使他们大多数倾向于党团员多、出身成分好、行为稳健的具有保守和中间色彩的群众组织，不倾于党团员少、出身成分复杂、行为暴烈、造反较早的群众组织。因此，他们大多数认为前者是革命左派，并支持其夺权。

作为支持夺权的领导干部，他们中的大多数，由于长期形成的思想观点和利害关系，不可能通过八九个月的“文革”而转变。这就决定他们与军队代表中的大多数持相同的观点和行为，甚至有的联合军队代表借摧垮“山工联”、“山红联”的下属组织，推垮了所有的造反组织，支持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带有保守和中间色彩的群众组织夺权。

于是，山东全省的夺权，呈现出军队、领导干部、带有保守和中间色彩的群众组织联合夺权的局面;军队、领导干部支持较早造反组织进行夺权的，数量并不多。

夺权之后，相当多数的新政权中出现了与以王效禹为代表的省革委会和造反派的愿望相反的情况。其一，带有保守、中间色彩的群众组织参与掌权，没有造反派的位子。其二，军队代表、领导干部、带有保守和中间色彩的群众组织，借造反派整风的机会，指责造反派自认为的革命行动为错误和罪恶，甚至逮捕了部分人，把一些造反人物整掉;借大联合的名义，把一些造反组织整垮。同时，有的领导干部否认自己犯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甚至要求平反、恢复名义、赔礼道歉。其三，军队代表、领导干部、带有保守和中间色彩的群众组织，依旧采用“文革”前的方式执政，这在省会济南市表现得尤为显著。无疑，上述情况对以王效禹为代表的省革委会和造反派独揽大权构成了严重威胁。

以王效禹为代表的省革委会和造反派很快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自3月中旬开始酝酿反击。他们组织力量在济南市和全省进行调查，如对省立第二医院、济南国棉第三厂、济南百货公司、济南针钉厂进行调查，王效禹亲自到济南国棉第三厂调查，搜集新政权整垮造反派和走老路、向右转的材料。通过调查，得出了结论：中央出现的“二月逆流”反映到济南和全省来了，普遍出现了走资派和保守组织的反夺权，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是一股反革命逆流，要采取措施进行斗争，不然，已夺取的政权还有丧失的危险。

这时，中央发生的两件大事影响到全国和山东“文革”的局势。一件是中央文革小组煽动起反对针对“文革”错误进行抗争的几位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的所谓反击“二月逆流”。一件是林彪提出了揪军内走资派。

在上述背景之下，以王效禹为代表的省革委会和造反派在山东发动了粉碎阶级敌人的反革命复辟阴谋的斗争，亦称反复辟逆流。3月25日，《大众日报》发表了社论《迎头痛击反革命复辟的逆流》。3月29日，新华社发表了载于《红旗》杂志第五期的王效禹的文章《放手发动群众，粉碎反革命复辟阴谋》。4月2日，山东省革委会第三次全委会通过了当前全省“文革”的形势和任务的决议——《放手发动群众，彻底粉碎阶级敌人的反革命复辟阴谋》。

在上述三篇动员令的号召下，一场遍及济南市和山东全省的反复辟逆流迅速展开了。在反复辟逆流中，发生了影响全省的两大事件。

第一件是冲击济南针钉厂。1967年1月31日，济南军区工程兵部队到济南针钉厂支工，支持部分群众组织夺了工厂的权，成立了革委会。反复辟逆流开始后的4月上旬，厂内受到压制、没有参加夺权的一派在“红山指”的支持下起来反夺权。从4月14日开始，“红山指”组织两三千人围攻针钉厂，双方发生武斗，厂内参加夺权的一派中的部分职工遭到殴打。此时，《济南日报》发表了题为《刮起十二级台风，摧毁一切腐朽势力》的评论员文章，将针钉厂说成是“当前济南地区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的典型表现”。15日，省革委会作战部负责人姜庆本以作战部的名义公开发表了《对济南针钉厂问题的几点意见》，表示坚决支持“红山指”的行动;称针钉厂的夺权是保皇派夺权、假夺权，省革委会作战部不予承认;煽动把权重新夺回来。此后，每天都有数千人围攻针钉厂。21日，济南军区军宣队发表了《关于济南针钉厂文化大革命的几点意见》，称针钉厂的问题，是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工厂夺权问题，从中挑拨省革委会、革命群众组织和军队的关系，妄图制造混乱，扭转斗争大方向。23日，针钉厂革委会被摧垮，参加夺权的一派受到了打压。

第二件是冲击济南市公安局。“二三”夺权后，省公安厅革命造反总部负责人花光隆按照王效禹的指示，成立了专门镇压不同观点群众组织的班子，还以公安厅为主并从济南市公安局抽调20人组成了庞大的调查组，对济南100多个没有参加以王效禹为首一派大联合的群众组织进行秘密调查。在王效禹指挥下，自2月8日至3月底，公安厅直接拘捕了200多人，并公开宣布取缔了部分群众组织。济南市公安局于1967年2月4日被局内一派群众组织夺了权，成立了革委会。夺权后拘捕了一部分人，其中有两人是济南市第三十三中学群众组织“八一战校”的负责人，他们因有打砸抢行为被行政拘留15天。夺权后的济南市公安局，因在某些观点上与省公安厅花光隆一派不同，就被王效禹、花光隆视为保皇派掌权。王、花曾多次派人到市公安局进行分化工作，但都未得逞。在反复辟逆流中，王、花决心解决市公安局问题。3月23日，花光隆以要求尚未进入市公安局革委会、只是参加工作的原副局长李虎汇报工作为名，将李虎等人诱骗至公安厅，然后以镇压第三十三中学造反派的罪名将李虎逮捕。逮捕李虎，遭到了济南市公安局一派干警的强烈反对。王效禹遂调动“山工指”、“红山指”等造反组织的人员，并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从4月15日起对市公安局进行围攻。4月28日，围攻人员冲进市公安局，对部分干警进行侮辱、殴打，致使多人受伤。此时，王效禹下令解散市公安局革委会，由花光隆负责组织班子，重新夺权，成立了符合他们心意的革委会。

反复辟逆流迅速引起军队及其支持的革委会和群众组织的反弹。这时，省及济南市一些受到冲击的革委会和群众组织开始联合起来，已经垮台的被认为是保守组织的“黑字兵”(所戴袖章上的“红卫兵”三个字是黑色的)又拉起了队伍。4月22日，他们在济南组织了10万人的集会，一方面宣称拥护省革委会、拥护解放军，一方面表示对省革委会以反复辟逆流的名义进行打击部分革委会和群众组织的行为要进行坚决的斗争。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笔者目睹的当时的情况，是井然有序、群情激昂。济南部队参加和支持了这次大会。这次集会和游行，不论是阐明的观点，还是喊出的口号，都是讲究策略的;不论是集会的秩序，还是游行的秩序，都是组织严密的，显然有高手指挥、组织。这部分群众组织被称为“四二二”派。

随着反复辟逆流的进行，以王效禹为代表的省革委会、造反派同军队及其支持的革委会、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由公开而激化了。同时，军队内部也出现了分歧。

动荡起来的济南局势，促使中央出面解决问题。4月27日，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在北京接见了王效禹，杨得志和济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负责“三支两军”工作的袁升平，造反组织的代表。周恩来在讲话中，要求军队坚决支持革命左派，说“不强调支持左派，只强调团结、争取保守派，实际上是支持了保守派”;指出“山东省夺权的特点是，有了省革委，但集权没搞好，下面有了二重政权，名义上是由省革委领导，实际上是和省革委顶着，根本不听省革委的”;又指出“全省下面夺权快，只是换了块牌子”;强调“两级军区都要参加省革委，王效禹任主任，杨得志任第一副主任，把省革委的领导统一起来，军队的支左指挥部可以不要了，由省革委统一领导起来”;又专门强调“军队转过来，问题就不难解决了，两级军区应该和省革委站在一起”。注8当天，两级军区即以犯了支“保”错误而被迫做出检讨，同时撤销了军队系统的支左机构。

4月28日，省革委会组织20万人集会，指责“四二二”派反对省革委会，表示要坚决反复辟逆流。刚刚从北京赶回济南的王效禹到会讲了话。他传达了中央支持山东反复辟逆流的态度;以中央的名义给“山工指”、“红山指”、红卫兵山东文艺革命造反司令部三大造反组织戴上了“左”派的桂冠;表达了中央对“黑字兵”和济南市公安局的态度。这强有力地支持了反复辟逆流和三大“左”派组织，同时也就强有力地打击了“四二二”派组织。

4月28日大会之后，矛盾非但没有降温、解决，反而更为激化了。

为了解决以王效禹为代表的省革委会、三大“左”派组织同军队及其支持的革委会、群众组织日益激化的矛盾，毛泽东直接派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张春桥、姚文元到济南，做各方面的工作，解决山东问题，并当面具体交代了如何开展工作。注9张、姚于4月30日到达济南后，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并一方面做军队的工作，一方面做两派群众组织的工作。

5月4日晚上，“四二二”派群众组织冲击了《大众日报》社。事件的起因是，4月29日出版的《大众日报》，全文刊登了王效禹等人在4月28日大会上的讲话以及大会决议，将4月22日的大会说成是“一个有计划、有组织地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向省革命委员会、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示威的保守组织的黑会”。于是，济南钢铁厂、济南汽车制造总厂、济南机车工厂、济南机床第一和第二厂、济南国棉第一和第二及第三厂的群众组织，“一五一”联合兵团，冲击《大众日报》社，进行质问和辩论。这些群众组织都属于“四二二”派。《大众日报》社革命造反联络部指责上述行动是“一伙法西斯暴徒袭击《大众日报》社的反革命事件”，并纠集部分红卫兵组织进行反击。双方在冲击和反击中发生了不严重的殴打。王效禹等阴谋策划扩大事态，鼓动报纸停刊，制造镇压“四二二”派群众组织的借口，但报纸没有停刊，事态没能扩大。这一大规模冲击《大众日报》社的行动，显然，是为了展示力量，给张春桥、姚文元施加压力。这一事件，成为第二天冲击省革委会大院的预演。

5月5日，张春桥、姚文元在济南八一礼堂向群众组织作报告。王效禹等以“四二二”派群众组织冲击《大众日报》社，要保护张、姚安全为由，指示有关人员不得把大会入场券发给“四二二”派。于是，部分“四二二”派群众组织就到省革委会索要入场券，结果遭到拒绝。之后，他们冲进省革委会大院，占据了电话总机室和部分办公室，要求王效禹出面回答问题。在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就高喊“舍得一身剐，敢把王效禹拉下马”!6日，“四二二”派1万多人在八一广场集会，要求改组省革委会，并伪传“杨得志接管山东一切大权”。会后，调集6000余人去增援占据省革委会大院的人员。显然，是为了进一步展示力量，给张、姚施加更大的压力。这样，公开反对中央支持、部分造反组织支持、解放军不能公开反对的以王效禹为代表的省革委会，就置自己于被动了，而占领省革委会大院，就更错误了。具有政治斗争经验的王效禹，立即于6日下午在省公安厅召集会议，决定驱赶占据省革委会大院的“四二二”派群众组织。于是，“山工指”、“红山指”立即调集二三十万人包围了省革委会大院，掐断了水电。这时，济南军区驻济部队派出宣传车进行劝阻，遭到“山工指”、“红山指”人员的围攻，被迫撤回。7日晨，王效禹派庄中一进省革委会大院宣布“冲击省革委会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之后，“山工指”、“红山指”的大批人呐喊着冲进省革委会大院，对“四二二”派人员展开围攻、甚至武斗，最终将其驱赶出省革委会大院。这期间和后不久，“四二二”派有5人被捕、22人被拘留、200人被关押。这就是著名的“五七”事件。8日，省革委会作战部召开了8万多人的大会，声讨“四二二”派。自此，济南市“四二二”派群众组织及以其为主建立的革委会几乎全部垮台，且迅速影响到全省各地。注10以王效禹为代表的省革委会和三大“左”派组织认为，“五七”事件标志着反复辟逆流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五七”事件后的两天，即5月9日，中央决定，王效禹任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任第一副主任，“山工指”负责人韩金海、“红山指”负责人王竹泉、山东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赵修德任副主任。5月18日，中央又任命王效禹为济南军区第一政委兼党委第一书记和山东省军区第一政委兼党委第一书记。6月，中央批准成立山东省革委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任命王效禹为组长。当时，拥护王效禹的造反派据此大肆鼓吹王效禹的“六个第一”，王效禹也以“六个第一”为资本建立自己的帮派。王效禹一生的政治生涯达到了顶峰。据说他一生念念不忘自己的“六个第一”，到晚年时还说：“我那六个第一是党中央毛主席给的。”可历史的逻辑就是这样：到达顶峰之时，也是走下坡路的开始。

为了维护大局，济南军区和山东省军区领导机关，多次在肯定“三支两军”取得成绩的同时，检查所犯错误，承诺支持王效禹、省革委会、三大“左”派组织、革命的“三结合”，时称“四个支持”;表示反对把斗争矛盾指向王效禹、省革委会、三大“左”派组织，时称“反对三个指向”。这主要有5月28日山东省军区发表的《声明》和6月7日济南军区党委发出的《给山东革命群众的一封信》。

“五七”事件之后，军队似乎转向了，但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实际上，他们与以王效禹为代表的省革委会和三大“左”派组织之间的分歧依然十分深刻。袁升平在若干年后说，“五七”事件后，王效禹和三大“左”派组织搞了一个“老保冲击省革委罪行展览”，王效禹要杨得志、袁升平通知济南军区常委会成员前去参观，常委们付之一笑，无一人前去，王效禹得知后说：“军区就是不支持我”;王效禹等企图将“五七”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并拟好了文稿，要以省革委会和济南军区的名义联合下达通知，济南军区拒绝签署，并与之进行了斗争。(《革命史资料》，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增刊1第8页)尖锐的矛盾暂时潜伏下来。

在反复辟逆流中，结合进革委会的领导干部经历了一场惊涛骇浪。他们或者站在以王效禹为代表的省革委会和三大“左”派组织一边，或者违心地站在他们一边，留在革委会内;或者站在他们的对立面，或者不完全苟同他们的所作所为，被从革委会中清除出去，别无选择。在省革委会的常委中，被结合的王历波、王路宾两位领导干部和庄中一一位军队干部，在“二三”夺权和反复辟逆流前期，是支持王效禹和三大“左”派组织的，但在反复辟逆流后期，面对着他们支一派压一派、妄图独揽山东大权的劣迹和专横跋扈的作风，提出了不同意见，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抵制，就在1968年1月被他们打成“王王庄反革命集团”，在全省进行批判，之后，被撤销职务、投进监狱、隔离审查。被结合的另一位领导干部李予昂，在1967年12月被以莫须有的“叛变自首”的罪名清除出省革委会。如此，省革委会内的领导干部就寥寥无几了。

全省反复辟逆流的激烈搏斗，经过整整的春夏两季后，逐步和缓下来，但斗争并未止息。到10月，据王效禹向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汇报情况时说，全省112个县(市)，有105个夺了权，有4个尚未夺权，有3个不需要夺权。到11月，据山东赴江西代表团介绍情况时说，全省13个地(市)，有12个夺了权，建立了革委会和筹备小组;经过半年多的斗争和反复，绝大多数地区的权已经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形势很好;个别地区，目前两派斗争还比较激烈，还没有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

如此提供经验的“二三”政权系统的“三结合”，已是名存而实亡的“三结合”。一部“文革”史表明，从山东到全国从未出现过毛泽东提出来的那样的“三结合”政权：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注12这不能不说是毛泽东探索的悲剧。

注释：

注1、12《红旗》杂志1967年第3期、第5期社论。

注2、3、9王效禹1967年8月17日、10月26日、11月7日讲话。

注4《踏上改革开放之路》，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第164页。

注5、8、10参阅《中共山东历史大事记》(1949年10月至1978年12月)，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第517、第523、第524至525页。

注6《周恩来年谱》(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第131至132页。

注7《人民日报》1967年3月2日社论。

注11《革命史资料》，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增刊1第8页

(作者为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员)

(责任编辑徐庆全)

2010年第6期　沈阳毛主席塑像的建造·叔 弓

1966年，随着一纸《五·一六通知》传下来，人们“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文化大革命”风潮，席卷神州大地，一发不可收。“造反派”们因袭《毛泽东选集》描述当年湖南农民运动打土豪劣绅的方法，又戴高帽子又挂木牌子，“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继而借助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把锋芒转向了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进而殃及各地方、各部门、各级别大大小小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们。那时间，真可谓“造反派”风起、“专政队”林立，“专案组”如网，而且是“网大眼小，一个也跑不了”。

“有破有立，先破后立，为了大立”。“史无前例”的“大革命”，成了史无前例的大破大立、大树特树个人权威的运动。这一场登峰造极的“造神运动”，就是因为“他们要树一个人，我们也要树自己”。(毛泽东接见外国记者谈话大意)

毛泽东对个人崇拜的态度

早在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曾被塑为“红太阳”托出的“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可他本人一直谆谆劝说人们：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把中国同志与“马恩列斯”平列……1950年5月，毛泽东收阅沈阳市政府一份反映人民代表会议决议的请示报告，在“修建开国纪念碑”几字旁批道：“这是可以的”;在“铸毛主席像”几字旁批示：“只有讽刺意义”;最后在报告上端挥毫：“铸像影响不好，故不应铸(毛新宇《爷爷毛泽东》一书544页)。”1954年6月14日，毛泽东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0次会议上讲话说，“有人说宪法草案中删掉个别条文是由于有些人特别谦虚”。“这不是谦虚，而是那样写不适当，不合理，不科学”。他说，“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做迷信。要破除迷信。不论古代的也好，现代的也好，正确就信，不正确的就不信，不仅不信而且还要批评。这才是科学的态度。”(《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97页与131页)。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不久，苏联报刊开始批评个人崇拜;1954年底，中共中央通知全党“不再使用(1943年首次提出的)‘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1956年7月《人民日报》发表苏共中央《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后，各国共产党都在减少对自己领导人的宣传，以避个人崇拜之嫌。

可是在中国“文革”期间一反常态，大树特树“大救星”形象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一时间，长江南北与大河上下，“红卫兵”、“造反派”浪潮排山倒海，“红宝书”、“红海洋”铺天盖地，“三忠于”和“四个伟大”、“四个无限”噪声四起，“早请示，晚汇报”童叟莫逆，捧送芒果、写效忠信如醉如痴，唱“忠”字歌、跳“忠”字舞若狂若癔，油漆楼面的“红海洋”淹过一切，画像、像章、塑像充斥寰宇。某火车车长在车厢内悬挂没露右耳朵的毛主席侧身相片，某人腹泻急跑厕所时顺手把强加在自己身上的“叛、特、反”牌子放在了领袖像前，某人参加广场集会顺手把印有领袖相片的报纸垫在了屁股之下，某人对映太阳透视报纸所见编辑人员把第二版上民兵习武照片的枪口对上了第一版上的领袖相片，某人手持红色圆珠笔在闲聊中乱写乱画污染了报纸上的毛主席像，统统被当做“现行反革命分子”批斗了。这般“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使我身感莫名不由己的神经紧张，行走坐卧、念书读报、举止言谈、说今论古、喜怒哀乐……都千忌万讳半个“不”字，也似乎受了“怀疑一切”传染病的影响，生怕万一被周边什么人举报了出来而有嘴说不清楚。

1968年夏，悬挂毛主席画像的风气盛起于中华大地，沈阳如同全国一样，城乡内外都在默默比赛“忠”心，一时间社会画家一人难求。我所在的工作部门借助职业方便，特别找来服刑犯人中的画匠帮办，在机关球场搭起画棚，登梯挥笔作画两天两夜，终于应时把两层楼高的画像“请”上了北陵大街岐山路临街的办公楼顶上，10月又敲锣打鼓把另一幅等高的巨幅画像，挂上了军管会主导在宁山路借用省粮食厅办公楼开办“学习班”的楼面上。

形式上，“在大军事机关大院和城市广场都要竖立毛主席塑像”，是林彪发出的指示。他发明印发小红书《毛主席语录》，亲笔写下了4个“伟大”：“伟大导师、伟大舵手、伟大统帅、伟大领袖”(刊1967年5月1日《人民日报》)。1967年，沈阳各“造反派”组织“抓大方向”争第一，都在中山广场打派仗，竞相依托塑像为自己正名“真造反”而树立不朽的纪念碑。

军政领导机关操控塑建权，昼夜兼行

由沈阳部队司令部、政治部暨辽宁省革命委员会、辽宁省军区、沈阳市革命委员会联合成立“敬建毛主席塑像指挥部”把住了塑建权。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担任总指挥，决定由著名雕塑家、鲁迅美术学院雕塑系教师田金铎领衔，抽调同校的和下乡的教师杨美应、高秀兰及10名学生，组成13人创作组。他们昼夜兼程，设计了《像身骨架结构安装图》、《塑像环氧玻璃钢模具制作图》、《环氧玻璃钢塑像及浮雕表面处理工艺图》，以及“骨架总图”、“柱脚节点图”、“立柱节点图”、“右手反模型安装图”、“头部反模型安装图”、“像身模具卧式安装图”，还有毛主席塑像四周群雕的白描草稿，以及塑像泥样照片，40多张，不一而足。

1969年5月17日，沈阳“一一二厂(今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革委会敬塑毛主席塑像小组”撰写的《总方案》是：使用专建厂家生产的经过海南岛暴晒考验合格的稀有合成树脂(俗称“玻璃钢”)塑成，总重量约两吨。整个造价180万元，当时说来或谓“天文数字”，据说动员全体市民男女老幼每人“敬献”一元钱而凑集的。

耗时3个多月，最后耸立广场中心的塑像全高20.5米，毛主席本人像高10.5米。基座高约8米，宽11米，周长23米。当然，不及复旦大学红卫兵组织“新复旦师”修建的第一座塑像“三数模式”那样充满政治意义：毛主席像高7.1米，象征中共的诞生日;塑像底座高5.16米，纪念毛泽东主持起草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7.1米×5.16米=毛泽东生日12月26日，可谓煞费心机!

沈阳独创的完美形式，在于由4部分组成高3.5米的群像：后部为《建立共产党》(1921);左侧为《井冈山星火》(1927—1936)、《抗日烽火》(1937—1945)、(注：今为“1931-1945”)、《埋葬蒋家王朝》(1946—1949)3组;右侧为《社会主义好》(1949—1957)、《三面红旗万万岁》(1958—1965)、《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1966—)3组;正面两翼分别为工农兵学高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革命委员会好”的牌子，表现紧跟毛主席前进(参见1970年11月1日《辽宁日报》)。它们体现主办单位主张临摹林彪手书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9字为主题，以沈阳东塔机场新建军用机库为工场，最后按照沈阳一一二厂革委会敬塑小组总体方案，采用玻璃钢反膜型、环氧玻璃钢及浮雕表面处理工艺塑制而成。主雕与群雕联体在当时是全国独一份，也是最大玻璃钢塑像，用艺术手法把政治激荡固化成形。

1971年夏，我这个“老五七战士”，到沈阳郊区看“小五七战士”(儿子，下乡青年)。我顺路观赏红旗广场中央的那尊毛主席塑像，背向新建的省电子工业局(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奉天支店原址)，左侧为沈阳市总工会(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原址)，右侧是沈阳市公安局(日伪奉天警察署原址)，面对辽宁宾馆(1931年日本人密谋“九·一八事变”所在的日本大使馆原址)，所感四周一片平静。又见从沈阳火车站一直延伸到广场北后百十米处，大路两侧街树统统更换成了等高划一的成年松。步临其中如入古陵松林甬道，高峨的塑像也被葱绿的松柏簇拥着，显得额外神经兮兮的肃穆而庄重。回城恢复工作后，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曾安家在广场东南百米外，晨操夕练在塑像前，心旷神怡，每生敬意。

香火浓烟熏染佛像脸庞，老人家不悦走下人为神坛

对待全国如此“大颂扬”的塑像潮，毛泽东本人多表不悦，埋怨“不该让我昼夜为你们在外头站岗”(大意)。他还针对用造飞机的铝材做像章的现象说“还我飞机”。1968年10月14日下午一点钟，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问到会的人：“同志们，你们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下面鸦雀无声，无一作答。毛泽东自己回答说：“我看五十年、一百年之后，可能我们这一段是历史上的一个小插曲”(《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151页，新华出版社，1998.5)。1976年毛泽东重病期间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床边会议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了老家。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没有完，这笔遗产交给下一代(毛新宇《爷爷毛泽东》一书756页)”。人们认为，即使毛泽东本人已经意识到自己可能错了或确实错了，但现代迷信的统治仍被当做永远没有错误的神仙。

1976年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得毛泽东有幸解脱人为意识捆绑而走下虚拟的“神坛”。中共中央决定拨乱反正，排除“大颂扬”个人崇拜狂潮，要求清理整顿塑像数量多、布局滥、质量差的不严肃行为。作为省级媒体代表之一，我同新华社辽宁分社负责人一起，列席中共辽宁省委常务委员于1978年10月举行的一次专题会议，旁听了关于存留或废弃红旗广场毛泽东塑像的讨论。会上，有的主张有令则禁，大刀阔斧地废止清除，有的主张拆除主体塑像而保留基座群雕，最后听取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民主集中后的决定。

任仲夷默思历史，集中群众意见如是说

任仲夷没有急于表达意见，而是过电影似的默思省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感受，像他后来系统说过的那样：(一)1943年11月参加延安整风“抢救运动”初受“左”害，后来毛主席向所有无辜者鞠躬道歉。“也许由于心上烙印太深，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对于运动中的某些‘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我在思想感情上往往有些反感，而没有与人斗争其乐无穷的感觉”。(二)“土改运动是必须的，但有些过火‘左’的做法是不应该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共和国诞生之初，也是完全应该的和必要的，但在具体执行中仍有‘逼供信’的现象，错捕、错杀了人”;“1951年到1952年初的‘三反’、‘五反’运动也是十分必要的，问题是在很多地方重复了‘抢救运动’中的错误做法，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三)1954年反对“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也牵连和冤屈了一些好同志，使我终身感到内疚和悔恨的是对××同志的批判，比我自己在‘抢救运动’中和‘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折磨和迫害更加感到痛心。(四)反右派斗争，“我也整过人，但担心市里副局长以上干部不了解中央意图，不能领导好这次运动，竟擅自向他们传达了‘引蛇出洞’的两个文件，并要他们不再往下传达，结果副局长以上干部没有出一个‘右派’。‘文革’批我保护‘大右派都漏了网’，我也‘罪责自己’犯下了‘滔天罪行’”。(五)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反党集团，反右倾机会主义，我也是一个忠实执行者。作为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对于受到冤枉的同志负有重要的责任。我公开检讨，赔礼道歉”。(六)1963年至1965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清思想)，“刘少奇的做法有些‘左’(集中表现在‘桃园经验’上)，而1964年中央制定的《二十三条》比刘少奇更‘左’，最后‘左’出了个‘文化大革命’。怎么也不会想到，刘少奇被定为中国共产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我自己也成了哈尔滨市的最大‘走资派’”……

任仲夷沉重地想过：“时间是公正的，历史是无情的。许多历史事件，包括新中国成立前的一些历史事件，要经过时间的检验、历史的鉴别，才能得出公允的评价。吾老矣，这样的任务只能期待于21世纪的历史学家”(参见《独立史料典藏·当年事》一书225页)。可今天，常委们要听他对塑像处理的意见，迫在眼前，不容辞后。但他没有简单化采取“令行禁止”的态度一个“不”字(或不除，或不留)了之，而是冷静地综合大家意见，瞻前顾后、去芜存菁地坦言道：

红旗广场上的毛主席塑像及其基础浮雕，主题内容和艺术水平尚好，是雕塑家和鲁迅美术学院师生心血之作。沈阳市有选择地留存一两个塑像不算多，可以考虑他们的意见，作为创作艺术品予以保留。

现在的内容不合适的要修改，比如群雕前体部分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还高大的“革命委员会好”大牌子，还有什么《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打倒‘走资派’”的口号，高举《语录本》造反的“红卫兵”，而且浮雕中没有“八一南昌起义”……

中国人和外国人都看过了这些塑像，还拍了照片。修改前要发个文件，向干部群众说明白。要批判后再改正。改后的质量，不只是政治上，而且在艺术上，都要比过去的好。(据本文作者的会上记录)

任仲夷，中国共产党资深的高级干部，1980年由北国调去南疆主政，使广东尤其是特区成为中国的“窗口”，被誉为改革开放“真正的先锋之一”。正是因为他认真反思历次政治运动的得失，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是忽“左”忽右瞎折腾，才使先进的共产党人凝聚了共识，创造性地执行中央的政策，推进了共和国60年中后期的巨变。

今天，我们看到修改后的四周托起毛主席塑像的浮雕群，不免残留些许激昂的“文革风”的痕迹，但是面貌大大革新了。看吧，那行临摹在基座正上方涂金的林彪所写9个字不见了，那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不见了，那位女学生的“红卫兵”袖标及其手提贴大字报用的浆筒子、浆刷子不见了，那几个代表性人物人手一册“小红书”不见了，那块位高一切、权大一切的“革命委员会好”大牌子也不见了，只留下衬托大牌子框架的彩绸与花球(注：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修正《宪法》决议，将“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改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标志花簇锦绣的中华大地复归人间正道，亿万人民沿着毛泽东思想指引的大方向与时俱进，健步进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的大道，迈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纪元。

仅有资料说，全国尚存露天毛主席塑像三十几座，虽然不及大洋洲和南美洲之外全球3200座(据俄罗斯《劳动报》，其中俄罗斯2100座)列宁造像的1%。据知在辽宁，丹东火车站站前广场上也有一座毛主席塑像。那是我从盘锦的省“五七干校”派下凤城农村插队落户以后，第一次也是在邻近城市看到的老人家塑像，那是背东(鸭绿江)面西的挥手像。或存？或废？丹东市请示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顿“多、乱、差”的指示精神，出于处在边境城市的考虑，决定保留了下来。

(责任编辑萧徐)

2010年第6期　三大历史关口的张闻天·张培森

再大权威也莫大过于事实

张闻天是中共党内担任过中央总书记的一位重要领导人，而这一职务是在著名的遵义会议上当选的。如此重大的史实却在相当长时期内党史上是一直讳言的，直至他逝世后，1979年中央为他平反举行隆重的追悼会上，邓小平所致悼词中才公布这一史实。本人原是人民大学的一名党史教师，从上世纪50年代研究生毕业至1979年从事党史教学有20多年，但一直都不知道这样的史实。未料到的是，张闻天平反后的第二年，我的导师胡华教授推荐我参加一项中央批准的为张闻天编辑文集的任务;更没想到的是，我这个与张闻天本无亲无故，与他生前也从没有接触的一名教师，却从此与这位革命先辈结下了不解之缘。从1980年参加编辑他的选集起，到接着具体负责编辑他的四卷本文集，以及若干专题文集，再到进一步搜集资料协助小组同志编写他的传记，最终到2000年主编他的年谱出版，前后也有整整20年，如果有人问我，搞了这样长时间的张闻天研究，最深切的体会是什么，我的回答就是一句话，“再大权威也莫大过于事实”，因为历史终究是给后人看的，而后人相信的终究是事实。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张闻天生前长期遭受打击，其一生的历史也遭到严重的歪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他的冤案的平反和史料的不断发掘，许多长期被搞乱的问题终于逐步得到澄清，而且党史上一些不符合事实的传统说法也有所不同程度的纠正。这里归结起来，事实是最为关键的一环。就以他有关遵义会议这段历史来说，回想30多年前当我从报纸上读到邓小平《悼词》中公布的三件大事，一是他在会上做了批“左”倾军事路线报告，二是他受会议委托起草决议，三是他“在这次会上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不仅顿觉耳目一新，而且搞了20多年的党史教学竟全然不知这些史实，内心是相当震撼的。上世纪50年代学过党史的人都知道，过去党史最权威的本子有两个，一是收入《毛选》的1945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再一个就是1951年出版的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而这两个本子有关遵义会议确立的中央领导又是如何表述的呢？前者是这样明白地写着：“……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而后者呢，则是这样写道：“遵义会议撤换了‘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领导职务，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而当我对照邓小平所致张闻天的《悼词》所说他“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这一事实时，就立即产生了一个疑问，既然遵义会议选出的总书记是张闻天，又怎能说是“以毛泽东为首”呢;既然那时总书记是党的最高职务，又怎能说是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不论出现以上这种文字现象有如何复杂的历史原因和背景，但起码它违背事实是无可争辩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引了全党实事求是的新航向，也促使我这个党史工作者，得以从过去盲目迷信的思维方式中解放，开始转到求真务实的途径上来。

时至今日只要一说及遵义会议，总还有人顾忌宣传张闻天就会贬低毛泽东，其实毛泽东对遵义会议的历史作用和历史贡献是公认的，谁也抹杀不了的。因为人们都知道，正是由于他的正确军事主张使得红军扭转了长征危局，也正是由于首次在中央会议上从路线高度肯定了以他为代表的军事思想，并让他进入中央核心，从而战胜了错误军事路线，使得这次会议起到历史转折的作用。然而独木岂能撑天，何况他当时遭受打击在中央尚处于无权的地位。而事实上对遵义会议起了重大历史作用的至少是四人，除了毛泽东之外，就是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而其中张闻天尤为关键，也正是由于他的重大贡献而被会议选为总书记。现在无论是湖南韶山毛泽东纪念馆还是上海浦东张闻天生平陈列馆，观众在参观遵义会议陈列部分时都会看到一座四人雕塑，其所列四位历史人物就是上述毛、张、周、王四人，应该说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说到韶山毛泽东纪念馆的这一雕塑，据称还有这样一个曲折故事，2003年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该馆对原陈列进行了一番改造，改造后新设计的遵义会议部分的这一雕塑原来只有毛、周、王三人，恰恰没有张闻天。在新馆尚未正式开放的该年10月1日，胡锦涛总书记视察了纪念馆，是胡锦涛同志看到这一雕塑时，向纪念馆的同志提出，这里怎么没有张闻天？那时候他是总书记呀。接着指着雕塑说，这里应该还有张闻天。这样，于是根据胡锦涛的指示进行了修改，将原来的三人雕塑补上了张闻天，成为现在四人的正式陈列。

1935年1月党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然而从党的整个历史命运的转变来看，那个时期除遵义会议外，还有另外两大事件，这就是紧接着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召开的瓦窑堡会议，和1936年发生的西安事变，可以说遵义会议、瓦窑堡会议和西安事变这三大事件的前后构成了中共党史发生大转变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转变时期。而这一时期恰恰是张闻天这位中共领导人从走上总书记岗位，到担任总书记期间。本人曾于2006年发表过《为张闻天总书记正名》一文(载《炎黄春秋》2006年第7期)。我在那篇文章中就已经说到，关于总书记问题绝非仅仅是一个职务名称之争，更要看到他这个总书记究竟有无起到总书记的作用。今年是张闻天诞辰110周年，本文不再来重复为这个“正名”问题作论证，同时限于篇幅也不可能来对他这段历史作用做全面论证，这里仅以遵义会议前、瓦窑堡会议前和西安事变爆发后这三大历史关口有关张闻天的一些重大史实，让人们来看看这位领导人，是如何起到推动和促进党乃至民族历史命运转变的重大作用的，同时也对一些至今仍然存在的种种混乱现象作进一步的澄清。

遵义会议前，危急时刻带头支持和挺举毛泽东，扭转了危局，为会议的成功召开，提供了重要前提

三大历史关口中的第一个关口是遵义会议前夕，这是党和红军处于生死存亡的一个严重关口。当时的情况是：一方面红军在刚渡过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中已经遭受了惨重损失，而另一方面，在明知敌人已经在红军北进的道路上布下大罗网的情况下，掌握军权的李德、博古他们却仍然要坚持向北进军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如果真是按这条路线走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现在世人皆知，红军后来实际是按毛泽东提出的主张，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才扭转了危局，并给红军提供了一个喘息的机会。然而人们应该知道，毛由于遭受打击当时在中央尚处于无权的地位，过去在中央苏区时他对五次反“围剿”也提出过不少正确意见，却都没有被接受，为何这一次却被接受？这就要说到党内的另一个关键人物，而这正就是张闻天。

这里不妨举出两位当事人提供的重要事实材料，一是1960年夏北戴河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作关于中苏关系的报告，毛当时也在场。周的报告谈到中共党从五次反“围剿”失败到遵义会议这段历史时就说到了张闻天。报告说：“那个时候，开始倒是闻天转得快，稼祥先转了，闻天也先转了。”因为那时距庐山会议批张还不久，因此报告用“倒是”这种批判的口气是很自然的，然而承认开始时是张闻天转得快，这是一个关键的史实。二是李德在他的《中国纪事》中说到那个时候有一次“飞行会议”，承认他的主张在这次会上遭到拒绝，而毛的主张却“不仅得到洛甫(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得到“周恩来的支持”。李德这里所说的“飞行会议”实际上就是在湘黔边境召开的一次史称为“通道会议”的中央紧急军事会议。也正是这次会上毛的军事主张获得通过。以上两个材料实际都承认张闻天当时在支持毛的主张上起着领先或者可以说是带头作用。

然而又为何毛能在这次会上提出转兵的主张？而张又在这次会上带头支持毛的主张？其实这里还有一个人们不太知道的具体背景。1986年本人在广州访问过当时随军长征的罗明，他为我提供了一点很难得的背景。罗明说，就在他到达通道的第二天去见毛主席的时候，碰巧遇上了毛主席同张闻天谈话，于是只好在门口等候。这样他亲耳听到了这次谈话。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谈话内容是军事问题，张对毛谈了湘江战役红军通过四道封锁线后严重损失的情况，同时也将敌人已经发现红军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以及正在调集大量兵力包围红军的情况告诉了毛。毛也正是在这次谈话中明确提出不能再照原计划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而应改为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的主张。显然毛张二人的这次谈话乃是通道会议的一个重要背景，而通道会议现在看来是一次突破性的会议，毛的正确军事主张第一次在中央层面的会议上获得通过，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次会议是遵义会议的一个前奏，而张闻天这时在中央起到的促进和带头作用，显然对于后来遵义会议的召开非常重要。

接着，红军虽然按毛的主张实行了转兵，然而高层的分歧和争论并未就此结束，因此在部队进入贵州之后，就有中央黎平会议的举行，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否定了李德、博古的战略方针，并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召开会议，讨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指挥上的经验教训。而张闻天却是在这次会后进一步考虑到必须解决的组织问题，于是就有如今学者们常常引用的张闻天、王稼祥二人的“橘林谈话”。

在贵州乌江边的一个叫黄平地区一片橘子园地里，停着两副担架，一边躺着张闻天，另一边则是王稼祥。两个人头靠头地躺着谈话。王稼祥就问张闻天，我们这次转移的最后目标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就说，咳，也没有个目标。这个仗看起来这样打下去不行。接着就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就张闻天这两句话，王稼祥就在那天晚上首先打电话给彭德怀，然后又告诉毛泽东。几个人一传，那几位将领也都知道了，大家都赞成开个会，让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

这件重要史实当初是曾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遵义会议前夕带领红军抢渡乌江战斗的团长耿飚，在1990年纪念张闻天90诞辰纪念座谈会上提供的。耿飚说，以上情况是当时担任红一军团参谋长左权首先告诉他的，接着刘伯承也告诉了他，刘是总参谋长，当时在前线指挥。这样，耿飚就率领部队拼命地打，很快就打过了乌江，过了乌江之后，中央就布置在遵义开会。

值得注意的是，耿飚在讲完这件事后对张闻天作了这样一个评价：遵义会议如果没有张闻天首先在中央提出这个问题来，会议就不可能开。事实上如果他不提出来，也没有别人敢提呀。过去苏区多少同志因为提不同意见就挨整呀。如果谁也不提，毛主席也出不来，我们红军就不可能胜利到达陕北，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发展。

耿飚这里所提供的史实，虽然只是历史关口瞬间的一幕，但却从中可以看出张闻天在当时确实是党内一个具有相当分量的重量级人物，因为他那时是中央常委，被人们视为仅次于博古的党内二号人物。所以他说出的两句话才能有那样大的作用。而耿飚对此事所作的评价也确实指出了张当时这一挺举的重大意义。事实上如果不是张闻天首先提出这个问题，遵义会议即便是按照黎平会议的决定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而不从组织上让毛泽东进入中央参与军事指挥，问题还是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所以毛泽东在七大时就说：“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时还要指出的一点是，遵义会议是有各军团领导人出席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因此有这些事先得到信息并赞成毛出来的军事负责人的出席会议，也确实大大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至于张闻天为何能在此先后两个关键时刻作出带头支持和挺举的行动，应该说绝不是偶然的，这里至少又需要看到以下两点。

第一，他是从自身实践体验中自觉转变的，而且是党的中央核心中最早起来同“左”倾错误军事路线进行斗争的中央领导人。党史上传统的说法，是说张的转变是由毛争取过来的，这种说法至少是不全面的。上世纪80年代初本人参加编辑《张选》过程中，就将他从1931年至1934年发表的一百多篇文章进行过认真的阅读，其中固然很多是宣传共产国际的“左”倾错误文章，然而同时也发现从他在上海时期就已经出现明显或不太明显的反“左”的文章，及至到苏区后不久就出现从经济到政治等重大问题上同博古发生明显分歧的文章。须知此时张同毛才从原来不认识到刚认识不久，又何谈得上毛对他的“争取”？及至1934年4月他就为红军广昌战役失利，同博古在中革军委会议上发生一场激烈争论，明确表示，这是一种拼消耗的打法。据与会的伍修权(时任李德翻译)回忆，会上两人争得面红耳赤，会下张又对伍说，这种打法不可能取得胜利。张闻天本人1943年回忆说这次会议是“结果大家不欢而散，其他到会同志，没有一个表示意见”。这场高层争论发生在距长征五个多月之前，此时张同毛虽已有接近，在军事观点上自然会受到毛的影响，但他这种同党的最高负责人发生如此一场不惜闹翻脸的争论，要说是由于背后受别人的“争取”，恐怕也是说不通的。何况一个尚在台上，居中央核心地位，一个还被博古排斥在中央之外，正在遭受打击和孤立。历史已经表明，造成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症结所在，就在推行错误军事路线的当时中央，就在高层的核心。然而这个核心如果始终是铁板一块，那这个问题就确实很难解决。因此张闻天的自觉转变其意义就十分重大。

第二，他还是一个具有战略思维的领导者。他在长征出发前发表的一篇有名的“战略社论”，就体现出从战略思想的高度上指出当时这场战争存在的问题，并且提出应有的正确方针。这就是1934年9月29日《红色中华》的一篇署名(张闻天)社论。文章原本是为红军转移进行动员的一份公开文件，然而今日仔细研究一下，却可以看出张本人同博古军事争论以来关于战争问题的若干战略思考。“战略社论”是长征过来的董老(必武)1936年对这篇文章的称誉。

文章首先一个值得注意之点，是批评一种将战争看作“固定的”和“机械的”的错误思想，认为这是把革命看成“只是一种向上的，直线式的，不断胜利的”行动，或是“一次(性)的，短时期的，在一个战线上”的决斗。并且尖锐地指出这是“教条式的药方”，其表现就是“在苏区内部同敌人拼命”，要不然就是“退却逃跑”。另一方面文章在尖锐批评这种“固定的”、“机械的”战略方针的同时，还提出了一条与其相反的方针，这就是要“依照当时的具体环境而决定采取进攻、反攻、防御以至退却”的方针，而且文章当时就指明红军此次“退却”进行转移的目的，乃是为了“保持红军主力的有生力量”，以便在新的有利条件之下，继续粉碎敌人的“围剿”。而这一点恰恰是后来红军在湘黔边境时毛泽东提出的正确主张，同李德博古错误主张分歧的焦点。

文章尤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文章在批评上述错误思想之后，对革命战争的长期性，做出了一个量化时间的估量，指出“这种国内战争是整个时期的长期的死战，而不是几天几月甚至几年完成的”，并将这个问题视做为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问题”之一。这里所说“不是几天几月甚至几年”，换句话说，也就是“甚至要十几年”，把长期性量化到这样的长度，应该说至少是从大革命失败以来党内所未有的。须知斯大林1928年在中共六大对中共领导的讲话，估计革命高潮到来的时间是半年。毛泽东是井冈山道路的开创者，然而他在上世纪30年代初对这个长期性的问题，也还看不出有彻底的认识，他在1930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名著中批评当时“一年争取江西”计划的缺点是“不该规定为一年”，但他认为高潮到来之可能也不是“可望而不可及”，而是形象地比喻说它已是海中“看得见桅杆尖头”的一只航船，已是东方欲出的“光芒四射”的一轮红日，已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了。而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中国革命战争到基本完成是1949年，距离张闻天写的以上这篇“社论”是整整15年!而中国革命高潮形势真正形成，恐怕也至少要到1947、1948年，距这篇“社论”也有13、14年之久。

“社论”尽管一些用语不十分精当，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具有那个时代的一些历史痕迹，但从其所阐述红军为何要转移的道理中，却可以大致看出一套与“左”倾军事路线不同的战争战略思想与战略方针。其中尤其是对中国革命战争长期性这样一个带有根本性战略问题的思考，能得出那样清醒的认识，是非常难得的。熟悉党史军史的人都知道，毛泽东发表的第一篇论述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的论文是1936年12月，在此之前还没有一篇专论战略问题的文章，因此，张闻天发表于1934年的这篇“战略社论”，就在党的军事战争问题文献史上应该有其不可抹杀的历史地位。笔者在编辑《张闻天选集》时曾经看到1942年中央军委编印的《军事文献》中还收集了这篇重要文献，但后来中央编的包括《六大以来》的所有文献汇编中就再也见不到了。难怪在邓小平为张闻天平反的《悼词》中宣称遵义会议决议是张闻天起草时，人们感到突然，甚至还有人臆测是完全按照毛在会上的发言而成的。其实确切一点说，决议固然是贯穿了毛的军事思想，但决非是一篇简单照抄别人发言的产品，而是有张本人在此之前已经形成的一套战略思考为基础的。

时至今日，许多宣传遵义会议历史的书和文章，仍然只是单方面地突出毛的作用，即使说到张闻天，也都只是说毛如何争取他这一方面，甚至引用张本人1943年《反省笔记》中关于长征初期如何在毛的教育下，接受毛的意见，开始了同博古错误的斗争直至遵义会议的一段文字，并且拿出张将会议功绩归于毛，说自己“不过是一个配角”来作证明。其实《笔记》是张在延安整风背景下写的一份自我检查，今日以此来评定其本人的历史作用和地位，未免有欠公允。如将本文前面所列的事实加以对照，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不仅早在长征前五个多月他就在中央开始了同博古错误的斗争，又至少在长征出发之前就已对战争战略问题有了他个人的深刻思考;而且后来在挽救战争危局上，也不仅仅是毛单方面对他“争取”的一面，还有他主动向毛通报军事情况商议如何改变当时军事错误的一面，确切一点说是毛张双方合作的一种互动。

历史经验一再表明，如果党的方向路线有问题，无论是多么杰出的人才都难以发挥。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不是当时身居中央常委的张闻天首先从“左”的军事路线中觉悟并转变过来，不是他有着改变错误路线的强烈愿望，并在关键时刻在中央带头挺举毛泽东，即使像毛泽东这样的卓越军事人才也同样难以发挥出来，人们也就确实很难想象党和红军又将会是一个什么局面。而且需要看到的是，他当时的这种挺举行动是要有很大勇气的，因为对他个人来说确实是担当相当风险的。因此公平地说，实现遵义会议转折最为关键的人物，除了毛泽东以外就是张闻天，而他的当选党中央总书记一职也是决非偶然，是得到大家拥护的，更不是某个领导人“照顾”的结果。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过这样的话：“张闻天在中央苏区是颇有影响的人物。这不只是因为他的地位和身份，还有他本身的因素。”毛泽东这里所说的他“本身的因素”用今日的话来说也可以说是一种素质。因此他的被选为总书记，除了其当时党内的地位以及考虑国际等因素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对会议的贡献以及他自身的条件的。

瓦窑堡会议前，甫抵陕北即提出战略转变：要变保卫苏区的反“围剿”为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

第二个重大历史关口是红军长征抵达陕北至瓦窑堡会议之前，这是日本加紧侵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一个历史关头。众所周知，瓦窑堡会议制定了党的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在《毛选》上被称为“是一次极关重要的中央会议”。可是过去所有的党史书上说到这次会议时都只举出这次会后毛泽东在瓦窑堡一次党的活动分子会上的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连会议通过的决议都很少提及，至于会议谁是主持人，会议的具体地址，会议的决议又是谁起草的等等，人们更是一概不知。以至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其前面部分“历史的回顾”中说到这次重大历史转变时，还是作如此表述：在日本加紧侵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决定和实行了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从那以后这么多年，经过我们在编辑张闻天文集过程中对史料的考证和当事人的回忆，以及党史学界的共同研究，终于根据事实弄清了有关这次会议的许多重要问题，而作为当时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的身影才逐渐浮现在人们眼前。现在不仅弄清楚了会议主持人是张闻天，会议地址就在张的窑洞，会议决议的起草也是张闻天这些情况，而且还从史料的考证和当事人的回忆中揭示出一个重要背景，即会议之前共产国际派的代表张浩，经过长途跋涉到达瓦窑堡后，就在时任总书记的张闻天的窑洞中同张彻夜长谈，首次传达了国际七大精神;那时毛泽东还在前线指挥作战，是张闻天在瓦窑堡，就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策略等重大问题拟好了方案，通过电报征求毛周等的意见，并建议“开一详细讨论的会议”，12月2日遂接到毛的回电，其中称“反蒋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内容及具体的口号与纲领完全同意”。

然而现在的问题是人们在充分肯定共产国际推动作用的同时，却忽视了一个问题，即当时的中共中央为何能那样顺利地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并且迅速统一了认识，做出这样重大的决策;也就是说这里除了客观形势之外，有无领导人的思想内因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说到上世纪80年代编辑组从中央档案馆查看到的中央抵达陕北之初一批会议记录和有关文献，其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早在共产国际代表张浩传达国际七大之前，张闻天在陕北的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和一篇署名文章，兹分述如下。

第一次讲话是1935年10月22日在吴起镇召开的会议上的讲话，这次会议是中央刚抵达陕北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和张闻天均有讲话，毛的讲话侧重于军事问题，而张的讲话则是从政治上提出了长途行军结束后党和红军新的战略任务，明确指出要将目前保卫苏区的反“围剿”变为“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他说：“如何来看粉碎当前的反‘围剿’，我只讲一个问题。阿比西尼亚的战争(即1935年10月3日意大利入侵今称埃塞俄比亚的战争——笔者)展开了二次世界大战问题，这将加剧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同时减弱其他帝国主义对中国反革命的帮助。应使同志们了解，现在保卫苏区要变为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第二次讲话则是11月13日，即中央机关刚到瓦窑堡不久的一次在中央会议上的讲话，这时毛正在前线指挥作战，而张在后方的这次讲话则是更加明确地指出：当前的紧迫任务是：“粉碎敌人进攻，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来开展全国的民族革命战争。”在接着这次讲话之后的第四天，也就是11月17日，他就在瓦窑堡撰写了一篇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新进攻与民族革命战争的紧迫》文章。也正是张浩到达的前夕写的这篇文章向全党提出了要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策略这个中心问题，明确指出：“放在中国共产党前面的中心问题，就是经过怎样一些转变的环子，怎样灵活的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推动广大群众的不满到抗日反蒋的实际行动，并引导这些行动走上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道路。”

仅从以上讲话以及文章中就可以看出，时为总书记的张闻天在听取国际指示传达之前就已经有了与共产国际基本相一致或是相吻合的思想，其中尤为可贵的是红军经过一年多长征，刚刚抵达陕北就明确提出，要变保卫苏区为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也就是指明了党要进行从内战变为抗战这样一个战略目标，这是过去不为人知的。由此也就告诉人们，瓦窑堡会议的召开绝不仅仅是由于共产国际的外部推动作用，而是有中共自身思想准备为基础的。

颇为令人玩味的是，1964年已经失去人身自由的张闻天在家读《毛选》，在读到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时，在毛的文章所说“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一句上，张闻天写了一条带惊叹号的批注：“在军事上是如此，在政治上也是如此!”并在旁边又加了一条注：“军事战略家和政治战略家的任务。”今日人们从已经弄清的事实来看，如果说红军长征中毛泽东尤为突出地显示出军事战略家的才能的话，而长征结束到达陕北后，则是张闻天这位总书记更为突出地从国内以至整个世界形势的变化出发，始终抓住了事关全局的党的战略转变这件大事，推动和主持了瓦窑堡会议的召开，履行了一个政治战略家的职责。历史表明，瓦窑堡会议是一次真正转变党的政治路线的会议，其在中共党史上的历史地位至少应该是与遵义会议不相上下，党从内战转向抗战的战略转变正是从此次会议开始的。不到两年之后国共合作的全民族抗战终于发动，张闻天提出的战略目标也终于实现。

西安事变爆发后，在“审蒋”、“除蒋”一时成党内主导意见时，独持冷静：“尽量争取南京政府的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就成为中国从内战转向抗战的一个枢纽，也是中共历史命运的一个重大转折。然而在事变爆发后这个历史关口，党中央又是如何应对这个事变的呢？过去长期流传的一个说法是，毛主席英明决策和平解决，是张国焘主张要杀蒋介石。至于总书记张闻天则是根本不提，直至上世纪80年代初上演的一部电影《西安事变》，当屏幕上出现陕北窑洞党中央讨论会的会场时，张闻天竟连一个身影都没有。近些年来虽然承认会上有张，然而又出现另一种说法，说是在12月13日中央讨论方针时，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一致主张和平解决，独有张国焘一人主张“打倒南京政府”。其实这些都是歪曲史实的一种混乱。

早在1988年中央文献研究室主办的《党的文献》就公布过《张闻天西安事前后发言和电报》，并同时发表了我们编辑组几位同志根据档案合写的《张闻天与西安事变》一文，接着不久《人民日报》(8月15日)又发表了本人的《张闻天在我党解决西安事变中的历史作用》。这些都在当时党史学界和许多老同志中产生过广泛影响。20多年过去了，如今却仍然在有关西安事变的历史阐述上出现如此的混乱。为此本人不能不在这里再就当时中共决策过程这个问题在基本史实上作进一步的澄清。

人们在阐述党史上如何决策问题时往往总要竭力回避存在过的分歧。其实面对如西安事变这样突发而又复杂的事件，开始时党内出现不同意见，以至发生争论，应该说是完全正常的。而一开始就完全一致，倒是不可思议，何况那时还不是后来发生的那种一个人说了算的情况。

当时的情况究竟怎样？首先就拿13日在保安窑洞召开的讨论应对事变的会议来说，有过不同意见的恰恰主要是会议的主持者张闻天总书记，和会议报告人(当时负责军事外交)毛泽东。那时中央会议的习惯做法是会议开始时由分管这方面工作的领导人做报告，因此这次会议首先由毛做报告。毛的报告从事变的意义，到形势发展的可能等都表明了他的看法和分析，同时还提出军事上在兰州、汉中这些战略要点上，我们应立即部署兵力;但报告对蒋介石的处理提出的一个重要的意见则是“审蒋”和“除蒋”，即“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认为“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他的这个主张显然是以当时国民党失去了首脑，南京政府被蒋控制的局面已经被打破的估计为根据的，为此他还提出要“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并在西安成立一个名义上不叫政府的“一个实质的政府”。

毛报告之后的其他同志发言都基本上同意报告的意见，有的作进一步的分析，有的提建议，有的则作补充。周恩来发言的一个有所不同之处，就是提出“在政治上不采取与南京对立”，将来西安“或以陪都形式出现”，然而这里所说的南京也是没有蒋的情况下的南京。但是会议到了张国焘发言时，则是发展到了极端，提出“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而且认为“内乱不可免”，西安事变的意义“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这是明确对党的“逼蒋抗日”“联蒋抗日”方针的倒退。也正是在张国焘发言之后张闻天作了发言。

张闻天的发言早在1988年《党的文献》上就全文公布，后来又收入他的文集，这里不再作全面介绍，只需指明几点与毛的报告有明显不同之处，一是通篇没有一个“除蒋”、“审蒋”的字眼，也没有任何一点类似这样的意思;第二，明确提出“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第三，主张“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这里所说的南京政府不但完全没有与蒋分开的意思，相反却用了“正统”这样一个字眼。须知几千年的中国历代王朝，唯有“真命天子”的皇上才称得上正统，事实上当时的南京政府也唯有蒋介石才称得上正统。这里发言虽然没有明说要保蒋，因为在当时蒋的命运究竟最后如何，谁也不好断定，因此发言这里用了“尽量争取”，然而其意思非常清楚，就是不同意那种“以西安为中心”，结成统一战线来控制南京的主张，而发言中“联合非蒋系队伍”一句，显然是以前一句为前提的。发言还要求大家要“慎重”，“不要急躁”，不要自己给自己造成困难;发言最后的结语是，“我们的方针：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

必须指出，在高举抗日旗帜，支持张杨，最终要结成广泛抗日统一战线这些问题上毛张两个意见都是一致的，但是不可否认两人确有过分歧和争论。在我们根据记录披露史实的文章发表后，我和编辑组的另一位同志一起曾访问过当时还健在的，曾列席这次会议的两位老同志冯文彬、郭洪涛。他们都证实毛和张确有过不同意见和争论，冯文彬还记得当时两人争吵得很激烈，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毛冲着张说了一句，让历史去做结论吧。这次会议由于情况了解不多，谁也没有定论，因此会议最后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以至15日还发表了毛泽东领衔署名的红军将领致国民党政府的电报，提出“罢免蒋氏，交付国人审判”。直至周恩来17日到西安将外界情况用电报发回保安之后，12月19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才在认识上取得一致，会议遂正式做出决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由此可见党中央做出和平解决的决策是有一个过程的。就在19日这次会上作为总书记的张闻天明确表态：我们“不站在反蒋的立场，不站在恢复反蒋的立场”，并批评过去“要求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我们应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解”。毛泽东后来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谈及西安事变中央决策过程时也说不能认为过去那次宣言是对的。

回头看13日的这场争论，其实并不是要不要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问题的分歧，而是究竟是在有蒋还是无蒋的情况下，结成以谁为中心的统一战线的问题的分歧。然而从随后五六天的实际形势发展来看，和平不和平的关键恰恰就集中在如何处理蒋的问题上。那种要除蒋或是把蒋同南京政府分开，建立以西安为中心的统一战线的设想被事实证明是完全不切合实际的，而且也势必导致内战的扩大。这种意见实际上是对蒋在当时国内人们心目中的“正统”地位，以及他作为中国中央政府和军队最高权力的代表在国际上的影响，都大大估计不足。

至于党内为何会出现这种意见，从中央的高层来说，这里不能说只是出于一时的愤情，而是有其重要的两方面的背景为依托的，一是共产国际(实际是苏共)态度的变化，须知事变之前国际对中国的方针实际是两面的，一面拉住国民党，一面又支持中共，中共同张学良秘密协议合作建立西北大联合，打通苏联获得物资和技术援助的计划是得到国际批准的。然而事变爆发，国际的电报中共虽未能及时收到，但从最初苏联《消息报》公开谴责张学良，斥之为亲日派的反应来看，就已经清楚表明苏联方面的态度，就可以判定共产国际是不会支持，要想拉苏联支持西北大联合的设想已经完全失去希望。另一方面从国内来看，事变之前社会舆论越来越呈现出对蒋“安内攘外”政策的不满，甚至在相当一部分地方实力派的“军阀”中酝酿一股强烈的反蒋情绪，实际上事变前中共也以不同程度不同方式地对他们做了许多争取工作。据此也就认为在蒋被拘的情况下，他们也就会纷纷倒向西安一边，然而却未想到事变爆发后不久，从地方“军阀”势力到社会舆论却相反出现一股普遍的“拥蒋潮流”。因此党中央从这些客观形势变化中迅速取得认识的统一，做出推动和平解决的决策。

历史已经充分证明，当时中共中央做出的这一决策是完全正确的，而且短短六天就能对这样重大而复杂的事件做出正确的决定，也充分表现出当时党的先贤们的智慧和团结。然而弄清中央起先曾经有过一场争论，不仅对澄清长期存在的历史混乱，恢复历史的真相，尤其是让人们了解长期遭到埋没的作为总书记的张闻天的重大历史作用有益;而且也给予人们这样一个启示，即使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对于如西安事变的这样突发的重大事件，中央能做出正确的决策，靠的也是党内民主，靠的是集体智慧，而不是靠任何的个人专断。

唯有尊重历史事实，才能做到历史的公正，也唯有恢复历史的真实，才能全面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

近来中央提出社会公平与正义对当前的重要性，温家宝总理在3月14日答中外记者问的谈话中强调说“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由此我个人就联想公平与正义对于现实社会固然重要，而对于研究历史来说是否也同样有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当代人写历史不应该再像过去为封建统治者修史那样，只是站在胜利者的立场上来写失败者的历史，为尊者讳，为至高无上的帝王讳。拿张闻天这个人物来说，虽然在上世纪30年代犯过“左”倾错误，但随后又在实践中改正错误并为党和革命立了大功，公正地说功远大于过，而且为人正直从不为个人争权。然而过去却一直抓住其错误不放，在党史上对其贡献从来不提，这显然是不公正的。

然而能否做到真正公正，关键也是在于尊重事实。目前在张闻天历史问题上仍然存在混乱现象的一个特点，是一些人不是不谈事实，而是抓住某些片面的事实材料，将其孤立起来，以其否定确凿可靠的基本的事实。仍然拿他的总书记职务来说，须知邓小平公布他在遵义会议上被选为党中央的总书记是确凿的事实(也许有人要问其有无历史档案根据，应该说张本人1943年所写的《反省笔记》就是一份可靠的历史档案，他在其中不但说到遵义会议“政治局许多同志推荐我当书记”，而且说到后来六届六中全会期间曾想要“把总书记一职让掉”。如果根本没有总书记这一职务，又何让之有？)，然而却因为后来(上世纪80年代初)发现一份陈云《传达提纲》(有人考证不像是当时写下的传达提纲，更像是事后经过整理的保存于共产国际的一份档案)上没有写此决定，只是写在后来行军途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他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就公然改变业已公布的事实，这显然是根据不足的。何况后来当事人杨尚昆又进一步提供了事实：是因为张闻天本人谦虚，再三推让才拖了下来，随后中央常委做出决定，他才挑起这副担子。由此可见并不能将后者否定前者，而只能说后来的常委分工是落实遵义会议的选举，否则确定中央总书记这样的大事，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选举，只是由一个常委的分工来决定，那是不堪想象的。而今日人们又从大量事实中可以看出这位领导人在挑起这副担子之后也确实履行了其总书记的职责，为党乃至中华民族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如果我们仍然根据一个并未经全面论证的材料，就否定一个经过中央会议选举，并得到公认的张闻天总书记名分，这岂能算是历史的公正？

人们常说，要历史地看问题，对党史上过去的文件同样也要历史的看待，如1945年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样一个权威的文件，从其当时着重批判第三次“左”倾错误，批教条主义，无疑是有其积极意义的，然而竟不顾事实地将遵义会议说成是“开始了以毛为首的中央新领导”，就显然是一个历史的局限。毛泽东本人在党的七大会议上也承认，大家把遵义会议好的账都挂在他的身上，或者放在他的名下，而事实上这份决议就明显地表现出这种情况。明明是张闻天早在长征之前就已经在中央的会议上站出来反对“左”倾军事错误，而决议却说是红军长征开始后，“有些曾经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这时也开始觉悟，站在反对‘左’倾错误立场上来”，于是都在毛的领导下团结起来，从而才有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至于遵义会议以后到抗战爆发前这段时期，则是把包括“胜利结束长征”、“胜利克服张国焘路线”、“挽救陕北根据地危机”、“正确地领导‘一二·九’运动”、“正确地解决西安事变”、“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所有成绩通通归到“以毛泽东同志为首中央”领导之下取得的，这样就把中央总书记张闻天的作用彻底排除干净。这里有一点更为令人不好理解的是，在所有这些列举的大事中，竟然没有1935年中央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路线的瓦窑堡会议这件大事，这是一时的疏漏呢，还是因为这次会议从思想准备到具体操办，到起草决议，直至主持召开全都是张闻天，太不好都归在毛的领导之下呢？

60多年后来看这份文件，不用多说，只要对照一下事实，其夸大个人作用的成分就显得比较清楚，而其一个严重的负面影响则是，埋下了后来滋长个人崇拜的不良种子。现在有些人总是顾忌说张闻天总书记这段历史，无非是怕它同毛从遵义会议开始就确立了领导地位的传统说法不一致，然而仅从已经弄清的事实来看，至少直至1936年西安事变也还没有确立起毛的这种地位，到真正确立应该是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而遵义会议将毛选入常委，这从组织上讲，对于毛后来在中央的提升和发展确实是关键性一步，因此可以说，遵义会议为毛后来确立全党领导地位奠定了一个基础。

(2010年4月20日完成修改)

(责任编辑徐庆全)

2010年第6期　叶圣陶日记中的1958 ·蒋燕燕 叶永和

爷爷叶圣陶从17岁(1911年)开始写日记，一直延续到94岁去世(1988年)。爷爷的日记中包括了七十多年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国共合作、抗日战争、全国解放、解放后的历次重大运动，只要是他知道的，他参与的，在日记中都有记载。从爷爷的经历中反映了当代历史的一个侧面，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史记。

我们选择1958年这个历史阶段的日记，意在反映那个特殊的年代，在我国一穷二白的一张白纸上，描绘过一幅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迈进的美好的蓝图，曾鼓舞和煽动起亿万人民群众的巨大热情，敢想敢干，做了许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创造”了许多史无前例的奇迹。日记中记录了爷爷亲自参与、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事迹和媒体对各种新鲜事物的宣传报道。出于对党的信任，对人民群众干劲的感染，对理想社会的向往，爷爷也被这场运动裹挟，充满热情地加以赞扬。但是由于科学认知的局限，缺乏理性的分析，加之盲目的崇信，即便是亲历亲为，也未必能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今天我们再次翻看这段历史，是为了不让这些荒诞的故事重演。

让我们看看爷爷日记中1958年的经济发展情况：

在1958年年初的两会(人大会议和政协会议)期间，爷爷在日记中记录了参加政协会议的情况。国民经济中工农业发展计划为“农业必须与工业平衡，而我国工业发展快，农业发展缓，故今日之首要，务使农业急起直追，期与工业相适应。”(1月29日)

关于水利建设：“钱正英谈水利情况，闻之大可兴奋。钱谓今时水利之方针已明确，包举之为下列三语：小型为主，中型为辅。积蓄为主，排泄为辅。社办为主，国家兴办为辅。又谓农民之干劲，治水利推而至于治山，蓄水于山上，实为新局面。因大搞水利，而扩大灌溉面积，而增进农业产量，今后将大见效益。”(1月31日)

关于钢铁生产指标：“观发来之材料，第二个五年计划生铁与钢之预计产量将为生铁1700万吨，钢1500万吨。1957年之钢产量为526万吨。”(2月2日)

我想当年的与会代表对于1958年的国民经济发展前景与爷爷是同一个心情，同一个评价：“今年之经济计划，系为跃进之计划，各方面皆发展极多。由于条件充足，预计非第可以完成，而且可以超额。”(2月3日)“此次会议所有发言(口讲与书面)，大部分谈兴修水利，积蓄肥料，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他则工业方面之成就与努力，总之，标明各方面之大跃进，大使人兴奋。”(2月9日)

两会之后，爷爷关注各方面的大跃进的情况。在日记中记录了他直接参观和参与的一些大事件。如：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是大跃进中的一项重要举措，特别是除四害(四害为：苍蝇、蚊子、老鼠、麻雀)打了一场全民战争。在4月18～22日的日记中爷爷记录了北京市的打麻雀运动。“自明日起，北京市全体居民进攻麻雀，几如战斗。采用他地之经验，轰之(勿使下集)，毒之，击之，并掏其巢穴。以须轰也，凡可以敲击发声之器物均当利用，不用器物，则大声叫唤亦可。机关与人家，皆须划区看守，勿令麻雀得休憩。据云麻雀之力甚小，飞时较久，即当坠下。或不疲而下集，食有毒之食物，亦即毙命。机关中皆分班当值，学校学生亦各有任务，三午、大奎、小沫[注：孙辈，皆为中小学生]皆有其校分派之任务。如是者将连续三日，且看成绩如何。以意度之，必当可观。余谓如此办法，惟我国行得通，他国即社会主义国家，未必可行。余又谓此举之效，盖不仅在歼灭麻雀，尤重要之意义在训练人民，使浸渍于集体精神，凡有利于公众之举，人人均须参加。此种精神越来越强，我国之巩固，社会主义世界之巩固，均有最可靠之保障矣。

人家屋顶或树上，皆挂起假人，如田间设稻草人然。假人之衣多用红布，不设假人，则张红旗，据云麻雀惮红色也。”(4月18日)

“晨间四点过，围剿麻雀之役即开始。对门空军机关高楼上，扩音器中有人发号令。各家或敲盆桶，或放爆竹，或大声叫喊，勿使麻雀不获停息，倦飞下坠。房顶上皆有人执长竿，竿端系红布或他色布，时时拂动。余室后面高树(榆树)上，老田居之，拴一洋铅桶，时时敲响。三午、大奎、小沫皆参加其校中之组织，或即在校内作战，或出至城外。据‘北京晚报’称，今日上午扑灭麻雀，全市约一万五千只云。上午余往社中。机关之作战又不同，竟日分班轮值，值班者居于防区之内，见麻雀即轰之赶之，无使栖止。”(4月19日)

“今日报载，昨日全北京市共歼灭麻雀九万馀只。今日上下午两次全民动员，一如昨日。”(4月20日)“今日仍围剿麻雀，敲击声呼噪声四起，视昨日更甚。盖以今日为最后一天，大家出劲，必收全功。”(4月21日)“据广播，北京全市三天剿麻雀，共得四十万只，厥绩不小。”(4月22日)

5、6月份文联组织各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参观了当年正在兴建的十三陵水库、官厅水库、北京周边[注：河北桑干河畔]的开山大渠，爷爷在日记中均有记载，并为之欢欣鼓舞。“劈山大渠者，引桑干河上游之水，灌溉黄羊山坡上卅三村之土地，俾三万五千亩旱地变成水田。此须将水抬上山坡，计高八十五公尺。开凿此渠，久为其地农民之愿望，至今而始实现。此渠长八十华里，须劈开黄羊山腰，如筑盘山公路然，凿石成渠，使水通过。有五十道山沟须填平，填平之后，让渠水横截而过，其两旁则筑土坝，谓之渡槽。预期以今年完工，明年即可利用。”(5月29日)爷爷还记录了工地报纸(油印)上登载的一首“非知识分子”所作之诗，“扁担不长七尺三，箩筐不大柳条编，你别小看这玩意，昨天担走两座山。”

6月22～27日爷爷亲往十三陵水库参加劳动。

6月13日教育部办公厅刘子馀来电话，言国务院方面动员部长级、司局级人员到十三陵水库参加劳动，为期一周，问爷爷身体情形如何，能否参加。爷爷在日记中写到：“余言愿参加，劳动当然非所习，然愿一试之。”爷爷记下了几天劳动之感受。

6月22日上午八点，“参加劳动诸人共登大车出发，其数为二百有馀，名为机关第四支队，分为五个小队，馀隶第三小队。同队之文化部中人，馀大多熟识。车行一点半而达技工学校之宿舍，亦即借与我人之住处。先入饭厅稍休。……既而周总理至，渠亦将在此劳动数日。周讲话谓此次动员我人来此劳动，意在造成风气。有人报告，第一批人劳动一星期，完成八百馀方，今第二批有第一批之经验可循，或当超过。此次来者，陈其瑗最长，七十二岁。

既而分配宿舍，每五人一间，着地板铺。余与陈选善及交通部郝、葛、陈三同志居一室。十二点午餐，有饭有馒头，大锅菜，汤尽量喝。大家如学生旅行模样，食之殊有味。饭后入睡一时许。三点全队出发，前举队旗。行45分钟而达工地，据云有八里。我人之工地在外围，故不能见数万人劳动之大场面。任务为搬运石头，将河床中之石头送至指定地点，备送至大坝前，供巩固坝基之用。工作分三项，一为捡石装车，二为推车送石，三为卸石叠齐。石头之标准，需大于两个拳头者。余参加第一项工作。每劳动45分，休息15分。六点半，在工地进晚餐，吃烙饼。餐后休息一小时，有总政文工团青年男女唱歌为娱。天黑后电灯齐明，运石如昼间。十点一刻休工，步行返寓所，觉道路比白天为长。自三点至十一点为八小时，其间走路去一点半，晚餐去一点，休息亦去一点有馀，实际劳动时间为四小时有馀。而其他一般人来此劳动，皆实足八小时。盖以我人究不夙习劳动，且年龄亦较大也。余尚觉没有什么，然知明日必将感其疲乏。到寓所后喝粥一碗，然后就寝，已十二点矣。”

6月23日，“昨睡尚佳，而两个腿弯觉僵硬，不易屈伸。七点起，步履亦复不甚自由。据人云，熬过三天，当即好转，余将一试其然否。八点半早餐。餐后洗浴。盆浴之设备胜于松竹园(注：东四浴池)。浴后觉两腿稍舒。……三点，仍步行至工地。余坐于石堆上，捡合格之石头，掷于筐中，他人则提之至小车旁，倾于车中。劳动有顷，心注于捡石，乃忘腿痠。……今夕九点一刻即休工，缘须开联欢晚会。部队同志为我人歌唱奏乐。继之，放映新制成之纪录片《英雄赞》……放映毕已将十一点。余步行殊不济，为所有在后之人追出，终于作殿军。两腿几乎提不起，勉强支撑，乃达宿所。非特腿痠，腰部亦觉异样，两手则感发胀。喝粥两碗即睡。”

6月24日，“晨以七点半起，疲困稍舒。队中同人大家写大字报，余成四句：‘两天217，成绩相当‘棒’。鼓足干劲儿，搞它一千方。’据称我们一批人之成绩必能超过前一批，努力为之，一千方可以达到，余固如是言之。”

6月25日，“下午三点，仍到工地，捡石运石，人人有劲。据云初习劳动者，第三第四日将为低潮，缘疲惫已甚故。我人共谓此说殊未确，已为我人之实际经验所打破。”

6月26日，“下午三点，全队往参观大坝，并装运砂子。余与(郑)振铎、夏衍、范长江皆以准备写稿未往。……往大坝劳动之人至十二点乃归，据云今日与其他单位协同装运砂子，又紧张又热闹，觉得比前数日有意味。

此次来做体力劳动，人人言大有意思。有谓‘思想劳动健康三丰收’者。或言宜定为经常制度，每年劳动二三次。余之来此，意在试验自己是否吃得消。今知勉力为之，固未始不能也。”

6月27日，“晨以六点半起。九点，各小队之小组分别座谈，共抒此次参加劳动之体会，然后由小组长汇报而作总结。……

余欲步行回宿所，观沿路景色与人物，柴君从之。独行不受拘束，尽量缓慢。太阳当空，山色田野俱明朗，列队而往来者，运输汽车往来者，皆时时而遇，所见无不足以欣快。环水库之马路方在修筑，远望山腰，截开一线，筑路工人纷纷如蚁。步行约一小时而抵宿所，已过午餐时间。

下午两点，至技工学校之大礼堂，我全队与彼校开联欢大会，谢其款留我队，给与种种方便之盛意。讲话者彼方为多，均言我队来此劳动，与彼校鼓舞极大，得任招待之役，引以为荣云云。……

回宿所，收拾行李，将全室打扫干净。旋即进晚餐，餐毕动身回城。”

9月1日，爷爷去参观定陵，顺便去了十三陵水库。“登车，循新修之环湖公路绕行一周。下望水库，似不觉其大，目测固不足为凭也。湖水澄碧，靠大坝处宽广，往北则狭长。大坝坡度极大，南面固以石块，此中殆有若干块系余所手捡者。环湖公路尚须整修。整修而后，不必乘车，步行亦复可喜。一边靠山林，一边俯碧湖，树木成荫，可以娱怀赏心。”

1958年下半年，各种浮夸、泡沫越来越甚。一是粮食产量翻着筋斗往上长;二是全民大炼钢铁;三是成立人民公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四是创造奇迹。

爷爷的日记中有如下记载：

一、粮食丰产

6月14日，“今年各地小麦大丰收，近日报上喜讯频传。向以为小麦非高产作物，今有亩产3530斤者，可知只要加上人力，小麦亦可高产。人力越来越见出成效，即自然越来越不足以难人。‘人作自然主’，从今确可做到矣。”

6月30日，“报载河北省安国县南娄底乡卓头村农业社，种一亩七分试验田，亩产小麦5103斤，为空前之纪录。麦熟而后，报上屡传丰产，自数百斤至五千馀斤，真令人喜欲狂也。”

7月20日，“报载河南西平县城关镇和平农业社有二亩试验田，亩产小麦7320斤，此实惊人消息。”

7月28日，“报载我国早稻大丰收，比去年增加一倍，达到八百亿斤左右。江西波阳县有一亩多地，平均亩产9195斤13两，此是今年早稻之最高纪录。湘、川、浙、滇、闽、皖、粤诸省，均出现亩产1000斤到5000斤以上之高产纪录。”

8月1日，“今日报载湖北孝感县长风农业社创造亩产早稻一万五千斤之新纪录，殊可惊人。……北京近郊某社将耕地深一丈，期明年之小麦亩产七万斤，此则更堪惊矣。”

8月10日，“安徽枞阳县石马乡高丰社之试验田，创造亩产早稻一万六千有馀斤之新纪录。”

8月12日，“今日又有早稻丰产之新纪录。湖北麻城县平靖乡第二农业社之试验田，亩产16260斤，多于安徽枞阳县者三十馀斤。”

8月13日，“今日又有早稻高产新纪录，超出昨日所传者远甚。亦为湖北麻城县，其麻溪河乡。建国第一农业社得到亩产36956斤之成绩。报导谓此试验田共整地十次，深耕达一尺以上。共施底肥追肥五次，先后施用之肥料，计草籽三千斤，塘泥一千担，陈砖土四百担，硫酸铵一百零五斤，过磷酸钙八十斤，水粪肥六十担，豆饼一百八十斤。底肥系结合犁地分层施用。

不惜工本如此，故收获特丰。……究竟某种作物达于如何高度乃为极限，或竟无有极限，今时俱难断言。此真农业史上划时代之事也。”

8月22日，“今日报载安徽繁昌县峨山乡东方红三社，有一试验田，收中稻亩产43075斤有馀，为空前之最高纪录”

8月30日，“湖北应城县白湖乡长春社收割中稻，试验田创造43869斤之新纪录，较之安徽繁昌县东方红三社之高产纪录，又多出793斤有馀。”

9月1日，“湖北麻城县熊家沟乡建新公社创早稻高产新纪录，其数为52599斤。报上标题谓《突破五万斤大关》矣。”

9月5日，“中稻又出现高产新纪录。广东连县星子乡田北社之试验田，亩产60437斤。突破六万大关矣。”

9月7日，“晨间夏景凡来，据谈近往天津观农事，试验田甚多，其中亦颇有处理不当，致稻干枯萎者。云有一块有希望收获十万斤(亩产)，因而工作人员皆住于田畔，用种种方法，保其必达十万斤。恐日照犹不足，夜间则开大电灯照之。惧密植阻碍通风，则横贯中空之粗竹管，粗竹管复连中空之细竹管，以风扇送入空气。恐大雨或冰雹损及禾稼，则支架于田边，俟雨作即降帘掩护之。各地往天津观此一块稻田者，络绎不绝。如此之事，诚往昔未有之异闻也。”

9月18日，“今日报载三个消息，为中稻高产之新纪录。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之卫星人民公社，试验田亩产达61584斤，超过广东连县之60437斤。而四川郫县友爱乡第九农业社，亩产82525斤，又高出二千馀斤。尤有高者，广西僮族自治区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竟达130434斤，真是惊人之数字，恐将为今年之最高纪录矣。”

二、大炼钢铁

“中共中央政治局近开扩大会议，……决定中有一项，号召全党全民为今年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去年钢之产量为535万吨，倍于次数，即得1070万吨。《人民日报》社论中有云‘这样的规模和速度不仅在我国而且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空前的’”。(9月1日)

9月17日，“上午在社中。看四天来之报纸。近日各报俱特别登载各地响应党中央之号召，大鼓干劲，努力生产钢铁之消息。……据闻今年之钢产量虽定为一千零七十万吨，内定则争取达到一千二百万吨。此后逐年倍增，明年为2400万吨，1960年为4800万吨，1961年为9600万吨，1962年为19200万吨，则远远超过美国之产量，居世界第一位矣。如此之事，以我国今日之情况观之，确非夸言，当可做到。”

9月24日，“上日来全国炼铁，已形成高潮。许多省份，皆争取日产生铁万吨。又往往号召条件较好之县，日产生铁千吨。事实上，一个专区日产万吨者，已有其例。

今日接三官(注：叶至诚)信，渠在公社之炼铁厂中负责一部分技术工作。其厂出铁情况还好，其小组已得三面红旗。有一个土高炉，连续烧四十二小时，出铁1017斤。还有两炉，出铁都在六百斤以上。其厂中全是外行，均在自己摸索。”

10月5日，“迩来全国各地，无论城乡，皆熔炉齐起，各行之人俱分其时力炼铁。据闻夜间红焰烛天，蔚为奇观。”

10月6日，“目前全国约有四五千万人投入生产钢铁之战斗，决心做到今年钢产量倍于去年，达一千零七十万吨。”

10月12日，“夜间王城来谈文化部同志炼钢，数试而后成功。日来中央各机关响应号召，均在炼铁炼钢。而如小沫之小学校，亦复砌炉炼钢。余谓此等措施，教育意义盖超过经济意义。凡党之号召，必全力以赴，一也。最富政治意义之生产工作，人人研习而实行之，二也。摸过一番之后，人人知炼钢炼铁为何事，三也。以后每有类似之号召，干劲必同样奋发，四也。实践之中，思想方面，工作方法方面，人人均可提高，五也。如是想来，党之领导确属了不起。”

10月17日，“日来京中各方面均在炼钢。闻部中已炼之有时。社中与文改会均有一个炉子，社中尚无成，文改会第一炉成功，得钢一斤有馀。至诚今日傍晚笑颜相告，谓今日居然得百斤钢。大奎小沫之学校中也在炼，大奎在炉旁作辅助工作，小沫则与同学到处捡废铁。至善以晚饭后出去，谓将作击碎石块之劳动。并候至夜十二点，看第一炉钢能否有成。满子告余，菜市之卖菜者近殊减少，亦为炼钢。此真是‘全民炼钢’此举影响之深远，未可限量，固不仅生产钢铁而已也。”

10月18日，“午后两点，再到社中，听许印章讲炼钢。转炉炼，平炉炼，坩埚炼，反射炉炼，全皆讲到，余听之似懂而实未尽懂。社中同志炼已数日，用坩埚，数回皆失败，坩埚破裂。昨夜居然两炉成功，得钢十斤。现在各单位皆有出钢之规定任务，自今至月底，每日须炼得二百斤，乃可完成任务。故坩埚炼决当改换，已出外参观，明日将建一反射炉。

若我社者，以战事为喻，仅为游击小组。专门工业学校之类炼钢，乃为游击队。工厂则为正式军队。游击小组不配给原料燃料，游击队则得配给。同志皆互相勖勉，冀自游击小组升为游击队也。”

11月4日，“钢铁生产之大跃进，由于运用‘小、土、群’的办法，发动群众一起来搞。小者，小规模也。土者，土设备，土方法也。群者，群力齐作也。近日报上屡有言论提及，不仅钢铁之生产如此，其他工业亦可以用‘小、土、群’的办法，大大促进。此一号召，于各项工业之推进大有作用无疑。

与‘小、土、群’相对者为‘大、洋、群’。大者，大规模企业也。洋者，来自西方之设备与方法也。而‘大’与‘洋’亦须‘群’，谓此种大企业亦必走群众路线，发动群众一起来搞也。”

11月15日，“今日报上有数大事，不可不记。其一，截至本月十日止，今年全国钢之产量已突破八百万吨。易言之，即今年尚馀五十天之时间，在此时间内能产钢二百七十万吨，即可达到一千零七百万吨之指标。以目前全国各地之巨大干劲推之，其必能达到，毫无疑义。”

12月5日，“报载截止十一月底，全国钢产量已达969万吨。尚有101万吨，本月内自可完成。因此，今年生产1070万吨钢，必可达到无疑矣。”

12月17日，“三点，至作协炼钢之所。地在贡院直街。作协诸友曾于此炼钢，余并未参加。今日重复炼钢，为拍摄电影，作为炼钢纪录片之一部分，示作家亦在炼钢。到者皆熟友。大家依次持铁条炒钢，拍摄各历二三分钟。此当然有宣传方面之意义，然未免不真实也。”

12月22日，“今日之各报，俱印红字大标题，为1070万吨钢已生产完成。此是截至本月十九日之统计，其数为1073万吨。本年尚有十数日，并此十数日之产量而言，预计可达1100万吨。报纸叙述我国自1890年张之洞办汉阳钢铁厂，至1949年解放前夕，五十九年间共生产760万吨钢。其中年产量最高者为1943年，包括日本当时占领之东北地区在内，是年生产92万吨。若干主要之资本主义国家，钢产量自五百多万吨增至一千万吨以上，美为七年，英为卅二年，德为八年，法为二十九年，日为二十年。而我国仅为一年，可谓跃进，可谓史无前例。明年之指标为1180万吨。除此数量而外，奋斗目标为‘铁必好铁，钢必好钢，钢必成材，材必多种’。”

三、成立人民公社

8月21日，“上午在社中，看报纸与新收到之《学习译丛》。报上有有关人民公社之两篇报道。所谓公社，与乡合一，一个社其实为一个乡，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俨成整体。粮食不按劳动日分配，而按人口之定量分配。将实行工资制，据各个社员劳力之强弱，生产技术之高下，劳动态度之良否，而发给一定量之工资，或于基本工资之外更视情形而给奖金。河南遂平县之卫星公社，论粮食，今已吃不完。猪肉，每人一年可得二百斤。到明年，每人一年可得二十四斤植物油，三十斤糖，一百尺布，每天可得一斤水果。观此数点，即可知公社之优越性尤胜于高级社矣。”

9月2日，“报载河南省农户，已有99.98%加入人民公社，此无异谓全部农业社均转为人民公社。发展之速，殊非意料。公社较之农业社。优越性更大，大要为如下数点：更可提高劳动效率，扩大公共积累，打破生产局限性，便于加强统一规划，便于技术革命与文化革命，全民办一切事业，逐步消灭城乡差别，树立共产主义思想。”

9月14日，“下午天已大晴，两点半，分乘大汽车往观商庄人民公社。先由社长介绍概况，次乃参观其畜牧场、兔舍、饭堂、幼儿园、红专大学、幸福院、浴堂、商店种种设置。皆颇整洁，路旁亦如是。然此参观见物而未见人，接谈甚少，且大多数人皆在各个岗位上，所遇不多，固此，余觉印象不深。归途经大寺各庄，此为毛主席所曾视察，报上登载，大为出名。各地来参观之人殆数千，行于陇上，皆为观其试验田之高产作物。余只观其两种。一为棉，其高逾于张志公，干粗，叶大，上部犹在开花，望之宛如木芙蓉，不似平时见惯之棉。底部所结棉桃如大核桃大，已有破绽吐棉絮者。每株结桃至数十个，多至百个，此亦为向所绝无。估计此棉每亩可收子棉三千斤。又一种丰产品为小米，据云每亩可收一万斤。此犹未极度密植，若加密则产量当更多。尚有丰产红薯及白菜。白菜每棵云可达一百斤。”

四、“创造”奇迹

8月10日，“今日报上有数事可记。……大连石油研究所用‘水煤气合成’之法制油，获得成功，此是开世界纪录之事。盖其成绩超过美、英、西德也。……此一方法不受原料之限制，既可用烟煤、无烟煤、劣质煤为原料，亦可用半焦、天然气为原料。需用之设备不甚复杂，技术亦易于掌握。可与合成氨工业、民用煤气工业相联合，充分利用废气，廉价生产汽油与化工产品。此法为煤的综合利用之新方向。”

9月19日，“哈尔滨建成一座‘四不用’之大楼。四不用者，不用钢材，不用水泥，不用木材，不用红砖也。此楼以矽酸盐加玻璃丝筋与竹筋制成之大砌块为之，门窗用菱苦土(用锯末、刨花、滑石粉等材料制成)制成，暖气片系白瓷，暖气管道系玻璃制成。据云如此建筑，花钱少，修建快，质量好，当为建筑事业之新方向。”

12月12日，“今日《人民日报》登一篇《柳枝接骨术发掘记》，其事甚有意义，摘要记之。……时为1957年春，刘(达夫)已在武汉市中医院工作二年有余，得党组织之支持，即着手试验。早年刘所闻其师所说方法，颇为简单。将柳枝剥去皮层，整成骨形，安放于动过手术的两段骨头的切面之间，用以代替截去之骨头。木与骨头接触处，涂以公鸡之鲜血。缝扎之时，于肌肉及外皮敷以生肌长肉之药物。刘即按此法于狗腿上作试验……迄今年四月间，此第四狗受试验已历半年，切开其腿而视之，接上之柳木已不见。击其骨而听之，从声音亦不能辨何处为木何处为骨。为拍爱克司光照片，惟见骨木结合处隐约有一条纹路。武汉医学院为之鉴定云：柳木已骨化，形成骨组织，且骨质致密，无复柳枝残迹。后有大悟县染匠刘礼修，砸断左腿骨，自愿一试接骨术。接骨之后，结骨良好，不久即出院。各地医院闻此，或在动物身上试验，或已在人身上施用云。”

1958年人们沉浸在大跃进所创造的“奇迹”的喜悦之中，看到了从理想到现实经历了怎样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的过程，但尚未看到收获了什么样的结果。

这一年年底，食品缺乏的现象已见端倪，爷爷在12月29日日记写道：“午后，偕满子外出，闲游王府井大街。近来食品供应甚紧张，副食品尤然。原因甚多，主要在于农村公社化，以及炼钢紧急，运输力以供应炼钢为主。此是前进中之困难，《人民日报》已发表社论，鼓励大家注意生产副食品，公社应顾及商品生产。今日余之外出，意在一观市场实况。凡可以佐餐之食品，以及糕饼之类，店中皆空无所有。历走若干家，居然购得蛋糕一匣，糟蛋五枚，满子谓成绩不坏。外出将三小时，余稍觉吃力。”

在1959年5月一天的日记中写道：“迩来粮食供应殊紧张，供应米面为少数，多数供应杂粮。我家每日至窝窝头。今日至善听人报告谓去年粮食丰产，但以‘放开肚皮吃饭’之口号，多耗粮食八百亿斤。又以提倡密植，群众不知适量，下种以多为好，共种四百亿斤，两项相加，共为一千二百亿斤。于是去年之丰产实效颇少，今年又需多方撙节粮食。副食品之供应亦殊不济。满子出外买菜，往往无所得，怨声时作。余亦无法慰之。”

最终画饼不能充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成为泡影，“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成为定局，中国人民为此付出了包括生命在内的沉重代价。

(责任编辑李晨)

2010年第6期　我在晋江遭遇“假药案”·张明俊

(一)

1984年2月底，我从卫生部直属中日友好医院调到泉州，担任晋江地委书记。胡宏同志时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务书记，是项南同志的好助手，有着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深受福建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和爱戴。我赴泉州报到前，项南同志要求我做好三件工作：一是抓好华侨工作;二要发挥山海优势;三要解决交通问题。归纳起来，就是要把晋江地区的经济搞上去。胡宏同志也和我谈了话，他指出，晋江地区是全国闻名的“文革”重灾区，情况比较复杂，事情比较难办，搞好工作很不容易，要我注意依靠和团结广大干部群众，首先解决好“人和”问题。到泉州后，我按胡宏同志的指点，经过一段时间的摸底了解，逐步形成了这样一个认识：泉州的发展既逢改革开放“天时”，又得侨、台、文(历史文化名城)、山、海、热(亚热带气候)“地利”，只要把各方面理顺，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把各级班子团结起来，把全市人民动员起来，形成政通人和的局面，是完全能够改变面貌，把经济搞上去的。于是，我集中主要力量狠抓三件事：一、落实华侨政策，坚决清退华侨私房;二、解决地下党遗留问题;三、彻底清除“文革”遗毒，维护干部队伍团结。

但是工作开展并不顺利。1984年5月的一天，正当我大张旗鼓地狠抓落实地下党政策之时，省里一位领导同志竟打电话责问我：“江一真同志《关于落实原闽南地区知识分子地下党员政策问题的建议》，是中央组织部只发到省一级的文件，你怎么公开向下传达了，还成立什么落实地下党政策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什么登记表、简报，你请示谁了？”我回答：“文件是项南同志给我的，成立落实政策办公室是地委的职权，至于需要向上请示的问题，我一定会向上报告。”接着，我把这个情况分别向项南和胡宏同志作了报告。省委决定就在泉州召开全省落实地下党政策会议，并由胡宏同志亲自坐镇主持。会议指定我先作汇报，然后各地区交流情况，胡宏同志作大会总结报告。他肯定晋江地区的作法是对的，强调要原原本本地传达党中央历次有关落实地下党政策的文件，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公公正正、彻彻底底地解决各种实际问题，包括抢救使用、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党籍和落实入伍伍龄问题;强调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宜粗不宜细，要向前看，团结起来同心同德搞建设。这次会后，晋江地区坚决排除了阻力，加快了落实地下党政策的进度。到1985年上半年，全区复查平反冤假错案1300多件，审查恢复党籍近700人，一大批干部得到抢救使用，恢复了职务、级别和政治待遇，不少人调整了工资，有的还连提两级。

与此同时，华侨私房的落实工作也逐步开展。全地区750户、7250间、1.8万平方米的华侨私房得到清退落实;又结合整党深入开展彻底否定“文革”和坚持党的宗旨的两个教育，消除了派性，加强了干部队伍的团结，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振兴晋江把经济建设搞上去的积极性，工农业生产有很大发展。

后来，我有一次到省里开会时，胡宏同志问我，晋江地区引进侨资起步比较快，有什么经验？我说主要有五条：一是对华侨有影响的人物，领导要亲自接待，重视同他们建立亲密关系;二是要落实华侨政策，下决心归还侨房，这是侨胞的“根”，不落实好，华侨就不会回来投资;三是对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打成“反革命”受迫害的干部、侨属，要给予彻底平反，特别要坚决落实好地下党政策;四是要简化出入境手续，坚决打击敲诈勒索的不法行为;五是新技术、设备引进后，要扎扎实实地把企业搞上去，经营好，增强华侨投资的信心。胡宏同志听后很满意，认为落实政策和发展经济要两手同时抓，不能偏废;抓落实政策是解决“人和”问题，是调动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只有干部群众的积极性真正调动起来了，经济才能发展上去。他补充说：“历史经验证明：只有政通人和，才能万事兴!”

回想往事，应该说，当年我是在胡宏同志的指导和有力的支持下，集中力量解决好“人和”问题，才逐步打开晋江地区的工作局面的。

(二)

泉州经济的发展和腾飞，乡镇企业起了打头阵的作用。在整个改革开放期间，乡镇企业一直是泉州经济建设的主力军。可以说，没有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就不可能有今天泉州欣欣向荣的局面。但乡镇企业毕竟是改革开放涌现的新事物，不可避免地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由于缺乏经验，领导者在指导上也难免出现疏漏和失误。

让我所想不到的是，1985年六、七月间一场暴风雨突然来临了!《人民日报》在没有派记者到泉州现场采访的情况下，就在头版头条刊发了《触目惊心的晋江假药案》一文，还配发短评，措词尖锐，提到“谋财害命”的危害高度。地委、行署的领导震惊了，召开紧急会议，提出用实际行动向全国人民作出回答，主要有五条：一是层层统一认识，端正态度;二是停止生产，所有制药厂包括原来经过批准的都停下来;三是召回全部推销人员，查处烧毁全部假药存货;四是对屡教不改、危害严重的不法分子予以法律制裁，严肃处理;五是总结经验教训，进行遵纪守法教育，引导乡镇企业健康发展。以上几条我直接打电话向卫生部崔月犁部长作了汇报。他说：很好，部里要派检查组认真检查落实。会议指定地委委员、公安处处长马上到陈埭镇现场监督烧毁所有假药。可是，公安处处长到烧毁现场后，听到群众反映“林则徐烧鸦片，共产党烧白糖(‘假药’其实是白木耳加白糖制成的)”后，产生了犹豫，没敢点火，失去了向全国人民公开回答的良机，使地委、行署领导陷入被动。

那时，有许多干部被这场暴风骤雨打得晕头转向，开始怀疑改革开放是不是搞错了，说什么“还好没迈步，迈了步就会犯错误”。议论纷纷，疑虑重重。

正在这时，省里召开党代会，胡宏同志特意参加了晋江地区的代表团讨论。他在发言中强调，项南同志多次要求我们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在发展中积累的“群众集资、山海联营、引进侨资、技术升级”等经验很好，大有文章可做;要发扬泉州人爱拼敢赢的精神，每年突破几个高精产品。当代表们谈到“晋江假药案”压力大时，他说，陈埭的成绩是主要的，有些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不要出了问题就否定一切;发生问题不可怕，只要认真及时地处理解决，可以把坏事变成好事。

会议期间，卫生部派的检查组到了晋江县，省委领导要我立即赶回去汇报情况。7月10日，我直接赶到晋江县，第二天上午参加中共晋江县委扩大会议。会上，我按胡宏同志在省党代会期间参加晋江代表团讨论的发言精神，讲了这么几点意见：“假药案”是乡镇企业发展前进中出现的问题;“假药案”不论是晋江县或是陈埭镇，都是十个指头中一个指头的问题，假药产值占乡镇企业总产值的比重，晋江县为5.5%，陈埭镇为8%，乡镇企业发展的主流是好的，假药问题是它的支流;对“假药案”要高度重视，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及时果断地对待和处理。同时我也指出，要以“假药案”为突破口，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引导乡镇企业健康发展。我在大会上宣布对待乡镇企业的12字指导方针，即“除虫洗尘保花，勤劳守法致富”。

可是，我又没有想到，我的讲话惹出了大祸。当天午夜，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就在中央电视台发布了“致中共晋江地委的一封公开信”，这种破天荒的做法，像泰山压顶，重重地压得我一时透不过气来。我收看完公开信后，陷入了沉思，百思不得其解，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谜。“假药”的问题又被大大升级了，出现了全国“围剿”、口诛笔伐的局面。很快，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派来了检查组，紧接着中共福建省委也派来了检查组，紧锣密鼓地开展案件的查处工作。

这时，有的好心人劝我打回北京去，申请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有的出主意让我到北京利用老关系活动活动;有的要我高姿态主动辞职或请求停职反省。我一一谢绝了，义无反顾地主动配合检查组投入紧张的全面查处工作，同时加强乡镇企业的整顿、管理，引导它们走“勤劳、守法、致富”之路。

检查组对我迟迟不作检讨颇有意见，他们却不了解我的难处。陈棣的“假药”问题是在我到泉州工作半年多前发生的，我一时搞不清来龙去脉，只能在主管这项工作的地委、行署领导先检查后，我才能依据他们提供的材料，实事求是地作进一步检讨。项南同志为了帮助启发我，提议召开地委委员扩大会议，由他带头作示范检查，主动承担发生“假药案”的领导责任。殊不知正是这个检查，成为以后不经征求本人意见，就径直给项南同志作出党内警告处分决定的依据。我作的检讨总被认为不深刻，调子一直只停留在三个“不”上，即对“假药案”思想认识不足、法制观念不强、查处不力。因为我不赞成不负责任地看上面颜色行事，一味顺杆爬，上纲上线地乱检讨，只顾个人过关，不顾别的相关或直接责任者处境被动。

经过大半年深入、细致的紧张工作，停产的停产，销毁的销毁，判刑的判刑，处分的处分，“假药案”总算到了要做结论的时候了。一天，我收到省委发来的给我做处分结论的征求意见稿，要我负起近3000万元假药总产值的全面责任，指出我态度不端正，检讨不深刻，查处不力，还批判我提出“保花”，就是保名誉、保地位。我再也不能沉默了，决心理直气壮地申述自己的意见。我立即给胡宏同志打电话，激动地说：“发生‘假药事件’，我还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工作，我怎么能负全面的责任。我在大会上讲乡镇企业的指导方针是‘除虫洗尘保花，勤劳守法致富’12个字，怎么能只拿出‘保花’二字来批判，这分明还是‘文化大革命’中断章取义、无限上纲的那一套做法，我坚决反对。”胡宏同志听完我的话，冷静地说：“你的意见有道理，是要实事求是，你可以毫无保留地把意见写出来，用电报发给省委，我们认真研究，重新改写。”

不久，改写后的处分决定发给我征求意见，不提全案假药产值了，肯定我的态度端正，积极查处，只是要承担领导责任，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后来因要处分已经离职的项南同志，我又被加重改为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我经仔细斟酌后，写上“服从组织决定，同意”八个字，退还给省委办公厅。过些时日，我又打电话给胡宏同志，告诉他：“我虽然签字了，但有保留。”他回答：“我已经看出来了，共产党员有这个权利嘛!”我因受到党内处分，失去了被选为党的十三大代表的资格。过了一年的处分年限，我又被补选为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经过“假药案”的洗礼，实际上我得到的比失去的多，我得来了晋江地委领导班子的充实调整，得来了广大干部群众的信任，他们不再讲我“唱功不错，不知做功如何了”，得来了地委领导核心的逐渐形成。

应该说，当年我是在胡宏同志的支持和帮助下，才艰难地度过这个严峻难关，化险为夷的。晋江地区经过“凤凰涅槃”般的洗礼，也迎来了以市场经济、股份制经济、外向型经济为主的具有侨乡特色的乡镇企业蓬勃健康发展的新局面。

(三)

对台大额贸易全面整顿停止后，1988年9月的一天，惠安县委领导给我打来紧急电话，说有条台湾渔轮驶进崇武对台停泊口岸，要在当地聘请渔工出外海打鱼，然后负责直接送回崇武半岛，不进台湾，台湾渔轮要求马上物色对象签订合同，否则就驶往别处去聘请。这位同志焦急地要求我立即给他答复“行还是不行”。我问清是台湾民间基隆鸿顺渔业公司的渔轮，没有政治背景后，回答：“只要不进台湾，从渔轮上，又从渔轮下，我看可以先试行签约，以后待我向上请示报告，有什么指示再告诉你们。”接着，我就打电话向胡宏同志请示。胡宏同志明确表示支持我的做法，同意在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情况下，先试先行，但要求我尽快把它引导到正规的对外劳务出口的轨道上来，他将交代有权经营劳务出口的省外经部门帮助泉州抓好这项工作。接着，我把这项任务交给了泉州市唯一具有对外劳务经营权的中泉公司，要他们直接找惠安县抓好落实工作。这就是全国最先迈出的民间向台湾渔轮输送大陆渔工的第一步。

后来，事实证明，当时泉州实行的对台劳务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不久前，泉州市中泉公司应我所请，送来了有关资料，其中写明：中泉公司从1989年起开展对台渔工劳务合作业务，在对外签约、渔工招聘培训、办证外派、派后管理等方面规范经营，取得了良好的成绩。1989至2001年累计外派对台渔工53114人次，期末在外渔工保持2000人以上，为促进沿海经济发展、增加渔民收入、推进闽台经贸合作、密切海峡两岸人民交流，发挥了积极作用。

泉州市的这一做法，引起上级政府和主管部门的重视、肯定、支持和推广。原外经贸部和福建省政府在总结泉州市做法的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的管理制度，从此对台渔工劳务合作业务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后来，由于台湾当局的阻挠和一些不良台湾船东不守信用，导致大陆渔工劳务合作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国务院六个部委联合发文暂停对台渔工劳务合作业务。2006年6月，在中央领导的亲自过问下，停止5年之久的对台渔工劳务合作业务又全面得到恢复。泉州市中泉公司根据新的管理办法，在崇武口岸设立办事机构开展业务，成为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中对台合作交流的一项重要内容。

胡宏同志离开我们两年多了，但他在福建领导岗位上的业绩并没有随风而逝。我久久地沉浸在对胡宏同志的缅怀之境。

(责任编辑萧徐)

2010年第6期　邢志恒之死·王金屏

阅读了《炎黄春秋》2009年第八期上赵遐秋的文章《跟风整人的懊悔》，我彻夜难眠，无法抑制悲伤心情，灵魂激烈颤抖，流淌着泪水饮泣，眼前总是飘浮着邢志恒的身影……他可是我的同乡，又是同小学、同初中、同大学同系同年级同学，更是我情同手足的兄长啊!

六十年前我们在德州中学(现德州一中)读初中时，连同霍宪义大哥，被人称为“夏津县三小友”，相处如亲兄弟，只差没拜金兰谱，我喊邢志恒为“邢哥”。1953年毕业后，邢哥考上济南三中，我考入北京一中，难舍难分的依依惜别之际，我俩曾不知天高地厚地相约：“三年后北大中文系见!”1956年8月28日，竟然真在未名湖畔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实现了新中国成立前连想都不敢想的、能上北京大学的美梦;且以为从此前进的路上铺满鲜花，只要努力学习，肯定飞黄腾达，鹏程万里。当时的踌躇满志之状，得意忘形之态，难以用语言描绘，可见多么幼稚可笑和愚昧无知。但是，我们没有忘记刻苦读书和课业：邢哥床头贴着音韵对照表，连吃饭睡觉都琢磨以济南为代表的山东话与普通话有规律变化及无规律变化——这个自命的课题深受汉语老师的嘉许;不久我又在《解放军文艺》第11期上发表了一篇小说《赶庙会》，还有两篇散文刊登在这年《北京文艺》第12期和《中国红十字》第10期的副刊上。家乡的亲朋师友们闻讯一时间传为佳话，引以为骄傲，因为这是我们县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有人考上北大，还是两个人，又是竞争激烈的汉语和新闻专业，县教育科还将我的作品收入了《乡土教材》。谁也不会想到，两年后我们这两个曾为家乡争过光彩的青年，居然还会给乡亲们的脸上“抹灰”：一个成了“右派分子”;一个“自绝于人民”……

我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主要“罪状”：一是“污蔑党不关心少年成长，摧残儿童心灵”——上高中时我作为优秀青年团员曾当过交道口旁的东宫小学的少先队校外辅导员，见有些活泼可爱、学品兼优的小学生，由于家庭或社会关系原因不仅戴不上红领巾(当时正值“肃反”时期)，过“队日”时还要求“小白脖儿们”必须参加，而这类小朋友大多表现得谨小慎微，缩手缩脚，连唱歌跳舞做游戏都笑得不自然。我认为这会使“祖国的花朵”产生自卑感，影响幼小心灵的健康发展，不应当因为大人的个人问题而牵连孩子，人为地分为“红”、“白”两类。在班内的“鸣放”会上，经主持人再三动员，我才抱着忠诚于党就要知无不言的想法热心地提了这个“意见”，呼吁过“救救孩子”。二是“攻击党的农业合作化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我曾以“美中不足”为题谈过农村干部存在作风粗暴、多吃多占现象。三是“在《红楼》编辑部当编辑时与‘右派分子’同流合污，疯狂地向党进攻”(后被开除出编辑部)。四是“翻身忘本，背叛贫农家庭，蜕化变质”……

在我遭隔离挨批斗期间，邢哥一直提心吊胆地关注着我的命运，可又爱莫能助，连面都不得相见。我接受“开除团籍，保留学籍，劳动察看”的“宽大处理”后，遣送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公社西斋堂村“革心洗面”和“脱胎换骨”——亦即将光荣的劳动作为“苦役”和惩罚手段来迫使我“赎罪”，折磨得我经常腹疼难忍，修水渠驮不动200斤的大石头，被“护送”回学校医院看病，确诊为亚急性阑尾炎开刀割除那天，邢哥才于1958年7月2日晚间，避开众人耳目来医院看我，听我哭诉了一次。又谁知这竟然成了我俩永诀的最后一面啊!

赵遐秋和她丈夫曾庆瑞也是我同学，与邢哥同在汉语专业一班，曾跟我比较接近，二人毕业后分配人大中文系任教，我复学人大时赵已成为我的古代汉语授课老师，我应邀去他俩新组建的小家庭做过客，从未谈及邢哥的话题，此后多年没有联系。赵在文章中写道：“出身富农家庭的同班同学邢志恒，一天深夜，在一场闹剧式的批判会上被批判斗争后，留下年轻的妻子和一双年幼的儿女，也留下不再申诉，而且当时也无处申诉的冤屈，跑到邻村南独乐河路边的一棵大槐树上上吊自杀了……”这里需要补充的是：邢西岳伯父去北京为儿子收尸回来，很快便和伯母一同追随邢哥而去了;小女儿投奔了邢哥“前妻大姐”，总算有了着落;年轻的教师邢嫂刘庆龄只好改嫁，去了外县，将小儿子送给了一位尚无子嗣的一位公社领导;公社领导后来有了亲生之子，我那可怜的小侄儿受尽虐待又遭遗弃……这一系列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悲惨后果，远在千里外的赵女士可能没有想到吧!所幸的是，这个衣食无着、到处流浪的幼童却天资聪颖，竟会无师自通地哭泣着跪地恳求县工商局工人孙师傅，许诺“像亲儿子那样孝顺，给你老人家养老送终”，慈善的老人立即将面黄肌瘦、穿着破衣烂衫的弃儿搂抱在怀中收为义子，致使他免除了冻馁而死的下场!1980年我回乡探亲时，经辗转打听终于找到了这位曾被命运抛弃、已是煤炭公司主管会计的贤侄。他长相酷似乃父，中等身材，圆头圆脑，两只眼睛距离较远，小而亮，如果不是留着分头而是留短发小平头的话，我真会扑到他怀里喊一声“哥哥!”同时，我了解到孙师傅待他犹如亲生，供他读书，让他接班，给他盖房子娶媳妇，当可告慰邢哥在天之灵吧!这些事实我已写在《邢志恒之死》一文中，附录于北方文艺出版社2007年5月出版的《金屏诗词选·西苑草》一书。

然而往事似梦似幻，有许多问题依然似是而非，我还有很多话想说。

首先，我要说我佩服赵女士的坦诚和勇敢，并向她致以衷心的敬礼和谢意!她在文章中说：“我不会忘记，那是批判邢志恒的第三天，我不能不发言了。我知道，发言不发言、发什么内容的言，都在表现自己的立场，关联着自己的政治前途。发言吧，明明邢志恒所说的，符合农村实际，我怎么说呢？要说只能说假话。不发言更是个态度问题，至少是政治立场不鲜明不坚定。那天中午，左思右想，我竟为个人的政治前途，迈错了一步，作出了一个不能原谅的抉择——下午，我发言了……为了表现自己的‘觉悟’，我的发言调子之高，帽子之大，嗓门之响，结束语里一改批判邵家基时所说的‘我提醒……’而用了‘我警告……’‘我正告……’，俨然是个‘斗士’的模样。”如此痛心疾首地对半个世纪前的“跟风整人”行为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沉痛的忏悔，敢于正视那时代许多人都犯过而又不敢正视的错误，并从中汲取警惕自我和鉴戒他人的惨痛教训，不惮于严厉解剖自我的灵魂，深挖羞于明言政治动机和思想根源，大胆地承认这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我认为真实可信，全是肺腑之言，绝无虚情假意，实在难能可贵。这样审视自己的人，必然具有相当的精神境界、渴求净化灵魂的愿望、宽广的胸怀和面对事实的勇气，并与“理直气壮”、“讳莫如深”、自欺欺人、闪烁其词地辩解和文过饰非，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祈求人们都像赵女士这样光明磊落和开诚布公，实事求是地评论上世纪一连串的“政治运动”，还每个历史事件以原本的真实面目。

其次，我感谢赵女士揭示了邢哥“非常死亡”的社会根源，并且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这是第一次有人肯定那样的“牺牲”也存在着正面因素，记录了“一个无辜的人为我们时代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之后，当时的北大党委害怕事态扩大，终于召回了自己的学生，我们的‘反右倾’运动戛然而止”这个事实，证明邢哥以死相争还有“现实意义”——即使这点小小的“让步”，难道也非得用鲜活的生命来换吗？

同时，赵女士为我提供了有关邢哥死亡的一些信息：一、时间是1959年秋天——她没说具体日期，但我很想知道，待同赵、曾二位取得联系后，相信他们会告知我;二、地点在北京市平谷县(现为区)南独乐河村旁路边的一棵大槐树上;三、挨批斗的“原因”是他“代表农民的利益”说了“符合农村实际”的真话。有了这三条，我就可以进一步向父老乡亲们多“交代”些悲剧发生的某些细节——因为邢哥去世时我还在北京，按说我有这个“义务”，许多人曾三番五次地询问过我。殊不知我那时正在深山老林里“炼狱”，每天早起晚睡，外加连续夜战着打眼放炮，劈山修路，淘粪喂猪，或叼了电石灯光着屁股下小土窑，傍了小毛驴爬着往外拖煤和石棉矿石，终日干又累又脏又险的活儿，晚上还要写“交代材料”和“自我检查”，或参加相互指责的“评判会”，还失去了行动自由，没有休假时间，而且山高路远，五十里内不通汽车，我确实不清楚邢哥是如何地走向了那条不归之路的。直到1960年10月25日我复学人大新闻系后的第一个星期日，急忙去北大寻兄，问遍他们班的同学，那回答不是摇头便是不语，且匆匆地走开。我找到邢哥的同班、也是德州中学毕业的张曰凯，才听到“他上吊自杀，死了”几个字……此后我与《小说选刊》编审的张曰凯相逢于德州市文联，又于2002年5月去北京市潘家园专程登门拜访他，他仍然闭口不言此事。

多年来我一直清晰地铭记着邢哥的形象和言谈举止的特点，经常在梦中相会和哭醒，永远不想承认那个残酷的事实，怀念和痛惜之情难用语言表达——一条五尺高的堂堂男子汉，一副健壮的身躯，一颗装了不少文化知识的头颅，连同我们的兄弟情义和他的语音研究，竟然没等到开发其积累和潜在的能量，施展其才华和特长，结出累累的硕果，就化作了一抔黄土，能不让人惋惜和心疼吗？在我印象中他生性并不怯懦，是个富有进取精神、有理想抱负的青年，有实例为证：一、作为封建包办婚姻受害者的“小女婿”，他十几岁就敢于反抗传统的陋习，以新颁布的《婚姻法》为武器，既解放了并不幸福的“大姐”，且为自己以后与刘庆龄自由恋爱结婚扫清了障碍;二、是他将原名“兹蘅”改成了“志恒”，摒弃脂粉味道，呈显阳刚之气，表达着百折不挠的信念……可如今又“志”在哪里，“恒”在何方啊？

当然，邢哥自杀不能完全归罪于社会，他自己也有过错。我曾怨恨过他，怨他糊涂，恨他分不清轻重缓急。我当时以为“反右倾”挨“辩论”不会像“反右派”遭批斗那样激烈(若干年才知道原来“辩论”和“批斗”是同一“整人方式”的两种说法)，“右派”比“右倾”的“罪孽”更深重，咱们学校不是只枪毙了几个，逮捕法办和“劳动教养”的也不多，大多数是像我这样“保留学籍，劳动察看”吗？“自我解脱”，不仅辜负了国家的培养和父母的养育之恩，更是软弱的表现，是对命运的屈服。放弃的不仅是个人的性命和学业，还有时代的使命和家庭的责任——作为匹夫应该为国家和民族做出力所能及的奉献;作为人子应该孝敬和赡养茹苦含辛养育自己长大成人的父母;作为人夫应该珍惜爱情，同甘共苦，相依为命，贫贱不移;作为人父，应该扶养和教诲年幼的儿女，而不该给最亲近的人们造成巨大的痛苦和重重灾难!

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他会冒出“生不如死”的想法，并且付诸“实践”？是不是因为见我和其他的“右派学生”的遭遇太残酷无情，临到自己头上便产生了畏惧心理，导致了思维混乱，“钻进牛犄角拐不过弯儿”，感到绝望才走上了那条绝路？我对那些来势猛烈的“教育”和“帮助”，即“批判”和“斗争”，以及随之而来的遥遥无期的“改造”，深有体验，感受痛切而刻骨铭心;尤其是那种人人喊打的“口诛笔伐”，比肉体的摧残更难以叫人承受，极可能引发出“彻底解脱”的念头。我也曾萌生过“自我了断”的想法，只因为一想到年老多病的父母和年幼的儿子，怕他们经受不起天塌地陷般的沉重打击而有些犹豫，才没有“一了百了”。邢哥之死促使我昼夜冷静地思考，逐渐地看清了以言获罪的人比比皆是，几乎所有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全是“在劫难逃”，每个人都在“过关”;进而认识到社会上不可能存在这么多的“阶级敌人”，如此“阶级斗争”有悖常情，真理一定战胜荒谬，迟早会还无辜受害者一个清白。

总体看我比邢志恒和一般“右派”还算幸运些：其一、出生贫农家庭，祖辈务农，不是1945年9月八路军解放了县城，分到了田地，家里不再饥寒交迫，我根本没有机会上学，更甭说考上北大。其二、处分中保留了学籍得以复学，1961年较早地摘掉“右派分子”帽子，1964年拿到了毕业文凭。其三、在西斋堂“劳改”和在人大读书时，多数人对我还较宽容，特别是分配到沈阳市毡业生产合作社继续进行工人阶级监督下的“劳动锻炼”，在灰尘飞扬的车间弹回收羊毛的那十五年间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幸亏有工人师傅暗中保护，只“批斗”了一次，向毛主席像“请”了半年“罪”，从没触及皮肉，工厂还为我治好了肝病，不然当体弱多病、身为“牛鬼蛇神”的我，很可能过不了那一关啊!其四、1979年2月北大给“改正”了“错误的政治结论”，我正式调中国作家协会辽宁分会(后称辽宁省作家协会)工作，文学爱好和谋生手段结合一起，总算是为国家做了些有益的事情，后半生还能出版几册著作，实现了部分理想——假如步了邢哥的后尘，这点微不足道的成绩便无从谈起，亦可谓之“失之东隅，得之桑榆”，此生总算没白活!

作为许多重大“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将耳闻目睹的事实写成文稿，使后人了解历史的真相，汲取惨痛的教训，我责无旁贷。于是，我记录了“知识分子的早春”、“百花齐放的初夏”、“风狂雨暴的金秋”和“冰天雪地的寒冬”，如实地写下了北大从“整风”到“反右”的转换，“引蛇出洞”和“阴谋阳谋”的实施，闹剧和悲剧上演的场景及严重后果，从而揭示新中国第一代大学生的命运遭遇、思想冲击和精神状态——他们当中不少人既热情又单纯，既真诚又固执，既是国之娇子、时代的宠儿，又是“阶级斗争的对象”。做这样的事，我感到莫大的欣慰。

回首大半生的“右派岁月”，我早已无怨无悔，“右派”二字也许会成为光荣的标志吧!

(责任编辑萧徐)

2010年第6期　“钱学森之问”：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张绪山

提问者心中早有问题答案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据说这是不久前驾鹤远去的钱学森先生为中国人留下的设问。最近这些日子，这个设问以“钱学森之问”的名称流传开来，成为许多人试图解答的命题。

在我看来，这个问题颇有点类似古希腊神话中人面狮身女妖提出的“斯芬克斯之谜”：什么动物走路早晨四条腿，中午两条腿，晚上三条腿，而腿最多时最无能？其实提问者心里有着明确而实在的答案，只不过不愿说出而已。据报道，2005年温家宝看望钱老，钱老表达自己的看法，认为现在的大学没有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造成人才“冒”不出来。不过，人们不太注意钱老此前还有一段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就凭这个感慨，我们就可以断言，在钱老心中，动荡不安的民国时期何以人才辈出、群星灿烂，而在随后“形势一派大好，越来越好”的时期何以日月不光、山岳潜形，是有着清醒意识的，换言之，所谓“钱学森之问”是钱老的自问自答，胸中早有现成的答案。

钱老是绝顶聪明的人，以他接受欧美现代教育而成为杰出科学家的教育背景，他不可能不明白当代中国教育问题的症结所在。他生前对人们一再强调他在加州理工学院自由探索的经历，说明他对于造就科学大师——更宽泛些，造就大学者、大思想家——所需要的环境条件，了然于胸;更重要的是，他从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亲眼目睹了民国时期成长起来的具有强烈独立意志的知识分子群体从失语到覆亡、再到新一代鹦鹉学舌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过程，而他本人也在“科学为政治服务”那种咄咄逼人的政治氛围中，有违科学家的基本修养、写下那为后人诟病的“科学帮闲”文章，他不可能不明白，对杰出人才的致命戕害来自何方。以钱老本人那非同寻常的亲身经历，他不可能不明白，他之所以能够受到当局的一贯重视，成就一世的辉煌，虽历经一次次洪涛巨浪而安然无恙，风采依旧，而没有像他的大多数同代人那样遭受灭顶之灾，正是因为他所从事的科学事业不仅与政治少有纠葛，更重要的是，他在自然科学上的杰出成就变成了政治家宣扬文治武功的资本。

很显然，集高度智慧和独特经历于一身的钱老，在来日无多的晚年提出这样的问题，不过是委婉地提醒当局，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并取得重大成就的前提下，现在是解决人才培养问题的时候了。

为何不允许杰出人才“冒”出来？

时下流传的“钱学森之问”，原来是这样一个问题：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本来不是问题，而是事实陈述。作为自然科学家的钱老，他的谈话——“钱学森陈述”——涉及的是现时大学教育在培养自然科学杰出人才的缺陷，涉及面很狭窄。而真正的问题是，我们的教育不仅没有培养出杰出科学研究人才，同样也没有培养出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而大科学家与大学者、大思想家，所赖以涌现的土壤是相同的，这两类杰出人才的出现犹如一对连体婴儿，是相偕而来。一个不能长出杰出科学家的土壤，同样也不会生长出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反之亦然。也许是基于这样的现实，人们才将“钱学森陈述”转变为一个设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在表达方式的变化中，“钱学森之问”已经扩大了“钱学森陈述”的内涵。

不过，即使扩大了内涵，这个提问还是存在严重缺陷：如果仅仅从技术操作层面追问人才为何不能“冒”出来，担当培育人才的各级学校无疑是难脱干系、难辞其咎，但如果从教育制度所依存的整体社会环境来思考，恐怕不能简单地止步于对大学环境乃至教育制度的质问，因为学校——从小学到大学——的运行模式乃至整个教育制度，都受意识形态的支配;在国家意识形态决定和支配教育运行方式的前提下，教育部是直接主事者，而学校只是教育部管辖的行政部门之一;在学校从根本上没有自主办学权的情况下，仅仅追问学校的责任，这就像旧社会的大家族里，对一个没有管家权的小媳妇发问“为何没有管理好家族事务”一样文不对题，一样怪异荒谬。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所谓“钱学森之问”，更精确地表述应该是：为何不让杰出人才“冒”出来？

亚里士多德已回答此问题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早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已经做了回答。亚里士多德认为，文化思想的创造需要三个基本条件：一是天才人物对学问的真兴趣，二是充分的思想自由，三是充足的闲暇(时间之保障);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如果一个时代出现这三个因素重合的条件，则将形成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局面。而历史的怪异逻辑是，这三种因素叠合的情况实在是少之又少。

从生物学角度，潜在的天才人物在每一个群体和每一个时代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真正的学问爱好者从来不乏其人，然而，即使是天才人物，对学问的兴趣也很容易被引向歧途，偏离学问之境。以中国的历史实际而论，天然存在的庞大人口数量，是天才人物永远存在的基础，但中国社会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文化实用主义(所谓学以致用是其表现形式之一)决定了对形上思维的欠缺，而两千余年间儒家思想所倡导的“学而优则仕”，更将绝大多数才智之士的兴趣吸引到了官场。唐太宗看到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鱼贯而入，志满意得地慨叹“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之时，“学得文武艺，货于帝王家”的“天下英雄”实际上已经在体制上和思想上沦落为“食君俸禄，为君分忧”、“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诺诺”的奴才。儒家所谓“修齐治平”的“治人术”成为士大夫阶级“学问追求”的核心内容，注定了学者的心灵与“非人事”学问的隔膜，“仰望星空”、追求为学问而学问成为不可能之事。在我族传统思维上，一切不以“升官发财”为依归的智力活动都被视为“不务正业”，一切自然技术研究成果都被贬斥为“奇技淫巧”。

以研究中国文化史蜚声世界学坛的英国学者李约瑟提出“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产生”的为题，被称为“李约瑟命题”。“李约瑟命题”在本质上与“钱学森之问”乃是异曲同工，一个问题的不同表述。陈独秀分析中国社会的传统思维特点时指出：“充满吾人之神经，填塞吾人之骨髓，虽尸解魂消，焚其骨，扬其灰，用显微镜点点验之，皆各有‘做官发财’四大字”，实际上从一个重要方面早已回答了“李约瑟命题”。“黄金屋”、“颜如玉”、“车马多如簇”的官场诱惑力对非功利的纯学问的兴趣的销蚀，从一开始就阻断了杰出人才走向学术研究与文化思想事业的途径。试看今日官场如何“潇洒”地挥霍国民财富，再看如今国人如何聚谈官场现状则为之痛心疾首、切齿为恨，独处观望则心向往之、垂涎三尺，恨不能那“好事”立刻落到自己头上，我们就可以明白国人的兴趣何在了。在一个读书人看到官场荣华则黯然神伤、自惭形秽，或情不自禁发出刘邦式的“大丈夫生当如此”慨叹的社会，读书人对学问的兴趣很容易被更强大的竞争者压倒。

对于杰出人才的成长，思想自由简直就如同空气与水分对于生命一样重要，然而，思想自由绝非每一个群体和每一个时代都能提供。在我族两千余年皇权专制社会的历史上，“思想自由”是与“无父无君”一样被视为怪异可怕的名词，只有两个时代是例外，一是春秋战国之际，一是清末民初。这是两个政治上非常态的时期，但又是真正称得上群星闪耀的时代。这两个时代的相似性在于，数十年时势演变孕育的杰出人才，如灿烂星河的群星一时间布满天空，但旋即随着思想自由的消失而归于消失。

钱老慨叹：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再次印证了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一个现象：“国家不幸诗家幸”，即大一统政权与思想自由的不两存。解决这个难题的理想途径是政治制度的民主化，保障公民的权利。

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群体在随后时期不得善终，相反遭受灭顶之灾的事实，可以使我们明白思想自由对于杰出人才成长的意义。在思想不自由的环境中，不惟新的学术大师不能出现，就是已经卓然而立的学术大师也不能正常存在。这样的实例俯拾即是。在整个20世纪学术史上，陈寅恪是公认的学术天才，从青年时代就坚持“读书不为他人忙”的学术宗旨，深知思想自由乃学术研究之根本要素。1953年底，他的学生汪篯南下广州，劝请他北返就任中国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陈氏提出的条件是不信奉马列主义、不学习政治，随后更以著名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重申早年所作《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表达的主张：“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然而，在领袖思想笼括一切真理的新天地中，陈氏只能徒叹奈何，晚景凄凉。

汤一介教授面对人们给予他的“哲学家”称号敬谢不敏，认为其父汤用彤一代许多人可以当得起这个称号，但他这一代人不能称为“哲学家”，因为这代人的任务是解释领袖的思想，不是独立思想的创造者。换言之，在领袖思想面前，任何独出心裁的创见都是旁门左道的“异端”，是不能作为人类正当的思维成果而存在的，其道理正如基督教徒所谓《圣经》之外无真理，必须加以消灭一样。

对学术研究有真兴趣的天才人物，还需要有充足的时间保障其思想自由条件下研究活动的进行。在民国时期接受教育的人物中，钱钟书与季羡林是国人非常熟悉的大学者，然而，钱钟书有下放“干校”劳动空耗其不世出之才的经历，季羡林有过进牛棚、挨批斗的遭遇，此二人都为“不得闲”而荒废了一生最具创造力的时光，只是在晚年才重得闲暇而在学术研究上绽放出应有的光彩。

当我们明白杰出人才成长所需要的环境条件后，我们还会纠缠于所谓“大学为何不能培养出杰出人才”这样的问题吗？

对“钱学森之问”的解决不要抱太大希望

杰出人才每个时代都有，但天才人物成长的环境并非任何时代都具备。恩格斯赞扬欧洲文艺复兴时代“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强调的是杰出人才顺时而生，是时代的产儿。鲁迅以其深沉的历史感指出：“不但产生天才难，单是有培养天才的泥土也难。我想，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还切近;否则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会因为没有泥土而要像一碟子绿豆芽”(《未有天才之前》)。换言之，杰出人物的成长，只有得遇社会环境提供充分的条件——充分的思想自由和充足的闲暇——时才有可能成为现实。任何杰出人才的成长和存在都基于相应的社会土壤。

中国政治传统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上智下愚”是统治者渴求的理想状态。这套治国思路曾丝毫不爽地再现于20世纪下半叶的前30年间，“知识越多越反动”是最高当局的基本认识，所以在发动一次次针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运动之后，还于1968年坚持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指的是理工大学”。可以想见，此时中国社会中一切以思想创造为目的的思维活动已经无可挽回地全面终结了。以此为标志，以“低头思考人间道德律”为特征的人文学科也迅速走到了尽头。

至此，我们可以仿照恩格斯的思路，来回答“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钱学森之问”：这是一个不需要杰出人才——在思维能力、怀疑能力、批判能力和创造能力方面的杰出人才——的时代。

钱老慨叹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无一可与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提醒我们注意民国时代教育家的办学理念。蔡元培于1917年1月9日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中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1918年他在《开学式演说词》中说：“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1919年9月20日又明白告知北大师生：“诸君须知，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证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所以，大学的学生并不是熬资格，也不是硬记教员讲义，是在教员指导之下自动地研究学问的。为了达到上文所说的目的，所以延聘教员，不但是求有学问的，还要求于学问上很有研究的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的。”他主持北京大学期间，始终贯彻的办学原则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正是这貌似简单的“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原则，赋予了北京大学作为现代高等学府的灵魂，使之既包容暮气沉沉、拖辫子登讲坛的辜鸿铭的“旧学”，也优渥意气风发、锋芒毕露的陈独秀、胡适的“新学”，使这所大学从一个老爷资格养成所脱胎换骨，演变成一所胸襟开放的现代学术殿堂。

在当今中国的衙门式的高校里，“校长一走廊，处长一礼堂，科长一操场”已是见怪不怪的现象，谁还相信“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面对层出不穷的腐败案件，谁还相信学者的活动乃出乎天然的兴趣？此其一;其二，所有高校产出的所谓“学术论文”，有谁敢说“本人研究成果乃自由探索之结晶，非任何教条思想之服赝品”？其三，教育部门的官员每时每刻都在挖空心思地想着出政绩，不断催促教师们填写名目繁多的各种表格，以各种项目下的经济诱惑将教师们的头发折腾得由黑变白的时候，还有多少闲暇用于潜心的研究？既然学者对学问的兴趣被销蚀，学术研究被一些信条束缚而不得自由，独立意志不能自由实现，而学术研究所必须的充足时间，先是被各类以“思想改造”为目标的无休止的政治学习所消耗，现在又被强制性的或充满巨大利益诱惑的没完没了的表格所耗费——概言之，从事学术研究和思想创造所需要的最根本元素均难以具备——那么，怎能指望杰出人才的出现？

自钱老逝世以后，“钱学森之问”似乎成了整个民族必须直面的大问题，但在我看来，即使有识之士将答案明白无误地摆出来，也未必产生什么效果。从中国政治传统而言，尽管从孔夫子以下，对“中庸之道”的呼吁两千余年间不曾中辍，但历史上历次变法运动往往失败，说明中国政治不熟悉改良之道。中国的教育要实现改变，但愿不必等到“烂透了”的那一天。

(作者为清华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萧徐)

2010年第6期　知识分子何以有“戒心”·吴 江

英国广播公司(BBC)于1999年公评千年的伟大思想家，投票结果是马克思以压倒优势被评为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其次是爱因斯坦、牛顿、达尔文等。这是大家知道的事，一位来自挪威的投票者科里森说：“马克思启蒙了数以千计争取自由主义的斗争，他是现代政治思想之父。”另一位投下神圣一票的美国人卡普尔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运作模式作出了最好的分析。由于资本主义在20世纪末实际上已成为全世界最具代表性的制度，他的思想学说，对于帮助我们认识当今的世界，仍极具参考价值。”

这是客观公正的，可谓“公道自在人心”。

然而，马克思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这是马克思为自己的学说被歪曲所说的一句气愤的话，然而又不仅仅就学说而言，在社会主义实践上，同样有这种情况发生。

就以马克思主义者力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这件事来说罢。在马克思主义的奋斗目标中，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无可怀疑占有重要的地位。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恩格斯晚年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出现的阻挠言论自由的做法表示十分愤怒。他愤然说：“难道我们争取言论自由思想自由，是为了在自己的队伍中取消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吗？”

但是如果拿在野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那点阻挠言论自由的小动作和后来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压制言论、思想自由的行为相比较，那实在又是小巫见大巫。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做梦也想不到的，因为不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社会主义实现的预测有过这样那样的失误，但在他们的心目中，社会主义必然是崇尚知识、科学和文化，实现政治民主、思想自由、社会公正的社会，否则，就称不上是什么社会主义。而马克思原来所说的无产阶级统治，其本意就在于保证实现这样的社会主义。然而，后来社会主义的现实却远离了马克思的预想。

苏联垮台后，一些原来未曾公开的真相逐渐传布于世，在文化方面，主要是围绕着高尔基与布尔什维克当局的分歧而暴露出当时革命对于文化、思想、科学及知识分子的压制、禁锢、摧残，乃至对于一些著名学者的被驱逐和处决，思想上一片恐怖。又公布了当时纪德与罗曼·罗兰等国际名人旅游俄罗斯的《日记》和文章，证实了以上事实，引起了世人注目。就俄罗斯革命初期情况来说，主要是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之间及其以后，固然夹杂着复杂的政治冲突，不少著名文化人和科学家也参与其中，因此变成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斗争。但多数情况并非如此，多数情况是因政见不同或认识不同被当成“反苏维埃分子”而遭清洗，虽然列宁采取了较宽容的政策仍无济于事。斯大林的统治确立以后，苏联的科学文化总的来说有提高，但思想垄断变本加厉，社会科学也好，自然科学也好，一概以“阶级斗争”、“两条路线(唯物主义路线与唯心主义路线)斗争”为纲，不断发动批判，而且从中发掘“西方间谍”和“苏维埃敌人”等，经常弥漫着恐怖气氛。伟大的俄罗斯文学艺术从此一落千丈。

中国社会主义在这方面的情况如何呢？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一开始团结了国内广大知识分子，起初颇有些民主气象。但是一进入社会主义，情况就不同了。虽然没有发生像俄国十月革命开始时那种紧张清洗情况，因为大家都心甘自愿地进入了社会主义，但是很快，厄运就来了。那就是将知识分子一概视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实行思想改造，首先就是立场的转变，要求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立场转变为无产阶级立场，所谓无产阶级立场，其实是抽象的，直白地说，就是要求符合主流意识和意图，或曰“舆论一律”。这就把制造精神产品的知识分子们难住了。一条无形的绳索把他们紧紧地束缚住，谁都怕犯错误，不敢轻易动笔。下面就让我们根据目前报刊已公布的材料(恕不一一说明出处)来看一看原来较有名气的一些作家在进入新社会后的活动状况吧：

关于茅盾。曾任文化部长并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开始他也写小说，写电影剧本，但都没有成功，但渴望写作。1957年1月，他写信给周恩来总理，请求给予一段时间的创作假，他说：“五年来，我不曾写作，这是由于自己文思迟钝，政策水平思想水平低，不敢妄动，但一小部分也由于事杂，不善于挤时间，并且以‘事杂’来自我解嘲……每当开会，我这个自己没艺术实践的人，却又不得不鼓励人家去实践，精神实在既惭愧且又痛苦……年来工作余暇，也常常以此为念。”他提出，要将自己的写作构想先整理写成大纲，“拿出来请领导上审查。如果可用，好时再请给假，以便专心写作。”(《茅盾书信集》第401～402页)这里，请读者特别注意他信中的最后几句话。

关于巴金。巴金和老舍的情况较好些。老舍在新中国不再写小说了，但其剧本《茶馆》、《龙须沟》等则影响颇大，所以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巴金则除了写些关于朝鲜战地的通讯、短篇小说及其他应景文章以外，几乎不曾按照自己的生活经验、自己的理解去写作。他曾酝酿多年的《激流三部曲》的续篇《群》始终限于领导所规定的框框，怕犯错误而无法下笔。在目前出版的《巴金全集》中，其在1949年前所写的著作超过十五卷，而在1949-1966年的十七年中，合起来尚不到五卷。

关于曹禺。戏剧大师曹禺一生出版了九部戏剧作品。解放前六部，以《雷雨》、《日出》、《原野》为代表。这是中国话剧史上的三部经典作品，至今好像无人能逾越这一高峰。解放后出三部：《明朗的天》、《胆剑篇》、《王昭君》，多为遵命之作，成就和影响不大。《王昭君》一剧写得很有功力，台词很美，但因政治性太强，演出一场之后再未重演。才气横溢的曹禺，竟成了一位“好好先生”，不敢逾“规”一步。画家黄永玉不客气地写信给他说：“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伟大的通灵宝玉，你为势位所误!从一个海洋萎缩成一条小溪流。你泥溷于不情愿的艺术创作中。”1994年6月，吴祖光曾写了一篇文章《掌握自己的命运——与曹禺病榻谈心》。那时曹禺患病住院，吴去看他，曹禺浑身不自在地谈起自己一生写作上的失落。吴祖光脱口说了一句深藏在心中的话：“你太听话了!”曹禺的反应异常强烈，也脱口说出了藏在心里的话：“你说得太对了。你说到我心里去了。我太听话了，我总是听领导的。领导一说什么，我马上去干，有时候还得揣摩领导的意图……可是写作怎么能听领导的？”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了曹禺的遗著《没有说完的话》，这本书选录了曹禺的日记、书信和谈话。其中有这样的话：“一个作家到了老年，回顾一下，看看自己走过的道路狭窄，窄呀!道路狭窄，这是痛苦的，很痛苦。”“我自己正想写点东西的时候，需要的资料没有多少，就悔恨，就难过。”他的夫人在《后记》中写道：“他真，但他胆子小，常常害怕，不知怕些什么。曹禺是一个太复杂的人。”

吴祖光在《掌握自己的命运》一文的，最后写道：“我认为，解放后，极其聪明和敏感的曹禺，大概很快便察觉到当今只许‘舆论一律’的政治空气，他大约不得不被迫收敛起他所有的才子锋芒，小心翼翼地应付甚至迎合这个严峻、严酷的现实社会。这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啊!”

曹禺内心中是否真甘心做一个听命的“好好先生”呢？当然不是。1998年曹禺写了一首题为《如果》的诗。这首诗写道：

如果大家戴着盔甲说话

我怎亮出我的心

如果我的心也戴着盔甲

火热的人怎能与我接近？

我愿死一万次

再不愿终身

这样存有戒心

但是曹禺最后还是在摆脱不掉这种戒心的情况下痛苦地逝世了。

2010年第6期　为讲座松绑·丁 东

对于大学来说，开门延请校外各方面的知名人士演讲，本来是一种常态。世界各国的大学都是这么做的。中国领导人以到国外大学演讲为荣，外国政治家也以到中国的大学演讲为乐。这种演讲不仅有外交上的意义，还能丰富大学教学内容，活跃大学的学术气氛。

对于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以外的高等院校，讲座的意义尤其重要。前几天，我参加北京外国语大学展江教授的一次演讲，遇到一位来自郑州某高校的研究生。他说，听这样的演讲，太开脑筋了，真希望北京的著名学者能到我们那里去演讲。我说，很理解你的心情。因为我当年是在山西念的大学，太知道地方院校的学术环境了。地方院校的学生，很可能上四年大学，再念三年研究生，都没有听过一流学者的演讲。目前中国的学术格局是，地方院校冒出一些杰出人才，往往向中心城市的名牌大学流动。而中心城市名牌大学的一流学者，基本上不会向地方院校流动。久而久之，就苦了地方院校的学生。同样是上大学，不要说见不上大师的面，就是一睹那些一线学者教授真容的机会也没有。学位证书拿到了，却连本学科前沿的门牌号数都不知道在哪儿。

前几天，我还认识了一位刚从香港中文大学毕业的硕士。和他聊了一番，感到他眼界很开阔。他告诉我，本科是在内地上的一所地方大学，基本上没学到什么真东西。到香港中文大学自费读了一年研究生，学费加生活费大概花了10万元，费用虽然比在内地上学高得多，但还是很值得。光是那里中外著名学者川流不息的讲座，就是内地大学根本听不到的。

中国现在的交通条件比过去大有改善。高校的经费也比过去宽裕得多。就是地处偏僻的院校，邀请一线的知名学者讲学，从物质条件上讲也不再困难。但从政策环境上讲，却有越来越困难的趋势。比如，教育主管部门不久前下发文件，对于社会人文学科的讲座，不是着眼于鼓励，而是强调讲座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对涉及敏感问题要严格把关。强调贯彻落实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加强管理，严格把关，切实负起领导责任。对讲座中传播错误观点的，对相关负责人员，要依据有关规定，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组织处理或党纪、政纪处分。讲座的校内具体主办单位要严格按照审批程序申报，对拟邀请报告人的情况和报告内容进行认真了解，并征得拟邀请报告人所在单位党组织同意。学校人员被外单位邀请担任讲座报告人的，必须经所在党总支或直属党支部同意，并上报校党委批准。这样的政策，在政治上是足够正确了，但结果很可能让一些大学的管理层对举办讲座心存畏惧，畏首畏尾，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些思想活跃，擅长研究当前公共领域前沿问题的学者，也会被视为敏感而拒之门外。

以这样的心态防范大学讲座，在百年来的中国历史上是少见的。人们已经知道，中国大学的现代传统是由蔡元培先生在上个世纪初奠定的。他的基本思想可以用“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来概括。他管理北大，陈独秀可以讲，胡适也可以讲；李大钊可以讲，辜鸿铭也可以讲。这才孕育了北京大学的新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甚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都得益于此。这是历史的经验，今天并不过时。我希望新任教育部部长能够接续蔡元培的传统，对现行规定有所反思。如能为讲座松绑，则学生幸甚，校园文化幸甚，中国大学幸甚。

2010年第6期　不堪回首的回首——刘丽英书评·王海光

一

在中国新时期反腐败斗争中，中纪委刘丽英可谓是一个如雷贯耳、充满传奇色彩的名字。许多腐败大案查办，许多腐败高官的落马，都是与刘丽英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刘丽英一向以办“要”案“硬”案著称。她到中纪委后，即参与了“两案”审理江青集团的工作，与江青打了3年交道。以后她又负责查办了许多涉及高层的重大案件。如江苏无锡邓斌非法集资案、辽宁沈阳市的“慕绥新、马向东”案、河北省国税局局长李真案等，查处了一批涉案高官。刘丽英查办案件，敢于碰硬，刚正不阿，不徇私情，被群众称为“女包公”，纪检“铁娘子”，甚至把许多别的案件如著名的厦门“远华”走私案等也归在她的名下。这无疑是寄托了人民对反腐败的殷切希望。也正因如此，人们也对她的出身背景多有猜测，以为是大有来头，传说很多，其中一个版本是把她说成刘伯承元帅的女儿。

最近，刘丽英出版了她的回忆录《往事回首》(新华出版社2009年12月版)，向公众披露了她的家庭背景和个人成长过程，以及到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之前在沈阳市公安局工作的经历。刘丽英写回忆录，一如她严谨细致、实事求是、亲力亲为的办案风格。在写作过程中，她查阅了大量的档案资料和史志书籍，与当年的老领导、老同事一起回忆往事，多次召开座谈会，反复核对情况细节。书稿初成后，她又多方征求意见，反复修改。笔者有幸也被列为征求意见者之一，亲身领略了刘丽英做事情的认真严谨和对事件细节惊人的记忆力。

刘丽英生长在哈尔滨市一个非常普通的城市贫民家庭，小时生活十分拮据艰难。1948年7月，初中刚毕业的刘丽英被选调到公安总局干部学校学习，随后参加了沈阳市公安局的接管，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公安干部。

刘丽英在沈阳市公安局长期负责干部人事工作。她为人正直正派，工作兢兢业业，对局内干部情况非常熟悉，有“活字典”的赞誉。如果没有那场“文化大革命”，刘丽英的一生或许也就是一位优秀的公安人事干部的一生。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嫉恶如仇的刘丽英挺身而出，与那些“运动棍子”的胡作非为作坚决的斗争，遭到了他们残酷的打击迫害，还在这场运动中失去了丈夫和父亲、母亲。但也正是这场浩劫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更淬炼了她的正直正派和嫉恶如仇的性格。所以，刘丽英在“文革”后走到纪检岗位上，能够义无反顾地与腐败分子进行殊死较量的斗争，成就了她一生最辉煌的时期。

如果言尽于此，这还只是为刘丽英在反腐败斗争中的坚定和执著精神，找出了一个属于个人的行为逻辑。这固然是不错的，但还并不是这部书的真正价值所在。这部书的意义在于，它通过作者个人真实的“文革”经历，揭示了在“文革”中“砸烂公检法”的一段历史。以笔者所见，在国内比较详细写公安系统内部“文革”运动的书籍，这是第一部。

新中国的公安建设工作，是从东北各大城市的接管开始起步的。沈阳是继哈尔滨之后，中共接管的东北最大城市。沈阳市的公安建设，可以作为新中国公安建设的一个缩影。建国17年来，尽管公安工作中有对有错，时进时退，但总体上还是向法制建设的方向逐步推进的。“文化大革命”把国家本不完善的法制建设又“彻底砸烂”了。公安机关首当其冲，是最先被军管的系统。军管人员一不懂法律，二不讲政策，却有着阶级斗争的政治偏执，办案不讲程序，定罪缺乏标准，一切听从政治需要，“文革”中大量的冤假错案都是在军管时期造成的。

辽宁省沈阳市在“文革”中的法制破坏情况在全国是具有代表性的。全国著名的张志新一案就是发生在这里。“文革”后，辽宁省妇联将张志新案件的材料上报中央，也就是经刘丽英之手转送给中纪委有关领导的。1979年3月，张志新被正式追认为革命烈士。有关方面赞誉她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张志新因反对“文革”被关进监狱，惨遭各种非人待遇，最后处以极刑，刑前又被残忍地割喉噤声。张志新的案情经媒体公开披露出来后，强烈地震撼了中国每一位善良人的心灵，社会主义的中国竟然还有如此骇人听闻的封建法西斯暴行，人们不禁要问，这究竟是谁之罪？理论界由此发出呼唤人道主义的声音。事实上，在辽宁被割喉处死的有30多人，张志新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往事回首》的主要篇幅是讲沈阳市公安局的“文革”运动。如作者书中所言：“在这场浩劫中，辽宁省是全国的‘重灾区’，沈阳市公安局是辽宁省的‘重灾区’，我家是沈阳市公安局的‘重灾区’。”这当然是作者的亲身感受。在“文革”十年中，辽宁省有2.5万多人被打被逼致死。注1但实际上，比辽宁省“灾”情更重的省份还有很多。辽宁省和沈阳市是1968年5月同时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在东三省是最后一个省份，但在全国并不算落后。无论是造反动乱的持续时间，派性武斗的激烈程度，还是运动中致死的人数，辽宁省在29个省、市、自治区中还不算是最突出的。但辽宁省受“文革”极“左”路线影响深，阶级斗争抓得紧，还有自己的发明创造，是整人狠、跟风紧、出“经验”的地区。在这个意义上的“重灾区”，自然也是说得上的。

作者为了写回忆录，搞清楚沈阳市公安局“文革”中的运动情况，曾专门到沈阳市公安局查找当年的档案材料。但军管人员在撤离公安局时，已将军管时期的有关档案取走销毁了。作者是与当年的老同志一起回忆，相互印证，经过多次来回反复，才复原了这段历史。就这一点来说，这本书的出版，也是填补了沈阳市公安史志的一段空白。

二

公安机关的“文革”是文革史研究的一个特殊领域。公安机关一向被称为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刀把子”，掌握生杀予夺的权力，选用的都是政治上最可靠的人，对干部的政治审查极为严格。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凡是社会上搞的，公安机关都搞;社会上不搞的，公安机关自己还搞，各种内部整顿不断。按说应该是搞成“水晶石、玻璃板”一样的单位了吧。但“文化大革命”一来，公安系统同样还是在劫难逃。公安部8个副部长中的7个，49个正副局长中的43个，166个正副处长中的63个，都被打成叛徒、特务、反革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注2据“两案”审理中的极不完全统计，“文革”中，各地(除西藏外)受打击迫害的公安干警达34481人，其中被拘捕判刑的1329人，被戴上“反、坏分子”帽子的3652人，被打死逼死的1257人，被打伤致残的3624人。注3“刀把子”变成了割伤自己的刀刃子，这是“文革”大反“十七年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砸烂公、检、法”的严重结果。

《往事回忆》以朴实无华的语言风格，讲述了这段历史中的一个局部过程——作者亲身经历的沈阳市公安局的“文革”运动，让人们知晓了公安系统内部“文革”的一些触目惊心的运动细节。对于作者家毁人亡、充满血泪的“文革”亲身经历，读者是无法等闲视之的。但要深刻理解作者和作品，还需要对公安系统“文革”的运动背景和一般过程有所了解。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在社会上是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党内是打倒“彭、罗、陆、杨”的所谓反党集团。彭真是中央主管政法的领导人，罗瑞卿是首任公安部长。所以，公安系统的“文革”运动，从政治路线上一开始就是与彭真、罗瑞卿上挂下联在一起的。在1966年5月，在改组中共北京市委的同时，北京市公安局也被改组。5月12日，公安部和中共中央华北局联合工作组就进驻了北京市公安局。原北京市公安局主要领导被停职审查，实际上是夺了北京市公安局的权。这是公安系统第一个被夺权的单位。

红卫兵造反运动兴起后，在全国掀起了打、砸、抢、抄、抓的“破四旧”恶浪。红卫兵们残酷殴打所谓“牛鬼蛇神”分子，抄没他们的家产，把他们扫地出门，成百上千无辜的人被打死。红卫兵这些目无法纪的“革命造反”行动，与公安机关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职责发生了严重冲突。公安部长谢富治要求公安机关紧跟“文化大革命”的战略部署，并以公安部名义接连发出通知，要求“公安机关一定要最热烈最坚决地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注4。群众组织“造反”胡为的极端行动受到鼓励，加剧了社会动乱的发展。各地冲击公安机关、揪斗公安干部和殴打警察的事情不断发生。仅1966年12月到次年1月间，北京中学红卫兵群众组织“联动”就曾六次冲击公安部。北京政法学院的群众组织“政法公社”，竟然提出要接管公安机关，以便进行“彻底改造”。而身为公安部长的谢富治，居然还答应了他们的无理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公安系统内部也被搞乱。到1967年1月，公安机关内部的“造反派”兴起，纷纷拉起了各种“战斗队”组织，卷入了全国“夺权”运动。

在造反夺权运动中，“中央文革”认为各地公安机关保护当地走资派，镇压了造反派组织，并提出了“砸烂公、检、法”的口号。1967年8月7日，谢富治在公安部斗争罗瑞卿大会上的讲话说：“砸烂公、检、法，毛主席当我的面讲过没有十次也有八次”，“还没有发现哪一个地方的公、检、法是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他断言：大城市的公安机关和县公安局的八成以上，都是支持保守派的。这是因为17年来毛主席的思想在公安系统没有占到统治地位。注5“砸烂公、检、法”的提出，加剧了社会的动乱。

实现全面夺权，首先要夺公安司法大权。对公安机关的夺权是通过军事管制的形式完成的。1967年2月，国务院、中央军委下令对北京市公安局及所属机构实行军事管制。此后，各地公安机关相继被军管。12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公安机关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大批军队人员进入各级公安机关，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领导公安机关内部的“文革”运动和公安业务工作。

对公安机关实行军事管制，标志着“文化大革命”进入到了一个“军法时期”。军人执法，一向以简单粗暴，武断专横著称。“文化大革命”被称是“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注6，军队又一次被推到中国政治的前台。军人执法的霸道与“公安六条”注7的乱法相结合，形成了一个大量制造冤假错案的高峰时期。“文革”中一些重大冤案，基本上都是发生在军法时期。如牵涉34万人的内蒙“内人党”冤案，被迫害;牵涉138万人的云南“赵建民特务案”等等大案，都是军人执政时期造成的。

公安机关军管会大权独揽，军人专了警察的政，“枪杆子”管制了“刀把子”，国家的专政关系一下子变得非常复杂起来。公安的职能是维护社会治安，军队的职能是维护国家安全，本是内外有别，但“文革”全盘否定了前17年的公安工作路线，内外关系完全颠倒了。公安机关军管会的使命是“彻底清除刘少奇、彭真、罗瑞卿反革命修正主义公安工作路线”，“彻底改造公安机关”，完全否定了多年来的公安工作方针和公安业务。全国公安系统各级领导干部几乎全部被打倒，有的被长期关押和隔离审查。大批公安干警遭到打击迫害，许多人被清理出公安机关。公安部机关原有编制1200多人，减到100人左右，精简下的1000多人都下放到东北农场劳动。注8上行下效，各地公安机关也都下放和清理了大批人员。

军队干部不懂公安业务，不熟悉地方工作，但头脑中阶级斗争的敌情观念极强，对公安工作完全是无知者无畏，否定一切，全盘推翻。而“刀把子”的“窝里斗”，往往把对付罪犯的一套用于自己人身上，斗争的凶狠程度更甚于其他单位，还生生地制造出了许多通敌“假案”。“旧北京市公安局反革命通敌案”就是一例。1968年5月13日，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负责人刘传新等炮制了《旧北京市公安局反革命集团与美蒋特务勾结进行特务间谍活动的一些情况》的报告，诬陷冯基平、邢相生等北京市公安局领导是“以叛徒、特务为核心的反革命班底”，“在彭真、罗瑞卿、刘仁指挥下……充当美蒋反革命地下军”。10月7日，中共中央以中发[67]19号文件向全国转发了这份报告，对砸烂公安业务工作起了非常恶劣的作用。北京市公安局有1693名干警遭受迫害，冯基平等72人被捕入狱。注9

“砸烂公检法”的口号提出后不久，公安部就与地方公安机关切断了联系。全国公安系统互不通气、不相隶属、各自为政。这种混乱情况，直到1971年林彪事件以后才有所改变。在1972年纠“左”整顿中，周恩来严厉地批评公安工作犯了政治性错误，大批下放干部，搞极“左”思潮，否定一切。注10经过整顿，公安工作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

沈阳市公安局的“文革”运动，与全国公安系统的“文革”运动过程大体是一致的，但是内部动乱出现的比较早，破坏程度也更为严重。

“文革”一开始，沈阳市公安局的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就开始造反。红卫兵运动兴起后，局内的造反派人物就成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一批从北京来的红卫兵跑到沈阳公安机关造反，还制造了打死人的事件。在1967年初的夺权运动中，沈阳市公安局遭到群众造反组织冲砸和查封，局内造反派夺权成立“沈阳市公安局革命委员会”。1967年2月20日，沈阳市公安局实行军事管制，次年军管扩大到公、检、法及其所属单位。1968年5月，沈阳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市公安局和各分局改称“人民保卫组”。直到1973年，才改回沈阳市公安局的名称。注11

沈阳市公安局的军管时期直到1975年7月结束，长达8年多。《往事回首》中披露了在军管会统治下“砸烂公、检、法”的一些情况。1968年6月，军管会将全市公安法机关4500多名干警集中起来办“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大搞“逼供信”，制造冤假错案，拼凑出了一个76人的“特务网”。先后有813名干警被揪斗，整死13人，伤残53人，受到各种处分和处理的384人。局主要领导干部都被扣上“叛徒”、“特务”、“反革命”的罪名，长期“军事监护”审查。在1969年的“斗、批、改”中，军管会先将大批干警发配到“五七干校”劳动，接着又把他们扫地出门。2389名干警被赶出公安队伍，到工厂当工人。430多名副科和19级以上干部连同全家赶到农村插队落户。注12如此大规模地迫害公安干部，这在全国公安系统中是非常典型的。通过沈阳市公安机关的“文革”个案样本，是可以对全国公安系统的“文革”管窥一斑的。

“文革”中，作为专政工具的公安机关也被专政，并且其专政的严酷程度并不亚于专政敌人，这一事实本身，也说明了在“刀治”意义上的法制，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是建立在宪政民主基础上的法治。这也就是“文革”提供给我们的血的教训。

作者作为“文革”中受迫害的公安干警之中的一员，把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重新回忆起来，公之于众，这不是为了了却个人的恩怨，而是为了全体在“文革”中被侮辱被伤害的人，提醒我们还有这一段不能忘却的记忆。

注释：

注1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辽宁省抓清理打砸抢案件的复查验收以防止打砸抢分子占据领导岗位》一文的通报，1980年7月11日。

注2《中国人民公安史稿》(内部出版)，警官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34页。

注3《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谢富治问题的审查报告》，1980年9月2日。

注4中共中央批发公安部党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公安机关和群众关系问题的报告》(1966年9月3日)。

注51967年8月7日，谢富治在公安部斗争罗瑞卿大会上的讲话

注6《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的决定》(1967年1月23日)。

注7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1967年1月13日)。“公安六条”是“文革”期间指导公安工作的具有临时法规效力的重要文件，据此许多有反“文革”言论的人都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

注8《中国人民公安史稿》(内部出版)，第447页。

注9《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谢富治问题的审查报告》，1980年9月2日;《中国人民公安史稿》(内部出版)，第447页。

注10《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59～560页。

注11《沈阳公安志》1902-1985，第320～327页。

注12刘丽英：《往事回首》，新华出版社，2009年，第105、114、122～123页。

(责任编辑萧徐)

2010年第6期　序——《北大，1957》·张毓茂

王金屏先生是我的校友。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们都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共同经历了1957年那场“整风”、“反右”运动。那时候，我们都是20岁左右的青年学子，有如稚嫩的禾苗，感受着新中国的雨露阳光，对党和祖国是满怀挚爱深情的。当共产党开展整风时，大家积极响应号召，帮助党整风，真诚地相信，所谓给不给党提批评建议，体现着对党的感情是否深厚。万万没有料到，那么恳切的动员，那么虚怀若谷的姿态，竟然是诱敌深入的谋略，据说那叫“阳谋”，是“钓鱼”，是“引蛇出洞”，是“让毒草长出来”……于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55万人被当做“蛇”引出来了，当做“鱼”钓上钩了——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金屏就是这55万人中的一个。他为自己的天真幼稚和善良轻信，付出了惨重代价。尽管他是条小鱼，但也与社会上那些声名赫赫的大鱼串在一起了……。

此后的生涯，不堪回首!

然而，金屏硬是要“回首”。这不啻是重揭心灵伤疤，其痛苦可想而知。因为金屏不但是劫后余生的幸存者，更是清醒坚强的智者勇者，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直面惨淡的人生。要把共和国这段重大历史失误昭示后人。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说，秦朝失败后，“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杜牧虽是古人，但他这些话，还是有些道理的，对今天仍有启发。对于挫折和失败，光是哀叹不行，一定要认真借鉴，从中总结经验，汲取教训。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考察，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是宝贵的精神财富，都有积极的借鉴作用。我想，这就是金屏在古稀之年不辞辛苦地写出这部感人的长篇小说的动因：“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啊!

金屏这部《北大，1957》，真实深刻，感人至深，用钱理群先生的话说，是一部“惊心动魄的书”。小说虽然塑造了许多不同性格的人物，展现了广阔的生活画面，但主要是以“我”(赵四辈)、梁卓和余坚三个人物的命运为主要内容，展开全书的故事情节。其中赵四辈的人生遭遇贯穿全书，写他的童年，学生生活，错划的打击，劳改的折磨，丧失亲人的痛苦，情侣惨遭杀害的重创……等等。把一个农家子弟，受党的教育和新社会培育的幸福和喜悦，描绘得十分亲切感人，也把政治风浪中无辜受害的困惑和苦恼的心路揭示得震撼人心。当赵四辈被诬为“反党反社会主义”遭到残酷批斗时，他百口莫辩，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平日亲密谈笑的同学和朋友，忽然变成一群杀气腾腾，面目狰狞的狱吏和杀手……赵四辈被骂成“阴险毒辣”、“诡计多端”、“狡猾奸诈”、“翻身忘本”、“向党进攻”……不容他有半点辩白和解释，什么“不要装疯卖傻”“蒙混过关”“顽抗到底，死路一条”……小说把那荒诞岁月里人对人的心灵摧残展现得惊心动魄。赵四辈这个善良无辜、天真幼稚的农家子弟，沦为祭坛上任人宰割的羔羊。他只能撕肝裂胆地呼喊：“苍天啊，我丝毫也没有反党的意思啊!不信挖出我的心来瞧瞧，就是把我的骨头砸碎，也找不出半点的碴碴来呀!我这样的人要是反党，那不是丧了天大的良心，那不是比毒蛇还毒，比豺狼还狠，连猪狗都不如了吗？”绝望中的赵四辈“忽然，我想起了历史上有不少刚正不阿、光明磊落、精诚报国的忠臣，也曾被诬陷为奸贼臣，罗织些‘莫须有’的罪名，惨死在自己效忠的政权手中，如楚国的屈原、宋朝的岳飞、明朝的于谦和袁崇焕……想着，想着，我头皮一麻一涨，眼睛一黑，便失去了知觉……”。对于今天的年轻人以及后世人，他们没有“左”的思潮泛滥时各种政治运动的经历，无法想象也不可能理解当年人际关系中的种种可悲的丑恶的世态。“左”的思潮和“左”体制，使人性泯灭，兽性大发，人变成嗜血的兽，以最神圣的名义干着最凶残最阴险最血腥的勾当。像刘少奇、彭德怀、马寅初、张志新、胡风、林昭……等党内外民族精英，遭到灭绝人性的迫害。小说中的赵四辈与他(她)们相比，尽管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小牺牲品，但其承受的精神摧残，同样十分惨烈，具有深远的警世意义。这一切，让我们省悟到对“阶级斗争为纲”等极左路线的扬弃，提倡“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治国理念的创立，确实来之不易，是党的理论和民族智慧的升华，是中华民族从深重灾难中又一次“凤凰涅槃”。

小说热情讴歌的英雄人物是梁卓。这个典型显然是以烈士林昭为原型的。她体现了那种坚持真理，敢于抗争，宁死不屈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崇高精神，她代表着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代表着人民大众的希望。她虽然被江青、林彪一伙借“左”的思潮杀害了，但她的精神是不朽的。鲁迅说过：“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张春桥、姚文元、康生、陈伯达一类政治骗子的红极一时的皇皇大文，确是“不足为据”，早已灰飞烟灭，而梁卓的“自由无价，生命有涯，宁为玉碎，以殉中华”的诗句，正是鲁迅说的“是血的蒸汽，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这声音震古烁今，浩气常存，给后世以启迪，以鼓舞，以力量。小说对梁卓狱中受难形象的描绘感人至深，简直是一位崇高光辉的圣女：

“哗哗啦啦响动的铁镣声由远而近，半地下的会见室通往监号的后门打开，梁姐的身影立刻出现在台阶上，犹如镶嵌在镜框里的伟人画像一般顶天立地，背后是灿烂的阳光……”

接下来小说描述了梁卓会见母亲和赵四辈的情景，真是感天地，泣鬼神，不忍卒读。这位当代的秋瑾、赵一曼、刘胡兰，面对当代法西斯屠刀，毫不畏惧，慷慨陈词，大义凛然地宣传反对个人迷信的真理，戳穿“四人帮”祸国殃民的造神的画皮。在举国迷乱，血雨腥风中，勇敢地向当代法西斯暴政开火，直至血洒荒郊，以身殉国。正是由于小说有了梁卓正面光辉形象，使得作品高扬了时代精神，鼓舞了革命正气，超出了一般所谓“伤痕文学”的水平。

小说对反面人物余坚丑恶灵魂的揭露和刻画，也是入木三分淋漓尽致的。在“左”风盛行时，余坚这类以神圣的革命名义残害善良的无辜者的杀手，随处可见。有人把他们称作新型的“狱吏”式人物，是相当确切的。他们凭借政治运动，打击陷害别人，满足私欲，实现野心，踩着受害者爬上去。余坚假借革命的词句，利用组织的权威，甚至用欺骗、谎言等卑鄙手段，设置陷阱，使无辜者沦于灭顶之灾。赵四辈一直把他当做亲密的朋友和尊敬的兄长，多次轻信他的花言巧语，直到梁卓被害，他才有所醒悟，是梁卓的鲜血擦亮了赵四辈这些天真善良人的眼睛。余坚后来也被“扩大”成右派分子。小说写出这个“左”派人物命运变化的合理性。余坚固然整人的狠毒凶残已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但如果不是他在权力场中角逐败北，他仍可执掌整人的权柄，从而青云直上。小说写他沦为“右派”后，也仍然不惜出卖别人以求改变自己命运。这种人物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也远未绝迹，只不过衣着打扮有所不同而已。小说刻画这个人物，极有警示作用，它使人们想起《绞刑架下的报告》作者伏契克的话：“人们，你们可要警惕啊!”当然，“左”风盛行时，许多跟风狂跑的人，并非都是余坚那样的人。他们或是盲从轻信，或是愚昧无知，或是胆怯自保……就其本质而言，也都是善良无辜者。小说中所写的萧世博、张福林等人物就是如此，他们在“整人”时，有的确是抱着“救人”的心肠的。这是知识分子的悲剧，也是民族的悲剧。

最后，我想说的是，金屏以小说形式反映1957年反右历史生活，我以为是非常明智的。小说与回忆录等纪实文学不同，它从生活原型出发，进行提炼熔铸的艺术加工，不拘泥于具体的实际生活素材，而是更集中，更概括，更具普适意义。因而更能深入揭示生活本质和社会规律，也完全摆脱了历史上当事人的个人恩怨和是非曲直的纠缠。据我所知，北大校友中确有以回忆录形式抒写1957年反右的生活，由此引起了一些纷争……这些纷争至少转移了人们对历史教训的思考。这是十分遗憾的。诚然，即使是小说，有人也喜欢对号入座。胡适曾把曹雪芹和贾宝玉，冯执中与马二先生混为一谈，遭到鲁迅的嘲笑，说胡适有“考据癖”。也有人咬定《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就是作者扬沫，余永泽就是张中行。张中行先生自己说得好：“人家(指杨沫——引者注)写的是小说，又不是历史回忆录，何必当真呢？就是把余永泽的名字改成张中行，我也不会出面解释”(田永倩：《我所了解的张中行》)。张中行先生是文学大师，他对小说艺术和历史回忆录之间区别的清楚认识，值得我们遵从。倘能如此，“余永泽是张中行”一类的误解就不会在金屏这部小说里发生了。

受老校友的殷殷嘱托，写了以上这些外行话，自知难中肯綮，权且充作序吧。

(责任编辑萧徐)

2010年第6期　美丽岛事件始末·赵 诚

从《自由中国》到“中坜事件”

1950年代，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之后，先有吴国桢向蒋介石进言，实行“政党政治”，为蒋不容，1953年出走美国，次年与蒋反目，指责其独裁专制。后有雷震1960年反对蒋介石违宪第三次连任“总统”，并在其主持的半月刊《自由中国》发表《敬向蒋总统作一最后的忠告》、《我们为什么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等七篇文章，主张反对党参与选举，制衡执政党。9月雷震被捕，以“包庇匪谍、煽动叛乱”罪名判刑10年，《自由中国》被取缔。在高压下，本土知识分子对国民党当局更加失望，萌发台独意识。1964年彭明敏等发表《台湾自救宣言》，次年以“叛乱罪”判刑8年。

1970年代，台湾经济高速增长。1978年人均国民所得1400美元，城市人口占到41.9%。基尼系数从1953年的0.558降到1980年0.303，中产阶级占全民总数51%。经济的改善，文化精神需求提高，各阶层的参政意识也开始发展。1975年8月，《台湾政论》创刊，“立法委员”黄信介任发行人，康宁祥任社长，张俊宏任总编辑。他们表示要继承《自由中国》的传统，“搭起民间言论的发言台”，但同年12月被当局叫停。

1977年11月19日，台湾举行台湾省议员、台北市议员、县市长、县市议员、乡镇长五项地方公职选举，民众参选热情很高，国民党外的民间力量取得了30%的席位，其中以“中坜事件”最有名。

在桃园县长的竞选中，国民党籍省议员许信良，未得到本党支持，便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击败了当局推出的国民党籍候选人欧宪瑜。事后许信良被国民党开除党籍。投票当天，桃园县中坜市国民小学投票站国民党籍监选主任涉嫌舞弊，被当场抓住。警察立即把监选主任保护起来。此举激起民愤，民众到警察局要求对选票舞弊进行处理。警方推诿，进一步激怒民众，约两万民众烧毁了60辆警用摩托车、8辆警车，并焚烧了警察局，警员撤退，军队到场。蒋经国下令军队克制，不准开枪，未有流血。民众看到许信良得票已领先8万张，怒气渐消，逐渐散去。这件事史称“中坜事件”。

1947年“2·28事件”后，本土人民视政治为畏途。“中坜事件”表明本土人民已从阴影中走了出来，新一代台湾人克服了恐惧。蒋经国也看到民间的心理变化，表明“在以后提名候选人时，要注意考察学历高，让劣迹少、名声好的党员出场，同时注意修正竞选方式，以增加取胜的根本条件和改善国民党的参选形象。”并允许在1978年底的“中央民意代表增额选举”中，各种力量竞争，释放出愿意和民间“沟通”的善意。

《美丽岛》的诞生

“中坜事件”后，反对派更为活跃。1978年底举行“中央民意代表增额选举”，民间反对派统一在全岛各选区布局，推举康宁祥、张春男、黄天福、姚嘉文、吕秀莲等人为候选人。1978年11月24日“党外人士助选团”正式注册成立，康宁祥为主席，黄信介、余登发为总联络人，施明德为执行秘书长兼总发言人。他们举办各种座谈会、记者招待会，还公布了党外人士《十二项共同政见》：“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选、省市长直接民选、军队国家化、司法独立化、思想学术超然化、禁止党派党工控制学校、言论出版自由化、参政自由化、旅行自由化;解除“戒严令”;大赦政治犯、反对对出狱政治犯及其家族的法律、经济和社会歧视。

当年12月16日美国与台湾断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同时宣布1979年1月1日建交。对台湾当局形成极大心理冲击。蒋经国以“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为据，发出“三项紧急处分事项”，宣布延期选举。12月22日，警备总司令汪敬煦宣布“中华民国”进入非常时期，禁止一切集会游行，停止选举。但是，此举遭到“党外人士”一致反对。他们发表《社会人士对延期选举的声明》、《国是声明》，进行抗议。

1979年1月21日，台湾当局以“知匪不报，为匪宣传”的罪名，逮捕“助选团”总联络人之一，前高雄县长余登发和他的儿子。桃园县长许信良第二天带领20多人，到余氏家乡高雄桥头乡游行抗议。这是台湾岛内戒严几十年来，第一次民间组织的公开游行。史称“桥头事件”。游行违反戒严法，4月20日，“监察院”通过“弹劾案”免去许信良桃园县长职务。

1979年5月，黄信介申请创办的政论性杂志《美丽岛》，刊名来自一首台湾歌曲。6月2日，杂志社在台北正式成立。黄信介为发行人，许信良为社长，吕秀莲、黄天福为副社长，施明德为总经理，林义雄，姚嘉文为发行管理人，张俊宏为总编辑。8月《美丽岛》发刊，文章针砭时弊，得到许多青年支持。到11月，发行量已经激增到8万份。杂志社在全台设立11个分社，吸收青年支持者参加，集会、演说，举行火把游行。与国民党当局在思想上发生正面碰撞。

《美丽岛》杂志发刊后，遭遇了多次暴力攻击事件。9月8日《美丽岛》在台北中泰宾馆举行创刊酒会，《疾风》杂志社郁慕明为首的“反共义士”在宾馆外抗议、示威，高喊“处死康宁祥”，“吊死黄信介”，“不消灭党外人士不罢休”，并向宾馆内投掷石块、电池。10月17日，当局查处《美丽岛》杂志。10月25日《美丽岛》台中服务处举行成立茶话会，会场被警察以拒马和铁丝网封堵。10月31日《美丽岛》高雄服务处举办“劳工座谈会”，11月4日举办“陈菊旅美座谈会”，11月7日《美丽岛》屏东服务处举办“农村毛猪问题座谈会”，11月20日《美丽岛》台中服务处举办“美丽岛之夜——吴哲朗惜别晚会”，均遇到暴力冲突。11月29日，台北黄信介“立委服务处”，遭6名暴徒持斧砍砸玻璃，捣毁办公设施，10分钟后，《美丽岛》高雄服务处也被8名手持斧头和武士刀的暴徒闯入捣毁。12月8日，《美丽岛》屏东服务处受6名暴徒袭击。这些身份不明的暴徒，不能不令人怀疑有当局支持。

1979年11月14日，施明德在台中县梧栖镇参加基督教长老会祈祷会，牧师建议在12月10日举行“世界人权日”纪念集会。施明德与陈菊商定，由“美丽岛杂志社”与“人权纪念委员会”共同申请，12月10日晚6点至11点，在高雄扶轮公园举办“纪念《世界人权宣言》通过31周年集会游行”，争民主、争人权。12月3日，陈菊和周平德向高雄市新兴分局自强路派出所提出申请，申请函由黄信介署名，几次交涉，未得允准。根据以往经验，反对派申请开会未准，自行开会，当局事后“照准”。于是，《美丽岛》杂志社决定，人权日纪念会按预定时间举行。但9日下午4时，《美丽岛》高雄市服务处已被警察包围。义工邱胜雄、姚建国驾宣传车在豉山路被扣，两人被押进豉山警察分局，遭受殴打。《美丽岛》杂志社人员和支持者前往豉山分局声援，再次发生警民小规模冲突。至12月10日凌晨2时，邱、姚才获得释放，史称“豉山事件”。

为了应对12月10日的集会，12月9日晚，台湾当局通过电视宣布高雄市于10日进入冬防“元春军演”，中午，以演习为名，高雄宪兵司令部、冈山保安队、市警察局、南区警备总部分别进入市区，宪警部队配备防毒面具，催泪枪弹，军车忙着运送铁丝网、拒马，严阵以待，并宣布下午三点进行交通管制，禁止一切集会，要求学生提前放学，商业活动即早到银行提款，造成恐怖气氛。

12月10日，《美丽岛》杂志全体人员和支持者如期抵达高雄，当地支持民众也在下午6时集齐待发。此时扶轮公园已被军警封闭。正副总指挥施明德和姚嘉文6点半带领二三百人的集会队伍从高雄服务处出发，黄信介从台北出发。南区警备司令常持琇中将在火车站等到黄信介，希望黄不要有过激之举，黄与常商量，借一会场，和平集会，得到常的同意。黄信介乘常司令的车由常陪同到达现场后，常持琇的帽子被人打翻，一怒之下，撤回了借会场的承诺。施明德等临时决定，由黄信介、施明德、姚嘉文、林弘宣、吕秀莲、陈菊等带领持火把的游行队伍到附近中山一路和中正四路的环岛。此地开阔，是个小广场，当做临时会场。黄、姚、施等依次演讲。会场外军警包围，军警圈之外是如潮的围观群众。黄、姚演讲完后到高雄警察局新兴分局，要求在原定会场集会，撤走镇暴部队，会场可让警察维持秩序，并承诺晚11点散会。但南区警备副司令张墨林请示上级，未获同意。施明德把现场指挥交给张俊宏，再次到新兴分局交涉，让更多群众进来参加会议，又未被同意。8点半左右，集会群众与军警发生冲突，警方施放催泪瓦斯。施明德指挥群众向中正四路移动，在南投路突破军警封锁线时，双方受伤惨重。施明德要求支持者退回服务处，但现场已乱，失去控制。支持者群情激奋，不断高呼“打倒特务统治!”、“反对国民党专政!”部分群众冲入警察新兴分局，部分群众回到服务处，集会组织者害怕再次出现中坜事件，把冲入警察局的群众又带回到服务处，张俊宏看到现场稍有平静，要求支持者散去，但人们不走，仍听吕秀莲演讲。在军警重围下，民众以木棍、石块与军警对阵，冲突不断。11时，纪念会组织者宣布散会。但一些人情绪激昂，坚持不走。直到13日凌晨2时，军警用催泪弹和电警棍才把集会者全部驱散。

这次集会警民大冲突三次，双方都有受伤，人数至少在200人以上。据台湾警备司令汪敬煦回忆，“宪警人员遵奉上级指示，以高度的自制、坚忍执行职务，始终忍耐，以致负伤累累”。《美丽岛》支持者说，当晚参与集会的民众最多时达到10万。汪敬煦说只有六七百人。国际媒体驻台记者报道为六七千人。据汪敬煦回忆，当时蒋经国对他汇报的数字表示疑问，并说，“你们就是喜欢把大事说小。”

结局与回响

1979年12月13日起，台湾当局以“涉嫌叛乱罪”对高雄事件参与者进行大搜捕。《美丽岛》杂志主要骨干除许信良当时正在美国，施明德在逃，其余全部被捕。许多高雄事件的参与者也被捕，到1980年1月8日施明德也被捕。至此，被捕者达152人。

1980年2月，台湾当局“军事法庭”对美丽岛案主犯进行审判，指控黄信介、施明德、姚嘉文、林义雄、张俊宏密谋推翻政府，4月18日判决：施明德处无期徒刑(在蒋经国的直接干预下，施明德免除死刑)，黄信介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姚嘉文、张宏俊、林义雄、吕秀莲、陈菊、林弘宣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后黄信介改判十年，其余六人为八年。此外，还有三十余人被控以公然聚众施暴，在一般法庭审判，其中一部分被处以一至三年有期徒刑。

由于此案被捕人数众多，引起国际传媒和美国政府、国会及国际人权组织高度关注。台湾当局为了表示“军事法庭”审判公正，法庭对岛内外人士开放旁听，同意被告委托律师辩护。在“军事法庭”受审的被告家属委聘的律师组成一个15人的律师团，其中有尤清、谢长廷、苏贞昌、陈水扁、张俊雄、江鹏坚等。在法庭上，被告们公开陈述自己的政治观点，律师们发表长篇辩护词，阐述“宪法”赋予的权利。审判本身成了一场政治大辩论。岛内报刊详尽报道法庭辩论，使法庭成为朝野双方政治较量的舞台。台湾民众在这场大辩论中，受到民主自由思想的洗礼。

台湾当局为了应对国际压力，一方面表示公正要“公开审判”，另一方面，在新闻局长宋楚瑜指挥下，开动所有宣传机器，称《美丽岛》表面上是杂志，实际上是一个阴谋组织，有计划的、有预谋地进行“叛乱”活动。《美丽岛》杂志的领导者都为匪首及阴谋分子，鼓吹暴力，而群众都为非理性暴民。整个事件中，警察则是“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美国《新闻周刊》和美联社说，台湾官方媒体撒谎，“美丽岛事件”本质上是一次对政治反对派的镇压。宋楚瑜立即召开新闻发布会，以强硬的语气驳斥《新闻周刊》和美联社记者的报道，并宣布取消他们在台湾的采访权。

马英九当时在美留学，任《波士顿通讯》主编。该刊发表文章，称“美丽岛事件”当事人是“叛乱集团”，是“丑剧”、“逆流”，建议当局管制言论，主张台湾不应有美式言论自由。

审判期间的2月28日，被告林义雄家遭受灭门血案，至今未破。

廖忠信的《我们台湾这些年》中说：美丽岛事件“规模冲突之大，可说是台湾史上首见”，“在这个事件中，活跃于党外阵营的主要人物几乎全部被捕，当时台湾反对派运动受到严重打击。很多人说，蒋经国被这件事震撼到了，所以加快了开放的脚步。但不管怎么说，这件事的结果，以及后来的审判，的确让很多政治冷感的台湾人开始思考一些政治及台湾前途的问题，成为一个启蒙的起点。”

审判加速了本土知识精英的凝聚。受刑人家属在1980年底的“中央民意代表增额选举”中连连取胜。姚嘉文之妻周清玉、张俊宏之妻许荣淑、黄信介之弟黄天福，分别以高票当选“立法委员”、“国大代表”。

美丽岛事件成为台湾政治的一个分水岭，从此，朝野双方都意识到社会的变革已成大势。1986年前后，本案主要被告在刑期一半时被假释或保外就医。

1986年3月，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政治革新”，5月7日，在国民党中常会上，蒋经国强调，在维护和谐、国家安全、全民利益和法律的前提下，“厉行‘民主宪政’的决心绝不改变”，指示开展与党外势力“沟通”工作。5月10日，国民党首次派出中央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梁肃戎、萧天赞和黄光平与民间反对派党外社团“公政会”理事长尤清、秘书长谢长廷举行沟通会议，并取得了“三项谅解”。

1986年9月28日，以《美丽岛》参与者为骨干的“台湾民主进步党”成立。但蒋经国并未深究，1987年7月15日，蒋经国正式宣布在台澎地区解除历时38年的“戒严法”。从此，台湾迈进了宪政时代。

2008年4月7日，在台北市中心“总统府”不远处立碑，其铭文是：

台湾实施戒严期间(1949年5月20日-1987年7月14日)及其前后，有许多仁人志士遭受逮捕，羁押或枪杀，时间长达四十多年。此种惨痛事实形成恐怖气氛，笼罩整个社会，成为台湾人民挥之不去的梦魇，影响社会发展至深且钜，史称“白色恐怖”。

昔日威权体制下，统治者高高在上，迫害人权剥夺自由，造成无数生命的陨落，家庭的破碎和种种不公不义，举国上下遂长期处于不安与恐惧之中。1990年代之后，在国人流血流汗，持续努力下，台湾走出威权统治，逐渐形成自由民主的社会。

保障人权，追求社会公平正义，是民主国家所服膺的普世价值。我们不仅要追求历史真相，追究责任，更应记取教训，使执政者不再重蹈覆辙。因此建立此碑，祈愿台湾从此成为民主、自由、人权和正义的国家。2010年2月4日再修订稿

(责任编辑徐庆全)

2010年第6期　敬答读者·高放

贵刊今年第1期发表的拙文《斯大林怎样破坏党内民主》，得到众多读者关注。我收到越来越多读者来信，要我提供编者在文末所提示的“本文资料来源原来有21个注释”。现按引文顺序，简列如下：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95年版第200页。

2、《列宁全集》第7卷，1985年版第167页。

3、《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1964年版第52～54页。

4、据塔斯社莫斯科1992年4月23日电。

5、《邓小平文选》第2卷，1994年版第333页。

6、《斯大林全集》第7卷，1958年版第326页。

7、《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一分册，1954年版第566页。

8、《赫鲁晓夫言论》第二集，1964年版第362页。

9、《赫鲁晓夫回忆录》，1988年版第429页。

10、《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1964年版第70页。

11、《列宁选集》第四卷，1995年版第782～783页。

12、布拉诺夫：《被篡改的列宁遗嘱》， 1999年版第24～25页。

13、《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1964年版第437页。

14、《苏联共产党党章汇编》，1982年版第73页。

15、《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编》，1988年版第426页。

16、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册，1981年版第251页。

17、《列宁选集》第四卷，1995年版第782～783页。

18、《列宁选集》第四卷，1995年版第745～746页。

19、高放：《马克思列宁主义提法的来龙去脉》，新华文摘2001年第10期。

20、丘耶夫：《莫洛托夫密谈录》，1992年版第326页。

21、《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27、50页。

另有安徽怀宁县法庭内6单元102室程百川读者，来信问及拙文提到：苏联从1921年至1954年被判处反革命罪犯总数与其中被判死刑、劳改与监禁、流放与驱逐出境三项相加对比，多出7004人，原因何在？能提出这个疑问，足见读者相当认真细心。实际上这是排印差错所致。当时被判处反革命罪犯总数应是377.738万人，其中死刑64.298万人，劳改与监禁236.922万人，流放与驱逐出境76.518万人。这里后三项相加与总数就完全一致。

中国人民大学资深教授

高 放 4月21日

2010年第7期　“以党治国”面面观

早在1941年,邓小平就曾对“以党治国”论提出严肃批评。粉碎“四人帮”邓小平再次复出后,他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提出要对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进行改革,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他在最后一次“南巡”谈话中,更明确提出:“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反映了邓小平的遗愿。然而,他所反对的“以党治国”论,却始终阴魂不散。鉴此,考察一下“以党治国”论的来源、演变及其危害,不无现实意义。

一、“以党治国”论的提出与演进

列宁创建了俄国共产党(后改称“联共[布]”),开展暴力革命,推翻了沙俄帝制,创立了党政军高度统一、党权高于一切的“党化国家”体制。孙中山在领导中国革命屡受挫折后,改奉“以俄为师”,将苏俄“党化国家”的体制引入中国,提出和推行了“以党治国”论,这便是“以党治国”的发端。

早在1915年,孙中山就明确指出:“吾人立党,即为未来国家之雏形”。1920年,他更强调党是民国的根本,郑重声明:“本总理向来主张以党治国”。1924年1月,在国民党“一大”改组期间,孙中山解释说:“我从前见得中国太纷乱,民智太幼稚,国民没有正确的政治思想,所以便主张‘以党治国’。”注1孙中山把建国的步骤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并提出训政时期“党在国上”。他说:“当俄国革命时,用独裁政治,诸事一切不顾,只求革命成功……其能成功,即因其将党放在国上。我以为今日是一大纪念日,应重新组织,把党放在国上。”注2长期追随孙中山的胡汉民,在阐述孙中山的“以党治国”理论时强调说:“‘以党治国’是以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为取向的政治模式,于建国治国之过程中,本党始终以政权之保姆自任。”

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利用孙中山的政治遗产,将孙中山的“以党治国”和“三阶段论”发展成为一种极权主义的政治体制,走上了专制独裁之路。蒋介石奉行“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并要求国人对领袖绝对效忠。在推行独裁统治的过程中,国民党的“党文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按照蒋介石的说法,国民党是“唯一救国的党”,因此,它理所当然地应占据国家的所有权力。注3“以党治国”经过这样的演进,就成为建立“党化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政权组织形式的理论基调,从而使中国宪政化进程出现大倒退。

二、“以党治国”思想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以党治国”的思想,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治党、治国、治军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早在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就曾出现过“以党代替苏维埃”的错误倾向。针对这种倾向,毛泽东曾经指出:“党在群众中有极大的威权,政府的威权却差得多。这是由于许多事情为图省便,党在那里直接做了,把政府机关搁置一边。……国民党直接向政府下命令的错误办法,是要避免的。”注4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政权组织形式实行“三三制”注5,“以党治国”与“三三制”的政权组织形式显然难以协调。于是,邓小平于1941年4月15日著文对“以党治国”论提出尖锐批评,他指出:“某些同志‘以党治国’的观念,就是国民党恶劣传统反映到我们党内的具体表现。”进而指出:“这些同志误解了党的优势,以为党员包办就是绝对优势,不了解真正的优势要表现在群众拥护上。把优势建筑在权力上是靠不住的”;又指出:“这些同志误解了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结果群众认为政府是不中用的,一切要决定于共产党。……政府一切法令都是共产党的法令,政府一切错误都是共产党的错误,政府没有威信,党也脱离了群众。这实在是最大的蠢笨!”邓小平认为:“‘以党治国’的国民党遗毒,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的最有效的办法。”他的态度很明确:“我们反对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一党专政,我们尤要反对国民党的遗毒传播到我们党内来。”注6

但是,邓小平这种语重心长的提醒,并未引起全党的重视。1942年9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明确规定:“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因此,确定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及各级党委(区党委、地委)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注7这种发端于抗战时期的党权高于一切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在解放战争时期继续实行,并一直沿用至1949年以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革命党成了执政党,本应逐渐健全法制,走上依法治国的道路。然而,最高领导层已经形成的“以党治国”观念不但没有克服,反而进一步强化。特别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继而在和1958年召开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之后,在政法机关突出强调党的“绝对领导”,更使“党化国家”成为定型。它的最集中的表现,是毛泽东1958年8月24日在北戴河发表谈话,说:“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能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我们每次的决议都是法,开一个会也是一个法。”他还说:“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报》一个社论,全国执行,何必要什么法律?”注8其时,刘少奇也说:“到底是人治还是法治?看来实际上靠人,法律只能做办事参考。党的决议就是法。”这些论断,就是“以党治国”论的极端表现。这种主张使党权无限膨胀,任意毁弃法制,最终导致滥施专政,政治清洗不断,国无宁日,亿万人民身受其害,也使执政党自身的形象受到严重损伤。

三、“以党治国”的实际运行

“以党治国”并非毛泽东个人的主张,而是党内高层的共识,当时主管和分管政法工作的领导人,都曾讲过类似的话,指导政法机关按照党的意志去执法。下面,我们来看看“以党治国”在实践中是如何运行的:

(一)执政党不受法律的约束

1955年1月间,张鼎丞(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向刘少奇汇报工作后,刘少奇作了许多指示,他说:“在宪法颁布以后,我们必须加强法制,要善于利用法制,利用国家政权和社会群众的力量来开展阶级斗争。我们的法律不是为了约束自己,而是用来约束敌人,打击和消灭敌人的。”

1955年7月间,刘少奇又在北戴河向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人指示说:“我们的法律是要保护人民去同敌人斗争,而不能约束革命人民的手足。如果哪条法律束缚了我们自己的手足,就要考虑废除这条法律。”

从刘少奇的上述指示来看,他认为法律是由党领导制定的,明确把执政党置于法律之上。这种观点与“执政党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活动”的法治理念相距甚远。实行的结果,就是导致在“反右派”、“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随意破坏法制,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

(二)政法机关必须掌握在党的手里,作党的驯服工具

有关这方面的文件和指示非常之多,下面引述几例:

1955年7月间,张鼎丞和梁国斌(最高检察署副检察长)在北戴河向刘少奇汇报工作(彭真在座),刘少奇说:“检察院当前第一条任务,就是要保证把该捕的反革命分子迅速逮捕起来。宪法已经规定了,逮捕和起诉都要经过检察院。如果不经过检察院批准,捕人是违法的。现在党要搞社会主义革命,要把那些破坏社会主义革命的反革命分子抓起来,所以检察院要很快把批捕、起诉全部担负起来。党委决定要捕的,检察院要闭着眼睛盖章。这样做也可能有错,这在党内可以讲清楚,但对外,都要由检察院出面担起来。……如果检察院不做党的挡箭牌,民主人士就会利用这点来反对党,结果可以说等于是检察院反党。”他强调说:“必须告诉检察院的同志不准闹自由主义,不能因为你们闭着眼睛盖章,有了错案就说‘这个案子不是我批的,我不负责’。如果有人这样讲,就是泄露了党的机密,就是和党闹独立性。检察院要做党的挡箭牌,在党内可以讲清楚,对外,就要讲这些案子都是经过检察院批的,都由我负责。这样才对。不然,就是违犯了党的纪律,要受党纪的制裁。”刘少奇还再三强调:“检察院必须掌握在党的手里,这个机关同公安机关一样,同样是党和人民同反革命分子作斗争的锐利武器,必须掌握在自己人手里。必须保证检察机关在组织上绝对纯洁。”

1955年9月19日,罗瑞卿(时任公安部长)在全国21省市公安厅局长会议上讲话中说:“公安、检察、法院都是党的工具,是党的保卫社会主义建设、镇压敌人的工具,这点必须明确。但是在宪法上又规定了‘人民法院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所以,关于检察院和法院在对内和对外的讲法上要分开。当然,如果有些检察院、法院的同志以法律上的规定来对抗党的领导,那就错了。凡是对这点认识上有偏差的,必须纠正。”

1957年9月4日,在中央法律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罗瑞卿发言中批评“某些司法、检察、法院强调司法独立,垂直领导,不听党委的话。”会议最后由彭真做总结,要点有三:1、政法部门普遍存在着右倾思想。2、反右派斗争。右派分子在政法战线上的进攻极为猖狂,攻击我们是“以党代法,党政不分,无法可依,有法不依”。3、党委的领导。政法机关这个专政的武器必须牢固地掌握在党的手里。党委应当领导政法机关的全部工作(包括所有案件),各级政法部门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党委(包括中共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的绝对领导,加强向党委的请示报告。

1957年10月8日,彭真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发言,第二部分是“关于政法工作问题”,他说:“在司法行政和法院系统中,最突出的问题,是一部分人想借口‘司法独立’来摆脱党特别是地方党委的领导,同党分庭抗礼。”

1958年6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就召开第四次全国检察会议向中央写了一份报告,其中谈到:“经过一年来的反右派斗争,全国检察机关共挖出右派分子一千五百多人(注:此前,检察系统的干部编制最多时为四万三千人)。”会议批判了片面强调垂直领导,忽视党的领导或者把党的领导抽象化的错误路线,进一步强调:“检察机关必须完全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做党的驯服工具。必须听党的话,党叫做什么就坚决做什么;党不允许做的事情,就一定不要做。会议认为党的领导的问题,是检察机关最根本的问题。”

从1958年6月23日至8月20日,召开了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重点是揭发批判“司法部党组所犯的严重错误”,把司法部党组全体成员6人及正司级党员干部3人共9人打成“反党集团”(此案直到1978年12月才由中共中央宣布平反)注9。最后形成的会议文件认为:“司法战线近几年曾犯过违反党的方针的严重的原则性错误,主要是右倾的错误,而思想受资产阶级法律观点的影响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会议认为,“主张审判独立就是反对党的领导,是以法抗党,是资产阶级旧法观点借尸还魂。”

会议结束后,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向中央报送的《关于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的情况报告》中,特别强调:“人民法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成为党的驯服工具。……法院工作服从党的领导,不仅要坚决服从党中央的领导,而且要坚决服从地方党委的领导;不仅要坚决服从党的方针、政策的领导,而且要坚决服从党对审判具体案件以及其他一切方面的指示和监督。”

从上述中央领导人的一系列指示和有关文件的表述来看,执政党的领导人一致认为:作为国家机构重要组成部分的公检法机关,都是由党直接掌握的用以镇压异己势力的工具,各级政法机关和所有干警,都必须作党的驯服工具。至于宪法规定的“独立审判”,那只是对外宣传用的,“对内和对外的讲法上要分开”。在内部的实际运作,则根本不承认什么审判独立,谁主张按照宪法的规定实行独立审判,谁就是反党。

党的领导人对政法部门负责人一再耳提面命以及在内部会议上的多次讲话,说得非常清楚,由此而形成了由党委审批案件等一系列潜规则,这些潜规则不向社会公布,但却具有强制性约束力——这便是“以党治国”或曰“党化国家”的典型运作方式。

正是在这样一些观念的指引下,加上一系列潜规则的运行,在反右派运动中把各级法院和检察院的大批同志打成“右派”,开除党籍、撤职降级和给予各种处分,有些被送去劳改、劳教,便是顺理成章之事,以致把整个司法部党组打成“反党集团”也尽在情理之中。正是在这种“以党治国”的体制下,到了“文化大革命”中,领袖一声令下,当年主持政法工作的彭真、罗瑞卿以及高层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一个接一个地被打倒也就毫不足奇了。到了此时此刻,刘少奇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围攻他的造反派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但是,打倒刘邓彭罗难道不是“党的决定”?

(三)执行法律就是办一个手续

1955年1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补办由人民检察院审查批捕人犯法律手续的指示》,其中指出:“近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的报告,在今年以来各地逮捕起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各种犯罪分子中,约有十一万多人(二十六个省市不完全统计)未履行由人民检察院审批逮捕的法律手续,个别地方未经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而逮捕起来的人犯占全年已逮捕起来的人犯总数的百分之三十。这是不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的。这种情况应引起各级党委充分重视,并迅速加以纠正和改变。为此,中央决定:凡自1955年1月份起由公安机关逮捕起来的人犯未履行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的法律手续的,应一律补办批准逮捕的法律手续。”

在执政党领导人看来,所谓“依法办事”不过就是办一个法律手续而已。在逮捕的时候未经检察院批准,事后补办一个手续就是合法的了。所谓“程序意识”之类的观念,在他们脑子里是不存在的。如此一来,宪法和法律就纯粹变成了一种摆设,甚至成为掩盖“以党治国”的挡箭牌。

(四)无完备的法律更便利

1956年3月31日,彭真在第三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上作报告,他说:“我们现在的法律还很不完备,大家全说无完备的法律很麻烦,但也有便利之处。我们办案时,只要站稳阶级立场,根据政策,按照阶级利益来办事就可以了。……我提议大家不要死抠法律条文,主要应把法律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搞熟一点,当然能记住法律条文更好了。”

当毛泽东1958年8月在北戴河表态说“不能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后,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政法小组很快写了一个《关于人民公社化后政法工作一些问题向主席、中央的报告》,明确提出:“刑法、民法、诉讼法已经没有必要制定”,遂使从1954年开始的法制建设进程骤然中断。随后,就开始了公安工作“大跃进”,各地完全撇开了正常的办案程序,随便捕人和胡乱判刑。这种情况愈演愈烈,直到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就连彭真本人也被关进了牢房。如果按照他上面所说的办案依据来看,当时对他的处理既是“站稳了阶级立场”,又符合当时的政策,还是“阶级利益的需要”,用不着“死抠法律条文”。

(五)公检法三机关合署办公

1960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对公安部长谢富治注10的报告,发出《关于中央政法机关精简机构和改变管理体制的批复》,批复中说,中央书记处决定:

1、中央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合署办公。对外,三机关名称不变,保留三块牌子,三个大门出入;对内,由公安部党组统率,两院各出一人参加公安部党组,以加强工作联系。

2、三机关合署办公后,最高人民检察院保留二三十人,最高人民法院保留五十人左右,各设一个办公室,分别处理检察、法院的必要业务工作。

根据这一决定,中央公检法三机关实行联合办案,合署办公,并且是采取了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合并到公安部的方式,实现了政法工作的集中统一和彻底的“一元化”。就党内的领导体制来看,明确规定三机关都“由公安部党组统率”,明白无误地把“两高”直接置于公安部的领导之下,成了公安部的附庸。这种体制的特点是敏捷、高效——凡是公安部决定了的事项,由“两高”负责去执行,完全取消了法院和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的监督和制约。从此确立了公安的“老大”地位,对后来三机关的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1954年宪法规定国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为平行机构,统称“一府两院”。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而公安部只是国务院下属的一个部,它与“两高”并不处于平级的地位。就公检法三机关在刑事诉讼法中的职权分工来说,公安机关负责侦查,检察院负责批捕和起诉,法院负责审判。按理说,批捕、起诉和审判,都是对侦查工作的检验和把关,如果发现侦查中有违法行为,应予纠正;发现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更应该判决无罪,其制度设计就是为了防止和避免冤假错案。然而,当时决定将三机关合而为一,未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宪法,就对“一府两院”体制作了伤筋动骨的改动。采取这样的大动作,无论从哪一方面都是说不通的。于是文件规定:“对外,三机关名称不变,保留三块牌子,三个大门出入”。庄严的宪法就这样被任意揉捏,弃如敝屣。这一决定对中国的法制建设造成了巨大冲击。

中央公检法三机关合为一体后,上行下效,全国各地一律取消了公检法三机关的建制,改为“政法部”或“政法公安部”,进而提出“一长代三长(公安局长、检察长、法院院长),一员顶三员(侦查员、检察员、审判员);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实际上谁还“分家”?完全搞成了“一锅煮”和“一勺烩”。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情景:各级党政领导率领政法部门的干警,带上空白逮捕证和空白判决书,下乡下厂为“打开局面”而随意捕人;对抓起来的人有的甚至不开庭审判,在空白判决书上填一个名字,加几个罪名就判处了刑罚注11——“以党治国”竟然走到了这种地步。

以上五个方面,大体上反映了“以党治国”的实际运作情形。

四、灾难造成后的调整与反思

在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中,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和强迫命令风等“五风”泛滥,带来了一场空前的灾难,数千万农民被饿死。为了压制民众的反抗,又滥用专政工具,把对当时的某些做法稍有不满而发发牢骚,或者饿极了偷青吃青的无辜民众作为专政对象,乱捕滥杀,更加重了灾难。

种种惨状冲破层层封锁反映到高层。大量饿死人和乱捕胡判的情形令人震惊,促使当权者的头脑渐趋冷静。大约从1961年起,在一些文件或领导人讲话中开始出现了反思的声音。下面摘引几段对政法工作反思和纠偏的讲话,听听当时是怎么说的:

1961年6月24日,当年鼓吹三机关合署办公的公安部长谢富治,在中央公检法三机关碰头会上的讲话中,说了一番似乎是批评别人的话:“从我们三家来说,有过‘三起三落’。这几年公安的毛病,是腿伸得太长了,把一些不属于公安的事情也拿来办了。检察、法院的腿太短了,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1961年7月3日,谢富治在公安部党组扩大会议上又说:“公检法三家的职责,这几年也搞乱了。下面有的同志说,‘公安共了检察、法院的产’。中央政法三机关搞一个党组,一个机关,是一种没有调查研究的、简单化的做法。……不能刮‘共产风’,不能把检、法当做辅助工具。过去有些做法是错误的,如‘一员顶三员’、‘一长代三长’、‘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等等,现在要很好清理一下。”

反思比较彻底的,是国家主席刘少奇。他在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分析造成巨大困难的原因,直接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论断。同年5月,刘少奇又主持对1958年以来的政法工作进行总结,明确指出:“这几年政法工作总的经验教训是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主要是误我为敌,打击面过宽。”“有的党政负责人,随便批准捕人,根本不要公安局、检察院这一套。甚至有的公社、工厂、工地也随便捕人。”“用对付敌人的专政办法来处理自己人的问题,处理劳动人民的问题,这是个根本错误。这不是共产党的方法,而是国民党的作风,是站在人民之上,向人民施用压力。”他还指出:“法院独立审判是对的,是宪法规定了的,党委和政府不应干涉他们判案子”;“不要提政法机关绝对服从各级党委的领导。它违法,就不能服从。如果地方党委的决定同法律、同中央的政策不一致,服从哪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服从法律,服从中央的政策。”注12话虽不多,但画龙点睛,触及了最要害的问题。

所谓“驯服工具论”,原本是由刘少奇提出的。第四届全国司法会议就是贯彻刘少奇的指示,特别强调了“人民法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成为党的驯服工具。”但是,刘少奇的最大优点是勇于承认错误。到1962年5月,由他主持对1958年以来的政法工作进行总结时,他便明确指出:“不要提政法机关绝对服从各级党委的领导。它违法,就不能服从。”这种知错必改的态度,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坦荡胸怀,令人感佩!然而,正是由于刘少奇在认识和提法上的这种改变,从某种程度上动摇了“以党治国”的正统,种下了后来他被打倒的种子。

五、能否记取教训不再重蹈覆辙

刘少奇被打倒并被迫害致死,可谓共和国历史上的最大冤案。然而,类似的冤案又何止千万!“文革”中涉及人数最多的冤案是“内蒙古人民党”(简称“内人党”)案。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提供的数字:“内蒙古自治区‘内人党’等冤案,有34.6万多名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16222人被迫害致死。”仅此一案就株连数10万人,整死1.6万余人!将诸如此类的冤案加起来统计,全国该有多少无辜民众惨死在“对敌专政”的刀锋之下!能说这些冤案都是由于偶然的失误造成的吗?实际上,它正是推行“以党治国”致使法治荡然无存的必然结果。

笔者身经目睹了共和国60年的沧桑巨变,一方面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欢欣鼓舞,另一方面又对那些匪夷所思之事心有余悸。回顾刘少奇、彭德怀、遇罗克、张志新等等先烈的遭遇,仿佛又听到无数冤魂在悲泣呼号。不禁想起唐朝杜牧在《阿房宫赋》中的一句千古绝唱:“秦人无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但愿国人能够惊醒,千万不能再走回头路!

2010年5月27日第12次修改

注释:

注1《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7～99页。

注2王府民:《孙中山详传》,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1092页。

注3蒋介石:《为什么要有党》,载《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6页。

注4《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3页。

注5“三三制”是指在抗日民主政权中大体,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

注6《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10～14页。

注7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125页。

注8转引自张慜:《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的来龙去脉及其严重影响》,载于《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文集》(第四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10月版,第426～427页。

注9《司法部关于报送〈我国司法行政体制的历史沿革〉的函》(司发函[2003]158号),2003年10月29日。

注10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任公安部长是罗瑞卿。1959年庐山会议后,罗瑞卿调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由谢富治接任了公安部长。

注11尹曙生:《公安工作“大跃进”》,载《炎黄春秋》2010年1月号。

注12《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50～452页。

(责任编辑杨继绳)

2010年第7期　也谈阿克顿的名言

《随笔》2008年第6期上林非的文章《阿克顿的一句名言》,介绍了阿克顿的生平、他这句名言的意义及其历史背景,无疑是有价值的。但遗憾的是,文中有不可忽视的缺陷,值得进一步讨论。

首先,作者没有准确地引述阿克顿这句名言的原文,而只是转引了马英九于今年6月的讲话:“权力是腐蚀人的,绝对的权力就会造成绝对的腐败。”马英九并没有说明这是阿克顿的话,而它与阿克顿的原话有很大出入。阿克顿的原话十分简单明了,原文是:

“Power tends to corrupt,and absolute powercorrupts absolutely.”

译成中文,应该是:“权力趋向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

这是他1887年4月5日给克莱顿(MandellCreighton)的一封讨论宗教改革时期教皇制度历史的长信中说的。这句话无论在逻辑结构上和文字含义上都超过马英九所转述的那句话。

阿克顿(Acton,1834—1902)主编过《剑桥近代史》,发表过不少学术著作,但他留给后人最珍贵的精神遗产,却是这句震撼人心、脍炙人口的名言。这句名言上世纪90年代开始传入中国,并迅速流行。可惜引述者都是辗转引述,并未直接查阅原文,未免走样。

例如李慎之1999年10月写的传世之作《风雨苍黄50年》中就引了这句名言,但被写成:“权力使人腐败,而绝对的权力绝对地使人腐败。”我读到他寄来的文稿时,即向他指出所引用的阿克顿的名言的译文不够准确。在2003年悼念李慎之的文章中我也提到了这一点。

2001年出现了两个阿克顿文集的中译本。一个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自由与权力》,把这句名言译成:“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另一个是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自由的历史》,书中没有译阿克顿与克莱顿的通信,但《中译者序》开头第一句就是阿克顿这句名言,被译成“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把“tends”(趋向)译成“导致”或“使人”,显然不符原意。原文的意思是:权力本身就会腐败,并不是它“导致”或“使人”腐败。腐败是指权力本身,是制度,不仅仅是掌权的人。“绝对权力绝对腐败”,何等简洁铿锵有力!塞进“导致”或“使人”,无异画蛇添足。

2001年在《爱因斯坦语录》(杭州出版社出版)的《中文本序》中,我曾指出这种翻译的错误,可惜未引起人们注意。

此外,林非文章中介绍洛克(Locke,1632—1704)时也存在两个问题。首先说洛克是“法学家”,这样的定位是缺乏根据的。洛克没有专门学过法律,大学时学的是古典文学和哲学,后又转学医。他虽非专业医生,但精湛的医术使他成为全欧洲的名医,并被刚成立不久的皇家学会选为会员。1669年他认识了倾向民主的辉格党创立者阿什利(Ashley)勋爵(3年后晋封为沙夫茨伯里(Shaftesbury)伯爵),遂被聘为家医和秘书,从此涉足政坛,逐步成为催生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的政治理论家和实践者。因此,马克思称洛克是“自由思想的始祖”。罗素称洛克“不但是认识论中经验论的奠基者,而且也是哲学上自由主义的始祖。”1997年去世的英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伯林(Isaiah Berlin)更是称颂洛克为“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主流的哲学和政治传统之父”。

其次,林非文章中引了《政府论》中的一句话,下结论说:“为了保卫大家生命的安全,当然就必须限制权力的使用”。似乎生命权是人的唯一权利;与洛克的原意相距甚远。洛克在1689年出版的《政府论》的“论政治社会和政府的目的”一章中,明确提出:“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并使自己处于政府领导之下,其真正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所有物(Property)”,即“人的生命(Lives)、自由(Liberties)和财产(Estates)”。这成了1776年杰斐逊(Jefferson)起草的美国《独立宣言》和1789年拉法耶特(Lafayette)在杰斐逊帮助下起草的法国《人权宣言》的思想源泉。

谈到阿克顿的“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名言,不能不联想起与此异曲同工、交相辉映的爱因斯坦(Einstein,1879—1955)的名言。爱因斯坦终生沉浸于探索自然界的奥秘,同时也热切地关怀人类命运和社会现实。他认为:“人只有献身于社会,才能找出那实际上是短暂而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他在1930年发表的《我的世界观》一文中明晰而精辟地论述了他的人生观。

他在文章中说,他对社会正义和社会责任有强烈的感觉,并宣告:“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让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让任何人成为崇拜的偶像。”“我完全明白,一个组织要实现它的目的,就必须有一个人去思考,去指挥,并且全面担负起责任来。但是被领导的人不应当受到强迫,他们必须有可能来选择自己的领袖。在我看来,强迫的专制制度很快就会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所招引来的总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总是由无赖来继承,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规律。”

爱因斯坦发现的这条千古不易的规律,与阿克顿的名言“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相得益彰,并可互为解读。2008年11月22日

于北京中关村

(责任编辑杨继绳)

2010年第7期　从批尸闹剧看“四清”运动

1964年1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通报,批评青海省湟中县李家山公社新庄大队“四清”工作组,违法乱纪,组织群众对已经畏罪自杀的党支部书记马××的尸体进行批斗,造成了极大的恐怖气氛,引起群众反感,使“四清”工作受到影响。通报要求西北地区各省、自治区“四清”工团、队,认真执行中央制定的“四清”运动各项方针政策,保证“四清”运动健康发展(通报大意)。

解放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违法乱纪层出不穷,屡见不鲜。在批斗会上,刑讯逼供,将人活活打死、逼死,时有发生。但是,把人打死、逼死(自杀)后,还要对尸体进行面对面的批斗,笔者还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

我当时在青海省湟中县“四清”工作总团多吧分团政法组工作。一天,接到省委政法领导小组秘书答国栋(上世纪80年代后曾任青海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的电话通知,告诉我说中共中央西北局政法组组长张之轩(原公安部干部,后调任此职。西北局撤销后,调回公安部工作)要到西宁来,详细了解湟中县李家山公社新庄大队“四清”工作组组织群众批斗已经自杀的大队党支部书记的事,要我迅速去调查,写一个详细书面材料,火速送到省委政法领导小组。我在电话上对他说,“四清”工作总团(当时湟中县“四清”运动全面铺开,设“四清”工作总团,领导全县“四清”。总团团长是省委第二书记、省长王昭,下设几个分团,分别领导几个公社“四清”,分团团长分别由省委副书记或副省长担任。公社设“四清”工作队,队长也都是由厅、局级以上干部担任,大队设“四清”工作组,组长一般都由科、处长担任,工作队员共3000多人)已经上报西北局,西北局发了通报批评,我们已经学习了通报精神,正在贯彻执行,还要了解什么情况呢?答国栋回答说,西北局书记刘澜涛同志对“四清”运动中发生这样的事情很气愤,说上次总团的报告不详细,派张之轩同志来进一步了解。由于时间很短,你先去把情况搞清楚,等他来了之后,由你汇报,如果他要亲自下去调查,你再陪他去,这样可以给他节约一些时间。

我无话可说。向分团长(民政厅长)、副团长(省军区副司令赵永夫,即制造青海“二·二三事件”的那个人)汇报省委政法委的电话通知精神。两位团长对我说,你去吧,这件事发生后,我们没有派人去详细了解,总团派法医检验尸体,但是也没有把全部情况搞清楚,就仓促上报。这次你一定要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搞得清清楚楚,以便我们总结经验教训。

我骑着自行车来到李家山公社新庄大队。“四清”工作组原组长仲××因组织群众批斗尸体,在中共西北局通报发出之前,已经被“四清”工作总团除名。我通过和“四清”工作组成员座谈了解,然后分别召开贫下中农座谈会,“四不清”干部座谈会,和工作队员、群众个别谈话,还找了被批斗过的大队长、会计、两个生产队长个别谈话,工作开展得很顺利,只用了三天两晚,就将全部情况了解清楚,写了报告,送到省委政法领导小组。张之轩到西宁后,看了报告,认为很详细,不需要再下去调查。我顺利完成了任务。

新庄大队共有7个生产队,1900多人。在“大跃进”年代,一些大、小队干部作风十分恶劣,打骂欺压群众,老百姓苦不堪言,全大队饿死500多人,有6户人家死绝(5户地富家庭,1户中农家庭),干群关系十分紧张。工作组进村前,民兵连长和一个生产队长自知问题严重,外逃下落不明。

“四清”工作组共有7个人,组长仲××,是湟原县一个公社的党委副书记;队员6人,其中3人是刚从大学毕业的理工科学生(其中一位是女学生),都不是青海人;还有当地公社一位姓路的秘书、农林厅的一位方姓干部、驻军部队的沈排长。在下乡前,和所有“四清”工作队员一样,工作组7个人在西宁集中半个月时间,学习“四清”运动文件,重点是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听了王昭的动员报告。通过学习,大家总的认识是:当前农村阶级斗争非常尖锐复杂,不少社、队领导权被阶级敌人篡夺了,不能轻易信任基层干部。

进村后,通过一个多月访贫问苦、扎根串联、组织贫下中农阶级队伍,揭批干部的“四不清”问题,多数“四不清”干部在刑讯逼供式的高压批斗下,低头认罪,愿意退赔贪污受贿、多吃多占的粮食和钱财(实际上是空头支票,根本退赔不出来)。可支部书记马××被批斗十几次,就是不认罪。为了锻炼3个大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仲组长下令,把马××交给他们,要他们想办法攻下这个顽固堡垒,并明确表示说,不管你们使用什么手段,只要能使他低头认罪就行;如果你们攻不下这个堡垒,就说明你们无能;他不交代自己的罪行,必要时可以动武;你们自己不愿意亲自下手,可以找民兵协助嘛!可是这三个大学生怎么也下不了手,和马××磨破嘴皮,他就是不认罪,堡垒攻不破,大学生们束手无策。

仲组长严厉批评他们思想右倾。他要亲自示范给他们看,把马××叫来,要他交代自己的罪行。马××回答说:我有错,但是没有罪。刮共产风,扒房子,没收社员家里东西,反瞒产私分,搜社员家粮食,把社员家里锅碗盆勺拿走,强迫吃食堂,都是根据县委部署,在公社干部督促下干的,不干不行;大队饿死那么多人,我心里也很难过,可是没有办法,粮食被国家调走了,1960年我们大队有3个生产队连种子都没有,地也没有种,哪有粮食给社员吃?食堂只好停伙,饿死人主要在那时;我向公社反映多次,要求发放救济粮,公社书记叫我到社员家搜,说一定能搜到粮食;我们搜了十几家,一粒粮食也没搜到,然后就不搜了,公社书记还骂我无能,要打我的右倾。多吃多占我确实有,作为共产党员,是很不应该的,这是我自私自利的表现,可是不这么干,我家里人也要饿死……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仲组长走上前去,斥责道:“你贪污盗窃还有理”!狠狠抽了他两个耳光,踢了他一脚,将他踹倒在地。马××的鼻子被打得流血不止。这还不算,仲组长叫民兵把他反捆起来,拉到外面罚跪5小时后,才让他回家。

三个大学生目睹了仲组长的厉害,可马××仍然没有认罪。他们不愿意学习仲组长的做法。仲组长想,要攻破这个堡垒,只能借助那些受到过他迫害的群众了。为了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需要深入开展诉苦活动

1964年11月19日,湟中县李家山公社新庄大队“四清”工作组,在大队部召开全体社员大会,进行忆苦思甜活动。社员自带小板凳坐着,地、富、反、坏分子跪在一边,“四不清”干部站在一边,工作组成员面对群众,围绕一张大桌子坐在长板凳上。这是仲组长设计的场面。诉苦的社员事先由工作组确定为6个人。诉苦会进行得很顺利。先后有三位社员诉说解放前受马步芳家族剥削、压迫的苦。但是,社员反映平淡,没有共鸣。接着,一位叫韩有禄的社员上去诉苦说,1948年他才15岁,被马步芳军队抓去当壮丁,他不愿意,被捆绑吊打,吃尽苦头。1949年春天在兰州和解放军打仗,腿上中了三颗子弹,被俘虏。是解放军治好了他的腿,还发了路费让他回家……

韩有禄还没有诉完,一位叫李秀英的女社员站起来,走到他跟前,打断他的话,对他说:你那也叫苦!?不就是被马匪捆去当兵,差一点被解放军打死,那算什么苦?你下去听我诉。

社员对前面几个人的诉苦不感兴趣,听李秀英这么一说,跟着起哄:对,你下去,让李秀英诉苦,她家苦大仇深。

工作组员看到这场面不知如何办,因为李秀英不是工作组指定的诉苦人,怕她诉错了苦,他们看着仲组长,让他表态。仲组长也感到今天的诉苦会效果不理想,没有把群众情绪调动起来。于是他挥挥手说:好!李秀英,你诉苦吧。

李秀英说:1960年2月,我家5口人饿死3口,公公婆婆和丈夫。我丈夫饿死在水利工地,尸体我也没见着。公公婆婆得浮肿病,卧床不起,不能下地劳动,马书记说不劳动就不给饭吃,结果3天就饿死了。我和女儿拖着浮肿的腿去拼命干活,一天才给二个糠馍,一碗像水一样的拌汤。记得是2月29日那天晚上,我实在是饿急了,想到大队食堂偷馍吃。走到食堂,从窗户看到马书记和几个干部正在吃烙馍,还有炒鸡蛋。我闻到香味就不想走了,心想,无论如何也要偷个馍回去让我女儿尝尝。她已经20岁了,一年多没有来月经,乳房干瘪,像个男娃。我死了不要紧,要让她活下去,不然将来谁给我们上坟?我看到炊事员给大队干部上菜,离开伙房,赶紧溜进去,看到锅里有一个大馍,足有半斤重,我拿起来狠狠咬了一口,逃出伙房。刚走到门外,看见马书记出门解小便,我一慌,绊了一跤,跌倒在地。马书记问:谁?我说是我,李秀英,迅速把烙馍揣进破棉袄里。马书记走到我跟前问:你来干什么?我说我饿了,想讨点吃的。这时炊事员在伙房喊:谁把大馍偷去了?马书记问我:是你偷的吧?跟我来。我跟他走进炊事员的住房。马书记把门关上,对我说,大馍就在藏在你棉袄里,你把棉袄给我脱下来!我马上跪下,给他磕头求饶,对他说:马书记,放了我吧,我和女儿一年多没有吃过大馍。马书记说:要吃大馍可以,把你那尕丫头叫来陪我睡一晚,明天早上让她带一个更大的馍给你。我说,我那尕丫头腿脚都浮肿,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你就饶了她吧。如果你不满意,我愿意陪你睡觉。马书记说,你把衣服脱下让我看看。我站起来,把大馍拿出来,解开破棉袄和里面破褂子纽扣,敞开胸膛让他看。马书记问,你的奶子呢?我说吃不饱饭,瘪啦!我尕丫头和我一样。马书记又叫我把裤子脱下来让他看。我照办了。他上、下打量一会,看我瘦得不成人形,不想和我搞,也知道我女儿跟我差不多,放弃奸污我母女的企图,用穿着大头皮鞋的脚踢了我一下,骂道:滚!谁稀罕你的臭匹。

我连滚带爬回到家。女儿见我那狼狈不堪的样子说,妈,你挨打了吧?我叫你不要去,你不听,没偷到东西,还挨了打。

我摸摸胸口,那块烙馍没有带回来,放声大哭起来。这就是我的苦,我的恨。

说到这,她走到马××跟前,指着他的鼻子问:马书记,我没有冤枉你吧。要不是我饿得不像样子,那天晚上你能放过我吗?我们全大队多少女人被你搞过,你说说!

李秀英在诉苦过程中,边说边哭,全场不少社员跟着她哭。马××低着头,不敢正眼看她,身子在发抖。

这时,一个衣衫褴褛的汉子,站起来走到马××跟前,揪住他的衣领,把他拉到会场中心,罚他跪下,他不跪,就狠狠踢他,踢的很重,他“哎吆”一声,终于跪下了。

仲组长站起来说,大家可以对他批斗,但是不要打人。

李秀英看见马××跪在她跟前,不打、不骂、也不踢,而是看着他。过了几分钟,她突然蹲下身,手伸进马××的腰间,双手使劲一拽,将他裤腰带拽断,右手伸进马××裤裆里,并大声骂道:“我要看看你的骚毬咋就那么坏”……话音刚落,马××惨叫一声,歪倒在地。(总团法医进行尸体检验时发现,马××的睾丸碎了,无疑是李秀英在诉苦会上捏的。)

这时仲组长命令工作队员将李秀英拉下去。参加会议的社员有人带头喊口号,打倒马××!有人上来继续控诉马××,说他装蒜,命令他跪起来,不准躺在地上,并用脚踢他。仲组长终于意识到,如果不停止开会,马××有被当场打死的可能。于是他站起来说: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明天下午继续开。并故意大声对马××说:马××,你听着,回家后好好准备,明天彻底向贫下中农交代自己的罪行。你只有把自己的罪行彻底向群众交代清楚了,求得群众谅解,才有出路。

群众散了,工作组员走了,马××却躺在地上不能动弹。仲组长叫一位社员通知马的家人,将他搀回去。

第二天早上,一位社员早起出去挑水,发现马××吊死在昨天开会的场基旁边上的一棵榆树上。

愤怒的群众并不因为马××自杀而善罢甘休,要求继续对他进行批斗。尤其是那些饿死人的家庭,要求批斗他更强烈。他们找工作组说,如果不答应,以后就不参加任何会议。

仲组长召开工作组员开会,讨论如何办。3个大学生坚决反对斗尸体;军人和农林厅干部不表态,只有公社秘书赞成。

仲组长说:如果我们不答应群众的要求,就会挫伤他们的积极性,下一阶段对敌斗争就很难开展。再说,马××确实是混进党内的坏人,全大队饿死那么多人,他要负主要责任。他生活腐化堕落,乱搞女人。这样的人死了活该,不值得同情。我们要坚定地站在贫下中农一边,这可是阶级感情问题啊!

仲组长这样说,其他人不好说什么,只有公社秘书明确表示赞成批斗尸体。

但是,如何批斗呢?

仲组长说:开会时我们工作组派两个人把尸体扶起来站着,让社员批斗。谁愿意扶尸体?

谁也不说话。仲组长说:小沈(排长)、小路(公社秘书),你们两个人负责扶尸体。

仲组长知道那3个大学生是肯定不会干的,只好叫他们俩。

沈排长不愿意,但是他不直接说,找借口。他说:现在阶级斗争这样尖锐复杂,要防止敌人狗急跳墙,报复我们。工作组只有我一个人有枪,我要保证大家的人身安全,所以让我扶尸体不合适。

秘书小路接着说,要工作组的人扶尸体不太好。斗尸体是群众要求的,应当由他们选两个年轻人来干这件事。

3个大学生随声附和。仲组长改变主意,决定选2个苦大仇深的群众来干。

人选好了。仲组长找他们谈话,说明干这件事的重大意义。并告诉他们,每人发1瓶白酒,开会前喝,以便壮胆。

开会那天,会场戒备森严,派民兵把守,不准随意中途退场。

尽管是群众要求批斗尸体的,但是真正开批斗大会时,许多人借口不来,派人催了好几次,有些人仍然没有来,来的人尽量坐在后面。

随着仲组长“把死不改悔的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反革命分子马××拖出来批斗”一声令下,两个年轻社员从羊圈里把马××尸体拖出来(马××死后尸体一直放在大队羊圈里),花了一分钟时间将尸体扶起站立。绝大多数社员不敢正面看,低着头,有的用眼睛扫视一下,马上离开。有的社员悄悄站起来,弓着腰,想溜走,被民兵挡回。两个喝过酒、脸色通红的扶尸体的人,一边一个站着,抓住马××的胳膊,保持平衡,都把头扭向一边,不敢正面看马××的尊容。

工作组唯一的女大学生对我说,她当时非常害怕,一直在看自己的手心,没有敢看尸体。她听沈排长讲,马××死后丑陋无比,舌头伸出嘴外足有半寸长,她接连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觉,老做噩梦。

工作组计划批斗会开一个小时,四个人发言,每人15分钟。可前面两个人发言,每人只用了5分钟,而且站得离尸体比较远,不敢看,对着群众讲话。

等第三个人上去批判发言,刚开口讲话,扶尸体的人失去平衡,两个人都摔倒了,尸体压在右边那个人身上,只听他惨叫一声:“救命啊!”然后两个人爬起来拔腿就跑。在他们的影响下,整个会场像炸了锅一样,社员们惊叫着,奋不顾身逃离会场,有几个民兵试图阻拦,被推倒在地。仲组长站起来大声喊道:大家不要走,肃静!可是谁也不听他的,只几分钟,会场上只剩下跪着的“四类分子”和站在一边的“四不清”干部。批斗会在混乱中收场。

两个扶尸体的社员由于惊吓,当晚发烧,被送到公社卫生院治疗,回家后精神恍惚,半个月后才恢复正常。我在调查时曾单独问他们,你们为什么愿意扶尸体,为什么又倒了,为什么害怕?他俩说,他们根本就不愿意干这件事,家里人更不同意他们干,可是群众选他们,仲组长找他们谈话,不干不行,不干就是和阶级敌人划不清界限。他们是硬着头皮干这件事。由于多年没有白酒供应,事前每人喝下半斤白酒,感到头重脚轻,站立不稳,加上害怕,手脚抖擞,所以就倒下了。听老人说,人死了不安静就会诈尸,所以倒下后,害怕死了,赶快逃跑。回家衣服全被汗水湿透了,然后受凉发烧。

批斗尸体的场地从当天夜晚起,没有人敢从那里走;晚上社员家早早关门,工作组通知开会也不去。“四清”工作陷入停顿状态。李秀英害怕,回娘家去了,笔者调查时,没有见到她。

马××死时43岁,祖辈都是雇农出身。他从15岁开始,就给化隆县的一个大地主家当沙娃(淘金沙的工人)、当长工,1948年被马步芳部队抓去当兵,忍受不了军官打骂,两个月不到,就逃跑到果洛一个佛教寺庙打杂。青海省解放后,他回到家乡,积极参加土改,是打土豪、分田地的积极分子,1952年入党,是新庄大队最早发展的三个党员之一。先后担任过互助组长,初级农业社副社长,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副大队长。从他的简历可以看出,他历史没有问题,是共产党在农村的依靠对象。党在农村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没有像他这样的人是不行的。当大队书记既不是自己篡夺的、也不是坏人混进来的、更不是拉拢腐蚀上级而得到这个位置的。

在全国大规模地开展“四清”运动的目的,毛泽东和刘少奇都说是为了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他们煞有介事,似乎中国当时真正的危险是修正主义,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复辟。其实不然。当时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失败,政策的调整,工农业生产逐步恢复,大家都在思考一个问题:过去几年噩梦一样的日子是怎么发生的呢?尤其是广大农民,对“大跃进”时期基层干部不顾人民死活,深恶痛绝,强烈要求罢免和惩处那些作风恶劣、多吃多占、打骂社员、逼死人命的干部,还人民以公道。可这些基层干部是“大跃进”运动的积极分子,没有他们,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在农村是搞不起来的。现在出了这么大乱子,死了这么多人,中央不承担责任,使干部和群众的对立情绪更加严重,以至于在“四清”运动中斗干部时,老百姓像土改时斗地主一样,有人形容这是第二次土改。由于长期推行左倾路线,从农业合作化开始,在农村逐步形成了一股恶势力,少数基层干部逐渐蜕变为农村新的恶霸,在上级政权和政法部门的支持下,为非作歹,欺压百姓,从“四清”运动中揭露出来的他们的恶行来看,有的比旧社会的地主、恶霸还要坏。

为了启发农民阶级觉悟,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在社员中开展忆苦思甜活动。忆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可是,在开展这项活动中,几乎每一个工作组都遇到一个难题:社员不忆旧社会的苦,而是忆“大跃进”以来受到的种种苦难。为了做好准备,有时工作队员事先要教社员如何忆苦思甜,反复教。可是他们一旦上台,说着说着就联系到“大跃进”,干部如何打他们,家里人是怎么饿死的,说着说着就泣不成声。在这时,如果原来的干部在场,只要有一个社员喊一声他的名字,马上就有人把他揪到台上,拳打脚踢,谁也制止之不了。忆苦思甜会变成武斗会。他们恐慌、绝望,只好自杀。据湟中县公安局事后统计,全县在开展“四清”运动中,有349名干部自杀,包括16名脱产干部。到1966年上半年,青海省在13个县开展的“四清”运动中,有1700多名干部自杀,其中县、社干部45人。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执行中央左倾路线造成了严重的恶果,而中央又不承担责任,群众放不过他们,“四清”工作组放不过他们,迫使他们不得不走这条路。假如没有“大跃进”,他们会这样吗?现在把“大跃进”运动中出现的种种坏事、饿死人的账,都算到他们身上,是不公道的。要负责的,首先是“大跃进”左倾路线的制定者,其次是地方各级党委和负责人,最后才是基层干部。毛泽东也知道在“大跃进”运动中会发生违法乱纪情况,也表示要纠正。但是,不丢掉他的乌托邦的幻想,是纠正不了的。谁要是反对“大跃进”,谁就没有好下场。所以,尽管他在“大跃进”时期也说过一些不要一味采取高压政策、不要违法乱纪的话,但是,在根本不改变左倾路线的前提下,这些话只能是表面文章,不会起作用。

随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继续深入,毛、刘发生分歧,毛就通过“四清”运动作为预演,为发动文化大革命作准备,彻底打倒刘少奇。

笔者参加了“四清”运动的全过程,从1963年秋天青海省第一期“四清”运动试点单位湟中县平安公社开始,到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撤销“四清”工作团结束。笔者通过实践,看到当时青海省农村的实际状况是:由于“大跃进”的毁灭性破坏,短时间内难以恢复。农村、牧区农、牧民的生活状况仍然非常艰难。虽然人口大量死亡的现象得到遏制,但是,农民人均口粮只有200斤(原粮),普遍吃不饱饭,穿不上衣;牧民吃不上肉,喝不上奶、吃不到酥油糌耙。要解决农、牧民的温饱问题,不经过十年八年甚至更长时间是不行的。牧民除了勉强能活着,不被饿死外,经过“大跃进”共产风一刮再刮,家家户户一贫如洗;不少人家墙倒屋塌,难避风雨,连铁锅和切菜的刀都没有,用土瓦罐煮食物。人人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十几岁男孩夏天光腚,女孩没有遮羞的衣服,不能出门。“四清”工作队员没有下乡之前,不知道农村实际状况,下去后,才知道农民实在太穷了,农村生活实在太苦了。工作团要求每个工作队员必须执行八条纪律,违者一律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比如,工作队员不准带吃的、喝的,不准下馆子;要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等等。同住、同劳动问题不大,同吃就意味着挨饿和得浮肿病。在“四清”工作试点单位湟中县平安公社,省委书记、省长王昭以身作则,住在一户叫刘维金的贫苦农民家里。两间破屋不能遮风雨,还是工作队出钱维修了一下,勉强住进。王昭早晨吃的是土豆、白开水;中午吃的是发了霉的青稞面馍(缺燃料,蒸一次馍吃十天半月),晚上是干菜泡后用水煮,然后撒一些杂面,成了杂面糊,调料是干辣子面。王昭有糖尿病,警卫人员怕他吃不消,想单独给他弄点吃的,他坚决拒绝,结果一个月不到,得了浮肿病,糖尿病也加重了,不得不到医院治疗。这一期“四清”运动中,先后有几十名队员得了浮肿病。有的队员实在饿极了,偷着吃饼干,怕被人发现,夜里藏在被窝里吃;有的队员偷着到平安镇下馆子。可是再保密也有疏漏,被发现就倒霉了。300多名队员中,一共有7个人因违反纪律,被双开(太左)。还有一个工作队员因经常挨饿,一次吃土豆吃得太多,结果胃扩张,因治疗不及时,被撑死。在这么贫困的农村,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改变左倾路线,撤换不称职的干部,对犯罪的要依法处理,而不是兴师动众,人海战术,抓什么阶级斗争,搞什么反修防修。队员中有很多人不理解,但是谁也不敢说,硬着头皮撑下去,反正只要能熬过那几个月,就没事了。

(作者为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

(责任编辑杨继绳)

2010年第7期　我随万名干部下放农村

一

人生,三十岁到五十岁,是最好的年龄段,然而,我偏偏在这二十年里,被迫脱离了专业队伍,如果借用陶渊明的两句诗,稍作改动,可以叫做:“误落尘网中,一去二十年”。

说到这里,人们很容易误以为我是右派,不是的。1957年我在中央党校,鸣放时,党校语文教研室每次开会,照例让我作记录,我只管低头写,往往到散会前才问我一句:“你有什么意见?”我摇摇头,就完了。这是因为,我母亲一再教育我在政治运动中少说话。党校也把我看成个娃娃干部,没有诱导我发言。因此,我躲过了“阳谋”这一劫。

1958年,三面红旗、全民炼钢,农业上全国各地竞相吹牛,亩产过万斤,甚至十几万斤。结果是三年大饥饿,全国饿死了三千多万人。这种情况下,中央直属机关抽调了一万名干部,下放到全国各地,号称中央万名下放干部,简称“万干”。我是万干之一。

此前,中央党校撤销语文教研室,组织调我到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情报研究所。情报所动员干部下放的工作搞得有声有势,热火朝天,在此国难当头,谁能不挺身而出?我写了申请。当时并不完全是假心假意,我有我的想法。我相信我也会按时回来,轮流下放,迟早要去,那么,迟去不如早去。另外,我母亲已过世,我一身无挂碍。下放的名单公布了,果然有我,同事们都向我道贺。

名列“万干”的同志们,从1960年的11月25日,到12月8日,在人民大会堂,听了中央七位领导的报告,这七位领导是: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安子文、习仲勋、陈毅、周恩来。这是中央万干以前下放的同志没有过的殊荣。

七个大报告的内容大致相同,都是先讲形势,然后交代任务,有的领导又讲了些工作方法和下去之后的注意事项。

至于下去之后的任务,七位领导也大致讲得相同,要我们带着关于农业工作的中央十二条下去,认真宣传贯彻。宣传十二条同时,进行整风整社,解决五风不正,组织不纯的问题。所谓五风不正,是指农村干部中的“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贪污腐化风”。至于组织不纯问题,是指有些社、队的领导权,落到了封建主义残余势力或阶级异己分子手中。要我们通过整风整社,发现和解决这些问题。

在讲清形势,交代任务的同时,七位领导都不同程度地讲了激励我们的话。如李先念说:“下去任务是艰苦的,但也是光荣的。”李富春说:“你们下去要把局面扭转过来。”谭震林甚至说:“你们是要去扭转乾坤的。”安子文是搞组织工作的,他特别强调了下放干部的质量,说:“这次下放的干部,要政治好、思想好、身体好的,而且要责任心强,有独立工作能力的。这次要做到绝对自觉自愿,有百分之一勉强都不要去,你们自愿了,我们还要审查,看够不够格。”陈毅在报告中说:“人民有苦难,你们是共赴国难去的。要有所牺牲,要准备牺牲你们的健康。”周总理在报告的最后告诉我们:“你们下放,不能带家属。”

七位中央领导的这些话,给了我们很强的责任感和光荣感。但是有一点,我们记得很清楚:那就是七位领导没有一位说过,你们下去了就不再回来,永远脱离了你们的专业。

在听这七个大报告同时,我们就已经不经常活动在自己的原单位了,更多的时间是和万名下放干部在一起。下放干部是从各单位抽出来的,彼此都不认识。但有一点我记得很清楚,这些任队长的人曾明明白白说过:“这次下去要轻装,绝对不能带家属。”“工资关系、粮户关系,愿带下去的就带下去,不愿带下去的可以留在原单位,每月由原单位给你们寄。”我当时十分留意,也是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他们确曾说过:“三年到五年,最长不超过七年,待农业过了关,工业上了马,不一定调回原单位,但有专业的,一定让你们归队。”说以上这些话的人,我至今已经说不上名字了,但有一位我能指名道姓地说出:那就是中科院院长郭沫若。他在1960年12月一个很冷的下午,地点在北京西郊中关村“四不要礼堂”(这个礼堂是1958年大跃进的产物,不知省缺了哪四种建筑材料,故名)给我们送行时曾清楚地说:“今天我在这个地方,欢送大家奔赴光荣的下放岗位,几年之后,我仍旧会在这个地方,欢迎大家凯旋归来。”至今言犹在耳,当时中科院下放的几百人,都听到了这句话。

1960年12月20日,我们整顿好了简单的行装,胸前佩戴着大红花,被单位敲锣打鼓地送到了北京火车站。当时大家热情很高,领队的人还领着大家唱“笑洒满腔青春血,一生交给党安排”,气氛十分热烈。有些家属来送行,无论是送行的人,还是被送的人,没有一个掉泪的。

二

1960年12月22日到达成都。到了成都之后,我们被安排住在省委招待所。吃第一顿饭时,服务员让我们八个人一桌坐好,然后给我们端上来几盘简单的菜,最后,用和洗脸用的搪瓷盆一样的盆,端来一盆米饭。吃完了一碗之后,盆里的饭就没了,大家都感到没吃饱,就很客气地问服务员,是否能再添点饭。服务员也很客气地回答我们:“对不起,每桌只能有一盆饭,这是我们这里的定量。要用竹片片把盆里的饭平均划成八牙,每牙是二两,只有这么多,不能再添了。”大家回来之后,不免偷偷议论,在北京,我们的定量都是每月二十七斤,这里一顿只许吃二两,看来定量有可能减少,下到基层之后,还不知是多少。

在成都大约只住了两三天,下达了省委的决定,把我们下放四川的二百人,分到四个县里:即温江专区所属的彭县、新都县和内江专区所属的乐至县和简阳县。然后念了名单,我被分在彭县。分在彭县的五十位同志,原先也都是不认识的,住到县委招待所之后,互相介绍了一下,五十位同志中大多是从农村参军后刚转业的青年人,在中科院他们在治沙队、绿化队、汽车队及房管所工作;其中只有三个人是知识分子,那就是搞哲学的李风山,在中科院学部任学报编辑的李崧生,他是同济大学电机系毕业的,此外就是搞中国古典文学专业的我。我们五十个人,一人分在一个大队,平时是不大见面的,只有到公社开会,或到县上开会时才见得到面,彼此交换一下情况。下到基层之后我们被通知,每月定量为十九斤,每顿二两粮,在哪里吃饭就交十八斤粮票,每月可剩余一斤自由支配。

下到农村之后,我们的衣食住行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先说衣,四川的冬天,虽说地里看得到绿色,似乎气温比北方高,但是人身体上的感觉,却比北京冷得多,因为在京的单位都有暖气,无需穿厚的棉衣。这里却是屋里屋外一样冷,有太阳的日子,甚至屋里比外面还冷些,棉衣棉裤都上了身,还是冷得伸展不开。而且那种冷,带着很浓重的潮湿,在屋子里坐久了,觉得好像有冷水在慢慢地往衣服里浸。晚上上床时,觉得被褥似乎都是湿的,潮润润,甚至一夜脚都暖不过来。

然后说住。队里给我们找空着的房子住,没人住的茅草房,倒是哪个队都有,有些男同志是几个人住在一起,竹瓦公社只分来了我一个女同志,我是单独住的。我在各生产小队住过很多种不同的居室,有时住无人住的草房,有时让我住保管室。在这种像古庙一样的保管室里,我度过了不少一灯如豆,枭鸟夜鸣的夜晚。在北京没有过这样的境况,有时难免害怕,但一想到我是中央下放干部,不能给中央丢脸,自己就想法给自己壮胆。

吃饭,我们下放干部都在队里的公共食堂,每天交六两粮票,实际没有多少粮食可吃,大家都吃糠稀饭,一大锅,百分之八、九十是糠,只看见几粒米。情况比较好的队,还有点水煮厚皮菜(当地人叫它瓢儿菜)吃,情况不好的队,连菜都没有,只吃炒盐下糠稀饭。开始的一个阶段,大家是感到没吃饱,但还没有承受不了的感觉。原来,我们没有过长期挨饿的经验,等到顿顿如此,日日如此,到两三个月之后,就受不了。脑子里总想吃的东西,有时自己有意扭转思绪,不许这样没出息,命令自己想别的,想工作,但一会儿,不由自主地又想到食物上去了。同时还觉察到,饥饿不但会增加身上的寒冷感,入夜之后还会睡不着。平时我们在社员面前,硬绷着劲,不表现出来,可是,下放干部聚到一起开会时,一聊起来,才知道大家都如此。我们还互相告诫,互相鼓励,绝对不能在农民面前说吃不饱,也不能在工作中表现出无精打采,别忘了咱们是中央下放干部!只有当我们自己人聚到一块时,才忍不住要进行精神会餐。

在安排好吃、住的同时,我们毫没耽搁,就按中央领导的部署开展了工作。连续下到各个生产队,召开社员大会,宣讲中央的农村工作十二条和四川省委制定的四十一条。然后,我就开始用开小会或个别走访的形式,向社员了解队干部的情况,准备开展整风整社。这可比宣传十二条难多了,社员们开始什么都不敢说,问我:“你们还走不走?”我回答说:“不完成任务我们决不走。”后来,我就想方设法先跟一些女社员聊天,渐渐能摸到一些情况了。公社官家齐书记曾告诉我,大队刘家富书记是可信赖的,于是我就找刘书记帮我,从他那里了解了大部分干部的底细。经过很多座谈访问,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我所在的这个管区,不存在组织不纯的问题,因此不必换干部,这就好办多了。了解到干部中有些刮共产风、多吃多占,瞎指挥,强迫命令等作风,甚至有人打骂社员。对此,我就依靠党组织,多次找他们谈话,待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缺点错误时,再开社员会,让他们自己作检查,社员提批评意见,经过这样的几次,直到社员感到满意为止。

边整风整社,有时我也随大家一起下田劳动。由于口粮不足,出工的人不多,只不过是打打土块,压一压冬小麦,天暖一些之后,跟社员一起种过洋芋。刘家富书记说;“领导农村生产工作,你确实不行,我们开会你可以听,你先帮队干部管管各队的肿病病人,登记一下死亡人口吧!”从此我就专职干起了这项工作。

原先我已经知道,各个生产队都专门辟出了一个地方,大都是几间连通的屋子,用来容纳肿病病人,我轮流下各个队去看,把这些肿病病人都造册登记,姓名、年龄,肿的情况等等。每个队都有,少者四、五人,多者十几人,年老的年轻的,中年的都有,他们大多是腿肿脚肿,一按一个坑,有的脸上也肿了,蜡黄而且发亮。他们集中到队部来,主要是方便食堂给他们送不同于社员糠稀饭的另外一种稀饭,我看到过,只是米的比例比我们多一些,还是加了糠的。在那个普遍缺粮的年月,对他们已经算优待了。我常去看他们,问他们饱不饱,他们不说话,只轻轻摇摇头。我明白他们是在度命,其中有人有什么变化,我马上向队长汇报,看能不能给他们加点什么,大多数生产队确实没有粮食再给他们加,更没有药物给他们。其实他们的病不需要药,只要有足够的粮食,他们都会好转。我眼巴巴地看着他们,却无法援救。肿病病房里,不断有人死去。于是我手里有了两种花名册,一是病人花名册,一是死人花名册。从这一册入那一册,有时变化得意外迅速。我在日记上写道:“昨暮同为人,今朝在鬼录”。虽然都是素昧平生的人,但我确实为他们悲悼。

女社员除肿病外,还有一种病,就是子宫脱垂,她们不愿集中到队部来,都住在自己家里。队上的妇女主任了解情况,我就请她领我一家家去看,大多躺在床上,有气无力的,脸色很不好。我问她们是否有另外吃的东西?妇女主任说,由于她们不集中,食堂无法给她们送,只能由家里人给些照顾。对这部分女病人,我也作了另一册登记。奇怪的是,子宫脱垂的女病人,却比男性肿病病人的死亡率低,她们往往奄奄一息,都很少死去。

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没有集中到肿病病房的青壮年,会突然死去。开始我对这种现象是不解的,问队干部,他们说,壮劳力,正是能吃的时候,他们的亏损比老年人更严重,所以会突然死去。他们还告诉我,今年(即1961年)已经比1959、1960两年好一些了,前两年壮劳力比这死得还多,往往倒在田里就死了。我黯然,无言以对。

其中有一个肿病病人给我的印象最深。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姓陈,以前是队上的篾匠。他告诉我,家里有儿子和儿媳,都对他不好,嫌他没用,不想管他,只好住到队部来,看来只有在这里等死了。我非常同情他,所以常去探望、劝慰。那时,我们中央下放干部每月还由县里配售三、四块甜点心,都是县里食品厂加工的极粗糙的一种,如果在北京,恐怕没有人稀罕,可是到了这种境况之下,可就成了难求的宝物了。我每月买回来,都送给这位陈姓老人吃,他也不大推辞,都收下。有一次,我去看他,他神情特别不好,已经躺着不能起来了,见我进去,从枕下抽出一双竹筷,递给我说:“我恐怕不行了,熬不了多久了,这辈子没法谢你了,给你削了一双筷子,将来你带回北京作纪念吧!”我仔细看看那双筷子,较普通的筷子略长,上端雕刻着一条龙,我知道老人费了不小的劲。我把筷子拿在手里,忍着泪说:“老人家不要乱想,困难会过去,粮食情况也会好转,您的病会好的,耐心地养着吧!”果然,没有几天,老人过世了。那双筷子我一直珍藏着,那是一颗老人的心。可惜在“文革”中抄家时丢掉了。

看到一个一个的饿殍,我头脑中忽然冒了一个问号:我们出京之前在人民大会堂听中央领导的报告,不是说全国有二十几个省市受灾,灾情遍及九亿亩耕地,在这种情况下,农业总产量还是超过了1957年吗?既然如此,为什么1957年没有饿死人,反右还反得轰轰烈烈,何以1961年反而这样大家挨饿,而且大量饿死人呢?我们下放干部聚到一起时,三、五个人也偷偷议论过这个问题,我们下来之后所看到的情况,为什么和在京时所听到的不一样?当时,我们天真地一致认为,可能是四川的干部没按中央的政策办,以致弄成这副样子。当时,中央万干中,没有我的熟朋友,我没和别人通过信,所以不了解其它省的情况。和我一起下来的义务兵们,他们的战友却是各地都有,他们告诉我,从战友们的信中得知,其它省也有和四川相类似的情况,有的省甚至比四川还厉害!我大吃一惊,这么说,不是四川一个省出问题了,难道是全国的普遍情况?若真如此,问题岂不出在中央了?……当时不敢想,也不敢信,只是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这就是我当时的真实想法。造成一个人如此盲从,要多强的思想禁锢力,才能锻筑出如此深的奴性啊!

我相信人们常说的人心换人心这句话,只要自己一直以诚心待人,大多数人也会以诚心待自己。在竹瓦公社各个队住了半年多以后,在农民中我已经有一些能谈真心话的朋友了。

首先是大队书记刘家富,年岁比我大不了多少,是个干脆爽快,工作很有魄力的人,我和他有过一次交心较深的谈话。那是在下了一夜雨之后,早晨,他到破草房来看我,我正坐在床板上发愁:屋里进了很多水,床下的脸盆和鞋都漂起来了,坐在床边脚就在水里。他看了看说:“你是在北京长大的,在这样的地方怎么蹲得惯啊?”我抬头看了看他,缓缓地说:“是的,刘书记!我想家,有时候很想,甚至做梦都回了北京。可是,我也想过另一个理儿,我生在北京,有这么一条退路,就有这种跑回去的想头,如果我自幼生在这儿呢?我又能怎么办?总不能说,生在北京就比生在这儿高一等吧?”刘家富十分动容地看了我一阵,深深地点了点头。自此之后,刘书记对我更关切了。

经我半年多的观察,真正的、贫苦的老实巴交的农民,最怕三件事:火烧房子;家里有长期病号;或死猪死牛(四川大多是水牛,有的社员替队里代养)。每遇到这种情况,我就尽可能地倾囊以赠,并且告诉他:“这钱不是借,是给你,不要你还的。”我当时母亲已病故,没有经济负担,行政十九级(这个级别是1956年在中央党校时定的,是讲师级),工资要算高的,助人并不困难。农民不会说什么客套话,可是从他们日后的行动看来,他们是很记情分的。后来“文革”中我在彭县被打成反革命,他们之中有人走几十里路,提着竹篮给我送黄豆、酒米和鸡蛋,并对我说:“我们见过反革命是啥样子,你不是的。”

我资助人的事在农民中传得很快,很多农民都对我好起来。譬如割麦子的时候,四川不同于北方,用的是锯锯镰,一旦割了手,那是很厉害的,伤口是一丝一丝的。下田时往往是两个农民把我夹在中间,随时都在注意着我的刀,只要我弯的腰稍向上一抬,他们马上提醒:“孙同志,刀口向下!”以至使我这个生手,从来没割过手。割麦时每人都是五行,可是常割过半块田时,我面前只剩三行了,我明白,两边的农民,每人替我多割了一行。农民对人的关切,往往就是这样无言的,而又实实在在的。

大约是1961年的夏末秋初,上面同意解散公共食堂。社员都回自己家里吃饭,他们都很高兴。可我们下放干部三、五个人调到一个大队,以便我们自己做饭。因为人都熟了,有时因工作回不来,也在社员家里搭伙。只要我们自己不多吃多占,把钱和粮票交足,社员也没什么不欢迎。当时买棉花和布都要票的,我因为第一年下去,不需要添置衣服,所以把棉花票、布票都给了社员,他们自然高兴。

队上常让我做各种统计,所以我常到社员家去。有一次到一个姓曾的社员家,和他闲聊起来。我早就听说土改时,他把分得的浮财,当天黑夜又送回地主家了。就提起这件事,问他到底是怎么想的。他沉吟了一阵,两眼看着地下,慢慢说起来:“别个都说我害怕地主报复,所以给他送回去,不是的。我爸病故那会儿,我妈带着一群娃儿,我是老大,弟弟妹妹还小,硬是不得办法,没得钱安埋我爸。我妈只好找到东家,东家拿出钱买了棺材,安埋了我爸。后来我也到东家家当长工,人家对我也不错。人嘛,说话做事要凭良心。”停了一会儿,他又说:“孙同志!我觉得你这个人信得过,我给你说老实话,给地主当长工那会儿,都没得现在这样饿。栽秧打谷收麦子,活路重的时候,三顿饭之外,还有腰抬。”我问他什么叫“腰抬?”他说:“就是两顿饭之间,再加一顿,垫垫肚皮。”这是我第一次从农民口中听到不同的说法。过去在政治学习上和阶级教育上灌输给我的认知方法,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松动,我不能不重新思索,哪个说法更接近真实?更入情入理些?我觉得很难能遇到这样诚恳直率的人,于是又继续问他:“你读过高玉宝的《半夜鸡叫》吗?像周扒皮那样……”不等我说完,他就把话抢过去了:“打胡乱说!弄些来扯!孙同志你想这个道理嘛,天漆墨黑,把长工赶到田头,啥子都看不到,能做啥活路嘛?还不是睡瞌睡?哪个不晓得吃饱睡足,干活路才有力气?地主又不是瓜的(意谓‘傻子’)。”我不能说他这个话没有道理。第一次听到与过去思想教育宣传不相同的振聋发聩的,更接近真实的话,竟是在四川农村这样一间低矮的小茅草屋里。

三

下到农村八个多月时,突然发生了一件很意外的事。县委通知我们到县里去,说有中央慰问团来慰问我们了。于是分散在各公社的中央下放干部都急匆匆赶回县里,在县委招待所见到了慰问团的人。团长是中科院力学所的黎所长,他带来的几个人当时只作了简单的介绍,我们没能记住他们姓什么。黎所长说;“同志们下来半年多了,中央派我代表中央向同志们表示慰问。”下面说了些客气话,说大家在底下很辛苦等等。然后话锋一转,说:“这次我们来,除了慰问之外,还要通知几件事:一、今后你们和中央脱钩,就算地方干部了,在农村整风整社一年之后,由所在县的组织部门重新分配工作;二工资关系,粮食户口关系留在原单位的,一律转下来;三,动员你们接家属,到当地来安置。”当时我们都愣了,不啻头上响了一个炸雷,这不分明和出京之前说的太不一样了吗?到底是怎么回事?有几个敢说话的同志当时就问:“不是说用三年到五年的时间,让我们来改变农村面貌吗?现在不到一年时间,为什么又变了?”黎所长说;“中央说情况又有变化。”又有人问:“当时说的清清楚楚的,我们是中央下放干部,今后怎么算当地干部了?”黎所长说:“你们算调干下放。”我们毫没有思想准备,大家脑子里似乎一时都乱了,好像再问下去,也得不出更好的答复了。我们几个有专业的同志还留了个心眼,等那些原来在中科院搞行政工作的同志散了之后,我们单独找黎所长又问:“原来说,等农业过了关,工业上了马,有专业的下放干部,不一定调回原单位,但一定对口归队。这话还算不算数?”黎所长仰头哈哈笑了一阵说:“这个你们放心,决不会让你们头发白了,胡子白了,还在彭县。”我们只好退出来了,还能说什么呢?

后来的事实证明,黎所长的回答是耍滑头,是不负责任的。有专业的除李风山因病调回山西老家外,李崧生在“文革”中死得不明不白,我,一直到1980年,若不是自己遇到一个偶然的机会,到大西北的科研单位归了专业队伍,恐怕到现在仍在彭县,不会有人管我。连彭县的朋友们现在都说:“你所在的医药公司,后来变成了私人企业,几易其主,你如果留在彭县,会又闷又气,恐怕很有可能已经出了东门了。”(县火葬场在东门外,当地人管死叫出东门。)

我们回到各自的队里,越想越不对:什么叫“中央说情况发生了变化”?如果“情况变化”能成为理由,那岂不是任何说话不算话的人,都可以找到冠冕堂皇的借口?

在黎所长来之前,所有在彭县的中央下放干部,无论多么饿,无论农村工作多么陌生,开展工作有多么困难,我们没有一个人退缩过,没有一个人当过逃兵,可是黎所长来过之后,情况就大不同了。大家的心散了,和我同在竹瓦公社的山东的范龙潭、杜守林,贵州的郑天培,江苏的汤可兴,都要求调回自己的家乡了,这些同志的家也同样在各地的县城,他们何苦留在人生地不熟的四川彭县呢?这是他们合情合理的选择。

我们几个家在大城市——北京、南京、武汉的同志可束手无策了,要求调回去?谈何容易!几乎没有可能。如果不经过组织私自回去,当时的条件却不同于现在,那叫“自动脱离革命队伍”,别说找工作,连户口都报不上,领不到粮票,吃饭首先成了问题。我们不留在彭县听天由命又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一直到这年年底,农村未完的工作仍须做完,遇到的意外变故,自然不能和当地的农村同志说,我心里一直惶惶然,有一种被抛在异乡异地,举目无亲,不知未来的命运将会如何,又求助无门,天不应地不语的心情。

即使在归队之后,彭县那二十年,仍像梦魇一样,追随着我,影响着我。评职称,1960年至1980年只能算工龄,不算专业年限,表面看起来似乎很合理,那二十年本来没搞专业嘛。长长的二十年,对我的职称评定自然有伤损。今年,我已将近八十岁了,名与利对我来说已很淡泊,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有自己的追求,何苦非要耽搁我那最宝贵的二十年?求学时代我的几位老师,是那样无私无保留地,用心血灌溉我这棵幼苗,希望我成材,希望我对民族、对社会有用,我明白也感激老师们对我的期许。至今屈指细算,我从小学读到大学,十六年,再加上大学毕业后拜师进修将近五年,应该算是二十一年,但真正把专业用到工作中,也差不多仅仅只有十六年!有什么办法呢?“书生老去,机会方来!”我七十岁左右时,不少朋友问我索要条幅,我刻了一枚闲章:“深恩负尽,死生师友”。

我也要问:“问苍天,人生有几个二十年?”

(责任编辑杨继绳)

2010年第7期　日军投降后的牡丹江

1945年8月16日傍晚,苏联红军开到了金铃街(现在的爱民街)最西头,中国老百姓用黄瓜、白开水箪食壶浆地喊着刚学会的俄语“乌拉”(万岁)欢迎苏军。这时从海浪路和西海林街方向都升起绿色的信号弹,这说明苏军已完全攻占了牡丹江。至此被称之苏军出兵东北日军抵抗最激烈的战斗——牡丹江之战结束。

中国老百姓互相庆贺着,日本鬼子完蛋了,我们是中国人了,不再是亡国奴了。从这时起在人们之间出现了一个新词汇:“光复”。不叫“解放”。

我家住在西八条路的铁路局宅。附近有些日本仓库,欢迎完苏军,我就跑到“满洲开拓株式会社”仓库里去了。到里面一看,里面又有草包,又有木箱,还有印着“朝鲜总督府监制”的成袋大米。每袋印着“30公斤”标识。我一看,眼花缭乱,我就用钩子划开一个口子,一看是白布,心里高兴极了,这在“伪满”战时可是缺货,我就驮起一包回家了。到家里打开一看,原来是300条白裤衩。我挺扫兴就又回仓库了,又打开一个木箱,一看是黑斜纹布,我就扛起两匹,多了扛不动,回家又回来再扛两匹,真有劲头。直到累的走不动了,到晚上10点多了,不再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又去了,这回是往家扛大米,一袋60斤,前后共扛了10匹黑布,整整一木箱,600斤大米。没有人管,苏军也不进入仓库,按理说苏联红军应该管起来。以后听说,苏军怕有地雷,所以不进入。几天后,有苏军士兵看守了。

隔了两天,两名苏军士兵不请自来闯到我家来了,翻箱倒柜,把我父亲的两套西服抢走了。他们手里拿着枪,我们家无可奈何。

几天之内,前后又来了几伙苏联士兵,照例是翻箱倒柜,不过不打骂人,看好的东西就拿走了,如布拉吉——连衣裙子,儿童服装。苏军一到牡丹江当众就把欢迎人的手表撸走,以后每看到中国人就问:“恰塞耶西?(有手表吗?)”

有一天,我和我母亲正在屋里,两个俄国兵端着冲锋枪进来,进到屋里看看转身就走了。我对我母亲说:这俩老毛子好,不抢东西。我们没明白怎么回事,我出屋看,这俩俄国兵挨家走,走到第5家,把老太太和孩子撵出来。这是一个铁路职员家,他不在家,我虽然才16岁,还不懂事,不过却感到他妻子在我们这一带还是有几分姿色的。老太太叫孩子快去找他爸爸,我看到一个士兵在门口端着冲锋枪守着,即使找来他爸又有什么用?

情况和人们的情绪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于是青年妇女们开始剃光头了,然后用锅底灰把脸抹黑了,东躲西藏起来。

接着我又经历了两件事。

一件是我在西十条路西煤场,一对夫妇从放牛沟逃难疏散回来,一个俄国士兵,头上有点秃发,拿着手枪来拽女的,丈夫不让,于是这个兵拿着手枪对着男的。男的不敢动了,这个士兵把妇女拽到煤堆后面人们看不到的地方。丈夫急的直转转,隔了一会儿,女的走过来边拍身上的土。男的埋怨妻子:叫你快走你不快走。女的嘟囔着,俄国兵扬长而去。

另一件是,我坐在铁路局宅前铁道上,俗称老火车道,原中东铁路遗址,从铁岭河火车站直通黄花站方向。忽然“砰”的一声枪响,接着我看到两个俄国兵从老孟家板障子上跳出来,连着我听到“打死人啦!打死人啦!”的喊声,我就跑到老孟家,这时先跑去的几个人,立刻用门板抬着老孟,有人喊着:“快送医院!快送医院!”我看到老孟胸前挨了一枪,淌着血,可是哪有医院?眼看着老孟咽气了。一打听,原来是两个俄国兵要他开门,他却赶快把后门开开让他老婆跑了,俄国兵一怒之下开枪把老孟打死了。

人们“光复”后的欢乐气氛没有了。人们议论着:还不如不“光复”呢!

苏军已占领牡丹江了,要恢复秩序特别是恢复铁路交通。街里成立了维持会,铁路西局宅在市郊。苏军急需中国铁路员工。找到“伪满”铁道局中国职员中职位最高的陈章,他是日本留学生,苏方任命他为中方的铁路局长。并且说,根据中苏同盟友好条约,中国长春铁路由中苏合办(原中东铁路)。让他组织中国铁路员工。

陈章把这些日子发生的情况和苏军驻牡司令部说了,苏军派纠察队进驻铁路局宅。铁路员工们也组织起来,白天、晚上打更放哨,一有俄国士兵闯入民宅,立刻敲锣,我也参加了打更放哨的行列。还真有效果,俄国士兵再闯入民宅,一敲锣纠察队赶来,赶走俄国士兵。

这种无政府、无法律混乱状态,有半个多月。苏军建立了牡丹江城防司令部,司令官是伊万诺夫少校,市里也成立了维持会,会长是谷怀贵,“伪满”他是牡丹江南区区长。“伪满”牡丹江市分东、西、南、北、中五个区,中国人主要住在南区、东区。西区是朝鲜人,日本人住在中区和北区,中区是日本商业区,北区是日本住宅区和省公署、市公署(政府)。日本溃败时,包括火车站在内,大部放火烧毁,施行了焦土战。日本人全撤退了。

维持会很快就改成市政府,谷怀贵当了市长。但这不是共产党领导,还不是解放。党中央决定派十万军队和二万干部赴东北才刚出山海关。其中有一部分新四军从山东半岛跨渤海到辽东半岛。

因为苏联承认的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国民政府,和国民政府签定中苏同盟条约、中国长春铁路和旅大的协定。这些条约协定中规定东北(苏联称之为“满洲”)是苏联军事行动区。行政由中国人自己管理。但不得妨碍苏联军事行动,中国人内政事务苏联不干涉。

随着谷怀贵市政府的成立,又冒出两个国民党来,人们称之为“土国民党”,都是地方人。一个叫“中国国民党吉林省党务专员牡丹江办事处”,简称“党专”,专员是孙廷奇:一个叫“中国国民党牡丹江市党部”,简称“党部”,书记是张福山。都说自己是蒋委员长的真国民党,互相攻讦,“党部”说“党专”是地痞流氓;“党专”说“党部”是土豪劣绅。共产党来了以后把他们“一锅端”了,他们作鸟兽散,各跑东西,有的转入地下活动。

国民党的公开活动有两个多月。他们组织了中华民国十月十日“双十节”的国庆活动,发展国民党员。“党部”创办了《国民日报》,“党专”创办了《大众报》,他们发布的都是中央社消息。报纸内容在我记忆中只剩下两条,一条是“任命朱、毛为国府上将”:一条是答读者信,“问:是狗屁臭呢?还是狗屁臭?答:人屁臭。”无聊得很!

不过他们都抓学校工作。进入九月份后,学校开始复课。以“伪满”牡丹江国民高等学校(4年制中学,简称“牡高”)为基础在立新小学校址成立了牡丹江市中学,分初中部和高中部。“党专”在初中部建立“爱国青年团”,全体学生都得参加。我们班任老师是原牡高的,他戴着“中国国民党党员”的蓝地白字袖标,一个学生发一张“爱青团”登记表。每个人还发一个印着“爱青”白字蓝地布制的“爱国青年团”胸徽。有一天和小学生的“爱青团”一同在圆明小学(前一中位置)举行入团式并且和孙廷奇一一握手。看样子有500～1000人。

在高中部则成立了“三民主义青年团”,由市党部领导。共产党来了以后,参加“爱青团”的,不算历史问题:参加“三青团”的就算有历史问题。以后和共产党对比,很鲜明地感到政党的阶级性了。国民党发展党员是有钱人和比较有钱人。如职员、士绅、财主、官员:共产党发展党员则是工人、城市贫民、贫苦农民等穷人。但共产党和国民党都争取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国民党公开讲,参加国民党能升官发财,有个人前途,而共产党则讲为人民服务,党员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为革命勇于牺牲。

1945年11月7日苏联“十月革命”28周年。在这天苏军在牡丹江虹云桥南端举行了苏军胜利纪念碑落成揭幕式。所以说是胜利纪念碑而不是烈士纪念碑是因为碑文上是:把东北从日本压迫下解放出来的苏联红军光荣!而不是烈士永垂不朽。碑文用中、俄两种文字,而俄文中把“东北”说成是“满洲”。是苏联炫耀自己武功的。

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碑是由日本人给修建的。我亲眼目睹了苏军士兵押着日本俘虏建造的。日本“皇军武运长久”荡然无存。日本是战败国,无话可说。而中国是战胜国,却把旅顺、大连租给苏联,苏军对中国老百姓又怎样呢?所以日本人也挖苦说:日本是惨败国;中国是惨胜国。

我们市立中学学生参加了揭幕式。整个揭幕式上也就几百人。按照苏联的仪式举行的,分别由苏联军官和中方代表讲话,每讲完话奏苏联国歌和国民党的“党国歌”,由苏军乐队演奏。

市立中学成立后除了国文数理化外,再就是国民党党化教育。每周必开一次“总理纪念周”(国民党把孙中山奉为总理,蒋介石是总裁),在会上要唱国民党党歌,而国民党把党歌定为“中华民国”国歌称之为“党国歌”,公民课讲国民党“三民主义”,在纪念周上还要背诵总理遗嘱,唱总理纪念歌。国民党就是这样教育学生。完全是“党化”教育。

1945年11月10日我照常上学,一位同学和我说:你还不把那玩意儿撕下来!八路来了。他伸着大拇指和食指做着手势。我一愣,莫名其妙,原来指的是我胸前缝着的印有“爱青”字样“青天白日”的胸徽。确实班级气氛变了。戴有中国国民党袖标的班任老师不见了,同学说他跑了。学校走廊里换上了以民主大同盟的名义写的标语:“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东北人民要自治”“释放政治犯张学良”“东北是东北人民的东北”“反对内战”。我们学生也就糊涂起来,怎么回事?那时老百姓把共产党称呼为“八路”。

学校新来了三位老师,他们是张一明、王裕民、刘正。他们都挎着盒子炮,上课也挎着。我们学生有些害怕,甚至有时教室玻璃上“啪”的一声打了个枪眼。语文课、历史课、公民课都改成政治课。他们给讲为人民服务,论联合政府,我听的是一塌糊涂。这三位老师可能是行伍出身,缺少老师、知识分子风度。看来他们把我们学生都看成是国民党。因为我们都参加了国民党的“爱国青年团”。

市面上也出现了“国民军”,说“国民军”进驻牡丹江,司令员是李荆璞。可是我们没看到部队,看到的人说国民军的人却穿着日本军大衣。

多少年后才明白,八路军、新四军是国共合作后国民党的编制。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命令八路军、新四军驻原地待命不得接受日军投降。共产党不听他的,把军队挺进东北。开始称之为“国民军”“东北人民自治军”后改为“东北民主联军”“东北人民解放军”。

在国民军进驻之前还有一批军队,是中国人但戴着苏联军衔穿着苏联军装。其中一人,人们称之为邢司令,在铁路西局宅给铁路工人讲话,动员他们帮助苏军装卸火车,讲完之后他高呼:朱德、毛泽东万岁!朱德、毛泽东是何许人?人们不知道。

多少年后,我才搞明白。原来他们是退到苏联的抗日联军的人。苏联出兵东北以后,不许以中国军队名义——抗日联军对日作战,而把抗日联军官兵完全编到苏联军队中去。金日成、金光侠也是抗日联军,他们都是经牡丹江回朝鲜的。金光侠留下先任中共牡丹江市委首任书记,以后回朝鲜任朝鲜人民军大将。曾经担任黑龙江省省长的陈雷1945年时是苏联中尉军衔。1995年纪念日本投降50年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授予陈雷等抗日联军战士“苏联卫国战争纪念章”,而不是抗日战争纪念章。

现在再回到学校里来。“民主大同盟”实际上就是共产党组织领导的。共产党不公开,谁是党员也不知道。而国民党转入地下。我们上完课就在走廊看到:“中央挺进军不日进驻牡丹江”“国军进驻锦州”等标语、小报,我们学生还是五里雾不明白怎么回事。原来所谓中央挺进军就是谢文东、马喜山等国民党收编委任的地方武装,我们称之为“中央胡子”。他们也想进驻牡丹江市。但苏军不许可,他们就在东京城、林口、板院一带活动。

1945年12月19日共产党领导的《牡丹江日报》出版了。说明共产党已掌握了牡丹江市政权,李荆璞担任市长。共产党也掌握了中小学。

1946年1月下旬我看到从关内开过来的正规的八路军——人们这样称呼。从海林方向列队开进牡丹江,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纪律非常严明,所住之处给老百姓挑水扫院子,说话和气。总是大爷、大娘称呼着老百姓。官兵们都穿着“二尺半”棉袄,没有大衣,条件很是艰苦,却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武器则是“三八大盖”、“九九”步枪和手榴弹,别说和苏军相比,就是连日军也赶不上。苏军战士有冲锋枪,部队有十轮大卡车、大炮、坦克,而日军都没有,八路军使用的武器都是缴获日本的,可是士气却很高涨。

我们学生一方面佩服八路军的亲民作风,一方面又议论:这样部队能打过美式装备的中央军吗?因为国民党宣传中央军如何强大。而《牡丹江日报》报纸宣传,在关内八路军打退了国民党军对解放区发动的进攻。

1946年3月冰雪还没融化,苏军宣布从牡丹江市撤退,市政府组织了市民举行欢送。苏联军队也事先准备好,全是步兵从市里列队开出,经过西三条路到海浪路,再过海浪公路桥(海浪公路桥、铁路桥,日军撤退时准备用的,所以没炸毁,而铁岭河、桦林铁路公路桥,日军为阻止苏军进攻全炸毁了。)乘上十轮大卡车往铁岭河方向开去。我们市立中学学生站在西三条路两旁欢送着,市民也欢送着:你们可走了!

战后的日子结束。妇女们不再躲躲藏藏了。

苏联留下了大量“红军票”——苏军印刷的纸币。买走了大量的粮食,苏军撤走后纸币停止流通,也没有人给兑换。持币的人自认倒霉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旅顺、大连、中长铁路退还中国,苏联政府承担了红军票的责任,按苏联发行的总值给了中国政府。

(作者为前牡丹江军马场中学离休教师,剥离“企业办社会后”转到牡丹江市第九中学。)

(责任编辑杨继绳)

2010年第7期　中国改革初期的四川探索

中国改革开放已有30年了,四川是改革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从1978年起,对农村到城市的各项改革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全国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依据。邓小平同志对此多次作过肯定的评价。1987年6月12日他同外国客人谈到农村改革见效非常快时,就指出:“开始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改革。有两个省带头,一个是四川省,那是我的家乡;一个是安徽省,那时候是万里同志主持。我们就是根据这两个省积累的经验,制定了关于改革的各项方针政策。”(《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8页)这里,从我所经历的情况,回顾一下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四川对各方面改革所作的探索。

从“文革”重灾区一跃而为改革排头兵

四川在“文化大革命”中属于重灾区,以动乱时间长、反复多、武斗严重而闻名全国。为什么能够一跃而为改革的重要发祥地呢?

一是“物极必反”,巴蜀儿女又自古有“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文革”中四川农业生产十年徘徊,“天府之国”的农民连肚子都吃不饱,1976年不得不从省外净调进50万吨粮食,有的玉米粮袋上写着“四川懒汉,吃了大干”,四川人不能不深受刺激,沉痛反思。粉碎“四人帮”后,全省人民迸发出极高的热情和积极性,人心思治,人心思改,人心思上。经历深重灾难后解放出来的大批干部也痛定思痛,大彻大悟。是人民群众当时的生存状况逼着大家寻找改革之路;是人民群众思改思上的心气、劲头推着干部非改革不可,不改革就没有出路。

二是邓小平同志的关怀和指导。小平同志对家乡十分关心,他同巴蜀人民的心是相通的。1975年7月他主持工作时,同当时四川省委负责同志谈话就强调,四川要树立农业第一的思想,要研究农业方面的政策,政策不能随便改变,改变了群众就不信任。四川要在几年内把农业搞上去。同年9月又在山西昔阳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讲,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农业人均产值,四川倒数第二,九十几块,这行吗?就在这次会议闭幕前,赵紫阳同志受命到四川主持工作,行前小平同志要他抓紧时机反派性,大刀阔斧地干。但因不久后风云突变,全国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小平同志关于“农业第一”和“批派性”的指示没法贯彻下去,但这些指示无疑为粉碎“四人帮”后的四川工作指明了方向。1977年7月小平同志复出,12月10日在北京对赵紫阳讲,政策才能管得长、管得宽。凡是过去行之有效的政策就要恢复。农业的路子要宽些,思想要解放,事事老概念不解决问题,要有新思路。对外国经验要善学善用,所有制不动,怕什么。还讲到工业企业权力要加大,地方财政要扩大。1978年2月小平同志到成都,又同赵紫阳谈抓政策、抓班子,说农村政策、城市政策,中央要清理,各地也要清理一下,零碎地解决不行,要统一考虑,自己范围内能解决的先解决一些,总要给地方一些机动。其后,小平同志还曾三次回四川,对四川工作做过很多重要的指示,给了我们极大的鼓励和支持,四川省委正是深入领会和坚决贯彻了小平同志的指示意见,才成功地迈开了改革和发展的步伐。

三是当时以赵紫阳为班长的四川省委,在抓“拨乱反正”和改革上有胆略、有智慧。四川打击“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十分坚决,同时强调纳入法制轨道,对帮派头头不是以他们的言论治罪,而是根据他们打砸抢烧、贪污盗窃等罪行,由法院审理判决,避免了以往政治运动翻烧饼、留下后遗症的问题:全省抓紧平反冤假错案,发挥老干部作用,选拔年轻干部,搞好班子建设,因此就能较早地排除派性干扰,实现安定团结的局面,为改革事业清理了地基。省委狠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破除长期“左”的东西留下的精神枷锁和阴影。赵紫阳同志十分重视和支持胡耀邦等同志发起的真理标准的讨论,多次讲,这些年来“左”的指导思想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包括“文革”在内的严重灾难,要改变思想僵化、半僵化的状态,再也不能按照“左”的路子走下去,再也不要“作茧自缚”、“画地为牢”,束缚住自己的手脚了。在1978年的县委书记会和1979年初的省第三次党代会上,都着力克服“左”的影响,解决干部中最大的思想障碍——“恐右病”、“宁左勿右”的问题,激发起四川干部敢于率先改革的勇气,为改革开放打下了比较牢靠的思想基础。正如1979年12月邓小平对奉调来川接替赵紫阳工作的谭启龙同志所说:四川的形势发展很好,发展很快。讲经验有两条:一是敢于实事求是,敢于“拨乱反正”,包括过去曾经批判错了的东西,敢于纠正过来。另一条,是省委的领导经常到下面去,倾听群众的呼声和意见,制定了符合实际、受群众拥护的政策。这两条,是对当时四川省委工作的高度评价,也是对四川为何从“文革”重灾区一跃而为改革排头兵的深刻总结。

农村改革先行打开了生产力发展的闸门

四川的改革是农村先行,从农村发展到城市的。我原来长期担任四川仁寿县委书记,1977年先到地委,后到省上分管农业,曾任省革委副主任、省委常委、书记等职,对当时四川农村的改革是亲历、亲为的。我认为农村改革在四川有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

1.敢于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地改革耕作制度。在长期“左”的指导思想下,国家计划就是法律,种什么、怎么种,农民没有自主权。四川大部分农村(除了长江沿岸一些地方外),当地气温本来不宜大面积种植双季稻,尤其不宜把水田行之有效的每年稻、麦(或油菜)两熟改为两季水稻加一季旱作。但当时却不看具体条件,盲目地硬性推广双季稻,“文革”中还上纲为“革命稻”、“路线稻”,农民意见很大。赵紫阳从1975年10月调任四川省委书记起,就注意到这个问题。1976年他到仁寿农村调研时问我对双季稻的看法,我举出事实对他讲:双季稻费工费投资,“三三见九不如二五一十”。他又派李子元书记来仁寿调查,了解到有4个区的中稻亩产上800斤,加上一季冬小麦300来斤,共11OO斤;而种双季稻的社队,早稻亩产400多斤,晚稻只有200多斤,小春也种迟了,产量降低,加起来只有900来斤。掌握大量事实后,赵紫阳在1976年12月全国学大寨会议上向全省县委书记明确提出:选择耕作制度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就全省范围看,中稻是四川的优势,要主攻中稻,大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1977年,全省中稻的面积由3700万亩增加到4100多万亩,双季稻面积由1500万亩降到700多万亩。尽管因干旱全省水稻面积减少了381万亩,总产量却增加了143万吨,单产提高了47公斤。同时,四川积极试种并逐步推广杂交稻,我在1978年就出席过在温江召开的全省杂交稻制种会议。杂交稻越来越显示出大幅度提高粮食产量的作用。省委还在川北地区和川东地区分别总结和推广了“水路不通走旱路”的经验和适时早种、适当套种、躲过伏旱的经验,都收到了趋利避害、吹糠见米的效果。

2.最早提出并落实“放宽政策,让农民休养生息”的方针。1977年,四川农村经济仍凋敝不堪,为了尽快恢复农业生产,必须减轻农民负担,于是在粮食分配上采取了“保两头、挤中间”的措施,规定了人均口粮不足180公斤的生产队不留储备粮;同时调减征购基数,不征过头粮,人均口粮不足260公斤稻谷或210公斤杂粮的生产队一律免购,解决过去这些生产队先征购、后返销,粮食挑去挑来的问题,使农民得到实惠。1978年2月,当小平同志在成都指示要清理农村、城市政策之后,省委随即发布了12条农村经济政策,主要是把被错误批判过而确实行之有效的政策恢复起来,除保证社员分配兑现,减轻生产队和社员负担外,还有积极兴办社队企业,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正当的家庭副业等内容。其中,扩大自留地可谓一项特色。当时有一位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访问四川农村后,在成都问赵紫阳:“为什么农民自留地的庄稼长得那么好,集体庄稼却长得那么孬?”其实对这个差别,大家都心知肚明。省委一反那种“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错误做法,明确宣布:鼓励社员经营好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后来又明确规定,扩大自留地,连同增划小块包产地,可以由原来占生产队耕地面积百分之七增加到百分之十五(全省共划出耕地330万亩),田坎也可以包到户经营。从此,自留地上绣花,田坎上见缝插针,挖掘出土地的潜力,也对大田上的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3.率先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从包产到组到包干到户。联产承包是农民的创造,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不少农村曾经或明或暗地采取过这一类作法。1977年,广汉西高公社金光大队农民暗中把田地分到作业组,干活不再是“一窝蜂”,小麦、油菜都增了产。县委书记发现后,总结为“定产到组,(回避那个“包”字),在地委开会时介绍。赵紫阳在会上肯定这种作法,并派出省委工作组、选择广汉金鱼公社进行包产到组的试点。1978年该公社116个生产队,队队增产,全社粮食产量比上年增长22.5%,每亩增产近150公斤。赵紫阳对我们讲,现阶段中国农业主要靠精耕细作,农民联了产,责任心就强了,优越性比“一大二公”要大得多。他在县委书记会上指出,广汉金鱼公社这个办法,方向路线没有问题,优点是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产量一定会提高。当1979年3月《人民日报》头条刊登张浩来信质疑洛阳农村包产到组并配发编者按后第三天,省委就发出通知,再次肯定金鱼公社的办法,稳定群众情绪,增强改革信心。这就突破了长时期在责任制上“谈虎色变”的禁区,包产到组在全省农村迅速地广泛推行。同时,对部分贫困山区的穷队和居住极为分散的吊脚户允许实行包产到户。正是由于采取了调整耕作制度、让农民休养生息、实行联产承包、扩大自留地等措施,三年粮食总产量步步登高,1979年就比1976年增加了819.5万吨,而且三年的增量基本上留给了农民,1977年、1978年全省农民人均口粮比1976年分别增长17.9%和33.6%。这就是当年流传“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这首民谣的由来。

1980年2月,赵紫阳即将去中央工作前,在当时全国对包产到户争论很大的情况下,曾经讲过大田包产到组已经到边的话,1981年2月他出国路经成都,特地找我们座谈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指出:“包产到户只是一种责任制形式,不涉及所有制问题。我在离开四川时曾说过‘到此为止’,可能束缚住你们。现在不要受这个束缚了。”于是,四川在推行包产到组两年多以后,省委在这年春天又作出新的部署,强调支持群众的自愿选择。当时少数市、地领导对自发实行包产到户的社队采取硬纠的办法,我作为省委分管农业的领导曾去做工作,改变了那种错误做法。据1981年11月统计,全省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生产队已占77.8%,包产到组的还有7.2%,另外则是水统旱包、包口粮田、专业承包等形式,是全国推行联产承包较早较快的省区之一。

4.发展乡镇企业,带头探索农工商综合经营。赵紫阳认为,农民不能只种粮食,要搞多种经营、社队企业,走工业化、专业化、社会化的路子,才能大大增加财富,让农民富裕起来。1978年8月,他陪同华国锋同志访问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特地去学习贝尔格莱德农工联合企业(简称“PKB”,戏称“背靠背”)的经验,还争取到了在四川进行农工商综合经营试验的允诺。同年9月,又带领全省200多位地、县委书记赴苏南考察,学习发展社队企业的经验。回省后,成立省社队企业局,由省长鲁大东同志兼任局长,在四川掀起了发展乡镇企业的首轮高潮,为后来全省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开了个好头。赵紫阳亲自过问几个农工商综合经营的试点,如:重庆市郊区以26家国营小农场为基础办起长江农工商联合企业,同47个水果队、13个茶叶队联营加工、销售,大部分利润返还生产队和农民。又如:若尔盖牧工商联合企业,壮大了牦牛产业,牦牛肉远销甘肃、青海,建立牛奶加工厂,返利给牧民。这些做法对农牧民、企业、国家都有利,而且有助于解决原料价格过低、工农产品不等价交换的问题,可以看到后来农业产业化中普遍推行的“龙头企业+农户”的雏形。

5.广汉向阳第一个“撒社复乡”,标志着人民公社制度走向解体。人民公社是以“一大二公”、政社合一为特征的,“一平二调”、大锅饭、瞎指挥等弊端与生俱来。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对人民公社无疑是釜底抽薪。作为省委农村改革试点单位,广汉县向阳公社又在1979年相继成立了工、商、农三个公司,工业公司在社队兴办的砖厂、酒厂、铁厂等五小工业企业基础上组成,商业公司在社队兴办的贸易货栈、合作商店等流通企业基础上组成,农业技术服务公司改行政指挥为向农民提供有偿服务,由乡政府搞农业的干部和聘请的农技员组成,这三个公司独立核算,后又共同组成乡农工商联合公司,统筹协调农、工、商各业的发展;党务和行政管理职能分离出来,由乡党委和乡公所分别承担,这就把“政社合一”翻了个个儿,成了党、政、企分开,取掉人民公社这块招牌已经水到渠成。但人民公社政社合一是载入1972年宪法的,改变它毕竟要有很大的勇气,承担较大的风险。赵紫阳同志离川前,在1980年3月30日听取了广汉的汇报,明确表示:要允许、支持广汉这项改革,但不要普遍搞,只能试点,万一搞得不成功,改过来就是了。不久,广汉向阳乡就实行了“撤社复乡”,在挂出乡人民政府牌子的同时,摘去了人民公社牌子。随后广汉全县和新都、邛崃也进行了这样的试验。这一改革得到彭真、万里等同志的认可,但直到1982年12月宪法修正案规定设立乡、民族乡、镇:1983年10月中央发出关于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后,这项合理的改革才同时具有了合法性;而人民公社体制则一直到1984年底才完全退出全国的历史舞台。

6.从广汉、新都、邛崃开始的县域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赵紫阳同志在川工作时,经常到省会附近的这三个县调研,农村改革多从这里开始试点。1980年首先对广汉实行了财政、粮食和主要农副产品收购三项包干。1981年春,在谭启龙同志主持下,这三个县正式确定为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县。改革的内容大体包括:(1)从农村到县城,各战线、各方面逐步全面推行责、权、利相结合的经济责任制,调动生产经营者的积极性,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2)在粮食大幅度增长的基础上,因地制宜调整结构,扩大经济作物面积,发展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3)随着生产全面发展和商品率提高,开始建立农工商综合经营的体制,发展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发展集体和个体商业,逐步建立多成分、多渠道、少环节的农村商业体制。(4)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把某些生产环节、技术服务项目分离出来,逐步引向生产专业化、经营社会化、管理企业化。(5)适应经济改革的要求,按党、政、企分开的原则,对公社到县的领导体制进行改革。广汉县调整、精简县级机构和人员,在经委下设农、工、商三个办公室作为办事机构:邛崃把有关经济局改为5个专业公司,上设总公司。(6)省对三县以不同办法实行财政、粮食和主要农副产品收购三项包干,变“竭泽而渔”为“放水养鱼”,使县经济有了较多的自主权,增强了活力。1985年与1980年相比,广汉、邛崃、新都三县工农业总产值分别增长l.25倍、1.69倍、1.5倍,财政收入分别增长1.15倍、1.08倍、70%,农民人均收入分别增长1.16倍、2.86倍、2.25倍。这样的县域综合改革走在全国前头,万里、一波同志进行考察后都充分肯定,来自全国各地包括沿海省市的参观交流队伍络绎不绝。在我和杨析综同志主持工作时,又把这一改革试点扩大到全省40个不同类型的县,为县域经济的改革和发展继续探路。

国企扩权试点引发管理体制的渐进改革

农村改革的迅猛发展,为城市改革提供了启示和借鉴。县处于“农头城尾”的位置,县的综合体制改革试点,就已进入城市改革的领域。农村的责任制可以用到城市、用到工业,但城市的情况远比农村复杂,笼统讲“包”字进城,不能解决城市的问题,还要根据城市的实际去试点、去探索。我当时没有分工抓城市经济工作,但也参加过省委多次研究、讨论城市改革的会议。从1978年起,就在考虑城市改革从哪里改起,有的主张从改革计划体制入手,有的主张从改革所有制结构入手,还有的主张从组织专业化协作入手,而赵紫阳和省委主持城市经济工作的杜星垣等同志则主张,从改革国有企业的经营体制,扩大企业自主权入手,像农村改革那样,首先调动直接生产经营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后来看,这样从下面入手改到上面,比自上而下地从政府某些管理体制改革入手要好。因为企业改革可以从少到多地选择单位来试点,既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又不会影响面上的生产;同时,企业处于经济体制网络的中心环节,企业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由此可以找准各方面管理体制的弊端所在,逼着上面的管理体制非改不可。

按照当时流行的经济学观点,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而市场经济则是资本主义的货色,城市国有企业一切都听命于上级计划,生产经营与市场几乎不发生关系。为了给改革作好理论准备,1978年5月,省委邀请长期被批判为“修正主义分子”的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同志来蓉讲学,赵紫阳等省领导虚心求教,口问手记,重新认识价值规律的作用,重新思考计划与市场的关系。1979年2月,省计划、物价部门和社科院联合召开了有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130多人参加的第一次价值规律讨论会,会上一些学者率先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点,论证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客观必然性”。赵紫阳在四川省价值规律讨论会期间听取了汇报,同学者们交流了自己的看法,肯定了“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把计划经济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这个会上的主流意见;对于有的学者不同意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赵紫阳引导大家把注意力放在实质性问题的研究上,强调生产发展快,才叫社会主义优越性;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东西,不能说是社会主义固有的,要从那些人为附加的条条框框里解放出来。这样的理论探讨对于开展企业改革起了鸣锣开道的作用。

四川扩大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试点是在全国最早展开的,由杜星垣等同志具体指导和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1978年10月,开展了重钢、成都无缝钢管厂等6个工业企业的扩权试点,短短几个月时间,就显示出职工劳动积极性高,产值、利润的增长速度高于同类企业的优越性。1979年2月在总结初步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扩大企业自主权急需落实的14项政策、措施(简称“十四条”),扩大到1OO个工业企业和40个商业企业进行试点。国务院副总理兼经委主任康世恩1979年7月来川,在国内对企业扩权尚有争议的情况下,召开带有现场会性质的全国工业工作会议,肯定四川的基本经验,部署在全国范围开展扩权试点:国务院同月发出了《关于国营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

四川在改革的道路上边探索、边改进。“十四条”为企业松了松绑,取得了生产上升、利润增加的成效,但它以计划利润留成和超计划利润分成为特点,出现了“鞭打快牛”和定基数时“讨价还价”的缺陷。于是,省委又在1979年12月制定了以全额利润分成为特点的“十二条”,分成比例一定三年不变,这个新的办法在59户工业企业试行,第二年扩大到412户企业,商业则实行全行业利润留成的办法。为了探索新的企业运行机制,使责、权、利更加紧密结合,省委又选择少量的国有工业企业进行“国家征税、企业自负盈亏”的试点,为此1979年9月制定了“二十条”政策措施,在川棉、重庆钟表公司等5户企业(“老五户”)试验。这是对“利改税”的初次尝试,企业职工工资也从税后利润开支。由于企业效益有高有低,出现“苦乐不均”的问题,且一户一率征收所得税不合规范,又于1980年8月对宁江机床厂、内江棉纺厂等5户企业(“新五户”)进行新的试点,试行所得税统一税率并征收调节税的办法,工资总额仍进入成本,再按利润总额增减与工资总额挂钩来定奖惩。

到1981年下半年,全省对国有工商企业普遍推行了以盈亏包干为主要内容的经营责任制。企业以扩大财权为突破口,生产经营、产品销售、劳动工资、人事、外贸等各方面的权力都逐步扩大,有了自己的经济利益和自我发展的一定经济条件,启动了内在的发展动力,调动了职工和企业的积极性,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果。全省403户工业试点企业1981年与1978年相比,年平均产值增长了29.9%,劳动生产率增长12.72%,利润增长29.2%,上缴税收增长23.34%,企业用于技术改造、设备更新、开发新产品的资金2亿多元,企业用自有资金兴建职工宿舍150多万平方米。企业开始冲破行业、地区、所有制的界限,走上专业化协作和改组、联合之路。

企业扩权呼唤企业管理体制随之进行改革。企业扩权解决的是企业有权无权的问题,企业管理体制改革要解决有权以后谁来行使的问题。赵紫阳同志强调,扩权要落到企业的民主管理上。一是改变过去党委包揽过多的状况,建立对现代生产集中、统一指挥的厂长负责制;二是试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使企业职工当家做主、民主监督,同时解决好职代会和工会的关系问题。

国有企业的扩权,尽管还是并未改变产权制度的小改小革,却像一块试金石,检验出当时经济管理体制的严重缺陷,触动了各方面管理体制的要害,对计划、物资、商业、价格、信贷、财政、税收及行政机构体制,引发了一系列的冲击和突破,开始了“撞击反射式”的渐进改革。

——计划体制的改革。原来那种自上而下、包罗万象、指令性的计划体制,与千变万化的实际需要严重脱节。企业扩权后,区分开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一定范围的市场调节,把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计划结合起来。允许企业敞开订货、“找米下锅”,推销产品,不仅弥补了国家计划任务的不足,有些企业还从“吃不饱”变为“吃不了”。

——物资体制的改革。原来按照斯大林关于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理论,只能由物资部门统一收购、调拨,造成供需脱节和“拉郎配”等问题。企业扩权后,对生产资料有了一定的自销权和选购权。宁江机床厂在《人民日报》刊登承接国内外用户直接订货的广告,全省在温江召开生产资料订货会,还有应运而生的物资交易中心、服务部等新事物,都曾经轰动一时。多种物资流通渠道开拓后,物资部门由行政性分配机关逐步变为经营生产资料的商贸企业,对按需生产、搞活流通起到了促进作用。

——商业体制的改革。原来对大部分工业品和一、二类农副产品实行统购包销、统购统销,以致质量、品种、花色多年一贯和画地为牢的地区保护等成为顽症。工业企业在扩权后有了部分商品自销权,基层商店也有了自主权,出现了统购、选购、议购、自销等多种购销形式,促使商业三级批发体制进行改革,多渠道、少环节的流通局面逐步形成。

——价格体系的改革。随着物资和商业购销体制搞活,原有单一的计划价格体系解体,采取了固定价、浮动价、协议价、自由价等多种价格形式,“双轨”价格也在一些领域出现。以往价格与价值严重背离的情况开始有了改变,为后来全面改革价格体系和价格形成机制开辟了道路。

——金融信贷的改革。原来国有企业没有扩大再生产的权力,银行只能按计划贷给企业流动资金,不贷固定资产投资性贷款。宜宾天原化工厂在1979年进行扩权试点,为了提高生产能力,使烧硷产量翻番,需要进行技术改造,除了国家拨款和企业自筹外,还差300万元。当时请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领导同意,作为特殊情况,由省行发放了全国第一笔固定资产投资性贷款,这是信贷资金进入固定资产领域的突破。接着,总行正式下达了中短期设备贷款指标,把这项信贷扩大到全国;1980年又在四川进行改革信贷管理体制的试点,改统收统支为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基层银行有权运用多吸收的存款发放贷款,各项贷款指标之间可以调剂使用。

——财政体制的改革。原来实行的基本上是中央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包括省市在内,地方的机动余地很小。企业扩权后,给企业让利一小步,国家得利一大步,国家财政有了较大的增长空间。在此前提下,四川等省市积极倡议,改中央对省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为“划分收支,分级包干”,也就是“分灶吃饭”。后来,省对市、县也逐步实行了收入增长分成的财政包干体制,调动起各级开源理财、增收节支的积极性,这是后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税收体制的改革。在企业扩权中,突破了国有企业只能向国家上缴利润而不缴纳所得税的禁区,开始了在“利改税”前提下让企业相对地自负盈亏的试验,带来了国家与企业分配关系的历史性转变,开启了后来全国第一步、第二步“利改税”。企业扩权还触及了单一税制如何向复合税制转变,对后来中央与地方实行分税制,由行政性分权变为经济性分权不能说没有关系。

——行政领导机关的改革。原来国有企业都归政府的各个职能厅局管理和控制,弄很多绳索把企业捆得死死的;企业扩权后,再用这套办法不灵了,要求经济领导机关的主要职能变为服务、统筹、协调、监督,把捆牛、抓牛毛改为执牛耳、牵牛鼻的办法。这就要求领导机关自觉革命,“只有当好改革的对象,才能当好改革的动力”,这当然是一个充满着思想阻力、并不轻松的过程。

——中心城市的改革。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把城市看成专区一样,城市的性质、功能、定位都不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解放初期曾是直辖市的重庆市,只被视为工业基地,经济管理权利很受限制,难以协调复杂的经济关系和条块矛盾,难以成为带动区域发展的经济中心。在国有企业扩权过程中,这些问题更显突出。赵紫阳赞同部分学者专家提出的“发挥中心城市作用”的概念,离川前专门去重庆一趟,明确表示凡是省里有的经济管理权利,重庆市都应当有。在重庆市与永川地区合并,成都市与温江地区合并,采取市带县的办法之后不久,国务院确定在重庆进行中心城市综合改革的试点,赋予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这为后来一些中心城市计划单列提供了经验。

赵紫阳在1980年春夏之交离川赴京时,曾找搞企业改革的同志们座谈。他强调,改革要坚定,步子要稳妥,坚持渐进式的改革,要改而不乱,我们国家再也经不起大的折腾。不能把企业改革简单地理解为让利、分权,也不只是为了解决企业自身的问题,重要的是从试点中探索出一套新的体制。看来,从企业扩权入手的改革,确实在相当程度上起到了这样的探索作用。

(本文从共同回忆到整理成文,得到章玉钧同志的协助)

(本文作者为全国政协原副主席、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原委员、四川省原省委书记)

(责任编辑杜导正)

2010年第7期　中南海的“二王、八司马事件”

二王、八司马是唐朝的事。唐顺宗永贞年间,王叔文执政,针对宦官弄权和藩镇割据,他采取了一些革新措施,颇得民心。但革新只进行了146天,随着顺宗逊位,王叔文集团便垮台了。为首的二王:王叔文赐死,王遭贬后亦中风死去。麾下的八名干将:韦执谊、柳宗元等,统统被贬至边远地区,担任州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事件”。1957-1958年发生在中办秘书室整风“反右”中的事件,恰巧牵涉到了八名科级干部,而支持八人的领导又恰恰是二人,毛泽东就把他们比喻为“二王、八司马”,说:“想不到我的身边也发生了新的‘八司马事件’。”

对中南海的“二王、八司马事件”(又称“黑旗事件”),“文革”前后有着绝然不同的话语。“文革”前,“八司马”被树为正面典型,中直机关党委被称为“扶右反左、插黑旗”。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谈到这事,告诫大家要从中吸取教训。“文革”后,1979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为事件中被打成右派的何载、王文等人彻底平反,对此事件的叙述,也有了180度的转变。由于“八司马”中的戚本禹,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八司马事件”遂被描述为以戚本禹为首的造反派攻击中直党委和中办领导。

50多年过去了,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事件?笔者阅读了叙述此事的不同版本,也采访过有关当事人,很想作一客观的记述。但正如林克所说:“整个事件的经过是颇为复杂的”,局外人要想把事情说准确,恐怕也难。好在不少当事人还健在,抛砖引玉,如能引起大家反思的兴趣,也就不胜欣慰了。

中秘室的大鸣大放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决心发动整风。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初,全国各地陆续开始了大鸣大放。

中秘室的整风是5月4日启动的。对于身边的中秘室,整风一开始,毛泽东就很注意,“他说,要把秘书室做个点,摸摸如何进行整风,党风中存在什么问题,有些什么解决问题的经验”。和其他地方一样,中秘室的整风,开始也比较沉闷。但万马齐喑并不表示港湾平静,激流在暗中涌动,矛盾集中在主持工作的副主任何载身上。容全堂说,是何载对年轻干部要求严、批评多,所以结下了思想疙瘩。其实,事情不一定是这样,在任何一个单位,矛盾总是会集中到管事人身上的。有一件事,激化了中秘室的矛盾,也打破了中秘室的平静。据说,何载向中办汇报,说中秘室的人对秘书室的整风没兴趣,感兴趣的是社会上的整风。此事,容全堂说子虚乌有,林克却言之凿凿,并认为这是何载企图转移视线。整风会上此事揭露出来,群情哗然,纷纷给何载写大字报,中秘室的鸣放由此展开了。

关于大字报的内容,容全堂和林克总结得大体一致。据戚本禹回忆,他曾对何载提出如下批评:

一、对群众疾苦漠不关心。50年代,有的失业工人或遭打击迫害的群众,衣食无着几欲自杀,他们来访求见领导,我们反映上去,何载和中办领导从来不见。杨家岭一位姓杨的老农,怀念延安生活,几次来访希望见见领导,毛泽东都见了一次,何载和中办领导却不见。

二、棘手问题绕道避开。有一次,一批参加革命很早的老大姐来反映军内一些高级干部生活腐化、厌弃糟糠的问题,我们认为如此高级干部的问题,不宜由我们处理,领导应该出面。可何载和中办领导根本不理,最后还是主席批示军委处理。

三、何载思想右倾,苏共二十大后公开吹捧赫鲁晓夫,说赫发展了马列主义,到处宣扬赫的秘密报告。林希翎在北大演讲,何载派王文参加,林得意地说中办支持她。那次演讲,毛泽东也让林克去了,林克回来汇报后,毛泽东说:“林希翎是右派。”

要命的是第三条。林克也讲到此事,说法略有不同:“在反右派运动中,何载、王文(秘书室党支部书记)接见了人民大学学生林希翎。林希翎翻案,何载、王文对其表示同情和支持。林希翎如获至宝,回人民大学后,气焰更嚣张,便把何、王同她的谈话公之于众,在人民大学掀起轩然大波。何、王闻讯后,便悄悄去人民大学看了这张大字报。但何、王二人回机关后,却对秘书室整风领导小组和全体工作人员秘不宣布。”(林文)

戚和林说的是两件事还是一件事,有待考证,但何、王的致命伤是支持林希翎,殆无可疑。容全堂说:“戚本禹等人以‘拖观点’的方式对王文进行批斗,王文如实谈了对林希翎的看法”,“他的发言被篡改为反动言论,变成被大字报批判的材料,也成为后来定王文右派分子的依据。”

此时的中秘室,“大鸣大放一浪高过一浪……大字报铺天盖地诬陷何载是‘野心家’,‘阶级异己分子’、‘政治扒手’……还多次召开对何载、王文的批斗会,会上居然出现过推搡、打人等现象。更为严重的是还发生了几起查抄事件。”

面对这种形势,何载请示杨尚昆怎么办,杨答复:“认真听取意见,虚心接受。”从六月下旬开始,何载专事写反省材料。作为中秘室主任和整风领导小组组长,他已经难以正常地开展工作了。

扑朔迷离的中秘室“反右”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全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右派”运动,中秘室自不例外。但是,在中秘室谁是右派,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容全堂说:“1957年整风期间,社会上有人因写大字报进行大鸣大放,在‘反右’斗争中被定为‘右派分子’。而在中秘室,则是戚本禹、林克等人写大字报开展大鸣大放,把其他同志定为‘右派分子’。”(容文)如果从最后的结局来看,容的说法无疑是事实,但在1957年时,情况却不是这样。

“反右”运动中,右派分子是要由党组织来定的,定右派的一个重要标准是对党的领导的态度,即对各级党组织是支持(听党的话),还是反对(提意见)。在中秘室,容全堂讲,支持党组织的是一部分“从各地、各部门选拔的经历过革命战争年代的老同志”,而林克、戚本禹等“从高等院校选调的青年学生”,却是反对党组织的。由于“中直党委、中办、中南海党总支对(林、戚等人)这些行为持反对态度,戚本禹、林克等人就喊出:‘踢开支部、总支、中直党委和中央办公厅闹革命’口号”(容文)。显而易见,尽管林克等人在大字报上说何载是右派,但定谁是右派却不是林克他们所能左右的。据杨尚昆回忆,中直党委对何载问题的定性是:“问题严重,内部性质,批深批透,治病救人。”1957年何载没有定为右派。

相反的,戚本禹却这样回忆:

“六月份全国开始反右,中直机关党委欲将八个整风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林克、李公绰、吕澄、朱固、沈栋年、马芷荪、王象乾和我,整成反党右派,说我们给领导提意见是向党进攻。支持我们的领导干部田家英和彭达璋也遭到连累,彭达璋已决定调出。我们不服,认为真正的右派不是我们,而是何载、王文,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定八个人为反党右派,符合“反右”的形势。在1957年,给任何一个支部提意见,都被视为向党进攻,都可定为右派,何况是把矛头指向中直党委。据林克讲,何载曾秘密写了《建议书》,建议定他们反党。杨尚昆还讲到这样一件事:“(戚本禹)曾和刘华峰(中直机关党委书记)或中直党委的什么人吵过一架,态度很坏,为此曾三(中直机关党委书记)讲过他主张开除戚本禹的党籍。”(苏文)种种迹象表明,党委欲定八人为反党,似非空穴来风。

但中秘室毕竟不是一般机关,工作人员都经过严格的审查,政治上很可靠。所以在1957年,何载没有打成右派,“八司马”也没打成右派,“四平八稳”的杨尚昆书记说:“中直机关在右派定案工作中还是比较谨慎的。”(苏文)

1957年9月,“反右”告一段落,何载下放十三陵水库劳动,中办派王刚接替何载主持中秘室工作。

“双反”运动和“整风补课”

1958年3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浪费、反保守的指示》,全国又掀起“双反”运动的高潮。“双反”,很自然地和整风运动联系起来,当时叫“整风补课”。在全国,不少右派就是“整风补课”时补进去的。

王刚接手中秘室工作后,中秘室关于谁是右派的辩论仍在持续:一方面是八个科级干部见何载下放,认为斗争取得成绩,继续写大字报;另一方面是一些老同志在党委支持下反击向党进攻的人。此时发生了一件事:

“据说,刘少奇同志看到中南海四处贴着大字报,便找中秘室的整风小组同志谈话,明确指出:在中南海张贴大字报影响不好。”

“中直机关党委看到少奇同志出面过问此事,从领导整风运动的角度考虑,经党委书记杨尚昆同意,以机关党委的名义向中办秘书室派出刘华峰、晓岚(中直机关人事处长)为正、副组长的工作组。”(容文)

戚本禹讲:“正是这个工作组,在中直党委的支持下,把我们八个青年打成反党小集团。从三月到四月,两个月的时间,他们发动群众批判我们,大会、小会残酷斗争。秘书室的同志都不敢跟我们接近了,我们成了比右派还要反动的反党分子。我知道这次批判的来头很大,因为在给我们定性之前,王光美那里一直退给我的文件,不退给我了。”

其实,反党小集团的头子不是戚本禹,是林克和李公绰。林克说,“双反”运动中的大字报就不是自由鸣放了,是王刚有组织写的。他们批判我们“不要党支部,不要党总支领导;不要中直党委,不要办公厅的领导;个人反右派,名义上是促进派,实质上是取消派,是马尔托夫”。他们从个人历史中抓问题,说李公绰做过日本人的通讯员,说1948年国民党平津大搜捕,许多党员被捕,林克却安然无恙,言下之意,林克是叛徒。王刚甚至以中直党委的名义整了一份林克的材料,托叶子龙交给了毛泽东。

那段时间的中秘室,林克说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工作组甚至布置人盯梢,盯的对象是支持“八司马”的领导:田家英和彭达璋。

杨尚昆如是说:

“据说有人发现晓岚在盯田家英、戚本禹的梢,绘声绘色地说,几次在静谷(就是田家英住的地方)看见晓岚,于是质问晓岚为什么盯梢,晓岚就否认有这件事。”(苏文)

戚本禹这样回忆:

“为了监视我们,他们甚至从公安部门调人来。有个叫方世郁的,就是从青岛市公安局调来的,负责监视彭达璋。宣布我们是反党集团的那天,我去彭家,出来时方世郁从黑影里跳出来,扭送我到领导处。我抗议非法监视,晓岚也不敢承认是她安排的。”

菊香书屋会上,关于盯梢还有一段对话:

毛泽东:王刚同志,监视盯梢都是你布置的吧?

(王刚站起来说:没有监视盯梢之事)

毛:为什么人家田家你们要监视,几个人在一起吃汤圆,你们也要监视呢?一片白色恐怖。

(毛泽东又面向杨尚昆)尚昆同志,这些事你知道不知道?

杨:我不知道,主席提出来,值得我们注意,我还需要查一查。

毛:是应该好好查一查。

4月23日,何载又写了第二封《建议书》,托人转给王刚。到四月末,反党小集团的宣布已是箭在弦上,林克回忆:“当时我曾含着泪对妻子说,为了不牵连你和孩子,准备离婚,我准备去劳改、去坐牢。”(林文)恰在此时,毛泽东要身边的秘书打电话给林克,叫林立即去广州。

林克走后,反党小集团就宣布了,戚本禹说:“对我们的结论已经作好了。就在我们收拾行李准备去新疆劳动改造时,情况再次发生变化。在外地的毛泽东,从林克那里知道了我们的事,派徐业夫来中秘室抄大字报。知道主席关心,双方都沉寂下来,批斗会也停止了,大家都紧张地等待主席表态。”

毛泽东广州表态

1958年4月27日,林克飞抵广州。一位中南海党总支负责人说:“林克挨整过程中也没有剪发剃胡须,一副狼狈样子,一向关心身边工作人员的毛主席见了十分痛心,问他出了什么事,林克忍不住流泪向毛主席哭诉了他们受迫害的经过。”“毛主席听了林克的汇报,认为林克、戚本禹等人打的是红旗,不是黑旗。”(容文)好像毛泽东是在林克哭诉之后,才决定了自己的态度。

事实并非如此,据林克讲,毛泽东一见林克便明确表态:“有人就是要吃掉你,但是,他们吃不掉。”表态之后,才让林克汇报。汇报之后毛泽东就去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了。那次会,邓小平、杨尚昆、田家英都在场,毛泽东当众表态:

“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你死我活,不可调和。”

“就在中南海……秘书室的负责人何载,还有支部书记叫王文,都很坏。他们都同情和支持林希翎,反对党的方针路线,他们是党内的右派。秘书室有一群年轻人,敢想敢说,挺身而出,反对何载和王文。上边的党组织,中办总支和中直机关党委,不支持这些年轻人,反而支持何载和王文,打击这些年轻人……因此,出了个‘八司马’。这件事就发生在我身边,可见‘天子脚下’也不那么太平哪!……我提请注意这件事,并建议由总书记邓小平同志挂帅,组织力量,彻底查清,向党中央报告。”(林文)

关于广州表态,杨尚昆是这样回忆的:

“1958年4月,成都会议后毛泽东到了广州,就打电话叫我马上去他那里。第二天我一到广州,田家英就对我说,主席发现一个情况很生气,说你们中直党委整人。他说毛泽东可能要狠狠地骂我一顿,先给我打个招呼,思想上有个准备。他还声明绝不是他向毛泽东告的状。毛泽东把我找去谈话时,江青也在场。毛泽东说,你这个中直党委书记是怎么当的?怎么搞秘密工作,使用党内不允许使用的盯梢手段。他还给我戴了一顶帽子,叫做‘扶右反左插黑旗’。江青在一旁煽风点火,说‘八司马’都是好同志,你们整他们,要作检讨,向他们承认错误。毛泽东要我和江青去找小平同志,把这件事说清楚。小平同志听了江青和我的汇报后说:‘江青同志,你不是有意见吗?你们两边口说无凭,江青,你写一份材料给我,尚昆,你们中直党委也写一份材料给我,我们回北京以后再解决。’小平同志实际上是把江青给挡回去了。”“春耦斋的会议结束以后,我们去向小平同志汇报,小平说,主席从广州回来以后没有再向他提起这件事,他也乐得不管了。”(苏文)

毛泽东没有再找邓小平,是因为他决定自己管了。5月1日毛泽东由广州飞武昌,是夜和林克彻底长谈。5月3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当天晚上便在卧室菊香书屋召开了由中秘室对立双方都参加的会议。

菊香书屋会议

参加菊香书屋会议的人,林克讲有:中直机关党委书记杨尚昆,副书记曾三、刘华峰,中直党委工作人员晓岚,原中办秘书室主任彭达璋,林克、李公绰等八人,王刚、阎草等人。戚本禹回忆,还有田家英、邓力群(中办研究室主任)和李东冶(中南海党总支书记)。戚说:

“开会之前,主席照例对一些不熟的人问一下情况。他先问李公绰,是哪里来的?什么学校毕业?然后问我。我有点不好意思,说:‘我没上过大学,是个中学生。’不料,主席竟高兴地说:‘我和你一样,也是中学生。师范毕业,还当过小学教员呢!’主席的话,一下子把我的紧张情绪解除了。”

“会议开始,主席让他们先讲,王刚等人不吭声,只有晓岚出来说话。她讲述了我们如何进行非组织活动,如何写大字报攻击党的领导等等。至于为什么定我们反党,她说:‘他们攻击中直党委,反对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主任,这还不是反党吗?’主席说:‘吆!反对杨尚昆就是反党吗?’”

“轮到我们讲时,我知道他们在抓李公绰的把柄,李讲话不硬气,田家英、彭达璋又不便讲,于是就当仁不让地讲起来。我说我们是响应党的号召才给领导提意见的。秘书室和中办领导高高在上,不肯接见群众,就是官僚主义。肯接见群众的是彭达璋。田家英那么忙,可也接见过。彭、田却被说成是我们的后台。这时,田家英接过话头,说自己确实有官僚主义。彭达璋把方世郁盯梢的事说了,主席勃然大怒,说:‘把对付敌人的手段拿来对付人民群众,在中南海搞法西斯、贝利亚,决不允许。’说罢他用眼看杨尚昆,杨低头不话。”

“看到局面有些僵,邓力群出来打圆场。他先说把青年积极分子打成反党集团不对,话锋一转,又说青年人偏激,贴大字报,有点类似延安时代的轻骑队。他认为双方应各打五十大板,团结起来搞好整风‘反右’。主席当场反驳:‘青年人给领导提意见有什么错?如果给领导提意见就挨板子,那么先打我的板子好了,因为是我号召开展整风的’。受了批评,邓力群后来改变了观点,1964年我调《红旗》杂志社,时任副主编的他热情地说:当年‘八司马事件’,我说应该各打五十大板,挨了主席的批评,那是我错了。青年人响应党的号召参加整风,何错之有!”

会议最后,毛泽东讲了两个多小时的话,其要点如下:

“我的讲话也不顶事,在广州讲了,到北京就不灵。按兵不动,也就是消极对抗。”

“你们是两派,代表对立的两派,左派和右派,一派打的是红旗,一派打的是黑旗。我是站在左派一边,是支持左派、反对右派的,主张拔黑旗,插红旗。”

“谁叫王刚?(王刚站起来,主席看了看)久仰大名,你是一派的领袖,包庇右派,打击左派,干尽了坏事。上边还有人支持你,总支、中直党委都支持你嘛!不然你也兴不起那么大的风浪。你们的错误,不是一般性错误,而是方针路线的错误。你们继续执行了何载的路线,按照何载的《建议书》办事。”

“你们插的是什么旗?是红旗、灰旗还是黑旗?我看不是红旗,也不是灰旗,而是黑旗,道道地地的黑旗。”

“我的意见,今天立即召开秘书室全体工作人员大会,把我的意见传达下去,展开讨论,揭盖子。”(林文)

当晚八时多,秘书室召开全体人员大会,杨尚昆原原本本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大家立即展开讨论和揭发。不少人热泪盈眶、甚至痛哭失声,直至午夜仍不肯离去。

随后在春耦斋召开有中办各单位17级以上干部旁听的揭批大会。会议一连开了七、八天,“八司马”成了整风领导小组的领导,展开对对立面的批判、斗争。会议结束后,何载、王文等被打成右派分子,开除党籍,降级下放。王刚和曾三、刘华峰、李东冶等受到党纪处分。秘书室受到党纪处分和在鉴定中作思想右倾评语的人,占总人数的60%。这些人在此后几十年中都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何载等人的右派得到改正,恢复了党籍和原工资待遇,重新安排了工作。受到党纪处分和鉴定中定为思想右倾的同志,也都得到平反。所谓“二王、八司马事件”,至此算是落下了帷幕。

反 思

先后使两批人惊心动魄的“八司马事件”,最终的结局却是“也无风雨也无晴”。此事值得深思。“八司马”在毛泽东支持下,把一些同志打成右派、右倾,当然不对,是极“左”;但是,因为年轻人给党组织提意见,甚至反对党组织的结论,就把他们打成反党集团,也不正确。阎草曾致信杨尚昆,要求为“黑旗事件”平反,中办领导几经研究,没有这么做,应该说处理是审慎的、稳妥的。为打成右派、右倾的同志平反,完全应该,但为事件平反,就意味着当年打反党集团是对的,这就有失公允了,尽管里边有个戚本禹。

容志堂说“黑旗事件”是“文革”的预演和试验,这话倒颇有道理。不单是黑旗事件,整个的“反右”斗争都和“文革”有着扯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文革”初起,先是各级党组织把起来造反的学生打成“游鱼”、“扒手”、“假左派、真右派”,然后是毛泽东支持造反学生把“走资派”们打翻在地,“搅得周天寒彻”,其情其景和“八司马”事件何其相似!于今反思“文革”,“不管是干部、保守派、造反派还是逍遥派,都声称自己是这场持久运动的受害者”,说起来,这也是事实,“然而,大多数受到过不公正待遇的人也在某个时期不公正地对待过别人,这也是事实。”恰恰是后边这个事实,被反思“文革”的人有意识地忽略甚至忘却了。反思“八司马事件”,希望不要落入这种窠臼。

(责任编辑杨继绳)

2010年第7期　北大附中“文革”初期纪事

学校,神圣纯洁的知识殿堂。校园,美丽欢乐的知识乐园。看到天真无邪的小学生、渴望知识的中学生、胸怀大志的大学生在校园里孜孜不倦的努力,为实现宏伟的理想而奋斗,真真感到了宽慰。可我也永远不会忘记,1966年后半年,那触目惊心的校园三月,共和国十年的厄运从此开始。三十多年后的今天,笔者用文字将它记载下来,以示后人:科学、文明、民主是我们不懈的追求,愚昧、邪恶、落后只会带来灾难。

一、疯狂的六月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全国著名高等学府的附中,位于海淀区中关村附近。上世纪60年代,它的周围是大片的农田,空气清新、环境幽静。校园里矗立着高中、初中、学生宿舍三座大楼,篮球场、足球场、大礼堂、图书室,是当时北京众多中学校中上乘的。中关村是中国科学院一些研究所的所在地,北大附中的很多学生就是这些研究所科学家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国家部委、军队的一些高级干部子女也慕名考入这所中学。甚至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美国黑人领袖的儿子及来自五大洲一些国家在华工作专家的子女都在此学习,这在当时北京中学里是独一无二的。学校学风严谨,制度严格,校园里鲜花绿草,欢歌笑语,朝气蓬勃,令人向往。

但是,善良的人们,天真的学生们,谁能想到,一股黑色的疯狂在悄悄地袭来,这座圣洁的殿堂将被砍得七零八碎,倒在血泊中呻吟。

1966年5月底,从附中的上级单位北京大学传来消息:一张揭发北大校党委的大字报引起了轩然大波,内部说就像1956年右派攻击共产党的大字报,后来才知是聂元梓等人贴的,成了十年浩劫的导火线,但当时很少人知道聂氏为何人。学生中特别是高中生在悄悄议论,校党支部赶紧做工作,要学生们安心学习,不要受北大事件的影响。

6月2日清晨,当学生们进入教室上课时,从高中教学楼传来了学生的叫喊声,校园不得安宁了。正当不知何因时,教室里的小喇叭响了,传来校党支部书记刘美德颤抖的声音:“同学们,昨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大的大字报,今天不上课了,大家可以到北大看大字报,对校党支部有什么意见也可以写大字报。”

一时学校大乱。各班都贴出了揭发本班班主任或各科老师的大字报,内容五花八门,什么在课堂上宣传资产阶级思想啦、穿衣发型特别啦、家庭出身不好啦、乱搞男女关系啦等等,甚至名字也成了揭发的材料。如“刘美德”被说成崇拜美国的品德,“贾世起”就是假的世界起义,不让世界人民起来革命等等,令人啼笑皆非。学生说话语气也变了,平时温文尔雅的学生几天内就学会“他妈的”骂人了,好像这样才革命。这也难怪,当时学生大都是十几岁的孩子,思想简单,思维方式也简单。

这时,出现了一个名为“红旗战斗小组”的学生组织,(以下简称“红旗小组”或“红旗”)贴出了揭发校党支部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大字报,矛头直指学校的最高领导,一看就有来头。这个组织吸收的人必须是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当时就这么叫)、革命烈士或血统工人、贫下中农的子女,只要所谓出身好就可以加入,表现好不好无所谓,以至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成为打、砸、抢的暴徒。这个组织的核心人物的父母大都是当时国家党、政、军较上层的领导人,处于位高权重的位置,所以他们知道的内部消息很多,当人们还未搞清“文革”为何物时,他们就打听到下步运动的步骤了,斗争的方向自然是正确的。这样“红旗小组”随着运动的发展变得越发有名,成为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齐名的全国中学生“文革”初期造反组织的先驱,受到伟大领袖毛泽东的肯定,在“文革”史上也留下重重的一笔。在此不妨把他们的主要核心人物简介一下:牛××,男,高三学生,平时没什么名气,也没有什么特长值得别人注意,“文革”一来拉起队伍造了反才被人所认识。宫××,男,初三学生,“文革”前有些名气,主要是他在当时全国发行的《中学生》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换得五分的秘诀》,痛斥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毒害学生,讽刺为学好文化知识而刻苦学习的同学,赢得了一些平时学习成绩差、家庭有些背景人的赞扬,也符合当时的政治潮流,得到一些上层人物的肯定。彭××,女,高一学生,也是一个很普通的学生,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可“文革”开始立即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了造反先锋不说,还在天安门上对着百万人讲话,毛泽东就站在她身边看她讲,还与她在下面谈了二十多分钟话,这使她瞬间身价百倍,成为全国著名人物及全国中学生的崇拜者。

北大大字报一广播,学校领导机构一下被冲垮了,“红旗小组”逐渐成了校园主宰。昔日的师道尊严威风扫地,学生开始发号施令。“红旗小组”控制了学校的广播站,通过高音喇叭命令老师们打扫厕所、楼道、校园。老师们哪敢惹“革命小将”,立即出来干活,正值吃饭时候,学生们端着饭盆,吃着饭看热闹,有的还把饭盆敲的叮当乱响,漫骂取笑着老师。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历史跟人们开了个大玩笑,叫今天的学生们听起来不可思议。

这样乱下去总不行,党中央(二十多年后才知道这个党中央是刘少奇为首的,毛泽东在外地静观形势发展)决定向各校派驻工作组维持秩序。北大附中和北大同时进驻了工作组替代了原校领导。工作组进校后很快成立了“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由工作组领导人、出身好的教师和学生代表组成,前面说的“红旗小组”头面人物牛、宫、彭名列其中。

于是,情况稍有安定,工作组召开了几次全校师生大会,组织学习两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刊(《红旗》杂志)的重要文章,各班继续写大字报揭发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及其追随者。昔日干净整洁的教学楼被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塞满,一片狼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老师被点名批判,几乎每个老师都有罪行,现在想起来真可笑,新中国出了那么多罪人,国家不早就玩儿完了吗?那时人们怎么就那么幼稚愚昧呢?

但是,就这种形势也没维持多长时日。“红旗小组”的头面人物又从上头得到消息:派工作组是方向路线错误,当然,一般人是听不到的。于是“红旗”开始找工作组的茬。散布什么“工作组不斗走资派啦”“工作组排斥革命组织啦”“工作组是运动的绊脚石啦”等等,双方矛盾露出端倪。消息传出,一般学生对“红旗”不满,认为他们不知天高地厚,纷纷贴大字报斥责。一位名叫沉默的初二学生写道:谁反对毛主席派来的工作组就小心他的臭狗头!言辞激烈,实际是发泄对“红旗”的不满,可这位幼稚的学生哪里知道工作组根本不是毛主席派的,而“红旗”早从上层得到了消息。就是这句话在往后的日子里几乎把沉默同学置于死地。

6月的疯狂在6月30日晚庆祝中国共产党生日的晚会上达到高潮。操场上坐满全校师生,利用面对操场的锅炉房平顶房顶做舞台,“红旗小组”借歌颂共产党的机会,喧嚣了自己的声威,同时也发泄了对工作组、对与他们有意见分歧学生的愤恨,风靡一时的《造反歌》就是在这天出笼的,它的词曲作者都是“红旗小组”的成员。

“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师生齐造反,文化革命当闯将。忠于革命忠于党,党是我的亲爹娘,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杀!杀!!杀!!!”

声嘶力竭,杀气腾腾,此首歌很快传遍了全中国,成了“文革”初期最流行的歌曲。到处杀声震天,人们唱着它失去了理智,像得了神经病,疯狂起来了,建立不到二十年的新中国滚进了动乱的旋涡。

二、分裂的七月

7月流火,大火升腾,斗争的烈火越烧越旺。

“红旗小组”凭借内部消息造了校领导的反,也造了工作组的反,双方矛盾日趋激化。说实在的,工作组从进校开始就没慢怠“红旗”,“红旗”的头面人物凭着自己的家庭出身没把工作组放在眼里,工作组也尽量叫他们满意,一成立“文革领导小组”就把他们拉进去,在全校师生面前一一介绍他们,使这些原来学校中的无名之辈出尽了风头。其实,这些人反工作组,只不过是经某些上层人物的暗示,被当枪用罢了。可怜的倒是工作组,灰溜溜地撤走了,学校大权落到了“红旗”手里。

“红旗”一掌权,就以家庭出身画线,出身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的学生,也就是所谓的“红五类”出身的都是好人,出身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资本家的学生统统是坏人,拼命鼓吹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唯心谬论,并以这个标准贯彻所谓“党的阶级路线”,在全校形成学生斗学生、学生打学生的混乱局面,学生之间的分裂从此开始了。至今,虽已过三十多年了,但当时形成的裂痕也没完全弥合,造成了一代人的创伤。在此笔者以一个初中班为例,揭示当时的一些情景。

初二(五)班,一直是个优秀班集体,四十多名学生中近一半是“红五类”出身,其中有国家部长、军队将军的子女,剩下的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有著名作家、画家、科学家、普通职员的子女,当然也有出身不好的,像“摘帽”右派、历史反革命等出身的。以前大家对此不太在意,团结融洽,选班队干部也不以出身做唯一标准,甚至出身反革命家庭的学生也当上了班干部,出身高官的人因道德、学习不好,能力不强也不被大家拥戴。这本是正常现象,无可非议,本来嘛,出身不由己,表现在自己。可在贯彻“阶级路线”时,上述情况就成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表现,是校领导、班主任的罪状,是压制“红五类”子女的根据。

一天,“红旗”总部召集大会,班里“红旗”成员全去了,回来后,个个脸色变了,话声硬了,见到非“红五类”出身的同学绷紧脸,实在过不去的尴尬笑一声,像是演戏。原来,他们开会是部署在各班打击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一位“红旗”头面人物在会上进行“动员”,大意是:过去是修正主义路线统治学校,重用的都是学习好,但出身不好的人,班干部都是他们当,我们不少工农革干子弟因学习差被小瞧,现在我们要翻身!出身好的要团结起来,与出身不好的作斗争,揭发他们的罪行云云。

于是,学生斗学生掀起了高潮。初二(五)班“红旗小组”的成员组织召开全班学生会,名为“贯彻党的阶级路线,揭发批判非‘红五类’出身学生的罪行”。首先矛头对准班长许国庆,他的父亲是三十年代著名剧作家许幸之,曾与聂耳创作歌曲《铁蹄下的歌女》,“文革”开始被当做黑线人物揪出。班里“红旗”的头头凶狠地呵斥许国庆:“许国庆,你这个‘黑帮’子弟,当班长时和班主任一起打击出身好的班干部,散布他们的坏话,罪恶滔天!今天你要老实交代是如何迫害工农革干子弟的!”许答:“我从来没歧视出身好的同学,你们不要无中生有!”“红旗”中有人喊:“许国庆,你态度不老实就等着瞧吧!”还有一位秀丽的女同学叫彭小清,其父是从美国回来的高级火箭技术专家,为七机部一研究所所长,后在“文革”武斗中惨死。只因其父是美国回来的,彭被当做资产阶级臭小姐批判。只抓住其在一次吃饭时见一革干子弟将菜与粥和在一起吃,无意说了句:“这样把菜和粥拌起来像农村喂猪的食一样。”这成了她的罪状。一位“红旗”的人拍着课桌吼道:“彭小清,你这个资产阶级臭小姐胆敢骂革干子弟吃的是猪食,对无产阶级这么仇恨!不对你们这些人专政,我们工农革干子弟就翻不了身!”彭辩解道:“我说那话不是那意思,更不是骂出身好的同学,你们怎能断章取义呢?”立刻遭到“红旗”一些人的凶狠驳斥:“彭小清态度不老实,资产阶级狗崽子想变天!”因此,彭在8月的恐怖中几乎被打死,这在下文中将提到。出身不好的学生都被点名揭发批判,家庭出身成了辨别好人与坏人的唯一标准。这样以出身画线的学生之间争斗在每个班展开,校园里又贴满了揭批出身不好学生罪状的大字报。一位叫朱同的高中学生,其父是著名大右派葛佩奇,(朱为与父亲划清界限,故姓其母朱姓,葛佩奇后经胡耀邦同志批准平反。)出身坏,又对“红旗”不满,遭重点批判,被贴大字报数量最多。

学生之间的斗争如此激烈,再说一下学校领导和老师的情况。学校最高领导刘美德被认为是北大校长陆平的红人,再加上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早被“红旗”监禁起来。其他领导及员工也按出身画线,接受批判。由于“红旗”忙着斗学生,对他们多少放松了一些。

什么是当时“党的阶级路线”,据说是这样的:重视家庭出身,但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而“红旗”他们却把当时社会上流传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奉若神明,然而,随着运动的发展,他们一些人的父母也被揪出成了“黑帮”“叛徒”,自己瞬间由“好汉”变成了“混蛋”了。

三、恐怖的八月

如果说7月是精神的较量,那么8月就是肉体上的迫害。1966年8月,可以说是“文革”十年中死人最多的时期之一。

北京海淀区二里沟的一条铁路,由于靠近城区,这里几乎每天都有钻火车自杀的人,血肉横飞,尸分数段,惨不忍睹。

什刹海、紫竹院、玉渊潭等水域,投水自杀者接二连三,尸首暴尸岸边。

以上还是自寻短见的,被无辜活活打死的更不计其数。

北大附中校园的8月,恐怖也令人心悸。

自“红旗小组”掌权以后,其头面人物洋洋自得,不可一世。特别是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中表示了对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及彭××的支持,更助长了他们的气焰。在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首次接见了红卫兵,听了彭××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广场的百万群众和红卫兵的讲话。北京师大附中红卫兵代表宋彬彬给他献红卫兵袖章时,毛主席问她的名字,当听说是文质彬彬的“彬”时,随口说了句“要武嘛”。伟大领袖的一句话被红卫兵们理解要用武力进行“文化革命”。于是“宋彬彬”改名“宋要武”,文斗升级到武斗。红卫兵走上街头,“破四旧,立四新”,就是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相应立起四个新。许多珍贵文物被红卫兵毁于一旦,打、砸、抢、抄成了时髦,中国遭遇了一场历史罕见的浩劫。

“红旗”自然又是急先锋。他们个个穿上父母替换下的旧军装,扎上宽皮带,好像只有这样才能继承先辈的传统。彭××带头到社会上去抄家,抄得大量现金、黄金、衣物。宫××还怀抱一大地球仪,瞪大眼睛,伸长舌头照了张相片,好像当年希特勒,想一口吞并全世界。

在校园里,“红旗”组织了“打狗队”,就是用武力打击“狗崽子”,当时他们把出身不好的学生称为“狗崽子”。“打狗队”成员由“红旗”中一些激进分子组成,只见他们穿着旧军装,握着带铜头的宽皮带,气势汹汹,嗷啊乱吼地在校园里横冲直撞,后来便挨班毒打出身不好的学生,现还以初二(五)班为例。

初二(五)班有一学生叫邹××,是上初二时从天津转学到北大附中的,其父由天津调京任国家某部副部长。邹刚调来时,满嘴天津口音,逗得大家直乐,从此他像个大姑娘,说话腼腆,性格内向。谁也没想到在恐怖8月里他充当打人元凶,狰狞的面目暴露无遗。

一天,班里“红旗”组织通知全班人一个不落到教室开会。当人到齐,邹××带着几个打手,手提宽皮带,气势汹汹进了教室。课桌已摆放靠墙,中间留出一片空地,放了一把椅子。邹凶恶地叫嚷:“许国庆,过来!”许过去,邹一把把他按在椅子上,抡圆了皮带照许的脸上狠抽,顿时许的脸肿得老高,眼差点被皮带铜头打瞎,这样足足抽了十几下,边打边嚷:“你他妈的‘黑帮’子弟,就该狠狠揍!”他打累了,另一打手又抡起胳膊扇了许十几个耳光,又一脚把许从椅子踹到地上,一阵拳打脚踢,可怜许国庆满嘴满脸流血,动弹不得。接着又打彭小清,这位秀丽的女学生,几鞭子下去,白皙的脸就是几道血印,血从鼻子、嘴里流出来,他们不罢休,又是扇耳光又是用脚踢,彭连声惨叫,邹恶狠狠地叫:“资产阶级臭小姐叫什么,看你还敢不敢让革干子弟吃猪食!”彭被毒打几乎昏死过去,精神受到极大刺激,直到现在提起当年情景,气就不打一处来,后来“文革”结束,“红旗”中明智的人向她道歉时,她说:“你别跟我提那时的事儿,我永远忘不了!”然后,历史反革命出身的晓宁、时华,“摘帽”右派出身的任冰、符芳等十几个出身不好的同学一一被毒打,都被打得鼻青脸肿,他们的罪过就是出身不好,没有别的原因,祖辈的欠债,后代要继续还,老子反动,儿女永远是混蛋。这些学生当时只有十五岁,心灵的创伤与肉体的伤痕将伴随一生。如今打人凶手邹××一直不敢见同学,学校、班里多次聚会他不敢露面。我想,事情过去三十多年了,他也在深深地忏悔吧。大家一直没见过他,但总在议论他,此人为何在“文革”前与“文革”中反差如此大?主要是他的心理变态,过去人们笑话他,他很孤独,“文革”的形势给了他机会,他把出身不好的同学当做靶子来发泄,几乎打出人命。像这样的变态者,当时不在少数。“文革”残害了一代人,难道不该好好总结吗?

再看看校园里发生的其它事。校党支部书记刘美德、大右派的儿子朱同惨遭“红旗”人的毒打,肋骨被打断几根,长期被关在没有窗户的屋里。“红旗”打狗队的杨某与李某不知从什么地方捉来一个他们称为“地主婆”的老太太,把她打得半死,扔在校园的柏油路上,然后杨骑着摩托车从她身上飞快压过去,老太太惨叫一声气绝身亡!惨啊惨!不知这是谁家的母亲,就这样惨死。草菅人命,随便杀人,这与当年日本鬼子、国民党匪徒有什么区别!这就是“文革”中的一幕。

打人、抄家日益严重,报纸上连篇累牍发文章表示赞扬,人民生命财产没有一点保证,激起了老百姓的愤恨,当红卫兵抄家时,他们组织保护自己的财产,有的红卫兵被打。这下激怒了红卫兵,他们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名曰斗争小流氓,把一些与他们斗争的、被他们称作流氓的人带到会场当场打死。这种会已开了两次,打死了若干人。又准备开第三次,“红旗”点名要朱同、沉默(上文提到的,说谁反对工作组就小心臭狗头的那位学生)等十几个学生参加大会。如果这个会真开了,这十几个学生甭想活着回来,早被当场活活打死,是周恩来总理听说后及时制止开会,挽救了这些同学,至今,他们还念念不忘周总理的恩情。

北大附中“红旗小组”的头面人物,这些曾一时穷凶极恶的红卫兵当时只是中学生,大都十几岁,虽然给社会造成严重危害,但没有像聂元梓、蒯大富等大学造反领袖那样被送入监牢。把当时的史实记载叙说,使人们记住野蛮、落后、愚昧教训,对历史是一种负责。

(作者为北京市市政三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编辑杨继绳)

2010年第7期　傅作义与右派八弟傅作恭

傅作义兄弟十人,排名仁、义、礼、智、信、温、良、恭、谦、让,都以“作”字为名首,作义排行老二。他八弟作恭从小天资聪明,好学上进,幼年跟随二嫂张金强在太原上学,人说“从小看大”,傅作义就看上八弟是个人才,十分喜爱,精心教诲,希望他将来能够学有所成,能为国家建设作些有益的事情。

抗日战争爆发后,作恭正上高中,随学校迁到成都。而后入金陵大学,学的是森林园艺专业。1945年抗战胜利时毕业,回到西安,1946年回到山西老家考察,就看望姑母(笔者祖母)。笔者陪同他到邻村屈村黄河滩头吃杏子,他壮志满怀地说:“咱家这个地方多好呀!河滩可以种植庄稼果树,东面梯田种庄稼,沟里植树造林,这么好的条件,水又能灌溉,完全可以建成山川秀丽的农业风景区。”

刚由学校毕业的傅作恭,抱着满腔报国热情,接上姑母到了西安,与亲人团聚,分别八年后重聚,自然是格外亲热。

随后作恭去到绥远,见二哥作义谈起他的想法。无奈二哥正在忙于军务,全国内战风起云涌。傅作义很是赞称八弟学成有志。可就是国无宁日,内战烽起,哪有和平建国的条件,只好安排八弟到河套经营一个农场,为发展那里农业生产做点事情。

1949年以后,政府任命傅作恭为农场场长,他的许多想法,有些地方不合上级领导人的意图。他对外行领导内行,不尊重内行意见有些看法,对于一切必须听党的话的政治化的环境很不习惯,因而心情不舒畅,告诉二哥。遂于1952年把他调到甘肃,很可能是通过邓宝珊(甘肃省长),安排到甘肃省农林厅工作。

傅作恭性格耿直,脾气暴躁仍然不适应那里的政治环境,对1958年“大跃进”睁眼说瞎话,大吹大擂很是反感,说了一些维护科学,得罪领导人的话,被划定成“右派分子”送夹边沟劳动教养,实际上是进了无期劳改的集中营,

傅作义知道了以后很是伤心,很是为难,他又不好回信给带着几个孩子的八弟妹潘翠竹,也深知她在兰州没有工作,生活肯定困难,却又不便多汇钱资助。

那年代傅作义十分担心他的亲属,也担心我这个表侄子内侄婿是不是被打成右派。1958年“大炼钢铁”的时候,我刚做完手术,趁手术后休养之际,去北京看望表伯傅作义,他深怕我是逃亡“右派”却又不好直问,便巧妙地让他的警卫秘书段清文要我在家吃饭交粮票。我领悟到这是表伯的授意,随即掏出二斤半北京粮票交给段清文,并说明我此次前来,完全是为了看望表伯的,不多停留,还要回老家去。接着我又明确说明我不但不是“右派”还是给别人划“右派”核心组成员呢。当时我正在交大上学,担任学生会宣传部副部长,反右结论是“反右初期认识模糊,后经组织帮助,能够站稳立场与右派分子坚决斗争”。我把这些全部讲给段清文听。

果然第二天清早吃完早点以后,在客厅里傅作义对我说:“其实你们来都吃我的粮,再困难国家对我还是很照顾的。让你们交粮票主要是体现国家政策,咱们应该模范地执行国家的粮食政策。你看人家毛主席,都让孩子在学校与大家同甘共苦。”

我立即掏出五斤一张全国通用粮票说:“我打算明天就走,这几斤粮票留给你们用吧!”他摆摆手,会意而放心地一转话题。

对于“鸣放”、“反右”,傅作义心里明白得很,不“鸣”吧说不过去,“鸣”吧该说什么话,他十分慎言。曾记得他在一次人代会上发言提到:“我以人民代表身份去到各地视察,发现有些地方对抗日烈士纪念碑保护的不够好……”有人回应说:“你所指的抗日烈士都是屠杀人民的刽子手。”他只好屈在心里任人家瞎说去吧!

黄绍竑是傅作义的老朋友,被划成“右派”以后还去傅作义家里走动。傅作义婉言劝阻说:“我们都年纪大了,以后就少走动吧。”

傅作恭在劳教期间给他二哥去信没有我不知道,但给我来过信,让我给他寄上15元。我以匿名“石修”的名义给他汇了15元,不知收到与否,未见回音。他妻子潘翠竹前往去看他的时候,刚一见面他怒气没处发,打了妻子一个耳光,而后抱头痛哭。

潘翠竹回来,她又没有工作,带上五个孩子,生活已经到了断炊之时,只好上京求二哥帮助,给出个主意往后日子该怎么过呀?

傅作义对八弟妹一直印象很好,知道她是个贤惠的女人,如今八弟出了事好歹也得管,他很伤心地对八弟妹说:“老八打你耳光不是打你哩,那是打我哩”,由言有衷,自责无能为力。只好给了八弟妹一些钱,让他们回山西老家,自食其力在生产队劳动度生。

傅作义知道八弟妹一个文弱女人,带上五个未成年的孩子,劳力不够生活肯定困难!时而寄一点钱回去。有一次我去北京,傅对我说“老八女人和孩子在农村就是要让人同情哩,我不好多寄钱给他们,绝不能显得一个右派家里比别人强。”

潘翠竹在老家再苦也要让孩子上学,她盼望丈夫早日能够释放,她哪里知道那儿是个无期劳改集中营,一天一天饿死许多人,她丈夫也在苦苦挣扎,期望二哥能够救他。不料她等到的却是一张丈夫死亡通知书。傅作恭活活饿死在夹边沟,通知书却说是“患病死亡”。

潘翠竹绝望了,她来信告诉二哥,刚巧我在北京,那天我从外边回来时,看见了表伯坐在秘书办公室里,我推门进去表伯手里拿着信说:“增印,老家来信了,老八不在了……”我走近坐在表伯旁边,只见表伯激动伤心地对我说:“……你说老八就这么不争气,两位老先生(指坐在办公室里的杨格非、赵伯纯秘书)为他动了多少笔墨,很快就把他放出来了,可他……他就连这几天都没能等到,真是……”

傅作义悲痛已极,我又能说什么好呢?只淡淡地顺口说“凡事要争取主动哩”,没想到这句话恰恰说到了他的心上,他立刻说:“增印你再把刚才说的话说给两位老先生听听,你说的是对的”。

对于八弟的死,傅作义不单是难受兄弟之情,他何尝不更多的是忧国忧民啊!他只好写信劝慰八弟妹“……老八已经走了,命已如此,再不叫你牵肠挂肚了,希望你保重身体,把孩子照护好。”

(责任编辑杨继绳)

2010年第7期　都是日记惹的祸

我于1946年上小学五年级时,因看了一本儿童文学作品《甜甜日记》,受到感染开始写日记,后来慢慢养成习惯,至今已六十余载了。不料在这期间多次因“日记”惹出祸端。

1955年报纸上连篇登载“胡风分子的反革命密信和《人民日报》编者按语”,单位开始组织学习这些材料,拉开了肃反运动的序幕。当时我在洛阳步校文化系任教员。突然有一天午睡起床后紧急集合到大操场,整队完毕,训练部副部长训话说:“今天进行一次保密大检查,现在把你们身上带的写着字的本子纸片立即掏出来接受检查,然后有人同你们一起到宿舍,办公室去检查,日记和书信要收上来慢慢检查,不许反抗”。于是按他的布置拿走了我的日记和别人寄给我的信件。随着运动的深入,从学习文件,联系个人实际交代历史问题和反革命言行,并且是人人过关式的。一天“肃反组长”说我发言避重就轻,态度极不老实,责令我交代变天思想和现行反革命活动,并说你肯定隐瞒了年龄,隐瞒了年龄,就是隐瞒了历史,按你自己说的1937年出生,1951年入伍时初中毕业,你5岁就上学了?在我老家5岁的孩子还没有断奶呐。我们已经掌握材料,赶快交代,争取宽大处理。我对年龄的质疑心中觉得有点可笑并不当回事,未加申辩,群众也未就此穷追不舍。至于令我交代“变天思想和现行反革命活动”真是弄得一头雾水,茫然不知所措,不知如何交代。既然组长声称已掌握材料,群众当然气势汹汹穷追猛打,反复宣传党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并警告“顽固对抗,死路一条”,真可谓万炮齐发。但我就是交代不出任何有关变天和反革命活动的问题,“顽抗到底”,大有“要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架势。猛攻了几个回合看看毫无进展,或许主持人觉得掌握的材料也不够充分,就停止威逼,挂了起来。最后才弄明白所谓变天思想是根据1954年的一篇日记分析出来的,当时洛阳连续下了二十多天雨,道路泥泞,诸多不便,以至发生过我们系一位教员的家属因路滑跌倒而丧命的惨剧(她在附近谷水镇小学上班,当时怀有身孕,已近临产,在回家路上因下雨路滑跌倒引起大出血又无条件抢救)。于是我在一则日记中写道:“洛阳洛阳,落了的太阳,什么时候晴天呢!”这被看做“变天思想”了。“现行反革命行动”是由于一封信,这封信是运动开始以后才寄来的,被组织截留了,我并没有看到。写信的人原来也是我们系的教员,他1954年复员了,正复习功课准备考大学,他知道我也有上大学的打算,所以在1955年6月给我写的信中有这样的话,“我已经做好准备,并已开始行动,知道你也在积极准备行动”。这封信被当做特务机关发给我的行动指令,据此责令我交代“现行反革命行动”,运动结束我才看到这封信,上面有政委红笔批示“严加看管,令其交代”。我很庆幸,幸亏这封信发自青岛,并且写信的人原来也是我们单位复员的,大家认识他,事情的真相很容易查清。如果信来自海外,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即使不打成特务分子,遭逮捕关押,至少档案中也会有“特嫌”的记载,永世不得翻身了。在肃反运动中,就是因为一篇日记,一封书信被误解,白白挨了一闷棍。心中很委屈,有不满情绪。结果就是因为有不满情绪,所以“不适合在部队服役”了,组织决定对我作复员处理。回家后到一所小学当教师。

第二次因日记而大祸临头是1960年。当时在曲阜师范学院中文系上学,这一年7月份临近期末考试了,雨季来临,在建的尼山水库拦洪坝急需加固,工地缺少劳力,向校方求援,学校就立即从各班抽调身强力壮的男同学去支援,我也在列。等到劳动结束回校时,一个同学就告诉我:你的同位偷看了你的日记(我的日记就放在课桌里),还抄了一些。顿时不觉打了一个寒战,她怎么会这样无缘无故“出卖”我?我的同位是个女同学,她是团支部委员,我是班委会委员,并且都爱好体育,她是院女篮队员,我是院男排队员,平日相处得很好,根本没有发生过矛盾,更谈不上有什么私人恩怨。她的做法当时显然是被认为忠于党、积极靠拢组织思想进步的表现。冷静下来以后就赶快审视一下日记,看看究竟有什么内容值得抄下来拿去告密,会造成什么后果。经过一番梳理能上纲上线的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说曲阜城市建设和交通落后。我曾在上海青岛这样的城市生活,对曲阜的落后现状有所评论,这本来是很普通很自然的事,但我知道1957年“反右”时(那时我还未入校),曲师被打成右派的师生大多因为说曲阜闭塞落后,主张迁校至青岛。所以“曲阜落后论”是曲师“反右”时一条主要的“右派言论”,我的日记中说曲阜落后,岂不和右派观点一致了。二是流露对粮食不够吃,经常饥肠辘辘的不满情绪。这本来是实情,但当时正是高举“三面红旗”反“右倾”的时候,说“吃不饱”岂不是恶意攻击“大跃进”给社会主义抹黑?但我想根据这些内容不可能专门开我的批判会,更不会扣上什么帽子,但也不会“平安无事”,只好内心惴惴然等待组织处理。期末考试完毕,放暑假的前夕,党支部书记对我说,这个暑假你就别回家了,留在学校参加基建劳动,(学校在建一座新教学楼,砖都是学生轮流义务劳动到砖厂运回来的,现在放假了,仍要有人运)。另外有人揭发你写“反动日记”,我分辩说,我写日记,但我不反动。他说人家已经把你日记中的有关内容摘抄下来了做了揭发,反动算不上,但有错误,比如你对“吃不饱”就有不满情绪,你要就“错误思想”写个检查,要深挖思想根源认真检查,就不要别人帮助你提高认识了。我明白最后这句话言外之意是“你老实点做检查,否则开你的批判会。”我就只好老老实实地就我梳理的两个问题上纲上线地自我批判一番,并请求组织宽恕云云。

第三次因写日记险些酿成大祸是“文革”中,1967年的一天开完最后一个会,已是将近晚上10点了,回到家中下意识地掀开了日记本,写道:“一天即将过去了,算起来全天唱《东方红》,高呼敬祝伟大领袖万寿无疆,祝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身体健康共13次之多。除早请示,晚汇报,及每次开会必唱,必喊外,今天中午家中没有现成的饭了,到饭店去买馒头,走到饭店门口,饭店未开门,已围着一群人,过一会饭店的门打开了,人们一拥而入,都围在卖饭的窗口,这时出来一个手持红宝书的服务员,先领顾客唱《东方红》,继而高呼敬祝伟大领袖万寿无疆,祝副统帅身体健康,又领着念了几段语录,才开始卖饭。下午到四方去办事,回来时从1路车始发站上车,乘客都上车了,车门也关了,但不开车,又是售票员手持红宝书领大家先高唱《东方红》,再敬祝伟大领袖万寿无疆,再祝副统帅身体健康,再念几段语录,然后才开车。唉,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写完因墨迹未干,日记本摊开在桌上,就上床睡觉了。第二天清晨被一阵愤怒的责骂声惊醒,“你活够啦,找死啊!看你写的什么!”我睁开眼一看,我爱人拿着我的日记本,指着“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瞪着眼看着我,我顿时冷汗淋漓,闯大祸了,这样的日记倘被揭发,我的好日子真到头了!唉,都是日记惹的祸啊!

以上是本人的真实经历,或许对年青一代认识那一段社会历史的真面目有帮助,写出来供参考。

(作者为原青岛教育学院教师)

(责任编辑杨继绳)

2010年第7期　穿“尿素裤”的特权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在农村基层的区委工作,那时,无论生产资料,还是生活用品,极为缺乏。粮食、食油、棉花、布匹等许多日用生活用品,实行定量凭票供应。

为了把农业生产搞上去,国家从日本进口化肥,都是“尿素”,都是用化纤布袋子装的。当时中国城里人,一人一年只有一丈五尺五寸布票,农村人更是少得可怜,城乡居民衣服都不够穿,城镇居民有穿打补丁的衣服,乡村农民更是衣衫褴褛,困难得没有裤子穿。所以,用完后的尿素袋子就成了当时农村的宝物,染一染,正好做一条裤子,就是“日本”“尿素”这几个汉字任凭你怎样染,总是染不掉。

就是这种尿素袋子,也只有社队干部才能享受到,穿着这种裤子,前面是“尿素”、后面是“日本株式会社”制造。那时,农村流行有一首讽刺农村干部的顺口溜,提到了中国农民最早知道的日本产品:“来个社干部,穿的化肥裤,前面是‘日本’,后面是‘尿素’”。

这种尿素袋子,社队干部开后门才能弄到,为此,农民群众意见很大,说社队干部搞特权,意见反映到了区委,区委领导批评了开后门的事,并跟供销社黄主任讲:尿素袋子定价公开在各公社的供销社门市部公开销售,让社员自由购买,严禁开后门。

此事已过去几十年了,至今想起,心中仍然一阵酸楚。

2010年第7期　淮海战役日记摘抄

引言

抗日战争中,我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办报。日本投降后,在江苏淮阴任《新华日报》(华中版)通讯部主任,同时任新华社华中总分社通讯部主任。1946年9月6日,接替范长江任社长的恽逸群通知,我与陈笑雨被任命为新华社特派记者。不久,我与陈笑雨又被分别任命为新华社华东总分社通讯部主任和副主任。1946年深秋,宿北战役胜利后,我奉命上前线,常驻华东野战军司令部,由粟裕副司令亲自领导,与新华社华东前线分社一起,负责华野前线军事报道。

三年解放战争中,我参加了鲁南、莱芜、孟良崮、洛阳、豫东(开封、睢杞)、济南、淮海、渡江、上海等著名战役,负责协助前线分社组织新闻报道,采写我军胜利消息和战役述评,完成总社、总分社和华野前委交与的任务。

在那极度紧张的战争岁月里,我除了采写新闻,向总社、总分社发稿以外,还随身携带着大大小小的本子,坚持天天写日记、随时随地做笔记。其中一本淮海战役时期的日记,是我用上等的“道林纸”亲手制作的硬皮“精装本”。道林纸,是我华野解放军在开封战役中从敌人司令部缴获的战利品,我视为珍宝。为了节约纸张,我用比“蝇头小楷”还要小的字来写日记,从华野前委在山东曲阜召开前委扩大会议部署淮海战役前后写起,一直写到淮海战役结束,一天也没有遗漏。那时候,没有录音机,全靠笔记。许多事情,都是我亲身经历,随笔记下。

1957年,我被打成了“右派”,“文革”中四次被抄家,图书资料几乎损失殆尽。这个淮海战役日记连同几个小小笔记本和手稿等,却被幸运地保存下来了;我这个九死一生的跨世纪老者也活了下来,成了历史的见证人。

济南战役快要胜利结束时,华东野战军司令员粟裕(虽然他已被任命为“代司令员”,但人们仍然习惯地称他为司令员)就在思考下一仗在哪里打和如何打的问题。他与参谋长张震(参谋长陈士榘。张震为副参谋长,因过去他长期任参谋长,人们也习惯地称他为参谋长)商量后决定,乘胜立即举行淮海战役,于1948年9月24日报告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建议立即举行淮海战役”。第二天,毛主席复电:“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10月9日,华野前委在山东曲阜召开前委扩大会议,研究和部署淮海战役。10月11日,毛主席来电对举行淮海战役作了重要指示(即《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

10月下旬陈毅、邓小平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率领“中野”一部收复郑州、开封,并继续东进,华野3纵和两广纵队归中野指挥,出鲁西南,从西面侧击徐州,拖住商丘、砀山之敌。刘伯承司令员率领中野一部在平汉路南段,牵制敌张淦、黄维两兵团。粟裕考虑到此次战役规模大,又是中原、华野两大野战军密切协同作战,于10月31日向中央军委建议,由刘、陈、邓统一指挥。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全歼黄百韬兵团

11月16日淮海战役开始。首战重点是歼灭黄百韬兵团(即第7兵团)。我军迅猛进攻,黄百韬率部从陇海路新安镇西逃。华野参谋长陈士榘率部到第一线,直接指挥部队追击。第三天,黄百韬兵团即被我华野各路大军包围于运河站西北面碾庄圩为中心的一个狭小地区内。

11月8日,国民党冯治安部张克侠、何基沣两位军长在徐州东北贾汪、台儿庄地区率部起义,我军迅即兵临徐州城下,切断黄百韬兵团与徐州的联系。

11月10日午后我邯郸广播电台广播:徐州地区现有敌军4个兵团、22个军、46个师,共35万人。蒋介石慌忙调兵增援黄百韬。黄维兵团4个军东来,敌之55军181师也自商丘向东,汉口地区有几军正向徐州地区开进中。这样,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就集中8个兵团及其他直属部队,总兵力80万人,我军出动兵员60万,在豫皖苏边区,展开空前规模的战略决战。战场西起商丘,东到黄海,南抵淮河,北到临城,纵横千余平方里。

11月11日曲阜我军发起淮海战役不久,即已取得重大胜利。黄百韬兵团在运河站附近碾庄圩正被我军围歼中,增援的邱清泉兵团被我打退。我军还在前数日解放了南阳、唐河、泌阳、商丘、海州、新浦、临城,收复了郯城。在商丘以东地区歼灭了敌55军之181师全部(包括师长米文和在内),在郯城歼灭了王洪九部两千余人。在窑湾包围敌两个师,一部分敌人突围,我大军正在追击中。南京下令戒严,戒严区域南到杭州,北到蚌埠,西至安庆,东至上海。

11月12日曲阜今天听广播“国内一周”,谓2日我“东野”解放沈阳,从而解放了全东北,这是我军一次伟大的胜利。自9月12日至本月7日,我已在各条战线上歼敌60多万,加上7、8月份,则已歼敌95万人。现在敌人恐慌万状,美国大使馆已通知平、津、沪的美国侨民迅速撤退,并认为华北、华东将很快成为东北第二。

11月13日曲阜淮海前线消息,黄百韬兵团部及其25军、100军、44军、64军都被我军包围歼灭中。黄百韬兵团之64军两个师和100军之44师已被我歼灭。

11月14日曲阜总社广播一条好消息:中共中央负责人评论战局说,我军已获得优势。从现在起再过一年左右,即可从根本上打倒蒋介石。敌军现有290万左右,我军则已有300多万了,在最近4个月中,我军歼敌85个师,其中包括63个整旅。故战争的进程大为缩短。

11月16日中野攻克徐州以南的宿县城,歼敌25军一个师,封死徐州南大门,徐州成了一座孤城。孙元良之16兵团被我军包围在徐州南之符离集和夹沟地区。邱清泉之2兵团、李弥之13兵团也被我包围。黄百韬兵团大都被歼灭,剩下不足20个团。

中共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电示: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人组成总前委,刘、陈、邓为常委,邓小平为书记。总前委统筹一切,统一领导。

今天重要消息有:我军收复连云港,歼敌徐继泰部7000多人,收复睢宁,歼灭逃敌孙良诚207军大部。敌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拼命增援黄百韬,在30里正面以5个师作集团冲锋,以大量坦克、火炮、空军配合。我击毁和缴获敌坦克5辆,击落敌飞机两架。黄百韬兵团之44军、100军都被全歼了,25军、64军已半数被歼。

11月22日曲阜昨天华野政治部钟期光副主任自前方来电,黄百韬兵团剩下不到3个团,不久即可全部解决。蒋介石命令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增援黄百韬,限期与黄会师。邱清泉害怕被消灭,撒谎说已击溃我军,与黄百韬兵团会师,共军已向东南逃。蒋介石、刘峙十分高兴,遂颁发奖章,并命令邱清泉兵团追击,一直追到宿迁附近。黄百韬大叫并没有会师,他的部队快被歼灭干净,要求蒋介石快增援。中共中央就南京国民政府要求美国武装保护一事发表声明,指出美国对国民党实行任何军事保护,都是对我国武装侵略,我党我军为保护中国领土完整不受任何侵犯,一定要坚决地抵抗到底,一切后果都将由美国政府负责。

蒋介石致函美国总统杜鲁门,要求美国派兵保护,上海市长吴国桢正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美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商讨由美军接管上海。美军拟接管青岛。

11月23日曲阜黄百韬兵团4个军、10个师已于22日5时在徐州以东的碾庄地区全部覆没,淮海战役第一阶段胜利结束。自6日到22日国民党在徐州地区已损失18个整师,即黄百韬10个师,孙元良兵团1个师,孙良诚兵团两个师,刘汝明兵团1个师,冯治安部4个师(一部分被歼,大部分起义)。此外,还有9军1个团,74军1个营及5军千余人,王洪九部7000多人,徐继泰部3000多人,收复县城10多座。真是战果辉煌。

现在徐州地区尚有李弥、邱清泉、孙元良、李延年4个兵团和自中原来增援的黄维兵团,共5个兵团,敌自华北继续调兵到华中来,华中敌军各部统一由白崇禧指挥,可能还要歼灭他们两三个兵团,才能打下徐州,迫使敌人退守淮河以南。明年5月以前大概可以基本上解决中原问题。钟期光、陈其五20日来信(他们已到邳县旧城以南)说,敌黄百韬兵团之64军、25军相当顽强,逐村逐屋与我争夺。攻打一个村子,敌往往反冲锋四、五次。那里地形与我不利,村庄都在高台子上,四周筑土墙和壕沟,水深约1米,沟外是开阔地,我军不好运动接近敌人。敌空军空前疯狂地轰炸扫射,我部队伤亡不少,但士气空前旺盛,我俘敌甚多,仅6纵即俘敌万余,真是发了“大洋财”。

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全歼黄维兵团和孙元良兵团

11月28日东来增援的敌人又一精锐主力兵团黄维兵团(辖18军、10军、14军、85军)进入我预伏的口袋阵宿县西南的双堆集、南坪集、白沙地区,被我军紧紧包围。敌85军的一个师在师长廖运周率领下起义加入我军。

12月1日我军解放徐州。守敌杜聿明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和党政机关人员及家属等共约30万人,向西逃跑,极为混乱,我军正追击和堵截中。

中共中央决定:我中原、华野两军要连续扩展攻势,不惜以伤亡15万人之代价,继全歼黄百韬兵团之后,全歼黄维、邱清泉、李弥、孙元良诸兵团于长江以北地区,不让敌人逃过长江,取得淮海战略决战的胜利。

我与华野政治部组织部长王文轩等同志乘专车(中吉普)开赴淮海前线。12月9日,我到达新华社华东前线分社驻地于庄,与分社战友们见面后,立即前往华野前线司令部向粟裕司令员报到领受指示和任务。

12月11日早饭后,我一个人去襄王城。在此战役期间,我的任务是常驻华野前线司令部参谋处,负责发战报,写战役述评,领受前委的指示完成部队首长交给的任务,了解战局情况,及时组织报道。任务很艰巨,但我有信心完成任务。下午,野战军司令部和政治部召开了直属机关科长以上干部会议,动员后备力量充实到前线作战部队各连队,粟裕司令员亲自指示。他指出淮海战役的重要性,不仅要解决江北问题,而且要基本上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决心连续持久作战,打得敌人没有喘息机会。如果把黄维、邱清泉、李弥三个兵团都歼灭了,再歼灭可能来援的李延年兵团和宋希濂兵团,那么,在长江以北就没有仗可打了,一直到广东才有一场战役,故淮海战役是一场战略决战,我军在数量上、质量上、技术上都占优势,现在最需要的是干部。如果领导机关抽出大批干部下连队,则对部队是个很大的鼓励。部队有领导,打仗更加有决心、有信心。机关中的老成分抽出来到前方可以提升使用。机关经抽调以后,人少了,要一个人做两个人的事情,要提高工作效率。抽调了人要补充的,由政治部补充70%俘虏;另外30%,自己抓俘虏补充。各部门在动员时,要克服右倾保命思想。采取打通思想,与组织决定和群众推荐的办法。粟裕还指示:前方直属队抽调1000人,定于12月18日以前集中。野政钟期光副主任也讲了话,他指出,这是关系我们部队的领导权问题。

12月12日襄王城今天我发了两条新闻:

被包围在永城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3个兵团,自2日到12日,已经被我军消灭8万多人,其中包括孙元良第16兵团两个军的全部。孙兵团7日突围时,即被歼灭大部,孙元良率残部往西奔逃,经解放军的追击和豫皖苏、冀鲁豫两区地方武装的截击,已全部捕获,共有4600多名,仅孙元良本人逃脱。我军对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继续紧缩包围圈,将其压缩在青龙集、李石林、左寨等村庄,东西不到20里、南北不到10里的狭小地区内。

被人民解放军包围的杜聿明部邱、李两个兵团,现正面临着饥饿的严重威胁,每天只靠飞机投掷数量极少的粮食。每个村庄上拥挤着成千上万的士兵,平均每天只能吃上一顿山芋。在将居民的牛、驴、猪、羊、狗、鸡、鸭等宰食干净以后,9日起他们开始杀战马充饥。有的村庄连井水都喝干了。

12月13日襄王城今日我综合昨天消息,发出战报:我军对杜聿明部之大围歼战续有进展。12日下午,我军经一个半小时的战斗,于9时攻占李石林东北之吴庄、李杨庄,歼敌第8军237师之709团、40军39师之117团及39师一个工兵连,同时攻占王花园、苗家、魏家楼等村庄。李弥之13兵团已被歼过半,邱清泉之2兵团伤亡异常惨重。中原与华东两解放军司令部已再次发出劝降书,劝告被围之敌从速向我解放军投降。

12月14日襄王城今日我又发出战报如下:

我军于13日黄昏攻克被围敌军杜聿明部固守的最大据点李石林(萧县以西)。并占领于庄、望庄、刘小窑、周庄、重姓庄等村庄。近日来,敌仍妄图突围,以第70军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继续侵犯豆凹、鲁楼、李楼。采用“人海”与“肉弹”战术,反复冲锋,我军集中炮火予以极大杀伤。敌在我阵地前沿遗尸遍地。

我军为顺利歼敌,于昨日下午前先后撤出豆凹、鲁楼、李楼。昨日午后,敌第70军96师两个团犯我郭楼阵地,激战至今晨4时半,我将敌全部击溃。该敌被我炮火打死打伤极多,我军俘敌百余人,缴获轻重机枪50多挺。

很多俘虏痛哭流涕诉说,敌军以“督战队”督战。当敌每次冲锋被我军打退时,“督战队”即以机枪向溃退之敌扫射,并将带队的军官杀死。仅进犯至豆凹、鲁楼、李楼三村,即有营连长数名被“督战队”枪毙。俘虏哭诉道:“我们被包围的官兵,不是饿死,就是被打死,冲锋也是死,后退也是死,不起义,不投降,只有死路一条。”

由于敌连续攻击我10纵阵地(鲁楼、豆凹、李楼),企图突围,我10纵任务艰巨。张震参谋长指示,要多表扬阻击战的范例,同时强调在战斗作风上要忍耐、要迅速、要顽强。因为我是《人民前线报》编委。我当即写信将张震的意见告诉《人民前线报》编辑部,谁知在半夜里,他们来了信要求我根据张震的意见,为该报写一篇社论,而且要求明天午前交卷,这使我很为难,因为手边没有材料,时间又太短促。

12月15日襄王城早饭后开始看材料找范例,动手写社论,到10时许写成,约2500字。抄一遍可费时了,到下午两点才抄好。请粟裕、张震、刘瑞龙三位首长审改,他们改的很好。社论题目是《继续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积极攻击,全歼当面蒋匪军!》

下午,渤海纵队司令员袁也烈来此向粟裕司令员请示作战任务。袁谈了些徐州情况,谓敌退出徐州时太仓皇,来不及破坏。我收缴的重要物资有汽油约两万桶,火车头60多个,车厢无数,弹药甚多,飞机场及空军俱乐部尚完好。敌人遗弃的造桥器材也很多,大大有利于铁路交通之恢复。

12月16日张家寨拂晓,我一个人踏着晨霜去李凹,到庄西头的一个独立屋内,这便是作战室。袁参谋告诉我一个大大的捷报:“敌黄维兵团于昨晚6时突围,至12时被我军全歼。”据说:黄维改穿便服乘104号坦克(共17辆坦克)逃跑,谁知104号坦克开到双堆集西南倾倒在河沟里,黄维等人下坦克逃走,估计逃不出我军的手中。这是伟大的胜利!黄维兵团覆没,预示着蒋介石的精锐主力将全部覆没,来增援的李延年兵团(辖54军、52军、39军、20军)可能逃回蚌埠。

黄维兵团即12兵团,除直属队外,共辖4个军、11个师和1个快速纵队,共约12万人,是蒋介石最精锐的兵团之一。番号是:18军(辖11师、118师、49师),85军(辖32师、110师、216师),汤恩伯系;10军(辖18师、75师、114师),属李仙洲旧部;14军(辖10师、85师),为卫立煌旧部,曾担任重庆卫戍部队;第4快速纵队。其中,110师两个团在师长廖运周率领下起义,23师两个团残部及军属野炮营在师长黄子华率领下投降,其余全部被歼灭。

我又发了一个战报:昨夜敌在我永城东北之夏寨与刘集放毒气,我有一个连的指导员中毒。在夏寨与夏庄之间,我攻克了3个无名庄,歼敌一部,缴获敌人破坏遗弃的山炮、野炮、榴弹炮共20门。

听说陈毅司令员今夜回来了,协同中野歼灭黄维兵团的几个纵队也回来了。

午时到前线分社去了一趟。分社驻地刘楼被敌机轰炸了,只余下一角。我们昨天的驻地襄王城,今晨遭敌机集中轰炸。

两天前,12月14日11时毛主席给粟裕的电报称:“你们围歼杜、邱、李各部,提议就现阵地态势休息若干天,只作防御,不作攻击。待黄维歼灭后,集中较多兵力,再举行攻击。”

12月17日蔡凹今晚,华野前委在蔡凹开前委扩大会议,每个纵队来一位纵队首长,讨论如何落实毛主席指示,部署作战和休整问题。粟裕司令员来信让我去参加会。

谭震林副政委在会上说:现在敌人比较大的集团是北平,可能有10个师。北平已被我军完全包围,天津两天内也可能被我完全包围。华北敌军四五十个师,将被我军各个包围歼灭。除此之外,敌人尚有南京、汉口、西安三个小集团。黄维兵团被歼之后,蒋介石也可能再集中10个军来赌一宝,但可能性不大。道理是敌军缺少骨干。只有桂系的张淦兵团,但白崇禧未必愿意拿来拼掉。现在,我们丝毫不怕敌人来增援,相反,欢迎敌人来增援。再过10天,我们有本钱歼灭敌人援军10个军;而杜聿明部再过10天可能饿死。我如果能再歼敌10个援军,则我军过长江以后,可能没有仗可打,因为敌人要打,部队分散,一时集中不了。彼时,敌军剩下不到100个师。最后决战战场在两广。杜聿明部一定要突围,一定被歼灭。我军究竟放好?还是打好?一放,敌人溃乱,像一窝蜂,就不成部队,容易歼灭。敌人企图向南突围,即使向西,也要向南。敌人的建制被打烂了,没有一个完整的连。突围也逃不出南边几条河。因此,我们可以休整10天。

前委扩大会议散会以后,将军们纷纷乘车回去。粟裕司令员把我和宣传部的两个部长留下,研究如何对敌人加强政治攻势。粟把一份电报交给我看,这是1948年12月16日24时毛主席给粟裕并告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的电报。全文如下:“(一)黄维被歼,李延年全军退守淮河南岸。(二)我包围杜聿明各部,可以10天时间休息,调整并集中华野全力,然后发起攻击。(三)对杜、邱、李连续不断地进行政治攻势,除部队所做者外,请你们起草口语广播词,每三五天一次,依据战场情况,变更其内容,电告我们修改播发。”我将电报交回。粟裕对我说:“对杜聿明的口语广播词起草任务,我就交给你了!”这是命令,我表示欣然接受。我说:“我又写了一篇《劝杜聿明投降书》。”粟接过稿子连看两遍,说:“好!合乎要求,就这样发了吧!”这篇劝降书,当天夜里新华社总社就全文广播了,题目改成《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后边的署名也改了,内容有几处也做了技术性的修改。这是毛主席为我修改审发的第一篇稿子,他改的好。也是我写的最快、审发最快、总社广播最快的一篇稿子,所以我很高兴。

12月17日晚上蔡凹淮海战役总前委第一次会议在蔡凹华野司令部举行。由于淮海战役第三阶段作战已胜利在握,会议着重讨论了未来渡江作战和队伍整编问题,并决定由粟裕、张震起草渡江作战计划。会议于12月18日结束。12月19日,刘伯承、陈毅去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邓小平返回中野司令部。

淮海战役第三阶段:最后全歼杜聿明集团

12月18日徐楼据前线司令部今日统计,自淮海战役开始至前天作战40天中,敌人共损失34个整师,即黄百韬兵团10个师,黄维兵团11个师,孙元良兵团4个师,冯治安部4个师,孙良诚部两个师,刘汝明兵团1个师,宿县1个师,灵璧1个师。其中,除何基沣、张克侠率3个半师起义,廖运周率1个师起义,孙良诚率1个师投诚,赵璧光、黄子华各率半个师投诚以外,其余27个半师全部被歼灭。

昨日消息:敌在陈官庄附近修了一个临时飞机场,昨天降下一架运输机,运走一部分人员。杜聿明仍企图突围,据说在等待空投给养,给养充实了即行突围。

12月19日徐楼下午,到后勤司令部刘瑞龙司令处,适逢他与万金培、周伯萍二同志谈支前工作,我旁听了许久。得知支前概况。此次山东、华中、豫皖苏区和冀鲁豫区共动员民工40万人。前线我军所需的粮食及油盐均已不成问题,3200万斤大米正自苏中区络绎运来,小米、白面也很多。现在要解决吃菜问题,要采办大批蔬菜、肥猪及纸烟。要争取少吃粗粮,多吃大米。随着战事向前发展,粮食要跟上去。口号是:“哪里打炮向哪里运粮”。部队每人带3天口粮,米袋装满。各支前办事处运输4天粮食,共7天。

陇海路新安镇到洛阳间的火车通了。明天,津浦路宿县至济南也将通车。这是件大事情。苏中的大米由运河站装火车运来前线,将节省多少民力,多么便捷!

中央决定,发给此次参战部队每人猪肉1斤、香烟5包,进行慰劳。

有23个常备民工团(胶东10个团、渤海区8个团,鲁中南3个团,另参加35军的还有两个团),于本月底以前分批参加我军各部服务,限期6个月,每个常备民工团配500副担架、500个挑子,共3500人。部队准备欢迎,同时欢送复员的民工。

12月20日徐楼今天我发了3条消息。解放军总部今天公布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总战绩,共歼敌17万多。

敌人第四次放毒气。据俘虏称:天晴时,准备来100架飞机放毒。

12月23日徐楼黄昏以后,突然降落鹅毛大雪,半小时后遍地皆白。在大雪的攻击下,将加速敌军杜聿明部的覆没。自19日起,敌人即断绝空投了,将何以充饥?何以取暖?再下几天大雪,该部敌军不需我军攻击,也要饿死冻死。但敌人死到临头还不知死。据前线来人说,敌在所占村庄,不让老百姓逃出,将十五岁到四五十岁的男子补充部队,青壮年妇女悉数被强奸。老百姓被集中起来看押。敌人到处抢劫钱财及粮食,把房子拆毁将棺材劈了当燃料做饭和取暖。敌人仍妄图在天晴时突围,组织“敢死队”冲锋,提出口号:“谁参加‘敢死队’给他一碗白米饭吃。”

12月25日徐楼津浦路徐州至济南段于22日下午4时起修复通车。

被围杜聿明部有空投时,一天吃一顿稀粥。19日每个人发两个馒头,后来每人只发3两米。没有空投已是第7天了,据说连树皮草根也吃尽了,敌人已临绝境,向我投降者甚多。有情报说,天晴时将有100架飞机来放毒,掩护杜部突围。

据陈士榘参谋长谈:敌军在双堆集投下的是炒过的高粱米和盐水煮过的豆子。

黄维于15日夜间被我军生俘。

12月26日徐楼今天踏雪回前线分社一趟,看到几份总社广播的电讯。(一)中共中央宣布蒋介石等43人包括杜聿明在内为头等战争罪犯。(二)淮海战役第一、第二两阶段的综合战绩,共消灭敌军黄百韬、黄维、孙元良3个兵团,重创打垮李延年、刘汝明两个兵团,重创并正在围歼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敌在11月6日至12月16日共40天中,损失3个兵团、1个快速纵队,共40万人,解放徐州、海州、淮阴、商丘等城市30多处。此次胜利对国民党统治具有决定性的打击,加速中国革命战争达到最后胜利。(三)淮海前线司令部发言人警告杜聿明停止放毒。前线司令部公报和发言稿都是粟裕指定我写的。

今天华野前委决定要我起草两个署名陈毅、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张震、唐亮、钟期光的文件,一为《新年告全体指战员书》,一为《告全体伤病员书》;下午,我去请示粟裕司令员。

12月26日徐楼华野政治部发出《关于大力抓紧时机开展政治攻势的指示》。

12月28日徐楼中央军委致电粟裕、谭震林:现在应用极大力量加强政治攻势,用各种名义写信给敌方各级长官。中央军委指出三种可能性:(一)强攻解决敌人;(二)半瓦解半强攻地解决敌人;(三)敌人由瓦解发展到集体投降。

据统计,16到24日,敌人来降者共有2516名(内有尉级军官15名),携来战防炮1门、迫击炮8门、重机枪4挺、轻机枪30多挺、步枪500多支及其他武器甚多。

12月28日徐楼上午10时,敌机又来了。敌统帅部准备向杜聿明部空投18万只防毒面具,以飞机洒汽油再投燃烧弹和毒气弹,用毒气用火攻,助杜聿明部突围。

敌将放弃蚌埠。徐州“剿总”已自蚌埠移至滁县,55军、68军开往合肥、寿县地区,54军、39军开赴南京地区,99军、96军在蚌埠东西地区,21军、4军、51军在高邮、江都、兴化,东台以南。看样子,敌人将放弃守淮河,而去加强江防了。

现在除阎锡山、傅作义,杜聿明三个集团外,国民党在全国还剩下55个军,可能以其中的20个军守南京、上海,8个军守汉口,还有西安胡宗南的10个军,其余都散在江南各省及边疆地区。蒋介石只有100多万军队,他还能打什么仗?国民党统治最后覆没的日子的确快到了!

在前线分社摄影组取了刘、邓半身相片,是12月17日刘、邓来华野司令部时照的。

12月29日徐楼上午开始落雪,敌飞机仍不断地来,多在云雾中飞行,据悉,空投的大米,有一部分落到我军阵地上,为我们送来了新年礼物。

今天,华东前线分社讨论淮海战役第三阶段的报道工作。参加会的除我外,有邓岗、李扬、丁九、陈冰、包小白、顾耕初、季音、叶家林、毛履鄂、陆仁生等。苏北兵团前线分社编辑部主任陈羽章也来参加。他住在永城东南铁佛寺西北、离此约90里,星夜赶来。

12月31日徐楼夜里下了一场大雪,清晨地上积雪厚约3寸。

昨晚敌70军32师一个营在营长及32军司令部二科科长率领下向我投降。一夜投降之敌共824名,造成新纪录。自12月16日到月终,邱清泉、李弥两兵团投降的官兵已达6000人,相等于敌军一个师的兵力。

因为过新年,中午吃大米饭(自12月11日以来,顿顿吃大米饭),肉烧栗子、红烧刀鱼、黄花菜炒猪肝。而包围圈里的敌人,被包围将近一个月,连麦苗树皮都吃光了,柴也烧尽了。今天,我写了两篇关于敌人投降的综合报道稿,请粟司令审查发表。

1949年1月1日萧县徐楼早晨,我到粟司令那里拜年,他很愉快。桌子上堆了不少花生,他请我饮茶、吃花生。他要我再写一篇供总社广播的劝降书,也就是我写的第四封《劝杜聿明投降书》。我随即动手写几百个字,很快就写好了,署名陈毅、粟裕,由粟审改签发。

晚上,读新华社社论《将革命进行到底》(一九四九年新年献词)。大家读了同声叫好,一致认为它可能是毛主席写的。社论的中心是揭露和打击敌人的“和平阴谋”。社论提出:1949年向长江以南进军,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

1月2日徐楼天晴敌机从早到晚不断向杜聿明部投掷粮食。在敌2兵团司令部驻地陈官庄的飞机场上,上午8时敌人为抢大米,相互开枪打仗,兵力由1个营增加到3个团,步枪和机枪打个不停,直到下午2时才平息。

我军将于1月6日发起攻击,拟以1、4、7、10、11纵队五个纵队加上冀纵,分割歼灭敌8、9、72三个军,以8、9纵队歼灭敌12军。估计这样一打,邱清泉兵团可能向西向南突围。

1月3日徐楼我军决定于6日下午3时发起对杜聿明集团的攻击,先分割歼灭李弥兵团之8军、9军与邱清泉之72军和59军。

晚上,野政召集各直属单位60多人开会,野政唐亮主任讲话,他要求我们一切工作要为即将过江发展的形势作充分打算。我军一过江,部队即分散,以完成战略展开,在一亿以上人口的广大地区,追歼敌人与发动群众。故一切工作组织宜短小精悍,重质不重量。到半夜才散会。

1月4日徐楼根据昨日收缴到的两箱毒气弹,我又写了一条消息,以人民解放军淮海前线司令部发言人口气,警告杜聿明立即下令停止放毒,停止抵抗,向我军投降。

1月5日徐楼今天我连发两条总结性的消息:(一)自12月17日到本月5日20天中,敌杜聿明部降我官兵14000多人,内有江苏省保安二旅旅长耿继武等军官多人。(二)杜聿明一部从徐州西逃时带出来的24万人,至今已损失五分之二以上,约10万4千人(包括投降的14000在内)。

我军决定于明日下午3时,发起对杜聿明残部之攻击,先解决李弥兵团。我各部完成攻击准备。

1月6日徐楼我军各部于下午3时开始炮击,对敌军进行攻击。到深夜12时,已攻克豆凹、小阎庄、小辛庄、何庄、夏庄、郭营、魏小窑、李明庄、范庄、徐小凹、李楼,歼灭敌人约9个团,进展甚为迅速。

1月7日(徐楼)我军又克复刘园、吴楼、陈阁、万庄、孔楼、王庄、夏寨、左寨,连同5日收复的鲁老家,臧凹,共克复24个村庄据点,歼敌10多个团,左寨敌12军1个团投降。下午7时,攻克王庄,歼敌军另一个团。敌邱清泉之2兵团司令部所在地陈官庄,李弥之13兵团司令部所在地青龙集,均已暴露在我军的直接攻击之下。粟司令下令猛攻,迅速全歼邱、李两个兵团部。

1月8日徐楼半夜,参谋处作战股长秦叔瑾来叫门喊我,说青龙集等地敌13兵团全部西逃。我立即前往作战室。天气阴黑,北风刺骨,奇寒,没有灯火,看不见路,我只得摸索着走路。核实情况后,我当即写了一个战报。这时候已拂晓,但还有一阵黎明前的黑暗。我摸进粟裕司令员的住处,他已睡,我请他审查了稿件,将它拿回来拍发了。

由于敌13兵团的溃退,今天凌晨1时的敌我态势是:敌已后退到刘楼、穆楼、鲁楼、张庄、崔庄、胡庄、朱楼、朱小庄、丁枣园、刘庄、周庄、李庄、刘集、刘小楼、宋小窑一个小圈圈内。我军的包围圈比两天前缩小了一半以上。敌人十几万人挤在一起,极度混乱。

敌机昨天下午和今天下午2时在大回村附近我2纵、8纵阵地上大肆轰炸,并投下大量毒气弹。据可靠情报:敌人准备明天向西及西北方向突围。我军已布置了一个口袋阵地,让他突围,在他运动中歼灭他。另悉,敌军70军军长高吉人6日被我军炮弹打伤了胸口。

我军各部队进行土工作业,继续攻击敌人侧后,压迫敌人向我口袋阵地里钻。今天大战,9纵攻下寇庄,歼敌5军200师600团1个营和1个骑兵连。骑兵已无马,因为马已被吃掉了。

1月9日徐楼今天是最紧张的一天了。敌人纷纷向西集中,大举犯我左寨、王花园阵地,占了我左寨,这是敌人突围的行动。炸弹和炮声很密。我军准备下午2时从敌人侧后方一齐猛攻,压迫敌人非向西逃不可。粟司令、陈参谋长都亲自打电话传达命令,指挥作战。到夜间10时许,我攻击部队又克复了朱楼、朱小庄、胡庄、贾庄、崔庄、张庄、陆菜园、刘庄、王刘庄、陈楼、鲁楼、邓楼、竹安楼、罗庄、李庄等10多个村庄。至此,我3天来已攻克54个村庄,歼敌(连投降在内)20多个团。我4纵、10纵像猛虎一样楔入敌人心腹阵地黄庄户,距敌人两个兵团司令部及杜聿明指挥所之陈庄、陈官庄极近。我各路大军即以陈庄为中心猛烈攻击前进,行动速如闪电,横扫敌成千成万个地堡、散兵坑及蛛网式交通沟。预计作战数日内可全部结束。因此,粟裕、陈士榘、张震等首长已在讨论徐州休整的事情了。作战室的气氛极为紧张,大家的情绪极其兴奋,作战参谋快忙死了!

1月10日徐楼战事发展出乎意外的快速。今晨7时我到作战室时,敌我态势已大变。我军于夜间12时总攻,迅速发展,已歼敌4个军,陈庄、陈官庄、黄庄户均已打下,残敌被我军压缩在王庄、郭庄、宋窑、谢庄、赵庄、刘庄、大王庄、杨寨、宋小窑、刘小楼13个村庄内。我军以赵庄为作战目标的中心,各路大军趁胜猛攻,敌军已全部崩溃。我军遍地捉俘虏,一个人捉几十个甚至几百个,缴了枪,即叫俘虏卧在交通沟内不准动。敌军70军军部投降了,5军54师师长也率部投降了(昨晚敌42师副师长在崔庄率3个团投降),李楼32师师长率部野炮营,辎重营投降了,带来了12门野炮、3门美式山炮。杜聿明已在10日早晨被我军生俘了!我马上发了一条消息。敌人是土崩瓦解了。粟司令对我说:“中午12时,你可以发一个战报,说战争已接近最后解决。”我回前线分社传达情况,8点多钟我重到作战室,情况又变了:敌人的阵地只剩下6个村庄了,我军已在赵庄会师,正在捕捉大批俘虏。9点半钟,从最前线打来电话说,敌人只剩下两个村子了,大部分敌人已被解决,整个淮海战役基本上结束了。我说不出作战室的人们是如何热烈欢呼、紧张和高兴!陈士榘参谋长第一个跳起来把帽子抛得高高的呼喊:“乌拉,我们胜利了!乌拉,我们胜利了!”紧接着每个人都跳起来,大声呼喊:淮海战役,我们全胜了!(责任编辑杨继绳)

2010年第7期　大饥荒年代迫害上访者史料

“大跃进”以后,635万人口的南阳专区非正常死亡和外逃人数多达100.9万(根据南阳地区志221页等各种地方文献资对测算出来的)。仅1960年全区就锐减69.8万人,为上年底总人口数638.7万人的10.92%。正由于此,1960年11月“民主革命补课运动”时,南阳是仅次于信阳的“重灾”地区,除由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坐镇南阳指挥抓运动外,国务院也下派到南阳43个得力干部,协助河南主抓南阳的“整风整社”。丁乃光和周总理的秘书何谦及一位叫霍幼方的人是国务院下派工作组的负责人,第一负责人丁乃光还兼任了南阳地委书记,名列第一书记林晓之后,实为中央的“钦差大臣”。

丁乃光来了以后,给习仲勋、安子文、张苏并国务院机关党委写了“关于淅川县党、政主要负责人严重违法乱纪、欺上瞒下等问题的报告”、“淅川县县、社、队反、坏分子残害劳动人民的种种刑罚报告”,“南阳专区缺柴情况的报告”等。这些报告在今天看来虽然在个别政治术语上难免有历史的局限性,和略有以“左”反“右”的味道,但仍不失之为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

下面原文抄录丁乃光给中央几个权威部门的信及附件:“淅川县人民向中央写信遭反、坏分子打击报复的4个例子”:

信的原文如下:

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

我随国务院机关下放干部到淅川县已经十多天了。这个县是封建势力复辟的三类县,据说被称之为南阳专区的“光山县”。

工作中发现了原县委第一书记梁宏江打击报复,封锁消息的一些问题,我顺便查了几封中央有关部门转到县里责成查处的几封人民来信。因我没有到县人委去查,对国务院秘书厅转来查处的信件还不了解。

看了这几封信后,我感到1957年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秘书厅召开的人民来信来访工作会议上,以及随后国务院关于加强人民来信来访工作指示中,所提出的对省以下人民来信来访“多办少转”的原则,仍然是需要坚持贯彻执行的。中央监委关于“不要把群众控告信转给被控告人手里”的规定,对我们办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的人来说,仍然是必须严肃执行的。中央秘书室豫甲(59)字第2031号转给淅川的匿名信,是一封极为重要的来信。不知怎么搞的,这封信竟落到被控告的人手里,这几件案子,如果我们在检查总结来信来访工作时,结合研究一下,找出经验教训,我想这对改进今后的工作,是会有教益的。

即致

敬礼

丁乃光

1961年1月27日于南阳

附:淅川县人民向中央写信遭受反、坏分子打击报复的4个例子:

第一封来信是,1959年9月1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豫甲(59)字第2031号,转淅川县匿名信件。

主要反映:1、本县人民为生活所迫到处外逃,思想混乱,人心不定;本县公安部门干部手持手枪,威胁人民。2、社员饿死很多,清泉村一带在13天之中就死亡30多人,有一个小孩饿死了,被别人拾去蒸熟卖。3、本县有坏分子集团,破坏全县的生产生活。

此件淅川县收到以后,原县委第一书记梁宏江指令县公安局副局长姚忠清去了解调查写匿名信的人。姚立即安排了3个公安人员下去调查,经过查对笔迹,认定是滔河公社朱家山村一个叫朱定远(男,37岁,中农)的人写的,便定性为:“写反动匿名信”。他们假造朱的历史:说朱1946年至1947年当伪保长2年(实际是朱的祖父当过国民党时期的保长)。还说朱:“向中央写反动匿名信,诬蔑淅川县生活不好饿死了人,骂县委是坏分子集团”。当时朱定远在青海,梁宏江令县公安局把朱从青海逮回来,两次向地委请示,要判朱的刑,地委没有批准。后梁宏江、姚忠清私自把朱定远判管制劳动3年。

此案一直拖到这次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1960年12月15日淅川县人民法院经过审查,撤销原判,宣布朱定远无罪,予以平反。

附注:朱定远为复员军人,因为淅川县党、政领导被反动分子篡夺,封建势力复辟,实行残酷的阶级报复和破坏,他在本县本乡生活不下去了,才被迫外流到青海。去青海途中,朱定远向党中央写了这封匿名信,揭发坏分子,揭露真相。从现在淅川县民主革命补课中所揭露的问题看来,朱定远所反映的问题完全真实,当时就看出了县里有坏分子集团、公安局向人民专政这个本质的问题。可惜这封信我们仅当一般信件看待,又转到坏分子手中。结果朱定远本人遭到报复,更重要的是淅川县的问题也未能及时发觉。此后一年之中,全县在反坏分子继续统治下,又死去了三、四万人民,这个教训,值得记取!

丁乃光

1961年元月23日

第2封信是,1960年3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60)字第592号,转给淅川县委的一件人民来信。

主要反映:1、原来县委书记段秀廷在这里时人们生活还好,现在的梁宏江书记来了以后,群众生活一天比一天地下降,甚至两个多月人们都吃不到五谷,至今饿死的人很多。2、双河镇饿死些人就无人埋,社员温自强5个孩子全部饿死。3、淅川县的人死有一半,外逃的人有三分之一,若不早些挽救,后果不可设想。

此件转来后,县长李磊石说:“得下去调查,这里头有敌人破坏”。当时组织县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办公室干部王成业等4人,到双河镇调查。调查结果,这个大队3000多人死了430人,占总人数的14%。向李磊石汇报后,李大发脾气说:“这不是真实的,死人数字过大,再去调查!”这一次,当时正在淅川工作的地监委宋科长(宋希琨)、县委来信来访办公室干部王成业、县监委干部彭星三等4人组成调查组,前往双河镇进行了前后8天的调查。经过详细调查发现:该大队1959年冬到1060年春共死亡486人(实际是487人),占原有人数的12.6%,患浮肿病412人,其中严重的215人,死亡177人。粮食供应情况是,1959年11月每人每天吃一斤红薯(折合16两秤为4两粮食);12月前半月每人每天吃半斤红薯,往下去便没有粮食,中间每人曾发1斤粮让吃6天,到元月下旬才开始吃返销粮。复查结果向县委作了汇报,县长李磊石、组织部副部长黄福田俩人商量后说:“死人没那么多!”并怒气冲冲地质问说:“你们是咋调查的?为啥给人家弄些假材料?把未死的也统计在死人数中(实际上没有),1岁以下的小孩谁叫你们统计的?重新调查!”。(宋希琨等第二次调查时,县里还派常委宣传部长杨芳馨等人参加。又经过半个月的调查,因时间改为从1959年12月份算起,比上次少1个月、4个月时间死亡427人,笔者依据南阳地委(60)479号红头文件注)。二次调查后黄福田说:“一、浮肿病根本没那个病,不能说是浮肿病死的;二是要站在党的立场上看问题,要认识到这是阶级斗争,不能仅说是生活问题。三是1岁以下的小孩死不能按人统计。”最后说这材料县委研究后再决定是否上报。把直接和生活有关的浮肿病问题都划没了,4月份调查结束后一直拖到9月份才上报。事后对调查者进行打击报复,将彭星三调出县监委会,下放到农村不叫回机关工作;将王成业抽调下乡,不让其做来信来访工作。

第3封信是1960年4月9日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60)诉字第651号,王定川反映河南淅川县大湾村群众缺粮情况的来信。

信中说:“我在河北省曲周县监委会工作,家里的父亲来信说,淅川县大湾人民生活苦,因缺粮造成人口死亡,问题严重,他们同住的一个院里的3户人家,就死5人。”

此件转到淅川后,县委即派监委秘书王喜才,城关公安员王信去到大湾村,了解王定川父亲有啥问题,为啥向上反映情况?王信先找到王定川的父亲王新昌,追问他去信的目的动机,并叫王新昌写出书面检查,纠正原来的说法。大队支书胡保仓在包产队社员代表大会上批判王新昌说:“王新昌的儿子是干部,女婿是军官,他二儿子在上学,他还说破坏话,还告党支部!”把王戴上历史不清的帽子,不准王参加社里的会议,还不准他二儿子上学。

实际王定川反映的问题最属实。该队1959年11月到1960年2月上半月,每人只吃1斤到1.5斤红薯,干部多吃多占严重,社员吃到的很少。因此造成全队死亡155人。占总人口1851的8.3%,严重的第二包产队死亡的人数占总人口的25%。

第4封信是1960年5月中央监委批转的长春市监委干部靳平宇给中央监委的信,让淅川县调查处理。

主要反映:老家淅川县上集公社水田大队靳家沟包产队群众生活问题很大,全村原250多人,现仅剩180多人,除外逃20多人外,其余的人都死了。全村过去180多个劳动力,现只有三四十人只能做些不重的活了。

此信转到淅川后,县委第一书记梁宏江即指示叫面向上级写假报告,谎称:“该村原来230人,去冬今春(即1959冬,1960年春)只死14人。大多数是常年有病体弱死的,外流的只有5人,且属于干部家属和不安心农业生产而外出的。另一方面派人了解向靳平雨反映情况的人,在知道是其弟靳平清去信说的情况后,即捏造假材料,把靳平清砍小树20棵,说成是砍树320棵,还将村人丢的30斤红薯说成是靳平清偷红薯450斤、青菜500斤,将其交群众大会斗争。斗争中,追逼他说出给其哥写信的动机,并叫承认自己是睁着两个大眼说鬼话,斗争后交群众对其管制。

实际是:靳沟村250人,死亡31人,占总人口的12%,外流8人,主要原因是:①、干部作风粗暴,捆、绑、吊、打社员。②、群众生活不好。1959年11月每人每月只吃粮3.12斤,红薯60斤。12月份,每人发红薯24斤。1960年元月,每人每天定量6两(16两秤),实际上根本没粮。

追根溯源发现,南阳境内为了封锁消息,粉饰太平,从1957年“反右”以后就开始了对给中央写信的人进行了各种不应有的政治迫害。这里另举3个给中央写信的党员因反映人民群众生活不好,两个被打成“右派”,一个被打成“潘复生式的右倾机会分子”的典型例子,算是对丁乃光所反映情况的一些印证:

1956年12月20日,“南阳县何庙中心乡饥饿的群众”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信中反映该乡“有的户粮食仅够年内吃,有的年内也不够,明春各家都没饭吃,大官寺村已逃荒50多人,挑着孩子,背着行李,到外边讨饭。有的因病没钱治,又没有好吃的,很快就死了”。“希望挽救我们的饥饿,叫我们活下去”。还说了句牢骚话:“我们也是中国人,而且还是生产粮食的人,可什么不让我们吃粮食呢?”

1957年元月22日,南阳地委在收到省委办公厅批转的这封给中央的匿名信件后,下批给南阳县委,责成其“了解群众,弄清情况,妥善处理,告知地委”。南阳县在查出写匿名信的是转业军人、何庙中心乡党支部副书记范伟正所为后,立即把范撤职辩论(实际就是批斗)。到这年8月河南全省批判“潘复生等右倾机会议分子”时,范伟正又成了批斗的重点人物,反复批斗,直到1961年秋,经“甄别”后,才得以平反纠正。

第二日个例子是时唐河县桂章乡李汉章村(现社旗县兴隆镇桂章行政村李汉章村民小组)复员军人,共产党员、少尉军医张培养1957年4月12日给中央写的一封长信。信中反映该村“开春到4月上旬,要饭人数已达40%以上,牲口死20%以上,卧倒不能干活40%以上。80%农户已经断粮”等严重缺粮情况。5月3日南阳地委收到了省委办公室转来的此信后,虽然立即责令县里对严重缺粮的农民进行了及时地救济,但随着“反右”斗争的深入发展,便借着“反击右派进攻”的政治大气候,给张扣了顶“诬蔑合作化运动”、“反对粮食政策”的“右派帽子”。张培养本来已安置在方城县郝庙区卫生院且当了副院长,是位吃“皇粮”的公职人员,因之被开除公职,开除党籍,发配到原籍生产大队当了一位卫生所医生。

如果说前两个例子是下边县里的领导们对上书中央者施展的打击报复的话,对一位叫邱文华的人打击报复那可是南阳地委的直接责任了。1957年5月20日,中国农业水利工会干部邱文华给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写了一封控告信,反映时南阳境内的泌阳县饶良区建设农业社淡庄村(今社旗县饶良镇黄桥行政村淡庄村民组,邱文华家乡),农业社搞得不好,“入春以来99%农户的食物都是红薯干、野菜、树干、菜根……。关庄等区不少村的三分之二的人都出去要饭去了。”“各村的牲口死亡的情况更加惊人,普遍是死亡在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之间,严重的几乎死光。我村东北角马砦合大社到现在牲口死的只剩4、5头了”。还反映地方干部违法乱纪严重:“现在谁要说外边好,或者说饿得没劲干活,马上就会给你扣上个‘破坏分子’、‘坏蛋’的帽子,并把你列入被驱逐村的名单。乡社干部和村干可以随便辱骂群众,捆绑群众,甚至自己制定法律,社办公室墙上挂满了流氓、游民游街的牌子……”。这封信是邱文华1957年5月8日至5月14日在家乡探亲期间,根据自己亲眼见到的诸多第一手资料写成的。邱文华临走时还把村里农民们吃的食物如野菜、树花、树皮等带给接收他信件的全国人大信访部门的同志。

邱文华所反映的情况经两年多来我查阅有关资料认定,可以说都是完全属实的,都是有根有据的。遗憾的是,由于此信全国人大在转给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局后,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两大权威领导机构联名分别给河南省委和南阳地委发来了要求对此信所反映的情况给予答复的信件。南阳地委认为邱文华给他们“捅了大娄子”,惹了大麻烦,因而借用6月底即开始的“反击右派”的大气候,于1957年7月20日,分别给党中央、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河南省委、河南省人委和中国农业水利工会发去了“对邱宗华(实际应为邱文华)所反映情况的调查报告”,该报告避重就轻,文过饰非,在否定主要实质性问题,即农业社没有搞好,农民缺吃少穿严重,逃荒要饭情况在不少地方都有发生的核心问题后,反诬陷邱文华是“阶级报复”(实际邱文华家里是中农成分,是当时团结的对象),“片面地听取家庭与个别富裕农民的反映,既不深入调查,又缺乏以阶级观点加以分析。可以说在这以前他就对合作化和粮食政策存有成见,所以对新农村情况那样的认识和结论。”1957年9月18日,南阳地委授意泌阳县委宣传部给中国农业水利工会写了封“强烈要求对邱文华进行组织处理的三点建议信”,对邱进行落井下石。1957年9月开始,中国农业工会便开始邱文华进行车轮战般的轮番批斗,达几个月之久,给邱文华扣了一顶“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的帽子。1958年4月,邱文华被撤掉行政职务,开除党籍,工资由行政20级降为23级,月薪由75元降为40元,发配到河北省唐海县柏阁庄农场劳动改造,直到1962年秋“甄别摘帽”。

可见,像丁乃光信中所反映的淅川县干部剥夺人民群众信访权利,还对给中央写人疯狂打报复的事,实际上在南阳专区“反右”斗争开展以后就突出存在着,只是到了1959年下半年后,南阳农村缺粮情况愈来愈严重,开始到处饿死人后,这样的事越来越多,打击报复现象更愈来愈严重了。但这从根源上追究,还不全是南阳地委的责任,河南省委应负主要的责任。有个老干部回忆录中说:“1959年下半年时,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曾下过这样的指示:‘不能让那些有损于河南形象的信件出省’。根据这一指示,信阳专区第一书记路宪文曾指令信阳邮电局检查扣发了1、2万封给中央部门的告状信件。”

(本文作者系南阳日报社记者)

(责任编辑杨继绳)

2010年第7期　罗隆基和他的法哲学

在20世纪上半叶,尤其是在30、40年代,罗隆基的法哲学思想,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是那个时代的标志性言论之一,因而颇有回顾与评论的价值。注1

罗隆基生于1898年,江西安福县人。1912年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922年到美国留学,先在威斯康星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后来又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1925年,罗隆基离开美国,去英国伦敦大学留学,师从费边社的代表人物拉斯基。注2

1928年秋天,罗隆基从英国回到上海,就任中国公学政治经济系的主任与教授,1930年11月4日下午1时,罗隆基正在中国公学的教员休息室里翻阅演讲笔记,几个警察把他抓走了,并把他带到上海市公安局,理由是“言论反动,侮辱总理”。幸运的是,当天傍晚,他就被释放出来了。积极营救他的,正是校长胡适。

1931年,罗隆基从上海迁到天津,就任《益世报》的主笔。稍后,又做了南开大学的讲师与《北平晨报》社的社长。由于罗隆基对国民党政府的批评比较激烈,他主持的《益世报》遭遇过停止发行的处分。

上世纪50年代,他是民盟中央的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委员。1956年,出任新成立的森林工业部部长。1957年,他成了全国知名的大右派,受到了批判,从此沉默下来。1965年12月7日,他死于北京寓所。直至1986年,在民盟中央举行的纪念罗隆基诞生90周年的大会上,注3才算是给他正式恢复了名誉。

罗隆基的法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一系列政论性质的文章中。本文以这些文献作为资料,把罗隆基的法哲学思想分为人权思想、法治思想、宪政思想三个相互关联的部分,分别予以述论。

人权思想

罗隆基说:“人权,简单说,是一些做人的权。人权是做人的那些必要的条件。”这些条件包括:“衣,食,住的权利,是身体安全的保障,是个人‘成我至善之我’,享受个人生命上的幸福,因而达到人群完成人群可能的至善,达到最大多数享有最大幸福的目的上的必须的条件。”注4

这段话,从四个方面讲了做人的那些必要的条件,揭示了人权的四个层次。首先,是维持自然生命的物质条件,这是最低层次的人权。譬如工作权,通过工作获得报酬,就是满足这个条件的一种人权。这样的条件,主要针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其次,是排除别人侵害的条件,它满足了人对于安全的需要。它针对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再次,是个性与人格发展的条件。它针对的是身与心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是人的生物性与精神性之间的关系。它意味着,人不仅是一种生物性的存在,也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人有精神层面上的追求,这种追求也是一种人权。最后,是个体向群体作出贡献的条件。它针对的是人与人类的关系,或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关系。它表明,人是一种类的存在,人要通过为人类作出贡献的方式,来实现个体与群体之间的融合。这种条件的实质,是个体在群体中获得承认、获得尊重的权利。这几种条件层层递进,让人联想到人本主义哲学家马斯洛关于人的需要的“五层次说”。

在阐述自己的人权概念的同时,罗隆基还批评了若干经典作家关于人权的看法。譬如17世纪的霍布斯,“认人权是满足一切欲望的东西”。但罗隆基认为,人有许多欲望,根本就不应该得到满足,“许多自命的大伟人有专制欲,有多妻欲,我们就不能根据人权的理论,说这种欲望,应该满足”。再譬如18世纪的卢梭,“认人权是天赋的,说我们要归真返朴,到自然的环境里去自由发展我们的本性。”但罗隆基的观点是,“我始终相信一九二九的上海没有法再变成五百年前的原野。”这就是说,彻底的归真返朴也是不可能的。还有19世纪的边沁主张“人权依赖法律根据。”对此罗隆基也不赞同,他说:“智者作法,愚者守法,是中国过去的历史。强者立法,弱者服法,是中国近来的现状。”注5这种实证意义上的法律,显然也不可能为人权提供根据。

罗隆基认为,人权是要争取的,中国争取人权的运动也一定会成功。至于“争回人权的手段,原来没有一定的方式。纸笔墨水,可以订定英国一二一五年的大宪章;枪弹鲜血,才能换到法国一七八九年的人权宣言。在不同的环境下,争人权的手段亦随之而不同,这是历史的事实。”注6这两句话,在不经意之间,揭示了两种不同的人权传统:第一,英国式的,或经验主义的、渐进主义的人权传统;第二,法国式的,或理性主义的、激进主义的人权传统。他对这两种不同的人权取得方式,是有比较的,也是有自觉的。

人权与法律既有联系,也有显著的区别。他说:“法律与正义公道是两件东西,这是世界各国普遍的通病。从法律上我最多可以知道我现在有些什么权利,找不到我应有什么权利。”他还说:“人权是先法律而存在的。只有人民自己制定的法律,人民才有服从的责任,这是人权的原则之一。法律的目的在谋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只有人民本身知道他们本身的幸福是什么,才肯为他们本身谋幸福。谋取本身的幸福,这又是人权之一。所以说人民制定法律,就是人权。所以说法律是人权的产物。人权与法律的关系,我的结论是法律保障人权,人权产生法律。”注7

这段话表达了罗隆基关于法律与人权的基本观点:法律规定了人权,但人权的范围,绝不限于法律的具体规定;法律也不可能罗列所有的人权——这是就两者的形式关系而言。在实质上,法律与人权还有更深层的联系:“法律为保障人权产生的。法律为人权所产生的。第一项,指法律的功用;第二项,指法律的来源。”所谓法律的功能,是指“法律的根本作用在保障人权。”注8所谓法律的来源,是指法律产生的源头与缘由,也是为了保障人权;若不是为了人权,就不会出现法律这个事物——这层关系表明,人权是法律的根据,法律为人权而存在。法律应当保障人权,人权应当作为评判法律的尺度。

罗隆基还进一步认为,“法律,用简便的话来说,可以分为两种。一为宪法,一为宪法以外的普通法。宪法,是人民统治政府的法。普通法是政府统治人民的法。在一个法治的国家,政府统治人民,人民同时统治政府。所以法治的真义是全国之中,没有任何个人任何团体处于超法律的地位。要达到政府统治人民,人民统治政府,非有宪法不可。”他说,“在蹂躏人权方面,所谓个人或私人团体,其为害实小。……明火打劫的强盗,执枪杀人的绑匪,虽然干的是‘以非法行为,侵害他人身体,自由,及财产’的勾当,其影响所及,远不如某个人,某家庭,或某团体霸占了政府的地位,打着政府的招牌,同时不受任何法律的拘束的可怕。”这才是对于人权的更大的威胁。更可怕的是,“宪法有时不但不能保障人民的人权,且为某个人,某家庭,或某团体的蹂躏人权的工具。这又非历史上统无的事,这也是争法治的人所应顾虑之点。”因此,“谈人权者固然要谈宪法,但在宪法上必要附带着宪法的来源的条件”注9 ——罗隆基所说的这个条件,其实就是卢梭所说的:法律是人民共同意志的体现。如果取消这个条件,宪法与法律就可能异化为某些强势者蹂躏人权的工具。

如果说,法律是为人权服务的,那么,国家与人权的关系又当如何理解?对此,罗隆基一语道破:“国家的功用,就在保障人权。就在保障国民做人上那些必要的条件。什么时候我的做人的必要的条件失去了保障,这个国家,在我方面,就失去了功用。同时我对这个国家就失去了服从的义务。”注10

这句话表达了两个值得注意的观点:第一,国家的正当性在于保障人权,一个不能保障人权的国家,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无效的国家,或不具有正当性的国家,从这个角度上看,国家必须履行保障人权的义务,否则,国家就不能得到个体的承认。第二,国家与个体之间存在着一种契约关系:国家保障个体的人权,以换取个体对于国家的服从;而个体对于国家的服从,就是以国家保障个体的人权作为前提的。

1930年4月9日,劳动大学的章渊若院长在上海的《时事新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约法刍议”的文章,认为人权已经过时,应当提倡民权。对此,罗隆基给予了批评,他认为,以民权否认人权是错误的。因为,人权与民权含义不同。人权是做人的权利;民权是在政治国家里,做国民的权利。政治国家是人类许多组织中的一种,有不是国民的人,没有不是人的国民。因此,人权范围比民权范围更大、更基本。民权是人权的一部分,是偏重政治的一部分。因此,我们既做国民,更要做人;要民权,更要人权。注11换言之,人的义务,要在社会上做人,不只是在国家做民,因此,国家的职权不是万能的。国家承认我们在社会上做人的必须的条件,就是承认人权。注12

在“论人权”一文中,罗隆基还论述了人权的时间性与空间性。由于人们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具有不同的生活诉求,因此,人权的具体内容会随着时空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法治思想

罗隆基理解的法治到底是什么呢?他从法治的对立面说起:“国家有了形式上白纸黑字的法律条文,这不算法治。是一个国家,姑无论它野蛮退化,它的执政者模暴专制到什么地步,它总有几条法律。国家的小百姓守法奉命,这不算法治;愈在横暴专制的国家,小百姓愈不敢不守法奉命。”而且,“法治根本与执政者个人的专横独断的权力是不相并立。”注13这就是说,有法律,并不意味着有法治;百姓守法,也不是法治。按照这样的标准,秦始皇时代,就绝不能称为法治时代。法家学派的主张,也不能像梁启超那样,称其为“法治主义”。注14

以罗隆基的标准来判断,梁启超理解的“法治”并不是真正的法治,因为,“法治的真义,是政府守法,是政府的一举一动,以法为准,不凭执政者意气上的成见为准则。”更具体地说,“法治的重要原则,是法律站在最高的地位。政府的官员和普通的人民都站在平等守法的地位。我们不认识总司令副总司令的个人,我们只认识法律,我们犯了法,他们只有采取法律上正当的步骤,可以用法律来制裁我们;政府的官吏犯了法,我们亦可以采取法律上正当的步骤,用法律制裁官吏。这才是法治。”注15

虽然法治的真义,就是政府守法。但在罗隆基看来,这一点并不能反映法治的全貌。他说:“国家有特殊阶级特殊地位的人具备了守法的精神,这固然是走上了法治轨道的初步,然而人民有否法治的实质,又另为问题。……要达到法治的目的,目前中国的问题,是保障人民权利上一切细则的整理。”譬如,“英国法治出人头地的地方,不在原则的树立,而在对各个原则,它有缜密周到的施行的细则。承认人民的权利是一件事,防止人们权利的被侵犯,侵犯后补救的方法,又为一件事。前者是宪法的责任,后者是普通司法制度的责任。英国法治的长处,就在‘防止侵犯’与‘侵犯后补救的方法’这两点。”注16罗隆基在此强调的,是法治的另一个支点:对于人民权利的保障与救济。要实现这个目标,既需要宪法提供原则性的规定,还需要普通法提供具体的路径与方法。

罗隆基认为,“世界的历史,就告诉我们,法治上的障碍,总在有权力有地位者的专横独裁。擅用权力,是人类普遍的弱点。法治演进的程序,就在一步一步提高法律的地位,缩小有权力有地位的人的特权。……到了主权在国会,代替了主权在君主,法治的原则才算真实成立了。主权在国会,就是立法机关处最高的地位;立法机关处最高的地位,就是法律处最高的地位的意义。”注17

什么是法治?按照罗隆基自己的总结,主要包括两点:“第一、法治的真义是执政者的守法。是缩小执政者的特权,提高法律的地位。是执政者与人民平等守法的地位,他们一举一动,要以法律为准则。第二、法治的重要条件,不止在国家的基本大法上承认人民权利上一切的原则,而在原则施行上,要有审慎周详的细则。法治要注重‘法定的手续’。”注18这就是说:法治的第一要求是执政者守法;法治的第二要求是法律要承认、保障人民权利。前者针对法律的运行,后者针对法律本身的内容。

宪政思想

罗隆基的宪政思想,由“破”与“立”两个方面构成。“破”的一面,体现在他对训政约法的批评;“立”的一面,体现在他对于宪政的期待和呼吁。我们先看他对训政约法的批评。

消解“主权在民”原则:对训政约法的批评之一。罗隆基说:“宪法或约法最重要的功能是规定国家主权之所属及其行使的方法。在这点上,我对这次政府所提出,国民会议所通过的约法,绝对不满意。”因为这部约法的第二条规定了“中华民国的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第三十条却又规定:“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其职权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之。”第三十一条规定:“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之行使,由国民政府训导之。”第三十二条规定:“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种治权,由国民政府行使之。”在罗隆基看来,有了后面这几条之后,第二条规定的“主权在民”就“成了骗人的空话”,“是绝无意义的虚文”,它表明,“主权在民”原则,被全面消解了。

在罗隆基看来,承认主权在民,“就应该知道并且承认‘主权是不能委托给人的’。”因为它是20世纪欧战后一切新宪法的一致的新趋势。“主权是人民最后的取决权。代议制是民主政治上不得已的便利办法。人民委托某人,在某时期内,办理某事,所付托的是有范围的职权,不是无限制的主权。在‘人民的主权不能委托’的原则上,就在人民的代议机关,都不能行使国民的主权,一部分人民所组织的团体,更无论了。因为主权失了,政治上主仆的位置就颠倒了。国民失却主权,国民就失掉法律上国民的地位,民主的真义就根本丧失。”在这里,罗隆基批评的主要对象,是这部约法把人民的主权委托给了国民大会,因为它违反了主权不能委托的原则;至于国民大会自己都没有主权,还要把主权再委托给国民党的机构,就更不对了。按照这样的规定,“政府是国民党产生的政府,立法是国民党主持的立法,若然,人民即能选举,何选何举?人民即能罢免,何罢何免?创制者何从创制?复决者何所复决?”换言之,人民享有的几项主权,转瞬之间就已化为乌有。因此,这样的训政约法,“只有‘主权在民’的虚文,没有人民行使主权的实质。”注19

消解人民权利:对训政约法的批评之二。训政约法还有一个大毛病,就是没有规定人民的权利。“照约法的表面说,如今人民有言论的自由,有出版的自由,有集会的自由,有结社的自由,有通信,通电,居住,迁徙的自由,有一切一切的自由。究其实质,言论自由‘依法律得停止或限制之’,出版自由‘依法律得停止或限制之’,集会自由‘依法律得停止或限制之’,结社自由‘依法律得停止或限制之’。一切一切的自由‘依法律都得停止或限制之’。左手与之,右手取之,这是戏法,这是掩眼法,这是国民党脚快手灵的幻术。”注20

训政约法关于人民权利的规定不仅存在着这样的根本性问题,而且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遗漏,那就是没有规定政治信仰自由。罗隆基质问道:“如今一班领袖们在宗教上可以离开中国的孔老夫子,去祈祷耶稣基督,小民在政治上何以不可离开孙中山去信仰别的政治思想家?强调儒教徒做礼拜,强调基督徒拜祖先,精神痛苦,固为相等。宗教信仰,政府信仰,易地皆然。”注21在思想权威与政治权威分离的时代,政治信仰的自由空间相对较大,因为思想权威还可能引导政治权威;但是,在思想权威与政治权威合二为一的时代,政治信仰自由的空间就会急剧缩小,因为政治权威宣告的信仰将成为所有社会成员的信仰。

除此之外,罗隆基还根据“无代表,不纳税”的政治理论,批评训政约法只规定人民的纳税义务,拒绝规定人民监督财政的权利,因而,在“我们要财政管理权”一文中,罗隆基提出:“我们如今不埋怨政府的苛捐杂税,只问政府的一切收入,得到了人民同意了没有?不责备政府的虚耗白费,只问政府的一切开支,得到人民的同意了没有?如今政府的一切收入和开支,故无论账目怎样,法律上根据在哪里?所以关于财政整理一层,我个人的主张,先谈法律,后谈经济。”注22在罗隆基看来,财政问题首先是一个法律问题,一个宪政问题,然后才是一个经济问题。罗隆基为我们揭示了宪政的两个关节点:征税由人民决定;财政支出也由人民决定。

消解分权原则:对训政约法的批评之三。训政约法第三个方面的问题,是政府组织的不当:没有实质的分权,只有实质的专制。罗隆基说:“根据如今的约法,国民政府委员会掌握一切的治权。名义上虽有所谓五权,实际上只有一权。实际上只有委员会的全权。同时,根据约法,国民政府委员会设主席一人……委员会已经万能,主席,又为万能委员会中的万能的领袖。如今国民政府的组织照约法的规定,只有两个结果:成一个独夫专制的政府,或成一个多头专制的政府。这种办法,绝对走不上民主政治的轨道。国民党所标榜的五权分立说,将来的结果,只能保存五院的空名,托庇在一个全权的主席或全权的委员会之下。”不仅如此,训政约法没有给立法权应有的地位,“如今南京的立法院,等于一个法制局。”此外,“国民政府委员依法兼任五院院长。国民政府依法任免五院院长。结果,法律上的结果,院长自任自免,自免自任了。天下制度之可以令人发笑者,有于是者欤?”注23

对于这样的训政制度,罗隆基认为,“应该结束了”。他说,结束训政制度,至少有助于实现三大目标:维持政府的信用;统一全国的人心;提高行政效率。注24

结束训政,目标是要走向宪政。罗隆基以一篇建设性的言论:“期成宪政的我见”,阐述了在抗战条件下实施宪政的基本思想。

首先,宪政可以改变国民心理。“国家走上宪政的道路,在人民心理上可以造成重大的影响,国人知道国家是全国人的国家,不是任何人或任何一党的国家。御侮抗敌的牺牲,是为国家而牺牲,不是为任何一人或任何一党而牺牲。这心理很重要。……宪政并没有什么神秘。宪政只是从法律制度上建筑一种‘团结人心,集中力量’的正常轨道罢了!”注25

其次,是宪政与民权的关系。宪政承认民权,但宪政高于民权,是“现代式国家”的保障。罗隆基说:“宪政尊重民权,宪政不止于尊重民权而已矣。实行宪政,等于说,政府的组织制度化,公务人员及全体国民的行动法律化。宪法不止规定人民的权利,更规定国家组织上的基本制度以及人民与政府的一切关系。……中国既然要建设一个新的现代化的国家,且须在抗战中奠定这新的现代式国家的基础,那么,今日自然要从事制定宪法,开始实行宪政。”注26可见,在罗隆基的视野中,民权仅仅是宪政的一个要素。有民权,但不一定有宪政;如果建立了宪政,那就一定有民权。

再次,宪政的实施,取决于当政者。他说:“谈到中国宪法公布后,国人能否遵循宪法轨道,依序求进。这点,不应追问民众,而应追问国家之少数知识领导分子,不应追问在野者,而应追问当权在位者。国家法律有宪法,有普通法。大体说来,宪法是人民约束当权在位者的法律;普通法是当权在位者统治人民的法律。世界从有宪政历史以来,小百姓违犯宪法之事实极少。小百姓其地位与权力尚不够违宪之资格。……宪政危机,不在窃钩者,而在窃国者。……故国家能否实施宪政,宪政能否成功,当求诸有权有势者的诚意,不应求诸普通人民之知识。”注27罗隆基把当政者的诚意作为宪政的前提条件,虽然看到了问题的症结,却没有找准治疗病症的药方。因为,宪政的核心在于约束当政者的权力;当政者实行宪政的诚意,就是当政者约束自己、主动取消特权的诚意。在通常情况下,当政者根本不可能具有这样的诚意。从实践中看,宪政的实行,尤其是要实现对于权力的约束,根本原因还在于各种力量的相互抗衡,销蚀了某种势力独尊、独大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才可能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宪政体制,至于宪法文本,不过是对这种体制的文字记载而已。

结论

罗隆基法哲学思想的三个方面——人权、法治、宪政,虽然可以从学理的角度分别加以论述,但实际上是联成一体的。三者之中,人权是基础,人权标示了人之所以成为人的条件。为了让人成为超越于动物、区别于动物的人,人类社会创造了人权这个概念。国家与法律的功能,就在于维护和保障人权,这是国家的正当性、法律的正当性的依据。什么叫好法律?就是能够保障人权的法律;什么叫好国家?就是能够保障人权的国家。因此,人权定义了法律,描绘了法律的理想图景,构成了评价法律的标尺。至于法治,就是法律的统治——但是,法治的重心在于政府守法,所以,法治是法律对于政府的约束,核心在于政府守法、官吏守法。当然,法治也必然要求维护人民的权利,因为法律本身,就应当蕴含着保障人权的品质。至于宪政,则可以理解为保障人权、实行法治的制度框架。它通过宪法来表达,是“现代式国家”的条件,它的核心要素包括:主权在民,自由为本,分权政体,等等。至于宪政的实施,则主要依赖于当政者的诚意。可见,在罗隆基的眼里,人权、法治、宪政是相互关联、不可分割的。

注释:

注1关于罗隆基的身世,可以收集到的材料并不少,很多材料都是出自于与罗隆基有交往的人。譬如,冯克熙:《不堪回首,又应当回首——我所知道的罗隆基》,《同舟共进》2000年第12期;章诒和:《一片青山了此生——罗隆基素描》,《全国新书目》2004年第3期;闵良臣:《胡适说罗隆基》,《同舟共进》2005年第11期;骆驼刺:《书生论政——我看罗隆基》,《读书》1999年第12期,等等。此外,还有谢泳的长篇传记《罗隆基评传》(载谢泳编:《罗隆基: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为我们提供了更丰富的信息。根据这些资料,我们可以勾画出罗隆基的简要生平。

注2我有一个印象,现代中国很多知识分子的思想,都与拉斯基发生了密切的渊源关系。倘若收集资料,写一本《拉斯基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想必是很有意义的。

注3袁建达:“民革中央举行座谈会,纪念罗隆基先生诞辰九十周年”,《人民日报》1986年10月25日第三版。

注4～注10罗隆基:《论人权》,《新月》第二卷第五期。

注11罗隆基:《人权,不能留在约法里》,《新月》第三卷第七期。

注12罗隆基:《“人权”释疑》,《新月》第三卷第十期。

注13罗隆基:《什么是法治》,《新月》第三卷第十一期。

注14范忠信选编:《梁启超法学文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96页。

注15～注18罗隆基:《什么是法治》,《新月》第三卷第十一期。

注19～注21、注23罗隆基:《对训政时期约法的批评》,《新月》第三卷第八期。

注22罗隆基:《我们要财政管理权》,《新月》第三卷第二期。

注24罗隆基:《训政应该结束了》,《独立评论》第一百七十一期。

注25～注27罗隆基:《期成宪政的我见》,《今日评论》第二卷第二十二期。

(作者为四川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杨继绳)

2010年第7期　田纪云副总理二三事

最近几年,见田纪云同志出了文集,并频频在《炎黄春秋》上发表文章,思想十分活跃,毫无衰老的味道,十分欣喜。在读他的文章时,偶尔也回忆起和他的一些接触。

我接触田纪云,大多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我作为新华总社财贸记者,经常参加商业、粮食、供销社的全国性会议,了解报道这些方面改革发展的情况。而田纪云同志正是分管这些领域的国务院副总理。因此有过一些接触。

上世纪80年代初,各个领域,各个部门都在探索自己部门、系统改革的路子。长期受计划经济的束缚,当时各级干部、特别是一些中央部门的领导干部,思想框框严重。1983年六届人代会上,田纪云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他当时53岁,是几位副总理中最年轻的一位。他精力充沛,头脑敏锐,经常到基层第一线调查研究,对经济工作,特别是农村经济工作十分熟悉。在大会上或在基层调研时,常常能提出一些针对当前问题,对今后改革发展很有指导意义的意见,受到实际工作者的重视。

为供销社改革指路

中国的供销合作社是一个庞大而松散的组织,中央有全国供销总社,各省市、自治区以及市、县、乡镇都有供销社。它的主要任务是为农业、农村、农民服务。供销社的改革起步较早,比较早地提出“改官办为民办”,“摘掉二国营”的帽子。但由于整个经济体制、管理体制未变,供销社的改革遇到种种困难。

那是在1984年2月,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在京西宾馆召开。负责经济工作的省、市、自治区政府领导,以及各省、市、区负责粮食、商业、供销社的局长、主任参加。我作为新华社记者与几位同志负责会议的报道工作。我们得知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要来会上讲话,又听说他正在河南武陟县调查,何时回来,尚不知道。

大体是会议闭幕的前几天,突然听说田纪云刚回到北京,下午来参加会议并讲话。还听说他有一个讲话稿,记者们都放心了。谁想到,刚讲完大好形势,田纪云就离开了讲话稿,讲到他在武陟调查供销社改革的情况。当时记者还没有配备录音机,赶紧记录。田纪云说,当前供销社的改革,关键是要变官办为民办,要真正为农民服务,要不然就萎缩,最终被农民自己的组织替代,丧失独立存在的意义。他提出当前供销社要从五个方面突破。一、在劳动制度上要有新的突破。基层供销社的干部真正由农民选举产生,能上能下,农民有罢免权。供销社的职工要能进能出。二要突破农民入股的限制。农民入股的农户占户数的比重不小,但占供销社资金的比重则很小,供销社经营的好坏和农民的利益关系不大。如果农民的资金占供销社资金的比重更大些,农民就非管不可了。三要突破现有经营范围和服务领域的限制,使得供销社真正做到想农民之所想,急农民之所急,办农民想办的事。四、必须解决按劳分配问题,真正体现多劳多得,打破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五、价格上要让供销社有一定的灵活性,在国家规定的品种范围内,允许供销社按照产品的质量、市场供求情况,实行一定幅度的浮动价。

我采访供销社多年,觉得一位副总理能这样了解一个行业一个系统,讲的意见切中要害,很难得。决定单发一条消息。会后送给驻会的国务院副秘书长审,不想她不同意发,说是点上经验,没有普遍意义。结果新华社当晚没有发出这条稿件。

当晚,我想来想去不甘心,觉得这五个突破虽然是田纪云在点上调查出来的,但他结合了全国的情况,有针对性,是改革的方向。

思想明确,第二天等田纪云又来会上听讨论。我在走廊上等他,见他走出来,立即迎上去问:田副总理,你昨日讲话中提到的供销社改革要五个突破,我想发新闻,可以吗?田纪云立即回答:可以呀!我一听立即把稿件送回新华社发稿了。

此后改革的实践证明,“五个突破”在供销合作社改革的历史上起到重要作用。它的精神对国营商业的改革也起到很好的借鉴作用。现在供销社改革的核心依然是建成农民的合作经济组织,为农业、农村、农民服务依然是中心任务。

支持农民进入流通领域

在采访中听有关同志讲,田纪云经常下去调查研究。有的同志告诉我,田只上过几年抗日中学和一年商业会计学校,他对经济工作的丰富知识,主要是从实践中得来的。他爱学习,结合实践,读了不少马列主义著作和经济理论。他在四川担任财政厅长时,跑了全省很多县调研。

一次,我向田纪云的秘书说,田副总理再去基层调研时,我是否能跟着去了解情况,我想去看看他怎么调研,在考虑什么问题。秘书表示,一定向田转达。

1985年暮春时节,国务院田办通知我,次日随田去河北农村考察。第二天一早,我就赶到中南海集合地点。随同田纪云一起调研的有国务院一位副秘书长、国务院农村政策研究室以及供销总社政研室的同志,六七个人坐在一辆面包车里,出了北京一直向河北保定地区蠡县农村驶去。

车开了四个多小时才到达。蠡县曾发生过有名的“高蠡暴动”,作家梁斌著的《红旗谱》就是写这一地区农民斗争的。蠡县当时有35万人,最著名的是它的腈纶市场。市场分散在4个村。全县有腈纶针织生产和销售的专业户万余户,占全县农业人口的12%,占农村劳动力的5%,在专业户的基础上形成联合体有158个。

当时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河北农村形成好几个很大的专业市场,如涿县的沙发市场,徐水的废钢铁市场,安国的药材市场,定县的轴承市场等。我想田纪云可能是通过蠡县的专业市场,了解农村专业市场的发展和问题。我们随田纪云参观了几个专业市场,到专业户家中参观访问,又找了几个购销专业户座谈,和乡村干部座谈。蠡县的腈纶推销员有4万多人,大都是妇女,她们下广州,进四川,几乎跑遍了半个中国。

田纪云了解到腈纶生产和销售,基本是农民自己搞起来的,有的是村干部出面组织的。而当地的供销社却没有理会蓬勃兴起的行业。有的基层供销社还把农民的购销组织看成是对手,加以限制。

田纪云在和乡镇干部座谈时一再提出乡村干部要组织农民成立购销组织,引导农民进入流通领域。只有农民解决了产品销售问题,才能进行再生产。他还提出在农村改革中起用能人问题,他说往往用一个能人能带动一方生产和市场。在与专业户座谈时,他强调要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档次。他说现在的产品质量档次太低,进不了城市市场。他还对参加座谈的河北省供销社主任说,供销社怎么能对农民开展起来的生产不闻不问?不支持呢?供销社要从产供销各个方面为农民提供服务,才能得到农民的信任。供销社只有在为农民服务中才能扩大经营,壮大自己。他还对乡村干部说,部分农民富裕起来,要引导农民正确消费,要扩大再生产,要兴建一些与农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事业。这些意见在当时都是很有指导性的。

到1986年12月,田纪云又在浙江温州调查时再次强调,乡镇企业一定要提高产品质量,才能跻身于国内市场。产品质量是企业的生命,要把眼光放远一些。

田纪云提出的几个问题,都是当时农村经济改革中和乡镇企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

乡镇企业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希望

我国农村的乡镇企业在农村经济改革和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曾被誉为“光辉灿烂的事业”。

大体在1978年间,一时忽然有一股风指向乡镇企业,指责乡镇企业与大工业争原料,抢市场,产品质量低,应该限制发展。有位副总理也在内部讲话中列举乡镇企业的几大危害。一时间不少乡镇企业感到岌岌可危。对这一重要问题,一时没人出来讲话澄清。

不久,在《人民日报》上看到田纪云在外地调查时(他那时好像已调到人大),专门讲乡镇企业的发展,提出了乡镇企业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对促进农业发展、调整农业结构,起到重要作用。特别提到乡镇企业是大工业的补充,应该积极引导它健康发展。我当时已不采访财贸系统,看到他的讲话,觉得他是很有勇气的。因为当时的党总书记因政治风波下台了,而当时很多人知道田纪云曾在四川工作过。按一般人的推理,田可能受到影响,不敢大胆发表意见了。没想到田仍然针对这位副总理的错误意见大胆阐述自己的正确意见。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以后乡镇企业的发展,证明田的意见是正确的。

放开农副产品价格

中国的主要农副产品的价格一直是由政府决定的。上世纪80年代初,部分农副产品价格实行双轨制。大体的思路是从双轨制逐步过渡到放开,由市场供求决定价格。

那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五六月份。当时猪肉供给从不足到逐步增多。但价格仍由物价局管死。

有一天总编室通知我,国务院田纪云办公室叫我去田办一趟。我立即要车去中南海田办。我原以为是开会,结果不是,我去秘书办公室坐了一会,田纪云来了。他和我谈起市场猪肉、蔬菜供应情况,他问我,现在如果放开猪肉价格,你觉得怎么样,我根据自己了解的情况说,现在是蔬菜的旺季,猪肉供应充足,这时放开价格,不会有什么影响。从广州的经验看,在供应充足的情况下,放开价格是可行的。他表示同意这个意见,又问了问群众对市场的反映。他还说,以后看到什么问题,可以向他反映,我点头同意。

以后,我在采访中发现流通领域的问题,也曾向他反映过。如烟台苹果压在火车站运不出,湖北供销社改革发展中的问题,都告诉过他。烟台苹果运不出问题,很快给解决了。湖北供销社的情况,他曾有过批示。

利改税的积极倡导者

我国的国营企业,长期以来一直是向国家缴利润,财政实行统收统支,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造成企业缺乏活力。利改税后,企业自负盈亏,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彻底改变了国家和企业的关系。

1981年,田纪云向国务院领导同志提出利改税分两步走的具体建议。他在报刊上发表文章,阐述利改税的重大作用。国务院领导采纳他的意见。1982年11月五届人大通过的《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肯定了把上缴利润,改为上缴税金这个方向,并提出分两步走的方案,从1982年6月起实行利改税的第一步改革。

利改税后,我国税制逐渐健全。现在,已成为调节生产、分配,调节产业结构的重要杠杆。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提高,税收成为政府的重要支撑。

(作者为新华社高级记者)

(责任编辑杨继绳)

2010年第7期　老记者尤淇

去年,是曾任我们安徽分社社长的尤淇老90大寿。他是我们这些后生的新华社记者的老前辈,深受大家的尊敬和爱戴。因此,当时我就想写点什么奉上。但忆起他为国为民而遭遇坎坷、刚正豪壮而宁折不屈、功绩卓著而平易近人的70多年征程,真是林林总总、涌满脑海,大有“老虎吃天——无处下口”之感。所以,一直拖到今天。

我思索再三,也只能略记尤老几件事情,稍展其思想道德风范,聊为一篇迟到的寿文吧。

认准真理不动摇

1980年初的一天晚上,尤淇同志在办公楼前院子里看到我。他趋前对我说:“给你说一件事:今天上午,省委主要领导人把我叫去,对我和分社报道、支持大包干的事,狠狠批了一通。”此事的背景是:1978年秋后,安徽农村遭受了百年未遇的大旱,小麦等迟迟种不上。凤阳等县的许多农民为生产自救,自发地、悄悄地搞起了大包干。从中央来任省委书记不久的万里,支持了农民的这一大胆创举。结果是,翌年这些地方都赢得了粮食大丰收。尤淇和分社农村组记者,及时地对此作了内参、公开报道。在1980年初万里同志上调中央,接替他的新省委书记当面讲“要像自己家乡俗语‘前面乌龟爬出路,后面乌龟跟着爬’那样做”。但是,这位领导人很快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声色俱厉地教训尤淇:你也是“老延安”,是多次聆听毛主席教诲的人。老人家教导我们,农村要走集体化道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搞分田大包干,是单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我们搞了社会主义集体化几十年,怎么也不应该退回到小农经济的老路上去;现在省里凡是已经包产到户的地方,我已命令他们必须全部退回到集体经济的轨道上来。你作为分社社长,在报道上要把握这个大方向。最后,尤淇说:“这位领导人不让我传达他的话,只让我照此口径把好报道关。因为你是分社党组成员,所以给你打个招呼,以心中有数。我们党组过去都是支持大包干的,今后要一如既往,坚持下去。因为大包干已被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是真理。于国于民有利的新生事物,为什么要否定!老路错了的,就要纠正,不然怎么改革?!我不怕什么。此事暂不向记者传达,但我们领导要带头搞好大包干报道!”在夜色中,我看着他渐去渐远的魁梧身影,似乎愈加显得高大伟岸。

接下来的是,尤淇在安排记者深入农村、工厂调查、报道的同时,自己也带领青年记者沈祖润去长江南岸的芜湖县农村采访。他们了解到,1979年秋天发生过一场全县性的罢耕事件,为的是农民要求包产到户,县委向地委报告后未获批准。农民的态度很强硬,向县委书记说:“你们当官的,只知道保官保面子,不知道我们饿肚子。我们已经饿了20多年了。我们现在要包产是铁了心了,无论如何非包不可!你们如不同意,我们就不收割稻子,也不耕地秋种!”他们在深入调查中发现,农民过去挨饿是真实的,当前搞大包干的强烈要求是不可遏制的。于是,他们连夜写了一篇调查稿,题为《“火山”在芜湖爆发》。稿子发总社的同时,也送了一份给在芜湖市开会的那位省委领导。

过了两个月,我去与芜湖县毗邻的宣州市采访。我一位朋友、安徽日报社宣城地区记者站站长王启明,给我看了他笔记本里记录的在芜湖市会议上省委那位领导批评尤淇等的讲话。他嬉笑怒骂地批评说:有的记者好糊涂!支持、报道大包干。还说农民搞大包干的强烈要求犹如火山爆发,说什么“火山在芜湖爆发”!你们(指参加会议的县、地委书记)看到火山爆发了吗?火山爆发意味着什么?那样我们还能在这里开会吗?在座的诸公都将化为灰烬!你们不能与他们(指记者)一样,他们像芭蕾舞演员一样——“吱扭”就能转一圈儿(他举起右手比划着)!你们不行,你们领导着几十万、几百万人民呢,责任重大啊!如果转不好,不仅自己犯方向、路线错误,农民群众中还会出人命的!等等。我回分社后,把上述讲话告诉了尤淇。他说:“我早听说了,不过没有这样详细。不去管他怎么说,我们只管去实事求是地搞好报道。”他话音不高,听似寻常,想来却掷地有声。

为民请命不避险

2004年11月,尤淇同志从南京来安徽旧地重游,并带来他新出版的作品集《“火山”在芜湖爆发》。当我翻看这本厚书“目录”时,突然一行字——致邓小平同志信《快给农民松绑》——吸引了我。马上阅看正文后,使我吃了一惊——原来是他于1979年6月5日在安徽时写的。这信的一开头就大声疾呼:“现在是1979年,是人民公社化后的第21年,中国农民一直被粗大的绳索紧勒着脖子,奄奄一息,难以度日,他们正等待着你的解放。”接着,他在信中说:去年安徽大旱,今年夏季小麦获得大丰收;但是,农民在卖余粮时遇到了问题——粮站收购时只给记账,不给现钱,叫“非现金结算”,说钱要等到年底“一次性结算”。农民坚决反对这样做,坚持不给现金就不卖粮。他们说:你国家这样“非现金结算”,我们怎么生活?怎么再种地?怎么买种子、化肥、农具?你们干部的工资能等到年底“一次性结算”吗?信的结尾恳切地说:这是我在滁县等地采访中遇到的确确实实的问题,请你赶快采取措施,松开农民的捆绑吧!

这时,使我忽然想起尤淇曲折、感人的经历。他1937年上海沦陷后,即怀着抗日救国的满腔热血,从家乡无锡流亡到武汉,参加抗战宣传工作;翌年8月,奔赴延安“鲁艺”;1946年奉命去东北工作;1949年以新华社记者身份随部队入关,经武汉到两广、海南岛。1954年后,历任粤、浙、皖、苏4分社社长,1985年离休。其间,各种政治运动不断,他也多次被运动,被迫害,吃了许多苦头。1957年“反右”运动中,他为保一位敢讲真话的青年记者“过关”,自己差一点被打成“右派”。1959年庐山会议后,又因他曾写过几篇内参稿反映“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中的一些问题,被诬为“浙江的小彭德怀”,被批判了3个多月,于次年春被省委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因被折磨得患上肝炎,同时肺病复发,经医治一段后回无锡西漳乡老家休养。本来是“戴罪”之身、重病之躯,加之“经济困难时期”的营养不良,很快便身心衰弱,疲于挣扎;但是,当他发现家乡广大农民由于浮夸风、共产风以及集体食堂的弊端等,被搞得缺衣、挨饿,“人人面黄肌瘦、四肢无力”,“许多人出现浮肿,只能等死”,“不少老年人已因饥饿而死”,就心如刀绞,忍无可忍,于1960、1961年两次给毛泽东主席上书反映农村真实情况。“文革”一起,把他上面三条列为“罪状”一并算,又被打倒,被定为“最最猖狂的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进行了无数次批判,致使两手落下残疾;后来,上级又把他开除党籍,行政级降4级,发配到一个工厂劳改。直到1971年林彪反党集团垮台后,他的冤案才得到平反。

于是,我抬头笑着问尤淇:“你过去给毛泽东写信挨了整,来安徽不久又给邓小平写信了,你胆子真够大啊!”他眯着眼笑答:“没办法,本性难移啦。”是的,他数十年的阅历,已将其思想升华到视人民、民族、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的名利、生死是不足道的。正如他在一篇文章中所说:“记者之道,就是要不断地深入群众,深入实际,真实报道,无所畏惧。”这使我想起林则徐的两句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举重若轻乐拼搏

还有一件我难以忘怀的事,从这里很能看出尤淇同志的性格和胸怀。

此事发生在1981年5月15日。在这之前的两年间,尤淇一连写了10多篇稿子,报道小岗村及其所在的凤阳县实行大包干农业生产责任制带来的巨大变化和出现的新情况。其中一篇《凤阳县推行生产责任制两年翻身》,刊登在1980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次年初,此稿被评为“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发奖金200元。尤淇非常高兴。其原因不是这笔钱在当时不是个小数目,而是此奖彰显了小岗村、凤阳县的大包干,被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中国新闻奖”评委会所肯定和褒奖,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广泛、深刻的社会效应;这也是对他两年多来顶着巨大压力坚持为大包干鼓与呼的嘉奖,使他看到了中国“三农”的希望。所以,他决定拿出此稿奖金的一部分请客。

这天上午11点多,我骑自行车刚回到分社,传达室老宋就喊我:“你快去省政府招待所食堂,老尤找你!”我去后,只见尤淇笑眯眯地说:“今天我请客,也请你参加。刚才你去哪里啦?”“我到安医附院啦,”我擦着汗说,“今天老贺(时任分社副社长的贺昌华患肺癌)手术,估计手术需从10时到15时才能结束。我不知道你今天请客,其实如果安排到明天就好了。”他脸色一沉,说:“咳!你这个年轻人,太谨小慎微啦!”我自感失言,正要作点自我批评,他马上打破尴尬:“放心吧!老贺手术的事我已安排好,由安徽省第一把刀手术;还有老傅(分社办公室主任傅振欣)在那里盯着呢。”我一边连声说“好”,一边心里想,这就是尤淇的性格——举重若轻,心直口快,再大的事,办完一段落就乐观地安排其他事了。这时,他又转嗔为乐:“这不是一般的酒宴,这是庆贺大包干的胜利!让我们为改革开放的新进展干杯!”

1980年前后,曾多次来安徽分社指导工作的杜导正同志(时任总社党组成员、国内部主任),有一次这样说:“在全国农村改革中,安徽起了带头羊的作用,其中安徽分社的报道是功不可没的。”这话无疑是对的,可安徽分社的记者还会加上一句:在分社的这份功劳中,作为分社一把手的尤淇是功居其首的。

特别可贵的是,尤淇当时是在中央文件和有些高层领导人明确讲“不准包产到户”的情况下,忍辱负重,奋力拼搏的。除了前述省委主要领导人的严厉批评(1981年底尤淇将调离安徽时,此领导人才向他作了道歉。这是后话),还有不少事我们当时根本不知道,是许多年后才陆续听说的。比如,关于上书邓小平的事,省委分管财贸工作的负责人知道(尤淇发信后送了一份给省委书记)之后,认为尤淇向中央披露了安徽的问题,“省领导岂不都成了官僚主义!”于是非常恼火,大会小会批评了多次;省委常委、秘书长“建议”尤淇写份检查“了结”此事。尤淇采取软顶硬拖的办法,坚持了半年多,直到中央文件取消“年终一次性结算”的购粮老办法,改为“随购粮付现金”的新措施,那种错批才悄然寿终正寝,但那位高官连个“句号”也懒得划。再一件事,是1981年7月尤淇采写的一篇内参稿《陈庭元说“大包干”应是我国农业的主流方向》(陈是凤阳县委书记)所引起的。当时的中宣部主要领导人看到此稿后,怒火中烧,从病床上爬起来(据他自述),立即召集在京所有新闻单位数百名负责人开会(适逢在总社开会的尤淇也参加了此会)。他大批“大包干”“包产到户”,维护“集体经济之路”;还气势汹汹、咄咄逼人地要求与会不同观点者跟他展开“什么是我国农业管理方面的主流方向”的辩论。当时,虽没点陈庭元和记者的名,但尤淇心里清楚,这是因何引起,并认为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围绕原则认识问题的论争。因而,面对那种场合和氛围,他和所有与会者只能以沉默表示抗争。

重压之下,我从来没有看到尤淇意志消沉,垂头丧气,愁眉苦脸,牢骚满腹。他的态度是:“不予置理,不开口,不辩论,让他批评者一个人去自我独白,自我欣赏,自我胜利”;而他自己呢,则去扎扎实实地搞好报道,快快乐乐地面对生活。

1978年夏天尤淇从广东来安徽时,已年届花甲,但下乡采访的热情比年轻人还高。他特别爱跑农村,而且跑的大多是穷地方,一直深入到乡村、农户。3年后,他还克服手有残疾(当年在“牛棚”中致两手食指被烧伤坏死而切除)带来的不便,带领年轻记者王礼贶、徐光春骑自行车去凤阳、肥东等县农村调查、采访,发了大量反映大包干带来大变化的文字稿和新闻图片。

当时在我分社,数尤淇官位最高、资历最深、年纪最大,但他平易近人,没有官气。大家都习惯地喊他老尤、尤淇、尤淇同志,我印象中从没有听到过有人喊他“尤社长”的。工作之余,他喜欢下象棋。他有时同记者、司机下棋,更多的是在传达室同临时工老宋对弈;每当此时,他便悠然自得、乐在其中了。

如今尤老已入耄耋,尚很健康,白发虽生,赤心犹存。你看,前几年他所作的人生回顾,也别开生面:古有《胡笳十八拍》,我搞新闻40年的作品,但愿能称为“胡笳一拍”;尽管有些人不爱听,以为太粗犷刺耳,却自有它悲壮、激越、清新的一面,可使中国新闻界这个交响乐团的交响乐更全面,更饱满,更坚实有力,使人心情振奋,精神昂扬,我就不胜欣慰了;所以,我以能吹胡笳而自喜。谈到今后的志趣时,尤老幽默地说:“我以胡笳手自居,愿我的悲壮、激越、清新的胡笳之音,在余年仍能为祖国的四化建设鸣奏不已。”

往事历历,高山景行。谨向尤老奉一寿联:“铁骨铮铮钦此老,东风习习寿期颐。”

(作者为新华社高级记者)

(责任编辑杨继绳)

2010年第7期　痛悼朱厚泽(诗一首)

不朽的“三宽” 注1

渊博谦逊朱夫子

“三宽”浩气耀神州

音容笑貌依然在

思想光辉永不朽注2

注1:“三宽”(宽容、宽厚、宽松),乃朱厚泽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时倡导之理念。他任职仅一年半,而“三宽”至今流传不绝,影响越来越大。“三宽”体现了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以人为本的时代精神,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需求。朱厚泽与“三宽”浑然一体,已成为中国亿万人民的心声。

注2:1987年一次研讨会后,新华社记者张广友对我说:“朱厚泽是位短命而长存的中宣部部长。”我深然之,认为这位现代最受钦敬的夫子,倡导的“三宽”将永垂不朽!

2010年第7期　党内民主与政治安全

2010年1月27日《参考消息》转载了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的一篇署名文章,题为《中国的党内民主与政治安全》。所谓“政治安全”,作者所指就是“人们常说的执政党长期执政的政体安全”。作者明确指出:“政治改革一直是中国改革者最关切的问题。只不过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并非要发展出一些人们所理解的西方式民主,在中国,政治改革的首要问题就是政治安全问题”。并且说:“执政党要通过推进改革来实现其领导权,尽管中国的社会力量也在崛起,但现实地说,没有其它任何组织可以取代执政党。”接下去,作者又指出:“不过,也应当看到,执政党的改革能力有下降的趋势,一方面来自社会的改革压力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改革主体的实际改革能力在下降。……这很容易理解,中国的改革从易到难,改革的难度在增大。同时,无论是党内还是社会,各种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力也在增大,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维持执政党作为改革的主体,变成了执政党最严峻的政治挑战。”

我认为,这是一篇从“有利于中共长期执政”愿望出发期望中国改革继续前进的高论。作者认为,“当代中国,无论是民族矛盾,宗教矛盾,还是形式多样的社会矛盾,都处于上升的趋势,很多人担心这些矛盾会突然爆发出来。”

要感谢这位外国朋友对于中国改革的关切。谈到执政党的政治安全,就目前来说,我以为主要依靠两条:一是切实增强党内民主,一是改进多党合作制度,就是要依靠民主党派的协助和监督。这里只谈执政党本身的改革问题,即增强党内民主问题。中国是一个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中国执政党是一个有七八千万党员的大党,党要管理好国家,必先管理好自己。治党治国都不易,内忧外患不断。

我个人在党内生活已经七十多年了,剩下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我当然十分关注党的政治安全问题,尤其关注作为改革主体的党自身的改革问题,首先是民主化问题。

现在谈论党的民主化建设问题的文章已经很不少了,党自身在这方面确实也作了不少改进,如在党委集体领导制、实行领导人的退休制、反腐、扩大公民的有序参政和党内对重大政治决策的民主参与等等方面。但是,改革的速度还滞后,一些较重大的议题尚未提上日程。党内民主包括方方面面,我想在这里提出一个问题,也算是一个倡议吧,这就是关于提高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党内的地位和作用,以建立并加强党自身的监督机制和监督力度。党愈强大,党自身和监督力量也必须大大增强,以避免党的自我削弱和自我涣散。

党的纪律检查机构在保证党章、党法的实施、端正党的作风,以及建立党的检察工作方面,担负着重大的责任。列宁在其晚年曾主张建立权力很大的中央检察委员会以制约党的权力运用,后因过早逝世而未曾实现。我们党在这方面也已有严重的教训,有许多值得自省的地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风有所好转,但问题仍层出不穷,许多违法乱纪事件和不正之风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制止,贪腐丛生,新的冤案继续发生。我手头保存着一份材料,早在1982年9月17日《人民日报》刊登一位纪检工作同志的来信,其中谈到:“为什么不能彻底查处,因为搞不正之风的人有保护伞、关系网。这类人事关系,为查处设下了重重障碍”,“某些调查者和办案人员,往往只向领导负责,不对人民负责.生活中的许多事使他们懂得,只有‘听话’、‘照办’,才能明哲保身。他们并不是听一切领导者的话,而是只听那些跟自己的切身利益直接有关的领导者的话。”“这类前车之鉴,使一些本来还有一点正义感的人在接触这类问题时,也往往要做出某种违心的选择。”这里说的还是上世纪的事,现在的情况更加复杂严重化了。这直接关系到纪检工作的名实成败问题。过去党内生活不正常的遗留积习很深。要消除这种遗留积习,需要花大气力。从增强党内的权力监督与权力制衡原则出发,目前,制订党的纪检工作的专门法规,将纪检工作的原则、准则、制度、职权范围、办案程序等具体化、规范化,看来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第一,依现行党章,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按: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原称中央监察委员会,我认为,还是中央监察委员会的称呼为好)由党代表大会产生,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之下(地方则在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之下)进行工作。现在有必要重新考虑确定这两者的关系。主要是要确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委并非上下级关系。两者同由党的代表大会产生,也同对党的代表大会负责。在代表大会闭幕之后,中央委员会自然要对党的工作和政策决定负总责,在此原则下,中央委员会对于中央纪委的工作负有宏观指导之责,但中央纪委在党代表大会授权范围内有责任独立行使职权,使之对全党包括中央委员会及政治局的工作实行监察,特别对各成员(不管他的地位有多高)的不正之风特别是腐败等实行监察,有权立案审查,并提出处理意见。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委两者若发生分歧,则由党的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讨论解决(这也需要党的代表大会实行常任制),或上报上级纪委审理。在此种格局下,有必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加重纪律检查委员会对代表大会承担的责任:

1、鉴于纪检工作的性质和任务,要求它的工作人员,必须是对党忠诚,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主持公道,刚直不阿,不畏权势,不附宗派,不徇私情,敢于斗争,敢于冲击各种“关系网”和黑箱操作,而不能是非不分,见风使舵,摇摆不定,只知对领导负责而不知对党和人民负责,尤其不能怀有宗派情绪和打击报复心理。为了保证党的纪检机构的用人符合党的原则和纪检工作的要求,各级纪检机构特别要严格实行选举制。由代表大会宣布纪律检查委员会人选条件,自下而上推举候选人(应特别注意挑选纪检、监察、司法、公安系统中具备上述条件并有实绩的优秀执法人员进入党的纪检领导机构),经过充分的、自由的、反复的酝酿讨论,然后以不等额选举方式产生之;代表大会产生的委员会同样以民主选举办法产生自己的领导机关。

2、明确规定党的代表大会产生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向党的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由代表大会进行审议,进行质询(特别对重要案件),并通过相应的决议。

3、重要的纪检工作的专门法规由党的代表大会通过,通过后赋予纪检部门依法自主进行工作的权力。

第二,执政党不能包庇自己队伍中的违法乱纪者,特别是贪污腐败分子、挟权谋私和官商勾结有劣迹者,搞浮夸谎报成绩以取官者,严重的官僚主义者等。凡是试图对国家执法机关和人员施加影响以减轻共产党员特别是自己亲属的罪责的人,必须从严查处。凡属担任国家公职的党员违犯国法者,一律按国家法律并依司法程序处理,党不能包揽官司(密切配合是必要的,目前的“双规”办法应只适用于党员),更不许搞“治外法权”。

中央纪委应着重查处中央成员包括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成员的大案、要案。省纪委要着重查处省(包括省委成员)、地、县级的大案、要案.各级纪委都不能只查下不查上.

第三,无论党或领导者个人,绝不允许拥有特权。特权与非特权(执政党和领导人应当拥有的正当权利)的界限应当分清。特权是使党脱离群众的最致命的东西,同时使党敞开腐败之门。所以建议:党应就何者为特权的问题进行全党讨论并提出处理规定。

第四,执政党的最大敌人是自身内部的贪污腐败。防止和反对贪腐是纪检工作的重中之重。纪检的专门法规应有专章规定党员的廉政纪律和道德要求。此外,应把“决不搞贪腐”作为党员入党誓言之一(旧的入党誓言应加修改)。

第五,所有共产党员在党章党法面前一律平等。坚决保护党员的合法权利,并严格监督履行党员的义务。明确地规定处理党员违法事件的法律程序和原则:

1、为了教育全党,在党内处理党员时,必须将被处理者的主要问题和错误事实经过认真查实后以书面形式向有关领导机关和支部大会陈述,被处理者也有权在支部大会及其他场合听取陈述并提出意见;组织在作出决定之前应将有关材料向本人进行核实;作出处理决定后将决定通知本人,本人有权提出意见,并有权向上级纪律检查机构提出申诉;允许有人在公开场合为被处理者进行辩护,包括澄清事实在内,把这作为党员一项不可剥夺的权利。重大案件要在党内公开审理并采取旁听制,以确保处理之公正并扩大执法影响。凡处理党员不遵守法定程序者,应视为处理无效,被处理者有权提出申诉。

2、作出根绝整人恶习的必要规定。反对任何领导人个人对党员的问题作处理决定,反对“个人说了算”(类似于“私设公堂”)。反对“专案遗风”。党内处理,必须依党章党法进行。禁止搞突然袭击,搞秘密侦察,甚至任意剥夺同志的工作权和发言权、侵犯人身自由等行为,禁止搞“大批判”或背着本人搞“揭发批判”等等。

过去我们党要求被整者要受得起冤屈,为党的大局着想,这是对的,但这不等于可以不严肃处理无理的整人行为。特别是在党处于执政地位以后,必须严防党内有人(特别是领导人)滥用权势整人。冤假错案必须及时查清、平反,不管错误是谁犯的。党的纪检法规特别要保证严肃、认真、公平地对待党员的申诉权利。尤其对于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的行为,要明确立下惩处的办法,不得纵容。

3、切实保障党员在宪法党章范围内的言论自由。不允许压制党员在宪法党章范围内公开点名批评任何领导人(不管是在世的或已不在世的)的自由权利。凡若不违法而仅属错误言论,一律按内部是非问题、用民主讨论的方法处理。

以上是就增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提出我个人的若干意见。这些意见是长期积累下来的,现在特写出以供商讨。

(作者为中央党校原教务长,著名哲学家)

(责任编辑杨继绳)

2010年第7期　也谈“中国式思维”

在《炎黄春秋》上读到李普同志和他所引的余杰同志的文章,他们提出中国问题,我感到这确是一个值得引起广泛讨论的问题。词约而义丰,它牵涉到我们日常生活方式中许多想法和做法,包括一大堆社会陋习在内。清理一下一些大可置疑的思维导向,自是精神文明建设工程中的应有之义。

所谓中国式思维,应当是指那些我们民族独有的或十分突出的心理模式和习惯观点。它其实是个中性名词,包括具有正面意义的、具有负面意义的和没有正负面意义的思维在内。

先从具有正面意义的方面说起吧,千百年来,我们民族具有的良风美俗,极其丰富,这是毫无疑问的。大家习说的勤劳勇敢,自然是一个首选项。不过它其实是一个具有极大普遍性的品德。凡是能够自立于世界,绵延千百年的民族,是不能不具备这一品德的。那么,什么是我们民族十分突出的具有正面意义的思想意识和品德呢?这个问题的回答不容易,而且应当不止一个。我试答一下,也许可以把国家忧患意识作为一个答案。

谈到国家忧患意识,先秦儒墨,就有论列。孟子说:“……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但我以为,这种忧患意识之强烈郁积并递相绵亘,大概是起于五代两宋年代。宋代人受辽金欺凌,结成内心一个老疮疤。元代汉人就简直被全盘征服下来了。明人稍稍缓过气来,到了晚明又处于忧患之中。时间到了晚清,更遭逢亘古未有的帝国主义瓜分豆剖的态势。这种愈演愈烈忧患家国意识,乃是我们民族心理中的一个千年大痛,是刺激全民族奋发自强的一剂重药。回想七十年前,我们中多少走入革命队伍的人,不就是首先在“打日本,救中国”的朴素信念下踏上征途的吗?忧患家国意识无疑是中国式思维中的一个亮点,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下去。

忧患家国意识属于爱国主义范畴,其他民族自然也都具有,但是这样浓厚的千年大痛,千年情结却未必普遍具有。许多民族国家也许建国还不到千年呢!犹太民族的千百处哭墙情结应当是可以比美的少数佳例之一。波兰民族的复国抗争,法国女杰贞德的舍生取义,同样都是可敬爱的范例。不过,局势发展到今天,“欧洲人”、“大西洋人”的思潮不断冲刷着西欧人的心灵,忧患家国意识在不少西方人心目中是更浓了还是更淡了呢?我们还可等着看。

中国式思维中与域外文化见仁见智、各秉千秋的观念无疑很多,例子不难举,就以人们习惯上对“龙”的尊奉心态来说吧,神化呵护,其来已久,是我们民族较为特殊具有的心理沉淀物。远古《易经》典籍就建立了“飞龙在天”等壮观形象。在人们普通心目中,龙具有神圣性,能夭矫变化,不可方物,可以代表阳刚的美,可以作为国家领导者的象征,大家以作为它的子孙而自豪,如是等等。但是在西方人心目中,龙大体上是一个吃人翻船的海怪形象,辞义可引申为暴徒、魔王。我不知道我们的“龙凤呈祥”、“龙飞凤舞”等词汇,能怎样恰当地翻译过去、让西方人心中唤起类似的美妙印象?西方人如果想到一个满天飞的怪物,神经不一定好受。在他们看来,龙之为物,“怪力乱”有之,“神”则未必。

如李、余文章所指出,我们需要大力梳理和剖析的是那些具有负面意义的中国式思维,它们大都联结着日久月深、浑然不罕的社会陋习。其实这个工作,不少先进的中国人都已作过。孙中山的“一盘散沙”著名比喻,今天还震动着人们的耳鼓。梁启超、鲁迅、胡适、柏杨,都提出过很多深见谠论,鲁迅的分析和批判,无疑是最深刻的。我们应当在新的形势下,进一步开展和深化前贤的遗业。

只谈私德,不着力建立公德范畴,普通公德意识淡淡,这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古代圣人讲正心诚意修身齐家的道德课,然后就跳起来,着手治国平天下,缺少了公民社会这一环节。今天人们呼唤好父亲、好丈夫、好妻子,很少听见关于好公民的呼唤。不是有集体主义思想的道德戒律吗?这是极良好极要紧的指导思想,但是如果没有相对应的公民意识、社会责任的涵蕴,就不免苍白。社会自觉性、公民品德,这应当成为现在的一条道德金律,没有这种自觉和习俗,于是,“屋内清爽爽,屋外污糟糟”的现象就丛生起来,喧哗、争抢、不拘小节等现象,就常常成为在国外(当然也在国内)的中国人的引人嗟叹的风景。

一盘散沙,或者说,一袋土豆,就陡然成为国人的一个形象代表,成为国人与韩国人、日本人及其他不少民族对比下感到汗颜的情景。

产生和扶植这种陋习的有其土壤,这就是几千年稳固存在的、自给自足而孤立分散、在地主家长统治下的小农经济及以此为基础的封建专制宗法制度。

而上头的政教风化则进而加强和引导这种自了汉式的经济结构和思想意识定式。人们不难记起,不到五十年前,要建设普遍的工农商学兵五行兼备、自我满足的农村经济框架,使其变成通向天堂的桥梁的大手笔,曾在神州大地纵情挥洒过。这种纵贯千百年的思想脉络是多么的又粗又长啊!

我们今天都认识到了建立和谐社会的必要性。它是一个彼此负责、联系密切、互助合作、充满主动性和尊重感的公民社会。记得过去有过教言:为了加紧争取实现世界革命成功的目标,哪怕有一场原子战争,把世界打平了,损失一半人口,也是值得的。记载教言的书今天已翻到了又一页。不过就其把革命美景和空前惨重的生灵丧失作为并列选择项,至少也可以说,公德意识在这里流掉了。

自我陶醉,风流自费,无视他人的感受,这是自大。自大总和自卑联系在一起,这一点先不去谈它。个人会自大,民族也会自大,民族自大性也是很多民族都有的,而在我们这里,受千百年来“天朝心理”的浸润,关起门做皇帝的想法常常表现出来,这也是中国式思维中的一个大项。

“东风压倒西风”,这是我们喜爱的一句名言。把它移来观测国际局势,我们格外觉得精当无比,就把它提升为分析世运的指针了。想当年,我们曾经不断在宣言、社论、文章中写,在国际会议中、国际友好前说,真是言之谆谆呵。现在时移世逝,现实在变,这一论断如果从功去身退的意义来说,不会影响它应有的妙义。不过如果回头再温习一下这句名言,尽管古诗有云:“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小加置喙也还是可以的吧。考虑到它不只是教导中国人民,而且是向世界上争取革命的济济群众指路的卓论。国外的领悟如何呢?中国有一部《红楼梦》,书中有一位绝世才女林黛玉,她的关于西风东风的议论,中国人一听就很亲切,真正是锦心绣口,新警无比。但这个比喻在国外人头脑中却是一个僻典,千万人中恐怕只有几个人知道这位才女,更无从联系到她的美好形象进而领悟其微言大义了。他们会以为这句绝妙好词无非是借自气象局的一条公示罢!不仅如此,这句话还涉及具体的自然环境。在东亚,东风来自海上,代表着湿润、温暖和生机,西风呢,是内陆的风,会带来枯槁和衰败。东风压倒西风,中国人一听,语意美妙双关,既在当时的政治地图上,表明居东方的社会主义阵营超越西方的资本主义阵营,又在自然界中,象征着生机凌越衰败。然而在西欧北美人心目中,风向的意义倒过来了,在那里,来自海上的湿润的风是西风,而东风却来自内陆。诗人雪莱的名诗《西风颂》就表达了他对西风的赞美。在西方人的心灵感悟中,东风压倒西风这句名言已经没有双关意义,留下的是政治地图上的意义。在上世界中叶的炽热的国际共产主义大辩论中,有一家西方国家共产党的党报因而发话说,气象说上的论述没有多大意义。所以,以此语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群众施教时,看来,言者顾盼大乐,而听者一头雾水。

这样的事例并不罕见。有时与国外来访政要畅论中国历史,郑重论述秦始皇,阐述中国历来有两派,一派赞成秦始皇,一派否定秦始皇,而自己是赞成秦始皇的等等。这当然是高瞻远瞩,醒人耳目的言语,涵义也很丰富。可惜深知并有兴趣探讨中国历史的外国政要究竟是不多的。事实上,一般政界人士也总是熟谙本国历史而不对外国历史去操心的。不难想象,如果一个中国政界人士访问英国,英国领导人向他着力述说英国历史上有一次重要的玫瑰战争,一派以白玫瑰为象征,一派以红玫瑰为象征,而自己是赞成并愿继承白玫瑰一派的,如是等等。中国听众大概就会点头称是,出门淡忘了。这种关门自喜,漠视外情的情况,有深有浅,或浓或淡,也常和自卑情绪互相掩映,但确是消极意义上的中国式思维之一端。

成为陋习的中国式思维大都有长远的历史根源。但是,半个世纪以来,由于上头或明或暗的设立或禁制,出现了一些新的可忧陋习,或大大扩展了一些旧的可忧陋习。这种情况,很可虑,宜有大力整顿和纠正的决断。

王安石在《商鞅》诗中写道:“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吕氏春秋》也有一段话说也有一段话:“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谁人不亲?”

如果把上面诗中所说的“驱民”之道反过来作,并树立为煌煌大政,结果如何呢?

如果还加上一系列辅助措施,比如说,以“引蛇”、“上纲”、“峻罚”、“株连”,作为驱动大车的四轮,其结果又如何呢?

事实表明,这就会为中国式思维的陋习部分加上很多新内容,或者扩展很多老内容。它们很大、很深、很广。如果看做是直勾拳,这一拳是很重的,可以致命的。

这些陋习,不难例举,比如说:很难泯除的信任危机、随风转舵的百变投机、时时窥测的机会主义、落井下石的沉重出手、见死不救的冰雹冷漠……

由此可见,中国式思维的梳理内容是很繁富的,同时又是亟宜着手进行的了。

(作者为新华社高级编辑)

(责任编辑杨继绳)

2010年第7期　暮年的反思

新华社著名战地记者、《中国食品报》总编辑、本刊创办人之一徐孔同志于2010年5月22日逝世,享年83岁,发表他的遗作一篇,以资纪念。

人在走近生命终点的时候常常会回忆往昔岁月的事情。

我是个很普通的人,但我的遭遇却很不普通。从1958年4月被定性为“极端右派分子”,沦为“黑五类”,长达20年有余,直到1978年11月才得到改正。为什么我的生活会出现如此大的波折,个中原因到底是什么,这是我不能不经常思索的问题。

我出身在农村一个普通的家庭,中农成分,没有复杂的社会关系,家庭出身是清白的。父母望子成龙,节衣缩食供我读书。上大学的时候,我读了一些进步书籍。同班同学中有两个中共地下党员,和我关系较好。我受他们和进步书籍的影响,投奔革命,到解放区以后,继续读书。在华北联大毕业以后,作为研究生又留校一年。1948年调华北野战部队作随军记者,在国内和朝鲜战场上,经常随战斗部队深入火线采访,无畏勤奋,发的报道较多,曾获得朝鲜内阁的解放奖章。我和其他的年轻知识分子一样,有理想,有追求,读大学和做研究生期间学的是文学专业,我希望通过自己对生活素材的积累,能写出一些像样的作品。但我对权力和名利一向淡泊。1950年解放战争结束以后,兵团部队进驻天津,兵团宣传部长沈图曾找我谈过一次话。他说,我们部队的政工干部大多文化较低,以后部队要搞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亟须充实一些文化水平较高的年轻政工干部。他说,他和他的原工作单位67军组织部钟部长商量过,我做了几年随军记者,对部队情况较为熟悉。如果我愿意,可以先到67军一个营担任一个时期的教导员,熟悉一下实际工作,然后到团里做政治工作,这样,发展会很快。我知道沈部长的好意,想提拔我。但我向沈部长表示,政治工作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我这个人的弱点是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我希望能从事自己喜欢的专业工作。由于我不追逐权力和名利,对上,我执行领导分配的任务是坚定的,但从不看上级的脸色,逢迎阿谀。我对上对下或同级之间都保持正常的关系。我认为,作为一名年轻的普通新闻工作者,我一向勤勤恳恳工作,老老实实做人,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自己的职守,但1958年却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极右分子,不但开除党籍军籍,而且被开除公职,为什么我会遭受如此惨重的打击?

摘掉帽子以后回家探亲,路过北京的时候,见到两个分别20多年的老朋友,他们对我的遭遇都很同情,但都没有感到意外。他们说,你这个人吃亏就吃在性子过直,爱管“闲事”。在一定政治气候下,讲真话是要倒大霉的。细想想,老朋友这几句普普通通的话倒真说到了点子上。

回忆过去20年的艰难,从劳教农场到劳改盐场到被遣送回原籍农村,以至四年多的托钵上访,其间所经历的困苦和屈辱,一般人是想象不到的。特别是家庭和子女,受到我的株连,二十多年啊,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生活上、精神上都受到沉重的压力和痛苦,每想到这些,心里非常沉重。但我并没有因此而对过去的所为感到后悔。我想,一个人活在世上,总该有自己做人的准则。我是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注重气节,有自己的良知,有独立的人格。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纵使身处逆境,仍不失做人本色。当然这样,很可能要付出代价,甚至是沉重的代价,因为个人的命运并不完全决定于自身的行为,常常受客观的形势、特别是政治形势所左右。

在民主和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在政治运动中,人们难以掌握自身的命运,但可以掌握自己行为的准则和对运动所持的态度。每个人的人生理念和价值取向不同,会做出不同的选择。就知识分子来说,由于所处的政治地位特殊,他们的选择更为艰难。“文化大革命”中,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成了“臭老九”,因为他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革命对象,必须,也只能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规规矩矩地遵命行事,独立思维的空间很小,即使有独立的思维也不能表达出来,否则就要大难临头,甚至招来杀身之祸。多数知识分子噤若寒蝉,有的人脊梁骨被压弯了,做出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在那个特殊年代,除了少数“文痞”、“恶棍”和别有用心的投机分子以外,对多数文化人包括一些名人方家的软弱表现不应苛求,他们无力改变大环境,为了自己和家人的生存,不得不做一些违心的事情。这不仅是知识分子的悲剧,也是民族的悲剧,国家的悲剧。说到底,人类历史的发展,源于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则源于知识的创新。一个不尊重知识不尊重人才的民族和国家是注定要落后的。

但在那种不正常的年代,也有一些知识分子铁骨铮铮。有的在最高层的巨大压力下,在四面围攻的困境中,匹马单枪向不以理服人、以势压人的粗暴行为进行战斗,有的为了坚持真理,维护人格的尊严,以死抗争。这样的人不是很多,但他们高尚的品格,得到人们由衷的崇敬,历史也终于给他们作出公正的结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的历史进程发生了重大转折,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也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不是“知识越多越反动”,而是求知若渴。随着建设事业的发展,各条战线各个行业迫切需要学有专长的人才,特别是高级人才。对于知识分子,应该说,现在是建国以来比较好的时期,生存环境和工作条件都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不能忘记历史的沉痛教训。逆境是考验,顺境也有考验。何况,历史的进程是不能一刀两断的,中国的封建专制统治延续了两千多年,封建统治的经验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封建王朝都要丰富,都要完备,它的历史积淀也特别厚重。建国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以“阶级斗争为纲”,但斗争的对象是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是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到底什么是资产阶级思想,很多人并不清楚,简单地把一切坏东西都纳入资产阶级思想,却忽视了反封建这个繁重的任务。

回顾我这一生,经历过顺境,也遭遇过多次挫折;曾经是人民功臣、最可爱的人;也曾被打入黑五类,经历了20年的艰难生涯。尝遍人生百味,我懂得了做人的一条最基本的准则: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自己的良知,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能做随风摇摆的墙头草,更不能像皮鞭抽打下的陀螺。要正视历史,面对现实,正正派派做人,踏踏实实工作,对人对事,都要无愧于心。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新闻工作者,名符其实的“小人物”。“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历史主要是由亿万“小人物”书写的。只要每一个“小人物”都能坚持做人的良知,为人做事都能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国家的事情就会好办得多。履行公民职责、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并不容易,甚至会遭到打击,以至残酷的打击。但这样做的人,他们心里是坦荡的,在众人面前他的腰是挺直的。到了生命结束的时候,心态也会是平静的,对国家对人民对朋友不会有负罪感,他的家人和子女也不会为他而蒙羞。

(责任编辑杨继绳)

2010年第7期　毛泽东没有在“五一口号”中加写“毛主席万岁”

近日阅读《炎黄春秋》2010年4月号郭道晖先生《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大讨论纪略》一文(以下简称“郭文”)。其中讲到陈友群同志在中直机关第二组的发言中说:“1950年中宣部起初拟订的五一口号中,最后两条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在后面亲自加上‘毛主席万岁!’”郭道晖先生还特别注明,他所引用的这段发言出自当时中直机关第二组第15期简报。

过去笔者也多次见到这样的说法,说1950年毛泽东在审阅“五一口号”时,亲自加写了一条“毛主席万岁”。有人甚至还由此得出结论说:“‘毛主席万岁!’这个几亿人呼喊了几十年的口号竟然是毛泽东自己要别人喊的。”事实真是如此吗?带着这样的疑问,笔者查阅了1950年《庆祝五一劳动节口号》的原始档案。

这份档案至今保存完好,十六开,共5页,全文竖写,字迹十分清晰。从这份档案可以看出,《庆祝五一劳动节口号》的初稿是胡乔木的笔迹,这说明是胡乔木起草的。胡乔木起草的初稿拟出“五一口号”共35条。最后两条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毛主席万岁!”,而不是郭文所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胡乔木起草后,将初稿送刘少奇审阅。刘少奇看得很认真,用毛笔对其中的第9条、13条、16条、17条、19条、22条、25条、29条、31条、32条、33条、35条做了具体修改,并删去第34条。这里单说第33条、第35条的修改情况。刘少奇将第33条“中国共产党万岁!”,改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胜利的领导者与组织者万岁!”;将第35条“毛主席万岁!”,改为“伟大的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刘少奇修改后,于4月18日将修改稿报送毛泽东,在这份档案第1页的右侧写道:“毛主席:此件请审阅。如可用,请交尚昆印发政治局各同志。”

看过刘少奇送审的“五一口号”修改稿,毛泽东于4月21日对其中的三条作了修改。一是将第14条中的“坚决贯彻劳资两利、公私兼顾的经济政策”,改为“坚决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二是将第19条中的“不动富农财产”改为“不动富农的土地财产”;三是将第24条“台湾、西藏和其他待解放区的人民,努力协助全国解放事业的完成”,改为“台湾、西藏和其他待解放区的人民,准备一切可能条件,配合人民解放军的适时进军,解放自己,完成统一!”

按照惯例,此件还要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方能正式发出。因此,毛泽东改完后,又在标题《庆祝五一劳动节口号》下加括号写了“草案”二字,并在这份档案第1页的上方批示:“尚昆印发。印发政治局各同志及乔木、陆定一、陈伯达、李立三、聂、薄,星期三讨论。”随后,杨尚昆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这一页的左上方批示:“乔木同志:请印20份。”

需要说明的是,这份档案胡乔木起草用的是钢笔,刘少奇批改用的是毛笔,毛泽东批改用的是铅笔,因此要区分什么地方是谁修改的并不困难(见影印件)。

经查万年历,毛泽东说的“星期三”是4月26日。会议是如何讨论的,没有留下文字记载。从《人民日报》公开发表的“五一口号”来看,由34条增加到38条。增加的四条是:“向全国为人民服务的知识界致敬!”;“全国各界人民共同努力,协助人民政府救济灾荒!”;“在土地改革已经完成的地区,迅速发给土地证,巩固人民的土地所有权,努力进行春耕!”;“全国各民主阶级和各民主党派团结一致,努力建设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笔者特别留意看了最后两条,发表时是这样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胜利的领导者与组织者万岁!”“伟大的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十分明显,这两条口号自刘少奇修改后直至正式发表,没有任何改动。

事实很清楚,胡乔木起草的“五一口号”中,最后一条就是“毛主席万岁!”,刘少奇在审阅时,将“毛主席万岁!”改为“伟大的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郭文所谓毛泽东在1950年“五一口号”中自己加上“毛主席万岁!”,并不是事实。

下面说一下“毛主席万岁!”这个口号是怎样产生的。经笔者初步查证,1943年1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边区劳动英雄大会,来延安参加大会的劳动英雄们深感自己过去是被人看不起的穷苦人,现在翻了身,成为光荣的劳动英雄,非常感激毛泽东、朱德和共产党,于是他们纷纷给毛泽东发出献词。其中,劳动英雄吴满有、赵占魁、申长林、杨朝臣等45人在给毛泽东的献词中,就喊出了“毛主席万岁!”的口号。这个献词刊登于1943年12月1日《解放日报》。中直、军直等劳动英雄及模范生产工作者代表给毛泽东的献词中也有“我们要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字句。1945年4月在中共七大上,朱德在大会做军事报告,报告结束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同志万岁!”周恩来在大会讲话的结尾也高呼这两句口号。这两个口号,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在党的文件中也经常使用。

(作者为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责任编辑杨继绳)

2010年第7期　刘少奇和江渭清的一场争论

在“四清”运动中,关于社教中的若干问题,国家主席刘少奇与时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之间产生了严重的争论。刘少奇在给江渭清的回信中,公开了两人的分歧。随即,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讨论刘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的一封信的指示》。其后,全国开展了对《刘少奇答江渭清的一封信》的讨论。结果是,各级机关、单位大力反右倾,导致领导干部纷纷下基层蹲点。这是“四清”运动中的一件重大事情;然而,国内外迄今甚少见到比较系统、比较全面的专门叙述。笔者搜集了相关的文献资料,试对其来龙去脉做一揭示。

一、江渭清“顶撞”了刘少奇

20世纪60年代前期,中国城乡普遍开展了一场以反修、防修为宗旨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为“四清”运动。1964年6月中央工作会议后,刘少奇到南方视察“四清”运动。7月14日,刘少奇来到南京。江渭清向刘少奇汇报了江苏省社教的情况。在江渭清汇报时,刘少奇曾有许多插话。接着,刘少奇亲临正在举行的江苏省委四届四次扩大会议,作了两次讲话。

刘少奇在讲话中严厉批评了许多领导浮在上面,不蹲点,就是下去也是“面上跑跑,听听汇报,指示指示”。他认为:现在情况变了,搞调查研究,光靠开调查会不行了,只有领导亲自带工作队,蹲到点上去,直接掌握运动,才能取得第一手材料和经验。他又说:你当书记的,生病也生得,休息也休得,离职学习也离得,甚至死也死得,为什么离开自己职务蹲半年点就不行?要求省、地、县三级领导都要分期分批,轮流下去蹲点。并强调省、地(市)、县委书记,都必须有两个大队、两个工厂的经验,才有资格当省委书记、地(市)委书记、县委书记。

刘少奇批评了包括江苏省在内的“四清”运动,对此江渭清表达了不同看法。刘少奇说:“小四清”打了败仗嘛!江渭清说:不能这么讲。据了解,已经开展社教的社队,60%打了胜仗,是有成绩的;30%比较一般,成绩不够显著;只有10%不够好,需要补课。

针对刘少奇讲话中所说好的基层干部是少数,公社、大队干部大部分烂掉了,江渭清认为,基层干部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江苏没有发现烂掉的社、队领导班子。刘少奇说:你这是没有下去,不知道实际,讲的还是三年前老情况。江渭清回答:我经常下去,对本省情况是知道的。毛主席也说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

刘少奇打断江渭清的话,问他对王光美“桃园经验”的报告有什么看法。江渭清说:从江苏的实际出发,学习精神实质。符合江苏情况的,就学习运用;如果不符合江苏情况,就不照搬。刘少奇说:那你们江苏就不执行了?江渭清回答:不盲目执行。

第二天晚上,刘少奇离开南京前夕,对江渭清严肃地说:你的意见(即“四清”运动是有成绩的,基层干部多数是好的,对王光美的报告不能盲目执行)是不对的。江渭清坚持原来的看法,这就引起了“顶撞”,刘少奇发了脾气。由于两人的分歧未能消除,便为两个月后刘少奇写信批评江渭清埋下了伏笔。

二、刘少奇答江渭清的一封信

刘少奇离开南京后,在上海、郑州、武汉、长沙等地视察时继续对领导干部的右倾思想进行批评,要求领导干部必须蹲点。8月下旬,中央召开6个大区书记和江苏等8个省委负责干部座谈会议。座谈中,刘少奇提出“反右倾”的问题。他特别提到江苏省涟水县高沟公社的问题,那里曾发生原来的社、队干部对“四清”运动中新的领导骨干和积极分子“打击报复”,“反攻倒算”。这就是江苏省委四届四次扩大会议揭发的所谓“高沟事件”,时任淮阴地委书记张景良曾就此事在会上作了专题发言,受到刘少奇赞赏。7月29日,王光美曾打电话给江渭清,传达刘少奇对“高沟事件”的指示:这是一起“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现行反革命事件”。这次中央召开的座谈会上,刘少奇重申对“高沟事件”要作“现行反革命处理”,要以此为典型追上面的“根子”。

会议期间,刘少奇找江渭清个别谈话,说他看到“江苏的一个通知”,要“学习江渭清同志的讲话”,批评江渭清:“为什么不学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要学江渭清的?”江渭清回答说,不知道有这样一个文件。经查,在江苏省委办公厅7月28日拟发的《关于善始善终搞好第二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通知》开头,确有要“各级党委和工作队,都要认真学习和研究这篇讲话”(即7月27日江渭清在江苏省地、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江渭清让秘书打电话给省委办公厅,指出:“通知”要认真学习江渭清的讲话是—个严重的政治性错误,应该强调认真学习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和毛主席、刘少奇同志以及其他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电话责成省委办公厅立即转告地、市、县委,将这个“通知”作废。9月1日,江苏省委办公厅发出《关于在〈关于善始善终搞好第二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通知〉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按照江渭清在电话中的意见,检讨了省委办公厅未经江渭清和书记处同意和审批擅自拟发通知是一种“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行为”。

9月8日,江渭清以个人名义给刘少奇写信,向他报告根据他的指示正在讨论对“高沟事件”的处理;同时,检讨了省委办公厅通知要各地、市、县委学习江渭清的一篇讲话,是个严重的错误,并由江渭清本人承担了领导责任。

收到江渭清的上述信件后,刘少奇于9月30日给江渭清回信,批评江渭清给他信中关于“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我们都必须学习中央、毛主席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指示,否则,将犯更大的错误”等说法,“不完全正确”,是出于对两人在北京谈话的“某种误解”。由此,提出了“我们应当向谁学习的问题”,指出“我们的原则,是向一切有真理的人学习”。信中还说:你是中央候补委员,大区书记之一,又是省委第一书记,职位也是很高的。为什么要各地、市、县委学习你的一篇讲话,就是“严重错误”呢?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这篇讲话的内容是不是值得各级干部学习。刘少奇认为,江渭清的这篇讲话是“不值得学习”的,“基本上是一篇教条主义的讲话”。

其实,刘少奇之所以给江渭清写这封复信,并不仅限于批评“教条主义”。根本的原因在于刘少奇认为,包括江渭清在内的各级领导干部,“都已经严重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因而在工作中,“就不能不犯主观主义的错误”。

刘少奇在复信中重提了8月中央座谈会期间同江渭清的谈话,说:“我和你在北京的那次谈话中,我向你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你了解江苏的情况,是比十年前更多了,还是比十年以前更少了呢?毛主席说,我们有些干部‘高官厚禄,养尊处优,骄傲自满,故步自封’,你和江苏的许多同志是不是除外的呢?对于第二个问题,你当时就回答,你和江苏的同志不能除外。对于第一个问题你当时不好回答我,在我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之后,你最后也承认,你对于江苏社会上当前的许多重要情况,特别是当前阶级斗争的情况,比十年以前是了解得更少了,而不是更多。严重的问题就在这里。”

刘少奇在信中认为:“这个问题不仅是你们那里有,中央许多部门,许多负责同志,许多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的负责同志不同程度都有这个问题。”

通过这封信,刘少奇将7月份在南京讲话时就提到过的“到底是你们省委、地委、县委领导基层干部更多一些,还是基层干部领导你们更多一些呢?”这样一个问题,重新提了出来,认为“是基层干部领导你们更多一些,而且是那些不大好的基层干部领导你们更多一些”。他还以亲自主持修改《后十条》为例,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下决心长期下去蹲点”,这样做,“就可以解决框框问题,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问题”;不这样做,“则官越大,真理越少,官做得越久,真理也越少”。在信末,刘少奇要求江苏省委开会讨论这封信,并将讨论情况向他报告。

江渭清接到刘少奇来信后,立即召开江苏省委常委会议,在会上宣读了这封信,并表态接受刘少奇的批评,要求省委常委对他本人开展批评。省委常委会认为,“少奇同志的批评,不只是对江渭清同志个人的,同样也是对省委所有常委同志和各级许多领导干部的”。10月l5日,江苏省委发出《印发刘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的一封信》的文件。

10月20日,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讨论刘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的一封信的指示》,批转江苏省委印发的《刘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一封信》及附件(包括江渭清给刘少奇的信),要求在“四清”运动中开展“反右倾”。认为,“这封信上所批评的江渭清同志的缺点,不只是他一个人有,其他许多同志在不同程度上都有,还有一些同志则比江渭清同志更严重,其中,也包括中央的和中央各个部门的许多同志在内……所有这些同志都应当进行检查。”

关于刘少奇给江渭清的一封信,有一节历史需要补充。最初,毛泽东对于刘少奇给江渭清的这封信是持赞同态度的。1964年9月25日、10月18日,毛泽东两次对刘少奇给江渭清的复信写了批语,对领导干部的右倾思想进行了批评,肯定了刘少奇“反右倾”的举动。他指出:“你的信写得很好。存在着的问题,正是要照你写的那样去解决。我们的干部中,自以为是的很不少。其原因之一,是不懂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因此,不厌其烦地宣传这种认识论,是非常必要的。”毛泽东还对这封信作了亲笔修改,添了一些如何正确认识客观真理等话,并指出如不这么做,“则官越大,真理越少。大官如此,小官也是如此”。

然而到了1964年年底,形势发生了180度的变化。据江渭清回忆:1964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问江渭清,刘少奇对他的批评,检讨了没有?江渭清回答:开始不检讨;刘少奇给他写信以后,作了检讨,但不深刻,还要再检讨。毛泽东听后说:没有什么了不起,就是这么回事。你感到批评对的,就检讨;不对的,就申诉;申诉还解决不了,就等历史作结论。毛泽东还当着江渭清和刘少奇的面,说:“少奇同志给你的一封信,是错误的。你的意见是对的,少奇意见是错的。”1965年11月,毛泽东来江苏视察,江渭清汇报了要按照刘少奇答复江渭清的一封信的精神,进一步检查省委的思想作风。毛泽东听了惊讶地问:“你们还要作检讨?”江渭清回答:“少奇同志对我的批评,给我教育很大,每检讨一次就有一次收获。”毛泽东说:好嘛,你们就检讨嘛。接着他叮嘱:检讨也要“一分为二”,不要说得一无是处。

毛泽东对刘少奇这封信的态度发生变化原因何在呢?其实,在1964年底中央工作会议制定《二十三条》过程中,关于“四清”矛盾的性质和运动的搞法等问题上,已经暴露了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思想分歧。毛泽东对刘少奇指导“四清”的一些做法,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基于这种背景,在江渭清与刘少奇关于“四清”运动的争论中,毛泽东站在了江渭清一边。

三、领导干部纷纷下基层蹲点

根据刘少奇和中央“反右倾”的指示精神,各地领导干部纷纷检查自己在社教运动中的右倾思想,并投入到“反右倾”的斗争中去。“反右倾”的结果是,各级领导干部纷纷下基层蹲点。中央要求从政治局委员起一直到县以上各级党委第一把手都要选择一个公社(大队)、一个企业、一个学校去蹲点。

华东地区。据郭德宏、林小波的《四清运动实录》记载,山东省共组织了5200多名领导干部下去蹲点,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在曲阜蹲点。在曲阜蹲点的还有内务部长曾山、文化部的著名漫画家华君武、江帆等人。安徽省委书记9人,蹲点的有5人;省委常委15人,蹲点的有8人;省厅局长符合参加社教条件的248人,蹲点的占52%;地委书记蹲点的16人,县委书记蹲点的91人,地、县委第一书记除特殊情况外全部下去蹲点。

江西省地委书记蹲点的23人,县委书记蹲点的230人,占50%。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化名易强到临川蹲点。浙江省抽调厅局长级干部72人、处长级279人下乡蹲点;地委常委74人中,蹲点的34人;县委常委共539人,蹲点的229人。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分别到上海综合仪器厂、协昌缝纫机厂蹲点。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化名余勉教授先后到上海宝山县扬行公社城西二大队与奉贤县胡桥公社孙桥大队蹲点。

据《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记载,江苏省委抽调了7个常委和65个部委的厅局长以上干部下去蹲点。江渭清化名江淮,在句容县天王公社蔡巷大队蹲点。彭冲负责城市“五反”,蹲在南京307厂。此外,省级机关部、厅、局长有247人,下去蹲点的占30.7%;地委正副书记有39人,下去蹲点的占49%;县委正副书记有264人,下去蹲点的占45%。当时在江苏蹲点的著名人物颇多,如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中央外办副主任张彦、陈毅元帅夫人张茜、中央计委副主任薛暮桥、林彪夫人叶群和外交部副部长王炳南等。

华北地区。据河北省《1964年冬至1965年春“四清”工作队伍计算表》:河北省各地抽调下去蹲点的领导干部数为:石家庄800人,邯郸669人,承德350人,张家口900人,唐山650人,保定792人,沧州513人,邢台822人,衡水26人,天津586人,全省共计6342人。

北京市委书记处除万里负责面上“四清”外,刘仁、郑天翔、邓拓、陈克寒都下基层蹲点。其余11个常委中,有6人下去蹲点。通县是北京市郊区“四清”的重点,在这蹲点的有中央部委厅局16位负责人,北京市25位负责人及区县19位负责人。

山西省有90个县委书记、5个地委书记下去蹲点。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副省长卫逢祺在定襄县神山公社镇安寨蹲点。

西北地区。长安县是陕西省“四清”运动的重点县。据《杨尚昆日记》披露,有30多名中央办公厅干部来此蹲点,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陕西省省长李启明、西北局候补书记刘刚、《红旗》杂志社副主编胡绳等人都在这蹲点。

据《王世泰回忆录》所叙,甘肃省委安排省委第一书记汪锋及王世泰、胡继宗、葛士英、徐国珍、丁乃光、韦明等七人去农村蹲点。据吕剑人《我的回忆》所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吕剑人负责喀什专区的社教运动,并在疏勒县洋大曼一区一公社蹲点。

东北地区。据《宋任穷回忆录》记载,1964年秋,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在辽宁省金县三十里堡公社蹲点,东北局书记处的其他人如马明方在沈阳五三厂、顾卓新在沈阳七二四厂蹲点,黄火青、吴德、强晓初在农村蹲点。中央机关派出了34位负责人和2800多名干部在东北参加城乡“四清”蹲点,公安部谢富治、严佑民在沈阳冶炼厂,交通部孙大光和刘亚雄在大连港务局,中央监委马国瑞在辽宁金县大连湾,一机部段君毅和周子健在长春第一汽车厂,石油部康世恩和徐子强在大庆油田。

华南地区。据《百年激荡——20世纪广东实录》:广东省委书记处也纷纷下乡蹲点。陶铸去花县,赵紫阳去中山,区梦觉去高要,张云去澄迈,张根生去揭阳,寇庆延去惠阳,陈德去阳江。广州市“五反”由曾志蹲点主持。海南岛的“四清”,由广东省副省长罗范群蹲点指导。阳江县是广东省重点“四清”的一个县,在此蹲点的有省军区政委陈德、省委宣传部长陈越平、湛江地委书记孟宪德、省水产厅厅长舒光才等领导干部。

西南地区。贵州是全国“四清”运动的重灾区,由西南局直接指挥,并组织了由西南局常务书记、四川省省长李大章和中纪委书记钱英(瑛)为团长的西南局“四清”工作团,并从中央各部和军队选派100多名师局级干部和西南局各部委及全国18个省市抽调出的2000多名干部,在贵阳各基层单位蹲点。遵义县虾子区是贵州“四清”运动的重点,在此蹲点的有劳动部副部长李正亭、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刘翼平、人民大会堂保卫处处长李舒田、八一电影制片厂著名演员王晓棠等。

中南地区。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化名林震在湖南湘潭县响水公社蹲点。邵阳是湖南的重点“四清”地区,中国人民银行代行长胡立教、全国供销总社副主任王卓如、粮食部副部长赵发生、空军政治部副主任王平水、空军第一高级专科学校政委顾同舟、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徐启文等人带队在武冈县蹲点。

据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的叙述,全国工交系统18个部委有45名正副部长带领22000多名干部蹲点。高校也开展了“四清”运动,至1965年5月,全国有23所高校搞了社教运动。其中由中宣部直接领导的北大社教是开展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包括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高教部副部长刘仰峤、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华东师大党委书记常溪萍等人在内的一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干部在北京大学蹲点。

军队也不例外,据《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抽调干部参加城乡社教运动的报告》所载,到1964年12月,全军已抽调30747干部参加社教运动,其中师职以上各级领导干部773人,包括67名将军在内。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总参动员部部长傅秋涛、成都军区副司令员李文清、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徐国珍、福州军区副政委卢胜等都带头下去蹲点。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在1965年9月到浙江嵊泗马关公社蹲点。

大批干部到基层蹲点,能够同群众保持最广泛的、密切的联系,有助于了解群众的呼声,洞察群众的疾苦,有助于摆脱官僚主义习气。然而,需要如实指出的是,刘少奇在答江渭清的一封信中强调的反右倾思想,以及他在此前后起草和批转的一系列文件,如“桃园经验”、“小站经验”、“白银厂经验”等,对“四清”运动的进一步“左”倾产生了很大影响。

(王永华,历史学博士,江西省委党校党史与党建教研部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史。)

(责任编辑杨继绳)

2010年第7期　我所知道的“特殊案件”

笔者读了2009年第10期《炎黄春秋》刊登的安徽省公安厅原副厅长尹曙生同志关于“特殊案件”的文章。此文以无可置疑的事实披露了三年严重灾害时期,安徽全省因饥饿发生大批非正常死亡及人相食1289起的骇人听闻事件。在那只准说“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是一个指头”的年代里,安徽省公安厅能将人相食的这种“特殊案件”材料完整地保存至今,确实不容易。这是那段不寻常历史的铁证。否则,历史最悲惨的一幕将被模糊,甚至被淹没。

几年来,笔者从一些报刊上读到了三年严重灾害时期人相食的事例。虽然不是完整的数字,但也说明,人相食事件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曾发生。人相食是饥饿到了极限、生命不到最后一刻不会发生。这时即便有一点树皮吃(笔者在山东益都县亲眼见到树皮树头都被吃光),也不会吃人的尸体。真不敢想象那让人恐惧的可怕场面。

史料记载,各朝各代都有过灾荒,有过饿死人,也有人相食。但如三年灾害期间饿死人之多,其规模波及全国,人相食事件之惊人,都是绝无仅有的。

三年灾害期间,笔者工作在山东。据吴玉林主编的《中国人口》山东分册记载:1959年至1961年山东非正常死亡319.9万人。人相食事件虽无全省数字,但从部分案例中,说明全省各地,特别是灾害重点县,均发生过人相食事件。1960年春,山东日照县检察长发现本县和相邻的莒县,不但大批饿死人,且发生人吃人。为了情况可靠,他还亲自到事发地点作了核对。经初步核实,日照县一个生产大队发生人吃人三起,吃掉尸体五具。莒县的三个生产大队均发生人相食的事件。他将情况转告莒县领导部门。因事关政治影响,未敢向本县领导人汇报,没过几天,又相继发现人吃人事件。这时他想起在省检察院任检察长的本县同乡陈雷。陈是1926年入党的中共老党员,向他反映,一定会得到重视。这位县检察长急急忙忙到省检察院向陈雷汇报了人吃人的情况。陈雷听了甚为震惊,认为如此严重的问题,应立即报告省委主要负责人。此时省委主要负责人在北京开会,住北京饭店。陈送走了日照县检察长,连夜乘火车赶到北京饭店,向省委主要负责人汇报了日照县人相食的情况。陈雷满以为会得到省委主要负责人的重视,但出乎陈的意料,主要负责人态度冷漠,且不耐烦地问陈:“你谈的这些情况是听说的呢?还是亲眼看见的呢?”陈雷从问话的口气里听出省委主要负责人忌讳听饿死人、人吃人的事件,涉及严重灾情、继续饿死人的情况陈未敢往下汇报,只好悻悻而返。据笔者当时得知,有许多干部向省委汇报饿死人、人相食的情况,都被以“听信传言”顶回去,并告知全省各地“禁止传谣”。有传播这方面情况的,要严加追究。1960年春,济宁火车站一外流人员被劝阻站劝阻(那时火车站、汽车站、码头等,均设阻止人员外出逃荒的机构,名曰劝阻站)。这位外流人员说:“饿的人吃人了,还不让逃荒。”外流人员当即被送到车站派出所,以“污蔑大好形势”的“罪名”关押审查。也是这年的春天,胶济铁路辛店火车站挤满了外流人员,要求上车,被劝阻站阻止。其中一外流人员带着全家数口外出逃荒,被劝阻站挡住,令其全家返回原地。这个外流人员说:“要不是饿的人吃人,谁往外逃荒。”劝阻站的人员说:“你这是造谣破坏。”互相争吵起来,劝阻人员对其打骂。外流人员从携带的炊具中抽出一把菜刀相威胁。适有公安战士在此等候上车,见外流人员手中拿着菜刀,立即端起冲锋枪将这一外流人员击毙。事后政法机关为此发出简报,通报全省,要求劝阻工作不要激化矛盾,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

1960年冬,山东省委主要负责人因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犯有“严重错误”,受到批判。华东局书记处书记、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到山东主持处理。山东省委主要负责人对批判不服,称自己坚决执行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要自己承担“大跃进”、“公社化”的错误想不通。但又说对不起山东人民,在批判大会上,鞠躬向全省人民表示谢罪。在对其批判中,有些地、市干部揭露了大批饿死人,以及人吃人的问题。曾因向主要负责人汇报人吃人事件遭到冷落的省检察长陈雷,也壮起了胆子揭露向省委主要负责人汇报人吃人事件时遭到的非难。

批判省委负责人会议的最后阶段,曾希圣作了总结报告。报告中列举了山东省委主要负责人“破坏耕作制度”、“大刮五风”、“大批饿死人”等严重错误,还特别提到:“据初步发现,全省人吃人事件七十余起。”曾的《总结报告》书面材料发至全省各县委及省委派出的工作组。省委驻金乡县工作组长刘若克(省检察院副检察长)读了曾的《总结报告》。报告中提到人吃人的问题时,引起了他对金乡县是否发生过人吃人事件的注意,为此派工作组员肖锡宜到金乡县胡集公社胡集大队调查摸底。胡集大队十五个生产队,有两千多人。经座谈会调查与个别访问,1959年冬到1960年冬,全大队发生人吃人事件九起,支部书记四岁男孩饿死煮熟后,全家吃了一天。这九起人吃人事件,直至曾希圣总结报告时未能发现。

三年严重灾害期间,山东各地都曾发生人吃人的事件,虽然缺少全省的统计,但远不是曾希圣报告中所提到的七十余起。1961年春,笔者参与省政法工作组检查莱阳县检察院批捕、起诉质量时,阅卷中,发现二起卖人肉案件。二起作案人均是复员军人。审讯中一作案人供称:“二年内盗挖饿死后新埋上的尸体十多次。一具尸体能割十几斤肉。最初,因全家饿的快要死,吃了几次人肉没饿死。往后盗了尸体煮熟推倒大集上当牛肉卖,每斤五元,都抢着买。”另一作案人供:“二年内盗尸煮了当牛肉卖,共有七、八次。卖人肉的还有几个人,他们盗尸体卖比我多。”这两名罪犯各判徒刑四年。

据莱阳县检察院介绍:1959、1960这两年,全县盗挖尸体案件时有发生。已破获七、八起,还有五、六起未破。有的盗尸体吃了自己死亡了,还有的死亡在盗尸现场。莱阳县城相公社(城关公社)两位五十多岁的男社员,他们是邻居,白天他们二人还病恹恹地坐在门口石台上说话,都说自己不行了。到了夜间死了一位。当夜其亲属将死者埋到莱阳城东南一里远的丘陵上。活着那位邻居饥饿难忍,在这天的下半夜,背上筐,带着铁锨和菜刀奔向城东南丘陵,掘开邻居的土坟,割下死者两条腿装进筐里。在背着人腿返回时,摔在梯田下死亡。天亮后被过路行人发现,报告了城关派出所,经民警检验认为:盗尸人严重水肿,身体极其虚弱,加之偷尸劳累、恐惧,跌撞而死。通知了盗尸者亲属及被盗尸体亲属各自作了掩埋。

人民用生命写下的历史是无法抹掉的。

(1942年参加抗日,1990年离休。“文革”前和检察机关重建后,任检察员38年。“文革”中停止检察业务)

(责任编辑杨继绳)

2010年第7期　普列汉诺夫与列宁的争论

上世纪60年代中苏论战,为了批判苏联“修正主义”,中国出版了若干“灰皮书”,其中就有普列汉诺夫的《在祖国的一年》(三联书店1962年出版,内部发行)。

普列汉诺夫在过了37年流亡生活之后,终于在俄国“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从1917年3月31日到1918年5月,普的全部演讲、文章都发表在《统一报》上。普列汉诺夫逝世后,由孟什维克辑录成书,即《在祖国的一年》。转眼之间又过了90多年,这90多年的社会主义运动,跌宕起伏,绚丽多彩,有血流成河,饿殍遍地的教训;也有蒸蒸日上的经验。再读《在祖国的一年》,比照一下当时普列汉诺夫与列宁二人是怎么说的,怎么做的,分别看看他们的真实目标以及热心追求着什么,他们怎样预料俄国“二月革命”后事态的发展,以及后果是什么,孰是孰非,清清楚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何只检验苏俄的实践?这里不需要别人多嘴多舌,主要引用《在祖国的一年》的一些话,再比较列宁所言所为,然后回顾一下历史实践,就一目了然。

一、《四月提纲》

1917年4月3日夜,列宁回到了彼得格勒,4月4日发表了他的《四月提纲》。这个提纲的主要点是:1.“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及跟随无产阶级的贫苦农民手中”,“全部政权归工人(农)代表苏维埃”;2.“不要议会制共和国,而要从下到上遍及全国的工人、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共和国”;3.“废除警察、军队和官吏”;4.一切官吏应由选举产生,并可随时撤换,薪金不超过熟练工人工资;以及“把一切土地收归国有”,“立刻把全国所有银行合并成一个银行”,“监督社会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等等。显然这个提纲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提纲,而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提纲。

1917年4月9日至12日,普列汉诺夫在《统一报》上,发表了《谈谈列宁的提纲》,说“列宁的提纲是在完全脱离时间与地点的情况下写成的”,并说:

懂得一点马克思学说的人,是不可能谈社会主义变革的。

俄国的劳动人民不仅吃资本主义的苦头,而且也吃资本主义不够发达的苦头。

我们没有根据断言,我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它不再促进本国生产力的发展,而是阻碍它的发展。

号召城乡工人和最贫苦农民推翻资本主义是荒谬的。

普列汉诺夫提醒列宁注意恩格斯的一句十分正确的话:

对于一个阶级来说,最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灾难莫过于由于不可能克服的客观条件而不能达到它的最终目的的时候,就夺取政权。

那么列宁的种种号召,究竟有什么实际意义?普列汉诺夫一针见血地挑明:

乃是在俄国土地上散播无政府主义混乱状态的一种极其有害的疯狂企图。(着重号为普所加)

列宁的这个提纲,当时几乎找不到一个支持者。加米涅夫、斯大林认为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提纲”。在彼得格勒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对列宁提纲只有两票赞成,十三人投了反对票,一人弃权。至于非布尔什维克,几乎全部认为是“胡言乱语”。

二、是一个人专政,还是“无产阶级”专政

这是老问题,又是个极其重要的问题。1893年时,普列汉诺夫在他的《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这本小册子中,就这样写道:

阶级的专政和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集团的专政是离得像天和地那样远的。

1917年7月26日,普列汉诺夫写道:“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一旦把军权抓到手中,就会为列宁分子的无产阶级专政奠定基础,然而这是迄今为止其他各派都认为这种专政是不合时宜的,因而是有害的。”但列宁坚决主张“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认为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普说:“革命民主派多数派一致认为‘实行这种专政的时代,还没有到来’。”

真的这种专政实现了,那将是什么样的专政呢?普列汉诺夫毫不含糊十分肯定地指出:

那时我们面前将不是工人阶级专政,而是几个人的专政。

在当时大气候的影响下,普的话委婉多了。其实,同样的话,1875年恩格斯就说过,而且说得更肯定:

由于布朗基把一切革命想象成由革命家所实现的突然变革,自然也就产生了起义成功以后实行专政的必然性,当然,这种专政不是整个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实现了变革的少数人专政,而这些人又事先服从于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的专政。

上述这些话,都像身经其境的真实描述,或者说是料事如神,太准确了!列宁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用列宁的话说是“几个人”的寡头专政,而斯大林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已经是个人独裁,一个人的专政,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的专政!

三、组织的只是饥饿

针对有些人号召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大谈组织社会主义这种“十足的极其有害的空话”,1917年5月21日,普列汉诺夫写了篇《请有觉悟的工人们注意》,说:“并不是在任何特定的时候,都能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来改造社会的。社会主义制度至少要有以下必不可少的条件为前提:㈠生产力高度发展;㈡国内居民具有极高的觉悟水平。在不具备这两个条件的地方,根本谈不上组织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否则“组织的只是饥饿”。在“残酷的经济危机”的情况下,普列汉诺夫号召各党派支持临时政府,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共济国难,尽快走出战乱带来的饥寒,这才是缓解燃眉之急的当务之急。普列汉诺夫谆谆告诫工人阶级:“你们应该尽力避免危机”。

过了一个月后,1917年6月29日,普又写了篇《错误的逻辑》。说:“俄国历史还没有磨好将来要用它烤成社会主义馅饼的那种面粉。”当它还没有磨好这种面粉前,为了劳动者本身的利益,必须让资产阶级参加国家管理。“这特别重要。要遏制列宁的策略,别走错了!不是除了社会主义革命外,就没有别的事了?!”

请想想吧:列宁、斯大林是否“组织的只是饥饿”:1918年5月俄国两首都每月每人只有1200克粮食,在彼得格勒很少见到马,连狗和猫都被聪明人拿来充饥了。至于1918—1921年有多少饿死鬼,很难统计了。

但是,拿手边的一些材料来说吧:在“组织的只是饥饿”,还要加上“组织的还有暴政、经济的停滞、落后与人民生活贫困”。

其一,“据西方权威的联合调查,苏联解体前1989年国民经济总产值只有5120亿美元,不到美国国民生产总值64319亿元的1/10”。而不是过去官方公布的占美国国民经济总产值60%。

其二,“斯大林时期有5000万人被杀害或被判劳改”。

“二月革命”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始,虽然在政治上沙皇专制被推翻了,而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民主革命的建设尚百废待兴,这时列宁马上提出了政权要由资产阶级手中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变民主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自然受到加米涅夫等党的核心人物反对,其他社会主义党派更反对,更不用说资产阶级党派了。知识分子群体也是根本反对的。在普列汉诺夫看来,列宁及列宁的追随者们,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布朗基主义者们”,“他们力求超过革命的发展过程,在其中引起人为的危机,当革命所必需的条件还不具备的时候就制造革命……他们是革命的炼丹术士”;“他们希望人为地加速历史进程,当社会主义革命必需的条件还不具备的时候,在俄国制造这种革命”,他们将使俄国付出极高的代价,它“只能造成俄国政府和革命的灭亡”。

四、普和列两种主张的比照表

这个问题还需要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初始之争论开始。

1914年7月28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8月1日德国向俄国宣战,8月3日德国向法国宣战。以英、法、俄为一方和以德、奥匈、土耳其为另一方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普列汉诺夫断言比利时和法国是遭进攻的国家,不仅从比利时看,而且从法国方面看,这是一场正义战争,国际社会民主党人应当根据“道德和权利的通常准则”,同情他们的“自卫”。根据马克思创建第一国际的传统,要反对对比利时的奴役。列宁则力主“不随波逐流,而是把民族战争,虚伪的民族战争变为无产阶级反对统治阶级的坚决斗争”。这个不“随波逐流”,正像1937年的中日战争爆发之后要中国人民不去抗日,而要“无产阶级”发起反对国民党的“坚决斗争”一样的不顾民族大义的荒唐。自然普列汉诺夫只能置之不理。

到了1916年底一次世界大战进行了两年半,俄国丧失大片国土,伤亡、被俘350万人,国家经济面临崩溃边缘。不少企业因缺少燃料或停电而停产,铁路运输军火军粮的任务无法完成。城市粮食供应急剧减少。1917年1月底,彼得格勒只剩下10天的面粉储备,肉类完全无货,每天大清早,粮店门前排起了长队。不少家庭忍受饥饿折磨。经济瘫痪,军事失利,罢工不断,士兵疲惫不堪,给养经常不足,不满情绪强烈。这才引发了“二月革命”。沙皇倒了,但经济、军事依然如故。用1917年5月2日普列汉诺夫《祖国在危急中》的话说,“现在俄国遭受着致命的危险”,军事实力迅速趋于崩溃,军队正在瓦解,俄国濒临灭亡,全部事业会倒退若干年,也许俄国会被鲜血所淹没。列宁提出:

第一,立即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为社会主义革命。

第二,把资产阶级的领导党——立宪民主党视为“反革命”,同时也把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党定性为“小资产阶级”的党,惟独布尔什维克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党。

第三,“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

第四,在所有战线上同德国士兵联欢,对革命护国主义不作丝毫让步。

第五,不给社会革命党领导的临时政府任何支持,推翻它……

普列汉诺夫极力反对,提出一系列实事求是的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政治纲领。

下面我们来逐一比较一下普、列两人的主张:

普列汉诺夫的主张 列宁的主张

现在摆在我国历史日程上的主要问题是在资产阶级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在》,第279页) 列宁把普的主张斥之为“把自己卖给资产阶阶级”,主张“政权由资产阶级手中转到无产阶级手中”;“除无产阶级革命外,没有别的出路。”(《列宁选集》,二版,三卷,14、66页)

所谓资产阶级革命,就是我国还没有到用社会主义方式代替资本主义方式的时候。

我国已经作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准备。

限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一步发展=严重损害整个国家自己的利益。

我们一经掌握政权,就要制服资本家。(同上,83页)

要知道经济发展是整个社会运动的主要动力(《在》,198页)。 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把国家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中。(同上47页)

革命民主派应该支持自己的(由社会革命党人领导的临时)政府,消灭经济崩溃……必须同资产阶级各集团合作,这才能拯救俄国。(《在》202页,204页)

推翻临时政府,完全不信任新政府,“不应给予任何支持”。与资产阶级达成协议=放弃斗争。(同上,39页)

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制度,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不可思议的。(着重点为原有,《在》,305页)

建立没有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

为了避免内战,巩固革命成果,“必须同资产阶级各集团合作”。“把工商阶级真正的代表吸收到自己队伍中来吧,这样才能真正胜利。”联合各阶级的联合,包括立宪民主党人在内的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的联合。否则将“犯极端危险的政治错误”。(《在》,367页) 从全部政权归工兵代表苏维埃,与建立清一色社会主义政府,再到建立布尔什维克一党专政。

同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党完全决裂。(同上,107页)

要看哪一个时期,资本主义发展到哪一阶段,最初阶段咒骂资本主义≠为工人阶级服务,咒骂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服务,参加反德战争≠违背自己的阶级利益。

我们得救之道,不在于国内战争,而在于两个阶级达成自觉的、全面考虑的、有计划的和诚恳的协议。(《在》,第284页)。 无产阶级的利益同资产阶级利益是对立的。

无产阶级与贫苦农民的专政。

“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同上,47页)

“俄国现在所进行的战争,是防御战争。参加防御战争是义不容辞的。”1917年在全俄国务会议上,号召阶级调和,同德国作战到胜利结束。

“对革命护国主义作丝毫让步都是背叛社会主义。”“在所有战线同德国士兵联欢。”(同上,45、83页)使本国在战争中失败。

各阶级的联合,包括立宪民主党人在内的资产阶级政党联合。(《在》,367页) “我们党每一分钟都准备掌握全部政权。”(同上,77页)

如果当时俄国采纳普列汉诺夫的主张,在俄国发展资本主义,完善民主主义革命未竟之业,再考虑社会主义,俄国哪里会走这么多弯路?

五、普列汉诺夫的预测无不一一应验

普列汉诺夫是怎样预测“二月革命”后列宁的努力的后果呢?

1917年9月3日写道:“列宁代替克伦斯基的地位,这将是俄国革命的终结的开始。列宁政策胜利会造成毁灭性的、极可怕的经济崩溃,以致国内绝大多数的居民都会离开革命者,并且将或多或少坚决地、或多或少彻底地支持反革命分子”。

1917年9月22日,普列汉诺夫写道:“列宁胜利了。他的事业同现代觉悟的无产阶级的事业根本没有任何共同之点,除了引起反革命和可怕的经济崩溃之外,不会有别的什么。”1918年1月13日俄国立宪会议被武力解散之后,普列汉诺夫预言道:“它是促使我国劳动居民发生毁灭性内讧的一个重大步骤,不是多数人专政,而是集团专政。这是巴枯宁、涅恰也夫的策略。”

果然,毁灭性的经济崩溃接二连三出现了,国内战争爆发了。一直延续了三四年。

没有沙皇的超沙皇专制与军事官僚们的专政出现了,不受限制的全面的阶级恐怖与极权主义形成了,它侵蚀着整个国家。知识界与商界、农界、企业家中有头脑的人被从肉体上消灭了,或被驱逐出境。

否定市场经济,造成极大的浪费与生产力的极大破坏。

主观地随意地变动生产关系,造成生产关系的官僚化与科技文化的落后。

今天重温普列汉诺夫的《在祖国的一年》,对于肯定邓小平、胡耀邦等领导人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绩,大力加深改革,防止走回头路,大有教益。

(责任编辑杨继绳)

2010年第7期　读者来信摘登

我是《炎黄春秋》的热心读者,看了2010年4月号的一篇文章“扼杀人才的‘不宜录取’”一文深有感触,我本人也有过类似的经历。

我叫裴国成,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今年63周岁,在北京矿院附中退休3年了。我早年是北京钢院附中66届高中毕业生,1968年被招工去了青海省,在青海西宁钢厂当工人。由于对“文革”不满,1975年5月,我被人揭发“偷听敌台”,攻击毛主席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书写、散布反动言论,被厂里开会批判,并被处以“开除厂籍,留厂察看一年”的处分。

1977年我参加了高考,虽然我的分数远远超过当时青海的高考录取分数线,第一批录取就张榜公布有我的名字,没想到“政审”通不过,几经努力也没上成大学!

由于当时“四人帮”已经倒台,政治气氛有所缓和,一种“上大学”的强烈欲望驱使我到处求人帮助,不久“我因政审不合格而上不成学”得到了很多人的同情。其中有一个外车间姓赵的师傅听说此事后就主动带我找到当时一个主管政工的副厂级干部叫杨明福,叫他帮忙想想办法。杨非常同情我的遭遇,但是他也很为难地说:“你叫我把裴国成写成一个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我都敢写,但是这种政治问题确实爱莫能助,谁也帮不上忙啊!”最后有朋友帮我出主意,不行就到招生办找找人。但是招生办比工厂更“左”,说:“政治问题是原则问题,无论成绩多好也不行,免谈!”青海师范大学数学系和历史系的老师都想要我,历史系林均海老师特别同情我,他不甘心,拿着我的成绩和材料找到学校领导,还是被学校拒绝了。1977、1978年以后我的问题得到平反,原来整我的保卫处长调到厂里当上了教育处长,他把我从车间调到厂子弟中学教英语。以后几经转折,1993年年底调回北京。多年来我坚持不懈的勤奋努力,工作有些成绩,终于在回龙观和沙河买了两套房子,并于2006年开上了自己的爱车,生活无忧。

如果不是改革开放,我将永世不得翻身,别说自己买房、买车。

裴国成

看了《炎黄春秋》2010年4月号何伟先生撰写的《国企改革遇到新难题》一文,作为一名国企普通员工,我觉得文中有部分观点和说法不太妥当,具体如下:

一、文中提及“全国7个垄断行业有2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占全国当年职工工资总额的55%”。我不知道这一数据是否准确,但本人的年收入只有在外企工作的同班同学的三分之一,这说明国企员工的收入并不高。

二、文中提及“石油出口价大大低于国内销售价。”在这里,何先生未能说明出口成品油的组成及数据出处。成品油出口量中一般还包括来料加工数量,而这些油品一般只收取加工费;另外,国内油品价格中包含了销售费用,而出口产品的费用并不包含出口国的国内销售费用。因此,何伟先生在文中进行分析比较的数据并无可比性。事实上,国内两大石油公司都是海外上市公司,除了国内的监管以外,还要接受国外股东的监管,如果国内石油公司真的这么低价出口到国外,海外的股东也绝不会坐视不管的。

三、文中提及的国企持有的特权:“其次,国企享受着国家投资的优先权”。我觉得这一点是十分正常的。国企是国有企业,是属于国家的。国家的投资优先投给国企,是最正常不过的了。总不能国家将全体纳税人缴纳上来的钱,优先投向一个只能惠及少部分人或是个别人的其他所有制企业吧?

四、文中也提及了劳动生产率,并拿中石油的人均盈利和埃克森美孚作比较。本人认为,目前的中国劳动力大量富裕,向社会提供就业岗位已经成为企业的社会责任之一。在当前时期,应该将企业雇员数量作为衡量企业是否履行社会责任的因素之一,而不应该再去一味追求人均盈利。

笔者认为,国有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了脊梁作用,这是谁都无法抹杀的事实。当今的国企还是承担着很多政府或社会职能,国企还是国家处于危难时机时最可靠的经济保障。

霍拥军

2010年第8期　我看中国改革的目标模式

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也有不容忽视的缺陷。社会在繁荣富强的表象下,潜伏着深刻的危机。中国改革发展到今天,极有必要回头省思存在的问题,以寻求更好的发展路径。

一、中国改革缺乏明确的目标模式

为把改革引上健康发展的轨道,首先应该对改革30年来的成败得失,进行必要的总结,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我认为,改革过程所出现的许多失误和缺陷,原因虽然很多,但最主要的是没有找准改革的目标模式。

当然,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是不可能有什么明确目标的,因为它起初并不是人们自觉选择的结果。“文化大革命”把中国社会拖到全面崩溃的边缘。人民公社社员为了活命,冒着生命危险实行包产到户。当时有所谓“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的民间谚语,就因为当时主持四川和安徽工作的领导人,对包产到户采取了允许试验的宽松政策,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里,却明确规定“不许包产到户”。在几个月后的一份文件里,还说包产到户“是一种倒退”。1979年9月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仍然强调“不许分田单干”,但同时允许“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独户”,可以包产到户。从1980年开始,包产到户才逐渐得到普遍的认可,并美其名曰农业生产责任制;1981年底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还承认它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这个过程表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源头的农业体制改革,是农民的改革实践一步步地推动着领导人的改革意识,当然谈不到什么目标模式。

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在使农民丰衣足食之余,还析出富余的劳动力和十分有限的资金,于是出现了最初的私有经济实体——摊贩、游商、个体工商户,以及小规模的村办企业、乡镇企业。在城市里,大量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回到城市,为了生活,也摆起了小吃摊、维修点、理发铺、杂货店等等。乡村和城市的这些经济细胞,突破了所谓的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统天下,为市场经济争取到了最初的阵地。胡耀邦主持推动的平反冤假错案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则为新生的商品经济提供了宽广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使它得以迅速在全国城乡蔓延开来。

市场经济的萌芽和成长,使得死气沉沉的社会经济生活变得生气勃勃,使执政者的目光越出了结构调整、综合平衡、管理体制、关停并转等单纯计划经济的框框,承认商品市场和个体私有经济的积极意义。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政治报告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正式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经过十年的改革跋涉,市场经济终于获得了它在社会发展中的应有地位,这是很不容易的。但是,为市场经济加上“社会主义”的定语,反而模糊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在政治领域,由于“文化大革命”对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摧残迫害,官方和民间对改革政治体制、建立民主政治,都有殷切的期待。邓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愿望。这个报告提出要肃清官僚主义、家长制、权力过分集中、领导职务终身制等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但是,由于这些改革的实施触及“四项基本原则”,所以报告过后就偃旗息鼓、无声无息了,当然也就谈不上什么目标模式了。

二、应当确定什么样的改革目标?

要确定改革的目标模式,首先要认清改革的性质,弄清楚为什么要改革?

当人们从“文化大革命”的厄难中苏醒过来的时候,大家普遍意识到,导致文革悲剧的体制,无论如何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十分明显,50年代中期经过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所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绝对不是社会主义制度。

按照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名言:“一个社会制度,在它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充分发挥出来之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生产关系,在它借以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母胎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社会上五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任何一种经济成分的生产力都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而产生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物质条件,连影子都没有,更谈不上成熟。也就是说,50年代的中国,根本不具备社会主义的条件。毛泽东自己就曾经说过:“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没有“经过民主主义”,就到达的社会主义,怎么可能是社会主义呢?

经过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国,像苏联共产党人反省的那样,经济上垄断了生产资料所有权,政治上垄断了国家权力,在文化领域垄断了真理裁判权,公民权利受到全面侵犯。体制改革的历史任务,就是要改革这种缺陷明显的体制。这也是一百多年来的反专制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在现阶段的主要形式。

但是,受斯大林主义的影响,我们还是把中国社会看做是社会主义社会,把改革说成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同时又承认:“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还搞不清楚”(邓小平语)。让“还搞不清楚”的东西去“自我完善”,就只好“摸着石头过河”。

“摸着石头过河”反映了改革指导思想的悖论:改革的历史任务是要革掉行政权力全面控制社会的专制主义的体制,而改革者的思想却又把这个体制看做是社会主义体制而加以维护。这个矛盾贯穿于30年的改革全过程,也是改革中的一切缺陷的总根源。

这个矛盾还表现在“不争论”的提出上。所谓“不争论”,就是不要去争论改革究竟“姓社”还是“姓资”。极左派攻击改革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只要走不出斯大林主义的阴影,争论起来,改革者就必败无疑。这才有“不争论”的大政策。

其实,改革派的领导人只要离开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高举我前面引用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名言,理直气壮地宣告改革就是民主主义革命的继续,是为了“到达社会主义”而必须“经过”的民主主义,就可以驳倒极“左”派的责难。

理解了改革的性质是现阶段的中国民主革命,它的目标是要革除专制主义的体制,我们就不难确定改革的目标模式,那就是: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会平等化。

三、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经济市场化

市场经济最主要的特征是自由竞争。亚当·斯密在他的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里指出:“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该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其资本,和任何其他人和其他阶级相竞争。”

自由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本质所在,也是它得以不断创新、不断发展的活力的源泉。因为有竞争,所以企业经营者必须不断改革经营方式,革新生产工具,改善技术条件,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效率,以求在同行业中出奇制胜,从而获取更多的利润,并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没有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受到非经济力量干预、控制的市场经济,则会制造竞争者之间的不平等,违反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律,使市场经济处于一种病态的无序状态,甚至出现劣胜优汰的现象,阻碍生产力的正常发展。

当代中国的市场经济,主要是由两股经济洪流汇集而成的,一股是在个体户小生产的基础上迅速发展壮大起来的民营经济,一股是由台港澳和外国投资者兴办的经济实体。至于国有经济,从一开始就同市场经济若即若离。所以,中国目前的经济形态,实际上是由市场经济和垄断经济两大板块构成的。经济市场化,就是要使市场经济成为统御整个经济领域的经济形态。

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营经济的繁荣。而民营经济30年来的发展轨迹却表明,它几乎无时无刻不处在垄断经济和政治权力的挤压之下。许多企业家被迫讨好权贵官僚和垄断企业,以求改善企业的生存环境。2005年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通称“36条”),为民营企业打开了进入垄断行业的大门,但在国有垄断企业和有关利益集团的阻挠下,民营企业要进入垄断行业却困难重重。有人把它形容为“两门”现象:一是玻璃门,看得见,进不去;一是弹簧门,好不容易进去了,却被弹了出来。时过5年,不久前国务院又发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几点意见》(被称为“新36条”),再次强调允许民营企业投资垄断领域,改善他们的融资条件,但这个文件是否能够切实贯彻,恐怕前景未可乐观。

为什么官方文件再三强调要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发展民营经济,实际上却总是贯彻不下去呢?这里固然有既得利益者的私利在支配着决策,但更重要的,还是意识形态的因素。

按照权威的说法,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两条是论者都承认的,那就是共产党的领导和以公有制为主体。这两个来自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特征,不但违背马克思主义,而且是同市场经济相互抵牾、格格不入的。市场经济的最主要的特征是自由竞争,权力介入之后,还能有什么自由竞争、优胜劣汰呢?至于以公有制为主体,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一个需要纠正和澄清的概念。按照马克思的论述,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应该是“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的所有制”。可是,在我们国家里,却把国家所有制的垄断经济,说成是公有制。由此可见,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中国现阶段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有问题的。

市场经济的主体不应该是国有垄断经济,而应该是民营经济。民营经济是技术创新的主力、公民社会的温床、中产阶级的摇篮、劳动者就业的主要依托、工人阶级有产化的希望所在。三十年来它已经在社会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权力机关和既得利益集团能解除对它的束缚,制止对它的侵害,它将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目前中国的经济形态,可以说是市场经济和垄断经济各占半壁江山。以市场化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就是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使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市场经济成为整个社会的经济形态,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中实现优胜劣汰,有效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此,一方面要开放垄断领域,让民营企业进入,同国有企业竞争;另一方面,要取消国有经济对资源、产品和价格的垄断,把它们赶到商品市场里去,通过竞争来提高自己的生产能力。而要做到这一点,指导思想上就必须挣脱斯大林主义的枷锁,转变许多习以为常的错误观念,实现政企分开,不要干预市场经济的正常活动。只有在市场经济的运行不利于社会和人民大众的利益时,国家的调控干预才是必要的。

四、政治改革的目标模式——政治民主化

什么是民主?民主是公民自由权利在政治领域的反映,它表现为一种国家制度,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古希腊的梭伦改革和伯里克利民主,是古代民主的典型模式,但那只是有产者的民主、奴隶主和自由民的民主。民主成为普适性的价值,是资本主义兴起以后的事。

中国自“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科学与民主以来,民主的价值观逐渐深入人心。共产党在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斗争中,高举民主自由的大旗,提出了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的号召,赢得了全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拥护,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广大民众从“文化大革命”的苦难中深深体会到专制主义的罪恶,强烈吁求改革政治体制,建立民主政治,但迄今看不到启动改革的明显迹象。执政党的文件里虽然不断有改革政治体制的说法,但也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改革政治体制,建立民主政治,在现阶段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因为目前社会上的所有弊病,如贫富两极分化、社会道德沦丧、腐败严重、贿赂公行、官民对立、治安恶化等等,总的根源都在于权力不受制约的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实现民主政治,是解决当前所有社会弊病的总枢纽。

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政治民主化的主要内涵就是宪政民主。所谓宪政,就是依宪决策、依宪行政。在国家政治体制中,宪法是至高无上的权威,它既保障每个公民的权利,也约束每个公民的行为;它不但符合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也符合每个公民的根本利益。所以,宪政民主已成为所有民主国家的朝野有识之士的共同认识和追求。

宪政在中国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1908年清政府颁布《宪法大纲》。继《宪法大纲》之后,中国也有过多部宪法。但是,宪政仍然遥遥无期。

宪政的最重要的作用,在于保障公民权利,限制政府权力。这两条要求在现行宪法条文里都有所体现。如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里,就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有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住宅不受侵犯”,“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等等。对于政府权力及权力部门之间的制约和监督,宪法也有明确的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有立法权、任免权、监督权;国务院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它根据宪法和法律行使行政职权,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则“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在这些条文里,公民的权利,权力机关的职责和相互之间的制约、监督,都有着明确的规定。目前,推进宪政民主,实现政治民主化的课题,在于恢复宪法的两大基本功能:保障公民的自由权利,实现权力机关之间的制约与监督。

五、文化改革的目标模式——文化自由化

文化是人类追求自身完美和社会完善的表现及其成果,这些成果的积累就是文明。

一般说来,文化和自由是相互影响、同步发展的。文化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的自由度,而社会的自由度往往有赖于文化的进步。春秋战国时代,各国诸侯忙于争霸称雄,给文化学术提供了比较自由的空间和比较宽松的环境,诸子百家讲学授徒,各抒己见,带来了文化的空前繁荣,给中华民族留下了无比宏富的文化遗产。民国初期,政客和军阀粉墨登场,他们为了争地盘争权力,放松了对知识分子和文化界的控制,加上西学东渐,人们求知若渴,于是便出现了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上世纪70年代末,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发动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推动了全国范围的政治解放和思想解放,开辟了相对自由民主的新时期。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60年的历史里,对文化的管制最为宽松的10年,尽管文化专制主义频频干扰压制,但言论出版的相对自由,国外学术著作的大量引进,高等教育的恢复,使社会文化出现了一个复兴繁荣的小高潮。从这些历史事实中可以看出,自由对于文化发展,确实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但是,总的说来,这60年的时间,除了1989年前的10年外,在文化领域都乏善可陈。从围剿《武训传》,改造思想,批判俞平伯、胡适,到反胡风、反右派,知识分子只能“夹着尾巴做人”,战战兢兢地苟且偷生;有些学有所成、才学宏富的学者、教授不堪百般凌辱,以自杀来表示最后的抗议。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和对文化自由的摧残,造成了文化凋零、知识断代的严重后果。

近年来,由于互联网的出现和复印技术的普及,自由文化获得了崭新的活动舞台,出现了日益繁荣的山寨文化、山寨出版物。由于它们是自由思想、独立创新的产物,往往比官方文化更有社会价值,更有历史意义,因而已经成为延续中华文化的重要渠道。但是,如果文化专制体制不改革,那么中华文化就很难有再现辉煌的时刻。而改革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把自由还给文化,实现文化自由化。

六、社会改革的目标模式——社会平等化

平等观念来源于启蒙时代的自然权利思想。每个人都是赤条条地来到世界上的,有什么贵贱贫富之分?这个观念在欧洲是容易深入人心的,因为平等是基督教伦理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它一旦进入人们的头脑,就会产生巨大的能量,因此也就成为资产阶级反封建反专制的强大思想武器。1776年制定的美国《独立宣言》就明确宣告:“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边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1789年的法国《人权宣言》也在第一条就指出:“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时至今日,平等已经成为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

但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却没有平等的遗传因子。从奴隶社会的主奴之分,到封建社会的“人分九等”,每个人都是有着严格的尊卑划分的。农民造反,不是为了争取平等,而是“彼可取而代之”;知识分子十年寒窗,是为了“金榜题名”,即所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帝制中国终结之后的100多年来,平等观念仍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回顾60年来平等在中国的历程,更是令人唏嘘不已。在改革开放之前,人为地制造了两个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一个是由“地富反坏右”及其家属构成的贱民阶级,他们被打入社会底层,承担着繁重的劳动任务,却得不到应有的合理报酬;社会上一有风吹草动,便被拉去批判斗争;他们受尽凌辱,日夜处于胆战心惊的恐惧状态。另一个是农民阶级,他们名义上是人民公社社员,和工人同为国家主人翁,但实际上却被剥夺了很多公民权利,不但享受不到工人和城市居民的种种福利,而且连劳动的自由都遭到剥夺,在房前屋后种一点瓜菜,就被批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割资本主义尾巴”;甚至饥荒岁月出去讨饭,也要经过大队批准,更多的人却被斥为“破坏公社形象”、“给党抹黑”等等,只能坐以待毙。

粉碎“四人帮”后,胡耀邦以大无畏的气概推动平反冤假错案,把上千万的贱民从社会最底层提升为平等的公民;在农村,亿万农民冲破人民公社的枷锁,搞起包产到户,夺回劳动的自由权,实现了自我解放。这两个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解放,带来了社会的相对平等和自由。

但是,在相对的平等里也出现了一些不平等的现象,例如:同样是落实政策,当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回城后就业无门,生活困难;而“文革”期间被打倒的领导干部,多数官复原职,他们的许多子女凭借父辈的权势迅速致富,成为权贵阶级的最初源头。

1990年代的国有企业改革,促成了权贵阶级的诞生。许多国有企业的领导者和主管者,利用机会,或内外勾结,或上下其手,或明目张胆,或暗度陈仓,总之是把国家财富装进自己的口袋。与此同时,新老权贵纷纷上阵,占夺国有大企业的肥缺。于是,一个利益相关、既贵且富的权贵阶级就出现了。

在民间,有些不肖之徒通过拉关系、走后门、巴结、贿赂、美人计等等手段,勾结权贵,巧取豪夺,拉拢官府,欺诈百姓,短短几年里就成为富甲一方、雄霸乡里的豪强。

这两部分人在近几年来不断勾结在一起,成为现阶段不平等、不稳定的重要根源。他们依仗政治权力,掠夺民众的财富,掀起一波又一波的圈地、拆房的浪潮。当受害群众起而抗争的时候,他们就调动警力予以镇压,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机。

要解决大量因不平等而造成的社会危机,一方面,必须铲除不平等的根源,限制剥夺者的权力;另一方面,应该发育公民社会,解除对于结社的种种清规戒律,调动民间维权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使处于弱势的分散的民众,发展成为足以同侵权者抗衡的力量。

七、社会发展的路径选择

目前的中国社会,在朝在野都有三股持有不同发展目标的政治力量:一是坚持继续改革并且不断深化改革的改革派、民主派,二是主张维持现状的既得利益集团,三是竭力想把社会推回到毛泽东时代的极“左”派。对于社会的发展前景,我们当然不希望改革停滞不前,更不希望极“左”时代卷土重来。但是,深化改革是一条曲折复杂而且无比艰辛的道路。我前面提出的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会平等化,是一个相当遥远的目标模式。选择什么样的路径才能到达这个目标,很值得认真探讨。我在这里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供关心这个问题的朋友们参考。

(一)关于经济体制改革

前已指出,目前的中国经济是市场经济和垄断经济各占半壁江山,经济市场化的目标,就是要改变这种状态,使市场经济成为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最切实可行的办法,一是坚决贯彻2005年的“36条”和今年的“新36条”,使这两个文件成为民营企业通达垄断领域的桥梁;打破垄断企业和有关部门设置的“玻璃门”、“弹簧门”,严惩那些为了一己私利而违抗国务院决策、阻挠民营企业进入垄断领域的权贵集团成员。二是制定《反垄断法》,打破国有企业对资源和价格的垄断,使自由竞争的原则,在国有企业间也能畅通无阻,把它们赶进市场经济。

除此之外,以下几项措施是有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可以考虑在条件适当时实行:

1. 逐步推行按生产要素分配。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按生产要素分配”,是一个很有创见的观点,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有着巨大的意义。奇怪的是,这个提法很快就在文件、报告和媒体上消失了,多年不见踪影。我认为,按生产要素分配是现阶段最好的分配方式,但应该把劳动力计算进去,就是说,企业获得的利润,应当按照资本、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生产中做出的不同贡献,分配给这些要素的所有者。

2. 实行职工持股。可以先在一部分国有企业和股份制企业里试行,然后逐步推广。职工持股是实现工人阶级有产化、使职工成为企业主人的重要步骤,应该是企业改革的方向。在上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的高潮里,有些企业把资产的一部分分给职工,结果被主持经济工作的领导人斥为“国有资产流失”,勒令改回去。这是非常可惜的。

3. 把土地还给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上世纪80年代初承认包产到户的合法性,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产量逐年提高,但六七年后就出现了生产停滞。这时应该进一步改革,把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提高为所有权,以继续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但当时见不及此,没有解决,现在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一方面,由于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使政府得以用种种借口,或直接下令,或与地产豪强勾结,侵夺农民土地。农民享有土地所有权,将会遏制这个趋势。另一方面,处于小生产状态的农业生产,同市场经济很不协调,土地所有权可以成为农业小生产经济同市场经济接轨的桥梁。

(二)关于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是当前许多社会弊病的总根源,这几乎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但是,政治体制改革难度极大,也的确是一个毋庸讳言的事实。我认为,要改革政治体制,走上宪政民主的道路,依宪治国,依法治党,杜绝贪污腐败,就必须制定《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定期向民众公布官员的经济情况,以便更好地接受民众的监督。同时,建立政府工作公报制度,各级政府部门,都应定期发布公报,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目前亟需解决的是如何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以遏制权力的横行霸道。为此,不能只有体制内部的监督,还应该通过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的改革,以舆论和公民社会的力量来监督政治权力。

(三)关于文化体制改革

文化自由化的核心是实施宪法规定的言论和出版自由。有了言论、出版自由,其他文化活动如新闻、学术、创作、演出、创业、竞争、网络等方面的自由,就有了基本的保证。文化自由不仅是文化繁荣的不二法门,而且是监督政治权力的最有效的工具。而要向文化自由化迈进,就须有破有立:要破的是限制有关文化主管部门的权力,他们有责任创造有利于文化发展的条件,却无权为文化发展制造障碍;要立的是制定《出版法》、《新闻法》,保障新闻出版的自由。这样有破有立的结果,不但可以带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而且为政治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提供无数有效的形式,新闻、出版、文学、理论、电影、戏剧、美术、音乐等等,都可以发挥监督政治权力的作用,网络就更不用说了。近几年来,在人们的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互联网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应该使它成为推动改革深化的有力工具。

(四)关于社会体制改革

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日益严重,劳资、官民冲突的日益频繁,充分显示出社会平等要求的紧迫性。为了逐步填平又大又深的不平等的鸿沟,很有必要培育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是公民普遍具有权利意识、并能承担起社会责任的文明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公民社会和国家权力、市场经济鼎足而三,共同推进社会有序发展。我们距离这样的社会还很遥远。培育公民社会,首先需要在各级学校建立公民教育体系,使所有公民从幼儿园开始就接受公民教育,树立公民意识;其次是制定《公民权利义务法》,用法律的形式把公民的权利和责任确定下来,以便人人遵循。

八、简短的结语

把改革的目标模式确定为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会平等化,我认为是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的。每一个国家和民族,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必然会有自己的特色、自己的模式,但任何特色和模式都不能违抗社会发展规律和世界历史潮流。

近一两年来,所谓“中国模式”的喧声甚嚣尘上。所谓“中国模式”,指的是经济上推行市场经济,政治上保持高度集权。有人认为这是中国近几年繁荣崛起的奥秘所在。把这种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阶段性的暂时现象,说成是一种规律性的成功经验,是非常荒唐的,反映了既得利益集团力图保持现状、反对深化改革的政治意向。我们没有理由因所谓的“中国模式”而自豪,相反,应该看到隐藏在表面繁荣背后的严重危机,老老实实地探求改革的最佳的目标模式。只有广大民众都来关心改革的目标模式和发展的路径选择,才能最终找到最理想的目标模式和最便捷的发展路径。

(作者为中央党校教授)

(责任编辑 吴 思)

2010年第8期　斯大林模式今天怎样影响我们

最近看到《求是》杂志主管、主办的《红旗文稿》今年第8期上,刊登中国社科院徐崇温先生的《论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区别》一文,读后引起一些思考。

文中主要内容是讲民主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表明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也好,放弃马克思主义也好,反正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因为违背了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但对“科学社会主义”只字未提。可是文章标题中用了“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这两者是同义语、还是有区别,就不得而知了。

一、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科学社会主义”这一概念

目前一些人往往以捍卫“科学社会主义”来坚持马克思主义。但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它的内容是什么,人们还是说不清楚的,并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其实“科学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是后人杜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历来反对为未来社会设置“预定看法”和“提出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因而就没有一个“科学社会主义”的设想。

当《资本论》第1卷出版时,恩格斯说:谁“以为他从这本书里会知道共产主义的千年王国看来到底是什么样子。谁期待得到这种愉快,谁就大错特错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43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在1893年恩格斯回答法国《费加罗报》记者提问时同样坚持说:“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28～629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1894年1月,有人请恩格斯为社会主义新纪元题词,他说“用不多字来表达未来新时代的思想,同时既不堕入空想社会主义,又不流于空泛辞藻,这几乎是难以完成的”。恩格斯早在1886年,应邀谈社会主义特征时指出:“没有提出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我们对于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7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从以上引语中可以看出,恩格斯认为:在没有社会主义实践的情况下,谈未来社会主义的特征,必然会堕入“空想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征只能“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才有“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就没有一个科学社会主义的设想,所谓“科学社会主义”是后人强加给经典作家的。

人们往往把恩格斯所说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误认为是科学社会主义。其实恩格斯这里讲的“科学”是说社会主义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空想的基础上,不是论述未来社会主义的科学性。恩格斯在指出空想社会主义产生的原因时说:“这种历史情况也决定了社会主义创始人的观点。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解决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只是弊端,消除这些弊端是思维着理想性任务。于是就需要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时通过典型示范,把他从外面强加于社会。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愈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愈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9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恩格斯在讲到社会主义如何由空想走向科学时指出:“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马克思著作的划时代的功绩。它使社会主义早先象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一样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的经济领域,得到明亮的阳光照耀。科学的社会主义就是从此开始,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43页)这就表明,马克思发现剩余价值,揭示资本主义的矛盾,指出资本主义发展规律最终导致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发展规律决定的,而不是从人们头脑中产生的。这就使社会主义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因此称为“科学的社会主义”,是与“空想的社会主义”相对应。“科学的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虽一字之差,但含义不同,一个讲的是社会主义奠基的理论基础,一个讲的是未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应将二者混同起来。为未来社会规划的蓝图,应称之“科学社会主义”,但恩格斯始终回避这一问题。为什么?我认为:一是在没有社会主义实践时,提出一些特征必然会陷入空想。二是防止把他们的意见“强加给人类”,束缚后人的手脚。三是恩格斯认为“我们是不断发展者”,不能把“社会主义社会”看成“并不是不断改变、不断进步的东西,而是稳定的、一成不变的东西”,它会“随着生产和社会组织的进步而改变”,不是一成不变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5页)所以,在他们那里没有一个完整的、固定的“科学社会主义”蓝图。

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也不是“科学社会主义”

现在有些人所坚持的“科学社会主义”实际内容是斯大林所创建的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是什么“科学社会主义”。

斯大林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实践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创建了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制度,并存在80多年,还扩展到十几个国家,组成一个社会主义阵营,鼓励和支持各国的民族、民主运动,影响全世界。最后虽然失败了,但属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斯大林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最大的贡献是将社会主义理论变为社会实践,为探索社会主义“特征的看法,”提供了一个可以“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由此就可以得出具有“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的结论——失败。

第一,从苏联的“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来看,斯大林创建的社会主义制度最后是失败的,当苏联解体时,没有人挺身而出,为捍卫苏维埃而进行长期的英勇战斗。在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同时发生质变,其他保留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也将斯大林模式作为改革对象。目前世界上已没有一个完整的斯大林模式,表明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已经尘埃落定。

第二,斯大林创建的社会主义制度,只是斯大林的一种探索,不能称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首先,马克思讲的无产阶级专政,只限于“过渡时期”,随着阶级的消灭、国家的消亡,无产阶级专政也就不存在,存在的是自由人联合体。而斯大林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一党专政,又变为一人独裁专政。而目前一些人所说“科学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斯大林式的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是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

其次,斯大林所确立的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的三大特征,不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因它们没有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只是表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你是私有我是公有,你是生产无政府状态我是有计划,你是剥削工人我是按劳分配,没有体现自由、平等、共同富裕,这一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主义本质。

再次,斯大林创建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斯大林将马克思的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实现自由人联合体,变为建立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种公有制违背了马克思所指出的“生产者不占有生产资料是不能获得自由的”教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64页),都成为一无所有的无产者。他的两种公有制理论是城市剥削农村,导致体制、制度、政策上的不平等。

所谓计划经济实质上是官僚统治经济,一切进行垄断、进行配给,消费品严重匮乏,形成短缺经济。

所谓按劳分配,实际上是保证人们最基本生活需要的平均分配,使贫穷普遍化。

最后,斯大林建立的社会主义是人们没有言论、出版、结社、集会、迁徙的自由,是缺乏民主、人权得不到保证的社会。人们没有监督、罢免政府和官员的权利。

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把本国人民害苦了,所以当叶利钦站在坦克上振臂一呼,苏维埃联盟立即垮台,社会主义阵营立即瓦解。一个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人们80多年的国家,就没有人勇敢地站出来为捍卫苏维埃而进行顽强战斗,表明这一制度已失去人心,这还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斯大林的伟大之处在于对社会主义进行全面探索,他的最大贡献在于提供了前车之鉴,避免后人重蹈覆辙,从中吸取教训,在斯大林的模式上,重新探索社会主义。

可见,斯大林主义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因而不能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容。

三、历史唯物主义推动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

上世纪70年代末,王震以中国副总理的身份访问英国。“有人问王副总理对英国有什么观感,王出人意料地说了这么一段话:‘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重视,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见《炎黄春秋》2008年第3期辛子陵文)王震是党中央领导人中反对自由化最积极的人之一,这次访问英国回来他也犯了自由化——赞美了资本主义。这表明目前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与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写《共产党宣言》、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时发生了巨大变化,已经具有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这种物质条件的出现并不是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国家人为的产物,而是历史唯物主义发挥作用的结果。

任何一个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都会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一个客观规律,它的作用不以社会制度的区别和执政党的不同而发生变化,所以它在资本主义社会照样发挥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讲到,资本主义从简单协作到工场手工业再到大机器工业,资本主义发展三个阶段,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化。以后资本主义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出现了股份制,引起了生产关系重大变化,马克思称之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内私人资本的扬弃,即为社会资本,使生产关系出现局部质变。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在发生变化,因而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和策略也应发生变化,马克思主义也会与时俱进。恩格斯在1895年,即逝世前5个月,为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的《导言》中指出“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5页)在经历了将近半个世纪之后,恩格斯指出当时的观念是“幻想”,斗争方法“陈旧了”,我们“错了”,历史消除了“迷误”,这绝不只限于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应涉及重大理论问题和战略的转变。

首先,在取得政权上的变化,由单一的武装斗争转变为议会斗争。恩格斯讲:“如果说在国家之间进行战争的条件已经起了变化,那么阶级斗争的条件同样起了变化。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见同上第607页)“因为这里斗争的条件也已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旧式的起义……现在大都陈旧了。”(见同上第603页)“最近五十年来的历史,已经使我们领会了这一点。”(见同上第607页)现在应转到议会选举上来。他指出:“‘共产党宣言’早已宣布,争取普选权、争取民主,是战斗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之一”(见同上第602页),德国社会民主党就利用俾斯麦实施的普选权进入第一届制宪帝国国会,取得了巨大利益。恩格斯赞扬德国党,指出“他们给予了世界各国同志们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他们向这些同志们表明了应该怎样利用普选权”(见同上第601页),“并成了世界各国工人效法的模范”(见同上第602页),使普选在欧洲大陆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见同上第603页)对于在战略上这一重大转变,恩格斯很感慨地说:“世界历史的讽刺把一切都颠倒过来了。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但我们采用合法手段却比采用不合法手段或采用变革办法要获得多得多的成就。”(见同上第610页)

其次,在消灭私有制上也有转变。从股份制出现以后,他们对消灭私有制,实现公有制又提出了另一条途径。马克思说:股份资本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自行扬弃的矛盾,这个矛盾首先表现为通向一种新的生产形式的单纯过渡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5～496页)私人资本扬弃以后,“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见同上,第493页)马克思指出私有资本是“自行扬弃”,表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规律发挥作用。马克思又说:股份公司这一“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须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相互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另一方面,这是所有那些直到今天还和资本所有权结合在一起的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单纯职能,转化为社会职能的过渡点。”(《资本论》第3卷,第494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弃的,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8页)恩格斯在1891年说:“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为许多结合在一起的人谋利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私人生产停止了,而且无计划性也没有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0页)

从以上这些引语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对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有了新的看法。一是,不用剥夺、股份制可以使私人资本“自行扬弃”转变为社会资本;二是,把股份企业看做是“合作工厂一样”,“为许多结合在一起的人谋利的生产”;三是,“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的必需过渡点”;四是,股份制可以使“无计划性也没有了”;五是,“股份资本,作为最完善的形式(导向共产主义的),及其一切矛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99页)实践证明:股份制的本质特征是资本社会化,以适应生产力高度社会化的要求。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推行非国有,不是“私有化”,而是股份化,股民从300万猛增到1000万,增加了几倍,如一户一人持股,近80%的家庭持有股票,表明资本公众化。

总之,恩格斯为无产阶级指出了一条通过普选权掌握政权的路线图。他们又通过股份制指出了一条由私人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的路线图。这二者是晚期马克思主义和早期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区别,第二国际执行的是晚期马克思主义路线,也是考茨基、伯恩斯坦所执行的路线,也是目前民主社会主义党所遵循的路线。

晚期的马克思主义与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不同,是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不同决定的。恩格斯指出“唯物主义的方法在这里就往往只得局限于把政治冲突归结于由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现有各社会阶级以及各阶级集团的利益的斗争,而把各个政党看做是这些阶级以及阶级集团的多少确切的政治表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2页)。早期的资本主义是建立在蒸汽机生产力基础上,社会化水平很低,残酷剥削,贫困绝对化,阶级矛盾尖锐,在这一基础上所产生的理论和策略只能是举行起义和武装斗争。现在看来“错了”是“幻想”,因为“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见同上第597页)。所以,建立在蒸汽机基础上的早期马克思主义,产生这些“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如同恩格斯所说空想社会主义一样,“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99页)。在当时“要避免上面所说的那种产生错误的源泉更是不可思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2页)。

而电气化引起资本主义又一次经济革命,“这个经济革命自1848年起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真正确立了大工业……正是这个工业革命到处都使各阶级之间的关系明朗化起来……产生了真正的资产阶级和真正的大工业无产阶级。”“这两大阶级之间的斗争,现在已遍布全欧洲。”这“是一支统一的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军,它所向披靡地前进,它的人数、组织性、纪律性、觉悟程度和胜利信心都在与日俱增”(见同上597～第598页)。电气化使生产力得到空前发展,社会化已冲破一个工厂,已普及到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使工人运动达到更高的水平。建立在电气化生产力水平上的马克思主义是晚期的马克思主义,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因而就提出政权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和所有制通过股份制使私有制“自行扬弃”,资本主义可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

斯大林创建社会主义所依据的理论,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强调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将其空想的社会主义,“从外部强加于社会”,因而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脱离了本国实际,最后导致失败。而民主社会主义者执行的是晚期马克思主义,强调阶级和谐,和平过渡,因而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人们物质丰富,才出现王震副总理所说的“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的结论。

现在信息化使社会化已得到空前的发展,出现全球一体化、经济一体化、金融一体化、技术一体化、信息一体化,为世界大同提供了物质基础。联合国和WTO等国际组织,对维持国际秩序,缓解矛盾,起到了一定作用。目前求同存异、和平共处、优势互补、互利双赢,已成为世界潮流,国家、民族之间的矛盾,逐步让位于如何对待人类共同生存的问题。这样的国际形势在过去是不可思议的。欧洲联盟是一个典型,它打破国界、取消关税、统一货币、建立统一议会和政府,形成几十个国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一个联盟,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曾记否,一次世界大战前,有人提出欧洲建立联邦或邦联的主张,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进行批判,指出由于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必然引起战争,不可能出现联邦,实践证明列宁的论断是正确的。但现在不同了,共同利益的追求,化解了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有人计算过,在欧元出现之前,持100元马克在15个欧盟国家走一圈,什么都不买,就只剩下50元,其余50元都花在货币兑换上,耗费的时间还不计算在内。实行同一欧元就可避免这些损失,利益的驱动促使一体化、社会化,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发挥作用。

王震副总理访英后发表的观感值得我们深思。他一方面承认这些国家已具备了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又强调共产党执政。可是《共产党宣言》提出的十项基本政策,在一些不是共产党执政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基本上都实现了,而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反而没有完全实现,这就表明:由于历史唯物主义所描述的规律的作用,不论共产党是否执政,都要走向共产主义。如果把共产党执政看作实现共产主义的唯一条件,那么共产主义就成为共产党人的专利,共产党人就成为共产主义的商标,这显然不是唯物主义者。马克思是一位学者而不是神,他说:“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6页)。马克思主义也要适应历史唯物主义规律的要求,要与时俱进,不断发展,才能永葆青春。

四、摆脱“死人抓住活人”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序言中说,当德国人看到《资本论》揭露资本主义的一切弊端,采取讥笑态度时,他指出,这时德国人还受旧观念的影响,是“死人抓住活人”。我们国家是一个意识形态主宰的国家,观念决定着行动。没有观念的转变就不会有改革开放,就不可能在经济发展上取得这样巨大的成就。但政治改革远远滞后,因而使目前的经济体制改革止步不前,甚至还有些倒退,其原因是斯大林的阴魂不散,作为一种潜在的主旋律笼罩在我们的上空,还没有完全摆脱“死人抓住活人”。我国《宪法》第七条已将斯大林的全民所有制界定为“国有经济”。而《宪法》第六条却将斯大林的“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的集体所有制”,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也就是说: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结束以后,又要回到斯大林所设计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体制,用计划经济体制代替市场经济体制,回归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制度。所以,在经过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之后,对斯大林应重新评价,过去的“三七开”,只表明功过之间的数量之比,而不能表明功过内容质的规定性。应从过程看功过,应从结果看成败,对斯大林重新评价。

第一,斯大林是一位社会主义制度实践的伟大探索者。列宁虽然领导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但他还没有来得及建立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制度就逝世了。斯大林是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创建一个完整社会主义制度的第一人。这一制度在苏联存在了80多年,还扩大到十几个国家,并形成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不论他是成功还是失败,这一探索的功绩是伟大的。

第二,斯大林是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大误导者。斯大林所杜撰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有许多是似是而非,经不起推敲的(如全民所有制、商品和价值规律等),但却披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被后人误认为是“科学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谁要是违背他的理论和制度,就被扣上修正主义或叛徒的帽子,有的被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如南斯拉夫),有的被肉体消灭或驱逐到国外(如布哈林、托洛斯基等)。

第三,斯大林在历史上也曾辉煌一时。他在很短时间内使苏联实现工业化,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工业强国。进行了伟大的卫国战争,打败希特勒。在军工、航天等方面也走在世界前列。

第四,斯大林最后是一个失败者。他所创建的社会主义制度由于不得人心,顷刻之间解体,社会主义阵营瞬息之间瓦解,到目前世界上已没有一个完整的斯大林模式,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已变质,现存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也将其做为改革对象,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已成为历史,可盖棺论定。

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的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的错误,但没有追究制度的责任。斯大林犯错误固然由他个人负责,但不应回避这一制度的纵容,不能制约斯大林犯错误,这一制度的弊端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带有普遍性,表明制度之使然。可惜赫鲁晓夫没有从制度上找原因,反而继承了斯大林的衣钵,继续坚持这一制度,对待不同意见者——莫洛托夫等人,将之打成反党集团,进行清洗。不对斯大林式的体制进行改革就“是死路一条”。因此应该用市场经济体制代替计划经济经济体制;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代替单一公有制;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代替单一的平均分配。我国的改革开放使我国经济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引起世人瞩目。但由于受斯大林的理论影响,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还没有到位,甚至还倒退,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表明目前还没有摆脱“死人抓住活人”。

国企改革经过近20年的摸索才找准改革对象——政府,取消几个中央工业部,政企分开,这是国企改革的一个里程碑。但在工业部改为专业公司后,这些公司继承了原来部的垄断权,依据改革的进程应对这些垄断企业进行改革。但可惜的是,不仅不对这些垄断企业进行改革,还要“做大做强”,提出“国企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我党执政的支柱”,将“以公有制为主体”改为以国企为主体,表明国企的重要性。这种扬国企贬民企的思维和做法都是受斯大林理论的影响。可是民营经济在我国的作用不应低估,当清一色的国企走到“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时,是民营经济拯救了中国,免蹈苏联覆辙。目前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平分秋色,各占半壁江山,这时贬低民营经济是很不明智的。

今日央企已非昔日国企,在所有制、人事制度、经营决策上具有完全的自主权。利润不上交、自行分配,实行高工资、高福利、高补贴,已发生变异,成为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凭借优势的垄断,以各种借口——如用保GDP的增长、保就业、保社会安定、应对金融危机等等,来挟持政府。在斯大林理论影响下,我国目前呈现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双轨制,这些央企发挥他们的双栖功能,从市场经济获得经济利益,不承担风险;从计划经济获得特权,不承担责任;以向国际惯例看齐向国家讨价还价,以中国特色来获取特殊利益;以企业高管身份获取高收入,以政府级别获取省部级待遇;他们可以回避计划经济的纪律约束,又不受市场经济带来的惩罚,他们已经成为既得利益的权贵。

这些垄断央企虽然获得优势资源垄断特权、获得政府大量投资特权、获得银行巨额贷款特权、获得股票优先上市特权,获得红帽子等等特权,但经济效益低下,贡献率低。国企占有60%以上的社会资源,对GDP增长贡献不足3%,就业贡献不足20%。今年全国政协会议首场新闻发布会披露,“2009年私营企业工业同比增长18.7%,国有企业同比增长6.9%;……私营企业从业人数同比增长5.3%,国有企业同比增长0.8%;私营企业主业收入同比增长18.7%,国有企业同比降低0.2%;从最重要的利润指标来说,私营企业的总利润同比增加17.4%,而国有企业同比降低4.5%。”货币供应量每增加1%,国有工业实际增加值平均为0.83%,民营工业则为2.87%,是国企的3倍多。2009年国企利润中80%是由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中联通、中移动、中电信等不到10家垄断企业提供的,其余绝大多数国企要么产能过剩、要么亏损。如果与国外同业来比差距更大。2009年,中石油人均盈利为1万美元,已经认为效益不错,而埃克森美孚人均利润为50万美元,相差几十倍。

虽然新中国的历史和目前中国的现实,已经证明国企经营效果差,但政府有关部门还是要把国企“做大做强”。

一是扩大国有经济控制的范围。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对国有经济有一个战略调整,指出:“国有经济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为社会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这一《决定》,将国有经济锁定在“三个行业两类重要骨干企业”之内,这是国有经济“有进有退”的调整战略。由此国资委的主要任务应该是:一要集中精力和财力把“三个行业两类重要骨干企业”搞好;二要促使一些国企从非国有经济控制的行业和领域退出。但国资委不仅不这样做,反而要扩大,将《决定》中的“自然的垄断行业”,改为“重大基础设施和重要矿产资源”,扩大国有经济控制空间。在这一政策指导下,一方面将许多已允许民营经济进入的行业驱逐出去,收归国有;另一方面扩大占有领域,央企仅在房地产业就占到60%的份额,许多“地王”出自央企。国资委提出78家央企退出房地产,是掩人耳目,因为其剩余的16家在资产总额、销售收入、净利润等方面均占85%以上,但它们仍然保留在房地产业(见《中国流通经济》杂志2010年5月号,第29页)。目前出现“国进民退”,挤压民营经济发展空间,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二是又提出国有经济要控制国民经济命脉。这一提法大大超出十五届四中全会的“三个行业两类重要骨干企业”的《决定》,为垄断企业改革设置障碍。央企均属于国民经济命脉,这样如同为央企修建了一个堡垒,一方面把这些垄断企业保护起来,不要改革,还要“做大做强”;另一方面关闭了民营企业进入这些垄断行业的大门。现在已经不是“玻璃门”、“弹簧门”,而是堡垒的铁大门。维持国家安全是否都需要国家垄断?

三是改变国有经济任务。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国有经济的任务,是为社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国资委改为“保值增值”,迫使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国企为了实现“保值增值”,就放弃社会责任,追求利润最大化,背上奸商之名。

以上所谈这些问题,表明中国目前处在一个关键时期:是继续改革开放,还是维持现状?继续改革开放是化解矛盾,是前进;维持现状是积累矛盾,是停止甚至倒退。目前正逢振兴中华的有利时机,千万不要辜负人民的重托,背离历史所赋予的使命,贻误中华民族崛起的良好机遇,再一次造成历史遗憾。为了避免这种现象的出现,首先,要有观念上的转变,应当重新认识斯大林,重新认识“科学社会主义”,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其次,整个改革应有总体规划,逐项提出目标要求、限定时间,有部门承诺、专人负责,一项一项落实;最后,改革方案要公布,由人民公议、监督和验收。这就为探索社会主义实践扫除障碍,推进改革开放大踏步前进。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吴 思)

2010年第8期　朱厚泽的到任和离职

1985年夏,朱厚泽同志从贵州省委书记任上调来北京,接替邓力群同志任中宣部部长。当时中宣部的办公地点在和平门路口西南侧的一栋塔楼里,与中国邮票总公司为邻。机关大门东向临街,入门只有很小的院子,停不了几辆车,局促狭小,各局室的办公用房都不宽裕,是中央机关几个部门中办公条件最差的。

那时我是中宣部普通工作人员。1985年7月24日(星期三)上午8点半全局开会,传达周一上午部里吹风会的部分内容。其中提到,中央政治局最近开了会,专门研究党代会的筹备工作,决定部分调整中央领导班子成员。按照干部“四化”和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原则,对三个委员会成员都有所调整,补充一些年轻的同志。政治局认为,十二大选出的中央领导集体是成熟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但为了党和国家的事业更加兴旺发达,永远保持活力,有必要进一步进行新老交替,立一个好的规矩,从中央开始做榜样,以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能够长治久安。为此,政治局决定,由乔石同志接替陈丕显同志任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由尉健行同志接替乔石同志任中组部部长,由朱厚泽同志接替邓力群同志任中宣部部长。会议还确定,由胡启立同志任党代会筹委会秘书长,乔石、田纪云、王兆国、周克玉同志任副秘书长。

朱厚泽的到任

1985年8月19日,朱厚泽同志和被任命为常务副部长的王大明同志来中宣部履新,陪同他们来报到的有乔石、邓立群、尉健行同志。当天参加会议的范围不大,只有各局正副局长,我们普通干部是第二天在各局听传达了解具体情况的。

在新部长见面会上,中组部部长尉健行首先介绍了朱厚泽的情况:1931年出生,贵州人,汉族,1949年3月入党,1950年5月参加工作,1949年考入贵州师范学院,大学一年。1950年至1953年,任贵阳团市委部长、书记;1953年至1963年,任贵阳市烟草公司经理、市化工局长、市经委副主任;1963年至1965年,任贵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1965年“四清”时受到错误处理,“文革”中受批判、冲击。1973年至1978年,回到贵阳市等待分配工作。1978年8月,得到平反。1978年至1982年,任贵阳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副主任。1981年在中央党校高级班学习一年。1983年1月任贵州省委副书记,分管省委常务工作和理论工作。1985年3月,任贵州省委书记。

接着,乔石同志作了简短的讲话。他说,对朱厚泽和王大明两位同志,我都不大熟悉。按照中央选人的标准,决定朱厚泽任中宣部部长,是比较合适的。宣传部是中央重视的部门,主管理论宣传战线,任务很重要,党中央寄予很大责任和希望。朱厚泽和王大明两位同志到任后,要调动全部同志的积极性,大家团结一致,共同做好工作。中央确定,今后胡乔木、邓力群仍分管思想政治工作战线,他们会经常过问、指导朱厚泽同志和宣传部的工作。

邓力群同志随后也讲了话。他说,中央关于领导班子调整,有明确的方针,是为了保证中央领导和政策的持续性,需要新老交替,原则上过了年龄界限的都要下来。同时,把符合“四化”标准的同志选拔上来。这项工作,一年多来已很有成绩。中宣部原任正副部长、顾问,年龄都已过线,最年轻的贺敬之也已61岁。大家一致同意,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和重大步骤。我也很高兴,自愿退下来。今年我到四川、贵州前,曾向中央反映,提出我们的意见,希望中央从中青年中选拔既做过实际工作,又有理论基础和兴趣的同志。到7月8日,得到正式通知,经各方面征求意见,中央人事安排小组向中央提出两个同志。大家认为,朱厚泽、王大明两位同志是合适的,一致同意他们到中宣部任职。他们好的条件不只是年龄,还有政策理论水平。朱厚泽在“四清”时受到错误处理,到平反前,这一段包括等待分配,长达16年,是很大的坎坷。朱厚泽利用这一段时间读了不少书,既有社会科学又有自然科学。他在错误处理前做实际工作,处理后没有消极,而是认真读书,并且读进去了,这是很难得的。这对于他今后的工作,对他做宣传部长的工作,是很好的准备。我看过他写的文章,其中两篇在《理论动态》上发表了,有一篇是讲新老交替中的问题,作为中青年干部应如何正确对待,说最主要的是加强工作实践、理论修养、文化知识,使自己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这是很值得赞赏的观点,同我们党的性质、选拔干部的要求,是完全合拍的、一致的。说起来,这好像是不言而喻的事,可是目前党内党外有多少人注意,写出这样的文章,这一点作为宣传部长尤其重要。王大明同志我接触不多,听过一些同志介绍,他对北京市委宣传部的工作、如何为党的中心任务服务,作出了显著的成绩。这一段北京市的宣传工作有明显的进步。这两位同志到新的岗位上工作,合乎我们事业的要求,我个人完全赞成、拥护。

今后的宣传工作,邓小平、陈云、胡耀邦、赵紫阳等同志这一段特别关心宣传工作,发表了许多好的意见,今后就按这些指示开展工作。小平同志说,我们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外开放,对内搞活,要坚持这个方针。在这同时,过去讲两手,一手是改革开放,搞经济建设;另一手对严重犯罪分子要打击,今后还要坚决打击。最近他又说,还要加第三手,进行经常性的思想工作。主要内容,书记处多次讨论,就是邓小平讲的“四有”,最重要的是理想和纪律。今后要结合各条战线的实际情况,看如何把中央提出的要求,分别解决,加以执行。我们的方针有了,干部也有了,毛主席讲领导就是出主意、用人才,这两条具备了,加上宣传部原有的同志,共同合作,互相帮助,同心同德,把中央的方针和任务一个个加以贯彻实施。

中宣部经过一年多整党,不是没有问题,但总的讲,我当部长这3年,感谢同志们对我的支持和帮助。团结问题不是尽善尽美了,工作也不是没有缺点,但在照顾大局的问题上,从上到下,绝大多数同志是顾大局的。希望今后做得好上加好。过去的问题,有那么一点疙瘩,不要影响今后的工作,不要使朱厚泽同志在处理这些问题上为难,有问题找我来谈。朱厚泽同志作风平易近人,能平等地商量问题,大家可以信任。

时年54岁的朱厚泽最后作了表态性的讲话。他说,刚才乔石、尉健行、邓力群同志讲的,关于我个人的部分,是对我的鞭策、希望。我们党确实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但前进中不可能不经历曲折,个人的坎坷与之相比算不得什么,只有奋力向前,以弥补流失的光阴。尉健行同志介绍我的简历,确切地说,我的文化水平只是高中,大学进去了,但没有念完。其他方面的知识更差,看了些书,也是支离破碎,零敲碎打。我长期做基层工作,书记处找我谈话时,我心里很不平静,真的感觉诚惶诚恐。十年内乱,把许多老同志的时间耽误了、丢掉了,也使青年同志的成长受到影响。我们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被挑出来担负过渡工作的。我实际上已经是老头了,耀邦同志说年富力强,那应该是40多岁的同志。可许多老同志在“文革”中耽误了,年轻同志也受到影响。现在让我们做这个工作,对我们是信任,也是检验。按我自己的条件来讲,是不适应的。但党作了决定,我们不能开小差,只有用鞠躬尽瘁来勉励自己。

朱厚泽说,对今后的宣传工作,中央领导同志都有明确指示,对我们是大好事,为我们做好工作提供了决定性的条件。我们只有尽量努力,在书记处的领导下,尽可能完整准确地掌握中央的方针,认真贯彻执行。工作中错误可能难免,但要避免犯大错误,而且有了小错及时改,把中央的方针政策完整准确地传达出来,把群众中发生发现的问题,及时向中央反映上去。

朱厚泽说,我最近看到李先念同志一个批示,新华社记者随云南报告团到各地作报告,所到之处受到极为热烈的欢迎。余秋里同志说,这是最有理想的人讲理想,最有纪律的人讲纪律,所以受欢迎。新华社记者建议,应该让这个报告团到全国都去讲。希望我们能把这件事落实好。由此可见,中央的同志不仅在大的方面考虑,在具体问题上也有很多指示。我们要把宣传战线的优良传统继承下来,不偏离中央的方针,积极贯彻中央的方针。我作为宣传战线的一个新兵,虚心向同志们请教,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出现问题也请同志们及时批评指正。

朱厚泽在正式接任的第一天,就从一件具体事务上,开始考虑、研究、落实思想宣传战线的工作了。这件事的由头是,1985年8月14日,12个新华社记者给胡耀邦同志并党中央写信,建议组织云南前线英雄报告团到全国巡回演讲。新华社将此件分送邓小平、陈云、李先念、杨尚昆、赵紫阳、余秋里、习仲勋、胡启立、邓力群等同志。8月15日,李先念批示:“此件很好,请耀邦同志阅酌。”胡耀邦于8月17日批示:“将先念同志批的此件转启立同志阅后转朱厚泽、王大明同志并中宣部同志考虑办。组织先进人物到群众中去演讲,对人民进行教育,除前线英雄外,也还有别的一些先进人物。问题是要我们有计划地当做一件大事来抓。请中宣部负责落实。”

但此后的相当一段时间,主持全国宣传工作的朱厚泽部长,却未见新官上任三把火的热闹,而是谨言慎行,低调不张扬。他在部内分别与各局负责人谈话了解情况,在宣传思想战线与各口各单位人员广泛接触,直至1986年春季,开始提出“宽容”,继而提出“宽厚”和“宽松”,即对不太一致的思想观点,采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有不同意见的人,采取宽厚一点的态度;争取使整个社会政治空气、思想文化环境搞得更宽松、有弹性一点。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带有启迪性、开创性、变革性的新方针,他也因此被人们称为“三宽”部长。而他多年后也坦承,这是他在中宣部不长时间的工作中,提出的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主张。

朱厚泽的离职

政治变幻,世事无常。改变人生命运和历史轨迹的很多社会变动,常常是在人们猝不及防的情况下降临的。从1986年10月下旬开始,在全国10个省市16所高校发生学潮苗头,学生从对伙食水平低、校内治安差等问题的不满,贴出大小字报,发展到提出政治性诉求,要求自下而上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提出要掀起第二次“五四运动”。终于在12月8日,安徽工业大学上千学生上街游行,以后迅速蔓延到上海、广州、杭州、南京、北京,形成全国性学潮,并最终引发了导致胡耀邦辞职的大政潮。在这场剧烈的政治动荡中,除了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三个被公开点名批判后被开除出党的人,受牵累最重的,就是朱厚泽了。

朱厚泽是1987年1月28日被正式宣布免去中宣部部长职务的。此前的1月20日下午,中宣部召开全部工作人员大会,事前专门通知由朱厚泽部长主持大会。那次会上,由王大明传达了中央二号、三号文件及政治局生活会的有关情况。朱厚泽作了简短的讲话,他说,全部的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中央的文件、公报及讲话,按照中央的部署,努力做好思想文化战线各方面的工作。在着重抓好当前各项工作的同时,对过去一段时间部里和思想战线的工作,对我本人的工作,提出批评和意见,帮助我回顾、检查、反思。他在会上宣布,部里的日常工作由王大明主持,他将集中精力,清理一年来部里发出的文件和他的讲话。朱厚泽还宣布,书记处会议决定,宣传文化工作由邓力群分管。

我在当天的日记中,留下了自己的感受:“下午召开全部工作人员大会,由朱厚泽同志主持,朱部长似乎是板上钉钉的耀邦那条线上的人,实际上已经被晾了。因为事先通知是他主持会议,所以到会者极踊跃,放映厅几乎坐不下,我就从来不知道部里有这么多人。不过会议实在让人失望,朱厚泽只在开始讲了几句话,然后是王大明传达中央二号、三号文件。最后厚泽宣布,部里日常工作由王大明主持,他集中精力清理一下过去一年多中宣部的工作,重点是中宣部所发文件和他的讲话。这无异于正式宣布靠边站、等候处理了。”

处理很快就来了。1月28日上午,中宣部召开全部工作人员大会,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书记的王兆国,与邓力群、朱厚泽、王忍之一起到会,王兆国宣读中央1987年18号文件,由王忍之任中宣部部长,朱厚泽免去中宣部部长职务,改任书记处农业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接着,朱厚泽作了极简短的表态性讲话。他说,我来中宣部工作一年半时间。来的时候,我就提出自己不适合这项工作,但按照中央的决定来了。现在仍按照中央的决定,接受新的任命。来的时候违背本人意愿,但服从组织决定;走的时候服从组织决定,也符合本人的意愿。

朱厚泽说,感谢大家对我工作的支持,没有你们的帮助,我无法完成在这里的工作。我做得好的,有你们的功劳;做得不好的,由我一个人负责。我相信,在历史面前,任何人的功过是非,都将得到历史的鉴定。在我工作期间有什么问题、毛病,欢迎大家提出来。此时他站起来,面向挤满放映厅的人,深深地鞠了一躬。

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朱厚泽的离职感言,短到无可再短,但算得上不卑不亢、不愠不火了。大家对他的讲话和鞠躬,报以热烈的鼓掌。

接着,新任部长王忍之也作了简短的讲话。他说,中央让我到中宣部工作,我本心是不愿意的,因为我的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与这个职务不相称。但组织作了决定,我只能服从。在中央领导下,依靠各级组织,和在座同志们的支持,大家一起努力工作,如果不只是在口头上,实际上也这样做的话,相信我们是可以完成本职任务的。来中宣部之前,赵紫阳同志找我谈过话,只提出两条,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我们今后的工作,无论是团结大多数,还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都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王忍之的讲话,也获得在场同志的掌声。

在会上作压轴讲话的,仍然是主管宣传工作的邓力群。他说,一年半以前,我也在这里参加了类似的交接工作的会,当时是我把中宣部的工作交给朱厚泽同志。今天王兆国同志来宣布,朱厚泽不再担任此职务,由王忍之同志担任,又是一次交接。上次我讲了一段话,今天还要再讲一点。中央的通知是正式任命,但今天有个不同,即朱厚泽同志的工作,一年半以来,是不适应的。他来的时候本人就有意见,但经过胡启立、乔石同志的说服,他服从了中央的决定。但一年多来,他并不适应,所以需要改变工作。同时我要说明,朱厚泽同志的工作确有失误,并不只是不适应。当然朱厚泽的失误他本人有责任,但主要责任还是胡耀邦同志。胡启立同志讲了,他也有一定责任。在党中央的生活会上,启立同志作了很诚实的检查,我觉得是好的。由于这些原因,朱厚泽到农村发展中心工作更适合。在作这个决定之前,我奉中央委托,找朱厚泽谈了话,他提出要有一段时间清理自己的思想,中央接受他的意见,要求他先报到,然后就请假,时间长短自己决定。朱厚泽要求在清理思想时,中宣部把他讲的整理成文的东西交给他,作为清理思想的材料,我觉得应该充分满足他的要求。除此以外,一年半来,同志们如果有意见,最好采取书面方式反映给他,前提是事实要有依据,不要上纲上线,如实反映意见。这些意见先交机关党委,看看是否符合事实,如果不符合事实就不要送了。如果朱厚泽愿意找同志们谈谈心,交换意见,也可以,但不要开大会小会的揭发批判,这不是现在中央处理问题的方法,但这并不妨碍同志们提意见。

邓力群说,上次我讲到,议论提朱厚泽任中宣部长时,我看过他写的两篇文章,一篇写得很好,是讲从中青年中选拔干部,作为中青年干部,应使自己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在这方面他讲了许多意见,这是个好文章。这次他的工作有点失误,是妨碍还是有利于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呢?毛主席讲过,犯了错误,只要认识得当,可以转变为全党的宝贵财富。恩格斯也讲过,在错误中也可以认识真理。如果采取相反的态度,消极、悲观,有埋怨情绪,把责任推给别人,这就不利于使自己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我希望他是前一种情况,在清理思想以后,重新看看他那篇文章,这是我诚挚的希望。

邓力群话锋一转,明显加重了语气说,功过是非,历史自然会鉴定,但自己不能等待,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所谓环境的影响,大家都碰到过这种情况,千秋功过自有后人评说,但自己就不需要探讨了吗?不应只等待历史评价而无须思索、无须探讨、无须研究、无须前进了,应该积极地做好自身的工作。不远说了,现在是大是大非时期,耀邦同志已经作了自我批评,检查了自己的错误,辞去了总书记的职务,会议上大家一致推选赵紫阳同志为总书记,是不是这个问题也要等待历史去评价,耀邦辞去总书记,也是历史检验的结果嘛。对不起,朱厚泽同志说了前边那几句话,所以我要说这几句话,听起来可能不大顺耳,但我愿意说出来,供朱厚泽同志下一段清理思想时参考。

在大庭广众之中,面对如此直接和严厉的批评,朱厚泽不尴不尬,不恼不羞,面不改色,安坐如常。

邓力群最后说,我同王忍之认识很长时间,工作中联系也很多,他发表过同周谷城商榷的文章,此文在“文革”前,在哲学界有过很好的影响,当然他是在胡绳同志领导下,文章也征求过胡绳同志的意见。“文革”前我们也合作写过文章,“文革”中也间接听到他的情况,他是“财贸一小撮”,挨整挨了十几年。但他没有乱说,也没有被压倒,整个表现是好的。后来他参加了计委的工作,撰写文件等,长达8年时间,没有搞过邪门歪道。到《红旗》杂志工作,是别人提名的,开始计委不放,后来才勉强同意放他。到《红旗》后,同熊复同志合作,在“两个凡是”问题上,他不是主唱,是合唱、伴唱,犯了错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严格按中央政策办事,工作中比较谨慎,在所有报刊中,《红旗》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最好的刊物。当然《红旗》也发表过有缺点的文章,但宣扬自由化的文章从来没有发表过。王忍之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上来的,所以中央推选他上来是有道理的,是正确的。只要多听群众的意见,是可以完成自己工作任务的。中宣部目前特别需要振奋精神,努力工作。里夫同志说中宣部不是铁板一块,要按照中央一、二、三号文件精神,清理一下自己的思想。不管怎么样,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问题上,必须与中央保持一致,不允许违反纪律,发表错误言论。

邓力群同志的讲话,也获得了与朱厚泽讲话同样热烈的掌声。

(作者系北京资深报人、自由撰稿人)

(责任编辑 李 晨)

2010年第8期　大跃进前后的煤炭工业

第一个五年计划

我从1946年(时任晋冀鲁豫解放区中央局经济部工矿局局长,兼任峰峰煤矿董事长、不公开的党委书记)开始与煤炭工业结缘。

燃料工业部于建国时成立,陈郁同志任部长。1952年底,我任副部长。不久,赶上了计划、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五”计划),希望为新中国的工业化打好基础。党中央要求“一五”计划结束时的全国煤产量应比五年前增长70%。这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

为了制定切实可行的“一五”计划,分管煤炭口的陈郁部长和我带领各级领导干部,与技术人员及工人们一道,对各个矿场进行了实地考察,对每一口矿井的出煤量、增产潜力进行了调查。随后,我们对所得信息进行了反复的分析、研究,拟定了煤炭工业的“一五”计划,受到了中央的褒奖。

大家认为,发展煤炭工业应从三个方面着手:1. 继续恢复、改建旧矿井;2. 对生产井进行技术改革;3. 积极为建立新矿井创造条件。另外,我们一定要坚持“安全第一”的一贯方针,确保“一五”计划的顺利进行。

1955年,煤炭部成立,陈郁任部长、党组书记,我任第一副部长、党组副书记。1957年,我们超额完成了“一五”计划所规定的生产和建设任务,并在科研、教育、经营、管理等方面取得了好成绩。

1957年夏,陈郁部长和我组织有关人员写出了有关“一五”工作的总结报告,其题目为《煤炭工业第一个五年计划生产建设中若干问题总结》(《总结》)。在《总结》中,部领导检查了六个方面的问题,并对其产生的根源、内因和外因作了详尽的、实事求是的分析。这里,我仅就其中争议最大的两个问题,谈谈我的认识和意见。

1. 计划经济问题

尽管我们超额完成了煤产任务,但全国煤炭供应仍是紧张,影响了全国的工业生产。为了缓解煤炭供应的短缺,国务院发出《关于发展小煤窑的指示》,以调动地方政府、农业、手工业合作社的积极性,千方百计增产煤炭。

《总结》认为,煤炭供应短缺主要是由两个原因造成:一是煤炭部在做生产计划时没有打出足够的提前量;二是国家对各工业口的投资计划失调。另外,我认为,国务院的《关于发展小煤窑的指示》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煤炭供应困难问题。发挥基层的积极性去开小煤窑,已经很有些“大跃进”的味道了。

2. 新建矿井的井型问题

此问题系指建井规模大小和技术装备的高低。我们认为,煤炭部应多建一些具有先进技术装备的大型矿井。这类井具有近、远两期的优势,即近期能确保安全生产,改善劳动条件,提高生产效率;远期则出煤潜力持久、丰厚,故投资相对不高。我们不主张大力兴建中、小型矿井,持以上意见者,被称为“大洋群”。部里另一些领导(“小土群”)则认为,目前国家底子薄,上面要求快出煤,我们应因陋就简,大兴小煤窑。在部党委会上,两种意见争执不下,吵得不可开交。此时,国家建委主任薄一波写了个条子说他支持“小土群”,不支持“大洋群”。面对这个压力,我仍坚持原有意见。

即便如此,部党委服从了国家以中、小型为主,大、中、小三结合的方针。在“一五”计划的五年中,在部直属开建的115处矿井中,大、中、小型井的比例为11%、23%、66%,而产煤能力分别为28%、33%、39%。可见,小型井的修建占绝对优势,但其产煤能力远不如大型井。

“二五”计划与“大跃进”

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会议上,周恩来做了对“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陈郁部长也代表部党组,汇报了我们实施“一五”计划的情况,并阐述了将如何在“二五”期间解决煤炭供不应求和机械制造业发展滞后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我们周密计算了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对煤炭的需求量,并决定积极发展地方煤炭工业。同时,我们将大力投资煤炭机械制造业,为矿山提供更多的先进设备,增加安全和劳动保护设施,以提高生产和现代化水平。

不久,陈郁部长赴广东省任职。张霖之任煤炭部部长。

根据“八大”精神和煤炭工业的实际情况,于1957年8月,煤炭部推出了《煤炭工业“二五”计划草案》。我们将1962年的煤产量定为2.34亿吨,比“八大”建议值约高12%。但是,这个草案还没来得及提交人代会审议,“大跃进”就开始了。党中央、国务院要求我们重新制定一个“跃进”式的“二五”计划。

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大会上提出,15年后,中国的钢产量要赶上、超过英国。12月,刘少奇在中国工会八次代表大会上,宣布了这一誓言。冶金部部长王鹤寿随之豪言,他可用10年和20年的时间超过英国和美国。此壮语受到毛的赞赏,并激发各部门抛出"跃进"指标。为了达标,举国大炼钢铁,想在超英、赶美的运动中,打一个短、平、快的漂亮仗。

1958年初,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批评周恩来犯了“反冒进”的错误,清除了发动“大跃进”的障碍。接着,毛又在四川成都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继续批“反冒进”。会议通过了《关于一九五八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账的意见》、《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等文件,为全面发动“大跃进”做好了准备。

以上文件也发到了煤炭部。为了贯彻两会精神,张霖之部长于3月25日主持召开了全国煤炭工业四级干部会议,力求做好开展“大跃进”的思想准备。部党委号召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群众运动的方式,批判部内存在的保守主义。会议领导小组为了把运动“引向深入,揭深批透”,对基层领导进行了反复动员,以至各单位先后贴出了近3000张大字报。他们大批陈郁部长、我和其他领导在制定“一五”计划和完成生产任务上的保守思想。我们还被指责为反“冒进”,只讲可能,不讲需要,强调稳妥可靠,压制了生产,导致了煤炭供不应求的局面。于是,“一五”《总结》被说成是“右倾保守主义”的产物。

会议还批判了我们表现在井型、服务年限、机械化标准、生产福利、工作日制度等方面的教条主义错误。并指责我们照搬外国经验束缚了人们的思想,限制了煤炭工业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加大了投资,造成了浪费。

最令我费解的是,会议指责“安全第一”也是教条,并认为如果继续执行现有的保安规程、监督和管理制度,就不可能有“大跃进”。一些领导认为,煤矿生产是与地球作战,和打仗一样,死人是不可避免的。我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原煤来自于工人们的地下作业。他们很容易受到自然灾害的袭击,因此一定要坚持‘安全第一’的方针。目前执行的保安规程,是多年来生产实践的总结,也是许多矿工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只有执行这些安全措施,才能保证煤炭的健康生产,两者缺一不可。”

正是在这个会议上,部领导提出中国煤炭工业要“5年超过英国,15年赶上美国”的口号,并规划了“二五”、“三五”、“四五”的煤产量分别为3.3亿至3.6亿吨(此数值比原定“二五”指标增加了41%～54%)、6亿吨和9亿吨。到了5月份,这些指标又显得太保守,又被成倍、成几倍地刷新。

正如《煤炭工业二十八年史稿》所述:“这次会议否定了在执行‘一五’计划经验中总结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正确指导方针,提出脱离实际的生产指标,下达了‘大跃进’的进军号。”

1958年5月,在中共八届二次全会上,党中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标志了“大跃进”运动的全面展开。

为了确保实现冶金部“超英赶美”的誓言,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其中一项,就是土法上马。全国各地建起了炼钢的小、土高炉,家家的饭锅、门闩都成了大炼钢铁的原料。

炼钢需要煤。为了适应“跃进”局势,煤炭部也采取了一些应急措施。例如:

1. 推广水力采煤(水采)以提高煤产。与传统技术相比,水采的优点是成本低、流程简单、效率高、事故少,等等。但其先决条件是,矿井周围一定要有充足的水源。缺乏水源是此技术在他国发展缓慢的原因。

1956年,煤炭部在开滦林西矿和萍乡高坑矿对水采技术的应用进行了工业性试验。次年又在开滦唐家庄矿进行了扩大试验,效果不错。但由于水采对水力的要求甚高,我对它的应用价值仍持怀疑态度。如果水采矿的水源出现走低或枯竭,我们投资的回报将化为乌有。

然而,部领导对水采技术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代表部党组(我和刘向三坚决反对)向中央送了一份题为《关于发展水利采煤的报告》(《水采报告》)的文件,提出在“二五”期间,煤炭部欲将60%左右的现有矿井,改建成水力采煤、水力运输,而50%至60%的新建井为水采井。1958年7月,煤炭部在开滦矿区主持召开了煤炭工业技术革命“跃进”大会。在会上正式公布了《水采报告》,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国家技术委员会(技委)正、副主任韩光、张有萱在会议的最后两天赶来,并下井参观了水力采煤。一个星期后,技委党组给中央写了一份《关于水力采煤的报告》,认为水采是个好方向。8月16日,中共中央对煤炭部、技委党组的报告做出批示:“水力采煤是煤炭部今年以后所掌握的一个比较全面的执行多快好省的先进技术,凡是有条件推行的煤矿企业都可推行。”遗憾的是,部领导舍去了“有条件”这个前提,牢记了“都可推行”这四个字,为在全国煤矿推广水采定了调儿。

同年9月1日,煤炭部将刘少奇、周恩来请到开滦,向他们展示水采的优越性。我先陪同周总理视察了赵各庄矿,随后又与其他部领导陪同刘主席下了唐家庄水采矿。部领导向两位国家领导人介绍了水采的优点,并赢得了他们的支持。从此,水采技术在煤炭系统大张旗鼓地推广开来。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和刘向三仍然坚持我们对水采的意见,质疑普及这一技术的可行性。但我们的声音被淹没在为“创高产”而击鼓鸣锣的喧嚣中。

在唐山大会后的二三个月内,煤炭部完成了137个水采矿井的设计工作。但很快,这个技术的弱点就暴露出来了。例如,井下煤、泥、水泛滥;运输通道淤塞;煤层面回采率低等。于是,部分水采井被定为“不能正常生产”。就连“生产较正常”的唐家庄井,在3个月内就损坏了大量的水采设备。冬季时,提升到地面的煤炭在煤车中冻结而不得卸车等问题层出不穷。从事水采的职工们对这种不顾条件,盲目推行水采工艺的做法提出了大量的意见。在全煤系统普及这一工艺的愿望触了礁。

此时,是应该认真思考一下失误原因的时候了。但部领导于1958年11月又发出了《关于发展水力采煤的指示》,重申水采是煤炭工业技术革命的核心,坚决批评为难、消极、动摇情绪,进一步大力宣传水采之优越性,使情况进一步恶化。1959年,水采的年产量仅为1000万吨,仅是预定指标的20%。

盲目推广水采的后果不堪设想。唐山会议后突击设计、制造的大部分水采设备不能使用。由于大批旱采井被改为水采井,但因采煤系统不配套,不少矿井在投产后不久就被迫停产了。而很多新建水采矿则因缺水而不得不“水改旱”,造成了人力和物力的极大浪费。

2. “小土群”疯起以提高煤产。前面我已提到,在“一五”期间,部里就有人力主大办小煤窑,但遭到陈郁部长和我的坚决反对,以致未得全面实施。如今,正值“大跃进”高潮,为了保驾冶金部实现其天文数字的钢产指标,部领导决定支持大办小煤窑的建议,展开了“小土群”运动。其宗旨是用分散的小煤窑对应分散的炼钢小高炉,力图做到“哪有千吨钢,哪就有万吨煤”。在煤炭部的号召和协助下,许多地方的党政领导干部,带领群众“勘探队”上山找煤矿,一旦发现煤源,马上就地开采。其声势之大,前所未有。就连在校生和老人们也扛起了镢头,随着浩浩荡荡的人群去挖煤。一时间,10万多个小煤窑星罗棋布于全国。它们都是仓促上马的独眼井,既无安全设施又无专业设备,用的是明火照明,自然通风,出煤全靠那些没受过任何专业训练的农民工,伤亡事故极其严重。

1959年,全民大炼钢铁的运动降温。公社劳力的回调,使很多小煤窑被迫停工。而一些“不过夏”的独眼井在雨季被山洪吞没。还有的因其地处荒山野岭,煤运不出去,也都荒废了。这场大兴小煤窑的群众运动,不仅浪费了人力和财力,还严重地破坏了我国的矿产资源。面对这个残局,煤炭部曾提出对小煤窑进行改造的动议,但此动议受阻于接踵而至的三年困难时期。

3. 大型煤矿大兴超产竞赛以提高煤产。在“苦战三五年,超英赶美”的“大跃进”中,部领导将煤炭的生产指标也定得越来越离谱了。为了增加产量,煤矿的高产竞赛运动也轰轰烈烈地启动了。这个运动主要体现于加快采煤面的推进速度上。由于大型矿有良好的基建和机械化基础,大幅度的增产实现了。但这还不够。部领导号召各矿,一定要有“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干”的精神,大胆进行技术革新、技术革命,以求产量的更大突破。很多矿务局为了达到大大超出原矿井设计能力的产值,大破技术操作规程和生产管理制度,破坏了原来有序、规范、行之有效的作业法,致使可采煤层面枯竭,煤产量急剧下降。

然而,这些都没有打乱部领导的工作常规。部领导每早一进办公室,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读各矿报上来的生产报表。对没有达到预定指标的厂矿领导,轻者,狠狠地批评;重者,撤职。当时,煤炭部借用了农口的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谁也不能怀疑高产指标是否可以落实,谁认为达标有困难,谁就是“右倾保守主义”。一时间,科室关门,干部与工人们一道下井,加班、加点突击生产。此外,为了“解除对生产的束缚”,煤炭部还取消了总工程师监督等制度。在无人过问安全的情况下,矿井事故剧增,生产陷入了极端的混乱。

1959年,我去抚顺煤矿视察。与我同行的有秘书李子文、工程师吴百川。我们看到那里的工人只是在原地采煤而不掘进(掘进是矿山在地下打隧道的技术术语。在煤矿分为煤巷掘进和岩石掘进,起到运输和安装传送带运煤的作用,此处强调的掘进指岩石掘进),把巷道两边都掏空了。我马上与负责生产的领班人说:“这种生产方式,不是倒退了十年吗?这不仅会导致塌方危及工人的生命,而且在没有充分挖掘原煤之前,这口井就得报废了,这不是巨大的浪费吗?”领班人回答说:“我们这是没有办法呀!就地采煤就是为了快嘛!就这样还完不成上面交待的任务呢!”

随后,为了与辽宁省委磋商工作,我们又去了沈阳。刚住下来的当夜,北京来电说,部里要召开临时计划会议,李富春、薄一波都要到会,要我立即返京。我们连夜起程往回赶,一下火车就直奔会场。

在会上,由于各矿务局报上来的生产计划指标比部里定的低太多,部领导把这个情况向主管国民经济年度计划的薄一波作了汇报。薄表示做计划应实事求是。尽管煤炭部调低了原定指标,但仍比下面报上来的高不少。为此,部领导只好与主管长远计划的计委主任李富春商量,寻求解决办法。李提出,只要是国家需要,煤炭部就一定得想尽办法达标。对这个不切实际的要求,我是不同意的。开会时,我把在抚顺煤矿视察时的所见所闻摆了出来,为的是想向领导们讲明,如将生产指标定得过高,既不现实,又很危险。但我提出的问题与当时的形势形成了巨大反差。我的调子太低、太保守,因此未受到重视。于是,在这个计划会议上,领导们为今后全国的煤产定下了高不可攀的指标。

尽管我所提及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但我并没放弃自己的意见。此时,一些部、局领导表态同意和支持我的意见,于是部党委内出现了矛盾和分歧。

我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正当部党委内部分歧突起之时,毛泽东在党内发动了又一个政治运动,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1959年7月,党中央在庐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其原定议题是总结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讨论今后的经济工作任务。毛在概括国内形势时说:“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他还指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是没有搞平衡,指标过高,应该改正。他提出了涉及各个领域的18个问题,要大家分组座谈讨论,纠正高举“三面红旗”所犯的错误。

7月14日,彭德怀致信毛泽东,在肯定总路线的前提下,分析了1958年以来的“左倾”错误及产生原因,并提出纠正错误的具体建议。但彭的诚意被毛指责为“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在向党进攻”,随即展开了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

7月31日,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等文件,揭开了在全党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运动的序幕。在这个运动中,一大批勇于说真话、力保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领导干部受到了惩处,我是其中之一。

在这次会议上,我被辽宁省委第一书记点了名。他说,煤炭部有个叫徐达本的,竟然批评我们号召煤矿的家属们对煤炭生产作贡献,是与“大跃进”唱反调。其实,辽宁省委的号召,是不顾家属安危的严重违章行为。

庐山会议一结束,部领导就下传了中央有关反击“右倾机会主义”的文件。随之,反“右倾”运动在煤炭部铺天盖地地展开了。我是首当其冲的“运动”对象。这是我有生以来首次“挨整”。其原因是,在落实1959年度生产指标的讨论时,我极力主张降低生产指标,腾出力量抓生产的准备工作,改变采掘严重失调的局面,以保护各矿井的综合生产能力。我的“如不迅速解决现存问题,煤炭产量将急剧下滑”的警告被指责为不支持“总路线”,对“大跃进”持消极态度,盲目坚持安全第一、生产第二的“保守主义”。我被定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煤炭部计划司司长丁丹则被正式带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并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这主要是因为他给部党组写了一份有关各大煤矿生产状况的工作报告。他指出,部领导对老矿的面貌,及其生产能力的认识不清,制定了不切实际的生产计划。鸡西、鹤岗、双鸭山三个矿务局在“大跃进”中已把老本吃光,所以不可能完成目前所定的煤产指标。他明确支持我的观点,以为“煤矿生产并不需费什么力气,生产准备工作无关紧要”的意见是错误的。可惜,这些中肯的意见都被认为是无限夸大一些微不足道的缺点,是歪曲事实,是反对“大跃进”。

刘向三也被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边缘人物(刘向三:《往事的回忆》,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版)。其主要表现为对水采有消极、动摇情绪,对我持支持态度等。另外,因我而被株连的,还有东北煤矿管理局副局长、东北抚顺矿务局局长、副局长以及矿长等。他们“被整”的原因,是与我一起反对辽宁省委“老婆、孩子一起进矿”的号召、反对不掘进、设备失修等违反生产规程的做法。他们因犯了“右倾”错误而受到撤职处分。

刘向三的秘书高德贵被整得最苦。这只是因为他说了一句大实话:“煤炭部表面上满面红光,实际上患了三期肺病。”其实,“大跃进”这个违背客观生产规律的运动,把我们在“一五”计划时期为我国煤炭工业打下的底子,全都给折腾光了!

在大会、小会批判我的同时,我还被停职,勒令在家写检查。同年,刘少奇批准了部党委对我的处分意见:降职使用。我从主管全国煤炭生产的第一副部长,降至管理财务的最末一位副部长,并免去了我的部党组副书记的职务;我的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也被取消。

“停职反省”时的所见所闻

在停职写检查、受批判之余,我能做的,也是我最感兴趣的,是到下面走走,作点儿调查研究。李子文、吴百川与我同行。

我们的第一站是河南平顶山煤矿。在井面上,我们见到工人们正敲锣打鼓地庆祝“又一次突破了产值大关”,真是好不热闹!到井下一看,吓了一跳:到处乱得一塌糊涂!我问采矿区长:“你们不搞掘进,不怕出事吗?”区长回答说:“不行啊!上面下来的压力太大啦!我们没有办法啊!上面说了:‘你们必须完成任务,否则拿着检讨来北京!’”我说:“你们无论如何要掘进,否则矿井就得报废了!”但回答我的,只是无奈的摇头。

我们的第二站是焦作煤矿,其混乱程度比前一座矿更甚。峰峰煤矿是第三站。去之前那里传来坏消息:煤矿被水淹了。当我们赶到时,所见到的还是一片混乱。面对到处生产杂乱无章的状况,我这个犯了“右倾”错误的人深感无能为力。

1960年5月9日,一起震惊历史的矿难——山西老白洞事件发生了。自“跃进”以来,此矿的煤产猛增到150余万吨,远远超出所能承受的水平(90万吨)!堆积如山的原煤滞留井下,煤尘飞扬。也许是一个小小的火花引爆了煤尘,顿时熊熊的大火从数个井口喷出,将900多名矿工和干部困于地下。

这个事件直到40多年后才被曝光。据统计,在此事件中遇难的人数为684人,但有人说,真实的死亡人数为800多。

当时,为了调查事发原因,中央组织了一个由公安部长、劳动部长、总工会主席和煤炭部长组成的调查小组。一场“反事故、抓敌人”的运动又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很多无辜的人被卷了进去:709人被批斗;398名干部被撤换;462个“不纯分子”被调离。原该矿总工程师周子义被指控为引发事故的“嫌疑犯”而被逮捕入狱。30年后我见到他时,他向我讲述了“老白洞事件”是如何发生的和他本人是如何被冤枉的。

“左倾”错误与七千人大会

持续三年之久的“大跃进”,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回报”是席卷全国的“三年困难时期”,是工农业的大倒退。当时,除了原煤、石油、电力部门之外,钢铁、水泥、棉花、粮食等重要工农业品的产量,都远远低于周总理签署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的预定值。党中央意识到,如果再不刹住“浮夸风”,其后果不堪设想。

1962年1月,党中央召开了扩大会议,即“七千人大会”(我也是与会者)。在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央向我们作了报告,检查了在过去五年里所犯的“左倾”错误。毛泽东在会上也发了言,表示愿意为错误承担责任。此外,周恩来和邓小平等领导也在大会上做了自我批评。参会人员对中央领导们基本上认识到“大跃进”的失败而感到鼓舞。

令我欣慰的是,中央为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的绝大多数敢于谏言的同志们进行了甄别平反。我也是被平反人群中的一员,官复原职。部内其他因“右倾”而受到处分的同志,也得到甄别平反,重新安排了工作。

我原以为,中国工农业的建设将步入一个“拨乱反正”的新纪元。1964年我调离了煤炭部。两年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文革”之后,我又转到煤炭部,始终关注煤炭事业的发展。近几年,煤矿事故频发,我听到这些消息很痛心,但我已经90多岁,全然无能为力了。不知那些主管安全、主管煤矿的人是怎么想的,是怎么做的。

(徐达本曾任煤炭部副部长、八机部副部长,于煤炭部离休。徐平平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副教授。蒋燕燕为北京汽车摩托车联合制造公司退休工程师)

(责任编辑 李 晨)

2010年第8期　王飞/李慎之与毛泽东秘书谈民主

半个多世纪之前的1956年,对中国、对社会主义阵营、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乃至对全世界,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折之年。这一年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跌宕起伏,发展轨迹之诡异,出乎许多人的预料。

当时国内是“莺歌燕舞”,一片大好形势:让美国这一世界数一数二的强国,第一次没能赢得战争胜利的抗美援朝,已经结束;镇压反革命、高饶事件、反胡风集团等运动,也都过去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已基本完成。新年伊始,毛主席就在天安门城楼上,接受了私营工商业改造完成的喜报。4月份毛主席发表了让人耳目一新的《论十大关系》。5月份,陆定一同志又根据毛主席的思想,发表了在社会主义阵营从来没有提出过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进一步使人心情舒畅、思想活跃。9月份中共召开的八大宣布,今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生产力与落后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了,毛主席也称“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知识分子皆大欢喜,一心想着向科学进军。这是人们心目中越来越宽松的一年,谁也没有料到即将到来的“反右”风暴。

而国际上此时已是彤云密布,浊浪排空。在3月份苏共召开的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做了揭露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斯大林的诸多错误甚至罪行,震惊全世界。10月份,波兰事件与匈牙利事件相继爆发,苏军坦克开上了布达佩斯街头“平息反革命暴乱”。局势一片混乱,苏共和中共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产生了分歧。

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完美的共产主义制度,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尖锐的矛盾、爆发如此剧烈的冲突?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制度还行不行?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向何处去?当其时也,世界上各种理论派别、政治力量吵作一团,莫衷一是。据时任新华社社长的吴冷西同志回忆,自从苏共二十大以后,中央书记处(在那年9月结束的八大以后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几乎每天都要开会,为我党有史以来所未有。

就在匈牙利局势急转直下、日益恶化,反共舆论甚嚣尘上之时,1956年10月底,为了正确分析国际形势、总结经验教训,毛主席派他的秘书林克同志,到新华社找一些同志交换意见。

当时的新华社国际部,可以说是国内唯一的国际“消息总汇”。除公开发稿外,他们办的《参考资料》一天要出3大本、十几万字,上午版32页,中午版24页,晚上版24页(有时32页),而且一定在早上8点、中午11点、晚上7点送到中南海的办公桌上。林克解放后在新华社国际部历任编辑、参考消息选报组长,1954年调到毛主席身边工作,主要帮助毛主席挑选国际资料和学习英文。在毛泽东的指派下,林克到新华社后,找到时任国际部主任的家父王飞、副主任李慎之叔叔,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作为当时新华社国际报道的负责人,作为从莫斯科到华盛顿,从华沙到布达佩斯,从赫鲁晓夫到艾森豪威尔,从哥穆尔卡到陶里亚蒂,铺天盖地外电的“第一读者”,在夜以继日的冲击下,王飞等人也在苦苦地思考、探索:斯大林、苏联、东欧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其经验教训在哪里?中国共产党人该如何选择自己的道路?中国、国际共运乃至世界向何处去?

李慎之后来回忆:那时他们忧心忡忡,工作之余经常一起讨论,甚至到了寝不安眠、食不甘味的程度。他们觉得,看来斯大林不行了,赫鲁晓夫更不行,“希望只能寄托在取得胜利才7年而且领导着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蒸蒸日上的中国共产党身上,寄托在为全世界革命人民众望所归、一贯提倡集体领导与群众路线,而且素有宽容与开明之称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身上,希望由他在中国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为社会主义国家树立一个成功的范例”。(《关于“大民主”和“小民主”的一段公案》,原载《百年潮》1997年第5期)

完全可以想见,当他们得知毛主席礼贤下士,要倾听他们意见建议时的兴奋心情。不料谏言上达天听后,风云突变,向党中央主席提的建议,很快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纲领”,二人从此运交华盖,命途多舛。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他们当年向毛主席进了什么言,主席又是如何回应的?

林克当年撰写的《王飞、李慎之同志同我的谈话》,揭开了谜底。“反右”中,林克应要求,向新华社机关党委提供了这次谈话的记录稿,记录稿被新华社机关党委编为“1957年第52期整风资料”,在一定范围内印发,以为批判王飞、李慎之的罪证,遂得以连同他二人在“反右”、在“文革”中写了无数遍的“检查”、“交待”、“请罪”等材料一起保存至今,使我们能够管中窥豹,略见一斑,大体还原历史真相。

限于篇幅,下面对林克的谈话记录稿略作摘录(括号中的文字为林克原注):

王飞同志首先发言:

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后,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若干根本问题极想向中央领导谈谈。

看来国际共产主义理论上完全靠苏联不成,中国党应该自己研究和提出一些国际共产主义的理论问题。

问题的实质:基本的意见是苏维埃社会式的民主不能解决问题。或者说,苏维埃式的民主基本未解决。

在苏维埃社会,无产阶级专政变成党的专政,由党的专政变成少数人专制而少数人专制变成个人专政。

由中央一直到村干,管得太多太死,不准有活动余地。如此我们党的威信越高,就越危险,有人认为反我就反党,我即代表党。由于有绝对的权力的人们形成了一个阶层,在这个阶层下边也形成了一个阶层,没有思想,没有独立思考,斯大林倒下了,别人就混乱了。

英、法、美政府倒台,就像换件衬衣一样,无论政府换不换,但整个社会是稳定的。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如英明则没有问题,不英明,则解决时即要采取冲突的形式,而且不一定能解决得好。根本的问题即我们(指苏联)采取了集权专制主义。

如何解决:

1. 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这是民主的实质。我们的报纸上的自由是在小问题上,现在言论不是独立的。领导人物、领导机关的活动、领导机关的决策交给人民评判。这样人民确实有更大的选择能力辨别能力。

如果帝国主义在强大的社会主义存在的情况下,还可以将情况公开,为什么我们的制度不可以?应该可以发表不同政见的批评,但不能发表反社会主义原则的言论。

2. 分权:

分权包括村干问题。党政要分开。削减某些部门的权力、某些组织的权力。不仅分权而且要削权,可以互相制约。

3. 选举:

我们认为中国现在的选举是间接的选举,甚至是中央的圈定。人民代表与其说是选举的,不如说是任命的,我们不应把选举变成虚伪的形式主义,人民不是阿斗。

4. 保密问题:

有些东西要保密;但是保密的东西太多就是说告诉老百姓的东西太少,人民不知道领导人如何活动、如何决策,结果培养愚昧主义,不能增加人民的判断能力。

这并不是说中国已经发生什么问题,从长远来说中国可能发生问题,但目前还没有问题。这是为了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可以使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跃进、复兴。

对斯大林的估价与看法:关于斯大林功过三七开的问题。完全同意对斯应作全面历史评价。但斯大林的功过是否值得三七开值得怀疑,如能分时期评价则更好。

个人崇拜问题:各国共产党理论上是相信人民创造历史的,但实际上,共产党对领导人、高级领导的依赖思想过于以往任何朝代,这是非常矛盾的。

中国人民对毛主席的热爱是真诚的,但是一个领袖威信高,可以引起不良的后果。毛主席聚集起来的威信要极其慎重防止被别人篡夺利用。

王飞同志谈完后,接着李慎之同志说:

为什么会发生波匈事件这样大的问题?

根本问题是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民主问题,无民主则无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化和民主必须同时解决。

我们完全同意阶级路线,民主只能给予人民而不给反动派。但实际上专政不只专反动派之政,而且专到人民。

我们认为中国应当仁不让解决无产阶级民主的问题。

我们党几年来一部分已成为一种衰朽的现象,国家大事,如果不通过党的系统则意见不能提出来,一切都统起来。系统严密这是我们党的好处,缺点是不容易听到意见(最后这一句话是我的回忆——林克)。

这可以从资产阶级牵制平衡、司法独立中吸取一些东西。现在小民主不少大民主不够。

现在许多事不是由人民判断而是由自己判断,不能锻炼人民的判断力。社会需要足够的弹性,才能应付一切事变。中央限得太死,中央保守,有一定的愚民政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现在报纸太少了,过去中小城市都有报纸,一张报纸(不管是否是官方报还是党八股)也可发扬正气。

希望毛主席为中国和世界共产主义解决一个健康民主的问题。毛主席有极大的威信,这是历史造成,而不是个人崇拜,但不希望他的威信无条件地传给其他人。不希望对其他人感到失望,只要有民主,领导人差一点问题也不大。

我们现在的制度基本上是苏联的制度,缺乏弹性、应变和改革。但是在理论上现在就高瞻远瞩,在高级干部中现在就开始,走在苏联、波兰的前边是必要的。

要确立健康、民主、公正的全民舆论。

今天读来,这些意见依旧旗帜鲜明,切中时弊,掷地有声。然而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王飞、李慎之甚至林克的预料,“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不久之后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在讲话中严肃批评了王、李。这个讲话后来收入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

事实上,同许多后来发表的毛主席的文章一样,1977年《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时,他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这段讲话,已经与吴冷西、林克当年向王飞他们传达的版本,不大一样了。

有这样一个花絮:看到《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后,王飞明知故问,给时任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党委副书记、当年向他们二人传达毛讲话的吴冷西打电话:怎么《毛泽东选集》里说的,与你当年传达的不一样了呢?吴也并不讳言:我们改了!

据王飞当年的检查交待,1956年11月,吴冷西传达了毛主席在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其中一段批评了他们。主席讲话大意是:新华社有两个干部主张搞大民主,是错误的。大民主是解决敌我矛盾的,人民内部矛盾,只能小民主,小小民主。也许,对付官僚主义者,可搞点大民主。主席还说,他们所提意见的错误一是阶级观点不明确,二是对民主不是目的而是手段这一点不明确。

因为工作忙,与林克谈话那天,王飞谈完后就先告退了,并没有听到李慎之的发言。得知主席批评他们要搞“大民主”,王飞一时摸不到头脑,赶忙去问李慎之。李也大呼冤枉,一再解释:他说的是我们在调资分房等小事上民主多,在国家大政方针等大事上民主少,并未主张什么“小民主不过瘾,要搞大民主”。

林克当时对毛主席的批判也感到突然。在吴冷西传达后的一两天,他又来找王飞说,他听了批评之后很紧张,担心是否是他传错了话。王飞即向他表示:“你不必担心,我相信你的记录是不会错的。”林克问王对主席的批评有何意见?王飞说:“完全同意主席的批评,还要好好消化消化。只是第一、我们并未主张搞大民主;第二、主席说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还未完全想通。民主作为上层建筑,可以说是手段,但作为斗争目标,如争取人民民主,似乎也可以说是目的。”对此,林克说,田家英也认为民主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同你们一样。

过了些时候,林克又来转述了毛主席关于民主是属于政治范畴,是上层,服务于基础等意见,批评了认为民主既是手段、又是目的之说。关于李慎之所提他未谈到要搞“大民主”之事,一贯善于替别人归纳总结的毛泽东一言九鼎:你们提的意见,实质上就是要搞大民主。

“竟敢怀疑、反驳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批评”,后来在历次运动中使王飞罪加一等,又多吃了不少苦头。

当年的王飞、李慎之希望毛主席在国际共运中“当仁不让”,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这当然是毛愿意听的;然而他们针对斯大林个人迷信错误开出的“药方”——改革政治体制(当然当时他们并未明确提出这一口号),实行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则与毛以阶级斗争为纲,培植、发展对他个人崇拜的思路南辕北辙。现在看来,王、李毕竟是一介书生,对毛太过天真了。不过,恐怕当时谁也未能料到,从八届二中全会上批评他俩、声称不能搞“大民主”开始,在与斯大林模式分道扬镳之后,为了“反修防修”,为了清除“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毛泽东竟走了一条从“反右派”、“反右倾”、“四清”到“文化大革命”的更加专制、更加暴力的极“左”道路。不学斯大林,改当“马克思加秦始皇”了。

然而,后来觉得“小民主不过瘾,要搞大民主”的,恰恰是毛泽东自己。1966年他在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中,极力推行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为主要特色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当然,这个所谓的“大民主”,与王飞、李慎之提倡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了。

自称“末代清凉山人”的李慎之,1946年11月才从重庆《新华日报》撤退到延安,到了清凉山上的新华社。他没有经过延安整风中的“审干”和“抢救运动”,没有认识到毛主席批评的严重性,口无遮拦,不知厉害,整风开始后又在国际部公开“鸣放”。如此不长记性,当然难逃一劫,李慎之被划成“极右”,开除党籍,发配劳改农场。王飞曾在延安呆了10年,好歹见过一点“世面”:在与林克谈话之前,尽管李慎之不以为然,他还是坚持请示了社长吴冷西,在得到“作为个人意见,可以说嘛”的允许后,才放胆进言;毛泽东批评之后,他不再做浪漫主义的幻想,在鸣放中噤若寒蝉。即便如此,最后他还是因“系统发表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在反右派中严重右倾,对右派分子李慎之有包庇行为”,受到撤销党内外职务、降职降级的处分,下放农村劳动。不过与李慎之相比,总算网开一面,从轻发落了。

李慎之被划“右派”的过程,说来也是一波三折,颇具戏剧性:当时具体负责“反右”工作的新华社机关党委负责人,曾三次将李慎之的“右派”问题提交社编委会讨论,前两次都没有通过,于是便去请示国家机关党委。国家机关党委不仅立即认定李为右派,还批评了吴冷西的“温情主义”。有了“尚方宝剑”,编委会第三次讨论时,无人发表不同意见了。身为编委的王飞既认为李不应是“右派”,又觉得“参加革命以来,在敌我问题上与党发生不同意见还是第一次”,在违心同意划李为“右派”的编委会上一时百感交集,无以自解,竟哭了一场。

至于王飞不得不领受的“包庇右派分子李慎之”的罪名,就更加荒唐可笑,主要依据就是他在编委会上不同意划李为右派。在上级党委定性之前,新华社多数编委都持反对意见,为何王飞在党组会议上发表意见,就是包庇呢?答曰:其他编委反对,是“温情主义”;你和李慎之是搭档,共同对林克发表了极其错误的意见,你反对就是有意包庇。如此诛心之论,让王飞百口莫辩,最后只能照单全收,否则后果更加不堪设想。

不过有一说一,对王飞、李慎之,毛主席在中央全会上可是明确说过不给处分的。后来如此处理,不能由毛主席负责。当时吴冷西传达毛泽东的话说:“这两个人讲话很勇敢,他们是肯想大问题的,意见中也有可取之处。我既然批评了他们,就不要给他们什么处分了。”林克也来传达主席意见,说主席要他来告诉他们,“你们是好人,对批评不要感到紧张”,“不会给予处分”,等等。林克还正式转达主席要与他们一起研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邀请。对此,王飞推辞道:“我们是搞日常时事的,工作忙,水平低,实在不能研讨这些理论问题。”请林克代为恳辞。

当时李慎之作为工作人员,正陪同周总理出访亚欧11国。回来后听说“陪圣上读书”的机会居然被王飞托词婉拒了,很是不舍:“当时还不理解,以为能同毛主席这样的天才理论家一起读书是莫大的荣幸,一定可以得益匪浅,结果未能如愿,颇有惋惜之意。”(《关于“大民主”和“小民主”的一段公案》)1997年看到李叔叔的文章后,我曾问家父王飞,为什么“婉拒”毛的邀请?他引用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中的话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我当时对毛泽东已经失望了。”

毛主席的指示不是“一句顶一万句吗”?怎么不处分王、李的指示就不被执行了呢?

有人用鲁迅先生的名言解释这种现象:“叭儿狗往往比它的主人更严厉”。其实问题远不是这么简单。如果把那几十年中冤假错案产生的原因主要归结为有关责任人的个人品质,未免过于简单化。这里面有着更深层次的社会根源。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年代,为了“继续革命”,为了革命事业“千秋万代永不变色”,就要不断揪出、打倒反革命。当时历次运动中,实行的是5%的“末位淘汰制”,打击别人是保存自己的前提。不打倒别人,自己就有可能被打倒。没有最“左”,只有更“左”。这种比谁更“左”、比谁更疯狂的大赛愈演愈烈,“文革”中被包装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所谓“清理阶级队伍”的“群众专政”时期,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历经半年批判、检查之后,1959年初,家父王飞的处分终于尘埃落定。翌年,他被下放到黑龙江宁安县农村“劳动锻炼”。

1961年,王飞结束下放回到新华社。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后,新华社举办了干部轮训班,传达贯彻会议精神。经过“反右派”、“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王飞的认识更进了一步:“毛主席也是人,人总会犯错误的,不能把毛主席神化。把主席神化,认为不能讲一句错话,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是别有用心的。”虽然轮训前曾信誓旦旦地宣称“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但“文革”中王飞却又“新账老账一起算”,被“革命左派”打成“黑帮”、“三反分子”、“漏网右派”,关牛棚、劳改5年多,还一度在“吐故纳新”中被“军管会”开除党籍。林彪事件后,他才得以“解放”。

1956年,王飞刚刚年届不惑,李慎之只有33岁,用今天的标准衡量,还是个年轻人。在之后那段不堪回首的年月里,他们遭受的打击,不过是沧海一粟;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所遭受的损失,才更加令人痛心。

李慎之总觉“永远愧对老友”,“改正”后每年春节都要亲自登门,给王飞拜年,直到因病逝世。王飞暮年双耳失聪,脑力衰退,平日很少与他人交流,包括家人在内。但李慎之一来,两人一会儿促膝谈心,窃窃私语;一会儿高谈阔论,声震屋瓦,患难之交仿佛又回到了风华正茂、指点江山的当年。

1978年平反冤假错案时,李慎之给新华社对外部原副主任、同样被打成“右派”的郑德芳同志(“改正”后任《中国日报》副总编辑)所出的证明中这样写道:

1957年11月10日我写的材料,是在我自己被划为右派分子以后在压力下写的。但是我当时就不认为郑德芳是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因此,凡是按照当时流行的标准可以构成她右派罪行的材料,我都不愿意写。现在事隔多年已全部忘光,当然可惜的是,也就因此失去了一些可以证明她当年真知灼见的历史记录。

我觉得,侥幸保留下来的王飞、李慎之1956年10月与毛主席秘书林克的谈话记录稿,同样也可称得上是“当年真知灼见的历史记录”。

曾有同志后来对王飞说,你的看法一点没错,就是早说了20年。

尽管为那篇讲话吃尽了苦头,王飞却“虽九死而不悔”。1981年,时任《人民日报》国际部主任的他在一份自传中写道:

本人一贯主张独立思考,探索真理,反对盲从,从不轻于苟同。1956年10月,在波匈事件尚未平息之际,毛泽东主席派其秘书来征求我们意见。我就国际共运与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一些问题,系统地讲了一篇意见。毛泽东同志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批评了我们的意见。如果说“创见”,那篇讲话可以算我个人的代表作。惜乎我那篇犯颜直谏的讲话,不但未被接受,“反右”及以后的历次运动中,长期受到批判、斗争,从而决定了我多年来在政治上的坎坷处境。所庆幸的是,1979年,新华社为我平了反,我在20多年前那篇讲话中提出的一些思想,今日已大部成为现实了。

大部成为现实了吗?又是30年过去了,历史仍在曲折中前进。

(作者为新华社高级记者)

(责任编辑 洪振快)

2010年第8期　黎澍批判专制主义

黎澍先生是中国近代史专家,曾著有《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这是我在学生时代就读过的。如今看来,黎澍先生当然也是有过失的,例如他曾批判尚鉞先生为史学界修正主义,“修正主义”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政治帽子。但黎澍先生的史观真正发生改变,则是在“文革”之后,并且也尽力更正过去的错误。他那部《再思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就记录了他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重新深入思考。

马克思主义哲学十分强调必然性。恩格斯说,“偶然性只是相互依存性的一极,它的另一极叫做必然性。在似乎也是受偶然性支配的自然界中,我们早就证实,在每一个领域内,都有在这种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内在的必然性和规律性。然而适用于自然界的,也适用于社会”。(《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记得在我们学生时代,不知给我们这些学子进行了多少必然性的教育。然而当中华民族经历了大饥荒和“文革”两次奇灾惨祸之后,痛定思痛,这两次大事件是何缘由,有何必然性?这当然是每个真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必须正视、回答,而不应回避的问题。黎澍先生是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回答的第一人。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但是,经过两次史无前例的大劫难之后,毕竟是有一批共产党人,开始识破庐山真面目。如周扬先生过去是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很多人挨整,是由他出面的。如今方知,当年从局外人看来,他似乎是“左”的;但在中宣部内部,他却是“右”的;可是许多“左”的动作,还须由他出面。“文革”结束后,周扬先生却是觉悟的一人,据说每次见到过去挨整的人,总是主动向人赔罪和道歉。他提出所谓“异化”的理论问题,据有的记载披露,是有感于本应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公仆,却成了高踞人民之上的官老爷,结果遭到严厉批判。我后来开玩笑说,如果我是周扬,倒不必提什么同化或异化,就是提巴黎公社原则,提批判等级授职制,提马克思主义强调直接选举制,看看那些“理论家”如何批老祖宗。

黎澍先生当然是看穿庐山真面目的真正的共产党人中最杰出的一位。对于所谓“四人帮”的本质,最初华国锋提出的官方口径是修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而黎澍先生却是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的《评“四人帮”的封建专制主义》的雄文首先发表于《历史研究》1977年第6期,后又编入《再思集》。此文指出,江青之流“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篡党夺权,建立‘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专政”。“他们预告篡党夺权成功还要杀人,并且要不断杀人,反复杀人,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酷嗜杀人的狰狞面目”。“他们颂扬暴政,攻击仁政,原来是一码事。他们颂扬的暴政,就是对人民进行血腥镇压,残酷统治,不许人民有任何民主权利,也不许人民生活有任何改善,强迫人民充当供养他们穷奢极侈生活的驯服工具”。

他在另一篇《消灭封建残余影响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条件》文章中说,“完成五四运动时期开始的反封建的思想革命,是实现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忽视这个条件,反动阶级的复辟将随时在各个领域中以各种不同形式表现出来”。“为了保证经济建设的顺利发展,在整个过程中不再出现复辟倒退的曲折”,“除了进行反封建的思想革命”,“我们急需制订法律,对国家机关的权力和监督、各级领导人的民主选举制度、干部制度、人民民主权利的保障、企事业的民主管理、社会秩序的维护等等,做出详细的规定,任何人不得自外于法律,都必须遵守法律的约束”。“如果在这里还有富贵贫贱在法律上的不平等,人民并不享有同等的民主权利,那么,就是国家在事实上发生了和平演变”,“成了封建国家、法西斯国家”。“我们一定要处处警惕数千年封建传统形成的习惯势力的影响,坚决加以排除,对于封建专制的任何变相复辟的表现,即使是局部的,也必须公开揭发和批判”。

黎澍先生以对祖国和中华民族的强烈责任感和深入思考,以雄大的气魄,彻底的科学精神和勇气,提出了必须重新批判专制主义的问题,挖掘出了十年浩劫等奇灾惨祸的病根。没有对祖国和中华民族的强烈责任感,没有彻底的科学精神和勇气,是提不出这个科学结论的。那些蝇营狗苟的所谓理论家,那些曲学阿世的所谓学者,既不可能有此责任感,更不可能有此科学勇气。当时,此文的发表真是石破而天惊,对陷入苦苦思索的我,确是起着茅塞顿开、振聋发聩、拨云见日的作用。

黎澍先生曾在《新华日报》工作过,他有时说,自己是搞新闻出身的。他主要研究近代史,就国学和中国古史的根基而论,当然比不上范文澜等先生。但是,提出重新批判专制主义的问题,是黎澍先生对中国史学,也是对中华民族的重大贡献。这是范文澜等先生未能做到的。至于活到“文革”结束后的郭沫若先生,其后半生的学术道路,也根本无法与黎澍先生相比。我想,中国史学界、中华民族是不可能忘记黎澍先生的贡献的。黎澍先生打开了中国史学重新批判专制主义之门,是一位勇敢的开门手。

理解过去,透视现在,指点未来,当然是史学的一种重要功能,而非其他学科所能取代。如果要投票选举中国大陆史学六十年的第一人,我想,我一定会投黎澍先生一票。他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开拓了中国大陆史学研究的头等重要的研究领域,或者说是开创了方向性的正确的学术新路。我认真考虑过,六十年间,确有一批学识渊博,在断代史和专史上有卓越成就的史学大家。请注意,我避免使用“大师”一词。关于“大师”,我在《本世纪宋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见《历史研究》1997年第4期)一文中提出自己的看法,兹不重复。至少在当时,大师兄漆侠先生就表示同意我关于“大师”之说。但平心而论,也确实并无另一位史学大家,是开创了方向性的正确的学术新路。然而黎澍先生开创的新路,说小了对中华史学,说大了对中华民族的前途,都至关重要。

有人企图将他打开的大门重新关上,但黎澍先生身后二十余年的史实证明,这扇大门是关不上的。例如周良霄、刘泽华、王春瑜,还有不久前逝世的韦庆远等先生,仍步着黎澍先生的后尘,从事这项令某些人厌恶的工作。

我在黎澍先生的启发和影响下,于《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2期发表《中国封建文化专制主义批判》一文,但因当时的环境,删削了此文最后一节,后在《凝意斋集》发表时,改标题为《中国古代文化专制主义批判》,最后一节有如下一段话:“我们民族至今仍有很沉重的专制主义包袱,在这个包袱摔掉以前,思想解放运动不可能半途而废,反专制主义的任务也不可能半途而废。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客观存在,任何人闭着眼睛不承认,并不能使这个客观存在取消。任何政治权力的干预,只能使思想解放运动延缓或加速,而不能使之终止,不搞思想解放,不搞反专制主义,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就不可能把我们的民族建设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民族。”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如今特别是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等级授职制,就是不适应现代经济基础的两项上层建筑,必定在刬革之列,这是不以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所以说,思想解放运动是不可能终止的,黎澍先生打开的中国史学重新批判专制主义之门,必然是愈开愈大。中华民族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先进民族,批判中华专制主义这一关是非过不可的,是绕不开的。

但是,由于黎澍先生提出了这么一个事关中华民族进步和命运的重大问题,也必然令某些人厌恶。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而最终的解决方式是以“退休”的名义革职。耐人寻味的是,对周扬先生的“异化”论公开进行“温和的”口诛笔伐,当然也不容周扬先生答辩;而对黎澍先生的反专制论,却是不动声色地组织处理,从不作公开批判。当然,真理愈辩愈明,应是人们的常识。

“文革”前,我也听过黎澍先生若干报告,但印象不深。只是听说,他一到近代史所,就批评近代史所全所人员只是为刘大年一人服务的情况不对,应当人才辈出。真正对他有个别接触,还是在“文革”后期,记得我们还在明港军营,当时周远廉先生和我一起奉命,对黎澍先生调查尹达先生。此次黎澍先生给了我很深的好感和印象,他为人爽直,说话干脆,相形之下,接触更多的尹达先生,有时说话吞吞吐吐。特别在江青等人倒台后,黎澍先生也算是复职并升迁,但他对人,特别对后辈没有丝毫架子,真诚而坦率。我对熊德基先生说,像黎澍那样,我作为后辈,即使同他吵架也没有关系,他绝不会记仇,或者认为我对他不尊敬。熊德基先生说,对了,他就是这么个人。

他“退休”之后,我仍是常去他家。当时没有电话,从无事前告知的可能,但他大致上闲在家里,往往总能见到他。我当时还在走学究式的道路,所以从不问他“退休”的内情。如今回想起来,我们的多次会面,都对当时愈来愈严重的腐败发牢骚,但又苦于无奈。他辞世的消息,我很晚得知,连他的追悼会也未能参加,这是一大遗憾。但时隔二十余年,我确实忘不了黎澍先生,并且愈来愈强烈地怀念他。

黎澍先生和胡绳、刘大年先生在“文革”前,给我们这些年轻学子的印象,都是党的近代史专家,在“文革”中,也都蒙受不应有的冲击和批斗。但正是从“文革”后期始,却各自走完了迥异的人生旅程。我手头有一本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编的《学术大师治学录》,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其中介绍胡绳和刘大年,甚至也还介绍周扬先生,却没有黎澍先生的一席之地。书中称胡绳为“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史学家”,说刘大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

记得在“文革”结束后,我对一位师姐说,黎澍和刘大年过去在我们眼里似乎没有差别,现在才看出来,两人高下差别颇大,那位师姐表示同意我的说法。然而刘大年最终获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胡绳获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等职,与黎澍先生相比,当然是荣枯有别。若使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分析,荣枯有别的偶然性中,自然是有着必然性。此种必然性在现实生活中也必然起着作用,学者中效法刘大年者不少,而愿意当黎澍先生后继者寥寥可数,但毕竟还是有人。

日月如梭,转瞬之间,黎澍先生离开我们已二十余年了。谨以此文,作为对这位尊敬的长者的菲薄纪念。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洪振快)

2010年第8期　“一厘米主权”与赵作海的生死

近来舆论界、政法界都在热议一桩冤错大案:一个被判“死缓”的“杀人犯”赵作海,经过11年牢狱之灾,弄得妻离子散、无家可归之后,被“杀”的人却忽然活着归来,从而赵作海被宣告无罪释放,原来经手审理此案的公检法人员被分别问责:其中进行严刑逼供的公安干警,已被刑拘;而当事的检察官、法官也被停职检查。但他们私下庆幸当时没有对“杀人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而有意“留有余地”,判处“死缓”,否则他们就不只是错判,而是错杀,追究责任就大有不同了。

社会舆论在追问和反思造成这一冤案的原因时,大都责问检察官和法官明知证据不足(检察官曾因此3次退回公安机关侦查),而不依循“相互制约”和“罪疑从无”的原则,释放赵作海;却顺从“上面”的压力,判处他死缓,良心何在,正义何存?

这种追问,是有理有据的。作为“维护人权的最后防线”中应当是“公平正义的化身”的司法人员,依法独立和公正地行使检察权和审判权,是他们神圣的职责和使命,也是他们应具的司法伦理。作为错案的经手人,他们责无旁贷,“法无可恕”。

不过,如果我们再深入思考一下,在当时所处的政治环境下,他们这样判处,却不无“情有可原”之处。据报道,当时正值中央要求司法机关雷厉风行迅速解决“超期羁押”问题的高潮期。按权威部门的统计,1993年至1999年全国政法机关每年超期羁押人数一直维持在5万至8万人之间,成为严重违法侵权、影响党和司法机关形象的老大难问题。2002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经验交流会要求在2002年6月底前全部纠正超期羁押现象,这“一刀切”的决定,成为司法部门“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加上各级党委的政法委员会实际上是公、检、法、司的联合体,主要职能是互相“配合”,而很少或取消了“互相制约”;政法委员会的委员制也变成政法委书记首长负责制(而书记又多是由现职或出身于公安部门的负责人兼任。据悉,商丘市政法委书记还不是学法律的,而是学煤矿和矿山机电的),大案要案都须经检察委员会和审判委员会讨论,最后由书记个人说了算。这成了判案的习惯程序。正如商丘市检察院此案的主诉检察官和助理检察员所说:此前长期关押赵作海“就是政治需要”;此后,上级部门负责人对此案“快审快判”的批示,也是政治需要。“要求我们必须在20天内起诉到法院”,“商丘市委政法委把结论都定好了,检察院、法院只不过是个形式,我们只有服从”。(参见2010年6月3日《中国新闻周刊》专文:《赵作海冤案形成过程》)

如果不服从呢?按内部纪律就只有被罢官甚至问罪的后果。我国的检察官和法官一般不具备“舍身为法”的节操,就只好服从上级决定。稍有良心的法官、检察官才勉强做出“留有余地”、“网开一面”的判决。因此,如要追究责任,根子还在党的政法制度的固有弊病:党大于法,政法委的专权和错误决策,以及把司法政治化,把判案运动化。

不过,在那种情境下,当地检察、审判人员采取“留有余地”的对策,判死缓得以“枪下留人”,既保住了无辜者的生命免遭冤杀,使后来平反还有活口;又曲应了上级武断的威权;事后还可减轻自己的罪过。再说,“留有余地”也是给自己的良心存留一点空间,不失为保住做人的道德底线的一种权宜策略。虽然这并非崇高,总比那种视人的生命如草芥,或踏人尸骨以升官的行径要可取得多。

联系到柏林墙推倒后审判东德警察一案(详见郭道晖:《还原真相是走向正义的第一步》,载《炎黄春秋》2010年2月号),该警察曾奉命开枪杀死越墙奔向自由的青年。其辩护律师认为,开枪是服从和执行东德政府的法令,罪不在己。而法官则指出,“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即只开枪而故意不打中),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任何人都不能以服从命令为借口而超越一定的道德伦理底线。不道德的行为不能借口是奉政府的命令干出来的而求得宽恕。在不得不执行恶法恶令的时候,当事者应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尽最大智慧,“留有余地”地、打折扣地执行。也就是说,在万不得已的情势下,你有凭良心坚持和运用这“一厘米主权”的道德义务;否则你必须承担罪责。

我们党的历史上,经历过无数次“你整我、我整你”的残酷的政治斗争。在最高领袖专权、一个人说了算的不可抗拒的运动中,仍然有一些明智之士和没有泯灭良知的党员干部,不怕担风险,或冒死“包庇”无辜受害者,或在可能条件下宽容、善待一些受难者。如在急风暴雨的“反右”运动中,专家学者济济一堂的文化部文物局,被上级指定至少要划3个右派;但在局长王冶秋的曲意呵护下,居然没有划一个右派。又如著名历史学家李新在其《反“右派”亲历记》中开篇就说:当年“若没有吴老(即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的帮助和保护,我必定被打成‘右派’,那么后半生的我将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再如张闻天主持外交部“反右”运动,反复强调要特别慎重,可划可不划应尽可能不划,实在不行就划成“中右”或“严重右倾”。由于张闻天的努力,外交部这一知识分子成堆的部门相较其他类似机关,右派少得多。也因此,当时外交部的“反右”遭到了非议。两年后,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张闻天“罪状”之一,就是所谓“包庇右派”。还有当时的团中央宣传部部长项南、《中国青年报》社长张黎群等都有被打成右派的可能,但却被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保了下来。据当年的“大右派”刘宾雁说,胡耀邦曾经想保护许多人,包括刘宾雁本人,但是多数人没有保成。1977年12月,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上任伊始,他便开始大力平反历次冤假错案,摘掉了所有右派分子的帽子,几乎所有的右派分子都被确定为错划,予以改正。(以上参阅腾讯网:《他们是如何躲过了“右派”帽子的?》,原载2008年7月1日《新闻午报》)

以上诸例表明,即使在“不可抗力”的高压下,仍然可以运用这“一厘米主权”,略尽自己的道德义务。

当然也有些人由于种种原因,在运动中跟风整人,执行恶法恶令,以求自保,伤害了一些人,包括自己老战友、老同学和亲人,事后深自忏悔,登门道歉。他们当时一念之差,弃置这“一厘米”自主权,没有尽这起码的道德义务,以致备受良心谴责,遗憾终身。像《炎黄春秋》2009年第8期赵遐秋在其《跟风整人的懊悔》一文中诚挚的自责那样,或像另一期《炎黄春秋》撰述的另一位老干部临终还念念不忘这个毕生欠下的良心债,死不瞑目。(见2009年第2期文章)应当说,他们毕竟还是良知未泯的好人,这是千古悲剧。

往者已不可谏,后之来者犹可追。近读《炎黄春秋》今年第6期田纪云同志《我从政的几点体会》一文,其中告诫人们:“当一个错误潮流来临,个人又无力抗拒时,也要尽量避免卷入,不说或少说违心的话,不做违心违纪的事。例如文化大革命,谁也抗拒不了,但你至少可以不去诬陷他人,更不要去打人。”

善哉斯言!这几个“不”,正是你拥有的“一厘米的自主权”和最低道德义务。

可是,不少人并没有坚持这样的底线,而是随波逐流,积极卷入,充当打手,助纣为虐,至今仍不见有所反思和忏悔。有些人甚至是“借”纣为虐,即借运动的大旗,打击报复,排除异己,做出灭绝天良的暴行。像“反右”运动中的云南昭通专区党政领导人蓄意将云南地下党、边纵干部610名打成右派(占被划右派总数的99.38%),和在大坪劳教所听任30%～50%的右派囚犯饿死、累死,就是例证。至于“文革”开始时北京师大女附中女学生们毒打校长卞仲耘致死;北京大兴县农村对所谓“地富反坏右”和他们的后代(包括婴儿)的大屠杀;湖南道县大规模的杀人;广西柳州放水淹没防空洞里对立派别的群众,有的地方甚至炒吃人的心肝;辽宁司法机关虐杀张志新烈士还狠毒地割断其咽喉(据悉当地犯人临刑被割咽喉的前后达30多起)……凡此种种打人、杀人甚至吃人的暴行,固然根在“始作俑”的暴君,但他们在具体执行中不是“打折扣”,而是更加码,应了鲁迅先生的一句警世箴言:“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这类人的罪恶是不能全推到暴君一人的。

每个人每天都在以自己的行为给自己“写”历史。人们,可要珍惜这“一厘米主权”啊!

(作者现任北京大学宪法行政法导师组成员,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

(责任编辑 吴 思)

2010年第8期　我认识的胡乔木

中共历史上的一个大才人

我感到在中共历史上,胡乔木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特殊到只有唯一一个这样的人物。我记得1940年前后,延安《中国青年》杂志上登过他一首诗,中有“雨后的繁花,笑满了春山”这么明丽生动的句子,一吟及此,就会令人感到绚烂美丽,生意盎然。但是,老年后同一作者却又吟出了“如此江山如此人,千年不遇我逢辰”的诗句来,反差似乎太强烈了。

胡乔木的特殊是多方面的,并不是说他权大,后来加上位高,言足以动天下,而主要还是在其他的一些方面。我觉得,胡是中共历史上的才人之一。在中共历史上,有的人不是才学的问题,陈独秀、李大钊,他们根本上是大革命家、大政治家,开路先锋,是全民族的优秀代表,他们不是、也不必以才名世。后来一批人,如瞿秋白、恽代英、萧楚女,这些人是老革命家,也是中共知识分子当中很有才的人,尤其是瞿秋白。但是这些人牺牲得早,他们的才学没有得到发挥。再下来,就是张闻天、康生、陈伯达、陆定一这几个,他们跟胡乔木不同。他们在党内名义上都较早地占过重要的领导地位。他们在党内的地位,所起的作用,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才学,而是由于不同的历史机缘。再下来,就是党内很著名,但没有占重要地位的人,这就很多了,像李一氓、成仿吾、阳翰笙、周扬、夏衍、邓拓这批名人,作为知识分子,他们在中共历史上也都起过重要的作用,名声都很大,但跟胡乔木的地位不能比,这些人在才学的广度上,可能也比不上胡乔木。我觉得胡乔木的才学,主要是广度,有些地方也有深度,不是泛泛地知道一些。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对马克思的某些著作似乎也不曾用过什么功夫的。中共历史上有个特点,掌宣传大权的人,几乎没有谁认真读过马克思(张闻天读过)。胡乔木另有个最特别的地方,是其他人远远赶不上的,他在品评文字这方面,具有特殊的能力,而且我认为在道理上他都是对的。尽管这样,他本人的文字则并不特别吸引人,远远不及陈伯达。他并未留下个人风格,十分可惜。这是什么道理?他的思想受到了太多的限制,文章写得不放手,并不使人爱读。

胡乔木在中国传统文化知识面的广度上同康生比,恐怕比不上,尤其在甲骨文、金文、版本、戏曲等方面,远不如康生。胡的工作比康生忙十倍,一到了延安,就没有闲的,而且一直到他离开工作。胡工作的紧张程度,是超过常人的。作为职业革命家,他全心全意,呕心沥血,把全部的时间、全部的生命贡献给了共产党,贡献给了革命。在党内,熟悉胡乔木的人现在还较多。解放后,打倒“四人帮”后,跟他直接长久发生密切关系的,至少几十上百个。我只知道一些过去的琐事。

胡的知识来源,跟他的学校很有关系。他就读的中学是扬州中学,毕业后,进的是清华大学,后来又转到浙江大学,都是全国最著名的学校。但从根本上讲,是胡本人聪明、用功、求知欲旺盛、思想活泼,他杂书特爱读。他参加革命活动很早,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致力学问,但他还看偏僻、专门的书。所以,在这些地方,你只有叹服。

在延安时期的作用

党中央在1937年初迁入延安,算是定下来了。当时特别缺乏文教宣传干部,在1937年“七·七”抗日战争开始前后,听说就调了陈伯达、周扬、艾思奇、胡乔木等一批著名人物到延安。

胡乔木在党办的离西安不远的安吴堡安吴青训班当副主任(这个“青训班”是为未获准立即到延安去的进步青年们办的),主任是冯文彬,主持教务的是胡乔木。胡乔木不久后回到延安。一直到1947年延安撤退,他一直在延安。除了那些主要领导人毛、张、周、朱及其他重要领导人外,他实际是延安天空众星当中最亮的一颗星了。他地位不高,岁数不大,不到30岁。但是,当时很多事情都是他做的,1941年毛把他叫去当政治秘书后,就充分起了这个作用。这之后,还相继有中央政治局秘书等名义,我就不清楚了。

1942年2月初,毛作第一次整风报告《反对党八股》。这个报告前十来天,即1942年1月29日凌晨,张闻天就自觉离开了杨家岭,去陕北和晋西北农村作调查工作了(我是跟着下去的七八个青年之一)。张是被迫但又是主动要求下去的,因为这样便于毛的整风部署——他本人有30年代初的欠账,另一方面又有遵义会议以来的“明君”名义与形象。从大局着想,张作了一个不发宣言的自动全面“引退”。后来听说,张的中宣部部长已于1941年夏免去,由凯丰出任宣传部长。凯丰在党内无威信,长征的同志们都知道1935年遵义会议时,他还在反对毛主席,这事在延安是作为讲课之用的。我的印象,抗日战争后,在延安可以公开点名批判过去犯过错误的,只有李立三、凯丰和邓发三人。凯丰长期多病,中宣部一职,很难视事,此事遂被指定由胡乔木去代行。(是否有“代部长”名义,至今不清楚。但代理过凯丰的工作,他自己在某处自述中似乎也陈述过。)胡作为宣传部代部长或代代部长,住在杨家岭便于指挥新华社、《解放日报》。中央秘书处也在杨家岭,他在这里编什么,调什么资料,方便得很。

现在看来,实际上,1941年夏张闻天已经离开工作,事实上胡已经是代部长了。凯丰除了声誉、健康均不理想外,在能力上更不能同胡乔木比。(事实上,在“多识”一点上,张闻天也比不上胡。)胡乔木来中宣部这一年,是毛决定在延安做宣传大整顿的一年,从1941年夏起,延安所有的报刊全都停止出版了:中央机关刊出了四年多、大概是134期后的《解放》停刊了,在党内很受欢迎的党内刊物《共产党人》(张闻天主编)停刊了(发刊词是毛写的),《中国青年》停刊了,《中国妇女》停刊了,《中国工人》停刊了,《八路军军政杂志》停刊了,其他的文学刊物也全都停刊了。《解放日报》于1941年创刊。胡则在1942年约3月时即在《解放日报》写了《教条与裤子》社论,号召大家在整风中“脱裤子”。此文看来看去与胡的严肃、稳重、周到、平稳的文风截然相反,实际上也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当时就谁也不爱看,根本不去提及它。胡为什么会突然出现这么唯一一次怪文章呢?非常令人奇怪。

从1943年起,中央政治局内部,成立了两个委员会,一个叫中央组织委员会,一个叫中央宣传委员会,中央组织委员会的书记是刘少奇,中央宣传委员会的书记是毛泽东。很奇怪,共产党一直是重组织轻宣传的,怎么这回组织成了刘少奇,宣传成了毛泽东?原因是1942、1943、1944年,都是以整风为主。整风是干什么?是思想教育,名义上属于“宣传”。所以,这时变成“宣传”决定一切了。1943年中央政治局作了决定,毛在中央有最后决定权。最后决定权一来,胡乔木就是具有最后决定权的毛泽东的秘书。

但是,胡乔木当时与前辈们,与周围人的人事关系却是很好的。他当时为人谦和。所以,尽管他的地位那么高,那么重要,但是他个人的声誉没有受到损失,老前辈们谁都喜欢他,觉得他还是个年轻人,三十来岁。当时我们年轻人非常尊敬他,觉得他只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却有那么大的本事,相当崇拜。总之觉得,在延安他是一个非常出众的才人。

我与胡乔木直接接触最多的时期

1943年,共产党跟国民党的关系紧张得不得了,需要一批通俗宣传材料,写好后拿到外边去换个题目出版(一直如此,很多人都做过此事)。1943年11月,胡乔木把我叫去,交给我一批资料,要我编写。这时中宣部的人,下放的下放,其他的老人全部靠边,才会叫到外单位的我。(那时我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归陈伯达管,我也是在被“抢救”后不久。)我把编写好的东西交上后,胡把我叫去了。是一天下午,很冷,胡生病躺在床上。他这个人,批评人,表扬人,都很简单,点到即止。他的原话记不得了,意思是,还可能改好。但是,他很明白地指出我文字的毛病。说我白话夹文言,还用了一些不妥当的名词、形容词之类,还有就是一些地方文句不通,全文文风不统一,总之,不大像样,只是未彻底否定。最后,他要我回去修改。

他这次对我的批评,我感念不尽,因为,很深刻,令我终生不忘。从此,我才知道写东西要注意很多方面,这对我是极大的帮助,也是一次“启蒙”。

我回去另写后交了。他可能觉得孺子可教,在1944年3月底把我调到中宣部去了。但不到个把月,他本人就调回枣园毛主席处去了。

我继续留在中宣部。干什么呢,谁也想不到。胡本人从1941年夏,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数年间几乎日日夜夜是忙于党中央最高层分清路线是非,即反对王明、博古、张闻天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极端政治路线的错误的斗争。但胡乔木因为个人的兴趣,要搞一套初高中结合起来的语文课本,这是他的“自留地”,千忙万忙也要种。田家英和我奉命参加这项工作。胡当时要我们编的语文课本分三个部分,一部分是语文,选从古到今的,第二部分是文法,第三部分是自写部分,他要求把道德教育、政治教育、作风教育以及科学普及知识(包括性教育)等糅进去写成课文。这一大片,他认为没有现成的文章可选,要自己编写。这个设想不错,要求高,但很难办。胡整天是尖锐的政治,吃不消,只好在背后种点自留地。

田家英主要负责选课文与写文法讲义,我负责写课文。我已写成了《生物的生殖》、《尽善尽美》、《百折不挠》、《先天下忧》等四五篇,题目全是胡出的,可见见解之高。为了编这个教材,胡把田家英和我调到枣园他的窑洞里。他的两个窑洞,是挨着的,一个他们夫妇,加上两个孩子住,他把办公的窑洞让我们暂住,他在自己住的窑洞的一张小桌上办公。于此,可见他对此书期望之高。

我们去过两次。1944年“九·一八”那天,我记得很清楚,我们二人背着行李到他的办公室。住了一个多月。1945年4月初,第二次叫我们去,一直到5月罗斯福死后,情况大变,不是再搞“的了吗呢”的时候了,我们才要求回到杨家岭。

这是我一生第一次在文字上受到胡乔木的“夹磨”,第一次在文字上得到严格的训练,比过去的语文教师好得不可比拟。

三年之后,即1948年5月前后,我从山东康生领导的土改工作团,同于光远等一齐奉命调回东、西柏坡。当时战争形势发展较快,估计不要太久就会进入城市,因此,陆定一交给我几件小工作,其中之一是编成十本党在各方面的基本政策的小册子,先印一些,进城后再大印。陆定一说交乔木审查,他熟悉这些文件。胡乔木当时也没有什么大名义,是小新华社的社长。这也是以后才知道的。是社长也好,不是社长也好,反正归他领导,他的话大家自然都特别注意,1942、1943年以后,就是这个样子了。现在,人名辞典上查他,进城前,说是毛的秘书,新华社社长,并没有其他的职务。

我编的准备进城的十本小册子中,陆特别告知说,苏方已通过各种方式放言,中国是比铁托更大得多的铁托,处处逼中国表态,要编一本。苏联在1948年整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在主权方面稍微有一点不同于他们的意见,就说你铁托是杀人犯、匪帮、德国的间谍等。指鹿为马,任意横行。中国没一个人相信,因为我们是把南斯拉夫作为模范的。“解放区”、“解放军”这名词是从哪里来的?是1944年后从南斯拉夫学来的,原来没有。我奉命编的这本书,尽是苏联骂铁托是匪徒的东西,你不把这个东西编进去,苏联就要整你。我编了它,到西柏坡去交给胡审查。关于铁托这本书,我特意起了三个名字,第三个《为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路线而斗争》,不直接骂“铁托匪帮”,胡立即指着第三个书名说,“这个好,这个好”。胡这个人,批评人怎么样,一般讲,比较严格,但态度温和,至于称赞人,很难。如果要称赞你,一般说,“这样可以了”,“我看大致就这样吧”,就是很高的赞誉了。

审查完这十本书后,胡乔木问我在宣传部干什么,我说没有什么事。他说,你到新华社来帮帮忙吧。1948年11月或12月,我由东柏坡到了西柏坡的小新华社。新华社是很大的,西柏坡就那么大一块地方,只允许一个小编辑部存在。小新华社占一个院子的前半部,胡乔木直接抓。小新华社有军事组、文教组、政法组、经济组几个小组。另外有个名义上的评论组,实际不评论,胡乔木叫评论组,他自兼组长。评论组有范长江、石西民、廖盖隆、王宗一和我。我们在那里,干什么也不知道。现在回头来看,是胡乔木在办培训班。

一直到3月下旬进北京前,这几个月,我们受胡乔木的培训受益是很大的。他在文字上的要求非常严格,也很科学化。从政治、逻辑、语法、修辞各方面全面要求。在西柏坡时已经有电灯。我们大概在晚上7点上班,12点下班。快11点稿件发完后,胡乔木经常要召开一个没有名字的会议,现在叫讲评会,就是胡乔木的炉边闲话,他讲得实在漂亮。所有的人集中在中间一个较大的房子里,房间可以坐立二三十人,由他来讲。他主要讲在稿件中发现的逻辑、语法、修辞问题。这些问题经他一谈,觉得太多文章“一无是处”。这里的“一无是处”,不是贬义。因为他说得有道理,很深刻,不是苛求。大家非常喜欢听,像范长江这样的名记者,都常说,我的文章不通呀!我看是口服心服,真心的。可惜那时没有录音,如录下来是无价之宝。

这种训练,对人是非常有益的,而且终身受益。在这类问题上,胡乔木比别人高明得不可比拟。用他的一套来分析,凡是没有经过他改的文章,错误都很多。但是经过他修改的文章,有时也可能发生另外的问题:语法、修辞、逻辑等没有问题了,但也可能把个人的风格改掉了。这个问题还是要十分注意。胡的文章就不如陈伯达,尽管陈全不讲这些。

我一生愚鲁,如果说思想上、文字上受到一些教育,还是离不开陈伯达、胡乔木两个人。胡重视规则,陈重视感性。

胡乔木对“外国政治学术丛书”的批评及我的《申诉书》

1949年3月,胡乔木让我跟新华社一同进北京。进北京后,是他放我南下广州。此点是华南第二书记张云逸在北京告诉我的。1949年5～6月在香山时,胡叫我去作临别的谈话。我一进门,正碰着邓力群站起来欲出门,二人还在谈什么西伯利亚大铁道如何如何等,我估计邓是要到苏联去。此后我跟胡乔木的接触不多了。1954年我从广州调人民出版社工作,还是他主张。这是上级告诉我的。工作中需要请示的,我一般仍写封信请示他,请他秘书打个电话复示。为什么要请示他呢?因为他熟悉历史上的出版情况,别人不一定知道。“文革”结束后,我1978年回人民出版社工作,因为“外国政治学术丛书”,胡乔木认为我出了大问题。

出版这套书的经过大体是这样的。我回人民出版社工作后,还是坚持“睁眼看世界”。我们出版社不够资格发起,我找了社科院于光远、编译局王惠德、出版署陈翰伯,由他们来发起,编“外国政治学术丛书”。选题小组所到之处,一片欢快,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制定出翻译近现代外国学术重要书籍97种,号称100种的计划。人民出版社负责事务工作,打印出来,寄出征求意见。人民出版社的政治编辑室竟寄了一份给胡耀邦。这个做法是很不妥当的。哪晓得过了几天后,收到一份回件,还有胡耀邦的亲笔信,是这样写的:

我赞成翻译一些现代社会主义各流派的著作,以及资产阶级关于社会学的一些名著。现在我们这方面的知识贫乏得惊人。我不知道全国是否有十来个人认真读了十来本这样的著作。没有这一条,谈什么探索新理论?但这类著作浩如烟海,纸张、翻译都有限,因此要认真选译。你们这一百本,至少有两千万字吧。这恐怕不行。应该指定一二十个有水平的专家再精选一下。

胡耀邦7·21

这是1980的事。这封信档案中应该还保存着。

当时,出版界多少形成了一些新鲜空气。但很快地,1982年开始了反对精神污染等运动。当时什么是“精神污染”,没有一个人搞得清楚。我们单位的人事科长已经如执行圣旨一样,望风而动,发动女同志剪头发、剪裤脚了。反精神污染,新华社发消息,一个××,一个×××,出面支持这个运动。两个都是老前辈,有名的作家。

一时全国紧张起来,以为一个什么“革命”又要发动起来了。先是批周扬,周扬一气,得病,从此不起。周扬犯了什么罪?他说,要讲点人性,要讲点人道主义。胡绩伟跟王若水,在《人民日报》大会、小会上被批判,都撤职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一点敏感性都没有,没有感到后边会连着什么单位了。但是我已感觉工作做不下去了,又要变成文件出版社了。1983年夏我辞职,不是躲风,而是感到工作难做了,辞职后就不去上班了。但是,1984年2月到3月,胡乔木本人专门为了这套书,要人民出版社编辑组长及副处级以上的人到宣传部去听转述他三小时的批评。第一次我不在京。第二次又叫了人民出版社三个负责人去,命令说曾彦修必到。胡乔木一人对我们三人批评了三个钟头。这个会是专门为我而开的,但我始终未讲一字。

按照常理,当然又是下级沉痛检讨,请求处分……这回我不想再演出这个“周期律”了。因为,历史证明,那套东西,其实是“臣罪当诛,天王圣明”的变种。这一次我没有屈服(因为,看来势不是屈服能解决问题的),不但没有屈服,会后,我写了一本将近三万字的《申诉书》——不敢叫“抗议书”。(我这个《申诉书》全文,当时因感到来势不同寻常,也同时送呈了中纪委。)我在《申诉书》里说了胡耀邦关于这套书的批示:

今年(按,指1984年)3月5日胡乔木同志找我们(曾彦修、张惠卿、陈茂仪)谈话时,中宣部出版局局长许力以同志当面向胡乔木同志念了耀邦同志的批示,但胡乔木同志听了后,随便说了两句:“耀邦同志是一般说说,不是对你们人民出版社说的。”但是,我以为耀邦同志的批示绝不是随便说说,这个批示在党的理论研究上将会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第一,他认为必须熟悉国外的理论情况,“没有这一条,谈什么探索新理论?”把问题提得很高,正确而又必要。第二,这个批示是直接回答人民出版社的,批示中还用了“你们”的话,怎么能解释成为不包括人民出版社在内呢?第三,正因为只是对人民出版社说的,所以,才会觉得一下子搞这么多书,计划太大。如果对全国说的,能够说只翻译百把本就把这项重要工作停止了么,显然不可能作这种理解。

胡那天同我们三人谈话,提出了一个新原则,是我第一次听到的。我在申诉书中引用了:

乔木同志3月6日谈话,提出了一个十分新奇的原则,他说人民出版社1978年订的出书方针(曾按,那时我还未到北京),“这个方针讲了些漂亮话,不切实际。……里边还有一个矛盾,或者叫界限不清,又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又是宣传马列主义,怎么能并驾齐驱?不太明了。”

我在《申诉书》中觉得此事特大,作了一些质疑,说:“这段话确实很难使人明了。1956年提出‘双百’方针时,并没有说过它同宣传马列主义不能并存。……乔木同志这种批评,是自‘双百’方针提出后我第一次听见的。如果说‘双百’方针只限于文学艺术,恐怕也不对,因为文学艺术方面主要的是‘百花齐放’,一涉及‘百家争鸣’,就不可能不包括各种人文科学在内了。”《申诉书》说:“……不管哪里都要坚持马列,也要坚持‘双百’,从未有人批评过两者并存是错误的。”我引用了1954年以后,中央、中宣部、出版总署的几次指示,实际均是“坚持马列”与“双百”同时强调的(篇幅太长,此处一律省去)。

当然,根本上是,20世纪80年代的世界,一定仍然要以一百几十年前的观点去看它,恐怕就不太适合时宜了,处处也行不通了。

我的《申诉书》主要谈了我这个下级与批评者的总分歧,即上面提到的坚持马列与坚持“双百”方针是不是不能并存的根本问题,此外,对胡乔木指责我们最多最尖锐的三类问题,我也做了明白回答:

一,是公开为托派、布哈林翻案的问题;二,“反苏”(指当时的苏联)问题;三,散布其他一些共产党的理论、纲领问题。

1982年,1983年,1984年,1985年,胡乔木和×××做的一些事,知识分子都非常反感,动不动就触网,颇有寸步难行之感。但是像人民出版社这样具体小事,一般人不知道。实际上是他说了些30年代的老话,并不是科学问题或政治问题。我不得已,只得来个全面抗诉。我在《申诉书》中几次向他要求,要他向我道歉,这似乎是过分了似的。一般,上级批评过分、批评错了,均不宜做此要求,因为这似乎是以过分对过分。但我这情况大不相同:我们在多种书籍中都说明那些“应该法办”并且“已经法办”的人,原来都是不应该“法办”的,当时中国在搞多种“平反”,我们出几本书证明,苏联已早搞了。这就不但是“立场”错误,而是我已经被置于触犯刑法的地步了。当然我就可以提出这样的要求了。这有点像大逆不道,这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感到过每个人都应当有自己的人权。难道我们连人家自己都已说了几十年的话,即是枉杀了无辜的话,我们在过了二十五六年之后才介绍一点过来,也不行吗?难道斯大林的大屠杀是“三七开”吗?还要隐秘这个吗?因此,我实在是被逼上梁山,不得不以身试法的。我注意过,在此五年之后,即1989年,中国才能公开地承认斯大林杀托洛斯基、布哈林等是错误的。因为这时再不承认就是在同苏联人民作对了:他们的最高法院正式在1989年发布平反判决了。这时只有一个可能了:要么斯大林杀得对,要么,最高法院平反得对!

胡的外表与内心似乎大有矛盾之处

胡的一生表现出来的似乎全是政治(“文字改革”可能例外),似乎全是苏联的政治与毛的政治。但他内心的许多想法,似乎又不一定是如此的。

中国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从外文主要从日文转译过来的马克思主义性质的著作逐渐多一些了(但是并不很多),但其中多是斯大林在30年代思想专制下的产品,是他的部下编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具体地说,哲学是米汀、尤金等(斯大林培养的哲学界的造反派头子之二),文学、艺术是日丹诺夫,离马克思主义很远很远了,通通都是“教程”,不是说理的。要你记住的,只有一个:公式。集大成的,是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恐怕没有人没受过这部书的毒害。这部书说到底只有八个字:个人崇拜、恐怖镇压。它对中国的影响是太大了。在中国,取得政权以后的那一些作法对吗?例如,农业高级合作社、人民公社对吗?“反右派”对吗?大跃进对吗?大炼钢铁对吗?庐山会议拒谏并硬着头皮扩大错误对吗?文化大革命对吗?打倒一切对吗?“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对吗?“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急”对吗?胡的诗“如此江山如此人,千年不遇我逢辰”的晚年心理状态似乎不甚好懂了。

胡的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在我同他的某些接触中,感到他的内心世界有时似乎与他公开表露出来的东西并不那么一样。这里我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

1944、1945两年,田家英和我到他窑洞编语文教材,几个月,天天见面。这个时候,知道他非常赞美朱自清、闻一多、俞平伯等教授。田家英问,徐志摩、戴望舒,他们的诗选不选?他说,要选,“五四”以来代表性的东西,要选啊。你这个语文,在中学兼文学史的性质,读到五年级的时候,《诗经》、《楚辞》也要选一点。田又问到一些人,胡答,只有汉奸不选,周作人不选。所以从他的这些赞美,你想他会赞成把陆侃如、黄药眠、陈梦家这些学者、文学家打成“右派”吗?

在延安一年多由他具体指导编语文课本期间,知道了他的一些具体看法。以他的这些具体看法,来执行解放后的文艺政策,他会是自愿的吗?

第二个例子。

他对我们自己“赶任务”的创作,内心其实是不大赞成的。1948年秋,一天下午他让我跟他到陆定一那里说我临时调到新华社的事,走了几步,他说不必了,打个电话就行了。我回东柏坡,他说他也想走走,同我走了几十米吧,路上他因刚谈过南斯拉夫事件,突然说,他们还要给我们斯大林奖金呢。我莫名其妙,问什么奖金。他说,想给丁玲奖。我问,奖什么?他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此书在1948年可能已经印出来了)。我说,斯大林奖是发他们国内,发给我们……他说,“这还不是跟欧阳山的南区合作社《高干大》一样的东西吗?”他漏出这句话,我吃了一惊,哪敢多问半句。所以我觉得胡乔木的内心世界和他表现出来的,恐怕有时相当不一样,这回,这句话是在无意中暴露出了一点点。他对于主题先行赶政治任务的东西,内心并不感兴趣。他公开表现出来的,始终是高举政治第一的旗帜,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第三个例子,是胡致周扬的诗。周扬在被公开大张旗鼓地批判后,得了重病。胡送了他一首诗。是安慰么?不像。是道歉么?不像。是解释么?更莫名其妙。这首诗全诗是什么“问剑”,问他自己的宝剑是怎么会自动飞出剑鞘,去伤了战友的;末了,又是“拥抱着一对战士”。人人看了都为之瞠目:这不是对身受者火上浇油么?这是问宝剑如何会自动飞出剑鞘去伤了战友的?那么严厉地去批判了,怎么又会来这么一首莫名其妙的诗呢?这种矛盾,实在是到了令人十分惊异的程度。身居九重太久了,心理状态变化了:不管你说什么,人人都得甚至都会无条件地件件相信似的。哪知情况变了,效果大大不同。

既往与将来

在1976年解决了江青问题以后,国家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前瞻”问题,“将来”问题,是如何摆脱过去的羁绊,而逐步走上新路的问题。过去是非善恶的标准,决定于“最高指示”。在新的、根本重要的历史关头来临时,应该决定于“国是”前途应该怎么办。这时,逐步出现了邓小平,出现了一系列根本性与带新的历史开拓性的新提法。

邓小平自上世纪末以后,几年间相继提出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新理论(当然也有其他领导同志提的,此处以邓小平为代表)。我对此缺乏系统的知识,凭印象的深刻程度与我听说的大致顺序,首先想到约有下述几点(大意):

一、在没有极为特殊干扰的情况下,发展生产力是我们永远不变的根本任务。

二、在对外事务中,我们要采取“韬光养晦”政策。

三、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流。

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五、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以上第五项,据多年来各种长文介绍,小平同志是立即出面坚决支持了这个原理,所以我没有把它放在最前面。)

以上这些,显然是与1976年以前大不相同的一整套势在必行而又可行的长期国策,同时又是理论基础。仅仅以上这些,已经是一套全新的、不能不执行的新的理论——邓小平理论的杰出体系的一些要目了。这些理论得到了全国人民的高度拥护。但也有一部分人对这些理论原则持怀疑态度,并在不同场合下对它们或其中的某一项长久持怀疑态度。我以为,有怀疑并能以某种方式或多或少表达出来,这就是中国的一个大进步——当然,这要有双方都同样的表达自由才好。这当中我有个印象,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胡对此类问题,似乎没有发表过多少意见、指导与号召。这些事在我看来,是比坚持已往的任何东西,都是重要到不可比拟的。梁启超有名言:“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唯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唯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这段话的教训很深很深,恐怕对谁都是一样重要的。

(作者为人民出版社原社长)

(责任编辑 洪振快)

2010年第8期　1959—1960年贵州粮政日记

1959—1961年,全国各地普遍发生了饥荒现象,贵州省是饥荒比较严重的省份之一。当时,我任贵州省粮食厅党组书记、副厅长一职。以下是我1959—1960年间作为省级粮政官员所写日记的摘录:

1959年

1月1日

新年伊始,正在召开的县委书记会上,讨论的中心是粮食问题。经历了大跃进运动、精神大增产,有的地方,去年秋收后就闹缺粮,从会议的气氛看,最大顾虑是怕出现更大的粮荒。

1月2日

在地委书记会议上,根据中央指令和粮食生产大跃进的形势,确定了1958—1959年度粮食征购任务为36亿斤。秋收已经过去5个月了,至今入仓才25亿斤,其中就有5亿斤虚假数。再也没有入仓进度了。

1月5日

中央安排贵州调出粮食2亿斤,请示周林书记和徐健生副省长多次,他们一致意见是拒绝接受,并责成粮食厅向粮食部反映。省厅当然支持周和徐的意见,曾经呼吁过多次,但粮食部并不理会。

1月7日

徐健生副省长在县委书记大会上发言,对1957年兴义因缺粮而死人问题做了深刻检讨。他说,中央在武昌会议上印发了兴义事件的通报。(注:1957年兴义县弄虚作假,发生因缺粮造成数百人死亡事件,县委书记因此受到处分)

1月15日

晚,党中央召开电话会,彭真、谭震林、李先念三位中央领导都是讲粮食问题,会议中心是强调稳定农村粮食局势,防止在大丰收后发生死人问题。李先念讲,1958年大跃进不容怀疑,但成绩必须肯定,阴暗面不要宣传,我们认真对待就是了,群众大跃进一年,最后再挨一顿骂是不好的。

既然是大跃进粮食成倍增长,不容怀疑,为什么反而闹粮荒,又要防止饿死人呢?这种极其矛盾的现象使人难以理解。

1月17日

秋季油料收购任务2.6亿斤,至今才完成14%,财贸部为此专门召开了电话会,关键是大跃进使得劳动力十分紧张,不顾一切搞大兵团作战,油料作物采集、管理,无人过问。

2月2日

各专区粮食局长会开了3天,会上统计,有47个县农民自留的口粮不足200斤原粮,大丰收后农民留粮这么少,我看去年定产180亿斤值得怀疑。秋收后损失浪费惊人,这与敞开肚皮放开吃有密切关系。许多材料说明,秋收后4个月,每人吃掉了250斤粮食,三分之一的时间吃掉了二分之一的口粮,全国流传着“前4个月紧吃,后八个月吃紧”的说法,我们并不例外。

2月6日

下午听周林书记传达中央“各省第一书记会议”精神,全国一盘棋,鼓干劲、掀高潮。毛主席说,我不愿意住在北京,这里没有新鲜空气,武昌会议以后出了一股冷空气,要正确估计1958年的大跃进,肯定成绩、严肃对待缺点。我在想,是否把听到的对大跃进的不同声音说成是冷空气了呢?

周还说,中央分配贵州1959年上半年上调2亿斤粮食任务,我开始也是讨价还价,以后看苗头不对,痛快地接受了任务。中央问有什么困难?我说运输有困难,中央领导说,为什么要给你们修铁路?

2月8日 农历大年初一

在今天地委书记会议上,针对粮食产量越报越少的呼声,周林讲,1958年粮食产量180亿斤,不能再往下滑了。依我看,这还是一个谜,能有120亿斤就谢天谢地了,估计那么高,左算右算就是找不到粮食的去向。(注:1958年全省粮食产量最后核实为104亿斤,比1957年不但没有跃进,反而减少了3亿斤)

2月17日 罗甸

县委冯书记和王局长陪同去沫阳、克度、通州和城关几个公社,发现食堂断粮的较多,有的只吃稀饭,城关公社死了7匹马。民间有传言,出了玉皇大帝,扬言要抢粮食仓库,弄得人心惶惶。

这里是桐籽产区,劳动力全部抽去大炼钢铁,桐籽烂在山上无人采摘,收购不起来,白白造成损失。得失相比,谁大谁小,值得深思。

和县委研究了抓紧抢种早熟作物以度夏荒,我建议他们尽可能多种瓜豆之类。县委立即给各公社发了紧张通知。

2月18日 独山

从县委程、刘二位书记的汇报看,情况不好。征购粮食进度才完成58%,但农村闹粮荒风潮已有多起,有的食堂已经停伙,社员不出工了。

从所到几县看到,省委决定的每人14两(即0.875市斤)原粮大都已经做到,但粮食的紧张空气仍然较重,甚而听到不少对政府、对大跃进有不满情绪,有的对大跃进、大丰收破口大骂。

2月25日 都匀

州委正在召开规模宏大的大跃进誓师大会,掀起工农业生产新高潮。挑战书、保证书和决心书高举在大会广场上。口号是,比1958年要有更大的跃进。今年粮食生产计划层层加码,省里给黔南的计划是39亿斤,地区分到县提高到42亿斤,县分到公社再提到62亿斤。据说金风书记压力很大,去年的大跃进,黔南在全省是属于中下游。

我把到几个县的情况向金风书记作了详细汇报。他说,他在四级干部会上的报告中都讲到了我所看到的问题。还说,全州粮食征购任务肯定完不成,能完成八成就不错了。

在都匀市粮管所长会上听到的反映是,今年农村粮食的困难将超过以往任何一年,普遍感到恐慌。

黔南之行使我增添了很大的忧虑,现在就有约四分之一的缺粮面,而且扩散蔓延开来的趋势很快。

2月28日 麻江

见到县委李、田二位书记,一直反映征购粮食任务压力太大,实在无力完成,同时农村缺粮需要返销,至少需要500万斤才能过得去。他们所谈到的数据和具体材料,我表示完全同情和理解。根子还是在粮食的产量上。

3月1日 凯里

州里还介绍,凯里是四县(雷山、麻江、炉山、丹寨)合一的大县,所反映的问题是已经有不少人往外流,有粮食问题,据说也有因坏人破坏。

在州委看到中央文件,批转广东赵紫阳调查农村瞒产私分粮食的情况,瞒产私分数额占到总产量的50%。各省都在开会、开展反瞒产私分。如果把粮食生产大跃进的成果寄托在反瞒产私分上,不尽适合各地的情况。

3月2日 贵定

县委余、冯书记介绍,沿山、平伐两个区粮食已经很紧张,有的断粮停火、有的只吃稀饭,严重影响到社员出工。和余书记到沿山跑了些社、队农民家里看,确实如此。我向县委建议,及早安排解决的措施。

3月7日

几天来,徐副省长急如星火,批评粮食上调任务完成不好。为完成中央安排的调上海粮食任务已经焦头烂额,和交通厅联系多次,始终由于汽车运力和劳动力安排不上,尤其解决不了农村集运粮食的劳动力问题。

3月9日

周林传达中央郑州会议精神,毛主席说,现在各地党委与人民公社基层干部的关系处在一个非常紧张的状态。农村大闹粮食风潮,比1954年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矛盾的实质是所有制与我们所采取的政策带来的,造成这种紧张局面是由于“平均主义,贫富拉平”,“无代价上调劳力、物资”和“过多的回收历年农贷”,简单说,就是“平”、“调”、“收”起了破坏作用。

毛还说,去年秋收后,人民公社对粮食采取了“深藏远窖,站岗放哨,以保卫自己的产品”。是否可以这么看,这也是农民反对“一平二调”和对付高征购的一种自卫行为呢?

3月15日

近几天听到不少反映,不是这里缺粮断炊,就是那里停火逃荒,叫人心中不安,究竟真相如何?实在没有把握,但我觉得丰收后我们过多宣传,在农村一律不供应粮食的方针,这与实际情况相差太远。

3月21日

胡崇山等几位厅、局长从遵义检查工作回来,汇报到那里的问题相当严重。粮食征购难以完成,近期闹粮荒风潮四起,以遵义、湄潭、桐梓较为严重,病人、饿死人事件不断发生。

3月24日

粮食征购任务32亿斤,入库进度还差6亿斤,再也没有进度了。徐副省长也感到再入仓的可能性不大了,也反映出粮食产量上有问题。

3月27日

和省交通厅研究2亿斤粮食上调的运输问题,他们的态度是运力极度紧张,钢铁是元帅,首先要保;木材、救灾粮也要保证,但汽车运力实在难以安排。

3月29日

许多省传来农村大量瞒产私分粮食的消息,可是在我省还看不到这类典型,各地区五级干部会上也看不到这材料,周林书记在省六级干部会上也讲,我省存在瞒产私分的严重情况,到处有“粮食让大嘴老鸹吃掉了”和“捉鬼拿粮”的传言。真相到底如何?我看不宜把情况估计过重。靠反瞒产来度荒将会落空。

3月31日

农村严重缺粮,各地告急电报不断。晚上省委召开地、县委书记电话会,徐副省长当机立断,宣布一条坚定明确的政策:“凡是发现有缺粮的地方,一律要先供应粮食,然后再去摸清情况。千万不要因为在摸清情况上贻误时机发生饿死人的事件。”这个口子一开,对减少出事具有决定意义,工作主动,但原先安排的3亿斤返销粮,肯定会突破。

4月3日

全国粮食厅局长会议已经开了3天,从各省汇报的情况看,是一片叫喊声。粮食的购、销、调、存都处在紧张状态中,为建国以来所未有。许多省的农村出现不稳定的局面,情况并不比贵州好。湖北有几万人逃荒,食堂已经办不下去了,下放到户的十分普遍。

各省发言中对密植都有一肚子的气,种一亩小麦要下五六十斤种子,浪费相当惊人,完全是违反科学的瞎指挥。余杰部长发言说,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在我汇报压缩销量时,谈到压缩酿酒用粮,余部长马上插话,茅台酒用粮可不能压啊。

4月10日 北京

陈国栋部长传达在上海召开的中央七届七中全会精神,毛主席说,粮食紧张,谁叫你们吹大牛皮呢?十年之内不准谈粮食彻底过关。李先念说,要闯过4、5、6、7、8月大关,埋头苦干,准备生一场大病过难关。陈国栋部长说,1958年粮食工作有两条沉痛教训,一是征购粮食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我们太乐观了。二是把话不要说满了,牛皮吹得越大,困难越大。

4月14日 北京

临散会时,部长找我个别谈话,动员贵州在第二季度争取超计划完成粮食上调任务。还说,前天晚上毛主席对李先念副总理说:“抓粮食调运要像打仗一样,每天要掌握进度,第三季度要度过难关。”我对赵部长说,现在我们到处闹粮荒,已经发生死人事件,上调任务难保,超额无望,贵州日子难过。

4月23日

党中央发给省委和粮食厅党组一份紧急电报,要求“各级党委当前必须把粮食工作当作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在粮食工作上实行更加集中的领导原则,实行统一调度,农村粮食供应只能在重灾区和经济作物区,在城市除保证重体力劳动者必不可少的供应以外,一切可以压缩的销量都应坚决压缩下来,各省上调粮食任务的调拨命令,必须坚决执行,必须保证完成……”电报重点极为明确:第一,粮食高度统一集中;第二,压缩本地销量,确保上调中央。

中央给一个省厅局党组直接发电报,从来少见。

4月26日

看到4月21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切实压缩粮食销量的指示》,要求把城市销量在当时的基础上压缩十分之一左右,同时合理压缩农村粮食销量,为了集中力量应付这个时期的困难局面,各地对中央下达的粮食调拨令,必须坚决完成。

4月30日

中央交通、粮食、铁道三个部联合召开电话会,强调保证上调中央粮食的运力安排,这项任务要提到党委当前工作的重要议程中。铁道部部长说,运力安排以钢为纲、以煤为纲都要服从粮食运输,尽最大努力保证上调和出口任务的完成。

5月1日

五一劳动节,普天同庆,北京50万人大会,贵阳6万多人大会,大张旗鼓地总结1958年大跃进、鼓干劲,争取1959年更大的跃进。晚间,大街上张灯结彩,灯火辉煌,可是商店里糕点、水果等所有能吃的副食品货柜上却是空架子。用外强中干来形容也是可以的。

5月3日

徐副省长从北京打电话说,中央安排我省第三季度上调粮食1.5亿斤,要如数完成。我是存在侥幸心理的,心想能拖过去就拖过去,谁知中央并不放过。

5月17日

在地区粮食局长会议上,清理了各地区粮食库存的大账。汇总起来各地区汇报的数字使人震惊、担忧。

现库存粮减少了2亿斤;

夏季粮食收购有2亿斤无法完成;

粮食销量要求增加2亿斤;

上调给省的粮食要求减少2亿斤。

这么一算,到秋收9月底只剩2亿斤库存。

危急!危急!

5月25日

省委常委昨夜开会,徐省长传达李先念副总理电话会议精神,说当前食用油的紧张程度,除了没死人,不亚于粮食紧张。要采取非常措施压销,研究出结果,城市供应压缩一半,农村不供应食油,保证出口任务的完成。

6月3日

周林、徐健生为出口食用油下了很大决心,命令我们连夜安排,指定由我亲自给各地委第一书记打电话,传达省委的意图,要采取紧急措施保证完成。

6月5日

今年夏季粮食产量已定为8亿斤,收购4亿斤,徐省长表示满怀信心。从最近入库进度看十分缓慢,我对产量表示有些担忧,也感到征购多了。徐却批评我右倾保守。

6月18日 金沙县

从县长邱继刚所谈的情况看,金沙县是全国有名的大跃进红旗县,农村出的问题反而严重,这是与浮夸风的严重程度分不开的。(注:据金沙县志记载,全县1959年总人口为33万人,1960年为24.9万人,减少8万多人。)

邱县长介绍用榨过油后的菜子饼做窝窝头的经验,我十分感兴趣,当即给徐副省长、李庭桂部长发了,建议大力推广。

6月20日 遵义

发现遵义不少地方为了完成夏粮征购任务,把农民留的种子都购上来了,这种劳民伤财的做法屡禁不止。

7月9日 大方

把长石、飘儿井两公社情况给县委书记杨本和做汇报,我谈到,要坚决制止在夏粮征购中,把留的种都收上来的做法。杨说,全县有40万斤种子入了库,顶了征购任务。

7月11日 普定

县委书记赵锋光一见面就强烈反映,500万斤夏粮征购任务,全党动员,全力以赴,才完成了300万斤,地委多次点名,现在实在没有粮食了。

8月4日

苗书记传达了周林同志在中央庐山会议让传来的电话记录,要反右倾、反松劲、鼓干劲,大战7、8、9三个月。这样,对180亿斤粮食产量又有希望了,比我们估计多出了五六十亿。

8月12日

全省财贸工作会(各地区财贸部长、粮食局长、财政局长参加)传达了中央指示,陈云说,粮食问题要靠政治吃饭,靠政治解决,李先念讲,粮食就是政治。

会议总结讲话,徐省长再次肯定了30亿斤征购任务必须完成。

我参加遵义、黔南小组讨论中都说,很多县将中央李先念讲的一句话“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的精神传达到了基层,讨论中大家表示的决心,就是不留种子,也要完成征购任务。这造成了极大混乱,将来必有后患。

8月26日

传来一个重大消息,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批判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说他们攻击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否定大跃进的伟大成绩,夸大缺点等等。

9月13日 仁怀

仁怀在征购入仓中问题也很严重,抢时间突击入仓,受灾减产的社、队也照样入仓。我去两个生产队,全是种棉花,也分配了征购任务。县委介绍中也讲到全县有5万农民种棉花也分配了100万斤粮食征购任务,已出现上午挑粮交征购,下午从仓库买粮吃。

虽然我所到之处,反复宣传不购过头粮的政策,似乎效果不大,不能不看到,征购任务压力太大的客观因素。问题还在上头。

9月15日 遵义

上午给四川粮食厅通话,他们压销的劲头很大,成都市居民每月口粮从24斤压到21斤,专区压到20斤,县、区压到19斤,熟食已全面收粮票。徐省长从北京来电话,向他汇报了四川的做法,他说要向四川学习。

10月9日

粮食部晚开电话会,陈国栋部长表彰了完成征购任务进度快的省区,四川省为全国第一,完成任务90%,会上介绍了经验,贵州完成28亿斤,也属较快的单位。

10月15日

中央政治局召开电话会,谭震林、李先念副总理主持和讲话,中心是掀起一个以粮棉油为中心的农产品收购高潮,在政策许可情况下,尽可能多购少销,表彰了包括贵州在内完成粮食任务好的省份,我很担心征购入仓数字的真实性。

10月28日

近期来自基层的信息,反映购过头粮的情况很多,铜仁的报告中说,征购完成后,农村留粮很少,不少地方急于完成入仓。大都是不顾政策,不顾后果,“先入仓再说”的论调。

11月13日

在庐山会上八届八中全会毛主席录音报告,听了一天。其中讲到当前市场紧张是,他说,“无非是妇女头发卡子、肥皂、浙江的雨伞买不到”。没有讲全面紧张的局面,如此轻描淡写,这符合事实真相吗?

12月17日 贵定

黔南来人反映贵定有浮肿病,甚至死了人。今天到了贵定,县委书记陪同去了三个公社,到队到户一看,的确严重,已发现有浮肿病人2700多人,已死亡100多人,县里对此似乎还不具体了解,也不敢正视,公社干部不敢如实反映情况,追问详情时,吞吞吐吐,怕受批判反右倾。这是一种加重后患的危险现象。

晚上梁书记陪同去新场公社,到新巴管区看了几十户,这里已经一个月不吃粮食了,包括公社书记、队干部家家有浮肿病人,有的已不能站立、走动。

12月19日

党中央召开紧急救灾电话会,彭真主持,谭震林首先讲话,特别强调了全国大搞代食品度荒的重要性,并介绍了北京用槐树叶加工代食品的经验。采集槐树叶在北京已形成了运动。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讲话,说北京粮食告急,要求各省从速调粮进京。彭讲话态度严肃、语气很重,说“省里死了人是一个省的问题,北京死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要求顾全大局保北京,并指令贵州紧急调粮一亿斤,省委书记周林当场表示态度坚决,即席部署,责成省粮食厅连夜安排,限期突击集运加工,保证完成。在我省浮肿病发展蔓延之际,迅速完成了粮食调运任务,为保首都北京尽了一份力量。

12月21日

把近期收到各地病人、死人问题的报告,综合向徐副省长汇报,他也深感发展蔓延严重,他明确了指导原则是,发现了问题,不要着慌,不要大惊小怪,不要强调统计数字,有问题立即拨粮,不要强调手段。这是他多次强调的,我是完全支持和坚决照办的。

下午给粮食部赵(发生)部长电话请示,贵州农村销售计划严重不足,请求中央增拨计划,赵满口答应,他说中央已经发现粮食减产购了过头粮的问题。

12月22日

收到修文县报告,全县有浮肿病5000多人,已死亡500多人。贵州市委书记对县委书记痛骂一通。另据市粮食局反映,各县都有不敢反映真实情况的现象。

12月24日 贵定

周林从北京打来电话,传达中央大力压缩粮食销售量的精神,他的意见,我省农村吃粮标准在12两基础上压到10两,城市供应也要大抓节约,减少销量。省委为此做了压销的规定。

12月26日

铜仁专区来人办事,我再三追问农村生活情况,很失望,一问三不知,明明石阡、德江、铜仁病人、死人严重,可是闭口不谈。看样子,好像有压力不敢讲。

1960年

1月2日

省委办公厅内参《贵州情况》刊登了各地农村断粮停伙、病人死人方面的内容。周林看到后,严厉批评说,粮食刚收不久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让办公厅做检查。我认为,这是与虚报产量及高征购有关,农民所剩口粮无几,过早出现断粮断炊。这是存在的客观事实,不承认不行,在党内通通气,引起人们警惕,是有积极意义的。

1月3日

毕节地区粮食局长奉地委书记指令,一天打来两次加急电话,水城铁路上马,要上民工10万人,本地无力供应粮食,请求省里紧急调运大米1000万斤。上这么大的项目固然是好事,无疑也加重了眼前粮食危机的程度。

今晚黔南州李占文州长又亲自从瓮安打来电话说,他已经和粮食局长跑遍了全县的社、队,发现这里灾情严重,浮肿病人已发展到4000多人,死亡人数有300多。

2月14日

周林在报告国际形势时,也讲了一大段农村生活。讲到,去年农村生活出了些问题,我们有官僚主义,死了些人。今年农村吃粮标准,四川是四四三(四两粮、四两代食品、三斤菜),我们是五五二(五两粮、五两代食品、二斤菜)。有些估产过高,我讲了多少次,等于放屁。就是不注意抓生活,不听打招呼。受灾地区要按十两(0.625斤)供应,按500万人、100天计算,有5亿斤粮食即可解决。

2月17日

遵义地区农村病人、死人问题相当严重,已成为很多干部的议论重心。特别是遵义县三合区的一个公社死了2000多人,更是出了名。有些人有质疑,为什么下边不报告?我认为不是不报告,而是不敢报。这跟反右倾、拔白旗大有关系,弄得基层干部顾虑重重,胆战心惊。

2月21日

读了一份中央文件,是李先念副总理给党中央的报告,李讲到,目前农村粮食问题有两种情况,一是资本主义势力大喊大叫不够吃,另一种是确实存在问题。干部怕反右倾而不敢反映。我对徐副省长说过,我们是对后一种情况认识不足,下边不反映真实情况的比较多。

3月8日

新华社《内参》转载:目前农村浮肿病人消息,湖北有28万人,江苏11万人,山东2.6万人,北京郊区也有发现。鱼米之乡的江苏也有浮肿病人,可能就是全国性的。湖北提出的口号是各级党委要“右手抓生活,左手抓生产”,第一书记要亲自抓生活。

3月10日

贵州省委2月24日给中央关于农村大办食堂问题的报告,把食堂提高到巩固社会主义阵地的高度。毛主席看了很满意,亲自批转全国各地。批语说,报告写得好,是科学的总结,全国要无例外的照办。并由李先念副总理组织学习贵州的经验。

3月15日

遵义地区传来消息,全区已发现浮肿病人18万,已经死亡的有6万多人。但据多数人的反映,实际情况要严重得多。

3月27日

粮食部电话通知,国务院和李副总理决定,要在贵州召开食堂现场会,各省粮食厅局长参加,省人委确定由秘书长张树成、史铭林和农委、财贸部、粮食厅负责筹备,开了几次筹备工作会议。政府办公厅负责接待工作。

4月13日

由国务院指派粮食部陈国栋部长,率领全国各省市粮食厅局长参加的粮食现场会,从4月3日至12日在贵州活动10天。周林亲自接见与会代表,实地参观了镇宁的花江食堂、花溪大寨食堂、都匀全民食堂。评价最好的要算全民食堂了。

就在食堂会议期间,农村浮肿病还在快速发展蔓延,外省同志对我说,看到你们农村群众面色很不正常呀!

4月21日 合肥

全国财贸书记和粮食厅长会议上午9时正式开会,首先是李先念作报告,他讲完全国当前粮食形势后,明确指出,“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研究和落实刘少奇同志指示,‘粮食由我管,吃饭由我包’,要把这句话具体化,就是怎么管、怎么包”。当前的任务是要把人民公社的粮食管理好、使用好。

李副总理说,1959年全国粮食产量公布的数字是5400亿斤,我看没有那么多,至少也在4800亿斤吧。(注:最后落实按统计数只有3400亿斤)

4月22日 合肥

各省书记们在大会上汇报了一天。

李先念讲,1959年的粮食征购任务1200亿斤,这么大的灾,又增加了100亿斤,这是犯错误。讲到购过头粮的问题,他说,事先要打招呼,不能购过头粮,但实际上难免,今后几年都难免,不要强调过分。我感觉,这么讲,不是开了个口子吗?

山东省委书记发言引起了共鸣,很有代表性。他说,上报粮食产量,上边一批评,下边就多报,生活安排不下来,他们也不吭气,人死了他们也不报,这是出问题的最大原因。各省发言,都讲了类似的情况。我省遵义死那么多人,难道不也是这样吗?

4月26日 合肥

国务院财贸书记会议的成果是,做出了生产大队统一管理粮食的决定,明确了粮食收、管、用各个环节的政策、制度。全国争论很大的问题就此结束。对贵州来说,这不是个新问题,已有青海省就是这么做的。

5月9日

看了几份中共中央文件,都是紧急调粮救灾的。3月份李先念的报告中要求,各省省委把调粮工作当做一项政治任务。4月19日中共中央专门发出“为京、津、沪、辽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要求各省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抢时间把一切需要调运和能够调运的粮食尽快集运外调,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这些城市就有脱销的危险。

5月24日

省委秘书长褚振民通知,叫我下午3时去省委,参加向党中央工作组汇报灾情。省委向中央重点汇报了遵义、湄潭、桐梓等七个严重灾情县死亡3万多人的情况(之前,省委已给中共中央报告了上述死人事件)。我只提了一条,请求中央在6、7、8这三个月停调贵州的粮食。

6月1日

遵义、湄潭等县死人问题,省委向中央请求处分的电报我看了一下。周林说过,我们不年年检讨了,请求中央少调粮食,我们死了人大惊小怪,别的省死人都不吭气。我也听到外省饿死人压盖子不上报这类消息。

6月3日

晚,粮食部开电话会,陈国栋部长向全国告急,京、津、沪、辽粮食空前危机,全国粮食库存只有240亿斤,比历年来都少。会上宣布了各省上调粮数。安排贵州6月份上调6000万斤,三季度上调2.1亿斤。会后立即向常委会作了汇报。会上冷场,大家谁也不表态。只有徐省长向粮食部大发雷霆,说,有粮不调是犯错误,调走了农村出问题也是犯错误,粮食厅算一算账,能调就调,将来出了问题你们负责。看来,省委向中央请求不调粮的电报一点作用也没起。

6月17日 桐梓县

何专员陪同,去桐梓检查了两个食堂(高桥和红光),在红光大队开座谈会一直到夜半三点,这里购过头粮的情况严重,农民往返背粮,劳民伤财。过去能挑120斤的,现在只能挑五六十斤,农民体质严重下降。

桐梓县长反映,现在干部不宣传“生产自救,自力更生”了,我们曾宣传过“粮食由我管,吃饭由我包”的口号,助长了农民依赖国家的思想。(注:新编桐梓县粮食志,全县因缺粮导致非正常死亡人口近4万人)

6月24日 习水

按赵副省长指示,到习水、赤水去一趟。

昨晚在桐梓住了一夜,听到议论最多的是在反瞒产中的强迫命令严重,捆绑、吊打成风。公社书记亲自上阵,动手打人,往下一级打一级,反不出瞒产就反右倾,情况十分惊人!

和耿唤民书记一起去良村、温水两个公社,看了六七个大队,一直没有发现反瞒产反出了多少粮食的情况,对此我是没有多大信心。温水特别是妇女患子宫脱垂、停经有很多。

在良村,发现这里地、县委工作队有种倾向,就是只抓生产、回避抓群众生活。怕惹祸出事,承担责任,对食堂生活是一问三不知。

6月28日 赤水

县委汇报说,小麦征购任务太重,不少生产队连种子都没有留够,到小麦播种时,还得供应种子。

四川合江县九支区与赤水县一水之隔,想了解一下四川情况。去九支后区委书记说,今年小麦估产810万斤,实际只有260万斤,高估了两倍。现在就有三分之一的食堂断炊。他陪我去看了第三食堂,已有3天不吃粮食了,浮肿病、死人早已发生。我向书记建议,你们不要再等上边了,赶快供应粮食吧!书记很感激。我看四川管辖的地方不比贵州好。

7月29日

中央下达给我省的上调粮食计划:7月份2000万斤,8月份3000万斤,9月份5000万斤。这比原定的每月上调7000万斤稍有减轻,感到轻松了些,我们为上调粮弄得筋疲力尽。

贵阳市报告,粮食库存告急,只剩下1600万斤库存,请求省里急调,过去库存告急数是三五千万斤,现在只有千多万斤,确实到了极限。

8月10日

周林书记从北戴河接连打来十多次电话,今天又说征购任务要按30亿斤安排,农民吃粮标准要从低掌握,按十两(0.625斤)、十一两(0.6375斤)掌握。按照周的电话精神,徐主持会议把征购方案定了稿,农村吃粮标准规定:丰收地区十两、十二两;歉收地区按九到十一两。征购任务定为30亿斤,这显然是上边压下来的。还是一条大购大销的路子,不光主管部门,就是省委也无能为力。

8月15日

陈璞如副省长在粮食会议上作报告,主题是大力压缩城市人口和粮食销量。我一直认为,要压销,就必须从压人口着手,光靠堵塞虚报冒领搞不到多少粮食。祝恺然说,你不怕说你是否定大跃进吗?

周林在大会上讲了三点,一是坚决保证完成30亿斤征购任务;二是粮食收、管、用,计划用粮食局要十分抓紧;三是坚决压缩城市人口,支援农村第一线。压缩粮食销量,粮食是全党、全民的大事。我看到的情况是,各地对分配的30亿斤征购粮普遍感到压力太大。

8月29日

最近期间,贵阳市大街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欢送街道居民、小商小贩下乡的队伍,掀起了高潮。全市下放人数10万的任务如真能完成,不但少销粮食,还可减轻城市多方面的负担。(注:根据省粮食厅统计资料,全省由国家供应吃商品粮的非农业人口,1957年为163万人,到大跃进的1958年猛增到259万人。为了度过困难,大力压缩城市人口,到1962年已经压缩到180万人。)

9月1日

在省委三干会上,周林书记传达北戴河会议精神。李富春讲话,强调自力更生、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强调化气为力(注:化气为力,我理解大概是中央已经看到了干部群众都有怨气的情况吧)。在这次会议上,降低机关职工粮食供应标准,将原有的27、29、31斤三个标准统统降到25斤,贵阳城市居民降为24斤,地、县城镇居民降为22斤。农村吃粮标准,先是降为十两(0.625斤)大米,在大家强烈反对之下,又决定改为十二两。

我看到会上不少人在小组讨论中对大跃进一肚子气,对“一个指头”的错误提出质疑。对化气为力议论纷纷。

10月18日

贵州市各机关、团体、居民,组织起来采摘加工青冈子,已形成了群众运动,成为代食品的一种主要原料。

省人委成立了从省到县的“小秋收”办公室,由粮食厅、供销社负责组织采集一切能做代食品原料的野生植物。

11月1日

粮食部今晚电话会上,大讲采集代食品度荒的措施和经验,讲到北京机关、学校已形成群众运动,把槐树叶子都采摘光了。谭震林副总理命令晋冀鲁豫辽五省重灾区每个县派一人到北京学习吃树叶的经验。

11月23日

当前贵阳市的省、市机关干部浮肿病快速增长,贵阳市报告已有4万多人,机关正常办公已经受到影响,弄得人心不安。省粮食厅是管理粮食的部门,目前也有50多人患浮肿病。只靠每月23斤粮食定量,蔬菜、代食品不足,就连我家6口人中,浮肿就有4个。

12月3日

据三干会上披露的材料看,以遵义、湄潭、桐梓为主的遵义地区,以金沙、水城、织金、毕节为主的毕节地区,死人已经不下15万之多,全省少不了有几十万。

12月9日

三干会开了20天,周林在总结讲话中作了沉痛的检讨,说在粮食问题上,省委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根本问题是浮夸风、高估产造成的恶果。一是粮食政策被迫采取了多购多销,去冬今春,遵义事件、金沙事件集中地暴露了;二是大量收购过头粮,造成生活安排困难;三是破坏了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三天大会发言的地委书记无例外的检查浮夸风、共产风的严重后果。

会议对李苏波(遵义地委书记)作出撤销一切职务、孟子明(毕节地委书记)撤销地委第一书记职务的决定。

12月11日 毕节

今天看到一份中央绝密文件,内容是批转山东济南、河南开封城市发生浮肿病的情况。浮肿病不仅贵阳有,外省大中城市机关、居民中都有类似情况。

12月12日

周林亲自主持省委生活领导小组成员会议,(徐、陈、戴、何)主要是研究解决贵阳市粮、煤、盐、副食、蔬菜全面紧张的问题。浮肿病一天天在发展,大街上抢粮、抢饭、盗窃时有发生。贵阳赵克强市长说,浮肿病已发展到1.5万人,可能还不止。人心惶惶。

12月13日

中央决定,调整贵州上调中央粮食任务,由原定(1960年)的5亿斤下调到3亿斤,实际减少2亿斤,留一亿斤做省里机动。向中央多次强烈反映要求减少上调的呼声,也许引起了注意。精神压力随之减轻了许多。

12月18日

周林书记为农村生活接连开了两次电话会,批评了有些地方在粮食严重困难面前低头、退却,有些人焦急得无法。这几天各地告急电话、电报雪片般飞来,病人、死人、抢粮、盗窃等等,多得我看都看不完。黔南州电报说,有一家人四口上山挖橛巴,全死在山上。有一户,六两(0.375斤)粮食吃不饱,全家三口上吊自杀……

12月24日

开会时遇见省监委副书记杨用信,他说,金沙县委书记赵某某已被抓起来了,弄虚作假、反瞒产、强迫命令、捆绑吊打和死人相当严重,行为极其恶劣。他还是被树起来的大跃进全国标兵、模范人物。(注:金沙县饿死人数,有人说8.5万,有人认为不止)

祝(恺然)部长说,他看到中央公安部的通报,各省死亡人数都很惊人,其中就有贵州死亡50万。

12月27日

据生活办公室收到的报告,各地发生有十几人、几十人、几百人抢劫粮食的事件,小偷小摸就更多。就连贵阳也是如此,在大街上走路时不敢拿着东西吃,会突然被人抢走。大家最担心会发生更大的抢劫粮食仓库的事件。对各地聚众抢粮事件,中央已有明确的处理方针,即“先分是非,后分敌我”。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10年第8期　为何“耀邦不愿动华国锋”?

“耀邦不愿动华国锋”。这是杜导正记录赵紫阳说的一句话。我相信赵这句话不会有假,赵对胡态度的判断也是准确的。赵紫阳更为完整的话是这样说的:“耀邦不愿动华国锋,主要考虑是怕自己来接。”

但为何胡耀邦不愿动华国锋呢?胡耀邦基于什么考虑而“怕自己来接”华的职务呢?人们对历史问题,总是希望能透过层层表象,看清问题的真相和本质。为此,历史学不但要掌握大量的史料而且还要对这些史料提升出观点、结论来,哪怕是带有情感性的倾向,也不排斥。只要在历史问题的研究中,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联系能趋于最大的一致。本文想对上述史料再做些补充和说明,从而进一步探讨胡耀邦当时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背后的思想活动是什么,揭示出这段真实史料蕴含的历史真实性。

赵紫阳当时说这句话的背景是:1980年下半年,党内和社会上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舆论,认为华国锋在打倒“四人帮”以后,犯了严重错误,如宣扬个人迷信,坚持“两个凡是”,影响老干部的解放使用,要对“洋跃进”负责,甚至一些党内老同志还指责他是“文革”中的造反派。有的同志对华国锋、汪东兴、陈锡联、毛远新和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在毛主席遗体身边的八人合影竟一时糊涂定性为“八人帮”。总之党内外的舆论非常复杂,其中相当一部分意见是对的,一部分则缺乏分析,一小部分则是极端的情绪之词。但形成的主流意见则是华国锋党中央主席的位置应该变动一下。如何处理这个尖锐问题,人们期待着党中央的决策。赵紫阳说,叶剑英不赞成动华国锋,他和胡耀邦也不赞成动华。但赵也很遗憾,他对当时的情况已记忆不多,对此他说:“可零星回忆,主要是前几年没有留下东西,有些忘了。”

对华国锋功过的评论,不是本文的主题。本文是想根据我当时的日记,对赵紫阳叙述过于简单而没有讲透的问题,作一注释,以防歧义。当然更多的也是想为胡耀邦当时的思想理念和他作为一位政治家的道德人品,也作一个注释,以备历史的查询。

人类的历史是客观的社会进程,历史不能复制,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历史科学。历史科学若不建立在真实的史料之上,不是用史论结合的方法,而是想用“以论代史”的方法说明历史,那就只能深陷在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沼中,那么历史的挽歌就不能引起人们的伤痛,而历史的颂扬也不能唤起人们的信心。

1980年年末,随着党内对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反对声音的高起,胡耀邦又成为接替他的主要人选,这是当时的实际情况。1980年11月23日晚,父亲下班回家。那天,他在各省、市、自治区的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上讲了一篇话,题目是《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父亲问我听到这篇讲话没有?不知怎么,我突然联系到华的去职,很可能由他替任的问题,我当时很冲动,脱口而出:“你难道在当主席的问题上,也想做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吗?我不同意你任此职。现在是你最据有优势的时候。”(1980年11月23日胡德平日记)

我说的“此职”,即指党中央主席之职。我之所以说父亲现在是他“最据有优势的时候”,那是因为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生产目的大讨论,平反党内外大量冤假错案,为“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摘帽之后,那时的政治局势,是上有老一辈领导人掌舵,下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父亲又是中央常委、党的总书记,这种条件正是他为党为民服务做事的大好时光,华国锋同志即便不做主席,也应由老一辈领导人,如邓小平、陈云担当才妥。

胡耀邦之所以不赞成动华国锋主席的职务,还有他一些更深的想法,他认为动华而引起的人事变动,不是一件小事,甚至还是一步险棋。他说:“新的考虑,我认为是步险棋,我、赵、胡都不太同意,但想的也并不完全一致。……把人事放在第一位,不是把原则放在第一位,不行!”(1980年10月12日胡德平日记)

胡耀邦和赵(注:是赵紫阳无疑)、胡(注:应是胡乔木)想法不完全一致,那么胡耀邦有些什么具体想法呢?他说:“我想设一个主席团,我在主席团中占据一个很不突出的角色。我也认为我在主席团中也不合格……在这样的位置上多做工作。”(1980年11月23日胡德平日记)

胡耀邦这一设想,在中央的会议上提出过,但未被接受。六年后,未曾想到赵紫阳也向胡耀邦提出过这类建议:“在谈话中,还向胡提出个设想,可以考虑今后不再设总书记,由政治局常委轮流担任主席,譬如说每人半年,主持全党工作。”

所以在1980年12月5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当议决是否向党的六中全会建议华国锋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委主席,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时,胡耀邦并未参加投票,而是提前出京到湖南,名义上是解释几次中央有关会议对华国锋问题的讨论意见。

当月27日晚,父亲和军队干部谭友林谈话完后,又找我谈话,提醒我和德国一名历史学者交往的言谈举止要多加注意。借此机会,我又问他“有关党的领导还有无更改的希望……我不希望它成为现实”。父亲似乎又高兴了些,他的谈话,我是这样记录的:

他说还有希望,没有最后定,还可以再做工作。他认为最后(注:“后”字应为“好”)搞主席团制,职务都是主席,制度是常委(制),每个人都是一票的关系。我们索性在最高的领导中,搞彻底的民主制,彻底的集体领导。(1980年12月27日胡德平日记)

说到他本人,胡耀邦接着说:

我只是其中之一,七分之一,这样我可以做更多的工作。(同上)

大家知道,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只有六位常委,那第七个人是谁呢?不言而喻,在胡耀邦的构想中,非华国锋莫属。

为了实现这一构想,我知道他找了很多党内同志讨论此事,直到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之前,他都为此构想努力。这些史料既印证和补充了赵紫阳的回忆,又能较好地解释为何他对华国锋采取这样一种态度的思想根源,他对进入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也坦诚表明了他“可以做更多的工作”的心愿。

当时,胡耀邦对华国锋之所以有这种态度,还有一段宝贵的历史原因可供参考。即1962年年底至1964年上半年,胡耀邦和华国锋共同在湖南湘潭地委工作,共同领导了那里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俩人不论职务的高低,合作得很好。他们都认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对广大农村干部、群众的一次教育运动。评论运动合格不合格的标准,主要是看紧张的干群关系能否得到正确处理,农业生产能否有一更大发展,农村社会能否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局面。俩人还都以毛泽东的学生互相勉励,1964年春,俩人和湘潭地委的部分同志还集体上了一次井冈山,到了黄洋界和“朱毛”当年生活过的居处。这一期间毛泽东还亲临长沙两次,找他二人座谈“四清”问题,并牢牢记下华国锋的名字。

因此,对华国锋在党中央主席位置上的去留问题,胡对华也有批评,但他不赞成说华是“文革”中的造反派,也不赞成说华是“坐飞机”上来的。他说:

“国锋同志是1938年参加工作的老同志,也应该说是一个老同志了。国锋同志也是一级一级上来的,确实是由区的工作、县的工作、地委的工作、省的工作到中央工作的,有同志说是坐直升机上来的,我个人觉得这么说不妥当。”

胡耀邦对华以上的评述并不是全部内容,现在历史也要对胡的评述再做评述,但胡对华历史的介绍我认为还是公正的,因为对华认识的这一底线,有很多人并不认同,否定这些,我认为对党的事业非常不利,对华更不能丑化!

这次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选的变动距今已有30年了。我愿根据我所知所记的材料,将赵紫阳回忆的这一史料补充得更丰富些,把史料背后胡耀邦的思想活动解释得更清楚一些。当时,胡耀邦不愿把人事问题放在第一位,而把工作放在第一位,能够一分为二看待华国锋同志,在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以后,他希望华能继续留在党中央的领导岗位上,并提出改中共的主席制为主席团制。这都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所表现出的眼光和品德。如果要说他还有什么做得不足不够之处,或有什么缺点,那我认为,就是他已经看到这种人事变动是步险棋,但没有更多强调这步险棋如不加警惕,也有酿成更大损失的可能性。再有,他既然提出了党中央的主席团制度,为何在党的十二大上不公开讨论一下这一制度呢?

历史,我说的是当代史,往往二三十年就会有一次史料信息的大爆炸。我当时的态度、意见,现在仍然健在的邓力群同志也清楚,如他愿意,也可为我作证。我认为,史料的真伪及取舍一直是历史学中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激烈斗争的一个领域,一个分水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历史科学就是对社会发展问题,知其然又能必须知其所以然的一门社会科学。

(责任编辑 吴 思)

2010年第8期　批评性报道的“送审”制度曾被取消

《炎黄春秋》今年第5期刊登了《重温〈关于在报刊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一文,该文清楚而又详尽地告诉读者:早在建国初期,我们党刚刚执掌新中国的领导大权的时候,为预防胜利后骄傲、掌权执政后腐败,即放开了对各级领导者的舆论监督的限制,号召人民群众公开地自由地批评党和政府的缺点和错误。60年前我们党中央这个英明《决定》,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新闻史上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对当前仍具有伟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决定》是强化舆论监督的法宝

从这个《决定》当年的产生背景看,主要是预防性的。60年前,我们党为巩固新中国政权,跳出历史上朝代更替的历史周期率,就决定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加强对党和政府的监督,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对党政领导的缺点错误通过报刊进行公开的批评揭露。这个《决定》是1950年4月19日发布的,就在发布的当月,《人民日报》即收到读者批评性稿件1674件,比3月份增加了一倍,可见广大人民群众当家做主,关心国家大事,参与对领导者监督的积极性之高。从1950年到1953年间,《人民日报》和各地报刊,每天都可见到一篇又一篇的批评性报道,三年中仅《人民日报》就刊登34243篇,平均每天刊发的批评报道即超过4篇。

我们党执政初期,还是党风较正,社会风气较好,干部廉洁,党和群众关系也较为密切的时期,党中央就认为放开对舆论监督的限制,允许新闻媒体公开批评党和政府缺点错误,非常重要也非常必要了。那让我们看看现在,改革开放后,经济建设虽成就巨大,人民生活也有极大改善,但是党政领导官员中的以权谋私,贪污腐败,肆无忌惮地侵吞国家和人民财产,比比皆是,日益蔓延。在这样的情况下,像《决定》那样放开舆论监督,不是更有必要吗?

令人不解的是,党中央在60年前发布的那样重要那样正确那样英明的《决定》,为什么后来就很少提起了呢?甚至被淡忘了呢?很显然只有把“为民谋利”只放在嘴上的官僚主义者才害怕这个文件!这样一个纲领性的重要文件被淡忘,被掩埋,不能说这同既得利益集团在我们党内,在我们国家日益恶性发展没有关系。不是吗?不知从何时起,有人把新闻媒体的批评报道,就定性为只能起消极作用的“负面报道”,这是完全不顾事实的。说这种话的人,难道忘记了在几十年前,在中央《决定》的号召下,《人民日报》和各地报刊每天都可见到的批评报道后,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衷心赞扬,不仅没有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反而提高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就是现在,报刊上每刊登揭露批评大小贪官的报道,也都从正面起到了增强信心、密切党群关系的积极作用。

《决定》不仅阐述了在报刊上公开对党政领导者的缺点错误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巩固新中国政权的重要意义和必要性,而且还对如何保证在报刊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顺利进行,对党政领导进行有效的舆论监督的具体方式方法,也作了若干明确而具体的规定。其中最关键的规定就是批评报道无需经党政领导审查就可刊用,新闻媒体及其记者、编辑有独立自主的刊用权,由媒体及其采编人员对他们所刊用的批评报道的真实性、必要性负责,也即“文责自负。”可是,到了1999年,竟又进一步颁布了一个新文件,明确规定了即使媒体的内部刊物刊登反映问题的内部报道,也要先征求省一级的“党委和政府的主要负责同志的意见”。也就是必须送所在地的省、市、自治区一级党政“一把手”审查。现在包括新闻界在内的各行各业,莫不强烈要求,必须对各级领导层中日益严重的贪腐势力加强监督。尤其是加强其他监督不可替代的舆论监督。因为舆论监督一能“通天”,二能曝光,那些干了许多坑害国家和人民利益坏事的贪官赃官们既想保帽子又怕丢面子。

批评性报道的送审制度害多利少

1950年4月19日由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是迄今为止,由党中央发出的唯一的一个关于新闻舆论监督的批评报道的专门文件,到现在还未发过第二个这方面的文件。因此,《决定》所提各项要求,至今仍然有效,应该坚持执行。可是,实际上,官方的态度和看法同《决定》精神相悖。在我一个记录本上记载着当年传达的《厅字1999年11号》的文件,是转发中央某大新闻单位对主要反映党政领导“问题”的内部文件几个问题的请示。其中一个问题谈到:记者采写的打算反映的问题如涉及全省或全市全区大局的稿件,要征求各省(市、区)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的意见等等。这等于说,反映问题的稿件,当然包括批评报道,凡涉及“全局”的都要送给省一级党委和政府的“一把手”审查。这个《通知》对内部报道都有这样的要求,对报刊的公开批评报道就更不在话下了。何况所谓“全局性的问题”又如何界定呢?

早在几十年前党中央就明确取消了对批评报道的审稿制度。《决定》说:“凡在报纸刊物上公布的批评,都由报纸刊物的记者和编辑负独立的责任”,这就是说,报刊在刊发批评报道时无需经过党委政府及其部门审定,而是由报刊独立地、自主地确定是否可以或应该刊发。而且《决定》还指出:“过去在许多地方曾经实行一种办法,就是把批评党和政府的组织与人员的稿件送给被批评的组织和人员阅看,在征得他们的同意后,才加以发表,这种办法是害多利少,不对的。”这里已把取消对批评报道的“送审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讲清楚了。

实践也证明,那个对批评报道要审稿的“通知”下达后,确实是害多利少,最突出的问题是言路被堵塞了。那个有名的内部报道中有分量的东西也大大减少了,记者、编辑们采写批评报道的积极性也大大下降了。许多应该及时反映的重大问题,也没人愿意去调查了。有的虽已写成稿件也送审了,却被长期扣压,连索要稿件都无人敢出面。事实上,不取消对批评报道的送审制,就无法发挥新闻舆论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应有的监督作用,而舆论监督恰是我们党所领导的各项事业不可缺少的,也是其他监督不可替代的。

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曾在某媒体当记者。那时期,应该说是新闻单位自主权较大的时期,是“文责自负”的“黄金时代”。那几年,我就报道过几次在现在无法报道的批评报道:一次是,当时的省委“一把手”,因年纪大了,思想较保守,对经济改革百般抵制,特别坚决地反对农业大包干,全省从上到下都希望更换“一把手”,我通过内部报道反映了,得到了中央的支持。如当年有审稿制,就报道不了。紧接着,中央要求这个省用召开省市县四级干部大会的办法,民主推荐“一把手”,在民主推荐票数刚统计结束不到两小时,我即通过内部报道把当日民主推荐情况反映到中央了。可是由于老“一把手”对推荐结果不满意,想私下更改后再发中央,可是来不及了。如果放在如今,审稿制也就成了及时如实发批评稿的障碍了。这一类的事例还可以举很多,就不赘述了。不过从利与害来讲,就是上述几个简单例子也可看出,不取消对批评报道的审稿制,对舆论监督进行限制,堵塞言路,确实是害多利少呵!

应当让《决定》在当前的反腐斗争中发挥作用

党中央在建国初期,就重视反腐倡廉,就作出了加强舆论监督的《决定》,那为什么几十年后的今天,贪污腐败却那么严重了呢?只要翻翻新中国成立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清楚了:那就是我们在前几十年未认真坚持按《决定》的要求办事,未坚持执行《决定》!不是吗,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党和政府虽然也不断地号召反腐倡廉,每年也能惩办若干大小贪官,可是贪腐势力仍在恶性发展,仍在不停地蔓延。原因何在?集中起来就两条:党政领导的权力太大,特别是各地区各单位各部门“一把手”的权力太集中太大了;二是缺乏有效而有力的监督,特别是舆论监督被削弱了,被限制了。调查资料表明,凡贪污腐败的易发地区(包括重灾区)、易发领域或单位,以及易于产生贪官的高危岗位,几乎都集中在煤、气、油、矿比较集中的地区,集中在管钱管人(包括升学和分配)管物管土地管工程(包括房产、交通)等领域和部门的掌权者,至于监督,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虽不断加强,但在各级党和政府领导下这个弊端,已是人所共知。谈到舆论监督,我们自己及港台经验也都一再证明,其在反腐斗争中有着其他监督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肯定,现在只要能按《决定》的要求办事,这个《决定》就可以成为反腐倡廉最锐利的武器之一,可以在反腐斗争中发挥巨大作用。

(作者为新华社高级记者)

(责任编辑 吴 思)

2010年第8期　刘顺元和胡耀邦在“拨乱反正”中的交往

刘顺元和胡耀邦本不相识,他们虽互知其人,却从无往来。“文革”结束,胡耀邦同志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时,关于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一次讲话,引起刘顺元致信胡耀邦,说:希望见面一谈,本人无车,请派车来接。胡耀邦看到信后,亲自登门,接刘顺元到家中叙谈。刘顺元和胡耀邦这才有了联系,且有共识。刘顺元在南京大学关于真理问题的一次讲话,引起胡耀邦的关注,考虑请他来京参加拨乱反正。

刘顺元的思考

“文革”前,长期担任中共江苏省委重要领导职务的刘顺元,对党内没有了民主,个人专断,很是担忧;对林彪大搞个人迷信,极为厌恶;对毛主席喜欢林彪等人的吹捧,并重用他们,很有看法……他甚感不能说真话、实话,言不由衷之苦,不想再干下去了。当时党内高层一些老同志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分歧明显,形势严峻有同感。深知刘顺元的同志,有人劝他少讲话,有人劝他早点休息算了。1963年9月,刘顺元向省委请病假,谢客,闭门读书。

“文革”来了,倒行逆施,全国大乱,江苏也不例外。红卫兵包围,省委无法正常办公,被迫转入地下;省委一位领导彭冲同志被揪斗、关押、受辱;著名教育家吴天石夫妇被毒打、摧残致死;曾经和刘顺元在国民党监狱共患难的老战友王范同志抗拒“文革”,举枪自杀,以死进言毛主席,他指出“现在通行着一条极端错误的路线”……刘顺元悲愤之极,先后两次昏倒,他忍无可忍,又无能为力,感到活下去没有什么意义了,准备服安眠药一死了之。幸被夫人鲍有荪发现,对他说:你不能死,你曾经负责审查的上千出狱难友,无人证明,他们怎么办?刘顺元这才打消了死的念头,活了下来。刘顺元电报中央,要求彻底离职休养,他搬到乡间,准备盖两间茅屋,读书、种菜,度余生。

事隔不久,茅屋还未盖,刘顺元被揪回南京,游街、批斗、入狱,和省委的同事们共难十年,无自由、无人权!

多年来,刘顺元一直思考着“文革”的发生,“四人帮”出现的前因后果,他重读马恩列,研究“文革”,研究党内发生的一系列问题。毛泽东去世,“四人帮”被粉碎,他格外关注国内外、党内外的形势,每天不仅注意收听中央台的广播,看国内报纸,还收听英、美、日等外国媒体的报道和评论,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他多方打听邓小平等老同志是否出来了。他对毛主席最后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同志不放心。他说:“你办事我放心”(毛泽东的批示),一个人放心不行,要看老百姓放心不放心,我就不放心。他对“一举粉碎”中的华国锋是肯定的,但是,他认为单靠华国锋恐怕解决不了否定“文化大革命”这样重大的问题,毛主席定的事要否定,他可能没有那个觉悟,也没有那个胆量!党的十一大召开,他满怀信心,高兴得买鞭炮准备庆祝,听到会议公报后,不放了。他认为放鞭炮为时过早,纠“左”谈何容易!小平同志主政,他感到有了希望。

刘顺元和胡耀邦相见叙谈

刘顺元得知胡耀邦在中央组织部关于平反冤假错案的讲话中提出:“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和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刘顺元对夫人说:这就是说,毛主席批的冤假错案也要平反。他认为这个讲话冲破了“两个凡事”的禁区;他感到拨乱反正、纠“左”有了希望;他钦佩胡耀邦的胆识。

1977年12月,刘顺元出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1978年2月,刘顺元来京参加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并到阜外医院检查身体、治病。这是他15年来第一次来京参加会议,他的次子(我爱人)在北京工作,和蒙难多年、久别的父亲相聚,谈得很多。老人对时政,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非常关心,考虑得最多的是如何总结“文革”的教训,从理论上拨乱反正,振兴中华之大事。他赞扬耀邦同志的大智大勇,很想和耀邦同志见面一谈。果然,他致信耀邦,与耀邦同志相见,一席谈,找到了知音,更加高兴。可惜此次谈话没有记录。我们只知其大概,谈的是有关中兴党的事业的大事。幸好丁群同志所写《刘顺元传》(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8、439页上有一段文字,记载了这件事,特抄录如下:

“他是一向坚持不到中央领导人家里串门的。以前他多次去北京开会,连在淮南共过患难的刘少奇,也没有前去登门拜谒,以避讨好上级之嫌。可是1978年2月……他却主动写了一封信给胡耀邦,希望与他面谈一次”。

“胡耀邦以前虽然没有与刘顺元共过事,但是也知道他是一位忠实耿直、识见过人的老革命家。他接信后不是派驾驶员,而是亲自到京西宾馆来看望刘顺元,并且把他接到自己家里深谈起来。胡耀邦认为: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正面临着‘光武中兴’的时期,希望刘顺元这样的老同志能助一臂之力。刘顺元说,他很赞赏耀邦同志敢于冲破禁区的胆识。不过‘文化大革命’不仅是实践上的错误,而且是一系列理论上的错误。要彻底拨乱反正,还需要破除迷信,纠正毛泽东晚年的一些错误理论观点,特别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胡耀邦频频点头称是,说现在党内思想僵化的情况还很严重,要实现理论上的拨乱反正还要待以时日,而且要找到一个使全党不致受到太大震动的契机。这次深谈增进了这两位革命家的互相了解和友谊。”

刘顺元在南京大学讲真理问题,胡耀邦极为关注

刘顺元回到南京后不久,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和《光明日报》先后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重要文章,反响很大,分歧很大。广大干部和群众及一些有识之士纷纷表示赞同;党内一部分高干、有的省市领导人认为是“砍旗”,有损毛主席的形象,表示反对;党内长期受极“左”思想禁锢,不理解、转不过弯子,或不敢表态的大有人在,就连党中央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也“不介入”。此时此刻,刘顺元对夫人鲍有荪说:小平、耀邦同志把头提在手上反对“两个凡是”,我也该站出来讲话了。1978年9月初,刘顺元到南京大学演讲,这是他“文革”后的第一次公开讲话。他从理论上说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他指出:“文革”的出现,发源于党的领袖的左倾理论观点,发源于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制度受到了彻底破坏,这种阴影至今还在中国上空徘徊。他批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政治挂帅”等口号,阐述了民主、法制等问题。讲话得到了南大师生的好评;受到了省里一些人的反对,认为有“毒”,应予批判。在场旁听的《光明日报》记者赤布认为,这个讲话很重要,对当时真理标准的讨论起了南北呼应的作用,立即整理记录送到北京,《光明日报》总编杨西光同志看后,认为这个讲话具有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急送耀邦同志,耀邦看后说,刘顺元把南方一些省的沉闷局面冲破了。耀邦同志四处打听刘顺元的身体情况,能不能把他调到北京来参加拨乱反正的工作。(见《刘顺元传》)当时刘顺元已是75岁年过古稀的老人了。我们曾听说,有人建议他来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理论研究工作。不久,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中央委他以重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的第二天,1978年12月23日,刘顺元再次到南京大学讲话,与9月讲话基调相同,不仅重申了9月讲话中所讲的有关阶级斗争、民主与法制等一些敏感的问题,还强调党的工作重点要转移到经济工作上来。他说:“不能再搞穷革命了”,再搞下去“就不是穷革命,而是穷反革命了”。1979年2月2日,刘顺元离开南京前,在省直机关党员干部的欢送会上讲话,比在南大的两次讲话,更深了一层。(后两次讲话见《刘顺元文集》)

刘顺元为什么两次到南京大学对师生们讲话,他是有考虑的。他一向重视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的作用。从理论上拨乱反正不能没有知识分子参加,首先要唤起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了,冲破“左”的禁锢就有了力量。刘顺元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曾有过多次讲话,《刘顺元文集》中有部分收录。

刘顺元来京工作参加拨乱反正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重新设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陈云为第一书记,邓颖超、胡耀邦为第二、第三书记。刘顺元来京工作,他被指定为中纪委五人核心小组成员之一,承担中纪委的日常工作。他参加了以胡耀邦为首的中央审理“两案”的领导小组,和张启龙同志共同负责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案的审理工作。在平反冤假错案方面,他认为刘少奇案是“文革”中的最大遗留问题,对刘少奇的平反不宜久拖。他对刘少奇案、瞿秋白案、陶铸案等特大案件的平反做了不少工作。为党的建设,他不仅参加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的起草、制定,为“准则”的实施他讲话呼吁并身体力行。他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贯彻“准则”的座谈会上,大讲干部制度中终身制的弊端,并强调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1980年8月3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邓小平所作的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他立即上书,要求中央批准他离职休养,告别终身制。这是小平同志讲话后,中央收到的第一份主动要求离职的报告,经中央批准,他离京回到曾经久居的南京落户度晚年,不参加政事,很少公开露面。

刘顺元和胡耀邦的友谊

刘顺元对当时以邓小平、陈云、胡耀邦为首的中央领导班子很信任,评价很高。他说:“不可能找到比他们还强的领导班子了”;“四人帮”粉碎后在这么混乱、困难的情况下,“中央领导不论是在原则上、战略上、措施上,稳扎稳打,步步前进”。他还说:“有话可以讲,那还是现在”。他虽年事已高,但很有信心,对形势很乐观。他给在京工作的次子写信说:“三中全会,中央领导格局定了,大局定了。我认为这已经是很好的局面,看来还可以发展得更好些。今后全党、全民、全军团结起来,搞四个现代化是没有疑问了。但实际工作仍会是复杂的、艰苦的……”他对江苏省社科院理论界的朋友们说:现在“正处在大转变的前夜,曙光在前,光明在前。时代给了我们责任,时代提供了我们活动的舞台,大家要踏踏实实地干它一番事业。”

刘顺元和胡耀邦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常常不谋而合,配合默契。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二大的各项政策措施的贯彻执行,他很尽力。他常赞扬耀邦,说“他是一个好同志”,“我很佩服他”。在一些讲话中,常引用耀邦的观点。例如,1980年6月21日,刘顺元在贯彻“准则”的一个座谈会上,从耀邦所讲的制度问题、思想体系问题谈自己的体会和看法。他说,耀邦的讲话在“思想上是一个新的解放,因为他从出现‘四人帮’的问题,联系到我们的制度,联系到我们的思想体系。”刘顺元根据耀邦讲的这两条着重讲了干部制度和民主集中制的问题。他说:“我们的干部是委派的,而且是上面委派的”,因而“干部的眼睛往上看,他不想往下看”,还是终身制,“一辈子做官到死”,“还跟上一个世袭,老子是干部,儿子也得是干部”。他说:“我们的民主集中制有严重缺陷”,“成了官僚集权制”。他还谈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方面的问题。他说:“要是耀邦同志不讲话,我看出了问题,也没有这个胆讲这个话”。他说:耀邦的讲话是“贯彻‘准则’的指导思想”,要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改善党的领导,端正思想体系,充实思想体系”。(见《刘顺元文集》)

胡耀邦对刘顺元很尊重、很关注,促膝谈心,委以重任。刘顺元告老离职后,一次耀邦到南京,在会场上没有看到刘顺元,特地请刘顺元到自己下榻之处会晤,谈了一个多小时。1982年,离职后的刘顺元当选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十二届二中全会后,中央顾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当时胡耀邦同志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在会场上,一个个点名询问老同志们的情况,第二个点名的就是刘顺元。他问刘老退下来以后干些什么?刘老回答:一读书、二下棋、三锄草。耀邦听了很高兴,连说:好,好,好!……

(责任编辑 李 晨)

2010年第8期　697人丧生的新疆61团场火灾

1977年除夕之夜,地处祖国西北边境的新疆霍城县境内的兵团农四师61团场礼堂发生了一场惊天大火。火势凶猛,瞬间便夺走了697条活蹦乱跳的生命——其中绝大多数为少年儿童。从此,这个团场的街头几乎见不到孩子们天真烂漫的身影,家家户户与欢乐绝缘。

翌年夏,我来这个团场出差,离着老远就看到横卧在山坡上的密密麻麻的三大片坟茔,人们说,这就是那场惊天大火的遇难者的墓地。眼前的情景令人触目惊心,惨不忍睹。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除夕之夜,团场放映队在礼堂内放电影。在文化生活极端贫乏的当时,看电影的机会也很难得,听到消息,人们纷纷扛着椅子,端着板凳奔向礼堂(那时团场条件差,礼堂没有座椅)。由于第二天就是大年初一,大人们都忙着准备过年的事,来看电影的大多是团部与附近连队的少年儿童。小孩子好动,放映中间倒片子时不断可听到鞭炮的炸响声。这时,有个小孩跑到舞台上去放“地老鼠”(花炮的一种),而舞台上堆满了为纪念毛主席去世而敬献的花圈。突然间,一只“地老鼠”窜进花圈堆里,转瞬便燃起熊熊烈火。火焰很快“舔”到了屋顶的苇把——那时缺乏建筑材料,农场盖房子大多采用密集排列的苇把子做椽子,上面覆盖一层红砖,再浇上一层沥青。苇把、沥青都是易燃物,舞台顶部的大火迅速蔓延到大厅顶部。燃着的苇把失去了支撑力,覆盖其上的砖头噼里啪啦砸了下来,加上被烧化了的温度高达几百摄氏度的沥青雨点般落下,700多人的礼堂内顿时乱作一团。人们发疯般地涌向唯一的逃生通道——大门,而大门只开了一半,其余半扇据说是为了便于维持秩序早已用砖头堵死,至于那几扇距墙根一米多高的大玻璃窗也早被砖头砌得严严实实。求生的本能使人们不顾一切地涌向那仅有的半扇逃生之门,而外面闻讯赶来的家长又心急如焚地往里面挤,试图救出自己的孩子,这样,原本就十分狭窄的通道变得水泄不通。事后,人们发现,死在门前的人垒起足有两三米高的人墙——许多人是被活活压死的。而大厅内的死者,多数是被顶上掉下来的砖头砸死的,被滚烫的沥青烫死的,被沥青燃烧后产生的有毒烟雾窒息而死的。在那些砖头砌死的窗户壁上,到处可看到残留的一个个血手印。

这场惊天大火发生后,据说外电很快就进行了报道,而我们内部却进行了严密的封锁,对外宣称是“苏修搞破坏,阶级敌人放的火”。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没人敢讲真话,更不敢触及火灾的成因。

对于一个只有几千人口的小团场,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火不啻为天大的灾难:有的人家全家葬身火海,有的人家所有的孩子一个不剩命丧黄泉。活着的人悲痛欲绝,近乎疯狂,他们睁着发红的双眼四处寻找团场领导,而领导早已躲了起来。不知从哪里找到了团场的政委,愤怒的人群一哄而上,将其打个半死。那些侥幸没受损失的人家则大气也不敢出,悄悄窝在自己家里。这就是当时的实际情况。

将心比心,谁家遇到这样的变故能不悲伤,不愤怒!在失去理智的情况下,死者家属作出一些过头的事情原本是应该谅解的,但当时的自治区领导却认为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发来电报要求团场抓人。在这关键时刻,有一个人头脑非常清醒,极富人情味,他就是已故的原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广电局局长,一位13岁参加革命的老八路,时任伊犁农垦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61团场大火后被派来兼任团场政委的马骥。他清楚地知道若机械地执行上面的命令必定会引起更大的骚动,这中间若再死人就是新的导火索,局面将越发不可收拾,因为这些失去孩子的人已经不想活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他立即面见当时的伊犁地委书记谢高忠陈说利害,又恳切地说:“老百姓太可怜了。现在,他们需要的是我们领导的体谅、帮助、关怀,即使关怀、体谅也弥补不了他们的损失。”谢高忠听他说得有理,便采纳了他的意见,平息了一场风波。

这是多么难得的情怀!须知这是在那个非正常的年代,一句话不当便可能导致一个人政治生命的终结。30年后,年过八旬的马骥老人曾用一首七言诗表达自己的心境:

旧事重提泪满腮,七百儿女入火海,

终生难忘悲惨事,常闻父老哭声哀。

如今,这位令人尊敬的老人虽然已经作古,但他说过的那些掷地有声的话仍言犹在耳,声震如雷。

2007年春节前,为纪念61团场那场惊天大火30周年,悼念死者,伊犁当地一家主流媒体报纸曾以两个版面的篇幅作了长篇报道。记得那天报纸上赫然印着八个大字:以史为鉴,警钟长鸣。然而,读罢报道却令人失望:记者只是就事论事地记叙了事件发生的过程,并没有对火灾的成因及其教训作深层次的剖析。相反,通篇给人的感觉是都怪那个放“地老鼠”的孩子,似乎他才是酿成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难怪那个孩子虽说从里面跑了出来,拣了条活命,但再也不敢回团场。

不错,火是由这孩子放“地老鼠”引发的,但那些堆积如山,一遇火星便迅速燃烧的花圈呢?没有这些花圈,莫说一个小孩,即使十个八个,放上成百上千个“地老鼠”也不会酿成这场夺走697条生命的大劫难啊!再如那防人如防贼的用砖堵门、堵窗户之举,倘门窗不堵,将会有更多的人逃生,火灾的损失也会减小。如今回顾那场让人痛心的大火,可供反思的实在太多了。

(责任编辑 李 晨)

2010年第8期　关于“毛主席万岁”这个口号

读了张素华同志在《炎黄春秋》今年第7期上的文章——《毛泽东没有在“五一口号”中加写“毛主席万岁”》,觉得对待重要的历史事实,就得有这种认真的态度。我很欣赏张素华同志这种态度。不过,这篇文章还不能作为最后结论。

毛泽东自己在1950年五一节口号上亲自加上了“毛主席万岁”,这是1980年讨论第二个历史决议案时,朱德秘书陈友群亲口说的,登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讨论简报(中直机关讨论历史决议(草稿)简报,第五组,第三十二号[1980年11月17日]陈友群同志十一月十四日的发言)上的,陈友群当年还是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工作人员。

据我了解,陈友群绝不是一个说假话的人;这件事情如此重大,他也应当不会有记忆失误。讨论历史问题决议时的简报,也是很严肃的,是经过审查的。发表前要经过胡乔木把关。这方面胡乔木是个认真细致的人,他又是1950年五一节口号的当事人,陈友群的发言如果与事实不符,胡乔木应当是不会放过的。当年讨论决议时,我是国务院能源组的组长,《简报》上刊出我有关1959年庐山会议的二万字发言后,胡乔木即让我写一本回忆的书。

张素华这篇文章虽然提到了陈友群发言这份简报,但没有否定这份简报,而是否定了这份简报的内容。否定其内容时没有对简报问题作出有说服力的分析。

张素华以档案为依据。但我猜想,张素华看到的胡乔木的这个草稿可能不是最原始的。在这个草稿之前还有没有一个预备过程?在预备过程中,胡乔木和毛泽东之间还有没有过文字交流?这都需要研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毛泽东当年是要让人欢呼他“万岁”的。

附简报照片。

2010年第8期　“万岁”口号之我见

读了张素华先生的文章(《毛泽东没有在“五一口号”中写“毛主席万岁”》,见《炎黄春秋》第7期,以下简称“张文”),有几点看法,略述如下:

一、我所撰《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见《炎黄春秋》今年第4期)一文中有关“五一口号”事,并非是张文所说的是“郭文所谓……”,即并非我的杜撰,而是转引当时中直机关讨论历史决议(草稿)简报第五组第三十二号(1980年11月17日)所载陈友群同志的发言。他作为朱德同志的秘书,身处党中央机关,应是知情人,其对“万岁”口号的史实的发言,想必言有所本。此前,关于此事,在理论界史学界也多有论辩,可供读者比较辨识。

二、今“张文”亦言有所据,如所据档案属实,可供识者参酌。但据他考查的结果,也同时可证明,“万岁”口号正式纳入党中央的“五一口号”,是经毛泽东亲自审阅并默许的(档案上只有他对其他口号的仔细修改,未见他有只字对“万岁”口号的修改或否弃),表明喊“万岁”是经他批准同意的。

据张文,本来中宣部(胡乔木)最初所拟的口号是“毛主席万岁”,还比较简单朴素;经刘少奇精心审改,加了不少装饰词,改为“伟大的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这是建国后第一次奉上“伟大领袖”的徽号(比林彪后来恭奉“四个伟大”要早20年左右)。对此,毛泽东不置一词,欣然默许。对照他在建国前夕纪念党的生日时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开头所讲的:“人到老年就要死亡,党也是这样。”国家权力和党最终都会“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也就是说,共产党也不可能“万岁”;可不到一年,就同意在“五一口号”中喊自己“万岁”,自我否定了原先的历史唯物主义论断。

后来,党的八大批判个人迷信,放弃这个口号和在党章中删去“以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的规定。这是正确决策。但在“文革”前后,毛泽东借口“不崇拜马克思不得了”,直言不讳地主动地要求全党对他本人“搞点个人崇拜”。基于此,说“万岁”口号是他自己加上去的,即使史实不确切,似乎也合乎历史逻辑,并非完全“客里空”。

三、在革命时期,作为革命党,党的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拥戴毛主席而呼“万岁”,未可厚非。记得1949年我作为清华大学的学生和前不久还战斗在“第二条战线上”的地下党员,参加开国大典,从心底为人民的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欢呼雀跃,在会后游行经天安门城楼时,我和全体清华师生一起曾激动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也对着扩音器高呼回应:“清华的同志们万岁!人民万岁!”说明那时领袖和人民群众还是心心相印、平等相待的。

当然,在刚解放初,十三兵团文工团来清华演出时,带领师生在大学堂里第一次喊出“毛主席万岁”,多数群众还是有迟疑的。虽然大家都拥护共产党,也赞赏、崇拜共产党干部的廉洁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但受过民主自由教育的师生,对这种带封建性的口号是心存疑虑和不习惯的,有的教授和同学还对是否应当喊“万岁”进行过辩论。后来经过学习和潜移默化,才慢慢习惯起来。

四、问题在于,建国后,作为执政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是要经全民选举产生的。在我国是经建国前夕的全国政协选举,1954年以后是经全国人大选举产生。(当然这种选举只是表面形式,谈不上民主选举,领袖人物是终身制,直到他去世才不再“万岁”了。)其所制定和宣示的对国家和人民有约束力的口号、政策,也是应当经人民选出的代表机构的通过或确认的。“五一口号”是党中央基本政策的宣示,而当时我们党是以政策治国的(而非以法治国,而且多数情况下政策高于法律),故“五一口号”(包括“万岁”口号)具有政策指向性和事实上的法律效力,意味着全国人民都须遵循。

基于此,未经政协或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其职权相当于全国人大),仅由执政党中央以“五一口号”方式将这种宣扬个人崇拜的口号政策化、法律化,要求全国人民都呼喊党的领袖“万岁”,其合法性更是大可商榷和质疑的。

五、问题还在于,这种个人迷信的口号,诱导人们盲从领袖的绝对权威,竭诚拥护和贯彻他晚年所倡导的空想社会主义乌托邦理论、“左”的路线政策和种种违宪侵权行为,在各种反复折腾的政治运动中产生了严重后果。发展到后来,这个“万岁”口号已不再是人们出自内心的情感呼唤,而异化为必须绝对遵从的“圣旨”。特别是“文革”中更将它法律化,具有高度的国家强制性。“文革”中颁布的《公安六条》(即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共有六条,所以简称“公安六条”),其中规定:“凡……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这就是恶名昭著的所谓“恶毒攻击罪”。“文革”中如果有人不小心损坏了报纸上的毛主席像,拒绝或反对呼喊“毛主席万岁”,就可根据这个“恶法”判重刑甚至处死刑。不知有多少无辜群众遭此毒手,张志新、林昭等烈士就是最突出的惨案。山西有个牛小顺,为表自己的无限忠心,种小麦时别出心裁设计长出“毛主席万岁”的五字造型,但事后发现既不能对这些麦苗施肥(那会被当成是给毛主席身上泼屎尿),也不能打药除虫(那是诬蔑毛主席有病),更不敢开镰收割(那会被认为在万岁头上动刀)!这块地把他逼得全身发抖,几乎发疯,只好听它烂在田里,终究没有逃过被打成“反革命”的命运,最后在自家水缸里溺水自杀了。(毕星星:《种一个“毛主席万岁”》,见《炎黄春秋》2009年第11期)类似的荒唐悲剧可说是罄竹难书。就连创造“万岁”口号的始作俑者刘少奇,一当他觉醒过来,不再迷信最高领袖,反而批评大饥荒时期饿死几千万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因此得罪毛泽东以后,他就落得个屈死他乡的悲惨命运。

六、因此,时至今日,郑重的唯物主义者和科学历史观的倡导者的职责,应当是批判这种口号,肃清其后遗的不良影响,而不是替它辩护。当然,实事求是地澄清某些史实也是需要的。

2010年第8期　卞仲耘之死的另一种陈述

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后文简称女附中)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被学生批斗、殴打致死(后文简称“八五事件”)。我们是当时的女附中学生,算是知情者,近年做了一些调查,现将我们所知道的有关“八五事件”的情况简述如下:

一、第一张大字报

冯敬兰(本文执笔人,初三3班学生[均指1966年在女附中就读的班级,下同]):女附中的“文革”是从1966年6月2日开始的,印象中是教室的小喇叭突然在课间响了,然后就是夏青在播送一个社论。下课后,就在校园里看见了大字报。大字报前人头攒动,刘进,是你们写的大字报,打破了校园平静的空气。为什么你会成为第一个?

刘进(高三3班学生,1966年6月3日至7月末工作组驻校期间任学生代表会主席):也许和我个人的成长经历有关吧。三年困难时期,我父亲(刘仰峤,时任河南省委书记)在河南工作,那里是重灾区。正上初中的我,亲身感受了大饥荒,亲眼看见了什么是一穷二白,也开始懂得什么是责任。1964年春,我随父母调动(刘仰峤调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长)转学到女附中,插班在高一年级。我于1965年年底入党,在党支部会上也给学校的教育提过意见。1966年上半年,党报不断发表批判文章,号召大家积极参加文化革命。1966年5月,宋硕(时任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副部长)有个报告,我们认为是压制革命的,和社论讲的精神不一样。党支部的老师说,我们应该按照党的安排去做,要服从党的组织纪律,所以尽管有意见,我们还是在党内提出和讨论。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6月2日早6点,我在锻炼时听到早间的新闻正在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特别激动。现在党中央发出号召,支持我们了,说明我们的意见是对的。看来在党支部内提出的问题和意见,也可以用大字报来公开表达。结果我连广播都没听完,就跑去找住在同院的马德秀,她是高三6班的学生党员。我说:“现在党号召了,咱们的意见可以说出来了,你愿意写大字报吗?”她说愿意。我俩又跑到学校去找我的同班同学宋彬彬,她是住校生(1966年4月入的党),她也支持我写大字报。时间还早,很多学生都还没有到校呢,我们就开始写大字报了。因为这些意见都烂熟于心,用不着打草稿,你一言我一语,我用毛笔直接写在报纸上,署名刘进、宋彬彬、马德秀,然后贴了出去。大字报的题目是:“校领导把我们引向何处?”内容以问话为主,头一句话就是“外界革命形势轰轰烈烈,而学校却是死水一潭,学校一心想引导的是让我们进行高考复习……”

本来以为把意见提出来想办法解决就行了,没想到大字报贴出后,学校秩序大乱,同学都无心上课了,这和想象中的革命不一样。我们也慌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党支部担心影响扩大,当天就把我们三人隔离到阶梯教室,告诫我们这么做很危险,将要滑到右派学生的泥潭。他们苦口婆心地帮助我们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希望我们认清形势检讨错误。我们对此很不理解,广播里都肯定了大字报,说明这就是党的号召,为什么我们给学校贴大字报就成反党行为了?那天在阶梯教室内外始终围着很多老师和学生,可以说是群情激奋,既有指责也有同情。

二、工作组进校期间

冯敬兰:我记得你们受到了“围攻”,我有深刻印象。接着就是工作组进校,动作很快,应该和邓榕有关吧,学校出了这么大的事,她回家一说,立即会引起她父亲的关注。

刘进:我想是这样。6月3日晚饭后,胡启立(时任团中央候补书记)带领团中央干部张世栋、马娴华来到学校,被一个同学直接带到阶梯教室。他们当场宣布说我们的行动是革命的,表示了支持,让我们的心情特别激动。6月4日一早,工作组正式进校,张世栋是工作组组长,马娴华是副组长,胡启立是西城区中学运动的负责人。欢迎大会上,胡启立、张世栋、胡志涛校长都讲了话,胡校长还传达了前一天李雪峰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报告。6月6日,工作组主持成立了革命师生代表会,教师代表二人,数学老师李松文和生物老师陈大文,学生代表五人,我、宋彬彬、马德秀、耿丽兰、尹斐,前四人为高三学生,尹斐是高二学生。我是学生代表会主席,其他四人为副主席。当天宣布复课,恢复正常秩序。

冯敬兰:工作组进校后,建立了新秩序。各班的团支部、班委会被废除,班主任靠边站,取而代之的是班核心小组。工作组—师生代表会—班核心小组,成为学校新的三级组织。

刘进:这种按部就班学习讨论的情况没有维持多久,6月17日,高三4班李黎黎等13个人贴出了大字报,题目是“工作组把我们引向何方?”认为工作组开展运动的方式和《人民日报》社论的精神不一样,阻碍了运动。

6月21日上午,工作组在全校大会上做了进校18天的小结,提出“从今天开始转入重点揭发批判”,并安排当日下午召开揭发卞仲耘的大会。下午两点半,第一次揭批会在大操场召开。当时卞校长一个人站在台上,副校长胡志涛(女)、刘致平,教导处主任汪玉冰(女)、副主任梅树民四个人站在台下。高三4班反工作组的13个人被单独安置在学生队伍后面,有学生持木枪站在她们身后。6月22日揭批会继续开,两次大会都有针对校领导的暴力行为发生,卞校长挨打最多。

叶维丽(初三3班学生):在6月21日工作组主持召开的批斗会上,袁淑娥(女,大连工学院俄语教师,女附中英语教员丁某前妻)的表现引人注目。在这个会上卞校长被打得很厉害,这应该和袁淑娥的煽动有直接关系。卞仲耘后来给上级写信,详细地讲了当天挨打的情况。卞写的信邓小平看到了,在7月初接见工作组的时候还提到这封信。

刘进:其实“文革”开始后不久,袁淑娥就经常来学校活动了。批斗会前她曾找过工作组要求参加大会,工作组不同意,可她还是带着儿子和母亲来冲了会场。她手里还拿着一张照片,粗看是卞校长和她前夫的一张合影,实际上是卞校长夫妇和袁淑娥夫妇四个人的合影,剪去两边的人,就成了卞、丁的合影。她拿这个当证据,说卞校长生活作风有问题,破坏了她的家庭,在台上哭诉,学生立即群情激奋,喊起了口号,场面一度失控。会场安排出身贫下中农家庭的学生拿着练体操的木枪押着校领导。袁一哭诉,这些学生就你一枪、我一枪把卞校长捅倒了,卞校长当时就发生了呕吐。袁的发言大概前后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其间一直有对校领导的过激行为。还有一位管过人事的老师发言也很有震撼力,之前她曾在校园贴过一张小字报,揭发卞校长是刘仁介绍入党的假党员。

面对突发的暴力行为,工作组进行了劝阻,指出“今后注意不用打她,因为揭发就可以打倒她”。高二2班同学的笔记上,记着在会议快结束时,工作组宣布:“我们请示了上级,决定从现在起停她(卞仲耘)的职”。揭批会后,卞校长又回北京饭店开会,并向上级反映过有关情况。7月3日,她又分别给邓小平、李雪峰等领导写信,附文是关于袁淑娥破坏女附中“文革”的情况,希望上级派人调查、处理。袁淑娥此后一直在学生中间活动,包括学生去卞校长家贴大字报,都是她领的路,“八五”那天有人见到她也在场。

冯敬兰:袁淑娥为什么这样恨卞校长,她们的关系很复杂吗?于羚,你曾帮助王晶垚先生整理过大量资料,也见过袁写的“万言书”,请给我们讲讲。

于羚(中五2班[五年制实验班]学生):袁淑娥是大连工学院的俄语老师,1959年与卞校长同住一所医院时相识。1963年女附中缺英语教师,袁的丈夫丁某当时在北京空军,也有转业到女附中的意愿,经卞校长介绍,学校领导讨论通过,丁某调入女附中教英语。这期间,袁、丁夫妇经常争吵,卞校长从中做过一些调解,袁、丁最终离了婚。袁多次向女附中领导提出要求,希望扣丁的工资补贴她的家用,卞校长认为应该按照法院判决书执行,没有答应她。于是,她开始向有关方面控告。1966年5月,她将上万言的揭发信,复写多份,给毛主席、团中央、北京师范大学党委等寄去。揭发信捏造事实、断章取义,把个人的所有怨恨都上纲上线到政治高度。

1979年,袁淑娥被西城公安分局以挟嫌报复罪逮捕,后西城区检察院认为袁借文化大革命捏造事实、诽谤他人,已构成诽谤罪,但已过追诉时效,决定不予起诉。王晶垚先生不服,多方奔走申诉,同时也获得很多支持,但始终没有结果。

冯敬兰:当时,全社会都处于丧失理智的疯狂中,任何人想挟私报复他人,只要他有“资格”,譬如“红五类”出身或符合别的什么流行要素,他就能得逞。

刘进:几年前我在胡杰的电影(《我虽死去》)里看见了贴在卞家的大字报,语言粗暴恶毒,画的不堪入目。我找同学了解情况,证实是袁领着学生去卞家干的。

两天斗争会后学校恢复常态,继续维持着原来的运动节奏,写大字报揭批。6月27日,以我班同学梁二同为首的18人贴出了第二张反工作组的大字报,题目是“把无产阶级大革命进行到底”,内容涉及虽多,却不再具有轰动效应。她们多数时间不到学校,经常聚在一起讨论形势,或去海淀区的中学活动。7月初,她们成立了女附中最早的学生组织“红旗”。

6·27大字报贴出后,工作组分别找参与的同学谈心,如果是干部之女或者军队干部之女,就通过组织找家长,让家长做女儿的工作。

冯敬兰:海淀区以清华附中、北大附中为代表,反校领导的学生,后来又反工作组,一路造反下去,并有“理论建树”,一论再论三论什么的,思路很清晰,方向很明确。你们反了校领导却成为工作组的依靠对象,回归“主流”,成为反工作组同学的对立面及多数派的代表,这种异常是否与邓小平的支持有关?请你们谈谈去邓家汇报的情况。

刘进:7月5日上午,工作组胡启立、张世栋带我和宋彬彬去中南海向邓小平汇报学校的运动情况,是在邓小平家里,在场的只有邓和夫人卓琳,主要由张世栋汇报,胡启立补充。

冯敬兰:为什么要带你们两个学生而不是别人去邓家汇报?

刘进:是邓点的名。由于工作关系,他和我们的父母很熟。那天邓一看见我,就对我说:“刘仰峤是个好同志。”6月初高教部部长蒋南翔停职后,由我父亲主持工作,一周后的6月15日,父亲也成为黑帮被停职了。因此,邓的这句话让我特别激动,胡启立、张世栋他们怎样开始汇报的,我都没有听进去。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邓的两次插话,一次是张汇报6月21日揭批会袁淑娥冲会场的情况,邓小平问这是什么人,张说是外校的一个老师,没通知她,她自己来的,邓说这是个坏人。另一次是张汇报到17日、27日两次反工作组的情况时,邓说应该组织辩论。我和宋彬彬很不解,说同学们对这个已经不感兴趣了,反正那些同学也不常来学校,呆在学校的都是拥护工作组的学生。邓说辩论是有意义的,可以让大家懂得道理,受到教育,缺席辩论也可以。邓还讲了在学生中间是分左、中、右的,运动后期都要排队。

最后,邓小平讲了三条,第一条是不允许在学生中成立党团以外的组织。那会儿海淀区中学已经有了红卫兵这种学生组织,处于地下状态。邓强调一定要由党、团组织来取代类似红卫兵这样的非法学生组织,要把学校里学习好、思想好,有威望和组织能力强的学生,吸引到团委或学生会里面,让他们(非法学生组织)没有领头人,没有市场,他们就闹不起来。第二条是要尽快恢复党组织的正常工作,要依靠学校的党组织,不能离开党组织。第三条讲的是女附中的教师情况,说老师是有真本事的,要尽快解放他们,让他们出来工作。还说到王明夏、张玉寿(均为该校特级数学教员)这些老师非常优秀。

宋彬彬(高三3班学生,1966年6月3日至7月末工作组驻校期间为学生代表会副主席之一):邓小平还说了一条,对于学校的走资派批一两个就可以了,不要牵扯的面太广。他说要不然欠下的债太多,我们还不起。由于张世栋他们汇报了卞仲耘、胡志涛等有些什么问题,所以他就说一两个为首的批一批就可以了,其他的就不要再批了。后来他又说到老师们都是好的,说哪里有那么多修正主义呀?若有那么多,我们17年的人才是如何培养出来的?!毛主席的女儿不也是女附中培养的嘛!难道都是坏老师教的?

原来听说“文化大革命”半年就要结束,听了邓的讲话觉得他想尽快结束。

叶维丽:实际上,师大女附中是邓小平的一个点,师大一附中是刘少奇的一个点,他们通过两所中学了解运动情况。刘邓领导“文革”的方式可以说是“四清”加“反右”,整干部用给干部分类的“四清”的办法,卞仲耘就给定成“四类干部”;整“反动学生”用“反右”的办法,那些“反工作组”的学生就面临可能成为“右派学生”的下场。

刘进:7月5日下午,张世栋召开全校大会,动员和部署大辩论,主题是“运动要不要工作组的领导”,7月6日准备,7月7日、8日、9日三个半天开辩论会,可以“缺席辩论”。辩论对象主要是李黎黎、梁二同、王南芬等人。梁二同不到学校,没有参加辩论。

连续三次辩论会后,学校开始部署下一个任务:老师集训和学生军训。7月28日集训结束,7月29日集训人员返回学校。

叶维丽:当时是“兵分三路”:少数骨干学生参与在马神庙对教师的集训,少数“有问题”的学生去郊区劳动,大部分学生去邢台军训。军训是突然结束的,为庆祝八一建军节开的联欢会临时改成了欢送会。

刘进:军训的大队伍8月1日回到北京。

叶维丽:我们是从永定门火车站走回学校的,当年这么走路很平常。到了学校一看,我们离开还不到十天,整个校园面目全非了。大字报主要是鼓吹对联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联给人的冲击太大了。和工作组有关的大字报似乎并不多。从火车站一回到学校,就有人向我们宣布工作组撤销的消息,我记忆中有工作组王老师满脸错愕的表情。对联加上撤工作组的消息真把人给震懵了。

刘进:在军训同学回来之前,开了两个大会。7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撤工作组的大会,毛主席一出来,掌声雷动。刘邓说老革命遇见新问题就是那一次。究竟发生了什么?谁都弄不清楚。毛主席说工作组是消防队,压制群众起来革命,派工作组是方向路线的错误。7月30日下午,工作组召开校会,把7月29日的中央领导讲话录音放了一遍,随后就宣布工作组撤出女附中,让学生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革命。

冯敬兰:学校三级组织的最高一级——工作组因方向路线错误被撤销了,师生代表会因此也失去了继续存在的合法性。看来学校再次产生了“权力真空”,这是最危险的时期。

三、后工作组时期

刘进:7月31日,学校贴出来一张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大字报,前身是“红旗”。因为她们坚决反对工作组,成为学生中的革命“左”派。

当时校园里除了对联还有批判工作组的大字报。工作组撤走才两三天,就有学生跑到团中央去揪斗工作组的张世栋、马娴华,把他们押回学校关了十几天,要求他们揭发问题。工作组撤走后,多数学生还是习惯性地每天来学校,看大字报、写大字报、抄大字报,主要内容是批判工作组的错误和辩论对联。各班在辩论对联的过程中,出身不好的同学已经失去了话语权。

冯敬兰:失去话语权的不仅仅是出身不好的同学,而是除了“红五类”以外的大多数。班里的核心小组——最基层的权力单位并没散伙,因为她们都是“红五类”,对联让她们增强了自信心和凝聚力。别的班不了解,我班还保持一定的秩序,8月4号核心小组通知,第二天必须全体到校开班会。我以为又要斗争我呢,5号就躲在家里没去学校。午后两个出身“红五类”的同学到家里找我,问我为什么逃学?我假装头疼,后来跟着她们去了学校。那天上午我们班在“辩论”对联的班会上,不少同学因为家庭出身受到了羞辱。

叶维丽:8月5日高一3班斗校领导的动议,不知核心小组起了什么作用?

刘进:因为我们不在班里,不了解各班的具体情况。我和宋彬彬每天还在学校,总被一些同学围着问下一步怎么办。到底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我想不通为什么满腔热情地投身革命,却犯下方向、路线的错误,很迷惘。犯了错误跌倒了,可以爬起来再干,但是方向在哪里?具体干什么?无所适从。

胡校长在《“八五”祭》里写到8月4日下午学生打老师的行为,当时我一点也没听说。她在文章中说,几个校领导正集中在办公室学习,突然闯进来七八个学生,骂骂咧咧,“有的拿棍,有的拿皮带,狠狠地抽打我们……”晚上,她爱人(在教育部工作)看到她身上的伤痕说:“你们学校怎么这样乱?!”她说:“工作组走了,没有人管,有什么办法?!”“明天你暂时不去学校。”“我是校长,不去学校怎么行?”但是,胡校长直到去世也没有公开说出那七八个学生的名字。

冯敬兰:这几天学校里发生的主要变化,一是“主义兵”成立,二是血统论造成学生中深刻的分裂,三是无政府状态下校领导面临的危险迫近。

四、“八五事件”

刘进:《“八五”祭》里,胡校长写了8月5日上午,她先去北京市委找分管文教口的干部,说了学校头天打人的问题,强调基层领导干部的人身安全已经没有保障。那位干部只是劝说她先回学校,并无任何对策。后来胡又找到西城区委,也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5日下午1点半左右,她走进校门,觉得学校“异样地寂静”,预感不祥,就拿起扫帚装着打扫女厕所,以便观察动静。教导处副主任梅树民老师认为当天的斗争会是事前准备好的,据他回忆上午就有学生通知让他们下午两点钟集合。关于“八五”的文字,除了胡校长写过文章,初一的唐伏生,初三的冯敬兰、叶维丽,高一的王友琴,高三的刘沂伦(1966届高三1班学生)等,也都有文字记述。最近我听刘沂伦说到一个新情况,她印象中校领导是从礼堂押出来,围着大操场游斗的。

冯敬兰:当时你在哪里,什么时候知道外面正在游斗校领导?

刘进:当时我和一些同学在东楼史地政教研室里,就是原来工作组的办公室。前面说过,我们每天都聚在一块儿议论,寻找方向,基本就是清谈。那天下午两点多,几个初中同学急急忙忙跑进来,说大操场上打人了。我和宋彬彬等人急忙下楼,跑到大操场上,看见校领导正在游街,都拿着簸箕,有的老师头上扣着纸篓,胡校长身上特别脏。现场以高一学生为主,也有其他年级的同学围观。我们让她们停止打人,她们说这是斗黑帮,我们说斗黑帮也不能打人啊,有大方向还有党的政策呢。她们理直气壮地说工作组在时不让斗,现在可以斗了。我们说你们该斗斗,该游游,但不能打人。

过了一段时间,又有低年级的同学跑来说,后操场正在打人。我们赶紧又跑到那里,现场已聚了不少学生,各年级都有。校领导正在抬土,有的同学手里拿着木棍子在旁边监督。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教导主任汪玉冰老师,她有些瘫软了,还哭了,只要同学冲她一嚷嚷,她就吓得不行。筐挺大,她们确实抬不动。我们说了一些“劳动可以,不要打人”的话,待了一会儿,看到没有人再打人才离开。

直到黄昏,有个同学来说卞校长快不行了,人在后院呢,我和宋彬彬等同学急忙跑下楼去。在后操场,我看到卞校长躺在一个手推车上,脸色特别难看,嘴里吐着白沫,身上也有异味,一看就不行了。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感觉天塌了一样,第一反应就是赶快送医院抢救。当时那里没几个人,后来人多了,场面变得很乱。学校的后门平时上锁,我让身边的同学去找工友拿钥匙,工友王永海来开了后门。还叫人给卞校长家打电话(事后知道是党办赵桂英老师通知家属的)。高三1班刘沂伦证实说,是宋彬彬和高三2班朱姓同学等几人去医院找的大夫。朱同学事后告诉刘沂伦,医生一听说是黑帮就不愿来,宋彬彬和他当场吵了起来,说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俘虏还得优待呢。当时来了一个年轻的男大夫,一个年长的女护士,给卞校长打了强心针。不过,这些具体细节我和宋彬彬都不记得了,当时我们完全懵了。

我推着车,好几个同学在旁边帮着推,把卞校长送到了邮电医院。记忆中不少同学、老师都跟着往医院跑。大夫不敢救,我们之间发生了争吵。在场的数学老师李松文,是工作组期间教师代表会两成员之一,也是临时党支部的负责人,他老实本分、不善言谈,这时也急了,让医院赶快救人。经过一番争论才开始抢救,大约9点左右,卞校长就去世了。随后,卞校长的丈夫王先生来了,他情绪激动,当时哭得很厉害。

冯敬兰:离开医院你们去了哪里?

刘进:卞校长去世后,我们觉得情况严重,应该尽快向上级汇报。当时知道中央在北京饭店开会,到那儿一定能找到领导。我们几个从学校一路走到北京饭店时,已经半夜了。起初我们想见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李不见,只好找第二书记吴德。吴德秘书出来劝我们回去,说有事明天再来,现在首长已经休息了。我们说不行,事关重大,我们必须见到领导。看我们不走,他最后终于同意让我们见了。我记不清是几个人进去的,但我和宋彬彬肯定进去了。吴德听完我们的汇报,半天没有说话,后来才慢慢说:这么大的运动,难免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人死不能复生,死了就死了。还说:你们不要担心害怕,回去要注意保密,不要扩大影响等等。

走回学校,我们一直坐到天亮,谁都没有合眼。校长死了,学校出了这么大的事,我们认为应该让全校同学们知道。由谁来说?有同学说你当过学生代表会主席,还得由你来说。其实我也犹豫,觉得很难开口,但自己不说让谁说呀?是我们把卞校长送医院的,是我们向市委书记汇报的。我作为党员应该出面向同学们说。于是,8月6日早上,我在广播里通报了校长去世的消息和向吴德汇报的情况。

冯敬兰:可以这样认为吗?是高一3班部分学生发起、组织了游斗校领导,事先并没有人向你们透露消息。

刘进:是的。除了受害人、目击者指认,我也找过高一3班的老师、同学核实。一个同学(为叙述方便,以下称A同学)对我讲了当时班里少数同学发起揪斗校领导的过程。A同学说带头的是几个住在西边大院(即三军总部大院)的同学。她们在班里说,现在“主义兵”成革命的了,主席已经发出号召,我们也要革命,也要斗黑帮。她们让人把校领导集中起来,拉到操场去游斗。当时全班同学都坐在教室里,出身不好的,家里有问题的学生都集中坐在一边,领头的同学让大家必须都出去看。A同学说,她初中就在女附中,很关心胡校长,自己也想出去看看。全班学生跟出去以后,有不少同学都打人了,包括出身不好的一个同学,她打的是胡校长,就是想表现革命。胡校长一直很强硬,挨打挨得最多。A同学还特别说到该班某同学(很多目击者都提到她)也打了,不是打得最厉害的人,但她是名人,“文革”前的优秀学生,只要动了手肯定别人会记得很清楚。打人厉害的几个,初中都是在外校上的。初中就在女附中的同学对老师有感情,下手不如她们那么厉害,也不是没打,下手可能轻一些。A同学还说,打老师的行为,让人不能容忍,但我们只能看着。卞校长死后,谁都不说话了。

在游斗过程中对校领导施加暴力行为的,不仅仅是高一3班的学生,也有高一其他班和初二的少数学生。那天下午是连续的几个过程,最初是围着大操场集中对校领导游斗,接着在小操场强迫他们抬土劳动,最后是强迫他们分头打扫各处的厕所,继续羞辱、折磨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其他年级也有学生参与游斗和看押,但多数学生是围观,聚聚散散,人数时多时少,这些人成为暴力行为的目击者。

冯敬兰:你们劝阻了两次,却没有使她们停止游斗活动。难道因为她们以革命的名义,占据了“道德制高点”,才让你们的劝说苍白无力吗?

刘进:当时斗黑帮是革命行动,我们不能理直气壮地站在对立面上制止她们游斗校领导,何况自己又是犯了错误的人,只能说些不要打人、注意政策的话,事态的发展证明我们说话完全没用。

从近年的调查中得知,8月5日下午,不少老师和高年级同学都对打人者进行过劝阻。在游斗中,胡校长争辩说“我不是黑帮”,一个高个子学生说“我现在就让你变黑”,拿着一瓶墨汁就泼在胡校长身上。围观的一个中五年级(五年制实验班)同学立即上前阻止,说“斗黑帮也不能这么斗啊!”有个同学劝阻不要体罚打人,立即被回击说,好久没有斗黑帮了,今天斗黑帮有什么不对?工作组在校的时候不让斗黑帮,现在工作组撤了,黑帮都可神气了,我们斗斗黑帮有什么不可以?高三4班反过工作组的王亚力、李乐群等同学也劝阻过两次,一次在厕所附近,一次在校园里,看到围观的低年级同学都散了,她们就走了。她们也没想到,老师们会被换个地方接着遭受折磨。有的老师劝学生,说她们(校领导)年龄都大了,身体不好,不能干这么重的活了。这么热的天,他们肯定受不了,会出事儿的。有的学生也这么劝。这些劝说立即遭到激烈反驳,说你是保工作组的吧?你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我班有同学看到,梅树民老师挨了一棍子,血立即从衬衫里面流了下来。梅老师自己也回忆说,当天他穿了一件新衬衫,学生用带钉子的桌子腿打在他背上,钉子扎进肉里,拔出后都是血,染红了衬衫。8月6日那天,王南芬(“文革”前女附中学生会主席,反工作组成员之一)到校比较晚,8月5日她没来,听说卞校长被打死了,她感到非常震惊和气愤,当天就开始着手调查事情的经过。2006年我曾问过她,她说调查后基本落实到一些人身上,以高一和初二的学生为主。很多人是在表现自己,谁打得凶,谁的阶级感情就深,觉悟就高。她还说,我调查了,你们这些学生领袖那天下午在东二楼呆着,没有人参与这件事情。

关于王先生出示的那个名单,我是从胡杰电影里第一次看到的。名单是竖着写的,右上是师大女附中,靠下并排写着李松文、徐岩春、李小琦、马恬、王满华、刘进、宋彬彬。后来,2008年在一个博客里再次看到,指控说凶手就在里面。有同学看见那个名单后,告诉我说是李松文老师写的字,他教过她们班几何,很熟悉他的字体。于是我去找李老师,希望得到他的帮助。我把那个复印的名单拿给他,请他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过了几天,李老师打电话约我见面,详细讲了名单产生的前因后果。他说,8月5日出事那天他带孩子看病去了,回到学校已经快6点了,听说出了事他就跑到后院,有几个学生堵着不让他过去,当时他找赵桂英老师又找校医刘大夫等等,心里很急。到了医院,医生不管救治,在场师生和医护人员发生了争执,大夫说要有学校证明才能抢救。当时已经很晚了,到哪里去开证明、盖公章?李老师问大夫签名作证行不行?医生说,不能让学生写条子,学生一毕业就没法找人了,要写也是老师写。于是,李松文老师在一张纸上竖着写了校名师大女附中,然后写下自己的名字,当时在场的还有其他老师和很多学生。签名是要承担责任的,他就问几个高年级的学生,我把你们的名字写上行不行?我们都说行,他就把几个认得的学生名字写上了。他当时正在教高二,所以有三个高二学生,李小琦、马恬、王满华,我、宋彬彬和徐岩春是高三的。

李松文老师说,这是抢救以前我给大夫写的名单,不知道怎么到了王先生手里,大概是医院交给他的吧。还说:“那天你把名单给我看的时候,一看是我的字体,我都愣了。回家后仔细回忆,记得是这个过程。卞去世以后,大约9、10点钟,大多数人都各自回家了,我没有去北京饭店。”

冯敬兰:那天打人的学生,许多目击者还能叫出她们的名字。我班有同学看到,刘致平副校长因为谢顶,头上被贴了一张墨汁涂黑的纸,高一某学生命令他跪着,做举手投降状,给他拍了照片。梅主任三十几岁,算是年轻力壮的人,让他挑土围小操场走一圈,再把土倒回原处。胡校长打扫操场附近的厕所,不少同学记得,她的白衬衫被墨汁染成黑色,黑裙子被撕到胯部,露出了粉色的内裤。没有任何工具,她只好用指甲抠厕所盖子上的污物。卞校长被押到宿舍楼打扫卫生,我班同学看见卞校长时,她已经晃晃悠悠站立不稳了,被一个初二学生使劲按下头,逼她喝池子里的脏水。那个女生皮肤黝黑、身材高大,1967年有一次让校领导围着操场游街,她对胡校长又推又搡,使劲按她的脑袋,胡校长就是不低头,我清楚记得她的模样和胡校长当时愤怒的表情。

五、反思“八五事件”

叶维丽:可是,卞校长死后至今没有人站出来承认打过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脑子里老有两个人的形象在晃,都是高一的。一个大胖脸,一个瘦高个儿。这两个人做的一件事让我记住了她们。“文革”开始后有一次工作组组织学生去教工宿舍参观,看老师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经过教我们语文的王老师家,她不在,保姆正抱着她的小孩在外面,当时我们班走在高一那个班的后面,我看见那两个人竟然啐那个小孩儿。我当时特别反感,心想即使小孩的妈妈十恶不赦,小孩又有什么罪?卞校长死后,有人告诉我打人的学生中就有那两个人,我一下子觉得特别可能。今天回过头想,正是众人的沉默助长了她们后来的恶行。

刘进:8月5日的暴力行为使卞校长死于非命,其他校领导身心也受到严重伤害,我没有预想到会发生那样惨重的后果。出事后我真是后悔死了,没有果断地拼全力去制止暴力行为,我感到非常对不起卞校长、胡校长等老师。几十年过去了,这种悔恨和负疚感丝毫没有减弱。这也是我和宋彬彬为什么要在60岁以后克服许多困难、坚持调查学校“文革”事件的动因。

我曾在“文革”40周年时,带着鲜花和叶维丽、于羚去看望王先生。我也几次登门看望过梅老师。有一次他问我:“我们挨斗时你们在哪里?为什么不来救我?”当时这话对我的震动非常大,我郑重地给梅老师写了一封道歉信。经多次沟通,他终于敞开心扉和我谈起了8月5日的遭遇。他说:“为什么你们不能一直待在那儿,为什么要走开?如果是你们的父亲,你们能走吗?”我说自己追悔莫及,是我的父亲我肯定不会走。他说你们都是学生党员,是我们最信任的学生,在最关键的时候你们在哪里?我觉得梅老师对我提出的质问,也是大多数老师的质问。我非常感谢梅老师对我的批评,感谢他能告诉我当天的情况和他的感受。

叶维丽:你、我、宋彬彬和于羚咱们四个人一起去看过一次梅老师。我们进门时,我感到梅老师似乎不那么欢迎我们,老师一般看到学生来都很高兴,而他不是。当时我走在后面,宋彬彬说了一句话,“我们当时真的很对不起老师们”。声音不高,我听见了。还有一句印象深的话是梅老师说的,他问你(刘进)和宋彬彬,“你们当时在哪儿?”他反复地问,老围着这句话说,给我的印象非常深。你们曾是他精心培养的学生,在那天没有“搭救”他和其他领导让他心里受到很深的伤害。我很高兴刘进这些年能和梅老师多次沟通,反复交换意见,倾听梅老师的心声。

宋彬彬:那天去看梅老师,一进门看见他满头白发的样子,我心里充满愧疚,就说了对不起老师的话,这是发自内心的、一直想说的话。虽然8月5日事发当天,我们也去劝说、阻止过,但是并没有预想到事态的极端后果。想到卞校长被学生暴力殴打死于非命,其他校领导老师们身心遭受重创,40多年来我一直非常痛心、愧疚和懊悔。利用这个机会,我想再次表示对他们的歉意和追悔。

叶维丽:最近,有人提出来追查卞案中“凶手”的问题。我想说,我们面临的问题远比揪出几个“凶手”更为复杂。这些年我一直在问,为什么一所优秀女校的学生会成为施暴者?是什么样的教育导致我们中的一些人做出那样伤天害理的事?我的小书《动荡的青春》在一定意义上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在调查了解卞校长之死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也是很多校友们共同的问题,我们都在追问。我觉得追问这些问题更有意义。

2002年开始做调查后,我得到过很多人的帮助。冯敬兰帮我联系了我们班十来位同学,听她们讲述当年目击的情形。于羚也介绍我采访了一些高中的同学。2002年夏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碰到刘进。我“八五”那天不在校,没看见卞校长躺在垃圾车上惨不忍睹的形状,给我刺激最深的是刘进第二天在广播里讲的一句话,“死了就死了”。那天见到刘进,我问了心中存了很久的问题:你那天说没说过“死了就死了”?对我这个陌生人突如其来的提问,刘进回答,“说了”,毫无闪烁其词。她同时告诉我这句话的来历。刘进坦诚的态度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此后刘进对我的调查一直非常支持,包括帮我联系访问宋彬彬。

我也感谢卞校长丈夫王晶垚先生对我的信任和对我调查工作的帮助。作为卞校长的遗属,他在难以想象的危难条件下,为他的亲人、也为所有的“文革”受难者留下了血证。看着他在胡杰的影片中一件一件拿出卞校长当天的衣物时,我既感动,又敬佩。就凭这一条,老爷子做出了历史贡献。我愿意在这里感谢所有帮助我的人,大家都在拒绝遗忘,正视历史。

冯敬兰:“八五事件”已经成为一段历史,它不仅提供了一个“文革”暴力的典型,也在政治、历史、文化、教育、心理、性别等诸多方面的研究上提供了特殊的样本。不仅仅是卞校长的不幸让我们深思,那些加害于她的学生,从另一方面也展现了典型的意义。我想起一个参与殴打老师的同学,不少人记住了她的名字。她长得很漂亮,像电影《苦菜花》里的女英雄赵星梅。她后来是全校最出名的“反动学生”,我在1968年3月28日的日记里记着她的主要“反动言论”:二十年后看高低;“中央文革”正确与否几十年后才能证明;由种种理论推断,中国必然要出修正主义。我在4月2日的日记里再次写到她当天在阶梯教室被斗争的情形,她的胳膊被同学架起成“喷气式”,她愤怒地仰起挣得通红的脸大声分辩:“‘中央文革’的大方向对不对,就是二十年后才能看!”后来我们陆续上山下乡了。几年后,听说她疯了。因“文革”而精神错乱的同学,还有前面提到的高三4班反工作组的李黎黎,后来她又患上红斑狼疮,在下乡到北大荒的第二年,因服药过量辞世,年仅22岁。初三4班同学闻佳,因“反革命罪”险遭枪决,“文革”结束虽然平反释放,但精神错乱而致终生不幸。今天想到她们,我仍会心痛。卞校长遇难的第三年——1968年我下乡北大荒后,陆续听到了母校在“清队”中不断有老师被迫自杀的消息,记得是四位,其中语文特级教师周学敏(女)创立过“周学敏教学法”,最年轻的胡秀正(女)老师才三十出头。这就是万劫不复的“文革”。

今天,我们五个不同家庭背景、不同成长经历的校友走到一起,共同完成了一个久蓄于胸的宿愿——把真实的记忆留下来。我们深知,道德激情不等于历史真相,群体义愤不能代替理性思考。没有哪个人可以垄断历史的解释权,也没有哪个人可以完全、永久地真理在握。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我们谨怀殷切诚挚之心,期待着校友、知情者和方家学者的批评指正。

2010年第8期　“京剧革命”与李琪之死

今天看来,发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京剧革命”可以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一次“军事演习”。直接指挥这次演习的人是江青。江青早年投身演艺界,虽然没有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在演艺界的口碑也颇有微词,但她毕竟有演艺之特长,更重要的是其特殊的身份,因此由她担任这次“军事演习”的主帅也在情理之中。

1963年12月,江青以“戏剧革命”为由到北京市进行调研。当时的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琪主管文艺工作。尽管宣传部的工作职责远不止于文艺工作,但江青的到来,使得李琪不得不将工作重点放到戏剧上,特别是京剧方面。更重要的是,虽然当时的江青,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政府机关均没有后来的显赫地位(仅仅是中宣部的一个处长),但由于她的特殊身份,身为市委常委的李琪还是给了她应有的礼遇,文艺工作者也尊重她的指示。然而,仅仅礼遇远不能满足江青的要求。

江青的指手画脚、挑剔、刁难,使得大家诚惶诚恐。对此,李琪有过评论:“江青不许别人提不同意见,哪怕是稍加解释,就会被她说成不听她的话,你如果保持沉默,就会被她认为故意对抗。”

从“文革”过来的人对八大样板戏之一的京剧《沙家浜》都不陌生。但在这部“现代京剧”背后的故事可能就没有多少人知道了。江青来到北京进行京剧改革,推荐了一个剧本《芦荡火种》。这个剧本是剧作家汪曾祺等人根据沪剧《地下联络员》改编而成的。李琪根据彭真的意见,组织有关剧团排练,力求做到既有京剧的特色,又具现代戏的风貌。经过大量的工作,《芦荡火种》的排练终于完成了,并定于1963年12月面向公众试演,以听取观众的意见,并预售了三场戏票。在试演前,李琪请江青观看彩排,江青看后并没有表示不同意见。但随后李琪在家中却接到江青的电话,命令取消公演。接完电话,李琪气得浑身发抖,沉默了许久,拿起电话通知剧团取消演出,赶紧退票,向群众做出解释。

其实,江青取消演出的具体理由很牵强。例如,后来全国都知晓的“茶馆”一场就被江青以不合她的口味为由,坚决要求拿下。但是,几乎所有的参与者都认为阿庆嫂、刁德一和胡传魁这一场三方对唱很精彩,可以说是戏中之戏,不愿意取消;李琪和彭真也认为应该保留。事实上,江青真正关心的并非是戏中的某个情节,她要的是一种权力的宣示:如果你们不听我的,我就给你李琪一个颜色,给你北京市委一个下马威。关于《芦荡火种》里的这一场戏的争论,后来惊动了周恩来,并得到了总理的肯定:要上。再后来,毛主席看了演出,肯定这戏排得好,并上台与演员合影,说“剧名改为《沙家浜》更好”。用李琪的话说,“大家胜利了,如果不是毛主席的肯定,‘茶馆’一场肯定是没有了”。

“京剧革命”在江青的领导下,“革命”举措迭出。比如,在对待一些中国著名的京剧大家上,江青的做法是,在和传统戏决裂的同时(江青的原话是“我是和传统戏决绝了”),也把这些京剧权威赶出了舞台。例如,《杜鹃山》由北京京剧团演出,男主角和女主角分别由裘盛戎和赵燕侠出任。江青认为“男主角用错了人,听说他过去抽过大烟,这样的人演主角有损英雄形象”。对此,李琪不以为然,和江青争辩说,“从旧社会过来的名角,不能要求太苛刻,他们有演现代戏的要求,排练也很卖力气,演出后观众反映也很好”。对马连良、张君秋等人,江青也是极力排斥,用她的话说,就是“我的试验田,不能用这些人”。李琪对此很无奈,感叹道:“唉,江青禁止这些人演出,不是要这些观众熟悉的名演员绝迹于舞台,剥夺他们的艺术生命吗?”为了争取让老艺术家出演,李琪硬着头皮犯“上”,在给江青的信中写道:市委的意见是这些老演员除了在艺校教戏外,也可以演一些革命现代戏和允许演的老戏。

李琪和江青的矛盾日愈加深。用江青的话说,“李琪骄傲自大,眼中没有我”。李琪也压抑不住对江青的不满,甚至在周围的同事之间也难以掩饰这种情绪。1965年5月,江青以谈工作为名将李琪叫到上海。但李琪到上海后,江青根本不露面,只是叫张春桥从中传话。两个星期后,李琪忍无可忍,拂袖回京。1966年2月,李琪第三次去上海见过江青后,回到北京给彭真写信说到,“江青像皇太后,比西太后还坏,主观武断,简单粗暴,像奴隶主一样对待我”。不久,李琪又对一位北京市委常委说:“江青品质恶劣,作风霸道,不赞成她,不跟她走,一定会遭到打击报复”。李琪还对妻子李莉说:“江青如此胡来,我总有坐牢和杀头的一天,你要有思想准备”。

李琪虽是一位官员,但颇具书生的性格。这或许和他的教育经历有关。1949年1月他到马列学院(中央党校的前身)学习。学习期间,他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并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斯大林关于殖民地问题的理论》一书。对哲学,他也有浓厚的研究兴趣。从马列学院毕业后,李琪被留校,担任中共党史的教学工作。1951—1952年他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讲授哲学,并发表了数篇论文。1953年和1956年,他分别出版了《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全国累计发行50万册,还被译成日文在日本发行。

如果李琪没有后来的奉命调动,如果他的工作调动最终不是主管北京的宣传工作,如果不是江青来到北京推行“京剧革命”,李琪或许不会有后来的不幸。1965年底,江青在上海指挥《文汇报》批判北京的副市长吴晗,抛出了姚文元保密了七八个月、九易其稿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北京日报》没有转载,这也被看作是李琪的罪过。后来上海又将批判吴晗的文章印成小册子,并让北京的新华书店定购。李琪说:“批我们的副市长,还让我们定购,这不是强人所难吗?”李琪和邓拓、范谨一起分析形势。李琪认为,这次批判一定是江青发动的,不然上海不敢轻易批一位北京的副市长。他们都认为,批北京的副市长,又不和北京打招呼,是在将北京的军。

很快,1966年5月16日和17日,《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的文章,公开点名批判李琪——说他写的《评吴晗同志的历史观》是包庇吴晗。紧随其后的当然是隔离审查,无休止的批斗。在这场残酷的政治斗争面前,李琪个人的力量显得是那么单薄,最后他选择了自尽,尊严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不到52岁。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李 晨)

2010年第8期　我心目中的廖承志

廖承志公离开我们已经27年了,他的音容笑貌依然时常浮现在眼前。

大革命时期,我的父母瞿秋白和杨之华就认识廖公的父母。

1928年父亲去莫斯科为召开中共六大做准备工作,开完六大后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当时廖公在欧洲从事海员工作,父亲与他有工作关系和书信来往。

1978年,廖公住在北京医院,我去看他时,他问我母亲怎样?我说妈妈于1973年被四人帮迫害致死,廖公听后很难过。他对我说:独伊你应早日给中央写信要求为你父亲平反。我说父亲是中共领导人应该由中央提,我作为女儿不好提平反的事。廖公说你不提,谁来提?正因为你是他的直系亲属就应该提。我说:好,我回去想一想。随后我去看望当时也住在北京医院的陆定一同志,对他说了这件事。陆老说:廖公说得对,你应该写信给中央要求为你父亲平反。

第二天,陆老夫人严慰冰给我打电话说:陆老要你来医院看他。我去了,见到陆老,他对我说:独伊,你赶快给中央写信,你看,我已给陈云和黄克诚二位同志写了一封信,提出为你父亲平反的三条理由。他把此信给我看了。于是我回家后给中央写了信。信中提到:1946年我们从国民党的新疆监狱释放回延安时,毛主席亲自接见了我母亲和我以及朱旦华和毛远新。当时毛主席对我母亲说:“你放心,秋白的问题已经解决了。194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为秋白曾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平反了……”

因为后来事情又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重新出现为瞿秋白平反的问题。陆老和我的信先后寄出,不久我的姑妈也给中央写了要求为父亲平反的信。

中央纪委很快就成立了“瞿秋白平反复查组”。经过半年的调查,平反复查组向中央递交了平反报告。

在为我父亲平反的整个过程中廖公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为此我很感激他……

早在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时,我在天安门观礼台上观看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时,廖公走到我身边说:“独伊,快出来,快出来!”他用车把我带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室,递给我一张纸,说:这是毛主席刚刚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的宣言的俄文稿。廖公要我用标准的俄语读出来,同时用唱片灌录。我读第一遍他不满意,读第二遍成功了,于是就播出了。过了几天,有一位懂俄语的朋友刚从东北回到北京来我们家,她说:“我在东北从广播中听到用俄语播的毛主席的讲话,听着很像是你的声音,是不是你?”我说:“是我!”

这样,我成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俄语广播员!本来廖公希望我做播音员的工作,可是组织上决定派我和李何去创建新华社驻莫斯科记者站。我们俩于1950年3月去了莫斯科。李何的护照是第一号,我的护照是第二号,我们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第二个去苏联的中国公民。

还有一件事使我难忘廖公对我的关怀:那是在战争年代,新华通讯社从延安撤退时,廖承志社长带队。我当时怀孕,胎位不正,妇科大夫给纠正胎位,我实在不能跟着大队一起走了,当时廖公夫人经普椿刚生产不久。社里弄了两头骡子抬着一张带顶篷的担架方便她给孩子喂奶。廖公知道我的情况后,马上把这架简易但已经是当时最高级的“骡车”让给我坐,这样我才跟上了大队伍。后来,我生下孩子4个月后,害了严重的伤寒,没有奶给孩子吃,廖公把给孩子吃的一点奶粉送给我的孩子,同时他还给我母亲拍了电报请她速来看我。但当时妈妈正在薄一波领导下参加土改,不能来看我。后来我身体恢复了,新华社借我一匹马,我抱着孩子骑着马去看母亲。见了母亲很高兴,同时第一次见到薄一波同志,也见到薄一波同志的前妻和刚满三岁的陈潭秋烈士的儿子陈楚三。陈潭秋烈士是新疆八路军办事处的主任,在新疆监狱牺牲的。他是我母亲的战友以及我们在新疆监狱的难友。陈潭秋烈士的妻子被派到东北工作,小楚三留在延安,我母亲看他可怜,便请薄一波同志的前妻照顾他。

廖公很能接近群众,平易近人,而且性格乐观开朗。我还记得有一次行军休息时,廖公还用德语唱了一支歌给大家解闷。他在香港、日本、德国、苏联及北欧一些国家都呆过,会几国语言。虽然他是我们新华通讯社的社长,但他没有一点架子,大家都称他为“小廖”。他是我们大家尊敬的爱戴的好领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永远深切的怀念他!

(责任编辑 萧 徐)

2010年第8期　音乐家陈歌辛的最后岁月

1957年中国大地一场政治寒流过后,数十万知识分子被戴上了“帽子”,我也难逃厄运,成了这数十万“分子”中的一分子。1958年3月,我和我的全家,都被撵出上海,押送到皖南山区上海市公安局所属的白茅岭农场接受“改造”。在那里,我“有幸”认识了陈歌辛先生,原来在那场政治寒流中,陈先生也不幸成了“罪人”,终于和我成了“同学”(在改造农场里,“分子”们是不能称“先生”的,也不能称兄道弟,更不能称同志,彼此只能互称“同学”)。

陈歌辛先生生于1914年9月19日(农历七月三十日),上海浦东南汇人。原名陈昌寿,因希望自己能为人民大众服务,改名歌辛。是30年代著名音乐家,一生创作歌曲二百余首,被人们誉为歌仙,中国的杜那耶夫斯基。1931年,20岁的陈歌辛在玻璃电台邂逅小他3岁的播音员—— 一位貌美灵巧的富家少女金娇丽,两人一见钟情,很快就堕入爱河,坚定地走到一起。他还为娇妻谱写了一首表达两人心声的《永远的微笑》,经金嗓子周璇一唱而传遍大江南北。

40年代初,陈歌辛创作了中国第一首走向世界的爵士风格、伦巴节奏的《玫瑰玫瑰,我爱你》,他创作的《蔷薇处处开》以及《渔家女》等等,我青少年时就会唱。更因为我也是来自文艺界,和陈先生有更多的共同语言,虽然我们过去互不相识,年龄相差悬殊,他年长我13岁,但在那特殊的环境里,不期而遇,我们显得格外亲近,终于结为忘年交。

关于陈歌辛先生被划为“右派”一事,贺绿汀先生生前曾在一次会议上说过:“这顶‘右派’帽子本是归我戴的,后来陈毅保了我,就由陈歌辛‘顶替’了。”他就是在这样一言未鸣、一语未发的情况下,被戴上了“右派”帽子。写到这里,不禁使我想起陈歌辛的坎坷遭遇。其实,陈歌辛是一位正直爱国的热血青年。在上海“孤岛”时期,他组织创办了“实验音乐社”,积极传播苏联歌曲和抗日救亡歌曲。抗战胜利后,满怀胜利激情的陈歌辛,创作了被誉为上海市歌的《恭喜恭喜》歌。由于他和一些左翼文化人士交往密切,又有许多爱国和反内战的言论,因而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出狱后,在白色恐怖的上海陈歌辛已无立足之地,他便和一些爱国文化人士去了香港。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回到上海,想不到陈歌辛“左”“右”都不逢源,却成了“右派”分子。

我们到了农场之后,不久即遇上三年困难时期。改造农场的物质生活条件原本就难以想象的贫乏和艰苦,更何况我们这些长期生活在大都市里的文化人,一旦置身在山区的蛮荒环境中,又为了“脱胎换骨”而被迫从事难以承受的体力劳动,在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压力下,每个人的生命安危都时刻受到无情的挑战。

到了1961年,改造农场口粮锐减,每天一干一稀,“罪人”们在饥饿中艰难地挣扎着。当时农场中流行一种怪病,发病前无明显症状,只觉得四肢无力,日渐消瘦,最终导致恶性贫血,临近死亡时又突然全身浮肿,浑身皮肤肿胀得发亮。此病发病率高,死亡率也高。陈歌辛先生在农场,水土不服,饮食生活不能适应,幸亏上海亲人不断接济一些食品和营养品聊以维持生命。但改造无期,天长日久,毕竟生存维艰,求生不易,一旦得病,也就在劫难逃了。

在农场,“罪人”们住的是茅草屋,睡的是通铺,几十号人乃至上百的“分子”分小组一排排同室同铺并肩就寝。实际上,这里就是“分子”们的家,吃饭、睡觉、休息、学习(洗脑筋),除了白天上山下地劳动外,所有时间就在自己的床铺周围转。一天早上,大家都按时起床,但陈先生却睡在那里毫无动静,和他邻床的一位“同学”便走到铺前叫他起床,没见反应,便用手推他,仍无反应。一时急了,便掀开盖被,俯首一看,不对了,只见陈先生脸色惨白,停止了呼吸,不知什么时候已离开了人世。那一天是1961年1月25日,一代著名音乐家陈歌辛先生,就这样撒手人寰,无声无息地走了。

上海市公安局所属白茅岭农场,地处皖南丘陵地带,横跨郎溪、广德两县,下属十几个分场,散落在连绵起伏的荒山野岭中。白茅岭农场的改造对象分两类:一类是属于敌我矛盾的劳改分子;一类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劳教分子。在那饿殍遍野的年代,在白茅岭改造农场,天天有人饿死,被抬到荒山野岭去草草掩埋。而这掩埋饿殍的任务就落在劳改犯的身上,而那些劳改犯同样挣扎在饥寒交迫的死亡线上,自身难保。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饿殍抬到荒山坡上,也只能草草掩埋,这些尸体很快就成了狼群的美食。我是亲历其境的过来人,曾经挣扎在死亡的边缘。我有时曾想,有些事情也绝处逢生,因祸得福。我在“反胡风”、“反右”后,两罪并罚,不仅把我送到白茅岭农场去改造,而且株连家属,全家扫地出门,撵出上海,随我到农场“安家”。这样一来,或许因为我身边有亲人的同情、照顾和安慰,使我坚强起来,大难不死,捡回一条老命,活到今天。可怜陈歌辛先生,就只能遗恨终生,饿死在农场了。事后他夫人闻讯赶到农场,寻遍荒山野岭,只见遍山累累白骨,哪来一具完整的尸体?

三中全会之后,我和奇梦石、司徒阳、姚福申等大难不死,先后回到了上海。80年代初的一天,陈歌辛之子陈钢教授到上海作家协会看望李子云同志时,我也在座,交谈中他曾向我打听他父亲在农场的情况,我当时只是含糊其辞地应酬了几句。因为,一来我经历了21年的磨难刚脱离苦海,离开改造农场,心有余悸,不敢吐露真情;二来我也不忍心把他父亲的死因和后事谈得太具体,以徒然增加他心灵的创伤。

往事并未如烟。正如少奇同志所说:饿死人是会记入历史的。作为亲历者的我,应该拒绝遗忘,抢救记忆,为那个历史时代留下生命的见证。对我们的后代,应该怎样去避免曾经发生过的那场人间悲剧的重演,或许有所启迪。

(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责任编辑 李 晨)

2010年第8期　匿名信让我错杀人

我是广西解放后第一批进入南宁,在原省委研究室工作。那时还是个不满20岁的小伙子。1950年冬随省委工作队下到邕宁县心圩乡搞土地改革。经过清匪反霸、减租减息,发动了群众。饱受专制压迫的老百姓,苦大仇深的弱势群体,敢于和压在头上的统治者面对面地开展斗争了,敢于控诉他们的罪恶了。面对这样的大好形势,我们这些专做启发教育工作的干部,当然松了口气,心里乐滋滋的。

一天,我正在房里整理材料,一个农民进来,凑到我耳边小声说:“张同志,我发现‘检举箱’里有封信。”

两张纸上,歪歪扭扭、乱石铺路般写着:罗×太,今春曾去西乡塘某地参加过土匪的秘密会,还委任他为地下心圩乡乡长……看完这封无头无尾、字迹变体变形的匿名信,我什么也没想,甚至没有看第二遍,即带起两个民兵,直奔罗×太家。在村口有堆人聚在那里晒太阳,见工作干部进来,都站起打招呼。我问大家说:“看见罗×太吗?”旁边一个背着孩子的汉子应声回答:我在这!我抬眼打量此人,30多岁,中等身材,黑黑的一张再普通不过的脸膛。“好吧!你跟我来一下!”“等我把孩子送回去。”这时,我才发现他背的那个小囡囡,正怯生生地看着我们。

回来后,我立马从日记本上扯下一页横格纸,提笔写下:经群众举报,我村挖出土匪地下伪乡长一名……十几个大字,由民兵押送大队部了。

几天后,在一次群众大会上罗×太就以土匪地下伪乡长的罪名,被枪决了。

逝者而已矣,生者长戚戚。时间过去了60年,那个小囡囡怯懦的眼神并没有淡出。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法制不断健全,审判程序逐步完善,口供、证据,不可或缺。这更使那双眼睛像生出芒刺,时时针砭着我。

60年过去了,当年那个小囡囡该已经是60多岁的老太婆了,这半个多世纪的艰苦岁月里,你戴着“杀父之仇”的帽子,怎么走过来的,还好吗?

至于我的忏悔,来得迟,可是总归是来了!

(责任编辑 李 晨)

2010年第8期　古巴革命与华侨的命运

这幅画上的两位历史人物,一个是在中国废君主立共和的孙中山,另一个是古巴共和国国父何塞·马蒂。作画者是古巴哈瓦那民间历史学家吴帝胄。吴帝胄把这幅画赠给另一个古巴民间历史学家加西亚,后者把它悬挂在自家客厅最显眼的位置上。画上的名言,分别是孙中山借用孔子的“天下为公”和马蒂的“祖国就是人类”。在这幅画像的背后是两个跌宕起伏的人生,一个志同道合的事业和一个令人深思的感悟。吴帝胄和加西亚都是快80的人了。他们年轻时都是革命者,志在推翻旧社会建立新社会,投身于卡斯特罗的古巴革命甚至世界革命。但退休之后,近二十年来他们却把余生完全奉献给了古巴华人历史研究,聚焦于哈瓦那中国城和中国社区,力图用历史叙述复原一个被革命摧毁,被权力话语忽视和遮蔽,在古巴民族历史记忆中长期消失的少数族群的真实面貌和昔日辉煌。这幅画上的文字表明,这个晚年的事业不但凝聚了他们对革命的深刻反思,而且把他们在精神上带入一个超越族群认同,摆脱意识形态窠臼的普世主义境界。

2009年加西亚和吴帝胄合作的部分成果以《华人在古巴——1847年至今》(The Chinese in Cuba 1847—Now,Lexington Books)的书名在美国以英文出版。英国著名中国历史学家班国瑞(Gregor Benton)和两位作者建立了密切的工作关系和个人友谊,不但翻译了这本书,而且是书的编者,并撰写了长篇序言帮助西方读者理解此书的背景和贡献。这本书出版后,英国的《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找我写书评。我在班国瑞的介绍下和加西亚通过电子邮件建立了联系,并于2010年3月前往古巴对两位老人进行了采访。

从外交官到历史学家——加西亚的人生经历

加西亚(西班牙名Mauro Garcia Triana)出生于一个西班牙裔的工人家庭。他在高中时就加入了推翻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的运动,1959年以前担任卡斯特罗领导的“七二六”运动在拉斯维拉斯省的地下学生组织负责人。革命胜利后,1960年,他还在大学读国际关系专业,被卡斯特罗政府委任为古巴驻玻利维亚的高级外交官,在驻在国左派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大力扩散古巴革命的影响。他的极左立场引起驻在国不满,1961年回到哈瓦那,任外交部社会主义国家司司长。1962年到1966年他任古巴第一任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之后回到哈瓦那担任社会主义国家司司长;1967年到1971年任驻中国临时代办;1972年到1975年任驻东德大使。此后他先后在外交部和古巴科学院从事和亚洲事务有关的研究。1991年退休后,他致力于古巴华人历史研究,前两年历尽艰辛用西班牙文在古巴出版了《古巴华人和中古关系》。这是这个领域一部资料性很强的著作,但由于它处理的是一个“正史”以外的领域,只印了300册左右,也从来没有进入公开发行渠道,只是私下馈赠给同道,和一些在中国问世的历史著作的命运很相似。

加西亚的中国缘是由“文化大革命”促成的。1967年1月,中国学生在莫斯科红场上的“文革”行为导致了和苏联警方的冲突,全中国掀起了反苏狂潮。古巴驻中国大使馆内的中国职员向馆方提出参加反苏示威,和大使馆官员发生冲突。古巴大使馆擅自改变了部分中方职员的办公地点,将他们的东西搬出,解雇了中方翻译。中方职员于是“造反”,指责古巴大使“挑战中国”,如此对待中方员工是“法西斯”,发起了罢工,向馆方提出翻译复职、中方人员搬回原办公地点、中国职工的权利必须被尊重、古巴大使要道歉这四项要求。古巴驻华使馆日常工作处于瘫痪状态。古巴总统多铁戈斯召见加西亚询问对策,加西亚说除了道歉,其他都可以接受,于是外交部紧急将加西亚派往中国解决问题。加西亚到北京后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在和中方会面时他叮嘱还在气头上的古巴大使不要开口,一切由他来应付。除了回避要古巴官方正式道歉的要求,他基本上迁就了造反派的要求。问题解决后,古巴立即召回了大使和参赞,加西亚以临时代办身份主持大使馆的工作,一直到1971年春。因此,他实际上的身份可以说是大使。

加西亚因缘际会,在华期间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这不但是他外交生涯中极不平凡的一段,而且我感觉到这段生活在他晚年对革命的思考中有着重要意义。这是因为“文革”代表了整个60年代国际范围内左翼思潮和极端主义的巅峰,古巴与此同时也发起了和“文革”类似的“革命攻势”(1968—1971),吸引了众多西方左派的眼球。加西亚从1967年3月到1971年4月在中国,没有切身经历这个“攻势”,但根据采访中他对古巴革命史和现状的评论,我感觉中国的“文革”在他思想变化的过程中不会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阶段,而是给了他一个特殊的观察和思考的角度。他对我介绍了很多“文革”的细节,例如造反派对外交机构和很多国家使馆的冲击,整个外交使团内部对“文革”的态度,苏联东欧阵营的外交使节每个星期都聚会商讨局势等等。有一次他在首都机场被中方人员拦住,强迫他读毛泽东语录,他设计脱身,留下一个低级外交官去应付。但最有意义的一段是他帮助中国官方把“井冈山会师”由当时的“毛林会师”改回“朱毛会师”,并由此受到周恩来的接见。

朱德和毛泽东的“井冈山会师”是中共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但在“文革”期间由于林彪被定为毛的“接班人”,朱德被批为“老军阀”,“朱毛会师”一度被篡改为“毛林会师”。好学的加西亚对中国革命史十分熟悉。1971年元月2日,周恩来破例前往古巴大使馆参加古巴国庆招待会,这是周恩来开始调整受“文革”冲击的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步骤。加西亚抓住机会向周恩来提出在他离任前到中国一些地方(尤其是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有特殊意义的地方)走一走,中方批准了。文革期间外国人不能随意离京,外交官去外地旅游也要特批。在江西参观期间,江西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一再要求他对中方的工作“提意见”,于是他向中方提出了一些受“文革”影响的历史问题,例如为什么南昌起义纪念馆被关闭,在井冈山究竟是“朱毛”还是“毛林”会师。他告诉中方人员,古巴也有过类似的对历史的处理问题。有一次卡斯特罗出席一个纪念古巴革命英雄埃切维里亚的会议,会上古巴青年团的负责人重读了埃切维里亚在发动推翻巴蒂斯塔政权的武装起义时的一份声明。但卡斯特罗发现这个干部故意漏掉了原文中类似于“上帝保佑我们”这样的语句,于是他打断了那个干部,要他重读这句话,还说了一段大意是历史就是历史这样的话。中方外交部官员把加西亚的意见上报后,周恩来批转给毛泽东。毛林当时的矛盾已经深化,毛于是批示,要求改回“朱毛会师”。这段改来改去的历史,后来在官方所谓“林彪事件”的叙述中非常重要。

加西亚在“文革”的一个特殊时刻起了那样一个意想不到的作用,这件事早就记载在一些中国外交官的回忆文章中,尽管细节上有出入,也没有卡斯特罗谈埃切维里亚那一段。这段故事我很多年前就读到了,由此也知道了加西亚这个名字,在为《中国季刊》写书评时立刻就想到这两个加西亚是同一人。在采访中,加西亚详细介绍了周恩来在1971年4月初他离任前和他的谈话,这是对中方材料的重要补充,对研究“文革”历史应该有一定意义。周恩来感谢他帮助中国纠正了一个历史错误,并就他被中方人员要求读毛泽东语录一事表示歉意,说当时中国的外交工作出现了无政府状况,外交部甚至一度失去了对密码的控制。周恩来介绍了“文革”中国内的情况,针对军管的情况说军队现在应该回到军营中去,军人不知道如何管理国家。对中国的外交,周说中国现在不再坚持一个“好的反帝主义者必须是一个好的反修主义者”(即“反帝必反修”)这个说法,意为中共可以和与苏联保持密切关系的共产党发展关系,例如古巴。周恩来花了很长时间和他谈了美国问题和中美关系。尽管当时中美在越南战争中实际上在直接对抗,周恩来强调中美关系中最大的问题是台湾而不是越南。他还告诉加西亚:中美很快就可能在最高层展开接触(当时离基辛格秘密访华还有好几个月),中方想让古巴方面了解这个情况。加西亚根据当时古巴官方的立场说尼克松政府是法西斯政权,尼克松英文名字中的X在古巴报纸上从来就是印成法西斯的那个符号。周恩来纠正说:尼克松不是法西斯,美国永远不会走法西斯主义的道路。他们还谈到了当时东巴基斯坦从巴基斯坦独立出去(即现在的孟加拉)引起的印巴战争和国际冲突——中国支持巴基斯坦,反对东巴独立,而印度和苏联支持东巴独立,中国认为这是苏联在南亚扩张势力并和印度地区扩张主义联手。加西亚说他认为东巴要求独立是东巴民族主义问题,周恩来承认他的看法有道理,但说中国必须支持巴基斯坦,反对东巴独立。

前往一个在很多方面处于非理性的混乱无序中的国家就任,而且是匆忙之间走马上任解决一个棘手的外交问题,对于很多外交官来说可能很难培养起对这个国家及其文化的感情。但加西亚不同。在中国的特殊经历给了他了解中国及其文化的机会。尽管自己曾经是个激进的革命者并为此被迫离开第一任外交职位,他对中国的“文革”还是绝无好感。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对中国的态度。他对我说,他对中国的态度和苏联东欧阵营的外交官不同。苏联东欧阵营的外交官每周聚会,商讨如何对付中国。加西亚说他从不参加这样的聚会,他对他的苏东同僚说他来中国是为了保持和发展中古关系。当中美开展“乒乓外交”,美国乒乓球队在北京和中国队进行“友谊比赛”时,苏东阵营没有高级外交官出席,但他去了,中方注意到了,周恩来和他见面时也提及此事并表示谢意。中国方面对“井冈山会师”一案的纠正和周恩来的军队现在应该回到军营去的谈话,让敏感的加西亚觉得林彪的地位有问题了。在和我的交谈中,尽管事隔多年,他仍然为自己当时准确的判断而骄傲。

加西亚在中国任职的后期,正是周恩来试图扭转中国由于“文革”而在国际上处于空前孤立的局面的时候。周既想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恢复关系,又想和美国发展关系,这在冷战的国际环境下是难以两全的,事实上也给中国和朝鲜、阿尔巴尼亚的关系投下了阴影。周给加西亚很高的礼遇,在会见时可以说畅所欲言,但这并没有起到他期待的结果。加西亚回国后,古巴方面不久就对基辛格访华一事对中国大张挞伐,一度有望改善的中古关系又急剧降温。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古巴加入苏联的全球战略,将军队派往非洲,和中国在非洲的战略发生直接冲突,被当时的中国称为“苏联霸权主义的走卒”和“反华小丑”。1979年中国和越南发生边界战争,而越南一直被古巴视为最了不起的反美英雄,所以哈瓦那勃然大怒,不但召开数十万人大会谴责中国,而且把当时中国领导人称为“希特勒式的角色”。这个政治环境对对华友好的加西亚显然不利。他告诉我说,一些人指控他“亲华”。这和他在结束了东德大使的任期后没有再担任外交使节,而是安排去研究国际问题有没有关系呢?我没有问,只是猜测而已。

从革命者到佛教徒——吴帝胄的人生经历

吴帝胄(西班牙名Petro Eng Herrera)有一半华裔血统。他的父亲吴国祥原籍广东新会,上个世纪初移民古巴,是哈瓦那的小商人,也是知识分子,为当地华文报纸写稿,支持孙中山的民主革命,也支持古巴的民族主义革命,还是古巴独立战争领导人的密友。吴帝胄的母亲是一个十分貌美的西裔护士,不顾家庭反对和吴帝胄的父亲结婚,但不幸在吴帝胄五岁时就去世了。吴帝胄有一个兄长,抗战时期奉父命回中国参加中国空军,成为飞行员,还受到宋美龄的接见,1949年以后他选择留在大陆。吴帝胄从小就受父亲的中华民族主义思想影响。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中国海军舰队访问古巴时,哈瓦那中国社区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少年吴帝胄是乐队中的乐手。中华民族主义之外,吴帝胄也深受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在古巴华社的影响。自20年代起,古巴华社先后成立过工农反帝大革命同盟、新民主同盟和社会主义同盟,出版左翼日报《光华报》,并和古巴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发生过密切联系。古巴共产党人甚至想在古巴建立和中国国共合作类似的统一战线。50年代中期,在他父亲的杂货店里工作的吴帝胄(当时20出头)就加入古巴社会主义运动,在工会中工作。1959年卡斯特罗的革命成功后,他带头成立华裔民兵队,以1920年代哈瓦那华社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黄淘白的名字命名,帮助新政权接管中国城。1960年秋当古巴与台湾断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时,吴帝胄的民兵队在接管国民党在哈瓦那的外交和党政机关以及各项产业中一马当先。黄淘白民兵队后来并入古巴正规军,吴帝胄进入古巴内政部工作。

1974年,吴帝胄的人生经历发生重大转折,他被古巴内政部开除,原因是有人指控他亲华。出于对苏联援助的依赖,古巴在中苏对立中支持苏联,和中国关系自1965年开始恶化,1971年中美开始逐渐恢复外交关系后两国关系更是雪上加霜。古巴的华社深受两国关系恶化的影响,很多在古巴党政军机构中工作的人被迫放弃华裔认同,回避和华社的来往,也有人为他们的华裔身份受到歧视和迫害。吴帝胄失业一年多,才被安排进文化部担任一般干部。吴帝胄本来和在中国大陆的兄长一直保持联系,但在1970年代的气氛下出于恐惧而中断,后来彼此再无音讯。除了受中古关系的影响,在华社内部吴帝胄也成为极“左”分子的攻击目标。古巴华社内部的极“左”分子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亦步亦趋,在华社内挖反革命,吴帝胄因参加1946年欢迎中国海军的活动(当时他还是少年)而被批为“国民党分子”,他的父亲由于和革命前华社各方面的复杂关系也被戴上“国民党”的政治帽子。

1991年吴帝胄退休后,以民间历史学家的身份全身心投入华裔对古巴民族独立、政治革命、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的研究,收集了大量历史材料。此外他还是一个自学成才的画家,自50年代中期就开始创作。他用绘画的方式叙述历史,其风格有些类似于原始主义画派,用粗犷的线条和亮丽的色彩把1959年革命前五彩缤纷的哈瓦那华社表现得生气勃勃。他告诉我,自己现在是一个佛教徒。这是一幅他画的“慈航普渡”:释迦牟尼像很多佛像上那样坐在莲花宝座上,但下面多了一棵加勒比海常见的棕榈树。

向民间揭示真相——吴帝胄和加西亚的古巴华人历史研究

吴帝胄和加西亚晚年都投身于古巴华人史的研究并因此成为密友。他们的族群身份和人生经历很不相同,但他们都曾经是理想型甚至狂热型的革命者。吴帝胄说他11岁时就参加了哈瓦那华社中社会主义同盟的活动,加西亚则在高中时就加入了左翼学生组织。那么,是什么让他们走到一起了呢?为什么他们都选择了古巴华人史作为研究对象呢?

我在采访中向他们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们的回答十分简明:这是为了历史的公正,恢复华裔在古巴历史叙述和民族构成中应得的地位。那么,华裔究竟对古巴有过什么样的贡献呢?

华人于1847年开始前来古巴,取代即将取得自由的黑人奴隶,大大减轻了废奴运动在加勒比地区带来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使得古巴经济在奴隶制废除后能继续发展。1870和1880年代,大量从美国西部过来的华人加入了创建哈瓦那中国城的活动。这些人在美国小有积蓄,但受到1870年代美国排华运动的影响而选择离开美国。20世纪中期,哈瓦那的中国城在规模上在世界范围内仅次于旧金山的中国城,拥有数千大小商家,华裔成为古巴经济中最活跃的少数族群。在政治上,出于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愤恨和对自由与尊严的追求,大量华工和小业主参加了古巴民族主义者马蒂领导的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斗争,从马蒂的战友,古巴开国元勋之一的奎萨塔(Gonzalo de Quesada)那里赢得了“没有一个中国人是逃兵;没有一个中国人是叛徒”的赞誉。奎萨塔早在1892年,即古巴独立前10年,就写下长文赞扬参加古巴独立斗争的华裔的贡献。1931年古巴政府和华人社区在哈瓦那海边建立了“旅古华人协助古巴独立纪功碑”,但由于“九·一八事变”,哈瓦那华社没有举行揭幕和庆祝仪式,而是将之留到1946年中国抗战胜利后成为世界大国,中国海军第一次访问古巴,他们才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碑揭幕仪式和欢迎中国海军的活动。民族主义革命之外,从1920年代开始,华人知识分子也积极参加了古巴的左翼和社会主义运动,很多人加入了古巴人民社会主义党(即1962年以前的古巴共产党)。1950年代下半期,大量华人参加了卡斯特罗领导的“七二六”运动,目的是恢复被军事强人巴蒂斯塔中止的宪政,实现社会正义,争取古巴经济独立。古巴华人对所在国政治生活的贡献有它的特殊意义:一般来说海外华人总是尽量避免卷入当地政治冲突和纠纷,很少有华人在它国政治独立和国家建设中像古巴华人那样积极。

在文化和社会生活上,华人社区以哈瓦那中国城为中心,区区两万人口(常驻)不到,却拥有4家报纸(起码有两家日报),数十个拥有自己活动场所的民间社团和一个代表华社整体的中华总会(由各社团选举产生),4家影剧院,众多的文体俱乐部,一家银行,一家医院,一家养老院,一个面积很大的社区墓地,还举办各种和中国文化或者拉美文化(例如嘉年华日)有关的庆祝活动。因此,整个华人社区在古巴(尤其是哈瓦那)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占据的地位远远超出了它在总人口中的比重(1959年古巴人口有600多万,华裔只有一万多),中国城因其繁华而有“加勒比的小巴黎”之称。

历史作证:华人在古巴不是外人,不是埋头挣钱万事不问的打工仔或小店主,也不是用炫耀和卖弄自己族群文化的奇异特色博得主流社会青睐和宽容的少数族群,而是古巴民族独立和国家建构的积极参与者,是古巴除了西裔和非洲裔以外第三个重要的族群。在华人社团场所,孙中山的画像和中国国民政府的旗帜与马蒂的画像和古巴共和国的旗帜并列悬挂,体现了华人对中国和古巴的双重民族主义情感。华人参加马蒂领导的革命,是为了反抗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建立独立的古巴共和国。他们参加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是为了这个革命许诺的恢复宪政和民主的目标。在这个意义上,一个非常说明问题的历史细节是:推翻巴蒂斯塔的联合阵线一建立新政权,就通过了以被巴蒂斯塔中止的1940年宪法为蓝本的古巴共和国新宪法,确认了自由、民主、人权这些普世价值。华社在一周之内就迅速翻译出版了这个新宪法的中文本《古巴共和国基本大法》,其第一条就是古巴是“共和国家,以共同享受政治自由、社会正义、个人和集体福利和人类团结为本”。(毫无疑问,国家最高权力的独揽和共和制是格格不入的,就连巴蒂斯塔当初也不得不声明共和宪法的中止是暂时的。但众所周知的是,这个由民主革命的统一战线产生的《古巴共和国基本大法》很快就在掌握了枪杆子的政治权力下变成一纸空文,现在则完全被遗忘了。)

但是,这样一个对民族历史做出卓越贡献并具有鲜明的民主共和意识的族群,在今天的古巴已经到了“灭绝”的边缘。1959年古巴革命后,在经济收入上高于平均水平的华人社区成为革命的对象,私人产业从银行、商店到街头小贩先后全部被国有化,整个社群在经济上被釜底抽薪。失去财产的华人社区各个民间社团和文化事业也置于政治权力的直接控制下而大大萎缩,例如4家报纸革命后就被关了两家,到60年代末只剩下《光华报》一家。就这唯一的一家自70年代起就一直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常常因为没有纸张和缺乏资金而暂停出版。我在报社印刷厂采访时,看到挂在印刷机上的是一张印到一半的两个月前的报纸。在阅读华社团体自70年代以来的会议记录中不时可以看到有关《光华报》停刊和复刊的讨论,说明它一直困难重重。曾经是社区财产的墓地也被国有化,但政府却不承担任何维护责任,古巴工人进入墓地种树,今天很多个人墓穴已经被树根从底部拱起而断裂或粉碎。作为社区空间的中国城今日之衰落和破败,令在记忆中仍然保有昔日“小巴黎”印象的人触目惊心。

最为令人痛心的是华裔族群意识的消失。今天全古巴只有200个左右垂垂老者还可以说是“华人”,他们是1959年革命以来的活化石,还能说一些广东话,识一些中文。中华总会馆今天号称有3000会员,但据会馆秘书长周卓仁先生告诉我,这只不过是个纸面上的统计数字。这些人多半是华人和西裔或非洲裔婚配的后代,自1960年代以来华社在古巴的地位和华人的遭遇早就造成了他们和这个族群的特有文化和传统的隔膜。虽然节庆时期或者当有中国代表团来访时他们可能被找来应景,但他们当中没有人懂汉语或广东话。可以预计,如果没有新鲜移民血液的输入,华人社群在古巴很快将真正成为历史。

后冷战时期中古重新建立战略性关系后(始于1989年古巴政府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国政府的立场),古巴政府开始修正对华社的政策,设立了哈瓦那中国城重建项目,由一个政治局委员主管,尤其是对哈瓦那中华总会馆的内部装修投入了大量资金,今日这个会馆里面可以说很富丽堂皇,形形色色的中国代表团访问哈瓦那时就被带到这里参观。逢年过节中国城里也常能看到舞龙和其他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表演。此外还给华社以私人和团体开设餐馆的特权。因此,华裔的身份今天不再是一种忌讳。一个政治权力的牺牲品就这样出于政治考虑转而成了权力的受惠者。当然,这种在官方主持下的复原离昔日哈瓦那“小巴黎”之间的距离是不可以道里计的。今日游览哈瓦那中国城的人看到的往往只是那条在“中国城”小牌楼后面的近十家饭馆,以为这就是“中国城”了,从而加深了华人只会开饭店,华人在居住国的文化点缀就是过年过节舞狮子和耍龙灯这些族群和文化偏见。这样一种重建已经在西方学界引起了“新的东方主义”的议论和批评。

在古巴官方历史叙述中,直到1990年代,华人和华社一直是个禁区。官方以促进族群融合,创造一个新的不分种族的“古巴人”为理由回避和压制对古巴华人史的研究。这种态度加上中国和古巴的敌对关系,更加剧了华社的衰落和华人族群意识的消亡。自90年代起,受中古同志关系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影响,古巴官方开始允许甚至鼓励华裔历史的叙述和研究。但是这种叙述和研究仍然有着难以逾越的禁区,这就是革命前古巴华社究竟有多么繁荣,革命后华社又为什么迅速消亡?2005年在美国出版的《我们的历史没有终结》(有中文版并加入了中国的“红色”怀旧话语)就是一个事例。这本书是美国著名的左派出版社“探路者”的编辑对三个身居高位的古巴华裔将军的采访。它的积极意义在于第一次由有古巴官方身份的人出面对华裔的历史贡献以大张旗鼓的方式作了高度评价,可以说正式结束了这个话题作为禁区的历史。但在编辑的处理下,全书被革命(解放)话语主导,不但书名,内容也在于强调古巴革命并没有“终结”。它说古巴革命给华裔带来“新生”,因为革命实现了阶级平等和种族平等,例如在拉丁美洲找不出另一个华裔当上将军成为政府高官的国家。这种论证不过说明“官本位”绝不是中国特色,而是由所有崇拜政治权力的社会所共享。华裔既然如此从革命中受惠,那么又如何解释哈瓦那中国城的消失呢?三位将军基本上回避了政治权力的作用,而是归咎于“生老病死”。此外,全书的重点在于古巴华裔对“革命”的贡献,而非华社在1959年以前的全貌。对古巴华社的消失感兴趣的读者从这本书中很难得到实质性的答案。

在这个意义上,吴帝胄和加西亚的工作具有非凡的勇气和意义。在《华人在古巴——1847年至今》这本书中,华人对古巴独立和革命的贡献固然是一个重点,但全书用了大量篇幅详细介绍华社1959年以前作为独立自治的民间社会是如何繁盛的全貌,不但那些社团组织和报刊俱乐部的来龙去脉,就连有多少洗衣店多少水果摊和理发店这样的细节都无一遗漏。它对华社文化的丰富和社会活动的积极也有全方位的描绘。任何一个具有起码的常识和理性的读者在读完全书后都会对那个被革命话语百般诅咒的时代产生一种全新的认识和感受,很难相信那是一个被华社内部的阶级矛盾和外部对华人的种族歧视所统治的社会。对哈瓦那中国城的衰落和华人族群意识的消亡的具体过程,两位作者在古巴当今的环境下虽然还不可能专设一个章节来揭露,但在很多地方或是点明或是暗示,那就是因为革命、国有化和对华裔族群意识的压制。因此,1959年的革命带来的与其说是种族平等,不如说是族群消亡。或者说,革命话语在概念上把族群消亡偷换成了种族平等。

在言论自由的西方,左翼史学自我标榜“向权力诉说真理”,听上去很有站在道德高地的气势,但在很多情况下实际上变成了“帮权力掩盖真相”。《我们的历史没有终结》就是这样一种史学的范例。相形之下,“向民间揭示真相”是一种更朴素更明了的诉求和目标,这就是吴帝胄和加西亚的选择。青年吴帝胄和加西亚参与了摧毁旧古巴、建设新社会的过程。但半个多世纪后,他们却在晚年用全部精力试图在文字和画面上重现那个被摧毁的旧世界的一个场面甚至一个角落。吴帝胄笔下的旧中国城阳光灿烂,连墓地和祭祀都用了强烈的色彩来表现。在他眼中华社生活一事一景都可以入画,连磨药的石碾和称药材的量具都描绘得趣味盎然。两位老人带我前往和昔日哈瓦那华人社区历史有关的很多地方,目光所及之处无不引起他们深深的叹息。在哈瓦那一处由于防止古巴人从这里偷渡去美国而被关闭的港湾,加西亚告诉我50年代当他第一次来到这里时码头是如何热闹,夜晚灯光是如何灿烂,人流是如何熙熙攘攘,难以相信今天会变得如此死寂。吴帝胄则沉浸在儿时父亲带他来这里在清澈的海水中游泳和钓鱼的回忆中。在哈瓦那市中心最著名的景点国会大厦的对面,马路旁边在破烂的挡板背后存放着十多个锈迹斑斑的废弃的火车头,周围又没有铁路。我看了十分不解,这就等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对面无来由地出现这么一大堆废铜烂铁。我问他们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旅游者摩肩接踵的地方会出现这么一个煞风景的场面,他们都很茫然,但我又觉得他们对此类现象早已习以为常。两人简短交谈几句后,加西亚意味深长地用英文对我说:“I’m gonna.”我立刻明白,这不是他的话,而是最高领导人信心满满要摧毁一个旧社会创造一个新社会时曾经的口头禅,意为“看我的”或者“什么都会有的”。

历史的潮流和普世的追求

加西亚和吴帝胄两位老人的选择和志业其实是全球范围内后革命和后冷战时期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挑战官方或者主流历史话语,重写国家历史和重建民族记忆的时代潮流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工作具有普世性。在思想层面,本文开始时介绍的那幅画揭示了更深刻的普世主义精神。“天下为公”用最朴实的语言回答了“什么是社会公正”这个人类社会最基本的政治问题,会心的读者自然能明白它在当时当地的含义;而“祖国就是人类”则在身份认同上超越了任何狭隘的族群意识,体现了精神和心灵上“世界公民”的境界。吴帝胄的身份既是华裔又是西裔,一生经历了源于族群身份的追求和困扰,但在晚年得出这个感悟,并把这个感悟和加西亚分享。加西亚和吴帝胄不同,他虽然没有族群身份的困扰,但他却把这幅画展示在自己家中最醒目的位置,说明了吴帝胄的感悟在他心中的共鸣。他晚年投身于发掘和拯救一个和自己的族群身份无关的少数族群被政治湮没的历史和被权力压抑的记忆,这本身就闪耀着普世精神的光芒。我告诉加西亚,这幅画表达的境界让我很感动。我向他顺便提起中国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和普世价值的争论。他听了十分会心,说他完全理解这样的争论具有什么样的背景。

超越族群认同和意识形态的是非,追求以社会公正为核心的普世价值,这就是把吴帝胄和加西亚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也是孙中山和马蒂这两个自己国家民主共和制度之父的追求。后人评判历史和现实,应该以此为参照。

(作者为美国德拉华州立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洪振快)

2010年第9期　胡耀邦的全面改革主张

2009年，为纪念胡耀邦逝世二十周年。张博树曾约请朱厚泽写点东西。朱厚泽已患病在身。无法动笔，只好采取谈话的方式。讲述了自己的思考。本文即是张博树根据他的谈话整理而成。本刊作了删节。

今年是耀邦同志逝世20周年，这是一个很值得纪念的日子。中国的改革走到今天，困难重重，问题的根本在于改革越来越走向片面，尤其是政治改革没有跟上经济改革的步伐。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健全的民主法治的制度环境，但是中国的政治民主化一直没有得到根本的进步。

关于中国的前途，很多人都在寻求一种避免冲突的转变，为中国共产党自我转型寻求有效的道路。从整个国家的平稳转型计，尽量从执政党内部谋求改革是一条比较可行的道路。这就涉及到如何挖掘党内改革资源的问题。

胡耀邦同志一直到去世，都遵循共产党的组织纪律。但在他的晚年，思想一直是走到前面去的，真心诚意的坚持全面改革，甚至是委曲求全，在体制内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推进转型，可以说是鞠躬尽瘁。深入挖掘耀邦的思想遗产，包括那些被扼杀掉的思想的萌芽，充分发挥这个资源的作用，推动我们国家的进一步变化，是一件非常有现实意义的事情。

耀邦思想值得挖掘的地方很多，我主要从几个方面谈谈这个问题，算是抛砖引玉：1.耀邦主张的改革是全面改革。2.耀邦的富民思想。3.耀邦在意识形态工作上的开放精神。4.耀邦关于处理党内两种不同矛盾的思想。5.站在时代的高度推进全面改革的事业。

耀邦主张的改革是全面改革

关于胡耀邦全面改革的思想，有两个很重要的文献需要注意。一个是1983年1月耀邦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个是1986年耀邦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

1983年1月7日到20日，建国后首次全国职工思想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20日，胡耀邦出席会议，作了题为《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重要讲话。这个讲话又称为“二十八条”，因为耀邦一共讲了28个问题。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的1999年版《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历史大事记》一书中，关于这个会，还提到一句“胡耀邦在这个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而在2002年该书出增订本中，就连这一句话也抹掉了。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是胡乔木等人反对耀邦同志的这个讲话。

那么耀邦的二十八条到底讲了些什么?针对当时改革刚刚起步，很多人对改革的必要性认识不够，耀邦在这个讲话中指出：要搞四个现代化，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没有改革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改革要贯穿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这个见解，提纲挈领，应该成为我党领导四化建设的极为重要的指导思想。但是，不少同志对这个关系我们事业全局成败的问题，没有足够的认识，缺乏充分的精神准备和清醒的紧迫感。所以，从现在起，我们要把这个问题特别突出起来，以便从领导到群众，从党内到党外，认清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耀邦接着说道：说清楚了改革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我们就可以确定改革的总方针了。改革的总方针。应当是：从实际出发，全面而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

什么是全面而系统地改?就是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都要破除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

为什么要提坚决而有秩序地改?大规模的改革，当然是一件很艰巨复杂的事情，需要深思熟虑，实事求是。正是鉴于这一点，中央决定有步骤地进行，并且经过典型试验。这就保证了我们不会来回折腾和产生混乱。耀邦在讲话中强调了机构改革的必要，指出要改变机构臃肿，互相扯皮，干部老化，效率很低的问题；提出要精简机构、缩减人员、调整班子、提高效率。关于经济改革，耀邦的观点是要把当时农村改革的有效经验借鉴到城市改革中来，提出以承包为重点的企业经营责任制。强调改革势必触动上层领导部门，特别是中央各经济部门和省市，各级领导都要进行领导方法的改革。耀邦还谈到其它各个方面改革的必要性和重点改革任务，他说：我们所面临的改革是一次全面性的系统改革，因此，除机构和经济方面的改革外，政法、外事、劳动、人事、宣传、科技、教育、文化、新闻、出版、卫生、体育，以及各人民团体，总之一切部门，都有改革的任务。

耀邦特别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关于知识分子，一个是关于政法改革。耀邦讲：我们政法工作特别是公安工作的传统做法，是以对阶级敌人和各种反对社会主义的分子进行侦查审讯和惩办为主的，这在社会主义改造没有完成以前是完全正确的。但现在我们国家的政治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政法工作特别是公安工作必须根据国内政治情况的变化实行必要的转变。注意加强综合治理，以预防犯罪和教育挽救失足者为主，这就是说实施积极的治安而不是消极的保安。你看，耀邦一举例就点到了要害上。专政机器的转变其实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在当时能这样提出问题的领导人并不多。耀邦主张的改革是全面改革，包括了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各个方面，虽然1983年的这个讲话还只是通过机构改革和专政机器的改革来论述政治改革。

到了1986年，耀邦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集中体现在耀邦主持起草的《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这个文件明确指出：高度民主是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之一，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体现。在人类历史上，在新兴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形成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主要历史教训，一是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二是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强调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强调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切实推进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

虽然围绕这个决议发生了严重的斗争，但毕竟把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亮出来了，用今天的话说，这些都是人类的普世价值啊!把“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当做主要教训，点到了问题的要害。

如果我们把《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以及《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这两个文献连起来看，就形成了一个总体布局，可以理解为是耀邦关于全面改革的宣言书。20年后再回过头来看耀邦关于全面改革的思想，意义就非常清楚了。现在我们的改革是一条腿的改革，大家的共识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抓好嘛!只有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权力失控，权贵资本横行，结果就造成了如今这样的困局。我觉得耀邦全面改革的思想无论放在当时的背景下，还是从今天的实际需要出发，都非常有意义，值得深入研究。

耀邦的富民思想

耀邦有个重要思想，那就是国家要富强，首先人民要富裕。能不能使人民富裕起来，是检查我们各地各条战线工作的最重要的标准。后来1987年生活会上有人批他说，胡耀邦一条富民政策就概括了我们的一切了，还很得意，到处讲。

说到这个“到处讲”，我倒想回忆一下1984年初耀邦到贵州指导工作的一段往事。1983年批“精神污染”，此事顶过去后，耀邦到四川，后到贵州，元月份在贵阳讲话。讲完话后，我和池必卿一起把耀邦从铜仁送到湖南湘西凤凰县，毛致用把他接走。我们回到贵阳后就召开全省干部电话会，由于耀邦交代此次视察贵州不作新闻报道，我们只能以省委布置工作的名义把耀邦讲话精神传达到县委。1984年1月15日《贵州日报》第一版用通栏标题，用全版篇幅刊登了这次电话会议的消息和精神。

这天的报纸是这样报道电话会议精神的：党内评论是非的标准究竟是什么?省委认为：是否能使人民更快地富裕起来，这是评论是非的一条重要标准，是检查各项工作对与不对的最重要的一条标准。在夺取全国政权以后，我们党的全部政策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就叫富民政策。国家要富裕，首先要靠人民富裕。必须以重点户、专业户带动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农村重点户、专业户是当前农村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广大农民共同富裕起来的先行者，我们必须敢于肯定、保护和支持。扶持方法不当的要改进，但方向不能动摇。不要老是坚持过去那种嫌富爱贫的思想，老害“红眼病”。在流通领域里，决不允许再搞独家经营，而应当全民、集体、个体一起上，独家包办的官商作风，今年必须有一个大的突破。电话会议号召“各级领导都要勇于开创新局面”，开创新局面，至少要做到：一切经过长期实践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我们党的最优良的好作风，必须坚持；一切同新形势、新情况、新任务不相适应的老观念、老办法、老框框，都要敢于破除；一切干部，首先是党员干部，都要把自己领导的部门、单位的业务方针，服从于服务于我们全党的奋斗目标；一切有利于促进人民勤劳致富的措施、经验、办法，都要敢于探索，敢于试验，成功的必须积极推广；一切违反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言行，必须坚决地抵制、制止以至斗争。

有人看到这份报纸后吃惊地说：贵州省委这是怎么了?口气这么大?他们哪里知道这其实都是耀邦讲的。

耀邦在贵州讲话里面还说，发展专业户，是我党继农村承包责任制之后的又一大政策。耀邦所讲的发展专业户，不仅要发展种植、养殖专业户，而且要在经济发展的全过程中，发展交通运输、储存、加工、流通等领域的专业户。实际上是在发展专业户的概念下，全面发展民营经济，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思想，当时都提了出来。

过了二十多年，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更深入地看这个问题了。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光搞经济体制不行。经济体制改革有两条路线，一个是富民的，一个是富官的。应当承认，国家这些年来，经济确有发展，但一边是政府大量提取资金，政府行政费用大幅增长，同时产生大量腐败，另外一边老百姓应该得到的实惠没有得到，而且贫富差距在拉大。事实上，不搞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势必走到邪路上去，本来想富民，结果富了当官的。权力没有制约，就要利用市场为自己捞好处嘛!

耀邦在意识形态工作上的开放精神

在意识形态和宣传工作上，耀邦是真心希望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繁荣起来，不要设置那么多框框。就在我刚到中宣部上任不久，耀邦就托胡启立、王兆国给我带话，告诉我要“大胆一点，准备个报告，提供书记处讨论，我们大家支持你，放手工作嘛!希望用新的指导思想写个报告，意识形态方面就会打开新的局面”。后来又当面跟我谈过这个问题。

耀邦还是过于理想主义了些。我考虑了，我如果采取他讲的办法，准备一个全面的宣传工作会议文件，那实际上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我都要写，都得把观点摆出来。最后的结果势必胎死腹中，或者把那些应该说的话给你抹掉，那就不如不说了。我的办法是化整为零，分步来，毛毛雨、微微风，东讲一点、西讲一点，路线纲领那些东西不要搞，我们搞点氛围总可以吧。

“三宽”就是在这个情况下提出来的。我主张宽松、宽厚、宽容，先把意识形态上兵将对立的局面解开、松开一下，有点互相可以对话的氛围，然后就可以谈话了。眼睛瞪着，我是执政党、专政党，就是盯着你资产阶级的，有什么新动向，这怎么谈问题?这就没法谈嘛。所以我认为那种搞法根本就谈不上长治久安。高压锅下面能够长治久安?不可能的嘛。先松开，在这里面就有一点活动的余地了。但是我谈的所有的东西没有一个发正式文件，因为文件是带有必须执行的性质的，不是指令性的，起码也是指导性的。我这些谈话既不是指令性的，也不是指导性的，而是参考性的。当然，在那时的体制里面，中宣部长发一个讲话，只要是正式讲话，按照规矩，就要形成一个文件式的东西。所以我不开正式的工作会，我只开宣传部长座谈会，你也谈，我也谈，大家谈，东讲一点，西讲一点，这个会上讲一点，那个会上讲一点，范围都是很小。

这是一种策略，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只能采取这个办法，或许还能有一点作用。同时也不仅仅是策略。按照我的理解，宣传部的工作与思想有关，思想问题怎么能够下命令呢?警察指挥交通用红绿灯，思想问题是不能用红绿灯的，应该在对话中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交流。所以把宣传部长请来，不一定非得有什么工作报告，我们两次全国性的宣传部长座谈会，没有主题报告。大家很关心各方面的问题，那好啊，请钱其琛把国际形势、外交问题讲一讲，科技问题请吴明喻来讲讲，如此等等。可不可发些文件给大家?可以。我就把中宣部的秘书处长找来，口述了一个会议的材料目录，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会议文件，包括胡耀邦的讲话，邓小平的讲话，也有邓力群的讲话，那个叫会议文件；第二部分叫参阅材料，朱厚泽同音乐家的谈话，朱厚泽同作家的谈话，等等。完全分开。本来就是个交换意见的过程，大家都等着十二届六中全会，我也等六中全会，听不听随你嘛。

耀邦一向注重保护知识分子，很想在意识形态工作上打开新局面。但是，1985年到1986年，正是党内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争论和矛盾更趋尖锐、更趋激烈的两年。耀邦真的很难。

耀邦当年就常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们说，回顾我们党的历史，有好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从延安时期批王实味，后来批胡风，直至“文革”批“三家村”，这些经验教训都告诉我们：搞运动，打棍子，把思想问题搞成政治问题，然后再以组织手段加以惩处，这样做出的结论最后没有站得住脚的。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组织手段解决。我们要坚持“双百”方针，要说服、引导，要鼓励大家真正讲心里话。不要一听到议论，特别是尖锐的话，动不动就要查，就要立案、追究、打击、压制。这种恶劣做法不能再搞了!

可否这样说，胡耀邦是在传统体制内试图突破、但又不违背“规则”的最后一人。实际上，耀邦的开明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使他面临非常困难的局面，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左’‘右’夹攻”。我们现在看耀邦的讲话，要体会到他那时面临的困境。在这样一种局面下，坚持开明的改革是一项多么困难的事情!

耀邦关于处理党内两种不同矛盾的思想

上世纪80年代，胡耀邦主持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深深了解到党内生活不正常给思想论争蒙上了一层你死我活的色彩，动辄把不同的意见争论打成路线斗争，这在中共党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事情，甚至以前的党史写作就是多少多少次“路线斗争”的历史。所以耀邦同志很想改变党内生活不正常的状况，在这个问题上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耀邦同志当中央党校副校长的时候，就提出过“四不”：“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装袋子(档案)”，到中央党校来学习，不管高级干部还是一般干部，任何问题都可以说，对理论问题完全可以放开思想探讨，赞成不赞成，怀疑什么都可以，所有这些通通不记入档案。中国从苏联学的档案制度害死人啊!

耀邦不但身体力行，还从理论上作了探索。1986年4月9日，耀邦同志在端正党风座谈会上发表了一个讲话，这个讲话的一部分后来整理成《关于正确处理党内两种不同矛盾的问题》一文，收入《十二大以来》一书。我手头正好有这本书，不妨给大家念几段。在这个讲话中，耀邦同志说：从矛盾的内容和表现形态的角度来说，可不可以把党内经常存在的大量的矛盾划分为这样两种：一种是工作上认识上不同意见的矛盾，另一种是个人利益同党和人民利益的矛盾。

关于第一种矛盾，耀邦讲：革命工作是一项极其艰难的工程。总的说来，在长期的斗争中，不同主张不同意见的矛盾是经常发生的，工作中的失误也是难以避免的。建设社会主义更加艰难。因为没有成功的现成经验。这就要求我们党善于集中全党的智慧，确定正确的方针，制定正确的政策，同时善于处理工作上认识上不同意见的矛盾。毛泽东同志晚年恰恰不善于处理党内这种范围的矛盾。结果就造成一种风气：不但听不得不同意见，而且把不赞成和不完全赞成自己主张的好意见，当成“右倾”、“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党”。我们党认真吸取了这种失误的严重教训，用完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工作上认识上必然要经常出现的不同意见的矛盾。(一)每个重大决策，事先都进行反复的酝酿然后才作出决定。(二)党的会议上允许党员自由地发表意见和批评任何人，即使错了也受到保护。(三)只要尽了心、尽了力，即使工作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偏差，也应允许改正。(四)如果对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不赞成，只要在工作中不违反并且努力执行，允许保留意见。

我个人认为，耀邦关于党内工作上、认识上不同意见的矛盾这个提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上的意义，应该成为促进党内生活正常化的理论引导。耀邦的讲话针对的就是当时以及党的历史上的此类做法：用“左”的办法处理党内不同意见的纷争、处理工作上的争论，一下子就上纲上线，我是马克思主义，你是反马克思主义；我是“无产阶级路线”，你是“资产阶级路线”；老百姓说联产承包搞好了，集体经济就搞好了，有人就说这是自发的资本主义。总之，唯我独左，唯我独革。十一次党内“路线斗争”，都是你死我活。

耀邦说的另一类党内矛盾，则是指个人利益同党和人民利益相矛盾的不正之风。在耀邦看来，这才是应该下大力气解决的问题。耀邦对党员干部侵犯人民利益的事情看得很重，他说：有些党员对党和人民的利益不关心，有些党员对党和人民的利益淡漠，而对个人的利益则斤斤计较。还有些党员个人主义极端严重，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党和人民利益之上，甚至严重违法乱纪，以权谋私。这是完全丧失共产党员根本立场的恶劣表现。对于这一方面的矛盾，当然也要作具体分析。一般的和大量的不属于对抗性质，不要把轻微的错误看成重大错误，不要把一时一事的错误看成不可挽救的错误。但是必须明确，那些严重违法乱纪，严重以权谋私，为了个人利益和本单位、本部门的小集团利益而严重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党员，他们同党的矛盾是属于对抗的性质。这是一个大界限。抓住这个大界限，才能把这种带有对抗性质的问题同工作上认识上的不同意见和失误区别开来。我认为，现在我们党内的主要偏向，不是对第二种矛盾搞过了、搞重了。主要偏向是对这种矛盾认识不足，缺乏鲜明的立场，不敢理直气壮地下手解决其中那些已经带有对抗性质，甚至已经尖锐对抗的矛盾。这也就是小平指出的：软弱。我们应当努力克服这种软弱状态。克服的办法，就是中央机关带头，认真健全各级党组织的政治生活，健全民主集中制，严肃党的纪律。不客气地说，我们现在有些党组织，包括某些高级党委，谈不上有什么健康的政治生活，关系学盛行，政治空气淡薄。或者说，低级的庸俗的气味太多，政治的原则的空气太少。

其实，早在贵州谈话时，耀邦就指出过，我们在政治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左”，在知识分子政策、统战政策、农业政策等等方面，还要继续克服“左”的影响；而在纠正不正之风，或以权谋私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右”。我们这个党“左”起来往往很厉害，但对真正“右”的问题反倒处理不下去。然而，恰恰是这些“右”的问题(体制内部自身的贪腐问题)才真正具有对抗性，对共产党构成真正的威胁。这才是“大界限”，比那些工作意见上的分歧重要得多，也严重得多。

沿着耀邦当年的思路下来，就需要党内发展出真正保障畅所欲言的议事制度和言论制度，发展出真正能够遏制腐败的监督制度。到现在，腐败问题已经变得极端严重，但仍然缺乏有效的监督惩治制度和实质意义上的政治改革。

另一方面，对思想理论探讨的禁锢还是过去那一套，动辄上纲上线。近来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批判、对主张民主、自由、人权是普世价值的批判不就是这个路子吗?这怎么可能在党内形成不同思想意见的正常讨论、争论呢?

实际上，耀邦说的第二种矛盾即腐败问题得不到解决，跟这个第一种矛盾得不到真正解决有着紧密相连的关系。

站在时代的高度推进全面改革的事业

时间过去了20年，耀邦离开我们也整整20年了。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有好的变化，也有不好的变化。人们都希望中国继续向前走。我们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有责任站在时代的高度，继承当年耀邦的精神，把中国全面改革的事业推向前进。

今天是个什么时代?民主的时代。民主就是要讲法治，讲人性，讲人权。记得1985年我刚到北京时，胡绩伟与乔木的争论，就是“党性”还是“人民性”的争论，还在进行中。胡乔木当然要继续压，胡老也从不妥协。这对于我们后来走到意识形态战线上来的人是很开窍的，就是让我们知道有这么一场争论，有这么士个尖锐的问题摆在那里。

最近在文化战线上有一个大的讨论，就是关于普世价值观的争论。一些人站出来，要对普世价值观加以讨伐、加以批判。我们一些老同志一起议论过。大家的意见完全一致，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让步，就是要旗帜鲜明!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从某种意义上讲，改革开放就是回归人类文明的共同大道。回归历史，回归常识，回归人类共同价值。想离开这个东西另搞一套，搞出来是什么结果，我们过去的历史已经完全证明了。

我过去写过一篇文章，其中谈到20世纪人类经历过四种思潮的反复较量、兴衰和演变。一个是以列宁十月革命为代表的共产主义思潮，一个是以欧洲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一个是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思潮，一个是以罗斯福新政为代表的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改良的思潮和制度演化。这四个东西在经过一个世纪的比赛和演化以后的结果，用一个简单的坐标来表现的话，它大致是这么个样子：共产主义思潮，从世纪初期的汹涌澎湃取得胜利，发展到几大洲都出现社会主义国家和阵营，到最后走向崩溃，大体是个抛物线；资本主义制度和它的改良，成一个相反的s曲线，或者接近一个反的抛物线，在那个非常深重的大萧条灾难里面，资本主义自己把自己挽救过来了，慢慢地走过来，保持住，在世纪末还有这么个局面；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在波动中比较接近一个上升的渐近线，西欧国家基本上是社会民主党单独执政，或者跟其他的党联合执政；法西斯主义思潮我说有点像电脉冲，陡然地升起又陡然地陨落，因为它那个极端的种族主义，跟人类文明是完全抵触的，所以它必然陷入全世界的包围之中。

除了上述四大思潮外，20世纪还有一个很大的浪潮就是民族独立运动。20世纪上半期民族独立运动的代表，一边是中国的孙中山，包括一些武装革命的代表，另外一边就是甘地的非暴力主义；20世纪的下半期，非洲很多国家崇尚暴力革命，南非是个不同的选择，这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在非洲，二战后，相当多国家通过武装斗争，把殖民政权推翻了，连同白人农场主一起赶走了，后来造成的后果非常严重；而南非非暴力运动用改良的方式，通过长时间的、相互之间的也叫挤，也叫压，也叫磨，也叫和的各种博弈策略，最终达到民主化和民族和解的结果。南非走出来的路，恰恰保持了更多的现代文明，我们现在看来，它的整个经济发展和社会状况，比较来讲更加稳定。

回过头来观察20世纪人类的足迹，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到这样“五个一般”：第一个是现代市场经济一般，第二个是民主法治国家一般，第三个是公民社会一般，第四个是现代科学技术一般，第五个一般是以人为本、多元开发、和谐共容这么一种当代的人文精神。共产党过去闹革命，本来也是想建设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但“阶级革命”和党国体制没有达到“五个一般”。我们要反思十月革命以来的经验教训，反思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经验教训，反思各国民主化的转型经验。今天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一方面反思过去，一方面面对未来。反思过去，是为了纠正曾经犯过的错误；面对未来，则是要大步前进，回归人类文明正道。

2010年第9期　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

本文试图将中国知识分子——略相当于古之“士”——的精神演变从一个角度理出一条脉络，探求出路。重点在思想文化，不可能涵盖一切，当然也不可能孤立于大的历史发展背景。

中国“士”的黄金时期在春秋战国，真正的“百家争鸣”发源于此时。至今国人引以自豪的“几千年的辉煌”，从思想层面说，实际上就是那个时期所创造以及后来的流风余韵。自从秦始皇建立大一统专制制度，到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一家之后，思想开始受到禁锢，难以出现在平等基础上的、充分自由的“百家争鸣”，但文化学术也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中国农耕文明达到的高度和精致程度为世界之最，适应这一文明的专制皇朝制度也设计周到、高度成熟。所以凭武力征服中原的游牧民族都在文化和制度上被汉化。又由于地理的特点，可以长期封闭，“六合之外，姑存不论”。今天人们津津乐道的所谓中国是唯一未中断的文明古国，原因在此。所以笔者常说中华民族早熟、早慧。

一般欧洲史家把欧洲近代史从15世纪中叶算起，因为那时开始出现与中古告别的文艺复兴、宗教改良，以及各种新思潮，为后来的启蒙思想家提供资源。中国的近代史始于19世纪中叶，从那时起，极端封闭的社会被打开了一个口子，从此“以夏化夷”的途径逆转，西学开始东渐。所以中国的“近代”比西欧晚了400年。以发展道路论，至少从明朝开始，就拉开了差距。这种分法不是主观随意的，或是以欧洲为中心，而是根据文明发展的客观标准。

源于古代的传统

中国古代丰富的哲学思想，与古希腊差不多同步。不过西方的哲学重理性、逻辑，通向自然科学，造成以后的科学和生产力的大发展。中国的哲学通向道德伦理和政治，从“修身”到“治国平天下”，传统的读书人都致力于政治文化。正因为如此，人际关系之道和政治文化十分发达，而自然科学、市场经济和工业化难以发展。

先秦时期，诸子百家是独立自由的。孔子周游列国，游说君主采纳他的意见，一国不行，就到他国，困厄、饥饿，在所不辞，到处碰壁，“吾道不行”则宁可“乘桴浮于海”，也决不妥协。他要求见用的首先是自己的主张而不一定是本人，所以决不放弃自己的学说来迎合在位者。“乡愿”被夫子斥为“德之贼也”。孟子的言论就更加鲜明，与“王”谈话是教训的口吻，一副“帝王师”的架势，是后来的“士”所艳羡、向往而再也做不到的。孟子表达了当时儒家治国的最高理想，现在经常引用的“君轻民贵”之类的话虽然不能附会为现代民主原则和民本思想，但在等级制度正在发展巩固的时代，提醒在位者重视“民”，已属难能可贵。他以他特有的坦率而透彻的风格提出的理想社会和对君主提出的要求是专制君主不愿意也做不到的。难怪到了朱元璋那里，感到难以忍受，就大力删《孟子》，几乎把今天看来闪光之处全部删掉(邵燕祥曾为文详细摘录朱元璋所删《孟子》的章节)，而且取消了孟子陪享孔庙的资格。

一般都把“春秋”与“战国”相提并论，实际上到战国后期，司马迁所推崇的那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气度已经大减，变得功利和实用，以《战国策》为代表，一批舌辩之士用舌头混饭吃。他们只能是“谋士”而不是帝王师。所以总是准备几套方案：“上、中、下三策”供君主选择，其目标是助王称霸，而不再是促王行仁义。他们讲究的是“术”，而不是“道”。从道德层面看，也不再坚持原则和人格独立。自此以后，中国的读书人日益与现实政治紧密结合，经典著作也仅仅被当做治国的工具。

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如果秦皇朝得以巩固，也许可能正式以“法家”治国，但是时间太短，没有来得及树立自己的道统。到汉武帝从董仲舒独尊儒家之后，在道统上儒家学说统治了两千年。董仲舒的原意可能是想用儒学对皇帝有所约束，但是儒家所主张的以德治国、行仁义、“内圣外王”那一套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所以历代统治者都是外儒内法，并杂以黄老之术。如毛泽东从柳宗元说：“百代都行秦政法”。只是柳着重的是肯定郡县反对封建(分封宗室)制，而毛着重的是肯定专政否定仁政。不过对读书人说来，还是以儒家思想为精神支柱。无论是伦理道德还是治国的理想都是从孔孟书中汲取资源。而他们唯一的出路是从政，特别是隋唐行科举之后，更是如唐太宗所说，“天下英才尽入我彀中”。

这样的历史轨迹造成的“士”的精神传统有三大突出的特点：

1.“家国情怀”.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其依据的现实条件是“学而优则仕”。能有资格“忧国”的，大小都做过官。即使暂时不“居庙堂之高”，而“处江湖之远”，还是有官职，而不是“庶人”。“位卑未敢忘忧国”，还是有一定的“位”，不是草根百姓。尽管皇朝是一家的天下，在朝的大臣还是视同己有，因为舍此无以安身立命。

2.重名节。讲骨气。“士林”有自己相对独立的价值体系和判断标准。“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古训是赖以立身的道德准则，从而铸就了读书人的骨气，历经朝代更迭而不变。他们自认为是儒家道统的承续者和维护者。顾炎武在明朝败亡之际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有意把“天下”和“国家”分开，他明确说“国家(指朝廷)兴亡肉食者谋之”，匹夫是没有责任的。那是因为朝代更迭他无能为力，只能努力维护作为精神支柱的道德体系。当然这里“匹夫”实际上只能是“士”，不可能包括引车卖浆者流。

在政治思想上尽管定于儒家一尊，对孔孟之道的传承和解释权在硕学大儒而不在皇帝。不论皇帝如何“雄才大略”，从没有过”君师合一”，更没有“汉武帝思想”、“唐太宗理论”之说。“士”一旦入朝成为“大夫”，潜意识的还是继承了为帝王师的想法，以“致君尧舜”为己任，还是努力企图用道统来影响和规范皇帝。他们心目中有“明君”和“昏君”的评判标准，历代官史也尊崇“直臣”，蔑视“佞臣”，不少当红的宠臣位高权重，却为同僚士林所不齿。文天祥在殉难前想到的是“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而不是宋太祖或其他什么皇帝的训诫。鲠直之士“虽千万人吾往矣”，是因为自以为真理在握，有这份自信。所以，尽管有杀头、灭族的危险，面折廷争，冒死直谏之士代代不绝。另外，君臣都重视身后名，对“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很在乎。这一点也是坚持原则的动力之一。

在学术层面，由于有一定的独立性，较少受皇权的干扰，即使在“注六经”中也还能形成不同的学派，特别在唐中叶以后，书院兴起，至北宋蔚为大观。无论在朝在野，学者和书院对道统的传承和丰富起了很大作用，甚至还能发展出疑孔、非孔之学。另外还有一条隐逸之路，在“邦无道”或自己想远离“帝力”时，还可以归隐田园，保持一定的精神独立，并创作出无比丰富的、灿烂瑰丽的文学艺术珍宝。“不为五斗米折腰”成为千古名言，深入人心，不论是否能做到，却无形中形成一种精神上的向往。

3.与以上二者并行的还有另一种传统。我称之为“颂圣文化”。就是把爱国与忠君合二为一，而且忠君是绝对的，“虽九死其犹未悔”。见用则“皇恩浩荡”，“感知遇之恩”，万死不辞；获罪则不论如何冤屈，“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此语出自韩愈《幽拘操》。韩愈是最正统的儒家道统维护者，也应算是直言敢谏之士，明知皇帝好佛，偏要上《论佛骨表》，遭贬黜在所不辞，“肯将衰朽惜残年”!他以同样的忠诚作《幽拘操》，想象当年周文王被殷纣王拘禁时的心情，写出了这句也成为千古传颂的“名句”。周文王代表了儒家所向往的最理想的天子，他坐牢时也有《歌》传下来，注家有不同解释，此处不论。可韩愈觉得他应该抱这样的态度。这种发自内心的绝对服从，其伦理的依据就是儒家的“三纲”，现实的基础则是人身依附。因为在那种制度下，读书人除了“报效朝廷”外，几乎没有其他的途径可以用其学。冒死直谏、犯颜上书，都是出于忠心，就事论事，绝不是反对皇帝本人。无论哪朝哪代多么开明的皇帝都不会容忍对本人公开的否定，连“腹诽”也是罪。为人臣者基本上自觉遵守这一条，因而天王永远“圣明”的“颂圣文化”流毒久远。

西学东渐以后的变化

中国近代史开始的标志是，以鸦片战争为契机，古老的农耕文明遭遇了上升的工业文明，无法再照老路对入侵者在文化上加以融化。这“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促发了民族的猛醒和震荡，“士”的心灵受到了空前的冲击，少数先知先觉者开始新的探索，中国人的现代“启蒙”于此开始，到清末民初渐成气候，新潮不可阻挡。

这一探索持续百年。由于面临的问题与以前完全不同，“亡国”不再是朝代更迭，而是与“灭种”联系起来，那时所谓“灭种”，不是真的如希特勒对犹太人那种“种族灭绝”，而是指整个华夏文明的存续问题。所以读书人的危机感特别强烈，探索也空前活跃。在精神上，传统因素还是起一定的作用。上述1.忧国忧民的担当与2.骨气和勇气，在新的条件下赋予了新的内容，驱使无数仁人志士为民族复兴抛头颅、洒热血。在谭嗣同、秋瑾等烈士乃至早年共产党人身上都可以看到这种传统精神。不过他们不是为维护原来的“道统”，而是力图打破它，朝廷和国家已不是一回事，而是为救国必须推翻朝廷，至少要彻底改造之。这种威武不能屈的骨气与从西方引进的“人格独立、思想自由”以及“社会良知”可以相通，并相互加强。

他们告别的是上述第3点——“颂圣文化”。这是“新文化”的精髓，从严复的“开启民智”(严复晚年的转向遭人诟病，但他前期对启蒙的贡献和精辟言论不可抹杀)到梁启超的“新民说”到五四一代人为“德先生、赛先生”的呐喊，都是企图唤起民众摆脱在“颂圣文化”下培养出来的奴性与愚昧。那种“铁肩担道义”的精神是传统的，而所承载的观念和思想是新的，从外面引进的。这是一场持续的启蒙。如果说，中国曾经有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精华相结合的时期，那就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半，经历了百年的“新文化运动”(广义的)，现代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等等事业初具规模，同时出现至少两代在思想上和学识上堪称贯通中西的知识分子。即使在抗日战争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文化教育没有停顿，还在继续发展，新旧结合的“士”的精神没有出现断层。甚而可以说，中国读书人的传统中优秀的部分与新的思潮相结合达到了历史的新高度。

现在常为人们所称道的西南联大那些人和事可以为代表，当然不止西南联大，还有“中研院”以及其他高等院校和学人都有可歌可泣的表现。那时政府也是专制，也有高压，甚至还有暗杀，但是总体上，知识精英还是保持了气节和一种价值共识。张奚若在国民政府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发言被蒋介石打断，就拂袖而去，下次开会可以退回差旅费，拒绝参加；马寅初公开揭露孔祥熙，把他骂下台；直到1947年已是内战方酣之时，傅斯年公开发表文章《这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半个月后宋子文就被撤职。1940年冯友兰受西南联大教授委员会的委托给当时教育部长陈立夫写的那封信最集中体现了这种传统与现代精神的结合。那件事起因是教育部下达指令，要审核大学的课程和实行统一考试，受到全体教授的抵制，委托冯先生起草回绝函。信是典雅的古文，套用诸葛亮《后出师表》的语气，内容是据理批驳教育部的指令文件，通篇贯穿现代教育独立于权势的理念，掷地有声。特别指出如果按此规定办理，大学将等同于教育部高教司的一个科，大学教授在学生心目中将不如科员，受到轻视。结果教育部的指令就此被顶回，学校保持了独立。这里讲的是一种精神。至于个人在多事之秋各自信奉不同的学说，在国家分裂时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是另一回事。

讲“新文化”还应包括另一个群体，就是抱着实业救国的理想的一批实业家和他们成就的事业。从张謇到卢作孚到陈光甫可以开出一个长长的名单来。后来他们被归人“民族资产阶级”。他们不同于任何时代和任何国家的一般的企业家，因为他们身上也承载了中国传统加外来先进文化，办实业和金融带有浓厚的“救国”的目的。近年来从国外引进并自21世纪开始时兴的“企业社会责任(CSR)”之说，其实在那个时候的企业界是普遍默认的一种价值观。“为富不仁”、“见利忘义”、“背信弃义”都是为业界所不齿，一旦犯此恶行，难以在本行业立足。特别是在日寇压境时，不少人毁家纾难，不当汉奸是区别良莠的底线。现在“儒商”成为一种时尚，成为某些新富所追求的装饰。而在那个时期，不少企业家、金融家本身就是读书人，他们的传承与修养以及本身的优点与弱点同“士林”是相通的，而且以他们的经济实力支持了许多文化教育事业。这里不谈他们对民族经济所作的贡献，只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看，应该也是“启蒙”的一部分。

这一百年“启蒙”并非持续不断，而是常为内忧外患所打乱。当时的环境是列强环伺，内政混乱，启蒙和反帝的诉求结合在一起。启蒙需要向西方学习，反帝的对象则是西方列强，从这里引发出难以化解的矛盾。所谓“救亡压倒启蒙”之说似还不够准确。最初启蒙就是为了救亡，毋宁说是日本侵略打断了整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最后是革命压倒了启蒙。

1949年以后的“政教合一”与“颂圣文化”的新发展

60年来，军事成就最大：新政权刚建立15年，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就造出了原子弹。在军事领域对国际先进水平跟得最紧；经济建设走了大弯路，以至于到1976年濒于崩溃，改革开放30年来，赖走向市场经济和向外开放之力，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只是现在已经到了拐点，可持续性发生问题；政治改革步履维艰，始终迈不出关键的一步；而文化，包括精神文明，则破坏大于建设。这种破坏是渐进的、逐步加剧、逐步扩大范围，到“文革”达于全面摧毁。

以中国“士”的传统而言，这60年是“颂圣文化”一枝独秀，发展到空前规模。为什么这么快就达成舆论一律，多少硕学大儒否定自己积几十年学而思、思而学之所得，放弃“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在什么程度上是被迫，什么程度上是自愿?这种情况是怎样形成的?试从客观、主观两方面因素探讨：

客观形势：

中国再一次出现大变局，产生了史无前例的“政教合一”的体制。政治领袖与思想“导师”合为一体。中国读书人失去了代表“道统”的身份，成为依附于某张皮的“毛”。这是最根本的变化。如果说新政权废黜百家，独尊“马克思主义”(加引号是因为实际上并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那么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不在学院，而在中南海。不但“朕即国家”而且“朕即真理”。过去天下士子考科举，需要熟读经书，而不是当朝皇帝的御笔批示。今之“政治学习”需要熟读的不是马恩经典著作，而是领袖言论。“导师”也说要建立“新文化”。若全盘“马克思主义化”果真能做到，那就是全盘西化。这当然不可能，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如何结合?一种外来思想需要嫁接到本土的思想资源上，结果不是嫁接到经过百年启蒙，已经初步建立的以民主和科学为目标的新文化上，而是越过两千年嫁接到了秦始皇那里，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与马克思的学说关联甚少，而是“斯大林加秦始皇”。这里面多的是历代帝王的统治术加现代集权，少的是以民主宪政为核心的现代政治学。这是在执政之后，在取得政权之前是嫁接到陈胜吴广——李白成，“文革”期间则是二者的奇异结合。

以此为标准，进行全体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把对是非的判断权全部收缴上去，以一人之是非为是非。愚民政策臻于极致，读书人失去独立思考的权利，逐渐成为习惯，也就失去了思考能力和自信。“虽千万人吾往矣”是建立在“自反而缩”的基础上的，就是坚信自己是正确、有理的，如果这点自信没有了，无所坚守，自然再难谈什么骨气和“浩然之气”。于是“士林共识”没有了，一人一旦获罪，在亲友、同事中得不到同情和支持，在精神上也彻底孤立，这是最可怕的境地，犹如天主教的革出教门。过去中国的皇权体系，“政、教”相对说来是分离的，现在反而把对信仰的操控与政权合一起来，从世界思想史的角度论是大倒退。

做到这一点端赖持续不断的、对全体知识界贯穿始终的“思想改造运动”。最初首当其冲的是最高级的知识精英，即大学教授和科学院的高级研究人员。他们之中被认为有“历史问题”的，在之前的“镇反”运动中已经遭难，知名的如雷海宗、叶企荪等。1950年，燕京大学一位美籍教授回国，学生为之送行，送了一块“春风化雨”的匾，受到上面严厉批评，燕大的党支部做深刻检讨。借此，清华、燕京等与外国关系较多的大学展开了“肃清帝国主义思想影响”的运动。抗美援朝开始后，发展为反对“亲美、崇美、恐美”的运动。大规模的教师思想改造运动从1952年开始。各大学学识渊博、平时备受尊崇的教授们在大会小会交代历史、检查思想，批判和否定自己半生的著述。越是学术成就大、地位高的，越难“过关”。下面坐的多为自己的学生，他们的任务是“帮助”老师更加深刻地认识自己的“反动性”。紧接着“三反、五反”、文艺界批判电影《武训传》、“反胡风”、批判“红楼梦研究”等等，再后来就是众所周知的“阳谋”，精神领域无一幸免。许多教授的自我批判被选登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今天看来，其自贬、自虐的程度惨不忍睹。刊登出来的是知名人士，实际上大小知识分子几乎人人都写过无数此类今天令自己汗颜的“思想检查”(笔者当然不例外)。从此独立人格荡然无存，不但是非标准，连审美标准也不再有自主权。

主要批判的内容恰好就是支撑读书人精神的上述第二点传统——重气节。具体批判的重点为：“清高”(自以为不问政治，政治要来问你)、“骨气”(有阶级性，反对剥削阶级宣扬的反动“骨气”，对“人民”必须“折腰”)，以及“旧”道德(家庭伦理、朋友信义等等都以阶级划线，反对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乃至鼓励投(革命之)机(转变越快越好，不必怕落“投机”之嫌)。

另一条主线是追随苏联。第一次令高等院校元气大伤的改组就是依照苏联模式；那一次的“调整”特点是高度实用主义，重工科、抑文科、甚至理科(纯自然科学)也服从于工科需要。许多社会科学的学科干脆取消。从此大学失去自主权，中、西的通识教育传统都被扬弃，只生产“听话、出活”的工匠，再无独立思想可言。在自然科学界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苏联大肆宣扬李森科、米丘林时，中国生物学界亦步亦趋批判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压制一切不同意见，不少知名科学家放弃科学真理加入批判队伍，而以谈家桢、胡先辅为代表的坚持科学良心的科学家遭同行的公开批判。但是苏共二十大前后，李森科在苏联失宠，于是中国科学界也奉命开始转向。当时的科学院院长竺可桢“代表有关方面”向他们道歉(详见《科学文化评论》2010年2月号113页)。仅此一例已可见即使在重实证的自然科学界，政治已经压倒科学真理，多数知名科学家也屈服于高压之下了。以后顺应政治斗争需要，科学泰斗公开发表文章肯定“亩产万斤”，原子物理学家发表文章论证大气中核试验的放射微尘于生物无害，也就不足为奇了。

有时恩威并施，或者领导层间或有较为开明的，最后都被压倒。1956年周总理的“关于知识分子报告”，在知识分子接受改造的前提下，表示尊重和团结知识分子，随后一批高知被发展入党。紧接着一场“阳谋”，知识分子又遭大规模洗劫。不少刚入党的又变成右派开除出党，有的还来不及转正，就划归“敌人”了。在大饥荒尾声的1962年，陈毅副总理作著名的为知识分子“脱(资产阶级)帽”讲话，使知识界又升起沐浴皇恩的希望，奔走相告，额手称庆。但是紧接着就是“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等于否定了这次讲话，此后“阶级斗争”一浪高过一浪，卒至打入“臭老九”，相当于元朝的“九儒、十丐”。

早在1958年，领袖已经为“一穷二白”踌躇满志。“穷”者，全民皆被剥夺，私营工商企业完全消灭，农民失去土地，再无人有恒产；“白”者，中华民族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近百年的文化革新都被洗刷一空，五色斑斓的瑰丽画面变成一张白纸，供一人在上面狂书乱画。到“文革”开始，连十七年的教育都被否定，中小学教员都被认为是“国民党培养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以至于掀起学生羞辱、殴打、肉体摧残直至杀害老师的史无前例、惨绝人寰的高潮。在“与一切传统决裂”的口号下，一切基于人性的道德伦理荡然无存，善恶是非以“政治路线站队”划线。古今中外文化都“扫人历史的垃圾堆”。最后，文化教育领域只剩下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一个白卷英雄。斯文扫地、文明退向野蛮，除少数清醒者惨遭杀戮外，全民进入蒙昧时期，中华民族文化浩劫于斯为最。

哈耶克对计划经济导致“思想国有化”有透彻的论述，他指出：极权主义宣传摧毁一切道德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对真理的尊重。在这种社会中，道德中的大部分因素——尊重人的生命，尊重弱者和普遍地尊重个人等，都将消失。(详见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第十一章“真理的终结”)这一论断已经为事实所证明。这是新的道德沦丧的起源。

知识分子接受改造的主观因素

当然达到文化专制的前提是“武化”统治。胜利者挟雷霆万钧、横扫玉宇之势君临天下，手无寸铁的“秀才”们不由得不为之慑服。但是简单地把一切归之于高压下的恐惧，完全是人的趋利避害的本性导向人格卑下，既不全面，也不公平。深层次的还有以下一些因素：

1.“家国情怀”的延续。

中国人，特别是其精英，百年来最深切的感受是民族屈辱，最大的诉求是国家统一、民族兴旺。这一诉求高于个人荣辱。所以，一句“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足以使无数男儿热泪盈眶，下决心委身于新政权、追随新领袖，其他的都可以放弃和牺牲。这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1949年化学家傅鹰在美国正在犹豫是否回国。读到解放军炮击英国“紫云英号”军舰的消息，他根据以往经验，以为仍将以中国政府道歉了结，没想到新政府对英国态度如此强硬，大受感动，于是决心回国。这种心情是有代表性的。所以，多数知识分子拥护新政权，首先是满足了外抗强权的要求。即使接受了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仍未摆脱寄希望于“明君”的传统。革命领导的个人魅力、传说中的长征英雄事迹，都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也足以使没有参加革命的人自卑。另外，新政权开始正处于“其兴也勃”的时期，与溃败前的旧政权成鲜明对比，令人对它能扫荡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升起无限希望。在这种形势下，个人显得十分渺小，不知不觉间接受政教合一的道统并不感到太勉强。

2.二战后的世界形势和潮流。

当时两大阵营的对立，非此即彼。选择留在大陆等于选择留在一个“阵营”。二战之后，国际知识界“左倾”也是一种潮流，因此不少知识分子相信“这边”代表未来，急于跟上世界潮流，怕为时代所抛弃，作“向隅而泣的可怜虫”。特别是朝鲜战争之后，中国与西方多数国家是敌对的关系。政治上的选择与意识形态的“站队”无法分开。思想上有任何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倾向，就有“里通外国”之嫌。国家的敌人与思想的敌人相重合。尽管公开宣布的“政策”有“将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区别开来”的说法，在实践中却难得分开。稍一不慎就落入政治罪人，人人自危，只能兢兢业业接受“改造”。外部“敌人”的存在被统治者充分利用。所以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眼看自己在中上层干部中一贯正确的威信有所动摇，领袖曾布置高级干部学习柳宗元的《敌诫》。用外敌的威胁转移对内政缺失的注意力，用以巩固其权威，是统治者常用的手法，在特定的环境下，对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有效。

3.知识成为原罪。

1949年以前受过高等教育者，多半非工农子弟，伴随着对阶级斗争理论的认同而来的是无法摆脱的“原罪感”，“阶级烙印”有如罪犯的金印。“书香门第”不是荣耀而是耻辱。这是对几千年传统的逆反。即使贫寒出身的子弟一旦受了高等教育，也被认为“变质”。除了少数已是“左派”的知识分子外，多数对“马列”理论不熟悉，所以许多饱学之士都有一种自卑感，真心诚意愿意重新学习，用新的理论来审视自己过去的学问。有意思的是很多人都开始学俄文，却很少人学德文，可见实际目标还是学苏联而不是马恩经典。

4.“颂圣文化”的延续和大发扬。

如前所述，“颂圣”本来就是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无论大儒或白丁概莫能外。所以偶像崇拜、领袖神化、歌颂太平盛世都有深厚的土壤，在新的气候条件下推向极致而很少遇到质疑和抵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论受到怎样的不公平待遇，乃至家破人亡，都被要求“正确对待”，还是“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的延续。后来冤假错案得以“平反”，则感激涕零，“天王”更加圣明。“文革”之后，还有人发明了“娘打孩子”之说，一切罪责一笔勾销，就此对绝非外患造成的民族灾难心安理得地拒绝反思。

以上几点是最初阶段接受“改造”的“自愿”因素。以后，一轮紧似一轮的“阶级斗争”使强制的成分日益增加，但已无退路，衣食住行的厚薄有无，以至婚姻、亲情、友谊的自由一切操之于“组织”，想要“归隐”也无可能。同时又被示以“出路”，只要努力改造，达到“脱胎换骨”，就有希望被接纳。这是一种漫长的修炼过程，或可比作经过炼狱达到天堂之路。有人将之比为“温水煮青蛙”，每次政治运动是一次加温，但又对不同人群有所选择，所谓打击5％，团结大多数，于是人人争相加入那95％，直到“文革”95％都被“横扫”。

当然每个人的阅历与处境不同，思想轨迹各有差异。每一轮的整人运动裹挟一大批人进一步丧失自我，同时另一些开始怀疑、有所觉醒的人数也在增加。“文革”的狂飙使全民陷入疯狂与愚昧，而混乱失控的局面又无意中提供了某种自由思考的空间，那种达于极致的荒谬反过来唤醒了许多人的理性和良知，心中的“神”一经动摇，人性就从混沌中开始寻找回归之路。这种情况在部分知青中尤为突出，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乱读”了许多“禁书”，无意中大开眼界，吸取了迥异于官方教条的知识营养，成就了新时期脱颖而出的一代文化骨干，有的后来进入高等院校，有的散落民间，成为今之颇有成就的“自由撰稿人”。

改革开放以后的曲折道路

以1979年真理标准的辩论为标志，打破“两个凡是”，可以说是一次再启蒙，对30年蒙昧的祛魅作用有划时代的意义。长期被压抑的理性爆发出来，借此冲破牢笼，封闭的国门再一次打开，中国人与百年前的先辈一样，又一次“睁眼看世界”，又一次受到震撼。长期视为不可动摇的教条和权威在理性面前失去力量；原来不能想象的都可以成为现实。是非观念又回归常识。幸而长寿的老一代学人劫后余生又焕发新的活力，恢复自信，在学术上仍能有所贡献。恢复高考初期入学的青年学子有幸得到这一代老先生的亲炙，在某种程度上，薪火得以传续。新时期的第一个十年虽然没有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但是思想空前活跃，在精神上充满活力，为1949年以来所仅有，涌现出一批好学深思、勇于探索的中青年学子，如果有机会发展下去，有望继承五四的传统，对在新时期重建新文化有所作为。

但是这场思想解放与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不可相提并论。其致命的弱点在于收放仍在“如来佛手心”。掌权者为特定的政治需要服务。给予一定的鼓励，但不打算作彻底的反思和清算，基本体系不容突破，旧势力的阻力十分顽强，所以在前进中道路迂回曲折——镇压“民主墙”、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反人道主义……知识分子仍然动辄得咎，心有余悸，没有安全感。这一轮新的启蒙仍以“武化”手段结束。以此为分界线，文化思想再一次逆转。在“思想上保持一致”的口号下，实际上恢复了“两个凡是”，以在位领导的是非为是非。1992年的“南巡”讲话，挽回了经济倒退，而对政治思想却反其道而行。一方面是毫不放松的思想钳制，另一方面是拜金主义、商业大潮和恶性市场竞争，这两面夹击对思想文化起到“逼良为娼”的作用，知识分子进一步犬儒化，文化进一步低俗化。当前，尽管以言获罪之事仍不断发生，但比前三十年环境已相对宽松，也存在体制外的其他出路，但是自觉地揣摩上意的风气却更盛，说一些常识性的真话者竞成异类，或者被誉为特别“勇敢”。“颂圣文化“又一次抬头，而且随着国力的加强愈演愈烈。

再以前面所列“士”的三点传统来看今之知识分子的主观世界：

家国情怀、忧国忧民，和对“道”的承载，依然存在于一部分人中间，现在转化为对严重的时弊和改革倒退的忧虑、对普世价值的追求，还有拒绝遗忘，追寻和揭示历史的真相的努力。这些在进入耄耋之年的老人中特别强烈，同时在中青年中仍不乏有志者。主流媒体以外的报刊、杂志以及论坛，如雨后春笋，此起彼落、前仆后继，承载了当代优秀思想和探索，加之网络对冲破禁锢、活跃思想的作用，构成一道闪闪发光的文化风景线。

但是毋庸讳言，多数青年学子的家国情怀日趋淡薄。其原因是现在个人命运不一定与民族国家紧密联系。可以“用脚投票”，而且出路与才能成正比。合则留，不合则去。人才国际流动是大势所趋，无可非议。同时，正义感与理想也为现实的功利所淹没。如果说，前三十年的思想改造主要是为威武所屈，那么现在有话语权的上层精英多为富贵(名利)所淫，而多数尚未站稳脚跟，忙于为稻粱谋者，则可以说是为贫贱所移。多数人并非良知全泯，但感到无力和无奈，而抗拒则立即失去很多，于是选择与种种明知非正义的“潜规则”或“明规则”妥协。自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的留学生主要是“偷天火”，企图回国进行启蒙，改变黑暗、落后的现状；今之留学生则是主要为自己找更好的出路，如果选择回国来发展，大多不是改造社会而是被改造，一部分甚至成为维护现状的吹鼓手。士林已无共识，即使有，也各人_自扫门前雪，形不成道义的压力。少数有所坚守，进行了抗争的，受到迫害时往往孤立无援。有识者所忧虑的社会危机都是长远之事，至少目前还能在歌舞升平中苟安于一时，何苦自寻烦恼?

至于主流文化，一切新、老传统的特点中唯有“颂圣文化”如鱼得水。当下的“颂圣”不一定表现在直接颂个人，而是颂“盛世”。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因经济增长迅速而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在收入和社会地位上是得利者。在此情况下，直接或间接“颂圣”表现为新特点是：以各种“理论”维护现有体制，否定必要的改革，为显而易见的弊病——特别是当前严重的社会不公和弥漫性的腐败——辩护。一部分所谓“文人”在因“颂圣”而名利双收中不但堕落到无耻的地步，而且已经超越了起码的人道底线。以至于汶川地震中出现“纵做鬼，也幸福”和“含泪劝家长”那样的“作品”丑闻，此举招来网上一片骂声，但是并未引起“舆论哗然”，他们感受不到任何压力。那位文化明星依然为主流媒体所追捧，频频以“大师”面貌亮相。实际上这种“颂圣”充斥于媒体乃至日常生活，人们对此习以为常，已经麻木，只不过那两位的言论发生于国殇之际，特别引人注目而已。

古之“颂圣”还有真诚的一面，出于对某种纲常的认同。今之“颂圣”多数言不由衷，明知其非，在大会、小会上一本正经地说，大小笔杆子成本大套地写的内容，在茶余饭后私人之间却是讽刺讥笑的话题。人人都做两面派，丝毫没有歉疚感。古之欺君是大罪，今之君似乎有意需要被欺。古来帝王还相信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所以史官还有一定的写真事的空间。今之官史不但不发扬“以史为鉴”的优良传统，却着力于屏蔽真相，伪造历史，拒绝反思。这一点对青年一代毒害尤甚，使他们对当代史、近代史完全无知，对古代史严重误读，重新陷入蒙昧。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或者更早，各种版本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大行其道。有的表现为“国学热”，有的表现为直接排外、仇外，有的借近几年经济增长之力自大狂，真以为中国可以拯救世界；有的重新肯定古今一切“传统”(例如所谓三个传统——儒家、(1949年以后)前30年、后30年——一并继承，就是不提1840年以后那一百年)，有的公然倡导“政教合一”，还有赤裸裸的恢复已经被拉下神坛的领袖的神话和崇拜，大造神像……等等。极端民族主义否定了百年来洒满无数先烈鲜血的谋求民族振兴的道路，甚至否定近30年的改革。所有这些论调，殊途同归，落脚在质疑或反对普世价值，把“社会主义”嫁接到专制皇朝，通过美化古之帝王(包括暴君)，颂今之“盛世”。

百年近代史上，每逢改革到一定程度，需要向民主、宪政的道路转型的关键时刻，总有以“国粹”抵制“西化”的思潮出现，以“爱国”为名，反对社会进步，行祸国之实。而这种言论总是有一定的迷惑力，因为它能打动国人一种敏感的情结——即“五千年辉煌”与“百年屈辱”，把一切不满转向洋人。所以，以“反洋”为旗号的，无论理论上如何不合逻辑、如何歪曲历史，无视客观现实，在表面上却常占领道义制高点，同时为当局所鼓励，至少默许。在位者以“××亡我之心不死”(过去是“帝国主义”、“帝修反”，现在是“境外敌对势力”)来掩盖施政的缺失，压制国内的不平之鸣；摇旗呐喊者以虚骄的对外的“骨气”，掩盖实质上与权势的默契和“颂圣”。上述“含泪劝家长”一文，用的借口也是家长维权讨个说法，就要为“境外敌对势力”所利用，罪名吓人。这种论调动不了国际霸权主义一根毫毛，只能掩护国内的贪腐权势集团，误导善良的爱国者，抵制改革，阻挠中华民族走人类共同的进步道路。此种思潮再次进入主流文化，则改革头十年思想解放的成果又将遭毁灭性打击，社会不进反退，中华民族可能付出沉重的代价。

有鉴于此，当前我国急需开启民智。掀起一次再启蒙，打破新老专制制度造成的精神枷锁，否则民族精神有日益萎缩之虞。在这方面，号称“知识分子”者责无旁贷。有人认为“启蒙”是某些人自以为高明，高高在上教育别人。其实如康德所言“启蒙就是……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蒙昧的心智。在长期思想禁锢的制度下，每个人都需要而且可以自我启蒙，也可以相互启蒙。当然不能讳言“闻道有先后”，先觉者有义务与他人分享自己之所悟。首先，知识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坚决抵制“颂圣文化”，摆脱祈盼或仰望“明君”的情结，努力面向公众，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平等、宪政、民主，这可以说是今天的“道统”，是自救与救国的需要，无关“西化”或外部压力。不断撑开文化专制的缝隙，见缝插针地做一些扎实的启蒙工作，继承百年来先贤未竟之业，建设以民主和科学为取向的“新文化”，假以时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民族精神振兴或许有望。

对两类不同政治制度优劣的比较

人类历史证明，中外古今的政治制度，虽然形式上千差万别，名称五花八门，但从本质上区分，不外乎两大类：一类是专制制度，一类是民主制度。

专制制度在古代有族权政治、神权政治、王权政治、皇权政治等；在近现代，有希特勒打着实行“国家社会主义”旗号的法西斯专制制度。在中国，古代有以皇帝(如秦始皇)和朝廷垄断全国一切大权的专制制度，这种专制制度统治中国人民两千多年，严重束缚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在近现代，有清王朝末年大权独揽、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的专制制度；有北洋军阀实行假“民主”假“宪政”的专制制度；有蒋介石在南京建立的国民政府打着孙中山先生旗号实行“训政”的专制制度；等等。有些专制制度，虽然能在某一时期某一方面取得明显成效，并能在短时期内蒙骗大批群众跟着它走，但是这种高度集权的专制制度，归根到底只代表少数特权阶层的利益，它不可能满足广大人民希望“在政治上有民主权利、经济上生活富裕、思想上真正自由”的要求，不可能建设起一个民主、文明、富裕、和谐、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给全国人民带来幸福生活的社会，更不可能实现长治久安，而且常常会给人民带来无穷的痛苦和灾难，因而这种制度经不起历史的考验，最后都要被人民群众抛弃。

另一类是民主制度。民主政治古代就有，但范围小、层次低、不完善(如希腊城邦民主制)。高水平的民主政治，称为“宪政”，是欧美各国人民经过数百年对专制制度的抗争，在17-18世纪首先由英美法诸国创建的。宪政制度以选举制度、议会制度、政党制度为“三大支柱”，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原则。宪政制度的产生，是人类历史上政治制度建设的伟大文明成果，也是推动社会全面发展的强大动力。它极大地促进了欧美各国生产力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并使社会面貌在民主、自由、平等、人权法治基础上发生了深刻变化。宪政制度的优越性之一是，它能使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因而能促进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各国能从手工业生产的落后国家一跃变成现代化的工业国，并能不断创新走在世界前列。宪政制度具有普世价值，既适用于西方，也适用于东方。日本原来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国，通过明治维新，认真全面的学习西方，废除了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起君主立宪制度后，其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社会得到迅猛发展，一跃而成为亚洲强国。韩国和我国的台湾，在抗战胜利前都是受日本统治的经济文化落后的殖民地。上世纪中叶以后它们认真学习和借鉴西方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对官员实行选举制度，逐步开放了党禁、报禁，调动了人民参政议政、监督政府和发展经济文化的积极性创造性，现在都已成为中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大陆人民是有目共睹的。

对改革开放30年成绩与问题的看法

人们看到，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绩，科学技术也有了较快的发展，国力大大增强，国际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全国多数群众生活水平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社会保障和救济制度在全国初步建立，人民在非政治领域也有了较大的自由，这些都是广大人民群众有目共睹并感到高兴的。这些成绩的取得，是粉碎“四人帮”后，在邓小平等一批又一批改革者的领导下，带领广大干部和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其中两亿农民工在工资很低、劳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为全国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超负荷的重大贡献。全国人民在承受环境污染和过度消耗资源方面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们更应该清醒地看到，在经济改革取得成功的同时，因为政治体制改革长期滞后，则造成了很多严重问题。如官员的滥用职权、官商勾结、拉帮结派、互相包庇、腐败泛滥、官民对立、道德沦丧、不讲诚信、环境破坏、污染成灾、分配不公、两极分化(一方面少数特权阶层成为亿万富翁并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一方面上亿的农民工人经济上贫穷、政治上无权)警黑勾结、执法不公、人民告状无门等等，这些问题普遍存在，甚至愈演愈烈，而既得利益集团则竭力阻挠改革。同样，由于改革不到位，国家体制上未能形成有效的制衡和监督机制，造成党和政府机构的惊人膨胀，使人民辛辛苦苦创造的大量财富被挥霍浪费。

早在二十多年前，邓小平就明确指出：“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这种制度不改革是不行的。西方国家十分警惕权力的过分集中，怕因此破坏民主制度而形成专制独裁。为此，它们采取各种措施和制度建设，对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对权力进行有效制约本是人类从野蛮迈向文明的历史进步，是普遍适用的先进文化。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官商勾结造成经济领域中大量贪污受贿案件的发生，以致造成了国家巨大的损失，必然严重破坏经济的发展。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应该承认，我们在粉碎“四人帮”后延续过来的集权政治体制，至今还没有进行过系统的重大改革，如选举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协制度、政党制度等等，基本上还是“文革”前的老一套，问题很多，远远落后于形势。

比如就选举制度而言，新中国成立已60年，改革开放也有30年，至今仍实行人民不能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间接选举制，连最基层的乡镇长除个别试点外都尚未由人民进行直选。由于官员无需对人民负责，也不受人民监督，官员的腐败也就无法消除。

再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说，人大是监督政府的权力机关，建国时《共同纲领》就规定，我国人大代表应通过普选产生。但数十年过去了，至今还是实行由党召开会议协商提名候选人，然后逐级选举，而不是由普选产生。同时长期以来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安排了大批英模人物、文艺界明星和政府官员，英模人物和文艺界明星没有参政议政的经验和特长，很难履行人大代表监督政府的职责。至于由政府官员担任人大代表，更等于自己监督自己。

再就民主党派与中共“互相监督”而言，党的主要领导人十分重视民主党派对执政党的监督，但在执行中却变成有名无实，我最近与某党派一位省级负责人进行了交谈，我问他：你们是参政党。对执政的共产党担负着监督的责任，在这方面你们做得怎么样，取得哪些成绩?他坦诚地对我说，多年来中共官员中的腐败问题比较严重，我们很想在监督方面做点事情，却无能为力。首先我们不知情，我们名为参政党、但没有成员在政府中任职，政府官员中产生的腐败我们无从知道，纪检部门掌握的情况也不愿让我们知道；其次，我们缺乏监督的手段，监督干部和打击腐败都要运用舆论工具，中共各级组织办的党报很多、几乎成灾，而我们8个民主党派却没有公开出版的报纸，无法行使监督权；另外，我们民主党派是在共产党同级组织的领导下进行工作的，有时我们虽然从本组织成员中听说中共某领导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我们没有第一手的证据，又没有能替我们绝对保密的渠道让我们将这个情况报告上级有关职能部门，因此我们不敢随便揭发，被领导者揭发领导者的问题风险太大，若被领导者本人知道了就要遭受打击报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谁都不敢揭发。他还告诉我，正是由于这些方面的原因，全国各地民主党派都未能充分发挥监督作用。最近几年全国处理了大批贪污受贿的官员，但没有听说过有一个是由我们民主党派揭发出来的。

我长期研究中共与民主党派合作的历史，我知道建国初期的合作并不像现在这样，那时各民主党派也是参政党，但他们都有人参加政府，担任实际的领导职务。比如以民盟为例，民盟主席张澜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民盟领导成员沈钧儒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章伯钧、史良分别被任命为国务院交通部长和司法部长，还有不少民盟成员分别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其他各部门的领导职务。因此他们除了能够领导好他们负责的本部门工作外，在与中共共商大政方针和对执政党监督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现仅举一例：1956年春，广西部分地区因党政部门官僚主义严重，使当地有些受灾农民没有及时得到救济而被饿死，并导致大批灾民离家逃荒；事件发生后，当地官员以高压手段严格封锁消息，不准向上级反映。民主党派当时在组织上是独立的，不受当地中共同级党委的领导，为了对人民负责，便向民主党派中央反映。民主党派中央又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反映，得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重视，立即调派干部前往调查，结果查明：在平乐、荔浦、横县等地，确实因缺粮饿死了550多人，并立即采取措施调运粮食开展救灾活动，制止了事态的发展。同时，又对省地县三级有关领导人进行了党纪国法的严肃处理，并在各大报上予以公布，使其它地方引以为戒，没有再发生同类事件。而众所周知，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后，因实行错误政策，将民主党派定性为“资产阶级政党”，作为“改造对象”。故民主党派不敢再向中共反映真实情况，以致1958年实行人民公社化后全国大刮“共产风”和“浮夸风”，并对粮食实行“高征购”，造成了三年严重的大饥荒，各地都出现大批饿死人的情况，党内无人敢向上级反映，民主党派明明知道也不敢反映，致使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结果造成全国有3000多万农民饿死病死的空前惨剧。

以上事实，说明了多党合作制度如果执行得好，民主党派确实能在参政议政和对执政党监督方面发挥无可替代的重大作用；而如果执行得不好，处处以防范的心态对待民主党派，民主党派就不可能发挥重大作用，成为与中共“荣辱与共”的盟友，更不可能实现“肝胆相照”，这对我党执政是绝对不利的。东欧部分国家也曾有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它们的做法与我们大不相同，效果比我们好得多。

孙中山先生在流亡国外期间，曾认真研究过欧美各国实行宪政和政党制度运作的经验，他指出：“文明各国不能仅有一政党。若仅有一政党，仍是专制政体，政治不能有进步。我国皇帝亦有圣明之君，而吾国政治无进步者，独裁之弊也。故欲免此弊，政党之必有两党或数党相互监督。互相扶持”，“而后政治才有进步”。他又说，各政党在竞争中虽有“在位党”与“在野党”的区分，但都对推动政治进步不可缺少。政党“为代议机关或政府之脑海”，“凡一党秉政，不能事事皆臻完善，必有在野党从旁观察，以监督其举动，可以随时指明”，错误才能得到纠正。所以，孙中山指出，各政党既是“对党”，又是“良朋益友，彼此相待应如兄弟”。(《在国民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在东京留日三团体欢迎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二卷。)我认为，我党应该以孙中山先生对友党的态度来对待民主党派，改变目前有些人对民主党派的错误心态和不适当做法，切实执行我党中央曾一再强调提出过的：要尊重各民主党派在宪法赋予的权利和义务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上的平等地位，这样才能发挥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和监督党和政府的重要功能。

改革向何处去?现在正在十字路口

我国存在的腐败泛滥、官民对立、分配不公、贫富悬殊和既得利益集团阻挠改革等严重问题，只有依靠深化改革才能解决。如果不深化改革就会走回头路，走上歧路错路，弄不好就可能重蹈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各国的覆辙。

我感到，现在有些领导人似乎只看到我们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绩，而对政治体制中存在的各种严重问题和改革的重要性与迫切性认识不足。因而对深化改革缺乏足够的决心和魄力。有的人甚至认为深化政治改革已经没有必要，因而成为推进改革的阻力。

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在文件中明确宣布：“我党对宪政运动的立场，分为根本主张与临时办法两方面。我们的根本主张，是要真正实现新式代议制的民主共和国”，并“主张立刻实现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信仰自由之民主权利”，主张国民党政府在民国二十六年制定的“宪法草案必须彻底修改，使新宪法真正成为实现民主政治保障民权的根本法，而不是国民党训政的装饰品。”而且强调指出：“这种根本主张共产党是决不放弃的，即使一时不能实现，将来也还是要实现的。”文件要求全党要“广泛宣传我们的根本主张，并指出袁世凯、曹锟、吴佩孚均曾因反对宪政而招致灭亡的历史事实，指出没有宪政就会亡国的危险。”(《中央关于推进宪政的第二次指示》1939年12月1日。《六大以来》(上)1981年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党中央不仅是这样说的，而且是这样做的。抗战时期，党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全面地推行民主政治，建立了“三三制”政权和各级参议会制度，实行了普选制度，建立了保障人权制度，制定了民主施政纲领，得到解放区各界人民的热烈拥护，并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非常好的影响，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有人说：民主宪政只适用于西方，不适用于东方，特别不适用于中国。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抗战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农民，文化水平很低，但对当时解放区实行的民主选举却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游击区的人民冒着生命危险去投票选举自己信得过的干部，就是证明。当时能这样做，新中国建立数十年后的今天为什么不能这样做?人民的政治要求难道比那时反而退步了吗?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数十年来对追求民主政治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成为推动台湾政治进步的一个强大动力。台湾人民有这种要求，怎能说大陆人民就没有这种要求呢?

以上情况表明。中国今后的改革向何处去?目前正在十字路口，一方面有政治远见的领导人和广大干部群众强烈要求深化改革，热盼我国能早日实行宪政；另一方面有些人特别是既得利益集团，为了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和特权，正在阻挠改革的深化。我们认为如果不能深化改革，中国就会走上歧路，再次失去振兴中华的良机。现在许多有识之士都为此感到担忧。今后的改革能否深化，它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衰成败，也关系到我们每个炎黄子孙未来的命运。

2010年第9期　王元化与新启蒙

1982年3月，我被陈云派到中央组织部组建青年干部局，实现干部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首先通过十二大，清洗“文革”中坏分子，选出新的年轻领导人，当时称为选拔第三梯队。十二大结束后，立即全国换新的省部级班子，我参与其事。1983年初，上海成立新市委时，元化担任宣传部长。

元化是黎澍介绍我们相识的，了解他的“胡风分子”经历，在长年逆境中，坚持独立思考，未脱离本行，特别是研究《文心雕龙》。当年我也是不赞成批判胡风的，庐山会议后开除党籍的罪状中，就有这一条。我敬重元化还有一个原因，知道他的父亲是清华大学的教授，他是在清华园长大的。1934年我没有考上清华，乃生平遗憾。

记得江泽民到上海就任前，来我家辞行，我谈到上海不仅是中国经济的半边天，也是文化的半边天。这时元化已下岗，我建议他还可以起顾问的作用。后来知道，元化确受到尊重。听说有这样一件事：元化的夫人张可是研究莎士比亚的专家，他们夫妇合译的《莎剧解读》出版后，江泽民曾打电话要了一本。

关于我同元化的交往，现在记得的有三件比较重要的事，第一件就是创办《新启蒙论丛》。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后，全国思想界面貌焕然一新。胡乔木和邓力群极为不安，胡乔木首先发难，反对周扬、王若水等谈“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认为社会主义没有异化现象，个人崇拜、贪污腐化、以权谋私、变公仆为主人等等，只是“消极现象”，都不算异化。给人道主义戴上“唯心主义”的帽子，实际上是要保护人道主义所反对的神道主义和兽道主义，两者正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特征，想以此来掩盖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并对当事人进行了严厉的组织和行政处理。后来他们还搞“反对精神污染运动”，被胡耀邦、赵紫阳很快制止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一直影响到八九年那场“风波”了。

当时我们这些不同意胡乔木和邓力群的左倾观点的人，都认为应当在思想理论领域中彻底澄清他们的错误，必须重新大举五四运动中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从而走上实施宪政的国家现代化的大道。《新启蒙论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

大约在1987年下半年，元化来北京见到黎澍和我时，我们就谈到创办这个丛刊的设想。我们的共同想法是以此进一步解放思想，造成全民族的新启蒙运动，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由元化担起主编的职责，由黎澍、于光远、王惠德、李慎之、胡绩伟、秦川、王若水、李洪林、李普和我等人组成编委会；时任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新闻出版局局长的李冰封，在征得省委副书记焦林义的支持后，将出版任务交给湖南教育出版社(冰封原任该社社长)。冰封跟我是老同事，元化直接同他交谈的。

1988年10月，《新启蒙》第一期创刊，到1989年4月，共出了四期。第五、六期已经编好，由于来了那场风波，从第五期就被勒令停刊了。现在冰封将已出四期中和五、六期中重要文章的一些内容和目录，以及有关情况写信告我，特摘录如下：

第一期有两篇重要论文：童大林的《中国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运动》，王元化的“为五四精神一辩”。

“新启蒙笔谈”中，刊登了夏衍、邵燕祥、金观涛、高尔泰等八人的有关文章，阐述何谓“新启蒙”。夏衍在文章中强调“新启蒙”要重提科学和民主，迎接时代的挑战，不能错过了目前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邵燕祥则明确提出：“思想文化的启蒙，意味着对原有结论的审视扬弃，过时的传统观念的更新，旧的思维模式的超越；重新认识历史和观念，中国和世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以及毛泽东思想。”(第四期)

讨论异化和人道主义，作者们发表的意见，都不同意胡乔木的论点。先刊出王若水的《论人的本质和社会关系》，认为马克思的论点是：人的本质是自由，自由只能在社会中获得，但社会关系也会异化；人的“存在”也会同人的“本质”相矛盾，从而使人不成其为人。随后又刊出王若水的《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异化吗?——答复和商榷》，正面反驳了胡乔木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异化的奇谈怪论。此外，还刊出了高尔泰的《论异化概念》(第三、四期)，从哲学史的角度，阐述了异化概念。

发表了李锐的《庐山会议的由来及教训》(第四期)，此文即《庐山会议实录》的引论与结束语部分。《实录》一书此时已决定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和春秋出版社(中央党史出版社的副牌)联合出版，先内部发行。此文刊出后，引起广大读者的关注，各地发行机构纷纷来电、来函要书，一时供不应求。

最先发表顾准的《希腊思想与史官文化》一文，并最先向读者介绍顾准其人。王元化在第二期“编后”中写道：“顾准很早参加革命，但命运多蹇，在流离颠沛的黯淡生活中度过了二十多年的悲惨生涯，于“文革”中身故。编者曾读了他的大量遗稿，对他十多年前处于封闭环境中所写的这些有见解的文章，不得不感到惊讶和赞佩，尤其在一系列论述民主问题的文章中的某些观点，今天看来仍堪称为先进的卓识。”

在被勒令停刊的第五、六期中，有如下一些文章未能同读者见面(底稿也找不到了)：于光远的《关于当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若干基本概念》，苏绍智的《对资本主义的再认识》，于浩成的《权力与法律》，黎澍的《新文化与传统文化》，王元化的《启蒙与人的觉醒》，邵燕祥的《文字狱传统在当代》等十余篇。

1989年1月，元化到北京，开了一次关于《新启蒙》发行问题的座谈会。会后，就有各种谣言散布，公安部门就到湖南出版局调查这个丛刊的发行情况。一时风雨满楼，传言湖南省委要查封这个刊物，事实上也调去五、六期原稿审查，就这样不许出版了。“风波”以后，首先抓了李冰封开刀，安上了一系列罪名：“背离党的出版方针，批准出版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籍”。“推荐和批准出版有资产阶级自由化‘精英’人物撰文和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新启蒙》”。“宣扬了一系列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观点，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精英’人物制造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作舆论准备提供了阵地。”对于光远、黎澍、曾彦修和我一些老同志创办的，由李冰封安排出版的《社会主义初级理论探索丛书》，认为这些书都是“自由化”的，都是为“制造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作舆论准备”。于是，李冰封受到“留党察看并行政降级”的处分。后来，中纪委曾批示要对李冰封错案加以复查，湖南只是草草应付一下，迄今未予纠正。

冰封在信中说，王元化当时对这件事如此评说：要说“左”，那时，全国都“左”，但像湖南省一级这样左得稀里糊涂，左得愚昧无知，左得莫明其妙的，恐怕还很少见。

第二件事。1994年，《顾准文集》出版(这本书是顾准的弟弟陈敏之编的)，有元化的序言，他立即送给我一册。在这之前我只读过《新启蒙》上那篇文章，不太了解顾准其人其事其文。元化早年曾经在顾准领导下工作过，他说顾准的思想超前了十年。我读了《顾准文集》以后感到，不止同一般学者相比，顾准的思想大大超前；同善于思考的学者相比，顾准的思想也是超前的。我同孙冶方是对门邻居，很谈得来。他50年代就倡导尊重价值规律，是很重要的贡献。现在才知道，他是受顾准的启发，顾准比他更厉害。赵紫阳读了顾准的书，也向我称赞顾准是一位了不起的思想家。为此，我在《东方》杂志1996年第二期发表了一篇谈顾准的长文《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文中有三个小标题：受难使人思考，思考使人受难；对这100年的历史应有个反思；敢于思考最根本的理论问题。不料这篇文章发表以后，有人向我发难：“请求党中央审查李锐，问他还信不信共，不信就送客。”中直机关党委还将此信转交与我。我只得又写了一篇四千字的答辩文章：《小风波与大悲哀》，其中刊登了发难者对我“质疑”的五个观点(即刊《东方》原文中)：“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也有空想”：“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制度不能容纳的产物”；“可以说，从马克思到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过分强调了阶级斗争的作用”；“迷信精神变物质，上层建筑改变经济基础，苏联失败了，斯大林失败了，毛泽东也失败了”；“列宁所痛斥和批判的第二国际，在北欧、西欧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倒是注入新的血液，也影响到北美，使资本主义并没有到‘垂死阶段’，资本主义生产力尤其是科学技术的作用，还在进步发展中。”在文中我最后写道：“这次小风波引起我的大悲哀在于：时至今日，‘左’的东西仍有市场，类似‘文革’的‘左’的阴影仍未消散；市场与阴影，上面有，下面也有，社会上有，机关内也有。可是，同这种市场与阴影一直作斗争的人与文，包括我这个人及其文，却仍不免遭受明箭与暗箭的攻击，使人感到似乎有人还想搞以言治罪。”

第三件事是，元化好学深思，对重大问题常有独到见解。上世纪90年代，中共十四大前夕，我曾写过一篇八万字长文：《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刊在月刊《桥》1993年第1期，改题名：《悲剧，晚年毛泽东》，一次刊完。不幸的是，由于刊登了这篇文章，这个办了五年多的畅销刊物，就被停刊整顿了。元化读后，写给我一封六页纸的长信，下面都是他信中的话：

你选择的题目是极“左”思潮的关键。毛的失误不是因他教条地理解了马克思著作。我党左的错误往往出于教条主义，而他不是。他的理论有极强的个性色彩(你说的浪漫主义是对的)。他使用的语言也都打下他个性的烙印。就气质说，他决不甘为人后，在思想上即表现为不模仿别人，纵征引经典。也必夹己意，出自他自己心裁的创见。他是怎样失足的，其中原因错综复杂，一时说不清，要掌握大量资料长时间的研究，方才探知其底蕴。

我要补充的一点是，他的“两论”是他的理论根底，除你文章所涉及的“精神变物质”外，我对你说的斗争哲学再作如下补充：

毛比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评主义》更进一步，把实践作唯一标准，而他所谓的“实践”，又是一极为狭窄的范围，他用知性分析法把复杂的、丰富的东西经过抽象，舍弃其具体的血肉及细节，最终归结到一个概念中去。这种方法也来自传统的理学。如陆象山在鹅湖之会上与朱熹辩论所提的支离事业竟浮沉(嘲朱熹的繁琐)，称其为“简易工夫终长久”。这二字大概也由他而波及其他老同志，无形中成了党内思想的一种模式。此话说来话长，容见面时详陈。总的来说，毛的思想方法是知性的分析方法，则往往将生动的、具体的、复杂的、丰富的东西化约为一种平板的苍白的概念。照毛化约的结果，实践最后抽象为“斗争哲学”。这与其说他性格好斗，毋宁说他的好斗是贯彻了他的实践哲学观。可是，斗争毕竟只具有普泛意义。如何斗?也就是说斗争必须选择一种最佳形式来进行，才能落实。毛所选择的最佳形式即他的一大发明：一切通过搞政治运动来实行，这就是“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由来。以运动贯彻斗争哲学的理论与实践是属于毛自己的。马恩列斯均无此说。如果一定要探其渊源，我认为是汲取总结了农民运动的经验，那篇列于卷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不仅已露端倪，而且成了四十年后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性蓝图。农民运动的经验加之他在党内积累和经历，明乎此，就可以理解曾经使我大惑不解的为什么建国以来运动一个一个不断，明乎此，也可以理解何以与人斗通过运动，与天斗与地斗为什么一定也要通过运动。回顾一下四十多年的历史，还没有一种政治行为不是不通过运动来进行的。毛根据自己的经验，认为任何事都是斗争，认为世界上没有对立的情况是不存在的。他撰写《矛盾论》时苏联正在批判德波林的理论，后来他也发动过一场批判合二为一观点的运动。《矛盾论》直言不讳：差异即是矛盾，这是他斗争哲学的核心。在此种思想的专横统治下，解放以来，我们的教科书看不到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的“多样的统一”了，既然矛盾无处不在，对任何一个问题就要通过斗争去克服其中的矛盾。毛曾说：“综合就是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这样阐释科学方法和哲学概念的综合，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毛从农民运动和革命经验，摸到这样一类规律：政治运动是进行斗争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用政治运动去进行斗争，是发动群众，调动群众积极性最便利的手段，力量大，速度快。他认为运动是使人净化达到轻个人重集体的惟一途径。群众只有在政治运动中才能提高认识，受到教育(即毛的实践出真知)。

为了写这篇纪念文章，我翻箱倒柜，好不容易找到这封信。本世纪初，曾接到上海来信，要给元化编书信集，我曾找到十多封元化给我的信寄出，大都是交流思想认识的。这些信我是否留了底子，也记不清了，这次只找到这一封多么重要的长信。

元化一生笔耕不辍，思想独立，精神自由，贡献甚多，尤其人文科学方面。他的许多著作，我没有都细读过，更谈不上研究。他70岁的时候，我曾写了一首诗向他祝贺，以表我的敬仰心意：曾经刺额寻寻觅，因得文心瓣瓣香。思辨精神随老壮，一枝犀笔更锋芒。

2010年第9期　悼念朱厚泽同志

朱厚泽同志的辞世，对我来说并不完全感到意外。但当真的变成了现实，精神上还是受到沉重打击，以至有好些天神魂不定，脑子一片空白。一想起他就心里难受，就悲痛莫名。想写点悼念文字，也不知从何说起。只是暗自长叹：一颗伟大的心从此停止了跳动。应该说，这确实不是一颗平常的心，而是一颗特别强烈的忧国忧民的心，一颗中国人的良心。

一

对厚泽逝世不完全感到意外，是因为我和他的一些生前友好从他发病之日，也就是2008年12月10日他的口腔活检说明细胞已有变异的时候起，就一直关切他的病情发展，所以情况都是基本了解的。虽然北京医院经过会诊和手术切片，肯定他得的不是癌。而只是非典型中度增生，但是大家总还是不太放心，总要经常打听他的病情变化。当然，开始时人们并没有看得那么严重，他自己也显得并不十分在意，仍旧东跑西奔，参加各种活动。单是这年年底最后半个多月，我就和他一起参加了两次聚会。一次是12月12日他找李锐、胡绩伟、冯兰瑞等一些人研究和布置编写纪念胡耀邦逝世二十周年文集；一次是12月30日十多位老同志年终聚会。这还不算他参加而我没有参加的其他活动。

进入2009年，一方面是厚泽的病情发展和几次住院动手术，牵动着朋友们的心；另一方面是他仍像往常一样关注和研究各种问题，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粗略计算，一年间光是我和他一起参加的聚会就有十多次。但他的病情却更让人担心。6月已查出口腔增生为鳞癌，需要动手术切除。7月lO日他给我来信说，“我周二作切除。今早去医院，病理切片结论要下周才能看到，只能耐心等待。大夫们表示无大问题，果真，那就更好。”很显然，查出癌症对他的情绪还是影响很大的。我注意到，他虽然还积极参加各种活动，也照旧参与发言和议论，但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不再总要背上照相机了。以前他参加聚会总是带着照相机，在会场走来走去，找好角度对与会者特别是发言者进行摄影。现在这些都没有了。这说明他虽然心胸开阔，仍旧忧国忧民、考虑着天下大事和一些学术问题，但终究对生病有了精神负担。在我看来，不但患癌症多起因于长期的精神压抑，而且得了癌症后，情绪的高低对于病情发展变化也有很大关系。根据个人的这种一知半解，我竞不揣冒昧，于8月14日专门去厚泽家进行劝勉。其实他比我更明白，所以没听我多讲，就把话题岔开，谈起了他的学历和文化程度，表现了他一贯的谦虚精神和把我当做知心朋友相待的态度。

由于北京医院开始一段时间的误诊和两次手术不成功，使厚泽的治疗耽误了半年多。到2009年下半年，虽然已诊断出口腔癌，但没能进行有效的手术切除。我也是干着急没办法，曾向他介绍过几种疗法，他也欣然同意，赴约时相谈甚欢，但没有接受治疗。我估计他赴约反倒是为了照顾我的面子。

但是这半年我们还是经常见面，参加各种聚会，直到今年1月他再次并长期住进北京医院接受放疗。2月4日下午，我和老伴去病房探视时，他的情绪还不错，谈了许多话，特别是谈到一些学术问题，兴致很高。没过几天，杜导正和吴思去看他，他特意叮嘱吴思转告我不要再去看他，说是快九十岁的人了，要自己多保重。很明显，他还在关心着我。不知是否由于放疗对免疫功能的杀伤力太大，不几天就听说他的病情急剧恶化，显得疲惫不堪，精神萎靡不振。我想，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少去打扰为好，只是请他的小女儿朱玫过一阵用伊妹儿给我介绍一下他的病情。没想到他的病发展得那么快，到4月份，朱玫已一再谈到他病情的恶化，到了报病危的程度。因此4月30日我们就设法“混”进高干病房，去探视了垂危的厚泽。差不多同时去的还有胡德平和高占祥。只听他艰难地对德平说，“要把胡耀邦思想研究好。”当高占祥提到自己在文化部是如何坚决贯彻执行“三宽”方针时，我曾补充说，“三宽”是中国当代史上一座里程碑。高占祥还大声对厚泽说，“你是个高尚的人。”他随即艰难但坚定地说，“大家都是高尚的人。”看到他呼吸困难，疲于应对的样子，我们难过地向他招手告别。这也成了我和厚泽的永诀。

5月9日凌晨，厚泽离开了他热爱的这个国家和世界。天亮后我听到噩耗，真是悲痛欲绝。我多年不曾哭泣流泪过，但在向他遗体告别时竟然老泪纵横，泣不成声，一直随着灵车，把他送进八宝山火化。我的悲痛，不只是由于个人失去了一位偏爱自己的良师益友，还深感中国失去了一位大思想家和大政治家。

二

我和厚泽认识，始于上世纪90年代。那时，原体改委副主任童大林创办了一个世界观察研究所，吸收了一批老同志如吴象、王殊、李慎之等参加，也有厚泽和我，十多二十来人。大约个把月聚会一次，讨论一些国内外专题。如果认为有建议向中央提出，也可推举专人起草，大家同意后上报。但多数情况是海阔天空，议论半天无结果而终。在这种会上，厚泽发言不多，但每次发言都堪称言简意赅。所以无论谈什么问题，大家都要提请他讲话。通过这种聚会，厚泽和我就很快做到了相互有所了解，也敢于互相谈论各种问题。

2000年，我出版了一本《论和平与发展时代》，分送世界观察研究所人手一册，随后也就此做过些议论。记得厚泽对我提出的时代观点评价颇高。他说，看来毛泽东把二战后的和平与发展时代判断为仍然是战争与革命时代，是他建国后犯一连串错误的总根子。而且回溯到过去，在时代问题上犯判断错误也是他的新民主主义论站不住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按照《新民主主义论》的说法，“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是资本主义决然死灭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二战后的世界形势发展不是证明正好相反吗?

随着接触和交谈的增多，我和厚泽的了解和友情也更加深了，特别是在政治和学术问题上已经到了什么都可以谈的程度。他的视野开阔，不但极其操心国内问题，而且也非常重视世界历史和国际形势。所以我们不但有共同语言，而且对许多问题的看法也相同。这也是我们能谈得来的一个原因。不过在接触中使我感到不安的是，他对我的过分看重和偏爱。

例如他去世后，他的一位生前友好戴宜生在悼念他的文章《何须念，清白自会留人间——忆厚泽》中就曾过高地提到了我。文中写道，“他(厚泽)鼓励我看更多的书，介绍我去看顾准、李慎之、何方、杨继绳等的著作，使我能从更高的观点去观察事物。”又如，2009年8月4日，许医农写信给我说，“8月2日去301探望厚泽同志，遵他之嘱找到《新华文摘》所发乐黛云(《时空巨变与文化转型》)、李喜所(《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近代史发展主线研究》)、刘家和(《关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与统一性问题一对黑格尔曲解中国历史特点的驳论》)有关中国近、现代史的三篇文章。厚泽认为：从毛、胡绳、范文澜全错了，从来不许触碰的所谓五四以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正是问题根源所在。应该由此人手破解理论错误。他开了个名单(李锐、何方、郑仲兵、雷颐、刘志琴、韩钢)。让我找到三篇文章后负责送达诸位，并希望诸位就这个问题组织一次讨论。”第二天我即复信：“同意厚泽同志意见。有何安排，请同我联系。”由于没人张罗，这事也就再无下文了。我们都辜负了厚泽同志的嘱托。最近还听到他的夫人熊大姐说，他在家会见来访客人时，曾多次推荐我的《党史笔记》。

厚泽对我的厚爱使我万分感激，也永世难忘。

三

厚泽去世后，他的生前友好写了不少悼念文章。我看到《往事》上刊载的题为《漫忆厚泽作新斯人》(以下简称《漫》文)的一篇，文字确实很好，也得到认可和表扬。只是我觉得在谈到所谓“党内民主派”，也就是一些老人，以及厚泽和他们的关系一类问题上，有些提法不很准确，愿根据个人体会进行商榷。

《漫》文把“厚泽的年龄不上不下”说成是他的“悲剧”，显然上纲太高，而且不知所云。至于通篇对老人们的议论就更不妥当了。这倒不是我自己因年届望九，所以要站出来说葡萄不酸，而是实在觉得文中描述和实际情况相差太远。为了不曲解作者原意和节省篇幅，这里全段照抄原文，只把自己的质疑和答辩放在括号内，供读者参考。

《漫》文谈到所谓开明派、民主派时写道：“一般而言，人们不在位时比在位时要开明一些，这些开明派多被称为党内的民主派、自由派。【这条规律恐怕是‘一般’不能成立的。因为‘党内民主派’并不很多，更不是由于不在位了就自然演变而成。】事实上，他们退位后的生活是在余热和过日子之间摇摆。过日子无多少理想可言，也无什么作为可言，而多跟身体检查的各种指标相关，跟血脂血压、心跳速率、脑部供血、骨质疏松、肝胆阴影……有关。【我常和这些老人聚会，就从来没有一次听说过这些‘相关’的内容，从来没有一个人在聚会时谈到自己的身体检查。如果说也有例外，那就是厚泽得癌症后大家关心和打探他的检查和治疗情况。】余热则是见马克思之前的作为，是他们风云一生的惯性。【能说民主派老人不畏艰险为自由、民主、宪政奔走呼号，只是出于什么“惯性”?】因此，他们是孤独的，又是坚持原则的，他们失去了跟社会更多接触的条件，但他们愿意听闻信息，喜欢定期热闹，哪怕是相互取暖。【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这些老人并不感到孤独，同社会接触的条件绝不比在位的人差。有的老人几乎是门庭若市，忙于应付来访的老中青各界人士。定期聚会更不是‘喜欢热闹’和‘相互取暖’。每次所谈，都是国家大事或某些历史和学术问题。】这就给了一些年轻好事之徒或有心人以机会，他们给这些老人提供聚会的机会、信息，请他们表态。因此开一句善意的玩笑，这些老人即使群居终日，言不及义，也会因名因信称义，这名或信就是他们眼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开明、民生、党内民主，等等。他们在群众中赢得了名声，被称为德高望重。好事者以结识他们为荣，以把他们的片言只语捅到媒体上网络上为正事。【这已不止是讥讽和诅咒‘民主派’老人了，而是连和他们来往的和支持他们的人也要统统骂倒。】”

《漫》文对一批所谓民主派老人的态度是这样，那么对厚泽同他们的关系以至厚泽本人的评论是否就客观公正了些呢?也不见得。请继续看原文。“厚泽先生的年龄较他们小，被这些资历高辈份高的老人理所当然地看做同类；厚泽先生有着传统的做人美德，故任劳任怨做一些跑腿的事，而把自己的思考、主张放到心底。”后面又进一步描述厚泽的精神世界说，“作为一个怀抱理想的共产党人，厚泽先生的晚年是忧郁的、孤独的，尽管他的生活热闹，日程安排得紧张充实，但他的思考少为外人所知。”

厚泽真的是这样吗?先看厚泽和“民主派”老人们的关系。

第一，厚泽把自己算作这些老人中的一个。这是《漫》文作者也承认的，并在文中引证了厚泽的话：“你们眼中的希望，是因为看到我们这些老头子还活着，所以你们有幻想，但连我们自己都不抱幻想。”不管这种没头没脑的话何所指，但厚泽承认自己是老人中的一个却是明确的。2007年lO月10日，所谓八老(李锐、朱厚泽、胡绩伟、李普、杜导正、吴象、宗凤鸣、何方)聚会，商谈大家如何对推动宪政民主能发挥一点作用的问题。会上宗凤鸣就公然提出，“李锐同志挂帅，朱厚泽同志副帅。”不管这些话是否合适，但总说明老人们绝没有把厚泽当跑腿的看待。

第二，厚泽参加老人们的活动是自觉自愿和积极主动的，任何人也找不出他受人驱使、只做“一些跑腿的事”的证据。例如编写纪念胡耀邦逝世二十周年文集一事，就是他挑头和推动的。我参加写作就是响应他的号召。其他人如李锐、胡绩伟等都是如此。只是由于他过分慎思严谨，最后将自己的文章撤了下来。在他去世后，作为纪念文集主编的张博树已将题为《全面改革的宣言书》的原文发表。类似事例还可举出很多。前面提到他要我们研究讨论近现代史就是一例。

第三，厚泽和老人们的关系是互相尊重的，甚至大家对他更尊重些。每次聚会，有两个人不发言是躲不掉的，这就是他和李锐。他的发言大家也非常重视。这也是我十多年亲自看到和亲身体会到的。

第四，厚泽是个光明磊落的人，在同老人们的来往和聚会中，并不是“把自己的思考、主张放在心底”，而是言简意赅，能揭示出问题的本质，而且往往讲得很尖锐。例如他在《炎黄春秋》创刊15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我要讲两句话。一句叫保持记忆；一句叫留存信史。一个失去记忆的人，是无法理喻的人；一个忘记了历史的民族，是无法预期它的未来的。”“一个失去记忆的民族，是一个愚蠢的民族；一个忘记了历史的组织，只能是一个愚昧的组织；一个有意磨灭历史记忆的政权，是一个非常可疑的政权；一个有计划地自上而下地迫使人们忘却记忆的国家，不能不是一个令人心存恐惧的国家。”这可不能不说是心底话吧?而且是要公开见诸报端的话，厚泽也是义无反顾。看了这些以后，能说“他的思考少有外人所知”?

《漫》文提到的“老头会”和所谓“签名上奏”之举，倒确有其事，但斥之为“乡愿”却未免太过分。其实，代人签名的老人都是著名的硬骨头，为坚持真理不怕开除党籍和公职。称这些铁肩担道义的老人为“乡愿”，合乎中国人的良心吗?至于这次签名上书，我也是被签名者之一，当时也颇有意见并向厚泽表示过。厚泽对这类事情想得很开。他认为，即使在大方向上(例如追求自由民主)思想一致的人，也会在一些具体问题的看法和做法上有不同意见。这样才是正常的。因此在朋友和同志之间也有个求大同存小异的问题，要做到相互理解和相互谅解，不能凡事都要观点一致、舆论一律。那是实际上行不通的。他还说了一句给我印象很深的话，就是“主张民主的人也不一定处理问题都会事事遵守民主程序。”这就是作为政治家的朱厚泽和《漫》文作者之间的差距。

四

将朱厚泽尊之为当代的大政治家，一点也不过分。他和那些常人政治家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单是竖立一座中国现代史的“三宽”里程碑，就足以使他永垂不朽。其实，更应强调的，他还是位大思想家。他的思想睿智，观察人微，又涉猎很广，在许多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和足以启示后人的观点与提法。但由于他过分谨慎，生前并未留下什么成套著作，即使一些整理成文的东西，他也因为仍不满意而压下来不让发表。例如在他去世后《炎黄春秋》刊出的《当今文化焦虑问题》和网上发布的《全面改革的宣言书》，就都是如此。我估计，他自己保存的或其他可靠友人保存的这类稿件还会不少。特别是一些半成品，例如他参加会议的发言提纲、谈话纪要，同友人谈时政或学术问题的来往信件，可以肯定还要多得多。这些合计一起，也许可以出若干本书。当然，这里有个搜集整理问题。希望他的一些生前友好和学生、同道，能够适当组织起来，同家属合作，把这件事情做好。既要广肆搜罗他的遗文，也要对公布的所有遗文进行梳理和把关。经过大家共同努力，编辑出几部《朱厚泽文集》来。

另一位中共当代的大思想家顾准，他的主要思想遗产就多是身后整理发表出来的。但愿在厚泽身后，人们也能克服困难，把他的光辉思想挖掘和整理出来，使之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财富，让大思想家朱厚泽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2010年第9期　中共历史上“反党集团”的结局

在中共历史上，曾经有无数人被打成大大小小的“反党集团”。这些人既有非共产党人，但更多的是共产党人；既有一般的干部、党员甚至群众，也有中共中央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既有入党不久的新党员，也有20世纪20年代就入党的老党员；既有文化、教育界的人士，也有党、政、军、公安、政法等领域的人员；既有已经被平反的，也有结论至今未变的。这是中共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但因为很敏感，至今没有人系统研究过。下面，就谈谈自己的一点看法，对这个问题做一点探讨。

“反党集团”概况

按历史时期划分，中共历史上的“反党集团”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一)延安整风时期：“反党集团”开始出现

在20世纪20至30年代，中共党内的斗争虽然很激烈，很多人被“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被打成形形色色的所谓“集团”，例如"AB团”、“社会民主党”、“改组派”、“第三党”、“托派”等等，但一直没有使用“反党集团”的名称。从现有的材料看，最早打成“反党集团”的，应该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被打成的王实昧、潘方、宗铮、陈传钢、王汝琪“五人反党集团”。中央政治研究室的成全(即陈传钢)与中央妇委的王里(即王汝琪)、中央研究院的潘方(即潘蕙田)与宗铮(即郭箴一)两对夫妇，与王实味之间本来只是同志或同学的关系，但因为在毛泽东发出整风的号召以后，成全向毛泽东写过一封信，提出要“整顿人风”，即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王里和潘方在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发表前后发表过一些与王类似的看法，在王实味被定为“托派”后，他们便被打成“五人反党集团”。

(二)1955—1956年：“反党集团”扩展到高层和其他领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开始在中央高层和其他领域打“反党集团”。由于这方面的材料开放很少，下面主要根据《人民日报》公布的材料，加以介绍。

从《人民日报》公布的材料看，建国后最早被打成“反党集团”的是高岗、饶漱石集团。不过当时的名字不叫“反党集团”，而叫“反党联盟”。在1954年2月召开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高岗、饶漱石的问题被揭露出来。1955年3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1956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社论，第一次公开宣布他们是“高饶反党集团”。这个集团后来也称为“高岗反党集团”，并扩大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这是第一个在中共中央高层打成的“反党集团”。

高岗、饶漱石被打成“反党联盟”不久，接着被打成“反党集团”的是胡风等人。胡风，现代文艺理论家、诗人、文学翻译家，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因为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送了一份30万字的《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就文艺问题陈述了自己的不同意见，195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中共中央提交《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要求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公开批判。1955年、1月26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5月13日，《人民日报》开始刊登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毛泽东还为此写了编者按语，断言胡风等人是“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5月18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胡风被捕入狱，并在全国各地逮捕路翎、牛汉等92人。从6月份开始，全国展开揭露、批判、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使2100余人受到牵连，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打成的第一个全国范围的、牵连广泛的“反党集团”。

在这个时期，基层也开始打“反党集团”。例如河北省武清县，1955年县委派工作组整顿县社供销时，将刘旭中、徐洪儒、陈巨元、阎永会等人视为“反党集团”，并让他们停职检查。

(三)1957—1958年：打“反党集团”进入高潮。“反党集团”遍及全国

随着反右派斗争的开展，一大批在“整风”运动中曾发言甚至根本没有发言的人，不仅被打成“右派分子”，还被打成“反党集团”。

当时打“反党集团”最多的似乎是文艺界。早在1955年9月30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就将著名作家丁玲、陈企霞定为“反党集团”。这个集团，包括丁玲、陈企霞、冯雪峰、艾青、罗烽、白朗、陈明。1958年7月1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中央作了《关于李之琏、黎辛、张海、崔毅反党集团处理意见的报告》，将对丁玲等人的处理有不同意见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兼中宣部机关党委书记李之琏、中宣部机关党委副书记黎辛等打成“反党集团”。7月2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了这个报告。定案结论中说：“这个反党集团的罪恶活动，主要是以阴谋手段推翻中央1955年12月对作协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报告的批示，策动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向党进攻，以及否定肃反运动，执行保护坏人、打击积极分子的恶毒政策。”

在反右派斗争中，很多地方都在文艺界中打了一批“反党集团”。例如在河北省文联，有以省文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刘艺亭为首的“反党集团”。在辽宁，有沈阳市文化局副局长、市文联主任王化南、《芒种》主编郭墟、《芒种》副主编吴山组成的“反党集团”。在吉林，有以导演沙蒙、郭维、吕班等为中心的长影“小白楼反党集团”，以及长影乐团“反党集团”。在安徽，有文联党组委员王影，《江淮文学》副主编、文联党组委员石青和《江淮文学》编辑部副主任、共产党员钱锋为核心的“右派反党集团”，以安徽省文联主席、中共安徽省文联党组书记、省委文教部副部长戴岳为首的“文联右派反党集团”省文化局有以陈仲、张熙才、余建民为主要成员的“反党集团”。在浙江，有以黄源为首的文艺界“反党集团”。在广东，有以广州市文化局副局长。中国音乐协会广州分会主席、中共音协分会临时党组书记李鹰航为首的“潜伏在音乐、美术界的反党集团”。在广西，有民进广西省筹委会副主任委员、省文联副主席胡明树，民盟广西省委委员、省文联副主席、广西师范学院语文系主任林焕平，民革广西省委委员、桂林市文联副主席李文钊结成的“反党集团”。在四川，有以《星星》编辑石天河为首，包括流沙河、白航、丘原、储一天、陈谦、遥攀、白堤、晓枫、徐航等一大群右派分子的“反党集团”。

在新闻出版界，当时也打了一些“反党集团”。例如《人民铁道报》社打了以副总编辑范四夫为首的“反党集团”注伯；通俗读物出版社打了以蓝珏、于干等为首组成的“右派反党集团”；在《鞍山日报》社，打了以副总编辑李惠众为首的“反党集团”。

在高校，当时也打了很多“反党集团”。例如中央美术学院的“江丰反党集团”；东北工学院以右派分子、民盟支部委员陈尚炯、岳从风和王裕生为核心的“右派反党集团”，以九三学社成员、工艺系教授许冶同为首的“反党集团”注∞；浙江大学由吴隆延、包德炜、李德进、史孝成、朱文伟等五人组成的“‘春雷’反党集团”；重庆西南师范学院的“董时光、罗容梓反党集团”。

在民主党派中，除了最著名的“章(伯钧)罗(隆基)联盟”外，还有“陈铭枢反党集团”注为。在各省的民主党派中，也有不少人被打成“反党集团”。例如在江西，不仅有中国民主同盟江西省主委许德瑗、副主委刘九峰等组成的“许、刘反党集团”，还有民盟省委副主任委员漆裕元组织的“反党集团”。在广东省农工民主党内，有包括云应霖、丘哲、李洁之、陈卓凡、廖嗣兰、杨飘棠、黄大锵等七人的“右派反党集团”。

在中央机关中，这时也打了不少“反党集团”。例如司法部有以副处长王左平(共产党员)为首的“反党集团”，监察部有以王翰为首的“反党集团”。

各个地方打的“反党集团”就更多了。例如在安徽，有以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李世农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在广东，有“云应霖反党集团”、“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和以冯白驹为首的“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在广西，有以民主促进会的成员胡明树(省文联副主席)、刘牧、秦黛、陈宪章为核心的“反党集团”，以前广西省委常委、广西省副省长陈再励为首的，包括前省委常委王梦周，前省委委员廖原、骆明、王浩，候补委员廖联原等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集团”；在四川省水利厅，有以农工党员叶嘉禾为首的九名“反党集团”；在云南，有以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郑敦、副部长王镜如为首的“反党集团”；在贵州金沙县，有以副书记李乃蔚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在甘肃，有以原省委常委、副省长孙殿才，原政法党组书记、副省长陈成义，原省委委员、银川地委第一书记梁大均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以及“陈时伟、杨子恒、蒋云台等反党集团”。

(四)1959—1965年：在“反右倾”等运动中继续打了很多“反党集团”

在1958年8月于庐山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后，很多机关和地方也都打了很多“反党集团”。例如水利电力部党组打了“以李锐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外交部打了“张闻天反党集团”；福建在“反右倾”中把省长江一真、副省长魏金水打成了“反党集团”；1959年10—11月，中共正定县委打了以杨才魁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

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反党集团”的罪名更多了。例如总政治部主任谭政被诬蔑为“反毛泽东思想”，被打成“反党宗派集团”，撤销了他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因小说《刘志丹》，被打成“习仲勋反党集团”；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孙冶方、张闻天等因为提出预告尊重价值规律等问题，被打成“孙冶方、张闻天反党集团”；提出重庆市萧泽宽、李止舟、廖世俊(廖伯康)，因向中央反映四川大量饿死人的真实情况，被打成“萧李廖反党集团”。

(五)“文革”时期：打“反党集团”进入第二个高潮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就被打成“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接着，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因写《三家村札记》，被打成“‘三家村’反党集团”。不久，整个中共北京市委被打成“旧北京市委反党集团”。在这之后，各地打成“反党集团”的就更多了。

到“文化大革命”中后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原来把无数人打成“反党集团”的人，也被打成“反党集团”，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林彪反党集团”和“江青反党集团”。

“反党集团”的结局

历史上被打成的那些“反党集团”，最后的结局大体上分为三类：

(一)彻底平反

这一类最多，绝大部分的“反党集团”都已经得到彻底平反。例如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为所谓的“彭德怀反党集团”平反。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国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又如因小说《刘志丹》被打成的“习仲勋反党集团”，1979年8月4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组织部《关于为小说

再如关于1959年反右倾整风运动中水利电力部打的“以李锐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水利电力部党组在1979年作出《关于对“李锐反党集团”平反的决定》，明确指出：“当时部党组对上述同志是以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反党集团’来进行批判斗争和组织处理的。这些同志被错误定为‘反党集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把他们对水利建设、水电建设和三峡规划的方针政策和重大技术课题的不同意见，视为反党、反中央、反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把他们之间的正常的工作关系和同志关系，视为非组织活动的‘集团’，以致作出了错误的决定。其结果，不仅使这些同志长期蒙受不白之冤，身心受到不同程度的摧残，遭到不公正的待遇，也使水利电力事业(主要是水电建设)受到不应有的损失……”。

又如广东打的“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和以冯白驹为首的“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1979年8月17日，中共广东省委向中央上报了《关于复查地方主义案件的请示》，还附去省委《关于复查地方主义案件的通知》，明确指出：“1957年至1958年在反地方主义斗争中，省委当时认定古大存、冯白驹两同志‘联合起来进行反党活动存在一个‘以冯白驹同志为首的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有的地方也定了一些地方主义反党小集团。现在看来，这些结论都是不当的，应予以撤销。”中共中央1979年10月19日对广东省委的请示作了批复，认为“广东省委通知中对过去反地方主义的分析意见是正确的”。1982年4月17日，中共广东省委又向中央纪委并中共中央上报了《关于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问题复查结论的请示报告》，“建议中央撤销对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原处分决定，恢复他们的政治名誉”，从而为他们彻底平反。

对于由毛泽东亲自定性、牵连甚广的“胡风反党集团”，中共中央和有关部门后来也逐步平反。1978年底，有关部门撤销对胡风关于无期徒刑的原判，宣布释放。198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认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的一件错案，中央决定予以平反。凡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的人一律改正，恢复名誉。凡因“胡风问题”受到牵连的，要彻底纠正。1988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又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说有关部门近年来对胡风的文艺思想等方面的几个问题作了复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同意复查结论，对其文艺思想、宗派等问题作了澄清和说明。这样，“胡风反党集团”不仅获得了政治上的平反，文艺思想等方面也得到了彻底的平反。

(二)作为“反革命集团”已经平反。但对其中的主要分子没有彻底平反

属于这种情况的，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被打成的王实味、潘方、宗铮、陈传钢、王汝琪“五人反党集团”。1982年2月2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作出《关于潘方、宗铮、陈传钢、王汝琪等四同志所谓“五人反党集团”问题的平反决定》，全文如下：

潘方、宗铮、陈传钢、王汝琪等四同志，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因与王实味来往较多，他们对党内某些现象、某些同志有过一些议论，被认为是“五人反党集团”，受到批判和审查。1945年、1946年中央社会部、中央政治研究室分别对潘方、宗铮和陈传钢、王汝琪四同志做了甄别结论，否定了一些政治问题。但仍有不实之词。

毛主席1950年7月在陈传钢同志的信上曾‘明确批示：“五人反党集团问题并无具体证据，似应予以平反”。但未能具体落实。“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几人受到冲击和迫害。现决定对潘方、宗铮、陈传钢、王汝琪四位同志参加所谓“五人反党集团”的问题，予以正式平反，推倒强加给他们的一切不实之词，撤销对潘方、宗铮两同志的处分，恢复名誉。对因他们的问题受株连的亲属子女，一律发出通知，以消除影响。

这个决定回避了王实味本人的问题，但明确说明王实味“五人反党集团”是不存在的，从而为“五人反党集团”平了反。

关于王实味的问题，李维汉虽然在1980年就提出要把他的问题搞清楚，“如果是错案，即使人死了，该平反仍然要平反”，但迟迟没有平反。1986年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对毛泽东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的王实味作注释时说：“关于他是国民党探子、特务一事，据查，不能成立。”这实际上非正式地为王实味的“国民党探子、特务”问题平反。1991年2月7日，公安部发出《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其中指出：

经复查，王实味同志1930年在沪期间与原北大同学王凡西、陈清晨(均系托派分子)的来往中接受和同情他们的某些托派观点，帮助翻译过托派的文章。在现有王实味的交代材料中，王对参加托派组织一事反反复复，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1946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

这个复查决定，虽然对王实味的托派问题平了反，但可以看出仍然认为王实味是有政治错误的，定王实味为托派分子似乎也有根据，说明对他的平反并不彻底。

(三)仍维持原结论的

属于这种情况的主要有三个，即“高饶反党集团”、“林彪反党集团”、“江青反党集团”。

对于“高饶反党集团”，除了高岗、饶漱石两人以外的其他主要成员虽然很快就安排了工作，实际上为他们平了反，但对于“高饶反党集团”及高岗、饶漱石两人始终没有平反。对于“林彪反党集团”和“江青反党集团”，也一直维持原来的结论，并于1981年对其主要成员进行公开审判，除摔死的以外，都判了刑。

关于“反党集团”的几点思考

从上述情况来看，中共历史上打的“反党集团”是很多的，而且绝大部分都是错误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对于什么是“反党集团”，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党纪规定或法律的界定。　按理来说，要打“反党集团”，首先应该对“反党集团”有一个明确的规定或法律的界定，达到了这样的标准才能叫做“反党集团”。但是，查遍中国共产党的所有文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法律，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关于“反党集团”的规定或界定。既然没有明确的规定或界定，那就没有限制了，只要领导人认为什么人与自己看法或行动不一致，就可以把他们打成“反党集团”，从而把无数根本不是什么“反党集团”的人打成了“反党集团”。

从实际情况来看，那些已经平反的“反党集团”，毫无疑问都不是真正的“反党集团”。即使有的仍维持原结论的“反党集团”，严格来说也不能叫做“反党集团”。例如“高饶反党集团”，作为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高岗，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饶漱石，真的会反对中国共产党吗?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他们还能谋取更高的职务、更大的权力吗?实际上，他们的活动不过是为了谋取更高的职务、更大的权力，并不是在反对中国共产党。高岗、饶漱石也没有多少组织上的联系，很难说他们是一个“集团”。因此，还不如说他们是进行非组织活动或阴谋活动更好。

至于“林彪反党集团”和“江青反党集团”，则是另外一种情形。这两个集团完全是由一批野心家、阴谋家等组成的，在“文化大革命”中罪恶累累，犯下了滔天罪行，给国家、人民和中国共产党都造成深重的灾难，称他们为“反党集团”或“反革命集团”，并不能准确反映出他们不可饶恕的罪行。

第二，对于什么人、什么机关才可以打“反党集团”，也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和法律的界定。

按理来说，对于什么人、什么机关才可以打“反党集团”，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即只有掌握这种权限的人或机关才有这样的权力。但是，查遍中国共产党的所有文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法律，从来没有一个这样的规定。

从实际情况来看，历史上的“反党集团”是由各种各样的人或机关打的。其中有中共中央委员会打的，有中共中央的部门打的，有中共中央的领导人打的，有中国共产党的省委、县委打的，有国家机关或党组打的，有群众团体的党组打的，还有很多说不清是什么人、什么机关打的。既然什么人、什么机关都可以打“反党集团”，那打成的“反党集团”当然无法控制了。

第三。对于要不要经过法律机关的审判才可以打“反党集团”。也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和法律的界定。

按理来说，要打“反党集团”，只有经过法律机关的审判，根据其确切的罪行才能确定，不能什么人、什么机关不经过法律程序，就可以随随便便地将别人打成“反党集团”。但是，查遍中国共产党的所有文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法律，从来没有一个这样的规定。

从实际情况来看，历史上的“反党集团”绝大多数都是没有经过法律机关审判的。经过法律机关审判的，只有“林彪反党集团”和“江青反党集团”。但对他们的审判，都是在他们被定为“反党集团”很多年之后才进行的，那只不过是对他们罪名的法律认定而已。既然不要经过法律机关的审判，领导人和领导机关就可以随便把别人打成“反党集团”，那打成的“反党集团”当然就无法控制了。

第四。中国共产党打“反党集团”。受到苏联共产党的深刻影响。　苏联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大搞肃反扩大化，打了很多“反党集团”。其中比较早的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反党联盟”。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中，又打了以皮达克夫、拉狄克为首的“反苏托洛袄基中心”，以苏联元帅、前国防副人民委员图哈切夫为首的“反苏军事中心”，以政治局委员布哈林、前人民委员主席李可夫为首的“右派一托派反苏联盟”，由叶戈罗夫等苏军元帅组成的“平行的军事中心”，由科西奥尔等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组成的“平行的布哈林中心”等。这次运动混淆了敌我关系，错杀了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到1938年底，联共十七大中央委员中有三分之二(83人)被捕和处决，1966名代表中有1108名遭到逮捕或关或杀或流放。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又把苏共中央领导人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打成“反党集团”。苏联共产党的这种做法，不可能不影响到中国。中国共产党内开展的反“托派”的斗争，就是直接受苏联“肃托”斗争的影响开展起来的。除了“反党集团”外，中共历史上的“反党”问题，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这里就不多说了。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共产党内打“反党集团”是在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出现的历史现象。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历史上再没有多少人被打成“反党集团”。这是社会的进步。愿这样的历史现象以后不再重演。

2010年1月8日

2010年第9期　瞿秋白是如何平反的

在“四人帮”被粉碎后，为了给父亲能早日昭雪，我开始走访父亲的老战友和许多老前辈，这一部分我是凭记忆按走访的前后记叙下来，可能会感到乱，但这是历史事实。

我走访的第一位老前辈是陆定一同志。当时陆老刚被解放住医院，我去探视他，我问他：为什么我父亲被诬陷为叛徒?他对我讲了下述情况：大约1964年，他当宣传部长时，毛主席问他要我父亲写的《多余的话》。陆老给了主席香港出版的司马路著的《瞿秋白传》和《多余的话》。主席看过之后对陆老说：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有没有秋白亲笔写的《多余的话》?陆老说，还在解放区时，李克农同志曾说，外面有人要卖给我们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是原稿，问我要不要买。我说，这是伪造的，不要买……周总理曾对我说过，他看见过，确是瞿秋白的笔迹。毛主席对陆老说，今后不要宣传瞿秋白了，要多宣传方志敏烈士。

之后我走访了杨尚昆同志，他原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他说：大约1962年主席看了《多余的话》对我说，“瞿秋白对革命有贡献，但临终前写了《多余的话》，这是消沉，最多是动摇，作为一个有学问的人，临终前还是可以谅解的”。我没有听到过主席说瞿秋白是叛徒，主席只说过：瞿秋白怀才不遇这样一句话。

我还走访了好多老前辈。走访过原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他说1963年初十来个人在刘少奇会客室，由刘少奇传达主席的意见说：瞿秋白是叛变了，中央传达最高意见，说适当的时候将宣布。后来下面同志议论，认为这个决定不怎么公道。

我去探望过薄一波同志，他问起我母亲的情况。我说妈妈被林彪、“四人帮”关押了近6年，被他们迫害死了。薄老听后流下了眼泪，他和妈妈共事过，很关心她。当我问起关于我父亲的事。薄老说，主席在六届六中全会上说过，盲动主义的责任加在瞿秋自身上是不公正的。这个责任应有共产国际罗米那兹负责。《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瞿秋白已有评价。主席还说，立三路线问题，经过瞿秋白、周恩来已经解决(96号通报)。瞿秋白当时是比较有威信的领导人，如果交他来搞，后来不至于产生像王明路线这样大的错误，就是由周恩来搞也不会发生王明路线。

我看望萧三同志时，他回忆1939年他回延安后见到毛主席，谈话中他谈起老战友秋白不幸牺牲，可痛可惜!毛主席沉默了许久，说“是啊，如他还活着，现在领导边区的文化运动该有多好呀!”

访问丁玲同志时，她说，我了解瞿秋白，早在，解放区时就看过《多余的话》，我认为在《多余的话》里没有叛变的意思。

冯雪峰同志的儿子冯夏熊对我说过：当红军要长征时，他父亲找毛主席问：为什么像秋白这样的领导同志不和大家参加长征?毛主席说：我也提过意见，但没有用，要问一下组织部长李维汉。

有一天我去北京医院探视廖承志同志。他说：“独伊，你应该写信给党中央要求给你父亲平反。”廖公是我父母的好朋友，“文革”后期很关心我和父母的平反问题，为此帮助过我。后来到医院去看望陆定一同志，把廖公对我说的意思告诉了他。他说你应该听廖公的话，给党中央写信。

过了几天陆老要我到医院看他，我到了他的病房，他说，我已写了一封信给陈云、黄克诚同志，请求为你爸爸平反，并把此信底稿给我看，其内容如下：陈云、黄克诚同志并转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说秋白是叛徒，我很怀疑，现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提出，请求复查此事，理由如下(一)瞿在被捕之后，写了《多余的话》情绪消沉，这篇东西，因周总理曾见过，确是秋白所写。但以此为根据，判定秋白是叛徒，则证据不足。因为它究竟不是自首书或反共宣言。(二)定秋白为叛徒的；是以谢富治为部长的中央公安部，时间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谢富治人品很坏，当林彪、“四人帮”走狗，诬陷了很多好人，对瞿秋白的叛变也拿不出可靠的证据，值得重新检查，不能轻率相信。(三)秋白被枪决，国民党曾发过消息，登过报。如果秋白叛变了。国民党必须大肆宣传。但这种宣传并未发生。

专致革命敬礼

陆定一

一九七九年二月一日

于北京医院

我看完此信后，陆老说，你赶快给党中央写信。回家后我就给党中央写了一封请求给我父亲平反的长信。

在这封信里，我提到1946年我母亲和我从新疆监狱释放回到延安，毛主席单独请朱旦华和我母亲吃饭，我也在场。毛主席关心地同母亲说到瞿秋白时说：“你放心好了，中央已经对他的问题做了结论了。”(指1945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不久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成立了复查我父亲问题复查组。中纪委成立复查组之前，在报刊上已有人发表一些文章，如黎澍呼吁应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给秋白同志平反，尤其是陈铁健的《重读多余的话》起到了为秋白同志平反的先导作用。后来复查组邀请陈铁健同志参加复查组的工作。

复查组组长孙克悠同志找我谈话，她说：你给党中央的信我们看到了。你放心，我们会实事求是的复查。你的姑妈也写了信要求给瞿秋白平反……

我和女儿想把问题搞得更清楚，决定去找杀害我父亲的宋希濂

宋希濂谈了他所知道的情况，他说秋白先生在狱中确实写了《多余的话》，委托参谋长向贤矩寄给他在武汉的朋友，向贤矩问我可否寄，我说可以寄。蒋介石派两个中统特务到长汀和秋白先生谈话，劝降，但他们从瞿先生那里没有得到任何东西。秋白先生对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坚定的。宋希濂说当时我直接审问过他，手下人多次审问过他，南京国民党组织部专门派人来审讯过他。他除了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并没有出卖任何共产党的组织和任何一个秘密共产党员。他写的《多余的话》，我印象很深，当时我看过的，这篇文章是瞿先生对往事的回顾和剖析，从文字上看情调伤感消沉，但不是对从事革命事业的忏悔。

宋希濂说他还在长沙中学读书时读过瞿先生访问苏联的文章，后来到广州在黄埔军校又读过瞿先生的文章，并听过他的报告，那时我对瞿先生曾经崇敬过，仰慕过。但是我当时肩上的国民党中将的军衔亦就是反动的政治立场，促使我对瞿先生采取了一些非常措施。

宋希濂劝过我父亲放弃共产主义信仰，说共产主义在中国行不通，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才适合中国国际。瞿先生说蒋介石背叛了革命，屠杀人民，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当宋希濂对我父亲说，时到今日，你还没有对我们讲一点有关共产党和匪区有价值的情况!瞿先生说。我对自己的处境十分清楚，蒋介石绝对不会放过我，自从你们知道我的身份之后，我就没有打算活下去……

瞿先生是唱着红军歌、国际歌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共产主义胜利万岁走向刑场的……

我们谈了约40分钟，回家后，把谈话记录整理后交给了纪律检查组，协助他们的工作。

复查组大约经过半年多的调查和复查了解了实际情况。他们走访了许多知情的老前辈和研究人员，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

当时有些老前辈在报刊上发表了回忆我父亲的文章，这些文章为父亲的平反起了舆论作用。

孙克悠同志告诉我，本来在即将召开的党的五中全会上拟为刘少奇和瞿秋白平反问题进行讨论和作出结论，但在五中全会上没有讨论有关瞿秋白的平反。她要我到京西宾馆找陆老，请他在会议上提一提有关秋白同志平反的事，我真的去了并找了陆老转告了复查组的话。他说我和刘澜涛同志一起都提了书面意见，但没有被大会采纳。这样一来五中全会没有讨论也没有通过有关瞿秋白的平反文件。

在这期间，我打电话给当时的宣传部长王任重，问为什么父亲的平反问题在五中全会上没有讨论，是不是因为毛主席定的十二号文件(文件中说瞿秋白自首叛变了)不好改，他回答是这样。当时“两个凡是”还起一定作用。

复查组走访了好多同志，在上海还召开了二十多知情人参加的座谈会，材料收集得充分。当时我想，如果在北京能召开这样的座谈会该是多么好!北京有好多了解秋白的老前辈。也刚好是父亲就义45周年快到了。我分别找了周扬、贺敬之、林默涵三位同志，给他们谈了我的这一想法，他们接受了我的意见并由中国文联向中宣部并报中央书记处写了一个报告，报告中提到由中国文联、作家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于6月17日下午三时在人民大会堂西厅举行纪念瞿秋白同志就义45周年座谈会，邀请一些老同志，文学艺术界和社会科学界的知名人士。座谈拟请周扬同志主持，请胡乔木、薄一波、陆定一、李维汉同志讲话。会后由新华社发布消息，由座谈会倡议；由毛著编辑办公室研究瞿秋白的著作，苋集瞿秋白同志的手稿编辑出版瞿秋白文集。有关文艺思想的著作，由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负责。组织几篇纪念文章在报刊上发表。

这报告很快被批准了，这样于1980年6月17日召开了纪念会，有300人参加了座谈会，由周扬同志主持会，他还做了题为《为大家开启一条光明路》的报告，这报告于6月18日见报。特别使人感动的是茅盾伯伯眼睛刚刚手术也赶来参加会议，他是坐轮椅被推进到会场来的。他说回忆秋白的文章我已写了，并在报上发表了，这里我不多讲了，我只想提一个意见，秋白同志给我们留下很多遗著，我建议把他的政论由文献编委会编书，而文学著作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字研究所来编。这是对秋白同志最好的纪念。他说完后，我们就推他回去休息。

这里我要提一下，茅盾伯伯非常关心我母亲的问题。“文革”期间我关在牛棚，为了设法给被关押的母亲平反，我请病假出来到茅盾伯伯家里避难三次。他和他的儿子韦韬及儿媳小曼热情的帮助和保护了我。我没有想到在白区工作的年代我父母在茅盾伯伯家里避难多次，而在“文革”期间我又不得不在茅公家里避难，当时母亲有病，她在监狱中需要吃药，需要向中央反映她的情况，能得早日解放。茅盾伯伯、胡愈之夫妇热情帮我找药，并创造各种条件以便给周总理写信。我从心里就非常感谢和感动，至今难以忘怀这深情!

座谈会上发言很踊跃，谭震林、李维汉、袁任远、曹瑛、温济泽都发言了，谭震林同志发言中提到，说邓小平同志说过，我们党内领导同志中只有秋白同志不搞家长制，他是最讲民主的。

李维汉同志发言说，我们党内从陈独秀到毛主席都搞家长制，唯独秋白不搞，他很讲民主。他还谈到八七会议后，因为国民党对共产党实行白色恐怖，我们就用“红色”恐怖来对付他们，因此犯了盲动主义错误。秋白犯错误是思想认识问题和王明的错误完全不一样。秋自在八七会后代替了陈独秀的领导，但他还是尊重陈独秀作为一个学者，尊重他的人格，会后还去看望他，与他谈话。

曹瑛同志的发言也值得一提，本来上级领导不同意他代表复查组讲话，但曹瑛同志说，他不代表复查组，是代表个人来发言，会上他讲了复查的结果。当时这样做是要有一点勇气的。

虽然正式平反文件还未下来，但这一次的纪念会和老前辈们在报刊上发表的纪念文章实际上已给父亲平反昭雪了。

后来平反文件传达时，只传达到党员，没有向群众传达，使我惊奇的是1998年一位在江西的老战友问我，你的爸爸平反了没有，我答早已平反了，难道你们的党组织没有传达过?她说，没有，我还不好意思问你这件事呢。

我们收集了近期发表的和以前许多老同志写的回忆我父亲的文章，并请人民文学出版社编了一本书，书名为《忆秋白》，是茅盾伯伯题写的书名。在这一本书中有陆定一、周扬、杨之华、羊牧之、瞿轶群、沈颖、郑振铎、王统照、叶圣陶、胡愈之、丁玲、茅盾、曹靖华、萧三、周建人、李维汉、郭沫若、吴玉章、马辉之、冯雪峰、许广平、史平(陈云)、夏衍、郑伯奇、徐特立、李伯钊、赵品三、庄东晓、石联星、刘英、温仰春、李霁野、瞿独伊的文章。以上同志绝大部分已不在世了，给后人留下宝贵的回忆。此书出版后，很快销完再版。

不久，中央文献编委会、文学研究所和人民出版社组织了两个瞿秋白文集编辑组，均由温济泽同志负责，文学编由王士菁和牛汀二位同志负责，政论组由丁守和同志负责。参加编辑组的同志们都是不脱产地、基本上是义务工作的。《瞿秋白文集》文学编，是在原来冯雪峰同志编的基础上，再增加了部分未发表的作品，共出版六卷。政论编，过去未出版过，完全是重新选编的。共八卷。父亲平反后陈铁健同志出版了《瞿秋白传》，王观泉同志出版了《一个人和一个时代》(也是瞿秋白传)。

在父亲就义50周年前夕，夏衍同志见到乔木同志向他建议能否在秋白就义50周年之际，开一个纪念会?这样1985年6月18日在中南海召开了纪念秋白同志就义50周年大会，由胡绳主持会议。杨尚昆同志做报告。报告中他特别的说明，因为秋白同志在生前身后都遭到不公平的待遇，因此不是在诞辰而是在他牺牲的日子开一个纪念会。杨尚昆同志对父亲的革命业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宣传家、中国的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瞿秋白同志平反后学术界在他的家乡南京、常州、徐州多次召开过学术研讨会。瞿秋白纪念馆每年编辑出版《瞿秋白研究》一书，一共出版了13集。，家乡常州成立了瞿秋白研究会。江苏瞿秋白研究会编辑出版了几期《瞿秋白研究文丛》和其他有关瞿秋白的书。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是人民写的。　我这篇文章以纪念先父，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一点真实的历史材料。

父亲的才思、他的理想，在错误路线的迫害下，过早夭折。每回忆于此，总让人痛彻心扉、怀念父亲，也是真正希望我们的国家今后尽量没有这样的遗憾!

2010年5月

2010年第9期　“皖南事变”后的一桩审查悲剧

1941年1月7日，“皖南事变”爆发，在突遭八万余国民党部队的包围袭击下，新四军浴血奋战7天后，终因寡不敌众、损失惨痛。经党史专家考证，“皖南事变”中，新四军有3000多人壮烈牺牲，4900多人被俘，3000多名战士被强迫编入国民党军队，1300余人突围。而这些突围成功的干部战士，大部分在很短的时间里又重新归队，成为新组建的新四军的重要有生力量和党的宝贵财富。然而，这些经过枪林弹雨、九死不悔的忠诚战士，竞也有被革命队伍怀疑、被审查而酿成严重失误事件的。其中，原军部作战科科长李志高自杀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政治悲剧。

李志高，湖南平江人，1929年，他15岁时就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经历过长征，是一个能文能武，写得一手好字、很有才干的好干部。1937年12月新四军军部成立后，李志高是第一批从延安派到新四军工作的干部，并跟随项英与赖传珠、李子芳、胡立教等同志一起抵汉口，筹建新四军军部。以后担任军部侦察科长和作战科长。1939年春节期间，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协同叶挺军长一起到新四军军部视察。新四军军部派出作战科长李志高、侦察科长谢忠良专程前往浙江金华，迎接周副主席和叶军长来到云岭，其间并与周恩来等领导人一起合影。“皖南事变”中，作为军部作战科长李志高是有战功的。突围成功后，他与第二支队参谋长谢忠良等新四军干部七八十人分别在皖南坚持数月，于4月中旬北渡过江到无为县，与曾希圣的第七师会合，并担任七师参谋长，谢忠良则担任七师55团团长。

1941年3月，重新组建的新四军军部在江苏盐城成立时，曾成立了一个审查委员会，专门审查突围后先后零星归队人员，看看内中是否有个别叛变投敌者的混入。尽管这些归队人员基本上都是党的忠诚战士，审查委员会在任务完成后随即被撤销，但在此期间还是发生了李志高被无端审查愤而自杀身亡的严重事件。

据《回顾新四军军部》一书记载，李志高、谢忠良二人自皖北突围后，曾给刘少奇写过一份关于副军长项英与参谋长局子昆遇害的真实报告，详细汇报了项、周二人被叛徒刘厚总杀害的经过。但是盐城军部根据突围干部中个别人提供的材料，却怀疑叶挺将军的被俘与项英、周子昆的被害，都与李志高等人有密切关联，因为他们是最后一批坚守在皖南的。材料未经核实，上边就认定李志高与谢忠良有内奸嫌疑，其中还牵涉到一些突围出来的很多同志。于是，军部派出锄奸部门的负责干部前往新四军第七师驻地，对李志高和谢忠良进行关押审查。在关押期间，李志高情绪极为抵触，竟于1942年1月3日自杀身亡，年仅28岁。

李志高是如何自杀身亡的?据相关的材料介绍说，当时李志高被关在无为县县政府的一间房子里，外面有一小战士看守。因为李志高以前也是部队领导，他骗小战士开门，抢夺了步枪后又进入房内，用步枪顶在下颚处开枪自杀。随后，军部随即查明这些事情与他们无关，立即电告七师，李志高、谢忠良不是内奸，应立即释放谢忠良等同志，恢复他们的名誉与工作。可惜的是，李志高没有等到为他洗刷冤屈的这一刻。

事后，军部参谋长赖传珠将这次审查失误事件对李志高的妻子实情相告，七师也为李志高开了追悼会。七师政委曾希圣说，李志高同志是个出色的参谋人才，死得太可惜了。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刘少奇，也为此事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他说：“我派保卫部长去了解情况，却没有及时了解进展情况，让好同志蒙受冤屈，导致李志高同志自杀。他们都是皖南突围出来的干部，是革命的火种。他们没有倒在敌人的枪口下，回到自己的部队却倒下了，痛心啊!同志们，这是我们新四军的悲剧啊!是我失职的悲剧啊{我没有及时保护他们，这是我的失误，在这里我诚恳地检讨，向受委屈的同志们道歉!向死难的同志默哀!以后绝对不能再发生这样严重的事情!请大家监督，再有此事，首先撤我的职。”

作为一个献身革命、连死都不怕的志士，是把理想与荣誉看得比自身生命还要宝贵的，他人生最大的失望就是不被党和人民信任，甚至还被当做敌人对待，这内心的痛苦与煎熬是常人无法想象的，所以李志高也只能以死来明志了。正如刘少奇所说的，像李志高这样对党和人民无比忠勇的战士，没有倒在敌人的枪口下，回到自己的部队后却倒下了。而且还是以自戕的方式来表示自己的清白与无辜，这该是多么大的失误。其实，翻看党史，把自己同志当做敌人来进行审查、动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历史事件，无论是在此之前的“肃AB团”，还是在此之后延安整风的“抢救运动”中，都是有过不少惨痛教训的。即便是在新四军内部，李志高事件也不仅仅是个例。

据史料记载，1938年，曾发生过一次错杀叶道志事件，这也是李志高本人所经历过的一个事件。当时军部特务营营长叶道志、徐长胜等三人，也是延安抗大调到新四军军部的长征干部，他们在红四方面军时曾任过师、团级职务，来到新四军后却被降级使用。叶道志先是担任四团副团长(政委)，后又改任军部特务营营长，徐长胜任特务营参谋，另一个则任东南区游击干部训练班教员。为此，这三人思想不通，认为在此处不受重用，准备仍回八路军原部队去，于是便携带新配给的驳壳枪以查看地形为名开了小差。军部知道后，极为震怒，立即派出侦察科长李志高带人追赶，并在景德镇将叶道志抓获，徐长胜被击毙，另一人逃脱后，回到八路军原部任职，建国后还被授予中将军衔。一个多月后，叶道志以“投敌叛变罪”被处决。因为他是四方面军的干部，公审会上，说他是企图叛变革命投降张国焘，但叶道志临刑前坚决否认是背叛革命，更不是去投降张国焘，只是承认对工作安排有意见，不经组织允许擅自带枪离开军部是错误的。这时，从延安同来的陶勇(建国后曾任海军司令员、中将，“文革”中自杀)，曾上书力保叶道志，说叶是他们南来的临时支部书记，在他们途经武汉时，得知张国焘叛变，大家均表示气愤，临时支部还专门开了批判会，因此叶道志不可能去投降张国焘。但陶勇的力劝无效，叶道志还是给杀掉了。同一个事件中的三个人，一人被击毙，一人死刑，一人脱逃成功居然后来还当上中将，明摆着就是一桩错案。1983年10月，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布文件，宣布枪决叶道志、徐长胜是“历史错案，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文革”期间，对革命队伍的审查则进一步升级和扩大化了，一大批像李志高那样以死来证清白的无辜者，竞还背负了一个“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罪名，而对李志高一案作过沉痛检讨的刘少奇也在对他个人设立的专案审查中被打倒。对革命同志进行审查的历史，就是这样在一次次人为地制造冤假错案、又予以平反昭雪的怪圈里循环往复着，甚至连作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也未能幸免，同样在这个政治怪圈里面轮回了一次。

2010年第9期　再谈公务员福利分房

本刊于2009年第5期发表了我写的《住房改革的由来和现状》一文，揭露了在国发1998【27】号文件规定的1998年7月停止福利分房的十多年后，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务院机关的公务员还享受福利分房的情况。此文发表后，收到了大量读者来信，有的十分愤慨，有的不相信有此种事情发生。事情已过一年，公务员福利分房的情况不仅没有遏止，反而愈演愈烈。对此，国内各种媒体十分关注。如果在网上搜索“公务员福利分房”，在0.028秒内，就显示出528000个相关网页。

我所揭露的情况仅是冰山一角

从媒体报道得知，我所揭露的情况仅是冰山一角。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调查，1998年房改以后，福利分房虽被明令禁止，但公务员系统内的变相福利分房一直没有停止过。

网上可以查到北京中直机关和国务院机关福利分房的种种方式和具体案例，现选择几个案例如下：

变相福利分房方式之一：低价团体购买商品房分给公务员。

案例：禧福汇国际社区(外交部团购)。地点，双井桥东南。团购价：6000元／平方米，新房市场价：33000元／平方米。周边二手房价：30000元／平方米。

案例：京投快线·阳光花园(市政府团购)。地点，丰台区大红门西路。团购价：6000元／平方米。新房市场价：25800元／平方米。周边二手房价：23000元／平方米。

案例：北京朝阳新城两限房项目——金隅景和园三栋楼座被农业部定向团购，数百套房源将以6000元卖给内部人员。该房市场价：40000元／平方米，周边二手房价15000元／平方米左、右。

变相福利分房之方式--：公务员瓜分困难户的经济适用房。前些年北京市盖了一大批经济适用房，应当是以低于市场价(4000多元／平方米)卖给低收入困难家庭的。普通的困难群众申请保障房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批，，而这些经济适用房中相当一部分被不具备低收入条件的公务员们以低价购买。

变相福利分房方式三：国家单位集资自建房分给公务员。

案例：市发改委建委集资房。地点，六里桥西局，均价4000元／平方米，市场价30000元／平方米。周边楼盘：永翌公馆：29800元／平方米；第三区：28000元／平方米；周边二手房参考价：25000元／平方米。

案例：人民银行集资房。地点，宣武门康乐里，均价2000元／平方米，市场价50000元／平方米。周边楼盘：四合上院：33000元／平方米；中信城：28000元／平方米；周边二手房参考价：30000元／平方米。

案例：市铁路局集资房。位置广安门手帕口南，均价5000元／平方米，市场价32000元／平方米。周边楼盘：红山世家：40000元／平方米；周边二手房参考价：30000元／平方米。

《21世纪经济报道》2010年4月24日发表的报道称：经记者调查，网上揭露上述情况基本属实。北京东三环的和谐雅园，西三环益丰苑小区，西直门某铁路住宅小区，职工内部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格。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研究中心副主任王珏林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这些楼盘能建起来，要么是获得了划拨或者转让土地，要么是在自己土地上盖房，因为如果是走商品房路子，这个土地要招拍挂，显然是不可能那么低价。

继国发1998【27】号文件以后，2003年8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要求任何单位不得以集资、合作建房名义，变相搞实物分房或房地产开发经营。2006年8月建设部、监察部、国土资源部三部委联合发出通知，严禁党政机关利用职权或其影响，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搞集资合作建房。2007年国务院24号文件明确规定，经济适用住房供应对象为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其标准控制为60平方米／套，且要有严格的准入条件，配置过程要对社会公开透明。

然而，一方面禁令不断，一方面大批公务员住进了豪华的“经济适用住房”。北京华远集团总裁任志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在北京的政策性住房里，不公开、不透明、不面向社会的，大概要占到四分之三，面向社会大概只有四分之一。任志强说的这些“不公开、不透明的政策性住房”，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以“经济适用房”的低价卖给了公务员。

全国各地都给公务员福利分房

为公务员福利分房的情况不仅发生在北京，全国各地更为普遍。

《经济参考报》2010年4月20日报道：山西忻州首例限价房项目“世纪花苑”成为当地干部福利房，“市直机关正处级及以下干部一人一套”。记者调查发现，这些福利房被公务员大肆高价倒卖，总体牟利至少五千多万元。市民说，多少家庭“望房兴叹”，限价房成了机关干部的“提款机”。

新华网2010年5月18日报道，陕西眉县首个经济适用住房小区即将开工，准备建1548套住房，几乎八成以上房源内定到全县87个单位，其中县委、政府各组成部门有233户，副科以上占到103户。普通百姓没有资格参与购买该房产。

《经济参考报》2010年5月19日报道：山东日照在市中心新建3500多套住房，专供市直机关公务员，价格比同地段商品房低30％以上，按官员级别，分配套型面积从120平方米。200平方米不等。

《广州日报》2010年6月10日报道：“侨香村”和“深云村”是深圳市政府出资建设的大型福利房小区，这两个小区一共有7000多套住宅。小区里有两项配套设施创下世界之最——全世界最大的太阳能热水系统和最大的中水处理系统。这两处建于深圳市豪宅片区的“经济适用房”小区，将以每平方米4800元的成本价分配给深圳机关事业单位的员工，这引起了社会广泛质疑。

新华网2010年6月21日报道：海南一个6000多套限价房项目仅仅针对公务员销售，房价约为每平方米3000多元，远远低于周边的每平方米25000元普通商品房价格。户均面积120多平方米。

《中国证券报》4月27日报道，河南省某地级市政府部门集资建房面积严重超标、集资建房对象超范围；违反建设工程规划施工，建设联排别墅。其中，包括已经竣工的为地方官员而建“府邸花园别墅群”、“郦水花园”等。据《中国证券报》记者调查，目前，重庆、浙江、江苏等地正在推行“城乡统筹”和“农地置换”。大批农民通过宅基地置换变身市民，其原有土地上交后，经过统一规划建设新社区。其中，不少地方公务员分得了位于城郊农民社区内的小产权房。

《西安晚报》2010年6月10日报道：延安市宝塔区的很多经济适用房单套面积大大超出国家有关规定，一些经适房单套面积多为130平方米一160平方米，甚至达到270多平方米，当地中低收入家庭只有“望楼兴叹”，很多卖给了有权势的关系户。他们低价买入后加价倒卖。

广州市国土房管局、市房协和市房地产学会于2010年4月15日联合发布了《广州2009年房地产市场蓝皮书》，对去年广州楼市的购房者情况进行了分析。公务员人群购房比例占总套数的9.7％，占总面积的9.8％。公务员群体购房均价为全部群体最低，只有6257元／平方米。广州市中心区2009年全年房价平均为为13319元／平方米。

公务员福利分房危害极大

本刊发表《住房改革的由来和现状》后，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淮很快就在《经济参考报》发表了题为《公务员住房不应享受超国民待遇》的文章。该文指出，“这些都是给公务员超国民待遇的腐败做法”。“在世界各国，公务员群体因政策保障而在当地工薪阶层中享受最好居住条件的，不论富国还是穷国，不论大城市还是小城镇，不论历史还是现实，除了前苏联，一个例证都找不到”，“一些国家历史上在公务员住房问题上的不慎做法曾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以至政治危机，其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有读者给本刊来信认为，中直机关和国务院机关违反国务院发的文件，直接挑战了国家权威，这将造成十分危险的后果。连中直机关和国务院直属单位都不执行国务院的文件，谁还会执行中央法令?令不行、禁不止的无政府状况有可能成为常态。

有媒体指出，在住房市场化十多年后，还给公务员福利分房，这是有组织的大规模的群体腐败。在房价高攀以后，近来房租又连连高升，大批无房者被挤进“蜗居”、“胶囊”，大学生成了“蚁族”，买房者成了“房奴”。在这种情况下，公务员还享受福利分房，造成了强烈的社会反差，将会激化社会矛盾，破坏社会和谐。

有学者在媒体上著文表示，公务员福利分房，挤占了按市场行为经营的企业的市场空间，侵占了公共资源、侵吞国有资产，用公权为部分社会成员谋取私利。离权力中心越近，得到的资源就越大，资源分配机制就越有保障。这是权力腐败的表现。　一些媒体发表的文章称，公务员福利分房是房价飙高的原因之一。中国政法大学王建勋副教授发表文章认为，公务员享用的福利房会直接影响房地产市场供给，干扰正常市场交易秩序。“大量房子没有推向市场，交易的房子被预先获得，真正用于交易的房子就有限了，而且当公务员以很便宜价格拿到房子时，开发商会不会把成本转移到其他卖给普通民众的房子上?公务员所享有的这种特殊福利是不是也是高房价的一个助推力?”任志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北京2005至2009年政府公布的商品房住宅建设用地计划供给指标为7130公顷，但实际上真正可以对外公开销售的商品房住宅只占全部土地供应量的28.3％，其余的则是享受经济适用住房政策的用地，由特定单位使用，不对外销售。任志强认为，“如果全部的商品房住房的消费者只能在全部住宅建设用地的28.3％之中竞争，本来就会高涨的房价就必然会畸形暴涨。”财经评论员马光远说，只要取消公务员的超国民待遇，房价肯定会暴跌200％。

怎样解决公务员的住房问题?

在抨击了公务员福利分房以后，自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怎样解决公务员的住房问题?有人说这是个“伪问题”。如果把公务员和普通公民看成是平等的，这个问题就不应当单独提出来。2008年地方“两会”期间，广东省政协委员唐永汉提出了这个问题，遭到众多人的抨击，认为他“不问民间疾苦，只替自己人说话。”批评者指出，在大多数国家，公务员住房保障都是纳入社会一般住房保障体系中的。作为一项公共政策，社会住房保障体系覆盖包括公务员在内的所有社会群体；与其他社会人员相比，公务员在住房上能够享受的特殊待遇非常有限。

但是，作为执政者，有一个稳定执政队伍的问题。因此公务员住房问题还是有人重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陈淮在上述文章中说：纵观各国住房保障体系，几乎找不到为公务员提供实物型产权房的保障方式。除了维护国家形象所必需的“官邸制”住房外(官邸待遇也只是和任期相联系的一种职务消费，并不和私人产权挂钩)，国外实物型公务员住房保障通常有三个明显特点。一是以只租不售的租赁型住房为主，例如履行职务所必需的特殊岗位宿舍、政府持有产权的公务员公寓等；二是重点保障的对象是年轻或低端岗位的公务员，例如提供给单身或低端公务员租赁型住房通常含有政府“暗补”贴租，因而租金低于市场价格。三是只保障基本住房需求，适当兼顾一定职务的改善性寻求，不包括享受性需求，例如实物型保障住房通常都是“小户型”，家庭人口多的一般也只有60平方米，80平方米／套。

2010年第9期　胡耀邦与作协四大

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于1984年12月29日至1985年1月5日在北京举行。这是当时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一件大事。

按照胡耀邦的意见，要把这次会开成一个大鼓劲的会，大团结的会，促进文学创作大繁荣的会。“左”的思想在文艺战线根深蒂固，为害甚烈，一有机会就会故态复萌。十年“文革”，以及不久前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人们记忆犹新。多年来，总是一讲点人们暂时还难以接受的新鲜的意见，或者在创作中出了点失误和问题，就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处分一通。人们迫切要求改变这种状况，创造一种良好的环境和气氛，以进一步促进文艺的发展和繁荣。胡耀邦对这次大会提出“两个不提”，即不提“清除精神污染”，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强调大鼓劲、大团结、大繁荣，深受文艺界广大同志的欢迎。

我没有参加这次作协代表大会，对会上的具体情况不是十分了解。但我参与了胡启立代表党中央在大会上祝词的起草，我愿意谈点我所了解的有关情况，供研究这段历史的同志参考。

1984年12月20日，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报告送审稿和作协人事安排问题。出席会议的有：中央领导同志习仲勋、万里、胡启立、乔石、郝建秀、王兆国；作协张光年、唐达成、冯牧；文艺界老同志夏衍、林默涵、艾青、陈荒煤；中宣部贺敬之；中组部沙洪。

会上，胡耀邦肯定作协的报告是个好报告。张光年说，报告中没有写精神污染，怎么样，行不行。报告中写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征求意见时，有两位同志不赞成这个提法，认为界限不易说清楚。胡耀邦听后说，小平同志提出理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是完全正确的。我们自己的工作失误主要表现为：第一，把这一口号扩大到全社会；第二，把“不能搞精神污染”改为“清除精神污染”；第三，一哄而起，大造声势，因而出现了一些毛病，但是很快就发觉了，纠正了。这次会议不要再提这件事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创作自由问题，社会主义社会应保证作家有更充分的民主和自由，不能把创作自由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等同起来，因此这次会议也不要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了。还是提“肃清封建主义的余毒，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为好。(按：这个观点起先是由万里提出的)他提醒大家，反对精神污染不提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提了，可是也不要反过来批判，如果反过来批判就很不好了。

在讨论作协文件时，他说“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这个名词我们以后不用。是经济犯罪就是经济犯罪，是刑事犯罪就是刑事犯罪。两种思想、两种观点、两种作风的问题，是长期的、几百年的问题，只能谈心、批评，而且不能登报批评。以后“三反分子”、“四反分子”一概不提了。创作应有充分的自由，有广阔的天地，可以有独特的风格，有独特的题材，这些词句在作协报告中都可以用。

在讨论作协四大选举问题时，胡耀邦说，要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党和政府直接领导的单位，另一种是人民团体，比如作协、文联、科协等，还有民主党派，这些团体愿意选谁就选谁。文联、科协、作协、妇联他们要选谁，宣传部门组织部门根本不要干涉，即便选的不理想，他们负责任。文联党组我们可以指定一下，主席、副主席愿选谁就选谁，我们不干涉，来个根本改革。作协谁当主席，他们选，副主席要多少就多少。如果这个名单是中宣部、中组部圈定的，不算数，撤掉!当夏衍问到不知这个名单是指令性的还是指导性的时，胡耀邦说既不指令又不指导，是无效性的。你们开个会，说中央没有定，自己选，秘密投票。我们对作家连这一点民主都不给，说明我们太不相信自己的本领了。群众路线这么多年来丢了多少了?只相信自己，不相信群众。

会上确定胡启立代表党中央在四次作代会上致祝词。

起草讲话的任务落到了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副主任林涧青的头上。他起草文稿习惯三人组合，这次书记处会议后第二天，他就找陈进玉和我帮他一起工作。他是没有理论家头衔的理论家，有名的文章高手。他具体主持写作过《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等一系列重要文章，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十二大以后参与领导起草过中央许多重要文件，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他是起草组组长。这次起草作代会祝词，主要由他口述，我们敲边鼓，用了半天时间，就弄出了一个稿子。内容大致是当前经济、政治、文艺战线的形势，文艺要为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任务服务，遇到不好的作品要用评论的办法解决，不要禁止和围攻，党过去领导文艺工作的“三个不正常”，几个应帮助作家解决的问题。林涧青的考虑是将胡耀邦在书记处会议上讲的那些重要内容留待在即将召开的第五次全国文代会上中央的祝词中去讲，所以就没有展开去多说。稿子很短，约1800字左右。

胡启立看后，对稿子不满意，觉得稿子分量不够，要重写。

12月27日上午刚上班，胡启立就来到林涧青的办公室，我也在场。胡启立一落座就开门见山地说：这个稿子我看了，太单薄了，太短了。接着，他就稿子写什么提出明确要求。他直截了当地说：这次就发个创作自由的信息。张光年着重讲作家自己的创作自由，创作自由的外部条件他不好讲，我们多讲讲。发两个信息，一个是创作自由，一个是工作重点的转移。

先讲讲尽快发展生产力，使人民尽快富裕起来。中央发表了经济改革的决定，对外开放，搞活经济，意识形态、观念都要发生深刻变化。新情况层出不穷，要跟上，要反映，就要深入生活。从这里引出对作家的希望。

要表现时代，除了深入生活外，创作要自由。列宁讲三个“自由的文学”。创作自由，“双百”方针，我们一直在讲，但贯彻得不好，与多年的“左”分不开。耀邦讲“三个不正常”。

他说，创作自由受到考验的时候，往往是在出了出格的作品、有问题的作品的时候。过去是一见就批，就处分。上纲上线批，组织处分，谈虎色变。他强调，“评论自由是创作自由的一部分，要保证创作自由和评论自由。作家不怕评论，怕由此而来的组织处分。要一手保证创作自由、评论自由，一手保证受批评后的政治权利、组织权利，保证不受政治影响，保证不因为写了不好的作品而被打成反革命。”“保证安全与创作自由、评论自由不可分，不然都有顾虑。要明确讲清这个政策，保证创作自由。”胡启立好像预料到有人会攻击提倡创作自由是提倡什么“绝对自由”，“没有前提”“没有限制”的创作自由似的，特意给自己设了一道防线，明确指出，我们所说创作自由“是在不违法的前提下，耀邦讲过这个话”。

胡启立的谈话观点明确，十分正确，非常重要。核心是保证创作自由，不要因为作家写了有点问题的作品就上纲上线横加批判，就给予组织处分。这是对党领导文艺工作多年来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是对“清除精神污染”经验教训的总结。

遵照胡启立的意见，林涧青立即重新开始起草。鉴于陈进玉已出差外地，林提请胡启立从中央办公厅办公室再派一位同志前来参加起草。不一会儿，高运甲就来了。

由于指导思想明确，进展十分顺利。当天上午就完成了三分之二的篇幅，包括：形势和队伍：党领导文艺工作的成绩和缺点；创作必须是自由的，党、政府、文艺团体和全社会都应坚定地保证作家的创作自由，党和国家要提供必要的条件，创设必要的环境和气氛，同时，作家自己的思想感情和整个创作活动，也要同党和国家提倡的这种自由环境相合拍；要加强法制观念，坚持“双百”方针，对文学创作中出现的失误和问题，除构成刑事犯罪外，都只能通过文学评论即批评、讨论和争论来解决，必须保证被批评的作家在政治上不受歧视，不因此而受到处分或其他组织处理。这些重要内容，上午基本上完成了。午饭后，我和高运甲起草了后面几段。林涧青下午上班审阅后，又一起从头至尾边读边改过了一道，就付印了。

12月28日上午，胡耀邦主持会议讨论祝词稿。他说，“资产阶级自由化”不提了，这个好，不准确。不用这个概念，但也不要说过去不对。提“反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封建主义遗毒”。他要求把束缚人们手脚的语言再推敲一下。他强调要把创作上的问题与法律上的问题严格区别开来，创作上出现的错误，通过评论来解决。他还说，文艺要焕发民族的意志力量，使中华民族的精神境界有大的提高。党对文艺问题少讲为好，有时会不自觉地成为棍子。要多讲些鼓舞性的话。其他同志也发表了一些修改意见，如文艺要反映时代，帮助人们推动时代前进，鞭挞落后的、阴暗的东西等。

当天下午，根据上午会议的意见，我们又改了一道。主要修改之处是：将原来的“除了按照宪法和法律确实构成刑事犯罪，应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者外，都只能……”改为“只要不违反法律，都只能……”；将原来的“我们的创作自由，就是作家能够自由地发挥自己的创作才能，自由地为社会主义服务，自由地为人民服务，而不是那种抽象的自由，更不是那种损害社会利益和妨碍别人自由的所谓自由”，改为“我们相信，我们的作家会珍惜和正确运用这种自由，自由地发挥自己的创作才能，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都是从正面讲，更积极一些，亲和一些，给人以宽松、宽容之感，但法律的界限还是非常清楚地立在那里的，是不能违反的。此外，还补充了一些重要论点，如：“事实证明，我们的作家队伍是一支好队伍，是完全可以信赖的”；“文学是时代精神的表现，并且是推动时代前进的力量”；“鞭挞消极的、腐朽的思想和社会现象，用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教育人民”等。其他就是一些技术性的修改和文字上的打磨。经过修改，论述更加集中、精当，文字更加凝练、准确，文气更感宽容、大度、亲和，但又非常严谨、周密，无懈可击。

29日上午，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在首都隆重开幕，胡耀邦、万里、习仲勋、谷牧、胡启立、乔石、薄一波、王首道、刘澜涛、段君毅、周谷城、严济慈、胡愈之、张爱萍、康克清、肖华、叶圣陶等出席了开幕式。胡启立代表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大会致祝词。《人民日报》的报道说：“祝词赢得了全场极其热烈的掌声”。听与会同志说，走出会场时，人们笑逐颜开，欢欣鼓舞，心情振奋。

在会上曾发生过一个有趣的现象。当胡乔木、邓力群分别用电报和电话向大会表示祝贺时，会场上响起了一点礼貌性的掌声。而当周扬从医院打来电话祝贺大会成功时，虽然只有一句话，一句极为普通的话，却在全场激起了长达两分钟的热烈的掌声。掌声反映了人心和民意。

对祝词，对四次作代会，当时就有两种不同反应。文艺界一位权威的老人说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遵义会议”，但也有一位党政大领导说这“是一个反党的会议”。

1987年初，胡耀邦被迫辞去总书记横遭批判的时候，对四次作代会和祝词的批判达到了顶峰。批判按照胡耀邦以及胡启立的意见起草的这个祝词“没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离开了四项基本原则”，提倡“没有前提”“没有限制”的创作自由，“主调搞错了”。事实上在开始起草祝词时，胡耀邦和胡启力就明确指出我们提倡的创作自由“是在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的创作自由，他们中不论谁都没有讲过“没有前提的，没有限制”的创作自由，谁都没有这样的思想，其他有关同志也没有。至于说“两个不提”，一个是“清除精神污染”，既然事情已经过去了，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就不用再提它了，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一个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对这个概念有不同看法，认为这个概念不够科学，这次不用这个概念了，不用这个概念，并不是不坚持党的领导，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似乎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祝词的发表“赢得了全场极其热烈的掌声”，受到文艺界、思想界的热烈欢迎，就是明证。毛泽东说过：我们应当说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祝词受到大家的“极其热烈”的拥护和欢迎，难道能说大家都是“极其热烈”地拥护和欢迎不要党的领导、不要社会主义，“极其热烈”地要“离开”党的领导、“离开”社会主义道路吗?真是太不可思议、太不合情理、太不符合事实了!

不错，在祝词中的确没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词组。但是，有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精神却一点也不少，粗粗一查，“社会主义”至少达15处之多；“党”和“党的领导”更是多得不计其数，还提到了列宁、毛泽东、邓小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出现了两处，“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各有一处，“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观念”，“不违反法律”也突出地讲到了。说祝词“没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离开了四项基本原则”，单从字面上来看，就是子虚乌有。

更重要的是，从祝词的思想内容和精神实质来看。祝词从头至尾贯穿了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精神，贯穿了改革开放创新的精神，贯穿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精神。指责祝词没有坚持党的领导、没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完全是空穴来风，凭空捏造。

祝词不论是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文学所起的重大作用的论述，关于我国作家根本任务和社会使命的论述，关于党对文艺工作领导的成绩和缺点的论述，关于创作自由的论述，还是希望作家深入生活的论述等等，都充分体现了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精神，根本不存在什么“离开”党的领导，“离开”社会主义的问题，提倡所谓“没有前提”、“没有限制”的创作自由的问题。白纸黑字俱在，无须多言。这里仅举两段为例。一段是，祝词在从理论上阐述了社会主义文学是自由的文学后说：“我们党、政府、文艺团体以至全社会，都应该坚定地保证作家的这种自由。”“对于创作自由来说，党和国家要提供必要的条件，创设必要的环境和气氛。同时，作家自己的思想感情和整个创作活动，要同党和国家所提供的这种自由环境相合拍。为此就必须尽最大努力。去认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认识社会发展和变化的规律，认识自己的社会责任，反对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和封建主义的遗毒。这样才能使自己真正进入自由创作的境地。我们相信，我们的作家会珍惜和正确运用这种自由，自由地发挥自己的创作才能，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一段是强调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观念，坚持“双百”方针，指出：“在文学创作中出现的失误和问题，只要不违反法律，都只能经过文艺评论即批评、讨论和争论来解决，必须保证被批评的作家在政治上不受歧视，不因此受到处分或其他组织处理。进行文艺评论必须采取平等的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简单粗暴，不要‘无限上纲’，不要戴政治帽子。允许反批评。”这是祝词在谈到创作自由的外部环境时的两个重要段落。这里有一丝一毫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地方吗?是在提倡什么“没有前提”、“没有限制”的创作自由吗?一点也看不出来。创作自由和评论自由，不能违反法律，这是个大限。我国现行法律，包含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内容，不违反法律，自然也就包含了不违反四项基本原则在内。把创作自由和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认为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要反对创作自由，要提倡创作自由、评论自由，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正是我们过去多年唱惯了的老调。

世界上不存在没有“前提”、不受“限制”的事物，这是普通的常识。地球的存在以太阳为前提，人类存在以地球为前提，人的生命的延续以饮食男女为前提，等等，哪有什么没有“前提”、不受“限制”的东西呢?创作自由的“前提”和“限制”就是法律。法律既赋予作家以创作自由的权利，同时，作家也只有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才能自由地行使这种权利。祝词讲明了这个大道理。硬要说祝词是在提倡“没有前提”、“没有限制”的创作自由，第一，不符合实际；第二，真没有道理。不管出自何人之口，出于何种目的，都不能成立。

“创作自由”的口号，由中央领导代表党中央在文献中正式提出，加以提倡，这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两个不提”：“清除精神污染”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提，颇具慧眼和胆略。人民团体的选举亦富有创意。既然是选举，当然要尊重民意，大家愿意选谁就选谁，这并没有什么不对，总比我让你选谁就选谁好一点吧?恐怕走遍天下都是这个理。选举当然不一定都能保证选上最理想的人，下次再选就是了。四次作代会的指导思想没有错，“主调”和主流完全正确。在我们党内，多年来有个很坏的毛病，就是只能听一种意见、一种声音，不允许有别的不同的意见、不同的声音，一听到点逆耳之言，就以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次作代会之所以犯了大忌，其实也就是讲了点我们党过去没有讲过的新话，一般人不敢讲的真话和实话。现在人们可以看得清楚，四次作代会从当时的实际出发，总结我们党在领导文艺工作方面的历史经验，克服党在这个问题上的偏颇，提出了保证作家创作自由的大政策，是一次“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会议，一次富有改革创新精神的会议，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之所以在文艺界受到广泛的热烈的欢迎，不是偶然的。从胡耀邦在1987年初落难以来，祝词和这次会议一直在受着不公正的待遇。没事说成有事，好事说成坏事。历史早已昭然若揭，现在旧事重提，无意挑起争论，只是作为曾经参与此事的人，偶然发现胡启立当年那次谈话的简单记录，勾起一段往事的回忆。愿在此披露真相，供世人共享。林涧青已经过世，那次胡启立同他的谈话，只有我们两人在场，我若不讲，将无人知晓。我想，对四次作代会祝词和四次作代会，人们只要秉公而断，尊重客观事实，从实际出发，是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的。这也是一桩冤假错案，应当平反昭雪。

2010年第9期　检讨:转型期朱光潜的另类文字

随着1949年的到来，对于现代中国作家来说，无疑将面临一个选择的问题。尽管有胡适、傅斯年、梁实秋、苏雪林、苏汶、胡秋原、力匡、南宫博、秋贞理(司马长风)、刘以鬯、张爱玲、曹聚仁等前后选择离开大陆或滞留国外，但绝大多数的作家却选择了留下。在留守的作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当属北大教授朱光潜。朱光潜的引人注目是因为他不单是一个名噪一时的文艺研究权威、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士，而且还是一贯标榜自由主义并与左翼和革命文学一直龃龉的作家，同时他还身兼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位列国民党“抢救学人”计划中的第三号人物。正是这诸多复杂的身份和背景，使得他在1949年后接连不断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具有代表意义。当然，朱光潜也以他一贯的不温不火的态度应对着、配合着、适应着。

《自我检讨》开新中国检讨之先河

1949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刊登了朱光潜的《自我检讨》，开了新中国之检讨先河。文中，朱光潜以一个思想改造初步完成者的姿态，不无愧悔地写道：“中国人民革命这个大运动转变了整个世界，也转变了我个人。我个人的转变不过是大海波浪中一点小浪纹，渺小到值不得注意，可是它也是受大潮流的推动，并非出于偶然。”“我的父祖都是清寒的教书人。我从小所受的就是半封建式的教育，形成了一些陈旧的思想，也养成了一种温和而拘谨的心理习惯。”他接着写道：“自从北京解放以后，我才开始了解中国共产党。……从国民党的作风到共产党的作风简直是由黑暗到光明，真正是换了一个世界。这里不再有因循敷衍，贪污腐败，骄奢淫逸，以及种种假公济私卖国便已的罪行。任何人都会感觉到这是一种新兴的气象。从辛亥革命以来，我们绕了许多弯子，总是希望之后继以失望，现在我们才算是走上大路，得到生机”。朱光潜在文中还谈及自己已经学习了《共产党宣言》、《联共党史》、《毛泽东选集》以及关于唯物论辩证法的著作，并深有体会地说：“在这方面我还是一个初级小学生，不敢说有完全正确的了解，但在大纲要旨上我已经抓住了共产主义所根据的哲学，苏联革命奋斗的经过，以及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他还说：“从对于共产党的新了解来检讨我自己，我的基本的毛病倒不在我过去是一个国民党员，而在的过去教育把我养成一个个人自由主义者，一个脱离现实的见解偏狭而意志不坚定的知识分子。”最后，他表示，自己愿意继续努力学习，努力纠正毛病，努力赶上时代与群众。翻看当年的材料可以发现，朱光潜的《自我检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的第一份检讨。如果将其置于此后的检讨浪潮中，可以说，朱光潜无形中开了检讨之先河。

《自我检讨》发表之后，朱光潜还多次撰文谈及自己思想转变的心得体会。截至1957年底，他先后撰写了《关于美感问题》、《致留美某同学》、《从参观西北土地改革认识新中国的伟大》、《从土改中我明白了阶级立场》(注：此文未收入《朱光潜全集》)、《最近学习中的几点检讨》、《我是怎样克服封建意识和买办思想的——最近的学习与自我批评》、《澄清对于胡适的看法》、《我也在总路线的总计划里——学习总路线的几点体会》、《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百家争鸣，定于一是》、《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一些体会》、《我们有了标准》、《不能先打毒针而后医治》等多篇文章。可以说，在这些剖析和检讨自己的文章中，朱光潜思想转变的历程基本呈现出来。

仔细研读朱光潜的检讨文本，再对照1949年后的表现，可以判定他的思想变化是很大的。不过，这种变化是复杂的，也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一点可以从他不断升级的检讨中看出。可以说，在第一份“自我检讨”中，朱光潜虽“主动”检讨了自己，但在行文中却很难读出政治运动的紧张感和压迫感，相反却有一种闲庭信步之感。例如在揭批自己的错误事实时，他说：“我向来胡乱写些文章，报章杂志的朋友们常来拉稿，逼得我写了一些于今看来是见解错误的文章，甚至签名附和旁人写的反动的文章。”谈到思想根源时，他说：“我的父祖都是清寒的教书人。我从小所受的就是半封建式的教育，形成了一些陈腐的思想，也养成了一种温和而拘谨的心理习惯。”“假如说我有些微政治意识的话，那只是一种模糊的欧美式的民主自由主义。”这样的感觉在稍后发表于《文艺报》的《关于美感》中仍延续着。文中，针对蔡仪、丁进的批评，他答复说：“我的见解大半是融合当时流行的多数美学家公认的见解而成的，现在从马列主义的观点看，有许多地方是错误的或过偏的(二十年前的书有几都能免这些毛病呢)，这一点我愿意坦白地承认。”但他随即“狡辩”说：“任何书籍都难免有错误，我承认我的两本幼稚的书不能例外或是我所介绍的学者们就已经错误，或是我把他们介绍错误了。”可见，此时他还能坚持“一边……一边”的“迂回战术”。

在疾风劲雨式的思想改造运动中，这种“战术”便自动消失了，或者说他开始真正"触及灵魂”了。如同样是揭示“错误”历史，他在《最近学习中的几点检讨》中说：“在抗战中武汉大学教务长任内，终于加入了国民党，又以高级职员的身份调到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受过训，接着替《中央周刊》、《周论》、《独立时论社》之类的反动刊物写了些反动的文章，任过伪中央委员的名义，在北京还赴过蒋介石的宴会。”在谈到思想根源问题时，他说：“影响我最大的是受剥削阶级的封建教育。……后来自私自利，妥协动摇，都与这封建的家教有关。”他还就自己的自由主义主张检讨说：“事实上主张超政治便是维护——至少是容忍——反动的统治，如果加以鼓吹，也便是反革命。……在革命和反革命的猛烈斗争中标榜‘中间路线’，鼓吹‘超政治’，迟早总要卷进反动政权的圈套里去，和他‘同流合污’。”可以看出，朱光潜此时对自己思想的挖掘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程度。多年后，常风先生在《回忆朱光潜先生》中说：“我没有见过哪一位批判对象写过他那样认真的检查，厚厚一本总有几十页，说不来他写过几本。他的检查是很全面的，他的反动立场、他的反动思想、学术观点等等，都一一检查到了。在写检查的同时，他还学习马列著作提高他的认识水平和批判能力。思想改造后大家谈论起来，都说朱先生写的检查是很深刻认真的”。

在检讨中被自觉异化

在接连不断的思想检讨中，朱光潜对很多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如1954年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我也在总路线的总计划里面——学习总路线的几点体会》一文中，他在谈到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时辨析说：“国家把我摆在高等学府里担任培养干部的工作，这是一个极光荣的任务；肯把这任务交给我，是对我有极大的信任，是把我当做一个人。”“为了总路线的胜利，我就必须忠心地遵守这个总计划，尽我的一分力量，起我的一分作用。”由此可以看出，朱光潜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将个体的“我”置于集体的“我们”中。关于这一点，在1956年他发表的《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一文中得到进一步的确认。文中他写道：解放以来，自己“一直存着罪孽的感觉，渴望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学好一点，先求立而后求破，总要有一天把自己的思想上的陈年病菌彻底清除掉”。然后他对自己过去的文艺思想从根源上、总体上作了相当全面而深刻的否定。他说：“我的文艺思想是从根本上错起的，因为它完全建筑在主观唯心论的基础上”，“必然是反现实主义的，也必然是反社会、反人民的”，所谓的“移情说”、“距离说”都是“艺术即直觉”的“补苴罅漏”，无非是站在唯心主义的立场来批判唯心主义的逻辑方法。他还说：自己接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感觉是“‘相知恨晚’!是欣喜也是悔恨”。后来，在谈论“百家争鸣”的问题时，他在《从切身的经验谈百家争鸣》中断言：“我敢说，将来在我的思想中战胜的不是唯心主义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看得出，朱光潜在“立”与“破”的问题上确实是做过深入思考的，这在《美学怎样才能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评蔡仪同志的美学观点》、《论美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等文中又有进一步的发展。而这个探求“立”的过程在1957年发表的《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一些体会》中得到理论上的进一步升华。文中他刻意指出，对于像自己这样“毛病更深沉更显著”的人来说，“毛主席的讲话简直是个当头棒，打得准，而且打得狠”，不但“对于过去文艺界的病根作了切中要害的诊断”，而且“对于要摧毁什么和要建立什么也给了切中要害的处方”。他指出：文艺界的未来是属于新生的工农兵作家的，所以“我们绝不应把眼光放在已经有些成就的专业的作家身上，还应更多地注意培养这批新生力量”。可见，朱光潜此时已经开始具备了主人翁的责任感。

历经多次政治运动的洗礼，朱光潜已经开始学会顺应时事，见风使舵。如在“反右”刚开始，他便急忙撰写了《我们有了标准》一文。文中，他开篇便写道：“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的正式公布，是从二月底以来，我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久已渴望的一件大事。在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思想言论进行批判中，这篇文件的公布是很及时的。”随后他又在《不能先打毒针而后医治》中详细地阐述了“红”与“专”的问题，他说：“所谓‘红’与‘专’的问题也就是这两条路线的生死斗争问题中的一部分。……离开‘红’而讲‘专’，那是什么样的‘专’呢?很难想象，我们既然要跟着党走向社会主义，同时还要培养出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专家’，来腐蚀我们自己，消灭我们自己。”他还剖析说：“我们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移交下来的，这批人在踏上新社会以前，在不同程度上已经在资产阶级制度和教育下不同程度地各有所‘专’。这是脱离‘红’的‘专’。到了新社会里，脱离红的‘专’，就是资产阶级路线的‘专’，所以，他们如果想用他们的一技之长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就不得不补课，接受社会主义教育，进行思想改造。”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这是朱光潜面对压力而不得不为之的结果，但我们也要承认，如果思想认识上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恐怕难以写出这些颇富学理的文字。

朱光潜的思想转变不仅体现在自我剖析，还体现在寓检讨与批判的融会贯通，并通过二者有机结合来表明自己的思想进步。如思想改造运动中，他以《澄清对于胡适的看法》一文与胡适彻底划清立场。他说：“胡适在五四时代便已站在反动的立场。反共，维持封建，拥护帝国主义，反对爱国运动，这是他始终一贯的基本态度。”然后他以大的篇幅对胡适进行了全面清算，并深刻分析了错误根源。他说，自己也曾同胡适一样犯过很多错误，但“有一点我和胡适较不同，他逃到美国，我还留在北京，向新社会学习。”他还进一步确证说：“有人或许还存幻想，以为胡适或许还可以改造。这是不明白胡适的本质。他曾盲目到底，反动到底的。他常自比‘过河小卒’，谁曾见过过河小卒能走一步回头路?”应该说，朱光潜批判胡适尽管有不得已的成分在其中，但是就所述的问题本身来说，他是比较切实地抓住了胡适的思想本质和现实表现。在“胡风反革命”事件中，他煞费苦心地写了《剥去胡风的伪装看他的主观唯心论的真相》。文中，他对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进行了深入的学理分析和阐述，并将其整个文艺思想归结为一个等式：“创造过程=艺术实践=生活实践=自我扩张=思想斗争＝思想改造=现实主义的最基本的精神”。最后他总结说：胡风与自己过去所站的唯心主义是一个文艺立场，所不同者自己的“主观唯心主义是赤裸裸的”而胡风的“主观唯心主义是有层层伪装的。”平心而论，在众多批判胡风的文章中，朱光潜的这一篇是最具学理意义的一个。“反右”运动刚拉开大幕，他便在《我们有了标准》一文中攒评说：“我感觉到，，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如果听任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储安平之流横行无忌，天下固然就会大乱；如果广大群众之中有很多的人者隙我这样思想模糊，‘见怪不怪’，天下也未必就能安宁。。”接着，他又撰写了《不能先打毒针而后医治》。他在文中说：“在科学领域里，离开‘红’而讲‘专’，那就成为钱伟长、费孝通之流的‘专’……；在文艺领域里，离开‘红’而讲专：分那就成为冯雪峰、丁玲之流的‘专’……”“反右”运动如火如荼之际，他有针对性地撰写了《罗隆基要把知识分子勾引到什么道路上去?》一文。文中说：“罗隆基—再大言不惭地说自己有代表大知识分子的资格。这是对于知识分子的侮辱。要说罗隆基代表知识分子；他也只能代表知识分子的最落后的一面。”他还杜撰了罗。隆基“向觉进攻”的“三大步骤”：即“招兵买马”！秀才造反”；“引狼入室”。最后他说：“罗隆基这一批右派分子是宴利用知识分子来造反，搞资本义复辟，其结果只是把中国带到殖民地盼道路。”当然，朱光潜这种划清界限、落井下石也是大形式势下的必然，其中迎合主流意识的倾向也是比较明显的。经历了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在“极左”的政治环境下，想要独善其身是很难的。但也要知道，通过这些另类文字可以看出，朱光潜的思想已经发生了扭曲。

今天再重新挖掘出朱光潜特定历史时期的另类文字，不是为了展览猎奇，也不是为了揭人伤疤赚个人的快意，而是要借这些尘封的历史文献以回到历史现场，并认真反思当年的“穷折腾，以及在这样的“折腾”下知识人的精神和灵魂是如何的被扭曲，顺便也提醒当下喧嚣一时的新、老“左”派勿忘历史。

2010年第9期　“帝国民主”的结局

1978年，中东石油大国伊朗在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国王领导下进行的“白色革命”已整整15个年头了。在这15年中，由于石油价格的飞涨和国王的锐意革新进取，古老落后的伊朗正迅速脱离“传统”，在通往“现代化”道路上突飞猛进、日新月异，取得了炫目于世的成就。经济繁荣昌盛，武备精良强大，似乎就要再现两千五百年前古波斯帝国的灿烂辉煌。但就在这年年底，权柄赫赫的巴列维国王却极出世人意料地被身披黑色长袍、头裹黑色缠头的毛拉们掀起的“黑色风暴”——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的”伊斯兰”革命所推翻。力量如此悬殊的“两种革命”彼此较量，结果竟是弱胜强败；而且“在这十五年里，全国人民的愿望竟然完全翻了个个儿。这种颠倒是怎样发生的呢?”《伊朗》费·胡韦达：《伊朗国王倒台始末记》，第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其中必有深刻且引人深思的多种原因。

一

伊朗人为古波斯人的后裔，居鲁士大帝和大流士王在两千五百年前所建立的庞大帝国，为古波斯的全盛时期，我国汉史称安息。但随着帝国的倾覆，波斯先后被许多民族、国家征服。公元7世纪时，伊朗为高举伊斯兰教大旗的阿拉伯人所占领，伊斯兰教遂成伊朗“国教”。若细分起来，伊朗人皈依的是伊斯兰教中的什叶教派。伊斯兰教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政教合一，《古兰经》不仅是宗教信仰和礼仪的规范，也是俗世社会必须遵从的行为准则。而诸如教育、司法等领域，更是必须由神职人员掌握。

在漫长的历史中，伊朗逐渐衰败。18世纪末，伊朗东北部的土库曼人恺加部落统一了伊朗，建立了恺加王朝。由于地处东西交通要冲，所以近代以来便成一些欧洲大国的争夺对象，屡遭侵略。1801年俄国兼并格鲁吉亚；英国同伊朗三次战争导致伊朗割地赔款及承认阿富汗独立。此后法国、奥地利、美国等相继强迫伊朗订立了不平等条约。19世纪下半叶，英、俄攫取了在伊采矿、筑路、设立银行、训练军队等特权。1907年，英、俄两国签约划分了在伊的势力范围：北部属俄国，南部属英国，中部为缓冲区。伊朗虽然名义上仍是“独立”国家，但实际分别置于英、俄的影响甚至直接控制之下。若用“我们的”术语来说，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往昔的辉煌与今日的耻辱形成鲜明对照，伊朗在追求复兴强国的路上必然产生强烈的民族主义，而强烈的民族主义又很容易导致笼统、盲目的排外思潮。

与中国类似，伊朗的一些志士仁人也是为了“救亡”而提出“宪政主义”的。他们认为学习西方限制国王权力的改革是国家强大、抵御西方列强侵略的根本之策。所以，伊朗的“宪政主义”与“民族主义”一开始就缠结在一起。进一步说，如果没有“救亡”就很难有“启蒙”，更没有“启蒙”的进展。但正因如此，“启蒙”确又很容易被“救亡”压倒。1905—1911年，伊朗发生了“宪法革命”，穆罕默德·阿里·沙国王被迫召开议会，制定了伊朗第一部宪法。虽然有宪法，但并无人遵守，因此伊朗政治陷入混乱之中，与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亦有类似之处。长期的政治混乱为军人或日军阀夺权创造了条件。1921年，一位目不识丁但因军功显赫升至高位的哥萨克武夫礼萨·汗发动政变推翻了软弱的恺加王朝，自任陆军大臣，接管了政府权力，又于1923年取得首相职位。最后，他干脆在1925年以议会的名义废黜国王，自封为王，正式建立巴列维王朝。

礼萨王急欲使国家富强起来，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如大规模土地改革，废除一些不平等条约等，因此获得广泛支持。伊朗邻国土耳其在基马尔领导下进行的政教分离的现代化运动使礼萨王印象极为深刻，决心效仿基马尔，在伊朗也推行政教分离的现代化运动。他组建了现代的国家军队，创办一些用大机器生产的工厂，修筑铁路和公路，并从神职人员手中夺回教育和司法权，创建了从小学到大学的现代学校体系，用俗世的科学知识取代神学教育，建立了以法国法制为蓝本的现代司法体系，以俗世的民法取代伊斯兰法，尤其不准教会干政。为了移风易俗，他提倡穿西装，并要妇女摘去遮盖了千百年的黑色面纱。这些自然遭到宗教势力的强烈反对，王室同教会发生激烈冲突。为镇压教会，国王曾率兵前往什叶派领袖居住地库姆，公然无视伊斯兰最基本的戒律，穿着马靴踏入神圣的清真寺，用手杖抽打一名德高望重的阿亚图拉。他终于用残酷的手段使教权屈服于王权，但为此实际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种下了群众基础极广的教会与整个巴列维王朝彼此间数十年的仇恨之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风云中，具有亲德倾向的礼萨王(他在20世纪30年代为强调波斯属雅立安人种而把波斯改名伊朗)在英国和苏联的压力下被迫于1941年退位，将王位交与自己年仅二十二岁的儿子巴列维。

二

从小留学欧洲的巴列维国王登基时以花花公子著称，毫无政治经验，自然形同傀儡。经过十几年的政坛磨炼和几次重大政治危机后，巴列维国王终于大权在握，于1963年开始了雄心勃勃的“白色革命”，想借此使伊朗在2000年成为“世界第五工业强国”。这个一揽子的现代化／世俗化方案，一开始就遇到以威望极高的霍梅尼为领袖的什叶教派的激烈反对，以至双方于1963年初夏在德黑兰街头发生流血冲突。结果当然是以国家军队对教会力量的血腥镇压而告结束，阿亚图拉霍梅尼被迫流亡国外。

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此举已摧毁了什叶教派抵抗运动，神职人员已经就范，曾任美国驻伊朗大使的W·H·沙利文写道：“国王自己也认为，从此可以放手推行他的现代化、西方化以及世俗化计划，不再会遇到什叶教派的严重抵抗了。”

巴列维国王在《白色革命》一书中对这一“革命”作了详细的说明。他声称:“导致这场革命的根本思想是：权利应归全民，而不得为少数人所垄断。”“我们需要进行一场深刻的、根本性的革命，一举结束一切社会对立和导致不公正、压迫和剥削的因素，消除一切妨碍前进，助长落后的反动势力，指出建设新社会行之有效的方法。而这些方法也要与伊朗人民的精神、道德、国家的自然气候、地理条件、其民族特点、民族精神和历史传统相适应，并能尽快地使我们达到和赶上当代世界最先进社会前进步伐的目标。”当然，他意识到：“这些方案和计划有两个因素对我们来说是基本的和神圣的：一、依靠精神和宗教信仰——当然，就我们来讲，是伊斯兰教。二、是维护以至增加个人和社会的自由，使之能够得到空前的巩固和发展。”总之，“我们这场真正的革命，全部都遵循我指出的两个神圣的总原则，即：考虑精神和宗教的因素并维护个人与社会的自由，消灭一切剥削痕迹，消灭只对少数人有利而对大多数人不利的现象。”所以要“进行土地改革来消灭封建主义和地主及雇农的关系；劳资关系也要建立在新的、工人不再感到他们是被剥削者的基础上”，还要提高妇女地位、消灭文盲等等等等。((伊朗)巴列维：《白色革命·前言》，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具体说来，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废除佃农制，把可耕地的四分之一分给三万多农户，但这却严重侵犯了教产。在城市把一些工厂企业出售给合作社和个人，向发达国家大量派遣留学生，兴办大量现代学校，培养了大批现代知识分子,对妇女的各种规条得到进一步放松。不能否认,这些使伊朗经济、社会迅速发展。许多巨型现代化工厂魔术般地出现在原本荒凉的田野,德黑兰由一座肮脏破败的小城一变而为举世闻名的繁华大都市，贫穷的伊朗突跃为世界第二太石油输出国而几乎成为财富的代名词，仅1974市年就给国外贷款上百亿美元，并在两年内购置了价值60亿美元的军事装备，人民的总体生活水平也有了明显的提高，国力迅速增强……

然而，在这举世公认的成就之下却潜伏着深刻、巨大的社会危机。这点，不仅巴列维国王当年没有意识到，大多数“观察家”也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不少人在剧变之后对此进行的探索、总结和反思，却依然发人深省。

“白色革命”使伊朗经济飞速发展，1968—1978年平均年增长速度为16～17％，按人口平均的国民产值从1960—1961年度的160美元跃增为1977—1978年度的2250美元。特别是1973年伊朗刚刚从西方石油财团手中收回主权，恰逢国际石油价格暴涨，国家每年的石油收入从40亿美元猛增至200多亿美元，从债务国突变为债权国。许多人都认为国内容纳不了如此巨大的资金，政府开始放肆花钱，不计成本、不顾发展平衡地大上项目，仅军费就从1970年的9亿美元猛增至1975年以后的每年100亿美元。而许多巨大项目又因不配套而闲置待废，反造成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衡经济环境的高度“紧张”，引发高通胀。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不是贫困，而是这种巨大的财富吞噬了巴列维王朝。

另外，经济的发展明显与社会发展脱节。尽管有现代化机器，却严重缺乏合格的工人和技术人员，更缺乏现代化的管理人员。由于发展的不协调，形成了种种“瓶颈”，沙利文写道：“缺乏充分准备就投入建设庞大的工业企业，肯定会形成瓶颈问题。这些瓶颈问题往往是在同官僚机构打交道时碰到的。按照古老的波斯传统，官府的关节只需用钱就能买通。鉴于这些计划规模宏大、投资巨万，稍有拖延就会造成严重损失，因此行贿的金额十分惊人。结果，贪污盛行，涉及政府最高层，而且事实上也涉及了王室成员。据我看来。强制推行工业化计划所带来的贪污之风，是对国王及其政权的一个重大威胁。”《出使伊朗》，第46页，正是种种骇人听闻的贪污之风(因篇幅所限，恕不细述)造成了整个社会道德的颓败，并逐渐对巴列维政权产生离心力。

人们认为，只有民主和法制才能有效反贪倡廉。但巴列维国王却不这样认为，因此始终无法制止愈演愈烈的贪污受贿之风。但面对愈演愈烈的贪污受贿之风，他不得不于1976成立了“皇家调查委员会”，想以此监督贪官污吏。这种“自我监督”的机制自然收效甚微。然而。他至死都认为“皇家调查委员会”是监督官员、反对腐败的最佳机制，在他流亡国外的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依然如此写道：“这是检查国家事务的现代化服务机构。在我看来，这种自我评价的办法比西方国家必须依靠‘忠诚的反对派’的办法更加可靠、更加公正。反对派的批评很少以客观情况为依据。可惜的是，同我们后来的许多条款一样，这一条也没有来得及取得成果。”而“他们要求‘真正的议会民主’，实际上只不过是蛊惑人心的宣传，结果将是对民主的歪曲与讽刺。这种民主常见于威信扫地的多党制。我所要的是增进我国实际利益的真正民主，但是，我的对手们对这个主张不感兴趣。”他仍然强调“只有在君主立宪制的庇护下，伊朗各级生活才能广泛实行民主化。”“因此，为了实现真正的帝国民主，就需要有一个君主从上边进行统一。”他还将民主政治与经济发展对立起来，认为伊朗此时仍要首先发展经济：“没有白色革命，民主在伊朗将只是一种幻想，建立在饥饿、无知及物质和精神堕落基础上的民主只是一种讽刺，最终将成为民主最险恶的敌人。”(伊朗)巴列维：《对历史的回答》，第126、151、131、182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6年版)

美国等西方国家是巴列维的盟友，但这些国家的政府对巴列维政权的专制统治又多有严厉批评，要求他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西方新闻界对他的批评不必说更加强烈。面对种种批评，巴列维反驳说：“作为他们的同盟者，他们不顾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行不通，仍然希望我实现西方民主思想。”“新闻界，尤其是美国的新闻界经常是带有伊朗应该是什么样的成见，而不曾管它实际上是什么样，更重要的是将来会是什么样。伊朗被突然从中世纪推到现代技术发达的世界，把这样一个国家与有着几百年民主传统和文明史的国家相比就像拿苹果和橘子相比一样，它们简直无法比较。”“战后美国历史从来是要求其他国家，不论其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如何，都来效仿美国。”他坚持认为“民主是一个历史进程。无论是从下层开始还是从上层开始，它都不能由法令强制实行。我自己的经验表明，从上层逐步学着实行，比下层的大动荡要有效得多。”而且，“我认为每个国家都有权利和义务实现或者是恢复伟大的文明。这就是为什么伊朗不能不保持其世代流传的和带有普遍性的传统。”(巴列维：《对历史的回答》，中译本第19、20、21、183页)总之，他认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他的批评是以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人，他格外强调在政治制度方面一定要保留伊朗“世代流传”的传统和特色。

在自己的政权已被推翻、希望能自我监督的“帝国民主”已被证明错误时，仍强调“自己的经验”正确有效，真乃莫大之讽刺。从上层逐步实行改革确实要比由下而上变革大动荡要好得多，但前提是上层必须主动实行满足社会需要的变革。而问题经常在于统治者总是强调政治改革的条件不成熟，要“逐步”，结果却是总以此为理由拒绝或拖延改革，最后导致矛盾总爆发而错失“逐步”改革的机会。

不过，在伊斯兰革命中被伊斯兰法庭处决的前首相阿米巴·胡韦达的弟弟、曾任伊朗驻联合国大使的费雷敦·胡韦达事后对此则有清醒的认识，他反思说，没有进行民主的政治改革是腐败不止的原因，恰恰也是政治反对派得以发展的原因：“在国家发展的那个阶段，国王的基本错误并不在于加快经济发展，而在于对政治自由的疏忽。到1970—1972年，物质条件改善需要与民主齐头并进。这里，国王犯了严重的判断错误，放过了一些机会。”这样，清真寺就成为反对派的政治活动中心，因为“在一个不能够在议会发泄不满情绪的社会里，相对来说不可亵渎的圣地，自然就成了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中心。”(《伊朗国王倒台始末记》，第53、5页)

“白色革命”曾经激发、造就了一批“现代”知识分子，胡韦达写道：“伊朗看起来沿着合理的方向前进，以至于许多知识分子和技术专家，纷纷参加了国王的现代化运动。我的一群朋友认为，真正的经济发展，必定会带来民主。因此，要做的事情是支持国王的改革，并且为经济发展和政治自由化提供动力。”(《伊朗国玉倒台始末记》，第47页)但巴列维国王长期坚持所谓“帝国民主”，使知识界逐渐产生了强烈的离心和对立倾向。但巴列维则坚持认为知识界疏离的原因在于“面对这么多新奇的事物，我们有些学生没有准备。他们思想还不够成熟，不知怎样对待显然是很舒适的新生活。”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父辈和祖辈所经历的困难”，“同被宠坏了的孩子一样”，经常提出过分的要求。(《对历史的面答》，第115、116页)利文写道：“他们来自保的农村并受过严格的伊斯兰传统教育。他们来到西方化的现代城市，对违背他们基本是非观念的事物看不惯他们的收入虽然比他们有生以来所能期望的还要高得地望着为进行投机买卖建起来待价而沽的高楼大夏空着没人住，而自己在德黑兰南部的贫民区，十几个人住在—个房间里。他们看到政府官员和中产阶级乘坐有专职司机驾驶的奔驰牌轿车在城里来来往往，自己却因公共交通工具严重不足而不得不拼命挤车。他们的失望和不满是大量的，而能使他们感到宽慰的事情又实在太少了。他们当中许多人吸毒成瘾，许多人盲目地以流氓行为来发泄心中的怨恨。”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出使伊朗》第47页)。

重要的是，巴列维与教会的关系一直非常紧张。教会在霍梅尼领导下一直坚决反对世俗化、西方化和现代化，与巴列维势不两立。巴列维曾通过人威胁霍梅尼说：“别让我穿上我父亲的靴子。”霍梅尼则愤怒地回道：“对你来说，你父亲的靴子还大了好几号呢!”教会认为“白色革命”不仅侵犯了教产，而且还败坏了道德。德黑兰街头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电影院、酒吧间、赌场、豪华酒店和日益泛滥的色情业是道德严格的伊斯兰教无论如何无法容忍的。使教会认为国王犯下死罪的是，他把两千五百年前居鲁士建立帝国看做比此后一千年先知穆罕默德被迫从麦加流亡一事还要重要，实则用居鲁士反对穆罕默德。他举行了一系列活动和仪式将自己作为居鲁士的合法继承人，并在1977年修改历法，不从回历算起，而从居鲁士缔造波斯帝国时算起。此举引起举国愤怒，为他垮台的一个因素。在一年后的满街抗议声中，国王不得不收回成命，恢复伊斯兰历法。

霍梅尼虽长期‘流亡国外，但在国内影响极大，始终坚信真主、真理、正义、道德在自己一边，以‘‘简朴、自由和公正的生活”为号召，坚持进行反对国王的原教旨主义革命。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为要净化信仰、纯洁道德、在人世间建立完美理想社会的原教旨主义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基础。社会愈是窳败不堪，原教旨主义的吸引力就愈大。对完美社会的追求，是深植于人类的天性之中的。

这样，巴列维就不得不面对要求扩大自由民主的知识分子和要求恢复传统的宗教人士这两方面的反对。曾经支持“白色革命”、现在进一步要求扩大自由民主的知识分子和一部分民众认为巴列维此时已过于保守、过于强调伊朗传统和特色拒绝政治改革而厦对他；力量强大、一直反对“白色革命”的宗教界人士和另一部分民众却认为他的经济、社会政策完全违背了传统、违反了教义而反对他。当面临这两种力量从相反方向的共同反对时，“白色革命”就岌岌可危了。

三

“白色革命”引起的种种社会矛盾一直未获解决，问题越积越多，危机越来越深。胡韦达记述说：“伊朗1977年的情景，就像一群饿鼠吞噬一块肥肉一样。”1978年秋，对国王的反对终于公开爆发，迅速扩大。反对者来自社会各界：“工人、知识分子、市场商人、戴或不戴面纱的妇女、缠着黑色、绿色和白色头巾的教士、孩子、青少年、穿西服的富人和衣衫褴褛的穷人。”(《伊朗国王倒台始末记》，第105、145页)“对人民的疏远和苛求、工艺技术进步和政治僵化之间的明显矛盾，是不幸的主要根源。它们最终败坏了国王的所有工作，尽管这些工作的本意无疑是好的”。(《霍梅尼》，第69页)1979年1月中旬，巴列维国王终被推翻，逃往国外，“伊斯兰共和国”宣告成立。霍梅尼的基本原则是国家决不能凌驾于宗教之上，任何违反伊斯兰教的法律实际上都是违法的。而因争取民主自由而坚决加入反对巴列维行列的“穿西服”的知识分子，此时方深有所悟，其中一些人后来亦不得不逃往国外。

当然，也有人事先看出了某些征兆，法国作家维利埃在1976年出版的对巴列维充满赞誉之辞的《巴列维传》一书的最后坦率写道：“伊朗孩子们要学会读和写的三个词，就是：Koda，Shah，Mihane(真主、国王、国家)，说不定到了某一天，其中的第二个词儿甚至就可能给消灭掉了。”(《巴列维传》，第362页)不过，他也只说对了一半：他是根据“通则”认为经济的发展将促进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生，而没有料到伊朗的“特例”，最终促发的却是政教合一的原教旨主义革命!

“白色革命”失败的根源在于巴列维始终反对民主宪政，始终认为民主宪政只是一种西方的“地域性”制度而不是一种现代经济制度所要求的普适的制度和价值，因此认为别人对他种种批评只是他人以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人。所以他一直强调用伊朗特色对抗民主政治，别人明明是为他好，他却认为是害他。他没有认识到，不同国家的宪政确会因历史、文化传统不同而有不同的形式和特点，但对权力的制衡、限制这种精神却是相通的。然而他只想要现代经济制度，却不想要现代政治制度。伊朗人民生活水平确因“白色革命”大大提高，巴列维便据此认为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也能一直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他没有意识到，当温饱得到保障后，人们对贪污腐败、社会不公便格外不能容忍。事实说明，只有权力互相制衡、限制的民主宪政才是防止、反对腐败的有效措施和根本制度，而由皇家掌握大权自我监督的“皇家调查委员会”根本无法制止腐败；“帝国民主”其实并无民主，已成笑谈，最终难逃被推翻的命运。他的所作所为，正应了中国一句老话：“天堂有路偏不走，地狱无门闯进来。”可惜，直到临死他都未能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

“白色革命”的失败也凸现出了改革不彻底的困境。不彻底的改革必然弊病丛生，在经过了改革初期的繁荣阶段因而普遍支持改革后，人们对种种弊端的感受必将越来越强烈。因此。是以继续改革来克服种种弊病，还是以此质疑、否定改革而回到旧体制，这是身处改革／社会转型中的人们不能不面对、不能不认真思考的。

2010年第9期　“不须放屁”难倒全国人民

批林批孔开始以后，我被调到北京部队的写作小组。那是中国人“倒过来”走路，以头脑支撑身子的时代，意识形态的位置至高无上，写文章是空前吃香的行道。各部队也都纷纷成立写作小组，拉起一支人马，吃了饭专门写文章。或者歌颂中央的新决定，或者批判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我分在文学艺术这一摊，那就或者评《水浒》批宋江，或者赞颂革命样板戏，文章是写了不少。那是典型的遵命写作，那个时候也没有明白自家的脑袋还要自家思考，顺着上头精神拼凑文字就是，这一年倒还顺利。

“文革”中间，每年元旦，《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即所谓“两报一刊”都要发一个元旦社论，等于总结一年，传达中央新精神，展望来年，号召为什么什么而奋斗而奋勇前进之类。“两报一刊”是当时舆论阵地的制高点，它的社论基本上等同于中央文件的细化论述。大部分看不上中央文件的老百姓，就依靠“两报一刊”社论，猜度又要让全国人民干什么了，因此举国上下都非常重视

说话就到了当年12月，年底年初我们要写什么?大家都在猜测，打听。不久，我们听到说，元旦各大报刊要发表毛主席的两首新词，毛主席的指示肯定是报刊一个时期的宣传中心，今年初的宣传，看来要围绕这两首新词做文章了。

不久写作组就得到了两首新词的复印件。现在办公自动化，拾破烂的都会把自家的身份证复印了交到派出所。那时的复印机可是稀罕，怕是中央机关才有。听说这东西文件一过，呼啦啦就会出现一模一样的另一份，我这个乡巴佬只觉得神奇的了不得。两首新词的复印件很快传到手上，领导告诉我，虽然不是主席亲笔，那上面的字儿可是照着原来手写的手迹复制下来的，不差一分一毫。还是大机关好，距离中央近，下边老百姓稀里糊涂还在东张西望不知道明年又要咋整，我这里这么快就看到了毛主席的真迹，我实在兴奋又骄傲。

毛主席的两首诗词是《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前一首里边的名句，比如“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很快成为全国一派大好形势的形象化表达，至今依然有人袭用。“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也很快成为中国人民横扫一切害人虫的决心誓言。“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则是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战斗口号。后一首《鸟儿问答》原词是这样：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因为是毛主席的新词，我当然要仔细看。“秋月白”的“白”字，被主席划掉，改成“朗”，“朗”好在哪里呢?我不明白。全篇都是对话，旧体诗词，如果不加标点，如何判断哪一句是大鹏，哪一句是“雀”?不过我当然不敢深究。最后一句，原词是“请君充我枵腹”，即把“雀儿”吃掉。主席划掉了。改成大家见到的定稿。吃掉“雀儿”，挺符合对话情景，不过还是“试看天地翻覆”有气势。主席改的，还有错?何况人家是改自己的词。

这几处改动，从笔迹看，主席用的是铅笔。从笔画的行走看，早已没有了当年的龙飞凤舞，天马行空，雄视天下，指点“小小寰球”的气势。字形小，笔画横竖都不稳当了，横行不平，下垂不直，看得出运笔之手强烈抖动，把持不住。一个印象：主席已经老迈年高，多病体弱。写一把字，手也不听指挥了。不过那个时候也只是一闪念，不敢细想。

这个时候，复刊不久的《诗刊》约我们写一篇学习毛主席新词的文章，赶在明年一期刊登主席新词时配合发表。我们学习哪一篇呢?商量来去，我们感到，《重上井冈山》说的是国内，《鸟儿问答》写反帝反修，说的是国际。以我们所想，现在“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我们该关注国际，强力反对帝修反才是。我们甚至主观猜度，新年的元旦社论，很可能题目就叫《试看天地翻覆》。

主席这首新词学习后理解了。两个鸟儿，一个“鲲鹏展翅九万里”，一个“蓬间雀”鼠目寸光。这里一个象征“革命力量”，一个象征“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被革命吓破了胆。词中“三家条约”指美英苏三家签订的禁止核试验条约，我们认为那是核垄断。“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是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讽刺，一看就明白。最后大鹏怒斥“不须放屁”，革命要席卷，天地要反转，这都是当年习惯使用的自我膨胀式的豪言壮语。

难就难在这个不须放屁。

中国文学传统中，有“词乃艳科”之说，凡作诗填词，是件极为风雅的事情。屎尿屁一类肮脏之物，大体不入诗词。鲁迅先生就曾经说，画家可以画这个那个，总不好画鼻涕，画大便。文人墨客偶尔打油一回，不过私下逗趣，登不得大雅之堂。这回却是伟大领袖的诗词堂皇地要在国内所有大报大字登上头版，还要你写出赞颂文章，这确实有些难为人。

我们只能挖空心思找美感，或者说把反感叙述转变成美感叙述。比如说，从古至今，俗语不能入诗，主席大胆使用俗语入诗，表现了主席一空依傍超越前人的革命首创精神。比如说“不须放屁”属于痛斥，表现了主席对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切齿痛恨和鄙视。言之不足，故痛骂之。使用劳动人民喜闻乐见的民间表达方式，这又表现了革命领袖对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通俗易懂，普及提高，和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的文艺方向完全一致，主席身体力行等等。看来，只要不顾事实，不顾感受，道理全在人说。写作组的责任，是把一件毫无道理的事情说得有道理。还要说得理论化。

其实这时，最难交差的并不是我们。事后我们得知，歌舞团的日子，比我们难过多了。

主席发表了新词，词是要配唱的。除了移植样板戏，各地歌舞团没有什么能审查通过的作品演出。好容易有了主席诗词，唱歌跳舞的当然跃跃欲试。可是难也难在“不须放屁”。我们写文章胡搅几句大话空话还能说得过去，唱歌那是一板一眼要唱那四个字，把放屁唱成乐音，还要拖出跳跃跌宕的旋律，谁也觉得别扭，这也太难为了。不过逼到绝路上就会出聪明人，不久各地歌舞团一直到中央乐团都有颂歌献上。据我有限的感知，对付“不须放屁”，大致有以下三种方法：

第一：回避法。只唱《重上井冈山》，不唱《鸟儿问答》。既交代了歌颂主席新词的政治任务，又回避了难题。大多数基层歌舞团，都是这样做的。

第二：朗诵法。全诗都用合唱，到“不须放屁”处，音乐停止，一人站出来，类似领唱，但他不唱，一边挥臂指斥，一边高声诵骂：不——须——放——屁!前三字拉长，“屁”要短促有力，喷吐而出，显示对于修正主义的无比义愤。

第三：抑扬法。这种方法要求比较高，我记得只有中央乐团用过。前两种无论如何都还在回避，没有唱出主席的词句来。小乐团可以推说自己水平低，不敢轻慢主席诗词，中央乐团当然不行。你是中国水平，你不行谁行?中央乐团只好硬着头皮知难而上。据我的记忆，中央乐团的演唱，“不须放屁”当然是正儿八经谱了曲。演唱时强调“不须”，在“不须”之后拖长尾音，旋律略为上扬，然后突降，“放屁”低唱，轻唱，短促。全国只有一家中央乐团，能够正面突破，它也必须正面突破，否则《鸟儿问答》将不能演唱。至于到后来，其他团体还有些小创造，比如混声交响“不须放屁”之后，再来女声反复几次“不须放屁一不须放屁一不须放屁”，显示鄙视蔑视，那些都是小发明了。

无论如何，这一关总算过去了。国人自己难堪了一回，那可是给足了主席的面子。

若干年以后再回想这一个不大不小的事件，人们会问，毛主席一首诗词，为啥给全国人民出了难题?这问题首先在毛主席作为一个词人，其创作突破了社会认可的写作伦理。当时不要说中国，即便全世界的写作传统，也忌讳不洁之物写进作品。没有别的原因，人生之为人，对不洁之物生理厌恶。文学作品描写此类，绝难产生美感。毛主席自己在训诫延安作家的讲话中，也曾讲过高下之分、粗细之分、文野之分。早先在欧洲，教堂禁止放屁。《犹太法典》禁止犹太人在拉屎或者放屁时将屁股对着圣都耶路撒冷方向。“如果某人在读完念功或祷告词之前忍不住要放屁的话，那他最好忽略悼念功或祷告时间的限制，而不要带着不洁之身继续祷告。”在社交场合放屁，是非常尴尬的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法兰西是一个特好娱乐的民族。一百多年以前，巴黎曾经有过职业放屁人的娱乐表演，他们能够自控肛门，用放屁模拟各种音调。即便如此，一场世界大战之后，玩屁的把戏立刻销声匿迹，因为在严重的战争创伤面前，放屁再无滑稽可笑可言。欧洲有说不尽的放屁笑话，然而在多数屁笑话里，放屁人都是尴尬可笑的角色。这些都说明，略为讲究举止文明，放屁之类脏话当然不好请上大雅之堂。

中外作家中也有写过放屁拉屎之类“题材”的，不过那些，或者打油，聊博一笑。或者自己私密写作，或者游戏制作，并不曾想到拿出来展示。近年公开的吴宓日记中，有好事的读者就发现了这位名教授的若干首歌咏骡马排粪的诗作。比如：

已过长衢土辙安，流汗身热胃肠干。渐抟玉液成浓决，更炼金丹作巨丸。节节竹环蛇出洞，高高金座珠满盘。频看尾举连排泄，妙龄食量可惊叹。

稍微接触过牲口的人都知道，这里写的是骡马拉粪。够形象也够恶心也够可笑。不过人家写在他的日记里，本来也没有打算拿去发表，兴会一时呈才使气，如之奈何?

毛主席的诗词不同。两首新词发表在各大报头版，那是当时分量最重的新闻，套用“文革”中常用的话，那是指导全党全国正作的总方针。对于主席诗词，当然只能做正面阐释。那时的所有报刊，所有舆论工具，也都只能这样解读，否则有违圣意。

或许，毛主席只不过和读者开了个玩笑?这可是个搅乱江山的玩笑。在“文革”的政治高压下，全国人民噤若寒蝉、专制使人民变成集体痴呆，沉默寡言满脸死相是最安全的表情。即便传个笑话，也还是板起面孔保险。笑已经成为一种特权，在全国各大报刊开玩笑，那是最大的特权。估计当年，也只有他一人能够这么开玩笑说笑话。他爆了粗口，可没有人敢说这是粗俗，是使性子骂街，只能正面理解。

今天我们的许多一把手，胡乱发一通言，要求下属深刻领会。学出花样，学出创意，也常见。追溯当年，乃祖之风，山高水长。

不禁想起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屁颂》。说是阎王一不留神放了个屁，有秀才小鬼连忙即兴创作一首《屁颂》呈上，赞曰：

高耸金臀，宏宣宝气。依稀乎丝竹之音，仿佛乎兰麝之味。臣值下风，不胜馨香之至。

我们写作组的文章，当年没有迎合了圣听。1976年的元旦社论谈的恰是《重上井冈山》，题目叫《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不过并不影响我们“学习毛主席另一首诗词”的文章发表。回头看，我们不过也是献上一份小小的《屁颂》罢了。

2010年第9期　“替天行道论”:权力正义性的护身符

帝王“承天道”与圣人“谋天道”

在中国传统政治伦理中，对权力正义性的论证是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孔子揭示其中的奥妙：“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所以，无论何人，一旦控制权力，就必定要为其行为“正名”，使之“名正言顺”——“名正言顺”意味着正义性。两千余年间，每一个政权不管通过何种手段得来，其执权柄者无不为权力来源的“名正言顺”而煞费苦心。

对于原始的初民而言，最可敬畏的事物无疑是笼括万物、变化难御的“天”。在先民的心理观念中，“天”最终演变为一个至上的存在，“天道”也随之变成了一个终极的文化概念，成为万物合理性的基础，所谓“法象莫大乎天地”。董仲舒称：“圣人法天而立道”，“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天道”观念延伸到政治领域，“承天道”便成了权力正义与合理性的根本前提，于是，无论何人，只要能做到“承天道”或“替天行道”，就做到了“名正言顺”，具备了掌握政权的合理性，其拥有的武力被称为“正义之师”，对人动武被称作“恭行天罚”。

然而，这“承天道”与“替天行道”的本领并非人人都有，而是帝王与圣人的特权。

帝王被认为直接与“天”和“天道”相接，这种观念由先验性的逻辑建立起来。历史学家司马光说：“王者受天命，临四海，上承天之序，下正人之统。”建立在先验论基础上的“天”与“天命”成了君王合法存在的依据。

除了先验的逻辑论证，帝王与“天”、“天道”的联系还由许多神秘中介建立起来，并由许多独异现象加以表现。随着“龙”这个图腾崇拜物的盛行，“龙”成为帝王与“天道”之间的中介，龙与帝王之间的各种关系成为帝王和帝王政权神圣性不可或缺的环节。在汉高祖刘邦的传说中，刘邦的“龙子”身份是以牺牲其母的贞操，以其母与龙发生关系，让其父戴绿帽子为代价换来的。东汉光武帝刘秀有“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王”的受命之符。北齐高欢卧睡时，被人附会为“见赤蛇蟠床上”。唐太宗被人赞称“龙凤之姿，天日之表”。洪秀全言志诗：“风雪鼓舞三千浪，易像飞龙定在天”，表明自己是“真龙天子”，是可以改天换地看今朝的人物。

圣人之徒的使命是“参天地之化育”。《礼运》：“圣人参于天地，并与鬼神以致政也”。孔子颇自负地称：“文王既殁，文不在兹乎”。孟子更是自认天赋使命于已，以伊尹的口气称言：“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又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儒家圣人这种“替天行道”“舍我其谁”的自信为后代儒士所继承。

儒家之“道”分为“天道”与“人道”，所谓“天道远，人道迩”，但在本质上，“天道”与“人道”是一致的，在儒家看来，孜孜于人道，也就是在追寻“天道”。随着时间的推移，“谋道”成为儒士坚持不懈的传统。“谋道而不谋食，忧道不忧贫”、“任重而道远”几乎演变为儒士的使命，用张载的话，即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孔子自称：“天生德于予”；后世的儒士则声称：“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换言之，上天赋予了圣人“谋道”的资格和本领。这在一些所谓近代人思想里仍然如此。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说：“圣人，既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

在“承天道”与“谋天道”使命意识之下，帝王和圣人之徒就有了“替天行道”的资格。

帝王“替天临民”与圣人“替”众生“谋道”

以超验的方式论证出来的帝王“承天道”理论，在现代人的思维看来，是极为粗糙不堪且滑稽可笑的，但在前近代社会中却是相当有说服力的。在“奉天承运”、“承天道”而替天君临兆民的前提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成了帝王享有的“天经地义”的神圣权力；而在这种神圣权力的覆盖下，任何有悖于皇帝意志的人和物，都是可以任意摧毁的。

不过，“天道”观念虽确立了帝王权力的正义性与合理性，但其正义性与合理性仍然要体现在对社会的治理上。作为客观存在的“天”，不能自动说明将“天命”赋予何人，更不会主动向人们说明或展示掌权者所获得的权力的正义性与合理性。论证君权的“合天道”，乃是儒家圣人之徒的任务。

儒家的人生理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政治理想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这个目标的实现，需要儒家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帝王的统治，一是民众对统治的接受。具体言之，作为统治者，其权力既要有合法性和正义性，又不能过分压迫民众；作为被统治者，既要接受被统治的秩序，又不能犯上作乱，所谓“君君、臣臣”的尊卑秩序是儒家的基本方案。

在儒家那里，尊卑贵贱的等级秩序是。“天道”，“天道”的中心点是君权的尊隆。这在儒、道、法各家的学说中可谓异曲同工。我们从儒家、道家和法家鼻祖那里看到的都是命运攸关的御民术。老子日：“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民。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孔子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法家的管仲说：“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鲁迅曾对孔子为鼻祖的儒家政治伦理有过评价：“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为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这样的评价也适合于道家和法家。

不过，儒家毕竟明白，虽然他们维护帝王权。力的神圣性，但并非所有君权都是仁慈的“有道明君、昏君、暴君不期而至的情况屡见不鲜。儒家在“天人合一”的观念中，找到了劝勉皇权顾及民众利益的路子，即“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使民众意志成为衡量权力合法性和正义性的尺度。于是，“承天道”与“替天行道”就转化成“为民所系”：体察民心、顺应民意、体贴民情。成为权力正义的符号，而其用意乃在劝勉甚至警告帝王集团不要对民众过分苛刻、严酷。

儒士团体虽然希望借助“道”的力量约束君主，使其权力不可恶性膨胀，然而他们面临的最大的难题是，前近代社会没有一种力量约束君权对“天道”的背离。君主一旦成为“无道”的暴君，则意味着他们为“帝王师”所做努力的失败。对于这种局面，儒家是不可能有任何有效措施的，他们所能做到的只有独善其身而已。于是只能抱着“从道不从君”的原则而聊以自慰。这一原财在儒士同君权的长期冲突中，演变成为最基本的信仰。明儒吕坤说：“天地间惟理与势为最尊。虽然，理又尊之尊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下不得以势相夺。即夺焉，而理则常伸手天下万世。故势者，帝王之权也；理者，圣人之权也。帝王无圣人之理则其权有时而屈。然则理也者，又势之所恃以为存亡者也。以莫大之权，无僭窃之禁，此儒者之所不辞，而敢于任斯道之南面也。”这里所谓“理”也就是儒家坚守的“道”，他声称儒家坚守的“道理”不能被作为“帝王之权”的“势”所屈服，其思想与先前的“从道不从君”是一以贯之的。

然而，“道”的信仰毕竟是精神层面的东西，它无法保障儒家生活的物质需要，也不能保障其生命的安全。在掌握强大武力的君权的威慑和实际物质利益的诱惑下，儒家圣人之徒为帝王政权所屈服乃是常态，“学得文武艺，货于帝王家”乃是在帝王权力下讨生活的儒士无可奈何的选择，也是盛行两千余年而不衰的传统，即使在近代中国也大行其道。如哲学家冯友兰在抗战期间大讲“应帝王”，向蒋介石献媚；哲学家贺麟为蒋介石提倡的‘力行哲学’帮腔喝彩；史学家顾颉刚于1944年参与向蒋介石“献九鼎”，郭沫若为了逢迎伟大领袖的“大阳王”欲望，竟然不顾历史传统中对“天之二日”的忌讳，臆造出两个“太阳”，都是此去不远、众人皆知的显例。虽然清季以来，非君非圣者大有人在，如王夫之明言“天下非一姓之私也”，君权“可禅、可继、可革”。黄宗羲称“天下为主，君为客”，等等，但这些思想为国民所普遍接受颇为不易，即使在今日也非同寻常。十数年前，批评国家级的领导人通常会被视为“恶毒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是要加以惩罚的一桩大罪，其思维定式仍是权力神圣观。这在完成权力“去魅化”的现代民主制度中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帝王集团“替天行道论”的本质

马克思在评论资产阶级革命的作用时说过大意如下的话：资产阶级对封建专制王权发起革命，不仅仅代表自己的利益，也代表手工业者和农民等劳动阶级的利益，因为受到封建专制王权所压迫的不仅有资产阶级，也有劳动人民，因此，资产阶级对王权的革命也符合其他劳动人民的利益，但当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就转化为所有其他阶级的对立面，道理很简单，它取代王权成为所有其他阶级的压迫者。

同样，农民出身的起义领袖在发动对帝王暴政的反抗、夺取政权之前，是代表所有受暴政压迫者的实际利益的。然而，一旦他的集团夺取政权，其特殊利益就确定无疑地形成了，因为他在控制政权后，实际上已经转变为与其他阶级区别开来的特殊利益集团，这种特殊利益与权力如影相随，是绝不可能为最初的理想所打消的。其中的原因是，当他宣布自己“奉天承运”、“替天临民”，管理天下黎民百姓，并充分、全面地代表他们的根本利益时，实际上已经掌握了处分天下黎民创造物、乃至其生命的权力。

国家权力这种公共权威被物化为一个政治上和道德上的神奇人物以及他的集团，并被宣布由这个神奇人物和他的集团代替芸芸众生的意志行使权力时，整体概念(如“人民”、“群众”之类)掩盖下的单个民众的个体意志已经被剥夺了，作为个体的社会成员虽然在名义上享有参与国家政治的权利，其实对国家政治已经没有任何干预力量。此后不可避免的局面是，以“替天行道”相标榜的权力集团堂而皇之地扩大自己的特权，原来被奉为“天”的芸芸众生的权利则被压缩到最小的空间；整个社会只有特殊权力集团日益扩张的自由，普通民众的自由则被剥夺。

这种状况在近代以前是确定不移的事实，即使在民主观念已成为潮流的近代，也没有多大改变。1932年3月28日，南京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曾对“国难会议”代表放言：“国难会议是政府召集的，我们是主人，诸位是客人。诸位如果不满意政府的办法，去革命好了!我们流血革命，打出来的政权，岂能随便说开放就开放!”这位早年为反清志士、后为民国要人(当时还不是汉奸)的话很直白，反映的是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思维定式：权力落到我们手里，就意味着“天命在我”，一切由我说了算，你要证明“天命”在你身上，就以“革命”的方式来证明!在这里，人们看到的是“打江山、坐江山”的逻辑，“打江山”就是“坐江山”的法理依据，无需考虑现实权力是否符合正义原则，是否是在正义的原则下运行；此外，人们看到的是，所谓“承天命”、“替天行道”大旗背后显露出来的赤裸裸的“暴力决定一切”的思维。这一场面让后人明白一个道理：虽然不能说孙中山当初立下“天下为公”的宗旨是虚伪的，也不能说国民党领导革命之初就有图谋集团之私的念头，但历史的逻辑无情地展示给人们的，是这个曾经不遗余力“为民请命”的集团，一旦掌握了政权，就形成这个集团的特殊利益；在集团利益面前，原来它代表所有被压迫阶层民众利益的客观环境即不复存在。它原来的“替天行道”、“为民请命”理想不管当初多么纯洁和真诚，都不可避免地走向其对立面。历史的逻辑就是如此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汪精卫的“宣言”还蕴含着另—层深意：近代以前皇权制度下的一家一姓之“神圣性”，在“承天命”的幌子下，转变成为—个集团的“神圣性”；由于这种“神圣性”，人们是不能对这个集团进行批评的，任何对这个集团的“神圣性”的冒犯，都被视为“反动”。正是这种集团“神圣性”才使任何“反党”言论成为一桩十恶不赦的大罪，可以施以最严厉的惩罚，其道理正如“欺君罔上”被视为“欺天”而必须加以惩罚一样。

传统“替天行道论”的本相

人世间有一类事是可做面不可说的，如男女床第之事，人人为之，但不可堂而皇之地高谈阔论，否则有失风范；一类事是可说而不可做的，如国骂人人说过，但只是泄愤而已，如果真如所骂的那样做起来，对方非杀你不可。

不惟如此，有些真相是不可揭破的。鲁迅于1925年作过一篇题为《立论》的妙文，说过一件事：—家人家生了一男孩，合家非常高兴。满月的时候,抱出来给客人看,想讨点祝福的吉利话。一个客人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于是得到一番感谢。另一个客人说：“这孩有官相，将来要做官的。”于是得到几句恭维。另一个喜欢将真话的客人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于是得到一顿痛打。说真话的结果就是如此。

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有人认为这是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民本思想”。如果说这是中国历史上曾存在的思想，也许是不错的，但如果认为这是中国政治传统的具体实践，则是全然没有历史感的糊涂念头。类似的实例：中国传统文化中经久不息的“清官思想”，但若由此认为中国传统政治一向清官云集、政治清明，无异于痴人说梦话。‘盖儒士之舍力倡导者，必为社会实践所极为缺乏者也。《诗经》云：“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之不得，辗转反侧。”辗转反侧、难以成寐的原因是“求之不得”；同理，儒士们死乞白赖地呼吁皇权集团要重视民意，其实正说明民意在皇权政治伦理中的微不足道。因为现实中无法得到，所以儒士们才耿耿子怀，反复追索，梦寐以求。

2009年，郑州市城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回答记者时下意识地冒出一句问话：“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政论家们对逯军的这句话口诛笔伐，以连篇累牍的文字试图证明其中存在严重错误，可谓正气凛然，不过，在我们小老百姓看来，这位不大不小的官员的问话实乃肺腑之言，一句大大的老实话，因为它符合历史的逻辑，其情形亦如1932年汪精卫——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对“国难会议”代表们发出的底气十足的“宣言”。

2010年第9期　我所知道的“桃园经验”

问：您概要谈谈“四清”运动的历史背景。

答：“四清”的历史背景可以说有三条。

第一，为了实践“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理论。这个理论是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后，教育刚从小农传统生活中解放出来的人民、特别是农民和农村干部，始终是党和毛泽东关心的一个重大问题，上世纪60年代初期，几乎年年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人民公社时期采用的“四清”办法进行整风整社，为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供了一个具体形式，也为开展大规模“四清”作了准备。

第二，为了实践“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的理论。在“大跃进”造成严重经济困难的形势下，出现了所谓“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等问题。“黑暗风”就是说困难怎么大；“单干风”就是类似“十项小自由”；“翻案风”就是反对右倾，对这“三风”，毛泽东认为都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反映。之所以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除了领导责任，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基层干部中的严重问题，以及社会上地富反坏右分子极力复辟资本主义、篡夺领导权。因此，必须开展阶级斗争，解决干部作风问题，打击地富反坏右的猖狂进攻。

第三，为了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这个问题怎么提出来的呢?就是前苏联的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反斯大林，引起东欧很不稳定，赫鲁晓夫还批评我们的“三面红旗”，促使毛泽东引起警觉，加重了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提出了“中国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1960年9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就强调既反对修正主义，也反对教条主义。不久，就发动了以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为主旨的“四清”运动。总之，搞“四清”一是教育农民，二是抓阶级斗争，三是反修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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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小四清”和“大四清”有什么不同?

答：你说的“小四清”、“大四清”，是指“四清”的内容了，“四清”的主要内容，在运动中有发展变化。在我们省最早是定县(现定州)县委书记带着工作组去搞整风整社试点中，也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根据社员要求，对干部的账目不清、铺张浪费、多吃多占、贪污私分集体财务的问题，采取了清工、清账、清财、清物的做法。这时的“四清”只清经济，叫“小四清”。“四清”运动后期到1965年，提出了搞“大四清”，就是“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由“小四清”到“大四清”，它的主要内容和发展变化，是根据中央的三个文件来的，《十条决定》，是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后来有《十条规定》，是彭真起草、具体执行“决定”的。《二十三条》是毛主席主持制定的，提出的“大四清”，是全面的革命了。归纳起来“四清”就是整风整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阶级斗争、反修防修，重新教育人、重新组织阶级队伍，以及“大兵团”作战等等。为了便于理解j不妨用个通俗的词来说明：“四清”是重新教育人、抓阶级斗争、反修防修的一个“抓手”。

问：您在“四清”运动中担任河北省委抚宁工作队的队长，请回忆一下当时的情景：下乡前的准备，工作队初到抚宁农村的情况，工作队有多少人，是集中一个村，还是分散到很多村，当地干部群众对工作组是什么态度，配合你们的工作吗?

答：“四清”是先搞试点。我们工作队叫做“省地县抚宁工作队”，就是省里、唐山地委、抚宁县这三级工作队，有229个人，省直机关有百余人，地区去了将近一百人，还有县里一些干部，《中国青年报》有十几个人，王光美参加了我们工作队。工作队由省委书记林铁挂帅，县委书记强化和我担任队长。抚宁县当时属唐山地区管辖，离北戴河很近，也便于开展工作。

工作队的任务是搞芦王座公社的社会主义教育试点。这之前，我已经带队在这个社搞了蒲兰大队，取得了一个大队“四清”的经验，这次搞是为了取得一个公社“四清”的经验。

工作队最重要的准备工作是在秦皇岛集训，学习中央的《十条决定》和蒲兰大队“四清”的经验。为了方便，我们住在宾馆里面先学习，住地离抚宁很近。这个公社有，14个大队；因为已经搞了蒲兰大队，我们工作队就分为13、个工作鳓派到全社除蒲兰之外的13个大队。王光美去的是桃园大队，在桃园工作组。

我们进村前，县区社党委已经给队干部、社员打了招呼，大家知道工作队是为了帮助解决千部经济不清的事，“四清”会按政策办事。社员表示欢迎，队干部看起来还沉得住气。

问：当时王光美为什么要到抚宁去参加“四清”工作，她以什么身份到桃园去的?她与工作队配合吗?

答：根据我掌握的情况看，王光美到河北抚宁参加“四清”运动，是这么几个因素促成的：第一，为了就近再学习再锻炼。王光美参加过民主革命时期的土改，这个“四清”运动是社会主义革命了，她也想参加学习和锻炼，何况抚宁县离北京很近，非常方便，这个意思是她告诉我的；第二，为了刘少奇获取运动一线信息增添一条渠道。“四清”运动的信息，王光美一参加就算多了一条渠道。实践证明是这样的，这是我观察的。第三，有示范作用。这条我倒没听她讲，中央文件规定，领导干部蹲点、机关干部要参加“四清”运动，它是这次“四清”运动的一大特点。王光美从北京来。中央机关的干部参加蹲点，有示范作用。

至于王光美的身份，她要是以刘少奇夫人的名义出现，就吸引大家的注意力了。为了工作方便，王光美化名董朴，以公安厅秘书的身份，在桃园工作组担任副组长。她工作起来和我们配合得很好，你比方说在工作组大家商量事情啊，分配了什么事情她也很服从分配的。她有建议就及时提出，我们有什么问题，比方说理论问题、政策问题，属于认识方面的问题吧，有时候请她代为征求刘少奇的指示，她也及时把少奇对桃园“四清”的意见转告队长，在工作中和我们配合得很好。

问：“桃园经验”是怎么总结出来的?

答：桃园经验是这样，我们试点结束以后，大概是1964年的7月吧刘少奇要南下视察工作，王光美随行。他们先到天津(当时天津是河北省会)，再到山东，然后南下。到天津以后，省里正开三级干部会，省委提议让王光美给大家讲讲桃园“四清”的经验，她是怎么做的，大家很感兴趣。她讲了一天多。中央通报的“桃园经验”是根据讲话录音整理出来的，她的讲话原来有8万余字，整出来的材料是4万余字……

问：当时您亲自参与整理的?

答：不叫整理，就是从录音带上记录下来，我看了一遍；顺了一遍，大体上删了两三万字，送到中央以后，中央的高手又删了两三万字。

问：桃园经验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答：主要内容有五个方面：第一，是扎根串联，组织阶级队伍；第二，是干部“洗澡”，进行“四清”；第三，是对敌斗争，政治“四清”；第四，组织建设，选举支委、队长；第五，是生产建设。大概是这五个部分。

问：您今天如何看待桃园经验和“四清”运动?

答：这个问题很大，就我的理解谈点看法吧。整个“四清”是保护了桃园经验，保护了芦王庄公社，现在这个问题也好讲了；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四清”运动做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它指出，1963年至1965年间，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韵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在1964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在1965年初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过，这些错误当时还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历史决议》为我们研究包括芦王庄公社(含桃园大队)在内的“四清”运动，指明了方向；是我们评价“四清”的指针。

要具体说呢，对“四清”有四点值得肯定：第一，它对改善干部作风、密切干群关系有促进作用。基层干部中一些人犯有大大小小的错误，其中有的还比较严重，经过“洗澡”，解决了“四不清”问题，放下了包袱，干部可以轻装前进了，群众对“四清”是满意的。像芦龙王庄公社有62％的干部犯有贪污盗窃错误，款额达75000块钱，每户平均36块，贪污粮食11万斤，一户平均54斤，按说这个数目在当时也不算小，“四清”解决了这个问题以后，干群关系就好一些。第二，推动改善了社队经营管理。第三，推动了生产建设。像桃园大队新建了一个抽水站，打了两眼机井，拉了高压线，挖了渠，平整了土地，栽了树。这个冬春的基本建设比往年搞得多些。第四，打击了犯罪活动，刹住了歪风邪气，维护了社会秩序。

要讲问题，首先，就是把农村阶级斗争形势看得太严重了，不论大小问题都看成是阶级斗争，对有些干部的问题缺乏具体分析，使有些人受到不应有的处理。第二，就是搞了重新组织贫下中农阶级队伍，把土改和合作化时期实行的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的路线，简单地运用于三大改造完成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了，组织贫下中农阶级队伍，那么中农和富裕中农，人民还能不能富啊?穷了才是依靠力量，富了就成了革命对象了，所以不利于调动全体农民的积极性，这显然是“左”的错误。第三，就是“四清”中的一些重要的政策问题不明确或者是不正确的。我是搞政策研究的，所以对这个问题比较敏感，你比如说“反修防修”，但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明确、正确的界说，滥用的错误后果，当时严重，今天仍可见；还有什么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什么样的走资派够什么条件?到哪一级，这都不清楚；还有对“清政治”这个政治性极强的政策问题，也没有给出明确的内容、对象；什么是漏划地富反坏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如何划定新富农，如何划定阶级成分的时间标准，新划的地富分子要不要没收其浮财?芦王庄就没收了，我当时对这个事情很有点疑惑，如此等等，像这样含混不清、胡批乱斗的问题不少，在这方面是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这是三个方面的错误。上面说的都是属于包括芦王庄(含桃园大队)在内的“四清”运动“左”的错误。今天来看，这些错误已经变成我们前进的一种重要的思想资源。有了这种教训，就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了，这有好处。这是讲的是整个“四清”。

说到芦王庄“四清”、桃园经验，我想还应该把自己也摆进去。因为就我个人来说，我是“四清”工作队长，后来又做了省委“四清”办公室主任，还是长期做政策研究工作的，在“四清”活动中，犯了比较严重的“左”的错误，我是很积极地去执行的，这当中最严重、最深刻、最痛切，也是最宝贵的教训，就是不懂得我们所处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当时脑子里就是有几个现成的概念、框框，这个教训是很深刻的。

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新时期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创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最新成果，找到、开拓、扩展、深化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与实践，是改革开放的正面经验和“四清”加上“文革”的反面教训两相对照，帮助我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真理性精髓的领悟与把握。所以，现在我可以跟你这样说，改革开放的正面经验，“四清”的反面教训，在我身上是一直起作用的，推动我在学习。

曾经碰到有些人问我，是不是每过几年搞一次“四清”，就可以解决干部作风问题，像现在贪污好厉害呀，这不搞“四清”行吗?他的意思是不搞“四清”不行，非搞运动才行。我说呢，有了改革开放的正面经验，有了“四清”的教训，这样对照之下，有三条可以回答这个问题，答案是：第一。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二，发展和完善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法治制度；第三，发展和完善干部教育制度和监督机制。把这三个方面结合起来，坚持做下去，假以时日，是一定能解决问题的，干部作风一定会一年比一年好，这是我的深切体会。

2010年第9期　“翠明庄黑会“始末

1966年6月22日，天空响起炸雷一般的吼声，声讨“翠明庄黑会的反党大合唱”。乐队总指挥自然是电影界领导人夏衍、陈荒煤辈，高音则是上海的瞿白音。他高唱的是《创新独白》。此文颇有特色，是有感于电影的公式化概念化而发，用杂文的笔调阐发“唯陈言之务去”的要言妙道。文章刊于《电影艺术》1962年第四期。哀此文之不逢时，一出笼就遭到上海市长柯庆施的无情批判。“陈言”就是指党的文艺方针，就是反党，罪无可绾。

1964年初夏，我到北京就医，走访老友袁文殊，时任中国电影家协会书记。漫谈中讲到《创新独白》，说朋友们劝瞿白音写一篇自我批判的文章。白音不肯。我想这正是白音的骨梗性格。这时正是文化部“假整风”期间，是“十年动乱”的前奏。文艺各界都各找出一祖师爷。电影界有夏衍，文学界有周扬，戏剧界有田汉等。这与本文无关，不赘。

为说明“黑会”的始末，必须回溯到1962年。是年2月10日，我在长驻地鞍山接到通知，要我火速到中国影协报到。干什么?没说。我乐得进京，一可会晤老友，二可看些影片，三可跑跑书店。北京春寒料峭，冷气袭人。见到电影家协会书记袁文殊，才知是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0周年，要请几个摇笔杆的写文章。斯时上海的柯灵和瞿白音已经到了，都住在翠明庄。同时，文化部管电影的副部长夏衍和陈荒煤也要在此处开会，研究当前电影体制问题。

嘿，翠明庄，好迷人的名字。可不能顾名思义。它既无翠绿如盖的树林，也没有明丽舒敞的房间。原来是沿用旧名，其实是中央组织部的一处招待所。地在东华门附近，两层楼房前面是一条狭窄的马路。车流很多，整天轰轰然不断，使人不得安宁。这一点必须说明，否则住华屋，甘肥饫，写“黑文”，岂不要罪加一等。

夏衍和荒煤主持的体制谈会开了四次，谈电影管理体制。参加座谈的，除夏和陈，还有袁文殊、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陈播、影协负责人之一的黄钢、电影史学家程季华等。笔杆子柯、瞿，我也列席了。所谓黑会，即指此言。会上袁文殊曾说：“参加会的只于敏一个是布衣。”毫无官衔而参加如此高层的会议，幸乎不幸?

溯自1959年庐山会议后，全国上下大反右倾。连“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都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1962年初的广州话剧会议上，周总理和陈毅元帅讲话，为全国知识分子摘去资产阶级的帽子，归人人民一边。全国文化人无不欢欣鼓舞，说是沐浴了春风。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出气之说，即所谓“白天出气，晚上看戏”。翠明庄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3月中旬，这样的会开了四次。空气和缓，畅所欲言，也没有人出什么气。会上议论的问题大致有四：一是关于电影的管理体制。三大制片厂，长春厂、北京厂、上海厂，是否仍下放省和市；抑或收归文化部直辖。二是关于如何提高影片的艺术水平，力求符合观众的需要。文化部是否直接抓一批创作干部。下放的人员是否收回一部分，用轮训的形式培养人才。三是批评创作的条条框框，艺术教条主义。题材方面应当开源，从“五四”以来的社会生活都可以写。四是为解决剧本荒的问题，特别强调编剧队伍的扩大和培养。

会上大家畅所欲言，没有人定调子，发指示，做结论。共产党会多，我历年参加过不少。像这样自由、平等、舒畅、和谐的会则不多。一定要找一顶帽子给它戴上，我看自由主义比较合适。我这布衣虽有发言权而未使用，因为管理体制一套我一窍不通。我参加“黑会”，自然成了“黑人”，所幸没有什么辫子可抓。这样一次会，自今视之，思想太不解放，改革的步子也如小脚女人。本来是正常的事，戴上黑眼镜一照自然是黑的了。夏、陈二人都是掌权的副部长，说他们“黑线”夺权，岂不是自己夺自己的权吗?常识以下的事，竟掀起滔天大浪，思之可怕也可羞。

我到京是为了写纪念文章的。除了上述四次正式的会，还有几次笔杆子的碰头。2月19日，大家到军委文化部，听传达总理和陈毅元帅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春风春雨，滋润心田，鼓舞干劲，但是怎样写纪念文章，还是心中没底。2月26日，荒煤讲了他的初步设想，也只是一些浮泛的意念(这里插一句，笔杆子们当年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只有荒煤、文殊、于敏、黄钢，其他人都不曾在延安)。大家约定3月5日分别写出供讨论的提纲。我认为与其写应景的纪念文字，不如写与电影实践有关的学术性论文更为有益。柯、瞿二公也有同样的想法，可谓不谋而合。

那个春天过得身心都分外舒畅。每天都观摩一两部影片。苏、美、法、德、意的许多名片都看了，受益匪浅。正在三年困难时期的最后一年，但是笔杆子颇蒙优待。每天饭桌上都有荤有素，有时还到四川饭店打牙祭。每天傍晚，都在东华门外的御河边散步，在随意交谈中，柯灵说他想从典型问题上立论，至于从哪一侧面人手，则沉吟未定。白音则拟谈创新，也还说不具体。我呢?想探讨一下电影、电影文学、文学三者之间的关系，也尚在胚胎，不能成形。此后数日，分别筹思，准备提纲，以供讨论。我闷头想了几天，一面翻书，渐渐有了些眉目。

瞿白音的提纲最早交出，在小会上讨论，时在3月16日。由于问题平列，未突出重点，受到一番“轰炸”。轰炸者，接近于否定也。柯灵则一直未写出提纲。3月28日，小会讨论我的提纲。为了将论点讲清楚，我写了一万多字。题目是《本末》，副题是《文学的共同性和电影文学的特殊性》。大家对论文的整体是肯定的，只讲了些枝节性的意见。对《本末》二字，有人以为不好理解。

谈完提纲以后，我说：“文章里有七根钉子，请大家考虑，要不要拔去。这七句话是：

1.要有勇气承认自己是无知的(这是借用巴甫洛夫的话)。

2.古往今来，有没有一个作家是靠别人耳提面命的?没有。

3.有人太热衷于为创作开药方了(此句未写入文章)。

4.我们对于生活的本源性常常估计不足，以为有了主题就可以大做文章。

5.作品里的人物是具有独立性格的人……常常想到这一点对我们是有好处的。

6.给人物加理想，把他们升格或‘拔高’，让他们理想、说思想，把装腔作势当做崇高，可笑的行为只能引到荒谬的结果。

7.艺术表现既然是有个性的，其本性就是排斥一般化的，排斥外力干扰的，排斥越俎代庖的。”

我为什么说是钉子?这七句话显然是针对束缚我们手脚的教条和违反创作规律的做法而发。为什么特别提出来要大家考虑?可见虽然有总理和元帅的讲话，我还是心有余悸的。算我有先见之明。在那疯狂的年代，在长影全厂的揭批大会上，有人大叫：“于敏向党打了七根钉子!”七句话果然成了七条又黑又粗的辫子，被人一大把狠狠地揪住了。讲“无知”就是暗示党无知。讲不要别人耳提面命，不要外力干扰，不要别人越俎代庖，就是取消党的领导。讲人物是有独立性格的人，就是否定人的阶级性。讲以为有了主题就可大做文章，就是不要主题，和党唱反调。这样一一上纲，我可不就是一个十足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权威，周扬纛下的黑干将吗?可悲可叹可恨的是我当时必须这样上纲上线，否则就是一个死不悔改的分子。我无可逃脱，正是把大盆黑水兜头浇在自己身上，才得到“解放”的。讲这些我毫无怨尤，因为扭曲的时代扭曲了万千的人，不独我一人为然。

讨论《本末》提纲时，大家都说钉子不拔，都是针对艺术教条和艺术领导的官僚风、独断风而发的。此文于1962年4月底完稿，是4万多字的长文。《电影艺术》编辑部的同仁看了，说好，很有文采。黄钢甚至说：“国内讲电影蒙太奇的算你一家。”函送荒煤审阅，回信说：“好，满意。”文章于《电影艺术》5月号刊出。瞿白音的《创新独自》是回上海写成的，发稿较晚，所以，同期刊物排在《本末》之后。

两篇文章在上海得到不同的反应。为《独自》喝彩的不少。听说还开了几次座谈会。《本末》则相对的受到冷遇。听说有人不同意电影特性为“末”。这显然是望文生义，可能由于没有通读全文。

瞿白音的《关于电影创作问题的创新独白》刊于同期《电影艺术》。文章颇有特色，是用杂文的笔调发议论，“唯陈言之务去”(韩愈语)是其核心的论点。又用清朝诗人叶燮的话为之注解：“凡事之踵事增华，以渐而进，以至于极。故人之智慧心思，在古人始用之，又渐出之，而未穷尽者，则后人精求之而益用之，出之。乾坤一日不息，则人之智慧心思必无穷与尽之日。”作者感慨很深地着力抨击流行于当年的公式化概念化，力求顾及问题的不同侧面，避免片面性。自今视之，颇有跪着造反的意味。就是这么一篇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力求照应问题的不同侧面，触及时弊，行文活泼的学术性论文，竟然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而今我重读《独白》，发现此文不但没有违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是以《讲话》的基本原则为指归，阐述了艺术创作的重要方面。且看：“去参加一个纪念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座谈……座谈会开得很热烈，大家谈了许多体会。20年来，我们在毛泽东文艺方向的永不熄灭的指路明灯引导下前进，我们要为无可争辩的伟大成就高兴，但同时也有点羞愧。我们不是曾经自觉或不自觉地被磷磷的鬼火似的绿色幽光引诱过，有如陷入泥塘，有的踩到过小石子踉跄了一阵，也有的一时看不到这盏明灯而停步不前……会后，一直想着‘新从何来’的问题。”

读到这里，我不禁为白音大呼冤枉!

前面说过，“独白”是以“唯陈言之务去”为其基本观点。所谓陈言，用现代的语言讲，就是艺术教条，或艺术形而上学。具体言之，即“主题之神”、“结构之神”、“冲突之神”。作品必有思想内涵，必有整体和段落，必有波浪起伏。如果成为刻板公式，必然成为艺术创作的桎梏。“陈言之可厌，首先在于它不能反映千姿百态的生活风貌，丧失生活真实感。形象和表现方法之所以要多样，首先在于生活的丰富多样。陆机所说‘体有万殊，物无一量，纷纭挥霍，形难为状’。驱除这些束缚我们的过多的框框和顾虑，活泼创作思想的根本方法，还在于‘博观’——观察生活和开阔艺术眼界。‘识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刘勰的话是对批评家说的，但对创作家又何尝不是如此。”

文章刊出前，曾由夏衍审阅，为之作了若干词句的修改，也就是磨平了当时觉得不妥的字句。跪着陈词，这番苦心也未能起到任何作用。

1962年2月，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同时刊出声讨《创新独白》的鸿文，作者为丁学雷。伟大祖国的天空上响起这位雷公的炸雷，断言翠明庄的黑会不是独白而是大合唱。文章没有点我的名，我不免心存侥幸，但是在劫难逃，我这条老鱼也被一网打住了。不过与白音比较，我幸福多了。与其他种种“罪行”一起，经过多次黑水浇头，多次打倒，多次上纲上线的检讨，经过百日牛棚，又要我夹起尾巴做人了。

瞿白音的命运，在我国电影界和文艺界，实为一大“典型”。《独白》刊出之日，就是噩运当头之时。上海市委书记的点名批判在前，掌握了文化大权的张春桥及其喽哕的声讨在后。随着“阶级斗争为纲”的高唱入云，对《独自》的批判也步步升级。十年动乱，全国文艺界人士蒙难。当年赞赏《独白》的人也大多受到了株连。感谢中国电影出版社，于1982年刊印了《创新独白与瞿白音》一书，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白音不幸，于大动乱之年入狱，“四人帮”倒台后重见天日，不久即病逝于上海，时在1979年11月1日。而今又是30年过去了，怅望云天，惆怅何似，为他默念，愿他安息。

2010年第9期　插队读书记

我们1969届初中毕业生，实际只接受过6年的小学正规教育，插队时许多同学还不满18岁，实在算不得“知识青年”。渴望读书，是我们当中许多人的追求，即使在穷乡僻壤，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也没有放弃。

(一)

我下乡时带了两个一般大的箱子，一个是凭“插队供应证明”到商场花了24元买的配给的杂木箱子，装衣物被褥；另一个是家里的老牛皮箱，装的都是书。除了马恩列斯选集、鲁迅文集和那时人人必备的“毛选”、“文革”资料汇编，大多数是“禁书”或“准禁书”，例如《中国通史》(范文谰)、《中国史纲要》(翦伯赞)、《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何干之)、《中国革命史》(胡华)、联共党史、《大众哲学》(艾思奇)、上个世纪50年代出版的一套“干部必读”(包括苏联版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以及中国古典、现代小说、唐诗宋词和少量外国文学名著等等，满满一箱子，足有二三百斤重。

我之所以带了那么多书，一是读书习惯使然，舍不得丢下，二是知道自己没上过几天学，需要“补充”，三是觉得自己这辈子回不城市了，索性都带走。况且，“文革”时父亲的藏书几乎被扫荡殆尽，那些书大部分是我自己千方百计淘来的，很珍惜。

插队之初，我还自以为曾经读过不少书，有点“根底”，能够处理一些问题。但很快，现实生活就教育了我，使我明白了自己的无知。

现实生活首先就要与人打交道，插队后，同学之间更是朝夕相处，无可回避。大家分别有不同的家庭背景，但绝大部分都在“文革”中被触及(“根红苗正”的大多留城了)，只是程度不同。当插队成为我们共同的宿命时，家庭的因素和影响就显现出来了。且不说家庭教养、经济条件，仅生活态度就很不相同。有的人确实认真劳动，希望有朝一日改变命运；有的人自觉前途无望，索性混日子；大多数人介于中间状态——劳动说不上积极，胡闹也非“没边”，但又都有自己的打算。无论怎样，反正村里也不管，更没人组织我们学习，倒是比在城市、在学校宽松自由许多。

在那样的环境和条件下，我忽然感觉到自己很不适应，发现自己除了知道点书本知识，好像什么都不懂，遇到问题束手无策，而且常常与人发生矛盾。说老实话，那时候的我，的确有点“热血青年”的味道，真把马列和毛的思想以及“英雄”人物当做生活指针、榜样，以为“放之四海而皆准”。其结果，用来要求自己还仅仅是自己受罪，用于对待别人则很不招“待见”，还造成关系紧张，一度苦恼极了：我开始明白，理论不能当饭吃，再死读马列不仅不现实，而且也很假——1968年父亲被审查时，我成了“狗崽子”，苦闷中曾经整日泡在图书馆读马列，把那些经典一本本读过去，还做了不少笔记，结果发现，我对马列依然不甚了了，除了知道点皮毛，连实际问题都解决不了。

特别是1971年“9·13"事件以后，“文革”神话破灭，人们的“革命”理想和激情迅速降温，加之农村的艰苦现实，没有几个人再傻读马列了。即使读，也开始有了选择，例如，我对20世纪50年代选编的《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就有兴趣，而且读了确有获益。至于“毛选”，如果不是必须的教条式地学，也大多为了“实用”以应付差事。

现实生活教育了我；使我知道了需要重新安排自己的读书生活，读点真正对生活、对实际、对未来“有用”的书了。

(二)

20世纪70年代初，我读的最多的是历史和文学书籍，虽然有限也很初级，但却是好的开端。如果说，我后来多少掌握了一些文史知识，始终对文史保有兴趣，并且最终从事了文字工作，那么，入门在“文革”前，上路则是从插队开始的。

对文学的爱好是几乎所有年轻人的共性。在那个年月，文化的缺乏、精神的苦闷，更使许多同学对能够抓到的任何一本小说如饥似渴。我带到农村的几本中外小说就显得“洛阳纸贵”了。我们几个同学还一度组成了一个读书小组，虽然坚持时间不长，但却是一段很有意义的生活。记得我们读的最多、讨论最多的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和《马克思的青年时代》；我自己至少读了五遍以上，而且写下了不少感言。保尔、牛虻和青年马克思，成为那个年代有限的几个我们可以追求的、有血有肉的典型人物，我们崇拜至极。

特别是苏联人写的小说体传记《马克思的青年时代》(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出版，用非常粗糙的纸印刷的)，把19世纪欧洲各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人运动作为背景，描述了马克思青年时代的成长历程和他思想形成的条件，那是当时所有准予公开发行的官方教科书都没有的，对于我们理性而非教条地理解马克思和他的思想大有裨益，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

它使我开始认识到，年轻人的理想和追求不能再是豪言壮语、革命口号等虚幻的东西了，应该建立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上，对自己所处的时代有清醒和比较全面的认知。这点，影响了我以后几十年的人生选择，包括舍弃一些非理性韵追求，寻求一份有个性的自我。

它引述的马克思写的《论青年的职业选择》中所说，“我们往往不能选择自己觉得合适的职业，因为在我们对社会开始发生作用之前，我们的社会地位就已经大体确定了。”曾经引起我思想上的强烈共鸣。现实中，家庭出身不是决定性地影响着许多人的命运吗?我们对自己的前途又能够有多少选择?当然，马克思自己后来选择了“背叛”，我们中的许多人后来也摆脱了宿命，但对于更多的芸芸众生来说，马克思的观点仍然是对的。

受那本书的影响，我甚至一度对朋友和人生伴侣的选择也要“参照”恩格斯、燕妮了，曾经不断地向朋友，包括我表示了某种“好感”的女生推荐这本书，从他们韵反应“判断”是否同道中人，可见它对我的影响。它也因此而保存至今，成为我那段虽然幼稚但却纯真的难忘岁月的纪念。

(三)

读自己带来的书毕竟有限，在相对封闭的山村，要找到书也很难。走出去才会发现新天地。

1971年初，我到同在山西、相距250公里的榆次去看同样插队的姐姐。在那里，结识了两位来自北京的高中插队生，他们带的、读的书比我丰富多了，他们的思想也比我成熟、深刻多了。我在那只有7户人家20多口人的小山村住了十几天，大部分时间都在看书、聊天，从“三言二拍”到《子夜》、《骆驼祥子》，从《静静的顿河》、《死魂灵》到莫里哀、哥尔多尼戏剧集；从历史到现实，从国内到国际，真是海阔天空——原来，这世界上除了革命，还有那么丰富多彩的生活，有那么多美好的事物需要我去了解、认识。那以后，我与其中的一位建立了通信联系，交流读书感悟，相互寄书交换，回北京更是过从甚密，(他帮我买到了许多当时“仅限内部发行”的书籍，如苏联小说、世界通史等等)成为我那几年大量读书的一条重要渠道。

读书就要买书。我们村距县城10公里，中间还要翻山，所以进城的机会不多。但我每次进城，新华书店是必去的。去多了，与那里的人也算混了个脸儿熟，因此有了进入柜台到书架挑书的“特权”，甚至可以到书库去。这样，我意外地发现那里竟然有一些不公开卖的书，譬如“商务”版翻译过来的外国历史书籍(县城似乎不那么在意是否“内部读物”。它还表明，当时的图书发行渠道仍然按部就班)。

我在那里先后买过美国史纲、现代英国、阿拉伯简史、英法德俄断代史、日本近代史、简明欧洲哲学史等等，真是大开眼界。由此，我还一度对欧美的经济问题发生兴趣，搜罗了一些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美元霸权地位、国际经济贸易的书来读，而且津津有味。

说到对世界问题发生兴趣，还要感谢一位50年代初从美国回来参加新中国建设的老人。“文革”中，他学无所用，下放到干校去喂猪、种田。在与我的闲谈中，他聊起了美国的大学教育、经济模式，谈到了西欧各国与美国的异同、北欧小国的高福利政策，讲解了什么是资本、垄断、税收、股票……那些知识对我来说闻所未闻，既好奇又新鲜，激发了我的求知欲。应该说，我对世界的了解，就是从那时开始的，我也第一次知道，关于资本主义、西方社会还有与我们所受教育完全不同的描述与“说法”，而且能够让人接受。

交朋友、拜长者，都是求知的重要途径，而不限于读书。

(四)

1972年底大选调，我无缘“跳龙门”，成为继续插队的少数知青之一。次年初，母亲从江西干校回到北京，参加筹办外交干部培训工作，北京有了家，我回去准备参加传闻中的“高考”。三个月时间，除了数理化，我尽可能地四处搜寻“闲书”，从中外名著到各种杂书，从政治、经济到文学、历史，甚至旁门左道，只要是印了字的，能够抓到的，无论横排竖排、繁体简体、有无头尾，都一本本读下去，满脑子灌了一堆杂学，而数理化，除了学到一元二次方程和因式分解，就再也学不下去了。到现在，连那些也忘得差不多了。

现在回想30多年前读书，还是对名著印象深刻。读过的中外大家作品，现在还有记忆，而那些杂书则大多忘记了，不看笔记，甚至连书名都想不起来。这或许就是名著之所以成为名著的不朽魅力。

也有尽管并非名著，但能够影响人生思考的书籍，会让人记忆犹新。譬如，给我留下印象最深、震动最大的是南斯拉夫人德热拉斯写的一本小册子《新阶级》。作为南共元老、纯粹工人血统的革命领袖，革命成功了，官至国家领导人了，却写出那样一本彻底否定共产主义的书籍，真的很让我这个从小接受共产主义“正统”教育的人有振聋发聩的感觉。尽管他作为南共领袖之一，由于对苏共霸道、苏联霸权有切肤之痛，不免带有某种民族主义情感，但更多的还是源自对包括南斯拉夫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实践经验和教训的理性思考，即使如我这样的身处“文革”极“左”年代的中国青年，也觉得能够理解与接受。这本身就值得思考。

记得那本书出版于1958年，是作为批判用、只供内部参考的所谓“灰皮书”。以当时的政治标准，书中的观点确实是极“反动”的，而且很有鼓惑力。但几十年后发生的苏东剧变，却在相当程度上证明了作者的远见卓识。他提出的社会主义国家体制问题、专制问题、腐败问题、贫富分化问题，即使在今天也不无借鉴意义。(据说上世纪90年代，这本书在国内再次重印，仍然是“供内部阅读”)我当时为此书做了大量的笔记，时至今日，仍然能够记起书中的一些论述和观点。也正是这本书，引发了我对中国许多现实问题的思考，尽管我知道自己什么都不是，但我想，我有思考的权利，并最终成为一种习惯。

(五)

1973、1974两年的“招生”，我都因为“政审”不过关而名落孙山。第一次落榜我很沮丧，回到忖里，除了干活就是读书，连家信都不愿意写，闹得家里以为我出了什么事。第二次落榜，我已经很坦然，不仅因为“历练”出来了，而且因为结识了几个同样酷爱读书的同学，彼此往来密切，相互成为求知的动力。

那时候，我们的兴趣转向了国际政治历史。这与当时陆续出版了一批内部翻译作品有很大关系。在我的读书笔记中，出现有《铁托传》、《六次危机》(尼克松)、《约翰逊回忆录》、《美国总统言论集》、《拿破仑传》、《回忆与思考》(朱可夫)、《战争时期的总参谋部》、《出类拔萃之辈》、《震撼克里姆林宫的十三天》、《布拉格之春》等等。

读书需要交流，交流更有长进。读了《震撼克里姆林宫的十三天》和《布拉格之春》，我写信给朋友说，苏联确实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早就不是了。但朋友回信说，尽管苏联被称为修正主义、霸权主义，但赫鲁晓夫提出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却还是有意义的，许多国家实际上都在这样做。他还引申说，看问题需要世界的眼光，可惜，我们现在的“接班人条件”中却没有这么一条。这番话使我再次感到自己思考深度的不足。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最让人感兴趣并且引起思考的，是厚厚四册130万字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书中以翔实的历史资料描述的纳粹德国兴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在相当程度上颠覆了我们原来的认识。在了解到希特勒绝非简单的“战争疯子”、纳粹之所以逞凶世界的同时，我第一次知道了苏联和斯大林的另一面——为了自己的利益与纳粹做了交易，出卖甚至瓜分了弱小的邻国。这哪里讲什么国际共产主义?讲什么解放全人类?联系读过的其他有关书籍，我开始对世界、对历史、对国际问题产生了不同于官方“主流”思想的新认识。

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北京和上海还陆续出版了一批苏联现代小说和名为《摘译》的不定期刊物，(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两种版本)每本的前言都有“大批判”式的评论。但是，那毕竟是原汁原味的外国作品，人们不管那些，有书读就行，我也设法借来看了绝大部分，如《你到底要什么》、《州委书记》、《多雪的冬天》、《落角》、《人世间》等等。通过那些小说，我多少了解了一些苏联和其他国家的现实生活，弥补了自己孤陋寡闻的不足。

《摘译》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关于智利总统阿连德搞的“社会主义实践”，我甚至与朋友讨论过“搞社会主义能否走议会道路?阿连德能否成功?”的问题。现在想来很可笑，但在那时候，却是十分“离经叛道”的“危险”言论，也可见那时的人们在私下里已经不再信奉官方的宣传。

(六)

为了多读书、读好书，需要四处“打探”，发现了就要尽快借到，并且及时归还。有时候，一本好书几个人抢着看，只好排定时间，限时交接，那就得昼夜不停地看完。如果是好朋友的书，甚至可以拆开分散去看，然后自己在脑子里去衔接内容、整体“组装”。

除了借还有“偷”，就是跑到封存的“四旧”物品里去拿，譬如学校的图书室、县里的文化馆、办公室的杂物间。封存的东西当然不能随便拿，况且是“封资修”的“毒品”，所以只好“偷”。好在孔乙己说过，“窃书者不为偷”，我们倒也安然。

那年月看书的人不多，农村尤少，因此“捡”到书的时候也有。一天，我偶然看到几本被人扔在角落里的小册子，灰色封面，几乎没有设计装帧，书名《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出版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并且印有“内部使用”字样。这种书怎么会流落到农村的，我不知道，想来拿到的人也不感兴趣，才扔在了一边，被我捡到了。

我翻检了几页，看到目录中的作者大多是新中国成立后屡遭批判的人物：陈独秀、胡适、戴季陶、章乃器、罗隆基、梁漱溟、潘光旦、张东荪……内容是他们在20世纪20～40年代写的文章，其中许多外来词还是直接音译，如“德莫克拉西”、“布尔乔亚”、“普罗大众”等等，主题都是讨论中国社会的改造、发展道路的设想及实践，与我们整天被灌输的“革命路线”截然不同，与那些作者被批判的“定论”也大相径庭，读起来很有意思。更重要的是，我知道父亲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交代”自己的历史和思想时，自认他所服务的《大公报》和他自己对20世纪40年代末的国共争端持“中间偏左”的立场，被指“不革命”甚至“反革命”。个中原由、详情我不明白，看到这本书，自然极有兴趣，如获至宝。

那套书确实为我了解中国现代史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使我通过第一手资料直接了解了非共产党人如何认识中国、怎样改造中国的思考与实践，真是别有天地。为了进一步了解作者的背景和经历，我还写信列出名单，请父亲一一解答，他对历史和那些人物的了解，给了我很大帮助。也就是从那时起，我知道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中还有那样一批为国为民奔走呼号的思想者和实践者，尽管他们没有成功。这也成为我至今关注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起点，成为我努力保持独立思考和自由精神的基础，尽管我知道自己远不可及。

(七)

插队后期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和评《水浒》运动，给我们带来了一次读古文和古典小说的机会，我没有参加运动(也没有资格和条件)，但却在阅读上补了一课。也算意外收获。

坦率地说，插队的最后两年，我们已经很少参加劳动。老乡们知道我们迟早要走，村干部更不再管我们。其实，除了劳动，我们也从来没有接受过什么“贫下中农再教育”。那些日子，我只要不出村去串门“打游击”，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读书了。有时候得到一本好书，又懒得起床，就索性煮一锅玉米放在炕头，钻在被窝里能够看一天，饿了就抓个煮玉米吃，倒也自得其乐。

1974年冬天的一场大雪，使我陷入了困境。我在当年12月1日的日记中写到，“从前天夜里开始降雪，今天竞飘成鹅毛般了，天地之间一片白茫茫。按说，这银白色的世界应该是极令人惬意和舒畅的，然而，断炊的威胁反而因这景色更显得有交迫之感。粮食没了，煤亦将尽，点灯无油，甚至连火柴也要节约使用了。大雪天给这一切问题的解决又增加了一大难题。物质与精神的寄托显得那么脆弱，脆弱得令人不愿去碰，也不敢去碰，真让人浮想联翩……我知道指望别人是没有用的，希望在自己，希望在将来。然而，现在的自己——无所作为地被这困境包围着，将来——渺茫得几乎让人看不见，只有读书——目前生活中唯一不被环境影响太大的一部分(还属于自己)。因此，最现实的希望就寄托在读书。贪婪地读书吧，吮吸知识，准备力量，为了明天。”那是我在农村度过的最后一个冬季。

插队岁月的读书生活给了我极大的精神安慰，更给了我丰富的知识，也养成了我嗜书如命的习惯。可以说，如果没有当年精神生活的极度匮乏，没有那般如饥似渴的贪婪寻觅，我可能不会如此密集地读了那么多的书，也不会那样广泛地涉猎了那么多领域。时至今日，我掌握的许多基本知识、我坚守的一些基本理念，都与插队时的读书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真的很怀念并且感激那段时光。

2010年第9期　沈巧珍当“右派”

手边有一封信，还有几则写在照片背面的留言，读之不免心酸掉泪，如是者三。兹摘录其中一二如下。

“你好!真对不起，迟迟(未)回信，请原谅。这封回信好难写，提笔有千斤重，思绪万千理不出头绪，巧离我而去已三十八年之久，岁月流逝也冲不淡我对她的思念之情。再来写她的逆遇、磨难及她求生不能的逝去，残酷的现实我几十年来都难以淡去。巧妹单纯得像一条清澈见底的溪流，竟会招来杀身之祸。三十二岁，两个孩子的母亲，绝不会轻易走绝路，是社会容不了她，她的逝去的后患遗(贻)害了身边及在汉的亲人。幼小的心灵受到摧残。五六岁时间姐弟才送来汉口我身边。两孩聪明可爱，模样也像妈妈。小学在汉借读，初中就不行了，那个年代的规定死板，不能通融，又只好送回其夫身边。

女儿酷似母亲，爱书，会读书，特用功，十六岁考大学，语文考九十八分，被四川南充师范学院破格录取(数理分数差)，本应读语(中)文系，可偏分在政治(教)系，不知是否他父亲之意，读到二年级患抑郁症，我去信接(要)她一定来汉散散心。女儿从小就胆小，妈妈去了的那段时间，父亲每晚挨斗，打成反革命家属，一岁四个月的女儿就跟在父亲身后，且不能进礼堂，困了就倒在地下，睡着了也无人敢问津，我不敢想这些。八五(四)年的暑假，杨劲(巧的女儿名，儿子名杨耘)终于来汉了，神情呆滞，满脸愁云，我的心都紧了，一方面给她做连衣裙，另外就带她出去玩。我的年轻的同事们也带她去玩，她从未说一句话，我有些紧张了，带她到武汉精神病院去看病，诊断患精神忧郁症，(说)服药会好。劲儿要求休学一年，我同意，可她的父亲不同意。我去电报，请其来汉商议，他不但不同意留汉治病，而且根本不同意医院的诊断。劲儿有病需要休学治病，(他)硬是把劲儿带回四川，送她去上学了，进了大三了(父亲也不同意女儿由政治[教]系转到语[中]文系)。就在10月20号她满二十岁的下午，出去买书，还要同宿舍的同学留饭，这一去永远就再未回来了。报案并且报到了北京高教(教育)部，永远地杳无音信。一个聪明的女儿就此永远蒸发了。巧妹去世后，姐弟俩就相依为伴，弟弟没有了姐姐的关怀，放学回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了，久而久之，耘儿也慢慢的电话少到不爱讲话了(父亲早娶了后妈，女方四个儿子，不与耘儿住在一起)，因此儿子(耘儿)也患上了抑郁症，开了药不认真按时服药，其病发展到他一个人往外跑，有时几天不回家，媳妇半夜来电话，哭着说：‘耘儿不见了!’我让他爸带来汉口看病，这次我一再嘱咐，一定要督促他按时吃药。我差不多隔两三天就去长途问。现在已痊愈，38岁就办了退休。这接连不断的悲剧发生，都是‘文革’的后遗症。巧儿如果不分到原本极‘左’严重的四川，如果不是1957年毕业，如果不读语(中)文系，如果……总之只怪妹妹生不逢时呀!人世间的事谁能说个清楚明白?”(2005年5月2日信)

“杨劲读到大学三年级时写信给我说，我小时候怕人，也不会笑，总是哭，只有到了姨妈身边我才会笑。此话不假，没妈的孩子可怜呀，到我身边后，姨父也特爱他们。三个孩子都很乖。”(2004年3月25日所寄照片背后的留言)

写信人叫沈怀珍。信中的“巧”或“巧妹”，指沈巧珍。“巧离我而去已三十八年之久”，说的是发生在1966年7月25日的事情。这一天，写信人的妹妹沈巧珍于四川自贡的釜溪河投水自尽，时年三十有二。撇下一儿一女，女儿两岁不到，刚学走路；儿子才四个月，还在吃奶(见照片)。

年轻的母亲为何如此绝情?是她不眷恋这个世界吗?当然不是。她深情地爱着我们的祖国，深情地爱着教育事业和她的学生。至于那一对儿女，更是她的心肝宝贝，她的至爱。她怎么割舍得下?是这个世界容不得她，逼着她走上绝路的。

沈巧珍的女儿杨劲“死了妈妈后天天哭”(沈怀珍语)，小小年纪即患上抑郁症，于20岁生日那天一去未归，杳无音信。多半是远赴天国与母亲相会了。1966至1984，18年两条人命，母女二人都在如花似玉的青春妙龄寻了短见。“硕果仅存”的宝贝儿子也是个病秧子，刚38岁就提前退休。这是怎样的人间悲剧啊!

让我们跟着写信人的叙述，去回顾沈巧珍那短短的一生吧。

“我比巧妹大一岁四个月，从小就生活在一起。抗战迁到四川万县，我五岁、妹妹四岁就上了小学，那时是用虚岁，我就是六岁应(该)上学了，妈妈说六妹妹一人在家没人(一起)玩，要我带着妹妹。我们上学时(要)一直下石坎，放学就一直爬坡，巧只有四岁，我就拉着她走，下雨我俩都不会打伞，妈妈就给我们各一个斗笠。抗战胜利，我们直到1946年才返汉，耽误了一年学习，为等船。我俩就跳级读六年级。小学毕业，同考进圣约翰女子中学，又同座位，在小学也是的，老师同学都以为我俩是双胞姐妹。初中毕业已是解放初了，巧要升普(通)高(中)再读大学，当然我也想。但解放前后的两年，家父的生意不好，加之解放了就把药材号兼制药交公了。爸爸不同意，因为经济不行了，我对爸说：‘妹妹聪明，让她读普高，我去考中专，三年毕业了支援妹妹上大学。’爸同意了。巧一连考取了三所女中，选了一个能住读(校)又是最好的市二女中，高二时班主任动员巧报考北师大，因巧的作文总在全校的(黑)板报上登。巧自己(正)巴不得，校长也同意。班主任请数理化老师帮(助)补课，妹妹能吃苦，早四点起床晚十二点睡。她也胆大，以同等学历报考了北师大的语(中)文系，居然榜上名列第一，我二哥第一个在长江日报上看见她的名(字)告诉妹妹，巧说：‘这是老师们教得好，教学有方，我只是现炒现卖，我今后会努力的，要回报老师。’聪明好学、能吃苦的妹妹如果不是政治运动她会成才。俱往矣!”

一举考上号称“人民教师摇篮”的北京师范大学，来到千百万青年学子十分向往的首都学习，自然是幸福无比!北师大的学生都是各地二千里挑一百里挑一的佼佼者，巧珍因为跳了两级，学习上比起班里其他同学自然稍逊一筹，但她毫不气馁，急起直追。还和大家一样自觉地锻炼身体，上二年级时当选为体育委员，并荣获体育运动积极分子奖章。

一年级下学期，巧珍在北海公园草坪举行的人团仪式上，代表新团员致词。她还有幸先后同德高望重的陈垣校长、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代表伍竹迪合影留念。

巧珍能歌善舞，入学之初曾当众表演“三套黄牛，一呀么一套马”。正好评剧演员新凤霞主演的电影《刘巧儿》轰动一时，于是同学们就亲荔昵地将小巧玲珑的她唤作“巧儿”。在同学们的眼中，这位武汉姑娘娟秀小巧，性格朴实直爽，略有些犟气。

套用一下当今的流行语，巧珍算得上十足的“阳光女孩”。如果不出意外，未来她将拥有一份称心如意的教师工作，一个和和美美的幸福家庭。其实有位男生打从入学之初，就一直在暗恋着她。巧珍却傻呵呵地浑然不知，毫无觉察。多年之后这位男生去看望巧珍之姐谈起此事，愧疚不已，痛哭失声。

1957年，巧珍上四年级。这年春天，中共中央发出开展整风运动的通知。5月下旬，校园里出现了大字报。巧珍也看大字报，也听群众论坛，因不了解情况，未发表任何言论。这时党团组织一再动员党团员帮助党整风。同一个团小组的几名女友都觉得如果再不行动起来，就有点辜负青年团员的光荣称号了。既然校内的重大题材已经有人捷足先登，那咱们何不去采访一下食堂呢?集体采访后大家公推巧珍执笔，因为她写作课成绩优秀，上中学时经常有作文在学校黑板报上登载。巧珍当仁不让，模仿古代章回小说的写法，执笔写了《李壮士打狗孝主》，讽刺校内的不正之风。

原来，当时建于铁狮子坟的师大新校，暂无围墙，以铁丝网为界。周围一片荒凉，时有农家狗出没。有时农家狗也蹿进校园觅食。校方买了几杆土枪，雇工巡逻，规定对农家狗只可轰走，不得打死。文章这样写道：

“学校一位湖南籍的总务长(且隐其名)，非常嗜食狗肉，食堂管理员李某，为了讨好奉迎，竟将校邻农家之狗，打来享(飨)宴总务长。李某长得身材魁梧，堪称‘壮士’，因煮狗肉时，需借用食堂的锅盆餐具等，厨师不允，李壮士便以其职权之威，强行为之。事后李壮士将剥下的狗皮，塞给厨师，以掩其口。”

此文作为苦药社《新今古奇观》系列之一贴出，曾引起全校轰动，“巧儿”也因此出名。

然而谁能想到，就为这张响应党的号召，针砭时弊、抨击歪风邪气的大字报，巧珍竟然受尽人间苦难，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当政者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广开言路、鼓励鸣放变成舆论一律、实施反击。为了某种政治上的需要，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将成千上万含苞待放的蓓营一网打尽。巧珍的文章本已收入油印的《苦药特辑》。“苦药社”定为反动党团后，凡是在《苦药特辑》发过文章者，均在劫难逃。说来可笑，当时就凭这篇文章，给沈巧珍加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难道那位嗜食狗肉的总务长就是党的化身?难道李壮士的打狗行为就是社会主义的风尚?这篇文章原是集体采写，不过由巧珍整理加工而成，所以起初并未把她定为右派，只是让她在团内作作检查。检查了几次均未通过，巧珍的犟劲儿上来了：“不就是要给我定右派吗?那就定吧。”就这么给她定了右派。所以有人说巧珍是个“自告奋勇的右派”。她哪里知道这右派可万万当不得，当上了就永世不得翻身：

“1957年11月巧分配到了四川自贡市，(这)是历史上的产盐地，很穷。1998年我专程去那里看看巧珍曾生活过的地方，也是她送命之地，一条石板路的窄街，青砖黑瓦的平房，盐井早就枯竭了，巧儿原分在新建区的一所完(全)中(学)教书，后被(因)校长的调动带(来)到这穷乡僻壤的初级中学，全校只有校长和巧两个是大学生。许多老师都是旧社会过来的人，总找巧帮他们，讨论，写教案。60年(代)初期，我想巧妹的日子不会好过了，又是在本来就极‘左’的省份极穷的小城工作，敏感的巧珍给我的来信中就写了，‘现在没有人找我帮助写教案了，话也少和我讲了。’在给我的信中更是写着：‘我越来越意识到1957年一把火早就把我什么都烧了个精光。’巧儿所在的初级中学，教师水平低是肯定的，且人员多为旧社会过来的人，这些人是见风使舵的人。巧住的宿舍是一排在校园里的平房，潮湿阴暗；(她)生了两个孩子，得了腰痛病，这是生活上的磨难。教书育人，生儿育女，居家过日子，全在这片小天地，因此她生活在没有丁点自由的环境中，在众目睽睽的敌视之下，整日的活动从教室到宿舍。再到教室，还是在针尖麦芒上，连空气对她都是吝啬的。这就足以能把人窒息到另一个世界里去了。素来不能受委屈的妹妹，加上又举目无亲。她如何熬得过时时刻刻、分分秒秒，太难为她了。”

知妹莫如姐。沈巧珍当时生活在一个十分险恶的环境里。她始终苦苦挣扎，好不容易熬到1960年11月摘掉右派帽子，马上给妈妈写了一封信，信纸上只有七个大字：“妈妈呀，我归队啦!”兴奋之余，又致信母校报告喜讯，并请校方补寄毕业证，另寄与陈垣校长和与女飞行员伍竹迪的合影照片。毕业证倒是补寄了，至于那两张照片，校方的答复是：“社会出名的公众人物的相片不能给你。”这对于巧珍是个不小的打击。她这才意识到所谓“回到人民怀抱”的希望已成泡影，自己已经永远地入了另册。从此渐渐心灰意冷。

1966年6月，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的标题充满杀气：“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时间红色恐怖席卷全国，血雨腥风，人人自危。巧珍自然是在劫难逃。可怜她年纪轻轻一个弱女子，1957年已经“领受”来自上面的“恩泽”“光荣加冕”，如今更“有幸”在领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大革命中“经受锻炼和考验”，还得把膝下年幼无知、嗷嗷待哺的两个心肝宝贝全都搭上。校长阴险狡诈，深谙见风使舵的权术，原来重用巧珍，为的是给自己壮壮门面，白拣一个名校毕业生，价廉物美，不使白不使。如今运动来势凶猛，为了自保，便毫不犹豫地抛出巧珍，任由歹徒作践蹂躏，更有甚者，此公还天良丧尽，发动属下围攻巧珍，甚至大会宣布不许她回家哺乳，剥夺了巧珍当母亲的权利。

同1957年北师大“反右”斗争中的遭遇相比，巧珍在“文革”中所受到的种种折磨不知要惨烈多少倍!关进单身牛棚，不准回家，不准给儿子喂奶；饥饿难耐，只好到地里掰玉米棒子充饥；因受刺激，急火攻心，胃肠痉挛，滴水不进——凡此种种，都是在把巧珍往绝路上推。由于没有目击证人，我们已无法还原1966年7月25日所发生的事情。只知道那天中午，巧珍只身来到釜溪河边，下到水中，一步一步地涉水向河中间走去，河水愈来愈深，愈来愈深，终于没过她的头顶……

巧珍就这样无声无息地彻底消失了。巧珍之死，令人扼腕，更发人深省。连这样一个清纯如水、与世无争的小女子都容不下，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说明我们的社会的确是有病了，而且还病得不轻……

2010年4月匆草，巧珍离开我们已44年矣。

2010年第9期　黎澍:八十年代的一面旗帜

与王学典此前出版的《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二十世纪中国史学评论》和《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等著作相比，这部《思想史上的新启蒙时代：黎澍及其探索的问题》(河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4月)可能算不上他的代表作，但注定会赢得更多人的共鸣与更持久的关注，因为这部专题文集聚焦黎澍这样一个箭垛式人物，揭橥有关八十年代的星束式问题，清理正在被遮蔽的史实，引领人们重返八十年代现场，理解新启蒙精神的本质和意义，对后学者承继20世纪知识分子精神传统大有助益。

黎澍：思想解放的一面旗帜

“八十年代”是一个呼唤英雄也英雄辈出的时代。

美国历史学家悉尼·胡克在《历史中的英雄》中，把政治英雄称为“行动的英雄”、“事变性人物”，把启蒙英雄称为“思想英雄”、“事变创造性人物”。“所谓事变创造性人物就是这样一个事变性的人物，他的行动乃是智慧、意志和性格的种种卓越能力所发生的后果，而不是偶然的地位或情况所促成的。”他还特别指出：“我们所谓历史上的英雄或伟人仅指事变创造性人物。”也就是说，思想英雄或事变创造性人物在人类文明史上的作用远远超过政治人物和战争英雄。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则在《英雄与英雄崇拜》中提出了“作为文人的英雄”的概念，认为：“作为文人的英雄……是这些新时代的产物；只要写作这种神奇的艺术存在，或者，只要我们称之为印刷的技术存在，文人英雄就可以继续作为未来的英雄的主要形式而存在。”“这个‘文人英雄’必定被认为是我们最重要的现代人。他是所有人的灵魂。整个世界将依照着他所教的一切去做。”“真正的‘文人’必定有一种神圣，不论这个世界是否承认它：他是世界之光，是这个世界的‘教士’——像一个神圣的火柱，引导世界在其黑暗的漫长途程中穿过‘时间’的荒野。”从卡莱尔所举的例子如约翰生、卢骚、彭斯等来看，他主要是指启蒙时代的人文知识分子。在中国，严复和夏曾佑在1900年撰写的《国闻报馆附印说部缘起》中，将恳想家和科学家视为比大彼得、华盛顿、拿破仑等“帝王英雄”更伟大的一类现代英雄，因为他们的学说“皆开辟鸿蒙，流益后世，视拿破仑、华盛顿为更进一解矣。”

在王学典看来，80年代“的中心问题是”如何避免‘文革’的重演?”而中心论题则是“反封建”。而如果说“在整个‘八十年代’以政治思想观念反思为主要内容的‘理论界’始终处于支配地位”的话，那么，他曾多次亲炙教泽的黎澍就是“‘八十年代’理论界的杰出代表、一位卓越的思想英雄”，是“八十年代思想解放的一面旗帜”，是“批判封建主义残余的启蒙者”，是“清算教条主义影响的理论勇士”，是“新时期史学界思想解放潮流的旗帜”，是“以真理为唯一追求”的智者；在八十年代“反封建主义”思潮演化中，黎澍及其主编的《历史研究》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冲锋陷阵作用，其作用堪与当年的《新青年》相媲美。

——黎澍最早看出“文革”的“封建”本质，严肃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他认为：“文革”虽短，却是二十世纪甚至更长时期内人类思想史上最黑暗的岁月之一。黎澍和他主持的《历史研究》最先站出来揭破这一“黑暗”并给这一“黑暗”最系统最深刻反省。

——黎澍始终不渝地“反封建”。他认为“中国所面临的不但有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且有社会主义同封建势力的矛盾，社会主义制度如果不能牢牢地站稳脚跟，就必定倒退到封建主义”。因而，消灭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条件。

——黎澍揭破了马克思主义传播中若干影响深远的错误观点。他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的提法完全错误，应当坚决抛弃。“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的提法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不能将一切历史都归结为阶级斗争史。

——黎澍对“暴力崇拜”、“革命偶像”、“农民动力说”等进行了质疑与反省，重新估价了“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和“卫生救国”等改良主义主张和实践的意义，进而推崇“长期积累、自然演进”的和平建设，赞美“无声无息的变革”和“潜移默化的”“和平演进”，开启了“告别革命论”之先河。他认为：“真正的不可抗拒的革命，例如欧洲的文艺复兴、产业革命，都不是靠暴力完成的，也不是任何暴力所能完成的。……任何暴力手段，不论是自上而下的。还是自下而上的，还是上下夹攻的，都无济于事。”——中国近现代史由此而改写。

——黎澍第一次明确论述了封建主义思想观念、资产阶级思想观念及共产主义思想观念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并把“文革”时期的中国社会性质称为封建社会主义。

——黎澍认为中国式的教条主义实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不足。这样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同样是反革命特别是那些善于伪装的反革命的好帮手。‘左’并不比右好。”因而他主张回到马克思主义元典。

——黎澍率先提出了“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主张，主张像五四那样对“以孔学为中心的封建传统，彻底加以破坏”。

——黎澍把农民及其起义看做是“封建”范畴内的现象，拿出大量证据来彻底否定太平天国、义和团式的农民起义。

——黎澍刷新唯物史观，实现了中国当代史学思想史上的第三次重大突破；他提出并解决了史学理论中的许多“元问题”，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

总之，黎澍对“新封建”的批判、对“思想解放”的倡导、对“现代迷信”的剖析、对“现代化”的追求、对“教条主义”的诛伐、对“小农意识”的清算、对“西体中用”的张扬，反映了“八十年代”特有的对未来的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黎澍也因之成为“八十年代”理论界的杰出代表、一位卓越的思想英雄。谁要是想了解思想史上的“八十年代”，就必须读黎澍，任何其他人都不能完整地、准确地代表这个年代。王学典在文集中高度评价黎澍先生荜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新启蒙精神，并名之为“黎澍精神”：“在追求真理时的那种‘根绝一切犹豫’、摒除‘任何怯懦’的献身精神，彻底的、不妥协的、没有丝毫奴颜与媚态的大无畏精神，治学时不瞧别人脸色的独立精神”，其实质就是“不唯上，只唯真”。

今天看来，黎澍当年的许多激进见解都已成为常识。但是，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的价值时，必须还原他所处的时代，这样才能对他抱“同情的理解”。——“宇宙是无限的”在今天是再普通不过的常识，但是布鲁诺当年却因此而被罗马宗教裁判所处以火刑。——黎澍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就是一个为常识而战的布鲁诺。随着时间的推移，思想理论上的“黎澍时代”可能会成为过去，但“黎澍精神”一定会长存。

关于中国现代学统

“黎澍精神”是新启蒙精神的一个缩影，她丰富了二十世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精神传统或现代学统，让我们在回首二十世纪时不致过于赧颜羞愧。

首先，黎澍精神的核心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贺麟说：“学术在本质上必然是独立的自由的，不能独立自由的学术，根本不能算是学术。学术是一个自主的王国，它有它的大经大法，它有它神圣的使命，它有它特殊的范围和领域，别人不能侵犯。”德里达认为：“思想的自由，意味着可以对任何事物进行无条件的追问，对任何真理进行无条件的质疑，对任何权威进行无条件的反抗。”以这样的标准观照新启蒙时代的黎澍就会发现，无论是他自谓“党外民主人士”还是后学者称之为“江湖思想家”、“左翼自由主义者”，都凸显了他“不唯上，不唯书，只唯真”的学术胆识与风骨。他在学术与政治夹缝中争取说话的权利和说真话的自由，鼓吹言论自由与学术争鸣，反对将学术问题政治化，显示了“有学问的思想家”的卓越风范。正如王学典所说：“黎澍不死的地方在于：在社会政治体制完全吞没了民间社会的时代，他的思想、精神、心灵却始终未被整合，尽管他有时处在主流文化的核心圈，但他的思考却大部分在圈外。”1990年代以后，“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现”，学界更多表现出一种犬儒主义气质。前后对照，黎澍的自由精神更显得弥足珍贵。

其次，关注现实的“问题意识”。以左拉发出《我控诉》宣言为象征，“知识分子”自诞生之日就具有超然性与介入性的双重品质，即“专业精英”与“社会良心”的结合。也就是说，知识分子不仅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更是对社会发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学者余英时说：“学者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之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所有一切有关公共利益之事，而这种关怀必须是超越于个人私利之上的。”齐格蒙特·鲍曼说：“成为知识分子’这句话所意味的，是要超越对自己的职业或艺术流派的偏爱与专注，关注真理、正义和时代趣味这些全球性问题。”因此，真正的知识分子不能仅仅“为学术而学术”，满足于做专家或技术人员；知识分子不能“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更不能“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他必须承担公共性的道义使命，必须在大是大非面前有所担当，“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研究还应当与现实发生关系，否则就很容易成为索引考据派或玄学。从这个意义上说，黎澍以天下苍生为念的胸怀，永远值得后学者铭记和效法。

第三，学术批评与争鸣的勇气。王学典在《放逐“现实”回避“问题”：20世纪90年代学风的致命伤》一文中指出了当前学界出现的躲避“现实”、遁入象牙塔、回到乾嘉去、争鸣意识缺席的现象：“由于缺乏‘问题’，使得学术界疲软不堪、生气全无。更重要的是，段有‘问题’及其论战就没有焦点，没有焦点就无法聚合力量，‘问题’及其论战是组织学者在一段时间内集中攻关、攻坚的最有效、最恰当的方式。没有‘问题’的史学界必然一盘散沙、各自为战、人自为战。”当下的学界流行的是考据风、自说白话或某个小圈子里的哥们溜须拍马互相吹捧，而很少真正的批评与争鸣。这种情形不能不令人怀念八十年代的学风。就让我们再次重温黎澍持守的箴言吧：“科学是为真理而斗争的事业。即使冒犯上帝，也要无所畏惧。没有无数科学家的献身精神，科学不可能有今天的发展：”“在科学的入口处，如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2010年第9期　吕思勉先生的史识与史德

不时有朋友问我：以最便捷的阅读了解五千年来的中国史，读哪种通史好?就我的阅读经验而言，排除掉《史记》、《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那样的文言大部头，读过的新式中国通史中，范文澜、蔡美彪先生主编的有10册，白寿彝先生主编的有22册，翦伯赞先生的《中国史纲》是两册，均为1949年后的版本，或多或少都有“以论带史”的特色；相形之下，吕思勉、钱穆、黄现璠先生的通史类著作，比较简约精要且鲜有政治烙印。

一　广博的视野和独特的视角

吕思勉先生(1884—1957)，字诚之，江苏常州人，出身书香之家。他幼承家学，次第人塾人县学，旧学根基深厚，基本上是自学成才，未接受新式大学教育。1926年起，任上海光华大学国文系教授，后任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若按当今只重学历不重才识的官式教育制度，他连执教资格都不具备。民国时代学术重镇在北京大学，以他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前往任教不成问题，他却选择了留在私立光华大学(20世纪50年代并入华东师范大学)直到逝世。吕先生的学历、学术旨趣，与当时西方教育背景的学术精英不甚合拍，而坚守“私学”传统，不愿涉足官办的公立大学，恐怕也是原因之一。

吕先生是一位通博之才，一生著有两部中国通史、四部断代史、五部专门史以及大量史学札记，共有八九百万字。这部《中国通史》原书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以文化现象为题目，下册乃依时代加以连结”。在上册中，他将《史记》“八书”体例加以细化，分解为十八个门类，分别加以论述。下册从民族起源、古代社会始，按时序叙述历朝历代史事直至民国开创。以人文史为纬，以政治史为经，表述分明，议论风发，浓缩中国五千年以上的历史于一书，仅用了38万字，其功力非同一般。

应该用怎样的视角和立场，去回顾和审视历史?我认为至少应做到两点：一、先有宏观视野，后有微观视角，随时穿越时空，不断调整焦距；二、保持平常心，不预设立场，审视距离放在目标时段的100年至500年之后。通史写作需要具备穿越时空的视野和高屋建瓴的史识，否则很难驾驭海量的史料。吕著《中国通史》不仅继承了司马迁以来的史学传统，同时采用了清末梁启超“新史学”所开辟的学术视野，将中国史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放到世界史的时空中观察研究，并对梁先生的酷锐视角有所调整。与政治保持了适当距离。

二　对儒、法两家经济思想的评述

我在阅读中最感兴趣的部分，是吕先生建立在旧学底蕴和新学高度上的历史观。原书由私域扩展到公域，自初民的社会生活始，从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而及官制、选举、赋税、兵制、刑法，从实业、货币到衣食、住行，从教育、语文到学术、宗教，解析社会制度、经济、文化的演变。各章节的排序及内容的表述丝丝入扣，具有内在的历史逻辑关系。

吕先生治学的严谨，不仅在于具有宏观的视野，同时也关注到历史的细节。他从经济制度上把中国的历史分为三大时期：“有史以前为第一期。有史以后，讫于新室之末，为第二期。自新室亡后至现在，为第三期。自今以后，则将为第四期的开始。”

他注意到：“在东周之世，社会上即已发生两种思潮：一是儒家，主张平均地权，其具体办法，是恢复井田制度。一是法家，主张节制资本，其具体办法，是(甲)大事业官营；(乙)大商业和民间的借贷，亦由公家加以干涉。”法家在统治技术(治术)方面，懂得“创设新税，自当用间接之法，避免直接取之于农民。在与百姓日用相关的盐铁上“加些微之价，国家所得，已不少了。”汉代法家桑弘羊的盐铁官卖及均输政策，“筹款的目的是达到了，矫正社会经济的目的，则并未达到。汉朝所实行的政策，如减轻田租，重农抑商等，更其无实效可见了。直到汉末，王莽出来，才综合儒法两家的主张行一断然的大改革。”(第五章财产)

吕先生认为：“王莽的失败，不是王莽一个人的失败，乃是先秦以来言社会改革者公共的失败。”王莽失败后，中国的社会改革运动长期停顿，仅出现过“平和的、不彻底的平均地权运动”，如晋朝的户调式、北魏的均田令、唐朝的租庸调法，至唐德宗朝改为两税制后，“国家遂无复平均地权的政策”。宋朝王安石变法，关注点已转移到粮价，推行青苗法用意虽良，但在商品交换及市民社会尚未充分发育的年代，权力无祛监督，改革最终沦为秕政。他总结说：

中国历代，社会上的思想，都是主张均贫富的，这是其在近代所以易于接受社会主义的一个原因。然其宗旨虽善，而其所主张的方法，则有未善。这因历代学者，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太深，而对于现实的观察太浅之故。在中国，思想界的权威，无疑是儒家。儒家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认识本不如法家的深刻，所以只主张平均地权。而忽略了资本的作用。(第五章财产)

这段论述是相当公允的，肯定了改革者的历史地位，而较之“文革?中为政治需要生造出的“儒法斗争史”，又不知高明凡几。

三　对文化与制度的思考

吕先生在解析财产制度由公有制向私有制演变时，提出“人类的联合，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无分彼此，通力合作，’一种则分出彼此的界限来。既分出彼此的界限，而又要享受他人劳动的结果，那就非于(甲)交易、(乙)掠夺两者之中择行其一不可了。而在古代，掠夺的方法，且较交易为通行。在古代各种社会中，论文化，自以农业社会为最高；论富办，亦以农业社会为较厚；然却很容易被人征服。”而征服者在建立统治之后，就得考虑统治(或日剥削)的可持续性，不随意干涉原有的社会组织，甚至同化于比自身更先进的社会文化：

(一)剥削者对于被剥削者，亦必须留有余地，乃能长保其剥削的资源。(二)剥削的宗旨，是在于享乐的，因而是懒惰的，能够达到剥削的目的就够了，何必干涉人家内部的事情?(三)而剥削者的权力，事实上抑或有所制限，被剥削者内部的事情，未必容其任意干涉。(四)况且两个社会相遇，武力或以进化较浅的社会为优强，组织必以进化较深的社会为坚凝。所以在军事上，或者进化较深的社会，反为进化较浅的社会所征服，在文化上，则总是进化较浅的社会。为进化较深的社会所同化的。(第五章财产)

对于从封建时代到资本主义时代的文明嬗替，吕先生认为：

封建社会的根源。是以武力互相掠夺。人人都靠武力互相掠夺，则人人的生命财产，俱不可保。这未免太危险。所以社会逐渐进步，武力掠夺之事，总不能不悬为厉禁。到这时代，有钱的人，拿出钱来，就要看他愿否。于是有钱就是有权力。豪爽的武士，不能不俯首于狡猾悭吝的守财奴之前了。这是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根源。平心而论：资本主义的残酷，乃是积重以后的事。当其初兴之时，较之武力主义，公平多了，温和多了，自然是人所欢迎的。(第四章阶级)

在工业文明东渐之前，中国的农业文明曾是一种强势文明。吕先生指出，游牧民族入侵后，被中国文化所同化；同为农业文明的佛教文化输入中国后，“并未能使中国人的生活印度化，反而佛教的本身，倒起了变化，以适应我们的生活了”；“中国虽然不断和外界接触，而其所受的外来的影响甚微”；“至近代欧西的文明，乃能改变生活的基础，而使我们的生活方式，不得不彻底起一个变化，我们应付的困难，就从此开始了。但前途放大光明、得到幸福的希望，亦即寄托在这个大变化上”。(第五十章中西初期的交涉)生活方式的改变是最彻底的改变，这些表述，揭示了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成为主流文明的历史必然。

文化与制度的关系，是一个争执已久的话题。对于改造西方宗教为本土教门的太平天国革命，吕先生分析其失败之原因“实不在于军事而在于政治”，“若再推究得深些，则其失败，亦可以说是在文化上”。他指出：“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很不容易同时并行，而社会革命，尤其对社会组织，前因后果，要有深切的认识，断非简单，手段灭裂的均贫富主义所能有济。”(第五十一章

汉族的光复运动)吕先生这一分析十分精到，近代以来中国人对革命的误解，恰恰在于混淆了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区别，将两者同时并行。

离现实越近的历史越难评判，吕先生在分析清朝的覆亡时，除缕陈戊戌维新失败的权力斗争背景外，也指出文化上的守旧愚昧：“只要中国人齐心，即可将外国人尽行逐去，回复到闭关时代之旧”的思想，是酿成蒙昧主义排外运动重要原因。而革命超越改良的原因则在于：“孝钦后自回銮以后，排外变而为媚外；前此之力阻变革者，至此则变为貌行新政，以敷衍国民。宫廷之中，骄奢淫逸，朝廷之上，昏庸泄沓如故。满清政府至此，遂无可维持，而中国国民，乃不得不自起而谋政治的解决”。(第五十三章清朝的覆亡)腐朽的政治、滞后的改革和媚外的外交，最终导致了革命爆发和王朝倾覆。

四　余论

上述种种，仅系阅读中的一点心得体会，无法尽述吕先生的博大精深。

严耕望先生将陈寅恪、钱穆、陈垣、吕思勉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其他三家都令名远扬，惟吕先生相形落寞，直到近年“国学热”兴起，才重新“被出土”。1949鼎革之际，钱穆先生出走香江，不与新政权合作；陈寅恪先生走到半途滞留羊城，成为非主流代表人物；陈垣先生留京痛悔前非，为新主流所接纳。如此看来，功名可“正取”也可“逆取”，有心无心的“政治正确”或“不正确”，皆足以扬名立万。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中国士大夫历来有当“帝王师”的冲动，统治者想干点好事或坏事，往往摆出“以史为鉴”的身段向史家求教。其实在主子心目中，这些人大多是备用的“两脚书橱”或歌功颂德的词臣。治学如不能与政治保持距离，学者很容易失身入彀沦为政客，吕先生毕生潜心治学不求闻达，坚持做学界隐者，尤为难能可贵。

清人章学诚在其名著《文史通义》中指出：“能具史识者，必具史德”。正史出于胜利者，而信史出于旁观者，从这部叙事心平气和、解析鞭辟人里的中国通史中，不仅能窥见作者的史德与史识，也可洞悉中国历代王朝兴替的周期律，令后来者鉴之，祈勿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2010年第9期　请勿轻易下结论

几年前在网上看到《张玉凤揭示若干重要历史事件的真相》一文，文中说：“主席在1976年7月15日曾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江青、汪东兴和我本人，提出毛后政治局常委名单，毛远新、汪东兴、张玉凤做记录。名单顺序为：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江青听后，要主席再重复一次……”多年来，这则材料通过网络流传，但真伪难辨。近年来，在《炎黄春秋》上读到阎长贵先生的几篇佳作，受益匪浅；2009年又在8月21日的《生活文摘报》上看到向继东对阎长贵的访谈录《秘书眼里的江青》(原载《南方周末》)，阎长贵说：“毛远新现住在南昌照顾98岁高龄的老母亲朱丹华，我曾给他打电话询问……”由此，我突发奇想：阎先生应当就上述历史传闻询问一下毛远新。由于与阎先生从未谋面，无法联系，11月18日我便给《炎黄春秋》编辑部写信，并附上给阎先生的信，请他们转交给阎先生。

2010年1月31日下午，阎长贵就此事电话询问了毛远新。毛远新明确、坚定地回答：“胡说八道，从1976年以后，除了‘你好’之类的简单话，主席说话谁也听不懂了，连张玉凤也听不懂，相互交流都是用笔写，谁要说有这件事，请他拿出证据来!”之后，阎长贵、杨银禄又结合前几年与汪东兴女儿汪延群联系、询问的情况写了一篇文章《一则历史传闻的真伪》，发表在《炎黄春秋》2010年3月号。文中最后一句话是：“核实表明，这完全是一篇编造的谎言。”

然而，笔者查阅了有关书籍与网文，却认为此结论下得有些匆忙、草率、不严谨。只因为毛远新先生的回答是不符合已经公开的史实(包括他自己留下的一些史实记录)，也是经不起推敲的。请看——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43章《临终的日子》里就引用了1976年1月21日《毛泽东听取毛远新关于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汇报时的谈话(毛远新笔记)》。毛泽东表示：邓小平述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又说：“小平工作问题以后再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毛泽东还说：“就请华国锋带个头，他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专管外事。”(见该书第1766～1767页)

该书还引用了1976年4月7日《毛泽东听取毛远新关于天安门事件情况汇报时的谈话(毛远新笔记)》，毛泽东提议由政治局作出两项决议：一、任命华国锋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他主张公开发表这两项决议和有关天安门事件的报道，表示：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该书第1777页)

该书该章还多次引用了张玉凤的两篇文章：《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稿；《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刊《炎黄子孙》1989年第1期。此两文中就有毛泽东在1976年的谈话。比如，1976年初农历除夕之夜(1月30日)，毛泽东听见远处的鞭炮声，“他用低哑的声音对我说：‘放点炮竹吧。你们这些年轻人也该过过节。’……”(该书1781页)

张玉凤回忆：1976年“一月中旬，毛远新来见主席。他问主席对总理的人选有什么考虑。主席考虑了一下说：‘要告诉王洪文、张春桥让一下。’然后主席扳着手指数政治局同志的名字。最后说，还是华国锋比较好些。毛远新点头说是。就这样，主席提议华fret总理，主持政治局工作。”(该书1766页)

又据张玉凤回忆：1976年清明节(4月4日)前后，“也就是这期间，主席曾多次意味深长地说：我是供展览的偶像。”(该书1776页)

该书该章还引用了毛泽东1976年谈到自已一生中的两件大事的那篇长话(该书1781～1782页)，但具体时间与召见人则语焉不详，仅说“这一年，毛泽东在他的住地召见华国锋等”，而其他书籍中则说得较详细，1976年“6月15日，毛泽东在病情加重的情况下，召见江青、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汪东兴、王海容等人，说了如下一番话：……”(见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泽东》，香港书作坊，2007年7月版，第720页)辛子陵引用的这番话与逢、金《毛泽东传(1949～1976)》中所引基本一致，只是辛子陵书中多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这11个字。毛泽东的这番话，不算标点符号，也有二百多字，这说明1976年6月15日，他的头脑非常清醒，语言表达也是很清晰的。与此情况相对应的是，张玉凤另一篇文章中披露的两件事——

1993年12月24日晚，张玉凤应中国人民大学学生会(委托本校教师)邀请，作了一场即席演讲，回顾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时亲身经历的珍贵历史。其录音整理稿经张玉凤本人审阅，在事隔14年之后，于《社会科学论坛》首次发表，题目《张玉凤首次披露：我所知道的毛主席的部分真相》，此文我前两年曾在报刊上读到，近日在网上重读一遍。该文说：1976年6月1日，毛泽东突然心肌梗塞，不省人事。好在在医生的帮助下，主席很快就恢复过来了。主席恢复过来后，一天上午，他要我把《枯树赋》找来给他看。毛泽东看过后，对守在床边的我说，你拿着书，看我能不能把它背下来。我看着《枯树赋》，他老人家竟然能一字不漏地把它背出来。可见，他老人家头脑并不糊涂。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了大地震。第二天，汪东兴报告主席说；唐山发生了地震，为了毛主席的安全起见，中央政治局决定毛主席搬到防震的房子里去住。主席说，既然政治局已作出了决定，我就搬过去吧、。但等地震过后，我还要搬回来的。可是，一直到去世，毛主席都一直住在防震的那间房子里。在地震期间，毛主席很关心唐山、北京以及其他震区人民的情况，询问损失的程度有多大，防震工作做得怎么样，反映了领袖与人民是心心相印的。

从上述张玉凤的文字中看，毛泽东从1976年6月初到1976年7月底，头脑很清醒，说话表达也没问题。既然如此，毛泽东若是在1976年7月15日口授政治局常委七人名单岂不是完全可以常说两遍的嘛!

综上所述，笔者得出如下两点判断：一、毛远新先生2010年1月31日下午的那番话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能自圆其说；二、阎长贵、杨银禄先生那篇文章中最后所下的结论也就显得太草率，似乎不能成立。特写出来，供关注这则历史传闻真伪的人们参考并诚望批评指正。笔者这样做的目的和希望，借用阎长贵先生一篇文章的标题，就是：“当代人应当修一部当代信史”!

2010年第9期　对田纪云“从政体会”的体会

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最近在杂志上写了一篇短文，引起了传媒的注意，但并没有评到点子上。现在就我所知和读文所得，略抒己见。

田纪云是一位有新思维的人。大概在18年前，北京开“两会”的时候，我在全国人大广东省代表团上发言，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选举办法，应该把常委的差额选举，进一步提升到副委员长一级。这个建议没有获得接纳，至今如此。但坐在我旁边，前来列席会议的田纪云，却轻轻地抛出一句：“人家的总统也是差额选举的嘛!”

他虽然不是公开说，以他的身份这样表态也不大方便。但他的这句话，给我留下这是一位开明领导人的印象。

后来有一次会议期间，他又碰到了我，忽然说有一份文件要给我看看，我不知道他要给的文件是什么，但后来却没有下文。不过证明他对我有点印象。他要给的也许是什么文稿之类的东西，或者涉及人大制度的改革，要听听我的意见。那时他已经转到全国人大，担任副委员长了。

评人大文字撞了板

这一次他的文章，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说领导人要“心胸开阔，能够听取不同意见”，不应“一触即跳，动不动就训人骂人”，这样人们才“敢讲话，讲真话，不担心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

回忆我在九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之前，在香港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人大欠缺前进姿态》，指出“全国人大要成为真正的最高权力机关，民主选举是重要关键”，并说“要有一个逐步推进的差额选举时间表，几十年不变，不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最后说，“全国人大每年的会议都应该有一种前进的姿态”。

今天看来，这仍然是一个平和的意见。想不到竟激怒了全国人大的领导人，引起一场风波。有人果然“一触即跳”，对讲真话的一点也不宽容。实在“缺乏领导干部应有的水平，更非政治家的表现。”(田纪云语)

老生常谈有针对性

田纪云的另一点重要意见，是说高级领导干部，“要激流勇退，不要恋权恋位”，“千万不可再利用各种关系干预朝政，对现在的领导人指指点点”，“不要再对跑下一棒的人指手画脚”。而且他还指出，用人要“任人唯贤，不能任人唯亲，要搞五湖四海，不搞小圈子”。

这些话看似老生常谈，和现实联系起来，应该是有感而发。中国的政坛，这种恋权恋位的事例还少吗?这种“任人唯亲”的情况还少吗?这种“受什么老部下、老同事、老乡亲、三亲六故等因素影响”的人事任命还少吗?这种“指指点点”、“指手画脚”的情况还少吗?

不少人都在找寻“保护伞”，不少人千方百计拉关系。但田纪云是有本事的，并不靠关系上位。据说当年他已被提名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列，只因他在四川工作时与赵紫阳共事，就是这一条，被人“以人画线”，升不了官。又据说还是邓小平的干预，他才能由副总理的地位转入人大担任副委员长，最后退休时“平安降落”。

严格来说，田纪云的这篇短文，讲的可说是卑之无甚高论。但正是它有现实的针对性，所以才引人注意。他说：“胡耀邦同志作总书记时，是我们党历史上最民主的时期之一。”我心想，他原本想说胡耀邦是最民主的总书记，但怕得罪人，所以加上“之一”两字。

证之温家宝总理撰文纪念胡耀邦，田纪云在文章中赞扬胡耀邦，而最近去世的前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朱厚泽所提倡的“宽松、宽容、宽厚”，又被广为传诵。胡耀邦时代民主、宽松风气最近劲吹，乐观地说，是不是标志着一个新时代将会来临?

2010年第9期　民主党派至今仍心存余悸

去年民盟北京市委统战理论研究会召开统战理论研讨会，我在这次会议上有一个发言《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制度应进一步完善》。这篇发言是我多年来在政治生活中的亲身感受和从事党派工作、政协工作的长期观察。

我在这篇发言里引用了《炎黄春秋》发表文章中的一些错划右派的数字。而这些数字有根有据，多出自中共解密文件，有据可查。而《炎黄春秋》又是公开发行的期刊。这些数字早公诸世人。但在2009年民盟北京市委编的《统战理论研究文集》中，却把这些数字全用××代替。如果把这些数字去掉，让读者怎么解读，怎么想?

无独有偶，由北京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编的《京市民主党派工商联史料选编》(上册)收集了我1996年写的《参加民盟58年的回忆》，其中说到中国科学院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的达到1909户，被迫害致死的299人。但在史料选编发表时被改为：“我所在的中国科学院就有很多被抄家，包括著名科学家赵九章在内的许多人被迫害致死。”

1909户、299人被一笔抹杀以“许多人”来替代。其实以上的数字，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的《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杨嘉墀》第178页也有同样记述。也是在我写的同一篇文章中有这样的一段话：“1980年12月，我写信给中央书记处、国务院，建议中国科学院停止卫星研制工作，集中由七机部承担，以减少重复建设，节约投资。中央领导赵紫阳、万里、方毅、张爱萍作了批示。”在史料选编中把赵紫阳抹去。2006年《我与北京民盟》发表时赵紫阳还在。从这两篇文章中反映出来的民主党派及统战系统胆小怕事，对因文获罪、因言获罪仍心有余悸。如果长此下去，中国的民主、言论自由何在?让百姓处于混沌世界中，历史还能成为历史，史实还能成为史实吗?

由此我想到《炎黄春秋》发表一篇理论探讨的文章，接着有人提出要开除某教授的党籍；又有某中学教员在课堂上讲了一些实话，竟有几十位人士要找人家辩论。好像这些事发生在十年灾难中一样，“左”的思潮还不时翻滚，让人堪忧。

2010年第10期　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谢韬同志于2010年8月25日逝世，享年89岁，本刊发表他的一篇遗作以表纪念。

——本刊编者

我和李慎之成为朋友，从1943年开始，直到2003年李慎之去世，正好六十年。这是风云变幻、波澜壮阔的六十年。

这里谈谈我们俩甘苦与共的六十年交往的历程，谈谈我们对共同经历的反思和对现实和前途的思考。通过这些，可以看到李慎之和我六十年间思想变化的来龙去脉。也就是：我们是从哪里来的，要走到哪里去?

思想发展的起点

李慎之1923年8月15日生于江苏无锡，祖父是米行小老板，他父亲参加过辛亥革命，但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在法院里当过录事，在县商会当过文书，办过在当地有些地位的报纸，做过上海《申报》、《新闻报》驻无锡的记者。李慎之从小熟读经史子集，深受中国士大夫的美德与气节的影响：一是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二是傲视权贵，为民请命；三是敢于独立思考，勇于讲出真话。

我祖父一代是福建龙岩人，参加了太平天国起义军，随石达开部进入四川。太平天国失败后，祖父流落在川北，主要靠在川江拉纤为生，还在自贡农村租了一点地种。在清代，太平军的后代被称为“匪属”，不许上学。祖辈吃了不识字的苦，父亲就搭别人家的私塾，在村里读了两年书。以后到一个布店做学徒，勤奋自学。后来得到一个机会，到成都最早的一家现代银行(聚兴诚)做职员，逐步升任经理。我1922年1月在重庆临江门铜鼓台出生的时候，家道小康。两岁时候随父亲迁居富顺县自流井(今自贡市)。四岁多开始读私塾七年，才上高小、初中。父亲后来经营失败，生活又陷于贫困。我舅舅周尚志是1925～1927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任四川地下省委常委，共青团地下省委书记。1928年执行上级指示发起暴动，失败后被捕。当时反动政府杀害了十名共产党员，他是其中之一。我母亲性格刚烈，对我舅舅非常佩服，在我小时候常对我夸奖她这个兄弟。

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我是初中三年级学生。我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自贡市学生救亡工作团，还成了这个二百多人的团体的头头。1938年夏天，我初中毕业，考上成都华西协和中学读高中。这是个教会学校，华西协和大学的附属中学。学校里有中共的地下组织，有一些进步社团。《大声》周刊社(车耀先、韩天石他们办的)在这个学校也有活动。我和一些同学做了《大声》的推销员，利用周末、星期日，打起鼓，吹起号，在街上叫卖：“请买抗日周刊《大声》!”这时候，受到比我年长一些的进步学生如胡绩伟等的“星芒社”的影响，他们当时已是大学生。我的生活圈子渐渐扩大，结识的进步朋友渐渐多了起来，有些成为我终生的好友。1939年，我表哥以“赤色分子”的罪名被绥靖公署逮捕，关押在成都的拘留所。我常去看望表哥，送吃的，送衣物。从此我对专制独裁的当局越来越憎恨。

慎之和我都在基督教会办的学校中受过自由、平等、博爱的教育，得到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与天赋人权等思想的熏陶。慎之在上高中的时候，主动找各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来看。读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就看了艾思奇的《哲学讲话》(后来改名《大众哲学》)。后来读了一本薄薄的《中国历史教程》，它不按中国的朝代讲，而是讲中国社会发展的五个阶段。社会发展五阶段在他脑子里留下很深的印象。李慎之1940年高中毕业时考进燕京大学，同年月燕京大学被日军解散封门。1942年秋燕京大学在成都复校，他在这年冬天到成都复学。

我很羡慕大学生的比较自由的学习生活，等不到高中毕业，就在1939年初以“同等学力”考进当时在成都的朝阳法学院，半年后又考上了从南京内迁到成都的金陵大学。我原想学化学，偶然碰到一位姓林的，之江大学毕业生，他问我考大学准备学什么，我说想学化学。他说：在当今中国学了化学能干什么?不过是做点雪花膏、肥皂什么的，至多像天津的久大公司那样，搞点盐碱。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就报考了社会系。

那时候，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肆意践踏中华大地，国民政府军队虽然也曾浴血奋战，创造了可歌可泣的战绩，但由于专制独裁、腐败无能，在强敌的攻势下常常溃不成军，大片大片国土沦丧，亿万人民呻吟于日寇的残暴统治之下。不愿做亡国奴的青年学生，纷纷流亡到大后方，对当局由期望转为失望。如何反抗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是我和慎之这一代年轻人首先思考的大问题。

在那个时代，现实社会十分黑暗丑恶，军、警、宪、特横行霸道，欺压百姓，我们眼见广大地区民不聊生。蒋介石集团强化一党专政，实施党管国家、党管军队、党管一切的独裁政策。国家政权腐败无能而又无法无天，人民没有人权，没有自由。这些都是我们亲身感受到的现实。因此，我和慎之这一代人，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专制政权，争民主、争自由、争人权，建设一个经济繁荣、人民幸福的新中国，作为理想，作为我们毕生的奋斗目标。这就是李慎之和我这一代人思想发展的起点，或者说这就是我们的思想发展的基础。

我和李慎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相识的。他当时名叫李中，我名叫谢道炉。当时，各个大学的学生为了商讨挽救民族危亡的办法，自发组成了各种名目的秘密的或半公开的社团，我们俩各自在就读的大学里参加了这样的组织。在各个社团成员相互串联秘密接触中，我和李中渐渐熟悉起来，谈起话来十分投机，彼此只恨相识太晚。

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对我们产生了重要影响。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阐明中国社会的发展，必须先经过民主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实现民主自由，经过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在将来条件成熟的时候进入更加民主、更加自由、更加幸福美满的社会主义。当时进步青年成立的各种组织，都围绕在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下。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主动宣布取消沙皇俄国和中国签署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在中国取得的一切特权，这使我们相信苏联是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俄国和苏联作家，如托尔斯泰、高尔基、法捷耶夫、萧洛霍夫等，在他们的作品中对人性的描写，也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在我们的心目中，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工农当家做主的苏维埃，是一个自由、民主、幸福的人间天堂。(斯大林的专制独裁，对稍有不同意见的人的残暴镇压，在1956年以前，都被严严实实地隐瞒了，我们从来也没有听说过。)这也是我们这一代知识青年当时决心跟共产党走的一个重要原因。

六十年后，有人问李慎之：如果时光倒流，你还会坚持原来的选择吗?他回答：当时没有其他的路可以选择。我们要抗日，看到的却是国军不断溃退；我们要民主，感受到的是国民党当局的专制统治。而共产党则高举抗日和民主的大旗。我们是带着自由、民主、解放的理想奔向共产党的。只要当年内心还有一点热血，一点良知，就不会选择另一条路。

民主运动的实践

1944年，成都各校学生社团之间联系日益频繁，开始联合行动。谴责一党专政，要求民主自由，发扬“五四”精神，推进民主与科学，强烈批评专制当局的独裁腐败、倒行逆施。当时李中在这些活动中都是组织者之一，我也是这些行动的积极分子和骨干。

当时我和李中都不是共产党员，但越来越心向共产党，因为不但共产党的主张和理论吸引着我们，而且我们青年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得到了共产党的支持。我们看到共产党的报刊几乎每天都在呼唤民主自由，而且声称，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只要国事包揽于一党之手，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我们每次看到这些言论都为之兴奋不已。

1944年夏，我毕业后留在金陵大学哲学系做助教。1945年暑期，李中也毕业了。我们的活动引起了专制当局的特务们的高度注意。他们要抓人了。李中和我都被列入了黑名单。省委负责人吴玉章、张友渔认为我留在成都有被捕的危险，建议我回家乡自贡市另谋职业。李中也得离开成都。

我回到自贡市，改名谢逸明，在蜀光中学任教。这是盐业企业家和开明教育家联合举办的学校，张伯苓、喻傅鉴等曾任董事长或校长，按南开模式办学，反对国民党进驻学校，主张民主办学、专家治校。李中也到这个中学来了。相继而来的还有燕京大学、金陵大学、武汉大学毕业的一些民主运动积极分子。我们组成一个小组，经常到我家里聚会，议论时局。《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等共产党领导人的文章在我们中间秘密流传。我和李中两人住在一间宿舍。他和我曾经反复阅读这些著作，一起议论。我们相信，中国社会一定会从半封建半殖民地走向新民主主义，经过长时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时期，再走向更加民主、更加自由、更加幸福的社会主义。

我们在学生中传阅中共、民盟、民协的报刊。在我们的影响下，学生成立了一些社团，出了一些壁报。我们到蜀光中学半年多，学生反对专制、要求民主的活动就开展起来。这些引起了专制当局特务的注意。

为了防备特务追捕，我俩在不同时间、取不同路线秘密重返成都。在成都很快找到中共地下组织。我们倾心长谈，同感在蜀光中学这大半年工作中太莽撞了，弄得自己没有立足之地，还暴露了那些与我们有联系的朋友和进步学生。于是，李中改名李慎之，我改名谢实之。后来，由于“谢实之”三个字都是仄声，不好念，就从邹韬奋的名字中取了，一个“韬”字，改名谢韬。

跟着共产党走到延安，走进北京

张友渔与南方局联系，得知重庆《新华日报》当时急需我们这样的大学毕业生，就要我俩前往。还是为了躲避追捕，我俩还得分两路走。我走北路，经过三台去重庆。他走南路，经过宜宾到重庆。到了报馆，我被分配到采访部，他被分配到编辑部资料室。这期间，在这里，慎之和我如鱼得水，工作得十分愉快。在新华日报馆工作期间，由张友渔做介绍人，我和李慎之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期间，我作为记者，按照报馆的安排，访问过许多民主人士。在访问胡风的时候，胡风强烈谴责国民党反动派的专制独裁，坚决拥护共产党关于建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的主张。他在反动统治下如此公开表示和共产党站在一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我与他很少来往，更无私交。只是在成都与我一同组织“现实学社”的好友方然，与他熟识，我曾通过方然的关系，到他家约他为《新华日报》写稿。

那时候常能遇见周恩来，他对我们这些普通工作人员十分亲切，有一次我回到报馆门口，正好他乘车出门，在车上看见我，特意伸出头来向我招手，亲切地叫着：“小谢，小谢!你采访回来啦!”

1946年夏，周恩来带着潘梓年、章汉夫、熊瑾玎、乔冠华、章文晋、宋平、陈家康、林默涵等人去了南京、上海，李慎之跟随去上海参与筹办《新华日报》上海版。我仍然留在重庆新华日报。

这时候，中共四川省委在重庆挂牌成立，公开活动，吴玉章任省委书记，重庆新华日报由他直接领导。

1946年初在重庆达成的政治协商会议决议，被国民党内的极端反动势力推翻了，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共产党的公开机关遭到驱逐，先后撤到延安。在延安，我与慎之再次相逢。我俩都被分配到新华社总社工作，慎之在国际部，部主任是吴冷西。我在国统区部，部主任是廖盖隆。

胡宗南奉蒋介石之命攻打延安，毛泽东和部分中央领导人，继续留在陕北；刘少奇和中央的另一部分领导人组成中央工委，东渡黄河到山西。新华社组成的精干队伍随中央工委转移到山西。留下老弱病残和未成年的孩子，总共一百多人，组成一个大队，新华社领导同志任命李慎之担任大队长，我当大队支部书记。我们必须带着这支老弱病残孕与未成年的孩子们组成的大队，安全地撤离陕北，东渡黄河到山西柳林，再转到临县三交镇，同新华社总社会合。总社只给我们派了两个战士，带着一条长枪和一支短枪，负责保卫工作，其他所有事情都由李慎之和我全权处理。那是隆冬季节，天寒地冻，不仅行路十分艰辛，还要解决一百多人的吃和住的问题。我们每天只能吃两顿饭，早晨出发时吃一顿，晚上到住宿地再吃一顿。李慎之跟随大队前进，跑前跑后照料老人、小孩、孕妇、病号。我则先行一步，走在大队的前头，一边做路标，一边寻找住宿地。在一个老乡家不过五六平方米的炕上，要挤上四五家人。实在没有地方住，我和慎之就把猪圈打扫一下，与猪同眠。在崎岖不平的山道上，爬山涉水，行程超过150里。提起这段往事，我只想说明慎之与我，包括当年到延安的大批知识分子，无论是牺牲了的还是活着的，无论是升了官的还是被打成了“右派”、“反革命”的，都曾经舍生忘死、备受艰辛、真心实意地为建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贡献过自己的青春年华。

新华社从晋西临县转移到太行山武安县的冶陶镇，晋冀鲁豫中央局所在地。我和李慎之在那里参加了整党运动，整党的内容是“三查”(查阶级成分、查个人历史、查思想立场)。当时能够上大学的人，查上三代，几乎每个人的家里都能查出一堆“问题”。

半年整党把大家都弄得灰溜溜的。但是这种情绪很快就被胜利的喜悦冲淡了。国民党专制政权竟以料不到的速度土崩瓦解，我们被告知迅速做好准备，去国统区接管政权。1948年华北人民政府成立，董必武任主席。为了培养建国后急需的大量干部，设立华北大学，吴玉章当校长。同年8月我从新华社调到了设在河北正定的华北大学。担负“马列主义”哲学课的教学任务。

1949年3月，华北大学迁到北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华北大学于1950年改名为中国人民大学，1952年起我担任了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的负责人。1954年12月我被评为教授。全国高等学校的“马列主义”教师，大都是在人民大学的“马列主义”研究班培养的，我也成了这个研究班的教授。

1949年进城以后，李慎之仍在新华社总社担任国际部副主任，工作繁重，甚至周末和假日都难得休息。我们相见的时间少了，但直到1955年我失去行动自由之前，仍然一有机会就相聚交流思想，议论时事。

1955年和1957年两人先后遭难

我们不能忘怀，当初我们倾向共产党、加入共产党的时候，最热衷的是新民主主义。1949年共产党和各界人士举行政治协商会议，庄严决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定了作为开国的根本大法的《共同纲领》，明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国家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游行示威的自由权”；经济政策是促使五种经济成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时候，我和慎之同全国人民一样，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

仅仅过了三年，就风云突变。1952年秋天以后，特别是从1953夏天以后，我们议论最多的，就是毛泽东突然改变了国家的发展方向，新民主主义被抛弃了，《共同纲领》不算数了，急匆匆宣布进入了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期，人民民主专政一变而为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专政，有点联合政府样子的中央人民政府也改组了，成为清一色的共产党政府了，而且常常一个人说了算。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几乎都还没有真正开始实行，阻碍生产发展、阻碍民主生活的东西还那么多，落后于先进国家一百多年的中国，怎能这么快“蹦”进社会主义呢?慎之和我都十分不解。

1955年，毛泽东突然宣布有个“胡风反革命集团”。我根据在重庆的时候直接了解的胡风的政治倾向，不同意说胡风是国民党特务，认为共产党不能过河拆桥。我为胡风打抱不平，毛泽东知道了，十分生气。我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经毛泽东批准，由公安部逮捕，对我实行专政。其实，我与胡风仅有的一点关系，只是他要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知道我在大学从事这方面的教学工作，委托我查对过两条语录。听说吴璋老亲自同当时的公安部长罗瑞卿联系，说：谢韬是人大教师，这个人的情况我了解，人民大学有责任查清他的问题，是不是查清之后，再考虑要不要捕人?

不久后，公安部来了一位处长，让我带上行李坐进一辆小卧车随他离校。我自忖：会被投入何处铁窗中去?谁知小卧车把我送到东四6条胡同39号小院吴老的家中。安排我住在东厢房，就在吴老看管下接受审查。半年后，把我迁到一处叫嘎嘎胡同的人民大学宿舍内，继续接受审查。当时担任北京市第一副市长的张友渔，我的入党介绍人，专程前来看望我，他先问了问我认识胡风的经过，我说完后他没有责备我，叫我一定要相信党的政策，实事求是地向党说清楚自己同胡风的交往，有就说有，没有就说没有，不可乱说。

对我的审查一直没完。实际上没有审出任何问题，只因为是毛泽东亲自批捕的，谁也不敢说毛批错了。

1960年，因“大跃进”造成大灾难之后供应困难，我不能在人民大学白吃饭，公安部把我“调”进秦城监狱，与范汉杰、廖耀湘、黄维等关在一起。想当年我出生入死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如今却在共产党的铁窗中成了国民党战犯们的狱中“难友”。1965年不少战犯出狱了，我才被宣布“免于刑事起诉”，户口仍留在北京，人回老家自贡市去。

回到自贡，我被安排到自流井盐业博物馆总务科当办事员。过了半年光景，“文革”开始了，我成了自贡“最大的反革命”，每次批判自贡市“走资派”的时候，我都被拉去陪斗。

1979年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平反冤假错案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准备办一个《中国社会科学》杂志，成都“民协”时代老友王晶垚知道我还蒙难在家乡自贡，就向杂志社推荐，于光远和黎澍不顾我的冤案尚未平反，立即同自贡有关单位联系，把我“借调”到社科院。自贡方面把我当做包袱，乐得放行。于是，我回到了北京，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任哲学编辑室主任。

胡风集团冤案昭雪后，我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党委书记、常务副社长。1982年底，中国人民大学要求我回到学校任副校长兼任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

李慎之1957年遭难的时候，我还在被禁闭审查之中，后来才听他谈了他被定为“极右分子”的前因后果。

在全民大反思中的我们

当年我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慎之被打成“极右分子”以后，有一段时间，我们都还常常感到自己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还自作多情，向党向毛主席表忠心，说要认真改造自己。慎之在“反右派”运动结束的时候，给毛主席写了一封匿名信，引用了这样的诗句：“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署名“一个党内右派分子”。说明自己对党的感情。他说：他被定为“右派”以后，大约有一年多的时间，一想起来就会掉眼泪。还是椎心泣血日思夜想怎么改造自己，使自己能跟得上毛主席的思想。绝没有一丝一毫反对他老人家的意思。

20世纪60年代初，“大跃进”引起大饥荒以后，看到听到遍及城乡的悲惨景象，想想我们当初投身革命的愿望和理想，我们才开始比较清醒了，对毛泽东的思想和行为开始滋生了怀疑以至异议。我和慎之虽然被打倒在地，还被踏上一只脚，但是我们的脑子还在不停地思考：为什么在宣称实现了社会主义的中国，会出现新式专制时代?

他是1973年周总理点名让他回北京的。那时候，“文革”把国际宣传、对外联系大为削弱了，急需恢复和加强。周总理把新华社军代表张纪之找去，说，朱穆之在哪里啊，可以让他出来工作嘛!李慎之在哪里啊，可以让他出来工作嘛!这样，慎之就回到了新华社。

1976年“红太阳”终于落山。“四人帮”就擒。“文革”不宣而止。

那时候李慎之被错划“右派”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拖到1979年1月，上面指定要李慎之随邓小平出访美国，当顾问，新华社才加速给他办完了改正错划右派和恢复党籍的手续。后来他在给党支部写的一封信中说：“我的极其严重的错误，就是我曾经承认了我没有犯过的罪。”

自从我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之后，就同李慎之失去了联系。1979年我回到北京后就去找他。他们夫妻俩与三十多岁的女儿，同住在复兴门外皇亭子一个15平方米左右的房间里。我们离别二十多年，劫后相逢，感慨万千。

1980年，他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负责组建美国研究所，任所长。1985年，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1990年9月被免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之职。1995年离休。我在1985年中国人民大学调整领导班子后保留了一个校务委员和顾问的名义。1986年9月到1988年8月应胡绳同志之邀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一副院长。1990年秋就离休了。

上世纪80年代初，当我们从“地狱”出来重新回到“人间”的时候，我们发现，除了极少数“健忘症”或“僵化症”患者和不肯放弃从专制制度中获取的特权的人以外，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亿万人民，都在深深地反思。在这场没有人发动、没有人号召、没有人领导、没有人组织的全民大反思中，一些知识分子，一些经历丰富的老同志，走在最前列。李慎之是这场全民大反思中的佼佼者，在他生命的最后12年，发出了我们时代反专制、反垄断、争民主、争自由的最强音。《风雨苍黄五十年》流传海内外，具有雷霆万钧之力。慎之在12年间发表了将近50篇文章，几乎每篇都有令人耳目一新的精辟的议论。

李慎之把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称帝，算作中国专制主义的起点。中国专制主义的国家体制持续了大约两千两百年，在世界历史上是最悠久的了。从1840年算起，中国向现代文明的过渡，已经有160多年的历史。在这160多年中，各时期在物质文明方面都有所成就。但政治文化传统变化很少。中国专制主义的一个特点，就是特别顽强，不但为两千多年间历代皇帝所实行和发展，而且在帝制被推翻以后，还为一代又一代的当权者所死守，视为巩固自己的特权的无可替代的法宝。

如何才能拔除专制主义这个毒根呢?李慎之呼吁：首先要进行政治制度改革和民主启蒙教育，而且只有先实行政治制度的民主化，才能完成大众的民主启蒙教育。

我们这一代人从年轻时候起参加民主运动，但是许多人并不真正懂得什么是民主。李慎之说：我曾问一个我同时代的同学和战友“什么是民主?”，他的回答是“民主就是反独裁”。这也许可以代表我们当时大部分人的认识。甚至我们的师长，如马寅初、闻一多等人亦是如此。在“五四”运动中高举民主旗帜的陈独秀，当时也不十分清楚民主的含义，曾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民主。当他晚年病在四川江津时才醒悟到根本没有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之分，无产阶级专政必然导致个人独裁。由于中国人对民主完全没有经验，他们反独裁的时候根本没有考虑到，如果国家不建立民主体制，民众不具有民主意识，那么把老的独裁者打倒了以后，极有可能会被新的独裁者取而代之，正如中国传统的王朝轮回一样。在中国，似乎谁打下江山谁就该永远坐江山。结果是“以暴易暴”，独裁者一个接一个，“你方唱罢我登台”，专制主义香火不断。

争民主必须反独裁，但是反掉独裁之后如果不建立民主的国家体制，如果不对民众进行民主启蒙教育，保证公民学会行使手中的民主权利，新的独裁者就会应运而生。实际上当年的民主国家都有类似的教训，如英国的克伦威尔、法国的拿破仑一世和三世，都曾是反对专制独裁斗争的领导人；他们一旦取得政权，就利用自己的威权，重新走上专制独裁之路。在前苏联和中国出现的所谓专政，是一种新的专制主义，不断揭露这种新的专制主义，还民主的真实面貌，这是我们早年争民主争自由反专制反独裁的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反思中，我们认识到自己早年特别信奉的关于社会发展分为五个阶段的理论不正确，而关于人类社会分为三个经济发展阶段的理论是符合世界各国历史情况的。这三个发展阶段是：原始(狩猎)经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与之相应的发展阶段是：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也叫现代文明)。世界现代化进程是从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政治革命开始的。虽然发达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具有不同的特点，但具有共同的规律。传统社会有很多不同的类别，现代社会却基本是相似的：虽然在现代化过程中某些方面可能出现暂时的挫折和偶然的倒退，但在整体上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

处于世纪之交，李慎之回顾过去的一百年，展望今后的一百年，肯定无疑地预测：对于21世纪来说，现代文明即工业文明带来的“全球化”的进程必然会继续下去。

中国民主启蒙运动的历史从19世纪末的戊戌维新算起，经历了一百多年，曲曲折折，至今还未完成。“五四”运动，树起了民主与科学两杆大旗，是中国历史上最具进步意义的思想解放运动，国民革命军北伐把“五四”精神最粗浅的观念推广到了全国各地，在胜利进军中蒋介石一变脸，又成了专制独裁。抗战时期，共产党高举民族解放人民民主的大旗，反专制争民主的运动风起云涌，自由民主的新中国的理想，在爱国青年中广泛流传。抗战胜利以后，人们认为实行宪政民主已经触手可及了，出现了又一次民主运动的高潮。这场运动持续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了《共同纲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告停顿。而启蒙的任务远未完成。人们完全没有料到，这次启蒙运动的停止，也是19世纪末以来80年间中国民主启蒙运动的最后结束。但是，“五四”的火炬在人们心中长存不灭。

李慎之经过细研深思，弄明白了：“五四”先贤的思想倾向就是300年来早已成为世界思想的主流正脉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民主的价值归根到底是个人的价值，所以民主主义者必须要以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为出发点。在人类社会由现代文明向信息文明前进时，重大的科学发明都是从个人开始，然后通过信息共享成为全人类的财富。这些事实说明：当人类社会向信息文明迈进时，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民主与人权，将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亿万中国人都从奴隶主义和蒙昧主义中解放出来，成为现代文明需要的富有个性的充满创造力的思想解放的自由人，中国才能有真正的现代化。

九曲黄河归大海，万流虽细必朝宗。到那个时候，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极文明的国家，中国人民人人都能尊严地以自由、自律、自强、自胜的姿态参加全球价值的建设工作。

我们从争民主的运动中走来，还要向建立完美的民主制度的境域走去。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10年第10期　省长王昭之死

“王青天”青海纠“左”

1958至1961年，青海省以省委第一书记高峰为首的领导班子，在经济、文化非常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强制推行“大跃进”。在牧区，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一步走，向共产主义过渡，引起社会极大震动，使青海人民吃尽苦头。1957年底统计青海人口265万，到1962年降到205万，减少60万。减去从劳改单位释放回内地的5万多人，还有50多万。除小部分逃到新疆等地外，至少饿死45万人，占全省人口近五分之一。

当时，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共领导人只知道青海问题严重，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并不清楚。1961年春，公安部副部长王昭被调任青海省委任第二书记兼省长，行前周恩来与其谈话。同时，内蒙古自治区区党委书记杨植霖调任西北局书记，兼青海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常在西安工作，主持青海党、政日常工作的主要是王昭。

王昭1917年生于河北省平山县，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任中共平山县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冀区党委副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石家庄市委书记兼市长、军政委、兵团政治部主任，1953年由志愿军兵团政治部主任调任公安部政治部主任，同年任公安部副部长，在副部长中是最年轻的。

青海省在“大跃进”年代，不仅经济遭到空前破坏，人民群众死、伤惨重，公检法机关(尤其是公安机关)还运用专政手段残酷镇压毫无过错的人民群众(详见“公安工作大跃进”一文，载《炎黄春秋》2010年1月号)，人间地狱般的状况，深深地震撼了王昭。1961年5月，他到捕人最多的玉树州，途中被一群妇女拦住车子，下车询问，那些妇女说，他们那里成年男人被捕光了，要求留下“人种”，使王昭非常震惊。他认识到，青海省的问题具有典型性与普遍性，问题发生在青海，但是根子在中央。所以，对省委和各级党委领导班子进行了必要的调整、改组，对几十名问题特别严重的领导人撤职、降职，对其中少数人作了司法处分。省委常委、主管政法工作的副省长薛克明是执行左倾路线的急先锋，被开除党籍、公职；公、检、法机关领导大换班，公安厅长被降职调到乐都县当了排名最后的副县长；省检察长、法院院长被免职。这些在整风运动中受到处分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反过来借助造反派批斗王昭，文革后，有的人不仅官复原职，还升了官。

王昭单枪匹马到青海，要依靠原省委常委的大多数。省委领导层的大格局基本未变，原来的五位副书记继续留任，只从公安部带来王仲方担任省委常委兼秘书长。纠“左”只是在系统内部进行整风，主要方式是自我纠正；特别严重的地方，省里派工作组帮助和督促检查。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左的思想影响，以左纠左也是存在的，对少数人的处理造成了新的冤案。从1961年6月到1962年6月，复查平反了本省错捕、错判的全部案件，释放了还活着的各类人员17000多人。

由于王昭的到来，解散食堂、采取紧急救援措施，人口大量死亡的状况迅速得到扭转。尽管生活仍然极端困难，每人每天在1961年还吃不到半斤粮，但是不用进食堂，用野菜、树皮加以补充，不至于饿死。如果继续在食堂喝大锅清汤，那就非饿死不可。所以人们发自内心拥护王昭，呼其为“王青天”。

当时，青海农牧业生产遭到毁灭性破坏，短时期内难以恢复。王昭通过实际考察，为了调动农、牧民生产积极性，在偏僻农村允许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允许作业组承包一定数量的土地；在牧区允许牧民个人承包喂养牛羊；在城市积极组织生产最迫切需要的生活用品；另外还向中央有关部门申请给青海多调拨生产资料和商品。到1962年底、1963年初，多数农牧民家里有了铁锅和菜刀，布票由原来每人每年7尺加到15尺，城市居民日用品供应也有了改善。

“死心眼”的王昭

这时，毛泽东要求在全国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1963年秋，王昭亲自挂帅，两位省委副书记参加，从省直机关抽调30多名厅、局干部、300多名普通干部组成“四清”工作团，浩浩荡荡开进离西宁市几十公里的湟中县平安公社开展社教试点。

笔者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公安部，刚刚报到，即因王昭要人，调去青海省公安厅工作。开始第一年的具体工作在复查案件办公室，阅读、整理公安机关(包括劳改、劳教部门)上报的整风运动材料，接触大量血腥、悲惨、荒唐、令人发指的事件。另外，直至1966年，参加全部5期“四清”，目睹运动全过程。

在“四清”工作团动员大会上，王昭按照毛泽东的口径，大谈特谈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大谈特谈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必要性。对工作团每一个成员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强调要住在贫下中农家里，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不准搞特殊化，要紧紧依靠贫下中农，通过社教运动，把被地、富、反、坏、右篡夺的领导权夺回来。他规定了严格的八条纪律，工作队员违犯者，一律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工作队员不准带吃的、喝的，不准下馆子，违者开除公职，是党员的要开除党籍；和女社员发生两性关系的，以坏分子论处，等等。

没有下去之前，工作队员并不知道农村实际状况，下去之后才知道，农民实在太穷，农村实在太苦了。和农民同住、同劳动问题不大，但是要和农民同吃饭，就意味着挨饿和得浮肿病。王昭以身作则，住在一户最贫困的农民家。早晨吃的是土豆、白开水，中午是发了霉的青稞面馍，晚上是干菜根泡后用水煮，在里面撒一些杂面，成了杂面糊糊，调料只有干辣椒面。对一个患有糖尿病的他来说，这是难以生存的。

公安厅派一位警卫人员跟着王昭，想给他单独弄点吃的，遭到严厉批评。一起下去的那两位省委副书记，只呆了一个多星期，就找借口回西宁，然后干脆住进医院了。死心眼的王昭，身患糖尿病，却硬着头皮，坚持在那里。直到发高烧，才不得不回西宁治病。稍有好转，就又下去。包括他的警卫在内，几个干部经过商量，找各种借口，要王昭每星期回西宁一、二次，以便改善一下生活。三个多月的“四清”结束后，王昭自己和100多名工作队员得了浮肿病。7个工作队员实在饿得受不了，违反纪律偷带食品、或叫家属偷偷送吃食，如饼干、糖果之类，或偷偷到平安镇上买高价食物，被发现后开除党籍或公职。

此后，王昭不遗余力地贯彻毛泽东反修防修的理论，在青海省大搞“四清”运动，积极贯彻西北局指示，在农村进行“民主革命补课”，重新补划地主、富农成分(牧区划牧主和富牧成分)，大整基层干部，把“大跃进”的灾难性后果转嫁到基层干部头上。

王昭把开始好转的青海经济再次推向绝境。农村的赤贫他是知道的，亲身经历过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可能是身不由己吧。但是，毛泽东要求各个省委都要搞社教试点，而且要向中央报告。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不亲自出马，你王昭带这个头干什么?我一直不理解。他完全有理由住院治疗疾病。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王昭就因患糖尿病在北京治病。他还患有肺气肿等多种疾病。这和他在青海省工作5年多的辛劳有着密切关系。青海除东部农业区海拔在3000米以下外，80％以上地区在海拔4000米以上。王昭跑遍青海，甚至带科技人员到高寒牧区了解地质、矿藏、牧场、草地，研究发展青海省农牧业生产和石油、有色金属、盐湖开采。在那里，气候变化极快，有时在一个上午或下午，就可以经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高原严重缺氧，对病人危害很大。

一次，王昭到玉树，在翻越5600米的巴彦喀拉山时，由于氧气袋里的氧气已经用完，他顿时休克。司机加快速度开车，想在最短时间里翻过山岭到地势较低的地方。山是翻过去了，可是到4000多米的低处，车也翻了。王昭腰部、颈部受伤，后经医院治疗，脖子还是转动不灵，腰不能伸直，这样仍然坚持工作。他是真想改变青海的落后面貌啊!

“四清运动”中王昭的左倾路线

在“四清”运动中，王昭带队来到平安公社，要为今后全省开展社教运动树立样板。王昭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第一个标题就叫做“平安公社不平安”，其中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干部推行“大跃进”时的种种强迫命令、多吃多占，把群众对“大跃进”说过的牢骚话、小偷小摸行为，都说成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复辟；把部分基层干部在左倾路线逼迫下的违法乱纪，说成阶级敌人篡夺领导权；把个别地主、富农家庭成员的任何行为，说成想反攻倒算，等等。

平安公社、大队、生产队90％的干部被批斗，37人被斗后自杀，19人被逮捕。在对敌斗争阶段，开展了对“五类分子”的群众批斗会。可是，尽管工作组员一再交代怎么说话、怎么批判，积极分子上台后，还是不知说什么。因为“五类分子”早已是“死老虎”，现行破坏活动根本没有，临时编造也编不出来。大会往往冷场。

为启发农民“阶级觉悟”，在社教运动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在社员中开展忆苦思甜活动，忆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可是，几乎每个工作组都遇到一个难题：社员不忆旧社会的苦，而是忆“大跃进”以来的苦。为了做好准备，有时工作队员要事先导演社员如何上台忆苦思甜，反复教。可是他们一旦上了台，有些说着说着就联系上了“大跃进”，干部如何打他们，他家里的人是怎么饿死的……说着说着就泣不成声。这时，如果原来的干部在场，只要有一个社员喊一声他的名字，马上就有人把他揪到台上，拳打脚踢，谁也制止不了。忆苦思甜会变成武斗会，有的干部被当场活活打死。

据湟中县统计，全县“四清”运动中有349名基层干部自杀。到1966年，青海13个县“四清”运动中，有1700多名干部自杀，99％以上都是生产大队、生产队里的干部，公社、县里的干部有40多人自杀。

按“四清”运动设想，要把农村被坏人篡夺领导权的村干部撤换、改组，把得到群众拥护的好人选出来当干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王昭亲自蹲点的那个大队，选出来的党支部书记叫刘××。原来是个有名的懒汉，土改以后没有翻身，娶不起老婆，独身一人生活。工作组进村时，要挑选最贫困的农家住。他家最穷，两间破草房不能住人。还是工作组出钱派人维修，才能住人。靠这样的人来当大队干部，是没有能力领导大队的。后来王昭被捕入狱，他也受到牵连，被多次游街毒打，不久死去。

王昭的“左”还表现在干部退赃和群众分红上。“大跃进”年代，干部为了自己和家人不被饿死，多吃多占，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现在来清算他们累计多吃多占多少粮食，贪污了多少钱，要退赔，数字惊人，事实上根本就不可能兑现。工作组开始把社员的胃口吊得很高，到实际退赔时，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退。因为在一个赤贫的农村，干部比社员也好不到哪里去，比社员多吃的粮食不能让他再吐出来。干部家饿死人少，这是事实。但是现在要把“大跃进”时多吃多占的粮食退出来，就意味着断了他们家的活路。很多干部自杀，就是想以死来保全家里那点粮食不被退赔，给家人留条活路。至于家庭财产，也没有什么。至多衣服的补丁少些，锅碗盆勺齐全些，多那么一两件木质家具。有的工作组把刚嫁给干部家的媳妇娘家陪嫁衣物也拿来分红。甚至在一个大队，为一件女灯芯绒褂子(最值钱的一件衣服)分给谁产生矛盾，最后没有办法，用剪刀剪成5块，分给社员。

青海“四清”运动越来越“左”。从1965年开始，在中共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的积极倡导下，又增加了一项重要内容——在农村进行民主革命补课，补划“漏划”的地主、富农。这次跟“大跃进”时不同的是，只组织群众进行所谓“说理斗争”，很少逮捕法办。到1966年，补划、补定了1万多地主、富农成分和地主、富农分子，几乎全是错的。

1961年的“王青天”到哪里去了?当时的王昭和此时的王昭，判若两人。

“四清”运动又一次在青海把“左”倾路线发展到极致。90％以上的基层干部在运动中被打，被刑讯逼供，家属受牵连。四分之一的脱产干部被开除，60％的党员被清除出党，90％的公社书记被撤换。由于“大跃进”造成的悲惨局面人们记忆犹新，把所有的账都算在这些基层干部身上。批斗干部的大会比土改时批斗地主、恶霸还要厉害。尽管有时工作组也强调不准搞武斗，但是，群众往往不听。因为每个生产大队、生产队都有饿死的人，少则几人，多则十几人、几十人。这些被饿死的人，都和干部不顾人民死活有关。有的甚至是被干部整死、打死，或送到公安局死在监狱、劳改队的。群众有满腔怒火，一旦被点燃起来，什么说教也没有用。另一方面，这些干部也有自己的苦衷：当初不那样干，也生命难保……此时的王昭同样是如此。王昭不这样干，自有张昭、李昭会干。

接待邓小平留下祸患

1966年3月，邓小平率领薄一波、刘澜涛、杨成武、贾拓夫等人到青海视察，主要是到211厂(核武器制造、实验基地)。

为了接待邓小平，王昭成立专门的班子，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每顿饭吃什么，都经过精心安排。比如事先指示玉树军分区派两个班的兵力到高山打雪鸡。雪鸡生活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上，以高山雪莲为主要食物，营养丰富、味道鲜美。他知道有人爱吃狗肉，于是要公安厅将一只警犬宰杀。为了首长购物，他特地从全省各地调来贵重野生皮毛。邓小平原来是不准备住在西宁市里，而住在专列火车上的。可是王昭多方请求，要他住到高锋当第一书记时为毛泽东盖的行宫——胜利公园宾馆(毛泽东从未到过青海)，并接见处以上干部，和他们合影留念。邓小平见盛情难却，住到了胜利公园宾馆。公安厅为确保安全，将宾馆服务人员完全换成公安人员，炊事人员也由公安人员在一旁密切监视。对每一个房间，每一件家具的摆放，王昭都要亲自检查。为邓小平住的房间那张床的摆放位置，就先后改了三次。为了突出政治，房间里摆什么书他也煞费苦心，最后决定放毛选四卷和《毛主席语录》。中央其他领导人的著作，只摆放了一本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就在王昭忙活的时候，毛泽东在上海、杭州召开没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紧锣密鼓策划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名义上是请假到西北视察“大三线”建设，他在青海视察，极少说话，似乎闷闷不乐，忧心忡忡。我作为公安厅临时抽到宾馆的服务人员，亲眼目睹了邓小平严肃的面孔。

王昭代表省委的汇报，是在由西宁开往位于海晏县的221厂专列上进行的。邓小平很少说话，可见心情之沉重。给他准备的雪鸡倒是吃了，并赞美味道不错。这里要讲一段小插曲：

邓小平到宾馆住下，不愿意走动。而薄一波在刘澜涛等陪同下到50公里外的塔尔寺参观，由于道路不好，耽误了时间，没有按时回来。可是总书记不能不按时吃饭，于是就先开饭。领导虽然不多，但是随员不少，整整四桌。雪鸡好吃，吃完再上。一共只打了3只雪鸡，炊事员不知道有人到塔尔寺去了，将做好的雪鸡统统上了。等薄一波等从塔尔寺回来，另开一桌饭时，王昭见没上雪鸡，几次大声喊：快上雪鸡!可是哪里还有?负责接待的省委办公厅主任马万里悄悄告诉王昭，雪鸡吃完了。还是薄一波解了围，笑着说：总书记代表我们尝了鲜就行了，我们吃狗肉。这一幕我至今记忆犹新。给首长准备的贵重皮毛等土特产品，邓小平根本没有心思买，倒是北京来的工作人员买了一点。

邓小平一行离开青海，王昭累病了，到北京治病。红卫兵起来造反，中共西北局书记刘澜涛叫王昭不要回青海，安心在北京治病。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借口。可是王昭听说省委被造反派弄得不能办公，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不能让辛辛苦苦得来的成果毁于一旦，不能让青海人民再受苦难。于是，不听善意劝阻，回到西宁。他经常和冲击省委的红卫兵、造反派辩论，经常被推打，身上有很多伤。但是这时，还没有人敢公开对他进行武斗。

王昭“执迷不悟”，天天上班，经常和红卫兵在省委大楼前辩论。那些在1961年、1962年整，风运动中受到过直接或间接处分的人，看到形势对王昭不利，给造反派出谋划策，提供内部机密，提供打倒王昭的“炮弹”。包括接待邓小平的详细情况，都在大字报上贴出来了，说王昭为了接待邓小平一行，花了几万元，光招待吃饭费就花了1万多元，而每人只交了1 65元，加起来才几百元。尤其是派2个班兵力打猎10天，战士在高山上非常辛苦，有的人冻坏手脚。为了招待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和61个“叛徒”集团中的薄一波、刘澜涛，如此大动干戈，不惜花费民脂民膏，这说明王昭本人就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分子；大字报还说他把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著作放在一起，供邓小平阅读，更是罪该万死!

这些大字报对王昭非常不利。随着刘、邓被公开批判，造反派把王昭关押起来，轮番批斗。省委某些副书记、常委，则把一切责任都推到王昭身上，自己经常出现在批斗王昭的主席台上坐着。这些“大跃进”时期的“左”派人物，摇身一变，又成了支持造反派的革命领导干部。

出逃与自投罗网

王昭被造反派关在省委汽车房里。一天晚上，他起来小便，意外跌倒，摔断胳膊。造反派不让住院治疗，只扎上绷带。同情他的警卫员，知道如果不及早把骨头接好，将会造成残废。于是一天深夜，砸开汽车房的锁，将王昭从里面接出来，用苏联嘎斯六九吉普车经大通、祁连，翻越祁连山脉，到达甘肃张掖，然后坐火车到达洛阳。王昭改名换姓，住进洛阳骨科医院治疗。

王昭突然失踪，造反派暴跳如雷，派人到处搜捕。在北京王昭家周围有人日夜守候，结果都没有发现踪影。将王昭转移到洛阳的警卫员安排得非常周到，如果王昭安心养病，是平安无事的。可是，他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实意图不了解，存在幻想，以为同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一样，很快就会过去。可是他想错了，等待他的将是灭顶之灾。

1967年春天，青海两大派群众组织——捍卫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捍卫队”)和八·一八革命联合造反司令部(简称“八·一八”)为了争夺《青海日报》控制权；展开激烈斗争。2月23日，守卫在报社周围、防止武斗的部队，突然和“八·一八”造反派组织发生冲突，开枪冲进报社，当场打死179人，打伤1000多人。这还不算，几天之内，驻军部队在公、检、法机关的配合下，在全市搜捕“八·一八”造反派骨干成员几千人。省、市监狱关不下，就临时关在一些机关礼堂。“八·一八”的几个头目，除一号头目马继文(汽车场工人)身中五弹、生命垂危，军管会指示为了保留“活证据”，必须全力抢救，保住了性命，其余头目全部被捕。“八·一八”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取缔、解散。在一个月时间里，“捍卫队”在军管会的领导下，对被抓起来的“八·一八”骨干成员，采用各种刑讯逼供手段，加深了两大派群众组织之间的相互仇恨，为“八·一八”被平反以后的报复埋下隐患。

1967年3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把“二·二三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把赵永夫、张晓川定为这一事件的策划者，说王昭和这一事件直接有关。赵永夫是青海省军区司令，张晓川是总后勤部205部队司令兼政委。他们与之有直接关系可以理解，因为开枪的部队是赵、张管的部队。事件发生后抓捕、审讯几千名“八·一八”造反派群众，是在他们领导下进行的。他们难免为这一惨案承担责任。尽管他们始终不承认下令开枪，也没有证据证明他们曾经下令开枪。可是王昭和“二·二三事件”确实没有任何关系。他在洛阳治病，只有他的警卫员知道，任何造反派和他都没有联系，而且他还是两大派群众组织都要打倒、都要揪斗的对象。可是这一颠倒黑白的决定报纸上登了，广播上播了。王昭听到广播后十分生气、不满。他要到北京找中央、找毛泽东、找周恩来说明情况。

王昭太天真了。别人劝他不能去，“八·一八”死、伤了那么多人，到处找你，落到他们手里还有好日子过吗?光棍不吃眼前亏，不能自投罗网。可是他不听，骨伤还没有治好就回到北京家中。公安部造反派马上把他拘禁起来，并通知“八·一八”。青海省造反派如获至宝，马上派人到北京揪斗王昭。

周恩来发话与王昭被“左”扼杀

周恩来在1967年3月24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宣布《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为八一八平反时，把二·二三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宣布赵永夫隔离受审，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王昭被带走时，大声对总理说：我和他们(指赵永夫、张晓川)没有关系!但是没有人理睬。造反派要求把王昭带回青海批判，周恩来说：“你们把王昭带回青海批斗可以。但是，只能文斗，不能武斗；要烧而不焦，保证他的生命安全。”

1961年王昭到青海工作前，是周恩来找他谈的话。现在周恩来这样说，让他欲哭无泪。为什么不能亲自接见王昭，直接了解情况呢?王昭是满怀信心到北京找周恩来为自己辩护的，否则他会听人劝告在洛阳继续秘密治病。

王昭被押回青海时，“八·一八”已经成了得到中央肯定的造反派组织。那些死、伤的造反派家属、亲人怀着强烈的复仇情绪对王昭进行批斗。我不愿意具体描述那种种法西斯暴行，只举一例。一次，王昭被吊在解放牌卡车上游街示众，负责押运的6位造反派将吸剩的烟头从他衣领里丢进去，一共丢下21颗烟头，王昭的脊梁被烧了几十个血泡。

几个月后，王昭被正式逮捕，关进公安厅监狱。他本有多种疾病，胳膊摔断还没有治好，监狱生活条件极差，马上就病倒了。他还怀着希望，不断给周恩来写信，为自己申冤。我不知道周恩来是否收到王昭的信，既然他亲自批准正式逮捕王昭，自有原因。王昭孜孜不倦地写信，共有12封之多。

王昭对专案组指控他是罗瑞卿“死党”一直不承认，他在给总理的信中说，他们只是工作关系，没有别的关系；1957年反右派时，罗瑞卿在公安部党组会议上说，“公安部是毛主席直接领导的，在中直机关是一个大部，在反右派中要起带头作用”，于是划了63个右派，还有不少人被划为右倾，受到党纪、政纪处分，他作为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是有不同看法的，因为到公安部工作的人都受到过严格审查，政治历史没有问题，而被划右派的人都没有什么问题，只不过给领导提些意见，就被打成右派，这样做是不公道的。可是，罗瑞卿的权威使他无法阻止这样做，他为此一直感到有愧。

此时青海省实行军管，省公检法军管会主任曾征是省军区副司令，王昭专案组组长。王昭哪里知道，他1961年到青海纠正“大跃进”、平息叛乱中的左倾错误，不仅得罪了一大批地方上的大、小官员，而且也得罪了部队上的一些人。平息1958年武装叛乱，青海省军区司令是孙光，省委第一书记高峰兼任省军区第一政委、党委书记。孙光在平乱中犯严重错误，被降职调到陕西省军区担任副职。一些军方人士不会忘记是王昭1961年到青海来整了他们。

公安厅看守所和公安厅劳改局职工医院相隔只有几百米。1970年，王昭病重。看守所向军管会报告，要求把他送到医院治疗，并通知医院准备好病房。军管会迟迟不作答复。直到王昭病情加重，不抢救就会死，看守所医生感到责任重大，不得不亲自到军管会直接给领导汇报。适逢几个负责人在打扑克，医生站在一旁，战战兢兢地说：“王昭大吐血，我们没有办法治疗，如果不马上送医院抢救，今天晚上恐怕过不去。”军管会的一位副主任一面打扑克，一面冷冷地说：“王昭不是省委书记、不是省长，是经过中央批准逮捕的犯人，是杀害革命造反派的凶手，你为什么那么同情他?你的阶级感情哪里去了?造反派们的血难道就要自流吗?!”

医生一句也说不出来，只好走了。他知道自己已经尽到责任，王昭死了和他无关。

第二天早晨，看守员打开王昭监房，发现他已死。地上有一摊血，王昭手里还攥着没有写完的信。信上写着：

“周总理：这是我写给你的最后一封信。我知道这封信还没有到你手里时(也许永远也到不了你手里)，我就离开这个世界了。你把我派到青海来纠正青海省委错误路线给青海人民带来的灾难，我做了，使青海的工农业生产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有了一定的提高，平反了大批冤案，有效地制止了非正常死亡，民心也比较顺，只要继续努力，青海的落后面貌是可以改变的。我知道有很多工作还没有做好，这几年省委和我把主要精力用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上，对工农业生产抓得不是很紧，那是为了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反修防修，使中国永远不改变颜色。我一直是按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竭尽全力在做工作，刚来青海时，我身体非常健康，你找我谈话时，不是还赞扬我的身体好、到青海工作没有问题吗?可我现在一身是病。造反派说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罗瑞卿死党，说我是‘二·二三’事件的幕后策划者，都不是事实。我和罗瑞卿在公安部是工作关系，他到总参当参谋长后，我们很少接触，只是1962年中央在兰州召开西北民族工作座谈会，罗瑞卿到西北视察，到会听取对军民关系的意见时，我对1958年至1959年军队在青海平息反革命武装叛乱时，不按中央政策办事，残酷虐待俘虏和滥杀无辜、严重伤害民族感情谈了看法，对负有直接责任的省军区司令孙光处理太轻提过意见。罗瑞卿表示，我的意见很好，将认真研究。我是在中央召开的会议上光明正大提意见，没有和罗瑞卿有私下往来，怎么就是罗瑞卿死党呢?‘二·二三’事件前20多天，我就偷着离开青海，到洛阳治病，两派造反组织都要斗争我，到处找我没有找到，我直到中央决定为‘八·一八’革命造反派平反，才知道青海发生了‘二·二三’事件，打死打伤那么多人。中央决定把我和‘二·二三’事件联系起来是不正确的。总理，你可能听过青海省某些人不实的汇报，才同意对我批斗、逮捕的吧……”。

军管会做出决定：王昭死亡，严格保密，不得外传，以在西宁市东关大街上发现的无名尸体为名送火葬场火化，骨灰暂存火葬场。1958到1960年，青海对于死亡犯人，不通知其在外地的家属，以无名尸体处理。如今，王昭也是这个待遇。他可以说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夫人在北京工作，文革中受尽折磨，王死后抑郁而终。唯一的女儿饱受刺激，得了精神病。

军管会不敢不向中央报告，但谎说王昭住在医院，经过多方抢救无效死亡。周恩来知道后，批评青海没有按他的指示保护好王昭的人身安全。可这对于死者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不过对关在监狱里的其他受害者却大有好处。第一个受益者就是被王昭从公安部要到青海担任省委常委兼秘书长、主管政法工作的王仲方。

王仲方做了罗瑞卿十年政治秘书，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牵连最先受到冲击，早于王昭几个月，经周恩来批准被捕入狱。王昭和王仲方是造反派要打倒的省委主要对象，也是被批斗得最残酷的。而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和副书记、常委们，基本没有什么触动。从这里可以看出，王昭到青海后纠“左”确实触犯了一些人的利益，时机一到，终于遭到报复。

王昭死后不久，看守所里来了几位医生，非常仔细地给王仲方检查身体，给他打针，服一些平时见不到的好药。伙食上照顾尤佳，派专人做好饭、好菜，王仲方称之为“吃小灶”(文革前，厅以上干部有专门供应的副食品，专人做饭吃，叫做小灶；另外还有特殊的商品供应)。这才使身体每况愈下的他被关押5年后，还能活着走出监狱。在回忆录《炼狱》中，王仲方说：“我感谢王昭在天之灵对我的关怀，要不是他的死引起中央领导注意，改善监管条件，我也不会活着走出监狱。我强烈痛恨造反派对王昭和我的迫害。”

1979年，王昭得到彻底平反。家属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火葬场找到王昭骨灰，接到北京。他的战友、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在王昭平反问题上起到了关键作用。他饱含深情和眼泪迎接战友的骨灰，陪同送到北京八宝山公墓一室安放。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10年第10期　广西农王韦拔群

中国共产党第二任总书记瞿秋白，曾为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书撰写的序言，在这篇《序言》里，瞿秋白还给毛泽东和彭湃一个称号：“农民运动的王!”

其实，当时中国“农王”有三个：即湖南的毛泽东，广东的彭湃，广西的韦拔群。金冲及先生在他主编的《毛泽东传》一书中说：“中国共产党内，最早在实践上致力于农民运动的，是彭湃。1922年他开始在广东海丰老家活动，1923年1月领导成立了海丰县总农会，使这里成为大革命前期农民运动发展得最好的地区。”

从现有历史资料来看，韦拔群致力于农民运动的时间还早于彭湃。韦是在1921年秋。

在1925年以前，广西还没有中共组织的活动，韦拔群一直在自发地搞农运。在他的领导下，广西右江地区逐渐成为中国土地革命前期农民运动发展得最早、最好的地区之一。这为后来建立红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过去，由于地理、历史、政治的种种原因，右江农运和韦拔群的事迹未得到广泛传播，甚至有误解误判的情况。笔者认为，谈中国早期的农民运动，不谈或忽略右江农民运动是历史的残缺；谈广西红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不谈或忽略韦拔群的英雄事迹，不是真实的历史。

一、“愤不平”的拔哥

1894年2月6日，韦拔群生于东兰县中和乡勉俄村东里屯。他少年丧父。祖父韦天宝，原先靠打草鞋和砍柴卖为生；后经营烟酒生意，逐渐富裕。韦拔群从小与村中贫苦儿童一起玩耍，经常暗地接济贫苦同伴。他逐渐对贫富悬殊和社会不平等产生了不满情绪，他愤恨为富不仁的土豪劣绅。一次，他带着一帮穷孩子用木工钻，把武篆街上一个大财主的米柜底钻了一个洞，让米沙沙地流出，每个孩子都得了一袋米，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跑了。韦拔群“偷米济贫”，人们暗暗称奇，说他小小年纪就做仗义大事，长大了一定是个人物。小伙伴们更是亲切地称他为“拔哥”。

14岁时，韦拔群入县立高等小学读书，后入宜山庆远中学续读，1911年底，转到桂林政法学堂。因反对强令给校长送礼，毅然退学。1916年，他愤于袁世凯复辟称帝，在家乡邀集了百余青年，卖掉部分田产、耕牛，自购枪支，长途跋涉，到贵州投奔蔡锷领导的护国军任连副，为保卫共和而战。后因不满连长虐待士兵，以“愤不平”笔名散发传单，曾一度入狱。后经友人保释，韦拔群到贵州讲武堂深造。在“五四”运动影响下，他不久离队。1920年底，在广州加入马君武组织的“改造广西同志会”，任政治组副组长。次年，马君武任广西省主席，但军政大权操纵在军阀陈炯明手中，韦拔群不愿为军阀效力，先后两次谢绝了马君武委派他到南丹、东兰任县知事(即县长)之职，于1921年中秋节回到东兰。从此开始积极从事农民运动。

二、组建“改造东兰同志会”三打东兰

韦拔群回到东兰，找到旧时同学和具有进步思想的朋友陈伯民、黄大权、牙苏民、黄书祥、黄树林、廖源芳等共18人，于1921年9月底结成革命同盟，组建“改造东兰同志会”，开始在广西东兰县武篆区活动。

当时，陆荣廷残部在广西纷纷打起“自治军”旗号。刘日福在百色一带自称“司令”，与在都安、马山的“司令”蒙仁潜部下邓祖贻都到东兰滥收苛捐杂税。

1922年1月，韦拔群在武篆召开“国民大会”，决定团结一致，抵制苛捐，并由韦拔群、陈伯民为代表到百色去见刘日福，要求他收回征税成命。刘日福迫于韦拔群与马君武的关系，不得不写了张免征布告，交韦拔群、陈伯民带走。二人连夜赶回武篆，向群众宣传出示刘日福的免征布告，群众闻讯，莫不欢欣鼓舞。通过这次斗争，韦拔群得到群众的尊敬和景仰。

1922年3月30日，同盟会11人在北帝岩(1930年根据张云逸建议改为“列宁岩”)召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由韦拔群起草，以“中国国民党广西特别党部”名义发表、散发的《敬告同胞》文告，号召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实行社会革命”、“走俄国人的路”、“打破不平，救家乡，救广西，救中国!”组建农民自卫军。

为广泛吸收群众参加活动，大家同意将“改造东兰同志会”改为“公民会”。从此，东兰农运开始了有领导、有组织、有纲领的革命斗争。

同年10月28日，韦拔群等召集东兰、凤山、都安、百色四县公民会骨干180多人，在他家对面的银海洲歃血盟誓，扩大成立革命同盟。

会后，公民会分工到各区乡发动组织群众。韦拔群首先到西山弄凡召开了千余瑶民大会，宣讲革命道理，号召瑶胞加入公民会，立刻得到他们的热烈响应，纷纷拿出自己的火枪、大刀、长矛，组建了西山自卫军。随后，东兰各区公民会和农民自卫军也顺利建立起来。

群众发动起来后，强烈要求清算罪大恶极的大土豪、东兰县团总韦龙甫。仅都邑、长江两区农民向“公民会”揭发、控告韦龙甫的案件就有五百余起，群众莫不切齿痛恨。6月26日，韦拔群率公民会百余人赴县衙清算韦龙甫的罪行。由于组织不周，清算未能成功，“公民会”反而有6人被捕。

韦拔群及时召开公民会和自卫军骨干会议，发动群众三次武装攻打东兰县城，揭开了民主主义时期广西革命武装斗争的序幕。其中二次失利，第三次攻城获得成功。农军占领县城后，成立东兰革命委员会。韦拔群立即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没收韦龙甫等劣绅的财产、取消苛捐杂税、废除各种契约、提倡民族平等和男女平权。自卫军在县城纪律严明，商店照常营业，学生照常上课，社会秩序井然。广大群众欢天喜地，人心大快。

当时，刘日福不敢贸然镇压，便采取软化的办法，派其司仪黄瑶琼接任东兰县知事。黄上任后，即以“和事佬”的姿态，调解所谓“新党”、“老党”之间的纠纷，并提议成立参事会和议事会，以吸收公民会成员参加。由于公民会斗争经验不足，接受了黄瑶琼的提议，自卫军从县城解散回乡。

三、广州农讲所的优秀学员

1924年2月，黄瑶琼及东兰劣绅等，向广西省长诬告韦拔群等农民领袖为“劳民党”作乱，下令通缉。韦拔群等在坚持武装斗争的同时，感到迫切需要革命理论的指导，遂决定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去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

1925年1月，韦拔群和陈伯民辗转来到广州，进入中共创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为第三期学员，主任是阮啸仙。在那里，韦拔群系统学习革命理论，开始接受马列主义。同时，他还认真学习湖南、广东农民运动的先进经验，赴海陆丰考察学习“广东农王”彭湃开展农运的方法和经验。通过三个月的学习，韦拔群的思想认识有了一个飞跃，认识到“非实行农民革命不足以拯救(东)兰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从此，他逐渐实现了世界观的转变，由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变成为共产主义者。

3月中旬，韦拔群、陈伯民受当时中央农民部部长廖仲恺的委任，作为中央农民部特派员，带着《农会组织法》等文件，回广西筹划开展农民运动。

5月初，他们沿途邀集散藏在外的黄大权、牙苏民等农运骨干，由南宁步行回武篆。稍后，即组织了一支有几十人参加的学生军，到东兰各区进行革命宣传，筹组农民协会。至8、9月间，便建立了70多个农会，拥有会员2万多人。8月13日，东兰县农民协会在武篆成立。选举陈伯民任主席，韦拔群任军事部长，黄大权、陈守和、黄书祥等7人为委员。

到1926年，全县有11个区、134个乡建立了农民协会，会员达7.8万人。从此，东兰县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地发展起来。至1927年3月，全县农会会员高达8.7万人，约占全县人口的72.5％(参见《中国早期农民运动领袖韦拔群》中共东兰县委党史研究室编，第85页)。

东兰县农民运动发展如此之快，这与韦拔群优秀的宣传、鼓动工作密不可分。他善于运用山歌形式，亲自编词配曲和深入浅出、生动形象的演讲。历史学家吴晗在1955年主编的《韦拔群》一书中，称韦拔群为“天才的宣传家”，“广西各族人民共同爱戴的领袖”。

韦拔群深知欲使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必须培养出一支由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革命干部队伍。于是，他参照广州农讲所的办学方法，在东兰创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先后培养了三届596名农运骨干。其中，有不少学员，如黄治峰、覃道平、唐向岩、黄文通、黄伯尧等都是各县农运领导人。

韦拔群还选送优秀学员外出深造。如东兰县青年陈洪涛1925年12月被选送到国民党梧州宣传员养成所学习，第二年春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成为红七军第二十一师政委、中共广西特委常委、右江特委书记兼右江苏维埃主席，成为与韦拔群同生死、共患难的忠实战友。

四、围绕“东兰农案”的斗争

农讲所的兴办，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构成了严重威胁。12月21日，县知事黄守先勾结土豪，率领县警、民团数十人围攻农讲所。第二天，韦拔群率学员和农军反攻。黄守先败退县城，即以“土匪谋叛”罪名，向百色、南宁诬告“请兵痛剿”。1926年1月，刘日福派团长龚寿仪带兵到武篆镇压。

2月5日，龚寿仪团伙同土豪民团共数千人，把东里屯及武篆区十一个村屯全部烧光抢光，一些农民被活活烧死。韦拔群的家被烧，祖坟被掘地三尺。西山十个峒场和江平乡一带的村屯也被烧掠一空。武篆镇压相当血腥。据当时国民党广西省农民部长陈协五的调查统计，1926年1、2月间，东兰县全县被杀害者多达500余人。这就是当时震惊两广的“东兰惨案”。

面对军阀的血腥镇压，韦拔群率农军退人西山，以西山为根据地，成立东兰县革命委员会，坚持武装自卫。同时，将农军分散成“锄奸团”，开展游击战争。各区乡农民协会和农军看到韦拔群领导的斗争仍在继续，也自动组织“锄奸团”，参加农民自卫军的人数日益增多。4、5月间，韦拔群在锄奸团不断扩大的基础上恢复了农民自卫军。在总指挥下分为三路，分由覃孔贤、黄大权、陈锡元指挥。农军与龚寿仪军多次作战，重创龚军，双方开始处于相持阶段。

1926年6月，龚寿仪团奉命调回百色。韦拔群领导农军由积极防御转为主动出击，东兰县革命委员会农军总部从西山迁回武篆，革命声威大震。

9月10日，韦拔群率领农军攻打东兰县城，县知事黄祖瑜弃城逃跑。农军入驻县城后，致电广州国民政府、要求查办黄祖瑜，并派陈伯民、黄大业等人到南宁向各界说明“东兰惨案”真相，得到南宁各界的同情和支持。广西各地和广州、海陆丰及北江地区各界人士也纷纷发表声明，支持东兰农运。广州国民政府也责成广西省政府对“东兰惨案”要追查。

10月初，在各界压力下，广西省政府成立“东兰农案”调查组，由省党部青年部长陈勉恕(中共党员)任“东兰农案调查善后委员会”主任，同时兼任东兰县知事。调查组发表了证据确凿的调查报告。

经过反复斗争，广西省政府被迫于1926年11月28日向广州总司令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和两广省党部发出了处理东兰农案的《俭电》，承认农运、农军、农讲所合法，拨给农军子弹；撤职、惩办贪官，没收土豪劣绅财产，交县农会“分别赈恤”；准许东兰农民豁免1926年全县一年的粮赋等等。

围绕“东兰农案”的斗争历经近一年，最终以东兰农民的胜利而结束。

中共中央局1926年12月5日，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对韦拔群领导的农民革命运动，给予了充分地肯定和赞誉：“今年二月，广西东兰发生了县长援助劣绅土豪屠杀农民数百人之惨剧，现时经韦拔群同志之努力，又将东兰农民组织好，把土豪劣绅击退至西江之东岸。韦同志在东兰已成为海陆丰之彭湃，极得农民信仰。”

五、“跟共产党铲除天下不平”

韦拔群早在广州农讲所，就结识了共产党人阮啸仙、彭湃。由于学习时间短促，又奉命回广西，所以未立即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4月，中共广西省筹备组在南宁成立。广东省委即派余少杰、严敏到广西发展党员，建立右江党组织。10月，陈洪涛、严敏、陈鼓涛到东兰协助韦拔群领导农民运动，加上在东兰代理县知事、中共党员陈勉恕，四人于同年11月建立中共东兰支部，陈洪涛任书记。经陈勉恕、严敏介绍韦拔群加入中国共产党。

当时特委某些领导人认为右江农运是“豪侠式运动”，韦拔群是“英雄式领导，突出的是个人主义”。所以，迟迟未批准韦拔群为中共正式党员，直至1929年8月才得到转正。

韦拔群的入党申请书言简意赅：“吾拔群，愿把五尺之躯交给党，跟党铲除天下不平，建立一个平等的新社会。热烈而生，热烈而死。”全文加标点符号共44个字，没有套话空话，字字真切。

六、红七军的奠基人

1929年6月，蒋介石委任俞作柏、李明瑞为广西省政府主席和广西绥靖司令。俞、李是国民党中较开明的左派人士。俞、李主政后，为巩固政权，要求与中共合作。7、8月间，张云逸、邓小平等中共干部陆续抵达南宁。此时，韦拔群到南宁参加俞作柏支持召开的广西省农民代表大会，被选为省农民协会副主任。俞作柏听说右江农军武器短缺，当场拍板以“右江护商大队”的名义，赠送韦拔群300多支步枪，子弹2万多发，装备东兰、凤山一个营的武装力量。韦拔群即从东兰调来300多农军领取枪支，并就地接受训练。这些战士后来回到东兰成了农军的骨干力量。

随后，中共广西党组织决定推荐一批干部给俞作柏委任右江各县县长，韦拔群把最能干的战友陈洪涛、陈伯民、黄大权、黄书祥推荐给了党组织。

但是，邓小平认为：“右江工作的主要困难是干部太弱，找不出一个胜任的县委书记，亦没有一个比较好点的中心，故工作推动甚难。”(邓小平《七军工作报告》，载《邓小平自述》，解放军出版社，第68页。)

同年12月11日，张云逸、陈豪人、韦拔群、龚楚等领导百色起义(11月中旬邓小平已去上海，1930年2月回到龙州)，宣布成立红七军和右江工农民主政府。起义大会由龚楚主持，陈豪人宣布红七军编制：党代表(即政委)邓斌(即邓小平。11月初，派往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的龚欣冰回到百色，传达了中央指示：邓斌为红七、八军总政委)，军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陈豪人，参谋长龚楚、韦拔群任第三纵队司令。韦拔群率领的东兰、凤山农军2000多人是起义军的主要成分。这2000多人加入红军，一部分补充到第一、二纵队；另一部分编为第三纵队，韦拔群任第三纵队长。这时，红七军全军4000余人，“从旧军队过来的只有1000多人，其余都是右江地区的农民、工人和学生”。从人员组成看，红七军大多数战士或来自韦拔群领导的农军，或来自他的农讲所学员及其麾下。1930年2月隆安、平马、亭泗战役后，红七军前委决定抽调各县农军近千名，补充红七军第一、二纵队；第一、二纵队随后出发到桂黔边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第三纵队留守根据地。张云逸说：“我们如果不到右江和当地的革命群众会合，便很难在短时间内建成红七军和得到巩固、发展。”

韦拔群这时不仅指挥作战、训练部队，还积极领导了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工作。他率先建立和巩固东兰、凤山建立各级工农民主政权；开展土地革命，并早在“1928年7月黄松坚由韦拔群派赴湘赣边革命根据地的朱毛红军部队学习土地革命”，韦拔群等积极带头加入共耕社。在短短的半年中，红色的右江各县，各项建设都得到很大的发展，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

1930年2月，邓小平从上海绕道越南回到龙州，于4、5月间，到右江寻找红七军主力传达中央指示，除去往返河池二次，在武篆住了约半月。等待期间，曾参与指导了当地第二阶段的土地革命工作。

同年9月，“左”倾冒险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党中央，命令红七军北上。邓小平说：“应该离开右江，因七军留在右江的作用太小，且留右江给养等等都发生困难，并且我认为七军的错误还是在出来太迟了。同时七军到江西也是对的……”10月，部队集结河池县进行思想动员。此前，由于红七军主力收复百色、果化伏击等战斗减员，又再次抽调各县农民赤卫军1000余人，整编为三个师(以黄治峰领导的奉议赤卫军为主)，邓小平“因恐东兰士兵逃……我及拔奇同志到东兰布置右江工作及率第三纵队出(去)河池。”就在全军从河池出发前，军领导决定将韦拔群领导的二十一师拆散、补充到第十九、二十师。这时，红七军北上主力已达7000多人。命韦拔群率领80多个老弱战士带一些残破武器转回东兰，重组第二十一师。韦拔群从革命大局着想，没有一句怨言。

这时的红七军多数是右江儿女，许多干部战士舍不得离开韦拔群，有的坚决要求与韦拔群一同留下。韦国清、谢扶民、覃国翰等红七军老战士回忆说，韦拔群知道了情况后，就主动找这些同志谈心，并在整编大会上作动员报告。韦拔群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要无条地执行党交给的一切任务；我们是工农红军，要无条件地为工农利益去战斗。我们的目的是解放全人类，革命者处处是家乡。现在你们是胜利地离开家乡，将来必定还会胜利地回到家乡来。”

红七军出发北上之后，韦拔群返回右江与政委陈洪涛等人很快将东兰、凤山、都安、恩隆、奉议的赤卫军召集起来，在巴马县组建了红二十一师。随后，便扩充为三个团和两个独立特务营，总共近3000人枪。在每个县，还另外建立了新的赤卫军常备营。

七、三次反“围剿”与“小诸葛”的较量

红二十一师剐成立，就面临严峻的局势。一方面，红七军主力北上后，各县反动地主武装纷起，反攻倒算。另一方面，新桂系参加中原战争失败，退回广西，占据右江沿岸各县县城，并准备“围剿”右江根据地。

1931年3月中旬，白崇禧派第十九师师长廖磊率三个正规团及土匪、民团等约一万兵力，以近四比一的优势，向东兰、凤山、恩隆一带“围剿”。

韦拔群不与敌人打大仗硬仗，采取阻击、游击相结合的方针，先后主动撤出果德、思林、奉议、恩隆、百色、东兰等城镇，将右江党政机关和重要物资转移到西山，并坚壁清野、组织群众转移进山。

桂军占领村镇后找不到人、买不到米，没有菜吃、没有柴烧，还不断受红军和赤卫队伏击。桂军十分恼怒，烧杀掳掠无所不为，搜查山坳岩洞，烧辣椒、烟叶杆来薰逼藏在岩洞中的群众。

红军同群众在非常艰难情况下仍保存着自己的力量。韦拔群还高瞻远瞩地写了一首《革命到底》的诗歌鼓励右江军民。诗中写道：“穷人闹革命，众乡亲，雄心要坚定；今日赴恶境，但相信，雾散会天晴!”

5月初，桂军改由韩采凤师来右江，韩采凤由进攻转为防守和围困。

7月下旬，中共广东省委派陈道生到右江，向韦拔群等传达中央决议、指示纠正“立三路线”，提出今后必须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向外游击，并将二十一师改为右江独立师，领导人不变。经两个月集训，右江独立师兵分三路，开始新的战斗：一路到黔桂边的天峨、南丹等处；一路南下果德；韦拔群则率师直属营留在西山，坚持以东兰为中心的工作。

1931年11月7日，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布成立中华工农民主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韦拔群当选为中央执委。由于关山险阻、战事繁忙，他没有能亲自参加这次代表大会。

11月中旬，桂军伙同右江各县民团共7000多人，发动了对东、凤根据地的第二次大“围剿”。这时，韦拔群领导的革命武装已不足2000人，处于绝对劣势。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受敌人长达七个月的围困、封锁，红军和群众储备的粮食、油盐早已耗尽，毫无补给，病人也逐渐增加，缺医缺药，死者又无处安葬。有些人动摇成为叛徒，助纣为虐。

韦拔群、陈洪涛在西山召集师党委特别常委会议，决定整顿和缩小队伍，组成若干除奸团，分散到各地活动。韦拔群在西山南部集中了600多瑶族青年组成一个独立营就地坚持斗争。

桂系军阀反复“搜剿”始终找不到韦拔群等人，于是悬赏银1万和5000取韦拔群、陈洪涛首级。

1932年6月，韦拔群次子韦述宗等三人去香港找上级党委汇报、请示工作，不幸被叛徒出卖，就义于柳州。接着，韦拔群的两个同胞兄弟也相继牺牲。

1932年8月，白崇禧出动了张发奎第四军和廖磊第七军，加上各县民团共1万多人，为当时红军兵力的10倍以上。对右江革命根据地展开空前残酷的“围剿”。10月初，白祟禧坐镇柳州，亲自策划、指挥，实施“军事、经济、政治同时并进”的“进剿”方针。烧光了所有村子，饮水投毒，搜去了红军埋藏的弹药与粮食，把没来得及撤走的农民集中管制，不许带一粒粮食和一根火柴上山，要使韦拔群和他的部队不击自败，不战自灭。面对极端严酷的现实，韦拔群依靠群众，以西山为依托，与敌人进行周旋。

正当敌人在西山集中“搜剿”的时候，韦拔群却突然出现在敌人直接统治的武篆圩附近一个屯子里。他沿门挨户慰问受难的群众。看见群众在被洗劫一空后，吃着树皮、草根、糠粥，他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他问一位老人：“能熬得下去吗?”老人坚决地回答：“有红军在，就熬得下去!”

韦拔群听了，深深为之感动。正是这种和群众同生死、共患难的精神，使他们度过了那一个又一个险恶的日子。韦拔群始终没有离开西山，没有离开那里的群众。

八、英范长存

1932年10月19日凌晨，韦拔群不幸在病重时被叛徒杀害，时年仅39岁。噩耗传来，人们悲痛万分，群众悄悄掩埋了他的尸体，并且建了一座“红神庙”作祭奠掩护，以表示对这位壮族人民英雄的悼念。

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红都瑞金召开，毛泽东主持大会首先提议为韦拔群等的牺牲默哀致敬。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几乎每次见到广西人，都要深情地谈到韦拔群：“东兰是个革命根据地，过去韦拔群同志就在那里领导人民闹革命后来为革命牺牲了。他是壮族人民的好儿子，农民的好领袖，党的好干部!”(1957年)；“韦拔群是个好同志，我过去搞农运，有些东西还是从韦拔群那里学来的。”(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主持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与韦国清等人的谈话。)等等。

1962年，在纪念百色起义33周年时，邓小平题词：“韦拔群以他的一生献给了党和人民解放的事业，最后献出了他的生命。他在对敌斗争中，始终是英勇顽强，百折不挠的，他不愧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英雄。他最善于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的疾苦，对人民解放事业，具有无限忠心的崇高的感情。他不愧是名副其实的人民群众的领袖。他一贯谨守党所分配给他的工作岗位，准确地执行党的方针和政策，严格地遵守党的纪律。他不愧是一个模范的共产党员。韦拔群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他永远是我们和我们子孙后代学习的榜样，我们永远纪念他。”

邓小平还说：“广西右江地区，是一个比较有群众基础的地区，这里有韦拔群同志那样优秀的、很有威信的农民的领袖。东兰、凤山地区是韦拔群同志长期工作的地区，是很好的革命根据地，这给红七军的建立与活动以极大的便利。”(1986年)在纪念百色起义52周年他又题词：“纪念李明瑞、韦拔群同志，百色起义的革命先烈永垂不朽!”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10年第10期　困难时刻的特区工作会议

今年是深圳特区建设三十周年。三十年来，深圳取得了辉煌成就，这是举世瞩目的，但这三十年的路并不平坦，恐怕不为人所知。我介绍深圳在最困难时期的一件往事。

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和治理整顿使中国经济陷入极大的困境，经济滑坡，市场萧条，外资锐减，沿海地区、经济特区也失去了往日的生机。1989年“风波”后，有一位很负责的领导人公开说，“现在不是办不办特区的问题，是已办的特区骑虎难下的问题”。他们的目的是要把经济特区纳入治理整顿的范围，逐步收缩。在特区工作的同志普遍感到方向不明，工作难做，压力很大。为了把五个特区稳住，我提议并经国务院同意，决定在深圳召开一次经济特区工作座谈会，当时的想法是，不一定解决多少具体问题，但可以给大家在精神上加以鼓励和支持。

会议于1990年2月5日至8日在深圳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五个特区的负责同志，有广东、福建省的负责同志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会议中我认真听取了五个特区负责同志的发言，了解了他们的忧虑和困难。

2月8日，我作会议总结讲话，我未采用特区办为我准备的讲话稿子，也没有理会与改革开放格格不入的声音，即席讲了一番肺腑之言。

我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经济特区经过十年努力取得的巨大成就。我说：经济特区经过几年的努力，经济实力增强了，外向型经济比较像个样子了。几个特区的汇报都证明了这一点，增强了我们办好特区的信心。十年改革开放，使我们国家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生产大大发展，人民生活大大改善。我们几个特区是这些变化的集中写照。我看，深圳，还有珠海，可以拿到欧洲参加城市比赛。这种变化，大多数中国人是没有想到的，外国人也是感到吃惊的。

我又说，办经济特区，是整个改革开放部署中的重要部分，是改革开放的缩影。现在根本不需要再议论特区要不要办了，实践已经明确回答了这个问题，小平同志多次讲过这个问题，十三届五中全会再次明确要“进一步办好经济特区”。我强调：“特区要在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中求稳定、求发展。我们的目标应当是稳定而不是多变，是发展而不是萎缩，是前进而不是后退”，“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地区的基本政策措施不变，并在实践中逐步加以完善”。我说，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的精神是特区还要继续办好。对此，大家都是举了手的，是一致通过的，没有人反对。

我强调，特区还要“特”。特区如果不“特”，就失去了办特区的意义。特区如果不“特”，不仅难以进一步发展，就是稳住也难。至于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要历史地看，任何新生事物都不可能完美无缺，我们不能求全责备。

我重申：对特区的基本政策不变，引进外资的规定不变，更多地鼓励独资或在老企业基础上嫁接，对两头在外企业给予更多优惠。在特区工作的同志，在国务院有关部门工作的同志，都要按照中央的决定办事，在实际工作中把它具体化，多办实事和好事，为特区发展开辟道路。不能口头一套，行动上另是一套，更不能朝令夕改。

我要求特区在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中求稳定、求发展，要立足于特区自身积累的经济实力，发挥处于对外开放前沿的有利条件，抓紧调整产业结构，积极推动科技进步，大力开拓外销市场，努力提高经济效益，使特区外向型经济更上一层楼。

我这一番话，是对特区讲的，也是对某些反对办特区的人讲的。因为经济特区是我分管的，会议纪要也是按我的讲话写的，各特区和有关部门也是按照我的讲话办的，不同的声音对会议未产生大的影响。

1991年12月，我又在厦门主持召开了一次经济特区工作座谈会，参加会议的范围与深圳会议相同。我从五个方面肯定了特区的成绩：工业总产值两年翻了一番，产业水平升级，外贸出口比1989年增长近六成，带动内地经济发展的作用显著，住房商品化、劳动人事制度、股份制和证券市场发展等方面的改革稳步实施等。

如果说，在深圳召开的特区工作座谈会目的是在治理整顿中求稳定、求发展、防倒退的话，那么，这次座谈会主要目的是在治理整顿中求发展、求提高、求前进。

会议强调特区要在开拓国际市场，扩大对外贸易，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发展国际经济交往中，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不断提高水平和档次，并向高新技术发展。同时，要求特区要把工作重心转到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提高经济效益、更多更好地吸引外资和开拓国际市场的轨道上来。

我呼吁特区深化改革，在改革开放中继续发挥“排头兵”的作用。我说，改革开放不可逆转的，只能前进，不能后退。改革开放反映了我国十一亿人民的强烈愿望，是保持国家稳定的基本国策。

两次特区工作会议，都与要经济特区下马的观点完全相反。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两次特区工作座谈会，在困难时刻对特区的稳定和发展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2010年第10期　我经手处理的两封李昌来信

1950年下半年，我在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六区工作，担任六区区委书记，当时经我之手处理过两次李昌同志的信件。第一封信是1950年土改前夕，我带领七个村寨的贫农与李昌同志的母亲开展减租减息的斗争，并开会斗争了李昌同志的母亲雷田氏。在此之后，雷氏给李昌同志写信告我的状，李昌同志给他母亲写了一封回信，此信虽然是写给他母亲的，但对我们的土改工作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与肯定。大致内容为：1、他已经背叛了他的这个家庭，站在了党和人民的立场，让他母亲不要分散他家的财产，等农会成立后，把财产全部交给农会处理。因为这些财产是人民的血汗，理应交回人民。2、虽然他在政治上背叛了这个家庭，与这个家庭划清了界限，但从血缘上他们承认他是雷田氏的儿子，在经济上会仍然承担赡养母亲的义务。

区中队把这封信交给我，请示如何处理，我看了这封信后，觉得作为一个党的高级干部有如此高的政治水平，对我们的工作是一个很大的促进与支持。于是我便让区政府的秘书把这封信抄写到赶场大街的黑板墙上。用事实说明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与国民党的高级干部的根本区别，当时县委书记王彩彰同志到我区检查工作时看到墙上的这封信后，对我们的标题作了指示，他指出，李昌同志的这种认识是党和国家教育的结果，此功劳应归功于党和人民，随后我们就把墙上的标题改了一下。当时这封信的公开对我们土改工作促进很大，增强了当地老百姓对党的信任和参加土改工作的热情，使土改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并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第二封信是在1953年时期，此时我已调任县委组织部，这年湖南省委确定每个专署搞一个丰产区(当时全国刚解放不久，土改工作刚结束，大多数干部是刚参加工作的学生和农村参加土改工作的积极分子，带领广大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经验不足)我们湘西自治州决定在永顺县塔卧乡搞一个丰产区试点，这是由于塔卧乡是大革命时期的苏维埃省政府所在地，又是当时剿匪与土改的重点乡，是革命老区，群众基础不错。而我又是这个区的老区委书记，于是县委分工确定我去这个区负责搞试点。并在该区成立了代表州、县、区三级政府的工作委员会。我担任工委书记，当时工委成员为9人，时任区委书记的杨松柏同志为工委委员。李昌同志的这封信是给湖南省第二书记周惠同志的，内容很简单，大意为“周惠同志延安一别××年，我妹夫给我来信说，我母亲带我六弟的两个孩子，生活很艰难(他六弟被政府判刑去新疆劳改)，我考虑土改已经两年多了，如改造的好，群众没意见，我想接到北京，请周惠同志酌情处理。”周惠同志就在这封信上批示：请陈郁华同志处理(陈当时是州委书记)陈郁华又在这封信上批示：请郭三田同志处理(郭为县委书记)。郭三田同志又在这封信上批示：请杨松柏同志处理(杨是区委书记)。鉴于当时六区成立了工委，我是工委书记，杨是委员，杨松柏同志就请示我如何办，我当时指示杨松柏同志召集塔卧乡的干部与群众代表开会，将这封信原原本本地念给与会者，征求大家的意见，看大家是同意走还是不准走。过了一天，杨松柏回来给我汇报了大家的意见，信上所提问题基本属实，同意让雷田氏带两个孙子去北京：于是就通知雷田氏本人。雷田氏接到通知后，自己花钱雇了八个人，从塔卧将自己和两个孩子抬到永顺县城(因为当时交通不便，山路崎岖，雷田氏年迈无法行走)然后乘车去了北京。所有行程路费均由他家承担，政府没有负责支付。　(作者为山西省文水县离休干部)

2010年第10期　深切怀念李昌同志

本刊顾问李昌2010年9月3日11时23分，因病去世，享年96岁。本刊同仁表示深切哀悼。

李昌生于1914年，原名雷骏随，湖南永顺人。

他是“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1937年2月全国性的青年骨干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立，李昌被选为全国民先总队长。“七·七”事变以后，李昌率领民先队总部转战北平、太原、临汾和西安等地，接待平津流亡学生、输送他们上前线参军或到敌后开辟根据地。在民族危难的紧急关头，民先队做了大量抗日救亡工作，为中华民族立下了功勋。

1938年5月底，李昌当选为中央青委委员。5月，由林伯渠安排去武汉，任长江局青委委员。8月，国民党政府下令解散民先队，通缉李昌。他遂与周恩来一起去延安，任中共中央青委组织部长约三年。

从1942年到1944年，李昌任晋西北中共兴县县委副书记、豫鄂边区礼山县委书记、区党委秘书长兼战地服务团团长、枣阳中心县委书记、中原民主建国大学教育长等职。

1946年5月，调往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工作。6月，国共谈判破裂，内战爆发，李昌被调任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由冀晋纵队改编，后番号改为六十四军)政治部主任。1948年冬，调回党中央参加筹备重建青年团。

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任北京市青委书记，华东局青委书记，上海团市委书记，青年团中央书记等工作。1953年调哈尔滨工业大学任校长兼党委书记。经过11年时间，他把一个设施陈旧、条件简陋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建成为那个时期全国最好的大学之一，培养出大批人才。1964年冬，任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1975年7月起任中国科学院核心小组成员、副院长、党组书记、中科院主席团执行主席。对纠正“左”倾错误、恢复和调整科技、教育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制定新的科学发展规划作出了重要贡献。

1982年李昌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担任中纪委书记。

他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一届、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198S年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2010年第10期　青年团的建立、改造与重建

一

大凡经历过“一二·九”运动、或熟悉青年运动史的人都会知道，在1936年，共青团曾经改造成为一个广泛的、民族解放性质的、团结全体青年抗日的群众组织：中国青年救国会(青救会)。原来由少数先进青年组成的、与共产党有同样政治纲领和诉求的、第二党式的共青团被宣布取消。现在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在1949年4月召开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重新建立的，于1957年第三次全国团代表大会上决定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最初是由陈独秀推动，于1920年8月22日在上海成立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当时有八个发起人：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金家凤、袁振英、俞秀松和叶天底，最年轻的俞秀松(21岁)被推举为书记。此后，北平、武汉、广州、长沙等地也陆续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个时期，各地青年团的情况有所不同，之间没有什么联系，也没有统一的团章；有的团组织内部成分复杂，有的团组织停止了活动。

1921年，出席少共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张太雷从苏联回到上海。根据少共国际的指示，由他主持整顿和恢复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首先在上海成立了青年团临时中央局，施存统任书记；接着制定了团的临时章程，规定共青团的宗旨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实行社会改造及拥护青年权利”；于1922年5月5日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团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统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在1925年1月26日至30日在上海召开的团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通称为共青团即“C·Y”。青年团这次改名的原因，是为了迎接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大会上通过的宣言郑重宣称：“共产主义是帝国主义、军阀以及一切反革命派最恐怖的名词，我们正应当很勇敢地揭示我们共产主义者的真面目，让他们在我们的面前发抖。”此前，赵世炎、周恩来等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1921年底1922年初)，在巴黎成立了一个团体“中国少年共产党”，并以此加入中国青年团，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

在抗战爆发前，共青团进行了改造。从一个相当于第二党的先进青年组织改造为共产党领导下的青年群众的抗日救国组织。这次改造同样是为了适应当时国内外政治斗争需要。

1935年8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发出号召：建立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当时中国共产党要建立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中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广泛团结各方面的力量，特别是团结广大青年。共青团要承担这个任务，就必须改造成为团结全国青年开展救亡运动的非党的广泛的群众团体。需要说明的是，共产国际七大的这个精神，由少共国际传达过来，已是一年之后了。1936年9月下旬，中共中央才收到少共国际为共青团改造给中共发来的这份电报。之后，中共中央在11月1日，于陕北保安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了共青团改造的问题。会上做出了：为团结全体青年形成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对中国共青团进行改造的决定：《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

少共国际电报之所以来迟，是因为1935年12月以前，中共中央还在长征途中，上海中央局屡遭破坏，中共与共产国际以及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完全失去联系。在此期间，少共国际同中国共青团中央联系同样十分困难，上述少共国际的电报，这边也是分三次收到的(参见郑洸《关于共青团改造的几个问题》，载《共青团历史上的人和事》第122页)。

根据少共国际的指示和党中央的决定，共青团中央于1936年12月7日发表宣言，宣告改造自己的组织为民族解放性的团体，欢迎一切爱国青年加入。于是，团正式实行改造，在团的基础上建立了各种抗日的青年团体，在共产党控制地区，这便是青年救国会(参见李昌《边区青年工作中的几个问题》一文)。

由此可见，共青团的改造，完全是基于当时抗日救国政治形势的需要。

共青团经过改造，最后取消，取而代之为青救会。这是党中央的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定。时值抗日战争爆发前夜，又一波革命高潮即将到来。

我的老伴李昌在上海同济大学高中部读书时就加入了共青团，后因团组织被破坏逃亡北平而失掉团的关系。1935年他考进清华大学，凭着一个爱国青年的高度热情，积极勇敢地投入了“一二·九”和“一二·一六”学生要求抗日的大游行，参加了纠察队、先遣队。1936年1月担任了平津学生南下宣传团第三团先遣队长，结识了于光远和黄华等学生中的活跃人物。

1936年4月他在清华重新人团。一个月后，共青团“彻底”改造，取消了团的组织。对于共青团员的去向，党中央决定，团员中符合党员条件的全部“转党”；不够条件的参加群众团体。李昌和一些团员“转党”成为正式共产党员，没有预备期。

改造和取消组织，对于有着光辉历史的共青团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转折。但是，在当时至少在平津地区并没有引起什么大的震动。相反的，改造共青团之于当时那一代进步青年，反倒是件大受欢迎的好事。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在革命高潮即将到来之时，有理想有追求的青年团员，谁不愿意加入共产党这个核心组织?团员“转党”，正合他们的心愿。何况当时还有一个先进青年的骨干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很受党中央重视，其影响和作用已远远超过共青团。

1937年10月18日的中共北方局文件《对青年运动的意见提纲》中载明：“民先队在原则上不取消，必须更广泛。”党中央在同一天发给刘少奇等人的电报指示称：“不应解散民先队，而应使之发展成为广大青年抗日群众团体并力争公开。”这时，民先队已成为党联系广大青年群众的纽带，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共青团的作用。

时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全国总队长的李昌，对于共青团的改造这个重大转折，大概也觉得很自然。至于认识到重建青年团的必要，从而提议重建青年团，则是在三四年之后了。

二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青年群众爱国运动蓬勃发展，青年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全国各地出现了许许多多各种名目的救亡团体，如：救国会，歌咏会，读书会……陕北也成立了西北青年救国会(1937年4月成立，简称西青救)，1938年10月，在延安召开的西青救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成立了“中华青年救国团体联合办事处”，作为全国青年抗日救国运动的领导机关，指导协调全国青年抗日运动。11月22日大会发表了《中华青年救国团体联合办事处宣言》。宣言说：“大会要求全国青年男女普遍执行政府(此指国民党政府)的动员号召，潮涌似的投入军队、游击队、建立广泛的少年先锋队、战地工作团等类的自卫组织与服务组织，参加各种抗日的团体和党派，进行大规模的战时宣传和普及教育的活动，使抗战建国的运动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

在中华青年救国团体联合办事处成立以前的1938年5月，中共中央认为有必要加强党对全国青年工作的领导，成立了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即中央青委)。当时，临汾已失守，民先总队部迁到西安。接到通知后，李昌从西安去延安参加了中央青委成立会。新成立的中央青委，陈云任书记，冯文彬任副书记，李昌是委员之一。会后他回到西安。是年的8月，李昌第三次赴延安，就任中央青委组织部长，参加了筹备成立中华青年救国团体联合办事处的工作。

青救会成立约一年之后，根据地一些党政领导干部对青年工作特别对青救会意见很大，认为青救会干部热情虽高但常自行其是，对党的中心工作配合不力，孤立地去搞青年的组织生活、文化教育、娱乐和体育活动。还号召建立所谓“民主的青年的活跃的青救会”，强调青年的特点，维护青年的利益，反对买卖婚姻，反对公婆打骂……从而发生了一些新的矛盾，引起家庭不和等等问题。有人认为青救会这个组织没有独立存在的必要，甚至主张将它解散。

在这种情况下，青救会的工作十分困难。作为一个基层组织，上级党政布置下来的任务繁多，应接不暇。除了边区政府安排反围剿、反扫荡、生产运动等工作之外，中央各部门，如中央军委、青委、妇委、边区或根据地政府各部门也布置工作：如拥军支前、劳动竞赛、民兵训练、办青年农场、青年商店、妇女解放、婚姻自由、扫除文盲、文艺活动、宣传宪政等等，真可谓千头万绪。

作为中央青委组织部长，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关心、协调、解决青年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许多基层青年干部也常来找他反映工作开展中的困难，倾诉自己的苦衷。

对此，他曾亲自参与并组织干部去边区和华北根据地，如绥德、安塞以及晋绥等地区进行调查了解青年工作中的问题。调研的结果表明：

一方面，青救会的工作确实存在一些缺点和不足之处，如组织散漫，工作目标不明确，工作作风不够扎实，有些流于形式等等，需要改进。

同时，他也发现青年工作出现的问题，各地党政领导机关也有一定的责任。表现在缺乏民主作风，不尊重青年组织的独立性；用行政命令委派青救会的领导人，任意差遣青救会的干部；忽视青年的特点，对青年工作不够关心，等等。

李昌针对他感触较深的一些问题，连续发表文章提出讨论：《一二·九运动与民主——为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而作》(《中国青年》1939年2月5日)、《青年组织独立性的商榷》(同上，1940年春)、《边区青年工作中的几个问题》(同上，1940年6月208期)。在这些文章中，他主张党政干部要关心青年工作，关心青年的特点和利益，要尊重青年组织的独立性。另一方面他对青救会的问题也进行了批评。指出青救会在组织上、工作上的一些不足之处和缺点，提出了许多改进的意见和措施。这些，在他1940年发表的《边区青年工作中的几个问题》中有详细论述。

三

1938年至1941年间的三年中，李昌对边区青年工作的深入了解，也使他对景青救会作为党领导下的唯一一个全国性的青年群众组织的状况感到忧虑。他考虑到抗日战争已到了“相持阶段”，到了极其严峻的时刻，共产党没有一个广泛联系青年群众的先进性的组织是不行的。一方面，需要动员广大青年投入到与日本侵略者斗争的战争中去；另一方面，还要和国民党争夺年轻的一代人。共青团改造后，党把联系和动员青年的任务全部移交给了青救会。三年多以来，青救会尽管做了大量的工作，但青救会毕竟是一个包括全国各阶层青年的非常广泛、松散的群众团体，缺乏坚实的组织力量，显然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已于1938年停止发展，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而国民党及其青年组织三青团，利用其执政的正统地位，在这一阶段有了很大发展。

经过调查研究反复思考之后，李昌给党中央写了报告，论述当前形势和革命发展的需要，认为党必须有一支坚强的先进青年的骨干队伍，他慎重提议要重新建立青年团。他在报告中引用了“谁拥有了青年，谁就拥有了胜利”这句流行的警句。

李昌提议建立青年团的报告送到党中央后，引起了党中央主席毛泽东的关注。在1940年6月底的一天晚上，毛泽东约了中央青委的几个负责人冯文彬、李昌、宋一平去到他枣园的住处，专门就建立青年团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毛说，李昌给中央的报告，提出了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今天请你们来，就是要仔细听听你们的意见。冯文彬、宋一平让李昌先汇报。

李昌从当前抗日战争的需要、解放区青年救亡运动的不足，谈到国民党同我们争夺青年的形势，说明建立青年团的必要性。他说：自1938年三青团成立以来，国民党利用舆论机构大加宣扬，造成很大的社会影响，组织上也获得很大的发展。三青团在国民党内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在经济上、武装上也得到大力支持。而我们党从共青团改造以后，取而代之的青救会则是一个广泛的、松散的群众性组织，无法形成强大的力量与三青团抗衡。他说，我们的意见是尽快重建青年团，使全国青年运动在党的路线下发展壮大。这个青年团的名称可叫做“民族解放青年团”。李昌汇报后，冯文彬、宋一平做了一些补充。

毛泽东仔细地询问了一些问题，表示理解和支持同志们的想法和要求。他说：目前青年工作确实存在薄弱环节，但是建团问题要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研究后才能决定，希望大家不要着急，一如既往地做好自己的工作。

散会时，外面下起了大雨——这一年夏天延安暴雨成灾。警卫员进来说，延河涨水了。

毛泽东笑着说：“你们不要走了，这里睡不下，我就陪你们打麻将吧，等雨停了再走。”于是，他们就留在毛泽东的窑洞打了一夜麻将。

第二天拂晓，他们高高兴兴地离开了枣园。

党中央对于中央青委李昌关于重建青年团的提议是认真对待的。在1941年6月召开的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就是否建立青年团的问题进行了讨论。6月4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决议》(史称《六四决议》)中，明确否定了李昌关于建团的提议。

这个《六四决议》概述了几年来关于青年工作的若干争论的问题。谈到历史上共青团的作用及其错误时，决议写道：“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大革命以前和大革命初期的确发生了很大的作用，这是因为团比党成立为早，和当时党尚薄弱的缘故。但在以后特别是在内战时期，青年团变成了‘第二党’，在国民党区域的团完全失去了群众性……在当时苏区的青年团依然存在着第二党的作风，组织的不广泛也应该引为严重的鉴戒。在今天抗日时期如又建立新的青年基干组织，又将发生脱离广大群众变成狭隘组织的危险，故关于这类提议是决然不能采用的。”

四

前面提到，李昌于1939年前后发表的那些文章，以及他在1939年和1940年接连两次在纪念“一二·九”运动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主要讲“一二·九”运动与党的关系问题，十二月九日的游行示威是否“自发”的问题)，在党内、特别在中央青委引起了争论。1940年青委副书记冯文彬在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党人》上发表文章《坚持青年工作的岗位》，就青年工作中存在所谓“第二党”和“先锋主义”工作方式问题，不指名地批评了李昌。这篇文章语气较为平和，还说要区别先锋主义和大胆创造的界限，对青年运动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要采取同志式的办法去解决。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做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延安开始整风运动。中央青委作为试点单位先走一步，1941年初青委内部开始“检讨”，实际上主要是批判李昌，指责他在青年工作中的“第二党”、闹独立性和“先锋主义”错误，并且上纲到青年工作者的党性问题。这次“检讨”的结果，在青委副书记冯文彬所著《党的青年工作者的党性问题》一文中有系统、充分的反映。这篇发表于1941年5月4日出版的党刊《共产党人》上的长文，历数青年工作中的严重问题，概括为十二条错误。其中第九条批评青年工作中的独立性问题；第十条批评忽视或否认党在青运史上历次运动中的领导作用；第十一、十二条批评所谓的“本位主义”，很明显都是批评李昌的。在第十条批评说：“过分强调革命青年团体开辟党的组织与工作的作用，而忽视了或否定了历史上青年运动中党的领导作用。如在‘一二·九’运动中只强调青年的作用，而没有看到当时党的领导作用。”这当然就是对李昌的直接批评了。

1940年至1943年这个时期，党中央也指责青年工作中犯有“青年主义”的错误。中央分工主管工、青、妇工作的秘书长任弼时也组织人员到边区各地调查青年工作。调查的结论也认为，一些地方青救会曾产生了脱离党的中心工作、脱离群众的“青年主义”倾向。任在1942年至1943年的几次讲话中谈到党的一元化领导问题时，也批评了边区一级的一些部门对边区党的领导中心——西北局不尊重和闹独立性的现象；群众团体方面，有一个时期青年团体与西北局闹独立性，存在着“青年主义”、“第二党”的倾向。

1941年5月前后，中央青委的“检讨”结束，《中共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决议》(“六四决议”)下达不久，中央青委向中央呈送了关于派李昌去华北工作的报告。9月，获中央政治局批准。于是李昌告别了延安，离开中央青委组织部长的岗位，携眷属向华北地区而去。

此后，李昌先从事地方党的工作，担任华北野战军第十九兵团冀晋纵队政治部主任将近三年。1948年，兵团忽接中央调令，调李昌回中央参加筹建青年团的工作。这对于华北野战军司令员聂荣臻和兵团政委罗瑞卿等部队首长、对李昌本人，都是出乎意料的。回顾1940年在延安，他满腔热情地向党中央提出重建青年团的建议，被中央1941年的“六四决议”断然否定，他对重建青年团已感绝望。那么，何以现在又要建团了呢?作为一个老党员，一个军人，他根本没有去考虑这个问题，而是服从命令，依依不舍地同三年来生死与共的战友告别，匆匆到河北省晋县接了我和孩子，一同去到平山县向中央报到，接受任务，积极热情地投入了建团工作。

反倒是我在读他的传记初稿时感到这个转变有些突然。1936年共青团撤销到1949年重建，这一历史性的转折，对于党史特别对于青运史研究来说，确是个值得搞清楚的问题。

五

重建青年团，总的来说也是为了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主要是与几年来青年运动大为削弱，整个解放区的青年组织处于取消状态这种情况有关。

1941年中央书记处做出“六四决议”，建团提议被否定后，青救会的处境更加不妙，工作更加困难，青年工作更加不受重视。中央对青年工作的领导也大为削弱了。在李昌去了华北之后，中央青委机关精简、调整组织机构。中央青委由凯丰、冯文彬、宋一平、蒋南翔、高朗山五位同志组成，凯丰任书记，冯文彬任副书记。不久，冯文彬也去到米脂任县委书记。

整风运动中，进一步批判青年工作中的“向党闹独立性”、“第二党”等错误，李昌和中央青委的一批干部受到批评，还有不少干部在抢救运动中受到严重打击。青年工作大为削弱，在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口号下，凡带“青”字号的在生产、武装、文化等方面的青年组织均被取消，许多地方把青救会与工会、妇联、文协等团体合并成立抗日联合会或抗敌后援会。

1944年5月5日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边区青年运动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再次批判青年运动中的“独立性”，批评建立“民主的青年的活跃的青救会”的号召是搞“青年化”，对边区的新民主主义建设客观上起了一些消极的作用。社论将边区青年工作的任务概括为“学习”，说“边区青年工作的中心任务，基本上是一个教育问题”。在此思想指导下，许多地区把青救会主任、骨干调去从事教育工作，当中小学校长、教员；各解放区、边区的青年组织、青救会处于涣散、取消状态。

1946年，国共谈判失败，统战破裂，内战又起(史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或解放战争)。解放区群众运动深入开展，需要加强党对青年工作的领导，组织青年投入到与国民党的斗争中去。但由于缺少以积极分子为核心的骨干组织去配合和推动，致使解放区青年运动逐渐消沉，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这年5月，中央青委曾找山东解放区青联的代表到延安来汇报。在汇报中，中央青委联系到全国各解放区的情况进行了研究，发现当时整个解放区青年组织处于取消状态。许多地区，如陕甘宁边区取消了青年组织，晋冀鲁豫等地区青救会已经处于无组织无会员状态，青年工作严重滞后于形势和任务的需要。许多解放区青年先进分子的积极性很高，要求进步，而入党还不够条件，又缺少适当的组织可以加入，因此没有明确的奋斗方向。

具体说，当时全国各解放区共有2000万青年，其中有400万积极分子，大约占20％，中间状态的约占60％。对于众多的青年积极分子是组织起来，让他们发挥积极作用，并带动广大青年向共产党靠拢好呢，还是不去组织，让他们在那里彷徨消沉，成为国共争斗的旁观者好?毫无疑问，还是组织起来好。

中央青委认为，现在，已经到了重建青年团的时候了。

他们向党中央分管青年工作的书记任弼时做了汇报。任弼时说：“你们研究一下，在解放区是否建立青年团?”据说在党的七大时，中央青委的同志也曾经提出一个方案，主张在解放区建立青年团，当时党中央没有采纳。任弼时说“现在你们再研究一下，是否搞青年团?”

中央青委根据任的指示，围绕要不要建团、建什么样的团等问题做了详细研究，在向任汇报之后，又向中央做了书面报告。于是，党中央书记处召开工作会议，专门讨论了建团问题。

书记处讨论建团问题，开了两次会议(1946年8月26日和9月13日)，均由任弼时主持。第二次会议主要是讨论中央起草的一份关于建团的电稿：《关于建立民主青年团的提议》(简称《建团提议》)。会后，于11月5日发到各解放区。

党中央的《建团提议》发出之后，中央青委又在1947年9月召开了全解放区青年工作代表会议，研究了建团问题。刘少奇在这次会议上着重讲了坚持团的先进性问题。会议具体布置继续扩大试点，大大推动了建团工作。

为了与当时革命的性质、任务相适应，中央决定重建的青年团命名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毛泽东很关心建团工作的进展，他在起草中共中央1948年9月政治局会议通知时，特别强调了有关准备召开全国团代会和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在9月份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确定在1949年上半年召开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成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1949年1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公布了《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和团章草案。解放区各地方党委选派年轻得力的干部组建筹备委员会，在党中央书记任弼时的亲自领导下，积极展开了一系列建团的准备工作。

1949年4月11日至18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李昌与我都被选为代表，一起参加了大会。毛泽东为大会题词并接见了全体代表，任弼时抱病代表党中央作了政治报告。大会选举产生了青年团的领导机构第一届中央委员会，李昌当选为中央委员、常委，旋即南下任中央华东局青委书记。1951年10月，中央调李昌回京，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共产主义青年团经过将近15年的曲折坎坷之后，终于重建。李昌在会议上见到了毛泽东。毛还没有忘记1940年约李昌等人畅谈重建青年团的事，他笑着对李昌说：“中央决定恢复建立青年团，你们胜利了!”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立，中国青年运动掀开了新的一页。

在1957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次大会决定成立共青团书记处，胡耀邦同志当选第一书记。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10年第10期　怀念张邦英

2010年6月29日13时，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原民政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张邦英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1959年张邦英任中共中央交通工作部副部长。不久，中央决定撤销中共中央交通工作部，同时成立中共中央华北局，张邦英同志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我担任他的专职秘书，直到1968年华北局撤销。我与他朝夕相处了八年，而这八年又正是各项政治运动频发时期。

早年革命一　一生坎坷

张邦英1910年5月生，陕西省耀县人，出身农民家庭。他的父辈集全家之力，供他读完了小学，又去西安市读了中学。由于受“五四”运动先进思想和第一次国共合作北阀军节节胜利的影响，1926年16岁的张邦英主动参加当地举行的农民代表和进步青年的会议，开始向农民宣传抗粮、抗税和反对军阀的斗争，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1927年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8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不久便担任了民立中学党支部书记，领导学生运动，完成党组织交给他的向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渭华起义前线传递党内文件的秘密交通任务。1928年张邦英中学毕业回到耀县，建立了耀县第一个党小组。1932年建立了中共耀县县委，他任县委书记，领导农民运动。1933年参加了杨虎城部队骑兵团团长王泰吉的率部起义，成立了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在耀县组织起第一支革命武装——耀县游击队，他担任党代表，在他的率领下进入陕甘照金革命根据地，编入红二十六军三团，与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陕北红军领导人并肩战斗，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以后的几十年革命征程中，张邦英同志先后在党政机关和军队中担任过多项重要领导职务，开展建党、建政、建军工作，进行反围剿打击敌人的武装斗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张邦英在中共陕西省委、省政府，在中共新疆分局，在党中央第二办公室，在中共中央交通工作部，在中共中央华北局工作。“文革”以后在中共山西省委和省政协，在国务院民政部等部门担任过多项领导职务。

张邦英的一生遇到不少坎坷，甚至差点丢了性命。在逆境中，他对革命信念始终坚定不移，对党忠心耿耿始终不变。

1936年中央红军长征没有到达陕北前，陕甘地区曾一度发生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陕北红军领导人刘志丹、高岗等被逮捕，有的甚至被错杀。在抓捕的人员名单中也有张邦英，只是尚未动手，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就到了陕北，毛泽东指示“刀下留人”，刘志丹等才被放了出来，张邦英也免遭横祸。

1954年发生了“高饶事件”，张邦英曾一度受牵连被审查。因为他在陕甘宁边区曾与高岗共事，在高岗领导下工作。在张邦英调北京工作后，有一年东北局张秀山到北京开会，高岗让他给西北来的在北京工作的几位老战友带几袋白面，每人一袋过年包饺子。当时竟有人把此事看做是高岗利用送礼拉拢串联反党。张邦英同志后来说：历史是改变不了的，事实就是事实，我相信党，更相信自己，高岗的事他应自己对自己负责，我相信党不会冤枉任何人的。在后来对张邦英的任用上，还是受到影响，比他参加革命晚的，职务比他低的，都得到了提拔，而张邦英自建国初期，直到离休，四十多年一直是副部级。尽管如此，张邦英不抱怨，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工作。

1962年八届八中全会上，康生向毛主席汇报，说有人利用写小说给高岗翻案。指的就是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的爱人李建彤写的小说《刘志丹》。该书根据陕北红军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实情创作的。毛主席为此说“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为了清查此事，又牵连到一些人，如习仲勋等，张邦英也被牵连进去。当时一位中央领导找张邦英查问这本书的情况，张邦英说他不清楚。那位领导还不相信。该书在出版前，作者给张邦英寄过一份清样，请他看看有无不妥之处。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张邦英也是陕北红军的一位部门领导人，但是却因此受到怀疑。记得那份清样是我收的，在我给张邦英送文件时，把清样放在卷宗里一起呈送给了他。那天整天在开会，下班时张邦英同志原封不动地把卷宗退给了我，也包括那份清样，说明他连看都没有看。这说明张邦英同志讲的“不清楚”确属实情。

“文革”十年动乱期间，1966年8月份，张邦英出面接待到北京大串联、上访的华北地区各省、市、自治区的造反群众组织数起，来得多的是天津市，其次是河北保定和石家庄、山西太原、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等大专院校学生和工厂企业的职工，整个华北局机关三座大楼全部被占领，成了造反组织设在北京的联络站，一片混乱。华北局书记处已转入“地下”，搬到北京饭店处理日常工作。张邦英不断遭到揪斗。有一次汕西太原钢铁学院造反派，把他揪到北京水利电力部礼堂，追问1936年从北京草岚子监狱营救出来的那批革命老干部是谁同意他们写自首书的，是哪个司令部的人?张邦英笼统回答说：“当时中央知道”。红卫兵又追问：“哪个中央，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还是张闻天的党中央?”邦英他还是回答：“当时中央知道”。从晚上八点一直到夜十一点红卫兵翻来覆去逼问，张邦英也翻来覆去回答：“当时中央知道”，多一句话也不说。看到张邦英那种坚持原则的精神，真叫我敬佩。张邦英没有被红卫兵抓住任何诬蔑攻击刘少奇、张闻天的把柄。这时会场上已经乱作一团，有的气急败坏，甚至要动手打人，有的谩骂张邦英，有的看问不出什么结果而泄了气。忽然有几个人把张邦英架走了，说揪回太原去批斗。我赶忙跑过去想拦住他们，无奈他们人多势众，眼看着把张邦英推进了一辆汽车。我感到问题十分严重，立即回机关向华北局秘书长刘谦汇报，经刘谦同意我立即乘火车去太原，寻找张邦英下落。在山西省委秘书长史纪言热情帮助下，派人派车同我一起在太原钢铁学院造反派总部找到了张邦英。张邦英见到我，第一句话就问：“你怎么来了，我没事。”我提出接张邦英立即回京。开始红卫兵的几个头头还不同意。我便用一种威胁地口吻说，安全出了问题，你们谁能承担责任?你们的对立面再把他抢走，出了问题，你们的责任也难逃脱。当时每个单位、每个大学都分成了对立的两派，互相之间打斗辩论，你攻击我，我攻击你，混乱极了。在这种形势下，他们确实也怕出问题，就同意派了几个红卫兵护送张邦英回到了太原市迎泽宾馆，次日乘火车安全地回到了北京。

1967年的一天晚上，“中央文革”关锋、王力、戚本禹对华北局机关造反派说，揭批李立三、苏谦益(均为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张邦英(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是华北局机关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大方向。从此打倒李立三、苏谦益、张邦英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大会批、小会斗，还把他们秘密扣押在机关，不准回家，不准与外界接触，日夜由造反组织监管。尽管遭到如此迫害，张邦英依然保持平和心态，而且还在关心着别人。他风趣地同看守人员说：你们不用看着我，我不会跑也不会死，没到该死的日子阎王爷不叫我去，你们放心回家睡觉去吧!在批斗会上，逼迫他交代隐瞒历史问题，使他想起了三十年前的往事，那是1936年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以后，中央指示陕西关中特区主力部队三个独立团合编为红三团，与原红一团一起命名为关中红军，江华任司令员，贾拓夫任政委，张邦英任政治部主任，率部队向党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转移。因张邦英原来在这一带打游击，对地形比较熟悉，他与红三团三营营长边德荣走在前面带领部队急行军，途中突然与敌军遭遇，边德荣营长不幸中弹牺牲，张邦英带领部队突围继续北上。敌人为了请功，曾在西安东北军办的一份报纸上，刊登了一条耸人听闻的消息，谎称不仅打死了红军一个营长，还活捉了关中革委会主席张邦英。三十多年过去了，张邦英万万没有想到，敌人的谣言竟然成了“文化大革命”他被审查、被攻击、被打倒的一大历史“证据”。这件事早有结论，事实清楚，造反派无可奈何。

为民困苦忧伤

张邦英在中共中央华北局分管农村工作。1960年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最严重的一年。那一年，张邦英带队，深入到河北省农村。一进村子看到的种种景象，他的脸上那种同情并带着痛苦的表情立刻显现出来。他说，过去一进村子，是鸡飞、鸭跑、鹅叫、狗吠，现在一进村子是既听不见也看不见了；过去工作队一进村，小孩大人会跟着跑前跑后，有说有笑，现在是一个个蹲在墙根底下晒太阳，像是什么都没看见一样，都打蔫了。张邦英看到农村如此艰难困苦的情况，不止一次地说：“把农村搞得太苦了，太苦了……”

张邦英每次下乡都坚持同农民实行“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住在农民家里，同农民一起劳动，干农活也是一把好手，一看就是出身农民家庭的人。后来开始大办食堂，他总感到有问题。他认为，农忙时，力、个农忙食堂还可以，便于一起吃饭，一起下地干活；办个单身汉食堂也行，方便他们吃饭。不管男女老少都必须在食堂吃饭，不准家里烟囱冒烟就不对了。他特别不同意“办不办食堂，是占不占领农村社会主义阵地问题”的说法，他认为办不办食堂，在不在食堂吃饭，应当随人所愿，不能强迫命令。走不动的人怎么办?生病了怎么办?有位70多岁的老太太，一手拄棍子，一手提饭罐子，从食堂打饭回来，歪歪扭扭走在田埂路上，天下着小雨，她又是个小脚，一不慎滑倒在地，饭罐子摔碎了，半罐子糊糊撒了一地，老人只好饿一顿。有一位老大爷患病在家，张邦英去看他。一进屋阴森森的，没有一点热乎气，老人肚子鼓鼓的，尿不出尿，今天来看就是患了尿毒症，老人躺在床上，床边一盏小油灯，凳子上放着一碗糊糊，情景十分凄惨，张邦英对老人安慰之后，对村干部们说，像这样的老人应该作为“五保户”管起来，不要让他到食堂吃饭，自己做饭还可以取暖嘛!他认为，不光吃饭有问题，取暖也是问题，不准家家冒烟怎么行?

在农村“四清”运动中，张邦英带头在河北省邯郸农村蹲点两年多，担任“四清”工作队的队长和分团长。在他所领导的“四清”工作队没有搞那些类似“秘密工作”的做法，搞什么“扎根串联”要先“寻根”，再“审根”，再“定根”；什么“培养积极分子”“访贫问苦”，而是进村后连续召开社员大会，宣讲中央文件，把中央精神和方针政策交给群众。在“清理阶级队伍”时，广泛发动群众揭发坏人坏事，听取群众呼声，同时更重视有没有事实根据，以事实为基础，以政策为准绳，凡是没有事实为依据的人和事，一概不予触动，决不冤枉一个好人。所以在张邦英领导的各工作队，“四清”运动中没有发生逼供信和打骂人的现象，没有死一个人。有的生产队干部虽有“四不清”问题，经过群众揭发批判后，只要认真检查，纠正错误的，重新取得群众信任，不少人又重新被选为村干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些村子没有出现反复，没有像有些地方出现的上访现象，翻腾“四清”运动中的案子。可是当时有的领导认为张邦英搞的几个点不彻底，存在“夹生饭”现象，看不到阶级斗争新动向，存在右倾倾向。张邦英听到这些指责后，不争辩，不计较。张邦英有时只跟我们说一句“让历史做结论吧”。

认真调查研究只唯实不唯上

在1960年三年困难时期，为了缓解北京、天津两大城市的粮食供应紧张局面，中央要求华北局在内蒙古开垦荒地，建设商品粮基地，每年为北京、天津提供几十亿斤商品粮。这项艰巨的任务落在了张邦英的肩上，由他挂帅组织实施。

为了弄清情况，张邦英不顾年迈、酷暑严寒，先后四次深入内蒙古东西部地区的呼伦贝尔盟、哲里木盟、乌兰察布盟、巴彦淖尔盟的数十个旗、县、市，召集干部、群众(特别是牧民群众)座谈会，深入牧场、田间实地勘查。他调查研究中发现，西部地区虽有黄河水可以灌溉，但大部地区干旱少雨，易受风沙侵蚀，粮食产量很低；东部地区虽然土地肥沃，水草丰盛，但无霜期太短，年平均只有90天左右，粮食产量也很低。在调查研究中他才知道，牧民们和地区干部们普遍反对在牧区开荒。他们说：“牧场是牧民的命根子，开了地上哪儿放牧去!开了地，破坏了草皮，引起‘沙化’怎么办?”张邦英曾在新疆工作过，他深知草原对牧民的重要，弄不好会引起民族矛盾。在内蒙古来说，哪有什么荒地?除了草原，就是森林，就是农田。所谓开垦荒地实际上就是开垦草原，开垦牧场。

张邦英亲自拜会乌兰夫和王震，向他们汇报情况，征求他们的意见。乌兰夫认为此事不宜进行，说牧民群众不赞成就不好办。他建议，开垦草原还不如把这份钱投到牧业生产上去，牧民们多养牛、多养羊，上缴国家有肉吃、有奶喝，不是一样嘛!王震也根据他在农垦部当部长的实践经验，支持张邦英不宜垦荒的意见。张邦英向华北局书记处做了汇报，提出不宜在内蒙古开荒种地的意见。终于阻止了这项工作的实行。如果真的在内蒙古开垦几百万亩耕地，破坏了草原，引起了沙化，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遭到破坏，后果将不堪设想。　(本文作者为天津市文化局干部)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10年第10期　痛悼徐孔

我与徐孔同志有65年以上的深厚友谊。尽管在不正常的政治运动中我们都历经坎坷，却大多数时间内都保持着联系，互相鼓励互相支持。在摆脱逆境后，又在工作上互相支持。古人云：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他不幸逝世，我十分悲痛，很想写一篇悼念他的文章，却总是回忆往事就难以控制自己的心情。几个月后，心情稍有稳定，才决心动笔，以缅怀老同学、老战友。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在晋察冀边区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文学系学习。不久，徐孔也来到文学系学习。我是同学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5岁，学历也只读到高中二年级，同学们都很爱护我，我却天真、调皮，与大家感情都很好。

我到联大学习是因为抗战胜利后，我与父母弟弟妹妹全家都到了解放区——晋察冀边区首府张家口。我父亲是有名的土木桥梁专家，为修建康庄大桥而被边区政府授予“人民工程师”光荣称号。我们一家到解放区就如鱼得水，十分热爱共产党和解放区。徐孔来自东北辽宁，对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政权都毫无认识，很有一点“冷眼向阳观世界”的观察、探索念头，还谈不上是投奔革命。

这时，学校组织了一次时事座谈会。有位赵克前同志在他的长篇发言中愤怒地指责了进入东三省的苏联红军的打砸抢，搬走大工厂设备运回苏联等等，并说东北人民经历了长期“满洲国”及日本统治，无不恨日本入骨，谁想到苏联红军一来就打砸抢，看来“大鼻子老毛子和小鼻子矮鬼子差不多，都不是好东西……”。

赵克前的发言首先引起了从延安来的同学无比愤怒。严厉斥责。赵克前不服，延安来的同学也更加愤怒，发言中扣了不少十分尖锐的帽子，例如“汉奸”、“叛徒”、“反苏反共”，“反斯大林就是反共产国际”……其实也难怪延安来的同志，他们刚刚经历了在延安的整风运动及抢救运动，扣大帽子也习以为常，而素来发言直爽的徐孔却一言不发。我的想法很简单，认为苏联好，斯大林好，苏联红军当然也很好，赵克前同学是有极端偏见的。但是，延安来的同学对他的批判太蛮横了，赵克前从东北来，总是会有目睹感受的。我悄悄问徐孔：“你看呢?”徐孔说：“他的发言都是有事实的，并没错。只是把苏联红军和日本鬼子等同看很是过分了。”我问：“你怎么不发言呢?”徐孔说：“我怎么发言?我表示支持赵克前的发言?不是火上浇油吗?延安来的同学自以为是高人一等，扣帽子不嫌少，气势汹汹，难道延安整风就是这样整的吗?”

赵克前坚持己见，毫不认错。会上成了僵局。文学系主任陈企霞同志讲话了。他说：“赵克前同学讲的也是事实，苏联红军也不是绝对纪律严明的。苏联红军打进德国，也搬走了德国的许多大工业。但由此产生对苏共、对斯大林的反对的看法嘛!赵克前讲的是有些红军在我国东三省有违纪行为，并没有讲苏共中央和斯大林什么嘛!讨论会上发言，言者无罪嘛!”

陈企霞系主任公平地平息了这一场大争论。事后，徐孔对我说：“联大、文学系、陈企霞都很不错。我看么，好学校、好解放区、我找对门路了!”

后来我曾想过，徐孔到解放区是来观察的，是来看能不能使自己放心入校，放心投革命的，这和我的经历不同，他的慎重是必要的。

1946年，我们联大参加了许多社会活动，例如参加边区参议员的提名和民主大竞选。参加了边区的土改活动，深入农村。不久，蒋介石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我们从山西千里行军转移到河北省冀中根据地。每天行军几十里，对许多大城市来的学生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绝大多数同学在政治上都是坚定全身心投入革命的，但在体力上又多数是吃不消的。我年龄最小，体力最弱，我的背包是徐孔一直替我背了千里路，直至到达目的地的。这件事使我终身不忘。

1947年7月，我在文学系担任学员第六组组长。不久入党。当时，学校党组织是秘密的。许多同学都还没有参加中国共产党。徐孔也还没有入党。毕业时，我被分配到晋察冀军区炮兵旅政治部担任秘书，徐孔留在学校做研究生。我们第一次分手了。不久，徐孔也被分配到军区二十兵团。后来又和我先后赴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徐孔停战后才回到祖国，他在业余时间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朝鲜战事》，他几次回国都和我一起研究这部作品的创作，结构安排等等。完成稿也由我向出版社推荐。并经出版社审定准备出版。当时，我已调离军区，在总政治部文学美术创编室从事专业文学创作。我认为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长篇文艺作品只有寒风同志所著的《东线》是已出版的优秀作品。徐孔的作品也是有生活有水平的，是可以出版的。“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徐孔回国后，由于诬陷被打成右派，他当然毫无思想准备而申诉，却仍被划为右派分子，更由于他不服而申诉又被定为极右分子被开除军籍党籍，到农场去劳改。从此，经历了22年的无妄的、灭顶的灾难。原准备出版他作品的出版社向我提出徐孔已被划为右派，不能出版他的作品。后来告诉我，如果加上我的名字，成为合作还可以出版。我当然拒绝了，因为这部作品我一个字也没写么。徐孔认为能合作出版也好，总能算是收获，也可以得到一笔稿酬来应付突变，来养家么。谁知出版社又通知我，联名出版也不成了，只有我一个人的名字出版才能批准。我当然不能贪天之功，只好拒绝了。

徐孔在农场改造了几年后被放回他故乡，成为“摘帽右派”，劳动改造。

在反右派运动中，文艺界第一件大案就是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揭发、批判”。文艺学院副院长艾青，美术系主任江丰等同志也被划为右派。我和文学系同学徐光耀已是总政创作室专业作家，被作家协会负责人点了名，定性为“丁、陈反党集团在军队内部的骨干分子”。结果徐光耀被划为右派，我本来也被划为右派，由于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大将没有同意，改为留党察看两年，定为中右分子。下放昆明军区所属部队进行教育改造。我离京前，徐孔几次来我家，彼此悲痛，不服，却又无可奈何。好在我并没有行政处分，工资照发，才能在经济上对徐孔稍有支持，精神上，只能“相濡以沫”了。

此后，我比徐孔幸运得太多了。我受处分“留党察看两年”后不久，听说刘少奇同志有指示：说什么叫中右分子?一律平反!我被调回北京，总政治部两位部长李伟、陈亚丁当面向我道歉，并表示正式平反，不留反右时期档案。并向我了解总政创作室所划定的右派分子的情况。我表示完全划错了，都不应划定右派或给予处分。他们也记得很详细，表示也要解决，不久，听说毛主席指示：右派分子不准平反。徐孔当然也不可能平反了，只好在家乡接受“改造”。

徐孔返家后，他在家乡辈份颇高，又是第一个参加革命的。所以，乡亲们并不把他当敌人看待。很为热情，很为尊重。他有了一个比较平静的生活条件，就更用心修改他的作品了。我们还保持着联系，我还能尽力给他一些帮助和支持。

徐孔为人本来就比较沉默寡言，认真执著，受到如此严重冤屈，仍不停坚持创作。

22年灾难终于过去了。中央决定在平反冤假错案的时候，右派分子中几乎全部得到改正。徐孔在笔耕不停的精神支持下，终于恢复了党籍。在京安排了工作。

徐孔来京后创办了《中国食品报》。这是一个很新鲜的创举。他担任了总编辑。退休后徐孔参与创办闻名海内外的刊物《炎黄春秋》，在社长杜导正同志的领导下，负担整个全面办刊工作。杜导正同志也曾是我的老上级、老战友。他们向我约稿，我是无法推托，责无旁贷的。2009年《炎黄春秋》发表我写的《缅怀萧克老将军》，就是徐孔向我约稿并亲自担任责任编辑发表的。这篇文章是我们最后的合作了。

徐孔同志确实不算是一位名人，但确实是一位高尚的人、无私的人，为革命事业贡献出自己一生的人。　(作者为军旅作家)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10年第10期　民主不应有姓资姓社之分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上。特区的建设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深圳特区改革开放三十年纪念，是从中央到地方都很关注的事情。8月20—21日，在深圳特区建立三十周年前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前往深圳考察，并发表了讲话。9月6日，在深圳特区建立三十周年的庆典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也发表了讲话。两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为海内外热议。我们一些老朋友们见面，也离不开这个话题。我的一些想法，被一位“忘年交”老朋友以“答客问”形式整理出来。我看了以后，觉得还有点意思，索性发表出来，和关注这个话题的朋友们交换意见。

客：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上，争论一直没有停过。近一段时间以来，围绕深圳特区成立三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似乎新一波争论又起来了。很多人都在议论温家宝总理在深圳的讲话。您怎么看?

答：温家宝总理的讲话引起关注，在我看来，是在政治层面上的。温家宝在深圳不管是正式讲话还是参观考察当中即席讲话，都多次提到了政治体制改革，并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目标就不可能实现。”“我们站在一个新的伟大的历史起点上，要继续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不仅会葬送30多年的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宝贵的发展机遇，窒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勃勃生机，而且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在这个关乎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大事上，我们不能有丝毫的动摇。”

温家宝把现在的阶段称之为“一个新的伟大的历史起点”，我看很有道理。改革开放有32年的历史了，深圳特区也到“而立之年”了，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出现了诸多问题。跟当年邓小平“南巡”前一样，深圳往何处去，实际上就是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党认清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温家宝同志把全面、持续地推进改革的关键放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我看是牵到了牛鼻子。近两年来，中央的同志对政治体制改革作此高调表态并不多见，尤其把阻碍改革提到“违背人民意志”“死路一条”的高度，代表了国家领导人对历史大势判断的高水平。

客：近年来，在中国政坛和民间社会，特别是网络上，对温家宝的争论不绝于耳。有人说他几年来说的很多，但实行的很少，是在“作秀”，您怎么看?

答：说他“作秀”，我有不同的看法。

“作秀”，不就是在人前表现吗?从更宽泛的方面来理解，一个领导人在公众面前，或者在外交场合，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都有“作秀”的意思。为什么有些人说温家宝是在“作秀”，那是因为中央领导这样说话的人少。如果中央领导同志里多一些人天天讲这样的话，天天做这样的“秀”，那就是一个大好事。阳光政治嘛，尊重人民的知情权，比起暗箱操作来是巨大的进步。

客：人们说温家宝“作秀”，还有一层意思，说他讲话很好，但实施的少。

答：我觉得他是不屈不挠地在行动上实践改革开放的。在行动上，在中央最高级领导人中间，他不仅是旗帜鲜明的，他也是大有功劳的。他的作风非常亲民务实，大雪、地震、洪水，他总是第一时间出现在第一线，他与非典病人、艾滋病人握手。他也是活人，他也是一条生命，却不考虑自己，他一贯如此，不是“作秀”。他很有学问，记忆力又好，我认为，他的表现，是以他的学识和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为基础的。

温家宝不止一次地公开发表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言论，恐怕不是偶然的。我看，一方面是他认识到中国改革到今天的困境所在，另一方面，也表明这不是他个人的观点。我个人认为，胡锦涛是支持温家宝的，近年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一直放手挺总理。赵紫阳生前也对我说过，“温家宝是个好人，胡锦涛是个明白人”。我看这个评语很中肯。我认为，应该给温家宝更多的支持，创造条件让他施展才干，这对国家有利，对百姓有利。保护温家宝，不是维护一个人，而是维护政治改革的主张，维护政治改革的力量。

客：可是，很多人注意到，与温家宝的讲话相比，胡锦涛在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没有几句涉及政治体制改革，两人的看法似乎略有不同。

答：这种说法我不大赞成。我是一个在党内生活七十多年的党员了，从中共的体制上来说，温家宝的讲话应当是代表中央的精神。温家宝和胡锦涛两人强调的侧重点可以有不同，但坚定不移地进行改革开放是一致的。胡锦涛就任总书记后，也曾多次提及政治体制改革和促进民主。2007年胡锦涛作十七大报告时说：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以保证人民当家做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2005年，胡锦涛对省级干部说，我们要建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具体到他这次在深圳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也特别提到：未来必须坚持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虽然没有像温家宝那样突出政治改革，但对改革、对特区先行先试的强调，也包含着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嘛。另外，胡锦涛是总书记，讲话也更宽泛，全面照顾到改革的各个方面也是很自然的。

我在一家媒体上读到这样一段话：“温家宝不是曲高和寡的布道者，胡锦涛也不是优柔寡断的掌舵者。很多期待改革的中国人相信：胡锦涛与温家宝共同拥有耀邦情怀，表明他们的努力不是各行其是、各自为政，而是在分进合击，要共同击倒政治改革路上的拦路虎，共同开启中国变局的大幕。”这段话可以代表我的看法。

客：伴随着深圳特区的成长，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前后有三次关于改革的大争论。这次在深圳特区的“而立之年”，围绕着温家宝和胡锦涛的讲话，又出现了诸多的争论。您怎么看?

答：8月26日，温家宝考察深圳的消息披露后，9月4日，北京一家报纸发表署名文章——《两种不同性质的民主不可混淆》。文章提出，在回答“由谁统治”、“如何统治”问题上，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有着截然不同的答案。无论是一个地方的试点也好，还是全局性的尝试也罢，都应基于对两种不同性质民主的清晰区分和判断之上。文章例举深圳的“行政三分”改革，认为其“关于政府权力的划分方面，有些认识较为模糊，甚至有混淆概念、盲目比附之嫌，究其根源，原因在于此类观点没有分清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硬用西方的概念套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我想，这样的言论不能代表中央精神，更不能代表民意。民主就是民主，没有姓资姓社之分，只有姓真姓假之别。

你注意到《南方日报》的言论没有?9月6日的《南方日报》除了特区三十周年的30个版的特刊外，还有整版政治体制改革的系列评论，名为“政治体制改革：未来特区新使命”；标题分别为：《深化改革开放必须坚持市场化和民主化方向》、《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核心带动其它各项改革》、《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特区未来改革发展开局的突破口》、《要在实现公平正义上走在前列》等四篇署名文章。呼应温家宝的深圳讲话，对政治体制提出具体的改革建言，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必须解放思想，突破所谓姓资姓社的新束缚，借鉴人类政治发展和民主建设的有益成果。”我认为，《南方日报》的言论表达了中央的精神，是代表了民意的。

我们当然支持《南方日报》的观点。而且我相信，既然中央深化改革的决心一如既往地坚定，就可以形成新的改革共识。这种共识就是，继续突破政治体制改革姓资姓社的诘难，像温家宝所说的那样：“大胆学习借鉴人类社会一切文明结果，在扩大开放中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改革和发展。”

(责任编辑　徐庆全)

2010年第10期　反右运动的六个断面

本文仅就反右运动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不断扩大，在6个不同层面的运作进行一些分析和评估，希望以此求教于专家学者。反右运动开始于整肃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这是主要的)，但它涉及了六个不同层面。

第一，反右斗争一开始是从批判章伯钧、罗隆基等民主党派人士发轫的。除少数“特许受保护者”之外，几乎所有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都被打成“右派”，被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这样，把民主党派和非党人士在联合政府中任职的人物排除政权之外，就成为顺理成章之举。消灭任何有独立特征的民主党派和各种政治集团，把共同纲领的联合执政转化为一党专政，这是反右斗争中有关国家的政治体制的层面。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在反对国民党专制政权的过程中，暂时需要联合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但那时毛泽东对他们也是很不放心的。民主党派是个复杂的综合体，其中既有亲共、联共者，也有疑共者。在批判艾奇逊白皮书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等系列文章中，毛就借批判美帝国主义之名，重重敲打了“民主个人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称他们为“中间派和右派”。其所指者，正是民主党派、非党的民主人士，不只是疑共者，也包括亲共、联共者。可以说，在联合民主党派之时，就已经隐隐约约地“反右派”了。到取得政权之后不久，毛泽东就迫不及待地进行他的社会主义革命，否定新民主主义阶段，废除共同纲领，把民主党派和非党民主人士陆续排除出政权机构；到1957年“反右斗争”，公开、全面排除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完成了人民民主政权向无产阶级专政、一党专政的转化。

第二，整肃、镇压党内外知识分子，首先是作家、艺术家、教授、学术界、文化界人士，其中许多人是社会的精英。这是“反右运动”数量最大、影响深远的一个层面。此前，已有“思想改造”运动、批《武训传》、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批马寅初、批胡风(“反革命集团”)等等……名目不一，都是整知识分子。但毕竟是局部的。到反右派，则是对整个知识分子的一次“全面大清剿”。

理论上，毛泽东始终把知识分子看做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是社会主义的革命对象。通过工商业、手工业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经济上战胜、消灭了资产阶级之后，就提出要在意识形领域里战胜资产阶级，其矛头即针对知识分子。把大批知识分子打成右派，是他急于超越新民主主义(消灭资本主义)、急于过渡到社会主义(农业社会主义)的重大举措，是从经济领域向思想文化领域扩展的“灭资”的革命战略。

毛泽东把大批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兴造文字狱，建立了舆论一律体制，形成思想专政、文化专政。从这个意义上说，清剿知识分子是反右运动的思想文化层面。知识分子较多接受民主自由平等的现代思潮影响，而毛泽东只是把自由民主作为夺取政权的手段。反右斗争奠定了统治全国的思想文化专政，而思想文化专政是无产阶级专政、一党专政、领袖专政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剪除各地区(主要是新解放区)由原国统区地下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反蒋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共产党力量。这是反右运动的第三个层面。在解放初期，对地下党就有“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的“16字方针”。各地区地下党分别以“地方主义”、“反党集团”等名义遭到清洗。其中的领导干部，尤其被视为“心腹之患”。1957年8月，毛泽东在《1957年的夏季形势》一文中，提出“党内有纳吉”，就预示着反右斗争是包括党内领导干部的。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举浙江沙文汉的例子说：“地方主义者，实际上是右派，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

浙江省长沙文汉，省委宣传部代部长、原南京地下市委书记陈修良(解放后依次降为浙江省委宣传部代部长)，首先成为党内职位最高的大右派。沙文汉和浙江省委领导干部杨思一(副省长，原浙东游击根据地金萧支队领导人)、彭瑞林、孙章录(原苏浙皖边区工委副书记)等四人被冠以“地方主义反党集团”，打成右派。四人之外，另有三位省委委员被打成右派。

原地下党云南省工委书记、滇桂黔边区党委及下属的滇桂黔边区纵队(简称“边纵”)领导人郑伯克，在1954年就被扣上“最恶劣的地方主义”帽子加以批判。1957年开始，云南大量地下党和边纵干部被打成右派，1958年又进行“反右、反地方主义、反地方民族主义”补课，把省管干部158人，其中原地下党和边纵干部122人全部划为“右派分子”。其中，原地下党昆明市工委书记、滇西工委书记、滇西人民自卫军指挥员黄平(后改编为解放军滇桂黔七支队司令员兼政委)，被反复批斗，划为“右派分子”。云南省委组织部长郑敦(原滇桂黔边区党委常委)、副部长王镜如被打成“郑王反党集团”。

四川地下党拥有大量党员及其领导的外围组织，并建立和发展了华蓥山武装斗争根据地。但在解放后、特别是重庆及四川各地区合并为四川省委之后，这支力量遭到连续不断的迫害，反右斗争就是大规模迫害地下党的一次。地下党老党员张文澄解放前曾担任四川省委副秘书长，解放后任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1957年被批为“右派反党集团”头子，同案有地下党谢予、卢光特、赵隆侃等约20人被划为右派。这期间被划为右派的地下党领导骨干还有赵唯(1935年领导云阳武装暴动、华蓥山武装起义后担任川东游击纵队司令员)、廖林生(原川南工委书记)、范硕默(原川东区党委领导骨干)等多人。他们中被打成右派的原因，不过是对省委那个一把手提了些意见，或者对省委歧视地下党干部表示了不满。

在大军解放四川(其他新解放的地区也一样)之后，一直存在“地上”与“地下”，“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之间的矛盾。毛泽东靠农民革命打天下和坐天下，新政权必须由“南下干部”和军队干部掌管，不容各地方地下党人置身其间。而“地方主义”就是用来剪除地方干部及其领导的政治力量的武器。

第四，为贯彻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建设工作中“冒进”的极左路线，清洗各级党政机关中“反冒进”的领导人，这是反右斗争中常被忽略的一个层面。在50年代后半段，政治斗争和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是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的路线斗争交叉进行的。1957年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开始批判反冒进。1958年1月到4月，他在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汉口会议、广州会议上，严厉批判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保守思想，批判跟不上他的大跃进运动步伐的领导人。周恩来提出“既反保守也要反冒进”的主张，得到刘少奇等一大批领导人的支持，却使毛泽东大为光火。在南宁会议上他指责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是资产阶级的思想，说周恩来等人“离右派只有50米了”。他认为，党内反右运动是一次“新式肃反”，“这实际上是一次清党，一千二百万党员中，清除二十万、百把万，不算多。”随之在全国开展了一个“反反冒进”运动，把许多党内领导干部打成右派。在成都会议上他点了广东、广西、安徽、山东、浙江、新疆、甘肃、青海八个省区的名。

1958年1月，安徽省委书记、副省长李世农、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效春、省副检察长李锐、司法厅副厅长陈仁刚等人被打成“右派反党集团”。李世农等人的“罪过”，是不同意省委的反右倾决定，对反右倾运动的后果，不同意用“成绩是主要的”来评价。1958年2月，甘肃省副省长孙殿才及省一级的领导干部梁大钧、陆为公、刘余生、王新潮等人被开除党籍，定为右派集团。孙殿才等人认为，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存在过急的左倾错误，造成农业减产，虚报粮食增产的歪风；并主张允许种自留地等“小自由”措施等。他们被批判为“反对社会主义、保护资本主义”。以类似理由或对领导工作的某些左的错误提出意见而被划为“右派反党集团”的还有：广西以副省长为首的“反党右派集团”(包括省委常委王梦周、委员廖原、骆明、王浩，候补委员廖联原、自治区副检察长许江萍等人)；山东省副省长王卓如、副省长袁子扬；河北省委常委刘洪涛、省工会主席杜存训；中共青海省委书记、省长孙作宾；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赛甫拉也夫、常委伊敏诺夫、艾斯海提等。广东省委书记、省长古大存、副省长冯白驹，此前就已被戴上“地方主义”的帽子，现又加戴“右派”帽子。

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省委书记杨珏、副秘书长王庭栋等被批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和“右派”帽子大小尺寸虽有所不同，但都是“反反冒进”斗争、清除党内持不同意见的高层领导人，为推行左倾冒进路线所采取的清党措施。实际上，在党内领导层开展反右派斗争，既是1959年庐山会议大反“右倾机会主义”的序幕，也是为后来打倒刘少奇等党内最高层领导人作出的政治铺垫。在党内领导层中开展反右派(反右倾)斗争，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一言九鼎”的领袖专政。

第五，硬性规定把基层各单位人员中的百分之几划为右派。原来规定小学、中专、农村不抓右派，实际上都已突破。为达标而被划为右派的，大量的是并无明显政治倾向、在政治生活中被视为无足轻重的小人物。这是与反右斗争原定的堂而皇之的“目标”毫不相干、与上面规定的“右派标准”也挂不上钩的一个层面。他们被划成右派，或者是由于响应党整顿作风的号召，自愿地或者被迫地提了些改进工作作风的建议，或者是对基层单位领导人提了些鸡毛蒜皮的意见；甚至根本没有提过什么意见，也没有任何理由，只是组织上为了凑足或赶超划定右派的百分比。

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提出这样的估计：右派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

这种运用指标指挥运动，是最高领袖以运动治党、运动治国的一贯做法。这种百分比是无根据的主观判断，却使大批无辜者蒙冤。

第六，据已经解密的中央有关材料，还有大约140多万人在反右斗争中被列为“中右分子”。这些人大概是“候补右派”。其中许多人在批斗之后，或者处以党内、行政处分，或采取严格的控制使用。他们因免于戴上右派帽子，还自额手称庆，连忙深刻检讨自己，誓言改造思想，作俯首帖耳的“驯服工具”，以求自保。这是反右派斗争中的一个若明若暗的层面。

他们的情况比较复杂。也许，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如新华社，在钦定的大右派李慎之之后，有一大串的名记者(如戴煌)、名编辑(如庄重)、名翻译(如董乐山)等被列入右派名单。在这个名单上没有排上队的，就只能算是“中右”了。大概，我是其中之一。当时，我刚从地方上调来新华社，根据毛主席“新华社要把地球管起来”一句话，打算把我派到国外(科伦坡)当记者。我已经办妥了护照、黄皮书(出国检疫文件)，做好一切出国准备。只因我在鸣放中写了一张主张新华社也应“民主办社”的大字报，在主编的墙报上集纳了一些街谈巷议，被批判为“严重丧失立场”，受到党内纪律处分，去科伦坡的任务也被取消了。

这140万人并未公开计入反右斗争的“辉煌战果”，只是组织上的统计，他们本人并不知晓已被列入“中右”另册，存入档案。正如人们流传的一句名言：“帽子拿在手中”，像冥冥中有一把利剑悬在头上。这些被批斗后打入另册的人，包括许多并没有在运动中直接受冲击的人，全都不知道自己头上有没有悬着的利剑。因此，那威力震慑着的不只是右派，还震慑着未列入右派的广大人群。这是反右斗争的“副产品”，是隐而不见的一种威慑。营造威慑下的恐惧，是无产阶级专政、一党专政、领袖专政的必要条件。

根据解密的中央档案，全国打出的右派达3，178，470人，加上“中右”分子1，437，562人。两者相加，共461万多人。(据郭道晖文《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初衷》，载于《炎黄春秋》2009年第2期)除了正式被划定的右派外，还有一批没有正式戴右派帽子的右派，他们并未列入党委核定的右派名单，但其待遇等同正式划定的右派，照样送去劳动改造，照样忍受二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非人待遇。我的一位在南京的老战友，在运动中被批判为右派，但上级党委并未作出核定他为右派的结论，他就稀里糊涂当了20多年的右派。有人戏称之为“编外右派”。这类编外右派究竟有多少人，已无从查考。

反右运动排除了政治上的同路人、合作者，清剿了文化艺术界学术界的精英，夭折了思想界的哲人，摧毁了建设祖国急需的大量知识分子的前途，给中华民族、给共和国带来沉痛的国殇。但它更加深远的影响，是铸成了阶级的(严格地说并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党专政和领袖专政。　(作者为新华社原副总编)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10年第10期　清末“新政”破产的教训

《炎黄春秋》今年第4期刊载的萧功秦先生写的《从清末改革想到当代改革》(以下简称萧文)，一开篇就提出：“发生在一百一十年前的清末新政，在十一年中，做成了比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多得多的改革事业，从禁鸦片、废科举、发展实业、推行现代教育与法制改革，到立宪政治，社会风气的变化甚至深入到边远的农村。然而，这场大改革以辛亥革命成功而告终”。还说：“中国当下的改革与清末新政尽管存在着许多不可比的因素，但这两者都是属于自上而下的变革运动，这一共同点使我们有了能通过对清末新政的研究，获得对理解当下中国改革中类似问题的启示。”作者提出通过研究清末“新政”来得到启示，这是很必要的；然而，作者得到的启示，却不符合历史的事实。

粉饰门面、欺骗群众的清末“新政”

萧文说，清末“新政”做成了“多得多的改革事业”，实际上，清末“新政”所做的，真正能称上“改革事业”的没有几件。“新政”的真正目的并不是改革，而是继续保持专制统治。用血腥手段镇压了1898年维新运动的慈禧太后，在经历了义和团运动的冲击和八国联军的入侵后，面临反清运动蓬勃兴起，社会陷于动荡不安的局面，为了维护其岌岌可危的独裁统治，决定集中对付革命势力，依靠洋务派官僚集团实行变法。1901年1月颁布了所谓变法诏，说要实行“新政”，“变法自强”。但是回避了变法自强的关键——政治改革。只是到1906年被派出国的五个大臣，在西方考察了几个月回国后，向慈禧太后力陈实行宪政以抵制革命、安定民心的必要，清廷于1906年9月1日宣布了“预备立宪”上谕，宣称要“仿行宪政”，这才与政治改革沾点边。但其根本原则仍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对于何时实行立宪，上谕中根本没有提及，实际是一张空头支票，在政治改革方面更没有什么实际的作为。所谓“新政”做的不过是发展实业、充实武备以及办学堂、办警察、清查户口、钉门牌等等。

虽然“新政”也做了一些事情，例如鼓励私人资本办工业、废除科举办学堂、提倡出国留学，和改革军制、建立新军等，但是，坚持独裁专制、腐败卖国的清朝当局，正事也会做歪，好事也会办坏。例如鼓励私人资本，只不过是按照商人投资数额的多少，给以不同的官衔，并没有什么保护私人资本的实际措施。对发展私人资本的种种妨害，包括捐税繁重，关卡林立，以及外国商品倾销，外国资本在中国享有特权等等，一切依然如故。封建官僚政治的腐朽黑暗毫无改变，各地官员利用“新政”的名义，加捐派税，横征暴敛，大大加重了群众的负担，因而引起人民的强烈反对。

废科举办学堂，本来是件应得民心的好事，有利于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和民族文化的提高，但是，各地的学堂多半在地方绅士的控制下，并不真讲“新学”，而且借口办学，抽收学捐，徇私舞弊，因而激起人民群众的不满。浙江上虞县人民曾聚集两千余人，将城内学堂、劝学所、教育会等机构全部捣毁。这类事件在许多省份屡有发生。虽然反映了群众斗争中的自发性和落后性，但同时突显了人民群众对专制腐败清廷的对抗和仇恨。

作为“新政”主要内容的组建新军、创办巡警，其真实目的是强化统治人民的机构，镇压国内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慈禧太后曾密谕军机处：整顿练兵“以防内乱是为主要”。因建新军筹饷练兵加重人民负担自不待言，为办巡警各省还开办了十分繁重的警捐，因而反对征收警捐的斗争也非常激烈。河北遵化县农民一万余人，为此曾一度包围县城，其激烈程度可以想见。

也算一种“新政”的所谓地方自治，不过是各地成立由地主绅士把持的“自治局”，官绅结合，更多地向群众勒索。1908年8月，清廷下令要调查户口，各地借调查户口、钉门牌，按户敛钱，骚扰群众，激起苏、浙、皖、闽、赣、粤等省群众普遍反抗。江苏如皋县乡民集合数千人，索要调查户口册，拆毁调查员房屋，县丞前往弹压，官轿被砸烂，县丞仅以身免。

自清廷推行“新政”以来，山东莱阳除缴纳正赋外，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层出不穷，如地亩捐、学捐、戏捐、警捐、户口税、油坊捐、染房捐、牲口捐、修庙捐等等，不胜枚举。在“新政”筹办前，全县正杂各款不过数万，“新政”实施后，人民负担“骤增至数十倍”(见1910年8月13.14日《大公报》)。这年又遇春荒，农民“缺食者十之八九”，该县县令与四大劣绅勾结一起，狼狈为奸，借兴办“新政”，派差役巡警四乡催缴捐税，额外多收，敲诈勒索，逼得群众夺了下乡官员的枪械，加上土枪土炮，集合数万人与省里派去的军队搏斗，暴动乡民被屠杀千余人。此事曾震动全国，许多地方群众起事，声称为莱阳被杀群众复仇。在抗捐抗税风起云涌的同时，又爆发席卷全国的饥民抢米骚动，也是群众反对清朝所谓“新政”的自发斗争。

清末所谓“新政”的发展实业，主要是开矿山、修铁路。这些都是在洋务运动时期搞起来的，后来陆续有所发展，在“新政”时期并无什么突出成绩。突出的倒是在这个时期反对清朝当局出卖主权、反对帝国主义攫夺我国矿山和铁路而引发的收回权利的爱国运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处于不平等竞争的地位。民族资产阶级要振兴实业，就不能不反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在矿权、路权方面这种矛盾最为突出，因而在许多省份连续发生了收回矿权、路权的斗争。

1905至1907年发生的江浙两省争路权的斗争，是个典型的例子。江浙两省的绅商，分别集股成立了商办铁路公司，准备兴建从上海经嘉兴、杭州到宁波的铁路。英帝国主义出来干涉，借口七八年前英商曾与清朝的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签过一个内容含糊而且没有什么合法效力的草合同，坚持要按这个草合同办。腐败无能的清朝当局，不敢说个不字，稍稍改了个办法，让英国资本借钱给清朝政府，再转借给江浙铁路公司，英国资本通过清朝政府操纵这条铁路，以英商资本为主，江浙绅商只是被允许搭股而已。清朝政府如此屈服于英国的压力，激起江浙两省铁路公司和商界、学界的强烈抗议。浙江铁路公司经理汤寿潜致电军机处，要求罢盛宣怀的官，而清廷反而下令“汤寿潜着即行革职，不准干预路事”。清朝政府不愿意在它的控制之外由民间“商办”铁路，因为这将会增强民族资产阶级和地方势力；而帝国主义者也愿意通过清廷来掌握中国的经济命脉。双方互相利用，狼狈为奸。清朝从督抚以下层层官员，还直接插手这些商办公司，更使这些公司难以实行资本主义的经营。1908年5月，清廷又借口商办公司不得力，要改为官办，实际就是靠借外债，把主权出卖给外商。1911年4月11日，清廷又发布上谕，宣布确定铁路国有政策，按照美英法德四国银行的意愿，签订了借款筑路合同，为四国银行团控制粤汉、川汉铁路扫清道路。

萧文说：“五花八门的不同阶层与利益集团，居然在反对路权国有这个现在看来基本正确的国策过程中，形成一种反政府的神圣同盟”。当时的国家，并不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贪腐的清朝政府，代表的不是人民的利益，而是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及帝国主义的利益。所谓路权国有，实际是剥夺广大人民群众包括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把铁路主权出卖给帝国主义国家。这就是以四川的立宪派资产阶级为首的争路权运动发展成全川罢市、罢课的爱国群众运动的根本原因。四川总督赵尔丰在1911年7月15日清晨，突然把领导保路运动的9位绅士拘捕起来。当天中午，几千愤怒的群众拥到总督衙门，要求释放被捕人士，赵尔丰竟下令向群众开枪，杀死了30多人。从此，温和的保路运动，转为全省蜂起的武装斗争，成为促进清朝统治崩溃的一个重要因素。所谓“新政”激起的群众反抗斗争，说明清朝统治者已经不可能用任何办法来改变自己腐朽、卖国、只能带给人民灾难的形象，从而导致清朝的彻底灭亡。

清末“新政”的破产，不是因为改革的幅度过大、速度过快，而是因为改革太晚、太慢、太假了

萧文认为清末“新政”的失败，是由于“在权威危机的沉重压力下，执政者往往会通过加大改革的幅度与加快改革速度的‘良好表现’来争取民心；然而，由于执政者陷入权威危机，无力驾驭这种大幅度的急剧改革”，因而导致失败。这就是说，清末“新政”的破产，是因为改革的幅度太大了，速度太快了。但是，事实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清末的改革搞得太晚、太慢、也太假了，所以导致“新政”的破产和清朝的灭亡。

所谓“新政”，是始于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颁布的变法诏。那时她还在西安避难，主要是为了在回到京城时，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于帝国主义列强面前，向他们表明，她的政权不是顽固守旧的，而是一个能顺应帝国主义需要的政权，以求得到列强的支持。她讲的变法自强，不过是洋务派封建官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老调重弹，遵循的都是洋务派的纲领，并不是要完成1898年维新派要完成的历史使命。她在变法诏中重申了康有为一派的罪行，表示与维新派划清界限。并且强调变法是在坚持“三纲五常”的封建主义根本原则下，改变某些方法，根本没有提到立宪的问题。

所谓“新政”只是徒有其名，清朝大臣盛宣怀为朝廷草拟的致列强政府的国书，在正式发出时，也把“实行新法”四个字改成了“力行实政”。曾参加戊戌变法的黄遵宪也批评清廷的“新政”：“其所用之人，所治之事，所搜刮之款，所娱乐之具，所敷衍之策，比前又甚焉，辗转迁延，卒归于绝望。然后乃知，变法之诏，第为辟祸全生，徒以媚外人而欺吾民也”。(《新民丛报》第24期)曾对“新政”抱有幻想的梁启超也感到失望。他说：“外国侵压之祸又如此其亟，国内种种社会又如此其腐败，静言思之，觉中国万无不亡之理。”清末的“新政”，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而是为了抵制革命，继续其皇权统治的弥缝之计。

预备立宪的问题是迟至1904年才提到日程上来的。这一年，在中国领土上，爆发了日本同俄国为争夺中国领土和财富而进行的战争。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竟然宣布严守“局外中立”，让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土地上对中国人民任意屠杀蹂躏，从而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战争的结果是专制凶横的俄国竟然败给了小小的日本。立宪派断言，这是实行君主立宪的日本，战胜了仍然实行专制的俄国，因此纷纷要求清廷实行立宪。一些清朝官员也上折奏清立宪，而且说明立宪不但不会削弱君权，还可保“皇权永固”，从而消灭革命。在这种情况下，慈禧太后才松了个口，派五个大臣于1905年底启程去外国考察政治。1906年听了五大臣的汇报后，于7月13日发布了一个“预备仿行宪政”的谕旨。在这个谕旨中，不但肯定了“大权统于朝廷”的原则，还说“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所以什么时候实行立宪还不能定，先从裁定官制着手，作为立宪的准备，“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实际上这个谕旨不过是力图拖延实行立宪的空洞诺言。这个谕旨下达后，进行的官制改革，实际上是为了加强集权统治。因为经过义和团运动的冲击和八国联军的侵略，清朝统治集团的权威受到很大削弱，慈禧太后企图利用预备立宪的机会，收回它失去的权力，加强中央专制的力量。同时削弱汉官的权力，加强满人的优势。清廷的各种势力经过几个月的较量，慈禧太后在11月6日公布了最后裁定的新官制案，除了更换几个名目，合并几个次要的衙门，新增一个邮传部以外，整个腐败的统治机器，没有任何实质的改革。立宪派所期望的责任内阁，连提都没有提，预定要设立的资政院，也不知何时才能成立。对于涉及皇室大权及满族亲贵利害的各衙门，则明确声明不予更动。

官制案公布后的第二天，重新任命的各部院大臣的结果是，在十一个部院中、汉4、满6、蒙1。满汉的比例是六比四，还不如原先规定的各部均设满汉尚书各一员的清朝旧制。特别重要的几个部，如度支(财政)部、陆军部都由满人掌管。皇族铁良担任陆军部尚书，从袁世凯手里收回了北洋陆军四个镇的指挥权，同时宣布各省新军统归陆军部管辖。这一切都明显地反映出清廷皇族集权的趋向，与改革背道而驰，连立宪派和部分同情立宪派的清朝官员都大为不满。

清廷从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至1908年两年内，对于立宪一直拖延，没有什么积极行动，主要精力还是用于镇压革命党人和人民群众的反清运动。1907年8月，清朝当局发了一个上谕，说：“中国上下议院，一时未能成立，亟宜设资政院，以立议院基础”。一个月后又下令各省的督抚，在省会设立谘议局。然而又拖了将近一年，才公布谘议局的章程。1908年8月，清廷搞了一个宪法大纲，宣布预备立宪期为9年，可是仅仅两个多月后，慈禧太后就病死了。直到清朝灭亡，议会也没有成立，国会也没有开成，宪法也没有颁布。

就是这样一个所谓立宪的进度，萧文还认为速度太快了，说：“在一百年后的今天来看，当时的筹备立宪改革由于日俄战争的影响而提前发起，确实是过于超前了，如果当时仍然采取戊戌变法时的那种开明专制主义模式，而不是君主立宪模式也许更稳妥些。”胡绳同志曾说过：慈禧太后“以宫廷政变起家，用尽狡诈的阴谋手段保持着自己在统治集团中的最高地位，为了维护大地主阶级的统治利益，她尽力保持中国社会的落后性，同时使中国在外国帝国主义侵略下蒙受极端可耻的屈辱。她为中国做尽了一切坏事。在一生的最后一段时期内，她为应付革命的危机，还安排好了一套虚伪的维新和立宪的把戏。”(《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第760页)我认为胡绳的这一断论，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1908年10月慈禧病死的前一天，光绪皇帝也突然死去，三岁的溥仪成了清朝的末代皇帝，实际上执政的是他的父亲载沣。按照慈禧生前的安排，1909年9月各省的谘议局成立，又拖了一年，北京的咨议院才成立。资政院和谘议局被说成是为议会奠基础，实际上不过是个咨询机关。省谘议局说要选举，但是规定了种种条件，妇女全部排斥在外，贫农、中农和部分富农、工人、手工业者、店员，直至小商贩、小业主也全部，排斥在外，只有地主、绅士、大商人和学界的头面人物，才有选举和被选举权。据统计，各省登记合格的选举人，还占不到各省人口总数的1％，最多的是0.62％，最少的只占0.2％。如黑龙江全省的选举人只有4600人。1910年成立的资政院，还不如各省的谘议局。在200个议员中，有一半是由三岁皇帝“钦定”的。其中80人是“宗室王公世爵”和“各部院衙门官”。另一半100人是从各省谘议局议员中推选后再经各省督抚核定的。资政院的总裁、副总裁都由朝廷指派王公大臣担任。资政院成立后到清朝灭亡前只开过一次会。1911年也就是辛亥革命那一年的3月，成立了所谓新内阁。13个大臣中有8个是满族人，其中5个是皇族。小皇帝的叔祖父，以收取贿赂、卖官鬻爵著称的奕助当了总理大臣。如此荒诞的“新政”，既算不上政治改革，更谈不到民主。萧文说“大幅度的急剧改革”、“政治超前”，导致改革失败以致清朝灭亡。历史事实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清朝统治集团为了维护其专制、独裁、腐朽的统治，从千方百计地拒绝改革、拖延改革到玩弄虚伪骗人的“新政”把戏，以致完全失去民心，遭到全国各阶层群众的强烈反抗，最终导致260年清王朝的彻底灭亡。

从清末“新政”的失败中。我们应当吸取什么教训?

萧文说“通过对清末新政的研究，获得对理解当下中国改革中类似问题的启示”，这话说得不错，但问题是我们应当从中获得什么样的启示。

萧文认为清末“新政”的失败是由于改革的幅度过大，速度过快，这个问题我在前面已经回答。萧文提出我们当前的改革应当走小步、走慢步，这并不错。问题在于幅度的大小，速度的快慢，怎样去衡量。政治改革的幅度和速度不像经济改革那样好计算，不过，根据各种因素综合比较，在人们的心里还是有把尺子的，这就像长年在地里干活的农民，心里有个东西南北的方向感一样。现在，许多学者认为当前我国政治改革滞后，或者说步子太小，速度过慢，我认为是有道理的。如果笼统地不好评判，那就举个例子吧。譬如民主选举，这是100多年前巴黎公社定下的规矩，我们党也是提倡的，从来没有反对过。这件事做得怎么样呢?我们的选举制度和办法，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呢?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就倡导民主选举，而直选是最能准确表达群众意愿的形式。至今30年了，仅仅完成了村官的直选(且不说选举中的弊端还很严重)。照此进度，乡镇级、县市级、地市级、省市级，如果都要30年，那么全国直选要一二百年之后。这速度是快是慢，恐怕不用什么标准衡量了。也许有人会说，我们是中国特色，哪一级都不需要直选，不过至今在中央文件和首长报告中还找不到这种说法。我们党有个做计划、定指标的传统，不仅是GDP等涉及经济方面的计划指标，政治方面的计划指标也是有的。譬如公安局抓人，过去就有计划指标，现在也还有没有指标的指标。譬如，在严打中，某个区抓了多少多少人，立即大会表扬、通报嘉奖，别的区就得比着学、跟着干，和有指标差不多。在政治改革方面，倒是需要有一点计划和指标，但现在很少见到。

萧文说：“任何民主改革都会使各种集聚矛盾由于获得‘公开性’的平台而显现化与激化，其结果由于政府无法解决这些积累的矛盾而进一步引发人们的挫折感，于是矛头全部对向政府，这就如同火上浇油。”这意思就是：民主改革不要公开地搞；如果矛盾不能解决就不要去解决，还是捂着、压着、拖着便于稳定。当年慈禧太后不就是这么干的吗!能压就压，能拖就拖，一直拖到清朝彻底灭亡。这个历史的教训，我们应当认真研究和借鉴。

萧文的上述论断，是基于对当前改革形势的如下判断：“中国近三十年经济改革使国力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与城市化程度的提高，这种实效对执政者权威合法性的增加，应该说是大于改革中出现的腐败与其他各种消极现象所带来的权威流失的。总体上说来，中国当政者现在的权威与1976年时的权威相比，出现了增值。”这种判断是否符合当前的实际，我以为很值得研究。我国经济改革的成就，受到绝大多数群众的肯定，这是事实；因而使执政者的权威有所增加，这也不错。然而，不能因此而忽视腐败和两极分化等消极因素的危害性。破坏比建设的能量不知要大多少倍，用十分努力建立起来的威信(积极因素)，有可能被一分腐败产生的恶劣影响(消极因素)摧垮。中国当政者因30年经济改革的成就而赢得的权威，完全可能被日益严重的腐败和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等消极因素抵消。两者相比，恐怕不是增值而是贬值。

萧文还说：“与80年末相比，当今中国两极分化程度实际上已经有相当程度的下降”。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呢?曾多年为著名的富布斯杂志做中国富豪榜的胡润先生说，1999年首次推出中国内地富豪排行榜时，个人财富达到600万美元的就可以上榜，那时只有50人上榜。2007年上富豪榜的门槛提高到一亿美元，却有500人上榜。2009年的门槛相当于三亿美元，有400个富豪上榜，其中40位达到十亿美元。另有一项统计说，2008年中国大陆拥有可投资资产1000万元人民币的富翁有30万人，占全国人口0.023％的这30万富翁，共持有8.8万亿资产，“相当于2008年中国全年GDP30万亿元的29％”。还有很多统计资料表明，这些年来，我国的两极分化程度，不是比过去下降了，而是比过去扩大了。掩盖现实存在的矛盾与问题，不但不能化解矛盾、解决问题，反而会使矛盾更加激化，酿成更严重的危机。

综上所述，我们应当认真研究清朝统治集团拒绝、阻挠、拖延政治改革以致灭亡的教训，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在继续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脚踏实地、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改革，这是研究者的心愿和企盼。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10年第10期　更正

本刊今年第6期第74页左栏第13、14行“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一句应为海涅所言，不是马克思；第8期第25页左栏第9、10行“我的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也被取消”应为“我的第八届党代会代表的资格也被取消”；第46页右栏第15行“陈国栋部长传达在上海召开的中央七届七中全会精神”应为“八届七中全会”。

2010年第10期　“周惠谈话”辨伪

1959年的庐山会议，因其波谲云诡，打出一个所谓“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导致了中国当代历史的一次逆转，而为史家和世人关注。1980年代以来，官方陆续公开了一些档案文献，数位亲历者也先后发表了回忆录。最引起关注者，就文献而言，要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和《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二册；就回忆而言，当推李锐先生的著作《庐山会议实录》。需要强调的是，《庐山会议实录》绝非仅凭记忆之作，书中的大量叙述，如毛泽东的历次讲话、两次中常委会议的发言、数十次小组讨论以及会间印发的文件等等，源自作者当年的笔记和会议材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由于文献史料的公开和亲历者记忆的披露，事情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许多被颠倒的史实重新颠倒过来，许多以往模糊的情节逐渐清晰起来。这些年，研究者已经发表和出版了大量文章和著述。当然，研究没有终结，任何来源真实的新史料(包括回忆)，任何言之有据的新观点，都值得人们重视和借鉴。但前提是，史料(包括回忆)应当是可靠的，观点应当是严肃的，否则，只会使历史真相变得模糊甚至混乱。

党史研究室有个周惠访谈录?

去年11月，一篇署名张杰的文章(以下简称张文)在网络上流传，题目是《原中顾委委员周惠谈李锐与庐山会议》。张文称，1990年代中，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搞了一项“党史资料抢救工程”，派出工作人员采访经历过党史上重大事件的重要当事人，以只征集、存档，决不在事件涉及的当事人生前公开为条件，换取当事人如实叙述自己的经历。周惠是其采访对象之一，有一段谈话涉及1959年的庐山会议。张文接着披露了这篇“周惠谈话”(以下简称“谈话”)。在“谈话”里，周惠对采访者说：“庐山会议开成这个样子，李锐要负很大的责任。”周说了三件事：一件是李锐给毛泽东写信，一件是李锐1959年8月11日的发言，一件是李锐“夜闯美庐”(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的住处)，向毛检举揭发“军事俱乐部”的问题。正是这三件事捅了娄子，“连累了”彭德怀、黄克诚、周小舟；没有李锐的揭发，“军事俱乐部”这顶帽子也戴不上。

庐山会议如此结局，很大的原因竟在李锐!张文披露“周惠谈话”，似乎要颠覆人们已知的历史叙述。颠覆已知的历史叙述，不是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倘若有理有据，如实地还原真相，还应该予以充分肯定。问题是，张文披露的所谓“谈话”漏洞百出，疑点重重，不仅没有还原反而歪曲和模糊了历史真相。

张文说依据的是中央党史研究室的访谈录，但张本人并非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工作人员，他连党史研究室的来历都没有搞清楚(顺便说一句，张文对周惠的生平介绍也有误)。中央党史研究室是1980年1月成立的，比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早成立四个月，两个机构并存了八年多，并不是张文所说的“原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新的中央党史研究室成立于1988年8月，是撤销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原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两个机构之后组建的，也不简单就是“原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那么，“1990年代中”中央党史研究室有没有一项“党史资料抢救工程”呢?说来也巧，“1990年代中”笔者恰在该机构供职。更巧的是，笔者的具体工作部门，是该室下设的第二研究室，专门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史”。按照分工，要派出工作人员了解庐山会议历史，当属第二研究室的任务，但是笔者既没有听说更没有参与此事。会不会是其他同事呢?最近询问第二研究室当时的负责人和同事，均未与闻。因此，这份源自所谓中央党史研究室“党史资料抢救工程”的访谈录，究竟来自何处?真实性如何?大可怀疑。李锐犯了“欺君之罪”?

更令人生疑的，是“谈话”对三件事的叙述。与相关文献和回忆对照，“谈话”错误甚多，根本经不起史料的验证。

第一件事，“谈话”称李锐“自作聪明”，给毛泽东写信，发了“重誓”，却在信里“撒了谎”，“隐瞒”了“最敏感的话”。还说，“这种行为，按照旧道德叫‘欺君之罪，天地不容’。按照新道德，则属于欺骗党、欺骗人民、欺骗领袖”，“彭总、黄老、小舟的命运，也可以说是受了李锐的连累”。

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彭德怀在庐山遭受批判，招致厄运，是因为他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那封批评“大跃进”的信，而不是受什么人连累。黄克诚、周小舟的遭际，是因为他们发表了与彭相同或相近的意见，也不是受什么人连累。批判彭德怀，是从7月23日毛泽东讲话，严厉指责彭德怀肇始的。7月25日，毛作出“现在要对事也要对人”的指示[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989页]，对彭的批判升级。这时李锐还没有写信，怎么会“连累”彭德怀、黄克诚、周小舟呢?

李锐是7月30日写信的，这时，不仅彭德怀已经受到越来越严厉的批判，而且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周惠、李锐、田家英、贾拓夫、陶鲁笳等人也都受到指责和追问。其中7月23日晚上周小舟、周惠、李锐去黄克诚住处一事，成为小组会上追逼甚紧的问题之一。那天晚上，周小舟、李锐情绪激愤，发了一些尖锐议论，包括说毛有些像“斯大林晚年”。一旦查出实情，后果何堪设想!李锐回忆：“为了消除毛泽东的疑虑，田家英转告胡乔木一个主意，让我给毛泽东写一信，以释去23号夜晚的猜疑，即‘右倾活动’。”(李锐著：《庐山会议实录》增订第三版，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76页)李锐所说可从周小舟当年的检讨得到证实：“在主席怀疑我们有派别活动之后，乔木同志示意田家英到主席处谈清，同时李锐同志向主席写那封检讨的信。”(周小舟致毛泽东信，1959年8月13日)这说明李锐给毛写信确实是胡乔木的意思，而不是“谈话”里说的什么“仗着主席曾经对他的信任”，“自作聪明”。

信的全文李锐已在书中公开，字里行间，没有揭发彭、黄、周、周的什么问题。当然，李锐也坦承，信里“隐瞒”了“斯大林晚年”等“要害问题”(《庐山会议实录》，第178页)。这就是“谈话”所说的“撒谎”、“欺君之罪”。倘若这算是“欺君之罪”，那么，当年的当事人有谁没有犯“欺君之罪”呢?以周小舟为例，李锐写信的第三天，他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检讨自己的错误，却同样“隐瞒”了7月23日晚上的私下议论，最后还表示：“您几次找我们谈话，今天又特别给我写信送书，情意深挚，我完全体会主席的意思，我诚恳地把我所想所做的，老老实实地向您告诉。”(周小舟致毛泽东信，1959年8月2日)作为当事人之一的周惠，一开始也是“能瞒一点就瞒一点”，直到别人交代了之后，“才被迫地放弃蒙混过关的念头”的。(周惠：《我的反党错误》，1959年8月14日)能不能说周小舟、周惠也犯了“欺君之罪”呢?

笔者以为，无论李锐还是周小舟、周惠(也包括其他受批判者)，当年“隐瞒”实情都谈不上“欺骗党、欺骗人民、欺骗领袖”。在那种极为险峻的政治环境中，三位当事人避重就轻，无非是不想让事情更加复杂，不说是保护他人，至少也是一种出于生存本能的自我保护，何罪之有!它恰好说明了党内政治斗争的严酷。

李锐缘何写检讨?

第二件事，“谈话”称李锐8月11日发言，“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全盘认账”，承认“攻击去年的大跃进和总路线”，承认“大肆攻击主席和中央的领导”，承认写信是为了蓄意“欺骗主席”，承认自己同黄老、周小舟、周惠有湖南宗派关系，承认自己是“军事俱乐部的一员”，让二周“陷入极大的被动”。“谈话”还称，李锐此举是为了“反戈一击”，“立一功”。

这件事在李锐的书中也有记载，“谈话”没有提供什么新东西，反倒是弄错了史实：李锐不是作发言，而是写检讨。(《庐山会议实录》，第286页)更要紧的是，“谈话”故意“忽略”了李锐写检讨的一个关键性背景。

8月10日上午，黄克诚在会议第五组作检讨，分在第四组的李锐被人带到第五组同黄克诚对质。对质的问题本来同7月23日之夜的事情无关，但黄见李突然被带进会场，以为李已经说了7月23日晚上的事情，便主动交代了7月23日晚上的情况，揭出了关于毛泽东的私下议论。关于这一情节，李锐有详尽回忆：

黄克诚一再被逼迫，突然看见我走进会场(而且我后面还跟着罗瑞卿)，我又不是这个组的，他当然马上产生这样的错觉：李锐一定和盘托出。黄克诚只好讲了以下几点……黄克诚说，关于“斯大林晚年”的话，彭德怀没有同我谈过，别的同志说过。于是立即被追问：“是谁?”黄克诚说：“李锐。在23日讲话后那天晚上，他们三人来我住处时，李锐问过我：‘现在我们是否像斯大林晚年?’我说：‘不能相比。”’这就像一颗炸弹似的，会场顿时哗然：居然把毛主席比作斯大林晚年，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虽然没有精神准备，但由于多日来已经惊心动魄惯了，算是沉住了气，就一五一十将23日夜的情况讲了一遍。(《庐山会议实录》，第281页)

黄克诚自述完全印证了李锐的回忆：“大约在8月10日，组里正在追问7月23日晚上周小舟、周惠、李锐到我那里到底谈论些什么。这时罗瑞卿带着李锐到我这组来参加会议。我马上紧张起来，心想一定是那天晚上他们说的话被揭露了。这里最关键问题议论是毛主席像‘斯大林晚年’那句话……组里正在穷追此事，我想，人家指明问那天晚上的事，我是中央委员，怎么能对组织隐瞒，只好如实说了那晚的前后经过，并说明我认为说话人并无不良用心，只是一时的冲动失言。”(《黄克诚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8-259页)

谁也没有料到，这个阴差阳错的情节，揭出了“斯大林晚年”这个“爆炸性”的问题。接下来狂风骤雨般的批判和穷追猛打式的逼问，令李锐忧心忡忡：会议继续追逼下去，会牵连田家英等人。情急之下，李悄悄对薄一波谈了想法：由他作交代、作检讨，人事关系只到周小舟、周惠、黄克诚为止，因为这些已经众所周知，无可隐晦，绝不能再扯宽了。薄很赞同，还要他“先发制人”。《会议实录》，第285-286页)李锐这才写了检讨。

如此重要的背景，“谈话”只是轻描淡写地提了一句“黄老在小组会上讲出了‘斯大林晚年’的问题”，而不详细交代事情的原委，却渲染所谓“突然”转弯，给人印象似乎是李锐别有用心。

二周是如何“陷入被动”的?

据李锐回忆，他是8月11日上午交出检讨的，题为《我的反党、反中央、反主席活动的扼要交代》。关于这一点，李锐在书中已有回忆，坦承检讨的“内容主要是在山上同二周之间交换过的各种意见，直到23日夜晚的活动”。(《庐山会议实录》，第286页)“谈话”称，正是李锐以“同案犯”的身份所做的这个发言，让周惠和周小舟“陷入极大的被动”。

如李锐所说，他的检讨的确交代了周小舟、周惠的一些言论，这是周小舟(肯定也包括周惠)对李“极其不满”的原因。如前所述，李锐当时的考虑是他和二周的活动已经“众所周知”，“无可隐讳”，但不能让人再追查下去，因为有可能牵扯出田家英、胡乔木等人，那样只会使事情更加复杂。此举实际上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将事情做一个切割，避免引发更严重的后果。事后看来，李锐的想法或许过于天真，但其本意不是陷入于不义。何况李锐的检讨除了交代二周，还交代了自己的情况。几十年后，李锐感慨：“不料我这点‘苦心’，使得周小舟极其不满，因为我曾同他谈过一些田、胡同我谈过的东西，他认为我‘言不由衷，推卸责任’……这些细节已无关紧要，但也说明当时情况的复杂。‘坦白交代’的分寸也是一种‘艺术’，多么难于掌握啊!”(《庐山会议实录》，第286-287页)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周、周、李而言，庐山会议期间最要害的问题，是7月23日之夜关于“斯大林晚年”的私下议论。揭出这个问题，才是二周(其实也包括李锐)“陷入极大的被动”的关键。

8月10日上午黄克诚、李锐先后交代后，周小舟所在的第二组即追逼周小舟。有人问：黄克诚同志交代，周小舟、周惠、李锐三同志说，现在是不是达到斯大林晚期，中央有没有集体领导，现在反右会不会出乱子?这些话你都说了没有?周小舟答：我说了。接着周交代了那天晚上的言论：“二十三日晚上到黄克诚同志那里，我心情紧张。李锐和我讲得多，周惠讲得少。讲到毛泽东同志这样讲，是什么道理?这样突然，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我认为庐山会议原来提出十八个问题，现在不提了，只提反右，并提彭的信是反总路线的纲领，我有抵触。还讲到党有分裂的危险；主席对彭这样的态度，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中间是什么原因?是不是毛泽东同志一时的愤慨?这些事情，中央常委的意见是不是一致的?是常委决定的，还是主席一个人决定的?是否会造成党的分裂，影响到毛泽东同志的威信?当时黄克诚同志说，不能这样看，主席的话是有道理的。”(《庐山会议实录》第283页)周惠也在当天承认自己“陷入了军事俱乐部”，一如他在检讨里所说：“我始终是隐瞒了最重要的真实情况，直到八月十日下午听说黄克诚同志已开始交代‘斯大林晚年’的问题，这时我才被迫地放弃蒙混过关的念头，改变原来避重就轻、能瞒一点就瞒一点的根本不够一个党员品质的错误态度”。(周惠：《我的反党错误》，1959年8月14日)周惠自己当年的检讨说得再清楚不过了，他是听说黄克诚交代之后，才“被迫放弃蒙混过关”的念头，交代出“最重要的真实情况”的。

“最重要的真实情况”都揭了出来，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让他们“陷入极大的被动”呢?可以肯定，对周小舟、周惠(无疑也包括李锐)而言，8月10日才是他们的“黑色星期五”，他们正是在这天“陷入极大的被动”的；而李锐第二天才写检讨，显然与此无关。

“谈话”还称田家英不需要他(指李锐一笔者注)保护，毛和田情同父子。“情同父子”的比喻是否准确、是否严肃，另当别论。只说李锐担心牵连田家英一事，连对李锐不满的周小舟当时也承认。周小舟在给毛泽东的信里说，“他(指李锐一引者注)的用意是乔木、伯达、家英、冷西等同志确实都是好人，不要连累他们，并且又把事情弄得愈来愈复杂。他的交代不谈到这些，我认为这一点用心是善良的”。(周小舟致毛泽东信，1959年8月13日)周在书面检讨里的这番话是否发自内心，笔者不好妄加猜度，但它至少说明了一点：李锐的初衷，确实想避免牵连田家英等人。

李锐“夜闯美庐”?

第三件事，“谈话”称李锐在检讨的前一天也许前两天，夜闯美庐，跪在毛的床前，检举揭发“军事俱乐部”问题，说彭德怀和张闻天确实曾经串联，彭写给毛的信事先给张看过，最有刺激性的那句话“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就出自张的手笔，而张的发言事先也给彭总看过。当时张有些犹豫，不想发言了，彭还鼓励他：“真理在我们手里，怕什么?”还说确实存在“军事俱乐部”，7月23号晚上他们也不是单纯去发牢骚，而是去订立攻守同盟，彭也不是在他们快离开的时候才进去，而是早就进去的。彭说受了毛的批评心情很沉重，看来这封信确实干扰了主席，大家今后说话要谨慎，有些话就不要再跟别人说了。

这番叙述，绘声绘色，活灵活现，简直就是一幕电影。这恐怕是“谈话”披露的最耸人听闻的“史实”了!可这是根本经不起推敲的所谓“史实”。据“谈话”称，此事是周惠听周小舟说的，周小舟又是听田家英说的。田、周、周均已作古，这耸人听闻的“史实”竟死无对证!

问题还在于，“谈话”的叙述完全站不住脚。按“谈话”的说法，李锐“夜闯美庐”是在他写检讨的前一天或前两天。如果是前两天，就是8月9日；如果是前一天，就是8月10日。9日晚上不可能，因为“斯大林晚年”的问题还没揭出来。10日晚上也不可能，因为10日上午追逼出了“斯大林晚年”的问题，会议的主持者当即与各小组组长商定，当天晚上各小组继续开会，分别对周小舟、周惠、李锐进一步追查和批判。10日晚上李锐正在小组会上受到追查和批判，如何“夜闯美庐”呢?难道有“分身术”不成?

从李锐8月11日写的检讨看，也不可能“夜闯美庐”。按“谈话”所说，李锐“夜闯美庐”一是揭发彭德怀、张闻天，二是交代7月23日之夜的言论。如果真是这样，第二天李锐写出的检讨一定会有“夜闯美庐”时揭发的那些事情。但事实恰好相反，李锐的检讨无一字涉及“谈话”所说的那些彭、张的活动，甚至连张闻天的名字都未提到。至于7月23日之夜的私下议论，李锐的交代并不比头天周小舟自己的交代多多少。李锐要是真“想反戈一击，立一功”，为什么第二天交出的书面检讨不写“夜闯美庐”揭发的那些事呢?这不是个“立功”的机会吗?反过来说，倘若李锐“夜闯美庐”，已经向毛告发了彭、张，第二天的检讨敢只字不提吗?殊不知，党内斗争中，毛泽东是非常看重文字“证据”的。仅举庐山会议的例子，8月12日晚上，周小舟曾去毛泽东住处谈话。第二天一早毛就致信周小舟，要周写成详细的文字材料。周小舟在给毛的复信中恰好透露了这个细节：“今早十时，接到您的来信，要我写成详细材料。”毛如此看重证据，李锐能不写在书面检讨里吗?这只能说明，所谓“夜闯美庐”，子虚乌有。

还要补充一点，彭、张之间关于“斯大林晚年”的议论，也是在8月10日之前就作了交代的，而且交代得比黄克诚还要早。8月9日下午，张闻天在第二组被逼交代：彭德怀谈到中央常委会上只有毛主席一个人讲得多，别人很少讲话，他一个人说了算。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对反冒进的同志是否一定要采取那种斗争方法，是否只注意了个人威信，而没有注意集体威信。还讲过要注意斯大林后期的危险，以及毛泽东读中国的旧书很多，熟悉旧社会对付人的那套办法，很厉害。第二天，8月10日第四组开会批判，有人追问彭“斯大林晚年”的问题，彭也作了交代：张闻天有两次到我那里去，我与他有些臭味相投。在北京时我们谈过几次，也谈论过南宁会议的问题。张闻天说，他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什么情况也不了解，他不满意。我对毛泽东同志有成见，在政治上、思想上、感情上没有结合在一起，有时候我就受不了，比如在上海会议批评了我，我就不舒服。主席是“斯大林晚年”的问题，是张闻天讲的，可能是在中南海讲的。我听到讲没有表示态度。(参见《庐山会议实录》，第280-281、284-285页)张、彭的交代，李锐都知道，李与彭还分在一个临时小组(第四组)。彭、张自己都已经交代了问题，何需李锐“夜闯美庐”再作“揭发”呢?

“军事俱乐部”的帽子是谁扣上的?

“谈话”还称，“军事俱乐部”这顶帽子“看来很大程度就要归功于李锐”，“没有他的揭发，这顶帽子也戴不上”。这又不符合史实。如前所述，李锐在检讨里根本没有涉及彭德怀在庐山的活动，倒是说过这么一段话：“虽然我同彭德怀同志没有直接的活动关系，虽然小舟同志同彭的勾结我不清楚，黄、彭的关系我也不清楚，但由于以下三点，我是陷入这个军事俱乐部的一员。”(李锐：《我的反党、反中央、反主席活动的扼要交代》，1959年8月11日)莫非这就是李锐对彭德怀的“揭发”?毛泽东就是凭李锐的这一点“揭发”，给彭德怀戴上了“军事俱乐部”的帽子?

事实上，“军事俱乐部”的帽子是毛泽东最早扣上的，而且在李锐写检讨之前早已扣上。据李锐回忆，7月26日以后，由于7月23日之夜的事情被告发，分组会内外已经传开“湖南集团”、“军事俱乐部”的种种议论和传言。(《庐山会议实录》，第168页)如果说李锐所说还属于记忆，那么，毛泽东8月2日致张闻天的信则是白纸黑字的文献：“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毛还挖苦道：“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记了，如是乎跑进了军事俱乐部，真是武文合璧，相得益彰。”(《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99页)也就是这一天，周恩来在会上第一次公开了毛泽东的“军事俱乐部”的说法：毛主席说的军事俱乐部，首先是一个国防部长、一个总参谋长，总是密切合作的了。(《庐山会议实录》，第219页)此后的分组讨论中，批判“军事俱乐部”的声音便不绝于耳。

就在李锐写检讨的前一天，8月10日，毛泽东还在一个批语里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

这些材料足以证明，“军事俱乐部”的帽子来自毛泽东，与李锐的检讨根本没有关系。有一个疑问，周惠当年的检讨交代过这样一个情况：“李锐有一天晚上到我们住处，他说，中央已注意到我们二十三日夜到黄处谈话这件事，说已经起草‘关于反党集团的决议’，他想给主席写信……”(周惠：《我的反党错误》，1959年8月14日)周惠所说李锐写信，就是李锐7月30日写信一事。周小舟当年也提到此事：“在主席提到湖南派的时候，他(指李锐一引者注)听说中央已在起草反对反党集团的决议了。”(周小舟致毛泽东信，1959年8月13日)李锐后来回忆：“7月23日到29日之间，我同周小舟、周惠还是有些来往的，田家英也悄悄跟我联系。有天晚上，田家英来到我的住处特意告诉我，在起草反党集团文件，周小舟在内，让我通知二周，加倍小心谨慎。”(《庐山会议实录》，第171页)二周的检讨和李锐的回忆，都说明7月底以前周、周、李都已经知道起草关于“反党集团”决议一事。而“反党集团”的定性，正是从“军事俱乐部”的帽子来的。1980年代中，杨尚昆接受采访曾经谈到此事：“后来写决议的时候我们几个人(指杨尚昆、胡乔木等人一引者注)商量，说无论如何不能写成个‘反党集团’啊，你乔木也是在啊。后来乔木说是毛主席要他写‘反党集团’，特别是有个‘军事俱乐部’问题提出来后，这个就非‘反党集团’不行了。”(张培森整理：《杨尚昆1986年谈张闻天与毛泽东》，《炎黄春秋》2009年第3期)上引这些!史料表明：扣上“军事俱乐部”的帽子在先，起草关于“反党集团”的决议在后。周惠当年在李锐写检讨之前已得知起草关于“反党集团”的决议，怎么几十年后说是李锐的检讨才使得彭、黄、张、周戴上“军事俱乐部”帽子的呢?一个是当年的文本，一个是后来的记忆，哪个更可信?答案必是二者居其一：要么周惠记忆有误，要么干脆是张文虚构。

张文称，1990年代，周惠曾经对采访他的权延赤说，庐山会议被揪出的“反党集团”，不应该叫“彭、黄、张、周”，而应该叫“彭、黄、张、周、周”。张文的信息来源何处，笔者不知。但这个说法，与事实不符。笔者所见史料，情况恰好与此相反。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对周惠是相当宽大的，不许将周惠划入“军事俱乐部”。8月11日，也就是李锐交出检讨的当天下午，毛在大会讲话，谈到了周惠：“周惠跟他们有区别，这个人据我看，与‘俱乐部’只是沾了一点边，你说他是‘俱乐部’的正式成员，我不相信。”(毛泽东在八届八中全会的讲话，1959年8月11目)毛的讲话确凿无疑地表明，周惠根本没有划入“反党集团”。事实上，庐山会议通过的关于“反党集团”的决议，也没有提到周惠。至于会后的结局，就周、周、李三人来说，周惠算是最好的。周小舟被撤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保留省委委员，下放到浏阳县任大瑶公社党委副书记，直至1962年调任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不是“谈话”所说的“广州分院”)副院长；李锐则被打成“李锐反党集团”，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下放北大荒；只有周惠官居原职，继续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直到1961年调任交通部交通工业局副局长。

庐山教训该如何总结?

庐山会议由“降温”始，以反右终，无疑是毛泽东翻的盘。论责任，也许很多人都有责任，但“很大的责任”、第一位的责任无疑在毛泽东，无论如何也推不到李锐的头上。

说到这里，笔者想提及朱永嘉先生的一篇文章：《说说庐山会议这件事》(以下简称朱文)。朱文比张文稍早流传于网上，也是谈庐山变故的责任的，认为不能把责任都推到毛泽东一个人身上，彭德怀、张闻天、李锐等人表达意见的时机、场合、技巧有缺陷，没有达到所希望的效果，“促成了一场难以挽回的历史悲剧”。朱文从不同视角和侧面分析庐山变故的原因，这种研究方法是笔者认同的，因为它有益于更全面和深入地解读历史(当然，这种分析应该首先建立在对史实准确还原的基础上。就这一点而言，朱文不是没有漏洞)。但是作者把他认定的彭德怀等人表达意见的“缺陷”当做“教训”，而且是“非常沉痛而又宝贵”的“教训”，这样的“总结”笔者不能同意。

彭德怀等人有没有缺陷，尽管可以讨论。问题是，即便有缺陷，把这种“缺陷”作为庐山悲剧的“教训”，首先就同毛泽东的“党建理论”相抵牾。毛泽东早已宣布：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也就是说，毛没有对言者预设任何条件。事实上，毛还多次鼓动党内同志：“批评要尖锐……你不那样尖锐，不切实刺一下，他就不痛，他就不注意。”“我常跟同志们讲，你头上长‘角’没有?你们各位同志可以摸一摸。我看有些同志是长了‘角’的，有些同志长了‘角’但不那样尖锐，还有些同志根本没有长‘角’。我看。还是长两只‘角’好，因为这是合乎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讲话，1955年3月)有意思的是，就在彭德怀写信前的一百天，毛泽东还号召党内同志批评他的缺点，甚至要求学习海瑞：“现在搞成一种形势，不大批评我的缺点。你用旁敲侧击的办法来批评也可以嘛。我送了《明史》‘海瑞传’给彭德怀同志看了。你看海瑞那么尖锐，他写给皇帝的那封信，那是很不客气，非常不客气……我们的同志哪有海瑞那样勇敢?”(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的讲话，1959年4月5日)从毛泽东的公开表达看，他倒是希望党内批评不要顾忌“时机、场合、技巧”。其次还同中共党章相冲突。按照中共党章的规定，党员有在党的会议上或者在党的报刊上参加关于党的政策的理论和实际问题的自由的、切实的讨论的权利，有对于党的工作提出建议的权利，有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工作人员的权利，有向党的任何一级组织直到中央委员会提出声明、申诉和控诉的权利。党章没有对党员行使这些权利附加诸如“时机、场合、技巧”等任何条件。党章还规定，党员和党的组织的负责人如果不尊重党员的这些权利，应当给予批评和教育；如果侵害党员的这些权利，就是违反党的纪律，应当给予纪律处分。(《中国共产党章程》，1956年9月26目)彭德怀等人无论有什么缺陷，至少没有逾越党内批评的原则和党章的规定，怎么能成庐山会议“沉痛而宝贵”的“教训”呢?

庐山之变的关键在毛泽东。胡乔木当时就私下提醒友好：毛提起海瑞的说法不止这一次，实际上还是要求不要出海瑞。(李锐著：《“大跃进”亲历记》下卷，海口：南方出版社，1999年，第473页)一语成谶，庐山之变证实了胡乔木的担心。在党内表达意见，本来是彭德怀等人作为党员所拥有的权利。毛泽东因个人不满彭信，发动对彭德怀等人的政治批判，侵害了彭德怀等人作为党员的正常权利，按党章本应受到批评和纪律处分。毛不仅没有受到批评和处分，反而将彭、黄、张、周打成“反党集团”，对彭等人严加处分。毛能够以一己之力覆雨翻云，深刻的原因是党内铸造了一套集权的权力架构和制度。这个架构和制度实际上赋予了领袖至高无上的权力，领袖因此可以凭自己的意志剥夺他人的权利，而这个架构和制度对领袖几无制约和平衡的机制。党内权力架构和制度存在严重的缺失和弊端。这才是庐山变故的深刻教训。朱文曾谈到庐山会议的历史教训，在于“在党内营造一个和谐的民主的政治生活氛围”。笔者赞同这个看法。应该补充的是，仅有民主的“氛围”是远远不够的，更根本的还在于建立民主的“制度”。不从制度的层面“总结教训”，而去追究彭德怀等人表达意见方式的“缺陷”，甚至以为这是“非常沉痛而又宝贵”的“教训”，笔者以为，这是南辕北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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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做一点说明。张杰的文章在网上流传后，网上出现了一篇“党史专家金春铭”的文章，谈张杰“披露”的“周惠谈话”，对张文多有肯定，并称张是自己的博士研究生。笔者从未听说“党史专家金春铭”，但知道并且认识党史专家金春明。会不会是笔者认识的金春明教授?为核实此事，笔者与金春明教授取得了联系。金春明教授表示，他根本不知道有这么回事，也不大上网，既没有看过张杰的文章，更没有就张文或“周惠谈话”写过任何文章，他所指导的博士研究生也没有一个叫“张杰”的人。受金春明教授委托，笔者在此作出正式说明。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10年第10期　恐怖的“红八月”

1966年9月5日，领导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一期“简报”，标题是“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简报说，到8月底止北京市有上千人被打死。从简报的标题就可以看出，打死上千人被当做红卫兵的“战果”受到赞扬。

本文将报告1966年8月的暴力迫害，并做简略分析。文中事实来自笔者的调查采访。

一、从打老师开始

1966年6月1日晚，电台广播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从第二日起，北京的大学和中学停止了日常课程，用全部时间来“揭发”和“斗争”学校的领导干部及教师。先是用大罪名如“黑帮分子”“三反分子”等对他们作“口诛笔伐”，紧接着开始使用脏话咒骂。到6月中下旬，很多学校里出现了殴打校长和教员的情况。

1966年6月18日，北京大学数十名教员和干部遭到游街、戴高帽子、撕破衣服、在脸上抹黑墨、罚跪和扭打等等。两天后，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做出批示要求制止这种“乱斗”(不是说“不斗”)。后来他被指责为把文革搞得“冷冷清清”。7月26日，江青在北京大学的万人集会上宣布6月18日事件是“革命事件”。自此，暴力殴打“阶级敌人”(当时称此为“武斗”)立即开始流行。

北京大学附中成为北京市最早对学校的领导干部和老师进行野蛮殴打的地方。副校长、化学老师刘美德(女)被剃了“阴阳头”(剪去半边头发)，被强迫在操场上爬行。还有红卫兵把脏东西塞进她的嘴里。有一天她被拉上一张方桌跪下，一个红卫兵站在她身后，把一只脚踩在她背上，由一名记者照相以后，那个红卫兵把她从桌子上踢了下来。当时刘美德怀孕已经很明显。她的孩子生下不久就死了。红卫兵还用塑料包裹的铁条打她和其他老师。她说，那种铁条打在身上，伤痕不明显，但是“疼得钻心”。

“武斗”普遍化的同时，“红卫兵”组织在全国兴起。8月1日，毛泽东写信向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表示“热烈的支持”。二者都是在6月2日出现的学生小组，都积极“批斗”原学校干部、教员，并集中攻击文革前的教育体制，大力鼓吹血统论。1966年8月是红卫兵运动的高潮之月，在全国各学校都建立了红卫兵组织。他们被称为“革命小将”，在文革初期是暴力迫害的主要力量之一。

二、卞仲耘校长——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人

在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今实验中学)的副校长卞仲耘。时间是1966年8月5日午后。同时被毒打的还有该校副校长胡志涛，刘致平，教导主任梅树民，汪玉冰，一共五人。校级领导人中，只有一名农民出身平日不管教学只管总务的副校长没有被打。在长达三、四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中，包括用带钉子的木棒打和用开水烫等残酷手段。卞仲耘死亡，她的身上遍布青紫，还有几十处血窟窿。另外四人也受到了骨折等重伤。

在北京第二个被打死的，是北京101中学的美术教员陈葆昆。时间是8月17日。一起被打的还有该校十多名教员及领导干部。他们被强迫在煤渣铺的校园小路上用四肢爬行，双手和膝盖鲜血淋漓。一名目击者说，爬行过程中，有一红卫兵用穿着军用皮鞋的脚踩碾一名女教师的手指。陈葆昆被迫害致死。

在卞仲耘被打死的同一天发出的中央[66]395号文件，撤销了刘少奇关于制止“乱斗”的310文件。这个文件只有一句话：“中央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批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是错误的，现在中央决定撤销这个文件。”这等于是给红卫兵颁发了暴力许可证。

三、8月18日集会和暴力升级

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红卫兵的盛大集会。普通红卫兵在广场上挥动小红书高呼万岁走过天安门下。红卫兵领导人则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从照片上看，这些红卫兵领导人几乎全是高级干部子弟。大会向全国实况转播。在城楼上，北京大学附中红卫兵彭小蒙(毛泽东8月1日的信中提到她的名字)代表红卫兵讲话。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红卫兵领导人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问了她的名字后，发表评论说“要武嘛”。会后，《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发表了《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一文，文中注明宋彬彬已经改名为“宋要武”。这个学校的红卫兵还把学校的名字改成了“红色要武中学”。

北京大学附中是北京最早开始大规模暴力行为的学校之一，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是北京第一个打死人的学校。彭小蒙和宋彬彬在8月18日大会上的瞩目位置，其中包含的旨意十分清楚。8月18日大会前，在北京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有二人。8月18日会后，被打死的人的数字急剧增长，红卫兵暴力在规模上和程度上全面升级，以致到了8月底，有上千北京和平居民被红卫兵打死了。

8月19日，北京第四、第六、第八中学的红卫兵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斗争”北京教育局和这三所中学的领导干部。二十多人跪在舞台上。第八中学的副校长温寒江，脖子上套着一根绳子，从两公里外的学校一路跑到中山公园去，绳子的另一端牵在一个骑自行车的红卫兵手里。他被打得浑身是血，昏厥过去。教育局长孙国梁被打断三根肋骨。其他人被打得头大如斗，面目全非。从那时候起，剧场和体育馆这些文化场所变成了召开暴力“斗争会”的野蛮血腥之地。

8月19日晚，北京外国语学院附中(在和平门)红卫兵打死了教员张辅仁和张福臻。为了试验他们是否已经死亡，红卫兵先用冷水浇，又用开水烫，看到尸体全无反应才罢手。该校当时有二百名教职员。该校红卫兵负责人在大会上声称这是“杀二做二百”。

北京第三女子中学(后改名为159中学)的红卫兵从8月19日开始连续殴打和折磨校长沙坪。在学校西小院里，红卫兵用皮鞭和捆着带钉子的木棍等，拷打沙坪到深夜。20日上午，奄奄一息的沙坪被拖到学校中院，在有全校师生参加的“斗争会”上，在一千六百多人面前，被殴打至死。“劳改队”中的十多名教师和干部也跪在沙坪旁边一起被“斗争”。红卫兵不断揪沙坪的头发令她抬起头来，她的头发被薅下来。散会后，中院地上有一堆头发；旁边还有一摊血迹，是校长熊易华的。她跪在沙坪旁边，头上压了三或四块砖头，额头被打破。数学教师张梅岩(女)被抄家后服毒身亡。体育教员何世瑾(女)自杀。一位目击者说，她后来还看到打死沙坪的红卫兵(女生)在西城区委大院里挥舞铜头军用皮带打人。

北京宣武区梁家园小学校长王庆萍，在8月19日遭到“斗争”和毒打后被关在学校。她在20日早晨坠楼身亡。她被宣布是“自杀”，虽然没有遗书。她有三个孩子，当时8岁9岁11岁。她的大儿子说：妈妈一定是被推下楼去或者是被打死了扔下去的。如果她自杀，她至少会给我们孩子写信留话。

8月22日，在北京第八中学，学校负责人华锦(女)被打死。副校长化学老师韩九芳(女)背上被打出两个大洞，引起败血症。她的家人设法救活了她，但是留下严重后遗症，终身致残。历史老师申先哲被打后自杀。初一的班主任赵尊荣是22岁的姑娘，也被剃了“阴阳头”。

8月24日，北京第十一中学的红卫兵到该校化学教师唐婉森(女)家搜翻，用木棍把她打死。8月26日上午，红卫兵先把一批老教师剪了“阴阳头”，接着在操场上架起火来焚烧学校图书馆的大堆藏书。他们强迫一批教职员围绕火堆跪下，举起胳膊伸向火堆，广播喇叭里大叫“不许后退”，以致他们的手臂都被烤出大水泡。女校长林瑾被红卫兵推到火堆上，整个手臂被烧伤，40年后伤痕犹在。该校图书馆员沈世敏(女)被剪了头发并在火堆边被烧伤，到医院被拒绝治疗，当晚在家中上吊自杀。数学教师杜兆南被指为“逃亡地主”遣返回乡，卧轨自杀。语文老师王景清跳楼。数学老师李泮请和妻子一起在家中上吊。校医霍岐服安眠药身亡。工友林士慧和陈玉和服毒。这个学校有八人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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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红卫兵在校中打死了三个人：靳正宇，语文教员；姜培良，党支部书记；樊希曼(女)，学生曹滨海的母亲。校长高云被命令站在毒日头下，额头上被扎了一排图钉，还被用沸水浇。

9月8日，在北京第二十五中学，语文教师陈沅芷(女)在关押中被打死。除了打她，红卫兵还把她推到架起来的两张桌子上面“斗争”，然后把叠起来的桌子推翻，让陈沅芷摔下来。这个学校的红卫兵还打死了一名校工。

在北京第五十二中学，语文教师郑兆南(女)被关押在学校，饱受殴打和各种折磨。她死于1966年9月8日，时年36岁。

在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喻瑞芬(女)，一名生物教师，在教师办公室里被击倒在地并被毒打。接着，在光天化日之下，她被倒提两腿拖出楼门，她的头在水泥台阶上磕击碰撞。一桶沸水浇在她的身上。在楼门口的空地上她继续遭到殴打和折磨。两个小时后她死去了。打人者还不满足。他们强迫所有在“牛鬼蛇神队”中的老师围绕喻瑞芬的尸体站成一圈，轮流打她的尸体。

在北京景山学校，传达室的工友李锦坡被打死。

位于北京宣武区的白纸坊中学(文革中改名为138中学)负责人张冰洁(女)被打死。她恳求红卫兵学生：“我有错误，请你们批判。请不要打我。”但是红卫兵继续用沾了水的麻绳和铜头皮带打她，把她打死。

在北京外国语学校，工友刘桂兰(女)在学校礼堂被红卫兵学生打死。教导主任姚淑嬉(女)被剃了头发，被“斗争”和殴打。红卫兵把她和别的老师的头塞进翻转过来的小方凳的四条腿之间，殴打他们。她住在校内，一天晚上来了五拨学生打她。刘桂兰被打死后，红卫兵强迫姚淑嬉和学校“劳改队”中的其他干部及老师抬她的尸体。一位老师说，她和姚淑嬉被强迫各抬刘桂兰的一只脚，当时她真觉得怕极了。姚淑嬉在学校办公楼三楼厕所的下水道拐脖上套了一根绳子上吊自杀。

在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教员杨俊被打死，教员郑之万(女)跳楼自杀。

在北京朝阳区的第四女子中学(现名陈经纶中学)，生物教师齐惠芹(女)被毒打致死。这个中学的校长潘基(女)，被打得几乎死去。

在北京第十女子中学(文革中改名为157中学)，教员孙迪在校中被打死。校长陶浩(女)，手被打骨折，成残疾。

北京第四十九中学语文老师郑育秋(女)，由于“家庭出身不好”被红卫兵打伤，全身肿烂，抬到第四医院(现恢复旧名叫普仁医院)。医院拒诊。她死在走廊石板地上。

马耀琮，北京南苑红星中学地理教师，8月间被红卫兵打死在校园中。

北京还有一大批中学教育工作者在遭到残酷殴打和侮辱后自杀。高万春是北京第二十六中学的校长。1966年8月25日，该校红卫兵在校中“斗争”了46名教师。高万春被五花大绑，跪在铺有碎石的凳子上。他几次被打翻在地又被拉上凳子再打。高万春在这样的“斗争”之后“自杀”，时年42岁。这个学校同时期还有一名老教师跳楼，幸而未死，摔断了腿。1966年6月7日执掌该校的“工作组”组长李淑铮(女)在“工作组”被下令撤出后也遭到残酷“斗争”，她喝剧毒杀虫剂自杀，幸而及时被送进医院没有死。李培英(女)，北京社会路中学副校长，被打并被关在学校中。她浑身被打得血肉模糊，8月27日在关押她的房间的暖气管子上吊死。彭鸿宣，北京工业学院附属中学校长，被打被关，自杀。萧静(女)，北京月坛中学校长，她在被毒打后跳烟囱自杀。北京第二女子中学的体育教员曹天翔和语文教员董尧成(女)，被殴打侮辱后，跳楼自杀。北京第65中学的化学教员靳桓跳楼自杀。汪含英(女)是北京第四中学的地理教师，被剃了“阴阳头”，她的丈夫苏庭伍是数学教员，当时借调在北京第一女子中学，在被“斗争”、抄家和“遣返”即驱逐出家后，他们夫妇一起在北京的香山服杀虫剂“敌敌畏”身亡。北京第一女子中学的校工马铁山上吊身亡，英语老师傅敏投水未死。白京武，北京第四十七中学美术老师，在该校“劳改队”中遭到毒打后，投河身亡。北京第三中学的语文教师石之琮(女)在龙潭湖投水身亡。北京矿业学院附属中学语文教员朱鸿志遭到毒打后被关在学校教学楼里，夜里在楼外小树林中上吊身亡。房山县房山中学的校长王哲在饱受折磨后“自杀”。王哲死后，红卫兵强迫该校其他“牛鬼蛇神”跪在王哲的尸体前面，一起被“斗争”。北京通县第一中学负责人程珉遭到残酷“斗争”后被逼“自杀”。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一位生物老师割破动脉自杀，姓高，名不详。北京第二中学一级数学教师路彦被驱逐到农村后死亡，地理教师袁之俊和电工师傅许殿举自杀身亡。当年的学生记得许师傅从学校教室楼上头朝地扎下后尸体横陈在水泥地上的景象，记得他穿的是蓝色的衣服。在北京第十一女子中学(文革中改名为165中学)，体育教员哈庆慈(女)遭到红卫兵“斗争”和毒打后，在该校后排楼的四楼跳楼身亡。和她一起遭到残酷折磨的有女校长张燕筹和女教师邓婉瑚等人。该校还有一名男性工友在同一时期遭到折磨后跳楼。清华园中学的校长项凯被关押在校中，被打得死去活来。该校教军体知识的老师李凯从学校的教学楼上跳下来身亡。

在北京第十九中学，高中语文老师宋继瑞(女)，看到别的老师被剃阴阳头，她在宿舍里用绳子把自己勒死，死时三十多岁。初中化学老师阎凤卿(女)，父辈几代开照相馆(颐和园照相馆)，有很多老照片，被认为是“封资修”的东西，被抄家，她被关在学校教学楼一楼楼梯下的小间里，那里黑不见光，顶是斜的直不起腰，原来用来放扫帚簸箕之类。她在那里把自己勒死。死时只有二十多岁。

退休教师也被打。贺定华(女)，66岁，退休小学教员，住在北京安定门外六铺炕地兴居40号中国农业机械化研究院宿舍北楼二楼。1966年8月27日被外馆中学的红卫兵打死。她头发被剪掉，浑身青紫，头颈上有一道很长的刀痕。她的丈夫姚剑鸣同时被毒打未死，被驱逐到安徽宿松县梅墩乡，1968年7月上吊身亡。

北京第三十中学校长王生瑁，被红卫兵学生殴打以后，又被从楼梯上推下来导致死亡。这个学校的中共支部书记孙树荣的眼睛被打瞎一只。北京翠微路中学校长黄国英，被打瞎一只眼睛。北京第三十一中学的党支部书记宋克被毒打和关押后在8月30日服大量安眠药自杀，侥幸未死。北京回民中学校长李玲善被长期残酷“批斗”后精神失常，却被说成是“装疯卖傻”。他在七十年代走失，不知身亡何处。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校长安丰均遭到多次毒打，被打断了三根肋骨。

在北京的大学和小学，也发生了大量暴力行动，总的来说不如中学残酷，但也极其严重。

1966年8月24日下午，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派卡车从12所中学运送红卫兵到清华大学(据一名附中红卫兵领导人说是清华大学红卫兵要他们做的)，在那里他们殴打了清华大学的学校领导人和教授们，还抄了一些人的家。清华大学红卫兵也动手一起打人。在无线电系的几个教师干部被打后，血流在地上。有学生围绕地上的血迹画了一个圆圈并在旁边写了“狗血”两个大字。那一天傍晚，红卫兵拉倒了校园中自色大理石建造的“清华园”牌坊(现在的牌坊是文革后照原样重建的)。他们挥舞棍棒皮带，命令“劳改队”中的教授和干部搬走沉重的石块。水利系教授黄万里那天被剪了“阴阳头”，还跪在地上被打，又被抓到牌坊那里搬石块。那天夜里，清华大学和清华附中的校级干部全部被关在“科学馆”中，被一个一个地拉进一个小房间拷打。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何万福被“斗争”后，8月13日身带遗书在龙潭湖投湖身亡。8月28日，中文系老教授刘盼遂和他的妻子梁秋色(家庭妇女)在市区西单附近自己家中被红卫兵打死。中文系教授叶苍岑和妻子在该校位于市中心西单的教工宿舍内遭到红卫兵毒打，他的妻子被打死。

北京铁道学院(现北方交通大学)俄语教授张剑飞，家住铁道学院教师宿舍54区二楼，8月27日晚7点钟被铁道学院红卫兵从家中抓走，和另外10名教授一起被毒打到夜里12点，然后被送去海淀公安局关押。他肋骨折断，大量尿血，呼吸困难，在9月5日死亡。在这种恐怖中，该校一名教授和妻子孙启坤(退休会计)逃出学校。8月27日孙启坤逃到城中人民大会堂西侧南文昌胡同六号弟弟孙菊生家中时，在那里被中学红卫兵打死。

北京戏剧学校校长江枫(女)在学校遭到“斗争”，被殴打和侮辱，回到家中又遭14岁的养女殴打后“自杀”身亡。戏剧学校教员、京剧演员叶盛章遭红卫兵毒打，8月30日在北京东便门护城河投河，9月3日发现了他的尸体。

小学教员也遭到侮辱和毒打。8月24日，北京崇文区西花市大街小学教员鄂少琪(女)被“揭发”有“对党和社会主义不满言论”后跳河身亡；永定门小学教员冯杰民被红卫兵“批斗”后用剪刀自杀。北京中古友谊小学的教导主任赵谦光，在被侮辱殴打后从烟囱上跳下身亡。该校校长白智(女)，被学生按了一脑袋的图钉。赵香蘅(女)，北京史家胡同小学校长，遭到“斗争”殴打，和丈夫沙英一起跳楼身亡。北京芳草地小学校长石子勤，遭到殴打侮辱后，用剪刀戳自己的脑子自戕，幸而没死。在北京第一实验小学，王启贤老师被强迫跪在地上，吃煤渣。在玉泉路小学，有四名女教师被学生红卫兵剃了“阴阳头”。

8月27日，北京宽街小学的校长郭文玉(女)和教导主任吕贞先(女)在同一天内被打死。郭文玉的丈夫孟昭江也遭毒打，两天后死亡。邱庆玉(女)，北京吉祥胡同小学副校长，在1966年10月1日被打死。

校园暴力发生在全国各地。在多年的调查中，迄今还没有发现有一所学校没有发生暴力迫害。

四、“黑五类”学生也被打

在学校里，除了校长和教员，家庭出身是“黑五类”的学生也遭到他们的红卫兵同学的侮辱甚至毒打。红卫兵狂热奉行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1966年8月这一“对联”贴遍各处：学校大门、教室门、黑板、板报栏两侧，无处不在。这副对联最早出现于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后来流布全国。8月26日晚，清华附中红卫兵暴打了高三的四名“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还命令他们各写100副“对联”，贴到各处。这一“对联”还做成了“歌”。和另一首强迫所谓“牛鬼蛇神”唱的“嚎歌”一样，这两个恐怖“歌曲”都是北京第四中学的一名红卫兵作的。同时，这副对联也是红卫兵组织成员的资格评定标准。在北京这样的城市，作为城市人口主体的脑力劳动者和商业工作者都不被视为“红五类”，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中学生被准许参加红卫兵，被授予了欺侮虐待其他同学的特权。

1966年8月4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初二(四)班的红卫兵召开“斗争会”斗争同班同学。在这个班的45名同学中，十名“黑五类出身”的学生站在教室前面被“斗争”，一根长绳子绕过这十名学生的脖子，把她们捆成一串。十名“红五类出身”的红卫兵坐在椅子上。其他既不能算“红五类”也不能算“黑五类”出身的学生则在“斗争会”期间被指定坐在地板上。大标语“打倒狗崽子”贴在教室墙上。他们被命令逐个“坦白交代”他们的“反动思想”以及他们的父母的“罪行”，还必须重复说三遍“我是狗崽子。我混蛋。我该死。”红卫兵用拳头打她们，把墨汁泼在她们身上。该校学生排球队长杨友丽，因为球队得过全国冠军后受过校长接见以及她父亲是所谓“托洛茨基分子”，遭到“斗争”和侮辱。她服安眠药自杀，幸而未死，但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在北京一零一中学，红卫兵把校门分成一大一小两个，命令“黑五类子弟”出入只许走小门，并称小门为“狗洞”。初三女学生吴芳芳，父亲是北京航空学院教授吴礼义，当时被当做“家庭出身不好”。红卫兵指控她撕了一张毛泽东纸像。(实际情况是一张毛泽东纸像被风吹落，她正好路过拣了起来。)吴芳芳遭到“斗争”和毒打，红卫兵还把她和上文写到的被打死的美术教员陈葆坤关在一起。她因此精神失常，不清楚人事，不能独立生活，始终由她的母亲照料。

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很多所谓“家庭出身坏”的学生被打耳光被侮辱等等。初一学生万红，父亲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与她同班的男生红卫兵要打她，她逃入女厕所，红卫兵从厕所拉出来。他们强迫她站在教室里的一把椅子上，用铜头皮带打她。打的过程中还有红卫兵把椅子从她脚下突然抽走，使她摔到水泥地上。晚上不准她回宿舍睡觉，把她关在露天阳台上淋雨。朱同是高三学生，他的父亲是“右派分子”，父母已经离婚，他也改用了母姓，而母亲不是“右派分子”。但是他仍然被当做“狗崽子”折磨。他被关在地上积水的小楼梯间内像动物一样被全校学生“观赏”。有一天晚上下大雨，他逃出了学校，爬着回到家中，因为他被严重打伤已经不能走路。

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有相当数量的“家庭出身坏”的学生被打被欺负，他们的私人物件被捣毁。多名女学生被剃了“阴阳头”。杨爱伦，高一学生，文革前功课和文艺活动都好，“家庭出身不好”。她在班里遭到“斗争”，站在教室前面被推来攘去，被强迫写“交代”，还被关押在学校中不准自由行动。一星期后，8月8日，她逃出学校到附近卧轨自杀，被火车撞成重伤，幸而未死。高二学生郭兰蕙，父亲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1966年8月20日是星期六，在红卫兵宣布下个星期一要“开会帮助”实际上是要“斗争”她后，她服毒身亡。

在西城区太平桥中学，红卫兵打死了一名初三的不属“红五类出身”的女学生。这个十五岁的女孩子仅仅因为说了一句“毛主席也不是红五类出身”，遭到红卫兵同学用铜头皮带和棍棒殴打。从下午打到傍晚，红卫兵回家吃晚饭了。她挣扎着爬到一个水龙头边喝了很多水后死亡。她的母亲被通知来校中领死尸，未敢表现出一点怨恨和抵触。

在离北京市中心王府井大街不远的第27中学，一名初中学生被指控把那时必须随身携带的红色塑料封皮的《毛主席语录》本坐在身子底下。红卫兵在初二教室里毒打她。她被打得昏死过去以后，红卫兵说她“装死”，拿碎玻璃往她眼睛里揉。她苏醒过来，继续被打。傍晚时分她被打死。她的尸体被用草席子卷起来运走烧掉了。问到当时的目击者，他们都记得当时的情景，却没有人记得这个女学生的姓名。

在中国人民大学附中，“家庭出身不好”的高二学生宁志平被说成“反动学生”。他被关押在学校里，他的一只耳朵被红卫兵割掉。他到医院把耳朵缝了上去。但是几天以后再次遭到红卫兵毒打，刚缝上去的耳朵被打落。他永远失去了他的耳朵。

1966年8月25日，曹滨海，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高三的学生，和前来他家抄家的同班的红卫兵发生争执。据说他拿菜刀砍伤了一个红卫兵同学。结果，曹滨海被公安局关起来，曹的母亲樊希曼在那天被红卫兵抓到学校中活活打死。曹滨海因此精神失常，以后从未恢复正常。

在北京第十三中学，学生任春林“家庭出身不好”，他喜欢书法，在旧的《红旗》杂志上练习毛笔字，被该校红卫兵学生发现在毛泽东的名字上写了“墓”字。红卫兵抄了他的家，把一条铁链拴在他的脖子上，强迫他从家里像狗一样爬到学校的“红色刑讯室”中。他被关押在那里并且被多次毒打。那个“红色刑讯室”中关押着该校的校长和一批教员，还有一个所谓“黑五类子弟”、初中三年级学生武素鹏。红卫兵把武素鹏捆在一条麻袋里，用民兵训练用的木枪狠打，把他活活打死。

在北京第六中学，高三学生王光华出生于“小业主”家庭，他未得到红卫兵的准许就去外地“革命串联”。他在1966年9月27日回到北京，立即就被抓进学校的监狱之中。他在那儿被十多个红卫兵几次毒打。王光华死于第二天，9月28日，时年19岁。红卫兵命令几个在这个监狱中被关了一个多月的老师把他的尸体抬出了监狱，放进火葬场的运尸车。

由于“红卫兵”组织拥有如此地位，“冒充红卫兵”当时成为大罪名，竟然可以被当做打死人的“理由”。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的红卫兵打死了该校数学教师田钦的弟弟田悦，123中学的学生，他被指控为“冒充红卫兵”。

五、一批房产主被打死

8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红卫兵的“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特别介绍了北京第二中学红卫兵广为张贴的“宣战书”。红卫兵开始到处烧书，烧画，破坏文物，以及开始大规模的抄家行动。红卫兵强迫市民交出他们存有的所有黄金和白银，还在抄家过程中打死了很多所谓“阶级敌人”。北京早已不准“地富反坏”居住，被红卫兵打死的“阶级敌人”中，很多只是房产主。他们拥有自己的住房，或者有少量的房子出租。红卫兵的命令发出后，人们到房管处排队上缴房产证，但是还是被抄家甚至被打死。在这种恐怖中，北京的50万间私人房子全部被没收。

8月24号，红卫兵到北京东厂胡同6号居民左庆明家抄家。他从前开过劈柴铺子，1966年时已经没有铺子，但还有几间自己的房子。租住他们房子的马大娘是个家庭服务钟点工。当时左庆明正好外出不在家。看到红卫兵毒打他年已七十的妻子，马大娘到胡同口给左庆明报信叫他不要回家。红卫兵发现后把马大娘和左奶奶一起绑在葡萄架子上毒打。红卫兵还用开水浇烫她们。四周邻居听到他们在惨叫着被折磨死，然后尸体被丢进火葬场的卡车。那天晚上东厂胡同至少有六个居民被打死。死者中还有一人是技术精良的眼镜师孙琢良。他曾经开过一个眼镜店，并有自己的住房。

8月25日，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学红卫兵查抄崇文区广渠门内大街121号居民李文波家。他住的是自己的房子。他已经在前一天上交了房产证，也就是说放弃所有权。红卫兵说，在抄家过程中李文波打了她们(文革后她们中有人私下承认并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但当时成为红卫兵加强暴力程度的借口)。李文波被打死。他的妻子刘文秀被判处死刑，在9月13日被处决。文革后他们得到“平反”。

8月28日，红卫兵查抄西城区大红罗厂南巷20号。三小时中红卫兵打死了五口人：北京玻璃陶瓷水泥设计院技术员黄瑞五，他的姐姐黄瑞班，他们的母亲陈玉润，外婆李秀蓉，还有一个年老佣人。除了一岁的小孩子被机警的保姆抱出，其他在家的人都被打死。他们没有别的所谓“问题”，主要的“问题”就是他们住的小院是他们自己的房产。

1966年8月下旬，大批被打死的人不标姓名堆在一起被运往火葬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的校长高云和北京第31中的书记杜光，都是在被红卫兵打昏过去以后就送去了火葬场。火葬场的老工人发现他们还没有死，没有烧他们。他们又回了家。当时大量尸体积压，火葬场来不及焚烧，只好在尸体堆上放了冰块，血水横流。一名军人目击者说，那里的气味和情景恐怖至极。一名在9月13日去火葬场的女教师说，那时候那里还是满目尸体，草地上摆得横七竖八，排队火葬。

下图是那一时期北京每日被红卫兵打死的人的数字。

从上图可以看到：李文波被打死后第二天，8月26日，被打死人数从两位数跳到了三位数，从不到一百人变为超过一百人。从8月25日到8月26日，被打死人数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从8月26日到8月27日，被打死人数又再次加倍。在9月1日，被打死人数达到了最高峰，一天内有228人被打死。在此之前的8月31日被打死人数出现了一个小低谷，是因为那一天在天安门广场有红卫兵的第二次盛大集会，红卫兵停下抄家打人集会去了。

9月1日以后数字骤降，因为9月2日中共北京市委发出文件，指出“要用最大努力耐心说服和坚决制止一切打死人的现象”。一个口气并不严厉的书面指示，就立即发生了效果。

当时“内部”的统计是，在北京，红卫兵打死了1，772人。文革后，《北京日报》也发表过这个数字。

在这样的暴力迫害高潮中，8月29日，“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发布了“第四号通令”，其中第7条说：“确实查明，并斗争过的黑六类分子，尤其是逃亡地富分子。除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置外，其余一律给政治上、生活上的出路，这个出路就是限期(于九月十日前)离开北京(如有特殊情况，经本人所在单位及查抄单位批准，可酌情延长)，回原籍劳动，由革命群众监督改造，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

这个“通令”在北京全城甚至全国张贴公布。直接后果是北京城中有近十万人口被扫地出门驱逐出北京，占当时城市人口的百分之一点六。一名受访者说，她家住在东单，夫妇都是工人，因为曾经在一个出租小人书的店里有400块钱资本，这时候被指控为“资本家”，全家被驱逐到山东农村，一个人只准带一个锅一个碗，直到1978年底才获准回到北京。这些被驱逐的人有的在火车上就被打死，有的到了农村没有食物没有住房而死亡。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大规模的由青少年打杀教师和老百姓的事情。在皇帝时代，死刑要经过审理，可以上诉，由专业刽子手执行。文革后有人把文革笼统解释为“封建主义传统”造成的。这种说法不能解释1966年8月发生的红卫兵暴力。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10年第10期　以“左”反“左”酿成的唐河事件

1960年11月23日凌晨1点左右，时任河南省唐河县县委第一书记毕可旦偕夫人刘桂香、二儿子毕剑增及3个女儿一起跳进唐河城郊大寺附近的一口深水井里，原打算一家6口人都自杀身亡。后因毕剑增抓住井里汲水的水车链子爬出来后，到县委院里大喊“救人”，刘桂香先被救出(后因悲伤过度，精神失常，旋即上吊自杀)，44岁的毕可旦及3个女儿溺水身亡。这件事当时成为轰动全国的“唐河事件”或“毕可旦事件”。

当天，唐河县委向南阳地委呈报了“关于反动分子毕可旦的罪恶和对其开除党籍的报告”。文中不仅列举了毕可旦积极推行“左倾”路线的种种“罪行”，还新增了一条“惨无人道，杀害全家”的罪状。说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动分子，他残害了唐河人民，又残杀了自己的亲生儿女，完全丧失了人性，是地主阶级向人民实行绝望性摧残报复的代表人物……据此，县委决定，开除毕可旦党籍，特报请地委批准”。两天后，南阳地委即批准了此报告，这个5天前曾是主政唐河多年的党内一号人物，参加革命和入党20多年的革命干部，不仅被贬称为“没有改造好的富农分子”，“混入革命内部的异己分子”，还被戴上了一顶“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叛徒”的黑色大帽子。

关于毕可旦的为人，唐河不少干部和群众对他的口碑并不错。2010年5月27日下午，现年87岁的杜如楼(当时是唐河一中校长兼支部书记)对我讲：“我对毕印象很好。他作风正派，清正廉洁，经济、生活作风方面都没有闲话。毕可旦从省里调唐河县委并担任第一书记后，一直没有在县委小伙上吃饭，而是与家人一起整天吃粗茶淡饭，在带头不搞特殊化方面唐河县是人所共知的。1959年冬，城关公社党委第一书记罗保全向县委报喜，说反出了几十万斤‘瞒产粮’，当时人们都奔走相告，宣传着此事，我也信以为真，于是就到县委找毕可旦请示。我说，毕书记，听说城关公社反出了那么多粮食，竟弄出了一个地下黑仓库。如果确有此事的话，我想带着一中的学生们参观一下，不知道允许不允许?毕可旦笑着回答我说，‘哪有此事?什么地下黑仓库?是他们借的国库粮冒充瞒产粮，现在我正让人追查处理此事哩!’从这件事上我认为毕还是有点实事求是精神和冷静态度的。至于唐河那年饿死人多的问题，毕可旦虽有一定的责任，但最重要的原因是‘左’倾蛮干的大气候，毕是执行者，也是受害者。……”杜老先生说的是知情者冷静反思后客观公正的看法。

毕可旦为什么自杀，而且还要他的家人及儿女们与自己一起走这条绝路?1980年7月12日，南阳地委向河南省纪委呈送的“关于对毕可旦同志问题的复议报告”中说的是：“民主革命补课运动时，在当时极‘左’路线的影响下，地委宣布令其停职反省，交代问题，毕可旦同志思想压力很大，一时想不开走向了绝路。”这一说法，仅道出了诸多原因之一点点，实际不那么简单和直观。

近年来，笔者通过仔细研究毕可旦自杀前写给南阳地委第一书记林晓的绝笔信，毕夫人刘桂香和长女毕金荣的绝笔信，调阅与毕可旦相关的有关文件、材料，采访了解此事件全过程的当事人，基本上弄清了事情的原委。

客观地说，毕可旦就是一位“乌托邦”式空想社会主义的积极推行者。在县委第一书记这个类似“小皇帝”的位置上，抓起各项工作来虽都是雷厉风行的，可也都是“左”的。1960年11月26日和1961年元月5日南阳地委驻唐河工作组先后两次写给河南省委、南阳地委的“关于唐河县整风会议情况”的“简报”，虽然有把所有问题都一股脑儿推到毕可旦一人身上之嫌疑，但也多多少少看出毕可旦春风得意之时，“左”得发狂和出奇的程度。“简报”中说，1959年秋，唐河县粮食每亩单产仅为182斤，全县秋作物总产仅29,838万斤。县委第一书记毕可旦为了体现唐河县在贯彻中共中央八届八中会议精神，特别是突出表现批判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后的“大好形势”和“丰硕成果”，对下面按实际产量上报的人一律严加训斥，责令重新上报。1959年9月2日，毕可旦在本县召开的各公社第一书记会议上批评说：“现在有人初步打算把15万亩高粱仅按平均亩产120斤上报，这很不像话。我们现在掌握了许多典型地块，都在500-800斤之间，要克服粮食问题上的右倾情绪!”同年11月初，毕可旦到上屯公社张清寨大队检查工作时，对该大队干部向他汇报的高粱亩产可达到240斤(实际已是扩大一倍的数字)很不满意。他在张清寨公社代表会上说：“高粱亩产240斤的说法不实。我的看法，张清寨最多可达320斤，最少也有300斤。”说完此话后，毕问一个包产队长，这个队长领会他的意思，见风使舵说：“我们队有两块好高粱亩产可达到350斤。”结果该大队高粱全按每亩300斤定产，按此测算全大队总产量即可达50多万斤，除能安排好生活外，还可售余粮22万斤(实际仅有余粮6万斤)。1959年11月20日，毕可旦在县委“关于1959年冬和1960年春工作纲要(草案)”中说：“今年在几十年来未曾有过的严重干旱情况下，党领导群众苦战了70多天，彻底征服了自然灾害，取得了高产社更高产，低产社粮加翻的特大丰收。预计全县粮食产量比大跃进的1958年增产33.3％，棉花增产38.8％，油料增产89.7％，出现了不少高额丰产方和高额卫星田，狠狠地批判了‘低产论’和‘稀植论’者。”1959年12月3日，毕可旦在“县委1959年工作总结报告”中说：“通过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促进了秋季的抗旱保苗运动……今年全县秋季粮食产量平均是376斤，比上年每亩净增产68.3斤，总产63,696万斤。”硬是多报33,858万斤“跃进粮”。

1959年9月20日，唐河县委检查组向县委写了一份“情况报告”，反映“城关公社朱庄大队完成征购任务后，群众生活安排不下来，20个食堂现在就都不能保证每人每天平均吃到1斤原粮。王冲食堂243口人，从9月3日至18日半个月内，全食堂只吃粮食111斤，每人每天平均只吃4，3两粮食(当时是16两秤，只相当于2两多)。由于缺粮，又没有其它干菜，全队主要靠红薯叶维持生计。”对于这个关乎许多人生计的“报告”，毕可旦不仅不予重视，反而把它当做了“装穷叫苦”的反面典型大批特批。1959年10月21日，毕可旦在县三级干部会议的总结报告中说：“今年夏季唐河小麦丰收是史无前例的。经过两三个月的抗旱保苗，秋粮也增产了，总产可达6亿多斤，为什么现在却有人闹粮食?这主要是站在富裕中农立场上，有严重的右倾思想。有些同志说，完成任务就不能执行政策，执行政策就不能完成任务。我们说完成了任务，就是执行了政策!”1959年11月初，毕可旦在县委扩大会议的报告中说：“好多事实证明，当前否定大跃进、大丰收的，不是贫农、下中农，而是部分领导干部，本来验收的过程就是斗争的过程，他不去分析。有人给县委汇报有两面性，专门汇报问题，这本身就有问题。因为这种汇报思想本身就是想用这种材料否定县委对大丰收的结论。现在看来，党内肯定大丰收，是要经过一番斗争的。所以，这次会议，仍然是以反右倾、鼓干劲为指导思想，应该是上一次县委三级干部(即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反右倾机会主义)会议的继续。当前，这个问题不解决，粮、棉、油征购工作就上不去，就不能搞好大跃进!”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大河屯公社、城关公社、祁仪公社都把麦种和国库粮食拿出来充当“反瞒产反出来的粮食”来展览，先后报出了反出400万斤、64.3万斤和160万斤的“反瞒产成绩”。搞了几个假经验、假现场会和逼粮会，把全县的反右倾、反瞒产、保征购推向了高潮。县委调查组报告说：“城关公社常桥大队减产50％”，毕可旦闻讯即大发雷霆：“这是否认大丰收，是立场问题!”为了完成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征购任务，毕可旦提出：“拼命干，死了算”，“要发高烧到40度，就是烂掉一批干部，也要确保任务的完成。”毕可旦常说：“在粮食问题上，阶级斗争尖锐极啦!”1959年10月29日，毕可旦在全县粮棉油入库电话会议上说：“在唐河大寺(县大会场)搞了半个月，回去后还翻案，可见有些人资本主义思想是很严重的……粮食工作上不去，就是资本主义当道。对资本主义一定要打倒，打倒后还要再踹上几脚，同时还要狠狠打击富裕中农思想。”唐河县书记处书记张书楷在秋粮征购入库的电话会上说：“认真发动群众，大反右倾，大反瞒产，确保粮食征购任务的完成。”毕可旦补充一句说：“必须完成征购任务，这是对农民的一次改造!”县福利办公室干部钮丹给他反映说：“上屯公社大郭庄大队因粮、棉、油入库死了人!”毕可旦说：“真要是因为粮棉油入库死了人，也没啥!”指示属下给上屯公社党委书记打电话，要他“不要怕”。1959年11月27日，毕可旦在县委扩大会议上再一次强调了征购问题：“公社党委中有人动摇了，认为完不成任务。或者嘴硬心软，工作上不去。大队、包产队主要是个人主义，这反映了两条路线斗争。在征购问题上，就是要先下手为强……社党委下不了手拿东西，是不是怕对不起农民，干劲不足了?”1959年11月29日，毕可旦在桐寨铺征购现场会议上说：“粮食征购属于两大对抗阶级斗争的范畴，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斗争不彻底就是改良派的做法，不是马列主义，我们毕竟还是吃阶级斗争的饭嘛!”这期间，毕可旦还几次开会布置，叫找出几个粮、棉、油任务完不成的“挡道人”，指示向“挡道人”开刀。毕可旦说：“运动起来了(指粮油征购运动)，一定不能挡道，真正挡道的叫干部们揍两下，也没啥!”在毕可旦身先士卒影响下，县、公社主要领导不择手段地狠抓粮棉油入库任务的完成。主抓农业的县委书记处书记李华亭在农业、财贸三级干部会议的总结报告中强调：“1959年仍然是个特大丰收年，有完成征购任务的物质基础。现在征购任务完成的迟缓，主要是因为现在公社干部中有人动摇，大队干部有严重的本位主义，这是阶级斗争在粮、棉、油问题上的反映。县委研究已定，任务少一点也不行!滑、推都拖不过去。不管哪个队，哪个人，哪个社谁完不成任务都不行。谁完不成任务谁就过不了这一关，非处理不行!跑了的回来也要斗争，要开除党籍!”同月，在一次县委扩大会议上，县委书记处书记李华亭介绍了城关公社有人在棉被里装了24斤棉花，一个棉裤里装了8斤棉花，各公社第一书记也介绍了各自发现的类似的典型。对于这样的“典型”怎样处理?几天之后，有了鲜明的态度，李华亭主持召开了棉花征购工作电话会，下边请示说，棉花都装成被子、棉衣棉裤了，怎么办?李当即表态说：“装上也要扒出来!”从而唐河全县上下开始扒掉群众的棉被、棉衣、棉裤里边的棉花，拿出来充当当年棉花任务的疯狂行为。毕可旦常说：“马列主义必须加两分秦始皇才能治县……某些人对第一书记制度不满意也不中。”县委委员、城关公社党委第一书记罗保全更进一层发展为：“只有马列主义与秦始皇手段相结合，才能实行合理独裁”；又说：“心不狠不能治国，手不狠不能治事，面软不能立事。”郭滩公社第一书记在强调完成粮棉油征购任务的会上说：“完不成任务我非喝你们的血，吃你们的肉，砸你们的骨头不中!”大河屯公社党委书记薛云瑞更在会上恶狠狠地说：“完不成任务者，给我照死处整!”“左”祸猛于虎也。所以，笔者认为，后来唐河县之所以在大饥荒的1960年春饿死了9万多人(1990年唐河县志测算)，毕可旦等是有一定的领导责任的。

但从大的和根本方面来说，我认为，首先还应归罪于搞乱思想的三次“反右”和“反右倾运动”，其次是地委的带头蛮干。其三是不合时宜的人民公社和“吃食堂”等管理和生活体制。其四才是下边的胡整乱来。从1957年7月开始到1958年4月结束的“反右派”斗争，南阳专区有14807名敢于仗义执言、说实话的人被打成“右派”或“中右”分子(仅右派就8854名)；接着开展的“批判潘杨王运动”，又有9249个说实话的公职人员、3万多平民百姓遭到批判或斗争(1959年元月30日批潘运动总结报告统计表18)；1959年10月开始的“批判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运动”中，又有1056名党员领导干部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犯有右倾错误的人”(1959年10月28日南阳地委给省委的报告)。三次“大反右”把南阳有胆有识的人批整殆尽，在政治领域内从上到下形成了“左”比“右”好的认识误区。如南阳地委在“批判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扩大会议的情况报告”中，就突出地批判了在粮食产量问题上讲“实”，就是求“低”，就是“右倾”的机会主义思想。尤其批判了在征购工作中强调实际困难，不想方设法予以完成的“右倾情绪”。“批彭”的地委扩大会议上第一遭批判的是副专员朱晓山，仅仅因为1958年底在推荐唐河县城郊公社植棉能手牛桂莲是否晋京展览问题上他和地委第一书记林晓发生了分歧。朱晓山认为牛桂莲报称的亩产皮棉4000斤的棉花产量不可信，不能晋京搞展览。林晓认为真实可信，在郑州搞了一阵子展览后又强行推荐到京里进行展览，这次借“批彭”运动中又为此把朱晓山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专区计委副主任刘文祥在毛集铁矿蹲点指挥“大办钢铁”时，下边给他汇报说：“今日放出了日产生铁一万吨的大卫星”，刘文祥奚落说：“甭说一天炼一万吨铁，就是搞一万吨铁矿石也不可能”，也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粮棉油征购工作中，面对着1959年秋因干旱和大呼隆人民公社体制所造成的普遍减产一半的严酷现实，为彰显“批判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后的“伟大成绩”，地委第一书记林晓在全区秋粮任务已经超额10％的情况下，又主动提出“再增加1000万斤”，使秋粮入库硬是比“大丰收的1958年秋季还多出200万斤”(1959年10月28日地委常委会议记录)。在地委召开的粮棉油入库会议上，专员宋绍良、财贸部长宋子明大批“右倾”思想，还突出地点到了唐河、邓县两县棉油入库仅完成70％，暗示他们可以采取“非正常手段确保任务的完成。”可见，无论是谎报产量，还是征购透底，还是干部违法乱纪都不仅仅是毕可旦的恶作剧。从南阳来说，根源于地委及地委以上的领导机关，错在“反右”，特别是庐山会议后出现的变本加厉的“左倾”蛮干思潮。

然而，“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开始后，南阳地委主要领导人上行下效，摇身一变，以一贯正确自居，把南阳各地普遍大量饿死人的责任全部推卸到县以下各级领导干部身上。他们把4.8万个基层干部视为“坏人”，“蜕化变质分子”或“死官僚”作为“钉子”统统予以“拔掉”，把其中的25143人抓进监狱(南阳地委1961年元月7日的报告)，县以下基层干部被斗、被整的人数一度高达50％以上。1960年11月18日，在两天的南阳地委扩大会议后，毕可旦即被免去县委第一书记职务，宣布他停止工作，反省交代问题。据1980年后担任唐河县委书记多年的惠国庆讲，1960年11月20日，地委常委、宣传部长董宏作为地委工作组组长和新来的县委第一书记安成美，住进了唐河县委招待所。毕可旦出于礼节和有许多工作方面的事也需要给他们交接的需要，专程到招待所看望他们。由于董宏知道省、地委已把毕可旦当做“坏人”和“敌人”，坚决要与其“划清界线”，竟谎称明日本人去桐柏县抓运动，无暇接见。不仅如此，还放出话来，说安书记今晚要准备明日的县委扩大会议，也没空闲与他谈话，这让特别讲求颜面的毕可旦很伤自尊。第二天县委扩大会议开始时，董宏却端坐会议主席的位置上，而且会议开始就把斗争的矛头引向毕可旦，这使毕可旦更感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性。“11月21日、22日两天的县委扩大会议上，有人非采取压制的办法不可，这就使有些问题不具体化，我也难服气。”(毕的绝笔信)会上，不管是不是毕的问题全部都算到毕的头上，更让参加革命20多年一路顺风的毕可旦很难于承受。“说我歪曲政策，这个事情确实有，但最好能具体一些。还有人说我发明辩论等，其实是抄别处的。二月份中有一段时间我确实未在县里具体抓一些事，而现在一些人却提出给我汇报的时间、次数(说的有鼻子有眼)，甚至把给别人汇报的，也说成给我汇报的”；“我的错误确实严重，死人，死牲畜是事实，这是任何人都应该承认的。我的错误一部分是执行性的错误，一部分是我个人胡创而犯错误，这也是事实。现在看来，要全面地弄清楚，最好县委常委的同志能够把前段的电话会议记录稿多看几份，不管是地委的县委的都行。如粮棉油入库问题，孙书记(孙电如，地委第一副书记)把我叫去日噘过几次(即训斥)”；“去年10月贯彻庐山会议期间，孙电如书记一直参加唐河的县委扩大会议。开始发现有干部违法乱纪问题时，我即在县委扩大会议上批评了前毕店公社第一书记李树森同志。可是就在这个会议的前几个钟头，城关公社书记宋德福在斗争一个叫刘丰岩的公社书记时，当着孙书记的面宋就推搡了他几下。孙书记不仅没有批评，反而表扬宋德福斗争人‘有办法’，还说宋德福咱们坐下来谈谈，说积极分子恼了对有的人推搡几下可以理解等。当然我决不是推诿前段工作中的错误，而是把情况摆清楚，可以深一层考虑一下。”以上几段话都出自毕可旦11月22日给林晓写的“绝笔信”。从这些绝笔信中，隐隐约约可以看出在董宏主持和怂恿下，唐河县委扩大会议上一些人不顾客观事实，把什么问题都算到毕可旦身上的极端过火行为，这些做法，对毕可旦被迫走向绝路起了一定的作用。

毕夫人刘桂香的“绝笔信”中也透露出了毕可旦之所以自杀的一些诱因。“俺孩子他爹说，唐河饿死那么多的人，咱还活着干啥?”；原唐河县委宣传部长齐光禄被毕可旦提拔为县委副书记后，有违法乱纪问题，“齐书记违法乱纪严重，不该提拔的提了，他有几条人命，咱可担待不起!”；“前些时，俺在郑州上学的大儿子剑鸣回来说：‘爸爸跳到火炕里了，上海饿死了三个人，法办了十几个领导干部’。我在青岛工作的一个弟弟来信说：‘姐夫这个工作危险哪，责任大。”’刘桂香的“绝笔信”中还说：“现在有人说唐河县饿死人没人上报，都说是他一个人的责任，人家怕，咱更怕!”这些也道出了毕自杀的部分原因。毕可旦长女毕金荣的“绝笔信”中还有这样的话：“今年我父工作中出了错误，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觉得万分惭愧，所以自杀”；当时盛传的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讲的要对出了大问题的地方主要负责人“杀一批，关一批，判一批”的紧张风声，对毕可旦压力很大。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已经被抓，鄢陵县委第一书记已经开枪自杀……这些更使毕可旦如坐针毡。所以，毕在给林晓的“绝笔信”一开头就说得非常清楚：“简单地说，我嗅到了一个气味，暗示性的语调，即要把我的问题当成敌人性质的问题处理。这样我就考虑了，思想上确实开展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我把这两天在地委参加会议所听、所记的笔记翻阅了几遍。你的报告中也提到南阳有几个县的问题在全国也能算上坏典型……李富春副总理就是这样讲的。镇静与震惊相比之后，我考虑，唐河既然是全国有名的问题县，列为震惊那是肯定的。不要等大张旗鼓地处理吧?从现在看，不严厉处理几个有的人也不会同意。”“与其等组织处理，不如自己了断自己”。

综上所述，我把毕可旦自杀的原因归纳如下：身为主政唐河多年的“父母官”，毕可旦对唐河县后来查出饿死那么多的人感到无颜再见唐河人民，也为自己一定要为此承担的重大责任而后怕；县委扩大会议上“墙倒众人推”的世态炎凉现实，不顾事实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他一个人身上，而又不给解释的机会，使他感到很冤枉又很憋屈；省、地委要把他当“敌人”处理的极端作法，外地不少地、县有问题的领导人已经被抓或自杀的残酷现实，使他感到自己在劫难逃；“爱人刘桂香家庭妇女，身体又太坏，觉得再活下去，抚养儿女也将成为大问题，决心跟他一起走”；自己和爱人死后4个儿女无人抚养，“将会成为社会上最受鄙视的人”，今后的日子很不好过，生不如死……所以他就选择了和家人6口一起自杀的绝路。而在这些诸多理由中，我认为主要还由于“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以“左”反“左”，诿过于下，对犯错误干部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不近人情的极端做法。“左”祸害人也害己，这就是毕可旦事件给人的惨痛教训。毕可旦自杀几天之后，唐河县城关公社第一书记罗保全从唐河大桥上跳入唐河水中溺水身亡，邓县文渠公社第一书记郑德恒和镇平贾宋公社第一书记朱保仁等也先后自杀身亡。可见，“民主革命补课运动”时，以“左”反“左”酿成的人命案在南阳并不是个别现象。

(作者为《南阳日报》记者)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10年第10期　农业科学中的权力灾难

最近阅读了上世纪50年代原北京农业大学党总支书记李开鼎的纪实文章“著名遗传学家李景均去国的历史教训”(李开鼎，2003，著名遗传学家李景均去国的历史教训，http：／／www.econ-stage.net.cn)，令我浮想联翩。我曾在北京农大学习、工作30年，回想那些年代不断发生的权力学术灾难，真是罄竹难书。关于苏联和我国遗传学的遭遇，许多作者已有论及，经过事实大体已经昭示于天下。这里我谨就自己所见所闻，加以补充分析。

权力干预学术的近代“中世纪”

苏联从上世纪30年代起对传统遗传学实行的剿灭行动是一场以意识形态和权力干预学术、迫害科学家的极其典型的事件，它和中世纪的宗教压迫科学家没有两样。后来，我国在“一边倒”的国策下沿着“老大哥”那条邪路走了很长一段，给我国的农业科学和生物学，乃至农业生产造成极大损害。

社会主义阵营内的主流意识形态历来是推行可谓纯粹的“‘社’学为体，‘社’学为用”，鄙夷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凡敢于赞扬姓“资”的科技者，皆会被视为异端和不忠。譬如，苏联国内偶尔也会翻译少量国外科技书籍，但编译者总是战战兢兢地在前言或后语中附上一句“本书的缺点是没有(或很少)收入苏联科学家的研究资料”，以宣示他们的“爱国主义”和不忘“贬损”西方。中国到了七十年代则几乎都要在卷首引用一些“批判吸收”、“洋为中用”等“最高指示”以避“崇洋媚外”之嫌，充分说明科技工作者无时不生活在一种“恐惧感”之中。

前苏联在自然科学领域里开展过对诸如相对论、量子理论、宇宙论等学说的批判，其中传统遗传学(即所谓“摩尔根遗传学”)被诬称为“旧遗传学”、“反动遗传学”，遭受的打击最为严重。1949年以后，我国紧步苏联后尘，剿灭被指称为“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切学说，其中最为突出的也是打压、剿灭“摩尔根遗传学”。

为什么苏联和中国要剿灭国际公认的这一个传统自然科学学科呢?这方面方舟子有所论述，他说：“从1928年起，苏联开始强迫建立集体农庄……农业生产受到了灾难性的破坏……迫切地需要……创造农业生产的奇迹……需要一种新的比资产阶级遗传学更先进的……遗传学。……于是……米丘林被树立成了新遗传学乃至新生物学的偶像”。’ 斯大林不仅要充当“哲学王”，而且要“统率”和“指导”自然科学。

李森科是苏联体制下攀附权势的所谓“学者”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极力迎合政治领袖的思想，把“春化”问题与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联系起来，精心组织对植物学家瓦维洛夫院士的围攻，把开展遗传学问题的争论无限拔高成一场阶级斗争。

没有真才实学的“伪科学者”才会借助于权力同时以教条主义的“哲学推理”代替科学实验，来抬高自己打压同行。这种歪风邪气在苏联和中国历来是屡见不鲜的。

在上世纪初叶才发展起来的幼嫩的遗传学难免包含有争议的哲学内涵(生物学是研究生命现象的科学，往往很难用简单的实验和仪器揭示复杂的生命现象并做出结论)，而斯大林本人早在1906年就向往着所谓“新拉马克主义”，认为它符合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李森科以非理性、非实证、反科学、不顾学术伦理道德的态度胡乱否定传统遗传学的肆意妄为，正中斯大林企图贬损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下怀。在这方面，毛泽东在延安时期也早就说过：“自然科学要在社会科学指导下改造自然。”而他所指的社会科学不外乎就是马列主义及其哲学。

李森科的中国追随者

李森科在斯大林的支持和指导下，于1948年发表了轰动一时的《论生物科学现状》。我国的左派学者和许多青年学子(包括笔者个人)，出于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向往和崇拜，开始从相信“传统遗传学”转向拥护“新遗传学”。李森科在上世纪30年代末在苏联“崛起”，而其在中国的最热烈追随者则是乐天宇。1921年，乐天宇曾在“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后来北京大学农学院的前身)读书，1939年赴延安，1941年初以延安“中国农学会”的主委的身份大力传播推行“米丘林生物科学”，1949年初发起组织中国的“米丘林学会”。以乐天宇为院长的华北大学农学院于1949年秋迁京，与北大、清华两校的农学院合并成立北京农业大学。乐天宇受命出任校务委员会第一把手。

之后，乐天宇及其追随者，即所谓“米丘林学派”，立即向传统遗传学发动进攻。他们在1950年代初期利用政治与行政权力，借助于当时“一边倒”的国策和当局对“李森科主义”的政治肯定，打压中国的“摩尔根遗传学派”。乐天宇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与李森科在苏联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

在极其恶劣的学术政治环境中，北京农大一位年轻有为的遗传学家李景均教授被迫于1950年3月出走美国。那时离建国日1949年10月1日才5个来月，离1949年9月北京农大合并也还不到半年。这件震惊中外的事件引起了中南海最高层的注意，乐天宇本人遭到了严厉的批评，并于1951年3月调离北京农大。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说过乐天宇企图占据学术“霸主地位”。这种“定性”有意无意地遮盖了当时的政治历史背景。

1952年6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为坚持生物科学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的署名文章也只是批评了乐天宇的“学阀作风”，而实质上却无条件肯定了乐天宇原来所致力的斗争方向，并再次宣布米丘林生物科学是“生物科学的根本革命……自觉地彻底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于生物科学的伟大成就”。这篇文章肯定了米丘林学派的无产阶级陛质和哲学基础；对传统遗传学仍斥之为“唯心”、“反动”、“为资产阶级服务”、“伪科学”，甚至“法西斯主义的”(乐天宇还没用过这个词汇)，认为中国生物科学的现状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必须为坚持米丘林方向而斗争，要继续系统地批判摩尔根主义对旧生物学各方面的影响，不仅要求用米丘林生物学改造遗传学，还要以此彻底改造中国生物学各个部门。按照这篇文章的观点，乐天宇完全是政治正确的。 乐天宇本人当然也有“学阀作风”，但只有在盛行“一边倒”和“东风压倒西风”的国际国内政治气候下才会如此疯狂滋长。只是这株“恶苗”一时“疯长”得太过分，达到了“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状态，反而打乱了最高当局稳扎稳打地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里抢夺教育和学术领导权的战略部署，造成了相当被动的舆论和人心向背的局面。于是这棵“恶苗”才被最高当局“果断”地“间掉”了。

乐天宇是1924年入党的老革命，老区的华北联合大学农学院院长，他自认为肩负着改造旧大学和领导一场生物学革命的重任。乐天宇1949年9月带领华北大学师生来京合并入北京农业大学(当时并入的还有清华、北大农学院)之前就动员师生说：“此次我们去并校，任务就是要去改造那些资产阶级旧大学和师生”，从而挑动了与北大、清华农学院师生的不和。

气候没有改变，恶苗仍会生长

是不是“后乐天宇时期”一切都平顺了呢?没有。在1952年如火如荼的全国性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许多教授仍因学术观点与官方路线相抵触而被当作政治思想和阶级立场问题严厉批判，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更是如此了。

生物科学界的又一事件是1955年在北京农大召开的“声讨”著名植物分类学家胡先辅大会。那是地地道道官方旨意的显现。胡先骕不但被大会“声讨”和遭受漫骂，而且被阻止进入学部委员的班子(那时的学部委员是指定的)，著作也遭全部销毁。1957年，胡先辅成了不带“右派”帽子的右派分子。但对他斗争的残酷程度，远远超过了李景均在乐天宇当政时期的不幸遭遇。那时候的李景均只不过是因为乐天宇的悍然、粗暴的干预和“围困”，而被禁止继续讲授《遗传学》、《田间设计》和《生物统计》等三门课程。李景均出走到美国之后成了遗传学界的“一代宗师”——世界级的数理遗传学家，担任过“美国人遗传学会(ASHG)的主席”。

1956年8月召开“青岛遗传学会”表面上似乎给摩尔根遗传学派开了一条生路，但实际上仍被当作迟早必须彻底批判和消灭的对象。传统遗传学之所以一度得到毛泽东本人的“支持”，那是因为他急于凸显“百家争鸣”之政策。但是接着的反资产阶级右派运动，把学术与政治挂钩的风气更推向了高潮，使得一些坚持“米丘林遗传学”的“左派”学者得以重振士气，掀起对传统遗传学又一轮进攻。1957年间在官方的报上出现了一些由知名“左派”学者发表的“檄文”，如《粉碎右派阴谋，坚决学习苏联先进农业科学》、《坚定不移地学习苏联先进农业科学》……北京农大有些年青教师，整风时“放”出了一些言论，批评来华推行李森科学说的苏联专家，大多都被打成了右派。

1958年“大跃进”年代，“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唯意志论思想构成了“左”倾冒进的理论依据。除了某些明哲保身和善于顺应潮流的“专家学者”发表了一些有昧良心的捧场话语之外，不肯顺从的专家学者都遭受无理批判，轻者被斥为“思想保守”、“不如农民”的“大草包”，如北京农大的育种学家蔡旭教授和植物生理学家娄成后教授，重者则被当作“白旗”拔掉(遭到有组织的群众性批判)。

较具所谓“学术色彩”交锋的还是那时果树学界一场旷日持久的“保花保果”和“疏花疏果”之争。疏花疏果是果树生产上早已通行的矫治大小年的有效措施。其技术和理论，从形式上当然和“大跃进”的“多快好省”的总路线相抵触，于是被扣上了“资产阶级”帽子，而“保花保果”(实际上应称为“不许疏花疏果论”)，则被授予了“无产阶级”的桂冠。

农业经济是一门社会科学，所以政治批判的恶浪特别汹涌。北京农大召开全校大会批判著名的应廉耕教授是美国农经专家卜凯的“忠实门徒”，是“以卜凯思想为灵魂的反动集团”的“首脑”。应廉耕被撤销系主任职务，他和该校党委委员张仲威都因此被开除了党籍。直到1962年政治甄别时才予平反，承认扣那种政治帽子是错误的。

又一条政治鞭子

这里不能不提的另一个问题是批判所谓“理论脱离实际”的问题。这个问题半个世纪以来在我国不知反反复复地掀起过多少风波!那时“欧美”被当作“理论脱离实际”的同义语，而“苏联”则理所当然地被当作“理论联系实际”的同义语。平心而论，哪个国家哪个社会都会有这一对矛盾。比如，美、澳的农民就常对高校从事基础理论的教授颇有微词，原因是理论研究不可能马上解决生产技术问题。不过那是农民从他们的实用角度误解了科学。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就组织过教授“宣讲团”(按我们的“习惯语”)，向专业农户介绍他们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到技术开发研究的卓有成效的路线。这没有什么奇怪。

乐天宇入主北京农大之后便很快煽起一股“转系风”。他把“农学”、“园艺”、“畜牧”、“兽医”、“农机”、“林学”等归为所谓“生产系”，而把“植保”、“土化”等打入所谓“非生产系”的另册，下令党团员带头从“非生产系”转读“生产系”，从而引起全校大混乱。

“大跃进”年代，报上连篇累牍片面地宣传所谓“高产样板田”，把建立在科学方法论基础上的“田间控因试验法”斥之为脱离实际的“资产阶级学院式”的研究，是“精神贵族”的游戏，并以此对“资产阶级权威”开展大批判。这种胡乱贴政治标签，不讲科学方法的愚昧加野蛮，成了“大跃进”期间“亩产万斤高产田”神话的导因之一。

“理论联系实际”本来是一个正确原则，但当年乐天宇别出心裁地提出“生产教学研究三位一体”的口号，从而混淆了三者的界线，成为他以劳动生产代替科学研究的口实。总结农民经验作为开展研究的方法之一固有其价值，但总停留在“老农怎么说”，实际上就是一种狭隘经验主义的错误。这种错误观念如幽灵般地影响了我们几十年，使我国的农业科学研究大大落后于国际水平。

1958年大跃进，大学里提出“不要迷信权威”，大肆批判、贬斥教授，咒骂他们是“大草包”、“崇洋媚外”。发动学生开大会批判教师的讲稿，组织学生大编所谓“教材”(实为农民经验的抄录配上“八字宪法”的演绎)。有些农学院批判“在课堂里学种地”是脱离实际，于是大搞形式主义的所谓“田头教学”，甚至把黑板搬到水稻田里讲课以示边劳动边教学的无产阶级教育模式。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北京农大的一任校长，部队首长出身的陈漫远仿照“农业八字宪法”的风格，独创了所谓“教学六字方针”——“做、听、读、议、总、写”(即师生一起下放劳动教学，按照“劳动、听老农讲课、读书、学生班上开会讨论、班上搞阶段总结、师生一起编写新教材”的顺序完成整套“边劳动边教学”过程)。在科研上，则提出“从生产出发，大搞科研”，引起了一定的思想混乱。有些“紧跟”的教师曾主张，当前生产上出现什么问题马上就研究什么问题，并对主张进行较长远的科研规划的教师一概斥之为“脱离当前生产”。陈漫远还对科研工作独创了“计(划)、试(验)、观(察)、(成)果、总(结)”的“五字方针”，犹如厨房里需要有“油、盐、酱、醋、茶”那样的大实话。现在听起来可能有点滑稽可笑。但那时“脱离实际”、“不向农民学习”和一些莫名其妙的形式主义，成了随时可以抽打知识分子的政治鞭子。陈漫远的口号和乐天宇的口号完全一脉相承，都是贬低前人积累的知识，尤其是他们指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创造积累的大量知识。他们提倡一切都必须是在当时的生产中学，当时的生产中教，当时的生产中研究，否则就是脱离实际。乐天宇就说过：“农场就是实验室，大自然就是课堂”，“老百姓是唯物论，学者是唯心论”。

可以看得出来，尽管一个大学的“第一把手”换了，不管谁来都一样会搞极左，关键问题是整个政策和政治环境和风向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健康改变。

“理论脱离实际”这把政治鞭子，到了文革期间更是变本加厉。“四人帮”及其追随者们编造的“学农化的不懂施肥”、“马尾巴的功能”(讽刺所谓课堂上讲无用知识)。那时，北京农大批判周大诚(副教授兼党委委员)的猪代谢生理研究是“搞猪公馆”(他为了方便搜集粪便化验而在猪栏里铺设了水磨石地板)；批判张鹤宇教授的“鸭子耳朵研究”脱离实际(后来据说该项仿生学成果受到海军的青睐)。

其实这种“政治鞭子”的最大者莫过于大跃进年代毛泽东发出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最高指示”：“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统统搬到农村去!”，它导致了全国农业院校的大搬迁、大破坏和农业科学大倒退以及广大师生的大遭殃。而所谓“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工、管”)，这种空泛的“大实话”口号常常成了对生产瞎指挥的“理论”依据。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10年第10期　1986年夏:新闻改革的一个重要章节

不到一月，三次吹风

1986年夏天，阅读党报党刊的人们会感觉得到，有一股呼唤新闻改革的清风扑面而来——8月14日新华社播发通稿，题目是“‘报纸会议消息多而枯燥，我们不爱看’读者的意见引起报纸总编辑们的关注”。《人民日报》15日在头版刊登，全国各省市的党委机关报也都刊于醒目位置。稿件在列举了一些报纸统计的平均每月会议消息少则四五十条，多则七八十条的情况后，写道：“有些会议读者很关心，会议精神对面上工作也有普遍指导意义，报纸应该发消息。可是，有相当多的部门召开的会议，是纯业务性的，发了消息也没有多少人看。但主管部门总是说：‘发个消息吧，登报了，说明我们干工作了嘛!”’稿件接着写道：读者对此所以不满意，因为他们看报是为了获取更多的有价值的信息。中宣部副部长腾藤认为读者意见有道理。他说，报上消息多而枯燥的现象非改不可；要改，各级党委要支持，报社自身也要努力，对重要的会议，报社不仅要发消息，而且要精心写作，对确实没有新闻价值的会议消息，报社有权不发——这叫做按新闻规律办报。

隔了3天，8月19日，《人民日报》又在头版刊发消息——为引人关注，做了三行标题，眉题是：总编辑们深感报纸宣传不适应形势；主题是：办好报纸希望在于新闻改革；副题是：增加信息量，扩大报道面，鼓舞读者投身改革洪流。第二天各省市党报纷纷转载。消息的导语是这样写的：全国三十几位省市报社总编辑普遍对自己的报纸不够满意，感到与宣传改革、开放的形势还不适应，大家把办好报纸的希望寄予新闻改革。

20天后，9月8日出版的、由新华社主办的《瞭望》杂志用两页篇幅刊发了“适应改革需要新闻必须改革”的文章。

接二连三的信息，不仅在新闻界引起热烈反响，在其他行业和社会上也引起广泛关注。

这些信息，均来自哈尔滨松花江畔友谊宫宾馆的一间会议室，中宣部在这里召开了“全国省报总编辑座谈会”。作为采访这次会议的新华社记者，这些信息都是我发出的。

这次会议是经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和分管宣传工作的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同意召开的。当时经济上的改革开放正在逐步推进，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又连续提出意见，作为促进改革重要力量的党报怎样进一步发挥作用，成了高层关注的议题，同样也是新闻工作者必须回答的课题。

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中央和省市党报的总编辑们没在一起开过会。这些都是敏锐之人，其中不乏老资格的新闻界前辈，如《文汇报》老总马达、《人民日报》副总陆超祺等，对于形势和责任他们了然于胸，因此对此时此刻中宣部的召集，都格外珍视，也深感责任之重，个个开动脑筋，畅所欲言，议论风生。

对成绩，总编辑们同意中宣部新闻局局长钟沛璋的归纳，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闻工作取得的成绩是显著的，可称之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新闻事业发展的最好时期。

然而，他们更多的是“不满意”，新闻改革必须深入下去。

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要加强，也要改善

党如何加强和改善对新闻工作的领导，如何按照新闻工作的规律、而不是单纯地用行政手段来领导，这是总编辑们集中议论的首要问题。他们认为，党毫无疑问要加强对新闻工作的领导，问题是如何更好地领导、科学地领导。

解放日报老总说，党对新闻的领导，实质上关系到党和国家的新闻政策是什么，党的新闻体制、结构、布局是什么，这些问题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进展不大。原因一是有禁区，涉及敏感问题不少，有些问题难度很大；二是理论准备不足，理论应该走在实践的前面，可现在理论问题没有解决，许多问题仍扯不清；三是新闻改革不是独立的，涉及民主生活、政治生活，民主化进程等等。同时，感到新闻改革有紧迫性。长期以来党委对报纸的考虑基本上是政治需要和工作需要，而不大考虑新闻价值、新闻规律。报纸主要功能是什么?一种认为是党的宣传工具，一种认为首先是传播新闻信息的一个实体。我们在实践中感到，报纸首要还是传播新闻。举个例子，国际上的重要事情国外报纸都在头版突出报、连续报，而我们不仅上不了头版，报的也很简单，上头版的往往是一个厂、一个街道的事。相比国际上的重要新闻和一个厂、一个街道的事，读者对哪个更感兴趣呢?答案是不用说的。可为什么读者感兴趣的新闻上不了主要版面呢?这样办报符合新闻规律吗?

《黑龙江日报》老总认为，上级党委在领导党报的过程中，行政意识和政治意识过强，而文化意识过弱。党报有政治属性，但作为报纸又有其文化属性，在重视政治属性的同时，不能忽视文化属性。同时，现在是改革年代，如何领导好党报还应有改革意识，把它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来考虑，以形成比较开放的传播信息的格局，使舆论进一步走向民主化。

《辽宁日报》老总的看法是，新闻工作需要有个宽松的环境，办报人自己思想很紧，整天提心吊胆，怕捅娄子、怕犯纪律，怎么能宣传和创造生动活泼的局面呢?各行各业都有风险，办报是风险最大的，这可不行。同时，要允许办报的人犯错误，允许有失误，他们不是神仙，应该相信新闻工作者，上面若给报社宽松的环境，报社会发挥主观能动性，会更慎重地把好关。

《文汇报》老总指出，对新闻统得过多、过死，一定要改。比如人民币贬值不能报，结果造成群众逆反心理，贬值登出来有什么不好?无“疏”又何来“导”呢?他还说，对报社干涉多，哪个部门都来指责报社，实质上是政治生活不正常的表现。

与会人员还对“党报是党和人民的喉舌”进行了探讨。因为从理论上讲它们是一致的，可实际上要做到一致不容易，往往重“党”而轻“民”，甚至还有好多“民”在我们的视野之外。从当前的情况来看，报纸上来自上面的声音多，来自群众、基层和专家的声音少；统一的声音多，不同观点、不同学派和流派的声音少，讨论和争论的声音更少；自上而下灌输多，自下而上的反馈和意见少。《新华日报》老总说，要讲真话，把事实告诉群众，也要让群众说话，否则掩盖矛盾，搞愚民政策，不是社会主义的新闻规律。

批评报道少、批评报道难，也是大家热议的一个话题。老总们分析说，批评报道难，主要难在上头。有的领导怕批评报道影响安定团结；有的领导认为批评了他分管的工作，是在他的脸上抹黑；有的领导觉得有问题在内部讲，不要弄到报纸上去“扩大”负面影响等等。《吉林日报》老总回顾说，报纸发表批评报道后总会受到批评，而没有受到过表扬。实际上报纸批评很有用，群众反映很好，对改进工作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党委之所以对新闻管得多、管得细，规定“这个不能报，那个不能报”，“这个这样报，那个那样报”，主要是觉得新闻敏感，影响面广，怕捅娄子。总编辑们说，由于种种原因，报纸确实捅过娄子，给实际工作造成被动。但是靠上头“管住”、“管死”，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让报纸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才能少捅娄子，不捅大的娄子。当然，对“娄子”也要持辩证的观点，不能有点什么事就说捅了“大娄子”，要相信读者和社会的承受能力；而有的“娄子”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用陈旧的观念看是“娄子”，用改革开放的意识看，很可能是创新探索之举。总之，党对报纸的领导应该是方针政策的领导，方向性的领导，而不是管具体的事，该由总编辑做的事要让总编辑去做。

解开自我束缚的绳索

总编辑们集中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新闻战线如何“自我解放”，从习以为常的束缚自己手脚的做法里摆脱出来。当然之所以会“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和一系列政治运动对新闻界的打击和影响有关，和上面管得过严、过细有关，但也不可否认，和新闻工作者的思想观念不够解放有关，和没能紧紧地跟上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有关。大家的共识是，在当前新的时代，新闻界自我解放的潜力很大，空间广阔；新闻界在要求党和政府按新闻规律领导和管理新闻工作的同时，自身首先要按新闻规律办好报纸。

从哪些方面人手呢?

从抓新闻人手。没有新闻，或没有吸引读者关注的新闻，版面上基本都是工作和业务性的信息——这几成党报的惯例，也是读者对报纸最不满意的地方。《人民日报》老总带到会上一份调查，通过对1978年12月到1981年4月刊发的8000多条经济新闻的分析，真正有新闻价值的只占4.3％；读者对《人民日报》的反映是，评论有人看，批评报道有人看，国际新闻有人看，其他则少有人问津。他还评说，新华社虽然每天发稿很多，但能被报纸选用的不多，因为真正有新闻价值的少，有新闻价值又有宣传价值的更少，大量的是既无新闻价值又无宣传价值。

抓时效。新闻的时效性很强，可好几位老总都抱怨说，我们的新闻经常是“马后炮”，甚至“比马后炮还马后炮”，好像新闻晚几天发没有什么关系似的。更有一种看法，认为抢新闻是资产阶级的一套，我们不要学他们。其实在这方面我们远不如人家。在这种情况下，新闻“出口转内销”的怪事也时有发生，国内的事海外报纸先报道，我们再见报。

加强解析性报道。《文汇报》老总说，我们有个毛病，上面讲一句话，传达到下面还是这一句话，报纸做得也不好，不作内涵分析，即使分析也很有限，这怎么行?表面看，“原原本本”传达好像是最负责任，实质上是当传声筒，没做事情，是不负责任的表现。报纸是面向大众的，有释疑解惑的功能，读者也有这个需求。当然，不作解析也有怕说不好，怕承担责任的顾虑。这就要求新闻工作者提高职业素养和工作水准；同时也要有宽松的环境，让他们敢于去做；还要认识到解析报道不是“一次性”的，要连续做，以逐步修正、深化和完善。

要敢于创新。《沈阳日报》老总说，今年开人代会，就找出去年的报纸版面来对，照猫画虎，觉得这样稳当，不易出事，类似这样的观念和做法不改怎么了得!时事在变，而你“以不变应万变”，那新闻的“新”在哪里，新闻和报纸的生命力在哪里?

增加信息量。一些老总说，这些年涌现出了一些小报、包括大报的周末版受到读者欢迎，分析“小报热，大报冷”的原因，主要是小报信息丰富，有看头。但也有一些党报工作人员看不起小报，认为小报的信息档次不高，缺少政治价值、宣传价值。对此，《南方日报》老总形象地说，党报改革要放下架子，“脱下中山装”，真正把读者放在心里，把自己摆在读者之中，向读者传播他们需要的信息，使他们对报纸产生更大的兴趣，从而提高阅读率，否则依然是“官办，官订，官看”，群众不爱看党报的现象仍难改变。

继续清除“假、大、空”对新闻界的影响。改革开放的时代，一切都在探索、发展和变化之中，新闻报道务要与之相适应，坚持实事求是，切忌“求全”，切忌把话说满、说死。

“解铃还需系铃人”。新闻需要改革的地方很多，要将改革引向深入，新闻工作者自身的思想解放是重要的基础。总编辑们表示，要强化“自我解放”、“从自我做起”的理念，喊响这个口号。

读报观念也要更新，

“更新读报观念，不要把党报的报道都认为是党的声音”——这是总编辑们集中讨论的第三个问题。

长期以来，我们的读者形成了一个概念：报纸上的文章都是传达党的指示的，因此要学要用，要当做思想指南和行动依据。总编辑们认为，这种读报观念不更新，也会束缚新闻工作者的手脚，制约新闻改革的开展。我们的报纸是党领导的，报上的内容总体上是根据党的指示精神采写和编排的，有的则是直接传达党的指示，但这并不表明篇篇文章都代表党说话，因为报纸还要反映不同层次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不能要求这些内容都在传达党的指示精神，也不能要求所有创造的经验都必须推广执行。办报人并非圣人，报纸每天出好几万字，登几十篇文章，不能要求一点差错都不出，更不能要求篇篇字字都反映党的声音。此外，报纸上出现一些不同观点、不同看法的文章也要允许，不要动不动戴政治帽子，因为好多事情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定论的，应该展开讨论和争鸣，各执一词也是正常的，读者不要觉得不好理解。报纸毕竟不是党中央文件，也不具有法定的“权威”性质。读者如这样来看待报纸，就为报社创造了有利于改革的宽松气氛。

审慎前行

这些长期耕耘在新闻战线的老总们，深知新闻改革不是件容易的事，它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的组成部分，和政府体制改革又密切相关，涉及政治生活、民主生活、民主化进程等等，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单枪匹马”地“独进”；但是，新闻改革又有紧迫性，否则对改革开放大局的推进不利。老总们决定在前些年的基础上，进一步从自我思想的解放做起，从内部改革做起，从报纸的内容改进做起，扎扎实实地往前走，以取得上级党委和广大读者的支持。

钟沛璋对大家的讨论作了提炼，提出要实现5个转变：变单向为双向，把上对下指导，与下对上监督结合起来；变单功能为全功能，既重视宣传功能，也重视报纸的其他功能；变封闭型为开放型；变指令型为服务型；变灌输方式为交流方式。大家觉得切合实际，也有一定的前瞻性。

主持座谈会的中宣部副部长腾藤，对会议成果作了积极评价。他从国家科委副主任任上调中宣部时间不长，分管新闻。1951年清华大学毕业后他赴苏留学，回国后在清华大学任教，后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再到国家科委工作。他说，他是宣传战线的新兵，作为报纸的热心读者和大家一起讨论。他介绍说，会前曾就改革怎么宣传，新闻怎么改革向启立请示。启立说，耀邦对此也很有想法。小平已连续发表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明确提出在某些方面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以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现在政治体制改革已成了理论界、思想界的热闹话题。但不能刮风，不能急，急了不好，要采取慎重的态度，扎扎实实往前走。新闻改革也是这样，步子要稳。

接着，他指出，新闻改革的目的是为了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的要求，更好地服务于、服从于党的总目标、总任务。在当前，就要很好地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为改革开放服务，是否服务得好，是衡量新闻改革搞得好不好的根本标准。他说，由于新旧体制交替，改革很艰巨，对改革宣传的任务也很重，不能太急，也不能片面，许多改革措施各有利弊，宣传上简单化不行，要抓住改革的每一步做好舆论工作，以提高群众的承受能力，新闻界肩上的担子很重。

他说他很赞同《贵州日报》总编辑刘学珠说的“自我解放，余地很大”这句话。几十年来新闻工作者确实有把自己造成的模式当菩萨拜的现象，束缚了自己的手脚，应该大胆破除旧框框，破了旧框框，新闻改革的天地就广阔了。他鼓励大家，在不违反四项基本原则、不违反党报性质的前提下，放手大胆去改革、去探索，各报可以比一比，看谁改得更好些。他还说，他赞成《新华日报》副总编辑金清中提出的看法，报纸上登什么不登什么，这个权应该归编委或总编辑，报社领导有取舍新闻的权力。现在报上会议报道太多、文件报道太多，真正可读的、有新闻价值的信息太少。对于这种状况，不仅读者有意见，耀邦、启立等中央领导同志也不赞成。什么新闻可以登头版头条，什么东西可以不登，这些事完全可以靠报社自己来定。对于各级党委加强和改善对党报领导的问题，他推崇一些做得比较好的省委的做法：即既关心，支持，又放手，同时加以必要的领导。

这次全国省报总编辑座谈会的信息传开后，在引起热烈反响的同时，也有争议，有不同的看法，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也不尽统一。作为“当事人”，我自然很关心，隐约听到一些，心想：或许有些人觉得会上有些议论激进了、超前了?老总们的有些“诉求”“过”了?但不管怎么样，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为了推进改革开放，新闻单位还是积极而又审慎地从自我做起进行着新闻改革，哪怕是点点滴滴——版面的调整、会议新闻写作的改进和信息量的增加……总之，在努力地往前走。

作为新闻改革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章节，那次座谈会留在了史册里，也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抚今追昔，二十多年前老总们在哈尔滨松花江畔的谈笑风生，常常会浮现在眼前……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10年第10期　读周有光《朝闻道集》笔记

耄耋学者周有光的新作《朝闻道集》，是今年他105岁时出版的一本文集，内容都是他近年所写有关世界文化发展史和世界发展形势的文章。他高瞻远瞩，深刻地谈论着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基本规律，他殷切地希望以此告诉读者世界发展的形势，从而让大家一起来认识自己国家发展的方向和道路。周老为这本文集的命名，显示着他致力于启蒙的殷切期待。

我把这本书读了几遍，很想写好这篇笔记，以利于复读，充分领会周老那些具有生命一般宝贵价值的远见卓识；我体会：它们正好是当今我们亟需理解的科学历史观。

有关这本文集的评语

《朝闻道集》最前面刊登着几位名家赞扬本书的短文，我觉得它们十分有助于我自己对这本文集的领会，特首先把其中最精彩的评语摘录下来：

1　“周老先生的这部《朝闻道集》，是在学贯古今中外的基础上的新审视、新思考、新创造，它冲到了当代思想文化领域的最前沿。”

2　“他对中外典籍、历史、文化以及最新的学术成果和资讯作了广泛而深入的考察和研究，站在思想的前沿，以全新的学术眼光，提出了一系列独特的解读和诠释，为人们打开了一扇高远清新的思想窗户，看到了一个精彩纷呈的文化新世界，并将引导人们进一步追问和思考。”

3　“他兼有俯瞰全球的文化视野，百科全书式的知识背景，语言大师的精通文字，历史老人的清明睿智，现代公民的社会关怀，知识分子的批评精神。”

这些评述道出了这本周著的特色和主要意义。

关于世界文化发展的规律

《朝闻道集》着重谈论文化，这里的文化是一种大文化的概念，是指人群活动和人类社会发展中最根本形态，它不仅包括思想意识形态，也包括经济、政治等活动多种变化的形态。就人类文化发展的步骤来说，主要有三个方面：一、经济方面：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到信息化。二、政治方面：从神权政治到君权政治到民权政治，简单地说，就是从专制到民主。三、思维方面：从神学思维到玄学思维到科学思维。世界各处“发展有先后，殊途而同归”(《朝闻道集》第95页，下同)。它们也就是“历史发展的轨道”。(120页)

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共同的一般规律，各个地区又有各自的发展特色，特色不能否定一般规律。(97页)

人类文化就平面分布和水平移动来说，有四种传统文化，1　东亚文化；2　南亚文化；3　西亚文化；4　西欧文化。东亚文化、南亚文化和西亚文化合称东方文化。(93页)就层次重叠和前进发展来说，还有地区文化之外不分地区的共同文化叫国际现代文化。国际现代文化是世界各国“共创、共有、共享”的共同文化，正在突飞猛进，覆盖全球。目前每个国家都生活在传统文化和国际现代文化并存的“双文化”时代。

国际现代文化以科学为主流。西方科学发展较早。国际现代文化中含有西方成分较多，但其他传统文化对国际现代文化都有重大贡献，不可低估。(94页)

“双文化”新旧并存，相辅相成，自然消长。传统文化发扬精华，淘汰糟粕；现代文化吸收众长，青出于蓝。

不同文化相遇，可能发生三种情况：1　并力、互补；2　融合、更新；3　排斥、冲突。文化冲突有广狭两义：广义指知识差距的冲突；狭义指宗教迷信的冲突。以专制对抗民主是神学文化和玄学文化同科学文化的冲突。“9·11”恐怖组织摧毁纽约世贸大楼是宗教迷信的文化冲突。(117页)

不同文化之间和谐是常态，战争是变态。如何永久和谐共处，是全球化时代人类面对的最大问题，也是难于解决的问题。欧美提出的理念是：世界多极化，容易发生战争，世界一体化，容易和平共处。欧盟是一体化的尝试，获得重大成功。国际共同文化和地区传统文化的“双文化”结构，提供了长期和平共处的重要条件。(119页)

现在美国是资本主义和现代文化的主要代表，它就经常受到不同文化如戴高乐主义、共产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等的攻击。

多元文化和谐共存必须有共同的交通规则。我国参加“世界贸易组织”，跟世界接轨这一步的效果已经非常明显。(120页)

我国华夏文化的演进

华夏文化源远流长，从甲骨文算起，有3300年的文字记载，经过原始的卜巫文化之后，从春秋到清末2500年中，以儒学为主轴，经历了四次演变：先秦的百家争鸣，汉代的独尊儒术，唐代的儒佛并重，宋代和明代的理学传布。清末以前，华夏文化为历代帝王服务，当年的经济基础是农业和手工业，都曾稳步发展，并有培育五谷，养蚕缫丝，采焙茶叶，制造瓷器，发明纸张等重大创造，造福人民，惠及邻邦。近代以前，跟西欧、西亚和南亚相比，华夏文化和东亚文化毫无逊色，或许略胜一筹。(16-17页)

华夏文化在过去多年期间，包含多种学说和宗教。儒学即孔孟学说，它以“仁”为中心思想，以“礼”为行为准则。孔子有教无类，诲人不倦，培养人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建设礼仪之邦。这学说实事求是，朴素无华。但汉代董仲舒将儒学教条化和虚无化，把人际关系纳为三纲五常，更偏向于为皇权服务。佛教从印度传来建筑术、天文学、数学、医学、语文学、因明学以及使人耳目一新的音乐、舞蹈、文学，使唐代多元文化大放光明。到宋代和明代，儒学演变为“宋明理学”，把儒家的纲常名教提高到神圣天理的玄虚程度，失去了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

华夏文化既有光环，也有阴影。老子宣扬愚民哲学，理学提倡玄学，距科学的实证精神格格不入。过去以农立国，小农生产，重农轻商，厘金盘剥，经济受封建的重重束缚，无法扩大再生产。

过去“格物致知”的思想没有发展为科学，“民本思想”也没有发展为民主。清末革新派提出的改革原则“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实际是封建为体，枪炮为用；体用分裂，就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分裂，这不符合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名为革新，实则保旧。

为封建制度服务了2500年的华夏文化，要想转化成为现代文化，那是一场脱胎换骨大手术。只有清算过去，方能开创未来。

人类历史演进的轨道

《朝闻道集》里有一篇文章《人类历史的演进轨道》断言，“人类历史从刻符和岩画来看，有一万多年，世界各个民族都在同一条演进轨道上竞走，有快有慢，有先有后。有偏离轨道、重又回归，有道外徘徊，终于上轨。”

文章着重研讨现实阶段和理想阶段的关系问题。这里最重要的理念是不能"Vl空想为现实，以落后为先进”。

文章指出：“苏联结束，档案公开，开始了苏联问题的深入研究，历史学家们恍然大悟，苏联走进了历史的误区，消灭地主和富农，消灭资本家和旧知识分子，实行农业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火工业，这都违反历史常规，结果发生大饥荒和大清洗，自残自戕，自行消灭。”

苏联瓦解的原因也就是苏共书记久加诺夫所说的“一党专政，三大垄断——垄断政治，垄断经济，垄断真理。”还有苏联创造了“共产主义特权阶级”。

同一篇文章论述“美国何以一枝独秀”，美国发展依靠民主和科学。自然科学领先，社会科学领先。美国实行福利制度，劳资两利。

文章断言“资本主义不是有利无弊，而是利弊共生，发展越快，流弊越大；波浪起落，周期往复。”

中国将怎样演进?文章认为“放弃阶级斗争，走向改革开放，参加世界贸易组织，这是参加世界一体化的第一步。”

文章断言：社会主义是理想，资本主义是现实，理想和现实，性质不同不能相提并论。(38页)

另一篇文章指出：其实，马克思讲得很清楚，建设社会主义必先建设资本主义，要先达到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还要联合全世界的工人阶级一同建设社会主义。

文章还说明：“人类已经不能没有理想了，没有理想就失去精神支柱和前进方向。但是，抬头仰望理想的时候，必须低头看清楚前进的脚步，不可把理想捧上天堂，把现实贬入地狱。”(6页)

全球化一往无前，天地无阻

《朝闻道集》的重要文章之一是《全球化巡礼》。这篇文章论述世界发展的新趋势。它指出：人类历史是不断的聚合运动，全球化是人类聚合运动的新阶段。全球化由工业化而发育，由信息化而成形。

全球化的初步成果是：交通高速化、信息网络化、贸易世界化、生产外包化、工厂无人化(机器人工作的工厂叫无人工厂，无产阶级不是越来越多，而是越来越少。股票制度产生持有股票的工人阶级，劳资区别模糊了)、文化国际化。

二战之后产生许多国家的联合议会组织——联合国。欧洲二十多个国家产生了欧洲联盟(欧盟)。苏联瓦解后，独而又联，1991年成立“独联体”。2007年，中国、俄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成立上海合作组织。1951年东南亚国家成立东盟。2002年，非洲53国成立非盟。阿拉伯国家2005年有个松散的联络机构阿拉伯国家联盟。地区联盟应当是全球化的基础组织。

世界各国，发展极不平衡，将永远在不平衡中共同前进。(72页)

经济全球化对人类生活贡献最大。工业外包使后进国家发展了工业，扩大贸易使进出口双方大幅度增加收入，观念大变，过去反对资本侵略，现在欢迎外资来临。如今世界至少有一半人口提高了生活水平。21世纪的和平演变正在发展。(98-99页)

几句结束语

《朝闻道集》内容近百篇文章，篇篇立论精深，需要认真领会。这篇笔记着重记下了这本书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我认为它们是实事求是的历史观、科学的历史观；认识它将有助于了解现实世界和我们自己国家发展的道路。

马克思是一位历史学者，他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演进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论述，都只是历史研究的推论，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因此，苏联否定资本主义制度这个历史阶段，企图建立直接通向共产主义的“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结果搞成了封建社会主义，没有民主，没有法治，没有繁荣的市场经济，失尽民心，终于全部瓦解。关于苏联的解体，《朝闻道集》有专论予以认真的分析。

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发展过程，这本文集也有专论，足以辨明许多是非问题。文集还分析当今的俄罗斯正在从头建设资本主义。

可以说，《朝闻道集》确实为读者打开了一个认识世界的新天地，我将把它当做反复阅读的“座右铭”。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10年第10期　关于卞仲耘之死的匿名唁函

1966年8月5日下午，卞仲耘校长在北京师大女附中校园被红卫兵活活打死。

1966年8月9日中午，我在悲痛中收到一封署名北京“师大女附中一教师”的紧急匿名唁函。

这封唁函的起草时间是1966年8月8日下午2点。信中陈述了卞仲耘遇害的全过程。这是第一份，也是第一时间陈述卞仲耘被惨杀真相的文字。

据其他几位受害者和目击者后来揭发，卞仲耘同志被折磨、杀害的经过，比这封信里揭露的还要野蛮，残酷得多。

在当时极其险恶恐怖的血腥局势下，这封信不得不用特意改变了的笔法和字体写成。卞仲耘遇害时极其可怕的情景被清晰记录和见证，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阅读这封匿名唁函时悲愤交加的心情。

这封匿名唁函告诉世人，即使在文革最黑暗的时刻，仍然有人敢于立即做出自己的选择，抗议邪恶。

信寄到我手中不久，女附中有人前来追查，凶恶地迫令我立即交出此信。我当即坚决拒绝。

1978年6月3日北京市中共西城区委员会印发《关于卞仲耘同志昭雪的决定》的文件。

1978年8月5日，在八宝山举行的卞仲耘追悼会上，《关于卞仲耘同志昭雪的决定》与这封《匿名唁函》，作为悼念文件在追悼会上向800多名与会者分送，以告慰死难者卞仲耘同志。 44年过去了，我一直郑重保存着这封匿名唁函原件。今天，我想通过《炎黄春秋》向当年发出这封匿名唁函的师大女附中张静芬老师表达我和我们的孩子们对她的衷心感谢。

2010年8月5日

原件一、《匿名唁函》全文

老王同志：

老卞在女附中为党工作十七年，她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心里清清楚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老卞同志就被活活打死。据亲眼看见的人说(我们在楼上开会没有下去)：她临终时浑身血迹斑斑，伤痕累累，肩膀肿得老高。在入夏以来最热的一天，她被很多带钉子的粗木棒和板凳腿乱打，罚她下跪就下跪，罚挑土就挑土。她和胡志涛、汪玉冰都挑不动(很大的筐)，挑不动就乱棒猛击头部、上身，肉都被一块块带下来。(胡志涛说，这是违反政策的。后来就被用绳子捆起来手。)(现胡汪都住进了医院)后来又被罚去扫厕所，在刚登上第三层台阶，在入夏以来最热的一天，她就一头晕倒在宿舍楼的台阶上。当时大小便失禁，只有大口呼吸的份儿了。而竞还被认为装死不老实，被用脚乱踢头部及身上。不马上送医院。时约六时许，竞被用垃圾车运到小操场厕所旁边。一会还嫌不够，又用风雨衣把她紧紧盖住，一个工人想换用一张白纸都不行。很多老师要到她身边看看，都遭斥责不准。就是最健康的人窒息，也要致死。至七点，打电话请示了市委，才被允许通知医院和家人。换担架至医院时，四肢已硬。打四针强心针，又有何用?老卞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人死不能复活。这种严重违反党的政策的暴行令人发指!怎不令人悲愤填膺!毫无疑问，这是别有用心分子干的!我们一定要追究责任，使真相大白于天下!

可怜老卞同志是真正的大老实人。高血压、心脏病，病成那个样子还硬挺着换斗。不敢说一句，这说明她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以大局为重，不计较个人得失。她的惨死更说明她是好书记、好校长。我们相信，她决不会去反党。她死得这样悲惨，这样不明不白，我们坚决要求为她申冤。

这件骇人听闻的惨案，在某些人是噤若寒蝉，某些人是敢怒不敢言。6日上午广播，要封锁消息，这是封锁得了吗?

老王同志，你是她多年的战友，也是爱人。你必须坚强活下去，勇敢地斗争下去。首先要为老卞把事情弄清，揪出坏分子。这也是对党负责。证明她不是反党分子，不是黑帮。同时也要好好抚育老卞留下的四个孩子。尤其是可怜的四宝，她还那么小，只在几个小时内就被夺去慈爱的妈妈。我已决定，今后只要有机会我一定尽力帮助他们。最后，希望你一定节哀。冷静再冷静，凡事三思而后行。你是革命前辈，相信你一定处理得好。

我和你只见过几面，我是一个普通的教师。我不愿写下我的名字，也不愿暴露我的笔迹。希望你相信：老卞不是孤立的。很多大字报是言不由衷的(各种不同的言不由衷)。可惜老卞没有坚持到文革的最后时刻。不过，我们要相信党，相信群众。事情一定会弄清。老卞是有群众的，谁想破坏文革，一万个办不到!

握手

致最沉痛的哀悼和敬意献给

老卞在天之灵!(她为党做的工作，我们一定不忘!)

师大女附中一教师8.8.2时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10年第10期　我们为什么会助纣为虐

2005年，我就读过的中学首次举行校庆活动。我向37年未见面的班长建议，去看看班主任，他80多岁了，已瘫痪在床。班长未置可否。

过些日子，我又向班长建议，班长悄悄对我说；“我不敢去。”

“为什么?”

虽然班主任被当成“特务”批斗有我们班学生的一份“功劳”——他带我们春游时在吴淞口军事要塞附近给手表上弦了，他以前是从不带表的。“文革”一开始，同学们觉悟了：教物理课的班主任就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安在我们身边的定时炸弹，就把他给“揭”了出来。不过，对班主任大打出手的不是我们，我们也是“文革”受害者，老师会原谅我们。我这样想。

“你不知道，那天他被人一脚从楼梯上踢下来，倒在楼梯转角平台处，我正好从楼下上来，他跪在我面前，叩着头对我说‘我求求你，你让他们不要再打我了，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却没有理他。想到这些，我不敢去见他。”内疚写满班长的脸。

“但是，这事摊在任何一个同学面前，都没有人会去救他。整个‘文革’期间，我们都做过内疚的事情，谁也跑不了。”我对班长说，也像对我自己说，

当年，凡“牛鬼蛇神”都是有标记的。奥斯维辛的犹太人胸前挂有耻辱的黄标记，“牛鬼蛇神”挂的是耻辱的黑标记。一天中午，我看到一个没教过我们课的“牛鬼蛇神”老师正要出校门，出校门前悄悄把挂在领襟下的黑标记朝衣服里面折进去，我发现了，马上命令让他把黑标记亮出来!对，就是“命令”，我当时是“红卫兵小将”，当然有资格命令“牛鬼蛇神”!我觉得自己做得很正义，“牛鬼蛇神”就该接受大家的监督。

有个女教师被她班上的学生剃了光头，从此她就带上了一顶天蓝色的女工帽，那种效果有点像尼姑。有一天，一群学生把她的帽子给掀了，帽子扔到了我肩上，顺着我的肩又滑落到我手上，我感觉到帽子带着体温。顿时我像被火焰灼着了手，一下把帽子扔到地上，马上又有人把帽子拾起来，抛着、扔着……在带体温的帽子碰到我手时，我心中最柔软的地方肯定被触动了，因为我的心那么明显、那么有记忆地猛颤了一下!可我怕这样的“颤动”，这证明我还是爱憎不够分明，证明我还残存着“小资产阶级的温情”，所以，我赶快把帽子扔掉了。

那一天，一群老师在我们的脚下爬着，看到老师们尊严扫地，学生们享受着_陕感。那个死不肯认罪的女教师终于也跪下了，在她双膝着地的瞬间，她“呜”地哭出了声，学生们为之欢呼起来!在爬行队伍中还有一个满头白发高高胖胖的男教师，他成为“牛鬼蛇神”的过程是极富时代特色的——学校中的“革命老将”还只是凭感觉认为他“应该是”牛鬼蛇神，就和“小将”一起设计个“阳谋”：召开个吓唬吓唬他的会议，看能吓出点什么来。会上，小将老将都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你的问题全部被我们掌握了，现在给你五分钟时间，你不坦白，我们帮你坦白。你是想从宽处理还是从严处理，自己选择吧。”接着便进入了倒计时，一个男声很有威慑力地拖长着声调：

“还有——四分钟……还有——三分钟……还有……”

“不不不，我坦白，我坦白!”只见黄豆大的汗珠从白发苍苍老教师的额头上滚落下来，他等不到引爆就崩溃了，像竹筒倒豆子一样把什么都抖落出来了!这当然是“思想”的伟大胜利，也是我们的伟大胜利：只不过吓唬吓唬，就吓唬出一个货真价实的“历史反革命”来了(他后来也平反了)!他抖落些什么，我唯一记得起的是当过“三青团员”，其他全部都忘了。我不会忘记的是，我当时是众多喊着口号逼他交代问题中的一个，也是参与这“阳谋”、自认为的胜利者中的一个。

我在场，我没有参与欢呼。但那是没有功夫欢呼——我自己同自己打架还来不及呢。一个“我”说：“太过分了吧?”另一个“我”反驳：“这是革命需要!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一个“我”辩解：“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羞辱人嘛!”另一个“我”声音更高：“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终于，后我战胜前我，铁定的真理是：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这些“牛鬼蛇神”肯定过去对人民很残忍，现在就不能同情他们!

我要向年轻的朋友们、向我们的后代坦白，这就是一个十多岁的少女，在那个疯狂年代里眼观疯狂参与疯狂时的内心独白。最后，是革命的理陛战胜了小资产阶级的感情。革命胜利了!

不能把我们变得这么冷血，这么无情，归咎于我们接受的教育——当年“小学生守则”、“中学生守则”上第一条就是“要尊师守纪”，教室也是挂着“尊师守纪”的标语，我们曾恭恭敬敬地对老师鞠躬，亲亲热热地喊“老师您好”，这样的我们怎么一下子从温顺的“小绵羊”变成了阎王殿的小魔鬼?是的，小魔鬼，在当时被打成“牛鬼蛇神”的老师眼里，我们这些“红卫兵小将”才是真正的“牛鬼蛇神”，真正的小魔鬼。

我们怎么会变成了这样?多年以后，我找出的答案是：那时，所有的人都在害怕，所有的人都怀抱着彻骨的恐惧，都担心厄运会降到自己头上，所有的人都想“避险”，甚至不择手段地“避险”。当发现“行恶”能“嫁祸于人”又能使自己“避险”，一些人就选择了行恶。坐观恶行无动于衷，还算是那个年代的“善行”呢!

我们害怕什么呢?

1967年7月，为纪念“8·18”接见红卫兵一周年，上海准备举办盛大庆祝游行。我也被选人红卫兵方队参加排练。我很兴奋，这在当时，意味着一种比较有规格的“身份承认”!但有一天红卫兵头头找我谈话了：“我们已经知道你的家庭有些问题没有搞清楚，为了红卫兵队伍的纯洁性，你不能参加这次游行了。”真是五雷轰顶!我就是从那天起，从15岁半起，知道了心被击碎的滋味，知道了被击碎了的心是会痛的，会很痛很痛的!我哭得气都缓不过来，回家后，是腹部剧烈的疼痛，疼得我在床上翻滚，但我咬紧牙关，不哼一声，当时心里已连死的念头都有，觉得还不如这样死去!以后我看了一些医书，猜测到当时的腹痛可能是强烈的精神刺激诱发的肠痉挛。

让后人无法理解、自己后来也感到过分的是，不就是不让参加游行嘛，值得这样吗?其实，情感上波动和肉体上剧痛只是表象，表象的后面，是一个未成年的灵魂在颤栗，面临巨大恐怖和孤苦无依时的灵魂颤栗!

我害怕的到底是什么?

我害怕的是：从此被划入另类，成为“黑七类子女”——黑七类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资本家、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那样的另类。1966年夏天，北京的红卫兵到我们中学“煽风点火”(当时这是个褒义词)搞串联，来的全都是十七八岁的“女兵”，一个个腰扎宽皮带，身穿洗得发白的有四个口袋的军装，风纪扣扣得严实，水壶和黄军包在胸前交叉挎着，一手叉腰，一手挥舞着语录教训着上海的中学生：“我们北京有个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事实就是这样嘛，我们就要造反动派和他们狗崽子的反!”然后，解下皮带就抽“牛鬼蛇神”，给我们以“革命行动”的示范。这一幕牢牢印在我的心里——至今我还记得那几个红卫兵的脸和神态。从那时我彻底明白，只要是“牛鬼蛇神”的后代，“重在表现”是不能兑现的了，他们从“共产主义接班人”的队伍中被抛了出去，他们已没有前途，他们也没有朋友——想有个前途的人要躲着他们，同样没有前途的同类之间不能来往，来往就是“反革命串联”。他们只能在鄙夷的眼光下承受不是这个年龄的人能承受的屈辱和孤独。还有着几十年活头的花季少年活到这一步，就生不如死。所以我听到自己家庭“有问题没有搞清”，就反应激烈、甚至激烈到“死”都无所谓，这其实很正常，有的人甚至会精神分裂。

潜意识里根植了这种恐惧，那么，避险就成为人的一种本能。怎样“避”呢?不想被“大流”抛弃，就与“大流”注定要抛弃的“一小撮”划清界限吧。既然连“对政治不感兴趣”都影响到过安稳日子，那么，就参加政治运动吧!

当行恶变成社会常态、当无语地坐观恶行也能差强人意当做“善行”，“从众”和“随大流”就不想无情也无情了。“文革”时期，“揭发他人”竟然成了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相互揭发”，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平民司空见惯的行为。

你说：“我家三代贫农，搞阶级斗争搞不到我头上。”话音刚落，你被“隔离审查”了，就因为你好友的哥哥定性为“五一六”分子，而有人揭发你与你好友的哥哥在一起玩过；你要去参军，政审都通过了，突然宣布你不能去，有人揭发你远房婶婶她父亲刚被专案组调查出是逃亡地主。

你现在正写着大字报，毛笔头掉了，你就说了一句：“呀，毛笔头掉了。”有人就大声揭发：“啊!你这么反动，竟敢攻击伟大领袖!”你一下子百口莫辩，就这样成了“现行反革命”，被“勒令”“六进六出”(六点“上班”六点“下班”写交代)；你刚到“牛鬼蛇神”队伍报到，看到昨天“揭发”你的那个人竟然也在这个队伍里了，原来他太得意了，想炫耀自己是怎样发现了身边的阶级敌人：“你知道那家伙说什么吗?他说(一下声音轻了下来)‘毛头掉了’!”他这一炫耀就把自己炫耀成了“牛鬼蛇神”，罪名是“扩散反革命言论，别有用心”……那年头，当“反革命分子”是防不胜防的。

走在马路上，随时都能发现“揭发行动”：前面走的人将吊唁家人的黑袖章与红袖章套在一起，被揭发了；边上有人买了张报纸就朝公共厕所跑，有人就跟进去，“等待揭发”——这时十有八九可以抓个“现行反革命”—每一张报纸上每一版都有领袖语录领袖像，就看他怎么处理这张报纸吧!

阶级斗争既然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肯定有大量的阶级敌人待揭发。主流社会鼓励这种“揭发”行为，揭发他人是政治上要求进步的表现。而能理直气壮、堂而皇之地揭发他人，既表现了自己的“革命立场”，也能显示自己在“革命队伍”中的分量。

在这样的社会中生活，人人恐惧命运的无常。人人随时都面临“你不配为人”的审判。

为什么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说变就变，变得如此野蛮残忍?

只因为革命需要野蛮残忍，不野蛮不残忍，革命进行不下去。

“文革”一开始就着力破的，是中国民间的道德信仰“凭良心做人”。这是以“阶级斗争”理论为武器破掉的。

“凭良心做人”，本是规范中华民族行为道德的“不成文法”，根植于荒郊僻壤村妇愚夫的心中，比孔教儒学更具普遍性。“凭良心做人”对人的行为约束是“人不能为所欲为”，人必须有所敬畏，有所怕惧；违背良心，不凭良心，则要遭报应，不报应到自身，也要报应到子孙。因为有所敬畏，因为要“凭良心”，邻里街坊间各行各业间才能相安无事，和睦共处。然而“文革”恰恰不许平民“相安无事”“和睦共处”，最高领袖要亲自指挥全民“斗”，“不要怕乱”，“七亿人口，不斗行吗?”当然，最高领袖对怎样斗、斗什么、重点斗的范围在哪里、斗到什么程度，他心里就是一盘策划好的棋，但七亿人民原被“凭良心做人”管着，斗天斗地可以，全国范围斗人，斗的还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甚至包括亲朋好友老子娘，这阵势过去没有见过，现在已经被吓着。于是，最高领袖走到台前，向民间召唤千百万无所畏惧者、为所欲为者。从此，“凭良心做人”这一民间的做人的道理在最高领袖的胆魄和无所畏惧者的行为前溃塌，这个世界只有一个道理：“造反有理”。

当恶行与神圣的“革命”结盟，恶行就能施遍全中国。

人们在忐忑不安中渐渐看懂了如何适应这个无法无天的社会：只要能“紧跟”，就不在乎你干了多少恶事。“看懂”了，就学乖了。既然“革命”势不可挡，大家就顺势而为，被“革命”裹挟，被裹挟着“革命”。

整个社会变态了，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就是一座专演荒诞戏的大剧院。人人都在荒诞戏中跑龙套。

我年纪虽然小，也是积极跑龙套的主儿。那年刚戴上红卫兵袖章的我挺想炫耀一下，刚好看到我家弄堂口的文具店里墙上贴有“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标语，我鼓了下勇气，进门亮开嗓门：“最高指示：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就像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然后满脸严肃：“同志，你们墙上的标语是刘少奇‘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反映，应该取下来。”柜台里的人赶紧回话：“谢谢革命小将，已经有小将指出过了，我们马上取下来。”那一瞬间我比将军还神气!我只有十四岁，大人们都听我指挥!

“文革”结束第四年，中国终于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针对成年人的幼儿园教育活动——1980年，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爱卫会、全国伦理学会等9个单位联合发出《关于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倡议》，号召大家“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1983年，这场幼儿园教育运动改由中央书记处书记亲自挂帅，目的是让“社会风气尽快好转”!

堂堂中华，公然以不讲道德为荣、以不讲文明为荣、以不讲礼貌为荣，并作为一种时代提倡的行为，其恶果一直延续到现在——现在的中国还是“礼仪之邦”吗?那属上辈子人和祖上的荣耀，从我们这一代开始，已经不好意思沾光!

现在，造假作假、人骗人、人虐待人的奇闻不绝于耳，造假作假、人骗人、人虐待人已经到了丧尽天良的地步。当丧尽天良的作为也能“普及神州大地”时，作为中国人正该想一想，如果没有1966年开始的那场腰斩了中国传统道德文明的“革命”，如果不是有两代年轻人从小生活在将无知无耻当有趣的社会里，中华民族会遭这样的报应吗?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10年第10期　一部颠覆性著作:《二十世纪俄国史》

安德列·鲍里索维奇·祖波夫主编的《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出版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不到一年就再版数次。2010年6月17-27日俄国史学家潘佐夫到北京做学术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著名专家陈铁健，北京市委党校党史研究室前主任吴家林夫妇和本文作者等6人曾两次与之品茗叙谈。本文实为李、陈、吴所做的采访记录。

祖波夫1952年生于莫斯科，毕业于国立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著名历史学家，现任俄罗斯东正教大学宗教研究室主任。据祖波夫介绍，参与《二十世纪俄国史》这部书写作的40余名专家都感觉到20世纪俄国历史上有太多的“空白点”，“不明白的地方”，因“政治化诠释”而严重失实的地方。向社会说明从尼古拉二世即位到2007年这一个多世纪俄国社会的全貌，是正直的历史学家的良心和责任。

这部书的写作是普京任总统时倡议的。普京于2006年提出了为11年级(相当于我们高二、三年级)的学生写一部历史教科书的动议，原希望索尔仁尼琴完成这一大业。但索氏年事已高，觉得祖波夫凭其学养定能组织编写一本“非苏联味”的教科书，便推荐了他。普京的秘书苏尔科夫邀请祖波夫等人到克里姆林宫讨论并确立了写作计划。索尔仁尼琴在身体状况还好的时候，审阅并修改了相当大的一部分书稿。但书的篇幅过大，已不可能作为教科书使用。阿斯特(ACT)出版社将其印行。书名为《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

一、列宁是否利用了德国资助

虽然十月革命在《二十世纪俄国史》中是以“政变”一词出现(顺便指出，这几乎成了大部分教科书的观点)，本文作者为叙述方便，依然使用“十月革命”。

在革命期间，列宁是否接受德国的资助，以进行反对俄国政府的活动?该书作者认为“是”。他们引用一些学者据德国外交部公布的档案详细叙述德国威廉皇帝的计谋：设法从俄国内部寻找代理人，利用这支别动队，从俄国内部瓦解沙皇的力量。列宁从1915年开始得到德国当局资助在俄国进行革命活动，实际上充当了德国的秘密代理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就主张俄国失败，坚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战争。二月革命后，1917年4月3日，列宁和一些政治流亡者，得由德国特种兵帮助顺利经德国回到彼得格勒。(《二十世纪俄国史》上册，127页)。

潘佐夫教授解释说，这件事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并不是说列宁是德国特务。历史上利用外国资助在本国进行政治活动的事例很多。潘佐夫的朋友I·契尔尼亚夫斯基认为，列宁不过是想利用德国援助达到在俄国掌权的目的。

关于二月革命后列宁对待临时政府的态度，书的描述是：列宁于1917年3月6日从苏黎世向彼得格勒发电报：“完全不得相信新政府，一丝一毫也不支持……武装无产阶级才是唯一的保证……不得谋求与其他政党的任何接近”。他提出：“通过武装起义推翻临时政府”，建立布尔什维克的“一党专政”(同上，405页)。

同月，列宁在瑞士提出旨在进行社会主义政变的计划。这个计划得到德皇和德国总参谋部的“坚决支持”。3月22(公历4月4)日，德国驻伯尔尼公使向柏林发电称，社会民主党的书记，以俄国社会主义者及其领袖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的名义提出要求，请尽快允许他们从德国过境。此公使的电报最后说：“应予照准放行，使其尽快回到俄国……这符合我们的最高利益，盼急复”。威廉颁旨称，如果瑞士拒绝他们过境，就让这些俄国社会主义者穿过火线过境(同上，405页)。

德国拨出5000万金马克(约合9吨多黄金)资助俄国革命者。书中详细描述这些钱如何分批交到俄国革命者手中(同上，405～406页)。4月8日，德国总参谋部向威廉皇帝报告称：“列宁顺利回到俄国。他干的确如我们所愿”(同上，406页)。1917年夏季就有英、法、俄反间谍机构探明这个情况，临时政府掌握了这个动态，但是没有能力立即予以处理。4月16日列宁一回到俄国便宣布了其著名的《四月提纲》，其中宣布俄国第一阶段的资产阶级革命已告结束，现在的任务是立即做好向革命的第二阶段——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做好准备。

二、关于十月革命

如何估价这场“革命”?它“开辟”的新时代“新”在何处?对于俄国乃至世界政治发展它起了什么作用?《二十世纪俄国史》的作者们对这场“革命”的评价：1，传统的俄国社会教诲人们孝敬父母，尊老爱幼。布尔什维克要彻底砸烂祖辈父辈创造的“旧世界”。2，对于人们熟知的“热爱祖国”，布尔什维克说“无产阶级没有祖国”。3，一般人们总是讲不要贪图钱财，特别是不要向亲友谋不义之财，布尔什维克说要彻底消灭私有制。4，布尔什维克反对人们常常说的不要偷窃和抢掠这种公认的社会道德，布尔什维克主张并实行让穷苦人“把被抢走的东西抢回来”。5，人们普遍认为通奸是不道德的，布尔什维克认为必须摧毁资产阶级家庭，取消资产阶级道德，主张甚至实行“共妻”。6，布尔什维克否定“行善”、“和为贵”、“积德”等对于社会和谐的重要作用，认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就是要你死我活，这才是最基本的人际关系。主张并实行的是“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上帝不会让人们摆脱苦难，只有依靠和指望共产党及其领袖，它们才是“劳动人民智慧、正直和良心”的体现者(同上，478页)。

三、关于罗曼诺夫皇族的命运

列宁认为，“在‘无产阶级’胜利后，被打败的阶级应当受到奴役和肉体上的消灭”(同上，129页)。

书中说，革命后的苏维埃政权对于罗曼诺夫皇族，实行的是斩尽杀绝的做法。因世界史上有过法国大革命20年后波旁王朝复辟的先例。尼古拉二世等被杀的经过如下：

俄国二月革命后克伦斯基临时政府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审理罗曼诺夫家族特别是尼古拉二世的问题，没有找到什么“叛国”的证据，便宣布其无罪。1917年8月决定把他们送到叶卡特林堡州的托波尔斯克市的原伊帕季耶夫的别墅软禁。在那里这一行人遇上了十月革命。1918年7月7日，鉴于这些人的命运“关涉极其重大事务”，列宁安排乌拉尔苏维埃主席与之保持直线联系。作者们引用1918年5月19日俄共中央委员会的记录说“关于尼古拉二世皇族人等今后的命运，交由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办理”(同上，532页)，到7月16日夜17日凌晨，尼古拉二世夫妇，其4个女儿(17--22岁)，皇子(14岁)，医生和仆人等4名，计11人，另有3条狗，在关押地被枪杀。女尸受到侮辱，一条波隆卡名犬被绞死。

原罗曼诺夫家族的亲王4人于1919年1月27日被枪杀于圣彼得堡彼得保罗要塞，反抗者遭活埋。他们的尸体投到附近的动物园。

尼古拉二世及皇后、子女等人的遗骨在上世纪80年代被发现。1998年7月18日，也就是逊帝及其他10人被杀的70周年之际，俄罗斯政府决定按照宗教仪式将其安葬于圣彼得堡的彼得保罗大教堂，时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安葬仪式上说：

“多年以来，我们一直隐瞒着这起令人毛骨悚然的罪行。但是应该说出真相，叶卡特林堡的这桩迫害案成了我国历史上最耻辱的一页。我们安葬遭到无辜杀害的人，是为了替我们的先人赎罪。固然，直接行凶者是罪人，几十年里为这桩血案辩护的人也是罪人。我们大家都是罪人”(同上，532、541页)。

四、关于“红色恐怖”

杀害尼古拉二世皇族案仅仅是苏俄全国范围内“红色恐怖的开始”。布尔什维克通过政变手段夺权，强行没收人民的私有财产遇到抵抗，只能依靠讨伐队维护其政权，因此“红色恐怖是必然的现象”(同上，544页)。早在1917年12月2日，即十月革命过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托洛茨基说：“无产阶级彻底消灭没落的阶级，没有什么不道德可言。这是无产阶级的权力。你们说我们手软……告诉你们吧，过不了一个月这种恐怖就将采取极其严厉的形式，像伟大的法国革命者一样。对于我们的敌人来说，不是把他们关起来，而是把他们送上断头台”(同上，544页)。12月20日成立“全俄特别委员会”(即有名的“契卡”，是这两个俄文词的第一个字母)，它是对付“反革命”、“投机倒把”和“消极怠工”者的。其领导人是赫赫有名的捷尔任斯基。1918年6月18日列宁写道：“要鼓励人们的干劲和大恐怖”(同上，页545)

捷尔任斯基的塑像在莫斯科卢比扬卡广场矗立了许多年，1991年苏联解体时，人们将其掀倒，在旁边写了一个大牌子：“全世界无产者，原谅我吧!”这是后话。

1918年1月列宁在苏维埃第3次代表大会上说：“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是用非暴力手段解决的。为了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安全，一场大规模的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开始了”。然而布尔什维克对“阶级敌人”、“反革命”并没有什么界定，最简单的办法便是看他对待苏维埃政权的态度。于是遍地设立公堂，就地"ill法”。契卡们奉有的指示是“你们审问被告时不用找什么证据，只消让被捕者回答他是什么出身，受什么教育或职业。靠这个就能决定此人的死活。这就是红色恐怖的实质”。列宁称“契卡在直接行使无产阶级专政，这对于我们是很重要的，在这方面契卡的功劳之大无法估量。除了用暴力镇压剥削者，没有别的办法解放人民群众。契卡就是这样做的”(同上，546页)。列宁写过“专政的定义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就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不受任何绝对的法规限制的，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权”。这是维护布尔什维克的一党专政必不可少的保证(同上，561页)。到1921年“契卡”已经遍及86个州，16个特区和508个县(同上，549页)。

书中还介绍了另外一个鲜为人知、令人惊愕的观点，“共产主义理论家们设想，红色恐怖的目的，不仅仅是恐吓，还要人为地选择适合于为社会主义的‘明天’传宗接代的人”。布哈林明确阐述红色恐怖的目的：“从枪杀到服劳役，用各种方法强制无产阶级，这样做的目的，不管听起来多么荒唐，却就是用资本主义时期的人当材料，来塑造共产主义新人类”(同上，555页)。

当时全俄各地有610个契卡工作委员会，1000多个革命法庭。1918-1922年2月被杀的人不少于200万。但是没有精确的统计，因一些部门的档案严密封存；正式文件多半经过篡改，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仅仅可能是实际数量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同上，552页)。

五、“星期六义务劳动”

这是苏俄实行劳动军事化和战时共产主义过程中的事。书中介绍说，列宁和托洛茨基1918年就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在六个月内便能到来，这段时间里就要完全消灭商品生产。他们同样对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前景怀抱强烈的期待，认为至少德国可以受俄国影响很快取得革命成功。十月革命后俄国所有五人以上的企业悉被没收。生产凋敝，“只有印钞机”在工作，政府没有了财源。托洛茨基向列宁建言：

“要强迫所有工人吃苦受罪，让他们寻找活路，但不能单独地一个一个地去做，而要集体进行”。要想达到这样的目的，就必须“把日常生活条件社会化；消灭家庭，掀掉一家一户的锅灶，吃大锅饭……不实行军事化，这样的社会化是做不到的……军事化加上一天两顿热饭，大家都一样。吃大锅饭的做法定能为社会监督创造必须的条件”。作者们认为恰恰是这样的革命“急性病”导致了一系列严重错误。“国内战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的”(同上，496-498页)。在作者笔下，劳动，根本无“自愿”和“热情”可言，多达1500万-1600万人被迫每天工作12-16小时，吃的是大锅饭。仅圣彼得堡一地，到1921年死亡率便高于出生率3--4倍。从1917到1920年该市有三分之一的人因饥饿疾病和政治上的原因而死亡，这里1917年的46名科学院院士，死亡5人，流亡8人，1923年仅有23名。其他如俄国中部省份在1916年人口总数为6800万，到1920年仅剩下3800万(同上，498页)。

六、“全盘农业集体化”

书中把20-30年代之交苏联的农业集体化称为“第二个农奴法”(同上，883页)，说它是苏共开展的一场对付农民的斗争，当时估计有200万富农，150万中农，800万贫农。而富农乃是滋生资本主义的势力，所以要消灭之。对富农实行了“区别对待”的政策：第一类，顽固反革命分子予以枪决；第二类，予以流放或强制迁移至边远地区；第三类，则将其扫地出门，赶出原住地。1930年1月30日苏共中央记录显示，仅仅在第一期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有20万富农被剥夺财产，60万被枪杀或遣至集中营，15万被强制迁移至边远地区(同上，884页)。苏共中央派出了25万名共产党员工作组分赴各地，两个月内就有全体农户的58％加入了集体农庄，其家产包括鸡鸭和日用品也要全部充公。许多农民屠宰牲口，已经被充公的“富农”的牲口由于无人照管而死亡。1928--1933年牲口总存栏数剧减，直到苏联解体，牲畜总数也没有恢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913年的水平(同上，885页)。群体性抗议事件不断发生，也不断遭到镇压，1930年一年就有179,620人被国家安全部门抓获，其中18,966人被枪决。这一年13，754例群体性案件中7382件因农业集体化而起(同上，890页)。难怪有人将其称为第二次国内战争(同上，889页)。农业集体化后1932--1933年出现了大饥饿，远远超过1921--1922年列宁时期的严重程度。这次国外援助没有一粒粮食到达饥民口中，归“联共中央，国家安全总局，红军和‘在农村工作的人’受用了。1933-1934年间饿死的人数是650万，其中有400万在乌克兰，因那里反抗最力”(同上，900页)。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影响更加深远的是出生率明显下降，1926-1937年出生率下降达10‰。但斯大林依然坚持出口粮食换取工业化所需的机器。总计“第二次国内战争期间(1930-1933年)死的人数是930万。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有20万人逃到中国”(同上，页901)。军队士兵大多来自农村，1933年35万余名官兵被发现对苏维埃制度“不满”，“闹事”隐患多达4000起(同上，896页)。可以说这是造成1937年斯大林大规模清洗“阶级敌人”的伏线。

七、苏联的文化革命，造神气氛中的高尔基

书中说，由于俄国的精英要么被驱逐出境，要么遭杀戮，苏共便利用相当大部分国民不谙国是而实行愚民政策：不许人民与国外亲友联系，不许阅读外国报刊。广大群众完全与外部世界隔绝，根本不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同上，932-933页)。列宁、斯大林的名字开始被广泛用来命名街道工厂城市等，帕米尔有一个高7495米的山峰改名为斯大林峰，另一处高7134米的山峰被称为列宁峰，马克思峰高为6726米。

对于历史研究，斯大林强调学者们与布尔什维克党保持一致，时刻牢记“要有正确的方针”，史料并不重要，那是“没用的官僚们才去做的事”(同上，933页)。

于是人人自危，对于党的正确方针，只能举手“赞成”，今天开会决定批判或枪毙某人，你不举手，晚上就可能进班房，命运难卜。

至于对待知识分子，苏共实行的是培植一批忠于党的人，通过他们“贯彻”党的意图。高尔基是其中之“佼佼者”。30年代苏联著名的哲学家、造诣很深的洛谢夫(A·φ·∏O c e B)出版了一本《神话的辩证法》。在苏共高压政策下这是一大奇事，令斯大林十分反感，于是忠于“斯大林同志”的高尔基便撰写批判洛谢夫的文章，称其“大字不识几个”(同上，933页)，还要著书立说。

高尔基被该书作者认为是知识分子堕落的典型，并且举出了几个例证。1932年4月苏联取缔了所有文学艺术联合会，官办的“苏联作家协会”成了唯一“合法”的组织。而文学艺术创作中唯一合法的流派，便是所谓的革命现实主义。高尔基在1934年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淋漓尽致地表述了他对亲爱的“斯大林同志”的拥护和无限忠诚。

此后苏联各地便据作家协会的运作模式建立了一系列官僚化协会，如作曲家协会、艺术家协会、舞蹈家协会等，其领导人一概由苏共指定。在这种高压和限制中，到30年代出现了严重扭曲历史的《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等影响深远的“经典作品”。

作者引用高尔基参观索洛维茨(即古拉格)集中营的表现，说明他对他亲爱的“斯大林同志”的忠诚。一个男孩子据高尔基过去的作品把他当做“受压迫者的庇护神”，向他讲述了自己在集中营受到的非人待遇，高尔基眼睛里闪着泪花听了孩子的讲述。但是并没有“庇护”他，男孩子很快就被处决了。

苏联利用各地古拉格的劳力修建了白海一波罗地海运河，并以斯大林的姓氏命名，通航仪式上高尔基发表讲话，歌颂奴役般的劳动，高度赞扬斯大林的功绩。

高尔基“不仅参加了兴师问罪者的大合唱，他还为这个大合唱谱曲”，一位姓尼瓦的瑞士作家这样描述高尔基的作用。为建树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高尔基不遗余力。

八、苏联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英法代表团于春天到了莫斯科，同苏联商讨如何对付希特勒。作者引用斯大林1939年8月19日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战争还是和平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如果我们同法、英签订互助条约，德国将放弃波兰而开始寻求接近西方大国的办法。那么战争可以避免，但后来的事态发展对苏联会十分危险。如果我们接受德国建议，德国当然会进攻波兰，英、法势必干涉……那我们参战就对我们有利了。

近20年的经验证明，在和平时期，欧洲不可能发生强大到足以夺权的共产主义运动，只有打一场‘大战’，才能建立起一个党的专政。我们要做出自己的选择，选择什么，这是清楚的。我们应该接受德国的建议并且礼貌地把英法代表团打发回去。波兰的亡国将是我们得到的第一个大好处。”(《新世界》杂志，1994年第12期，230-237页)。《二十世纪俄国史》第2卷，9页)

2009年8月20日这本书的主编祖波夫和作者之一的潘佐夫就此接受电视台采访。祖波夫说，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不仅仅是希特勒，还有斯大林。潘佐夫再次引用了斯大林的上述谈话。他说，结果已经清楚了，斯大林明知，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接受他提出的损害波兰等国利益的条件，也还是让伏罗希洛夫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这样的建议。这壁厢英法代表团同波兰商洽，那壁厢是斯大林利用这段时间同德国人商洽。潘佐夫说：“实际上是斯大林需要战争”，一是通过战争可以占领一些国家并扩大苏联共产主义制度的势力范围，另一方面又能促进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正是斯大林需要同希特勒签定这样一个条约。潘佐夫认为，这部书中关于苏德条约的论述足以确切说明“就其本质来说，作为两个社会思潮，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有许多共同点”。祖波夫说：那些在1937年杀害本国人民的人，对待其他国家的人民也是一样的残酷，这话无论对于希特勒，还是对于斯大林，都一样适用(可参见：www.radiorus.ru)。正是基于这样的看法，这本书的作者才摒弃了苏联“伟大的卫国战争”的用法，而使用“苏联——纳粹战争与俄罗斯”。

这本书的作者们释放着爱国主义情愫，“二十世纪俄国经历了可怕的悲剧：它好像丢失了自我和独特的精神面貌”。那些流亡国外的人“把俄国的精神财富保留了下来，但是条件极其艰苦，他们离开了祖国的土壤”。作者们自认是在表达史学工作者的责任感。“1917-1952年这35年的历史是极其悲剧性的，研究这段历史让人撕心裂肺。所以许多人宁愿佯装不知。然而如果后人不能与先辈产生共鸣，那么先辈的痛苦经历就毫无意义了”。他们写下这部巨著，期望着俄罗斯的复兴，期望着人类的普世价值在富饶的俄罗斯大地实现。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10年第11期　中国改革的路径及其走向

温家宝总理今年多次论述中国政治改革,这激起了人们对中国政治改革的期望。在3月份的“两会”期间,温家宝就强调“政治体制不改革,中国现代化事业就不会成功”。在纪念深圳特区建立30周年时,温家宝再次指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最近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先生的时候,温家宝再次强调政治改革的重要性,并且明说,执政党会毫不动摇地进行政治改革。

从政治改革论述的角度看,温家宝的几次讲话都继承了邓小平上个世纪80年代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论述。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提出了权力高度集中导致领导人专制、滥用权力和腐败等等问题。80年代中期,邓小平又多次强调要推进政治改革。当时的经济体制改革遇到了很大的困难,邓小平提出要通过政治改革一方面来保护已有的改革成果,另一方面去深化经济体制的改革。

30年以后,温家宝重新多次强调邓小平所强调过的问题。尽管这并不是说在这30年期间,中国政治体制一点也没有变化,但的确说明了,30年之后,中国仍然被政治体制所困扰,政治体制仍然面临30年之前的老问题。

概括地说,在温家宝的讲话中,有四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以往改革的成果要用政治改革来保障。第二,目前所面临的改革困难要用政治改革来克服。第三,执政党的长期执政和社会的长治久安要通过政治改革来实现。温家宝非常强调党和政府官员的腐败问题。朱镕基任总理时也强调过,腐败会亡党亡国。这个危险很显然继续存在。第四,更为重要的是,基本社会正义和公平要通过政治改革来达成。温家宝强调,“社会公平比太阳还要光辉”。没有基本社会正义和公平,执政党就会面临执政危机。

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曾经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人们不应当忘记,在这句话中,“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是手段,“共同富裕”才是目标。现在很多人开始抱怨起邓小平来,这并不公平。邓小平一次又一次发动了改革,让中国杀出一条“血路”,完成了第一步。后一步,应当由现在的人们来完成。

一、中国改革的路径与绩效

中国的改革,选择的是先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再政治改革的改革路径。应该说,这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改革路径。

从中国改革的实际情况看,自邓小平发动改革到江泽民主政期间(1978年到2002年),主体性改革是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也有进行,但是属于辅助性的改革。从2002年十六大开始,随着“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目标的提出,社会改革已经成为主体性改革。这期间,政治改革也是重要的,但仍然处于辅助性的地位。

经济改革经历了30年,已经确立了基本经济制度。中国的经济改革,就是要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这个过程开始于邓小平,但主要的任务是江泽民和朱镕基主政期间完成的。1992年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而之前,在意识形态层面,人们对国有和非国有、计划与市场等关系争论很大。十五大正式提出“抓大放小”的战略和经济结构布局。“抓大”就是要学日本和韩国,建设大型企业集团;“放小”就是民营化或者中国式私有化。“放小”方面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内部私有化和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但没有这个过程,中国的中小型企业不会得到很快的发展。“抓大”的理念也是对的,主要是要强化中国在国际经济上的竞争能力,但没有能够有效实施下去。国有企业越做越大,但“走”不“出去”,调转头来进入国内市场,和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竞争市场。这是中国目前存在的大问题。

十六大以来的改革围绕着两个重大目标,即“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在这个阶段,社会改革成为主体性改革。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有几个方面:

第一,通过前面以经济改革为主体的改革,基本经济制度已经得到确立。经济改革仍有空间,但主要是制度的改革或者改善问题。总体制度要得到改革,就必须找到新的突破口。较之政治改革,社会改革比较容易进行。

第二,社会改革是为了“还债”。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制度已经不适用,但以经济为主体的改革又没有能够提供新的制度体系。而这些新制度必须通过社会改革得以实现。原有的社会制度,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等等,是计划经济模式条件下的产物,尽管在当时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已很难适应市场经济条件,通过社会改革重建这些体制是唯一的选择。

第三,是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寻找新的动力。这里主要表现为建立一个内需社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开放政策造就了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即出口导向型经济。出口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最近的金融危机已经表明,出口导向型经济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很容易受到世界经济变动的影响,特别是出口市场受西方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不改变,可持续性是非常成问题的。

为了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中国需要建立一个消费社会。但一个消费社会是需要社会制度基础的。西方之所以能够成为消费社会,这不仅取决于其经济发展水平,更重要的是通过社会改革而得以建设起来的社会制度,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等制度。如果看病、教育、住房等方面用不了多少钱,那就不需要多存款。在中国,消费社会没有能够建立起来,在早期是因为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社会的消费水平非常低,但现在主要的原因是缺乏一整套社会制度的支撑。中国人不是不会消费、不想消费,而是不能消费。由于缺乏社会制度的保障,中国许多人是完全无助的,完全依靠自身,看病需要钱、上学需要钱、住房需要钱,因而必须把有限的钱存进银行,这就限制了消费。

建设消费社会除了可以达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的目标外,还可以带来其它方面的正面效果:一,有利于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中国目前的状态是收入差异过大,社会过度分化。这导致了少部分人的过度消费与大多数人的消费不足。如果要建立消费社会,首先就必须做到收入的相对公平。这就要求政府和社会努力改善收入分配机制。二,消费社会的建设因此能够达成基本的社会公平,消除很多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三,鼓励经济通过创新、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创新而得以可持续发展。现在中国劳动者所得占GDP很小一部分。资本家或者企业主主要通过压低劳动者收入(还包括便宜的土地)来获利。要建立消费社会,就要提高劳动者的收入。这就会给资方带来压力,造就创新的压力。如果没有任何压力,资方就没有动力来进行创新。四,可以减少外国压力和实现中国的真正崛起。一旦中国成为消费社会,出口的压力自然就减少,而世界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将会增强,就像当今的中国依赖西方社会一样。

第四,社会改革的第四个主要目标是为将来以选举民主的主体政治改革打下坚实的制度基础。从长远看,民主化不可避免。无论中国实现什么形式的民主政治,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制度基础。而社会改革的目标就是要为民主化确立社会制度。

二、中国改革的现状与阻力

经过30年的改革,中国目前进入了一个需要深化改革的重要时期。

自改革开放以来,改革、发展和稳定一直是中国三个互相关联的政策领域。通过改革而得到发展,通过发展而达致稳定,而稳定本身又反过来有助于再改革和再发展。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但近年来中国总体局势的发展在很多方面表明这三者之间似乎已经开始进入一个恶性循环,即无改革、高发展和不稳定。或者说,改革停滞不前,发展速度加快,社会则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而社会的不稳定则反过来制约着改革和发展。

首先来看“无改革”。“无改革”指的是一种没有改革的客观局面,它并不是说领导人或者社会不想改革。想改革而没有执行或者执行得很差,就导致“无改革”局面。今天,方方面面的改革似乎已经遇到了瓶颈或者说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大阻力。如前面已经指出的,经济改革开始得最早,无论是80年代还是90年代,方向很明确,那就是市场经济。当时的改革力度也不小,尤其在90年代,政府出台了“抓大放小”的改革战略,成效显著。中国也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接轨。内部的改革和外部开放给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莫大的动力。在很长时间里中国经济取得了两位数的增长就是前面所进行的改革开放的“红利”。

不过,近年来,经济改革方面已经举步维艰。90年代开始的国有企业公司化、公司治理和规制等方面的改革得不到深化。国企越做越大,越来越多的企业从规模讲已经排到世界前列,但无论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还是从技术创新来说,中国的国企都无法和先进国家的大公司相比。原来所设想的通过重组国企来增强国际竞争力的目标显然没有达到。相反,随着国企的扩张,越来越没有边界,挤占非国有部门的发展空间。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央企和地方国企大肆挺进房地产等领域,国企正在改变原来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保持相对平衡的格局,对中国国民经济的结构产生了不少负面影响。实际上,国企是通过垄断和行政权力来聚集财富的。很大程度上,国有企业已经演变成一种有效的财富转移机制,把财富从非国有部门转移到国有部门,从地方转移到中央,从大多人转移到少数人。如果通过垄断和行政权力就能获利,那么国有企业就没有动力通过提高生产力和追求技术进步了。很明显,垄断型国企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市场化的阻力。

相比之下,非国有部门的情况就很不相同。尽管无论在意识形态还是在宪法和法律上,非国有部门已经合法化。但这个部门仍然遇到无穷的实际政策的歧视,意识形态和法律上的平等性只是一纸空文而已。缺少资本的民间企业得不到国家控制的银行和金融系统的支持,而已经聚集了相当金融实力的民间资本则缺少投资的空间。令人遗憾的是,国家对民间融资要么不容许,要么加以过多的控制。如果容许民间融资,中国的非国有部门的投资是可持续的,因为资本过剩部门会流向资本短缺部门。在民间融资得不到发展而国家银行又不给有效支持的情况下,需要资金的非国有部门得不到发展,而资本过剩的部门没有投资空间,从而到处盲目流动,大势炒作一切可以炒作的物品,包括房地产。最近更出现了令人担忧的新情况,那就是,大量的民间资本连同民间企业家流向了海外。因为全球化,如果中国内部的情况不能得到有效改善,这种趋势会加剧。

社会改革方面的情况更不容乐观。本世纪初,随着社会问题的凸显,政府开始把社会改革和社会政策提到改革的议事日程上来,即成了前面所说的主体性改革。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和住房制度等方面都是政府要改革的。社会改革方面的政策话语早已经在台面上,包括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但是,实际情况如何呢?不能说政府不作为,在所有这些方面,政府已经尽力。但是从社会的满意度来说,到目前为止的改革还是远远不够的。既得利益集团要么阻碍改革,要么改变改革的方向,要么挟持改革以图私利。因此,改革所取得的成效远远弥补不了经济发展对这些社会领域的破坏程度。

在经济和社会等方面没有实质性改革的前提下实现经济的飞速增长,使得权力资本直接主导了“社会改革”,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后果。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像医疗、社会保障、教育和住房等具有高度社会性的领域,国家不仅对投资都具有非常严格的控制和限制,而且这些领域也是国家投入最多的领域。很可惜,在中国,这些领域都在不同时期成为国家代理人和投资者分享利益的暴富领域。首先,这些领域“改革”的动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国家应付危机的“强制市场化”。一旦经济出现困难或者遇到危机,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或者最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中国都是以牺牲这些社会领域来保GDP增长的。其次,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为了保GDP,不仅不阻止资本在社会领域到处乱闯(资本无限制地进入社会领域),而且也加入这个行列,并经常成为主角。例如在住房领域,地方政府只有对扩张房地产市场有动力,而对于改革的另一面——保障性住房制度,明显缺乏兴趣。最后,正如垄断央企在国企改革中坚如磐石的垄断地位,国家工作人员的福利体系或者“特权”体系也俨然成为社会领域“市场化”的推动力量。最有权势的阶层可以最大程度地享受市场化所带来的好处而不需要承受市场化之痛,他们理所当然推进社会领域的市场化,而对社会领域市场化的负面效应毫无感觉。当前的中国,在经济领域市场化不足的同时,社会领域已经过度市场化。虽然价格“双轨制”已然消失,但以行政垄断和福利特权为标志的另类“双轨制”,在社会、经济两个领域仍然并行存在。

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稳定”也很容易理解了。中国在经济取得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的解体也在加速。或者说,高速的经济发展是以社会的解体为代价的。社会解体表现在各个方面,但最显著的表现是近来高涨的社会暴力,尤其是个体化的社会暴力。暴力发生在社会和政府之间、社会和资本之间、社会与社会之间。这些角色之间的暴力已经充塞媒体。但这里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第一,分散化的地方资本或者政府的暴力已经导致了社会个体化的暴力。中央政府政令和地方政府各个方面行为的冲突与脱节现象越来越严重。在中央三令五申地强调和谐社会的同时,地方政府却在不断制造矛盾和冲突。当地方政府和资本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要么导致地方权力的极权(土皇帝),要么就导致资本的极权。同时,以稳定为名义的社会控制,导致社会集体行为在很多场合变得不可能,社会个体就会诉诸个体暴力来对抗地方权力或者资本。第二,更为严重的是,在暴力背后隐藏着社会对政府和资本的极度的不信任。政府部门生活在权力的城堡里面免受市场的冲击,资本有赖于自身财富或者“权力资本”,可以从容应付市场,但普通老百姓面对无情的市场力量则无可逃遁。社会和政府、资本之间的不信任度加剧,社会的暴力程度也随之加剧。当社会失去对政府的信任的时候,政府治理失效也就很容易理解了。无论政府做什么,都难以赢得社会的认同。当然,社会的不信任也是政府的政策失效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当社会暴力足以威胁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时候,中国的中产阶级(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民营企业家)已经开始逃离本土,用各种方式移民到被认为比较安全的社会。更令人担忧的是,当政府不能减少或者消解产生暴力的深层次问题的时候,只能强化暴力工具来强行控制暴力。这就很容易走上以暴制暴的道路。

中国的现状和面临的挑战说明了深化改革的必要性,然而深化改革面临诸多困难。

困难之一,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大。现在的既得利益集团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他们在改革开放早期扮演过积极的改革作用,是克服老既得利益的主力。但是现在他们已经成长。在一定程度上,既得利益集团现在已经挟持了改革议程。同时,他们更有效地追求着自己的私利。不过有人认为,既得利益集团之所以能够挟持改革议程是因为执政党和他们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执政党有没有利益集团化?这需要观察。不过,早有人(例如周瑞金先生)在呼吁“执政党领导集体要和既得利益切割”。的确,如果执政党的议程被既得利益集团所挟持,那么改革就变得不可能,最终有悖于执政党的整体利益,更不用说社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了。现实地说,任何国家都会面临既得利益问题,执政党也必然和既得利益有这样那样的关联。既得利益的存在也并不是说社会改革不可能了。

困难之二,是作为改革主体的执政党已经对改革缺乏集体共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改革之所以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是因为执政党一直是改革的主体。尽管改革如邓小平所言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执政党始终在引导和领导着改革。和其他政治体制相比较,共产党体制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其思想共识和动员能力,一旦党内达成共识,就可以动员各方面的改革力量达到改革的目标。不能说执政党的动员能力已经被弱化。恰恰相反,因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执政党的物质和组织动员能力已经大大强化,这可以从应付各种危机和举国体制下的政治工程的有效性方面看出。在世人的眼中,中国的体制是最具有动员能力的。如果动员能力没有问题,那么问题就在于集体共识的缺失。领导层现在就好像一个“救火队”,被动地被社会或者社会问题推着走,哪里着火就出现在哪里。这种被动性必然出现更多的问题,使得改革面临更大的困难。执政党作为一个集体往往对重大改革问题失声或者保持沉默,人们所听到的只是个别领导人的微弱声音。这种微弱的声音也经常导致社会上一些人对“这种声音是否代表中央”的怀疑。

三、中国改革的策略与未来

现状如此,应当怎么办?这是个复杂的问题。中国是一个危机驱动的社会,有了危机才会有进步。现在面临很大的危机,这是进步的动力。根据我的研究,深化改革可以从以下几点着手:

第一,在政治改革方面,要重新确立共产党的改革主体地位。党现在光行使统治权,而不是领导权。尽管因为财力的增加和各种技术的提高,统治权在强化,但领导权在急速衰落。领导权如何得以确立和巩固?这需要执政党提高继续领导改革的能力。

领导权的微弱和党内没有改革共识有紧密的关系。党内没有共识和党内民主缺失有关。现在人们把党内民主理解成集体领导,但实际上很容易演变成没有人负责的局面。党内责任制必须得到建立。如何建立?党内民主不可避免,尤其是选举民主。选举民主要确立的是政治责任制。

除了政治责任制,党内民主还涉及一个动员党内改革力量的问题。不是说党内没有改革力量,但党内的改革力量处于分散状态。邓小平早就强调过,党内要有核心。没有核心,党的领导集体就是不同利益的组合。如果让不同利益互相制约,那么什么事情都做不了。这个核心如何形成?在没有政治强人的条件下,这个核心必须通过党内民主来形成。

要确立改革主体地位,其它方面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得到深化。现在领导主体的弱化往往不是因为来自社会的阻力,而是来自党内本身的阻力。这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已经强调过的。例如党政关系。经过多年的改革,党从理论上已经从革命党转型成为执政党,但实际上还是一个行政党。在一般意义上,所谓的执政党就是党产生一个政府,产生政府后让政府执政。而在中国,在所有主要方面,都是党亲自执政。党过度卷入行政事务,导致政治事务的“荒凉”。这是执政党领导权衰落的一个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因为党本身过度卷入行政,政府的管治水平提不高,经常是用政治方法替代专业精神。

第二,在经济和社会改革方面,要从中央—地方改革寻找新动力。这几乎是中国改革的定律。中央集权体制的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在运作过程中权力会不断往上集中,而一旦高度集中,地方和社会的发展动力就会被扼杀。

邓小平时代经历了两次大的分权运动。第一次是改革开放早期,确切地说是在80年代。经济改革是市场化导向,理想地说就是要把经济权力从政府分权到企业。但这只是一种理想,要实现还是不能忽视地方的作用。分权就成为当时政府的改革策略。正是四川和安徽农村改革的成功为中国的农村改革找到了突破口。分权也是城市和工业改革的动力源泉。如果没有像“分灶吃饭”和“经济特区”等分权政策,很难想象城市改革的成功。

邓小平的第二次并且是更大规模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分权发生在其“南巡”讲后之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因为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和前苏联、东欧共产主义阵营的解体,中国的改革出现了极大的困难,80年代初以来的改革动力似乎消失了。而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又表明政治改革可能带来风险。怎么办?邓小平又从地方找到了动力。“南巡”的政治目标就是为了在地方聚集改革力量,而“南巡”之后的大规模的分权又为地方政府提供了莫大的动力来进行改革和发展。当代中国真正大规模的发展和转型正是从“南巡”之后才获得巨大动力的。

90年代中期之后的改革也是从中央—地方关系入手的。最典型的就是1994年的分税制和1998年的中央银行制度的改革,这两大改革直接影响到中央—地方关系。这段时期是改革开放以来有关中央—地方关系制度建设最重要的时期。

这里要特别强调改革1994年体制。1994年体制已经实行了很多年,现在有必要进行再改革。实行分税制后,财力迅速向中央政府集中。尽管中央政府的财政很大一部分需要返回地方,但依赖的方向改变了,地方依赖于中央,而此前中央财政高度依赖地方。尤其重要的是,中央政府终于首次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独立于地方政府之外的收税机构(国税局)。1994年税制的两个最主要的理由,一是强化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二是二次收入分配能力,即国家有更多的能力来改变区域之间和社会之间的收入差异。

经济集权的确使得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大大增加。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所取得的高速而平稳的经济发展和中央政府的调控能力有很大的关联。但同时也要看到,经济集权在二次分配方面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当时所设定的目标,即减少社会收入差异,实现基本社会正义,并没有实现。分税制以后,中央财政能力飞速增加,但收入差异也不断加速扩大。财政收入和基尼系数是同时上升的,并且上升得很快。纵观世界各国的发展,很难解释这种情形。中国很多学者假设国家的二次分配能够达到社会公平,因此国家能力越高越好。但所谓的“国家能力”和社会公平之间显然并没有发生任何正面的关联,而负面关系是显然的。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在分权的环境下,地方政府大多实行藏富于民、于地方的做法。但随着1994年分税制的实行,这种策略失去效用。不可否认的是,由于财政大幅度向中央倾斜,中国在过去很多年里越来越显现出“中央富、地方穷”、“国富民穷”的局面。中央向地方要钱,地方又层层向下级政府要钱。财富很快向中央政府集中。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政治制度保障了财富流向中央,很简单,因为各级政府官员是由上一级政府任命的。

而“中央富、地方穷”的局面必然导致“国富民穷”。地方政府需要生存,需要发展,因此就要向“民”和社会要钱。先是向农村农民收费。各地的农村收费土政策曾经成为农民集体抗议的一个主要原因。农业税取消之后,地方政府就转向了农民的土地。现在土地已经成为各级地方政府财政的重中之重。这已经产生了很多负面的效应,其中之一就是房地产价格的飞涨。在抬高房地产价格方面,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的利益是一致的。地方政府提高土地价格,而开发商自然把土地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另外一个向社会要钱的方法就是地方政府和企业资方合作。为了让企业发展地方经济,多交利润给地方,地方就拼命向企业提供廉价的土地和廉价的工资。压低工人(尤其是农民工)的劳工工资在近年已经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最近所发生的劳工潮只不过是前面压低劳动者收入的反弹而已。

更为严重的是集权已经造成了中央和地方权力关系的失衡。很容易观察到一些很特别的现象。一方面,尽管集权,但中央的政策越来越难以执行下去,地方通过各种方式来抵制中央的政策,这尤其表现在“中央出政策,地方出钱”的领域。另一方面,地方在越来越多的领域越来越依赖中央。布满京城的驻京办很形象地说明了这种情况。现在要撤销驻京办,但可能会不得要领,因为驻京办完全是地方对中央的制度性依赖的结果。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所发生的地方企业“央企化”或者地方求助于央企的情况更是说明了这种趋势。与央企结盟是地方的理性选择,通过这种途径,地方可以得到两方面的利益,即政策利益和经济利益。很显然,和央企结盟,地方很容易得到中央政府的政策利益。一些本来通不过的项目,一旦央企卷入,就很容易得到批准。同样,和央企结盟也可得到经济利益,这不仅仅是因为央企本身掌握着大量的资金,而且也是因为央企对中央政府的巨大影响力,通过央企,地方很容易融资。

央企化如果得不到纠正,从长远看,会产生非常严重的恶果。随着中国向规制型国家转型,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要受国家的规制。而央企化必然会成为规制型国家的非常有效的阻力。央企化表明,政府的规制越来越具有“左手规制右手”的性质。甚至政治和行政上的冲突也会变得不可避免。很多央企和地方政府是同一行政级别,甚至前者的级别要比后者高。鉴于行政级别在中国政治体系中的重要性,地方政权必然和央企在很多问题上发生冲突。

更应当指出的是,经济集权并不表明中央有权力。中央集权常常是权力的部门化,是部门集权。国务院同样没有权力。实际上,权力越是部门化,国务院越是没有权力。

种种现象表明需要对1994年体制进行改革。中央、地方的权力和责任要进行重新分配。最明显的就是在社会政策领域,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环保方面的政策。现在中央具有政策制定权,但政策实施权在地方。更是因为在这些领域往往是中央出政策、地方出钱,很多政策根本落实不下去。这就要求,中央政府在财政集权之后,也应该相应地担负起事权。不管怎样说,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中央政府在所有这些社会政策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三,要把国有企业转变成为公共部门。人们一直把中国的国有部门比喻成西方的公共部门,这是一大错误。西方的公共部门属于公共,属于社会和人民。公共部门受公众的监督,各国议会都有一整套对公共部门的监督和制约的机制。而中国的国有部门属于国有部门的代理人。这里存在着严重的“内部私有化”问题。国有部门的产权理论上属于国家,但实际上是国家的代理人拥有实际的产权,利用国家权力追求私利。国有部门要真正国有化、公共化。如果国有部门可以通过政治和行政权力来追求利益,而其财富并不为全体公民所分享,那么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同时,更重要的是要对国有部门规定一个边界。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本来的意义在于政府在涉及国家整体战略和经济利益的领域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但是,现在央企所从事的很多经济活动根本不具有战略重要性。国有企业的触角伸向了每一个可以获得利益的角落。凭借其庞大的经济实力,受益于其政治和行政权力,国有企业可以所向披靡,没有任何力量包括私营部门和地方政府能够阻止国有企业这样做。因此,要给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规定一个边界。国有企业不仅要退出一些不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而且要把这些经济活动下放给地方,进行民营化。中国在经济领域市场化不足,这和国有企业受政府的保护是有关系的。要深化市场改革,这一步必须走。当然,如果国有企业全面扩张,导致其全面主导国民经济,那么经济危机必然发生。在西方,当“看不见的手”主导一切,政府失去对其规制能力的时候,经济危机必然发生。中国则相反。当“看得见的手”或者国有部门主导一切,非国有部门或者市场对其失去制约的时候,经济危机必然发生。这是又一个铁的定律。

第四,要向社会分权。如果光从中央到地方的分权,必然演变成地方专制和大量“土皇帝”的出现。这要求向社会分权来制约地方权力。应当容许和鼓励各个领域的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媒体必须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才能扮演监督的角色。

第五,在地方层面,大力推行参与式和协商式民主。选举式民主先要在党内进行,主要解决党内责任制问题和权力交班问题。选举民主会强化中央的合法性和权威。如果选举民主先从地方进行,这会加速中央权威的衰落。地方选举表明地方权力机关的权力来自选民,而非上级政府。在地方政府是由选举产生的,而上级政府不是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上级政府权威急剧下降,甚至丧失。相反,如果选举民主从中央开始,则有利于制约地方权力,防止地方主义的崛起。这方面可以从联邦制学些经验。

从村民选举的经验来看,在没有建设好现代国家制度之前,过早引入地方选举民主会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效果。村民选举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应当好好总结,因为它们反映了选举民主所能出现的变形。例如,在家族势力很大的乡村,民主实际上是有名无实的。此其一。选举出来的机构如何和党的机构共处?此其二。

但是,地方可以先行参与式和协商式民主。在这方面民主具有更为广泛的内容。选举式民主主要是为了产生地方组织或者说地方的接班人问题(或者权力继承问题)。参与式和协商式民主是为了改善现存地方政权。预算公开、公民社会建设等等都是地方民主的内容。这方面,地方民主可以大有作为。

第六,建设处于国家与社会之间、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国家政治制度。这方面,中国基本国家制度已经存在,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改进或者改善。现存制度主要包括人大、政协和司法。人大和政协是代表机构。“三个代表”理论提出后,人们开始重视人民代表的利益代表问题。这方面有所进步,主要是人大和政协代表的意见表达方面。但是制度和政策层面有很多问题仍有待于解决。例如,如何建立代表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如果代表和其所代表的人民没有关系,那么代表人民是不可能实现的。

这里有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司法独立问题。这个问题比较敏感,但也可以加以理性的讨论。司法不独立就是司法政治化。这已经产生了无穷的问题。司法是任何社会基本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这个防线如果失守,那么基本社会正义就会荡然无存。中国目前就面临这样的情况。掌权者可以通过权力,有钱者可以通过金钱把司法程序“政治化”。司法系统是中国社会最为腐败的部门之一,这并不难理解。社会对政府的不信任主要也体现在司法方面。实际上,如果掌权者或者有钱者可以把司法政治化,人民或者被统治者也可以这样做。人民不相信司法、不服司法,往往通过其它政治化的方式来求得问题的解决,例如集会、游行、抗议、暴力等等。政府一旦面临这种情况,也就难以用法律来解决问题。这样,你来我往,法律成为谁也不认同其权威的一纸空文和儿戏。

法律权威得不到确立,国家治理就会变得非常困难。怎么办?执政党可以控制立法,但必须让司法相对独立。法律是政治力量意志的体现,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反映了法律的真实情况。就是说,政治力量必然把自己的政治意志体现在法律层面。但这可以通过控制立法来达到。如果执政党不满足于某一法律,那么就可以修改法律,甚至废除法律。当然,也可以就新的情况制定新的法律。但是一旦法律到位,那么政治就要休止,就必须让专业法律人员来司法。如果把这个过程也政治化了,执政党和人民之间就失去了宝贵的中间地带。

司法相对独立是中国走向法治的第一步。而基本国家制度的最重要的体现就是法治。

第七,改革策略问题。上面所谈的这些方面都是改革可以有所作为的领域。如何实施这些改革,改革的策略变得重要。前面已经强调过,要消除既得利益谈何容易?这就要从既得利益之外培养新的利益,再用新利益制衡既得利益。这是邓小平改革的成功策略,可以继续。不能光看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大,也要看到中国的改革力量壮大得很快的事实。但改革力量处于分散状态。如何聚合,这是一个改革策略的问题。而策略又是个共识的问题。前面说过,现在没有共识。“解放思想,杀出一条血路”,仍然是继续改革的真谛。

(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责任编辑 洪振快)

2010年第11期　上下互动:温总理谈话解读

在过去的几个月中,最引国人关注的一件大事,是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庆典。为什么关注?原因大概有两条:一、在中国30多年的改革历程中,深圳特区的成立,无疑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而她的发展历程,则是中国改革的一个缩影。借30周年的庆典,梳理深圳发展的历史,可以作为“深化改革”的重要参照。二、改革走到今天,已经处于无共识状态,人们期待庆典仪式上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会对改革向何处去,有一个解读。

庆典仪式隆重,人们的期待也没有落空。庆典仪式前,温家宝在深圳的讲话,庆典仪式上胡锦涛的讲话,虽然侧重点不同,但强调坚定不移地进行改革是共同的。尤其是温家宝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更是引起人们的热议。为什么会热议?是因为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心是相通的,那就是,坚定不移的改革的目标,应该落在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上。

温家宝的讲话,使人振奋,但也有人感到困惑。困惑的理由是:在中央领导人当中,只有温家宝多次强调政治体制改革,这是集体领导的共识,还是个人主张?按照国人对现行领导体制的理解,温家宝提出的政改,应是中共高层的共识。可是,又给人们留下“怎么看不到行动”的困惑。所以,关注的人们在热议讲话的同时,不免也在猜测讲话的背后,有人甚至猜测更多一些。

猜测毕竟是猜测,无论怎么猜测,都不如讲话者本人的解释来得实在。让人振奋的是,温家宝竟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正面回应了这种猜测。

温家宝接受CNN采访

2010年9月23日,温家宝接受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扎卡里亚全球扫描”(FAREED ZAKARIA GPS)节目主持人法里德·扎卡里亚的访问,此节目于美国东部时间2010年10月3日播出,随即引起热烈的关注和议论。在接受采访时,温家宝回应人们的猜测,另外也谈到不少人们所关注的问题。这里,把媒体登载的访谈译文转引如下:

Zakaria(以下称为Z):你认为当前全球经济形势是稳定,而且充满活力的吗?你是否担心出现所谓的“二次探底”,导致美国经济再一次进入衰退?

温家宝(以下简称温):客观地说,我认为当前全球经济正在复苏,尽管这个复苏的过程有些漫长,充满曲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相信现实给我们好好上了一课。我希望美国经济能够快速地恢复,因为美国经济实力毕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

奥巴马总统最近的一些经济政策,包括美国出口倍增以及对基础设施大量投资的计划,是解决问题的正确之道。尽管这些政策来得稍晚了一些,但总算及时。

这让我想起了我决定4万亿投资刺激中国经济的时候。当时人们对这一政策有着各式各样的看法,但是现在的经济态势显示我们一揽子刺激计划是有效的,成功的。

Z:你的经济刺激计划,从占GDP的百分比来说,是美国计划的10倍,真是一个异乎寻常的举动。是否存在这样的担心,如此巨量的投资将在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产生泡沫?政府投资了这么多钱,是否会带来通货膨胀呢?现在投资计划减弱了,有没有什么影响?政府的钱会不会不够?

温:从你的问题来看,我认为你并没有对我们的刺激计划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我们的经济刺激计划有四个重要的组成部分:1. 大规模的公共投资、结构性的减税以及基础设施的建设;2. 调整和升级产业结构;3. 科技创新以及发展有战略意义的新兴产业;4.改进社会保障体系。整个4万亿人民币的投资计划并不是都来自于公共财政,政府只提供其中1.18万亿人民币,余下的会从非公有市场以及金融市场中筹措。刺激计划的实行,保证了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和快速发展。它帮助中国经济能够保持30年来快速发展的好势头,同时也让我们避免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由于外部条件剧烈变化而产生大的波动。同时,经济刺激计划为将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对在你问题中提到的那些挑战保持着高度的警觉。

我从三个方面回答你:第一,中国确实存在通货膨胀的风险,这也是我们提出要小心调整好社会稳定、经济快速发展、经济结构调整和管理通胀预期这一重要任务的原因。这是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核心。我对中国管理通胀预期确实存在担忧,这也是一直以来我着重要妥善管理的地方,因为我认为腐败以及通货膨胀会对我国政权的稳定造成负面的影响。这两个问题都需要广大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和支持。这是我对中国通胀问题的看法。

第二,随着经济刺激计划的实施,地方政府会有一定财政金融上的风险。地方政府有融资工具,也有一定的债务。但这并不是一个经济危机之后才存在的新问题,其实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就已经存在。现在地方政府通过各种融资渠道,累计了7.6万亿人民币的债务。地方一级的这些债务,仍然在我们可以管控的范围内。但是在地方政府层面妥善地管理这些债务是很重要的,以免对公共财政和金融部门带来风险。预算赤字占中国GDP的比例为3%,而中国所有债务占GDP的比例是20%。也就是说,目前仍然在我们可控的范围之内。

第三方面,当前所有的投资必须要有利于我们经济结构的调整,而不是阻碍。这一点关系到我们长期的发展前景,因此显得尤为重要。

Z:冒昧地问一句,你从金融危机中学习到了什么?你是否对美国宏观经济的管理失去了信心?一个中国朋友这样对我说:“我们就像课堂上的学生,听美国的教导,但是现在看看,可能这个老师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温:在金融危机面前,任何对国家,对全体人类有责任感的人都会从中学习。我学到最重要的一课是,在管理国家事务时,关注经济结构非常重要。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赢得了世界的赞誉。然而,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人,很早就表明我们的经济发展仍然缺少平衡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金融危机加强了我的这一观点。一方面,我们必须要防止金融危机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们仍然要强调我们自己的问题。这两个方面的工作要同时做好是很难的。

中国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内需有相当大的潜力。中国仍然处于加速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阶段。刺激国内需求可以巩固并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抓住机会,提高发展速度,稳定中国经济。在这一基础上,我们必须着眼长远,清楚地意识到在经济结构中的各种挑战。至于美国的经济,我始终认为它有牢固的基础,不仅仅是在物质上,更重要的,是在科技和管理人才这两方面都有着强大的力量。200年来美国在经济发展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尽管其中有曲折往复,但是我相信,美国会克服各种困难,度过这一次金融危机,要对美国经济的前景充满信心。

Z:你曾经撰文纪念过你曾经的领导——胡耀邦。这篇文章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在其中你高度赞扬了他。回顾过去,你认为胡耀邦是一个杰出的中国领导人吗?

温:是的。我想我给他的历史做出了一个公允的评价。他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出了贡献。第一,他大力推动了有关真理标准的大讨论,通过这一讨论,他为中国解放思想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第二,面对众多阻力,他毫不畏惧,为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广大党政干部平反冤假错案。第三,他采取行动,切实推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

Z:在你的演讲中,你提到,从经济上看,中国依然不是一个强大的创新型国家。有着如此多的言论自由限制以及互联网管制怎么可以成为一个强大的创新型国家呢?难道不应该取消这些限制吗?

温:我认为言论自由对每一个国家,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是必不可少的。中国宪法保障言论自由。我认为在这一点上你并不了解中国。在中国,有4亿左右的互联网用户和8亿左右的移动电话用户。他们可以接入网络,表达他们的观点,包括批评意见。我在网上经常能看到对政府工作的尖锐批评和建设性意见。我经常说,不但要让人们享有言论自由,更重要的是,要创造条件让他们能够对政府的工作提出批评。只有人民能够监督和批评,政府才会做得更好,公务员才会真正地为人民服务。当然,监督和批评必须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这样国家才会有秩序,秩序对于一个有13亿人口的国家来说是更为重要的。

Z:温总理,说实话,我去中国的时候,发现很多我要上的网站都被屏蔽掉了,非常难以获得资讯,似乎任何挑战共产党政治地位的言论都是不允许的。比如胡耀邦,直到您写的文章出版,在《人民日报》上从未被提起。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些限制——对互联网监控的这些设备,让你的人民很难真正有创造性,去做那些你想让他们做的事。

温:我相信,我和所有的中国人民都有这样的信念,那就是中国会有持续的进步,人民对民主和自由的向往和追求是无法阻挡的。我希望你能慢慢看到中国正在持续的进步。

Z:在过去几周,你做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演讲,在深圳的讲话真的把我镇住了,你说“不仅要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也是在我们上一次专访中你的观点。但是很多中国人说过去六七年间,经济体制倒是在不断改革,但是政治体制改革并没有多少。那些听你的演讲的人,他们说“我喜欢温总理的讲话,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政治体制改革的行动啊”,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温:其实,政治体制改革是在多年以前由邓小平提出并推动的,我想任何一个对国家有责任感的人都应该对这一点深入思考并付诸行动。上次见面之后我对这一问题展开了更深入的思考,我的想法是,一个政党在取得政权之后,应该要和在取得政权的过程中不一样才对。最大的区别就是,政党的活动应该要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政党的政策和主张可以通过合法途径上升到宪法和法律的高度。任何党派、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过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我认为这是现代政治体系中的重要特征。我将我的政治理念归纳为四句话:让人有尊严地幸福生活,让人感到安全可靠,让社会充满公正,让人对未来充满信心。

尽管社会上存在各种各样的议论,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阻挠,我仍然要坚定不移地在我的能力范围内,贯彻我的理念,加快政治改革的步伐。

我想用两个词来表达我的决心:风雨无阻,至死方休。

Z:货币问题最近又成了热点,让我这样提这个问题:在得到中国的保证后,人民币在过去两年只升值了1.8%。中国对人民币再多升值一些难道不感兴趣吗?

最近,中国通过压榨普通工人,对出口进行了隐形的补贴。这样就会有通胀的风险,造成你刚刚提到的缺乏平衡性。因此,人民币汇率要再提高难道不是一件好事情吗?

温:我想你的观点仍然是美国的观点,或者说,美国国会中一小撮人的观点。中美两国经济联系紧密,双边贸易已经超过3000亿美元,美国在中国的投资已经超过600亿美元,中国已经购买了超过9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

没有人会相信中国的领导人没有紧跟美国经济的发展。然而,一些美国人,特别是美国国会里面的一些人,对中国缺乏全面的了解。他们将中美关系中的问题政治化,特别是两国贸易不平衡这一问题。我认为这不是一件好事。

我感谢你给我这个专访的机会,因为你让我能够更进一步地解释实际的情况。有关汇率和中国贸易顺差,有三个要点往往是大家都不了解的:1. 中国并没有主动追求顺差。我们外贸的目标是在各国交易中维持平衡和可持续贸易,我们希望在我们的支付科目中能够达到基本的平衡。这是我们一直在强调和行动的。在2008年,中国的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是9.9%,2009年这一比例下降到5.8%,2010年的上半年的数字是2.2%。2. 一个国家贸易顺差的增长和它的货币政策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从1994年开始,人民币启动了改革汇率的进程,从那时算起,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上升了55个百分点,同时,主要经济体和中国周边国家的货币大幅度地贬值。中国对外贸易的急速提高也是在这一时段。实际上,在美国历史上也有这么一段时间,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是一个贸易顺差的国家。这一现象,是国家发展的必经阶段。第三点,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你恐怕也知道,中美两国贸易不平衡的问题主要是结构性的。中国在加工贸易上有顺差,但在一般贸易上存在逆差。交易物品上中国有顺差,但是在交易服务上有逆差。中国在和美国以及欧盟的国际贸易中有顺差,但是在和日本、韩国以及东盟国家的交易中存在逆差。很多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在美国已经是不生产我想也不可能再重新生产了的——那些附加值比较低的产品。即便美国人不从中国买这些产品,你们也会从印度、斯里兰卡或者孟买购买。这并不能解决两国之间贸易不平衡的问题。

我回忆起你曾经举过有关iPad的例子。在美国一个iPad售价是299美元,但是加工iPad的中国工厂只能从中获得4美元的加工费。

还有一点可能你和国会中诸君都不太了解,在华的5万美国公司中,2万2千家是出口公司,制裁中国的出口公司无异于制裁美国的公司。

Z:上次我们谈话的时候,我问你当时你在读什么书以及什么书比较有趣。那在过去几个月有没有什么事、有没有什么书让你印象深刻呢?

温:我的书架上经常摆着的是有关历史的书,因为我相信“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外的历史书我都很爱读。在我出差的时候,我一般会随身携带两本书,一本是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另一本是《沉思录》。我并不是同意这两本书中的所有观点,但是我相信古人的理想和思考会为今人提供思考的食粮。现在有太多自夸自卖的回忆录,我并不喜欢读。我相信一个人应该留给世界的是真相——那些真实的东西,但即使是真实的东西也终将消散。

Z:最后一个问题,温总理,你的坦诚让我感动。你刚才提到你不管国内党内的阻碍有多大你都要继续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你对于腐败和通胀会动摇社会稳定的忧虑,以及对胡耀邦领导能力的赞扬,即使他是一个危险的“自由化”领袖。你相信中国即将上台的新一代领导人,会和你有共同的愿景吗?他们会不断努力深化你正在力推的事业吗?

温:你可能认为这是今天最难回答的问题,但在我看来这很容易。我从两点回答你有关未来的问题。1. 正如中国老话说的“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对中国未来领导人超过他们的前任我深有信心。2. 是人民以及人民的力量决定了国家的前途和历史。人民的希望和意愿不会止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谢谢你的专访!

Z:这是我的荣幸,谢谢你温总理。

上下互动才能形成改革共识

温家宝在这次访谈中,更加系统地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他所指出的通胀和腐败可能影响中国稳定、人民对民主自由的诉求是不可抗拒的这两条,应该是中国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出发点。可是,如何将温家宝的诉求形成一个共识,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则让人颇费思量。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哪里寻找中国政治改革的动力?》一文中认为,中国的政改滞后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中国不是没有改革的话语,而是改革者缺失改革的具体政策和实行政策的能力。由于中央改革权威的弱化,中国社会已经犯上了一种“改革疲惫症”。谁都在谈改革的重要性,但结果是什么行动都没有。久而久之,还有谁再相信改革者的改革话语呢?第二,作为改革主体的执政党已经对改革缺乏集体共识。共产党体制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其思想共识和动员能力,一旦党内达成共识,就可以动员各方面的改革力量达到改革的目标。如果动员能力没有问题,那么问题就在于集体共识的缺失。领导层现在就好像一个“救火队”,被动地被社会或者社会问题推着走,哪里着火就出现在哪里。这种被动性必然出现更多的问题,使得改革面临更大的困难。实际上,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社会,很多人早就开始怀疑党中央的权威。执政党作为一个集体往往对重大改革问题失声或者保持沉默,人们所听到的只是个别领导人的微弱声音。这种微弱的声音也经常导致社会上一些人对“这种声音是否代表中央”的怀疑。第三,正如其它方面的改革一样,政治改革的困局也说明了中国的既得利益已经强大到何种程度。既得利益力量大得很,一旦改革触动它们的利益,它们可以阻止改革共识的形成,可以阻止改革共识转化成为有效的政策,更可以阻止改革政策的执行。

郑永年呼唤中央威权,“执政党”“要重新确立自身作为改革主体的地位”,以形成改革共识,这自然是有道理的。问题还有另外一面,那就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历史证明,改革进行最好的时候,往往是上下互动最好的时候。所谓“上下互动”,即高层和民间都有同一个共识。一项改革决策的形成,有时候大多不是来自于中央的威权,而更多的是来自于民间的诉求。中央的威权呼应民间的诉求,而民间同样尊重中央的威权。改革的共识就在这样的互动过程中形成,改革因此才能取得如今举世瞩目的成就。

从这个角度来说,温家宝接受采访所谈,以及此前多次讲话中谈到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回应的是民间的诉求。中央的威权不需要特别呼唤,只要回应民间的诉求,威权自然而然就重新确立。改革需要共识,庙堂之高的共识需要,江湖之远的共识也更加不可忽视。而上下互动,使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的共识一致起来,“改革疲惫症”才能治好,温家宝所呼唤的政治体制改革才能进行下去。

(责任编辑 洪振快)

2010年第11期　市场经济呼唤政治改革

中国改革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程。期间,我国在各相关领域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探索并取得了相应的成就。尤其在经济领域,对旧体制的改革所带来的增长速度堪称奇迹,获得了国内外不少赞誉。然而,在看到巨大进步的同时,我们更应该看到我国的改革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中国市场经济的现状迫切需要进行政治改革,以保证经济的持续性增长和社会的健康发展。为了避免改革成果的“得而复失”,为了实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我们有必要对我国改革已经形成的原则方法和正在追求的政府管理模式进行全面的总结和反思,以便于对下一步的改革战略和重点作正确调整。

一、我国对经济与管理之关系模式的探索

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是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中国在这两者之间的取舍和选择,经过长时期的利弊权衡和激烈碰撞之后,早已尘埃落定。在从1992年至今的多年努力后,没有人否认,无论在经济文化上,经济制度上,还是在经济体制和机制上,中国发展的巨型列车已经离开计划经济,基本走上市场经济的运行轨道。在这个经济转轨过程中,一个相应的问题是,如何通过相应的创新,建立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型政治与行政管理体系。

提出这个问题的假设是,一般认为,经济类型不同,所要求的包括政治和行政在内的管理类型也就相应不同。计划经济是国家权力主宰的资源配给过程,因而就可以有一套以人治为基础的集权管理制度;市场经济是一个由供求关系主宰的交易过程,因而就必须有一套民主法治的管理系统。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政府的管理经验,基本可以证明这个假设的真实性。

例外的情形是,开放改革以后几十年的中国实践所摸索出来的做法,使这个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受到了挑战。仅就经济增长而言,追求市场经济的中国,以一种富有特色的管理组合,用粗放和近乎原始的生产方式,利用人口红利的阶段性优势,在低起点基础上,取得了30年持续增长的不俗成绩:年经济增长率平均达到9.6%,2007年GDP超过德国排名世界第三,2010年GDP肯定会超过日本而跃居世界第二。即便将2009年人类发展指数中国居第92位的世界排名(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9年10月5日发布的《2009年人类发展报告》)考虑在内,即便将2009年人均GDP中国位于世界第100位的排名(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数据)考虑在内,即便将中国“三高一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经济增长质量和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失衡与矛盾考虑在内,我们也应当承认,不仅纵向自比,新中国成立后的头30年与改革开放后的30年,在经济与社会进步上不可同日而语,就是横向互比,也很少有哪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上能够与我国相提并论。

我们的魔法是什么,或者说我国在管理创新上的贡献是什么?早在2004年,就有国外高盛公司的一个顾问总结中国增长经验,并冠以“北京共识”的概念公开发布。随后被不少国内外人士怀着不同心态,广为传播和大加渲染。这个被吹捧热议的中国秘笈被总结为“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政府干预经济和国有垄断来推进经济的发展”。

中国经济增长的经验使不少国内外人士相信,在“计划经济加集权管理”,和“市场经济加民主法治”两个公认的组合模式之外,还有一个嫁接和折中方式,这就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加集权管理”的第三种模式。这是中国的管理探索和贡献。

二、对市场经济加集权管理模式的反思

面对国内外的吹捧和称颂,我认为有关的理论与实践工作者,尤其是处在执政党和政府关键岗位上的领导者和管理者,最需要的是保持足够的理智和冷静。因为,一种经验模式一旦被固定下来,其对于我国发展前景的影响将是巨大和深远的。第一,它将成为带有根本性的管理价值导向;第二,它将成为经济与社会管理制度构建的标准形式;第三,它将成为下一步政府改革规划议程的依据;第四,它将成为今后中国市场经济质量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决定性因素。说到底,这个经验模式关系到未来的制度选择,决定着人民的生活质量。为此,就有必要对这个嫁接的模式提出意见和建议,以便于让它更加完善和更具有积极、健康和进步的实践价值。

管理模式的实质,就是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权力介入的方式和干预的程度。管理者无一例外地追求效率,所以往往倾向于在资源配置中施加权力影响。中国有着很长的计划经济实践和悠久的人治历史传统,因而在和市场打交道的时候,常常是拾遗补缺不足,而越俎代庖有余。在这种情况下,管理权本身的性质就成为决定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也就是说,相对于政府管理权来说,有没有民主法治的约束条件,其运行结果将大相径庭。

在成熟的经济与社会体制中,市场经济建立在民主法治基础之上,政府与市场关系中的公共权力将不能随意插手市场的资源配置,即便是在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政府强化监管、增加投资,甚至接管濒危企业的“救火”措施,也都严格控制在民主程序之内进行,这就保证了政府权力的规范和政府相关政策的稳妥与科学。

相比之下,在一个民主法治不够完善的环境中,公共权力使用者出于“人性自私”的本能,很难保证不用手中的权力去干预市场过程,并通过干预来满足自身意愿偏好和获取自身的利益欲求。这个趋势的极端表现是,公共权力最终将市场改造为自己的附庸和工具,迫使市场经济扭曲和最终蜕变为“权贵资本主义”。如果真到了如此地步,那么,对于平民百姓而言,一个似是而非的市场经济,甚至要比一个传统落后的计划经济更糟糕,更可怕。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说中国已经是一个成熟的经济与社会制度,那是违心之论;而将中国划入“权贵资本主义”之列,则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客观地说,在我国“市场经济加集权管理”的现实当中,确实也出现了一些值得警惕的现象。这些现象可以概括为五个特征:一、权力垄断市场加剧贫富差距;二、权力干预市场谋求腐败交易;三、权力干扰市场制造市场混乱;四、权力代替市场阻碍政府职能转变;五、权力缺少约束随意占用公共资源。

比如国有企业垄断问题。因不当收入超过2亿元而被问罪的中石化董事长、部长级高级公务员陈同海的名言是“作为共和国的长子,我们不垄断谁垄断”。在这个毫不掩饰的骄横傲慢后面,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垄断国家资源,从事特权经营,私自内部分利,谋求丰厚待遇的特殊利益群体。比如我国“7个垄断行业共有职工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占全国当年职工工资总额的55%”。(见《中国经济时报》2009年11月25日何伟文章《“国进民退”五定位》)

比如贫富差距问题。如果说社会上流传的一些说法不足为信的话,那么来自财政部的数据就应是权威的,它的近期统计显示,我国10%的家庭的财产占到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而10%最低收入的家庭财产总额仅仅是全部居民财产的1.4%。(人民网北京 2009年12月9日电)而根据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专家的调查统计研究,目前我国城镇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31倍,而不是官方统计显示的9倍;城乡合计,全国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55倍,而不是官方统计数据推算的21倍。(见王小鲁:《我国的灰色收入与居民收入差距》,《比较》总第31期,2007年7月)在200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上升到大约0.5的“高度不平等”程度。

又比如公权异变问题。官员队伍的廉洁从政正在受到日益严峻的挑战。腐败公务员的级别越来越高,腐败的人数越来越众,腐败的手段越来越多,腐败案值越来越大,腐败者的道德压力和羞耻感越来越轻。2009年,因腐败而被查处的省部级高官,就有深圳市长许宗衡、吉林省人大副主任米凤君、浙江省纪委书记王华元、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辽宁省人大副主任宋勇、宁夏回族自治区副主席李堂堂、贵州省政协主席黄瑶、国开行原副行长王益、公安部原部长助理郑少东、中核集团总经理康日新等等。根据透明国际2009年公布的腐败指数,中国在180个被统计国家中排在第79位。

除了直接以权谋私外,有的地方党政机关还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用公共权力为公务员群体谋求“集体福利”。2010年5月份媒体曝光山东省日照市根据党委常委会决定,在“可低头看湖,可抬头观海”的市区“绝版”地带动工修造3500多套住房专供市直机关公务员。此次住房福利等级为市级领导享受200平方米,处级150平方米,科级以下120平方米,价格比同地段商品房每平方米低30%～50%。此举被当地老百姓戏称为“国内地市级最牛”的低价官宅建设计划。(见《经济参考报》2010年5月19日报道)

又比如国家管理机关的运行成本问题。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政策动向课题组”2006年8月10日公布的一组数字:当年全国各级国家机关的公款招待费是3700亿元,公务用车费3986亿元,公款出国考察费2400亿元,合计超过1万亿元。假定这当中有一半是必须的,那剩下的一半也已经占到当年财政支出总额的17%。如果再加上机关和事业单位公职人员的工资福利支出、各类会议和培训支出,机关修造豪华楼堂馆所和更新办公设施的支出,以及部分离休高级公务员的特需支出,我国管理机关自身开支占年度财政支出要高达30%以上。而这个比例,在日本是2.4%,波兰是3.8%,英国4.1%,韩国5.0%,印度6.1%,法国6.5%,加拿大7.1%,俄罗斯8.2%,阿根廷8.7%,美国9.9%。(见拙著《中国行政改革前沿视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9页)而在我国,政府自身的支出浩大与公共服务支出的缺斤短两已经形成鲜明对比。

再比如在政府职能转变方面。由于管理权力自身的习惯,一些地方政府职能长期处于只说不练、转而不变的状态。政府还经常跨过自己的职能边界,进入了市场职能的空间。2009年3月,河北省廊坊市一位领导的招商口号是:“房地产是好的投资项目,房地产商来投资,赚了是他们的,赔了是我们的”。(见《北京晚报》2009年12月16日张兴军文章《部分政府部门存在官僚主义习气》)而为这个荒唐话语做的实践注解发生在杭州。最近该市政府部门出资设立消费奖,用真金白银奖励在杭州商场的购物者,已有人将他们的做法叫做“政府在市场当中自作多情”。

胡乱处理与市场关系的不仅是他们。2009年5月湖北省公安县下发红头文件,要求全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一年要完成23000条本地香烟消费任务,管理办公室每月检查完成进度;未完成用烟计划的单位,由财政部门直接扣减该单位公用经费;凡不抽本地卷烟的,发现一次扣减该单位公用经费1000元。(见CCTV《新闻1+1》2009年5月4日播出的节目《红头文件因何“走红”》)无独有偶,2009年11月,四川洪雅县也以政府文件的方式,要求机关干部必须在家中阳台上,人均栽种2棵三角梅,督查发现未栽种者,将受到通报。洪雅被群众戏称为“满城尽栽三角梅”。(见《华西都市报》2009年10月22日报道)

以上所举例子虽然挂一漏万,却已经从不同角度反映出我国“市场经济加集权管理”模式存在严重问题和重大风险。这就告诫我们,如果想避免中国掉入“权贵资本主义”的陷阱,如果想保证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健康和可持续性,如果要向国内外证明“市场经济加集权管理”的存在价值和生命力,中国就必须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努力,为“集权管理主体”戴上民主法治的“马笼头”。非此,中国式管理就无法与市场经济匹配和兼容。

三、政治改革是改革成果保护与未来持续发展的命脉

回顾既往60年和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管理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的改革也积累了宝贵经验和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在实际上,改革在中后期已经显露出后劲不足、进展缓慢的端倪。伴随经济改革发展,除了在行政领域反复进行一些技术性的、浅表层的动作之外,缺乏足够的勇气和动力去寻求针对权力运行体制的深度改革突破。民间对这个现象的描述是:经济改革轰轰烈烈,行政改革凑凑合合,政治改革闪闪躲躲。因为得不到政治发展的支持和保护,导致行政改革推进效率大大降低和市场改革成果面临侵蚀变质的危险。

而本来具有积极意义的“渐进改革原则”、“适度改革原则”以及“中国特色原则”等,在现实当中逐步演变为保守改革原则、有限改革原则、选择改革原则、主观偏好原则。包括许多学者在内的一些人津津乐道于中国的“边际改革”、“增量改革”、“经济优先改革”等经验,却对这些经验本身所培养出来的社会保守性和投机性失却察见,对于这类实践所造就的“扭曲性体制”和“路径依赖”的危险没有给予充分重视,对于在此庇护下逐渐形成的既得利益群体没有引起足够警惕,对于来自既得利益群体的改革阻力和改革时机的逐渐丧失一直缺乏清醒的认识。

对此,中国所有赞成改革和奉行改革的人们,无论是领导者还是专家学者,都需要在认真反思的基础上,还原改革原则的本来意义。所谓“渐进改革”是循序渐进、由易而难地不断向前推进的改革,而不是避难就易、避实就虚的停止改革甚至倒退改革;所谓“适度改革”是着力到位、恰到火候的改革,而不是浅尝辄止、半生不熟的夹生饭改革;所谓“系统改革”是不留死角、全面照应的改革,而不是有扬有抑、有行有禁的选择性改革;所谓“中国特色改革”是主张普遍性与个性相结合的改革,而不是强调“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的一种传统情绪逻辑下的偏见改革。

时至今天,中国式管理的经验积累、成果积累,以及问题积累和矛盾积累,都共同期待着关键改革的出台。中国的改革,在按照改革者的设计走过了简单项目后,必然要进行复杂项目;在经过了经济改革和行政改革后,肯定要触及政治改革;在完成了对客体的改革后,接下来将轮回到对改革者自身的改革。这是改革的内在要求和应然轨迹。在这个决定可持续性的关键改革阶段,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为“集权管理主体”建立民主法治的约束制度与机制。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除了继续做好机构调整、职能转变、审批改革、干部问责、绩效评估、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已经展开的任务外,改革者还需要以更大的勇气和决心,着手针对自身进行现代化建设和民主法治的真正完善,以“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精神,切实将公共预算制度的建立,将地方自治新体制的建立,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建立,将对高级领导干部退休待遇的改革,将对党政领导结构关系模式的调整,尤其是针对各级主要政治和行政首长以及人民代表群体,循序渐进地建立以民选公决为基础的权力约束制度,纳入下一步中国改革的实践之中。这是“中国式管理”绝对不能缺少的改革必修课!

我国改革的可持续性和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迫切需要来自包括政治改革在内的综合改革战略的支持。改革就如发射天宇的火箭,期望它飞得高、飞得远,就得要有源源不断的动能供给。如果说我国的经济改革是第一级火箭,而行政改革是第二级火箭的话,那么政治改革就好比第三级火箭。在过去的30年中,经济改革和行政改革已经带动中国飞入从未有过的高度,使中国获得了巨大进步。但是,客观而论,不仅现有的改革不足以穷尽解决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所有矛盾,尤其是对公共权力使用者的规范与制约的问题,而且,经济改革和行政改革的成果也离不开来自民主法治的政治运行机制的保护。否则,已获得的改革成果就有可能遭受旧有政治与行政文化的蚕食,已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就有可能被官商利益联盟所瓦解,已形成的正确改革与发展方向就有可能因为病态管理模式的裹挟而走形脱偏。有鉴于此,中国的改革领导者迫切需要审时度势,果断实行更加全面和富有勇气的自身改革战略,在我国经济改革和行政改革的能量和张力臻于极限的时候,及早点燃政治改革的第三级火箭,从而为中国发展的全面、健康和可持续性增加源源不绝的动能供给,争取在2020年前后,使我国能够有一个更加科学、民主、法治的政治与行政体制。我国既往30年经济改革成果的保护需要我们启动民主政治改革,我国未来发展的持久永续需要我们启动民主政治改革。诚如8月份温家宝总理在深圳考察时所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不进行政治改革,中国就没有梦想中的未来;“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只搞别的改革而不进行政治改革,最终还是死路一条。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学部副主任)

(责任编辑 洪振快)

2010年第11期　朱厚泽和他的“三宽”

2010年5月9日清晨,朱厚泽病逝于北京医院。厚泽享年八十,应称高寿。但在我们十来个谈得来的老头中,他是最年轻的,最壮实的,最活跃的,最多才多艺的,最有亲和力的,为什么说走就走了呢?我怆然茫然怅然木然者数日,痛感生命的脆弱与无奈。

一 多思考,少说话

1985年7月,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朱厚泽接到调令,晋京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北京多好,中国人谁不向往?朱厚泽对此却忧虑重重,不大愿意。好朋友开玩笑说他“升官”,他自己却说是“跳火坑”。

厚泽对我说,从改革开放到他来京,中宣部部长换了五任。胡耀邦是一任,他那么大的气魄,平反了那么多冤假错案,相信会有办法创造新局面,但要调去当总书记,谁也挡不住。张平化是一任,他是井冈山时代硕果仅存的县委书记,当过多年省委书记,论资历、论水平,都是一流人选。但真理标准讨论,他就是“凡是派”,首先过不了关。王任重是又一任。他当过多年省委书记,后任中南局书记,是毛泽东器重的人才,还提出过“学习毛泽东,超越毛泽东”的口号,但始终超越不了,也跟不上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步伐,为时不久也只好退下。第四任是邓力群。这个人后来写过一本书——《十二个春秋》,点名批判了60多个人,被称为“左王”。朱厚泽就是接他的班。他是中央书记处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不当宣传部长还管着宣传部长。厚泽曾对我说,他那位顶头上司对交接工作非常认真,抓得很紧。这一阵是汇报会,过几天又是什么课题的准备,下一周又是审查影片,接着还有理论培训研究,总是把我安排在他的邻座,观察我的反应,最后总是首先征求我的意见。我是无论如何死不开口,只回答:刚刚来,先了解情况,学习学习再说。连续多次,他无计可施,也不好定什么规矩要我“萧规曹随”。

过了一个多月,朱厚泽正式单独上班。部里不少工作人员习惯于“新官上任三把火”,以为朱厚泽一定要布置召开全国宣传部长会议,要宣布一些新的规定。但是没有,什么都没有。他见人谦和有礼,常主动点头打招呼,却没有什么吩咐、什么要求,例行的工作会议也改成了座谈会,便于大家自由发言,极少向下发什么文件通知,对上面交下来的事则迅速认真处理。

二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朱厚泽就这样担任宣传部长,半年几乎无声无息,没有吭气。到1985年底连胡耀邦也有点沉不住气了,便找他去问,厚泽回答:“听到的反映是我这个人‘没有动静’,‘不吭不哈的是怎么回事呀?’”耀邦说:“那就逐步地放开一点嘛。”后来,又让胡启立、王兆国给他捎话:“大胆一点,准备个报告提交书记处讨论,讨论以后我们大家支持你。放开点干嘛!”

但他想,如果把自己的观点和盘托出,整理成报告,书记处讨论不容易通过,反而可能引起大的争论,对大局的稳定不利。但他又想老是鸦雀无声也不行,不如东说一点,西说一点,微微风,毛毛雨,慢慢来,努力学会“在议论纷纷中正确引导,在众说纷纭中择善而从。”

1986年3月8日,在音协饭厅里用聊天方式讲了一次,提到了“宽松”。

第二天,3月9日应邀参加出版家协会代表大会,原来不准备讲话,大家说不行,我们坐好了就是要听你讲话,实在推辞不了,只好又讲了一次,比前一天范围“宽”,涉及“宽容”、“宽厚”。

一个月后,《光明日报》开全国记者会,又把他请去,热烈鼓掌要求他讲话,结果又讲了一次,讲得比前两次更多了一点。杜导正用录音整理了一个详细的记录稿给他,他改后就扣下了,连内部也不让发。

1986年7月,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邀请他参加,他才把“三宽”连在一起发表了正式讲话。他说:“今年是‘双百’方针提出30周年,‘五·一六’通知发布20周年,‘文革’结束10周年。把这三者叠加在一起,好像有点荒唐,但实际生活却是这样走过来的。这使我们看到,生活不像长安街一样笔直,它是曲折的。而这个曲折道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信心,就是真理终究会战胜谬误。人们终究会从某种盲目性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即经过实践和反思,走向自觉,走向更加成熟。”

文化要发展,各行各业要发展,推而广之,一个社会充满生机、充满活力,有一件事情恐怕值得引起我们注意,就是:对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与传统的东西有差异的观点,不要急急忙忙下结论;同时,对积极的探索、开拓与创新,要加以支持,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不注意,恐怕不仅是思想文化的发展,其他方面的发展也是难以想象的。

有篇文章,讲到宽容、宽厚和宽松。三个“宽”字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于我们原来想法不太一致的观点,是不是可以采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宽厚一点;整个空气、环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宽松有弹性一点。完全刚性的东西是比较容易断裂的,它不能抗冲击。而社会生活中的冲击随时都会有,会从各个方面来。保持一点弹性、柔性,不但有利于发展,也有利抗“冲击”。多少带一点弹性、柔性,这对于处理我们的思想文化问题、经济政治问题,小至家庭、夫妻、父子、母女,大至国家大事、民族关系,都会好一点。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可以把握得更妥善一些。

著名的“三宽”讲话原文就是如此,普普通通,并不神秘。

第一次在音协那次讲话,后来《文艺报》竟登在头版,有些文艺家下乡也传达,多方面反应强烈,惊动了书记处的人。反应最强烈的是谁?万里。他非常赞成,有次书记处开会还指着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说:“你就说不出这些话来。”习仲勋他们都赞成,反对的人不好再说什么了。这次是全国性的会议,又是把“三宽”连在一起说,言简意赅,通俗深刻。散会不久,“三宽”精神已传遍了神州大地。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三 “三宽”意味着什么?

1986年党中央准备在秋天召开六中全会,讨论制定精神文明建设的决定。这是继农业方面五个1号文件、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后又一个推进全面改革的战略措施。耀邦亲自主持起草工作,厚泽积极参与,不断思索如何围绕这个全局性问题做好宣传部的服务工作,主要是沟通上下,把下面的情况反映给中央,把中央起草过程中的意图传达给大家。当时国内形势平稳,但高层一些政策方针上的分歧也逐渐显露。有些人前一段搞“反精神污染”,因为在书记处的会议上受到多数人的质疑,只好草草收场。他们又在酝酿“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想把已经有所松动的思想垄断重新收紧。他们要的是“三紧”、“三严”,但不便明说。“三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三宽”究竟意味着什么?有些什么深远的意义?这似乎还有待探讨。厚泽逝世后,我想到几点粗浅看法,现提出供批评、商榷。

一、“三宽”不是一般的理念,而是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确切、突出、全面、完整的体现。家庭联产承包创造了出人意料的奇迹,长期压在全国上下心头的温饱问题已初步得到解决。亿万人民几年来亲身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放宽政策,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势不可挡。另一方面,僵化、半僵化思想势力还很大。“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枷锁虽解除,“兴无灭资”口号还普遍存在,还有种种有形无形的束缚。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处理不慎,就会引发冲突,不利于改革大局。中央的文件、决议是根本的战略性的工程,当然重要,但这不是短期内可以做成的,更不是短期内可以贯彻见效的。而“三宽”只有三句话,好懂好记,提纲挈领,抓住了改革开放的关键。转型时期不同观点的矛盾是必然的普遍的客观存在,不承认不行,采取宽容态度,问题就解决了一半。第二,强调以人为本,用宽厚直接呼唤人们内心善良的感情,以宽厚的善意化解误会、化解恩怨、化解敌意,问题的另一半也就更好解决了。第三,强调党要改造、提高自己,创造宽松的环境、氛围,发扬民主才能领导好改革开放大业,也就是说,不能以权压人、以势欺人,而必须以理服人、以德服人、以情感人。这些不都是很普通、很简单的么?但三方面紧密联系,互相支撑,互相促进,成为体系,确实表现了改革开放时代的伟大精神,这也可成为改革开放内在动力不竭的源泉。

二、“三宽”是“双百”方针在改革开放时代的继承与发扬光大。厚泽讲话第一句就说,今年是“双百”方针提出30周年,“五·一六”通知发布20周年,“文革”结束10周年。强调了这条“之”字形的道路曲折而又相连,这是颇有深意的。“双百”方针虽然由于整个国家环境、局势的大变化而没有得到贯彻执行,但不能因此抹杀它是促进文化多元发展的正确方针。中国没有西方那种文艺复兴时期,但“双百”方针使人回忆起五千年悠久的文化历史,回忆起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那个百家争鸣的学术黄金时代,回忆起唐宋各代各类文化繁荣兴盛、争奇斗艳的局面。文化的繁荣离不开整个经济、政治、社会的平稳发展。“双百”方针也与五四运动倡导民主与科学的思想有其渊源。现在提出的“三宽”,与“双百”方针内容所指、范围宽窄可能有差别,其总的精神是一致的,可以直接继承的。其影响所及,必将汲取民族古老文化传统中积极的精神元素,在亿万人民群众中发扬光大。过去那个错误的口号“兴无灭资”,积年累月地呼喊,不知道制造了多少糊涂观念,加重了多少思想混乱。现在的“三宽”已经开始深入人心,日后必将开花结果,成长为菩提大树。

三、“三宽”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日趋成熟的标志。我已臻望九之年,我们这一代人年轻时大多崇尚革命,鄙弃改良;总认为革命才能彻底改造社会、造福人民;改良不过是“温吞水”,解决不了问题。1917年十月革命以来,这股潮流曾经风靡了全世界,身历了国际、国内的变化,经过冷静的反复的反思,才醒悟到战争、暴力首先是对人民最大的灾难和痛苦。以和平文明取代战争、暴力是人类进步的历史趋势。世界各国任何革命党,以暴力夺取政权后鲜有自觉自愿还政于民的。何况当初马、恩对此就没有讲得很清楚,列、斯更不用说。我党在战争时期倒是有自己比较好的传统的,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可惜后来特别在“文革”十年动乱中完全走到了反面。在这样的背景下,敢于提出并实行渐进式的改革开放,不能不归功于邓小平扭转乾坤的伟大气魄,尽管他仍有旧体制的痕迹。这次渐进式改革,由于接受历史上诸多的痛苦教训,对传统因素采取分析态度,坚持了一些好的做法,如一切经过试验。对计划也不完全排斥,只是强调把指令性改为指导性,使改革保持正确的方向。“三宽”从弹性与刚性比较着眼,强调以柔克刚,可收水滴石穿之效。“三宽”应视为渐进式改革趋向成熟的标志。像杜甫所写的《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四、“三宽”是东方古老哲学在改革开放中的发展。朱厚泽在“三宽”的讲话中最后说:“多少带一点弹性、柔性,这对于处理我们的思想文化问题、经济政治问题,小至家庭、夫妻、父子、母女,大至国家大事、民族关系,都会好一点。”所以,“三宽”是思想文化的理念、政策,又绝不仅仅是思想文化理念、政策,也绝不仅仅是经济政治理念、政策,而是一种更高的概括:小至家庭、夫妻、父子、母女,大至国家大事、民族关系无所不包的哲学精神范畴、意境。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代哲学家倡导的“和而不同”。当然,世界充满矛盾,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没有矛盾的斗争和存在,就没有历史的进步。但是,我们曾经信奉的斗争哲学,未免太偏激、绝对了,好像矛盾的解决,就只有我吃掉你、我消灭你这一种方式。互相尊重,取长补短,融为一体,岂不更好吗?1979年我到安徽工作,记得万里同志说过一句话:“‘兴无灭资’这口号贻害无穷,使人变得愚蠢、野蛮,‘四人帮’鼓吹‘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竟有人相信。这是要把中国引到什么地方去?如果换一个字,变成‘兴无学资’就对了,就变成鲁迅主张的拿来主义了。学也不是盲目的一切照搬,还是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根据自己发展的需要。”

四 朱厚泽与“三宽”浑然一体

1987年1月,胡耀邦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朱厚泽接着离开了中宣部。1月28日,邓力群带着时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的王忍之来接任,主持新老交接。朱厚泽在简短的告别讲话中说:“一年多来,感谢大家对我工作的支持。没有你们的帮助,我无法工作。”说着站起身向台下鞠了一躬:“我谢谢大家。”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他又补了一句:“至于对我一年多来所做的工作怎么看,让历史去作结论吧!”台下响起更热烈更持久的掌声。

中宣部部长朱厚泽下台了,一年半时间不到就下台了,是作为“三宽”部长下台的。

下台至今23年。离开中宣部,无论在农研中心还是在总工会,他都受到同事们发自内心的欢迎和高度尊重。几位著名的老学者杜润生、于光远、李锐、胡绩伟,特别喜欢听他对问题的分析、解剖。1989年离休后,他时间更充裕了,读书思考,行走民间,求知求真,结交年轻人,比工作岗位上更充实、更紧张、更愉快。他收到太多热情的邀请,几乎应接不暇,每年有200天以上要外出奔忙。他兴趣广泛,多才多艺,出口成章。“三宽”是一种精神理念,是一种人格魅力。他自己首先身体力行,可以说朱厚泽是“三宽”的化身,无论和朱厚泽说什么问题,都会使人感受到“三宽”精神的启发,“三宽”与朱厚泽浑然一体。凡同他接触过的人,都受到“三宽”潜移默化的感染。因此,朱厚泽部长下台了,“三宽”精神却不会下台,因为朱部长深入民间,到处走动而传播扩散于神州大地的各个角落,生根发芽,不停息地继续滋长。

被公认为演说能力超群的朱厚泽,常常是说话最少的一个,他更多的时候是在聆听。他“述而不作”,思想深刻,但下笔谨慎。他一生公开发表过的文章可能不超过20篇。那么多精彩的讲话未留下记录实在是可痛心的损失。上世纪90年代起,原本喜爱美术的朱厚泽开始热衷于摄影,外出时总是“手不释机”。2006年,两位敬仰他的青年摄影家从数以万计的摄影作品中为他精选出版了一本叫《东张西望》的摄影集。令人惊讶的是,照片没有任何图片说明。他的女儿朱玫说:“他认为,每个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他习惯于思想观点充分碰撞。”

厚泽确实称得上是多面手。中学时期,就爱好足球、网球,又是游泳健将。晚年对网球和游泳仍不能忘情。他还喜欢唱歌,年逾古稀,老友相聚,只要邀请,他常不吝一展歌喉,特别有几首保留节目,更被朋辈赞为专业水准。2002年秋,我们到四川西昌参加一个研讨会,还一起去访问过川滇边境荒僻遥远、道路崎岖的泸沽湖,在独木舟上听摩梭族姑娘给走婚恋人唱的情歌。他把歌词问清楚记下来学会了,韵味悠长,取代“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成为最受欢迎的保留节目。有次我们谈到汽车零件,他竟然讲得头头是道,说出许多专业的细节,像个资深的高级工程师。我惊讶地问他怎么会知道这些。他回答做过几年烟厂的厂长,还对贵阳几个相当现代化的制造厂作过调研,对工业多少知道一点。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做什么就学什么,遇见什么就学什么,像海绵一样吸收新知识。他研究的范围既广又杂,对科学技术格外关注。1976年他独自在下放的农村陋屋里成功地组装了一台黑白电视机。上世纪90年代,年过花甲的他已学会上网,成为中国第一代网民。2005年,75岁的朱厚泽开通了博客,在开博日志中写道:“这是向传统封闭空间告别,进入网络空间的开始,这也是一个试验,是对生命活力的一次体验。”

当然,他未必最热衷但毕竟从事时间最长的还是政治、政略和政策的研究和实践。正如他自己在《山之骨》的短文中所说:“无奈赤诚的良知乘时代的大潮被卷入风暴漩涡”,他在一生从政生涯中常有惊人之语、惊人之举或惊人的超前决策,要不他怎么会在打破论资排辈、改革开放的时代被破格提升为省委副书记,不久即成为省委第一书记,又不久成为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宣部部长呢?因此,他也就成了保守势力忌恨的目标、打压的对象。但这正养成了他多才多艺而又铁骨铮铮,至“三宽”的完整提出而成为一座不倒的思想高峰。

五 环境和时代造就了思想家

任何人的成长和成就都离不开环境和时代。毫无疑问,朱厚泽的禀赋极高。但应该说,仍然是改革开放的环境和时代,造就了改革开放的政治家、思想家。

他不是什么高干子弟,而是一介“山野村夫”、乌蒙汉子。但是,他的家族、他的父辈与著名共产党员王若飞颇有渊源。朱厚泽是贵州省织金县人,1931年生,他父亲及姨母姨父等多位长辈,师从著名的教育家黄齐生(王若飞舅舅)老先生,与王若飞等在贵阳同学于贵州开民主风气之先的达德学校。朱厚泽也曾在这个革命摇篮读过书、教过书。他的亲人中有地下党员,革命烈士,进步民主人士。朱厚泽耳濡目染,自小便受到中国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优良传统的熏陶,为一生做人处事打下了最初的好基础。

他在清华中学受到比较完整的现代化教育。这所学校不是一般的中学,校长周贻春原是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校长。抗战初周贻春南下经贵阳去昆明筹办西南联大。省教育厅长说那边去的人不少了,恳求他帮助贫穷落后的贵州办一所最好的中学。周慨然允诺,便从疏散到大后方的清华大学高材生中物色了一批教员,在风景如画的花溪河畔创办了这座享誉西南的名校。不少党的地下工作者在那里从事革命活动,朱厚泽有幸在战乱的后方受到系统的教育,因天资聪颖、才华出众,成为莘莘学子中的佼佼者。他在那里参加了地下党组织,在白色恐怖下领导地下青年联盟一直坚持到贵阳解放。虽然后来还到贵州师院学过地理、历史,但清华这一段打好了基础是最重要的。

他年轻时遭遇大的曲折、起伏,得到人生难得的磨砺。新中国成立后,朱厚泽以本省地下党的后起之秀活跃于建国初期贵州各项革命斗争与建设战线的前列。先是从事青年团工作,后转到工业战线,先后出任贵州当时最大的公私合营企业贵烟公司总经理以及化工、经委等部门领导。1964年5月,任中共贵阳市委宣传部长。就在这几个月后,一场急风暴雨把他席裹而去,几乎完全淹没。“文革”十年动乱,中国几代人刻骨铭心,难以抹去痛苦的记忆。而1964年10月开始的贵州“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贵州以外的人却很少知道,实际这就是一次“文革”的“预演”。“左”的错误路线的蛮横、残酷,已暴露无遗。中共贵阳市委首当其冲,被诬为“反革命两面政权”、“小台湾”,市委领导班子几乎全部被批斗打倒。朱厚泽被诬为“修正主义分子”,罪状主要是在60年代初期做了几次商品经济理论和政策的报告,说过“买棺材、买花圈也要计划吗?”这便成了铁打的罪证。后来他被下放到最穷苦的农村去劳动,一去就是八年,整日与“干人”为伍。贵州人以穷著称,最穷的穷人就叫“干人”。朱厚泽住的小土屋,孤零零地座落在田坝中央,四壁泥巴土墙,挖了一个小窗孔,室内黑压压昏暗少光,然而他身居陋室,照样发愤求知,攻读了马列,自修英语,体察社会状况,剖析体制弊端,和农民建立血肉联系,汲取营养丰富自己,终成大器。

朱厚泽是一个想大问题、出大思路的人。这句话是《贵州日报》前总编辑刘学洙说的。他说,朱厚泽对报纸的指导,总是不说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是说“发育”这个词。因为贵州太落后,许多山区、少数民族地区还停留在自给自足的状态,简直谈不到发展商品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发育商品经济。1984年夏末,中央要求各省农村改革取得初步胜利之后,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由于一些客观原因,贵州省经济体制改革方案(草稿)尚未出炉,池必卿让朱厚泽向全会先作口头汇报。他没有用那页提纲,紧紧抓住“简政放权、激活细胞、横向联系、服务协调”四句话展开,突出了要在思想观念上充分认识商品经济的必不可避免,讲话生动而深刻,与会人员无不动容。会后池必卿与几个常委交流看法,都对他的观点作了充分肯定。后来十二届三中全会决议下达,一对照完全符合文件精神,还得到国内学术界的认同、赞扬,认为贵州的方案有自己的特色,是调查研究的产物。这年经济增长过快,中央及时提出要进行宏观调控。厚泽却根据贵州的实际做出了不同的处理,后来上海《世界经济导报》记者就此访问了他。他说:“中国是一个经济发展非常不平衡的大国,有的地区发展很快,有的滞后,差别极大,中央看到问题采取一些必要的紧急措施,是完全正确的。但当时我们研究了贵州的情况,工资总额不仅没有超,而是根本没达到;银行存款不是贷光了,而是根本用不出去。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实事求是,积极进取往前走。也就是说,哪个龙头漏水,就关哪个龙头,不要遇到新问题就关总闸。”

1984年1月4日至8日,总书记胡耀邦视察贵州,刘学洙随行采访。4日那天,胡耀邦把西南四省市主要负责人都找到花溪宾馆来座谈发展战略问题。会议开得生动活泼,随意互相插话。先是分析各省特点,总书记先问贵州。厚泽不像有些同志,老是强调贵州穷,要求中央照顾。他从容地说:“贵州资源是综合的,能源、有色、黑色匹配在一起,是综合优势。”耀邦听了很高兴地说:“对了!就是要有这个概念。别的地区某项资源很突出,但不匹配,能源、有色、黑色综合在一起,可能西南第一。要把眼光放在这上边,要提请中央注意这个特点。”第二天继续座谈,耀邦提出要把不发达地区开发问题提到全国战略地位。厚泽当时有段精要插话:“青藏高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云贵川正处在它们的中间阶梯。云贵川对平原是能源资源的支撑。再往上阶梯开发,云贵川又是立足点。把这个中间阶梯放在战略要点上,非常重要。从生态讲,也要抓长江、珠江上游的生态保护。最近二三十年长江总流量下降近一半。干流支流都要开发,应先开发支流。干流开发了,而支流生态没有解决,不能保护干流。先开发支流,资金也可以少些。要从支撑华东、中南着眼考虑云贵川问题。”紧接着他又把这个观点概括为:“治理支流,屏障干流,开发支流,促进干流。”这简短的插话引起强烈共鸣,杨汝岱、廖伯康立即表态赞同,耀邦充分肯定。这是中央作出西部大开发之前二十年的事啊!

回忆这些二三十年前的资料,我深深地感到,朱厚泽出任中宣部部长之前可以说已经是位改革开放的思想家了。如果朱厚泽只是个好的省委书记、好的中宣部部长,也许会同样提出“三宽”的主张或政策,但不一定能采取这种独特的方式来宣布。思想家毕竟想得深、看得远。不下文件、不开大会,完全是个人建议、商量口吻。也就是不靠权力、威势、地位,只凭理念本身的真理性、渗透力,真是以德服人,让人心悦诚服,经得起时代和历史的考验。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是世界历史发展的转折关头,那几年国内外的大小风波,特别是社会主义阵营解体、苏联崩溃、东欧变色震惊了整个世界,人心振荡,反应不同,思想陷入混乱,但经济、政治、思想之垄断必须彻底改革却逐渐成为共识。反思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教训痛苦而深刻。我认为厚泽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整体认识在倡导“三宽”时达到高峰,“三宽”不仅仅是文化理念、文化政策,而是消除经济垄断、政治垄断、思想垄断的根本前提、根本手段、根本方针,正如“和而不同”不是无原则苟同,而是主张宽容不同意见在辩论和竞争中取胜。“三宽”是涓涓细流,看似柔弱,但日夜不断,坚持不懈,力量最强,最能以柔克刚,水滴石穿。

1999年,极少发表文章的朱厚泽在《方法》杂志发表著名的《以社会为主义,为社会而主义》一文,指出:“20世纪的世界历史证明:靠单一的国有经济,不行。一切交给国家、政府去包办,不行。社会主义者,以社会为主义,为社会而主义。不要把国家主义误认为社会主义,进而去崇拜那个国家主义。这是一个全面的、普遍的回归社会时代。回归社会,就是社会的问题主要由社会自身去解决,也就是由各种类型和各个层次的社会群体自己去解决,而不是由国家包办。”

近些年来,在多个不同场合朱厚泽强调:“从某种意义上讲,改革开放就是回归人类文明的共同大道!回归历史!回归常识!回归人类共同价值!想离开这个东西另搞一套,搞出来是什么结果,我们过去的历史已经完全证明了。”

朱厚泽说:“经常说我们这个制度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这句话是对的,但是,它同时可以集中力量办错事、办坏事。而这些错事、坏事谁也纠正不了。”有些观点不少人都说过,但朱厚泽说起来仍有他独到之处。改革30周年前后,他常遇到“关于现代化中国路线选择的思考”之类的访谈或座谈。他的回答很简洁:“这二十多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它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呢?简单一句话就叫‘解除市场禁锢’。要想解决我国的文化问题,以求思想活跃,文化繁荣,学术发展,实际上也就是一句话:解除思想文化禁锢。”

亲友们说,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朱厚泽思考的是金融危机和北京奥运会之后受到关注的“中国模式”。他还和从前一样,深入关注现实问题而不轻易下结论。他是改革开放时代的产物和代表,是一颗珍贵的钻石,晶莹剔透,闪闪发亮。越是阳光不足的地方,越显得光芒四射,璀璨辉煌。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10年第11期　任锐:发孙炳文未竟之志

一

任锐,原名任纬坤,是我的二姐。孙炳文和任锐结合是在1913年,刘心武的祖父刘云门先生是他们的证婚人。那时,孙炳文28岁。

早在辛亥革命前,孙炳文就加入了同盟会,投身民主革命。武昌军兴,他被举为京津同盟会文牍部部长,一切宣言文件、往来函电都出自他手。民国后,同盟会在北京办了张《民国报》,他是总编辑,编辑、记者里有梁漱溟等人,我二姐参加编辑该报《妇女专刊》。大家志向一致,共同进退。二姐和孙炳文长时间在一起工作,因志同道合而情投意合,自由恋爱,没有媒妁之言,就结为伴侣了。

1913年,他们所参加的铁血团暗杀袁世凯事败,孙炳文被通缉。为躲避追捕,他们从北京回到孙炳文家乡四川南溪县。刚回四川时,孙炳文曾在南部县第三师范学校当老师。他在南溪办过贫民夜校,也在成都、遂宁教过书。

1916年春,孙炳文在川南见蔡锷,相谈甚洽,留作随军参议。之后到朱德部任参谋,与朱德相识,结为金兰之交。在朱德军队工作一段时间后,1919年,孙炳文去成都,在四川造币厂当厂长。那段时间,他薪水不错。二姐一次睡觉醒来,看见自己手上戴着一副漂亮的金镯子,很是惊喜。一问,才知道是丈夫给她买的,趁她熟睡时,悄悄地给她戴上了。

孙炳文跟朱德商量好准备去国外学习后,1921年,他和我二姐带着孩子们离开四川,先往河南新蔡老家,看望我父母,住了些日子,再往北京。《朱德自述》里回忆到这一时期时说:“1916年护国军时候,孙炳文就和我在一起,他给我的影响很大,商量好一起到国外去,后来他就由四川先到上海去了。孙炳文也是同盟会的同志,他从前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和李大钊、陈独秀都认识。”

二姐他们这次到北京后,孙炳文在《民报》当了些日子主笔。

朱老总谈到跟孙炳文一起出国,说:“孙炳文是很被孙中山看得起的。起先,孙炳文做北京的《民报》的主笔,和汪精卫、胡汉民都很熟悉。不过,他性情很傲,革命精神很强,北大毕业以后,就到四川在队伍里了。他的夫人,也是北大学生。后来,孙炳文从北京到上海来,船票买好。在九月初,我们就乘‘安吉尔斯号’法国邮船,从此远航开始了。”

孙炳文和朱德出国前,曾在我大姐夫黄志烜的安排下,带着宁世(孙泱)在北方旅行。黄志烜是中国第一代煤矿工程师,是中国最早的华人矿长,那时他正在鸡鸣山煤矿工作。他把朱德、孙炳文和孩子孙宁世接到鸡鸣山煤矿,住在他家。然后派人陪他们往大同云冈石窟等地旅行游览,回鸡鸣山又住他家。他带朱德和孙炳文参观了煤矿,了解工人的生存状况。

朱德和孙炳文1922年去欧洲后,二姐带着孩子们住在北京。她进入北大读书,把孩子陆续都送进了当时北京最好的新学孔德学校。那段时间,我父亲带我去二姐家住了很长时间,住在东华门附近的瓷器库。还有我五姐,在北京上学,也住那儿。孙炳文回国时,我虽然很小,但和五姐都得称他“浚明兄”。我三姐夫冯友兰到北京时,也住在那儿。

在欧洲,周恩来介绍朱德和孙炳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入冬孙炳文回到北京后,介绍我二姐也加入了中共。1926年春孙炳文去广州黄埔军校任职,我二姐怀有身孕,带孩子们留在北京,继续在北大求学。北京“三·一八惨案”后,二姐和孩子们也去了广州。

国共合作和北伐时期,孙炳文在黄埔军校当过政治总教官、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总政治部后方留守主任等,还曾兼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教官。他还向蒋介石和邓演达推荐郭沫若做了总政治部宣传科长。1927年4月6日,孙炳文接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令,让他到武汉去,担任军事委员会总务兼军事厅厅长。4月10日,他和我二姐带孩子们,并有秘书张斗南等工作人员随行,离穗赴港。12日的香港《大公报》披露了他去武汉任职的消息。13日,他们同广州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医处处长褚民谊等人一同登上法国轮船,启程北行上海,准备走水路去武汉。出发时,蒋介石已在上海发动清共,但孙炳文和二姐一点儿都不知道。然而,跟他们一起登船的褚民谊,是国民党右派,已秘密得知蒋令。16日到上海下船时,褚民谊引导巡捕将孙炳文逮捕。

那时,陈群任上海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处长,跟杨虎一块儿主持上海“清党委员会”。这些国民党右派很仇视抓来的孙炳文等左派人士,向蒋介石报告,希望枪毙:“所拘叛徒此间同志多主严办,如何处置乞钧示遵行。”蒋介石毫不含糊地批复:“叛徒严惩。”4月20日,孙炳文被腰斩于上海龙华。

昨天还是共事的同志,一起北伐革命,思想倾向不同而已,何至于为了实现一党专政,就同室操戈,下此毒手?对此,二姐毫无精神准备,死讯传来,悲愤交加。她走上街头,见一些电线杆子上挂着人头,都是共产党人。

孙炳文遇难20天后,朱德在南昌给我二姐写了一封信:

纬坤:

鉴闻浚明凶耗传来,脑皆裂,顿失知觉。死者已矣,我辈责任更加。德本日出发抚州,誓与此贼辈战,取得蒋逆头,以报浚。上海经过情形如何及前后材料汇集成书,以示同志,而发其未竟之志。近来经济情形,是否可以暂维持,均祈示知。此间工作忙极。此祝努力节哀,留此身体,除此贼辈。

朱 德

五月十号

来信交南昌河东会馆十六号

1927年7月,二姐在武汉写下《孙纬坤致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书》。之后,她走上街头,慷慨演说,愤怒谴责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的罪行。她坚信,任何靠杀戮维持强权统治的政权都不会长久。14年后,二姐给孩子写下了那首深沉悲壮、传诵至今的诗篇:

儿父临刑曾大呼:我今就义亦从容。寄语天涯小儿女,莫将血恨付秋风!

当时,二姐最小的女儿出生才几个月,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生存艰难。为了能让孩子生存下来,不得已,她把这小女儿送给了我大姐任馥坤。小女儿随了我大姐夫黄志烜的姓,取名黄粤生。多年后,“文革”后期,粤生为以妹妹身份给姐姐孙维世平反,改叫了孙新世。

二

1927年11月下旬,二姐带着维世、名世两个孩子,回四川南溪安排家事。宁世、济世两个大点儿的孩子,安顿在武汉。后来二姐带孩子们都去了安徽桐城浮山公学。之所以去那里,是因为我父亲把济世安排到那儿了。孙炳文牺牲后,曾与朱德、孙炳文、章伯钧等一起去欧洲的房师亮,愿照顾故人遗孤,曾给我大姐夫黄志烜写信,说他父亲在浮山办有学校,让把我二姐留在武汉的两个孩子送去。1928年农历四月八日,父亲送济世到了浮山公学。

那以后,二姐知道济世在浮山受到房师亮照顾,很是稳妥,便跟房师亮联系,受邀前往。当时在四川南溪,以前与孙炳文为敌的豪绅,正勾结地方驻军,想加害二姐。二姐带着维世、名世,从南溪到武汉,接上宁世,同往浮山。房师亮很照顾烈士遗孀和孩子们,他父亲房轶五先生安排我二姐做了图书馆管理员和教师,并安排了孩子们的学习。一年后,房师亮携妻子同赴德国再次留学,二姐和孩子们因此离开浮山,房师亮夫妇把她们护送到了上海。流亡欧洲的邓演达,来函拜托朋友照顾二姐母子。在朋友的帮助下,二姐出任明浚小学校长。后来几个孩子陆续都安排在开封、北京上了学,我三姐夫冯友兰资助维世读了北京的贝满女中,宁世还曾到日本去读大学。

邓演达回到上海被蒋介石杀害后,二姐回了河南。那之后,她很多时间都在开封或新蔡老家。1932年秋,她去北京办了一所“北辰中学”。她任校长,三姐夫冯友兰为支持帮助她,出任董事长。除了他们俩,学校的教师和干部,都是邓演达生前建立的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人。这所学校办在西单北前英子胡同里的一个小院内。二姐约请冯友兰和别的同事一起开会,谈她对办学的想法和意见。当时只办了一个初中班、一个高中班。校内很有民主气氛,师生融洽。学生们因此很活跃,办演讲赛、学科讨论会,出墙报,成立班会、学生会,还编印校刊。因为学生少,收费又比较低,半年后就开支困难了。因经济来源不足,不得已学校停办了。

1935年,二姐从开封带着我和维世去上海,安排我们学了两个多月话剧。学完后,我们三人带着大包小包的行李,一起回到开封。过几天,维世回北京上学去了,我和二姐留在开封,我在静宜女中读书。

秋季的一个星期日,二姐要带着我出门。我见她从行李中提出一只挺大的瓦罐。那瓦罐差不多一尺半高,尺来粗,封着口。见她把瓦罐抱在怀里,我问这是什么?二姐说:“这里面是你二姐夫浚明兄。”我很吃惊,这才知道,二姐把孙炳文的骨殖装殓在瓦罐里,从上海带到开封来了。现在她要让二姐夫入土为安。原来,我们这是要去安葬二姐夫。

二姐只带着我一个人,抱着瓦罐,雇了辆人力车,出了开封城宋门。我们往东走,又向南拐,跨过陇海铁路,又穿过白塔村,再往南就到了一片叫做“四川义地”的墓地。二姐一路伤感地跟我说浚明兄,说他是共产党,是好人,让我别忘了杀害他的人。那时二姐生活艰苦,没有钱。孙炳文是四川人,二姐却无力送他回归故土,只好把他的骨殖埋到了不要钱的四川义地。在那里的一处边角之地,二姐请人给挖了个坑,不太大,但挺深的,将瓦罐埋葬进去,盖上了土,又堆起个小坟头,还立了一块很小的碑。二姐面对那块碑,跪了很久。我随着二姐,给孙炳文磕了头。

三

从小,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二姐。她总悄悄跟我说共产党好,讲人人平等的道理和共产党实现民主的理想,讲劳动神圣、年轻人应该能吃苦耐劳什么的,还嘱咐我别出去说。

抗战爆发后,我先随二姐参加了她组织的妇女救护队,后进了东北军130师的一个剧团,参加演出抗日剧目,又到陕西周至县教东北军新兵唱歌。后来父亲约我到西安,送我去了延安。那时二姐和维世已经在延安了。她们母女先在抗日军政大学同学,又在马列主义学院一起学习。母女同学,在延安一时传为佳话。大家都很尊敬她。于是,因为维世叫她“妈妈”,其他学员也就随着维世,叫她“妈妈同志”。

久别重逢,大家都很高兴。一段时间,宁世也在延安,我们经常见面。二姐的孩子都有才华,有能力,大家都喜欢他们。朱老总在1939年2月17日写给与他和孙炳文相熟的四川老友张从吾的信中说:“浚明亡后,其全家均能继续革命。孙泱即宁世现在我处工作,有父风,颇过之,母不及。继世在河南亦是干才。维世(女)亦聪明绝顶。后生可畏,革命必期成功就在此。浚明夫人任同志亦到延工作,特此告。”

后来二姐被派去四川工作,维世跟我一块儿,流着泪把她送上汽车。第二天维世忽然就去苏联了。二姐先在璧山县的战时儿童保育会直属第五保育院工作,呕心沥血地照顾战争孤儿们,后来累病了,被调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图书馆工作。1939年12月3日二姐给我的信里说:“我因病已从保育院回到重庆来了。那里工作时间太多——工作每日十二时,夜间还得起来一两次,给孩子们盖被子——我经不起,所以病了。现在已痊愈,请勿念!”

二姐回延安后,是托人告诉我她回来了的。一天,一个同志对我说:“你姐姐回来了,叫你去呢。”我一听,喜出望外,赶紧跟我们延安平剧院院务处借了匹马,背个小红布书包,快马跑去看二姐。我和二姐在延安时,父亲曾经给我们寄过一次钱,300元票子,我们俩一块儿给花了。那时洗衣服没有肥皂,大家都用淋下的炭灰水洗衣服。木炭的灰,泡在水里,泡出碱来,就可以洗。我们还用它刷牙洗头。父亲寄来钱,我们可高兴了。二姐给我买了肥皂、牙膏,还买了一块布,让我做了一条蓝裤子,穿上美得不得了。

二姐在统战部工作时,住在杨家岭,我常去。一天下午,我从乔儿沟走十几里路到了杨家岭,人家却告诉我二姐已经调到南门外边区政府去了。那时没电话,二姐没法儿通知我她换地方了。我又从杨家岭走十几里路到市场沟去找二姐。我老去二姐那儿,边区政府那院里住的董必武夫人何莲芝、谢觉哉夫人王定国,还有冯韧等几位大姐,也就熟了。尤其是天暖季节,我去时,常遇见她们在院中。那时何莲芝大姐养了只猪,在窑洞里哼哼唧唧进进出出的。她是长征到陕北的老红军,对人特别和气,见到我总是说:“你来玩儿嘛。”每次都是,“你来玩儿嘛”。过了几十年,“文革”结束后,在北京八宝山举办孙维世告别仪式时,她也去了,见到我,还是说:“你来玩儿嘛。”她非常怀念我二姐,每次见到二姐的小女儿粤生,总会谈起我二姐,总会难过地落泪。

建国后,一次在北京广安门医院看病,忽然一个老太太叫我:“仍浚!”我一听,这是叫我的名字“任均”,是陕北口音。我不知道她是谁,问:“您是……”她说:“你是仍浚。鄂(我,陕北音)是刘志丹婆姨。鄂认识你,你不认识鄂。在延安,你去看你二姐,鄂常看见你。鄂认识你。”我想起来,二姐当年指着一间窑洞给我说过,那里住的,是刘志丹的夫人。

四

1945年秋,二姐的三子名世从国统区转到了延安,住在南门外边区政府他妈妈那儿。我每周都去那里,大家见面。那时,宁世去了东北,维世还在苏联,我和我丈夫王一达在延安平剧院。组织上为了照顾二姐身体不好,身边又没有孩子,就让名世留在延安工作。但二姐说不用,前方更需要人。名世便被派到牡丹江炮兵部队去了。

名世走前那几天,二姐牵肠挂肚,给他缝缝补补,没休息好。送走儿子,二姐就病倒了,一个人在窑洞里躺了好几天。我知道她的心情很不平静。与小儿一别数载,相聚仅月余,却又命他去冲锋陷阵。母子情深,焉能割舍?何况这是最小的儿子。孩子此去山高水远,何日才能再聚膝下?二姐再也没有见到小儿子。1946年秋,名世牺牲在东北战场。

那年,有一次我去找二姐,准备晚上一起看演出,碰上柯仲平同志去看我二姐。柯仲平是诗人,那时在陕北搞民众剧团,发展秦腔,还当过我们延安平剧院副院长。我们一起吃完饭后,二姐不想去看戏了。柯仲平却还想去。他为人热情,说:“我和鲁妹一道去哦。”二姐管我叫“六妹”,他便也叫我“六妹”,但他是南方口音,把“六妹”说成“鲁妹”。路上,他跟我提起,二姐了不起,他很佩服。他说,前些天梁漱溟到延安时,去看望我二姐,被二姐严厉批评了一通,说他“你对不起炳文,对不起共产党”。

民国初年,二姐和梁漱溟都在报馆里,跟孙炳文一起办《民国报》。梁漱溟用了一辈子的名字“漱溟”,就是那时候孙炳文给他起的笔名。那时,大家投身革命,向往民主共和。后来社会变迁巨大,梁漱溟潜心佛学、儒学,搞乡村建设,渐自走向思想独立,孙炳文则与朱德、周恩来一起成为中共重要干部。蒋介石清党时,把孙炳文抓住杀害了。二姐与梁漱溟,已经多年不见。1946年梁漱溟为国共和谈的事情,到延安劝和时,去看望了我二姐。他那次去延安,急着想出和谈成果,就主张让一让,不打仗,受一个政府领导。当时那种条件下,这使人觉得他是想让共产党放下武器,让出地盘。虽然他的出发点不一定是这样的。

当时跟二姐同住边区政府院里的冯韧大姐说,梁漱溟去那里看望我二姐时,二姐哭了,哭得很伤心。她一定是见到梁漱溟后,想起他们年轻时和孙炳文在一起的日子了。曾经那样志同道合,都不喜欢独裁专制,而今能否殊途同归?冯韧大姐告诉我,二姐哭着说梁漱溟“你对不起炳文”时,梁漱溟一直低着头,难过的样子,没说什么话。

那年10月,维世从苏联回国。二姐在延安听到传说,说维世走到途中什么地方,被国民党方面扣住关了起来。她怕这是真的,急匆匆来找我,焦虑之极。作为母亲,她十分担心女儿性命,哭得非常厉害。她哭着说,她要是没了维世这个宝贝女儿,她简直就没法儿活了,维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她就找蒋介石拼命去。那时,我看二姐的肺病已经不轻了,就劝她别着急,不会出事儿的。

过些天,在胡宗南进攻前,延安准备疏散的时候,二姐前来帮我收拾东西。那时,延安平剧院的人都住在延安北门外中央党校六部,我和二姐就在那里的我家窑洞告别了。她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千万带好组织关系,别弄丢了。“组织关系”是写在纸上的党员证明,那时候人员调动,都自己带着。二姐让我拆开棉袄衣襟,把组织关系藏在棉花团里,再缝上。她嘱咐我,万一遇到敌人,宁可把这张纸咽进肚里,也不能让敌人拿到。她还让我到哪儿都在意着点儿,一定要没病没灾的。跟我分手后,二姐就从边区政府出发离开延安了。过了些天,我和安子文同志的夫人刘竞雄一路步行14天,从延安走到了晋西北。到山西后,我们住在扈家沟,听说二姐曾在附近的三交搞土改,维世回国后,也到三交来,陪着母亲参加搞土改。但是二姐病重,她们就离开了,我没见到。

五

没想到,再见到二姐,竟是在她弥留之际。1949年,我参加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我心想,二姐和维世一定也来参加这个会。我在会上到处找她们,可是找了几天都没找到。会快结束了,也打听不到。我知道二姐身体不好,心里非常着急。一天刚散大会,我看见邓颖超同志还在台上,就不管不顾,径直跳上去,跑到她跟前,问:“邓大姐,您知道我姐姐和维世她们现在在哪儿吗?我一直找不到她们。”邓大姐见是我,说,你姐姐病重了,住在天津天和医院,去了一个月了,维世也在那里照顾她。宁世先前也在那里,后来要去东北工作,走了,就维世一个人在那儿陪着了。

我赶紧跟住在清华的三姐联系上,4月9日,一块儿坐火车赶到天津去看二姐。在天津的病房里,我和三姐看到了二姐和维世。二姐已十分消瘦,脸上苍白没有血色,也没有皱纹,看上去竟年轻。维世轻轻叫妈妈:“妈妈,三姨和六姨来了。”二姐睁眼看见我们,但已病重说不出话。她拉住三姐的手,看了半天。她和三姐是抗战前分手的,十几年没见了。她又拉住我的手,攥紧了,盯着我看,看了许久。我看见一行泪水,从她眼角流下,不停地流,知道她不愿离开妹妹们,舍不得我这个小妹妹。看着二姐,我的心都要碎了。

第二天——1949年4月10日上午,二姐就去世了。我这才明白,她在等我们。我跟二姐在延安分手前,她还从延安南门外走好几里路,到北门外党校来看我,怎么会忽然就没了?我实在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二姐一辈子历尽辛苦,奔波革命,可是我知道,她多爱她的家啊!她爱父母,爱姐妹,爱丈夫,爱孩子。1939年时,她在给我的信里写道:“六妹!我经常地回忆着离开我们长逝的母亲的生前的一切:她的艰苦,她的贤明,她的智慧,她的勇敢,她对父亲的多情……父亲有信没有?他老人好吗?我写过一封信去,也没有回音。不知是他来的信我没收到?还是我去的信他没收到?想到这个年高的老人,我也有些心酸!他这一生,女儿对他的孝养是没有希望了!因为我们姊妹已经离散!尤其是你和我,回去孝养他老人的机会太少了!六妹!希望你赶快把他老人的情况告诉我……我本来准备给你寄钱去,因为工作中止,又要稍缓时日。鲁艺毕业后,打算怎样?接大姊、三姊信没有?知名甥(名世是我的外甥)近况否?此子半载不通音讯,念之凄然!”

1946年名世牺牲后,组织上担心对二姐打击太大,一直没有告诉她,也不让任何人告诉她。在晋西北,瞿秋白同志的夫人杨之华大姐告诉我时,也叮嘱我别跟二姐说。现在,胜利了,二姐却自己去找名世去了!我趴在二姐床边,哭得死去活来。

组织上把我和三姐安排在一个条件很好的内部招待所。但是多好的东西,我一口也吃不下去。我和二姐的感情,不光是亲姐妹的感情,还有这么多年以来,二姐对我的影响,和我们在革命队伍里产生的更亲近的感情。

4月12日,天津市的领导同志黄敬,从天津送装殓二姐的灵柩到北京,我们随那列火车回京。4月13日,组织上在北京万安公墓举行公葬,安葬了我二姐。那天去了好多领导同志,和一些亲属。维世、我、我丈夫王一达、我三姐和三姐夫冯友兰,都去了。二姐在延安工作时的领导林伯渠同志主祭,早年曾跟朱德、孙炳文一起去欧洲的二姐的老友章伯钧先生报告我二姐参加革命初期的事迹。

后来,周恩来给二姐题了墓碑:“任锐同志之墓周恩来敬题一九四九年八月立”。

(责任编辑 洪振快)

2010年第11期　就右派问题审改结论致党支部信

关于李慎之同志右派问题审改结论

李慎之,男,一九二三年八月生,江苏无锡人,家庭出身高级职员,本人成分学生。一九四六年三月参加革命,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五八年三月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出党,由行政十一级降为行政十七级。

根据中共中央一九七五年五十五号文件精神,对李慎之同志的右派问题进行了复审,结论如下:

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以后,李慎之同志对斯大林的错误和波匈事件等方面的问题考虑很多,他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现斯大林的错误问题困惑不解,对如何防止发生类似问题冥思苦想,对共产主义事业忧心忡忡,并且从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教训的角度提出了一些设想。一九五七年整风鸣放期间,他就自己经常考虑的有关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民主、群众运动以及干部和新闻政策等问题发表了大量言论。这些言论绝大部分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本意是想通过当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一些重大问题从理论上进行探讨。由于李慎之同志受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影响很深,在分析某些问题的立场方法上往往发生原则性的错误。但是全面地分析李慎之同志当时的言论,还不能说他在根本立场上反对党的领导和反对社会主义,而是在肯定“党的道路是对的”“中国党应当仁不让解决无产阶级民主问题”,以避免我们党出现苏联的错误。

李慎之同志参加革命以后,特别在被划为右派分子以后的二十年来,各方面的表现是比较好的,这也证明他在一九五七年所犯的错误是思想认识的错误,不是在根本立场上反对党的。

根据中共中央一九七八年五十五号文件精神和一九五七年划分右派分子的规定,一九五八年不应该划李慎之同志为右派分子,决定撤销一九五八年“右派分子李慎之的政治结论”,恢复党籍,恢复政治名誉,恢复行政十一级的工资待遇;其家属、子女、亲友档案中涉及此问题的材料应当抽出销毁。

新华社国际部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一日

新华社党组

曾涛(签字)

穆青(签字)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日

政治部副主任

汪家桦(签字)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日

同意

李慎之(签字)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三日

在右派问题改正后给党支部的信

伯坚、延宁、向明、先逑同志注:

在我的“右派问题审改结论”上签字“同意”一个半月以后,我才认为可以向你们写这封信。

首先,我还是要重复我一月二十三日对向明同志说过的话:同志们为给我“改正”,在短促的时间里做了大量的工作,对此我永远是十分感激的。

但是,由于我至今未能理解的原因,在整个“审改”的过程中并没有征求我本人的意见,因此,我对“结论”也仍然有不理解的地方,其中有些我当时已经向向明同志提出来,而且作了相应的修改,有些我当时觉得不便提出来,这不但是因为我马上要出国,时间十分紧迫,更重要的是我极不愿意造成一种似乎与组织上不一致的印象。说实在的,当年划我为右派时,就从来没有人同我核对过任何材料,征求过我的任何意见。我第一次知道我自己的结论是一九五八年三月十八日开除我出党的支部大会上,在那种环境下,我实在没有听清几个字,以致二十年来我从来也说不清楚自己的罪状到底是哪几条。但是我仍然举手赞成把我开除出党,并且在自己的结论上签了字,因为这是我最后一次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表示自己与党一致。更何况,现在党是在改正自己的错误呢?

当然,也有人说,政治结论是关系到政治生命的大事,但是像我这样的人已经看惯了世事的变幻,并不那么重视写在纸上的几行黑字,因为我青年时期也曾得到过不少看来不坏的鉴定,然而又有多大的意义呢?归根到底,决定我们大家命运的只有历史的不可抗拒的逻辑。

同志们现在肯定我在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以后是“忧心忡忡”,一直为如何防止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现斯大林的错误和波匈事件的问题而“冥思苦想”,但是因为我“受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影响很深,在分析某些问题的立场和方法上往往发生原则性的错误”,最后断定我“在一九五七年所犯的错误是思想认识的错误,而不是根本立场的错误”。

也许确实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吧,我一生都认为对真理的追求比对真理占有更为可贵,因为“为寻求真理的努力所付出的代价总是比不担风险的占有它要高昂得多”。二十多年来,我可以说一刻也没有停止过用逻辑和事实来分析和检验我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的思想,探究为什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根据他老人家自己的提示,从党和社会主义的利益出发去思考问题,会成为党和社会主义的“敌人”。

现在党改正了对我的结论,说我不是右派分子,然而还是有错误,不过,是“思想认识上的错误”。看来,历史的发展,已经证实了我的忧虑,但是我也还是在思索:在肯定“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在我的思想中造成的“原则性错误”的同时,我则认为如果不解决民主问题,公有制本身还不能保证社会主义胜利的思想是不是也是错误呢?我提出的“真理的认识”与“权力的渊源”的命题是不是还能成立呢?当年那些大公无私的揭发、义正词严的批判又剩下了多少真理呢?再进一步言,我们的民族为什么竟然不能依靠科学的逻辑,甚至仅仅依靠常识,就在当初根据苏联的教训推知并且防止一场长期的灾祸,而非要等到多数人身受其害以后,才开始有所憬悟呢?要是照我自己的分析,我的封建思想其实要比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得多。在一九五七年确定要划我为右派分子而要把我拿出来揭发批判以后,我常常读《礼记·檀弓》中“申生受赐而死”的那一段文章。虽然从理智上说,我实在无法发现自己思想里从前提到推理的错误,但是出于对党和毛主席的无限信任和忠诚,我还是承认自己犯了“主观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自己给自己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那时我感到我是一个人格破裂的人,我的感情同理智分了家,我第一次对党说了假话,虽然是顺着党的意旨说了假话。当时,我在我办公桌的台历上痛苦地写下了一句:“The best element of my soul has been burnt away”,虽然一九五八年的结论说我“悔改真诚”,这一回的结论又肯定我“特别在被划为右派分子以后的二十年来,各方面的表现是比较好的。”其实我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很不足道的人,二十多年来,我竭尽一切力量维护我那已经破裂的人格。但是在历史面前,我个人是软弱无力的。我并没有像当初宣誓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以至不惜牺牲生命的共产党员那样斗争。我顶多只能像一只萤火虫一样在漫漫长夜里以一点理性的微光照着自己在黑暗中游行。我唯一可以自慰的是,我手上没有别人的血,也没有别人的泪,但是我自己心上的创口是永远敞开着的,流着我自己的血。

一九五七年以后,大约有五年的时间,我内心唯一的希望是:“但愿我想的一切都错了”。道理很简单:若是我错了,国家当然就会好起来。我还记得一九五八年在十三陵劳动的时候,在大坝合龙的那一天,看着那些欢呼跳跃的青年,我的眼里忽然流下了泪水,脑子里浮起了鲁迅的句子:“让我一个人来负起因袭的重担,顶住黑暗的闸门,好放青年一代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可是后来,我终于认识到我的希望大概要落空,同志们也许不知道,那个时候,我内心的痛苦并不亚于划我右派的时候痛苦。

结论说我在“鸣放期间发表了大量的言论”,其实如果以五月一日为鸣放的期限的话,我的“右派”言论大多是在鸣放以前说的。偌大一个新华社,大概还有人记得,在鸣放期间,我倒是新华社一个最大的保党派,其原因不知是不是也可以归结到我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主要是所谓负责任的思想。王纬同志大概还记得我在鸣放期间同他的谈话。我认为,我既然是一个共产党员,又是一个干部,我就要对党的工作负责,我不能把责任推诿到别人或者组织的身上去。我也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接受批判与处理的。许多同志知道,我的言论中有相当一大部分是毛主席的原话,但是我从来没有想推诿过自己的责任,虽然我曾花了许多年的时间来细细思索,为何毛主席的革命思想到了我的嘴里就成为反动语言。

就右派问题审改结论致党支部信

一九五七年的时候,我曾经得到一项特殊的荣幸——在全社大会上进行自我批判。当时的社领导叮嘱我,要我通过“现身说法”来“消毒”,来向群众表明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干部,在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滔天大罪以后是怎样对待党的判决的。我现在还记得台下许多同志同我一起啜泣的情景。五十五号文件下达以后,我曾以为这一次也会像历次运动后平反错案一样,给我一个在全社大会上消除一下我当年播下的奴隶主义毒素的机会。我所想的并不是为我个人的名誉,而是希望通过我的教训,在今后的中国千秋万代再也不出现我这一辈人所遭到的悲剧。虽然我的民主思想可能是资产阶级的,但是我和千千万万人的遭遇和命运所关系到的难道不正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原则吗?当然,现在看来,我的希望已成了奢望,但是我仍然希望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正是在一九五七年人们失去了法律和道义的一切保障以后,才有可能发生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六年以及其后一系列更大的悲剧。

我还记得向明同志那天颇动感情地对我讲的话:“一个人一辈子没有几个二十年”。我知道我一生中最好的二十年已经永远不会再来了。但是我并不后悔。一个像我这样立志献身于人类最美好的理想的共产党员,而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又有机会了解那么多的情况、接触那么多的问题,怎么能不产生那些思想呢?“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在这波涛汹涌、浊浪滔天的二十年间,我又怎能想象自己置身于第一个旋涡以外呢?我所希望的是,这样一段历史不至于白白地过去,而会给我们的民族留下真正的教训,让年青的一代真正能“走向宽阔光明的地方”。

喋喋不休地说了不少话,请不要认为我要对我的结论提出什么异议或者保留。不,我完全没有那样的意思。不过我已年近六十,快到退休的时候了。新华社可以说是我工作了一辈子的地方,国际部尤其是我投入了青年时期全部的精力与心血的,寄托了我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全部理想与希望的地方。而新华社特别是国际部又历来被认为是思想比较开通、比较活跃的地方,据吴冷西同志最近在一次会议上证实,毛主席在一九五六年所以到新华社国际部来征求意见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相信国际部的同志也还是愿意更开阔一下视野,了解一下一个从他们队伍中开除出去的人是如何看待反右派运动和这一次的改正的。

专此 即致

敬礼!

李慎之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日

注:伯坚、延宁、向明、先逑指陈伯坚、李延宁、高向明、郭先逑,为当时新华社国际部负责人和右派问题审改小组的负责人。

(责任编辑 洪振快)

2010年第11期　舆论监督权与官员名誉权

近年常常因为新闻媒体或互联网、出版物揭露了某些地方党政官员的丑闻恶行,就被其以侵犯名誉权或其他莫须有的罪名为由,派公安人员跨省抓捕批评人、检举人。如辽宁某县公安干警到北京拘捕《法制日报》记者,河南灵宝警方到千里外的上海抓捕王帅。最近又发生“渭南书案”——陕西警方到北京抓捕揭露三门峡移民贪腐现象的《大迁徙》一书的作者谢朝平(在社会舆论的强烈抗议下,已被取保释放)。前些年甚至有深圳某基层法院作为原告,以某杂志报道其判案不公、存在“猫腻”为由,起诉报社侵犯其名誉权。这在发达的法治国家简直是匪夷所思。

这些事件涉及越权、侵权等违反法制程序和侵犯公民言论自由、人身自由等实质权利问题,本文暂置不论,现单就侵犯公民和媒体对党政机关和官员的监督权问题,说说如何看待公民、媒体的舆论监督权同被批评、曝光的党政官员的所谓“名誉权”的“矛盾”。我认为其实质是如何正确对待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公权利(舆论监督权)与政府公权力的克制义务的关系问题。

公民的公权利与政府的公权力是公法关系

在公民权利与政府权力的关系上,应当以公民权利为本位,党政机关及其官员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应当为权利主体服务并受其监督。这个主从关系不能颠倒。在公民和媒体行使舆论监督权利过程中,党政机关与官员更要坚守这一原则。公民和媒体在行使新闻与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权利时,固然应当力求真实、准确;但是,对官员和党政机关而言,则首先应当自觉地把自己置于被监督对象的地位,虚心听取批评意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如果批评明显失实,也完全可以运用信息发布平台,作适当的澄清。作为公权力者,政府和官员本是处于强势地位,公民(包括媒体及其记者)一般是弱者,从政治伦理上说,按照“保护弱者”的宪政原则,法院在审判中也应加以区别对待,以有利于对官员的权力制约和对公民的权利保护。公民和媒体对党政机关与官员的批评,即使有些失实,官员也应当有宽容的雅量。何至一见批评就抓捕或诉诸法院?

问题更在于,从法理上说,公民和媒体的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权利与政府官员或政府机构的“名誉权”之间的冲突,不应看做私人之间或私权利与私权利的冲突,而应看做公民的公权利与政府的公权力的冲突。这里,私权利是指个人的生命、财产、自由,以及人格权、名誉权、隐私权、知识产权等;公权利则特指公民与媒体的政治权利,包括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等。即不应简单地归于民事纠纷的私法范畴,而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公法关系。

在专制国家,臣民批评官家,常被视为“犯上”、“大逆不道”。这种遗风流传下来,在我国曾经长期有所谓不许“矛头向上”、“反对领导”。“文革”时期的“公安六条”更将它定为“恶毒攻击罪”。

新时期我国宪法已确认公民有言论自由和批评、检举、控告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利,并规定被批评者不得打击报复。

在民主法治国家,官员是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的;其执行公务因而享有的权威与名誉,也是人民赋予的。人民群众对他们进行批评监督,从根本上说,也旨在维护公权力的集体权威与名誉。人民也可以撤销其授予政府的权力,收回对他们在公职上的“名誉”的信任(即所谓“公信力”)。因而,面对人民群众对官员或官方执行公务中的失职或不法行为的批评监督,后者的主要职责是平等对话,接受质询与批评,正确的虚心改正,不实的加以解释,而不是进行名誉权的诉讼。公民在行使批评监督这一公权利时,不慎有失实之处,也应享有免责权。

再则,官员作为人民的仆人,对主人应抱谦恭、克制与宽容的态度。这在法国《公务员总章程》中称为“克制保留义务”,即公务员因职业上的特殊需要,其享有个人权利的自由度,比一般公民要受更多的限制。公民针对官员与官方的公务行为的批评,应当比针对其私人行为有更多的保障。

即使批评、检举事涉官员个人私生活乃至个人隐私,有失实之处而伤害了官员的私人名誉,其受责程度也应比一般公民私人之间的名誉权纠纷为轻。因为官员作为公众人物,其公务活动固然应当公开化,其个人隐私权也应比一般公民小。笔者在上世纪80年代初接待美国一位州长来访,他谈及某报因揭批某明星隐私,涉嫌诽谤,被判罚款200万美元;而批评某州长涉及其个人隐私(非公务行为)时严重失实,有损其名誉,法院却只象征性地判处罚款1美元。理由是如果批评官员受重罚,以后谁还敢批评政府?

政府及其官员无权提起名誉权诉讼

至于政府机构是否可以作为诉讼主体提起名誉权的诉讼?在美国,从未给予政府机构以私法上的名誉诉权。1923年芝加哥市政府起诉《芝加哥论坛报》诽谤它在证券市场上的信誉,州最高法院判决说:“这一国家的任何最高法院从未认为或表明,对诽谤政府言论的控诉在美国法律中有一席之地。”196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某案判决中更进而宣布:诽谤政府的言论不能作为政府的制裁对象。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曾公布《关于在报刊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规定“对于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工作的批评,在报刊上发表后,如果完全属实,被批评者应当在同一报刊上声明接受并公布改正错误的结果;如果部分属实、部分不实,被批评者应当在同一报刊上作出实事求是的更正,接受批评的正确部分;如被批评者拒绝表示态度,或对批评者打击报复,则应受到党纪、政纪和国法的制裁。”

司法机关应做舆论监督的后盾

至于司法机关在舆论监督中的地位与作用,列宁早就指出,舆论监督必须同司法监督结合,以司法监督为后盾,才能更好地发挥它的社会效果。一旦报刊披露的问题严重到仅靠舆论得不到解决时,就要通过司法机关来起诉和判决。他认为报刊是司法诉讼的重要来源。据此,1919年3月,俄共(布)的八大党章规定,凡是人员或机关,其行为被报刊刊载者,应于最短的时间内在同一报纸上作认真的合乎事实的反驳,或者检讨已经改正的缺点错误。如果届时不见这样的反驳或检讨,革命法庭便对该人员或机关提起诉讼。这些要求表明法院对新闻舆论监督的支持。(当然,到斯大林统治时代,苏联的司法机关已异化为镇压人民的机器。)

反观我国有些地方党政当局则是反其道而行之:某些司法机关不但不作公民和媒体行使监督权的后盾,反而异化为地方贪官污吏的“家丁”、打手。有些地方党政领导人动辄动用警力,进行暴力拆迁,抓捕批评检举人和上访者。人民司法机关本应是人民维权机关,过去说它们是“专政机关”,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的错误说法;不料想现今有的地方司法机关倒成了名副其实的“对人民专政的机关”!

保障舆论监督权,新闻改革刻不容缓

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是舆论监督的前提,是新闻媒体生存权之所系。联合国大会早在1946年就宣布:“新闻自由当为基本人权之一,且属联合国所致力维护的一切自由的关键。”在1948年,联合国新闻自由会议草拟了两个文件草案,一为《新闻自由公约》,二为《国际更正权》。后来将两个文件合并,称为《国际更正权公约》,于1952年由联合国大会通过,于1962年生效。可以说,新闻自由是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是现代民主国家,公民言论能否充分自由表达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

但是,中国有些地方党政部门对新闻自由还存在误解乃至恐惧。早在上世纪80年代,全国人大就草拟过新闻法,但被当时一位元老级领导人否定,理由是怕被人钻空子批评共产党。前些年有关主管部门的权力者甚至说:“如果制定新闻法,我们就不好管了!”

当下新的文字狱不时重现,公民的言论自由和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受到打压。而宪法确认的公民政治权利与自由却极少立法保障(只有人大代表选举法和实际上是限制自由的集会游行示威法)。事关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宪法基本权利与自由的专项立法拖延不决,特别是不能有效地维护公权利,激励人民群众参与政治、监督权力、遏制腐败的积极性。

当务之急是必须落实宪法第35条给予公民言论出版自由,抓紧制定新闻出版法,保障公民、社会组织和媒体的舆论监督权和出版自由,规范和保障公民和新闻记者行使公权利的行为。为此应废除某些党政部门和地方当局越权擅自制定限制、打压新闻出版自由的那些非法规章、红头文件乃至口头“指令”;尊重和保障编辑、记者的采访、表达和传播等权利与自由,制止某些地方政府和公安机关随意抓捕记者的违宪行为。互联网是社会信息和公民意见的重要交流平台,除确实涉及煽动暴力和宣传淫秽、泄露国家机密,以及造谣、诽谤、侵犯公民隐私、名誉的言论之外,网络管理部门不能随意删除网帖和跟帖。总之,要使新闻媒体切实享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也要通过立法界定舆论监督与名誉侵权的界限,规范和保障公民和新闻记者行使公权利的行为。

前总理朱镕基在视察中央电视台时的题词曾指出:媒体应当成为“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要使媒体从单一化的“党的喉舌”转化为“社会公器”。这并不意味着排斥执政党的政治领导,而在于解除新闻封锁和“舆论一律”的局面,使新闻媒体真正成为人民大众监督党政权力的工具。

(作者现任北京大学宪法行政法导师组成员,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

(责任编辑 洪振快)

2010年第11期　重建知识分子的道统正当其时

读了资中筠的《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一文(载《炎黄春秋》今年第9期,以下简称“资文”),心情很是沉重。它回溯了从古代到当代的历史,如实写出了中国知识分子近几十年里的遭遇,以及现在的处境和表现,这些无一不使人感到沉重。

资文指出:中国知识分子(大致相当于古之“士”)的精神传统有三大突出的特点:一是“家国情怀”,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一是重名节,讲骨气;再一个就是“颂圣文化”了。可是,在“这60年是‘颂圣文化’一枝独秀了”。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在古代,“政治思想上尽管定于儒家一尊,对孔孟之道的传承和解释权在硕学大儒而不在皇帝。不论皇帝如何‘雄才大略’,从没有过‘君师合一’,更没有‘汉武帝思想’、‘唐太宗理论’之说。”而现代呢,“产生了史无前例的‘政教合一’的体制”,“中国读书人失去了代表‘道统’的身份,成为依附于某张皮的‘毛’。这是最根本的变化。”

在这种体制之下,“家国情怀”是不能允许的了。圣天子在上,国家事用不着尔等操心。有人说了一句“政治设计院”,就犯了滔天大罪。天下是你打下来的吗?你有什么资格“以天下为己任”!至于说到忧国忧民,新社会政通人和,弊绝风清,形势大好,并无可忧之事。谁说有可忧之处,那就是否定成绩,刮“黑暗风”,不划为右派分子也得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了。

“名节”,“骨气”,也是必须批判的。思想改造运动的目的,就是要消灭知识分子的正义感和自尊心,把他们改造成为口是心非的两面派,奴颜婢膝的驯服工具。著名数学家、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傅钟孙说:“知识分子的气节是从古以来所鼓励的,共产党在历次运动中声色俱厉地说:‘要把旧知识分子的臭架子打掉’,对士气毫不顾惜。我认为这是很大的隐患,无形的损失。”(牛汉、邓九平主编《六月雪》,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446页)在知识分子看来,这是隐患,是损失;在权力者看来,这正是他要达到的目的。

思想改造运动,正如资文所指出的,是“把对是非的判断权全部收缴上去,以一人之是非为是非。愚民政策臻于极致,读书人失去了独立思考的权利,逐渐成为习惯,也就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和自信。”“从此独立人格荡然无存,不但是非标准,连审美标准也不再有自主权。”就这样,精神传统的三个特点消灭了两个,当然只剩下“颂圣文化”一枝独秀了。

“颂圣文化”与时俱进,也有了不同于以往的新的表现形式。资文指出:“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因经济增长而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在收入和社会地位上是得利者。在此情况下,直接或间接‘颂圣’表现的新特点是:以各种‘理论’维护现有体制,否定必要的改革,为显而易见的弊病——特别是当前严重的社会不公和弥漫性的腐败——辩护。一部分所谓‘文人’在因‘颂圣’而名利双收中不但堕落到无耻的地步,而且已经超越了起码的人道底线。以至于汶川地震中出现‘纵做鬼,也幸福’和‘含泪劝家长’那样的‘作品’丑闻。”在“知识界”出现了这样的“景观”,就不能不承认,思想改造运动,至少在这一部分人身上,是达到了权力者既定的目标的。

从晚清以来,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清醒地看到中国和外国的差异和差距,决心引进西方先进文化来批判中国专制主义的文化传统。陈独秀说,《新青年》杂志的宗旨,“就是拥护那德莫克拉西和赛因斯两位先生。”这里,他不直接写“民主”和“科学”,而写外文的音译,因为这不是中国固有文明中所有的概念,是从外国引进的。资中筠曾经在好些篇文章里表示拥护这种主张。例如,在《重建精神的家园》一文中说:“‘五四’一代新人倡导建立‘新文化’,提出‘德先生、赛先生’的口号,一针见血地刺到了中国精神文明的要害和西方文明的精华,从旧文化脱胎到新文化似乎找到了方向。”(《斗室中的天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在《中国现代化的后发困境》一文中又说:“以‘五四运动’为高潮,提出了科学和民主的口号,这两样恰好就是西方文明的精华。有人说还应该加自由和个性解放,我认为民主的概念就包括自由在内,反正不管你说自由也好,民主也好,科学也好,所有这几样东西确实是精华。”(同上书,第45页)

民主的对立面就是专制。科学的对立面就是愚昧。赞成专制和愚昧的人当然不会认为民主与科学是精华,而是竭尽全力抵制和反对。只看鲁迅那一本薄薄的《热风》,就可以看到他们或以国粹为由,或以爱国为由,拒斥“西化”不遗余力。这样的纠缠至今不绝。资文一针见血地指出:“百年近代史上,每逢改革到一定程度,需要向民主、宪政的道路转型的关键时刻,总有以‘国粹’抵制‘西化’的思潮出现,以‘爱国’为名,反对社会进步,行祸国之实。”

抵制“西化”,也有其当代形式。资文就指出了“进入21世纪以来,或者更早”出现的“国学热”。一个代表作是2004年的《甲申文化宣言》,用新的字句宣扬“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五四”以来,被陈独秀、鲁迅、胡适、傅斯年等人批得体无完肤的尊孔读经主张,一时间也甚嚣尘上。国学院、国学夏令营,电视屏幕上讲《论语》,甚至办起了让小学生专门去读四书五经的学堂。看他们的广告,似乎外国人也在尊孔读经哩。他们也不再用“国粹”这个名词,而把它叫做“东方文化”或者“亚洲价值观”了。由此推论开去:儒家学说将领导未来的人类文明,21世纪是中国世纪,等等。资中筠在《中国现代化的后发困境》一文中给它浇了一盆冷水:“这话千万不要相信,没那么回事”(前引书,第34页)。在《重建精神的家园》一文中指出:“实际上融为一体的,足以与今天统称为‘西方文化’相对的‘东方文化’并不存在,所谓‘儒家文化圈’连整个东南亚也无法涵盖,所以这里‘东方’只指中国。”(同上,第6页)更早,她在《东西方国家关系中的文化因素》一文中说:“究竟有没有一个统一的‘东方文化’或‘亚洲文化’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东北亚国家与东南亚国家就不属于同一文化传统。单以‘东盟’国家来说,至少有佛教、穆斯林、天主教和儒家等多种文化传统。另外,这些国家的西化程度也各异。无论如何很难以一种‘亚洲文化’来概括,遑论‘东方文化’。”(《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4页)在《跨世纪的中国人将何以自处?》一文里,她更尖锐地指出“亚洲价值观”“这一口号反对民主、保护腐化的实质”(同上,第306页),用种种新的口号来反对西化的人,其实际目的,就是资文所说的“抵制改革,阻挠中华民族走人类共同的进步道路”。揭露这种主张的实质和危害,是现代知识分子的责任。

资文中说到“一穷二白”这事:“中华民族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近百年的文化革新都被洗刷一空,五色斑斓的瑰丽画面变成一张白纸,供一人在上面狂书乱画。”说得很好,情况就是这样。我想补充一则资料:有人(好像是李光耀,记不确实了)说过,他不是在白纸上作画,而是在瓷砖上作画,一场雨过去,就会洗刷干净,不留痕迹了。他这话有说对的地方,也有没有说对的地方。有些政策措施层面的东西,例如人民公社,例如农业发展纲要40条,确实像画在瓷砖上的画,消失了。但是还有不少的“画”是入木三分地保留了下来的,例如,“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的人口政策,例如对文物和文化的摧毁,特别是对社会道德、社会风气的破坏,对人的素质的损害,这恐怕就得有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回归到正常的、健康的状态了。

资文中还提出了一个“用脚投票”的问题。这些年里,一些出国留学的学生,学成之后,就留在外国工作,不再回来了。“人才国际流动是大势所趋,无可非议。”站在中国的角度看,人才外流,总是国家的一个损失。她在《中国现代化的后发困境》一文中说:“全球化的过程中人才国际化,是不可阻挡的潮流。过去是外国为我们培养人才,回到国内来做贡献。现在中国在很多小孩失学的情况下,那些父母为之倾家荡产、老师呕心沥血培养的最好的重点中小学的学生,那些奥林匹克数理化竞赛的得奖生,最终都会出去,很少是回来的。这里不讨论道德取向、价值观念等问题,客观现实是,我们闭关锁国几十年,开放以后却赶上为发达国家输送人才,不能不是讽刺。从人口比例上看,会不会发生‘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这是令人担忧的。”(《斗室中的天下》,第38～39页)有什么办法避免这个人才流失的问题呢?她在《跨世纪的中国人将何以自处》一文中说:“这里的关键是营造一种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的环境,而不是单纯鼓励回国。良好的环境涉及一系列的机制、政治改革和观念的更新,也不仅是对个别人个别项目的慷慨拨款能解决问题的。一句话,只有加速深化改革才能逐步扭转这种为他人作嫁衣的流向。”(《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第302～303页)这意见太对了。拖延政治体制的改革,就不会有创造力得以发挥的环境,一些人就只好选择“用脚投票”了。这环境问题其实也是一个工作条件的问题。举一个许多人都知道的例子:物理学家李政道,是在美国那样的工作条件下,才取得了让他获得诺贝尔奖的成就;而他的老师、天才物理学家束星北留在国内,却什么成绩也没有留下来。李政道没有回国,是得还是失呢?中国应该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嘛。

我以沉重的心情读完了资文,又以沉重的心情记下了阅读中的这些感想。不过也不想泄气。资文结尾之处,语重心长地写了一段话:“首先,知识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坚决抵制‘颂圣文化’……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平等、宪政、民主,这可以说是今天的‘道统’……不断撑开文化专制的缝隙,见缝插针地做一些扎实的启蒙工作,继承百年来先贤未竟之业,建设以民主和科学为取向的‘新文化’,假以时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民族精神振兴或许有望。”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这样努力吧。

(作者为湖南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

(责任编辑 洪振快)

2010年第11期　专制帝国的改革为何难以成功

《炎黄春秋》今年第10期发表了李维民先生《清末新政“破产”的教训》一文,对拙文《从清末改革想到当代革命》(今年第4期)提出批评和商榷。李先生认为清末改革的失败原因,并非我所指出的“在危机沉重压力下,清王朝无力驾驭大幅度的急剧变革”,而是因为清末改革“搞得太晚,太慢,太假了”。恰好拙著《危机中的变革》一书即将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再版,该书的主题即是谈清末改革,我为该书写的《再版序》解释了为什么专制帝国的改革难以成功,可以作为对李维民先生批评的回应。相信这场一百年前的充满矛盾与困境的、复杂而丰富的改革运动,会引起当代国人浓厚的兴趣。

一

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香港学术界,在论述清王朝变革失败的问题上,以往占主流的观点是:保守的清王朝统治者镇压了戊戌变法之后,中国又遭受了八国联军入侵的灾难,然而,此后的清末统治者却并没有改革的诚意,在巨大危机压力下,才不得不进行虚假的新政。日俄战争中,由于立宪的日本战胜了专制的俄国,统治者在强大的压力下,被迫实行预备立宪。由于清王朝统治者对权力的垄断使国人失望,于是立宪派发动四次请愿运动,统治者仍然无动于衷,此外,清廷还将民营股份公司收为国有,破坏了人民应享有的筑路权,于是,人民为了保卫自己的产权不受掠夺而奋起抗争,发起保路运动,并最终转向排满革命。在以往的主流叙述中,清末改革似乎就是一场假改革。

然而,我的观点,正好与这种主流观点相对立。多年以来,根据我对清末变革史的研究,事实上,戊戌变法是一场由涉世未深的青年皇帝与一批同样缺乏官场政治经验的、充满书生激情的少壮变法人士相结合而发动的不成熟的激进改革。严复在对变法运动失败寄予深厚的同情的同时,他也指出,康梁改革“上负其君,下累其友”,“书生误国,庸医杀人”。可以认为,导致变革悲剧的激进主义,恰恰可以解释为保守的积重难返的官僚体制的因果报应。它引起了保守派的全面反动,并由此引发庚子事变的奇耻大辱。

慈禧太后在庚子事变后事实上也确实成为清末新政的最积极推动者,说她没有改革诚意实在是太冤枉了她。她在庚子后几乎丧失了原来的固执与自信,经常以泪洗面,她在召见张謇入对,张謇问她“改革是真还是假”,她回答说,“因不好才改良,改革还有假的不成,此是何说?”当张謇谈及改革中的腐败与人心散乱时,她也百感交集随之而哭。平心而论,她对新政的期待与改革真诚,是出自于对满族王朝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危机的挥之不去的忧虑。

应该说,晚清新政也确实有着重要成就。新政已经有了明确的现代化导向,新政主持者制定的各项现代化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长达11年的清末新政给中国带来的实质性的深刻变化,比起出师未捷的百日维新,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事实上,一位1906年访问中国的日本学者就曾对北京市容日新月异的变化发出“即将超过东京”的惊叹。丁韪良、李提摩泰对新政的由衷赞美与乐观,固然会使我们后人觉得有点幼稚肤浅,然而,正是从这些在中国生活了数十年的外国人眼中,新政时的中国变化之大,与它僵化不变的过去相比,确实足以令他们欣喜了。

新政早期阶段可以称之为开明专制主义时期,虽然它对社会的动员能力较弱,但却保持着王朝权力对改革进程控制的有效性。到了1905年日俄战争以后的第二阶段,中国人对日本立宪的误读,对清廷构成一种强大压力,造成了从开明专制的集权模式向激进的立宪分权模式的急剧转变。虽然,从长远来说,中国现代化的走向是政治民主,但在现代化改革初期,这一分权立宪转变恰恰是这场变革失败的重要原因。这是因为,对帝制不满的人们,从此可以借助于资政院与谘议局的平台,持续地发起激进的速开国会运动,冲击着政府所剩无几的统治权威。预备立宪不但没有增加统治者希望的中国人的政治共识,反而强化了统治者与受治者之间的认同分裂,它实际上起到的作用不仅仅是扬汤止沸,而且是火上加油。

保路运动发生在距今正好一百周年之前。事实上,如果不带有偏见,必须承认,后发展国家修建铁路,商办铁路政策是很难成功的,清廷的铁路筑路权收归国有政策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合理经济政策,盛宣怀与四国银行签订的铁路贷款,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且不附加政治条件的优惠低息的商业贷款,并非什么卖国条约,然而,由于排满民族主义的冲击,使这一原本合理的现代化铁路政策却被解释为卖国之举,并“歪打正着”地成为一场不成熟的革命的导线。

如果说,以往的主流话语从反满民族主义或阶级斗争范式来看待变法与新政,那本书的侧重点,则是对传统官僚帝国面对变革中矛盾的应对之道的冷峻审视,这一视角对正在进行新的变革的21世纪的改革者,无疑会提供更直接的启示。

二

人们发现,一般而言,一个专制集权的帝国通过改革而走向现代化成功的概率并不很高,波斯帝国,奥斯曼帝国,沙皇俄国,以及大清帝国,均是在承受西方挑战与民族危机的重重压力之后,先后陷入改革的泥潭无以自拔,并被改革引发的革命所推翻的。非西方的传统国家中,只有日本的变革似乎是一个特例。日本的明治维新不但避免了革命,而且在甲午战争中轻而易举地打败中国之后,成功地走向现代化。然而,从结构上来考察,日本的成功,恰恰在于日本并不是传统意义的中央集权的帝国,传统日本是由二百多个独立自治的藩国构成的、类似于西周分封制的国家。

人们自然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集权帝国从改革走向革命的极高概率性,其原因是什么?传统国家的集权体制与分散的多元模式,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区别?我发现清末的改革失败并引发清王朝的崩溃,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清末改革的悲剧在于,当统治者在臣民中享有比较充足的权威资源时,统治阶层总是缺乏改革的意愿;当帝国被列强打败并陷入深重的民族危机时,例如,当清帝国统治者在甲午战争与庚子事变如此严重的危机之后,才会在焦虑感的压力下,进行“狗急跳墙”式的变革。然而,此时的王朝统治者或者由于缺乏审时度势的改革人才,或者由于战争失败后的民族危机加深,而丧失了统治所必需的权威合法性。一旦在危机状态下进入改革,那么,这样的改革往往缺乏号召力,并会成为革命的催化剂。由于帝国统治者缺乏最起码的权威资源来对时局进行调控与整合,只会陷入进一步的混乱与危机,于是一切为时已晚。

其次,帝国改革之所以困难,还在于人才缺乏。在专制危机条件下的改革,远比承平时代更需要高明的政治领袖,更需要一个能阔视远想的强势人物来引导国家渡过风险,并把国家引向有希望的未来。这样的政治家应该具有足够的道德人格力量、政治智慧和国际经验。然而,旧帝国官僚体制习于所安的保守性,似乎总是对这样的人才,起着逆向淘汰的作用。在危机到来以前,以“承袭旧章”为主旨的帝国体制,早已经把此类人士当作异己者过滤一空了。能在这种体制下生存下来并游刃有余的,恰恰是平庸之辈。当统治者把目光转向体制外的民间知识分子并让他们担当改革大任时,此类人却没有最起码的官僚体制内的政治经验,这构成专制集权帝制改革的另一个两难命题。

从中国清末的政治格局来看,当中国最需要彼得大帝式的统治者时,无论是光绪皇帝,康梁变法人士,还是庚子事变后颇有真诚改革意愿的慈禧太后,或两宫驾崩后执掌王朝大权的摄政王载沣,都根本无力承担危难中的改革重任,更不用说中国无法应运而生伊藤博文那样的政治家了。慈禧太后出于第四次垂帘听政的权欲,居然让明知无能的载沣执掌大权,这位摄政王不但判断能力差,意志力薄弱,外交知识贫乏,智力平庸,而且还出生于一个神经很脆弱的家族。根据这个家族后人写的回忆录记载,这位摄政王一紧张起来就会口吃。当慈禧太后突然撒手人寰时,帝国的命运就已经可想而知了。

第三,清王朝的改革战略选择确实存在着重大失误。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1905年以前的集权的开明专制模式更为合适,而在日俄战争刺激下而进行的预备立宪,恰恰是当时主流士大夫官绅的一种观念误读后的政治选择。而这种分权立宪在政治认同已经发生危机的情况下,只能是雪上加霜。预备立宪导致大众的政治参与欲望突然膨胀起来并得以合法地与清政权分庭抗礼,而脆弱的清政府对此已经无力控制。众所周知,西方国家的君权政治到民主政治的发育,是在社会共识逐渐扩大的情况下分阶段扩大的,而中国改革中的政治参与扩大,则是在民族危机与社会不满日益强烈的压力下,被迫地扩大的。而危机压力又恰恰造成社会认同日益分裂,扩大政治参与不但不能达到消解社会不满的功效,反而会对这种不满起放大与传染效应。扩大了的政治参与渠道却成为社会不满者攻击执政者的合法场所。危机中的统治者对此几无招架之力。

当然,清朝崩亡决不是清朝统治者腐败无能这一点所能解释的,它是特殊条件下的多种因素相互影响而发生的:统治者合法性危机下进行的现代化挫折,改革综合征引起的社会不满,传媒的急剧发展引起的传感效应,在关键时期统治者新旧交替出现的治理能力整体水平低下,满汉矛盾与排满民族主义在军人中的传染等等,所有这一切均被革命者利用来传播革命种子。

从宏观的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看,为什么大多数集权官僚的专制体制一旦进入改革,反而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陷入进退两难,并难以避免被革命推翻的厄运?

概括地说,一元化的专制体制比起日本多元体制来说,一旦在改革中陷入危机,其内部大一统的结构,往往缺乏应对危机的多元调适能力。真正能实现稳定变革的社会,其内部需要一种“多元整合机制”。即一个社会内部各要素均不同程度地参与了社会的整合。更具体说,对变化的环境的有效适应,除了政权力量或国家管控与干预力量之外,还应有地方,个人、社会伦理、意识形态创新力、民族凝聚力、民间社会组织以及社会流动方式等等,这些文化、思想、法制、教育、社会领域的多元因素,均在无形之中有助于实现社会的整合,它们的存在,极大地减轻了中央国家对社会进行全面整合的难度。它们在支持、协助国家实现从旧体制向新体制转变方面,功不可没。

人们可以发现,在明治转型期的日本,日本社会就是由许多小规模的、多元的、自治的细胞构成的大共同体,上述多元整合机制,是具有自治传统的日本藩封体制先天所具备的。当中国的科举制持续压抑着创新人才,使中国缺乏足够应对新环境挑战的社会精英时,而在日本,不受大一统体制约束的武士阶层中,却能层出不穷地涌现出现代化改革所需要的新式精英,其中有对日本现代化做出重大贡献的企业家、海运王、留学生、政治家与精英人物。例如岩崎弥太郎、板恒退助、大隈重信、伊藤博文,均出身于各藩的武士家庭,正是这种多元体制培育了明治维新的中坚力量。他们转化为现代化的精英。

这里我要特别指出的是,多元整合之所以有可能实现,是因为地方与民间个人具有多元的微观试错的机会。地方,民间社会与个人,在国家之外,自主地面对着环境压力,不断地进行着微观的调适,国家作为引洪主渠之外,社会中的多元个体,则发挥着毛细血管般的涓涓细流的作用。而这种多元整合能力,恰恰是中央集权的官僚专制社会内部先天缺乏的。如果说,日本至少有二百多个藩国与无数的武士这样的自主细胞,作为试错主体,那么,不幸的是,清代的专制中国,慈禧太后则成为全国唯一的试错主体,她的权欲使她对清王朝的崩溃要负最大的责任。洋务运动的若干现代化成果之所以获得,只不过是从湘军精英转化过来的沿江沿海封疆大吏们,运用了从大一统专制集权体制中截留下来的可怜的一点自主权而已。中日整合机制之区别,中日改革命运之不同,由此可以得到解释。

于是,缺乏“多元整合机制”的中国就陷入了如下恶性循环:危机促成了迟来的改革,迟来的改革又在危机压力下越来越加大幅度,从而又进一步导向更深重的危机。转型期社会矛盾比改革以前还要多并还不断累积,社会失序就会在人们心目中产生不满,随着各种矛盾的“发酵”,这时,“革命”便成为许多人的一种“心理诉求”。在中国,既然满族统治者是以少数族统治多数族,这种不满就会被顺理成章地解释为“满人的恶”,要清除这种恶的根本的手段,就是排满民族主义革命。

到这时,陷入改革泥潭的清王朝,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就会陷入所谓的“沙堆效应”:哪怕如同沙粒般不起眼的偶然事件,加之于高高的沙堆上,就会使庞大无比的沙堆在连锁的滑坡反应中突然崩塌。

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乌合之众的、无组织、无领袖、无准备、一盘散沙式的各省新军一旦起义,就会出乎意料地取得成功。一旦发生革命,处于充满仇视的汉人的汪洋大海中的满族人,如同处于孤岛般充满恐惧,因为旧势力自信心太弱,几乎在失去抵抗力的情况下就自我解体。例如,辛亥起义规模仅次于湖北的云南省,全省新军起义胜利时,因革命而战死者只不过一百多人。人类历史上,再也没有一个国家统治者如此弱不禁风,再也没有一场革命如辛亥革命那样,如同俯首摘取掉落满地的烂桃子一样轻而易举。与其说是排满民族主义革命中止了清末改革,不如说是清末改革自身的失败,是以排满革命的方式作为表现形式的。

历史的吊诡并没有结束,迟来的专制改革必将导致同样不成熟的革命。虽然在后世看来,辛亥革命具有推翻帝制的伟大历史意义,但革命“一不留神”而成功,而“乌合之众”般的无组织的辛亥革命者,注定无法重建有效的新秩序,于是不得不让权于自己的政治对手袁世凯,由此也可以理解了。中国从此陷入持续数十年的“弱国家”状态。事实上,20世纪的辛亥革命,只是中国更为多灾多难时代的开始。此后的民国内阁危机、二次革命与内争,军阀割据与统一国家的日益碎片化,都可以从晚清帝国改革失败中得到解释。

百年以后的今天,专制帝国改革之所以比多元传统国家改革更难以成功的原因,可以这样认为,在中国大清王朝体制下,中央王朝国家是唯一试错主体,而且,王朝国家受儒家官学意识形态教义束缚更大,人们更难从这一教义中摆脱出来。受官学化的儒家正统观念控制的官僚角色是固定化的,他们人数众多,却只会按一种方式思维,非如此他们一天也无法生活于官僚群体之中,其中很难产生改革所需要的富于创新精神的人才。此外,中国的大一统官僚体制又对全国进行着严密有效的控制,使中央政权有力量粉碎一切被它视为非法的地方的或民间的反应。民间与地方的自主能力无法在体制内发育出来,专制帝国的意识形态可以有效地、强有力地抑制社会的自主试错与创新,王朝体制拒绝任何微观领域的试错,这就形成强烈的路径锁定状态。任何温和的创新与变革尝试都会被压抑在萌芽状态,当问题越来越严重,百姓越来越不满,统治者再想进行真诚的改革时,一切已经为时太晚,而受治者们则认定,只有根本摧毁旧体制的革命才能解决问题。更为不幸的是,而这样的革命本身又会带来另一种悲剧,即弱势国家的悲剧。一场百年前的新政改革的失败,以及革命的两难,对于丰富改革政治学的历史经验资源,应该说也有启示意义。

几年前,记得一位青年研究生在给我的信中写道,“历史提供给我们的,不仅是事实,也不仅是知识,而是要培育我们一种知人论世的能力。我终于了解到历史是训练、培育我们思维的一种最重要方式。”善哉斯言,历史就是要培养我们“知人论世”的能力,这句话道出了历史学生命力所在,我想,这也应该是新政治史的目标与努力的方向。

清末变革以悲剧告终,并且是20世纪更大悲剧的起点,只有悲剧时代的人们,才能对人生与社会产生刻骨铭心的体验,这是那些幸福而质朴的小民族所不可能有的珍贵精神资源。民族的苦难,可以成为史家研究人性与历史的最好的原材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时代不幸可以造就深刻的史学家与思想家。清末新政只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开端,以后有更多的悲喜剧等候着史家去发现其意义,去展示自己的思想穿透力,时代不幸史家幸,请记住,我们民族就生活在历史的富矿脉带上。(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 洪振快)

2010年第11期　道县“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处理经过

湖南零陵地区(1995年改为永州市)道县在“文化大革命”的1967年7～9月间,发生了群众性杀害“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及其子女事件,共被杀和被迫自杀4519人。道县杀人事件迅速波及全区其他10个县,造成全区共被杀和自杀9323人,其中“四类分子”子女4057人,未成年人862人,另外致伤致残2146人。零陵地区特别是道县杀人事件,震动了全省,乃至全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地委根据党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方针,认真落实党的政策,地县区乡成立了“处理‘文革’遗留问题领导小组”(简称“处遗小组”),书记亲自抓,由一名副书记任组长,下设安置组、组织处理组、政法组、信访组、综合组,共抽调1380多名工作人员,从1984年开始,历时两年半时间,对全区“文革”杀人事件进行了逐个深入细致的调查,并对遗留问题作了严肃认真处理(简称“处遗”工作)。我作为调查处理这一事件的参与者和文字综合的执笔人,想把时隔20多年且如今档案中难以寻找的一些情况记录下来,可惜我当时保存的一大捆资料,包括一些珍贵资料,被人当做废纸卖掉了,这里凭自己的记忆,对当时的情况作个简要的记叙。

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惨剧

调查表明,零陵地区杀人事件是在“文化大革命”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究其根源,主要有五:

一是错误估计形势,轻信谣传。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形势下,一些领导干部和群众总认为阶级敌人“火烧冬茅心不死”,随时随刻梦想复辟变天,伺机反攻倒算,人为制造恐怖气氛。1967年8月上中旬,道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当时当地最高领导机构)先后两次召开各区社“抓促小组”组长会议,主要领导把会上反映的“阶级斗争新动向”作了引证,如“‘四类分子’要先杀正式党员,后杀预备党员”,“要把土地改革时贫下中农分得的房屋田土要回去”等等,强调狠抓阶级斗争,对罪大恶极的“四类分子”要狠狠打击。各区社在传达贯彻会议精神时,不同程度扩大敌情,渲染阶级斗争的紧张气氛,有两个公社以“阶级敌人报复杀人”(不实)为由,杀害4人。此后,全县到处流传“‘四类分子’要造反,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全杀光,中农杀一半,地富当骨干”,加之在这段时间,有四个区搞出7个反革命组织(假案),逼出一个“纲领”,即“八月大组织,九月大暴动,十月大屠杀”,气氛更加紧张。8月17日,清塘区造反派头头主持召开千人大会,动员部署杀人,说:“阶级敌人在磨刀,我们也要磨刀,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会后,开始成批杀人。在清塘区的影响下,杀人风迅速蔓延开来。调查证实,前面所谓“‘四类分子’先杀党,后杀干”之类的话,只是传闻,并无证据。

二是法制遭到严重践踏。当时党政机关瘫痪,无政府主义泛滥,极“左”思潮盛行,无宪法和法律可言。在那个“史无前例”的疯狂年代,连国家主席也不能自保,被视为阶级敌人的“四类分子”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当有些干部和群众提出“杀人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一定要依法办事”时,有的领导干部回答:“事先不要请示,事后不要报告,贫下中农就是最高人民法院,杀了就杀了。”道县柑子园公社公然挂出“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牌子,因有人指出“最高”二字有夺中央机关的权之嫌,后来才把“最高”改为“高级”。工作组同志询问一个当时杀人凶手为什么杀人,这个凶手竟然说:“上头要我杀,我就杀;要是现在上头又要我杀,我也会杀!”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的堂弟就是在“文革”杀人时被杀的。江华同志1982年回家乡零陵地区视察工作时,针对“文革”杀人事件说:“这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

三是把杀害“四类分子”看做是革命行动。从杀人动机和出发点看,全区杀人事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杀“四类分子”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阶级敌人复辟,保卫毛主席打下的红色江山——这是当时最时髦最响亮最革命的口号。宁远县有个农村女青年,把自己的婶娘(地主分子)抓来杀掉。有人问她:你是你婶娘一手抚养长大的,你怎么杀得下手?她回答:我要革命!据该县“处遗”工作组的同志说,这个女青年凶狠残忍的表现远近闻名,年纪三十好几还没有嫁出去。零陵县马路街公社有个大队治保主任,他参与组织策划杀人,主张斩草除根,把“四类分子”和子女统统杀掉,说:“把‘地富反坏’全部杀掉了,就没有阶级斗争了!”

四是派性斗争引发所致。当时,“道县红色革命造反派联合司令部”(简称“红联”)与“道县革命造反派联合司令部”(简称“革联”)这两大派组织斗争激烈。“革联”抢了县武装部的枪支弹药,据守二中,用武力控制县城。“红联”称“革联”抢枪是“反革命政变”,并从县委机关大院退居到农村。随后两派发生冲突,“革联”开枪打死“红联”两人。“红联”抬尸游行,高呼“血债要用血来还”,进而宣扬“武装部枪支被抢了,公检法不管事了,阶级敌人活动猖狂,贫下中农要吃亏了”,“要采取措施,先把敌人管制起来,对个别坏的要发动群众斗争处理几个”,由此引发杀人事件。

五是领导未予制止或制止不力。在杀人事件中,有怀疑的,有犹豫的,有抵制的,也有顶着“阶级敌人的保护伞,‘四类分子’的孝子贤孙”的骂名挺身出来保护的。道县有个村支部书记,把本村50多个“四类分子”及其子女锁在村祠堂里,安排人员站岗送水,把他们保护起来没有遭到杀害,这些人非常感动,称呼村支书为“再生父母”。但是从调查情况看,这种现象不多见,总体上是领导干部未加制止或制止不力,全区杀人面之广、被杀人数之多、持续时间之长,就是明证。道县在驻湘支左部队47军明令禁止杀人前,主要领导没有讲过制止杀人的话,没有采取制止杀人的措施。当一些干部汇报杀人情况,请求他们采取措施制止时,他们是这样说的:“道县的问题就出在枪杆子上,杀几个‘四类分子’是小事,军分区领导和47军代表来了,把枪收缴了,武斗制止了,一切都好办了”。“现在机关干部都走了,枪也被抢了,公检法也散了,我有什么办法,哪里管得了那么多?”这个县有个大队的民兵把本村24个“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关押起来,杀与不杀犹豫不决,民兵营长请示公社主要领导,回答是“分子与子女要区别对待”,结果把“分子”杀了。

江华县“抓促小组”组长、县武装部政委主持召开县“抓促小组”成员会议,针对本县出现的杀人事件,讨论制定了“五条意见”,内容有:对解放17年来一直不接受改造、而现在又要向贫下中农夺权的“四类分子”,群众要杀他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群众的造反精神是对的,大方向是对的,我们只能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政策,而不能压制、指责和硬性阻止,给群众泼冷水。主持会议的领导将会议通过的“五点意见”,以《特急电报》向零陵军分区党委汇报,请求指示,但后来未见答复。

8月21日,零陵军分区某副司令员与6952部队某连长到道县调查杀人问题时,他先后三次讲话,没有明确提出制止杀人。他们返回军分区后,将调查情况用《社情电报》报告了47军。8月26日,47军以电报(上报中央文革小组)形式转发零陵军分区关于道县杀人问题的《社情电报》时指出:“我们认为,对‘四类分子’作恶多端、活动嚣张、企图变天的可以依法惩办外,‘四类分子’不能滥杀,‘四类分子’子女不能视作‘四类分子’,必须按照政策,团结教育,不能混淆专政与非专政对象的界限,这样才能争取‘四类分子’子女。”47军的《电报》在各县传达以后,不少地方把《电报》精神理解为“对调皮捣乱的‘四类分子’可以杀”。从各县杀人情况看,杀人时间集中在当年9月(道县除外),也就是说,47军开始发出的电报,没有起到有效制止杀人的作用。8月29日,47军6950部队进驻道县,采取措施制止杀人,9月中旬基本得到制止,其他县杀人事件到10月底陆续结束。零陵县零星杀人持续到第二年7月。东安县于1968年7～9月,采取刑讯逼供追查所谓“反共救国军”,共被杀和被迫自杀422人。

二、杀人事件的善后工作

1980年12月6日,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会工作的胡耀邦同志来零陵视察工作,当地委书记邓有志汇报零陵地区“文革”杀人问题已经基本处理好时,胡耀邦同志说:“1967年7、8、9三个月,全国不少省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这是康生、谢富治他们搞起来的。现在已经13年了,这样的事情不要声张了,处理完了就算了,慢慢让它平息下去。对没有处理的要处理完,主要是把受害者安排好。”地委书记说的这个问题“已经基本处理好”,指的是按照省委1979年关于处理道县“文革”杀人问题的5号文件精神,做了大量工作。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不断深入人心,被害人遗属上访越来越多,要求平反的呼声越来越高。地委认为,“文革”杀人问题涉及面广,牵涉人多,情况复杂,而且岁月已久,根据党中央关于团结一致向前看、一心一意搞四化的总目标,必须做到既要解决问题,又不要搞乱。按照地委的指导思想和“处遗领导小组”以及道县有关领导的要求,我执笔起草了《关于处理道县“文革”杀人遗留问题的意见》,经省委批复,形成省委[1985]12号文件。湖南其他地市“文革”期间不同程度发生杀人问题,省委批转这个《意见》,要求各地市贯彻执行。根据省委12号文件精神,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第一,安置遗属。首先,以县人民政府名义,发给遗属“平反通知书”,从政治上为“文革”中被错杀人员平反。其次,经济上给予补偿。以县为单位,统一标准,发给遗属抚恤金;被查抄的财物,坚持原物在的退原物,原物不在的,根据中央办公厅[1984]24号文件精神,按财物当时价的四分之一给予补偿;对被迫外逃人员,以乡政府名义写信,欢迎他们回来,发给安家费,按规定划给责任田、责任山、自留地,无房住的补给建房费,所劳动工分未参加分配的按当时分配额补偿;因杀人遗留的孤老孤残人员,由民政部门每月定期发给生活费;生活特别困难的,发给困难补助费。道县四马桥乡有个遗属,“文革”杀人时被鸟枪打伤,身上中了八颗铁砂弹,一直留在体内,平常隐隐作痛,工作组发给他1000元去医院做手术,使他解除了长达18年的痛苦。通过平反和安置工作,使遗属精神上得到抚慰,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第二,处理责任人。据调查,全区参与策划、部署、指挥杀人者及凶手近两万人,按《刑法》有关规定,属故意杀人,应判重刑。对于这一在“文革”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事件,如果处理过多过严,势必产生不安全因素;如果处理太少太轻,一方面遗属反映强烈,另一方面与当时全党整党关于对在“文革”中动手打人的党员给予必要的处分的规定,发生矛盾,也就是说,打了人,给处分,杀了人,可以不给处分,这同样会产生不安定因素。为此,经过认真研究,在对杀人责任人处理问题上,制定了“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宜少不宜多”和“组织策划指挥者从严,奉命执行者从宽;个人品质恶劣者从严,受‘左’的影响者从宽;国家工作人员从严,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从宽”的原则。具体是:为首在公社以上范围内组织策划部署杀人,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的;积极主动充当杀人凶手,手段野蛮残忍,后果极其严重的;挟私报复,谋财害命,以夺人妻女为目的杀人或强奸轮奸杀人的;奉命为首组织策划杀人,情节特别恶劣,后果极为严重的;上级明确提出制止杀人后,仍然为首组织成批杀人的,追究刑事责任。凡追究刑事责任的共产党员,一律开除党籍。为首部署策划杀人和主动充当杀人凶手,情节恶劣,后果严重,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奉命组织策划杀人,情节后果十分严重的;积极参与策划、批准和亲自动手杀人的,奉命杀人或刑讯逼供致死致残、手段残忍、后果严重的,一般开除党籍或在整党中不予登记;对奉命组织策划杀人不是为首,奉命充当凶手,能认罪认错、取得群众谅解的,不开除党籍,表现好的免予处分,对其中不认罪认错、表现不好的,给予党纪处分,包括开除党籍或在整党中不予登记;杀人后入党的,清除出党,但对当时未成年、属从犯、共同杀人不是主犯的,被迫杀人情节较轻,能认罪认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表现好,取得群众谅解的,保留党籍,给予其他党纪处分;杀人后转干和提拔担任领导职务的,取消干籍,撤销职务;凡犯有杀人罪行和严重错误的人员,不得进入领导班子和安排在要害部门工作。

按照上述原则和规定,全区共追究刑事责任201人,其中判无期徒刑12人,判20年徒刑21人(1968年至1979年对挟私报复、杀人后强奸轮奸其妻女的判处死刑13人,不在此列)。给予党纪政纪处分2600多人,其中开除党籍1160多人,整党中不予登记340多人,撤销职务420多人。从处理的情况看,至今没有发现错案,证明这次处理符合省委12号文件的要求:“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手续完备,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这里顺便提及的是,零陵地区“文革”杀人期间,地、县两级首先是地方部队后来是支左部队主持工作的,应该说他们对杀人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当事人已调离零陵地区,我们把有关材料抄报所在部队处理,记得1985年底广州军区整党办公室两位军人来零陵,在军分区有关同志陪同下,听取了我们的情况介绍和意见,以后怎么处理,不得而知。

第三,愈合伤痕。在“处遗”过程中,我们遇到一个非常重要但难度很大的工作——愈合伤痕。当时,一些群众和责任人对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的做法不理解,想不通,说“杀几个‘四类分子’有什么了不起”,“你们这么做是‘长阶级敌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个别的甚至说悔不该当初没有斩草除根,斩尽杀绝。而一些遗属要求开追悼会,给死者披麻戴孝,重新垒坟立碑,提出多抓重判,甚至杀人偿命,血债要用血来还。我们认为,能否消除积怨,愈合伤痕,事关“处遗”工作的成败。为此,我们花大气力做了以下几件事:

一是学法。一方面举办责任人学习班,组织他们学习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使他们懂得,“文革”杀人是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是宪法和法律所不容许的,一定要认识到它的危害性和严重后果,提高依法办事的自觉性。另一方面组织遗属学法,引导他们看清楚,“文革”杀人是在法制遭到严重破坏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不能冤冤相报,把怨恨传给下一代。

二是坚持疏导方针,做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对责任人,引导他们总结经验教训,深入进行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清除“左”的影响,主动认罪认错,取得遗属和群众的谅解,做遵纪守法的公民。对遗属,首先对“文革”给他们造成的不幸表示同情,引导他们把账记在“四人帮”身上,珍惜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鼓励他们向前看,顾大局,消除积怨,和衷共济搞四化。我们还召开遗属和责任人一起参加的大会,双方代表典型发言,谈认识,挖根源,表态度,进一步拉近他们的距离。

三是实行“三包”责任制,即由村组干部包人、包做思想教育工作,包帮助他们开辟劳动致富门路,一些重点对象由县区乡领导包干,促使遗属思想情绪稳定下来。通过这些工作,较好地达到了消除积怨、愈合伤痕、促进团结、和衷共济搞四化的目的。道县营江乡车边村遗属田志苟,“文革”中父亲被杀,“处遗”工作为他父亲平了反,被查抄的财物得到了补偿,有关责任人受到了处理,还帮助他经营一个渔业生产技术项目,他感谢党和政府的好政策,摆酒吃团结饭,还招待放专场电影。他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了,我们都是受害人,低头不见抬头见,今后要互相体谅,加强团结,共同努力把车边村建设好。”这一年,他被村民推选当上了村长。

三、艰辛的信访工作

我深深感到,零陵地区“文革”杀人就像撕裂的一道伤口,很难在短时间内愈合。尽管我们做了大量艰苦、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包括开展“一帮一”和“交朋友”活动,一些遗属的心依然没有平静下来,他们不断上书上访。省委12号文件传达贯彻后,一些遗属对其中“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宜少不宜多”意见很大,说“什么粗,什么宽,什么少?杀人偿命,天经地义!”正在这时,道县有个遗属得到一本上海杂志,里面刊登了一篇关于道县“文革”杀人的文章——《疯狂的七月》,这无疑是火上浇油,往伤口撒盐,他们的情绪又一次爆发出来,奔走相告,互相串联,赴省赴京上访,强烈要求严惩凶手。

1985年9月中旬,道县102个遗属到北京上访,他们先去国办信访局,然后去中办信访局,后来到天安门广场散发传单,接着要进中共中央所在地——新华门,被中央警卫局劝退,第二天清晨,“美国之音”报道了此事。几天后,我们接省委办公厅通知,到中央办公厅汇报处理遗属上访问题。那天晚上,我们一行6人(地委分管副书记、分管副秘书长、地委落实政策办主任、地区检察院分管副检察长、我和道县县委分管副书记)被引进中央书记处一个小会议室,中办副主任周杰听取了我们的汇报,作了关于做好遗属上访工作的讲话。我们按照周杰副主任的讲话精神,认真进行了研究,在当时整党工作繁忙、工农业生产时间紧迫的情况下,集中领导、集中时间、集中精力,努力做稳定遗属的工作。

10月上旬,道县84个遗属到北京上访,他们聚集在胡耀邦总书记住地附近的街道上,堵塞交通四个多小时,中办信访局和国办信访局的同志告诉我们,耀邦同志刚刚几天前搬家,连他们也不知耀邦同志的新住址。我们从遗属口中得知,道县有300多人在北京工作和生活,他们中的一些人给遗属透露耀邦同志的住址,同情和支持遗属上访。我们随即确定几个干部,硬是像瞎子摸鱼一样寻找道县籍人做遗属的工作。我们苦口婆心把遗属规劝回县后,再次被通知进中南海上次那个会议室,基本上还是那些人,增加的是中纪委、中组部、公安部、监察部、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有关负责人,按照周杰副主任的要求,我们主要汇报了“处遗”的政策和遗属的要求及处理情况,最后周杰同志从广西“文革”武斗杀人,讲到内蒙古清查“人民革命党”杀人,介绍他们处理的经验,要求我们从大局出发,从首都的安定出发,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政策,切实做好“处遗”和遗属稳定工作,为明年开始实行国家“七五计划”创造良好环境。

10月中旬,我们发现一些遗属搞串联,准备再次集体赴京上访,我们在抓紧做稳定工作的同时,向省委办公厅报告了这一动向。省委书记毛致用同志极其重视,连续两次打电话给地委书记唐盛世同志,要求迅速做好工作,把遗属稳定在当地。当晚,唐盛世书记在道县主持召开紧急会议,所有地委副书记和道县县区乡党委书记参加,会议一直开到第二天凌晨三点半钟,接着连夜回到各自岗位,做劝说工作。上午11时召开碰头会,发现好些人眼睛布满血丝,有的没有吃早餐,有个工作组的干部因长时间精神紧张和工作劳累,昏倒在路上。通过工作,遗属较好地稳定下来。

1985年10月中下旬的一天,省委书记毛致用在省委常委会议室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处理零陵地区“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当我们汇报当时道县主要领导没有采取措施制止杀人时,毛致用同志站起来说:“一定要处分那个×××,不然遗属有意见,上访稳定不下来!”当汇报公安部《啄木鸟》杂志打算刊登道县“文革”杀人的文章,可能引起遗属思想波动时,会议确定由省长刘正负责,向公安部做好解释说明工作,请他们不要刊发这类文章(《湖南日报》一位资深记者曾向我索要资料,打算写一部约30万字的《道县“文革”杀人传奇》,也因此作罢)。当汇报全区安置遗属的任务很大,还需要必要的经费时,当即表示增拨200万元。

此后,随着进一步的工作,全区特别是道县的遗属逐步稳定下来,并开始他们的新生活。

(作者系湖南永州市人大常委会原秘书长)

(责任编辑 洪振快)

2010年第11期　四渡赤水评价考

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土城作战失利,渡江北上入川受挫。为了摆脱严峻的不利局面,1935年1月29日至3月21日,中央红军在川黔滇交界处的赤水河上,由东至西,由西至东,来来回回作了四次横渡,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四渡赤水。

我们先来回眸其主要经过:1月29日,中央红军退出土城战斗,在猿猴场到土城之间,分三路西渡赤水河(即一渡赤水),向川南的古蔺、叙永方向开进。2月2日,其右纵队红一军团围攻叙永县城不克,撤出战斗,继续西进。7日,中共中央决定“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并令各军团迅速脱离川敌,向扎西(今云南威信)地区集中。接着,进行了休整和整编。由于土城作战的严重伤亡,为了维持战斗力,部队缩小编制。

2月中旬,中革军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之简称,下同)发现川军和滇军分由南北方向压来,留驻不利,决定回师东进,到国民党军兵力薄弱的黔北地区寻机歼敌。18日,中央红军遂由太平渡、二郎滩开始东渡赤水河(即二渡赤水),重入贵州。24日,进占桐梓。26日攻占娄山关,击溃黔军两个团,并于27日击溃黔军六个团,再占遵义。28日,击溃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纵队两个师,歼其一部。遵义战役“计共俘(敌)人在二千以上,(缴)枪一千以上”,(《野战军总司令部关于遵义战役战绩的通报》,1935年3月2日,《红军长征·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279页)取得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

遵义战役之后,国民党军改以堡垒主义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实行南北夹击,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遵义、鸭溪地区。3月4日,中央红军组成前敌司令部,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5日,中央红军以红九军团在桐梓、遵义地区吸引敌人向东,主力由遵义地区西进白腊坎、长干山准备突击国民党中央军薛岳兵团之周浑元纵队未果。接着,中央红军主力进至西安寨、泮水地区,再次寻歼周浑元部未果。此时,中共中央和朱德、毛泽东进一步确定了“以消灭薛岳兵团及王家烈部队为主要作战目标”的战略方针,继续部署对敌作战。就在此时(10日),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向军委提出了进攻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黔军一个师的建议,首先得到了朱德的赞同,并在随后的军委会议上,与会绝大多数人不顾毛泽东的反对,一起表示支持,会议作出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决定。然而,会后毛泽东通过周恩来又说服了大家。11日,军委遂以朱德的名义颁布命令“不进攻打鼓新场”。12日,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包括毛泽东、王稼祥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

15日,中革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发起对薛岳兵团主力周浑元纵队作战,集中主力向鲁班场、三元洞地区的敌三个师猛攻。红军血战终日,伤亡惨重,不得不撤出战场,并于次日转兵西进,在茅台及其附近地区西渡赤水河(即三渡赤水),再一次进入川南。蒋介石急令川黔滇边部队向川南进击。在此情况下,中革军委以红军一个团向古蔺前进,诱敌向西,而以主力突然折向东北,于21日晚分别经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东渡赤水(即四渡赤水),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右翼分路向南急进,26日进至遵义仁怀大道北侧干溪、马鬃岭地区,计划从长干山、枫香坝之间突破敌军封锁。当日,中央红军主力向驻守该地的周浑元纵队发起攻击,虽经激战,仍未获进展。27日,中央红军改以九军团由马鬃岭地区向长干山方向佯攻,引国民党军北向,主力红军东向并于28日突破鸭溪至白腊坎间国民党军封锁线,南进至乌江北岸。31日经江口、大塘、梯子岩等处南渡乌江。接着,中央红军以一部兵力佯攻息烽,主力则进至狗场、扎佐地域,前锋向贵阳逼进。至此,中央红军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合围圈,把蒋介石的“追剿”大军甩在乌江以北。

4月4日,红九军团在打鼓新场以东老木孔地域击溃黔军一部。6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于贵阳附近平场以南地区,全力伏击薛岳部两个师未果。此后,中央红军趁滇军东调增援贵阳之机,乘虚进军云南,于27日进入昆明西北地区,接着转兵向北,5月9日渡过金沙江。

以上所述,这就是四渡赤水前后的大致经过。

通观四渡赤水的全过程,已经很清楚,处于劣势的中央红军在数倍于己的敌军之中艰苦转战,并最终摆脱了敌军,这的确了不起,值得大笔褒扬赞颂。

然而,话又说回来,当年红军在转移中,面临强敌的围追堵截是经常的,而红军通过自己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粉碎敌军的围追堵截来实现自己的战略转移目标和任务,又是十分正常的。否则,只能面临失败的结局。而像中央红军四渡赤水这样成功摆脱敌军的例子,在各地红军中也不胜枚举。比如,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六军团孤悬长江以南,深陷敌军丛中,还不是靠自己千回百折地转战,最后长征到达陕北?徐海东等领导指挥的红二十五军是一支不足三千人的小部队,还不是靠着自己灵活机动和英勇顽强,打得强敌靠边走,第一个进入陕北?徐向前、陈昌浩指挥的红四方面军还不是以无坚不摧的意志和毅力、始终高敌一筹的谋略,迭挫强敌,完成长征的?所以,胜利完成长征的部队都一样,都摆脱了优势敌军的围追堵截,都有一段不同凡响的征战历程。况且,上面所说的三支红军部队,在长征中同中央红军比较,显然还都有着两个方面的“比较优势”:其一,损失相对较少;其二,沿途都还创建了新的根据地。

此外,笔者在研究四渡赤水时,还发现了一个奇怪现象。一方面,人们对四渡赤水倍加尊崇,极力神化。例如,有的将其称为“红军长征中举世闻名的四渡赤水”(《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45页);有的称其是“中央红军长征中最惊心动魄、最精彩的军事行动,是毛泽东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笔’”,是毛泽东“高超指挥艺术的生动体现,是红军战争史上的奇观,是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典范”(《红军长征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5页)。还有那60年代唱红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长征组歌》,其中歌词气势如虹:“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另一方面,其中的一些重要当事人不仅绝不恭维,甚而批评有加。亲眼目睹中央红军土城之战失败,以及随后几次三番的行动难以达到目的,在遵义会议上受到批判的博古开始说话了,其语言不多,但一针见血:“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转引自《毛泽东传1893～1949》,第346页)博古口中的“狭隘经验论者”指的就是毛泽东,这“也不成”也就是博古对土城失利和四渡赤水的评价。这里,博古虽然表露了一点对遵义会议遭批评的不满情绪,然而,却又正是毛泽东给他创造了发泄不满的平台,毛泽东给了博古企图抓住的“辫子”和“痛脚”。

如果以博古为原任“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人”的议论不足道的话,那么下面出现的一些战事中的有关人物当时的态度,可得认真看待了。

首先是林彪,紧接着还有他人。林彪时为红一军团军团长,是毛泽东的得力爱将,指挥作战思路缜密,常常有独立见解,他所指挥的红一军团又是中央红军的主力。虽然,据聂荣臻回忆,林彪在遵义会议上“没有发什么言”(《聂荣臻元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197页),但可以肯定,林彪是支持遵义会议改变领导人,支持毛泽东重新出山的。对于毛泽东指挥的土城之战惨败,目前没有发现林彪的议论,但是土城之战中,让林彪率部颠来赶去,部队伤亡惨重,也可以估计到林彪当时心里也是够窝火的。当然,让林彪公开直接表示不满还有一个过程,然而,这个过程来得并不漫长。

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回兵遵义,取得了长征以来唯一的一场作战胜利,毛泽东多少减轻了身上的压力,一定程度上卸下了兵败土城的包袱,进而情绪上有些激动和陶醉。在胜利面前,他欣然命笔,吟诵了一首著名的词章——《忆秦娥·娄山关》,其中的妙句佳言“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不失为千古绝唱。

3月4日,中革军委在遵义设立了前敌司令部,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这是毛泽东正式恢复军内职务。在胜利鼓舞下,毛泽东希望再打一个大胜仗。于是,次日,朱德、毛泽东发布了《关于首先消灭萧、谢两师的作战部署》,决心打击国民党中央军部队。萧、谢两师,即国民党蒋介石中央嫡系之萧致平第九十六师、谢溥福第五师。该二师为蒋介石“追剿”部队中的战斗力较强部队。这个决定,其实有很大的盲动成分。遵义战役虽然取得了重大胜利,然而,作战对象大部分为黔军,而其中在遵义和乌江边上打击的吴奇伟部第五十九、九十三师两个师,虽然也是蒋介石嫡系,但是过去都曾遭到红军打击,其中第五十九师为被全歼后重建,士气和战斗力大受损伤。而第五师和第九十六师则不然。况且,遵义战役与吴奇伟两师的战斗,大部分只能算击溃,俘虏和缴获很有限,同时,红军自身的伤亡比起敌军的伤亡来还要大得多。仅以红三军团为例,损失几达三分之二。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再打一场硬仗,其困难可想而知。

因而,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在接到朱德、毛泽东的命令后,于10日郑重向军委建议进攻驻守在打鼓新场的黔军一个师,认为一则打敌黔军一个师有把握,二则可以为前进扫清道路。对这个建议,毛泽东很生气,可朱德则认为“林、聂建议可取”。朱、毛发生分歧。此种情况下,毛泽东搬出了刚就任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希望张闻天支持。可张闻天也一时无法决断,于是召开军事会议讨论。

到会者20余人。会上,毛泽东向大家表示,打鼓新场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嘛”。但是大家认为毛泽东的理由不成立,最后少数服从多数,通过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决定。毛泽东环视全场,孤立无援,可仍然气呼呼地顶起牛来:“既然如此,我这前敌司令部政委不干了!”凯丰立马回敬他:“少数服从多数!你这是什么态度?”张闻天也不满意:“不干就不干吧。”毛泽东又甩出一句:“好,我不干!”愤然离席而去。

会议接着就撤销了毛泽东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由彭德怀暂时代理前敌总指挥。毛泽东刚刚就任军内职务,不出一个星期就被撤销,境遇可想而知。更为严重的是,毛泽东的意见被差不多全票否决,这对毛泽东的思想打击,不能说不大。但是,毛泽东究竟是非凡人物,他当然不甘心,并很快又有了破解之道。当初他请张闻天,是希望张闻天当裁判,在支持他的前提下来解决好与朱德的分歧,结果反而弄得鸡飞蛋打。此时,毛泽东想到了另一位。他,就是周恩来。毛泽东的路子果然走对了!

据“文革”期间周恩来叙述:当天夜里,毛泽东又“提马灯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63页)

果然,周恩来四两拨千斤,给毛泽东解了套,挽回了毛泽东的尴尬局面。第二天(11日),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的名义颁发了《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取消了前一天会议的决定,并将向打鼓新场方向运动的红一军团召回。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林彪、聂荣臻和朱德,以及原来绝大多数与会者的意见被否决,那么,他们又作何想呢?

这回的波折,既让毛泽东见识了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到底有多重,也再一次让他明白了权谋的极端重要性。接着,他以军情紧急、人多议而不决会耽误军机为理由,向周恩来和张闻天提议组成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军事领导小组(三人团),周恩来为团长,得到了他们的赞成。这个新三人团的组成,很耐人寻味。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参加三人团,并为负责人,名正言顺,不值得奇怪,并且,周恩来的处世为人,决定了他便于争取,此次关于打鼓新场的最后变故就是证明,因而对毛泽东来说,周恩来为最佳人选。毛泽东是组成三人团的提议者,他要参与,是必然的,这也很正常。问题是其中有王稼祥而无朱德,却令人费解。王稼祥并不太懂军事,而朱德则为职业军人,中革军委名正言顺的主席、红军总司令、中央政治局委员,凭着这三个头衔和他的资历、能力和水平,却位列三人团之外。

成立新三人团后的第二天(13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前敌司令部决定中央红军进攻鲁班场之敌。鲁班场位于打鼓新场以北40公里处,驻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纵队三个主力师。其中,谢、萧两师共七个团,万师下辖两旅六团,总兵力13个团,比乌江边上作战的五十九、九十三师共六团兵力超出一倍多。周浑元纵队中的谢、萧两师为蒋介石嫡系,其战斗力自不必说,而其中第十三师尤其有特点。这个部队是一支很老的部队,最早的时候与黄埔第一师一起为蒋介石所倚重,它原为鄂军,官兵军龄长,作战经验丰富,现任师长万耀煌为湖北黄冈人,与林彪同乡,年龄上要长林彪半辈,是一位身经百战、深通谋略的骁将。该师早已归于蒋介石嫡系,运动作战并不见长,但极善防守,过去在大别山长期与红四方面军交锋。红四方面军在大别山时的作战特点一是运动战,二是攻坚战,最为著名的战术是围城打援,攻坚作战不论其战术运用还是其攻坚能力都在中央红军之上。尽管如此,红四方面军在与敌第十三师作战时,只要它处于防守状态,从来就不敢掉以轻心。而如今的鲁班场,周浑元纵队已经到达四天了,兵力集中,工事碉堡齐备,要迎战弹药不多、缺乏攻坚手段的红军,并不困难。

战前,刚一得知鲁班场战斗决定,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当即(13日)向前敌司令部表明了反对态度,同时提出建议:“敌人阵地工事坚固,地形对我不利,无攻破周浑元可能。似应迅速脱离当前之敌,控制仁怀、茅台,西渡以吸引滇、川两敌,寻求机动。”(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8页)可是,毛泽东并不以为然,彭、杨建议被否决。

15日,中央红军集中红一、三、五军团和干部团,由林彪、聂荣臻统一指挥,从三个方面向鲁班场发动进攻作战。战斗一开始就进入了白热化状态,因为决策者毛泽东热切盼望打一个好仗。由于敌军兵力集中,工坚地利,并不时派预备队反击,红军虽多次突入敌方阵地但始终无大进展,又遭反击退出。激战至黄昏,全军伤亡惨重,疲惫不堪,又得知敌援兵将至,并且,更为严重的是,国民党军第十三师师长万耀煌通过一天战斗,已经摸清了红军的实力,他在以一部固守阵地的同时,亲率一部向东北迂回林彪右后翼。战局趋于危急,红军不得不撤退。此战的结果,一种说法是:红军毙伤俘敌400余人,自身伤亡达1500余人,其中阵亡480人。还有另一种说法,新中国成立后,当地清理牺牲的红军烈士遗骸达一千余具。总而言之,它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得不偿失之战。

这是毛泽东的又一次“走麦城”。上一回土城失利,毛泽东认为红军兵力不够集中,这回他吸取教训,集中了兵力,而且几乎是集中了中央红军的全力来打一场攻坚战,可不幸的是,还是进入了一个既不知己又不知彼的误区。

鲁班场作战失利后,中央红军于16日向西渡过赤水河,再次进入川南。然而,随着作战的惨败和大批的伤亡,人们心里的疙瘩越系越紧。林彪、聂荣臻不满。当初毛泽东反对林彪、聂荣臻和朱德等进攻打鼓新场的理由是“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嘛”。既然打黔军一个师驻守的打鼓新场是“啃硬的”,那么,这里打国民党中央军三个师驻守的鲁班场,又是什么呢?朱德不理解,尽管战前他不得不照样下命令。王稼祥不满。彭德怀、杨尚昆更为不满,因为战前,他们早就表示了不同意见,却遭到了否决。

在四渡赤水期间,对毛泽东军事指挥上的不满和非议,还远不止在进攻鲁班场这一件战事上,也远不止上面提到的高层人物。

20日,中革军委命令中央红军“秘密、迅速、坚决出敌不备折而向东”,“渡过赤水河东岸,寻求机动”。(《红军长征·文献》,第289页)而就在同一天,彭德怀向中革军委报告,提出了不同意见:“一、根据20日前的敌情,我军应继续西进,吸引川、滇两敌,然后脱离川敌,与滇敌作战。二、为迷惑敌人,应以九军团单独向西急进至扎西地区迷引滇敌。红一、五军团继续向回龙场及其以西引川敌郭(勋祺)师向古(蔺)、(叙)永,然后脱离该敌向雪山关前进,掌握赤水河及其上游渡河点,在适当时机一、三、五军团渡赤水河,由毕节以东打回黔西大定境内,求得与敌王家烈、薛岳决战。三、目前,我应避免与相等兵力敌军决战,保持自己的优势兵力,不应攻坚乱碰。四、遵义战斗的胜利没有扩张,由于机械和失掉时机,鲁班场的战役原则上不应打。”(《彭德怀年谱》,第118页)

彭德怀的意见是多方面的。既有对当前部署的考虑,这种考虑,明显与中革军委以毛泽东为主导的意见大相径庭,核心为:军委意见为“秘密、迅速、坚决出敌不备折而向东,渡过赤水河东岸”,彭的意见是“继续西进”,引敌迷敌,相机渡河,在“黔西大定境内”求得与黔军、中央军“决战”。

又有作战原则方面的意见:“应避免与相等兵力敌军决战,保持自己的优势兵力”。同时,也批评前段时间轻易地盲目地与敌优势兵力作战,从而难以形成自己的局部优势,并造成作战章法紊乱,“攻坚乱碰”。

此外,还有更为具体的批评,点了其中的两个战斗:遵义战斗、鲁班场战斗。批评既尖锐又切中要害。鲁班场之战的错误不用说,就是遵义之战,这个在四渡赤水期间毛泽东发起的数次作战中唯一的一次胜仗,也并非没有失误。

彭德怀的报告,刚好说明了这位当年高层次的当事人,对四渡赤水的点评。当然,说者有心,听者也有意。毛泽东自然也就对彭德怀记下了一笔账。

四渡赤水结束之后,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对毛泽东指挥的不满,已经上升到了相当的高度。为了直接表示不满态度和达到纠正他所认为的错误的军事指挥,他连续实行了三个步骤。

首先,4月23日,他同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在对目前的军事行动作了一般性建议后,着重指出:“须尽可能避免走弓背路,而宁可对不大的敌人(守碉的)采取以一部监视,掩护主力取捷径通过的办法”,向云南进军。(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页)这是林彪、聂荣臻首次对部队走“弓背路”的不满之词。发电之后,林彪意犹未尽,这位平素沉默寡言的人,竟然放言高声严词批评:毛泽东指挥走“弓背路”,“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指毛泽东)这样领导指挥还行?!”(《聂荣臻年谱》上卷,第141页)

接着,林彪以个人名义,又给中央三人军事小组写信,直接提出要求: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

第三,据聂荣臻回忆,在会理休整期间,林彪给彭德怀打电话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聂荣臻元帅回忆录》,第206页)

十分明显,林彪此时已经公开地表示了对毛泽东军事指挥的失望。

此外,作为军事指挥员之外的高层领导人,也不同程度地以不同方式表达了对毛泽东军事指挥上的不满和批评。刘少奇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遵义会议后曾任驻红三军团中央代表。《黄克诚自述》中说,刘少奇“曾向中央提过建议,他认为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应该改变方针,不能在贵州一带打圈子。我曾经同刘少奇在一起交换过看法,彼此意见颇相吻合。”(《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1～152页)黄克诚的话虽然很简单,而且是因后来会理会议上刘少奇遭毛泽东批后作为一种替其辩解的目的和语气谈起的,但是,它还是记述了刘少奇的态度,“应该改变方针”,“不能在贵州一带打圈子”。同时,黄克诚表示,他与刘少奇“彼此意见颇相吻合”。

《杨尚昆回忆录》里也叙述了他和刘少奇联名“向中央发过一份电报”。其中说道:“那是在土城战斗失利后,中央知道下面指战员中有意见”,“就派刘少奇同志到三军团、陈云同志到五军团了解情况,传达遵义会议精神。那时,三军团打得最苦,下面讲怪话的人最多。少奇同志将从部队中了解到的情况加以综合并加上自己的意见,拟了一份电稿,交彭总和我签发。”(《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33页)据杨尚昆说,这份电稿彭德怀没有签字,最后由杨尚昆和刘少奇两人签发。

对毛泽东军事指挥的批评者,还有总书记张闻天。除了上面提到的主持召开军委会否定毛泽东的意见的事例之外,他还直接批评毛泽东发起鲁班场战斗“是未加考虑的”。同时,他对部队整天走来走去“打圈子”,“不打仗又死那么多人”(杨尚昆语)很不满。在会理会议上,据与会者回忆,毛泽东当面奚落张闻天,“你是个书生,根本不懂得革命战争”。(参见《杨尚昆回忆录》,第136页)正是因为张闻天在四渡赤水期间及其后来对毛泽东军事指挥问题表示了严重不满,毛泽东才对党的最高领导人、中央总书记如此出言不逊。

十分清楚,毛泽东在四渡赤水期间的军事指挥,的确遭到了众多高层当事人的不满和反对。这就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一个被誉为“一生中的‘得意之笔’”的军事指挥,一位“用兵如神”的军事统帅面前,怎么会出现这么多的不和谐声音?为什么出现的不是如潮的赞颂,而是恰恰相反呢?难道真的是“阳春白雪,和者盖寡”?

恐怕不那么简单。相反,它事出有因。一个根本的原因,除了四渡赤水期间,连续“乱碰乱撞”,打了一连串的败仗、窝囊仗,再就是带来了部队的极大消耗和战斗力的损失。

这个期间,中央红军兵力的损失,人们很难了解到真实的具体数字,但是,从对已知有关材料的分析上,还是可以看出一个大概来。中央红军第一次进入遵义地区后,在此休整,并进行整编,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这个时候中央红军的人数,《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和《红军长征史》记述为3.7万余人。应该说,这是接近实际的。这个3.7万余人,除了少数为在遵义地区的扩红补充外,绝大部分为中央苏区来的老兵,战斗骨干。湘江战役中损失的,绝大部分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刚刚扩充的新战士,其中的减员主要为离队或逃亡。应该说,经过在遵义期间的休整,部队更加精干了。可是,接着的土城作战带来了重大伤亡和减员,从而也直接导致了一渡赤水后不久于2月初期在扎西地区的再一次整编。时任红三军团政治委员的杨尚昆在回忆中这样说到扎西整编:“渡过赤水后”,“红军在行进中落伍的人数比较多”,“一个月前,在遵义附近的懒板凳进行整编时,三军团已取消了第六师的番号,缩编为两个师又一个独立团。这次扎西改编,为了编足各个战斗单位,取消了师一级的组织,再次缩编为四个团,直属军团部指挥,可见在转战中损失之大”。(《杨尚昆回忆录》,第124页)

扎西整编时,红三军团将两个师七个团缩编为四个团,取消了师的编制,军团直辖团。五军团和九军团也整编为军团直辖团,各辖三个团。只有红一军团保留两个师六个团。接着二渡赤水,于2月下旬在娄山关、遵义地区进行遵义战役,这次战役虽然取得了重大胜利,然而,付出的代价却是极其高昂的。

仅以红三军团为例。请看遵义战役两天后(3月2日)彭德怀、杨尚昆向军委的报告:“三军团在娄山关、石子铺、遵义城及28日老鸦山诸战役中减员很多,需要大量补充方能维持四个团。现十团、十一团每连只能编四个班,十三团可维持原编制,但每连亦只有50～60人,十二团每连尚编五班,各团部及军团参谋处损失惨重,望军委即刻补充,以便继续战斗。”(《彭德怀年谱》,第117页)

红三军团2月初在扎西整编时四个团齐装满员,其中第十团为主力团,据黄克诚说,当时该团“有2500多人”(《黄克诚自述》,第148页),一场作战之后,现在“每连只能编四个班”。第十三团在遵义会议期间为三军团第五师,土城之战中伤亡太大,第五师一个师缩编为第十三团,可经过遵义战役之后,该团“每连亦只有50～60人”,这是怎样的一个概念?岂不一目了然?!伤亡之重,损失之大,减员之多,可见一斑。

减员之大,武器弹药之缺乏,已经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仅以黄克诚回忆的一场战斗为例。四渡赤水之后,中革军委和毛泽东计划好在贵阳附近组织一个战役,歼灭国民党中央军两个主力师,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三军团和五军团与国民党军“稍一接触”,“就垮了下来”,“队伍也给冲乱了”。(《黄克诚自述》,第151页)可见,战斗力已经消失得所剩无几了。并且,这还不过是刚刚开始,下面的转战和消耗仍在继续。

那么,红一军团又如何呢?红一军团为主力中的主力,是毛泽东重点保护和依靠的对象,然而,难以乐观,它的损失同样巨大。请看林彪、聂荣臻5月9日致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电,其中说道:一军团“减员甚大,目前既无补充希望而战斗又日益紧张,如继续现状实不便作战,我们意见拟将两个师合编为三个团,取消师部,直接受军团指挥,多余干部编入教导营,编成一教导团,此外侦察、工兵、炮兵各编一连,将来有兵能补充时,干部均在,较易扩大。”(《聂荣臻年谱》上卷,第143页)一军团“减员甚大”,已经到了“实不便作战”的程度,过去为两个师六个团,现在只能“合编为三个团”。

至于五军团和九军团的损失情况,则和一、三军团比较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五军团长期担负后卫,倍加艰难,损失更大。九军团在四渡赤水之后,因乌江浮桥已拆,敌人追踪而来,同时需要独立担任牵制敌军的任务,只得在北岸转战,其处境至为艰险,损失程度更不必说。一、四方面军两军会合时,五军团只剩两千人,九军团则更少,不足千人。

作战“乱碰乱撞”,行进弯来绕去“打圈子”,尽走“弓背路”,部队大量伤亡减员,所以,林彪那种“会把部队拖垮”的担心并非危言耸听。难怪高层指挥员们怨声载道,普遍滋长不满和失望情绪。

中央红军在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时的人数,一直是个谜。尽管有的说有三万多,有的说有四万多,但是,笔者有相当多的根据可以判断,人数当在1.2万～1.5万人之间,决不可能再多。不然不可以理解,何以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红四方面军抽调了一个师直属队、三个整团共计3800多人全部补进了红一、三军团,可是,两个月后,在这两支部队单独北上时,加上中央机关人员共计也才不到7000人。

不可否认,遵义会议之后的四渡赤水阶段,正是中央红军长征中又一个损失最严重的时期,甚至可以说,它比湘江之战还要严重。这个期间,损失的人数,尽管从数字上相较湘江战役为少,但几乎都是战斗骨干。

如此看来,四渡赤水是一场成功地摆脱了优势之敌围追堵截的军事行动,但同时,它又是一场普通的军事行动。其中,既包含了胜利和成功,又存在失败和遗憾。战争的根本原则和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歼敌不多,可以理解,但自我消耗如此之大,却令人遗憾。

那么,“四渡赤水,用兵真如神”,又是从何而来呢?聂荣臻回忆说:“以后陈毅同志对我说过,毛主席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我也深感毛泽东同志在军事指挥艺术上运用之妙,他确实才思过人,值得我们很好学习。”(《聂荣臻元帅回忆录》,第203页)

聂荣臻说陈毅对他说,毛主席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这就有些奇怪了,聂荣臻是四渡赤水的参加者,而陈毅却是十大元帅中唯一的一位没有参加长征的元帅,是不知情者,正常情况下,聂荣臻还需要陈毅来说毛泽东的“得意之笔”吗?

然而,这就是重要信息。人们也正是依据这种信息来感悟。

所以,在四渡赤水的当时和不太短暂的后来,尽管争议纷呈,但一直没有超越“指挥正确”与否的范围,仍然属于“人间平凡事”,直到那个疯狂的“大跃进”年代出现后,在毛泽东要求对他“搞点个人崇拜”的大背景下,平生“得意之笔”出现了,于是,四渡赤水走上了神坛,并在长征史上留下了印记。

(责任编辑 洪振快)

2010年第11期　周总理与1973年廖承志访日团

我有幸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获得“解放”后,以“青年工作者”身份参加廖承志会长为团长的中日友协代表团于1973年4月16日至5月18日访问日本32天。

中日关系一直是我国对外关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毛泽东主席特别是周恩来总理曾为增进中日人民友谊和发展两国关系付出了巨大心血。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改善了中美关系,对日本这个盟国搞了“越顶外交”,加上日美经济矛盾发展,引起了日本人民和各界人士的强烈不满,要求同中国建交的呼声越来越高。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1972年9月,田中角荣首相访华,签署了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

周总理通过访日推动“解放”干部

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支撑了国家的运转。林彪事件后江青集团还开展了矛头针对周总理的学习、评论《水浒传》活动。但是1973年上半年周总理的处境还算是相对平稳的。毛主席于3月9日批准同意了周恩来报送的《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周总理同时决定派廖承志为团长的中日友协代表团访日,以落实中日《联合声明》。可以看到,他通过这个代表团出访来推动“解放”干部的政策。代表团不仅有当时在台上的人,也包括了一批“文革”中受到冲击的各界知名人士。周总理要《人民日报》发表代表团(包括工作人员和记者)55人的全部名单,发表参加迎送的主要人员名单,代表团访日的消息和照片要刊登在各地街道上的宣传橱窗里。

《人民日报》发表的副团长名单依次为:全国政协常委楚图南,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李素文,全国人大常委马纯古,全国体总副主席赵正洪,友协副会长张香山,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周丽琴,国务院文化组成员、作曲家于会泳,友协秘书长孙平化(兼代表团秘书长)。代表团团员名单,依次为:人大常委、数学家华罗庚,政协常委董其武、荣毅仁、王芸生,人大代表谢冰心、吴恒兴等;代表团团员还有:国务院文化组成员浩亮,人大代表张瑞芳、古元、王崇伦、邢燕子、郑凤荣,舞剧演员薛菁华,京剧演员李炳淑,游泳教师戚烈云,围棋运动员陈祖德等。《人民日报》发表的部分迎送人员名单为:李先念、邓小平副总理,郭沫若副委员长,傅作义、吴德,韩念龙;还有:卢汉、林巧稚、胡愈之、刘斐、朱蕴山、周培源、赵朴初、苏子蘅、徐萌山、杜聿明、郑洞国等四五十位民主人士和各界知名人士。这两个名单当时引起了全社会极大关注。

出访前周总理同代表团交谈三小时

代表团离京前夕的4月14日晚,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代表队全体55人,进行了三个多小时的亲切交谈,一直到深夜一时结束。他首先谈到,邓小平将出现在明天的欢送代表团行列中,将成为国内外最关注的新闻。他很快把话题转到文艺界,问在座的于会泳和张瑞芳:张主演的、人人皆知的《李双双》这个电影错在哪里?是不是李双双这个人物被否定了?于会泳答:“片子的作者有些问题”。张瑞芳说:“作为无产阶级的人物,自觉性还不够,好像是本能的,看不出她的觉悟从哪里来”。周总理说:“李双双喜欢管事,她管的都是大道理。她丈夫有点‘中间人物’,但还是改造过来了。”“张瑞芳作为访日代表团成员,是有代表性的,她抗日战争初就参加了革命。李炳淑(样板戏《龙江颂》主角)也有一点代表性,她也演过一点‘帝王将相’的老戏。”周总理又说:“上海把黄宗英‘解放’了做得对,不能因为她是赵丹的妻子而受到株连”,“黄梅戏著名演员严凤英自杀了,很可惜”。荣毅仁问周总理:“在日本有人问到资本家的定息问题该如何回答?”(注:1956年搞全面公私合营后,每年给资本家按5%资本额的定息。后来就不再提定息的事了。)周总理回答:“党和全国人大没有表明过态度,你可以讲讲个人的看法。”荣毅仁说:“可以说,定息是党的政策,文化大革命以来冻结了,将来会作处理的。”周总理问:“你的资产估值多少?”荣毅仁答:“3000万元,一年100多万定息。我在国外的兄弟不拿,我一年拿100万不到。”周总理说:“解放前中国的民族资本总共只有22亿元,定息每年1.1亿元。中国的民族资本少得可怜,要他们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领导革命,不行”;“按照毛主席思想,定息应交本人,本人自愿怎样处理就怎样处理。傅作义曾把存折放在我处,怕抄家被抄走了不好,(1970年)庐山会议后我就交还给他了。他说就由他保管吧,我说钱你要用。程潜有一笔款,他夫人上交了。这类事应在全国人大解决。”王芸生(原《大公报》总编辑)说他看不到《参考资料》,周总理说这个问题要解决。

周总理还提到“学习《水浒传》问题,日方不讲我们就不谈”。

周总理三个多小时主要谈这次出访的方针问题。代表团访日最复杂的问题是如何处理日本共产党和日本同苏联关系问题。上世纪60年代反对修正主义大论战后,中共同苏共分裂了。1966年日共(曾支持中共的抗日战争)因为主张联合苏联反美帝,也被断绝了关系,我们支持从日共分裂出来的“左”派小组织和从日共领导的日中友协等群众团体分裂出来的小团体。代表团访日前两个月,毛主席向美国基辛格提出“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的联美反苏“一条线”政策,我国对外战略方针明确为“集中打击苏修”。而积极推动日中友好、同中共有十多年“联合苏联反对美帝”历史的日本社会党以及它和日共影响下的工会组织和其他群众团体则“反美不反苏”,因此同我们有一些疏远。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在1959年访华时提出“美帝国主义是日中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1960年在日本遇刺身亡。日本政府当局不少人以及北海道和东北部沿海的地方政府和京都县知事等,主张同苏联友好,发展日苏贸易,共同开发西伯利亚等。有的日本城市已同苏联结成姐妹城市。周总理按照内外有别的精神谈了出访的方针问题,主要有:

(一)“团结老朋友,广交新朋友”,不断扩大中日友好的队伍。交朋友要照顾左、中、右,对反华、亲台湾的右派也要做工作。他特别提醒不仅要为已故的长期为日中友好做出贡献的老朋友扫墓、慰问遗属,还要慰问那些竞选议员落选的老朋友,以及不久前在中国举行的世界乒乓球赛失利的日本乒乓球队。

(二)周总理说:现在德国、日本甚至英国想给我们贷点款,我们不要说死了,就是不要。日本经济界关心两国经贸合作问题,我们要积极呼应。要研究:如果不损害主权,能不能接受各种形式的分期付款,它带有一点贷款性质。总不能什么贷款都不要呀!友好城市这样的活动可以搞起来,如西安和奈良,上海和大阪,今年先搞四对,怎么样?我们寄希望于日本人民,中日两国人民应世世代代友好。

(三)二战后日本一直受美国控制,当时日本人民的斗争主要是反对日美安全条约、要求增加工资、反对“小选区”的选举制。周总理说:我们支持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又不干涉别国内政。代表团访日时,不宜把反美放在首位。对“苏修”不要点名,我们不要挑起这个问题:不要提支持日本收复北方四岛这类日苏有争议的问题。他又指出:对日共和对苏修要有点区别。

周总理提出这个方针既不使日本东道主、政府为难,又有利于团结日本人民。后来日本一些报纸、杂志评论说:中国代表团恰当地处理了日共、日苏关系问题,使日本人民对代表团“好感倍增”。

(四)周总理指出,在做华侨工作、促进华侨团结的同时,要做台湾侨胞的工作。要争取有影响的台胞如著名的围棋手吴清源等人来国内探亲,外交官以个人身份也可以来。代表团要警惕台湾方面的捣乱和破坏。

周总理针对代表团不少成员刚经历了“文革”的冲击,心有余悸,鼓励大家要大胆讲话,不要怕说错话,错话难免。讲话要注意日本的舆论动向,它们经常随风转变。他提醒应该去看看田中首相赠送的种在天坛的樱花树长得怎么样了。他谈话时已是深夜,廖承志立即派人去天坛现场察看,回来报告说樱花树长得很好,还摘回来几片嫩叶。周总理很高兴。这几片嫩叶也没有做任何简单包装(注:这也说明了“文革”时期物资的匮乏),在廖承志会见田中首相时,将几片樱花树叶从他笔记本中拿出来送给田中。媒体对中日友好这个小插曲纷纷做了报道。

代表团访日形成中日友好新高潮

代表团这次访问,成为继中日建交后又一次中日友好的新高潮,也可以说是收获了20多年友好工作播下的果实。日本各界人士都争着要会见廖承志,还有张香山,他们两位是周总理进行建交谈判时的顾问。日本各地方都热烈要求代表团去访问,代表团只能分成四五个组分别访问了日本47个都、道、府、县中的38个。同各界、各阶层人民,从皇族、首相、大臣、各政党负责人,到工、农、渔民、部落民以及旧军人包括释放回国的战犯,都做了友好的接触。参观了很多工厂、农村、学校、研究所,直接同基层的工、青、妇等座谈。所到之处都受到非常隆重友好的接待。代表团乘新干线路过的车站,特别是从长崎到熊本100多公里长的公路两旁,闻讯自发而来欢迎的人群络绎不绝,情景感人。为了接待代表团,有些相互敌对的势力也联合起来。

廖承志、张香山、孙平化等同执政的自民党四派负责人多次接触:同田中首相会见、会谈三次,同大平正芳外相和三木武夫副首相会见各七八次,同通产相中曾根也多次会见。

田中首相访华时曾去台湾活动的自民党副总裁以及自民党右派头子之一的日本体协会长也都主动来参加或主持招待酒会。代表团同东京和关西六大财团和新日铁的头头们都见了面。

代表团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做了“老朋友”的工作,充满了人情味。主动拜会了社会党、公明党和民社党三个在野党,充分肯定了他们对日中建交所起的重要作用。社会党和受它影响的工会组织“总评”在各地方动员群众欢迎代表团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这次结交的“新朋友”,大量的是30多个县的知事、下属市长、县市议长等地方实力派以及地方和基层的政党、工、青、妇组织领导人。接触了日本37个单项体育协会中的36个以及其他文化、艺术、科学、新闻、医学、围棋等各界的朋友。代表团住的旅馆门庭若市,应接不暇。通过这次访问,加深了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的亲近感,很多中年以上的人以谈论两国的历史渊源为荣,强调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有的人特别是旧军人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过中国有“负罪感”。

过了近40年再来回顾1973年那次访日,感到那时日中友好确实是广大日本人民的要求。年青人受美国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影响还不很深。那时没有什么“中国威胁论”。一般估计,超过70%的日本人对中国有亲近感,这同进入21世纪后有百分之六七十的人对中国没有好感形成鲜明对比。这个问题值得认真思考。

马纯古率领的代表团一组人访问了冲绳。冲绳原来叫琉球,是中国的附属国,国王由中国皇帝册封,1879年被日本吞并。在冲绳,代表团受到非常友好的接待,有的人自称是从福建过来的,有的人有三种文字的姓名(中文,日文,冲绳语),不承认是“大和民族”。代表团访问期间,原来无组织的2000名华侨成立了华侨总会筹委会。冲绳欢迎中国代表团的酒会原来只挂中国国旗,后来增挂了日本国旗。冲绳人民反对日美安全条约的情绪很强烈。代表团抵达县政府门口时,还有几个美国士兵高喊“毛主席万岁”、“反对美国军事基地”的口号。现在再来看冲绳人民仍有强烈的反对美军普天间机场的情绪就不奇怪了。

代表团访日期间,很多次遇到二三十人的日本右翼分子和台湾方面人员的捣乱,日方都派警察把这些人挡在二三百米外。

日本经济遇到的问题同30年后中国有相似之处

代表团参观了很多日本的工厂、农村,了解了不少经济情况。当时我们的基本看法是:日本经济畸形高速发展,石油等能源与铁砂等原材料严重依赖外国,市场也依赖外国,也就是“两头在外”。过了近40年后,回头再看日本当时经济方面遇到的问题,同21世纪后中国改革开放遇到的问题有一些相似的地方。日本的农业确有“畸形”的地方。

(一)1973年日本经济还在高速发展。日本经济在1955年恢复到日本投降前的最高水平,以后每年以10%左右的高速增长,1967年国民生产总值(1400亿美元)超过英、法,1968年超过西德。1972年估计为2900亿美元。

1965年,日本对美国贸易开始出现顺差。1971年8月,美国单方面宣布对日本征收10%的进口附加税,压日元升值。1971年底,日元开始实行浮动汇率,1972年日元升值16.88%。代表团访日时,1美元兑换260多日元。

1985年4月“广场协议”后,1995年日元曾升至79日元兑1美元的高点,1998年又贬值到145日元兑1美元。近几年来一直在90日元上下。40年来,在美国压力下日元震荡升值,但是美国并没有能改变对日贸易逆差。

(二)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除了得益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美军订单和美国先进技术的援助外,主要是“低工资,高积累”的政策。1972年日本工人的工资大约相当于美国的1/4到1/3,德国的1/2。据日本“总评”负责人介绍:1973年初工人的平均工资为7.3万日元(260多日元兑1美元),最高13万日元,最低3万日元。代表团参观的索尼一家工厂,工人平均年龄不到25岁,每周工作五天,月平均工资8万;全日通一家工厂,60%以上的工人年龄在30岁以下;一家烟草厂工人的平均年龄则为44岁,月平均工资七八万日元。农村的临时工每天工资2000到3000日元。

日本政府大力投资搞高速公路和新干线(国铁)。私人企业大规模投资搞更新设备,投资连续十几年每年平均增长22%,超过生产增速的一倍。结果是设备能力超过实际需要的20%。工业设备中有一半使用期不到五年。因此日本很想对外出口成套设备。1972年日本产钢9690万吨(2010年上半年为5400万吨),而炼钢设备能力则达1.2亿吨。日本炼钢技术比美国先进,钢的成本比美国低很多,美国一吨240美元(内工资74美元),日本仅140美元(内工资21美元)。

(三)日本当时突出的社会问题有:⒈工人要求提高工资,工会已连续19年发动“春季斗争”,要求提高工资,代表团访日时正遇“春斗”高潮,“总评”估计工资可能增加20%。从要求提高工资又逐步发展到要求缩短工时,反对“合理化”(减少人员,提高工作强度或工作效率),并开始重视住房、养老金和医疗问题。⒉当时日本已开始重视老龄化问题。日方安排代表团看了一部流行的、反映老年人困境的电影——《恍惚的人》。⒊日本的“公害”问题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占第一位。“公害”从对植物、对动物发展到对人,媒体报道最多的是“疼痛病”和“水俣病”。我们当时认为中国没有“公害”反映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上述经济和社会问题,后来有很大变化,人民收入提高,治理污染有很大成就。

随着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大批农村青年劳动力涌入城市。农业人口70%为年老的,完全依靠农业为生的只有16%。“农业协同组合”开展对农民技术指导和贷款、存款,农户的机械化已很普遍,2.5马力的插秧机(16万日元)、6马力的手持拖拉机(15万日元)、喷雾器等被广泛使用。对代表团来说感到“新鲜”的是,上世纪50年代日本粮食已基本自给,但随着对美国贸易出现顺差,美国压日本进口美国小麦,加上1967年起日本连续三年获得年产1400万吨粮食的好收成,日本政府1971年起决定减少农村水稻种植面积,一部分水田实行休耕,政府给予补贴,同时大力发展水果、蔬菜种植。1972年日本进口600万吨美国粮食,改变了日本人民的耕作和生活习惯。

以上所用数字,主要是根据笔记整理的,个别数字可能不够准确。

周总理在代表团访日前夕,同代表团交谈了三个多小时,当时我们根本不知道他已患癌症并在3月刚做了第一次手术。

我要感谢代表团成员杨振亚(曾任驻日大使)和陈永昌(曾任中日友协副会长)对我撰写这篇文章的协助。

(作者为中共中央联络部原部长)

(责任编辑 洪振快)

2010年第11期　我向中央告省委

我是江西南昌县人,1951年7月在南昌市劳动局参加工作,1952年11月入党。1953年中央决定把优秀的干部转移到工业战线,1954年2月我被调到武汉中共中央中南局组织部任职。同年大区撤销,10月我被调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负责来信来访的工作。1957年冬,中央决定“万名干部下乡劳动锻炼”,组织部长安子文开动员大会,号召干部上山下乡,接受劳动锻炼。还说下去以后要体察民情,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对下面存在的问题,也可以写信向中央反映,但要署真名,不要搞匿名,共产党员死都不怕,还怕什么?

1957年冬,我随同中共中央组织部一批干部到安徽省砀山县刘寨公社。我们一小分队在该社刘堤口村劳动。1958年2月,调到无为县,在坛树公社劳动锻炼。1959年2月下放干部锻炼结束回京,我们约40多名干部留在安徽省工作,一部分在省委组织部,一部分在省直机关。我被分配在省委办公厅农业办公室任秘书,办公室设在省委曾希圣书记斜对面。从分配工作看,省委对我是很信任的。

一、灾情严重,地方隐瞒灾情

1960年春,安徽省委开始察觉粮荒的问题。为摸清情况,决定派省长黄岩、书记处书记曾庆梅、副省长彭宇珠到蚌埠地区了解灾情。彭副省长及秘书王成乐,加上我共3人下到凤阳、定远、五河等县进行实地考察,以了解真实情况。

我们到凤阳县看了一个村子,房屋倒塌,没倒的房屋已没有屋顶,室内长满杂草,有一人高,没有见到老百姓,真是惨不忍睹。我们到该县东方红公社,找到一个劳动模范谈了话,他反映饥荒问题非常严重,老百姓怨声载道,没有粮吃,想逃荒。可现在到处设“劝阻站”,逃不出去,人们只有等死。

我们到五河县一个公社,发现该公社大量扣压人民通信。我和王成乐在公社办公室一个柜子里,发现了几十封当地群众写给亲人的信没有发出去。我们问公社负责人怎么回事?他说这些信都是反映他们家里没有粮食,请求支援的,我们怕他们暴露公社的问题,把信扣压下来了。为此,彭副省长写了一份《关于五河县扣压群众信件的报告》送省委,但无回音。后来,彭副省长才知道此事是“省里下的通知”,是省委书记处秘密通知基层扣压的。

我们到定远县,亲眼目睹了县粮食局有意编制两套报表:一份是向专区报的60万人口的报表,一份留县里实际控制的40万人口的报表。有天晚上,我们刚从该县农村回到定远县招待所。吃完晚饭后,彭副省长要我们了解一下县委安排群众生活情况,明天向省委汇报。当时,我们找县委单书记,单书记就打电话叫县粮食局长来汇报。县粮食局长不了解我们的意图,把有关粮食统计表和资料都带到了县委食堂。王成乐同志和粮食局长在谈群众生活安排情况,我在一边翻他带来的资料,发现两张人口相差20万人的统计表。我问粮食局长是怎么回事?他吓得一脸惨白,求我将那张40万人口的报表还给他,我说:“这不行”。王成乐说:“他一定要,就还给他,反正我们知道了。”这样,这张表就还给他了。第二天,我们一起赶到蚌埠,彭副省长将情况和蚌埠地委书记谈了后,地委书记叫专员到定远县去,把多报的20万人粮食调出。定远县瞒报20万人非正常死亡,这一下被揭穿了,该县原为“中等”水平改为“三类”(非正常死亡严重的)县。

二、全面封锁消息,瞒住中央

1960年10月的一天,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到蚌埠了解安徽灾情。由于省委对上级实行“封锁”政策,结果什么情况也没有了解到,就匆匆走了。过了两个月,柯庆施第二次来安徽蚌埠前夕,省长黄岩通知蚌埠地委书记和在蚌埠地区救灾的省委领导晚上开会,黄省长说:“明天柯庆施同志来蚌埠,要了解各地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你们只讲‘点’,不讲‘面’,统一口径不要乱讲”。第二天柯庆施到了蚌埠,第一个问安庆地委书记许少林,许少林照笔记本上的数字汇报。柯说:不要照本子念,收起本子随便谈谈。许说:数字怕记错,所以还是有本子好。当时我是谈话记录人,亲眼看到这种“尴尬”的局面。

惨剧已经在安徽上演。怎样才能让安徽的实际情况反映到中央,尽快让他们早日解除死亡的威胁呢?我心里着急,夜不能寐。在良心的驱使下,我回到招待所,连夜起草了一份给中央组织部的信,把安徽省存在的问题,全部写了进去,准备第二天交柯庆施。但信写好了,又觉得心里没底,柯和曾希圣是什么关系都不清楚,所以当夜又把信烧了,心想到合肥再说吧。

三、斗胆上书,挽救生命

1961年元月,我们一行三人回到了合肥。春节前夕,省委举办周末舞会。我没有参加,到省委组织部招待所冯孟达(原中央组织部干部)宿舍,与他商谈这段时间我所了解的安徽问题,并准备给中央组织部写信,反映安徽的实际情况。冯听后很支持我的意见。我当即执笔写了一封信给中央组织部。内容包括:一是安徽的问题很严重,蚌埠地区非正常死亡人数约100万左右,是全省的四分之一;二是省委领导严密封锁消息,一般的人不易了解到准确情况;三是建议中央派强有力的工作组来,彻底解决安徽问题。如何署名,我问冯孟达。冯正考虑之时,我说就署我的名字,我现在只有一个父亲,万一有不测,我的父亲就交给你管了。冯当即表示同意。所以最后决定的署名是:安徽省委办公厅秘书,梁文斌。这是按1957年冬安子文部长在动员干部下乡时说的,给中央组织部来信要署真名。

信是写好了,怎么送到中央组织部呢?我设想请冯孟达同志以“探亲”为名送往北京。冯说不行(那时他还没有结婚),父母在上海,到北京探亲,不对头。我说:那就写给个人:北京市西单北大街98号(中央组织部原地址)陆圭章(时为中组部干事)同志收。因为是私人通讯,在合肥邮检的可能性小。第二天我吃完早餐,就把信送到大街上的邮筒发出去了。

信发出去以后,自己心里也是七上八下的,难以预测后面的情况。好在过了十来天,收到回信:“梁文斌同志,来信已收到,陆圭章”。我看完后,感觉心里卸下了一块沉重的石头,回家好好地睡了一觉。

但是,问题随之而来:

1.有一天办公室突然接到余叔(曾希圣之妻时任省委办公厅主任)从上海打给郑秘书长电话,电话打到我办公室,叫郑接电话,从电话看是“信”的问题,余说我们内部也不干净。

2.不久,我的农业办公室和其他为书记服务的办公室搬家,搬到远离书记的另一头,我感觉“风声”来了。

3.1961年4月,省委在“石关”开会,华东局罗毅来了,但不让我参加。以前这些会我都参加了,让我单独待在家里,肯定有事。

4.6月的一天,接农办主任杨宝麟通知,我被下放到安徽省界首县的一个生产队搞“退赔”工作。

此时,我心里完全明白,省委已经知道了“信”的情况。但我问心无愧,看他们怎么办?

四、揭开“盖子”,高官落马

1961年初,我的信到中央组织部后,陆圭章将信送安子文部长,安部长将信打印后送邓小平同志阅(原信存中央组织部办公厅档案室)。之后,邓将此信交华东局柯庆施。柯接信后叫省委办公厅主任余叔到上海看信。余到上海看完信后才知道是我告了省委的状,这样才有我被下放到界首县的境遇。

1962年元月在北京,中央正式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安徽省委的问题在毛主席过问下,才得以真正揭开。毛主席批评“曾希圣是老虎屁股摸不得,我偏要摸”。当时在北京开会的省委领导很紧张。省长黄岩回到宾馆住处,坐在沙发上喝水时,竟拿烟灰缸当茶水喝,这是他的秘书回合肥后在办公室亲口对我说的。大会后,曾希圣被解除华东局第二书记兼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职务,被调离安徽,中央有关领导人不让他回安徽告别。霸王算是彻底倒台了,省里的其他几位主要领导也被降、免职务。

中央调李葆华、刘季平、李丰平到安徽主持省委工作。我也从界首调回合肥在省委整风办公室,搞来访接待工作。据说李葆华书记在一次省委常委会上说,安徽省广大党员干部是好的,像办公厅梁文斌同志,就敢于向中央揭发曾希圣同志的错误。我听后觉得这是我们党员应做的事情,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

1963年5月,安子文部长到上海治眼病,回北京时途经合肥。他叫秘书程之瑛打电话给我,说安部长来合肥,想看看你。晚上我见了安子文,安部长问我好,我心里很激动,眼泪几乎要掉下来。安部长问我,安徽死了多少人?我说,大约400万。因为1959年我到安徽省委办公厅工作时,全省人口是3300万人,到1961年写信时只有2700万人,除去200万人算作正常减少外,非正常死亡算400万人差不多。这是当时估计的数字,都没有统计,现在看来,只少不多。

1964年7月我被调回中央组织部,在部办公厅处理信访工作。1966年5月全国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我从河北省正定县“四清”工作队调回北京,参加中央组织部“文化大革命”运动。组织部分成两派,因我有“安徽”问题,不明真相的人纷纷贴大字报,说我是安子文(当时被诬陷为叛徒,后平反)派在安徽的“钉子”,抓住阴暗面攻击“三面红旗”。1969年2月我被下放到吉林省通榆县五七干校劳动。1972年元月我被分配到广西桂林电器科学研究所工作。1980年10月,中央组织部调我回京,在纺织部科学研究院工作,直到1993年8月退休。

(责任编辑 李 晨)

2010年第11期　吴南生:特区应为中国政治改革探路

今年正值深圳特区建立30周年。当年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兼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的吴南生同志,奉命到深圳“杀开一条血路”,兼任深圳经济特区第一任市委书记、市长,开辟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他勇立潮头,不怕风急浪高,以“要杀头就杀我吧”的气概,为特区披荆斩棘,探寻新路。离休后,他仍然一直关注特区发展,对国家命运深入思考。当舆论监督面临困境时,他与任仲夷拍案而起,上书疾呼,尽显铮铮铁骨。

在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前夕,年将90的吴南生同志接受了《炎黄世界》杂志的采访,坦率直言,畅抒己见。

特区还要继续“特”下去,为中国民主政治改革探路

《炎黄世界》:现在很多人说:“特区不特”了,吴老你对这一问题有何看法?

吴南生:此前特区之“特”,精髓在于改革掉僵化的、以为这就是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左”的以至极“左”的思想仍占着上风。因此,要改掉计划经济,建立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办特区,把国外资本引进来,让人家赚取利润,这是否符合马列主义路线?这是当时意识形态激烈交锋的一个焦点。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经济特区当年的任务确实已经基本完成,各地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公平竞争。从这个意义上说,特区是“不特”了。

但从使命说,特区还要继续“特”下去。小平说,特区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现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还在“过大关”,进入矛盾重重的深水区,特区还要继续肩负起试验田的使命,继续为中国改革探路。

如果说,前30年特区为中国贡献了“市场经济”的理论创新和宝贵实践,下一个30年特区应该为完善市场经济和为中国的民主政治探路。关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我认为,它们都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得出的经验,是人类共同的财富。

很多人都不知道,深圳从1979年到1990年长达11年都没有设立人大、政协,我们曾想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留下一定的试验空间,可惜后来因种种原因没有实施下去。

邓小平同志为改革规定了三条要求

《炎黄世界》:吴老能否就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谈一些看法?

吴南生:其实,1980年8月改革开放刚开始时,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已经有明确的说法和交代。

小平同志说:“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达到上述‘三个要求’,时间有的可以短些,有的要更长些,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我们能够也必须达到。所以,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能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

他说这番话的时间是1980年8月18日,政治局讨论通过这一讲话的时间是8月30日。而特区条例公布的时间是8月26日,都已30周年了。

在纪念特区建立30周年的时候,我们也应该认真注意当年由政治局通过的、小平的三条要求,实现得怎样?这三条要求的本质又是什么?

第一条,“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2009年中国的GDP总量是4.91万亿美元。最近新闻报道说,我们今年第二季度GDP已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我们的人均GDP只有4000美元左右,约为日本的1/10。应该说,我们在经济领域中的改革工作是有成效的。当然要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还要作很大的努力。

但我们已形成了新的生产力,它正在迅速发展,为了适应这一新发展,它正向我们提出强烈的要求,这要求就是小平所说的第二条要求:“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更切实的民主”。至于第三条:“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这也是正在发展中的生产力的要求。

下一步应首先开放舆论,发挥舆论监督作用

《炎黄世界》:你认为实行民主政治改革应该如何具体进行?

吴南生: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这充分体现了中国民主政治的深化和进步。

我是个积极主张改革的人,但我又是一个改良主义者。我认为,现在的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进行这场改革。我建议,逐步放开,逐步地提高民众的社会承受力,提高人民的理性,逐步地加大改革的力度,直至实现民主的目标。目标是唯一的,但具体的途径则不是唯一的。

我个人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第一步应该是落实十七大报告提出的“知情权”和“表达权”,进一步开放舆论。这一方面可以发挥舆论监督作用,这在中国目前权力制衡不到位、法治不健全的情况下尤为必要;更重要的是开放舆论可以开启民智,开启官智,通过心平气和的理性讨论和意见交换,就民主化的利弊、目标、程序、时间表等种种具体问题展开充分的讨论,以达成基本共识,中国的民主转型就可望避免不良势力的扰乱,事半功倍,以较小的代价争取最大的成效。

关于开放舆论,我们有必要再听一下“老祖宗”的说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开卷就用诗一般的语言说:“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和紫罗兰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新闻出版自由不会造成‘变动的局势’,正如天文学家的望远镜不会引起宇宙系统的变动一样。”

现在我们有些官员,一听到“舆论监督”就脸色发青,少数或很少数人还“心怀愤恨”。这都是由于缺乏“民主锻炼”,“身心虚弱”的结果。这种情况必须改变,所以说还有一个“开启官智”的问题。

当前要特别警惕权力与资本的结合

《炎黄世界》:你认为目前我国社会最危险的倾向在什么地方?

吴南生:从国际上、从我们自身的实践,历史的经验都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要重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改革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那些不适应生产力要求的上层建筑。

在这里,我想要特别强调的是:要警惕那些钻入市场的权力。要知道,权力和资本都是无限地扩张的。资本的贪婪,尽人皆知。而“权力趋向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这一警语,是古今中外有无数事实可以证明的。只有民主政治是限制权力无限扩张的政治制度。所以邓小平说,要“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也就是说要用高度民主的制度来保证国家不走弯路,长治久安。我们不是天天都在说“稳定”吗?这才是真正的稳定。

现在要特别警惕权力与资本的结合。本来,我们社会主义的优势是将重要的资源和资本掌握在国家手里,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这也可能带来很大的风险,就是权力、资本和资源结合在一起,容易滋生腐败,容易导致利益集团侵占经济增长成果,侵害百姓的利益,伤害社会公平正义。这必须通过政治改革来根治。

现在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一系列理念,特别是“和谐社会”这一极具中国特色的构思很好。但只有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努力推进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同步改革,社会才能和谐发展,人民才能安居乐业,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有的学者曾对“和谐”二字进行“说文解字”:“和”,就是每个人都有饭吃,“口”字旁边一个“禾”嘛;而“谐”呢,是“皆”加一个“言”,让人人都说话。“人人有饭吃,人人畅所欲言,不就是‘和谐’吗?”

任仲夷生前与我是邻居,我们常在湖边小道上结伴散步,倾心交谈。“昔如埋剑常思出,今作浮云不计程。”我们都是八九十岁的老人了,能尽的力量已十分有限。我们为国家繁荣、人民富裕、政治民主、社会和谐的点滴进步而高兴;当年提着头颅干革命,许多烈士都在我们前头牺牲了,我们常常以当年所追求的真理、理想未完全实现而深感遗憾。但是,《共产党宣言》早就预言过人类和谐社会的理想形态:“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我始终坚信,这样美好的崇高理想是一定会实现的!

(本文原载《炎黄世界》2010年5月号,已经由吴南生审定)

(责任编辑 洪振快)

2010年第11期　中国人民银行的成立与第一套人民币的发行

徐庆全:石雷同志,中国人民银行是国家重要的金融机构,创建于1948年12月1日,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了。改革开放以后,一些出版物中谈到了中国人民银行创建的历史。但是,这些出版物的说法各不相同,且矛盾之处较多。另外,近几年来,人民币的收藏热逐渐升温,一些记述和探讨人民币的文章、著作等关于人民币历史的说法也不尽相同。在当年筹建中国人民银行的老前辈中,您是惟一健在的人;中国人民银行成立时,您又担任发行科科长,是历史的亲历者,也是见证人。而且,您离开工作岗位后,一直致力于金融历史的研究工作。所以,我们想请您谈谈中国人民银行的筹建过程和人民币发行历史的若干问题。

石雷:从1947年参与中国人民银行的筹建工作开始,我在金融机构工作了大半辈子。你所说的一些出版物中关于人民银行和人民币历史记述的不同情况,我也是知道的。现在,当年最早参与筹备中国人民银行的三个人中,南汉宸和何松亭同志已经谢世了,领导我们工作的董必武同志,也过世了。我有责任和义务把我知道的一些情况谈一谈,也借此缅怀董必武同志,以及南汉宸和何松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各大解放区逐步连成一片及经济发展的需要,对全国货币统一提出了要求

徐:在采访您之前,我翻阅了《中共中央文件集》以及《董必武文集》等文献,也翻阅了各个根据地的财政史,大致得出这样一个脉络:在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之前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所领导的根据地,都各自成立过金融机构,陆续发行过一些在本根据地使用的货币,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一些根据地逐渐连成一片,各个根据地的货币也可以互相流通。筹备建立中国人民银行的工作,大致是根据解放区逐渐连成一片及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提出的。您认为这个脉络对吗?

石:是的。在我们党领导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是一小块一小块的根据地,由于日寇对我们采取经济封锁,我们党只能采取在统一政策下分散经营的办法来打击敌人。所以,各个抗日根据地自己发行票子,这些票子只在本地区使用。日本投降后,我军相继解放了一些中小城市,使一些根据地连接起来,各大战略区先在本地区范围内,将银行和货币统一起来。比方说,当年的晋察冀边区银行,就将冀中、冀热辽分行所发行的边币上的“冀中分行”和“冀热辽分行”的字样取消,统一为晋察冀边区银行币。其他一些根据地也是这样做的。这样,不仅大大方便了物资交流,也促进了各大战略区的经济发展和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领导。

解放战争进行到1946年的下半年,我军相继解放了一批城市,首先使华北地区基本连成一片,并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可以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的环境。这样,随着解放区的军民经济交往增加,物资交流的日益频繁,而各个解放区的票子却不能互相流通,这就成为影响解放区经济发展的一个障碍。因此,解放区军民纷纷要求中央采取必要措施,成立解放区统一银行和发行能在各解放区流通的货币。

徐:在《中共中央文件集》中,我看到了这样两份文件,一份是1946年12月30日,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一份是1947年1月3日,中共中央给滕代远、薄一波等人的电报。前一份电文是晋察冀中央局向中央建议“召开华北经济工作会议”,以研究解决华北解放区“统一对付国民党”和解决“货币不统一”的问题;而后一份电文则是中央同意“召开华北经济工作会议”的复电。这次会议是什么时候召开的?您参加了会议吗?

石:这次会议是在1947年的3月中下旬召开的,地点在邯郸。那时我是在晋察冀边区银行工作,参加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晋察冀边区代表团,团长是南汉宸同志;晋冀鲁豫边区代表团,团长是杨立三;华东代表团,团长是薛暮桥。在会议开始后,陕甘宁边区的白如冰、晋绥边区的陈希云以及中原区的刘子厚等同志,也赶来参加会议。

徐:会议是不是提出了成立银行、发行统一货币的问题?

石:当然。但这仅仅是会议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次会议,交流各解放区的财政工作经验,对各区物资交流、税收、货币、资源互相帮助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并根据十年来的经验,提出了有关财政、经济等政策。会议最后协商,在1947年底前统一货币的发行工作。

徐:薄一波同志在回忆中说到,在华北财经会议期间,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及任命董必武为主任的决定》。那时,好像董必武同志不在邯郸。

石:是的。董老当时在西柏坡。这次会议开的时间很长。到了5月下旬,董老才来到了邯郸。在听取了薄一波以及各代表团团长有关会议的汇报后,董老说,会议开得好,提出了今后的政策,确定了起草《华北财政经济工作会议决议草案》,报中央审查。但是,董老对会议商定的在1947年底前发行统一货币的意见不大同意,认为这个事情有点操之过急。他认为,财政货币有统一的必要,但是,具体把财经事项统一起来,还存着许多基本问题,主观上和客观上的条件都不成熟。主观上,各区、甚至各区内各部门和各单位的本位主义和山头主义的问题也还存在,需要克服;在客观上,许多必要的物质基础,像机关人事以及其他许多东西都毫无准备,财政统一不可能一下子实现。统一发行货币是财政统一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这与各区的收入、支出、贸易、市场有密切的关系,单独抽出发行货币问题,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与会的同志,都认为董老说得有道理。会议最后商定,1947年底之前,暂不发行统一货币,协议各区票子仍然实行。对于各区之间的物资交流问题,会议采取了这样的原则:相互支持,互不流通及按自然比价兑换的原则,以便相互间的物资交流。

徐:董必武同志对成立银行发行统一货币的问题还是很重视的。在《董必武文集》中,董老在晋察冀边区财经会议上就说到,成立中央银行、发行一种通行各区的钞票,这桩事虽然不能立即办,但大势所趋。这是1947年9月间的事。

石:虽然董老在会议上认为成立统一银行和发行统一货币的时机不成熟,但是在成立统一银行和发行货币这一点上,他是积极准备的。在1947年8月1日,董老就拟定了《华北财经办事处组织规程》上报中央。在这个文件中,华北财办(即华北财经办事处的简称——徐按)的任务有八条,其中第五条就是:筹建中央财政及银行。8月16日,中央批准了这个章程,并要求各中央局各区财办实行。

徐:看来,中央是同意董老的意见的。

“中国人民银行”名称的确定

徐:要建立中央的银行,首先遇到的就是一个定名的问题。关于名称的确定,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石:《华北财经办事处组织规程》下发各区后,1947年的9月间,中共华东中央局工委书记张鼎丞、邓子恢和董老联系,也建议成立联合银行或解放银行,以适应解放战争的需要。董老派南汉宸到渤海去找张鼎丞和邓子恢,商讨成立银行的事情。

徐:张、邓二人提出的是建立“联合银行”或“解放银行”,为什么后来确定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名称?

石:中央在8月份批准华北财办筹建中央银行后,董老就考虑银行的定名问题。他也让我们考虑考虑。何松亭同志提出,名字定为“中国人民银行”。董老听后,说很好。他说,今天,我们创建的中央银行,不仅要考虑到目前解放区货币统一,还要和将来新中国的银行名称联系起来考虑。因为今天的解放区人民政府,就是将来的人民共和国政府,今天创建的中央银行,就是将来的人民共和国的中央银行。因此,这个银行的名字叫“联合银行”或“解放银行”,不合适。而用“中国人民银行”这个名字,既表示这是人民的银行,也有别于蒋介石的中央银行,也不失作为将来新中国国家银行的格局。

徐:董老的考虑是很周到的。

石:所以,这年的10月初,董老经过刘少奇同志的同意,向中央致电请示,建议成立全解放区的银行。他在请示中,向中央报告了派南汉宸同志到渤海与张、邓商量的情况,提出了成立解放区银行的建议,并提议,银行的名称就叫“中国人民银行”。中央同意董老的建议,让董老组织筹备工作。这样,“中国人民银行”的名称就确定了。后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时,这六个字,也是董老题写的。

徐:中央是什么时候复电同意的?

石:是在10月8日,我后来查阅过这个电文的草稿。中央复电草稿上,第四个问题说:“根据上面各种情况,目前建立统一的银行是否过早一点(进行准备工作是必要的,至于银行名称,可以用中国人民银行)?”在这个草稿上,关于银行的名称,是反复修改过的。先是:“至于银行名称,似以中国解放银行为好”;后改为:“至于银行名称用中国解放银行或中国人民银行均可”,最后才改为“可以用中国人民银行”的字样。

徐:您说到的这个情况表明,对于银行名称的问题,中央是经过反复考虑才定下来的。

石:我看这个电文草稿时,也是有这样的体会的。

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成立,朱德、董必武作重要指示

徐:董老的建议得到中央批准后,是不是就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

石:是的。这个筹备处刚成立时,就三个人,南汉宸同志为筹备处主任,将何松亭和我调到这里来工作。那时,何松亭同志是晋察冀边区银行的副经理,董老称赞他是懂银行业务的人,我当时是边区银行的发行科长。令我至今难以忘怀的是,我调到筹备处不久,就见到了朱德同志。

徐:朱德同志是来筹备处视察吗?

石:不是,他是来观看晋冀鲁豫边区兵器展览的,那个展览正好在我们筹备处的院内。朱总司令得知我们是银行筹备处,非常高兴,坐在炕沿上与我们亲切交谈。何松亭同志先介绍了自己的情况:抗战前后曾在天津和南汉宸、吉鸿昌等同志一起搞地下工作,那时的公开身份是东北军“边业”银行经理。1942年到解放区来,后到晋察冀边区银行工作。随同朱老总一起来的艾思奇同志插话说,你是个老银行。总司令又问:你们单位共多少人?何松亭指着我说,除了南汉宸同志,就我们一老一小两个人,估计年底再来几位。总司令问到我的情况,我说,我是在1938年参加工作的,一直在晋察冀边区银行工作。总司令说:你们俩都是老银行,业务熟悉,工作好开展。何松亭同志说,工作才开始,前些天才把票版设计出来上报中央批示。此外就是做些调查研究工作,准备向各区要些物资作银行发行准备金,可是现在还没有着落。总司令说,你们现在比中央苏区好多了,那时中央苏区银行行长是毛泽民同志,他的全部家当,用几根扁担就挑走了。现在,我们解放区有很多银行,不管哪一家都比中央苏区大,资财也多。你们要使解放区的银行联合起来,成为你们的分行,再把各区的票子统一起来,你们的家产就更大了。将来解放大城市,把四大家族的银行没收,变成你们的财产和机构,那时你们的财产就更多了,成为全国最大的国家银行了。总司令谆谆告诫我们说,不要小看每件具体的工作,因为我们的每件具体的工作,都是为了为未来新中国做准备的,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是光荣的。你们银行的名字叫中国人民银行好,人民银行要永远为人民服务。

徐:总司令的话很朴实,也对筹备工作提出了要求,给了你们鼓励。

石:现在回忆起来,那情景仿佛就在眼前。

徐: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工作的领导是南汉宸,但主要是在董老主持下进行的。在此之前,您跟董老认识吗?

石:认识。那是这年的9月,我记得是中秋节的前一天,董老来到晋察冀边区印刷局,了解这里的造纸、印刷设备、票版设计、制版技术、生产能力及生产等情况。晋察冀边区的票子,就是在这里印的。当时,董老还为这个局的张树恩同志题写了鲁迅先生“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条幅。

徐:董老大约是在为成立统一的银行作调查工作。

石:所以,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成立后,董老对工作很重视。我和何松亭调来后,又从我们银行调来了武子文、秦炎、孙及民、王厚溥四位同志,加强筹备工作。到了1948年2月,又从北海银行调来赵善普同志。这样我们筹备处共8位同志,在董老统一领导下办理具体筹备的工作。

徐:董老对你们做过具体的指示吗?

石:在1948年的元旦,何松亭同志带领我们六位同志,给董老拜年并向他请示工作。在这次见面中,董老给我们做了很具体的指示。他在询问了我们每个人的情况后说:“目前我军已转入战略反攻,从这一情况看,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进程比预料的要快一些,我们应当按照中央的指示,积极地为建立新中国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以避免时局突变而措手不及。目前,华北、山东的渤海地区及西北的黄河以东地区已连成一片,已有了一个可能有计划进行生产建设的环境,我们应当尽力增加生产来支援全国解放战争。但是,各区的货币不统一,币值又不稳定,已成为解放区物资交流、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邯郸会议后,我们调整了各解放区的货币关系,实行了相互支持,毗邻的解放区按自然比价自由兑换,以及相互通汇的办法。这比以前是大的改进,但是目前仍不能与解放战争的形势相适应。此外,刘、邓大军新开辟的中原解放区,也需要我们的票子来驱逐蒋币和杂钞,占领市场,以保护人民的利益和解放区财产。为此,我向中央提出了筹备中国人民银行和发行统一货币的建议,得到了中央的批准。调你们几位来,就是为组建中国人民银行和发行人民币做准备工作的。你们的任务,就是搞调查研究、提建议。比如,了解解放区的财政、金融、经济、物价、货币发行的情况,提出改进建议;研究各解放区的银行和货币如何统一起来,全国统一的银行——中国人民银行怎样成立和统一货币怎样发行;我们已有一批中小城市,要研究城市金融如何管理;了解国民党统治区的金融。经济情况,研究如何对敌进行经济斗争,如何接管官僚资本银行为我们所有的问题。此外,还要购买、筹集钞纸、油墨、印刷机,搞好票版设计、印刷票子,还要向各区筹集货币发行基金等等。总之,要千方百计为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统一货币创造条件。”董老最后勉励我们说: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我们每件工作都具有历史意义,是光荣的。

徐:董老的接见和指示,事实上也就成为你们筹备处工作的方针了。

石:董老的指示很具体,所以我们按照董老的指示,开展了工作。一是抓紧调查研究各个解放区货币的发行和物价的情况。因为1948年的春天要召开金融贸易会议,讨论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和发行统一货币、调整地方货币的问题。我们的调查研究工作,事实上是为这个会议准备材料。我们先后为会议提供了《中国人民银行组织纲要草案》、《新中国货币统一问题》等材料。第二个工作就是调查敌区货币、经济情况,研究对敌斗争办法;三是搞人民币的印制,做好人民币发行前的准备工作;四是筹集和管好人民币发行基金工作。

从华北金融贸易会议到华北人民政府第三次会议,中国人民银行宣告成立

徐:你所提到的金融贸易会议,是在什么时候召开的?

石:这个会议,全称叫“五大解放区金融贸易会议”,是1948年3月在石家庄召开的,董必武同志主持会议,是专门讨论创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统一货币和整理地方货币的会议。

徐:可是,从中国人民银行的成立时间上看,这次会议还是没有做出成立中国人民银行的决定。

石:这次会议是五大解放区都参加的会议。在讨论到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和发行统一货币的问题上,都认为是必要的,是迫切的。但是,与会者也认为,货币的统一,不仅仅是个技术性的问题,它与财政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果财政不统一,而首先从货币上统一,那么,某一个地区发生财政困难时,如果增发货币,就可能把一部分负担转嫁到其他地区人民的身上,引起毗邻区之间的矛盾。如果取消这个区的货币发行权,在战时又不容易应付紧急需要。会议认为,在党政领导机关、财政还没有统一,以及西北、山东正在进行紧张的战争的情况下,把各解放区银行和货币发行权完全统一起来,有着很多的不便和困难。所以,会议决定,不采取立即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统一货币统一解放区货币的办法,而根据不同地区不同的情况,实行不同的办法,来逐步达到统一解放区货币的目的。

徐:这也就是说,已连成一片的解放区,先进行货币的统一发行,为全国货币的统一做准备工作。

石:这就是个逐步的办法。所以,会议最后确定了这样两条原则:第一,对大体上已连成一片的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区,实行完全合并,两区货币自1949年4月15日起,固定冀南银行币一元等于晋察冀边区银行币十元比价在两区混合流通,以冀南银行币为两区本位货币,并停止晋察冀边区币发行。两区的银行和贸易完全合并。第二,对正在进行战争的山东和西北地区,货币发行和流通仍保持原状,也就是说各区仍有货币发行权。为了使这两个地区的货币逐步过渡到与华北货币的统一,在华北与山东、华北与西北边界上,设立两区银行的联合办事处,来掌握货币的比价,并准备在一年内完成华北解放区的货币统一工作。

徐:在薛暮桥的回忆中说到,1948年5月,周恩来同志在听取了华北金融贸易会议的报告后说,不能再搞联合政府了,要搞统一政府,决定改华北财办为中央财政经济部,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统一货币。

石:中央财政经济部在6月成立,董老任部长,薛暮桥同志任秘书长,南汉宸同志除了继续担任我们筹备处的主任外,还要兼任即将成立的华北银行总经理。所以,我们筹备处除了我和秦炎、赵善普同志继续搞人民币印制保管、发行基金管理工作外,其余的同志都到了华北银行工作。

徐:1948年中央在西柏坡召开的九月会议上,毛泽东在报告中说,金融工作、货币发行必须先统一,行政上的统一,要由华北财政经济工作委员会来下命令。这样,华北财委是不是把统一货币的工作提到了议事日程?

石:根据中央的指示,华北财委召开了会议,谈到成立统一银行和发行统一货币的问题。在11月份召开的华北人民政府第三次政务会议上,董老这时已经是华北人民政府主席,他主持会议时,临时增加了两个议题,其中之一就是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统一货币的问题。筹备处主任南汉宸同志作了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统一货币的说明。会议决定,立即成立中国人民银行,任命南汉宸为总经理。

徐:是在这次会议上,确定1948年12月1日成立中国人民银行的?

石:关于成立中国人民银行的时间,中央原来准备在1949年1月1日。在这次会议上,改为1948年12月1日。这次会议结束后的第三天,南汉宸同志就把我和秦炎叫到他的办公室,告知了中央这一决定。他说:找你们俩来谈一下如何做好发行工作,如何保证在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成立的当天,就把人民币发到市场上与人民群众见面。你们先谈一下票子的情况。

我汇报说:目前我们的库中,只有50元、20元和10元三种票子,但数量不多,而且主要是50元的。原定的一元、五元和一百元虽然票版已经做好,但一种也没有印出来,现在只有一小部分机器印人民币,已有六七天没有送票子来了。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会保证在12月1日把人民币发到市场上与群众见面。

秦炎接着说:库存的票子,石雷已经汇报了。委托东北代印的人民币何时能送来,一点消息都没有。南汉宸插话说:中央已经给东北发电报,催促他们尽快运到华北。秦炎说:就是今天到了,还要加印号码图章、检查封包,12月1日肯定指望不上了。现在我们已经告诉印刷局,停印冀南币和中州币,全部改印人民币。此外,我们争取多制几块版,等平津解放后带进平津印刷。

南汉宸说:原来打算先发一元和五元小票,之后再发大票,以避免引起市场波动。现在,大局已定,只好有什么票子发行什么票子了。发行五十元人民币,虽然也算是大票了,但它也只能买小米十五六斤,再加上金秋季节后农产品上市多及解放区的扩大,估计对市场影响不会太大。而且,人民币刚发行,数量比较少,还不能一下子占领市场,各解放区的票子还要流行一段时间,之后人民币印制多了再逐步收回。秦炎所提到的停印冀南币和中州币而全部改印人民币是对的,但要检查落实。北平有个清朝建立的印钞厂(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北京印钞厂——徐按),技术和印刷能力都很好,北平解放后,你们先把它管起来为我们印票子。有关人民银行成立及人民币发行宣传的事情,我已经告诉业务处去办,你们要写个发行票子的通告,说明发行的票子面额、式样,以便于人民使用,经我审核后再送到《人民日报》刊登。总之,要把发行工作搞好,保证在12月1日把人民币发行到市场上去。

徐:华北人民政府第三次会议是在11月20号结束的,南汉宸给你们布置任务已经23号了,离12月1日也就几天,时间还是很紧张的。

石:是啊!我们根据南汉宸同志的指示,在随后的几天内,进行了紧张的工作。到12月1日前,基本上准备好了。12月1日上午九点多,我一上班,就准备把人民币送到石家庄分行发行。正在这时候,平山的银行同志来取款。我们除了给他们一些五十元券外,其余的都送到石家庄分行了。大约上午十点多钟,石家庄分行就将人民币发行到市场上去了。人民币的发行,普遍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当时,在石家庄,人们纷纷议论:“这下可快了,你看到中国人民银行的票子没有?快啦,快啦!全国快解放了。”

徐:是的。人民币的发行,在当时除了有金融的作用之外,也自然要给人民群众带来这种希望,也可以说是一种政治作用吧。我想,亲历这样的历史时刻,您的心情也一定很激动。

石:当然是很激动的。平山的同志来取第一笔款时,我对他们说,能不能把交给你们的第一张五十元券的人民币换给我,作为纪念?他们答应了我的请求。我将这第一张五十元券的人民币保存到今天。这张人民币冠字为罗马字“111111”,号码为“00000001”。

第一套人民币的印制与发行

徐:1988年,为纪念中国人民银行成立50周年,出版了《人民币图册》一书。在这本书上,关于第一套人民币的发行数量的说法是62种,在其他的材料中,我还看到了71、60、57种等等说法。我想,《人民币图册》的说法应该是权威的说法。请谈谈您的看法。

石:第一套人民币是在全国解放前夕发行的。当时的形势是,老解放区地方性货币急需用人民币来统一;新解放区急需用人民币来肃清蒋币和各种杂钞。要尽快建立起全国统一的人民币市场,促进全国物资交流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以及全国财政工作的统一,就必须大量印发人民币。但是,当时印制人民币的物质条件,如纸张、油墨、印刷机、号码机以及设计技术力量等等,都很贫乏。所以,中国人民银行就千方百计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物质条件,印刷人民币。比方说,印钞纸,有的用钞票纸,有的用模造纸、道林纸,还有的用自造的麻纸;油墨,也是有什么牌子用什么牌子的,有什么颜色的用什么颜色的;号码机,有六位的,也有八位的,号码字体不管是粗的细的,都用;印刷机,不管是石印机,还是胶印机、凸版机、凹版机,也都用。所以,第一套人民币不但品种多,而且版式、号码、颜色、纸张及印刷质量也参差不齐,甚至有的票子上,只有罗马冠字而没有印制号码的现象。这样就产生了你所提到的第一套人民币到底有多少版的问题。

徐:我看《人民币图册》感到很奇怪,听您的解释,我就明白了,为什么第一套人民币有的很精致,有的就比较差了。可是,这本书以什么为根据,把第一套人民币的数量定为62种呢?

石:1988年庆祝中国人民银行建立50周年,要出版这本书。当时,首先就是要确定第一套人民币共出了多少版别的问题。在1987年的1月,货币发行公司找到了我,要我来解决这个问题。1月9日,我邀请货币发行公司的王洪恩、钱币学会的童子玉、原印刷局生产处长左宝昌同志进行座谈。根据档案及各种资料,大家共同商定按下列三条原则来判定发行多少版别。这三条原则是:第一,凡经国务院批准,并由中国人民银行在《人民日报》上公告发行的才算,否则不算。如,印钞厂设计的票版图景、颜色、金额、票幅而未被采用者等均不算作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第二,凡是下列情形之一者,可作为不同的版别计算:1.票版图景、金额、票幅完全一样,而颜色不同者;2.标版图景、金额、颜色完全相同,而条幅不同者。第三,下列不作为不同的版别,即票版图景、颜色、金额、条幅完全一样,只是号码位数及号码粗细不一的。

根据以上三条原则审定,第一套人民币共发行了62种版别,并以此印制了《人民币图册》向社会公开发行。

徐:现在发行的人民币,票面上印有毛泽东的头像,发行第一套人民币时,当时有没有将毛泽东的头像印在票面上的动议?

石:事实上,在当初印制第一套人民币时,华北财办按照中外一般将开国领袖像印在中央银行票子上的习惯,也提出要在中国人民银行的票面上印上毛主席的像,并发电报告诉代印人民币的东北局。但是,毛主席让人给中央工委发电报,明确地说,不同意。毛主席说,票子是政府发行的,不是党发行的;现在,我是党的主席,不是政府主席。因此,票子上不能印我的像。将来再说吧。

徐:毛泽东的这种说法,大约只是找个拒绝的理由而已。在那个时候,毛泽东及党和国家领导人,是非常谦虚的。

石:董老接到这个电报后,立即把南汉宸同志请来,把中央的电报给他看了。南汉宸同志说,中央的指示,我们一定要坚决执行。可是,票子的图案用什么呢?董老说:毛主席像不能用,是不是考虑用解放区工业、农业生产图景呢?南汉宸同志说:我看可以,目前也只能如此了。董老说:好吧,票版图案设计就这样定下来吧。随后,董老将原来设计有毛主席像的草稿版样,以及他题写的“中国人民银行”拿出来,交给了南汉宸同志。

南汉宸同志立即给晋察冀边区印刷局局长王文焕同志写了一封信,连同董老写的行名及印有毛主席头像的版样,一起拿到我们筹备处。他对何松亭和我详细讲了与董老商谈的票版设计的问题。他对我说:刚才我就给王文焕同志写了一封信,说明了毛主席不同意印他的像以及董必武同志有关票版图案设计的指示。现在需要派人送到印刷局,以便让他们尽早设计出新票版来,以争取时间。我想请石雷同志跑一趟。

我到晋察冀边区印刷局后,除了将南汉宸同志的信转达外,还同原票版设计者王益久同志作了长谈,说明董老对票版设计的要求等问题。王文焕同志根据董老和南汉宸同志的指示,不久就设计出反映解放区工农业生产图案的票版。如有小毛驴拉粪、农民用辘轳浇田、放牧马牛羊、牛马耕地、农妇纺线织布等农业图案;反映工业的有火车、帆船、工厂等图案。这就为人民币的印刷制作做好了前期准备。

徐:您提到的董老题写行名的事情,我顺便问一下,现在人民币上的“中国人民银行”还是董老的字吗?

石:现在的不是了,第一套人民币是董老写的。中央批准建立中国人民银行后,南汉宸同志就请董老题写行名。董老说:我写的字不大好,最好请林老他们来写。这里所说的林老他们,是指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朱德“延安五老”。在南汉宸的再三请求下,董老才答应下来。这次,董老将题字交给南汉宸同志时还说,字写得不好,由制版的同志去挑选用吧。我看到过董老的题字,写满了整整一张纸。其中有“中国人民银行”,有“圆、角、分”,还有大写的数字和汉字的数字。

徐:1955年之后发行的人民币,为什么不用董老的字了?

石:在准备发行新人民币时,南汉宸同志找到他的同乡马文蔚。马的字写得很好,南汉宸同志让马写写看。后来,新人民币发行时,就用了马文蔚的题字。

发行三元券人民币和收回1953年版的三元、五元和十元券的内幕

徐:自人民币发行以来,其面额系列都是一、二、五,就是说为一分、二分、五分,一角、二角、五角,主币为一元、二元和十元等等。可是,唯独在1953年3月发行第二套人民币时,发行了三元券。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石:这是为了当时对敌斗争的需要。当时新中国建立不久,蒋介石在台湾一直准备反攻大陆,海峡两岸关系比较紧张,而香港、澳门还在英国和葡萄牙的控制之下。蒋介石在美国的技术帮助下,印制假人民币,空投或者经港澳走私到大陆,以破坏人民币的信用。

徐:那时就出现了假币。那时可没有现在验钞机之类的设备,分辨真假是很难的。

石:是啊!群众是不能区别真假的,银行也只能用显微镜来区别,是不能阻止假票流行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发行的货币面值越大,台湾空投或走私同一体积与重量的假票,金额数目也就越大,对我们造成的损失也就越大。为了减少假票的影响与损失,国务院决定在新币发行时暂不发行五元以上的大票。但是,只发行一元券又太小,对国内流通造成影响。所以,就决定增加发行三元券人民币,用以调节流通领域。

徐:这样说来,三元券人民币的发行,还是担负着特殊的历史使命的。

石:后来,随着两岸关系的逐步改善,少量人民币也可以出境,三元券人民币也就完成了历史使命,收回了。

徐:1964年4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曾经发出了《关于限期收回三种人民币票券的通告》,限期收回的三种人民币都是1953年版的,黑色、工农图景的十元券;酱紫色、各民族大团结图景的五元券;深绿色、井冈山图景的三元券。收回的原因,通告中说是“调整人民币票券种类,便利流通使用”。但是,有的材料说,真实的原因不是这样的。您能谈谈所了解的情况吗?

石:收回1953年版的三元、五元和十元券人民币,其实是为了防止人民币的信用遭到意外的破坏。解放初期,中苏两国的关系是很好的,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蜜月时期”。那时候,苏联是热情支持和援助我国的建设的。在准备印制新人民币的时候,为了使新币印制精美,防止假票和维护人民币信用,中央决定,一元及其以下的辅币在国内印制,五元、十元、五十元和一百元票券委托苏联代为印制。五十元和一百元的票券,从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后来撤销了。这样,在苏联印制的只有三元、五元和十元票券。这三种票券的票版和印刷资料也就留在了苏联。上世纪60年代初,中苏两国关系恶化,也就无法收回这些票版和印刷资料了。为了防止意外,维护人民币的信用,国务院断然决定,把由苏联代印的这三种票券收回。

徐:想不到这三种票券从发行到收回,竟然从另一个侧面表现了中苏关系由蜜月到交恶的历程。

石:当然,这也都是过去的历史了。对于像我们这样在金融战线工作了大半辈子的人来说,追述人民币的历史,往往激动不已;看到后来发行的印制精美的票券,也高兴得爱不释手。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我相信,人民币的印制将会更加精美,不但用作商品交换的媒介,还会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收藏品。

(责任编辑 洪振快)

2010年第11期　《芦荡火种》的幕后风云

一

1964年在北京举办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北京京剧团倾力演出的现代戏《芦荡火种》成了最红的剧目之一,连毛泽东应邀观戏后难得破例一回,忍不住改了剧名叫《沙家浜》。这部戏后来定为“文革”八大样板戏之一,使不少年轻观众误以为它是在“文革”期间完成创作并演出的,实际上它在“文革”爆发前夕就已经定型了。

时任北京市委领导的彭真比较喜爱京剧,与京城的京剧名人也有一些较为密切的私下联系。1958年“大跃进”时,彭真和市委其他领导也曾经有过尝试排演现代戏的念头,但遭到一些名演员的变相“抵制”,如马连良等明确表示不愿参加、不愿看现代戏,此事只好暂且搁置。到了毛泽东1963年12月12日、1964年6月27日连续两次对文艺工作下了严厉的批示,北京市文艺界处于“极大震动中”(市委报告语),首当其冲地成了被贯彻的重点对象,危急之下市委决定加快排演出一批高质量的现代戏。

从现存史料来看,北京市委在1963年10月间定下改编《芦荡火种》和《杜鹃山》,此事是在毛泽东下发的第一个批示之前敲定的。估计是北京市委高层隐约观察到中央的动向和“四清”运动的走向,感觉到一种兵临城下的压迫感,顺势而做的。市委宣传部长李琪以后还为这个时间表做了一点检讨:“市委宣传部领导文艺工作是有不少缺点的,例如演革命现代戏,到去年下半年我们才开始认真抓。”(见1964年9月3日北京市文艺工作会议总结报告)

有意味的是,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期,北京与上海两个城市之间的政治关系较为微妙,彭真和柯庆施作为毛泽东先后欣赏的一方强势诸侯,在当时中国权力格局中两人相互之间有聪明的规避也有暗地里的角力。两座城市党政、经济、文化之间的来往总体上是敬而远之,和而不融,偶有不快之事发生,双方也尽力掩饰。这次挑中改编的两部戏,恰好都是上海的原创作品,《芦荡火种》(早期剧本叫《地下联络员》)已是名震一时的沪剧,《杜鹃山》则是初露头角的京戏,反映的都是华东区域的红军游击队、新四军的故事。北京方面自己也有一些原创作品问世,但似乎演出效果不甚理想,知名度较低。为何此时偏偏选中上海的作品来改编,而且《芦荡火种》后来改编的艺术成果大大超过原沪剧,确是有令人回味之处。

“文革”后文艺界还有一说法是,江青给北京推荐了《芦荡火种》,称江青的做法颇有政治玄机,意在“经营自己的试验田”。“文革”初期一些红卫兵小报也宣扬了江青的这一功绩,指责彭真及旧市委从中阻挠。从现存的市文化局档案来看,还没发现“江青推荐”的相关文字内容。不管如何,此事最后拍板的是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改编工作启动后彭真和江青之间确有一些相互牵扯、不满之事发生。江青是逐渐插手,欲罢不能,后来连《杜鹃山》二三百字演出消息稿都要她亲自过目才能刊发。

北京京剧团副团长、导演肖甲1964年曾到上海专门了解作品、作者的相关背景,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张春桥还出面接待并予以支持。张春桥和市委文艺处章力辉专门提到《杜鹃山》的编剧王树元,说他的父亲是被我政府镇压的反革命分子,王本人在“反右”时险些被划为右派,表现落后,因此《杜鹃山》上演时上海市委曾指示对作者不要过多宣传。

张春桥赞赏北京剧团下厂下乡为工农兵演出,在上海文艺界千人大会上还特别提到赵燕侠在这方面表现很好。张所说的话确切,《芦荡火种》演员们这一期间几次下公社下部队体验生活,编剧在城里写完后要特意赶到公社,在老乡的屋里给下乡的演员们读剧本。饰演阿庆嫂的赵燕侠正因经过连队锻炼,改变了自己排练迟到的习惯,甚至提前十几分钟到达,有时排几遍不能通过仍按导演意图继续排练,让剧团人看后觉得“赵团长确实改变了”,因为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事。

剧团党总支事后总结道:“演员及有关创作人员接到剧本之后,首先必须下到有关地区去生活一个时期,然后才可进入排练,将来应该作为一种制度规定下来。”(见1964年7月《参加1964年京剧现代戏会演总结提纲》)这种体验生活方式一直保留到“文革”后期,形式主义愈演愈烈,极为生硬。北京京剧团后来排演《红岩》改编的《山城旭日》,竟让众多演员搬到重庆渣滓洞监狱原址“复原生活”,甚至让演员戴上手铐,坐在稻草席上,让穿着国民党军队服装的人员“审讯”。

二

彭真等人推崇《芦荡火种》的主题框架,但对沪剧本也有不甚满意之处,主要是觉得结构过乱,一些人物偏弱。摘右派帽子不久的汪曾祺排在京剧本编剧的最后一位,但却是得力的执笔者。他们先后改出两稿并投入排练,彭真看后表态:“停演重排。”生怕此举泄气,彭真过后又说:“鼓足干劲,不要着急。”为了找到问题所在、总结经验,彭真还特意调上海沪剧团来京演出,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让北京京剧团就近细心观摩,北京演员连看了两场,并与沪剧团举办一次求教性质的座谈会。

市委宣传部长李琪对改编工作抓得很紧,态度相当严厉,再三要求搞现代戏一定要高标准高质量。他说:“几时搞好了,几时往外拿。凡是粗制滥造的人,就给他扣一帽子‘破坏戏曲改革’。我看这也不为过。”

李琪强调最多的是,思想意识形态方面不彻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建成社会主义是绝不可能的。他举例说,赫鲁晓夫之所以能上台,也与斯大林不搞思想革命是有关的,斯大林在1930年批判过德波林哲学,后来就很少搞思想革命了,苏联舞台上散播了大量资产阶级的东西。(见1964年9月3日市文艺工作会议总结报告)李琪此中所说的观点,可视为党内高层干部狠抓文化革命的理论动机和出发点。

1964年1月中旬完成最后的修改,也就是删去一场茶馆戏,改动了部分情节,增加了正反面的人物和一场戏,调换了三个角色的扮演者。剧团党总支书记、《芦荡火种》编剧之一薛恩厚后来在北京市第五届人代会发言中提到以往修改不好的原因:“我们没有突出政治,没有做到以毛泽东思想统率一切,在政治与艺术的关系上往往不是政治标准第一,而是强调有戏没戏,往往对脱离政治、所谓‘有戏’的地方不愿意割爱,戏当然也就改不好。”他说,搞革命戏是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文化打仗,必须有敌情观念。

每天排练时间长达七八个小时,在现场提出了“百排不烦、百练不厌”的口号,各小组为此相互贴出挑战书,最响亮的一个提法是“先做革命的现代人”。市文化局局长赵鼎新在1965年9月市人代会发言中回忆了当时排演的磨合情形:“从《芦荡火种》到《沙家浜》,中间经过了四次大修改和无数次小修改,一个动作,一句唱词,一句唱腔,都经历了不断的推敲加工。有一段时间,演出三十场就改了二十九场,几乎天天修改。”

作为女一号阿庆嫂的扮演者,赵燕侠的言论相当高调,影响和带动了团内一批老艺人,剧团党总支对她的言行一再予以表扬。她说:“京剧革命是要出自每个人的本心,这是方向,我们一定要记牢,不怕困难,精益求精,把现代戏一定演下去,演好。”“只要党说话,指到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

赵燕侠的这些话颇有代表性,剧团学习会基本上各人都是此类表态。在几番政治风雨洗礼后,“四清五反”运动呈现高压态势,毛泽东最新的批示又引来深不可测的文艺界整风学习活动,困惑不安的老艺人们只能在政治漩涡中表达顺从和投入之意。剧团党总支1964年7月向市文化局党组汇报时,涉及演员的思想状况还是表扬居多:“少数名演员,如赵燕侠、谭元寿、马长礼等对党提出的文艺方向、方针政策没有抵触,接受较快。他们有一定的艺术条件,有创作热情,并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响应和贯彻党的号召和指示,积极主动排好现代戏,对自身的革命化也有实际表现。部分高薪人员自动申请不拿保留工资,改变生活方式。”

相对不易管理的名艺人,剧团党总支对年轻的基层演员把握得较为轻松,认为他们艺术包袱小,对传统戏脱离群众、正逐步走向衰亡的现状看得较清楚,因而革命起来负担不大,普遍拥护演革命现代戏。党总支还举例说,许多小生演员开始喊大嗓,一些演旦角的也开始找大小嗓结合的方法,许多人为扮演战士剃光头,下部队下厂下乡的决心很大等等。

在繁忙的排演工作中,剧团在1964年上半年已有近半数的人员完成了一个月劳动锻炼的任务。按照周恩来的最新指示,剧团党组织表态说:“明年下决心坚持执行下去半年的规定。”周恩来也留下活话,六年中至少要下去三年。而相比较而言,当时毛泽东说的话分量更重:必须下去,才算是贫雇农,至少走马观花,当个富裕中农,而不下去,就当地富反坏右。

一个任务很重的演出单位要一年间在厂矿农村锻炼半年之久确实难以想象,在实际操作中困难甚大。此举象征性表态成分居多,剧团领导穷于应付,只好高喊空话套话。他们在各级会议上说得最频繁、最有力的几句话是:“北京京剧团光荣地参加了1964年京剧现代戏观摩大会,会演给我们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是进了一次京剧革命训练班。”

三

1964年3月11日,彭真和负责会演的中央宣传部领导林默涵观看了《芦荡火种》彩排,当即批准这部戏公开演出。彭真在演出后与演员见面,想起四个多月历经风险的改编经历,不禁感慨道:“这个戏要按第一次彩排时那样演出,就失败了。那时的剧本有很多缺点,表演也很不熟练。”他有些欣慰地说道:“搞出几个站得住的戏,反对的也就拥护了。”(见1964年4月22日《北京京剧团关于〈芦荡火种〉演出情况汇报》)

3月31日起《芦荡火种》开始正式登场演出,连演11场,观众达1.6万多人次。由于不少演员要投入到新剧目《杜鹃山》的排演,只好暂停此轮公演,此刻已经满城争说现代戏,人们口口相传现代戏的新奇和荣耀之处。值得注意的是,该剧的宣传力度大大超过先前的当代剧目,刚出演几天,4月5日电视台进行转播,7日中央电台播出全剧录音,北京几家报纸也开辟专版专栏,以篇幅较长的文章予以配合造势,每周出刊二至三次。

3月31日首演时,康生答应来看戏,但因参加会议来得略晚一些,看后兴致很高地上台和演员握手、合影,说的多是称赞之语:“这个戏很好,这个戏不仅是内容上新,而且在艺术上也开了个路子”。他再三叮嘱,一定要把戏再磨得好一些,“(否则)弄不好就会给大家一个印象,仿佛京剧就是不能演现代戏似的”。康生对陪同的林默涵说,我要向总理推荐这出戏。

4月10日,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谭震林、杨尚昆等高层领导,连同各省市负责财贸的书记、部长来看戏,一致认为这个戏是出色的,认为赵燕侠、马长礼、周和桐等名艺人演得都很好,李富春甚至说:“这么多现代戏,还是《芦荡火种》成功。”薄一波先说扮演小凌的青年演员段瑞英演得好,又夸饰演胡司令的周和桐出彩,“比看真的黑头还好看”。爱看戏的薄一波还建议说:“京剧的精华都要留下来,你们可以叫李世济搞搞现代戏,我喜欢听程派。”

在后台,这几位副总理喜中有忧,他们对传统京剧的东西能否保留或结合,还是心有戚戚。剧团事后汇报中记录下他们的几句提问:“在现代戏中,小生怎么办?”“反二簧等板式是否运用得上?”等等。

4月26日晚,刘少奇、周恩来、陆定一等来到剧场观看,这是第二轮演出。中间休息时领导人坐在一起闲谈,刘少奇、周恩来流露最多的是一种深层次担忧后的宽慰释怀,是政治家面对复杂时局的暂时轻松,这点感受在现场的市文化局官员事后追记的一份汇报中看得格外清晰,他们二人都说:“戏演得好,像京戏,京戏过了关,其它戏曲剧种演现代剧都能过关了。”周恩来还特别谈到改编的进步:“剧本有些地方改得比沪剧好,更合理了。”(见1964年4月26日北京京剧团《〈芦荡火种〉的反映情况》)

中国剧协、文化部负责人田汉、周巍峙、李超、任桂林等观看的是3月6日的彩排,老戏骨田汉对比前后观剧的印象,认为新排的戏大有改进,剧情更紧凑了,阿庆嫂的形象比上次好,刁德一写得满些,身段与生活结合得比上次好多了。他还指出:“戏的前半部我们的人显得太被动,阿庆嫂的左右还可多些人,不要使人感到她孤立;后半部戏敌人又过于无能,敌人很脓包,最后一场像假的,怎样还要使人相信一些才好。”他的这个意见过于“尖刻”,也不够“圆润”,从记录上看似乎无人接茬。

激动之余,田汉突然提出能否给剧中的阿庆嫂配一把小手枪,而且要在明场交代。这个建议出乎意料,为何要配枪?理由何在?田汉没有具体说明。说得嘴快、随性,符合田汉散淡、无遮拦的一贯作风,让听者一阵发愣,不知所措。

比起田汉不讨好的大段评说,曹禺的观后感显得格外简洁、到位:“演得好,演得成功,京剧演现代戏大有可为。”

四

1963年中国剧协开会时,不少与会者对排演现代戏心中无底,有的显得一筹莫展,愁苦连天。中国京剧团老艺人袁世海1964年3月回忆说,当时会上有很多分歧意见,什么论调都有。他在会上明确表态,对党的文艺工作方针我们贯彻执行得不好,是我们落后了。

袁世海的下面这段话被编入北京市人委《情况简报》1964年第38期增刊中,作为名艺人积极上进的代表性言论上报给中央,可以从侧面看出当年演员群体苦苦寻求思想变化的一个轨迹:

我们排练《社长的女儿》,到顺义县牛栏山公社体验生活,向农民请教,农民拿烟卷、背粪筐的动作和在城里听说的完全不一样,真是耳闻不如眼见,更觉得下去体验生活是正确的。在那儿演了《社长的女儿》以后,我问几个十几岁的小孩:戏演得好不好?是什么意见?他们张口就说:“好,是阶级斗争。”可真是极少听过这样的话。我演了几十年戏,听过很多人的看法和意见,不是说唱得不错,就是说打得好。京剧现在是找到了起死回生的出路,找到了方向。在城里演这个戏,有一些老观众就是眼盯着程式不放,但是我们的思想应明确,不能为少数人丢了工农群众。

1964年4月初,《芦荡火种》剧组学习会上念了不少文化局党组下发的材料,其中这份袁世海的讲述颇令新老演员们触动。他们逐渐意识到,在突出阶级斗争、反修防修的大背景之下,传统戏剧终于到了伤筋动骨、改头换面的时候,传承几百年的表现样式、表演内容都要被“历史车轮”碾过而重新装配,物是人非,人随景移,所有的艺人都毫无例外地置放在被改造、被教育、被驯服的境地,执行的舞台任务是“用戏剧武器参与兴无灭资的阶级斗争”(曹禺在1965年9月北京市第五届人代会发言用语)。

袁世海批评一些老观众“老盯着程式不放”,名演员李世济也在学习会上检讨:“每次观摩,总是不自觉地比较注意艺术技巧,不注意思想内容。”剧团党组织把这些归之于“因袭的旧作风、旧艺术观”,认为旧东西在名演员、名琴师的身上还是根深蒂固的,“有时简直是一种习惯势力”。比如说,许多演员观摩现代戏也是去“看绝招”、“听唱腔”,有些艺术上有一套的演员在排戏中会为自己安排了许多莫名其妙的亮相、锣鼓,有的抱着老一套不肯放下,表现出严重的权威作风等等。对此,剧团党总支笼统称之为“闭门自守的封建落后的表现”,都需要在京剧革命中采取有效斗争的方式。(见1964年7月31日北京京剧团党总支《参加1964年京剧现代戏会演总结提纲》)

要让剧团具有强烈的政治挂帅的空气,彭真和市委指示革命化的办法有二:一是学好毛主席著作,二是到工农兵中去扎根,不作浮在群众头上的氢气球。要认识到离开毛主席思想寸步难行,不学毛主席著作就干不好革命。饰演新四军战士的演员们在出演武装斗争的场次时,怕摔伤,怕成残废,不愿演难度较大的动作。剧团党总支组织演员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讨论时引导演员要做新时代的愚公,要有“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的英雄气概,努力解决“怕”的思想。结果大家一鼓作气,重新设计了“奔袭”、“聚歼”两场中的舞蹈和武打动作,并使“突破”一场中翻墙的功夫更加硬朗。剧团党总支在1964年7月给市文化局汇报中说,“我们深深感到毛主席思想一旦被群众所掌握,就会形成巨大的物质力量,我们尝到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甜头。”

饰演指导员郭建光的谭元寿不识简谱,他的唱腔设计先后易稿十余次,每改一次他都要随改随学,党总支书记薛恩厚称之为“要下很大辛苦”,并说:“在克服了怕改的思想以后,谭元寿同志做到不怕改,欢迎改,说改就改,并使谭派艺术有所突破、有所发展”(见薛恩厚在北京市第五届人代会第二次会议发言《不断革命,精益求精》)。但剧团领导也几次批评谭元寿排练中突出个人、艺术保守的不良思想,认为他有时不能按设计的唱腔唱,还要求改辙,对大家提出的意见不够虚心等等。领导在一次谈话中甚至说,他的不良思想如不改正,会影响全剧的完整性。

谭元寿承认了自己的不足,多次表示要在排演工作中逐渐改进。《芦荡火种》上演后,谭元寿竭尽全力,执意要演出“兵”的味道。可是,在反映高层领导观剧的几份汇报中,几方领导人士表扬了一大串主演(甚至到饰演新四军卫生员的青年演员),偏偏很少出现谭元寿的名字,是不认可他的新四军指导员的扮相还是在政治上有意被忽略?当时剧团上下不得其解。反而在1964年4月22日汇报中,特别提到“(谭元寿)有的地方不够恰当,还要通过实践再行解决”。这种变相敲打的滋味,很令一些名艺人不解和苦恼。

五

《芦荡火种》上演后,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局从不同方面收集社会反映,前期时多半是戏剧行家的正面肯定意见,这种称赞性、鼓励性的言语很让相关领导和创作、演职人员受用和满意:

徐兰源老先生看了连排后,说:“看了戏,感觉很舒服,不生硬,很像京戏,运用程式和音乐方面也很协调。”他在3月28日《北京日报》上发表《我对京剧特色的看法》一文,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最近看了京剧《芦荡火种》的彩排,我很满意。别人征求我的意见,我说了四个字,‘很像京剧’。”

老艺人姜妙香说:“像这样改革排演京剧现代戏,将来能超过传统戏。小生演现代戏,就得用大嗓。过去演现代戏没有演好,就是没有下功夫。”

叶盛兰说:“我有病,看戏怕坐不住。可是开始一看,就抓住了我。每场都有戏,怎么听都像京戏,由头至尾,音乐设计安排都是京剧的东西,我想到哪里应该有唱,果然就安排了唱。有人说,现代戏里唱慢板不成。我听了这出戏里的慢板,很舒服。总的说,整个是京剧的风格。”(见1964年4月22日《北京京剧团关于〈芦荡火种〉演出情况汇报》)

这部戏轰隆隆地上演触及不少老艺人,原有的艺术格局、秩序被打破,逼得他们不得不寻找角色的转换途径。马连良提出非把《杜鹃山》一个普通的群众角色演好,并喊出“超《芦荡》赶《芦荡》”的口号。谭富英看了后表示争取要演《芦荡火种》的陈县委一角和现代戏中的老年人。

最焦急的是张君秋,他执意要饰演《杜鹃山》里的女一号贺湘,剧团领导劝他先不要扮演这个角色,否则演不好更会造成情绪低落。他激动地嚷嚷:“我试试都不行吗?我是‘外秧’也要给我想想。”意思是埋怨剧团领导现在只培养赵燕侠而不培养他了。后来经再三劝说,他才转意去尝试现代戏《红色医生》中藏族女医生卓玛一角。

马连良此时的遭遇颇具代表性,可以看出老艺人在转型时代仓皇失措、逐渐沉浮的心路历程。现代戏初起时,马连良的接受是仓促、被迫的。但他出于艺术本性也有几声叫好,比如《奇袭白虎团》中志愿军战士翻“倒身虎”,落地时用一只臂膀向前侧身卧倒,他看了后觉得比传统戏的固定翻跌程式要难得多。

马连良请来了好友、北大教授吴晓铃代笔写了《挂席应教集众功》一文,题目是活用了杜甫的诗句。文中写道:“现代戏的扮相和服饰比传统戏简化了,给演员减少了在形体动作上的障碍,似乎应该感觉轻松愉快,可是由于长期以来的习惯,又感到有些‘没抓挠’,以至手足无措。在这种情况下,怎样能够演得舒服、演得好呢?我觉得,基本功的锻炼应该比以前更为严格才是。”

文章原稿送上去后,颇让剧团领导不快。剧团副团长、导演肖甲认为文章暴露了马连良的错误观点,就是觉得只要练好基本功,不需要深入工农兵生活,不必改造自己,也是可以演好现代戏的。(见肖甲1964年致薛恩厚的便函,不具月日)肖甲自然不同意这篇文章见报,因为存在批不批、驳不驳的问题。

马连良的错误言行陆续反映上来,比如说排练《杜鹃山》时组织学习几篇毛主席的文章,马连良却说:“谁的主意?读这些干吗?念多少(毛选),演不好戏,还是演不好的?”别人在对台词、做动作,马连良却在旁边说话,还拿着碗看花纹等等。知道内情的人还看出,马的学生李慕良为《芦荡火种》设计音乐唱腔,马连良觉得这是李对他叛变,脸上常有不悦的神情。

最严重的事情爆发了,1964年6月27日上午马连良在排练场上借机大骂李慕良,震惊了市里的领导。6月29日下午,剧团为此召开了工作检讨会,马连良火气未消,讲了半个多小时,大声说:“李慕良是我养活大的,他现在骄傲得不得了,党不管他,我要管他。他在我家叫师娘都不站起来,我吊嗓子,请他他才来。有一次在彭真同志那里,他在沙发上一坐,我看了都不顺眼。入党以后更骄傲了,只听你们仨的(指剧团领导),你们仨不认识他,他是白眼狼。”马连良一边骂,一边还不断解释:“我骂的是李慕良,不是骂的党员。”

《芦荡火种》里饰演刁德一的马长礼批评马连良说:“你这次骂人不是私事,你骂‘谁给你撑腰’,骂的是党,你发脾气是因为《杜鹃山》中减了你的戏。1957年‘反右’时领导保护你过了关,党不但既往不咎,还给你那么高的地位和荣誉。你不好好想想这些,反而说‘不管谁给李慕良撑腰,我也要跟你斗斗’。你这艺术家的政治良心何在?”赵燕侠说:“现在正是轰轰烈烈搞京剧大革命,马团长不但不很好的支持,反而经常给我们泼冷水。这次大闹排练场还说什么,‘这样一闹死也甘心’,这句话居心何在?”肖甲点了马连良的要害问题:“你没学过社会发展史,你们还是奴隶主和奴隶的关系。”

连开了几次会后,马连良终于低头认罪,他在会上表态:“我思想上确实有很多旧东西,同志们对我的批评,使我受了一次深刻的教育。日后我决心把旧的一套删了去,新立一本账,保证今后决不再犯。”剧团党总支6月30日汇报中还写道:“会议进入相互交心的阶段,有说有笑,马连良也眉开眼笑。(对于会议的效果)包括马在内一致认为会开得很好。”

“马连良骂人”事件构成京剧革命中最具斗争锋芒的场景之一,性质确定为马连良因反对现代戏而指桑骂槐。李琪在市委高层会议上说:“北京京剧团这次对马连良的处理比较正确,这么一来他就老实多了。我们对京剧老艺人的使用,有一种赎买之意,对他们能改造到什么程度,不能与一般演员要求一样。但也有个谁领导谁的问题,是党领导他,还是他领导党。”

李琪又说了几句和缓的话:“像马连良这样的人,不可能要求把他改造为共产主义者,只要他在党的领导下好好演戏,就可以了。”外部环境实质上已不可能让马连良“好好演戏”了,一个又一个政治磨难在等待着他,他也彻底丧失“骂人”的勇气和资本。

六

到1965年9月,《沙家浜》已经演出332场,观众近50万人,遥遥领先于其他革命现代剧目。也就是说,全北京城有近一成人现场观看了该剧,阿庆嫂、郭建光、沙奶奶、胡司令、刁德一成了那一茬北京人印象最深的戏剧形象,近距离接近京剧艺术并从中接受革命化的教育是在严酷政治环境中民众难得轻松、前所未有的一刻。

为了让更多的工农兵能够看得到、看得起革命的现代戏,市文化局还有意降低剧场演出票价,规定《沙家浜》票价最高不得超过一元。

1965年9月9日市文化局局长赵鼎新在市第五届人代会发言中宣布:“革命现代戏在北京舞台上已经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今年上半年市属艺术表演单位演出了95个剧目,革命现代戏就有86个,占到百分之九十二;在演出总场次的2044场中,除了6场之外全部是现代戏。”而在1961年、1962年市属艺术表演单位演出163个剧目,现代题材的只有20个,约占百分之十二,区县剧团现代题材的戏只占百分之三。

赵鼎新在会上还特意解释说,1965年上半年市属表演单位所演的七个剧目、六场的传统历史戏,属于特例,因为是在五一节期间,为了照顾来访的外宾、华侨才获批准演出的。这也意味着,除了特殊的官方安排,原有的传统戏已经基本被摒弃。

喜欢戏剧的彭真对现代戏唱独角戏、传统戏消失也有一些个人担忧,曾在1964年7月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悄悄指示:最近可以把历史戏稍微搁一搁,集中精力突破现代戏这一关,搞一个时期,把革命的现代戏演顺了手,再同时少量地演一些古为今用的历史戏。这段话说得谨慎,分寸拿捏得小心。

演现代戏形成了浩大的声势,传统戏的“堡垒”已被“突破”,长达一年搁置了传统戏的演出。1964年底北京市京剧团根据彭真早先的指示内容,准备对历史剧目进行慎重认真的挑选,演出少量的历史戏。为此,市委宣传部1965年1月5日准备了一份给中宣部的请示,内中称:“我们考虑,各京剧团在保证执行以革命现代戏为主的原则下,可以少量上演一些经过改编或加工整理的古为今用的历史戏,这是因为,一方面,有些经过改编或加工整理的历史戏对观众还有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或增加历史知识的作用,有些观众也还要求少量地看一些好的历史戏;另一方面,演出少量历史戏,对促进现代戏艺术质量的提高也有一定的作用,戏曲教学工作也需要安排一定数量的历史剧目。此外,有少数老演员排演现代戏有一定的困难,如果不演历史戏,他们将长期不演戏,吃闲饭。”

市委宣传部起草人费尽心思找出了这些理由,但再三衡量之下,知晓更多高层运作内幕的宣传部长李琪还是扣下了这份请示。实际上李琪本人在1964年8月14日在文艺界总结大会上还说了这么一句:“也不排斥用共产主义观点、历史唯物主义写的历史戏。”但事到临头,李琪也是有所畏缩的。这也意味着在北京舞台上传统剧目很难再上演,这份政治禁令一直延伸到“文革”结束。

事实上,在1964年初夏,市委及市委宣传部已经从内部渠道知道毛泽东接见《草原烽火》演员时的讲话内容,毛此次谈话中对历史戏并不持全盘排斥的态度。他说,三国戏可以增加人的历史知识,《击鼓骂曹》、《捉放曹》为什么不演?李琪在一些党内会议透露了毛的点滴讲话精神,但在具体宣传工作中,一旦遇到像传统戏能否上演的问题,在漩涡般的政治压力中,对最高领导的斗争动向无法把握,李琪只能选择坚决否定的激进左派方法。

经历了两年多的京剧革命运动,作为具体领导的李琪曾在全市文艺大会上很深情地说道:“京剧原来是落后的,现在一跃而成为先进的。”转年“文革”爆发,继邓拓之后李琪愤而自杀,他的罪名一部分就出在“京剧革命”这一块,“落后”还是“先进”成了纠缠他不安的最大心结之一。

(责任编辑 徐庆全)

2010年第11期　“京剧革命”源头补遗

读《炎黄春秋》今年第8期王红领《“京剧革命”与李琪之死》一文,对李琪同志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高尚品格深为敬服。而就所谓的“京剧革命”种种,愿就所知补说一二;当时我在中国戏剧家协会《戏剧报》工作,很多事是亲历。

江青的“京剧革命”是有批有树,两手交替。早在1962年她就开始抓批《李慧娘》、《谢瑶环》等,直至批《海瑞罢官》,罪名一律是反党。1962年秋,我在办公室曾接到中央办公厅一个电话,让查找一篇署名“寒星”的谈鬼戏文章。我汇报后去查找,因没有文题、刊载报刊,一时没找到。后来才知中办找的是廖沫沙同志以笔名“繁星”写的《有鬼无害论》。公开批判是1964年7月31日在北展剧场全国京剧现代戏会演闭幕总结大会上,由康生咆哮点名孟超新作昆曲《李慧娘》、田汉京剧新作《谢瑶环》是“反党”开始。(康生与孟超是上海同窗,对《李慧娘》康生出了主意,大加吹捧;风向一变立即落井下石。)接着对两剧的政治批判文章见报,主要由中国剧协写作班子受命写出,修改多次才准见报。直至由江青直接组织、1965年11月推出姚文元的批京剧《海瑞罢官》之文达到高潮。这中间有毛主席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两次关于文艺的批示,使江青等有恃无恐。

江青的“京剧革命”的树,其实就是“革命样板戏”,其源头要比王文所说为早,时间是1963年中秋。是晚中南海有晚会,赵燕侠有任务,江青来看戏,接见了赵,做了谈话,中心意思是现代戏是方向,要大搞京剧现代戏。拿出沪剧《革命自有后来人》、《芦荡火种》和话剧《杜鹃山》的剧本,让赵组织排成京剧现代戏,还鼓励赵把1958年演过的现代京剧《白毛女》再加工重排演出,要搞出“几个样板”。此事次日我通过赵的丈夫张钊得知。

江青这么大力推行京剧现代戏,当时我就感到她的主张明显不符合刚闭幕的、由中宣部召开,周扬、林默涵主持的“首都戏曲工作座谈会”的精神。此会针对1962年再次发生戏曲不良剧目泛滥(与康生1961年春紫光阁讲话,鼓吹《十八扯》、《胭脂虎》等戏有关),再次强调戏曲“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贯彻周总理有关戏曲剧目应“整理改编优秀传统剧目、以历史唯物主义精神的新编历史剧和表现革命生活的现代戏三者并举”精神,要求“方针明确,道路宽广,步子稳妥,措施跟上”,且明确说“推陈出新不等于就是现代戏”。江青的中秋布置,是凭着她的特殊身份和尚方宝剑,针对上有刘少奇、彭真领导,下有周扬、林默涵主管的戏曲工作,而另搞的一套。

1963年12月,常香玉率专演现代戏的河南豫剧三团来京演出《朝阳沟》,亲自出演拴宝娘。江青首次在公众前露面:在吉祥戏院看《朝阳沟》,戏后上台接见常香玉说:“这样你的方向就对头了。”事后常香玉请我据江青讲话精神整理一文表态,发表在《戏剧报》上。

《“京剧革命”与李琪之死》一文说,江青强令让删改新排京剧《芦荡火种》中最精彩的“茶馆智斗”一场,我作为一直跟踪此戏的采访者却未曾与闻。1963年底,为帮助排演京剧《芦荡火种》,上海人民沪剧团曾专程来京演出《芦荡火种》示范,丁是娥、邵滨荪等演出的“智斗”一场,相当成熟精彩。之后赵燕侠、马长礼、周和桐表演的在《芦》剧中的“智斗”,不过是把沪剧演唱京剧化了,大框架没有动。

江青懂戏,曾在山东实验剧院学话剧时,向清朝内廷供奉、尚小云的业师孙怡云学过京剧,一度还随京剧班跑过江湖,唱二牌青衣,1932年到北平唱戏,著名红生李洪春曾为她配演。除非她故意找茬、整人,要删除京剧《芦荡火种》最成熟的“智斗”(有如《红灯记》的“痛说革命家史”),公开硬干,她会立即显得自己外行,这种事她可能会斟酌一二。

八个样板戏虽都有相当艺术质量,但它终究是“文革”产生的文化怪胎和政治斗争工具,不少人不幸死在样板戏之手,绝非夸张。

2010年第11期　蒙古国政治转型记

蒙古人民共和国自1990年举行首次民主选举到2008年7月1日的政治危机爆发之前,一直被视为是从共产主义制度转型为宪政民主制度的中亚国家中最稳定的国家之一,其每次政权更迭都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以至于被许多专家奉为“民主发展中一个堪称光辉胜利的典范”(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莫里斯·罗萨比接受《东方早报》记者专访时所说),所以,蒙古国社会转型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蒙古人民共和国是外蒙古1924年从中华民国独立出去后的国名。1946年,蒙古人民共和国获得当时中华民国政府基于民族自决原则的承认。期间蒙古人民革命党一直是蒙古国的唯一执政党。苏联时期,蒙古国事实上是苏联的卫星国,从经济到政治,都是仿效苏联的体制。1992年2月12日,蒙古人民共和国改国名为蒙古国,并更改国旗、国徽,实行多党制,实现了从专政制度向宪政民主的历史性转变。

一 民主社会主义的尝试

第一次进入乌兰巴托,闯入这片神秘地域的少数外国人之一的英国记者贝克(Jasper Becker)在《遗失的国度:发现蒙古》一书中告诉人们:1989年5月,第一次进入乌兰巴托,“街上什么都买不着,甚至一份报纸都找不到。市场、私人商店、饭馆,什么都没有。……最奇怪的是,没有丝毫唤起过去的东西。成吉思汗和他的帝国踪影全无。即便在官方的历史博物馆里,那些装满展品和地图的屋子,也没有任何提及他的地方。一幅巨大的海报、血红色的列宁像,耸立在市中心,下面是他的标语:‘党是我们的灵魂’……不远处还有斯大林的雕像,世界上这样的雕像已为数不多了。似乎从斯大林逝世起,蒙古的时间就停止了,这个城市仍在深深地默哀。”

1986年5月蒙古人民革命党召开“十九大”通过第八个五年计划,首次提出要进行经济改革。

1988年底蒙古人民革命党五中全会主张要对政治经济体制实行全面改革。

1990年变革的动力和意识来自于周边的国家和原社会主义阵营改革的影响,引起了蒙古执政党人民革命党的思想变化。在东欧各国共产党纷纷转化为社会党的大潮中,蒙古人民革命党也转向社会党国际。社会党国际是恩格斯领导创立的第二国际的继承者,它到21世纪已经拥有各类成员党和组织(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等)168个,其中有50多个成员党在约50个国家执政或参与执政,是当今世界上规模和影响最大的国际性政党联盟。蒙古人民革命党转向社会党国际之后,遵循社会党国际的共同纲领——实行民主社会主义,主张多元化与人权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反对权力垄断和阶级专政,要求对国有制进行限制并实行民主控制。这是蒙古国成功实现政治转型,由一党制转向多党制的关键。

1990年3月和4月蒙古人民革命党先后召开八中全会和党的特别代表大会,大会的中心议题是“深化改革”,党的主要任务是“向前看、坚决深化改革新党”。彻底改组了领导班子,前总书记泽登巴尔和巴特蒙赫分别被开除出党和留党察看;通过了新党纲党章,确定了建设人道、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目标;放弃了宪法规定的党的领导作用的条款,同意实行多党制;主张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实行国家调节的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强调蒙苏特殊关系,重视发展对中国的关系,宣布奉行不结盟政策。

党的特别代表大会的报告指出:“我们为什么不能在我国建立一种把现代民主模式与我国特点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民主模式?有人认为改革社会就是搞资本主义,这是误解,我们要建立真正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新任党主席贡·奥其尔巴特说:“巩固民主的一个主要条件是多元化,要在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社会生活和人权关系的各个领域推行多元化”,“多元化是我们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特征”,“要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党纲指出,党的崇高目标是:保卫蒙古人民的根本利益,建立保证每个公民自由发展、幸福生活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

关于党的性质,新党纲说:蒙古人民革命党是体现和捍卫蒙古人民的根本利益,保卫和巩固国家独立和民族团结,为在蒙古建立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的政治组织。党与国内其他政党的关系是:在宪法和共同遵守的其他法律范围内,在民主原则基础上进行活动。通过获得群众信任,在国家权力机关中占多数席位的途径为成为执政党而进行政治斗争。蒙古将实行多党制,蒙党将努力保持住执政党地位。

1990年公布的政党法草案明确规定:建立政党,但禁止建立以破坏国家主权和独立、破坏民族团结、非法篡夺国家权力、聚众闹事、搞种族歧视、杀戮、反对祖国和人民利益以及破坏其他国家主权和独立为目的的政党。政党法规定了严格的政党申请登记手续,政党建立后要向国家最高法院申请备案,最高法院予以登记备案后即享受法人资格。各政党必须遵守蒙古宪法和其他法律,公开从事符合祖国人民利益的活动。

1990年5月16日蒙古人民革命党在最高法院重新注册。

1990年7月蒙古人民革命党在蒙古历史上首次自由选举中获胜。

1990年9月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彭·奥其尔巴特当选为蒙古第一任总统。

1990年蒙古发生政治体制重大改革之后,并没有像前苏联其他国家一样发生政权变动,长期执政的蒙古人民革命党依然通过选举长期执政,只是中断过一小段时间。1996年至2000年蒙古人民革命党在议会选举中失败,失去执政地位为时4年。

1996年蒙古国会大选引起的政治变化毕竟是翻天覆地的转型大事。一党连续执政长达70多年的蒙古人民革命党首次在选举中败北,失去政权,建党才数年的民主党联盟却一举夺得国会76个席位中的50席,组建了民主党联合政府。

乌兰巴托广场中央依然是1920年建立社会主义政权的苏赫巴特英雄雕像,胯下的骏马奋起前蹄,在滚滚风沙中展望民族的独立。和东欧一样,蒙古经济也经历过“休克疗法”。中心广场西南角的一幢粉色大楼,见证过一些关键情节。这栋俄罗斯古典风格的建筑,曾经的电影院,现在已经是蒙古股票交易所。

1997年6月4日至6日,笔者曾以旅游者的身份访问蒙古,有幸会见了蒙古政治转型历史的五位参与者,当面聆听了他们的诉说。下面根据当时的笔记,对这些谈话略作介绍。

国际共和研究所(IRI)蒙古办事处主任说:

我从1990年开始就参加民主改革,我曾任《新明镜报》的总编。从1993年以后,主要做与国际共和研究所联络的工作。我虽然名义上还是社会民主党党员,但我主要在国际共和研究所工作。

在1990年,我国刚开始搞民主运动时,国会76个席位中,民主党只有6席,而现在民主党取得多数,主要是由于选民觉悟提高了。

在1990年,民主运动初起之时,执政的仍然是蒙古人民革命党,当时我们民主党提出把牲畜私有化,取得了牧民的支持,这是我们后来在1996年大选中获胜的主要原因。

还有一个是人权问题,过去人民很不自由,现在觉得自由,人权得到改善,故支持民主党。

在私有化原则上分歧不大,但人民革命党与民主党在执行中有区别,我们主张在2000年以前将在国家手上的80%以上的国有资产私有化。

我们的历次选举,使选民逐步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去年议会选举前后,国际共和研究所做的日常工作是:举办演讲会(从国外邀请教授),大约每月1～2人,主要内容是政治,有的涉及国会选举;有的涉及国防、政党等,经济和法律讲座则由其他系统组织。

蒙古社会民主党偏左,着重发展社会经济;蒙古民族民主党偏右,着重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等方面,偏于保守。两党目前目标一致。也有人提出两党合并。而蒙古人民革命党现在也在改革,使其不再那么像左派党。

一位民主党国会议员说:

1990年、1992年两次选举民主党失败的原因是准备工作不足,在牧民中只得到20%的选票。在1996年选举中,我们努力使选民了解我们的目的。

全国分为76个选区,每个选区有几个候选人竞选。本人在胡不苏古省4个选区中的一个,与我竞选的有3人:一人是人民革命党党员(过去的劳动部长),另一人是资本党党员,第三位是无党派自由报名;我得到选票58%,人民革命党党员得36%左右。

我是由基层提名为候选人的,那儿并不是我的家乡。

我的主要口号是:要把农村牧区经济搞上去,要首先发展牧区。我们在1990年搞了牧畜私有化,与此相应还有贷款政策,我的纲领是在市场化中发展牧业。

在竞选之前,我的专业是理论物理学,大学毕业后在胡省当中学老师三年,1988年民主化时,我是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自那以后就一直搞政治。

1997年国家总统竞选中民主党失利的主要原因是:

1. 1996年大选以后,有很多在行政机构中的人民革命党领导人虽然下台了,但他们在当地还有影响,故在选举中占优势。

2. 民主党工作人员年轻,没有经验。

3. 我们民主党执政后提高了电力价格,但人民大多不理解,故在总统选举中投了民主党的反对票。

4. 最主要的原因是,选民为了平衡、制衡,让政府与总统分属于民主党和人民革命党两党。

蒙古选举委员会主席说:

选举包括总统、国会及地方选举工作,都归选举委员会管,我们15个工作人员,是一个独立机构。已领导了6次选举。

1992年大呼拉尔(议会)选举

1993年总统选举

1994年地方政府选举

1996年大呼拉尔选举

1997年地方行政选举

1997年总统选举

我们15个工作人员都是无党派人员,我在改革前是一个市长,蒙古人民革命党党员,苏共中央党校毕业。

蒙古社会民主党总书记说:

1990年建党,蒙古的政治改革与苏联、东欧的新思维有关系。主要的国外因素是德国柏林墙倒塌,苏联、俄国的改革对我们也有影响,我们建党之初,人民革命党对我们有些间接(通过媒体)的压力,但没有直接压力,更没有暴力镇压。

从1990年到1992年,是蒙古人民选择自己的社会发展道路的时期。1992年新宪法结束了这个过程,从1992年到如今,是我们的政治过渡时期。1996年证实我们的民主力量能战胜原先单独执政70多年的蒙古人民革命党而取得政权。不久前举行的总统选举产生了新的总统。政治过渡时期告一段落。

现在我们国会里76个席位中,社会民主党占15票,民族民主党35票,总理由民族民主党人出任,9名部长,我们3名,他们6名,这两党联盟取胜,两党建立联盟这一决策是取胜的关键。人民革命党还有25票,他们得票少,是人民不喜欢让他们继续执政下去,主要是经济问题:私有化问题、贷款问题、腐败问题。

1997年总统选举中我们失利,主要原因是:

1. 新政府某些经济政策未得到人民的理解。

2. 人民群众希望高层有个平衡,政府由民主党组阁,总统则由人民革命党人出任。

3. 经济问题的存在,人民归咎于原总统(民主党人)。

我们的认识是:

1. 经济政策、社会政策改革的成果还需要时间。

2. 新政府新官员年轻,经验不足。

社会民主党的党员大都是中年人,党主席34岁,平均年龄35岁,少数党员也有年龄大的。

我们有《政府工作人员法》,新党共有党员5万多名,议会有99人(每季度开一次会),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共50～60人,机关报《乌格》报社5～6人。

下一步工作,最首要的问题是巩固我们的基层党支部,巩固本党,发展党员。

本党经费30%由国家预算拨款,其他有些创业收入微不足道,各界捐款占50%。社会民主党的财产与共产党差不多,但共产党占用了用国家财政的钱建设的一栋大楼,除此之外,两党差不多。

国会常设国家制度委员会主任说:

我们国会有五个常设委员会,我是其中一个常设委员会即国家制度委员会的主任,同时也是国会议员。

国会中除国家制度委员会外,还有财政经济、社会政策、法律法规、牧区与环保等四个常设委员会。

在国家制度委员会中,有44个特别小组,包括法律(与国家制度有关的,如《国防法》)签审、突发事件等小组。

国家制度委员会有35个议员(有的议员可以担任两个委员会的委员)。最小的是环保与牧区委员会,是20人。最大的是财政经济委员会,有39人。非某个委员会委员的议员可以参加该委员会会议,并有发言权、提案权,但无表决权。议员当选后,可以自愿辞职或因刑事案而罢免。

二 在民主运行轨道上的逐步磨合

关于修宪争端

1999年12月24日蒙古国家大呼拉尔通过宪法修正案,主要内容是在议会选举中获胜政党单独或联合组阁时“可自行向国家大呼拉尔提出总理人选”等,并规定该修正案自2000年7月15日起生效。同日,新民主社会党、民主复兴党等发表声明对此表示抗议。

1999年12月31日时任总统的巴嗄班迪否决了该宪法修正案。

2000年1月6日国家大呼拉尔驳回总统的否决。

2000年2月28至3月2日蒙古人民革命党召开“二十三大”,选举产生了244名成员组成的党的代表会议和15人组成的党的领导委员会(相当于政治局)和由11人组成的党的监督总委员会。主席为那木达尔·恩赫巴亚尔,总书记勒·额奈比希,书记乌·恩赫图布辛、鲁·阿玛尔萨那。

2000年3月15日宪法法院裁决宪法修正案违反宪法,决定予以否决。

2000年11月29日宪法法院召开全体会议,对宪法修正案作出最终裁定——废除宪法修正案。

2000年12月14日议会召开全体会议,以全票通过宪法修正案。

2000年12月20日巴嘎班迪总统再次否决了14日通过的宪法修正案。

2001年5月28日巴嘎班迪总统最后同意修宪,并在修改后的宪法修正案上加盖国玺,至此,自1999年以来的修宪争端终于宣告结束。

关于人民革命党倒阁事件

2004年6月底蒙古公民意志—共和党(CWP)加入由三个主要民主政党组成的民主力量联盟,并成功地参加了议会选举。该联盟在议会选举中获得了至少36个席位。

2004年7月举行的蒙古国家大呼拉尔换届选举中,蒙古人民革命党只获得了大呼拉尔76个席位中的36席,而根据蒙古相关法律,在大呼拉尔的席位未超过半数的政党不能单独组阁。同时,由民主党等反对党组成的“祖国—民主”联盟则获得了36个席位(“祖国—民主”联盟由民主党、祖国—民主新社会党和公民意志—共和党组成)。人民革命党和“祖国—民主”联盟围绕组建联合政府问题,最终于当年8月中旬达成协议。根据协议,18名内阁成员,包括总理、副总理和各部部长双方各占一半,大呼拉尔主席(议长)、总理职务由双方轮流各任两年。

2004年8月20日蒙古国家大呼拉尔任命“祖国—民主”联盟提名的民主党人额勒贝格道尔吉为蒙古国总理,9月28日才最终成立了新一届政府。

然而反对派联盟执政不久就开始发生分裂,蒙古人民革命党再度在议会中宣称多数。民主联盟解体后,民主党成了民主联盟的代言人,实际上形成了人民革命党与民主党两党联合执政的政治格局。但是,一年后的实践表明,蒙古人民革命党和民主党在联合政府中的合作并不顺畅,共同解决国内经济问题的积极性也相当脆弱。两党勉强维持合作,导致政府工作面临重重困难。

2005年蒙古总统大选,蒙古人民革命党主席、前总理恩赫巴亚尔当选总统。

2006年1月11日蒙古人民革命党10位内阁成员以对现政府工作不满为由宣布辞职。此举无疑等于宣告,由蒙古人民革命党和“祖国—民主联盟”组成的联合政府已经走到了尽头。

蒙古政坛突发的这场危机是由在内阁拥有多数席位的蒙古人民革命党制造的。人民革命党在11日发表的声明中指出,由于现政府已丧失了行使权力的能力,联合政府确立的既定方针无法实施,人民革命党表示,作为在议会中议席最多的政党,有责任与其他政党合作,组成新政府,改变目前政府工作的被动局面。

然而,人民革命党的政治对手民主党却对这种“突然弹劾政府的举动”表示强烈反对。民主党认为,人民革命党弹劾政府没有充分的理由。人民革命党突然发力,冲垮内阁,显然是为了罢免政府,重新组阁,掌控政局。

蒙古内阁共有18名成员,根据相关法律,政府半数成员同时辞职,就等于政府集体辞职,政府将随之被议会解散。蒙古实行设有总统的议会制,政府由议会任命。政府即将坍塌的消息过于突然,让各派政治力量措手不及。一时间,各政治党派纷纷召开紧急大会,各大媒体不断发布消息,各界知名人士喊话呼吁,全国上下骤然弥漫起紧张不安的气氛。

2006年1月12日蒙古议会开始对政府辞呈进行讨论。议会成员共有76名,参加这次会议投票的39名议员刚好超过半数,他们全部投票同意政府的辞呈。然而,与此同时,一些民众却在街道上表达他们的另一种态度。首都乌兰巴托近3000人在象征着国家政治中心的国家宫前举行集会,集会者试图冲进国家宫,但被警方的人墙挡住。集会者随后冲进人民革命党党部大楼,并砸坏了一些门窗。

2006年1月13日蒙古国家大呼拉尔正式宣布,本届蒙古政府解散。这是议会两天激烈辩论后通过的决议。蒙古历史上首个短命的联合政府只维持了1年零3个月。

2007年12月6日蒙古国三政党组建新一届政府,前总理担任了副总理。自2006年初以来的政府危机暂时告一段落。

2008年选举事件

以民主党为代表的反对党一直在伺机反攻,他们把2008年的大选视为重新执政的机会。

2008年7月1日因选举问题引发蒙古有史以来最大的骚乱,导致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党部大楼被抗议者焚烧。

6月30日蒙古人民革命党总书记奥特根巴亚尔召开新闻发布会,预测该党在此次国家大呼拉尔选举中至少可获得40个以上的席位,获胜或成定局。当天下午,蒙古人民革命党主席、现任总理桑吉·巴亚尔举行新闻发布会,提前表示:感谢本党党员及社会各界的支持。如果选举结果真的如此,则该党根据有关法律将有单独组阁权。

7月1日反对派联盟对蒙古人民革命党单方面匆匆忙忙提前宣布选举获胜的结果表示不满,宣称选举中有舞弊行为,组织起数千名抗议者在首都乌兰巴托举行示威游行,称选举被操纵,要求重选。示威者冲入执政党蒙古人民革命党总部,并放火焚烧建筑物,向警察投掷石块。许多失业者及年轻人参与了这次蒙古历史上最严重的暴力事件。报道称,大多数骚乱的煽动者当时酒气熏天。极具代表性的破坏行动是蒙古执政党总部大楼遭人纵火,烧了一夜。警方则动用橡皮子弹、催泪弹和高压水龙来驱散示威者,并逮捕了700余人。时隔不久,释放了其中378人。

抗议活动随后演变为暴力事件和严重骚乱,共造成5人死亡,300多人受伤,恩赫巴亚尔总统随即宣布在乌兰巴托实行为期4天的“紧急状态”。这个只有200多万人口的中亚小国,历史上首次实行“紧急状态”。

蒙古媒体当天的报道说,民主党对一些选区的选举结果有异议,但将通过法律途径向蒙古总选举委员会递交有关在一些选区进行重新计票的申请。

7月2日乌兰巴托的骚乱渐趋平息,当日晚间,蒙古国总选举委员会宣布,据初步统计结果,蒙古人民革命党在本次议会选举中获得了76个议席中的44席,战胜了获得27席的民主党,获得了此次议会选举的胜利和单独组阁权。

7月4日恩赫巴亚尔总统组织议会各政党主席进行协商,包括参与组织示威活动的民主党在内的各政党全都表示要保持团结,依法处理骚乱事件。议会各政党认为,应在保持社会安定的基础上追究骚乱制造者、特别是致人死亡者的责任。

7月6日随着局势的基本平静,恩赫巴亚尔总统通过国家公众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首都乌兰巴托6日零时起解除“紧急状态”。

7月10日民主党就骚乱事件向议会提交弹劾政府案,称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的政府在骚乱事件中没有采取有力措施,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民主派的奥阳格日尔认为,蒙古总理这次没有倾听民声,没有和他们协商。认为暴力事件的责任应该主要由蒙古总理来承担,他是执政党蒙古人民革命党的主席,事件发生后,他没有听取人民的要求和意见,这让人民更加愤怒。

2008年7月14日蒙古国总选举委员会在国家宫正式宣布,6月29日举行的国家大呼拉尔换届选举中,蒙古人民革命党获76个席位中的39席,民主党获25席,公民意志—共和党获1席,独立候选人获1席,其余10个席位因3个选区存在争议而将重新计票。

从当时计票结果看,蒙古人民革命党所得议席数超过76个议席的半数。因此,人民革命党已获本届议会选举的胜利。自7月1日因有关政党对选举结果争议而引发严重暴力事件以来,各政党经反复协商还是较快地对选举结果达成了一致。

从这次政治动荡在短期内迅速获得解决可以看出,蒙古政治转型以来,各派政治力量的民主素养有很大提高,宪政意识比较普及,非暴力主义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深入人心。国家政治生活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很有希望。

对于社会转型过程和这次暴力事件的得失,蒙古最大的反对党——民主党议会女候选人奥阳格日尔认为:“我们举行了很多次选举,许多政党建立起来,相互联合。而蒙古人民革命党和民主党最终成为蒙古的两大主要政党。以前,民主党和其他党组成联盟参与议会选举,而这一次,我们自己干。而蒙古人民革命党自1921年成立开始就参加了所有的选举。”

至于收获,她认为:“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许多言论自由、个人自由、政治权利、学术自由。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当然,要在所有分歧上达成一致,需要时间,需要长时间的讨论。人民有权利知道一切,包括政治、经济事务。譬如有关国家矿产利益的问题,人民有权利和政府来探讨,达成一个共识。”

蒙古国的经济发展

自2006年1月蒙古国“国家团结政府”接替2004年议会选举成立的“联合政府”后,蒙古国在畜牧、矿产、旅游等领域发展较快。

2006年蒙古国经济增长达8.4%,人均GDP首超1000美元。

2007年蒙古国经济增长率为9.9%,人均GDP达到1470美元,外汇储备从1992年的460万美元增长到近10亿美元,蒙古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8.35亿美元。这些数据表明,蒙古国经济开始进入较为稳定的增长时期。

激进改革模式对经济绩效虽然具有短期负面影响,但其“宪政转型”的长期正面效应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体现出来。

2009年总统选举

蒙古国2009年5月24日举行总统选举。之前外界曾担心两位总统候选人的得票会相当接近,若无法决出谁负,可能会引发暴乱,但选举结果化解了一场危机。现任总统恩赫巴亚尔25日承认落败,曾两度出任蒙古总理的民主党候选人额勒贝格道尔吉当选成为新总统。

2009年5月25日,蒙古国家选举总委员会宣布,蒙古民主党提名候选人、国家大呼拉尔委员(议员)查希亚·额勒贝格道尔吉在24日的总统选举中以51.24%的得票率获胜。得票比恩赫巴亚尔高3.5万票。据蒙古国家选举总委员会公布数据,本次总统选举投票率为73%。

恩赫巴亚尔所属的人民革命党已宣布他落败,并承认选举公正。

查希亚·额勒贝格道尔吉1963年生于科布多省,1988年毕业于乌克兰利沃夫军事学院军事记者专业,2002年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额勒贝格道尔吉曾三次当选议员,两次担任蒙古国总理。2006年额勒贝格道尔吉担任蒙古民主党主席,2008年辞去该党主席职务。

额勒贝格道尔吉在竞选中呼吁反贪污,承诺为国家带来变革。他的主要选民基础是城市居民,尤其是占全国选民总数逾半的乌兰巴托市民。他在外交政策的立场上,对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较为开放。

2009年10月29日由人民革命党提名苏赫巴托尔·巴特巴勒德取代因健康原因辞职的桑吉·巴亚尔出任政府总理。

蒙古国现今的政治态势已经形成为:民主党与人民革命党两党既竞争又合作,分别执掌总统与总理职务的局面。

(作者系北京思源兼并与破产咨询事务所所长)

(责任编辑 李 晨)

2010年第11期　就国企问题答读者来信

霍拥军先生对我在《炎黄春秋》2010年4月号上发表的《国企改革遇到新难题》一文提出四点质疑(见《炎黄春秋》今年第7期),我想类似霍拥军先生这一想法的绝不只他一人,故我在这里予以回答。

一,关于垄断行业高工资问题。来信对我文中讲到“垄断行业职工人数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而工资和工资外收入占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的数据准确性有疑问。我就这个数字咨询过政府主管人士,他称“差不多”。而垄断行业职工工资和工资外收入占当年全国职工工资的总额,最新数字已达60%。(见《民营经济内参》2010年8月6日)垄断行业的高薪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中国平安保险董事长马明哲2007年薪酬高达6600多万元,2004年至2007年马明哲的税前报酬分别为1170.4万元、1413.5万元、2351万元、6616.1万元(其中有2000万元捐献给宋庆龄基金会)。(见《中国经济时报》2008年12月16日)2007年,中国太平洋保险董事长高国富年薪为295.21万元,中国人寿保险董事长杨超年薪为199万元(见《中国经济时报》2008年12月16日),某商业银行董事长年薪228.5万元(见《21世纪经济报道》2008年4月12日),中国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税后年薪为267.83万元,民生银行行长董文标为191.61万元,深圳发展银行的洋行长韦杰夫年薪130万元(见《中国青年报》2006年4月13日)。广州某电力集团普通员工的工资加年终奖、公积金、福利和补贴,全年收入竟高达15万元。在深圳,某证券公司一个普通司机年收入12万元。电力行业2008年全行业亏损,但员工年均工资为4.6万元。垄断行业高报酬拉大了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最高者与最低者相差10倍以上。民间流传着一种说法:“银行加证保(证券、保险),两电(电力、电信)加一草(烟草),石油加石化,看门的也拿不少。”(见《中国流通经济》2006年第7期第12页)中石油董事长蒋洁敏在2007年5月公开表示,中石油将不改造、不新建办公楼,不买小汽车,以节省成本。然而2009年爆出太阳星城事件,中石油以超低价给员工购房,一时舆论哗然。(见《瞭望东方周刊》2010年23期第39页)如果央企“员工的收入并不高”、待遇不那么优厚,社会上意见不会这么大,国资委也不会出面限制这些行业高管人员的收入和职工的工资。垄断行业的工资也不是均等,你的工资不高,原因不得而知。

二,关于石油低价出口问题。来信说:石油出口价低是因来料加工,因而出口价低。国内销售价高,是因包括了各种销售费用。由于来料加工而出口价低,可查一下进出口石油之比,出口大于进口,多余部分不应属于来料加工,为什么也低价出口呢?国内销售价高。就按发改委最近披露,以93号汽油为例,消费者每升油支付6.19元,其中有1元是消费税,另1元为增值税、城建教育附加费等,税负占油价35%至38%,甚至上调40%,扣除销售费用,出口成品油价格仍然低于国内成品油价10%左右(见《瞭望东方周刊》2010年23期第39页)。“国外股东”会监管出口价格不应低于国际市场油价,至于国内高价出售、获得垄断利润,他何乐而不为。外资看好的是“国”字头这顶红帽子,能获取垄断利润,一般企业是做不到的。石油垄断国内油价的涨快跌慢,人们早有怨声,形容是“涨若放箭,跌若拉纤”,民众意见很大。

三,来信认为国企享受国家投资优先权是“十分正常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企业应当机遇均等,一视同仁,否则就违背市场经济原则,破坏了平等竞争。国家投资是拿全国人民的纳税钱,国企为什么有特权先获得?国家的投资应从国家全局出发,应按行业来投资,不应按国企、民企来投资,优先投向国企是对民企的一种歧视,这样做是不公平、不平等的。何况今日国企已非昔日国企,“80%的央企已经成为上市公司”(见《民营经济内参》2010年8月6日),又如你来信所说:国企“还要接受国外股东的监督”,那么,这样的“国企”还有理由享受国家投资的优先权吗?

四,关于劳动生产率问题。来信认为不应拿中石油人均利润1万美元和埃克森美孚人均利润50万美元来对比,因目前中国劳动力大量富裕,“应该将企业雇员数量作为衡量企业是否履行社会责任的因素之一,而不应该再去一味追求人均盈利”。

首先,中国劳动力多是短期不可改变的事实,是否应成为我国一些企业的劳动生产率长期低于国外同类行业的一个理由?

其次,石油行业不是劳动力密集型的行业,而是高科技、高附加值的行业,还是国外上市的公司,在国内还获得垄断利润和许多特权,不能用中国劳动力富裕,来原谅它的劳动生产率低。

最后,以就业率对比来衡量企业的社会责任,国企也没有民企贡献大。根据今年全国政协首场新闻发布会披露:2009年“私营企业从业人数同比增长5.3%,国有企业同比增长0.8%”。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报告,到2007年在非公有制就业人员高达75.7%,全国四分之三就业人员在非公单位。(见《民营经济内参》2008年11月14日)可见民企的贡献大大高于国企。

所以,不论从哪一方面讲都不应原谅国企效率低、贡献小的现实。

读者来信最后讲:“国有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了脊梁的作用”,“国企还是国家处于危难时机时最可靠的经济保证”。我想四五十岁以上的人都还会记得,在国有经济一统天下,使我国走入“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时,国企的“保证”作用哪里去了?在这“危难时机”,不是国企——它是改革对象,而是民企拯救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免蹈前苏联的覆辙,支撑了我国经济半壁河山,这才有十六大提出的两个“毫不动摇”。可见,只有国企和民企相结合,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才能“发挥了脊梁的作用”。

以上答复只是一管之见,仅供参考。

另有读者问及垄断国企职工人数,《国企改革遇到新难题》一文中提到:“2005年,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共有职工2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其中2833万人应为833万人。

何 伟

2010年8月

2010年第12期　公民权利与人大代表专职化

作者：王占阳

一

这次人大常委会提出了两个引起很大争议的修法草案,一是经济犯罪免除死刑,二是代表法修订草案。讨论免除经济犯罪死刑时,有人大常委直接主张贪官免死,消息传出,激起了广大公众的强烈反对。搜狐首页上“贪官免死惹争议”一文的跟帖竟然多达十几万条,几乎全是痛骂、非常激烈。与此同时,代表法修订草案也在关心民主政治的人士中激起了很强的反对声浪。

这两个修法草案合起来给人一个什么印象?我想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管死人大代表,放生贪官污吏。合起来就是坚决抵制反腐败。再反过来说就是将腐败进行到底。当然主观上未必就是这个意图,但在客观上这种局面非常之不好。

我曾参与罗江县的改革。2010年6月12日,在社科院农村所召开罗江县改革研讨会,我和蔡霞老师都去了,也都发表了意见。后来于建嵘发来了罗江的改革实施方案,要我提修改意见,我又写了一些意见寄回去。修订《代表法》年初就列入计划了,也是今年立法的重点,但对人大代表个人工作室的明确否定等等,显然是特别针对影响颇大的罗江改革的。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这次修法也是对于罗江改革的一个极高速的立法反应。

二

我认为,《代表法》修订草案背后的深层次问题实际是党权与民权的关系问题,修订草案的问题则是由此派生的。

人大是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主要途径,是法定的民权中心。但苏联模式政治体制的一个根本特征就在于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做主很难兼容。苏式政治思维更是在私下里认为,伸张民权就是否定党权,坚持党权则就必须压制和虚化民权。这样,从苏联到中国,凡是实行这种政治体制的国家,人民代议机关都被讥为橡皮图章。在人民和人大代表的民主意识逐步觉醒、主要来自基层的人大民主化改革出现时,在这种历史惯性中形成的害怕民权否定党权的思维定势,还很容易使人怀疑以至否定这些民主改革,这是人大体制改革的深层思想障碍。

显然,党权与民权的关系问题不解决,不仅人大代表专职化,而且人大的一切民主改革,哪怕只是改革的萌芽,也都会被扼杀。

克服这种思想障碍,首先就应明确:坚持党的领导,并不等于坚持社会主义。把共产党领导等同于社会主义政治是荒谬的。社会主义政治本质上就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走社会主义政治道路实际就是走民主化道路。共产党领导实际只是某些国家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条件。但共产党坚持的道路并不一定都是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说得好:“党的领导是正确还是错误,是坚强还是软弱,就看这个领导能够不能够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年谱》第809页)这就意味着,在政治领域,如果只讲党的领导,不讲人民当家做主,只强调集中,不强调民主,只坚持党的领导,不落实人民当家做主,甚至是阻挠民主化进程,那就是党的领导已经犯错误了,就是它已软弱涣散了,而这种错误的党的领导,当然是应当予以抵制、批评和纠正的。我们现在批评《代表法》修订草案,实际就是在做这件事。

实现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做主之统一,首先就要从统治者统治人民的陈腐思想和心态中解放出来,真正树立起向往人民当家做主的现代社会主义的政治理想。只有这样,才能从党权与民权两极对立和排斥民权的伪社会主义思想中解放出来,真心实意地追求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做主的有机统一。

与此同时,我们还特别需要通过关键性的制度创新,着力克服苏式政体中党权与民权互不兼容的制度弊端,切实实现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做主的制度统一。

党内有一批高中级干部主张政治体制改革,但他们又都担心政治体制改革会不会把党的领导执政地位搞丢了,把国家搞乱了。显然,这种担忧不解除,这种关键性的改革力量就难以采取行动,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永远只能停留在口头上。

从根本上来说,我国是超大型国家,超大型国家必须走渐进式的改革道路,而不是走激进的改革道路。在我国的现实政治环境中,这就意味着,我国只应走实现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做主有机统一的改革道路,而不是走以党权否定民权的保守、反动道路,也不是走以民权否定党权的激进主义道路。

所以,我主张,党权要保持,民权要伸张。既要坚持党的领导,又要做实人大。只有改善党的领导才能坚持党的领导。所谓改善党的领导,主要就是通过推进人大民主化而形成通过人大领导执政的现代化的新型党的领导。

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我国的民主制度设计中把党的领导执政位置安排好。这样才能使党内的政治改革派放心,使之更有理由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也才能使民权在政改中得到伸张。

三

实现人大民主化,无非是两条,一是实现普选,二是人大代表充分发挥作用。在这两个环节中,都需要安排好中共的领导执政位置。

首先看普选。各共产党国家在宪法中规定的都是普选,但又都没有实现普选。这是因为,普选制在传统上是与多党制捆绑在一起的,实行普选制就意味着实行多党制,因而不接受多党制也就无法真正落实普选制。但我们可以设计一种既能保障党的领导执政地位又能真正实现普遍竞选的新制度,即设计和实行一种“选人不选党”的新型普选制。

关于这种新型普选制,我在前年已经提出:宪法已经规定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我们完全可以使这一宪法条文在选举法中具体化。比如,可以规定70%的人大席位是政党席,30%的人大席位是非政党席。政党席专属于中共和民主党派。这70%的席位定了,再怎么选中共也是人大中的多数党。这就能够确保中共在人大的领导地位和中共的组阁权。一个共产党员要成为人大代表要经过三关:一是通过党内竞选成为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二是通过党代表大会内部的竞选成为党的人大代表提名,三是再经过通过人大代表竞选成为人大代表。由此可知,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与普选制的矛盾实际是完全可以解决的。

那么,普选后的党政关系又怎么办呢?美国大选一结束,党中央就烟消云散了。我们不能这样搞。我们可以实行有中国大陆特色的以党领政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党内领导与中共人大党团领导有相当程度的交叉。党中央或地方党委在选举后仍然拥有某种关键性的领导权。只是党不再是在三权之上直接发号施令,而是必须得通过人大、通过法律程序实现党的领导和执政了。由此,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也就能够实现了。

四

再来看人大代表发挥作用问题。

要使人大代表充分发挥作用,就要在很多环节实行重大改革。比如,人大代表不能太多,数量要大幅减少。会期不能太短,时间得大幅延长。开会不能主要是表态赞成、举手通过,要有人大辩论制度,质询制度要落实,等等。这里还有一个基本环节,这就是人大代表必须专职化、职业化。

但最近的代表法修正草案却增加了一款:“代表不脱离各自的生产和工作岗位。”这显然是要在法律上把人大代表兼职化固定下来,同时完全排除人大代表专职化的可能性。这是这一修正草案的核心条款,也是它的主要精神、主要意图之所在。但这个条款是根本错误的。人大代表的专职化无疑是必要的,也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

人大代表专职化的必要性至少有五个方面。

一、人大代表专职化是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内在要求。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制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首先就要对这一根本政治制度采取郑重的态度。这就要求我们通过对于苏联模式的人大制度的民主改革,真正充分发挥人大代表的重要作用。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的一项基本条件,就是必须逐步推进和实现人大代表的专职化、职业化。只有专职代表才有可能有时间、有精力、有条件、有能力承担起人大代表的繁重工作,这是毋庸置疑的。政府官员是专职的,法官是专职的,检察官是专职的,作为最高权力机关主体的人大代表更应是专职的。根本政治制度必须是专职工作制度,而不能是业余工作制度、兼职工作制度。这样做才是郑重地对待人民代表大会制,郑重地落实人民当家做主的宪法要求和政治要求。人大代表的兼职化、业余化实际是被邓小平批为“权力过分集中”、“民主太少”的苏联模式政治体制的一项重要特征,也已被充分地证明为了严重妨碍人大代表发挥作用的制度障碍,理应予以革除。所以,人大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逐步推进和实现人大代表的专职化。

二、人大代表专职化是克服“官员代表大会”弊端、进一步实现分权制衡的客观需要。目前人大代表多为各级官员,人民代表大会有如“官员代表大会”,这是与分权制衡的民主原则相矛盾的,非常不利于人大发挥决策、监督作用,也已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批评。而“官员代表大会”现象的制度根源,实际就是人大兼职制。解决“官员代表大会”问题根本途径,自然也在于推进人大代表的专职化。人大代表专职化的首要内涵,就是人大代表通常不能同时在政府、法院和检察院担任公职(只有内阁制的少数政务官除外)。所以,只要实行了人大代表专职化,就能真正实现分权制衡,根本解决“官员代表大会”的问题,切实发挥人大代表的重要作用。

三、人大代表专职化是消除权钱结合的制度安排、维护公平正义的客观需要。目前人大代表中有相当数量的企业家,这本是出于支持民营经济、加强统战工作的好意,但在人大兼职制的轨道上,却在事实上成为一种权钱结合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的消极后果,轻则是有无人大代表身份的企业家之间的竞争不公平,重则是某些企业家借助人大代表身份谋取不正当利益。而人大代表专职化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企业家若要担任人大代表,那就必须把自己的生意委托给代理人,自己在任人大代表期间与之完全脱钩,以确保其成为真正的选民代表,避免权钱结合可能带来的种种弊端。这种权钱分离的制度安排显然比权钱结合的制度安排更公正,也更科学。

四、人大代表专职化是节约人才资源的现实需要。现在人大代表中有许多科教文卫等领域的精英,但他们主要是象征性的代表,并不是真正的代议士。他们的长项通常都在自己的职业领域,并不在于参政议政和立法。他们可以用于本业领域的时间和精力是国家和社会的宝贵财富,将其用于自己并不擅长而且也没有多少实际效益的严重形式化的人大事务中显然是一种浪费。所以,通过人大代表专职化,让这些专业精英能够更多地专注于自己的本职工作,这也是节约人才资源的现实需要。

五、人大代表专职化也是人大其他相关改革的前提条件。特别是,只有实行人大代表专职化,才有可能充分延长人大会期,形成和发展人大的辩论制度和质询制度,建立和完善人大代表与选民之间的常年联系制度和设施,从而充分发挥人大代表的重要作用。

对于人大代表专职化的以下担心都是不必要的。

一、实行人大代表专职化会不会否定党的领导执政地位?毋庸赘言,只要在选举法中规定政党席占70%,就不会出现这种现象。而且,通过实现人民当家做主和改革党的领导执政方式,党的领导执政地位还会更巩固,也更加有生气。

二、目前的专职化试验会不会导致全面专职化?当然不会。因为我们所谓的人大代表专职化并不是现有全部人大代表的专职化,而是部分人大代表的专职化。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人大代表人数大幅减少后的全部人大代表专职化。如果人大代表人数暂时不能减少,则就是人大常委会人数适当增加后的全体人大常委的专职化。现在人大代表的人数过多。全国人大代表近3000人,全国各级人大代表更是多达260万人。如此庞大的人大代表队伍,如果都专职化,即使财政能够负担得起,那也是负担过重,让纳税人承担了本不应当承担的过多责任。最根本的是,人大代表的人数过多,人大的会议民主就难以实现。当只有少数人有时间发言时,多数人就成为听众,少数人就掌握了话语权,会议民主也就随之流失。适当规模的议会,既能保障会议民主,又能节省财政开支,具有最好的规模效益。所以我们所说的人大代表专职化,也是这种规模范围内的专职化。

三、会不会突然出现全面专职化的急剧转变?当然不会。人大代表专职化是一个理想目标,但要实现这个目标显然需要相当长的时间。10年内实现这个目标,几乎不可想象。大概至少需要一、二十年时间,才有可能达到目的。这里的制约因素至少有四。一是传统的惯性及其所带来的疑虑、犹豫和阻力,这个力量相当大。二是代表专职化需要以人大规模的缩小或人大常委会规模的扩大为前提,这种规模的调整恐怕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实现。三是专职人大代表发挥作用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改革和相应探索,这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实现。四是人大代表专职化是一个新生事物,我们都需要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中不断地探索、试验和总结经验。

在这些因素制约之中,只要不在法律上或政策上明文规定全体人大代表都必须专职化,同时又容许继续试行(特别是容许基层试行)人大代表专职化,就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形成“兼职代表为主,专职代表为辅”的双轨制过渡局面,而不是突然出现全面专职化的急剧转变。这其中的直接制约至少有二。一是兼职人大代表通常都是在自己的专职领域内事业有成的成功人士,他们通常很难放弃自己的职业、职务、事业而转任专职代表。局长不当局长当专职代表,老板不做生意当专职代表,明星不当明星当专职代表,教授不当教授当专职代表……这种事情的概率显然非常低。二是只要规定专职代表必须经常性地密切联系选民,而不是使专职代表官僚化,它就不会因为是一种舒适的肥缺而令人趋之若鹜。在这种制约中,实际只能有少量人大代表愿意转任专职代表。人大代表专职化试验已经有将近10年时间了,现在也还是处在最初的萌芽的阶段,就已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所以,即使是对于专职化的远景有忧虑,也不必害怕当前的这点专职化萌芽。只要不明文规定全体人大代表都必须专职化,大局就不会变。

最后,更重要的是,我们应当像邓小平对待“傻子瓜子”那样对待今天的专职化试验,而不是急于在法律上规定“代表不脱离各自的生产和工作岗位”,急于中断这种改革探索。我们现在特别应当重温和遵循邓小平的以下重要论述:

要“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五

否定代表专职化改革,是这一代表法修正草案的主要意图。为此,该草案还增加了“代表在闭会期间的活动以集体活动为主,以代表小组活动为基本形式”这一条款。人大代表专职化后,其在闭会期间的活动自然就会以个人活动为主,所以这一条款显然也是针对代表专职化而来的。

我认为,这一条款也是错误的。

因为,第一,判断代表在闭会期间的活动究竟是以集体活动为主好还是以个人活动为主好,应当有一个标准。有标准才能有论证。从根本上来说,这个标准只能是是否有利于人大代表充分发挥作用。再稍为具体点,则就是是否有利于人大代表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事实证明,代表小组的活动次数甚少、时间甚少、联系选民甚少、实际收效甚少,根本无法与专职代表的个人履职活动相比拟。所以说,代表以个人活动为主无疑比以集体活动为主要好得多,也更受选民的欢迎。这种更有利于代表充分发挥作用的活动方式,理应受到鼓励和支持,而不是以立法方式加以禁止。

第二,人大代表的权利是宪法权利,充分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是宪法要求,规定“代表在闭会期间的活动以集体活动为主,以代表小组活动为基本形式”则在实质上是通过限制代表的活动方式限制代表行使宪法权利的实践范围,严重剥夺代表的宪法权利,严重阻碍代表发挥作用,所以说,这是一项违宪条款,在政治上也是根本错误的。

第三,人大代表的权利本质上不是个人权利,而是为众多选民所赋予并代表众多选民的集体权利。即使是代表在闭会期间的活动主要是个人的履职活动,他所行使的也仍然是集体权利,而且是在从事代表与选民共同构成的公共事务。代表在闭会期间的活动究竟是以集体活动为主还是以个人活动为主,这在实质上只是活动方式问题,而不是活动实质问题。以“集体活动为主”暗示代表以个人履职活动为主是脱离人大的个人活动,这在理论上显然是错误的。以这种规定限制代表选择活动方式的权利,进而限制代表发挥作用的时间、空间(包括社会空间)和条件,则在实质上就是通过削减代表的宪法权利削减选民的宪法权利,因而在法律上和实践上更是根本错误的。人大代表的法定领导实际只是选民。人大代表行使权利的基本活动方式理应符合选民的集体需要和意志。事实证明,选民普遍欢迎人大代表以个人活动方式履职。因此,不仅是人大常委会,而且全国人大也无权立法规定“代表在闭会期间的活动以集体活动为主”;只有全民公决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第四,“代表在闭会期间的活动以集体活动为主,以代表小组活动为基本形式”的规定在人大代表的活动范围方面也严重地违反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及其选举制度。这种错误的集中表现就是代表小组成员的活动范围与代表选区范围严重背离。如某镇有市、县、镇三级人大代表98人,在镇人大主任的组织下,把各级代表划分成5个代表小组,以代表小组为闭会期间主要活动形式,在该镇范围内从事活动。这就暴露出了大问题。以镇级代表组成代表小组还说得过去,由镇人大把市、县级代表组成在本镇范围内活动的代表小组,则就不仅是镇人大越权了,而且更是在闭会期间把市、县级人大代表变成了镇级人大代表——或者更确切地说,这就是大大地限制了上级人大代表的活动范围,使之不能代表更大范围的选民履行自己的职责,实际等于更大范围的选民失去了自己的当选代表。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这个条款也是一个既违反了宪法、也违反了选举法的错误条款。

第五,这个条款来源于一份文件,是该文件的主要精神,修正草案的说明也表明,增加这个条款就是要把这个文件精神上升为法律规定。但宪法已经明文规定,一切政党和组织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因此,无论这个条款有着怎样的“文件根据”,只要它是违宪的,任何人、任何组织都无权把它写进代表法。更进一步说,有关方面本来就不应该在文件中写进这种违宪的政策要求,更不应该试图将这种违宪条款写进代表法。

六

在代表专职化问题上,还有一个“代表个人工作室”问题。

首先,修正草案并不包含“代表不设个人工作室”的禁令,但草案与草案说明相互矛盾。

修正草案提出,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和工作机构“是代表执行代表职务的集体服务机构”。《代表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据此提出:“代表不设个人工作室”。但从前者并不能推出这个结论来。由于“代表个人工作室”不是代表执行代表职务的“集体服务机构”,所以这个关于“集体服务机构”规定对于否定“代表个人工作室”本来就是完全无效的。只有规定代表执行代表职务的服务机构“只能是集体服务机构”,才能否决“代表个人工作室”。可见,代表法修正草案并不包含“代表不设个人工作室”的禁令。有关说明在逻辑上不成立。说明者的逻辑思维不严密。这种立法实在太粗糙。

其次,立法禁止“代表个人工作室”没道理。

我们可以相信,人大常委会确实是想以此条款否定“个人工作室”。所以,更根本的问题实际是:设立“代表个人工作室”是否正确?

实际上,是否应当设立“代表个人工作室”的问题只是是否应当实行代表专职化问题的一个派生性问题。如果禁止代表专职化,自然就会否定“个人工作室”。如果肯定代表专职化,则是否应当设立“代表个人工作室”就只是一个应以何种具体方式和制度保障代表履行职务的问题,也就是一个可以探索和讨论的技术性问题,而不再是一个需要立法解决的原则性问题了。

我们在前面已经论证了人大代表专职化的必要性。只要不能否定这种必要性,则以立法禁止“代表个人工作室”就是毫无道理的。

七

最后,这个修正草案还包含了限制代表发言权、建议权、批评权、提案权的不良条款,这也是一个严重问题。

如有新增条款规定:“代表发表意见,应当围绕议题,实事求是,简明扼要,遵守议事程序。”

又有修订条款规定:代表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应当明确具体,注重反映实际情况和问题,提出改进工作的具体意见。”

这里所隐含的限制代表言论自由的借口至少有四种。

一是“不具体”。代表的任何发言、建议、批评、提案都有可能以“不具体”为由被打断或被否决。这是一种极大的和极危险的限制。具体与抽象的界线大多是相对的,这就给有关人士行使这种非法的(违宪的)否决权留下了极大的空间。更为根本的是,任何稍微宏观的发言、建议、批评、提案等等都会具有某种程度的概括性、抽象性。规定人大代表的发言、建议、批评、提案只能是具体的,不能具有某种程度的概括性、抽象性,这本身就是对于代表权利的践踏,是严重违背和破坏人民代表大会制的错误规定。

二是“不实事求是”。代表的任何发言、建议、批评、提案都有可能以“不实事求是”为由被打断或被否决。而在这种过程中,执行这种否决权的人士就成了判断是否实事求是的裁判官,即成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旦这种条款被通过,它就会成为自封为“真理的化身”的人士任意削减人大代表的言论自由权的尚方宝剑,人大的民主化进程就会出现新的严重倒退。

三是“不简明扼要”。这又是一个赋予有关人士颇大自由裁量权的模糊条款。“不简明扼要”,这也是有关人士可以用来任意削减人大代表的言论自由权的一种尚方宝剑。

四是“缺乏改进工作的具体意见”。“应当提出改进工作的具体意见”,是不是有某种程度的概括性、抽象性的建设性意见就要拒之门外了?是不是如果代表反映事实、提出批评的言论之后不跟上一个“改进工作的具体意见”就要被排斥、被否决了?所以这种条款实际也是有关人士可以用来任意削减人大代表的言论自由权的一种尚方宝剑。

上述这些要求,即使是作为工作要求,也是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不合理的。而将其上升为法律规范,则就完全不合理了。作为法律规范,它们的实质就是限制人大代表的言论自由权。

总之,目前这个代表法修正草案的基调实际就是限制人大代表的权利,尽可能地阻止人大代表发挥作用,阻止基层人大代表专职化改革,力图巩固和强化“权力过分集中、民主太少”的苏联模式的人大体制,给人的感觉就是不想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正确道路了,不想搞以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了。(责任编辑徐庆全)

二、人大代表专职化是克服“官员代表大会”弊端、进一步实现分权制衡的客观需要。目前人大代表多为各级官员,人民代表大会有如“官员代表大会”,这是与分权制衡的民主原则相矛盾的,非常不利于人大发挥决策、监督作用,也已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批评。而“官员代表大会”现象的制度根源,实际就是人大兼职制。解决“官员代表大会”问题根本途径,自然也在于推进人大代表的专职化。人大代表专职化的首要内涵,就是人大代表通常不能同时在政府、法院和检察院担任公职(只有内阁制的少数政务官除外)。所以,只要实行了人大代表专职化,就能真正实现分权制衡,根本解决“官员代表大会”的问题,切实发挥人大代表的重要作用。

三、人大代表专职化是消除权钱结合的制度安排、维护公平正义的客观需要。目前人大代表中有相当数量的企业家,这本是出于支持民营经济、加强统战工作的好意,但在人大兼职制的轨道上,却在事实上成为一种权钱结合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的消极后果,轻则是有无人大代表身份的企业家之间的竞争不公平,重则是某些企业家借助人大代表身份谋取不正当利益。而人大代表专职化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企业家若要担任人大代表,那就必须把自己的生意委托给代理人,自己在任人大代表期间与之完全脱钩,以确保其成为真正的选民代表,避免权钱结合可能带来的种种弊端。这种权钱分离的制度安排显然比权钱结合的制度安排更公正,也更科学。

四、人大代表专职化是节约人才资源的现实需要。现在人大代表中有许多科教文卫等领域的精英,但他们主要是象征性的代表,并不是真正的代议士。他们的长项通常都在自己的职业领域,并不在于参政议政和立法。他们可以用于本业领域的时间和精力是国家和社会的宝贵财富,将其用于自己并不擅长而且也没有多少实际效益的严重形式化的人大事务中显然是一种浪费。所以,通过人大代表专职化,让这些专业精英能够更多地专注于自己的本职工作,这也是节约人才资源的现实需要。

五、人大代表专职化也是人大其他相关改革的前提条件。特别是,只有实行人大代表专职化,才有可能充分延长人大会期,形成和发展人大的辩论制度和质询制度,建立和完善人大代表与选民之间的常年联系制度和设施,从而充分发挥人大代表的重要作用。

对于人大代表专职化的以下担心都是不必要的。

一、实行人大代表专职化会不会否定党的领导执政地位?毋庸赘言,只要在选举法中规定政党席占70%,就不会出现这种现象。而且,通过实现人民当家做主和改革党的领导执政方式,党的领导执政地位还会更巩固,也更加有生气。

二、目前的专职化试验会不会导致全面专职化?当然不会。因为我们所谓的人大代表专职化并不是现有全部人大代表的专职化,而是部分人大代表的专职化。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人大代表人数大幅减少后的全部人大代表专职化。如果人大代表人数暂时不能减少,则就是人大常委会人数适当增加后的全体人大常委的专职化。现在人大代表的人数过多。全国人大代表近3000人,全国各级人大代表更是多达260万人。如此庞大的人大代表队伍,如果都专职化,即使财政能够负担得起,那也是负担过重,让纳税人承担了本不应当承担的过多责任。最根本的是,人大代表的人数过多,人大的会议民主就难以实现。当只有少数人有时间发言时,多数人就成为听众,少数人就掌握了话语权,会议民主也就随之流失。适当规模的议会,既能保障会议民主,又能节省财政开支,具有最好的规模效益。所以我们所说的人大代表专职化,也是这种规模范围内的专职化。

三、会不会突然出现全面专职化的急剧转变?当然不会。人大代表专职化是一个理想目标,但要实现这个目标显然需要相当长的时间。10年内实现这个目标,几乎不可想象。大概至少需要一、二十年时间,才有可能达到目的。这里的制约因素至少有四。一是传统的惯性及其所带来的疑虑、犹豫和阻力,这个力量相当大。二是代表专职化需要以人大规模的缩小或人大常委会规模的扩大为前提,这种规模的调整恐怕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实现。三是专职人大代表发挥作用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改革和相应探索,这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实现。四是人大代表专职化是一个新生事物,我们都需要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中不断地探索、试验和总结经验。

在这些因素制约之中,只要不在法律上或政策上明文规定全体人大代表都必须专职化,同时又容许继续试行(特别是容许基层试行)人大代表专职化,就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形成“兼职代表为主,专职代表为辅”的双轨制过渡局面,而不是突然出现全面专职化的急剧转变。这其中的直接制约至少有二。一是兼职人大代表通常都是在自己的专职领域内事业有成的成功人士,他们通常很难放弃自己的职业、职务、事业而转任专职代表。局长不当局长当专职代表,老板不做生意当专职代表,明星不当明星当专职代表,教授不当教授当专职代表……这种事情的概率显然非常低。二是只要规定专职代表必须经常性地密切联系选民,而不是使专职代表官僚化,它就不会因为是一种舒适的肥缺而令人趋之若鹜。在这种制约中,实际只能有少量人大代表愿意转任专职代表。人大代表专职化试验已经有将近10年时间了,现在也还是处在最初的萌芽的阶段,就已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所以,即使是对于专职化的远景有忧虑,也不必害怕当前的这点专职化萌芽。只要不明文规定全体人大代表都必须专职化,大局就不会变。

最后,更重要的是,我们应当像邓小平对待“傻子瓜子”那样对待今天的专职化试验,而不是急于在法律上规定“代表不脱离各自的生产和工作岗位”,急于中断这种改革探索。我们现在特别应当重温和遵循邓小平的以下重要论述:

要“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五

否定代表专职化改革,是这一代表法修正草案的主要意图。为此,该草案还增加了“代表在闭会期间的活动以集体活动为主,以代表小组活动为基本形式”这一条款。人大代表专职化后,其在闭会期间的活动自然就会以个人活动为主,所以这一条款显然也是针对代表专职化而来的。

我认为,这一条款也是错误的。

因为,第一,判断代表在闭会期间的活动究竟是以集体活动为主好还是以个人活动为主好,应当有一个标准。有标准才能有论证。从根本上来说,这个标准只能是是否有利于人大代表充分发挥作用。再稍为具体点,则就是是否有利于人大代表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事实证明,代表小组的活动次数甚少、时间甚少、联系选民甚少、实际收效甚少,根本无法与专职代表的个人履职活动相比拟。所以说,代表以个人活动为主无疑比以集体活动为主要好得多,也更受选民的欢迎。这种更有利于代表充分发挥作用的活动方式,理应受到鼓励和支持,而不是以立法方式加以禁止。

第二,人大代表的权利是宪法权利,充分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是宪法要求,规定“代表在闭会期间的活动以集体活动为主,以代表小组活动为基本形式”则在实质上是通过限制代表的活动方式限制代表行使宪法权利的实践范围,严重剥夺代表的宪法权利,严重阻碍代表发挥作用,所以说,这是一项违宪条款,在政治上也是根本错误的。

第三,人大代表的权利本质上不是个人权利,而是为众多选民所赋予并代表众多选民的集体权利。即使是代表在闭会期间的活动主要是个人的履职活动,他所行使的也仍然是集体权利,而且是在从事代表与选民共同构成的公共事务。代表在闭会期间的活动究竟是以集体活动为主还是以个人活动为主,这在实质上只是活动方式问题,而不是活动实质问题。以“集体活动为主”暗示代表以个人履职活动为主是脱离人大的个人活动,这在理论上显然是错误的。以这种规定限制代表选择活动方式的权利,进而限制代表发挥作用的时间、空间(包括社会空间)和条件,则在实质上就是通过削减代表的宪法权利削减选民的宪法权利,因而在法律上和实践上更是根本错误的。人大代表的法定领导实际只是选民。人大代表行使权利的基本活动方式理应符合选民的集体需要和意志。事实证明,选民普遍欢迎人大代表以个人活动方式履职。因此,不仅是人大常委会,而且全国人大也无权立法规定“代表在闭会期间的活动以集体活动为主”;只有全民公决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2010年第12期　我和“三家村”　李 筠

史学界关于“三家村”的研究,大致说可分为三个阶段:最初主要是辩冤,从事实真相和道理是非说明“三家村”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而是当时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而制造出来的一个现代文字狱。此案于1979年得以平反昭雪。接着,开始了三个人个案研究的阶段,分别对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个人经历、学术成果进行收集、整理和评价,出版了《邓拓文集》、《吴晗文集》、《廖沫沙文集》和他们的传记。如《邓拓传》、《吴晗传》、《廖沫沙的风雨岁月》,以及美国历史学家马紫梅女士的《时代之子——吴晗》等等。在这基础上,开始进入了研究的第三个阶段——即“三家村现象”的研究,把他们三人作为那个时代的整体历史现象,探讨“三家村”怎么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三家村”出现的历史背景、时代作用以及“三家村”本身的文化历史价值。花城出版社和人民大学出版社关于《三家村文库》(即《邓拓全集》、《廖沫沙全集》和《吴晗全集》)的出版就是一个力的说明,为了促进“三家村现象”研究的深入,我作为当事人之一——“三家村札记”的责任编辑,愿意做提供资料的工作,把我所知道的关于“三家村”前前后后的情况原原本本地提供出来,以供党史研究者参考。

《前线》创刊的前前后后

提起“三家村”,不能不提到中共北京市委主办的政治理论刊物《前线》。这是因为:第一,《三家村札记》是《前线》杂志上开设的一个杂文专栏;第二,“三家村”的“村长”邓拓是《前线》的主编,廖沫沙是常务编委,吴晗是该刊的主要撰稿人;第三,特别是由彭真撰写的《前线》发刊词,与“三家村”有着直接的思想联系。因此,有必要把《前线》杂志的成立和办刊经过作一比较详细的介绍。

1958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加强理论队伍建设,倡导创办理论刊物。通知下发后,中央创办了《红旗》杂志,各省、市、自治区纷纷创办起一批理论刊物。

根据中央的指示,1958年5月2日,彭真召开北京市委常委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建立理论工作队伍的决定(草案)》。在这次会上,彭真首次透露了他要办一个理论刊物的计划。彭真说:“北京做了许多工作,有许多典型的经验,没有总结,没有提高到理论上来,北京在舆论和意识形态方面不够有力量”,因此要好好办一个理论刊物,否则没法“指导实际工作”。彭真亲自指定市委常委张文松和市委宣传部暂时负责刊物的筹备。

要办刊,首先要解决的是刊名、主编及编委人选、刊物的指导思想。在这些问题上,北京市委给予了高度重视,期望和要求也很高。

7月14日,彭真专门召集市委常委会听取市委宣传部《关于创办市委理论刊物的意见》。当时市委宣传部提出了二三十个刊名,如跃进、公社等,彭真都不满意,要求宣传部再提几个。在主编人选问题上,彭真考虑到邓拓。他说:“邓拓来了就好办了。”

当时任人民日报社社长、总编辑的邓拓,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因不能充分“理解”“引蛇出洞”的“阳谋”,没有在《人民日报》上和报社内积极组织大鸣大放,遭到了毛泽东的“书生办报”、“死人办报”的严厉批评,受到冷落的邓拓不得不离开《人民日报》。

邓拓被罢官后,彭真通过中组部把他调到了北京市委,任书记处书记,分管文化教育工作。

邓拓到任后,彭真在10月初召开了北京市委书记处会议,正式宣布成立以邓拓为首的编辑委员会。编委会的成员是:邓拓(市委书记处文教书记)、陈克寒(市委书记处书记)、蒋南翔(市委常委、高教党委第一书记、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高教部部长)、杨述(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高教党委第二书记,后调科学院)、范瑾(市委常委、副市长、北京日报社社长)、程宏毅(市委党委、副市长)、廖沫沙(市委委员、统战部部长)、赵凡(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张文松(市委常委、教育部部长)、张大中(市委候补委员、宣传部副部长)、陆禹(市委委员、工交部副部长)、李晨(市委委员、教育局局长)、王汉斌(市委候补委员、办公厅副主任)等13人,其中常务编委8人。

接着,邓拓抽调人马,着手组建《前线》编辑部,并确定编辑人员的分工:萧远烈,协助邓拓、张文松负责总的日常编辑工作,后任命为编辑部主任;许文,负责工业交通,后任命为工业组组长;吴瑞章,负责农业,后任命为农业组组长;李光远,负责思想理论,后任命为理论组组长;李筠,负责文化教育,后任命为文教组负责人;韩佳晨,负责评论。以后苏星曾担任过短期的编辑部副主任。《前线》从创刊到结束,除韩佳晨调走外,其余5人都坚持了下来。

关于刊物的名称,彭真亲自审查,对宣传部提供的名单仍觉得不满意,他曾提议刊物取名为《战线》。经过多次讨论,反复斟酌,直到11月4日,彭真才最后将刊物定名为《前线》。为此,他给邓拓写了封信:“邓拓同志:请你最后再和书记处同志们一商,刊物的名字是否即定为前线。”后来,彭真解释说:“前线”两个字有战斗性。“我想了很久,提出了这个名字,意思是北京什么工作都应当站在最前线”。于是北京市委的理论刊物便有了个能体现北京市指导思想的响亮名字。彭真还亲自为《前线》题写了刊名。

那么,《前线》总的指导原则是什么?《前线》发刊词开宗明义地指出:“《前线》是北京市委主办的理论刊物。它将用毛泽东思想即马列主义普遍真理跟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用不断革命的精神,指导自己,努力使自己成为北京市党的组织及时地反映现实,指导实践,改造现实的思想武器。”

这个发刊词的构想体现了彭真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思索与认识。1958年10月底,彭真在北京市委书记会议上提出:发刊词要“同过去的文章不同,这次的锋芒要对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内的不良倾向,不是针对资产阶级”。“这个发刊词主要解决的是理论与实际的关系,批判主观主义,即批判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会后不久,彭真将张文松、项子明、项淳一、王汉斌、张彭5人召到自己家里,详细口授了发刊词的内容。事后,依记录整理出了发刊词第一稿。彭真亲自动手改写,经过几次反复修改,终于写成《站在革命和建设的最前线》。

稿子写成后,彭真将其印发给蒋南翔、胡绳过目,以征求大家的意见。11月8日,彭真专门召集市委常委讨论发刊词。会上有人提出,发刊词中“他们太喜爱舞台上员外老爷的四方步了”这句话太尖锐了,最好改得缓和些。彭真说:“我就是要写的尖锐些,文章糊里糊涂没有棱角,我最讨厌了。我写这些东西,不是凭空想出来的,我脑子里都有模特儿。”在讨论中,彭真还特意就他提出的“按客观可能达到的最高速度,健康地前进”这一口号,征求大家的意见,李琪认为这个口号“(主客观)两方面都讲到了,可以。”

1958年11月25日,《前线》创刊号与广大读者见面。而时隔几十年后再回头细读这篇发刊词,益发觉得它的分量。

发刊词的第一个主题,是强调要正确认识主客观的关系问题。即根据客观实际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最大限度发挥主观的能动性,以客观上可能的最高速度,健康地前进。这就要求人们在改造现实的实践中,实事求是地、老老实实地按客观规律办事。

在1958年那个时代,提出这样鲜明的观点,确实不简单。发刊词锋芒直指与客观规律相悖的各种社会现实,这需要很大的勇气,也反映了彭真的胆识。“对于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做得对或者不对,必须采取马列主义的老实态度,都当作客观事物对待,是就是、非就非,好就好、坏就坏,多就多、少就少,该怎样就怎样,严肃谨慎地对待。”这些彭真式的口气和用词,对我们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这篇发刊词的出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正确思想与“左”倾思潮的抗争。因此“文化大革命”发动后,发刊词便成了“彭真独立王国的反党纲领”。

发刊词的另一个主题,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种不良倾向,反对中庸主义、中游主义和对群众运动的吹毛求疵派。彭真在论及这些问题时,用词是非常尖锐的。例如他在谈到反中庸主义时,就正面指出:我们极少数同志也传染上马列主义的市侩、“乡原”作风。

创刊号发出后,有些读者来信请求解释“乡原”。邓拓于是让我写了一篇小文章,解释它的出处及含义,最好与发刊词联系写。“乡原”一词最早出自孔子之口,孟子又做了一番解释。用现在的话来说,“乡原”就是贼光油滑、八面玲珑的市侩,是中庸主义者的别名。文章写出后,邓拓将原题《释乡原》改为《要识破“乡原”的真面目》,发表在1958年12月11日的《人民日报》上。

对于这篇发刊词,邓拓是非常重视的。他一再地强调,发刊词是《前线》整个刊物的基本指导思想,同时也是编辑部工作的准则。任何工作都必须以可能达到的最高标准来要求自己。而实际上,发刊词也成了北京市委、市政府工作的指导思想。在市委比较大的工作会议上,发刊词曾多次被印发学习,作为检查北京市委工作的一个标准。

《前线》创刊号出来后,受到了社会的关注。在安排创刊号的具体内容时,邓拓要求市委书记们每人写一篇,“这样创刊号才有分量,才能打响第一炮,引起大家的注意和重视。没有这样重头文章是不行的。”《前线》第1期发行量达到18万份,以后基本维持在3至5万份左右。

从《燕山夜话》到《三家村札记》

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由于“大跃进”的失误,国家经济工作遭受了建国以来一次最大的挫折。人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从1961年起.党中央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开始纠正实际工作中“左”的错误。这实际上是对极“左”错误的一次有力的拨乱反正。而“三家村”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则是应该认真加以研究的重要课题。

对于纠正“大跃进”的错误,解决面临的严重困难,北京市委的态度是认真的积极的。除了认真贯彻中央的八字方针,解决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实际困难外,在思想文化战线,也作了不懈的努力,对干部和知识分子中反右倾扩大化的错案,坚决迅速地予以甄别纠正。邓拓是主管文教的市委书记,在20世纪30年代曾写过《中国救荒史》。他对现实的认识更为清楚。1961年6月三联书店重印此书时。邓拓在“绪言”中很尖锐地指出。“灾荒基本上是由于人和人的社会关系的失调而引起的人对自然条件控制的失败所招致的物质生活上的损害和破坏”。

在市委常委讨论如何克服困难时,邓拓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强调解决实际工作中的困难,要有思想工作相配合,明确地提出了提倡读书的口号。1961年1月11日,北京日报社范瑾传达了邓拓关于报纸宣传的讲话,有一段是这样讲的:要改变那种一下班就看不下去书的状况。报纸要提倡读书,方能使精神振奋起来。多读书,才能开阔眼界。就不会斤斤计算。乔木同志让《人民日报》多搞一些世界风光,境界高一些,不要计算天天吃几两。现在正是学习的好时候,报纸要多发一些古人发愤图强、发愤读书的故事。

当时大家都觉得这话说得很对,在困难时期,确实需要多读书,以良好的精神状态,去克服物质的匮乏。

这番讲话后,《北京晚报》的编辑找到邓拓。请他给晚报写文章。最初是写《诗画配》。尔后在《五色土》副刊上开了《燕山夜话》的栏目。时间是1961年3月19日,开宗明义第一篇就是《生命的三分之一》,大力提倡读书。

《燕山夜话》出刊后。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前线》编辑部的同志也都觉得文章写得好,并认为邓拓既然是《前线》的主编,应给《前线》写文章,于是直截了当地向邓拓提出,让他在《前线》上开个专栏。邓拓开始没答应,后来我们一再磨他,邓拓说:同时开两个专栏,恐怕有困难。这样吧,我找些人一块写,行不行?于是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就被《前线》编辑部的同志拉上马了。

记得是在1961年9月20日左右,《前线》编辑部约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位写稿,在四川饭店吃了一顿饭。当时边吃边谈,定下来四件事:一是专栏的名称。邓拓说,咱们三个人合开一个杂文专栏,就叫三家村吧。于是起了“三家村札记”这个俏皮的名字。邓拓还提到过,“札”字最好用老写的“”。二是署名的问题。邓拓提出就效仿马铁丁等合作的办法每人取一个字如何。吴晗取吴字,邓拓的笔名为马南,取一南字,廖沫沙取一沙字,于是叫吴南沙。后廖提出用他的笔名繁星的星字,遂定名为吴南星。三是文章的写法。文章不要太长,以《前线》的一个页码为准,千字文,题目自己选择,按各自的专长随便写。每期上一篇,轮流撰稿。另外,指定我为《三家村札记》的稿件联系人。

到1962年9月或是10月的时候,“三家村”又第二次在四川饭店碰头,请吃饭的目的主要是催要稿件。编辑部主任萧远烈简要说了读者对专栏的反映,希望三位抓紧按时供稿。然而这次会面并没有产生什么效果,稿子照样难催。缺稿的时候,只好将《前线》现有的稿子补上。因此,《三家村札记》198篇文章中,有5篇不是邓、吴、廖写的。其中李光远写了《从善如登》,李文写了《关心业余创作》,张世绩写了《禁于未发》。有两篇是我写的:《不平等的平等》、《谈海派》。这两篇后来被姚文元的批判文章作为黑话摘引上了。

《三家村札记》从1961年出刊到1964年停刊,共坚持了3年。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杂文专栏难以持续下去。吴晗给邓拓写了封信,说题目难找,工作也忙,建议不写了。邓拓、廖沫沙表示同意。《三家村札记》在最后一篇《遇难而进》的文章中落下了帷幕。

现在回过头来看“三家村”,就应把它放在一个更大的历史背景来考察,它的出现,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党的八大提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尽可能迅速地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但是八大的思想没有能够贯彻下来。1957年反右派斗争,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左”倾思潮进一步泛滥。从1958年底至1959年7月,中央先后召开一系列会议来纠正经济建设方面“左”的错误,文化领域也对“左”的偏向提出批评。但是几次纠偏,是在充分肯定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进行的,没有从根本上触及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庐山会议后“左”倾错误又重新泛滥,国民经济出现了3年严重的困难。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也使文化科学界广大知识分子思想压抑,心情不舒畅。为此,中央在1961年实行八字方针。1962年,“七千人大会”对几年来党的工作中出现的“左”的错误作了一次比较集中的清理。在调整经济、文化政策期间,许多带有法规性质的条例相继出台,诸如《农业60条》、《人口及粮食问题9条》、《手工业35条》、《商业40条》、《科研14条》、《高教60条》、《工业70条》和《文艺8条》等。《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就是这调整时期的产物,它是思想文化回归到正确路线上的一种表现,和《前线》发刊词一脉相承。

当然。《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并非每篇文章锋芒都直指无知、不实事求是、轻视教育和文化传统的时弊,但总的倾向是可以肯定的。在实事求是精神的召唤下,“三家村”把对现实的社会问题的思考凝练成文字,就不可避免地触及“左”倾的错误,从而在文化思想领域内引起了交锋。

具体到文章中,有几件事值得记述。

《三家村札记》最初发表了吴晗的《古人的业余学习》和廖沫沙的《从走路和摔跤学起》,邓拓对我说:没有打响,言不及义。当时我很不理解,只觉得那两篇文章写得不错嘛。不久,邓拓写出了《伟大的空话》。对当时说大话、说假话、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不良思想作风给予了有力的抨击。

廖沫沙《怕鬼的“雅谑”》发表于赫鲁晓夫焚毁斯大林遗体后不久。写完这篇稿子后,廖沫沙打了电话让我去取。后来他告诉我,此文是从反修的角度入手的。廖沫沙还写过《向老虎求教》、《看看历史上的“蠢猪”》,但是当时有规定,反修的文章一律由中央报刊发表。从这个角度考虑,《三家村札记》没有采用。

1962年5月,吴晗在《前线》第10期上发表了《说道德》,认为对统治阶级的道德可以批判地继承。稿子送来后。我也没看出什么问题,因为说道德,总不能割裂传统。但这篇文章在对马列词句的引用以及理论的阐述方面有不够周严的地方。发表后,编辑部收到了一个名叫张文清的读者来信,他从学术角度,对吴晗的《说道德》提出不同意见。我把信送给邓拓,邓拓说给吴晗看一看。吴晗阅毕,又写了一篇《再说道德》。于是张文清再来信,与吴晗争鸣。后来,编辑部给张文清去信。声明他的稿件已给吴晗看过,并将稿子送给一位专门研究道德的同志,请他提出意见,《前线》不再刊登了。不久,《光明日报》发表了别人的文章,对吴晗的道德继承论提出不同看法,吴晗于是写了《三说道德》,刊登在《光明日报》上。因发表了两说道德,在批“三家村”时,《前线》被严厉地批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并扣上了“包庇吴晗压制革命群众言沦”的帽子。

邓拓的《专治健忘症》发表后,曾收到一个名叫戚益的来信,信中质询邓拓,健忘症到底指什么,是否有影射。我把戚益的信拿给邓拓,邓拓写了批语:“文章是就事论事。关于杂文的写法,确实是值得探讨的。许多读者也都提出过这类问题,本刊发表的杂文,比较强调正面谈问题,不太主张过于隐晦和影射的方法”。根据邓拓的批语,我加上其他读者的一些反映,给戚益回了信。这件事后来也成为《前线》压制批评、包庇“三家村”的黑材料。

批判初起

经过调整,到1962年国民经济状况开始好转。3年困难的紧张局面得以缓解。但是在贯彻调整方针的同时,就不可避免地与“三面红旗”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从反修防修的角度,重提阶级斗争,并在抓阶级斗争的前提下,批判“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左”倾思想重新抬头,并向正确思想进行反攻。文艺界也接受并贯彻执行了毛泽东关于在文艺战线和社会科学战线反对“修正主义”的指导思想。

1963年3月,中共中央批转了文化部党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5月,江青在上海组织了围剿《李慧娘》的文章——《有鬼有害论》。结果,廖沫沙发表在《北京晚报》上的《有鬼无害论》遭到了批判。

《有鬼有害论》发表后,廖沫沙很被动。北京市委不能不管,于是在统战部组织了内部批判。会上廖沫沙作了检讨,说自己的文章有些文字用得不恰当,不应当宣传鬼等。在市委的一次会议上,廖沫沙又再次检查了错误。廖沫沙写书面检查的时候,找过我和《北京晚报》的同志,请我们帮他找些相关的材料。1965年2月18日,廖沫沙的检查刊登在《北京晚报》上,编者按说他的检查是诚恳的。当时北京市委觉得用这个办法就可以把账还清了。彭真也说过:“廖沫沙关于《有鬼无害论》的检查做得不错。别人要再扭住不放,就是对方的问题”。廖沫沙在统战部实际上已靠边站,后来到了北京郊区搞“四清”去了。

然而中央上层对“三家村”的批判仅仅是开了个头。1964年8月,华北局会议在北戴河召开,彭真、刘仁都前往参加。忽然有一天我接到了从北戴河打来的长途电话,让我在两天内赶写一篇批判吴晗道德继承的文章,写完后送往北戴河。同时,刘仁、邓拓电召吴晗到北戴河写检查。

我的文章写完后,送交北戴河由邓拓修改定稿。过几天,稿子返了回来。文章题为:《无产阶级对剥削阶级的道德是革命呢,还是继承?——就“道德继承论”与吴南星同志商榷》。署名是金世伟(北京市委的谐音),前面还加了编者按。编者按说:金世伟同志的这篇文章,针对吴南星同志的“道德继承论”,提出了原则性的严肃批评,我们认为这是一场很有意义的争论。吴南星同志的《说道德》和《再说道德》两篇文章,发表于本刊“三家村札记”栏内。“三家村札记”是杂文专栏,由几位作者轮流撰写,均署名吴南星。现在看来,我们当时采取这种做法本身就不妥当,因为实际上文章既非集体创作,而作者意见又非完全一致。吴南星同志的《说道德》和《再说道德》两篇文章是经过本刊编辑部看了的。我们当时对于剥削阶级的道德,没有从“革命呢还是继承呢”这个根本问题上加以考虑,对于吴南星同志的文章只是做了一些枝节的修改,就同意发表了。这是原则性的错误;同时,在原则性问题上做了无原则的迁就,也是错误的。……

金世伟的文章送回来后,我得到的指示是:“等那边的话再发”。直到1966年4月,北京市委在组织对邓拓的批判时,刘仁在发言中提及到金世伟这篇文章,并说了这句话:对吴晗,中央认为不公开批判。

现在看来,对吴晗的批判从1964年8月就已经开始了,而且是最高领导人的授意。否则,北京市委不会采取如此阵势,以“金世伟”之名,加了编者按作自我批评和检查,北京市委当时顶着很大的压力。金世伟的文章被扣下不发,并不是北京市委的主张,而是中央考虑所做出的决定。究其因,也许是最高领导层觉得公开批判的时机未到,也许是中央内部的意见分歧。

1965年初,江青以搞戏剧改革为名,到北京进行调查研究。市委指定宣传部长李琪陪同。据李琪的夫人李莉回忆,江青很难侍候,很霸道,不讲道理。她以特殊的身份凌驾于各级党委之上,企图砍杀北方昆剧院和地方剧种,不许老演员登台演出。当时北京市委觉得这样的安排不妥当,对江青进行了抵制。李琪对江青很有意见,给彭真写了封信。说江青飞扬跋扈、盛气凌人、唯我独尊,简直比武则天还难侍候。后来,别人告诉李琪:江青来北京就是专门来摸北京市委这个“老虎屁股”的。不久,“北京市委是大北京主义”、“眼中无我”、“破坏戏剧革命”等大帽子纷纷而下,矛盾和斗争进一步激化。

江青北京之行的同时,她在上海方面则秘密开始组织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文章。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出台,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

最后的抗争

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大家都没有思想准备。《文汇报》如此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民主同盟的负责人和著名学者,确实非同寻常。

上海的做法,违反了1965年“文化革命5人小组”关于学术批判不要戴政治帽子,点名要经过中宣部,批判要以中央报刊为准的规定。彭真指示《前线》、《北京日报》不要转载。

姚文元文章发表后,吴晗立即给市委送来了他1959年写的《论〈海瑞〉》的底稿,并附信说明他写关于海瑞的文章是胡乔木转达授意写的,并根据乔木的意见在《论海瑞》一文中增添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内容。

11月13日,邓拓召集范瑾、李琪研究吴晗《海瑞罢官》的问题。让我也参加了。邓拓在会上说:“不知吴晗反应如何?”当即他给吴晗挂了电话:“你看了文章,怎么样?”吴晗说:要是学术问题,我可以跟他辩论;他扣政治帽子,这是陷害。我1959年写的文章,怎么知道1961年有单干风?邓拓也觉得吴晗讲的有道理。在这次会上,邓拓还说了一句这样的话:听说《海瑞罢官》同彭德怀问题有联系,不知是真是假,咱们也不摸底。

最后,会议决定《前线》和《北京日报》开展学术批判,给《北京日报》抽调一批人组成学术批判小组。《前线》分工主要批判吴晗的“道德继承论”,指定我为《前线》学术批判小组的负责人。

到了11月底,随着形势的发展,拒载姚文已不可能。11月28日,彭真、刘仁、郑天翔、万里、邓拓、周扬商讨北京各报刊转载姚文的问题,决定在11月29日见报;为避免震动太大,只《北京日报》一家转载;转载时,加了彭真审定的编者按语:“几年来,学术界、文艺界对《海瑞罢官》这出戏和吴晗同志写的其他文章是有不同意见。我们认为,有不同意见就该展开讨论。”11月30日,《人民日报》也刊载姚文,根据周恩来、彭真的意见,加上了按语,希望通过辩论,能够进一步开展各种意见之间的互相争论和互相批评。

北京报纸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后,北京市委仍力图将气势汹汹的批判控制在学术范围之内,抵制江青、张春桥等人把批判向“左”的方向推进。

1965年12月2日,邓拓、范瑾召集《北京日报》、《前线》学术批判小组人员开会,传达北京市委的基本态度。邓拓说:对这次争论,要有个基本态度。接着他解释了《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北京日报》3个按语的不同之处。邓拓说:《解放军报》按语鲜明,是因为军队内部不搞百家争鸣和学术讨论。但是现在吴晗的问题不是已有了结论,不是已肯定《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不是一批判《海瑞罢官》,吴晗也罢官。吴晗本来不是写戏的,别人请他写,但写着写着自己就陷进去了,就自比海瑞,就像郭老自比蔡文姬,孟超自比李慧娘一样。李慧娘确实是骂贾似道的。吴晗的问题看发展,将来发展到什么程度再说。

邓拓说,现在首先当学术问题来讨论。要培养一个良好的风气,先当学术问题来搞,即便是政治问题处理起来也比较稳当。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要分开,如果一下分不清,就先当学术问题来处理。要把不好的风气扭过来,形成毛主席讲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当然,姚文元提出政治问题也不能回避,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都有发言权,不是一批评就不得了,就有覆灭的危险,就不能工作了。批评是为了更好地工作,过火的批评也应纠正,不能一棍子打死。现在首先要缓和这个局面。应该有人写文章,肯定姚文元的文章哪些地方是对的,哪些地方过火;吴晗哪些地方是对的,哪些地方确实错了。这场学术界的大辩论不可避免,它牵扯到历史人物评价问题、道德观点评价问题等等。问题不是那么简单,问个为什么你那时候要写《海瑞罢官》就完了。不是一棍子打死吴晗,不要一边倒,倒向姚文元,或者倒向吴晗。要实事求是,辨明是非,就按《北京日报》的按语搞。对写文章的要求,总的是言之有物,有针对性,有资料,有观点。

邓拓还谈到文章的具体分工问题。邓拓提出研究《海瑞罢官》,大家可以研究剧本本身的问题,材料观点都要站得住,姚文元的引文就有毛病。吴晗讲他1959年写《论海瑞》,是反右倾机会主义的,后来马连良请他写剧本,改了7稿,1961年8月8日定的稿,同年上演,演到1962年8月。他原来题目是写海瑞,第4稿才改为《海瑞罢官》,是大家提了意见才改的。为什么写罢官,因为周信芳有海瑞上书、海瑞背纤。为了不重复,才写的海瑞罢官。我们要从这里研究他的思想发展过程,他对海瑞很感兴趣,最突出的是什么?原先以退田为主,后来改为除霸为主,但为什么要改为海瑞撤职呢?当时剧本的中心是什么?为什么突出这件事?1961年定稿时为什么不考虑当时的形势呢?吴晗的历史观也有一点儿问题,是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要弄清楚,道德问题、历史和历史剧的问题都是题目。海瑞是中小地主的代表,问题是把他划到哪个阵营去。

12月初,彭真指示邓拓写一篇批判吴晗的文章。邓拓写作前让我把金世伟的文章找出来给他。邓拓这篇文章的题目是:《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就几个理论问题与吴晗同志商榷》,署名赵凯。文章前加了《前线》编者按语,指出:赵凯同志的这篇文章,从吴晗同志新编的历史剧《海瑞罢官》问题谈到他的道德继承论的若干基本观点,提出了原则性的不同意见,与吴晗同志商榷。赵凯同志把“道德继承论”和海瑞罢官联系来讨论,我们赞成这样做。希望读者根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热烈参加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其他有关问题的讨论,使我们的科学艺术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该按语的其他内容与金世伟文的按语基本相同。

邓拓把文章送交彭真,彭真认为太简单了,让他再改写。邓拓重新改写,最后经市委书记处传阅,彭真定稿,署名向阳生,12月12日在《前线》、《北京日报》以显著的地位同时发表。这篇文章以学术讨论的语气,对吴晗的道德继承论提出不同意见。发表时原文的编者按删去不用。邓拓曾跟我说过,《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过去都发表过错误的文章,也没有做自我批评,所以彭真在定稿时没有采用。

向阳生文章发表后第二天,根据北京市委的基本调子,《北京日报》刊出了我写的《对待〈海瑞罢官〉能操两可吗?》。12月25日,《前线》发表我署名为艾力耘的文章:《以革命的批判精神评价历史人物》。在“文化大革命”中,此文被说成是“继向阳生《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之后,抛出的又一篇为吴晗救命的大毒草”,“一个劲地把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往所渭‘纯学术’问题上拉”。同一天,《北京日报》还刊登了我署名为“险峰”的文章《百家争鸣是坚定的无产阶级政策》。当时《文汇报》曾就《北京晚报》“称兄道弟”一组文章,用一个整版的篇幅展开讨论,同时发表了署名劲松的批判文章。邓拓看过后对我说:“劲松这篇文章有来头,是张春桥写的。”“这种情况使北京很被动,我们也要赶快批评一下。”我的文章写完后,李琪称赞道:“真是南有劲松,北有险峰!”

在赶写向阳生文章的同时,邓拓还根据彭真的指示,写信给吴晗,让他迅速写一个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检查。信中说:“你的思想问题,恐怕主要的还是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问题没有弄清楚”,“你的文章无论是自我批评或者对姚文元文章的批评意见我们认为都应该充分发表,不要顾虑重重。”于是吴晗写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一文,就有关《海瑞罢官》中的若干学术问题进行说明和解释,辩解了《海》剧与“单干风”、“翻案风”无关,在某些问题上违心地承认了错误。吴晗的检查刊发在12月27日的《北京日报》上。与此同时吴晗还写了关于道德问题的自我批评,邓拓授意我写一篇评论文章,署名严问,指出吴晗仍在坚持道德、继承论。这与吴晗关于道德问题的自我批评一同发表在1966年《前线》第一期上。

但是这场有关《海瑞罢官》的讨论一开始并不是什么学术讨论,而是一场预先策划好的政治阴谋,搞吴晗只不过是个突破口罢了。

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邓拓感觉到这场斗争的复杂性。1965年12月19日,在《前线》组长会上,邓拓曾指出,海瑞问题的文章不止是一个人写过的,早在1959年《解放日报》就发表过蒋星煜的《南包公海瑞》,并且加了编者按说,海瑞的故事流传很广,这个人一不为名,二不为利,把海瑞吹捧了一番。姚文元文章发表后,《文汇报》在1965年12月重新登出了蒋文,但没有同时刊载《解放日报》的编者按。当时邓拓很不服气,要批判就都批判,现在发表蒋文,却又留了一手自己的按语,他怀疑这里可能有名堂。

会议之后,邓拓让我向吴晗查寻蒋星煜是上海的什么人,并让他的秘书写个读者来信寄《文汇报》,质问《解放日报》也发表过吹捧海瑞的文章,为什么不先检查自己就批评别人。但信最终没有发出。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和陈伯达等人谈话说:“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此言一出。《海瑞罢官》的主题从“退田”变为“罢官”,吴晗的问题,具有了反党的性质,政治批判的分量加重了。

1966年1月16日,许立群召集北京6个报刊编辑部会议,仍力图把学术讨论文章的局势控制一下。许立群说:“按规定有关的批判文章,要送到中宣部办公室。”这次6报刊编辑部会议我参加了。根据邓拓的授意,我发言说:我们没有计划卷入这个讨论,《前线》篇幅有限,当前工作很多要宣传,要面向工农兵,搞通俗化,我们已刊载了3篇文章,主要是还账,因为我们过去发表了两说道德。我们的文章引出了吴晗的自我批评,使大家有了批判的靶子。以后如果有对吴晗问题政治性结论文章,我们转载。

1966年2月3日,彭真主持召开“5人小组”扩大会议,就批判吴晗的情况和继续开展学术问题进行讨论,其目的仍是试图约束这场运动中的极“左”思潮和做法。会议拟定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二月提纲》把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及由此展开的关于道德继承、清官、让步政策、历史人物评价和历史研究的观点方法问题的讨论,划定为“学术批判”的性质;规定采取放的方针,反对自以为是。

《二月提纲》发向全国后,学术批判的空气上升,政治批判有所抑制。1966年2月18日、21日、24日,北京6个报刊编辑部会议传达贯彻执行。

在这一时期,有件事须交代一笔。这就是1966年2月初,关锋夜访邓拓。邓拓当时感到很奇怪:我和关锋根本没有来往,他找我干什么呀?第二天,邓拓告诉我:康生打电话给他,说关锋对向阳生的文章有意见,你们可以约个时间谈谈。

受康生的指使,关锋跑到邓拓办公室,对邓拓施加压力说:向阳生的文章没有谈及政治,实际上是为吴晗开脱。特别是你,同他一起写过文章,这样做不恰当。吴晗讲继承忠孝等不是抽象的,有其具体内容,讲孝是骂我们的。关锋接着提出,劳动人民的道德可以继承,却又非两面性等等一些意见。

邓拓对关锋的答复是:《北京日报》不是我管的,范瑾和书记处同志要我写向阳生这篇文章,我就写了。原来曾想在文章中做些检查。邓拓还对关锋特别声明:这件事彭真没有管。对于关锋的指责,邓拓说:我不是没有谈到政治问题,文章末尾还是谈了。

后来邓拓告诉我,关锋那天还对他说了不少吹捧的好话。在暴风雨来临的前夕,康生一伙的用意何在?

1966年2、3月间,毛泽东同意了彭真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纲》。但也批准了江青一伙搞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个《纪要》炮制出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把矛头对准了整个中国文化思想界。显然,当时真正代表毛泽东意图的,是《纪要》。1966年3月18日至30日,毛泽东在杭州同康生、江青等人的谈话中,揭了彭真和北京市委的盖子,定《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性质。4月中旬,彭真在政治局开始受到批判攻击,《二月提纲》遭到否决的命运,北京市委只好以不断检查的方式,来摆脱益发困难的处境。

1966年4月6日至4月11日,在刘仁、万里、郑天翔“三人领导小组”和李琪、宋硕、范瑾、张文松组成的“四人办公室”的主持下,《北京晚报》、《北京日报》、《前线》、北京出版社、高教局、教育局、文化局等单位,在市委交际处对邓拓进行一定范围的批判。这次批判,主要是对邓拓提出问题,但结论是“邓拓是拥护三面红旗的,在顶单干风、自由市场等方面同书记处是一致的。”“邓拓除《三家村札记》外,其他文章都是正确的”。

这样的举动显然过不了关。北京市委的党报党刊迫不得已地自己出来组织批判。1966年4月16日,《北京日报》以3个版的篇幅,在《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标题下,发表了一批材料,并刊发了《前线》、《北京日报》的编者按。但是时隔不久,《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在5月8日发表了高炬、何明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擦亮眼睛、辨别真假》,《北日报》的4·16按语被认为是对“三家村”的“假批判、真包庇”受到了批评。紧接着《五·一六通知》发表,揪出了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北京市委被改组。从“三家村”身上点引的“文化大革命”的厉火开始蔓延全国。

1966年8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5·16”通知,向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全面开火,批判“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反党集团”。“四人帮”的文痞们又发表了诬陷邓拓为叛徒的文章,5月18日,邓拓又以死抗争,结束了他年仅54岁的生命,正如他:“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表现了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宁折不弯的铁骨铮铮。之后,北京市委被改组,吴晗、廖沫沙继续被批斗、关押,吴晗在狱中被迫害致死,家破人亡。

(责任编辑徐庆全)

2010年第12期　告别李普老友　李 锐

编者按:

2010年11月8日,本刊编委李普因病去世,特发此文悼念。

小我一岁的李普老友去世了!10月23日我和老伴到医院去看望前,才从女儿处得知,去年他就患了癌症,却没有住院治疗,真是伤感得很。我们七十多年的交情,尤其晚年的心心相印,在2006年为他的《自选集》写的序言“老来随心所欲之”中(此文在《炎黄春秋》2006年第4期发表)有一些叙述。《自选集》尚未能出版,此序可作为沉痛悼念之文,望他在天安息。

今年5月,由香港出版的《李普自述——我是“特嫌”》中的“老朋友”文,记述了他同黎澍和我三人的交往:“我们三家来往密切,常常一起谈天,上下古今,放言无忌。我们都是湖南人,喜欢吃辣味。”他九十岁时,我又写了一首祝寿辞:“八十曾经献寿辞,担忧德赛不逢时。吾兄奋斗无穷已,九十随心所欲之。”我们之间晚年倾心吐肺的热乎,他关心我重于我关心他。2005年出版的《大哉李锐》一书(八十多位友人写的文章和诗联),就是由他参加组织并主编的。他写了序言,还写了两篇文章:“谈李锐——楚狂本色总依然”,“以看书闲情——品《庐山会议实录》。”

此外,关于我同前妻离异的前后情况,他还写过一篇二万多字的大文章:“两个相反的典型——谈李锐并范元甄”,这同他们夫妇两人都早就认识范有关。此文2001年在湖南《书屋》月刊发表,后收入《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书中(此书由李南央等编著)。文中开篇即说:“我认为这是思想改造的两个截然相反的典型,两个人各处一极。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从延安开始的。可以说,范元甄在延安经过整风运动就改造好了,而且改造得出奇地好,出奇地彻底,因此,思想言行‘左’得出奇,越来越‘左’得不可思议。李锐恰恰相反,几十年间无论用什么办法都没能改造他,批斗也罢,撤职也罢,开除党籍也罢,流放也罢,坐牢也罢,李锐还是李锐。他一生中越来越自觉地反‘左’,老来反‘左’更坚决、更积极。李锐回顾,说延安整风运动奠定了他一生反‘左’的基础。范元甄总说李锐太‘右’,两人对比,不能说这话没有道理。不过,我觉得这两顶帽子对他们两人都不适合。范元甄在延安的丑闻和以后的恶行,能说是‘左’吗?‘大跃进’时期李锐向毛泽东说真实情况、讲真话,能说是‘右’吗?所以,我想从思想改造这方面来说,范元甄是思想改造完全成功的典型;李锐恰恰相反,是思想改造彻底失败的典型。”

然后,此文就从议论延安的整风、抢救运动大搞思想改造起,写我个人在几十年政治运动的历史关键时刻,种种抗拒性的表现和作为。因此,我觉得这篇大文章不仅是写一对夫妻从延安开始直到现在的个人情况,更是对这个国家可怕的几十年政治生活的回顾。于是我不揣冒昧,作了上述的介绍,说明老友李普是一个何等有胆有识值得学习的学者型好人。我也感到自慰的是,他发表这篇文章后的十年间,直到现在执笔,我没有辜负老友的厚望。我这几年来写的文章,去年结集在香港出版,书名《何时宪大开张》,这本书李普曾经过目。他在大文章的结尾曾这样抬举我:“李锐呢,他是个顶天立地的人,是个大写的人。1984年离休以来,凭着满腔浩然之气,他放胆写文章、作诗词、呼唤民主、呼唤科学、呼唤法治、呼唤市场经济,比他当官的时候影响更大。”我想把这段话一字不动,送给他本人。在《老来随心所欲之》文中,我写过这样的话:“李普近年常说,‘我逐渐信奉自由主义,积极维护人权。’‘崇奉民主自由,反对暴力。’”他的晚年真正达到了人生的最高境界。

前几天,钟叔河从长沙给我打电话说:“李普老去世了,我们非常痛心。我做了一副挽联告诉他的家人:‘记者平生真有格,书生意气自无伦’。”这也表明,李普虽然去世了,他仍然活在老中青三代友人的心中。

2010年第12期　经济学家林子力　吴 象

林子力是福建连江人,生于1925年,长得颀长健壮,繁忙中有种从容潇洒的风度。他常常深夜埋头写作,终于积劳成疾,几次病倒。不能起立,不能执笔,但仍然断断续续顽强地口述和修改他的《理论经济学导言》,直至不能说话,不能认人,不能思维。2005年8月,他停止呼吸时,年届80,正当学术思想比较成熟之际,撒手西去,至为可惜。

飞出密云浓雾的第一只报春燕

“文革”十年浩劫,“四人帮”挥动“批判唯生产力论”的大棒,“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导致经济倒退。1975年1月邓小平复出后,成立了国务院研究室,由胡绳、于光远、胡乔木、吴冷西、邓力群、熊复、李鑫七人为领导人,重点抓经济理论问题,想冲破极左舆论,把生产搞上去。

当时林子力被借调到国务院研究室工作。邓小平不久后下台,研究室陷入瘫痪。当此动荡不安之时,林子力向于光远提出,看来驳倒“批判唯生产力论”是个迫切的问题,所以想写本小册子。于光远十分赞同他的想法,介绍有林同他合作,他们一遍又一遍查阅马、恩、列、斯、毛的著作,搜集有关资料,悄悄动手批判“四人帮”的谬论。1976年10月6日,忽然传出大喜讯:“四人帮”被抓起来了,全国一片欢呼。不过局势还不很明朗,思想仍然比较混乱,报刊上“两个凡是”叫得很响。林子力、有林加紧书稿的写作。1977年3月,协助他们写作的戴成找到人民出版社一位副总编辑和党组书记,商议出版事宜。想不到对方竟要求作者写个保证书,保证出了问题作者自己负责,而且限印500本。广东人民出版社社长杨奇闻讯后气愤不平,豪爽地说:“他不敢出我出,印5万本!”并立即带一位编辑飞到北京。1977年6月,《评“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由广东人民出版社作为征求意见稿内部发行。这本小册子大受欢迎,很多地方翻印,确切的发行数量连杨奇也搞不清楚。当时的中央委员几乎人手一册,都仔细看了。胡耀邦、罗瑞卿等同志表示支持并提出了一些修改建议。1977年11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广播了这本书的全文。翌年2～3月份,应听众要求,又重播了一次。人民出版社得知邓小平说过“可以出版”之后,也改变了态度,主动和广东方面协商,议定由两家联合出版。又经过三个月修改补充,正式定名为《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于1978年3月出版,第一版就印刷了14万册。这一本书,有人称之为十年浩劫后思想上“拨乱反正”的第一只报春燕。

“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

我与子力相识在1979年夏天。他与冯兰瑞及陈进玉、左方到安徽调研考察,当时我刚刚调到安徽,任省委副秘书长,负责接待和协助他们工作。在合肥时,我们接触不少,他对安徽农村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动向饶有兴趣。当时他已敏锐感觉到农村改革可能走到其他各业的前头,农民积极性高,创造了许多“新名堂”。他想把自己调查研究的重点,由国营企业转向农村,从农村改革实践的调查、分析入手,然后及于其他领域。当时包产到户前途未卜,反对者横加指责,赞成者据理力争。我们都赞成包产到户,观点相同或相似,颇谈得来。

1980年2月的五中全会,决定成立新的中央书记处,胡耀邦出任总书记,中央决策层出现了一些新人。改革很快向各个领域延伸展开,并酝酿开放经济特区,显示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已经开始。

1980年5月,我调到北京,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室务委员。林子力是室务委员兼理论组组长,我们成了朝夕共处的同事,彼此的办公室是紧隔壁,后来在毛家湾的宿舍又是门对门。我们不止一次结伴下去作调查研究,共同主持一些研讨会,共同出席过北京和外省的研讨活动。我分工负责处理农村方面的材料,他是专门搞理论的,但因为阐述重点的转移,便成了鼓吹农村改革的战友。

农村改革前期,中共中央,国务院连续发布五个《一号文件》,推动农村改革一步一步向前发展,这在20世纪80年代是很著名的一件大事。1982年第一个一号文件,把过去视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开始归属于各种形式的集体农业责任制之列,上了姓“社”的户口。农民欢呼声之高,几乎不亚于粉碎“四人帮”。1983年初第二个一号文件,又有了一个重大突破,把包干到户(即大包干)定名为“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联产承包制”,说它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

这句话写进文件,经历了一个过程。负责起草一号文件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在杜润生的领导下有种好的风气,重视实践经验的概括,重视不同意见的讨论.有人在文件草稿中采纳了这个观点,得到多数人的赞同,认为这个观点可以在更高的层次上彻底解决纠缠包产到户姓“资”姓“社”的问题。然而,困难在于文件没有篇幅详细阐述理由,直接采用这个观点,恐怕中央审查时难以通过。中央书记处审定第二个一号文件时,我作为工作人员。也列席参加了这次会议。不想文件竟顺利通过了。虽然对文件若干处提出了一些具体修改,但对我们最担心的这一句话,却没有任何人表示质疑。我估计有几位对包产到户曾持保留态度的老同志可能要说话,可是会场气氛轻松、活跃,没有人挑起什么争论。倒是会上薄一波颇为感慨地说了一大段话。大意是:对包产到户与合作化的关系,我是反复深思过的,也不是没有过疑虑,最初是作为解决当前迫切问题的权宜之计来接受的。但是实践的发展使我越来越感觉到,对包产到户的威力老是估计不足,这才意识到自己无形中也受到老框框的束缚。说到这里,薄老稍稍停顿了一下,一字一句地说:“我想在这里,在这个场合说一句话,请不要记录,也不宜对外公开宣布,就是我个人认为,‘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联产承包制’不仅是我国农民实践中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实际上还解决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长期以来没有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这句话大概没有写入记录,可是在场的人一定都会有印象,因为当时会场静悄悄的,薄老说得很有感情,听者无不动容。

这个观点、这个论断,至少有一半是出自林子力之手。他之所以能首先提出,并不是偶然的。他青少年时期在厦门集美学校求学和任教时就开始接触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50年代初,到中宣部主办的《学习杂志》工作,又系统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认真啃过《资本论》,对西方经济学也有涉猎。后转到经济政策部门,接触计划,物价等具体实践问题。他善于独立思考,遇到问题就钻进去深入研究,因此对苏联模式及其经济学产生了一些看法。当时“苏联老大哥”是不能碰的,但他还是间接从方法论的角度写了一些批评性的探讨。1975年“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他向于光远提出要对批“唯生产力论”作反批判,也绝不是一时冲口而出,而是酝酿已久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这一提法,更是他多次调查考察、分析研究的结果。

“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联产承包制”,是林子力在一次调查考察中提出的。调查组有林子力、我及戴成、朱述先、左方五人。从1982年4月开始,先后到贵州、云南、湖北、安徽一些地区调查,历时两个多月。当时农村改革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大潮,都叫包产到户,其实门类繁多,名称不一。我们在考察中不断比较、研究、筛选,感到还是凤阳县小岗村的“包干到户”或叫“大包干”好。因为责任最明确,利益最直接。方法最简单,最受农民欢迎。大家的共识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是关键,“大包干”是包得最彻底的形式,不妨作为典型形式,取一个规范的名称。在此之前,林子力已提出过“财产权利可分解为所有权和占有、支配、使用或称经营权这两个独立主体”的理论观点。在考察过程中这个思路有所发展,他提出了“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联产承包制”的概念。我们非常赞同,一路做过多次讨论,回京后由子力撰写了3万多字的调查报告上报。在书记处研究室室务会议上讨论这个报告时,邓力群曾以石家庄一个村(他下放劳动时长期住过)的情况为例,对报告使用的普遍性提出质疑。但经过认真讨论,还是批准报告作为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情况通报》印发,以文件形式发到县团级。但最后邓力群建议我和子力到石家庄那个村去看看。子力去没去我不知道,我没有去,因为我已看过河南新乡的刘庄、江苏江阴的华西村(后来还看过河南临颍的南街)。我的看法是只要当地群众同意,刘庄、华西村等生产、分配形式应该允许存在和发展,不过这种形式不宜普遍推广,真正能挽救中国广大农村走出饥饿、贫困的是大包干,即“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联产承包制”。

报告在《情况通报》刊出后,胡耀邦总书记看后表示同意,还对包括分配方法的“标准产量”的提法产生了兴趣。万里在报告上写了许多眉批,在分析“工分制”的一页上批语说:“工分是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这个报告解决了。”“统分结合、双层经营”被写入中央1984年一号文件,影响巨大,以后多次在文件中被采用,成为一个公认的概念。

雇工问题与深层基础经济理论

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联产承包制度,使整个农村活了。商品经济蓬勃发展,兼业户、专业户、小商店、小作坊、家庭工厂、私营企业大量涌现,随之出现了请帮工、带徒弟的现象。于是对包产到户的争论刚有缓解,又产生了一个新的更严重的争论,即雇工剥削问题。在社会主义新中国,这是社会心理所不能允许的,一时间沸沸扬扬。报刊上有文章说,这场争论是因为经济学家林子力从《资本论》中找到马克思的话,通过某种公式计算剩余价值,请三个帮手、带四个徒弟可以不视为剥削。即雇佣七人以下不算剥削,不算资本家,不是资本主义;雇佣八人以上就产生了剩余价值,就存在剥削,要算作资本家,算资本主义。中央据此采取“看一看”的方针,三年后再说。这件事情倒是真的。林子力确实在《资本论》的注释中找到一个人的资料,但他绝不是从本本上找到几句话或某个数字就提出政策主张的人。认为中央据此就确定“看一看”的方针,未免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最近我看到1983年12月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理论组一份调查报告。1983年6～9月,林子力和理论组的同志曾到江苏、上海、广东、山西三省一市作过专题调查,走访了约60个涉及雇工问题的单位,研究了九个省、市部分地区的调查报告。报告首先强调,当时的雇工现象具有多样性,复杂性、不确定性和可塑性,如果孤立地考察雇工现象,就无法做出科学的判断。因此,这份报告对复杂的雇工现象区分各种不同的类型,分别做出了具体的分析。报告提出并不是所有的雇工现象都能构成比较严格意义的雇佣劳动。“除传统的变工、换工、零工外,请帮工、带徒弟有学技术的成分,剩余价值量小。可以不视为雇佣劳动。同时,雇佣劳动不等于雇佣劳动制度,为发展生产所必需,利大于弊,不妨允许,至少暂不取缔,以便为改革摸索经验。”

我之所以要作这样的摘引,是想展示子力这位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时俱进的深入思考。他没有因为“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写进一号文件得到公认而沾沾自喜,更没有对雇工问题就事论事,浅尝辄止。找到《资本论》注释中对现实发展有利的几句话,在林子力对雇工问题的研究中所占的分量,实在小而又小,可是20多年之后,这件小而又小的事被记录下来,而他对雇工问题的考察研究几乎不为人所知,更不用说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探索与理论贡献。如果有人这样对待历史,似乎有欠公允。

从雇工问题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早在1979年,经过长期潜心研究,林子力对计划经济体制已经有一些批判性的观点,他认为适合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经济形式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并以此为题写了一篇长达四万字的文章。

当时社会上普遍认为,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是对立的,属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个概念根本不能成立。不突破传统理论障碍,改革就会难以深入下去。林子力把自己的主要精力倾注于此,努力突破传统概念。

1982年国务院农研中心(和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系一个单位,两块牌子,主任都是杜润生)成立后,任命我为副主任。此后我大部分时间在中心工作,但书记处研究室的职务仍兼着,和子力常有工作来往,对雇工问题也常交换意见。

雇工现象1981年开始出现,1982、1983年有新发展,1984年以后发展速度加快。有些同志认为这是农村商品生产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另有些同志深表不安,认为不能老说“看一看”,敞开口发展下去会出大问题。因为1985年冬农村基层党组织要进行整党,对党员雇工需有具体说法。为此,1985年7月上中旬,农研中心奉命在河北承德召开一次座谈讨论会,参加的有辽宁、河北、天津、陕西、湖北、浙江、山东、广东八省市农村政策研究室及中央有关单位同志。我邀请子力同志一起前往,共同主持。经过讨论,很多人认为,允许请帮工、带徒弟的政策,实践证明效果好,反对的声音逐渐减弱消失,而雇工大户的问题显得突出,特别是雇工与雇主收入过分悬殊。一般达到十倍以上,有的更高。会上对此看法分歧很大。子力作了几次发言,指出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刚刚开始,商品经济的机制和宏观调控的手段极不健全,价格体系不合理,空子极多,一些问题要逐渐从全面改革去解决。他的讲话理论性强又深入浅出,有利于与会者提高思想、促进共识。

那个时代,温州家庭工业突出,雇工经营最多,成为众矢之的,多次被诬为“资本主义复辟基地”。子力和我曾多次到温州调查考察,为温州辩诬,写文章赞扬“温州模式”。1985年9月,童大林在厦门主持召开了一个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讨论会,子力发言的题目是“市场的形成是今后经济改革的关键”,也就是要着力于深层的改革。他强调要改革物价制度,以形成产品市场:改革就业、报酬和社会保障制度,以形成劳动力市场;改革产权制度,以形成资金、地产等产权市场。没有这三大改革,没有完整市场体系的形成和政府职能的转变,很难建立充满活力的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坚持探索,锲而不舍

1979年,林子力写出《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形态和经济规律》一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黎澍见到后极为赞赏,认为是振聋发聩之作,决定将这四万字的大作刊登到《中国社会科学》当年10月创刊号首卷。大样已经印出,正式发表时却出现了曲折,当时林子力把这篇稿子的清样送给胡乔木审阅。胡看后没有吭声,子力知道是哪几处的说法让他不大放心,因为他同胡乔木曾争议过雇工问题,胡直截了当地说,雇工就是剥削。而林子力却认为目前即使有点剥削也没有什么了不起,“风物长宜放眼量”。好处多,可以提高经营者的素质和竞争精神,对发展经济作用大。林子力于是便作了一些修改,再次找他讨论。胡提了一些枝节方面的意见,对整个文章的观点仍没有表态。可是《中国社会科学》正式出版时,林的文章却被抽掉了。主编黎澍无可奈何地向林道歉,林才知道是胡乔木的意见。后来胡乔木见到林子力,轻描淡写地对他说:“你的文章能够再考虑一下,考虑得更加成熟些再发表也不晚。”1980年,这篇文章的部分观点才发表在《光明日报》和《经济研究》杂志上。

1980年之后,林子力仍然是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理论组组长(室务委员)。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子力参加了这次文件的起草工作。这是全面性改革的第一个中央决议,文件确认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个概念;确认了商品经济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不可逾越,并确认了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开;确认了企业必须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确认了指导性计划的逐步扩大和指令性计划的逐步缩小。1985年有关文件还确认了建立和发展包括生产要素市场在内的完整市场体系,并在此肯定了宏观调节主要是间接的,即非指令、通过市场机制而实现的调节。这些观点都是林子力提出过的。

但是,林子力为此付出了代价。在商品经济概念尚未被认可的1982年春夏之交,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整党期间,出现过一份材料,按对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的观点,把经济学界一些人分为四类:一是主张坚持计划经济的;二是主张计划经济为主,允许商品经济小量存在的;三是主张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结合;四是主张实行商品经济。逐步取代计划经济的。这份材料是“白头文件”,就是既无头衔也无署名更无签名或印章的材料,只在少数人中流传。林子力不知从何处弄到一份,发现自己的名字被列为第四类。几天之后,召开室务会议扩大会,说是动员整风,主要领导人亲临讲话。在讨论过程中,林子力起来发言,就这份尚未公开的名单提出质疑,指名道姓对制造这份材料的另一位室务委员进行了揭露。林子力讲话时十分冷静,事实准确,逻辑严密,用语到位,不失从容潇洒的一贯风度。名单制造者坐不住了,急不可耐要插话辩驳,但没有得逞。林子力稍微提高了声音说:“请等我说完了再说,你会有更多的时间。”他最后有板有眼地说:“我很了解你的特点,就是一门心思向上爬,为名为利,不顾事实,不计手段,弄虚作假,不知廉耻。”被揭露者狼狈不堪,轮到他说话时却不知道说什么好,连指使炮制材料的人也不好说什么了。我觉得子力实事求是,无所畏惧的气概和风骨是值得敬重的,于是也做了简短的发言。尽管比较含蓄,书记处研究室的主要领导也很不高兴。若干年后.这个人在香港出了本书《十二个春秋》,写他改革开放中的经历,点名斥责的人达数十名之多,其中也没有忘记点林子力和我的名。

又几年,因中央的人事更替,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撤销,林子力便来了农研室(即农研中心),又和我到了一起。杜润生一贯器重子力,对他深表欢迎。据我记忆,农研室正式举行的学术报告会只有两次:第一次报告人是诺贝尔奖得主、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舒尔茨,另一次的报告人就是林子力。杜老都是亲自主持,同一会场,同样的规格和气氛。那一段时间子力的心情比较舒畅,工作热情高昂。及至1989年的政治风波之后,农研室撤销了。杜老及几个助手、部下,由中央组织部介绍到农业部安置,离职休闲了。中央书记处成立了新的研究室,原来的人马有的回去了,子力不愿再回去,转到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也到了要离退的年龄。不过他这个人,不管环境、条件有什么变化,心情有什么变化,对自己的理论探索却一直全神贯注。锲而不舍,与时俱进。

林子力一生著作甚丰,其中最重要的我认为应该是三卷本巨著《社会主义经济论》,他为此倾注了多年的心血。1983年他就讲过此书的初步设想和结构主体,大致分四个部分:一、导论;二、社会主义形态论;三、社会主义微观经济论;四、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论。第一卷1988年出版,第二卷、第三卷1994年才出版,共约100万字,堪称煌煌巨构。可惜这部巨著尚需进一步整理打磨。他后来在病中另外撰写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导论》,具有更深刻的方法论意义:(一)人类劳动的两重目的;(二)劳动的节约和按比例分配—效率和平衡;(三)生产力和当代生产力的特征;(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五)生产关系和财产关系。导言约10～20万字,只是子力未能完成就骑鹤西去了,惜哉!

我同子力最后一次合作共事,是1994年受项南委托筹办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相关刊物。项南屡遭挫折,却不失凌云之志。1980年代主政福建,更是建树不凡。亦曾因此受到攻击,飞短流长不断。他离休后在京担任了新成立的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提出新的扶贫方针,要立足于开发,立足于增加农民收入,引进市场机制,发扬民主作风,真正改变贫困地区的面貌。子力和我都是项南的挚友,称他为项公,多次对此深入交换过意见.1994年一天,他专门找我们两个商量,要我们为基金会办一个刊物,我们很赞成,商定取名《中国贫困地区》,出双月刊,由基金会操办,我们分任社长和总编辑。项公说,从组稿到出版,一切拜托两位全权负责。基金会只挂名,我们觉得有什么事情要商量,随时可以找他。

但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刊物只出了两期,办不下去了。有一天我正在美国探亲,忽然接到越洋电话,说项公决定停办刊物,征求我的意见。我相信不是万不得已,项公是不会这样做的。越洋电话不能讨论问题,当即表示同意。不久我回到北京,项公已病倒住院,子力也病倒住院了。

1997年11月10日项公因心脏病猝发突然逝世,享年79岁。这位与任仲夷齐名的改革开放大将与世长辞了,所有认识他的朋友和仰慕者陷入深深的悲痛。我同朋友同去项家悼念,但没有林子力,因为他正在医院病床上和病魔搏斗。

我到医院去探望过子力几次。开始还好,他努力隐藏着痛苦,甚至有说有笑,后来听说出院回家,又住了院,他仍不肯停止《社会主义经济学导言》的写作。第二次手术之后,被插上管子,不能行动,不能起床,不能握笔,几经挣扎,后来又不能说话,不能认人,最后变成了植物人。

林子力和项南都是福建人,项公平易近人,和蔼可亲,风趣可爱,宽厚可敬,任何人与之面对,常如沐春风;子力一介书生,耿直率真,自视甚高,自律亦严,自问无愧,偶露咄咄逼人态,终不失礼貌。他们可说是两种不同的典型,但有一点却极为相似,即勤于学习求知,善于独立思考,敢于突破创新,具有实事求是,无所畏惧的气概和风骨。这一点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和不尽的思念。

2010年第12期　韩国倡导“公正社会”　作者：詹小洪

迄今,韩国李明博总统任期刚刚过半。今年6月2日,韩国举行了可视作对李明博执政中期考试的地方选举,结果执政党大败。痛定思痛,李明博提出他总统的后半个任期的国政方向:要建立公正社会(有时也译作公平社会)以及亲民。

他在后来一系列讲话中,对公正社会的诠释是,“公正的社会是指国家在起点和过程中给每个人公平地提供机会,而由个人对其结果负责的社会。同时也是通过竞争给社会注入活力,给失败者提供其他机会的社会。”

韩国的主流媒体认为,韩国正在刮起一场“公正社会台风(或者称运动)”。根据近段时间韩国主流报纸的报道,概括起来,公正社会运动是要让全国各个阶层的国民都能分享到经济发展的好处,坚决谴责社会经济活动中一切不道德的行为:如偷逃税、逃避服兵役、房地产投机、非法转籍(为了各种目的多次更换户口所在地)、招工招生中走后门、强势阶层欺压弱势阶层、论文剽窃抄袭或者重复发表、炫耀财富等等。

韩国政府倡导公正社会运动与下列事件有关。

总理未过听证关。鉴于地方选举执政党大败,李明博决定对政府内阁、青瓦台(总统府)人事进行大幅调整,要撤换国务总理及9名部长,提名了新的候选人。但是自从2000年起,韩国实行了对任命部长以上的官员要进行国会议员听证的制度,即国会议员们要对候选人就纳税、兵役、房地产投机诸问题进行极其严苛的答辩听证。

8月8日,在国会举行了第一轮听证会。不幸得很,10名候选人只有三人侥幸过关。其余7位未通过者得在9月重新听证,其中包括年仅48岁的总理候选人金台镐先生。这7名未通过的听证对象中,房地产投机的有之;多次非法改换户籍的有之;逃避兵役的有之;逃税的有之;抄袭论文或者重复发表的有之;子女国籍问题的有之;不合法的金钱交易的有之……反对派议员因此指责,李明博政府患上了“道德缺失症”。

金台镐没有过关的原因是,在他任庆尚南道知事(相当于我国省长)时,曾要手下公务员到他家干家务活;夫贵妻荣,其妻用政府的公车办私事。本来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并不至于导致金台镐落马,但金先生在听证会上前言不搭后语,对这些指控时而承认时而否认,议员们认为他说谎,不诚实。

被提名为文化体育观光部长的候选人则因为他多次迁移户口而受到质疑,他自己解释多次搬家是为了便利孩子能上好的中学,但议员们认为他是为了躲避针对他从事房地产投机的调查。

被听证会搞得身心交瘁的金台镐先生和另外两位部长候选人(文化体育观光部长和知识经济部长候选人)干脆来了个急流勇退,8月29日宣布放弃提名的机会,不再参加第二轮听证会。金台镐表示,无信不立,自己得不到议员们的信任,即使任职总理也干不好工作。因此,不想成为李明博政府倡导的公正社会的障碍。

金台镐是近十年来韩国第三个正式任命之前就落马的总理提名人。此次金台镐等三人提前下台的风波表明了韩国社会对高层官员监督的标准提高了。国民不仅考虑他们是否违法,还对他们是否正直、公正乃至生活态度等“无形价值”也高标准严要求。

李明博正是在8月8日议员听证会后不久的纪念光复节(8月15日)讲话中,提出建立公正社会核心价值观,开展公正社会运动的。

随即,青瓦台为推动公正社会运动,针对“公职社会的不正之风和纪纲松懈”状况制定了强有力方案。9月12日,政府有关负责人说,青瓦台决定针对高层公务员适用“零宽容原则”,只要被揭发,哪怕是轻微的不正作风,都会按照原则予以惩罚或进行司法处理。

外交部的“特招门”。本来韩国政府部门录用公务员都要通过考试,一般是笔试。但是每年总有少量的公务员是不经过笔试特别招收的,即主要是通过对特招申请人的相关资料审查和面试来决定录用与否的。然而这种特招公务员方式往往为高官提供了特聘其子女的机会。

今年8月,韩国外交通商部要特招一名自由贸易协定(FTA)项目的官员(五级公务员),向社会征聘。条件是应聘者要有硕士以上学位、有在外交通商部工作经历,相当程度的英语托福成绩。并要由五位专家组成的评议委员会面试。结果,韩国现外交通商部部长柳明桓的女儿应聘并录取了。

想象得到,此事导致了韩国舆论大哗。公众强烈谴责这起特招自始至终就是对部长女儿“量身定制”的。首先,认为上述应聘条件就是围绕柳小姐设定的,而时间又是选定在她刚考完托福并取得成绩的日子;其次,五位专家有两位是外交通商部的公务员,他们给了柳小姐19份,满分为20分。而另外三位外面的专家给柳小姐的分数并不高。在三位应聘者成绩中,柳小姐仅为第二名,可她挤掉了第一名被录取了!

洗出萝卜带出了泥,据调查,1997年至2003年韩国外交官选拔考试的合格者中41%都是外交部前、现任高层官员的子女。韩国外交部自2003年11月至今年7月,特招的职员共有610名。公众强烈地质疑,在这些人员中,谁敢说没有高层官员打着“公开录用”的幌子给自己的子女开后门呢。

这种有悖于社会公正的录用事件在国有企业中也有发生。韩国媒体对国有企业通过特招方式录用员工的情况进行了一个问卷调查。结果近八成的受访者对公司优先照顾有背景的人持消极态度,原因包括:“降落伞”夺走别人的机会(36.1%);并未靠自己的能力被录取(23%);打击员工的士气(22.8%)。在韩国,靠关系求职的人被叫做“降落伞”。

对外交部“特招门”舆论大哗的结果是,9月2日,外交通商部宣布取消对柳小姐的录用。李明博也非常生气,批示要严查此事。9月3日,柳明桓部长引咎辞职。9月4日,李明博就批准了柳的辞职。柳明桓任期两年七个月,是李明博上台后任命的第一批阁员中任期最长的部长,这次也在公正运动中落马了。

李明博总统之所以如此迅速作出反应,是因为舆论环境的急速恶化。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是,在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部长的女儿却被特招录取,这引发了年轻群体的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很可能会引发严重的政治风波。

总统为中小企业出头。在近年世界金融危机中,韩国是战胜危机表现最好的经济体之一。在最困难的2009年,经济仍保持了正增长(0.2%),今年可望达到6%。韩国那些大企业(特别是前三十名的大企业)功不可没。

大企业财团是韩国经济的支柱。以韩国的企业旗舰三星集团为例,年销售收入占全国GDP的8%,出口额占全国出口的20%,三星的股票市值占韩国股市的25%。韩国大企业财团也就当仁不让地独享经济增长的好处,而与大企业合作的下游中小企业则很少分到经济繁荣的一杯羹。大企业对与之联营的中小企业,总是压低他们提供的零部件和原材料的级别和价格、不立即支付他们的货款、强取豪夺中小企业开发的技术专利、挖他们的技术管理人才等等。广大中小企业对大企业极为不满,但又敢怒不敢言。有媒体说,大企业财团对中小企业的欺压是韩国社会最大的不公正。

面对中小企业的抱怨,社会舆论的压力,李明博多次邀请三星集团总裁李健熙为首的大企业的财团会长,在青瓦台举行了数次“相生恳谈会”。委婉地批评大企业打压了中小企业的发展空间。认为在大企业和中小企业进行交流与合作的过程中,中小企业始终处于弱势地位,经常受到不公正待遇。要大企业财团与中小型企业之间密切合作,排除从中小企业榨取利润的方式,通过合作开辟更大市场,大中小企业共谋发展。

政府的劝导与施压有一定成效。三星集团发表了“有关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共生经营的七大实践方案”。主要内容是,三星电子公司将建立1万亿韩元规模的“中下游企业支援基金”,供中下游企业进行技术开发和设备投资,并在向中小企业支付货款时扩大直接支付现金的比例。LG集团和现代?起亚集团等其他大企业近日也纷纷出台了类似方案,浦项钢铁公司(POSCO)决定引进并积极实施与协作企业分享成本节约额的“惠益”制度。据韩国的《东亚日报》报道,今年30家大企业总共将向中小合作企业提供37836亿韩元的援助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萧徐)

2010年第12期　文革初的中宣部　郝怀明

中宣部对《海瑞罢官》的反映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署名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点燃了。

对姚文元文章这种无限上纲,置人于死地的批判,社会舆论一片哗然,仅《文汇报》就收到读者来信来稿3000多件,大多数都不赞成姚文的观点。我周围许多同志都不赞成姚文的观点,我也非常反感,觉得姚文太过分,太可怕,太不讲道理。后来知道,陆定一、周扬也不赞成姚文。陆定一说:“姚文元的文章如果没有最后一部分(按:即诬《海瑞罢官》反党反社会主义部分)就好了。”“吴晗问题一讨论,提出好多问题,清官问题,道德问题,历史人物问题,等等,搞不清楚。”“政治上给人家戴个帽子,人家不敢说话了,我们取得阿Q式的胜利,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周扬说:“姚文元的文章,社会上反映很大,很多人接受不了。这篇文章这样写好不好,还难说。吴晗主观上到底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还不一定。艺术家写东西不一定直接和当时的问题相联系,而是一种思潮。一定说《海瑞罢官》是一个什么具体事件,也不是,而是那几年,他们有一股气,不满意。”副部长许立群、科学处处长于光远、理论处处长陈道、宣传处处长王宗一、理论处副处长洪禹等也不约而同地表示,姚文把《海瑞罢官》与“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是“牵强附会”,是“生搬硬套”。12月7日,中宣部内部刊物《宣教动态》刊登了上海知识界对姚文的反映:“后两段火气太大”,“批判提得太高是政治上的罗织,陷人于罪”等等。从上到下,部内部外,绝大多数人的看法基本相同或相近,对姚文均持否定态度。

按照当时党中央的规定,批判吴晗这样全国知名的学者,又是北京市副市长,必须经中宣部批准,并向北京市委通报。可是毛泽东躲在幕后,不按常规出牌。由于对姚文社会普遍反映不好,因此在姚文发表后半个月内,除中共中央华东局控制的华东地区几个省外,全国各地包括北京在内,因不明底细,均未予以转载。

从强烈抵制到“和而不同”

当初,《海瑞罢官》上演后,江青曾向中宣部、文化部四位部长、副部长提出《海瑞罢官》有问题,是对“三自一包”的影射,要批判。但江青既没有说是奉毛泽东之命而来,也没有透露毛泽东有这个看法。这样,几位部长、副部长听了江青的策动,谁都没有把它当作一回事。从思想认识上来说,他们没有一个人认同江青对《海瑞罢官》那样的看法,何况对吴晗这样的人物,也绝不是江青这个司局级干部表示点不满,就可以兴师动众去批判的。江青在京又找了一位文艺评论家进行策动,也碰了个软钉子,无功而返。

江青是了解毛泽东的心思的。毛泽东把《海瑞罢官》中的“平冤狱”看成是为彭德怀抱不平,替彭德怀翻案,把海瑞逼迫徐阶“退田”看成是要人民公社退田,否定人民公社。一个彭德怀,一个人民公社,这是最足以触痛毛泽东的神经的两件大事,不论哪一件都不能“翻案”。他向江青授意,让江青到上海组织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文章,并全力支持文章的发表,这是他在历史关头做出的一个向所谓“修正主义”“夺权”的重大战略决策。

江青说,姚文的写作是在严格的“对外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要“对外保密”,是因为怕“他们”扼杀。这个“外”和“他们”是谁呢?彭真当然是一位,还有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陆定一等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的成员们,还包括中宣部、北京市委在内。“保密”保了七、八个月,张春桥往来于京沪之间,名为“搞戏”、“修改音乐”,实则“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据说经过九易其稿,现在终于出笼了。

此时的毛泽东仍然不肯露出他暗藏的玄机,下令各报转载姚文,他要试探试探各方尤其是上层如何反映。出乎意料,姚文发表后竟然遭到社会舆论和新闻媒体的强烈抵制,包括来自中央领导层的强烈抵制。

彭真明确表示不赞成把吴晗的问题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来批判。康生起草的《1965年9月到1966年5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中“1965年9月至10月间”一条下面写道:“毛主席早就觉察到吴晗的问题,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问题。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主席在中央常委会议上(有各大区同志参加),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问彭真同志,吴晗是不是可以批判?彭真同志回避问题的实质,只回答说,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大事记》还说,9月23日,彭真在文化部召集的文化厅局长会议上讲话中说:“在真理面前,是人人平等的,管你是党中央的主席也好。”彭真在看了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后说:“《海瑞罢官》这出戏我早看过了,毒害不是那么大。”他在家中召集周扬、许立群、吴冷西、邓拓开会,说:“吴晗过去是民主教授,解放后一直靠拢党,反右派时,反章罗联盟比较积极。”在这次会上,中宣部有关同志批评上海发表姚文“为什么不打招呼”,“党性到哪里去了”。因为中宣部曾有明确规定,在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的对象必须经中宣部批准。

毛泽东见各报不予转载,更加恼火。他在上海发话,说:“出个小册子,看他们怎么办。”同彭真、陆定一、北京市委、中宣部摆开了一副决战的架势。

24日,上海新华书店急电全国新华书店征求订购数字,北京新华书店仍因不明就里没有立即回复。直到29日,才复电同意。

11月26日,彭真明确表示:“吴晗的性质,不属于敌我。姚文元文章错误的地方也要批判。”态度鲜明,毫不妥协。

11月28日,在周恩来奉毛泽东之命出面协调之后,彭真在人民大会堂开会讨论北京报纸转载姚文问题,北京市委书记邓拓等、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许立群、姚溱参加会议。彭真问:“吴晗现在怎样?”邓拓回答说:“吴晗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彭真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彭真的这句名言,掷地有声,后来成了他“露骨地反对毛主席”的“滔天大罪”。会议决定北京各报分批转载姚文,“以避免震动太大”。

11月29日,《北京日报》、《解放军报》加按语转发姚文,30日,《人民日报》在学术栏里转发姚文,并加了经周恩来审改过的按语,强调指出作为学术问题展开讨论,“我们的方针是:既允许批评的自由,也允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对于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可以采取这个方法。《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的按语都是作为学术问题来对待的,认为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平等讨论,这显然同毛泽东的政治意图是相背的。毛泽东打电话给周恩来只说“一定要转载”,但没有“透底”,他们是按传统的做法,实事求是地处理这个问题的。只有《解放军报》的按语称《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那是罗瑞卿得知姚文的“来头”后,告诉军报让那么写的。

12月1日,彭真召集周扬、许立群、胡绳、姚溱、吴冷西等开会,说各报都转发了姚文,加了按语,我看还是《人民日报》的按语比较稳重,军报说《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太早了。现在各报都转载了,以后是讨论的事情了,讨论要真正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报纸要登两方面的意见,赞成吴晗的,赞成姚文元的,各种意见都登才好讨论,要采取“放”的方针,要组织一些有名人士写文章。彭真特别点名要周扬也写一篇。

周扬立即召集科学处处长于光远、副处长林涧青还有龚育之开会,决定批判《海瑞罢官》的各项工作由林涧青负责,议定任务有三:一是组织文章;二是审查文章;三是反映有关情况。关于组织批评吴晗的文章,当即议定组织三篇,一篇批《海瑞罢官》,主要由龚育之执笔,另外两篇,一篇批吴晗的历史观,一篇批吴晗的道德继承观,分别由《红旗》杂志社的戚本禹、关锋承担。

姚文的“来头”如今已经清楚了,知道是毛泽东的意见,中宣部和周扬理所当然要努力跟上,批判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问题在于,姚文那样简单粗暴,对吴晗罗织罪名,不论在知识界还是普通群众中都很反感,那么由中宣部和周扬组织写作的这篇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就要同姚文的那种批法有所不同。在周扬那里讨论的时候,起草组同志设想,主要是影射问题,说吴“反党反社会主义”,不要写得那么实,那么死,可以从一种社会思潮的角度来写,还是上到那个纲上,但要写得稍微活泛些。周扬同意这个设想。他还向起草组同志推荐了星宇的文章《论“清官”》,说这篇文章写得好,他送给陆定一看了,陆也觉得好,说比姚文元的文章水平还高,可以在《人民日报》上重新发表。关于影射问题,在起草组讨论会上,周扬语出惊人。龚育之回忆说:“他还讲了一个意见:要讲政治影射的话,最大的影射是罢官,那个时候罢了谁的官呢?这个影射,政治上就更严重了。不过,他说,姚文元的文章没有提这个问题,我们的文章,也不去提这个问题。”

周扬主持的这篇批《海瑞罢官》的文章题目是《〈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署名方求,刊于1965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

文章最后引了列宁很长一段话:“据说,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在历史上,凡是不懂得、不认识自己真正的实质,即不了解自己实际上(而不是凭自己的想象)倾向于哪些阶级的人们、集团和派别,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他们是真的不懂得,还是假装不懂得,这个问题也许会使写某人传记的作者感兴趣,但是对于政治家来说,这种问题毕竟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历史和政治如何揭露这些集团和派别,如何透过它们‘也是社会主义’或‘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揭露它们的资产阶级的实质。”(列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工人的方法》,《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第459页)当时看了方求的文章,尤其是引用的列宁的这段话,许多人心里感到比较服气。觉得吴晗就像列宁说的那样,他本来要到的房间,自以为“也是马克思主义”,“也是社会主义”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即“资产阶级实质”的房间。在当时那种情势下,要批吴晗,不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不行,只要不说他主观上就是有意识有计划阴谋反党反社会主义,人们在心理上似乎就可以满足了。至少在那时的我就是这样。

就在方求的文章发表之前,周扬约略听到毛泽东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的消息,他立即打电话告诉文章作者,要他们在文章中补上几句。即使自己不想讲影射,但最高领袖讲了,还是要紧跟啊。于是,在文章后面加了这样几句批判《海瑞罢官》的“要害”的话:“说它是假冒海瑞而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精神面貌的写照和颂歌,岂不是更像一些吗?”

然而,一切皆是枉然。“文革”中批判周扬和方求文章对《海瑞罢官》是“假批判、真包庇”,是同姚文元文章“唱对台戏”,是一个“大阴谋”。这当然都是莫须有的罪名。当中宣部的同志在得知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是毛泽东的意图之后,总的来看,无疑是努力紧跟、积极支持的,是真批判,而不是假批判;同姚文元是同唱一台戏,更不存在什么“大阴谋”。要说“大阴谋”的话,姚文的炮制和出笼那才是货真价实“大阴谋”。当然,方求的文章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同姚文元的文章相比较,确实有所不同,比较注意采取分析的态度,说理的方法,不是那样简单武断粗暴,可以看作在某种程度和某种意义上是对姚文元文章的匡正,是在当时情势下在这方面所能做出的一点有限的努力。这样,方求文章虽然也是在批判《海瑞罢官》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性质,但又同姚文元式的批判区别了开来。

1966年1月2日,彭真召集文教、报刊、北京市、和部队建设的负责人30多人参加会议,传达了头年12月21日,毛泽东指出的《海瑞罢官》要害是罢官。他说:“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我们也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在毛泽东那里,吴晗的问题一开始就不是作为学术艺术问题而是作为政治问题提出来的,现在说得就更加直截了当了。

会上,彭真讲话强调“放”。他说《解放军报》的按语中指出《海瑞罢官》是大毒草“妨碍了放”。政治问题两个月以后再说,先搞学术。陆定一在会上也对上海发表姚文元文章没有同中宣部打招呼提出批评。他也赞成先搞学术问题,政治问题以后搞。彭真、陆定一以至周恩来都是把《海瑞罢官》作为学术艺术问题来对待的,这是他们同毛泽东的一个重大的区别和分歧。

党内两种不同意见的较量在激烈地进行着,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力图遏制“文革”野火的《二月提纲》

1月17日,许立群召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红旗》、《前线》、《新建设》六个报刊编辑部负责同志座谈,听取关于讨论《海瑞罢官》的情况和问题。会后根据许立群在会上的归纳和总结,写成《北京六个报纸、杂志编辑部负责同志座谈关于〈海瑞罢官〉讨论的情况和问题》,于1月18日上报五人小组。

根据龚育之的回忆,这个简报提出了四个问题。一是关于“放”和击中“要害”的问题。大家提出,现在的批评文章,特别是发表揭露吴晗政治性错误的文章如何掌握为好?有些同志提出,今后一段时间内,从政治上批评“要害”问题的文章,提到什么程度?发多少?怎么发?什么时候发?二是关于讨论步骤和战线扩大问题。三是面向群众的问题。四是关于发表文章的数量与质量问题。都是一些当时觉得比较难以掌握,亟需向上请示的问题。

接着,许立群又陆续送上几个材料。一个是1月26日,许立群给彭真的一封信,汇报正月初二他同张春桥通电话的内容。再一个是1月28日,《汇报关锋等同志四篇稿件政治性的提法》。另一个是1月29日,《关于郭沫若同志的一封信的汇报》,郭在信中要求领导批准他辞去一切职务,反映了他的紧张情绪,并按照许立群的意见,整理了《很多人提出要批判郭沫若、范文澜等同志》,作为附件一同送上。还有一个就是1月31日送上的3个材料:《关锋同志在1962年写的几篇杂文,邓拓同志在1962年写的一篇杂文》,《关于〈海瑞上疏〉和〈海瑞背纤〉的材料》,《报刊发表参加演出〈海瑞罢官〉的演员的检讨文章》。以上材料,总共7个。

1月31日,当汇总为7个材料上送彭真时,许立群还亲笔给彭真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肯定了《海瑞罢官》批判展开以来收到的效果,主体是讲在这一批判的进行中提出的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

第一,对吴晗同志的批判,提出这不只是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揭露吴晗思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在报刊文章中,政治性的错误,分寸如何掌握为好?自从彭真同志传达了主席的重要指示,即吴晗问题的要害在“罢官”以来,使大家的认识大大提高了一步。北京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已各发表了一二篇揭露这个“要害”问题的文章,有四篇重要文章,尚在继续修改。关锋、戚本禹写的三篇尚未发表的文章中,有的把庐山会议反对彭德怀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写得十分明显;有的把文章重点,集中地放在论证吴同彭德怀是一伙;有的不提名地引用蒋介石论道德的话同吴晗的话对比。上述这些内容,在报刊上公开,好不好?

第二,据收集到的反映,有许多人提出要把郭沫若、范文澜等同志拉出来公开批判。这些人,有吴晗和赞同吴晗同志观点的人;有的人是思想政治水平低或不明真相;恐怕也有一些人是别有用心的。现在,我们已经告诉各报刊,不登批评郭老、范老的文章,但是,学术界和其他方面的人,对此议论颇多。据有些同志反映,现在写文章批判吴晗错误的同志,有的(如关锋、邓拓同志)在1962年也在报刊上发表过用影射方法骂中央的杂文,文章的“质量”颇高(《宣教动态》1962年88期曾摘登了两篇)。这些问题,如果说只批评别人,不在适当时机,采取适当方式,在党内清理一下自己当时的错误思想,一旦被人指出,就很被动。此事如何处理为好,请指示。

附此,还有两个问题。一是《海瑞上疏》(上海京剧院集体创作,1959年)和《海瑞背纤》(沈阳京剧院,1959年)问题也是很严重的,现在还很少有文章批评。二是京剧演员演过海瑞戏,是否可以不在报刊上公开检讨了?因为这方面的人很多,而且也很难要求他们负太多的责任。

第三,报刊上发表的讨论文章,已有一定数量,今后的正面文章,似乎应当注意讲求质量。对于质量差的正面文章,编辑部要帮助修改好再登。能做到文章又多又好,自然最合理想。如果做不到,是否可以按“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的精神办事?

许立群的这封信,可以说是对7个材料的一个总的说明,也是他对有关问题深入思考之后提出的意见。无疑,这对上级领导掌握情况研究对策有重要参考价值。

2月1日,彭真把许立群的信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陆定一、康生、吴冷西阅(附材料7件,每人一份)。彭真还写了一个注:拟于后日召开五人小组会讨论后向中央提出意见。

2月3日,彭真召集五人小组扩大会,陆定一、康生、吴冷西出席,周扬因患肺癌住院手术缺席。许立群、胡绳、姚溱列席。彭真让许立群将其信的内容及七个材料的情况在会上作了汇报。彭真在会上说,现已查明吴晗同彭德怀没有关系,不要提庐山会议,不要讲《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应限制在学术批判的范围。他主张在学术批判中采取“放”的方针,像郭沫若这样的人都很紧张了,学术批判要慎重,不要过头。他还说,左派也要整风,不要当“学阀”。康生在会上讲要批吴晗的“要害”,对其他问题没有表示意见。

陆定一对当时那种极“左”的批判早有意见,他在会上提出要接受斯大林时代的教训,学术批判不能过火,一过火,就会有反复。

会后,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许立群和姚溱起草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后来通称的《二月提纲》)。

2月5日,刘少奇主持中央常委开会讨论《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彭真仍让许立群口头汇报。常委会通过后,彭真又作了修改,并于7日用电话逐字逐句发给了正在武汉的毛泽东的秘书,呈报毛泽东。

2月8日,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及许立群、胡绳飞赴武汉向毛泽东汇报。只要毛泽东最后点头认可,这件大事就确定下来了,问题就解决了。

彭真仍让许立群作口头汇报。

毛泽东没有明确表示赞同《汇报提纲》,但也没有表示任何反对意见。毛泽东问彭真,他是否认为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又说,如没有证据表明吴与彭德怀有组织上的联系的话,吴还可以继续担任副市长。对这次汇报中毛泽东的态度,及许立群听了之后的反映,当年作为中宣部工作人员随同前往的龚育之在回忆中有这样一段生动的描述:

“下午三四点钟的光景,许立群他们也回到招待所来了。许到我的房间,高兴地说:现在好了!问题都解决了!

“这时,他才告诉我五人小组会后他和姚溱写了一个《汇报提纲》,并拿出一份印好的《汇报提纲》给我看,说,这个提纲,中央常委讨论通过了,现在毛主席也同意了,并且给我传达了汇报时得到的毛主席指示。

“他说,毛主席的精神,是宽。对两边都是宽。

“对于吴晗,毛主席还问彭真,吴晗能不能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呀?

“毛主席还说,吴晗不罢官了,还照当他的市长。这样,就不至于形成紧张局势,就可以放了吧。

“(这里需要说明一个背景:在传达了毛主席说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要害在罢官以后,还听到传说,说毛主席还讲了,吴晗当市长不行,也许下去当个县长好一些。意思就是吴晗要罢官。这是一月初关锋告诉林涧青的。)

“对于关锋,许立群说,毛主席也是宽,说,关锋的文章他看过,写篇把杂文讽刺一下也可以嘛。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

“许立群还告诉我,毛主席对《汇报提纲》只有两点意见。一个是关于两个月以后做政治结论,毛主席说,两个月以后也做不了结论。一个是关于不要批评郭老和范老,毛主席说,他们两个还要在学术界工作,表示一点主动,做一点自我批评好。

“许立群说,这好办,把提纲里面的这两句话删掉就是的。

“他随即拿起笔来,删去这两句,还做了一点文字处理。

“他说,学术批判的问题已经解决,大家注意力不在这里了。带来的材料不必发了(我带来了关于报刊发表批判文章的统计),也没有什么材料要整理了,在这里休息几天,再回北京。

“他要我给北京他的秘书打个电话,告诉姚溱一句话:《汇报提纲》顺利通过。他显出一副非常轻松、潇洒的样子。在中宣部机关里,很多同志都知道,许立群在工作中,格外认真、细致、爱紧张。这一段时间,我看他更是处在精神负担很重的高度紧张状态。现在,向毛主席汇报过了,处理那一系列犯难的问题,心中有底了。我看他一下子松弛开来,把精神负担卸脱了。”(龚育之著:《龚育之回忆“阎王殿”旧事》,江西人民出版社,第048-049页)

2月12日,许立群、胡绳遵照彭真的嘱咐为《二月提纲》代中央起草了一个批语,送常委审阅,经常委通过后作为中央文件下发。

2月18日,许立群、胡绳在京召集宣传部门及各报刊负责人的会议传达《二月提纲》。在随后的座谈会上,大家反映很好。

这个《汇报提纲》是一个处理意识形态争论的指导纲领。它指出“这场大辩论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场大斗争”,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道路斗争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承认吴晗犯有政治错误,但坚持认为学术上的争论应该用学术手段而不是政治手段来解决。《汇报提纲》的基本指导思想和重点是:强调学术争论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有破有立,(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要准许和欢迎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对于吴晗这样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待历史和犯有政治错误的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的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关批准”。《汇报提纲》还提出,“即使是坚定的左派(从长期表现来看),也难免因为旧思想没有彻底清理或者因为对新问题认识不清,在某个时候说过些错话,在某些问题上犯过大大小小的错误,要在适当的时机,用内部少数人学习整风的办法,清理一下,弄清是非……”。

很明显,《汇报提纲》的这些重要观点是针对当时已经和正在掀起的“左”的狂潮而提出的,力图将这场大批判加以限制,以避免发展成为严重的政治斗争,避免出现更大的社会动乱。

毛泽东早已认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要以批《海瑞罢官》为由头,以彭真、陆定一、北京市委、中宣部、文化部为突破口,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他怎么会认为吴晗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怎么会同意批《海瑞罢官》可以不联系庐山会议呢?但是,毛泽东故布迷魂阵,对《汇报提纲》暂不明确表示反对。他一连问了两次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叫人摸不清楚他到底是对此表示质疑,还是以反问的口气表示肯定的态度。他又说吴晗照当市长。这样一来,就给彭真、许立群等人造成了某种错觉,误以为毛泽东的意思是说不能讲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连他的职务也不必变动了。于是,他们如释重负了。

然而,他们错了,大错特错了。

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后曾在中南海游泳池向江青面授真经,他说:“我们这个党,是藏龙卧虎之处。要在这个党里站得住脚,要靠资历和权力,还要靠手段和艺术。我从来是把政治斗争艺术化了的。如果什么事情都让人摸透了,你就会输的。那还有屁的政治。”

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曾问许立群:“杨耳怎么不尖锐了?”许立群在50年代批判电影《武训传》时曾以“杨耳”的笔名写过一篇批判文章,一炮走红,受到毛泽东的赏识,特地邀请他到中南海亲切交谈,要他再写一篇。他果然又写了一篇批判长文。从此大受重用,由团中央调入中宣部,先任理论宣传处副处长,然后是处长,随后又升任副部长,并主持常务工作,可谓节节高升,一帆风顺。毛泽东的发问,显然是批评他失去了当年的“政治敏锐性”,没有领会他老人家批判吴晗的政治意图,对他执迷不悟地跟着彭真搞那个《汇报提纲》深为不满。可是,许立群竟没有反应。

就在彭真他们起草《汇报提纲》的同时,在毛泽东的策划下,江青开始了《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炮制。2月2至20日,江青奉毛泽东之命,并得到林彪的应允,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提出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准备向陆定一、周扬以至中央书记处、政治局大举进攻了。

3月17日至20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专门就学术批判问题讲了话,指出我们在解放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青的学术权威。不要怕年青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注:中央农村工作部门1962年被解散)。

几天之后,毛泽东的批评就更严厉了。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同康生以及江青、张春桥等人分别或一起谈三次话,批评《汇报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毛泽东说,1962年十中全会作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许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毛泽东指出,扣压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毛泽东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9月会议,我问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毛泽东要求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批评彭真、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毛泽东说中宣部是“阎王殿”,根据就是陆定一、许立群不该说《文汇报》发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应同中宣部“打招呼”,中宣部不应该按照《二月提纲》的精神,暂不发表关锋、戚本禹批《海瑞罢官》“要害”的文章。其实,中宣部不过是履行自己的职责,按党中央历来的有关方针政策办事。毛泽东下定决心要进行一场“文化大革命”,把他所认为的那些所谓“修正主义”的领导者一个个打翻在地,他要拿彭真、陆定一这两位大人物,还有已倒的罗瑞卿、杨尚昆来祭旗,为下一步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扫清道路。

中宣部厄运临头了。

(责任编辑萧徐)

2010年第12期　评“专制的对立面”之争　许良英 王来棣

一、事由

最近《炎黄春秋》出现了3篇关于专制的对立面问题的争论。首先是2009年第9期上邵建的文章《民主与专制的百年迷途》,认为“《新青年》所倡导的民主导向是有问题的,它把专制作为自己的对立面,却忽略了民主自身亦有走向专制的可能。”2010年2月号刊出胡湘反驳的文章《民主的对立面不是专制吗?》,指出邵建追随梁启超提出“所谓‘民主的专制国家’乃是一个不伦不类的概念,世上没有这样的国家,倒是‘伪民主的国家’或‘以民主之名行专制之实’的国家确实存在”。想不到3个月后第5期又冒出一篇反对此说的周拓的文章《专制的对立面是自由》,提出“‘人民统治’实际就是‘多数穷人的统治’,也就是‘多数人或多数穷人的专制’”。

读到上述文章,感到惊奇和纳闷。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回归“五四”的呼吁也已20多年,在比较开明并有广泛影响力的思想性刊物上,为何会出现如此怪诞的议论?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过去的民主思想启蒙的失败?要彻底澄清这个问题,必须对民主的历史进行概略地考查,特别要追溯历史的源头。

二、雅典民主制及其缺陷

“民主”一词来源于希腊文δημοκρατια(demokratia),意思是“人民的统治”。2500年前,雅典就实行了历时250多年的民主制。公元前431年,雅典城邦鼎盛时期的领导人伯里克利(Perikles)对民主的涵义作了精辟的论述:“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在我们私人生活中,我们是自由和宽容的,但是在公众事务中,我们遵守法律。”

雅典实行的是直接民主制。约30万人口的雅典城邦,凡20岁以上的男性自由民,都有权参加每月3～4次的公民大会,决定全城邦的各项重大事务。

雅典民主制的核心内容是“多数决定”(majority decision,过去常译为“少数服从多数”,是画蛇添足式的误译,造成很多混乱)原则,这已为现代民主理论所确认,并继承下来。可是,如果把多数决定原则无条件地应用于人类活动的一切领域,必然会产生与民主理想相反的严重后果。根据历史记载,雅典人在这个问题上犯过两方面错误。

首先,由于多数人可能出现并不完全正当的冲动,会造成对少数人的合法权利的恣意侵犯。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在他的《政治学》中就曾多次批评这种现象,指出那些哗众取宠的政客“热衷于取媚平民群众,往往借公众法庭没收私产以济公用。”他把这种情况称为“极端民主”。有人(如顾准)据此断言亚里士多德是反对民主制的。这是以偏概全。亚里士多德是从人类的普遍人性来肯定民主制的。他说:“人是理性的动物”。“人是政治动物”,“有合群的天性”。“民主制的精神是自由”;“民主制的标志是全体‘自由’和一律‘平等’”。“在很多事例上,群众比任何个人可能做出较好的裁断。……大泽水多则不腐,小池水少则易腐;多数群众也比少数人不易腐败。”“法治应当优于人治”,“谁说让一个人来统治,这就是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我们不能不为他的睿智和真知灼见所折服。而这些2300年前的至理名言,在今天中国的知识界多少还显得有些陌生。

其次,多数决定只适用于关系众人实际利益的政治领域,而不适用于个人思想和精神生活,以及科学探索和艺术追求领域。可惜雅典人不懂得这个道理,接二连三地制造违反民主政治宗旨的历史悲剧。就在雅典黄金时代的伯里克利领导时期,公民大会通过了一个教士提出的法律:凡是不信雅典人所信奉的宗教和不敬神的人,都立即治罪。根据这一法律,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被捕入狱,后被驱逐出境。其罪名是宣扬太阳是一块红热的岩石,月亮是土,亵渎了神。

随后又出现一件更加触目惊心的冤案:处死年已七旬的当时雅典最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Socrates),罪名是:他窥视天上地下的事物,把坏的说成是好的,并且以此蛊惑青年。审理这一案件的公众法庭出席审判官501人,以281∶220决定判处他死刑。苏格拉底在法庭上申辩,侃侃而谈他的人生哲学,表现出视死如归的凛然正气和崇高的理性,是一曲悲壮的千古绝唱。14年后,雅典人就为他平反昭雪,诬告者被判死刑。但这一历史悲剧始终成为雅典文明的一大污点。

三、对“多数暴政”的恐惧

“多数决定”的滥用,必然导致“多数暴政”(tyranny of the majority)。美国建国初期就出现过对“多数暴政”的恐惧,要求建立强力政体,反对民主制。其代表人物是开国元勋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他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有巨大影响的激进民主派,是《独立宣言》起草委员会的成员,可是10年后他转而信奉贵族政治。在1787～1790年间出版的两本著作中断言:“多数人永远而且毫无例外地篡夺少数人的权利”;在所有政体中,民主制最容易发生骚乱和混乱。他不相信人是生而平等的,认为由于出身、财产和所受教育的不平等,人类基本上是不平等的,因而主张官职应世袭,不应由选举产生。他还说过:“人类与其在民主制下过穷日子,还不如在君主制下过富裕日子。”这句话与比他早2100多年的希腊哲学家德谟克里特(Democritius)的名言正好相反。这位原子论的创导者说:“在民主制下受贫穷,也比在专制统治下享受所谓幸福好,正如自由比奴役好一样。”不过,亚当斯最后还是改变了态度。这是由于联邦宪法生效后他被选为副总统,1797年又继华盛顿后当选为第三届总统,就职演说中宣称他喜爱自由共和政府。

1835年,法国青年贵族政治家托克维尔(C.A.de Tocqueville)出版了他的成名之作《美国的民主》,用两章来谈论“多数暴政”。他对美国开始实行的普及选举权极为不满。他认为:“说在政治方面人民有权决定一切,这是一个邪恶的,极为可恶的教条。”并且认为,“可以给予人民代表的多数以完全的权力”,这是一种“奴隶的语言”。他批评美国“立法机构代表多数,并且盲目服从多数”;“行政权力是多数人任命的,是多数人手中的驯服工具”;“在美国,是穷人统治,富人总是害怕穷人滥用权力”。

事实上,亚当斯和托克维尔所说的“多数暴政”,在美国并未出现过。原因何在?后面会深入分析,现在先来考查它在近代欧洲的踪迹。

四、多数暴政和极权主义

在18世纪的欧洲,多数暴政确实存在过,并且缀以理论的装饰,肆虐全世界。这出现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这次革命是启蒙运动的产物,而启蒙运动是以传播英国哲学家洛克(J.Locke)的自由民主思想和物理学家牛顿(I.Newton)的科学成就为宗旨的。启蒙运动后期出现一个对公众有极大感染力的思想家卢梭(J.J. Rousseau)。他的思想和人格充满矛盾。他反对启蒙运动所尊崇的理性与科学,而主张以感情、道德、信仰来取代;他把社会上种种罪恶归咎于理性、科学和社会进步,而向往人类的原始状态。他虽然也强调人权,但认为众多个人通过社会契约结合成一个集体时,“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部转让给整个集体”。他把社会集体类比作生物有机体,认为它有自己的意志,即“公意”(general will)。并且认为“任何人拒不服从公意的,全体就要迫使他服从。也就是说人们要迫使他自由!”

卢梭这种以“公意”或集体“主权者”的名义可以随意剥夺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主张,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后果,这就是卢梭的狂热信徒、雅各宾派首领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的恐怖政策。在一年多时间内,有将近4000人被送上断头台,连革命家丹东(G. Dantom)和化学家拉瓦锡(A.L. Lavoisier)都不能幸免,最后罗伯斯庇尔自己也被送上断头台。

卢梭的公意理论到20世纪20年代转化成“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这个词是意大利法西斯党党魁墨索里尼(Mussolini)首先使用的,由“total”(全体、总体)演绎而成,意指无所不包,无孔不入的统治。它把专制(despotism,或autocracy)推到极点。传统的专制统治者主要是在政治上奴役臣民,其他领域却鞭长莫及,只能听之任之。极权统治者则要控制一切领域,不允许有任何的个人自由,甚至隐私。

1917年“十月革命”后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专政,1933年上台的德国“纳粹”(Nazi,“民族社会主义”的简称)党的统治,都属同一类型。

在历史上,通过多数决定的选举确也曾产生过反民主的专制和极权统治。例如,1848年法国路易·波拿巴(Louis Bonaparte,拿破仑三世)通过普选,以750万张选票(占72%)当选为总统。4年后又轻而易举地以80%的赞成票复辟称帝。1932年4月德国总统选举中,希特勒(A.Hitler)获1342万张选票(占37.4%),仅次于兴登堡(Hindenburg);1933年1月兴登堡提名希特勒为德国总理。希特勒就这样在众人喝彩声中施展其灭绝人性的暴政。波拿巴和希特勒用欺骗手段取得选票后,立即废止了民主制,剥夺了公民的政治自由权利,因此,根本不存在所谓“专制的民主”。所谓“专制民主”,像“活死人”一样,是一个逻辑上自相矛盾的概念,现实中不可能存在。

五、关键在于人权;人权概念是现代民主理论的基础和前提

要防止多数暴政,唯一的保障在于尊重人权。而人权概念,直至17世纪才出现。

现在回到美国建国初期。当约翰·亚当斯感受多数暴政的恐惧的时候,美国多数的建国先驱都不以为然,在独立战争中有过卓越功勋的他的堂兄塞缪尔·亚当斯(Samuel Adams)就严厉地批评了他。《独立宣言》的作者杰斐逊(T. Jefferson)秉承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认为人是理性动物,也是政治动物;相信人民天生有是非感和正义感,坚信人民有自治的能力。美国的《独立宣言》和宪法的基本思想主要来源于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洛克1689～1690年出版的著作《政府论》。《政府论》开创了现代民主理论,确立了民主政治的原则:“人类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不能把任何人置于这种状态之外,不经本人同意,不能使他受制于别人的政治权力。”“任何人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当一个人同意和其他人建立一个由一个政府管辖的国家时,他使自己负有应服从多数决定的义务。”由于美国历届政府和多数人民信守《独立宣言》和宪法,认为个人的天赋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即使是多数决定,也不得对它侵犯。同时由于他们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和互相制衡制度,任何权力都受到制约,不可能形成绝对的至高无上的专制权力,不可能出现任何形式的暴政。因此,当年约翰·亚当斯和托克维尔感到恐惧的多数暴政,在美国从来没有存在过。

对照古代希腊民主制之所以会出现像处死苏格拉底那样惨痛的冤案,是由于希腊人对多数决定这一民主原则没有设立界限。虽然他们崇尚自由,认为民主制的精神是自由,但并不认为个人的思想和信仰有绝对自由权,而应服从多数决定。防止和杜绝多数暴政的唯一可能,是确认人人都具有不可侵犯和转让的天赋权利,即人权。

人权概念是17世纪才出现的,是14～16世纪文艺复兴运动的产物。文艺复兴起源于意大利,它颠覆历时千年的中世纪神权统治,唤起人的觉醒,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开创了人类现代文明。

历史上最早系统地论述权利概念的是荷兰共和国的政治家和法学家格劳秀斯(H. Grotuis),他在1625年出版的著作《战争与和平法》的第一章专门讨论何谓权利。拉丁文Jure(相当于英文Right)有三重意义:权利、法和公道(即正义、公理)。他就是从这三方面来讨论权利的。他根据自然法,也就是根据人性和理性推论出天赋权利概念,认为生命、人身自由和占有财产是人人都享有的、不可侵犯的天赋权利;并且“人人都天赋有进行抵抗以自卫免受侵害的权利。”

天赋权力概念为以后的启蒙思想家所继承和发展,他们把这种每个人生而具有的不可侵犯的权利称为人权,成为现代民主理论的基础和前提。因为民主政体的建立,就是为了保护全体人民的每个人的人权,任何侵犯人权的决定,包括公民大会的多数决定,都是非法的。多数暴政也从而在历史上绝迹,所谓“专制民主”只能是主观臆想的产物。

六、走出复古迷津,重新回归“五四”

这次争论开始于邵建反对陈独秀以民主救治中国,而肯定梁启超的各种主张。胡湘认为这是对“五四”的“过度反思”,反映当前知识界的一种“犬儒主义”。这一评价基本上是中肯的,只是“过度反思”实际上是全面否定。对这一问题,需要考查其历史背景。

1920年代初,中国出现一股复古思潮,梁启超是其代表人物。它源自清朝遗老辜鸿铭。终身拖着长辫的辜鸿铭于1915年用英文出版宣扬儒学救世论的著作《中国人的精神》(又名《春秋大义》)。他认为爆发世界大战的原因是:欧洲各国的“群氓崇拜”(指民众参政)和“商业主义”精神。要制止战争,只有学习孔子倡导的“春秋大义”。1916年该书就出了德文译本,法文和日文译本也相继出版,反响十分强烈。在其影响下,德国教师施本格勒(O. Spengler)于1918～1922年出版了两卷本《西方的没落》,在西方引起了轰动。1919年梁启超访问欧洲,目睹战后各国破败惨相,印证了施本格勒的“西方没落”论,于是改变了过去坚持学习西方的主张,转而号召以中国固有文化来救助西方。他的号召得到不少人响应,其中最卖力的是钱穆和张君劢。钱穆宣称中国自古以来有“民权”。张君劢更是创造出“西学中源论”,认为“天赋人权”学说源于孔孟之道。1949年以后他们去了台湾,倡导复兴儒学运动,世称“新儒学”,其信徒遍及美国几所名牌大学。1980年反馈大陆,出现了以王元化为代表的否定“五四”的复古思潮。

对“五四”民主思想启蒙的否定,除了来自新儒学的复古思潮,最致命的还是来自内部的自我否定,而这一历史事实至今仍未引起人们足够重视。1919年1月陈独秀以气吞山河之势高呼:只有民主与科学可以救治中国!一年后,他接受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1920年9月1日却改口说:“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底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这充分表明,“五四”的民主启蒙是被启蒙者自己亲手扼杀的!这是一个令后人痛惜的历史悲剧。经过剧烈的自我折腾后,20年后在离世前2年,陈独秀终于有了清醒的自我反思。这个反思是他留给后代的珍贵遗产。

七、尾声

最后,回到争论的主题:专制的对立面是什么?是民主,立宪,或自由?专制是一种政治体制,掌握统治权力的是一个人或一个少数人的集团(寡头)。民主是一种相反的政体,政权由全体公民掌握,即“主权在民”。“立宪”是指以宪法为根据建立政府,而宪法必须包含两个基本内容:(1)保障每个公民生而具有的各种权利;(2)约束政府的权力,严禁它从事任何超越宪法的活动。由此可见立宪不过是民主的一个方面的内容,不是与民主并列的。

至于自由,它不是一种政治制度,而是指国家和个人的一种精神追求。亚里士多德说:“民主的精神是自由。”斯宾诺莎(Spinoza)说:“政治的真正目的是自由。”抽象的理想目标只有具体化为政治体制民主后,才成为专制的对立物,而抽象的理想目标本身并不是直接可与专制体制相抗衡的实际力量。专制与自由属于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说自由是专制的对立面,是不合逻辑的。

从这次争论看来,当前我国知识界对民主的历史和理论普遍缺乏深入了解,一些常识性的概念往往被捕风捉影地误解。为了实现现代化和全球化,中国只有回到“五四”,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求助它们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要重新开启“五四”的民主启蒙,首先必须启我们自己的蒙,对自己过去所接受的各种思想进行彻底清理和反思,从人性的高度审视一切。我们深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心不可侮。

(责任编辑萧徐)

2010年第12期　关于“反对封建主义”　应克复

“封建主义”还是“皇权专制主义”?

毛泽东认为,中国的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更具体地写道:“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和经济之反映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则是封建的文化。”

然而,毛的“三千年封建说”或“周秦以来封建说”并不符合中国的历史情况。这一结论忽视了自秦以来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或统治方式同西周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西周实行的是封建制,它同西欧封建社会有着相类似的特点。周天子将国家领土分封给各诸侯,各诸侯在分封领土上“封土建国”,成为各国国君;各国君承认周天子为天下共主,在经济、政治、法律上享有自主权,其王权世袭。秦并吞六国、统一中国后,既然扫灭了诸侯,也就废除了近千年历史的封建制度,而改行郡县制度,即“废封建,立郡县”,天下三十六郡,由皇帝派出的大臣直接统治,建立了权力集中于皇帝的中央集权制,这是国家政权结构的重大改变,怎么还能同西周的封建国家(所谓“国中之国”)相提并论呢!

问题在于,自秦至清末如果不称其为封建社会,那么应称什么社会呢?按社会发展的五个阶段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别无选择,只能称其为封建社会。要正确界定秦以来两千余年中国史的“五阶段论”是横在我们面前的一道坎。为跨越这道坎,李慎之启用了一个新概念:“皇权主义”,或“皇权专制主义”。对此,笔者赞同之。那么,这长达两千余年的中国社会就可以称之为“皇权专制社会”。这一理论观点,跳出了“五阶段论”的狭隘框架,为我们认识中国古代史乃至近代史提供了新视野、新方法。需要说明的是:第一,在两千余年的皇权专制史中,皇权专制的情况(程度)是有差别的。如秦汉(汉设丞相,有所谓君权与相权之间的某种制约)之间就有差别,唐宋之间亦是。到明清取消管辖行政权力的丞相,皇权专制到达巅峰。虽存在这种差别,但从体制的总体特征看,这两千余年是皇权专制社会,是秦政制的延续,是没有错的。第二,中国的封建社会与皇权专制社会其经济基础都是以小农为特征的农业社会,这就意味着,农业社会的国家政权可以是封建式的,也可以是皇权专制式的。另外,专制式的国家政权既可以建立于农业社会,也可以建立于工业社会(如希特勒的极权统治)。

用“封建说”与“皇权专制说”来解释中国历史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在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上,封建说认为,“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毛泽东在另一处的表述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皇权专制说认为,皇权专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与皇权专制主义的矛盾。

在革命对象问题上,封建说认为,革命的对象是封建主义。由于秦政以降封建制度已不存在,总不能将已不再存在的东西当做革命对象,毛泽东于是把地主阶级当做革命的对象。他写道,中国革命的对象,“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本国的地主阶级。”皇权专制说则认为,中国革命的对象是皇权专制主义。自辛亥革命之后,旧式的皇权专制主义是被推翻了,但复辟势力不断登台,改头换面的皇权专制主义不断再现。“革命尚未成功”。因此,民主革命的对象依然是翻新的专制主义。

对中国史的误读与中国革命的指向

毛泽东将封建主义作为革命的对象,又把封建主义落实到地主阶级,或者说把地主阶级拈来当做封建主义的替身。于是,反封建就成了反地主阶级了。只要剥夺地主的土地与财产,消灭地主阶级(有不少地主从肉体上被加以消灭),民主革命就大功告成!事情就是这样做的。但这样的革命是否为中国创立了民主制度呢?没有,远远没有。为什么?因为民主革命的对象不是封建主义;封建主义也不等同于地主阶级;消灭地主阶级不等于民主制度的降临。中国民主革命的真正对象是专制主义。因此,以反对封建主义作为民主革命的理论指导实在是新民主主义的一大误区。

这个误区的理论根源除“社会形态五阶段论”外便是对“阶级国家论”的套用。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国家是一定阶级的国家。在奴隶社会,国家是奴隶主阶级的国家,在封建社会,国家是地主阶级的国家,在资本主义社会,国家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根据这个理论,毛泽东认为,秦以来的封建社会的国家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国家”,中国社会几千年“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是由于地主阶级对农民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农民多次举行起义,其矛头指向是“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一言以蔽之,统统归结于地主阶级。这些结论与中国历史的实际存在很大的出入。

首先,秦以来的国家不是地主阶级的国家,而是为某一皇族所控制的国家。秦国是秦皇族的国家,这一皇族覆灭后这个国家也就不存在了。汉、唐、宋、清等各朝的国家莫不如此。这两千余年专制主义时期的国家始终是以皇帝为首的家族统治集团的国家,即所谓“家天下”。皇帝的权力总是在其家族内部传承,即所谓“嫡长继承”,这是延续皇权的法则。地主阶级不是这类国家的统治阶级,它不是国家权力的占有者。它只是社会中一个有势力的贵族阶级。它和农民阶级都是这类国家的被统治阶级;当然,它们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悬殊,其中少地或无地的农民受着地主的剥削。地主阶级虽然不是统治阶级,但它是专制主义国家政权重要的社会基础,因此统治者的施政国策或多或少要向这一阶级的利益倾斜,但他们与国家权力的占有者(统治集团)不能画等号。冯天瑜在《“封建”考论》(2006年)一书中提出“宗法地主专制社会”一说,以取代“封建社会”的概念,这一提法仍未有跳出“阶级国家论”的思维模式。第二,中国古代社会停滞不前的原因,主要不是由于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剥削与压迫,而是专制皇权对社会(主体是农民)的掠夺(注意:掠夺与剥削有区别)与压迫。这一点在专制腐朽的皇朝那里尤为明显。第三,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大众(主体是农民)与专制皇朝的矛盾。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是第二位的,从属性的。第四,皇权专制主义统治下爆发的多次农民起义,不是“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而是反抗专制皇朝的腐朽统治。

对于自秦以来中国政治制度的重大变化,毛泽东并不否认。他说:“如果说,秦以前的一个时代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那么,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里又是一个悖论:是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就不再是封建国家了,是封建国家就不可能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这个蕴含内在逻辑悖论的理论观点一经流行,使“封建”概念内涵模糊,外延扩大,使封建主义顶替了专制主义,从此专制主义长期潜伏,即使在以后的多次革命风潮中仍得以安身,一次又一次地逃脱革命的批判。如“五四”运动中只提出“打倒孔家店”而未提出“打倒秦家店”(这同新民主主义没有关系)。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更是只提反对封建主义而不提反对专制主义。倒是孙中山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结束了满清皇朝的专制统治。而毛泽东称此次革命是“旧民主主义”的,这是否意味着“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不再反专制主义的了?直到“文革”之后,中共上层的某些领导才深感专制主义危害之烈,但仍借用封建主义以指摘专制主义。如叶剑英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上关于肃清封建主义的讲话,李维汉1980年向邓小平建议“要补上反封建主义这一课”。遗憾的是,专制主义仍没有验明正身,更没有伤筋动骨,源远流长的血脉延续至今。

什么是“毛泽东主义”?

毛泽东要求以他的思想武装全国人民的头脑,可是,他的头脑是用什么思想武装的呢?有一本书,叫《毛泽东读书笔记》(陈晋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1952年,毛泽东添置了一部乾隆武英殿本的线装本《二十四史》,共850册,2249卷,约4000万字。这部史书,毛泽东生前不知反复看过多少遍,许多册的封面和其他的一些地方都磨破了,许多页上还有毛泽东阅看时留下的种种痕迹。外出时还要将其带走。1964年5月一次讲话中,他说自己被书迷住了,要把《二十四史》读完,现在正在读南史、北史。直到1975年,毛泽东已病魔缠身,写字时手都有些颤抖了,可他还在认真地一次次地阅读这部史书。配合读《二十四史》,毛泽东还通读《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和各朝代的《纪事本末》等史书。毛泽东在读史书时,对于他认为有意义的人物传记,还经常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彭德怀等中央领导同志阅读。可是,人们却没有发现毛泽东阅读英、美、法、日等国近现代史的记录。甚至,“他对中国典籍的熟悉程度远超过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熟悉程度。”毛泽东说,1920年他成了马克思主义者。那时他仅读了三本书: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可见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是很贫乏的。战争年代毛泽东无暇去研读马列的书。在延安相对安定时期,曾读了些马列著作,但二手货多于原著,斯大林、列宁的又多于马、恩的。而斯大林又多属现代专制主义的东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倾注读中国史书,晚年表示“马克思可读的东西不多了”,实际是没有兴趣去读马克思的书了,还说马克思的书“读多了就会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修正主义。”(1964年2月)那么,醉心于读中国古籍史书会成为什么主义?毛泽东说:“在中国历史上,无论倡导黄老,还是尊孔孟,维持政权运作,都离不开申韩法家体制。”这是毛泽东从1952年到1976年历时二十四年用功读史读经的思想收获之精辟概括。黄老、孔孟的一套都是愚弄臣民的说教,御臣驭民、统治天下还得靠法家、兵家,靠“郡县制”、“秦政制”。所以他说:“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他在“反右”之后就声称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1973年又说“我也是秦始皇”。

当然,毛泽东更重要的一副面孔,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林彪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说:“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是对毛泽东别有用心的吹捧。但是,马列主义中有两条,一条是阶级斗争,一条是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是心领神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确实“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从这一意义上看,毛泽东确实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全力地贯彻于他治党治国的实践。

那么,到底什么思想武装了毛泽东的头脑?答曰:有皇权专制主义,有马克思主义,看来是二元的。其实两者是合二而一的。

“封建主义”与“专制主义”是否可以通用?

学界有一种倾向,认为不妨将“封建主义”替代“专制主义”概念。虽然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经半个多世纪,人们已习惯将封建主义当做落后、反动、同时也包含专制主义因素的东西来加以鞭笞的,已约定俗成、积非成是了,因而没有必要正本清源,重新启用专制主义来解读历史与清除现实中的影响。

这恐怕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封建这一概念在中外史上首先作为一种制度而出现的,在现实中早无踪迹,这同今天所泛指的“封建”已大相径庭。当然,有的概念随着历史的变迁是会发生变化的,乃至演变成为表达另一种新内容的概念了。但是,“封建”这一概念不同。毛泽东在提出“反封建”这一口号时,就没有对“封建”这一概念的内涵做出过明确的界定,他只是将地主阶级作为封建主义的替身。这一理论缺失以及对民主革命的贻误笔者已有分析。我们应当抓紧弥补这一重大过失。至于今天人们广泛使用“封建”一说,其内涵更为含混不清,大凡落后的、陈旧的、腐朽的、乃至反动的东西都将之以“封建”相称,戴上“封建”这顶帽子。如封建思想,封建迷信,封建道德,封建专制,封建家庭,封建地主,封建买办,等等。“封建”几乎成了一个口头语,泛化了,其结果,对中国社会危害最大最烈的专制主义却总是逃遁了人们的批判。主张使用“封建”说的一个理由是,它已约定俗成,广泛认同。请问:“约定”了什么?是怎么“约定”的?“封建”说的泛化与内涵的模糊,说明没有约定什么,只是随意所用而已。学术界也没有对“封建”、“封建主义”这一广泛使用的概念做出过推陈出新的界定。

当人们热炒封建主义时,专制主义在一边偷着乐。专制主义声明,我们俩是两个不同时代的产物,其内容、形式以及历史后果完全不同,两者是不可通融的。作为专制皇朝始祖的秦政制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专制主义首先是一种政治制度,是集权制或中央集权制。这是一个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地方的权力由中央授予,中央的权力由皇帝授予,帝王是各种权力的源泉。第二,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皇帝,他是这一制度的核心。皇帝总揽立法、行政、司法之大权,又操控群臣百姓生、杀、富、贵、贫、贱“六柄”之权。皇帝终身主政履职,其权力在家族内传承。第三,君师合一加政教合一为皇帝统治术的法宝。皇帝要享有至高、至贵、至尊、至重、至隆的地位,除独揽大权,还必须在精神与心灵上征服群臣百姓。皇帝集权力与信仰于一身,他是万众之神灵,是专供子民们呼喊“万岁”的偶像。这样的社会,百姓是可以任意驱使的工具。请问,中国人背负专制主义如此沉重的历史包袱可以借批封建主义加以清除吗?新民主主义革命反对封建主义反了三十几年,反出了什么结果呢?毛泽东说:“历代皆行秦政制”。谭嗣同也说:“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两人似乎表述了同一个意思,其实寓意相反。谭嗣同接着说了四个字:“皆大盗也”。而毛泽东的后续词是:“劝君莫骂秦始皇,焚书坑儒要商量”。

近代中国为什么总是吃亏倒霉?不能只怪别人,是自家的专制主义在作祟。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有一位启蒙思想家叫福泽谕吉,他在1875年所著的《文明论概略》中就明确地论述了中日文明的差异。可中国人在此书出版130多年(即2005年)后还在不停地暗示中日文明同源同种。福泽认为中国人在传统上“自秦始皇杜绝了争论的根源以后”,从此实行了专制政治,历朝历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并未改变,仍然是以至尊的地位、最高的权力集中于一身而支配着社会。在日本并非把自尊和自强两种要素都集中在最高权力一身的国度,“至尊未必至强,至强未必至尊”,“任何一种思想都不能垄断,既然不能垄断,这时自然要产生一种自由的风气。这与中国人拥戴绝对的专制君主,深信君主为至尊至强的传统观念相比,是迥然不同的。”福泽谕吉的结论是:“中国如果不经过一番变革就不可能达到日本这样的程度。在汲取西洋文明方面,可以说,日本是比中国容易的。”十年后,福泽又提出著名的“脱亚伦”,积极倡导放弃中华思想和儒教精神,吸取西洋文明,与邻邦“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反观中国,主导国人的一直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训诫,排斥、乃至敌视西洋文明,躺在数千年的文化温床中不能起身。

这个数千年的文化温床中的文化基因是专制主义,而不是封建主义。这个衰老的专制主义为了应对西方文明的冲击,“不能起身”也得起身。

2010年第12期　也谈“仇和现象”　田 野

(一)

作为一名公务员,仇和尚在担任沭阳县委书记时就已成为我心中的偶像,有时间便上网搜寻仇和的行踪和施政举措,并下载后在同事之间传阅。我们有着富有特色的体制,决定了我们对那些难能而能者的崇敬。当自身浸透于其中难以施展抱负时,当共和国前总理朱基面对亿万电视观众讲他“人微言轻”时,仇和不成为偶像都不行。

近日返乡,亲眼目睹昆明的变化,亲身感受这种变化为人民带来的福祉,不能不对心中的偶像更加肃然起敬。我甚至相信,情感脆弱的人会为此而激动得流泪,但我不会,眼泪解决不了我们诸多的现实问题。

数年前,昆明被称为全国三大“堵城”之一,据说其另二是北京和广州,是否准确,不得而知,但这并不重要,民众曾经的感受才是实实在在的。当时,市民们形象地说昆明俨然是一个巨大的停车场,市民白天把车停在大街上,夜间把车停在车库里。多少领导为此殚精竭虑,绞尽脑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砍行道树,禁左转,禁右转,禁掉头,四处挖坑,东修西补,越修越堵。有人还提出限购私车,限制落户,甚至征收城市交通费。

仇和走马上任,带领一班人日夜兼程调研,大刀阔斧治堵,并请求市民耐心等两年,给市民一个畅通的城市,此时大家还将信将疑。紧接着规划、设计、征地、拆迁、赔偿、建设,昼夜连续施工,不到两年时间,昆明从天下“堵城”变为南国“通都”,二三环相连贯通,绕城线有序延伸,高架上下穿梭,路网四通八达,一个现代化城市交通体系雏形呈现,市民欢欣鼓舞。西部一些省区考察团赴滇考察后赞叹不已,那种感受就如同当年我们去深圳考察一样。

可别小看“治堵”问题,对于人民来讲,“通车”不是小事,而是大事。人民把自己的权利让渡给你,你就要为他们解决“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的问题。政府就是干这些事的,交通就是这八个字中的“行”。交通问题关系到城市的形象、环境、活力、效力,关系到人们的幸福感受。东二环是昆明过去的肠梗阻,驾驶员闻之生畏,如今二环畅通无阻,人们按照60公里的限速井然有序地前行。笔者曾问出租车司机,你们何以如此安分守规,他们说仇和是昆明的救星,道路修通了,跑着心情舒畅,生意也好多了,每小时跑60公里总比过去跑6公里好得多。

其实,堵车仅仅是城市的一种现象,现象背后反映的是城市的本质。城市是一个需要苦心打理、悉心伺候的东西,如果城市的耕耘者充满爱心、智慧、勤奋,那么城市往往就会荣光通达;如果城市的耕耘者冷漠、空虚、慵懒,那么在现行体制里,不仅堵车,其他的问题也会成堆涌现。

仇和不仅大刀阔斧治堵,还釜底抽薪治昏、治庸、治贪,让麻木的灵魂复苏,让慵懒的神经复活。

倘若在过去,相信所有接受过市政服务的市民都领教过那是怎样的一种滋味。工作人员情感冷漠、态度粗暴是常事。第一次告诉你地点走错了,第二次告诉你资料不够,第三次告诉你手续不全,第四次告诉你今天不办公,第五次告诉你经办人员不在,第六次告诉你政策不合……反正事情办不了。最后有门道的托人说情,有心计的请客吃饭,有家底的找人送礼,什么都没有的耐心等待。这里绝非猜想,而是像我这样的千千万万市民的亲身体会。

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得而知,现在昆明四个市辖区都设立了包含政府各项审批服务职能在内的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态度友善了,办事效率提高了。虽然制度设计的市政服务手续依然十分繁琐,但方便性比起原来已天壤之别,至少办事的总时间大大缩短,成功的可能性也提高了,麻木、冷漠、粗暴的态度少见了。有人感恩戴德,有人辱骂过往,有人想起了仇和,说他是救星。为什么仇和成为救星,是因为他是那些麻木、冷漠、昏庸者的克星。其实这些东西并不是仇和发明的,早就有了政务公开、便民中心、一条龙服务、一站式盖章等话语,但只有仇和才把它变成昆明的现实。同样是办理户口,五年以前,笔者不顾被强者拘留的风险把派出所的水杯砸了,结果自己还是没把事情办成,最后只有托熟人;五年以后,虽然差点吃了闭门羹,但我只问了一句如果我打电话向仇和举报如何,结果工作人员的态度大为转变。

(二)

一个仇和改变一个地方,幸乎?悲乎?把万千民众福祉系于仇和一人,是民族的无奈与悲哀。一两个人带来的福祉,其基础是何等脆弱。仇和调动了,仇和辞职了,仇和病倒了,那该怎么办!

仇和成为“仇和现象”不是幸事。“仇和”成为“仇和现象”,反映的是执政党执政质量与群众诉求之间的巨大差距,是公共行政供给与人民服务需求之间的巨大差距,而不是别的。

中华文化绵延生息数千年,弄出了好多好多的东西,唯独没有弄出个成熟的公共物品供给制度来。制度越不成熟,对领导者德行才识的要求越高,制度成熟,对领导者德行才识的要求相对就没有那么苛刻。在制度成熟的社会,强势总统和弱势总统都可以带领那个民族发展;在制度不成熟的社会,领导者既可为人民带来福祉,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制造弥天灾难。这是因为,其一,成熟的制度具有很强的内生力,它对政治生态具有较强的调节功能,能够消解制度自身排出的毒素;其二,在成熟的制度里,无论干好事还是干坏事,领导者能起的作用都是有限的,干太好的好事和太坏的坏事,他都没有任何条件和可能;其三,在成熟的制度里,不用说领导者干坏事,只需要领导者不干事,他就不可能再担任领导者了。

两千多年前,儒家弄出个“人之初,性本善”。现在“国学”热了起来,似乎还要把那些东西搬出来治国济世。恩格斯说过,“人类来源于大自然的事实注定了人永远也不可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和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西方人认为人性本恶,亚当·斯密说人是自然人、经济人,逐利、争夺、占有、逃避监督是其本性,包括公开管理者也是如此。所以他们弄出法治来把野兽改造成人,把自然人改造为文化人,把公共管理者限制到只能做正事,不能不做事,更不能做坏事,而我们却总对德治抱有虔诚的期待。笔者一点也不否认德治,德行是人类最基本的东西,没有了它,人类存在都将困难。但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的实践表明,治国济世的基石只有两样最基本的东西——科学和规则。科学就是理性,规则就是民主和法治。

就人的本性而言,他永远都需要有效的监督、制约,有效到不干事和干坏事都得下台。人长大以后,主要的不是靠教化,而是靠制度。人可以造制度,制度也可以造人。什么样的制度造出什么样的人,西方国家的引辞制度、罢免制度、弹劾制度让官员不敢懈怠职守,新加坡的鞭刑让人们不敢践踏草皮。当然,就制度与人的关系而言,仇和是一个例外。按常理,仇和在沭阳抓黑道、治污吏、卖企业、卖学校、集资摊派建城市,都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他四平八稳可以博得个好名声,但他却偏偏选择了风险很大的施政方式,要不是高层领导的开明和智慧,说不定早就同其他改革者一样偃旗息鼓了。

绵延千年的政治文化生态,历经改良,形式愈益完美,实则顽固不化,这种历久弥新的传统政治文化把本身就有缺陷的制度加以固化,安若泰山。谁愿意冒风险去说别人没说过的话,做别人没做过的事。仇和是我们这个文化环境里的“小概率事件”。仇和之所以形成“仇和现象”,就是因为它是“小概率事件”。其实,仇和在昆明所做的事,只不过是任何执政党和政府官员都该做的基本事情而已,扩街巷、修道路、拆村落、建城市、问寒苦、办市政、撤庸官、纳贤才、引资金、谋发展等等,都是官员的本职。

一个官员做了该做的事成为“小概率事件”,是何其不正常也。辛宇在《批量制造改革者》一文中建言,说要让仇和这样的领导者在省委书记岗位有3个、市委书记岗位有30个、县委书记岗位有300个,可谓用心良苦。

问题在于,这些仇和们怎么产生?靠大“仇和”用中“仇和”,中“仇和”用小“仇和”,最终还是依靠“仇和”,而不是依靠制度,这就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困惑。一批“仇和”的产生,不在有无“仇和”本身,而在于有无“仇和”生长的环境。辛宇说对仇和式改革者存在“下面赞扬声,中间争议声,上面不吱声”的“三声现象”,这已经算是好的了,仇和遇上是他的运气,怕的是“明争暗斗声,阴矢射出声,丢车保帅声”的另外一种“三声现象”。

制度问题不解决,“仇和”们难以生长,生长了也很难发挥作用。这是不容怀疑的真实。

(三)

尼采晚年写了一部《偶像的黄昏》,对一切传统的真理、道德、宗教、科学都给予了深刻的批判,虽然读起来有哲学家走火入魔的味道,但何尝又不是从另一个角度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在我们心中有太多的偶像情节时,我们应当思考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民性、我们的制度出了什么问题。当我们把科学家当偶像,科学家本人认识的局限有可能把我们带着远离真理;当我们把思想家当偶像,思想家思维的个体性或许会封闭我们原本宽广的视野;当我们把政治家当偶像,一个民族的脊梁是否会逐步患上软骨病。一个只做了本该做的事而被民众千恩万谢的制度是恐怖的。日本作家小野不由美的奇幻小说《十二国记》中有一段对白对于我们思考我们自己颇可寻味:“我希望庆国的人民都能成为不羁之民,受他人虐待时有不屈服之心,受灾难侵袭时有不受挫折之心,若有不正之事时,不恐惧修正之心,不向豺狼献媚。庆国的民每一位都能成为王,都能成为被称为自己的这块领土的独一无二的王。”

当“仇和”不再是公务员的偶像之日,当“仇和”不再是民众的救星之时,才是真正的国泰民安、昌明盛达之世!消灭“仇和现象”,任重而道远。(责任编辑吴思)

2010年第12期　与范敬宜相知六十年　彭定安

编者按:

2010年11月13日,本刊编委范敬宜因病去世,特发此文悼念。

“生命有时很脆弱,他的一切聪明才智,都随着他生命的结束而结束了,这是很令人伤感的。”11月14日,得知老朋友范敬宜去世的消息,彭定安老人不禁连声叹息。

从1951年到2010年,近60个年头里,两人从相识到相知,一起走过了一段段风风雨雨的日子,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段风雨兼程的日子,都是两人生命中最宝贵的时光。

1951年,在彭定安到《东北日报》(《辽宁日报》前身)工作的第二年,20岁的范敬宜也来到《东北日报》。当时两人都在检查科,负责检查新闻稿件在语言文字等方面的差错。两人都是南方人,都很有才气,颇有些惺惺相惜。

彭定安说:“1957年,正值全国反右浪潮,我和范敬宜被扣上了‘彭范联盟’的大帽子,我们俩的命运从此更紧紧地连在一起了。”

1958年,两人被下放到了辽阳农村。彭定安是“右派”改造小组的组长,范敬宜是副组长。“那段时间非常难,但是范敬宜很能吃苦,他吃苦的精神比我强。”

彭定安说,范敬宜,一个南方的文弱书生,但是干农活真是不怕苦、不怕脏、不怕累,不是那种表现自己、做给别人看的干,而是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地干。连村里监督他们改造的农民都说,数老范干得好。

1969年,两人都要去插队,范敬宜去建昌,彭定安去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想着老朋友一去边疆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归来,范敬宜拿着相机来到彭定安家,要给他们全家照个相。于是,在沈阳八一公园,就有了一家四口的温馨留影。

在农村,两人入了党,这在当时整个辽宁都是件有影响的事。摘帽“右派”还能入党,少有。范敬宜激动地写信给彭定安,说他们俩终于实现了终身的理想,参加党、追随党。彭定安说:“范敬宜在农村做得比我好,插队的时候写了很多农村报道。”

2007年,彭定安出版了长篇小说《离离原上草》。小说以他们俩近60年的友情和事业为原型,彭定安跟范敬宜说:“小说中的男二号借用了你的经历和你的性格。”范敬宜听了就笑。

2010年第12期　傅作义的高参阎又文　阎恩兰

投笔从戎

父亲出生在民初的1914年。1933年,考入山西大学法学院。读书期间,他接触到进步思想和马列主义书籍。1934年,他在太原参加了进步团体“中外语文学会”。“中外语文学会”是一个由山西大学的进步教授温健公、邢西萍、张友渔、杜任之及周北峰等主持的进步团体,从事购买、翻译、出版及销售中外进步书籍(主要是在欧洲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著作),积极宣传反帝反封建,抗日救亡。父亲在该学会月刊“中外论坛”担任编辑,并且在其所开的“中外书店”任副经理。

1937年,正是父亲大学毕业的那年夏天,“七七事变”爆发。父亲在太原听了彭雪枫、薄一波、程子华等人的报告,决心投笔从戎,奔赴抗日第一线。父亲辗转到达延安后,接受了邢西萍的建议,在晋西北参加了傅作义将军的抗日部队。当时的历史背景是国共开始了第二次合作,傅作义将军积极与中共合作抗战,关系很好。而且继父亲之后,应傅的请求,延安又数次选派了一些共产党员和“抗大”、“陕公”的毕业学员到傅部工作。那时,延安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帮助傅作义将军抗战,加强傅部的政治工作,巩固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8年9月,父亲在傅部担任团政治部主任时,经中共特派员潘纪文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他才华出众,文笔锋锐,处事干练,很快得到傅的赏识和重用。1939年春,傅作义将父亲调到他的身边,任他的私人秘书,同时任贯彻社(相当于政宣部)主任,负责抗战的政治宣传和动员,促进军令、政令的贯彻实行。父亲通过各级政工人员以及傅的机关报刊和基层连队建立的“奋斗室”,大力宣传傅所提出的各项规章和要求并加以诠释和发挥,号召全体官兵坚决贯彻执行;大力宣传艰苦奋斗、团结一致和英勇抗战的精神,以此作为部队政治工作的基本指导思想。父亲领导的政治宣传和思想政治工作极大地提高了部队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提高了官兵抗战必胜的信心,增强了官兵团结和军民合作,为后来傅作义部队在抗战中取得一系列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1939年下半年到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当局掀起了两次反共高潮。在国民党高层的压力下,傅作义不得不将已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礼送出境。由于事出紧急,中共党组织来不及妥善安排,与父亲失去联系。但是,父亲仍按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按一名共产党员应发挥的作用进行活动。当初中共中央委员、120师政委关向应给中共特派员潘纪文交代任务时说:在傅部“一不搞兵暴,二不搞瓦解、情报工作,唯一任务是广泛交朋友,善于从交朋友中,宣传党的主张,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即使在抗战的中期和后期,傅部也是一心一意地抗战,没有像其他一些地区那样与八路军和新四军发生摩擦和冲突,父亲也就按照党的团结抗战的政策,一心一意地辅佐傅作义将军抗战。父亲始终认为,无论从中华民族的利益还是从党的政策出发,这都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正像董世贵在《阎又文与北平和平解放》一文中所写:“在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中,阎又文没有进行党派活动,一直是忠心耿耿、全心全意为傅作义出谋划策,使傅部打胜每一仗。所以说在傅部与日军打的290多次战斗中,‘七七事变’后的每一仗,都浸透着阎又文的汗水、智慧和心血。在著名的收复五原战斗中,阎又文身先士卒,英勇作战,负了重伤,身上一直留有日军的弹片。”

经过八年患难与共的战斗生活,他不仅深得傅作义的器重和信任,成了傅的亲信和重要幕僚,被人称为傅的“左膀右臂”,而且由于两人抗战目标一致,人品也很接近,因而成了亲密的朋友。同时,他平易近人、和善可亲,乐于助人,傅的许多部属遇有难题或有当面不敢向傅讲的话,通常会找他帮助。父亲广泛结交了大量的朋友,傅部的上上下下都对他敬重有加,这就为以后的工作建立了良好的人脉基础。

公开信来由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延安即派王玉赴绥寻找阎又文。延安的指示精神有三点:1.建立绝密单线联系,不允许和任何地方党组织发生关系;2.了解傅部的实力和国民党的战略动向;3.了解和掌握傅作义和蒋介石的关系。别的一律不要搞。有关领导对王玉说:“阎又文若能找到的话,将会对我们的革命事业起到重大的作用。”。然而,由于绥包战役使交通断绝,王玉在1946年2月才在归绥的第12战区长官司令部找到我父亲。

父亲与党组织恢复关系后,全面向中央反映了抗战以来傅部的基本情况,傅与蒋的关系以及当前的政治倾向。父亲着重指出,傅作义将军是一位爱国的抗日名将,他积极抗日,反对内战,主张国共和谈,和平建设国家。他不是蒋的嫡系,与蒋介石、阎锡山是有矛盾的。虽然由于他身处的地位,难以避免地会被卷入内战,但是在条件成熟时,完全有可能站到人民一边。父亲绝不愿意看到傅部浴血抗击日寇的军队又去手足相残,和八路军作战。因此只要有机会,他都会尽最大努力去促使和谈和联合。1945年底绥包战役后期,贺龙围攻包头,董其武守城,双方打得不可开交。父亲曾建议傅作义将军和中共和谈,率先在西北实现局部和平,傅作义将军也曾准备发出和谈电报。此事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成功,却是北平和平及绥远起义的先声。

1946年7月底,聂荣臻与贺龙联手围攻大同。蒋介石命令傅作义援救大同,中共采用“围魏救赵”之法,东去攻打中共的集宁。这一办法果然救了大同,却使自己与中共军队在集宁胶着在一起,大战一场。虽然集宁战役傅方取得了胜利,但双方的损失都很惨重。傅在当时的思想认识是,毛泽东对这场冲突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找父亲谈了两次话,要父亲为他起草一封致毛泽东的公开信,他要理论一下这场冲突的是非。

这封信自然是要由我父亲来起草,父亲颇感为难。王玉在他的回忆录中说,阎又文请他向中央请示。他向上级汇报后,一直请示到周恩来和毛泽东。周恩来指示,要掌握一个基本精神:这封信发表以后,要使傅作义和他的官兵们兴高采烈,得意忘形,瓦解他们的斗志;要使我们的指战员看后,激发起对敌人的无比仇恨,在战场上恨不得把敌人一口吃掉。这实际上是让父亲打消顾虑来写。于是就有了那轰动一时的傅作义将军致毛泽东的公开信。解放后,毛泽东主席在接见傅作义和我父亲时,曾一语双关地称赞父亲的文章写得精彩,是个秀才。不过,这封公开信也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中产生了误会,使父亲蒙受了一些不白之冤。例如父亲在延安的一位老朋友就从此不再登我家之门。

无名英雄

1947年12月,蒋介石任命傅作义为华北“剿总”总司令,我们全家也跟随傅部进入北平。此时父亲已是少将军衔,除了担任“剿总”政工处副处长、新闻处处长、总部的对外发言人等要职外,仍然继续做傅的私人秘书。虽然父亲早已身兼政治和新闻部门的要职,但傅总不愿让他离开自己身边。

1948年4月,中央社会部随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一起由陕北迁至河北平山县。此时中央已在酝酿辽沈战役的战略设想,同时也考虑在华北与国民党的大会战。父亲和王玉的关系此时转到中央社会部,由部长李克农和一室(情报室)主任罗青长直接领导。

5月,中央想摸清傅作义成为华北统帅后的一些基本情况,如政治动向、和蒋的关系,以及军事部署等。李克农派王玉第一次进北平,与我父亲联系。父亲安排他住进了比较安全的北平饭店,通过他向中央反映了傅的最新思想动态。父亲说,傅与蒋本来就是有矛盾的,自去年以来,傅的思想更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民党腐败之象环生,使他十分痛心。他曾多次向蒋进言,建议蒋进行全面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改革,但都没有结果,腐败反而越来越严重。傅对蒋封他的这个华北“剿总”总司令并没有多大兴趣,认为这是蒋要他来收拾华北这个烂摊子,迟迟没有上任。1948年初傅去东北参加军事会议,回来后对我父亲说,东北的情况使他寒心,武官怕死,文官贪财,县长可以用金条买到。傅叹道:“完了,真要完了!”。父亲对王玉说,在这种情况下,一旦东北有事,傅未必会毫无保留地执行蒋的援助命令。果然,在10月蒋要傅援救锦州时,傅不愿从命,只是应付。

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结束,蒋军在东北全军覆没。4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了最高军事紧急会议,制定华北集团的战略计划。为了保存实力和加强长江防线,蒋介石要求华北集团撤到长江以南,并对傅作义许以东南军政长官之职。傅并不愿撤到南方为蒋防守长江,早在出发前就与我父亲研究了针对这一要求的应付方案,于是在会上做出有信心坚守华北的姿态,表示固守华北是全局,退守江南是偏安,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南撤,因而得以安全返回北平。

中央军委自然也急于了解辽沈战役后国民党在华北的全盘战略考虑。李克农和中社部的全体领导极为郑重地找王玉谈话,派他第二次进北平找我父亲,限期两周拿回这一事关全局的重要战略计划。李并特别叮嘱:“切记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暴露阎又文,就是牺牲了也不能暴露他。”

这次任务重、时间紧,父亲冒着生命危险,不负重托,仅用了一个多星期就把南京最高军事会议制定的这一战略计划的详情告知中央。辽沈战役结束后,中央原打算东北野战军休整一个月后进关。由于接到父亲的这份重要情报,得知南京最高当局要华北集团由津、塘南下与蒋介石会合。如果华北的60万国民党大军撤往长江以南,将对解放战争的全局产生难以预料的影响。因此中央决定提前发动平津战役。毛泽东下令东北野战军结束休整,不惜一切代价立即入关。并做出令华北野战军撤围归绥,缓攻太原,华东解放军对淮海战场上的杜聿明集团暂时围而不歼等一系列重大战略调整,以便稳住华北敌军。父亲的这一情报对北平的和平解放以及加快全国解放的进程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也符合傅作义将军留在华北的意愿,为傅拒绝南撤提供了借口。

东北野战军入关后,傅作义将军是战、是走、还是和,成了世人关注的焦点。傅有一个习惯,在作出重大决定前,总要分别找他的亲信们商讨,而第一个找的总是我父亲。傅部的一些老人曾经对我说,重大的事情傅先生都是先同你父亲商量,做了决定后才让其他人去执行。

父亲多次向傅详细陈述他的意见,分析当前面临的战、走、和三条路,指出战和走都是对历史、对人民、对部下不负责任的做法,只有和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父亲建议傅尽早与中共开始谈判,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同时还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安排傅的老友刘后同、杜任之以及社会名流刘同伟等人前去见傅,做傅的工作。同时建议傅召开大学教授座谈会,听取文化教育界对时局的意见。父亲曾多次向中央强调傅部在国民党军队中的特殊性,他多年来在傅身边潜移默化地施加影响,就是为了在条件成熟时把傅和他的军队争取到人民一边来。如今时机已到,他希望傅和他的部属能走上一条光明大道。

12月17日,傅作义将军派出崔载之作为代表,在地下党员李炳泉陪同下,第一次出城与解放军谈判,但因双方距离过大,没有任何具体结果。傅感到双方的目标和条件相去太远,曾一度灰心,准备放弃谈判,坚守平津。尤其是新保安战役35军被歼后,傅的情绪十分低落,北平和谈面临着流产的可能。在这关键的时刻,父亲连续十几天不回家,和傅的女儿傅冬菊日夜轮班守护在傅的身边,同时继续做傅的工作,主张决不能放弃谈判、放弃和平。1月5日,父亲和傅作义两人在中南海总部一直研究到午夜,终于决定第二天派周北峰出城进行第二次谈判。父亲当即给周打电话并派车接他连夜来总部见傅。这才有了第二天周北峰和张东荪在河北蓟县八里庄与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进行的第二次谈判,北平和谈才有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局面。

八里庄谈判开始后,中央派王玉第三次进北平,找父亲了解傅作义将军的真实思想,以便使今后的谈判顺利进展并取得成果。长期以来,父亲与傅朝夕相处,形影不离,对傅的了解很少有人能比。他向中央反映了傅的矛盾心理和思想状态。父亲指出,傅是一个十分珍惜名誉的抗日名将,同时又很重视传统的道德和义气。他并非要追求个人的权力,他的核心要求是在实现和平的同时,能够保全傅部的声誉,能使部下有一个好的出路,并希望找出一个对各方面都能交代得过去的办法。中央在准确地了解和把握了傅的心理和思想活动后,有针对性地制定和修改了谈判的政策和方案,对傅的难处和要求给予了适当的照顾,才使得后面的谈判能够顺利进展,从而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和平协议。

双方经过多次谈判(包括邓宝珊将军的第三次谈判和父亲代表傅作义将军与叶剑英的秘密谈判),最终对和平的条件达成了共识。1949年1月21日,受傅作义将军的委托,父亲与傅方其他两名代表,和解放军代表苏静一起商定了实施和平解决的具体方案,并草拟了《关于北平和平解放问题的协议》。1949年1月22日下午6时,父亲以傅作义将军的代表和华北“剿总”发言人的身份在北平中山公园水榭向全世界宣布了《北平和平协议》。

1949年2月22日,父亲随傅作义和邓宝珊去西柏坡拜会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受到他们的亲切接见。毛主席赞扬傅为北平的和平解放立了大功,并商谈了对绥远起义的安排。罗青长同志还单独与我父亲进行了彻夜长谈。24日,父亲与傅作义、邓宝珊等一起和周恩来副主席合影留念。

返回北平后,傅作义先生精神大振,要父亲为他起草了“北平和平通电”并于4月1日发表。通电正式向国内外表明了傅作义先生“愿拥护中共毛主席的领导,实行新民主主义,和平建设新中国”的政治态度。

北平和平解放后,按照中央的安排,父亲的关系转到华北局,又投身到辅助傅作义先生推动绥远起义的繁忙艰巨的工作中。

作为“绥远问题协商委员会”委员和傅方的谈判代表,父亲自始至终参与了绥远起义的策划、协商、谈判以及绥远和平协议的起草和签字的全过程。在协议难以执行和起义可能流产的关键时刻,在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安排下,他随傅作义先生亲赴绥远,协助傅先生挫败了国民党的破坏阴谋,说服了广大指战员,并起草了起义的通电稿,促成了起义的成功。绥远解放后,他留在绥远,以绥远军政委员会委员和绥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的身份领导了改造旧军队、改造旧政权的工作,为绥远的军队解放军化和地方解放区化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

(责任编辑萧徐)

2010年第12期　《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纪实》序　钱理群

这是一本血写的书。这是一本拷问我们灵魂的书。这是一本期待已久的书。

我们早就从林昭的叙述里,知道她有一群来自大西北荒原的战友:他们共同编印了《星火》杂志,在“万家墨面没蒿莱”的黑暗中发出反抗的希望之光,却因此而罹难。我们永远怀想他们,更渴望知道:这是怎样的一群人?他们当年究竟发出了什么声音,他们给我们后人留下了怎样一份精神遗产?

本书的编著者谭蝉雪,是其中的幸存者,她也因为人们这样的期待而感到责任的重大,经过近三十年的苦苦追寻,终于在有良知的朋友的帮助下,找到了《星火》的原稿,并且和同为难友的向承鉴先生分别写下了自己泣血的回忆。被淹没了整整五十年的历史的真相终于得以呈现,我们终于得到了这本拿在手里都会颤抖的好沉重的书,我们将如何面对呢?

在理性支配下走向地狱

让我们首先进入历史。

我的耳旁响起了林昭的声音——

“我应该在那里,我应该和自己的朋友在一起!”

不仅是和已经先行的朋友在一起,更要寻找新的战友。林昭说:“‘天涯何处无芳草’!时代思潮如是一种超越空间的存在,更不如说作为一个‘阶级’的这些人本身之间便有深刻的共性”。

林昭引人注目地提出了“时代思潮”与“阶级共性”的概念,也就是说,身在江南苏州水乡,并且是北京大学1957年《广场》传统继承人的林昭,和大西北腹地兰州大学的以张春元为首的右派学生,是因为共同的时代思潮,或者说是面对共同的时代问题而聚集,因为相同的阶级共性而形成“平等的联合”的。我们的讨论,就从这里展开。

说起“阶级共性”,自然要想到他们共同的身份:1957年的“右派”。其实,包括林昭在内,他们都是稀里糊涂地被戴上“右派”帽子的,他们只是凭着出于本能的正义感,发表了当权者不愿意听到的意见,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阶级利益”所在,更没有自己的自觉的“阶级立场”。他们的真正“阶级意识”的形成和建立,是在成为右派以后。也就是说,是反右运动把他们造就成了具有阶级自觉的反抗者。马克思曾经说过,资本主义为自己培育了掘墓人;我们也可以说,专制体制发动的反右运动也为自己培育了掘墓人:这大概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喜欢说的“历史辩证法”吧。

本书的编著者说得很对:“到了农村,才知道真相,才明白了是非”。这就是说,张春元、谭蝉雪、向承鉴们是在中国的社会最底层的农村形成自己的阶级意识的,这是意义重大的。而且他们之到农村,不同于“五四”之后的民间运动者(也包括今天的志愿者)以改造农村为己任去农村,因此难免居高临下的姿态,他们是以戴罪之身来到农村接受强制改造,实际地位比农民还要低。因此,也就直接承受农民的一切苦难,面对更加赤裸裸的农村真实,更有机会接近和体察农民的内心感受,在某种程度上,农民面对的问题与命运已经内化为他们自己的问题和命运。同时,他们又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青年,因此,也有可能更加理性地来思考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

更加重要的是,他们是在中国农村最严峻的时刻来到那里的。因此,他们亲历了大跃进的狂热,浮夸,直接体验了大破坏造成的大饥荒,目睹了成片成片的农民的死亡和“人相食”的人间惨剧。谭蝉雪只要回想起她的房东老大爷直挺挺躺在床上活活饿死的情景,就仿佛听见大娘凄厉的哭喊声,心都会流血。她说:“在血淋淋的事实面前,我能无动于衷吗?我能视而不见掉转头去捧着书本吗?”

这就说到了更为本质的问题:这些1957年的热血青年,血还是热的。这很不容易,极其难能可贵。因为超乎人们承受能力的现实苦难,早就把许多人从肉体到精神都压垮了。如谭蝉雪所说,即使是当年的右派,或是努力改造,天真地等待重返校园,或是苟且活命,无可奈何地混日子,或是看穿世事,流落天涯,更有堕落而成为告密者,借出卖难友而自救,真正坚持理想,继续探索真理,为国为民之心不变的,已是凤毛麟角。万幸也不幸的是,林昭和她的战友张春元、谭蝉雪、向承鉴们,正是这样的一群不合时宜者。在今天许多人看来,这都是不可思议的:他们蒙冤受难,自身难保,却偏要怀着“国家与民族的命运不能葬送在我们这一代手里”的历史责任感,主动承担解救民族灾难的重任。谭蝉雪说:“我感到责无旁贷,任何一个有责任感的人,任何一个流着热血的人,都不能在这样一个现实面前无动于衷,忧国忧民是现实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有人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样做是为了什么?答案是:为了祖国的命运!为了拯救千千万万濒临死亡的老百姓!”这是怎样的精神境界!向承鉴说得好:“心是颤动的,没死;血是热的,没冰;灵魂是圣洁的,不脏”,就只能有这样的选择。“‘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我选择爆发”,“我义无反顾地走上普罗米修斯取火之路。如果说五七年我是百分之百毫无知觉地落入陷阱;那么,如今我是在百分之百理性的支配下走向地狱,无怨无悔”,“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这世道又与地狱有何区别?为了自由和尊严,为了颤栗流血的心得以平静,我选择了死亡,十分清楚它的严重性和后果”。

历史将记下这一笔:在“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危急的时刻”(向承鉴语),正是这些已经被打入地狱里的右派,林昭、张春元、谭蝉雪、向承鉴们挺身而起,维护了理想、真理,维护了人的自由和尊严。如果没有他们,这段历史就只剩下了卑劣的屈辱和沉默,我们将无法向祖先和后代交代。在这个意义上,林昭和她的《星火》战友们是拯救了我们民族的灵魂的,他们才是鲁迅所说的中国的“筋骨和脊梁”。但也正如鲁迅所说:“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毁,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心了吗》):这又是我们民族的最大悲哀。

我们是农民的儿子

更加可贵的是,他们对自己历史使命的清醒体认和充分自觉:“我们是老百姓的代言人,要把他们的疾苦,他们所受的压迫,他们处于水深火热状态揭露出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仅仅这样还不够,作为一个觉醒的知识分子,还要从理论上去挖掘这一切祸害的根源,去探讨解救祖国命运的途径和方法”。他们正是怀着这样的目标,聚集在《星火》的。这就意味着,这批1957年的受难者在1958—1960年的中国农村的炼狱中,经过了“困惑—悲愤—求索”的思想历程(向承鉴语),终于成长为有着鲜明的阶级立场,明确的战斗目标的自觉的反抗者。这是一个林昭说的因“阶级共同性”而集合的群体。

那么,在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他们将代表什么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他们的“阶级共同性”何在呢?我们可以看他们的自我命名。

首先是:“我们是农民的儿子”。他们最为关注,要不断追问的,是农民的命运,这是他们对现行体制批判的中心,出发点和归宿。《星火》不仅有直接反映农民心声的《一个农民的口述记录:(三月的)农村一日》(向承鉴记录),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历史现场实录,而且有张春元撰写的重头文章《粮食问题》、《农民、农奴和奴隶》、《论人民公社》。他们计划将《论人民公社》一文通过各种渠道传给中共从底层到高层的干部,作为他们所要发动的拯救中国的运动的关键步骤。在这些文章里,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我国当前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矛盾最突出也是最惊人的是农业问题——其实质是农民问题。这不仅因为农民占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更重要的是农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将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民——即新兴的农业无产阶级,将是我国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的主导力量和决定因素”,因此,如何对待农民,是一个是否“背叛人民”,“背叛社会主义事业”的基本标志。“劳动人民,首先是农民的一般生活水平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收入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这是我们评论人民公社好坏的重要标准和尺度”。

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基本观察与判断:“当前农村的巨大变化之一,就是农民的贫困与破产,农村中出现了新兴的阶层——农村无产者”。

他们要追问的,正是导致农村惊人的贫困,农民无产化的原因。

在他们看来,首先是对农民的经济剥夺。“在农业集体化的口号下,残酷地,变相地把农民的生产资料,如土地、耕畜、农具、种子等间接地进行控制,对农民的生产所得,如粮食、油料、棉花等千方百计地进行掠夺。尤其是人民公社化以后,大大地加速了广大农民向农村无产者过渡的进程”,农民“丧失了对一切生产资料的使用权,变为生产资料的附属品和会说话的工具”,也彻底“丧失了对生活资料的享有权,生产的产品完全不归自己支配,不能保留与分得生活所需的起码数量”。

其次,是对农民政治和人身自由的剥夺:“用分化、利诱、胁迫、强制等手段,把农民用军事组织形式编制起来,加强统治,扼杀和堵塞了农民在迁居、就业、外出谋生的起码要求和道路,在人身自主与自由方面没有丝毫权利”,“所说的一切公民权利,如选举、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言论自由等等,对于农民来说,完全是骗局”,政治、人身自由的剥夺,就“给农民戴上了无形的枷锁”,把农民“牢固地束缚在土地上”。

其三,是对农民精神的控制:一方面,“玩弄着亘古未有的愚民政策,把自己扮演成农民利益的唯一、真正的代表者”,一方面,又在农村进行所谓“反右倾”运动,“打击对农民疾苦略表同情的人”,他们“主要是农村基层干部,来自农民家庭或本人就是农民,和农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实行政治思想上的“高压政策”,就使农民完全发不出自己的声音,只能任凭宰割。

他们还要追问,对农民经济、政治、思想的全面剥夺、控制背后的经济、政治原因。因而首先对国家的工业化发展路线提出质疑:“大搞与国计民生不相适应的工业建设,因而在积累资金、市场销售、产品收购、工农业发展速度和相互关系等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侵犯农民利益的措施”,其实质就是用对农民进行“超经济、超政治的剥削和统治手段”,来实现国家工业化。被质疑的,还有当时所推行的对外援助、外贸政策:“用‘援助’、‘救济’、不等价交换等名目,表示自己的‘大方’和‘慷慨’”,“企图扩大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妆出一付纸老虎相”,实际形成了对农民的更大压榨,而完全违背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首先是满足本国人民的需要”的基本原则。

更要质疑的,是国家体制和农民的关系,更要追问的是,农民在国家体制中的实际的,而不是口头的地位。回答是严峻的: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民实际处于“国家奴隶”即“农奴”的地位。

造成农民的绝对贫困的原因,还有“违反客观规律的大跃进,给农业生产带来的惨重的损失”:“兴修不切实际、不获实利、劳民伤财的水利工程;浪费劳力,朝改夕变的农业技术改革;费人费钱的地方工业;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征用,农村劳力的紧张,田亩荒芜”,等等,都把农业生产和农民逼到破产的绝境。

这就必然涉及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中国革命本来“实质就是农民战争”,并且是在农民的牺牲、支持下取得胜利的,党内“百分之八十的人出身于农民家庭”,党的力量就在于和农民的“休戚相关、血肉相连的联系”;现在却用超经济、超政治的剥夺手段“对待自己过去的哺育者”,这无异于一种自噬和自杀。这是一个必须正视的现实:由于把不被接受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强加在农民头上,党和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民“处于严重的对立”状态,这是一切“真正维护党的利益,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人,都不能无动于衷,都不能袖手旁观”的。

这就必须要说到被《星火》同仁称为“真正的共产党人”,1958年曾是他们所在的武山县县委常委、书记处书记兼城关公社第一书记的杜映华,他后来因为支持并参与《星火》活动而被捕,最后和张春元一起被枪决。他出身于农民家庭,1949年以前,就学于陇西师范,秘密加入共产党,领导过学生运动,革命胜利以后,担任过土改工作队队长,漳县县委副书记。向承鉴在回忆录里,这样谈到他眼里的杜映华:“杜映华和我一样,至死不忘自己是农民的儿子。身为‘书记’,始终一身农民打扮,穿着不整不洁,一双老布鞋,浑身农民的‘俗气样’,显出普通和平凡”。在大跃进的全党全民、从上到下的狂热中,他始终保持低调,坚持“脚踏实地,量力而行,切切实实办点有益事”,他坚守的原则是“心里想着人民,想着农业和农民,做事就不会出格”。但他却因此而罹难:在庐山会议以后的“反右倾”运动中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反而激起了他对党和国家命运的忧虑和思考,因而和同样忧国忧民的“右派”一拍即合。他在和向承鉴的一次彻夜长谈中,这样倾诉内心的困扰和痛苦:“革命胜利了,我们给农民带来了什么?是饥饿!是死亡!历来封建统治者对反抗它的人,都施以无情的镇压。蒋介石不知道屠杀了多少共产党人,但社会上还有不同的声音,例如鲁迅的声音,中国共产党的声音。现在一切不同的声音都没有了,变成一个鬼话、假话世界!明明在天天饿死人,还要逼人天天喊形势大好。古今中外,绝无仅有。我不知道世道为何变成这样,变得如此快?”应该说,有类似杜映华这样的困惑的共产党的干部,当时并不在少数,而且各级都有;但他们大多以“维护党的大局”为理由而“说服”了自己,保持了沉默。其实他们所要维护的“大局”,不过是党的执政地位,而执政地位的背后,就是既得利益。这就是说,当农民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和党及自己的既得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共产党的干部都选择了后者,尽管许多人内心依然充满矛盾。杜映华令人尊敬之处,就在于他完全突破了一党专政的逻辑,而坚守了自己的作为“农民的儿子”的基本立场,坚持了为劳动人民谋求幸福和解放的原初理想。向承鉴说他是“一个胸中始终装着人民痛苦的人”,这确实是一个衡量是不是真正的革命者的基本标尺,他也因此“永远是个高尚的人,值得人民纪念的人”。

要“民主社会主义”,不要“国家社会主义”

这些20世纪50年代的大学生右派,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决定了他们都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奉者。因此,当他们面对严酷的现实,思想上出现了“无休止的问号”时,首先是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去寻找思想资源,据向承鉴回忆,他就曾经猛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大有收获。给予巨大启发的,还有林昭传给他们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同盟纲领(草案)》,也就是说,他们试图从国际范围的社会主义改革运动中获取精神支援。这样,《星火》群体的思考,当然首先是面对国内问题的,但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国际视野。

因此,我们注意到,在具有纲领性的《目前形势及我们的任务》(向承鉴)里,对国际形势所作出的两点分析。一是强调帝国主义“企图恢复和扩大它们的霸权”,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自由的斗争正在发展,“局部或由局部而导致大规模战争的危险性依然存在”,但也“越来越可能克服新战争的威胁”;另一方面则强调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和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变质(在他们看来,中国是一个典型)而导致的社会主义危机,由此提出的建立对“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具有解释力和批判力的理论的迫切性。这样的分析,实际上就确立了《星火》群体在20世纪60年代的国际国内形势下的两大基本立场:一方面,坚持社会主义立场,警惕和反对帝国主义的霸权,支持殖民地人民斗争;一方面,面对社会主义的分裂与危机,坚持“真正的社会主义”(这是1957年北大校园民主运动提出的口号),批判变质的社会主义。

于是,就有了如下《自白》(向承鉴):“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使工农劳苦大众幸福、人人平等、自由的社会,目前我们的口号是:和平,民主社会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最终目标是要实现共产主义”。

同时提出的任务是:“填补马列主义学说在阐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理论空白,发展科学的马列主义学说,以指导我们的行动”(《目前形势及我们的任务》)。

作为这样的理论建设的第一步,也是出于现实斗争的需要,他们在《放弃幻想,准备战斗》(顾雁)、《目前形势及我们的任务》(向承鉴)、《论“政治挂帅”》(何之明)、《思维与存在同一性》(何之明)、《告全国人民书》(向承鉴)等文章里,把重点放在了对中国现行体制的分析和批判。

于是,就作出了一个重要的基本判断:中国现行社会主义体制实质上是一种“由政治寡头垄断的国家社会主义”。

在他们看来,这样的“国家社会主义”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是“国家集权”,“其实就是党的绝对领导”,在“党政不分”的党国体制下,实行党控制下的国家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全面权力的高度垄断。

其次,在权力垄断的基础上,形成“新兴的官僚统治阶层”。论者认为,这样的官僚阶层,“在(19)57年之前就已萌芽,但在1957年后,它的特征才清楚和完美起来”:“在政治上、精神上和经济上都享有特权”。

其三,少数人享有特权的另一面,就是其他阶层人民,特别是工农基本群众基本权利的被剥夺,基本利益的被侵犯,处于被欺压、掠夺和奴役的地位。“工人精神和体力终年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过高的劳动定额,使他们失去了应得的劳动报酬”。而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民实际上已经成了“国家奴隶”或“农奴”。

其四,这样的权力高度垄断,必然形成“政治寡头”的统治,提倡“偶像迷信”,压制党内外的民主。

其五,寡头政治一面必然导致“思想垄断”,“思想的强化统治”,一方面则必然导致“反动的主观唯心主义”,“胡作非为的能动性”,其结果就是任意执行“违反客观规律、脱离物质基础、脱离现实的反动政策,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和紧张局势”,造成了“工农业生产力的全面的毁灭性破坏”,给国家与民族带来极大灾难。

1960年元月,《星火》第一期油印出版,16开本,仅印了三十多份。1960年9月,《星火》全体人员和支持者、相关者全部被捕,共43人,后判刑25人,已经准备好的《星火》第二期也因此未见天日。1968年,林昭遇害。1970年,张春元、杜映华同时殉难。

盗火者普罗米修斯和永生的海鸥

对这样的“结局”,林昭和她的战友,是预料之中的。如向承鉴所说:“在写这些文字之前,我已做好了为真理献身的准备”。因此,他们早就为后代留下了遗言,为历史绘制了自我形象。这就是林昭在《星火》上发表的两首长诗:《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第一期)和《海鸥——不自由,毋宁死》(第二期)。前一首已经在为林昭所唤起的朋友中广泛流传,后一首是第一次公布于世,相信会引起更大的关注。

在《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里,引人注目地写到了寓意深长的对话和呼唤。

在普罗米修斯面前,诸神的统治者宙斯竟感到“刺促不安”:“他到底保有什么力量?竟足以威胁神族的生存。”于是,普罗米修斯和宙斯之间就有了这样的对话——

“你可以把我磨碎,要是你高兴。但是救不了你们的噩运”。

“你的头脑是不是花岗石?”“不,是真理保持了它的坚贞。”

“这么说你要与我为敌到底?”“被你认作敌人我感到光荣!”

普罗米修斯遇难了,宙斯竟“不感到复仇的欢欣——一种阴冷的、绝望的恐惧,深深盘踞在他的心胸……”

而普罗米修斯在临难那一刻,却在对“人”呼唤——

今晚,有多少人在灯下奋笔,记载人民的苦难和觉醒,多少人正对灯拔剑起舞,火光映红了多少颗急跳的心。

人啊!我喜欢呼唤你,响亮的高贵的名字,大地的子孙,作为一个兄弟,我深情地呼唤:人啊,我多么爱你们!

你们是渺小的,但是又伟大;你们是朴拙的,但是又聪明;你们是善良的,但是当生活已经不能忍受,你们将奋起斗争!

人啊,众神将要毁灭,而你们大地的主人,却将骄傲地永生!

《海鸥——不自由,毋宁死》写的是一个悲壮的故事:一位“殉难者”,“最最勇敢的战士”,“在一场力量悬殊的战斗中”,失败后投身大海,“从容自若地迎接了死亡”……

那是什么——囚人们且莫悲伤,看啊!就在年青人沉没的地方,一只雪白的海鸥飞出了波浪,展开宽阔的翅膀冲风飞翔。

这是他,我们不屈的斗士,他冲进死亡去战胜了死亡,残留的锁链已沉埋在海底,如今啊,他自由得像风一样。

这令所有“宙斯”恐惧的,在临难时呼唤“人”的永生的普罗米修斯,这“冲进死亡去战胜了死亡”的“斗士”,这“自由得像风一样”的海鸥,都融入了林昭、张春元、杜映华的生命,同时也闪现着所有《星火》受难者、幸存者的身影。

他们就站在这里,逼问着我们每一个人的良知——

你的心是颤动的,还是死的?你的血是热的,还是冰的?你的灵魂是圣洁的,还是脏的?

(责任编辑萧徐)

2010年第12期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编选得失　顾 骧

(一)

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央编译局最近选编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就编选工作而言,这本书有不少可圈可点值得称道之处。我以为,起码有这样两点:这就是尽量避免了“断章取义”的弊端与“掐头去尾”的弊端。在我国,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运用过程中,长期存在以上两种弊端。

先说“断章取义”。这是我们大家都领受过并深受其害的。“断章取义”是一种实用主义的非科学方法,它是整人的“棍子”、唬人的“旗帜”……尤其是在拥有垄断真理权力者手里,能够造成极其可怕的后果。“文革”中的打“语录仗”就是这种方法的一场闹剧。即以马克思主义论文艺这类书的编选取而言,就曾有过这种现象。我手头有一本1974年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文艺论著选编》(天津南开大学等高等院校1972-1973年选编),这本书是按问题切割摘编的,其中有一节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天才论’和‘人性论’的批判”。这次我又翻了翻,看它是运用了什么材料论证马、恩批“天才论”的。原来材料还是大家熟悉的,马、恩批托马斯·卡莱尔的英雄崇拜、英雄史观的著名论述,只不过是卡莱尔著作中有“天才人物”的词句,这就成了马克思、恩格斯批“天才论”的证据。至于恩格斯称过雪莱为“天才的预言家”,则可以不计。联系这本书的编选时间,恍有所悟。原来,就在这本书出版的前两年,庐山上出现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事,被领袖称作与林彪摊牌的第十次路线斗争的序幕——庐山会议召开,它的由头就是批陈伯达编选的一套马克思“称天才”的语录,批林彪的“天才论”。“六经注我”这套祖传手法,用起来真是得心应手啊。现在我们手头拿到的这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的集子,编选者主观上是尽量避免了这种选集容易犯的“断章取义”的弊端,这是值得称道的。集子对所选著作尽量采取全文照录或是“节选”的办法。因为是文艺的专题文集,由于篇幅关系,对于被选录的长篇论著,只将某些章节涉及文艺问题“节选”,也是不得已,似应被认可。

当然,如何“节选”,选什么,不选什么,还是有可商榷之处。依我之见,既然选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那么,它的第七章有关农民问题的论述似应节录,毋使遗漏。也许编者会说,我们选录的是有关文艺问题的论述。我说,马克思在这里论述的农民问题太深刻了,太重要了。它对于我国现当代文学至关紧要。百年来,农村生活是我国文学的最重要题材,农民是文学一以贯之的中心人物形象。文学史家王瑶称,新文学的奠基人——鲁迅,“是中国文学史上真正把农民当作小说中的主人公的”“第一人”。从“阿Q正传”到“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王贵与李香香”、到“创业史”、“山乡巨变”、“李双双小传”、到“平凡的世界”、“白鹿原”,各式各样的农民形象,构成了现当代文学一条缤纷的人物画廊。可以这样说,作家对中国农民的认识和把握是否符合中国的历史与社会生活实际,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符合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经典论述,它的思想与认识价值,艺术上成就的高低、优劣、成败,具有关键性意义。马克思说:小农“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93页)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高度,对农民阶级所作的透剔分析,是不易之论。民主、自由、平等、法治、人权这些现代文明观念,农民作为阶级本身是提不出来的。农民只会盼望“圣主”、“明君”、“好皇帝”,呼唤“大救星”,歌颂“永不落的太阳”带给他们雨露和阳光。农民是皇权主义者,他们身上所具有的是“奴性”意识。20世纪中国的两位伟人,政治家毛泽东与文学家鲁迅,他们都是农民问题专家。毛泽东靠农民问题起家,他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作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高度评价农民,他称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他提出中国革命由“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毛泽东对文学家的鲁迅推崇与评价备至,他称鲁迅是“中国第一等圣人”,他说他与鲁迅“心是相通”的。不过,政治家的毛泽东对文学家的鲁迅,在农民问题的认识上不无訾议之处。30年代末在延安,毛泽东与周扬谈话(参见《周扬文集》第五卷,第146页)以及给周扬的信(见《毛泽东文艺论集》),认为鲁迅在对农民问题的认识上有偏颇。说“鲁迅看到农民的消极落后一面而没有看到农民的积极的革命方面。”说鲁迅表现农民“着重其黑暗面”而“忽略其英勇斗争”一面,“即民主主义的一面。”在对农民问题认识上,毛鲁的歧见,经过70年的沧桑岁月,经过实践对历史的检验,应该说是非了然可辨了。应该说谁更接近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正确论断,也准的有依了。

有人用“一二三”简括一部中国社会封建史,这就是2000多年漫长的帝王专制历史,经过1000多次农民起义、农民革命、农民战争,结果呢?前后更替了300多位皇帝罢了。一直到辛亥革命,西学东渐,才得以推翻帝制。然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专制主义文化阴魂不散,绵远流长。抗战胜利后推翻蒋家王朝的三年解放战争,其势若暴风骤雨,其力似雷霆万钧。国共双方动员兵力超过100万的中外闻名的淮海大战的胜利,陈毅用文学的语言道出:这是(鲁皖豫苏)农民用小车子推出来的。整个解放战争的胜利,何尝不是全国农民用小车子推出来的?中国农民的力量惊人。江山易主,朝代更迭。打下江山,坐上江山之后呢?用顾准同志提出的命题:“娜拉出走之后”呢?“土地改革”以后那几年的农村,过春节,普遍流行的一副春联是“跟共产党走,听毛主席话”。在这之后几年的时间里,在农村实行了强制集体化。农民的大红土地证作废了,大牲畜、大农具归公了;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农民第一次被剥夺,生产资料被剥夺。据说党内那些忠贞务实之士都是“小脚女人”,看不到农民的积极性,感觉不到“社会主义高潮”到来的势头。不多时日,又在农村推行了“乌托邦”式的人民公社化的实验。农民成了类似“农奴”的“社员”。农民第二次被剥夺,农民的生活资料部分被剥夺。农民收获的庄稼,只能用“工分”从干部手里换取,听凭施舍。高指标,高征购,农民的口粮、牲口粮、种子粮都被搜罗一空。到了“大饥荒”三年,饿殍载道,易子相食。全国饿死3000余万人。(参见杨继绳《墓碑》等)。河南等地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灾民,外出逃荒都被禁堵,以免给“三面红旗”抹黑。人的最起码最基本权利,生存权、生命权被剥夺。人们经历了一个用“革命”、“主义”的华包装起来的现代个人迷信时代,也是广大农民匍匐在神明脚下的蒙昧时代。如今回味一下80多年前,鲁迅对农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叹,怎不令人感慨万千啊!1978年以后的思想启蒙运动到来,有三件重大的重新发现。这就是一,人的重新发现。将“神”从神坛上请下来,重新发现了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权利。二,马克思主义重新发现。若干被阉割、被打入冷宫的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如人道主义等,从尘封中被重新发现。三,鲁迅的重新发现。曾经被歪曲、近来又被戴上“后殖民”帽子的鲁迅思想价值的重新发现。再重新读一读鲁迅的《药》,那用醮着烈士鲜血的馒头给儿子治病的华老栓精神的麻木与奴性,联系又过了80余年的风雨苍黄历史,怎不使人百感交集。昔日在延安,正当而立之年并燃起个人崇拜之火的周扬,倾听毛评鲁的一番话,大概只有聆受的份子;40多年岁月流逝,已过古稀之年的周扬,对历史、岁月、人生有了自己的明确判断;对毛鲁在农民问题的认识上的是非,实际上表明了自己鲜明的看法。他说,鲁迅“对中国现实和全部历史,观察之深,解剖之透,是我们许多同时代人所望尘莫及的。”(《周扬文集》第五卷,第137页)中国2000多年的民族文化传统的(“中国民族文化传统”是有别于“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概念)是渗透在中国政教礼俗方方面面,弥漫在民族心理深处的专制主义。这是一个合二而一的结构。在上一方面是专制主义,在下一方面是奴隶主义。鲁迅说,中国农民2000多年的历史,无非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交替,或者换一句话说,无非是专制主义的皇权“维稳”得以实施与“维稳”受到挑战与破坏的时代交替。应该说“五四”以来对中国历史、社会,对中国农民看得最深、最透的鲁迅是第一人。中国庞大、强大的专制主义文化传统决定着中国国民性;对这种国民性进行改造,强烈地、迫切地追求人的精神独立,是鲁迅毕生为之韧性战斗的文学总主题:他所创造的阿Q就是长期专制主义统治下中国国民性的典型。鲁迅是伟大的,鲁迅的文学是伟大的,首先是他思想是伟大的。旁观者清,一位日本朋友新居格说,鲁迅“与其说他是文学家,毋宁说是更大的思想家。”“若问鲁迅为什么占中国文坛的最高地位?实因他有这种价值,就是他有思想,不仅是作家。”近年来,文学界在讨论为什么新时期30年还没有出现伟大的文学家,出现文学经典,难道不可以从中得到启示吗?

将鲁迅的文学作品,与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理论作品,对照阅读,将令人神会。

再说“掐头去尾”。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运用,采取“掐头去尾”的方法,曾经是前苏联与斯大林控制共产国际的基本倾向。我国也曾有过。任何一种较大影响的文化、学术思潮流派,都有着自己发生、发展的过程,显出阶段性,保留着连续性。有人将《哲学的贫困》与《共产党宣言》发表前的马克思主义称作“早期马克思”或“青年马克思”阶段。马克思1883年逝世后,恩格斯又活了12年于1895年去世,这12年被人称为“晚年恩格斯”阶段。有人大斧一挥,拦腰一砍三截,掐头去尾,只取“火烧中段”。这些自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越俎代庖,将马克思某些早期极其重要的著作,认为有“黑格尔的遗迹”而踢出马克思主义的门外,对晚年恩格斯若干重要论断、原理,晚年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发展,或是漠然对之,或是指桑骂槐,标上伯恩斯坦之名大批特批。值得赞赏的是这本文献选集,注意到了努力克服这种“掐头去尾”的弊端。

我十分赞赏这本书将马克思的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收录,虽然还是“节选”,但基本内容都包括了。这是编选者的胆识,也是这类马克思论文艺选本创造性之举。因为在我印象中,这是首见的。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著作手稿》(以下简称“手稿”)1927年被发现问世,1932年全文发表。被“马克思学”学者广泛注意。甚至有人认为此文发表赋予马克思主义第三次生命。“手稿”不仅是青年马克思重要著作,也是整个马克思主义重要著作。其思想应该说从青年马克思到晚年恩格斯未曾断线。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借来“异化”的概念,以费尔巴哈人本主义为出发点,改造了费尔巴哈“人性异化”的抽象性,提出了“劳动的异化”科学思想,以此为理论基础,集中地详尽地表达了他的人道主义思想。他说:“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为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第23页)“手稿”集中地、系统地阐发了马克思人的本质的异化思想和人本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手稿”在我国1956年由人民大学何思敬教授全文翻译出版。“文革”结束后,敏锐的思想家周扬、王若水等发现了这一理论的价值,提出了探讨。孰料竟遭到一顿上纲上线劈头盖脸的围攻和批判。有恃权仗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别出心裁地罗列了文艺界“资产阶级自由化”十大论点,将“社会主义异化论”列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文艺十论之首,设坛批判。此事又一次表明中国专制主义文化传统之深厚。悲夫!

这部文艺论著选编,对马克思早期著作的一处几十年的错译作了更正。这里一个字的正译,却牵连到一场大的哲学争论,意义不同凡响。这就是被恩格斯称作“是非常宝贵的”,“作为包含着新世界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十一条的第一条:“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第47页。着重点是我所加。该译文源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9页。)这里,现今的译文是: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对事物“不是从主体去理解”。而以往的译文,都是对事物“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直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仍按旧译(参见该书〈一〉第3页)。这一个字的译文差误牵连到一场大的哲学论争。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地位。马克思第一次把实践提升到本体论的意义。马克思主义出发点,既不是精神,也不是物质。马克思主义出发点是现实的人或是实践的人。马克思把人的本质理解为自由自觉的活动。因此,实践是作为人的本质的存在方式。这是实践的真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华是实践的唯人主义,我赞成这样的概括。这种概括能够比较鲜明地有别于历史上的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的特色。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具有客观性、主体性与创造性的特征。实践是人类能动地改造现实世界的社会性的客观物质活动。它体现了主体性社会性的统一。鉴于以往哲学教科书中将人、实践、精神都看成是单纯的、消极的、被动的,实践哲学一个重要特征主体性惹人注意。1980年代以后,主体性哲学、主体性美学勃兴。甚至文学中也有人提出文学主体性的命题,引起文学界朋友兴趣。然而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主体性特征却受到一些人质疑,认为有“唯心主义”嫌疑。当人们认真检索校订之后发现,这个“主体性”命题是从老祖宗那儿来的,恰恰出之马克思之口,是马克思书上写的。为什么几十年间将一个字误译?致使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主体性揭示被湮没?当然,它也只能蒙我们这样不懂德文、不能直接阅读德文原著的人。现在编译局做了一件好事,终于在中国人中还了马克思原著的本来面目。

“晚年恩格斯”是一篇大文章。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独立活动的12年,不仅是恩格斯人生一个重要阶段,也是整个马克思主义重要阶段。我注意到本书收录了恩格斯晚年指导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工作的书信,其中几封具有针对性的、纠正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上的庸俗化、简单化、机械化的错误倾向的文艺问题信件。但是,我想这本文献集若有可能,是否收进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会更佳?此文是恩格斯逝世前的五个月写的,是他一生最后一部著作,也可看着晚年恩格斯的政治遗嘱。因为本文献集已收录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节选);若将这两本写作相隔30多年的著作相互关联,参照阅读,将会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更全面、更完整。

19世纪90年代,欧洲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上发生第二次工业革命,经济高速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新的股份制等社会化因素。政治上,1890年德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社会民主党走上公开合法政治舞台,通过选举,进入了代议制权力中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恩格斯在指导第二国际斗争中,与时俱进,自我反省,自我修正。根据历史实践的检验,对若干理论问题,坦承“错了”、“不对”、“过时”等(《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恩格斯实际上接受了“契约论”的共和国政治形式的国家学说,由此提出了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还存着和平的逐步的渐进的道路。恩格斯晚年,在领导各国社会民主党人斗争中,开拓了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的重大历史性转变。

1995年恩格斯逝世100周年纪念。世界范围的马克思主义学领域开展了广泛的、持续的纪念、研究热潮。而在我们这儿却动静不大,也不及马克思忌辰100周年,还有隆重的纪念会与规模盛大的研讨会,不过结果是以尽人皆知的尴尬收场,大概有关方面有所顾忌吧。好在,之后的三年,在《炎黄春秋》杂志上,开展了一场关于民主社会主义大讨论,实际上是对“晚年恩格斯”的思想资源重新认识结合实际生活的大讨论。这场讨论在我国宪政民主现代化进程中影响深远。可喜的是当局虽不赞成讨论的主题,在主流媒体上发表了表态性短文;可是网开一面,允许讨论的进行;能够做到我不赞成你的意见,但是我维护你说出你意见的权利。这是一大进步。

(二)

这个“选读本”的“编选说明”称,“努力做到不遗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世界观、方法论、文艺基本理论和包含有重要文艺观点的文章。”编选者列入这个选读本除了马克思、恩格斯之外,还有列宁、斯大林。对于将斯大林与马克思、恩格斯捆绑在一起,同等配列,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合集,这样的编选,我不以为然,窃以为不妥。

斯大林是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什么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难道今天我们还舍不得丢掉这把“刀子”吗?还拘泥于50多年前说的“三七开”之类话吗?应该说自苏共二十大“解冻”以后半个世纪以来,尤其是苏共亡党后近20年来,有关斯大林的档案材料大量披露,对斯大林的研究相当深入。斯大林何许人也,他的面目早已皂白可辨了。自列宁去世后,他运用纵横捭阖的权术,将当时苏共六名核心领导成员,以整“反对派”名义,干掉了五人,树立了他独裁统治的权威,开始推行对他的个人崇拜。接着是施行1937-1940年骇人听闻的“红色恐怖”“大清洗”,滥杀无辜。杀死多少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说是60多万,以后陆续透露的材料表明,政治“大清洗”加上上世纪30年代初的强迫集体化和“消灭富农”运动,被迫害致死达数百万人。数字的差异改变不了斯大林“暴君”形象的实质。前不久,波兰国殇,使更多人知道被谎言隐瞒了50年的“卡廷惨案”;那令人发指的屠杀,是斯大林犯下的不可饶恕的“反人类”罪行。现任俄罗斯总理普京说出了有良知的话:“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一个极权主义政权犯下的这些罪行辩护。”要说这样的“暴君”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亵渎。

以往,中共受斯大林控制的第三国际的影响,囿于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曾经将斯大林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并立,尊奉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每临重大节日,在天安门广场树立他们四个人的画像,在各种公共场合如会议厅、办公室,悬挂马、恩、列、斯相片。如今,随着历史真相的显露,中共早已改变了这样的做法,这是人所共见的。

即以“马克思主义论文艺”这类文论选集而言,也非是一成不变的“马恩列斯论文艺”一种编法。此事始作俑者是周扬。上世纪40年代在延安,他编选了一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辑录了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高尔基、鲁迅与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一些论述。这本书虽然对促进中共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起了不小作用,但是在它的“序言”中,对毛泽东的《讲话》作了过分的吹捧,开始了“神话”《讲话》风气之先河,还不及郭沫若在《讲话》发表后的反映客观和冷静。郭氏说《讲话》中有“经”有“权”。虽然毛泽东谦逊地说,将他的《讲话》“配在马、恩、列、斯……之后觉得不称”,它是“不能这样配的”。(《毛泽东文艺论集》)但显然是感激的。在这之后,周扬的地位提升了。他身为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又兼任了延安大学校长,并仍兼任鲁艺院长。不过公平地说,他在1940年编校出版并作为“鲁艺丛书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艺术》还是比较审慎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1951年曹葆华同志第一次以“马恩列斯”并提编了一本“论文艺”的选集,以后多次重印。可是,在以后的60多年中,也有多种选录的编辑方式。如,60年代打中苏论战,为了打列宁牌,人民文学出版社就曾出版了一本《列宁论文艺》。“文革”结束后的1984年,该社又出版了一本单独具名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的选读本。可见,以往也并非只有“马、恩、列、斯”论“文艺”这样一种样式的选读本。现在,中国作家协会与中央编译局为何倒退,又将斯大林这把“刀子”捡起来,编成了这样一个选读本?我难以理解。

或许编选者会说:“人归人,文归文”,“我们着眼点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好,就理论说理论,让我们看看斯大林文艺理论价值,它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中的地位。单以本书所选辑的两部著作而言,其一,《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其文发表于1950年的《真理报》,那时,新中国刚建立,那时,不仅在苏联,即使在“一边倒”的中国,文化界也着实热闹了一番,我们都曾奉命学习。令广大知识分子惊叹的是,共产党的领袖真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万能上帝”啊,不仅是政治家、革命理论家,而且对语言学这样专而又专的学术问题也是“权威”。须知,语言学的大家,往往是要穷其毕生精力,孜孜以求造成的。比如我国的赵元任、罗常培、王力、吕叔湘,谁不是“皓首穷经”?斯大林在1929年曾与布哈林一起申报苏联科学院院士资格评选,大概那时“个人崇拜”刚露头,苏联的知识分子不买斯大林的账,他没有过硬的学术著作,选举中得票数不足,被刷掉了,落选了。而布哈林在一次大战前的1913年,就有经济学著作问世而获选院士资格,弄得斯大林好没面子。翻翻《斯大林年谱》,斯大林是在什么长时段啃这块学术性很强的硬骨头“语言学”问题的呢?他是一位职业政治家啊!斯大林去世后,不断有材料说,斯大林这部著作是由别人捉刀代笔的。是否如此,笔者未见到确凿的档案材料,不便妄断。不过此一说不妨存疑。退一步说,这部著作百分之百是斯大林个人研究心得,这部著作价值何在?这部著作无非说“语言”不是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现象,“语言”没有阶级性。这样人间常理,具有多大的马克思主文艺理论价值呢?要说在特定条件与时间,它具有一定意义的话,那就是它用“暗转”的方法,羞羞答答地承认了自然科学也没有阶级性,给人们卸下头上的“紧箍咒”。在苏联,自1930年斯大林的“秘密谈话”(现藏于“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以后不仅对社会科学,包括对自然科学进行“全面”“进攻”和“批判”。一些科学思想、科学流派被扣上“唯心主义”、“资产阶级伪科学”帽子。生物学家被分为“无产阶级生物学家和资产阶级生物学家”,遗传学、农学化学、育种学、微生物学……和有关科学家遭受致命打击和迫害。照理,斯大林的这部著作发表应该改弦易辙,有所匡正了吧,可是这部著作发表前两年的1948年,斯大林又一次力挺李森科,重新掀起对遗传学摧毁性的打击,并旁及其它领域。1950年后并未停止,还殃及我国。这就是斯大林理论的价值!

再说这本书选录的斯大林另一篇谈民族文化的著作,他批判了“民族文化是‘资产阶级’的反动口号”,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他提出了“社会主义所要达到的全人类的文化”,“内容是无产阶级的,形式是民族的”命题。民族文化只是“形式”,我们曾奉为圭臬,不敢过线,害苦了我们几十年。

这本文献选集,选辑了两位德国人马克思、恩格斯。两位俄国人列宁、斯大林。列宁已入录置而不论,在俄国人中,要以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贡献和本身具有的理论价值而论,首选的应是普列汉诺夫,无论如何轮不到斯大林。

普列汉诺夫,学识渊博,思想深邃。他的书,列宁誉之为“整个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优秀著作”。(《列宁选集》第4卷,第453页。)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以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出了出色的贡献。他的《没有地址的信》,是世所公认的美学经典。尤其是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一个“社会心理层次”的学说。(参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二卷,第273页,第三卷,第196页。)这是他杰出的发现。对此,他作了系统的论证。“社会心理层次”说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特别是文学艺术之间复杂、曲折的制约与被制约,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相互联系的途径、特点等作了更加明晰的揭示,是开启文学艺术奥秘之宫的一把得力的钥匙。“社会心理层次”论应看做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的发展和补充,也是普列汉诺夫对晚年恩格斯进行的探索来不及实现的继续和完成。这是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重大奉献,具有重要的文艺理论价值与意义。我不明白,本书的编选为何舍普列汉诺夫,而取斯大林?

我们何时能最终走出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阴影啊!

(根据2010年6月21日会上发言补充、整理)

(责任编辑徐庆全)

2010年第12期　“向党交心”的前因后果　张 刃

许多人都知道1957年的反右运动,但对此后接踵而至的知识分子“向党交心”运动却知之甚少。二者有什么关联?其前因后果如何?笔者保存有先父张高峰(原《大公报》记者)1958年6月“向党交心”原始记录六份,真实地反映了那次运动对“交心者”心灵的触及和知识分子洗心革面“自我批判”的无情。联系到此前的反右运动和后来的“文革”浩劫,或可大致勾勒出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将父亲的“交代”公之于众,似有自曝“家丑”之嫌。但我认为,父亲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是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相通的,或者说,是国家和民族历史的一部分。个案也是历史,而且更接近真实。为了让后人了解和认识真实的历史,我想我有责任就自己所知,对这份“交心”记录做一番解读,既为昭示后人,也想告慰故人,想必父亲在天有灵,是不会怪罪于我的。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以引述材料为主线,略加附注,尽量少做评价,以保持“原汁原味”;引述材料均来自“文革”后统战部门退还我父亲的记录原件;此外,考虑到由于诸多原因,对记录所涉及的、目前不便定评的某些当事人,姑隐姓名。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恢复历史原貌。

一

1958年,反右派运动余波未平,全国又展开了“双反”(反浪费、反保守)运动。4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天津召开了“向党交心”运动的现场会,此后,这一运动便在各民主党派和全国知识分子中普遍开展起来。

“向党交心”是整风与反右的继续,因此,首先要“交”整风(后来转为“反右”)期间的思想、行为。父亲时任《大公报》记者,其时他已经为之服务了19年。他“向党交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与几位“著名大右派”的关系——

在整风之前,储安平想拉我到光明日报去工作,虽然当时我告诉他目前我没有理由提出离开大公报,等以后再说,但心中暗暗自喜:“还有人看得起我。”整风初期,储发表了“党天下”的谬论,其中大部分引起我的共鸣,于是在保定写了一封信给他,恭维他有胆量有见识,支持他的反党谬论,骨子里是想跟他拉紧一把,如果在大公报有一天不可为时,我就去光明日报。

在北京,有时见到浦熙修,她常约我便中给文汇报写稿。整风之初,我在保定根据曲艺界鸣放的发言,写成两稿寄给徐铸成,并附一信。两稿都是污蔑党的政策的,后来未发表。给徐的信说,读过你的“拆墙”经验,大公报也有墙,正在拆。我支持了他排挤党员副总编辑的反党行为。目的也是准备自己的后路,如果在大公报不可为时,我还能去文汇报。

这两件行为是不折不扣的反党的严重的政治性错误,是向右派靠拢而想背弃党的领导,希望钻进一个没有党的领导的“新闻天地”去工作。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之后,我就察觉自己犯下严重反党错误,心头很沉重。但起初,还以为是个人自私自利的思想支配的结果,后来再深思,又经过党的耐心教育和同志们的帮助,才认识到是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和阶级意识的反映。当右派乌云乱滚时,我必然要发出共鸣。幸亏反右斗争很快开始,党指出那是敌我矛盾,我才醒悟而没有堕入右派泥塘。

父亲与储安平、浦熙修、徐铸成的关系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储安平主办《观察》杂志时,父亲是其特约记者;浦熙修在重庆《新民报》时,与在《大公报》的父亲又是跑时政新闻的同行;徐铸成则先后担任《大公报》桂林版、上海版编辑主任,与父亲为同事。他们之间是朋友,意气相投,自然有比较私密的关系。但父亲万万没有想到,这些朋友都成了右派,而且是全国“闻名”的大右派。他在整风中赞成他们的言论,并且通信呼应,当然毫无疑问是“严重的政治性错误”,即使他不主动“交代”,也是隐瞒不住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他的“交心”就不可避免地要“触及灵魂”了。

二

事实上,在“整风”“鸣放”期间,父亲的心理活动是复杂的,行为是摇摆的。

一方面,经过了解放后“三反五反”、审查干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运动,他清楚地认识到了“政治斗争”与“组织手段”的“威力”,已经变得小心翼翼了,因此,当报社“××、×××等人搜集大家在采访过程中遇到的困难,要写一篇记者控诉的大文章,登在报上”时,他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他说,“他们要我提供材料,我说这样的文章写不得,刊出后必然被国民党利用,××等批评我保守,其实是我胆小,但我仍然不提供材料,也不坚持反对。”他们“明明是进攻党,我却在一旁明哲保身,这是立场问题。”

这里所说的“大文章”,即刊登在1957年5月12日《大公报》一版的那篇题为《阻挠、限制、刁难、歧视——本报记者申诉采访中的一些遭遇》的综述,文章虽未署名,却是综合了十几位记者提供的材料整理而成,其内容无非是记者到某单位去采访碰了钉子,或者到某地方要看材料吃了闭门羹等等,意图也无非是吁请有关部门注意克服缺点,以利工作。但由于批评了党政机关,特别是被境外媒体转载、摘登,“为敌人所利用”,因而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参与其事者大都被划为右派。

父亲之所以“侥幸漏网”,并非他有多高的“觉悟”,而是与他思想深处对政治斗争的恐惧心理有关,这不能不说也是那些年“教育”的结果。但他还是承认了自己对此事“不坚持反对”的态度。因为,在另一方面,他心里还是有话要说的——

“在报社鸣放时,我说过许多错话,污蔑了党和党的同志。我说,‘解放后,许多党员领导同志的工资像火车头带着跑一样。如果低一点,而责任重,更会受群众的崇敬。’这话的重点是前两句。我说,××做领导时态度专横跋扈,长期不改,给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今天他去当×部副部长,真叫人担心。如果把他排在落后群众的队伍里倒还合适。心想,党这是怎么教育党员的?因而认为报社党组织原则性、政治性不强。”(这里所指那位“专横跋扈”的“左派”领导,也没能躲过“文革”“左派”的“批判”而死于非命。)

“我还说过,报社使用某同志,不像是培养做记者,倒像是培养做调查员,事先从领导方面了解一件事,然后派人下去调查、核对,就写成文章。后面一句话没有说出来:这算不了记者的本事,如果没有线索时,记者怎么办呢?”

“读臧克家的‘六亲不认’,心想说得对,今天人与人之间确实不怎么亲,而且隔阂很多。”

可以说,既“小心翼翼”,又“蠢蠢欲动”,更“左右摇摆”,便是父亲在整风、反右运动中的真实表现。

三

那么,随着整风变成了反右,他对右派是否就有了正确的认识了呢?没有。他“交心”说——

“储安平戴上右派的帽子,我觉得这人不过是哗众取宠,故作惊人之语,很不严肃地用‘大和尚、小和尚’的字眼,如今自己烧身,看不见他骨子里的反动本质。有几个教授,我过去认识,他们成为右派时,我想,不过是知识分子的个人欲望太多,说了一些错话。”

“储安平拉我去光明日报,先是通过×××找我。当储拉我时,我向他说明我与大公报的关系和目前无理由提出离职,××在旁就指责我这是一种旧的感情。反右时,大家贴大字报质问他的目的何在,而我没有贴。心想,我何必乘人之危呢?这种旧的观点颇为庸俗,不是从政治角度看问题。”

反右斗争大局已定,右派的“下场”尽人皆知,父亲在“向党交心”时仍能如此直白地表述自己的观点,流露念旧情怀,真是天真得近乎愚钝。

“北大民主墙上乌云乱翻,不少右派学生在作怪。可是我想,学生们都很年轻、纯洁,今天怎么反起党来?于是我怀疑社会主义教育在一部分学生中落空了,党应该对他们负责任。”

“鸣放时,报上大量刊载知识分子的发言,当时看不出他们有什么目的,只是有些事物,根据自己九年来采访生活所见所闻,认为他们言过其实。后来反右,党指出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我觉得那不过是‘秀才造反’,事情不会有那么严重。报社乌云乱翻时,我同样看不出右派的目的,但却觉得报社党的处境陷于被动了。又看到个别党团员同志的大字报,气味也反常态,怀疑报社党的组织是否涣散了?又看到少数积极分子的言行也反常态,反而不如许多群众的情绪正常,心想党这回上了他们的当了,今后对群众应该有个重新估价吧!”

“××、×××成为右派,他们哪里来的反党胆量?还不是党多年对他们宠用的结果。党自己搬石头砸了自己脚。”

如此坦言某些“右派”原本是受党“宠用”的“积极分子”,结果“党自己搬石头砸了自己脚”,在对反右运动评价中,这或许尚属比较另类的观点。未知史家是否有人做过研究?

当然,父亲同样坦白地检讨了自己——

“从这些思想、观点来分析,我都是站在党的对立面看问题,别人痛斥右派而保护党,我是原谅右派而责备党。表面看,我好像在一旁客观地看问题,实际非常主观。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看问题,因而在感情上自然地就原谅右派。这种反动立场和感情在我身上很严重,不改变,必然与党三心二意,貌合神离。事实上几年来就是如此,始终没有把我和党的关系摆正,我跟党的关系是讲个人利益的,某些事如我心意时,我很满意党,很拥护党;不如意时,就一肚子牢骚,又不敢发泄,于是压抑着精神工作,所以几年来我的工作情绪很不稳定。因为与党的关系不正常,对党的许多号召和重大的政治运动,我多是采取随大流的办法,不是积极响应,不是在运动中锻炼、改造自己,而是像作客一样随着走。所以多年来我在政治上不见开展,落后的、反动的东西没有得到彻底清洗,因而在整风中我犯下严重错误。我的问题是改造立场、改造观点,端正与党的关系。”

以上这段记录,是原件中最长的(其他大多是一两句话一段),可以视为总结性“交心”。他以“个人利益”作为处理与党的关系的结点,应该说确实“触及灵魂”了。至少,在我所见的类似资料中是属于“深刻”的。父亲为什么如此坦诚?且看下文。

四

如果说,父亲“交代”与右派的关系、检讨自己的“错误”完全是被迫的,也不尽然。那时,尽管解放后的几次政治运动已经让许多知识分子噤若寒蝉,心有余悸,但他们对新中国、对共产党依然保有程度不同的信赖,希望“努力改造”自己,跟上“时代步伐”。这从父亲“交心”材料中对自己思想深处的挖掘和坦诚公开,以及无情地自我批判,可以看得出来。

他“交心”说:“我的生活动力是什么?思索一下,是个人名利。当年,我选定做记者,就是觉得这个工作名利双收,又自由自在。追求名利,自由自在,大概就是我的人生观。”如此解剖自己,近乎残酷,可谓“诛心之论”。事实上,父亲选择记者职业的初衷,首先在于他希望借助媒体这个社会公器发表自己对国家、对社会的见解(新闻事实是客观的,判断选择是主观的),其次才是追求“自由”与“名利”。这种社会责任感和个人追求,可以说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共性。只是在那个特定的年代,没有谁还敢奢谈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只能承认个人追求的“罪孽”。

他还说,“交心不能没有思想斗争,揭疮疤不能不疼,心想,忍受短暂痛苦,今后能愉快工作,生活几十年,这是大利当前,万万放弃不得。”应该说,“短暂痛苦”、“大利当前”的考虑,都是他内心的真实表露,他确实希望“能愉快工作,生活几十年”(尽管是奢望)。因此,他这样“挖掘”自己思想深处的“根源”——

“我总觉得党在政治上看不起我,心中常埋怨党对我直接教育少、责备多,所以我政治自卑感很重。”“在政治上自认没有什么希望,如果能从下游争到中下游就很满意,争上游那是奢望。”

“我知道党知道我有思想问题,可是没有党的同志找我正式谈谈,我怀疑党是否认为我思想顽固,不可救药。”

“既然把我看成政治上落后,在各项政治运动中索性随大流走。如果积极去参加,也会被党看成是假象。”

“整风前,对党有些意见。整风时,听说党找许多同志个别谈话,但始终没用找我,心中很不愉快,越发相信党在政治上看不起我。”“右派在报社乌云乱翻时,许多话不从政治角度去看,就从事实来说,都是不公正的。我虽然不同意,可也不去用力反驳,心想,驳半天也无用,我又不是党在政治上依靠的对象,党也不会认为我是在维护党的利益,还是听之任之吧。”“在报社,我有人微言轻之感,有些意见,自认为还是正确的,但不被重视。”

“我觉得一个人在政治上无希望,一切就无希望。在任何事物面前他都应该退让。我就是这样想这样做的,最近特别明显。”

因为这种“被隔阂”的心理,当他看到储安平、徐铸成等老朋友的言论后“一拍即合”,形成“共鸣”,也就不难理解了。这同时也成了他内心时常想到“如果在大公报不可为”时便准备“跳槽”的重要原因。

“在生活中,感到谈工作的同志很多,谈心的朋友太少,心中很闷。我平日爱说爱笑,有些话被人误解或断章取义,弄成个人的错误,因而感到说话难,故极力避免多说话。”

“与人相处,你尊敬我,我一定尊敬你,你看不起我,咱们就少往来或不往来。我对党也像对个人一样,心想,党既然在政治上看不起我,那就保持业务上的往来好了。假如在业务上也被看不起,最好把我安排到比较机械些的工作岗位,只要领导说什么,我就做什么,永不违背,这样就有来无往,落得干净省心。”

当年,父亲在《大公报》人中绰号“一圈”,指他爱说爱笑,说经历、讲掌故,常常引来众人围绕。他后来的缄默、消沉,可以从上述“交心”中找到答案了。

五

政治上的隔阂不可避免地带来工作上的障碍,父亲“交心”说——

“整风中犯了严重错误,没有被划成右派,万分感谢党的宽大,但也背上沉重的包袱,生怕再犯政治性的错误。可是一月间写了一篇未见报的通讯,立场、观点都错误了,心中惶恐万分,从此以后,专门写些顺大流的稿子,纯属动态的报道,可用也可不用,但保险,不容易发生立场、观点的错误。”

“顺大流”、“纯动态”的稿子当然没有“风险”。查阅1957年前后父亲在《大公报》发表的署名报道,确实多见“立场”、“观点”都很“正确”的内容,如《要跟祖国一道前进——记北京东四区工商业者家属学习的收获》、《力争自食其力——天津独流镇工商业者参加长期劳动改造自己》、《跟右派分子算一笔粮食账》、《万箭齐发——记陕西及西安财贸系统职工“双反”热潮》等等。这与他在旧大公报时期揭露丑恶、抨击时弊的报道(如《豫灾实录》、《崩落中的沈阳》、《东北的悲剧》、《哭四平》、《干枯东北》、《东北的脓包》、《烂污东北》、《五万青年渡难关》、《我们要活命》等)形成了巨大反差,写作风格也已经完全判若两人了。

更有甚者,他“交心”说:“三月间,在西安写一有关双反的报道,双反之上打了引号。投邮后惶惶不安,怕又是一个政治性错误,连夜查人民日报,发现双反也打了引号,这才放心。”以如此诚惶诚恐的心态写稿子,其质量如何也可想而知了。

父亲也曾从长远考虑过自己的“前途,他说——

“右派中有许多学者、专家照样斗、整及撤职,少了他们社会主义毫不逊色。心想,过去几年自己还以为业务上有两手,说话、做事还敢调调皮,狂妄自大,今后无论如何可不能那样。大公报少了我也毫不逊色。为了保全自己,可要老老实实地工作。”

“看到党员、团员、积极分子分驻各地采访,报社的红专队伍越来越壮大,越感到自己悲哀,今后该如何是好?心里真是闷得慌。”

“我发觉党在业务上还信任我,在政治上不够信任,所以为了保持党对我的信任,我很重视业务,希望不要落到中、下水平。”

“自己很珍爱(记者)这个岗位,感到是一种荣誉,很想把工作做好,但没有信心,恐怕从记者队伍中掉出去,那就个人大势去矣。”

上述记录,不能不说处处透露出父亲内心的悲凉。

“交心”话题并不局限于整风、反右,还有如下记录——

“天津解放后,大公报改为进步日报;上海解放后,大公报原名不动。心想,这是怎么回事?是否天津的做法激进了一些?”

1949年《大公报》津、沪两馆不同的命运,反映了当时对如何处置民营报纸问题尚无确定方针,待王芸生(《大公报》前社长)北上“投降”,解决这个问题才有了方案。父亲这里提出的问题,实际上也反映了《大公报》人的疑惑。

“有一个时期报上某青年记者的稿子很多,我觉得有些既冗长又没有独到见解,心想,要是我写那样文章一定不刊用。”

这番话既是对业务工作的意见,也反映了他政治上的失落。

“苏联展览馆落成时,一再宣传镏金顶,超过市内最高建筑北海白塔,心想这是灭自己威风。”

上世纪50年代,对苏联的态度等同于对新中国政权的态度。父亲的“交心”,实际上反映了知识分子的一种民族心理。

“大兵团成立,发表我被安排在天津。当时,我在西安,顺便给××写信说,‘不久我们又要并肩作战了。’信写好后,一想用‘并肩’两字不妥,大公报上××印在我前头,必然是他领导我,‘并肩’两字不是要与领导平起平坐吗?如果引起××同志的误会,以后相处就困难了。想了半天,又改为‘携手作战’,这样也许不至于引起误会。”

这里所谓的“大兵团”,是指当时《大公报》部署记者分驻各地,以“作战”方式报道“大跃进”运动,其用词也体现了当时的政治氛围。父亲的这段“交心”,用“战战兢兢”来评价,应该是恰如其分的。

或许没有几个人注意到,1958年4月23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发出的关于号召全盟展开“向党交心”运动的通知中,有“以上办法对右派分子同样适用”的字样。结果,同年夏季反右“补课”,又“补划”了一批右派分子。他们大多都是掉进了“向党交心”的陷阱。

父亲是“幸运”的,没有被“补划”右派,但在“交心”后的第二年,1959年初便下放到密云水库去参加劳动和“锻炼”了。尽管他希望凭着业务上的努力,继续从事他所钟爱的新闻工作,但是,1959年开始的“拔白旗”和“反右倾”运动,使知识分子中的业务突出者几乎注定成为“白旗”而被“拔掉”。1961年初,他最终没有能够逃脱被“清理”的命运,下放到黑龙江省偏远的安达(今天的大庆)去做商业工作,而且是他从未接触过、也根本不了解的会计业务。从此,他彻底离开了《大公报》,结束了他22年的记者生涯。5年后,“文革”爆发,曾经在大陆存续了64年的《大公报》也彻底关闭了。

“鸣放时,报上大量刊载知识分子的发言,当时看不出他们有什么目的,只是有些事物,根据自己九年来采访生活所见所闻,认为他们言过其实。后来反右,党指出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我觉得那不过是‘秀才造反’,事情不会有那么严重。报社乌云乱翻时,我同样看不出右派的目的,但却觉得报社党的处境陷于被动了。又看到个别党团员同志的大字报,气味也反常态,怀疑报社党的组织是否涣散了?又看到少数积极分子的言行也反常态,反而不如许多群众的情绪正常,心想党这回上了他们的当了,今后对群众应该有个重新估价吧!”

“××、×××成为右派,他们哪里来的反党胆量?还不是党多年对他们宠用的结果。党自己搬石头砸了自己脚。”

如此坦言某些“右派”原本是受党“宠用”的“积极分子”,结果“党自己搬石头砸了自己脚”,在对反右运动评价中,这或许尚属比较另类的观点。未知史家是否有人做过研究?

当然,父亲同样坦白地检讨了自己——

“从这些思想、观点来分析,我都是站在党的对立面看问题,别人痛斥右派而保护党,我是原谅右派而责备党。表面看,我好像在一旁客观地看问题,实际非常主观。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看问题,因而在感情上自然地就原谅右派。这种反动立场和感情在我身上很严重,不改变,必然与党三心二意,貌合神离。事实上几年来就是如此,始终没有把我和党的关系摆正,我跟党的关系是讲个人利益的,某些事如我心意时,我很满意党,很拥护党;不如意时,就一肚子牢骚,又不敢发泄,于是压抑着精神工作,所以几年来我的工作情绪很不稳定。因为与党的关系不正常,对党的许多号召和重大的政治运动,我多是采取随大流的办法,不是积极响应,不是在运动中锻炼、改造自己,而是像作客一样随着走。所以多年来我在政治上不见开展,落后的、反动的东西没有得到彻底清洗,因而在整风中我犯下严重错误。我的问题是改造立场、改造观点,端正与党的关系。”

以上这段记录,是原件中最长的(其他大多是一两句话一段),可以视为总结性“交心”。他以“个人利益”作为处理与党的关系的结点,应该说确实“触及灵魂”了。至少,在我所见的类似资料中是属于“深刻”的。父亲为什么如此坦诚?且看下文。

2010年第12期　山东文革中的“反复旧”　丁龙嘉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召开之后,以王效禹为首的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决定在全省“反对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和复旧倾向”,简称“反复旧”。“反复旧”,实质上是1967年“反逆流”的继续。历时半年的“反复旧”,不仅在全省造成了新的动乱,而且波及兄弟省,从而干扰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引起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注意。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之后,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直接指导下,分山东全省和中央在北京举力山东学习班两条线,解决“反复旧”问题,进而解决山东问题。结果,军人政权取代了以王效禹为首的造反的“二三”政权,稳定了局势。

暴风雨般的“反复旧”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为中共九大召开做准备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此时毛泽东的部署是,通过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为召开九大做好准备;通过九大,稳定近三年“文革”形成的既定格局,逐渐结束“文革”。会议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状况下,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这是“文革”中最大的一起冤案。会议中,林彪、江青一伙借着讨论毛泽东提出的对“文革”的评价问题,组织围攻所谓“二月逆流”参加者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并取消了谭震林出席会议的权利。林彪、江青一伙批判所谓“二月逆流”的目的是,贬损老一辈革命家,缩小老一辈革命家的影响,限制老一辈革命家在中共九大上应有的地位和权力,从而攫取更高的地位和更多的权力。

党的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结束后,山东省立即传达、贯彻会议精神。11月10日,山东省革委向毛泽东、林彪、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报告了传达、贯彻会议精神的情况。内中称,“去年春天的‘反逆流’斗争,我们大方向是对的,不及之处,是思想问题解决不透,根子没有挖出来;过头之处,是对当时犯错误的群众组织压得重了一些”。报告中说,1968年上半年“我们注意了反‘左’,但对反‘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以及后来某些单位的复旧现象,没有提醒各地引起足够的重视,现在这股邪风已经刮得比较大,看来到了发动群众顶一顶的时候了”。报告在称“继续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时,提出了开展三大批判。第一是,“继续清算刘少奇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思想”。第二是,“严肃批判那个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以毛主席为首和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二月逆流’和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第三是,“彻底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多中心论’”。

在全国全党传达、贯彻全会精神时,11月12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同意并转发有关传达全会精神的两个报告,一个是11月9日北京市革委《关于召开北京市党员干部大会的请示报告》,一个是11月11日张春桥《关于传达十二中全会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张春桥在报告中说:“‘二月逆流’的那几个人,要不要点名,看来,点名很有必要。”王效禹阅读了上述两个报告之后,立即于11月14日以个人名义给毛泽东、林彪、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呈上一份报告。内中称,“我在传达中,遵照中央的规定,对‘二月逆流’的那几个人没有点名。从山东的情况看,还是点名好。特别是军队中,不少人对‘二月逆流’中‘支左’的错误不仅不认账,而且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刮得很大。点了他们的名,对于促进犯错误的同志分清是非,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对于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军政团结;对于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都是很有好处的”,“近日,我们即照春桥同志的做法,召开较大的会议,深入传达十二中全会精神。”

山东省革委和王效禹给中央的这两份报告,清楚地反映出王效禹要借在山东点名批判“二月抗争”中的老一辈革命家来整军队中的为所谓“二月逆案”翻案的力量。他没有虑及到,此举必然引起动乱,破坏毛泽东的战略部署,犯了大忌。

上述两份报告送上后,至今没有发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不同意的批示。山东的“反复旧”就以此为起点正式启动了。

实际上,在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召开前夕,济南市的造反派就制造舆论,说济南市“搞复旧”,并组织“反复旧”调查组,收集“复旧”材料。全会召开之后,自11月5日开始,济南市革委连续召开党委会,研究济南市车辆制修社和济南化工实验一厂、合成纤维厂、搪瓷厂等单位的“复旧”问题。11月14日,《济南日报》发表了编辑部文章《彻底粉碎为“二月逆流”翻案妖风》。济南市的“反复旧”行动起来了。

11月2日,青岛市革委举行全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精神。会议表示“坚决拥护全会对1967年‘二月逆流’和今春那股为‘二月逆流’翻案邪风的严肃批判”。在会议上,市革委主任杨保华专门做了“反复旧”的讲话。青岛市的“反复旧”也行动起来了。

与此同时,省革委机关报《大众日报》于11月份连续发表文章批判所谓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这些文章认为,“今年下半年以来,在全省一片红的形势下,他们又从右的方面攻击省革委会,攻击王效禹同志。他们这次用的主要手段是暗地里整理革命造反派的黑材料,以反动的血统论为棒子,恶狠狠地打击了造反派,进而把他们从掌权的地位拉下去”。“与此同时,在一些单位和部门,扶植一直没有转过来的保守势力,为去年的逆流翻案。并极力重用旧机构的原班人马,大搞独立王国,与革委会闹独立,或妄图把省革委会‘架空’,以否定省革委会,否定两年多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里说的“独立王国”,指的是省革委会的生产指挥部和组织组。省里的舆论界展开了“反复旧”的攻势行动。

就在全省酝酿“反复旧”之际,韩金海率领山东工宣队对军队支持的临沂“八大组织”展开了最后一击。11月16日,包围、袭击了由江苏省北部返回临沂城的“八大组织”群众,打死9人,打伤15人,抓捕287人。11月18日,山东工宣队撤离临沂,宣称“凯旋”而归。这无疑激化了以王效禹为首的省革委与军队的矛盾。

11月23日,在省革委召开的中共山东省县以上革委会党员代表会议上,由于王效禹的策动,济南代表团、青岛代表团发表了《关于对目前山东形势的严正声明》,呼吁全省各地“立即行动起来,提高革命警惕性,粉碎阶级敌人一切阴谋活动”。两个代表团的《声明》,实际上是向全省发出的“反复旧”的号召书。

11月24日至12月23日,山东省革委会举行第五次全体委员会议。会议通过了《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前进——关于全面落实党的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公报的决议》。《决议》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反对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和复旧倾向”。会议表示,“坚决拥护对‘二月逆流’和为‘二月逆流’翻案邪风的严肃批判”。会议认为,“社会上确有一股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逆流和复旧是有区别的,又是有联系的,当前这股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主要是通过复旧这条渠道刮起来的,他们用‘和平演变’的办法,先恢复那些旧的东西,逐渐把革命造反派搞臭,然后打下去,换成他们的原班人马,目的还是为‘二月逆流’翻案。为‘二月逆流’翻案是最大的复旧。而这种复旧,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会议决定,在全省全面铺开“反复旧”。

“反复旧”的第一个大动作是工宣队进驻省革委的生产指挥部。省革委生产指挥部,是1967年3月1日按中央规定的“各级都要以军事部门为主建立生产指挥部”的要求成立的,其职能相当于“文革”前的省人委,由济南军区副司令员杨国夫任组长,山东省军区司令员童国贵任副组长,前省委书记处书记穆林,前副省长陈雷、晁哲甫、苏毅然先后任副组长。其中,晁哲甫因病休息,苏毅然被停止工作,陈雷被除名。实际上,省革委生产指挥部主要由军队负责人主持工作。1968年2月5日,由山工总组成的以韩金海为负责人的工宣队进驻省革委生产指挥部。进驻的理由是,生产指挥部成了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基地,成了独立王国,且新旧机构混在一起,机构庞大。工宣队进驻生产指挥部之后,宣布生产指挥部的一切权力归工宣队;撤销了生产指挥部领导小组,成立了生产委员会;召开了“反复旧”大会。接着,撤销了前省人委的43个厅(局),重新组建了生产指挥部,将省属246个工交企业的大部分下放到各地(市)管理,并将5200多名干部的大部分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同时,全省各级生产指挥部都受到了冲击和破坏。山东的生产、经济指挥系统的破坏,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反复旧”的第二个大动作是工宣队进驻军队中的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单位。1969年1月,王效禹以1968年9月2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的《关于工人进军事院校及尚未联合起来的军事院校实行军管的通知》为由,又派工宣队进驻军队中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单位,要由工人组织去领导军队的单位。这无疑进一步激化了以王效禹为首的省革委与军队的矛盾。

“反复旧”的第三个大动作是工宣队进驻省革委的组织组下属的材料组。王效禹还派工宣队进驻省革委的组织组下属的材料组。材料组实际上是由18位军队干部组成的审干小组,负责审查省革委以及所属各室、组的领导成员,这其中不包括军队干部。进驻的理由是,组织组整造反派的黑材料。工宣队进驻后,查封了材料,并驱赶了军队人员。这无疑又进一步激化了以王效禹为首的省革委与军队的矛盾。

省会济南市的“反复旧“,走在全省的前列。据统计,83%的市属基层单位革委会被冲垮、改组;50%以上的军宣队被赶走,不少“支左”人员受到批评、辱骂和殴打,许多单位的军管机构被冲击,无法行使职权,公、检、法军管机构被接管,许多档案被盗窃或烧毁。“反复旧”使生产遭受严重破坏,全市1至5月钢材生产仅完成全年计划的27.4%,汽车生产仅完成21%,锅炉生产仅完成11.4%,热工仪表仅完成13.7%。

济南市在“反复旧”中发生了一件影响全省的事件,即“市文攻武卫总指挥部”组成的工宣队进驻公安局和派出所。“济南市文攻武卫总指挥部”于1968年1月5日成立。它是根据江青提出的“文攻武卫”的口号,学习上海的“群众专政”经验的产物。1968年12月17日,“济南市文攻武卫总指挥部”头头以清查黑材料为名,指挥打手强占济南市馆驿街派出所。1969年1月25日,“济南市文攻武卫总指挥部”组成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市区的4个公安分局和38个公安派出所,声称“公、检、法一切大权归文攻武卫”。公安系统已被中央命令“军管”,“文攻武卫”又要“管军”,这不能不产生重大影响。据不完全统计,“济南市文攻武卫总指挥部”在其存在的1年半的时间里,仅总部就抓捕4000多人,其中98%以上是好人,所以被群众斥之为“棒子队”。(参阅《中共济南历史大事记》,济南出版社1998年第1版。)

聊城地区的“反复旧”,是全省的热点。据统计,地、县革委会机关全部被工宣队夺了权;90%以上的基层革委会被冲垮、改组或重建;驻军领导干部和“支左”人员被加上“复旧的黑根子”等罪名,遭到公开点名批判;全区在“反复旧”中被“文攻武卫”、“保卫队”专政的群众数以千计,仅聊城“文攻武卫”就捕押300多人。该地区所辖的冠县,在“反复旧”中发生了严重的流血事件,共有26人被打死,1000多人被打伤,还有数百人被抓捕关押,几千户被抄家,7200余人被迫外逃。(参阅《中共聊城历史大事记》,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版)

国家石油部在山东的九二三厂,也进行了激烈的“反复旧”。在运动中,对革委会成员进行了大换班,如钻井系统被结合的干部有78%遭撤换;同时武斗不断,如钻井系统发生武斗48起、打人300多人次;生产每况愈下,如钻井系统在1969年第一季度进尺计划仅完成60.7%,每天造成的损失达100多万元。

从1968年11月至1969年5月山东的“反复旧”,造成全省39%的县(市)革委会和47%的公社革委会被摧垮、改组或被变相夺权,使全省又乱起来,经济生产急速下滑。但没有撤换由军队干部担任的、多数的地(市)和县(市)革委会主任的职务。山东的“反复旧”,不仅将本省相对稳定的局面搅乱了,而且在湖北省武汉市、河南省、四川省引起了连锁反应。

不难看出,山东“反复旧”的实质是,以王效禹为首的省革委及其一派势力夺取军队控制的地方权力。王效禹的这一着,不但搞乱了山东局势,破坏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而且与军队的矛盾空前激化了。此时,毛泽东要稳定局势,依赖的力量只有军队;而因中苏珍宝岛战役引发的备战,也要依赖军队。如此,以王效禹为代表的一派势力的末日就要来临了。

毛泽东和中央的杀手锏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共九大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使“文革”的理论和实践合法化。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党的九大召开前后,山东“反复旧”引起动乱的情况,通过各种渠道反映到中央。九大召开之前,济南军区司令员、山东省革委副主任杨得志等到北京,向中央反映了山东问题。九大闭幕之后,济南军区政委袁升平向中央军委汇报了山东省革委的问题和军队“支左”工作已经很困难的问题。5月1日,山东省革委生产指挥部副组长、前省委书记处书记穆林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周恩来汇报了山东“反复旧”的情况,要求解决山东问题。

中央在九大召开期间,就酝酿解决山东问题。4月28日,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特别提到山东问题,并说是人民内部矛盾。5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又问山东问题,并向杨得志讲了三句话:“有希望没有?”“要搞好团结。”“中央还要开会嘛!”林彪说:“照顾大局,搞好团结。”这期间,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共7次指示解决山东问题。

九大之后参加九大的山东省革委和济南部队的27人,留在北京,从5月4日至28日进行集中学习。学习期间,毛泽东、林彪亲自接见他们,并再次做指示。5月24日,王效禹、杨得志、袁升平根据中央的指示,以给中央报告的形式,就解决山东问题提出十条措施。

这份报告在具体谈到十条措施之前,有一段概括的、定性的话。即“1967年2月3日,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在山东驻军的大力支持下,夺取了山东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权,逐步建立了各级革命委员会,实现了全省一片红”。“但由于省革委主要负责人的错误思想指导,在前进的道路上,也出现了一些严重问题,特别从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以来,暴露得更加突出,一种不相信不依靠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的怀疑一切的错误思想,进一步发展起来。在全省错误发动的‘反复旧’运动,实质上是干扰清理阶级队伍,把矛头指向了解放军,指向了革委会,指向了革命干部,指向了广大群众,破坏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背离了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带方向性的错误。这一错误,不仅对山东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很大损失,而且波及一些兄弟省,直接影响了九大精神的贯彻,后果是不好的。必须认真加以纠正,接受这一经验教训”。这里首次提出了“反复旧”的“四个指向”、“两个干扰”、“一个破坏”的错误。

这份报告的十条措施的主要内容是:第一,“进一步在全省掀起一个持久的学习、宣传、落实九大精神的高潮”。第二,“一定要紧跟毛主席,紧跟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第三,“切实落实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认真搞好斗、批、改”。第四,“要加强革命委员会的一元化领导,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第五,“要充实加强省革委会的领导机构”。其中提出,对省革委会机关各部门的领导成员和工作人员,“在‘反复旧’运动以前的基础上,适当充实和调整。进驻省革委会的工宣队,要做好工作,迅速撤出”。第六,“要相信和依靠解放军”。其中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把矛头指向解放军”;“军队开展‘四大’的单位,不要干涉和插手地方的文化大革命,地方群众组织也不要干涉和插手军队的文化大革命”。第七,“要相信和依靠群众”。其中提出,“文化大革命进行到现阶段,不能再在群众中划‘革’与‘保’”,“革命群众组织都要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联合起来。不准重拉队伍,另立山头”。其中专门规定,“进驻公、检、法的‘文攻武卫’,要迅速撤出,继续加强军事管制”,“做好思想工作,撤销‘文攻武卫’组织”。其中又规定,“要建立和健全‘三代会’(指红卫兵、工人、贫下中农代表大会),置于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之下,与下面不发生垂直领导关系,不准插手外单位外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要促进徐海地区(指江苏省北部的徐州和连云港地区)革命大联合,不要插手和干扰”。第八,“要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第九,“巩固和发展各级革委会”。其中规定,“对革命委员会,只能补台,不能拆台”。第十,“切实改进领导作风”。其中规定,“坚决反对口是心非、玩弄权术的资产阶级政客作风”。这里是特指王效禹。因为此后不久在批判王效禹时,就以“资产阶级政客”作为“王效禹”的代名词。

这份报告的结束部分做出三条原则性规定。这就是:“山东问题,事关大局。我们坚决遵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一定要向前看,顾大局,以九大为一条线,对过去的问题,作为经验教训接受下来,大家团结一致,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争取更大的胜利。”“为了既解决问题,又不致引起反复,对这次学习情况,控制传达范围,绝对不允许传到社会上去。学习的基本情况,目前只在省革委常委会和济南军区党委中传达。”“对‘反复旧’运动遗留的问题,通过贯彻‘九大’精神,总结经验的办法,逐步加以解决。同时建议中央举办解决山东问题的学习班,学员从各级革委会、群众组织和参加结合的军队干部中抽调。第一期主要解决省革委会和济南市的问题。”

这份报告呈送上去第二天,即5月25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就做出批示,并以中发[69]26号文件发出。毛泽东批示:“照办。”中共中央的批示有三层意思。一层是:山东省自成立革委会以来,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再一层是:由于个别领导同志违背了十二中全会的精神,在全省进行所谓‘反复旧’运动,犯了严重的错误。这种错误是带方向性的,但还是前进中的错误。另一层是:既要彻底纠正错误,又要照顾大局,努力稳定山东局势。

《批示》和《十条》是解决山东问题的原则,还有一些重要的具体问题,有关中央负责人在5月4日和5月10日接见留在北京学习的省革委和济南部队的人员时谈了意见。其一是照顾大局,搞好团结问题。其二是山东形势和“反复旧”问题。中央负责人说:对山东形势不能说得一团漆黑,那是没有分析的。要具体分析,这是毛主席的教导;山东那种“反复旧”,违背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精神,只能引起反中央,反解放军,反革委会。其三是党的核心领导小组问题。学习期间,酝酿建立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中央负责人指出: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是党组织,不能把行政机构和党的组织混在一起,也不能要党组织实行“三结合”;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是对中央负责的,在革委会中是最高领导机构。其四是群众组织问题。中央负责人说:所谓山东一大派掌权,其实不可能没有非派群众,也要把少数人联合起来;你这一大派不一定事事符合毛泽东思想,不能自封为无产阶级革命派;要说服多数派,尊重少数派。这一指示,实际上把三大“左”派组织的桂冠摘了下来。中央负责人明确指出:济南市的“文攻武卫”要撤销;把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说成是工人组织领导革委会和军区,那怎么行,那就错了;不能把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解释成山工总领导一切,把党都不要了。这一指示,实际上给山工总迎头一击。其五是转变作风问题。中央负责人要求:现在要破除对资产阶级政客的迷信。这一指示,实际上是要求三大“左”派组织破除对王效禹的迷信。其六是谭启龙问题。中央负责人说:不要以为谭启龙(原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站出来,就把下面那些没有改悔的走资派都拉起来,要看他是否改悔,群众是否谅解,不能一律解放。王效禹同志夺权是有功的,是前进道路上犯了错误。中央负责人最后在谈到传达、贯彻《批示》和《十条》问题时,强凋“山东不允许反复了”。这是中央解决山东问题的底线。

这期间的5月20日,中央决定增补袁升平、李水清、李耀文为省革委会常委、副主任,穆林、张富贵为副主任。所以,24日给中央的解决山东问题的十条措施的报告中,袁升平是署名者之一。不久后的6月23日,中央批准建立了中共山东省革委核心领导小组,王效禹任组长,杨得志、袁升平任副组长,李水清、李耀文、赵修德、穆林为成员。7人中只有穆林没有军职,军队干部占到85.72%。如果把王效禹算作地方干部,那么军队干部也占到71.43%。

分两条线贯彻毛泽东和中央的《批示》、《十条》

山东贯彻《批示》和《十条》,分两条线,一条是在山东,一条是中央在北京举办的解决山东问题的学习班。

5月29日至6月2日,省革委常委和济南军区党委常委举行联席会议,传达中央《批示》和《十条》,以及中央负责人5月4日、5月10日对解决山东问题的指示。会议揭发、批判了王效禹发动“反复旧”、抵制清理阶级队伍的错误,认为他要搞乱济南部队党委,以达到改组的目的。王效禹检查了自己的错误,有的省革委常委也检查了自己的错误。

6月5日至14日,省革委和济南军区党委召开了地方的地(市)级、军队的师级干部联席会议,传达《批示》、《十条》和中央负责人的指示。王效禹在会议上做了检查。会议以小组讨论和大会发言的形式对王效禹的错误进行了揭发和批判。因为“反复旧”引起各级革委会的领导成员和工作人员的变动,所以会议决定:原则上以“反复旧”以前为基础,适当地充实和调整各级革委会成员。会议要求“不要纠缠历史,不要互相攻击,不要串联,不要重拉队伍”。

两个会议召开后,杨得志、赵修德、穆林三人于7月23日赴京向中央汇报。23日晚和次日晚,周恩来、康生、黄永胜、李作鹏、纪登奎等两次接见。周恩来、康生等就六个方面作了指示。第一,要坚决贯彻九大精神,增强党性,消灭派性。第二,要正确认识山东形势。第三,要正确对待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他们强调“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关键是解放军”。第四,要教育广大革命群众,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团结起来,抓革命,促生产,反对重拉队伍,另立山头。第五,要加强组织纪律性。第六,群众代表不脱离基层,不脱离生产劳动。

7月29日至8月8日,省革委和济南部队党委又召开了地方的县(市)级和军队的团级以上干部联席会议。会议前半段,传达、讨论了《批示》、《十条》和中央负责人的指示;后半段,袁升平作了《两个月来传达、贯彻毛主席、党中央〈批示〉和〈十条〉的基本情况及今后意见》的报告,济南市革委会和九二三厂介绍了落实《批示》、《十条》的经验。会议最后一天,杨得志作了《坚决贯彻九大精神,用毛泽东思想掌好权、用好权》的总结。王效禹就“反复旧”的错误作了检查。(《中共山东历史大事记》,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第1版)

省革委和济南部队党委在连续召开三个重要会议的同时,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

首先是在全省广泛组织学习《批示》和《十条》,批判“反复旧”。

其次是在全省整顿组织。继6月建立省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之后,在全省13个地区、市中,也建立了革委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全部是军队干部。“反复旧”中进驻省革委以及一些地、市和县、市革委会机关的工宣队陆续撤了出去。“文攻武卫”被撤销了,其捕押的无辜群众和干部的大多数被释放。其冲击和接管的公安机关军管会又恢复、充实和加强起来。10月,省革委撤销了红卫兵山东指挥部、山东革命工人造反总指挥部、红卫兵山东文艺革命造反司令部三大“左”派组织和省贫代会、红代会。山东革命工人造反总指挥部负责人、省革委副主任韩金海,红卫兵山东指挥部负责人、省革委副主任王竹泉,分别于1969年5月停职检查和9月离职。

再次是扭转生产下滑的局面。1969年12月5日,省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决定成立生产指挥部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同时决定成立16人的生产指挥部的领导小组。这期间,全省各级生产指挥部相继成立了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增强了领导力量。这前后,生产指挥部在生产管理方面,恢复必要的规章制度,重提技术革命。经过努力,1969年比1968年,山东工农业总产值增长4.72%,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10.22%,农业总产值增长1.79%。

在北京,中央举办的解决山东问题的第一期学习班,于6月22日开班。参加学习班的有省革委会、济南市各级革委会、省和市的部分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军队的代表,共570余人。学习班首先学习党的九大文件。然后,集中50多天的时间学习毛泽东的整党建党的指示和党的九大通过的党章;进行忆苦思甜,开展大批判,揭发、批判王效禹的严重错误;个人进行思想检查、斗私批修,总结经验教训,制定落实《批示》和《十条》的措施。10月17日第一期学习班结束。

在举办学习班期间,7月5日、7月7日、7月19日,中央负责人连续三次接见山东班的领导小组成员,三次参加接见的中央负责人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纪登奎。接见中,中央负责人强调了三点。(一)学习班“是党校性质的”,“首先一条是加强党的教育”,“先从解决党员的党性开始”,“开头一课就是把党章学好”。(二)在学习中,“要克服派性,增强党性”,“共产党是与敌人进行阶级斗争的,党性是个重要问题”。(三)要批判“军政权”论。因为在学习班中流传着“山东是军政权”的观点。

到1969年底,山东两条线的传达、贯彻《批示》和《十条》的高潮基本结束了。从1969年11月至1971年3月,中央陆续免去了王效禹的各项职务,由杨得志担任山东省革委主任、省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袁升平担任山东省革委副主任、省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共山东历史大事记》,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第1版)

这时,全省各级权力机构和重要生产部门几乎全是军人掌权,换句话说,是军人政权。

(责任编辑徐庆全)

2010年第12期　“五虎上将”张秀山的一桩“罪证”　林蕴晖

对1953年9～10月间举行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东北局第二副书记张秀山何以到会发言,历史上曾有过这样的结论,是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饶漱石与张秀山的合谋,并以此作为高岗与饶漱石有个联盟的重要证据之一。毛泽东在195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的结论中解释高岗与饶漱石确有“联盟”时说:“是从组织会议期间饶漱石同张秀山配合进行反党活动看出来的。”(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5年3月31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46页。)张秀山被定为“高岗反党集团”的“五虎上将”之首,显然与此有关。因此,张秀山何以参加这次组织工作会议并作发言,就成为厘清有无“饶漱石同张秀山配合”的关键。

张秀山在他生前留下的《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2007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中说:

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召开之前,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几次打电话给我,征求我对组织部工作的意见,我在电话中对安说,郭锋去参加会议,有什么意见,他会代表东北局讲的,我就不说什么了。

安子文又打电话给我,说毛主席有指示,这次会议,中组部要检查过去的工作,要听取大区的意见。他一再说,你多年做党的组织工作,一定要对组织工作提出意见。我听说是毛主席让提意见,就认真考虑了。之后给安子文写了封信,信中讲了八条意见。因为是安子文征求我个人的意见,所以这八条意见没有经过东北局讨论,我只是将书面材料给东北局常委张明远和东北局委员、沈阳市委书记凯丰看了,他们提了点意见。

大概是在9月末,这时组织工作会议早已召开了。我把写给安子文的信转给在北京开会的郭锋,让他先给高岗看一看,再转给安子文。后来郭锋和王鹤寿分别向我转达说:高岗看后,认为提的都是一些大问题,说不要提了。信也就没有转给安子文。(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第302页。)

可以印证张秀山所说的情况,有参加会议的东北局组织部长郭锋,郭回忆说:

9月12日预备会议上,安子文同志提出主席指示,他个人也要求检查一下中央组织部工作,并要各地酝酿准备。会后,安子文同志曾个别问我:张秀山带来什么意见没有?……他要我打电话征求张秀山、陈伯村同志意见。

9月13日上午,少奇同志召集会议明确会议内容,并指出第一次组织会议是基本正确的,有某些不妥当的提法已纠正,或在此次会上加以改正。也谈到要检查工作问题。在这之后,我给张秀山同志写过一封信,主要内容是谈调干部及安子文同志要张秀山、陈伯村提供意见。

9月23日领导小组会上,饶漱石表示,主席一再指示,对中组部工作上有何问题都应坦诚提出,摆在桌子上,要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安子文同志也再次着重说明要大区认真酝酿,准备对中组部的检查意见,并说到已告郭锋,征求张秀山、陈伯村同志意见。(郭锋:关于我与张秀山同志在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发言的经过情况,1954年4月25日。)

据张秀山在《我的八十五年》中说,中共中央决定10月10日召开全国粮食紧急会议,讨论粮食统购统销问题。东北局决定由张秀山赴京与会。张临行前,东北局又接到中央要张秀山参加组织工作会议的电报。张到京后,曾向安子文谈了对组织工作的意见,并告饶漱石已向安谈过,就不到会发言了。饶漱石表示同意。但在10月13日晚,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开会,刘少奇说:我听安子文讲,张秀山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可以让他在大会上讲讲。领导小组决定让张在14日大会上发言。会后,饶漱石亲自到张秀山的住处,说:少奇同志还是要你到会讲一讲对中央组织工作的意见,会议领导小组也安排了。当晚,全国粮食工作会议结束,毛泽东问张秀山,听说你要到组织工作会议上发言,讲些什么?张把安子文和刘少奇要他去发言的情况,和要谈的意见(将原来的八点概括为五点)向毛主席作了汇报:一、认为中央组织部在对于共产党员可否剥削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上,曾发生过动摇;二、在关于党的无产阶级性质问题上,也曾发生过动摇;三、认为中央组织部对检查执行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抓得不紧;四、对保障党的严肃性、纯洁性重视不够;五、关于安子文的思想方法问题。张问毛泽东,这些意见可不可以拿到会上去讲?毛主席说:“我支持你的意见,你可以去讲,但有些问题是属于少奇同志的,你可以先找少奇同志谈谈。少奇同志会作自我批评的。”(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第303页。)张在发言前曾向刘少奇请示说:主席让我先给你汇报一下,是否把我的发言往后推一下。刘少奇说,就先讲吧。(同上,第304页。)就这样,张秀山被推上了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讲台。

上述过程,只是张秀山的个人回忆,其中涉及的当事人:安子文、饶漱石、刘少奇都早已作古,无从对证。可以作为重要旁证的,就数张秀山回忆中所说的,“我临走前,东北局又接到中央电报,要我参加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同上,第302页)值得庆幸的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五册,收入了这封电报。时间是1953年10月4日,电报由刘少奇亲自起草签发,标题是《中央关于请张秀山参加第二次全国组工会议的通知》。电报全文如下:

“东北局并转张秀山同志: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现尚在开小组会议,预定在十月八日以后开全体会议,出席者百余人,除讨论若干具体工作问题外,并拟检查最近时期中央组织部的工作,望张秀山同志于十月八日以前来北京参加组织工作会议。中央十月四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79页。)

历史档案无可争辩地证明,张秀山参加第二次全国组工会议是奉中央电令和张到京后刘少奇的再三催促,所谓张秀山在第二次全国组工会议上的发言是“饶漱石同张秀山配合进行反党活动”,纯属“莫须有”。

2010年第12期　“托派”王国龙　段 跃

2010年4月4日,温州城的一座老人院里,有位老人逝世了,其名王国龙,终年96岁。

在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革命史上,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情:中国早期托洛茨基主义革命者就此绝迹。

中共元老也是托派元老的彭述之、郑超麟、王凡西相继在1983年、1998年和2002年去世。2006年,我采访王国龙老人的那一年,他已经92岁了,他已经成为仅存在中国大陆的托派中年龄最长者;如果把中国托派分为四个历史时期,他应该是第二个时期的元老级人物。

(一)

王国龙出生于1914年。他的童年是在中国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气氛中成长的。当时,比他大10岁的姐姐正在温州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在一位女老师的引导下,王国龙的姐姐成为运动的积极参与者。这位女老师就是温州早期共产党员,中共温州独立支部的创立者胡识因。那几年,姐姐经常带着他参加温州城内激进人士的游行、集会和讨论,见到过许多后来成为共产党人的革命者,王国龙回忆道:“因为我姐姐的关系,很小我就晓得‘五四运动’了”。

1924年,小学毕业后,因为家庭经济困难,王国龙没有继续上学。姐姐通过朋友把他送到北伐军十七军政治部在温州举办的政治训练班,他当时只有13岁,是班里年龄最小的。他的老师就是日后著名的文化老人苏渊雷先生。在为期半年的学习中,王国龙接受了共产主义启蒙教育,第一次知道世界上有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有一个共产党。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王国龙所钦佩的几位革命者惨遭屠杀,他回忆:“到了‘四·一二’时,我自己认识的一些朋友,还有个老师,看着他们被国民党杀害,我在感情上是非常难受的,这不是什么思想上的正确认识,而是感情上的”。训练班随着北伐的结束而解散,王国龙只得辍学。

1929年冬天,王国龙被送到上海江东书店当学徒。这家书店实际上是温州一带左倾激进青年在上海的联络点。学徒期间,王国龙结识了从苏联留学回来的早期中国托派曾猛。那时曾猛还是中共和托派双重身份,是中央秘书处干事,受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也结识了第一个中国托派组织“我们的话派”中的主要人物史唐、陈亦谋、梁干乔等;还结识了中共温州独立支部时期的一批党员,如郑馨、王国桢、施德彰等,他们大都是在温州的城市暴动或农民暴动失败后逃亡上海的。革命者经常聚在书店讨论时局,策划暴动,传递情报,17岁的王国龙在这神秘、庄严又恐怖的革命气氛中耳濡目染。

我曾问过他,你在青年时期接触过中共,也接触过托派,为什么没有选择中共呢?这个问题我问过两次,他始终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我的这个思想已经贯穿在口述中了”。于是,我从口述里寻找,果然发现一条清晰的逻辑:王国龙少年时代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启蒙,相信中国革命的出路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大革命失败后吧,他又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启蒙,得知十月革命胜利后,在社会主义这条路上出现分歧——斯大林之路和托洛茨基之路;斯大林之路朝向个人专制,而托洛茨基之路朝向“不断革命”。他说:“托洛茨基最打动我的理论就是‘不断革命论’”而他所向往的十月革命的胜利也正是“不断革命论”的胜利。

(二)

在王国龙的一生中,共有6次被捕经历,其中两次被判刑。他的第一次被捕是在1932年,时年19岁。其罪名是“危害民国”,证据是经常收到从上海寄来的“反动刊物”,(中共的《红旗》和托派的《火花》)刑期2年。当刑期届满时,王国龙坚持不认罪,说:“我现在不是共产党,也不是托派,但我一出监狱就正式加入托派组织”。因为这句话,他被加刑半年。以后,他又被捕过3次,两次是在组织工人罢工时被拘留;另一次是因为叛徒告密,托派身份暴露。他被押送浙江省军法处候审。在民国司法中,中共和托派是没有区分的,一概称做“共匪”,所以他在第三次被捕时曾与中共党员关押在同一间牢房。辗转几个监狱后,他患了急性疟疾,生命垂危,在托派同情者的帮助下,保外就医。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共坐牢四次,时,6年有余。

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后,王国龙两次被捕。一次是1949年10月,拘留一天后释放,王国龙回忆:“那次被捕还没有称我们是‘人民的敌人’,只是告诫我们,‘要少数服从多数’停止一切活动”;第二次被捕是1952年12月22日。但“那一次,对我们的用词就改成‘人民的敌人’了。”1953年他被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判处无期徒刑,关押在提篮桥监狱,直到20年后,转送上海郊区的劳改农场7年。加起来共27年。

算一算,在王国龙老人96年的生命中,有33年的时光在监狱里度过,且集中于人生的青壮年期。

(三)

温州的托派是中国托派中较为活跃、人数较多的地方组织。创建于1937年抗战前夕,王国龙是温州托派的创始人之一。

在温州托派最活跃的时期——抗日救国运动,针织业工人运动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的学生运动以及推翻国民党统治的革命运动中,王国龙都是重要的领导人之一;在温州托派组织被当局破获,并沉寂一段时间后,他开始了艰难的组织恢复工作,不久,托派组织再次活跃于温州的中学生、教师、职员和工人中。同时,他还为浙江省其他地区的组织恢复工作做了许多工作。

在1939年到1949年的十年中,他往返于温州与上海之间,一方面参与托派中央的事务性工作,另一方面继续学习托洛茨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期间他帮助彭述之办理论学习班,联络托派同情者和工人组织。当时托派中央机关经常因有人被捕或时局变化面临危险,领导人及其家属和文件经常急需应变,托派中央两次重要应变的具体事宜都由王国龙一手操办。1942年,在托派内部第二次分裂的艰难处境中,王国龙担当起秘密油印中央机关刊《斗争》报的工作。实际上,他是彭述之的工作助手。1949年,托派中央机关迁往广东、香港后,他担任了由中国托派多数派组成的江浙临委委员,实际上是中央机关的临时执行机构,这个机构只工作了几个月,就自行解散了。

从1932年第一次被捕到1949年革命胜利,共时17年,王国龙没有一个稳定的职业,真正稳定的职业,唯有他心目中神圣的革命。

(四)

当我通过上海的周履锵老人,联系采访王国龙时,王国龙回信说:“我不是知识分子……我只是小学毕业学历,我的文化、理论修养和外语,都是自学的。”

在江东书店,来来往往的革命者都曾是王国龙的良师益友,他回忆道:“曾猛除了口头给我讲托派的道理,还给我看书,就是中山大学的教材,我记得有一本是《政治经济学》,还有一本是《西洋史要》。我的自学就是从政治经济学开始的。记得我还看过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如日本河上肇的书”。“书店里还有一个叫何止铮的人,是温州师范的,参加过大革命。中共‘五大’以后,他和曾猛一起到苏联。1931年后回国,一到上海就被曾猛拉到托派里面去了。他住在江东书店后,我们整天在一起,他在江东书店里翻译了高尔基的《母亲》,那个时候俄中字典还没有,我记得他是用《俄和字典》翻译的。翻译以后,是我抄的,全部抄下来”。后来这本书由中华书局出版,是《母亲》中译本的第一个版本。

江东书店的这段经历,使王国龙的求知欲得以开发,从此,自学成为王国龙终身的习惯。他回忆说:“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我先后被捕四次,一共坐了6年多牢,我的英文和古文等许多知识,都是那段时间自学的”。以至在他第一次被捕的最后一年,监狱管事竟请王国龙担任自己儿子的古文和英语老师。1949年前,王国龙在温州的师范学校、商业学校当过教师,在温州一家报社当过主笔,撰写和编辑了许多文章。在提篮桥监狱服刑期间,他曾被派到翻译组,翻译过一些无线电、助听器等技术资料;1979年后又翻译出版了《国际事务概览》(上海译文出版社)、《先知三部曲第一卷》(中央编译出版社)。阅读他翻译的《先知三部曲第一卷》,不得不钦佩他在英文与中文方面不凡的造诣。

(五)

王国龙和所有职业革命者一样,一生居无定所、颠沛流离。

1949年以前,王国龙没有稳定的经济收入,这是因为他的经济来源必须随革命活动的需要而定。大多数情况下,他的个人收入微薄,即使偶尔收入丰厚,也要拿出一部分接济比他更困难的同志和朋友。1949年革命胜利到1952年被捕,他没有职业,没有经济收入,靠亲属和朋友们的帮助过日子。他回忆,“一直到我到了周浦以后(1973年),给我生活费了,我才能给家里寄钱回去”。

王国龙1941年结婚,生育过三个子女,子女的幼年时期他都在为革命活动奔忙,无暇顾及。当我问到他:作为托派,您给家属带来怎样的影响时,我看到他惭愧、内疚、痛苦的表情。他说:“第一个,我老婆的神经病就是1952年我在上海被捕时发病的,她就在我姐姐那里疯了。我的姐姐没有办法,只好把我的老婆送回温州。到温州后,她和娘家人住在一起,慢慢好了,但是神经一直没怎么康复,所以她一直到老,这个病根子还时时发作。

第二个,我一逮捕,我家里还有三个小孩子,生活怎么办?是我老婆的弟弟承担了我们全家的生活,而且他又培养我大女儿读到高中。他本来是准备帮我的女儿继续读大学,但是因为我的关系,我女儿不能考大学,只读到高中为止。因此他无力结婚,他到死没有结婚。并不是他不想结婚,没有能力结婚啊!这就是我的舅子,我舅子,他是一个工人。

我的儿子只读到初中,初中还没毕业,在工厂做工。我的二女儿也是初中没毕业就做工了。我老婆在街道的一个工厂里面做工。我的大女儿也在工厂做工。

我被捕的时候,我大女儿大概是9岁吧,一个反革命家属在社会上该怎样生活?还不仅是不能读大学,对她的影响……到现在还心有余悸”。

我发现,王国龙老人在回答这类问题时,总是很简练,很不情愿,有种既然提起,就尽快说完的不堪,我能感受到他内心的不安。

考察王国龙老人的个人生活,革命与个人利益的关系是背离的,革命没有成为他获得个人利益的目的和手段,就此而言,称他为纯粹的职业革命者,当之无愧。

(六)

在辛亥革命、北洋和民国那段历史中,中国的政治革命一直都是由形形色色、能量各异的革命团体搅在一起,对近代中国社会共同发生作用的。在我所能够阅读的文献中,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们的革命更像是亭子间里的革命,按照托派元老王凡西的话说:“它不过是一个带有宣传性的革命小团体”。王国龙老人也在口述中明确说:“中国托派在组织上有很大的局限性,它没有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说明了它自身的缺陷”。

有朋友曾经问我:“何必花那么多时间关注早已被遗忘的托派?如果中国革命按照托派的主张发展,照样没有出路!”的确,朋友的好意不无道理,如果按照托派的理论和组织方式去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去解决中国发展道路上所面临的问题,确实有太多局限,但这些是不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标准呢?是不是改写甚至抹去这个历史事实的理由呢?

王国龙老人96年的生命史,十几岁开始的职业革命生涯,向我进一步诉说了这样一个事实:在纷繁的中国革命舞台上,中国有一批坚定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存在过,他们以革命的名义和方式存在过;他们在向中国民众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启蒙中做出过贡献;他们在抗日战争和推翻旧政权的运动中是革命的积极行动者。

(责任编辑萧徐)

2010年第12期　梁中堂和他的计划生育特区　毕星星

我们国家从1970年代末期实行计划生育,当时的法规是一胎制。也就是说,夫妇生育超过一胎,按照有关法规,就要接受惩罚。既然是法规,就有强制性。国家工作人员城市居民,超生要开除公职。农村户口主要强制罚款。城市居民这一块,阻力较小。乡村阻力较大,干部强制推行,难免过激。穷困户,有拆房抬锅灶的。强制绝育,出现盲流出去当“超生游击队”。乡村民谣说:老的烧(火葬),小的劁。乡村干部戏说自己的工作,叫做“催粮派款,刮宫流产”,都可以看出限制生育的严厉。

计划生育实行30年,少生人口几个亿,效果明显,但是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中国社会逐渐进入老龄社会,80后一代小两口面对4个老人,加重了赡养负担。城市普遍的一胎化,独生子女的人格缺陷开始凸显。乡村由于重男轻女的生育习惯,性别比例严重失调,整个人口男女比例接近100比120,婚恋一类社会问题警灯亮起来了。

那么,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有的,权衡利弊,梁中堂先生的方案更加合理。

计划生育法规开始推行时,梁中堂先生是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梁先生不主张一胎化,他主张两胎化,大致方案是,头胎晚生,两胎加大间隔。梁先生呈报方案,面折廷争,无奈计划生育推行大局已定,不得更改。梁先生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为了比较,他申请给他一个区划,在这个区划内,实行他的两胎化方案,若干年以后比较结果。几经努力,国家计生委批准了他的方案,划出山西省翼城县作为试点。这样一来,在全国就出现了一块计划生育“特区”,在这一个小片,生育实行两胎制。

经过近30年的试验,两种方案的长短凸现出来了。30年来,和全国相比,山西翼城的出生率略高于全国千分之零点四,这是一个很微小的差别,完全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人口没有多生,重要的是,这里没有强制一胎化的副作用。人口性别比例大体相当,独生子女问题,养老问题没有形成压力。由于强制节制生育导致的干群冲突,在这里也缓和得多。显然,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方案。

当梁中堂的实验日见斑斓,甘肃酒泉、湖北等地也相继开设试点,一花盛开,点点播撒,梁中堂方案的旺盛的生命力,面向和谐发展的前程,风光无限。

在中国人口增长即将出现拐点的当口,重温梁中堂当年的主张,浮想联翩,心事浩茫。

梁中堂先生的方案,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担当。千士唯唯之时,他有一士谔谔的见解和勇气。国家的大政方针已定,按说已然没有必要再行反对。梁先生面对成法,一则独立思考,二则上书言事,尽力争取,展示了独立人格,峥嵘风骨。事实证明说了不白说,这一块自留地,现在已经成为两个种子两种果实的比较试验。

梁中堂的特立独行,有赖于高层的支持。计划生育属于基本国策,在基本国策这个问题上,当时允许反对意见,竟然给反对意见划出了一块属地,让你自行试验,这表现了这一任领导的胸怀容量。泱泱大国,给反对意见一席之地,是开明,也是负责。治大国若烹小鲜,慎之又慎。时时顾虑另一种可能,决策会更周全。

把梁中堂的实验叫“特区”,不过是我的杜撰。在此前后,国家的确设立了好些特区,比如深圳特区、珠海特区等,不过这些地方,都是正向特区,即是说特区的做法和新出台的政策法规方向一致,搞试点的目的,为了推广。一旦试过水,取得经验,就要推向各地。梁中堂的山西翼城,却是反向特区。这里的试验,目的不是大面积推广。整个国土从南到北,另一种方案已经铺开,形成了浩浩荡荡主流。一小块区域的悖行,只不过为了比较,看看另一套办法有无可取之处。若干年后经过验证,小特区或对或错,总归于资政有益。立此存照,以备参考,无非是这个意思。

没有想到30年的验证,小特区由反向实验变成了正面经验。对于纠正管制生育的偏颇,冷静思考新的人口政策,小特区无疑具有先行一步的意义。不需要再行实验,小特区30年前已经开步。另一条路上,山清水秀,风光无限。

梁中堂先生的计划生育特区,留给我们的思考是深远的。从此以后,如果遇到重大的决策问题,有了不同意见,可否效仿一下计划生育特区的做法,留出一小块地区,搞一点反向实验?一个试点,与大局无碍,倒可以作为比照,用事实验证当年决策的对错程度。万一需要挽回,也有现成的试点,纠偏有可遵循。

治国大策,舆论一律比较困难。正方反方,唇枪舌剑,即便从善如流,也难免剑走偏锋。谁对谁错,当下难以定论。那就比试比试,留一块小试验田,和大田互相补充。到了收成,自然见了分晓。又比如行进,规定了多数人向东,一部分人向南向北,竟至于向西,当时谁对谁错,难以说清楚,若干年以后走出一段,自然知道谁距离目标最远,正确目标何在。这个时候再选择进取方向,一目了然。小“特区”,好办法。30年光阴惊回首,人们终于发现了梁中堂的先见之明。当人口政策再度引起国人警策,梁先生的国士形象让人敬佩,小特区的举措也发人深思。

2010年第12期　段君毅与泰西抗日根据地的开辟　侯宪林

1938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郭洪涛接任山东省委书记,由他率领段君毅等数十名党政军干部奔赴山东,其任务是在山东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创立山东抗日根据地。省委决定,段君毅、何光宇、孙光、李国厚、张政富五位同志留泰西工作,组建以段君毅为书记,张北华、何光宇、孙光、万里为委员的中共泰西特委。

组建中共泰西特委,开创泰西根据地

段君毅上任后,先对特委各委员的工作做了具体分工:张北华任军事部长兼自卫团主席,孙光任组织部长,万里任宣传部长。后来又增设了五个部,补选了夏振秋任统战部长,倪冠英为锄奸部长,王仲范为保卫部长,袁振为青年部长,冯乐进为民运部长,扩大了工作范围,加强了组织力量,保证了特委的集体领导。

段君毅传达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离别延安时所作的重要指示:“你们的任务,是在山东敌占区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然后集思广益,提出了各项具体工作任务。

泰西党组织抗战前已有200多名党员,除个别叛徒和变节分子外,大都走上抗战前线,现有一个县工委和几个党支部,组织很不健全;有些党员没有恢复组织关系,还有许多经过考验的共青团员、民先队员、革命学生或部队中的先进战士都积极要求入党。据此决定将失掉组织关系的党员恢复组织关系、将优秀的共青团员转成共产党员,将民先队员、进步学生、革命战士等吸纳到党的组织中来。

在部队建党工作告一段落后,特委指示部队派遣党员干部帮助地方建党。先任命万晓塘、魏金本、李介人、崔健、夏振秋、徐麟村等同志为县委书记,分别在长清、泰安、肥城、平阴、宁阳、汶上组建县委,主持党的发展工作。当时泰西各县在济南高中、济南乡师、曲阜山东第二师范等地下党力量强的学校学习的学生多,当地的高级小学比较发达,学生年龄比较大,易于接受党的教育,因此首先在这些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发展党员。部分党员学生毕业回乡后当小学教师,成为所在区、乡、村的党组织建设的骨干。

一一五师进驻泰西后,段君毅领导特委加强党的建设。在1938年吸收了田景韩、熊善隆等知识界名人入党后,再次派党员骨干充实县区党委,1939年又吸收了张耀南、张建新等抗日知识分子入党,加快了党员发展的速度,从年初的400多名党员,到年底发展为8400多人,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不仅成为抗日的骨干力量,有些还成为我党的高级领导干部。

发展抗日武装

段君毅与特委十分重视军队建设。首先,在建党与整军相结合的原则下,在部队中发展了一批新党员。按照将党支部建立在连上的经验,在大队中建立党支部,在中队中建立党小组。在整军的过程中,撤换了那些不称职或恶习严重的领导人,团结教育了一些愿意抗日、能够改正错误缺点的军事人员,纯洁了革命队伍。同时吸收了大批新战士,改编了部分旧军队,使自卫团发展到3000多人。

其次,为了加强部队建设,特委任命何光宇为副司令员,负责自卫团工作。何光宇同志是一位有经验的军事领导人,他根据毛泽东关于建立基干武装的指示,对自卫团所属各大队进行了改编,建立起两个基干大队,认真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加强军事训练和政治思想工作。先后开赴泰肥山区、大烽山区、平阿山区和平原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半年时间内发展到4000多人,向正规化前进。1938年11月,根据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指示: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第十支队东进梯队等部,在大烽山黄崖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支队,刘海涛任司令员,张北华任政治委员,何光宇任副司令员,并建立起军政干部学校,任仲夷任校长,冯乐进为政委,成为名符其实的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

段君毅和特委将一一五师派出的数十名老红军和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过的军政干部,充实到六支队团、营、连中,由教导队分期分批培养基层干部。同时,一一五师东进支队派出军事领导人率领本部及六支队袭击日伪军,以其示范作用培养六支队的作战能力,提高了军事作战素质,多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胜利完成了“陆房突围战”,为泰西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939年9月,一一五师主力部队在罗荣桓政委、陈光代师长领导下,进驻沂蒙山区。一一五师六八六团留在鲁西,改为独立旅,杨勇任旅长,段君毅为副旅长,六支队主力升为独立旅的一个团,何光宇任司令员,张北华任政委。这时独立旅发展为2400多人,六支队发展为5000多人,各县建立起独立营和民兵组织,有力地推动了泰西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

扩大独立自主的统一战线

泰西各县存在着一些爱国人士和开明士绅,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人数虽少,不可忽视,在他们身边,也有一批进步青年、抗日积极分子,应当把他们争取到抗日队伍中来。特委采取团结、教育的政策,使他们拥护党的抗日主张,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支持子女参加抗日活动,支持自卫团打击日伪和杂牌军,对抗日作出贡献。

1938年初,国民党政府派沈鸿烈为山东省省长,沈鸿烈任命郁仁治为一专署专员,进驻泰西。郁仁治以正统自居,到处任命县长、区长,收编保安队。看到我自卫团力量大、得人心,妄图利用改编为专署保安团的名义吞掉自卫团。段君毅识破了他们的阴谋,经特委专门研究,明确答复:联合抗日可以,但改编不能改制,改编你们要发枪、发子弹、发军饷,并任命我们同意的三位县长共同抗日。郁仁治老奸巨猾,口头上答应,实际上一支枪、一粒子弹未发,只任命于汇川、周持衡、邹鲁风为肥城、东平、平阴县长。于、周、邹三位是我党地下党员,他们与我自卫团联系密切,不服从郁的指挥,郁就宣布撤销于、周的县长职务。于汇川与郁仁治当众辩论,群众支持于汇川,郁仁治无言以对。于汇川离开肥城,带着肥城保安队队员投奔了自卫团。周持衡、邹鲁风作为省巡回宣传团正、副团长,带领30多名宣传团团员来到自卫团,听候分配抗日工作。郁仁治不甘心失败,看到我大烽山部队大部分去聊城,小部分留守大烽山,他们趁机偷袭我留守部队,被我自卫团一举击退,歼灭其大部,小部人员逃跑,郁仁治在逃跑过程中被日本人误杀。

段君毅和特委对当地的杂牌军和地主武装也做了分析,采取了不同的对策。各种杂牌军专门收罗钱财,争夺地盘,破坏抗日,是抗日斗争的拦路虎,必须彻底消灭。对于当地的地主武装,凡是投靠日军,破坏抗日者,与其进行坚决的斗争;拥有2000多人的红枪会,是地主武装,该会主要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他们恨杂牌军,怕日本兵,会员多为劳苦大众,同情抗日。对此,自卫团派专人做他们的工作,争取其抗日。当他们与杂牌军争斗时,自卫团就支持他们。当自卫团打退和赶跑杂牌军时,他们也支持和配合。

特委和自卫团坚持独立自主的统一战线,对国民党采取既团结又斗争的策略,打退了顽固派的破坏活动,扩大了阵地,争取了群众,增强了军力,显示了中共利用统一战线和军队武装克敌制胜的能力。

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罗荣桓十分重视泰西抗日斗争,亲自传达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和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提出了全面开创泰西抗日根据地的方针任务。

1939年10月26日,根据鲁西军政委员会的决定,泰西行政委员会正式成立,段君毅任主任,张耀南任副主任,泰西地区抗日行政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泰西抗日根据地已经胜利完成了开辟阶段的任务。

段君毅在主持泰西特委工作期间,抓住建党、建军、统战、建政这四个带根本意义的环节,不断取得胜利。他言传身教,带出了一大批革命干部。他知人善任,大量吸收知识分子,选拔了张耀南、熊善隆、吴力践、田景韩等党员担任领导职务。他注重教育,举办青年学习班,创办军政学校,培养出数百名抗日军政人员。他开放民主,关注民生,调动了广大军民的积极性,为持久抗战奠定了胜利基础。

1993年10月,笔者有幸在河南省举办的“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85周年大会”上见到段君毅同志,并前往他的住处拜访了他。他说:“我至今不能忘记在‘陆房突围战’结束后,去那里掩埋烈士尸体、转移伤员时看到的惨烈景况,200多名抗日战士牺牲了,数十名伤员身上沾满血迹。是他们用鲜血染红了泰西大地,消灭了1300多名日军,为泰西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段君毅同志对战友的思念,深深打动了我,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责任编辑萧徐)

2010年第12期　讨论“历史问题决议”的发言提纲　作者：张明远

一九八○年十月廿三日

通过几天的文件学习,听了一些同志的发言,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总的认为对毛主席的评价是比较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功劳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功大于过;对四个阶段的划分是对的,符合历史的事实。

同时,对决议草案,我感到还有些不足的、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地方,总的感觉对毛主席所犯错误的思想根源、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讲得不够深透。回顾我们党的历史,结合决议草案,谈几点自己的意见和认识。

一、关于四个阶段的划分问题。

四个阶段的划分是对的。但第二、第三阶段讲得比较多,第一阶段讲的过于简单,第四阶段没有讲,准备在别的地方讲。究竟是在别的地方讲,还是在这里讲,值得考虑。

第一、第二阶段对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决议中没有做出评论。从全面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来看,每个阶段的重大事件,每个重大事件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应当加以总结。第一阶段,从建国到八大,这一阶段中,重大的历史事件有:抗美援朝运动,三反五反运动,高饶事件,肃反运动,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农业合作化运动。第二阶段重大事件有:反右派斗争,大跃进,三面红旗,庐山会议反右倾运动,四清运动等等。对这些重大事件,决议草案中有的谈了一些,也比较简略;有的就没有谈,该总结的没有总结。第四阶段,即粉碎“四人帮”以后,虽然时间不长,但发生的问题不少,特别是在经济建设上失误比较大,决议中应加以总结。

在四个阶段中,党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做出了很多重要的决定,这里面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决议中应当进行评价,对党的“八大”做出了评价,党的九大、十大、十一大也应当做出历史的评价,决议中反映的不够。

二、关于路线斗争问题。

对三十年来的历史,应当从路线斗争上,从正反两个方面进行经验教训的总结。从建国以后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我们党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这些错误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从萌芽,从个别问题上的路线错误,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总的路线错误,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一段时期里,我们党一直有一个“左”倾路线的思潮在起作用,在决定着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第一阶段只是在个别重大问题上有“左”的倾向,有些失误的地方;到第二阶段“左”倾错误有所发展,1957年反右派斗争到1958年大跃进、刮共产风,“左”倾路线就形成了。1960年下半年有所改变,提出了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对“左”的路线错误有所纠正,1962年召开七千人大会做了总结。但总结得很不彻底,没有从“左”倾路线的高度来认识问题、总结经验,没有认真地吸取教训。随后不久,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提出阶级斗争问题,并把阶级斗争作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从此,阶级斗争越搞越激烈,越搞越扩大化,一直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在决议中,我认为对下面几个问题应加以认真的总结,作为历史的借鉴。

(1)经济建设中,片面追求高指标、高速度,不顾财力、物力的可能,大搞基本建设,大搞三线建设,违背客观规律,片面强调主观能动性,强调精神的作用,忽视了物质因素,主观主义、唯心主义盛行。

(2)在农村搞瞎指挥,搞浮夸风、共产风,许多唯心主义的东西都泛滥起来,搞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还有什么“大破资产阶级法权”,如此等等,瞎指挥造成1958年农业生产的大破坏,大倒退。

(3)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也执行了一条“左”的路线。1957年反右派斗争,对知识分子影响很大,搞了扩大化。1961年广州会议,周总理委托陈毅同志做了报告,本来是为了纠正党在知识分子政策上的“左”的路线错误,但不久又作为右倾进行了批判。在统战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等方面,都在不同程度上犯了“左”的路线错误,造成很大损失,因此在决议中应当加以总结。

(4)建国以后历次运动中只反右不反“左”,认为“左”是革命的,右就是修正主义的;“左”是认识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左”比右好。这是造成历次运动中“左”倾路线错误的认识根源。

由于“左”倾思潮在党内占了统治地位,所以在对待党内斗争问题上,不再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破坏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不再有个人讲话的权利。后来发展到毛主席自己也不按毛泽东思想办事,说和做两张皮,说是党内实行“三不主义”,实际上到处戴帽子、打棍子、整黑材料;说不要搞突然袭击,实际上大搞突然袭击,把党内生活搞得很不正常。

三、关于高饶反党集团问题。

粉碎“四人帮”以后,华国锋同志、邓小平同志、胡耀邦同志都讲过,认为高饶事件处分的人最少,在党内路线斗争中是处理得最好的一次。决议草案中认为高饶事件的处理无论在方针上,方法上,处理的都是正确的。对这个问题的上述讲话,我认为跟事实是不完全符合的。在高饶问题上,作为一个重大历史问题,我个人认为,有几个问题需要加以澄清。

(1)高饶事件开始是作为反党问题来讲的,并没有作为路线斗争;后来把高饶事件说成是党内第七次路线斗争,一下子变成了一个路线问题。高饶事件究竟算不算路线斗争?我认为在决议中应当讲清楚。我个人认为不能算作路线斗争。高饶是阴谋家,妄图夺取国家最高领导权,搞分裂活动,但是他们并没有一条为谋取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组织路线、思想路线和政治纲领。在毛选五卷中,也只是承认高饶反党联盟在思想上的无形联系,并没有具体的路线和纲领。因此,不能把高饶搞分裂问题定为路线斗争。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推理和分析不能作为定性的依据。

(2)高饶反党“联盟”问题。从毛选五卷上看,从党内已经公开的文件上看,这些材料不足以把高饶事件定为反党联盟,至于是否还有其他的证据材料,我不清楚。就目前所能依据的材料,我认为不能算是联盟。如果是联盟,在组织上应有它的纲领。

(3)在高饶事件中受牵连、受批判、受处分的人当中,是否有搞错的,处理不当的?这个问题值得重新审查研究。高饶事件中,中央直接处理的六人,地方处理的有一些人。华国锋同志曾经讲过,对高饶事件的人处分轻了,五虎上将没有开除党籍。对这个问题,我有不同的意见,中央决定处理的六人中,是否参加了高饶联盟,别人我不清楚,但我个人没有参加联盟。高饶事件发生后,东北局在一次批判高岗的会议上,有的同志无中生有,移花接木,无限上纲地给我提了一些问题。当时既不准许我个人发表意见,事情又不进行调查核实。当时的中央工作组林枫、罗瑞卿同志把这些未经查实的意见上报给中央,于是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就做出决定,定了性。我自己认为把我定为反党集团的成员是错误的,是违背了党历来提倡的实事求是、重证据、重调查研究的原则的,我没有参加高饶反党集团。至于我在工作中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那是另一类性质的问题。对此,我已向中央写了报告,请求党中央审查清楚,而且建议在决议中对高饶事件应当给以历史评判。如果说在决议正式发表之前,高饶事件还不能审查清楚的话,那么在决议中至少应当写上:在当时调查研究不够的情况下,对受高饶事件关联的人,有批判和处分不适当的地方,正在重新审查之中,今后还要继续把它搞清楚。

说高饶事件牵连的人少,其实东北、西北不少同志受到牵连,面也是很宽的,如彭德怀同志、习仲勋同志都被牵连进去了。

在这里,我还想谈一下,由于毛主席“左”的思想错误不断发展深化,因此党内斗争也逐渐变得扩大化,无限上纲、无情打击、不准个人有发言的权利。而且在对一个党员做出正式处分之前,就令其停职反省检查、监护、逮捕、坐牢,这是违犯党章和法律的。建议在新的党章上应明确规定,党员在犯错误或者触犯了法律,在没有做出处理和判决之前,不得随意抓人,关人,坐牢。

高饶事件以后,在党内斗争中出现了轻易打成反党集团的事件,把党内生活搞得极不正常,同志们之间互存戒心,不讲真话,削弱了党的团结和战斗力,这是一个值得吸取的沉痛的历史教训。

四、毛主席所犯错误的根源问题。

决议草案中,对毛主席犯错误的根源分析得不透,应当进一步加以分析总结,真正的记取历史的教训,使之今后不再重犯。

(1)应从思想根源、历史根源、社会根源上找原因。我自己感到,毛主席所以犯这么严重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领袖和群众,个人和党组织的相脱离。功劳归于自己,凌驾于党组织之上,独断专行。毛主席批评“四人帮”搞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而他自己就是迷信唯心主义、形而上学那一套。在理论上一味地强调斗争哲学,搞阶级斗争扩大化,搞机械唯物论那一套;在政治经济学上,执行的是小生产者的路线,政治上反对资本主义,经济上完全否定资本主义,把价值规律、商品经济、按劳分配也作为资本主义的东西大加批判,搞空想社会主义,十分留恋供给制那一套办法。人民公社第一个决议提出15—20年中国要进入共产主义,这是十足的空想。

思想上搞个人崇拜,苏共变修以后,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毛主席自以为中国党最正确,把中国当成世界革命的中心,想当世界共运的领袖。

组织上,一方面毛主席自己破坏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言行不一;另一方面中央各部、各省市党委盲目崇拜,盲目服从,不提反对意见,一味迎合毛主席的心理,反映情况不全面,甚至弄虚作假,助长了毛主席错误的发展,使毛主席过于相信自己的权力是无限的。庐山会议,不经中央讨论研究,以突然袭击的方式点彭德怀的名,在全党掀起批右倾的运动;发动“文化大革命”,也没有经过中央讨论,一个人说了算,致使毛主席的错误发展到十分严重的程度,中国革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五、谈一点文字中的修改意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