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第1期 新年致读者·本刊编辑部

在新年将至的时候，许多作者和读者来电来信，询问杂志社的情况和今年的编辑方针，借此机会，我们向大家汇报一下我们的情况和想法。

今年是《炎黄春秋》创刊18周年。17年来，我们始终坚守一条原则：实事求是。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我们有很多缺点和不足，但自信守住了这条底线。

我们走过了17年，虽然经历了许多风雨，但读者在增加，作者在增加，页码也在增加，社会影响越来越大。这要感谢读者对我们所坚守的原则的支持，也要感谢各方面的善意、理解和宽容。在新的一年里，我们的编辑方针将一如既往，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努力推动民主和法制的进步。

现在，社会各界都在谈论改革开放30周年的经验。新的一年，我们还要探讨建国60周年的经验教训。对经验教训的探讨深度，不仅表现了探讨者的眼光、意图和利益，还会影响中国未来的选择和走向。

在我们看来，改革开放30年的成功经验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扩大公民权利。套用八十年代常说的四个字，就是“放权让利”。大包干来自放权让利，解决了中国的吃饭问题。民营企业崛起来自放权让利，在不平等竞争的条件下超越国营企业，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将近70％。

这条成功经验背后的规律是：有一分权利，有一分自由，就有一分发展。所谓自由，就是在自己应享权利的范围内自主选择并承担其后果，多付多得，少付少得。不受外人限制，也不被他人剥夺。如此，才能在不侵犯他人利益的条件下，充分调动每个人生产和创造的积极性。

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证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汲取了从大跃进到文革的惨痛教训，改弦更张，尊重公民权利，放权让利。现在的领导集体强调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建立和谐社会，这个“人”应理解为中国公民，理解为公民所享有的各项权利：这种主张拥有60年经验教训的深厚依据，坚持下去，必将大有成就。

按照“有一分权利，有一分自由，就有一分发展”的规律，我们认为，中国今后的前进方向，仍然是扩展公民权利。以扩展公民权利为核心的发展，便是科学的发展。如此不仅可以解决经济问题，还可以解决政治问题甚至道德问题。

去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有可能演变为全面经济危机。目前提出的基本对策是扩大内需。扩大内需，就应该提高劳动者的收入，调整工人、农民、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利益关系。在这个领域，工会、农会和商会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有助于保护各自成员的权益，实现社会公正。在税收领域，是更多地藏富于民，还是更多地替民做主，也应该经过公众讨论，更加尊重民众的选择。在财政领域，公共工程、社会保障体系和其他投入项目孰轻孰重，通过广泛而公开的讨论，把选择权更多地交给民众，可以避免重大失误。

如果把市场看做经济领域的激励机制，那么，民主就是政治领域的激励机制——激励政府官员尽心尽力地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自己和为上级服务。这两个领域的改革是无法相互替代的。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如果把成功的经验推广到政治体制改革领域，必将取得同样伟大的成就。

从长时段看来，中国历史上不乏经济繁荣和太平盛世，但治乱交替却成了我们民族的宿命，形成了所谓的周期率。我们现在超越自身了吗?1945年，毛泽东主席说：“我们已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主席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深度堪为今人楷模。现在，不故步自封于经济建设的成就，勇敢地踏上新路，这是比战胜经济危机更加重大的历史使命。

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就是扩展公民权利、保障公民权利，即扩大民主、完善宪政。这方面的进步，也是我们重建价值观的基础。这方面的进展，将健康而持久地推动中华民族在道德及整体精神文明领域的进步。

总之，我们的编辑方针，我们的坚持和追求，就源自我们认识到的历史逻辑。

2009年第1期　宪政：中华民族复兴的要求·陈弘毅

三十年前，我是香港大学法学院二年级的学生，当时我和我的同学对于中国的法制一无所知，法学院没有任何关于中国法的课，所有老师都是外国人。对于我们的祖国来说，过去三十年是翻天覆地的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中华民族自从19世纪鸦片战争饱受欺凌、对自己失去信心，而重新崛起、恢复自信心的关键的三十年。对于我个人来说，这三十年是寻找自己作为中国人的身份的三十年，是学习关心和认识祖国及她的法制发展状况的三十年。

有幸的是，身在香港的我不单是这三十年来中国法治进程的旁观者，更有机会成为参与者。我在1984年2月开始任教于香港大学法学院。1984年9月，中英两国发表《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1985年《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工作展开，作为一位年轻的讲师，我开始参与研究有关的法律问题。1997年，香港终于回归祖国，作为一位法学教授和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的成员，我有缘参与了一些关于“一国两制”的实施的法律问题的讨论和处理。参与这项具有历史使命感的工作，我为之欣慰。我感觉到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制定和实施在我国现代宪政史上是有一席之地的。这部《基本法》既涉及中央政府和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权力关系，又涉及特别行政区的人权保障、司法独立、法治、分权制衡、民主化等问题。我认为“一国两制”的成功实施，本身就是一场成功的宪政试验，对我国的宪政建设有重大的积极意义。

在过去三十年，我国的宪政和法治建设的成绩，正如经济发展的成绩，有目共睹。但是。从宏观的“大历史”的角度来看，三十年是很短的时间。有名的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在1993年发表《中国大历史》一书，回顾了我国几千年的历史，也特别分析了我国现代史的结构和发展逻辑，我特别留意他的这一段话：“我们想见今后几十年是从事中国法制生活人士的黄金时代。他们有极多机会接受挑战，尽量创造。”如果这个宏观历史视野是对的话，那么过去三十年不过是我国现代史上法治和宪政建设的黄金时代的开端，这些建设和这个时代还要持续几十年。

这种对于法治建设的宏观思考，和我国政府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思考不谋而合。胡锦涛先生在去年中共十七大的报告中指出，要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他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还需要继续奋斗十几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还需要继续奋斗几十年。”这个在几十年内实现现代化的时间表是否也适用于我国的法治和宪政发展呢?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现代化”这个概念有一个基本假设，就是现代的东西比古代的或者现代以前的东西更加先进、更加美好，因此，现代化便是一种进步。在科技的领域，现代化的概念是最明显适用的。在经济领域，现代化表现为物质文明的进步，所以在当代世界，有所谓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分，这个区分建基于各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也就是经济发展的水平。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之一(我国自身不仅承认并也一再强调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它的经济发展或者经济现代化的水平仍然远远落后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我认为值得深思的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区分是否也适用于法治和宪政的领域，也就是说，我们是否可以对不同国家的法治和宪政发展的水平做出评估，从而做出结论说，某些国家的法治和宪政发展的水平比其他国家更高。

我个人认为，不同国家的法治和宪政发展的水平的确有所不同，所以正如在科技和经济领域一样，在法治和宪政这些制度文明的重要元素方面，也存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区分。我这个论点的前提是，法治和宪政是普世价值，是对全人类有普遍意义的制度文明元素。

匈牙利宪法学家Sajo教授曾经说，“宪政主义的宪法的出现，不是为了追求一个幻想或者乌托邦，这种宪法所反映的，是对于先前的(非宪政)政治制度的恐惧，这种宪法的理想，就是脱离以前的因为没有宪政而造成的苦难。”日本宪法学家杉原泰雄说，“宪法是对充满苦难的生活经验的批判和总结。从宪法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类为了摆脱苦难而产生的智慧。我们学习宪法，就是为了学到这些智慧，为了我们的未来而未雨绸缪。”虽然这两位学者一个是东欧人，一个是日本人，但他们写出的这两段文字完全适用于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回顾“文革”时代，举国之内无法无天，法治和宪政被践踏在地，国家和人民经历史无前例的浩劫，所以邓小平等领导人在文革后，基于对文革时代国人的苦难的反省，才决定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并制定了1982年的宪法，为我国宪政建设奠定了一个稳固的基础。1982年以后，每次修宪都有明显的进步意义，有助于逐步提高我国的法治和宪政的水平，例如规定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保障人权和财产权等。

西方政治学家Karl Loewenstein在1957年的一本著作里对三种宪法做出区分：就是名义上的宪法，文字上的宪法和规范性的宪法。规范性的宪法的特点，是由宪法控制政治权力的行使，而不是反过来由政治权力的行使来控制宪法。当代西方宪法学家Vicki Jackson和Mark Tushnet在2006年出版《比较宪法学》一书，其中一章的标题是《有宪法而无宪政》，就是说，在一些国家，宪法的制定虽然受到重视，但它只是一个象征、一个理想的表述、一份政治宣言，而不实际发挥限制和规范政治权力运作的作用。我个人认为，宪政所要求的宪法，就是Loewenstein所说的规范性的宪法，也就是限制和规范政治权力的宪法。

为什么需要限制和规范政治权力的行使?西方近代政治和法律思想史所提供的答案是，政治权力是可能被滥用的，绝对的权力可能导致绝对的腐化，所以需要限制和规范政治权力的行使，以防止权力的滥用，以保障人权不受侵犯，以保证政府向人民负责。关于如何通过各种制度性和技术性的设计，去达到这个目标，西方近代宪政史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在当代中国，法治和宪政的水平相对于西方仍然比较落后，所以学习和借鉴西方在这方面的经验，将仍是国人在可见的将来的重要工作。

我近年来在学习20世纪新儒家思想家的学说，我越来越觉得，在法治和宪政方面学习西方的经验、制度和技术，实现宪政，不但与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和我们的民族自尊完全没有矛盾，而且更是中华文明全面复兴的伟大事业的要求。在1958年，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和张君劢四位儒学大师发表一份《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在宣言中他们一方面主张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另一方面，他们同时主张接受西方文化中的科学、民主和宪政思想，认为这样可以“使中国人之人格有更高的完成，中国民族之客观的精神生命有更高的发展”。他们甚至说，在中国发展民主、建立宪政，是中华文化传统的内在要求。牟宗三先生说，法治、宪政、人权和民主虽然“先发自于西方，但是只要它一旦出现，它就没有地方性，只要它是个真理，它就有普遍性，只要有普遍性，任何一个民族都该承认它。”徐复观先生说：凡是真正了解中国文化、尊重中国文化的人，都会明白在今天为宪政、为民主而努力，是中国文化自身所必须的发展。在一篇题为《为生民立命》的文章里，徐复观先生对宋代儒家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所做的现代诠释是，在当代为生民立命，不单包括促进他们的道德人格的修养和成长，也应包括促进他们的人权、自由与平等。他说，“从教化上立人格的命，同时从政治上立人权的命，生民的命才算真正站立起来了。”他又说，“假使孔孟复生于今日，亦必奔走呼号，以求能先从政治上为生民立命。……论中国文化而接不上这一关，便不算了解中国文化自身的甘苦。欲融通中西文化，首先必须从中国文化已经内蕴而未能发出的处所将其迎接出来，以与西方文化相融通。”我谨以徐复观先生以上这句话，与大家共勉。

作者简介：陈弘毅，1957年生于香港，1980年获香港大学法学学士学位，1982年获哈佛大学法学硕士学位，1984年取得香港律师资格，随即任教于香港大学法律系至今。1997年获任命为全国人大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至今。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9年第1期　普世价值：一个时代性的重大课题·杜　光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政治、文化、社会诸领域，却仍然坚持着计划经济时代的意识形态，严重地阻碍了改革的全面而深入的发展。为什么会这样?最根本的原因是没有找对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没有找准改革开放的前进方向。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没有在指导思想上确立普世价值的观念。

(一)改革开放就是实践普世价值，是中国民主革命的继续

我在近几年来有一个看法：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是一百多年前由洋务运动肇始的民主革命的继续。民主革命就它的民主主义性质来说，它的任务就是彻底推翻专制制度，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制度。这是人类社会在发展进程中必然要经历的、不可超越的历史阶段。在专制制度没有彻底推翻、民主自由的社会制度没有全面建立以前，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历史任务，只能是继续推进民主革命。回顾一百多年的民主革命的历史，由于存在着两千多年的专制皇权的深厚传统，我国民主革命的进展显得十分曲折、十分艰难。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和解放战争这三次以暴力斗争为主要形式的民主革命，在取得革命胜利以后，都出现了专制势力的复辟。这里面的教训是很值得总结的。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表示要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这个崇高的理念和壮丽的前景，吸引了无数知识分子和普通老百姓。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下，民主革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当时，在经济上五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在政治上，中央政府的构成里，非共产党员的民主人士占了将近一半的位置。这样的政治经济格局，是比较符合于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民主主义发展前景的。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发展民主主义，就有可能彻底消除专制主义，完成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但是，1953年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打断了民主革命的继续发展。在经济上，通过“三大改造”，剥夺了农民、手工业者和工商业者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建立起全面垄断的经济体制；政治上把大批非共产党员排挤出政府权力机关；文化上通过思想改造、批判《武训传》、批胡适、反胡风等一系列政治运动，树立一元化的意识形态。于是，经过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经济上垄断生产资料所有权，政治上垄断国家权力，文化上垄断真理裁判权，社会领域则垄断公民权利。中国人民刚取得民主主义的胜利，就又一次地被推回专制主义的泥坑。

改革开放就是要摆脱专制主义的羁绊，回到民主革命的道路上来。袁伟时教授2002年9月25日在南京大学历史系做报告时，曾经说过一句非常幽默，非常极端，又非常深刻的话：“我们在九十年代做的工作，大体上是继续做光绪皇帝，宣统皇帝的未竟事业。”什么是光绪皇帝和宣统皇帝的未竟事业呢?就是宪政民主，是由上而下的、和平非暴力的民主革命。在整整一百年前的1908年。清政府颁布《宪法大纲》，而且拟订了实施这个大纲的逐年筹备事宜的清单，列出君主立宪的九年规划，但这个进程被辛亥革命打断了。袁伟时这句话的意思，我想无非是说我们现在的改革开放，不过是要实现清朝皇帝没有实现的宪政民主，继续民主革命的未竟事业。改革开放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民主革命所要达到的目标，那就是：取代国家政权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垄断，实现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会平等化。民主、自由、平等，都是普世价值所要求的。否定普世价值，拒绝民主自由，实质上就是否定改革的民主主义性质，否定民主革命。

(二)普世价值的基础是人类共同的人性

我们承认普世价值，是因为人类除了各自的个性和特定群体的共性外，还存在着超越于一切差别的共同性，就是通常说的“人性”，也可以说是人的天性，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性，例如趋利避害、珍惜生命、恻隐之心、对真善美的追求等等，正是这些共同的本性，产生了对社会生活的共同追求：自由、民主、平等。

改革开放以前，主流意识形态否定人性，大批人性论。抹杀人性的结果，是兽性大发扬。马克思曾经指出：“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4页)历次政治运动中那些挖空心思地罗织罪状、陷入于罪的积极分子，文化大革命时群殴无辜、屠杀生灵的种种罪行，都反映了专制制度的发扬兽性的本质。

为什么人性和兽性会共存于同一个主体之中呢?斯宾诺莎曾指出：“人们都有一种欲望，要追求对自己有利的东西。”(《论理学》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424页)马克思也认为：“致富的欲望是所有人的欲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73页)斯宾诺莎说的“追求对自己有利的东西”，马克思说的“致富的欲望”，都是人类共有的本性。但是这种本性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趋向：一种趋向是，人们在追求对自己有利的东西的时候，如果不顾社会或他人的利益，甚至采取有害于社会或他人利益的办法来谋求自己的利益，那么，发展到极端，就会使人性蜕化为兽性；相反，如果能够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关心社会和他人的利益，有利于社会和他人，至少无害于社会和他人，那就意味着保持了或发扬了人性。在社会生活中，甚至在同一个人的身上，也会表现出人性和兽性的对立和转换。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兽性的发展往往带来社会的混乱，甚至导致社会崩溃，赖有人性的发扬才得以维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苦苦寻求发扬人性抑制兽性的良药，以保持整个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人类自身的和谐生活。古代社会的习惯法、自然法和近代的法律体系，历代思想家、政治家的著书立说，都表现了这个共同的追求。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等，是人类社会直到几百年前的近代才终于发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共同价值。

随着文明的进步，出现了在观念上的、在一个地区一个民族范围内的普适价值。如中国古代的仁爱、诚信、忠恕、和为贵等等。基督教在“人人都有‘原罪’”和“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前提下建立起平等的价值观。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民主革命的思想家培根、卢梭、潘恩等人通过自然秩序论，申述以自然法则为基础的天赋权利，对经济、政治、宗教、社会及伦理道德诸方面的专制统治，提出了严正的抗议，于是有了自由、民主、平等、个性、人权等等观念形态的普世价值。由于当时亚非两大陆的文明还十分落后，普世价值只有在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三大革命洗礼的欧洲和后来的北美新大陆，才有可能由观念的普世价值发展为实然的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真正具有普世性是与全球化分不开的。一方面，全球化使小小寰球上的一切国家和民族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剧变都可能在全世界引起反响。另一方面，作为观念形态的普世价值，由落后国家的知识分子引进本国本民族，并力图在本国本地区加以实践。这才使由欧洲发端的普世价值真正具有普世性，并且出现了普世价值这个用语。

我在前几天读到一篇题为《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的征求意见稿，作者把价值划分为四个层次：个人价值、群体价值、社会价值、全人类价值。他认为普世价值“应该是指普天下的人共同追求的价值”。我认为这样划分是有道理的。否定普世价值的人承认有个人价值、群体价值、社会价值，但不承认有普世价值。这个见解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是他们浸染很深的阶级斗争观念。在他们的眼里，人只有阶级性，没有共同的人性，人类没有共同的爱好、利益和追求，所以也没有共同的价值和价值观。在理论上指出价值的层次性，承认不同的阶级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同时也标明存在着超出阶级范围的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共同需要、共同追求，就可以避免阶级论者的片面性。温家宝总理不久前说：“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这是对普世价值的很好的说明。

(三)马克思的普世价值观

马克思主义是否包括普世价值观?我认为答复应该是肯定的，这可以从马克思恩格斯对自由的大量论述里看出来。马克思继承古典自由主义的宝贵遗产，肯定自由是人的本质特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页)，“是全部精神存在的类的本质”(同上第1卷第67页)。他认为人的自由“合乎理性的本质”，“使人们成为理性的存在物”(同上第101页、第105页)。他把自由列为他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核心内容，认为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社会将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同上第23卷第649页)，在这个联合体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页)。恩格斯也谈到：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570页)，使他们“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同上第19卷第247页)。在他晚年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他以赞许的口气引用摩尔根的话说：“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形式上的复活。”(同上第21卷第203页)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所追求的未来的人类社会，正是实现了普世价值的社会，只是当时还没有“普世价值”这个词罢了。

对于民主问题，马克思在早期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里，曾有过较多的论述，如他认为民主制是“人民的自我规定”，“在君主制中是国家制度的人民，在民主制中则是人民的国家制度”，“国家制度在这里表现出它的本来面目，即人的自由产物”，“人民是否有权来为自己建立新的国家制度呢?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绝对肯定的”(同上第1卷第281页、第316页)。马克思在这里是把民主制作为专制制度的对立物来充分肯定的。

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19世纪，对民主制度抱有这样的认识是可以理解的。欧洲的资产阶级高举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引领广大民众，开展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民主革命，但在革命胜利后，他们号称要建立的“理性的王国”，却不过是有产阶级的王国，无产者依然没有自由民主的权利，这就不能不使一切追求公平正义的思想家感到失望。恩格斯在1884年给伯恩斯坦的信中，认为“民主共和国毕竟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最后形式，资产阶级统治将在这种形式下走向灭亡”。这个观点来源于马克思，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里谈到民主共和国时，指出它是“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最后国家形式”(同上第19卷第32页)。对照《共产党宣言》里说的“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N_E第4卷第489页)，就不难发现，马克思恩格斯所推动的无产阶级革命，是要用工人阶级统治的民主，取代资产阶级统治的民主。这样来理解民主，当然还不是普世价值意义上的民主。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里曾提出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后的民主制的具体措施，如：公社由普选产生的代表组成，“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一切学校对人民免费开放，不受教会和国家的干涉”，“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该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等等(同上第17卷第358页)。恩格斯认为公职人员由选举产生和只发给他们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是“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两个可靠办法，也是保证国家民主性的可靠办法(同上第2卷第228页)。

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指出的无产阶级统治的民主制的重要措施，在资产阶级统治的资本主义世界，有些已经成为事实。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它可以说明，现代民主制已经突破了原有的资产阶级统治的民主制的藩篱，使民主日益成为普适性的政治制度。

马克思对于民主问题的认识，从理论观念上看并没有局限在上述的范围里。在他看来，民主是人的自由权利在政治领域，首先是在国家制度上的表现，这从前面引述的关于民主制是“人的自由产物”的论断就可以了解。他后来说的“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高踞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同上第19卷第30页)，是对自由和民主的关系的更为明确的表述。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克思是承认民主的普适性的。

有些人往往用当代某些民主国家的不足之处来批驳民主的普世性。他们不了解，普世价值的实现是受一定历史条件的限制的。马克思说过：“人们每次都不是在关于理想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规定和所容许的范围内取得自由的。”(同上第3卷第507页)民主自由的实现程度都不能不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在欧美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里，民主自由的实现程度都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而逐步提高的。以美国的选举权为例，1787年通过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规定只有自由人和3／5的非自由人可以计入选举议员的人口数；1870年宪法修正案才规定，公民的投票权“不得因种族肤色或曾为奴隶而加以拒绝或剥夺”；1920年的修正案解除了公民投票权在性别上的歧视；1969年修正案规定“不得以未交人头税或其他税为理由”而否认或剥夺公民的投票权；1971年的修正案规定18岁和18岁以上公民的选举权，不能因为年龄关系而加以否定或剥夺(《中外宪法选编》，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第234—238页)。

更有启发意义的是，马克思在1880年向法国工人党领袖盖得口授法国工人党纲领导言时说：“生产者不占有生产资料是不能获得自由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64页)这个深邃的见解揭开了了民主自由何以在许多国家不能普遍实现的谜团。纵观到目前为止的世界历史，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始终是有产者的权利，无产者是很难实现自己的自由民主权利的。所以，只有社会上的大量无产者发展成为有产者，自由民主的普适性才能实现。我认为马克思的这个理论是非常有价值的。它把人类解放同取得生产资料所有权直接联系起来，意味着劳动者不取得生产资料所有权，就没有自由民主权利，就不可能得到解放。从这里我们可以理解，马克思为什么要提出，未来社会的所有制形式，应该是在联合生产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让每个劳动者都占有生产资料所有权，因为这是实现自由民主权利的经济基础。现在有人把劳动者毫无所有权的国有经济，说成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这完全是同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的。它已经成为建立民主政治、实现普世价值的基础性障碍。遗憾的是，直到现在，还很少有人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意义。简短的结语

马克思的这些关于自由的论述，可以加深我们对普世价值的认识。

首先，我们只能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所规定、所容许的范围内，争取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的实现，不能有过高的期许。但这是就实然的普世价值来说的，而目前中国社会最迫切的需求是观念的普世价值。只有全社会从上到下普遍地树立普世价值的观念，改革开放才有明确的方向。目前这场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本身，就足以说明树立普世价值观念是多么必要。我同意徐景安在创建新文化论坛上的意见，普世价值应当从三方面着力：一是吸取西方的文明成果，二是发掘优秀的传统文化，三是创新发展。

其次，自由、民主、博爱等普世价值同民众从无产向有产的转变是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的。我们在提倡普世价值的同时，还应当关注生产力的发展和公民有产化的进展。黑龙江大学熊映梧教授在生前曾经提出“公民产权本位论”，主张每个公民都应享有一定的产权；有些学者呼吁实行“耕者有其田”，把土地所有权还给农民。这些正是争取公民产权的理论阐述和实际行动。公民有产化的推进有助于普世价值的实现，普世价值观念的树立和实践也有利于公民有产化。这两个方面的进步，都有待于我们的努力。

最后，我认为，普世价值的理论探讨和广泛宣传，应当成为现阶段启蒙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当前的民主革命，包括改革开放、维权运动、启蒙运动，都需要推广普世价值的观念，推动普世价值的实现。在一定意义上说，改革开放也好，民主革命也好，都是争取实现普世价值的过程。只有普及普世价值，使它深入人心，改革开放才能找准明确的方向，民主革命才有完成的希望。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9年第1期　“一二·九”运动到底是谁发动的·冯兰瑞

引言：旧话重提

《炎黄春秋》2006年第10期《林炎志谈父亲林枫》一文，引起了老友周明兄的关注，给《炎黄春秋》和《纵横》等期刊写信，并连续四次给我来信，谈的都是关于“一二·九”运动的问题。想必是李昌与“一二·九”运动有密切关系之故。他认为“一二·九”运动关系重大，希望李昌、高锦明(原名敖白枫)这些“一二·九”亲历者能够写点文章，说可能比他看到的有些文章会全面些。同时，他还给《纵横》杂志去信，请他们将该刊2007年第9和第12两期寄给这两位老同志，并向他们约稿，或派记者访谈，做口述历史。

周明兄长我四岁，是位老革命，也是做青年工作出身。1936年底、1937年初，我参加重庆青年自强读书会(简称“自强”)、自强救国会(简称“自救”)时，他已是“自救”的负责人。如今从大连工学院党委书记的岗位上离休多年，以九二高龄而如此关心青年运动的历史，总希望有一部记述“一二·九”全过程的书，不遗余力地多方促进，古道热肠，执着追求，令我感佩。遗憾的是，我老伴李昌因病住院，而高锦明同志也有病，作口述历史亦已困难。看来这个艰巨的修史任务，只有寄希望于他人了。

周明兄来信涉及的主要问题，一个是民先队第一任总队长是谁(见《炎黄春秋》2007年第4期“编读窗”栏)，再一个是“一二·九”运动的发动有无共产党的领导。

关于民先总队长问题很容易说清楚。周明说，“民先总队的第一任队长是敖白枫……第二任队长才是李昌。”关于这个问题，我已给周明兄写了封信，附去一份有关材料。事实是，周明说的是1936年的情况。当时民族解放先锋队成立北平总队，第一任总队长的确是敖白枫(高锦明)同志，1936年5月，他调任中共北平西区区委书记之后，李昌才接任总队长。1937年2月，民先队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决定在原名“民族解放先锋队”之前冠以“中华”二字，正式成为全国性的青年骨干组织，称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全国民先。这次代表大会上，选举李昌为全国民先总队长。此信及附件，刊于《炎黄春秋》2007年第5期“古今谈”专栏。

“一二·九”运动是不是在党的领导下发生?这个问题历来就有歧议：一说，“一二·九”运动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生的；另一说“一二·九”运动是自发的，不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生的。2007年冬季重提这个问题，是由于周明给《炎黄春秋》的信说：“我向敖白枫(即高锦明)做了询问。他告诉我，‘一二·九’运动确实是党领导的，当时北平有临时工委，工委书记是王健(即后来的财政部副部长王学文)。临时工委的任务有两个，一个是军运……一个是学运……学运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但他们有些分歧。这些分歧在林枫建立北平市委以后才统一了。”

此说除了将王学明误为王学文外，主要问题还在于比较笼统、含混。即把历时三年的“一二·九运动”和“一二·九”运动的发动混淆在一起了。因而也没有破解“一二·九”运动究竟是不是在中共党的领导和组织下发动的这一数十年来的悬案。数十年来主流意见和官方史籍从不同角度强调“一二·九”运动是在党的领导下发动的。但有的说法纯系猜测或想象，读之令人不禁莞尔。例如：一位老同志、当年燕京大学的“一二·九”运动积极参加者回忆说：当时我们还没有入党……在白色恐怖下，不知所措。“党出来领导我们了。然而，亲爱的党，你在哪里?”(见《一二·九运动回忆录》第一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版，第107—109页。)再如：1982年出版的《中共党史资料》第1辑中，高文华在《一九三五年前后北方局的情况》一文中写到“一二·九”运动时说：“我们北方局支持并领导了这一爱国运动，在党内是赵升阳等同志，还有柯庆施，陈伯达领导的，而直接出面领导的是李昌、蒋南翔(清华大学支部书记)、林枫、徐冰、许德珩等同志。”这个说法把几个重要人物都搞错了。赵升阳即李葆华，是1936年5月才到北平任市委书记的，“一二·九”运动爆发时，他是京东巡视员。陈伯达“一二·九”前在天津，并没有领导运动。《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中是这样写的：“一二·九当天我在天津，第二天看《大公报》才知道发生了抗日救亡大示威。”“十二月九日当天的群众游行示威是……在一部分地下党员的努力活动下，广大爱国学生自发举行的。”蒋南翔当年是清华大学的党支部书记，他回忆说，他领导清华大学学生会，响应了北平学联做出的举行“一二·九”运动的决定。说的是“响应”学联的决定，不是“领导”了“一二·九”运动。

至于说李昌直接出面领导了运动，更是离奇。李昌当时为此专门给《中共党史资料》编辑部写信，声明他没有也不可能“直接出面领导运动”。他写道：“这里说的爱国运动是指‘一二·九’、‘一二·一六’游行示威和南下宣传团等抗日活动，我应说明，当时我仅仅是一个积极分子，连党员都不是”，“所以，我并没有‘直接出面领导运动’。”

我认为，“一二·九”运动是不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生的和“一二·九”运动有没有党的领导，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应当明确加以区别。“一二·九”运动的广义，系指从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加剧，华北危亡在即，北平学生首先在12月9日爆发了请愿游行斗争，从而引发全国性的历时近三年的学生争取民主自由的抗日救亡运动。如果认真考察“一二·九”运动过程的几个发展阶段，要说清楚一二·九运动与中共领导的关系，特别是“一二·九”运动是不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发生的问题似也不难。

据我见到的资料，“一二·九”运动，如果从1935年12月9日的请愿游行算起，到1938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停止发展为止，历时三年整。这三年总的形势是，全国抗日救国运动风起云涌、日愈高涨、不可遏止，也是民先队蓬勃发展的时期。与此相应，“一二·九”运动也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一、发动和发生阶段；二、成长壮大阶段；三、持续发展阶段。

1938年11月，党中央做出了民先队停止发展的决定。此后，出于工作和斗争的需要，“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这块牌子还保存，频频出现于党的重要文件上。例如《中国青年》杂志多次刊登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署名的文件：1939年5月4日发表《致三民主义青年团书》，12月9日发表《“一二·九”四周年纪念宣言》。还有中共中央青委《关于加强青年工作的决议》、《关于纪念四四儿童节与开展儿童工作的决议》等文件，均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西北青年救国会联名发表。更重要的一次是1940年5月4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曾与其他几个青年团体联名发表《上蒋委员长书》。

如果将1938年11月后的这段民先队名存实亡，仅仅作为中共党的一种斗争工具的时期不算，只从1935年“一二·九”发动请愿游行到1938年11月停止发展为止这三年来考察，整个运动则可以分为上述三个互相衔接又有所交叉的阶段，本文着重讨论第一阶段：发动和发生阶段。

第一，“一二·九”运动发生的时代背景

1．国内外形势使然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军对华侵略步步紧逼。国民党政府实行不抵抗主义，放任日军占领了东北三省(这个历史事件是抹不掉的。尽管张学良承担了不抵抗的责任，也不能够为国民党开脱)。1935年华北危急，国难当头，民族危亡。日本和蒋介石政府密谋“华北特殊化”、“华北五省自治”。国民党河北省党部、北平市党部、中央军和宪兵第三团均已从华北撤走，预定于1935年12月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委任宋哲元为主任。“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热血青年不愿做亡国奴，奋起抗日。这是当年最大最重要的时代背景。

另一方面，蒋介石坚持实行“攘外必先安内”，调集大军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进行了第四、第五次军事围剿，在白区对进步力量实行文化围剿。红军反第五次围剿失败，被迫开始长征，到达陕北时已损失了90％。

加上共产党在白区仍执行“左”倾冒险主义方针，遭受了毁灭性打击。大批党团员骨干和进步分子被捕、被杀害或逃亡，损失惨重，革命力量受到很大削弱。到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期间，中共北平党的组织不仅很不稳定，而且几乎处于瘫痪状态。

2．党的力量削弱，组织变动频繁

“一二·九”运动时期党的北平市临委负责宣传的彭涛在1960年11月24日的一次谈话中说：“当时党员全(北平)市共有十来个，连共青团员不过二十个左右。”时任河北省委代理书记、组织部长的朱理治1960年回忆得更具体，当时北平只有9个党员。1936年初，刘少奇主持北方局工作时，说“整个北方局能够联络到的党员不过三十人左右，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使党的组织几乎瓦解殆尽，并在灭亡之途往下滑。”

那几年，北平市委迭遭破环，市委书记、委员被捕、牺牲、转移。市委组织变动频繁；书记几次易人，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包括代理书记)竟连续换了近二十位。1935年秋冬，党的北平临委处于分裂状态，根本无暇也无力顾及领导学生运动。

然而，半个世纪以来，在不少回忆“一二·九”运动的文章中，在“一二·九”运动亲历者的座谈会上，一般都说“一二·九”运动是党领导发动的。如：人民出版社1983年5月出版的《一二·九运动回忆录》一书，多数人的文章、发言就是这样说的，但都语焉不详。“一二·九”四十五周年的一次聚会上，陈其五同志说：“我当时还不是党员，但我清楚地意识到党在领导。”但究竟是怎样领导怎样发动的?当时党的市委是什么情况?书记是谁?则说不清楚。

当时北平党的组织、书记变动情况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主要有以下三种：

第一种是前面提到的，1935年1月，建立了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员会(简称市工委)，不久书记许子云等被捕，组织被破坏。六七月间，河北省委派李常青到北平，重建市工委，任命原市团委书记王学明为书记，杨子英、冷楚先后负责组织，彭涛负责宣传。

第二种说法是，由于北平市工委发生路线分歧，河北省委决定撤销市工委，成立市临时工作委员会，由谷景生任临委书记，组织发动了“一二·九”运动。

第三种说法是，1935年11月下旬，李常青奉命到北平，“直接主持北平党的工作”(也有说李常青以省委特派员身份兼任中共北平临委书记的)。

我查到的当事人详细讲述“一二·九”运动策划发动过程的材料，有姚依林、郭明秋和谷景生三人的文章和谈话。姚依林和郭明秋文章是第一种说法，谷景生文章是第二种说法。按谷景生有关文章和谈话，谷主要是通过与郭明秋单线联系来组织和指挥“一二·九”游行的，但郭的文章没有支持这样一种说法。所以本文以下按第一种说法展开。

“一二·九”运动，是一次学生群众向政府当局请愿，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爱国救亡活动。当时的临委书记王学明等，坚持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路线，不可能去组织领导学生请愿；在王学明任临委书记时，谷景生是“文盟”和“左联”党团书记，不是临委书记；李常青是省委派来调查北平临委分裂问题的，不可能自己当了书记。

事实是，1935年1月，时在天津的中共河北省委决定建立北平市工作委员会(简称市工委)，同时恢复共青团北平市委。许子云任市工委书记，王学明任团委书记。不久，市工委再遭国民党当局破坏。许子云被捕。下半年，省委决定重建北平市党的组织，派李常青到北平，宣布成立中共北平市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临委。任命王学明为临委书记，临委负责组织工作的委员先后为杨子英、冷楚，彭涛负责宣传。谷景生担任北平左翼文化总同盟(“文盟”)和左联党团书记。临委成立之后不久，内部就发生了路线上的严重分歧。就是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亦即北平共产党组织还处于自身难保、无法作为的情势下，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请愿游行的学生运动。

3．临委分裂

1935年七八月份，黄河泛滥成灾。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北平分会的负责人周小舟(党员)，找了姚依林(即姚克广，清华大学学生会代表，1935年夏入党)、黄敬(即俞启威，北大学生代表，党的关系尚未恢复)、郭明秋(即郭桂英，共青团员)、彭涛(临委委员)等几个同学发起了救灾活动。8月份，由他们推动和参与组织了一个公开的学生群众团体：“北平市大中学校学生黄河水灾赈济联合会”(简称赈济会)。女一中学生会临时主席吴闺箴被推举为赈济会主席，姚依林担任赈济会秘书长。并在北平市社会局立案，为公开合法的团体。

赈济会会址设在女一中。不久，郭桂英担任了女一中学生会的正式主席。

1935年10月，赈灾工作胜利结束。由于学生代表携带募集的捐款、物资和抗日宣传品分赴冀、鲁等灾区慰问，将救济物资送到灾民手中，在群众中的影响很好。这时，作为赈济会的负责人彭涛考虑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扩大赈济会工作的成果，进一步组织起爱国学生，发展抗日救亡力量?

为此，彭涛同黄敬、姚依林、郭明秋商量。他们一致主张成立一个公开合法的学生群众抗日团体：“北平市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将赈灾活动转变为政治活动。彭涛把这个主张作为自己的建议提到市临委会上讨论。临委会议上发生了意见分歧，争论激烈。两种意见尖锐对立，开不下去，只好休会。中共北平市临委因此分裂为两派，王学明代表的多数派反对发动群众向政府请愿，坚持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彭涛等为少数派。《姚依林百夕谈》中写道：“要不要搞一个这么庞大的合法群众性抗日组织，实质上涉及要不要搞统一战线的问题。他们(指彭涛等——冯注)认为成立这一群众性抗日组织已是当时群众的客观迫切要求。”“但是，临委中以书记小王(指王学明——冯注)为代表的多数不赞成搞这一合法群众性组织。他们认为把党员分散到合法组织中去工作是降低了党，而且，势必会降低了党的口号。如‘打倒国民党’便无法提，‘拥护苏维埃政权，保卫苏联’便无法提，只能提出为广大学生群众能接受的口号。于是，双方争执不下，在口号问题上发生激烈争论，彭涛成为临委会议上的极少数派。他们所研究提出的口号，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临委多数派则认为这是右倾口号；又如‘要求言论、出版、结社自由’，临委多数派则认为国民党不会给自由，这是社会民主党的口号；又如提出：‘蒋委员长如抗战就拥护，不抗战就不拥护!’更加被临委多数派认为是右倾投降的口号。凡是提出为当时广大学生群众可以接受的口号，以小王为代表的多数派都不赞成。临委会议上意见分歧，无法决定行动。”(引自姚锦编著：《姚依林百夕谈》，中国商业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20—21页)王学明认为彭涛是右倾机会主义，撤销了他的职务。从这里也可看出，“一二·九”请愿的口号，也恰是中共北平市组织所不能接受的口号。

以后，争论双方都向中共河北省委反映情况。省委听了临委两派的汇报，派李常青来北平调查，和两边的人都谈话，却只是了解情况，没有表明态度。

第二，“一二·九”请愿游行究竟是怎样发动的

1．甩开临委，成立学联，决定请愿

中共北平市临委会后，彭涛找姚依林和黄敬、郭桂英多次研究，又找周小舟去商量。

黄敬1932年在青岛入党，1933年被国民党逮捕，1934年保释出狱，1935年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尚未恢复组织关系。18岁的郭桂英还没有入党，时任共青团市委组织部长。姚依林则是18岁刚刚入党的一个新党员。但他们思想认识一致。彭涛由此下了决心，不管临委会多数派意见，他们志同道合的几个人，干起来再说。于是，成立了无名义的四人领导核心小组。因彭涛1933年曾参加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有些斗争经验，其他3人推选彭涛当了组长。他们这个“无名义的”“领导核心小组”，甩开了共产党北平临委的领导，研究筹备了两三个月，成立了北平学联。(参见《姚依林百夕谈》第21页)

姚依林在1982年8月12日同范瑾(黄敬的夫人)、兰铁白等谈话中也说过：由于临委大多数人反对举行公开示威游行，一开会就发生争论，“不能开会，王学明放弃不管。彭涛出来说：咱们自己干吧。”北平学联“是在北平临委不起作用、分裂的情况下，自己搞起来的。”11月18日各校学生代表在中国大学举行了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北平市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北平学联”。大会选出主席郭明秋(女一中代表)、秘书长姚克广(即姚依林，清华大学代表)、总交通孙敬文(镜湖中学代表)、总纠察邹鲁风(东北大学代表)和总交际王汝梅(即黄华，燕京大学代表)。北平学联发表宣言，要求立即停上内战、对日作战、保卫华北……(参见黄华著：《亲历与见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

几位重要的直接当事人的回忆表明，北平学联的成立，既不是中共北平市临委的意见，也没有党的组织领导，而是自发搞起来的。只有一两个党员参与了领导，如彭涛、姚依林。学联成立后全力开展学生运动。11月下旬，他们讨论，酝酿举行一次请愿活动。何以这次请愿的日期要选在12月9日?是因为这一天宋哲元的“冀察政务委员会”要成立。后来，这个伪组织因发生学生运动而推迟了成立的时间。

中国共产党清华大学当时支部书记蒋南翔写道：“在北平学联做出了发动北平学生起来游行请愿的决定后，北平市委何凤元(可能是临委中支持彭涛的少数派)曾到西郊区委传达：希望清华、燕京两校率先起来响应，因为当时的反动统治，北平只有这两所大学有公开合法的学生会……”于是清华就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利用上午第四节课纪念周的集会时间，由吴承明出面向全校学生大会提出‘响应学联号召，联合北平各大中学校进行游行请愿’的提议，但由于右派学生竭力阻挠，使会议无结果而散。于是再接再厉，又在下一周十二月三日的周会上，再次提出上周未通过的提案，经过会议中的激烈辩论，终于在全校大会上胜利通过了游行请愿的决议。这是清华学生救亡运动的一次重大胜利。”(《蒋南翔文集》下卷，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第一版，第1177页)

2．“一二·九”运动的准备

“一二·九”运动是自发的，也是有准备的。“一二·九”运动的准备过程显示，思想准备比较充分，而且也有一定的组织准备，后者主要是指学生们自发的抗日救亡组织。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这种思想发动和组织准备从未间断，是一浪高过一浪。

黄华在1980年8月23日“一二·九”运动四十五周年座谈会上发言，谈运动的思想准备过程和组织准备过程。他说：“思想准备方面，事前有红军北上抗日，党的‘八一宣言’，号召统一战线，……学生中有一些活动和酝酿……”关于组织准备，“学校里各种各样的读书会，各种各样的学生组织，如雨后春笋，多了……东北大学在‘一二·九’运动中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清华大学不只学生，包括教员都有抗日要求。”黄华只说了学生组织，没有提到党的组织领导。袁宝华在会上接着发言：“赞成黄华刚才讲的，开头思想准备还是比较足的……至于组织准备，党当时的力量比较薄弱，后来在延安看到陈云同志的一篇文章，说当时在华北一共只剩下二十多个党员了。当时，所谓组织准备之一，就是各学校都酝酿成立学生会。……虽然当时组织准备薄弱一些，思想准备还是有重要作用的，就是少数人登高一呼大家就响应了，到处都是干柴，你一点就起来那种形势。”

3．“一二·九”运动与《八一宣言》

黄华始终强调的是《八一宣言》的作用。2004年我为此事请教过黄华。他说，要说党对“一二·九”的作用，就是《八一宣言》的影响。历史资料表明，“一二·九”请愿游行，提出了团结抗战的口号；从路线问题上考虑，多少是接受了《八一宣言》的影响。

1935年8月，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举行第七次代表大会。季米特洛夫在大会上做了题为《法西斯主义就是战争》的报告，号召建立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当时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康生、林育英、吴玉章等人，根据国际七大的精神，经过反复讨论，由王明执笔，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并以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名义，于10月1日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中文报纸，以后改名《救国时报》，吴玉章主编)上发表。由于这个告全体同胞书是1935年8月1日开始草拟的，所以副标题用了《八一宣言》，以后就索性通称为《八一宣言》了。宣言指出中国亡国灭种的大祸迫在眉睫，宣称“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八一宣言》还摘要刊登在《共产国际通讯》和《共产国际半月刊》等外文版报刊上。

《八一宣言》发表后，传到国内。大约在10月或11月份，燕京大学的黄华(王汝梅)、清华的姚依林(姚克广)等懂外语的同学先后看到了，遂传到北平学联。北平学联正在酝酿组织发动12月9日的学生请愿。《八一宣言》的精神与学联请愿的要求契合，为北平学联所接受。他们就根据《八一宣言》的精神来组织领导这场学生运动，提出了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口号。蒋南翔回忆说：“‘一二·九’运动爆发以前，中共《八一宣言》已传到北平。‘一二·九’运动中‘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正是根据中共《八一宣言》的精神提出的要求。”(见《蒋南翔文集》下卷第1155页)“一二·九”运动所遵循的路线，是团结抗日统一战线。这就表明，彭涛这一派在北平临委会上同王学明的多数派在口号上发生的激烈争论，实质上是两条不同路线之争在学生运动中的反映。不过，他们当时不明白、没有意识到这是路线问题罢了。

这时候，中共中央和红军还在长征途中。尽管遵义会议已经开过。但当时党中央在政治上还在执行反蒋抗日、武装夺取政权的方针。河北省委也还在坚持反蒋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路线。当时，不仅中共北平市临委、河北省委没有见到《八一宣言》，连中共中央也还不知道《八一宣言》。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11月，中共驻第三国际代表团成员林育英(即张浩)回国潜至陕北，向中央传达了国际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才接受了国际提出的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确定了包括利用地主大资产阶级营垒中不同派别的冲突和矛盾、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

当然，还需指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并非始于“八一宣言”。1931年“九·一八”事变第二天，北平一些国民党员致电国民党中央就提出“请息内争，共抗外敌”；11月4日北平大学教授们也提出“立泯系派之见，共赴国难”等等。在1935年“一二·九”运动发生不久的12月12日，上海文化界救国宣言也提出“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停止一切内战，武装全国民众”。说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乃长期以来的社会共同呼声。

4．“一二·九”学生请愿游行，党中央是事后才知道的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时，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还没有召开，党的政治路线和斗争策略尚未改变。中央怎么可能指示北方局、河北省委或北平市临委去发动、去领导“一二·九”运动呢?后来，毛泽东听到“一二·九”学生请愿游行的消息，感到很高兴。一再说，“一二·九”运动以后，“事情就逐渐好办了”；“现在中国的情况跟过去大大地不同了，现在的事情不是比过去难办，而是比过去好办多了”；“在十二月十日，一听到北平‘一二·九’运动的消息，我们心里好不欢喜!”(《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251—252页)1936年七八月份，毛泽东在陕北会见黄华时又说：“‘一二·九’运动是五四运动以来最伟大的群众运动。只是因为消息闭塞，在‘一二·九’之后好久才知道。”(黄华著：《亲历与见闻》第25页)毛泽东两次说的具体时间不完全一致，一次说的是“一二·九”的第二天听到，一次说的是“一二·九”之后好久才知道。但是可以肯定，“一二·九”运动爆发时他和党中央并不知道。

河北省委书记高文华，省委委员、组织部长柯庆施，省委委员、宣传部长李大章等，是在12月下旬才代表河北省委肯定了“一二·九”运动的作用。

5．从南下宣传到成立民族解放先锋队。

1935年12月16日这天，是宋哲元的“冀察事务委员会”再次宣告成立的日子，北平学生又举行了一次更大规模的“一二—一六”游行示威活动。这次示威遭到了反动军警更加残酷的镇压。12月9日那天他们用水龙、枪托(柄)对付学生，而这次除了水龙外，还用了大刀，不少学生受伤、被捕。

1935年12月20日，报刊头条新闻报道，北平国民党明令解散平津学联。平津学联转为地下组织，继续活动。这时，各校积极分子已发展到2000多人。国民党为了进一步阻止学生活动、分散学生的力量，宣布各学校提前放寒假。当局还进一步提出所谓“晋京聆训”，以分化爱国学生，同学们都愤然加以抵制，先是提出继续罢课，揭露当局的镇压；继而组成平津学生南下宣传团，仿效俄国知识分子“到民间去”，宣传抗日救亡。“北平南下，天津北上”。总指挥有董毓华、宋黎、江明。姚依林回忆说，南下宣传是黄敬首先提出的。他们准备了十来天，把2000多名同学组成了四个团，于1936年1月初分头出发。姚说：学联组织平津各校“知识分子第一次投身到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中去，收获很大。这次不仅进行了抗日救国的宣传，同学们亲自感受到劳苦大众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的苦难生活和人民的反抗，受到深刻教育”(见《姚依林百夕谈》第34页)。南下宣传团在所到之处做了一些宣传抗日，发动群众的工作，由于国民党军警的堵截、骚扰和包围，先后回到北平。同学们在艰苦南下宣传过程中深深感受到，要坚持斗争，必须建立一定的战斗组织。为此，第三团和第一、二团都经过全体团员大会通过，先后成立“中华青年救亡先锋队”和“民族解放先锋队”。

这时中共河北省委已将闹分裂不起作用的北平临委撤销，建立了北平市委，林枫任北平市委书记。1月下旬，林枫找姚依林、黄敬等开会讨论建立民先队的问题。2月1日，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北平师范大学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决定把南下宣传团第一、二团在保定成立的“民族解放先锋队”和第三团在高碑店成立的“中国青年救亡先锋队”合并组成“民族解放先锋队”，原“中华民族自卫委员会”并入“民先”。北平民族解放先锋队宣告正式成立。

6．几个党员在“一二·九”运动中的作用

“一二·九”请愿游行究竟是谁发动的这个问题，姚锦记录的姚依林生前的一段谈话比较可信：“‘并不是谁有什么高明见解，’谈了这段斗争实践后，他深沉地说，‘当时我们没有听过，也并不懂得什么叫路线问题。只是因为我们本身就在群众中生活，很了解广大群众的思想情绪，知道什么是群众那时可以接受的，实事求是地反映了客观的真实情况而已。……而彭涛是一个踏实肯干、善于独立思考，敢于坚持真理的好党员。”’(见《姚依林百夕谈》第22页)他又说：“‘一二·九’运动的真正主要负责人，据我看是彭涛同志。在运动中，在整个过程中，经验最丰富的，组织能力最强的是黄敬同志。尽管他组织关系没有恢复……”(《姚依林关于一二·九运动的一次谈话》，《中共党史资料》2007年第4期第96页)

在“一二·九”运动的第二阶段，尚有诸多自发因素，如“三·三一”抬棺游行。

1936年1月底，北平市委建立了学联党团，成员有姚依林、黄敬、孙敬文、郭明秋(“一二·九”运动爆发后由共青团员转党)，姚依林任书记。1936年4月，中央派刘少奇到北平之后，又建立了学委(学生工作委员会)，遂逐步将学生运动纳入党的领导之下。“一二·九”运动进入第二阶段。

为什么中共将学生运动纳入组织领导之下是逐步的呢?从总体上看，自林枫到北平、党的北平市委重新建立，到1938年11月中央决定民先队停止发展为止，这个阶段的“一二·九”学生运动是在党领导下进行的。不过还要看到，群众运动发展变化总要有个过程。不可能中共党的组织一建立，一场成千上万人参加的群众运动立即就能改变它的自发性质；不可能党一声令下，就把群众运动纳入到党领导的轨道上来。共产党处于在野地位的历史条件下发动群众，同共产党在全国执掌政权的条件下发动群众，其情形是很不一样的。执政条件下，党可以凭借取得全国性胜利的历史资源和政治威望，运用掌握的巨大行政力量和手段，一夜之间迅速动员国民。在野的条件下，这是不可能的，何况当时共产党正处于高危状态。“三·三一”抬棺游行还带有自发的成分，也就非常自然、可以理解了。

1936年“三·三一”大会是悼念死于监狱的学生郭清烈士的追悼会，是在党领导下，北平学联决定的，而后来发展为“抬棺”游行，却是学生自发的行动，中共党组织是不赞成的。在国民党军警包围、镇压的情况下，学生群众被激怒，自发地行动起来，是控制不了的。笔者认为这是历史，这是学潮，不是什么个人、什么组织能够左右得了的。在它16年前的“五四”和它40年后的“四五”等等青年学生运动也都是这样的。

郭清是北平第十七中学学生，只有18岁。1936年2月份被捕，在狱中受刑致死。消息传出，各校学生群情激动，悲愤交集，斗争情绪很高涨，酝酿进行大规模的反抗。北平学联与各校会商，决定在北大三院召开追悼大会，同时提出希望大家保持冷静，不要有过火行为。

追悼大会由北大学生会主席韩天石主持。3月31日上午，在气氛肃穆悲壮的追悼会上，一位东北籍学生从棺材铺借来了一口空棺材，放在大礼堂中央，白布上挂着郭清的遗像，周围布置着花圈挽联。参加追悼会的学生见到棺材，极为悲愤，一些女生泣不成声。会上散发了宣传品。开会前，军警、特务闻讯赶来将北大三院团团包围，校方更以开除学籍威胁韩天石，勒令立即散会。此举不啻火上浇油，同学们反抗情绪高涨，强烈要求抬棺游行。学联负责人劝阻无效。几个民先队员抬起棺材，不顾军警的刺刀、机枪，推倒北大三院通往孔德中学的后墙小门冲了出去，举行了震惊全国的“三·三一”抬棺游行示威。在北池子大街。队伍被冲散，许多同学受伤，抬棺的李昌胳膊被打伤，黄秋耘后脑勺被打破流血，53名同学被捕，包括17名女生，还有一名新闻记者。这次行动后来被党内有的领导人批评为“左”倾冒险主义。

在1980年代一次回忆“一二·九”运动的座谈会上，当事人韩天石曾表示，抬棺是群众自发的行动，如此上纲上线，是不妥当的。追悼会前学联党团也曾研究防止过激行动。可是，群众一旦被激怒，是劝阻不住的。

至于“一二·九”运动第三阶段，与本文主题关系不大，就不多说了。

第三，关于“一二·九”运动是不是在中共党领导下发生的争论历史

回到本文讨论的主题：“一二·九”运动是不是在党的领导下发生的?

两种意见——主张不是的，被称作“自发论”；主张是的，被称作“自觉论”。这两种意见，最早出现在延安整风前的1939年。以后，“自发论”受到批判，就无人敢再提了。为了弄清历史真相，我们必须回溯到1939年。

1．两种意见的提出

据我所知，两种意见最早均出自1939年12月9日延安举行的“一二·九”运动四周年纪念大会上。当时李昌是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的组织部长，大会请他首先讲话。李昌讲话的题目是《“一二·九”运动与民主》。他说：“从运动的本身看来，‘一二·九’运动是具备着许多为历次青年运动所没有的特点的。这就是说：‘一二·九’是自发的，但很快的转成了自觉的运动；是斗争极其尖锐——游行示威和巷战的混合交杂——的运动，同时又有极广大的群众基础；是勃然而起的，同时又是持久的；是学生运动，同时又是学生与各界特别是工农结合的运动。很明显的，这些特点对于目前的青年工作有很大的启示作用和教训，需要我们客观的加以检讨。”(李昌：《“一二·九”运动与民主——为纪念“一二·九”四周年而作》，讲话前先发表于《中国青年》月刊第二卷第二期，1939年12月5日)“一二·九”运动“自发论”的观点是李昌第一个明确提出的。

李昌讲话之后，大会请毛泽东讲话。毛说：“‘一二·九’运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同志们都知道，刚才李昌同志也讲过。”毛对“一二·九”运动的评价很高，批评了那种说“一二·九”运动不如“五四”运动的观点，说：“‘一二·九’运动以后，事情就逐渐好办了……‘一二·九’运动的功劳都是很伟大的。”他讲话的第三点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一二·九’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是怎样呢?”他说：“毫无疑义，‘一二·九’运动中共产党起了骨干的作用。没有共产党作骨干，‘一二·九’运动是不可能发生的。”他接着说，“一二·九”运动“是共产党北方局和上海等地党组织的直接领导。这样，才使‘一二·九’运动发生，并使之在全国各阶层开展起来，形成了全民族救亡运动的巨大政治力量。”(见毛泽东：《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250—260页)毛泽东的讲话，就这样笼而统之地说出了“一二·九”是在党的领导下发生的，肯定了党对“一二·九”运动的领导。

1940年12月9日，“一二·九”运动五周年，延安照例举行纪念大会。作为当时公认的“一二·九”运动的代表，李昌又一次应邀讲话。这时，他似已意识到自己去年在纪念大会上的讲话简单了些，不够全面。因此，在这次大会上讲话时，就说得较上年全面了。他说：“‘一二·九’的发动，本来就有中共‘八一宣言’作思想前导，有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作领导核心，因此继‘一二·九’游行之后所开展的全国青年运动，就具体反映着中共的青年运动政策，反映着青年团的行动方向。而在‘一二·九’基础上所产生的全国学联，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以西北为中心直接由团改造成的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就成为鼎足而三的继承中国学生运动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传统的三大青年团体。……由此可见，只有在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民主地区，中国学生运动才能得到新的发展，而且它的发展将因各地青年工作者的注意和帮助的加强，而达到更高的程度。”(李昌：《‘一二·九”和今天的学生运动》，《中国青年》第三卷第三期，1941年1月5日)需要注意的是，即使这样，李昌说的还是“八一宣言”做“思想前导”，党员团员做“领导核心”，“继‘一二·九’游行之后”的运动才“反映着”党的政策；而不是笼统、简单地说“党的领导”。

持“自发论”观点的不仅有李昌，还有蒋南翔、黄华、姚依林，还有陈伯达。袁宝华也有类似的看法。李昌在1939年延安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上第一次说“一二·九”运动是自发的。蒋南翔也曾写道：“尽管‘一二·九’运动开始是自发的、公开的、合法的，但学委建立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体现出来了。”(《蒋南翔文集》下，第1198页)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曾向当年燕京大学学生会主席黄华同志请教。黄华说，“一二·九”开始是自发的。要说同党的关系，是有影响，《八一宣言》的影响。当《八一宣言》传到北平后，燕大、清华有几个进步学生首先看到，然后才传给学联的。

在延安整风前后，毛泽东已是党的领袖，他的话一言九鼎，成了定论。李昌的“自发论”在中央青委受到批判。此后就没有人敢于公开发表不同意见了。1980年代，姚依林已位居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讲了一系列事实真相，同时也特别嘱咐：去世后才能发表。

2．对毛泽东在纪念“一二·九”四周年大会讲话的两种解读

当时的中央青委副书记冯文彬理解，毛泽东讲话肯定了“一二·九”运动是在党的领导下发动的。冯在1940年10月25日党中央的机关刊物《共产党人》上发表一篇题为《坚持青年工作的岗位》的长文，批判青年工作中的“先锋主义”和“第二党”工作方式以及不尊重党的领导的错误。文章针对李昌主张青年工作要有相对的独立性，要实行民主，要抛弃模仿党的一套政治化的工作方法方式，改变缺乏民主化与青年化的作风等意见，提出批评。

尽管如此，李昌并未改变“一二·九”是“自发”的认识。

1941年春，中央青委机关开始“检讨”，总结工作。对当时所谓工作中的失误，进行了批评，这实际上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前奏。

李昌坚持自己的意见，对毛泽东的这个讲话有他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毛说党领导了“一二·九”运动，是就历经三年的“一二·九”运动总体而言，并不是说运动一开始就是党领导的，毛说的北方局、上海等党组织直接领导，是指“一二·九”第二阶段后的情况。于是，青委内部发生了争论。李昌这些意见(包括在“一二·九”四周年会上讲话)反映出他眼中的“一二·九”运动在发动和爆发阶段的历史特点：一次勃然而起又是持久的，具有广泛群众基础又富有知识青年特点和自由民主精神的，自发而有相对独立性的抗日救亡运动。

1941年5月4日，中央青委副书记冯文彬又在《共产党人》发表《党的青年工作者的党性问题》一文，将青委“检讨”的结果归纳为十二个问题。文中严厉批判青年工作缺乏党性，历数青年工作中的严重问题，如：过分强调青年工作的独立性、先锋主义、本位主义等问题。在批评青年团体、青年运动中忽视或否认党的领导作用这一严重问题时，举的例子就是“一二·九”运动。冯文彬写道：“过分强调革命青年团体开辟党的组织与工作的作用，而忽视了或否认了在历史上青年运动中的党的领导作用。如在‘一二·九’运动中只强调青年的作用，而没有看到当时党的领导作用。”

中央青委检讨结束后，给中央送了检讨的报告，还送上了一份把李昌调去华北工作的决定。中央批准了这个决定。1942年春，李昌辞别了工作4年的中央青委，偕夫人携刚出生的女儿离开延安去华北。他们路经晋绥边区时，被中央晋绥分局书记贺龙留下，任命为晋绥边区兴县县委副书记。

第四，结论和应该怎样对待历史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何谓党的领导?

评判一场运动、一个组织的发生发展有没有党的领导，关键在于实事求是地考察清楚以下两点：

一点是，党的组织系统是否自上而下地部署、发动并控制其发展?

另一点是，在这个运动中，党的指导思想是否得以贯彻。基本政治口号是否和该党吻合，党的路线、纲领以及方针政策是否得到执行?(执行政策上的具体问题则不应强求。)

据此两点来考察“一二·九”运动的三个阶段，可以看出：

第一点，第一阶段具有明显的自发性质，谈不上中共党组织的领导。

不错，个别党员参加了“一二·九”运动的组织领导工作。但是，根据历史资料来分析，参加组织学联、发起“一二·九”运动的4个核心人物中，只有两个党员：彭涛和姚依林。黄敬尚未恢复党的关系，郭明秋还没有入党(是共青团员)。他们每个人对运动都起了重要的骨干作用，但只是个人身份，不代表任何一级党的组织。实际上，当时北平临委是反对组织学生群众合法斗争的。彭涛是北平临委成员，但已被撤销了职务。他们甩开了临委，参与筹建北平学联，参与组织、发动了抗日救国的“一二·九”学生群众运动。这一点非常重要。

此外，很多党外人士也起了重要作用。如主张郭明秋当学生会主席的女一中校长孙荪荃，进步教授张申府(中共创始人之一，当时已脱党)、吴承仕、许德珩等。

第二点，其实更为重要：“一二·九”发动请愿的指导思想，亦即所遵循的路线、方针与当时党的路线、方针是否一致?史实表明是不一致的。

如前所述，当时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刚刚结束长征，还在执行反蒋抗日的纲领、路线。中共党的各级组织还没有接受《八一宣言》建立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当然不可能自上而下地部署、发动和控制北平学生和平请愿的运动。受《八一宣言》影响、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一二·九”运动不可能与党中央当时的路线一致。这是历史的真实，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历史的事实表明：“一二·九”运动是自发的，其发生和爆发阶段没有党的领导。到了1936年初，北方局派林枫到北平，重新建立了北平市委之后，学生运动才逐步走上了中共领导的轨道。这就是结论。

最后，我们要检讨一下对待历史的态度。

我们要尊重历史事实，不能为权者讳。真实地记录历史，是每一个修史者的责任。在中国历史上，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美化帝王成了惯例。中国共产党胜利了，就把一切成绩和好事都归于党的领导，甚至都归于最高领导人英明，这与封建专制社会的传统一脉相承。我们必须抛弃这种陋习，还历史本来面目。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9年第1期　李炳泉在北平和谈中的真实身份·诸有琼

1947年底我和同学李树藩相识。1948年7月中共南方局职业青年支部成立，李炳泉担任支部书记，树藩是支部委员。我当然不知道他们是地下党员，那是党的秘密。炳泉家住东城遁兹府大草场甲16号，这是我们多次去的地方。他和树藩谈“正经”事时，我就和他的夫人刘可兴聊天。1948年我和树藩结婚后，炳泉也到过我们在东皇城根62号的家。这里后来成为地下党的一个联络点。

为了保护文化古都北平的文物和二百万人民免遭涂炭，地下党从多条途径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的工作，争取和平解放北平。李炳泉曾经在傅作义办的《平明日报》以采访部主任为掩护职业，加上“剿总”少将联络处长李腾九是炳泉的堂兄，因为有这些有利条件，1948年秋，地下党决定把炳泉从职业青年支部调出，专门做傅作义的工作。他就是最先向傅作义转达党中央和谈意图的人。从那时起，我就看不见炳泉的踪影，但也从不打听他的下落。直到北平和平解放，炳泉随解放大军进城见面后，谈及他作为我党代表，参与了北平和谈工作的全过程，才知道他这一段传奇式的经历。

北平和谈的史实，在党史、解放军战史中都有详明的记载。1951年放映的大型文献纪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有中共代表李炳泉引导傅方代表崔载之到达平津前线司令部时的场面。但在十年浩劫中，李炳泉被迫害致死，还说李炳泉在北平和谈中投靠国民党，是傅作义派出的谈判代表，有叛特嫌疑，以致在关押中受到残酷迫害，含冤致死。

“四人帮”垮台后，李炳泉冤案得以平反昭雪。党组织特别肯定了李炳泉在北平和谈中受党派遣，代表北平地下党参加和谈工作，为人民立下了功绩，当时《人民日报》、《北京日报》都有专文报道。当年北平和谈亲历者中共方面的佘涤清、崔月犁，傅作义方面的周北峰、李腾九所写的回忆录也都有翔实的记载。按说，这桩冤案已彻底澄清，应该了结了。

然而在“文革”之后，明明是“文革”中对李炳泉的诬陷之词，却又公然出现在某些史料及传媒中。

经查证，这种敌我混淆的错误言论原来始见于当年曾任“华北剿总”《平明日报》主编杨格非的文章。他在《北平和谈二三事》中说：“北平和谈……第一次的代表是崔载之、李炳泉。”“崔、李接受的关于和谈的指示多是原则性的……”(见1979年《文史资料选编》第四辑。)为此，李炳泉的家属曾专访杨格非，向他详述了北平和谈的经过。说明：①李炳泉是中共北平地下党派出的参加和谈工作的代表，不是傅方代表。②进行和谈时，李已离开《平明日报》一年之久，与《平明日报》毫无关系。他此时的掩护职业是北平铁道管理学院中等技术科的教师。③说李炳泉是傅作义派出的代表，是“文革”中造反派的恶意诬陷，早已平反纠正。

但在建国50周年时，杨格非又发表《傅作义的心路历程》坚持说：“傅第一次所派的与中共和谈代表是《平明日报》社长崔载之、采访部主任李炳泉。”(见《炎黄春秋》1999年1月)

无独有偶，当年曾任“华北剿总”政工处长的王克俊，在《北平和平解放回忆录》中说：“我便与傅先生商定，派《平明日报》社长崔载之、李炳泉为代表……”(见1980年文史资料选编第六十八辑。)中共党史早已说明，指派中共党员李炳泉参加北平和谈工作的，是中国共产党，不是傅作义，更不是王克俊。

由于北平和谈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热门话题，杨格非、王克俊又曾是当年“华北剿总”一方的人士，因而他们笔下所写的，就格外引人注目，从而产生误导。据知，北平和谈是在绝密中进行的，国共双方参与策划者，仅限个别上层领导。为了确保安全，当时李炳泉作为北平地下党代表的身份，也绝不能公开。

建国后，在1950年中苏合拍的大型文献纪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中，摄入了中共北平地下党派遣李炳泉为代表，弓悍傅方代表崔载之到达平津前线司令部，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的代表接待的几个镜头，李炳泉作为北平地下党代表的身份公开载入史册。

然而，在某些书报中把中共北平地下党所派参加和谈工作的代表李炳泉，却说成是傅作义的和谈代表。

例如北京市档案馆编著的《北平和平解放前后》(1988年12月，赵家鼐等编)对中央军委的电报多处注解错误。如说“李炳泉……作为傅作义的代表，参加了北平问题的谈判。”(第50页)“傅作义的代表崔载之、李炳泉到涿县东北野战军第十一纵队驻地，要求谈判。”(第509页)

其他散见于报章、杂志以及人物传记中涉及北平和谈的错讹之处不及备述。现在仅介绍其中一件令人惊叹、痛心之极的事例如下：

1999年隆重纪念北平和平解放50周年的庆典中，在中共北京市委领导下组织了一系列纪念活动。其中介绍北平和平解放的光辉历史时。竟也公然出现敌我混淆歪曲党史的错误，也把中共北平地下党派出的参加北平和谈工作的代表李炳泉，说成是国民党傅作义派出的代表。

如《北京青年报》1999年1月26日第13版，有长文题为《五十年前，“三大法宝”拯救北平》，作者徐达、赵晋。该文对李炳泉作如下介绍：“地下党员李炳泉作为傅作义的谈判代表崔载之的副手，参加了三次谈判的全过程。”

《光明日报》1999年1月29日第7版，也有长文题为《彪炳史册光耀千秋》，作者同为徐达、赵晋。该文对李炳泉作如下介绍：“傅作义……遂派北平《平明日报》社社长崔载之、报社采访部主任李炳泉(中共地下党员)携电台……出北平城……”

李炳泉的家属曾为李炳泉的形象横遭歪曲而提出抗议，要求北京市委有关当局为党史、党员负责，公开澄清错误消除不良影响。但回答却是“捂盖子”，以回避错误了结。

令人百思不解的是，和谈期间，李炳泉的政治身份甚至前线司令部的接待人员参谋处长苏静也不清楚。他在回忆录中说：“李炳泉对和谈表现了高度的热情与胆识，他说自己是共产党员。我还不敢相信。”“李炳泉为傅派出的代表，由他传达对方的意见，名正言顺。”(见《回忆北平和平谈判》，1991年解放军出版社。)他详述了何思源等为北平和平解放奔走，却只字未提北平地下党做出的贡献。

现在看来，当年李炳泉参加北平和谈及其身份问题，只有北平地下党的领导人清楚，亡羊补牢难道不应该吗?

试想现在党的领导作风如此，党的形象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可知。但令人担忧的是，李炳泉被诬为傅作义代表的这一冤案，又何时了呢?让炳泉同志在天之灵得以安宁吧!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9年第1期　外国人怎样研究中国·陆亨俊

1978年6月，我到新华社布鲁塞尔分社工作，分社负责欧共体(欧盟前身)和北约两个总部以及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三个国家的报道工作。当年11月，以交通部长叶飞率领的中国代表团访问荷兰，当时我国驻荷大使是丁雪松，她是新华社的前辈(新中国成立初期是新华社平壤分社社长)，对分社工作非常支持；使馆把我的名字报给荷兰外交部作为随团记者，参加整个访问过程。荷外交部不但同意，而且邀请我在代表团结束访问后再留下一周，在荷兰各地采访。代表团访问了10天，考察了航运、港口建设与管理、造船等项目，商谈了两国的合作问题，还参观了世界最大港口鹿特丹港、举世闻名的围海造田。我一个人留下来的时间里，还参观了三个博物馆、两家报社、一所研究所和一所大学。这半个月的访问是我第一次对一个国家做比较系统的采访(荷兰方面也认为这是他们正式邀请新中国第一个记者对他们进行采访，所以安排得很周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是最使我感到惊诧的是我在访问莱顿大学汉学院图书馆时，看到两位金发姑娘在读《孟子》和许多关于中国的图书资料。因此，我在布鲁塞尔分社的4年中，我又两次去莱登大学采访，想具体了解一下外国人是怎样学中文和研究中国问题的。

一

在欧洲最早研究汉学的是荷兰人。在英国人到亚洲以前，荷兰和葡萄牙的商人就到了广东、福建和台湾，中国的瓷器和茶也通过荷兰商人被远销到西欧(茶在荷兰文中是tea，发音如同dan，这与闽南话“茶”的发音相同；英文和法文中的茶字都和荷兰文一样，只是发音不同)。1626年(明朝天启六年)荷兰的传教士就编纂了一本《中一荷一拉丁文字典》。莱顿大学于1875年设立了第一个汉学讲座，首任教授是薛力赫，他与法国汉学家柯狄尔共同创办了专门研究汉学的杂志《通报》，是西方最早出版的一本汉学杂志。1930年，当时荷兰最著名大学之一的莱顿大学正式成立了汉学院。

我第一次去访问时是伊维德教授接待的，他专门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和元明杂剧，他刚把王实甫的《西厢记》译成荷兰文。据介绍，汉学院是六年制，现有学生100多人。一年级新生(每年都有50---70人)入学后，头两周每天上课5小时，每周学50个汉字，我看了课本第一课是“人、刀、力、口、土”。第三周开始，每天两节课学汉字，四节课在电化教室学口语，我看第一课是：“郭先生你好!我很好，你呢?好，谢谢你。郭太太和郭小姐也好吗?她们也很好，谢谢。”这些课本都是美国出版的，有英文的注音和解释。伊维德教授还说，一年级要学900个汉字，要基本上掌握汉语的各种句型、能简单对话。还要学中国历史、文化、哲学方面的基本知识。他说，这个要求不低，常常有近一半学生升不了二年级。二年级开始学古代汉语，同时学习中国近代史和中国文学史；三年级学的古典文学，包括朱熹的《孟子集注》、袁枚的《子不语》和《古文观止》，还选读中国现代作家的短篇小说，同时学习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地理等课程；四、五年级学生在教师指导下结合专题研究进行学习(很少到课堂、主要泡在图书馆里)。其中少数被公派到中国留学1—2个学期；六年级集中写毕业论文。

二

我第二次去访问时，专门采访了汉学院院长许理和(这是他的中文名)教授，他是专攻中国思想史的，1959年他的博士论文是《佛教征服中国》(1972年在荷兰出版，1998年中国出了中译本，共632页)，主要是讲公元四五世纪早期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这次历时一个多小时的访问非常有意思，许理和教授一开始就说，他中文的口语不好，允许他用英文讲，但是他希望我讲中文，他可以练习听。

这对我也是求之不得。许理和说，他在写这篇论文时，先后曾参考了80多本(篇)中文书，和100多本英、美、法、德、印度和日本学者的著作，还是花了一些工夫的，不过这也使他迷上了中国的文化和思想史的研究。他最近几年主要研究“外来思想”对中国的影响问题。

许理和说，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三次重要的“外来思想”。第一次是魏晋南北朝时，佛教的传人与传播。第二次外来思想是指明末清初的基督教文明的传入，除了基督教教义本身以外，还伴随着传人了当时西方的科学和技术，如数学(几何、三角等)、天文(汤若望和南怀仁两个传教士还担任过“钦天监”负责制订历法)、机械(如钟表、望远镜)，以及地理、医药和西方的绘画知识等，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第三次外来思想是五四运动前后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人，促使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经过艰苦斗争，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许理和认为，这三次外来思想都是从西方传人的(佛教是经过西域传进来的)。“全盘西化”是不对的，也是不可能的(日本学西方，也没有全盘西化)。但是，历史证明中国是有“兼蓄并容”(他这时用蔡元培的话)外来思想的传统，并加以本土化的。

当然这是一个外国人对中国的研究和看法，只是给我们参考。不过也可以看到，像许理和这样的学者还是很有功底的，研究工作也是严肃认真的。

汉学院有12位博士和4位讲师(都是欧美人)，他们所教授的课程一般都根据他们的专长和所研究的问题来定，大致上分两大类：一是关于中国历史和古典文学的研究，如两汉南北朝史，中国道教的起源和发展。古代中国建筑史特别是《鲁班经》的研究，明清时代安徽商人的历史作用，明末清初的中荷关系(主要是荷兰与台湾福建的关系)等；还有一类是现代中国的研究，如中日关系的历史、现状和前景，当代中国的社会心理，中国农村问题(重点研究岭南和关中地区)，中国的民族问题，东南亚华侨史，中国书法，卞之琳作品研究等。

许理和还告诉我说：“最近有两位教师写的人物传记可以定稿出版，一本是《郑成功传》，另一本是《廖承志传》。”

三

莱顿汉学院的这些研究成果得益于收藏十分丰富的图书馆和资料中心。

我在第一次走马观花访问时就很吃惊，除了看到金发姑娘在读《孟子》以外，在图书馆的另一隅，我看到两个男学生在仔细地研究几张地图，一张地图上印有WeiHo几个英文字，我一时想不起是什么地方，一个学生用汉语告诉我，这是陕西省渭河流域的地图，是根据卫星照片绘制的；另一个学生看的则是天津地区的卫星照片，一张是1960年代拍的，另一张是不久前拍的，这位学生用英语对我说，这里是新开的河道，那里是新的居民区……他们说，作为学习“中国地理”这门课，学生都要来图书馆研究从美国买来的中国各地的卫星照片。我当时感到十分惶惑，我国大学里地理专业的学生能不能看到这一类的卫星照片?

汉学院有两位美籍华人，一位是教务主任梁先生，另一位是图书馆馆长兼中国资料中心主任马大任。马先生说，这里是西欧最大的中文图书馆，拥有中文图书16万册，有关中国的外文书2万多册。各种报纸杂志3000种(其中2200种是过

去出版现已停刊，有的已制成缩微胶卷)，这些报刊有一半是大陆出版的，其余一半是香港、台湾和海外华人的报刊。以大陆出版的杂志来说，种类繁多、五花八门，我看到的有《红旗》《儿童时代》《瞭望》《化石》《大众电影》《遗传》《人民文学》，还有《中山大学学报》。单以上海出版的杂志就有《收获》《上海文学》《上海文艺》《上海戏剧》《上海教育》《上海农业科技》《党的生活》等20多种。

各种书籍按经、史、志、文和现代政治、经济、文学、哲学几大类编目。林林总总，十分丰富，特别将解放前的、大陆和港台出版的按主题放在一起，查阅很是方便。“志”的部分则收藏了大量的地方志，据说还相当全。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方面也很多，而且版本十分可贵，我在书架上就拿下一部《三宝太监西洋记》，是明万历年间刊行的，是难得的珍本。在那2万多册外文书中最多的是英文，但也有不少是法文、德文、俄文、日文的书。我在书架前大致看看，在书名中就可以看到不少“反共反华”的内容，但是我也有所发现，例如有关《易经》研究的外文书籍就有十多本；美国著名女作家赛珍珠(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有关中国的几本小说的各种版本和其他国家的文本，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据马主任介绍，这里有三类资料的馆藏是很可贵的。一是对敦煌资料的收藏，包括与我国相比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这里不但收集了解放前和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出版的有关敦煌的书籍、画册、论文、资料，而且收集了世界各国有关的文献和部分可以买到的实物，其中一部分已经上了书架。大量的还收藏在几个大木箱子里。二是收藏了一部分很有价值的太平天国的文献资料，其中有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于太平天国壬子二年(1852年)奏天王洪秀全准颁的诏书。还有《太平礼制》《太平军目》《太平条规》，以及太平军编的《三字经》(1853年出版)、《新历》等等。还有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香港、东南亚和西欧出版的有关天平天国的报道、评论和文献，也是很难得的。三是著名的汉学家高罗佩(1910—1967)生前所收藏的许多珍稀的中国明清时代的书画，在他去世后全都捐给了汉学院。高罗佩通14国语言，汉学造诣尤深，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还写了长篇小说《狄公案》(以唐代名臣狄仁杰为主角的破案故事，共130万字，国内已有译本)。

四

看了当代中国的资料就会感到强烈的震撼。

我的面前是美国华盛顿出版的二十大本厚厚的《红卫兵资料》，共计8000多页，主要是红卫兵小报，有《新北大》、清华《井冈山》，有上海、广州、长沙，甚至哈尔滨、乌鲁木齐、拉萨各地“红卫兵司令部”出版的小报，也有国家机关“造反组织”的“给牛鬼蛇神的通令”、“大批判专栏”、“首长讲话”，还有各地武斗的“血案纪实”、“最最最强烈的抗议”等等。据介绍，这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已制成缩微胶卷(每个胶卷有1000张胶片)。管理员拉出一个抽屉，里面满满的都是胶卷。据说，在“文革”期间，美国的情报机关在香港高价收购大量从内地流传出去的小报，对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形势进行分析，1970年代以后就分门别类，复印装订成册，在国际上出售。莱顿大学的这些资料都是从美国买来的。至于当时在香港和台湾出版的有关“文革”的资料、书籍更有一大堆，诸如《红卫兵造反演义》《×地武斗始末》《××部夺权记》《九死一生实录》等等，名目繁多。

我们新华社每天都出《参考资料》，其实几个大通讯社也都有，我就看到路透社出版的“参考”，其中主要是苏联和中国的材料(那也是可以公开订阅的)。这不稀奇，难得的是美国人在香港出版的《中国大陆现况汇报》《中国每日报告》《中国大陆报刊选译》《中国(地方)广播选译》，这四份刊物都是每周出6本，每本40—60页，已全部译成英文。还有一份华盛顿出版的《中国报告》，每周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分专刊出版。新出的还在书架上，旧的都装成合订本收起来了。在这些陈列着合订本的书架上，我还看到一本厚厚的《工作通讯》，我打开一看，原来是我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出版的、给团以上干部阅读的内部刊物，据说有人把1961年全年的一套偷带出国，卖给了美国，我所看到的已经是译成了英文的合订本。不必问了，这也是从美国买来的。

不过最令我吃惊的是1982年我第三次去采访时，马大任先生还拿出一包材料，打开一看，原来是1978年至1979年间“西单民主墙”部分大字报选，以及已被中国政府宣布为“非法印刷品”的小册子和传单。我随口就问，从哪里搞来的?他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现代复印技术只要有了一份就会有成百上千份。作为学术研究，这些材料在多少年以后，有的东西还是很有用也很有价值的，毕竟这是历史。你可以批判它，但是你不能否认他的曾经存在和作用。

马先生还说，从整个中文图书和资料的收藏来说，英国、法国、德国收藏的要比荷兰多得多，但是都分散在各研究机构和大学里，而荷兰政府对中文图书资料却实行高度集中政策，凡是中文图书都要集中到莱顿汉学院来(包括国家图书馆以及外交部和教育部收集的在内，有两本以上的单位可自行保存)。图书馆也有条件地向社会开放。荷兰朝野谁要了解中国问题都可以到这里查询：好几个官方的代表团访华前也来听取有关的介绍；1977年荷兰公主贝亚特丽克丝(1980年登基为女王)，访华前也曾来过这里。有的公司和中国做生意也来找资料，各部门收集到的中文材料也拿到这里翻译。汉学院自然成为全荷兰研究中国问题的中心了。

五

虽说这已是近30年以前的见闻了，但每想起那些事总有很大的感触。1982年离任回国后，我也写过一些文章在有关的报刊上发表，但由于当时的条件都没有做细致的报道。近年来，有些事引起我想重新整理这篇文章的意愿：

第一是报上报道世界各国兴起了学习中文的热潮，中国有关部门也在积极推广“孔子学院”，有些人好像很得意，“中华文化发扬光大了”。所以我想客观地介绍一下外国人过去是怎样学中文的，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都记得100多年前，许多中国人就开始学英文和法文了；解放前在一些大城市里小学三四年级就学外文了，不知道当时英国人和法国人也在“发扬光大”?现在人家有几家大学把学习中文当做选修课，而我们却在幼儿园里把英文作为必修课，这又说明什么呢?外国人学中文的人多了和中国人学外文的人多了，我认为这是好事，这说明全球化的趋势在加速发展，我们正在赶上这个形势。但是完全没有必要就自吹自擂起来。当然，我们为外国人学中文提供一些教材、音响制品，也是应该的，像英国的BBC提供《Follow me》(跟我学)一样。至于孔子是不是就是中华文化的唯一代表，而都叫“孔子学院”，那也可商榷，不过有人宣扬21世纪人类要靠孔子思想来“拯救”，那却是荒唐的。十多年前，原巴黎分社的杨起同志有一篇非常精彩的《专访法国总统》：希拉克说，法国在启蒙运动、文艺复兴和法国大革命中都有建树，但这完全不意味着可以教训别人，“每当法国想教训别人时，她就迷失了方向；每当她自守自爱时，别人就愿意听取她的意见……法国不要试图教训别人。”这是智者的语言，很值得我们深思的。

第二是我们对历史事件和历史资料的态度问题。近几年是中国重大历史事件的“重大节日”：2006年是发动“文化大革命”40周年，当年真是天下大乱、大灾难啊!同一年也是粉碎“四人帮”30周年，那时是全国一片欢腾啊!2007年是“反右斗争”50周年，几个月时间里就揪出几十万个“右派”，可说是“战果辉煌”!2008年是“大跃进”50周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吃饭不要钱，结果饿死多少人?恩格斯说，一个伟大的民族要善于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我们这个民族应该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不过这几年对这些教训好像没有什么声音，文章也极少，似乎大家都不记得“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这句话。可是在海外关乎这些的文章、书籍却不少。所以每当我想起在莱顿大学汉学院看到那一大堆“红卫兵”小报和关于中国的资料，我的心是不平静的(荷兰只是一个小国，就有这么多的资料，美国、苏联、日本等国肯定会更多，而且我听说他们的资料早就信息化，用电脑储存、联网，数量更大了)。许多事我们自己不让说，港澳同胞、台湾同胞会说，海外华人会说，外国人也会说。在信息社会里，我们一手遮不了天。对于历史事件，我们可以歌颂它、批判它，但是不能掩盖它，更不能伪造它。历史就是历史，中国人不研究，外国人也会研究。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9年第1期　“内人党”冤案亲历记·哈斯格尔勒

1967年，滕海清来内蒙古担任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对内蒙古实行全面军管。

1968年1月10日，根据由南方支边来内蒙古大学的一位历史教员捕风捉影的情报，在自治区革委会核心组几个负责人的策划下成立了挖新、老内人党的工作小组。

1968年2月4日，滕海清带着李树德(内蒙古革委会副主任)向康生、江青汇报准备挖“内人党”，得到首肯，并得到康生的指示：“内人党至今还有地下活动，开始可能揪得宽点，不要怕!”

1968年4月14日—26日，在郭以青的指挥、策划下，对时任内蒙古大学党委副书记的巴图进行“车轮战”式的审判。酷刑下巴图编造了假口供，指认鲍荫扎布等16名厅、部、盟、市级干部是内人党骨干。这16人立刻遭到秘密逮捕并分别设立专案进行突审。

1968年4月26日，高锦明签发了由“滕办”主任李德臣起草的《关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叛国案件的报告》，直接报送了党中央毛主席、中央文革。

在全内蒙古范围内一场骇人听闻的挖“新内人党”运动就开始了。

这次从金字塔的顶端发动、领导、布置，不断督战的运动之火，到了金字塔的最底层，火就越烧越旺越大，到后来已发展到无法控制，给国家、给蒙古民族、给内蒙古地区造成的损失是永远无法计算和估量的。

现在我们就官方发布的数字，仅看一下能数得过来的损失，就可见一斑了：

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的起诉书指控：“内蒙古自治区因‘内人党’等冤案，有三十四万六千多名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二人被迫害致死。”

曾任内蒙古党委第二书记的廷懋就“内人党”冤案于1981年8月1日致信黄克诚说：“内蒙在‘文革’中打‘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和挖‘新内人党’，死两万多人，伤残十七万，被株连的上百万人。”

而民间的“三十二寡妇上访团”的统计数字是：致死4万多人；伤残人数为14万多人；被抓、被挖、被迫害的人数大约有70万。“三十二寡妇上访团”的数字可能更接近于真实。

当时我在乌兰察布盟GY县中学工作。我是这场冤案的受害者之一。

1968年12月6日一早，突然通知我去县委大礼堂开大会。

礼堂的前门脸上挂的是“宽严大会”的会标。一会儿，县军管的首脑腾有几宣布：今天是宽严大会，也是挖“内人党”的动员大会。话音刚落，在一片有序、高昂的“打倒……!”声中，原县委正副书记、正副县长等6人，每个人都被迫低头、弯腰、喷气式由两个革命派同志一人揪着一只胳膊再用另一只手分别压着他们的左右肩，六个人在十二个人的押送下鱼贯出场。此时的口号声响天震地，声嘶力竭。看到了真正的“内人党”，真正的阶级敌人，群众的情绪很是激愤。

宣布完这6个人的罪行，不断有人上台批判声讨。

又是排山倒海的口号声，这时又押上来一个人，这人是广播站的孟克，蒙古族，我认识他。这么忠厚老实的人也是“内人党”?!这太可怕了!押上来的孟克没有低头、弯腰，还是穿着那件深咖啡色的中山装。他被当场宣布因认罪态度好从宽处理，当场释放，并立马给他戴上了一个大大的毛主席像章，金光闪闪。他成了今天被从宽的样板。

常言说：“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叫门。”可是在那个疯狂的年代，什么“常言道”“俗话说”都将失去意义。我似乎看到那台血水四溢、泛着白骨的绞肉机在步步向我逼近。

那时我已是三口之家，丈夫，也是老师，儿子两岁半。

从12月6日下午至12月7日晚为“务虚阶段”。说是在等待“内人党”自觉登记。别人的感受是什么我不知道，我是在难耐的惶遽中一分一秒挨过来的。这时在校内已形成了强大的挖“内人党”攻势，各类标语口号都直指“内人党”。到处可见巨幅口号：“内人党不投降，就叫它灭亡!”

7日下午，全体教职员工都迅速、主动地贴着各自的大字标语。我也跟在人群后面假作镇静地努力参与着。高音喇叭里反复宣读着敦促“内人党”投降书，《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和《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等文章。突然播了一篇校内文章引起了我的高度注意：我校就有“内人党”分子，在我校的“内人党”中有老的，有小的；有蒙古族，有汉族；有男的，有女的……

晚上7点整按组集合开会。会议的主题是：敦促“内人党”自首投降。一直没有一个人自首投降，但每一个人都在争先恐后地朗读《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和《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以表自己的清白。

突然挖肃组长点我的名字并大叫：“不要装模作样了，老实交代你的问题!”“站起来，站到中间去!”虽然我有思想准备，但我的第一感觉还是愕然、吃惊和羞辱。

我被勒令站到了中央。人的尊严就这样被剥得精光。我好像被裸体放在了展台上，无处躲，无处藏。羞辱，愤怒，可怜巴巴的无奈。质问声、勒令声响成一片。往日的同事、好友马上转变了态度与平时判若两人。火力越来越猛，从开始的“说清楚”逐步升级到“必须交代”，勒令、怒斥，一会儿又升级到人格侮辱和谩骂。

挖肃组长：交代你何时、何地、何人介绍加入了“内人党!”

我不是“内人党”。

挖肃组长：你是蒙古人，你能不是“内人党”吗?

我是蒙古人，但我决不是“内人党”。

挖肃组长：拿出你不是“内人党”的证明!

我无言以答，因为我无法拿出证据。

轮番批斗、审问，狂呼口号说要打掉反革命气焰。好笑，我都成了被捆着四个踢子放在祭坛前的猪羊，瞪着可怜的双眼伸着脖子等着挨刀了，还谈何气焰。辱骂、恫吓直到凌晨。工、军宣队的队员一起都来了。由工宣队s指导员出面宣布了对我的隔离审查。马上从外面又进来几个手提棍棒的学生押送我回家。他们推搡着，工宣队W队长、S指导员紧跟在后。我暗想，这是去取行李。到家后，我才明白他们是来抄家的，持棍棒者动作敏捷地跳上桌凳，扯开我家纸顶棚，拿着事先准备好的大号手电筒东照西照，大声地呵斥着。他们将我床上的铺垫掀开时将我两岁多的儿子惊醒，孩子被吓得大声地嚎叫要妈妈。

抄家大约进行了一个小时左右，他们很扫兴，什么也没有找到。

我抱着儿子，儿子又睡了。他们宣布抄家结束；我请求我要带儿子一起坐牢。工宣队s指导员马上转过身来从我怀中夺过孩子扔在床上，并厉声勒令我：走!同时将我强行推出门外。孩子在我身后撕心裂肝般地哭嚎着。手持棍棒的学生在工宣队的陪同下将我押到校内原来的播音室，一间真正的黑屋：所有的门窗全用大字报纸糊得严严实实，顶棚上吊的是一只可能是15瓦的灯泡。昏暗、阴冷、霉味。

第二天8点，工、军宣队的几个头头和专案组组长来了。他们是来给我做“思想工作”的，动员让我自己主动承认、交代问题。这时我还是很有信心地希望我能向他们解释清楚：我不是“内人党”，抓我是一场误会。然而，他们是众口对我一人，每个人一张嘴不是毛主席语录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从12月8日一早我就开始了“喷气式”，就是上身和下身要弯成90度角，两只手臂从后向上高高举起。是他们七手八脚强行“帮助”我做好的这个姿势。并交代说，只要我不交代就一直这样站下去。难熬的一天过去了，我还寄希望夜晚会休息，10点过了，12点也过了。这时我才被告知：这叫“喷气式车轮战”，什么时候交代清楚了，什么时候马上休息。

他们是三班制。轮流值班的除两名女老师外，还有红卫兵学生、工宣队、军宣队的人，已经是第四个昼夜了。这时的我头脑反而清醒和冷静了许多，我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了我已陷在一个冤案之中，而且我是其中的重要人物，不然不会在老百姓中第一个抓我。我面对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但我能做到的只能是不和他们争论、解释。因为我没有任何问题可承认和交代，也决不会编假话骗人再乱咬乱供；我的良心和人格都不容许。

我无法回答他们的问题，我精疲力竭。这四昼夜我几乎没有吃东西，只是在第四天被军管的S连长灌了一茶缸子牛奶。从被抓的第一天起我就来了月经，血很多，而且越来越多，棉裤的两条裤腿成了硬壳。在大学时我是速度滑冰运动员，无冰期的陆上训练，其中有些练习基本上和“喷气式”差不多。

第五天晚上我被叫到专案组。他们把我的丈夫叫来做我的思想工作，一看见他，自己的亲人，我委屈的泪水怎么也遏制不住了。抽噎中我只说了一句话：“我不是‘内人党’。”我看见他也哭了，我就更哭了，由抽泣变成了号啕大哭。无奈，他们只好将我丈夫拉走了。

我又被押回了我的黑屋，依然还是那个“喷气式”。为了能得到几分钟的喘息，我频频要求去厕所。轮班看我的红卫兵小将是我教过的高中一年级学生。这次押送我去厕所的是小宁，厕所在操场的东北角上，离我的黑屋有二三百米左右；小宁是个胖乎乎的老实孩子，她母亲在县医院工作，是一位很热心的东北老太太，我们认识。小宁突然对我说：“我妈让转告你，不行就先承认了，外面已经死人了。”我听得清清楚楚，我也清清楚楚地告诉她：“我不能，说我是骨干分子，我交代谁去?”

后来才知道，在下午的会上布置了下一步的战略部署，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强调提出：“在挖‘内人党’运动中，一定要稳准狠，其中要在‘狠’字上下功夫。”

第六天开始将看押我的人马全部换了班，接班的是原初二的学生，我没有教过。这些人已经是十七八岁的大小伙子了。

据说，在这次军管会的会议上，学校的运动受到了批评。说来也就是，全县第一个揪的老百姓“内人党”，居然能始终抗拒不交代，下一步运动怎么搞?据说，这次会上县军管会首领魏政委向中学的各路头头摊出了关于我的底牌，并下了死令：“哈斯格尔勒绝对是‘内人党’，我们有百分之二百的把握，关起门来打狗绝不会错。”

看守们全换成了新面孔，武斗也升了级。揪头发，扇嘴巴，用拳头打后枕部(因为是低头弯腰状态)，用大头鞋踢小腿，将本来就向后翘着的两只胳膊再使劲向上提，这叫“燕别翅”，工宣队s指导员亲自上阵，将我“别着翅”的手再使劲向里掰，说这叫“吃猪蹄”。还有“冷静思考”和“热情招待”：先将你拉到外面雪地里冻，冻到一定程度，再把你拉回屋里，让你紧挨着烧得快红的铁火炉站立，并且头要向着火炉上方。我真担心我会跌倒在烧红的火炉上面，因为我已经是在摇摇晃晃中勉强站着，不断地出现间断性的意识不清。我常常不知道我是站在哪里，有时觉得自己是在悬崖边；或是在深深的谷底，上面的一切都是旋转状向我压来；又好像身处在农村长满荆棘的田头小路上，还清清楚楚听到围在我身边的那几只狰狞的恶犬，不断地向我狂吠。真的，我当时确实听见了狗叫；但是不管我在哪里，又总觉得我的儿子在我的身后不断地哭叫着，不断地拉扯着我的衣服。这时我已经不会思考，可是奇怪的是只要他们对我动武，我马上头脑就清醒些。我那时思考的主要问题是：我怎样才能死?触电?菜园中有一口深井?割腕?没有刀。吞金，没有金。我满脑子全是各种死亡的构图。似乎我的全部存在只是为了死亡。

后来他们对我降低了要求，说我是一般成员，只要承认了，就可以马上回到人民中来；说我没有发展成员，也用不着揭发别人。显然这是欺骗，因为从他们之间的谈话中我知道，我校在我之后抓的那几个人，有几个都指认是我发展了他们。同时还拿来了一本黄颜色纸的32开的小册子，说这是全县已挖出的“内人党”分子名单，共27人。好笑，里面居然有人指认我是他们的发展人，说只要我在那上面指认一个是我的“内人党”发展人就行了。我拒绝了，还是唯一的那句话：“我不是‘内人党’。”

对我加大了火力，拳打脚踢、辱骂、继续“车轮战”。工宣队队长，是一位煤矿工人，嗓音带有磁性，说话流里流气，在我的记忆中他只会背一段毛主席语录：“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今天他亲自出马，又一次读了那段语录，大声勒令我交代，见我没反应，就冲上来用左手一把揪住我胸部的衣服，近近的逼视着我。他一只手紧紧的提着我，又唾液四溅地狂吼：

老实交代你的“内人党”问题!

我说：我不是。

他说：我们有充分的证据。

我说：把证据拿出来。

他说：现在是等你主动交代，立功赎罪。到时候我们会拿出证据。

我强令他放开手，他还真的放开了手。

他说：还有5分钟12点(夜里)，给你5分钟时间好好想想；不交代12点整就枪毙。

我当时对“枪毙”一词是深信不疑的，几天来我在他们身上已经看不出一点点人性的东西。我从他们之间的谈话中和审问我的过程中我了解到：我是全县老百姓中第一个被揪出来的；我在被揪出来的人中态度又极其不好，一直顽抗；我也得知了外面有人被打死，我对我自己活着出去已不抱希望；更现实的是我被折磨得已经到了根本不想活的地步。我当时唯一痛心的一件事，我对不起我年迈的父母，他们始终挣扎在人间的最底层。父母生养了我，并在那样困苦的条件下让我念完了大学。我原本要改变他们处境的想法无法实现了，连养育之恩都不能报了……

工宣队长说：5分钟到了，你何去何从?

“你枪毙了我，也不是‘内人党’。”

工宣队长又一次将我从胸部提拉起来，那副狰狞的面孔离我那么近，细长的眼睛都变大了，涨红着脸，咬着牙抡起胳膊狠狠地抽了我两个大嘴巴。

我当时只觉得我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我两眼不断地冒着金星，一切都离我越来越远了，我听不到任何声音了。过了多长时间我不知道，但我渐渐听清楚了，几个人在七嘴八舌说我在装死。我努力睁开了眼睛，在天旋地转中我寻找着打我的人，满腔的怒火已使我到了无法呼吸的地步。我的正前方的小课桌上有一个外壳是孔眼铁皮的热水瓶。我企图抄起热水瓶去砸那个队长。哪里有我的行动自由?早有人大叫一声将我按住。

打人的人更是恼羞成怒，暴跳如雷，那气势好像要将我一口吞下，或是两把就把我扯得粉碎。他搓着双手，大步走来走去，边咆哮着：不要脸!给脸不要脸!敬酒不吃吃罚酒……他最后一句话竟是：“再给你5分钟!”

“5分钟也不要了。我绝不是‘内人党’!我告诉你们：历史总有一天会证明我是一个大好人!”

工宣队长又一次饿虎扑食般地将我揪住，左右开弓打耳光……此后几天的事情我一点记忆也没有。

到底打了我多少耳光，我不得而知。但是当时有人见过我去厕所，见的人后来说：绝不敢认那就是我：头肿得很大，形状和颜色更像一个大番瓜，目光呆滞；两个人架着，趔趄着移动着脚步……第二天工宣队队长在教工“内人党”学习班上不无炫耀的恶狠狠地说：“连个小小的黄毛丫头都拿不下来，笑话!让她嚣张，我一次打了她十六个嘴巴，不是也彻底老实了吗?这就是不老实的榜样!”

再后来又是怎么打的?怎么站的?谁动手打的?我一概不知。

我一觉醒来发现我躺在床上，还有被褥。看守看见我醒来了，也没有人对我大喊大叫，也没有再勒令我做“喷气式”弯腰、低头认罪。这时有人对我说：“承认了，就没事了。看，现在多好。”我百思不得其解：我承认什么了?

几十年后，在呼和浩特的大街上邂逅一个原该中学的女学生，寒暄过后，她特别详细地询问我的身体状况。我一一如实作答：眼底，腰椎，胸椎，尾椎，尾骶骨，神经系统都有问题，只是我这个人不太在乎，不会轻易趴下。她看着我，笑了笑，犹豫了一下说：“老师，搞‘内人党’时，搞你搞到第九昼夜时值班的有我一个，不过我先声明我绝对没有打过你。”我有些愕然，这是唯一的一个当时参与搞我“内人党”的那么多人中，敢于承认事实，当面说出真相的人。她紧接着说：“老师，我真佩服你的坚强，同学们也都佩服你的为人和骨气。最后几天你已完全神智不清，开始胡说。总是反复说：小玮回家(注：小玮是我儿子，当时只有两岁多)……往哪儿拉我呀?枪毙我也是好人!但当工、军宣队审问时，只要问是不是‘内人党’，都坚决说：不是。而对其他一些问题的回答显然都文不对题地胡说。后来人家就不再问‘是不是’这样的问题了，而只强调时间、地点、人。你的回答居然是1942年(注：我的出生年)，这当然不行。反反复复，问来问去，突然他们就宣布说承认了。那种状态下，话都不会说了，能承认啥?”

“那么认罪书?……”我久久搞不清，是谁替我写了“认罪书”。

学生说：是工宣队W队长写的。你当时既不会正常说话，更不会写字了。工宣队W队长自告奋勇说：“我替她写吧，让她休息。”短短的一页东西，前后又都是套话，十分钟不到就写好了。那个队长真流氓，因为你不会写字了，只好按手印，真就像拉杨白劳那样按的手印。

我“承认”了，我承认了真好，不挨武斗了，不用“车轮战”了。但有时，不知道是他们高兴了，还是他们不高兴的时候，我还得低头弯腰“喷气式”。他们说，这是因为我态度始终不好，还没有交代罪恶，因此还是一直关押着。

不要说夜里，白天就出现幻视，幻听。反反复复叨叨的就是我的儿子。不知是恻隐还是策略，真的有人把我儿子领来了。儿子真懂事，让来就来，让走就走，一点也不哭闹。我估计在他那小小的心眼儿里早已知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厉害。还是在“车轮战”期间，不知是哪位好心的老师做了点饭菜，放在饭盒里让只有两岁多的儿子给我送来，有半尺深的雪，儿子是怎么走来的?从宿舍到关我的黑屋足有200米的距离。我听到了是我儿-子在喊我，突然工宣队W队长一边大喊“去”一边一脚踢开了门，门正好是向外开，门口的两个小台阶比门口大不了多少，儿子惊恐中被门一撞就滚下了台阶，饭菜全撒了。

现在好了，能不时地见到儿子了。儿子的到来无疑对我是一剂最佳良药，我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开始好转。

有一天一大早来通知说，一会儿去参加“宽严大会”。马上工宣队W队长进来严厉警告我：“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我仍然是由几个人押送着去了会场——学生大食堂。不知道为什么让我坐在最后。一会儿宣布“宽严大会”开始。只见我丈夫走上了主席台，他要做啥?我眼睁睁地看着他开始了发言，用他那略带南方调的普通话说，“我现在讲一讲，我是怎样加入的‘内人党’和如何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的”，我目瞪口呆，我无法理解他在说什么；也不明白他在做什么。当他说到他是怎样受了我的骗，上了我的贼船时，我突然抑制不住，竟然哈哈大笑起来。

他被吓坏了?是胆小?是自卫?还是习惯?

然而，不管怎么说，当我看见一个人能如此轻易地放弃直立行走，而马上顺从地像狗一样爬行，并且按着主人的意图去表演一切时，我鄙视。

后来我才清楚，工、军宣队给他自由和宽大的条件是彻底揭发我，和我划清界限；他按着工、军宣队的意图，毫无羞色地承认，是我发展他加入了“内人党”。他的出卖和背叛对我的伤害是致命的，比工、军宣队，比无产阶级的铁拳还要厉害!

我被抓起来时还只有26岁，1964年大学毕业。没有亲历过认真的政治运动。虽然不是红旗下出生，却是在共产党的教育下长大的。对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也没有怀疑过；对社会，对国家，对政治向来也没有过认真的思考和分析，对存在的一切向来不会提出什么怀疑和意见。

26岁的我，已成了重度伤残。除了肉体上的伤残及病痛外，更要命的是整个人完全处于麻木状态：大脑，思想，心灵，也包括灵魂。

单独在黑屋里隔离关了43天，放我回家是因为我的孩子已病得生命垂危。而且当时军管还有令：任何医院不得收治“内人党”及其家属。儿子能活下来是偶遇一位好心医生冒险伸出了援手紧急施救，儿子才得以逃生。救命之恩，感激终生。

白天还必须参加继续交代和揭发“内人党”问题的“学习班”，让我参加的是重点人特殊管理小“学习班”，依然没有任何自由。这种情况一直到1969年5月7日，我又一次心脏出问题并伴随扁桃体化脓，我住进了包头市二医院。等我病好转出院后，回到家里，整个形势已经有了明显变化。已经给一些人平反了，但是不包括我。

有一天，我前夫回包头市看望他父母，我在整理东西时发现了他的一个绿色塑料皮的笔记本，比32开本略小，我翻开一看，顿时我目瞪口呆，天旋地转，这竟然是他揭发我的提纲?光是提纲就有8页!?这时的我呆呆地瘫坐在那里，已经无力再愤怒、无力伤心了。过了好大一会儿，我还是强制自己平静下来看了一遍这篇追命的提纲。他把凡是他知道的有关我和我娘家人的过去和现在的一些真实的事情都写上了，这些事情当然不是什么阶级敌人活动，却都在后面生硬地加了一个“内人党”尾巴，比如说，我曾于1963年暑假去巴盟探望过我的表姐，就在这个真实的事情后面，他却能编造说，这是我专程去那里发展“内人党”组织。他的所谓揭发材料几乎全是这样构成的。这样的揭发是最具杀伤力的。

看过“提纲”后，我又开始神志恍惚。彻夜无眠，一大早我请一个学生帮忙把我的行李搬到了一个空房子里，从此我彻底离开了那个倒霉的家，离开了那个革命的男人。

我最亲的亲人——丈夫在我大难临头之际背叛了我、出卖了我，我孤立无助到了极点。

这场噩梦，它给我造成的损失是极其惨重的，26岁我就成了重残，整整10年我不能和正常人一样的生活，学习，工作。也是这场运动给我只有两岁多的儿子留下了无法改变的伤残和病痛，永远夺去了他的健康和幸福，并且从小就离开了亲生父亲。

然而，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灾难，我只是整个冤案中的七十万分之一；我只是伤残者中的十几万分之一。

下面是几个盟市的统计数字(根据内蒙党委落办文件和阿拉腾德力海编著的《内蒙古挖肃灾难实录》一书)。

这里的“盟”的级别等于其他省的“地区”，但人口要少得多。当时整个蒙古族人口大约是130万。

1．锡林郭勒盟挖“内人党”打死、逼死1863人。

2．伊克昭盟打“内人党”15万人，占当时74万人口的21％。打死1260人。打伤5016人。打残2322人，完全丧失工作能力的739人。

3．乌兰察布盟打死1686人，伤8628人，残4650人。

4．巴彦淖尔盟挖8415人，死363人，重残3608人。

5．哲里木盟挖48500人，死3900人，伤残14000人。

6．呼伦贝尔盟挖47500人，关押14329人，死2307人。

这里统计的死亡人数只是6个盟的数字，就已达11379人。显然这里没有包括阿拉善盟，昭乌达盟、兴安盟、呼和浩特市和包头市的死亡人数。

这里统计的伤残人数，也只是伊克昭盟、乌兰察布盟、巴彦淖尔盟和哲里木盟4个盟的数字，就已达38224人。

这里面还没有包括内蒙古军区，各盟军分区打死、打残的人数。光一个内蒙古军区政治部就打死10人，一个省军区有多少个部?内蒙古军区打“乌兰夫反党集团”235人，挖“内人党”3567人。军区机关挖“内人党”：司令部160人；政治部195人(死亡率10/195)，后勤部217人。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9年第1期　调查“五．一六”·袁光强

“文化大革命”制造了许许多多冤假错案，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案是其中较为离奇的一件。全国有数以百万计的干部群众根本不知道“五·一六”是个什么样的组织，许多人连它的名称都没有听说过，竟被莫名其妙地打成了“五·一六分子”，遭受残酷的迫害。

“文革”期间笔者从新华社借调到中央文革记者站担任北京记者组组长，较早发现“五·一六”的反革命活动，并组织力量对它进行过一两个月的全面调查，比较了解情况。据我了解，“五·一六”是一个人数不多的组织，当清查“五·一六”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进行时，它早已被彻底摧毁，实际上并不存在。现将我了解的情况记述如下：

初见攻击周总理传单

1967年7月上旬的一天上午，我去天安门广场看大字报，在金水桥附近看到一些红红绿绿的传单。我顺手拣起几张，一看标题就吓了一跳，原来都是恶毒攻击周恩来总理的。传单下方都署名“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在此之前，北京大街小巷到处可见“打倒谭震林”、“打倒陈毅”等大标语及大字报，名曰“反击二月逆流黑干将”，却没有见过公然把矛头指向周总理的。我认为这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分子所为，是明显的反革命行径，是阶级斗争的最新动向，便急忙把传单带回记者站。我负责的北京记者组有30多名记者，分散在各中央机关、大专院校及一些工厂企业采访文革情况，当天也有记者送来内容相同的传单。我把这些传单拿到记者站负责人徐学增同志那里(徐是从新华社解放军总分社南京军区记者组组长岗位上借调来的，他是我在第三野战军时期的老战友)，请他及时上送中央文革，并同他一起研究如何对此进行调查。我判断这个极“左”面目明显的组织可能出自某个高校，就提出先让大学生通讯员去高校摸摸情况。徐学增同意我的意见。要我去找负责领导通讯员的唐荧同志商量。

1967年六七月间从北京各高等院校抽调20多名学生组成的通讯员组，驻在铁狮子胡同二号原西藏驻京办事处旧址。这些通讯员协助北京记者组跑北京各院校，但为了保密，一直不让他们到记者站驻地花园村一号来，只能电话联系。负责领导他们的唐荧同志，是从新华社解放军总分社广州军区分社调来的军事记者。我去找他询问是否知道“五·一六”这个组织，他告诉我，有个来自人民大学的通讯员(名字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他到北京钢铁学院采访，对该校各个群众组织及他们的头头都很熟悉，其中也包括该校“五·一六红卫兵团”的头头张建旗。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线索，当即请唐荧同志把这位通讯员找来，向他询问有关情况，要求他继续与张建旗接触，以进一步了解他们的组织及活动情况。

深入巢穴探明阴谋

由于我们的那位通讯员也是在校大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多次接触后容易沟通并取得信任，因此“五—一六”的头头张建旗能对我们的通讯员无话不谈，包括他们的秘密行动计划。8月9日下午5时左右，唐荧同志急匆匆来电话告诉我，我们那位通讯员从张建旗那里获悉，“五·一六”的一些头头当天晚上将聚集北京外国语学院一栋楼里开会，策划打一场反对周总理的大战役(即“五·一六”事后宣称的所谓“八·九战役”)。唐荧同志问我是否要通讯员亲临现场观察了解情况。当时我毫不犹豫地对唐荧同志说，只要“五·一六”的头头们允许，就一定要去，并把去后了解到的情况及时直接打电话告诉我。

布置完任务后我一直守在电话机旁。晚上9点钟左右，那位通讯员果然打来电话，急切地报告说，他刚刚参加完他们的会议从会场出来，会议决定当天夜里要搞一次大动作，即派人到北京动物园、甘家口商场、新街口、西四丁字街、西单大街等这些白天人多的地方，张贴攻击周总理的大字报。大字报早已写好，就等到O点夜深人静的时候派人出去张贴。我问大字报的标题是什么，他说有《揪出二月黑风的总后台》、《周恩来的要害是背叛“五·一六”通知》、《周恩来是毛泽东思想的可耻叛徒》等。

听了通讯员的报告，我深感事关重大，有必要采取措施予以制止。从我听完通讯员的电话到0点——“五·一六”头头计划行动的时间，还有3个小时，如果制止还来得及。于是我急忙给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王广宇(马列主义研究院干部)打电话，将通讯员报告的内容原原本本地告诉他，强调情况绝对准确，请他立即向中央文革领导成员报告。之后我仍一直守在电话机旁，多次向王广宇询问结果。第一次他回答，中央文革小组正在开会。他已经将我报告的内容整理成电话记录，送到会场交给小组成员。第二次他回答，会议还未散，等散会后有结果即告诉我。到0点后我再去电话询问，他回答说已与北京卫戍区联系，他们将派人把那些攻击周总理的大字报全部覆盖上，以免造成恶劣影响。我对未能事先制止感到有些失望。

第二天一早，我派出四五名记者到各处去查看实情，我也到驻地附近北京商学院去了解情况。我一到该校院内，就看到有一大群学生正在开会批斗一个“五·一六”分子。这个“五·一六”分子是个学生，据说他也在头天夜里出去张贴攻击周总理的大字报。

到各处查看实情的记者回来后，都说看到许多新贴出的“誓死保卫毛主席”“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之类的大标语，显然是为了覆盖原有大字报的。这就证明“五·一六”策划的这次反革命行动计划已经付诸实施，确实在当天夜里贴出了那些攻击周总理的大字报。我把通讯员提供的情况及记者们的所见综合整理了一篇稿子，登在当天记者站编印的《快报》上。

组织力量　全面调查

在“五·一六红卫兵团”贴出反对周总理的大字报之后不久，中央文革向记者站下达了任务：组织力量对“五·一六”展开调查。记者站负责人徐学增同我商量后决定，在北京记者组内设立一个“五·一六”调查组，由唐荧同志兼任组长，组员有赵振英(马列主义研究院干部)、刘慎思(解放军沈阳军区政工干部)和梁为樑(解放军济南军区教员)三位同志。

中央文革只是要我们调查，对调查内容没有提出具体要求。我和调查组同志一起开会研究，确定从调查它的组织及活动人手，然后再调查它的背景，究竟有没有后台。

经过调查组同志们共同努力，很快查明了“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人员组织状况。它没有“总部”，其主要头头是北京钢铁学院的张建旗和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刘令凯。“总部”下设“政治部”“作战部”“组织部”“资料政策研究部”，以及农林口、财贸口、文教口、公交口、外事口、军事口、中学、全国通讯联络站等8个“方面军”。“五·一六”的头头宣扬他们有所谓“8个方面军”，其实是在虚张声势。根据我们分别调查统计它在各个方面的人数，加上“总部”及各“部”的人数：总共实际不超过50人，可谓是真正的“一小撮”。

据我们记者调查，这个组织的成员怕见阳光，不敢见人，他们多半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出来活动。活动的方式也很单纯，不是散传单，就是贴大字报。所有传单和大字报都是把矛头指向周总理。

他们的活动一经暴露，就会遭到革命师生的批斗。8月14日，北京钢铁学院，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农业大学等高校的一些群众组织，联合成立“专揪‘五·一六’联络总站”，并设立若干分站，开始对“五·一六”分子展开抓捕行动。8月20日，“五·一六”最大的头头张建旗被他所在的北京钢铁学院师生抓获，它在各个“口”的一些骨干分子也先后落网。喧嚣一时的这个反革命组织，到8月底就已经土崩瓦解，被彻底摧毁了。

调查工作难度最大的是查背景及后台。我们的记者每天跑，到处问，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有查到什么有力的线索。只是在一名“五·一六”骨干分子的笔记本中，发现记载着《红旗》杂志社编辑周英的电话号码，而周英是主管《红旗》杂志社的副总编辑、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的妻子。还有个“五·一六”骨干分子宣称，他们同《红旗》杂志社编辑部负责人林杰有联系。仅靠这一点材料，难以判断周英、林杰同“五·一六”有无关系，更难判断他们是不是这个组织的后台。

调查组记者采写的所有调查材料，都经过我编审印发。开始登在《快报》上，后来为了便于查阅，改出专刊《关于“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调查材料》。专刊大约印了十几期，后因调查难以为继，记者采写不出新的调查材料，也就无形中停刊了。

我们在调查“五·一六”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提供有关情况方面，尽了自己应尽的责任，却遭到王力、关锋的无理指责。据徐学增同志告诉我，有一天这两个人把他叫去，王力向他大发脾气，指责我们的调查“不对头”。关锋更是气急败坏地说：“你们的调查叫我们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关锋这样说是有原因的，就因为有一份调查材料牵涉到他的妻子周英和他的下属林杰。就在王力、关锋对我们横加指责之后不久，8月26日，这两个曾经不可一世的人物，被毛主席下令抓起来了。

后来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已有了变化，中央文革记者站宣告结束，我们的调查工作自然也就结束了。

记者站工作结束，我返回新华社，继续干我的老本行——时事政治编辑。不料一年多之后，新华社清查“五·一六”，竟然把我也列为重点清查对象。曾经较早发现并为调查“五·一六”竭尽全力的人反遭清查，这也是黑白不分是非颠倒的那个时代的特有一景，实在是荒谬和滑稽。由新华社军管小组导演的这场闹剧，在逼我“交待”一段时间又实在查不到什么证据之后，就把我“挂”了起来。两年后才恢复我的工作，并当众宣布为我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樑　樑我这里记述的是我亲身经历的有关“五·一六”的情况，至于一年多以后，为什么在全国掀起了清查“五·一六”的政治运动，那我就不清楚了。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9年第1期　夜半抄家记·牛辉林

公元1966年，“8·18”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之前的北京大学，虽然是文化大革命群众造反运动的发源(不是策源)地，却还没有红卫兵群众组织。那是因为，以“5·25”“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作者聂元梓为代表的北大“左派”团队，在6月凭借毛泽东直接批示，冲垮了北京旧市委支持的以陆平为首的北大旧党委，7月凭借中央文革直接出面赶走了新市委派出的张承先工作组之后，又在江青、康生直接授意下，于8月初通过选举建立了文化大革命的“全国第一个红色政权”——以聂元梓为首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校文革”)。那时的聂元梓如日中天，是全国上下公认的“第一左派”。所以，北大师生中还没人想到除了校文革政权外，能够再自发建立其它群众性组织。

“8·18”之后，北大师生才知道毛泽东除了支持“左派”人物贴大字报造旧党委的反，更支持广大学生娃娃的红卫兵组织造旧世界的反!于是北大校园内很快就有些“红五类”(贫农、下中农、工人、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出身的学生，自发组织各种名称、大大小小的红卫兵团队。其中就有我跨系(打破系与系的界线)串联了600多“红五类”同学参加的“北京大学红卫兵”。

我当时是法律系二年级学生。那时的法律系是国家规定的“绝密专业”，全系五个年级清一色“组织观念强、政治觉悟高、阶级立场坚定”的“红五类”学生。“5·25”聂元梓等七人批判北京市委和北大党委的大字报一贴出，法律系全系师生一致坚决反击，坚定维护党组织的权威。我在那几天与大字报支持者的大辩论中十分风头，是全校出了名的“老保”。6月份，“5·25”大字报成了毛主席亲自支持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之后，我和系里的同学们着实痛苦反省了一个阶段。7月26日在中央文革主持的关于工作组问题全校辩论大会上，我“将功折罪”又代表法律系同学发言表态批判工作组，支持聂元梓为代表的北大“左派”，成了全校知名的“两头冒尖”人物。为了响应毛主席号召组织红卫兵，我多次向聂元梓和校文革的左派老师们检讨“5·25”的错误，汇报组建红卫兵的工作，得到了聂元梓和校文革的谅解、信任和支持。9月份时在聂元梓和校文革的直接支持下，正式出任了“北京大学红卫兵”总部负责人。时称“总勤务员”，俗称“司令”。后来社会流传很广的“北大牛司令”称谓由此而来。

北大红卫兵成立前后，全国“大串联”已经开始。虽然北大校文革一再号召全校师生“留校闹革命”，到了10月北大外出串联的学生已是十之八九了。我也就趁机与两位不是北大红卫兵的好友到长江以南去游山玩水，直到12月中旬中央三令五申停止“大串联”后才返校。抄家事件就发生在我返校不久的那些日子里。

1966年12月下旬的一天下午，在北京大学红卫兵总部值班的同学，接到了校文革副主任姜同光老师的一个奇怪电话。电话里说有一伙小流氓在聂元梓家里捣乱，让北大红卫兵去一些人把他们赶走。值班同学是我的好友，历史系四年级的何本方。老何在转告我电话时，我们就对此表示怀疑。第一，“现在的老聂是什么样的人物?什么样的小流氓敢到老聂家去捣乱闹事?”第二，“什么人在老聂家闹事，校文革、保卫组管不了，要北大红卫兵派人出头?”同时，我也为要召集人马去撵人的事发愁。因为所谓北大红卫兵只是一个松散在各系的群众性组织，集合同学们干事没有正当理由，没人会服从你。于是，何本方便自告奋勇先去老聂家里侦查一番再做定夺。过了大约一个小时，我正在急不可耐时，何本方回来了。一进办公室就唉声叹气地说：“老牛啊，帮助老聂去撵人的事可不能干哪!”接着他讲述了自己的侦察结果。第一，这伙人不是什么小流氓，是一伙大学红卫兵、高干子弟。第二，这伙人领头的一男一女不是一般人。是老聂现任丈夫的儿子和女儿，男的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生，女的是北京邮电学院学生。老聂的丈夫也不是一般人，是资格很老的中央一级大干部。第三，兄妹两人到北大与政治运动无关，是向聂元梓讨要家里东西的。据说聂元梓拿了老爷子和孩子们的不少好东西

就在何本方准备继续向我表达自己看法的时候，聂元梓的秘书、哲学系青年女教师陈宝华来电说老聂要亲自到哲学楼来见我。何本方一听，又嘱咐了我几句不可相信老聂的话就抽身走了。不一会儿聂元梓带着陈宝华到了红卫兵总部办公室。老聂一落座就表扬北大红卫兵阻止外地串联学生，保护校门石狮、华表等重要文物的功劳，并借题发挥地说：“你们现在是北大的主人，对学校的一草一木都有责任。对北大的运动、师生们的安全更要负责，你说对吗?”接着话题一转：“你知道我今天来有什么事吗?”

“是不是有一伙小流氓到您家里捣乱?”我也是明知故问地试探。

“姜同光给你们打电话了吧?其实不是什么小流氓。领头的是兄妹俩，都是大学生，还是红卫兵。自以为是高级干部子弟，无法无天，谁劝都不听。”老聂口气很平和，颇有长者之风。

“是不是要我带人去把他们赶走?”

“也不是。北大这么多人赶走他们几个人还不容易。因为领头的兄妹俩和我有特殊的关系，所以我请示了中央，让北大派人把兄妹俩送到中南海去，交给总理和康老负责教育。”

“总理和康老?”我一时惊得脱口而出。心想毕竟是老聂啊，这么一点小事惊动中央，竟然让总理和康老出面处理。刚刚受何本方影响的种种怀疑荡然无存。当然也没好意思再追问那兄妹俩和她是什么特殊关系。

“他们是来闹事的。我现在这个年龄和身份总不能和他们一般见识吧?因为这么个事，动用公安、保卫、校文革也不太合适吧?想来想去还是由你们红卫兵小将出面比较妥当。我刚才也说了，你们也有这个责任嘛。他们不让我这个校文革主任办公，也不让休息，从办公室闹到家里，你们北大红卫兵也有责任帮助我嘛。”老聂没理会我的惊讶，继续心平气和、入情入理地讲道理。

“您说的对!我们有这个责任，也应该尽这个责任!您说怎么办?”我心悦诚服地赶紧表态。

“很简单，你带些人去家里，不要骂，更不能打，要讲道理，劝他们离开北大，由你们护送到中南海交给总理和康老。”老聂交代得一清二楚，便起身离去。

接下来我集合了二十多名晚饭后在校的北大红卫兵同学到聂元梓家中，几经交涉，软中带硬地带着兄妹二人乘坐校文革派的大轿车一块到了中南海北门。没有想到的是，在中南海北门外通过门卫和传达室反反复复联系了四五次，根本联系不上总理和康生。时间到了半夜十一点多，押送人的红卫兵们开始发牢骚、埋怨我办事没谱。兄妹两人也挖苦我相信聂元梓的鬼话，说上当受骗、吃亏倒霉还在后边呢!

正在我进退两难的时候，聂元梓和陈宝华坐着北大的华沙牌小轿车到了。陈宝华到大轿车上把我叫到小车里。一见到聂元梓坐在后座上，我就没好气地问：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呀?”

“中央今晚有紧急会议，总理和康老都没有时间。我请示过了，让你们把这兄妹俩送回他们自己家，交给他们的父亲管教。”老聂很有些不自然地说。

“他们的父亲又是什么人哪?”我没好气地问。

“彭(德怀)黄(克诚)分子、大黑帮。”

“让黑帮分子管教?”一下子从总理和康生管教变成让黑帮分子管教，从送中南海变成送回自己家!我一时还真转不过弯来。

“不是一般的管教，是要抄家!要严令他不准再唆使子女到北大闹事!”聂元梓也没好气地狠狠地说。

这也是个没有办法下台阶的办法。我的心中虽然充满了疑虑，但事已至此，也只好听从她的指示，由她乘小车在前领路，我们押着兄妹俩乘大车跟在后面向南长街方向走去。那年月的北京大街上灯很少，没多久两辆车在黑暗中停在一个大胡同的口上。陈宝华又把我从大车上叫到小车里，聂元梓从车窗口指着胡同里一个亮着一盏灯的门楼，向我交代任务：“这就是彭黄分子、大黑帮吴溉之的家。他的主要罪行，第一，彭德怀、黄克诚反党集团死党；第二，勾结安子文叛徒集团迫害干部，生活腐化；第三，纵容子女迫害左派。你们一定要勒令他低头认罪!”

当我起身准备去执行老聂的指示时，她又拉了一下我的袖子，小声地说：“你要注意，他家书房的桌子上有一部红色的电话机，你进去先要掐断它!防止他家的人向外通气!”

其实，老聂这句话不如不说。因为我听说过，那年月中国省部级以上高级干部家中都有俗称“红机子”的电话，是直通中央的。也是当时高级干部家庭身份、地位可以“通天”的标志，并非是随便向外边通气的。所以，我脑子里很自然地闪过了一丝嘲讽的念头：“是怕人家向中央报告吧?”更引起了我对这次抄家合法性的怀疑和警惕，也就坚定了我在抄家过程中一方面虚张声势应付聂元梓，一方面又小心翼翼不敢伤害吴溉之家人的想法。

我回到大轿车上留下了四五个人看管兄妹俩，便带着其余人员去抄家。我们采用从电影、小说中学来的“上房压顶”、“居高喊话”各种办法才打开了吴家紧闭不开的大门。又在三进三出大四合院的外院与警卫军官和工作人员们进行了一番唇枪舌战，才由工作人员引领，在二进院的正房客厅见到了一身睡衣、一脸病容的吴溉之老人。那老人十分沉静，没有一丝恐惧慌乱地上下打量着我和我身后的红卫兵们。用浓重的湖南乡音问道：“小同志，你们是什么单位的?”

“北京大学红卫兵!你少套近乎，我们和你不是同志关系!”我想尽量表现出合法抄家的气势。

“噢，那就是聂元梓同志派你们来的喽?”

“我听不懂你说什么!”看到老人神秘的笑容，特别是听到那个年月从毛泽东到党政军最老资格、最高级别干部才有的那种口音和口气，我这个北方土八路干部子女一时心慌，竟没有听清老人把聂元梓说成“泥丸子”的话是什么意思。

“首长问，是不是聂元梓同志派你们来的?”扶着老人的工作人员自动当了翻译。

“我们是奉了中央首长的命令来抄家的!”

“噢，是哪位首长啊?”老人仍然是面带神秘的笑容。

“总理和康老!”

“噢，是聂元梓同志给你们传达的吧?”

“用不着你问那么多!现在是北京大学红卫兵奉命来抄你的家!轮不着你来盘问我!”老人话语和表情中的嘲讽让我很不舒服，一时火气上冲。

“小同志噢，别动火气嘛，抄家也得向我说明个理由吧?”老人很机警，立即收起笑容，很平和友好地说话。

“那，我来问你，你知道不知道聂元梓同志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北大校文革主任，是毛主席支持的全国第一左派?”由于我从心里已经不相信聂元梓信口所说的中央首长指示，底气不足，不敢把听老聂说的什么彭黄分子、安子文黑帮之类的话说出来。

“怎么会不知道呦。元梓是我的爱人，我们是夫妻嘛。应该说我比你知道得多呦。”老人一口一个“丸子”，一口一个“夫妻”、“爱人”地解释，突然让我感到有些滑稽。心想人家派我来抄家，您老爷子还一副恩爱夫妻的架势?便不以为然地反问：

“那你为什么还要让子女去北大迫害她?”

“你呀，说你不知道嘛，你还不服气，你到现在还没闹清楚我让孩子们去北大干什么嘛!”这位曾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是民主人士沈钧儒老先生)的老人，抓住机会立即用长辈的口气驾驭场面。

“那你说你让他们干吗去了?”我没好气地顶了一句。

“你看看你，做事没有调查清楚很不好嘛。两个孩子不是和你们在一起吗?叫他们进来当面问一问，不就清楚了吗?”老人一旦驾驭了局面便开始批评人、指挥人了。

没办法，我只好让人去叫兄妹俩来。兄妹俩一进房门便扑到老人身边，一边搀扶，一边上下打量，关切之极地问：

“他们没怎么样吧?”

“放心吧，我看这位带队的小同志也是干部子弟吧?很讲道理，很有水平呦!”老人真到位，努力拉近双方情感，又不失时机表扬人。老人不理会我有些不以为然的态度，又用埋怨的口气对兄妹俩说：

“噢，你们把我写给聂元梓同志的信给小同志看一看嘛!你们真是不行，连个事情也说不清楚!”

兄妹俩从身上拿出老人的信交给我。老人的信写在红色竖格浅黄色宣纸信笺上，书法很是讲究，信的大意是：

“元梓，很希望你能回家来住。我还是很爱你的。如果你对我们的婚姻不满意，我也同意办理离婚手续，绝不拖累你。但你拿了孩子们的东西请还给他们，孩子们多次要去北大找你，我都劝阻过……”

我反复看着信笺上的浓墨书法，想着来以前何本方说的别管人家的家务事，感到老大没意思。便转向兄妹俩：

“你们去要什么东西?”

“那是两年前空军从香港捎回来的一只女表，很贵重。是刘亚楼叔叔送给我结婚时用的礼物。”当哥哥的那位不无自豪地告诉我。

40年后的2006年，当我开始撰写自己的“文革”回忆录时，一位朋友告诉我，吴溉之曾在1946年时奉中央命令在东北创办中共军队的第一所航空学校，那就是中共空军的前身，吴溉之应当是中共空军的元老。刘亚楼那时作为东北民主联军的参谋长，参加了创办航校的工作，解放后被任命为空军司令。所以，刘亚楼不仅与吴溉之是湖南老乡、红军战友，而且有组建新中国空军的工作渊源，交情匪浅。我才真正明白了吴家何以那么看重那只女表。

接着兄妹俩又向我简单说明了去北大的经过。原来老人家和聂元梓结婚时，兄妹俩和身边工作人员都坚决反对抵制，关系一直紧张。当他们发现聂元梓不断从家里拿东西到北大，竟然拿走了刘亚楼送的表，就坚决要去讨还。老人家没办法才写了那封信……没想到聂元梓交给他们的手表竟被摔坏了!兄妹俩气不过，便与聂元梓闹起来。兄妹俩越说越气，当着我们大骂聂元梓：“这个坏女人，太毒了!她困难的时候找关系来巴结我们家，现在翻了身又来糟害我们家，迫害我爸!”

“好了!我们不是来听你们家的控诉会的!”我发觉满屋子的人都在静静地听兄妹俩的控诉。突然觉得抄家要泡汤!老聂就在大门外的车上，回去怎么交代?我赶紧打住兄妹俩的话头，转向老人家：

“告诉你，我们这次来的任务，一是要抄家，二是严令你管束子女不能再去北大闹事!”

“小同志，我来告诉你，我是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常委，我家里的所有文件都是绝密!你可是动不得呦!”老人家也是立即制止了还想说话的兄妹，转向我十分严肃地宣布纪律。

“抄家又不是抄文件。我动你的文件干吗?不过你倒是提醒了我，我们抄家没动你的文件也得有个手续凭证。凡是放文件的柜子一律封存，你要签字!省得将来说我们动了你的绝密文件，吃不了兜着走!”我因进门之前已经有了绝对不越轨的准备，老人家一提醒，我马上回应。

说办就办。吴家工作人员找来了纸张和北大红卫兵们一起裁出纸条，写上封条年、月、日，再加盖我带来的“北京大学红卫兵”公章，按老人家指点的文件柜、办公桌，看也不看，一一封存。然后写好字据，老人家和我签了字。一件对我来说可能影响一生的政治事件就这么圆满地解决了。40年来，每每想起这一幕，就庆幸万分!别说当时20岁的毛头小子抄了老人家的文件，就是没动文件，但没有双方签字的手续凭证，后来的麻烦可就大了!幸亏我当年读书的法律系是绝密专业，脑子里好赖还有个绝密的概念。也幸亏老人家心存对娃娃们的善念，及时提醒。

封了文件柜，总得还抄点什么才算得上抄家。我在老人的客厅和书房中草草看了一圈，没收了一副木盒子装的麻将牌(涉嫌赌博)，一个木制类似八卦模样的古董(涉嫌迷信)。拿起那个放在桌上早已掐了线的“红机子”，心想抄家的东西少了点，分量轻了点?猛地想起聂元梓还交代要把老人家的那辆吉姆车开走。哈，那可算是个大物件了!

“你车库里的吉姆车，你已经没资格再用了，我们要开走交回国家!”

“汽车本来不是我个人的，国家配给的。我的身体不好，也不出去，你们开走吧。”

“还有一盒麻将牌、一部红机子、一个木八卦，需要你在抄家清单上一并签字。”

“都是些没用的东西，应该拿走。”老人很爽快地边说边在清单上签字。

这时，陈宝华进来把我叫到屋子外边，低声传达：“老聂让你们把吴溉之拉到西单的中组部门前批斗……”

“这都后半夜了。哪里的街上还有人?批斗给谁看?再说了，这个人年岁这么大，又有病，万一出个事，谁负这个责任?这事我不干!谁干让谁干去!”这时的我，心中充满了对聂元梓为人的反感，觉得她做事太过分了，明明是夫妻，老人家还说爱她。因为这么个事，利用我们把人家往死里整……我越想越气，说话嗓门就大起来。陈宝华一看劲头不对，赶紧走了。

“抄家结束，全体撤离!”我带着气回到屋里大声宣布完，转身就走。

“小同志，希望你再来。”这时的老人追了一步，在我身后十分亲切地说了一句。我不由得回头一望，老人家的子女和工作人员都是一脸友好。跟我来的北大同学们竟然也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随在我身后颇有风度地快步顺序穿过两层大院出门上车。这时聂元梓和她的车都已不在门外，估计是听了陈宝华汇报我的态度，就离开了。

“司令，坐吉姆回学校怎么样?”我正准备最后一个上大轿车，跟车来的北大中年司机拍了我一下，很是江湖地说。在回北大的路上，中年司机给我大讲了一通汽车经：

“这可是部好车啊!副总理级的大干部才配给呢。咱们国家领导人的车都是苏联人送的，最高级的是吉斯，送给毛主席、刘少奇、朱总司令，下来就是吉姆了。咱北大最好的车是陆平那辆老别克，还是辽沈战役缴获国民党熊式辉的。和吉姆比可差老鼻子了……”

那次抄家之后，我又和同班好友牛泰生、吴金岳一起两次回访吴溉之老人的家。老人和他的子女及秘书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向我们讲述了与聂元梓相识、结婚、反目的全过程。

原来聂元梓也是行政十二级的抗战老干部，到北大之前在哈尔滨市委宣传部当处长。她那时的丈夫也姓吴，是市委副书记。因政治和生活上都犯了严重错误，聂元梓与其离婚后通过关系找到北大党委书记陆平。陆平对她一直不错，先安排经济系副主任，又出任哲学系党总支书记。1965年“社教”运动中，高教部驻北大工作组认为陆平党委有严重问题。聂元梓跟着工作组充当批判陆平党委的积极分子。不久中央书记处决定撤走高教部工作组，改派北京市委工作组。早已恨透了忘恩负义聂元梓的陆平党委一班人立即对她进行清算和批判。成了整肃对象的聂元梓度日如年，又千方百计找关系调离北大。认识了吴溉之老人后，聂元梓便把调离北大给老人当秘书作为嫁给老人的条件。当老人带着她回湖南老家结婚度假(婚假是中组部长安子文在老人家中当着聂元梓的面给陆平打电话要的)后又回到北京时，已是1966年的春节后了。当聂元梓从老人那里得知彭真和北京市委受到严厉批判，垮台在即的消息后，她就预感北大陆平党委的日子也不久了。不仅再不提调离北大，而且天天住在北大观察风向。不知当时在北大做秘密调查的康生的老婆曹轶欧给了她什么消息，就有了毛主席后来亲自批示支持的“5·25”大字报。大字报广播后，好心的吴溉之老人还在北京饭店请了自己的亲朋好友(包括湖南文坛名宿李六如老人)庆贺“爱妻”成了全国第一左派。此后，聂元梓每天在北大忙运动，偶尔回一趟老人家，便要一些、带一些笔墨纸砚、古董、古玩等值钱的东西。老人的子女对此反感之极，偶然发现她向老人借走了刘亚楼送的那块珍贵手表去“玩几天”……终于发生了那天的抄家事件。

我和同去的同学，及我们在北大红卫兵总部的好友同学们，因此认为聂元梓是一个品质不好的人，在北大再不能跟着这个人参加运动。1967年初便趁着解放军进校搞军训，发表声明解散了北大红卫兵，去当逍遥派。不久，北大以哲学系干部教师为主体的，“社教”运动中反陆平的“左派”队伍内部发生分裂，影响到一部分高年级同学成立了“反聂”派的群众组织。本来我们这伙低年级的学生是置身于外的，但聂元梓担心我把抄家的事情抖出来对她不利，恶人先告状向江青报告我是与“联动”关系密切、攻击江青和中央文革的“坏人”，导致江青在北京市委扩大会等场合点名说我是“坏人”。愤怒之下，我们一伙也加入了北大“反聂”一派的斗争，最终成了北大“反聂”一派的核心力量。

当1968年北大分裂为对立两大派群众组织时，反对聂元梓一派群众组织的核心人物是“孔、杨、周、牛、侯”。孔繁是哲学系资深“左派”教师；杨克明是哲学系青年教师，“5·25”七人大字报主要作者之一；周培源是周总理点名支持的北大副校长、世界级资深流体物理学家；侯汉青是“5·25”时支持七人大字报的图书馆学系研究生，都曾是聂元梓“校文革”的成员。只有我一个低年级学生。这已是抄家事件的后话了。

这世上的事无巧不成书。40年后的2006年，我看到了聂元梓在香港出版的回忆录，果然有抄家一段，果然把责任推到了我的头上，说是我逼着她领路去抄吴溉之的家。我也是一笑了之。没成想，过了不久就在北京一位朋友的公司里遇到了已经八十多岁，还很健康的聂元梓。老聂已经认不出年届花甲的我。当我自我介绍后，老聂的第一句话是：

“牛辉林啊，我的书还在修改，你将来写书可不要骂我啊!”她并没有问我是否看过她的回忆录，但一定猜到我一定会看过。一位历尽政治沧桑，坐了十多年大牢的耄耋老人仍然如此机敏，如此看重自己的名誉，真让我感叹、唏嘘不已。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9年第1期　贵州麻山事件始末·伍小涛

建国初，正是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期。尽管贵州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认同中共的政治权威，但是，一旦政策出现偏差，这种政治认同很快会出现疏离状态。1956年出现的“麻山事件”就是政治认同出现危机的一种表现。

麻山位于黔、桂交界的望谟县，是一个“种一坡，收一箩”的高寒山区，少数民族主要以苗族为主，“由于历史地理条件的限制，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极不发达，生产、生活方式也是简单朴素和艰苦，除个别的区、乡所在地外，一般居住的是茅屋，吃的是包谷，穿的是破布和麻布。并且眼光也非常狭小，只知道麻山大，再就是望谟，有‘望谟国’之称的笑话。”因此，建国后政府“大力扶持农业生产，基本上改变了山区的经济落后面貌，少数民族的生活较解放前有了很大的提高。同时农民已全部走上了农业合作化，私营商业已全部公私合营，手工业者已经组织起来了。随着生产关系的改变，望谟的各族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另外，党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和提拔，也是十分重视，少数民族干部占全县干部总数的70％左右；县、区、乡一级的政权机关，已实现了机关民族化。”(《贵州省民族访问团在望谟县的访问工作情况报告》，贵州省档案馆，全宗号47，目录号1，卷576)

但是，在麻山少数民族地区高歌行进的时候，也积聚一些矛盾。这主要是：(1)农业合作化的发展过快。1955年全县参加初级社的农户仅占28％，1956年春即跃进到高级合作社(入社农户达92％)；尤其是麻山的偏僻地区，居住十分分散，当时互助组还未办好，也同样限期合作化。由于时间短，运动猛，工作粗糙，强迫命令很严重，有的乡5天就办了6个社。为了强迫群众入社，有的地区对单干农民规定了许多限制，如不入社不给盐巴吃，不准走合作社的田坎，不准到合作社的地界内砍柴放牛，合作社失了东西要单干户赔等等。在处理入社问题上不照顾民族特点，自留地过少或没有留，布依族姑娘的棉花地，苗族的麻园地、养老田、养老牛、祭祀牛都不加区别的强制入社。岂油乡有一农民要求留一棵黄果树给娃娃吃，愿以8元抵交黄果树的价款，但在干部以“自私自利”的批判下也被迫入社了。苗族老人说：早死两年还好，死了有牛宰。布依族妇女说：“入了合作社衣服都穿不上了。我们不是猴子可以光着屁股爬。”特别是有些地区耕牛计价过低，股份基金采取按经济隋况分摊的错误做法，损害了中农利益，中农说：“土改斗地主，互助组限制富农，合作化化中农”，“田土人社，牛马归庄(指集体农庄)，条条卡死，叫我们无路可走。”在社的规模上也没有照顾山区特点办得过大，有的生产队相距三四十里，群众感到很大的不便。(2)在各项经济工作中强迫命令违犯政策的情况也很突出。商业部门收购农村土特产品时压级压价，贱买贵卖，群众反映“比奸商还恼火”，“买东西贵如金，卖东西贱如泥”。税收上对少数民族节日杀猪宰牛没有适当照顾，课税方法机械执行“先税后售”，交不起税不准在市场上出售，甚至把农民出售的东西扣留；有的一件产品要纳几次税，不适当的提高税率和规定不合理的税收项目，猪税1954年税率8％，1955年12％，1956年提高到13％—21％，群众反映“政府的税一年重一年，比国民党还恼火”。银行干部在收贷上单纯任务观点，不顾群众实际困难硬逼硬追，有的农民被迫卖衣服还贷款；在农民出售产品时不择手段地硬扣，昂武乡一农民杀了一只19元的猪，在扣除税收和贷款后，剩下7分钱，群众反映是“辛苦一年帮政府喂猪”。(3)不重视发展边沿少数民族地区的文教卫生。麻山地区6个乡没有分销店和仓库，8个乡没有小学。乐旺、桑郎等地有些群众，因医务工作人员服务态度不好，情愿自己的孩子病死也不去治疗。(《关于平息望谟县少数民族骚乱事件的情况报告》，贵州省档案馆，全宗号1，目录号1，卷1386)

从1953年起在全国实行了统购统销政策。贵州省也出台了《贵州省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实施细则》：“农村粮食统购统销，应分别核定每户农民的粮食产量，分别规定各类地区农户和不生产粮食的农村居民的用粮量标准(即留粮量标准，包括口粮、种子、饲料)按户计算；凡生产粮食的农户，按照核定的粮食产量，减去用粮量和实缴公粮(包括地方附加)后，粮食有余的为余粮户，不余不缺的为自足户，不足的为缺粮户，不生产粮食的农村居民也为缺粮户。国家对余粮户分别核定粮食交售任务进行统购，对缺粮户分别核定粮食供应粮进行统销，对自足户不进行统购统销。……”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国家征购过头粮的现象比较普遍，农民生产的粮食，大多都给收购上去了，所剩无几。”而地方干部为了政绩，又想法设法地层层加码并强迫完成。望谟县一区区委书记“在一次乡干会议上听到有些乡未完成所布置的任务，就要他们检讨。不会检讨的就骂他们像死人一样，搞不好送公安局等粗暴态度，因而造成有些乡支书最怕到区开会”。因此“所经之乡，粮食空气紧张，一般定产定购偏高，供应过紧，昂武乡是区干部杨大向以两块丰产田增产14.5％来强调定产，白邑乡交胞寨蒙卜进珠没有余粮可卖，找到乡政府，乡干说：‘工作同志说你家有余粮，你就有吧，找我们也不行’，被迫卖200斤口粮，过后又供应。渡邑乡定产比常产高14％—17％。打郎乡杨曼5口人，土改常产，田17挑，土10挑，1955年实收田19.5挑，土13挑，定产19.5挑，土4挑，公粮207斤，定购1030斤，结果只卖250斤，显然是偏高。现在打郎乡芭蕉坪一带农民不承认‘三定’数字，普遍地说：‘当时男的都不在家，章区长用绳子捆人，威胁妇女定的产，我们没有这么多的粮食。’有些农民埋怨乡长，乡长推说：‘那是区长搞的，不能怨我。’其次是粮价折合不合理，农民反对，统购时2斤包谷抵1斤稻谷，供应时抵1斤。再次是民族节日和婚丧、盖屋等特殊用粮未供应，昂武老年代表说：‘社会主义是好，就是要住破房子，盖房子又不供应。’其四是农民反映统销‘定时、定点、定量’卡得太紧，到月没钱买不成，过月再买不供应，只好借来吃了明年再还，这样下去，年年不够吃。”(《望谟县(六个乡)民族访问工作总结报告》，贵州省档案馆，全宗号47，目录号1，卷712)

1956年2月下旬，家住纳夜乡海孟寨的村干杨绍斌等人到罗甸县柑棚寨探视一个年过六旬自称“皇母娘娘”的疯婆熊狗奶后，回到麻山海孟寨当众说：“王母娘娘下凡降旨了，现在中国出了皇帝，6月6日登位……皇帝登位后，不要公余粮，不要人民币，不办合作社，不生产，不种地，吃不完，穿不尽；住的是大瓦房，还有学校进，石头变大米，野草变衣被，青菜变肉片，猪、鸡不用喂”等。不久杨绍斌又在海孟寨和乐旺乡新寨装神。他手敲铜锣，身披红布，走前退后，左转右转，指天踏地，念念有词：“合作化，合作化，双季小米双季包谷全是假”，“合作化，天要塌，地要垮，只有皇帝来，万年米、大楼房、绫罗绸缎身上挂”……引起大众思想强烈共鸣，麻山一带成百上千农民丢下农活到海孟寨去观看、朝拜。在这种情况下，杨绍斌、黄卜芝汇集70多名骨干分子在白邑乡交袍寨开会，杨自封为“大将”，黄被封为“指事”，以下为“飞虎”、“帅爷”和大小代理、片长、“神仙”(宣传员)，划分片区，密谋策划“用皇母娘娘名义号召麻山农民大闹一场”，并张贴布告，立国号为“农民共和国”，定国都于“海孟”寨。

对于杨等人的行为，兴义专署认为此事件乃为群众迷信性质，因此只简单地进行了一些一般的宣传解释工作就把被捕的首要人员释放了。“由于没有从本质上去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事件于5月份又二次重起，以黄卜芝为首的10多人与前次释放的杨绍斌又活动起来。这次活动与前次不同了，行动上采取武装，抓住我们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四处活动煽动群众，他们提出口号：第一枪打合作化，第二枪打公债，第三枪打统购统销。但活动范围仍限于苗族圈子里，说，‘6月6日皇帝登位，布依族杀一半，汉族杀光，苗族不穿麻布了要穿龙袍’，还说，‘皇帝登了位有万年米，一颗谷子吃一年，猪儿不杀变老虎’等等。由此宰杀猪儿和耕牛，种上的青麻砍掉了，生产也不搞了。骚乱的面很快蔓延了五个乡。他们还编成了歌谣进行宣传说：‘苗家受苦360天，3600年的苦难到今天还不能出头露面，哪朝哪代都是滥客家(汉族)当官，盼望出个皇帝解除苗家苦难”’(《望谟县委对骚乱事件的检查报告》，贵州省档案馆，全宗号l，目录号1，卷1386)。

与此同时，石牛乡乡干狄光举、王光前和王新华等人从麻山学习回来后，“到处造谣，进行欺骗，为了争取群众夺取政权，他们的口号是：(1)不上公粮；(2)不卖余粮；(3)不办农业生产合作社：(4)不纳税；(5)不修公路。因此，很多农民都希望皇帝赶快坐位，有的全家男女老少脱了衣服裤子在楼上跪着求皇帝。陆老毛说：‘有一天晚上皇帝叫我一声，因我没有答应，病了三天。’陈德说：‘打倒魔王(指人民政府)，皇帝才能登基，我们吃粮用钱才能得到自由。’由于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毒辣，对无智的农民进行欺骗的说：‘解放军没有了’，‘解放军的枪打不响了’，‘解开胸堂子弹就打不进’等谬论。因此有的农民就拿起土枪、斧头为皇帝卖命。对政治觉悟表现较好的积极分子加以威胁，不准靠近政府，强迫写悔过书。石牛乡谢干事(女)因不参加，家里东西被逐出。因此，该乡乡长、乡干、社主任、党员、团员、民兵等几乎全部参加”(《贵州省民族访问团在望谟县的访问工作情况报告》，贵州省档案馆，全宗号47，目录号2，卷712)。

6月底，水秧乡闹皇帝的群众也日益增多，办社辅导员张老华(汉族)怕影响生产，未经过区、乡领导同意，擅自将民兵队长狄顺国的一枝钢枪收了。7月9日邮亭乡王友德(支书)率11个民兵带有7枝钢枪去接犯人，准备也劝狄顺国安心生产，狄认为是又来缴他们苗家的枪，故带着40余人将王等围起来，王等被迫交出武器。狄等又想谋害他们，并将他们捆起送往麻山。王友德、张老华等见事不好先后逃出，到二区新屯与县报告。当天晚上，县里由财贸部副部长任长庆带领20余人准备叫狄退还政府的枪。次日狄顺国带有200余人埋伏在桥地坪进行伏击，双方均有伤亡。(同上)

……这样骚乱迅速地扩大到麻山大部分地区，甚至蔓延到与紫云、罗甸的交界处。

兴义地委认为“这主要是镇反不彻底而造成的反革命暴动”，把参加骚乱的群众一律视为土匪和反革命而采取了偏重于军事打击而忽视政治工作的方针。1956年6月底，中共贵州省委、省军区决定增调部队进入麻山地区。7月1日，内卫公安师59团团长孟贯一率第八连和第一连一个排兵力，与兴义专署副专员王刚正带领的地委工作组到达望谟县城，随即进入麻山；安顺军分区1个分队配合紫云县公安中队进驻白花；省公安厅武工队同时进入麻山。望谟县公安干警和政府机关干部职工大部配发武器，少数驻守县城，多数进入骚乱地区。为了便于统一指挥，成立了由孟贯一任指挥长，熊亮臣、辛培田任副指挥长，王刚正任政委的“望谟前方指挥部”。7月20日又成立了以安顺军分区司令员王彦才为指挥长、熊亮臣为副指挥长的“望谟、紫云、罗甸三县清剿暴动指挥部”，22日起开始军事清剿。

因此，“骚乱群众反映：‘只听到你们的枪响，听不到你们的嘴讲。’然而我们并没听到这些呼声。对方与我军作战成员，除了有一部分拿枪的以外，其中还有妇女，有个别上了年纪的老人拿着柴刀，十一二岁的娃娃拿着木棒而随着呐喊助威。他(她)之所以敢于上战场，不过是因为迷信‘皇帝’封了枪口，解放军的枪打不响。我们的错误就在于把群众性的骚乱事件，误为反革命暴动。把受骗参加骚乱的群众扩大为反革命，扣上‘土匪’帽子，对骚乱者的家属扣上‘土匪家属’，对被俘的人员采取侮辱和关押，以为据此做法可以服众，平息骚乱。相反更加疏远了群众与政府的关系，加深了民族隔阂，助长了群众的反抗性”(《望谟县委对骚乱事件的检查报告》，贵州省档案馆，全宗号1，目录号1，卷1386)。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贵州省委发出紧急指示：骚乱事件是民族性质的，必须贯彻和平解决的方针。因此兴义地委下令：不准再放枪。据此，望谟县委随即派出武工队分头深入骚乱地区，宣传省委紧急指示，停止军事行动。正如一检查所说：“由于在具体执行省委和平解决的方针指示时，发生了片面性，从而在军事上陷于完全被动，纵容骚乱分子杀人，抢劫供销社，到处浩浩荡荡的行动，也没有采取有效措施，硬啃地委‘不准再放枪’的指示，因此，束缚了自己的手脚，放任了骚乱事件的泛滥。”8月上旬，又连续发生阻击、伏击武工队事件。8月中旬以后，又有4名干部职工被杀害，部队指战员、民兵10余人遭伏击牺牲，供销社和粮库被抢劫。9月8日，狄顺国等纠合350多人进犯大观被击退后，窜至伏开与杨绍斌汇合，扬言“打进县城杀人”。这样骚乱地域不仅演变为望谟县的4个区29个乡，而且涉及周边的紫云、罗甸和广西的乐业、天峨诸县总共近50个乡(《中国共产党望谟县历史》，第133页)，因此指挥部经请示省委、省军区批准，决定进行军事打击。9月11日在伏开战役中，武装骚乱分子死伤近百人，被俘百余人，缴获各种兵器144件。与此同时，为使省委和平解决方针得到切实贯彻执行，9月13日成立了以中共黔南地委副书记姚英为书记的(望谟、紫云、罗甸)三县工委，并派中共黔南地委书记金风到望谟，向在望谟的军政干部传达省委《关于解决少数民族地区骚乱事件的紧急指示》。10月下旬，副省长吴实到望谟明确指出：这次事件的参与者绝大部分是老百姓，事件本身不是反革命骚乱，既不是政治土匪，也不是经济土匪；争取所有参与者回来，捉到的进行教育释放，即使是首要分子只要回来，同样宽大处理；回来的干部仍保持原职务，伤亡的群众由政府进行医治、救济、抚恤。并当众宣布将所抓获的83名参与骚乱人员释放。在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压力下，10月下旬，黄卜芝等于白邑一山洞内被追剿部队击成重伤，在送往县城途中气绝身亡。至12月初，已有3250余人回家生产，交回各种枪支833支，手榴弹11枚，子弹5231发，土炮4门，刀327把。这样，除杨绍斌等20人隐匿在深山密林外，基本抓获。至此骚乱平息(1957年1月12日杨在牛场被抓)。

这次骚乱长达7个多月，共发生大小战斗110次，伤亡194人。其中骚乱者死伤140多人(含紫云、罗甸及广西死亡的22人)，军政人员和民兵牺牲21人，伤23人。骚乱中宰杀牛、猪2046头。20多个乡基本上停止生产，粮食减产6460吨。伏开、纳夜等地的供销社和粮库被抢，损失物资约合当时的人民币1.27万元，损失公粮3.45万公斤。(《中国共产党望谟县历史》，第134—137页)

对于这次骚乱，中央和贵州省委是这样认为的：“第一，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发生的骚乱事件，要认真分析其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弄清楚事件是属于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是哪类问题的性质；第二，骚乱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也说明我们的工作还有缺点错误，有偏差，应引起我们的注意，加以改进和克服；第三，由于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的落后，封建主义思想及落后旧观念残余的影响，使少数民族群众容易受到欺骗蒙蔽，被人利用唆使，产生不满，引起骚乱；第四，对于骚乱事件，尽量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进行处理，按照不同性质的矛盾加以区分解决。在具体措施上，要认真检查民族政策执行情况，部队应该发扬我军优良传统，执行宣传民族政策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消除积怨和偏见，在平息骚乱中，尽量少抓人，要采取教育疏导和感化方针，一切从安定团结出发，进一步做好善后工作。”(《贵州民族工作五十年》，第179页)因此，为了稳定局势，除了在麻山少数民族地区派出访问团进行安抚外，还采取了下列措施：(1)当年粮食征购由4330吨调减为3310吨，统销指标由2610吨调增为3825吨；(2)省下拨10万元救济款购买了750吨救济粮，150头耕牛，800头仔猪，220匹布，发放给受灾群众，以8000元用于牺牲人员的抚恤和骚乱死亡人员的家庭救济；(3)宣布对参加骚乱农民一律不咎既往，已回家的干部不给处分并恢复原职，补发工资，党团员保留其党籍、团籍；(4)抽调干部下农村恢复受到破坏的各种组织；(5)明确宣布根据山区特点确定合作社规模，条件不够的允许退到互助组或单干，麻园地、花地按需要留足，允许汉族农民留适当蓝靛土，养老牛退回农户，养老田和姑娘私房地可以由合作社租种分租，也可以退回农户自己经营；(6)取消税收部门所有独出心裁的错误规定，对民族节日的屠宰税、土酒税实行照顾政策(《中国共产党望谟县历史》，第139—140页)。通过这些措施，少数民族基本上实现了对中共的政治认同。

(责任编辑　徐　孔)

2009年第1期　我知道的李庆霖上书毛主席的一些情况·张玉钟

1972年12月20日，福建省莆田县小学教师李庆霖给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反映他儿子李良模上山下乡中屡遭苦难的状况。信寄出4个多月后的1973年4月25日，毛主席亲笔给他回信，并给他寄了300元人民币。随即李庆霖的名字全国家喻户晓。他的这封信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两千万知识青年的生存状况。当年，我才23岁，也是一个下乡知青，比较幸运的是已在莆田地委宣传部通联站工作；这是个专门从事新闻报道的机构。由于工作关系，我多次陪同新华社记者采访李庆霖，是莆田地区内第一个知道毛主席回信的人，也是因此事第一个接触李庆霖的人，因此我有许多第一手资料。后来我读了许多关于此事的报道文章，其中不少与事实有出入，现在此事早已成为历史，我想把许多还鲜为人知的情况及细节，归纳为几点解密于此以飨世人。

一、李庆霖的信是如何到毛主席手上的?

1973年4月29日，也就是毛主席给李庆霖回信的第四天，新华社福建分社记者赖玉章突然来到莆田地委，点名要我陪他去办一件事(地委宣传部通联站共9个人中只有我一个莆田人，他每次来莆田采访多数由我陪同)。这一次他非常神秘，他是上午到达的，下午要我带他去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我问他什么事?他一再对我交代要保密，然后告诉我，这个学校有个教师叫李庆霖，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毛主席不仅给他回信，还给他寄了300元钱；毛主席回信的内容他记录在笔记本上念给我听：“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他还说这是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新华社的，要先派记者来调查，连福建省委领导都还不知道呢。

下林小学离城关只有两公里左右，下午我带赖玉章坐了一辆人力三轮车到了这个学校。我们点名要见李庆霖，当时他还在上课，我们就在办公室等。下课后李庆霖见到两个陌生人找他，神情很是惊异。待办公室没有其他人后，赖玉章开口问他：“你有没有给毛主席写一封信?”我在一旁没有说话，一直注意观察他的表情，我记得他沉默好久都没答话，他在心里估摸到底是福还是祸。赖玉章问话后微微笑着，他心中觉得应该是好事降临，于是他重重地点了点头。接着赖玉章说：毛主席看到你的信还亲笔给你回了，并给你寄了300元钱。他听了脸上并没有露出笑容，而是紧张而严肃地反问：“毛主席是怎么回的?”赖玉章给他念了信的内容，这时我看到他脸上渐渐舒展开来，溢出兴奋之情。赖玉章说这件事还要十分保密，并告诉他自己住在兴化宾馆某房间，约定晚上到宾馆细谈。晚上7时多，李庆霖到了赖玉章宾馆房间，就我们三个人谈了两三个小时一直到夜深才离去，这次谈话(事实上是采访)令我终生不会忘记。

李庆霖那天晚上已经没有了白天那种拘谨严肃的神情，表现得非常高兴，他说话慢，语调也比较低，但完全打开了话匣子，从他家历史身世、儿子上山下乡遭遇的苦难，到自己如何想给毛主席写信，都说得非常详细。我们提出了最感兴趣的一个话题，问他信是如何寄出去的?原来那一天他在一张竹桌上写好了信，接着就写信封“毛泽东主席收”，就拿出去邮寄。当时莆田城内只有一家邮局，离他家西北向。他一边走一边心里在打鼓，倒不是怕闯祸，主要是担心主席收不到，因为这之前他也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却石沉大海，他想可能是周总理没收到，那主席要看到这封信就更难了。走到半路，他脑子突然闪出一个念头，他经常看到报道毛主席接见外宾，外交部王海蓉都在场，何不如把信寄到外交部王海蓉收，请她转交给毛主席。他想到这里心里一阵激动，就马上折回家中，就在信封上写外交部王海蓉先生收。因为我年纪轻古文基础差，我马上问他，王海蓉是女的，怎么称“先生”?他温和地笑了笑说：“先生”是一种尊称，男女都可以用(对女士也可称先生我就是这一次听李庆霖说的)。他还说他也给王海蓉写了一封短信，说自己家碰到天大困难，请她一定把信转给毛主席。然后就把给毛主席的信套进去寄走。因此可以断定，这封信是王海蓉收到后看了一定很感动，亲手转交到毛主席手上的，非此这封信也就夭折了。我想全国知青和家长真的应该感谢王海蓉先生!

我看到的所有文章包括有的采用李庆霖自述的，都说新华社记者赖玉章是5月1日到莆田找李庆霖的，这是记忆上错误，准确的是4月29日。过了几天到5月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了福建省委，省委通知了莆田地委和莆田县委。当时的县委书记是部队干部叫刘功，激动地对着电话筒高呼毛主席万岁，后来许多媒体都写到这个细节，这是确实的。5月6日，李庆霖收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寄来的毛主席回信的复印件，随后也收到了300元钱。从此开始，这件事就在莆田城内传开来了，李庆霖出名了。

二、李庆霖是怎样性格的一个人?

李庆霖1929年出身在莆田县城关一个极度贫困的贫民家里。他祖父当过乞丐，父亲很小就被送到一家首饰铺当学徒，以打制妇女首饰为业，但因生意萧条，铺子关门也到乡下乞讨，后来患上精神疾病，上吊自杀未遂致残，年纪不大丧失了劳动能力，全家人就靠母亲打小工、当保姆维持生计。尽管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母亲却咬着牙节衣缩食硬撑着供李庆霖读书，而李庆霖的妹妹上不起学，8岁就被送到一家草编店里学编织草帽草席。1944年福建省立仙游师范来莆田招生，免收学费还供应伙食，李庆霖便去报考，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了。入学那一天，母亲挑着行李陪着儿子，从很早上路，一直走到下午才到学校。李庆霖深知读书机会来之不易，发愤刻苦，熬了4年到1948年毕业，分配到莆田县黄石镇沙坂小学，月薪为140斤大米，生活很清苦，但总算有一口饭吃。解放后，他被政府留用继续任教。1951年，22岁的他与学校所在地的农村姑娘张秀珍结婚，婚后5年中长子良模、女儿良培、次子良雄相继出生。1956年全家搬回城关老家居住。1958年他被调到沿海忠门公社前坑小学担任教导主任，并担任一个毕业班的班主任。才3个多月就初考，这个班因成绩太差没有一个考上初中。当年正逢大跃进时代，时兴“插红旗、拔白旗”，莆田县教育局召开小学庆功大会，李庆霖等一批升学率低的班主任被宣布作为“白旗”拔掉，同时他被免去教导主任职务，工资由每月50.5元降为42.5元。这一次处分在他心里刻下了一道永远抹不掉的伤痕，直到他出名后在各种场合都愤愤不平不厌其烦地谈起。

一辈子艰难曲折的经历，使他学会了坚强。看起来文弱书生，心里却潜藏着一种敢于与命运抗争的强者精神。正因为这样，他遭遇儿子上山下乡中的困难，敢于向各级领导机关反映，敢于给周总理写信，没有收到回信也没灰心，反而进一步想到给领袖毛主席直接写信。也许是他从小刻苦读书积累下的扎实基础，他的文字功底令人佩服。他出名后，红旗杂志通过地委宣传部约他写一篇谈反潮流的文章，这个任务部里就交给我去转达，过几天他把稿件交给我邮寄到北京，我把稿件从头到尾看了，不久红旗杂志刊登出来，我又认真看了，几乎全部是原文，编辑基本没有改动，这当时就让我这个拿笔杆为生的心悦诚服。现在我回忆这件事，并非说他所包含的政治内容，而是说他文字功底和朴实文风，有一种很大的可能让毛主席也被他所感染。当年把毛主席复信和李庆霖的信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3]21号)向全国传达，印发出来的是他原原本本的信，一个字没有改动，原文中就没有一个错别字，我想就是现在任何一个大秘书要做到自己一次性起草的文章作为中共中央文件而不需要改动一字的，恐怕是极少的。毛主席自己一生讲究文字，看到这样一封信怎不会被感动?而且全信朴实无华，让人读了觉得真实可信，却也不乏幽默感，比如“呼天不应，叫地不灵”，“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写信到北京‘告御状’了”，这些话很符合毛主席喜欢的语言风格。还有从全信内容看，李庆霖虽然把上山下乡中的困难写得很尖锐，但敞开的是一种真诚的心怀，从头到尾没有一句否定毛主席亲自倡导的这场上山下乡运动，甚至你读不出信中有对整个上山下乡运动的怨恨情绪，这也不能不令伟大领袖感动!所以，毛主席在对八大军区司令员谈话中，赞扬李庆霖那信“写得相当好啊”。他看了三天才下决心回信。他还建议把这封信编入学生课本中。

三、李庆霖政治上是怎样大红大紫起来的?

毫无疑问，李庆霖“告御状”促使了中共中央高层高度重视和全面调整知青政策，直接使全国两千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也包括回家乡的知识青年)的命运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在今天看来仍然是一件大好事。随着中共中央[1973]2l号文件的贯彻落实，李庆霖成了全国知青及其家长心中的神圣人物。因为他为广大知青办了一件天大的好事。

但是历史的发展往往难以预料，李庆霖出名之后很快就在政治上也大红大紫起来，这当中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毛主席对他器重有加。毛主席除了给他亲笔回信并寄钱外，还特地对他政治上的发展也嘱为安排。回信后的两个月，约在1973年6月下旬，福建省委和莆田地委、县委都得到了正式渠道传来的一个内部消息：毛主席对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说：要问一下福建的李庆霖是不是党员?如果是党员，可考虑推选他为“十大”代表；如果不是党员，有入党要求，可吸收他人党并参加“十大”，如果没入党要求，可让他出席“四届人大”。毛主席对一个普通的小学教师的政治安排说得如此细致而具体，这令各级领导感到极大震动和高度重视。但据我所知，当时领导层内部都在紧张商讨如何落实毛主席的指示，却没有一个领导正面向李庆霖透露。因此他本人对此毫无所知。当年身兼福建省党、政、军一把手的韩先楚接到毛主席的这一内部指示后，即把李庆霖召到福州亲自接见，但也并没有当面说出毛主席的指示，只是鼓励李庆霖说，你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包括政治上的经济上的。李庆霖就向韩先楚司令员提出两件事，一件就是上面说的1958年他被插上自旗受处分，他要求给予平反纠正；还有一件是他妻子曾经是国家正式职工，困难时期被辞退，要求给她恢复一份正式工作。这两件事韩先楚都认为合理很快就解决了，李庆霖被调到莆田全县最好的一所小学即东方红小学(现为实验小学)担任领导小组副组长(副校长)，还补发了从1958年到1973年被降低的工资，妻子也被安排到莆田第四中学当正式职工。

这是李庆霖出名后短短数月内实现的两项要求，李庆霖心里已经很满足了，对于入党要求他心里却没有想到，因此一直没有提出来。最早带来毛主席回信消息的新华社福建分社记者赖玉章，那一段经常来莆田追踪采访，他对李庆霖还没有提出入党要求心里很焦急，他对我说：小张，毛主席很希望李庆霖参加十大，眼看十大就要召开了，但李庆霖还不知道提这个要求，官员们可能不好当面问李庆霖这件事，你小青年干脆给他明确提一提，没关系的。我觉得这是件好事，就应允了赖玉章，一个人到了仓后路居仁巷15号李庆霖家，因为已经多次接触很熟悉了，我就开门见山问他对组织上还有什么要求?他说省地县领导已经解决了他的两件事了，孩子在农村的困难，全国都在解决，相信也会好转的，他说他很满意了。我看到谈话还不能进入有关入党的主题，就索性问他，听说毛主席有对汪东兴说了一段你的事，你知道了吗?他说没有人告诉他。我就把具体内容说了，他听了非常惊讶兴奋，问我怎么办?我说入党要求必须本人有这愿望并自己提出来，别人不好代替，你要赶紧向组织上提出申请。他还问我一些如何申请的具体事项。第二天他就向莆田县委写了入党申请书。我看到许多文章都说李是在7月1日写的申请书，但据我回忆，写申请的时间应在7月中旬。莆田县委接到李的申请后，马上报告了地委和省委，接着各级领导及组织部门内部开始为李的入党紧张运作，进行内查外调，但最终没有在党的“十大”召开前解决李的入党问题，当然李就失去了参加“十大”可能受到毛主席接见的机会。拖延解决李庆霖入党问题，主要原因是在调查中发现敌伪三青团档案中有一份李在仙游师范读书时全班同学的名单，这份名单中有的名字前面打勾，有的没打勾，分辨哪一种是三青团员费了一些时间，到确定李不是三青团员而决定发展他人党，时间就拖到“十大”之后。翌年即1974年开展批林批孔运动，莆田反对当局的这一派就把这件事当做当局打击迫害李庆霖的一大罪状，认为是当局怕李庆霖去参加“十大”受到毛主席接见说出对当局不利的话而故意设置障碍。李庆霖本人也有这种看法，这是他后来直接跳出来反对当局领导的起因之一，并多次为自己最终未能见到毛主席表示遗憾。

李庆霖第一次在全省公开“大出风头”是1973年7月2日，省委在福州市召开群众大会，贯彻落实中共中央21号文件、学习毛主席回信和李庆霖信件。这之前省委领导也已接到毛主席对汪东兴关于李庆霖政治安排的谈话内容，因此省委高规格邀请李庆霖来福州出席大会并讲话。没想到平时沉默寡言的李庆霖口才不一般，他不用讲稿侃侃而谈约一个半小时，开头从学习毛主席回信的重大意义，说到他为什么给毛主席写信，后半部分他话锋一转说：“当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给我写信的事在社会公开之后，我们莆田社会上产生了一股不能小看的政治压力，企图对我倒咬一口，把此事全盘推翻。我想有必要说它一下，让我们共同来提高对路线斗争的认识，也许有一点好处。”接着他讲了几个具体反对他的事，却上纲到两条路线斗争高度上来，这意味着李庆霖开始公开走上政治舞台了。但这一次他只讲到反对他的有关工作人员，矛头还没有指向当局领导层。

随后，在李庆霖入党问题上虽然拖延了一段时间，但在仕途上却接连步步高升，在担任东方红小学领导小组副组长(副校长)后，又被任命为莆田县教育组副组长(副局长)、莆田地区知青办副主任、福建省高招办副主任。虽然错过了参加“十大”机会，各级领导还是不敢违背毛主席的政治安排，推选他出席了四届人大，并当选了四届人大常委会常委(如今天是正部级的待遇)，还被任命为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成员。至此，李庆霖的政治生命走到了顶峰，真可谓大红大紫。

四、李庆霖最终成为悲剧人物的原因何在?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李庆霖很快受到关押批斗，被判处无期徒刑，后来虽然获得减刑，但也被关押到1994年3月才提前出狱，回家后贫病交加到2004年2月凄惨去世，最终成为了一个大起大落的悲剧人物。客观公正地分析，应该说造成他悲剧绝不单是他个人原因，主要是“文革”的时代悲剧促成了他个人悲剧。

李庆霖被卷入政治漩涡关键的时间点是1974年初开始的所谓“批林批孔”运动。莆田地区当时派性斗争非常激烈，在全国都是有名的。李庆霖1973年出名后那一段，虽已开始走上政治舞台，但还没有参预到两派斗争中，经常说到的只是反对他给毛主席写信的一些人和事，更多谈到的是社会上和党内的不正之风，他最恨的是“走后门”，他当省高招办副主任期间就不顾情面顶住了一些领导干部子女走后门上大学的事，而且还带头把自己的次子李良雄又送去上山下乡，这在当时干部群众中都是认可并传为美谈的。

但在李庆霖有了一系列的官位头衔并在政治上有一定的发言影响力之后，“四人帮”就从他身上看到可以利用的优势，批林批孔运动一开始就把他“包装上市”，《红旗》杂志约他写了谈反潮流的文章，“四人帮”随即把他与辽宁省交白卷的张铁生相提并论，树为“北张南李”全国两个“反潮流”的典型，制造了强大的舆论氛围。后来有人说，江青曾接见过他，这我没听他说过无法证实，但他亲口给我说过，他到上海时马天水、徐景贤接见了他并大肆鼓励他“反潮流”。李庆霖也就在这种舆论的吹捧下，头脑发热飘飘然起来并与日俱增。

接触过李庆霖的人都会觉得，他一副文弱书生模样，全身弥漫着一股浓重的书生气。他刚出名后第一次出差，还不懂得如何办报销手续，特地到我们办公室问，走时告别不是和别人握手，而是两手抱拳连连作辑。他走后大家都笑着议论，真是书生一个。像这样一个一生只在小学教师岗位上的小知识分子，怎么可能具备政治家的素质、眼光、见识和城府?但“文革”那种畸形的时代，却借着毛主席回信的东风，一下子把他推到了高端政治的风口浪尖上，赋予了他极大的政治发言权，他再也不可能掌控自己的命运之舵，只能随着变幻莫测的险风浊浪起伏升沉。据我所知，1973年他抨击政治的矛头还只是局限于当地机关一些反对过他的人和事，而对各级当局领导安排他那么多官衔还怀着感激之情，但从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莆田地区乃至福建省的派性斗争就打着拥护“反潮流”的旗号缠住了他，把矛头对准了当局领导，首先就把李的入党时间拖延不能参加“十大”当做当局领导的大阴谋进行追查，进而把当地机关中反对他的一些人和事都当成是当局领导有计划有步骤的策划，并上纲上线到这是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李庆霖本人在这种氛围中自觉不自觉地被推到第一线，和当局领导严重对立起来从而一发不可收。

1975年他参加了四届人大并当选全国人大常委后气势更红火了，派性势力对他的吹捧、利用也进一步无以复加，而他本人头脑也更加发热膨胀起来，更深地卷入派性斗争，把自己凌驾到当局领导之上，以“太上皇”自居的味道越来越浓。有人写信向中央反映了李的所作所为，姚文元就派记者来福建调查。调查的结论却是：“李庆霖同志保持反潮流战士的革命精神，对于错误倾向和不正之风，别人不敢说他敢顶”，“他同当地领导的矛盾实质上反映了在路线、方针、政策上的原则分歧”。这种结论当然使李庆霖更加有恃无恐。福建省委领导出于爱护向当时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反映他的问题。邓小平批评说：“这个人入党不久，尾巴翘得那样高，要好好教育他，警告他，公开对他讲，你这样搞是要垮台的。”省委领导也找他谈话做工作，但在当时的形势下是很难起作用的。

到了1976年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李庆霖更是从莆田当地发展到成为福建全省的一个“派头”了，到处演说作报告，表态支持造反派，把各级当局领导当做邓小平之流批判、打倒。可悲的是，在他的心里，他完全把这当成拥护和捍卫毛主席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行动，他认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必须坚定不移地站在毛主席一边、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这样才对得起大恩人毛主席!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之后，他自然成了“四人帮”在福建的代理人、黑帮、亲信、爪牙而受到重重的惩处。10月底被宣布停职检查，随即被隔离审查了1年多，在莆田当地并被押到福州等各地，一天两场三场批斗，前后共有百多场批斗会，也时常有过拳打脚踢，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何曾有过这种境遇，他曾有多少次昏倒在地。1977年11月1日他被宣布正式逮捕。又过了1年多，莆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他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送到武夷山脚下的崇安劳改场关押改造。对此判决，李庆霖始终心存不服。他承认自己在运动中说错话办错事，但说他是打砸抢分子及带头人他绝不承认。当时福建拍了一部轰动全国的著名纪录片《铁证如山》，据说福建省委书记廖志高招待华国锋等中央政治局领导看了都感到震动。其中有个镜头：莆田县委大院里有间挂满枪支的房子里，李庆霖被带到这里，镁光灯闪过后就被带出来，而解说词说：“李庆霖组织武斗队，大搞打砸抢，专业武斗队有201个，参加人数有6700人。”李庆霖只要有场合说话，就说那是强安在他头上的。后来即1990年南平地区中级法院给予减刑到1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94年3月他出狱后虽获得了自由，但等待他的却是贫病交加的生活窘状，不仅没有经济收入，而且帕金森、脑萎缩、肺气肿、气管炎等多种疾病缠扰。

一人落难、全家遭殃，其妻张秀珍也被戴上“反革命”帽子并开除公职，“监督改造”3年，后来虽然给予平反，但一直到她1997年去世也没恢复公职。李庆霖给毛主席信中反映遭受困难的长子李良模，李庆霖有权有势时并没有趁机安排他回城工作，而是继续让他留在原地萩芦公社水办大队，后来在那里入党，并在萩芦公社担任一个挂名的党委委员，李庆霖被关押后他也很快被免去职务，到1980年全公社知青都回城安排了工作，唯有他一个人仍留下来劳动，1982年好不容易招工到仙游糖厂当厂区铁路的养路工，以后当上小火车司机，现在一个镇的土地所工作。次子李良雄是在毛主席复信后，李庆霖带头又把他送去上山下乡，后来作为身边没有子女政策安排回城到县公安局工作，这时也被开除出县公安局。重新回到插队的知青点，但是知青办不要，街道也不收，他只好把户口揣在口袋里去打短工，直到1996年才安排到他母亲原来工作的莆田四中当一名职工。

在李庆霖遭难直至2004年去世的近30年中，唯一让李庆霖精神感到欣慰的是，全国两千万知青及家长大多没有忘记他，在李庆霖坐牢和出狱后，不少老知青想方设法找到他或打电话给他，有话语安慰的，也有寄钱送物的，这是他独有的一笔精神财富。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2003年8月12日。我大学一个同学的女儿在美国留学念博士，她博士论文竟是写李庆霖，而且该大学居然对这个题材非常感兴趣，专门批准她回来当面采访李庆霖。她所在大学里有两个美国教授，妻子都是当年中国的知青，听说她要回国见李庆霖，都委托她向李问好，我听了也很受感动。因此很乐意那天陪她来见李庆霖。李还是居住在那低矮的旧屋子里，房间里的一切老旧得几乎原封不动，唯有墙上挂着毛主席像的镜框锃亮崭新。李庆霖只能躺在床上，气管炎很严重了，讲话上气不接下气，但仍然非常友善接待我们，有问必答，说话慢慢的却很真诚。问他当前生活如何着落，他说：出狱后分文没收入，逼得实在没办法，他找到莆田县领导，郑海雄书记批给他每月210元；后来接任的书记刘可清批准增加到每月300元；现在又增加到每月500元，据说是习近平(当时任福建省长)批的。他说出这些领导的名字一个一个记得很清楚，听得出他还是怀着感恩心情的。他最后几句话我记得很牢，他说：我不后悔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没错，我也没错。后来发生的事是一场历史的梦，现在梦醒了，我也快归天了。半年之后李庆霖去世了。我责怪他儿子没有通知我，没能赶过去送丧，但电话中他告诉我，当时出不起钱火化他爸爸，还是城厢区区长阮军批准给予免费火化。还有他没钱买墓地，1993年他奶奶去世、1997年他妈妈去世，连同他爸爸去世3个人的骨灰盒一直放在自家狭窄的屋子里而得不到安宁，后来也是阮军区长批准他以三折优惠购买了一小块公墓地，把3个人连同他早年去世的爷爷的骨灰一起合葬，终于使他们入土为安了。我想，李庆霖的名字还是会被历史记住的，也应该记住的，连美国人都感兴趣，中国人更应该给予记载总结并吸取教训，本着这个目的，我把自己所知道的如实写下来。也许对历史研究有一点点价值吧。

写于2008年11月9日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9年第1期　蔡元培和鲁迅·张家康

在中国，几乎没有人不知道鲁迅。可是，你未必知道，中国的另一位哲人和先贤蔡元培与鲁迅交往的详情，以及他对鲁迅一生的影响。还是郭沫若说的好：“影响到鲁迅生活颇深的人应该推数蔡元培吧!这位有名的自由主义者，对于中国的文化教育界贡献相当大，而他对于鲁迅始终是刮目相看的。鲁迅的进教育部乃至进入北京教育界都是由于蔡元培的援引。一直到鲁迅的病殁，蔡元培是尽了没世不渝的友谊。”

久慕其名

他们都是浙江绍兴人，两家虽相距颇远，然而却向有世谊。蔡元培长鲁迅十三岁，在科举取士的那个年代，这位朝廷翰林院学士，自然在童年鲁迅的心田留下神奇、仰慕的印象。辛亥革命时，蔡元培已是闻名国中的革命者，他创立爱国学社，领导拒俄运动，创办《俄事警闻》和《警钟日报》，鼓吹“抵御外侮，恢复国权”。1904年11月，蔡元培和章太炎等创立光复会，蔡元培为会长。光复会成立后，蔡元培便邀他的朋友、浙江会党首领陶成章入会。陶成章也是鲁迅的朋友，他和鲁迅无话不谈，常向鲁迅透露革命党人的一些起义讯息。通过与陶成章的多次接触，鲁迅认识了光复会领袖蔡元培。

1912年1月，孙中山在筹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力荐蔡元培担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蔡元培长教育部后便延揽人才，鲁迅的朋友许寿裳参与此事，并向蔡元培推荐鲁迅。蔡元培对许寿裳说：“我久慕其名，正拟驰函延请，现在就托先生代函敦劝，早日来京。”此时，鲁迅正对辛亥革命后的绍兴失望至极，深感“越中地棘不可居”，接到许寿裳的两封信后，便立即来到南京。自此，用蔡元培的话说，他们便“始常见面”，并由此而结识、订交。

蔡元培着手教育改革，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教育部，再也不是旧式封建衙门的脸面。他以身作则，每天上午九时上班，下午五时下班，照学校成规，以摇铃为号，分工任事，行政效率极高。鲁迅由此似乎看到希望，他说：“说起民元的事来……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4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由南京迁往北京，教育部也要北迁，部员当然要有所调整。此时，教育部次长景某乘蔡元培北上期间，大力安置亲信，教育部又成了封建式的衙门。

鲁迅看不惯景某的官僚习气，两人心存芥蒂。景某早有报复之心，便乘教育部北迁之际，把鲁迅列入部员的裁减名单。蔡元培在南京看到这张名单后，立即予以制止。他致电鲁迅等：“昨日国务院成立，教育部亟须组织，请即日北来，为盼。”鲁迅仍被聘为教育部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科学、美术馆、博物院、图书馆、音乐会、演艺会等。

蔡元培毕生注重美育，提倡“以美育代替宗教”。他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他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中说：“顾实则美术诚谛，固在发扬真美，以娱人情。”5月，蔡元培派王家驹筹办“北京夏期讲演会”，以“从事学问，阐发理术，宏深造诣”。他知道鲁迅对美学有独到的见解，便指派鲁迅讲授《美术略论》。鲁迅十分乐意地接受了这一任务。

鲁迅不辱使命，他的讲演深入浅出，很得学员的喜爱。蔡元培被迫辞职后，新任总长便把“美育”删除，代之“以孔子之言为旨归”的道德教育。鲁迅对此感到极为可恨，他在日记中写道：“闻临时教育会议竟删去美育，此种豚犬，可怜，可怜!”

蔡元培长教育部后，便提出废除祀孔，不把孔子作偶像崇拜，小学废止读经，大学取消经科等革故鼎新的主张。一时间，社会上的守旧势力如丧考妣，群起而攻之，惊呼：“其祸我国民，岂有极哉?”袁世凯当然不会接纳教育改革的思想，于是，蔡元培遂辞去教育总长职。据鲁迅日记所记，在此前后，他与许寿裳都曾访问蔡元培而未遇。7月22日，一个黑云压城的傍晚，鲁迅和许寿裳几个朋友，为被辞职的蔡元培饯别。

“世味秋荼苦，人间正道穷。”鲁迅由此深切感受到，在这个专制集权的社会里，欲思改革的不易和痛苦。蔡元培辞职而去，新任总长走马灯似的换了一个又一个。鲁迅后来说：“我身做十多年官僚，目睹了一打以上总长”，这些粉墨登场的官-僚不是来办教育的，“说得露骨一点，就是做‘官’。”教育部内充斥着一片污浊，无聊的气氛。

鲁迅已无正经事可做，只能用抄古碑、搜集金石拓本、辑录和校勘古书来消磨时光。蔡元培也有此爱好，他们之间常有切磋和交流。蔡元培将自己收藏的《赞三宝福业碑》、《高归彦造像》、《丰乐七帝二寺邑义等造像》和《苏轼等仿像老题记》拓片赠送于鲁迅。他们还就汉代石刻进行讨论，鲁迅在致蔡元培的信中说：“汉石刻之人首蛇身像，就树人所收拓本觅之，除武梁祠画像外，亦殊不多，盖此画似多刻于顶层，故在残石中颇难觏也。”

结念弥深

1917年1月，蔡元培接长北京大学，采取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对北大首从文科进行改革。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陈独秀带着《新青年》由上海来到北京，于是，发端于上海的新文化运动，其战斗营垒由上海迁来北京大学，这所弥漫着封建衙门的腐败、陈旧气息的全国最高学府，开始呈现生机和希望。

此时，鲁迅仍在教育部供职，在沉重、黑暗的社会机制的压抑下，他特别感到孤立和愁闷，他说自己“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他常常一个人躲在补树书屋，整日整日地抄写古碑。后来，他的朋友、同乡、北大教授钱玄同，将他引入北大《新青年》营垒，他的《狂人日记》、《孔乙己》和《药》等白话小说，才得以由《新青年》而面世，中国知识界的批判封建礼教、鞭笞封建文化教育制度的思想文学革命，也因此而真正展现出实实在在的成绩。

可以设想，如果蔡元培在北大实行的不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那么，老气横秋的北大是不可能让《新青年》有存身之所，鲁迅也就决然不会有发表白话小说的地方，他可能仍在补树书屋内“失望，颓唐得很了”。

其实，蔡元培对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向有倚重，他刚刚履任北大校长便给鲁迅去信，只是由于鲁迅已在教育部供职，而未聘其到北大任教。但是，却和他多次谈起欲聘其二弟周作人的事。1917年3月8日，鲁迅在致蔡元培的信中说：

前奉书，屡告起孟(即周作人，作者注)，并携言语学、美学书籍，便即转致。顷有书来，言此二学，皆非所能，略无心得，实不足以教人。若勉强敷说，反有辱殷殷之之意，虑到后面陈，多稽时日，故急函谢，切望转达，以便别行物色诸语。今如说奉闻，希鉴察。

周作人来到北京，与大哥鲁迅住在一起。他们为应聘之事多次与蔡元培磋商。根据周氏兄弟的意见，蔡元培聘周作人为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纂辑员，教授欧洲文学史和罗马文学史。蔡元培知道鲁迅有相应的美学知识，便委托其为北大设计校徽。1917年8月7日，鲁迅日记记：“寄蔡先生信，并所拟大学徽章。”迈过百多年的历史风尘，这枚鲁迅设计的校徽，至今仍在北大师生的胸前佩戴。1920年8月2日，鲁迅也收到蔡元培的聘书。

鲁迅主要讲授中国小说史，他的课讲得很生动。冯至先生回忆说，听鲁迅的课，“在引人入胜、娓娓动听的语言中蕴蓄着精辟的见解，闪烁着智慧的光芒。”鲁迅还在讲义的基础上完成《中国小说史略》，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空前之作，胡适曾高度评价说：“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五四运动时期，北大之所以能开风气之先，成为新文化运动之先河，纯是蔡元培广泛延揽人才，集中了一大批思想新进、学术扎实的知识精英，鲁迅便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人物。

1927年6月，蔡元培就任大学院院长后，满怀信心和希望，要在全国高等教育领域兴起一股改革之风。他还像15年前长教育部时那样，很快便给鲁迅发了聘书。12月26日，鲁迅被聘为大学院特约著作员。据鲁迅日记所记，蔡元培曾专程拜访过鲁迅。在居于主流地位的当权者的衮衮诸公中，唯有蔡元培能够认识到鲁迅的文化学术地位，也唯有他能够接纳鲁迅，并为其提供一个位置，以展示其才识和水平。

不仅对鲁迅，蔡元培对周氏三兄弟都是尽其所能给予帮助。鲁迅的三弟周建人原在商务印书馆工作，1932年“一·二八”时，商务印书馆被日军炮火焚毁，员工均被解雇，周建人因此而生活无着，鲁迅为此很着急。3月2日，鲁迅给他的好友许寿裳写信说：“商务馆虽云人员全部解约，但现在当必尚有蝉联，而将来且必仍有续聘，可否乞兄转蕲蔡先生代为设法，俾有一栖身之处，即他处他事，亦甚愿服务也。”蔡元培知道此事后，立即往商务印书馆与王云五相商。后来，书馆因裁员而发生纠纷，鲁迅又去函许寿裳说：“但今兹书馆与工员争持正烈，实亦难于措手，拟俟馆方善后事宜办竣以后，再一托蔡公耳。”

到了6月，商务印书馆内部纠纷已经平息，蔡元培才又去与王云五相商，于是，周建人再次与商务印书馆签订聘约。鲁迅对此事十分感激，和三弟周建人专程往蔡宅面谢，因蔡元培外出而未遇。鲁迅在转托许寿裳代致谢忱的信中说：“弟本拟向蔡先生面达谢忱，而又不遇。大约国事鞅掌，外出之时居多，所以一时恐不易见。兄如相见时，尚乞转致谢意为托。”

书赠鲁迅

蔡元培是个民主主义者，他的保卫人权的活动，可以追溯到辛亥革命时期。1912年8月15日，湖北革命党人张继武、方维遭黎元洪、袁世凯共谋诬陷，在北京被杀害。他对此暴行极为震怒，立即在《民立报》发表通告谴责说：“此种举动，明明故意违犯约法，玩弄国民。若不讨论其究竟，无以为法律生命之保障，尚何共和政体之可言!”他和吴稚晖等还专此发起成立法律维持会。可是不久，中国社会党首领江亢虎又在武汉被黎元洪下令逮捕。中国社会党为声援江亢虎，在上海召开会议，蔡元培应邀到会，他在会上批评说：“江亢虎在鄂，并未有他种举动，甫抵汉口，即被拘捕，与满清时代拘捕革党，如出一辙，蹂躏人权，莫此为甚。”

正是基于维护人权的个人传统，所以，他毕生都在为此而奔走、呼喊。1932年夏秋间，蔡元培、宋庆龄、杨杏佛等在营救国际友人牛兰夫妇和陈独秀等人的时候，便已酝酿着发起人权组织，以维护人权。不久，他们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筹备委员会，并起草宣言交蔡元培修改，这份宣言评价当时的中国人权状况是：“抑制舆论与非法逮捕、杀戮之记载，几为报章所习见，甚至男女青年有时加以政治犯之嫌疑，遂不免秘密军法审判之处分。”他对中国人权状况的评价，与鲁迅所说的“时危人贱，任何人在任何地方皆可死”，可谓是同声相应，心心相通。

1932年12月17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正式成立。同盟成立后，他即去信邀请鲁迅入盟。据1933年1月6日鲁迅日记：“下午往商务印书馆，邀三弟同至中央研究院人权保障同盟干事会。”17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召开成立会，蔡元培和鲁迅等出席会议，经过投票选举，他们都当选为上海分会执行委员。

中华民族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可是，蒋介石仍在变本加厉地排斥异己、镇压革命，甚至恫吓说：“侈谈抗日者杀无赦。”人民连说话的权力都被剥夺了，又从何而谈抗日救国呢?蔡元培为此常常陷入无尽的困惑和愤懑之中，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他将自己的昔日旧作，书赠于鲁迅：

养兵千日知何用，大敌当前喑不声。

汝辈尚容说威信，十重颜甲对苍生。

几多恩怨争牛李，有数人才走越胡。

顾犬补牢犹未晚，只今谁是蔺相如。

他还痛心地对鲁迅说，国民党为了想消灭政治上的敌对者，连民族的存亡都可以不顾，这是他所始料不及的。“如磐夜气压重楼”，“雾寒苍天百卉殚”。1933年的中国，正如鲁迅所描述的黑暗、凋零和凝重，可是，蒋介石还嫌中国专制、独裁的不够，竟然要效法希特勒，创设复兴社和反省院。他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喧嚷已是甚嚣尘上。5月13日上午，宋庆龄、杨杏佛和鲁迅等亲往德国驻上海领事馆，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递交抗议书，强烈抗议希特勒的法西斯政党践踏人权的暴行。这份抗议书虽然“已引起举世特殊之注意”，然而，它不可能引起当权者的注意和反省，相反，他们更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为推行专制独裁统治的绊脚石。

1933年2月17日，英国著名作家肖伯纳由香港来到上海。中午，鲁迅应蔡元培之约，到宋庆龄家参加欢迎肖伯纳的午餐会。肖伯纳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都曾撰文叙述这次会见。蔡元培称肖伯纳“年已七七，须发皓然，而言语爽利，举动轻便，毫无老态”。鲁迅则称赞肖伯纳“雪白的须发，健康的血色，和气的面貌”。午餐后，他们和宋庆龄、林语堂、伊罗生、史沫特莱与肖伯纳合影，并且还和肖伯纳单独合影留念。

据伊罗生回忆，肖伯纳本来打算发表一个反对国民党的声明。但是，肖伯纳因在香港已发表了过多的反战和同情社会主义的言论，来到上海时，便遭到一些报刊的责难和讨伐，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肖伯纳再也不愿发表任何政治言论，用伊罗生的话说：“我们怎么也不能够使得老肖的注意力集中于我们关心的问题。”

反动派终于要下毒手了，6月18日8时15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被四名暴徒暗杀。蔡元培和鲁迅没有被吓倒，他们强忍悲痛，共同参与料理杨杏佛的后事。敌人杀害杨杏佛，其用心是十分清楚的，无非以此威胁宋庆龄和蔡元培，但是，他们都表现出了威武不屈的凛然正气，鲁迅对此十分敬佩，他说：“打死杨杏佛，原是对于宋庆龄和蔡先生的警告，但他们两位是坚决的。”杨杏佛被害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也被迫停止了活动。然而，他们没有因此而放弃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鲁迅是熟知蔡元培的，他对冯雪峰说：

蔡元培的同情革命者，也不过是为了民族而已。但革命者，为了阶级，也为了民族。

……现在的阶级斗争，又何尝不是民族存亡的斗争。

鲁迅作为战士，自有韧性的斗争精神，他用手中的“金不换”笔作为投枪和匕首，去战斗，去奋进。而蔡元培毕竟是体制内的人，他不可能由体制内突围出来，只能以一己的良知和自觉，去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努力。他的要求解禁《生活周刊》的呼吁和营救李少石、范文澜、瞿秋白等，便是最为明显不过的证明。

推崇鲁迅

1936年10月19日5时25分，鲁迅病逝于上海寓所。这天，宋庆龄特意来到中央研究院，告诉鲁迅去世的消息，并请蔡元培参加鲁迅治丧委员会。次日，蔡元培前往万国殡仪馆吊唁，并挽以一联：

著作最谨严，岂惟中国小说史；

遗言太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

在万国公墓为鲁迅举行葬礼时，蔡元培亲为执绋，并致词说：“我们要使鲁迅先生的精神永远不死，必须担负起继续发扬他精神的责任来。”他还发表《记鲁迅先生轶事》，回忆起两人交往中几件影响深刻的事情，一是，鲁迅与周作人合译《域外小说集》；二是，鲁迅进教育部后抄写“从图书馆借来的善本书”，后来便发表校订本《嵇康集》；三是，鲁迅“注意美术，但不喜音乐”；四是，鲁迅喜爱搜罗汉碑图案的拓本，“已获得数百种”。蔡元培最为称道的是鲁迅的人品风范。他说，鲁迅在教育部供职时，同事齐寿山“对他非常崇拜”。教育部免鲁迅职后，齐寿山也因之而辞职于教育部，蔡元培说：“这是先生人格的影响。”

蔡元培如此高度评价鲁迅，如此认真处理鲁迅的后事，却引来苏雪林的非议，她在一封致蔡元培的公开信中，批评蔡元培不该主持鲁迅的葬仪，不该成立鲁迅纪念委员会，说蔡元培对鲁迅“如此为之表彰，岂欲国人皆以鲁迅矛盾人格，及其卑劣行为作模范乎?以先生之明，宁忍为此，殆以有所蔽焉尔。”她还说：“今日有共产主义，则无三民主义。先生身为党国元老，设共产党夺取政权，先生安归?”她还警告说，蔡元培“今日为左派利用而表彰鲁迅……同情鲁迅，国人谁不惟先生马首是瞻，则青年心灵之毒化，反动势力之酝酿，有不可思议者。……此则愿先生之自重者也。”她带着深刻的偏见，怀着对“党国”的忠诚，对鲁迅大泼脏水，大放厥词，当然难以理解蔡元培和鲁迅之间纯洁的友谊。

蔡元培一生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而惟有这一次没有“兼容”苏雪林的观点，尽管苏雪林以公开信的方式向他责难，他还是采取了不屑一顾的轻蔑态度，根本没有理睬，依然投入纪念鲁迅的实际而具体的工作之中。

1937年3月，《鲁迅全集》已经编定，许寿裳便为其审查一事函致蔡元培。5月20日，蔡元培在给许寿裳的信中说：

……鲁迅先生遗著事，弟曾函商于中央宣传部邵力子部长，力子来谈，称：内政部已转来呈文，当催促部员提前检查，现尚未断言是否全部都无问题，万一有少数在不能不禁之列，止可于全集中剔除几部，俾不致累及全集云云。

邵力子不负蔡元培的托付，亲自审查，很快便通过审查，予以出版印刷。次年3月22日，许广平来信说，《鲁迅全集》将由复社印刷发行，并希望先生为之作序。蔡元培很想写一篇好的序文，可是，又觉得对鲁迅还是缺乏了解，总是有着无从下笔的感觉。他是个认真、慎重的谦谦君子，决无贸然从事的习惯，于是，又给他与鲁迅的共同朋友许寿裳去信说：

接马孝焱兄函，说关于《鲁迅全集》作序问题，先生有与弟商酌之处，敬希不及。弟曾得许广平夫人函，嘱作序，已允之，然尚未下笔，深愿先生以不可不说者及不可说者详示之，盖弟虽为佩服鲁迅先生之一人，然其著作读过甚少，即国际间著名之《阿Q正传》，亦仅读过几节而已。深恐随笔叹关，反与其真相不符也。

他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浏览了鲁迅的主要作品后，才为《鲁迅全集》写出了序，他在序文中说：

鲁迅先生的创作，除《坟》、《呐喊》、《野草》数种外，均成于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六年中，其文除小说、书信一种外，均为杂文与短评，以十二年光阴成此许多作品，他的感想之丰富，观察之深刻，意境之隽永，字句之正确，他人所苦思力索而不易得当的，他就很自然的写出来，这是何等天才!何等学力!

他称赞道，鲁迅著作“方面较多，蹊径独辟，为后学开示无数法门，所以鄙人敢以新文学开山目之。”

1938年6月间，《鲁迅全集》20卷本终于出版了。鲁迅纪念委员会为答谢他，让沈雁冰转赠一套《鲁迅全集》纪念本。可是，他早已按价付了一百元钱的订金，当许广平知道此事后，立即让鲁迅纪念委员会干事王纪元将钱退还，并说，赠送先生一套《全集》，为纪念委员会中所议决，望先生万勿推却。然而，他却坚持将钱交于纪念委员会，并复函说：“鄙人对于鲁迅先生身后，终不愿毫无物质之补助，请以此款改作赙敬。”

他和宋庆龄还以鲁迅纪念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的名义，发表《征订(鲁迅全集)精制纪念本启》，这则启事说：“鲁迅先生为一代文宗，毕生著述，承清季朴学之绪余，奠现代文坛之础石。”编印《鲁迅全集》的目的，“欲以唤醒国魂，砥砺士气。”许广平对蔡元培为鲁迅所做的一切极为感谢和崇敬，她撰文赞扬说：

至蔡先生文章道德，海内传颂，鲁迅先生一生深蒙提掖，此次更承为全集作序，知何宗尚，鲁迅先生有知，亦必含笑九泉，岂徒私人之感幸。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9年第1期　周扬与文化建设——在周扬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发言·周巍峙

今年是周扬诞辰100周年。他离开我们也已19年了。从上个世纪30年代起，在数十年的漫长岁月中，我从上海到延安，以及在张家口、石家庄等敌后解放区，直到新中国建立，都是在他的影响或直接领导下工作。作为同志、同事和战友，他是一位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的人，是一位令我思念不尽的好领导。

从延安时期到建国以后，在文艺界多次批判运动中，周扬虽然都不是或不都是发动者，但却是主要的前线指挥者和论战总结者，这既给他树立了权威，也给他带来了骂名。周扬晚年对此作了深刻的总结和认真的反思。今天我想着重谈谈他在长达半个世纪中对我国革命文化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等方面所做的贡献，他在这方面的智慧和功绩，我觉得，这才是最值得我们记住的。

周扬1927年入党，是文艺界老党员之一，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主义忠诚战士、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中国革命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和党在文艺战线的卓越领导人。他在上个世纪30年代“左联”时期，曾任左联党团书记、上海临时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书记。文委下面有左联、剧联、社联、教联、音乐组(我当时是“苏联之友社”音乐组的成员)等。那可真是个激情燃烧的年代，在瞿秋白、张闻天、鲁迅的领导和指引下，周扬和许许多多的同志为了革命，为了追求真理，为了发展爱国的进步的革命的文化艺术，发动群众进行斗争，死都不怕，更不用说吃苦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对中央苏区及各革命根据地发动军事“围剿”的同时，在全国各地加紧进行文化“围剿”，在上海捣毁进步电影公司和进步书局，搜捕共产党员，暗杀进步文化人。特别是在1934年3月至1935年2月，由于叛徒告密，上海许多党的秘密机关被破坏，党中央机关迁往中央苏区，一些左翼文化团体遭到打击迫害，一些同志被捕。周扬他们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勇挑重担，重组领导班子，使左翼文化团体不断得到巩固、发展和壮大：剧联所属剧团和影评小组依然在进行活动；社联所属团体和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生活书店照常运作，并有飞速发展；特别在电影、音乐等方面十分活跃，大量进步影片产生，救亡歌咏群众运动更是红红火火，以工人、学生、店员为主要成员的大量群众歌咏队、合唱队迅速成立，成为开展群众斗争的骨干。聂耳和冼星海等创作的救亡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救国军歌》等，已在全国传播开来。党的组织经过一段恢复和发展，由十数人达到130多人。

“一二·九”运动的爆发，鼓舞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斗争精神，在上海也掀起了抗日救亡运的高潮。左联一向被人们看做是“第二共产党”，被国民党抓住是要杀头的。面对这一新的革命局面，周扬等同志感到左联等左翼文化团体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已不太适应新的历史环境了，不利于团结更多的文化界人士了。在同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他从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上看到了党的“八一宣言”和共产国际关于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主张，在政治上、思想上受到很大的启发。根据革命形势的变化，周扬他们提出了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学主张。后来又从组织上得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指示，于是决定解散左联，并提出“国防文学”作为文学运动的中心口号，又相继提出“国防戏剧”、“国防电影”、“国防诗歌”、“国防音乐”(我当时写了《国防音乐必须大众化》的文章)等口号，在文艺界广泛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了众多文艺界人士，通过各种方式，宣传、教育、组织广大人民群众投身轰轰烈烈抗日救亡运动，为迎接全面抗战的到来，起了积极的作用。在民族矛盾急遽上升，党的斗争策略发生重大转变的历史转折关头，解散左联，提出和实践“国防文学”的主张，是左翼文坛适应新的形势的需要，自觉克服多年来存在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的一个重大进展和突破；业已打开的崭新的局面，充分证明了它的正确性。这就是问题的本质和主流。至于在左联解散过程具体工作中的某些不周之处，人们在阐述“国防文学”口号中的某些欠当之处，都是第二位的问题。

抗战开始，周扬到了延安。他根据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文化教育各项工作中进一步强调文艺界团结一致，全面为抗战服务的重大意义。他任鲁迅文学艺术学院院长，主持鲁艺的工作，致力于改革教学制度和措施，加强专业学习，树立学术民主风气，培养了人才，锻炼了队伍，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做了有益的准备。在鲁艺，他主讲文艺理论、讲新文学运动史，用社会历史的批评方法进行研究，写下了《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发表了数篇关于鲁迅、郭沫若的重要文章。他主持编辑了《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为确立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基本原则在我国革命文艺运动中的指导地位，起了重要作用。

周扬深知，文艺工作的中心问题是创作问题，真正代表文学运动成就的还是作品，贯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关键是要拿出作品来，拿出大量的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新的风格、新的气派的作品来。他既抓群众性的秧歌剧，又抓大型文艺作品。由周扬等人组成的戏剧工作委员会，领导了平剧(即京剧)改革，创作出《逼上梁山》等剧目，受到毛泽东的称赞。同时，他也支持地方戏曲的改革，在反映现代生活的创作和改编历史剧方面都取得了成就，创作出秦腔《血泪仇》等优秀作品。周扬对话剧创作非常重视，他一看到西北战地服务团回到延安后演出的话剧《把眼光放远点》，就高兴地说：一出戏救活了延安话剧。他为该剧剧本作序，大力加以鼓励。1945年延安鲁艺师生们向中共七大献礼，创作和演出的现代民族新歌剧《白毛女》，是周扬从这个充满浪漫色彩的故事中发现了不平凡的意义，决定把它搬上舞台的。从题材的选择，主题的开掘，到艺术表现形式的确定和完善，都同周扬直接有关。在《白毛女》的影响下，各个解放区歌剧创作有了很大发展。解放战争期间，他在晋察冀以及华北解放区工作。他在党内成立文委，团结本地区著名文艺人士参加工作，着重抓创作及研究当时群众文艺运动的发展。他写了《论赵树理的创作》，这是一篇最早对赵树理的创作做出全面系统评价的文章，文中他称赞赵树理开辟了一条新现实主义的真正大众化的道路，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实践上的一个胜利。还有一件事，就是在延安整风运动如火如荼的当儿，周扬建议并经上级批准，把艾青等少数作家从中央党校三部和鲁艺调出，住到了“创作之家”，因而这些作家在“抢救运动”中幸免于难，集中精力创作，有的写了优秀之作，后来被评为边区文教模范。为了推广解放区的优秀文艺作品，周扬首先选取小说、通讯报告作品中的一部分，编辑了两集《解放区短篇创作选》出版；随后又组织编辑“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包括戏剧、小说、通讯报告、诗歌，共计53种178部，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解放区文艺创作的成果，于1949年出齐。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举。周扬作为文化部主持工作的副部长、党组书记，又是中宣部主管文化工作的副部长，电影、戏曲、艺术团体和群众艺术活动，文艺书籍的出版，艺术院校、文物图书馆博物馆建设等，都要管，既要发展新的文化艺术事业，又要有步骤有重点地改造旧有的文化机构；既要领导发展国家经营的文化艺术事业，又要积极引导并有重点地扶持艺术家合力经营的民间职业剧团及私人经营的文化行业；既要大力发展表现人民新生活的现代题材的文艺作品，又要加强对优秀文艺传统的学习、继承与革新，其任务十分繁重。周扬作为新中国文化艺术事业的主要领导人和创建人之一，为我国文化艺术事业的建设和发展铺基开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上世纪50年代，周扬主要抓了以下几件事：

一是戏曲。还在1948年周扬担任华北中央局宣传部长时，他就根据毛泽东关于整理传统剧目应区分政治上有益、有害、无害的原则，经过认真调查研究，领导我们起草了1948年11月23日华北解放区《人民日报》专论《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旧剧改革工作》，对建国后的戏曲改革乃至整个文艺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指针。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文化部一上任，就建立了戏曲改进局，周扬还担任文化部戏曲改进委员会主任委员，亲自主持研究戏曲改进局提出的修改与改编的剧本，并就戏曲改进工作计划、政策向文化部提出建议。1950年底，周扬主持召开了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会上有人讲了戏曲的“百花齐放”，周扬很重视，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不久就形成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根据周扬在会上的总结报告和会上许多戏曲艺术家及戏曲工作干部向文化部的建议，在周扬的领导下起草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的指示》，经周恩来审定修改后于1955年5月5目签发，这便是有名的“五·五指示”。1952年举行的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是周扬在戏曲改革工作方面抓的又一件大事。他在会上的总结报告，强调发扬民族的优良传统，既反对保守观念，更反对当时在戏曲工作上存在的粗暴作风和创作上反历史主义的倾向，以其鲜明的针对性，内容的全面性、丰富性和深刻性，成为党在戏曲改革工作方面的纲领性文献。在戏曲剧目上，周扬一直奉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即传统戏和现代戏并举。1959年春，他又提出要创作新编历史剧，为最后形成现代戏、传统戏、新编历史戏三者并举的方针做出了贡献。

二是电影。开国之初就建立了东北、北京、上海三个国营电影制片厂，确立了在电影事业和电影创作中的主导地位，并支持了上海某些私营电影制片厂及其制片工作。周扬狠抓电影创作，花了很多时间看剧本，同作者讨论创作问题。1950年，国营厂有29部影片问世，私营厂生产了约50部，共同打造了新中国电影事业的一片新天地。批判电影《武训传》后，电影事业陷入低谷，周扬竭力倡导各厂之间、各摄制组之间进行自由竞赛，提倡题材要广泛多样，逐步把电影引上恢复发展之路。周扬反对电影创作中的片面浮夸、追求数量、忽视质量，提出“内容好、风格好、声光好”的要求，为创造富有民族艺术形式和艺术风格的国庆十周年献礼影片提供了精神指向。在周扬、夏衍等同志的领导下，1959年优秀电影片的丰收，在新中国电影发展史上被公认为一座艺术高峰。周恩来总理曾称赞说：“在文艺工作方面，戏剧、电影可以说是开得最茂盛的两朵花，这是两朵兄妹之花。”

三是提倡新艺术团体正规化，建立剧场艺术，提出国营剧场、电影院等文化事业企业化管理和艺术教育全面规划建设等问题。文化部成立不久，周扬就根据刘少奇的指示精神抓了全国文工团的调整。当时全国地方和部队的各级文工团约有200多个，先后调整为话剧院(团)、歌剧院(团)、歌舞团，有的歌舞团后来发展为歌舞剧院。在艺术教育方面，文化部直接领导下的培养艺术干部的高等学校和机构也陆续建立起来，有中央戏剧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央文学研究所等。各大区也相应建立起了一批艺术院校。为提高解放区文艺干部的水平，在各高等院校建立了干部培训班。还创办了《文艺报》、《人民文学》，建立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建立了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以及全国各地的文化馆、站。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布局是在那时形成并逐步完善起来的。

此时，百忙中的周扬还不时关注着出现在戏剧舞台上的优秀之作。他主持了话剧《红旗歌》座谈会，著文《论(红旗歌)》，力排众议，对其在创作上的得失进行了入情入理的分析。他还写了《从(龙须沟)学习什么?》，提倡学习老舍的真正的政治热情和真正的现实主义的写作态度。他还在石家庄工人创作演出的话剧《不是蝉》座谈会上发言，充分肯定工人话剧创作的重要意义。

在上世纪60年代，周扬主要抓了以下两件事：

一是主持起草《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即《文艺十条》，后改为《文艺八条》。这是上世纪60年代初党的文艺政策的一次重大调整。周扬说，《文艺十条》中讲的十个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问题，即保证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问题。他针对当时一直没有解决好的文艺同政治的关系问题，反复强调对文艺如何为政治服务，不要作狭隘的、简单的理解，只是强调直接配合某一中心工作，图解某一个具体政策；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范围应该是很广泛的。他反复强调要着重艺术规律和艺术特点，反对创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和一般化，他主张文艺要“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认为这应当成为文艺队伍的“共同路线”。他说，为人民服务，就是“为他们的利益和需要服务，反映他们的利益，满足他们的需求”。“文艺怎样才能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呢?这要通过文艺自己的规律和特点。”他主持起草的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人民日报》社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以及在这之前的《文艺报》的“题材问题”专论，都传达了同样的信息。这个时期，与《文艺八条》相配套，经周扬审改，还制定了《关于加强电影艺术片创作和生产领导的意见》，即《电影工作三十二条》，及《剧院(团)工作条例》。所有这些文件，对于总结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经验，克服“左”的错误，促进文艺的发展和繁荣，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二是主持编选高校文科教材。这是中央交给周扬的另一重要任务。他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64年4月主持召开了高等学校文科和艺术院校教材编选计划会议，修订了教学方案，商定了文科224门课程、297种教材编选计划。周扬就文科建设和教材编选提出了系统的指导思想，如：教学、生产劳动和科学研究相结合，而以教学为主；强调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统一，论与史、观点与材料的统一，古与今的统一，中与外的统一，“多”与“一”的统一，即学术艺术的多样性与社会主义方向的一致性的统一，集体写作与个人写作、新专家与老专家结合等等。他为文科教材编选注入了极大的心血。在教材编选计划会议之后的两三年中，他差不多每月都要召开几次座谈会，同各门教材编写组的同志商讨教材编选问题。他认真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坦诚抒发个人的见解，从编写的指导思想、基本观点、篇章结构、具体内容，到表述方法，都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张，供编写组同志参考。他的那些讲话，才情勃发，学识渊博。周扬主持文科教材编选，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一个成功的范例。周扬主持高校文科教材编选，不仅解决了当时高校文科教学之急需，也推动了理论队伍的建设。他充分发挥老专家学者的作用，总结他们多年来积累的知识，体现当时我国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作为文化积累的一个阶段性成果，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这期间周扬多次强调文化、思想、学术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需要积累，没有积累，永远不能提高。他多次强调，对文化学术研究部门来说，工作成绩的有无，成绩的大小，不是看你批判了几个人、几本书，而是看你培养出多少优秀人才，出了多少优秀成果。他说：“将来检查你这个单位有些什么成绩，就要检查你培养出多少人，有多少著作，有几个演员，演了多少戏。”一个出版社办得好不好，要看你这个出版社积累了多少好书，培养了多少出色的编辑；出版社没有出版好书，书印得再多不算是你的成绩。学校没有好教员、好教材，也不算你的成绩。周扬提出的这个检验文化建设成绩的标准，不仅在当时有着很强的针对性，起了很好的作用，就是在今天也没有过时。

这里，我还要讲讲周扬作为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领导小组组长所做的贡献。我作为《东方红》创作、演出的策划者和总指挥之一清楚地记得，创作人员的抽调，参加演出单位的确定，都是周扬同我们一起商定的；《关于国庆期间演出大型歌舞(东方红)请示报告》，创作提纲歌词和朗颂词，也都是经他审定和修改后上报周恩来总理的；他审看了部分排练和彩排，提出意见，消除了领导小组某些成员对这种艺术形式的怀疑，坚定了大家的信心。周扬以他卓越的组织才华，丰富的学识，对政治和艺术的纯熟的驾驭能力，出色地协助周恩来完成了这一任务，同广大文艺工作者一起为后人留下了一部珍品。

经过文化大革命，历史进入了新时期，周扬进入了新境界。周扬站在思想解放运动的前列，拥护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勇于探索，勇于创造，构成了他在新时期的主导思想和行动总则。他积极支持并参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并把这场讨论提高到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高度来认识，《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他对中国现代思想发展史进行理性思考的代表作。他在《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等一系列的文章和讲话中，对以往的历史经验进行了总结。他对自己在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错误公开进行自我批评，对建国以来因与他工作有关遭受不公正对待蒙受冤屈的同志，诚恳地不只一次地表示道歉。他的宽阔坦荡的胸怀，光明磊落的气度，认真对待自己错误的科学态度，赢得了人们的普遍尊敬。他作为中宣部副部长，大力倡导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热忱爱护人才，提倡宽容精神，为调动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繁荣学术和艺术而殚精竭虑。他对新人新作，一向以极大的热情予以支持、鼓励和表彰。他深刻反思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反思文化大革命以前“左”的错误，从理论的高度进行研究。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岁月，他仍在探索，为发展和繁荣学术艺术而操劳。他强调，理论要回答和解决现实中提出的新问题；文艺也是服务行业，科学和文艺要结合，要有“真正艺术家的勇气”。他终生都在为文化艺术的发展和繁荣而不倦地耕耘。

总之，周扬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位难得的、难忘的文化的建设者。一提起他，我就有许多讲不完的话。“文学艺术，质量第一。重在建设，贵在积累。切忌浮躁，更忌浮夸。种豆得豆，种瓜得瓜。”在纪念周扬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我想用我在2001年初迎接新世纪时写的这几句话结束我的发言。

2008年11月12日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9年第1期　杜润生二三事·张木生

2008年7月18日，杜老95岁华诞。惊回首，相知、相识、相随杜老已28年。杜老仍思维敏捷，但已行动迟缓，口齿吐字不甚清楚。马阿姨已不认人，只认杜老，这相濡以沫的老伴。一丝惆怅，才下眉头又上心头……

我第一次与杜老有直接交流是1980年夏天，我和王小强参加杜老在万寿路宾馆主持的一个座谈会，在座的多是各省农口的领导，主题是基层干部问题。当时包产到户初露端倪，乍暖还寒。基层干部矛盾突出，发言者对基层干部颇多微词。杜老突然点将，“让在农村插过队的年青人说说。”小强和我只表述了一个观点：基层干部，是我们党在农村的惟一组织资源，体制正确时，干好事的是他们，体制错误时，干坏事的也可能是他们。除了他们，我们在农村不可能找到另外的替代力量。杜老投来赞许的眼光，鼓励我们继续讲。我补充：“就像大闹天宫和西天取经是同一个孙悟空一样。”杜老嘿嘿地笑起来：“噢?你们年青人也这样认识?”显然是表彰，杜老拉着我们两个年青人与他同桌进餐。霍泛伯伯边吃边敲边鼓：“老杜啊，你不总想找一些有理论有实践的年青人共同搞调研吗?”杜老笑而不答，他要观察我们，考量我们。那是我第一次近距观察这位智慧老人，也是我第一次听到他说：“农民穷，中国穷，农民古代化，中国不可能现代化，谁要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忘记农民，谁就是数典忘祖!”一块巨大的磁石，只一次就吸引了我。

随着我们这群年青人下乡调查的次数日多，与这位智慧老人的交往日增。当时包产到户方兴未艾，支持者与反对者的争论也白热化，两军对垒，非此即彼，黑白分明。文革虽已结束多年，但多数人仍是作惯性思维，路线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没有调和的余地。

八亿人，不斗行吗!杜老反之，十亿人，不斗就行。

杜老主张“道并行而不悖”，见仁见智，互擅胜筹，汇合各方主张，相互容纳，各家见解虽有不同，但经过论辩，即为集思广义，必能激荡出完美的政策方向。可谓“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对集体经营、包产到组、包干到户，杜老提出了著名的“可以……可以……也可以”的公式。争论的双方也就此尽释前嫌，“相逢一笑泯恩仇”。从此包产到户一发不可收，如燎原之势，而观点不同的人们，恐怕是第一次“道不同可相与谋”，没有上纲上线，不受路线斗争之困。我亲耳听万里同志说过，为什么同样的道理，从我们口里说出，和从杜润生同志嘴里说出就不一样，话让他一讲，不同意见的双方都能接受。这之后，实践中，粮食产量说服了方向。

杜老善用辩证法，而且如臂使指，将复杂的事物抽丝剥茧，提炼为哲人的理性。我随杜老到西安研究包产到户后，个体工商户如影随形成长起来，出现私营企业雇工经营。姓社姓资的争论立刻出现。杜老不温不火，他提出改革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要多用归纳法，少用演绎法，到实践中去找答案，标准是被雇的农工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结果是短短几年，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多种经营遍地开花，农业生产力高歌猛进。1980年一1986年，那是农村变革的黄金时代!

杜老就是这样，在波澜不惊，有条不紊之中，推进历史的巨轮发生了石破天惊的变化，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静悄悄地走下神坛，却未发生任何震动，这是何等的大手笔!

有一次，随杜老到中南海汇报粮食问题。记得高小蒙还拿出数字模型证明，中央手中只要保持1280亿斤粮食，用保护价收购，剩下的所有粮食可完全放开，取消粮票，市场化经营。这就是“稳一块，活一块”的渐进改革模式。这时，一位中央领导说，你们年青人还这样保守，中央留一千亿斤足够了，剩下的全放开。话音刚落，一位年青人很冲动：“你们中央想什么呢?我们提的数据是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与反复测算出来的，不是拍脑袋!”这位中央领导马上向冲动的年青人走过来，拍着他的肩膀，和颜悦色地说：“你们慢慢说，我仔仔细细听，好吧。”

走出中南海，我以为杜老会批评我们张狂。没想到，他老人家嘿嘿嘿的乐，并说：“我就是要让你们这些小家伙为我们这些老家伙投石问路。”

进入2007年，杜老还是那么睿智。他在《炎黄春秋》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针对民主社会主义的争论，一篇是由姚监复代笔，他老人家口述有关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历史还原。看了这两篇文章，我忍俊不禁，可谓人老成精，姜还是老的辣。有人说杜支持谢韬的观点，我看未必。引原文：题目是《理论思维活跃是民主振兴的喜庆气象》，好听又中肯。“一个党，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理论思维，一定会衰败下去。”切中时弊。中国什么样的产能都过剩，最大的危机，最稀缺的是信仰危机和理论再造。“有争论是好事，不同的观点，就是在不同方向上的探索。即使错了也不要紧，思想上的试错，可以代替行动上的试错。”大智慧而不失分寸。文路一转：“谢韬文中有一个地方说‘只有民主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个提法，口气硬了，不一定妥当。现在中国并没有出现民族危机。”看似轻轻提起，却一语中的。“什么是中国特色?首先是不要苏联特色，不要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这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的。那么，要不要瑞典特色?瑞典是八百多万人口的小国，我们是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大国怎么搞?恐怕也不可能全盘接受瑞典模式。”结论已不言自明，杜老的大智慧，逢右必左，逢左必右，左派右派见杜老都皆大欢喜，但他又从不失原则，极高明而道中庸。(《炎黄春秋》2007年第6期)

杜老另一篇耄耋之作，我手头的《炎黄春秋》未找到该期，但记忆深刻。杜老还原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历史的本来面貌，指出，无论是理论的彻底性，还是实践的完整性，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望其项背，无出其右者；今天仍是我们无法超越的指导思想和政治、经济、社会改革的初始点。事后在网上看到此文，将小标题摘抄如下：一、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实现社会和谐提供了根本前提；二、建国以来失误的根源是脱离了中国国情，错误地抛弃了新民主主义论，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三、解放思想，永不僵化，不被过去的错误乌托邦式的声明所约束，坚定地走新民主主义道路。

如今，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取得政权，其领袖普拉昌达总理宣布，要在尼泊尔全面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由共产党领导在尼泊尔发展资本主义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措施。这不能不说是对这一理论的发明者的反讽。

两篇短文，举重若轻，精心构筑，恢宏布局，深谋远虑，必胜战略，百折不挠，念念不忘，虽垂垂老矣，耳聋眼花，其人格魅力就在如何把中国的事办好。

这十年，我和爱人王祺元经济条件好转，我们俩有更多的能力呵护两位最敬重的师长，一位是王耕今，去年96岁驾鹤西去；一位就是杜老。在他远离权力中心之后，我们与他和马阿姨越走越近。但无论你与他走多近，你永远无法改变他看问题的原则和角度，即使众口一词，杜老总有杜老自己的说法，他一贯保持的是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我特想影响杜老的思路，但从没有成功过。而对人，他总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包括整过他的人。有时，我对杜老讲某人的问题，只要口出恶评，答案总是这人有长处若干，那人肩膀很硬。杜老批评人，你若没点悟性，还以为是表扬你呢。

“中国仍要过好两关，市场关与民主关。”杜老老而弥坚而矢志不渝。殚思极虑而知白守黑。拨云见天而明察秋毫之末：“用市场机制激励人，用民主政治团结人。”两者缺一，改革便是焚琴煮鹤。现在的改革开放就是跛足的改革开放。

最后，讲一件小事。十几年前，我随杜老到大连，调研之后，当地政府安排杜老参观一座新开张的购物中心。陪同人员向杜老推荐了许多高档商品，杜老一一婉拒，最后只给孙女选了一件小毛衣和一只铅笔盒。当我去结账时，磨破嘴皮人家就是不收钱。杜老看在眼里，当时没给任何人难堪。那时杜老的鼻炎很重，不断地需要纸巾，鼻子都擦红了，我将宾馆的湿方巾用塑料口袋准备了一堆，随时提供给杜老使用。回到宾馆陪同人员渐次散去，杜老将我留下：“两件事你办得不够好，购物款马上送去，毛巾是宾馆的，带离宾馆就不妥。”儒雅清瘦，仙风似闲云野鹤，浑身上下没有一点烟火气味，说话绵软，未语先笑的杜老还会批评人?他把我批乐了。

如小强所说，一眨眼过去30年，张木生退休(今年4月就该退，命令迟迟未下)!“白丁”变苍头，转眼来到他们对我们充满期待的年纪。杜老谆谆教导我们，每年要为人民做一二件能上账的事，检讨自己，我很愧疚。

洞微烛隐，虽马齿渐老，仍直言无忌。现在的什锦八宝粥之类的时贤，“因为是达官贵人，权豪势要，士流耆宿，富商名家，同样为观瞻所系，需要装点些勤政爱民，为富近仁，学高德厚，儒雅风流，所以在公众场合常常也要说这些事先设计好的话，做些事先安排好的事，举手投足有如做戏。这种事古已有之，所以戏台对聊有‘大千世界无非傀儡之场；第一功名亦等俳优之戏’，点明了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这番道理。”(陈四益：《作秀的难处》，《读书》2008年第9期)

难怪，毛泽东要“粪土当年万户侯”。

杜老总说他自己只是一个“符号”，我常想这个“符号”是什么?参来悟去，乃真共产党之谓也，真假不可不察之谓也。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9年第1期　蒋百里：是真名士自风流·王贵肚

70年前，56岁的蒋百里在广西宜山去世。他一生有许多传奇：23岁以日本士官学校第一名毕业，天皇赐刀，震动中日朝野，从此学校将中日学生分开授课，预防中国学生再夺第一；30岁他被委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因抗议陆军总长段祺瑞的百般刁难而拔枪自杀，伤愈后与护理他的日本女子佐藤结婚；“西安事变”时他成为张学良的阶下囚，却以谋士风范为张学良出谋划策，促成“西安事变”顺利解决；他有个女婿叫钱学森，美国人称钱“一个人可抵五个师”；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新月社”的成员，写过一部《欧洲文艺复兴史》，由梁启超先生作序，今天仍是美术学院的教材；1923年他就预言中日之战是“持久战”。1938年完成了著作《日本人》，最后一句话是“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同它讲和”。黄炎培先生在挽联中写道：“天生兵学家，亦是天生文学家，嗟君历尽尘海风波，其才略至战时始显；一个中国人，来写一篇日本人，留此最后结晶文字，有光芒使敌胆为寒。”

一、日本士官学校的高材生

1882年，蒋百里出生在人文荟萃的浙江海宁。1900年，他进入杭州求是书院(浙江大学的前身)学习，两次考试都名列冠军。杭州还有一所东城书院，他课余参加应考，五次考试还是全列第一。从此，他名声大震。1901年，他从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和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惨痛教训中省悟，决心弃文习武，东渡日本，进入东京士官学校学习。他与同是浙江人的同学蒋伯器，才华出众，成绩突出，被章太炎誉之为“浙之两蒋，倾国倾城”。在此期间，他与士官学校的同学蔡锷成为莫逆之交。蔡锷讲：“要革命，笔杆不如枪杆。”这句话，促使蒋百里终生献身国防。他们两人与另一位同学张孝淮，被誉为士官学校的“中国三杰”。1905年，蒋百里以步兵科第一名毕业。按照日本的规矩，士官榜首由天皇赐刀，日本人引为殊荣，却不料为中国人所得，日本学生视为奇耻大辱。从第四期开始，士官学校的中日学生分开授课，预防中国学生再夺冠军。

1906年，蒋百里回国。浙江抚台张曾扬久闻他的大名，想委派他做第二标统，他却举荐了同学蒋伯器。蒋伯器凭借这个职位，后来做了中华民国第二任浙江都督。蒋百里在老师的举荐下，进入东北总督赵尔巽的幕府，任督练公所的总参议(相当于今天的参谋长)，可谓少年得意、飞黄腾达。他向赵尔巽表示：“我在日本学的是初级军事，中国国防应取法乎上，研究世界军事。世界陆军以德国为最强，我希望能有到德国实习的机会。”赵尔巽非常赞同他的想法。蒋百里来到德国，在第七军任实习连长，统帅就是举世闻名的兴登堡元帅。当时，德国军官看不起这位文弱斯文的中国军官，但一个德国教官说：“你们不要嘲笑他，看他的步伐，就知道他骑术的高明。”的确，蒋百里在东京士官学校就是有名的骑手，从来不用缰绳、马鞭和马鞍。有一天，兴登堡元帅召见蒋百里，拍着他的肩膀说：“从前拿破仑说过，若干年后东方必出一位伟大的将才，这或许就应在你的身上吧!”此话传出，蒋百里在国内更加名声大震。他的德语老师阿司特夫人30年后对蒋百里的女儿讲：“你的父亲年轻时在柏林参加跳舞竞赛，以华尔兹舞夺得第一名，德国名媛都很注意这个年轻漂亮的中国军官。秋深了，树林旁的人行道上，徐徐的松风下，有人席地而坐，朗诵歌德的诗。依稀如神仙中人，这就是你当年的父亲。”

二、东北督练公所的总参议

1910年，蒋百里回国。当时的禁卫军训练大臣良弼邀请蒋百里担任禁卫军的标统。蒋百里讲：“我在日本当过排长，在德国升任连长，今后宜为管带。我做事的目的还是在求学，要一级一级地历练上去。”蒋百里虽然任管带，但良弼大事小事都向他咨询，实际履行参谋长的职责。1911年，蒋百里的老上司赵尔巽奏调他复任东北督练公所的总参议，相当于今天由中校一下子跃升为中将，“直升飞机”坐得太快，“上谕”只好以“二品顶戴”任用。当蒋百里辞去管带的时候，因为平时深得人心，所辖官兵包围着他不放行。最后还是良弼替他解了围，用梯子从后楼把他接了下来，当天离开北京。

蒋百里到东北的第一课，就是建立东北第一线国防，这是他平生最快意的工作，也是他最拿手的工作。蒋百里认为，练新军必须除旧军，招抚改编的绿林队伍应在淘汰之列。当时招抚队伍中任巡防营统领的张作霖，视蒋百里为眼中钉。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之后，清廷将东北三省大部分新军调往关内，赵尔巽只能对旧军采取绥靖政策，蒋百里遂无用武之地。张作霖对蒋百里久有必除之而后快的野心，有一天赵尔巽密告蒋百里：“现在应该是你走的时候了，迟了我无能为力。”蒋百里毅然登车南行，张作霖亲自带卫士追上车。蒋百里只好躲进厕所，把门反锁，躲过了张作霖的追杀。

三、保定军官学校的校长

1912年，蒋百里被袁世凯委任为保定军官学校校长。他在就职演说中向学生表示：“如不称职，当自杀以谢天下!”他多次强调：“办第一流的军校，就该不惜任何代价，将来才有莫大的收获。”但他很快被官场上的复杂人事关系搞得焦头烂额，显得无能为力。因为任用他的主意出自袁世凯，他的顶头上司、陆军总长段祺瑞没有把他视为心腹，事事加以刁难。当时学校的学杂费由公家供给，但蒋百里请求拨款的电报，却被陆军总部搁置起来。他亲自到北京交涉，却得不到任何结果。他带着一肚子怨气回到保定，致电辞职，袁世凯不接受；再向部里催款，结果还是不理会。1913年6月18日清晨，他面对全校两千多名师生沉痛地讲：“我到本校后曾经教训过你们，我要你们做的事，你们必须办到，你们要我做的事，我同样也要办到。你们办不到，我要责罚你们；我办不到，我要责罚我自己。现在你们一切都好，没有对不起我的事，我自己不能尽责任，是我对不起你们!”说完，他拔出手枪对着胸口开了一枪。

蒋百里的自杀壮举，很快震动了朝野。袁世凯委托日本公使迅速派一名最得力的医生到保定施行手术，并派一名最好的助手同往。蒋百里在东京士官学校毕业考试夺得第一，日本人非常看重他，公使当即派军医平户和助手佐藤来到保定，挽救了蒋百里的生命。美丽的北海道女子佐藤为蒋百里把脉、量体温、喂饮食，尽了最大的努力。蒋百里的伤情稳定后，她用温和的语调对他讲：“忍是大勇者所为，自杀非勇者的行为，而是逃避人生责任。你如果不能忍，将来如何能够成大功、胜大任?有热血、有能力的男儿如果轻言牺牲，国事由何人承担，如何对得起国家和培植你的老前辈?”蒋百里对她讲：“我依你的话不再轻生了，但以后遇到生死难关，没有像你这样的人在我的身边，谁来提醒我、鼓励我的勇气呢?”蒋百里伤愈后，感到自己的心被一支爱的神箭射中了，佐藤小姐从他的目光中发现异样的东西在闪动。在此后一年间，蒋百里给佐藤小姐写了很多信，有一封信向她正式求婚，却遭到委婉的拒绝。蒋百里回信讲：“我因你而生，你现在又想置我于死地!”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一年后，佐藤小姐成为他的妻子。因为他平生最喜爱梅花，为她改名“左梅”。他们先后生育五个女儿，其中第三个女儿蒋英嫁给著名科学家钱学森。

四、陆军总部军事处的一等参议

蒋百里伤愈后，袁世凯委任他为陆军总部军事处一等参议。段祺瑞时任陆军总长兼任军事处处长，蒋百里如果来办公，还会受到刁难。袁世凯转告蒋百里：“不必到公府来办公，月薪三百元按期支付。”蒋百里对袁世凯的知遇之恩当然有所感戴，但对他的倒行逆施行为却义愤填膺。当时，袁世凯用调虎离山计，把蔡锷从云南调到北京。蒋百里与这位同窗好友经常碰头，密谈军国大事。蔡锷秘密离开北京来到天津后，袁世凯派蒋百里赴天津劝他回来。蒋百里将计就计，来到天津后与蔡锷谈了一整夜讨袁计划。回京后，他向袁世凯报告：“松坡(蔡锷的字)未知去向，在津未曾找到。”蔡锷在云南举起反袁的大旗，全国各地一呼百应。不久，袁世凯取消了帝制，很快被气死了。蔡锷因身患重病，东渡日本治疗，不料以35岁的盛年死于异国。蒋百里亲赴日本，料理蔡锷的后事。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蒋百里任总统府顾问。1917年后，他在政治上的出路越来越窄，在学问上的成就却越来越大。梁启超所办的《庸言报》和主编的《大中华》杂志，凡是有关军事的论文都由蒋百里执笔，他的军事学者大名更加显赫。1918年12月，蒋百里与梁启超等组成赴欧洲考察团，1919年1月2日到达伦敦。蒋百里的研究精神和好奇心理，与梁启超非常吻合。梁启超对欧洲文艺复兴史深感兴趣，自己出题目请法国名流演讲，蒋百里记录下来，便是后来出版的《欧洲文艺复兴史》。他请梁启超为本书作序，老先生动起笔来像长江大河不能自制，序文比原书的篇幅还长，只好改成《清代学术概论》一书，请蒋百里为之作序。考察期间，蒋百里从巴黎出发，考察了法国、比利时、德国、瑞士的国防建设状况，写成《裁军计划》、《精兵主义》两篇文章，发表在国内杂志上。蒋百里在欧洲游历考察10个月，返国时又添了一个女儿，这就是蒋英。

五四运动后，蒋百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位斗士。当时梁启超成立了推进新文化的三个机构：(一)读书俱乐部；(二)共学社，主要出版政治、经济、军事、文艺丛书；(三)讲学社，每年请一位驰名世界的学者来华开一次讲演会。前两个机构都由蒋百里主持，后一个机构的总干事也是蒋百里。同时，蒋百里主编《改造》杂志，他的文章散见全国各大报刊。他还参加了浙江同乡徐志摩发起的“新月社”，与这位多情诗人成为道义之交。这一阶段，是他一生中最宁静的时期。

五、唐生智将军的幕僚

1926年，北伐战争打破了蒋百里宁静的生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讲：“百里先生如果参加革命，则革命的进展必然更快。他是老成持重的稳健派，如果插足革命阵线，必然使国民更加认识革命的重要性，而不存踌躇不前的心理。”那时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由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兼任，他不能兼顾，改由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暂代。国民党要人都想借重蒋百里担任总参谋长，因为北伐军出湖南，湖南军官的90％都是他的学生。而此时，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也想请蒋百里做总参谋长。他不觉好笑起来：“绕来绕去都是参谋长的呼声，好像我生下来就是参谋长的材料。”他主张全国尽快统一，自然不肯做割据军阀孙传芳的总参谋长。北伐军第八军军长唐生智是蒋百里在保定军官学校的学生，他的队伍英勇善战，在湘鄂大地所向无敌，被升任前敌总指挥，很快攻占汉口。当时，唐生智的声势如日中天，他手下的几个军长都已晋升为总指挥，这批人都是他的保定军官学校第一期的同学，他们当年的校长更是被高看一眼。北伐军攻占南京，蒋百里被蒋介石派专车接入总部洽谈时，针对国内外形势提出建议：“对日本宜采取缓兵之计，不让它袒护中国的残余军阀，等到中国统一完成后，再和它清算也不迟。”蒋百里亲赴日本与田中首相会谈，获得相当的佳果。

北伐战争胜利后，唐生智在武汉的势力太突出，桂系组织“西征军”讨伐，他兵败后通电下野。唐生智的大起大落，对蒋百里的命运产生了重大影响。1929年4月，唐生智被重新起用，担任第五路总指挥，总部设在北京顺承王府旧址，便迎接蒋百里及夫人北上。1929年12月4日，唐生智忽然领衔于许多将领，通电劝蒋介石下野；他的军队很快被击败。蒋介石派人在蒋百里的住宅中搜出与唐生智通电的无线电机，在残留的电稿中发现蒋百里亲笔所写的“东不如西”的句子。蒋百里曾认为：“内战打了十几年，打来打去打不出个所以然来。凡是中原逐鹿的武人，往往爬得高跌得重，只有东北的张作霖、山西的阎锡山能够偏安一隅。唐生智若要做不倒翁，就得到远远的地方去，莫存问鼎中原之志。新疆是政治真空地带，留待一个有眼光、有作为的人去填补。”于是，蒋百里的眼光移向这片地广人稀的政治处女地，想指导他所器重的这位学生去做立功西域的民族英雄，这就是电文中“东不如西”的内涵及由来。但蒋百里对这一切都不作解释，1930年元旦后被捕入狱。两天后，他被提解到南京三元巷军法处待审。如果军法处开庭会审，他的罪名就成立，判决的结果必然是死刑。他的东京士官学校的同学陈仪时任军政部次长，只好采取拖的办法，使军法处会审无法举行。而蒋百里在狱中照常读书、练书法、打太极拳，一副泰然自若、视死如归的样子。著名诗人徐志摩亲自到狱中探望，带着被包要与他一起坐牢。此时，蒋百里在保定军官学校的学生陈铭枢已是国民党中常委，兼代行政院长，并被推举为京沪卫戍司令长官，他与国民党元老吴稚晖一起为蒋百里说情，蒋百里终于出狱。为表示谢意，蒋百里写了长幅心经，赠给学佛的陈铭枢将军。

六、研究军事问题的专家

蒋百里出狱后，取“澹泊明志、宁静致远”之意，自号“澹宁”。他虽是在野之身，却胸装着一颗“以天下为己任”的心。1932年1月28日，陈铭枢将军从前所领导的十九路军，打响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第一枪。十九路军参谋长张襄、淞沪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林建铭都是保定军官学校的学生，不时前来向老校长讨教。据著名记者曹聚仁回忆，“一·二八”事变的第三天，蒋百里拿着一张上海出版的《每日新闻》说：“七日早晨，日军要有一个师团到达上海。”接着，他指着一条东京同盟社的电讯说：“日本陆相昨日晋谒天皇，就是报告出兵的意思。依日本的运输能力和长崎到上海的距离，估计七日早晨可以运到一个师团。”果然，2月7日，日本第九师团运抵上海参战。曹聚仁感叹：蒋百里不愧是第一流的军事家。这一时期，蒋百里最关注的是国防。母亲去世奔丧，他路过徐州，若有所思地对学生龚浩北讲：“将来对日作战，津浦、平汉两线必然被敌军占领，现代国防应以洛阳、襄阳、衡阳为根据地。”他先后写成《国防论》、《以政治控制军事》等专著，为最高当局出谋划策。

1935年夏，南京军事当局召见陆军大学教官史九光，询问这样一个人才：“第一精通外国语，第二有军事天才，第三驰名海内外，我想派他出国考察现代军事，你想哪一个好?”史九光讲：“条件兼备的只有一个蒋百里。”蒋百里以军委会高等顾问的身份，去欧洲考察各国的总动员法。他对意大利发展空军的过程调查得很细致，认为中国为大陆国，速成国防以发展空军为最适宜，空军有独立的必要；成为中国陆军出身却倡导空军独立理论的第一人。他还渡过大西洋来到美国，见到在美国留学的未来女婿钱学森，认为他舍弃航空工程而改学航空理论的转向是对的，美、德等国航空的新趋势是工程、理论一元化，工程是跟着理论走的。1935年12月1日，蒋百里考察结束回到上海。他在返程的船上对妻子左梅讲：“和平，和平，人类所乞求的是和平。可是相隔不到二十年，人类又播下了战争的种子。我看不久的将来，二次大战会在东方爆发。”

六、“西安事变”的阶下囚

1935年12月8日，蒋百里接到蒋介石的电报，请他到西安晤谈考察欧洲的情况。12月11日，他飞抵西安，当天下午就去华清池与蒋介石会面。12月12日，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发生，他清晨被零乱的枪声惊醒，天亮时被一名军官带到客厅，信口说了一句：“昨为座上客，今作阶下囚。”12月12日下午4时，张学良来到客厅拱手说道：“对不起，各位受惊了。”当天晚上，张学良嗫嚅着对蒋百里讲：“您是个无党无派之身，我有疑难问题想向您求教。”蒋百里讲：“今天是力的问题。在西安，你的力很够，尤其是在招待所，两条枪足够应付我们。可是西安以外怎样呢?”张学良讲：“西安以外我是鞭长莫及，假定中央军飞机对西安轰炸……”蒋百里不等他说完就毫不犹豫地讲：“委员长在西安，他们不会来轰炸。”12月16日，张学良对蒋百里讲：“我每次见委员长，他必大动肝火，不让我陈述意见。我想请您劝一劝委员长。”经过蒋百里劝说，蒋介石同意让蒋鼎文带着他的亲笔信回南京。12月21日，宋子文飞抵西安，12月22日宋美龄也来了，一切问题由紧张到和缓。12月26日，杨虎城设宴为蒋百里等饯行，蒋百里又讲了一句：“昨为阶下囚，今又座上客。”

在西安的两个星期，蒋百里每天写一张明信片给在德国的两个女儿，让她们保存以作纪念。他写得非常轻松：“飞机轧轧声，南京有人飞到西安来了。”“又一轧轧声，委员长今天飞回南京去。”“明天再来一轧轧声，你们的爸爸将离开西安这古城了。”

七、陆军大学的校长

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蒋百里任国防参议会议员，把全部心思和精力投入到研究如何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他讲：“中国有地大、人众两个优越条件。不打则已，打起来就不能不运用‘拖’的哲学，‘拖’到东西战事合流，把敌人‘拖’倒了而后已。”有一天，少壮军人孙元良在蒋百里家里吃饭，倏地把酒杯摔在地上说：“我们决心拼命打，战至最后一人!”蒋百里哽咽着说：“你们年轻人要活着看咱们中国翻身的日子，我这老命却拼在这一次!”

蒋百里对战时国民心理建设尽了最大的努力，在文坛上的拼命，就像在战场上拼命一样。他写了《抗战的基本观念》一文，认为敌人想屈服中国人的意志是不可能的：“战争目的在于屈服敌人的意志。屈服一个将军的意志使他放弃抵抗，这是可能的；屈服一个政府的意志使它改变政策，也是可能的；但要屈服一个民族求生存的意志，这是古今中外都不可能的。”1938年他在专著《日本人》一书中，提出“持久战”的思想，写下最后一句话：“成也罢，败也罢，就是不同它讲和!”几乎在同时，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写下了不朽的著作《论持久战》。

在抗日战争最关键的时刻，蒋介石让蒋百里担任陆军大学校长，这的确是他最适宜的工作。当时校址设在湖南桃源，后来又迁到广西桂林。他在桂林发表演讲：“日本当局用十年工夫养成的蓬勃的民气，经过一年零两个月的战争，便倏然消失了，它的溃灭可以断言!”1938年8月11日，蒋百里因心脏麻痹症抢救无效，在广西宜山去世，国民政府追授他为陆军上将。1938年11月8日，著名记者陶菊隐在上海《新闻报》发表文章讲：“蒋百里不仅为中国唯一的军事学者，而且对政治和文学无不富于天才。他所教育的学生，有些在北伐过程中建过功，有些在这次抗战中立过伟绩，他对国家的伟大贡献，对中华民族近代史有重大的影响是必然无疑的。他撰文坚持‘抗战必胜’的信念，不啻长夜中的一盏明灯，他的精神是永远不灭的。”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9年第1期　公民与公仆·吴若增

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形态——也包括了第一阶段或日初级阶段或曰过渡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形态，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将是这样的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见《共产党宣言》)结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他文章中的论述，我们得以知道，这个“联合体”即是“公民社会”，它的组成是“公民”。

这里有一个问题必须解决，那就是由公民们组成的公民社会或日联合体，将有一些公共关系和公共事务需要有人出来协调乃至处理。那么这些人应该是些什么人?他们与公民们的关系应该怎样?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出的称谓是——“公仆”。这个“公仆”，十分准确地表现了在公民社会或曰联合体中，公职人员与公民的关系。

简单地说，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公民”与“公仆”关系的基本观点。

需要进一步研究和理解的是：“公民”这个概念的含义到底如何?它与“公众”、“人民”、“老百姓”这样的概念有何不同?以及“公仆”这个概念的含义到底如何?它与“官员”、“领导”、“领袖”这样的概念有何不同?

首先我们来看“公民”。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公民”的阐述，我们可以看到要做一个新社会的“公民”，需要两个条件：一，他是一个能够“自由发展”的人；二，他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构成“一切人的自由发展”。这里，我们应该明确，结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他文章中的论述，所谓“自由发展”的人，他俩指的是：那是一个摆脱了传统和异化，以及旧的体制的束缚，因而能够最大限度发挥自己才智的人。显然，这样的人必是一个对于社会享有责任、权利和义务的人，必是一个在政治、法律、价值、人格等等与其他社会成员具有同等地位的人，必是一个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意志的人，同时，也必是一个尊重他人具有同等地位并尊重他人自由表达的人。当然，这样的人是一个人的个体而不是某群体中的一个。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公民”这个概念，是与“公众”、“人民”、“老百姓”这样的概念完全不同的。

至于“公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指出：一，所有公职人员全部由公民直接普选产生，之后受到监督，并且可以随时撤换。二，所有公职人员全部实行普通工人工资制，即他们的工资标准与一般工人工资标准完全相同。(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96页和第58页。)那就是说，只有具备了这样的两个条件——政治上无特权，经济上也无特权，公职人员才能被认作公仆，也才能成为公仆。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公仆”这个概念，是与“官员”、“领导”、“领袖”这样的概念完全不同的。

另有一点，尤其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千万不要忘记，公民和公仆是一对密不可分的概念。他俩的关系堪称时时同在，处处同在。也就是说，没有公民就没有公仆，没有公仆就没有公民。因此，我们切不可只谈公仆，而忘记了也谈公民——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喜欢谈论公仆却很少谈起公民——因为要知道，在—个公民社会里，倘若没有公民，那就绝不会产生真正的公仆!

比方说吧，包拯和海瑞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最清廉且最最正派的好官了——其实这样的好官现在也很不少，或者应该说现在更多，比方说他们的优秀代表焦裕禄、孔繁森等，但很遗憾，他们是爱民如子的好官，清官，父母官，或为了人民的利益能够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优秀领导干部，但却不是公仆。那么这是为了什么呢?道理十分简单，就是因了与其对应的，只能是臣民或草民，或人民或老百姓，而不是公民。没有公民，何来公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并不具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的上述两项条件。

范长江晚年对新闻工作的思考·于　友

理论家谢韬说得好：“历史人物的研究是最好的政治课，是最好的公民课，最好的理论课，是改革开放继续前进的最好教科书。”“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名记者范长江也是一个历史人物，研究他的经历，特别是他从一位爱国民主人士到执政党领导干部，却不幸反被迫害的经历，可能是一个比较新鲜和现实的课题。

本文作者是范长江的后辈，读过他的许多遗作，其中包括他的通讯和他关于新闻工作的理论，从而知道了他一生的经历，包括他的成功史；还知道了他被迫害致死，原因就在于他持有不同于当时“主流思想”的主张。我从他一生经历觉得他一直是一个杰出的知识分子，怀有实现民主政治的抱负，较早具有“两头真”的阅历，而晚年他提倡说真话和反对贾桂奴才思想，实质上就是反对专制和反对奴化。在这里我试着写下我思考范长江经历的一点体会。

早年热心宣扬民主理念

范长江在1935年5月开始担任《大公报》记者工作，为西北通讯采访和写作。他曾先后在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和北京大学学习，具有较高的民主政治理论知识和报效社会的雄心壮志。当年抗日救亡运动高涨，他发表许多通讯宣扬他的政治见解，受到读者的欢迎。

1937年4月20日他在通讯《忆西蒙》中写道：“人民没有政权的国家，前途不会是光明的。言论自由，在复杂的国家情形下是让各方面的人民表示其意见的最好方法，许多新闻纸本身，自然难免各有其背景，然而它的背景，即代表一种社会意见。”

长江1939年入党以后，结合党当时的政策揭露国民党专制统治，更努力地发表争取民主自由的主张。举例说，1941年9—11月他在连载文章《祖国十年》中的《中国人民的立场》一文中说：“人民是国家的主体，这不是新理论，也不是新事实，全世界各民族千百年来可以说无例外地向这一个民主目标奋斗。从理论到实践，各民族都曾流过巨量的血，争得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基础。孙中山先生所致力的四十年革命，也是以民主主义为骨干。只有希特勒和他的信徒们才想阻止历史前进，重新恢复古代专制黑暗的时代。”

长江上述言论都反映他信仰民主的先进理念。中共在建国后施行无产阶级专政，要求舆论一律，长江本人也不免受个人迷信思想的影响，当过驯服的党政干部。但是，在上世纪50年代多次极左的政治运动之后，长江恢复了他作为爱国民主人士和公共知识分子的本色。

1959年恢复独立思考

1959年7月21日，也就是庐山会议上张闻天发言的同一天，范长江在上海华东医院住院，写了他纪念邹韬奋逝世15周年的文章《为真理而斗争》，留下了他反思的心里话：

我们的时代也有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在各项革命和建设中，永远有正确和错误，先进和落后的斗争。永远需要我们有献身真理的精神，勇敢地站在正确和先进方面，推动我们的事业前进。所以，在我们的社会中也要提倡敢想，敢说的共产主义风格，要反对贾桂的奴才思想，要提倡说真话。

两年以后的1961年，他终于就他最熟悉的新闻宣传工作提出了创新的政见，他写下了题为《记者工作随想》的长文，开头一节的题目为《在新问题面前》，宣告“我们必须认清面临的问题，认真地总结过去的经验，从中找出一条路子来。”改进我们的工作”

紧密联系群众和不盲从领导的主张

长江在《记者工作随想》中明确地写道：“我认为，一个记者的最基本的锻炼就是群众观点的锻炼……记者应该活动在群众中，他是人民群众中间的一个活动家，了解群众的动态，思想感情，熟悉群众的生活和问题，知道什么是群众懂的，什么是不懂的……只要我们能在群众中扎下根，同群众有着广泛的联系，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斗争，了解他们的思想和感情，那么就可以根据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去理解中央的方针政策，这样做大致上是不会错的。就是错一次，也不要动摇，因为这条路是正确的。”

他还鼓舞记者们说：“做新闻记者，一定要翻很多跟斗，翻跟斗不要怕，只要方向对头了，翻一次跟斗也就能提高一步。与群众的联系也会更密切起来。领导也有糊涂的时候。领导糊涂的时候，群众是清楚的。如果和群众有密切联系，你就心中有底，不至于像赌钱一样，跟别人押宝，别人输了，你也跟着输了。”

范长江的这些话无疑是他对同业的肺腑之言。他说的是：记者啊，千万站在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先进和正确的思想一边。

范长江后来在“文革”中遭遇到严重的迫害，经长期关押，在1970年含冤自杀。我现在体会，他的自杀和“文革”中其他许多公众知识分子自杀一样，是一种抗议，一种决裂，是同“文革”那种错误领导下的政治决裂。他的死难将会同古代的屈原一样，受到后人们的尊敬和怀念。可喜的是：改革开放开始，他就得到了平反昭雪，并已被树为记者学习的模范。

范长江的反思记录值得学习和参考

长江在“文革”开始以前就有了那样勇敢的反思，显然同他早年继承五四传统和信仰民主主义的理论有关。他的主张，显然同张闻天和顾准等这些大智者们留下来的遗言一样，是较早的改革呼声。改革需要提倡说真话和反对奴才思想。长江的晚年经历，不仅对当今从事新闻宣传工作的后来人具有启蒙和教育作用，对其他关心国家大事的人们都会是宝贵的启示和鼓励。

我过去读范长江的通讯，知道当年他有随时思考和记录的习惯，不知道他晚年是否坚持；如果晚年还有随记，肯定会有他更多的反思记录。此外，他晚年也可能给挚友们写过说真话的信。我希望他如今健在的亲友，及时把这些有关的笔记和信件都整理出来，供我们大家学习和参考。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集，就是由恩格斯整理马克思的众多随手记录完成的，那里就有马克思晚年的许多新创的论见。

常言道“众志成城”，我国蒙受极左灾难的众多觉醒者的往事反思，必将是对当今改革的一种重要的推动。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9年第1期　有感于孙中山不让喊“万岁”· 戴　煌

多年前读到一篇文章，很有感触。

据这篇文章的作者说，他读到中华书局1991年8月出版的《孙中山年谱长编》和其他相关史料记载：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先生为促成南北统一，毅然辞去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让位于北洋政府的袁世凯，并于当月20日乘船去福建游察。当船抵马尾时，他看到欢迎他的人群中和水面的大小船只上，都闪动着“欢迎孙大总统”和“孙大总统万岁”的大小纸旗和布条。他很不高兴地说：我已辞去了临时大总统，为什么还要这样高抬我?他并对上船迎候的福建都督孙道仁说：“这太不成话了。就是共和国的总统，退了位，就是一个平民，怎么还要称‘孙大总统’?再说什么‘万岁’，那是封建皇帝硬要他手下的官民称颂他的。我们为了反抗这个‘万岁’王朝，多少革命同志抛头颅、洒热血，才取得了消灭掉清王朝的伟大胜利。如果我接受这个封建王朝的称呼，我对得起那许许多多的先烈吗?”他要求孙道仁立即撤掉这些纸旗和布条，否则决不上岸。

孙道仁立即传达，大小船只和人群也立即照办，孙中山这才欣然上岸。

看了这段文字，我的最大感触，就是历史也有它的惰性；封建的帝王思欲绝不会一了百了。正是孙中山先生创立的国民党，在孙中山先生瞑目之后，大权一落入独裁专制的蒋介石之手，蒋魔王就大搞一党专政，大搞“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唯我独尊。他被赶去台湾小岛之后，大陆上的“万岁”之声又不绝于耳。特别到了“文化大革命”，地无分东南西北，人无分男女老少，自发或被迫地每日每时声嘶力竭地大喊特喊“万岁万万岁”和“万寿无疆”，这说明封建帝王思想犹如无孔不入的毒菌，致使灭菌之途还很遥长。

这使我屡屡想到陶行知先生1930年致友人信中的那句话：“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当年我们千百万的同志和先烈，真是“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他们艰苦奋斗终身，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乃至生命。后来我才感悟到：在这些同志和先烈“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同时，另有很多人是“捧着帝王将相的野心、个人名利的私心、升官发财侵吞人民血汗的黑心而来，带着大名大利和黄金万两而去”，以致直到今天，层层级级的赃官污吏仍然层出不穷。大凡这种人一旦窃取了大权大势，必定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实行法西斯式的封建极权专制主义。

马克思一生为人民民主而奋斗。1843年，即早在与恩格斯共同发表《共产党宣言》的前5年，年仅25岁的马克思因《莱茵报》被查封正与友人合办《德法年鉴》，在旅行到科仑时他给《德法年鉴》好友卢格致函说：“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兽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

这段话，详见1956年1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414页。虽然马恩晚年与时俱进地修改了早年的一些著名论点，但是这句话直到今天仍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请同志们想一想：在这样的极权制度下，能有民主、自由吗?谁是兽性，谁有人性，难道还不应该掂量掂量么?记得抗战时，夏衍写过一个剧本，名叫《法西斯细菌》，详细描写了法西斯毒菌的危害。目前如果有人写一写《帝王法西斯细菌》，我想肯定大有益于如今的世道人心。

20年前，我只能写一篇1947年苏北盐城攻坚战的采访回忆片断，题为《胜利之路，烈士们的血肉铺就》。其用意就是不能把千百万烈士血肉铺就胜利之路的大功大德，都独揽到一个人的头上。这短文最后说：“几十年来，不论欢愉的时刻，还是苦难的岁月，我都常常缅怀过去一批批倒在血泊中的先烈，时而默默流泪。今天，我们这个新社会虽已衣食无虞，但由于党风正气衰颓，致使往昔的革命精神、同志友情、党和人民血肉相连的关爱反而十分淡漠的现象，却泛泛可见。这不能不令人在对先烈的缅怀中，伴随着难以拂却的伤痛和悲愤!但愿我们所有当年心怀壮志投身革命洪流的人们，以及甘愿踏着用鲜血铺就的道路坚决走下去的子子孙孙，团结奋起，把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革命事业，不是含污夹垢、拖泥带水，而是光明正大、健康无邪地继续下去，直到先烈们的壮丽心愿全部实现!”

总之，孙中山不让喊“万岁”，使我的联想很多很多，但由于篇幅所限，不能一一道来，只能就此搁笔。诸公有何见教，敬希慨助。

(2007年9月21日于戴氏蜗牛居)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9年第1期　 “红色文学史”五十年祭·黄修己

1995年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同学入学40周年聚会，前一任北大党委书记王学珍出席讲话。谈到1950年代的北大科研成就时，他说：理科是胰岛素的合成，文科呢，就是你们55级的文学史了!这说明直到1990年代，“大跃进”中55级编写的、被称为“红色文学史”的书，有的人还认为是1950年代北大文科能拿得出来的重要成果。

所谓“红色文学史”，是55级部分同学在1958年“大跃进”高潮中，为了响应思想文化战线上“拔白旗、插红旗”的号召，利用暑假编出的70多万字的批判“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中国文学史》。这在当时被认为是“无产阶级新生力量”开始剥夺了“资产阶级专家”的学术话语权。所以很是轰动，加以书的封面是红色的，因此被称为“红色文学史”。书出版不到一年，又由全年级同学来修改和扩写，出版了100多万字的新版，这一版的封面是黄色的，后来便戏称其为“黄皮文学史”。55级在校期间，还出版多项当时有一定影响的编著，因而被誉为“集体科研”的先进集体。后来这个年级的同学，有不少成为专业上有成就的知名学者，于是他们在学期间这一段特殊经历，被某些人视为高校教育和人才培养的成功实例。长期以来这个集体也一直笼罩着荣誉的光芒。

事情究竟是怎样的呢?在过了整整半个世纪之后，回顾那一段历史，我觉得还有进一步认识和反思的价值，问题集中在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之上。

撞上的和撞不上的

“反右”后，社会上、文化界的阶级斗争之弦已经绷得很紧，需要大学文科培养能够在思想文化战线的阶级斗争中起作用的人才。这个问题必然引起关注。那时善于揣摸、紧跟政治形势的姚文元还不太受到大学生的注意；而李希凡因为在批判《红楼梦研究》中冒了尖，被一些年轻学子所羡慕。北大学生中流传着一种说法，已成了著名“右派”的林希翎，所以给自己起了这样的名字，就是表明她是李希凡和蓝翎的综合。此说真假不知，但可以说明李希凡在大学生中的影响不小。而那时认为李之能冒出来，因为他“撞上了”，即所研究的题目、内容“撞上了”当时政治的需要。这当然要看机会，1958年，这样机会来了。紧接着“反右”，高校开展“双反”运动，批判“资产阶级专家”，要在学术领域“拔白旗，插红旗”。当时北大许多系、许多学科已经掀起批判“资产阶级伪科学”的热潮。

1950年代初期，中文系的教学显然不能完全适应这种新形势的要求。系主任杨晦从我们入学那一天起，就要求大家踏踏实实做学问，强调学生要多读书，反对过早发文章。而且后来杨晦还明确表示：我们中文系不培养李希凡、姚文元那样的人!在课程安排上，可以看出在义理、考据、词章之间，他看重的是考据。有的同学认为这是“钻故纸堆”，与杨晦有过冲突，我在《精神上越来越亲近了》一文中已有记述。那时55级在北大已经被熏了3年，老一辈教师授课，树立了踏实治学的榜样。而且我们对老师也是很尊重的，有的人报考北大就是为奔某某教授而来的。传统学风使一些同学开始养成做学问只认事实，只认道理的作风，不考虑学问以外的什么“需要”，嘲笑那些观点随风转的学者。他们在北大学的这一套，与当时的政治对文科学生的要求是有差距的。

但是，时势造“英雄”，55级也会有人想出来“撞”一下，有人提议用学生集体编书的方法创造学术的“大跃进”，以显示“无产阶级”有能力剥夺“资产阶级”的学术专利。集体编书的建议便由三班的个别同学提出，得到了年级和系的党组织的支持。为了要“区别于一切资产阶级学者的文学史”，便提出了自以为“革命”的文学史观，即“民间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正统”和中国文学史上始终贯串着“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还要在书中点名批判“资产阶级专家”，包括自己的老师。然而，三年里所受的熏陶和训练，又使这些学生并不十分善于承担这样的使命，或者说他们并非理想的“无产阶级”新生力量。

例如他们的“革命”观点，实在太不新鲜了。早在建国之初，浙江著名学者蒋祖怡，已经在1950年4月出版了《中国人民文学史》(北新书局)，就是为了给下层人民争地位，该书专门记述古代的民歌、民谣、话本、杂剧等，把民间文学扶上了中国文学的正位。甚至五四时期的胡适，还有一些北大师生，也在这种民主思想的激荡下，在白话文运动的推动下，想把民间文学提高到中国文学的“中心部分”的地位上来。至于用“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斗争”来贯串中国文学史，首创者是茅盾。在各种创作方法中独尊现实主义，把现实主义视为自古以来最重要甚至是唯一可以肯定的方法，把一切必须否定的作品都视为是反现实主义的，这种认识自19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后，已渐成新文学领域的主导观念，所以就连茅盾这样的大作家也在《夜读偶记》中，用“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斗争”来概括中国文学的发展史。极力反对这一观点的何其芳，在1959年北大中文系“五四科学讨论会”上发言时，批评的矛头就指着茅盾。他说：“茅盾同志那么有学问，怎么也会提出这样的论点来!”总之，所谓“革命”新观点，都不是55级学生的创造发明。

“红色文学史”出版后，它的这些旗帜鲜明的“革命”观点，很快就受到了批评。这批评如果来自“资产阶级专家”，那一定会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反扑”，偏偏这批评主要来自党内专家，而且是当时的理论权威，如邵荃麟、何其芳。他们一个主管中国作家协会，一个是中国科学院学部的文学所所长，都是中国文艺界、学术界的领导者。他们把55级同学一个也不能少地请到王府井八面槽的中国作协会场，听他们做长篇报告，细细地分析、批评“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斗争”公式的错误。这时55级已是名噪一时的教育界“大跃进”的先进典型，邵、何等这样毫不客气地批评，究竟是他们个人的顶风行为还是有什么来头，不得而知。这里姑且就当时的历史背景做一些分析。

茅盾在“反右”之后提出他的文学史公式，当然也会有他的针对性。但是到了1958年1月开始发表《夜读偶记》时，“大跃进”的高潮已经掀起，农村出现“新民歌”运动，特别是毛泽东，亲自提出了“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一时间浪漫主义的身价大为飚升。而按照茅盾的公式，是把文学史上的积极浪漫主义归人现实主义，把消极浪漫主义归人反现实主义，这实际上贬抑了浪漫主义，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了。因为毛泽东的新观点里这两种创作方法是平等的、并列的，在强调革命理想的时候，浪漫主义甚至更重要些。邵荃麟、何其芳那么起劲地反对“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斗争”的公式，可能有学术思想上的原因，但会不会也有为宣扬毛泽东的“二革结合”新观点扫路的意思呢?1959年，邵荃麟还专门在北大做了一场关于“二革结合”的报告，所要论证的就是文学史上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从来都是不同程度地与浪漫主义结合着的。这些行为透露出的信息，也许可以解开邵、何反对茅盾的观点，并且拿当时影响很大的55级的“红色文学史”开刀的原因。

年轻的55级同学，包括那些想“撞上”的，显然对这种文学行情的变动认识迟钝，只感到来自上面的压力很大，“红色文学史”非改不可了。这就是它出版不到一年就全面修改，扩大为四卷“黄皮书”的原因。但这么一改，就把自己与“一切资产阶级文学史的根本区别”轻轻地抛弃了。套用一句老话：这部文学史的“革命性”就被“阉割”了!而且在1959年，又因时局的变动，开始强调团结旧知识分子，《人民日报》发表小文章，批评55级没有感谢老师的教育培养，又要他们来担当未能尊师之责。许多同学对党报为什么这样批评不理解，还瞎猜是李希凡写的，后来问过李先生，李先生否认。到了“黄皮书”，所有批判“资产阶级学者”的内容全都删去。

“红色文学史”套上“革命”观点、红色外罩，但内容不见得都“红”。只举最著名的李、杜的诗为例，它肯定了李白诗歌的“反战思想和人道主义精神”，肯定“李白诗歌的人道主义思想也表现在能够写出人民的痛苦生活，直接表达他们的思想感情”；认为“杜甫的诗歌具有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他的人道主义“通过对劳动人民优秀品质的赞美而深刻地流露出来”。到了“黄皮书”，对古代文学遗产的肯定就更多了。岂知此时又发生中苏交恶，中国开始批修，人道主义被视为修正主义文艺观的核心。这时已是毕业前夕，来不及大改，但还是做了局部的修改，凡提到人道主义的都改过来，把这些修改的部分抽出来印了一本约二三十万字的“白皮书”，用于内部参考。

从“红皮书”提出自以为是“和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根本对立”的观点，到“黄皮书”的抛弃这观点，从肯定文学上的人道主义，到“白皮书”删掉人道主义，变化不可谓不大。这样的变化使原先“红色文学史”的“革命”色彩大为消退，企图显示与资产阶级学术“根本区别”的意图大半落空。然而55级同学可能还没有明白过来，疲于奔命，反复修改，只是随着形势的变化和政治的需要团团转，与真正的学术革命并无关系。学术要紧跟政治形势，学术观点也要服从政治需要，对于此道他们(至少是大多数人)还处于蒙昧状态；所以不懂得“跟风”，不知道在抛弃了“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斗争”的公式后，如果换个“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自古相结合”的新公式，说不定会改出一部更趋时的“红色文学新史”来。后来继续出版的或编或著的《中国小说史》、《近代诗选》、《成语小词典》等，只是“大跃进”的余波，其内容与当时的政治风向并无多大关系。他们毕竟是些小书生啊!

1958年，55级同学被卷入“大跃进”的浪潮，被推上了时代的浪尖，也许有人自以为这回“撞上了”；其实这些小青年的学风还没有全被扭曲，他们的理论观点就总也“撞不上”。用学术观点紧跟政治需要的标准来衡量，他们远未修炼到家。这就是他们的矛盾，也是他们的尴尬。所以到了“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一起，他们中很多人一夜之间从“无产阶级新生力量”变成了“修正主义黑苗子”，让他们的弟弟妹妹，比他们“革命”十倍、百倍的红卫兵们，抡起铁扫帚，同着他们曾经批判过的老师扫到一堆去了!

这时，离他们走红的年代，相隔不过几年!

个体和集体

如果要还原一个真实的55级，那还应该说：编写“红色文学史”并非55级全体同学的意愿。55级也并非团结一心的“战斗集体”，而是存在思想分歧和思想斗争的，这里我要利用一些旧材料。55级毕业时有一篇《在红专大道上成长的战斗集体》的专稿，其中保存了一些当时思想斗争的实际情况。报道记述了1957年后学校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情景，也记述了编写“红色文学史”的提议并没有得到一致的赞同。报道称55级有的同学崇拜、羡慕资产阶级教授，把他们当做偶像，把他们的话“当做经典一样地奉行不苟”。也有的同学对集体科研持怀疑的态度，不相信大三的学生能编出大部头来。他们“坚持要回家去，拒绝和同学们一起战斗，他们认为文学史根本不可能写成，不如回家休息休息，写写自己的文章”。甚至在“红色文学史”出版后，55级已经名声大振，在还要不要继续搞集体科研的问题上，也还有人反对：“个别同学动摇了。他们说：‘这样搞下去不行。每个人读的书少了。现在几个人在一起还可以，将来毕业出去一个人怎么办?”’为此，全年级开展了辩论，那些反对的同学当然被认为是“个人主义”、“白专道路”。报道说他们后来都转变了、进步了，却是未必如此的；精神上受压抑所形成的心结，也许终身都化解不了。那年暑假我不在学校，等到开学回到学生宿舍，这里已是“平安旧战场”，但还能嗅到一点火药味，如某同学宿舍的门上残留着他离校前被贴的大字报，令其“悬崖勒马”。当时我确有一种感觉，编书的气氛还很紧张哩!为什么不能来点“兼包并容”，让想度假的回家去，想自己写作的写他的作品，让真心实意要集体编书的一起来编书，那就不至于那么紧张。但那是一个“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时代，做事强求一律，追求清一色，不允许有个人的意志，自由主义已经扫地出门。北大也是按照这样的要求来培养人的，好学生就应该绝对服从集体，无条件地牺牲个人，做党的驯服工具，自觉消泯个性。否则就是“个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报道记述了55级进行集体主义教育的情景。为了说服某同学，“党支部领导大家算细账，使他看到30多个人苦战35天等于一个人工作7年”。还有同学说：“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咱们几个人一凑，不就是一个集体专家了吗!”

但是，科学研究能这样“凑”出成果来吗?55级在集体科研中确实发扬了协作精神，这是他们很突出的优点，“一个人发现了一条材料，便立刻告诉别人，一些同志把几年来做的卡片都拿出来给别人参考”。在特殊的时空条件下，还很年轻、单纯的学生们似乎攻破了“学问私有”的思想堡垒；但就是这样无私地“凑”，事实上并没有，也不可能提升“红色文学史”的学术质量。在科研攻关中需要团队精神，需要集体主义，但不应完全否定个体的作用和意义。其实55级的书能够编出来，不就是许多个人(主动地或者勉强地)贡献了个人的力量吗?

归根到底，为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的巩固和发展，思想上、文化上必然非常强调树立集中、统一、服从等观念。那时55级同学都是“准国家干部”，通过集体编书来批判个人主义，培育服从集体的观念，这是55级受到表彰的另一原因；即使书中的“革命”观点都改掉了，他们仍然是先进集体。

幸运的和不幸的

“红色文学史”的编成，给55级带来了许多荣誉，他们被树为全国教育革命的榜样，是全国群英会的代表、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青年集体。我并不主张全盘否定55级和“红色文学史”，例如把中国古代文学史贯通到现代，补齐了鸦片战争到五四这一段，这还是第一部。但是利弊相比较，弊远远大于利。它的点名批判伤害了自己的老师，在编写过程中批判“白专道路”又伤害了部分自己的同学。而这种集体科研打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损害了学生的基础训练，以教育、学术为紧跟某种政治的工具，助长主观唯心主义的学风，破坏了学术研究的科学性，破坏了学术规范的养成，对学生学业的健康成长的伤害更大。更不用说要求做“驯服工具”对青年思想成长的严重损害，最终是大家都是受害者!“红色文学史”昔日似乎为北大带来了光彩，其实是教育“大跃进”的瞎折腾的典型产物!

55级的确是建国以来北大中文系出人才较多的一个年级，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当然有母校培育之功。但在校最后两年的折腾，也使他们受害，他们本来是可以学习得更好的。而且为荣誉付出代价，并没有给每位同学以公平的回报。55级的名声使他们毕业时成了“抢手货”，北大人事处曾经要中文系把这个年级所有的骨干都留下。但别的单位也抢着要，北京日报社还一定要党员。我本来是分配去读研究生的，就因为原定留校的某位党员改派到北京日报去了，把我来补了他的空缺。那一年分配去的单位多是教育、文化部门，多数人都留在北京，像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校等单位，都分去了不少人。因为多数人都想做学问，所以留在北大任教被认为是最理想的。那年留校的就有14人，加上有两人提前毕业留校教马列，后来成了哲学系的美学教授，再加上读研究生的毕业后又有两人留校，我们年级总共留校18人。

但并非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幸运，在5年中遭遇不幸的同学也不少。只以我所在的二班为例，在学期间有两人被错划为“右派”(是全年级划“右派”最少的班)；有两人因“反右”中的“错误”受到团纪处分；有一人因为说了1959年安徽农村的真实情况，被当作“反动学生”勒令退学，劳改后回乡当了一辈子农民；有一人因为莫名其妙的原因，被当作反革命小集团的头目，被他家乡的公安机关逮捕入狱，中断了学业；有一人因生活作风小有缺陷，被当作“流氓”勒令退学了；还有两人因毕业鉴定中“政治态度”划为“中右”，被用人单位误为是“中等右派”，报到后立即送到劳改队去。据我所知给每个人划政治态度是“反右”以后的事，每隔一段时间就划一次。分为左派、中派(又分中左、中中、中右)、右派(也有一般右派、极右派之分)。我是团干部，有时班上党员也给我看看这种划分，所以我知道我在1957年的“鸣放”时期，也是个“中右”。那两位被误送去劳改的同学在发现是弄错了之后，从劳改队放出来分到北京近郊的中学去教书，“文革”中又都受到冲击，因生活、工作不愉快，于“文革”后都回故乡去了。究竟谁把他们定为“中右”，至今也搞不清楚。

我们班是全年级人数最多的，共29人，不同程度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就有9人，差不多占到三分之一了。这比例实在够大的。就是受团纪处分最轻的某同学，后来的分配也受影响。他本是留校读研究生的，却赶上了“三年困难”调整、压缩研究生名额。跟他一起分去读现代文学的3人，只有他是受过处分的，便被压缩了，改派到据他自述从未听说过的某地的一所还没有校舍的大学去了。我这只是说的我的班，其他三个班还有比这些更严重、更悲惨的故事!

现在这些同学已经全部得到平反，有的也已成为著名学者，在后半生得到一定补偿，但也有的终身受难。荣誉后面并非都是欢歌笑语，未名湖也并非尽是柔波荡漾，杨柳轻拂。想想那么多“同桌的你”的惨淡人生，当年那些荣誉、那些豪言壮语都显得何等虚妄，甚至可笑啊!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9年第1期　霍查家族沉浮录·王洪起

2008年10月16日，上百名阿尔巴尼亚人来到首都地拉那西郊的沙拉公墓，纪念阿尔巴尼亚已故领导人恩维尔·霍查诞辰100周年。霍查的遗孀奈奇米叶在纪念仪式上称霍查是“为阿尔巴尼亚建立了不朽功勋的英雄”。而民主党创始人、现任总理贝里沙则在霍查诞辰前夕呼吁人们与纪念活动拉开距离，并称霍查是阿民族历史上最大的暴君和独裁者。

霍查：生前受崇拜，死后被掘坟

霍查1908年10月16日生于阿尔巴尼亚南部素有“石头城”之称的吉诺卡斯特。他的家族是穆斯林。

霍查1930年中学毕业后曾留学法国，在蒙彼利埃大学攻读自然科学。学业未成，他便到阿尔巴尼亚驻布鲁塞尔领事馆担任秘书。1936年回国后任中学法语教员，并同当时的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了联系。

1939年4月，意大利法西斯占领阿尔巴尼亚，霍查成为当时反法西斯组织的首创者之一。他动员群众投入反法西斯斗争，曾被意大利占领当局缺席审判死刑。1941年11月8日，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后来更名劳动党)在地拉那秘密成立。1943年，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当选为中央总书记，随之在第一次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大会上被选为民族解放委员会主席和解放军总司令；在第二次反法西斯民族解放会议上又被任命为临时民主政府总理。

1946年，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后改名为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现名为阿尔巴尼亚共和国)成立，他担任政府总理，并曾兼任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霍查从1943年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起一直是党的第一书记(总书记)、民主阵线全国委员会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武装力量总司令，并拥有全军唯一的大将军衔。

1945年元旦，37岁的霍查与24岁的奈奇米叶结为伉俪。

1973年，霍查患心肌梗死，心律不齐，以致发展到心脏机能严重不全。为此，阿党除组织国内名医和法国名医诊治外，还邀请中国医疗小组前往救治。1985年4月11日，他的心脏完全停止了跳动。

霍查去世后，阿党和政府为他举行了极高规格的国葬仪式，他的灵柩安放在地拉那“祖国烈士陵园”内的最醒目位置，常年由战士为他守灵。地拉那(霍查长期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吉诺卡斯特(霍查故乡)和科尔察(霍查青年时期读书和任教的地方)三个城市竖立起霍查纪念塑像；地拉那大学命名为“霍查大学”；阿尔巴尼亚少先队组织改称“霍查少先队”；阿尔巴尼亚第一大港——都拉斯港以霍查命名；科尔察区著名的普拉奇合作社命名为“霍查合作社”。

霍查一生4次访问苏联，多次会见斯大林，并撰写了《与斯大林在一起》一书。1956年，他曾来华参加中共八大，会见了毛泽东，这也是他唯一的一次访华。至于西方，他极少涉足。霍查执政期间，对外“反对帝、修、反”，特别是“美帝、苏修”，对内大搞“反党集团”，清除异己。

霍查把斯大林的学说奉若神明，贯彻于阿尔巴尼亚的“阶级斗争”实践之中，利用铁腕手段控制着“山鹰之国”的党民们，总共进行了12次残酷的大清洗；为首者，基本上是肉体消灭。兹举其要：

1944年底，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劳动党)政权建立后不久，霍查就开始个人膨胀，独断专横，违背了党内民主，让中央政治局的人感到担心。他们开始善意地给霍查提意见。霍查没有听从。党中央的第二号人物，政治局委员、组织书记科奇佐治提议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清算霍查的错误。霍查事先听到消息，把佐治等16人全部逮捕，指责佐治是南斯拉夫的代言人，将其开除，并于1949年以企图暴力夺权等罪名处死。

1973年上半年，霍查在秘密召开的阿党六届四中全会上批判以阿党中委、地拉那区党委宣传书记法迪尔帕奇拉米，中委、阿广播电视总局局长托迪卢鲍尼亚，中委、劳动青年联盟中央第一书记、地拉那大学校长阿基姆梅罗为首的文化领域内的反党集团。帕奇拉米和卢鲍尼亚被双双开除出党，后被秘密判处长期徒刑，长年累月被关押在监狱和劳改营里，并在北方的斯帕奇铜矿(集中营)服苦役，直到1991年剧变期间才被释放。梅罗从中委降到候补中委，解除一切职务，下放到北部拉奇区从事体力劳动。

1974年7月25日，霍查通过劳动党五中全会把老资格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巴卢库推到了被告席。会上，霍查给巴卢库罗织的主要罪行是：

——炮制阿战略“黑纲领”，即主张在外国大规模入侵时，不要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与敌人打阵地战，而应撤到山区打游击，以消耗敌人，保存力量，伺机反攻。也就是“农村包围城市”。而霍查的观点是，在敌人入侵时，应全力与敌人开展阵地战，力争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以正规战消灭敌人。霍查批判巴卢库的纲领是“退却纲领”。

——在军队中阻止霍查著作的发行，同时却散发有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内容的译著。

——妄图在外部敌人的帮助下推翻劳动党和政府，是军队的破坏者、阴谋家、叛徒、敌人。

——同苏联修正主义分子重修旧好，充当苏联代理人，企图搞政变和谋害霍查。

——是南斯拉夫情报局的合作者。

此外，霍查还说“巴卢库的修正主义路线‘通向遥远的地方”’，意指中国。霍查在他的《中国纪事》一书中指出：巴卢库“暗地里也偷偷地作为中国的代理人进行活动”；毛主席、周总理对他印象很好，并通过他建议阿尔巴尼亚与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建立“巴尔干联盟”；阿如果发生战争，应该打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霍查在这部专著中说：“1968年他(巴卢库)第一次向我报告关于中国的(巴尔干联盟)计划时，我立即表示反对。巴卢库表面上赞同我的意见，但却背着党中央、国防委员会和我，详细地制定了关于巴尔干联盟的计划。当中国人最后了解到我们连谈都不同意同他们谈这个问题时，巴卢库在中国人知道的情况下成了反党反国家阴谋集团的头目和首领。”

五中全会做出决定：解除巴卢库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出党。当年12月，霍查秘密召开党的六中全会，发表《清算杜米(政治局候补委员、总参谋长、中将)、恰科(中委、军队总政治部主任、中将)和佩尔拉库(中委、国防部副部长)的背叛和反党活动》的报告，称他们与巴卢库一起组成军事反党集团。经过约半年的审讯和拷打，逼供信，巴卢库、杜米和恰科前军内“三巨头”均作为军队反党集团的头目被送上了军事专门法庭，经过秘密审判后于1975年11月5日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枪决。另外还有数十名高级将领作为他们的追随者被开除出党或其他刑事处分。

1975年5月，霍查主持召开党的七中全会，把矛头对准了主管国家经济的最高领导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阿尔巴尼亚－中国友好协会主席阿布杜勒凯莱齐和政治局委员、工矿部长科乔蒂奥多西，并把他们定性为“经济反党集团”。凯莱齐、蒂奥多西等人在全会结束时被解除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出党。接着，霍查在多次政治局会议上揭批“经济反党集团”，给他们戴上与巴卢库等人同样的帽子：叛徒、破坏分子、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代理人。凯、蒂二人在被收监审判后不久便被秘密处死。

从1973年到1975年进行的3次清洗中，霍查排除了政界、军界、文化界和经济界的8名最高领导人，劳动党政治局1/3的委员丢掉了职位。在全国当时仅有260万人口的国家里大约3万名“官僚主义者”被摘掉了乌纱帽，可见清洗规模之大。

1981—1982年清除谢胡反党集团：1981年12月18日，阿尔巴尼亚政府总理谢胡“自杀”；21日，霍查在阿党八届二中全会宣布说谢胡是自绝于党的敌人。1982年初，改组政府，中央各部委“精简”400人，霍查命令全军听从他的直接指挥，要求军队把谢胡作为巴卢库反党集团的总后台进行彻底清算；下半年，霍查首先在党内作关于谢胡间谍活动的报告，然后在地拉那选民大会上首次公开谢胡事件，宣布谢胡是南、苏、美“多国间谍”。霍查给谢胡罗织的“八大罪状”是：1．允许其子斯坎德尔同有历史问题的家庭的女儿订婚；2．在1944年阿反法西斯战争期间企图取消军队总司令部；3．阿解放后40年期间与许多敌对集团有联系；4．与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同乘“伊丽莎白女王”号轮船旅行；5．作为间谍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潜入国际纵队，之后又潜入阿尔巴尼亚；6．准备于1982年毒死霍查；7．当总理后企图动用坦克消灭地拉那的吉普赛人；8．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苏联克格勃、英国情报局和南斯拉夫安全局的“多国超级间谍”。谢胡鉴于“罪大恶极”，“走投无路”，只好“自杀”。

谢胡死后，他的家人、部下及身边人员都受到了株连。曾任阿党中央委员、“列宁”高级党校校长的谢胡夫人被监禁后屈打成招，承认她同丈夫都是“外国间谍”、企图毒死霍查，被判处25年徒刑，1988年死于狱中(也有被毒死一说)。谢胡的一个任空军党委书记的弟弟杜洛谢胡跳楼自杀，另一个旅居俄罗斯的弟弟幸免于难。他的三个儿子均身陷囹圄，其中长子弗拉季米尔谢胡在牢房经不起折磨而触电自杀，次子斯坎德尔谢胡和幼子巴什基姆谢胡分别被判处15年和10年徒刑。谢胡“反党集团”的其他成员都在1983年进行了秘密审判，分别判处死刑和长期徒刑，其中谢胡的侄儿费乔尔谢胡(内务部长)和密友哈兹比乌(国防部长)被判死刑；外长奈斯蒂纳赛(曾任驻华大使)，卫生部长兰比齐奇什蒂及其弟弟、都拉斯区党委第一书记密哈拉奇齐奇什蒂，以及卫士长、卫士兰比佩奇尼和夫人(发罗拉区党委书记)、阿里切诺、加尼科德拉等数十人被判重刑。

霍查晚年偏执、多疑(甚至对所有政治局委员无一例外地进行对话监听，同时设有替身)、僵化、专制，把国家建成了与世隔绝的“碉堡之国”，被外界称为“神秘的国度”。在他统治的后期，自诩“世界上唯一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阿尔巴尼亚，被人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来形容：一盏红绿灯：车少。二牛抬杠：牛车是主要交通工具。三群当道：牛群、羊群和鸡群。四处碉堡：以碉堡武装保卫祖国。武警林立：警察和便衣警察多。六亲不认：霍查多疑，法律连坐。七窍不通：闭关自守，自绝于世界文明。八面威风：霍查做派。久久不变：体制僵化。十分落后：欧洲最贫穷的国家。

上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阿尔巴尼亚也发生了剧变，霍查受到了批判和鞭笞。

1991年2月6日，阿尔巴尼亚第一个反对党——民主党刚一成立，党主席萨里贝里沙便发表文章批判霍查的个人迷信，成为否定霍查及劳动党的第一个信号弹。他在文章中称霍查是“斯大林式的独裁者，在阿尔巴尼亚建立专政，大搞残酷的阶级斗争，打击政治反对派，造成国家的贫困和孤立”。6日当天，霍查大学的学生们便举行了罢课、绝食，要求“霍查大学”恢复原校名等。2月20日，矗立在市中心广场上的霍查铜像被示威者推倒，其他城市的霍查塑像也遭到同样下场。接着，各家政治书店被捣毁；70余卷的霍查著作付之一炬。

1992年5月5日“烈士节”前夕，总统贝里沙做出把霍查等“非烈士”的遗骸迁出“祖国烈士陵园”的决定。5月2日夜间，霍查的墓穴被挖开，棺木被撬，遗骸挪到了地上。次日，霍查之子伊利尔等获准进入辨认尸体收棺，把棺材运到沙拉公墓，草草入葬。墓穴前的破水泥板上用粉笔写着：恩维尔霍查。

“第一夫人”：昨日辉煌。今日凄凉

在阿劳动党执政的45年间，霍查夫人奈奇米叶一直是党中央委员和人民议会议员，先后担任党中央宣传和文教部长、马列主义研究所所长等职。另外，她还是阿尔巴尼亚妇女组织的创始人。

她作为“霍查学说”的忠实卫士，积极参与了由霍查发起的党内历次清洗，并亲自负责近百卷霍查著作的编审工作。霍查晚年患病期间，她实际上成为霍查的代言人。1986年，霍查去世不到一年时间，她出任曾由霍查生前长期兼任、晚年交给其接班人阿利雅的阿民主阵线全国委员会主席职务。在同年11月举行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前夕，她提交了一份题为《关于在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报告。报告以霍查的思想为指导，认为阿尔巴尼亚已经达到中等发达社会主义国家的水平，进入了“为共产主义创造前提的阶段”。

1990年底，地拉那霍查大学发生学潮。霍查夫人被迫辞去民主阵线全国委员会主席职务。随之，示威者冲进高干住宅区，包围了霍查夫人住所，并扬言放火烧掉房屋、揪出霍查夫人。全家被迫搬出了高干区，迁入一座又脏又破的公寓楼。1991年6月，标志着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演变的第十次党代会决定首次公开批判霍查。霍查夫人对这次党代会及劳动党改名为社会党持否定态度，尤其对公开批判霍查表示愤慨，并宣布退党(实为被开除)，从此退出了政治舞台。1991年9月，霍查夫人因“大量侵吞国家财产”的罪名遭软禁，随之被捕，关进了地拉那313号监狱。年底，被判处9年有期徒刑，1997年1月获释。出狱后，与霍查的单身妹妹一起住在地拉那市郊的一座筒子楼里。平日里，她深居简出，继续她在服刑期间开始的回忆录写作。1998年，长达400页的回忆录第一集《我与恩维尔在一起》问世，2001年10月16日霍查冥寿之际，她的390页的回忆录续集出版。该集回忆了霍查在1973年至1985年的主要活动，其中着重谈及阿尔巴尼亚与南斯拉夫、苏联和中国的关系。近年来，她又撰写了大量回忆录，但不准备公开出版。

霍查夫人在她的回忆录中把中阿关系破裂的原因归为如下方面的分歧：1．霍查在莫斯科会见毛泽东后感觉到，毛泽东认为斯大林不平等待人，对中国的态度犹如先生对待学生，而毛对赫鲁晓夫起先则有好感，并对赫鲁晓夫的国际政治路线的态度始终动摇不定，同时要求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一起建立反对美帝“统一阵线”。而霍查认为，斯大林对阿尔巴尼亚这样一个小国都平等相待，何况对中国那样一个大国；阿尔巴尼亚绝不同赫鲁晓夫搞调和，不能与其搞“统一阵线”；毛泽东恶斯(大林)好赫(鲁晓夫)，是企图以毛泽东思想取代马列主义。2．霍查认为，当苏联和华约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时，中国保持沉默；周总理还要求阿尔巴尼亚与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结成防御联盟，要求阿尔巴尼亚与南斯拉夫的铁托合作，改变战略。中国此举，一是加强自己在欧洲的立足，二是害怕苏联的入侵。对于中国来说。谁反苏联，谁就是可能的盟友。后来，阿尔巴尼亚的“巴卢库军事反党集团”就同中国提议的“阿－罗－南联盟”有关。3．霍查反对中国邀请尼克松访华。中国认为阿尔巴尼亚反对中国邀请尼克松访华是干涉中国内政，周总理甚至要求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回国面告霍查关于中方邀请尼克松访华的理由。尼克松访华使阿中关系间的裂痕更为深化。1976年，霍查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公开批判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两党关系冻结，经济关系只保持贸易交换。1978年7月7日，中国方面宣布中断对阿尔巴尼亚的贷款和一切援助、撤回在阿尔巴尼亚的专家。霍查认为，这是中方把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家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方面的表现。

子女们：昔日被荫庇，今日各谋职

霍查夫妇有二子一女、四个孙子和三个孙女。大儿子伊利尔1949年生，地拉那大学工程系毕业后曾分配到都拉斯机械厂任工程师，然后被调任地拉那某军工研究所所长。他的妻子是阿利雅的侄女泰乌塔，曾任国家历史博物馆副馆长。次子索格尔出生于1952年。他在地拉那大学毕业后曾在巴黎留学，拥有博士学位，曾任国家邮电总局副局长。其妻叫玛丽亚娜，任阿尔巴尼亚国家通讯社副社长。女儿普兰维拉，地拉那大学建筑系毕业后从事工程设计，并与颇有名气的国家设计院院长克莱曼蒂共结连理，共同设计了庄重的地拉那大会堂、别具一格的霍查博物馆(现改为国际文化中心)和克鲁亚斯坎德培博物馆，荣获国家设计最高奖“共和国奖”。

阿尔巴尼亚发生剧变后的最初10年里，霍查一家遭遇到他们有生以来最艰难的生活时段。已经参加工作的霍查家庭成员从1992年起陆续被迫离开了政府部门，失去了工作，全家靠少许退休金、补贴及国内外亲朋好友的接济度日。当时，兄弟二人除了领取社会救济金之外，没有任何收入。大儿子伊利尔的救济金仅为11美元，而小儿子索格尔只有8美元。

伊利尔处境尤其尴尬。找不到工作。为了避免连累无辜，他与朋友断绝了一切来往。经常受到人身攻击，承受着心理上的压力。他们的子女无法上大学。伊利尔的儿子中学毕业后被迫到希腊打工。

1995年4月11日，霍查逝世10周年忌日，伊利尔由于在接受一家报社记者的采访时流露出对当局的不满，被指控“煽动仇恨。危害公共秩序”，遭软禁，并被判刑一年，投入条件最差的卡瓦亚监狱。10月16日夜，也就是霍查生日那一天夜里，囚室内熟睡中的伊利尔遭到棍棒的袭击，险些送命。出狱后，他虽到处寻找工作，终因其家庭关系和“囚徒经历”而无一家公司敢雇用。

霍查的女婿克莱曼蒂也遭到与伊利尔同样的命运。1996年10月16日，也是霍查生日这一天，他在意大利谋生3年后刚刚回国，正为一家建筑公司做设计时突然被捕，理由是当局怀疑他与一个代号为“复仇”的犯罪团伙有联系。克莱曼蒂对飞来的横祸感到茫然。为了表示不服和抗议，在被关进都拉斯监狱后不久就宣布绝食。由于身体状况日益恶化，他被转至地拉那监狱的医院就医，等待审理。直至1997年，才因“查无实据”被无罪释放。

在阿尔巴尼亚剧变10余年后，恩维尔霍查的亲属们终于结束了流离失所的生活，现在每个小家庭都找到了各自的生活方式，只是远离了国家重要部门的工作岗位。伊利尔于1998年出版了他的回忆录《我的父亲霍查》，从2000年起在一家中国民营公司任“技术顾问”，经常来中国做生意。他的爱人泰乌塔与前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卡博(劳动党时期的领导人之一，党内第三把手)的女儿一起开了一家工艺品商店，经营民族服装及进口工艺品。业余时间，她还翻译外国文学作品，迄今已出版了4本译著。他们准备开一家政治书店，或者办一家报社，继续出售霍查著作。

二儿子索格尔一家4口一直住在老丈人家。现在，岳父、岳母均已作古。他与另一名工程师阿尔杜里合开了一家电脑公司，从事电脑出售和修理。索格尔的妻子丽里亚娜似乎不大安生，甚至成为霍查家族里的“反叛者”。2005--2008年，记者出身的她，不时地在媒体上专门抖搂霍查的“家庭丑闻”，说什么霍查是由于阿利雅和保健医生们串通一气，被慢性毒药毒死的，甚至离奇地编造谣言，说1973年中国政府派医生给霍查看病，其结果是“破坏了霍查的身体”，并胡说什么“当时阿国医生都是这么认为，只是没有公开宣布，因为霍查本人不想让中国政府卷入西方破坏霍查身体的计划”；说卡博(党内第三把手)、谢胡和哈兹比乌以及霍查之死都与阿利雅有关，他们之死为阿利雅当权开辟了道路；说霍查夫人太不光明磊落，有政治野心，想当主管意识形态的党中央书记；说阿利雅对霍查两面三刀，一面表忠心，一面又背叛；说阿利雅是“国家的叛徒”，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是他挑拨离间，把霍查一家搞得四分五裂；甚至说阿利雅不是阿尔巴尼亚人，而是波斯尼亚人。在妻子的坚持下，索格尔还与母亲争霍查遗产，要对霍查遗产进行公证，他竟然还问母亲“外国元首赠予霍查的象牙拐杖哪里去了”，并要求母亲与阿利雅“划清界限”、“拉开距离”，等等。他们已与霍查夫人和哥哥一家反目为仇。公众舆论则把玛丽亚娜看做是“政治疯子”和抖搂霍查家丑的“笑料”。

女婿克莱曼蒂获释后，与妻子普兰维拉从事起私营建筑设计，后来开办了有十几名员工的建筑设计所，经济收益颇丰。他们早就买了新居，一家四口，日子过得挺红火。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9年第1期　国际共运史上的印尼惨案·彭　苏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有很多至今未曾解迷的案件，其中最为神秘的，莫过于1965年的印尼“九·三○”事变了。这场国际共运史上最大的反共大屠杀惨案，导致了拥有300多万党员、仅次于中共和苏共的世界上第三大共产党的覆灭，25万人头落地。由于当年中共与印尼共产党有过不寻常的关系，因此，中共一直被西方反共势力牵扯其中，在国内也从未能见过有关此事变的报道。在此事变发生40多年后，在事变后那场反共大屠杀惨案的炮制者、印尼前总统苏哈托已经死亡，笔者特撰此文。

事变前的印尼政局

印度尼西亚位于亚洲东南部，地跨赤道，由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一万多个大小岛屿组成，陆地面积约190万平方公里，素有千岛之国之称。2004年的人口约为2.17亿，为世界第4人口大国。

印尼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17世纪初沦为荷兰殖民地。几百年间，印尼人民反抗荷兰殖民主义者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1920年，在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印尼共产党宣布成立。刚成立的印尼共产党与民族资产阶级一起，立即投入了反抗荷兰殖民者的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取代荷兰殖民者占领了印尼，印尼共产党又投入了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日本投降后的1945年8月17日，印尼宣布成立共和国。但遭到英军的入侵，在印尼人民的抗击下和世界舆论的谴责下，英军于1946年10月撤出印尼，但将占领区交给了荷兰殖民者。1948年12月，荷兰殖民者发动第二次殖民战争，攻占了印尼共和国临时首都日惹，苏加诺等印尼政府领导人被俘。印尼人民奋起抵抗。共产党人和爱国军民广泛开展游击战争。15万荷兰殖民军只能固守大城市。美国乘荷兰处于困境的时机，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向荷兰施加压力，迫使荷兰在1949年12月27日将西伊里安以外的印尼领土的主权移交给印尼。从此，长达340多年的荷兰殖民统治终结。印尼重获独立后，苏加诺被印尼人民称为“国父”、“独立之父”、“印尼民族英雄”，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威望。

1948年，印尼右派政府在美、荷支持下，制造了“茉莉芬事件”，追捕和屠杀共产党和进步人士。印尼共产党主要领导人慕梭牺牲，约有36000名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被捕，其中约1万人惨遭杀害，全国党员只剩下了8000人。1951年，印尼共产党新领导人艾地出面收拾残局。由于艾地在反抗荷兰殖民者、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与苏加诺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印尼共产党又采取了一条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的政策，在短短的时间内，印尼共产党得到了飞速发展，到1960年，印尼共产党成为印尼全国最大的政党。1963年，印尼共产党拥有党员200多万人，1965年又上升到300多万人。成为当时仅次于中共和苏共的世界第三大共产党，也是社会主义阵营外最大的共产党。

对于当时印尼政治局势，所有的印尼国内外舆论都认为，印尼共产党凭借自身的强大和与苏加诺总统的良好关系，和平夺取印尼国家政权只是时间问题。印尼共产党对党的发展和成就也是沾沾自喜。他们最得意之处还在于，他们对马列主义最大的贡献，就是他们创立了一条不同于中国和苏联的道路，即和平夺取政权的道路。印尼共产党主席艾地曾在公开场合宣称，“在世界各国共产党中，印尼共产党最有权威谈‘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个党，因为印尼共产党参加了中央和地方的各级政府，而且具有实行各项政策的实际潜力。”

然而，与苏加诺总统关系紧张而又亲美的一些军方高级将领，对印尼共产党即将掌握印尼政权忧心忡忡，他们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支持下，暗地里企图将苏加诺赶下台，积极寻找打击印尼共产党的时机。

此时，印尼军方内部一些拥护苏加诺，又与印尼共产党关系良好的少壮派军官也在关注局势。就在“九·三○”事变前夕，印尼军方内的这些少壮派军官打听到了一个消息，那就是与苏加诺总统关系紧张而又亲美的那些军方高级将领，有可能会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并有可能推翻苏加诺总统，改变印尼的政局，使印尼转向西方。为此，这些少壮派军官经过周密策划，决定先发制人，抢在前面，用极端手段铲除这些高级军官。

事变的爆发

1965年9月30日深夜，“九·三o”事变的领导人翁东中校向参与事变的部队下达了命令。几小时后，4个连的部队分乘十余辆大卡车，从距首都雅加达7公里的集结地——鳄鱼洞，向首都雅加达悄然出发。

在印尼军队内，翁东是个出名的少壮派领袖人物。

早在著名的“茉莉芬”暴动中，据说翁东就与印尼共产党并肩战斗过。后来，他在印尼反抗荷兰殖民者、争取民族独立的武装斗争中屡立战功。1949年荷兰殖民当局被迫承认印尼独立后，翁东一直在印尼军队中任低级职务。1962年5月，印尼发起了收复仍被荷兰殖民者占据的西伊里安的战役，翁东亲率一支空降部队深入西伊里安的原始森林中，在著名的基诺山战斗中，翁东率军与荷兰军队激战，名声大噪。次年2月14日，苏加诺总统在独立宫前的草坪上，亲自为翁东授勋，将他晋升为中校。1965年，翁东又出任精锐的总统卫队营长这一要职。在他的周围，渐渐地聚集起了一批与他志同道合的中青年少壮军官，如陆军战略后备指挥部驻西班加里曼丹司令苏马尔佐准将，陆军第5军区步兵旅长拉蒂夫上校，哈利姆空军基地保卫团长苏约诺中校等人，正是这些人，构成了发动“九·三○”事变的核心。

4个连的事变部队抵达首都雅加达后，已是10月1日凌晨，部队按既定计划分成7支抓捕部队，分别扑向印尼陆军7名高级领导人的住所。每支抓捕部队到达各自负责抓捕的高级将领住所时，都分成3支小部队。一支负责把守四周的街道，一支负责包围住所，另一支直接进屋抓人。所有的理由只有一个：总统要他们立即到总统府去。

印尼国防部长纳苏蒂安是事变部队的首要目标，一支数量最大的抓捕部队来到了住处，纳苏蒂安听到动静后，已经猜出了是怎么回事。当士兵们在敲门时，他在夫人帮助下，翻上墙头，跳进了一墙之隔的伊拉克驻印尼大使馆内。一名士兵发现有人翻上墙头，于是便开了一枪，但没有打中纳苏蒂安。在混乱中，纳苏蒂安的女儿被打伤后致死。他的副官站了出来，趁乱穿上纳苏蒂安的制服，被事变部队误认为是纳苏蒂安而抓走。

在抓捕陆军部长雅尼的行动中，他没有怀疑总统要他立即到总统府去的命令有何不妥，他要求进屋去洗一下澡和换换衣服，当他的要求被拒绝时，他冲着士兵们发了火。随后双方发生冲突，雅尼被士兵们开枪打死。

除了纳苏蒂安和雅尼外，在抓捕其他5名高级将领的行动中，有两名将领因拒捕而被打死，另外3名将领被活捉，他们被带到了鳄鱼洞关押。10月1日凌晨6时左右，3名被活捉的将领，还有冒充纳苏蒂安的副官共4人，被枪杀于鳄鱼洞的一口废井中。

与此同时，事变部队也在雅加达市中心展开了行动。约1000人的事变部队分别控制了总统府和广播电台，后者是控制国内外信息传播的关键所在。当天，在印尼最重要的中爪哇地区，三宝垄、日惹和梭罗等城市也发生了类似首都雅加达的事变，当地事变部队发表声明，支持雅加达发生的事变。

至此，7名印尼陆军高级将领中的6名被打死，加上总统府和广播电台被控制，事变看来取得初步成功。

然而，翁东等事变领导人还没有与印尼的灵魂人物苏加诺总统取得联系。在印尼，任何人都知道，任何政治事变，如果没有苏加诺总统的支持，要想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同时，他们更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犯下了一个到死不能饶恕的致命错误：即他们忽略了印尼陆军中的强硬人物——地位仅次于陆军部长的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苏哈托。正是这个人，使得“九·三○”事变陷入失败，包括翁东等事变领导人在内的几十万人头落地，拥有300多万党员的印尼共产党全党覆灭。

事变的高峰与失败

就在“九·三○”事变发生的当天晚上，苏加诺在首都雅加达的一个体育馆在印尼全国技术人员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会后，他于晚上11点左右回到了总统府。但过了一会儿，他离开了总统府，前往他的第四个妻子、日本舞女出身的黛薇处过夜。第二天一大早，苏加诺像往常一样，早早便起了床，6点钟时，他在赶往总统府的路上，听到了国防部长纳苏蒂安和另外几位陆军将领家中出事的消息，并且听说了纳苏蒂安情况不明。由于无法知道局势详情，也出于安全考虑的原因，他立即放弃了前往总统府和几位妻子住处的想法，而是前往他认为较安全的哈利姆空军基地。

在控制了总统府和广播电台，以及全部抓捕解决了6名陆军高级将领后，10月1日清晨7时10分，翁东等事变领导人在印尼广播电台，向全国宣读了事变后的第一份公告。

在这份公告中，事变领导人说，他们为了避免受美国中央情报局扶植的印尼军内将领的压制，已对这些将领进行了逮捕。他们还说到，苏加诺总统和一些知名人士，已经受到他们的保护。但是，公告中没有对苏加诺进行平时那种歌功颂德式的颂扬，也很少提到苏加诺的名字，这使得民众听起来，有一种此次事变是反对总统的感觉。

公告还公布了由45人组成的“印尼革命委员会”，翁东出任革命委员会主席，苏马尔佐准将和拉蒂关上校分任副主席。45名革命委员会委员中，包括了印尼各主要势力的代表，几乎有一半是政府官员，一位副总理和外交部长留任，5名共产党的代表也在内，但印尼共产党的主要领袖都没有在名单中。与此相反，其他主要党派的主要领袖的名字却赫然在目。印尼六大军种都有代表。最让人跌破眼镜的，是名单中居然没有苏加诺总统的名字。公告宣布，“革命委员会是印尼共和国国内一切权力的中心”，并且将在全国各地成立省、县、乡、村各级革命委员会。

接着，翁东等事变领导人派人到哈利姆空军基地会见苏加诺总统，以求得他的支持。苏加诺对事变的态度，到今各方说法不一。事变的胜利者陆军军方在政治上亲向西方，自然希望找出苏加诺支持事变的材料，以便踢开苏哈托，把印尼国家的政治方向转向西方。更大的阴谋是，借此机会，解决即将掌握政权的印尼共产党。不知苏加诺是由于无法知道印尼国防部长纳苏蒂的真实准确下落，担心军队会有什么样的行动，或是对事变不知情，但客观事实是，他迟迟没有对事变进行表态。这使得事变领导人大失所望。

后来一些史学家为此进行了评说，苏加诺没有对事变进行公开支持表态，是印尼“九·三○”事变失败的分水岭。

就在这时。身为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的苏哈托果断采取了军事行动，他自行接管了陆军的指挥权，发布了没有他，任何人不能调动军队的命令。随即，他取得了警察、海军的支持，并立即调动忠于他的部队向首都雅加达挺进。下午6时，忠于苏哈托的部队开始进攻电台和电讯大楼，由于力量的悬殊，忠于翁东的事变部队无法抵抗，纷纷向哈利姆空军基地撤退。当晚，忠于苏哈托的部队向哈利姆空军基地进攻，到了第二天上午，忠于苏哈托的部队控制了哈利姆空军基地，事变部队溃散。

随后，从10月2日起，忠于苏哈托的部队向中爪哇地区的三宝垄、日惹和梭罗等城市发起进攻，并在10月5日前攻占了这几座城市。

至此，“九·三○”事变完全失败。

震惊世界的反共大屠杀

事变失败后，掌握了大权的苏哈托在全国范围内抓捕翁东等事变领导人。

翁东等事变领导人分别潜藏，翁东本人在事变后，一直躲藏在首都雅加达市郊的农村，后来，他前往中爪哇地区，由于风声紧张，又决定前往他的家乡。在他做出决定两天后，他换上当地平民的服装，乘坐一辆普通的公共汽车悄悄地启程了。然而，就在这辆车上，他被两名士兵认了出来。1968年9月，苏哈托承认，翁东在1967年12月被处决。

另一名事变领导人拉蒂夫上校在雅加达市郊躲藏了约10天后，又悄悄返回雅加达，不幸被俘。被俘时他进行了抵抗，据说他的双腿中弹，后来被截肢。直到1978年5月，他才被判处无期徒刑。

另一名事变领导人苏马尔佐准将则一直到一年半后，才被苏哈托的陆军抓获。他于1970年5月被处决。哈利姆空军基地保卫团长苏约诺中校则早在事变后的十余天就被军方抓获，与翁东一起在1967年12月被处决。与此同时，大批参加事变的官兵也相继被抓或被杀。

苏哈托决心利用这一良机彻底解决印尼共产党。为此，他公开宣称印尼共产党策划并参与了此次事变，在全国范围内抓捕艾地等印尼共产党领导人，同时掀起了一场血腥的反共大屠杀。

印尼共产党紧急发表了与此次事变无关的声明，但苏哈托根本不予理睬。原来对印尼共产党一直有好感的苏加诺总统，由于怕事变与此有牵连，加上也已处于自身难保的境地，此时已无力保护印尼共产党了。

事变的失败和苏哈托的血腥反共大屠杀，使印尼共产党处于手足无措的境地，由于印尼共产党一直标榜的是和平夺取政权，在军事上处于一片空白。因此，在这场血腥的反共大屠杀中，只能引颈就刎。

最先被捕的是印尼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大雅加达市委负责人约诺，他于10月5日被捕。次年2月被处死刑；印尼共产党第一副主席鲁克曼和第二副主席约多在军方的追捕中被杀；印尼共产党第4号人物苏斯蒂曼随之遇难。到1967年3月，印尼共产党中央政治局5名常委中有4名遇难；10名政治局委员中有6名遇难。其他中央委员和各级党组织负责人，以及大批党员骨干纷纷被捕牺牲，全国各地的党组织陷于瘫痪。军方出于对共产党的愤恨，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采取了活埋、刺杀、枪决等手段，全国陷入一片恐怖之中。

印尼共产党主席艾地于10月2日离开了首都雅加达，之后，他化装辗转来到了印尼共产党势力颇大的中爪哇地区，10月5日后，他再也没有公开露过面。他的安全由这里的共产党员负责保卫，他们对共产党忠心耿耿，安全措施十分得力，艾地的安全保障看起来是没有问题的。然而，谁也没料到的是，印尼陆军谍报处早就混入了印尼共产党核心内部，一名代号为“H”的特务竟然混进了艾地的贴身警卫队伍中，艾地甚至躲藏在他的家中。1965年11月22日这天，一支印尼军队来到艾地藏身的小村庄，挨家挨户地搜查。当他们来到艾地藏身的这户人家时，艾地已经藏入了密室中，然而，士兵们在密室旁边的柜子旁边发现了一双拖鞋，他们移开了柜子，艾地就这样被捕了。几小时后。艾地被枪决。几十年过去了，他的尸体的埋藏地点，至今仍被印尼军方严格保密。

1965年12月，当得知艾地殉难后，老泪纵横的毛主席写下了这样一首词：

卜算子

——棹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艾地同志

疏枝立寒窗，笑在百花前。

奈何笑容难为久，春来反凋残。

残固不堪残。何须自寻烦?

花落自有花开日，蓄芳待来年。

“九·三○”事变后，美选派马歇尔·格林为驻印尼大使。格林到任后，积极参与了反共大屠杀行动。1990年，格林和美国其他退休外交官及中央情报局官员承认，他们曾向印尼军人提供了5000名印尼共的干部名单。这些人很快被抓捕和处决。另外，近年来的资料也表明，澳大利亚也参与了印尼的大屠杀。

在这场反共大屠杀中究竟有多少人遇害。各方众说纷纭。事变后印尼军方公布的数字是8.7万人；国际上有人认为是50万人；而美国中央情报局公布的数字是接近25万人。考虑到美国中央情报局与印尼军方的特殊密切关系，25万人这个数字是可靠的最低数字。尾声

印尼“九·三○”事变之后产生了三大后果：一是印尼共产党的覆灭；二是印尼从一个对中国和苏联友好的国家变成了一个亲美和亲西方的国家；第三个后果，则是被印尼人民称为“国父”的苏加诺总统政治生命的终结。

近半个世纪过去了，“九·三○”事变给东西方的史学家留下了许多不解之迷。

不解之谜之一是：印尼共产党究竟在这场事变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在事变刚刚失败时，虽然印尼共产党紧急发表了与此次事变无关的声明。但印尼军方认为，事变是印尼共产党一手策划和领导的，他们因此对印尼共产党进行了大屠杀。据事变后美国中央情报局披露的众多材料和当事人(包括对事变领导人和印尼共产党中央负责人)的审讯记录，证明发起“九·三○”事变的核心人物有5人，即翁东、拉蒂夫、苏约诺和印尼共产党中央特别局局长夏姆和副局长波诺，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夏姆和波诺。事变当天，正是他们5人在现场进行指挥。印尼共产党中央特别局是党内的秘密组织，美国中央情报局有关事变的报告称，夏姆和波诺在印尼共产党内的地位极为神秘，甚至连一些政治局委员都不知情。印尼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约诺在审讯中说，“党的秘密组织，只限于党的主席艾地一人掌握。”夏姆本人在审讯中声称自己是“‘九月三十日运动’背后的智囊”。据说印尼共产党在次年，曾在党内通报了夏姆“叛党”一事。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报告结论认为，“印尼共产党在策划政变中起着中心的作用，这是确切无疑的。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所有重大决定都是由印尼共产党做的。”奇怪的是，夏姆和波诺两人事变后被处死刑，但据说直到80年代初都没有执行。

不解之谜之二是：印尼“国父”苏加诺总统在这场事变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印尼军方在事变后，一直认为总统与事变有牵连，并出示了许多相关材料。但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报告结论中认为，军方的这些材料，不能确定总统与事变有牵连，至多只是同情事变而已。但印尼军方却一直不放过总统，事变之后，苏哈托竭力寻找苏加诺总统参与了事变的证据，但都缺乏明证。1966年3月11日，手握实权的苏哈托派人前往总统行宫，逼迫苏加诺签署了由苏哈托代理总统的“命令书”。次年8月又制定了禁止共产主义活动的“25号决定书”。1967年3月，苏加诺总统被逼下台。1970年6月21日，苏加诺病逝于首都雅加达，一代枭雄从精神到肉体都永远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不解之谜之三是：中国在这次事变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由于事变前印尼、苏加诺总统及印尼共产党和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印尼军方在事变后，一直试图寻找中国与事变有联系的证据，但都拿不出确切证据。军方在审讯夏姆时，向他问到事变是否与中共情报部门有牵连时，与军方十分配合的夏姆却断然否定，“绝对没有任何关系”。美国中央情报局有关事变的报告称，“应该认为，没有证据证明中国直接插手了这次印尼政变。”但美方又认为，如果获得了事变前夕印尼共产党主席艾地访问中国时的谈话内容，就可以最后做出结论了。但苏哈托在当政的几十年中，一直咬定中国与事变有牵连。多次发起大规模迫害华人华侨的活动，并有在一次迫害活动中集体强奸上千名华人华侨妇女的惨无人道的行为。

1998年5月，独裁了33年的苏哈托被控贪污腐化而被赶下台。2008年元月17日，苏哈托病死，终年86岁。

4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当年印尼“九·三○”事变几乎所有的重要参与人与知情人都已离开了这个世界。但只要印尼、美国、中国当年有关这次事变的档案不能真正公开，40多年前的印尼“九·三○”事变真相永远也是一个迷。至于在“九·三○”事变死亡的25万生灵，只要印尼政局不能走向真正的民主，则更是永远不能申冤了。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9年第1期　【读者来信摘登】

《炎黄春秋》又一年

在所有文史类期刊中，《炎黄春秋》是我最喜爱的，每期必看，每看必有所得，有所悟，有所感。这种感觉决不自今日始。虽然年龄一年年增长，但感觉到有《炎黄春秋》相伴，心态反而更年轻。这种感觉的由来，实实在在是因为期刊的五大特色。

其一，勇于探索史实的胆识和气魄。不少我辈经历或书上读过的大事件，都能以事实为准绳，有的给以匡正，有的给以很有启发性的分析，不时给人以恍然大悟之感。其二，敢于追求真理的勇气和智慧。我是读过不少书，也在高校教过多年书的知识分子，很多东西似乎已成定论。但读过该刊，不少新视角、新观念、新认识、新发现，依然让我警醒，大有耳目一新之感。其三，破旧立新的前瞻眼光。任何一个人、一个民族，要进步、要发展，都离不开坚持真理，摒弃谬误，总结以往、展望光明。阅读本刊，我自己也似乎一天天在变新，头脑更充实，这是我的真实感受。其四，有一批德高望重、勇于探究的老前辈，作为该刊的作者群，又有一批卓有见识的新学者做接续，使得该刊每期都有新发现、新观点显现于读者面前。其五，办刊风格有棱有角，大胆活泼。针砭时弊，毫不遮掩，“不惟书、不惟上、只惟实”，呼唤改革，旗帜鲜明，犹如雷霆千钧，又如春风拂面。

出于对《炎黄春秋》的喜爱，提出一点也许不正确的意见：在《一家言》栏目中，我更希望看到不同观点的争论，比如对社会主义的不同认识。真理只能在比较和争论中才能扎下深深的根。要相信读者的鉴别能力。

时间过得真快，《炎黄春秋》又一年。我相信新一年的刊物会更好，让我更有所得、有所悟、有所感。

河北读者　甘彦洽

警惕没有喊声的“万岁”故事

近读贵刊2008年第10期雷颐先生的《“万岁”故事》一文就回想起自己喊“万岁”的故事。我是文革中开始喊“万岁”的。“像孩子一样透明、单纯、纯净”地喊，表示对领袖的尊敬和爱戴。在那个时代，当属“常情”、“常理”。也下意识地想过，人是不可能活到“万岁”的，这是“常识”。那时的一日三餐，都要先喊了“万岁”后才能吃。日子一长，习以为常，喊“万岁”好像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我喊了那么多“万岁”，今天才知道“万岁”一词里竟包含着这么多奥妙玄机，我很感谢雷先生!

最近看到一篇文章《先有李世民后才有魏征》，立即联想到是先有皇帝老子喜欢听“万岁”。后才有臣民们喊“万岁”。现在虽然没有皇帝了，没有喊“万岁”了，但似乎“‘声’犹在耳”。比如，“一把手”的权位在一个单位里是至高无上的，他的指示总是正确的，讲话总是重要的，言行总是不受约束的，耳朵里总是充满颂扬和掌声的。如果不能彻底肃清天、地、君、亲、师的等级思想，“人治”制度不能彻底改变为“法治”制度，没有喊声的“万岁”故事，还会延续下去的。

在这里，我要感谢《炎黄春秋》这些年来发表了很多振聋发聩的好文章，帮助读者启发了良知。感悟了人性美，辨别了真假是非，增长了见识才情，促进了独立思考。

武汉读者　周天表

贵刊2008年《炎黄春秋》第10期《通渭问题一“大跃进”五十周年祭》一文中提到的“1958年5月5日至23日，他以‘先进县代表’的身份，列席了中共中央八届二中全会”，此处有误，应是“八大二次会议”。

北京读者　张柏新

第12期《萧克与历史问题的拨乱反正》一文写的很好，但也有两处错误。首先，文中说：1977年后，萧克回到军中，担任国防部副部长，并兼任军事科学院(应为军事学院)院长。需要指出的是：萧克是1972年回到军中的，5月份任解放军军政大学校长，1978年3月任军事学院院长兼第一政委。同样，蒋杰当时所在单位名称的问题也就清楚了。

读者　李建　王千菽

我在贵刊2008年第3期发表的《日本战犯重到南京》一文中所列《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人口损失总计表》，引自2005年7月7日上海《新民晚报》A17七七专辑“抗战胜利六十年特刊”(第七期)。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民伤亡人数最低限：3480万。转录有差错，特更正如下：“死亡”项中，湖南应为920085人，云南应为130396人，冀晋热辽察绥应为1385539人；“受伤”项中河南应为239939人；山东漏列，死亡为1830215人，受伤为1632985。

另，拙文引用李煜词句“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国”字误印成了“园”字，亦请代为订正。

作者　叔弓

读了2008年10期《1976年，华国锋和叶剑英是怎样联手的》一文，我认为文中有关公安部领导等任职的叙述有误。如文中第二部分说“1972年谢富治死后(华国锋)接任公安部长”，而据史料记载，1970年谢富治患病后，当年6月至1973年10月，由李震担任公安部革委会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实际上主持公安部全面工作。华国锋是在1975年1月召开的四届人大会议上被任命为副总理兼任公安部长的，并非文中所述“(由公安部长)升任国务院副总理”。

贵刊第11期中一些文章所提及的人和事与史实不符：

1．《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外政策的调整》一文中提到“政治局常委李先念”(见16页)，这个提法是不对的。在1982年9月党的12大召开以前，中共中央还设有高于政治局常委级别的副主席，1981年3月的时候，李先念是党的副主席，副主席还有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3人，当时不是副主席的常委还有胡耀邦和赵紫阳，因此，笼统地把李先念称为“政治局常委”是不合适的。

2．《王府井亮起来背后的故事》一文中提到1984年的时候全国人大委员长是万里(见35页)，事实上，当时担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是彭真，万里是1988年4月才开始担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

3．《中国的地震预警史》一文中提到辽宁省政府(见40页)，事实上，“文革”期间(包括1975年)全国各地的政府一般称为“革命委员会”，辽宁省也不例外。

大连读者　孙　奎

2009年第2期　新民主主义的命运和刘少奇的失败·姚力文 刘建平

一、同一个“新民主主义”，潜在的倾向性分歧

新民主主义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旗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建国思想，“新民主主义”在1940年经毛泽东提出，刘少奇等也有论述，到1945年党的七大前后具备了比较完整的理论形态。其核心主张是：“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是要组织民主联合政府。经过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农民私有财产基础上合作社经济的发展，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即改变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废墟”之后，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

必须注意到，党的七大时期“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论”的国际政治判断是战后美苏合作，国内政治构想是与包括掌握着国家政权的国民党组建多党联合政府。但随着国共内战的爆发和美苏两个阵营冷战格局的形成，特别是在人民解放军转入全国规模的进攻、革命胜利指日可待的形势下，对社会主义方向的强调成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新特色。在1948年9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要召开政协、成立中央政府时，毛泽东一方面说政权的性质是工农和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另一方面却要“点明一句话”，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外部就是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又强调：革命胜利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的“基本矛盾”，要“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走向集体化”，对资本主义的“限制”和资产阶级的“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

但刘少奇从调查研究到理论思考，继续坚持着新民主主义的社会阶段论。在1948年9月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谈的是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的“总方针”下具体讨论新民主主义问题。他虽也承认夺取全国政权、民主革命胜利以后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却又明确指出：与资本主义斗争的方式应是“经济竞争”、“和平的竞争”，与资产阶级的合作要“坚持又团结又斗争”的原则，不能“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政策”。为什么不早消灭资产阶级?困难很多，“消灭以后你还要把他请来的”。我们今天与资本家的经济竞争，就是“不以行政手段为主”，“看谁经营得好”；“谁领导了市场，谁就领导了国民经济。”因此要发展供销合作社，“不能用行政命令，而必须用商业的方法战胜资本家。”另一方面，要防止农业生产合作社好高骛远、强迫命令、报表邀功，必须是自愿参加、自由退出，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需要机器条件。

1949年1月接管天津、北平之后，两市财经困难、生产荒废，天津上百万人口生活无着，北平更多，而有些干部对民族资本家有“左”的情绪。华北局负责人薄一波向中央报告：“所有城市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有步骤地有计划地妥善地复工，这一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则万事皆通。否则，一切均谈不到。”而造成困难的原因除战争外，工人、店员在解放后大搞“清算斗争”导致资方疑惧、开工不足，是为“突出问题”。于是，刘少奇在4月中旬来到天津视察，特别强调：在执行七届二中全会路线过程中，最容易发生模糊的是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斗争对象，搞乱敌我阵线(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0～52页)。他在对干部、工人、资本家的讲话中，反复说明“自由资产阶级不是斗争对象”，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是“我们的阵线”，工人与资本家有矛盾，但“今天资本主义剥削是合法的”，要做到“劳资两利”，搞好关系、发展生产。他设想：建设新民主主义，资本家可以充分发挥积极性；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候，大家开会“讨论怎样转变为社会主义”，由国家收买资本家的工厂，资本家就成为“国家工厂的经理”。据报道，刘少奇在天津的讲话既使资本家提高了经营情绪，也使工人受到教育，减少了劳资纠纷，对恢复和发展生产起到推进作用。

接管大城市后遇到的严峻困难，也曾使毛泽东的思路有所调整。在刘少奇赴天津前夕，毛泽东4月7日起草中央给华东前线领导人邓小平、饶漱石、陈毅的指示说：“我们认为，接收及管理上海如果没有自由资产阶级的帮助，可能发生很大的困难，很难对付帝国主义、官僚主义及国民党的强大的联合势力，很难使这些敌对势力处于孤立。这件事，你们现在就应开始注意。因此，请你们考虑，是否有必要在没有占领上海以前，即吸收他们参加某些工作。而在占领上海以后，则吸收更多的这类人物参加工作。”刘少奇视察天津期间，毛泽东在北京也谈到了同样的政策思想。4月15日，毛泽东接见太行区党委书记陶鲁笳等人时说：我们的经济政策就是要处理好“四面八方”的关系，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关于劳资两利，许多同志只注意到其中一方，而不注意另一方。你们看二中全会决议中讲到我们同自由资产阶级之间有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目前的侧重点，不在于限制而在于联合自由资产阶级。”劳利而资不利，工厂就要关门；资利而劳不利，就不能发展生产。“四面八方”缺一方面，“就是路线错误、原则的错误”。“我们要团结资本家，许多同志都不敢讲这个话，要了解，现在没有资本家是不行的。”这是毛泽东对七届二中全会路线的明显调整。

二、信念超越党规国法

刘少奇通过调查研究，通过对中国革命、苏联和东欧经验的比较、总结所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思考，为筹建新中国作了至关重要的思想、政治准备。对此，邓小平曾经以“天津讲话”为例高度评价说：少奇同志的那些讲话，对我们在渡江南下解放全国的时候不犯错误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刚进城最怕的是“左”，并且确实发生了“左”的倾向。我们渡江后，就是抱着宁右勿“左”的态度去接管城市的；“因为右充其量丧失几个月的时间，而‘左’就不晓得要受多大的损失。而且是难以纠正的。”由此，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作为开国宪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什么把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作为总原则，以及为什么回避提出社会主义前途。《共同纲领》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论”的宪法化，它使源自六大的“革命完全胜利之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革命转变论”思想受到抑制，甚至连毛泽东的所谓“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的“革命转变论”展望也受到了抑制。

在《共同纲领》对新民主主义制度作出实行人民民主、保护人民私有财产、人民享有广泛自由权利规定的同时，作为开国法统组成部分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还规定：政协全体会议在普选的全国人大召开以前执行人大即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职权，包括就国家的根本大计和重要措施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提出决议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领导国家政权，有制定并解释国家法律、规定国家施政方针等职权，其下属的政务院为最高执行机关。政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政务院均由多党构成，无论是立法机关还是行政机关，都是多党联合、人民民主的性质。新民主主义制度是实现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根本保证。对于人民民主政治，刘少奇的态度诚恳而严肃。他在1949年9月15日的政协党组会上说：我们共产党员要在政协会议中怎样具体行动?在议会斗争中行动得不好，就妨碍路线、政策的执行，这是要考究、要学习的。21日，刘少奇代表中共在政协全体会议上讲话说：中共“以一个政党的资格”参加政协，和各党派团体一起“在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基础上忠诚合作，来决定中国一切重要的问题。”共同纲领包括共产党的最低纲领，但回避了社会主义前途；这是因为，“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如在共同纲领上写上这一个目标，很容易混淆我们在今天所要采取的实际步骤。”

但是，随着建国后政治秩序的稳定和经济的恢复发展，党内的“无产阶级专政”习惯势力和“革命转变论”思想很快又恢复了生机。

1949年12月10日，在东北农村工作问题座谈会上，针对许多农民在经济普遍上升之后要求“单干”、“对组织起来感苦恼”、认为“只有单干”才能种好地等不愿意被编在互助组的现象，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兼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指出：我们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是使绝大多数农民丰衣足食，而做到这点则必须使绝大多数农民“由个体逐步地向集体方面发展”。高岗在讲话中虽然谈到“允许单干”、“允许雇工”、“不能强迫农民组织起来”，但他又强调：“这绝不是说”对“单干”放任自流。他具体要求在贷款、供给新式农具和优良品种、劳模奖励等方面给互助组以优先、优待政策，断定互助组能胜过单干。很显然，面对农民要求“单干”的现实，高岗坚持着把农民组织起来进而实现合作化、集体化这样一种政治信念，而不愿意尊重农民自主选择生产方式的权利；他提出了农村经济发展“方向”的路线问题，并决定动用政府掌握的经济、技术资源制造出符合其互助组“胜过单干”这一政治信念的经济现象。

在这里，问题的要害还不是人为地制造“组织起来”与“单干”之不公平竞争的条件，而是原来设定的发展合作化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需要具有工业提供机器的条件等等限定，已经在符合社会主义“方向问题”与否的意识形态判断压力下开始模糊和淡化；相应地，一种基于个人信念而干涉农民自由权利的欲望，代替了建国前夕中共中央领导层对社会经济发展所作的实证分析和对历史进程所作的谨慎预期，所谓反对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内涵也就被空洞化了。正如薄一波所指出的：高岗所谓奖励互助合作的政策乃“歧视单干”，而更为“实质”的是“主张土改后立即起步向社会主义过渡，无须有一个新民主主义阶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96—197页)这是关系到党的指导思想原则的重大问题。

刘少奇对东北的非新民主主义动向提出了严肃批评。在东北农村工作问题座谈会结束之后，东北局组织部于12月31日作出《农村支部工作指示》，其中批评党员“只想个人发财”、“甚至想剥削别人的富农思想”，要求教育党员“大量在合作社入股”、积极参加互助合作，以“引导群众组织起来”。1950年1月23日，中央组织部为批复东北局而向刘少奇请示，刘少奇对副部长安子文说：“现在的变工互助能否发展为将来的集体农庄?我认为是不可能的。这是两个不同的阶段，要防止急性病。”集体农庄是要使用机器从事大规模生产，它否定了个体经济。这是生产方式上的革命，没有机器工具的集体农庄是巩固不了的。因此，现在限制单干是过早的，能够单干就很好。而且也不要以为反对单干的农民便是集体主义，“因为他还无力单干，是不能去单干的贫农。”刘少奇还批评提出“剥削问题”和“富农党员问题”是过早了，强调：“雇工，单干，应该放任自流，让农民都有三匹马一副犁就很好。”“我们的党规党法上允许党员单干而且也允许雇人，认为党员便不能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思想。但能单干与应该单干是两回事，我们允许党员单干，并不是我们鼓励他们去单干。”根据刘少奇的这些意见，中组部正式答复了东北局。但东北仍然把高岗的思想概括为“把互助合作组织提高一步”并大作宣传；结果，几个月内东北农村的互助合作运动出现严重的强迫命令和形式主义，使单干农民“不仅在生产上步步感到困难，而且在人权上受到歧视”，强制入组达70％～80％，而退组则受到惩治性的扣留财产或罚款与劳役。

高岗之所以敢于抵制中组部的指示，是因为背后有毛泽东的支持。他在东北党的会议上公开指责中组部指示是错误的，东北局组织部长张秀山与高岗辩论，高岗便说穿是“主席不同意他们的意见”，使得东北局“一边倒”向高岗(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51页)。薄一波也有回忆说：高岗“收到少奇同志的谈话记录后，在北京面交毛主席，毛主席批给陈伯达看，对少奇同志谈话的不满，形于颜色。后来，这个谈话记录就成为高岗反对少奇同志的重要借口。”这样，中央决策层内反对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论的毛、高默契形成。

在东北的农民要求单干和富农党员问题导致中央领导层发生意见分歧不久，山西老解放区的互助合作发生了比东北更严重的涣散解体危机。土改后的山西农业生产普遍恢复、发展，到1950年底已有占总户数4％的农民上升为富裕中农、85.4％的农户上升为中农。而农民群众特别是经济上升比较迅速的农民，要求“自由地发展生产”而不愿意组织起来，这种“单干”思想导致互助组“涣散、萎缩以至部分陷于解体”。

为了坚持集体化方向，1951年2月召开的山西省委第二次代表会议决定试办“征集公积金”、增加“按劳分配”因素的农业合作社。4月17日，山西省委向中央、华北局提出《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报告说：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农民“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这就是互助组发生涣散现象的最根本的原因。”为彻底扭转目前互助组织涣散解体的趋势，必须使之“走向更高级一些的形式”，实行“出组不带”的“公共积累”和逐步加大“按劳分配的比重”，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很显然，山西省委已经根本不再顾及农业合作化所需要的机器条件和文化条件，而着眼于以超经济的行政强制，对农民设置一个单干固然自由、但退组即意味着放弃被征集的公共积累这一两难的利益困境，甚至借此否定个体土地所有权，迫使农民放弃自己的致富愿望而就范于“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这里，意识形态本位的社会主义信念取代民意、民生本位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权力强制逻辑出现了。

但华北局坚持新民主主义原则。就在山西省的报告酝酿期间，《人民日报》于3月17日发表社论阐明华北局的观点，要求“党政领导机关应迅速把工作重心转移到春耕生产上来”，并提醒要“在自愿两利原则下”发展互助组织，反对号召和强迫一般互助组搞所谓公共积累。在接到山西省的报告后，主持华北局日常工作的刘澜涛又专门请示刘少奇，刘少奇反对在尚不具备农业机器技术条件的情况下动摇私有制、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华北局于5月4日批复山西省的报告，指出：“用积累公积金和按劳分配来逐渐动摇、削弱私有基础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是和党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策及共同纲领的精神不相符合的，因而是错误的。”5月7日，刘少奇给党的第一次全国宣传会议作报告，在介绍中央“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计划时，特别给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以明确界定，他说：十年之内谈不到社会主义。“十年以后建设得好，那时我们看情况，就可以提一下这个问题：社会主义什么时候搞呀?但是还要看实际情况才能答复这个问题。”他批评山西省委提出组织农业合作社实际上是现在要搞社会主义改造，指出：用农业合作社、互助组的办法使农业直接走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这是幻想的社会主义，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我们中国的党内有很多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这种思想要纠正。因为仅仅依靠农村的条件不能搞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要依靠工业。”6月3日，刘少奇在华北局当面批评山西省委，说：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不可轻易地动摇、削弱和否定农民的个体所有制。不要怕农民冒富，只有80％的农户发展到“三马一车一犁”的富裕程度后，才可由他们自愿地走农业合作化的道路。现在对富农没有什么限制，将来富农作为一个阶级出现后，可以采取税收、价格、工会等办法加以限制。现在搞合作社，富农反对，中农动摇，贫农要求，供给制干部热心。凡办事要重多数，少数人拥护的事是不能推厂的(陶鲁笳：《一个省委书记回忆毛主席》，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0页～22页)。6月29日，薄一波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加强党在农村中的政治工作》的文章纪念建党30周年，从贯彻党的政治领导的高度批评“在互助组内逐渐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财产，来达到农业集体化”的空想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薄一波警告说：现在“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和教育农民出身的党员和干部”，发展互助组必须反对强迫命令，不能反对个体农民“单干”，对富农也允许其存在和发展。这样，刘少奇、薄一波和华北局捕捉到“农民出身的党员和干部”仅从社会主义的信念出发而缺乏法治自觉和理论思考能力的问题，希望从政治工作人手对干部加以约束，阻止权力的超法律运作。7月3日，刘少奇把山西省委的报告批示印发给各负责人阅，指出该报告是“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例子。

两天后，刘少奇在中南海给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作题为《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的报告，批评山西省委不顾现实工业条件而破坏私有财产制度为左倾冒险。他说：所谓“对农民私有制又动又保护”是不对的，“太岁头上不能动土，你去动摇一下，削弱一下，结果猪、羊被杀掉，所以现在我们不能动摇，不能削弱，要去稳定。”在上述理论准备和宣传工作背景之下，华北局于7月25日向中央做出《关于华北农村互助合作会议的报告》，刘少奇阅后加以修改，其中着重批评了山西省委的意见，指出：山西省的做法“是根本违反互助组组私有财产基础上的等价原则的”。互助组的巩固主要依靠充实生产内容，如此便“在农民中就进行了一种实际上的集体主义教育，是将来组织集体农场必需的思想基础。”刘少奇加写的这句话强调了在帮助农民发展生产的过程中“教育农民”，而不是设置利益困境、搞行政强制或进行侵犯农民自主权的思想规劝，进一步明确了引导农民走向合作化的是利益驱动机制而不是强迫性的利益困阻机制。

然而，就在中央审批华北局报告的时候，毛泽东出面站到了山西省委一边，开始实践“革命转变论”即他本人所谓“革命的不断革命论”。他首先找刘少奇、薄一波和刘澜涛谈话，明确表示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于是华北局7月25日报告被搁置。他又指示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陈伯达以中央名义在9月下旬召集地方部门代表参加的互助合作会议和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并亲自审改会议通知，指导会议和决议的起草工作，从组织上掌握了领导农村工作的主动权。《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一扫围绕“互助组涣散趋势”的烦人争论而直接肯定农民有“劳动互助的积极性”；把简单劳动互助、常年互助组、实行土地入股与公共积累的生产合作社，总结成由低级到高级在集体化方向前进的“运动发展的一般规律”，指明建立更高级的社会主义集体农庄的运动前景。这个决议草案作成后当即在10月间发给一些地方的负责人，很快得到高岗、河北省、华北局的积极反应。12月15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印发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草案的通知，要求各地组织实行，把互助合作运动“当作一件大事去做”。经过这一系列的会议组织、政策制定与传达、指导步骤，毛泽东消除了刘少奇批评和阻止东北局、山西省提高互助组织的影响，推动农业集体化走上了迅速发展的轨道。而刘少奇则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对农业互助合作工作积极研究和直接领导，毛泽东的“不断革命论”就成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统一指导思想。

尽管毛泽东取得了从农业集体化运动突破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主导权，但这一政治运作过程却是非法的。对照起来，1950年6月土地改革是以政协讨论同意中共提出的土改法草案并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的合法程序施行的；这是开国法统规定的全国政协和中央政府委员会立法、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行政的宪政制度，可谓多党议会立法、联合政府行政。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则是以《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为法，由共产党组织系统实施的，乃一党立法、党内行政的违宪行为。这是完全的以党代政，当然也是完全的“无产阶级专政”；因此，据开国法统而论，就是僭越的立法、非法的行政。并且，即使从党的法规而论，互助合作决议也是非法的。根据七大党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具有“决定党的基本方针和政策”的最高立法职权，经中央委员会选举的中央政治局是“中央指导机关”，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决议之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即政治局和书记处的集体领导享有最高行政权；因此，作为改变党的新民主主义政策而启动社会主义改造这种重大决策，立法程序应该是由书记处、政治局提出议案，经过充分讨论之后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或至少由中央委员会表决。然而，毛泽东的做法是让陈伯达以中央名义召集地方部门代表参加的互助合作会议和起草决议，这种会议当然不具备党内立法资格。不过，即使在这样的会议上，决议草案和开会方式也遭到与会者的非议。1951年9月20日，陈伯达主持由除西南局以外各中央局派人参加的中央互助合作会议。他拒绝与会者汇报各地互助合作运动情况和问题的要求，而是传达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以后就讨论他起草的决议，但仍有代表不同意陈伯达所谓农民具有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尤其是被认为“熟悉农村情况”而特邀到会的作家赵树理，声称农民“热心单干发家”而不愿意搞互助合作组织，使得陈伯达很不耐烦。但无论如何，陈伯达草案还是通过了。而这样一个“草案”，毛泽东竟然以中央名义指示各地党组织“当作一件大事去做”。并且，这个未经任何具有全党立法权威会议通过的“草案”，在1953年2月15日经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印行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的通知》就“成为正式决议”，而他所举的理由为“经过一年多的实施证明是正确的”。这完全是把自己置于党的组织之上，使党代会立法、集体领导变成了议行合一的个人集权。

纵观这一党内立法过程，可以说闪烁着惊人的权术谋略；其要义乃行政会议立法化和立法会议行政化，从而达到立法与行政权力集中于个人的目的。具体地说就是：毛泽东以中央名义而委托陈伯达召集地方党组织有关负责人参加的互助合作会议，是党内的上下级之间的行政性质会议。与会者即使有许多反对意见，最终也不能拒绝或根本修正“毛泽东一陈伯达草案”，而是要服从领导即不得不通过它；因为，这一草案在被讨论之前就已经具有“党中央、毛主席”的名义了。而具有了这一“通过”的程序外衣，“毛陈草案”也就获得了某种模糊的合法性——它似乎是来自各地方部门的集体意见，符合党制定政策所必须具备的调查研究、集思广益原则，因此它疑似议决性质的立法。而对于中央核心决策层(政治局、书记处)——在党法上，其成员之间可以平等地发表意见，不存在必须绝对服从的上下级权力关系，以共同制定政策，体现集体领导——这一具有准立法权的会议(或传阅)而言，所面对的文件是毛泽东召集的疑似全国性质的会议已经通过的文件，因此是必须同意的文件；即使有异议，也不可能从原则上推翻它。如此，本来成员之间可以平等发表意见的立法会议，就变成了必须服从所讨论文件的行政性质的会议；但这一会议(或传阅)却使文件最终获得了“中央”的合法名义。二者衔接起来，“差级会议”——参加互助合作会议的地方代表必须服从中央(毛泽东)的领导，是为行政性权力差级会议；中央高层领导集体必须服从疑似具有全国代表名义的互助合作会议，是为体制性权力差级会议——的立法程序便告完成，使通过党组织推行农业合作化运动获得了合法依据。但是，无论“不断革命”如何克敌制胜，如此的废置国法、擅越党规已经不是合法行政、秉公求治的政治，而是以强行个人或少数人意志为目的的谋权用术。

在以《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启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即事实上开始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进程之后，毛泽东于1952年9月底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指明：从现在开始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要基本上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这个时间以后才开始过渡。1953年5月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提出《关于资本主义工业的公私关系问题》的报告，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的思路形成，毛泽东遂于6月15日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完整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

但如何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取代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并成为党内的共识?毛泽东不是组织民主讨论表决立法，而是靠党内斗争推动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总路线的问题，没有七、八月间的财经会议，许多同志是没有解决的。”而所谓的“财经会议”正是高岗向薄一波、刘少奇斗争的会议。在1953年夏季的财经会议上，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高岗等积极串连，向负责修正税制、主张“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财政部长薄一波发难；而高岗攻击薄一波，采取的是“移花接木的手法”，把刘少奇的1949年天津讲话、1950年对东北富农党员问题的批评、1951年对山西互助合作问题的批评等等统统扣到薄一波的头上，搞“批薄射刘”，企图推倒刘少奇(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42页)。而中央组织部部长饶漱石，也在1953年秋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以批判常务副部长安子文为名攻击刘少奇。但刘少奇的领袖地位不会由于一次仓促发动的阴谋斗争而动摇，结果高、饶“倒刘”不成，反而在1954年2月的七届四中全会上受到批判，并最终被打成“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不过，在反对新民主主义政策而主张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旗帜下高岗和毛泽东是一致的，因此刘少奇在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和七届四中全会上一再检讨高岗攻击他的那些“错误”，表示对“毛主席的想法”的服从和对农业合作化运动、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积极认识。很显然，高饶斗刘虽然失败，毛泽东解除刘少奇阻碍、推翻新民主主义政策却成功了。而且，高岗之所以认为刘少奇将失去毛的信任、地位动摇，除了他发现毛、刘之间在农业合作化、向社会主义过渡等问题上的分歧之外，还有更隐秘的背景。1953年初，毛泽东指示高岗调查东北敌伪档案中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的情况，高岗安排东北局第二书记、组织部长张秀山落实。高、饶事件发生后，公安部长罗瑞卿追究张秀山“查刘少奇档案”的问题，张秀山被加以“用了极其恶劣的手段攻击刘少奇同志”的罪名(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321页)。但毛泽东作为“查档事件”的主使并没有受到相应的组织批评，而关于刘少奇奉天被捕一事，当时的满洲省委向中央作过报告。倘若在追查“高饶反党联盟”时对毛泽东暗中调查刘少奇奉天被捕情况有所批评，或许就不会发生文化大革命中继续在刘少奇这一问题上以逼供制造假案的悲剧了。

如此。毛泽东用曲折复杂的党内斗争手段“解决”了最高领导层向他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思想统一。之后，由周恩来于9月8日向全国政协常务扩大会议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并在9月中旬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发言阐述总路线。其间政协委员梁漱溟为农民叫苦，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多人的批判。毛泽东甚至称梁漱溟是“野心家”、“伪君子”，要求揭露、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以利于“在全国讨论总路线”。国家政治生活如此之荒唐，因讨论过渡时期总路线，竟然把本来是国家立法机关的政协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变成批斗会场。以此为象征，新民主主义的思想、制度和国家机构被废置。这样，过渡时期总路线没有经过任何立法程序，就终结了新民主主义制度。

三、新民主主义夭折是刘少奇和新中国的悲剧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终结，党内资深的农村工作老领导杜润生指出：毛泽东1953年就“急急忙忙”提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而抛弃新民主主义论和《共同纲领》，以后反右、反右倾、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闹得“党无宁日，国无宁日，社会的和谐遭到彻底破坏。”(杜润生：《当代中国与新民主主义结构》姚监复整理，《炎黄春秋》2008年第2期，第14页)这是新民主主义研究的政治学体会和思考。

“抛弃新民主主义”的“过渡”成功了，为什么闹得“党无宁日、国无宁日”呢?因为权术可以谋国治人，但不能够治国服众。1951年，针对华北局批评山西省委搞合作社以“动摇、削弱私有基础直至否定私有基础”违背了党的政策和《共同纲领》，毛泽东曾经派陈伯达质问：“为什么不能动摇私有?保护之，就不能动摇之?”面对如此的无上权威姿态和蛮横强词夺理，党内干部或只能服从；但落实到农村，则一再遭到农民抵制，干部强迫则发生名之日“阶级斗争”的社会冲突。甚至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1956年秋季以后，不少地方还发生农民“闹社”、“退社”风潮，相当多的干部也怀疑所谓“优越性”，结果不得不“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种“阶级斗争”式的社会冷战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后解散农村集体生产组织。而更为可悲的是，由于社会主义革命所宣称的生产力发展不能实现，编造统计数字、报喜不报忧的谎言政治在党内发展起来；当党内不能容忍劳动浪费、生产效率低下弊端和大量人口饿死惨剧的正义力量试图揭发“人祸”时，这就涉及毛泽东主导的社会主义政策正确与否的评价问题，最终导致毛泽东发动清洗“党内走资派”的文化大革命式暴力政治，包括刘少奇、彭德怀等一大批新中国开国元勋被迫害致死，国民经济几近崩溃。如果说毛泽东强行终结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基于理想的信念政治和党内盲从领袖的迷信政治，那么后来则由于信念、盲从的后果不良而堕落为竞相作伪的谎言政治；最后，由于党内存在不能承受谎言政治的道德压力的健康力量，谎言政治遂转变为暴力政治，以非法的专政手段解除谎言可能被揭穿的危机。这是以权术破坏新民主主义共识导致国家政治认同破裂和党内政治混乱的必然结果。

那么，怎样的政治才是合理的，能够治国兴邦呢?民主的、具有合法性的政治。进入君权神授意识形态崩溃的近代以后，人民的国家、国民的国家、公民的国家这种民主主义意识形态成为国家政治合法性即国家统治权利可以被接受的法则；民主主义的价值共识决定共同体的政治认同，这已经被证明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共通政治原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也遵循着同样的政治原理，即建立了在新民主主义共识的基础上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认同。刘少奇主张共产党员要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并因此反对过早、更反对强行向社会主义过渡，就是在维护新中国的政治合法性，以使中国人民能够在安定的民主政治秩序中发展经济、建设国家。所以，刘少奇虽然是主张社会主义的共产党人，但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共同奋斗成果，所以他是严肃研究新民主主义的思想家，是诚实践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家。还有其他党的高级领导人如周恩来，也认为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必须是“人民在自己的实践中认识到这是唯一的最好的前途”。而且，最为重要的是开国法统贯彻了全国人民的新民主主义价值共识，并因此确立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民主联合政府政治认同。如果按照刘少奇、周恩来等所主张的人民本位、法治立国的原则，可以预期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建设当会顺利发展；如果其后经过长期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而不是“趁穷过渡”，如果是在人民民主立法、自愿实现的民主社会主义而非权力强制的专制社会主义条件下，怎么可能发生谎言“跃进”、大量饿死之类的荒唐事，怎么可能发生文化大革命之类的“全面内战”和所谓“越来越激烈”的“阶级斗争”呢?

历史的悲剧性在于，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权威毛泽东虽然公开主张新民主主义、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联合政府，但他根据自己的信念努力寻找机会、争取权力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甚至不顾忌开国法统的承诺：1951年支持非农民阶级的干部们以行政权力动摇农民对土地、财产的所有权；1952年指示中央统战部“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成为中间阶级”；1953年阅改批发了由胡乔木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权性质的指示》，说明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由共产党一个党决定纲领政策和计划”的无产阶级专政，但要求高级干部了解而禁止对一般干部宣传，以免引起“不安、不满和种种揣测”。这样在事实上就把民族资产阶级、甚至把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都排除在了“人民”概念之外，完全背弃了新中国的《共同纲领》。这不是诚实的、法治的民主主义、制度主义态度。正如1955年11月宋庆龄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所质问的：“我很不理解提出对工商业的改造，共产党曾向工商界许下长期共存、保障工商业及其利益的诺言。这样一来，不是变成自食其言了吗?资本家已经对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怀疑和恐惧，不少人后悔和抱怨。”(吴江：《政治骇浪六十年》，内部印行2005年版，第70页)这实际上是对政治合法性的呼吁。当政治失去了合法性之后，人民就会实行抗议、抵制或不服从，即使是“天天讲阶级斗争”和反复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也无济于事。而且，那些“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本身也是无效的思想空转或非法的政治迫害。事实上，那些思想空转和政治迫害也是民族的历史悲剧：“阶级斗争”即使扩大到把刘少奇等开国元勋迫害致死的程度，也不能达到所承诺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即使反复再三，也不能阻止生产效率的低下和国家经济的贫困化。

随着毛泽东的离世，“不断革命”呼啸列车停止下来。而随着刘少奇冤案的平反和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见天日，刘少奇的悲剧即作为个人时间的历史结束了。新民主主义建国思想的创造性思考表明他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惟因没能够坚持初衷、抵制强权，新民主主义的夭折使他最终成为一个失败的政治家。经过新时期的拨乱反正。刘少奇已经获得了荣誉的历史地位。不过，作为国家民族的悲剧不可能随着为刘少奇平反的政治仪式和对新民主主义思想的重新肯定而简单地结束——因为国家共同体意义的历史是连续的，新历史的创造需要新价值的论证、新思想的奋斗和新政治的创造。新民主主义夭折的悲剧所反证的不仅是新民主主义理论本身的历史正确性，还有价值共识和政治认同即合法性是共同体的根本法则这一政治学原理。只有在对历史悲剧的反思中重建了诚实的法治道德和可靠的民主制度，由于“不断革命”造成的政治结构破坏和社会冲突伤口才能逐渐愈合，中国才可能真正摆脱社会冷战的泥沼，走上长治久安的和谐社会的坦途。

(姚力文系人民日报高级编辑，曾为刘少奇秘书；刘建平为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副教授)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9年第2期　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初衷·郭道晖

一、评所谓“反右必要论”

2007年是反右50周年，2008年则是“处右”50周年(处理右派，即正式给“右派”戴帽、惩处、发配)。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全国被错划右派达55万人。据中共中央公布的资料，1957—58年共划右派552973人，1978年以后“改正”552877人。不予改正的有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和全国各地共96人。扩大化5759.1354倍，错划比率占99.99％。所谓“必要性”只占万分之1.736。又据解密后的中央档案，全国划右派总共是3178470人，还有1437562人被划为“中右”(中右者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实际上戴帽的“右派分子”不是55万，而是55万的5.6倍!(参见ks.cn.yahoo.com 2007-10-03)清华大学划了571个，其中教职工222人，学生349人(见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于2001年4月编印的《清华大学九十年》。清华大学所划“右派”已100％“改正”)。至今官方的评断仍然是“反右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人们普遍认为，这种论断至少有违“量变到质变”的辩证法。

如果顺此逻辑推演，还可能得出另外更为骇人的结论：为了揪出、打倒这96个“货真价实”的“右派”，竟然“有必要”冤枉55万个(实际上是317万多个)无辜者，这同“宁可错杀一千，不许漏掉一个”的策略，如何区别?(有的论者甚至举出二战中珍珠港事件后的美国，为了预防日裔美国公民通敌，将他们全部关进集中营，以此论证我国反右“扩大化”的“必要性”。真是亏他想得出这个连现今美国政府都予否定并道歉的案例!)

当然，人们还可以辩解说，我们不是故意的，只是失误；何况20年后大都给他们“改正”了。——这当然比过去在苏区反AB团，把数以万计的自己的同志当“反革命”成批成批杀了要“人道”一些。且不说因1957年反右而自杀和被折磨致死的又有多少!当年清华大学党委常委15人中就划了3个“右派”(加上前党委副书记俞时模，共4人)，其中被划为“右派”的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周寿昌(解放前上海交通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地下党和上海学联的领导人之一，解放初任全国学联宣传部长、团中央学生部大学组负责人和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反右初落难时曾私下对我说：“我们总算幸运，没有像早年苏区反AB团那样被枪毙!”可是，他后来却因受此冤屈而精神苦闷得癌症，英年早逝。俞时模(解放初东北局团委农工部长，曾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学校总务处长)划右后发配去安徽，文革中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原清华党委书记袁永熙(1938年加人中共地下党、解放战争时期震撼全国的“一·二一运动”的杰出领导人和组织者。抗战胜利复员后，任中共南方局领导的北平市学委负责人，全国学生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上世纪50年代初是团中央学生部负责人)，在文革中也几乎被打死(幸得他的续弦夫人向军代表跪地求救才幸免)，后得病瘫痪，于1999年去世。至于其他清华500多个右派师生中，自杀和劳改而死者则无法统计。

所谓“反右必要论”，固然出于主事者的回避责任，更在于不愿正视我们党的历史教训。这使我想起我亲耳听到谭震林的一席话。那是1980年9月，党中央组织全党四千多高级干部分组审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我有幸被派去担任中央国家机关第一组(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和高法、高检等机关的领导干部)的秘书，负责作记录和整理会议发言简报。当讨论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空前的浩劫”时，与会的谭震林副委员长拍案而起，激动而沉痛地说：“什么‘空前’浩劫!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早就有浩劫了。30年代初中央苏区和其他地方的肃反，就错杀了红军干部和战士几万人，难道不是浩劫?!”据有关党史资料的记载，单是“富田事变”、抓“AB团”“第三党”的党内残酷斗争中，大搞逼供信，就发生了红20军从班排长直到军一级领导干部几乎全部被杀的惨剧。1931年秋，仅鄂豫皖红四方面军就有2500余排以上干部被逮捕和杀害。会上郑绍文(时为最高法院副院长)也说，当年夏曦在红三军搞肃反，洪湖苏区的创始人几乎被杀光，夏曦还辩解说：“他们是为了破坏苏区才创造苏区的!”谭老说，当时有位同志受打击后，留下一个条子，写着“我已完成了任务，谢谢!”就自杀了。有一个军杀得连领导人都没有了，派了陈毅去，把那些乱杀AB团的人杀了，这才煞住。……但党并没有因此汲取教训，后来不断复制这类错误：1943年延安整风后开展的“抢救运动”，十余天中就“抢救”了成窝的“特务”“叛徒”，人人自危。建国后，反胡风、肃反、反右、反右倾的历次政治斗争，不断伤害知识分子和党的干部数以百万计。谭老在回顾这些沉痛的历史教训时痛心疾首地说：“对于这些严重错误导致连续发生的党内外灾难，我们长期不愿正视，讳疾忌医，不汲取过去的教训，才会产生建国以来历次‘左’的错误的政治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碰得头破血流，才开始觉悟，却已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以上见笔者保存的本组会议记录和其他组的“简报”)

谭老的发言也可以说明，反右是历次党内外残酷斗争传统的继续。毛泽东作为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发动者和领导者，几乎大都包含了要排除几个“政见不同”分子而搞成全国性运动，以形成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假象，来掩盖党内的权力斗争：1957年反右主要是要打垮敢于挑战共产党的领导权的民主党派(特别是所谓民盟“右翼”人士)和共产党党内及党外的民主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1959年的庐山会议，起因本来也只是毛泽东不满彭德怀几个人为代表的党内稳健力量挑战他一贯“英明正确”的绝对权威，要把他们打下去，却故意搞成一场全国性的反右倾的路线斗争，人人检讨批判，同样是借以掩盖与彭老总的权力较量，并借此转移他搞“大跃进”失败的重大罪错。文化大革命也主要是要打倒刘少奇等威胁他的威权地位和“身后名”的几个“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却从扫清外围势力人手，以批判吴晗、邓拓，打倒“彭罗陆杨”作为开张锣鼓，制造一场“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而不是一个人打倒另一群人的假象，引起一场空前的“大革命”，最终把刘少奇、连带把彭德怀、贺龙等开国元勋置之死地。

具体到分析反右“阳谋”的来龙去脉，其背后的考虑绝不是一个“引蛇出洞”可以简单概括的。

迄今对反右的看法和评价，大多是就反右论反右，对反右前一阶段整风和鸣放，仅将它视为主要是设置陷阱，引蛇出洞，是毛的“阳谋”的主要组成部分；忽视了从人民群众的立场和宪政的视角，对整风鸣放这场新中国第一次伟大的民主运动作出历史的评价。

至于“反右”的“必要性”，如果站在毛泽东维护个人绝对权威及其专政体制的立场看，面对罗隆基、储安平等民主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党天下”的挑战，打退他们的“进攻”，理所当然地是“必要的”；而从人民民主的宪政立场上审视，被诬为“右派”的人士为争民主反专制而“鸣放”，也是必要的；反右运动则是对民主的反动，非但不必要，而且是违宪侵权的一大罪错。

下面试根据我的亲身经历和听到并记录保存下来当时党中央一些领导人的讲话，参考其他资料和论述，并从我现在从事的法律专业角度，作一些评析。

二、整风原旨在防腐保江山

我认为毛泽东原初还是要整风的，不过，他要整的，同一般人民群众、知识分子所企望的改进党群关系、党政关系有所不同；更不同于少数民主党派人士要求改变“党天下”、“党专政”的政治局面和体制；也和党内其他领导干部对整风的理解有区别。他发动整风，动机是多元和复杂的，我以为主要目的有二：一是防腐；二是敲打不同意见者。

这是初级层次的缘由。毛泽东作为农民革命的领袖，掌握政权以后，生怕得而复失，自己作为党国之尊的地位也不保。他知道最危险的是败在内部的腐化。这点给他“殷鉴”最深的是中国历史上农民革命领袖李自成打下北京后迅速溃亡的教训。在延安时期他就要求全党学习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关于李自成的覆灭)。在进北京前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就提出掌权后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毛泽东一直认为，我们进城是赶考的，我们能不能管理好这个国家，要吸取李自成的教训。进城后，1950年党内就进行过一次整党。1951年10月30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反贪污浪费指示中指出，这“是全党一件大事”，“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当时他亲自批准杀了党内高级干部中的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使全党震动，全民拥护。后来他在对自己的一位亲属谈话中说：

“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会是这样。”

“杀刘青山、张子善时，我讲过，杀了他们就是救了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啊!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谁要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转引自《北京政协》1997年第3期)

毛泽东总觉得党员干部掌权后会腐败，要靠群众来整。想将共产党已经发生的萌芽状态的腐败，加以纠正，以免危及他领导人民打下的江山社稷。

1957年的整风，是中央早在1956年就决定了的。1956年11月5日，毛泽东在中央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到：“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他着重批评了党内的官僚主义特权思想作风，说：

“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搞不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么，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5-327页)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毛泽东作了指示：“不要搞那么多条条框框来束缚，要改。怕放，无非怕引火烧身。”

至于其他中央领导人，起初也都是强调要真心实意听取群众意见，帮党整风。笔者在4月23日清华大学党委举行的一次常委会上听到传达彭真最近的讲话。他说：

目前主要是“放”。只许我放，不许你放，自己永远是正确的，这是恶霸作风。

有的干部对两种矛盾不分，以对待反革命办法对待人民。老干部是阶级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但现在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人民内部矛盾突出，而干部(思想)未转变。讲矛盾，我们是主要方面。

现在不是极端民主，而是民主不够。群众写信不敢写名字。

有20％高级知识分子要求入党，应即发展一批(如梁思成)。(据笔者保留至今的笔记本记录，下同。)

到5月15日前某日，清华党委常委领导核心派我参加北京市委召开的各机关、高校、工厂领导人的会议，出席的大多是各单位一、二把手，听市委领导部署整风运动。会上市委书记彭真、第一副书记刘仁都讲了话。彭真说：

现在(形势)比延安整风还好。一检查矛盾，矛盾都出来了。北大(发动“鸣放”)较早，人大、清华也开始了，师大……看出来，我们党不整不得了。虽然我们(进城)只7年多，但特权思想那么重，宗派主义，党外人士有职无权。(有的党员干部说)“我是领导人，你那算得什么!”一甩!官僚主义那样多，还有教条主义。……大学校中，对教授发通知不用“同志”(称呼)，而“此令”，这简直不像话!不知从哪儿学来的，你怎么好意思“此令’!”只有毛主席有时候才用“令”。

目前，上海、北京(鸣放)比较轰得多，……现在比较紧张了，也有人恐慌起来，自杀的也有。上海工人、学生请愿的也很多，好几百人。

这样整，不要好久就可以把风气整好。

到现在为止，批评可分三类：(1)的确我们有缺点错误，至少90％以上是这类批评，是对的，不管话如何难听；(2)不正确的，听还是要听，但可不接受；(3)也还有反动思想在鸣：不要工人阶级领导，要资产阶级领导，有的不是批评。而是反攻，这些意见是少数。

报纸上不要把难听的话勾掉，要相信群众能鉴别，讲出来他会在群众中孤立。有的报纸把坏话勾掉了，是软弱，怕搞垮。——就是搞垮了。咱们再做几年地下工作，打游击，再搞一个二万五千里长征，有什么可怕?

我们这些缺点、问题，不整，就亡国。现在一整，睡午觉的人也少了。

十足的官僚主义也不少，占了茅坑不拉屎。

提出意见，还应该解决。可能解决的都应解决。

有的干部把自己的老婆硬要放在学校收发室、人事室，工作能力没人高，级别却比别人高。党内拼命争级，不争自己作了多少工作，不讲贡献，这不是咱们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传统。人家比你能力强、本事高，是15级；你却13级，还与人争，你那么低级趣味!应当自动提出降级。不要搞成低级趣味。一个校长，同在一个院子，还(专为你)搞个收发室，你不是找挨骂?!“此令!”——你为什么不“此致敬礼!”市委给你来个“此令”，你舒服吗?

你自己造成狂风暴雨，怪谁?有些同志很气，说要上吊。……

一个干部升了级，又撤(换)桌子又撤(换)椅子，……为什么如此低级趣味!

有些党员就会打推身拳，自己的事都推出去，不为群众打算。一个共产党员应当像个党员样子。自己工作根本没有作好，一遇到别人批评，就打离身拳，自私自利!(郭按：我记得彭此话是严厉批评一位在场的工厂党委书记，此前他在会上受到刘仁和彭真的质问，当场检讨时还在“打离身拳”，引起彭、刘很大不满。我听到彭居然不留情面当众批评他，深感市委领导对整风的雷厉风行)。

工厂工人是无产阶级自己的队伍，不要搞乱了。对中小学生(的出路问题)，一律不要许愿。只要他劳动，到工厂当学徒，到农村当农民(都可以)。不要许愿，不必去为毛主席竞选，不要你去买个好，我去买个好，这是市侩作风。说什么“我没有意见，只看领导如何。”

一面整风，一面听意见，一面改进。

在这个会上，市委副书记刘仁也讲了话，对整风作了部署，言辞也很严厉。其中批评了党内一些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腐败作风，并指出：

要使对我们有意见、不满的人都能提出来。他们要看，怕放长线钓大鱼。现在绝大多数批评是对的。……三反五反，都是我们整他们。这一次应当让他们出出怨气，越难听的话越要听。如不整，共产党就会腐败下去，天下就不见得是我们的。良药苦口利于病。……东北沈阳工学院要求公审肃反五人小组。……凡搞错的，要道歉；原来在大会上斗争的就仍在大会上道歉，最后由市委负责。这件事越主动越好，不要羞羞答答，不承认错又不认错。肃反的结论也可考虑收回，不要装在青年档案中。

必须放。不能又放又收。……有人说，“不止毒草，毒蛇也出来了。”毒蛇也让他出来，毒蛇也不怕，什么也不怕。

从毛、彭、刘的上述讲话中可以看出，他们起初确是要整风的，而且矛头是对着党内干部，看不出这里面有故意“引蛇出洞”的图谋。至少也可推知，作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的彭真和作为北京市委第一副书记的刘仁这样级别的党内高层领导人，到4月下旬和5月上旬也还不知道毛泽东另有“阳谋”(事实上当时也未必有此预谋)。

此前，约在5月上旬(9日?)清华党委常委会上还曾传达了彭真另一次讲话，口气稍有不同：

“政治局开了会。认为原定学文件方式整风，现在看来不够。最近党外提了一下(意见)，那么多。帮助极大。目前上海、北京真正放了，90％好。傅鹰(北大化学系教授)从爱国主义看，好，耿直。如果像现在情形搞(下去)，官僚主义等等很难存在下去。

发言中确有少数人反共。右派讲的不管怎样也要登。教育中间分子要用右派去教育。现在马寅初也说话了，说没有党不行。”

下面具体交代了报纸如何报道鸣放中的发言。特别叮嘱“学生中不要主动去发动(鸣放)，不要让学生去整教师，否则就被动了。”“整风是和风细雨。三反、肃反是敌我问题，思想改造要和风细雨。这是指共产党要执行这一条。但是党外(向我们)提意见则不然，我们要经得起狂风暴雨。”“整风一方面整自己，改进作风；一方面使群众中右派向我们逐渐靠拢、改造。”“现在斗争比较复杂，一是我们要整风；但也确有另一面，有人想把我们整到资本主义，我看这就有点对抗性。”

随着鸣放的广泛发动和深入，开始出现一些在当时算得上是比较尖锐的意见，当局对“右派言论”开始警觉起来，但并没有要发动反右大斗争的意思，只是要在群众中孤立他们，教育改造他们，还希望他们“向我们靠拢”。

这里还可以从此前邓小平对清华大学师生的政治思想问题的看法，来印证当时党中央其他领导人的态度。1957年1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奉毛泽东的指派来清华大学作关于学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根据中央政治局讨论后由人民日报发表的专论)的报告。此前，我作为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兼宣传部长，曾随党委书记、校长蒋南翔及党委副书记艾知生和团委书记阮铭一道去中南海，向邓小平汇报清华师生在学习“再论”中提出的诸多问题，为他来校作报告作准备。当我汇报到清华建筑系一个叫蒋维泓的学生写了“万言书”，赞赏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和铁托在拉普的演说时，小平同志插话说：“我看了他写的东西，观点是错误的；但他的文章有逻辑思维，文笔也好，这个年轻人有头脑，有才气、你们要好好帮助他，将来是可以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才的。”显然，这时邓对蒋维泓问题还只是当作思想认识问题，属人民内部矛盾，是比较实事求是地对待的，更没有把他当右派，而且还赞赏这个青年学生的才华。我对小平这种宽容和惜才的风格，十分感动。从中南海出来时，蒋南翔还对我们说了一句：“看来中央对基层群众情况还是很了解的。”大家对小平很体察下情，颇感欣慰。蒋当时对学生中的混乱思想是有些不放心的，听了小平的谈话，也感到有底了。他作为候补中央委员，当时也并不知道、也不认为毛主席和党中央有什么“阳谋”。(可是，后来反右时蒋维泓却没有逃过划右派的命运，被流放到北大荒劳改多年。在文革中又再次被专政，最后在建工部设在河南的五七干校劳改时出走，从此“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1957年1月12日晚上，邓小平来清华给全校师生作报告，讲了近5个小时，报告共分五点：(1)关于《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2)关于制度问题；(3)关于民主与专政问题；(4)关于苏联问题；(5)艰苦奋斗问题。主要是总结了苏共的教训和我们党的对策，批评了党内一些不正之风，力图澄清师生的一些疑问和错误思想，比较实事求是和深入。报告一直讲到晚上12点，受到清华师生的热烈欢迎。后来在文革后期“批邓”时，有位紧跟“江青在清华的两条走狗——迟群、谢静宜”的清华原党委副书记胡某，却批判邓的这个报告是“狂热地鼓吹修正主义”。

清华大学还有一个机械系焊接专业的学生武天保，也不知谁汇报说他公然扬言要杀几千几万人(后来证明有误传)，对此，毛泽东在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几次提到他，但又说：“这样的人，又没有武装，又没有枪，你怕他干什么?”认为不要把他开除，要留下当“反面教员”。毛这句话表明，他起初也并没有要在学生中划右派，扩大打击面。

三、整风也有意敲打不同政见者

以上所述关于整风以防腐，可说是党中央领导人的共识。但不排除毛泽东对整风也还有其他目的。他对整风是情有独钟的，一贯视整风为统一全党思想、排除不同政见者、定于一尊的有效手段。延安整风就清算了王明路线及其对毛泽东权威的挑战。据现今一些老干部的回忆和历史学家的考证，当时还着重迫使周恩来检讨、臣服，最终树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绝对权威。

建国以来，毛为了急于实现他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和他在青年时代就向往的孔夫子、康有为的“大同”乌托邦理想，提前加速推行社会主义改造，批评刘少奇提出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批评按周恩来意图起草的1956年元月20日《人民日报》反冒进的社论，毛认为是反对他的。(据吴冷西在《忆毛主席》中说：在社论最后送毛主席审阅的时候，他只是在自己的名字上划了圈，并且写了“我不看了”这四个字。到1958年1月他在专门为此召开的南宁会议上说：“骂我的东西我为什么要看。”这件事他隐忍了整整两年，在反右派斗争大获全胜以后，才找到机会出了这口气。)此外还批评河北省委副书记、副省长薛迅和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孟用潜等高级干部反对实行统购统销政策，说他们“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35页。)

更有甚者，党的八大受苏共批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影响，在党章里取消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使他很不满，嘴上不说，心怀怨气，认为是挑战他的至上权威。他对党内潜在的逆己倾向已高度警惕。正如夏衍所说，1957年反右，当时就有人说，毛主席怕的不是章罗联盟，怕的是党内出赫鲁晓夫(指在毛百年后作“秘密报告”。见夏衍在1980年10月在四千高级干部讨论《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发言，载当时会议所发中央国家机关第12组第14号简报。)在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他还重提高岗事件，说那时他讲过：“北京城里头有两个司令部：一个司令部就是我们这些人的，这个司令部刮阳风，烧阳火；第二个司令部呢，就是叫地下司令部，也刮一种风，烧一种火，叫刮阴风，烧阴火。……其目的就是要刮倒阳风，灭掉阳火，打倒一大批人。”而现今“我们高级干部、中级干部中，还有个别人(不多)里通外国”(指私送情报给苏共)。他严令这些人“把这个问题向大家说清楚”，“不讲，就要查，查出来就给适当处分。”(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5-327页。)

1957年夏，毛泽东亲赴南方，在主持召开了全面部署反右派斗争的青岛会议后，还派出了彭真和康生分别坐镇南京和苏州，具体指导江苏的反右运动，指令从地方领导干部中抓一批右派。他当面指责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你们江苏省委书记、常委里头，有没有右派?为什么不反?”江渭清虽加抵制，还是不得不批了几个厅级领导干部的“右倾”才过关。而由江华任第一书记的浙江省则把省长沙文汉和其妻陈修良(时任浙江省委宣传部长)双双打成右派；由曾希圣任第一书记的安徽省，把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世农也打成了右派。(参见《江渭清回忆录》)

到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乘反右大胜、大权独揽，毛重算旧账，严厉批评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以致迫使周打算辞职，陈云事实上靠边站。还指着薄一波的鼻子说：“我看你不是右倾的话，至少也是中间偏右!”(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版，第639、555页。)又在同年2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进一步上纲批评“反冒进”的领导人“跟右派相距不远了”，“大概五十米远”(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中卷第410页。)。

循此轨迹，不能排除毛泽东当初想利用整风来整偏离他的“左”倾路线、挑战他的绝对权威的党内高层人物。他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帮党整风”，实际上也恐包含了试图利用群众运动，把“除三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矛头引向整党内高层人物。但这个想法，因“右派”(特别是民主党派中的“右翼”民主人士)出人意料的大举“进攻”，矛头反而对向了他本人(“党天下”、“轮流坐庄”、“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老和尚”等问题)，对他和共产党的领导权挑战，这当然是他更不能容忍的。于是他掉转矛头，发动反右斗争，狠狠打击“右派”的“猖狂进攻”。

即使如此，他借整风敲打不同政见者的谋算并未因此放弃。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毛泽东在1958年春又“重返整风主题”，大搞所谓“双反运动”，这就是他亲自撰写的《人民日报》社论《反浪费反保守是当前整风运动的中心任务》(1958—2--18)，指出这个运动是一九五七年“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上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产物”。力图再一次通过全党全国的群众运动，贯彻他在南宁会议的精神，批判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保守思想。在“双反运动”中，在党内又补挖了一些“右派”和“右倾分子”，在知识分子中批判“白专道路”，接着又在所谓“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口号下，一呼百诺、所向披靡地发动疯狂的“大跃进”运动。这一系列的做法，使挑战他的绝对权威的党内高层人物不能不低头臣服，实现了他提出的“大权独揽”的局面。其近期的直接后果是导致几千万人饿死的大跃进，稍远的结局则是导致一场“文化大革命”的旷古大劫。

(作者现任北京大学宪法行政法导师组成员，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9年第2期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年份及早期组织·李维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最新版本(2002年8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对于中国共产党诞生的表述，有一个很重要的修改，就是把沿用了60多年的“共产主义小组”名称，改为“党的早期组织”。写了1920年8月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了“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取名为“中国共产党”，“陈独秀为书记”(见上册75页)。这一修改，恢复了原来的面貌。1920年入党的罗章龙，在1978年就说过：“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名称，是后人给起的。在过去，对内对外都没有用过这个名字。”1920年入党的张申府，1979年9月也说过：“中国共产党1920年开始创建，地点在上海和北京。……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产党。”但是，至今还有不少报刊，仍沿用“共产主义小组”的名称，因此有必要对这个问题加以澄清。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先后在上海、北京、武汉成立

因领导五四运动被北洋军阀逮捕的陈独秀，1919年9月16日出狱后，为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1920年2月，在李大钊亲自护送下去天津，途中，他们在骡车上商讨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陈独秀从天津改乘轮船到上海后，就开始到工人中了解罢工情况，和工会组织一起组织集会发表演讲，宣传马克思主义，提出“劳工万岁”等口号。5月，组织一批革命青年，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1920年春，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派代表维经斯基(化名吴廷康)来华，与其同行的有翻译杨明斋，杨是山东平度人，在俄国加入的共产党。4月，他们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和团结在李大钊周围的一些进步青年举行了座谈。后经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会见了陈独秀，帮助陈独秀进行建党工作。6月，陈独秀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施复亮)、陈公培等开会商议建党问题。开始对于使用共产党还是社会党的名称有不同意见，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用共产党名称，陈独秀完全赞成。在陈独秀主持下，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陈独秀被选为书记，同时起草了党纲，11月又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当时的成员有5人、6人、7人、8人和10余人等说。据8月从日本留学回到上海的李达回忆，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共8人，即：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沈定一)、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时在日本)、杨明斋、李达。党的一大之前，上海党组织的成员，在《党史》中列出了17个名字，除上述8人外，还有陈公培、邵力子、沈雁冰、林祖涵(林伯渠)、李启汉、袁振英、李中、沈泽民、周佛海。1920年12月，陈独秀由上海赴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并领导广州建党以后，李汉俊和李达在上海先后代理陈独秀的书记职务。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从第8卷l期起改为党的机关刊物，并且编印《共产党》月刊作为半公开的党的理论刊物，还创办了工人周刊《劳动界》，作为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刊物。与此同时，党在上海办的又新印刷厂，当月印发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版。在加强宣传教育工作的同时，党积极开展工人运动，开办工人学校。组织工会，支持罢工与组织集会。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同时，社会主义青年团于1920年8月22日在上海成立，陈独秀派最年轻的党员俞秀松担任书记。

中国共产党的北京小组和北京支部，是在李大钊直接领导和组织下成立的。1920年3月成立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中国最早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为建党作了重要准备。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去上海后，与陈独秀一致认为需要加快建党的步伐。1920年5月1日，李大钊组织了有500多工友和学生参加的纪念“五一”节集会，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就。何孟雄等人分乘两辆汽车，在街上挥舞“劳工神圣”、“五一节万岁”等旗帜，散发北京劳工宣言小册子和传单。邓中夏这一天也赶到北京长辛店，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和联络工作。8月16日，李大钊联络北京和天津五个进步团体的代表20多人，在北京陶然亭举行座谈会，李大钊、张申府和周恩来、邓颖超在会上发言。李大钊提出各团体要有一个正确的主义，会议决定五个团体组成改造联盟。经过一系列准备工作后，1920年10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北京小组，最早的成员有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后来发展了黄凌霜等6名无政府主义者，不久因意见分歧，无政府主义者全部退出。1920年11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北京大学学生会办公室举行成立大会。参加会议的约40人，高君宇被推举为书记。青年团中的骨干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女)等很快转为党员。1920年底，北京党小组举行会议，决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被推举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罗章龙负责宣传。在党的一大之前，李大钊还派张太雷去天津、高君宇去太原、邓培等在唐山，进行建党建团工作。

中国共产党的武汉支部，是1920年8月在武昌抚院街董必武、张国恩的寓所成立的。1920年夏天，李汉俊从上海给董必武和张国恩写信，后又亲自到武汉，与董必武商讨建党问题。同时，陈独秀派刘伯垂，带着中国共产党党纲，到武汉筹建党组织。刘伯垂主持了有董必武、张国恩、包惠僧、陈潭秋、郑凯卿、赵子健等参加的武汉支部成立会，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的情况，与会者传阅了中国共产党党纲，推选包惠僧任武汉支部的书记。在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前，武汉支部的成员还有黄负生、刘子通、赵子俊等。1920年11月7日，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出席成立会议的有18人，其中11人为大中学校的学生。董必武、包惠僧等在会上讲了话。与此同时，汉口也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广州党组织的建立过程比较曲折

最早在广东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是杨匏安。1917年他就在《广东中华新报》上发表了《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等40多篇文章，还介绍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后来还有林伯渠的堂兄林修梅，以及谭平山、彭湃、阮啸仙等都为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了贡献。他们通过组织各种团体，出版刊物，办平民夜校和职工夜校，向工人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1920年5月1日，广州工人举行“五一”劳动节纪念大会，数万工人和学生当晚一起提灯游行。5月4日和7日，又先后举行纪念五四救国一周年和国耻纪念日大会。这些活动使工人和学生联合起来，罢工、罢课此起彼伏，1920年广东、香港两地工人罢工就有17次以上。

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建党后，曾致函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嘱其在广州建立党组织。1920年9月，俄共(布)党员斯托扬诺维奇和别斯林到广州。他们在北京经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引荐，与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等取得联系，于1920年底在广州成立了共产党。参加建党的7个中国人都是无政府主义者。由于观点不同，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拒绝加入。1920年12月，陈独秀从上海到广州，利用出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机会，了解和推动广州的建党工作。他把自己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党纲拿到这个组织中讨论时，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党纲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条文。经过激烈争论，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党组织。在陈独秀主持下，1921年春重新成立了广州共产党，先由陈独秀，后由谭平山任书记，陈公博负责组织工作，谭植棠负责宣传工作。

关于长沙和济南的早期组织有不同的记述

《中国共产党历史》关于长沙的早期党组织是这样写的：“在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的积极活动下，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初冬在新民学会的先进分子中秘密诞生。在反动军阀的残暴统治下，长沙党组织的建立和活动都十分隐蔽。”至于长沙的早期党组织何时、何地、由哪些人组成，没有具体表述。

1920年9月16日，蔡和森从巴黎写给毛泽东一封很长的信，介绍了世界各国共产党的组建情况，希望中国组建一个俄国布尔什维克式的共产党。1921年1月1至2日，新民学会在文化书社开会时，围绕革命的目的和方法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毛泽东发言时曾提到巴黎“一部分会友主张组织共产党，一部分会友主张实行工学主义及教育改造”，但大家没有就建党问题展开讨论。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复信中提到：“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字不赞成。党一层陈仲甫(陈独秀)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信中没有提到在湖南建党的具体情况。

1936年毛泽东接受斯诺采访时曾说：新民“学会有七八十名会员，其中许多人后来都成了中国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史上的有名人物”，他提到的8个人中包括易礼容。1997年易礼容99岁高龄去世时，他的职务是全国政协常委。他的生平中说：“1921年8月，参加中国共产党，与毛泽东、何叔衡一起创立了湖南第一个党小组。”1988年和1989年，我曾两次访问易礼容。他很明确地对我说：“湖南的党组织是1921年何叔衡和毛泽东参加党的一大回来后才建立的。此前在湖南只有新民学会、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没有党的组织。”他还说：1921年(民国十年)10月10日，在人们戏称为“30节”那天，成立了中共湖南支部。这与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说的“1921年10月，湖南成立了第一个党支部，我是成员之一”是吻合的，但是1956年召开党的八大时，毛泽东亲自填写的入党时间是1920年。这大概是党史中所说湖南在1920年建党的主要根据。

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湖南建立的时间，据《刘少奇年谱》记载：1920年10月，刘少奇“经长沙船山学社社长贺民范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由贺民范和长沙俄罗斯研究会介绍去上海，进上海外国语学社留俄预备班”。外国语学社是中国共产党于1920年9月在上海创办的，主要为输送革命青年赴苏俄学习做准备。在这里学习后来与刘少奇一起去莫斯科的有罗亦农、任弼时、萧劲光等。1987年9月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共产主义小组》一书中载有彭述之的一篇题为《被遗忘了的中共建党人物》的文章。提到1920年9月他在长沙与贺民范相识，当时贺已近60岁，但自嘲为“老少年”，真诚信仰科学社会主义，并且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他通过他的学生罗亦农与陈独秀建立联系后，陈独秀委托他在长沙建立共产党和青年团组织。彭述之说，当时在湖南教育界和青年中贺民范是无可争辩的首领。据史料记载，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会议，是在1921年1月13日举行的。

关于党的一大前济南是否有党的早期组织，史学界的争论更大。过去一般史书中都说：1920年维经斯基和杨明斋从北京去上海时，途经济南曾与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等人会见，对济南建党起了促进作用。1920年秋，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后来成立康米尼斯特学会(共产主义学会)，1921年春成立了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关于维经斯基在济南会见王尽美等，是1924年人团后转党的丁君羊，和1927年入党的杨一辰提供的一种传闻，他们两个都不是当事人。1920年参与建党活动的罗章龙、李达、包惠僧等人的回忆，均未谈及此事。特别是维经斯基本人1920年6月和8月17日写的两封汇报信中，都没有说他曾去济南，相反地却讲了北京、上海、天津、汉口、南京等地的有关情况。1921年6月，张太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时，向共产国际提交的一份长达15000字的书面报告中说：“到今年5月1日，中国共产党已经有7个省级地方党组织。”接着分别叙述了北京、天津、汉口、上海、广州、香港、南京7个地方党组织的情况，其中没有济南的地方党组织。因此，在1921年5月之前，也就是在1921年春天之前，济南有没有党的组织，还需要深入研究。有人认为，既然山东派了王尽美、邓恩铭去上海出席党的一大，那肯定在济南有党的组织。1921年10月13日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斯穆尔斯基的汇报信中说：“从7月23日到8月5日，在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自称为中国共产主义者的代表大会。……会议的12名参加者代表了总共50个自命为共产主义者的人。”他强调“自称为”、“自命为”，是认为这些代表并不全是真正的共产党员。王明1936年写的《英勇奋斗的15年》中也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代表计13人。大会代表不全系共产主义者。”有的学者认为，王尽美和邓恩铭是从党的一大回来后才在济南组建党组织的。一大之前，陈独秀曾与山东参加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王乐平联系，委托他在山东建党。但王乐平不是一个坚信马克思主义的人，或许还有其它的原因，他没有去上海参加党的一大，派了当时比较年轻、思想比较活跃的王尽美和邓恩铭去参加一大。第二年王乐平曾率山东代表赴莫斯科参加了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

被遗漏的天津、南京、香港党的早期组织

1921年6月，张太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在给共产国际的书面报告中，提到的中共“7个省级地方党组织”中，除上海、北京、汉口、广州之外，还有天津、南京和香港。但是，在过去的史书中，都没有提到一大之前这三个地方有党的早期组织。现将张太雷报告中关于这三地党组织的情况摘录如下：

天津组织及其唐山站分部，该分部的成员是津浦铁路这个最大车站的铁路修配厂的工人。党特别重视唐山地区，因为它是中国的一个最大的工业中心，这里有：(1)拥有2500名工人的京奉铁路修配厂；(2)拥有2000名工人的启新洋灰厂；(3)拥有14000名工人的开滦矿业公司的矿井。在这个地区，现在我们党正力求通过开办工人学校、工人俱乐部和建立各产业工会发起组的办法来巩固自己的阵地。我们在这里除了共产主义组织外，还有两个小组，一个是五金工人小组，另一个是铁路工人小组，在他们周围，我们团结了相应的工会。

南京组织，它是最年轻的组织，但已经同周围工人建立了牢固的联系。在我们党的队伍中，有一些著名的有理论素养的工作人员，所以在智力方面，中国的所有资产阶级派别都会羡慕我们党。

香港组织，它不仅依靠香港30个工会组织中的12个工会组织，而且还同汕头、福州、澳门等城市的工人保持着联系。

大概由于天津、南京、香港三地没有代表参加党的一大，因而没有把这三地党的早期组织写入党史中。按照这种逻辑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没有参加党的一大，是不是他们就不是党的创始人呢?被派到中国指导和协助建党工作的维经斯基，在1920年6月的汇报信中提到“现在实际上我们同中国革命运动的所有领袖都建立了联系，虽然他们在汉口、广州、南京等地尚未建代表处，但我们在那里的工作，可以通过一些朋友即当地的革命者立即得到反映。”他在1920年8月17日的汇报信中说：“近两周，在我们参加的情况下，在上海、北京和天津举行了一系列学生会议，会上讨论了把所有激进团体联合起来的问题。今天，北京在举行中国(北京、天津、汉口、南京)几个城市的学生代表会议，目的是彻底解决联合问题。会上主张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潮流，应该是很强大的。”1920年9月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收到的报告说：第三国际东亚书记处“中国科的工作进行得较顺利。依靠工人和学生组织，该科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汉口、南京等地为共产主义组织打下了基础。”这份文件还说：1920年7月4日，维经斯基及其助手来到北京，此前上海、天津等地组织的代表已到北京。7月5日到7日举行了在华工作的俄国共产党员第一次代表会议，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问题。上述文件中都提到天津和南京。1920年马骏与周恩来在天津从事建党建团工作，李大钊还参加过觉悟社的会议，11月周恩来赴法后，马骏继续在天津工作，并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些都是毫无争议的事实。关于1920年天津早期党组织的情况，需要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与其它地方采取统一的标准进行评价。

“共产主义小组”名称的由来

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保存的文件看，1920年陈独秀在上海组建中国共产党以后，即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1921年7月9日至23日，青年共产国际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俞秀松等)写的报告中就说：“中国共产党是与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同时成立的。”青年团成立的时间是1920年8月22日。1930年邓中夏发表了在国内外影响很大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一句话就是"1920年夏，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但是，在陈独秀被批判并被开除党籍后，共产国际的说法就改变了。王明1934年11月在苏联写的《十三年来的中国共产党》，就把中共的成立作为1921年。1936年7月季米特洛夫写的《中国共产党15周年纪念》也是这样。但没有举行什么纪念活动。1941年，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延安举行了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20周年的活动。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准备会议上正式宣布：“我们现在定七月一日为党的周年纪念日。”他接着说：“苏联共产党是由马克思主义小组发展成为领导苏维埃联邦的党。我们也是由小组到建立党，经过根据地发展到全国，……这次大会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写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

1951年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的活动，胡乔木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三十年》，正式将党的一大之前各地的党组织，统称为“共产主义小组”，此后各种党史均按照这种写法，直到2002年《中国共产党历史》再版时将共产主义小组改为党的早期组织。虽然现在不需要把沿用了60多年的“七一”党的成立纪念日再做变更，但对于党的一大之前中国共产党和各地党组织已经成立的事实，应该做出客观的评述。

(作者系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副部长)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9年第2期　怎样促进公民社会的成长·杜　光

2008年是改革开放启动30周年，社会各界涌动着回顾反思改革的热潮，在报刊和网络上发表了大量探讨改革的成败得失与经验教训的文章。许多文章都接触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三十年改革的最大不足，是经济体制改革一马当先，却没有随之以政治、文化、社会各领域的体制改革。正是这个缺陷，导致了当前社会的不够和谐不够稳定。特别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造成了腐败丛生、道德滑坡、贫富悬殊。

此文要探讨的主题是“公民社会成长与治理改进”，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体制改革问题，是社会领域的体制改革。要探讨的问题，是怎样把阻碍公民社会发育成长的社会体制，改革成为能够促进公民社会发育成长的社会体制，建设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

什么是公民社会?我认为，公民社会的主要构件有三：第一，是符合于公民社会要求的合格公民。我国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但法律上具有公民的资格，不一定就是公民社会的合格公民。公民社会的合格公民，首先应该了解自己作为一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并且意识到实现个人的权利义务对于整个社会发展的意义；其次，能够在实际行动中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三，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能够挺身而出，捍卫自己的权利。当然，要了解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也许不太困难，因为我国的宪法已经对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只要查看宪法就知道了。但是，要具有充分的公民意识，并在实际行动中行使自己的权利，而且在权利遭到侵害时，能够理直气壮地捍卫自己的权利，这样的公民却不是很多。自从1954年颁布第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来，54年过去了，宪法里的公民自由权利，有多少得到实现呢?只能说是很少很少。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从思想改造到文化大革命，不但是对公民自由权利的剥夺和侵害，而且摧毁了人们行使和捍卫自己的自由权利的勇气。改革开放三十年，虽然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但践踏公民自由权利的行为，仍然层出不穷。连续五十多年专制政治的高压统制，这就造成了公民意识的淡漠、公民权利的疏离。合格公民不多，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专制、万马齐喑的政治环境，阻挡不了公民社会的孕育。近几年维权运动的兴起，使人们看到了公民社会的希望。每年数以万计的群发性事件，基本上都是公民因自己权利遭到侵夺而起来抗争的反映。风起云涌的维权抗争，标志着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随着许多公共知识分子的介入，运动的发展超出了每个事件的个别性和孤立状态，而呈现出它的社会性和政治意义。特别是一些熟悉法律的律师，勇敢地站到维权运动的第一线，不但以自己的奉献牺牲精神，为维权公民做出了榜样，而且把运动引导到合法、合理、合情的轨道上来。维权运动的实践，正在培养着大量公民的公民意识，增强着维护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责任感。

公民社会的第二个主要构件，是社会团体。社会团体是培育合格公民的大学校，同时，也是和谐社会的稳压器。它的出现既反映了社会文明的发展要求，也是公民意识觉醒的表现。形形色色的社会团体，不但可以成为公民权利的捍卫者，而且还可以充当在公民和国家机器之间沟通意志的桥梁，承担许多政府机构力所不及的社会任务，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全面发展。去年四川地震，许多社会团体踊跃投入救灾活动，就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一个明智的执政者懂得，要使社会团体充分发挥它的功能，就必须欢迎、鼓励并且支持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相信他们的智慧和能量，让他们放开手脚，独立自主地开展活动。遗憾的是，我国的当政者却常常忽视这一点。他们往往从旧思维和阶级斗争观念出发，常常把社会团体视为异己的力量，或者是把他们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使之成为称心如意的驯服工具；或者是采取排斥态度，千方百计地防止他们出现；对于已经成立的社会团体，则运用各种手段来限制他们的活动。据2004年的一篇文章介绍，我国当时有13万多个社会团体，其中大量是半官方机构。例如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工会、妇联、青联、文联、工商联、作家协会等等，号称群众组织，本应成为维护他们所代表的那些公民的各种权利的民间力量，与国家权力相抗衡。但是，由于他们的经费由政府供应，干部由执政党的组织部门选派，活动也由党组织控制，因而不能不成为国家权力的工具，丧失了作为公民社会的主要构件的作用。社会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把这些准官方的政治工具，改革成为纯民间的社会团体。为此，有必要认真贯彻宪法关于“结社自由”的规定，实行“四自”原则，那就是：1、章程自定；2、经费自筹；3、干部自选；4、活动自主。只有实现了这“四自”，摆脱对国家权力的完全依赖和完全控制，这些社会团体才能独立地发挥作用，真正成为公民社会的主要构件。

还有一些社会团体，由于成立时主要是由有关业务部门主导的，因而不能不带有浓厚的官方色彩。但在多年的运作过程中，为了实现自己的社会功能，逐步争取官方的同意或默认，向独立自主的方向发展。这里特别需要提出的是企业界的行业协会和律师界的律师协会。这是两个基础雄厚、影响广泛的社会团体，由于他们代表着企业家和律师这两个重要的精英群体，对于社会的和谐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所以一开始就得到了官方的重视，并且在各级党政机关的支持下成立起来，但毫无例外都受到官方的直接间接的控制。这是精英们在现实的政治体制下所做出的无可奈何的选择，他们无时不在为实现社团的独立自主而努力。他们的努力并没有落空，这几年许多地方的行业协会和律师协会在这方面都有所前进。例如，深圳市政府在2004年12月28日颁布《深圳市行业协会民间化工作实施方案》，将在行业协会任职的110名公职人员撤出行业协会，协会建立独立的财务账号，实现协会人、财、物的独立。接着，2005年6月又发布《深圳市行业协会暂行办法》，规范了行业协会的机构、职能和活动原则，保证行业协会能够在法律范围内开展活动。律师协会的情况也可以深圳为例。深圳市律师协会在2003年7月采取律师直选、差额选举的办法，选出了律师协会第四届理事会，当选的理事和正副会长、正副秘书长全部都是执业律师，这就为律师协会的独立自主提供了最基本的保证。当然，前进的道路是不平坦的，各地律师协会的发展也很不平衡。据网上报道，宁夏律师协会在2007年12月22日举行换届选举，由39名当选理事在13名候选人中选出11名常务理事。但因选举结果不符合领导意图，主席团竟强令各代表团“做好工作”，重新投票，选出合于领导意图的人选。像这样在专制下产生领导结构的律师协会，很难独立自主地进行工作。这些情况表明，社会团体要走出官方的绝对领导，独立自主地发挥积极作用，还要走一大段非常艰难的道路。

目前在社会上比较活跃的社会团体，多数是没有登记，或者虽有名义上的挂靠单位，但实际上未受约束，自行其是。包括大量的民间研究机构、绿色环保组织、义工小组、兴趣小组、慈善团体、宗教团体、支农组织、基金会等等。这些散布在社会各个角落的民间社团，是公民社会最活跃、最有希望的细胞。他们很多并没有按照《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进行登记，因为进行登记很难被批准，还是先活动起来再说。这样当然是有风险的，一旦被人抓住，就成为“非法组织”了。然而，它们是按照宪法赋予的结社自由的权利组织起来的，并无违法之处；真正违法的是那个限制公民权利的部门法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它违反了宪法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结社自由的规定。所以，那些社会团体即使被认为是“非法组织”，只要自己的活动有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有利于国家的政治民主化，都是可以问心无愧的，因为它只是行使了宪法给予的公民权利。对于当局一些部门的查禁，也不必太在意，“东方不亮西方亮”，禁止了一个社团，还可以再建立一个。我们目前应当做的，一方面是要呼吁修改《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删除不利于社会团体发展的条文；同时，还要利用一切机会来争取和实现结社自由，构建公民可以发挥自己的智慧和能量的平台。到了大多数公民都能成为一个或几个社会团体的成员，并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的时候，公民社会也就逐渐成熟了。

说到这里，不能不指出，占我国公民绝大多数的农民没有自己的组织，已经成为社会体制的缺陷。目前遍布全国的群发性事件，大多数的受害者是农民。农民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建立自己的农会，在遇到土地被侵占、苛捐杂费、敲诈勒索、侵吞支农款项等等损害农民利益的情况时，就可以利用有组织的力量，来对抗地方官吏的不法行为，使事情得到比较合理的解决，避免出现暴力行为。有了农会，农民之间的许多纠纷，也可以由农会出面调解，把不稳定的因素消除在萌芽状态。所以，农会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支柱，联结党政机关和农民大众的最佳渠道，是消弭官农矛盾和农民内部矛盾的有效工具。许多有识之士多年来一直在呼吁建立农会。所以，建立农会，应该成为当前社会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不把这个群体组织起来，就不可能建成完整的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的第三个主要构件是公共知识分子。2004年9月8日，广州《南方人物》周刊发表“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50人”，同时提出了公共知识分子的三条标准：第一，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第二，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第三，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在这三条标准里，第一条说的是基本条件，第二、三两条是指应有的言行和品格。概括起来说，就是敢于以言行干预社会公共事务，并勇于承担责任的知识分子。具有这个条件的知识分子，有的是改革开放的策士，有的是维权运动的先锋，有的是与暴政抗争的战士，有的是抨击时政、揭露官场黑幕的猛将，有的是理性地探讨社会发展前途、构建独特的理论思想体系的智者。这个群体是社会的大脑和良心，承担着维系和重建民族精神的历史使命，是中华民族的当之无愧的精英。由于他们的思想言论和行为往往背离传统观念和当政者的既得利益，所以多数为当局所不容，有的还遭到监视、跟踪、绑架、殴打、拘捕。在这种严酷的形势下，公共知识分子的队伍被压缩到了一个很小的范围。许多知识分子迫于专制而噤声不语，洁身自好，或以钻研业务自娱，或以颐养天年自慰；有的热衷于争名夺利，为谋取个人利益而造假、作秀；也有不少知识分子追随权势，唯权唯上，甘愿为虎作伥，成为权力的工具和打手。知识分子队伍的这种分野和相当多数知识分子的堕落，是几十年的政治运动和虚伪的政治思想教育的直接后果。人们通常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但当许多知识分子的良心被名利和权势吞没时，他们怎么能够充当社会的良心呢?过去有人说：“重要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后来又有人说：“重要的问题在于教育干部。”我看现在还应该加上：“重要的问题在于教育知识分子。”要大声疾呼地唤醒这些知识分子的良心，使他们担当起应有的社会责任。社会培养了他们，使他们成为有知识、有文化、有学术素养的公民，他们就有义务把这些知识、文化和学术才能反馈给社会，奉献给社会，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公共知识分子。公民社会的发展与成长需要大量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群体的扩大，是公民社会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我热烈地期望能够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用良心和良知来思考问题，选择自己的人生坐标，积极投入到干预社会公共事务的队伍中来，共同推进公民社会的培育和成长。历史呼唤着我们，人民期待着我们，我们-没有理由辜负他们。

当然，公民社会的发育和成长不是孤立的，它需要更加有利的环境，特别是政治的民主化和新闻出版自由。但是，我们不能坐待实现了政治民主化和新闻出版自由以后再去推进公民社会的成长，恰恰相反，正因为政治还缺乏民主和新闻出版还缺乏自由，我们才应该更加努力地去改革社会体制，推进公民社会的发育和成长，以此促进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改革。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政治、文化、社会是紧密结合着的，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我们绝不放弃争取政治民主化和新闻出版自由的努力，同时也要积极促进公民社会的发育和成长——帮助广大公民增进公民意识，加强维护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责任感；发展民间的社会团体，促使半官方的社会团体民间化；呼吁、发动知识分子关心并干预社会公共事务，扩大公共知识分子的队伍。公民社会的这三个构件也是相互制约、相互推进的。我们在任何一个构件上做出努力，都可以促进另两个构件的发展，促进公民社会的发育和成长。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互联网的发展，为公民社会的发育和成长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推动力。互联网是唤醒公民意识的强有力的工具，是社会团体开展活动、发挥作用的重要舞台，公共知识分子施展才智、自由驰骋的广阔天地。这个条件是十年二十年前所没有的。我们有幸生活在这个有了互联网的新时代，有条件也有责任投入建设公民社会的伟大工程。虽然，我们个人的力量是极其有限的，但只要我们大家齐心协力，就一定能够为改革社会体制、建设公民社会做出贡献，并且对完善市场经济、实现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多样化，产生积极的影响。

(作者为中央党校教授)

(责任编辑　杜　晋)

2009年第2期　重新定义公有制·徐　建

纵观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史，每次改革开放的高潮到来之前都是以思想解放为先导。八十年代初期，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标志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九十年代的第二次思想解放的标志是“社”与“资”的争论；如今第三次思想解放的标志是什么呢?我认为，应该是“公”与“私”的争论。因为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公”与“私”的矛盾日显突出，传统观念认为：私有制是资本主义，公有制才是社会主义，有人担心私有制的发展会动摇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私有经济扩张造成公有资产的萎缩。有人虽然承认私有经济已成为中国社会经济中的重要力量，但又不愿赋予其应有的名分和平等的地位，因此，《宪法》在对我国现阶段公有制性质的表述上，用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这个概念。实践证明，“非公经济”这一概念非常值得商榷。

一、不利于划分非公有制经济的性质范围

从逻辑学的角度，内涵要十分清楚，外延才能界定。所谓公有制，其内涵至今没有一个科学定义，认识模糊混乱。传统理论一般是将国有、集体所有列入公有制范围，但何为国有则说法不一，有人说，县以上政府开办的企业就为国有企业，乡镇政府开办的就不属国有；有人认为：国有资本占绝对控股权的就是国有企业，在上市公司中国有资本占相对控股权就算国有企业。至于何为集体企业，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为集体与团体、集体与合伙在现实中实在难以区别，实践中，集体企业也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如果公有制经济的内涵无法科学界定，那么非公有制经济的外延范围就无法划分。然而，这种划分界定在当前社会经济生活中往往又是必须的，因为一个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将直接决定其社会法律地位以及政府所给予的不同政策支持和优惠。

二、不利于调动非公有制企业的积极性

将我国所有制分为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的本意是，体现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以其它所有制经济为辅助，共同组成社会主义所有制体系。但在客观上，容易形成公有制企业高人一等，享有特权和优惠，而非公有制企业却寄人篱下，在市场准入、融资渠道、政府监管等方面，都无法与公有制企业同日而语，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挫伤了非公有制企业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虽然政府已认识到这个问题，国务院出台的《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对此情况有所缓解，但仍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全社会对非公有企业的偏见，严重挫伤非公有制企业所有人和投资者的积极性。该《意见》没有得到贯彻落实，其原因之一就是《意见》本身就没有何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定论，也就无从谈起何人能享受这些优惠待遇了。

三、不利于对非公有制资产的法律保护

划分不同的所有制，归根结底是政府根据其不同的施政纲领、价值取向和公共利益，给予不同的法律保护。现代社会政府的首要任务是营造让各行各业进行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除国防外交和公共利益需要外，政府一般不应经营企业，法律也不应根据企业所有制即股东身份的不同，给予不同的保护。法律面前应人人平等，这是普世价值观。这里的“人”，既指自然人，也包括法人。无论是决定财产权利的民商法，还是剥夺人身权利的刑法，都应当如此。然而，目前法律却区分所有制的不同，给予明显不同的保护。如同样一个人，非法取得同样一笔财产，如果被害单位是公有制企业，则定为贪污罪，最高刑为死刑；如果被害单位是非公有制企业，则定为侵占财产罪，最高刑只有十五年。这种不平等的歧视待遇，显然不利于对非公有制资产的法律保护。

笔者认为：所有制是指人们对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的占有关系，决定所有制形式的标准取决于对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的主体范围。令许多社会经济学家深感费解的我国所有制的表现形式，其实很简单，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流传的俗语：“一人为私，二人为公。”此语简洁质朴地道出了所有制的本质形式。

所谓“一人为私”，是指个人是所有制最基本的单位，一个人对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及处分属于私有制性质。

所谓“二人为公”，是指两个人以上的主体间通过合作、合并、联合、联营等形式，对物实行的共同共有、按份共有，统称为公有制。如夫妻二人对家庭财产的共同共有；公司股东按股份比例对公司权益的按份共有；国有资产为全社会所共有，或区分所有(如物权法中所有权与他物权之分)等等。为何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法律都是规定保护私有制而不是保护公有制，其原因之一是因为私有制的范围讲的清楚且是所有制的基础。由私有制的组合、联合、并购演变出形形色色、千变万化的所有制，如中央、省、市、机关、团体、单位、公司等的不同所有制，如果要统一称呼都应为公有制。由此可见，所谓公有制，不过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组合形态，而不是一种独立的与私有制无关的所有制。

一个人的财产，自己说了算；两个人的财产，如何使用，必须商量着办。照上，更多人的财产，如何使用也只能共同协商，这实际上就是民主。由此可见，公有财产与经济民主天然相连，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言，民主也是社会的首要价值，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这样划分所有制的好处是：

1、正确划分不同所有制的范围。由于作为私人的个体对生产资料或劳动产品的占有、使用、收益及处分权易于划分，如个人的存款、房屋、汽车等私有制的内涵十分清楚，除了私有制以外全是公有制，因此，作为外延的公有制也就容易界定划分了。

2、非公有制经济的大部分都应属公有制范畴。除了个体户和独自公司以外，只要两个人以上拥有的公司企业、团体组织，不管是国有还是民营，不管乡镇企业还是上市公司，都属于公有制的范畴，应享受同等的政策优惠和法律保护，从而使人们从理论上和观念上彻底消除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歧视以及对所谓公有资产流失的恐惧。

3、扩大了公有制的范围，真正实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到现实的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伟大实践，都是为了一个人类大同、天下为公的共产主义理想，这个理想实践的步骤应该是逐渐的扩大公有制范围，最后消灭私有制，而不是逐步扩大非公有制经济，缩小公有制经济。

因此，现阶段，倡导“一人为私，二人为公”的理念，将非公有制经济中除私有制以外的部分，全部纳入公有制的范围，重塑公有制界域，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也应该是思想解放的前哨，深圳不仅要出经济、政治改革成果，也要出思想解放成果。对“公”与“私”重新认识和界定，或许由此引发的大讨论，可能成为第三次改革开放浪潮中思想解放先行的又一个标志。

(作者系深圳律师)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9年第2期　我看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思　源

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古往今来，人生在世，常见的风险莫过于遭灾之年，无米下锅、食不果腹。古时候没有社会保障制度，却早有慈善事业，如施粥之举。饥民早起排队，一人一勺、一勺一大碗。施粥因承办者不同而分为三种：一是王府官家施粥，二是富裕人家施粥，三是寺庙出家人施粥。其宗教慈善事业流传甚广，至今已有千百年。

近现代广大工薪阶层最常见的风险则是，天灾人祸导致暂时或永久丧失工作能力，减少或失去工资收入，因而需要相应的救济办法。最先是英国1536年颁布公共救济计划法令，让教会承担救济贫民的义务；1601年、1834年又先后颁布了两部济贫法，并在此基础上逐步系统化、规范化。1935年美国颁布《社会保障法案》，标志着现代社会保障概念首次登上历史舞台。尔后陆续为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所采用。各种不同语言表达的社会保障概念的基本内容大致相同。

“社会保障”实际上就是国家和社会对社会成员在生、老、病、死、伤、残、丧失劳动力、失业或因自然灾害面临生活困难时给予经济帮助，以保障其基本生活需要的一种制度。

社会保障制度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程度提升而不断完善、不断丰富，已经成为现代国家和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迄今为止，已有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有着不同具体形态的社会保障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头三十年，逐步建立了与计划经济相联系的社会保障体制。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原有的社保体制难以为继。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相比，中国的社会建设相对滞后，亿万公民对于社会保障的需求十分迫切。根据零点研究咨询公司2007年初的抽样调查：50.2％城乡居民没有任何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24.8％的城乡居民在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商业保险和其他社保这四类社会保障中只享受到其中一种；而被纳入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人员，只占全国人口的1％。该公司的民意测验表明：社会保障问题在2006年公众关注的诸多社会问题中，排名第一。(《看世界》杂志2007年3月号)

一、社会保障制度的框架考量

目前，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框架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看：

(一)社保保险。主要包括：1，养老保险；2，失业保险；3，医疗保险；4，工伤保险；5，生育保险。

(二)社会救助。主要包括：1，最低生活保障、特困户救助；2，灾民救助；3，流动乞讨人员救助。

(三)社会福利。主要包括：1，孤寡老人福利；2，孤儿、弃婴福利；3，残疾人福利。

(四)慈善事业。按慈善事业的组织单位的不同，又可分为两大类：1，宗教慈善事业；2，世俗慈善事业。

以上社会保障基本框架的划分，有约定俗成的含义。某些众所周知的问题，譬如住房问题，就没有包括进去。而住房难、上学难、看病难，已被人们喻为新的“三座大山”。显然，包括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在内的保障性住房制度，对于加快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应在新时期社会保障制度的涵盖之中。

社会保障制度框架的各个部分不是孤立的，它们互相影响、关联互动，综合发挥作用。例如，失业保险就不仅仅是救济失业者，它还有利于促进就业、促进劳动力流动并减轻社保基金支付压力。

中国过去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长期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失业问题，因而也就根本没有失业救济的概念。1986年制定第一部企业破产法时，我们的破产法起草工作小组主动承担了同时起草失业救济法规的任务，并在同一年获得通过，顺手实现了失业保险制度零的突破。失业保险制度在为失业者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同时，也就承认了劳动者有从A企业向B企业流动的权利，承认了劳动者在流动过程中有接受新的职业培训，获得更多谋生手段，从而拓宽自己就业门路的权利，劳动者就业门路宽了，相对而言，失业者也就少了。因此，需要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人也就有减少的趋势，社保基金的支付压力也就能相对舒缓了。这就是失业保险制度与促进就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失业保险与最低生活保障之间关系也很密切，但是二者并不能互相替代。现在有人主张将它们“并轨”，实在是不了解其机制所致。

失业保险是为劳动者在两次就业的间歇期内提供基本生活保障，这个保障期比较短(国外大多限于1年，中国《失业保险条例》第17条规定为“最长不得超过24个月”)，而最低生活保障(简称“低保”)是对家庭人均收入水平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标准(俗称贫困线)的救助保障。这个保障期与失业保障期不一样，有时甚至会相差很大。

此外，这两种救济金数额也不一样，失业保险金往往高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水平。根据《失业保险金申领发放办法》第十二条规定，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或期满后，符合享受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可以按照规定申请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截至2006年底，全国城镇失业保险覆盖人数已达1.1亿以上，而“低保”覆盖人数，在城镇还只有2241万人，农村才1509万人；覆盖面相差悬殊。

更重要的区别还在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作用是济贫，而失业保障制度的作用是促进再就业。二者宗旨不同，不可混淆。如果强行“并轨”。恐怕就要“出轨”了。

二、老龄中国的社保难题与对策

按照联合国定义的标准，65岁以上老人占全国人口比重达到7％，就标志这个国家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中国这一指标在1999年为7.6％，2006年已达9.2％；大城市如上海，2000年便高达11.5％，早已跑步进入老龄社会了。(据《中国统计年鉴》2000年卷第102页，2007年卷第115页)

像个人的老化一样，整个社会的老龄化也是不可逆转的，只能愈来愈老矣!据预测，到本世纪中期，中国的老人将达到4亿。

值得注意的是，欧美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社会时，人均GDP一般都在5000—10000美元之间，而中国1999年人均GDP才6534元人民币，按当年平均汇价，只有789美元；2006年人均GDP也才16084元人民币，合2018美元。可以说，欧美发达国家是先富后老，而我国是未富先老，这就带来了一系列不可回避的难题。(据《中国统计年鉴》2000年卷第53页，2007年卷第57页)

全国参加养老保险的企业在职人员与离退休人员的比例，1990年为5，38：1，2006年已降为2.98：1。(据《中国统计年鉴》2007年卷第902页)

也就是说，16年前是5个多人养1个人，如今不到3个人就要养1个人。照此速度，2：1指日可待。到时候，每2位上班者就要养1位退休者，能养得起吗?据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宣布，到2004年年底，全国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空账已达7400亿元，且每年还在以1000亿元的规模继续扩大。照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中国的养老机构将没有足够的钱来保证养老金的发放。有人主张把目光重新转向家庭成员互保机制和传统道德，不过资源毕竟有限。一胎化政策造就的“1—2—4部队”遍布全国许多家庭，一个孩子要承担两个父母和四个祖辈老人的养老，谈何容易!

一颗定时炸弹正在嘀嗒作响，老龄化中国的社保面临着养老基金严重不足。一旦老百姓领不到养老金，并由此引发连锁反应，崩溃的恐怕就不仅仅是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而是整个中国社会。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抢在崩溃发生之前，找到增加养老基金的对策。

为此，我主张将国有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先拿出一半来，划拨为国家社会保障基金，以应急需。

据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2006年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固定资产净值为5.7万亿元，将其大致一半，即2.9万亿元划归社保基金，一部分用以偿还老职工的社保欠账，另一部分充作社保基金的战略储备。面对社会保障的支付压力，这才可以喘口气。

现在只需要回答一个问题，将国有资产划拨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有没有法律障碍?我的回答是：没有障碍。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七条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同理，国有资产，亦即全民所有制财产，将它从国有工业企业划拨到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纯属全民所有制范围内的划拨，没有任何法律障碍。何况，国有企业的资产，本来就是劳动者创造的。我国自从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长期实行低工资，职工工资远远低于正常工资水平(从经济学上说，即必要劳动)，其差额也被作为利润上缴国库，转为国家投资，形成国有资产。这部分国有资产实质上也就是企业职工必要劳动的结晶，它无疑属于企业职工。如今将这部分资产划归社会保障基金，为全体参保职工所用，也属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不仅合法，同时也合情合理。

以劳动者自己往年的公共积累，用做“善款”，为劳动者充实社会保障基金，无疑是一项德政。这样一件大好事，请问谁反对?至于从国有企业划拨来的国有资产在并入社会保障基金之后，应如何管理?这是后话，当另行研究。

三、农村社保，遍地是金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城乡分割，二者差别甚大。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社会保障覆盖面悬殊

全国城镇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职工为16353万人，占所有职工的100％；有2205万城镇居民领取最低生活补贴。与此同时，全国农村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农民只有5382万人，领取农村居民最低生活补贴的农民为488万人，城镇居民的参保率是30％，农村居民的参保率是7％。

(二)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标准高于农村居民

最低生活保障和困难救济资金主要来源于财政拨款和社会捐赠，政府免费为低收入家庭提供这两项保障。除此之外，社会保障遵循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缴纳的保险费越多，意味着未来的保障水平越高。目前，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人均保费分别是3476元和920元，而农村试点地区居民的这两项保费是66元和30—50元(农村合作医疗缴费标准原为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和农民个人各出10元，后改为中决、地方和农民个人各出20元、20元和10元)。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均缴费额是农村养老保险人均缴费额的52，5倍，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均缴费额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人均缴费额的18—31倍。

2004年城镇离退休职工人均领取养老金为9270元，而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农民人均领取的养老金仅为492元，前者是后者的18.8倍。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可以保证离退休人员的生活标准不低于城镇居民的平均水平，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却不可能保证老年农民达到农民平均收入和平均生活水平，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参保农民的保障程度只够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

多年来，有不少人从社会公平出发，怀着对农民深厚的兄弟情谊大声疾呼，要求加快农村社保进展，缩小城乡社保差距，但收效甚微。要问原因何在，人们说，原因千头万绪，归根结底一句话：农村社保没钱。果真没钱吗?非也!在我看来，农村社保，遍地是金。这地，就是农民的土地。

几千年来，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农民的最大梦想就是耕者有其田。这个梦想，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大陆已经通过土地改革而实现了。这是翻天覆地的大事变，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靠什么取得执政权，说到底还不就是向亿万农民许诺耕者有其田嘛!因此，谁否定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就是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这种人不是糊涂忘本，就是别有用心。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民获得和享有土地所有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存在和发展的合法性基础。没有这个合法性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基就不稳。正因为如此，建国以来任何时候、任何人都没有公然宣布否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合作化、人民公社化、集体化等等历次运动改变的只是农民土地所有权的实现形式；而没有，也不可能废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经过土地改革的农民，自从手握土地证之后，他的土地所有权就是天经地义、无可否认的。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财产权不可侵犯一样。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农民的土地就是农民的!既然如此，农民动用自己的部分土地为自己办理社会保障，完全合理合法。同样道理，集体化的农民动用一部分集体化的土地为农民集体办理社会保障又有何不可呢?不许农民用土地办社保，实际就是迫使农民长期陷于“端着金饭碗讨饭”的尴尬处境。

只要解放思想、突破禁区，承认农民有权动用部分集体土地办社会保障，那么，我们说“农村社保，遍地是金”一点也不过分。

千里冰封，从何处打开突破口呢?天津“以宅基地换房”的经验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启发。

据2007年4月17日《天津日报》报道，天津市用“以宅基地换房”的方式建设新型小城镇，取得显著效果。2006年，天津已开工的农民住宅和公建配套设施达180多万平方米，2008年上半年，部分农民已开始分批迁入新居。天津市这一做法不仅对小城镇建设和新农村建设有益，对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有利，而且对于开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局面，很有借鉴意义。

所谓“以宅基地换房”建设小城镇，就是农民以其宅基地换取小城镇中的一套住宅，迁入小城镇居住，农民原有的宅基地统一组织整理复耕，实现“占地与补地平衡”。在这一过程中，规划出可供市场开发出让的土地，通过土地出让获得相当的收入。这一做法不仅可以有效地节约土地。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空间、改变生态环境，能够为城乡管理制度创新提供契机，而且对于建立农村社保的资金来源问题的解决，能拓宽思路。

就节约土地而言，天津市的5个试点区，涉及37个村2.1万户6.6万人，这些试点村镇共有村庄建设用地2.13万亩，建设新的小城镇和中心村需占地1.56万亩，在实现耕地总量“占补平衡”的前提下，可腾出土地约5700亩，平均每户节省出来0.27亩。如果能够在全国推广天津市的这一做法，那么，目前全国共约2.4亿农户，即可节省出6480万亩土地。

最近几年来，由于我国土地资源日益短缺，建设用地的价格在不断攀升，从中国土地挂牌网看，各地土地出让金每亩少则几百万，多则几千万，即使在许多县城也已达到几十万元。即使以每亩75万元计，6480万亩也可卖到48.6万亿元。这48.6万亿元若分配到全国2.4亿农户家中，平均每户可获得的土地出让金将超过20万兀。按2006年农村7.37亿人口计算，平均每户三口人，农民的三口之家能将这20万元土地出让金的收入一半用于建新住宅，另一半用于办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应该是绰绰有余，教人喜笑颜开的。

这套方案中的关键每亩75万元的土地出让价格，是有现实根据，并留有余地的。因为最迫切需要建设用地的地方，并不是土地出让金价格在每亩几十万元的地方，而是每亩500万、1000万元的城市!如果“以宅基地换房”建设小城镇的模式得以推广，就应该是价格最高、最需要建设用地的地方，为了获得耕地总量“占补平衡”的指标，到较少需要建设用地的地方来置换农民的土地。因此，农民所能得到的土地出让金会更高。由于土地是有限的、不可再生的资源，土地价格还有继续上扬的趋势。这对于握有土地所有权的农民兄弟解决社保经费等问题是一个利好的前景。

在保证耕地总面积不减少的条件下，以农民的宅基地集约化节省出来的土地，置换城市急需的建设用地，从而使农民兄弟获得建立社保制度所需要的资金，这只是解决相关问题的条条大路中的一条。思路拓开了，还可以有更多的可行方案，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四、开放宗教慈善事业

(一)宗教慈善，源远流长

宗教慈善事业是人类慈善事业的源头和主干，神州大地也是如此。

佛教诞生于公元前6世纪的印度，在公元前1世纪传人中国，时值中国西汉后期。佛教教义中蕴含的慈悲观念，与古代中国本土的仁义思想相结合，经一些高僧阐发，形成了独具特色、颇有道德约束力的中国佛教因果报应学说。在这种善恶有报的佛家说教的影响下，上至王侯将相，下至平民百姓，无不害怕来世投胎为畜生受苦受难，因而心生警觉，去恶从善，多行布施。从魏晋南北朝到盛唐，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浮屠寺庙遍布大江南北，佛教寺院的慈善事业随之兴盛起来，范围涉及济贫赈灾、施医给药等诸多方面。世界上最早、规模最大的慈善机构——悲田院，始建于北魏，至唐朝武则天长安年间，在官方支持下，成为全国性的佛教慈善组织，影响深远。到宋朝改称“福田院”，继续发展。名称虽有不同，但性质都是佛教慈善事业，其中包括养老院、孤儿院、养病院，同时兼救灾、济贫、收容难民等等。至明清时代，各地许多慈善会、慈善堂多创设于寺庙，由僧人管理；也有的由那些信佛的“张善人”、“李善人”出面筹资创建，都反映了佛教与慈善事业的密切关系。中国佛教的慈善事业是传播教义、践行佛法、引导信徒、树立佛教形象的主要方式。事实上，没有比济人之急更为便捷的方式来让世人认识、理解和信仰佛教。

道教诞生于公元1世纪(东汉中期)，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奉春秋时期的老子为教主，尊其著作《老子》(亦称《道德经》)为经典。

道教的理想境界是长生不老做神仙，而其前提条件是要积德行善。因此道教倡导“矜孤恤寡，敬老怀幼”“济人之急，救人之危”。为此，道教出了很多劝善之书。其中现存最早、最完整的著名善书是宋代出现的《太上感应篇》。为之作序、作注、作图的文人墨客甚多，故而在中国流传数百年，达到家喻户晓的地步，构成了中国古代慈善事业的思想基础之一。

基督教诞生于公元1世纪的巴勒斯坦，后来迅速传播于欧洲、北非乃至全世界。在历史上形成天主教、东正教、新教和一些较小的流派，它们信仰上帝(或称天主)创造并主宰世界。基督教于唐初、元初和明末清初三度传人中国，历时长达1300多年，与此同时也就把基督教慈善事业传进了中国。广泛传播福音、开设教堂、吸纳信众和开办慈善事业成为基督教在中国谋求生存与发展的需要。慈善事业成为塑造基督仁爱形象和实践基督博爱美德的重要途径。

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教的医疗、育婴、救济等各项慈善事业在中国各地有更加深入的发展。1877—1878年中国北方大旱，死亡上千万人。李提摩太等上百名西方传教士从世界各地募捐，在山西、河南、山东等地开展慈善救济，发放粮食、药物和赈款，从饥馑中救出数以万计的垂危生命。进入20世纪以后，基督教会在历次灾荒如1906年江淮灾荒、1910—1912年安徽灾荒、1917—1918年浙江灾荒、1920—1921年华北灾荒中，都竭力推动赈灾慈善工作。

西方传教士还在广州、宁波、上海、汉口等通商口岸创办育婴堂、孤儿院、医院。其中同治年间开办的上海虹口养育堂影响甚大，主要靠教会捐款维持运转。据该院1871年统计，共收治病人17644人，除321名西方人外，其余都是中国人，全部免费治疗。到1937年止，美英在华设立的基督教教会医院共计300多所，病床21000多张，另有小型诊所600多处。基督教慈善事业当时不仅获得中国社会舆论的好评，而且带动了中国民间非宗教性质的慈善事业的改进与发展。

(二)宗教慈善，不可或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1950年4月24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人民救济代表会议，宣告旧的慈善福利救济事业为“统治阶级欺骗与麻醉人民的装饰品”，完全否认了民间慈善事业(包括宗教慈善事业)的独立地位，而将政府视为全部慈善救济事业的主体。尔后政府对民间(包括宗教)慈善机构进行了改组和接收，对于接受外国(主要是美国)援助捐赠的慈善救济团体全部接收，财产一律充公，外国教会在华兴办的学校、医院也被接收和整顿。至1953年底，全国各地原有的慈善机构419个、救济福利团体1600多个，均被改造成为附属于政府部门的官方或半官方机构，中国大陆便已不再存在现代民间的宗教和非宗教慈善机构了。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初，民间慈善事业被迫休眠了三十余年。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发展，中国宗教领域和慈善领域各自都有了复苏与复兴的机会，并且有了许多可喜的成效。但是，这两个领域的交叉地带，即宗教慈善事业，却是阳光姗姗来迟，势头不如人意。这方面的缺憾，似乎不那么惹人注目，但是细加考察，它却造成了我国近三十年慈善事业与境外慈善事业的巨大差距。

中美两国人均慈善捐款比较告诉我们：2005年中国慈善机构获得的捐助总额61.9亿元人民币，折合人均0.5778美元，只及美国人均慈善捐款的1／1520。考虑到中美经济实力(人均GDP)相差24.6倍，可以扣除这一因素，将美国人均慈善捐款除以24.6，在这种情况下它的人均慈善捐款仍然近36美元。比中国的人均慈善捐款超出60倍。差距惊人!

中美两国人均慈善捐款的巨大差距的根本原因何在?就在于宗教慈善事业的到位与缺位。据1996年统计资料(刘澎：《美国宗教团体的社会资本》)，美国有各种宗教机构35万个，这个数字仅占美国所有非营利机构的20％，但其获得的捐款占全部慈善捐款总额的比重却高达60％。这就是宗教慈善机构的精神力量的外在表现。

在美国宗教慈善机构中，参与贫困救济与家庭援助的占92％，从事医疗卫生与健康服务的占90％，开展国际交流活动的占74％，维护民权的占62％，提供海外救助的占60％。这些社会慈善服务反过来又极大地推动了美国民间慈善机构的发展，以至于美国人自愿奉献的慈善捐款远远超过美国政府征收的全部企业所得税(1914亿美元)。(《国际统计年鉴》2005年卷第175页)

在美国这样一个种族关系复杂、各种利益严重对立、社会问题充斥的国家里，宗教慈善组织依靠不断增殖的社会资本，站在满足人们基本需要、弥合社会矛盾的最前列，发挥着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社会安全阀的作用，为美国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了，然而宗教慈善事业却迟迟没有恢复它应有的地位。2005年11月公布的《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2006—2010)》中，宗教慈善事业仍然是一个讳莫如深的禁区，实在令人费解。在古今中外都曾发挥巨大的积极作用的宗教慈善事业，对于我们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构建和谐社会，应该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社会缺了宗教慈善事业，犹如一架飞机缺一叶机翼，能起飞吗?

(三)宗教慈善，促进和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慈善事业是在重新确立了自身合法性的基础上向前发展的，中共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还进一步明确了慈善事业是社会保障体系的一部分；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重新规定了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因此，宗教慈善事业的合法性不言而喻。恢复和发展宗教慈善事业，在法理上是没有障碍的。中国宪法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无疑也同样保护宗教慈善事业。在这些大前提业已具备的情况下，宗教慈善事业这块田地为何还满目荒凉呢?据我研究，主要原因来自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宗教机构进取精神不足。

中国各地的寺庙、教堂门口大都有捐款箱，名曰“奉献箱”或“功德箱”，只等施主上门，来者随意捐款若干；教徒较少有组织地从事募捐和接济贫困，更未见有恢复和发展宗教慈善机构的宏图。

另一方面是社会认识有偏颇，思想还须更解放。许多人都看到，每一次赈灾救困活动中，各个宗教组织都表现得相当踊跃，做出了重大贡献，宗教慈善是社会慈善的重要补充和积极力量。但是，某些宗教管理部门在鼓励、支持宗教界搞慈善事业的同时，还坚持要求“通过积极的引导和有效的管理，使宗教界人士开展的慈善活动，从‘宗教慈善’向‘社会慈善’发展”。(吴玉祥：《积极支持和引导宗教界发展慈善事业》，中国宗教网2007.1.24)

为什么一定要让宗教慈善变成“社会慈善”或曰非宗教的慈善?这种主张，犹如经济改革初期某些领导机关主张对私有经济要“利用、限制、改造”一般。殊不知，宗教慈善与私有经济一样。未来的寿命都是很长很长的，它们都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二等公民。

人们不禁联想到，中国工业有过一个U形发展轨迹。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新民主主义秩序中，私有经济比重占70％以上，它后来被当作异己力量遭到打压，比重几乎降为零；经过改革开放，如今以个体、私营为主体的非国有经济比重重新占据70％以上。试问：如果没有这占据70％以上的非国有经济，能有今日中国经济的繁荣，能有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吗?

2007年2月7日英文版《中国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宗教信仰者三倍于估计》的文章，披露华东师范大学童世骏教授和刘仲宇教授领导的一项耗时整整三年的大型调查，发现16岁以上的中国人中有31.4％，也就是3亿人是信教的。其中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五种主要宗教，占据信仰者67.4％。此外，在调查中，不信教的、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的，占总人数的15％。

显然，宗教和宗教慈善问题，是一个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问题。在3亿信教的公民中，宗教慈善事业的潜力是很大的。我们完全可以断言，一旦重新开放宗教慈善事业，恢复其应有地位，它不仅对中国慈善事业和中国社会保障体系，而且对整个中国和谐社会的全面发展，将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系北京思源兼并与破产咨询事务所所长)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9年第2期　冯友兰临终谈毛泽东·王克明

冯友兰先生在1988年初开始写作《中国哲学史新编》的第7册，1990年去世前5个月，以95岁高龄完成。这是他最后的著作，后来叫《中国现代哲学史》。在完成这册书后所写的《自序》中，他讲到文革后老妻去世时他写的挽联中，有“斩名关，破利锁，俯仰无愧作，海阔天空我自飞”之句。他说：“在写本册第八十一章的时候，我真感觉到‘海阔天空我自飞’的自由了……如果有人不以为然，因之不能出版，吾其为王船山矣。”清初王夫之在深山中著书四十年，达数百卷，几百年以后才出版。冯友兰为什么要自比王夫之?为什么说真感觉到了自由?因为，在最后的著作里，他对毛泽东思想做出了独立的认识和分析。谨摘录介绍如下。

毛泽东思想分科学、空想、荒谬三阶段

冯友兰在书里这样介绍毛泽东：“他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并且被认为是思想上的领导人。他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有权威的人。在几十年中，他兼有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君、师’的地位和职能。因此，他在中国现代革命中，立下了别人所不能立的功绩，也犯下了别人所不能犯的错误。”

冯友兰把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一、新民主主义及以前阶段；二、社会主义阶段；三、极左思想阶段。他说：“毛泽东的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其性质是大不相同的。第一阶段是科学的，第二阶段是空想的，第三阶段是荒谬的。”

解放战争胜利后，共产党实施毛泽东提出的政治纲领，称要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中国”。1949年与各民主党派通过了《共同纲领》，作为临时宪法。其经济制度中，包括五种经济同时并存，称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冯友兰认为这个纲领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法律形式。他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所用的革命方法是以革命的任务决定革命的性质，以当时社会的性质决定革命的任务。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所以当时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由此决定中国革命的性质，不能是社会主义革命，而只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共同纲领》就是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措施。”

5年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正式取代了《共同纲领》的法律效力。冯友兰回顾说：“《共同纲领》的总目标是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宪法》的总目标是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宪法》的公布，中国革命就进入了一个新时期，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到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一个大转折点。这个转折点，表示毛泽东对于革命方法的认识的大转变……这个转变，在以后的中国社会中，引起了深远的后果。”冯友兰所说的毛泽东思想的科学阶段，到此为止。

毛泽东的认识发生了怎样的大转变?冯友兰认为，建国后，应该做的事，就是调动中国社会的生产力，以各种方式，由各种渠道，齐头并进。这便是新民主主义道路。如果五种经济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又发展成为生产力的束缚，那就用社会主义再作解放，这就是革命分两步走的道理。他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本来就是这样主张的。可是，1954年的《宪法》过早地提出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毛泽东似乎也想合两步为一步、‘毕其功于一役’了。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特别有‘驳左倾空谈主义’一节，曾几何时，毛泽东也走上了‘左倾空谈主义’的路了。”

那时，毛泽东批判继续搞“新民主主义”的人们，说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是犯右倾的错误。冯友兰说：“‘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这句话，说明毛泽东的思想方法与以前大不一样。他不是以革命的任务决定革命的性质，而是以革命的性质决定革命的任务。”冯友兰认为毛泽东思想由此进入了空想的阶段。

他写道：“第二阶段之所以是空想的，是因为革命的领导者认为，革命的性质可以决定革命的任务。这就是认为上层建筑可以决定经济基础。这是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直接违反的。”

人民公社像一个封建大家庭

冯友兰认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主要实现在农村中。解放战争胜利后，中共把没收的地主的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给农民，作为他们的私有物。几年之后又用合作社的形式，把农民连同他们所分得的土地组织起来，称为合作化。这种组织由初级社到高级社，最后到人民公社。冯友兰说：“这种由分而合的过程，毛泽东称之为社会主义运动。”

他分析道：“可注意的是，他们所理解的‘共产主义’的内容，实际上和康有为的《大同书》是一类的思想。其类似之处，在于都是空想的，不是科学的……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社会发展史，列举了五种社会类型，一层比一层高。每一新出现的类型。都代表一种新的生产关系。被毛泽东称为‘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是否代表一种新的生产关系?不见得。在刮‘共产风’的时候，农民不仅是公社社员，也还是他们原来家庭中的成员，仍处于他们原有家庭的组织中。每个社员，在公社劳动所得工分，并不归个人所有。他们回家后，还要如数交给家长，由家长支配。从这一方面看，人民公社倒像一个封建大家庭。这是因为在封建社会中，农民附着于土地，依靠自然经济生活，人民公社就是在这种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并没有改变自然经济，所以还不能超出封建经济形态的范围。”

冯友兰又说：“人民公社是毛泽东所提倡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但从另一方面看，人民公社又像是一个封建大家庭。在那样的家庭中，每一个家庭的成员都依赖于家庭而生活。成员有收入，都要如数上交家长；如果没有收入，也照样受家庭的供给。家庭为其成员准备了‘大锅饭’成员都有‘铁饭碗’。”

他认为，人类的思想总是以其经验为资料的。以旧的资料配上新的名称，这可叫做“新瓶装旧酒”，人民公社便是。

无产阶级不代表新的生产关系

毛泽东的极左思想，表现的高潮为“文化大革命”。冯友兰认为它这一阶段是荒谬的，其荒谬之处在于空想共产主义。

冯友兰说，如果认为打出共产主义的旗号，社会生产力就会比以前高几千倍，那就是空想共产主义，因为它的立足点是人们的愿望。在刮“共产风”的时候，认为只要打出共产主义的旗号，粮食的亩产就会提高到一百二十万斤，便是空想共产主义。极左思潮就是空想共产主义。极左思潮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了高潮，统治了中国，造成了十年动乱。

冯友兰认为，毛泽东的空想共产主义，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中的空想成分。他引马克思的理论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矛盾集中为两个对立面：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那么，他写道：“照这样的分析，无产阶级不过是与资产阶级共存于资本主义这个统一体中的一个对立面。它和资产阶级一样，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不代表新的生产关系，因为新的生产关系还没有出现。这就如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农民一样，农民只是封建社会中地主阶级的对立面，不代表新的生产关系，因而即使它通过起义，夺得了政权，也不可能建立新的社会形态。”

那么，无产阶级夺得政权后呢?冯友兰说：“然而在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中，唯物史观的原则并没有被贯穿到底。在没有出现由生产工具的革命引起的生产力的突飞猛进发展，也没有出现由生产力的发展造成的生产关系改变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却告诉人们，无产阶级是新的生产关系的代表，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可以人为地改变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客观历史进程，建立社会主义，这就与唯物史观相矛盾了。由此看来，这个理论带有很大的空想成分。当然这并不是说，无产阶级不能进行革命，不能夺得政权。而是说，不能不顾及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超前建立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即使取得了政权，其革命的任务也应该是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为更高一级社会形态的出现准备条件。因此，其革命性质只能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在这个问题上，只能遵循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不能靠空想办事情。”

冯友兰认为，空想的东西，是经不起实践的考验的。中国的空想共产主义，经不起实践的考验，所以要改革。他说：“空想家的空想也是有内容的，不过它的内容是从旧的生产关系中取来的，因为新的生产关系还未出现。”“极左思潮所讲的马克思主义，已经不仅是‘空想’的共产主义，而且是反历史的‘共产主义’。”

人类不会永远“仇必仇到底”

在《中国现代哲学史》的最后，冯友兰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和中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法，放在平等的地位上进行比较，得出了发人深省的结论。

他先做了一点理论的通俗解释：“一个统一体的两个对立面，必须先是一个统一体，然后才成为两个对立面。这个‘先’是逻辑上的先，不是时间上的先。用逻辑的话说，一个统一体的两个对立面，含蕴它们的统一性，而不含蕴它们的斗争性。”

然后他说：“客观的辩证法只有一个，但人们对于客观辩证法的认识，可以因条件的不同而有差别。照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矛盾斗争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统一’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这是把矛盾斗争放在第一位。中国古典哲学没有这样说，而是把统一放在第一位。理论上的这点差别，在实践上有重大的意义。”

怎样重大的意义呢?他说：“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张载把辩证法的规律归纳为四句话：‘有像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正蒙·太和篇》)这四句中的前三句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也同意的，但第四句马克思主义就不会这样说了。它怎么说呢?我还没有看到现成的话可以引用。照我的推测，它可能会说：‘仇必仇到底。”’

冯友兰的这个推测，让人想起在和平年代分裂人民，进行残酷的阶级斗争，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或干脆把人民当作敌人，这些正是“仇必仇到底”的行为逻辑。

冯友兰问：“‘仇必和而解’的思想，是要维持两个对立面所处的那个统一体……‘仇必仇到底’的思想，则是要破坏两个对立面所处的那个统一体……毛泽东是革命家，他所组织和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是革命的政党，毛泽东思想也当然要主张‘仇必仇到底’。毛泽东常说‘将革命进行到底’，就是这个意思。问题在于什么叫‘到底’?‘底’在哪里?”

他自己答道：“任何革命都是要破坏两个对立面所共处的那个统一体。那个统一体破坏了，两个对立面就同归于尽，这就是‘底’。革命到这个程度就‘到底’了。”冯友兰认为没有这种必要：“革命家和革命政党，原来反抗当时的统治者，现在转化为统治者了。作为新的统治者，他们的任务就不是要破坏什么统一体，而是要维护这个新的统一体，使之更加巩固，更加发展。这样，就从‘仇必仇到底，的路线转到‘仇必和而解’的路线。这是一个大转弯。在任何一个社会的大转变时期，都有这么一个大转弯。”

怎样维护这个新的统一体?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让全世界电视观众看到了一个巨大的汉字“和”，国内观众也看到了。它是什么意思呢?并不是统一思想、老百姓啥都忍着就和谐了的意思。二十年前，冯友兰已经对这个字做出了哲学解释。他说：“张载说‘仇必和而解’，这个‘和’字，不是随便下的。‘和’是张载哲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张载认为，一个社会的正常状态是‘和’，宇宙的正常状态也是‘和’……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和’与‘同’不一样。‘同’不能容‘异’；‘和’不但能容‘异’，而且必须有‘异’，才能称其为‘和’……只有一种味道、一个声音，那是‘同’；各种味道，不同声音，配合起来，那是‘和’。”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如果只要求“同”。不能容“异”，就只会一步步重返“仇必仇到底”的道路。极权制度的惨痛教训，必须牢记。有民主、监督、言论自由之“异”，才有真“和”可言。

冯友兰放眼人类，说：“‘仇必和而解’是客观的辩证法……人是最聪明、最有理性的动物，不会永远走‘仇必仇到底’那样的道路。这就是中国哲学的传统和世界哲学的未来。”

人类实现和解，是哲学老人冯友兰最后表达的心愿。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9年第2期　才德反差巨大的康生·曾彦修

知识广博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王明、康生、陈云同机从苏联飞回延安。康生在苏联中共代表团中是近似于王明的一个人，政治局委员，地位很高。一九三八年五六月在马列学院教过我们的课，党的理论这部分是他讲的。他会讲，有一句是一句，条理清楚，没有一个字重复，很有感情。他给我们讲课，举了一个人，饶漱石，新四军的政委，华东局的书记，外号叫“机关枪”，称赞得不得了，说他会做地下工作。

康生知识广博，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几乎无所不通。特别有研究的是中国的戏曲史。书法，篆刻，他全通。他的字就很好，刻的章，很好，画的画，也很好，但他从不拿出来。他回到中国，用四川话来说就是很“知趣”，上面就是比较精通中国文化的，你在他的面前表现你有本事，你也懂得这些高级文艺，怎么可以?所以一些领导人写的诗，都不拿到《人民日报》发表。董老这些人偶尔写写，只在小报报屁股上发表发表。

康生的知识展露出来，会引起很多麻烦。他精通的东西，有时候到了不能想象的程度。京戏他全懂，不但瞳，还会打小鼓。小鼓是京戏乐队指挥，我亲眼看见康生指挥过。一九三八年七月一号那天，大概延安第一次纪念建党十七周年，党校要开纪念大会，请马列学院的所有学员去参加，同时中午、晚上会餐。党校在延安城东十几二十里，马列学院在北门外七八里路。我们天不亮就出发，到那里杀猪宰羊，大吃一顿。中午开会时，还有几个美共青年参加。康生当主席，张闻天作报告，晚上演京戏《打渔杀家》。江青演女儿萧桂英，演得很好。那时江青很漂亮，二十七八岁吧。那个时候就知道，江青不但会演电影，还会演京戏。阿甲在《打渔杀家》中演父亲萧恩。后来江青把阿甲整得要命。江青当时跟毛还不是一家人，还是党校的学生。康生当时是党校的校长，动员江青出来演萧桂英这个角色，康生指挥乐队。一九八。年我有次到广西开会，遇到那时党校的人，也是马列学院的同学韩世富、李成铁。我问，那天是不是康生打鼓?他们说，确确实实是康生。说大概准备了个把月，他们早就看过了。

康生一辈子工作紧张，什么时间去学这些东西呢?他在上海地下党，管“特科”，更紧张。在苏联住了几年，估计关于中国的书看得多一点，可以在莫斯科看中文古籍。但一九三八年能打小鼓，哪里学的?说明他是何等聪明。领导我们土改的时候，他还给我们讲京戏。他问我们，你们懂不懂什么叫“水袖功夫”?他说，看一个人会不会演戏，戏的水平怎么样，看出门水袖几摆就行了。旧社会，“水袖功夫”这个说法很流行，比如说某某人的水平达到了“水袖功夫”，就是说好得不得了。我们青年中没有一个懂。他给我们解释，一个演员出来有没有本事，水袖甩几下就知道了。水袖不容易，你们不要小看，这个功夫能看出一个演员的修养，特别是青衣，虽然是甩几下，但这个人的各种苦楚，各种悲愁都表现出来了。所以康生这个人对中国文化，不是知道一点点，而是知道得很多。他给我们分析《西厢记》时说，你们只知道王实甫的《西厢记》，其实董解元的《西厢记》比王实甫的好，一般人不知道。他说一点，就哇哇背出一篇，让我们听哪个好。他对中国这一套的了解，怎么来的?当然是自学的。他在苏联几年，在延安那么多年，他是用功的。这个人聪明得很，记忆力好。他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五年就在上海大学搞革命，哪有那么多时间来学这些东西，不能不佩服他。

康生的知识技艺如此高明，有些还具有相当难度，一般人甚至费一生之力也不一定能比得上他。在上层，在背后，都知道他不佩服齐白石，他还另外刻一闲章“鲁赤水”与之相对，并盖在自己消遣的画作上。问题是他的这种情趣看似高雅独行，其实仅是表面，想以此博名。而他日夜梦求从公私两方面夺取高级文物的卑鄙劫掠行为，实在是太令人吃惊和可怕了。大约一九八。年或一九八一年夏天，我得到一张到故宫内某处秘密参观的票。我去了，地址似乎是故宫东北部一个较小的院落，很旧。整个下午参观的人大概只有二三十个，由一女专家介绍。女专家说，今天是看“四人帮”个人盗窃的国家文物。女专家的介绍很详细，说被盗窃的文物，就是直接从故宫调出的，数量质量均以康生为第一，陈伯达为第二，江青为第三，姚文元为第四，张春桥没有。这里面没有一件张春桥盗窃的东西，这说明张春桥头脑里只有整人害人的坏脑筋，他什么文化也顾不得要了。江青干的有些事最令人激愤和耻笑，她虽欲学“老佛爷”，但又上不得厅堂，谁也想不到她会干出如此小家子的恶霸事。她从故宫要了些毛笔，有的是象牙笔杆的，但这是“公平交易”，她是用每支四五元从故宫正式买去的。我记得好像还看见过故宫打给她的收条存根。看到这里，大家都骂：像个什么样子!

康生这部分，我们也不过看看百分之一罢了。这部分是精品：康生是不会闹江青这种笑话的。康生名下陈列出来的书籍是知名的中国戏曲专家傅惜华的藏品，应是全国第一了吧。康生他们把国家的、民间的“帝、封、资”文化积累都烧毁个干尽，他却用国家权力把人家的文化精品抢过手去。我现在谈到这件事，自己都说不出口。你康生是个什么身份啊!

康生抢的东西中，有一块精美瓦砚，据女专家介绍，中国此种瓦砚，现存数只，均已外流，在境内就可能只有康生要去的这一只了。还有半只虎符，女专家说，是解放后在京郊发掘出来的，是玉质的，据说，一般是铜质的，玉质的至今仍只发现这一个。这些说明：康生要的是唯一的或罕有的。

康生的博识、广学，懂得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恐怕是知道得最广阔的。陈独秀知道古学，但不精通这些东西。瞿秋白懂一点，似乎也不精通那么多东西。

他是个害人狂

根本不用说，他是个害人狂。

一九四八年我还是在搞土改。春节前几天，我们到了黄河北面离黄河不远的阳信，再到何家湾村，渤海区党委就住在这里。过春节的时候，不好下乡，我们继续住在何家湾。这时，发生了一件事。康生给我们讲了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是怎么出狱的，清楚得很。六十一个人出狱大概填了什么表。登了什么报，办理了出狱手续。但“文革”时康生说他们全部是“叛徒”。

我们去山东土改之前，康生已经在山东一两个月了。原来是邓子恢在那里管渤海区党委的整党(土地改革前，一般第一个步骤是整党)。邓老没有康生那么厉害，有些下不了手。那就换，换指挥，换成了康生，叫康生去，康生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康生在山东扫荡了两个区党委。一个是渤海区党委书记，叫景晓村，当时比较年轻，三十几岁，在当地威信很高。康生把景晓村斗下来，也把渤海区的行署主任斗下来了。另外一个是胶东区党委书记，叫林浩。我们到阳信几天，康生为整林浩从胶东回到何家湾，把林浩斗下来了。

整这两个人的详细情况我们丝毫不知道。但是，通过毛岸英，我们感觉到一些。我们四个人挤在一个小房子，在一个炕上。我们三青年，于光远史敬棠，我，加上毛岸英，四个个子都不小。毛岸英从苏联回来不久，比较随便讲。当时我们叫康生为康老。毛岸英说，康老整林浩太粗暴了。“粗暴”两个字，是我现在用的，因为我们习惯用这两个字，毛岸英刚从苏联回来，用不用这两个字，我记不清了。他的意思是太粗暴了。一个政治局委员，怎么能这样整人呢?!

“文革”中，康生整人就更不用说了，他开了一堆名单，党的中央委员会、民主党派的人物，他把这些人害得很惨。不说别的，我举一个例子，他的秘书凌云。他在延安枣园社会部的时候，凌云就是他的秘书，这个秘书不是一般的秘书，是很重要的秘书。一九四七到一九四八年，他到山东去，凌云也是整个工作团的秘书。他很相信凌云，但他把凌云抓起来了。大概七八年前我见到凌云。我说，你“文革”期间被关了十多年，你怎么会被关呢，康生还不知道你?凌云说，就是康生干的。我奇怪，问，康生要抓你干啥?他说，我也不知道，我确实觉得于公于私，康生都没有抓我的理由和必要。凌云举了一个例子。解放初，康生和夫人曹轶欧，我们叫曹大姐，两个人在济南不知道什么原因闹得非常紧张，康生得了神经病。他把曹大姐请到他家，把好房子让给曹大姐住，避免他们闹得太僵，影响康生的工作。康生当时是山东中央分局的书记。凌云说，我个人不仅为他服务很多年，他家庭的矛盾我也在调解，结果不知道为什么，我进秦城也是他提出来的。凌云没有详细讲。我说，他把你捉起来干什么呢?你又不是老资格，你也是个三八式，在党内无足轻重(虽然后来凌云当了安全部长)。迫害人，迫害到了凌云身上，实在不太好理解。康生迫害人太普遍，要不然就不会被永远开除党籍了。

为什么他要迫害人，目的是什么?是从苏联学来的，这是一方面。但在中国，好像要不断地迫害人，才能生存似的。所以，他始终采取这个办法，硬是把自己保护到底了。

这个人头脑清楚得很，绝不糊涂

这个人的头脑是很清楚的，绝不是个糊涂人。在个别的情况下，他能够听人家反映真实情况，而且能够容忍。这就是我本人。这件事，凌云现在还在，他可以侧面证明。

一九四七年大概六七月，在晋西北土改，康生是团长，我是团员，我们一共才七八个团员。七月间康生在晋西北临县郝家坡开土改工作会议，我们的大组长张邦英与张琴秋不愿在大热天跑八天去参加，就叫我去听会。在到兴县郝家坡的路上，我已经听说康生那里的情况了，是中央办公厅行政处的几个人给我讲的。那天晚上，我住在他们村。他们村庄住有什么人呢?吴玉章、王明，还有几个民主人士，都是些老人，地位特别高的，要特别照顾，所以，他们办公厅行政处在这里。这些同志，虽然平时没有往来，但经常见面，都比较熟悉，从二九四一年到一九四六年，都是老熟人，彼此信任。他们给我讲，康生那个地方，情况非常特别，各个机关的干部，意见多得很。土改工作团的名气大，别人都知道。他们说，到处吊打，到处挖地财，特别严重的是挖祖坟。康生当时是中央土改团的团长，政治局委员，长期的社会部长，因此，谁也不敢惹他。这么多人住在这里(河东)，还包括后方工作委员会，还有叶剑英、杨尚昆，这些情况，他们都知道，他们也不满意，但不敢说，怕戴上右倾帽子。办公厅行政处的这几个人说，你是不是去见见吴老，然后再跟康生反映反映?老实说，我也怕。我说，吴老这么大的年纪了，这么晚了，已经七八点钟，说不定已经休息了，让他好好休息。我知道，吴玉章的话也起不了作用，康生也不会听。我去讲，更起不了作用。

到了郝家坡，我就听会。我确实是听会，听晋绥分局召开土改工作会议。这个会要求各地把土改工作团搞土改的情况汇报一下。晋绥这个地方，地方不大，也比较穷，但地委有八个之多。参加会议的人，有晋绥分局的书记李井泉，还有几个部长，几个参加试点的县委书记。这时，陈伯达已经走了，没有参加，因为刘少奇要到西柏坡建立中央工委，路过时，把陈伯达带走了。陈伯达又带走了田家英，所以，他们那个组等于撤销了。保德那个组，廖鲁言来参加了，于光远也来了。但于光远因为手指严重化脓，在兴县住院，从始至终没有参加。所以，康生带的工作团，两个人参加，我是旁听。

这个会议，名义上由李井泉主持，实际上是康生。发生了什么问题呢，康生有个非常片面的规定：满足贫苦雇农的要求。大家都穷，整个农村都穷，只有在穷里边想办法，把不应该没收的没收，这样去满足贫苦雇农的要求。整个会，在康生的领导下，在康生讲话的精神中，强调发动群众，进行斗争。要斗地主，彻底斗倒地主。而且康生还引用了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主席的这个文章，现在是彻底修改过的。

康生在晋西北搞了些什么东西呢?第一，同意并发展了“化形地主”一说。“化形地主”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家虽然已经穷了，实际上是装穷。这一来就把很多人的家庭出身查三代。只要你祖父是地主，第三代后还算地主，叫“破落地主”、“化形地主”。第二，挖地，叫查“地财”。本来农村穷，斗来斗去，没有好多东西分，就挖地，说元宝、银元都藏在地下，到处挖。一般老实的农民，即使贫苦，不愿意做这样的事。做这种事，中国人觉得违背良心。过去中国厚葬，稍为好一点的，有什么银器，元宝。晋西北那个地方，有金器的少。在临县，挖得相当普遍。试点的多少个村，都在挖坟。这个错误就不可收拾了，社会道德良心都无法维持了。这种事，什么人愿意干?只有地痞流氓愿意干。他们没有道德标准。第三，郝家坡也死了人。特别是妇女被吊打。因为要追问家里的东西埋在什么地方。郝家坡究竟死了几个，我听说两三个。就是逼要人家的银元、元宝，没有办法，自杀了。

康生当然在会上不会讲这些事，不会公开提倡，但允许这些事与不允许这些事，讲话不一样。大家希望他在这个会上，对这些事作出结论。你康生自己实验的地方，有死人现象，你作为政治局委员，应该怎么办?但他没有批评。

原来晋绥分局土地改革的时候，有个内部划分阶级的文件。这个文件是懂一些马列主义，懂一些政治经济学的人做的，原则上是比较正确的。地主主要是收租，没有剥削关系，怎么叫地主?所以。基本标准是对的。但是，在郝家坡会上，最严重的是，康生把晋绥分局的这个内部文件否定了。因为拿这个标准看，很多人不够地主。康生在会上说，“你们这个东西害死人，赶快把它烧了。”意思是作废了，再不能用了。

我们当时在朔县的做法，跟他在临县强调的大不一样，做法也大不一样。但我单独汇报时，康生听得进去。如果他听不进去，反过来整我，说我右倾，我就完了。这件事说明，他并不是个傻瓜，心里边明白得很。我讲的时候，他没有反驳，汇报的时间，连他讲话至少一个小时。

这次汇报，是他先给我讲。这件事，我从来没有讲过。因为讲出来人家不相信，说你宣传康生了不起，但那天的情况就是这样。汇报是在一天晚上十一点钟开始进行的，是凌云白天通知我的。但康生要听我单独汇报。汇报时，他把他那里的工作先向我讲了好久，弄得我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没有办法，人家那么高的地位，只有听完了再汇报。

我知道我的话难说得很，带了三包土和一包糠窝窝头，旧报纸包的。土，一包是沙，我说这个沙占全村土地面积百分之九十以上，分给人十几二十亩，他看都不去看。第二包，重沙质，但不全部是沙，这占全村百分之六七。这一来，就是百分之九十几了。第三包是半沙质土壤，沙占一半，土壤占一半。这个在全村中大约只占百分之一二。要种田，只有种这样的田才有收成，而且还得靠肥料，靠井水。用水井里的水来种田，南方人根本想不到，南方到处都是水。北方水井有甜水井、苦水井之分。我所在的前柳村就有两个水井，一个甜水井，一个苦水井。北方把淡水井，没有涩口味道的叫甜水井。苦水井，有的是盐碱硝味的，有的是苦味的，这个水，种庄稼也不行，只能日用。北方要打出一口甜水井，简直是天老爷赐的恩。好的地方，有水井浇灌，一亩地照样打好几百斤，上千斤都办得到。我汇报时说，我们不但分了地，还访问过得地群众，但基本上没有兴趣，因为中农本来有相对好一点的一点土地，结果拿出一分，返回他五亩沙地，实际上是他吃亏了。我又把糠窝窝头给康看。康问，是老百姓吃的?我说，老百姓还吃不到呢，是县委吃的，也是我住县委时吃的。因此，那地方现在对分土地毫无兴趣(朔县是新解放区)。我这两手很厉害，我知道康生很精明，凡是做保卫工作的，第一条就必须精明。我不带些东西，凭我的身份，我敢说什么呢?我这个汇报，康生听得很认真，可能认为你这个年青人，竞知道这样来汇报。如果盲目说，也解决不了问题。因此那天晚上他没有整我。以后对我的看法也可能由这晚定下来的，可能觉得你这个人不是随便说话的。说白了，就是印象很好。

那天我汇报情况说，我们那个村没有地主，只有两个“富农”，并且讲了详细情况。他们是富裕，但是不够富农条件，因为他们根本上是自己劳动。他说，你这个书呆子。仅仅封你个“书呆子”，这就不简单了，没有说你是“反革命”，没有说你是“反党”，没有说你是站在恶霸地主的立场上，只说你是书呆子，只是叫你回去“扫地出门”，满足贫雇农的要求，这件事，说明他的很多议论，跟他的内心并不是一致的。他知道这些客观情况之后，他还是非要往“左”办不可。什么原因，现在怎么说呢?他无非是背后是一套，当众是一套。当众这一套是为了自己过关，自己上升。

康生是一个两面派

康生并不因为在晋西北的土改，我给他汇报的情况，我执行的那一套跟他不一样，就把我看成是反动派。解放初我要到青岛去治关节炎，经过济南，到山东分局组织部报到。那时，他的夫人曹轶欧大姐是组织部长。我去后，康生叫我留几天。他叫我到他的小办公室，看他刻的各种各样的图章。他还给我看济南国民党总司令王耀武的图章，还盖个印给我看。我理解，他觉得你这个人还不是一个完全没有头脑的人，虽然我比他年轻十好几岁。

他说，我来济南这么久，大明湖还没有去过。明天是星期天，我去，你跟我一路去。第二天，他们夫妇、凌云(当时是济南市的公安局长)，我，安排了一条船，就在大明湖那里游来游去。不仅如此，他还带我们上岸看王耀武出逃的那个墙洞。大明湖有些地方有厚厚的墙拦着。我们的地位，是差得不能比，一个普通党员，一个政治局委员。我这次去，他是优礼有加。他原来不认识我的，而我在晋西北汇报的那一套跟他不一样，为什么他当时没有把我当成敌人打击?这说明他的内心世界跟外表表现出来的并不一样，我老早就感觉不一样。

一九六。年六月间，我去了上海辞海编辑所。通知我是在一九五八年，我们单位的负责人王子野能拖就拖，原因是单位奉命要编《蒋介石全集》，要我参加做注释工作。我一九七九年回到北京后去看王子野。王子野说，你走后，我看见康生。康生问我，曾彦修怎么样?我说，到上海辞海去了。他说，你们怎么不告诉我一声?王子野对我说，他讲这个话，我也不懂，告诉一下中宣部就了不起了，怎么必须告诉你呢?王子野说，算你走好了。他问你，不是要整你。当时他讲了一句，叫他做做资料工作也可以嘛。就是摘录马列讲什么什么，供写作组写反修大批判文章。看样子只是指这件事，你戴着“帽子”，不能参加写作组，但写作组需要资料，你能提供。那种写作组又没有任何机密，是空对空作战，所以叫你去协助，一点不稀奇，算你走了好，不然就麻烦了。

我提这些，主要说明一个问题，康生是一个两面派，不要只看见他凶恶的那部分，他内心是清清楚楚的：他只有保持极“左”的、打击一切的姿态，才能上升。但在背后，他也希望弄清楚一些事。向他如实反映一些东西的人；并不会把你怎么样。所以他跟张闻天比起来，正好相反。张闻天是带点书呆子味道，是一个真正的正人君子。康生没有书呆子味道，他的中国文化修养，高于张闻天，但一辈子深藏不露，绝不表现，一辈子不做一首诗，一幅画。为什么，党内谁敢表现?诗，你能超过神?你写得比神好，没有人敢的，不敢发表的。历史上历来如此。一个帝王，认为自己的诗好，书法好，别人敢表现吗?隋炀帝不是有个故事吗?记不清了，好像就是因为一首诗的一句“空梁落燕泥”什么的，把隋朝初年出名的大臣薛道衡杀掉了。薛道衡是他的有才华的大臣。以后当大臣的人都知道，如果皇帝诗词歌赋都懂的话，你只能装傻。皇帝喜欢写字，你写字就得歪歪斜斜。皇帝会做诗，你做诗要显出你的诗不够擦屁股的资格。如果你写出来的比他还高明，那你就不要想活命了。历史上的帝王，可能只有曹操与唐太宗二人开明一点。他们允许臣下表现艺术才能。曹操比唐太宗更开明一些。

康生这个人，多才多艺，几乎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为了政治上的地位，他迫害人，道德堕落到了极端。另外，他又是两面派，对上一套，对下一套，有些实际情况跟他讲，他心里知道。康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个很特殊的人物。文学艺术方面知道得这么多，但是他知道的，跟他表现的刚好相反，知道文学艺术的人，一般都比较文雅，人格比较高尚。偏偏他的精神非常恶浊，非常暴虐。康生这个人，头脑清楚得很，一九六几年他曾经是中央理论小组的组长。理论小组，就是意识形态，包括唱戏，决定权在他手里。这时候，他有点像日丹诺夫了，不过实际上还是比不上。康生就是人格太差，为了保持自己地位，为了提升自己的地位，不惜迫害人，一点人格都没有，什么革命人、共产党人，一点都谈不上。任何人都要以他为鉴，任何一个有本事的人，都不要学他，不要把本事用到歪道上去了。

(曾彦修为人民出版社原社长)

大学者束星北·方　朔

李政道向周总理推荐的老师

1972年10月14日，获诺贝尔奖的著名科学家李政道回国。这是他1946年去美国后第一次回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时，希望他能为解决中国教育人才“断层”的问题，介绍一些海外有才学的人，到中国来讲学。李政道直言不讳地说：“中国不乏解决‘断层’问题的人才和教师，只是他们没有得到使用。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先生。”

那时，他并不知道束星北教授正在做什么，很想能见他一面，可是未能如愿。

束星北在1943年，是李政道上浙江大学时的物理老师。

束星北早在1926年到1930年，先后在美国、德国和英国留学，就开始进入国际理论物理的一些前沿。1931年应竺可桢之邀，回国任浙江大学教授。在抗日战争时期，浙江大学偏居贵州遵义湄潭的山寨里，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被李约瑟称为“东方剑桥”。

束星北在这里，启蒙了李政道等世界一流的物理学家。当时浙大物理系的实验室，设在湄潭的双修寺。年仅16岁的李政道，大部分时间在双修寺实验室里。他在向束星北、王淦昌(建国后曾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二位物理教授的学习中，最初了解了物理学科的意义和重要。物理学从此对他一生，产生了无比强大的吸引力。

每一两个星期，束星北教授从湄潭专程来一天，和物理系的同学进行讨论。讨论是自由的，不在日常的课程中。李政道和老师束星北经常是一对一的讨论，老师的科学精神和很多观点，使李政道终生受益。

李政道在和老师告别时，束星北送他一本《电磁学》名著。这是他当年在英国苏格兰大学做研究时用的参考书。李政道成名后，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一生最重要的机遇，是在很年轻时能极幸运地遇到三位重要的老师，得到他们的指导和帮助。束星北老师的启蒙，吴大猷老师的教育及栽培和费米老师的正规专业锻炼，都直接地影响和造成我以后的工作和成果。我的一生和他们对我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而我最早接受的启蒙光源，就是来自束星北老师。”

站在爱因斯坦、玻尔大师的身边

一生只是当过李政道的老师，算不上天才。有件事，足以证明束星北的天才。

1979年年底，国家航天部首次实验的一枚洲际导弹，需要计算弹头数据舱在公海最佳的接收和打捞时间。当时，国家并没有相关的专家，来承担这项绝密的任务。

有人推荐在文革中饱经磨难的束星北教授，束星北分文未要，仅凭着在任职的海洋研究所手中的一台计算器和一摞纸，就准确无误地完成了这项计算任务，既为国家节省了百万元实验经费，又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当年，他72岁，在国内高度保密的科学界传为佳话。

在浙江大学，程开甲(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究开拓者之一、中国核武器实验事业创始人之一)是束星北惟一的研究生，毕业后又在物理系作助教，跟随束星北时间最久。他认为束星北有极多的思想或念头，在他那智力超常的大脑里。如对量子电磁场的高次微扰的计算，因为量子电磁场的发散不能计算，因而人们无法得到原子能级的电磁场修正，可是束星北想出一个点子，“将发散上限切断，(Cut-off)继续进行下去，就可以得到原子能级的电磁场修正。”这个想法，实质上已经接近计算Lamb效应，当时世界上还未有人发现，到1948年才发现。

20世纪30年代的束星北，除在自己的专业上独有造诣，对国际上刚刚出现的激光、无人驾驶飞机、雷达(中国第一台雷达便出自于他手)、袖珍发报机等等，都潜心研究过。

他追逐的目标并不遥远，爱因斯坦、玻尔等大师的脊背，清清楚楚地在眼前晃动着。

1928年，在德国柏林，束星北拿着自己的有关相对论的两篇论文，找到爱因斯坦。被爱因斯坦聘为研究助手。后来，由于爱因斯坦科研受阻，介绍束星北到英国投师世界一流的学术大师惠特克和达尔文。随又投师剑桥大学世界一流的天体物理学家爱丁顿(他利用全日食验证了广义相对论，从此确定了爱因斯坦的地位)，参与了著名的狄拉克方程全过程的推导，这方程被称为：用最简练的数字，概括出一幅最美丽的世界图画方程。1931年8月，束星北又转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师从斯特洛罗克。

1937年5月20日，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玻尔应邀来到中国。他访问上海后，受竺可桢之邀，专程到浙江大学作了原子核的学术报告。束星北就是这个时候与这位世界量子力学大师相识。在杭州讲学的几天里，束星北和王淦昌几乎与玻尔寸步不离。

束星北同他探讨了原子核的复合核与液滴模型思想以及他本人与爱因斯坦的争论；王淦昌同他探讨的是宇宙射线中级联簇射的原因等问题。两个人特别是束星北与大师之间，不仅是请教、探讨，更多的是争论。

玻尔回国后，不断收到中国大学师生的信笺，探讨物理学上的有关问题。也有些向他请教、询问到国外深造学习的途径。玻尔的回答千篇一律：中国有束星北、王淦昌这么好的物理学家，你们为什么还要跑到外边去学习物理呢?

20世纪50年代初，玻尔还向拜访他的中国科学家打听束星北，却没人能告诉他束星北的去向。

他当面责难蒋介石 国难当头投身报国

束星北是一位有血性的人，在青年时期就曾当面责难蒋介石。

他刚从国外归来，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任物理教官。一天，蒋介石来校视察，在接见的几个军官中就有束星北。当时“一·二八”事件发生不久，束星北认为驻扎上海的十九路军和八十四师，违抗政府不抵抗命令与日军血战，是民族的壮举。国民政府与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是种妥协行为。于是，对蒋介石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蒋介石当众感到难堪，只是说：“你太年轻，不懂政治。”便拂袖而去。束星北的弟媳是宋美龄的秘书，日后告诉说，蒋回到总统府，还在喋喋不休地说这件事。束星北见蒋介石气量太小，就辞了教官一职去了浙江大学。

1937年“七七事变”，已是浙江大学著名教授的束星北突然失踪。开始准备与教授们商议大学西迁的竺可桢、何增禄各处寻找。最后还是由其妻葛楚华领着，在杭州一所临时作为兵营的学校操场里找到了他。当时，束星北已成为向社会招募的第一批义勇军战士，剃了光头、一身戎装，在杀声震天的口号声中，将刺刀一次次刺进“敌人”的胸膛。

这个时期的束星北，将精力转向了国防武器的研究，还同王淦昌给学生们开讲“国防物理”讲座。王淦昌主讲枪炮的设计、子弹和炮弹行进过程中的动力学和飞机飞行中的空气动力学原理，束星北讲短波、激光、雷达、收发报机、无人驾驶飞机。

1944年，日军从广西打了进来。教授或年龄较长的老师各处疏散，投亲靠友，年轻力壮的师生上山打游击。束星北在湄潭的家，马上成了武器作坊，寄居在他家的两个弟弟做下手，束星北用最原始的方式：一硝二木三硫磺做火药，用当地含磷很高的火柴头做引爆雷管，造出了大量的子弹和手榴弹。他的儿子束庆星说：“按父亲的脾气，如果不是战争形势发生了变化，日军被阻止于贵州的独山并最终撤出广西，父亲一定带着他制造的土武器跟日本人拼个你死我活!”

不惜用生命维护民主法制

2006年6月，青岛。在绿树簇拥、青草盈盈的一片静谧之地，一位年近花甲的女人，手捧一束鲜花，站在父亲束星北的铜像前，留下一张合影。她，就是陪伴父亲半生的女儿束美新。

如今，束星北教授已经成为青岛以至山东的骄傲。他的名声和山大的中国著名生物学教授童第周、著名文学教授陆侃如、冯沅君共载史册。

然而，岁月也曾留下沉痛。1952年，因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束星北由浙江大学来到位于青岛的山东大学物理系。家被安排到鱼山路26号教授大院。童第周和陆侃如、冯沅君夫妇都住在这里，只有国内一流水平的教授才有资格入住。

1953年，有一天早上，山大物理教授周北屏匆忙中忘记带校徽，被门岗指住。眼看着上课时间已到，解释了一下，就向里闯。不料门岗竞打开了枪刺指住他，两人较上了劲，周北屏往里挤，门岗就用枪刺向外顶，结果连他的外衣也刺破了。正是上班高峰，周北屏的面子很是过不去。

周北屏的父亲是江南名儒，虔诚的基督徒，著名教育学家陶行知就是他家中座上客。周北屏把脸面看得跟生命一样，回家后越想越窝火，便在自家院门口上了吊，虽被及时发现抢救下来，人却伤了元气，耳朵出现幻听，常常在床上睁着眼睛坐到天明。

束星北知道这事后，一个人去了校党委，非得让校领导向周北屏道歉不可，双方互不让步。束星北站在校党委办公室的门口，向围观的人大声喊：“法西斯，民主死了!”这样一来，性质变了，有关领导一方面马上派人去周北屏家做解释、道歉；一方面追究束星北的反革命行为。这事不但惊动了青岛公安局，省公安厅也来了人。硬是让校长华岗给压了下去，否则束星北在劫难逃。

在1950年浙江大学“三反运动”中，全国著名的束星北教授没有幸免，为友人受累。

有一天，他听说苏步青这位被国外称为“东方第一几何学家”的教授，被人诬告贪污学校东西，要在家中以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束星北怒不可遏地只身闯进校“运动办”，见管事的那个人正和一人谈话，伸手便将其揪了起来：“你知道苏步青是什么人吗?你算个什么东西!”一拳过去，那人鼻孔蹿血。

苏步青解脱了，束星北却因“殴打革命干部，抗拒运动”，被学校批斗。

1956年，束星北被山东大学肃反领导小组错误地打成“反革命”，当众宣布停职反省。他以理相争，甚至准备全家集体自杀也不屈服。他四处呼吁，给中国科学院、高教部、党中央、毛泽东写信。竺可桢闻讯后，将束星北的情况向周总理汇报。国务院副总理兼全国科协主席的陈毅，专为处理他的问题，两次召开会议，周培源、赵九章、贝时璋等人参加了“同行评议”。最终，校党委给他恢复了名誉。

在鱼山路26号大院，我家和束星北教授家楼门，只隔一道木栅栏。越过来就是我家的后院子。1955年5月，我父亲在山东大学被错误地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隔离反省。当年8月，山大校长华岗也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逮捕入狱。学校停发了我父亲的全部工资，母亲领着我们五个孩子，没有一分钱的生活收入。全大院的人都不敢与我家公开往来，怕划不清界限，受到牵连和影响。

9月的一天晚上10时许，束星北教授的二儿子束庆新，那时有十八九岁，钻过木栅栏秘密来到我家。

他说：“我爸爸让我来转告方伯母三句话：方教授不会出大问题，他和胡风没有任何联系，大家都知道是冤枉的；今后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全家人被遣送到哪里，千万不要绝望，方教授一定能回来；卖书最好先挑文艺类的书卖，家中的《俄华大辞典》、《英汉大辞典》和一些教学参考书，千万不要卖掉，以后方教授回来还要用!”

他说着，从衣袋里拿出30元钱，悄悄地说：“这是我爸爸让我送来的。”

母亲十分感动，但怕连累束教授，万万不肯收。束庆新看到地上有几本稿子，就灵机一动说：“把方伯伯翻译《彼得大帝》用剩的稿纸，拿给我几本，就算我们家买稿纸的钱好了。”这样，母亲才肯把钱收下。

两个惊人的“要求”和特殊的“脑力运动”

1958年，束星北还是没能逃脱厄运，被送到青岛月子口水库强制劳改。3年后，回到青岛被安排到青岛医学院清扫厕所。

作为一位物理科学家，他有两个既惊人又痛心的“要求”：

一个是1964年8月9日给院党委的一份报告中提出，为了“防止核战争”让祖国“迅速获得足够的核武器”，主动要求协助党和国家，动员在国外自己“熟悉而且有过很好感情的三个人”即学生李政道等人回国，共同研制原子弹。

另一个是在常年的“思想改造”中，他主动提出“通过自己的长期实验，来解决为什么大便经常拉在坑外?大便经常用水冲不掉?水箱经常坏的问题”。希望解决这些问题，至少解决一部分，为人民做一件好事。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消息公布后举国欢腾。一心想为国贡献自己才智的科学家束星北，却独自躲在家中，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和长时间的哽咽。程开甲看到樊洪业文章中对束星北在1964年听到我国原子弹爆炸时的伤感，进行无端讽刺、挖苦、指责时，这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甚为反感。他说：“束星北对原子弹的感伤是有根据的。他对‘Bohr-Wheeler’一文，讲原子核裂变的，在1943年前经常讨论。他在1941年前对我讲过，‘我们研究击破原子核’。在原子弹未在美国上马前，他已有察觉可以利用裂变的中子轰击。(此前，已有Han-Strass-mall裂变铀的实验。)我们在1942年就在湄潭研究报告Bohr-Wheeler分析铀裂变理论的文章(我作报告)。爱因斯坦在40年代初写信给罗斯福总统也只凭这些。束星北对原子弹是确有想法的，不能无端的斥责束星北的伤心。束星北为人既能深入理论，也触动实际。”

确实，束星北在万分痛心自己，20年代就开始钻研理论物理，今日竟无用武之地!一心想要为国家研制核武器，却对祖国的核武器研究进展及成果一无所知，竟然和普通老百姓一个样!

他的小女儿束美新对父亲有一段感人的回忆：

“1970年7月，青岛医学院被迁到山东省惠民北镇，父母也随着学校去了那里。在这之前，我随丈夫一同下放到聊城一家三线厂子，第一次和父母分开。1971年1月的一天，头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雪，我抱着孩子来到北镇。远远地看见在医学院校门口，一个人正佝偻着身子扫雪，一身黑棉衣棉裤，在雪地里很是显眼。他的身后扫了一条长长的路。我忍着泪水说，爸爸，我和你的外孙来看你来了。父亲看着我和孩子，愣了好一会儿，才大梦初醒似的在棉衣上使劲地搓了搓手，把孩子抱在他的怀里。父亲走在前面，没走几步就把孩子给了我，要过扫帚又折了回去。

这时才发现，路两旁的雪地上，竟是密密麻麻的数学公式和演算符号。母亲告诉我，父亲常在他清扫过的学校操场或球场上，用木棍或枝条一个人不停地运算、写字。一次次写满，然后又擦掉，他的大扫帚就是‘黑板擦’。他最害怕自己的脑子长期不用被废掉了，这是他自己发明的脑力运动!”

1974年，束星北被摘掉政治帽子后，抓紧时间搞科学研究。有时，半夜里灵感突然来了，急忙从床上爬起，在似睡非睡中挥笔疾书。第二天早上，亲人看到纸上写满的字，竟然是他夜里写的检讨与自我批判。

1978年，束星北被聘为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教授，可以自主地从事海洋动力学研究了。为了尽快为国家培养高端人才，他希望全国一流水平的专业科研人员，参加他主办的培训班学习。在青岛李村，他每天不顾自己患有慢性气管炎和肺气肿病，带着氧气袋和肾上腺素气雾剂，给动力海洋学进修班的学员，讲多门培训课程，争分夺秒，惜时如金。

1979年3月9日，在纪念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活动中，《光明日报》以束星北的署名，发表了《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的日子》回忆文章。

主动捐献遗体竞未能如愿

1983年10月，束星北在病危期间，对家人说，“我的遗体千万不要火化，火化是浪费，对社会无益。现在青岛医学院的尸体标本非常缺乏。将我的遗骨穿成骨骼标本，供教学使用。”他还说，我70多岁，脑子还像二三十岁那样灵活，可以供解剖研究用。

10月30日凌晨3时，一生命运多舛的束星北教授与世长辞。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由于医学院领导更替，无人顾及束星北捐献的遗体。半年后被人发现时，一代天骄束星北的遗体已经腐烂不堪。后来，被人草草地埋了。1991年，束星北家乡的两位同志，来到医学院征集史料并提出瞻仰遗骸。一位熟悉情况的同志把他们带到束星北教授葬身处，竟然是“医学院宿舍一块小运动场地的双杠脚下”。

刘海军说：《束星北档案》问世后，熟知他的一些人(多为他在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的学生)，想借“档案”越来越为学界关注的契机，给束星北举行一个迁坟仪式，将他1983年埋葬在原青岛医学院操场双杠下的遗骨起出，安葬在青岛名人园他的塑像下面，以悼念追怀先生的英灵。可是跑了些单位，皆无下文。以后，一些人想以民间的形式将这事办了，却发现束星北的墓已经消失了。那次为了联系有关事项，我去了青岛医学院，发现像是闯进了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校园里幢幢大楼拔地而起。埋葬束星北遗骨的地方，已盖起了大楼。

当年，束星北逝世后，李政道从美国给师母发来唁函。国内外著名科学家吴键雄、周培源、严济慈、卢嘉锡、谈家桢、马大猷、王淦昌等送来花圈、发来唁电。

1995年，青岛市委、市政府为表彰和纪念束星北教授，竖立了一座二米多高的束星北教授全身铜像并铭刻了纪念碑文。在鱼山路26号大院以市政府名义，将束星北故居挂上“文化名人故居”牌匾。束星北的铜像和故居，同在青岛生活过的康有为、闻一多、老舍、沈从文、童第周等文化名人的故居一起，成为青岛市对外开放和文化交流活动的著名人文景点。

老友王淦昌的评价

束星北教授不愧是天才的物理学家，他的一生壮志未酬。苏步青先生在束星北逝世后写了一首挽诗：

受屈蒙冤二十春，三中而后感恩身。

方期为国挥余力，讵料因疴辞俗尘。

学可济时何坎坷，言堪警世太天真。

缅怀相对论中杰，泪洒秋风不自禁。

曾有人把束星北坎坷多难的一生，归于他刚直不阿、率真求是的性格使然。也有人振聋发聩地提出“天才需要有什么样的社会环境”。有一年，束美新到北京出差时，曾专程到父亲的生前老友王淦昌家中看望。她认为父亲为人处事，要有淦昌叔叔的一半就好了。没料到，一向温和、儒雅、父亲一般的老人，脸上出现了怒容。

王淦昌对她说：“你父亲说的，是我们想说没有说的，你父亲做的，是我们根本就做不到的。他没有任何问题，他只是跟我们不一样!”

至于怎么不一样，王淦昌当时没有讲，他对至友的感悟，无人可比。

历时15年写成《束星北档案》一书的作家刘海军说：“束星北用自己悲壮的‘歌唱’让我们知道了，我们曾经是什么样子，我们曾经失去了什么，今天仍在失去的、放弃的又是什么!”

束星北教授的三儿子束庆星在电话中对我说：“有人认为，我的父亲如不蒙冤或一直在国外，可能获得诺贝尔奖。在我们心中最为重的是。他既是继承传统中华文化的一位学者，又是现代西方文明的受益者。他深深热爱生他养他的中华大地和人民，他一生侠肝义胆，嫉恶如仇，他是一位永远受到人民尊重和怀念的爱国的、正直的科学家!”

岁月沉淀着记忆，也许时间会冲淡记忆，但人们不会忘记曾有这样一个人，他的理想和信念，他的人格和情操，他的天才和能力，使千千万万的心灵为之震撼。

(作者为本溪日报社高级编辑)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9年第2期　郭小川借调到国家体委之后·郭小林

郭小川借调到体委，王猛表示欢迎

文革初期，在造反狂潮席卷之下，国家体委系统成为受害最烈的重灾区之一，因为原国家体委主任贺龙被当成“大土匪、大军阀”打倒，整个系统一片血雨腥风，造反派的“棒子队”全由一帮膀大腰圆的运动员组成，被揪斗者皆被打得遍体鳞伤、死去活来。仅中国乒乓球队一个队，在1968年4月至6月两个月多一点时间内，就有曾经闻名全国的傅其芳、姜永宁、容国团三人相继被迫害致死……1971年2月，被称为“一员猛将”的52岁的王猛被周恩来点将从38军政委任上调来担任国家体委主任。他上任之后，大刀阔斧整顿国家体委，从干校解放大批干部回来工作，并且从各部委借调人员来帮忙，郭小川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借来的。

郭小川文革前作为人民日报社记者，因一篇描写中国乒乓球队如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取得世界冠军的报告文学《小将们在挑战》与国家乒乓球队员们建立了友谊。虽然因为所谓文革前“执行了周扬的文艺黑线”，在运动初期被原先工作单位中国作家协会的造反派揪了回去，挨了批斗、关了“牛棚”，但1970年6月即获得“解放”。既然毛泽东说“要相信群众相信党”，郭小川真心以为通过这场“灵魂深处的大革命”的考验，自己已经重新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思想已经升华了(所谓“革命化”了，证据就是甫一解放，干校军宣队就调他去大队搞“专案”；干校所在地的公社来求援，要几个“笔杆子”去帮助他们写“讲用”材料，军宣队选派的几个“红作家”就有他；更有自1971年3--5月和8--9月他先后被武汉军区和兰州军区借调去写关于“五七道路”纪录片解说词且均获好评等等)。所以他的身体健康虽然受到了相当程度的损害，心情却是很振奋的，决心要大干二场。

恰在这时(1971年)，庄则栋在中美“乒乓外交”活动中，因送给美国运动员科恩一幅织锦的举动而“立了功”，受到毛泽东的夸奖(毛话大意是：这个小庄，不仅球打得好，还很有点政治头脑，会办外交，做了外交部、周总理做不到的事情)，郭小川得知后觉得应大力宣传庄则栋；文革前他虽然写了《小将们在挑战》，但它侧重写的是乒乓球队这个群体。于是他通过朋友私下询问了国家体委所属的《体育报》领导。当时《体育报》正酝酿复刊，需要有分量的稿子，两下里一拍即合。报社请示体委获得批准，在走完了必要的手续之后，郭小川1972年9月被从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借调到国家体委。这一年，他53岁。

郭小川被借调来，王猛很是欢迎，指示体育报社要“好好接待”。

郭小川先是进行大量采访，他访问了庄则栋的小学、中学同学，班主任老师，启蒙教练和国家队教练，过去在少年队的队友，国家队的队员和庄的亲属，然后开始认真写作，经过几个月的努力，郭小川写出了《笨鸟先飞——记少年庄则栋的训练生活》一文。对于文章的写法，他是经过反复考虑的。由于当时“四人帮”的极左思潮横行，文艺禁区遍布，这不能写，那不许表现，人物塑造要“三突出”，不能写英雄人物的缺点，不能写英雄的成长过程，等等。郭小川对这种“理论”是有看法的，所以他选取庄则栋的少年时代来写，有意避开文革这段时间，并且多次写他“认为自己笨”，就是意在写出庄则栋这个“英雄人物”也是有缺点的。

郭小川深知这是自己“文革”后的第一次“亮相”，不可不慎重从事。这可以从他当时写给亲友的信中得到证实——

1973年1月8日致晓雪：“《庄则栋的少年时代》今天才写成初稿。在这以前，白天忙于访问、写，晚上就累了，为了不垮，只好说服自己休息。”

同日写给女儿的信也说：“最近，我很累。《庄则栋的少年时代》刚刚写成，挺吃力。”

1月31日致女儿信又说：“忙了一阵，写完了《庄则栋的少年时代》第二稿；现在是三十一日凌晨四时多。”

2月20日致女儿信又说：“庄文，写了一段，最近领导印了一百份，在体委内部讨论了一下，因为，在宣传不宣传庄的问题，有点分歧。讨论后，绝大多数还是肯定的，对稿子也基本肯定，提了一些修改意见，现正等待体委党的核心组讨论。如同意写下去，可能搞到五六月(因为每篇都要修改多次)。”

3月30日致女儿信又说：“今天上午体委党的核心小组开了会，讨论了那篇文章，认为‘很好’，四月号发表，希望我在不影响身体的前提下，到南方去看看。庄也要我帮他研究一下他提出的那些‘矛盾’。”

4月4日致严阵的信中说：“历时四个月之久写的一篇通讯，三月卅日才经体委党的核心小组开会通过，将在《新体育》四月号上发表(如不出新的故障的话)，真是难产。我仍有些担心，是否还有什么错误?慎重是必要的。”(以上各信见《郭小川全集》卷7第586--596页)

而字数比《笨鸟先飞》多了一倍的《小将们在挑战》，采访和写作时间一共仅用数周时间，对比之下，足见这次创作态度之谨慎。

文章写出后，王猛等人多次审阅，并召集体委党的核心小组开会讨论，提出修改意见，郭按照领导意图修改后(如在文章末尾加上了一段反对“天才论”的话)，1973年4月发表于复刊后的《新体育》第4期。这也是郭小川在文革开始后第一次用真名公开发表作品，算起来已有8年未在报刊上露面了。文章发表后立即在沉寂多年的文坛激起很大反响。许多朋友写信给郭小川表示祝贺，有的甚至说：“此间盛传您要出任体育报社社长……”

香港《文汇报》也很快转载了全文，并加“编者按”，题目为“久违了，郭小川”，还出版了小册子。

与此同时，1973年4月初至5月下旬，庄则栋在有关部门安排下到全国各大城市以《如何打乒乓球》为题作讲演，以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先后到了广州、昆明、成都、武汉和上海。他邀请郭小川同行，每到一处，他都要向听众介绍坐在台上最外侧的郭小川，说“这是我的老师郭小川……”

文章无端惹祸，江青另有用意

这些情况早有“四人帮”在文艺界的爪牙汇报上去，江青得报后发话：“黑线人物郭小川怎么又窜到体委去了?要查一查!”她要借郭小川来打压“不听话”的王猛，而打击王猛，更深层更隐蔽的目标则是周恩来。

既然抓住郭小川的“问题”就可以打击王猛，那么不管文章写得好与坏，在江青那里一切已经决定了。就这样，郭小川不幸又成为了高层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关于《笨鸟先飞》，据说江青还说过这样一段话，是原作协干部、曾任文化艺术出版社负责人的大周明2005年6月7日告诉我的，他说：江青看了《笨鸟先飞》，斥责道：“说庄则栋这样的人是‘笨鸟’，那中国人还有聪明的吗?这是对中国人民的侮辱!”

虽然江青后来在宣布对郭进行“中央专案审查”的时候，故意说“郭这个人我不认识”以撇清自己，然而事实恰恰证明了心胸狭隘偏执的江青是个睚眦必报的人。

那么，江青为何抓住郭小川不放?

据郭小川回忆，他在延安时并不认识江青，文革前十七年间与江青有过两次接触。

第一次是在1952年，那时郭小川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宣传处长，领着水华、梅白等一干人在摄制重点电影《土地》。江青作为中央宣传部电影处负责人到武汉来，郭小川便向她汇报这部片子的进展情况，江青听后提出：故事片还是要以塑造人物为主。应当承认江青那次是对的，郭小川他们当时忽视了艺术规律，把这部故事片拍成了图解土改政策的宣教片，后来结果当然是失败了。而郭小川当时对江青的意见表示不以为然，这就给江青留下了一个坏的印象。

到了1953年以后，郭小川调到中宣部文艺处，担任过一段分管电影的副处长，与江青在同一个单位。在郭印象里，江青一是不常来，大概一个月才来上班一次，来了也是一副凡人不理的样子；二是，他和林默涵等人都有一个感觉，就是常常弄不清江青说的对一些文艺工作、文艺作品(如电影)的意见，究竟是她本人的，还是毛泽东的?心中不免对她有点儿看法。

显然，这一段同事，郭小川也不会给江青留下什么好印象。

后来1971年3--4月及8月间，郭小川曾两次被部队借调去写作关于走“五七道路”的纪录片解说词，第一次是武汉军区，第二次是兰州军区。结果江青知道了，说“郭小川满天飞，谁让他去的”?弄得部队很紧张，兰州军区借调仅9天就匆匆让郭小川返回干校了。

可见江青一直是以“高度的无产阶级敏感性”紧盯着郭小川的。

王猛是怎样得罪江青的?

而此前江青早就插手体育界的运动，1971年之后更是频繁光顾国家体委。

由于王猛是军队干部，急于在军队中培植自己亲信的江青就加意笼络他，比如请王猛看内部参考片之类。梗直的王猛以前就对这位当今最炙手可热的第一夫人有所耳闻，如今亲眼所见江的种种言行，就很有些看不惯。1971年12月的一天，在人民大会堂，江青兴致很高，先和林慧卿掰手腕，后来又对王猛说：“王猛，咱们来比比吧!”王猛很为难，就回绝说：“首长，我手没劲，我认输。”但是江坚持要比，王猛只好应付了一下，给江青闹了个没趣。王猛心里也不高兴，觉得江青怎么这样轻狂，以后再请看电影，王猛干脆看了半截就走了。并且在体委说：今后中央领导来，不要都由我陪，我事情很多，大家(指体委其他负责人)轮流陪。江青再来，王猛就不陪了。江青后来对庄则栋说：“看来王猛对我有戒心，这个人小里小气不大方。你不要为他说话!”听了江的话，原本与王猛关系不错的庄则栋，态度有了180度转变。

对王猛拉拢不成，江青看中了庄则栋年轻、头脑简单，便极力拉拢庄则栋，她要用庄则栋来达到打倒王猛，从而把对体育界的控制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不久，江青召集众人到毛家湾看批斗周宇驰的录像，王猛坐在江后面，他心情不好就小声说了一句：“这个斗争会一点气氛都没有。”江青听见了扭过头来说：“你不气愤?”王猛顶了一句：“我比谁都气愤!”江青就生气了，过了一会儿，江青站起来说：“我先走了，你们都不要动。”众人都起来送江，直到大门口，惟独王猛坐在那里不动。庄则栋回来就问：“王猛同志，你为什么不去送江青同志?”王猛回答说：“江青同志有指示：‘你们都不要动’嘛!”

第二天即1974年3月5日晚，江青接见庄则栋时就大发雌威，怒道：“王猛是林彪线上的人。王猛你天马行空，独往不能独来，王猛你猛不了了!”3月7日又大骂：“王猛是法西斯!死官僚!大恶霸!”江青的御用班子就借口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中有“三十八军是借用力量”的说法，鼓噪说王猛是林彪线上的人，王猛遂于1974年4月遭到批判，造反派在江青一伙的煽动下，叫嚷“揭开体委阶级斗争盖子!”一时大字报铺天盖地，王猛虽未被撤职，实际上已不能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是邓小平保了王猛。王猛挨批后，住进了协和医院，李先念指示造反派：“不能到医院去闹，要背靠背。”王猛在医院里做理疗时，偶遇胡耀邦，两人以前并不熟悉，胡耀邦就问：“王猛同志，身体怎么样?”王猛说：“你是谁呀?”“我是胡耀邦。”“噢!我是有眼不识泰山呀!”聊起来后，王猛就大倒苦水，说自己现在处境很困难，想离开体委回部队。胡耀邦就给王猛出主意说：“你写封信，我通过可靠的人送给邓小平同志。”

当时正是一个机会——邓小平复出大搞整顿，江青向毛告邓的状却受到毛的批评，于是躲到了外地。小平看了信后下令：让王猛赶快回部队。庄则栋却说：王猛不能走，他还没有检讨呢!小平于是在1974年12月5日晚给庄打电话说：“让王猛检讨，可以，但无论检讨得好坏，你都要鼓掌，第二天就送他走!”

1974年12月6日，体委召开批斗王猛的大会，批他“执行修正主义路线，在外事上搞投降主义”等等，会场设在体委科研所四楼会议室，王猛被迫做了检讨，他只说自己“有错误”，但坚决不承认是“修正主义”。会后造反派跟着王猛去了他的办公室，要抄王猛的笔记本，这时隐忍已久的王猛拍了桌子，他吼道：“我现在还没有撤职，还是体委主任!你们没有权力抄我的东西!你们给我出去!”那几个人当场被镇住，灰溜溜地退走了。针对这次发火，造反派后来气急败坏地说王猛是“猖狂反扑”。

正因为王猛是周恩来调来的，而从“乒乓外交”到中美建交的全过程都是周恩来具体领导的，那么所谓王猛“执行修正主义路线”、“外事上搞投降主义”云云，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何所指就昭然若揭了。

由于邓小平的干预，王猛得以从体委脱身，调到武汉军区担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原武汉军区政委王平在回忆录中提到，小平同志在接见他的时候曾专门交代，“王猛是我给调去的”(意思是你们要善待他)。

以上内容均采自2008年3月5日访王鼎华。从王鼎华提供的“批林批孔”时期国家体委核心组《简报》抄件中可以看到：

1974年3月12日第14期：

体育报编辑部同志揭发：王猛为作协秘书长郭小川出场大开绿灯，写出文章后王猛多次审阅并召开核心小组讨论，批准发表。然而向中央写情况反映却说是“体育报领导组织观念淡薄，没有请示中央”，只字不提体委领导责任，欺上瞒下，文过饰非。

1974年5月30日第31期：

王猛不请示中央，擅自让郭小川写文章在体育报上发表，还指示报社好好接待郭小川，把他待为上宾。某某某揭发：1973年8月王猛曾说：“中央负责同志批评郭小川写传记，我向李德生汇报说那不是传记，李德生说你不认为是传记。人家认为是传记。”

(当时中央有规定，不准给领导人写传记，如果写了，就是“错误”。)

“郭小川是我请来的，我负责!”

如果依照所谓“山头”而论，王猛和郭小川并不是一个山头的：王猛是“四野”的(王猛实际上是1960年才调到三十八军的)，而郭小川曾经在三五九旅呆过，是“一野”的。而且过去两人素无来往。通过郭到体委这一段的工作，王猛了解了郭是个正派人，对工作也是尽心尽力的。所以他是想保郭小川的，他曾在国家体委的“三级干部会议”上讲：“郭小川是我请的，有什么问题找我。”王猛被“批斗”后，有一次在去上海的火车上，鲁光曾和他聊到后半夜三点，说起郭小川，王猛说：“姚文元要调阅郭的原稿，我没给，只拿去了发表稿，这事还没完呢。”又说：“郭小川本来是想邀你一块儿写的，如果你去了，这次也跑不掉。”

最后，王猛感慨地说：“我是想保郭小川的，现在我自己都保不住了。”

王猛当时作为国务院的一名部长，江青骂郭小川的话以及江对他的不满，他不可能一点不知情。而江青当时正是权势熏天的时候，她这个人是容不得一点拂逆的，连周恩来都不敢撄其锋。所以王猛这样做，是需要绝大的勇气的。因为得罪了江青丢官尚在其次，闹不好就可能被打入十八层地狱。金敬迈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那么，王猛与郭小川的关系到底如何呢?

如今留存下来郭小川的采访笔记中有：

“1973年2月24日王猛同志指示：

独立成篇，不要搞成传记。庄则栋在童年时代怎样训练的?考虑题目。

不要明显地从小到大。

顺序，可以是儿童，也可以其他方面，总之，不要给人印象‘从小好’。好像是天才，反会引起不好的感觉。”(《郭小川全集》卷11第637页)

郭小川在第二次“中央专案”审查时被迫写下的检讨中谈到了对王猛的印象：

“王猛作风大刀阔斧，第一个行动就是从干校把大批干部调回来，各归其位，然后大抓训练。后来我上了班，与体育界的同志经常有接触，又听了两个大会，一个是三大球训练会议，一个是体工会议。在一次会议上，王猛说：‘把六百个干部从干校接回来，安排在工作岗位上，局面不可能没有变化。”’(《郭小川全集》卷12第327页)

而据报告文学作家杨匡满2008年3月6日回忆，郭小川曾经告诉他，已向王猛推荐了杨和小周明，并介绍杨是个笔杆子，小周明则是个社会活动家。又说，还有人想去体委，请你告诉他们，要等一等，我会转告。郭最后说：“你们年轻，不能再耽误了。”果然后来体委就发来了二人的调令。

根据以上线索，可以判断王猛和郭小川有过接触，但不是很多。这就更显得王猛在郭小川厄运当头时施以援手的品质之高尚。

厄运促成郭小川的醒悟

两个多月后，1973年7月17日，郭小川为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若干周年所写的长诗《万里长江横渡》发表于复刊后的《体育报》。

7月28日，江青见到这首诗后说：“这个人可是个修正主义分子!”

江青说这话时，郭小川已应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朋友之邀，去北戴河帮助修改话剧《友谊的春天》了。8月24日他接到体育报社通知：停止，写作关于庄则栋文章的续篇。1974年3月底接干校通知，催促返校，同时获知于会咏点了他的名，公开指斥《友谊的春天》“攻击文化大革命”。在那个时候，这是非常严重的罪名。

而在这之前的1974年6月30日，秉承江青的旨意，国务院文化组已经在加紧搜集整理郭小川的材料，在第17期《文化动态》上发表《修正主义分子郭小川的复辟活动》一文，给他列了四条罪状：一、与林彪集团“关系密切”；二、《万里长江横渡》是“反革命宣言书”，“为林彪反党集团摇幡招魂”；三、搞起了一个“裴多菲俱乐部式的小团体”；四、郭“家庭有问题”。

江青阅后批示：“成立专案，进行审查。”国务院文化组随即设立“中央专案组”从1974年8月至1975年10月对郭小川进行了长达一年零两个月的隔离审查。隔离审查期间，郭小川被单独监禁在一间屋里，不得与外人接触，不许接电话，往来信件要先由专案组拆检，上厕所都要有人跟随，形同囚犯。诗人牛汉在回忆当时情况时向我说：1974年底，咸宁干校撤销，所有人员一部分回北京，一部分归到丹江口干校，一部分归到团泊洼干校，在最后的聚餐会上，大家十人一桌，相当热闹，只有郭小川不许和众人一起吃，只准他在角落里坐个小马扎一个人吃，看着真是凄惨1

1974年12月10日，郭小川在专案组人员看押下转赴天津团泊洼干校，在北京换车时，江青亲自下令：“不准回家，在丰台车站就地等车!”到了家门口，却连和亲人见一面都不许。

这已是郭小川第二次被“中央专案”审查了(第一次是文革初期，因牵连到周扬问题被审查)。相较于王猛，郭小川当时的处境要险恶得多。

大周明2005年6月7日回忆说，郭小川1974年4月15日被“揪回”咸宁干校后，和他住同一间屋，当于会咏他们对《万里长江横渡》一诗和话剧剧本《友谊的春天》给郭横加的罪名传达到干校后，郭小川气愤已极，在宿舍里摔了一个茶杯，喊道：“太不像话了!”这么忠心耿耿地想为党做些工作，却落得这样一个下场，真是太不公平了!

郭小川被“揪”回干校前一直在北京治病——他因长期患有肝炎，又有心脏病、动脉硬化，患牙周炎满口的牙已拔光，镶了几次牙都不合适，弄得他很痛苦。这次罹祸是他完全没有想到的，对他身体和精神的打击都是极大的。由于生气，由于疾病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他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了。在他1974年5月间写给亲属的信中就多次提到：“十几天的工夫已犯病四五次，夜间从睡梦中憋醒。”(因心脏病，1974年5月1日信)“……来干校整整一个月，我却犯病8次了，其势凶猛。最近，又连续低烧……”(1974年5月14日信)

如果说上次的“审查”他是低眉俯首，甘心往自己身上泼脏水，那么，这次“审查”的更加横暴、更加蛮不讲理，终于促使郭小川在极度的苦闷和委屈后有了初步的觉醒——正是在这一年零两个月的“专案审查”期间，他认识到“不仅是文艺(政策)有问题，而且是党内出了问题”(见新发现的郭小川1975年9月致原国务院副秘书长吴庆彤信)，并决心给邓小平写信，从五个方面对文艺工作提出了全方位的批评建议。他决心“豁出去”了，和“四人帮”斗争到底!然而壮志难酬，残酷的迫害摧残了他的健康，使得他在第二次“中央专案”审查结束后仅过一年，即1976年10月就不幸故去了，时年57岁。

后话

庄则栋1973年到南方巡回讲演回来的时候，当时在体委宣传司工作的鲁光曾问他“老郭怎么样?”庄则栋竖起大拇指，用当时流行的、从电影《地道战》中套来的台词回答说：“老郭的水平‘高!实在是高!’是我的好老师。”(鲁光2008年3月6日回忆)

我在2008年3月10日采访庄则栋时，他说，回忆起当年和老郭在一起的日子是美好的：“当时我们一起去南方，每天晚上我都跑到他的房间聊到深夜，他不仅教给我怎样作文，如何立意，如何破题，如何起承转合；还教我怎样做人。”

王猛调走之后，33岁的庄则栋被江青扶上国家体委主任交椅，积极执行极左那一套做法，鲁光有一次悄悄问他：“小庄，你不是说老郭‘高!实在是高!是我的好老师’吗?怎么现在批得那么起劲?《笨鸟先飞》写的都是你的事呀!”庄说：“谁让他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鲁忙问：“谁说的?”庄一看说漏了嘴，赶紧用手捂住嘴说：“哟!不能说。”(那时江青说的话都是“中央领导的重要指示”，向下传达是有严格级别限制的。)

粉碎“四人帮”后，有一次去开水房打水，鲁光又遇上庄则栋，就把他拉到一边问道：“都说面首、面首的，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庄则栋说：“绝对没有的事!我和江从来没有单独在一起过!只有一次，她在小靳庄住所的办公室里养的小麻雀飞了，让我和刘庆棠抓，江打了我屁股一下，说：‘冠军，给我抓住它!”’(鲁光2008年2月20日回忆)

我今年3月10日采访庄则栋时，他顺便提到了对江青的印象：“江青其实是挺有威严的，她对于我们来说就像长辈。”

由此可见，即使在文革形势最为险恶的时期，权势熏天的江青一言定生死的时候，多数人选择沉默，有人趋炎附势，有人落井下石，但也还是有正直的人是敢于抵制她的，而抵制她是需要勇气的，难能可贵的。当然，江青不是一个人，也不是简单的团伙，他们的背后不仅有最高权力可资恃凭，更有整个制度。简单地责怪某一个人，即惯常的“女人是祸水”的思维是不足取的，因为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在文革结束32年后的今天，我们理应有更深入的理性反思才是。抛却个人恩怨，其实无论王猛、郭小川，还是庄则栋，他们都不过是权力刀俎上的鱼肉而已。

最可惋惜的是，王老已于2005年90岁高龄时突发心脏病辞世了。我为未能在他生前采访他而深感遗憾。

庄则栋在“四人帮”倒台后被当做“三种人”隔离审查四年，他说他当时被关押在北京东郊一个地方，妻子、著名钢琴家鲍惠荞想去探视，却被告知只给十分钟时间，鲍惠荞心想十分钟能谈什么呀，还不如不去……结果，正是这四年隔绝导致两人的离婚。庄则栋比较其他“四人帮”的“死党”算是幸运的，他最终没有被判刑，解除审查后被安排到北京市少年宫担任乒乓球教练，后来与自称是他的“粉丝”的日本在华战争遗孤佐佐木敦子结婚。他先后写了两本书：《闯与创》、《邓小平批准我们结婚》，据他说，这两本书的写作都得益于郭小川当时教给他的写作知识。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9年第2期　“水稻亩产十三万斤”新闻考·靖　鸣

2008年是“大跃进”发生50周年，“大跃进”这幕闹剧给国家带来的深重灾难至今令人痛心不已。反思历史是为了记住惨痛教训，避免悲剧重演。1958年，广西放了颗全国最大粮食“卫星”——“水稻亩产十三万斤”，从新华社、《人民日报》到广西地方诸多媒体纷纷报道这一浮夸新闻，轰动全国，“扬名”海外。鉴于至今没有学者对此事的报道从新闻传播学层面进行梳理与反思，因此，我们认为对其进行调查考证与反思，引以为戒为训，仍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广西环江“水稻亩产十三万斤”事件始末

1957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社论说，我国农业生产要在五年内赶超中等富裕国家水平，这是一个“大跃进”。随后，这颗农业“卫星”便在全国大小报上被炒红。1958年，广西柳州专区和环江县两级党政精心策划的“水稻亩产十三万斤”(史称“十三万斤事件”)“卫星”便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笼。当时全国各地为达到农业的跃进标准，强制推行深翻土地、高度密植等违背科学原理的措施，“瞎指挥”泛滥，“浮夸”成风，“高产卫星”在全国遍地开花。“在宣传贯彻总路线中，广西同全国一样，把‘速度’当做总路线灵魂，把‘快’当做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并把批判‘反冒进’与宣传贯彻总路线结合起来进行。与此同时在推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中，采取了只许那些说大话、假话，敢于搞高指标的人‘鸣放’，对那些说实话不赞成高指标的人则给予‘辩证’(实际是批判)的做法。这样，脱离实际的‘左’倾思想就在全区城乡迅速蔓延开来。”

1958年，在早稻、玉米尚未收割完毕的情况下，广西就有27个县报称比上年同期增产1-2倍，环江县宣称早稻增产4倍。当时自治区党委号召各地大放粮食高产“卫星”，要夺取全国第一。各地在这样的鼓动和压力下开展了放“卫星”竞赛，最轰动的就是环江县的“高产卫星”。

根据上级党委的布置，柳州地委书记贺亦然(此前曾担任中共广西省委宣传部长)特别关照环江县，并为放“卫星”定下具体做法和基调，他暗示县委书记洪华：要千方百计超过湖北，争取全国第一，湖北亩产三万斤卫星是把六亩移到一亩地里去的，全国卫星没有亩产五至十万斤恐怕放不出去。贺还鼓励说，“登上《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奖给小汽车。”当时正在柳州开会的洪华，立即给县里打长途电话，指示由江琴堂(县委分管农业的书记)主持；季桂明(县委书记处书记)、韦玉昆(城关区委副书记)、李钰金(区委委员、区妇联主任)具体负责，在城关高级农业合作社搞并蔸高产试验。

具体做法是：把原来搞试验的一块一亩一分三厘试验田中的禾苗全部拔出来，犁耙、深耕后堆人成千上万担各种肥料于田中。参加劳动的有当地社员、县直机关干部和在县里参加集中学习的中小学教师等近千人。“他们从城管大队的南门、北门、地麦、陈茶、良伞生产队和三乐大队的刘家、地理、欧家等生产队的一百多亩中稻田中挑选出长势最好且已成熟的禾苗，连根带泥拔出，挑到试验田中并蔸，密植到小孩在上面爬来爬去也掉不下来的程度。”由于人们不分昼夜地干，只用了两天便完成了。

在这个过程中，禾苗倒伏，人们便用木桩支撑，再用竹篾片拦腰稳住，田的四周也用木桩顶实，这样禾苗套上了“架子”，长在一块一块的“格子”里。“他们还在田头搭棚扎寨，成立现场指挥部，装有电话机，由大队干部日夜看守，派专人护理。移植的禾苗太密，无法通风，他们便将喷雾器改成鼓风机，给禾苗插装竹管，由十多个人负责轮流鼓风，日夜不停。”按常理，禾苗在收割前无须施肥，但是“人们不断给这块地的禾苗施肥；在施人畜粪便时，粪渣子粘在叶片上压了禾苗，人们就用蚊帐将粪水过滤，再用洒水壶喷洒。”一切准备就绪后，县委即向柳州地委和自治区党委报喜，说要放一颗全国最大的卫星，亩产超过十万斤。于是地委、自治区党委便向各新闻单位和电影制片厂发出邀请，并分别组成检查验收团来环江县检查验收。

9月9日上午，各路参观验收的队伍共6000多人汇集在试验田边，几个自治区相关部门的领导还亲自爬上稻田“试一试”这块田的“密度”。

10点24分，红旗公社城管大队支书罗克正一声令下，496人到地里参加收割、运禾、脱粒和运输。共有四台磅秤，每台磅秤都有上级机关派人监督，每担谷子过磅后就把重量记在“划码单”上，记满一张纸后累计在挂着的黑板上。收割时，用箩筐装满收下的谷子，每人一担挑起排成队伍，在县城主要街道游转一圈后，挑到县委大院过秤堆放。“在街道游行时，一群群社员遵照指令，从四个生产队的粮仓里，挑出一担担谷子，游行队伍路过时就尾随跟上，挑谷游行队伍人数一下子就增加了两倍多。”即使如此，组织者和策划者唯恐达不到预期产量，在乱哄哄的过秤现场，他们指示挑谷子的社员过完一次秤后不倒上谷堆，又挑到没过秤的队伍中再一次过秤，即所谓“团团转”过秤法，如此循环往复，同时要求过秤划码人“称一码划几码”，这样黑板上累计的谷子数字越来越大。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折腾，直到晚上9点30分才收割结束，留下0.055亩稻谷未收，供参观。然后，县委书记处书记江某召开了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布这一块地有18.9亩(包括这块田，实际上并蔸60多亩地)，并蔸移栽的高产试验田的面积共有1.13亩，就这样，全自治区、全国，乃至全世界“水稻亩产”的空前纪录被魔术般地创造出来。

环江县放出一颗“大卫星”，成了区内外闻名的“红旗县”、“上游县”，荣誉接踵而至。县委书记洪华成了功劳显赫的英雄。“当他从地委抱着红旗回县里那天，欢迎队伍挤满街头，在一片锣鼓和鞭炮声中，他被人群从街头一直抬到县委会。”

“大大小小的报道、宣传，将环江吹捧得如花似锦，县领导在一次又一次的大小会议上不断地吹嘘环江的粮食已堆积成山，无仓可放了”。事实上，环江县1958年全年粮食上报产量3.3亿斤，实际产量却只有1.05亿斤。上级给环江下达了0.71亿斤征购粮任务，该县采用各种手段想尽办法凑够数目。“到1959年春，农民的口粮已无法保证，断粮的农户越来越多，至四五月间饥荒出现，非正常死亡人数日益增多。1959年全县共死亡22685人，绝大部分属于饥饿致死。”“十三万斤事件”带来的后果不堪设想。

对媒体报道“十三万斤”的调查与考证

“十三万斤”的报道是先由柳州地委、广西自治区党委向中央、广西一些新闻单位和电影制片厂发出邀请，然后在媒体的积极参与下出笼的。被邀请参加验收报道的新闻单位有《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青年报》、《广西日报》、广西人民广播电台、《广西妇女报》、《广西青年报》、《群众艺术报》、《红水河》杂志社、《跃进日报》、《柳州日报》、中央新闻纪录片厂等16家新闻媒体。

“十三万斤”验收活动仪式由电影摄影师叶宁具体担任验收总导演。这可以看成是我国当代新闻史上较早的策划新闻。

1、柳州地委机关报《跃进日报》对十三万斤的报道

事后第三天，中共柳州地委机关报《跃进日报》(1958年9月11日)在一版、二版联版“套红”刊载放卫星消息，标题是“通栏”的，引题是：霹雳一声创古今中外奇迹光芒四射看巨型“卫星”上天，主标题是：环江放出亩产十三万多斤的巨型中稻“卫星”。

消息由该报记者张之召报道。报道除了强调亩产数字，主要介绍了参加验收的领导班子、专家团，报道将卫星田从培育到收割所耗的人力物力极力渲染了一番，描述了会场的热闹和喜庆，并提及介绍经验的座谈会和报喜丰收大会。对卫星田出笼的过程简约带过。消息中只有这样一段文字：“这块卫星田深耕一尺五寸以上，泥深过膝……所放肥料无法计算数量，足有一尺厚。移植后，头六天每天追一次水肥，六天后每隔二三天追一次，每次追四担人粪尿，用水稀释后洒施，包胎后还施了三次草木灰液和过磷酸钙水。密植是一蔸紧接一蔸，根本分不出株行距。收割前，四个僮族姑娘在上面如站平地。在管理上还抓好防虫防倒，每夜在田角点四盏油灯诱蛾杀虫，派了六个人，用三个鼓风机和人力拉挂扇在禾行间鼓风，扇风，降低气温。因此，这块田在收割时没有倒伏，穗长粒多，一般穗长七八寸，每穗一百八十二粒。”“这块田的密度已无法计算，验收的同志十多人在验收时坐站在禾苗上，都没有影响。”报道的一个特点就是罗列的数字相当多。看似精确，实则虚浮。

该报第一版配发两幅新闻照片(张之召摄)。一幅是四名妇女站在水稻上，另一幅是鼓风机正在为这块试验稻田降温，一版右下角用四分之一的篇幅刊发该报的社论《祝贺专区第一颗水稻巨型“卫星”上天》。

第二版刊发了该报记者张之召写的《平凡的人干出不平凡的事——记红旗社培育水稻巨型卫星的经过》，因篇幅较长转发第三版。第二版也刊发了两幅图片，一幅的文字说明是“环江红旗人民公社的中稻卫星田，除了用鼓风机给根部吹风外，还用席子做好大风扇经常给它扇风。这是社员在拉风扇。”另一幅的说明是“各县到环江来参观的同志，都舍不得离开这颗中稻大卫星。”该版报尾刊发了一位叫“唐云”的作者写的诗歌《放出卫星震全球》。

2、《广西日报》对十三万斤的报道

《广西日报》老同志周汉晖在1988年7月《广西新闻史料》(2辑第11页)发表的《“左”的实录——(广西日报)1958年的农业宣传》一文中记叙：1958年9月12日，广西区党委第一书记把报社领导人和周找到自己的办公室，亲自安排版面，当时还有玉林地委副书记等在座。书记将了他们一军：“环江放卫星了，你们呢，怎么办?”他们听了，只笑一笑，没有说什么。当晚午夜过后，第一书记又派他的秘书来到报社夜班室，问：“有没有重要时事稿挤占版面?”待看了清样，见一切按原来的安排，才放心回去。过了好几天，《人民日报》还未刊登，自治区党委某领导人亲自打长途电话催问。后来《人民日报》发了一个豆腐块大的新闻。

来看当年的《广西日报》是如何报道此事的。1958年9月12日，《广西日报》头版整版报道环江红日公社中稻平均亩产一万七千多斤和红旗公社水稻亩产十三万斤，压报名的通栏照片是水稻收割现场，头条通栏三行“套红”标题，主标题：环江创全国水稻丰产最高纪录，两行副标题：红日公社九百多亩中稻平均亩产一万七千多斤；红旗公社一亩一分多试验田亩产突破十三万斤。

在这一标题下有两篇报道，占了半个版面，其中一篇报道了“亩产十三万斤”。《广西日报》在报道时相对《跃进日报》显得更加“详实”和“客观”，语气和用词都表现出肯定和自信。如在内容上的详实：“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的一块一亩一分三的中稻田(黑壤土+二等田)，已收的一亩零七厘五毫田实收干谷十四万零二百一十七斤四两(尚有零点零五五亩未收，留待组织参观)，平均每亩实收干谷十三万零四百三十四斤十两四钱。”(消息导语)；在用语上的肯定和自信如：“经过严格验收与核实、丈量土地后，证实已收的这块田实收干谷十四万零二百一十七斤四两，达到平均每亩十三万零四百三十四斤十两四钱的最高纪录。”

这则消息交代了这亩中稻田高度密植的过程以及护理的手段，如“因高度密植，禾苗不通风和不能充分吸收阳光而发黄，社员除了每天用竹竿拨开谷穗让太阳晒一二次外，还用四个鼓风机巡回四周日夜不断打风；太阳落山后，又用人拉挂风风扇扇风，以通风降温；为了防止倒伏，社员们又用竹子在四周拦起，因而禾苗没有倒伏，颗粒肥壮饱满。”看似客观报道，却是为一个中心主题服务，认为这样的卖力气是“共产主义风格”的表现：“环江县位于本区北部，山高水冷，过去产量很低，平均亩产只有三百斤左右。而现在这块试验田能够获得人们过去连想也不敢想的高额丰产，主要是红旗公社党委委员李钰金、红旗公社城管大队党支部书记罗克正等人树立了敢想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在八月二日领导全社八百多人，苦战两天两夜，把另外的十八亩九分抽穗的本地八月黏谷良种禾苗，以高度密植的排插办法，移到这块田来，据估计约有一百三十一万多蔸，每蔸八穗左右，密到没有株行距。那十八亩田的禾苗移走以后，有一部分田随即用水直播的办法种了晚稻，另一部分田种上了红薯。移植时，为了实现高产计划，这块试验田又进行三犁四耙，深耕达一尺五寸……”经过后来史实的核实，这段叙述基本上是客观的。

《广西日报》头版下半版发表了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委于9月11日给“环江县委、县人大常委并柳州专署祝贺环江创造水稻高产新纪录”的祝贺信，登载了由新华社和广西日报记者黄义杰、张辛、骆正元、杨素珍署名的特写《高产颂》和社论《思想上的又一次解放——欢呼环江中稻大面积高额丰产》，以及两幅照片，一幅为一小孩爬在稻丛上掉不下来，一幅为试验田的培育者之一吴彩繁，摄影为上文提到的季桂明。

一版左下角有一幅极度夸张的漫画及配画诗：“稻禾密密像森林，稻秆腰际绕白云；收割要用大锯锯，收下要靠火车运。”

二版刊发新华社记者黄义杰、《广西日报》记者骆正元的《亩产十三万斤的来历》和杨素珍的《高产二三事》等文章。《亩产十三万斤的来历》是记者自己采写的，但采写的仅是报道前期的一些设想和争论，没有告诉读者“十三万斤”的验收过程及信源单一的可信度，只反映了记者对局部情况的理解。

3、《人民日报》的有关报道

9月18日，《人民日报》第7版也报道了环江亩产十三万斤的消息，全文300多字，用词更加“客观”、“审慎”，不像前二者这样“显山露水”，但同样忽视了常识和科学规律。对比这三家不同级别的报纸，可以看到它们的共同之处，即三家都违背了客观规律，脱离实际地报道这一造假浮夸事件。实际上，对“十三万斤”进行报道的媒体不止这三家。当时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媒体的报道是“唬人”的。为什么媒体不但没有发挥其基本职能，却心甘情愿地报道造假浮夸事件?几家党报，从《跃进日报》、《广西日报》到《人民日报》，无一不肯定亩产十三万斤的“事实”。一些报道还特别强调有领导、记者和专家的“现场观摩”、“现场把关”，是可信的。这里可以提出一个质疑，所谓把关，是怎样“把”的，有何科学根据?关于验收团“证实”的情况，只有《跃进日报》提及一点：“这块卫星田经过区党委、地委、县委验收的同志两次精密测量，证实为一亩零七厘五毫，二等旱田……”若仅仅只有这样的“证实”，确实经不起推敲。

“水稻亩产十三万斤”浮夸报道的反思

从新闻传播学角度对“水稻亩产十三万斤”浮夸报道进行反思，有许多教训值得我们深刻记取。

1、1 958年“浮夸新闻”初现端倪以及反右斗争的负面影响

早在50年代初，“喜鹊”媒体不断涌现，工作中往往只报喜不报忧，教条地按方针、计划去报道，却不管实际情况，甚至宁可削足适履，以至于歪曲客观事实，选择适合于上级口味的一部分或一个方面写出来。到了1958年“大跃进”时期，建国以来的这种片面、浮夸的失实新闻更是得到了恶性发展。

“浮夸新闻”也与1957年反右派斗争有关，当时新闻工作者讲真话遭遇打击造成负面影响，导致记者不敢、不愿讲真话。据新华社记者冯东书介绍，“大跃进”开始阶段，记者们深入实际发现问题，但是却没有人把下面实际情况和群众的意见反映到党中央，或在报纸上刊登。记者所在公社的书记就是《山西日报》农村记者的“头头”，他什么情况都知道，但是只能憋在心里，不能写在纸上。实际上，记者就是写了，报纸广播和内部刊物也不会采用，因为大家都怕“犯错误”。“这首先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伟大成果’。‘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大家都灵的不敢说真话了”。“大跃进”时，国内一些报社电台自己就在机关院子里垒起了炉子炼钢铁，最终在实践当中一些记者明白了事理，认为应该发表一些“讲真话的稿子”，但不敢贸然行动。主要是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后，“‘舆论一律’成为新闻界铁的纪律”，“违反它便是‘犯错误’，会受到处分”。

当时新闻界敢于直言的人还是有的，但大都受到了严重迫害甚至被逼自杀，徐铸成、彭子冈、范长江等都是明证。新华社记者戴煌曾向毛泽东上“万言书”，在反右时被定性为“反党分子”和“戴煌右派小集团”头头，全家受到极不公道的对待。作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新闻记者，戴煌反思了造成这种不正常现象的原因：“新闻战线上的这种不良表现的根源之一，不是它没有一定的独立性，而是处处事事‘惟命是听’。有些人即便对此表示不满，但也不敢大胆地、理直气壮地提出自己的主见。他们怕在党籍、饭碗和提拔方面遭到打击，只好忍耐地走上中庸之道。”

就“十三万斤事件”的报道而言，据参与报道的老同志回忆，有的记者是了解真相的，但迫于当时的政治需要，最终还是做出了这种浮夸报道。

2、特殊的新闻与政治的关系、新闻管理体制以及新闻事业功能的异化容易出现浮夸新闻

(1)从党、政治与新闻工作的关系看问题。我国党与新闻工作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媒体是党的宣传工具、喉舌，必须绝对服从党的中央和地方的委员会的领导，必须与政治保持高度一致，政治对附属于它的新闻形成强制力，新闻媒介自主活动的空间窄小。在当时的年代，党犯错误，新闻身不由己也会犯错误，明晓得许多政治指令是违背客观规律的，是错误的，新闻媒体还要照样执行，这必然产生体制性新闻浮夸和失实。

要保证新闻媒体保持清醒的头脑，就必须允许新闻媒体有一定的新闻报道权，独立自主的分析判断报道新闻事件，尤其对于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经济领域中现象的报道，应该允许新闻媒体与其保持一定距离，做出客观的分析和判断，不应片面强调舆论一律，要让不同的媒体唱出不同的旋律。

《人民日报》发生“大跃进”的宣传偏差以后，刘少奇再次感觉到报纸与党委关系不协调的问题，他很理解工作上的难处，说：“听话，也不是，不听话，也不是，是难办。作一个共产主义的新闻记者是难办。你们就要从这中间想出办法。……不服从，是错误的，要犯错误；服从，也要犯错误，是不容易。”他回顾以往的经验，提醒报纸在与党委的关系上防止两种倾向，指出：“过去你们要求新闻自由，认为服从党委就妨害批评和自我批评……这几年你们比较注意服从党委领导，强调依靠党委办报，但又完全依赖地方党委，自己不作调查研究工作，也不敢反映问题，不敢提出意见。要讲两种偏向：一种偏向，脱离地方党委的领导，认为受党委领导就不能写批评稿，因而就闹独立性；一种偏向是完全听党委的话，因而就出现浮夸这类事，什么公共食堂好，放卫星。”所以，不科学定位党、政治与新闻工作的关系，很难从根本上解决浮夸虚假新闻的问题。

(2)不按新闻规律办事的新闻宣传机制难免产生负面效应。1958年诸如广西“十三万斤”浮夸虚假新闻的产生，与当时的新闻宣传机制和领导方法有关。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主要是方针政策的领导，而不是具体要求新闻单位发什么稿件，发多少字，发什么位置，否则容易使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东西以“党的领导”的名义危及新闻的真实性，削弱党的主流媒体的指导性和权威性。

无庸讳言，由于我们的报纸多是由上级主办的，大多是党委机关报，而且具有与生俱来的表扬报喜特性，所以下级就有着强烈的通过报纸争相“报喜”的欲望。这样就使一些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努力去施展浮夸拔高的手段。这方面的教训我们应该深刻记取。

(3)应正确认识新闻事业的功能。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期间就办好《广西日报》问题给当时的广西省委领导写了一封信，指出：“一张省报，对于全省工作，全体人民，有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毛泽东提出的新闻事业的五个功能，第一次经受实践的检验就是1958年“大跃进”。毛泽东这封信对广西省委主要领导人刘建勋依据《广西日报》和广西其他媒体认识和看待新闻的功能起了误导作用，将新闻事业的功能和作用作了不适当的发挥。刘少奇曾经说过：“你们《人民日报》上登的新闻有多少是真的?你们天天用大字登头条新闻，今天说那里生产如何好，昨天说那里的公共食堂办得好，究竟有多少是真的?你们是想用这些典型事例来指导实际工作，典型本身就不真，怎样能指导实际工作呢?你们报喜不报忧，只登好的，不登缺点、错误。”“《人民日报》搞了这样多错误的东西，影响很坏，可以说，有报纸的害处，比没有报纸的坏处还要大。”

笔者认为，在我国特殊的新闻管理体制之下，对于党的大政方针、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思想政治方面的宣传，可以要求新闻媒体及时跟进，不折不扣地加以宣传报道，而对于经济工作、社会发展等具体问题，不应该指令新闻媒体不加分析进行大面积大范围大规模的报道。单纯把新闻媒体当成宣传机器，势必使其丧失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难免要犯大错误。我们必须正确认识新闻事业的功能，否则历史还会以不同的方式反复重演。

(靖鸣，广西师范学院新闻传播系主任、教授；周燕琳，广西财经学院宣传部)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9年第2期　“麻雀”有故事·雷　颐

不是“过来人”可能很难想象，在上世纪50年代曾兴起过一个轰轰烈烈的消灭麻雀全民运动；而“过来人”对这个“运动”的详情大多也不甚了了，更不知道其中一些人物的命运。麻雀遭劫，最终导致人的劫难。

1955年，毛泽东在组织起草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即《农业十七条》时，决定将麻雀与老鼠、苍蝇、蚊子一起列为必除的“四害”。1956年元月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最高国务会议正式通过的《纲要草案》第27条规定，从1956年起分别在五年、七年或十二年内基本上消灭包括麻雀在内的“四害”。于是，消灭麻雀的运动正式兴起。1956年1月6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富平县九万青少年两天内消灭七万多只麻雀”的新华社消息：“青年团陕西省委员会已经号召全省五百万青年和少年开展一个‘消灭麻雀运动月’，要求在1956年内把全省的麻雀全部消灭。”两天后，《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北京市最近一周内将基本消灭麻雀”的报道，报道中说，“火器营乡的麻雀就是在八天内被基本消灭了的”。

在这种形势下，许多科学家仍顶住巨大的压力，坦陈麻雀不是害虫，不应消灭。1956年秋，在青岛举行的中国动物学会第二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还专门召开了一次麻雀问题讨论会。虽然不少人因为消灭麻雀运动是领袖和中央的决策而不愿意发言，但仍有几位科学家公开提出不同意见。中科院实验生物研究所的研究员、副所长朱洗先生首先发言。他以历史为例，说明消灭麻雀的危害。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非常讨厌麻雀，在1744年下令悬赏消灭麻雀，一时间普鲁士的麻雀几乎绝迹。但不久就发生大规模虫害，腓特烈大帝不得不收回成命，并从外国运来麻雀。随后生物学家郑作新、薛德焙、张孟闻、辛树帜、丁汉波、张作人等都以自己的研究为坚实的基础，公开反对消灭麻雀。他们退一步说，要定麻雀为害鸟起码是证据不足，建议在没有得到科学结论之前要暂缓杀麻雀(薛攀皋：《为麻雀翻案的艰难历程》，《炎黄春秋》1998第12期)。

但这些生物学家的反对意见并未起作用，消灭麻雀依然成为“国策”。1957年1月18日《北京日报》发表了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生物学家周建人题为《麻雀显然是害鸟》的文章，他断定“麻雀为害鸟是无须怀疑的”，“害鸟应当扑灭，不必犹豫”。他写道：“社会已经改变了，但旧社会的某些思想方法或观点仍然会残留着。过去时代不少人把自己看作是自然界的顺民，不敢有改造自然的想头，当然也不敢把自己看作是自然界的主人。”“还有叫做均衡论的见解，也妨碍人们改造自然的决心”，“均衡论只强调了静止的一面，忽略了生物的历史是一个过程”，“均衡论叫人害怕自然界如失掉均衡会闹出乱子。”刚刚经历过严酷的“思想改造”的科学家们，当然明白“旧社会的某些思想方法或观点”、“均衡论”的大帽子意味着什么，而且，《北京日报》的编者按明确指出发表这篇文章是针对朱洗等人的观点的。

1958年3月至5月，毛泽东在几次中央工作会议及八大二次会议上，都号召要消灭麻雀。在“大跃进”中，消灭麻雀的“群众运动”也在全国进入高潮。从3月起，全国各地陆续成立了由地方主要领导担任“总指挥”的“围剿麻雀总指挥部”，各地都在“总指挥部”的指挥下发动了灭雀大战役，各地报纸作了连篇累牍的报道，有时甚至是整版的宣传报道，许多报纸还发了消灭麻雀的社论。这些报道的标题几乎全是“军事性”的：“调兵遣将、准备武器、摩拳擦掌：灭雀大军待命总攻”，“全市金鼓齐鸣杀声震天迫使麻雀纷纷落地”、“灭雀大军战果辉煌”、“准备武器、出动侦骑：三军誓灭小东西大敌人”、“阵地密如网、岗哨密如林、小麻雀命在旦夕”……

4月19、20、21日，北京市发起了连续三天的灭雀大战役，《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多次作了详细报道。从4月22日的《人民日报》对北京的报道，亦可看到全国情况：“这三天，首都全城沸腾，由三百多万工人、农民、干部、学生、战士和居民组成的围剿大军连日向麻雀猛攻猛打。全市各个角落都布满了手持‘武器’的战斗岗哨。六七十岁的老太太和五六岁的孩子手里也拿着各种响器敲打轰赶。”“根据麻雀飞行和耐饿力很弱的特点，首都人民采取轰、毒、打、掏的综合战术，安排了作战的具体步骤和时间，每天清晨和下午四时到七时半，趁麻雀出窝觅食和回窝的时机，全市统一行动，集中轰赶。麻雀到处不能落脚，吃不着食喝不到水，累的晕头转向，疲惫而死。大批的麻雀被赶到‘安静’的毒饵区和火枪歼灭区，都中毒、中弹死亡。傍晚以后，漏网的麻雀进了窝，由突击队进行掏窝、堵窝。”三天歼灭麻雀40万只。4月24日的《人民日报》又刊登了题为《一场轰轰烈烈的歼灭战》的报道，描述更加详细，文章最后写道：“这是一桩豪迈伟大的行动。它再一次证明：在党的领导下，群众的力量无比强大，因此在短时期内，就创造出了这样动人的奇迹。”4月21日的《北京晚报》发表了郭沫若作的“咒麻雀”诗一首：“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垮下来你不管。麻雀麻雀气太阔，吃起米来如风刮。麻雀麻雀气太暮，光是偷懒没事做。麻雀麻雀气太傲，既怕红来又怕闹。麻雀麻雀气太娇，虽有翅膀飞不高。你真是个混蛋鸟，五气俱全到处跳。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毒打轰掏齐进攻，最后方使烈火烘。连同武器齐烧空，四害俱无天下同。”

当时还是中学生、家住北大的杨炳章回忆道：“有天下午我放学回来，正在‘红湖’附近玩耍。北大学生则在打麻雀，所有的高处，山顶上，亭子顶上，都站着人。五彩缤纷的旗帜，锣鼓声和呐喊声，搞得非常热闹。据说北大占地辽阔，外面许多麻雀都跑北大后湖来了，于是得在后湖‘追穷寇’，其战略思想就是说麻雀总是要飞的，不要让它有任何落足之地，就会给它活活累死。”(杨炳章：《从北大到哈佛》，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46页)舒芜先生此时在人民出版社刚被定案为右派第四类，留在机关监督使用，分派给他的任务是到机关大楼房顶坐着，有麻雀飞过便敲盆击碗，摇旗呐喊。后来停止打麻雀了，他“暗中还有些可惜，想来以后不会再有‘守空待雀’这样轻松的活儿了”。(舒芜：《戴段钱王之妙》，2000年9月19日《中国图书商报》)

上海的《解放日报》4月26日发表了《全民动员围歼麻雀》的社论，号召说：“全市城乡各路的指战员们，一场伟大的战斗就要开始了，让我们立即动员起来，做好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的一切准备，万众一心，英勇、机智、沉着地为保护庄稼、消灭麻雀而战斗吧!”据4月28日《解放日报》报道，上海仅27日一天就“歼敌”25万。而12月13、14两日，上海再次发动“灭雀大战”。《解放日报》12月12日又发表了《给麻雀以歼灭性的打击》的社论，这两天共灭雀44万只。12月13日是全市第二次统一打麻雀开始的日子，从凌晨起，全市的大街小巷红旗招展，房顶上、庭院里、空地上、马路上和农村的田野上布满无数岗哨和假人，大中小学生、机关干部、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此起彼伏地呐喊。一般由青壮年负责捕、毒、打，老人和小孩守住轰赶岗位，在公园、公墓、苗圃等处设了150个火枪区。沙叶新当时正随华东师大中文系在郊区农村进行“教育革命”，那天他和同学“分别爬在公路两边的一些大树上，不停地敲着锣鼓、脸盆和一切能发出响声的东西，使疲于奔命、惊魂未定的麻雀绕树三匝，无枝可依，然后纷纷坠地身亡……”

全国各地都大同小异，相当多的地方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济南市围剿麻雀总指挥部”发布的“总攻击动员令”“特向全市人民发布战斗命令”：“各区指挥部暨全体指战员，必须整装待命，服从指挥，准时进入阵地，展开战斗”；“这次围歼麻雀的战役，是决定我市今年能否彻底歼灭的关键，为此要求我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和我全市人民，人人奋勇，个个争先，猛打猛冲，不获全胜，决不收兵!”(1958年5月9日《济南日报》)据不完全统计，从3月到11月上旬，8个月的时间中全国捕杀麻雀19．6亿只!为此，《人民日报》还专门发文热情讴歌。不过，“惩罚”自然之后，必然要受自然的“报复”。1959年春，上海等一些大城市树木发生严重虫灾，有些地方人行道树上的树叶几乎全被害虫吃光。在这种情况下，生物学家更强烈要求为麻雀“平反”。

然而，1959年7月10日下午在庐山会议的一次讲话上，毛泽东再次提到麻雀问题，“他不无情绪地说：有人提除四害不行了，放松了。麻雀现在成了大问题，还是要除。”

面对庐山会议后强大的“反右倾”浪潮，朱洗、郑作新、冯德培、张香桐等几位科学家仍无所畏惧，继续为麻雀鸣冤翻案。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的理论生物物理学家徐京华研究员十分天真地说，为麻雀翻案，比为曹操翻案重要得多。他不知道，此时史学界、文学界正闹得沸沸扬扬的为“曹操翻案”，并非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大有深意(《为麻雀翻案的艰难历程》)。

所幸的是，他们的强烈反对意见此时得到中科院领导的支持，院方十分策略地决定以党组书记张劲夫的名义、以反映科学家不同意见的方式写了《关于麻雀益害问题向主席的报告》，经胡乔木转报毛泽东，随《报告》还附送了一份《有关麻雀益害问题的一些资料》。《资料》共三个部分：一、外国关于麻雀问题的几个历史事例；二、目前国外科学家的一些看法；三、我国科学家的一些看法。扼要介绍了朱洗、冯德培、张香桐和郑作新四位生物学家反对消灭麻雀的意见。毛泽东很快看到报告，这份附有大量科学依据和分析的报告终于打动了他，这个报告后来作为中央杭州会议文件之十八散发给与会者。毛泽东在1960年3月18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再有一事，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当然，并不能说打麻雀打错了。4月6日，谭震林在二届人大二次会议所作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对此十分委婉地说道：“麻雀已经打得差不多了，粮食逐年增产了，麻雀对粮食生产的危害已经大大减轻；同时林木果树的面积大大发展了，麻雀是林木果树害虫的‘天敌’。因此，以后不要再打麻雀了……”(《为麻雀翻案的艰难历程》)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记载：“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指出，‘近两个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已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市场供应紧张问题，中共中央除多次发出指示，紧急调运粮食以支援最困难地区外，还采取了减少民用的平均定量，降低城乡的口粮标准和食油定量，并提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等多种应急措施。”(《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305页)对此，朱正先生评论说：“那时的情况就是这样：每一粒粮食都是多么宝贵啊!谭震林作报告的时候，正好在中共中央这一指示说的‘这两个月’之中，正是粮食最紧张，库存都几乎挖空的时候，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分管农业的书记，他不会不了解情况。了解情况还要说‘粮食逐年增产了’，是为了给赦免麻雀寻找出一个站得住的‘说法’，有他的不得已吧。”(朱正：《赦免麻雀的‘说法’》，《随笔》2000年第4期)

这种不能直接承认消灭麻雀决策错误、不能不采取这种“不得已”的“说法”堪称巧妙，也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使然。不管怎样，麻雀的劫难终于结束，值得称道。但是，在几年后开始的“文革”之中，却开始了人的劫难。这些科学家被扣上利用麻雀做文章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大跃进”，反对最高指示……种种罪名，受到残酷迫害。郑作新的罪名是为麻雀评功摆好，利用麻雀做文章，反对伟大领袖，反对最高指示，因此长期被关入“牛棚”，经常挨批挨斗，直到“文革”结束后才被彻底“平反”。朱洗先生虽在1962年已经病逝，但此时仍被扣上把伟大领袖毛主席同普鲁士腓烈特大帝相提并论、公开反对毛主席的罪状，因此，竟令人发指地受到砸碑掘坟、曝其尸骨的“严惩”!

面对他们的悲剧，不能不使人想到为麻雀翻案的艰难历程，想到在这之后的人的悲剧命运……其中值得反省之处很多很多——为什么会做出这种明显违反科学的决策?为麻雀“平反”与政治基本无涉，但其道路为何仍如此曲折?这反映出决策、纠错机制的什么问题?这些科学家在“文革”中为何会受到如此迫害?是何种教育、思想灌输使那些原来的“普通人”能做出对死者鞭尸扬灰这种令人发指之事却还自以为非常“正义”?他们的悲剧，更使人想到，那些在艰苦条件下创造辉煌业绩、建立伟大功勋的科学家现在终于得到了应有的荣誉和崇敬，而那些不顾个人安危防止灾难产生或扩大的科学家，其实也应得到同样的荣誉和崇敬，也应被后世永远纪念。当然，他们当年“犯颜直谏”并未想过个人名利，但历史不应将他们遗忘。更重要的是，那种为真理不畏强权的嶙峋风骨，应该成为我们民族精神、文化的基柱，成为我们民族的灵魂。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9年第2期　甘肃农村的反右派运动·邢同义

1957年7月12日以后，甘肃全省农村的整风运动开始启动。

1957年7月4日，省委召开地、州委书记会议，总结了此前一段时间反右派运动已经取得的“胜利成果”，决定在此基础上，“再用一个月的时间，开展一场更加激烈的战斗。要想尽一切办法，加深加宽斗争力度，把各个角落的敌人一扫而光，斗得敌人体无完肤，叫敌人真正缴械投降。”这就是那次会议提出的战斗目标。请读者注意，这里说的是“各个角落”，当然也包括全省广大农村。

甘肃省的这个安排，走在了全国的前面。因为全国的农村整风是在这一年的8月8日以后全面推开的。1957年8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要求在全国农村展开一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大辩论。《指示》明确定位：“这些关系农村两条道路的根本问题的大辩论是农民群众和乡社干部的社会主义自我教育，是农村的整风。”配合这项《指示》的发出，《人民日报》8月10日发表社论《在农村中大鸣大放大争》。有了中央的这一个明确的《指示》和《人民日报》社论的支持，甘肃“农村的整风”进行得更加轰轰烈烈。

从后来甘肃农村中开展整风运动的实际情况看，主要是围绕这样三个问题展开：第一、把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拉出来再批判、再斗争，同时把改造懒汉、二流子的工作纳入运动中。把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拉出来再斗争一番的做法，被后来二十年的各次政治运动所应用。第二、大力宣传并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统购统销政策，对这项政策表现出任何犹豫和抵制的行为都将受到无情的批判和斗争。第三、农村合作社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容挑战，通过农村整风运动再巩固提高。

1957年8月13日，《甘肃日报》在一版刊登一条消息，介绍秦安县各界人民群众奋起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看看这个标题，就能体会到当时斗争的火药味儿有多么浓烈：《如果谁硬要以人民为敌，我们就拿起锄头消灭他》，显示反右派运动已经波及到广大农村，反右派运动从城市的“辩论、批判”发展到农村的“消灭”了。

8月28日，《甘肃日报》发表社论，题目是《打退地主富农的疯狂进攻》。同一天的《甘肃日报》还有一条消息是：《武威农民击败地主富农的猖狂进攻》。消息说，有些乡社的一小撮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在城市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煽动下，到处造谣破坏，散布不满言论，企图推翻共产党，搞垮合作社。他们说什么：“正月十三一场风，今年定要动刀兵。”“殷纣王的江山虽然是铜墙铁壁，也叫苏妲己弄翻了。共产党的江山并非铁打铜铸，叫这些基层干部乱整，还能坐到几时?”西营乡的地主分子曾仲发公开向群众造谣诬蔑说：“蒋介石是真龙天子，共产党不行。”九墩乡富农分子段乃武借会计工作中的缺点煽动社员多人罢工，阴谋未遂，就率领人向乡人民委员会请愿。一贯道首、富农分子侯锡山家中积存各种粮食三十多石，但在夏收前唆使其母亲装穷喊苦，并亲自拿着镰刀，明目张胆地几次抢割社里的小麦二亩七分。金羊乡伪军官韩廷弼父子三人曾再三离间社员关系，拉拢社员退社，并毒打我干部姜兴德。运动开始，这些地富分子都受到了迎头痛击。

中共酒泉地委对酒泉县的一份调查说，全县35个乡反映出的141个地主富农分子、28个释放管制分子、6个反革命分子、27个社会渣滓材料有力地证明，这些人对社会主义制度极其不满，特别是自党提出大鸣大放大辩论以后，他们的活动更为嚣张。有人采取各种手段、利用各种机会、或明或暗地散布各种反动言论，进行破坏活动。中共武威地委的一份报告说，他们那里的地主富农分子也经常地讽刺辱骂基层干部，污蔑党的领导和政府工作，以发泄阶级仇恨。还有极个别的敌人向农民反攻倒算。如集泉乡的恶霸地主周浩，起先被判处无期徒刑，后改判为免于起诉释放回乡。他回家后对农民说：“是政府害了我，干部给瞎扣的帽子。我在武威劳改时想了，政府冤枉我的小问题有四千多个，大问题有八十多件。”一直仇恨在心，企图一一反攻倒算。周浩对社主任监督自己劳动十分不满，辱骂我们的社主任是“特务头子”，“你们忙啥呢，我现在老了，迟早要死，我死了也不能叫你们好活，总得把你们弄掉几个再死”，吓得合作社干部周茂仁不敢在自己家里睡觉。运动开始以后，这些人的行为也都受到了清算。

以上做法就是甘肃农村开展反右派斗争中首抓的第一项工作。

第二项工作是粮食的统购统销。要求干部群众都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交公粮、卖余粮、申报统销粮都要纳入统购统销的轨道。省委认为，在统购统销这个问题上，全省普遍存在思想乱、分配乱、盗窃多、瞒产多、乱哭穷的严重问题。

在武都地区武都县东十二社，很多人反映粮食统销少了。但是县委向地委报告说，这是一个完全能够自给自足的农业社，让地主、富农、二流子搅和得鸡犬不宁，社员也跟上瞎胡喊、瞎胡闹。经县上调查认定：这个社三队瞒产洋芋8石多(当地计量习俗，十斤一升，十升一斗，十斗一石，8石即8000市斤)。三队队长王永孝一人贪污6石洋芋、8斗包谷，还到别的庄子上去贩洋芋。这个社有的社员家没饭吃，而他家的猪却能吃上豌豆。一个社员说，我揭发王永孝可以，但是，我不敢，如果让他知道了，人家一天给我少记几分工，就要了我们全家的命了。这个社的富裕中农赵五容，卖给国家40斤稻子和50斤豌豆以后，要求发给他购粮证。他骗上了“供应户”的购粮证以后，买回210斤粮食，又以高价在黑市上出售。

1957年8月上旬，武都地委召集县委书记会议，内容之一是展开一场“粮食大辩论”：1957年全区的粮食定购任务能不能完成?“辩论”的结果可想而知：能完成，而且能够超额完成。县委书记会议结束以后，各县用三至五天的时间对乡一级的干部进行了训练，学习中央文件，宣讲全国反右派斗争中所有敌人都在缴械投降的大好形势，把各个角落的敌人一扫而光的坚强决心。然后深入到各农业社首先做好打击敌人的工作，同时做好广大农业社社员的思想工作。

会后，武都地区各县抽调了大批干部，光岷县一个县就抽调干部426名。这些干部迅速分散到全区1679个农业生产合作社。

驻队干部开展工作的方法是照搬地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的办法：进行一场“粮食大辩论”。具体办法是把“辩论”和“鸣放”穿插进行，把鸣放出来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归纳起来，引导群众进行辩论。武都地委在一份材料上说，通过大辩论这样的思想交锋，各种矛盾都暴露出来了，其中意见最多、最激烈的还是统购统销中给社员的留粮标准问题、购粮任务问题。辩论前，资本主义思想占了上风；辩论开始，资本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对战激烈，呈胶着状态。辩论中，经驻队干部引导，采用对比算细账的办法，收效比较好。武都地委对各县暴露出的问题进行了归纳，认为粮食工作中的主要问题离不开隐瞒私分、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几种。在夏粮分配中，武都县蒲池乡的6个社，私分粮食12930斤。这个乡去年走黑市的一共有1017户人家，流到黑市上的粮食有20多万斤。岷县西寨区刘家堡社的800亩秋粮，估产中就瞒产40000斤。还有的虚报年龄，把小孩子报成大人，多分粮食10000多斤。也有大斗小算的，78斤1斗算成68斤l斗，瞒产13000多斤。大辩论时，一名退伍军人说了实话，我们这里实际上有三本账，社员柜里一本账，会计桌面一本账，合作社主任怀里一本账。

武都地委向省委报告说，经过这样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农村社员的觉悟大大地提高了，农村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干部群众情绪高涨，踊跃交售公购粮的热潮正在全地区兴起。宕昌县何家堡社的公粮已经入库91279斤，超额100％完成了任务。沙湾区公粮超额100％，购粮完成105％。白尤区的燎原社过去是三类社，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社员的觉悟提高了，情绪变了，他们抬上毛主席像去交公粮，一天入仓9000多斤。宕昌县裕民社过去有四户农民坚持单干，不入社，现在积极申请入社。康县今年春天以来就开始闹粮的农民现在的火气都消了，不闹了，不但不缺粮，又都变成了余粮社。大堡区一共有43个合作社，三干会上有23个社讲缺粮，只有8个社说有余粮，其余的社不表态。大辩论以后，余粮社变成了20个，缺粮社一个也没有了，总共有余粮158839斤。

打开这个时期的《甘肃日报》，全省广大农民踊跃交售公购粮的报道连篇累牍。

1957年8月9日，《甘肃日报》一篇关于漳县的报道是：多卖余粮加紧生产支援社会主义建设。

1957年8月22日，《甘肃日报》一版刊登消息，正题是：社是农民的家统购统销是救命政策；副题是：成县东槐乡通过回忆对比算账向青年进行教育。

8月27日，《甘肃日报》一版刊登消息，引题是：漳县全县开展两条道路大辩论；正题是：掀起早交公粮多售余粮热潮；副题是：保证今年售余粮比去年增加五分之二。

9月4日，《甘肃日报》一版刊登消息，引题是：平凉县洪岳社揭穿叫喊“缺粮”秘密：阶级敌人是粮食问题上混乱的制造者；正题是：农民们以踊跃交粮的行动保卫党保卫社会主义。

9月6日，《甘肃日报》在一版开辟了一个专栏，题为《在粮食战线上胜利前进!》这个专栏中刊登了五篇报道，分别介绍了五个不同地方粮食购销工作的大好形势。第一篇的题目是：华池、环县、合水、庆阳公购粮超额入库；第二篇的题目是：陇西渭河乡农民辩论大是大非，报出黑地千亩多交公粮；第三篇的题目是：漳县城关五爱社不要国家再供应一颗粮；第四篇的题目是：领导动手发动群众银川地区市镇销粮又减少10％(今天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当时为地区建制，属甘肃省辖一作者注)；第五篇的题目是：天水农村压缩销粮九百余万斤。

交粮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

甘肃农村开展反右派斗争中要抓的第三项工作是巩固“来之不易”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体制。

1957年8月14日，《甘肃日报》在第一版报道武都县两水乡通过大辩论的形式对农民教育的结果是：《广大农民认识到农业合作化优越无比》。

9月15日，《甘肃日报》第二版以6300多字的篇幅发表李景林的文章：《记张河农业社两条道路的大辩论》。说会宁县张河乡从8月19日到9月4日历时17天的大辩论之后认识到，“旧社会的酸甜苦辣我们尝够了，解放后的几年生活也没过好，根子就是没有建立合作社。只有努力办好社，才是过上好日子的唯一办法。”

天水地委一名姓陈的干部以个人名义给省委写过一篇调查报告，该《报告》说，广大农村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以后，群众的觉悟普遍提高，各种问题得到解决和处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更加巩固了。

陈姓干部说的是他的心里话呢，还是想通过迎合上级的口味为自己积累一些政治资本呢?今天已经无法寻找真实的结论。然而，千百年来一个不争的、带有规律性的现象是：“楚王爱细腰，宫中多饿死”，“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陈姓干部的报告接着解剖了一个典型合作社——礼县齐记社来证明他的“各种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和处理”的结论。他说，这个社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以后，产生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群众的觉悟提高了。过去群众把坏分子打骂干部、破坏党的统购统销政策看成是人民内部矛盾，现在知道了，这是敌我矛盾。以前部分党员跟上富裕中农大喊大叫，说一年留390斤口粮不够吃，现在认识到这是资本主义思想。二是农业社存在的突出问题得到了解决。男女同工同酬的问题得到了解决。过去，二流子行为得不到制止，大辩论以后，给二流子都规定了农活，不劳动不给粮食，二流子们都作了检讨。三是党在农村依靠的力量——贫农的立场站稳了。在大鸣大放大辩论中，各队都交叉召开了支部会、合作社干部会、共青团员会、青年会、妇女会、贫农会、积极分子会、老农民会、地主富农分子训话会，这样做的结果是地主富农再也不敢乱说乱动，富裕中农的二话少多了，贫农的革命立场更加坚定。四是资本主义受到了彻底批判。大家在大辩论中摆事实、讲道理，把资本主义批判得体无完肤。

中共甘肃省委对全省农村的整风运动非常重视。除上述1957年7月4日省委召开的地、州委书记会议专门做出安排以外，还有不断的听取汇报、检查督促、表彰先行、鞭策后进、舆论导向、领导调研、整体推开、不留死角等各项措施保证。由于各项措施“非常得力”，全省农村的整风运动进行得轰轰烈烈。

1957年8月下旬，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亲自率队深入到平凉县洪岳、下甲积峪两个合作社调查研究，掌握农村整风动态、指导农村整风工作。8月28日，张仲良以个人名义给中共甘肃省委写出一篇调查报告：《关于平凉县洪岳、下甲积峪两社进行大放大鸣大争的情况简报》。1957年9月11日，张仲良、李正廷联名在《甘肃日报》一版发表署名文章《谈两个农业合作社的大辩论》，以8000多字的篇幅详细介绍了他在洪岳、下甲积峪两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了解到的农村大辩论的情况，并且总结了四条经验：一、相信群众，放手发动群众。二、一边对基层群众进行训练，一边对地主、富农、反革命、二流子展开斗争，不断集结壮大和提高战斗力量。三、调查摸底，弄清楚我们依靠的阶级力量。四、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必须结合起来进行，先要孤立敌人，进而打垮敌人；才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

张仲良在《甘肃日报》上发表的这一篇文章，是甘肃农村开展的整风运动的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全省各地围绕“对敌斗争、落实统购统销政策、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三项任务更加扎实地开展工作，取得了“很大胜利”。

事实上，通过这个运动，广大农民也都变得十分地“聪明”，遇事也能做到三缄其口了。领导说啥就是啥。

1957年9月29日的《甘肃日报》一版头条--位置赫然刊登一条消息《本省大大改变了原来的干旱面貌S-现有水地1500余万亩，平均每人有一亩多水地》。农业部门、特别是水利部门的同志们谁都知道这个数字是虚假的，但没有一个人站出来纠正。事实上，1500万亩水地的目标在50年后仍然没有达到。2008年10月28日，原甘肃省水利厅厅长盛维德告诉笔者，时至今日，全省的水浇地面积也才达到1400多万亩。

说真话倒霉，跟上领导说假话吃香——这是甘肃农村反右派斗争取得的最大“成效”。

上级了解下情和民间疾苦的渠道几乎被完全堵死。干部们愿意对农民怎么摆布，只管摆布就是了。上级说“‘引洮工程’(就是把洮河水引到甘肃中部干旱地区的工程——作者注)能彻底解决甘肃省千百年来的干旱问题”，那就“引”就是了。结果是不计成本、不讲科学，上百万人开到荒山秃岭蛮干一通，工程报废，几万人活活饿死，酿成震惊全国的“引洮工程”事件。上级说可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那就只管“跑”就是了。领导们号召“大跃进”了，那就一个劲儿地“跃”就是了。地里的粮食收成从几十斤一直“跃”到了几百斤、几千斤，甚至荒唐到几万斤。征购任务随之加码，大幅增加，甚至翻番。牛皮吹破，粮食交光，返销数量极少而且无法保障，导致上百万人口因饥饿而死于非命一甘肃省在此后一两年内发生的这一切，是农村开展的整风运动导致的直接后果。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9年第2期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历史·林贤治

六七年前，我曾问过中山大学历史系一位青年教师：什么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他瞠乎不知所答。从那时候起，我便起意要做一部关于这类子女的书，通过这本书，让人们记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这样一个庞大的族群，并藉此被遗忘的族群，了解一个已然逝去或正在逝去的时代。

从1949年起，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积累了一批又一批“阶级敌人”和“阶级异己分子”。这些人各有名目，后来不知是哪一位天才发明了“黑五类”一词，简明易记，又富含阶级感情色彩，于是，人们也就乐于使用。至1979年，宣告“阶级”不复存在，这时，“黑五类”已经繁衍了好几代人了。我未曾见过有关全国黑五类子女的统计数字，但推算起来是庞大惊人的。然而，作为一个耦合群体，他们并没有任何组织上的联系，三十年间一直处在一种自我封闭、互相隔离的状态，至今看来，其实是一个“记忆共同体”而已。惟有记忆存在，共同体才有可能存在，虽然是虚幻的存在；但当记忆丧失，整个群体就将长此消亡。名为群体，实不见群体的存在，此等状况，大约惟有物理学中“蒸发”一词差堪比拟。

考革命史，被称为“极左思潮”者由来已久，大可上溯至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农民运动兴起之际。星火未及燎原，即有清算AB团之类的运动，到了延安时期，又有“挽救失足者”运动，性质近于清洗。打江山坐江山之后，“阶级斗争为纲”，人为地制造种种敌人并实行专政，从过去的偶发性、阶段性、策略性扩大为一种战略需要，进一步地意识形态化、制度化和日常化。在群众性运动不断升温的情况下，不但“黑五类”分子受到更严厉的制裁，连他们的子女也为父母的阴影所覆盖，成为潜在的、假想的敌人，受到程度不等的歧视和打击。尤其在文革期间，不少“黑五类”子女受到直接的政治迫害，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在漫长的三十年间，黑五类子女一开始就不得不进入一个对他们来说充满歧视和不公的世界，他们的成长过程，是在不断认识自己的身份的危险性，从而不断地放弃自己和防备他人中度过。他们必须承认现存的秩序，学习与这个秩序和平共处，学会顺从，所以，他们每个人的内心过程，都是一个粗暴的摧毁性过程。文革结束以后，情况如何呢?可怕的是，受歧视的生活是一种不可逆的、最终有效的、贯穿一生的生活。只要被侮辱被损害的创痛楔子般进入生活，就进入了内心，虽然种种大事件或小事情都已成为过去，痕迹无存，甚至连记忆也变得一片空无，然而，那些曾经发生的带有情绪创伤的体验早已成为生命的有机部分，成为他们的天性，成为永恒。在我所认识的众多这类子女中，除了极少数较为开朗、豁达，愿意跟人们交谈来往者外，大多数长成内倾的性格，自卑、畏葸、被动，沉默寡言，离群索居。他们敏感于周围细小的变化，对世上的人们多抱一种不信任感，包括自己在内。明显地，有一种宿命的悲观色彩笼罩其间。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的小说《无命运的人》写到集中营世界的幸存者柯韦什的内心感受时，有这样一段话：“新的生活——我认为——只有在我重新诞生或是我的大脑出了问题、患了病时才有可能开始，……我们决不可能开始新的生活，我们永远只能继续把旧的生活过下去。”读罢除了感叹唏嘘，实在无话可说!

由于事物的相关性，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能说与这么多带着他们的屈辱和创伤生活在我们身边的黑五类子女没有关联。即使我们不曾直接向他们施以暴力和凌侮，那么，我们有没有阻止过加害于他们的事情?如果没有，今天，当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我们还能够像以往一贯的那样心安理得而不感到羞耻吗?

如何处理历史留给我们的这份精神遗产，成了时代的考验。

如果说我们需要历史的话，就因为我们可以从过去的影像中重新发现自己，认识自己。历史首先意味着还原真实。但是，清除了个人记忆，惟以制度文物和公共事件构成的历史肯定是残缺不全的，不真实的。鲁迅所以说中国的二十四史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就因为史官单一地从帝王的视点出发，忽略了更广大的人群，尤其忽略他们的精神状况。在我们的历史读物当中，应当有更多的传记、自传、回忆录，更多的个人关系史、迁流史、生活史、心态史，等等。必须有私人性、精神性的内容对历史的补充。惟有把我们每一个人的创伤记忆尽可能地发掘出来，并且形成对于人道主义、社会公正的普遍的诉求，包括文革在内的民族苦难的历史，才能转化成为有意义的历史。

刚刚逝世的波兰裔诗人米沃什曾经援引威尔斯在《时间机器》中描绘的图景：地球上一个叫做“白天之子”的部族，他们无忧无虑、没有记忆，当然也就没有了历史；结果，在遭到地下洞穴中的居民，食人肉的“黑夜之子”时，完全失去抵抗。失去记忆的族群，注定要受到时间的惩罚。可是，在“黑五类”子女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在生活中被抹去以后，我并不曾看到遗下的关于它的存在的记忆。

历史不可能为沉默的人们作证。说，还是不说?于是成了问题。

关于纳粹大屠杀的历史，我注意到，无论是纳粹的子女，还是犹太人中的幸存者，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努力说出事实真相，一种则始终保持沉默。其实，这两种态度在“黑五类”子女中同样存在。不同的民族历史当然不可一概而论，不过，那种近乎“生而有罪”的困境，对于不同国度的青少年来说倒是颇为相似的。

为了履行内心的承诺，去年春节，我曾特意带上一部小录音机，打算借回乡的机会，采访村里熟识的地富子女。头一个被访者是一个曾经改嫁的农妇，她因为害怕留下自己的声音，要求把小匣子撤掉，然后诉说她的故事。意外的碰壁，使工作的热情颇受影响，加上别的事情的压迫，计划便搁置了起来，直到年前，才使我在一种追悔的心情中重下了编辑书稿的决心。

经过大半年时间，星散于全国各地的认识的或不认识的作者，断断续续地，总算把他们的声音汇聚到这里了。欣慰之余，顿然生出一种焦虑——对此，世上可有愿意倾听的人?

(作者系深圳律师)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9年第2期　“地下新闻”的前辈们·郑青如

这里记述的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到1949年5月28日上海解放这段时间内，我在地下党领导下的上海参加新闻战线斗争的一段真实的史实。

筹备出版《新华日报》

1945年8月，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八年抗战结束。当时我在淮南新四军卫生部军医大学担任英语教师，正随部队东进接管苏北敌占区，攻克了宝应、淮安、淮阴县城。9月25日，我正在淮阴后方医院抢救伤员，领导通知我要调回上海另外分配工作，立即出发。说实在的我很不愿离开正在战斗的部队，可是军令如山，我二话没说，第二天就脱下军装，穿上向老乡要来的一件枣红色旧旗袍，随同前来接应我的人一起离开淮阴，乘船从运河南下到瓜洲，过了封锁线，渡过长江到达镇江，搭上京沪列车，潜回上海。

那时，上海已被从大后方重庆、昆明等地空运来的国民党军政大员们疯狂接收，正忙着筹备庆祝十月十日国庆节。火车站、南京路、淮海路已搭起了高高的彩牌楼，身穿大礼服的蒋介石半身像到处悬挂。马路上吉普车奔驰，酒楼、舞厅和酒吧内霓虹灯通明，播放着醉人音乐，一派歌舞升平的气象。

新四军执行党中央的命令，为了避免一触即发的内战，没有武装夺取上海。但是，党中央高瞻远瞩，认为大城市的宣传阵地决不能丢，决定派遣一批有白区斗争经验的干部和文化工作者从大后方和敌后根据地进入上海，寻找机会掌握宣传阵地，其中任务之一便是积极准备出版一份党报，公开向收复区的广大读者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我到达上海的第三天，奉命到指定的地点去接关系。我先到理发店烫了头发，换了一身像样的旗袍，然后到南京西路陕西南路口平安电影院隔壁的一家咖啡馆门口去等候。出乎意料之外，来和我接关系的却是梅益先生，我一眼就认出他了。因为他曾是苏北根据地江淮大学的党代表，我是他的学生，两年前在根据地朝夕相处，十分熟悉。那天，梅先生一反他以前灰布军衣军帽的装束，身穿一套深蓝色笔挺的西装，浅蓝色领带，高高的个子，金丝边眼镜，头发整齐油亮，看上去像是一位教授或者银行经理。他高兴地和我握手，进咖啡馆里找了个僻静角落坐下。梅先生低声传达了当时的国内形势和任务：“日本投降后，党中央指示要迎接抗战胜利后的新形势，决定要在上海出版一张《新华日报》，等国共谈判一结束，立即公开出报。现在筹备工作正进行，你就是调回来参加这个工作的……”我听了又兴奋，又感到新奇，不知道将要做什么工作。

《新华日报》筹备处就在外滩附近一条很狭窄的溪口路(原名朱葆三路)的一座大楼里，租了三四间房，不几天，打字机、纸张、办公室都准备就绪。那时不能公开挂出《新华日报》上海版的招牌，为了掩护和争取读者，我们先借用抗战初期在上海和广州、桂林出版拥有大量读者的《救亡日报》复刊，改名《建国日报》出版，每天出八开报纸一张。筹备处一共不到十个人，仍由原《救亡日报》总编辑夏衍和梅益带领几个年轻人负责编辑采访工作，原重庆《新华日报》经理徐迈进到上海来负责出版事务。我的任务是将外侨办的《大陆报》、《字林西报》以及《密勒氏评论报》上可以采用的文章、消息、评论翻译出来，供报纸采用，兼作采访和接待外国记者时的翻译。

《建国日报》1945年10月10日出版，给上海读者耳目一新的感觉。由于抗日战争初期它就在上海创刊，在上海和大后方有很高声誉。报上有特色的栏目，是非鲜明，立论犀利，很受欢迎，每天报纸都被抢购一空。梅益和夏衍负责编辑、写社论、看大样，每天来到办公室就坐下来议论当前的形势、需要写的言论，边思考、边下笔，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时评、小品和杂文，分别刊载在报纸的几个专栏上。他们思路敏捷、下笔很快，真使我钦佩不已。夏衍先生那时并不是以党员身份出现，我只知道他是有名的电影家和剧作家，读过他的不少剧本，很喜欢他的作品。梅益是著名的翻译家，我们不少人都读过他翻译的苏联奥斯特洛夫斯基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真想不到他们都还是出色而老练的新闻工作者。徐迈进刚由重庆调到上海，在大革命时期就参加党，一直从事统战、文化工作，他是重庆《新华日报》的经理，有丰富的白区工作和办报经验。我这个刚进入新闻队伍的新兵，能在这些老同志领导下工作，真感到幸运。

编完稿件，大家就坐在一起聊天。梅益十分健谈，那浓重的广东乡音给我们的印象特别深。他说自己怎样在家乡潮州接受进步思想，十七岁离家到北平读书，出不起学费，只能在中国大学旁听，课余就到北平图书馆自学英语，读语法书，拼命记单词，苦战好几年，才能在1942年翻译出版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巨著。夏衍比较沉默，但说话很有风趣，他知识渊博，笔头很快，常常在短短的时间内边思考，边下笔写出短小精辟、三言两语式的时评。发完稿，大家就到楼下附近小摊子上吃馄饨、肉丝面、汤团当宵夜，嘻嘻哈哈地各自回家。徐迈进的家属也从重庆来到上海，住处有困难，我就请他们一家五口都住在我南市的家里，在客堂里搭起行军床，铺地铺，虽然很挤，住得也很高兴。

我们都满怀希望地注视着重庆谈判的进展，盼望《新华日报》上海版早日挂牌，与上海人民见面。谁知风云突变，重庆谈判的进展不大，公开出报的希望越来越小。《建国日报》创刊半个月就被国民党当局封闭。周恩来同志率领的代表团从重庆撤到南京梅园新村，在上海思南路设办事处，对外称“周公馆”。梅益被调到中共代表团，以发言人的身份公开活动。朱葆三路周围特务暗探密布，我们的行动也都被监视。可是大家毫不畏惧，每天照常去上班。我们仍抱着时局能好转的一线希望。1946年6月，国民党向我苏北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内战，时局严重恶化，朱葆三路筹备处办公室被强占。为了保存实力，我们奉命转入地下，化整为零，继续战斗。

1946年夏秋之交的一个中午，徐迈进突然来到南市小南门我家里，态度严肃又镇静。他告诉我们党中央决定代表团撤回延安，他也随周恩来同志撤退。凡是在上海没有暴露身份，又有家可以掩护的同志留下，由上海地下党领导继续战斗，我和我丈夫还有其他两位同志都留在上海。他就是奉命前来告别和布置工作的，还交给我们一个扎得很紧的小包和几颗图章，郑重地说：“这是党的文件，你们要千方百计保存下来，不能落在敌人手中。万一遇到紧急情况，可以毁掉。”临走时，紧紧地握着我们的手说：“我们一定要回来的，党中央估计至多两年，局势肯定会好转，你们一定要坚持。”

我们收下文件，像传家珍宝一样地保存，准备迎接另一个暴风雨的到来。

建立家庭地下印刷厂

地下工作是一个无形的战场，不见枪炮，不见士兵，可是天天却在枪林弹雨中与敌人周旋。表面上，敌人在明处，掌握着主动，可以随时搜查、逮捕，我们在暗处，只得隐避、躲藏；但是也可以说，我们却在明处，看中敌人的“弱点”，主动出击，我们时时刻刻地在观察敌人的动静，等待时机出击，取得战果又迅速隐蔽。夏衍、梅益、徐迈进他们撤退后，我们就由上海地下市委派同志单线联系，市委决定用油印刊物继续给外界传递党中央的信息。那时，延安新华社已向全国发布电讯。市委通过设在时代日报社内的电台，将收录到的电讯转给我们，由我们党小组承担传播红色电讯的任务。

我们这一支新闻轻骑兵只有四个人，分中文和英文两个组。编辑、翻译、刻写蜡板、打印、分发都包下来了。中文组是侯忠澍、方琼；英文组是我们夫妇两人，英文电讯稿呼号是：XNCR。每期出十六开大小的油印宣传品，每期四至八页，内容有党中央的指示和消息、评论。侯忠澍将上级交给他的电读稿由方琼刻写好蜡纸、印刷后送到我家，再由我们两人翻译成英文，打在蜡纸上，油印一二百份。我们的全部武器就是一块钢板、一支铁笔(中文组)、一台英文打字机(英文组)和两台手摇油印机(中英文组各一台)。我们的住处就是办公室和印刷厂，当时我们家住在南市小南门乔家路，那是一条僻静的小街，是我婆婆工作的中国企业银行的家属宿舍。那幢三上三下的旧式石库门房，东西两厢房，中间是客堂，门前有一家木匠店，环境十分隐蔽。我们就住在楼下客堂间和东厢房。楼上是银行租给一家私人摇袜厂，有几台摇袜机和十来个女工日夜不停地工作着，摇袜机的咔嚓声和女工们边摇袜边哼歌的声音虽然十分吵闹，却正好掩盖住楼下我们卧室里发出的打字、印刷的声音，消除了邻居对我们的怀疑。

为了维持生活和掩护的需要，我们白天都找了不同的职业去上班，晚上就翻译、刻钢板、打字、油印……工作到半夜，甚至通宵。我的丈夫在联合国救济总署(UNRRA)任视察室翻译，来自世界各地的视察员中有一位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美国进步人士李敦白(“文化大革命”中被审查、批斗，受迫害后回到美国)，他经常跟着李敦白视察崇明岛、复兴岛的码头和仓库，了解物资储备情况。晚上工作回来就伏在桌上翻译、打字、印刷。我在亲戚开的福安保险公司当秘书，后来因为怀孕只得辞职，全部时间就投入这家庭“地下印刷厂”里。

油印电讯分发对象是在沪的国内外知名人士、党的外围组织和进步团体。我记得有中国福利会主席宋庆龄、美国新闻处副处长金仲华、英文《大陆报》、《密勒氏评论报》和上海的一些进步报刊。可别小看这一份油印的电讯小报，在当时消息完全被封锁的上海，它传递了共产党的方针，介绍了当时解放战争的信息，使那些同情、支持我们的党外人士、外国朋友和新闻媒体都能及时了解真情，通过他们再将消息传出去，争取国内外进步人士对我们道义上和物资上的支持。李敦白和一批外国记者曾先后到解放区延安去参观访问。我曾经奉命到外白渡桥和百老汇大厦去和一个美联社姓马丁的记者联系，帮助安排他访问延安。

我们既是油印员又兼作投递员。收信人名单是上级指定的一些团体、个人，但是发信人地址如果都写“内详”或者不写地址就丢入邮筒，时间长了数量多了就会引起邮局以及特务机关的注意。为了迷惑敌人，我们想出了个两全的办法，我们两人上街查看马路上的门牌号。上海门牌都是由东向西排列的，但中间也有跳号，我们就将漏号一一记下来，编成一份详细的地址表，例如南京路最末的门牌号是1858号，我们就编两个南京路1866号和1870号，信封上看不出破绽，实际上却是子-虚乌有的。这样，我们编了好多个无头地址，写在大小不同、颜色各异的信封上，一个时期更换一次，分别投入各个邮箱，都会顺利地送到收信人手中。

有一次，我们发现有人在邮筒后等着，立刻惊觉起来，骑车飞快地混人人群避去。此后，组织上为安全起见，决定另由专人去投递，我们只负责编辑和印刷。有一次我们的投递员被特务盯梢后被捕。因为是单线联系，他也不知道来龙去脉，从而保护了我们的安全。

随着形势的恶化，上级决定改变形式，停止印发油印材料，成立了-+对外宣传小组，组织上派王楚良来单线联系。这个组五个人都是大学生，会英语，我们常在一起开会，传达文件，讨论形势，翻译和撰写文章到外报和刊物上去发表，积蓄力量，迎接新的战斗。

铁骨铮铮

第二年，地下市委派姚溱来同我们小组联系，他经常到我家里来传达指示，布置工作。姚溱是个年轻而极有才华的笔杆子。他当时用秦上校、马里宁、萨利根等笔名在上海《时代日报》上写“半周军事述评”和在《消息》、《展望》、《文萃》等杂志上发表国际评论、时事评论，深得读者的欢迎。我在淮南根据地时就认识他。1948年10月某日，我在英文《字林西报》上忽然看到一条消息，大意是：“在威海卫路和陕西南路口的一座楼里，破获了一个共产党地下组织。有一个共党分子突然从二层楼临街的窗口跳下，因为脚骨受伤当场被捕……”我看了心里非常着急，不知道谁又遭到毒手。傍晚，姚溱的夫人韩静来我家，告诉我姚被捕了，组织正在设法营救。我的心像刀割一样地难受，过几天，得知姚溱被关在提篮桥监狱，受特刑庭审查，我们就托韩静送去了一些衣服和罐头。

好多年后我才知道姚溱被捕的详细经过：那天，姚溱正沿着石门二路向北走，忽然发现有一辆吉普车紧紧地跟着他，他立即意识到自己被特务盯上了，赶紧拐进一条弄堂。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吉普车戛然停下，跳下三条大汉，其中一人是从新四军逃出来的叛徒。三个人把姚溱挟上车开到陕西南路二号中统特务上海办事处。姚溱经受严刑拷打，没有招供，只承认是《中国建设》杂志的编辑。可是他担心的是自己被捕没有人知道，有关同志不能及时隐蔽。为了向外报警，急中生智，趁特务一时疏忽，猛地从二楼窗口跳了下去，刚好落在马路边一辆老虎塌车夫身上，砸伤了车夫，自己也受了伤，又被送到提篮桥监狱。他的下肢和腰部受了伤，但也确实起了报警作用，组织上立即展开营救，设法将他保释出狱。

1948年秋到1949年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大军准备横渡长江。国民党反动当局对上海人民也加紧了镇压，我们的处境更为艰难。我也经历了一次虎口脱险：4月1日，国民党特务机关对我任教的南洋女中进行搜查和逮捕，由于我平时言行比较谨慎，严格遵守地下工作纪律，没有暴露身份，特务搜查时，我又镇静应付，终于脱了险。我立即回家清理了文件，带着我两岁的儿子到我大姐家隐蔽起来。5月25日，解放军攻人上海市区，我奉组织命令立即到汉口路山东路口原《申报》馆报到，参加出版《上海人民报》，报上刊登《告上海人民书》，宣告大上海回到人民手中的喜讯，迎接解放军进城。在那里，我同从监狱里出来的姚溱见面，真是说不出的高兴。两天后，我们一批地下党调集的同志迎来由范长江、恽逸群带领的新闻队伍接管《申报》，出版了第一份《解放日报》。我被分配在国际部当编辑，于是我从“地下”钻出来，当了一名正式的新闻工作者。

1949年10月建国后，梅益、夏衍、徐迈进、姚溱分别在宣传、文化、新闻、出版部门担任领导工作，后来又都到了北京。昔日的深厚革命l青谊和对他们的敬爱，使我每次到北京出差时都要去看望他们，叙旧问好，也都像过去一样，从他们那里得到许多帮助和教育。

“文化大革命”的汹涌恶浪中，我更是想念他们。那年夏天，我在外地的一所大学教书，学校停课，我随学生到北京串连时，到中宣部去看大字报，只见姚溱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当时姚任中宣部副部长)，给他扣上叛徒、特务、执行修正主义路线一大堆帽子。我十分担心他的处境，却无从去探望。不久就听到他的噩耗，这位在敌人屠刀下出生入死的革命战士，不愿在横暴势力下低头，以死来表明自己的清白，当时他只有四十五岁，正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好时期。“文革”后期，我曾到徐迈进家里去探望他和夫人方琼，他也被诬蔑为叛徒、特务、走资派，囚禁多时。老人家佝偻着腰，步履艰难，但是精神很好，他诙谐地对我说：“我这一生国民党监狱坐过，共产党的监狱也尝过味道。对比起来还是共产党的监牢难熬，吃足苦头。在国民党监狱里我还组织难友学习，反抗，精神上充满希望，共产党监牢写不完的检查，冤气难忍……”“文革”后，他一度出任文化部副部长，我见到他，豪情依然不减当年。在社会科学院见到梅益，简直令人不敢信，当年身材魁梧的梅益老师，因腰椎被打伤，人矮了半截，支着拐棍，步履蹒跚。我问他：“梅先生，你还记得当年我们在朱葆三路办《建国日报》吗?”他爽朗地答道：“记得，记得，那时的环境真艰苦。但是大家却信心百倍。”

梅益先生在晚年为筹建社会科学院、出版我国第一部大百科全书，又奋战十余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夏衍先生这位博学多才的老人，经过“文革”风暴，目损肢残，依然精神抖擞，重又走上文化、电影和对外文化工作的领导岗位，发挥别人难以替代的作用，直到95岁高龄仙逝。

(作者是资深新闻工作者，现侨居海外)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9年第2期　狱友陈子谷·季　音

岁月无情，当年上饶集中营的老战友，一个个地驾鹤西去了。在去世的故人中，我最怀念的战友之一，就是陈子谷。

富贵于我如浮云

陈子谷的一生十分曲折。他原是广东汕头港外南澳岛一家渔民之子，由于家庭贫困，孩子众多，他很小被人贩子卖给了一个旅居泰国的商人陈峥嵘，从此成了陈家的长孙。子谷的少年时期，是在祖父钟爱下在曼谷度过的。在他13岁读完高小的时候，中国大陆的进步思潮也传到了泰国，不屑于过优裕生活的陈子谷向往着祖国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偷偷地背着家人回到了祖国，先后在汕头等地读完初中高中。1932年他又来到北平，考人中国大学，在这里他开始接受马列主义的思想影响，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那时在进步学生中，东渡日本探求新思想之风甚盛，1934年子谷也来到日本，很快就加入东京由一些地下党员组成的“左联”日本分部，从此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左联”的革命活动，引起了日本当局的注意。1935年秋，子谷被东京警察局以莫须有的罪名，勒令出境。他回国后，继续投入国内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

子谷一生中的转折点，是1937年底到了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1938年2月，他被分配到新四军军部，不久就来到战斗在苏南敌后由陈毅、粟裕率领的新四军一支队政治部工作，他全身心地投入了对日本侵略者的战斗。

1940年是新四军十分困难的一年，国民党当局大肆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停发了新四军的薪饷及其它一切物资，部队经费十分紧张，连将士们的吃饭和穿衣都成了问题。就在此时，子谷收到泰国两个叔叔的来信，说祖父已去世，留下的遗产要作三家分，按照泰国的法律，遗产继承人如果没有到齐，那是不允许分的，因此要陈子谷立即回泰国处理此事。他把这件突如其来的事报告给组织上，叶挺军长闻讯，立即同意，并要子谷以叶挺秘书的名义，向泰国爱国华侨界为新四军募捐。

子谷恋恋不舍地离开部队，回到泰国，顺利地完全任务。他从叔叔那里分到了20万元国币的遗产，又从爱国华侨中募集到6万元捐款。当年，他就回到新四军，把26万元全部上交给军部。这笔巨款的到来，顿时使部队走出困境，解决了将士们的冬衣问题。叶挺军长十分高兴，写了个条幅赠给陈子谷：“富贵于我如浮云”。

“富贵于我如浮云”这句话，确实生动地概括了子谷的精神境界。这里还要附带说几句：1956年，子谷又收到从泰国寄来的4万元人民币遗产，他全部作为党费上交给北京市委，而他和家人依然过着节俭的生活。

不幸，1941年1月4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当局背信弃义，调动7个师8万人之众，在新四军北上抗日途中，突然袭击，围攻仅9千余人的新四军。在惨烈的战斗中，陈子谷最终被俘。

不久，他和几百个被俘的新四军干部一起，被押解到江西上饶集中营。

集中营里的勇敢斗士

我是在上饶集中营里和子谷相识的。那是1941年5月间的事。

上饶集中营里的被囚者共700余人。编成6个队，其中有一个队叫“特别训练班”，主要由被俘新四军干部和从地方上抓来的共产党员及进步青年所组成。我和陈子谷一起被关在特训班。共同的苦难生活，很快使我们由相识而发展成相知。子谷比我大7岁，当然是我的大哥，他对我这个17岁的小难友特别关心，我们常常在背地里倾心而谈，使我增长了许多知识。他的言传身教，使我对这个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新四军干部，产生了深深的敬意。特别是后来发生的一起震动集中营事件，更让我看到了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的本色。

在上饶集中营里，国民党特务百般折磨被囚者，各种各样的毒刑，没完没了的苦役，半饥半饱的生活，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让你屈服。同时他们也演出所谓“听课”的丑剧，搬来一些国民党的反共专家和名流，来给“囚徒”们上课，企图以此给被囚者“洗脑筋”，摧毁被囚者的革命意志。这些反共名流全是信口雌黄，胡说八道，丑态百出，成了我们背后谈话的笑料。这里就不去说它。有一天，集中营里又宣布“上课”，请来的是一个名叫姜移山的人，据说此人是第三战区著名的反共专家，他在讲台上破口大骂“共产党最不爱国，八路军、新四军不打日本人，到处占地盘，发展自己的势力，……”他说了一大通反共八股之后，得意地准备走出会场，不料，队列里突然走出一个人来，拦住了他的去路，大声抗议：“姜教官，你刚才说的话不对，共产党是最爱国的，我们新四军在皖南和日本鬼，子英勇作战，繁昌战役，泾县大捷，消灭了大量日军，活捉不少俘虏，我本人都是亲身经历的，……”姜移山听了，一时惊得呆若木鸡，说不出话来。这个勇敢的抗议者就是陈子谷。

这种当堂顶撞教官的事，过去从未发生过，会场上顿时秩序大乱，特务队长们慌了手脚，特务班队长王寿山狠狠地把陈子谷拉回队列里，匆匆把队伍带回囚房。

我既钦佩子谷，又为他担心。果然，当天下午，子谷被叫到集中营总部，由三战区著名杀人魔王、集中营总头子张超亲自审问，没说上几句，就令几个特务打手把子谷绑起来，押到集中营后的山坡上，长时间的轮番毒打，把子谷打得满身血污，遍体是伤，几乎死去。最后因为他已不能行走，就由几个特务将他装进一个箩筐，抬到了茅家岭监狱，关押起来。

茅家岭监狱是上饶集中营里的“狱中之狱”，专门关押斗争坚决的同志，对他们施以种种骇人听闻的毒刑。子谷由于伤势过重，在囚室草铺上昏昏沉沉地躺了十余日，经过战友们的悉心护理，才逐渐康复。

1942年5月26日傍晚，茅家岭监狱26个被囚同志趁特务管理疏忽，举行了集体夺枪暴动，陈子谷是暴动领导成员之一。他像个勇猛的战士，冲进卫兵室，拿了4个手榴弹，与战友们一起冲出了牢狱。这次著名的茅家岭暴动，是党的监狱斗争史上光辉的一页。

子谷越狱后，又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颠沛流离，终于在1943年8月回到淮南敌后新四军军部。

命运似乎对子谷特别严酷。不久他又一次遭受牢狱之灾。那是1945年9月，日本已宣布投降，时任新四军敌工部伪军工作科科长的子谷，奉军部之命，秘密前往南京商谈接受日军投降事宜，在中途被伪军拘留，投入苏州监狱，关了近一年，后经过他的坚决斗争和党的营救，1946年7月出狱，回到军部。

在以后烽火连天的解放战争中，子谷又做出了杰出贡献。1947年1月间的莱芜战役中，他奉命冒着极大危险潜入国民党军第49军营地，与同共产党早有联系的军长韩练成秘密会谈。最后韩练成在战争的关键时刻，放弃指挥出走，敌阵大乱，李仙洲集团军6万余人全军覆没。在这次山东战场上的辉煌胜利中；无疑有子谷的一份功劳(按：韩练成将军解放后于1950年入党，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任兰州军区副司令、甘肃省副省长等职)。

爱国功臣被打成右派

解放后，子谷满怀喜悦地迎来新中国的诞生。1952年初，他被调到北京，奉命筹建北京地质学院，他和其他几位筹建负责人一起，经过一年努力拼搏，当年底，新中国第一座地质系统的高等学府正式成立。他最初任总务长，后任党委书记、副院长。

1957年春，一场灾难开始向他走来。这年的反右派斗争，最初是以整风形式拉开序幕的。共产党提出要开展整风运动，反对党内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等不正之风，号召知识分子向党提意见，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地质学院也同其它单位一样，经过一再的动员和号召，不少教职员工纷纷对领导的某些不正之风提出批评。前几年地质学院在肃反运动中曾经出现过某些扩大化情况，整错了一些知识分子，后来虽然都得到平反，但他们心里有些怨气，这些人意见就比较尖锐。作为党委书记的子谷，以为党提出的整风号召是真心实意的，完全不知道“引蛇出洞”的阳谋，在整风会上，他虚心听取教职员工的各种批评建议，认为有些教师意见比较激烈，是由于过去受了委屈，也应当谅解。在一次职工大会上，他说：“过去我们在运动中整错了一些好同志，我虽然不知情，也应对此承担责任，现在我代表党委向他们致歉，希望这些同志今后振作精神，把教学工作做得更好。”说到这里，会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

子谷万万没有想到，不久整风转入了反右派斗争，各系分别抓出一些右派。他一方面不得不执行上级的部署，违心地加入斗争，内心却十分不安，认为这种做法很不道德。过于真诚的子谷毫不掩饰他的这种心情，一再叮嘱工作人员，抓右派一定要慎重，千万不可整错人。有几个已经被定为右派的人，虽然在鸣放中说话有些过激，也是出于善意，并非反党反社会主义。子谷的这些话引起了某些反右积极分子的不满，认为党委书记“右”了。

1957年下半年，反右派斗争转入一个新阶段，提出要反对“温情主义”，不要放过隐藏在党内的右派分子。9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严肃对待党内右派分子》的社论，文中说，“必须指出，在反对党内右派分子斗争中，也有一些同志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温情主义，……他们对于同党外右派分子的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党员，往往姑息宽容，不愿意把这些人划为右派分子，特别是对于一些应该划为右派分子的老党员，更加惋惜，心软，下不了手，这种情况已经妨碍了某些地方、某些单位的反右派斗争的深入……”这篇社论传达了9月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甚至社论的某些句子，也同三中全会的文件一样。地质学院的一些反右积极分子响应党发出的抓党内右派分子的号召，髓即向党委书记陈子谷发难。

1958年，子谷被划为右派分子，他的罪名是“卖党求荣”，结论上说，一个党委书记居然当众向对党不满分子赔礼道歉，而且自己推诿责任，这不是“卖党”吗?至于“求荣”，结论没有举出任何例子，在子谷的一生中，你能找出哪怕是一点点追求富贵荣华的影子吗?在我国过去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整者照例是没有任何申辩权的，尽管子谷拒绝在结论上签字，也无济于事。

子谷被划成右派的消息传来的时候，我正在西山参加植树劳动，听了简直不敢置信。据说，消息传到陈毅副总理那里，老总连连跺脚：“陈子谷怎么是右派呢?”地质部部长何长工听了，也不断叹气。但谁也救不了子谷，地质学院党组织受北京市委领导，陈子谷的右派问题是北京市委定的案，绝对不可改变。何况右倾“温情主义”离右派并不远，党的八届三中全会的告诫声犹在耳边，谁敢冒这个政治风险去给陈子谷说话呢?

子谷被划为右派后，即开除党籍，下放河北地质局所属怀安县右所堡磷矿区劳动。他在劳动间隙，一而再、再而三地给党中央和北京市委写申诉信，要求复查他的冤案。结果是石沉大海，毫无音信。

1959年到1961年的农村大饥荒时期，子谷在张家口地区的地质队劳动，地质队与农民接触多，他看到一些村子里浮夸风十分严重，连农户的口粮都被征光，不少农民活活饿死。子谷再也沉不住气了，竟然忘记了自己还是头上戴着右派帽子的反党分子，连续给张家口地委领导写信呼吁。当然，地区的官员们哪会理睬这个已被打人社会最底层者发出的呼声。

1961年，子谷被摘掉右派帽子，调到河北省地质局综合研究地质大队任副队长。他为寻找金刚石、铜矿、磷矿等矿产资源，奔波在燕山和太行山的千山万壑，着实付出了极大辛劳。有一年，他利用到北京治病的机会，来到我家看望。他提了一小袋矿石，坐定后一块块掏出来放在桌上，拣了几块亮晶晶的矿石说，这是上等的金刚石，要我帮他找个科研单位，鉴定一下它的品位。看着老战友的这副神情，我不禁深深为之感动。身处逆境，却依然一心扑在祖国建设上。

“文革”来临，子谷又一次遭到残酷迫害，造反派加给他的罪名是：“死不悔改的翻案右派”和“叛徒”，不断地对他批斗、毒打，罚他做地质队里最苦最累的活，让他一个人扛大木头上山；给在高山上作业的工人送水，一天要往山上挑几十担水。有一次，他实在挑不动了，跌倒在半山腰上。地质队造反派高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誓把陈子谷打成叛徒。”他们派人到各地去外调子谷两次被捕的材料，但一无所获，搜集到的材料与他们的愿望相反，只证明子谷是一个真正的英雄。

“四人帮”垮台，乌云散去。1979年，子谷的冤案终于得到改正，但20年的折磨摧毁了他的健康，他工作了没几年就病倒了，在病榻上挣扎了三年，于1987年6月9日永远离开了他热爱的祖国，享年71岁。

子谷在青年时代喜爱写诗，他在新四军军部时曾写过这样一首诗：

别回顾你脚边的黑影，

请抬头望前面的朝霞；

谁要自由，

谁就要付出血的代价。

诗为心声。这首诗正是子谷一生的写照。为了争取自由，他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作者为人民日报社原农村部主任)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9年第2期　邓小平语言的特色·王荫桐

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人们都一定想到邓小平。提起邓小平，最难忘的就是他那些令人耳熟能详的语言。

有人说，邓小平没有多少理论，他就是实事求是。这个话是不对的。除了神学之外，世界上任何一种理论，都是为着解决实际问题而产生，而存在，而发展的。进步的理论都是为着实事求是。没有实事求是的品格，任何理论只能是没有意义的空谈。

有人说，邓小平理论是小平同志一句一句讲出来的，这话不无道理。他的确没有什么大部头的著作，也没有多少豪言壮语。语言，或者叫讲话，就是邓小平理论的主要载体。邓小平理论能在这样大的空间，这样长的时间被这么多的人传诵着，实践着，除了道理上符合国情，符合民情，符合实际外，还得益于他独具特色的语言力量。邓小平的语言有两大特色，一个是通俗，一个是简洁。

通俗和简洁常常是同时体现在他的许多论点里，为了叙述方便，我还是择其侧重分开来谈。

提起通俗，举世皆知的是他的“猫论”。即“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他说“要摸着石头过河”，“大胆的试，大胆的闯”，“发展才是硬道理”。最后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即“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提高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上还在为经济形态上的姓社姓资争论不休时，他中肯的指出：“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他在一个车间视察时，拿起一个高科技组装件，风趣地问大家：“这个东西姓社还是姓资?”使人们在笑声中得到清醒。他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作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

上述这些话，表达了邓小平经济思想的基本论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理论基础。

通俗不是浅薄，反倒是一种透彻，一种深刻。我国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有一首打油诗：“文章好不好，念给老妈子，老妈子听得懂，就是好文章。”邓小平的独特本领，是能把一些重大的问题通俗化。毛主席逝世，粉碎“四人帮”之后，国家面临经济混乱、百废待兴的局面，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如何看待毛主席，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成为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一个敏感的问题，党内也存在不同意见。这个问题既关系到拨乱反正，也关系到国家稳定。邓小平讲的几段话，人们至今记忆犹新。他说，“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我们现在做的事就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毛主席没有做完的，继续做下去，毛主席做错了的，改正过来，毛主席没有来得及做的，做起来”。他大力支持真理标准的讨论。说“这个问题越看越重要”。他尖锐批评反对实践标准的人是“无知”。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思想僵化，迷信盛行，就不能够前进，就要亡党亡国”。

他1992年春的南方谈话，在当时的中国政坛，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影响。他说，“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除非发生世界大战，经济建设为中心都要扭住不放。”他坚决反对当时个别人把反和平演变作为主要矛盾的提法，生气地说：“你要搞不上去，让人家演变好啦。”“还有什么系统地学习马列，我就没有做到，我就相信毛主席的实事求是。那是专家的事，一般干部群众根本做不到。”这些话尖锐辛辣，但是谁都听得懂。

简洁，是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的特点，评论家说他的作品只写了冰山露出海面的那个部分，潜隐在海面下的大部分，让读者去想象。邓小平的简洁，更是高屋建瓴，有时只点个题目，讲个结论，让人民群众去议论，去发挥，去探索，去实践。 作为一个领袖人物，邓小平很少讲话，却总在思考。他的语言往往是思考的结晶和精炼。他提出“改革开放，一国两制”的基本国策，闻名于世。许多国家的领导人为此前来取经仿效。国际问题评论家把它延伸为“一球两制”，以此提倡世界上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他提出了取消“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坚决不再搞政治运动。他痛心地说，“有多少冤假错案啊!”打开了在全国平反冤假错案的闸门。他讲了一句“那都是第三代啦!”为亿万青少年摘掉了家庭出身不好的政治包袱。他讲了一句“海外关系是个好关系”，为数千万人洗掉了不应有的政治污点，激发了他们投身祖国建设的巨大能量。关系广大青年前途的下乡知青的问题，恢复高考问题，解决时他都没有发表长篇大论，只有几句简洁的话。他的简洁可以达到极限。当年深圳市负责人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指给他看时，他就说了一个字：“对。”“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达到共同富裕。”就是这样几句话，在神州大地上开创了致富光荣的新风尚。

在国际交往中，他也常常以简洁的语言，表明中国的立场和主张。关于中苏关系正常化，他提出要解决三大障碍(阿富汗、柬埔寨、边境屯兵)，与当时的苏联领导人会面时还风趣地说，“三大障碍，一年解决一个”。关于中美建交，他指出难点是台湾问题，即美国必须与台湾断交，从台湾撤军，废除与台湾的条约，简称“断交，撤军，废约”三件事。中美建交，为中国营造了更为广阔的和平国际环境。

在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国际共运处于低潮的严峻形势下，他提出“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使我们在国际上始终处于主动；在国内坚持“走自己的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

他对国际形势冷静分析之后，作出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的判断，果敢地裁军百万，把全国工作的重心由“时刻准备打仗”转移到国民经济建设上来。他说，“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

邓小平同志是一位既高瞻远瞩，又脚踏实地的政治家。他不讲空话，不讲套话，不讲大话。他的语言，人民群众听得懂，记得住，并能行动起来。这就是水平，就是执政能力。他为国家发展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第一步，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实现小康，第三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句句言之有物，不落俗套，也没有一个“大”字。三十年来，祖国亿万人民一直在为这个发展战略实践着，奋斗着，而且还要继续奋斗几十年。

因为工作关系，我多次聆听过他带有浓重四川乡音的讲话，看过他许多谈话的原件。今天我写这篇文章，没有查阅任何资料，而文中那些引语都是众所知的。在我的心目中，已经铭刻了一本通俗而简洁的邓氏“论语”。可以说，流传在广大群众中的邓氏“论语”，凝聚着邓小平理论的许多重要观点。邓小平理论已经根植于民众之中。

邓小平同志离开我们十二年了，我们可以告慰他的是，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他“深深爱着的祖国”，已经实现了历史的跨越。温饱代替了贫穷，充足代替了短缺，凭票购物的卖方市场，已经变成了买方市场。从经济崩溃的边沿，变成了“世界的工厂”，“全球经济的推动力”。中国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进出口贸易世界第三，国民经济产值世界第四。航天技术紧随美、俄之后。中国已经实现了他的一个重要遗愿，举办了一届被国际社会普遍称赞的“无与伦比的奥运会”。十七大以来，党中央继承和发展了他的理论，把改革开放作为国家发展的永恒的动力，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远大目标，一定会把他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地推向前进。

(作者为解放军装甲兵工程学院前政委)

读牟宜之诗·李　锐

明年是牟宜之同志百岁冥寿，他儿子送来即将出版的父亲的诗稿和有关传记等资料，并要我为这册诗写个序，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牟老长我八岁，过去无一面之缘，我的老伴在建设部老干局工作，对这夫妇都打成右派的一家老小，非常同情关心，却帮助不了；她很尊敬这位老人，同我谈过，称为极其耿直、厚道的老好人。现在看到有关资料，才感到牟老同顾准、聂绀弩这些老学者、老专家多么相似，是在阶级斗争、政治运动年代，少有的保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大知识分子；他们革命尊重科学，党性记住人性，无产未忘资产；不论处于怎样的逆境，受到怎样的折磨和残害，总是相信真理，相信自己；他们因思考而受难，因受难而再思考，总要用笔墨将自己的思考留在人间。顾准、聂绀弩等人的文集、诗集已经传世，现在这“一座鲜为人知的人文富矿”也发掘出来了。

牟宜之是东林后人，世家子弟，父亲从事教育，国民党元老丁惟汾是他的姨父。1925年在济南读中学时，他参加过共青团。大革命时期回到家乡，参加过日照暴动。“九一八”事件后，再次回到家乡，计划暴动失败，为躲避敌人追捕，东渡日本，在大学读工科，求科学救国本领。1935年秋回国后，直到抗战爆发，利用姨父关系，回到山东组织抗日武装。1938年初，担任国民党政府委任的乐陵县县长时，举一县之力接应八路军东进山东，创建鲁北抗日根据地。随后因姨父关系，于1939年春调重庆，协助周恩来进行国民党上层统战工作。后经延安、太行回山东，策动过多股上千人的敌伪军起义；担任过山东分局参议长，沂蒙抗日根据地的专员；在战场身先士卒，领导军民顽强地反扫荡。解放战争时期，他奉调东北，以策反蒋军为主业，参与“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及围困长春战役，策动一八四师起义。1949年后，先后在北京市和中央林业部工作，支持过梁思成的新北京方案；揭发过政治骗子李万铭，后来老舍据此写了《西望长安》。1956年，他调建设部任市政公用局局长，注意社会调查和宏观经济问题，提出统购包销政策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还建议要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否则有限的耕地承受不住人口的压力；在对待斯大林错误时，指出个人崇拜给党和人民带来不良影响，并反对苏联在东欧长期驻军；还主张正当的文艺批评，反对乱扣帽子、乱打棍子。因此，在反右派运动中，他被扣上“破坏中苏关系，提倡马尔萨斯人口论，替右派诗人唱赞歌”等帽子，被划为“右派分子”。在定案请示时，康生说：“就凭牟宜之在国民党内的复杂关系，他也是个右派。”致使许多力保牟宜之的老同志无能为力。

《牟宜之诗》收录了作者从20岁的《少年行》到66岁去世前的《论作诗》，时间跨度46年，共178首诗。按其内容大致可分两个阶段：1957年以前28首，1957年以后150首。这就说明，他的作品绝大部分是身处逆境时哼吟的。尤其1966年“文革”伊始，他被发配到东北齐齐哈尔郊区昂昂溪劳动改造，抄家游街，牛棚大狱，田间劳改，忍饥挨饿，皮肉之苦等自不待言。1975年邓小平复出后，对这位同国民党上层有交往并在抗战初期曾以好几万大洋解决了一二九师有衣服过冬的有功之人，没予忘怀，在信件上批示让他从北大荒回山东老家过日子。但当时山东方面拒不收留，致使牟老悲愤成疾，客死济南。从1966至1975年，在这九年里他写的诗词最多，共128首。自古以来的好诗，如司马迁所言，大都是处于逆境的人“发愤之所为也”，屈原不被放逐，何来《离骚》!牟老的诗再次证实了太史公的高论。

1979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为牟宜之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985年6月30日，《人民日报》纪念“七一”时，发表了山东的老领导、老朋友萧华、黎玉、莫文骅、霍士廉、林月琴联名怀念牟宜之同志的以《有功岂必书之碑》为题的长文，文尾写到：“在他残存的诗稿中有这么两句：‘无诗安能言吾志，有功岂必书之碑’。他的光辉事迹，在革命的里程碑上终会留下鲜明的记载。”

这两句诗最充分准确地表达了牟宜之的诗风，是多么雄浑豪放、刚正不阿、乐观豁达、纯朴率真。

纵观牟老的诗，气势磅礴、豪隋干云之句屡见不鲜。如早在二十岁写的《少年行》，一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态势与豪气跃然纸上：

少年颇负倜傥名，略触谈锋举座惊。

足涉八荒志在远，胸填五岳意难平。

王侯将相了无意，农工学商各有情。

踏平坎坷成坦途，大道如天任我行!

诗人在日照暴动失败遭国民党通缉后，东渡扶桑求学，一是避难，二是充电，学点本领。在东京与房东女儿产生一段恋情。他在《客居东京》一诗中的浅吟低唱，仍藏着满怀豪情：

东瀛居处亦清寥，水竹萦回远市嚣。

纯真少女勤照料，落难英雄暂逍遥。

柔情莫把雠仇忘，清酒且将块垒浇。

木屐宽衣谁识我，雨中缓过樱花桥。

《人民日报》刊载的五人署名的文章，第一句话就写到“他那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的形象，犹历历在目，宛如昨天”。请读他在抗战反扫荡期间的诗篇，其凛然正气，有如岳武穆，有如文文山：

鏖战终天日黄昏，宿营收队入荒村。

几家房屋罹兵燹，到处墙垣留弹痕。

誓拼顽躯歼敌寇，欲凭赤手正乾坤。

今番又是何人死，愧我归来暂且存。

真是一副誓死如归的英雄胆魄!

黄万里是中国最优秀的水利专家，对黄河治理有独到见解，坚决反对三门峡上马，可惜打成右派，一生受压，死不瞑目(黄同我有交往，我写过怀念他的诗)。牟同黄是亲属与至交，还是互相唱和的诗友，诗集中有他们的长短诗篇。诗人1973年写的108韵的长诗称赞黄兄：“深谙水利慕禹功，思治黄河偿夙愿。欲济苍生志气高，逆鳞献璞君真健。”也回顾了自己一生的豪情壮志，这样写战争年代：“少年颇负倜傥名，学书已成再学剑。学书学剑为报国，哪堪神州遭踏践。誓扫东夷不顾身，欲凭坚躯清赤县。投笔从戎事国殇，身经大小百余战。常运奇谋催顽敌，冲锋在前奔而殿。牺牲奋斗为工农，赤胆忠心悬霄汉。”

诗人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后，几经申辩于事无补，他索性不再申辩；后有人劝其认罪，他却说何罪之有。1962年又有人劝其写检查以求摘帽，他反而说道：戴着(右冠)暖和，拒写检查。1958年《任凭风雨》就表达了此种心境：

如何戚戚带愁颜，浊酒一杯聊自宽。

世事纷纭多变幻，人情翻覆似波澜。

九秋枫叶经霜艳，腊月松枝带雪寒。

心怀高洁谁与信，雨骤风疾若等闲。

诗人在1957年后的150首诗作中，乐观豁达的句子几乎随处都有，信手拈来：如“良辰乐事难兼有，白发青衫益放歌”；“清风朗月何须买，多子能诗岂谓贫”；“黄昏落日犹不倦，独倚柴门看晚霞”；“长啸放歌豪情在，旋身起舞亦从容”。作为在那边陲流放，举目荒凉日子过来的人，从内心深处体验这种境界，绝非一般人所能企及，真是凭着一颗赤子之心在写诗，在做人。

不论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之际，或文革中非人岁月里，诗人也从不乏乐观、幽默的人生态度；达不贵，穷不悲，名利地位如过眼烟云。抗战“反扫荡”中的诗句：“微闻妇孺低声语，指点斯人似是官”；“村翁殷切陈情报，稚子欢腾看胖兵”；“行间骑坐戎衣窄，酒畔谈兵战血鲜”等，表明在枪林弹雨中是何等从容淡定。

在史无前例的腥风血雨中，流放绝域边陲，不知情的当地造反派肆意批斗朝廷钦犯，诗人却以苦为乐，苦中作乐。请读1966年的《冬日》：

索居白日且晦暝，瀚海阑杆百丈冰。

窗外时闻山魈语，林间常有木魅行。

静观绝域幽奇趣，厌作离歌哀怨声。

步上平沙一极目，天荒地老亦多情。

1967年的《荣枯过眼》：

当年无路请长缨，空负胸怀百万兵。

十载坎坷十载愠，旧时风物旧时情。

芝兰带露清香郁，松柏经霜老气横。

忆昔抚今无限慨，荣枯过眼一身轻。

1970年的《阅尽炎凉》，更表现得如此怡然自得，怡然自乐：

阅尽炎凉挺此身，几年边塞作离人。

樽前浊酒千杯少，梦里梅花万朵春。

不信鬼神不信命，一生傲岸一生贫。

向隅背人窃自笑，狷狂本性未知辛。

诗人做人襟怀坦荡，充满自信，不拐弯、不掩饰、不装谦虚和假谦虚，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些诗句：“经纶堪作帝王师”；“空负胸中百万兵”；“当年随手掷千金”；“大漠孤芳偏自赏”；“功高何必感物华”；“吟罢静思石为玉，诗成喜见笔生花”。而且在“和黄兄万里”的长诗中，向至交表达了此种心态：“摧眉折腰非所能，秉性由来本傲岸。”“学习马列水平低，路线是非难以辨。几经跌跤几碰头，不长一智徒经堑”“迷途已远不知返，悟以往之何以谏。”就是这样一副铮铮铁骨：站不清队，索性不站；学习也提不高，索性不学；既然已远入“迷途”，索性不返，继续往前走下去。这是何等的率真，何等的值得敬仰!

在林彪坠机身亡之后，藉此事件，诗人终于用纵横历史的眼光写下了《咏史》三首，表达了他对中国政治体制的看法。现录其一：

寒林落叶岁云秋，一世英雄寂寞收。

萧墙祸端何曾料，宫帷密事谁与谋。

权贵厮杀如豺虎，百姓躬耕似马牛。

千古立废循环事，江河无语任东流。

这说明林彪事件是中国封建传统专制体制下的权贵之间的厮杀，与躬耕陇亩中的百姓没什么关系，不要拿百姓说什么事。更何况千古立废，宫廷争斗是历史上循环往复之事，早已司空见惯。此种史观是何等的深刻!

再看其三：

周公王莽事可参，自古由来信史难。

世上美名尔享尽，人间坏事君作完。

水落石出终有日，云开雾散见真颜。

天道无邪不容欺，评说还须待后年!

这是1971年写的诗，正是“文革”大树特树“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时代。诗人借林彪之事，说更深层次的道理，享尽世上美名的绝不只林彪，做尽人间坏事的更有他人。但诗人站在历史的高度，作出如下宣判：不管等到何时，必将有水落石出、云开雾散之日，历史不容歪曲，不容篡改，只是时候不到而已。在左祸横行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能发出这种振聋发聩之声的，实为凤毛麟角!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志士仁人的思想，确是贯穿在牟宜之诗中的一条主线。用当今的话说，就是对祖国的热爱，对人民疾苦的同情，对邪恶势力的嘲讽与痛恨，对真理与正义的向往和追求。“神州哪许陆沉了，投笔从戎事国殇!”“常立孥云志，效力在疆场。”“身世情怀谁能解?先忧后乐思范公”。“和璧隋珠皆粪土，清歌妙舞不留连”。“心系社稷不能拔，老来还要请长缨。”“苍生若有济，何惜老年头”。这些诗句中淋漓酣畅地抒发了上述情感。还有两首诗抄在这里：

一是1970年秋天所作的《重阳之四》

时光荏苒物华休，萧瑟西风亦悲秋。

生活困顿无肴肉，稼穑艰辛有忧愁。

五谷丰登人犹饿，九月衣寒布未酬。

形势依然称大好，回天乏力泪长流。

二是1974年的《故友重逢》

身世浮沉似飘萍，历经劫难又相逢。

流落边陲为南冠，邂逅京华诉衷情。

安邦济世思有道，祸国殃民罪无穷。

冷眼旁观桀纣事，宴客高楼瞬时倾。

相信读者自当感到，这二首诗表达了诗人晚年对“文革”的深刻认识，只恨苍天已死，回天无力!他预测到了祸国殃民、倒行逆施绝不能长久；但他没有看到“四人帮”的倒台，没能看到“文革”的结束。这样一个热爱祖国、充满激情、坚持正义和学问高超的人，为什么不被时代所容啊?这是谁都知道的一个命题，也是我们终生努力要破解的命题。

牟宜之同志离开我们30多年了，他的诗有如一座尚待开发还鲜为人知的人文富矿，其民主性、人民性、正义性和科学性品位极高。在他百年诞辰之际，他的诗集得以出版，是对他最好的缅怀与纪念。我的八十八岁自寿诗中有联句：“唯一忧心天下事，何时宪政大开张。”从《牟宜之诗》中可以得出：宪政大开张是迟早的事。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大都具有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人文情结，如同封存的老酒，随着时代的演进，定然能放出醉人的醇香。

2008年11月22日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9年第2期　坐失机遇：预备立宪百年祭·王铁群

1908年8月清朝宣布预备立宪以9年为限，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宪政时间表。在此前后，清廷为预备立宪做了大量工作，中国社会呈现民主社会的雏形。

一

宪政也称“宪政民主”、“立宪政体”，是指以宪法为前提、以民主为核心、以保障人权为目的的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宪政的本质是限制政府权力和保障公民的权利，其作用是防止政府滥用权力，维护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宪法与宪政有别，宪法是文本、宣言；宪政是实践、制度。有宪法未必有宪政，有宪政必然有宪法。

清朝最后10年，是中国由专制向民主转型的关键时期。面对外力的压迫和国内要求变革的形势，清朝在1901-1911年对社会各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被称为清末新政。在清末新政中，最重要的是日俄战争后的政治改革，即1905-1911年的预备立宪。

1904-1905年在中国领土上爆发了日俄战争，结果君主立宪制的蕞尔小国日本战胜了农奴制的庞然大国俄罗斯。国内外舆论普遍认为：日胜俄败，是立宪战胜专制的铁证。战争初期西方报纸就曾指出：“此战非俄日之战也，乃立宪、专制两治术之战也。”国内报纸也强调，这场战争“非日俄之战，而立宪，专制二政体之战也”；“非小国能战胜于大国，实立宪能战胜于专制”；“日本以立宪而胜，俄国以专制而败”。

在这一背景下，实行宪政、加快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成为许多高级官员和社会贤达的强烈呼声。

日俄战争一爆发，1904年2月云贵总督丁振铎、云南巡抚林绍年便联电奏请变法。1905年6月，袁世凯联合两江总督周馥和湖广总督张之洞电奏，请以12年为期实行立宪。7月周馥又单衔奏请实行“立法、行法、执法”三权分立和地方自治的立宪政体。同月湖南巡抚端方入朝领受闽浙总督一职，也建议实行立宪。两广总督岑春煊也奏请“欲图自强，必先变法；欲变法，必先改革政体。为今之计，惟有举行立宪，方可救亡。”出使各国大臣孙宝琦、杨枢、梁诚、汪大燮等也纷纷上奏朝廷，一致赞同立宪，强调“保邦致治”，“全出宪法一途”。1907年10月，著名学者马相伯在政闻社成立大会上大声疾呼废除专制，他在《政党之必要及其责任》的演说中指出：“天下虽无绝对之良政治，而有绝对的恶政治……质而言之，则日专制。专制政治，束缚人人之神我，使不得申，故有国家曾不如其无。故生为专制之国民者，必当以排除专制为唯一之义务。”

这些高级官员和社会贤达在立宪问题上的共识和呼吁，成为清末预备立宪的重要动力。

在朝野上下一致要求立宪的形势下，慈禧太后为首的清王朝顺应时代潮流，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宪政改革。

二

1908年8月，清朝宣布了宪政时间表：预备立宪以9年为限。在其《逐年筹备事宜清单》中设计了预备立宪的进度：1909进行省咨议局选举；1910年资政院开院；1917年召开国会，实行宪政!清朝预备立宪，就是试图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制，为实行正式的民主政治打下基础。

早在1906年9月1日，清朝就发布了《宣示预备立宪谕》。谕旨指出：“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君民一体，呼吸相通，博采众长，明定权限，以及筹备财政，经画政务，无不公之于黎庶……时处今日，惟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鉴于规制未备、民智未开等，“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汇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2页)。虽然仍强调“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但不可否认，该谕旨是中国专制统治者第一次对宪政制度的肯定和对两千年专制制度的否定。

两年后，清朝宣布了9年预备立宪期限。1908年8月27日，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发布《九年预备立宪逐年推行筹备事宜谕》，指出：“当此危急存亡之秋，内外臣工同受国恩，均当警觉沉迷，扫除积习……所有人民应行练学自治教育各事宜，在京由该管衙门，在外由各省督抚，督饬各属随时催办，勿任玩延。”谕旨明确要按期完成9年预备立宪：“至开设议院，应以逐年筹备各事办理完竣为期，自本年起，务在第九年内将各项筹备事宜一律办齐，届时即行颁布钦定宪法，并颁布[召]集议员之诏。”(《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汇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4页)有学者指出，这是慈禧太后生前颁布的最后一道谕旨，也可说是她的政治遗嘱。

在宣布宪政时间表前后，或日在预备立宪期间，慈禧太后大刀阔斧，推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措施：

1、考察西洋宪政

1905年9月清朝派遣载泽、戴鸿慈、端方、徐世昌、绍英5大臣出使西洋，考察宪政。24日5大臣及随员登上火车，不料遭遇革命党炸弹恐怖活动。革命党吴樾怀揣炸弹，混入五大臣专车，“适因接驳车辆，车身猛退，而所携之炸弹，撞针受震，未及抛掷，轰然一声，血花铁片，飞溅人丛”。结果，炸伤载泽、绍英等人，吴樾也被炸死。《时报》评论说：“五大臣此次出洋考察政治，以为立宪准备，其关系于中国前途最重且大，凡稍具爱国心者宜如何郑重其事而祝其行。乃今甫就道，而忽逢此绝大之惊险，虽五大臣均幸无恙，然此等暴徒丧心病狂一至于此，其罪真不容诛哉!”

恐怖没有动摇清廷取法西方的决心。端方在致上海报界电中说：“炸药爆发，奸徒反对宪政，意甚险恶，然益征立宪不可缓也。”(《时报》1905年9月29日)1906年夏秋之季，考察团(徐世昌、绍英由尚其亨、李盛铎替代)先后回国，他们进呈了强国必须宪政的考察报告，力陈东西洋各国之所以强盛，“实以采用立宪政体之故”；中国之所以贫弱，“实以仍用专制政体之故”。强调中国若想国富兵强，“除采用立宪政体之外，盖无他术矣。”(《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汇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6，47页)他们还编成《列国政要》133卷及《欧美政治要义》18章，供立宪参考。

此后，清廷又多次派人出国，学习西方的民主制度。

2、设立专职机构

1905年11月25日，清朝设立了专门的政治体制改革机构“考察政治馆”，其职责是“悉心研究，择各国政法之与中国治体相宜者，斟酌损益，纂订成书，随时呈进，候旨裁定。”(《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汇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A，第40页。)1907年考察政治馆改为宪政编查馆。该机构为筹划预备立宪做了大量切实工作。

3、成立资政院和咨议局

清朝预备立宪时期所设资政院和咨议局，分别是国家议院和省议会的过渡形式。

1907年9月20日，光绪帝颁布《设资政院谕》，明确提出设立资政院：“立宪政体，取决公论，上下议院，实为行政之本。中国上下议院一时未能成立，亟宜设资政院，以立议院基础”(《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汇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0页)。这表明统治阶层已公开认同现代民主制度。

1907年10月19日光绪帝又发布《着各省速设咨议局谕》。上谕要求“各省督抚均在省会速设咨议局，慎选公正明达官绅创办其事，即由各属合格绅民公举贤能作为该局议员，断不可使品行悖谬营私武断之人滥厕其间。”咨议局的职责是讨论“地方应兴应革事宜”，“指陈通省利病，筹计地方治安，并为资政院储才之阶”(《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汇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1页)。1908年7月，清朝颁布了各省《咨议局章程》及《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随即各省举行咨议局选举。1909年3月清朝下诏命各省当年内成立咨议局。到当年10月中旬，全国有16省的咨议局相继建立起来。1910年9月全国资政院开院。

资政院和咨议局的创设，使两千年中国政制发生了质的变化，在中国民主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4、颁布《钦定宪法大纲》

1908年8月27日，清朝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这是一部君主立宪性质的法律文件。由专制政体开始向立宪政体过渡，自然希望并且习惯于君主保留较多的权力，这是不奇怪的，如规定了“统帅陆海军”等“君上大权”。但皇帝权力毕竟受到了限制，如虽规定皇帝“在议院闭会时，遇有紧急之事，得发代法律之诏令，并得以诏令筹措必需之财用”，但“惟至次年会期，须交议院协议。”(《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汇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8页)在与《大纲》同时颁布的《议院法要领》中规定：“国家之岁入岁出，每年预算，应由议院之协赞”，即经济大权也非皇帝专制了。

《钦定宪法大纲》宣布，“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还规定臣民的人身、财产、居住等权利均受法律保护。人民的权利第一次得到了法律的承认，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

对《钦定宪法大纲》的两项规定：“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人们常常斥其为象征专制。其实该规定并不违反立宪精神，因为清朝试图建立的是君主立宪制，而世界上君主立宪国家都是君主世袭制，君主为国家元首，其尊严不可侵犯，何以清朝的这种规定就代表专制了?

《钦定宪法大纲》确认了君主立宪制的政治改革方向，是中国第一部具有现代宪法意义的法律文件，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5、推行地方自治

1905年8月清朝在奉天和直隶开始试办地方自治。1909年、1910年清廷接连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城镇乡地方自治选举章程》和《京师地方自治章程》、《府厅州县地方自治章程》、《府厅州县议事会议员选举章程》，在全国推行民主自治。

辛亥革命前，很多省区的地方自治机构已经成立过半，遍布全国的地方自治局、自治研究所、自治讲习所等官方机构，培训了大批推行民主选举的骨干，地方自治运动蓬勃开展。

6、改革官制

清朝宣布预备立宪后，以三权分立原则，对中央和地方官制进行了改革。中央官制废除了隋朝以来沿袭了一千多年的三省六部制，立法属资政院，行政属内阁各部，司法属法部(以大理院任审判，法部监督之)。地方则仿照中央，以省咨议局为立法机关，以总督、巡抚为地方行政机关，以高等审判厅为地方最高审判机关。各府、州、县的机关也按“三权分立”的原则设立。官制改革，为预备立宪奠定了基础。

7、实行君主立宪

1911年11月3日，清廷公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简称《十九信条》)，宣布采取英国宪法的“虚君共和”制，实行责任内阁制。《十九信条》对君主的权力作了很大限制，规定“皇帝之权，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汇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9页)，实际上这是一部议会君主制宪法。后来的一些宪法学家对其评价很高，认为它是“有清一代之唯一宪法，亦我国历史上之第一次宪法也”(杨幼炯：《近代中国立法史》第56页)。“《十九信条》深得英宪之精神，以代议机关为全国政治之中枢，苟其施行，民治之功可期，独惜其出之太晚耳。倘能早十年宣布实行，清柞或因以不斩，未可知也!”(陈茹玄：《中国宪法史》第15页)

三

清朝预备立宪，使中国社会成为民主社会的雏形，即形成初步的、不成熟的、不完全的民主社会。

在选举方面。民主选举国家或地区的领导人，是民主的主要内容和方式，是民主国家的根本标准。“选举权是一个民主国家的人民所必须享有的最低限度的、起码的政治权利……如果人民没有选举权，不能选举官吏和代议士，则这个国家决不是民主国家……凡是真正的民主国家，就必须让人民享有选举权。”(《论选举权》，《新华日报》1944年2月2日)

1908年按照清朝颁布的各省《咨议局章程》及《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各省举行了咨议局选举。选举出的议员既有读书人，也有从政者和从事地方公益事业的人，他们具有问政的能力，质询、辩论，有声有色。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里循对陕西等地的咨议局选举评价说：“良知和礼节是首次各省咨议局开会的特点”(转见傅国涌：《不能小看的晚清咨议局》)。咨议局选举尽管存在不成熟现象，但公共事务的管理者毕竟是由选票产生的，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

在分权制衡方面。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会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宪政的本质就是制衡政府权力，保障公民的各种权益，防止民主制度变成独裁制度。三权分立是目前政治科学所知道的唯一能防止民主制度变成独裁制度的方法。清朝宣布预备立宪后，即以三权分立为原则，设立中央和府、州、县机关。

作为国会和省议会的过渡形式，资政院和咨议局一经设立，便履行起民主制衡和监督职能，行使起三权分立之一权，绝非今人熟知的橡皮图章所可比拟。《钦定宪法大纲》所附的《议院法要领》规定了“国家之岁入岁出，每年预算，应由议院之协赞”等权力，1911年预算案，资政院的议员们行使权力，详细审核，在我国破天荒第一次实行了预算监督。一个在华的西方记者观察说：“临时议会已在某种意义上掌握了过去从未指望的权力。”(《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册第675页)省咨议局亦然，如张謇为议长的江苏咨议局，对督抚代表的强势行政力量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监督和制衡，当行政力量蛮横地抵制对他们的监督时，他们则用集体辞职的方式表达抗议。再如1911年湖北、四川等省的咨议局领导的反对清政府“铁路国有”政策的保路运动，最终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等。这些机构还组成联合会，领导国会请愿运动，如1910至1911年由各省咨议局和咨议局联合会领导了四次请开国会运动。总之，资政院和咨议局成为制衡和推动政府前进的不可忽视的力量，其行动表明它们是具有独立品格的机构。

在舆论监督方面。舆论监督是民主的基础，即公民有权接触多种独立的信息来源，并对范围广泛的各种政治事务，享有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

预备立宪期间，中国有了很大程度的言论和思想自由。预备立宪时期，民间各种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人们可以自由指陈时政，议论国事，抨击政府，宣传民主。“人人皆得本其本心之所自信，自由发表意见而无所屈避”(《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第628页)。出版界可以大张旗鼓地介绍西方国家的政治、法学、财政、政党、历史、教育等学说，如《民约论》、《万国宪法比较》、《议院提要》、《选举法要论》、《地方自治要鉴》、《立宪国法制述要》等上百种著作被翻译出版，其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对促进中国社会的进步发挥了积极作用。1904-1907年问世的刘鹗《老残游记》、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李宝家的《官场现形记》，这些作品带有鲜明的社会批判色彩，表现了对社会的强烈不满和绝望，没有宽松的言论自由空间，它们是难以面世的。

在结社自由方面。在民主社会，公民有权结成独立的社团和组织，包括独立的政治党派和利益团体，以便组成压力集团，实现自己的各种权利。

预备立宪期间，中国有了很大程度的结社自由。预备立宪一宣布，“预备立宪宜先组织政党”的呼声便此起彼伏。到“1911年上半年，政学会、宪政实进会、辛亥俱乐部、宪友会相继成立，中国的第一批合法政党出现。”“据考，清末仅商会(含总会和分会)就有900余个。到1909年，各地共建成教育会723个……农学会到1911年至少有总会19处，分会276处。仅此三项相加，已达2千有余”(桑兵：《清末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74页)。

总之，清末新政打开了结束旧体制、开创新制度的通道，使中国自由度空前提高，公民社会的雏形已经形成。

四

清末预备立宪的实行，使中国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为君主立宪所取代成为不可抗拒的趋势。经过数年的改革实践，民众、士绅和各级官吏的宪政认识渐趋一致，进行实质性政治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它昭示专制者，应该顺应时势，强力推动民主的实现。

但关键时刻，慈禧太后去世。2008年是慈禧过世一百年，慈禧一生恶行不少，但也不能因此而否定其一切行为，尤其是她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明确了君主立宪制的时限，并采取了一系列预备立宪的措施。

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离世后，摄政王载沣和隆裕太后无能，使清廷陷入极为被动的境地。宣统皇帝登基次日，即1908年12月3日，发布《重申仍以宣统八年为限实行宪政谕》，强调9年预备立宪“期在必行，内外诸臣断不准观望迁延，贻误时机”(《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汇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页)。1909年3月6日清廷再次重申预备立宪。后又把预备立宪的年限由9年缩短为5年，并于1911年5月组织了失去人心的“皇族内阁”。即令最后颁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接受君主立宪，但和平演变的时机已被暴力革命切断。

随着清王朝的倒台，给中国带来无限希望的清末预备立宪也随之葬送。

清末“预备立宪”虽未成功，但其意义重大，值得纪念。

预备立宪虽有弊端，但决不是“假维新”。它是中国两千年“秦政”走向“宪政”的开端，是“宪政”在中国的最初试验。预备立宪承认了代议制、民众的基本权利、地方自治等；它的某些措施触动了清朝专制统治的根本，使中国单纯的专制制度不复存在；舆论监督、分权制衡日益发展，结社和言论自由日益扩大。这些使中国整个社会制度向着民主化方向迈进，中国呈现出民主社会的雏形。

预备立宪的推行，为中国民主积累了资源，准备了物质和社会方面的条件。预备立宪结束后，民主政治及有关法律有些仍在试行，新闻界和社团组织仍然发挥着民主作用，继续推动着中国民主政治的进步。

预备立宪的实践证明，只要政治体制改革的闸门一打开，民主的浪潮必然汹涌澎湃。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应该主动抓住机遇，与民间社会良性互动，积极推动国家的进步和民主。但慈禧太后之后的统治者已无力把握机遇，即使采取有益民主的措施，也失去了民众的信任和呼应。

最近邻邦小国不丹顺利地完成了大选，这是由国王辛格自上而下一手推动实行的民主制。凤凰卫视一位嘉宾引用国王辛格的话，解释他为什么要主动实行民主制，他认为推行民主就得趁国泰民安的时候，等到体制造成的社会问题全部暴露出来时，就可能一切都来不及了。清末预备立宪恰可做反证。

时光荏苒，转瞬百年。清末预备立宪曾经给中国带来无限希望，以至人们闻之莫不“额手相庆日：中国立宪矣，转弱为强，萌芽于此。”(《申报》1906年9月16日)百年之后，令人感慨不已：历尽一个世纪的追求，“宪政”依然是个梦想!

(作者系河北大学马列教研部教授)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9年第2期　读者来信摘登·含　辛等

我们为什么不忏悔

在《炎黄春秋》2008年第五期上看到了一篇署名文章《我打谷志有》。这是我近年来看到的、少有的一篇作为当事人忏悔和反思“文革”的文章。

作者当时是插队到陕北一个叫余家沟的村庄的知青。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每个生产大队都至少指定一个人用于批斗。他们村惟一算得上有问题的“四清下台干部”谷志有不幸被选中了。作者是这样描述打人过程的：开完批斗会后，队干部让把谷志有带到旁边一处树荫下，坐在个磨盘上歇歇。坐在磨盘上的谷志有，是个头戴白羊肚手巾的陕北庄稼汉——受苦人。可是这会儿在我脑子里，他只是一个反革命、一个敌人，应该卑躬屈膝地面对我这个高高在上的革命者。他老实本分的答话，我听着都是对抗。你还不服?我心说，对敌人绝不能温良恭俭让!于是，我突然喊了一声：“你他妈还敢狡赖!”便跨前一步，扬起右臂，抡圆开来，照着他的脸就狠狠一拳!

作者后来反思道：仅这一拳，就决定了我是“文革”参与者。对此，不是一个道德愧疚可以了结，而是应该对文革承担点儿政治责任。因为，在“文革”政体中，我参与了“一打三反”那种有组织的政治活动，分享了利益——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平安自保”、“政治可靠”。我服从了“文革”中非结构化程序化的决策，服从了不合法，有“屈从权力”行为。

我很佩服作者这种勇于自揭伤疤的道德勇气和忏悔精神。

反观我们对建国后前赴后继的运动浪潮，从反右、“大跃进”到“十年浩劫”的态度，很是耐人寻味。除了刚刚粉碎“四凶”的时候，国人一片声讨声之外，也清算了一些所谓的“三种人”，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都不提“文革”，即使谈到“文革”，很多人也都是一脸无辜，好像所有的罪恶都是“四凶”和“三种人”的事，所有的揪斗、告密、揭发、喷气式、阴阳头都与自己无关。他们中的许多^好像患了集体失忆症，或者是单相度失忆症，只记得所遭受的迫害和打击，不记得自己也曾经亲自写揭发信告密，亲自动手打人，亲自举起手臂要“打倒×××”，给别人带去的伤害。说到责任，那是时代的问题，与我无关，或者我只是一个执行者，不必承担法律责任和历史责任，更不必承担道义的责任。

笔者想到了发生在法国的一件事。

1997年10月，70年代曾担任德斯坦政府预算部长的帕蓬，由于二战期间在通敌的维希政府时代将犹太人送入集中营而受审。二战之后，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法国人都将维希政府作为一段不光彩的历史雪藏。但是，往事并不如烟。那个政府曾将7.6万犹太人送入集中营，仅2500人幸存。那累累白骨和浓浓鲜血又岂能被时间的尘埃掩盖?

真相大白后，有舆论认为，迫害犹太人的是纳粹，是维希政府，帕蓬只是一个上级命令的执行者。但1995年出任总统的希拉克却不这么认为。他说，法国在迫害犹太人方面“铸成了无法补救的大错”。1998年4月，波尔多重罪法庭以“同谋反人类罪”判处帕蓬10年监禁。

这是时隔半个世纪后，法国人对“法奸”毫不留情的“清洗”——只要你成为了人民的公敌，只要你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不论时隔多久，不论隐藏多深，正义和公理之剑还是会准确地落在他的头上。

此案结束后，法国最大的警察工会向犹太社区道歉，他们承认遣送犹太人到集中营“不只是少数人的罪恶，而是一种集体性罪恶”。

是的，“少数人的罪恶”只有通过“大多数”的身体力行，才能形成一种“集体性的罪恶”。诚然，“沉默的大多数”有时候确实只是—个执行者，或者是国家机器中的一个部件，但并不等于说就可以免除具体参与者的、个体的法律和道义的责任。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侵华日军是在以“圣战”的名义屠杀中国人，军队作为国家机器并无罪过，但是当它整体沦为杀人机器时，每个参与“圣战”的士兵都是不折不扣的刽子手，就必须接受正义和法律的审判。

“文革”时的举国疯狂，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还记忆犹新。整人，被整；揭发，被揭发；人人自保，又人人自危；制造恐怖，又掉进自造的恐怖的漩涡中……但是，却很少有人真正地忏悔和反思：仅仅是专制制度和盲目崇拜才导致了浩劫的发生吗?即使是红色恐怖和洗脑后，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人性底线和道德操守也同时泯灭了吗?

不仅不忏悔，还有人公开宣称：我曾经是红卫兵，但我绝不忏悔。其实，这些人也不是没有忏悔过，比如也曾和当年许多中国人一样，站在毛泽东画像前，向他请示、汇报、“狠斗私心一闪念”。但那忏悔是扭曲、畸形的忏悔，是在政治淫威和强力高压下被迫作出来的姿态，是为了苟活不得不自我作践和自我侮辱。沙叶新将此类检讨概括为“精神的酷刑，灵魂的暗杀，思想的强奸，人格的蹂躏”，真是入木三分!

一个真正具有反思和忏悔意识的民族，才可能清醒地认识自己；一个能够清醒地看到曾犯下“集体性罪恶”的民族，才有可能对发生的罪恶产生抗体和免疫力。同样，一个人如何面对曾经犯下的错误和罪恶，将决定他是重蹈覆辙，还是走上自新之路。

作者最后也反思到：为什么我可以几十年不认错?几十年后才想起来道歉?是因为制度不需要我道歉。而在积极建设民主制度的今天，个人的忏悔反思具有反抗非民主的人性价值。忏悔和反思，才能找到并杜绝政治制度、社会价值和政治文化层面上的灾难根源，避免灾难重复。这句话，极其深刻。

北京读者含辛

【来函照登】

《炎黄春秋》2009年1月号刊登的牛辉林《夜半抄家记》文中，七次点名我的亡妻陈葆华。为此，现提出四项更正。

一、牛文将陈葆华的名字错写为“陈宝华”。

二、陈葆华从未担任过聂元梓的秘书。

三、事发当晚，牛辉林等红卫兵带着吴溉之两子女的大轿车到了“校文革”组织组时，陈葆华才知道是要扭送吴的两子女到中央。她是为了防止出事，才自动乘上大轿车随红卫兵们一起出发的。此前陈葆华对此事一无所知，更无牛文中提到的：陈葆华向牛传达“聂元梓要到哲学楼亲见牛辉林”、陈葆华“随同聂元梓到红卫兵总部办公室”的事。陈葆华既乘上大轿车，自不可能“是和聂元梓一起坐着北大的华沙牌小轿”去吴溉之家。

四、在牛辉林等抄吴溉之家的全过程中，陈葆华为了怕出事，都是和同学们在一起，观察他们抄家活动的。她根本没有可能如牛文所述：陈葆华往来于聂、牛之间，向牛传达聂元梓下达的什么“任务”或指示之类。

米桂山

贵刊2008年6月号《请理解老一代——怀念李慎之》一文，有2处明显的错误。一是该文第27页左栏第6、7行：“后来，因为李先念回家乡蔡县探亲，发现邻县信阳的灾情，才被纠正。”二是第28页右栏第2自然段第3行：“改革开放后第一任中国检察院检察长关山复”。事实上，李先念的家乡是湖北省红安县，红安县北面的邻县是河南省新县。改革开放后第一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是黄火青。1978年2月26日至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黄火青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贵刊作为全国有影响和知名的杂志，一篇文章中出现2处明显的硬伤，编审人员竟未发现，实在令人遗憾，也使该文的质量打了折扣，望贵刊加强编审工作，提高编审质量，尽量少出现差错。

汪一江

更正

我刊2008年10月号杨继绳一文中“霍维德、宋良成右倾反党集团”，“宋良成”应为“孙、陈、梁”(孙殿才、陈成义、梁大钧)。

2008年12月号黄宗江一文中提到的阳翰笙应为四川宜宾高县人。

2009年1月号王贵胜一文中所提西安事变时间有误，应为1936年。

2009年1月号牛辉林一文中提到刘亚楼和吴溉之都是湖南老乡。此说有误，刘亚楼是福建武平县人。

2009年第3期　田纪云谈1992年中央党校讲话·徐庆全

田纪云是“土八路”出身的“红小鬼”，八十年一路走来，用他自己的话说：“既无大专文凭，也无政治背景，做梦也未曾想过能够涉足中南海，但时代的大潮却把我推进了中南海，并且竟上升到高层，一度成为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主要领导成员之一。”

田纪云1981年调进中南海，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此前，他在四川省财政局任局长；此后，他很快“上升到高层”：1982年为中央委员，1983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再后，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人大副委员长，直至退休。

对自己何以能“平步青云”，田纪云有两个解释，一是“时代的大潮”，一是他自己的“经历和性格”：“我能吃苦，有悟性，肯学习，勇于实践，敢于探索。具有开拓进取精神。

所云“时代的大潮”者，即改革开放的国家背景。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以经济建设为重心”，开启了中国改革的航船前后，面对十年“文革”经济凋敝的状况，一些省份已经自发地开始探寻让人民吃饱饭的“自由主义政策”了。譬如，万里主持的安徽省委。就自主地推行被毛思想体系下认为是与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包产到户政策：赵紫阳主持的四川省委，也探寻农村多种经营的灵活政策——“水路不通走旱路”，又开始酝酿城市工业经济体制的改革：此外还有周惠任职的内蒙、任仲夷任职的辽宁、宋平任职的甘肃等，也有种种举措。这些涌动的暗潮，与三中全会“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的国策融为一体，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由此波涛汹涌。

“时代的大潮”，是需要改革者并创造改革者的时代。在中央，率先为改革破冰的胡耀邦，已就任总书记：在地方，留下了“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民间口碑后，两人前后走进了中南海，成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具有开拓进取精神”的田纪云，也便成为“时代大潮”所需要的改革者中间的一位。

在三中全会前后四川省委的改革探索中，田纪云在经济改革重要部门之一的财政局任职。财政管理体制，是国家行政管理体制、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体制要改革，就必然会涉及到财政管理体制这个“牛鼻子”。田纪云主动牵“牛鼻子”，他用“扩大企业财权是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核心”的论断，为省委的改革“快牛扬鞭”。

走进中南海，田纪云仍然“不需扬鞭自奋蹄”。1989年后至1991年底，关于“姓资姓社”的争论甚嚣尘上。保守者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否定农村改革：以“反和平演变”否定改革开放。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改革再次拨正航向。4月25日，田纪云在中央党校作报告，虽然是讲农业和农村问题，但主要是阐发邓小平南方讲话、加快改革步伐的重要性。这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后第一位公开站出来表态的中央高层领导，其影响之大，竟至于那个五一节假，很多人以聚在一起或听或观其录音或录像为快意!

改革开放已经走过30年的历程，作为改革的参与者、决策者、执行者之一的田纪云，出版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一书，为“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存照。

承载着1992年的记忆，我们拿到书后，最先阅读的还是他这篇在1992年振聋发聩的讲话，并对田纪云何以要作这样的讲话产生了兴趣。为此。我们采访了田纪云同志。

对话田纪云

记者：田老，祝贺您的新书出版。这本书汇集了您的文章、讲话和演说，可以说，是追溯改革开放30年历史的一个重要“索引”。尤其是您1992年在中央党校的那篇讲话，更是记录了1992年前后的那段历史。当年我们就读过有关的报道内容，也听说过，很多人都到处找您讲话的录音或录像来听或看。现在重温后我们发现，尽管已经过去了16年，这篇讲话的观点、看法不仅没有过时，而且依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今天来拜访您，就是想了解一下这篇讲话的有关情况。

田纪云：你们还年轻嘛，16年前就更年轻了，也关注我的讲话?先把你们所看到的或听到的有关这个讲话的反映说来听听。

记者：我们带来了一份1992年的《星岛日报》。这份报纸这样写道：“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从北到南，到处巡视、发表讲话，积极地为邓小平南巡讲话做注脚。四月底，田纪云经一番转徙南北后，返到北京，作了一次重要的、纲领性的谈话。他对着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学员，大谈当前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路向。他批判干部终身制和集权制度，指出：放权搞活、收权搞死；他抨击苏式(即列宁、史太林模式)社会主义导致东欧变色；他认为奉行高度集中经济的国家，没有一个能把经济搞上去!作为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亦谈到在新形势下，国务院在推动改革开放方面准备采取的措施，大力反“左”，和必须冲破的禁区。”

田纪云：这份报纸所说的，大致还是事实。所谓的“从北到南”，是1992年的3月到4月，我先后在山西、国家经贸部，然后到广州、深圳，敞开谈学习邓小平南方谈话的体会，用意当然是推动人们紧紧跟上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一定要思想解放。回到北京后才到中央党校作了那篇讲话。

记者：我们从您的书中，以及有关材料中，也查到了您“从北到南”的讲话。您在讲话中，高度评价小平南方谈话的意义，“小平同志这个谈话，可以说是在关键的时刻，讲了一系列关键性的问题，是一个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步伐的纲领性文件，具有重大而现实的意义”，“这个谈话，可以说是当代中国历史的最强音”。您在讲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能改变，一百年都不能改变，谁要改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时说，“小平同志为什么这样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呢?”，“我理解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这条路线是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路线，是适合我们的国情、符合全国人民的意愿、深受广大人民衷心拥护的路线。只有沿着这条路线走下去，我们国家才能发展，国力才能增强，人民生活才能富裕；而只有经济发展了，国力增强了，人民生活改善了，国家才能稳定，才能防止和平演变，中华民族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第二个原因，是因为现在有人不拥护，甚至采取各种办法，明的暗的。企图否定和改变这条路线。”您在谈到邓小平“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告诫时，深有体会地说，“由于‘左’的积习很深，改革开放的阻力主要来自这种积习，如果不真正解除‘左’的思想束缚，那么就很难长期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田纪云：其实，回到北京后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基本意思都体现在我从南到北的讲话中了。只不过是，由于从南到北的讲话，是到一个地方讲一个地方，比较分散，而且又是在外地，引起的反响没有在北京那样集中而已。

记者：是的。您在中央党校讲话后，人们纷纷找录音或录像来听来看。有个当年看你的录像的朋友跟我们说，他当时真有“雪夜无人读禁书”的紧张和期待。为什么紧张?是为你担心，因为虽说小平南方谈话稳住了大局，可是那时候“左”的势力明枪暗箭，是很厉害的，会不会找别的什么问题报复你呢?为什么期待，是因为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总该有领导人快一点公开站出来，旗帜鲜明地呼应才是。

田纪云：当年的形势是紧张的，不过，小平同志南方谈话，重新拨正了改革的航向后，这是历史的主潮流。我从进入中央工作后，一直是小平同志改革开放路线的坚定拥护者，从来没有动摇过。

记者：我们现在可以谈笑风生地说历史，但回想起来1989年至1991年年底的形势，还是紧张得不得了的。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过后，对改革开放国策的质疑之声，一浪高过一浪。其后，苏联的解体、东欧国家的剧变，遭到批判和否定的“左”倾思想又出现严重的回潮，他们针对中国的改革发出种种质问，说什么“政治上的自由化来源于经济上的自由化，经济上的自由化来源于农村的家庭承包”，“三资企业是和平演变的温床，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农村承包制是集体经济瓦解的根源”。那时候，可以说，从上到下，形成了一股否定改革开放的力量。这股力量的特征有两个：一是，借“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名义，否定农村改革的伟大成果；一是，以“反和平演变”的名义，全面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开放路线。

田纪云：是啊，有了这股力量，无论是“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都有争论。小平同志之所以以这样的高龄到南方，就是要以改革开放的伟大的成果，回击这股力量。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说过一句很重的话，大意是，谁不搞改革开放，谁就下台。这说明，无论在“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反对改革开放的都大有人在啊。

记者：就拿你在中央党校讲话后的反映来看，也可以看出这一点。新闻界一位姓杜的老领导，就几次对我们谈过：当时他费尽周折找到你的讲话录音后，听了几遍，高兴得不得了，认为这个讲话是一篇犀利的反“左”檄文，应当立刻广泛流传。为此，他托人复制了好多盘磁带，分送给他的担任省部级领导的朋友。结果，得到的反映也针锋相对：有的人，也如同这位老领导一样，非常高兴；但也有的人，却因此与这位老领导断了往来——观点不同，也许是怕摘了官帽，连朋友也不敢做了。您说多有意思。所以，我们前面说到的那位朋友在看你的录像时，担心你遭到报复，也是合乎情理的。

田纪云：当年交锋虽然很激烈，但我从来不担心遭到报复啊。我前面说过，我在地方，在中央，一直是改革开放的坚定拥护者。共产党员不该有什么可怕的，大不了就是下台嘛。

记者：在你的书中，我们看到了1993年您卸任国务院工作后的答记者问。当记者问“你在国务院工作的十多年，感受最深的是什么?”您的回答是：“我最基本的体会是两条，一是中国必须坚持改革开放，二是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您还说：“十多年来，我不能说我在一切工作中都做到了实事求是，但我具有维护实事求是原则的勇气，不怕碰硬，不怕丢官，这是我引以为自豪的。毛主席说‘五不怕’，我看有一不怕就行，不怕丢官就行。”这就是您在任何困难和风险面前都能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因吧。

田纪云：其实，在当年的争论中，无论在中央还是地方，坚持改革开放的力量还是强大的，主流的。我在中央党校讲话后，当时在高层引起不同反响。一天我去看望万里同志，一见面他就说，你在党校讲话讲得好，抓住了要害，有骨气!给予我极大精神支持。另外，我把这个讲话通过小平同志的女儿送给了小平同志。小平同志看了之后说，没有问题。

记者：说到为坚持实事求是“不怕丢官”这一条，我们对您是敬佩的。从您在1989年10月一个讲话中的一段话，也可以看出，您始终是坚持这一条的。而且，若从这个讲话来梳理，您1992年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也不是偶然的。

田纪云：你们说的是《要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那篇讲话吧?那是我在讨论为1989年8月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时所做的一个发言。

记者：那时，那场“六四”风波刚刚过去，质疑改革的声音渐起，对上一届以赵紫阳为总书记的中央的工作如何评价，等等问题，都冒出来了。您的发言，旗帜鲜明地回答了这些问题。您说：“十年来，我们许多重大的战略决策都是小平同志作的，也是向原来的中央常委汇报请示的，有些重要的措施都是集体研究的。当然由于各人具有的地位不一样，因此责任大小不同。但是，现在回头来看，不能说我们的基本政策，我们的重大措施好像都是出了什么多大问题。我的观点就是，成绩大家都有一份，问题呢，也都有一定的责任，责任大小不同而已。所以，我觉得不能够采取下届否定上届，你否定我，我否定你的做法。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群众根本不信任你。现在在干部思想上，在群众心理上，有许多疑虑。对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要认真对待。”

田纪云：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顶住了“左”倾错误观点，明确宣布农村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等一系列基本政策稳定不变。正由于这样，才安定了农民的心，稳住了农业生产，从而稳住了经济的全局。

记者：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啊。十三届五中全会后，围绕在农村是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把农民重新纳入集体化的轨道的问题，又展开了新一轮的争论。您是否也遇到了压力?

田纪云：有压力。有人就攻击我田纪云是“新形势下的‘小脚女人’，犯了‘恐合症’”。这个“恐合症”，是说我恐惧“农业合作化”。不过，在1991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为这场争论作了结论。这个有十大部分四十条的《决定》，总结了20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成就和基本经验，分析了当时农村的形势，明确了90年代深化农村改革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和任务。我在全会上作了《关于稳定农村基本政策的几个问题》的发言，阐述了三个重大问题：(一)坚定不移地稳定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稳定党的农村基本政策，是稳定大局，进一步推动农业发展的最基本因素。(二)坚定不移地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完善双层经营体制，逐步发展集体经济。(三)坚定不移地发展乡镇企业，是农民奔向小康、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的必由之路。

记者：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的这个《决定》，小平同志是非常赞赏的。他在南方谈话中特意说道：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开得好，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一变就人心不安，人们就会说中央的政策变了”。

田纪云：改革开放30年后回头看，十三届八中全会的《决定》，在中国农村改革史上依然占有重要一页。

记者：由此说来，从十三届五中全会到十三届八中全会，您的两个发言，再到1992年你在党校的讲话，是一脉相承的。

田纪云：是的，我说过，我一直是改革开放的坚决拥护者，我当年也希望自己能在推动改革开放伟大事业上做出自己的贡献。现在回头看，还是我1993年答记者问的话。那天，当记者问到我十多年来参加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变革，担负了多方面的领导工作，如何评价自己的政绩时，我回答说：“回顾十多年的工作，我既不认为自己有什么显赫的政绩，值得骄傲，但也不是碌碌无为，无所建树。我为国家十多年来坚持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为我国农村改革不断深化、农村经济欣欣向荣、广大农民的生活得到改善，为对外贸易跨入世界先进行列，为经济特区和对外开放地区日新月异的发展，感到十分自豪。因为这里面也包含着我的一份辛劳。回首我在中南海的十多年，我的心情是坦荡愉快的，我为国家和人民是尽心尽力的。”今天我们谈到的1992年党校讲话，或者再往前追溯到十三届五中全会和十三届八中全会我的两个发言，也算是“我的一份辛劳”吧。

重温田纪云党校讲话

在与田纪云对话后，我们本来想就党校讲话的内容再多谈一点。但田老说，讲话的内容已在书中了。讲话的内容你们自己去解读吧。　其实，在采访他之前，我们已经细读了讲话，不时地为其毫无顾忌的话语而喝彩。这篇讲话，从题目《中国农业和农村的改革与发展》上看，似乎是专讲农业和农村问题的。其实不然。讲话虽然是从农业和农村问题人手，实际上是为整个改革开放事业鼓与呼。

第一，在谈到农业和农村问题时，田纪云指出，必须贯彻三个坚定不移，主要是要坚定不移地稳定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生产责任制。

第二，阐发邓小平“警惕右，但主要是反‘左’”思想，将当年否定改革开放的“左”的思想具体化，进行坚决的批判。他在讲话中指出：

加快经济发展，加快改革开放还必须打破“左”的禁锢和束缚，不把“左”的问题具体化，搞清楚，光说加快改革开放，是加不快的。一句话，阻力重重。可以说是根深蒂固。改革开放的阻力主要来自“左”的东西，领导层如不认真清理“左”的东西，不在理论和实践上认真领会小平的讲话精神，认真解除“左”的思想束缚，很难创新，很难做到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左”的束缚非常严重，你如果多宣传一点改革开放，他就会说这会破坏来之不易的大好形势，丧失改革开放的成果。他就没有想想这个大好形势是怎么来的，不是改革开放来的吗?宣传改革开放就破坏大好形势．这不是颠倒是非吗?你如果说多利用一点外资，他就说多一分外资企业就多一分资本主义，威胁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你要划出一块地方给外商承包开发，他就会说出卖国家主权，丧权辱国；你要多发展一些乡镇企业，他就说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会腐蚀我们的党和干部，把乡镇企业视为对社会主义的威胁；你要多发展一些私有企业，个体户，他就说会改变社会主义性质；你说搞厂长负责制，他就说这是削弱党的领导；你说家庭联产承包制不能动摇，他就说这是走单干的道路，不利于集体经济发展和共同富裕。他们把改革开放以来最基本、最实质的东西几乎全部都否定了。

在总结了甚嚣尘上的“姓资姓社”论者的主要观点后，他说，“左”的积习对改革开放的阻力不能低估。干什么事他都要问一个姓“社”还是姓“资”，让你什么事都不敢干，什么事也不能干。“左”的东西比比皆是，由于它带有革命色彩，欺骗性大，危害性大。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如此，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所以，我认为，在领导层里摆脱“左”的思想束缚是一个重大课题。如果不敢触动它，改革开放就是空谈。不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改革开放能否持久，要画一个问号。

他还说，邓小平同志谈话，光跟在那里重复，说上千遍万遍，没有用，重在落实和执行。

第三，对于当年盛行的借“反和平演变”否定改革开放国策的观点和做法，田纪云以近乎于浅显的道理予以坚决回击。他指出：

改革开放之前，我们一些沿海地区、边境地区的人往外跑，为了阻止外逃，什么措施都采用了。但还是堵不住。现在那些措施都没有用，而想回来的人却越来越多。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我们这边比他们那边还好些了。这才是真正的钢铁长城!离开物质这一基础，离开经济的发展，离开人民生活的改善，整天领着大家去唱“社会主义好”，这样的社会主义是巩固不了的。“文革”时不是天天唱“社会主义好”吗?心里真觉得很好吗?未必。后面加上“就是好，就是好”，强词夺理嘛!怎么好呀，我们想想那个时候怎么好呀?我长时期搞财贸工作，没有为多而发愁，都是为少而发愁，什么都少。逢年过节都要考虑怎么为大家搞点肉。搞点豆制品、黄花木耳之类。这些东西都是凭票的。豆制品还要粮票的。一个人一个月三两肉，北京是首都是半斤肉，一个人每月一斤蛋，大部分还是臭蛋。一到周末就要与老婆商量，肉票还有多少，这周吃了下周还有多少，早上起来不干别的，先去排队。见队就排，与苏联现在差不多。排上之后才看卖什么，一看不合适再排另外一个去。我那时虽然也是厅长，早上起来照样和老婆一起去排队买吃的。

为此，他认为，如果真要“反和平演变”，否定改革开放反不了，相反，“只有加快改革开放步伐，把经济搞上去，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才能有效地防止和平演变”。

以“反和平演变”否定改革开放论者，所持的一个观点是：苏联和东欧的剧变，是由于改革造成的；苏联的解体，是由于戈尔巴乔夫造成的。对此，田纪云有这样的回答：

苏联的垮台，绝不能只把它视为一两人的错误造成的，这方面的原因当然是重要的，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它那个模式的社会主义没有能够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没有给人民带来幸福，失去了广大人民的支持。如果说苏联的垮台是出了个戈尔巴乔夫，那么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并没有戈尔巴乔夫，为什么也垮台呢?东德的昂纳克是马克思主义者，东德不也是柏林墙一拆，顷刻间就垮台了吗?这说明，如果不改革过去那种模式的社会主义，不给社会主义注入生机和活力，不能使生产力得到发展，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是很难做到的。总结苏联、东欧的教训，最根本的是要把生产力搞上去，使国力得到增强，人民生活得到改善。

田纪云的结论是：“一个经济繁荣的、人民生活大大改善的、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人民能不爱吗?一个领导这样国家前进的党，人民能不拥护么?”

言外之意自然是：那些“反和平演变”论者，实际上是把国家、把党推向灾难!

上述摘录，仅仅是这篇讲话的部分内容。有兴趣的读者，如果通读全篇，相信也会和我们有一样的感觉：与一些干部讲话的“八股”腔相对照，田纪云直抒胸臆的“话风”，也可以说很不错了。

因为讲话是那样的直抒胸臆，听者胸中块垒也随之一吐而出。所以，讲话才能很快传出党校，传到北京，传到全国，引起极大反响；所以，在时过16年之后，我们还依然有理由来引述它，宣传它。

2009年第3期　精神文明决议：擦肩而过的遗憾——重温胡耀邦起草的一份中央文献·冯兰瑞

二十多年前曾经有过一个《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是耀邦同志直接主持起草的，字里行间闪耀着他的前瞻性的思想火花。记得在文件发布约两个月后，我曾在中国经团联全国秘书长会议上讲过十点学习心得体会。那时候的理解比较肤浅，值得现在重新解读。

《决议》是在1986年9月28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通过的。这是上世纪最后二十年那样的政治环境下所能作出的有关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唯一的重要决议。《决议》中有不少新提法新观点反映了胡耀邦的思想，大家看了都十分振奋，认为在“邓胡赵”体制的坚强领导下，按照《决议》的路子走下去，我国实现现代化中兴伟业的成功可以预期。

然而，事情的发展不是这样。中华民族竟然又一次与现代政治文明擦肩而过。

这里，我要特别强调：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是自由民主制度。

突出政治体制改革

《决议》首先肯定地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全党同志必须从这个总体布局的高度，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

这里将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精神文明建设作为三个方面并列，置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布局的战略地位，如此安排不同一般，值得引起我们思考。

一般说，与经济体制对应的是政治体制；与物质文明对应的是精神文明。这是属于两个层次的问题。政治体制本可包含在广义的精神文明中，属于建设精神文明的一项重要内容。《决议》把它独立出来作为与精神文明建设平列的一个方面，其中大有深意。

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启动，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几年里，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允许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城乡经济获得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经济体制改革已初见成效。相形之下，改革政治体制、实现民主却还是停留在领导人的讲话和报告中，没有什么具体措施，相反在实践中还不断违反民主原则，不断开展批判不同意见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政治体制改革远远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

十年“文革”造成社会沉渣泛起，道德败坏，人文精神失落，世风不振，形形色色的遗毒尚未尽除；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政治体制不利于改革开放，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矛盾丛生，弊病百出，阻碍社会进步。知识分子、思想理论界、文化教育界、社会各方舆论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愈来愈高。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耀邦同志决心起草一个纲领性的、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文件。他不仅亲自主持、直接领导、参加讨论，并且还自己动手改了一稿。《决议》之将政治体制改革突出地作为现代化总体布局的一个重大方面，正是对党内外同志意见的广泛反映，符合了当时经济社会进步的需要，是完全正确的，因而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获得通过。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开放总方针本来是全面改革的方针，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等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各个方面的改革。但在此后的五年间，我们只抓紧了经济方面的改革，忽视了其他方面的改革。所以，《决议》一再强调改革是全面的，阐述全面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并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主要历史教训时宣称：“近来中央着重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在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上，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这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中央将经过充分调查研究，作出部署，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

这个决策是多么地激动人心!

令人万分遗憾的是，这么重要的《决议》通过之后不过三个半月，耀邦同志就被迫辞职。后来，政治体制改革虽然提上日程，却旋即因“八九风波”而停滞。

根本任务是培养公民

在新世纪全球化时代，我国有觉悟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培育公民社会的重要，大声疾呼要加强公民教育，社科院前副院长李慎之甚至想要当公民教员。这，表明了我国社会正在进步。

二十年前，就我个人来说，不仅对公民教育的重要性缺少认识，自己的公民意识也是很差的。说来惭愧!在重读当年的《决议》，看到其中将培养公民作为建设精神文明的根本任务，仿佛是个新发现。

《决议》第二个问题一开始就有这样的提法：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决议》强调：努力改善全体公民的素质是我国现代化成功的条件。

“人的素质是历史的产物，又给历史以巨大影响。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努力改善全体公民的素质，必将使社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使人和人之间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新型关系不断发展，使整个社会的面貌发生深刻的变化。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获得成功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决议》关于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的提法，与十二大报告中培养“四有劳动者”有明显的连续性。即令是文字上，本次《决议》同十二大报告中的若干提法也是很接近的。例如：“加强宪法和公民权利、公民义务、公民道德的教育，”“每一个公民都应当遵守公民义务、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等等。

其实这些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而提出的对公民的要求，已包含在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与义务之内，是建设民主宪政的重要内容。

大家都知道，民主宪政已成为现代世界发展的潮流，而我国谈政治体制改革时却很少涉及民主宪政建设问题。其中的制约因素不言而喻：党的领导。党领导一切，是我国目前政治格局下不可动摇的铁律。《决议》在谈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公民要遵守宪法的时候谈到了党员，也只能含糊过去。例如说“公民都要遵守宪法，党员还要遵守党章。”这当然是对的。有意思的是，这句话中的两个字：“都”和“还”，什么意思呢?不是说党员也是公民，也要遵守宪法；不仅要遵守宪法，还要遵守党章吗?后面接着说法纪面前人人平等，绝不允许有任何特殊人物，也是指党员和党政官员的。但是却到此为止了。建立民主宪政制度，实行“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与党委的关系如何摆?这个问题至今没有解决。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设想，如果二十年前我们就按照《决议》的要求开始抓公民教育，并在实践中不断提高我们对公民社会的认识，逐渐形成一种新的现代政治文明，那么，今天中国公民的素质将不会是现在这个水平。　然而，逝水东去，不复西流!历史是不能后悔的。现在重温《决议》，写下这些，既是缅怀耀邦同

志，也是为了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精神文明建设与对外开放

《决议》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中谈到对外开放时，写了这么一段话：“近代世界和中国的历史都表明，拒绝接受外国的先进科学文化，任何国家任何民族要发展进步都是不可能的。闭关自守只能停滞落后。我们……必须下大决心用大力气，把当代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经济行政管理经验和其他有益文化学到手，并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和发展。不这样做就是愚昧，就不能实现现代化。”又说：“对外开放作为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不仅适用于物质文明建设，而且适用于精神文明建设。”

这段话的意思很清楚：不能拒绝接受外国先进的科学文化。着重点在于必须把世界各国先进的有益的文化学到手。

自从1978年底提出改革开放，我们就已开始接受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小平同志说每年要派遣成千上万的留学生，都是去学自然科学、学技术科学的。接受外国科学技术早已不是问题，《决议》一再强调接受外国先进的科学和文化，主要强调的实际上是接受外国先进的有益的文化。也就是说，必须下大决心用大力气把当代世界各国的有益的文化学到手，否则就不能实现现代化。最后顺理成章的结论是“对外开放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不仅适用于物质文明建设，而且适用于精神文明建设。”

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是一个全新的观念。

《决议》没有停留在抽象的肯定对外开放国策也适用于精神文明的表述上，而是具体化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设。《决议》肯定了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现代政治文明的观念。《决议》在第五个问题中写道：“在人类历史上，在新兴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形成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这个观点在整个《决议》中最具世界眼光和现代意识，它一反我们党长期以来对这些西方现代文明理念拒斥和批判的态度，以超越传统意识形态的胸襟，正面肯定和赞扬了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普世价值。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是又一个全新的观念。

《决议》从这里引申出“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主要历史教训，一是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二是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强调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强调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切实推进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

这里实事求是地总结了两条我国主要历史教训，第一条已开始改正，集中力量发展经济。第二条一建设民主政治——却至今还没有采取实质性的措施，取得多少进步。

相反的情况是，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和意识形态领域里，我们仍然常常拒绝接受人类先进的文化遗产，把包括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人道主义以及一些现代人文知识在内的现代政治文化仍视为反动、腐朽而加以排斥和打压。且不说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宣部一位处长秦川在起草的文件中写上自由、平等、博爱而受到严厉批评的事，就是八十年代的中国也还是不容许有自由、民主观念。这在中国共产党并非偶然，而是有悠久历史渊源的。

自从1938年毛泽东《反对自由主义》以来，自由主义一直是个贬义词。“自由”属于资产阶级，非无产阶级的观念。1950年代苏共有人批评中国的“双百方针”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政策。刘少奇曾辩解说，我们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个词竟然“为我所用”，成为打人的棍子。自1980年代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浪接一浪，对自由、民主、人权、人道主义的任何讨论都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资产阶级自由化”好像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装进去了就可以批判。

在此政治环境下，耀邦主持起草的《决议》为现代政治文明的概念正名，肯定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顺应民心、顺应世界先进潮流，是要有勇气的。

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新解读《决议》，也看到了它的不足之处。

《决议》全篇贯穿政治体制改革、公民教育、扩大民主和加强法制的思想，却没有一处讲到宪法要实施，没有明确提出要进行宪政建设。

《决议》中关于培育公民的要求对于形成现代公民社会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没有明确提出宪法的作用是维护公民权利、是限制政府的权力、限制政府官员权力滥用。只要求党员遵纪守法，没有提对政府和官员的要求。什么原因呢?是反映了当年我们党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平?抑或是党内激烈的政治斗争形势使然?据说，《决议》起草过程中曾广泛征求意见，征求的对象党内大约有两千人，党外也有几百人，有过一些争论，但是好像没有人对培育现代公民、对宪法的实施和宪政建设提出问题和意见。

至于《决议》中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则更是为求得文件通过而作出的妥协。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不写上“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当然是不行的，征求意见时有人反对也不许可。讨论时陆定一就坚持反对写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最后，《决议》保留了那段话，对于耀邦来说，也是一种无奈!

人们没有想到的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同情、姑息知识分子，竟会成党的总书记被非法围攻、逼迫辞职的一大罪状!

耀邦同志被迫辞职，“邓胡赵”体制解体，耀邦同志去世以及以后发生的一系列不幸事件，延缓、贻误了中国的体制改革、社会转型和实现政治民主化，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铸成我们国家民族永远的遗憾。

重读二十年前耀邦同志主持起草的《决议》，我认为即使其中有上述的不足之处，有许多不得不然的必要妥协，仍然使我再次深刻感受到耀邦同志思想的光辉!在那样严峻而且险恶的政治斗争环境里，他坚持要搞政治体制改革，要进行公民教育，主张精神文明要实行对外开放的国策，勇敢地肯定了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和人道主义这些人类文明的成果，坚决摒弃了十二大报告中“以共产主义为核心”的精神文明的提法，所有这些都使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更加符合实际。

我们今天怀念耀邦同志，完全有必要重新解读认真思考二十年前由他主持起草、中央全会通过的这个《决议》，深刻认识其主要思想对当今中国政治走向具有的现实的指导意义。

2009年第3期　毛泽东民主思想的误区·郭德宏

毛泽东一生追求民主，对民主有过很多精彩的论述，很多论著对他的民主思想评价甚高。然而终其一生，他并没有建立起一套真正的民主制度，而且给全国人民造成深重的灾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民主思想中存在很多误区和局限。下面，仅对其中的几个问题作些分析，并谈谈与此有关的几个问题。

“民”：全体还是多数?

研究民主问题，首先应该明确“民”的含义，即它是指什么人或哪些人。按照通常的理解，“民”一般有三种含义：第一种是指全体公民，即一国之内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第二种是指人民，即排除敌对阶级和敌对分子，以劳动者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第三种是指与“官”相对的一般群众。按照现代政治学的一般解释，民主之“民”所指的应该是第一种含义。即凡是公民，不管宗教信仰，不管民族归属，都同样享有民主权利。一如伏尔泰所说“天赋人权”，在人类社会，不存在一部分公民剥夺另一部分公民权利的天然正当性。即使是第二种或第三种含义，也应该是指它的全部，而不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或大部分。但是毛泽东以为，只要多数人享有了权利就是“民主”。正因为他有这种理解，所以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把有关“民主化”的内容删掉了。

在20世纪30年代末，中共中央曾进行新民主主义文化应该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的讨论。在1939年8月23日至2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首先提出在文艺“民族化”、“大众化”之外，还应当特别提出“民主化”。张闻天立即表示：“文艺问题我们的方向是民族化、大众化，恩来同志提出民主化是对的。”1940年1月5日张闻天在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的报告，就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所谓“民主的，即反封建、反专制、反独裁、反压迫人民自由的思想习惯与制度，主张民主自由、民主政治、民主生活与民主作风的文化”。在1939年12月1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也曾提出“新文化用下面四大口号为好：民族化(包括旧形式)，民主化(包括统一战线)，科学化(包括各种科学)，大众化(鲁迅提出的口号，我们需要的)”，并且提出应实行“彻底的民主主义”，认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即彻底的民主主义文化”。但是，在他随后所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却把“民主化”的内容删掉了，使新民主主义文化从四个方面的内容变成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三个方面。

毛泽东之所以做出这种修改，有的人很不理解，但有的学者指出，其原因就在于他认为只要多数人享有了权利，就是“民主”。所以，他认为有了“大众的”说法，就可以不要“民主的”说法。他这里说的“大众的”，并不是指全体民众，只是大部分民众的意思，即“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注。，主要是工农兵，并不包括其他的阶级、阶层。其实，这是毛泽东对民主的一种误解，认为只要多数人享有了权利就是“民主”了，而没有把民主看作全体公民应该享有的权利。他把有关民主化的内容删掉，更是不应该的。后来可能是毛泽东自己也觉得这样做不妥，所以在修改《新民主主义论》时，又在“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这句话的后面，加了“即是民主的”几个字。但我认为，即使加上了这句话，仍不如“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提法更全面，更科学，因为“大众的”主要讲的是文化的服务对象和普及问题，与“民主的”含义是不一样的。而民主是五四运动的两面大旗之一，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只要科学，不要民主，确实是这部著作的一大缺陷。

民主有一个重要含义，即不仅尊重多数人的权利，还要尊重和保护少数人的权利。由于毛泽东认为多数人享有了民主权利就是民主，就忽视了少数人的权利，使他们的民主权利不能得到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都应该享有宪法赋予的民主权利。如果仍然认为多数人享有了民主权利就是民主，那就必然忽视少数人的民主权利，就不能实现全体公民的民主。

民主：目的还是手段?

民主是目的还是手段，是一个争论已久的问题，有的认为民主是目的，有的认为民主是手段，莫衷一是。我认为，对这个问题可以从不同的层面来理解。对于建立民主制度来说，它应该是目的。从民主属于上层建筑，要为经济基础服务这个层面来说，它又是手段。

对于民主是目的还是手段的问题，毛泽东都曾说过。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多次提出“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的专政目标，并把人民民主专政作为中国的根本的政治制度，把“民主集中制”作为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的政体。后来他又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民主。这都是把民主作为目的来说的。但是，他更多地是将民主看成手段和方法。他说：“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他还说：“民主是一个方法，看用在谁人身上，看干什么事情。”

由于毛泽东更多地是把民主看作手段和方法，所以他在关于民主的论述中讲得最多的是民主态度、民主作风。1944年6月12日，他在答复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记者的问题时说：“民主必须是多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所谓军事民主，就是“在军官与士兵之间，军队与人民之间，各部分军队互相之间”，都应该“有一种民主生活、民主关系”；“党务民主，就是在政党的内部关系上与各党相互关系上，都应该是一种民主关系。在国际关系上，各国都应该是民主的国家，并发生民主的相互关系，我们希望外国及外国朋友以民主态度对待我们，我们也应该以民主态度对待外国及外国朋友”。这实际上说的是一种平等的民主关系。关于民主作风，毛泽东就讲得更多了。例如共产党员要“克服他们不愿和不惯同党外人士合作的狭隘性，提倡民主作风，遇事先和党外人士商量”；“要提倡民主作风，反对强迫命令”；“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要搞民主作风，不能搞家长作风”，等等。

即使作为根本制度层面的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集中制，在毛泽东那里，也更多地是作为手段和方法来讲的。例如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就指出对于人民内部的问题，“解决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1950年6月，他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二次会议上再次指出：“人民民主专政有两个方法。对敌人说来是用专政的方法……对人民则与此相反，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们进行教育和说服的工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再

次指出：“我们历来就主张，在人民民主专政下面，解决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专政和民主这样两种不同的方法。”关于民主集中制，他在1962年1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曾反复强调：“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所以，“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这就是说，民主集中制也是为了达到更好的集中的手段和方法。

由于毛泽东过多地强调民主是一种手段和方法，就减弱了民主的目标意义，降低了民主的地位，使它变得可有可无，从而忽视民主制度的建设。因为从理论上说，目的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易性，手段则具有多样性和可易性，如果将民主只是作为诸多手段和方法的一种，那就可以采用，也可以不用，可以改变，也可以抛弃，想用的时候就用，不想用的时候就不用。所以，毛泽东始终没有建立起一种真正的民主制度。他虽然多次说过新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是比资产阶级民主更广泛得多的民主，并在宪法中对公民的民主权利做了一些规定，但广大的人民群众并不能真正按照自己的意愿选举各级政府的领导人，也没有真正享受到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制度：是民主制，还是“民主集中制”或集中制?

长期以来，民主集中制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项根本的政治制度。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就指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此后，他就一直强调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并说：“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看起来是非常完善的。但是，这个理论和制度存在重大的缺陷，即它的实质在于集中，民主不过是达到更好的集中的手段。

其实，实行民主集中制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主张。他们认为在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包括革命胜利之后所建立的社会，都应该实行民主制。后来列宁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提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党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起初只提集中制)。十月革命后又把这种制度扩大为苏维埃国家体制的指导原则，甚至还把它列为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成为加入国际的各国共产党必须遵循的原则。按照列宁提出的民主集中制理论，重大问题虽然要由集体进行充分讨论，而且讨论自由，允许党内不同意见的发表，但其重点和目的都在于集中。中国共产党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从成立之初就接受了这个理论，并使它成为中国共产党以至全社会的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在革命战争年代，实行高度的集中制是必须的。但在夺取全国政权以后，仍然实行这种制度，就没有必要了，只能妨碍民主的实行和进步。

由于民主集中制的实质在于集中，所以在这种制度下，民主是被虚化的，是没有保证的。因为既然是手段，就可以要，也可以不要，完全由领导人的意愿所决定。因而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结果，是全国的权力集中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内，集中于各级党委；在各级党委中，集中于第一书记；最后，全国的大权都集中于毛泽东一个人手中。而人民甚至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民主权利，都少得可怜，所以毛泽东不得不一再发出“扩大民主”、“让人讲话”的号召，甚至把话说到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的严重程度。

过分的集中，必然导致个人的专断和专制。1958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中曾说：“要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民主与集中结合起来。”有的人记录为毛泽东提出要“马克思加秦始皇”。有了秦始皇极权专制式的集中，哪里还有什么民主?还有马克思所说的民主制?正如杜光先生所指出的：由于过分强调集中，“民主集中制在实践中就成了走向极权专制的捷径。……直到今天，它仍然是推进党内民主的拦路虎、挡箭牌，要实现党内民主化，把党建设成为民主的政党，就必须取消民主集中制”。我认为他讲得是很对的，应该回到马克思所说的民主制。

途径：是“由民做主”还是“为民做主”?

由民做主和为民做主，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由民做主，公民无须通过自身以外的主体而自由地表达意愿，并且直接行使权利；为民做主，则是公民自身以外的主体代替公民表达意愿，而且代替公民行使权利。

在毛泽东关于民主的论述中，人民民主即“由民做主”是一条重要原则。1939年5月4日，他在《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讲演中指出：我们革命的目的“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1954年6月14日，他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中又指出：“我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人民民主……人民民主的原则贯串在我们整个宪法中。”但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毛泽东却把人民民主变成了他在“为民做主”。

在20世纪40年代回答黄炎培关于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个周期律的支配时说的那段名言中，毛泽东就已经说的很清楚：“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944年12月15日，他在《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演说中批评许多人的官僚主义作风，提出各地应“对此点进行教育，在党内，在党外，都大大地提倡民主作风。不论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不是恶意攻击，允许大家讲话，讲错了也不要紧”。这种“让人民监督”、“让人讲话”的说法，他以后讲得非常多。对于他40年代的那段名言和让人说话的说法，向来评价很高，但其中的真正含义却很少有人领会，即那都是他“让”人民进行的。一个“让”字，说明了他为民做主的本质。他自以为是代表了人民愿望的，他的“让人民监督”、“让人讲话”就是人民民主。但既然可以“让”，也可以随时“不让”，所以它并不是真正的人民民主、由民做主。

正因为是由他为民做主，所以“人民”的范围是由他决定和区分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民当然有着不同的内容。但不管如何变化，除敌对分子以外的一切公民，都应该属于人民的范围。可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很多阶级、阶层和各种各样的人都被排除出了人民之外。最早被排除的是地主阶级，接着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富农、“右派分子”，以及形形色色的所谓“坏分子”。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都有百分之五的人成为被斗争的对象。很多人今天是“人民”，明天却忽然成了“敌人”，被剥夺一切政治权利。所以，毛泽东虽然说社会主义民主是最广泛的民主，但人民的范围却越来越小。

民主本来是和法治密切连在一起的，只有通过具体的法律把民主制度固定下来，民主才能得到保障。但毛泽东并不喜欢法治，而是喜欢人治。1958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期间就曾说：“公安、法院也在整风，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还是马青天那一套好，调查研究，就地解决问题。”“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韩非子是讲法制的，后来儒家是讲人治的。我们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90％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不靠那些，主要靠党的决议和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不要法制的“那一套”，实际上就是领导人为民做主。

为民做主实际上潜藏了一个前提：即公民自身以外的主体，能够完全了解并代表全体公民或多数公民的意愿，而且能够完全按照公民的意愿行使权利。然而在理论上，这个前提是虚拟的；在实践中，这个前提存在极大的风险。人们通常看到的情形，恰恰是主体的意愿与公民的意愿并不重叠，相反，常常发生龃龉甚至抵牾。也就是说，为民做主的主体并不能真正反映公民的意愿，因此也就不能按照公民的意愿行使权利。所以，在一些重大决策的问题上，毛泽东自以为代表了人民的愿望，实际上却脱离甚至背离了人民的愿望。导致全局性错误的“反右”运动、“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反右倾”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莫不如此。

不仅如此，为民做主还必然导向个人专断甚至专制独裁。毛泽东晚年的个人专断作风越来越严重，与他把为民做主等同于人民民主、由民做主是分不开的。

方法：是“小民主”还是“大民主”?

“大民主”并不是毛泽东最早提出来的。1956年波匈事件发生后，针对我国现实生活里，“大民主”(公民参政议政、国家大政方针决策、新闻自由等等)太少而“小民主”(调资、升级、分房等纷争)太多的现象，在中国共产党内就有人提议应该多实行“大民主”。起初，毛泽东并不认同“大民主”的说法，断定这是主张学习西方的“议会民主”，搞什么“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是缺乏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的错误主张。他1956年11月15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就曾说：现在一些人“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不过，大民主、小民主的讲法很形象化，我们就借用这个话”。“我们是爱好大民主的。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我们发动群众斗蒋介石，斗了二十几年，把他斗垮了；土地改革运动，农民群众起来斗地主阶级，斗了三十几年，取得了土地。那都是大民主。‘三反’是斗那些被资产阶级腐蚀的工作人员，‘五反’是斗资产阶级，狠狠地斗了一下。那都是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也都是大民主。”这说明，毛泽东虽然借用了“大民主”这个概念，接过了这种说法，但他曲解了“大民主”提出者的原意。

但经过反右派斗争，毛泽东赋予了“大民主”以“大批判”的内涵和“四大”的形式，开始主张实行“大民主”，并说找到了实行社会主义民主的最好的方式。1957年10月9日，他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的发言提纲中指出：“一九五七年中国革命创造了一个最革命最生动最民主的群众斗争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大字报。革命的内容找到了适合自己发展的形式。从此无论大是大非、小是小非的问题，无论是革命的问题、建设的问题，都可以用辩论的形式去迅速地解决”，并“从此形成传统，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这种“四大”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大字报”的形式，在他后来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得到广泛推广，成为推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工具。

对于“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大字报”这种“四大”的形式，现在还有很多人在怀念，认为它真正发扬了民主，使广大群众得到了民主的权利。但有的学者已经指出，毛泽东的“大民主”理论是他民主思想的重大失误。我认为，实行“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大字报”这种“四大”的形式，确实使很多人得到了在正常情况下难以得到的揭发、批判别人的权利，也确实可以揭发出一些问题，给那些贪赃枉法的人造成很大的压力，使他们有所收敛，但是也存在三个问题：一是不管是小民主还是大民主，都不符合民主的本义，是对民主含义的偏离；二是毛泽东提倡的“四大”并不是所有人的“四大”，在反右派斗争之前很多人发表的言论，他就是坚决反对的，很多人甚至由此被划为“右派”，受到残酷的打击，只有在他号召的反右派斗争中出现的“四大”，他才认为是发扬民主的好形式。由此可见，这种“四大”只是符合领导人意愿的一部分人的“四大”，而且是只许一种声音、一花独放的政治批判手段，因而从根本上违背了“民主”的本意，并不是全体人民的真正的民主；三是由于“四大”不受法律的约束，容易造成无政府状态，使那些造谣诬陷别人的人得逞，使好人受到不应有的打击。“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深重灾难，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因此，提倡大民主确实是毛泽东民主思想的一大误区。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它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非但没有推动中国民主政治的复兴，反而导致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衰败，留给我们的只有深深的创伤和沉重的教训。

什么才是无产阶级民主、社会主义民主?

关于什么才是无产阶级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民主，毛泽东并没有多少具体的说明，只说它是与资产阶级民主、旧式民主完全不同的民主，是比资产阶级民主广泛得多的民主。由于他过分强调了民主的阶级性，把资产阶级民主的很多内容都废除了。

那么，无产阶级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应该是什么样的民主呢?对于这个问题，陈独秀在20世纪30至40年代初期总结苏联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什么是无产阶级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做出了深刻的思索。他认为，民主“即为由大多数人民管理即统治国家”；“民主不仅仅是一个抽象名词，有它的具体内容”，包括“法院外无捕人杀人权，政府反对党派公开存在，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权利等”。资产阶级的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民主，是有继承性的，“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如果说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不同，那便是完全不了解民主之基本内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一样的”，它“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我认为，陈独秀的分析在很多方面是非常宝贵的。在这个方面，毛泽东远远不如陈独秀。在建立无产阶级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的时候，应该承认民主的普世价值和基本要求。否则，就永远无法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制。

2009年第3期　价格改革：经济改革中的一步险棋·杨继绳

计划经济是靠行政力量配置资源，市场经济是靠市场力量配置资源。市场力量主要工具是价格。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由行政决定价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市场决定价格，即由供求关系决定价格。价格改革就是由行政定价改为市场定价。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价格改革是最关键的一步。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国家，无一不把价格改革放到重要位置。1984年，国家领导人在多次讲话中强调，“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难度最大的是价格改革，而价格改革又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今后5年主要是过价格改革这一关，这一关过好了，其他事情就好办了。”

“价格要理顺，越理越不顺”

在改革以前，中国的价格状况是什么样子?1979年底，我对工业品的价格进行过一次调查，写过一篇题为《对价值规律的严重背离》的调查报告。(新华社1980年2月3日《内部参考》)现摘引其中部分段落，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价格状况：

工业产品比价很不合理

现行的工业产品的比价很不合理，造成生产不同产品的企业利润水平相差十分悬殊。例如，1978年天津轧钢行业平均每个工人创造利润8559元，而和它管理水平、技术水平相当的炼钢行业平均每个工人创造利润只有412.6元，一个轧钢工人创造的利润超过了20个炼钢工人。国营天津印染厂1978年每个工人为国家提供的积累(利润加税收)1.82万多元，而同一工业局所属的天津四新纱厂每个工人为国家提供的积累只有3638元。国家确定的产品价格使得印染厂的利润率比纺纱厂高得多。据有关部门统计，1978年全国国营工业平均利润率为24％，在各种产品中的分配是很不平衡的。同样是机械工业，工业设备的成本利润率是25％，而农机产品的利润率只有_9％。

比价不合理造成了一系列严重后果。一、使价格不能成为经济比较和经济核算的工具，挫伤了企业改善经营管理的积极性。二、造成了工业内部比例失调。例如，加工业的利润率高于原材料工业的利润。是目前原材料工业落后于加工工业的原因之一。三、阻碍了经济改革的进展。当前利润留成中遇到一个最大的问题是由于价格不合理造成苦乐不均。……

价格管理统得太死

现在价格管理过于集中，各级价格管理部门掌握着绝大多数商品价格的决定权，生产商品的企业丝毫没有决定价格的权力。整个价格管理体系是主观的，僵死的。

在这种集中体制下，确定或改变一种商品的价格，程序复杂，周期很长。工厂试制出一种新产品，提出成本资料和出厂价意见，先报工、商两个公司协商，再报工、商两个局协商，还要报市物价局或中央工、商两部批准。经常是新产品试制出来了，价格几个月批不下来，致使企业无法安排生产。天津的小学生作业本、圆珠笔等商品的价格五六个月批不下来，学生要开学了，也无法安排生产。

价格管理过死，使商品的价格不能随着商品所含的价值量的变化而变化，使价格和价值偏离过大。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品的价值必然降低。从1952年到1977年的25年间，机械工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了近3倍，化学工业提高了4倍，而煤炭工业只提高了12％，但是它们的价格还保持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的状况。有些商品，如化纤织物、尼龙袜、电子产品等，这些年发展很快，价值量已经大大下降，而价格一直不变，致使生产这些商品的厂家安于现状，不求进取。

价格统得过死，商品的价格不能随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天津东风手表过去供不应求时，每只120元，现在市场滞销，价格还是降不下来。

这个调查报告反映了当时价格体系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是管理太死，价格不能灵活地反映市场变化；二是价格结构扭曲。后一个问题和前一个问题有直接关系。用不变的计划价格，来应付变动的经济环境和供求关系，哪有不扭曲的?当然，价格扭曲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多年来的反市场政策造成的。

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还没有提出建立市场经济，所以，那时的价格改革，仅着眼于改变扭曲的价格结构，当时叫“理顺价格”。所谓理顺价格，就是通过行政手段来调整价格。当时的经济学家和官员相信是可以通过行政手段来“理顺”价格的。调价，主要是提高价格，比价较高的商品一般是不可能调低的，只能把比价较低的商品的价格提高。从1979年到1984年，主要是调整价格。

1979年春夏，为缩小工农产品的剪刀差，提高了18种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提高幅度达28.3％。同年底，提高了8种副食品的销售价格，提高幅度为30％。1979年和1980年，分别提高了原煤、生铁等能源、原材料的价格，提高幅度在30％左右。1983年，全面调整纺织品价格，涤棉布降价31％，纯棉布提价19％。1983年和1985年，提高了铁路、水运的价格，提高幅度为20％左右。

几年的价格调整，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短线”产品的生产，使原来行业间、产品间很不协调的状况开始有了缓和。

但是，原来认为调得比较合理的比价，不出几年又恢复到原来的状况，理论界称之为“比价复归”。例如，工农产品的比价指数(反映剪刀差大小的一种数据)，1979年比1978年缩小了14.2％，两年以后就又恢复到1978年的状态。基础产品价格提高了，过了两年，加工工业的价格也跟着上来了，二者不合理的比价又回到原来的状态。比价复归，是在更高的价格水平上复归。改来改去，价格扭曲的问题没有解决，价格水平却提高了。当时出现了一个顺口溜：“价格要理顺，理也理不顺，不顺也要理，越理越不顺”。“理顺”价格，这也是一种计划经济的思想方法，哪一个超人能够把握千百万种商品价格的瞬时变化，并且“理顺”它呢?各种商品之间的合理比价，不是能够靠计划机关来“理顺”的，而是在价格放开之后，伴随着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自然形成的。

双轨价：是桥梁，也是泥淖

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定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由此，价格改革的目标也就由原来仅限于解决价格扭曲问题，发展为造就一个新的价格形成机制，使价格成为调节经济的手段。这就要“让价格回到交换中去形成”、“用市场定价体制代替行政定价体制”。

然而，真正要“让价格回到交换中去形成”，就得全面放开价格。但是，放开价格是有很大风险的。这有前车可鉴：

1948年，联邦德国放开物价，一个月之内食品价格涨了两倍，出现了大规模的群众示威。1980年，波兰放开食品价格，价格上涨，造成格旦斯克工人大罢工，总统盖莱克被迫下台，团结工会崛起，共产党失去了政权。

从统制价格过渡到自由价格，为什么在过渡时期总要出现价格大幅度上涨呢?这是因为，在统制价格时期，潜伏着大量的隐性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一般不表现为价格上涨。一旦价格放开，这些隐性通货膨胀就要释放出来，价格就大幅度上涨。

中国的改革必须是稳妥的，当然不能一下子全部放开价格。于是采取了一个过渡办法，先放开一部分产品的价格，暂时保留一部分计划价格。这首先是从扩大企业自主权这个角度出发的。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大庆油田超产原油在国内按每吨644元出售，其他油田超产的原油均按每吨532元出售。当时计划内生产的原油国家定价均为每吨100元。高价油与平价油的价差收入，作为“勘探开发基金”用于弥补石油勘探开发。对石油价格的这些专项措施，成了工业品生产资料实行价格双轨制的源头。1984年5月10日，国务院发出了67号文件(即扩权10条)，其中包括，在完成指令性计划以后，超产部分允许企业在不高于计划价格20％的范围内浮动。1985年1月，国务院又发出17号文件，干脆把20％的限制取消了：超产部分的价格由供需双方自由议定，国家不加干涉。这样，同一种产品就有两种价格，计划内的那部分是计划价格，超产部分是市场价格。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市场价格大大高于计划价格。

同一商品，两种价格，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双轨价格”。放开的那一部分就是市场价格。有了市场价格这一轨，就打破了指令性计划一统天下的僵死局面，使经济生活出现了生机。1988年初，我采访冶金部得知，全国33家重点钢铁企业中，从1984年到1987年，依靠自销计划外钢材自筹的资金达124.6亿元，用于扩大再生产。过去，全民炼钢，闹得人仰马翻，十几年才增产1000多万吨钢。而那几年，国家没花多少钱，不声不响地增长了1000多万吨钢。双轨价网开一面，使不能纳入计划的乡镇企业能够用较高的价格在市场上买到原材料。这是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条件之一。

“双轨”实际是“双规”，同一商品在同一时间、同一地方有两种不同的贸易规则。如果马路上有两种交通规则同时起作用，一定会出现混乱。尽管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说过“双轨制是平稳过渡的桥梁”，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说过中国实行的双轨价格是由统制价格转向市场价格的“天才的解决办法。”但是，双轨价格的确带来了经济秩序的混乱，成了难以忍受的肮脏泥淖。

在双轨价格的条件下，作为生产厂家，总会千方百计地少生产价格较低的计划内产品，多生产价格较高的计划外产品，还要想尽办法把计划内产品拿到市场上卖高价，因此，一些计划合同不能兑现；作为用户，就千方百计地多买计划内的商品，少买计划外商品，还会通过各种手段去套购计划内的商品。这样，市场价格冲击了国家计划，常常使计划落空；计划价格的存在，又阻碍市场作用的正常发挥。双轨价格之间摩擦和撞击的结果是，两种价格都在起作用，又都不能有效地起作用。计划失控了，市场机制也不灵了，到1988年，出现了经济秩序大混乱。

在物资短缺的情况下，市场价格大大高于计划价格。1989年3月，市场价高出计划价的幅度分别为：煤炭149％，原油213％，钢材105％，木材112％，铜150％，铝124％。　一些掌握计划内原材料分配权的人，只要批一个条子，卖给你几十吨钢材，你再转手按市场价卖出去，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赚到大笔的钱。条子，一字千金。双轨之间的价差越大，条子就越值钱，能批条子的人的身价就越高。

当时社会上有一种职业，人称“倒爷”，就是把计划价格的商品倒到市场上去卖。当然，能干这种买卖的都是一些有权力背景的人，群众称之为“官倒”。对“官倒”，群众深恶痛绝。在天津一家旅馆里，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一位“倒爷”将手中的一张钢材提货单，卖给同房间的另一位“倒爷”，每吨加价200元。第二位“倒爷”又把提货单卖给第三位“倒爷”，每吨又加价200元。就这样，这张提货单没有出旅馆，就倒腾了4次，4个人不费吹灰之力获取了暴利。这批钢材的价格由每吨700元加到1600元。

在双轨价格条件下，权力和市场的恶性结合成了罪恶的渊薮，成了当时腐败现象的物质基础。加上高干子弟加入了“倒爷”的行列，一时民怨沸腾，要求改变双轨价格的呼声很高。

1988年：价格闯关失败

1988年，中国最高领导层对价格改革下定了最大的决心。

3月25日到4月13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李鹏总理到邓小平那里汇报会议情况。邓小平问，代表们意见最大的是什么事。李鹏说是价格问题。他讲的是双轨价格造成的腐败和经济秩序混乱。邓小平这时讲到要下决心闯过价格这一关。事后李鹏向政治局传达了邓小平关于加快价格闯关、长痛不如短痛的意见。

尽管还有不同的意见，中央最高层最终还是下定了1988年要闯价格关的决心。从4月开始，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相继出台了。

4月5日，国务院发出通知，猪肉、鲜蛋、食糖、大路菜4种副食品的价格补贴由暗补改为明补。过去，国家财政补贴给商业部门，以保持这4种副食品较低的价格。现在补给居民，同时把价格放开。结果，猪肉价格上涨了50-60％，鲜菜价格上涨了31.7％。直辖市每个职工补贴10元，其它城市补贴少一些。

这种以给居民价格补贴来放开价格的作法，缓解了这几种食品价格购销倒挂的矛盾，促进了生产，改善了供应。当时政府曾设想，逐步形成工资补贴和主要食品价格变动挂钩的办法。后来由于消费基金来源多元化，国家无法控制，如果采用工资和价格挂钩的办法，就会形成工资和价格轮番上涨的恶性循环。所以停止了这种办法。

7月，国务院决定，放开名烟名酒的价格，并在7月28日全国统一执行。由于这类商品不影响普通群众的生活，估计不会出什么问题。但是，没有想到放开以后，茅台酒的零售价由20多元一下子涨到290元。中华烟也由每包一两块钱涨到12元。这么大的涨价幅度，给群众造成了物价将要大幅度上涨的心理预期。一个教授一个月的工资买不到一瓶茅台酒!群众开始产生恐慌。

在这一年，国家又对农产品价格进行了调整，提高了粮食合同定购的价格。棉花收购价格也有较大幅度的上调。还提高了部分生产资料和交通运输的价格。如煤、原油、电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5月份以后，彩色电视机的价格也实行浮动。18英寸彩电由每台1330元上浮到1900元。由于彩电供不应求，实际价格比这还要高出很多。

从社会上看，物价上涨势头已经给群众造成了心理预期；从经济本身看，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很大：已成一触即发之势。

8月19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一条重要新闻：8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第十次全体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但是并没有具体讲从什么时候开始改革。不少人联想到在这之前，赵紫阳、李鹏、万里、胡启立等中央领导人在接见外宾时，都发表了关于加快价格改革的谈话。现在公报发表了，认为价格闯关马上就要开始了。在传达物价闯关时，还提到军队警察要作好准备，防止价格改革中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8月19日当天，各地就出现了抢购。

当时抢购的情况是触目惊心的。从草纸到电池，从服装到鞋帽，从彩电到冰箱，见什么抢什么。着了慌的居民们恨不得将所有的纸币都换成看得见、摸得着的物品，恨不得将几代人所需要的东西都买齐。武汉有人买了200公斤食盐，南京一市民一下子买了500盒火柴，广州一女士扛回了10箱洗衣粉。混乱的秩序使得商店不敢敞开大门，在一个门缝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在门缝之外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在抢购队伍里，拥挤、谩骂，有的地方还出现了小的骚乱。

与抢购同时发生的是银行门前排起了挤兑的长龙。湖北有的县银行因不能及时支付，柜台被愤怒的储户推倒。

这一场席卷全国的、造成人们极大恐慌的抢购风潮，到底有多大规模呢?七、八、九三个月，银行存款少增加了300亿。

当时居民储蓄余额近4000亿元。仅仅动用了300亿，就掀起了如此大的风浪!

8月30日上午，国务院召开第20次常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做好当前物价工作和稳定市场的决定。其中包括，向群众解释北戴河会议说的物价闯关不是马上完成，而是5年或更长一点时间；下半年不再出台调价的决定，加强物价管理；开办保值储蓄，使3年以上的存款利息不低于以至略高于物价上涨幅度；坚决压缩基本建设规模，控制货币发行；做好粮、棉、油的收购工作，保证市场供应；整顿市场秩序。这些措施一一落实以后，抢购风潮才终于平息。

治理整顿：使经济萧条。也为“并轨”创造了条件

改革期间的通货膨胀和过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是有关系的。当时称之为“经济过热”。经济过热是靠增加投资来支撑的。增加投资又是靠银行贷款。也就是说，高速的经济增长必然伴随着货币的超经济发行。一旦经济过热，就要收缩。

从1984年到1988年，国民收入增长70％(按现价计算增长149％)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214％，城乡居民货币收入增长了200％。社会总需求超过了总供给，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很大，客观形势要求紧缩。

1988年9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开展“治理整顿”。9月26日，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正式通过“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

这次治理整顿实际上是一次经济收缩，通过经济收缩来抑制通货膨胀。1988年压缩的结果，工业总产值还是比上一年增长了20.7％，物价指数全年平均高达18.5％，因此，中央又加强了治理整顿的力度。1989年11月9日，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又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采取了更加坚决的措施：实行财政和信贷双紧方针，大力压缩财政支出，管住货币发行，控制信贷总规模；压缩基建投资规模，调整投资结构；控制居民收入过快增长，抑制过旺的消费需求。

通货膨胀终于得到了抑制。全国零售物价指数，1989年为17.8％，1990年为2.1％，1991年为2.9％。为抑制通货膨胀付出了巨大的代价。GDP增长率由1988年的11.3％下降到1989年的4.1％，1990年继续下降到3.8％，1991年回升到9.2％。

在治理整顿期间，国家利用市场疲软的机会，着手调整不合理的价格。从1989年9月到1991年，调整了客运、盐和盐化工产品、棉花收购价、石油、钢材、有色金属等价格，调价总额达500多亿元。1990年是几年来调价额度最大的一年(前几年每年调价200多亿元)，也是物价涨幅最小的一年。治理整顿，尽管对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带来了一些消极作用，但是，对于价格改革来说，却是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它使通货膨胀率达到了3％以下的低水平；它使社会供给大于需求，有了一个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供求关系的变化，“双轨价”中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之间差额已经大大缩小，个别产品还出现市场价格低于计划价格的现象。计划价格并入市场价格，不会有多大的冲击了。

1992年：价格全面放开

过去几年的价格改革，凡是供求关系不是很紧张的商品，基本都放开了。而供不应求的商品(称为短线商品)，还是由国家控制。结果是，价格放开的商品发展得快，国家控制的商品发展得慢。这就是人们说的“越短越管，越管越短”。这些供求紧张的商品主要是生产资料。这是因为加工业的发展超过了生产资料的发展。1992年，不仅供求关系宽松了，政治环境也宽松了。这要归功于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推动。因此，从1987年以来进入困境的价格改革，到1992年加快了步伐。现在，人们认为全面放开价格的条件已经具备。

放开，放开，放开。1992年也许是价格放开最多的一年。其中生产资料的价格放开得最多。到1991年底，国家物价局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管理的生产资料和交通运输的价格有737种，1992年就放开了648种。与此同时，对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和其它工业品价格也大踏步地放开。1991年底，国家管理的农产品收购价格有60种，1992年就放开了50种。轻工产品除了食盐和部分药品等个别品种外，都全部放开了。1993年，钢铁产品价格和大多数机械产品价格实现了价格并轨。1994年陆上原油价格和煤炭价格也实现了价格并轨。

最惊险的一步棋是1992年底全国844个县(市)放开粮食价格。

粮食是国家统购统销物资。长期以来，国营粮店对城镇职工的粮食销售价格低于国家从农民那里的收购价格。差额由财政补贴。1991年，粮食价格补贴400多亿元。其中城市补贴200多亿元。平均每个市民补贴130—150元。用这些钱可以买好大米100公斤，这是将近一年的口粮。理论界早就算出了这一笔账，建议放开粮食价格。但是，放开粮价的政治风险太大，迟迟不能决定。过去一直把粮食价格当政治问题。五六十年代，玉米面提价一分钱，事先要层层开会，作好充分的思想动员，还让党员以党的纪律保证不去抢购。1992年底，各地的库存粮食比较多，这些库存粮食占压不少资金，还希望抢购走一部分。所以，这次全面放开粮价，比过去玉米面提一分钱还简单。事先没有保密，也没人去抢购。

到1993年春天，政府定价的比重已经很小了。按社会零售商品总额计算，95％已经放开；在农副产品收购总额中，90％已经放开；在生产资料销售额中，85％已经放开。就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管理的价格也接近20％，可以说，中国的价格已经放得差不多了，可以说已经实现自由定价了。

这时，不少人轻松地舒了一口气：这一关终于闯过来了!

一山放过一山拦

但是，情况并不那么简单。价格放开到这么大的程度，但价格改革的目标并没有达到。

价格能否正常发挥市场经济所需要的作用，有一个很直观的标准：看价格是否由供求关系来确定，价格能否反映供求关系。从1993年的情况来看，价格虽然放开了，但还没有达到这个目标。例如：

国家虽然放开了价格，但有些商品的价格并不随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变化。有的国营企业的商品卖不出去，宁可烂在仓库里，也不降价卖；有些国营企业的采购员，并不是择优选购，而是按回扣多少选购——国营企业对价格并不敏感。有些商品存在着行业垄断和地区垄断的现象。价格放开以后，也不能反映市场供求状况。

这些情况说明了，计划价格虽然废除了，但是市场定价的机制还没有真正形成。到这时人们才知道，价格改革，不仅仅是放，还要立。要建立竞争性价格形成机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首先要建立管理价格的法律体系。价格放开不等于价格自流，要用种种法律来规范市场行为，如“反垄断法”，“反暴利法”等。价格改革要与企业改革相配合，要造就对价格很敏感的企业，这就要在产权改革上下功夫，等等。

作为市场经济激励企业和配置资源的工具，价格是指广义价格。它包括一般商品的价格、生产要素的价格和产权价格。所以，价格改革还应当包括后两种。

生产要素的价格包括资金的价格(即利率)，劳动力的价格(即工资)，土地使用权的价格(即地租)，外汇的价格(即汇率)，技术的价格(即技术转让费)等。其中最关键的是利率。从理论上说，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这些都应当由市场来形成和调节。要完成这些方面的改革，还需要经过相当长的历程。因为这些是其它各个领域改革的结果。没有金融改革的成功，就不可能有市场利率；没有外汇的自由兑换，就没有自由汇率；没有完善的技术市场，就没有合理的技术价格。

由于缺乏产权价格形成机制，在国有资产重组、国有企业转制过程中，一些对企业有控制权的人低价收购国有资产，有的甚至自买自卖，变相瓜分国有企业。

进入生产领域的资源也是一种生产要素。从经济发展讲，中国经济发展最突出的制约就是资源的短缺。由于资源没有市场化，中国的资源价格一直处于很低的状况，价格没有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这使得一些掌握资源的特权者大发其财，资源浪费甚至遭到破坏的情况十分严重。

1993年5月，针对社会上放开价格后的轻松情绪，我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价格改革：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文章。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我写道：“价格放开并不等于价格改革已经过了关。我们不要过早地沉浸在‘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喜悦之中，不妨吟一吟宋代诗人杨万里的诗句：‘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好喜欢；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

2009年第3期　1956年匈牙利事件引发刘少奇的思考·林蕴晖

1956年10月发生的匈牙利事件，使当年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人们感到震惊。社会主义国家竟然出现了人民反对政府的事件，是帝国主义反革命煽动的结果，还是社会主义本身出现了问题，一时成了人们关注和思索的焦点。

(一)

关于1956年10月发生的匈牙利事件的性质，大凡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都还记得当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文章的题注是：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文中对匈牙利事件写了以下一段话：

帝国主义在1956年10月的匈牙利事件中的活动，是帝国主义在侵朝战争以后对于社会主义阵营一次最严重的进攻。正如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中央委员会会议决议所说，匈牙利事件是由内部和外部的几方面原因造成的，任何片面的解释都是不正确的，而在这些原因中，国际帝国主义“起了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在匈牙利的反革命复辟阴谋被击退以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一方面操纵联合国通过反对苏联和干涉匈牙利内政的决议，一方面在整个西方世界煽起疯狂的反对共产主义的浪潮。(注：《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阅读文件汇编》第一编[上]，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90页。)

这段话说明的是，匈牙利事件的发生，起主要的决定性作用的是外因——国际帝国主义；其性质是“反革命复辟”。需要指出的是，文中所说其依据是“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中央委员会会议决议”，我们在与原决议相比较以后，可以发现上述对事件发生原因的表述，是不全面的。

1956年12月10日的新华社新闻稿刊载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中央委员会就匈牙利政治局势和党的任务通过的决议(摘要)》原文是：

《人民自由报》12月8日刊载了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决议。这次会议是在12月2日到5日举行的，出席会议的有23人，会议讨论了匈牙利政治局势和党的任务。卡达尔在会上作了报告。有21位同志在广泛讨论、交换意见和辩论的过程中发言。

决议说，10月23日事件是由四个主要原因引起的。第一个原因是：过去的领导在党的生活和国家的生活以及在管理经济中采用了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的政策，官僚主义的方法，单纯行政命令的手段。决议说，这种有害的方法不论在我们党的生活中，不论在国家的生活中，导致了极其严重的错误和罪行。这些方法阻碍了在党内生活和社会的生活中扩大民主，严重地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这些方法强加给人民这样一种经济政策，这种经济政策没有考虑国家的经济条件，阻碍了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决议继续说，这个领导集团没有能够承认和纠正自己的严重错误和罪行。它在有历史意义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在实质上没有改变自己的行为，没有重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指示。

由于严重的错误而激怒了的共产党人和非党人士、民主群众进行了纠正这些错误的斗争，但是他们仍是忠于共产主义思想、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

群众性民主运动中忠于社会主义的参加者们，在十月事件之前、在事件发生的时期和事件之后都很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

接着，《决议(摘要)》讲了二、三、四个原因是：

会议在分析第二个原因的时候指出：过去年代中形成并且不断扩大势力的党内反对派中，以伊姆雷·纳吉和格佐·洛齐松为首的集团对于10月23日事件的发生和事件的悲剧性转变起了重大作用。

第三个原因是：在策划和发动十月事件中作为主要力量的是法西斯霍尔蒂反革命势力和匈牙利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势力。

决议说，最后，国际帝国主义在匈牙利事件中起了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注：《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号，第163—164页。)

可见，匈党临时中央分析了四个原因，放在第一位的是原来党的领导集团所犯的错误和罪行。

与上述决议内容相一致的有卡达尔在1956年11月22日与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乔治乌·德治的会谈记录。卡达尔说：

我们把10月23日的行动称做武装起事，这是因为参加这次起事的除了正直的人以外，还有其他分子。不能把所有的人都称为反革命，因为这次行动的参加者大多数并不反对人民民主制度。

关于这次行动的原因，我们是这样看的：

首要的原因是政府领导人犯的错误。这条由拉科西制定的党和国家的错误路线的实质是脱离群众和官僚主义。

在许多错误中间我想强调两点：

1　严重伤害人们的民族感情造成了恶劣的后果。人民群众行动的主要动力是由于民族感情被伤害，而这又被利用来掀起民族沙文主义和反苏情绪。

2　社会紧缩。1949—1953年人民生活水平没有提高，一部分原地不动，大部分倒退，而同时军队和军费开支相对大了些。

……重要的原因还是破坏法制，滥用职权和冤假错案。

下面我谈谈国家保安制度问题，这方面有两个严重的错误：

其一是国家保安局被非法用做消灭党内反对派的工具，而不是用来反对间谍和帝国主义代理人：

其二是人民群众厌恶国家保安局，因为国家保安局把自己大量的人员用来反对劳动大众。

匈牙利共和国一共只有900万人口，而其中近100万人被认为是怀疑对象，这10H0万人在家里、在工作岗位都受到监视。实际上。整个国家也只有4万6万霍尔蒂分子，他们才应当受监视。

上述这些都严重动摇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对党和党的领导人的信任感。他们厌恶这个保安制度……

这就是许多因素中首要的因素，是爆发动乱的主要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对上述错误不正确的批评。而在不正确的批评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一部分党内知识分子以及所谓的纳吉集团。

第三个原因是旧的反革命。(注：阚思静著：《卡达尔与匈牙利》，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118～120页。经过33年之后，1989年2月10日一11日，匈党中央全会再次就1956年事件做出决议，会议公报称：“中央委员会在讨论中强调，1956年，由于领导在革新方面的无能为力导致了政治性爆炸。爆发了真正的起义，人民起义。在这个起义中，民主社会主义力量起了作用，但企图复辟的力量、社会渣滓和声名狼藉的分子从一开始就鱼目混珠地混杂进来。到10月底，反革命的行动增多了。”匈牙利问题专家阚思静评论说：“这次的重新评价。肯定了前半期是‘人民起义’，后半期‘反革命行动增多’。与过去结论相比，突出了前半期的革命性质，淡化了后半期的反革命色彩。还有一点与过去不同，也为人们所忽视的新的提法是：‘在这个起义中，民主社会主义力量起了作用’，这包含有对当年纳吉的某些政治主张的肯定。”阚思静著：《卡达尔与匈牙利》，第268-269页。)

以上可见，关于事件的性质，卡达尔认为，10月23日的运动是“武装起事”；10月31日～11月1日是“反革命事件”。匈党临时中央全会的决议基本上接受了卡达尔的观点和立场，但对事件的性质则做了“这是反革命”的单一结论。

在这里所以引用如此多的文字，是因为对整个事件起因的分析，直接影响到对历史教训的总结。

(二)

刘少奇对匈牙利事件情况的了解，是10月23日到31日在莫斯科直接从苏共中央得知的。在当时，包括刘少奇在内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匈牙利事件的性质，看成是反革命事件，在认识上是一致的。

中共中央对匈牙利事件的讨论，是1956年11月10～15日举行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刘少奇在会上做关于目前时局问题的报告。他对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发生的原因做了如下分析：

发生事件的原因，波兰、匈牙利都是由苏联解放的，不是自己解放的；在对地主资产阶级斗争中，党没有用群众路线，组织起工人农民阶级，也没有划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界限；学生欢迎西方，不喜欢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没有思想改造；肃反中犯了错误，把好人卡达尔、哥穆尔卡等人整了，真正反革命没有肃清；对资产阶级采取没收的办法，树立了敌人，土地送给农民，工农觉悟很低，没有阶级觉悟；在民族问题上，同样把阶级关系湮没了。以上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重工业投资过多，没有重视轻工业和农业，人民生活没有改善，领导人特权，人民生活苦，群众不满，所以走上马路。

第三，这些国家照搬苏联，教条主义不灵，因而失去信心。苏联干涉它们的内部事务，罗科索夫斯基(苏联元帅)当波兰党中央的政治局委员，设顾问，有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损害了这些国家人民的民族尊严，反动分子则以此煽动反苏，支持苏联的群众就挨打，这同这些国家党员的民族主义有关。

第四，苏共二十大批斯大林错误，在这些国家党员中引起民族情绪。斯大林垮了，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跟着垮。二十大以后，控制不住了，煽起一个反苏反斯大林的浪潮。

第五，波匈事件发生初期苏共处置不当，特别是波兰事件，跟情报局压南斯拉夫差不多。格罗骂群众是法西斯。

第六，还有一个南斯拉夫煽动。

三个远因，三个近因。(注：刘少奇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报告要点，1956年11月10日。)

值得注意的是，刘少奇在这个报告中没有提到西方帝国主义的原因。三个远因是指从1945年东欧是苏联红军解放的，在阶级斗争中没有发动群众，从1948年前后向社会主义转变到此后的社会主义建设犯有严重错误：以肃反名义镇压党内的反对派；照搬苏联经验，片面发展重工业；苏联的大国主义，伤害了人民的民族尊严。三个近因是：苏共二十大批斯大林的错误，引发了东欧各国人民反苏的民族主义情绪，同时激化了人民反对本国领导人错误的情绪；匈牙利领导人格罗诬蔑群众的示威行动是法西斯，激化了矛盾；南斯拉夫的煽动。因此，在谈到应吸取的教训时，刘少奇没有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去进行总结，而是着重从如何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尤其是从制度层面谈了如何防止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员脱离群众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刘少奇认为，党和国家的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员，无论如何也不要脱离人民群众，“这是一个根本问题”。

他说，鉴于若干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国家的领导人员有可能成为一种特殊的阶层，特殊的“统治阶层”。我们要采取一些办法，采取一些措施。除了在党内、在人民中间进行教育以外，还要规定一些必要的制度，使我们这个国家发展下去将来不至于产生一种特殊阶层，站在人民头上，脱离人民。为此，刘少奇提出了以下几点设想：

首先，要加强人民群众对领导机关的监督，订出一种群众监督的制度，使我们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接近群众。因此，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怎么做，如何监督政府、监督我们的领导人员，报纸如何监督，都要认真研究。当然，党委和党代表大会的监督，这是最主要的。还有党的纪律。脱离群众，违反党内民主，违反人民民主，就算做违反纪律，不能只是反领导才叫做违反纪律；领导者压制民主就不算违反纪律?

其二，国家领导人员的权力应该有一定的限制，什么事情他有多大的权力，什么事情不准他做，应该有一种限制。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只能对反革命阶级、反动势力和反革命分子实行专政，对人民群众不能用专政的办法，在人民内部只能实行民主。当然，这是有领导的民主。对于这一点，恐怕有些干部在观念上不那么清楚，一说我们要控制局面，就要实行专政，对群众也实行专政。对人民群众不能采取专政的办法。只能实行民主的、说服的、教育的办法。

第三，国家领导人员的生活水平应该接近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要悬殊。最高工资同最低工资不要相差过大；过分悬殊，经验证明这是不好的，人民会不高兴，会脱离群众。还有一些特殊的待遇，也可以叫特权，应该取消。再就是警卫制度，有些措施也是在人民中间引起不好影响的，应该取消。

最后，刘少奇说，我们还可以考虑一些其他的办法。毛主席有一次讲过，资产阶级民主，特别是初期，有那么一些办法，比我们现在的办法更进步一些。我们比那个时候不是更进步了，而是更退步了。我也曾经讲过，据说瑞典，它还是个王国，它的内阁首相是手上拿一个皮包，搭公共汽车到首相办公室去办公的，经常是这样，也不要什么汽车，也不要什么特殊的喇叭这些东西。我们小孩子的时候曾经听说，华盛顿在革命之后，做了八年总统，又退为平民。这件事对我们很有影响。华盛顿做过总统，他也是劳苦功高吧，比我们在座的同志怎么样?他做了八年总统，又退为平民。这样的办法，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参考一下，也可以退为平民?资本主义国家中有些人当过部长，当过总理，结果又去当教员，当教授，当律师，当经理，当校长。当然，我们不一定完全照那样办，但恐怕有些东西，资产阶级的有些制度也可以参考。

除了防止领导机关、领导人员脱离群众，应建立必要的制度以外，鉴于东欧各国照搬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导致国家积累过多，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引起人民不满的教训，刘少奇还对如何有利于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的有关政策，提出了建议。他说：

我们还应该注意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国家的积累、社会的积累应该是多少?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发展的比例是否恰当?我们工业建设的速度要放在一种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什么叫稳妥可靠呢?就是群众不上街游行，不至于闹事，还比较高兴，能保持群众的那种热情和积极性。昨天陈云同志也讲，宁愿慢一点，慢个一年两年，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每个五年计划慢个一年，稳当一点。就说右倾一点。右倾一点比“左”倾一点好一些，还是“左”倾一点好?昨天有同志讲，慢一点，右一点，还有一点回旋余地；过一点，“左”一点，回旋余地就很少了。(注：刘少奇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参见：《党的文献》1988年第1期，第2—4页。)

刘少奇的上述思想，除了领导人的生活不要与群众过分悬殊，取消特供等特殊待遇和过分的警卫制度，绝不能对人民群众动用专政的手段，以及经济建设要照顾到人民生活的改善以外，重要的是建立对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制度，对领导人的权力要有制度的约束。可以认为，这些是当年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领导人少有的远见卓识。

(三)

对定性为反革命的匈牙利事件，不是着重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去吸取教训，而侧重从加强制度建设，防止党和国家领导人员脱离群众，改变不符合实际的经济建设方针，注重人民生活的改善等方面进行思考，这在刘少奇来说，也不是偶然的，是他从年初对中央各部委的调查研究，到中共八大的报告，系统思考的直接继续。

1955年冬到1956年春，由农业合作化热潮带动起来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改造的热潮，打断了社会经济的原有链条，产供销之间出现脱节，生产者的主动性、积极性受到损害，市场上开始出现商品品种短缺、质量下降等情况。随着社会经济改组带来的新问题，在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农民群众中也露出了某种不满的苗头；自思想改造以来的不断政治运动，尤其是由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引发的肃反运动，使知识分子精神上受到伤害，处于备受压抑的状态。因此，在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严重错误、6月波兰发生波兹南罢工示威游行之后，中国国内也出现某些不安定情况，主要是农民闹退社，城市手工业者出现退社单干潮，以及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等情形。

针对年初出现的情况，刘少奇在对中央各部调查听取汇报时，就曾着重谈了经济建设怎样才符合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有利于提高产品的质量，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为提高建设速度和质量，要求人们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到对科学技术的研究，把外国最新的科学技术学到手；为调动工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出要从劳动制度上进行改革，要关心农民的利益；思想文化领域也如同经济领域一样，要着眼于调动大家的积极性等。

在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刘少奇在向大会做的政治报告中更从制度层面做了多方面的阐述。其中重要一条，是提出要加强对国家工作的监督。他指出，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形势，目前在国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为了同官僚主义做有效的斗争，我们必须同时从几个方面加强对于国家工作的监督：加强党对于国家机关的领导和监督；加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务委员会对中央一级政府机关的监督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地方各级政府机关的监督；加强各级政府机关的由上而下的监督，乃至由下而上的监督。其二是建立和健全法制。他说，我们目前在国家工作中的迫切任务之一，是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我们国家的法制。并提出，我们的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严格地遵守法律，而我们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必须贯彻执行法制方面的分工负责和相互制约的制度，在党的建设方面，着重强调了贯彻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扩大党内民主问题。刘少奇说，毫无疑问，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使党和国家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能更好地保持与群众的联系，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呼声，不断改进自己的工作，力求避免犯错误特别是重大错误。(注：《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8—249，253页。)

可见，刘少奇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对如何吸取匈牙利事件的教训提出的种种举措，正是他把匈牙利事件与国内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来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综合思考的结果。以后的历史发展表明，刘少奇当年提出的应当重视和吸取匈牙利事件的教训，是要加强对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进行监督制度的建设，是完全正确的；即使对今天，也仍然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2009年第3期　杨尚昆1986年谈张闻天与毛泽东·张培森（整理）

杨尚昆同张闻天有着将近40年的友谊，称得上是知己的战友。2007年为纪念杨尚昆诞辰100周年，我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一位同志打来电话，说要带电视台人来采访我，约谈关于杨尚昆同张闻天的交往，于是从有关材料中找出了一份1986年杨尚昆的一次谈话记录。这次未曾公开发表的谈话，是他当时应我们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的请求进行的一次谈话，时间是1986年8月30日，地点是北京三座门他办公的会议室。这次谈话由于有张闻天的夫人，同时也是杨尚昆的老战友刘英参加，共同的经历，共同的体验，杨尚昆谈兴一直未减，话题虽然离不开张闻天，然而实际涉及到党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而这次谈话目前留下的就是这份密密麻麻的录音记录稿。如今距离那次谈话已经20多年，杨刘二老均已辞世仙去，参加这次谈话的编辑组的同志也只剩下两人，我和编辑组前组长萧扬。为了不让这次难得的谈话湮没，便根据这份录音记录整理成文。

上海时期的张闻天

我和闻天两个人是四中全会后一起从莫斯科回来的。他一回来就到宣传部去了。闻天那时的思想也都还是受莫斯科训练的那一套，和王明差不多。我知道当时许多文件都是他起草的。因此在上海这一段从他思想来说都还是教条的。不过闻天在苏联确实算是学得最好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是他。一个是王稼祥。博古和我差不多，现炒现卖。博古人很聪明，有捷才，善辩。而闻天是接触了实际以后才觉得王明这套不行的。

四中全会王明是反立三路线上台的，但四中全会后所实行的实际同立三路线差不多，不同的是取消了全国暴动计划，取消了行动委员会。那时甚至闻天也都还没有认识农村包围城市这条道路，搞的都还是以城市为中心这一套，那就是靠罢工、示威，搞“飞行集会”。那时南京路上有个先施公司，我们的人就去那儿先放个鞭炮，然后几个人高呼口号，于是行人便围了上来。这时警察就跑来抓人，这样每次我们都要被抓走一些人。工厂罢工说起来就是起哄，一个工头打了人，就一个车间马上停下来。工会也是共产党的。这样一闹巡捕就来抓人。工厂的基础垮了。恢复一段后，手就又痒了。就这么恶性循环。

面对这种情况闻天就有些感觉，觉得这种办法不行。特别是1932年他出席江苏省委会议的一次讲话，他的这种思想表现得最明显。那时没有上海市委，江苏省委就是上海市委，我当时是省委宣传部长。当然，他当时思想还没有后来那么彻底。他讲得多的还是从工作没有搞好这个角度说的，总是说没有准备好啦，太仓促啦。但觉得这样搞不是个办法，这一点是提出来了。认为这样搞下去没有什么意思。

淞沪抗战起来时，上海有十三家日本纱厂同时举行罢工，也是搞得轰轰烈烈的。因为那些工厂都开在闸北，闸北被日本人一占领，工人们就都跑到租界上来了。工人们都有爱国心，于是就组织一个罢工委员会，为了维持工人生活，就靠“民反”(全称为“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一笔者注)在社会上募捐开粥场。每天每个工人可以领两餐稀饭。有一天宋庆龄通过人向我们表示要捐两千元，那时两千元可不简单，是光洋呵。但这时凯丰就主张不接受，我就主张接受。凯丰那时在团中央，我在江苏省委宣传科。我就去跟闻天商量，闻天也主张接受。这样才把这两千元接受了下来，那时我们还办了张报纸，三天出一期。这件事我们还登报公开表示感谢。当时为什么有人不接受，就是说宋是第三党。那时有个公式，说第三种势力即中间派，他的欺骗性更大，比国民党还要坏。这是套的斯大林对社会民主党那个公式。所以总的说来闻天这一段并没有完全脱离教条主义，但是实际工作使得他觉得有许多问题需要考虑。所以他那时自己的思想活动同他文字上写出来的东西，已经开始发生距离。他这时有几篇文章已经可以看出有点想要纠正一些“左”的东西，但是那个思想并不彻底。

中央苏区时期的张闻天、博古和毛泽东

闻天到中央苏区大约比我早十天。我到了中央苏区时他正在做报告。我一去就先向小超(邓颖超)报到，她当时是中央秘书长。报到后她就安排我住处，我一看那个房里还有张床，她告诉我说那是张闻天的。闻天回来一见面就说，你到啦!好好。并说，我那时(指在上海时)跟你说了句再见，就是指的在这里见呀。那段时期我跟他住一起，在那间房子里差不多同住了几个月。在中央苏区，起初闻天还是宣传部长，我那时是宣传部干事。后来派我去办党校(名字叫共产主义大学)时，闻天是校长，我是副校长，不过实际他没有管。

编辑组同志问：张闻天本人在1943年《反省笔记》中，曾经检讨初到苏区时所犯的反“罗明路线”错误，但申明自己当时主观上并未想到为了想要反对毛泽东，而且指出直接领导反“邓毛谢古小组织”的是罗迈(李维汉)。对此应该如何看?

反“罗明路线”时我已经到了瑞金。这一段斗争我知道是博古发动的，策划这件事我估计也是博古。那个时候博古叫总书记。为什么说是博古起这样的作用呢?因为斗罗明时我还在瑞金，起初罗明表现很硬的，并不承认错误。那时我同博古都住在一个楼上，博古是同陈云他们两个住隔壁。看到罗明不承认错误，博古就有点慌了。因为他已经把这个斗争发动起来了，他不胜利那他不就垮台了嘛!于是就找了很多人同罗明去说，去劝罗明，说你一定要服从大局，不要这个样子。后来罗明就承认了，承认是他的错误。当然后来整人这个事是罗迈(李维汉)，斗邓毛谢古时我已经不在瑞金，但我知道罗迈一去苏区就组织了一个组织局，组织局书记就是李维汉，可以说罗迈掌握了生杀大权。所以我估计这件事策划是博古，具体到整人是李维汉。至于文章嘛是闻天写的，他那时思想还没有完全转过来，当然那时他也只能那样写。

闻天同博古两个原来在思想上基本一致，后来慢慢地他们两个就分开了。因为博古坚持教条坚持得比较厉害，他到中央苏区后就把闻天实际上从政治局的日常工作中排挤出去，叫他到政府当人民委员会主席。我想当时博古有两个目的，一个目的是把毛架空，你虽然是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但是按实际的职务来说，具体的工作是在人民委员会，也就是总理那里。这个完全是按照苏联的一套来套的。第二你张闻天在政府那边工作，你就少管中央的事情。然而闻天同博古他们两个那时一直是有斗争的，思想也是有所不同。博古比较个人突出，闻天这个人毛主席就说他是书生，他是书生气重些，但书生气也并不是一个不好的字眼。这就是说他比较喜欢研究理论，这个人的文笔是不错的。他去政府工作，这就恰恰给他提供了一个单独考虑中国革命实际道路的机会，特别是同毛主席接近了。因此我觉得闻天转变的关键是在遵义会议前这一段。　不过毛主席起初也没有同他交心，是慢慢地才交的呵。因为在他的脑子里，博古同洛甫是一条绳子上两个蚂蚱。王稼祥去苏区去得早，我估计毛大概多少把他的思想暴露的，首先是跟王稼祥。至于对张闻天，他还是先试得试得来的。不过在瑞金他们这几个之间并没有什么私人交往。那时候反毛反得最厉害的是任弼时。第一次宁都会议恩来是中央代表团团长，恩来还没有到，是任主持把毛主席撤掉了。所以毛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前还讲，最后在中央苏区剩下的一个反对他的就是任弼时。(刘英插话：他真是记得清!)这个人在这方面是这样的。所以任弼时如果他不死，“文化大革命”也非整死不可。我觉得闻天那时也从弼时那里听到过一些反毛主席的话的，开始对他也有一定的影响。弼时那时认为毛主席有些东西不妥当，比如包括肃反他认为毛主席该有责任，但是毛主席从来不认为肃反他有责任。

我最近想，毛主席在瑞金也有没有“左”呢?比如说查田运动，你们现在看看有个文件那是很“左”的，那是毛主席主持搞的呀。那时总的当然他不当权，但是他做具体工作，他这个查田运动就是“左”的。(刘英插话：我在于都第二次扩红，他直接领导我。他给我的批语是谁反对扩红的就杀。后来又来电话，要三天找出反革命。于是县保卫局就抓来一批人，硬说人家是“改组派”。我是觉得“左”的。后来是洛甫来了一封信，说反对扩红的不一定是反革命。我们才把这些人放了。)查田运动的结果是整了一批中农，至于富农那时早就没有了。那么在这种高压下就扩红，创造红军一百万。谁敢不当红军呀?当然扩红成绩是主要的，但是那样的方式是不好的，事实上等于抽丁，像兴国那里抽得就根本没有什么壮丁了。

从动员突围到遵义会议

长征出发前闻天发表一篇文章《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我们开干部会动员突围就是靠的这篇文章。因为长征之前博古同李德他们两个到过我们三军团，这是他们第二次到三军团，第一次是打广昌(战役)时同彭德怀当场吵架那次。这次他们又来就讲到要突围，就说中央没有内部文件，就是张闻天同志有篇社论，所以闻天那篇文章是代表中央的。不过文章讲得很隐蔽，不懂得一点情况还看不出呢。这里要说一个问题，关于这篇社论我记得上面有个训令，训令上写着“供干部讨论会用”，所谓讨论并不是像现在这样，开个干部会，师团级或县团级统统说清楚，没有那个事。那时我是三军团政委，顶多是跟师长们说了，连团长都不知道。毛主席多次讲这件事，说没有说清楚，其实为什么一定要说清楚才能走，部队嘛，只要下命令就是喽。

前方的同志对你们(指长征初期刘英所在的中央纵队一笔者)后头那个“红章纵队”(笔者按：长征初期红军部队按照李德的“设计”，一、三两个主力军团分别列为左右两翼，掩护着中间的军委纵队和中央纵队作“甬道式”的前进。杨尚昆所在的三军团担负着右翼的掩护任务。刘英则在当时代号叫做“红章纵队”的中央纵队担任巡视员。)意见大得很啦，甚至叫它“混账纵队”。前方有时要等候两三天，才等得上你们。三军团最恼火的一次是过湘江，因为等中央纵队迟了一天。湘江一仗是同白崇禧的部队打的，打得很苦，损失很大。所以前方一些同志都怪你们，说就是你们把我们拖垮了的。还有一点，就是中央纵队的同志每人都手里拿着火把准备走夜路，前方的同志一看他们在那边走就骂，因为军队里的战斗部队是根本不许点火的。(刘英：不点火的话。那些行李就全完啦!)

遵义会议我记得是这样的，博古讲完之后第一个报告的是洛甫，他总结长征前面这一段，基本的东西是毛主席的。因为那个时候他很尊重毛主席。毛主席对他也比较重视，从毛主席这方面说，我找你一个教条主义营垒的人出来打头阵。接着毛主席做了一个补充的东西，这就讲得比较厉害一点。遵义会议那个文件也是洛甫写的。成立三人军事小组是在遵义会议之后。不过把博古拉下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这个是遵义会议定了的。闻天的转变可以说同他跟毛主席两个人在中央苏维埃政府接触有关。由于受毛主席影响，毛主席跟他谈了一些问题，所以遵义会议他就站过来了。我看大体上就是这样。但是遵义会议如果要他说王明整个路线错误，我看闻天下不了这个决心。因为这里还有个共产国际问题。(刘英插话：那时大家对国际都很迷信。)这一段他同毛主席的关系是很好的。

关于会理会议

会理会议是在会理(云南)附近一个村子里开的。出席会议的有林彪、聂荣臻，三军团就是我和彭德怀。我还记得就是在一个茅草棚子旁边，也就是露天里开的。我那时脚受了伤，是用担架抬着去的嘛。会理会议主要是批评林彪要毛下台，也牵连到几个军团。因为从遵义出来这一段部队就是走路，那个时候怨言很多。一天走来走去，打圈子，也没有说清楚究竟要搞什么，就是下命令。所以部队疲劳得不得了。走的中间你挤我，我挤你，谁的力量大谁就跑得快。一军团同三军团碰到路上谁都不让谁。特别是干部团陈赓对一军团杨成武那个团意见大得很，就公开骂，跺起脚来骂。因此可以说那个时候思想是很乱的。

在这种打圈圈情况下，很多人就跟洛甫反映说，这样不打仗又死那么多人，是不行的。对这种打法洛甫也不了解。彭德怀也不了解，因此也跟他讲，其实毛对彭不了解是最不高兴的。这里还有王稼祥军事方面对毛有意见，他又不跟毛直接讲，就跟洛甫讲，洛甫就跟毛讲，毛就发脾气。会理会议本来正式题目是批评林彪写给中央的信，信是要毛下台，要彭德怀出来指挥。但是会上有人却出来说是张闻天到了三军团司令部，同彭谈了多少多少。我就起来作证，我说我是政治委员，整天同彭德怀两个在一起，根本没有这个事。张闻天没有到过三兵团。所以这就怀疑到张闻天同彭德怀联合起来反对毛主席。这根本是个冤枉，毛主席却一直深信不疑。我以为毛同张的疙瘩那个时候就结下了。不然为什么明明是要批评林彪那封反毛主席的信，结果却又要把张闻天同彭德怀拉出来?那个会上非常紧张呵。

瓦窑堡的一场争论

长征到达陕北之后关于战略方针问题党内实际是有些不同主张的。那个时候毛主席提出一个战略来，就是要脱离陕北，占领太行山，然后向绥远发展，背靠内蒙。他提这么个战略计划，好像就是在洛甫那个窑洞里，不是在毛主席那个窑洞。(刘英插话：对。那时开会都在洛甫那个窑洞。)大家都不赞成他这个意见。(刘英插话：我记得还争论得很厉害。)因此东征彭德怀不愿意，林彪不愿意，都是从这个地方来的。因为他们都了解毛主席的意图，就是要脱离根据地，那时大家都怕脱离根据地。因为走了一年多，好容易找到一个安身之所，又要走，怎么得了呢。

实际上毛主席提出的这个主张大家都不赞成。所以后来毛主席就改了。东征是走一步看一步，瓦窑堡不是留了一个留守处嘛。但他并没有放弃他那个意见，后来是没有能按计划打胜仗。周恩来、博古他们就留在了瓦窑堡，洛甫没有留，是跟着我们过河的。东征战绩是很不错的，占领了很大一片地方，但是县城一个没有占领。正是这个时候，国民党想要同我们合作，博古还有王稼祥他们一起到了前方，于是中央在山西大麦郊开了会。后来决定回头，就回到了西边。可见那时就有点不同的主张了。

张闻天反对毛泽东同江青结婚

在延安我觉得毛主席最忌恨洛甫的一件事，就是反对他同江青结婚。我是看到过洛甫写给毛主席的那封信的，那时毛主席住在凤凰山底下，他把罗瑞卿抓住写那个抗日游击战争的政治工作，他把这个信给罗瑞卿看了，罗就给我看了。洛甫那个态度很坚决的，不赞成他同江青结婚。以后不是经常毛主席开会就骂么，说我无非是吃喝嫖赌，孙中山能够，为什么我不能够?我看他最忌恨的是这件事。那时真正是中央的同志写信给他表示的就是洛甫。(刘英插话：他那时是党的负责人，因为好多老同志都有意见。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王世英，过去在外头搞情报工作，说江青这个人在外边桃色新闻太多，毛主席同她结婚对党的影响不好。给中央写了信，信上签名的一大串。闻天告诉我，这样他就写了个信给毛主席送去了。毛主席看了信后把桌子一拍，老子就要同她结婚，谁管得了，后天就结。)

过去有个传闻，说江青同毛结婚时中央有一个决定，不让她参加政治生活。实际根本没有这件事。第一中央不可能通过这么一个东西，果真如此的话，毛主席不要吵翻了吗?另外还有一个旁证，两年前我曾经问过陈云，我说你那时在延安既是组织部长，又是政治局委员，你知道不知道这件事?他说根本没有那回事。相反他跟我说了这么一件事，他曾经以组织部长的名义找江青谈过一次话，就说毛主席人家有老婆，并未离婚，你要注意啦。江青便告诉了毛主席，毛就打电话给陈云，说你这个组织部长竟然管到我家里的事情来了。这时他已经同她结婚了，所谓结婚实际也就是那么回事。

那时正是中央开六中全会，前方不少人都去了延安。当我们去看毛主席的时候，江青从窑洞里出来，贺老总就问，毛主席，这是个什么人呵?毛主席就说，嗨!你这个问题问得很怪。贺老总就说，主席家里出来一个我们都不认得的人，我们为什么不可以问啦?后来没有过几天就请我们吃饭。我是吃了两次饭，头次就是请罗瑞卿他们那一次，我知道洛甫那次没有去。

所以我觉得在延安恐怕这件事是洛甫使得毛最恼火的，甚至于他可以联系到王世英写的信也是洛甫在里头搞的。后来他们两个关系就越来越僵了。以后他对洛甫的态度就不是与人为善的态度，而是讽刺挖苦。所以他们两个分道扬镳，搞得慢慢距离远，恐怕是从长征后期就开始了，不过会理会议后主要是走路，还看不出什么明显分歧。我说闻天同志一方面过去是有些教条，另外一方面他确实很喜欢研究理论。这个人就是社会经验太少，很天真，太天真了。

延安时期毛泽东和张闻天关系的变化

中央的事情我也并不完全清楚，特别是那个长征中间。我在延安当然是住得久，那时我不是政治局委员，但是我作为北方局书记，后来整风时又让我当党组书记，所以政治局会议我都参加。我以为在保安时候，闻天同毛主席关系还是不错的。后来我就到前方去了。我1939年回一次延安，那时我就感觉得到不那么对头了。1940年我回到延安，闻天当时就只管宣传，别的事他一般都不管。我看他那时很苦闷，我去看他时，见他成天在剪报，他是很注意收集材料的。反正闻天那里我到了延安是经常去串门的。甚至于毛主席在延安讲过这样的话，意思就是你又不管，你又管不了事，你还把着这个位子不让出来。(笔者按：张闻天1943年在《反省笔记》中说，六届六中全会期间他就已经向毛泽东提出要把总书记让出来，是毛泽东当时不同意提出这个问题；《笔记》又申明说，“六中全会期间我虽未把总书记一职让掉，但我的方针还是把工作逐渐转移，而不是把持不放”。)闻天跟他去谈过一次，这是闻天跟我讲的，这个事情我统统交给你，我不管了，一切听你的。毛主席当然欣然接受了。他就是要把权都抓到他手里。

可以肯定，在延安这一段或者说在延安后期毛对洛甫看法有一个很大的变化。他也没有注意到他在遵义会议是拥护他的路线主张的。我觉得他对洛甫有成见。比如洛甫为什么到晋西北去考查?那就是毛主席说了很多挖苦的话，什么“言必称希腊”，中国的实际一点不懂，没有调查研究，等等。实际上是指的洛甫，我们都听得出来。所以那个时候洛甫的情绪就很坏，自己就走了，走了这个事情不是就更好了嘛!你毛主席一个人拿主意去，我离开了。这个时候洛甫是不是也有点觉得我是一个党的负责人，你得跟我商量商量。从洛甫这一方面来想有点觉得你毛泽东不尊重我。

“二十八个半”问题与“抢救运动”

闻天对王明的印象一直是不好的，这我知道。在莫斯科中大学习时他对王明的印象就不好。所以你要说他佩服王明，那是根本不会的。所谓“二十八个半”完全是陈伯达他们搞出来的。在延安讲“二十八个半”的时候，他们把博古、洛甫都算上。我就说如果要算，这些人都不能算。为什么?因为“反中共代表团斗争”时我在支部局，我就算一个反的。博古那时还在，不过他已经不在学校，那时他在中国问题研究院。洛甫那时已经到了红色教授学院。他除了礼拜六来一来学校以外，其余时间根本就不来。他当时既不是支部局的，又不是学校学生。所以那个事同他没有关系。

抢救运动任弼时同志木赞成，是我听弼时当面跟我讲的，他说这样搞不行。不过那时弼时有些正确主张毛主席也拒绝。康生那个家伙坏透了，记得斗柯庆施那一天要我们中直学委会布置，我就提出有什么证据说他是特务?没有!就要开会轰，我就不赞成，我一个，邓发一个，李富春一个都不赞成。就去找康生，他是学委会(副)主任，对他说，这个不行，斗了下不了台怎么办?康生那个时候态度糟糕得很，就说书记处决定了的，你们照着执行。我们就去找弼时，弼时说“我也不赞成”，但表示他也无能为力。结果斗争会从下午两点一直开到七八点钟都下不了台。几乎所有的人都组织起来攻这个柯庆施，其实一点证据都没有，就是说什么看到你在街上戴个黑眼镜呵，又是怎么怎么样啦，搞逼供信。后来主席在一次会上就问到，你们开那么长的会干什么?康生你知道吗?康生却说，是他们要开这个会，我就没有要他们开。你看他又这样子说话。

记得有个叫韩进的在延安审查时把他整得很苦。其实这个人是我过去在上海时，他被敌人抓去枪毙，但没有被打死。脑袋受了伤没有死就躺下装死。晚上一个卖豆浆的老头看他还有气救了他。以后伤稍微养好了一点就跑到租界上找到我，我还给了他几十块钱。延安整他时怀疑他是托派，还说他是日本人，实际都是康生那个“推比法”推出来的，因此就被关过，当时举证就说韩进是已经被敌人枪毙了的。

实际上康生那个时候想搞老干部。中直机关就有十几个老干部上了名单要准备抓起来的，房子都准备好了，这我是知道的。就是因为柯庆施这一关没有能攻下来，就觉得没有把握，康生就赶紧收场。如果柯庆施那个时候乱扯一下，那就不得了啦。那个时候还私设公堂，实际上就等于“文化大革命”的预演，不过范围很小。

党校还搞出一个什么“红旗党”，这也是康生搞的，他在杨家岭做大报告，说什么河南呵、湖北呵都是“红旗党”。反正周总理管的这些省委都成了“红旗党”。(刘英插话：党校有个特别支部专门管这些人的。)这时候就是真的这样整了的嘛!那时连钱瑛这样的干部也整得很厉害呵，因为钱瑛是在南方局管组织工作的。周总理那时也苦闷得很呵。(刘英插话：他不好讲话呵。)六届六中全会前，王明在外面曾经写了个《三月政治局会议总结》，毛主席认为它是个纲领，非常恼火的。这个事情那时就责备到了周总理身上，所以审干后期康生搞的那个“红旗党”出来，周总理是处在非常困难的境地，实际上是整周总理。

我那时住在山上，我吃饭都要走他门口过，吃饭之前都要到他那里去看一看，我看他那时情绪很不好。但是那时没有总理也不行呵，国民党的这一套也只有总理能对付呵。没有一个人可以代替总理。整风后期还有人正式向毛主席提出说，教条主义批判得差不多了，现在应该转向批判经验主义。毛主席不赞成。所以毛主席这个人，他全部是在矛盾中活下来的。但是基本的是要保存他这个权，所以历史上谁反对了他，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关于高岗事件

毛主席这个人非常多疑，后来张闻天在莫斯科当大使时，我想毛主席可能也有点怀疑。因为那个时候当(苏联)大使的就有张闻天和王稼祥，而在王稼祥当大使时同张闻天当大使时比较，苏联政治局对张就比较王要重视，规格要高。你们(指刘英和张闻天)回来时候苏共政治局委员请你们吃了饭，送了东西。(刘英插话：莫洛托夫讲他是杰出的外交家。)当然洛甫同志都如实报告了，他并没有隐瞒这个。这就又联系到你张闻天是苏联培养出来的，王稼祥也是苏联培养出来的，为什么对你就比对王稼祥要好?所以为什么高岗的事情也把张闻天扯进去了。你(指刘英)大概不知道吧。(刘英答：知道。不是也检讨了吗。因为那时他去看他了。)我看这里有个我们不知道的内部毛主席的想法问题。其实张闻天他去看高岗有什么关系呢。(刘英插话：就是。他同高岗在东北一起工作，从国外回来自然去看他，当时还不知道他出了问题呢。)

因为有个说法，说高岗那个时候集中力量反对少奇，反对总理，也可能这个是毛主席的意思，因为毛主席后来看到形势不对，他就反对。反正他对少奇同志既觉得他是党内不可多得的人才，但对他又觉得有些事情没有经过他(刘英插话：意思就是把他架空了)，这是对他有意见的。后来这个问题慢慢就搞得复杂了。那时召开的财经会议实际上是高岗发难反对总理；同时召开的组织工作会议是饶漱石发难反对少奇。这两个会议实际上都是高岗在里头搞的。高岗不是提出中国的列宁问题解决了，斯大林问题没有解决。所以要当斯大林。毛主席那时都知道他这些活动。

所以毛主席不就试着瞧嘛，就试试他那个“中央轮流当主席”大家赞成不赞成。高岗事件已经要发生了，这时毛主席要到杭州去，走之前在怀仁堂开了个会，就提出“轮流做庄”问题，结果没有人赞成，都不赞成这个东西。所以开完会之后毛主席就上车了，是我陪他到杭州去的。

那个会开完以后，高岗就找到陈云，说你为什么反对“轮流做庄”?你应该赞成呵。陈云就说，这个不行嘛!你看哪一个够呵?高岗就说，你一个，我一个。陈云就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就报告了主席。所以这时主席就非常注意这个，这你是夺他的权么!高岗对小平也讲了。小平那时就说，咳!都挂了像的嘛!你在这些像里头找么，其他人都不够资格。那时不是有几大书记么，毛刘周朱，你看只有在这里头找么。所以以后高岗就不敢找小平了。小平就报告了周总理，周总理就跟毛主席说了。所以毛主席看中了小平同志政治上厉害。

庐山会议

闻天当大使从苏联回来以后他同毛主席讲话就不投机了，他很少去，毛主席也不大见他。庐山会议时我知道闻天同志想同毛主席单独谈一次，但毛主席拒绝了。庐山会议是突然一下子变了的。会议本来是要反“左”，就是反那个时候的“左”倾。按照少奇的话，就是叫做“成绩说够，缺点说透。”所以上山的时候大家都是从反“左”这一方面考虑的。不是写了个“纪要”么，那时乔木还没有去，由我牵头找了几个书记先写了一段。彭德怀的这个信一去，主席并没有马上表态。那时很多组都拥护彭德怀这个意见。华东组表示赞成彭德怀的意见，还有西南组也都觉得彭德怀讲得有道理。陈伯达这个家伙不是个好东西，他就讲“唯我彭大将军”，就是说只有彭德怀敢讲这个话。

这个信当时并没有印发，但是毛主席找了几个大区的书记都去看了。毛主席一听这个会上方向变了，变得好像是对着他了，他着急了。所以就决定发，就把这个信印发了。彭德怀后来不是讲么，我是写给你的信，你为什么要发?发了以后就在我们住的那个招待所后头一个饭厅里开了个会，这个会上毛主席就摊牌了，说你们说彭德怀这个主张对，那你们就把王明请回来，我去打游击去。发脾气了。彭德怀那时也太硬了，就站起来说，你不要煽动!这时毛主席脸色就很难看了。这样会议一下子就转过来了。

后来突然一下又来了一个军事俱乐部。这事当初坏就坏在罗瑞卿上，李锐、田家英还有吴冷西几个在一起从一个什么地方走出来，本来没有事，却碰上了罗瑞卿，他们就有些紧张，赶紧拐了个弯，其实何必那么紧张呢。罗瑞卿这个人是搞保卫工作的，警惕性高得很，马上就去报告了毛主席，这就成了军事俱乐部。至于张闻天、彭德怀他们和聂老总住的是一个大院子，靠得很近，吃饭好像还在一个食堂。当然彭德怀要写信给毛主席这个意思张闻天是知道的，张闻天在华东组讲话他也同彭德怀说过，彭德怀是支持他的。可是你想想看几个政治局委员为什么不可以交换意见?你过去不是也说过可以交换，而且彼此要做工作么。如果政治局委员都统统不敢讲话，那怎么能行呢?

我那时不是在办公厅么，从毛主席那次讲话以后，那些小组的发言都统统提出要求收回。闻天那个发言记录还是我给他送去的。后来闻天自己打个电话给我，他因为看到形势不对，要求把它收回。我说这个问题我决定不了，你是政治局委员(笔者按：八大后张闻天已是候补政治局委员)，我问问少奇同志吧。少奇说，就把它收回吧，算了，不要印了。少奇同志那个时候实际上有一套比较正确的思想，以后就不敢讲了。少奇同志也是怕这个事情。他去找乔木讲过，他要乔木去跟主席讲。乔木说这个我无论如何不能代替你，你要讲，你去讲，我不能讲。

后来写决议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商量，说无论如何不能写成个“反党集团”呵，你乔木也是在呵。后来乔木说是毛主席要他写“反党集团”，特别是有个“军事俱乐部”问题出来后，这个就非“反党集团”不行了。所以乔木也是非常违心地写那个东西。事实上乔木基本是同意彭德怀意见的。

庐山会议以后闻天在科学院写的很多东西，都是经过我转毛主席的，毛主席根本连理都不理。那时候我不是有时也跑到你们(指刘英和张闻天)那里去看一看么，去了我还要跟他报告，不然将来又说我是如何如何。毛主席问，他怎么样?我说情绪还好，他在做研究工作。他那时不是经常跑国际书店买书么。他那时确实是坐下来搞研究。从那以后他就是～落千丈，这个中间实际就牵扯着一个高岗、一个彭德怀这些案子，毛觉得张闻天在后头都起一定作用。反正我看他对这个事情是深信不疑。

“文化大革命”前一些情况

我们这个党后来“文化大革命”留有很多问题我现在也想不通，明明是毛主席讲过的话，他可以重新变过。比如瞿秋白的那个《多余的话》，毛主席看了，也亲自跟我讲过，说秋白这个同志是书生，说他文章写得很好。他那个意思就是说并没有出卖什么党的秘密，或者说他是叛徒。后来忽然不晓得怎么一下子说他是叛徒。也是他讲的。所以他有些事情不知怎么搞的。

武昌会议的时候，毛主席是正式交了权的呵，是交给刘少奇的。但是他实际并没有交呀。他这个交就是政治局会议他不到了，因为他那时精力有限，一天躺在床上，但事实上什么事情他不同意，你都得推翻。他不是那个时候对小平同志有意见么，说小平同志封锁他么。他以前说高岗时提出过北京有两个司令部，有个独立王国么，这是讲的高岗。后来“文化大革命”前他就提出来另外搞个计委，另外搞个书记处。计委他是搞成了，就是把余秋里，还有林乎加他们调来，把李富春架空。李富春这时也知趣，就写封信说我不管了。把全部事情都归秋里去管，余秋里当然是尊重李富春的。当他提出另外一个书记处的时候，当然邓小平同志不好讲话。周总理就讲，这个恐怕不好吧。那个时候他想调什么人当书记呢?他就想陶铸。所以以后说什么陶铸是刘少奇调到中央来的，这对于刘少奇来说，确实是个大冤枉。

上海会议时他还提出来他要挂帅，说“我是帅，邓小平是副帅。”这样刘少奇摆到哪儿去呵。所以开完会回来，大家都议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呵。当然谁也不好去问啦，不过彭老总当场就顶了他，说你不早就挂帅了么。另外他还说李富春怕鬼，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后来有一段又把李富春搞成常委，没有搞几天就又不行了。总之主席后来弄得没有章法，谁都不知道他要搞什么。

“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我就不清楚了，因为我关在里头，什么也不知道。“文化大革命”不是听说毛主席他认为“反周必乱”么。我看他那个时候这一点看得非常清楚，没有一个人帮他支撑那些事情不行。你叫毛主席当总理他当得了吗?(刘英插话：当不了!)所以对于周他是这个样子：一方面觉得这个人也不那么听他的话，但另一方面又觉得没有这个人不行。而周也善于在这个中间调和。我们过去不是讲周是不倒翁么。周在“文化大革命”中确实是一个顶梁柱，如果没有他那就不得了，没有他这个和稀泥，那就不知道国家将会是个什么样子。(刘英插话：后来不是毛也不信任他了么?)不信任也没有办法，不信任哪一个搞得了呵?你康生搞得了?王洪文想当总理，但是王洪文也好，张春桥也好，都不行。所以“文化大革命”后期毛他自己也觉得这个摊子这样下去不得了。当然他自己最后归天了，这个摊子也就只有让给后人了。

“文化大革命”中我觉得对他刺激最大的是林彪事件，因为他认为林彪是一直拥护他的，是他一个比较忠实的信徒。林彪居然干出这种谋杀手段，对他刺激太大了。所以林彪事件以后所有老的他都不相信了，就相信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当然还有江青。所以后来就反常反得极端了。

2009年月2月1日于北京

2009年第3期　万里在农村改革中的三大贡献·丁龙嘉

万里在农村改革中的思想和实践，应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7年6月至1980年2月，万里担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在一个省的局部地区实行农村改革。邓小平说，“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万里同志是有功的”；坊间传说，“要吃米，找万里”，就是对这一段情况的概括。第二阶段，是从1980年2月到1988年4月，万里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并在一段时间内兼任国家农委主任，分管农村工作，具体指导全国的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万里对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择其要者有下述三个方面。

率先突破人民公社体制，支持、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参与领导完成了迄今为止农村最具实际意义的重大改革

人民公社在其存在的25年间，前后两次给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农民带来了巨大灾难。第一次大灾难表现为1959年至1961年三年间的人口非正常死亡和正常出生率的锐减。对于这三年间全国人口非正常减少的情况，虽然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结论不同，但都是以千万来计算的，而官方至今尚未有公开的数字。第二次大灾难表现为“文革”结束时的农业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沿。1977年，有2.5亿农民吃不饱肚子。1978年，农民人均从集体分得收入74.67元；人均从集体分得粮食105公斤；1／3的农民生活水平不如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前半期。

从1958年人民公社建立到1978年的20年间，以及此前的高级农业社时期，人们逐渐认识了这种体制的弊端，并探索以包产到户为主的多种办法来加以匡正。包产到户曾三起三落，每次兴起，都是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自发的要求；每次落下，都是中央决策层以其背离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加以封杀。与此同时，人民公社既受到党纪又受到国法的保护。这期间，上至中央决策层领导人，下至基层干部和农民，凡是探索和支持探索包产到户者，无有不受到严厉惩处的。

人民公社“左”的体制的冰封，最初是在以万里为省委第一书记的安徽省被突破的。这个突破过程，实际上是同“左”倾错误斗争的过程，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突破“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框框，坚持以生产为中心。二是突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框框，实行包产到组。三是突破“不许包产到户”的框框，实行包产、包干到户，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整个突破过程中，万里和安徽省委在六个方面走在了全国最前列。

一是在否定“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中的向生产大队核算过渡和“标准工分、自报公议”大寨评工记分法方面走在全国最前列。1977年10月，华国锋亲自主持修改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并确定修改的指导思想之一是体现大寨的根本经验。而所有制方面的向生产大队核算过渡，分配制度方面的“标准工分、自报公议”的评工记分法，都是大寨的根本经验。当修改小组征求万里意见时，万里明确表示：不要强调向生产大队过渡。目前群众有五怕，一怕过渡，二怕平调，三怕瞎指挥，四怕分配不兑现，五怕戴帽挨批判。因此，要强调稳定、团结，把生产搞上去；人心思定，目前应强调生产队自主权，解决种田人不当家的问题。如果现在提出向生产大队核算过渡，就会一枝动百枝摇。大寨式评工记分、死分活评，根本评不起来，不如定额到组、活评到人。明确否定上述大寨的两条根本经验，万里是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中的第一人。

二是在开启农村改革之门方面走在全国最前列。1977年11月28日，安徽省委下发了《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草案)》，又称《农村六条》。《农村六条》，突破的不是个别的“左”的政策，而是一系列“左”的禁区，是彻底纠正农村长期存在的“左”的错误。如《农村六条》这样文件的颁发，安徽省委是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的第一家，它奏响了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强音。

三是在实行包产到户方面走在全国最前列。1978年，安徽全省大部分地区遇到了百年未见的大旱。为了保障秋播秋种，省委决定“借地渡荒”。“借地渡荒”诱发了肥西县山南公社的包产到户。这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农业的文件明确规定“不许包产到户”。1979年2月6日，万里主持省委常委会议，专题研究包产到户问题。他建议把山南公社作为省委包产到户的试点。会议决议在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试点，暂不宣传、不登报、不推广。以省委的名义在一个公社进行包产到户试点，安徽省委是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的第一家。

四是在否定人民公社体制方面走在全国最前列。1978年11月lO日至12月15日，党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万里为出席会议准备了《农业上需要研究解决的几个重大问题》的书面意见，并在会议上谈了这些意见。他指出了人民公社体制的三大弊端：一是“政社合一”，既不利于党的领导，又不利于生产发展；二是权力过分集中，易导致利用职权、按照行政命令和长官意志进行瞎指挥；三是党政领导代替社委会领导，妨碍生产的发展。并针对弊端建议改革人民公社体制，实行乡社分离。如此尖锐地指出人民公社体制的弊端，鲜明地提出改革人民公社体制，万里是全国省、部级以上干部中的第一人。

五是在肯定包产到户姓“社”不姓“资”方面走在全国最前列。1979年底至1980年初，中共安徽省军区第六次代表大会和安徽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安徽全省农业会议相继召开。万里在这些会议上专门阐述了“包产到户是一种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的道理。给包产到户上了“社会主义”户口，安徽省委是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的第一家。

六是在预言包产、包干到户将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覆盖全国农村方面走在全国最前列。1978年10月，万里在与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新华社记者张广友交谈时预言说：“包产到户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将会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并针对包产到户违背中央文件规定这个问题说：“一切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切不可把中央文件和上级指示当作教条，不问实际情况如何，照搬照套，或者硬往下灌。”1980年1月9日，万里在接见农业经济管理学学者杨勋时说：“凤阳搞包干到户，将来要传播到全中国、统一全中国。”预言包产、包干到户将成为历史潮流，覆盖全国农村，万里是全国省、部级以上干部中的第一人。

1980年2月万里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后，在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的支持下，排除怀疑和非议，历经艰难和曲折，把包产、包干到户推向了全国。1982年1月的关于农业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包产、包干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1983年1月的关于农业的中央“一号文件”，称包产、包干到户等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自此，包产、包干到户在党的文件中取得了合法地位。两个关于农业的中央“一号文件”下达后，农民边干边选择，干部边看边后退，到1983年时，包产、包干到户已经覆盖了全国农户的95％。这时，理论、学术界经过反复调查、讨论、研究，将包产、包干到户概括为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在历史的进程中，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过程，就是人民公社体制消亡的过程。尽管两个关于农业的中央“一号文件”没有公开否定人民公社，但实际生活是一步步否定了人民公社。1983年10月，中共中央通知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权，农村设立自治性质的村民委员会。到1985年，全国有6.1766万个乡镇人民政府取代了人民公社，92.6439万个村民委员会取代了生产大队和生产队，长达27年的人民公社完全退出了中国农村社会舞台。1992年10月，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万里，提议修改宪法中的六个问题。其中之一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长期不变，要在宪法中作出规定。现行宪法还有‘人民公社’的提法，应当删去。”1993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并公布实施。从这时起，包产、包干到户，也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得了法律地位。万里把人民公社最终送进了历史博物馆。

万里在主管全国农村工作中，还主持了从1982年起连续五个关于农业的中央“一号文件”。人们评价说，这五个关于农业的中央“一号文件”，绘制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整幅蓝图。

1978年时，全国粮食作物总产量是30477万吨。到1984年时，全国粮食作物总产量一跃达到40731万吨，人均占有800斤，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使困扰中央决策层几十年的最大难题——吃饭问题，得到了解决。

倡导、发展农村商品经济，推动农产品统派购制度改革和购销价格“双轨制”改革，主张走市场经济之路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迅速解决了长期未能解决的温饱问题，但如果只从这一方面来评价其意义，那是远远不够的。其更深远的意义在于，突破了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僵化模式，向商品市场经济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改革初期，一般只讲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忌讳讲商品经济。有的人因提商品经济而挨过批，更何谈市场经济呢?!尽管邓小平早在1979年就提出过“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在1980年5月肯定包产到户的同时肯定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并在后来又多次提出要搞商品、市场经济，但在一段时间内，全党并没有取得共识。

万里曾指出，我国的改革，实际上一开始就是市场取向的。万里从最初安徽的农村改革中敏锐地觉察到，包产、包干到户，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质上是使农民变成了相对独立的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将使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大大提高。这个判断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农民通过承包，使土地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成了土地的主人，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可以不由上级而由自己决定；劳动时间和剩余产品，可以不由集体而由自己支配；专长之发挥，身份之改变，经营项目之选择，可以不受限制而由自己决定。这就为劳动力资源更有效的利用，为生产要素的流动和优化组合，为农村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合理调整，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正因如此，万里成为中国最早提出实行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

1980年7月，万里在总结过去30年农业的经验教训时，讲到“我们中国没有经过商品经济阶段，缺乏现代化经济的管理经验和科学知识”：指出“在过渡阶段，商品经济得不到发展，就必然影响工农业生产的发展”。1981年10月，他在准备第一个关于农业的中央“一号文件”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我们的目标是发展商品经济”，现行体制特别是流通体制存在许多问题，“影响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不改革不行”。1982年11月，他在同《人民日报》负责人和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中，进一步指出：“当前的中心问题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如何发展商品经济。”并说，“有些人在批商品经济，实践证明不要商品经济不行”，“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不可逾越的阶段”。万里强调，中国农村要实现两个转化：“一是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化；二是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万里不但力主，而且竭力推动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前半期，中国农村的商品经济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迅速地发展起来。

1983年，在清除精神污染的大背景下，商品经济被当成了精神污染而受到批判。但由于改革开放实践中特别是农村改革实践中商品经济的发展，由于理论界的努力，特别是由于邓小平包括万里等中央领导人的推动，终于在1984年10月举行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实现了重大突破。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确定“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并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邓小平称“这个决定，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认为文件“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不可能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

通过上述可以看出，万里具体指导农村改革的思想和农村改革中商品经济发展的实践，为1984年中央确立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为全面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理论，奠定了一个方面的基础。

实行粮食、油料、棉花统购统销，即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这个制度，起因于1953年国家实现大规模工业化建设造成粮食等供不应求。历史地看实行统购统销制度，在农产品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它既保证了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消费，又保证了国家快速工业化的资金积累和外汇来源，但负面作用也十分显著。一是长期抑制了中国广大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发育，割断了农村和城市两个市场主体的联系，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二是使广大农民在失去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劳动自由权之外，又失去了对少得可怜的剩余产品的支配权，造成了农民生活长期贫困、农村经济长期落后。在统派购农产品的数量方面，农民与政府没有对等谈判的权利，换句话说，政府的征购是带有强制性的，征购的数量超过剩余的数量，当时称购“过头粮”，也就是把农民碗中的饭强制挖走了。在1958至1983年人民公社的25年间，年均国家征购的粮食占当年粮食产量的23.37％，这个比例对于勉强维持温饱的农民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这期间，国家对棉花、植物油的强制性征购占实际产量的比例令人震惊，1958至1976年的统计显示达到年均90.67％。而且，国家征购粮食等的定价是带剥夺性的，国家牌价比私下交易市场价低得多。长期的强制性的政府超额征购，长期的剥夺性的政府定价，能不造成长期的农民贫困和农村经济落后吗?!实践表明，在农产品供应丰富的时候，不宜采取统购统销这种制度。

1984年，长期粮食紧缺的局面全面缓解和中央决定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之后。在万里的主持下，1985年国务院决定取消实行多年的农产品统派购制度。1985年的关于农业的中央“一号文件”决定：“除个别品种外，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按照不同情况，分别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对此邓小平称在改革方面“迈出了相当勇敢的一步”。这个决定及其实行，为中国经济市场化奠定了基础。

由于实行统购统销三十多年形成的惯性，使这项制度的改革只进行了一部分，即取消统派购，保留统销，使粮食的购销价格长期实行“双轨制”。“双轨制”，造成了收购体制与销售体制脱节；造成了价格体系的极不合理；更为严重的是，“双轨”中的政府控制的那一轨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培植腐败和维护特权的温床(两种不同的价格形成的差价极大地诱发了腐败)，部分既得利益的特权者又本能地维护政府控制的那一轨而抵制市场调节的那一轨。万里对此于1986年12月就指出，“那个定购合同是单方面的，只让农民保证，政府什么保证也没有”；“现在是两个市场、两种价格，很多问题就出在这里，所以要继续改革”；“‘双轨制’是过渡办法，最终要过渡到市场经济的轨道上来”。统购统销制度，随着改革的深入，终于被市场所取代，退出了社会舞台。

可以看出，万里推动的农产品的统派购制度的改革和购销价格“双轨制”的改革，使中国向市场经济前进了一大步。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在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对于市场经济问题仍然没有取得共识。万里早在1985年1月就指出要搞市场经济。他说：“如果城市企业按照市场经济搞，它的优势就发挥出来了。那么，农村的优势在哪里呢?也要搞市场经济。”在万里那里，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是被当作同义语或者当作同一事物的两个侧面来理解的。万里是一直提倡搞市场经济的，即使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说市场经济姓“资”不姓“社”的声浪很高时，他依然主张实行市场经济。在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后，万里立即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讲话说：“摒弃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趋势，不走这条路，我们的经济就发展不起来。”万里本人主张采用这样的提法：政府计划下的市场经济或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笔者认为，后来发生的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争论，证明万里主张采用的提法是很有道理的。

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明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万里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上提出修改宪法。1993年修改过的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万里强调指出：“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国家振兴的必由之路。搞得快，振兴就快；搞得慢，振兴就慢；如果不搞，中国就没有希望。”

在中国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伟大历史转折中，万里是中央层面的主要的开拓者之一。

热情支持农民自办、联办企业，积极主张采取正确政策促进乡镇企业发展，参与开辟了农村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之路

萌发于1958年的社队企业，即后来的乡镇企业，在1958至1978年的20年间，由于人民公社僵化体制的束缚，一直处于不死不活的状态。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半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确立了农民家庭经营的主体地位，私有财产迅速增加，从而为农民选择投资方向、改变原来社会经济地位提供了条件。自然，收益较高的非农产业成为农民致富的选择，部分农民自办或集资办起了企业。但是，部分人只把原来公社和生产队办的企业视为乡镇企业，不把农民办的企业视为乡镇企业，不准农民办的企业享受乡镇企业的政策优惠，甚至加以歧视。万里了解情况后，热情支持农民创办企业，指示把农民创办的企业纳入乡镇企业的范围内，并要求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对农民办的企业和乡、镇、村办的企业要一视同仁。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半期，由于计划经济造成的市场短缺，为乡镇企业的发展提供了空间。但是，有些人认为乡镇企业与城市大工业争原料、争能源、争市场，甚至把不正之风的根源也归咎于乡镇企业，致使乡镇企业处境相当艰难。在万里的具体指导下，1984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农业的“一号文件”指出：“现有社队企业是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有些是城市大工业不可缺少的助手。”这是中央文件第一次指出社队企业的重要性，为此后乡镇企业的发展撑了腰。这年3月，在万里的具体指导下，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转发了农牧渔业部《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在转发《报告》的《通知》中，指出“乡镇企业是农业生产的重要支柱，是广大农民群众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对乡镇企业要和国营企业一视同仁，给予必要的扶持和积极引导”。

万里提出的两个“一视同仁”，即对农民办的企业和乡、镇、村办的企业一视同仁，对乡镇企业和国营企业一视同仁，将乡镇企业的发展送进了快车道。

1984年10月，万里在主持召开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时，又专门讲了乡镇企业问题。他严肃地要求在领导体制上实行政企分开，不允许平调企业的资金和物资。他指出要建立合理的税收制度。他说，向乡镇企业征税，无非三种办法，上策是“欲取先予”，中策是“又取又予”，下策是“只取不予”。他要求坚持实行上策或中策，避免采取下策。不久之后，中共中央于1985年1月发布的关于农业的“一号文件”，再次阐述了发展乡镇企业的意义和政策原则。

从1985至1988年的四年间，乡镇企业实现了职工人数、利税总额、工资总数、总产值的同步高速增长：职工人数年均增长16.4％，利税总额年均增长32.6％，工资总额年均增长37.3％，总产值年均增长39.6％。乡镇企业创造的非农产值，到1986年就在农业总产值中占据了“半壁江山”，到1990年在农业总产值中上升到54.6％。乡镇企业在最辉煌的时候，为国家创造了将近一半的产值，上缴的利税占国家税收总量的1／5以上，吸收了2亿多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

对于乡镇企业的高速发展，邓小平于1987年6月说：“这是我个人没有预料到的，许多同志也没有预料到，是突然冒出这样一个效果。”因此，他称之为“异军突起”。国内外许多人把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村民自治并称为中国农村改革的三项伟大创举。

万里则从中国农业、农村、农民通过什么路径实现现代化的角度认识发展乡镇企业的意义。他说：“乡镇企业没有国家投资，是农民自己集资和贷款搞起来的，因而也就没有国家计划的限制，条条框框的束缚，一开始就参与市场竞争，在市场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它的困难在这里，它的生命力和优越性也在这里。乡镇企业尽管存在着重复建设，污染环境，技术水平、管理水平较低等问题，有待进一步提高，但从总体上看，它生机勃勃、蒸蒸日上，充分表现了市场经济的活力。它最大的功绩是吸收了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大幅度提高了农民的货币收入，扩展了国内市场的容量。而市场的发育，又大大促进了人流、物流、信息流的增长，大大促进了横向联合的发展和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内的优化组合。从而使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超越地域与部门的局限，以更大的规模向前推进。这不仅改变了农村的产业结构，推动了城市工业的发展，而且带动了小城镇的勃兴，缓解了大中城市人口的进一步膨胀，缩小了城乡差别，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

接替万里分管全国农村工作的田纪云，持与万里相同的观点。他认为，乡镇企业的发展，“使我们整个国家的工业化道路发生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改革之前我们走的工业化道路，是一种把广大农民拒之门外的孤立的城市工业化道路”，“现在乡镇企业的发展，为我们开创了一条农村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道路”。

笔者认为，农村改革30年的实践，已经证明万里、田纪云的上述观点是正确的；现实和未来的农村深化改革，必将进一步证明上述观点的正确性。

可以看出，万里推动乡镇企业的发展，着眼点不仅在于发展国民经济，更在于开辟出一条中国农村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在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万里是中央层面的主要的探索者之一。

笔者在回顾、研究万里在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中的历史性贡献时，常常会为他的惊人的勇气、巨大的魄力、卓越的见识，实践的观点、求真的精神、务实的作风而赞叹。万里为什么能够在农村改革与发展中达到如此的境界?最根本的一点是，他把自己视为人民群众的公仆，他的心中装着人民群众，他的理念、言语、行动代表着人民群众的利益。当他面对着啼饥叫寒的群众时，眼中淌出的是热泪，嘴中说的是“我们何颜以对，问心有愧呀”!“我们为之奋斗一生的共同富裕的理想，为什么变成了普遍贫穷的现实”?“这就是社会主义吗，怎样才能建成社会主义”?!当他面对着教条主义者质疑包产到户偏离社会主义方向时，反问这位坚持传统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的教条主义者说：“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你要什么?”教条主义者声称他要社会主义，万里则旗帜鲜明地说，“我要群众”。不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吗?!当他面对着包产、包干到户姓“资”不姓“社”的攻击时，诙谐地反驳说，“反正吃饱饭比饿肚子更社会主义，穿上衣服比光着屁股更社会主义”。万里自己说得好：“我青年时期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革命队伍中逐步成长，是群众和群众的斗争实践哺育了我，锻炼了我，这使我时刻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同群众在一起做了一些应该做的事情。”

今天，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求全面地、深入地进行改革，特别是切实地、稳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一切有志于这项伟大事业的共产党人，特别是党政高级干部，都应该以万里为楷模!

2009年第3期　吴健民与珠海特区·方小宁

像许多参加新中国建立的革命者一样，吴健民抓过笔杆子也抓过枪杆子。他1936年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广东韩江纵队第一支队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共潮州市委书记、中南局农林局局长、广东省计委副主任等职；文化大革命中，经受炼狱洗礼；“文革”后，他在珠海市市委书记、珠海市市长任上，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改革开放路线，坚韧不拔地艰难拓荒。

两位书记的冲突

吴健民记得，1978年国庆节后不久，省委书记习仲勋约他长谈：“省委现在着手筹建深圳和珠海两市的领导班子，有人推荐你当珠海市委书记，我找你谈的就是这件事。”接着，习仲勋问起他以往的许多工作情况。当听到吴健民1962年曾经搞成过一个中南地区农业商品经济基地的建设规划时，习仲勋兴奋得站起来说：“那时候，这是很新鲜的观点。现在我们要开放，开展对外经济活动，你的思想观点对头。看来要你去珠海主持这个边境城市的工作是不成问题了!”吴健民说：“我是共产党员，省委让我去开拓，我不会拒绝，就怕任务完成得不好。”

习仲勋说：“当然，建成一个省辖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相信你会努力的，省委也一定支持你。”

在以后的工作中，有件事情吴健民至今铭记：在一次会议上，习仲勋批评珠海市委“有许多事情，没有请示省委就干了。”感到压力和委屈的吴健民据理力争，请书记“批评一定要弄清实情”。但已接到不少对珠海市委“指控”的习仲勋仍在火头上，他站起身说：“你这样讲，就谈不下去了。”会后，吴健民想：办特区的艰难不仅要承受冷枪暗箭，还要承受明枪明炮。

没过几天，吴健民接到习仲勋的电话：“那天对你的批评太生硬了，你不要有思想负担。我这个人有时讲话过头了，请不要介意……”两个多月后，习仲勋打电话给吴健民，谈完了工作，就那天会议上对他和珠海市委的批评再次表示歉意，并说：“工作上如有困难，可以找我。”

一位德高望重的开国元勋，光明磊落、民主平等地对待干部，这对于开放民意、启动民智何等重要!习仲勋常说“我们千万不要看领导脸色办事”的言传身教，成为吴健民严于律己、体察下情的楷模。

叶剑英：感恩先烈，立法护航

1980年清明时节，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叶帅来到珠海。吴健民回忆说：多年不见，年已83岁的叶帅脸上多了些寿斑，头发显得稀疏了。但老帅要求先听汇报再用午餐。谈到边境贸易时，叶帅说：“在珠海、宝安搞出口商品基地比较好。”接着，叶帅问他：养蚝的生产怎样?渔民的生活改善了多少?香洲港还能利用吗?引进项目已投产的有多少?市的警备区设在哪里……都是关乎百姓生活、城市发展的事情。吴健民把实情一一向叶帅禀告，并直言“中央的政策如果同广东的实际结合起来，将会产生突变。”。

叶帅视察行程中停留时间最长的地方，是大革命时期掩埋着粤军“香洲兵变”的烈士墓园。老人特地让随行的儿子手书挽联，献上花圈。之后，叶帅细读碑记，细看每个烈士墓碑。他说：“这片土地上牺牲了不少烈士。过去这里尽是荒山，现在辟为烈士墓园，满园有绿……很好，很好。谢谢你。”说完，伸出双手紧紧握着吴健民的双手。吴健民领悟到：今日要树起中国经济特区的旗帜，仍要用“前赴后继、杀出血路”的精神和意志，搞好特区建设，让“远者来，近者悦”。

闻讯而来的六七千香洲百姓围在墓园前面。叶帅殷殷招手，向大家致意。临别时，叶帅再次握着吴健民的手说：“你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了那么多工作，做得很好，很好。”

兴办经济特区初期，从中央到地方都有赞成和反对两种声音。先行一步的广东，开局困难重重。熟知广东情况的叶帅对此了如指掌。无论从宏观或是微观，吴健民都真切感受到了叶帅的用心：他此刻来到“前沿阵地”，倾注着对民族命运、国计民生的高度关切，凝聚着他润物无声的强有力支持。

此行的4个月后，叶剑英亲自主持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批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并授权广东、福建两省人民代表大会制定所属经济特区的各项单行经济法规。当时，有人说，全国人大只应讨论全国的法律，不讨论地方法例。叶帅说：“特区是中国的特区，用广东的名义办全国的特区，应由全国人大通过，这样全世界都承认，否则以后杀头都不知怎么被杀的”，为办好特区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邓小平：珠海经济特区好

1984年初，改革开放已经过了五年的实践，但怀疑、反对的意见仍然不少，舆论尤对广东不利。这年的1月26日，主持接待工作的吴健民到深圳迎接邓小平一行。随行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指定吴健民一人上了面包车，坐在小平同志身边。

一路上，吴健民向小平同志汇报特区创办过程、目前的发展与面临的困难。当汽车开到拱北关闸口，小平同志看到澳门那边楼房破旧萧条，拱北这边却是新修建的海关大楼和整洁的关闸广场，顿时兴奋起来，脸上堆满笑容；汽车转上迎宾大道，40米宽的新马路实在舒畅，老人朗声说：“你们做得对!”

车到九洲港，小平同志下车巡看这个自筹资金二千多万元、仅年余时间建成的现代化港口，老人开怀欢笑。接着，又看了直升机机场和工业区，进到毛纺厂、电子厂参观。汽车行进中，老人不时纵目看珠海的城市建设、园林布局，时轻时重地点头说“好”。在老人身边介绍情况的吴健民，体会到小平同志是要全面检验特区发展的质量，用第一手材料说话。

午餐席间，吴健民布置宾馆经理请小平同志题字。小平同志把目光转向吴健民，带笑问：“你看写什么?”说着，健步走向摆好宣纸和笔墨砚台的桌子，挥笔写下“珠海经济特区好”七字。全场掌声热烈。吴健民问老人：“喝点茅台?”小平答：“可以!”

吴健民说：“改革开放之初遇到的是是非非、风风雨雨很多，费多大劲才能前进一步。小平同志检视完深圳、珠海的建设成就之后，豁然开朗，才由衷写下这富于远见的七个字。他到南方视察，肯定了整个改革开放的实践和思路，他的嘉许和鞭策，极大鼓舞了士气，使在一线拼搏的开拓者如释重负，顶住压力奋勇前进。”　对于吴健民来说，老一辈革命家为改革开放付出的心血，他们的胆魄和风范，是他难以忘怀，学之不尽的。

要科学地放开自己的手脚

1978年，吴健民受命到珠海之时，那里还是“一条街道，一间粮站，一座工厂，一家饭店，马路上人车鸡牛混合走”的小地方。

基于科学历史观的认识，吴健民了解到珠海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对外开放传统，这里曾孕育了容闳、苏曼殊、唐绍仪、容国团等等风云人物；珠海的地理位置特殊，毗邻港澳、海岛过百、海岸线长、资源丰富；这里地属亚热带，很多经济作物、观赏植物生长繁茂……是片人杰地灵的宝地，也是一张可以好好地构思、画出美丽画卷的白纸，绝不能野蛮开发。

遵循科学实践观的原则，吴健民在省委的领导和支持下，首先组建各机构的领导核心。当时全国正在平反冤假错案，吴健民冒着政治风险，大力引进各方人才。原市委的老人回忆说：当年珠海市委灯火通明的三个办公室是书记室、机要室和组织部；第二件大事是确立建市方针，制定总体规划。除了组成以广东省建筑设计院为主要力量的珠海规划室外，还聘请了全国数十位专家论证，反复考量后，定下把珠海“建成一个海滨花园城市”的总方向。诸如市政公用事业、文化事业、环境保护、工业建设、农林牧渔等方面，都审慎地做出了规划。

拓荒难，改变落后观念更难，要排除极左思想干扰尤其难。当时，本地和外来人员偷渡到澳门，一律都按政治问题处理。吴健民意识到：只要搞好经济，改善生活，偷渡难题就会迎刃而解。经报省委批准立即恢复了边境小额贸易。边境农民所生产的鲜花、药材、水果、鱼虾等，可以直接凭证件运往澳门、香港销售。以珠海湾仔的农户为例，在恢复小额贸易后的8个月内，仅鲜花一项，就收入52.3万港元：从中拿出部分买酒糟回家养猪。当年，澳门每年有两万桶酒糟出售，25斤一桶卖4毛钱；2.5公斤大虾在澳门可换得180公斤柴油……政策对头，激活了经济。珠海的面貌出现了大转机，偷渡出去的人成批地回来了。边境不稳定问题获得解决，珠海与澳门的合作进入良性循环新阶段。

当时，澳门的垃圾长期威胁着珠海，到七十年代末，成山的垃圾已超过80万吨，时刻喷放恶臭、孳生疫病、毒害土壤、附近海域鱼虾绝迹，直接影响着当地人民和驻军的生命安全。吴健民看了格外痛心!但当时珠海有部门却把这视为生财之道，每天派船运回垃圾做些买卖，年收入约100万。为这事，珠海市委层层商议、民主讨论，才扭转了死抱“小饭碗”的抵触，结束了澳门垃圾污染的历史。

当年，市委还决定不搞政治城徽，而是结合风土人情，建一座美丽的“珠海渔女”石雕。有些干部听说这要花20万元，极力反对。1984年，北京举办“全国城市雕塑设计方案展览”，“珠海渔女”被放在首位，《人民日报》还作了报道。至今游客络绎不绝地留影，雄辩说明了艺术的魅力和市委决策的正确。　其他“主干道是40米宽还是20米宽”、“建滨海城市阻碍了‘三来一补”’、“错过了原始积累”等争论，都越辩越明，可持续发展的观点成为了大家的共识。吴健民把这称为“渔村的艰难起步”。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作为开拓者，吴健民深有感触。他回忆道：当年胡耀邦提出，“看准了的东西就主动去干。具体地说，中央没有想到的可以想，中央没有限制的可以干，中央规定得不对的可以争。”党中央这种开放的态度，创造了特区建设生动活泼，大见成效的局面。他认为：今天党中央倡导科学发展观，是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重大决策。

2007年，科技发达、商贸活跃、环境优美的珠海被选为“全国十大最具幸福感城市”。每天早晨或黄昏，人们在当年建设的情侣路漫步，享受着花园城市的清新空气……吴健民欣慰地说：“我是属鸡的，但却是牛的命，经常当开荒牛。当然，我是甘心情愿的。哪怕拖着耕具倒下，埋在耕耘的这块热土上，也是个心安理得的归宿。这也是我入党宣誓时就许了愿的。”

2009年第3期　普世价值：求同存异，同舟共济·彭　迪　钱　行

普世价值问题在思想理论界引起强烈反响和争论。这是一件好事，它有助于划清一些影响国家甚至人类前途的是非和善恶问题的界线。但某些人士最近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全盘否定有普世价值观，尤其反对用普世价值观来启发和促进中国的政治改革。我们认为这种意见不利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

首先，对外开放是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国策的一个组成部分。普世价值观是不是西方的专利品，它有什么利弊，下面再谈。但全盘反对普世价值观倡导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和谐、正义、法治等公德，实质上就是和对外开放、政治改革的方针政策唱反调。它同中国宪法中保障公民的自由、平等、人格尊严等权利的规定也是违背的。

回头想想新中国的历史就不难理解普世价值观对中国的重要意义。改革开放前中国从反右，大跃进到文革所犯的一系列错误，最重要的原因，用最简单的语言概括，就是以缺乏人性的专政压制民主，以少数人(甚至一个人)的意志和价值观宣布普世价值观是反动思想，禁止在中国通行。这种闭关锁国一意孤行的偏见到文革时达到顶峰，使国家的政局和经济濒临崩溃，给人民造成的伤害难以估量。

再抬头看看世界的潮流和中国的现状。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论战开始，以民主和科学的大无畏精神推翻了维护个人崇拜的“两个凡是”的专制独裁。紧接着以民主法治的价值观平反了数以万计的冤假错案，大得人心。随后又按社会发展的科学规律，果断地实行了给人民以广泛的发展经济的自由空间，释放了人民的巨大潜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胡锦涛强调的以民为本，建立和谐社会，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号召，为政治改革指明了方向。请问：各国公认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权等普世价值观同我国广大人民有什么过不去的矛盾而要对它大张旗鼓加以讨伐?当世界各国热爱普世价值观的千千万万的人听到中国某些权贵人士的反对噪音又会如何想呢?这种从原则上诋毁普世价值观的主张只能说是对内煽风点火，对外挑拨离间，违反科学、脱离群众、到处树敌，孤立自己。

有人企图搬出阶级斗争观点来从根本上否认世界上有普世价值观，认为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只有互相斗争的阶级观，不可能有什么人性的价值观。这种看法，不管是根据什么主义或理论，是对人性的歪曲和丑化，似乎人类只有阶级对抗你死我活的兽性而没有远远超越其他动物的人性。人类不但有高超的智力，能改造客观世界，而且有高尚的人格，能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人能反思，有感情，有是非善恶优劣的意识和真善美的敏感。人类在有了阶级，进入阶级社会之后相当长时期的历史条件下和历史阶段中，阶级压迫是残酷的。你死我活的悲剧，至今历历在目。但这不是永恒不变的。随着经济、文化、物质和精神世界的发展，人类会在生活中吸取经验教训，也有责任从根本上改变理国施政的方式方法，催生一个以人为本的正常社会。在这里，人们将形成大大小小的合力，协同解决社会里各种不同的问题，使一个和谐社会诞生，健康成长。

总之，从野蛮到文明社会，人类走过一个痛苦的过程。阶级分化，民族矛盾，宗教冲突，殖民掠夺，帝国霸道，冷战对峙，导致不断的革命与战争，给世界难以估量的灾难。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达到人类走向自我毁灭的高峰。人们痛定思痛，想寻找调节国际冲突和社会矛盾的出路。在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实践中，人类总结经验教训，学习和发展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赖以长期生存、化解矛盾、平等相处、自由生活、民主管理、仁爱宽容等本性和品德。对人类社会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观应运而生。它并不由谁垄断，只是由于历史条件，它在欧洲人反对封建、宗教和皇权专制统治的思想启蒙和宪政运动中首创。它的价值远超出欧洲。这种价值观是人类在探索过程中达到的比较公平，顾全大局，兼容并蓄，可以说是最大限度被人们广泛接受的君子协定。它不是完美的，更不是排外的，但的确被许多国家广泛认同。它的基础是人类共同的人性，反对的是兽性。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马恩全集第一卷，414页)

价值观是一种抽象的原则，各国如果同意这些原则，可以各自制定维护这些原则的具体制度和安排。事实上，各国在这方面都有创新。欧美国家大都通过立宪来落实这些原则。有君主立宪，有成文宪法，有不成文宪法，有总统制，有内阁制，日本还保留了天皇制，等等。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有些人听到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的字眼就反感强烈，硬说这些价值观都是西方国家所独有而深恶痛绝，甚至断言这些普世价值观是“干预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以期终结共产党领导”的霸权手段。这种言论不知将我们共产党置于何地，似乎共产党反对和害怕民主、法治、人权等基本原则，不禁令人想起过去大反“精神污染”和大骂人性论的日子。这种言论和中国普通人的想法怎么差得那么远呢?如果有人对普世价值观这个词过敏、恐惧，或者因为普世价值观这个词来自西方，有人不喜欢，那么，改一改，比如说，核心价值观，主体价值观，脊梁价值观或者世界公民价值观，等等，可不可以呢?随着人们的认识、悟性和自觉性的提高，普世价值观的内涵还要继续发展，人类的人格也会更加丰满高尚，形成一个人类自觉克服缺点，自我超越，自我完善的美化过程，就像一曲交响乐，一直演奏下去，引领世界走向大同。

2008年发生的一系列大事，既震撼世界，也发人深思，联系起来看，有可能成为21世纪历史的分水岭。上半年在中国发生的四川地震。下半年开始了全球性的金融海啸。这两件特大的天灾人祸，再加上其他重要事态的新发展，对当前这个充满着种种矛盾，甚至是四分五裂的人类社会提出了新的严峻的挑战。人们又在询问、反思和探索：世界要往哪里去?有没有共同利益和语言可以互相交谈，交流直到交心，增加理解，缩小矛盾，争取共存共赢?

目前，全世界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百年罕见的国际金融危机，对大小国家都是严峻的考验。它从美国开始，但它不仅是美国的问题，也不仅是欧美的问题，更不能说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垮台，尤其不能自由联想，说它是普世价值观的破产。在工业革命的起动和生产力不断提高的条件下，欧美国家的自由市场经济已经有300年的历史。在发展与危机反复交替的过程中，它们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调整修补，并且吸收某些社会主义的因素，早已不是原始野蛮资本主义时代。现在，又到了一个大调整、修补和更新的时候了。当前的危机看来主要是那些操纵大公司银行财团企业的看不见的手，为了追求暴利，不顾后果，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规律而不能自拔，加上美国人一向靠信用贷款过日子，一旦公司企业信用破产，使广大的人民蒙受重大的损失，顿时消费市场凋零，从房地产开始，经济一蹶不振。各国政府手忙脚乱，对市场特别是对大公司银行企业加强监督调控干预，亡羊补牢，紧急救援，效果如何，人人都在拭目以待。　　我们有些排外论者还想将西方国家的金融危机嫁祸于普世价值观。我们认为，恰恰相反，从政治角度分析，造成这次金融危机发生正是因为在金融操作中偏离了公正廉洁的道德规范和民主透明的监控机制。要从根本上防止这种危机，正需要提倡而不是嫁祸于普世价值观。

中国同样也在经受金融危机的严峻考验。作为负责任的新兴大国不可能置身国际社会之外，更不应对西方国家有任何幸灾乐祸之心，高唱反调，而应该发挥积极作用，首先稳住中国的经济形势，同时加强同外国的协作，争取共渡难关。有人认为中国金融危机完全是外国引起的，看不到中国自身的脆弱。中国目前处在一个特殊的地位。首先，2008年正逢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它的经济实力发展的成绩与速度十分突出，举世瞩目，但也同样面临严重的金融危机。而且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权贵勾结，贪污腐化的现象水涨船高，屡禁不止。各色假冒伪劣，伤天害理之丑恶，层出不穷。这些负面现象暴露了这个十三亿人口大国的软肋……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利用出口带动经济作为措施之一是必要的，但过分依赖出口不是可靠的长远之计。国际金融危机造成中国出口急剧减少，我国决定重点转为大力发展内需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个转变很不容易，因为中国的基本政治体制是高度集权。国家积累的税收财富之多，占有的国土资源和生产资料之广，行政权力之大，社会福利保险制度之落后，加上钱权结合，贪污腐化之严重，使国家的财力畸形发展，形成国富民穷的局面已非一日，突然要加强内需，提高国民特别是广大基层人民的购买力，也不是一日之功。由此可见，配合发展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已刻不容缓。在这个关键时刻，从政治上参考普世价值观的原则应该是有益的。

2008年并不都是负面事态。中国主办和世界支持的北京奥运会就办得很出色。它也是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大家庭的新契机，对“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奥运精神起着催生和启发的效应。人们在问，既然有同一个梦想，难道就没有同样的价值观可以分享?

另一件好事是，伯仲对峙近60年的大陆与台湾的关系出现了缓和转机。先是国共两党的领导，以国家利益为重，高瞻远瞩，摒弃前嫌，恢复了党际关系，两党高层领导经常直接对话。特别是去年以陈水扁为首的坚持分裂中国的势力在台湾选举中失败，国民党重新执政，海峡两岸实现了三通(空中海上通航和邮政关系恢复)，为两岸关系全面恢复，铺平道路。虽然两岸统一问题还不成熟，但只有一个中国的共识加上双方的善意给和平解决分歧开拓了很大空间。岁末年终，大陆的团团圆圆乔迁台湾。两岸双方的深情迎送，感人肺腑，生动地反映了同胞骨肉之情是牢不可破的。胡锦涛在新年前夕发出的结束两岸敌对状态的呼吁，高屋建瓴，为力争民族和解，国家统一，既尊重历史，又敢于历史创新，表现了极大勇气、诚信和宽容，深得人心。如果双方再在普世价值观的问题上能取得共识，将从根本上缩小分歧，则和平统一有望，两岸同胞将额手称庆。

从时机来说，也许是凑巧，又是在2008年，美国大选创造了历史，第一个社会底层出生的黑人奥巴马当选为美国总统。其实，这也并非偶然。这次选举参加投票人之多，对候选人的调查研究、争论比较之认真，基层普通平民给候选人捐献之踊跃，在美国历次竞选运动中是少见的。尽管种族歧视在美国并未肃清，政治制度及其运行远非完善，尤其是美国政府对外推行霸权主义在国内外都不得人心，但这一次，美国以外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对奥巴马当选，都表示赞许。这不仅是对奥巴马这位名不见经传的黑人的祝贺，也不是预期美国政局当即会有多大改善，而是为美国各族人民经过漫长的努力过程，为实现美国人珍视的民族平等、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价值观取得的新成就而感到鼓舞。

这件事情，在中国普通老百姓当中也引起热烈反响。随便举两个例子吧。一位中学老师发表感想说：奥巴马当选(总统)“激起了人们对真正自由平等包容和谐的社会的向往”，而广大农民在中国还受到“二等国民”的歧视，连办个户口都困难重重。他认为对普世价值观的排斥是“某些人单方面设定不容置辩的‘国情特色’作为拖延政治改革的借口。”

另外一位没有署名的作者在“农民学习动态”上发表感想说：普世价值观难道不是各族人民实现幸福生活、发展与完善个性、获得人格尊严的基础吗?试问有哪个民族愿意被人奴役、愿意被人强行“代表”、自甘堕落、不要人权、不要尊严、不要公平、不要自由呢?

资深法学家，前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江平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正义、公平等理念体现了人的价值，“人权是硬道理，没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别。”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维护普世价值观的呼唤，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各阶层的人。大家不约而同地指出个人生命财产的安全得到保护，自由平等民主人权得到尊重，社会生活公正和谐，国家事务人民做主等等共同的期望和理念不是哪几个人孤立发明的，没有谁可以垄断、剥夺或否定。因此，把这些称之为普世价值观可以说是恰如其分。

随着时代的前进，人们对普世价值观的认识将继续发展深化。大家都可以从自己的经验中提炼出有益于人类的公德交流促进，给普世价值观增砖添瓦。中国文明中也不乏公认的道德理念。中国孔孟老庄的哲学伦理和道德观念，如忠恕仁爱信义和平，以人为本，天下为公，民贵君轻，孝敬父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在西方国家也被奉为至理名言。在西方国家的高等学府、研究机构和遍布全国的图书馆和书店中，我们看到他们的学者对中国哲学伦理研究之认真和有关出版物之多样，反映了他们思想开阔，令人钦佩。他们并不因为这些价值观来源于中国而加以排斥蔑视。

人贵有自知之明。美国在西方国家中是后起之秀。独立之后，它继承和发展了西欧特别是法国革命的传统，创立了一个民主和开放的新国家，吸引了全世界向往政治民主、个人自由、思想解放、经济发达的人连绵不断地涌进新大陆，其中包括许多知识精英，在宽容的政治环境中，以他(她)们的劳动和才华，建立了第一流的现代文明国家。美国的成长经过痛苦的也包括流血的改革过程。它现在的制度也远非完善，运行中更是问题重重，但他们的开拓者留下的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等精神遗产带有普遍意义。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跃而成为头号超级大国。不幸它缺乏自知之明，对外推行霸权主义，受到世界的反对和谴责，声名扫地。但它对内奉行的民主和开放精神还是有可取之处。

作为中国人也应该有自知之明。中国先人早期创造的文化思想中也有许多具有普遍意义的遗产。除了修身治家的道德准则外，也有治国安民的民主、自由和平等观念的萌芽。例如：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王者以民为天，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不可凌驾于人民之上)，等等。但由于历史条件，难以得到合理的继承和积极充分的新发展。

我们这个古老的，曾经强盛过的泱泱大国，一旦不求自新，夜郎自大，闭关锁国后，贪腐弊端日积月累，由强转弱，由盛转衰。与此同时，率先工业化的列强势力扩张。晚清时代，中国曾经企图单靠进口西方国家的科技成果，坚船利炮而不同时借鉴西方的民主立宪的政治改革，抵御列强，结果以弱国逞虚强，屡战屡败，吃了大亏，几代不得翻身，经历着深深的伤痛和耻辱。帝制时期，普天之下，都属皇帝臣民，皇帝的话就是法律，谈不到什么民主、法治、平等、自由。民国时期，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不幸夭折。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昙花一现。暴风雨式的政治运动，接二连三，席卷全国，连“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主义先驱者们倡导的民主、科学、平等、自由等价值观都斥之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毒草而扫地出门。这一系列失误给人民和国家造成的创伤，罄竹难书。主要原因是当时的领导反对总结教训，压制言论自由，甚至迫害不同政见者。其实，问题就出在恐惧和抵制绝大多数国家珍视的以民为本的普世价值观，把它斥之为来自西方的诡计阴谋，洪水猛兽，为中国所不容。

过分强调所谓中国特色，单凭中国固有的价值观而拒绝外来的先进经验是建不成现代化强国的。历史事实证明，包括亚非拉美地区在内的许多国家，依据崇高的普世价值观，以不同的形式，从专制国家和平转变为民主国家。这些普世价值观是中国优良传统的必不可少的补充。现在是急起直追的时候了。千万不要由于这些中外的普世价值观的实现可能损害某些人的既得利益和特权而横加阻挠。可以断言，世界上没有什么老百姓不希望享有民主自由平等的权利，摆脱专制统治。只是在有些国家，人民连话语权都被少数人垄断?不敢直说而已。

令人欣慰的是，我们党中央肯定这些普世价值观的重要意义。正如胡锦涛主席在讲话中指出：“中国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建设一个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实现物质和精神、民主和法制、公平和效率、活力和秩序的有机统一。”温家宝总理也一再向世界公开宣告：“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他们说出了人民的心里话。

中国政府在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和“人权宪章基本人权原则”等文件上都早已签字。中国大使李保东2007年11月在联合国会上说：“和平、自由、平等、公正与正义是我们的前辈们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确立的最朴素的普世人权价值，直到21世纪的今天，依然散发着不朽的文明之光、人性之光和理想之光。”中国人民和政府说话是算数的，不应该是说给外国人听的。

胡锦涛在2008年12月“世界人权宣言”发表60周年之际重申中国将一如既往坚持以人为本，同各国人民一道，切实推动人权事业发展。

二十世纪从血腥的热战到严酷的冷战，给世界造成的苦难应该使人类变得更加清醒和明智。如上所述，21世纪伊始就发生了一系列人祸天灾，包括骇人听闻的恐怖主义，大举入侵小国的单边军事行动，百年不遇的地震海啸和席卷全球的财政经济危机，再加上核武器的扩散，环境的破坏，资源的短缺，严重威胁到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安危。这一切都表明，说地球是平的或圆的，可以见仁见智，但它确实好似一叶扁舟，在看不到尽头的宇宙大洋中飘荡。谁都不能夸口说自己掌握了绝对真理，能够压制他人，领导世界，平安导航到达理想的彼岸。国家之间的矛盾不会消灭，但普世价值观提出了全人类的共同愿望，也应该是大家的行为准则，定能有助于缩小分歧，促进世界大同。

站在历史的拐点，我们中国有东方大国的宽容气度，更应该发挥主动性，大力求同。缩小差异，而不是处心积虑地立异，更不要节外生枝，在人与人、国与国之间制造莫须有的障碍。在基本国策中，我们需要的是思想上充分肯定普世价值观的意义，行动上加强它的落实力度，扩大它的内容，包括中国提出的科学发展，天人合一，求同存异，和平共处以及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等具有普世价值的原则，同舟共济，互相支援，虚心学习，取长补短，群策群力，才能战胜特大的天灾人祸，共建更加美好的未来，完成马克思发出的解放全人类的号召。

2009年第3期　“新意见阶层”在网上崛起·周瑞金

在纪念了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后，在世界性的金融风暴中，迎来的2009年，对中国人民来说当是喜忧参半，乐观与忧患并存。

跨进新的一年，作为一个一辈子吃媒体饭的老报人，我的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我从忧患中看到的乐观景象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喜看“新意见阶层”的崛起!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报告，截至2008年6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2.53亿，网民规模跃居世界第一位。这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获得的最令人鼓舞的发展成果之一。

与延续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相呼应，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改革虽然滞后，却也准备了底气深厚的社会资源。这些资源包括，份额过半的非公有制经济，包括个体经济、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投资企业。一般认为，在GDP中非公有制经济比重约40％左右，非公有制经济对经济增量的贡献超过60％。另据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Organisation for Economie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调查结果，早在1998年，中国私营企业在整体经济和所有企业中的增值份额就已超过了50％。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早已是以私营经济而非公有经济为主体。如此规模的非公有经济，是“文革”专制暴力不会卷土重来、改革不会夭折的坚实的经济保障。

非公有经济中，生长出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新社会阶层”，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据《人民日报》海外版引用权威人士的统计说，“新社会阶层”目前大约有5000万人，加上在相关行业的所有从业人员，总人数约1.5亿人。他们掌握或管理着10万亿元左右的资本，使用着全国半数以上的技术专利，并直接或间接贡献着全国近1／3的税收，每年吸纳着半数以上新增就业人员。“新社会阶层”如何走出体制边缘甚至是法律边缘生存的状态，如何摆脱官商勾兑的“原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框架内健康发展，理直气壮、光明正大地要求和获取社会政治空间，不仅关系到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也关系到政权和整个社会的长治久安。

在“新社会阶层”之外，需要极大关注的，就是这2.53亿网民。在这个世界最大规模的网络群体中，据CNNIC最新调查，有81.5％、约2.06亿人使用网络新闻；有38.8％、约9822万人访问网络社区中的论坛／BBS；有42.3％、约1.07亿人拥有博客／个人空间，其中7000万人在半年内更新过博客／个人空间。我把这批关注新闻时事、在网上直抒胸臆的网民，称为“新意见阶层”。

如果说“新社会阶层”具有巨大的经济能量，“新意见阶层”则具有巨大的舆论能量。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健康现象，特别是社会不公，他们不平则鸣，特别是遇到突发事件，从民间反日风潮、奥运火炬传递到汶川大地震、瓮安群体性事件，他们口无遮拦、激情四溅、呼风唤雨，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凝聚共识、发酵情感、诱发行动，影响社会。

“新意见阶层”的出现，值得关注，值得欣慰，值得研究。

BBS是民主政治里程碑

中国全面接入互联网是1994年4月20日。开始时，是作为一种技术手段，慢慢成为一种新闻传播媒介，真正成为一种言论工具是在1999年。

5月8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队3枚导弹，击中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导致3人死亡。当时我分管《人民日报》国际报道和网络版，5月9日凌晨获悉消息后，立即向报社和中央领导汇报。记得当时是群情激愤。中国政府发表严正声明，各地民众纷纷走上街头，抗议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队暴行。《人民日报》编委会郑重研究了这个事件的报道，安排《人民日报》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人民日报社的子报《环球时报》编发了号外。我和网络版负责人商量，这一天是个时机，又有合适主题，可以开通BBS论坛，让广大网民就这一事件自由发表看法。从政府到民间，对弘扬爱国主义、谴责国际强权政治有高度共识，这时候开通论坛不会出现宣传主管部门担心的言论失控情况，却能以此为契机为互联网打开一扇言论开放的窗口。

5月9日晚上，“强烈抗议北约暴行BBS论坛”上线。不出我们所料，网上反应非常热烈，每天帖子上万条。虽然也有一些过火的言论，但欣慰的是，舆论的多元化反映出来了，内容多样性出来了。论坛后来改名为“强国论坛”，如今注册账户77万多，聚集了一大批关心中国时政的中文网民，被海内外誉为“天下第一坛”。2008年5月9日晚上，“强国论坛”开通9周年，我应邀登录论坛，发帖说：“拜托新坛主们不负众望，把强国论坛办成民主论坛，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中国实现民主化之日，就是中国成为世界强国之时。”

以“5·8事件”为催生婆，以爱国主义为旗帜，BBS在国内获得了合法性。“强国论坛”之后，一些政府网站纷纷开设BBS，像湖南“红网”的“红辣椒论坛”在当地也较有影响力。一些市场化的论坛／BBS，如天涯社区、一塌糊涂、猫扑，对特定人群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在对传统媒体的管理日趋峻切、下情上达功能基本丧失的背景下，被遮蔽和压抑的民意从此找到了一个发表、发泄的便捷渠道。

同样需要关注的，是1999年前后浮出水面的其他2种民意表达载体——“即时通讯”(In—stantMessenger)和手机短信。1999年2月腾讯公司推出QQ的第一个版本，“即时通讯”在年轻的网民中迅速流行开来。1998年中国开通手机短信业务，2000年11月中国移动“移动梦网”短信平台开通，手机短信走向繁荣。这2种意见载体主要属于一对一的沟通，影响力次于论坛／BBS，但QQ群也是不可小看的分众网络群体。

汹涌澎湃的网络民意

美国《连线》杂志对新媒体的定义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论坛／BBS具有自由、互动、开放的传播特点，普通民众有可能通过互联网，自由表达意见，并及时了解其他人的看法。

以1999年为发端，2003年成为网络舆论的第一个高峰。这一年，一南一北两起平民百姓罹难的悲惨遭遇，在互联网上引起轩然大波。4月在广州街头，27岁的大学毕业生孙志刚被强行收容，很快惨死在收容所。10月在哈尔滨街头，富家太太苏秀文与菜农发生争执，富家太太发动宝马车冲向现场人群，“就像收割机在麦地里割倒麦子一样”倒下一片，菜农妻子刘忠霞当场被撞死，撞伤12人。两起事件未得到当地政府和司法部门的公正处理，导致互联网上民怨沸腾。网络舆情惊动中央政府。在温家宝总理主持下，国务院废止了一部施行多年的恶法《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中纪委过问复查宝马撞人案，并在事后悄悄惩治了与宝马案相关的检察院、法院官员和省政协主席韩桂芝。

2007年是网络舆论的第二个高峰。3月初，网上开始流传一个帖子《史上最牛的钉子户》，内容是一张图片：一个被挖成10米深大坑的楼盘地基正中央，孤零零地立着一栋二层小楼，犹如大海中的一叶孤舟。重庆市一位房屋产权人拒绝拆迁，在开发商将周围房屋拆除后，仍然坚守孤楼，还在楼顶升起了国旗，以表决心。此事发生在全国人大审议《物权法》前后，围绕这项公民最重要物权的得失，互联网和传统媒体展开了热烈的议论。民意和媒体的压力，导致当地政府、开发商放低身段与“钉子户”协商，最终达成妥协。

2007年6月5日，河南网友辛艳华以“中原老皮”的网名，在“大河网”上发帖：《400位父亲泣血呼救：谁来救救我们的孩子?》帖文被转载到影响更大的天涯社区，并被置顶。山西农村黑砖窑中现代“包身工”的惨剧，让全国人民震惊。4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一位政治局委员做出严厉批示，中华全国总工会带头，中央多个部委派出联合调查组，赶赴山西洪洞县。在网络民意的强大压力下，山西省在全省仓促发起一场“解救被拐骗农民工、打击黑砖窑行动”，省长出面向公众公开道歉。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听取“黑砖窑”事件调查处理情况汇报，并对善后工作提出要求。

2007年6月1日前夕，上百万厦门市民都在转发一条短信，反对该市海沧区正在兴建的一个PX化工项目，号召大家上街“散步”以示抗议。厦门人聚集的QQ群上也传出类似的呼吁。6月1日和2日这两天，数千名厦门市民走上街头表达心声。这是由新媒体发起的第一起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到12月底，厦门市政府决定缓建PX项目。市政府深明大义，倾听市民呼声，让市民参与到PX项目决策中来，在一定程度上疏导了民间情绪。这也被专家视为建设“公民社会”的一个历史性突破。

2007年10月，陕西省林业厅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宣布镇坪发现已经绝迹了二十年的野生华南虎，证据是镇坪农民周正龙用数码相机拍摄的几十张虎照。随后，天涯社区的贴图专区里出现了一个帖子《陕西华南虎又是假新闻?》率先对虎照提出质疑，网易等网站和论坛跟进，批评陕西官场弄虚作假、丧失公信力，连《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也加入了“打虎”行列。陕西省政府最初装聋作哑、死不认错，一直延宕到2008年大地震后，才由司法机关出面宣布周正龙作伪被逮捕，有关官员被惩戒，同时启动为期3个月的“政府机关作风整顿教育活动”。

互联网成为主流媒体

2008年大事频发、波澜起伏，中国人的心情像过山车一样悲欣交集、大起大落。年初的南方雪灾，3月的拉萨骚乱，奥运火炬在境外受阻，“5·12”汶川大地震，互联网在信息传播的速度、信息覆盖面、民众情感交流和意见表达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在这一系列牵动全国人民情感的大事件中，互联网无可争辩地成为信息传播和舆情汇集的主流媒体。

在南方雨雪灾害中，湖南、广东、贵州等省的一些城市停电、停水，铁路大动脉和公路国道交通堵塞，甚至道路断绝。传统媒体一时难以迅速全面反映灾情。在这个关节口，网络论坛／BBS发挥互动优势。很多灾区的普通人，特别是热心的志愿者们，用手机短信加网络传递最新灾情，把手机和DV拍摄的灾情图片、视频上传到BBS上，成为中国第一批“公民记者”。像活跃网友“北风”实地考察广州火车站后，在“天涯社区”发帖《广州滞留乘客最缺的不是食品跟水》，短短几天内，点击量164516，回复1047。帖中说：“广州滞留乘客最缺的是睡在地板上时的铺垫之物”。他同时提醒志愿者与广州市志愿者协会联系，不要单独行动，以免好心反而添乱。一些网络媒体也对网友的“公民记者”行动表示支持，凤凰网和天涯社区都表示愿意为到灾区现场直播的网友补贴费用。

2008年3月，在CNN等西方媒体发表了对西藏问题的不实报道以后，一位叫做饶谨的年轻人迅速创办了一家域名为Anti-CNN的网站。在一个月的时间里，网站的日点击率达到500万，注册会员达10万人，全球网站排名维持在第1800名左右。正是因为国内网民在门户网站新闻跟帖、论坛／BBS和个人博客上的同仇敌忾，使西方媒体、政府和大企业感受到来自中国人民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强大压力。

5月12日，一场8级大地震突然袭来。新华网等政府网站迅速发布国家地震局的权威信息，人民网和各大商业门户网站纷纷推出汶川地震专题，全面跟踪报道地震灾情和救灾进展。在汶川地震中，互联网把多种媒体信息整合平台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截止5月19日晚上10点，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中国网共发布抗震救灾新闻(含图片、文字、音视频)123000条，新浪、搜狐、网易、腾讯整合发布新闻133000条。上述8家网站新闻点击量达到116亿次，跟帖量达1063万条。这样的新闻发布数量和浏览量，都令传统媒体无法望其项背。值得关注的，不仅是互联网信息的及时和丰富，而且是网络对民族情感的聚合作用。网民在新闻跟帖中，在论坛／BBS和个人博客上，纷纷表达了对这场国难的震惊和悲恸，对遇难者和灾民的无限同情，对政府和救援者、志愿者的崇高敬意。

地震第2天，5月13日一位叫做“绮梦”的网友以QQ聊天的方式，从都江堰坍塌小学现场发回文字“直播”《温总理：我只要这10万群众脱险》。这位网友说，面对惨烈的受灾场面，温家宝查勘现场摔倒受伤和流泪。据说是总理在现场讲的这两句话感动了无数中国人：“我不管你们怎么样，我只要这10万群众脱险，这是命令。”“我就一句话，是人民在养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天涯社区”的“天涯杂谈”里的帖子《温总理：我只要这10万群众脱险》，截至5月15日，点击量达到698204，回复7457条。

也是在地震第2天，百度帖吧出现一首无名诗《孩子，抓住妈妈的手》，催人泪下：

“孩子，快，

抓紧妈妈的手。

去天堂的路。

太黑了。

妈妈怕你。

碰了头。

快。

抓紧妈妈的手。

让妈妈陪你走

……”

这首诗在网上复制流传，并在许多赈灾晚会上被朗诵。这首诗感动了盛大网络总裁陈天桥，盛大网络宣布为灾区再捐600万元，捐款总额达到1000万元。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络局副局长彭波，在北京举办的2008年新媒体高峰论坛上表示：“如果我们把1999年5月9日网络抗议美国轰炸我国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看作是网络媒体登上中国媒体舞台的标志，那么拉萨3·14事件和汶川5·12地震则标志着网络媒体正在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主流媒体。”英国《金融时报》评述说，汶川地震救灾期间，“中国的互联网再一次证明其主流地位，不是靠行政级别，而是靠强大的信息整合方式及对2亿网民的影响力。”

走出政改困境的第一推动力

经过30年改革，中国社会很多深层次的问题积累下来，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以来，稳定压倒一切成为首要的政治逻辑，冲淡了“文革”后不改革死路一条的政治觉悟，消磨了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等劫后幸存的老一辈革命家大兴大革、再造江山的胆识和想象力。

由于我们市场化改革的不彻底，既得利益集团利用计划经济时代的资源垄断，从市场化的运作中获取暴利，并且在保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旗帜下，排斥深层次的改革。

如何走出深化经济改革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困境，我们寄希望于领导层重拾80年代邓小平、胡耀邦那一代改革者的理想主义情怀，同时，我们也寄希望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民意驱动。互联网上蕴藏着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甚至可以说，在官场有志者受制于“维稳”思路而难有作为的情况下，网络民意恐怕是鼓舞体制内改革的第一推动力。关键是当政者能不能打破体制内一统天下的思维定势，真正敢于从民间借力。

历史已经证明，局限于体制内的政治教育、政治纪律等政治手段，难以摆脱既得利益集团的掣肘，难以继续“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党的“十二大”口号)。以互联网登上媒体舞台的1999年为例，当年1月，江泽民同志在中央纪委第3次全体会议上重申必须严肃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经济工作纪律、群众工作纪律；当年3月，中共中央部署在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开展“三讲”教育，向全国人民昭示了从严治党的决心。但郑重其事的四大纪律，轰轰烈烈的“三讲”，都未能有效遏制党内、政府内的贪腐和不作为。在党内不正之风犹存、依法治国尚未有效落实的情况下，过多地寄希望于党员领导干部“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是不现实的。

2008年3月，胡锦涛同志在再次当选为国家主席后表示“诚心诚意接受人民监督，干干净净为国家和人民工作。”这是对全党和各级领导干部的警示，道出了问题的关键，就是“人民监督”。

我们看到，互联网在中国社会崛起9年来，网络民意与公权力进行了多轮博弈。人民网率先揭露的南丹矿难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2001年7月17日，广西南丹龙泉矿冶总厂所属的拉甲坡矿和龙山矿发生特大矿井透水事故，造成81人死亡。按规定，特大安全事故须在24小时内报告中央，而南丹矿难却被隐瞒了整整17天!《人民日报》驻广西记者站闻风而动，7月30日向总社发回第一篇内参《关于广西南丹矿井事故的紧急报告》，7月31日给人民网传回第一篇公开报道《广西南丹矿区事故扑朔迷离》。这是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发布的第一篇自采新闻，点出了南丹事故被隐瞒不报的要害，立即被众多网站广泛转载。　然而，就在同一天，广西壮族自治区两个主管安全生产的单位上报中央的一份报告中仍称，“所谓南丹事故纯属是谣传”。8月2日一早，《人民日报》驻桂记者站掌握了12位矿难死难者名单及其家庭所在村屯。接着，又获得了一名矿难逃生者惊心动魄的叙述。当天下午，《人民日报》驻桂记者写下《再次紧急报告》上报总社编委会，在报告开头打上三个“特急!特急!特急!”编委会当即以“信息专报”的形式上送中央。当天下午，朱镕基总理作出严肃批示，要求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在实地采访调查矿难的过程中，媒体记者冒着巨大的敌意和风险。“一进矿区，迷惑的、张惶的、警惕的、奇怪的目光纷纷从矿区各处射出。”矿工急忙躲避离开，闪避不及的提起事故也一律摇头说“不知道”、“不清楚”。《人民日报》记者三下南丹，为自己买了20份保险。南丹新闻采访环境之恶劣，甚至在中央调查组到达南丹后，旁听调查组情况汇报的《人民日报》记者却被广西方面“请”出会场，胶卷被强行当场曝光。在新闻媒体不折不挠的强力监督下，南丹矿难终于真相大白。官商勾结的原南丹县委书记万瑞忠被判处死刑，矿主黎东明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朱镕基总理表扬媒体：“如没有记者的揭露，就冤沉水底了。”

党章和宪法庄严地宣示：以人为本；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们没必要对网络民意抱以过多过严重的担忧，甚至视为异己力量，瞪大眼睛随时准备封堵。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重视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引导，积极开展舆论监督，完善新闻发布制度和重大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快速反应机制。高度重视互联网等新型传媒对社会舆论的影响”。中共十七大进一步要求：“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

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参观人民日报社时，提出要正视舆论“新格局”，关注在传统的党报、国家电视台之外都市报纸、网络新媒体的兴起。在人民网，胡锦涛与“强国论坛”网友在线聊天二十多分钟。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利用网络媒体，与网民在线直接对话，这是开创性的第一次。胡锦涛总书记带了一个头，让各级领导干部都能像他那样，到网络媒体上去了解民情，沟通民意，吸取民智，消除民瘼。这样，就把网络媒体作为推进舆论民主与政治民主的平台，公众也可以通过这个平台，了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意图，获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意义重大。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有两个重大的突破，一个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新老平稳交替，形成了一定的任期界限和年龄界限，结束了终身制，形成了制度化。第二个突破，就是网络等新兴媒体的兴起，成为推动政治民主化建设的重要平台。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说，这次网上互动虽然没有触及网民关心的通货膨胀、股市下挫、楼价上扬、官场腐败等敏感问题。但是一种“政治态度的表达”，表达的是对互联网影响力的重视，以及对传统一味控制打压异议手法的不满。“因为阻绝言路而脱离基层脉搏，不利于了解社会动态，做不到防范未然。在全球瞩目的北京奥运会前夕如此关键的时刻，尤其更要掌握民情民心。”

中央对互联网在舆论新格局中的地位和功能认识到位，甚至可以说是相当前卫的。现在的问题是，有些部门及一些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对互联网表现得隔膜，以封堵为能事。2007年陕西绥德县，县长把追着自己签字解决学生助学金的校长拘留，招致网民和媒体的猛烈抨击。在绥德县的上级榆林市出面撤销对校长的非难后，绥德县委宣传部徐部长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感叹：这本来是件小事，只是一些误会而已，没想到在网上会引起那么大的争议，“以前没有网络的时候多好啊，想让他们怎么说就怎么说”。我们也看到，一些新锐地方官员表现出直面互联网、直面民意的政治勇气。前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一次培训班上，勉励领导干部要把民主作为一种价值追求，充分尊重并畅通民意，决不能堵塞民意形成“言塞湖”。这是以四川震后堰塞湖的威胁为警示，重提了中国的古训：“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两千多年来，“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道理一再被历史所证实。《中国记者》杂志曾经刊出新闻研究专家的一个结论，这位专家通过对强国论坛的研究指出，网络论坛等互动栏目可以起到民怨消声器的作用。这值得我们的领导干部深思。

网络管理和引导需要眼光和胸怀

网络新媒体的崛起，引出网络管理的很多新问题，需要新思维。

根据CNNIC最新报告，中国网民的主体是30岁及以下的年轻人，这个群体占到网民总数的68.6％，超过2／3；从文化程度看，高中学历比例最大，占到39％，专家相信随着网民规模的扩大，网民的学历结构正逐渐向中国总人口的学历结构趋近。这一组数据表明，网民的年龄和文化程度低于传统媒体，因此在舆论酝酿和发酵过程中，更容易受到“意见领袖”的影响。　上世纪40年代，社会学家保罗·拉扎斯费尔德领导的研究小组，根据对美国总统选举的研究，提出了著名的“两级传播论”：某个理念往往先从无线电广播和报刊流向舆论界的领导人，然后再从这些“意见领袖”流向大众。换句话说，你不能影响“意见领袖”就不能有效影响大众。在互联网、手机短信的新媒体时代，“意见领袖”尤其值得我们重视。黑砖窑事件中的“中原老皮”，厦门PX事件中号召“散步”的短信原创人，汶川地震中的足球评论员李承鹏(在博客中率先报道“史上最牛学校”——希望小学无一死亡)，以及作家余秋雨在博客上告死难学生家长的公开信，其巨大影响力，在广大民众中掀起的感情波澜，都是传统媒体的一篇报道和评论所望尘莫及的。

党和政府如何与这些“意见领袖”沟通?尊重他们为民代言、批评现实、监督政府的权利，希望他们成为一种建设性的力量而不是破坏性的力量。

准确把握、正确引导互联网舆论，成为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对于党和政府的思想宣传工作来说，互联网是宣传技巧细腻和多样化的柔性平台，是社会舆论的调节和校正器，因而成为民心的凝聚和共振器。

我们要按照胡锦涛总书记在人民日报社讲话的要求，总结汶川地震中新闻宣传的成功经验。我们也要总结今年拉萨骚乱报道不及时、国际媒体公关被动不力的教训。

在当前情况下，迫切需要把互联网舆情研究提上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的议事日程，组织传播学、社会学方面的专家，开展网络舆情研究，定期撰写网络舆情、社会思潮热点报告，摸索建立网络舆情的汇总分析和应对化解机制。要关心爱护“新意见阶层”，满腔热情支持他们健康成长。要真正做到胡锦涛总书记要求的那样，把网络新媒体提到与主流媒体一样的高度重视，体现共产党对舆论的科学管理、民主管理和依法管理。要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切实保障网上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不能再动不动就干粗暴地封网、抓人的蠢事了。

“新意见阶层”的崛起，是新技术革命和改革开放的重大新成果，是我国舆论监督的重要新力量，是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推动力。在新的一年，一切关心国家命运和社会进步的人，应当欢呼“新意见阶层”的崛起，让“新意见阶层”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2009年第3期　再说“孙大午案”· 王建勋

《祖国，我对你意见太多》

祖国

我对你意见太多

请不要怪我

因为你的丑陋

代表着我

祖国

我对你意见太多

请不要怪我

因为我是你忠实的儿子

你可以任意折磨我

祖国

我对你意见太多

请不要怪我

因为我理解你

你可以不理解我

祖国

我对你意见太多

请不要怪我

我愿意你十全十美

因为你就是我

祖国

我对你意见太多

请不要怪我

因为我不能改变

我就是我

孙大午 　　2008年8月23日

孙大午的这首意见诗，是我在他成诗一个月后的一次午饭上听他朗诵的。这个易水河畔54岁的刚烈汉子，酒后更显豪迈与悲怆。其时，站得笔管条直的身躯微微发颤，两只大手紧紧按住桌沿儿，脸向上翘，被血色涨得通红，眼眶中的泪逐渐盈余，又顺颊而下，吧嗒吧嗒地砸在塑料桌面上。他旁若无人地尽量发泄着自己胸中长期郁结的愤懑，声荡四壁，干云裂帛。此情此景，正应了那句老话：“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5年前的那场官司并没有改变孙大午的人生信条，现在他依然固守着“我就是我”。

“少接触媒体”

2003年春天，正当全国人民与“非典”恶魔和企图遮掩它的人祸进行殊死搏斗的当口，孙大午祸不单行，比绝大多数人更下了一层地狱——关进死刑犯牢房。157天后，2003年10月30日。孙大午被河北省徐水县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七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单位河北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罚金三十万元。

(罚金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清。)

二、被告人孙大午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罚金十万元。

(缓刑考验期自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清。)

11月1日，孙大午终获自由。4日，徐水县县委书记率县长、县政法委书记、县法院院长、县检察院检察长、县公安局局长、县人行行长等一干人宴请孙大午。这位县委书记的祝酒辞是：“……大午，给你提三点希望：第一点，希望你正确对待这次对你的诉讼；第二点，希望你正确对待参加诉讼的这些人和单位，今天告你的人、抓你的人、批捕你的人、判你的人都来了……第三，希望你回来以后继续把企业搞好，少接触媒体。你接触媒体，你说你有罪，个人形象不好；你说你无罪，政府形象不好。”

这位中共徐水县委书记“大棒”后的“胡萝卜”中为什么如此忌惮新闻媒体呢?45年前，毛泽东跑到徐水县大力宣传、推广他的人民公社，如若没有《人民日报》等新闻单位的推波助澜，默默无闻的小小徐水县怎么能从全国近2000个县中脱颖而出、一步登天呢?其影响延宕至今——在政治学、当代史学、社会学等学科论及人民公社时，徐水县的贡献可谓大矣，功不可没，时常被论者提起。孙大午的出狱，也与新闻媒体的关注不无关系。这位县委书记在“孙大午案”的社会较量中，一定切身感受到了舆论的压力，否则，他不会在那次压惊宴上口出此言。

11月11日，“孙大午案”一审判决10天后，因事先与法院达成协定，孙大午放弃上诉，“判三缓四”的“缓刑考验期”开始计算。这天，香港凤凰卫视的曾子墨小姐跑到大午庄园来对孙大午进行采访，随后制作的两集节目《逃出囹圄的孙大午》在该台播出后，社会反响不小。我在看了曾子墨的节目后，曾请一位电视编导转达我对这位新闻后进的敬意，并把这两期节目内容临时插入我的讲义中，讲给学生们听。从2003年5月27日上午孙大午被这位刚上任不久的县委书记设计骗到徐水县城鸿雁大酒店被捕开始，经济学、法学等领域的学术界各方人士纷纷不平则鸣，从不同的专业角度奋起声援。自7月2日《南方都市报》和《新闻周刊》进入大午集团采访始，《21世纪经济报道》、《人民日报》、新华社、《南风窗》、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人民政协报》，以及《澳大利亚人报》、《南华早报》、《金融时报》、《法国解放报》、《华盛顿邮报》、挪威国家广播电台、《悉尼先驱导报》、《今日美国》等众多国内外新闻机构先后涌进大午集团，把现场抓到的第一手新闻素材编发出去，传遍全球。新媒体的新浪、搜狐也从网上及时跟进。这些平面和立体媒介的强烈关注，仗义执言，其立场和倾向自然与徐水县当局不同。我不知道这些来自外界的呼声，对几个月后的“判三缓四”影响力占几成，但肯定在那位县官的脑袋里留下了深刻印象，否则，他对媒体的惕怵也不会如此强烈了。新闻媒介对执政党的监督由此略见一斑。这是一个大题目，也不是本文主旨，且按下不表。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上节节引的“河北省徐水县人民法院(2003)徐刑初字第192号刑事判决书”中，给孙大午和大午集团坐实的罪名是“……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2003年9月30日，河北省徐水县人民检察院向徐水法院提请的“徐检刑诉(2003)110号起诉书”中，对孙大午和大午集团提起公诉的罪名也是这条，一字不差。

“中国人民银行徐水县支行徐银移字(2003)第1号移送案件通知书”中，提请徐水县公安局对大午集团“依法立案侦查”的也是同样的罪名——“我支行初步认定该公司涉嫌变相吸收公众存款。”顺便提及，徐水县人行的这份“移送案件通知书”，落款时间为“2003年5月27日”，孙大午赴“鸿门宴”被诱捕的时间正是这一天的上午10时许。徐水县的两个科级单位在“孙大午案”的衔接处理上，速度之快，效率之高，内中蹊跷，耐我寻味。

徐水县人民检察院的指控和该县人民法院的判决中所谓大午集团“以高于银行同期利率的方式，吸收公众存款”罪名，实在荒唐。1991年7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中的第六条明言：“生产经营性借贷利率不得高于国家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第三条进一步具体明确了这个“4倍说”：“民间个人借贷利率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但双方协商的利率不得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的4倍。”从徐水县法院“经审理查明”的大午集团财务部门与大午集团职工及周边村民签订的1627单“借款凭证”和“借据”中，大部分利率都是央行贷款利率的1倍多，没有超过2倍的。那么，在徐水县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和前引的徐水法院判决书中，为什么都在“高于”两字后面不约而同地避开具体倍数不谈呢?法律文书，人命关天。两个县级执法、司法机关出具的法律文书同时在关节点巧妙地模糊处理，是主观故意，还是疏忽大意?把“法盲”这顶帽子扣在包括徐水县公安局在内的基层执法、司法机构头上，是令人不可理喻的笑谈，更何况那位主诉“孙大午案”的徐水县女检察长还曾“荣获”全国十大杰出检察长的称号!

判孙大午和他的企业“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徐水县法院依据的是我国现行《刑法》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合法的、并且在公序良俗中既合情又合理的民间借款区别在哪里呢?罪与非罪的界限应以什么为限?《刑法》第176条中关于罪名的构成要件并不像后面的量刑那样表述得清晰明确，便于操作，我这个外行也没有查检到最高法的相应司法解释。孙大午从1985年集资一万元起家，在徐水县郎五庄村西一块叫做“憋闷疙瘩”的荒滩上，和他的夫人刘会茹胼手胝足、栉风沐雨苦干了18年，到2003年他入狱时止，建成了一个拥有十几个企业、近2000名职工，一所3000名师生的大午中学，总资产2.3亿元的大午庄园。期间，孙大午没有从国有金融机构贷到过一分钱，企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逐步发展所必备的本金和流动资金，都是靠企业自己筹措和自我滚动积聚起来的。在他的“自我滚动”中，有一种互惠互利的方式。如饲料公司必需的原料玉米，国家收购价是每斤7毛钱，大午集团却以每斤8毛钱的高价计收。对一些不急等现金用的农民，大午集团便以借或存的形式记账，一定期限后连本带息一起偿还，偿还的年息是；4.5厘，而同期央行公布的定期存款年息是2.2厘。大午集团的职工都是本乡本土的农民，他们的家庭收入主要就靠工资和土里刨食卖点粮。大午集团的玉米收购价和借款年息都高于国家牌价，职工和他们的家属当然愿意把玉米或玉米款借或存人大午集团了。非大午集团职工的周边村民闻知这个好消息，谁又不想多吃口肉呢?企业发展所需的流动资金，就这样源源不断地淌入了孙大午的口袋里。趋利性是动物本能，人更是如此，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正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孙大午和他的企业靠着自己善良本性长期形成的牢固信誉，赢得了老百姓的信任和支持。大午集团公司也由此得到了企业发展必不可少的流动资金。如此两全其美的互惠互利方式，却被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严重扰乱了金融秩序”

本节小标题还是引自徐水县人民法院对“孙大午案”的刑事判决书中。

现代社会成熟、稳定的标志之一就是秩序。与我国其他行业一样，金融秩序的逐步建立与稳定运行，是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的基本保证，是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维持国民经济继续发展、稳定社会大局的重要前提。金融秩序的构成，除了现有的各级各类大小银行和国家颁布的金融法规外，公民之间的私人金融活动和民间约定俗成的金融交易方式也应该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金融秩序的组成部分之一。不能因民间金融运转的草根、粗糙、分散和势单力薄就忽视它，直至野蛮打击、粗暴压迫。也不能因民间融资出现了诈骗，就把它列入取缔之列；就像不能因国有银行近些年来屡发不止的内部金融犯罪，就把它停业一样。

基于此理，“孙大午案”的所谓“严重扰乱了金融秩序”，就是“欲加之罪”的“何患无词”了。

首先，大午集团向内部职工和周边村民借款，是它迫不得已的赔本买卖。我说它“赔本”，是指付给农民的利息高于国家银行的1～2倍；说它“迫不得已”，是指如上一节所述，孙大午在2003年案发前的18年里，不是没有企图向国有银行贷款，却因手续繁杂、条件苛刻，从未成功。大午集团的饲料公司，有一次购买玉米，恰逢一单价格合适的，但人家要现金。饲料公司筹措后尚缺100万元，于是，饲料公司的人手持一张大午集团在徐水县农业银行存有200万元的定期存单去跑抵押贷款。农行却说，这张存单差3个月才到期，如欲质押，须你孙大午全家每人签署同意意见，然后再经大午集团董事会每个成员签字，我们银行的规定就是这样。孙大午搞企业，成功的条件之一就是他有过人的精明。锱铢必较是每个商人必备的性格要素。孙大午他不知道向公司职工和周边村民借款要付高息?他会算不清200万元一年的息差一倍他要多掏4600块?两倍就是九千二?而这仅仅是大午集团下属十几个企业之一的饲料公司一年几十次进料中的一次。当然，孙大午的这类赔本生意，客观上造福了一方，施惠于百姓。但从主观上说，却是主流金融秩序不容纳的。

其次，大午集团向内部职工和周边村民借钱，规模不大，数量有限，比例适中，有借有还，而且完全是用于生产性经营。徐水县人民法院对“孙大午案”的刑事判决书中认定：“……向社会公众变相吸收存款1627单13083161元，涉及611人……”。1308万元的借款，对一家总资产2.3亿元(未经相关权威机构评估)的企业来说，负债率不到6％，比例不大，实属正常。这1308万元借款，且不说对全国、河北省的宏观经济，就是对保定市、徐水县的微观经济，也构不成“扰乱”，更谈不上“严重”。

种禽公司是大午集团下属的主力创利单位。1985年孙大午就是靠养1000只鸡、50头猪起家的。种禽专家宫桂芬经过20多年选育培养的京白939原种鸡，当年国家曾拨款2000万元给北京原种鸡场，结果打了水漂；孙大午投入300万元就把它搞成了，买断后更名为大午京白939，畅销15个省的106个县。1995年，孙大午被评为“河北省养鸡状元”，后被选为保定市禽蛋产业联合会理事长。2005年，孙大午在大午庄园首倡成立了全国养鸡联盟；2007年5月。他成为这个民间组织的盟主。且不说整个大午集团，仅就它下属的这个种禽公司而言，把民间的散闲资金相对集中起来完成一项高科技项目，怎么就“严重扰乱了金融秩序”?更何况这1308万元借款还是整个大午集团“从2000年1月至2003年5月间”(徐水县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陆续借的。孙大午和他的集团公司不但没有扰乱什么秩序，反而在为安天下、稳民心，打破城乡二元化结构，向城乡社会经济一体化靠拢等方面做出了良性探索。孙大午的经济实践，比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梁漱溟、晏阳初们先后依靠政府拨款和外国财团资金搞的乡村建设更贴近实际，更为成功，因而也更具有在我国北方农村推而广之的典型意义。

再次，大午集团向内部职工和周边村民长期筹款并且成功，是因为债主们相信你孙大午和大午集团既跑不了和尚也跑不了庙。孙大午家世代祖居徐水县郎五庄，1954年他出生在冀中平原的这块碟形洼地上。光绪三十三年(1908年)的徐水县志把郎五庄写作“狼虎庄”，当地人叫它“狼窝庄”。狼虎也好，狼窝也罢，是说百多年前当地居民狠勇、剽悍?还是指自然环境的荒蛮、凶险?无考。华北农村，民风原本淳厚，至今仍有绪风流韵。农民愿意把钱借给孙大午，除了本节前面说过的利息高这个原因外，债主们最主要的考虑还是基于这样两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事实：孙大午和他的父母、弟弟们的人品乡亲们信得过；孙大午和他的公司团队的业绩街坊四邻无人能敌。2003年“孙大午案”爆发之前的18年，人们之所以陆续把1308万元借给大午集团，目的非常直白——为了钱生钱。因为无论存在国家银行还是自己去干，都不如借给孙大午获利高且稳。2003年“孙大午案”案发后至今的5年，大午集团的职工和四邻八村的人还在给大午集团继续“输血”，难道他们都疯了?民风淳朴与呆傻可不是一回事，孙大午也没有赵本山式的忽悠能耐，但这个政府法办过的“坏人”，法院镇压过的刑余分子，成百上千的庄稼人就是相信他!在“孙大午案”中，中共徐水县委的赫赫权威，县人民法院代表的法律尊严，在农民的眼里一钱不值。农民用无言的有效行为，真诚地表达了自己的郑重选择。扩而大之，如果中国各级政府和大大小小的官员们都能获得他们治下的百姓信任，一言九鼎，一呼百诺，社会大局还愁不稳定吗?

最后，所谓“严重扰乱了金融秩序”，反映了当权者、司法人顽强保护金融垄断的决心和意志。而这种偏狭和执拗是与前不久刚刚颁布的《反垄断法》的法理精神背道而驰的，是与沸腾、鲜活的经济生活格格不入的。中小企业，尤其是私营中小企业贷款难，是一个有些年头的老话题了。任何社会形态的国家，中小企业都是它的重要经济支柱；而20多年前异军突起的私营中小企业更是占据了我国企业的大半江山。我国国家金融机构对私营中小企业的傲慢和漠视，是传统意识形态对金融业强行侵入的结果。政治体制改革一天不启动，金融机构的服务对象单一和服务质量低下就一天得不到改善。以“孙大午案”为代表的、广泛活跃于民间的所谓“非法”金融市场，准确地反映了广大私营中小企业主和无数储民对现行金融垄断状态的强烈不满。金融垄断下形成的金融秩序，已因它的低效率、不专业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造成了阻碍。前几年国有银行高达百分之二十几的呆坏账，人为剥离后仍不能持平，再由国务院拨款几千亿元去填陷。前不久，在美国黑石公司、“两房”等案中，中国损失了多少亿美元?刚刚在美国金融海啸中，又有中国的多少亿美元不见了?至今没有看到央行、银监会或中投公司的谁站出来予以说明。难道这些“败家”行为不是对我国金融秩序的严重干扰?美国政府上个月对它提出的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交付参众两院去决定。我们呢?前些年在国内外进行重大金融项目投资时，事先没听说请全国人大财经委审议，恶果造成后也没有问责制的惩罚，却偏偏抓住一个并没有“窃购”的孙大午来“诛”，本末倒置了。

几点思考

5年前的“孙大午案”，当时曾闹得纷纷攘攘，几成国际新闻。5年后，当事者双方和当年厕身其间的各方人士表面上都归于静寂，各自埋头干自己的事去了，“闷声发大财”。实则不然。改革开放30年来，围绕“三农”问题累积的诸多矛盾，已到了如上个月山西襄汾尾矿库发生溃坝前的危急当口，而孙大午和他的“大午模式”对进一步深化农村体制改革极具参考、借鉴和研讨价值。

(一)孙大午的“血”论。

当铺、钱庄、银号、账局和票号，这些我国历史上的民间金融机构，在它们存续和辉煌的时候，吸收吐纳了大量的民间游资，特别是农村的闲散资金。直到清末民初被欧美银行挤垮为止，它们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作为它们的余绪，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华北农村，曾存在一种叫做“爆股”的草根金融组织，其运作形式，与现代股份制银行颇为相近。孙大午说，他小时候听他父亲孙凯说过。孙大午认为，这种把农民的钱相对集中起来，又反作用于农民、农业、农村的形式不错；而如把钱存到国有银行或农村信用社，将被输往城市了。2006年4月15日，他在中国农大的一个论坛上说，“农村信用社、合作社，实际上是国家金融从农村吸取资金的渠道，有虹吸效应，起的是抽水机的作用”。写此文的前一个月，他更为偏激地对笔者说，这是抽农村的“血”，给城市“输血”，结果是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城乡差别的鸿沟想填平?门儿也没有!他的统计是：“农村不缺资金。以河北省为例，全省农村存款有2000亿，河北省约有5万个村庄，平均每个村庄存款就有400万，但这些钱大都用于建设大城市了。”孙大午是一个极固执的人，他的这番“血”论由来已久，早在1998年12月14日，他在中南海就完整地表达过了。那是在国务院第三会议室召开的一个研究如何开拓农村市场的会上，他疾呼：“应该重新认识农村的民间借贷，让农村、农民有一个自己‘造血’自己用的机制。这样，有利于农业产业化经营。”

“自己用”，是把“血”留下。孙大午的“造血”、“留血”认识，是他从23年苦心经营大午集团的艰难岁月中琢磨出来的“血的经验教训”。为此，他不惜以身试法，“虽九死犹不悔”。其志可嘉，其行却大可商议。众所周知，资本的本质就是流动。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资本流动的规模和速度日新月异。鼠标一点，黄金万两。世界金融市场的日趋集成化，在这次从美国引发的金融海啸中看得更清楚。一个具有现代化意识和眼光的企业家，应该放眼国际金融领域，纯熟运用现代商业会计技巧，合法地谋取最大收益。孙大午创业23年来，既然从国家银行贷不到一分钱，为什么不越过它利用其他的时兴融资渠道呢?比如上市，你孙大午前些年为什么要拒绝呢?对股票和基金，孙大午也嗤之以鼻；对粮食期货，孙大午则可有可无。孙大午和大午集团“造血”的手段，仍沿袭着他的父辈们“报(爆)股”的传统方式；对于金融创新和金融衍生品，包括所谓专家在内的我们，对它们的初始面貌和游戏规则恐怕连“盖头”都还没有挑起来，更遑论登堂入室，执子之手了。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又是一个大题目，以我的知识储备，本不容置喙。之所以在这里蜻蜓点水地妄言，醉翁之意不全在酒，主要的是待以“引玉”。

(二)“龙王不下雨，为什么不能就地打井抗旱?”

这句话是孙大午说的，背景是当时我和周密、徐庆全等人正在他的办公室讨论民间借贷问题。中小型私营企业融资难，是个陈旧得快要发霉的老话题了。今天，它仍在朝着霉变的方向继续发展。

被誉为“穷人的银行家”的孟加拉人尤努斯，因其长年坚持给印度穷人提供小额贷款，2006年10月获诺贝尔和平奖。尤努斯的行为，在“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中国，国有金融机构和国家控股银行是不屑与为的。农村中小型民营企业在国有大型企业和资本雄厚的外企面前，与自然人中的穷人一样，也是穷人。这两类穷人因生活、生产急需，又从国家银行借不到钱，高利贷和地下钱庄一类解放后消失了几十年的地下金融品种和经济组织才因利乘便，应运而生。一般经济学中的供需均衡律再显神通。改革开放30年来，高利贷和黑钱庄屡禁不止，剿而不绝，而且越是在经济繁荣的地方，如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它的生命力越旺盛。这个反常的社会现象很值得金融、法律和社会学的专家研究。难道是那里的企业家和普通百姓太愿意受剥削了，还是相关的制度设计出了问题?

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表现在金融上，就是利率的市场化。利率是资金的成本构成之一，它的社会功能就是调节供需关系大致接近平衡。无论是国家、企业或个人，他们的任何投资项目，预期收益的高低都是和潜在的风险成正比的。用风险大所以收益高这个基本生活常识衡量，所谓高利贷，也就有重新认识的必要了。高利贷的“高”上限在哪里?地下钱庄的“黑”或“白”又以利息的多少来划线呢?本文第二节中援引的“4倍”规定，实在不应该成为削足适履的“刀”。中共中央从1982年到1987年，连发的6个“一号文件”里，还有那个“非公经济36条”中，都说要“在农村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的金融组织”，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市场。地下钱庄是私人所有制形式的民间金融机构，在目前的金融市场上，应该给它一个摊位。前几年，所谓资本主义国家的几种金融类型的十几个金融机构，已被我国政府批准进人，现在又陆续开展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金融业务了。反观对广大农村普遍存在着的地下钱庄，却是一股非赶尽杀绝不可的劲头。“宁赠友邦，不予家奴”，洋人洋办法，土著则“露头就打”。我看不如换一种思维，采用大禹治水的办法去疏导，让地下钱庄钻出地面，露出头后不但不打，还要浇水、培土，予以扶植和规范，“施肥”则不必了。规范大致是：“4倍”这个上限可以稍稍提高一点；再用向央行提交准备金的数额划几个台阶，限制它的省、县、乡、村的存贷范围；而信用贷款和担保贷款的发放业务则不必予以限制；国家银行业金融机构不必作为发起人或出资人硬掺合进去；准入门槛不要太高，最低一级经营范围的二三十万即可，等等。这些粗略构想，仅仅是我这个门外汉写此文时意到笔至的肤浅臆见。国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对民间钱庄不要干涉太多，你在改善目前的服务质量，替亿万储户理好财方面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这是你的主业。

(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邓小平同志一言九鼎，马上使一部分人的钱袋立竿见影地沉重起来。但在先富起来的是些什么人这个问题上，以及先富起来的人如何带动全民富裕的问题上，在改革开放前期，认识不能说是清晰的。胡锦涛说要让全体中国人民共同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这应是明确的阐释。不管先富后富、少富都富，中国大陆自1949年后，终于又有富人了，于是，为富人奔走的服务业也攀援其上，日见蓬勃。北京有一个地产商坦言，我就是专为富人盖房子的。孙大午凭着他的聪明、能吃苦和敢于冒险，如今也算富人了。但他的家庭出身土改时是被工作队划为贫农的，同时还无偿白得了地主的25亩耕地和一口袋麦子。孙大午的母亲刘凤兰，今年91岁了，耳不聋眼有点花，老人家的长寿、健康，得益于大半辈子任劳任怨，积德行善。60年前的赤贫人家突然天上掉馅饼，喜不自禁后又慌恐茫然，感到有些腰不直理不壮，这位不知《资本论》为何物的农村妇女，在喜获嗟来之食的当天夜里，就让自己的丈夫，今年也快90岁的孙凯背着那口袋小麦偷偷地还给了那家地主。孙大午成人后曾就此事问过他妈，明理的老太太说：“咱们家穷是因为你爷爷好吃又耍钱闹的，人家富是自己过的。”2002年10月里，爱琢磨事的孙大午把周围村庄里还活着的老地主、老富农和一些老贫农、老长工请到他的大午庄园，让这些耄耋老人说说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

坊间有一本《毛泽东自传》，说每月的初一和十五，毛家的长工们都有咸鱼片和鸡蛋吃，而毛和他的几个弟弟只能干看着，馋得直流口水。“仓廪实而知礼仪”。此书若真，看来少年毛泽东的家仓廪还不太实，小主人们长年难得荤腥，成人后礼和仪也就不大晓得了。而现在仓廪实的孙大午却对若干为富人制定的“礼仪”大不敬，维护“礼仪”的专政制度当然也就不见容于他这个反叛者了。这是5年前“孙大午案”的死结。

五、结语

2003年的“孙大午案”，一度曾使得风风火火、热气腾腾的大午集团当年亏损580万元。大午集团从1985年到2003年，年年盈利，2002年的利润是980万元。好在孙大午没有被这场无妄之灾打垮，2003年11月1日他出狱后至今，精神状态不减。他把自己、家人和大午集团干部、职工蒙受的耻辱强咽下去，用这5年的实绩，延续着企业的辉煌。近2000名职工的队伍不散，3000名师生的学校不垮，死心塌地地跟着孙大午“蒙着被子跳井”，支撑他们的就是对孙大午和大午集团的信任。孙大午被关在徐水县看守所里的时候，徐水县抽调了40多人组成工作组，带着一支500人的防暴队，进驻、接管大午集团各公司，号召农民配合工作组揭发、检举孙大午的违法行径。大午集团的财务部门首当其冲被查封，保险柜里的300万元现金和图章、账本被抄走。可是农民却不吃这一套，仍然源源不断地把玉米送到饲料公司的场院上。工作组成天用大喇叭向村民播讲宽严政策，宣扬孙大午“非法集资”的罪行，并威胁说：你们如果还坚持说是自愿把钱借给孙大午的，那这钱就不还了!还刑事拘留了张庆余等三位竟敢为孙大午说话的大午集团员工。就在这种高压态势下，冯庄村民王瑞英对前来采访的《人民政协报》记者说：“我借给了大午公司20万，人家打了借条还犯法吗?等大午出来，我有钱还借给他，这回还不打借条了，口头协议，还犯法吗?”

借贷关系的形成，是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我曾听郭宝昌讲过他家先人曾一度卖房子卖地，甚至砸锅卖铁来应对误信谣言的挤兑风潮，后来他把这段家族史写进了他的《大宅门》。

大午集团现有土地3000亩，大部分是用“租借”的方式从农民手里流转而来。大午集团食品公司经理刘宝坤，他家有15亩责任田，位于大午中学北边。他把地租给大午集团，地租是每年按亩产600斤小麦和700斤玉米计，年底照时价付。刘宝坤在公司上班挣工资和奖金，他的15亩地不用再流一滴汗，也不怕旱涝虫灾，每年坐收租子就是了。孙大午用这样的办法，和众多“小地主”们互惠互利、相安无事10多年了。孙大午说，只要现在的国家土地政策不变，我与村民的租地协议也不动。依我陋见，这里边其实是有一些毛病和说道的，今后如有可能，我再另文讲它。

“孙大午案”，先以“非法集资”立案，后也以此结案。任何新生事物，在它刚露头的时候，大都会与时人的惯常认知和现行制度相冲突。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组成以后的28年里，因其宗旨不与世合，不也是被国民党定为非法，并以武力围剿的吗?30年前安徽小岗村“十八勇士”冒死按手印的壮举，对抗的是“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和整个国家机器。制度经济学中有“交易先于制度”一说，法学的基本原理之一是“任何法律永远落后于社会实践”。5年前徐水县当局秉承上意对“孙大午案”的宣判，如果没有案件以外说不出口、上不得台面的诱因，现在改判，正当其时，借十七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就坡下驴，体面又风光。

马英九代表国民党，多次对“二·二八”事件进行反省、道歉并给予受害者或他们的家人经济赔偿；勃兰特代表德国政府，在波兰向二战时受迫害的犹太人“高贵的一跪”；美国政府也对二战期间遭到不公正待遇的美籍日人公开道歉；罗马教廷对600年前教会对伽利略的审判予以纠正；英国圣公会今年8月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150周年的时候，公开承认当初的驳斥错了。这些公开悔过者，与“从不下罪己诏”的人比较起来，孰是孰非，一目了然；孰荣孰耻，泾渭分明。希望“孙大午案”早日有个公正的了断；奢望我国历史上发生的其他重大冤案不要继续“淡化”下去了。

2009年第3期　第一张大字报与康生、曹轶欧的关系·李海文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当时北大师生都很清楚这是康生、曹轶欧指使炮制的。1967年1月22日康生讲话时说：“聂元梓同志的大字报就是在我爱人他们的促动下写的。”但是30多年后，人们的认识发生变化，除聂元梓外，其他6位署名者都说，大字报是他们自己发起的，没有人指使。他们都不知道聂元梓在酝酿写大字报期间见过曹轶欧。自己受了5月政治局会议的影响，在《五一六通知》精神影响下写的。5月政治局会议的消息是张恩慈透露的，与康生、曹轶欧无关。他们的说法蒙蔽了一些不了解情况的年青人。

从他们的回忆中，张恩慈是关键人物。张恩慈的“透露”是个人行为，还是奉令而行?他是奉令行事。他奉的谁的令?是奉康生、曹轶欧之令。

张恩慈早与康生、曹轶欧有联系

张恩慈原是北大哲学系年轻有为，才华出众，受学生欢迎的讲师。(2006年9月采访石仲泉)60年代初，他到北京门头沟下乡一年，错过了难得的评副教授的机会，(2001年秋采访陆平)另外他有心脏病，门头沟是山区，生活艰苦，没有条件照顾病号。(2006年9月采访石仲泉)他心生怨气。1964年7月中宣部派工作组到北大社教，揭发、批判校、系领导，张恩慈是积极分子。哲学系有一批左派。1965年1月贯彻23条，彭真、邓小平批评了北大社教运动，撤换了工作队队长，召开国际饭店会议，批评了社教中的左派。1966年1月会议才结束，许多坚定的左派被派到农村四清。

其实，校领导是重视、培养张恩慈的，派他参与康生领导的中央理论小组反修文章的写作。能够参与中央交办的任务，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康生领导的班子住在钓鱼台，他们是外围，为钓鱼台的班子准备资料，住在民族饭店。(90年代采访钱抵千。钱抵千大校是军队派到钓鱼台参加写作班子的成员)因而同康生、曹轶欧有联系。曹轶欧是康生的妻子、中央理论小组办公室主任、康生办公室主任。住在民族饭店的还有红旗杂志哲学组组长关锋、学部(今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哲学所的吴传启等，不仅为钓鱼台准备材料，还一起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2006年9月14日采访杨德)

1964年马列主义研究院成立，红旗杂志社的总编辑陈伯达兼任院长。因和关锋等人合作愉快，受到赏识，1965年7月张恩慈调到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大家都知道后来康生是中央小组顾问，陈伯达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关锋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吴传启是造反派的头头，十分活跃。

康生与张恩慈一拍即合

1966年4月中旬，毛泽东召开第二次杭州会议，批评彭真。同时为5月政治局会议准备文件，成立了文件起草小组，即后来于5月16日通过的《五一六通知》。4月24日，杭州会议原则通过《中央委员会通知》草稿，但是散会时，周恩来叮嘱：因为很快要开政治局会议，大家没有传达的任务。中央书记处书记、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回到北京，政治局候补委员薄一波、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登门打听消息。李雪峰得知薄一波、安子文在北京看了杭州会议的7个文件，独独没有看到《中央委员会通知》草稿，不敢透露半点。薄一波、安子文很生气，薄一波一拍屁股说：“不说拉倒。”(90年代采访李雪峰。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百年潮》，1998年第10期)薄一波、安子文是李雪峰多年老战友，李雪峰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也不敢造次。可见当时纪律之严明。

这个草稿只有参加会议的人才能看到，康生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参加了这个会议，并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当然清楚。5月3日，在北京召开政治局会议，首先召开座谈会，由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介绍情况。虽然会议是刘少奇主持，但是由康生向远在杭州的毛泽东汇报、请示。(90年代采访李雪峰。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这与1975年毛泽东任命毛远新为联络员如出一辙。康生起到特殊的作用。

这时，康生正到处收罗彭真的“错误”材料。而张恩慈对于在国际饭店受批评一事耿耿于怀，一拍即合，5月5日写完《我对北大“四清”运动的意见》一文(《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辑57页)。文章很快送到毛泽东的手上。5月11日，毛泽东将此文题目改为《张恩慈对北大“四清”运动的意见》，并批示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印发。这天，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第一次全体大会。

毛泽东的批示可能康生当天就从电话中知道了，但是文件要由机要交通送到北京最快也要第二天了，因为当时的飞机一天只有一班，火车要走一天一夜。文件到了北京，由中办印厂印刷，再发到与会者手上最快也是13日了。北大社教是邓小平出面批评了左派，保了校长陆平。虽然毛泽东对张恩慈的报告有批示，康生还要看刘少奇、邓小平的态度才敢动作。此时，康生只能伺机而动，在他领导的中央理论小组下面成立调查小组。调查组的任务灵活，可大可小，不引人注意，名正言顺，可进可退。因为事关机密，组长就是曹轶欧。还是家人最可靠，真可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张恩慈是调查组成员之一，负责跑外勤，在曹轶欧直接领导下工作。这个小组对第一张大字报的出台起了重要作用。

康生、曹轶欧通过张恩慈授意写大字报

11日，政治局第一次大会之后，中央让谢富治通知彭真不要再出席会议。13日或14日，毛泽东的批示及张恩慈的报告印发大会，在北大四清问题上邓小平只能按毛泽东的批示办，不能再坚持原有的看法。康生有了尚方宝剑，开始行动。调查组的任务，1967年1月22日康生讲得很清楚：“目的是调查彭真在学校搞了哪些阴谋和发动左派写文章。”

14日中午，曹轶欧带着张恩慈到北大找陆平谈话。曹轶欧由幕后走到前台。康生很谨慎，一直到17日，《五一六通知》通过的第二天，才由中央理论小组正式发函：介绍曹轶欧、张恩慈等7人来校调查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北京大学纪事》第642页)

曹轶欧带张恩慈到北大，原因有：一，他的报告已经得到毛泽东批准，重用他别人无话可说；二，张恩慈多年在北大工作，和北大左派人头熟，关系多。他一回到学校，哲学系的人纷纷找他，一时他成为“哲学系左派联系中心”。哲学系左派很想从他那里听到中央动向，政治局会议情况，当时，《五一六通知》还没有通过，张恩慈不可能预卜先知，向他们介绍“五一六通知”的精神。按常理推测，介绍内容主要是他的报告、毛泽东的批示及在政治局会议上印发的情况。这从以下两个事实得到映证：杨克明表示打算写一份关于北大社教的申诉材料。在研究大字报内容时，聂元梓提议以写北大社教为主。

估计张恩慈还要左派注意5月8日《解放军报》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同日《光明日报》署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告诉左派“高炬”文章是江青组织人写的，何明是关锋的笔名。这两篇文章已有不少五一六通知的信息。这些内容很快在北大传开了，我们在农村四清都知道了，当时传为“高炬就是江青”。这些消息就够振奋人心的了。左派终于盼到出头之日，个个摩拳擦掌，要大干一场。年青人思想解放，他们不仅想写文章，还要贴大字报。

5月16日之后，张恩慈与他们的谈话内容才会涉及《五一六通知》的精神。《五一六通知》规定传达到县团级。在此之前，康生、曹轶欧不会泄露机密，因为泄密，轻者遭到训斥，重者受处分，甚至开除党籍。

张恩慈在曹轶欧授意下，告诉宋一秀、高云鹏：要串连左派。可以写大字报。告诉杨克明，彭真确实已经垮台。(印红标：《“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记》)

“串连左派”可以理解为在党内搞小组织活动，搞派别活动，如果毛泽东没有批准大字报，如果没有发生文化大革命，这些话都是要杀头的。别说张恩慈，就是康生也不敢大胆妄为。5月25日聂元梓等7人贴出大字报后，引起师生激烈地辩论，甚至发生肢体冲突。北大有众多外国留学生，这些情况很快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康生见事情闹大了，十分恐慌，和陈伯达一起匡骗李雪峰到北大讲话。(90年代采访李雪峰。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安抚、平息事态，以免进一步恶化，引火烧身，后果不堪设想。同时从张恩慈手中要来大字报底稿，火速送到杭州。6月1日中午，毛泽东打电话给康生、陈伯达，要在电台广播，康生才松了一口气，感到解放了。为什么康生会如此紧张?

因为早在1954年2月反对高岗饶漱石集团时，七届四中全会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决议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党的团结，是革命胜利的基本保证。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基本的原理之一。”为了增强党的团结，中央做出几项规定，明确指出：“全党高级干部的重要政治活动和政治意见应经常向所属的党组织报告和反映，其关系特别重大者应直接向党中央的政治局、书记处或巾央主席报告和反映；如果避开党的组织和避开中央来散布个人或小集团的政治意见，这在党内就是一种非法活动，就是违反党的纪律、破坏党的团结的活动，就必须加以反对和禁止。”此后，高岗饶漱石成为反党集团，高岗自杀，饶漱石被监禁。

高岗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政治局委员，落得如此下场，康生会怎样呢?后来，康生连升三级，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常委、副主席，但是，他死后也没有逃过惩罚。粉碎“四人帮”后，许多被打倒的干部官复原职，开始清算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追根溯源，人们纷纷要求追究康生的责任。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康生的党籍，撤销悼词，并把他的反革命罪行向全党公布。康生已去世四五年，骨灰移出八宝山革命公墓。高岗死后，周恩来亲自到现场，宣布厚葬。至今高岗安睡在万安公墓。相比之下，康生死后仍不得安宁。

哲学系总支副书记高云鹏问：“是否可以写大字报、小字报之类的东西?”张恩慈说：“你们如果写，也只能贴到党委办公室的门口。”他没有做正面回答有两个原因：其一康生、曹轶欧布置是写文章。其二，1957年夏，因为贴大字报，串连，不少人被打成右派，送去劳改，有的瘐死狱中。但是，张恩慈也没有断然反对，左派受到鼓舞。这种话说到三分就可以了。双方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在张恩慈在哲学系做工作的同时，曹轶欧在校、系领导中活动，她首先动员法律系主任陈守一。陈守一是5级干部，资格老，影响大。陈守一认为这是1957年右派的作法，断然拒绝。曹轶欧碰了钉子，才转而支持聂元梓。这与哲学系左派的思想基础有关，也与张恩慈的工作成效密不可分。

有人说：你所举纪律严明的例子都是文化大革命前的，文革爆发后，情况大变，无秘密可言。非也。1966年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吸收了不少群众代表参加，8月7日毛泽东写的《我的一张大字报》在会上印发。会议12日结束，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第二天报纸公开了中央领导人新的排序，19日在清华出现贴刘少奇大字报。红卫兵出学校冲到社会，全国开始大串连。直到21日深夜(或叫22日凌晨)有人将毛泽东的《我的一张大字报》贴在北大大饭厅东墙上。观者如潮。当时北大是一个中心，串连的学生蜂拥而至。半个小时，这个消息传到上海等全国各地，惊动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亲自到北大，叫人覆盖大字报，批评这种无组织、无纪律做法，重申：中央只授权新华社公布毛泽东的讲话、言论。

私自公布《我的一张大字报》，在会议结束后的八九天才敢这样做，还要乘夜色，偷偷摸摸地做，不敢留下姓名。说不定这是中央文革演的双簧戏。

另外，1969年召开九大，有不少造反派当选为九大代表。代表们到北京住了一个多月才开会。当时规定不准写信、打电话，不准外出，在宾馆里不准拉开窗帘。代表断绝与外界一切联系。会议从4月1日开幕到24日结束，曾开过3次全体大会，数千人出动，两辆车一批，分批进入人大会堂的西门。到处打听消息的外国记者硬是没有发觉。保密工作做得好，毛泽东很满意。

文革后，什么会不能保密呢?1966年10月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下，打倒各级领导，各级机构瘫痪。1967年一月夺权后，为解决各省市、各地区、各单位的问题，中央分期分批召集各省市、各地区、各单位的军队干部、造反派的各派头头、老干部代表来北京开会。这些造反派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不守纪律，随时将会议情况通报给自己一派群众，会内外响应，制造事端，向中央施加压力。

1966年5月，张恩慈向哲学系左派“透露”时，那时组织严密，纪律严格，和后来的情况完全不同。张恩慈如不是奉令，绝不敢如此行事。聂元梓的回忆录是佐证

年青学者印红标的文章写道：“六人都十分肯定地对笔者说：大字报是他们自己发起的，没有人指使。他们当时都不知道聂元梓在酝酿写大字报期间见过曹轶欧。”这是大字报署名者6个人一致的说法，但是一面之词，我们应听听聂元梓是怎样说的。2005年聂元梓出了一本回忆录，第116--117页，写道：“我们要写大字报，因为是党员，又是给自己的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写大字报，从组织观念上说，我们就想到要请示有关领导。杨克明说，那就找张恩慈，通过他问问曹轶欧吧。于是我给张恩慈打了电话，说明我们想给陆平贴大字报，不知道行不行，想请示曹轶欧。这样，记不清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曹轶欧就通过张恩慈通知说，要接见我和杨克明。”在西颐宾馆接见了我和杨克明，在座的有张恩慈。我们汇报后，“曹轶欧说，根据《五一六通知》精神，贴一张大字报，怎样不行呢?”“这样，我就和赵正义、宋一秀、高云鹏等人说明，已请示了曹轶欧，同意我们给陆平写大字报。他们听了很高兴，从组织原则上说，大家就放心了。”

聂元梓回忆，曹轶欧没有问大字报的内容，“因为她在北大蹲点已经有些日子，北大的情况，她已经掌握了。调查组里的张恩慈，本来就是北大哲学系的人，自然会向她提供基本情况。”这是一个原因，我个人认为还有一个原因：曹轶欧为自己留一条后路。万一此事不成功，一旦追究起来，她可以说自己并不知道大字报的内容，只有失察之责，来逃避、减轻惩罚。她的一举一动关系到康生的政治生命、荣辱、升迁，她不能贸然行事。

5月23日，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对彭、罗、陆、杨的处理决定，进行专案审查。文件下发到县团级。当然聂元梓很快就知道了。第二天24日，大字报已改出第二稿，第三天聂元梓等7人贴出大字报，这绝不是巧合。没有可靠的内线，没有康生这样大人物强有力的支持，这7个人吃了豹子胆，也不敢公开贴出大字报。

1967年1月22日康生讲话，说：“聂元梓同志的大字报就是在我爱人他们的促动下写的。”这个“他们”包括张恩慈在内。康生没有把功劳算在自己头上。

聂元梓的大字报并不是第一张

后来，我才知道聂元梓的大字报并不是第一张。当时，中央文革到处找人写大字报。学部(今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哲学所的吴传启写的大字报才是第一张，比聂元梓的大字报贴得早。但是，吴传启只点了哲学所的负责人杨述的名字，而没有上联北京市委、中宣部。杨述1961年1月离开北京市委调到学部。吴传启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虽然受到鼓动，听到会议的情况。但是胆子没有那么大。聂元梓的大字报不仅点了北大校长陆平，还联系到北京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副部长宋硕。所以比较了几张大字报后，毛泽东决定发表聂元梓的大字报。(采访吴传启)从此，聂元梓一夜闻名天下，她的名字成为一种符号、一种象征。

张恩慈毫不隐讳。大字报是康生、曹轶欧通过他授意写的

1966年6月9日，北大全校师生听张恩慈和哲学系老师孔繁的报告。主持人特别介绍张恩慈原是北大哲学系的，现在中央某机关工作，是个重要人物，工作很忙，能请到他不容易，十分荣幸。充满感激、敬佩之情。当时我在北大读书，我们系在大饭厅听报告。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俩的名字。

张恩慈、孔繁系统地介绍了北大的阶级斗争，所谓阶级斗争就是北大社教情况和第一张大字报产生过程。张恩慈的报告比较长，特别介绍聂元梓等7人大字报产生经过，说大字报是在康生、曹轶欧的支持下写出来的，他以自己所起过的穿针引线作用而自诩。如能找到这份报告记录，是最好的物证。

为什么40年来我一直记得这场报告?因为报告解开了我心中的谜团。5月25日，我们正在北京朝阳区四清，突然听说北大哲学系的总支书记聂元梓等7人在大饭厅东墙上贴出大字报，引起全校师生激烈争论，大饭厅前的辩论甚至有人动手，互相间有肢体冲突。后来，听说国务院外办主任张彦、中央书记处书记、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连夜到学校讲话，平息了这场风波。当时大家普遍认为张彦代表周总理，李雪峰代表党中央。聂元梓也害怕了，向陆平说明这张大字报是康生、曹轶欧让她写的。谁也没有想到，过了几天，6月1日晚8时，中央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的黄金时间，突然播放聂元梓大字报的全文。大家无不震惊，我们虽然不知晓这是毛泽东的决定，但是人人明白形势突然发生180度的变化，决不是一般人能决定的。听说当天晚上中央派来工作组。同学们坐不住了，有的连夜赶回学校。这张大字报的命运戏剧性地变化，人人关注这张大字报是如何产生的?是谁让写的?张恩慈的报告揭开谜底，所以印象深刻。

大字报是康生、曹轶欧通过张恩慈授意写的，这点在北大是公开的，人人皆知的事实。党委副书记王效挺和黄文一合写的《康生、曹轶欧与“第一张大字报”》一文有理有据，讲得很清楚。我在编《中共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记》一书时，特地收入了这篇文章。

另外，张恩慈对聂元梓有意见，说他要在场，就不会让聂元梓签第一名。他曾向康生反映过聂元梓的问题，但是康生说：“她是王八蛋，我也要支持她。”这句名言在北大也是众所周知。写大字报的7个人很快分裂，学校始终存在反聂元梓的一派，与康生的这句话有关。也与张恩慈的态度有关。

张恩慈为此付出了代价。马列主义研究院解散后，张恩慈分配到山西工作。(2006年9月6日采访石仲泉)他一直想回北京，中央党校等好几个单位想要他，但都因第一张大字报的事作罢。当时正在批判四人帮，清算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当烧起文化大革命第一把火时，张恩慈曾起过承上启下的作用。当然，他没有想到这张大字报会引起全国大乱，绝没有想这场火会烧10年之久，更没有想到会引火烧身。时间是矛盾最好的消融剂，但是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能不能等到这一天呢?当这天到来时，还能不能做事，还能做什么呢?

2009年第3期　人民日报是怎样改正错划右派的·钱　江

掌握政策马上行动

中共中央于1978年9月17日发出55号文件，不仅宣布全部摘掉“右派”的帽子，而且要求实事求是地做好改正工作，妥善安置。半个月后的10月5日，人民日报社即在总结揭批“四人帮”斗争经验的报告中，部署了改正本报错划“右派”的工作。报告要求各级领导解放思想，打破条条框框，力争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任务。

提出报告当天，人民日报即由政治部副主任姜汉鼎具体负责，抽调韩青、韩进玉、赵文政、姚伟、田永有等人组成工作班子。第二天。上述人员集中到一起，学习文件，统一认识。

从当时情况看，报社同志基本上都欢迎中央55号文件的精神，但也有不同反映，有人认为：右派帽子早就摘了，还有什么可改正的?也有人担心这么搞会不会否定“反右”成果。个别人还犯嘀咕：“反右”运动是毛主席发起的，我们给改正了，以后再有运动我们怎么办?

工作班子讨论了起来。赵文政说，有反必肃，有错必纠，这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对于错划成右派的人，即使过去了20多年，也应实事求是地给改正过来。这并不是否定“反右”斗争，否定的只是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对这个认识，大家都比较认同。

改正错划右派的工作随即开展起来。首先是确定工作对象。大家翻检20多年前的材料，发现当时处理得相当粗糙，归档很马虎，档案中连一份完整的被批斗、“划右”者名单都没有。只好分头翻箱倒柜，在1957年和1958年的工作简报和计划总结中寻找，姜汉鼎还找来了当年“反右”的有关书刊，结果从中查检统计出，报社当年一共划了32名“右派”和1名“坏分子”(从“右派”中转划)。株连所至，他们的家庭子女乃至朋友故交都遭受了很大痛苦。

当时人民日报的反右“成果”是：1958年4月2日，报社划了24名“右派”：蒋元椿、刘衡、刘时平、刘晓唏、苍石、林安乾、杨建中、李右、沈同衡、裴达、林钢、吕建中、孙乃、陈国安、方达、胡平、赵克惠、张光华、朱克潜、蒋如苣、张恩铭、张宝义、田兰坡、杨春长。不久后增划8名：黄操良、季音、钦达木尼、习平、刘群、高粮、赵恒良、胡骑。另外，工厂将团员郭卷生划为“右派”，后来发现有规定说在工人中不划右派，领导小组遂将郭转划为“坏分子”。这些人中，除黄操良自杀外，有9人留在报社，23人遣散各地，其中大部分生死不明。

“改正”工作班子当即决定，对留在报社的“右派”，马上开始复查改正。对散落外地的23人，由韩青和韩增玉两人组成的工作小组，先去河南、安徽、上海、贵州等南方9省市，寻找遣散在那里的16人，着手复查。这16人占了遣送外省者的大半，余者由别的同志寻找。

赶赴贵州寻找当事人

挑选当年刚刚调进人民日报的两位政治部干部韩青和韩增玉，恰得其人。

韩青当年42岁，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长期在北京市公安局，先后做过侦查保卫和文字工作。他调入人民日报政治部，继续从事安全保卫工作。记者部主任商恺得知他文笔甚好，就来政治部商量，要调韩青到记者部工作，但是政治部副主任姜汉鼎没有放手。

现在，又是姜汉鼎问韩青，你有没有困难?韩青的脑海里马上闪现出他亲身经历的大学“反右”运动情景：一个来自农村的同学说了些对农村统购统销不满的话，一个同学说起他亲眼看到苏军在我国东北有野蛮行径，结果这两名同学都被打成“右派”，被开除学籍。更离奇的是他所在学院政治教研室支部书记，前一天还在领导“反右”，第二天也成了“右派”。原来按照“划右”比例，该室还差了一名，于是这位支书就说自己有同情右派言论之处，把自己上报为“右派”，上级居然就批准了。韩青认为，这些做法都是荒唐的，应该纠正。因此，他当即表示自己愿意参加“改正”工作。

这年45岁的韩增玉其实是《人民日报》的老干部。1948年《人民日报》在河北平山里庄创刊不久，他就在村里投身革命，当上了报社通信员，进城以后曾任总编辑邓拓的警卫员。后来因国家核武器事业发展的需要，调到二机部从事保卫工作。此后几经调动，“文革”中到北京工业大学继续做保卫工作。前不久，他听说《人民日报》要迁往新址，就回来看望老首长安文一。安文一得知韩增玉孩子多，住房狭小，就要他“回报社”工作，说将来房子会有的。于是韩增玉在1978年春天回到了“老家”——《人民日报》这个熟悉的地方。

在邓拓身边深受教育，为老首长的“文革”遭遇深感不平，韩增玉从心底里拥护拨乱反正的好政策。此时风云际会，反右改正就成了韩青、韩增玉来到《人民日报》后做的第一件大事。他们深深地理解，蒙冤受屈20年是多么漫长!一旦大致打听到了受屈人员的下落，就决定马上出发：早复查一天，就能早改正一天。

10月22日清晨，韩青、韩增玉登上去贵阳的飞机。

第一站去贵州。他们已经了解到，报社有4人被遣送古夜郎，都到边远县城。抵达贵阳后，他们直奔省委组织部了解人员去向，得知胡平在安顺地区，刘时平、蒋如苣夫妇在赫章县，还有一位赵克惠不知下落。

他们决定先从找胡平人手。第二天来到安顺后，才打听到胡平在晴隆县，去那里要坐长途汽车，而次日的长途车票已经卖完了。好在有一位部队的同志帮忙，弄到了车票。第二天，他们在长途汽车上整整晃了一天，才来到黔西南的晴隆。下车后先在招待所住下，即赶到县委说明来意，这才了解到当年县委已将胡平安排到县农水局。

韩青、韩增玉满以为马上就要和胡平见面了，谁知县委与农水局联系的结果令他们大失所望。原来胡平早在1968年即死去了。那正是“文革”的高潮时段，性格倔强的胡平不能忍受屈辱，含愤自杀。

次日清晨，天还未亮，韩青和韩增玉就赶往汽车站，乘车返回安顺。在安顺等到午夜12：12分，坐301次慢车去水城，再改乘汽车去赫章。那是贵州的西北端，真正是古代“夜郎国”腹地。经过一番旅途劳顿，10月30日一大早，他们来到赫章县委组织部。组织部审干组的同志听说来者是北京的同行，十分亲热，马上介绍了本县正在开展的“右派”复查，随即带上客人来到赫章二中。从《人民日报》遣送的刘时平、蒋如苣夫妇都在这里任教。

赫章二中支部书记殷学昌介绍了刘、蒋两位老师的情况，然后把蒋老师找来了。原来此时的刘时平已得知北京开始复查1957年旧案，按捺不住兴奋和激动的心情，已经赶往北京申诉去了。

看到了人民日报社来了人，蒋如苣心情激动，当即回顾了1957年自己挨整的全过程，对当年报社开会、发言，乃至组织的批判等等记忆犹新，说起来滔滔不绝。说到伤心处，不禁潸然泪下。同时她也提供了赵克惠被遣送在贵州织金县的情况。

刘时平、蒋如苣夫妇被打成“右派”，是人民日报“反右”运动中最早出现的错案。

刘时平1915年出生在内蒙古临河县的富豪之家，中学毕业后于1936年夏考入北京大学政治系。入学不久，他就加入了中共外围组织“民先”。抗战全面爆发后，他在1937年冬天赶到晋北八路军120师师部，加入了共产党。后来，刘时平前往云南昆明，就读于西南联大，1946年毕业。

刘时平在现代中国新闻史上有突出表现。

1946年7月11日晚，国民党特务用无声手枪杀害了李公朴教授。不幸的消息传出，当时正住在西南联大学生宿舍的刘时平闻风而动，很快弄清了事实真相。在昆明受到国民党封锁的情况下，刘时平只身前往上海，在《文汇报》上报道了李公朴遇难的真相。

1946年8月，刘时平进入北平《益世报》当记者，当年12月24日晚上发生了美军士兵强暴中国女学生沈崇的事件。又是刘时平，追踪调查，突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写出《沈崇小姐》通讯，揭露了美军暴行，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引发了抗议美军的进步学生运动。

还有一桩重要的事情。1948年10月下旬，傅作义突然秘密集中数万人马，在保定集结后向南突进，严重威胁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刘时平在傅作义决策的次日，就通过自己的努力获悉了敌人的计划，立即向领导报告。此情报使中共中央领导及时采取措施，粉碎了敌人的南袭阴谋。

不幸的是，刘时平于1948年12月底被敌人逮捕入狱。他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保守机密不吐分毫。随后北平和平解放，刘时平即获释放。出狱后，他进入了《人民日报》的队伍，成为活跃的新闻记者。

但是，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刘时平受到了无端怀疑和“逼供信”。因为“社会关系复杂”，以及在云南工作时由于环境复杂，在约两年的时间里一度失去组织关系，原本定为11级的刘时平受到党内批评，被降了两级。

1957年春夏“鸣放”之时，受过打击的刘时平本已不再吭声了。但是妻子蒋如苣受到“鸣放”的启发，对刘时平前年受到的无端审查提出了质疑。

蒋如苣1926年4月生于昆明，1949年1月参加革命，同年7月入党。到《人民日报》工作后任报社业余学校副校长。没有想到，她很快受到批判，被归入“右派”行列。非但如此，还有几个组织方面的基层干部找到刘时平，要他揭发妻子。

刘时平性格刚烈，当时本不想再说什么了，但要他揭发妻子，却使他再也按捺不住，生气地说这是“瞎整人”。结果，记者部运动负责人“新账老账一起算”，将刘时平、蒋如苣夫妇双双打成右派，发配农场劳动后又一起遣送古“夜郎国”，当起了中学教师。　“‘右派”生涯是极为痛苦的。“文革”卷地而来的时候，刘、蒋夫妇经受了残酷的“批斗”和殴打。但是，他们对生活依然充满信心，认为尽管浮云蔽日，终有云开复见天的时候。果不其然，千里万里外的报社终于派人找他们来了。

听着蒋老师诉说20年的艰难，韩青、韩增玉唏嘘不已，安慰她不要着急，现在中央已有文件，我们就是专门为此而来的。

蒋老师听了，千恩万谢而去。第二天，她又来到招待所，拿出了刚刚收到的刘时平自北京拍发的电报：“苣：我已三恢复。平。”

连带标点不足10字，不但使韩青、韩增玉看到了这对几十年患难夫妻的深厚感情，更让他们感觉到报社复查工作进展很快，促使他们加快复查速度。他们对蒋老师说，你不必着急，今天我们就往回返，你不用回北京了，就在这里听消息吧。

根据蒋老师提供的线索，韩青他们与织金县委联系后得知，赵克惠原在县五金公司，后改做教师，为照顾夫妻关系，已于1976年9月8日调往河北乐亭县工作。

韩青于当日即用长途电话报告报社，建议报社另派人去乐亭联系。

转往江西和河南

离开贵州，韩青他们转向江西、浙江，于11月11日来到合肥。原先，他们只知道陈国安、林安乾、方达3人下放在安徽，具体地址单位不详，于是到省委作进一步了解。

安徽毕竟是东部省份，交通便利，领会中央文件精神比较透彻。韩青、韩增玉敏感地发现，此时人们介绍起“右派”言行来，已经有很大变化。过去一说右派，马上指指点点，不是说人家思想反动，就是罪恶滔天，全是负面语言，提到优点也是“道貌岸然，伪装进步”之类。现在，人们的看法变化了。

安徽劳动大学组织部介绍陈国安的情况说，他是今年4月调来的，来后本想让他休息一下，可是他不休息，调来第二天就上班了，而且每天上班最早。来后让他在图书馆搞外文编报，他很热心，工作态度与人际关系都好。业余时间让他辅导全校的英文教学，他也很负责。陈国安对自己经历1957年的惨痛从不隐瞒，对“文革”是不满意的。因此，对陈国安，领导满意，群众反映不错。

听到这样的反映，韩青、韩增玉马上就判断，当年对他肯定是搞错了的。

接下来，他们赶往安徽白湖农场，又一次得知了令人痛苦的消息：被遣送在那里的报社“右派”林安乾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白湖农场负责落实政策的人员介绍，林安乾工作积极，已经当上了小组长，然而周围人的眼里他永远是个右派，即使摘了帽子，“摘帽右派”的名声还是挥之不去，有一些人总是对他讽刺挖苦，百般刁难。“文革”风暴卷来的时候，30多岁的林安乾还没有成家，眼看面临又一轮的斗争，遂投湖自尽。说到这里，农场干部对这位惨遭不幸的新闻工作者深表同情，答应立即把档案材料寄给《人民日报》。

这是一个令人震撼的生命数字。经历了“反右”的难言摧残，到“文革”中，32名“右派”中有4人自杀：副总编辑黄操良、农村部副主任刘晓唏、团员林安乾和国际部编辑胡平。如加上反右运动开始时自杀的副总编辑杨刚，则达5人之多。

在安徽调查之后，韩青、韩增玉来到河南，算了一下行程，从报社出发至今已经35天。为尽早完成任务，他们决定由过去的两人同行，改为各跑一路。韩增玉费了很大劲从报社一位叫秦永的老人那里打听到张恩铭在宁陵工作，即赶往那里。韩青则先到河南大学寻找杨建中，即毛泽东于20世纪50年代写下长长一段文字表扬过的“向大人物挑战”的两个“小人物”之一的蓝翎。

出于对《红楼梦》的喜爱，韩青在中学读书时就对亮出自己“红学”观点的两位“小人物”很崇敬，没有想到其中之一也成了“右派”。而且在1961年7月遣送河南的时候还没有摘帽。不过这位蓝翎终于在当年年底摘帽，几经辗转，待“文革”终了，他来到河南大学中文系任教。

恰好这天杨建中不在学校，河南大学“运动办”和中文系领导向韩青作了介绍。他们说杨老师信息很灵，11号文件还没传达他就听说了，55号文件他也比学校知道得早。组织上与他谈话，蓝翎说他的“右派”肯定是搞错了，要求甄别。上周他已写出正式材料通过统战部转送。现在面对《人民日报》来人，校人事部门当场答应，尽快把杨建中的档案寄往《人民日报》。

接下来，韩青为找到李右到驻马店空跑了一趟。地委对李右的情况不了解，只听说他现在确山县。到了确山，才知道李右回了郑州。韩青又赶回郑州，费了一番周折，才在一排低矮平房前见到了黑瘦沉默的中年人李右。而这时的李右，已经改名为李佑了。 　 韩青上前自我介绍，说明来意，还问老李对1957年问题的看法。老李自然不认识韩青，说话十分谨慎。这是韩青此行的又一个感受，经历了20年的蹉跎岁月，不管这些人当年是多么活跃，苦难已经在相当大程度上改变了他们的性格。少语和沉默，是这个群体通常可以感知的性格特征。

接下来，韩青来到安阳，寻找那里在“棉花办公室”工作的吕建中。当地人都说根本没有这个单位。韩青继续打听下去，终于弄清楚，离开安阳三四十里外有中国农业科学院的棉花研究所，正是吕建中所在单位。

韩青坐长途汽车赶去，这个所的领导给予吕建中全面的肯定，说老吕在那里主办《棉花》杂志，从人品到思想，从工作态度到编辑能力，都是好的。办《棉花》杂志，从组稿、编辑、纸张、校对，几乎全靠老吕了。这位领导还说，老吕对一些政治问题的看法也客观公正，在“文革”中因对江青表达过不满而受过审查。看来，当年把他打成“右派”是难以理解的。

韩增玉离开宁陵后，又去寻找了孙乃。他也带着当地对孙乃的肯定回到了郑州。

全部是错案，全部予以改正

韩青、韩增玉于12月2日回到北京。他们连续外出40天，所经大小城镇28座，总行程约1万多公里，找到了蒙受委屈的十多位同志，将他们的档案借回报社，为下一步复查创造了条件。

就在他们出差外地的同时，对留在报社的“划右”人员的复查已在进行并很快取得成果。其实，这些遭受了不公命运的老新闻战士，早已提出申诉了。1978年夏天，刘衡给邓小平和胡耀邦各去一封信，要求复查自己遭受的“右派”冤案。胡耀邦对刘衡的来信作了批示，转到了《人民日报》。他写道：“此人我不认识，请你们酌情处理。”这时，秦川已调到《人民日报》担任副总编辑。他在延安的时候就知道记者刘衡，很快派人找到刘衡，打算先摘掉她的“帽子”。

谁知刘衡的态度非常倔强，她说：“我从来就不承认我是什么‘右派’，你给我摘什么帽子?”她要求的是完全纠正错案。结果事情就僵持住了。直到1978年冬天，拨乱反正潮流涌动，僵局被打破，《人民日报》成为最早“改正”的单位。1978年12月8日，报社召开大会宣布：为黄操良(已逝)、高粮、刘时平、刘衡、蒋元椿、季音、习平、裴达、田兰坡、杨春长10人“改正”，恢复党籍和原工资级别，安排适当工作。

复查工作继续进行，到1979年春天，报社确认在1957年运动中所划的32名“右派”和1名“坏分子”全部是错案，充分说明《人民日报》1957年“反右”并非“扩大化”，而是全部搞错了，依照政策全部予以改正。

(本文在成稿过程中得到韩青、韩增玉同志的热情帮助，采用了他们提供的材料，在此致谢。)

2009年第3期　“双规”的办法要不要改一改（外一篇）·邵燕祥

前几年，乍一接触“双规”两个字，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向一位媒体人打听，才知道指的是“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交代问题(或日对调查所及的问题做出解释和说明)”，我当时恍然说，哦，就是“隔离反省”啊，这是过去“组织上”审查干部的轻车熟路。

后来发现，每逢报道反腐案件取得进展，哪儿又抓出一个或一窝贪污犯来，都是先从有关人员被“双规”开始。这“双规”成了纪检部门的一个新式武器，至少也是一个反腐取胜的入口。

反对贪腐，吾所愿也，被“双规”的多半是贪污受贿的犯罪嫌疑人了，便想这是恶有恶报，甚至觉得应该“双规”的比已经“双规”的人数要多。“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吧。我敢说这种心理不是我所独有。虽没有经过民意调查，但对这个“双规”好像一般人并无恶感。

由于这种“双规”该是另有规章，绝大部分都是悄然进行的，不说秘密，至少也不张扬。一般人的感觉就是“进去了”，仿佛等同于进入了法律程序，由检察机关发出了逮捕令似的。谁去管它跟历史上的“隔离反省”有哪些异同，或是也有“双规”后宣布清白的呢(这是逻辑推论，实际上恐怕少之又少；有些被诬而致“双规”的，也往往不是很快能澄清的)。

文革结束以后的“拨乱反正”阶段，我们揭批了“林彪、四人帮”的无法无天，包括私设公堂、非法拘禁一类罪行。后来发现虽“拨乱”也还“反”不了“正”，因为许多做法其来有自，如在文革前，远的不说，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中，各级党政机关都有权对所属人员搞“隔离”：另辟一室，不准回家，不准跟人联系，由保卫人员看押，轻者类似军队中的“关禁闭”，重者则如同监狱里的“蹲小号”。1952年“三反”“五反”时对大中小额“老虎”是这么干的，当时还没有宪法；1954年有了第一部宪法，明文规定了对公民各项权利的保障，但转过年来反胡风、肃反运动中还是这么干的。至于文革，不过是登峰造极罢了。

然而，一般党政机关单位(或特指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有权限制人身自由么?

这样一想，我们这里现在实行的“双规”办法，其合法性不是也颇成问题了吗?

我们要建设法治国家，不是任何人、任何社会团体都要在法律范围内活动，而无权超越宪法和法律吗?

由党的纪委执行“双规”的范围，据说在某些地方已经由党内扩大到党外，由“干部”扩大到“群众”，成为“法外之法”(以至在个别地方沦为“生财之道”)；但即使只限于党员干部，实施这种拘禁式管理，不也是于法无据吗?

我这些想法，朋友间有的赞同，有的却说：“双规”还是行之有效的，你这不是站到那些被“双规”、该“双规”的犯罪嫌疑人一边，替他们讲话了吗?没有“双规”，他们不是可以有充分的时间和条件进行反侦查、串供、毁灭证据乃至灭口等犯罪活动吗，你这提法是要给反腐败设置障碍呀!

问题提得够严重。然而，还有什么能比执纪执法过程中越出宪法和法律的措施更严重吗?

“双规”也许有一定的效率，把对贪污受贿一类违法犯罪的侦察和预审“毕其功于一役”了。然而，如果不由党委纪委越俎代庖，取代司法部门的功能，我们的公检法就无能为力吗?或者说，党委纪委是党内的公检法，负责涉及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刑事犯罪的审查和定案，国家公检法部门则只负责不涉及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刑事案件——也许实际上是这么分工的，但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的组织法并没有这样的规定吧?

前年在一次关于《中国反贪史》(王春瑜主编)的研讨会上，正好遇到几位从事党的纪检工作的朋友，我不怕人讥我外行，三言两语提出这个问题，说我对你们采用的“双规”本身的合法性表示质疑，不料他们不以为意，说这个问题也曾有人提过云云，轻描淡写就过去了。

在建设法治国家的漫长道路上，我们可以算是刚刚起步，还有非法治社会的若干遗留并不足怪。然而我们必须正视，哪些是应该在体制改革中逐步改掉的，而不是视而不见，任其迁延下去。

从“双规”办法的去留，对公务员违反政纪、违犯国法的审查处理，党的纪委对其中具有党员身份者的审查处理的交叉，到党的纪检部门与政府的监察、司法机关之间，在职责范围、工作程序和分工协作方面，涉及党与政、党与法的关系，如何理顺，如何定位，不仅是在反贪反腐工作中要解决的具体问题，更是在司法改革以至整个国家体制改革中无法回避的议题。

政治用语

有一位法学教授写了一组通俗文章，其中有一篇《冲破“两个凡是”的法治解读》，回叙了三十年前的一段历史。所谓“两个凡是”，指的是1977年2月7日通过《人民日报》社论公示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文章说，“由于结束了‘两个凡是’，党的有错必纠的政策才得

到真正的落实”，接着列举如下：

上世纪30年代革命根据地肃反问题上的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

40年代延安肃反问题上的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

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得到了平反；

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的几十万人得到了改正：

1959年以来屡次反右倾运动中被定为右倾分子和犯有右倾错误的人得到了平反；

“文革”中数百万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

请注意，以上六句话缕述的六件大事里，有五句“得到了平反”(其中有一句没用“冤假错案”字样)，夹着一句“几十万人得到了改正”，看来，性质和做法是有所不同的。

在读此文以前，我自然知道：几十万“得到了改正”的“右派分子”，从1978年至今的三十年间，都只称“改正”不称“平反”，因此后来某些人口头上就称这一部分人为“改正右派”，犹如曾经称什么“摘帽右派”一样，继续形成一种人格侮辱，虽然这不是当局所明文要求的。有些当事人想不通，便寻找这样命名的理由，但也从来没找到过官方的解释。只是据传，在1978年一次几个部委联席会讨论处理“反右(派斗争)”遗留问题时，听当时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生前的指示，大意说“反右派斗争不搞甄别平反”云云；又据传，邓小平针对这一“两个凡是”的主张，没有正面顶撞，而迂回说，不是平反，是改正错误结论，于是，所有被认为属于“错划”的前“右派分子”之得到“改正”，应该归功于邓小平反对“两个凡是”时的灵活策略，这样，把“改正错误结论”作为对几十万人的“个案处理”，从而避免在整体上把反右派斗争称为“冤假错案”，也完全符合邓小平认为“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这一基本立场。

因为当年是一个人一个人地被“错划”，现在又是一个人一个人地被“改正”，虽为数达几十万起，但终究都是个案，不涉及对整个反右派斗争的评价。一人一案，要么是冤案，要么是假案，要么是错案，不可能同时是“冤假错案”。所以行文时，不但不必提到当时笼罩了几十万人命运的反右派斗争，并且，也不必提到“几十万人的冤假错案得到了改正”。一句"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的几十万人得到了改正”，何等的简练!

不愧是法学教授的手笔，应该是受过书写法律文书的训练的!

这篇文章不是法律文书，但文章陈述的事实属于重大的政治事件。在我们中国，政治书写的严重性更往往甚于法律书写的严重性!

我这些年来，“大而化之”，没有特别留心各级各类文件中有关“右派‘改正”’都是怎样落笔的，但凭我的直觉，在非正式文件中，在一般个人署名文章中，像这里的写法，是经过用心推敲的，因而也是合乎规格的。　我也便跟着推敲一回。却发现紧挨着的一句有些语病，并因而产生了歧义。　那一句是：“1959年以来屡次反右倾运动中被定为右倾分子和犯有右倾错误的人得到了平反；”请问，这里“得到了平反”的，是“被定为右倾分子”的人和“被定为犯有右倾错误的人”呢，还是“被定为右倾分子”的人，再加上至此依然认定为“犯有右倾错误的人”呢?因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戴上“分子”帽子的人以下，还有一档“犯有……错误”的人，例如文革期间，定下某些人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同时还定下一批叫做“犯走资派错误的人”，戴走资派帽子就是敌我矛盾性质，所犯不是“错误”，叫“罪行”，而犯……错误的人就归到“人民内部矛盾”，可以称呼“同志”了。这区别不可谓不大，所谓“有区别才有政策”嘛。在反右倾(主要是1959年庐山会议反彭德怀后那一次)中定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同时，似乎也还定下一些“犯右倾错误的人”，我记不十分清楚了，因我当时自顾不暇，无心管别人头上戴什么帽子了。如有这么一些人在当时得免于“分子”之帽，会感到蒙恩宽大；但到了甄别平反时的语境中，如果分指“被定为右倾分子”的人和“犯有右倾错误的人”，对后者来说，可就算得是“留尾巴”，即虽然给你平反了，你可得记住，你是犯过“右倾错误”的!　政治用语跟法律用语一样，关系到“个中人”的升沉荣辱，甚至生死存亡，可不慎欤!在这个问题上多说几句，也不算过分絮叨吧。

2009年第3期　我的老师陈白尘·董　健

我早在大学时代(1956～62)就喜欢读陈白尘的剧本，但直接与他发生交往并成为朋友，则是1978年他被调来南京大学以后的事了。他任中文系系主任，我在他重建并兼着主任的戏剧研究室当副主任，并协助他指导研究生。虽为同事，我却尊他为师，二人关系便是在师友之间了。

陈老一生的最后16年(1978～94)是在南京大学度过的，但他对戏剧以至整个文艺事业的影响和贡献，却不限于南京和江苏，而是全国性的。在我国百年话剧史上，如果要推出10名剧作家作为优秀代表，我想是不会缺了陈白尘的。他早在1940年代参与中华剧艺社的领导工作时，就表现出很强的组织才能，吴祖光说他“有治世之才”。但他没有去做官，而是做了一名剧作家和戏剧教育家。陈白尘对有“官瘾”的人，尤其对“官瘾”大的文化人，特别反感。他女儿陈虹告诉我，解放初他见到一位阔别多年的文人朋友，其人艳羡官位之情溢于言表，总是打听你官位几级云云，令他十分不快，从此与之少有交往。早在30年代，陈白尘就以《金田村》、《大渡河》这样扎实的历史剧和《小魏的江山》这样题材、风格独特的小说而登上文坛。在抗日时期，他又开辟了我国现代政治讽刺喜剧的领域，并在这一领域独占鳌头。显然，这与他强烈的“刺官意识”有很大关系。虽然并非凡官皆坏，但官与权力是一体的，在有着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官本位”传统的中国，不可否认，无监督无约束的权力难免叫人变坏，为官害民也就必然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社会现象，那么陈白尘的“刺官意识”就具有了合理性与正义性。陈白尘的喜剧多为刺官之作。解放前，他善于以喜剧之“笑”，对专制而又腐败的国民党官僚政治进行暴露和批判。他的话剧《禁止小便》(又名《等因奉此》)、《乱世男女》、《结婚进行曲》、《升官图》以及电影《天官赐福》等，其强烈的喜剧性大都来自刺官。这些作品不仅在1940年代曾轰动全国，解放以后也仍然被搬上舞台，受到观众的欢迎。就说作为中国现代政治讽刺喜剧的代表作《升官图》吧，记得1988年陈白尘80华诞、1997年话剧90周年纪念时，南京都演出过这部喜剧经典。看着舞台上贪官污吏群魔乱舞，联系到现实中愈演愈烈的腐败现象，人们无不为剧中饱含着批判之力的讽刺引发的笑声所震撼。我记得1988年那次演出，陈老曾登台演讲。一贯面带幽默微笑的他，那晚十分严肃和沉重，他说：“如果生活中消除了腐败之风，我这个戏也就没有什么针对性了，希望《升官图》这样的戏以后会丧失演出的现实意义!”我从现场的热烈反应和响亮的掌声中，感到了人们对党和政府惩治腐败所寄予的厚望。到1997年那一次演出时，陈老已不在世。那天晚上，我在《升官图》所引发的笑声过后，心情无比沉重，因为我想起了陈老那句尚未实现的话——此剧“演出的现实意义”不仅没有丧失，反而因社会腐败的加重而更加引人注目了。同时，我也想到，面对中国的现实，政治讽刺喜剧将是人民大众所非常需要的，可惜当前的剧作家们似乎已经失去了陈白尘那样敢于面对丑恶大笑一声的智慧和勇气。

2004年我写过一篇《白尘仙逝十年祭》(见《跬步斋读思录续集》第51～62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特别强调了我的两点“发现”：一是陈白尘从他伟大的“喜剧精神”走向了马克思主义，一是陈白尘重续了文学与大学的因缘，对重振“大学之魂”功不可没。当今天纪念话剧百年的时候，提起陈老，我不禁又想起这两点。陈白尘喜剧精神的核心是“人的自由”，也可以说，他通过喜剧献给我们的是一种属于人民的“自由的笑声”，这种笑声反映了专制社会人民大众对民主、自由的渴求。精神层面上的“笑”，是人类理性与智慧的产物，是人类摆脱压迫束缚、追求自由解放精神的表现。因此，专制者不喜欢这种“笑”，甚至非常害怕这种“笑”。所以，能够容忍这种“笑”，进而从美学上喜欢它、欣赏它，也是一种民主精神的表现。1949～1979年之间，为什么在中国大陆的戏剧史上真正喜剧的笑声很少见，而被代之以假、大、空，阿世媚上的“伪笑”(如某些所谓“歌颂性喜剧”)?就是因为极左政治的专制主义扼杀了自由的笑声。而现在文娱市场上流行的那些笑星大腕的“搞笑”，在我看来也大都与真正的喜剧精神相去甚远，因为他们在“权”与“钱”的压力之下，挺不起腰杆儿。可是陈白尘的腰杆儿是硬的，他终于从反专制、刺官僚的政治讽刺喜剧的创作，走向了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对“自由”的追求，这在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念中占有核心的、关键的地位。但我最近在一个“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现，国内某些研究专家似乎仍然沉睡在极左的迷梦之中。他们口中所讲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那一套，回避人道主义和人的价值、尊严的问题，歪曲人的“解放”与“自由”问题，继续贩卖“反修防修”的荒谬思想，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相去何止万里!《共产党宣言》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然而曾几何时，由“反修防修”发展出来的中国的“文革”，却把这个逻辑完全颠倒了过来，使它事实上成为：每一个人丧失自由是一切人丧失自由的条件，他们共同保证一个人“自由意志”的实现。这个给国家、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颠倒，并非在“文革”中突然完成，而是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的。看看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对马克思主义被异化与歪曲的来龙去脉，大体上是可以弄清楚的。真正的艺术家以自己的“良知”面对社会、人心的真相，忠于艺术的使命和规律，他们不会照理论骗子的框框去创作。陈白尘并非先有一个“政治前提”，再按照耳提面命去选择什么“主义”，他恰恰是通过艺术实践、通过喜剧创作，表达自己的自由精神，表达个人对自由、民主的追求。他的喜剧创作越趋成熟，他的自由精神就越加强烈。正是沿着这一逻辑线，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位著名的左翼作家。这个“左”与当今那些新老“左爷”的“左”有着天壤之别。前者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后者则是歪曲、消解马克思主义的，其主要手法是阉割马克思主义的灵魂，使之与封闭的专制主义文化相结合。这在“文革”中已暴露无遗。

陈白尘的喜剧精神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升官图》1946年首演时，面对着黑暗政治的阻力，陈白尘说：“只有自由才能消灭黑暗，吝惜自由者也就无异于助长黑暗。”(《陈白尘文集》第8卷第329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腐败社会的“官场”，权钱交易，贪赃枉法，其最后一幕戏演的必然是马克思说的那种沐猴而冠、出乖弄丑的“喜剧”，登台的官儿们必然是“丑角”，人类借此“把陈旧的生活形式送进坟墓”，“这是为了人类能够愉快地和自己的过去诀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这是人们都熟知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陈白尘的喜剧正是这样，它发挥着打假求真、斩妖伏魔、从精神上把腐朽丑恶的事物“送进坟墓”的作用。1949年后，他的喜剧精神遭到压抑，无佳作问世，直到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1980年代，他才得以重新献出“自由的笑声”，这从他根据鲁迅同名小说改编的讽刺喜剧《阿Q正传》就看得分明，其中对农民革命思想的剖析与批判，是与马克思主义观点一致的。其长篇散文《云梦断忆》也同样以“人的解放”的思想武器，批判“文革”专制主义的种种丑剧。这一切都与陈白尘不怕“左爷”邪说、坚信马克思主义密切相关。

说到陈老在当代大学发挥的作用，很多人都估计不足。本来在“五四”时期，现代文学与现代大学是有着密切联系的，二者都是在以民主、自由精神为核心的启蒙主义运动中产生、发展的。文学要能提供照人前进的“灯光”，她必然要与大学结成精神的同盟。事实上找不出哪个现代大作家不是出自大学或者曾任教于大学的。戏剧家任教于大学的也不少，如田汉、洪深、欧阳予倩、曹禺、熊佛西、陈白尘等。走上讲坛授课，拿起笔来写作，自由的境界，创造的精神——这既是大学的灵魂，也是文学的生命。看一个国家文化品位之优劣、精神文明之高低，以及传承人类文明之力的强弱，当然首先要从大学着眼。明末清初的一位启蒙主义思想家黄宗羲在他的重要著作《明夷待访录》中说过：“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是非，而公其是非于学校。”这就是说，国家遇到有分歧、有争论的问题，最高权位上的皇帝也不敢自作主张，而是交到大学里去研究、解决。天下真理不是出自最高政治权力的中心——朝廷，而是出自最高学术的中心——大学。西方大学产生后，大致也是这么看的。可惜建国之后，在极左政治路线下，大学、文学均被改造为政治工具，大学失去独立研究学术的自由空间，文学则在“工农兵方向”下，背离现代启蒙主义精神。二者密不可分的好传统被丢弃了，二者在“文革”中同时遭到摧残。当十年浩劫刚刚结束时，上边要陈老回京做官，但他却毅然接受了老校长匡亚明的聘任，到南京大学任教。在大学的这16年，他不仅继续创作了剧本《大风歌》、《阿Q正转》，散文《云梦断忆》等一系列优秀作品，而且重建了南大的戏剧学学科，培养了优秀人才。北京的李龙云、南京的姚远、上海的赵耀民，这三位全国著名并有一定国际影响的剧作家，均为陈老在南大教出的戏剧学研究生。学者型戏剧批评家胡星亮、陆炜也出自陈门。这些，人们都看到了。但被忽视的是，陈老晚年作为教育家在重建那个被丢弃的文学、大学同根同源、二体一命的传统。这个传统的核心精神是：独立、自由、创新。

最近几年，人们才注意到“大学精神”问题，而陈老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非常重视这个问题了。记得1983年周扬发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提出社会主义的异化问题，重提“人的尊严、人的价值，理应受到重视”这一多年被左倾教条主义置之脑后并反其道而行之的问题。显然，这与今天提倡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在基本精神上是一致的，但在当时却遭到了理论“权威”胡乔木的粗暴批评和武断否定。随后，教育主管部门下令将胡批周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作为正面教材纳入大学教学中。但陈老依靠大学的学术优势，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人学”，坚持学术的独立和自由，拒绝接受政治偏见和行政命令。大约在1984年春夏之交，我们在苏州开会研究大学教材《中国现代戏剧史稿》的编写问题，陈老把北京、上海的夏衍、葛一虹、柯灵、赵铭彝等请来了。这是一次典型的大学与文学结盟的学术会议。夏衍谈了一些“背景材料”，对胡文违背马克思主义之处分析十分深刻，指出周文虽有不足之处，但在“人学”问题上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陈老所持观点大致与夏公同。这使我们的教材没因“紧跟”政治而短命，从1989年出版至今近20年仍被采用，几次重印，而且为纪念话剧百年即将出修订版，1992年还得到过国家优秀教材特等奖。从苏州回到南京大学，我们坚持不在学生中贯彻行政上、报刊上那些宣传胡文、批判周文的种种“说法”。陈老说：“要读马恩原著，胡文周文都要研究，然后得出我们自己的观点。”这话是23年前说的，那时大学里还没有重新提起陈寅恪那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话呢!现在听说有些大学在文科评出了颇受优厚待遇的“资深教授”，我看只有陈白尘这样的教授才够格，可惜他已经不在人世了。

2009年第3期　陪萧克将军出访加拿大·易　非

今年8月24日，我从报上看到我们尊敬的革命老前辈萧克将军逝世的噩耗，心中十分悲痛。

我虽然没有在他领导下工作过，但他过去为我国高等军事学院代表团访问加拿大时给我留下了深刻而难忘的印象。

加拿大是我国友好邻邦。1970年建交后，两国人民和两军友好关系不断发展。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出任我国驻加拿大使馆武官时，加军总参谋长威瑟斯上将不止一次称赞“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世界上最好的军队之一”，毛主席提出的鱼水般的军民关系为世界军事学说注入了新的内容。副总参谋长特里奥中将称赞中国的改革开放，认为中国“是世界大家庭中一位负责的成员”。

1980年8月，我国国防部副部长兼中国军事学院院长萧克同志率领我国高等军事学院代表团访美，使馆知道这一情况后，向国内提出萧克将军访美后，回国时顺道访加，加驻中国使馆也有这个要求，那时国内虽然外汇困难，最后还是同意了使馆的意见。

萧副部长访加消息传出后，加军方朋友十分重视，在外交交际场合上，不断有人询问萧克将军的情况。我们告诉加方朋友，萧副部长是我们的老前辈，是我军创始人之一，中国政府派这样的重要人物访问加拿大，可以看出中国政府是如何重视中加两国军队和两国人民的友谊。

1980年8月下旬，萧副部长率代表团抵达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受到加军方派出的代表热烈欢迎。

当天加军总参谋长威瑟斯上将即予接见，双方谈话亲切友好。谈话中，威瑟斯上将询问萧副部长，加军通讯设备十分先进，法国军队都花巨款向加军购买通讯器材，中国人民解放军如果需要，他可以满足中国的要求。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现代化作出贡献。　对威瑟斯上将这一友好表示，我们事前并不知道，没有思想准备。萧副部长问我如何答复对方的问题，我说是否向对方表示感谢，然后说：“我们回去后考虑这个问题。”萧副部长同意了我的意见，向对方作了答复，对方点头表示理解。

随后，加国国防部长接见萧副部长，双方进行了友好交谈。

晚上，威瑟斯上将举行晚宴，热情欢迎萧副部长和代表团一行。

威瑟斯上将在热情友好的欢迎词中，特别提到了白求恩大夫，阐明中加两国人民友谊源远流长。萧副部长在热情友好的答词中谈到白求恩时，加重语气说“随着中加两国人民友谊不断发展，白求恩式的人物一定会不断涌现出来”这句掷地有声的话，获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总参谋部代表皮尔特将军全程陪同萧副部长参观。为了加强双方的交流，总参谋部在全军物色了一名少校中文译员，协助皮尔特将军工作。

这名中文译员是中国人，姓胡，早年随父辈来到加拿大谋生。大学毕业后进入加海军工作，颇得领导欣赏。他对新中国态度友好，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萧副部长和代表团一行参观了蒙特利尔飞机制造厂、多伦多国防大学、多伦多参谋指挥学院、温哥华附近的工程兵学院和该学院举行的军事演习。

工程兵学院院长辛普生爱好高尔夫球，不久前因打球受伤在家休养，得知萧副部长要来参观他的学院后，不顾医生劝告，拄着拐杖随同萧副部长参观学院和军事演习。他动情地说萧副部长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老前辈，是加拿大的贵宾，来到他的学院参观，是学院的光荣，也是他的光荣，伤口再痛也要出来陪同萧副部长参观访问。

萧副部长来加后，处处注意政治影响。王大使为了尽地主之谊，拟请他和代表团成员吃顿便饭，他感谢王大使的深情厚谊，但他谢绝了王大使的宴请。他认为国家外汇困难，使馆应该尽量节俭，国内来客不应该宴请。加方虽然安排他住高级宾馆吃高级西餐，但他和副团长陶汉章都不习惯吃西餐，因此常常饿着肚子参观访问。我们拟向加方反映这一情况，希望主人能安排萧副部长和代表团在中餐馆就餐，他不同意。他强调访问一个国家应该客随主便，不应为主人添麻烦。王大使知道这一情况后，指示我们带上煤油炉、方便面再回房间“加餐”。

萧副部长重视调查研究。他曾对我说，我党历史上的富田事件到底事实为何，值得进一步研究。他问我加拿大华侨书店有无这方面的书籍?我很惭愧地说，我过去没有注意这方面的情况，以后我去书店看看，他说不必了，他会派人去看。

萧副部长在多伦多访问结束时，加方总参谋部专门派了海军少将雅诺到多伦多设宴饯别。雅诺少将热情地反复强调，萧副部长这次访问非常成功，希望以后双方继续努力，进一步加强加中两国军队和人民的友谊，萧副部长答词中，表示了同样的愿望，并感谢加军方热情友好地接待。到温哥华以后，皮尔特将军在中餐馆举行了盛大宴会，欢送萧副部长和代表团回国，双方都频频举杯，为中加两军和两国人民的友谊干杯。

皮尔特将军是第一次同中国高级军官同吃同住同参观，代表团成员的生活习惯，言行举止，特别是萧副部长的风度仪表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短短的一个星期内，使加方朋友感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确实是“世界上最好的军队之一”。

我不知道皮尔特怎么知道萧副部长是个文武双全的将军。1982年我回国休假时，他送了萧副部长一件纪念品，并向萧副部长索取《南昌起义》一书，萧副部长送了他一本，也送了我一本，并在两本书上签名留念。

胡少校通过亲身体会，对萧副部长和代表团更是推崇备至。

胡少校过去曾看过斯诺写的《西行漫记》，知道我军官兵平等、友爱、团结、民主精神好，但这些都是书上说的，印象不深。这次随代表团行动，通过观察体验和接触，深深感到我军高级领导的风度仪表，言行举止实在伟大，他对萧副部长印象最深的是对人热情友好，没有一点架子，在整个参观访问过程中，对待他就像对待皮尔特将军一样尊重。他说“这样的军队才能打胜仗”。

通过萧副部长的言行和影响，皮尔特将军和胡少校成了我们的好朋友。直到今天，我和皮尔特将军每年还通过贺年卡互相祝贺节日。

这样一位德高望重、才华横溢、文武兼备的革命老前辈驾鹤西去，实在是我党我军的一个重大损失。

2009年第3期　美国经济也在“国有化”吗——兼论我们怎样对待外国经验·资中筠

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在当前的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中，只见充斥于主流媒体和各种读物的文章，对美国的危机的严重性分析得很充分，与美国人一起为美国担忧，但谈到我们自己，则忧心忡忡者少，基调乐观者多。也许经济形势本来就建立在公众的信心的基础上，一旦信心崩溃，就不可收拾，所以在宣传上保持信心很重要，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以美国之忧衬托我们的“优”(越)，从中得到安慰，则离现实太远。

在流行的种种论调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一股反对市场经济，主张回到国有化的思潮，其说辞之一是：美国不得不实行“国有化”了，也在搞“社会主义”。这完全是概念混淆，是把政府救市等同于“国有化”，又把“国有化”等同于“社会主义”，同时也是对美国，乃至自由市场经济的误读。美国立国的基础是自由市场经济，是遵循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原则，这是不会变的。但是至少自20世纪初开始，经过深刻的从观念到法规的改革，必要的政府干预早已被承认为合理合法，更重要的是承认其有助于保护公平的自由竞争。随着经济和社会的日益复杂化，纯粹的放任自流(laissez-faire)经济基本上不存在。硬要把自由市场经济说成是完全不受政府干预的纯粹的放任自流经济，不是故意歪曲也是误解。方今之世，不存在完全没有政府监管的经济，特别是健全的市场是建立在完备的法治基础上的，而立法司法以及有关政策法令，都是政府的职责。至于干预的力度、手段和时机是否恰当，是促进还是促退经济发展，其中的经验和理论十分丰富，值得认真研究探讨。

就美国而言，政府除了有多种法规监控企业外，在非常时期收购一部分企业也非自今日始。整个20世纪，美国政府曾多次注资或收购煤矿、铁路、钢铁厂，乃至控股某些银行。不过一段时间后又返回私人手中。前不久，《纽约时报》一篇文章曾列举历史上诸多事例：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接管了铁路，以确保战争物资、军火及军队的运输畅通，1920年又归还私人。二战期间，政府又接管了包括铁路、煤矿以及包括蒙哥马利百货连锁店等在内的几十家公司。

上世纪30年代，亦即罗斯福“新政”时期，政府成立“金融复兴公司”，不仅给负债累累的银行贷款，而且注资照买了6千家银行的股份，高达13亿美元(略相当于现在的2000亿)。等经济好转以后，政府又将股份陆续出售给私人投资者，据说政府基本上不赔不赚。

1952年，为配合朝鲜战争，杜鲁门政府接管了88家钢铁厂，其理由是这些厂家资方的顽固态度可能触发大规模罢工，从而影响对韩战的供应。不过，不久，最高法院即判其违宪，滥用总统权力，此举未能持续下去。

1984年，伊利诺依大陆银行因石油贷款坏账濒于破产，里根政府收购了该行80％的股票，因为这家银行太大，担心其破产会引发金融市场的严重混乱，为此，政府损失了10亿美元。后来这家银行并入美洲银行。

根据以上事例，美国百年来有过多次大规模政府“救市”之举。即使最主张自由经济、反对政府干预的里根政府也是“该出手时就出手”。政府干预的程度视需要而定，当前这一次可能规模特别大，但是这并非我们所理解的“国有”，更谈不上“化”，一俟危机过去，就会恢复私有。正如有的美国经济学家说：抛弃意识形态成见这样做，“目的是让资本主义的引擎充分发挥其生产力”，“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是沉默的伙伴，有条件时就尽早抽身”，而不是颠覆资本主义，更不是走向社会主义。还必须看到，无论是当年还是眼前，美国政府出资救市的每一笔钱，每一项法规，都在众目睽睽之下，经国会反复论证，几经否决、修正而后通过。并且受到最高法院依据宪法的监控。其实施的整个过程也在媒体监督之下。其中当然有利益集团的博弈，但难有暗箱操作。

至于我们自己应该采取什么对策，走什么道路，有赖于我们自己面对现实，对症下药。这里涉及如何对待外国经验问题。这个问题远自鸦片战争之后，近从改革开放算起，在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伴随始终。“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夫子之教，言简意赅。但是在现实中，我所见到的往往反其道而行之：对于外来经验，特别是美国，一方面，强调国情特殊，拒斥符合人性的普世价值和与此相配的、行之有效的制度；一方面，又目光离不开美国，处处攀比，学校则“中国的哈佛”、富豪则“中国的洛克菲勒”、甚至丑闻都称"XX门”；特别是有关负面的事物，常见的说法是“连美国亦如此”，似乎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安慰，或者减轻了严重性。例如腐败，例如两极分化，既然美国也有，彼此彼此，倒说明是普世性的了，可以不必大惊小怪。又如我国自我定性为社会主义国家，既然“国有”被认为等同于社会主义，那么掌握国家命脉的国营垄断企业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但是另一方面，某些CEO的年薪却早已在绝对数字上赶上资本主义的美国，并以“国际标准”为自己辩护，振振有词，心安理得，却无视我国职工平均收入比美国低得多，而且全民社保远远不逮的基本国情。在标榜“与国际接轨”时只攀比一头，另一头则强调“国情”。殊不知，美国私企高管的超高收入早已作为一种社会病灶为众所诟病，特别是破产企业高管正在受到公众谴责、国会问责。事实上，美国在1960年代，大企业高管的收入只有普通工人(按小时计工资)的25倍，到世纪之交猛增至400多倍，以后又急剧上升。其原因正是由于其收入中股份的比例越来越高，而他们也越来越致力于上下其手抬高股价，而不是企业本身的实体业绩，以至于一些知名大企业出售股票的收入大于出售其产品的收入。股市日益与企业效益脱节，与此同时普通职工的收入不升反降。这就是股市泡沫的由来，也造成严重的社会不公。我国掌握“公有”资产大权者把“轨”接到了这一“国际”上，焉能不使国民受其害?诸如此类，弃精华而取糟粕，成为通病。

现在美国的确出了大问题，害了重病。全世界都在为它把脉。同时也应看到，美国底子比较厚，实体经济仍然有一定实力，而且还有百年来行之有效的自我纠错机制，这一机制是植根于制度文化中的、综合性的。至于在这次危机中它是否需要更新，将如何起作用，美国何时方能走出困境，世人将拭目以待。窃以为，这次危机对美国的危险性远比不上1929年的大萧条。那一次正因其“史无前例”，全民没有准备，确实恐慌，相当一部分人丧失对制度的根本信心。自那时以来，实际上已历经多次波折。就失业率而言，里根时期曾达到过两位数，现在还没有达到。当然，那一次情况不同，是信奉供应学派的决策者鉴于自小罗斯福以来多年奉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所造成的积弊，以“壮士断臂”的决心主动采取反向措施所致。美国政治的特色是钟摆左右摇摆，在摇摆中进行调节。现在放任过度，监管不力，又需要摆向另一头了。与20世纪30年代相比，一个基本的区别是现在已经有了保底的社会保障，尽管还不完善；同时政府干预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和经验。

这次美国金融危机国际反响较大是因为当年的大萧条只涉及欧洲，而如今在全球化的形势下，世界各国都受其影响。我国与美国经济的关系已相当紧密，受其牵连自不可避免。但是从根本上讲我国经济面临的问题是本身的机制问题，改革走到这一步，需要以极大的智慧和勇气跨出新的一步。即便没有美国的金融危机，积累的问题也必须解决。在这里倒是需要认真考虑一下“中国特色”——自己的病根何在。

我理解的“社会主义”核心目标是公平，各种所有制和经营管理机制只是手段。名义上的“公有”不一定能达到“公平”。也许在某些方面我们需要采取的正好是与美国当前相反的措施：为民营经济松绑，鼓励和支持个人创业和创新，同时减少号称“公有”制的国营垄断企业的特权，加大对其监管的力度，将之置于与其他企业公平竞争的条件下，受到同样的法律约束与公众监督，权力退出市场，等等。要做到这些，需要的是全面配套的改革，而不是就经济论经济。如果见到美国目前的政府举动，就说：你看，美国也不得不国有化，走“社会主义”道路了，还是我们原来的老法子好，飘飘然陶醉于“中国拯救美国，乃至世界”之幻觉中，沿着这一思路而行必将导向饮鸩止渴，把改革拉向倒退，那是误国殃民之下策，万不可取。

2009年第4期　向胡耀邦学习——《胡耀邦传》序言·李　锐

我们党的历届正式领导人，从陈独秀开始，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秦邦宪、张闻天、毛泽东、华国锋……一一回顾起来，最得人心的我个人以为是胡耀邦。他去世已经十五年，可是声誉更隆，更被怀念，在党内党外公众的心目中，他是党的良心，社会的良心。

耀邦是应该得到这样的历史地位的，因为他是真正扭转乾坤，推动历史前进的一个人物。党在毛泽东去世时解决了“四人帮”后，面临“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在这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耀邦理直气壮、挺身而出了。当叶剑英派他的儿子将“四人帮”已被抓起来的信息告诉耀邦时，他立即进言：“中兴伟业，人心为上；停止批邓，人心大顺；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当时被称为“隆中三策”)这时全国还在“两个凡是”的统治之下。耀邦在中央党校副校长的岗位上，顶着极大的风险，组织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左倾错误思想的长期束缚。他明确提出：“这十几年的历史是非，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的讲话，光看文件不行，还要看实践。”以实践为分清历史是非的标准，这比后来发展的大讨论要早半年。随后在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岗位上，以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要横下一条心，该坚持的一定要坚持，该挺身而出说话的，一定要挺身而出。”他大胆排除上面来的干扰，平反了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直到五十几万右派分子，不但还历史以公正，而且为改革开放大业找到了一大批得力干部。十年浩劫后，不做好上述这两件大事，就无从拨乱反正，打开改革开放的新局面。所以大家都认为，耀邦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始，在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支持下，推动历史前进的一位先锋人物。

耀邦为什么能具有如此的眼光和气魄?仅仅是由于文革十年的教训吗?据我所知，耀邦从理论到实践的过人胆识，由来已久。他十四岁参加革命后，就遇到打AB团，自己几乎被杀，这当然是刻骨铭心之事。以下简要记述几件他的这种有关经历。

延安抢救运动时，他很是反对，在自己掌权的我军总政组织部，亲自做逼、供、信试验，打出假特务，立即向毛泽东作了报告。

1950年到1952年，担任川北党政领导时，他亲自起草“人民代表公约”；土改中实行保护富农和对地主的温和政策；不许农民乱罚乱斗，进城抓人。当年邓小平这样评价他：“有主见，不盲从。”

1952年到1966年，他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提倡八个大字：“朝气蓬勃，实事求是。”他说：“实事求是就是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要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不弄虚作假。要有实干的精神，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他认为执政党尤其要这样要求。战争年代，形势逼得你非实事求是不可；执政以后，极容易自以为是，走向反面；坚持实事求是，必须深入实际，尤其需要民主制度和党的纪律的保证。

1954年10月，《中国青年报》编辑问他，“怎样理解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耀邦回答：“无产阶级不是只讲革命，只讲斗争，它也讲爱心，讲人情味，讲对同志、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尊重、关心和爱护。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才是可爱的，人们才能从中感受到更多的欢乐和温暖。”

1957年反右派时，他不在国内；回国后，对团中央打的右派进行安慰。他同我谈过，生平憾事，对项南和苏进没有保护好；两次自责，批斗彭德怀时没讲公道话，开除刘少奇党籍也举了手。

1962年下放湖南帮助工作两年时，他亲自来到浏阳、醴陵、平江的生产大队蹲点。四清运动开始，对政策界限和方法步骤都作了规定：凡属集体瞒产私分，不做处理；手脚不干净的，公物归还，不搞坦白检举；群众向干部提意见，只“背靠背”；同时号召“一手抓生产，一手抓运动。”湘潭地区因此没有发生乱斗和影响生产，大家都满意。

1964年12月到1965年6月，在陕西省第一书记任上，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四清运动越来越左时。他以大无畏的精神，开展了“解放思想、解放人、放宽政策、搞活经济”为主题的超前民主改革，纠正社教运动中侵犯人权的错误做法。他发出这样的号召：“社教运动是教育人，不是整人”；“要维护人权，尊重风俗人情”；“民主要过硬”；“领导人要听反对的话”。他强调“生产好不好，是检验工作好不好的最主要标志。”同时，恢复集市贸易，允许短途运输，发展乡镇工业，提倡植树造林(谁种归谁)。当年在中共西北局的领导下，陕西“左祸”特别严重。耀邦本人被批判被审查，以后在叶剑英保护下回到北京，他的副手等则受到严重迫害。

耀邦在文革中始终是比较清醒的。初期同团中央几位书记同舟共济，每天有几千上万人来揪斗他们。有人揭发他反对毛主席，说过“太阳也有黑点”；反对林副主席“突出政治”，说“游泳时要突出鼻子，不然就要呛水”；他说过“康生一贯左”。他只承认学习不够，工作有错，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有次在长辛店，被打得全身皮肉红肿。他认为毛泽东骄傲了；“不让权，不做自我批评。”“骄傲害死人呀!”文革后期，他叹息“搞八年还看不到头”，“多行不义必自毙”。

文革后期，耀邦被周恩来、邓小平推荐到科学院主持工作，主持起草了《汇报提纲》，根据马克思的著作，最早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从而否定了“知识私有”、“白专道路”等打击知识分子的错误提法，并作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新长征”的报告。后来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这《汇报提纲》成了集中批判的“三株大毒草”之一，他又受到残酷斗争。

由上述这些事例，我们知道耀邦一生历经革命磨练，特别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尤其看重实践效果，因而能抓住过去党和毛泽东屡犯错误最终走上文革绝路的症结：即接受了斯大林的一套想法和做法，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思想都绝对统治，名为无产阶级专政，实为一党专政，一党专政又变成了领袖专政。毛泽东晚年还结合中国自秦始皇以来的帝王专制：乾纲独断，一言九鼎，发展个人崇拜，高呼万岁；甚至超过历代帝王；林彪领会迎合，做到极致：四个伟大，一句顶一万句，手摇小红书，身上挂像章，早请示晚汇报。于是党内党外，都做驯服工具，甘为奴隶(还有吹捧者甘做奴才)。于是文革浩劫，犹如邪教猖狂。因此，耀邦特别重视全面改革，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体制必须同步改革；尤其政治要民主化，认为强求“保持一致”，就没有思想自由和言论、出版自由。他在兼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以后，在1978年最后一天和1979年第三天，同全体工作人员两次讲话，正式宣布，要把中宣部办成“思想解放部”，要建立社会主义的自由、民主、科学、求实、开放、文明、富裕的体制，以代替那种被异化了的专制、迷信、僵化、封闭、落后、野蛮、贫困的体制。他愤怒地谴责文化专制主义。他说：“多少年来，我们党内有那么一些理论棍子，经常打人。我们党内有好几根棍子，不是好棍子，而是恶棍，不管你做什么好文章、好作品，抓住你一点，无限上纲，说你是‘反党小说’、‘黑画’等等。这种恶劣作风如不加以清算，百花齐放能搞得好吗?这种方法，说轻一点是形而上学，说重一点是文化专制主义，是特务行径。”随后在一次文艺界座谈会上，他向大家推荐马克思的第一篇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就是反对文化专制主义。我们社会主义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为什么还要通过审查制度，让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艺术作品，只能表现一种色彩呢?”

1979年3月25日，西单民主墙出现《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中国人权宣言》等大字报，随后作者被捕，耀邦就极不以为然。他给一位青年写了一封公开信，在《人民日报》4月10日头版发表。信中说：“教育青年的方法，不是压，不是抓，应该是‘引导’两个字。‘引导’比‘教育’更精确，意义更大。这是我们几十年工作的经验总结。压制的方法，一个巴掌打下去，是封建家长的办法。”随后6月间，他又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发言中，更加严正地对取缔民主墙和逮捕人发表了意见：“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不点名也好，批评我背着中央，支持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但我仍要保持我自己的看法。”“我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要抓人来关。敢于大胆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牢。”(请问，我们现在还能在中央的会议上听到哪个领导人发出这样的声音吗?)耀邦当时还主张成立一个民主公园。后来，北京市虽然将月坛公园定为民主公园，由于政治形势的影响，无疾而终。当年党内老人支持耀邦的只有叶剑英。叶说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的典范，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的典范。”

耀邦为什么能如此仗义执言呢?这自然同他的极其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有关。耀邦只读过半年初中，但他一生手不释卷，极好读书，而且真正博览群书(《博览群书》的刊名即是他题写的)，古今中外，从二十四史到西方历史，从马克思主义到各种社会学说，中外文学名著，诗词歌赋，以及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等科学书籍，包括圣经、辞典，他都精读或涉猎。在延安时，他的勤奋好学就颇有名声。他认为没有广博的知识，就做不好工作。“博古通今”四个字安在他身上是合适的。陆定一称他为大知识分子，确有根据。他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无缘，他反对将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他是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来接受人权、自由、民主、科学、法治和市场经济这些规则的，这是西方几百年间向前发展的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并非资产阶级的专利。我们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主义传统，却同这些规则没有缘分。耀邦尤其重视个人的思想自由和独立精神，重视属于人的人权、人道、人格、人情。因此，他认为重视和运用这些规则，决不是搞什么“资产阶级自由化”。由于李维汉谈到过去封建专制主义的长期危害，1980年8月，邓小平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个重要讲话，经政治局讨论作为中央文件下发。胡乔木认为当时形势比反右派前还严重，要接受波兰团结工会的教训，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必将造成形势的混乱。小平同志这个讲话也就被置之高阁了。

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耀邦被选为中共中央主席时，他说了这样真诚而感人肺腑的话：“虽然我担任这样一个重要职务，但有两点是没有因而改变的，第一，老革命家的作用没有变；第二，我的能力和水平没有变，我还是昨天的我。”邓小平随即说：“耀邦刚才的讲话，证明了他是党的主席的合适人选。”这是耀邦身上的一大特点，权力没有改变他的本色，知道自己有多大本事，因此能尊重他人，不论职位高低，能听得进不同意见。

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部名著中所说的，人们创造历史，“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的，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的条件下创造。”耀邦在从事他的历史事业的时候，不得不面对种种既定的条件，不得不受到这些既定条件的牵制。我们不要以为他有了总书记这样的崇高的职位，就有了多大的自由。在党的几位元老面前，耀邦是被提拔上来的“晚辈”。元老们的改革开放思想，程度有别，见解不一；他们中有的人还多具有某些传统习惯，如“兴无灭资”、“阶级立场”等传统观念负面影响，不易消除。因此，耀邦有时不能不违心听命；元老之间如意见不统一，何去何从也使他为难。更大的阻力还在两位左倾代表人物的遇事干扰。如理论务虚会就受到胡乔木的干预，半途中止，他还代邓小平起草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大讲专政，贬斥民主。1979年耀邦倡导的两个讨论：一是批评过去忽视基本经济规律、为生产而生产的“关于生产目的”的讨论；二是“要把人放在第一位”的“关于人民群众主人翁地位”的讨论。这两个讨论受到胡乔木的反对，并向华国锋告状，讨论随即停止。接着批判郭罗基的两篇文章——《政治问题也可以讨论》、《认真杜绝个人崇拜》，关系到言论自由、“思想犯罪”的问题。胡乔木斥责《人民日报》，也牵连到耀邦。1981年批判《苦恋》，闹得更凶，认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存在着软弱涣散的状态”，也是指耀邦而言。

1983年1月20日，耀邦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四化建设与改革》的报告，提出“全面而系统地改革”的问题，批评了那种“农村要改革，城市不一定改革；经济部门要改革，政治、文教部门可以置身事外”的思想。明确指出：“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都要破除陈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关于“衡量各项改革对与不对的标志”，他首次提出“三个有利于”：“是否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可以说，这是实行全面改革的初步纲领。可是，这个极其中肯、极其适时的全面改革思想，却遭到胡乔木、邓力群的强力抵制，认为跟十二大精神不符，反对见报，并到陈云处告状。于是发生逼耀邦下台的一幕。二月中旬政治局会议上，耀邦受到了较严厉的批评。胡乔木提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说“到此为止”。邓力群便立即向两个宣传系统的会议传达了对耀邦的批评，引起一种震动。虽然这次反对的目的没有达到；他们仍继续其反对全面改革和反耀邦的活动。接着在三月间，借周扬的报告，批判“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反对耀邦所倡导的解放思想、解放人的号召。其后果是《人民日报》人事更动，周扬愤懑而去世。六月间，他们又发起“清除精神污染”运动，除了理论、新闻、文艺领域在劫难逃外，还涉及农村改革和四个特区的问题(诬蔑特区是“租界”)，几乎酿成又一次文革。这些反改革的活动，由于受到赵紫阳和书记处其他同志的一致抵制，闹了28天就呜呼了。

面对如此严重的干扰，耀邦始终坚持全面改革和全面开放的思想，而且日益深刻和成熟。这反映在他最后一次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之中。在思想政治领域这是空前改革开放的文件，它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方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决议》中以下这些彻底解放思想，促使国家现代化、民主化、法制化的意见，都是过去中央文件中没有出现过的：“拒绝接受外国的先进科学文化，任何国家任何民族要发展进步都是不可能的。”“在社会公共生活中，要大力发扬社会主义人道精神，尊重人，关心人。”“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大解放。”“社会主义法制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的合法权利和利益，调节人们的关系，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动，制裁和打击各种危害社会的不法行为。”还有如此明确的规定：“要遵守宪法规定的原则，实行学术自由、创作自由、批评和反批评的自由。”这个决议虽不得不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种“棍子”语言写进去，但主调还是上述思想理论的创新。

遗憾的是，这个决议尚未付诸实行，耀邦就在1987年1月被迫离职了。杜甫咏武侯诗云：“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耀邦出师未捷，壮志未酬，一直到他离开人世，也未能看到他为之奋斗的政治体制改革、全面改革的曙光，不能不抱终天之恨，死不瞑目吧。

中国有句老话，“不以成败论英雄”。耀邦就是一位不能以成败论的英雄，大家都见到了他的丰功伟绩。黯然告别政治舞台，这也不能说是他的失败。假如他跟常见世情一样，处处注意揣摩各方的心思，曲意迎合，讲究“平衡”，当然也就可以保住自己的平安和地位。可是他大义凛然，不拿原则做交易，才出现了那样的结果。这个被世俗看作的“失败”，正是他坚持自我的胜利。他对逼他下台毫无精神准备，这是他的天性，他毫无防人之心，总是以善心待人，宽厚待人，这才是我们的胡耀邦。

为什么他的去世会引发那样一场大“风波”呢?通常情况，执掌大权的政治人物的去世，引发政治地震，并不少见。可是，耀邦是在早已离开权力核心之后去世的，却在全国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应，这在历史上是并不多见的，可说是举国同悲。那些悼念他的年轻人，不仅是为了悼念一位年长的知心朋友，为这位知心朋友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愤愤不平，更是表示拥护耀邦所倡导的全面改革，尤其是希望政治体制改革能早日实现，国家民主化、法治化、现代化早日到来。

耀邦去世的前十天，1989年4月5日，我应邀到他家中，他同我作了七个小时的长谈。他说：应当还历史的本来面目。4月19日，在中顾委的支部会上，我反映了这个情况，我说这是耀邦的政治遗嘱。这次长谈我已经详细写出，文章编在《怀念耀邦》第四集中。这四集的作者共110人，都是耀邦的老战友、老同事和老部属。前面引述的事例多来自于此。这四集共百万字的主编张黎群、张定、严如平、李公天、唐非，都是团中央的老人。现在有关党史的出版物和博物馆的陈列中，仍见不到胡耀邦的名字和照片。这不是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者不能这样做。在当前这种伪史、假象泛滥成灾之时，经过上述五位忠实的部属(张黎群不久前去世)多年劳动撰写的《胡耀邦传》力求客观地、真实地反映耀邦生平，既不溢美，也不文过，不为亲者讳，也不为尊者讳，把耀邦的功过是非当成历史的经验教训，秉笔直书。文信国公《正气歌》云：“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我以为《胡耀邦传》，是史家的直笔，是体现天地之正气的。这本《胡耀邦传》，就是一部体现了天地正气的信史。这部《胡耀邦传》如能出版，不仅可满足广大读者的渴望，也可告慰耀邦在天之灵。

张黎群等五位作者，在团中央工作多年养成实事求是的作风，书中除了反映出他们的这种学养之外，还贯注了他们对领导兼朋友的耀邦的深厚感情。耀邦的平易近人，待同志如家人，遇事可以相互争执，善于接受意见，知错必改，决不自以为是。工作中出现了问题，他首先承担责任，决不诿过于人。他总说：“知错就改，光明磊落一辈子。知错不改，内疚一辈子。”这些话使他们最难忘却。张黎群曾是团中央机关报《中国青年报》的社长，同耀邦的关系密切。1957年耀邦率团赴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时，张黎群几乎被团中央机关工作的主持人打成右派分子，耀邦回国后把他保护了下来。他们五位对耀邦的亲身感受，想必也会感染读者的。

我深信，读了这本书的人会更了解耀邦，更亲近耀邦，更崇敬耀邦。我更希望读者们在这本书的激励之下，更自觉地成为耀邦事业的后继者，努力在各自的岗位上去完成他的未竟之业，使我们的国家早日实现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认真实施宪政，成为真正富强的现代化国家。我已经快八十八岁了，我也会这样做。

最后，我想振臂高呼这样一句口号：向胡耀邦学习呵!

2004年10月初

附言：

2005年11月18日，本文写完一年之后，中共中央召开了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90周年座谈会，顺应民意，重新肯定了胡耀邦同志的历史功绩。随着社会的进步，我相信，人们会越来越重视胡耀邦同志积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伟大意义。

(责任编辑　吴思)

2009年第4期　新民主主义的回归与发展·杜导正

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共和国整整走过一个甲子的历史了。60年前，我是一个25岁的毛头小伙子，60年后，我垂垂老矣。古语云：“鉴往知来”，也就是说，为了更好地前行，必须清醒地回首。作为陪伴共和国走过60年风雨的老人，一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老干部，近一段时间，我陷入深深的思索。

2008年春，在北京薄一波百年诞辰纪念会上，我发表了一篇演说。题目是：中共八十年经验教训，可概括为一句话，成也新民主主义，败也新民主主义。

这是我长时间思索后的结论。这个结论，我想，用来总结共和国60年的历程，也同样适用。

1949年夺取政权前，我们党实行新民主主义，我们成功了。夺取政权后，我们抛弃了新民主主义，急急忙忙搞社会主义，搞乌托邦，我们失败了，失败得很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重又回归到新民主主义的建设思路，并在实践中予以发展，我们又成功了，成功得举世瞩目。

这样，共和国60年的历史就可以划分为两个30年，两个人、两个时代——毛泽东和邓小平。“新民主主义”就成为如何看待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一个重要的参照物。

两个毛泽东之一：有大功的毛泽东

1949年到1978年，这30年，是毛泽东时代；1921年至1949年，从广义上说，也可以看作是毛泽东时代。这样，对于毛泽东来说，大致也可以划分为两个30年。这样的划分，当然不是单纯地从时间上来考虑，而是从毛本人前后的作为考虑。简而言之，有两个毛泽东。

对于已经逝世32年的毛泽东，对他在中共党内和中国现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其长处与短处，如何评价?应该“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采取一种实事求是的、辩证的、平和的态度。

许多人讲，“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邓小平说，没有毛泽东，我们仍然会在黑暗中摸索。这句话是能够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我们这一代人对此有痛切的感受。

历史上，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帝国。一直到1820年，GDP仍占全球约30％；但是，实际上，从所谓的“康乾盛世”甚至再早闭关锁国时就走向衰败了。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中国遭受了数不清的战乱，被侵略，中国人民满怀屈辱和悲愤。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过来的人都记得儿时的那首歌曲，其中唱到：“亡我国呀，灭我种呀。”为什么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第一条就是民族主义?就是那时中国到了要亡国灭种的境地，必须用“民族主义”旗帜来拯救这种危亡。可惜，他过早去世了。在其后的军阀混战中，蒋介石虽然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但民族危亡的局面依旧没有多大改变。在事关中国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日战争问题上，当然不能说蒋介石政府是卖国的，但它有很大的动摇性，尤其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他那“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实际上纵容了日本人的入侵。而实力弱小的中国共产党，在此民族存亡的关头，在毛泽东等人的领导下，立场则非常坚定，寸步不让。所以，在民族独立、民族解放特别是在抗日这个根本问题上，毛泽东和中共是非常得人心的。

我14岁就参加抗日战争。那时候，参加抗日队伍，有投奔“国军”和“共军”的选择。我的家乡在山西，山西基本上是“国军”的地盘，“共军”是因为国共合作后才开拔到这里的。我很小，但我读小学读初中时，已读到过毛泽东和中共的一些文字，知道毛泽东领导的“共党”和“共军”是最坚决抗日的。这个党是为国家的前途是为老百姓而建立的。我对毛泽东和共产党有一种非常敬仰的感情。这也是当年投奔“共军”的所有人的基本想法。所以，八年抗战，共产党队伍不断壮大，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根据地也不断地壮大。毛泽东这个功勋是历史性的，谁也否定不了。

既然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是为国家为百姓的，那么，党一直致力于解决中国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也就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第三条，讲“民生主义”。对于中国来说，民生问题实际上就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实质上就是个土地问题。过去，少数地主阶层人口占据了大部分土地，地主所有制压得中国农民喘不过气来。中国历史上多次农民暴动的目标都是夺得土地。为此，孙中山提出“节制资本，平均地权”，但他同样也没有来得及搞。而作为他的继承者蒋介石却根本看不到这一点，连一句解决土地问题的口号，他都不敢提，因为蒋在当时是地主官僚资本家集团的代表人物。

1943年，延安出版的《共产党人》曾刊登彭德怀的一篇文章，引用了一句白话诗：“屋漏锅破肚皮饥，哪有心思想别的?”这至今使人印象深刻。在当时，对于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农民来说，什么婚姻、自由、人生规划，都根本无从谈起。农民渴望手里拥有土地。那一年，我在中共应县任县委常委兼民运部长，曾在群众大会上演讲，说战争胜利后，每个农民都可以分到土地，地里收下的全归农民自己，连公粮也不用缴。也是基于这种认识的。

共产党、毛泽东长期开展土地革命，并于1947年开始土改。那时候我被《晋察冀日报》派到定县西关北街领导土改，亲眼看到农民分到土地后，那种内心欢呼毛泽东万岁、共产党万岁的浓烈情绪。土改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也极大地加强了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政府的凝聚力、向心力。不过，现今需要反思的是，在中共取得了全国政权以后，我们本有条件不搞暴力土改而考虑和平土改；但很遗憾，出于调动农民积极性、使其更拥护自身政权的目的，各地土改仍然延续了暴力路线。

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第二条，就是“民权主义”。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建设民主政治。这一条，蒋介石也完全丢了，而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及其根据地的政府，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前却继续捍卫着、实践着。

前几年，有人编了一本书《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把我们党在抗战直至解放战争期间有关民主政治的言论，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以及《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的社论，汇编在一起。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出来，在抗日战争直至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及根据地的人民政府，是把民主政治和政权建设放在重要位置上的，热烈呼吁民主政治和政权的建设。

就我自己来说，我始终记得当年印象非常深刻的两段话。第一段话是毛泽东在1944年说的。他说：“中国的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

第二段话，是1944年2月《新华日报》社论中说的：“是要彻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实行普选制，使人民能在实际上，享有‘普通’、‘平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则必须如中山先生所说，在选举以前，‘保障各地方团体及人民有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也就是‘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完全自由权。’否则，所谓选举权，仍不过是纸上的权利罢了。”

这两段话说得何其好啊。那时，我们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深恶之痛绝之，对一党专政所带来的腐败也都耳闻目睹。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政府，要摒弃这些恶政，还权于广大人民，我们是多么地拥护。像我这样年少即参加革命，转战南北，出生入死，为了什么?不就是在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旗帜下，为了民族解放、为了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为了建设一个不同于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人人享有民主和自由的好政府吗?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政府能不为人民所拥护吗?

因此，民族解放、土地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这三个方面大获成功，共产党和它领导的解放区人民政府壮大起来了，在1949年建立了一个全国的新政府。毛泽东以上的功劳应当给予肯定。当然，这份功劳不是他个人的，属于整个领导集体，属于全党。但是，毛泽东起到了领袖的巨大作用。

两个毛泽东之二：有大错的毛泽东

可是，1949年建立政权后，毛泽东就好似换了一个人，也就是说，出现了与此前不同的另一个毛泽东：夺取政权前的毛泽东基本上是个好毛泽东，夺取政权后的毛泽东则犯有严重错误，是一个不好的毛泽东。在这方面，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下称《决议》)，其结论总体上是正确的。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十七年中，中国的发展也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严重失误：包括“反右运动”“大跃进”“共产风”“反右倾”，也包括八届十中全会把阶级斗争绝对化的一系列错误，毛泽东都要负主要责任。而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的十年“文革”，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惨重损失，可谓一场浩劫。这场“革命”是由毛“发动和领导的”，这也无可争议。

因此，虽不能说晚年毛泽东27年的执政绝对错误，但在重大决策上，特别是内政决策上，基本上是失误的。他的后半生是一出悲剧。

“毛泽东同志是经常注意要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点的，但他晚年对许多问题不仅没有能够加以正确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须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决议》中的这段分析，值得体味。

悲剧的核心是什么呢?有很多人在探讨。有人把毛泽东的变化主要归咎于个人品质、“帝王术”那一套，在我看来，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有片面性。不错，毛泽东古书读得多，他烂熟《资治通鉴》，也的确有封建帝王的思想，“帝王术”那一套他也用过，比方说，拉一方打一方等等。但这不是问题的实质。依我看，毛的悲剧的产生，大致有这样三个原因：一，对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认识上有误区；二，背离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三、制度的缺失，中国没有一个好的政治制度或者好的政治体制。

先说第一条。毛泽东有着浓厚的“乌托邦”情怀，也就是刘少奇说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后来，学者胡绳概括为“民粹主义思想”。毛泽东努力在中国搞试验，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继续革命”为手段，借助政权的力量强制推行。他憧憬每个村庄人人劳动，人人自由，人人有权，人人平等，人人有文化，甚至每个村庄都有大学，兵民一体，学校同时是工厂。他的梦想是如此“美丽”。平分土地没几年，就搞合作化；刚刚搞了初级社，马上就拉起高级社，紧接着就闹人民公社，锅碗盆勺一概归公。当他这一套实践证明根本行不通并为人们所反对时，他就拿出“继续革命”、“阶级斗争为纲”的武器，打击不同意见。“反右派”“反右倾”都是如此。即便在三年大饥荒饿死千百万人后，他那一套搞不下去了，在七千人大会上，他作了检讨，但紧接着就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强化阶级斗争学说。可见前次检讨时，他的乌托邦主张并没有改变，不过是政策上作了暂时让步。到1965年，形势稍有好转，他马上准备和发动了“文革”。“文革”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他要“继续革命”，实现他的乌托邦。

公允地说，毛能这么“折腾”，也不能把账全算在他身上。1949年我们夺取政权后，一方面，大家都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清醒的没有几个；另一方面，经过长期的革命实践，毛的威望在全党全国完全树立起来了，跟着他走，能有错吗?

以我自己的经历而言，解放战争时期，我学习了一些苏联的东西，知道了农民要搞集体化，按劳付酬。解放后，在新华社华北总分社，形成了这样一个概念，社会主义就是集体化、大生产、“苏维埃加电气化”。后来到了马列学院，经过学习，又受到“八大”精神的鼓舞，我当时的理解是：在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后，除了认真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外，国内的任务主要是提高生产力，使国家尽快实现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我和我的朋友们都觉得毛泽东和党中央当时作出的决策，是朝着这个目标努力的。那时，我们都会说毛泽东讲过的那几句话，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新中国建立起来了，我们想怎么画就怎么画。那时我们真是认为中国甚至整个世界好像只是我们手心里的面团，我们想怎么捏就怎么捏。我们这种对毛服膺的心态，也助长了毛的为所欲为。

再说第二条。这第二条，事实上与第一条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有第一条的原因，毛才能弃置新民主主义理论。

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出发。深刻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规律而创立的科学理论。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明确指出，中国革命胜利后，必须经过较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和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然后才能进入社会主义，并具体规定：“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他认为，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后的社会不是资本主义，又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还容许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在1945年《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甚至说要使资本主义有一个“广大的发展”。在那个时候，就说共产党搞革命可以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条件，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要坚定地反对民粹主义，(注：民粹主义思潮出现在19世纪中叶的俄国。一些代表小生产者的知识分子，以人民的代表者和社会精粹自居，提出“到民间去”，发动农民打倒沙皇的封建统治制度，建立以村社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其主要观点是：否定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性，甚至本能地、先验地仇视资本主义，认为通过贫苦农民的“村社建设”就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毛主席恐是我们党内第一人。可惜的是，建国后从1953年开始，毛泽东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强调这条总路线的实质是解决所有制问题，实行消灭一切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就把新民主主义理论抛弃了。

学者胡绳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一文中指出：毛泽东在建国后的重大失误之一，是离开新民主主义的正确道路，以民粹主义观点看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急于消灭资本主义。这一评论，触及到了建国后我们党在毛泽东领导下一系列“左”的失误的思想认识根源。胡绳以非凡的勇气指出这一点极其重要，不但对于我们从更深的层次，即从究竟应该以马克思主义还是以民粹主义看待问题制定政策这一理论层次，来理解和总结毛泽东的失误非常有益；并且，在中国这个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占绝对多数的国家，警惕那种往往容易从民粹主义出发，误把民粹主义路线当作人民大众路线，来处理路线方针政策问题，更是具有理论和现实双层针对意义。

再说第三条。毛泽东1944年答中外记者团的谈话中说：“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国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这话当年我们就印象深刻，认为说得很符合实际，很对很对。

然而，为什么到了1949年建国后却没有实现?我想答案之一是，这是制度方面或者体制方面的问题，我们中国缺少一个好的政治制度或者好的政治体制。1980年，邓小平在谈到毛泽东的错误时说：“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

邓小平这些话说得好，这也是建国后毛泽东犯错误的根本性原因之一。我想，很多人也和我一样记得毛泽东与黄炎培的“窑中对”。1945年黄炎培同几位民主人士访问延安，谈到治国的方略，他对毛泽东说，希望中共诸君找出一条新路，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毛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这段话强调民主，强调人民监督，强调人人起来负责，看起来很对很好。但是，这是他上台(在全国执政)以前的话；上台以后，情况变了，他的地位不同了，他也变了，这些话就不作数了。1957年他动员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请求他们“监督”，结果他打了五十五万人为“右派分子”；并且公然说他当初的动员是“引蛇出洞”。

我年轻时候信仰的理论变为，人类社会最活跃的因素是生产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简单地概括就是“经济决定政治”。现在，经过了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我有些醒悟了。1949年后毛泽东之所以犯大错，他能随随便便抛弃党的决议中确立下来的新民主主义建国方略，能为所欲为地追求他的“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能随心所欲地打击持反对意见的人，就是因为我们的政治体制，没有提供制约他的很好的政治机制。一个社会为什么需要好的制度，原因有两条：一条，人是可能变的，品质差的人未始不可能改善一些，品质好的人也可能变得很坏。二条，权力很诱人，它有很大的魅力，越是英雄好汉越可能抵挡不住它的诱惑。一种好的制度，能够管住掌权的人，使他们不可能站到“法”之上来损害人民的利益。西方哲人说：“不受制约的权力腐蚀人，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蚀人。”有人说：“那种不受其他权力制约的权力，是一种什么样的坏事都能干得出来的权力。”历史证明他们说得很深刻。所以，对越是权力大的职位越要有严密的立法管住，并且非得有其他权力来制衡不可。只有几种权力相互制衡，人民的权利才有保障，国家才能长治久安、繁荣昌盛。

我觉得，一个真正实现了民主的社会，是可以适应各种不同的经济形态的。一个没有好的政治体制的社会，不但可以阻止民主政治的发展，也会扼杀生产力，不让它发展。中国的现代历史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只是我们付出的血和泪也实在太多了。

邓小平：“叫什么主义都可以”

毛泽东之后的邓小平，是一位划时代的人物。尽管他在世时，有人就对他颇有微词；尽管对他的评价，若干年后才能更清楚一些。但在我个人看来，从他主持的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来看，他在中共党史上、中国现当代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杀的，论功绩，比起毛泽东恐怕还会大一些。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这是扭转乾坤的壮举。邓小平带领人民开辟了这条符合中国实际的、顺应人民要求的发展道路，迎来了中国经济大踏步前进的时代。

邓小平曾坦承，他读书不多，他只懂得对人民好一点，办一点实事。赵紫阳同志生前也曾对我说，他不认为邓小平有这个理论那个理论，而就是四个字：求实胆大。这种说法是否准确，姑且不论；可以肯定的是，邓小平的治党治国的路线确实突破了中共层层陈规陋习。个别人讥讽“白猫黑猫论”，说它不够深刻，但是，国家富强，百姓生活幸福，这就是一切!邓小平为这个目标奋斗了一生。

邓小平和毛泽东的最大区别在哪里?在我看来，就是邓小平重新回到了1949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演变而来的，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质上是新民主主义论的回归和发展。

邓小平理解的新民主主义的内容又是什么?政治思想上，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法律不是指令；政党制度是多元的，不能叫多党制，而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多党是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但这是靠共产党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靠说理，靠服人；中国的最高权力机关是人大，而不是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六七千万中共党员仅是全国13亿人口中的一部分。经济上，更是多元的，有国有的，也有大量私营的，中外合资的，个体的，哪种形式对发展有利，谁就占主体地位。政治意识形态的管理上，也是从一元化向多元化渐进，在毛时代不可能有的西方文化也已陆续进入国内。

应当说，邓小平这种理解，是从进行中国建设的现状出发的，而不是机械地去强调什么主义。

在《邓小平文选》中，我们能读到这样的话：大意是，我们搞了二十多年社会主义，可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并没有搞清楚。我至今记得一篇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对非洲领导人的谈话记录，遗憾的是它没有收到《邓小平文选》里。第一句，“我劝你们现在不要搞社会主义”；第二句，“我建议你们集中精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第三句，“只要经济搞上去，人民生活改善了，满意了，叫什么主义都可以!”对这段话，我非常欣赏，最后一句话尤其精彩。上面引述邓小平的几句话，是否字字绝对准确?我不敢说死，但大意绝不会错。

尽管在有些人眼里，邓小平这些话足以扣上“叛徒”的帽子，但是，面对着毛泽东时代留下的穷困凋敝的局面，先去强调什么主义再发展，势必又会陷入到毛时代那种抽象的社会主义纯洁性标准的争论中而不能自拔。先确立改革开放的国策，让人民、国家富裕起来，再谈什么主义也不迟。这正是邓小平的高明之处。

经过几年发展后，党的十三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1949年建国前，我们党确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准备阶段。这个阶段，毛说要十五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这个阶段是什么?可以说是“准备阶段”，我看叫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在我看来，如果不从政治上抠字眼的话，“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质上就是来源于新民主主义理论，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回归。而邓小平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回归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但更发展了新民主主义理论。

比如说，邓小平的“把发展生产力作为中心，而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的发展，必须服从于发展生产力的要求”的思想，就是对几十年流行于国际和国内的“生产关系至上”的错误认识的突破；“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思想，就是认识到，我们既往生产力的发展所受到的束缚，不是来自资本主义，而是来自于某些对社会主义的错误观念相联系着的不适当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打破对计划经济的迷信，打破对市场经济的禁忌，不但肯定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利用市场经济这种手段，而且肯定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把资本主义制度下积累起来的、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进步的一切市场经济的经验，利用过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个新概念的重要性更表明，我们所实行的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符合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而不能依据抽象的社会主义纯洁性的标准。

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每走一步都充满着争论。争论的焦点无外乎所谓的“姓资姓社”的问题。如果我们从“新民主主义的回归与发展”这个角度来考虑，是不是可以减少一些无谓的争论?当然，这方面理论有待学者阐述完善，进一步公开地把道理讲透，而继续纠缠“姓资姓社”其实是没有意义的。现实是最能说明问题的。我们目前的生产力水平、人民的觉悟程度、社会组织程度、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等一系列因素，都决定了现在的中国只能执行邓小平主张的这样一条路线。以后会怎样?过一百年再说。未来会是一元化吗?我看未必，恐怕会更多元，更文明。但展望未来，为未来奋斗，不能再靠“乌托邦”思想。

邓小平留下的未竟事业是政治体制改革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我们已经实践了30年。这30年来当然也是问题丛生，困难重重。但是，邓小平时代的30年与晚年毛泽东时代的30年，放在一个甲子的历史变迁下去认识，去比较，中国近30年的进步何其巨大，又何其艰难!简直是富有戏剧性的历史变革。反对改革的人士可以对今天充满抱怨，可又有谁能把中国拉回到30年前?60年的风风雨雨，个人的经历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这也是允许的。但是，两个30年的变迁，是历史的大变革，是历史的大进步，是能够超越个人的经历，也能够超越个人看问题的角度的。未来中国的方向不是一目了然了吗?

近来，有一种声音逐渐在引起人们的注意。这种声音是，主张反对新的“两个凡是”，这显然是指对邓的评价。的确，邓小平不是神，也不是完人，他不可能句句正确、事事正确，有的也恐有大的失误，对他确实不能搞“两个凡是”。但我以为，必须仔细分析应该支持什么、反对什么。应当承认，邓小平最重要的思想精神遗产，就是坚定不移地在中国推进改革开放方针，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线，其实质即新民主主义的回归与发展。这是必须继续弘扬的主要遗产，而他的失误与不足的地方要改进和完善。

邓小平生前曾说过，“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为此，他在1980年和1986年曾有过两个极为精彩--的讲话，阐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并有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观愿望。当时，像我这样的老同志们，都热切地期望邓能把政治体制的改革提上议事日程。为什么期望?是因为我们觉得，邓在全党、全军、全国有极高的威望，他的魄力也已为事实所证明。但遗憾的是，邓却步了，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进展不大，改革一直在“跛足”进行。因此，我以为，邓小平留下的最大的未竟事业就是政治体制改革。

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完成邓未竟的事业，越来越成为时代强烈的呼唤。像我这样八十多岁的老人，都能感到这种时代的呼唤，中南海比我们的感受应更加深刻。恩格斯在评价欧洲文艺复兴这个伟大的历史时代说过这样一段著名的话：“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改革开放30年，造就了邓小平这位巨人。邓小平去世后，江泽民那一届中央领导人继承了邓小平的路线，并且根据时代的要求，力所能及地向前推进。现在，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时代对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胡锦涛这一届中央领导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改革越深入，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就越迫切。因此，这个时代，也仍然是需要巨人并且可以造就巨人的时代。

2009年纪念共和国成立60周年，必然也是思想解放、争议纷呈的一年；加之国际经济风云动荡，中国国内的改革大业也面临严峻考验。对于改革开放的争论，似乎又有一轮蜂起的态势，有些人不免忧心忡忡。我的一位“忘年交”朋友戏拟一副对联的上联给我：“左安门，右安门，左右交汇新华门，左右安稳”。他没有想到下联，但从上联看，他是有些担心的，甚至有些消极情绪在里面。而依我看，尽管有所谓的“左”和“右”的争论，但“新华门”的态度是明确的，那就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高高举起的改革开放伟大旗帜不能动摇，邓小平理论不能动摇。

古今中外的政治家行事都要权衡方方面面，在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在国际形势如此复杂多变之时，谨慎周到极有必要。改革的促进者们应当理解、支持和富于建设性地提出主张。而政治家的思考必当是先讲是非，后讲利害；人民的利益和意志既是决策的出发点，也是决策的归宿。至于什么是“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从建国60年中的两个30年的对比中，从毛泽东时代与邓小平时代的最主要区别中，从新民主主义理论回归与发展的历程中，是不难搞清楚的。改革发展到今天，最能体现“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的，就是继续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不动摇，并完成他“未竟的事业”，即政治体制改革。

历史的潮流浩浩荡荡，我是乐观的，也是有信心的。

(责任编辑　徐庆全)

2009年第4期　也谈“普世价值”· 许良英

(一)争论从何而来?

5月12日四川汶川大地震后，《南方周末》于5月22日发表题为《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的文章，提出：“以国民的生命危机为国家的最高危机，以国民的生命尊严为国家的最高尊严，以整个国家的力量去拯救一个一个具体的生命、一个一个普通国民的生命。国家正以这样切实的行动，向自己的人民，向全世界兑现自己对于普世价值的承诺。”

想不到10天后招来了司马南的攻击，他以“党性原则”的名义，指责《南方周末》在为西方霸权“裸体冲锋”。

接着，6月16日《北京日报》刊出甄言的理论性长文《关于“普世价值”的几个认识问题》，声称：“普世性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不能把西方的价值观等同于普世价值”。此文被《人民日报》转载，足以表明它是代表掌控意识形态的官员的观点。

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郑永年也来给普世价值泼冷水，在7月11日《国际先驱导报》上发表《不要以“乌托邦”心态看待普世价值》，声称“西方无权认定普世价值”；“西方在承认普世价值存在的同时，也想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推行这种所谓的‘普世价值’，就应该值得警惕了。”

以上这些否定普世价值的言论立即遭到鄢烈山、邵建、斯文汉等人的反驳，在网上和报刊上出现了双方争论的热潮。可惜我因视力极差，不会用电脑和上网，订阅的日报也只有《参考消息》一种，实在是孤陋寡闻。幸亏有位热心的朋友从网上下载了55篇文章，汇编成册供我阅读，对这次争论才有所了解。在这次争论中，对普世价值持否定态度的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家，大多数是为普世价值辩护的，这是一个十分可喜的现象，它充分地表现了当今人民的觉醒。

(二)对“价值”概念的误解

这次争论中出现了一个出人意外的现象，这就是争论双方对“价值”这一基本概念几乎都存在同样的误解。

例如理论架式十足的甄言的文章(刊于《北京日报》和《人民日报》)说：“所谓价值，是客体与一定主体发生关系时所产生的作用、效果的特定质态。”这也就是《辞海》中所说的“事物的用途或积极作用”。事物的效用究竟与普世价值的“价值”有何相干?作者只能用一些令人难以理解的说词硬把两者拉扯在一起。

一年前(2007年8月30日)《南方周末》上唐逸的理论考证文章《什么是普世价值》也存在这个问题，实在令人遗憾。

事实上，这两者毫不相干，只要查一下英文词典就明白了。在英文中“value”这个词的涵义，除了通常所说的事物的效用(如商品的价值)以外，还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涵义(通常都用复数vauees)：社会伦理道德准则(standards)。正像英文“right”在不同场合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涵义，如：右，正确，正当，权利。几种意义都是常见的，决不可混为一谈。

这个问题我是1962年——1964年间编译《爱因斯坦文集》时第一次碰到的。爱因斯坦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1939年写了一篇《我的世界观》的续篇《恶运的十年》，提到“道德标准、志向和习俗的道理……是一切文明人类所共有的不可侵犯的遗产”；又提到“关系到人类的目的和价值的安全感。”这里见到的“价值”，我感到陌生，不理解。查了词典，原来就是前面所说的“道德标准”。为了便于读者理解，在译文后我加了一条脚注：“这里的‘价值’(values)是指社会准则和道德标准。”这篇译文编在《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直至1979年才出版。这大概是最早把价值理解为道德标准的中文文献。可惜我国一般人文学者对作为科学家的爱因斯坦敬而远之，没有兴趣去阅读他的著作。

(三)从价值到普世价值

人类在物质生活上求得温饱的同时，精神生活上的理想有三；真，善，美。求真就是要获得知识，从事科学探索。古代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说过：“求知是人类的本性。”善是指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合理和谐的社会结构，表现为道德、宗教和社会政治理想。美属于文学、艺术方面的活动。

在人类文明进程中，逐渐形成人人必须共同遵守的行为难则，如：“人不可说谎”。否则，人与人之间不能互信，社会必将瓦解。这种衡量行为善恶的准则就是“价值”。所谓“价值取向”，是指对道德准则的认可和遵守。在求知和科学探索过程中，要尽可能摆脱观察主体(人)对观察对象(客体)的影响，使所求得的知识尽可能符合客观实在。因此，在科学领域中，所使用的判断准则是真假，而不涉及人际关系的准则善恶，即不涉及作为道德准则的“价值”。因此，我们可以说科学是价值中立的(“neutral”或“valuefree”)。

由于价值就是人类社会的道德伦理准则，不同的人类社群可能产生不同价值。例如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汉唐以来的中国所实行的“三纲六纪”，规定君对臣民，父对子女，夫对妻，都有绝对的统治权，包括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同时规定“男女授受不亲”，即男女之间不可随意交往。这些人伦之间的道德准则，在古代希腊雅典城邦就不存在，因此这些准则(价值)是中国封建时期所特有的。

但是，作为人，人类有区别于禽兽的共同特性，即所谓“人性”。在人与人交往中，要求不许说谎(即诚信)，是任何不自取毁灭的族群都必须遵守的，因此，这类价值(道德准则)就具有普遍性或普世性，可称之为普适的或普世的(universal)价值。在中国古代传统中，有许多至今仍为人所称颂的箴言，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将心比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都可归于普世价值。

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中，对创建普世价值贡献最大的是：以雅典城邦为代表的古代希腊，以及文艺复兴以来产生现代文明的欧洲。

2500年前，雅典建立了历时256年的民主制，政权掌握在全体公民手中，国家政策由定期举行的公民大会决定；任用公职人员的标准是才能而不是出身门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私人生活自由，独立自主，不受他人干预；公共生活以法律为准绳。认为“人是政治动物”的亚里士多德指出：“民主政体的精神是自由”。他又指出，自由并不是人人可以为所欲为，而必须与法治相结合。他强烈谴责人治，认为“让一个个人来统治，这就是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显然，自由、平等、民主、法治是普遍人性的体现，自然也属于普世价值。

经历了一千年中世纪神权专制统治之后，欧洲人挣脱了长期愚昧的思想禁锢，开展以恢复希腊人文精神的“文艺复兴运动”，意识到了人——首先是个人——的价值(是普遍意义上的价值，Worth，并非作为道德标准的价值)和人的尊严，不仅恢复了希腊人对人性的理解，还进一步形成人权概念，确认人人都有为维护生命和自由的不可侵犯的天赋权利。以人权概念为基础，形成现代民主理论，造就了现代人类文明，丰富并普及了普世价值。

(四)反普世价值和反西化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政府被迫结束闭关锁国政策，开始考虑学习西方文明问题，搞了所谓“洋务运动”。洋务派领袖李鸿章于1864年声称：“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企图用西方的“坚船利炮”保住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即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五四”时期，陈独秀于1915年和1919年先后振臂高呼以人权、民主和科学拯救中国。他充分认识到人权、民主这两个普世价值的伟大意义。遗憾的是，他后来走了一段弯路。

1977年改革开放以后，民主思想启蒙得以重新启动，但进展十分艰难，一面要遭受“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的打压，另一面又要受到来自民间噪声的干扰。例如80年代以编《走向未来》丛书在青年知识分子中间有一定影响的金观涛，他于1988年秋发表了两个耸人听闻的论点：一是，“民主是朦胧的理想、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只知道它不是什么。”二是，20世纪有两大遗产，其一是“西方中心论的破产”。1989年元旦他来看我，我向他指出这两个论点都是错误的。民主概念从2500年前的希腊开始就一直很清楚，大概你自己没有花工夫读这方面的书，才觉得朦胧。他倒坦率承认了。至于“西方中心论”，我指出，当前世界上多数国家都在奋力实现现代化，而现代化实质上就是西方化。因此，作为现代文明中心的西方，“西方中心论”不仅没有“破产”，反而影响日益扩展。他辩解说，他说的是指政治方面。我指出这是诡辩，因为在政治上，从古至今，世界上从未出现过一个唯一的政治中心。

为了反对普世价值，有人拿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来做挡箭牌。1997年10月，《华盛顿邮报》记者给我来电话，说他刚采访过一位即将访美的人物，访谈中有这样一段话：“爱因斯坦先生在自然科学领域中所作出的相对论，我相信也可用于政治领域。民主和人权也是相对的概念，而不是绝对的和普遍的。”记者知道我是研究爱因斯坦的，要我对此作一评论。我指出上述论点犯了双重错误。首先，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并不是说什么都是相对的。作为它的逻辑基础“相对性原理”是说：自然规律对于不同的运动状态都是一样的，也就是不变的，绝对的。因此，相对论实际上是绝对论，它揭示了自然规律不因运动状态的变化而变化的绝对性。至于民主、人权概念，是人际关系中普遍人性的体现，不分民族、阶级，不分东方、西方，都是一样的，因此也是绝对的，普适的。

附带还要说一件事。2007年2月26日温家宝总理在发表《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对外政策》的讲话中，提到：“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这是中国历史上继孙中山之后第一位以国家领导人身份对普世价值的公开肯定，这是值得庆幸的。2008年5月22日《南方周末》的文章《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正是由此而发：美中不足的是，温总理讲话中有两处在文字上有瑕疵，需要作适当的改动。一是“科学”是价值中立的，不属于价值范畴。二是“法制”应改为“法治”。“法治”(rele oflaw)是与民主、自由、人权互相结合成为一体的概念，是指法律由公民通过民主程序来制定，目的是保障公民权利、约束政府：法律至高无上，人人必须遵守；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此，只有民主政体才能有法治。至于“法制”或所谓“依法治国”(ruleby-law)，在各种专制政权中都存在，统治者通过自己制定的法律来统治人民，并凌驾于法律之上，不受法律约束。因此，决不可把“法治”与“法制”混为一谈。

2008年8月16日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9年第4期　我对“和谐”的一点看法·曾彦修　口述　李晋西　整理

一、两个“和谐”从根本上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及“世界革命”之类的提法

前几年，以胡锦涛、温家宝等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在国内建设“和谐社会”，在全球建立“和谐世界”的新口号。这样的提法，跟过去六七十年的传统灌输相距太远了，令相当一部分人难于接受。但是我愿意以行将就木之身，出来讲我的个人体会。

和谐这个思想，我们过去几十年已真把它批倒批臭了，说之者谓为“反”，闻之者惊，谁还敢沾它点边?一谈和谐，就是反马克思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就是反革命之尤，就是赫鲁晓夫代理人。“要武不要文”，在中国，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是没有什么罪比赞成和谐罪更大的罪了，这是世界上空前的怪事。赫鲁晓夫一九五六曾经提出“三和”，之后几十年间，中国就骂之为世界的万恶之源。中国这边看见的天地，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世界革命立刻就要成功了，比喝口凉开水还容易。对赫鲁晓夫则说，“放屁放屁，请君充我荒腹!”实在太“那个”了。其实长时期的世界形势，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对中国来说，那么长一个时期，“三年自然灾害”弄得民有饥色，野有饿殍，还拿什么力量去“扫除一切害人虫”——“苏修”和“美帝”呢?

我们批判了几十年的赫鲁晓夫，其实赫鲁晓夫只有两条“大罪”。一条，他多多少少批判了斯大林的胡乱杀人，从而放出了反个人崇拜这个妖魔。其实他根本不敢全面提出这个问题，他提出来平反的人物仅仅限于一些最坚定的斯大林系的领导人物，此外被公开审判处死的大量要人，他半个也没有平反，包括勃留赫尔等三大元帅在内。赫鲁晓夫另外一条“罪”，是说他提出了“三和”。一是“和平共处”，一是“和平竞赛”，一是“和平过渡”。“和平共处”，是指世界各国和平共处，特别是美苏不要打起来。“和平竞赛”，是指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和平竞赛，不要用打仗来解决。“和平过渡”，是指发展中国家不通过暴力革命方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赫鲁晓夫这种提法，是不是他的罪呢?这些，在当时和现在，恐怕都根本成不了什么罪的。

其实中国自己哪有力量来反对这个“三和”呢，但我们就是要坚决反对。从此中国闹了几十年。以至于“晚打不如早打，小打不如大打，常规战争不如原子战争”的说法也出来了。中国内部当时有的中央同志提出对外的援助要适当量力而行，就成“三降一灭”的大罪了。“一灭”就是消灭世界革命。“世界革命”这个东西，不是你掏空腰包就能援助出来的，它本来就是空想，你上世纪五六七十年代的一个特大穷国，自己长期陷入全国性的大饥饿，就是全国人民粒米不沾，也造不出一个什么“世界革命”来的呀。中国是替有些人买了一些大单的。而这些人干什么呢?关起门来杀人，不是杀人，而是屠国。像柬埔寨的波尔布特，恨未能把自己的老百姓杀光。阿尔巴尼亚又怎样呢?霍查把同事们杀得不留一个。马克思主义是叫你把自己的国人杀光吗?太可怕了。今后任何人如要想继续保持上述那些老条条老做法，就根本不可能再取信于民于万一了。唯一的办法，就是：维新，真正的维新。

现在中央把建立“和谐世界”，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建立理想世界的一个主要目标，这很了不起。世界人民今后要获得总的解放，确实是要经过很长时期的摸索的。根据世界各国的现状来看，要想用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让各地都推翻旧政府，成立新政府，“解放”全世界，根本上就不是那么回事，全是空想出来的嘛!现在有很多地方二战后新成立的政府，屠杀、掠夺往往比原来的大得多，谁也劝不了。杀老百姓是“内政”，不得干涉。世界各国、各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上，可谓千差万别，形势已经很清楚了：由“无产阶级”进行世界暴力革命，已经没有这个可能——本来就没有这个可能，现在更加没有这个可能性了。现在，全世界人民希望能保持温饱，没有内外恐怖的威胁。要达到这个目的，从现在起，天老爷，还不知要到何年何月!中国的领导人从邓小平同志起，在这方面现在是相当重视实际了，觉得世界现在已经没有可能通过什么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来“解放全人类”了，而只提出实际上有可能争得的建立和谐世界的口号。只要世界能够真正和和平平，有些地区就有可能慢慢得到一点发展，那里的痛苦、牺牲就可能慢慢减少一点。越搞世界革命，流血越多，痛苦越大，给世界带来的破坏越深。经过一战、二战，到现在八九十年了，对这些问题，如果还不敢表示一点真实态度，还是根据老尺寸，把近一百年的世界历史事实视若无睹，一天到晚仍然坚信和号召取得世界无产阶级武装革命的胜利，这样的独角戏再唱下去，唱的人就第一个不相信，听的人谁相信呢?

二、两个“和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我以为，自从马克思创造马克思主义以来，最大的继承和发展，不是列宁，更不是斯大林，当然也不是上世纪五十、六十、七十年代的中国，因为中国那些时候发生的那些大事，是对马克思主义恶作剧。历史上的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等，其实很难说是马克思主义，他们也都各是一种新的理论。你说它是比马克思主义更伟大的理论也可以，因为它们都在实际上起了很重大的作用，但它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苏联始终只讲“列宁主义”，偶尔这样写：“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而“马克思列宁主义”之说，是中国发明的，抗日战争前中国绝没有这个说法。抗战初期或者中期，在延安渐渐出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连中间的波折号也取消了。因此它是创自中国，它的故乡在中国。苏联并没有接受这个东西，他们认为列宁主义比马克思主义高明得多，所以他们只讲列宁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希望建立的社会，绝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绝不是一天到晚你打我，我打你，你告密我，我告密你的社会，绝不是“克格勃”统治一切的社会。现在中国党中央敢于提出这样国内与国际和平或和谐的两个口号，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过去一切只向专政方向发展的东西，均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马克思主义追求的绝不是专制，更绝不是个人的专制。秦始皇加马克思，是绝对不可能的。秦始皇不可能加亿万分之一的马克思，马克思也不可能加亿万分之一的秦始皇。秦始皇和马克思的统一是绝对的荒唐。而现在，中国党中央提出这两个和平口号，我感觉到确是在向马克思本来的思想接近了。

这样的大事，最后产生在中国，我为此感到很高兴与自豪。我想，这跟我们民族文化中优秀和美的那部分底蕴恐怕多少有点关系。因为这两个口号同时是我们悠久文化中最优美、最善良部分的继承和发展，虽然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教训也太沉重了，但可能正是由于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流血太多，痛苦太深，所以我们才能在理论与实践上产生这么一个极大的带飞跃性的历史进步。

但是我们有些理论家喜欢这样讲：现在固然正确，过去的那些斗争也是少不了的，必须要经过那么几十年残酷酣畅的斗争，遍地流血才行。一定要这样吗?绝对不是。以柬埔寨为例，杀人成职业，就把自己搞垮了。中国之所以没有被搞垮，是因为老革命家们终于把江青提起来了。如果江青这帮人真得势，不把中国变成一个大柬埔寨才怪咧!他们在处决人时，已经在全国向丧家征讨两角左右的子弹费了，国不成国了。不仅仅小国，大国也会自我灭亡的，苏联不就自我灭亡了么?

三、“共产主义”是一个科学性不够明确的、还弄不清楚的概念

再说说什么叫做“共产主义”吧。

“共产主义”这个词，究竟是什么意思，可以说，没有人能把它说清楚过。我们叫“共产党”，其实我们的最低和最高纲领，从来都不是“共产”，与“共产”沾不上边。不仅如此，我们还一定要时时痛驳“共产”之说。我问过很多精通各种外文的人，“共产主义”是从哪里来的，真意如何?回答都是原意跟“共产主义”这个词不大是一回事，中文很难表达原意。因为它的原意很丰富而模糊，并不只是个财产问题，比财产丰富得多，有点类似于中国人讲的极乐世界、大同世界之类。总之，我们的最低纲领，最高纲领，都绝不是中文的“共产”。因此，中文的“共产主义”这个词，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找不出明确的科学含义的。东欧的那么多共产党，倒觉得名称怕人，不少都改为工人党、统一工人党、劳动党等等，连阿尔巴尼亚也改劳动党了，就是因为“共产”二字不够科学，有点怕人。二三十年代开辟土地革命根据地，三四十年代开辟抗日根据地，以及四十年代末与五十年代初，大搞土地改革时，工作队下乡就必须大驳“共产”之说。我也驳过，因为人人都怕呀!

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解释究竟是什么?他们的书太多，我不敢妄议。我只感到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提出过两个意思。一个意思讲，共产党的全部纲领，归纳为一句话，就是消灭私有制，后来由此又演变为消灭私有财产。然而什么叫“私有财产”呢，难道一切生活资料，不算私有财产吗?在当代乃至今后废除得了吗?在当代，很明显的，一个人有房子，有汽车等等，这总还是私人财产吧。特别是住房，不属私人所有的话，必然会造成极大的破坏和极大的浪费。孟子说过，“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一个“游民社会”，去实现什么“共产主义”呢?只有大破坏。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讲的取消一切私有财产，现在的确是很难理解其真意了，因为他们一字也没有解释过。我们长期把废除私有财产变成一种牧歌似的东西来歌颂，苏联的马雅可夫斯基的诗中说：“一切都是公有的——除了牙刷。”他是要求别人这么做，而他自己在苏联是一个有大特权的人，中国还没有他这样的人，他是斯大林在一定时期特许的。他的外汇，特别是法郎多得很，他几乎年年要到法国去度假。

《共产党宣言》中的另外一个大概意思是，实现共产主义时，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将成为全社会成员共同自由发展的前提条件。具体文字我背不下来。这就说得比较哲学化了，抽象得很，也很难懂，我也不大懂。在中国来讲，那就是比中国的泛爱主义、人道主义、自由平等、世界大同、人间仙境等所有这些美好的事物集中起来的东西还要好的东西吧。

我说这些，是想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给我们规定过一个共产主义的标准、蓝图、设计书，他们自己也没有这个东西。你要搞教条主义，也搞不出来。根据马、恩《共产党宣言》的精神，限制剥削，人人能过物质比较丰富、精神得到解脱的生活，已经不得了了。至于什么是“共产主义”，再过几十年，恐也说不清楚。它只能靠人类的实践来创造，而绝不是去找马克思或者列宁的一句话来定案。要记住：人类绝不是为了马克思而活着的。以马克思之明达，他也绝不可能要求人类今后句句照他办。天下未知的真理，比已知的真理多得多，马克思不可能替我们解决未来的一切问题。马克思、恩格斯二人也有很粗疏的地方，一八四八年《共产党宣言》第一版第一句：“自有人类以来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就是原则性与常识性的错误。因为各种生物进化思想已有两三百年了，虽然真正科学的即能够解释动因的，非目的论的生物进化学说即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论等书是在宣言发表的第二年即一八四九年才发表的，但人类是由非人类的动物进化而来的思想已经不算怪说了。原始的人类有什么阶级斗争呢?“宣言”作者马克思、恩格斯难道不懂这些么?不仅仅是粗疏，而且是感情用事。

四、改良与渐进的问题

二零零七年，理论家、老党员、人民大学的前副校长谢韬同志写了篇长文，叫《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大胆放言，忠心赤胆。“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欧洲各个国家的工党继承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一种普遍提法。这些工党或社会民主党的名字很多，但基本性质是差不多的，有的办公室仍挂马恩以至列宁的像。现在的欧洲，事实上已经有很多类似这样的政党在执政，原则上早已在实行民主社会主义性质的一些纲领。它们没有取消私有财产，但是，人民的福利，从出生到死，都是比较安排周到的。谢韬这篇文章就介绍这些。指出过去骂人家是叛徒不对，他们是缓进的，他们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这篇文章发表后，得到了很多人的称赞，但是，也有一些研究所、大学起来讨伐他。那时我正在住医院，看到有些人上纲上线的批判，担心又来一个什么运动。但我注意到上面对此没有做声。我觉得这真了不起，值得高声叫拥护。几天后，骂谢的声音戛然而止。过去一个讨饭办学的武训，也可以在全国被骂几十年，似乎是人间第一坏人，用纸不知可以绕地球几圈。此种奇景，今后不大可能会再来了吧。谢韬是有资格做第二个武训，第二个胡适，第二个胡风，第二个周扬的，但他终于没有做成，证明中国历史终于前进了，真是值得大庆特庆。如果谢韬被打，国家又得沉默十年。

我讲这点是说，我们中国今后倒不一定要叫“民主社会主义”。因为这个名字从列宁开始骂起，骂了一百多年了，我们接着骂，也骂了七八十年，骂它比法西斯主义还要坏，现在回过头用“民主社会主义”这个名字，自然大有难处。我们未来的社会发展，叫“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它的最大“特色”是什么?讲了这个词多少年，解释似未有过，现在似乎已经比较明确了，就是建立和谐社会。也是一个渐进的社会。

欧洲社会民主党、社会党，或者叫工党可以供我们参考的东西很多，但是中国的情况，跟北欧那些较小的国家太不一样，处理我们国家的问题，比他们困难千倍。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注意到这方面的问题了：它们不是敌人，而是大有可学之处。中国只有逐步地改良才是唯一的正确前途。中国这么十几亿人口的国家，是绝对来不得任何动乱的，小动乱也不行，尤其不能天天自上而下马不停蹄地搞大动乱，只能实行逐步的改良。“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类“理论”，恐怕在全 国是再元复活的可能了。人们可望不再冒着炮火前进，不再带着枷锁跳舞了。

世界也一样，世界也只有逐步改良，才可能有共同的发展。你骂我是个改良主义者，那我也没有办法，马克思主义就不准改良吗?主张改良就是反马克思主义吗?反不反马克思主义，决定的是人民的最后利益。有不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其实最坚持的是斯大林主义，因为他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从斯大林那里学来的，同我一样。不过我改了，有些同志仍坚持那一套(有人说，这就背叛了马克思主义，那也无所谓。你不“背叛”斯大林，成得了马克思主义者?)。说我是斯大林的叛徒，光荣得很；要说我是马克思主义的叛徒，那就不合事实。因为我的理想原则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理想。

其实，斯大林在共产党掌握政权后应当如何工作，他也讲过正确的话的，不过他是食言而肥罢了。一九二四年，他在与托洛茨基斗争中，有过一系列的讲话，汇为《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其中有一长节，叫《战略与策略》，这节中，他提过一个极端错误、危害无穷的理论叫做“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十年以后的运用，就是说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比希特勒的法西斯党还坏，帮了希特勒的忙，也贻害天下无穷。但同时他又在此文中，清楚明白地讲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唯一正确的工作方法，就是逐步改良。这可讲得好啊!可是就这么讲了一次，他一生不再持此意了，而且也决不准他人再引用此意。我在一九八零写过一篇文章，题作《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唯一的正确工作方法——逐步改良》，投予《红旗》，未登，全文发表在他们的内部刊物《红旗未刊稿》上，有几千字。估计全国无一个报刊会登的。因为中国历来把逐步改良与反革命看成一回事了，这个损失就大了。

五、两个“和谐”从理论上保证了中国在政治上不会有倒退的前途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要着重说明一点。我以为，在中国要建立“和谐社会”，这不仅仅是“文化革命”结束以来最重大的历史收获，也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自取得政权后到今天作出的一个重大的决策，八十八年来，谁敢讲和谐这两个字?打倒江青帮反革命以来，又谁敢说和谐这两个字?现在，中国找到了一条新路，决定在国内建立“和谐社会”，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永远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永远不再强调搞阶级斗争，挖去这条天天内斗的孽根，从根本上改为强调和谐发展。在打倒了江青帮以后，邓小平同志以超人的勇敢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流”这个伟大的口号。我以为这就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和根本精神，它同时也为今天的两个“和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是，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它受到了极大的干扰，不断提出的反“精神污染”，反人性论，反人道主义，以至反改革开放等等，气势汹汹，使得打倒“四人帮”后出现的一派新思想，新气象，几乎被打下去了。这个思想理论干扰的时间不短，笼罩了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有些直至今日。坚持者虽然不会再公开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了，但实际上仍然处处强调阶级斗争。

我一见到报上“和谐社会”这个提法，就像成仙成佛一样地大欢喜。因为，每个中国人，至少像我这样的人，心里边还是担心，会不会有人在哪天又要发动什么全国性的“阶级斗争”呢?因为这个东西实在是太诱人了：只有残酷无情的斗争，才能保持残酷无情的集中权力；也只有残酷无情的集中权力，才永远需要残酷无情的阶级斗争。但是，“和谐社会”口号的提出，就从理论上讲明我们奋斗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而且是长期的，永久的，而不是“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和谐社会”就是要弱化、软化，消除可能的或已有的社会矛盾，而决不是加剧和扩大社会矛盾，非斗得个酣畅淋漓，不可收拾不可。

党中央提出建立“和谐社会”，我们要争取它半实现，基本实现就不错。要完全实现，跟民主分不开。没有民主的选举，没有直接选举撤换人民代表的制度，没有竞选，没有人民对官员严格的监督制度，而只有集中所有权力的到处存在的“一长制”，这个选举只是在报纸上忙几天，老百姓是不会感觉到什么的。我们要求的安定是上下一致，尤其是要使绝大多数老百姓的内心能够比较安定。标准是：有饭吃，有衣穿，有书读，有房子住，有医疗卫生保障，然后他就绝不想去做一个什么阶级斗争的工具，不愿被人家拉着，一天到晚被人斗或去斗别人。“衣食足，礼义兴”，大家都富裕安定了，还斗什么?还打什么?我们的历史也要改过来，讲真实的历史，而不是只讲什么黄巾史、黄巢史、张献忠史、洪秀全史。我们如硬要坚持那样的历史，我们就团结不成一个伟大的中华民族。同时，我们自己也就成了动乱拜物教，有什么好处呢?

我能够在生前看见这两个和平或和谐的口号，内心里确实感到非常安慰。对我来讲，这是此生所能收到的最好的信息了。光是说经济怎么上去，是好，但这不够，因为随时都可能动摇这个东西。现在我们党把这两个口号庄重地宣示天下，至少在中国，把内部相互残杀、互相消灭的这种可怕前途，从理论上把它从根本上否定了。我现在死去，比较五年前死，就放心得多，那个时候死，确实是不闭眼睛的。如果国家的前途毫无把握，甚至是一种加强强力统治的倾向在左右着国家的前途，我确实是死不瞑目的。现在我大体上可以放心了。如果国家的前途大体上不会大逆转了，这不就可以落下多年来高悬着的那颗心么?还有什么舍不得的东西呢?

多年来，讲“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它的主要内容究竟是什么，我问过很多人，同我一样，都回答不出来，说没有听传达或解释过。现在，我以为好了，包括国内和世界在内的这两个“和平”或“和谐”，不就能够相当扼要地、令人满意地得到回答了么?

我明确地、坚定地拥护胡锦涛、温家宝等中央同志提出的以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为目标的伟大决定，我们应当努力从各方面正确地去逐步实现这个决定。

(曾彦修今年91岁，人民出版社原社长)

和谐社会与宪政建设·冯兰瑞

第一、和谐，必须与传统的“斗争哲学”彻底决裂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经济体制改革伊始，邓小平在1980年就明确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张。他在有名的“八·一八”讲话中说：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要改变权力过于集中、兼职过多、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家长制作风和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等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关于宪政，他说：要使我们的宪法更加完备、周密、准确，能够切实保证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各级组织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要使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要改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等。

党的十二大到十三大期间曾几次提出全面体制改革，明确不仅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也要改革，成立了政治体制改革小组。宪政建设有了一线希望。

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发展，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关系、阶级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阶级、阶层，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种种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勿庸置疑，以“斗争哲学”指导社会实践，处理社会矛盾、对待经济利益的冲突，是造成我国社会发展不那么和谐、协调、祥和的主要的决定的因素(并不排除其他方面的原因)。

例如近十几年经常发生的和平请愿、静坐、上访等，大部分是由经济利益冲突引起，而政府不是采取协调、平和的方式解决群众的困难和问题，而是依靠暴力强制，这就必然引起人民群众强烈不满，导致矛盾激化，加深社会潜在的危机。

特别自新世纪以来，社会矛盾日愈激化，各种摩擦不断发生。有时候甚至一点小小的冲突就会引发一场大规模的所谓“群体事件”，社会稳定受到严重威胁。正是因为社会严重不和谐，才要构建和谐社会，这是十分明了的。

真正要想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告别片面的斗争哲学，以和平的办法去协调、解决一切已经和可能发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有的矛盾是政策上或执行中的偏差引起的，就要调整政策、纠正官员行为中的偏颇，才能缓解、解决矛盾。

第二、构建和谐社会要树立现代政治文化观

我国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公民依法选举代表组成的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民意，制定和修改宪法，选举国家主席、任命官员组成政府管理国家。

我国宪法条文一再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的是自由民主的宪政制度。

宪法在公民的权利与义务一章中赋予公民多项权利，包括普遍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和通信自由。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以及住宅不受侵犯，等等。

2004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总纲第十一条明确了保护和鼓励非公有经济发展的方针；第十三条新增了“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并受国家保护，公民拥有私有财产继承权等条款。国家正式承认了公民的私有财产权，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宪法修正案在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第三十三条中增加了非常重要的一款——第三款：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人权入宪，我国宪法向现代文明迈进了一大步，为我国走向自由、民主，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民主、法治的宪政国家添加了进一步的宪法法律依据。

民主宪政，是人类共同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虽不能称完美，却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不坏的政治制度。它迥异于晚清的“君主立宪”，而是一种立足手公民个人自由(包括经济的和政治的自由权利)的现代政治文化(政治文明)。

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培育这样一种自由民主的政治文明，树立起新的现代的政治文化观，实行民主宪政制度。

如前所述，我国宪法经过修正日趋完善。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没有抓紧宪政建设，形成有宪法而无宪政的尴尬局面，以致宪法徒具虚名。这不是什么新问题。如何切实执行宪法，推进民主宪政建设，却是当前构建和谐社会必须面对，绕不过的问题。

必须清醒地看到，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途径在于建设自由民主的宪政制度。

第三、改革人大制度、改进人大工作

我国人民代表和人代大会的职能是，代表人民的意愿维护人民的权益不受侵犯，依法制约和监督政府机关及其官员，遏止其滥用权力。这是人民管理国家最重要的和根本的途径，更是进行民主宪政建设的第一步。

但是，建国五十多年却没有建立起自由民主的宪政制度。相当一段时间，人民代表不过是党和政府给予的荣誉，当然谈不上对政府和官员制约、监督。代表未能肩负起反映选民意志、维护选民特别是弱势群体利益的神圣职责，虽与代表的素质不无关系，根本原因则是人大的制度弊病所致，必须予以改革。

一、人民代表选举制度的改革

宪法总纲第三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人民代表是民主选举的民意代表者。但是很长一段时间我国人民代表名为选举实为组织安排，选举基本上是个形式。后果则是代表难以代表民意，不用对选民负责。人大会议成为“橡皮图章”。

因此，要改革人大代表的选举制度，真正实行宪法规定的普选制。

1、普选产生代表候选人。首先改变过去由党政领导指定或协商安排代表候选人的做法。代表候选人由公民自主自由提名，自主自由地选举产生；

2、实行竞选制。代表候选人要由公民提名，可以竞选。鼓励公民自我推荐参加竞选。任何个人、地方党政领导不得干扰或阻挠公民的选举；

3、差额选举。代表候选人名额要多于代表名额至少10％-20％，使选民投票时有较多的选择余地。

4、实行选举“委托责任制”。要明确认识选举代表是对代表的信任、“委托”。代表接受了委托，就要负起责任。选民对代表有权制约、监督，对不负责任的代表有权撤销其代表资格。

以上选举程序的改进须由全国人大立法并规定细则，各选区依法实行。

二、改善人民代表大会的构成

过去全国和各级人大代表主要是政府官员、劳模、明星、演员中的知名人物和少数民族代表，其中政府官员所占比重很大，有的省份(如江苏)达到75％。1980年代以来有些变化。到了九届、十届人大，全国人大约三千代表中，官员的比例有所减少，但是仍占三分之一。如此结构仍然极不合理。

怎样才合理?一句话：官员不应当担任人大代表。

人大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政府是国家最高行政机关，职权不同，有明确的分工。权力不能交叉，人员也不能交叉，即不能相互兼职。人大对政府有选举和监督之权。政府官员当人大代表等于自己选举自己、自己监督自己，前者根本不合理，后者则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改正：政府官员不兼人大代表；人大代表不当政府官员。

由于本届代表已是既成事实，不宜中途改变，下届选举必须矫正。做到官员是官员，代表是代表，权责各异，各司其职，不能交叉混淆。如果某官员为政清廉，深得民心，选民一定要选他，选上后他必须辞去官职。如果官员本人不愿辞官，那就要辞掉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主任等职务。报载2004年广东省军区司令员李德松请辞人大常委的范例，应予推广。

第四、实行专职代表(或委员)制，充分发挥人大作用，树立人大权威

一、减少人大代表数量，提高质量，充分发挥代表的作用

过去认识上存在误区：好像代表越多代表性也就越普遍。但是如果代表不是真正民主选举产生而是指定(或内定)安排的，如果代表的参政意识普遍很弱甚至缺失，再如代表的参政能力很差，这种情况下，人数再多也发挥不了代表人民权益参政议政，制约、监督政府官员的作用。人大代表要少而精，要提高质量减少数量。经过选举制度改革，使参政意识强政治觉悟高有能力的人进人全国和各级人大，有利于提升人大代表的整体素质。

再是需要通过调整选区代表的比例来适当减少代表人数，代表较少而素质提高，也便于开会时充分发言深入讨论解决问题。

二、实行专职代表(或委员)制

现在人大代表30％左右由官员和干部兼任，要求他们在完成本职工作之外，还要代表选民的意志和利益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和职责，基本上不可能。解决的办法是实行专职代表或专职委员制。本届人大设了十位专职常委，据说两年来已发挥一些作用。

为了充分发挥人大推进宪政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建议在认真总结本届实行专职常委经验的基础上实行专职代表或专职委员制，将代表或委员逐步过渡到全部专职，并将每位姓名、办公地址、电话公布，以便于他们与选民联系、沟通，切实反映选民的需求。这样，必将大大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从而有利于树立人大的权威。

实行代表(或委员)专职制，除要求代表(或委员)本身加强责任心和提高行使职权的能力外，各级人大还必须为他们创造行使职责所需的条件。

专职的人大代表当选后，他或因辞去(或暂时离职)原来的工作(职业)，从而失去相应的收入，或者原来就没有固定收入，人大必须为他提供：一、必需的生活费用；二、必要的工作条件和办公经费，包括办公、通讯、交通工具等等，直到任期届满。

这些改革，都需要立法一一加以规定，一步一个脚印地实行。

以上是对构建和谐社会与人大制度改革的点滴建议。目的是为了促进宪政建设以保证社会和谐发展。当然，任何一步改革都必然要涉及有关法律。人民代表的结构问题、代表数量和专职代表或委员的设置，以及为代表创造行使权力的必要条件等，势必涉及选举法和相关法律的修改；并将影响一些人的利益，都不是很简单的，要有一个准备的过程。建议人大成立专门小组研究提出改革方案和实施步骤，广泛征求代表和选民的意见，然后施行。

相关法规的修改和制定必须以宪法为依据抓紧进行。有的事已经开了头，如设专职代表(或委员)，在近几年实践经验基础上加以完善，可能不太困难。

新的问题，如减少代表数量，是否可行?如何实行?涉及选举法和一些利益关系，必须广泛征求代表和选民的意见，认真做起来就需要时间。要区分难易和轻重缓急，一步一步有序地前进。能够先办快办的就先办快办，比较复杂的后办，但也要抓紧，切勿拖延，贻误时机。

民谚说：万事起头难。最重要的是起步。关键是提高认识，决心告别斗争哲学，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培育起新的现代政治文明，认准目标，坚忍不拔地前进，我国宪政建设的成功，社会的和谐发展，是可以预期的。

2005年5月上旬初稿

2009年2月修改

北京倚竹斋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9年第4期　一名基层干部求实的代价·汪凤元

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的特大新闻，配发了《祝早稻花生双星高照》的社论，刊登了早稻亩产“三万六”培育人王乾成等四人照片。当时，我就是该高产试验田所在地湖北省麻城县白果区的区委书记。按说一个年仅二十六岁又当了六年区委书记的基层干部，管辖范围内放出了震惊全国、全世界的高产“卫星”，应该是论功行赏，被提拔重用。然而历史与人们开了一个啼笑皆非、黑白颠倒的玩笑。从此，我的人生路上厄运相伴，坎坷相随。

一、“三万六”事件出笼的真相

1958年8月8日，黄冈地委、麻城县委主要领导人来到白果区，我刚从红安参观滚珠轴承化后回到白果。坐下后，地委书记说：“我们是来准备验收王乾成早稻高产的，凤元呀，你先把情况说一下。”我说：“×书记呀，我还不知道王乾成哪里有什么高产咧?”二位领导说王乾成在县委扩大会议上，报了他有块田早稻高产，可能有好几万斤，你到现在还瞒着干什么呀!我说：“我确实不知道，他们又没有向区委汇报。”他们说：“好吧!今天晚了，我们就住在这里，晚上到梁家畈开座谈会，明天上午一起到建国一社验收去。”因为我对王乾成高产试验田的事确实一无所知，地县委领导前来验收又没有人先给我打个招呼，加上我不善于见风使舵，还一个劲地说不知道，这可能给地、县委主要领导人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但是我还是热情地参与准备验收。我那时也是被大跃进的狂潮冲得昏头昏脑，上级又一再开会讲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要敢想敢干，“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高的产”，批判保守右倾，因此只能说好的不能说坏的。但从内心来讲自己工作所在地有这样的高产，也感到光荣。

第二天早饭后，我同地、县委领导一起到了建国一社龚家埠小队。一到现场，看到一块斗丘田，大约一亩左右，整整齐齐密挨密的谷子排在一丘田中，当时确实没有看出假象来。大家找来了十几把镰刀，和社员们一起割了一小块，脱粒过秤，推算说亩产有两万多斤。晚上回到白果区公所，地委书记向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作了汇报。第三天省里就派了以省政府副秘书长史某为团长，包括农业专家在内的一行二十余人的省委高产验收团来正式验收。由于验收团出发较迟，到建国一社时天气更晚了，所以大部分收割脱粒过秤都是在夜间进行的，这就给再次造假提供了机会。该试验田除留了一小块供参观外，全部割打完毕。当天晚上点着汽灯，架了十几杆大秤过秤验收，完毕后验收团长宣布结果：王乾成早稻高产试验亩产36957斤，并要全体参加验收人员签字。当场就有专家提出质疑说：亩产36000斤没有科学根据，那么密的秧苗怎么中耕?怎么施肥?怎么通风?时间长了不都烂了吗?王乾成马上按照县委某副书记几天前给他准备好的对策讲道：“用科学方法管理，下肥除深耕层层施肥外，追肥时将化肥兑成水，在稻田周围作高埂子往田里灌；通风先是用竹竿捅，后来用鼓风机往田里送风的。”地区领导当场严厉批评了这位敢讲真话的年轻专家，这样有不同意见和半信半疑的人再也不敢讲话了。于是所有参与验收的人包括地、县委书记和我在内都在验收报告上签了字。当天晚上省政府副秘书长向省委书记作了汇报。8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一特大新闻，一下子就哄动了全中国，全国各地来参观的人群络绎不绝，包括朝鲜副首相李周渊，前苏联、波兰、保加利亚、日本等十余个国家的国际友人也前来参观，区里还专门设立了接待参观的招待所，参观者送来的红旗一时间挂满了墙壁。

干部造假，农民糟殃。后来才知道，从1959年下半年到1960年一年多时间内，仅第二生产队所在地河北垸的400多人口就饿死了70多人，饿死人数占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其它公社的人见了建国公社的人就白眼：“就沾了你们建国一社的光，牵连我们的粮食也卖超了。”(章跃兵：《图虚名招实祸的“天下第一田”》，载《炎黄春秋》1995年第3期)

二、“求实”的代价

“三万六”事件出笼后，特别是到了1959年反右倾运动后，因造假和反右有“功”的人，一个个都青云直上了。王乾成被提拔为区委副书记、区长，后来取我而代之当了白果公社(此时区公所已改成人民公社)党委书记。而主持我的案件有功的反右办公室主任也当上某县县长，县委某副书记升任县委第一书记，原县委第一书记升任地委副书记，原地委第一书记升任副省长、省委副书记。可是作为当时区委书记的我，却因为坚持实事求是而从此遭遇了人生的最大厄运。

事发后不久，县委农工部干事曹铎来到我处说：王乾成搞的亩产“三万六”是假的，是将成熟的谷子移在一起，我们工作组住闵集乡，与建国一社是隔壁，社员用手到田里摸了摸还没有长根。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说亩产“三万六”是假的，马上意识到事关重大，心里翻起了疑团，亩产“三万六”到底是真是假?是真的还好说，如果是假的我该怎么样去面对?县委在大小会议上反复讲到：“在亩产‘三万六’问题上要统一口径不能乱讲，这不仅关系到麻城红旗，还关系到地委、省委威信。”我出面去查真假，是根本不可能也是做不到的，虽然不知道炮制亩产“三万六”的真正后台是谁，但是已经预感到这其中来头不小，搞不好会引火烧身吃不了兜着走。我特意嘱咐曹铎说：“我们一定要慎重，不能随便乱说。”不管行动上怎么样克制自己，但是在思想上还是给自己提出了许多问题：对于这样造假害人的东西该不该保持沉默?保持沉默符不符合共产党员的要求?由于缺乏政治经验，缺乏敢于斗争的勇气，加上我又没有第一手材料，虽然初步了解到亩产“三万六”是在造假，但是没有真凭实据，还是悠着点好。

然而，事情的发展远远不是我想象的那么简单：

有一次，燎原一社主任彭思汉(劳动模范)从县里开会回来，在路上跟我说：“有些人(指王乾成)这么搞，石头甩上天总是要落地的，纸是包不住火的。”石头落地砸的是老百姓。假高产而带来真高购，粮食产量又报不上来，县委逼着搞反瞒产，完不成粮食征购任务，我们夹在中间实在是左右为难，由此对“三万六”事件产生了很大的怨气。我们班子成员如李学文、刘耀典、易志慎等人也经常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发泄他们对“三万六”事件的不满情绪。

一次次的谈话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和启发，使我对“三万六”事件的认识有一个从开始不知情，到有所耳闻又怕惹祸上身，再到后来的逐渐醒悟的过程。一件件的事情，一次次的谈心对我来说既是提高认识，也是装填火药的过程，引爆的导火线恰恰又是建国一社找我吵要供应粮的三个人点燃的。1958年10月的一天，我正在明山乡沙王庙召开全公社小队长以上干部大会，动员反瞒产，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会上，麻溪河乡总支书记和建国大队(原建国一社)大队长、小队长(正是亩产“三万六”所在的小队)三人一起找到我说：“你要批点供应粮给我们，群众饿肚子没有饭吃。”这一下子把我心中的火点燃了，再也顾不上什么上下级的关系，顾不上将会对我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心一横桌子一拍就骂起来了：“你王乾成搞那高产量，当上全国模范，上北京开群英大会，见了毛主席。这才过了几天时间，你们现在就来吵要供应粮，说群众饿肚子没有饭吃，那你王乾成不是个骗子?亩产‘三万六’不是假的?你骗了全省全国全世界，骗了毛主席、骗了党中央!”

骂的初衷是针对造假的王乾成和县委某领导的。因为从社会舆论中，初步了解到亩产“三万六”是县委某领导策划并指使王乾成干的，这时还不知道背后有更硬的后台，更深层次的背景。殊不知我这一骂，却刺痛了麻城县委搞假红旗真浮夸的要害，实际上也刺痛了黄冈地委和湖北省委主要负责人。这样，我就成为他们的眼中钉，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1959年反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斗争运动于9月底在全国展开。报复我的时机终于到来了，麻城县反右倾运动大会第一个把我作为斗争重点拿出来大会批斗，一斗就斗了二十多天，县委第一书记上台带头斗，县委分管各条战线负责人上阵轮番斗，发动知情人重点斗，小组日夜斗，写不完的检讨，作不完的交待。县委第一书记带头在会上批斗我时说：“汪凤元等反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对麻城县委的主要手法就是打着实事求是的招牌，抓住‘三万六’不放，攻击麻城红旗是假的，其阴谋极端恶毒。”当年10月27日，麻城县委《关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汪凤元的结论》(以下简称“59年麻城县委文件”)中写到：“尤其是58年大跃进以来，他疯狂的组织反党集团，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总路线，否认大跃进，破坏人民公社，攻击红旗，打击先进。在运动中企图混关，态度极不老实。据此，汪凤元确系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为了严肃党纪，教育汪凤元本人，经县委59年10月26日讨论决定：给予汪凤元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察看一年，由18级降为23级处分。”报黄冈地委后定为混入党内坏分子，开除党籍，18级降为22级处分。

为什么对我的处分如此之严厉呢?究其原因是从1958年10月到1959年10月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与麻城县委主要负责人，在亩产“三万六”等许多问题上发生过重大意见分歧，发展到各持己见，据理力争直至面红耳赤的地步，这种紧张的关系其程度可想而知：

1、1959年春望花山乡有几十人因饿肚子外出讨米，被县委发现后，电话追问该乡驻点干部是谁，我说是副社长刘耀典，县委要公社党委上报处理意见。公社党委一致认为该乡问题多困难大，刘去的时间短，不到两个月，他不应该负主要责任，但有工作作风不够深入的缺点，决定给刘党内警告处分。而县委却决定开除刘的党籍、开除工作回家生产。我接到文件后认为县委对刘的处分过重，再次召开党委会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处分过重。但县委维持原处分结论不变，并要立即宣布执行，我当即表示服从县委决议但是保留个人意见。履行一个党委书记的正常职责，在反右倾运动时却成了“县委决定对不关心人民生活的刘耀典的处分，他拒绝执行，召开反党集团会，叫他们‘坚持真理’，会后指使李学文公开反对县委的决议，还怂恿刘耀典上诉”的反党罪行。

2、1959年春，我走访了各乡和部分大队，所到之处都是冷冷清清，不少人家都揭不开锅盖，群众普遍饿肚子，社员喝清水粥，靠野菜、树皮、糠粑充饥，大量出现浮肿病、妇女子宫下垂，有的地方饿死了人。目睹这一切我心如刀割，晚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反复思量为什么会造成这样严重的局面呢?究其原因还是大跃进浮夸、亩产“三万六”带来的后果，作为基层干部，我们真是有责有罪呀!回来后第二天就召开公社干部大会，我讲了看到的悲惨情景，很内疚地说：群众饿肚子饿得那样狠，我们屋内还挂着这么多的红旗，真是问心有愧呀!对不起父老乡亲!于是心情十分沉痛地对干部叶玉林说：“你马上将全国各地送来的红旗全部摘下锁起来。”这句话成了我的罪状，“59年麻城县委文件”(处分我的文件)中说：“由此可见汪风元对58年大跃进和麻城红旗是何等仇视。”

3、1958年秋至1959年秋，群众生活严重困难。有些真话实话我向县委讲了也没有人听，还批评我并给我小鞋穿。当时省、地、县委农工部驻点白果区(公社)，工作中或茶余饭后与这些领导同志交心谈心，说了许多知心话，如说：“麻城红旗是吴书记吹来的”，“去年(58年)没有跃进，要是跃进了为什么饿肚子”，“县委浮夸，58年产量不到6亿，县委硬要报8亿斤”，“赵书记是强迫命令的老祖宗，好形式主义”，“58年的高产试验是形式主义”等话。领导同志回县里开会时，将这些话作为批评县委意见讲出来了。于是就成了反右倾运动时多次提到的“散布流言蜚语，破坏县委威信”，指使帮凶告状，扬言“我要去省委吐苦水”，反抗县委、侮辱县委、控告县委的罪证。

4、1959年夏粮征购会上，县委某书记要白果公社完成65万斤任务。我通过摸底算账，表示只能完成35万斤。某书记发脾气说：“这是县委决定，非要完成。”我说：“要执行政策只能完成那么多，多了执行不了政策，出了问题我负不了责任。”双方争得面红耳赤相持不下，还是县长陈化民出面调解说：“汪凤元呀，你也不要硬顶，回去好好做工作，任务服从政策，完成多少是多少，但是有一条工作要经得起检查哟!”这也成了“59年麻城县委文件”中写的“向省委告状”，“县委决定白果夏粮任务为65万斤，他只卖35万斤，并在公社干部中煽动对赵书记不满”的罪证。

三、不堪回首的磨难

1959年反右倾运动会议一结束，马上宣布我和一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上麻城县三河水库工地劳动改造，继续反省将功赎罪。在三河水库工地，除和民工一样挑土筑坝外，还要脱掉衣服只穿裤叉下到河底抢挖石渣堵水截流。下水一次就是四五个小时，起来时浑身汗毛眼充血，晚上还要继续写反省材料交待右倾罪行。一个月后又从三河水库转到浮桥河水库工地继续劳动改造。当时基本上是靠人力用土箢、箩筐挑土筑坝，为了抢进度，在大冷的冬天脱了衣服打着赤膊，插上红旗，敲着锣鼓，摆擂台用革命加拼命的办法搞红旗竞赛，以实际行动反右倾鼓干劲插红旗拔白旗。我和民工一起没日没夜干，晚上睡觉时脚都拿不到铺上来。1960年5月的一天，县委副书记李某在工地上向我宣布处分决定，说：经地委批准开除党籍，工资由18级降为22级。第二天新任县委第一书记找我谈话，重申地委决定，还说要调出麻城县由地委另行分配工作。找我谈话的两人都未讲到我被定为混入党内的坏分子，所以我一直蒙在鼓里，直到1962年甄别平反时，我这才知道戴了一顶莫名其妙的帽子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1960年6月，黄冈地委监委一位姓乔的女同志找我谈话，宣布黄冈地委处分决定时说：“你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还只给了你开除党籍处分，调到浠水县还作一般干部安排工作，这说明了党对你的宽大，你要好好工作改造自己。”这就意味着我虽然遭遇这么严厉的处罚，流放他乡，还要心悦口服地感谢某些领导人的宽大和“怜悯”。

1960年6月底，我挑着行李步行100多公里到了浠水县团陂区，区公所一个秘书看了看介绍信说：区委已经安排你马上到红光大队工作组去。我只好再挑着行李找到红光大队，见到工作组另两位姓王的同志，一起在食堂吃了点稀饭，马上到田里扯秧插秧。天黑时和一位下放劳改的陈姓右派分子到红光九队驻队去。从这时起就开始了我在团陂长达十三年的劳改生涯。1962年正式摘掉坏分子帽子，改开除党籍为留党察看一年，接着通知我任团陂区副区长，但由于限制使用的原因，直到1973年调离团陂时还不是区委委员。

这场厄运同时也株连妻儿。反右倾运动时降我四级工资，我夫妻两人每月收入只有六十多块钱，养活不了四个孩子，加上我长期在工地劳改，1960年底只有将长子和老三送回老家抚养，次子在“文革”时也被送回外婆家。我妻子出身于一个贫困农民的家庭，怀着对共产党的深厚感情。十五岁就出来参加革命，由于我的问题连累到她，十几年不能入党，为了避嫌，工作频繁调动，真是像赶鸭棚一样东奔西跑。为了孩子她忍饥受冻，颠沛流离，她承受了常人难以承受的痛苦，夏日冒着酷暑山间行走，严冬打着赤脚破冰渡河，一年数次徒步往返数百公里看望孩子。

四、不屈的抗争

含冤受辱已经五十年了，其冤情之深、遭遇之苦、命运之坎坷、申诉抗争之难，都是笔墨所难以形容的。但是这些对我来说毕竟是个人问题，而当时的风云人物所搞的“三万六”事件其祸害之深、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国家经济建设的破坏，对人的生命的扼杀，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为了反省历史，警示后世，有必要进一步揭开当时的内幕，从中吸取深刻教训，是极其有益的。为此目的，我在过去的五十年中一直在进行着不屈的申诉和抗争。

1962年甄别平反时，麻城县委、黄冈地委还是1959年反右倾运动的“英雄”们当政，他们对于我的申诉漠不关心，极力阻挠平反，但是在中央纠“左”大气候的压力下，不得不否定原结论的主要事实，摘掉坏分子帽子，但是仍然认为“汪凤元同志曾犯有包庇反革命分子和组织观点不强的错误”，故将原“开除党籍，工资由18级降为22级”的处分改为“留党察看一年，工资由18级降为19级”的处分决定。这次甄别平反虽然是某些领导极不情愿而又极不彻底的平反，但是也鼓舞了我，使我看到了彻底平反的希望，树立了继续抗争到底的信心。在平反材料跟我见面时，我向麻城县委副书记游第波陈述了自己的意见：既然原结论中的主要问题都推翻了，就不是摘帽子和再对我处分的问题，那就应该是彻底改正，正式予以撤销处分，不能留尾巴。再次对我处分，实际上是在制造新的冤案。至于还提到我曾犯有包庇反坏分子和组织观点不强的错误，理由更是不能成立，因为肃反审干时，你当时是县委组织部长，亲自带队在我的家乡林峰村住了一年多时间，调查后作出了结论：对反革命分子哥哥丧失立场，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对坏分子张国仲不属有意包庇，全部予以否定(实际上也没有任何文件定张为坏分子)。不久还是你亲自找我谈话说：“你的问题调查清楚了，经地委批准已经作出了结论，县委对你是信任的，决定把你从山区小区调到白果大区任区委书记，你要好好搞，不能辜负县委对你的希望。”这个问题的处理，当年是你和某书记一手操办的，如今你们一个是县委副书记、一个是县委第一书记，为什么还要将已经作了处理结论的问题，又拿出来再处分一次呢?你们发现我有什么新的问题吗?这样做违反了党的政策。至于“组织观点不强”的说法更是似是而非，从“59年麻城县委文件”中没有哪一条提到犯了组织观点不强的错误。游副书记无话可说，只好说最后还要由地委来决定，一推了事。

从此我就开始了漫长的申诉之路，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止的二十年中，我向黄冈地委申诉在十次以上。但是一次次的申诉都是无果而终。

有形的冤案不但没有彻底平反，无形的冤案又从天而降。1960年我被贬到浠水县团陂区后不久，区委某负责人向下布置监管任务时别有用心地说：新来我区的汪凤元在麻城白果搞浮夸、亩产“三万六”，犯了错误，划了反革命，你要把他管紧些。这真是信口雌黄，指鹿为马。加上“文革”中将我打成“走资派”，贴我的大字报，也有污蔑我是“三万六”炮制者等不实之词。一次在团陂区俱乐部批斗我的大会上，区公所王某说我是搞亩产“三万六”的，我当即反驳说：“你今天发言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你是说假话，那你继续说，因为假话可以随便编；如果说是真的，那就一个个地把问题搞清楚，到底亩产‘三万六’是哪个搞的?”说得王某哑口无言，会场上鸦雀无声，过了一会儿，会议在一片打倒汪凤元的口号声中草草收场。

由于平反不彻底和“文革”中的诬蔑罗列罪名等原因，我是“三万六”炮制者这个谣言一传十，十传百，谣言传了千遍就成“事实”。随着我从团陂调到县城，谣言也随之传至县城，所以至今在许多人包括相当多不知实情的领导干部眼中，也认为我就是“三万六”炮制者。挖苦讽刺难听的语言难免发生，背后的指指点点也时而有之，每每听到这样损毁名誉的话，多数场合我只有无奈的一笑，说你去调查清楚了再说，有时也争得面红耳赤直至赌咒骂娘。

我本应是一个求真务实反浮夸的战士，理应得到党和人民的肯定，得到社会的尊重和公认，为什么反过来我还成了搞浮夸的小人而继续受冤呢?天理何在?公道何言?在此后的四十多年中，我仍然坚持不懈地继续申诉抗辩。为了获得同情，在语言上非常克制，还讲了不少的好话。如请领导换位思考，假如我的遭遇发生在你们身上该如何对待?我已是风烛残年，在世时日不多，总不能让我背着黑锅去见马克思吧?那样我是死也不能瞑目呀!

五、拨开云雾见太阳

在这些年中，我也得到了很多领导干部的同情关心，如1962年时任浠水县委书记于保诚亲自带我到黄冈地委去申诉平反问题；1994年时任浠水县委书记陈定国将我的申诉材料亲手交给地委组织部张副部长，以后又多次跟县委有关领导打招呼，解决我的申诉问题。最近，浠水县委书记周勇认真地听了我的申述意见，主动地问我有什么要求，并说落实老干部政策是县委的责任，请老同志放心；县委组织部长黄志敏也表示将在适当的机会给我澄清是非，恢复名誉；原县人大主任李协池看到我的相关历史资料后，积极地找有关领导干部，想方设法帮助我彻底平反。此言此情，我都铭记在心，永不忘记。

一件偶然的事情帮助我转变了抗争的方式，从祥林嫂式个人奋斗转向求助于历史资料和社会力量。2008年上半年黄冈市某退休干部出了一本书，书中以诬蔑不实之词对我进行人身攻击，说我是“三万六”炮制者，我看了后非常生气，准备上法庭控告他侵犯我的名誉权。儿女们得知后不同意这样做，说对方虽然侵犯了你的名誉权，但是他不是谣言制造者，也是听别人谣传的，暂不对簿公堂为好。但是有一点，为了老爸晚年心情舒畅，解开你的心结，我们儿女有责任跟你一道，寻找证据，让历史来说话，证明你的清白。经过不懈地努力，终于找到了1959年10月27日中共麻城县委文件《关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汪凤元的结论》、1962年5月20日中共黄冈地委监委会《关于对汪凤元同志的处分决定》、1979年3月19日中共黄冈地委纪委文件《关于对汪凤元同志处分问题的复议决定》等权威史料。这些材料明明白白地记载着处分我的原因是我反对“亩产三万六”的假“卫星”，反对浮夸。

历史资料刚一被传开，许多知心朋友和素昧平生的好心人都争相传阅，他们看后都说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历史竟如此颠倒黑白，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有多少冤案，使人不能不扼腕长叹!看了后对你这个人的看法完全是两回事，原来总把你当成“三万六”炮制者，真是冤枉你了。有的还说：过去对你不了解真情，说了些伤害你的话，向你道歉。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黄冈地委纪委于1979年3月19日《关于对汪凤元同志处分问题的复议决定》“决定撤销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日对汪凤元同志的处分决定，恢复其原工资18级。”随即浠水县委任命我为县工办主任，1990年黄冈地委批准提升为副县长级职务。儿女们都各有所成，孙辈多数大学毕业已经就业，曾外孙也一岁多，长得非常可爱，我退休后和老伴相濡以沫，可谓是四世同堂，共享天伦之乐。此情此景，正如团陂镇青山村王正给我的诗中所形容的：“污泥陷玉终归玉，洗雪晶莹更好看。”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9年第4期　亳县反右倾和整风整社运动·梁志远

1959年8月29日安徽省亳县县委召开了县直党支部书记和公社大队书记以上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了庐山会议精神。会议指出：在当前大好形势下，主要危险是：少数以富裕中农为代表的右倾思想严重的人和阶级异己分子，向党发起了猖狂的进攻。他们反对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大跃进”的成就。我们决不能置之不理。之后，城乡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全面展开，打出了一批大大小小的彭德怀。从此“左”倾错误更变本加厉。我亲身经历了这场运动的始末。现将这场运动情况及其严重后果作一回顾。

实事求是者的“右倾罪”

在传达贯彻中央庐山会议精神以后，县直机关单位首先开展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县委又于11月10日至17日召开了三级干部大会，通过学文件、摆成绩，开展“四大”，大反右倾。对敢于坚持实事求是者，上至县委第二书记，下到大队书记均视为“右倾罪”，进行了无情打击。以大会小会和《简报》点名批判。分别不同类型有：

县委第二书记周茂新和县委张集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张从修，他们为解决穷富队之间矛盾，贯彻三级所有，在群众的迫切要求下，搞了以生产队为单位分配。在全公社455个生产队中，搞280个。因此，被大会批为“诬蔑供给制是绝对平均主义，破坏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反对人民公社等”的“罪行”。被批判后，周茂新由县委第二书记降为第三书记。

县委书记处书记、县长秦茂林，为防止生产大兵团作战无责任制的约束和预防旱灾，种好胡萝卜，在十九里公社与干群座谈，搞胡萝卜包工到户。具体是：“四定”(定工、产、肥、管)到田，种子自解，抵作口粮，优先预支，超产归己，减产不补。这个办法干群积极拥护。但由于没有把握，未敢推广。之后秦调省委党校学习，在省遭到批判的同时，县三干会上点名批判为反对生产大兵团作战，搞胡萝卜包产到户，破坏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等罪名。之后秦保留县委书记处书记，免去县长职务。

县政法党组副书记兼检察长负责党组全面工作的李廷芳，1959年因自行决定释放吃人肉的农民，触怒了县委第一书记。反右运动开始，调查李的一贯右倾，58年以来县共抓908人(大部分是“吃青”和小偷小摸)，仅上报500人。在未报人员中，有的已经释放，有的准备释放。另从1959年3月1日到9月18日在押314人中，李只批捕34人。据此认为“对敌斗争和对偷盗打击不力的严重右倾”，批斗后(处分不明)，调带民工去修铁路，从此未回毫工作。

在县直机关里，单位批判的，除我本人的“右倾罪”(具体问题本刊已刊登过)，免去县人委(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等一切职务、调离工作外，还有：

县公安局涡北派出所长(副科级)李玉贤，1959年春，办过吃人肉案件后，曾与人说过人吃人情况，被内定为“制造反党言论”。批斗时不准公开扩散，因此在斗争中，只批枝节小事，但处分时比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重。给予开除党籍，撤销职务，降两级，调出公安系统。当李提出为什么处分这样重?问谁都不答复。在1962年甄别平反时，仍给予降级处分。本人糊涂到40年以后的2002年，才明白自己受冤的原因。

还有其他一些说过真话的人也受到种种不同的处分。

在县直机关，对党员干部是大搞人人过关，连说一句实话的人也不放过。如县委办公室打字员苗金山说：“报纸文件都说形势大好，我看亳县不是大好的样子。”为此被批判为“反对大跃进”后，调离了县委机关。

再回到县委反右三干大会上来看，通过鸣放和掌握的原有材料，主要以反对三面红旗的“罪名”，三天时间共批斗29人，其中26名是社队干部。他们的“反动言论”都是讲了真话，指出了“大跃进”和“公共食堂”中的问题。

回社以后，除对上述人员进一步批判外，还召开全党动员大会、誓师大会、鸣放大会、批斗大会等，大搞人人过关。到1960年3月结束，不少受到处分，出现了一批冤、假、错案。此时农村已进入饿死人的高峰期。

整风整社定指标　打击重点是中农

整风整社是党内反右的深入和发展。县委指出：“这次整风整社是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和解决社会主义思想战胜资本主义思想的大是大非问题。这次整风运动要比1957年全民整风整社运动更加广泛和深刻。”

1959年11月14日县委下发的整风整社计划，有八大要点：

一、全党动手，书记挂帅。要抽无右倾思想的人参加整风整社领导组织，每个大队要派5-6人领导整风整社，有右倾思想的领导人要及时撤下来。

二、层层办好30年(解放前十年，解放后十年和1960年以后的十年远景规划)阶级教育展览。

三、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要求各级领导要排好队，切实掌握好那些叫得最厉害的人。同时要求白天搞生产，晚上搞整风整社，前(河工)后(生产队)结合进行。

四、打击面“不要过宽”。斗争面应控制在总人口的1.5％以内。打击的对象：

1一般是富裕中农中有严重资本主义思想和错误言论的人；

2忘本思想严重(注：主要指贫雇农)，并有严重资本主义思想和错误言论的人；

3敌对阶级中有反动言行和严重错误言论的人，该法办的应依法惩办；

4坚决清洗党、团员和基层组织中的不纯分子及阶级异己分子。

五、批判内容与要求：这次运动主要是彻底揭发和批判以富裕中农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打退他们的猖狂进攻，要把他们搞深搞透搞臭，要把领导权紧紧掌握在党团员和贫雇农积极分子手里。

六、搞好地、富、反、坏、右分子的集训与评审工作。

七、在组织上要公社、大队、生产队组织健全和充实起来。在制度上实行党的统一领导，把生产、生活、财务、分配、民主管理体制制度建立健全起来。

八、制定10年远景规划，掀起“更大跃进”。总的要求40天结束。

整风整社计划下达后，全县农民饿着肚子，迅速掀起鸣放和批斗高潮。在农村不论任何人，只要对党的领导、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吹大牛放“卫星”、生产大兵团作战、旱粮不宜改水稻、搬家并庄、参加食堂吃不饱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或批评，都以种种“罪名”惨遭批斗。有不少地方出现打、骂、食堂扣饭、收锅、砸锅等多种惩罚。有的对批斗不服或反驳的，被送火箭营(公社小农场)连(大队小农场)关押或劳动改造。同时县里也逮捕了一批。至此，所谓打击面不要过宽的问题，变成了一句空话。不少地方超过了总人口1.5％的打击指标，全县受到打击的农民就达万人以上。搞了40天以后，农民不敢再说一句实话。等待他们的就是饥饿和死亡。

反右为首　粮食征购领先

在这场反右倾运动中，有“右不右看征购”之说。由此可见在粮食高估产的情况下，征购任务完成的多就是左派，完成的少就是右倾。粮食征购完成的如何?也就是区别左右的标准。1959年7-10月全县有严重旱灾，加之“五风”摧残，使全县粮食实产仅有32700万斤，是解放以来产量最低的一年。到县委反右倾的三干会议时，尽管采取挤、压、搜等各种手段，还未完成全年征购2.2亿斤任务的一半。而农民已被推到生命难保的境地。

县委的反右倾整风三干大会，采取了“先反右再搞粮”的办法。同时提出了“三结合”即反右与粮食征购结合，前后方结合，会内会外结合。在会议转入搞粮食阶段，对粮食征购任务完成得差，并没有反对“三面红旗”言行的人也列入右倾之列，分别以大会小会的形式进行批斗。对全县粮食征购任务完成倒数第一的十河公社党委第一书记邢占秀，以粮食工作一贯右倾的“罪名”进行大会批斗。同时也批斗了一些大队书记。在十河、十九里、张集等公社的部分大队书记，白天在会上检查，晚上回去催粮入库。十河公社孙大庄大队地处豫皖交界，被迫到河南省××大队借粮几千斤，放出了粮食征购“卫星”，从而免除了一场批斗。

与此同时，为更好的做到前后方结合和会内外结合，大会各住地都安装了专用电话。并设置粮食征购红旗塔、喜报栏。以粮征购任务比例大小为序，红旗插在塔的上层和下层。大会组织与会人员天天看谁的红旗插得高，谁的喜报贴得多。高的多的受表扬，反之，作检查受批判。这样反复搞了几天，完成好的先过关，完成不好的再整顿。大会期间有130多份喜报贴挂在喜报栏。可是征购入库的粮食却是寥寥无几。

大会结束以后，全县大力宣传1959年“粮食大丰收”，“形势大好”，“前途光明”。开展征购入库放“卫星”，再掀入库高潮。这个新高潮，把农民挤得更苦，挤交了种子、口粮、饲料，但离完成任务仍然很远。转回来再在干部中反“右倾”，农民中反“偷盗”。不少社队再次对农民翻箱倒柜，搜家挖粮，连干菜、红芋侧根都列入了统购范围。至此，在很大程度上形成“说实话就批，农民有粮就拿，见富就斗，拒抗者就抓”的局面。送火箭营连者大有人在，县批捕者也同时出现。

通过各种残酷手段，只完成粮食征购12924万斤，仅占全年征购任务2.2亿斤的58.74％，商品率已达39.5％。更惨的是，粮食征购任务搞到农民没吃，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上级仍坚持“不完成粮食征购任务，不准回销”的错误办法。时至12月26日整风整社结束时，农民死亡率愈来愈高。1960年1月15日以前，地委拨给亳县一点救济粮(不是回销粮)，并要求用到重灾地方去，“保证度过雨雪关”。对亳县库存的5000万斤粮食，下令调出1500万斤。在农民开始大批死亡的2月10日，县委隐瞒着饿死人的重大事件。仅向地委报了缺粮账：从2月10日至6月10日每人每天按半斤计算缺粮5010万斤，缺柴2080万斤，缺资金333万元。粮食库存与实际需要相差3225万斤，外调实有困难，但地委仍然坚持外调，库存留作回销。1959年粮食留量加回销全年人均占有粮357斤，除去种子饲料等，1960年春最困难的地方，人日均口粮1.5-3两。一场人为的灾难，导致农民的大批死亡。

层层树立反右标兵

面对农民整体饥饿的严峻形势，出于反右的政治需要，要求层层树立反右和粮食征购的标兵。一些善于迎合领导需要的人，以欺上压下的手段，争当反右、粮食工作的积极分子和标兵。经过大吹“大跃进”成就，县委树立十八里为反右标兵公社。在县委反右的三干大会上他们吹嘘全社达到了所谓“十化”，“五多”。

“十化”是：

1、群众胶鞋化。羊庙大队凡庄44户187人，有130双胶鞋，占总户的82％。

2、户户茶瓶化。羊庙大队张阁寨44户有51个茶瓶，社员赵现礼家有3个茶瓶，来客用长城牌的，平时用竹壳的，小孩上学提个小的。

3、社员线衣化。军王营118户489人有线衣497套，还有皮袄和毛衣97件。

4、自行车化。军王营一个庄有37辆自行车。

5、纸烟化。十八里公社没有吸毛烟的。羊庙社员张土斋家里纸烟放着成条的，腰里装着成盒的，嘴里吸着成棵的。

6、衣服新式化。全公社有缝纫机132部。佟营大队佟营生产队22户82人，其中51人穿的是制服。

7、手电化。全公社19000个成年人，有手电15100个。

8、毛巾化。陈坦大队高瓦房92个成年人都有新毛巾。

9、户户瓷盆化。陈坦大队西李庄21户有25个瓷盆。

10、生活集体化。全公社299个生产队，有314个食堂。

“五多”是：

1、具有集体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觉悟的社员多。大部分社员成为爱国、爱社、爱劳动、爱公共财产、爱团结的“工爱”社员。公社化以来，大队、小队都开展了大协作，互相支持，互相帮助。踊跃缴公粮、卖余粮、还贷款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

2、社员增加收入多。据羊庙大队调查，58年社员人均收入75.7元，比公社化前提高23.4％；59年人均收入86.2元，比58年提高14％。社员程明道4口人，今年收入478元。

3、集体福利事业多。公社化后，根据“自愿原则”，办公共食堂314个，99％的社员参加食堂；幼儿园11个，入园儿童1795人；妇产院11个，90％的产妇进院生育；敬老院11个，入院老人411人。

4、粮食增产的多。由于充分发挥了公社化的优越性，58年粮食总产5100万斤，比57年提高28％，增产粮食1428万斤。59年粮食总产6700万斤，大旱之年比58年增长25％，增产粮食1600万斤。

5、多种经济发展的多。现全公社共养猪8600头，羊16700只，鸡鸭30万只，户均一头猪，2只羊，9只鸡。

此外，公社化后新发展养蜂、养鱼、养蚕、炕鸡、园林、药材种植、种菜等10余种多种经济，社员增加了收入，支援了国家社会主义建设。

这个公社的所谓“十化”“五多”，是明目张胆的造假整人，而县委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却如获至宝，作为反右武器，大批右倾。要他们大会发言，登《简报》表扬，要全县社队学习。十八里公社的“光辉成就”殃及全县，害死了本社的农民。县委同时要求，各公社大队都要树立批右标兵，要找苦主，像土地改革那样，诉旧社会苦的同时，思新社会的甜，以促进反右运动的深入开展。

严重的后果是饿死农民

反右倾整风运动，在政治上破坏了民主与法制，剥夺了人民的言论自由。在经济上农民的财产一切归公，特别是粮食征其口粮留量低到剥夺农民生存权利的地步。同时高征购不完成任务不给回销。因此，1959和1960两年农民死亡惊人。

在1960年饿死人高峰后期的5月上旬，县委为了对死人掌握心中有数，要我安排一个中等大队的人口调查，我安排县委生活检查组王心斋到古城公社李腰大队进行调查。其结果：这个大队原有3130人，从1960年1月1日到5月8日共死亡791人(不含外流死亡他乡人数)占总人口的25.3％，同时还在继续死亡。我向县委汇报后受到批评：“选点不准，死亡比例过大，要重新选点再查。”接着由县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选点，定十河公社十河大队为全县中等大队。我又派另一生活检查组李运曾等人前往调查，结果这个大队从1960年1月1日到5月15日共死亡909人，占被查原2890人的29.15％。同时仍在继续死亡。汇报后县委点头默认。

这两个大队的死人数字，如再加上他们1959年和1960年春后到1960年底的死亡人数，肯定要达到30％以上。

为了切实掌握死亡人数的实际数据，1960年底，我与姚志远等人，去全县一类的双沟公社偏重的王阁大队大王庄等六个村庄调查。他们原有127户，575人，两年共死亡239人，占原有人口41.5％，其中小许庄原有65人，死亡32人，占原有人口的49％。此外，我还通过自己的家乡和亲友所在的村队调查，在古城公社的梁庄、张潭、任大庄、后马西、柴王庄，双沟公社的后湖、大尹、小尹、李小楼，十河公社的嘉楼，核桃林场的王庙东、王庙前、王庙西等13个村队的调查，他们原有543户，2387人，两年共死亡801人(我的女儿也在其中)，占总人口的33.5％。死绝38户，孤儿38人，外流死亡他乡38人，因生活自杀2人，因生活偷拿吃青关押致死1人。吃人肉竟达10户。两年出生7人中有6人是干部家庭，1人是饲养员。

根据上述多点调查，加上1960年冬整风整社划定的观堂、五马、张集、魏岗、大杨五个三类公社，其人口死亡都比被查的公社死亡严重。这样全县1958年底总人口71万，其死亡人口应该是30％以上。

在农民大批死亡中，儿女不孝的老人和患慢性疾病的人；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家属；因群众意见大而被撤职的党员干部与家属；上吵下闹搞不好团结的人；不讲卫生乱吃东西的人；手脚不干净有小偷小摸行为的人；在外地工作的职工家属；老实人；残疾人；有传染病无人敢接近的人。这十种人是死亡的重点。

同时死亡影响较大的，也有中共党员、烈属、军属、复员军农、归国华侨、县知名人士、死在学校教室里的学生、解放后劳动致富的新中农、劳动模范、名老中医，有18口人死17人的死人大户。另据1960年4月的典型调查贫农死亡者就达到28％。有的中农死亡比例很大，我家所在村庄8户中农有6户户主饿死，其中有一户只剩下一个孤儿。全县死绝户占的比例十分惊人，据统计，全县共减少2万8千余户。

在农民大批死亡中，农民家中、田间、路旁、甚至食堂门口等均可见到农民的尸体。大部分地方出现死人无强壮劳力抬埋的情况，用车拉、人扛尸体的均有出现。有的为减轻挖墓坑的劳动，采取“一井多尸”的埋葬办法。十河公社宋大大队胡阁生产队农民胡玉陶1960年2月死亡，在屋内化尸，到7月22日，县委生活检查组发现时，已是一架白骨。

县委树立的反右标兵十八里公社如何?尽管他们大吹“十化”、“五多”，粮食征购任务完成不到一半，其死人并不少于其他公社。在1960年3月中旬，副县长陈同位去十八里公社检查农民生活，由公社党委副书记陈廷昌和茹凤华二人陪同，到孙口大队检查，许多死人无劳力抬埋，在无奈的情况下，他们亲自动手，一天之内共抬埋七具尸体。至今还流传着陈县长抬埋农民尸体的悲惨故事1 1960年5月6日我接待了解放军某部派人来亳，到十八里公社查其亳县籍战士家庭生活情况，共查九户，其中有4户家中有饿死人。他们查后不仅表示遗憾，而且发愁回去如何向战士交代?在他们的先进的红旗羊庙大队，集中收容11个孤儿竟饿死10人!生活最好的军王营村，1961年1月7日还有因生活浮肿40人!候桥大队孙河滩生产队竟出现了儿子吃父亲的惨剧!

上述惨状，县委不仅没有向上报告，而对死亡人数仍采取各种卑劣的手段进行隐瞒，最后上报：1959——1960两年的农村人口比1958年底净减28824户，占总农户的15.75％，居阜阳地区第一。人口净减150503人，占农村人口的21.19％，居阜阳地区第二。(见1979年《阜阳行署计委、农林局解放以来30年[1949－1978]农业统计资料》)。可是县委主要负责人曾点头默认自己选定的中等大队的死亡率29.15％。

时过17年之后，1996年出版的县级《亳州市志》的大事记上连个“大跃进”的字样也没有。而第75页人口统计竟采取“以城补乡”的混合统计方法，两年户数净减2.94万户，13.4万人。

此外，两年的农村耕地抛荒几十万亩，房屋倒塌20多万间，80％左右的树木被砍伐，耕畜由1957年的9.1万头，下降到3.8万头，粮食产量降低到解放以来的最低水平。同时村容村貌面目全非，在观堂公社张苇大队流传着：“黄蒿长成树，兔子走成路”的悲惨绝句。农民许德成家里没有人了，屋内条几上却卧上了野兔子!凡此种种都给农民造成了久治难愈的创伤。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9年第4期　我是炸黄河铁桥、扒花园口的执行者·熊先煜　口述　罗学蓬　撰文

笔者按：熊先煜，抗日名将佟麟阁将军的三女婿，生前系重庆市文史馆员、政协委员。1938年，他在国民党新八师服役，亲自勘察、指挥了炸黄河大铁桥、花园口决堤等影响抗日战争局势的惊天战事。以下是他在临终之前，首度开口，回忆这段峥嵘岁月的自述。

郑州告急，程潜命令蒋在珍炸毁黄河大铁桥以阻日军。蒋在珍命令我指挥工兵连实施炸桥任务

“七·七”事变后，中华民族，已到生死存亡关头。中国军队武器窳劣，以血肉之躯与强敌殊死抗击，在残酷的消耗战中挫敌凶焰，使日寇“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幻想破灭。覆国之际，蒋介石被迫与共产党合作，两党携手，共御强寇。

1938年2月12日，新八师(由黔军改编)奉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将军之命，由郑州火速开赴黄河大铁桥两岸布防，并奉命在强敌逼近北岸之际，毅然炸毁黄河大铁桥，使敌机械化部队不能长驱直入郑州。

13日，我随新八师师长蒋在珍将军乘火车由郑州出发，经广武县境，到达黄河南岸车站，在此设前敌指挥所。我当时24岁，任师部上尉作战参谋，负责防务部署，并协助参谋长处理作战事务。

晚饭后，蒋在珍命我前往黄河铁桥，向已先期赶到的工兵连了解炸毁大桥的准备情况。当时天色已晚，春寒料峭，阵阵冷风从河面上刮来，像刀子一样割脸。指挥所离黄河铁桥约3公里远近，我带了两个卫兵，以手电筒照路前行。沿途只见黑影憧憧，踽踽而行者皆是由北岸过来之逃亡百姓，或哭或泣，拖家带小，背包提箱，其情其景，惨不忍睹。

我到达桥上后，工兵连连长周玉睿即来见我，报称该连已经开来三日，各项准备业已完成，对于炸毁大铁桥，确有充分把握。周玉睿连长还告诉我，漳河以北之敌，连日沿平汉路南犯，我二十九军各部迎击于安阳、汤阴、汲县等地，战斗惨烈无比。每日此间有大批伤员过桥。据闻我军力不能支，已逐渐南移，敌人以大批坦克为前锋，正由汲县南下，很快将驶抵黄河北岸。

蒋在珍将军听罢我的报告，顿时紧锁眉头，满脸阴云叹息道：“以我穿草鞋持步枪之兵卒，迎战日寇之坦克装甲，岂能战而胜之?看来我万余贵州兄弟，指日之间，便要血溅黄河了。”

我听后血气贲张，暗暗抱定为国捐躯之决心。

14日上午我们正吃早饭，敌机突然来袭，陡然间警报声响得惊心动魄。我和指挥所里的官兵们乱纷纷跑出车站，疏散到田野上。此处无任何防空隐蔽之物，我们或蹲或立或卧，皆举眼看天，目睹涂有血红太阳旗标志的敌机在空中如入无人之境，我们除了气愤却也无法可施。敌机群呼啸而过，并未投弹，观其飞行方向，估计是去轰炸郑州。敌机过后，我们刚松了一口气，回到指挥所不一会儿，便听远处声如巨雷。我冲出门一看，原来是敌机在归途中沿路投弹，顷刻间，指挥所北侧篮球场落三弹，铁路对面中国银行也被炸，烟火冲腾，泥石飞溅。百姓死伤无数，民居着火，男女老幼大呼小叫仓惶奔向田野。牛在狂奔，狗在乱蹿，鸡飞上房，猪撞墙倒。仅几十秒钟后，天地又归于宁静，仿佛刚刚结束了一场噩梦——但这毕竟不是梦，四处房子在熊熊燃烧，田野上到处响起了撕肝裂肺的哭喊。

这时我猛听见指挥所电话铃骤响，我飞步奔入，抓起一听，是驻郑州的军部来的电话，通告敌机十余架轰炸郑州市区，车站及大同路一带伤亡损失惨重。

午后一时许，我随蒋在珍师长乘手摇平板车赴黄河北岸视察阵地，随行的还有警卫营营长刘荫培、副官郑自襄和两名卫士。平板车到达铁路桥上，因八十二孔处上午被敌机炸坏，南撤列车已经受阻，工兵们正全力以赴抢修。官兵见师长来到第一线，纷纷呐喊请战，还有不少学生官兵咬破指头写血书，场面极为感人。稍顷，通知已可以行车，及抵北岸，蒋师长接见第一团团长傅衡中，并向该团官佐慷慨训话，勉励众官兵面对强敌宁为玉碎，不做瓦全，誓为中国军人争荣光，并表示自己将为全师表率，与敌血战到底，然后视察桥头堡阵地后方返回南岸指挥所。

15日午饭后，即接上峰通知，豫北情况紧急，二十九军将向山西转进，新乡已不能保，饬令工兵于当夜十一时开始装药，长官部并派工兵队长某前来指导技术事项，待命炸桥。

16日凌晨五时，蒋在珍师长接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命令：新八师掩护并指挥工兵连炸桥，固守黄河阵地。

当晚突接长官部电话，谓战局遽变，宋哲元部已沿道清铁路向西转进。程潜长官命令：拂晓时炸毁铁桥。

蒋在珍师长放下电话，把目光落到我脸上，一字一板地说：“熊参谋，炸桥的命令已经下达，指挥工兵连实施的任务就交给你了。你准备一下就去桥上吧。”

奉命后，我心潮澎湃，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到：“黄河大铁桥计长一百孔，每孔约四十公尺，为世界伟大工程之一。方今倭寇侵略，在‘焦土抗战’下，决定予以破坏，殊觉可惜!”又记：“伟大的黄河铁桥，功在人民与国家，今天为了战略关系，不得不忍痛破坏，我还来担负指挥监督工兵连执行爆破任务，这是谁也想不到的事啊!惋惜之余，惟祝愿抗战胜利，短期内能把新的黄河大铁桥重新建造起来。”

17日拂晓时分，一切准备就绪。我与蒋在珍师长、朱振民参谋长及指挥所军官齐集在南岸桥头上，等待由新乡南开的最后一趟列车通过铁桥，然后即行发出炸桥信号。

那日大风不停，仿佛山河呜咽，与中华民族同悲。凌晨五时过一点，最后一趟列车在熹微的天光下赶到了。那是由闷罐车、平板车、客车组成的一趟混列。车上装满了战斗到最后一刻的铁路员工和他们的家属，还有不少伤兵。清冷惨淡的灯光下，我们看见车上每一张脸膛上都涌满了肃穆、悲壮、凄凉的神情。

当雪亮车灯穿透迷朦夜空，当列车发出“哐啷哐啷”的巨响驶上铁桥之际，司机看到了如林般屹立在黄河之北、黄河之南、黄河之上的众多军人。他突然拉响了汽笛，而且毫不间断，那尖厉刺耳激人心扉的声音仿佛是悲怆的呼唤——那是一个饱受屈辱的民族发出的含血带泪的愤怒与不屈的呐喊!

五时一刻，蒋在珍师长向我下达了炸桥命令。我高举信号枪，连发白色信号弹三发。顿时，此起彼伏的爆炸声震天动地，黄河铁桥笼罩在滚滚烟团与频频闪烁的火光之中。

当爆炸声停息后，我和周玉睿立即上桥检查。岂料，因技术原因，多达百孔的大铁桥仅被炸坏三孔而已，其余的九十七孔，虽已是遍体鳞伤，只不过是被炸药崩掉了一层“皮肉”，一个个巨大的桥墩，依然挺立在滚滚江涛之中。此时天色鱼白，前方情况不明，黄河以北又无我军作战，且地势平坦，铁轨未及破坏，甚利敌机械化部队之行动。

蒋在珍师长焦虑万分，亲赴桥上，令我继续督促爆破，尽快将铁桥彻底炸毁。并命傅衡中率四个营的兵力火速重返北岸据守，若敌前锋逼近，须死战以争取炸桥时间，非有命令撤退者，一律就地枪决。

自17日凌晨至19日傍晚，整整三天三夜时间里，执行炸桥任务的官兵无一刻不在桥上，无一刻合眼。这三天时间里，我每日无数次来回穿梭奔走于铁桥上，督查作业进度。每一次爆破，只能给大桥造成局部的破坏，工兵装填一次炸药，引爆一次，如此反复进行，黄河上爆破声隆隆，不绝于耳。

19日中午吃午饭时，我突然听到南岸桥头处人声喧哗，不少战士纷纷向桥头跑去。我大步赶拢，原来是战士们在铁桥的右栏杆上部，发现了一块铁碑。战士中能识字的不多，许多人嚷嚷着：“请熊参谋念念，请熊参谋念念。”我仰头匆匆浏览了一遍，顿时有乱箭穿胸之感。我高声念道：“大清国铁路总公司建造京汉铁路，由比国公司助工，工成之日，朝廷派太子少保、前工部左侍郎盛宣怀，一品顶戴署理商部左丞唐绍仪行告成典礼。谨镌以志，时在清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十六日。”我怆然涕下，痛呼道：“弟兄们，这是祖宗留下的记功碑啊!可今天，这座大铁桥却毁在了我们这些不屑子孙的手上!”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还我河山!还我黄河铁桥!”

战士们扬起手臂，含泪怒吼。

就在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上，就在中华先人立下的彪炳丰功伟绩的铁碑前，我陡然感到我的心，我的双腿，仿佛被灌上了铅，变得那样的沉重……

至19日傍晚，我查知水面自三十九孔起，至八十二孔止，其间均已遭严重破坏，即便日寇夺去，也需三年五载方能修复。此时从南岸望去，有桥床爆倒者，桥墩爆塌者，桥床桥墩均爆落入水者。巍巍然钢铁长龙，此时恰似被肢解折断的骨架，或没于水中，或露于江面，凌乱不堪，一派狼藉。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上，展布开一幅凄凉悲壮的画面。这画面，深深地烙印在我们每一位中国军人的心中，永不能忘!

任务终于完成了，然而，我们却丝毫没有通常完成战斗任务后的那种满足与欢欣。其复杂沉痛的心情无以言表!如此浩大的工程，先人当耗去多少人力物力财力方得以建成?然数日之间，我们便将它彻底炸毁了!

蒋师长交给我一个特殊的任务，令我拟《爆破黄河铁桥记》，以为纪念。

我神魂颠倒如痴如果鼓捣三日，呕心沥血，字斟句酌，终至成篇。结尾一段，可谓荡气回肠：“……直至二十日晨，经晏勋甫参谋长视察后，始告停止爆破，计自三十九至八十二孔，均遭严重破坏。于是号称世界伟大工程之黄河大铁桥，徒留得残痕几许?念缔造之艰难，知修复之不易。爰摄斯影，以志不忘，且益坚我中华民族抗战到底之决心。”

“决黄河之水阻隔强敌”早有议案。蒋在珍命令由我主持决堤工程，扒花园口全系人工挖掘，未用一两炸药。

1938年2月，新八师炸毁黄河大铁桥后，奉命守卫西起汜水东至花园口的黄河防线。不久又改为西起黄河大铁桥至马渡口一线防务。师部驻京水镇。

此时，日寇已抵黄河北岸，因铁桥已毁，无法过河，只能与我军隔江对峙。

5月23日，土肥原偷渡黄河成功，即以精锐的快速部队沿陇海路两侧西进。6月6日敌陷开封，7日，敌步骑兵千余附坦克十余辆到达中牟与我警戒部队接触，郑州危在旦夕。

在此紧急情况下，第一战区长官部急向蒋委员长建议利用黄河伏汛期间决堤，造成平汉路以东地区的泛滥，用滔滔洪水阻止敌人西进，以保郑州不失。此建议立即得到蒋委员长的批准。

6月6日拂晓时分，住在京水镇师部的蒋在珍师长突然被电话铃声惊醒。蒋师长抓起话筒一听，原来是集团军总司令商震直接与他通话，告诉他陇海路南之敌已突破通、许一带我军防线，逼近开封，而赵口决堤尚未完成，命令新八师加派步兵一团，前往协助。

蒋在珍不敢懈怠，赶紧起床，叫我随他一同驱车赶往赵口视察。

赵口一段，地势较低，选中此处决堤至当。惟计划此事时，对黄河水势估计过大，对堤质估计过松，故而决定在大堤相隔四十公尺处挖开两道口子，以为河水同时放出后，利用河水的巨大压力，能将两处决口之间四十公尺长的河堤冲走。孰料决口掘成，中间大堤久冲不垮，兼之决口过于狭小，流量有限，士兵虽奋力加宽，然军情紧迫，已时不可待。

我向蒋在珍师长谈了我的看法后，蒋大为赞同，立即叫我随他前往郑州，面谒商总司令，由蒋呈报，我在一旁作详细补充。商总司令的意思是增加官兵，加快速度。我则认为决口过于狭小，人去得再多，也无用武之地，最好另择恰当地点开掘。对我的建议，商总司令当时并未表态。

我与蒋师长立即又返回赵口，正与决堤部队长官计议之中，忽接商总司令电话，转达统帅部指示，命令新八师于本部防区内另选地段决堤。

我们马上登车驶返京水镇。途中，蒋在珍问我：“我师防区内的沿河地段，你都熟悉，你看究竟在哪里决堤最好?”

我想了想，谨慎答道：“以地形而论，马渡口、花园口均可。不过，马渡口与赵口相距不远，敌人已迫近这一地区，恐堤未决成，敌人已至。为获时间宽裕，我看最好还是选定花园口一段为宜。”

蒋师长当即拍板：“时间紧迫，任务重大，事不宜迟，那就定在花园口吧。”

蒋在珍命令由我主持决堤工程。

受命于危难之际，我既感兴奋，又觉沉重。我当然清楚那黄河之水扑向千里平川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滔滔洪水吞没的，不仅仅是骄焰万丈的日寇，被日寇夺占的铁路、公路，同时，也有千千万万中国同胞的土地、家园、祖坟，也会无情地吞噬掉他们的生命啊!

但是，我同时也清楚，作为一个军人，我无法选择，只有服从。

虽然掘堤系重大军事机密，但中国当局并未对老百姓的生命忽略不管，乃决定，由当地师管区和政府机构组织老百姓疏散，青壮年则留下来协助军队掘堤。

领命后，我即着手准备，于夜里十二时，即率工兵营营长黄映清、马应援，黄河水利委员会专司河堤修防的张国宏段长，乘坐一辆美式敞篷中吉普匆匆赶到花园口，勘察确定决口位置。

经过实地勘察，我选定在关帝庙以西约三百米处决堤。我看中这里是因为此处为黄河的弯曲部，河水汹汹而来，至脚下突然受阻，压力较之直线处为大，容易冲垮河堤。而且从地图上看，待河水从花园口一带涌出，漫过已被日寇占领的开封、中牟、尉氏、通许、扶沟、西华等县境后，便可注入贾鲁河，向东南而行，流入淮河。贾鲁河道，可成为一道天然屏障，阻止河水无边漫延，当可减少人民必然所受之损失。

当我说出我的意见后，用树枝指着铺在地上的地图，询问随同各员有何意见，如没有不同意见就这么定下了。这时，众人神色庄严，泪光朦胧皆不能言。

我问张国宏：“张段长，你是我们请的专家，你要表态，定在这里，行，还是不行?”

张国宏目光呆涩，像个热昏病人似的连连嚷道：“要死多少人……要死多少人呐!”

我提高声调说道：“死人是肯定的，在这里决堤，死的人会大大减少。你必须表态，行，还是不行?”

张国宏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责任，认真地看着地图，表态同意我的选择。

工兵营营长黄映清不待我问他，已经“咚”地一声跪在了地上，举眼向天，热泪长淌。

我们全都随他跪了下去，四个人跪成整齐的一排，面对着波涛汹涌的黄河，放声大哭。

午后二时许，我找了辆自行车骑上前往花园口。刚上河堤，几位平时与我称兄道弟惯了的军官便大声叫我。第二团团长王松梅手里拿着张军用地图对我嚷道：“兄弟，你干了桩了不得的大事!我刚才认真察看了地图，你选这决口位置要是稍微向西偏一点点，不把贾鲁河利用起来挡水，那郑州还有平汉线上多少城镇，恐怕全成汪洋。兄弟主持决堤，虽使千万百姓葬身鱼腹，可功在国家，功在民族，将来一定讨个好夫人，多生贵子!”

我对王松梅这话永不能忘。

当晚，闻郑州爆炸声甚烈，一刻未停，响至天明。那是已经作好撤退准备的我军在主动破坏郑州车站及城内可能会被敌人利用的设施，即便日寇夺去郑州，留给他们的，也只是一座空城。

我们两千余决堤官兵耳闻隆隆不绝的爆炸声，心急如焚，乃日以继夜，猛掘不止。

6月8日，担任掩护的傅衡中团在花园口以东十五华里处与日寇骑兵接火，将前来侦察袭扰之敌骑击退。京水镇上，也抓住了几个日寇便衣，一时人心惶惶。移住河堤上监工的蒋在珍下令将师部由京水镇移往东赵集。

为加快掘堤速度，张国宏段长不仅亲自前去招募组织大量附近百姓协助，并现场指示掘堤方法。河堤上军民混杂，人山人海。

武汉统帅部每隔一小时便来电话催问决堤进度，希望能早一刻放水。可见黄河决堤，已对抗战大局影响甚巨。

长官部也派战地服务队男女同志前来慰问鼓励。他们带来白面猪肉，还在河堤上唱歌跳舞演节目，为决堤官兵打气鼓劲。

午后，日机两架，从北飞临花园口上空侦察，并投弹数枚，落于决口附近西南面村庄，炸死炸伤居民十余人。但决堤并未因此而停止片刻。

花园口河堤系小石子与黏土结成，非常坚硬，挖掘相当吃力。而且，河堤完全靠人工挖掘，未用一两炸药。经新八师官兵与前来协助的民工苦战两昼夜后，终于6月9日上午八时开始放水。

洪水涌进了决口，恰似两条黄色的巨龙在跃动奔突。我们目睹着洪水疾速地向着附近早已疏散一空的村庄扑去……也就在那一刻，两千多名已经极度疲乏的军人与众多的民工似乎才感受到了精神上的沉重压力。阴云密布的苍穹下，我们肃然无语。同样的心情，我们也曾有过，那是四个月前炸毁黄河大铁桥之际。

我在6月9日的日记中无比悲痛地写到：“当放水瞬间，情绪紧张，悲壮凄惨。起始流速甚小，至午后一时许，水势骤猛，似万马奔腾。决口亦因水势之急而迅速溃大，远望一片汪洋。京水镇以西以北转眼间皆成泽国。预料不数日将波及若干县境也，心甚痛焉。”

6月10日，幸得天公相助，一早阴云翻滚，天光暗淡，至十时突然暴雨倾盆，竟日不停。这场大雨实有利于决口之加大，洪水最终冲垮两道决口间五十公尺长河道。至此，黄河改道，满河大水由此扑向千里平川……

花园口决堤的军事目的是放出黄河水造成地障，以阻止和迟滞敌寇的进攻，为我军机动争取时间

我作为花园口决堤的具体指挥者，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再来回顾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不免感慨万千。对于被洪水吞没的数十万同胞的灵魂，我的心永远也得不到安宁。

今人撰文以为，花园口决堤的目的是淹没敌军，“以水代兵”消灭其有生力量，这是不准确的。统帅部直接的军事目的是放出黄河水造成地障，以阻止和迟滞敌寇的进攻，为我军机动争取时间。当然，洪水涌出后给敌人造成的损失，也是重大的。

那么，这一军事目的是否达到了呢?

黄河水给日军造成的创伤，可以从日本官方的文件中得以佐证。而据我方目击者说：“洪水到处，日军惊恐万状，东奔西突，人马践踏，车、马、人员淹没不计其数。”

当然，洪水也给我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依照1955年《治黄展览》公布的数字：淹没面积为5400平方公里，1250万人流离失所，89万人死于洪水之中。

毫无疑问，这是中华民族所承受的极其惨重的牺牲。也正由于这一惨重的牺牲，才改变了严重不利于我国的战争态势，粉碎了气焰嚣张的日寇夺取郑州后(当时统帅部已决定放弃郑州)迅速南取武汉，西袭潼关的企图。

如果没有黄泛区阻隔，郑州沦陷后，敌人必然直逼武汉，而由豫至鄂，不仅有铁路运输，而且地势平坦，极利敌之机械化部队纵横驰骋。我军能据险堵截的，仅一武胜关而已，一旦遭突破，战局不堪设想。

单纯从军事角度讲，花园口决堤乃是我国处于经济、军事、科学、工业全面落后的情况下面对强敌不得不采取的“断臂图存”之举，事关国家危亡，华胄存续，作出局部之重大牺牲而换取民族之惨胜，后人是应该理解的。

仅举当时一则国际电讯，便可明了。

巴黎六月十七日哈瓦斯社电：急进社会党机关报《共和国》顷评论中国黄河决口事云：前当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入侵荷兰时，荷兰曾以决堤为自卫计，其国人虽患水灾于一时，然其领土终得以保全。厥后1812年冬季，拿破伦一世攻俄时，俄国亦以坚壁清野之法阻止法军前进，并将莫斯科城付之一炬，卒至拿破伦一世所率大军，为之败溃。似此，某一民族受外人攻击而有灭亡或沦为奴隶之虞时，辄利用洪水与冬季凛冽气候以御敌，其事又安足怪异?时至此际，中国业已决定放出两条大龙，即黄河与长江，以制日军于死命。纵使以中国人十人性命换取日人一人性命，亦未始非计。此盖中国抗战决心所由表现也。

读此豪言壮语，怎不令我这白发苍苍的历史亲历人，泪洒江河啊……

(稿成，以电话告之熊先生，不料佟亦非老师告我，熊老已于不久前猝然辞世……不胜悲痛，谨以此文作祭。)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9年第4期　民主协商建国的历史回顾·章立凡

今年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时曾称为“新政协”，以区别于1946年召开的旧政协)召开及《共同纲领》制定六十周年。有必要让人们知道，当初开国先贤们想建立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新国家?还原这段历史并汲取经验教训，将有助于推动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

民主宪政的共识

抗日战争期间，中共运用统一战线策略，在大后方重庆利用国民参政会等机构，与中间党派合作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并达成了实施民主宪政、成立联合政府的共识。

当时除拥有军队国共两党之外，还存在一些持中间立场的党派，形成于各个历史时期，兹简介如下。

民主社会党：主要成员为民国初年国会中梁启超的进步党人士，以及梁系知识分子，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张君劢整合成国家社会党。1945年又同旅美人士中的民主宪政党合并，组成民主社会党。

致公党：陈炯明与孙中山分裂后，组合海外洪门人士，在美洲洪门致公堂的基础上，于1925年在美国成立了致公党。

青年党：五四时期，受西方影响的自由知识分子结社，成为一时风尚，以少年中国学会部分成员形成的国家主义派，于1923年由曾琦、左舜生、李璜等组成青年党。

第三党：大革命后期国共分裂，邓演达、谭平山等原国民党左派及中共脱党入士，在国共两党之外另组第三党。邓被蒋介石杀害后，改由章伯钧、彭泽民等领导。

在这些党派以外，还存在一些有独立政治主张或利益诉求的团体。如沈钧儒、章乃器等知识分子于1935年发起的救国运动，主张国共两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形成救国会派；以梁漱溟为首的乡村建设学会，被称为乡建派；以黄炎培为首的中国职业教育社，被称为职教派。

除致公党有较多的会党特征外，中间党派的共同特点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有独立政治主张或利益诉求，主张英美式议会民主，对国共两党的政策皆有批评，但不具备军事实力。他们曾在大后方发起宪政运动，不断批评蒋介石的独裁政治，要求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宪政，逐渐形成了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方面”。

1939年11月，第三方面的三党(国家社会党、青年党、第三党)三派(救国会派、职教派、乡建派)负责人及个别无党派人士，在重庆举行会议，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会上通过了左舜生、章乃器起草的《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提出实施宪政、党派平等、学术思想自由、计划建设、军队属于国家、反对内战等十二条主张。该会于1942年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更名为中国民主同盟。

1944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改组国民党的一党政府、建立联合各党各派共同抗日的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受到第三方面的欢迎。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也敦促国共双方联合其他国内政治力量建立联合政府，并就此于同年11月9日在延安与毛泽东达成五项协议。

毛泽东曾主张“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并在1945年4月召开的中共“七大”上，作了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提出：“人民的言论、出版、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没有人民的自由，就没有真正民选的国民大会，就没有真正民选的政府”。对于当时中间党派所主张的“军队国家化”，毛也表示了谨慎的赞同。

中共是当时拥有军队和地盘的最大在野党，其在陕甘宁边区推行的“三三制”政治样板，与国民党“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统治模式形成鲜明对照，吸引了第三方面人士。在《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中共媒体上，当时也有大量呼吁民主政治的文章。1945年7月，褚辅成、黄炎培、冷□、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六位国民参政员联袂访问延安，当黄向毛提出如何摆脱政权更迭的“历史周期律”时，毛泽东声称：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抗战胜利后，国共双方在“重庆谈判”中达成的《双十协定》及随后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令社会各阶层对国内和平及民主建国充满憧憬。与此同时，在国内形成了一股组党风潮：黄炎培、章乃器、胡厥文等组成了民族工商业家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建国会，马叙伦、王绍鳌等教育界人士组成了民主促进会……第三方面的阵营扩大了。

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中的原则，后来被应用于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的政纲等文件，建设现代民主国家的宪政、人权、经济民主、军队国家化等理念，都有完备的体现。“中间路线”是第三方面人士的共识，例如张东荪曾主张：“建立一个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中间的政治制度”；“在政治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从消极方面来说，即采取民主主义而不要资本主义，同时采取社会主义而不要无产专政的革命。我们要自由而不要放任，要合作而不要斗争。不要放任故不要资本家垄断，不要斗争故不要阶级斗争。”对于中共的暴力革命路线和土地改革模式，第三方面一直持反对立场。

联合政府的政治框架

1946年国共两党内战的爆发，导致了第三方面的重新组合：国民党中的反蒋人士，组成了以李济深为首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主同盟中的青年党、民社党及一部分社会贤达，参加了国民党政权召开的国民大会；其余党派则采取了抵制的态度，并进一步受到国民党的压迫。民主同盟于1947年被当局宣布为“非法”，以这一事件为转折，迫使部分第三方面党派逐渐放弃中间路线，选择了与中共合作。这些党派后来被称为“民主党派”。

随着国民党的军事失利，中国的政局开始重新洗牌。关于未来的政权组成，中共与“老大哥”苏共曾有所切磋。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说，一旦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按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经验，除中国共产党之外，所有政党都应该退出政治舞台了，这样将会加强中国革命的势力。斯大林于1948年4月20日复电说：中国各在野政党，代表着中国居民中的中间阶层，并且反对国民党集团，所以应该长期存在，中国共产党将不得不同它们合作，反对中国的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列强，同时保持自己的领导权，即保持自己的领导地位。可能还需要这些政党的某些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民主政府，而政府本身也要宣布为联合政府，从而扩大它在居民中的基础，孤立帝国主义及其国民党代理人。应当考虑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后建立的中国政府，就其政策而言，还是民族革命的，即民主政府，而不是共产主义政府。目前还难以预料这将持续多长时间，至少在胜利后会是这样。

斯大林一锤定音，决定了1949年后中国大陆的政治格局。中共的军事胜利比预计提前了两年，但作为一个以农民为群众基础的政党，文化教育的平均水准低于国民党，缺乏接管一个大国的人才储备，因此，与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党派合作，也是时势使然。

中共中央于1948年5月1日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同日，毛泽东就召开新政协致函在香港的民革主席李济深和民盟负责人沈钧儒，提议“发表三党联合声明”，并附声明草案，就是否增加其他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联署等问题征求意见。

中共的主张得到了民主党派的积极回应，认为符合它们以往提出的相同主张，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不是某一党一派的道路，而是全国人民共同的道路；通过新政治协商会议以达到民主联合政府之实现，也不是一党一派的要求，而是一切为民主事业奋斗的党派、团体和各阶层人士的共同要求。”但民主党派中对共产党能否真正实行民主，历来存有怀疑。储安平曾指出：“共产党今日虽然大呼民主，大呼自由，而共产党本身固不是一个能够承认人民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政党”。施复亮也曾担心：“希望国民党统治区域实现真正的民主固然是一种空想，要在中共统治区域实现广泛的民主恐怕也是一种奢望”。谁都不希望在结束旧的一党专政之后，又产生新的一党专政。

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毛泽东于同年4月1日在晋绥干部会议上强调，“只能和必须由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充当领导者”。当时国民党内一些反蒋人士曾倡导在李济深、冯玉祥等领导下的“国民党整体复兴运动”，认为若没有一个强大政党与中共“发生平衡作用”，即使组织了“容许若干小党参加以为点缀”的联合政府，“中国民主宪政之真实基础将永久不易确定”中共坚决反对这种主张，毛泽东在1949年元旦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主张“为着推翻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而采取一致的步骤……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

同年6月，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他从政治和经济的现实出发，反对破坏工商业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仍主张“利用一切于国计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他同时主张“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强调工农联盟的重要性，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的地位”。在这篇文章中，建立中央集权体制及推行计划经济的思路初现端倪，与《论联合政府》一文的立场有所不同。此后，他还连续发表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文章，开始对主张英美式民主的中间路线提出批判。

筹备新政协

1948年9月，在香港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民主党派领袖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乘船秘密北上，抵达哈尔滨。哈尔滨在地理上与前苏联接近，中共中央曾考虑在这里召开新政协，并宣布建立新中国。后来因平津战役迅速获胜，才决定改在北平开会和建都。

中共与沈钧儒等就召开新政协的协议草案交换了初步意见，又将修订后的草案向在香港的李济深、何香凝、周新民、马叙伦、陈其尤、李章达、沈志远、彭泽民、章乃器、孙起孟、郭沫若征求意见，于同年11月25日达成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决定了新政协筹备会的任务及人选。不久，李济深、何香凝、郭沫若等四十余人分三批先后到达。

毕竟形势比人强，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国民党的失败已成定局。1949年1月21日，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五十五人发表声明，首次公开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

但民主党派中部分人士仍有所保留：民盟常委张东荪向毛泽东提出一套“新型民主”主张，在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上也持不同观点；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常委陈铭枢提出：“任何一个参加革命的阶级，仍旧应该保持他们本身的利益和立场，这些自由权利及政治地位，在友党方面，必须真诚地尊重与承认”。

中共中央统战部在一份题为《新政协的阵营》的综合报告中，对内定参加新政协的民主党派也做了这种分析。

报告认为：民盟中央常委十一人中，“右派分子居多数，左派分子仅占两个，但其总部及各地区的实际领导权已逐渐转移到进步分子手里，现在它的组织内部主要是人民救国会、农工民主党与无党派分子，三者之中都有左、中、右”。文件认为沈钧儒、史良、胡愈之领导的人民救国会，“会员中进步分子占优势”；而章伯钧领导的农工民主党“上层多右派分子”，“民盟著名领袖除沈钧儒、章伯钧外，尚有张澜、黄炎培、张东荪、罗隆基，他们在民盟群众中的威信虽已降低，但仍成为右派及中派的中心。张澜与西南地方势力向来保有联系。罗隆基是亲美分子，主张联合政府中容许反对派。张东荪企图做民盟主席，拉拢张澜、黄炎培、罗隆基等，排斥沈钧儒、史良以至章伯钧”。报告建议对民盟“须采取改组中央常委、建立进步分子为主导的核心、容许共产党员在内等措施”加以改造。

对于从国民党分化出来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及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报告也作了详尽分析：“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以李济深为首的右派集团，在政治上主张，以三民主义为建国最高原则，而不愿用新民主主义；希图结合资产阶级右翼，形成反对派，以防中共控制；主张保留蒋党‘起义’部队的编制，以图收集残余的力量，并联络地方军阀，策动地方武装，从而培植其争夺领导权的资本……”，“谭平山、王昆仑领导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比较进步的力量”，而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实际上是以李济深、蔡廷锴为中心的一个封建性小集团”，并提出应使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起积极作用”。

报告对民主建国会的分析是：“其中下层中也有不少小资产阶级进步分子及革命知识分子，但尚不能起决定作用。该会政治倾向一般代表产业界自由资产阶级的要求，黄炎培、章乃器为他们的政治代表人物。章乃器、施存统曾经公开地主张中间路线与改良主义，章乃器于此，比施存统更来得坚决，他说‘在国共两条路外，自己要造第三条道路’。只在他们进入解放区后，言论见解，才有若干改变”；对民主建国会及产业界，“将只能以右派并力争中派居多，可以有个别的进步分子在代表团里面，但不可能单靠他们起积极作用。”

报告还认为：“以马叙伦为首的中国民主促进会，其政治倾向，迄今为止是代表中等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左翼。其组成分子中有一批进步的文化人，这是使它左倾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原因是实际上属我党领导的‘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与它相结合，推动它左倾。”

对前身为美洲华侨洪门会党的致公党，报告溯及其领导人陈其尤与陈炯明的亲属关系，认为其内部分子复杂，“实际上支持李济深的政治意图”，“该党带有极浓厚的封建性质，其主要的组成分子上层为封建官僚，下层有小部分流氓无产者。”

报告在总体表述上，长期目标是扶植左派，逐步孤立和取代右派。此外，刘少奇在1949年7月访问苏联时，给苏共中央斯大林报告中也谈到：

现在政协筹备会已组成，共有筹备委员134人，其中党员43人，肯定跟我们前进的进步人士48人，中间人士43人，其中中间偏右的只有12人，在进步人士中有15个秘密党员，共产党可以保证对政协筹备委员会的绝对领导。在筹委会中另外还设立了常务委员会，有委员21人，同样可以保证我党的领导。

新政协与《共同纲领》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这个由各党派、各阶层和利益集团的著名精英所组成的会议，虽不是经由选举产生，但较此前任何一届制宪会议都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民主色彩。

与会的四十五个单位，分为党派、区域、军队、团体、特邀五类。十四个党派单位中，除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外，还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中国民主同盟(民盟)、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中国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第三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主建国会(民建)、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台盟)等十一个党派，无党派人士也作为一派位列其中。

以许德珩为首的九三学社，是一个以大学教授为主的政治性学术团体，有政治主张而无政治纲领；以台湾共产党创始人、“二二八”事件主角之一谢雪红为首的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其成员皆系台籍反国民党人士。这两个党派并未申请参加新政协，但被安排与会。还有一些要求参加新政协的党派，如民社党革新派、孙文主义革命同盟、中国少年劳动党、中国农民党，皆以“组织不纯”“成分复杂”等理由未能获准。这些党派先后自行宣告解散，其代表人物被邀以个人名义出席。此外，对要求与会的光复会、中国民治党、人民民主自由联盟、民主进步党、中国人民自由党等，均以“成员十分复杂，性质多属反动”为由被拒绝与会。

围绕新政协代表的提名，各民主党派内争不断，如身在上海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即因争取代表资格与沈钧儒发生争执；救国会代表宋云彬在日记中记载，沈钧儒对力争代表资格的庞荩青说：“名单必经统战部同意，而代表亦非运动争取得。”黄炎培也在日记中谈到，代表名单“取舍及先后完全以中共提出为凭”，民建内部多人反对提名冷□任政协代表，但“潘汉年坚持，越反对越坚持，卒不敢有异议。”嗣后成立的新政府，各党派在职务分配上也存在竞争，中共同样扮演了仲裁者角色。

新政协召开前，即已传出救国会不久将解散的风声。会后不久，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并入民革；救国会宣布解散，其成员溶入民盟并掌握了领导权。救国会和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与中共关系密切，事实上改变了民革、民盟的内部成分。据说当时还有进一步合并民主党派的方案，为此，民进的马叙伦等已被安排为民盟中常委，合并方案又被临时中止。新政协的十一个民主党派最终减少了三个，形成了延续至今的八个民主党派格局。

新政权的合法性，来自新政协及其制订的大宪章式文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一文件带有临时宪法的性质，宣布“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确认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

《共同纲领》保留了联合政府的理念框架，并未从字面上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军队的掌控，其对新政权的性质表述如下：

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组织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

对于国家的武装力量，《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统一的军队，即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公安部队，受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统率，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从文字表述上与“军队国家化”并无抵触。对未来将行使国家权力的人民代表大会，则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之”。

《共同纲领》最难产的是经济政策部分，几经修改，最后由毛泽东敲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通过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共同纲领》颁布后，各民主党派随即宣布以《共同纲领》为本党的纲领，并加上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表述。

联合政府的人事安排

新政协的召开被认为是统一战线策略的成功范例，它显示出新政权的精英政治色彩及中共对民主党派、社会贤达的尊重。在出席新政协的662位代表中，共产党员约占44％，党外人士占56％，其中工农和各界的无党派代表约占26％，各民主党派的成员约占30％，中共以及“老大哥”苏共都承认新政权是一个联合政府。

中共在新政权的领导作用，首先体现在人事安排上。各民主党派在新政协的代表名额分配与新政权的职务安排，起决定作用的是中共。刘少奇在1949年给斯大林的报告中说：

……它们的组织散漫，内部极不团结。例如所有民主党派都无法提出自己参加政协会议的代表名单，因为他们内部争吵。它们的代表名单，都必须由共产党发表意见，才能提出。但各民主党派都有几个领导人物，这些人物因为在中国进行长期的政治活动，在人民中是有些影响的，它们的党组织就靠这些领导人物来维系。在某(每)一个党派中都有左、中、右三种分子……。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除毛泽东出任主席外，六位副主席中有张澜、李济深、宋庆龄三位非中共人士；沈钧儒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五十六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非中共人士约占半数；政务院名单中，非中共人士黄炎培、郭沫若出任副总理，章伯钧、马叙伦、陈劭先、王昆仑、罗隆基、章乃器、邵力子、黄绍口、谭平山、蒋光鼐、朱学范、李书城、梁希、傅作义、沈雁冰、张奚若、李德全、史良、何香凝、李四光担任了政务委员和部长职务，联合政府的色彩浓厚。

由众多委员组成的中央人民政府及其与政务院的关系，根据刘少奇同年7月访苏时向斯大林的解释：“中央政府主席团及主席团与内阁关系(即主席团是集体的总统，内阁服从主席团，为中央政府的执行机关)”，斯大林认为：“这个制度可能对于目前的中国是很适当的”。

联合政府的人事安排，曾在中共党内引起不满，当时有“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反革命”之类的议论。对此，毛泽东回答说：安排民主人士“好处很多”，第一，可以‘赚’人，各方面的非党人物都有当副主席、部长、司令员的，‘朝里有人’，国民党不打自垮。……第二，可以‘赚’来四万万人民，赚来土地改革。第三，可以‘赚’一个社会主义。这叫做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

1954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与《共同纲领》相比，“五四宪法”首次明确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大前提，以及“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等内容，并对政府机构作出重大调整，原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不复存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

大会所通过的人事名单中，国家最高层职务完全由中共人士担任，实现了“党政合一”，原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政务院副总理的党外人士，皆转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联合政府色彩开始淡化，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日形突出。在1949年建国时起过重要作用的政治协商会议，从此成为“统一战线团体”。

结语

在其后的曲折岁月中，历经“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政治协商制度遭到践踏，政治协商变成了“一言堂”，共和国的建国共识是民主宪政，偏离了这一目标之后，民主法制建设长期滞后。

英国历史上的《大宪章》和美国历史上的《独立宣言》，至今仍享有崇高的法理地位。《共同纲领》作为中国特色的大宪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法理依据，今天也依然有效。《共同纲领》中的建国目标，有的迄今仍未兑现(如普选产生各级人大)，有的被摒弃后又重新恢复(如保护私营经济)，有的仍未得到切实保障(如人民的自由权利)。

没有民主监督的政治体制，必定会导致执政能力的自我削弱。在重新认识到“民主是个好东西”的今天，回顾这段民主协商建国的历史，应该承认：从和而不同、表达异议到求同存异，都是现代国家政治生活的应有之义。

(责任编辑　吴思)

2009年第4期　解读《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刘明钢

1957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毛泽东撰写的题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为正在掀起的反右派斗争注入了更加猛烈的火力。这篇文章的信息量极大，可圈可点之处甚多，文中的一些观点、一些文字被众多论著反复引用，比如，著名的“阳谋”之说。因此，若要了解、研究整风与反右运动，不可不认真研读之。

“文汇报有一个民盟右派系统”

毛泽东曾经十分欣赏《文汇报》。1957年3月，他在接见《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时盛赞：“你们《文汇报》实在办得好，琴棋书画，花鸟虫鱼，真是应有尽有。编排也十分出色。我每天下午起身后，必首先看《文汇报》，然后看《人民日报》，有空，再翻翻别的报纸。”

那么，短短几个月后，毛泽东为什么要批判《文汇报》呢?

在整风反右期间，毛泽东公开发表了两篇批判《文汇报》的文章，都是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第一篇文章是6月14日发表的《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道出批判《文汇报》的原因：《文汇报》和《光明日报》“在一个时间内利用‘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和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道”。该篇文章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全国各主要报纸都加以转载。上海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虽然没有转载，但都做了公开的检讨。另一篇文章就是7月1日发表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从标题看，后者是前者的续篇。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对《文汇报》进行了更为严厉的批判。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十分注意斗争策略，尽可能地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对两家报纸的批判也是如此。他首先将两家报纸的检查进行比较，对《光明日报》网开一面，而将批判的火力集中在《文汇报》。毛泽东指出：《光明日报》因为“严肃地批判了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的方向错误，……立场根本转过来了，由此恢复了读者的信任，像一张社会主义的报纸了。略嫌不足的是编辑技巧方面。”写到这里，毛泽东笔锋一转，写道：“《文汇报》写了检讨文章，方向似乎改了，又写许多反映正面路线的新闻和文章，这些当然是好的。但是还觉不足，好像唱戏一样，有些演员演反派人物很像，演正派人物老是大不像，装腔作势，不大自然。”

为什么《文汇报》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方向呢?毛泽东指出：“严重的是《文汇报》编辑部，这个编辑部是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印的，包袱沉重，不易解脱。帅上有帅，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并且指名道姓，说是章罗同盟中的罗隆基。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就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人们说：罗隆基——甫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

实际上，文汇报并不存在“一个民盟右派系统”。在整风运动开始之前，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因得到毛泽东的表扬，破格以非党人士担任中国新闻界访苏代表团团长，3月27日出国，5月9日才回国。浦熙修作为人大代表，于4月15日去黑龙江考察，5月20日方回京，整理材料一个星期，27日才到报社工作。罗隆基6月3日到锡兰(今斯里兰卡)开世界和平理事会去了。即使他们三个人要在《文汇报》搞一个右派系统，时间也不允许。因为6月8日，反右号角就吹响了。

那么，这个子虚乌有的东西是如何产生的呢?据徐铸成回忆：“可能是康生之流授意的吧，在《光明日报》刊出一条署名新闻，说我在去年民盟新闻小组上谈过，《文汇报》复刊后将一切听罗隆基的指挥，真是昼日见鬼。新闻界都知道我这个人很倔强，从来不盲目接受什么人的指使，而且任何人也不会这么笨，当众说出心里的打算。但这是一个信号，一场大风雨就要降临了。”

毛泽东的这段文字就像一颗重磅炸弹，威力极大。首先，把浦熙修与罗隆基炸翻在地。浦熙修与罗隆基有很深的情愫，相识已逾十载，曾经议论过婚嫁，但遭到浦的家人一致反对(包括浦的妹夫彭德怀)，也就只得将事搁置，但由于多年的感情，仍保持着相当的交往。这些个人隐私、这些情感上的纠葛，如果在今天，也许算不了什么，但是在五十年前，在上世纪的五十年代，把个人隐私当作严重的政治问题在媒体上公开曝光，其威力是任何人都无法承受的。其次，《文汇报》揪出一个“民盟右派系统”。既然是一个“系统”，那就不是一两个人。在反右运动中，《文汇报》编辑部共有6名编委及15名编辑记者被划为右派分子。再次，《文汇报》成为各个单位反右斗争的样板。当年《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公开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影响巨大。既然毛泽东说文汇报有一个右派系统，那么，在反右运动中，各个单位纷纷效法，不管大小都要揪出个“右派系统”来。后来，反右运动严重扩大化与这有直接的关系。

“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

如果说，由于毛泽东与中共中央的反复宣传与动员，人们对整风运动还有思想准备的话，那么，整风的突然转为反右，很多的人，包括许多领导干部都感到突然。在这种情况下，统一全党的思想，讲清反右运动的方针政策，就是《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这篇社论所要回答的问题。在该社论中，毛泽东明确指出了反右斗争的主要对象，他写道：“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

毛泽东的这段论述，一是论述了反右斗争合理性。既然出现“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惊涛骇浪”，那么粉碎右派的猖狂进攻，就是必要的，理所当然的。二是明确了反右运动的主要对象，把斗争矛头对准民主党派，特别是对准民盟与农工党。

对于毛泽东的这个论断，由逢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有如下评论：事实证明，这些批评并不能成立。在整风鸣放过程中，确有右派言论，也确有极少数人想反对党的领导，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某个民主党派(如社论所说的民主同盟和农工民主党)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更不能说，这个党派有一条“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其方针是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社论使用了“章罗同盟”这个词，是根据当时的揭发材料得出的。社论说，“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实际上，章、罗之间也不存在什么“同盟”。

这是今天的认识。

在50年前，毛泽东的话就是真理，谁也不敢怀疑。于是，反右运动中，民主党派成了重灾区，被打得落花流水，大批的民主人士被划为右派，党的统一战线受到极其严重的破坏。

“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

反右运动开始后，很多人被当作右派遭到批判、围剿，火越烧越旺。但不少被斥为右派的人并不服气，甚至有些未被打成右派的人也质疑反右斗争的合理性。为此，毛泽东亲自出马为之辩护，主要谈了两个问题：

一是“言者无罪”的问题。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曾经许诺：在整风期间实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方针。而反右斗争恰恰是以言定罪，因此，许多人感到困惑：中央文件到底算不算数?

对此，毛泽东做了如下的辩解：“他们人数极少，在民主党派中，特别在某几个民主党派中却有力量，不可轻视。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他们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

如今，反右派运动已经过去了50年，当年揭发右派的材料也进行了反复的核实，但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参加大鸣大放的民主党派头面人物有现行的反革命破坏活动。因而“他们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之说是站不住脚的。

二是由整风转向反右的问题。5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对当前整风的总体部署作出规定：“现在整风开始，中央已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领导人士商好，他们暂时(至少几个月内)不要表示态度，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内和社会上号召整风，而要继续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否则对于我党整风是不利的(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他们同意此种做法。只要我党整风成功，我党就会取得完全的主动，那时就可以推动社会各界整风了(这里首先指知识界)。此点请你们注意。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此点也请你们注意。如有不便之处，则以不请党外人士参加整风，而由党邀请党外人士开座谈会，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工作上缺点错误提出意见为妥。请你们按当地情况斟酌处理。”

然而，从6月8日起，运动突然转向，由整风转向反右。许多人对此产生了疑问，有人称为“钓鱼”，也有人称作“引蛇出洞”。

对此，毛泽东毫不隐讳地指出：“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错误意见，不作反批评，是错了吗?本报及一切党报，在5月8日至6月7日这个期间，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这样做的。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就是说，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让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场战争，报纸在一个时期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内也一概不予回击，使群众看得清清楚楚，什么人的批评是善意的，什么人的所谓批评是恶意的，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

毛泽东这段文字非常重要，有四点值得特别注意：一是文中所说的“5月8日至6月7日这个期间”，实际上就是反右斗争的“引蛇出洞”的阶段。5月8日是实施“引蛇出洞”策略的起点，其标志就是召开民主党派座谈会，并在报纸上发表其言论。6月7日，“引蛇出洞”阶段结束，第二天，中共中央下达《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反右斗争进入反击阶段。二是“共产党看出了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在1957年的5月8日之前，现在有关反右斗争的论著所引用的右派“反动言论”都还没有出笼。但毛泽东早就“料到”了“右派”会猖狂进攻，用毛泽东自己的话就是：“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决定在开始公开鸣放的同时就实施“引蛇出洞”的策略。三是毛泽东指出，《人民日报》和一切党报的这些作法，是“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这就是说，实施“引蛇出洞”是中央的既定方针。四是毛泽东理直气壮地指出不是“阴谋”，是“阳谋”。

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毛泽东认为反右本来就是整风的题中之意。在毛泽东看来，整风是把双刃剑，既可以用来整顿党风；又可以用来打击右派。如何使两者统一起来呢?办法就是开门整风、“大鸣大放”；一方面通过大鸣大放，“内外夹攻”，造成一种压力，一种氛围，以利于党的整风；另一方面通过“大鸣大放”，“诱敌深入”，“引蛇出洞”，然后将右派一网打尽。

“宽大为怀，不予办罪”

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中，毛泽东还对右派的性质及对右派的处理做了说明。

反右派运动在全国展开后，对右派的定性愈来愈严重。6月14日发表《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一文，开始由一般性右派的提法转向资产阶级右派。在6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概念，并认为他们的目的是“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推翻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此后，无论是报刊，还是党内文件，普遍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并认为这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一场阶级斗争”。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右派就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反动派。”

我认为，对右派的错误定性是导致反右扩大化最关键的原因。如果把右派视为人民的范畴，既使划得多一些也问题不大，因为毕竟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只要进行必要的说服教育就可以了。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反右运动的开始阶段，中央并没有为右派定性，人们则普遍把右派当成人民内部矛盾，视为人民中的右翼，因而觉得划得多一些也无妨；后来中央突然将右派确定成敌人，而各单位已经划定的右派又不能随之改正，于是直接导致了反右运动的严重扩大化。

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中，毛泽东还谈到对右派的处理。他指出：对于右派，“是不是要办罪呢?现在看来，可以不必。因为人民的国家很巩固，他们中许多又是一些头面人物。可以宽大为怀，不予办罪。一般称呼‘右派分子’也就可以了，不必称为反动派。只在一种情况下除外。就是累戒不戒，继续进行破坏活动，触犯刑律，那就要办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些原则，对他们还是适用。另有一种右派，有言论，无行动，言论同上述那种右派相仿，但无破坏性行动。对这种人，那就更要宽大些了。”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运动后期对绝大多数右派都没有“办罪”，当然也就无需“办罪”的程序：对所谓“右派言论”没有认真的调查研究和反复的核实，不允许本人申辩；在定性时既没有经过严格的手续，更没有经过正式的法律手续，有的甚至没有经过正式会议的讨论、正式的批准和上级机关的审查。一切必要的程序都轻易地取消了，极其轻率地处理了55万人，大致可分为五种类型：一类送劳动教养；二类监督劳动；三类自谋出路；四类降职降级；五类免于处分。在实际操作中，党员开除党籍，团员开除团籍，学生开除学籍，公职人员开除公职，领导免去职务，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被遣送回乡监督劳动改造。少数在原单位留用，也大都用非所长。

对右派没有“办罪”，但“右派”本身就是十恶不赦的罪名。右派分子与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并列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对右派没有“办罪”，但没有“办罪”比“办罪”更惨。如果“办罪”，判刑一两年、顶多三五年也就出来了；而不“办罪”，被错划的“右派”却不得不在长达20年中蒙受不白之冤；而且其家属、亲戚、朋友也受株连，他们的入党、入团、提干、参军、升学都受到严重影响。

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数对“右派分子”的处罚最为严厉，特别是那些仅仅讲了一两句不合时宜的话就被打成右派的人，简直比窦娥还冤。

然而，当时的毛泽东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反而认为没有“办罪”，就已经是“宽大为怀”了。毛泽东的这种认识，使得反右派运动所造成的冤案迟迟得不到纠正。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9年第4期　过去教授的骨气和底气·赵映林

“过去教授的骨气和底气”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威武不能屈，在强权甚至淫威面前坚持真理，宁折不弯；一是贫贱不能移，或不为高官权势所诱，或不为金钱所诱，或不为五斗米折腰。而“骨气和底气”凭借的根本究竟是什么?或者说“骨气和底气”的根本性凭借究竟何在呢?

一

30年代开始，民间就流传着“蒋家天下陈家党，宋氏兄妹孔家财”的说法，说明在国民党政权中，孔祥熙家族是最有钱的。而孔的钱主要来自他从政以后。孔祥熙先后担任过国民政府实业部长、中央银行总裁、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等要职。孔氏夫妻深谙敛财之道，孔祥熙家族的巨额财富来得并不光明正大。仅举一例便可说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面对咄咄逼人的日军攻击，为了稳住中国的抗战局面，使之牵制更多的日军，减轻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压力，同意向中国政府提供$5亿贷款，按当时的官方汇率折算，合100亿元法币。如以黑市汇率折算就更高了。孔祥熙正是利用自己财政部长的权力，伙同部里的官员、中央银行业务局局长等人上下其手，倒买倒卖，从中贪污了$3390万。事情披露后，傅斯年在参政会上提出质询。此事闹大了，舆论汹汹。蒋介石不得不亲自出面宴请傅斯年，做他的工作，为孔说情。席间蒋问道：“傅先生信任我吗?”傅斯年的回答很干脆：“我绝对信任。”蒋立即回应：“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的回答铿锵有力：“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委员长也就应该信任委员长所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将蒋介石堵了个严严实实，呛得话也说不出来。在傅斯年的穷追猛打下，蒋介石不得不下令免去孔祥熙的职务，改由宋子文出任行政院长。蒋介石的任人唯亲，使得驱孔的结果是前门驱虎，后门进狼。宋子文上台后，以行政院名义颁发《黄金买卖细则》、《管理外汇暂行办法》等文件，与孔祥熙一样利用只有他们才拥有的官僚特权，大肆进行非法进口倒卖活动，致使国民经济一片混乱，最终酿成1947年以上海为中心的席卷国统区的“黄金潮”。不仅如此，抗战胜利后，宋还纵容部下以“接收”为名，大发“接收财”：房子、车子、票子、金子、女子，“五子登科”，闹得民怨沸腾。在用人方面，则任人唯亲，排斥异己。傅斯年的大炮脾气又上来了，在《世纪评论》上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文章刊出，全国轰动，各报纷纷转载，成为讨伐宋子文的一篇爆炸性的檄文。傅斯年历数宋子文的丑行后指出：“用这样的行政院长，前有孔祥熙，后有宋子文，真是不可救药的事。”他大声疾呼：“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要垮了。”像这样的人应该“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继此文之后，又连续发表《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宋子文的失败》等文。傅斯年的一系列“倒宋檄文”迫使宋子文不得不下台。从抗战末到1947年傅斯年连连著文痛斥孔祥熙、宋子文的贪赃枉法，使得这两位皇亲国戚也不能免责，不得不灰溜溜的下台。平时蒋介石召见傅斯年，他在蒋的面前也是翘着二郎腿说话，而不是毕恭毕敬诚惶诚恐。到1948年，傅斯年眼见国民党越来越腐败，更在公开场合大骂国民党政府是一堆大粪，蒋介石也未“修理”过傅斯年，反而于不久的11月决定、12月发表傅斯年为台湾大学校长，并且信任有加。

至于傅斯年的老师胡适与自己的学生比起来也丝毫不逊色。胡适任中国公学校长，反对党化教育。国民党规定，举凡机关、学校一律要挂国民党党旗，每周一要举行总理(孙中山)纪念周活动。唯独中国公学在胡适主持下既不挂国民党党旗，也不举行总理纪念周活动。在抵制党化教育的同时，胡适完全继承了蔡元培在北大的办学方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鼓励学生组织学术研究会、办刊物、办壁报、举办演讲会。一时之间，中国公学学风大变，学术风气自由，任何言论都可以发表。笔者曾将胡适在大陆对蒋的批评归纳为“五个第一”：第一个掀起讨伐国民党忽视人权的大讨论、第一个批评孙中山“知难行易”哲学、第一个当面批评国民党政治不清明、第一个批评蒋介石发起的“新式生活运动”、第一个当面批评蒋介石控制言论自由。说胡适等人是小骂大帮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当着“领袖”之面出言顶撞、直言不讳地批评，甚至言辞尖锐，内心如没有一种历史理念是做不到的。

1936年10月，蒋介石过50岁生日，特地邀请北大教授熊十力参加生日宴会，这是很大的面子。那天，在蒋介石的生日宴会上，政府中的达官贵人，纷纷争先恐后向蒋介石献媚，丑态百出。熊十力十分鄙视，挥毫写下一首打油诗。全诗如下：

脖子长着瘪葫芦

不花钱买篦梳

虮虱难下口

一生无忧

秃秃秃

净肉

头

熊十力将这首每况日下的楼梯式诗写好后，大笑而去。蒋介石见了面红耳赤，哭笑不得。只好听任熊十力离去。

抗战胜利后，熊十力来到了武汉，看到九省通衢的长江重镇满目疮痍，而国民党不顾人民死活，积极准备内战，引起他对国民党倒行逆施的不满。他要揭露和讽刺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一连多日，于大白天手持灯笼在武汉的商业大街上旁若无人地行走，引得路人纷纷驻足观看，好奇之人实在弄不明白，就拦住问他：“先生青天白日打着灯笼走路，这是何故?”他有意地大声回答说：“如今是天昏地暗，豺狼当道，不掌灯何以行路!”惹得不少围观者频频颌首。

清华大学教授何兆武在其口述回忆录《上学记》中说到，自己的一个姐姐(三姐)是北大化学系的学生，“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又是地下党，在游行中被抓。两天后，他的父亲收到校长蒋梦麟的一封亲笔信，大意是说，你的女儿被抓起来了，不过请你放心，我一定尽快地把她保出来。果然，没有几天就把她放出来了。

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是国统区民主堡垒。1941年底西南联大学生游行，打倒孔祥熙，回来后学校召集了一个大会，蒋梦麟和梅贻琦都来了。梅主持大会说：“昨天，我和蒋先生一直跟着你们，唯恐你们出事，幸亏没有出什么事。”这就是那时候大学校长的态度。

西南联大学生这次上街示威游行，与吴晗有一点关联。当时，吴晗正在西南联大执教，在课堂上，他说，南宋政府腐败，是朝廷中以宰相贾似道为首的官员们斗蟋蟀成风，玩物丧志，葬送了南宋。所以，贾似道被人称为蟋蟀宰相，没想到今天又出了一个“飞狗院长”(指香港沦陷时，行政院长孔祥熙家人用国民党最后一架飞机运家人、洋狗，而置诸多文化名人于不顾的事)，历史常有相像之处。当学生们问到这个“飞狗院长”是谁时，吴晗高声道：“孔祥熙院长!”吴晗这句话点燃了学生们心中的怒火，几天之后，示威游行爆发了。当蒋介石以吴煽动学生闹事为由派人来抓吴晗时，却被云南省主席龙云挡驾了。以至于学生们打起了这样的牌子：“打倒孔院长，拥护龙主席”。吴晗毛发未损。就笔者手头上的资料显示，民国时期，具有正义感的教授没有不在课堂上批评、抨击，直至大骂国民党的。建国后，毛泽东曾说过这样的话：国民党是被民主党派、知识分子骂垮的。所以，日后的取消知识分子所办刊物、报纸，上下保持一致，不是没有由来的。只不过这是从另一个方面来总结历史经验而导致如此罢了。

抗战爆发后，马寅初以专家身份考察中国的战时经济，对国民党的军政要员大发国难财极为不满，他将这种情况精辟而形象地概括为“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有针对性地提出征收“战时财产税”。他说：“政府对发国难财者应从速开办临时财产税，先从大官之中发国难财者人手，令其将用政治势力所获得的不义之财全部提出，贡献于国家，以为其余发国难财者戒。”这个矛头是直接指向孔、宋家族的。于是就有人奉命前来劝说马寅初，可以把北碚立法院的好房子让他居住，想购买黄金，只要他提个数字，可以立即照办，如要去美国考察，不论长住或短期都行，经费不成问题。马寅初自然明白他们的伎俩，遂发表“严正声明”：

一、在此国难当头，我绝不离开重庆去美国考察；

二、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我要保持说话的自由，国民党政府的立法院没有多大意思，我绝不去北碚居住，并要逐渐同立法院脱离关系；

三、不搞投机生意，不买一两黄金，一元美钞。有人想要封住我的嘴，不让我说话，这办不到!

马寅初一九三八年于重庆

此后不久，马寅初到重庆大学担任经济学院教授和商学院院长。在高校任职，于是马寅初有了抨击国民党的更大平台。对马寅初坚持自由主义和民主立场，蒋介石在无可奈何之下，提出三个职务让其挑选：中央银行总裁、财政部长、全国禁烟总监。可马寅初丝毫不为所动。蒋介石要重大校长叶元龙陪同马寅初来见他，蒋对叶元龙说：“我要当面同他谈谈，他是长辈，又是同乡，总要以大局为重!”叶怕碰钉子，就让侄子去向马寅初转达这个消息，可马寅初回答说：“叫校长陪着我去见他，不去!让宪兵来陪我吧!”又说：“文职不去拜见军事长官。没有这个必要!见了面就要吵嘴，犯不着!再说，从前我给他讲过课，他是我的学生。学生应当来看老师，哪有老师去看学生的道理!他如果有话说，叫他来看我!”蒋介石虽生气，也只好给自己找台阶下，对叶元龙说：“我是想同他谈谈经济问题。你回去告诉他，以后有时间，随时可以来找我。”但马寅初始终不去见蒋介石。

二

上面说的基本是第一种情况，下面说第二种情况。

袁世凯窃取政权后，以40万巨款收买国民党籍的议员邹鲁，要他另外组党，遭邹鲁拒绝。

章太炎不满袁世凯篡权，四处揭袁世凯的狼子野心，戳到袁世凯的痛处。袁世凯遂以党务相商为名，将章太炎骗进京，软禁在前门共和党总部。见到袁世凯派来的宪兵后，章氏挥动手杖，宪兵被他追得抱头逃窜。袁世凯一看不行就改用软的一招——收买，派人给章太炎送去500大洋，这在那时可是个大数目!章太炎起初默不作声，等来人将钱全部放在桌上后，他突然起身大把大把地抓起洋钱向来人劈头盖脸猛掷过去，来人吓得一溜烟跑了。袁世凯又给章太炎颁发“勋二位”。孰料章太炎手执折扇，把袁世凯授予他的勋章作扇坠，来到总统府，点名要见袁世凯。袁世凯一听“章疯子”找上门来了，不想自讨没趣，就将章“晾”在那里。章太炎左等右等，袁世凯还不来，他就开骂了，还抡起手杖将接待室的器物砸个稀里哗啦。袁世凯只得谎称要见他，将章太炎拉到陆军教练处监禁起来。可章氏始终不低头。袁世凯也不敢拿他怎么样，因为章太炎名气太大，袁世凯不得不有所顾忌。

1923年4月初，北洋政府又颁发一批勋位，胡适也榜上有名。4月8日，胡适在自己办的《努力周刊》头条位置发表《胡适启事》：“4月5日的《益世报》上登出新发表的一大批勋章，内有‘胡适给予三等嘉禾勋章’的一项，我是根本反对勋章勋位的；如果这个胡适真是我，还请政府收了回去罢。”

抗日战争期间，胡适任驻美大使，两个儿子先后来到美国读书，仅学费一年就得2000多美元。胡适颇感压力，一面大量写稿赚取稿费，一面四处演讲，“替儿子筹备一点美金。”孔祥熙知道后立即给胡适汇了3000美元，“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义之财，胡适岂会要?于是悉数退回。

抗战爆发，陈独秀出狱，客居重庆江津，贫病交加，出卖一点尊严，高官厚禄即刻唾手可得。他的学生、同乡、朋友占据要津者众多，包括国民党内的一些元老、官僚，在前来拜访时送些赆仪，这无疑是雪中送炭，他一概婉言谢绝。罗家伦、傅斯年送钱给他，他坚决不收。陈立夫曾拟助其《小学识字课本》出版，预支一万元稿费，书写出后陈立夫要他改书名，他坚决不同意，争执不下，书未出成，钱也分文未用。教育部长朱家骅三次赠钱，5000元，陈独秀一概拒之。

而在美国任大使的胡适，也没有忘记老友，考虑到陈独秀在国内的处境，胡适为陈独秀联系了一家图书公司，并请他到美国去写自传。这既可以解决陈独秀的生活问题，也可以使陈独秀摆脱身边的纷扰。陈独秀深知老友的良苦用心，然而，他不愿意值此国难当头之时，去国躲避。他托人带话给胡适，推脱自己年事已高，也无兴趣苒见生人。他关上了一扇令很多人欣羡的大门。

蒋介石也托人说项，请他出任国民政府劳动部长，陈独秀回答说：“蒋介石杀了我两个儿子，我与他不共戴天。要我当他的走卒，岂非异想天开!”但也表示，现在大敌当前，国共二次合作，既然国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

已故水利界泰斗黄万里的岳父丁惟汾是老同盟会员，民国初当选为国会议员。宋教仁遭刺杀后，袁世凯的阴谋与企图昭然若揭，尤其是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更是袁世凯的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丁惟汾在北京的亲友劝他委曲求全以避祸，丁惟汾不为所动，说：“就让老袁把我的头拿了去吧!”他一生做事不做官。20年代蒋介石请他出任山东省政府主席，他拒绝了。他说，我是山东人，不能破坏中国传统政治的“鲁人不治鲁，湘人不治湘”的成规。蒋介石见其不肯就又请他担任交通部部长，他也拒绝了。他说：“我不论跟什么人都懒得交通，还当什么交通部长呢!”放弃高官，就意味着丁家的高收入没有了。这对经济并不宽裕的丁氏家族来说也是一种考验。可全家上下没有一人不支持丁惟汾的决定。

张君劢抗日战争期间曾担任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就以骨头硬而著称。1949年3月，李宗仁代理总统，与何应钦先后到上海找张君劢，希望他派人参加行政院，以便恢复三党联合政府，张君劢拒绝了。5月，何应钦辞去行政院长职务，李宗仁请张君劢出任行政院院长，张回答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要当行政院院长。”张君劢一生不治产业，又无积蓄，1949年流亡美国后，生活十分清苦，仅靠每月100来美元的养老金(开始到美国时还没有)以及没日没夜地为《世界日报》写社论，赚取微薄的稿费维持生活，弄得“身上常常一文不名”。台湾国民党当局要拉拢他，多次给他经济资助，他都义无反顾地拒绝了。1961年台湾教育当局听说他要去德国讲学，又给他汇去一笔数量可观的美金作路费，算是雪中送炭，本以为他会笑纳。没想到，几天后，这笔钱一文不少地被张君劢寄回。从1949年离开大陆，到1969年在美国去世，张君劢在清苦中度过他一生中的晚年，自始至终没有接受过国民党的一文钱。

三

以上所说“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两种情况，论者一般都认为在五四和抗战两个时期。其实，从晚清以来，这两种情况都未曾在历史上断档，当然，这是把1949年后的大陆排除在外的(个案自然有)。即使蒋介石败退台湾后，“教授的骨气和底气”也非荡然无存。胡适、殷海光、萨孟武、柏杨、李敖的最终存在都是实例。而其后的解除党禁、言论自由、纳税人观念、民主选举、司法独立、新闻监督等一系列的民主政治的发展变化，不能不说是民众的力量和“过去教授的骨气和底气”共同推动、掌权者顺应世界潮流的皆大欢喜的结局。就像胡适说的，满清的颠覆，当然不是武力之功，当然是一种思想潮流的力量。袁世凯帝制的推翻，也不是武力之功。

1902年慈禧68岁寿辰，大小官员都搞起了祝寿活动，辜鸿铭所在的湖广总督衙门也不例外，请来各界要人和各国驻汉口领事，开怀畅饮。为了给大家助兴，席间还伴奏西乐，反复播唱新编的为慈禧歌功颂德的《爱国歌》。辜鸿铭看到官员们如此公款消费，想到民间百姓的悲苦，就颇有感触地对邻座的梁鼎芬说：“唉，现在满街都是唱《爱国歌》的，却没有唱《爱民歌》的!”梁听罢，戏言道：“那你何不试着编一首?”辜鸿铭略一思忖，就摇头晃脑地大声念将起来：“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满座宾客一下子全惊呆了，一片哗然，可辜鸿铭脸不改色心不跳，若无其事。

1907年，袁世凯在一次宴会上，对德国公使说：“张中堂(张之洞)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的，我是讲办事的。”辜鸿铭听说后，挖苦说：“诚然，然要看所办是何等事，如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等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的。”

1908年慈禧、光绪先后去世，朝廷下令各地举行“国丧”。当时12岁的神童黄侃在家乡蕲州高等学堂就读。学生田桓对举行“国丧”不满，堂长杨子绪遂高悬虎头牌要开除田桓的学籍。黄侃知道后，将虎头牌砸烂，大骂一通后扬长而去。碍于黄侃父亲的面子，再经人调解，此事不了了之。几天后，田桓又将辫子剪掉，又惹怒了杨子绪，要处罚田桓。黄侃闻讯，手执木棒冲进学堂，将虎头牌砸烂，并要痛殴堂长。堂长吓得躲藏在工友的床底下，才免遭一顿痛打。

胡适1949年离开大陆去美，在未定居台湾前，曾三次从美国回台作学术演讲，对国民党内政的许多方面，如台湾的政治体制、党统天下的舆论宣传、言论与出版自由，甚至对经济体制，胡适都没少批评，一如1949年以前的作为。在台湾又是第一个当面批评台湾无言论自由。胡适面对面、锣对锣地对蒋介石说：“今日台湾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人敢批评彭孟缉(时任台湾警备副司令，蒋经国的亲信)。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我说，宪法只许总统有减刑与特赦之权，绝无加刑之权。而总统屡次加刑，是违宪甚明。然整个政府无一人敢向总统如此说!”对蒋介石要连任“总统”，胡适批评这是恋栈，贪图权位。当蒋介石出示刊登身在大陆的胡适的儿子胡思杜批判胡适的大陆报纸时，胡适反唇讥讽蒋经国当年在苏联大骂蒋介石是革命的叛徒，弄得蒋介石只好苦笑。50年代《自由中国》案出来后，雷震被判刑，不论是在美国，抑或在台湾，胡适无不大声疾呼，批评国民党无民主、无言论自由。

“台北帝大”时代，学生大都为富家子弟，一般人家子女是上不了的。傅斯年来台任台湾大学校长，提出“决不让任何学生因经济拮据而丧失他的学业”。而逢招生录取之际，傅斯年便会在校长室门旁赫然写上“有为子女入学说项者，请免开尊口。”在傅斯年努力下，机会均等的理念在台大得到贯彻，台大没有让一个学生因家庭贫困而失学。

傅斯年为了保持大学的独立性和学术的尊严，坚决拒绝三民主义入校，坚持不让台大在校园内升国民党党旗。这一点，想当年只有胡适在上海担任中国公学校长时才敢这么做。1949年4月6日，台大发生学潮，国民党军警要到校抓人，傅斯年怒斥道：说某人是共产党要有真凭实据，不能含糊其辞，血口喷人。他警告台湾警备副司令彭孟缉：“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针对报纸上对台大的攻击，傅斯年的“大炮”劲头上来了，他在报上撰文说：“学校不兼警察任务”，“我不是警察，也不兼办特工”。台大不少教授喜欢在讲台上宣扬民主法治，批评国民党一党专政，如政治系的萨孟武教授就是一个典型，每当他讲课。抨击国民党的法统，教室里就座无虚席，而且影响四播，国民党几次想对萨孟武采取行动，慑于傅斯年而不敢动。在民国时期，像傅斯年这样的校长非仅一例，蔡元培、胡适、梅贻琦、蒋梦麟、竺可桢、马君武、陈裕光……无不如此。

四

那么，“过去教授的骨气和底气”的凭借究竟是什么?没有这个凭借，能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生成文人的骨气吗?不论是谢泳还是肖文提出的见解，都是中肯的，都有一定道理。然而，他们的见解又都未能说中要害，未能指出根本性的凭借条件究竟何在。所以，也就难免给人以表象上的认识，没有从更深层次上找到源点，让人完全信服。笔者试图在这里提出点管见，以为引玉。

肖文说：教授们的“自由流动的实现端赖大学校长有聘用教师的实权、教授有管理学校的实权。如果老师的聘任权、管理权分散在社会各个职能部门，教师流动就不自由、不顺畅。同时，校长要有经营大学的先进的理念和人格魅力，要以教授为大学发展的重心，不以‘长官、老板’自居，最大限度地尊重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的大学核心价值观。”诚如斯言。肖文在这里点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一制度。遗憾的是他提出的是仅限于用人管人的具体制度和校长们的个人品格上。肖文还指出了“鲁迅在五十年代也无法生存。这说明，此时起关键作用的是外因，而不是内因。”话到嘴边，肖文戛然而止了。其实，这个“外因”就是制度和民主政治。—个根本性的前置条件就是好的制度，即民主政治制度。倘使没有一个好的制度，把办好学校、办好大学完全寄托在单位，寄托在具“有经营大学的先进的理念和人格魅力，要以教授为大学发展的重心，不以‘长官、老板’自居，最大限度地尊重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的大学核心价值观”的校长身上，也只能是人治；而这是没有保证的。可见民主制度是“过去教授的骨气和底气”的重要凭借条件之一。

有位教授讲了这样一件事：他有一位美国同行，每次来中国都是住陋室，穿小巷，不停地采访、记录，一本牛津出版的学术著作就是这样完成的。其工作精神令人敬佩。但他也有一个对他来说是出格的嗜好：到中国的第一天，总是让这位教授的儿子陪他去软件市场，寻找中国盗版的美国软件，物美价廉，乐而忘返。我们能理解美国教授的嗜好，那些刚出来的美国软件，在北美本地买，贵到连教授也买不起。

但我们也不能不想到，在美国的制度环境下，他能这么干吗?他敢这么干吗?看来美国人和其他民族的人一样，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一旦脱离了本土制度的约束，人性中的弱点都会出现，甚至放纵直至作恶。

这位教授还说到一件事，一群西方人从罗湖出境，跟大陆人一样，见排队就插队，到了香港一端入境，百步之外，人性突然大变，规规矩矩地排起队来。

这不就是制度的力量吗?不管是美国人，还是日本人，一旦脱离制度的约束，都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纳粹对犹太人的集体大屠杀，就是制度下群体作恶，多数人的暴政。李慎之先生说的好“制度决定民族性。”

可以选择、改造的是制度，不可选择、不可改造的是人性。其实，人不分肤色，都具有普遍人性，都是由类人猿进化来的。能够区分人的高下的，只有制度：是约束人性，还是放纵人性?

所以，人治是靠不住的。经验告诉我们，在传统社会，搞垮一个国家、一个单位，一个人就够了，搞好一个国家、一个单位，一个人则远远不行。换句话说，即使是单位、校长都具有肖文所说的这些权力，然而，只要政府一纸命令就可以全部终结单位、校长们的这些权力。所以，归根到底还是邓小平说的那句话：“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不从根子上解决问题，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甚至于病急乱投医。总之，制度是第一位的，是带有稳定性、长期性、根本性的。而一个制度的好坏又是与产权、所有制性质密不可分。说白了就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固然不错，可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决定什么样的上层建筑就大有文章了。并非是算术题1+1=2那么简单。

肖文列举了“过去教授”的经济收入，至少说明这是“过去教授”有“骨气和底气”的凭借条件之一，而且是个重要的必备条件，在短期没有经济来源，自无大碍，但长久了难免也会“英雄气短”。笔者记得一件事：上世纪80年代初，某教授在课堂上针对有人批评知识分子在历届运动中，在“文革”中表现不佳，常常自我作践，没完没了的检讨，立志埋葬“旧我”，重造“新我”，是软骨头。这位教授伤心地说，我们吃人家的，穿人家的，子女安排工作要靠人家，我们能何如。说着哽咽难止。这正是马克思所说的：“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一切社会贫困、精神屈从和政治依附的基础。”当然，如果是“浪里白条”一个又当别论了。“骨气和底气”也许更足，因为“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嘛。抛开前面讲的条件，玉碎也好，瓦全也好，只是文人个人的道德底线的坚守与否了。可见，产权、所有制的多元化才是“过去教授的骨气和底气”的根本凭借。产权多元化、所有制形式多元化，经济形式就多元化，最终必然是政治多元化，它们之间存在着完全的因果关系。这正是马克思讲的经济基础决定论。官僚资本与民间资本并存共生，后者量还大于国有资本，这就使得“百代都行秦政制”的传统社会存在着一道道的裂隙，正是这一道道的裂隙造成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流动。这就是“过去教授的骨气和底气”的根本性凭借。《诗经·小雅·北山》有一段话，长久以来为研究者们忽视了，这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二者之间的同构性和相辅性。试想，没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会导致“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吗?这就是问题的根本症结所在。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9年第4期　邓小平在1972年·徐庆全

1972年1月10日，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陈毅的追悼会。令参加追悼会的周恩来和叶剑英意外的是，在长长的大衣里面仅身着一袭睡衣的毛泽东，突然驱车来到追悼会会场。

毛泽东此举，自然耐人寻味；而他在与陈毅夫人张茜和在座的周恩来、叶剑英谈话中，除了肯定“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陈毅同志是立了功的”之外，还说：“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提到了邓小平，把邓和在当时任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并列在一起，说邓小平与刘少奇是有区别的，是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当众提到邓小平，就更加意味深长。

“文革”爆发，邓小平是仅次于刘少奇的第二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的。1969年中共九大以后，邓小平被逐出北京，下放到江西新建县劳动改造。此时，已经两年多了。

两年多来，尽管邓小平的党籍依然被保留，在中央，也保留了与汪东兴联系的一条线，但他基本上淡出了毛的视野。现在，毛泽东突然提到了邓小平，意味着什么?

因接班人的确定，邓小平被逐出北京；因接班人的不确定，邓小平又回到北京

邓小平是1969年中共九大后被逐出北京的。

中共九大是“文革”混乱中一次重要的会议。说重要，是因为这次会议填补了接班人的空缺：林彪以毛泽东接班人的身份昭示世人。而在1967年，在“文革”初期时，毛曾经说过，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还是要邓小平出来。现在，既然林彪成为党章上的接班人，邓小平自然就不会被留在北京了。

对于毛泽东等领导人来说，选择党的事业接班人，一直是关乎后继有人的大事。从1945年中共七大直至“文革”前夕，刘少奇一直以毛泽东的接班人身份出现。“文革”爆发后，这位接班人却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遭迫害；而作为党的总书记的邓小平也被作为二号人物打倒。九大上，林彪这位毛的“亲密战友”则成为接班人。

1971年9月13日，林彪机毁人亡，接班人问题成为他更为焦虑的头等大事。而此时，与毛一起走过的党内元老大多被迫远离权力中心，毛的目光只能转向党内“新贵”。他曾一度打算以“造反司令”王洪文为接班人，但他很快发现，王洪文除了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外，别无长处。

接班人问题怎么办?在没有确定人选的情况下，毛泽东只能采取“各派政治力量的分野和相互制约”。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分析说：“为使国家机器继续运行，他用忠诚厚道的‘老臣’；为使‘革命’路线得以保证，他用他认为忠于这个路线的新兴势力。”由此说来，在林彪覆亡的情况下，重新起用邓，已变得更为现实。

当然，对于身在江西极其闭塞环境的邓小平来说，毛泽东有关他的谈话他并不知晓。但是，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尽管身处政治信息不畅的幽禁地，邓小平依然对于北京政坛的动向十分关注。

1971年11月，在正式听到关于林彪“九一三事件”的传达后，他一改以前只给汪东兴写信的做法，而是直接致信毛泽东，对林彪事件表态，表达出来做一些工作的愿望。这是邓小平自被打倒后第一次正式提出这样的要求。邓小平的女儿毛毛认为：“从事后来看，对于父亲的政治生命，这的确是一封很重要的信”，因为毛泽东不但明确邓小平的事情还是要汪东兴来管，而且将这封信批示“印发政治局”。

将邓小平的来信“印发政治局”，毛显然有自己的思考，可以说，邓小平适时的一封信，触动了毛的思索，他在陈毅追悼会上特意提到邓小平，显然与这种思索有关。而追悼会后，周恩来当即暗示陈毅的亲属把毛泽东的评价传出去，为邓小平的复出“放放风”。1月下旬，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地一个代表团时，当着江青、姚文元等人，就明确提到邓小平的问题。他说，在揭批林彪的过程中，一定不能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林彪这伙人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这是不符合主席意思的，为邓小平的复出公开制造舆论。

此后，邓小平一家人的“运气”真的来了。毛毛兴奋地写道：“1月份，毛主席说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2月份，父亲恢复了组织生活；4月份，我和飞飞得知可以上大学；而在6月份，我们又接到通知，父母亲的工资开始照发了。”

感受到这种好“运气”的邓小平，1972年8月，通过汪东兴写信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委员会，正式提出了恢复工作的请求。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批示：“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毛泽东的批示，称邓小平为同志；在肯定了邓小平在历史上的功绩后，最后还加上了一句：“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毛的批示，当然并没有明确地提出请邓小平回北京，但实际上已经传达了同意他回来的信息。看到毛泽东批示的当天，周恩来立即把这个批示印发给了中央政治局的全体成员。

至此，邓小平复出，似乎已无悬念了。

因接班人的确定，邓小平被逐出北京；而因为接班人的不确定，邓小平又将被请回北京。这大约就是历史的诡异吧。

邓小平的思考轨迹

在江西新建县的两年多中，邓小平基本上处于离群索居的状态，但他从未停止思索的——那条“邓小平小路”，即被后人誉为思索之路。

在千万次地踏过这条小路的时候，邓小平在思考什么?后人可以发挥各种各样的想象，来演绎这一段历史。但历史本身的严肃性，是排除演绎和想象的。因此，要追寻身处闭塞流放地的邓小平思考的轨迹，还不如从他在1972年两次出行中的言行来的实在。

1972年9月，已经感受到“好运气”的邓小平，通过江西省委向中央提出，到井冈山、赣州老区走一走。9月底，中央批准了这一要求。11月，邓小平踏上了井冈山之行。

井冈山之行，在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里有详细的记载，而能够展现思考轨迹的，是他在泰和与一位原红一方面军的老红军、老战友池龙见面时的谈话。池龙是原空军的干部，“文革”中被打倒，刚刚获得解放。谈话中，池龙指着身上被打的斑斑伤痕悲愤地控诉林彪集团的暴行。邓小平说：“这帮人整人是不择手段的。‘文化大革命’是‘左’了，被坏人钻了空子。”谈到毛泽东和周恩来时，邓小平说：“毛主席是个伟人。总理吃了很多苦。很多老干部，包括军队的老同志，都是总理保护的。”对于林彪，邓小平说：“林彪这个人不能说没本事，但是个伪君子。利用毛主席的威望发布一号命令，贬低毛主席，抬高自己。”接着，他又说：“林彪垮台了，我们党的日子会好点。就是有那么几个书生在胡闹。”

毛毛写道：“这是六年以来，父亲第一次对‘文革’事物发表这样多的谈论。他谈了毛泽东，谈了周恩来，谈了林彪，谈了中央文革的‘书生’们，对‘文革’中中国政坛上的政治人物进行了评论。其实，这些想法在他心中早已形成定论，只是他为人严谨，从来不轻易议论。这次，政治环境已经改变，又在革命圣地与革命同志相遇，便将心中蕴藏了多年的想法说出，一吐为快。”

历史昭示的事实，远比毛毛的分析更富有新意。1973年邓小平复出后，对“文革”一直是抱着抵触的态度，只着眼于在各行各业大规模整顿，实际上，他在千万次走在“邓小平小路”上的时候，已经对“文革”形成了深层次的思考。这种思考，使他已经认识到“文革”是中国一场灾难了。而到了1975年，毛泽东对他最重要的一个要求，就是由他主持，中央作出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这个“决议”的基调应该是：对于“文革”，总的评价是“七分成绩，三分缺点”。但是，邓小平没有接受毛泽东的这个建议。邓小平明确地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为此，他宁愿再次从政坛上沉寂下去。

由此说来，邓小平在泰和与池龙酣畅淋漓的谈话，说毛泽东、说周恩来、说林彪、说中央文革那几个“书生”，实际上是在阐发自己对“文革”的思考。虽然“政治环境已经改变”，但远没有改变到可以公开地臧否“文革”及仍在中央的“几个书生”的程度。但邓小平毫无顾忌地说出来，事实上在梳理自己的思考轨迹。从另一方面来说，邓小平明确提到中央文革那几个“书生”。这几个书生就是后来成为“四人帮”的人，也是邓小平复出后所要面对的对手。邓小平已经预见到，一旦自己复出，与“四人帮”的斗争将不可避免。

1972年12月5日，邓小平再次出行，到他所熟悉的中央苏区故地。1932在中央苏区，他被王明路线指责为“右倾错误路线”，也就是毛泽东批示中说的“毛派头子”。40年前，他因为这个“毛派头子”而被批判。40年后，他能踏上这里并在第二年重返中央，自然也是因“毛派头子”这个历史资源。因而，邓小平将出行之地选在这里，就具有了某种政治含义。比如，参观毛泽东旧居，他说：“毛主席在当时，也是受排挤、受打击的。”而自己目前所处的境地与当年又何其相似乃尔?言谈中所蕴含的意思，又不难参透。

邓小平此行，实为故地重游，寻找当年的足迹而抒怀自然是此行的主要目的，但着眼于调查研究也是此行的由头。因此，他兴致勃勃地参观会昌的物资交流大会，一一查问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及农民收入情况。在瑞金，他参观机床厂、电线厂和红都制糖厂。邓小平一路参观，显然比他上次井冈山之行多了一个内容，要对“文革”中的经济状况有一个亲身的了解。他在1973年复出后，大刀阔斧地对各行各业进行整顿，虽然不能从这种调查中微言大义地予以解释，但他对“文革”中经济的凋敝状况，显然早就有所了解。

一个应该引起史家重视的细节：在瑞金制糖厂，邓小平听完汇报后，要去车间。工厂的人说有两条路，近路不好走，邓小平说：“不要紧，为什么有近路不走，偏要走远路?中国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走。”

这种政治家的言论隐含着什么?

此时，邓小平重新复出已成定局，未来的道路怎么走?他显然认真地思考过：在毛泽东维护“文革”的前提下，他如何既能坚持自己否定“文革”的主张，又能在政坛上发挥自己的作用?他的答案是什么?“中国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走”，是对复出后命运的一种答案。

邓小平从1973年复出后的整顿，到1975年因拒绝毛泽东为“文革”做出一个“三七开”的历史决议而再度从政坛沉寂的轨迹，也昭示了这种答案。

文革前高校清理“反动学生”事件·王学泰

建国以来，改革开放以前“反动学生”这个词虽也常见于教育系统的内部通报，但真正作为政治帽子、作为正式处分大学生一个案由，只实行于1963年到1966年清理反动学生运动中。到了1966年有些特殊，如果是年初划的、并送劳改了，也就是“反动学生”了；如果拖到文革起来了，到了7月，毛主席下令不许“整学生”，说“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并指出北洋军阀镇压、蒋介石镇压学生运动都没有好下场，于是这批“反动学生”也就一风吹了。而此前的“反动学生”依然在劳改场劳动改造，直至1969年1月24日起，被各校陆续派员召回为止。嗣后，有的随1966-1968三届毕业学生分配；有的延宕至1970年随1969届学生一起分配工作或劳动；有的不幸，再次戴上帽子驱逐回原籍农村监督劳动(如人民大学的“反动学生”)。

缘起

整“反动学生”始于1963年暑假的北京高校毕业生毕业鉴定时。据1963年河北北京师院数学系毕业生朱志曾先生回忆，毕业前，学校要求每个人都写自我鉴定(政治性的)，然后集体讨论通过才能毕业。在写鉴定之前，校方传达了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和北京高教局的文件。文件说在北京高教领域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毕业生中就有阶级敌人，并公布了一些案例。有北大的“反动小集团”案，科技大的“叛国投敌”案等，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北京地质学院尚育森投书中央广播电台“驳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案。1963年6月14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简称“二十五条”)发表，广播电台日夜广播，声势很大，北京地质学院物理勘探专业的尚育森是个山东汉子，对“25条”有异议，马上给中央台写了一封据说有7000字的信，要求在反修防修问题上公开辩论，结果被定为北京的第一个“反动学生”。

此事被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报告给了毛泽东，1963年7月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政治上反动的学生处理通知》(见国家教育委员会编：《高等学校学籍管理文件汇编：1950-1987》)。毛泽东的批示，指出这类现象所在多有，这是一批极右分子。文件说“据北京市反映，今年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有极少数政治上反动的学生……其对我的猖狂进攻的程度已经相当甚至超过反右斗争中的极右分子”，“北京市的高等院校有这样的情况，全国高等院校，也必然同样有这种情况。对这一小撮政治反动的学生，必须抓紧时机，通过揭露与批判，对他们进行严肃认真的处理”。根据这个文件的精神，教育部经国务院文教办批准制定了《关于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政治上反动的学生在劳动教养或劳动考察期间的试行管理办法》。于是从1963年暑期前起，在全国大专院校中清理“反动学生”。第一批“反动学生”被清理出来了，计有尚育森、朱志曾、李明昌(河北北京师院)，以及北大的吴启元、伉铁保、科技大的马家骅等。于1964年送往红星农场劳动改造。

铺开

处理“反动学生”的文件在1963年暑假就已形成，但据我所知，除北京外，其他各个省市没有马上按照这个文件清理和处理“反动学生”。大约是学生在文件下发后都已分配完毕，已经离开学校，不好追回来重作一次鉴定。

到了1964年，毕业前阶级斗争已经搞得轰轰烈烈了。以1963年3月5日为标志的“学习雷锋运动”就拉开了在学生中大搞阶级斗争的序幕，先是“学雷锋，做好事”(现在许多人认为“学雷锋”就是“做好事”，其实目的在于抓阶级斗争)，跟着就是照着《雷锋日记》中的精神搞“青年学生的思想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去占领”，“忆苦思甜”等一系列的阶级斗争教育。并要求同学们联系实际，人人过关。“三年困难时期”校方允许甚至倡导的东西(如保持热量，劳逸结合，展开文娱活动如跳舞等)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泛滥，动员学生自我检查提高。北京师院化学系还揪出学生于某作为“反动学生”的样板，并被送至劳改局农场劳动改造(1999年我碰到该同学才得知他劳动教养后又在劳改农场就业了十多年)。1964届学生毕业之前，学校的气氛已经很紧张了，“山雨欲来风满楼”，这是政治运动之前必然要酝酿的一种氛围。

1964年清理“反动学生”是全国性的(包括上海、广东、广西、四川、河南、河北、安徽等省市)。我亲身经历过北京清理“反动学生”的运动，仅就北京各高校清理“反动学生”运动的过程做些说明。

我所在的北京师范学院(现名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自1964年的新学期伊始就提出1962年下半年班级“选举问题”，认为那就是阶级斗争，于是，在学生中秘密搞“左中右”分类排队，内定打击对象，利用毕业前学生对日后命运的关注，制造人人自危的氛围，有目的地找一些学生回忆既往、制作有关同学的言论材料，定出打击重点。其中断章取义、移花接木成为普遍现象。这立即引起骚动，被列入黑名单者立即陷入无人搭理和暗中有人监视的孤立窘态。

7月中旬鉴定开始，斗争的势态已经造得很足。几乎每个同学的检查都从阶级斗争的高度来分析认识，包括回国不久的华侨(1950年代末印尼排华，许多华侨回国读书，我所在班有二三十名华侨)。如喜欢唱《外国名歌200首》、穿花衣服等都被视为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检查先要在小组里通过，最后由“系总支”拍板。其次序是先易后难，“思想进步”的同学(依靠对象)放在前面，很快通过，轻装上阵；问题多的放在后面，要反复地揭发批判，弄清每一个学生的思想面貌。其关键是对“三面红旗”和“反修斗争”态度。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的吴子牧在1964年7月18日对各高校党委等讲如何做“毕业鉴定”时，特别强调要关注学生的“政治立场”。他的讲话里透露出当时搜集了不少学生“反动思想内部掌握的材料”。这些材料有的是“采用保卫手段获得的，这种他不谈，我们也不动他。把内部得到的材料暗挂，作为认识材料转过去”；另外还有一种是“有关人检举，这要拿出来，他将来要对证也不害怕。这暗挂就不对了”(见北京档案局开放的1950年代至1960年代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工作档案)。这份档案还附了一份“检举材料”，即北大数学系64届某毕业生给东北工学院同学的一封信。东北同学的母亲在沈阳军区某少校家做保姆，东北同学到少校家去玩，不慎把这封信遗落在少校家。被少校的妻子看到了“认为其中有些话与我们时代不相称，带有反动性”。少校看了也认为“作为党培养了十几年的大学毕业生，青年一代，还有这样严重的个人主义打算(如信中提到要报考研究生)”。于是他写了“检举信”和这位毕业生的信一块儿寄到北京市委。其实那封信只提到如果分配的工作不适合的话，可以工作两年后考研究生。考前要“千方百计做好准备，这次要来个稳当的考取”。这就是被视为有“反动性的话”，由此可见当时社会风气。

7月底，每个同学都轮流检查了一遍，大多通过，每组都有一两个通过特别困难的，这就要经过反复揭发批判，反复地认罪检查，痛哭流涕，勉强通过。我也检查了两三个小时，最后是小组不予置评，不说不通过，也不说通过，令我十分惊异。考虑自己的状况，自觉不会顺利通过，我做了遇到麻烦的准备，没有想到“麻烦”没来，这就像笑话中说的那只应该落下来的靴子没有落下来一样，令人惴惴不安。更令我没想到的是两天之后，在礼堂开会，总支书记宣布，毕业鉴定胜利结束，从现在开始转入对敌斗争阶段，也就是清理“反动学生”阶段。接着宣读上面说过的“清理反动学生”的文件。还宣布了划“反动学生”的“标准”，主要是对“党的领导、党的政策和社会主义有攻击性的言论”，对“三面红旗”和“反修斗争”有不满。

这样没通过的同学自然被视为“反动学生”的候选者。中文系约有十来人，其中我属于最严重的，因为我的鉴定还没有进入讨论阶段。果不其然，大会后，就勒令我单独交代，派同学监视行动，不得擅自出入校门。经过一切政治运动都必须有的程序：自己交代，群众揭发，写认罪书，自我批判，最后宣布为“反动学生”，给予劳动考察三年的处分。全系、全院公开划为反动学生的只有我一个。程序少了一项，就是没有让我看“定案材料”，更没有签字。这个案件始终是一笔糊涂账。中文系四个班，每个班还各有2个内定“反动学生”，这些人虽然都分配了工作，但“问题”写在档案里，文革中受到了更大的冲击。

定“反动学生”后，不能毕业，只发生活费(每月28元)，先是在学院参加劳动，1965年1月4日被发往北京南口农场二分场劳动改造。

此后三年，共清理三次，来南口61人，分属27个院校，年龄均在22岁28岁之间，只有3人30出头。1966年各院校在文革初期揪出的“反动学生”被毛泽东一风吹了，高等院校党委以及后来派去的工作组都被打倒，这一清理运动才告终止。

1963至1965年北京市清理出“反动学生”的大专院校几乎囊括了当时北京所有的有影响的高等院校，最奇怪和突出的是没有清华大学的学生。清华大学只是在学生中搞了“清理思想”运动，同时进行“评功摆好”的正面教育。

“罪行”

清理“反动学生”的文件说这些学生“其对我的猖狂进攻的程度已经相当甚至超过反右斗争中的极右分子”是不公正的。除了个别公开上书的以外，绝大多数都是二三知己平常闲聊中揭发出来的，所谓“拣鸡毛凑掸子”。或在清理思想时，诱导学生自己主动谈出来、或互相揭发出来的，有的甚至是根据本人日记(正常的社会里这种做法本身就是犯罪)、或亲朋好友的写信请求学校对该学生帮助时而发掘出来的。这与反右时鸣放会上发言，或贴大字报而被抓住的问题是有差别的。也就是说这些言论不管正确与否都呈现于个人私生活中，这与在公共空间的表达有根本的区别。大多数只是与当局想法不同，这是因思想获罪的典型。

这些“反动学生”究竟如何“反动”，究竟犯了什么法，被认定的是什么罪行呢?大概分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反修防修：

2、关于“三面红旗”问题；

3、为1957年右派分子鸣冤叫屈；

4、同情彭德怀的处境，赞成其观点；

5、反对个人迷信呼吁民主自由。

以上所谓“罪行”大多只有思想和私下言论，以言论和思想定罪，已属违宪，而许多“言论”，其实什么也算不上，如有人被搜罗到“马列主义吃窝头，修正主义吃面包”的俏皮话就被“上纲”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吹捧修正主义”。另外还有四名1957年右派学生(北师大萧书长、陈寿康，北京农大张慎行，北大张世林)，完全是为了凑数又打成了“反动学生”。

处理

“反动学生”被定性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分别被判劳动考察两年或三年(发生活费28元)、劳动教养两年或三年(发生活费23元)，考察与教养除生活费的些许差别外，其它待遇完全相同。

从1965年元月3日起，北京各高校的“反动学生”都被送到北京南口农场二分场集中管理。当时北京市委大学部劳动生产处(由高教局参与管理)在二分场有劳动据点，称“高校大队”，是市委为了防修反修需要，率先在高教系统搞的劳改基地(与文革“五七干校”类似)，专门安排市属高校教职工下放劳动。“反动学生”在组织上属高校大队，但不归它管理，另设“反动学生”管理组管理。管理组由相关的高校派出的保卫、后勤和政工人员组成，受市委大学部和市高教局共同领导。参与管理组的前后计有北大、矿业学院、中国科技大学三校，高教局也有临时派员。一般是三人，也有一人的时候。前后共九人。

管理组管理“反动学生”的方法与通行的社会控制是一个路数。首先是认为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所谓“左”就是与当局一致，或假装一致；所谓“右”就是与当局不一致，或不屑于表达“一致”或“不一致”)，管理组把这些人分类排队，制造差别，让其内部自我消解反管理的力量。在管理组看来，虽然都是“反动学生”，但为了管理就要把他们分成“积极改造的”、“一般的”和“反改造的”。政治面目分理清了，第二步就是用“阶级斗争”的办法促进改造。其方法是依靠积极的，团结一般的，打击反改造的。为了做到这些还要人们互相监督，揭发举报。人性的弱点就是打击既来，谁都想承受最小的，于是都想挤入“积极改造”行列，至少也要列入“一般”，不要陷入“反改造”。所谓“积极”要付出人格的代价，给自己增加许多痛苦，给管理组带来许多方便。

管理组人员都是临时的，有时要换，于是对谁是“改造好的”就有不同的认识，常常前一拨认为是“积极改造”，后一拨认为是“反改造”，翻云覆雨，打击面越来越大，人们逐渐觉醒。

“改造”是极残酷的，有的地方比监狱有过之无不及，特别是文革时期。本来“反动学生”是处理过的了，问题清楚，用当时的话说是“死老虎”一类，可是南口期间，经常有针对反动学生的批斗会。所谓“批斗”许多是手口并用，打人、打伤人的现象屡屡出现。特别是没问题的同学，问题越轻、或被冤枉的人们，在劳改场所中是最倒霉的。因为一被处理，管理人员就认为是板上钉钉的，你不承认，就是不认罪，就是搞翻案，就是向党进攻。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原则下，就要受到更严厉打击。管理组在文革中几乎不受任何组织的领导、不对任何人负责，他们凭个人好恶，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他们伙同农场职工以莫须有的问题殴打“反动学生”(几乎打死)的现象也出现了数次。至于批斗会上辱骂、殴打、挂牌子，会后不让睡觉、给同学身体和心灵上造成严重的摧残。

最悖论的改造目标的设定。因为政策是“给出路的”，所以目标是做“新人”。什么样的新人?监狱对于罪犯的要求是做“自食其力的新人”；在南口时正赶上反修高潮，学习“九评”。这也是我们改造学习的重点。文章中有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这本是对接掌国家大权“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要求，包括“要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要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民服务的政治家，要能团结大多数人，要能自我批评”等。这与普通百姓都没有什么关系，却让“反动学生”要以这些标准要求自己，当时上下都不觉得荒诞，以为当时的学生许多就达到这个标准了，“反动学生”也要做到这些才算改造好。

1965年底，建筑工程学院的解基伏因为表现好，处分也最轻(考察两年)，提前解除处分。1966年5月份解除了一批两年到期和改造较好(认罪好、服罪好、劳动好)的“反动学生”的处分，计有马家骅、赵冠芳等15人(这些人在文革中再次受到冲击和迫害)。

文革中，许多“反动学生”处分已经过期或到期，然而他们不仅没有解除处分，反而又被剥夺了人身自由，断绝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来往书信要经检查，不得外出，每日强劳最多至十二小时。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第一次接见百万红卫兵，鼓励“要武嘛”后，于是8月26日反动学生被剃头、挂牌、游场、殴打，受尽了一切非人的折磨和污辱，以至酿成自杀、他杀的悲剧。

这些无辜的学生直到1969年1月，也就是说在超期一至两年以后，才由北京市革委会下令将所有学生遣送回各自院校处理，由于无章可循，各院校处理的更是随心所欲，五花八门。部分分配工作，但并未平反，属戴帽监督使用，相当一部分学生继续受到非人的迫害；有的在校作为活靶子继续批斗；有的遣返原籍按四类分子处理；有的重复判刑、拘禁；有的流离失所下落不明。

改正

1976年7月26日，我又因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诬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被判有期徒刑13年，1978年10月北京“中法”又认为我的问题是针对“四人帮”的，撤销原判，予以平反。出狱后，我想当初法院重判就与“反动学生”案有关，于是找师院，师院很快作出反应，1979年3月予以改正。

此年4月南口同学来找，我们酝酿找高教部，要为全体被冤枉的“反动学生”平反。7月原北京航空学院平乃彬来京商量此事。8月我们先找了原北京高教局局长魏明(任北京体委主任)。他明确表态四点：1、此事(“反动学生”问题)已应不复存在；2、工龄应该算；3、我们来晚了，应该早来；4、写个材料给他，由他转给蒋南翔。见面时，魏明表示了对尚育森的赞许，说他有先见之明。并且提醒，不要参加北京的上访人员队伍。

1979年9月1日，平乃彬找到魏明，魏明告知：材料已经送给蒋南翔，蒋南翔表态了：“应该解决”。当年他(蒋南翔)就不同意，是陆定一提出来的，陆定一现在已经后悔。魏明说：“你们可以去见见蒋部长。”午后，平乃彬与王学泰、曹天予等到大木仓教育部。接待我们的蒋南翔的老秘书叫张鸿治。张很热情，说“我也才从干校回来，我们是一条沟壕里的战友。”他承诺：1，由他将材料(我们的反映材料)从蒋部长处要来，由蒋批示后去办；2，由他与学生司联系，要学生司向各学校打招呼，抓紧解决(不要等文件)。1979年9月13日，平乃彬，王学泰，曹天予三人去教育部，到学生司。接待人张均时司长谈了一会儿，被介绍到学籍管理处，张德庭处长和任姓工作人员两人接待，他直接经手此事，才从安徽调查回来。说那里的“反动学生”(上海遣送的)衣衫褴褛，陷入无人管理、流浪街头的境地，要赶快将他们救出来(上海没有落实，因为没有文件)。北京还算是好的，多数已经解决生活问题。他们已经将报告送了上去，他们支持解决，教育部意见一致。总的思想是先参照中央关于右派改正的文件思路给予解决，可以不必报送书记处，目的是快速救人。要直接否定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当年关于清理“反动学生”的文件，教育部就必须报书记处了(以上过程引用平乃彬当日所记的日记)。从上述可见刚粉碎“四人帮”时的社会氛围。

重聚

经过四十多年的反思，事实证明，这些学生不但无罪，而且都是当时的热血青年，如今，他们在各个领域为国家、人民作出卓越的贡献。

2007年4月10日，他们在北京重新聚首，可惜只联系上27人，都已是白发苍苍、花甲之年，有的已经故去(那位投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尚育森已去世，这里谨表悼念)，有的已病痛致残，一人失踪。这些人依然思想锐利，锋芒不减当年。他们来到劳改过的南口农场，触景生情，或慷慨激昂、或痛哭失声……历史开了一个巨大的残忍的玩笑!

希望后人不要忘记这惨痛的一幕，应该把这一切记录下来，告知后人，曾经有这样一批青年学生，走过这样一段路。

历史不应忘记!应该时刻给人们敲起警钟!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9年第4期　劳改“橱窗”兴衰记·朱家泰

江南许多城市的监狱和看守所常常设在地名叫“桥”的地段，上海有著名的提篮桥监狱，南京则有老虎桥监狱、娃娃桥看守所，人们多半省略地称“××桥”，当地人都知道那是个什么去处。一个“桥”字，形象地标示了此岸彼岸，阴阳两界。当这座“桥”超常规地热闹起来，整批整批过客的时候，就难免人鬼不分了。

继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1970年初，中发三号文件被圈阅之后，思想文化领域阶级斗争理论付诸实施，也是“文革”开始后首度动用专政工具大规模抓人，警车繁忙起来，不断地进出机关、院校、工矿企业乃至商场、街道。

现已搬迁的南京娃娃桥看守所地处闹市，横跨两个街区，原是一个历史久远的关押嫌犯的地方，规模可观，东西大院楼上楼下，那时已人满为患。笔者有幸入住的1970年6月29日当夜，发生了一起人们极少听闻的异象——“叫号子”，某一个在押犯人睡梦中叫喊了一声，旁边惊魂未定的入监者连锁反应紧跟着叫喊起来，瞬息间延及所有的监房，几千人同时惊坐起来莫名地吼叫，声震屋宇，能持续两三分钟，从未经历过此情此景的看守新兵同样大惊失色，紧张地拉动枪栓，上了点年纪的老看守自有经验，用脚猛踢几下监房木门，不久便停歇下来。据一些看守所的常客说，只有当搞政治运动的时候，一大批生来乍到、“梦中不知身是客”的人涌进来，焦虑不安，满怀困惑，才会在后半夜偶尔发生这种罕见的情况，是当年“运动中国”的一大奇观。

草草过堂之后，一批一批各行各业的人被送往服刑地。

坐落在苏南荒僻的丘陵山区、部分跨入安徽郎溪县境的社渚农场，地域广袤，拥有数万亩农田和茶园，新来的人惊恐地看着夏末的田野上散布着一群一群只穿短裤、皮肤晒得黝黑的人在劳作，恍如置身梅里美笔下的非洲种植园。

很快，他们也融入其中了。这些往日娴熟地操弄机器、管理仓库、绘图制图、备课教学、从事科研，因言获罪的人，在农作上却笨手笨脚，出力不出活，劳累不堪还完不成定额，常受惯于取巧、手脚麻利的刑事犯欺凌和捉弄，这些鸡鸣狗盗之徒从反复背诵的经典中得知自己属于“人民犯了法，也要坐班房”而不是立场问题，可以对这些“患大脑炎”(当时刑事犯对思想犯的别称)的人不客气。让这部分疏于农事的人在10小时、14小时之外再加班加点，拖迟收工，则有违看管规定。这令二百人左右一个中队建制里仅有的四名管理干警非常头疼，而这种情况在全农场普遍存在。

不可思议的是，在1970年代最刻板的经济社会体制模式下，也许正因为充任专政工具的特殊性，劳改系统有着较为灵活的机制和手段，在莫大程度上自行其是。

在翻阅了犯人登记表之后，管理部门发现这里人才济济，应有尽有，从训练有素的熟练工人到工程技术人员；从能工巧匠到大学教师，这些人来自“单位”，遵纪守分，弃之可惜，不如变“害”为宝。于是，一个计划产生了，并且立即付诸实施。

江苏省劳改局当时辖有16个分布各地的单位，作为生产要素的人员和物资的调度在系统内非常快捷，首先集结的是建筑设计和施工人员、建材，效率之高令人叹为观止，半年多时间，厂房监舍全部落成，因地域得名的“社渚轴承厂”土建完工。嗣后，机器设备陆续运达，安装调试就绪，一个中等机械工厂初具规模，四百多名有一技之长的人犯从各农业中队先后调来并不断扩充，各工种工序的人员一应俱全，只要协调一下，几乎不用培训就能开工。

劳改农场内兴办的工业单位，在管理上具有双重功能，它既是生产部门，承担产品制造，又是执法部门，犯人的调进调出具有奖惩效应，工厂的室内劳动毕竟不像大田苦役那样劳累，能调入的人有如从第十八层地狱晋升到第十七层，自然庆幸并专心工作。

很快，“7”字头序列圆锥滚棒轴承产品在“社渚轴承厂”形成系列，年产量达到可观的60万套。这种既无注册品牌、也未便标明生产厂家的轴承以09-16钢印代号行销业界，一举赢得声誉。多项质量指标居全国第一的检测结果引起同行的关注，历史久远声名赫赫的辽宁瓦房店轴承厂、洛阳轴承厂、哈尔滨轴承厂纷纷派人前来取经，令他们惊异的是，这里不仅劳动生产率极高(这不足为奇)，生产手段先进，大量采用来自联邦德国、瑞典的精密机床，原材料轴承钢也来自西欧，劳动力极低廉的成本使他们有多余的钱进口物资和设备。更难以置信的是，这个厂对诸多传统生产工艺进行了创新，使成品率大幅上升，原任物理讲师的吴紫城发明了采用电子线路程序控制的轴承清洗机，使装配效率大幅提高，这一装置后来被全国轴承行业广泛采用；他另一项革新是设计了晶体管分立件电路的弹子分选机，将磨削工序中因砂轮自然磨损而外径超差、原本可以合理报废的弹子自动分档，与同样超差的轴承内、外钢圈匹配，使之合格，挽救了许多废品。

对工作勤勉者的奖励和嘉许也是兑现的，当然不是金钱，吴紫城为此被减刑二年，这对他比任何物质刺激更宝贵，返家后至平反之前，他已经在琢磨技术创业，现在他是南京慧城水处理科技公司总经理，所产渗透膜装置销往国内外。服刑时任技术组成员的陈自强原系中国科学院南京紫金山天文台机械工程师，在星体观察自动跟踪系统研究方面颇有成绩，鉴于他在劳动中兢兢业业，加之管理干警不懂科技，有一次要与上海一个机构交涉业务，居然提前叫他蓄一点短发，由干警陪同去上海出差，穿便服的干警在现场倒成了随从。

辉煌一时的社渚轴承厂竟然成了当年的“橱窗”，1974年前后，陆续有几个非洲国家的司法部长、美国的一位大法官率领的团组到这里考察访问，赞许其管理秩序和生产效率。两相比照，其时监狱外理应正常的中国社会反倒孕育着又一波高层政治较量，社会失范状况在继续，国民经济萎顿。

又过了两年，轮到社渚轴承厂内一干人等躁动起来，外界信息通过各种微妙的渠道传进墙内，他们用几经深思的语言公然交流对时政的分析和预测，故态复萌，而这正是他们走进高墙的缘由，因为当时一个至高无上的指导理论“一个人只要对别人说话就是在作宣传”成了法律概念，严禁踩线。

上诉的人多了起来。1976年3月10日，转载《翻案不得人心》社论的《新华日报》刚发到手中，犯人中的议论就热烈起来，一致的反响是：“标题前面应该加一个‘不’字”，如此放肆的言论居然没有遭到批斗，人心浮动又何止这些从未认过罪的人，管理干警中半数以上来自大中城市，他们在“五·七干校”经历了斗、批、改，作为“问题干部”像流放一样被罚到这偏僻的劳改农场充任管教员，还带着家属，尤其是子女问题，费尽周折才为在这里无书可读、无业可就的十七八岁的男孩女孩安排一个与犯人在时间上不交叉的班次，拿一份国营农场标准的工资。他们同样急切地期盼落实政策，出现转机。所有阶层、不同处境的人们都在躁动中等待着出现变数，这就是“文革”及其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必定失败的根源。

1978年夏天起，陆续有人被原单位会同恢复不久的法院接走，一张张“撤销原判，宣告无罪，予以平反”的裁定书让这些久离社会的人踏上归途，乘车驶过离开社渚农场必经的江苏溧阳县南渡大桥，又一座分隔两界的桥。

几年以后，因编了一首知识青年怀乡歌曲广为传唱而被判刑十年的吴青生，平反后当上了南京自动化设备三厂厂长，他驱车到社渚轴承厂联系加工协作，看到的情形不令他意外，占当年劳动力70％的“反革命”成员几乎走光，轴承年产量由60万套萎缩到不足20万套，产品质量也一落千丈。

生产要素中“人”的分量和价值是何等重要。

劳改农场中一个分支单位的一度辉煌，折射了那个年代的荒诞和邪恶：有用人才在囚笼里汇聚，在重轭下效命；奖惩激励在此运用自如；低成本高效率在这里体现；物资在这个系统里能快速流动。而彼时墙外的中国经济社会却在窒息中挣扎，最落后生产力政治代表不可一世的表演快要落幕了，因为它危害之烈已经广泛被人们唾弃。

毕业于南京大学物理系固体物理专业即留校任助教的谢孝荣，因对“文革”“妄加议论”获罪八年，1978年平反后回到南京大学，被闲挂在地理系遥感室，对着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友好交流赠送的一批中国地面卫星遥感照片发愣，当时我国连飞机航拍技术尚不周全，没有与卫星照片比照的样本。无奈之下他决定远涉重洋，仅用一年即修完学分取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计算机专业硕士学位，当上一家医用传感器公司的工程部主任。在稍后的日子里，谢孝荣以华人的钻研精神改进了F-15战机空地打击制导系统，获取一项联邦专利。若不是忧愤去国，中国会早一些年、多一些人为本国服务。当然，谢孝荣是爱国的，在移民与归化局宣誓加入美国籍的时候他哭了，手上拿着一面美国国旗，口中却暗自喃喃地叨念：“我是(在)美国的中国人，而不是中国(裔)的美国人……”，多年来他与国内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和交流。在青岛办过卓有成效的合资企业。前不久晤面时他不由回顾起中国巨大的变迁以及自己在美国从事多种工作直至创业的经历，深有感触地说：遵循价值规律必然导向市场，市场是广义的，不仅是经济活动不可或缺的平台，市场也在陶练人、淘炼社会、淘炼一个民族，催生向上的价值取向。

我怀着景仰的心感念在中国最困难的年月里认识到并坚守着积极价值观的前辈们，尤其是在自己经历了不寻常遭遇和命运转折之后。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9年第4期　徐秋影案件真相·余　刚

上世纪50年代初，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故事影片《徐秋影案件》。作品原型是当时震动全国的一起被哈尔滨市公安机关破获的潜伏特务组织——邵玉魁案件。影片中徐秋影的原型是哈尔滨文教局女秘书赵洁珊；而那个女特务丘涤凡的原型是哈尔滨市民政局女干部邵玉魁。

当时的观众原本格外喜欢惊险的反特片，加上又是“真事”，上座率自然空前的高。直到80年代，“女特务丘涤凡”被释放后，还戏剧性地在别人家看到电视里播放的《徐秋影案件》。

谁也不会想到，《徐秋影案件》的故事——哈尔滨邵玉魁乙号案件，竟是建国以来罕见的一起大冤案。

1987年7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同意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邵玉魁案件的改判意见，对邵玉魁宣告无罪。她坐了20多年牢，当了半辈子“女特务”。被捕那年才37岁，如今已年逾古稀。

哈尔滨市民政局为邵玉魁落实了政策，如今的邵老已是离休干部，按离休干部待遇她分到了一套住房，市民政局还将她儿子调到哈尔滨照顾老人。

在她二室一厨的新居里，我们采访了这位历尽磨难，被许多人关注的老者。邵玉魁年逾70岁，虽然坐了多年冤狱，又步入暮年，可她仍精神矍铄，语言简练，记忆力极好，仍然辨得出年轻时的丽质与风姿。

“我虽被关在监狱里，但我一直认为自己是国家干部，尽管我是在屈辱和忍受中活着，被人们看成女特务，但我认为监狱——这人间另一个世界外的春风和空气对我是公正的。我要活下来，留着我这张嘴。我曾希望自己活到80岁，在80岁之前，总能让世人明白我受冤的真相。”她诚挚，欣慰地对我们说：“这样的压了这么多年的奇冤大屈，能在今天平反昭雪，全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好政策啊!”

我们向邵玉魁说明来意，老人的记忆出奇的清晰。

1948年11月6日晚上，哈尔滨市文教局漂亮的女秘书赵洁珊在江上俱乐部西侧的江畔被人枪杀了。子弹从被害人脑后偏右射入，由太阳穴穿出。经法医鉴定，赵洁珊头骨的创口相当于4.35毫米口径的弹头所造成。

公安人员从被害人的遗物分析，认为情杀的可能性较大。赵洁珊文静漂亮，追求她的男人当然不只一位，有《东北日报》记者；还有市文教局和市法院的两个干部。经侦察对这三个人的怀疑很快解除了，赵洁珊被杀一案悬了起来。

当时虽未建国，但哈尔滨已经解放，建立了人民政权。3年过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赵洁珊的父亲写信给市人代会，要求“早日逮捕凶犯”。市政府领导命令公安局抓紧侦查，限期破案!

哈尔滨市公安局立即成立了“乙号案件侦破小组”。

公安人员在赵洁珊生前用过的小本子上看到了这样几行字：“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出更大的利息!”这本是鲁迅先生在他著名的《无花的蔷薇》中痛斥暴政的语句，但当时是建国初期，许多公安干部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办案人员没有读过鲁迅这篇文章，却把这段话当成了赵洁珊反动思想的流露。后来又从死者的一个笔记本里发现一张小纸条，上写：“水道街10号，工厂街25号”(水道街系现在兆麟街)。原来这是一个“L”型房，一个门临水道街，一个门临工厂街。两个门通的是一户。这个门牌号住的是邵玉魁娘家。继续往下查，赵洁珊果然认识邵家的女儿邵玉魁。邵玉魁和赵洁珊在光复后国民党占领哈尔滨时，都是市妇女协进会筹委会的副主任。她的弟弟邵莲魁和邵亚魁在长春当过国民党兵，妹夫李子和在国民党军统局当过情报员。当掌握了这些情况后，赵洁珊被害一案便定性为“政治谋杀”。

1954年4月7日，离赵洁珊被杀已近7年，市公安机关先秘密逮捕了邵玉魁的大弟弟邵莲魁。十几次的审讯后，邵莲魁顺着审讯者的意图编供出：姐姐邵玉魁通过赵洁珊为特务组织搜集情报，后来发现赵洁珊动摇了，邵玉魁便和他商量，把赵洁珊诱骗到江沿枪杀了，而事情又凑巧，邵家像《十五贯》戏中那个倒楣的青年偏偏也带着十五贯钱一样，她们家曾交出过一支“三号撸子”。

公安机关很快又逮捕了邵玉魁。那是春天里的一个日子，正怀孕的邵玉魁被通知到沈阳开会，火车开到王岗，一位公安人员突然走到她眼前，拿出逮捕证：“你被捕了。”

邵玉魁蒙了，糊里糊涂地被汽车拉回公安局。当她清醒后一直拒不“认罪”。‘于是，不断地提审，罚站。此时她已怀孕8个多月。她冷静地算计了一下，审讯已经一个月，还有20余天，自己就要分娩了。靠这点时间，问题恐怕调查不完，再不“顺杆爬”，自己和腹中的孩子都性命难保。干脆先承认了，让腹中可怜的小生命平安降生。

邵玉魁写好“坦白认罪材料”后被送到医院。1954年7月14日，邵玉魁生了个男孩。接生的是李继庸大夫。她给孩子起名“铁生”。铁窗里生的，也期望孩子能像铁一样坚强、结实。“铁生”出生刚刚7天就被迫抱离了邵玉魁，交给了邵玉魁的爱人王长春。

邵玉魁、李子和、邵莲魁都被判处死刑，上报省高级法院审批。《黑龙江日报》《哈尔滨日报》在省高院没宣布批复的情况下，得到市公安局同意，公开报道了“邵玉魁特务组织”被破获的消息。《哈尔滨日报》在四版以整版篇幅发表了特务组织“罪证图片”。接着《人民日报》发表了《她为什么被杀》，《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报也纷纷发表长篇通讯。各地报纸也纷纷转载新华社消息。根据“邵家姐弟杀害赵洁珊”的故事，剧作家写出了电影剧本《徐秋影案件》，于1956年搬上银幕，后来又有剧团根据《徐秋影案件》，改编出《她为什么被暗杀》等舞台剧。邵玉魁乙号案件通过新闻与艺术的传播扩散到全国。

1955年2月，我国第一部宪法公布后，邵玉魁在狱中向市法院递交了申诉书，从五个方面否认自己的“罪行”。1956年6月，省高级法院以不合法律程序将此案退回。市法院组成了“合程序”的联合复查组，经过10个月调查，用可靠的材料排除了邵家姐弟当特务、搞情报的结论，否定了她们枪杀赵洁珊。认为此案证据不足，是个错案。然而，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了，复查此案的人都成了“为特务翻案”，有的被打成右派，有的被开除党籍，有的被撤职。最后，邵莲魁和李子和还是被处死刑，立即枪决了。邵玉魁被判了死缓。她的二弟邵亚魁被判处7年徒刑，后来服毒自杀了。邵家被捕的4口人中只剩下邵玉魁一个人。监狱生活是漫长的，邵玉魁想念亲人，丈夫被迫和她离婚后，他和儿子“铁生”再也没有音讯。邵玉魁的心受着煎熬。

在狱中，她严格遵守着作息时间，每天早上6点起床，出操。女犯每天9小时劳动，织毛衣，织收音机套，当瓦工……她说她始终管束着自己，不把自己混同于那些真正的罪犯。她受过多次的表扬和奖励。然而，因为她不承认特务罪行，厄运始终跟踪着她。1971年初，女监从富拉尔基调来一名女干部，专为女犯写呈报材料。这位女干部接到了给邵玉魁报死刑的任务——邵玉魁的死期就要来临了。

庆幸的是这位女干部颇有头脑，她看了邵玉魁的全部档案，认为没有理由报邵玉魁死刑。邵玉魁再一次枪下余生。她仍然不“认罪”，继续申诉。从关押到平反，她共写了80余份申诉材料。

她是一位知识妇女，像监狱外的知识分子一样，她也有着人格和尊严。然而，她的人格和尊严常常受到不一定恶意的践踏和伤害。“邵玉魁乙号案件”通过新闻与艺术的传播，使这个《徐秋影案件》中的“女特务”成了大名人，新人监的犯人和一些参观的人常常借故来看她。尽管邵玉魁也懂得这些人并非故意伤害她，只是由于好奇，但她还是觉得人格受到了莫大的侮辱。法律规定，犯人的人格也不能侵犯，人，不是动物园供观看的珍禽异兽。为此，她曾专门向“政府”打过报告，请求保护。后来“参观”的事果然少了。

邵玉魁到底坚持到了可以讲真话的时候。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1979年12月，省法院对她裁定减刑，有关部门终于在佳木斯找到了她的儿子“铁生”。1981年12月，坐了20多年监狱的邵玉魁刑满出狱了。“铁生”来接妈妈，妈妈瞪着陌生的眼睛根本不认识儿子。

邵玉魁获得了自由，一个人到省里，到北京继续申诉自己无罪。省法院三次向省委领导汇报，黑龙江省委书记李力安、省政法委主任赵德尊作了批示，过问邵玉魁的冤情。哈尔滨市委书记王钊责成政法委组成了由政法委、公、检、法四家组成的联合复查组。从1982年夏季开始复查，终于澄清了邵玉魁的冤情。

采访结束时，我们很有兴趣地提到她跟“徐秋影”——赵洁珊的关系。邵说：她确实是位既文静又漂亮的姑娘，是当时市政府机关有名的“四大美女”之一。她也是个更不幸的女人，本人被杀害，死后又被误定为“特务”。也影响了亲人。据说赵洁珊的父亲、妹妹都受到牵连。

赵洁珊被何人枪杀，至今仍是个谜。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9年第4期　永念慎之兄·戴　煌

由于曾在新华社同食一锅饭，我与慎之兄的相识已逾半个世纪了。称他为兄，不只是因为他比我年长四岁半，是位实实在在的兄长，更因其学识才华之丰高，我随后紧迫猛赶也难望其项背……

一

1957年6月中旬，由“鸣放”而突然转入“反右”已有好几天，党中央号召共产党员们继续帮助党整风，说错了也不要紧，决不会与“社会上的右派”相提并论。暂由新华社国际部管理的新华社在外交学院分别学习英、法、西、葡等文的同志遂响应号召，在新华社大院东侧“口”字楼三楼会议室座谈鸣放。

时为国际部副主任的慎之兄也临场静听，并十分认真地在小本子上迅疾笔记。

在这鸣放会上，我把在外交学院党支委支书联席会议上发表过的主要意见又说了一遍，其中主要论点是：如果不坚决反掉“神化与特权”，我们的党和国家必将遭受极其深重的灾难……

不日，社长吴冷西在全国新华社系统的电话会议上就宣布，“总社‘反右’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戴煌被揪出来了”，我立即身陷大会接着小会、小会连着大会的“揭发批斗”。在这反反复复、没完没了的“揭发批斗”中，众多老同志、老朋友都挺身而出，慷慨激昂地“捍卫”党和毛主席，而对我的鸣放内容曾作过速记的慎之兄，却始终未在这个“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庞大队伍中闪现过身影。万万没想到，在我被确定为所谓“亲者痛、仇者快”的“右派分子”之后，忽然传闻慎之兄也被扣上了同样的帽子，而且还被说得活灵活现，说他居然也非常赞同戴煌的反对毛主席神化的观点，并“恶狠狠地加了一句——‘拼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我当时就怀疑这传闻的准确性。我深信他之所以不站出来批判我，是因为他本人就一贯具有强烈的自由民主思想，对我的反对“神化与特权”的观点固然会有所共鸣，但绝不会在公众场合下发表那种“拉下马”的激烈言论。后来继续听到的比较确切的传闻证明，我的上述分析是比较站得住的。

据说1956年10月接连发生波匈事件时，毛主席曾委派从新华社调到他身边的英文秘书林克，回新华社向国际部主任王飞和副主任李慎之，了解更多的情况以及他们的观点，以便于他老人家对苏共20大揭批了斯大林之后出现的新形势作出判断和决策

在交谈中，素来口无遮拦的慎之兄就实话实说。他认为，苏联和东欧兄弟国家之所以问题频出，最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建立了革命政权之后，压根儿就是空喊民主而实际上毫无民主可言。他建议我们的党中央应接受这一沉痛教训，应成立宪法法院，应在学校从少年儿童起就进行公民教育和宪法教育，使得新中国的每一个人都基本明白自己的权利和义务，这样就不会被不知“民主”为何物的当权者牵着鼻子走了。同时他还建议，不要一个劲地强调什么“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而应该像我们当年要求国民党蒋介石的那样“还政于民”，切切实实地真正实行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实现民主、大民主，等等。

当时我就认为，即使在那种“反右”黑潮中，新华社也会有一些人对慎之兄的这些见解与建议，在内心中是广泛赞同的。

然而听说，毛老人家对此却十分反感。在1956年11月中旬举行的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老人家在讲话中说到民主问题时就说，有些司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提倡大民主，不要小民主。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要我们也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搞什么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等等。他们的这些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十分错误的。但是毛主席又特别关照参加二中全会的吴冷西：这些都是好同志，回去后不要批评他们。

听到这样的传说，新华社的不少同志认为：这是因为征求慎之等人的意见，他们才有啥说啥的；如果连这也要秋后算账，那就连“小民主”也没有了，那就更不妙了，所以毛主席才高抬神手。

可是，1957的“反右”黑风，还是把慎之兄也狂卷而去。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后来听说在国际部，慎之兄由于才高识深，周围颇有一些很崇敬他的年青人。这些年青人中，也不乏同样崭露才华、意气风发者，慎之兄对他们也抱有美好的希冀。于是有人把慎之兄认为最有才气、最有培养前途的青年男女们，喜称为慎之兄的“金童玉女”。慎之兄也非常信得过地与他们说了许多知心话。但听到了党的“反右”召唤，这些“金童玉女”中有人就猛然感到响应党和毛主席的神圣召唤应该高于一切，就把慎之兄平时对他们所说的一些知心话全都抖落而出，其中就包括上面提到的“拼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那样的所谓“极其狠毒”的言语。实际上，这句话来自毛主席自己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所幸的是，由于吴冷西等人与慎之兄的关系一直相当友好，同时也相当赞赏慎之兄的才华与人品，所以人们在给慎之兄所做的“右派”结论的第一条只是“企图利用内参影响中央”，全篇结论均未收入“敢把皇帝拉下马”那样的语言。而且据说在正式下结论之前，吴冷西正巧奉召参加中央整风五人领导小组关于讨论某些“右派”定性问题的座谈会。他原来很想在这个会上为慎之兄的问题说几句好话，恳望中央不要把慎之兄也定为“右派分子”；但是当他到达中南海的那个会议室刚坐定，拿到一份打印好的文字材料，邓小平就率先讲话了。邓小平扬扬手中的材料说：请大家看看有关李慎之的这份材料。对这样严重的右派言论。新华社还有人说李慎之是位很有才华的好同志而不是右派分子。大家说说，李慎之究竟该不该被定为极右分子?

这一下，等于给吴冷西当头泼了一大盆冰水，吓得他只好尊口免开为上策了。就这样，慎之兄也被扣进了“右派”大囚笼，经受了21年磨难。

二

1976年毛泽东逝世。紧跟着，向全党全国张牙舞爪了好多年的“公母四只恶螃蟹”也被铐上了大铁鏊儿。虽然有人还要高奏那“圣魂永在”的“凡是”曲，但东方已出现了一扫笼罩新中国近三十载的阴霾的曙光。

果然，1978年春夏之间，胡耀邦大力促成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正广泛深入开展时，又盛传胡耀邦正指导中组部参加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公安部、民政部研究“右派”问题会议的同志，必须力争为这几十万平白无辜地苦受了二十一年磨难的同志，求个合乎天道人性的圆满结局。

这时，我的苦命妻潘雪媛因坚忍苦等我十四年，而被其所在工厂的“卫道者”们迫害得患了精神分裂症，我本人在山西劳改场所猛推烧砖用的黄土，又一次被小车把儿打断了肋骨，连轻轻地吸气都疼痛难忍，只得回京边照料雪媛边养伤，同时挤出空儿上访中组部、公安部和全国政协，询问何时才能结束我们这些中了“阳谋”的受害者的冤难。

其间，我也曾去军事博物馆路南新华社皇亭子宿舍大院，拜望过多年未见的慎之兄与他的老伴张贻大姐，相互简述了这许多年来的苦难情。不日，慎之兄手提一布包，来到了新华社在西单著名的清真饭馆“又一顺”背后的参政胡同七号小杂院，找到了我们的那间面向北的不足十平方米的斗室。这斗室不但整年照不进一丝阳光，背墙上还满布着墙后第二实验小学厨房和水房渗过来的水印儿。室内除了砖头支撑着木板的所谓的“床”和吊在砖墙上的木板条几上的些许马列书籍和毛氏“红宝书”，几乎一无所有，他只能落座在我们的孩子们也是砖头支撑的小木板床的床沿上。慎之兄的目光透过他那宽边近视镜环顾了一遍，不禁深而又深地长长地叹了一大口气。这位素来快言快语、说话从不打弯的学者，此刻却几乎在强忍着带有伤痛腔的颤音向我说：“怎么也想不到，我们新华社的一些人把你和你的一家人坑害得这么苦……”他边说边麻利快地摘下他的眼镜，用小手绢疾速地擦了擦眼泪……这才使我第一次极其真实地感受到，慎之兄是一位外表刚强而内心实为柔善之人。是的，只有真正心地纯善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共产党人。

接着，慎之兄解开手中的蓝布包，原来是一套略微褪了色的灰蓝布中山服和一顶配套的单帽儿。他向我们全家说，他虽然也被开除了党籍撤了职，但只降了几级工资，每月好赖还能拿到九十来块钱，加上张贻大姐的每月百来块钱。虽然比不上过去但将就着也还过得去，比我们这个几乎被整得一无所有的家总算强一些。然后他对我说：“你以后再上访或上大街，就不要再穿这一身紧紧巴巴又打着补钉的工作服了，这简直就像个叫花子或拣破烂的。”

是的，经过二十一年的磨难，不但我过去在朝鲜战场的单棉军服都已破破烂烂，面目全非；就是去越南采访特制的并曾在1955年春节应邀与胡志明主席一起野餐时所穿的那套深蓝呢的中山服，也都破得大补钉摞小补钉，已完全看不出它曾是一套比较高级的呢料服了。而劳改场所发放的劳动布工作服都比较瘦小，就是碰到了心地尚比较和善的管理员让我挑选出似乎是特大号的，但穿在我这光着脚丫儿也有一米七八的大块头身上，仍显得紧紧巴巴，何况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磨损的速度非常快，而且每隔两年才发一套，还得“以旧换新”，所以只能补钉加补钉了。慎之兄的身材几乎与我一般高，他的衣服我完全可以穿。我们全家都深为感动，十分感谢他在同样饱尝了世态炎凉之痛中对我们的雪中送炭。

隔了一会儿，在探讨今后怎么办的过程中，他曾对我说，当年你是新华社“反右”风潮中被折腾得影响最大的，不但矛头直指毛老人家“神化”，而且国内外媒体都作过比较广泛的报道，如果现在能给吴冷西写封信，请他帮把力“通融通融”，把戴某人的问题解决了，“那就等于在这四面密封的墙上撞开了一个大窟窿，其他人也就可以从这大窟窿飞出去了。”说到这儿，慎之兄“哈哈哈”地大笑了好一阵儿。

待他笑定，我说，如果那样当然好，我也不怕把脑瓜儿撞破。但是对吴冷西这个具体人，我却不想去“麻烦”他。这倒不是他是个大社长，还当过中央委员，而我只不过是个小记者，站得远不是一般高，而是我瞧不起他的为人。单就我的遭遇而言，只因为我与他之间闹了些意见，他就迫不及待地宣布我为“右派”。对这样的所谓领导者，我信不过……

慎之兄想了想，说：“也是。那我们就静候五大部会议的佳音吧!”

不久，佳音果然传来。当年一过了国庆节，我就穿着慎之兄送给我的那套中山服，重新迈进了新华社大门。他也在这前后，被借调到社科院刚刚成立的国际问题写作小组帮忙。过了两个多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我本人和被称为以我与李耐因同志为首的“反党右派小集团”，在新华社的96名“右派”中首先获得“改正”，全都恢复了党籍、军籍与记者职务。但不知何人作祟，慎之兄的问题却一直被挂着。这是不是因为新华社的有关人认为当初慎之的问题是邓小平定的，而不敢“擅自行动”?直到1979年1月中美正式建交，紧接着邓小平访美，邓小平却要慎之兄担任他的访美顾问，新华社的那些惯于看领导脸色办事的人，这才连夜开会，为慎之兄的“老右”问题改了正。

三

慎之兄随邓小平访美归来，就被正式调离他工作与磨难了三十多年的新华社，到社科院先后担任美国研究所所长和社科院副院长，工作十分繁忙。1989年后，他不当那个副院长了。其后，我们不但常常在人数不等的聚会和多种座谈会上见面，就是时而陪同他的老伴张贻大姐到新华社卫生所取药，也会就便到李普老头家或我的蜗牛居促膝长谈。由于交谈的频率较稠，就积累出了相当可观的广度与深度。

有一次，慎之兄在寒舍，他对我说：你比我小几岁，而且在1940年十二岁时，你们苏北就已成了黄克诚同志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了，关于四川大后方的事，你可能只能从当时的报纸上看到一些，或者长大成人后，从一些书本上读到许多。而我在抗战后期，就已到了大后方了。日寇投降后，我又直接参加了重庆新华日报的工作。我亲眼目睹我们党和我们的领导人团结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几乎整天价高呼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反对他们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口号，极其强烈地争自由、要民主。这一切，当时是很得人心的。可是，等人家出力不等地帮我们打下了江山我们又如何?

接着，他用马克思的话来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令人极其痛心的现象。

慎之兄提到马克思的一封信，见1956年1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414页。这是马克思1843年5月在旅途中到达科伦时，给其共同编辑《德法年鉴》的阿尔诺德·卢格的信中所言。在这封由德文译成中文共约4500字的信件中，马克思对封建专制制度作了极其深刻尖锐的剖析。他说“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不管这种一意孤行怎样反复无常、怎样荒谬和卑鄙，但它还是适合于用来管理那些除了自己国王的专横外从不知道其他任何法律的人民。”“我敢肯定说：只要这个颠倒了的世界存在一天，普鲁士国王总还是当代一个人物。”(以上均见同书411页)“事实上，在普鲁士，国王就是整个制度；在那里，国王是唯一的政治人物。总之，一切制度都由他一个人决定。”“人们曾一度错误地希求国王会表示什么样的愿望和思想。但是这样做丝毫不能改变下面的事实：庸人是构成君主制的材料，而君主不过是庸人之王而已。只要二者仍然是现在这样，国王就既不可能使他自己也不可能使他的臣民成为自由的人、真正的人。”“至于要前进，那末只有丢下这个世界的基础，过渡到民主的人类世界。”“老国王(指威廉三世)没有什么奢望，他是一个庸人，并且毫不以聪明自居。他觉得，奴仆的国家和统治这个国家所需要的只是安安静静、平平淡淡的生活。”(以上见412页)“于是人们对于人的权利和义务的一切愿望和思想又重新遭到了先前那种嫌弃，就是说，人们又回到了旧的僵化了的奴仆国家。在这里，奴隶无声无息地劳动着，而土地和奴隶的占有者则靠有教养的和驯顺的奴仆尽量默不作声地统治着。无论是奴隶或主人都不可能说出他们所想说的话；前者不可能说他想成为一个人，后者不可能说在他的领地上不需要人。所以缄默是摆脱这个僵局的唯一办法：垂头丧气，唯命是听，默默无言的牲口。”“在原有的基础上消灭庸人国家的企图没有实现，它的经过情形就是这样，结果它向全世界清清楚楚地证明：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兽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受难的人在思考，在思考的人又横遭压迫，这些人的存在必然会使那些饱食终日、醉生梦死的庸俗动物世界坐卧不安的。”(以上见413—414页)

慎之兄说，虽然这封信，比《共产党宣言》的写作差不多早了五年，而且所针对的批判对象又只是普鲁士帝国，但你看看文革时期的中国，是不是与马克思所批判的普鲁士帝国的这种状况几乎一模一样?

在所有与这一主题密切相关的交谈中，慎之兄的那种明显而强烈的爱憎之情，完全可以用他自己一篇作品中的文字来表述。

1954年，周恩来总理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日内瓦会议，特别带着慎之兄参加中国代表团的工作。当年6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慎之兄署名为“观察者”的文章——《和平的敌人原形毕露了》。全文论点鲜明，文字优美生动而富有豪气，笔法上颇有创意与独到之处，立即轰动了全国新闻界与广大读者，成为我国国际新闻写作中的名篇。这篇文章的开篇与结束语充分表达了他的爱憎之情。

人们看到了很多，懂得了很多。

一切如同白天和黑夜那样截然不同，那样分明。人们因此更加懂得了，什么叫做是与非，正义与邪恶，勇敢与怯懦。

“最重要的是，人们更加懂得了爱与憎：爱戴和平的斗士，憎恨和平的敌人。”

这近约七千字的文章的结语说：“有人说，日内瓦会议实际上并没有一个共同的记录，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已经记录在历史上，铁案如山，任凭什么也不能磨灭它。因为它铭刻在世界人民的心上。”

四

总之，慎之兄与我的历次交谈，尤其对专制独裁统治的讨论，大有助于我对这类课题的探索。而对于我们党的这样的实际，尤其建国后的前三十年的史实，大凡不愿违背自己入党誓言的共产党人应该怎么办?慎之兄又提醒我认真琢磨马克思这封信的最后几句话。

见于上述同一本书414—415页的这几句话是：

我们的任务是要揭露旧世界，并为建立一个新世界而积极工作。事件的进程给能思想的人认识自己的状况的时间愈长，给受苦难的人进行团结的时间愈长，那末在现今社会里成熟着的果实就会愈甘美。

慎之兄说，当年马克思的这些话的中心思想，当然是转入共产主义革命。而我们做共产党人已做了大半辈子了，而且现在已是“真理标准”大讨论和改革开放之后了，当然不是要重新革命建立一个什么“新世界”，而只是在现实条件下，与那些仍残留着独裁专制者之阴魂的人进行政治意识上的斗争。他说：“我们中国人渴望民主的呐喊已过去一百多年了，也许还要再呐喊一百年。这也许就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给能思想的人认识自己的状况的时间愈长，给受苦难的人进行团结的时间愈长，那末在现今社会里成熟着的果实就会愈甘美’。”

这许多年来，他正是这样实践的。从纪念哥伦布发现美洲五百周年而写的《迎接全球化时代》，到《全球化与中国文化》、《亚洲价值与全球价值》、《全球化发展趋势及其价值认同》、《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回归五四学习民主》、《不能忘记的新启蒙》、《从世界的角度透视中国》，以及对顾准、陈寅恪等先知们的学术思想的研究，等等，等等，几乎无不强烈地呼唤着科学与民主，呼唤国人奋力赶上全世界滚滚向前猛进的民主大潮，及早消除专制统治的余孽，使全国人民真正地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慎之兄这一系列强烈的呼唤，震撼着海内外一切富有良知的炎黄子孙的心灵，群起响应。像我们这些与他原本就交谊深厚又近在咫尺的挚友，更分外乐意经常与他相聚探讨。单是2003年春节前后，我们就与他相聚了三次：1月17日北三环中段圆山大酒店的迎春大聚会，2月17日《炎黄春秋》杂志社的新春欢聚会，3月27日中国作家协会文采阁为研究一位老同志作品的小聚会。

在这些聚会中，他仍然思维敏捷，谈吐流畅，这是大家都非常欣慰的。但也看得出，他的健康状况大不如前了。尤其在文采阁的小聚中，我看他从沙发上起身时虽然双手撑着拐杖，但仍显得双腿软颤难以稳立，连起好几次才立起身来。在我的记忆中，慎之兄的这种状态远非一次两次了。《炎黄春秋》举行新春聚会时，他到我所坐的桌边与我说了许多悄悄话之后，我与他一起去洗手间，就连扶带拉地上下了会场与洗手间之间的那几级台阶。老熟人都知道，这是1997年4月，他应邀去德国讲学中突患脑中风而留下的后遗症。那一次，他回国在协和医院住院治疗，同住一层病房的还有温济泽兄，我曾去探望过他们。由于慎之兄一贯超强度地苦读苦写，与日月赛跑，似乎舍不得挤出一些分分秒秒漫步健身，从而体况日益衰弱。万万没料到，3月27日与老友们的小聚之后仅五天，即4月2日，他就又住进了协和医院。尽管这次只是一般性的肺炎，但由于体质太虚弱，经过协和多位著名医护人员接连二十个日夜的奋力医救，也未能救回这条对国家人民十分宝贵的生命。

噩耗传出，所有真正熟知他的人和读过他一些文章的人，无不哀痛万分。就连我的女儿戴为伟，在慎之兄给我送那套中山装时她才十四岁，二十五年过去了，她还极为清晰地记得她的慎之伯伯那天上午在我们的破寒窑中的一言一举。她说那一天，李伯伯每谈一个问题都胸有成竹，出口成章，充分显示出是位满腹经纶、非常健谈的大学问家。为伟十分伤痛地说：“以后再也见不到李伯伯了，太让人痛惜了!”

是的，太令人痛惜了!痛惜的不只是我们再也见不到这位“力抨专制，民主沉钟”(曾彦修哀挽句)了，更痛惜他未能亲目一睹他那广受海内外美赞的名篇《风雨苍黄五十年》中所表述的宿愿的实现，使宿愿成了无限憾痛的遗愿。这就是“反思文化大革命，由此上溯再反思三十年的极权专制……脱胎换骨，弃旧图新……权力者重建自己的统治的合法性(或曰正当性)”。

看来，实现这遗愿的重任，就必然地落在与慎之兄同代而如今尚健在的人，特别是许多敢于为国为民鼎力呐喊的中青年们的肩头了。虽然慎之兄生前与这些志同道合者呐喊了好多年，这愿望的实现仍八字未见一撇，但在召开了党的“十六大”之后，一些不多但可喜的新气象表明，如今似乎已闪现出前可见古人、后可见来者的端倪，可能不再是那种“独怆然而涕下”的悠悠岁月了。

愚相信，只要一切良知难泯的中国人都能像慎之兄那般振臂呐喊，为实现彻底民主、清除专制余毒而拼搏，像他和过去无数先驱者一样不至撒手人寰绝不止步，这遗愿定会逐步实现的。

安息吧，慎之兄：您虽已驾鹤西去，但您的争自由的崇高神魄，必将永驻人间激励后来者。

安息吧，慎之兄：《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理念劲风，定会吹遍神州，吹得“神州”变“民州”而“人州”。

安息吧，慎之兄，我将永远以您为榜样，奋力笔耕至瞑目!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9年第4期　从臣民意识向公民意识的转变·刘泽华

公民意识、公民文化以及相应的政治制度和社会规范，是近代以来民主政治的基础。但是在中国传统(相对于近代而言)的法律规定和政治观念中，并无“公民”的踪迹，公民观念是舶来品，深植于人们政治意识之中的是臣民观念。臣民与公民无论实质、内容抑或表现形式都是大相径庭的。

由臣民意识向公民意识转变，是中国近代政治观念发展中一个基本问题。由臣民意识转变为公民意识，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极为困难和痛苦的过程。因此在研究传统与现代化这个大题目时，剖析一下臣民意识与公民意识及其关系，是十分必要的。这个问题又包含着许多内容，本文仅述其一二。

臣民意识的三大特征

通常认为，公民指在一个国家里，具有该国国籍，并享有法定权利和义务的社会成员。公民意识则主要指公民对于自身享有法定权利和义务的自觉，其中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是互为前提或基础的，此二者不可缺一。臣民和臣民观念是君主专制政治的产物。构成臣民观念的本质特征是：只尽义务，不讲权利。下面从三个方面略作分析。

一、在“君权至上”价值准则的规定下，臣民只有忠君义务观念，而无任何关于法定权利的自觉

中国传统社会是君主政治的一统天下，君权至上作为一项基本政治价值准则，与君主政治相始终。这种观念的形成可以溯至殷商帝王的“余一人”思想。即使在先秦诸子之中，虽然不乏避世保身、蔑视王权之士，如庄子、杨朱，但维护君主政治和君权却是百家异说中的主流。秦汉以后，君权至上准则得到统治者和全社会的普遍认可，形成以下三方面认识。首先，君主拥有绝对权力。《礼记》言：“君天下曰天子。朝诸侯，分职授政任功，曰：予一人。”(《礼记·曲礼下》)汉儒董仲舒说：“君也者，掌令者也，令行而禁止也。”(《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穆汤武不专杀》)宋儒陈亮也认为，人主之职为“辨邪正，专委任，明政之大体，总权之大纲”(《陈亮集·论执要之道》)。其次，君主是天下财富、土地和人民的最高所有者和主宰者。如荀子说：“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荀子·荣辱》)宋儒周敦颐说：“天下之众，本在一人。”(《周子全书·顺化》)程颐讲得最明确：“天子居天下之尊，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凡土地之富，人民之众，皆王者之有也。”(《周易程氏传·大有》)再次，君主的权力和权威是全国唯一最高权力，无可匹敌。春秋时期已有“国不堪贰”的共识，即反对国家权力二元化。孔子就主张“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孟子·万章上》)。董仲舒也指出：“君之所以为君者，威也。……威不可分，……威分则失权，失权则君贱矣。”(《春秋繁露·保位权》)总之，“君权至上”确认只有君主一人是政治生活的主宰和政治权力的所有者，其他人都是君的臣仆，统属于君，是政治中的从属和被动因素。在这样的价值观念制约之下，“四方之众，其义莫不愿为臣妾。”(《盐铁论·备胡》)形成了普遍的忠君义务观念。

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我们看到那些凭借血缘关系或其他条件被封以官爵者，以及通过举荐或科举步入仕途垂首称臣者，依照他们在政治权力结构中所处的地位，分别拥有相应的爵位、权力，享有一定的财富。他们作为统治集团的成员，似乎享有某种“权利”，然而细加考察却不然。在君主政治条件下，君权是国家权力的唯一表现形式，封建贵族和官吏的权力不过是君权的再分配形式，官吏系统是君权统治的延伸，他们拥有的只是从王权派生或分解出来的政治和经济特权，而非法定的权利。如宋儒苏轼所言：“夫智辨勇力，此四者天民之秀杰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贵，与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职，则民靖矣。”(《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六国论》)君主可以随意恩赐，也完全可以肆意剥夺。既然臣的特权来源于君主，臣子们唯有对浩荡皇恩感激涕零，勉力效忠，才能保障自己被恩赐的特权。君臣之间仍然是主仆关系，臣子们依然要恪守忠君义务。

忠君义务观念要求臣子们在政治意识和政治行为及价值的选择上，以忠于君主为基本原则。其上限为绝对忠顺，专一而不懈。孔子说：“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荀子说：君子“其待上也，忠顺而不懈”，(《荀子·君道》)“事两君者不容”(《荀子·劝学》)。古代忠臣的典范诸葛亮也说：“二心不可以事君。”(《诸葛亮集·便宜十六策·君臣》)董仲舒还利用字形构造强调忠君专一不二的必然性，说：“古之人物而书文，心止于一中者，谓之忠；执二中者，谓之患，患人之忠不一者也。”(《春秋繁露·天道不二》)其下限为不背叛君主。荀子说：“事圣君者，有听从无谏争；事中君者，有谏争无谄谀；事暴君者，有补削无挢拂。迫胁于乱时，穷居于暴国，而无所避之，则崇其美，扬其善，违其恶，隐其败，言其所长，不称其所短，以为成俗。”(《荀子·臣道》)这些认识逐渐形成了固有观念，演化为普遍的“愚忠”心理，天子神圣不可冒犯，臣子们只能忠顺服从。

对于一般民众来说，君主是天生的主宰。民被称黔首，排斥在政治等级之外，所谓“无名姓号氏于天地之间，至贱乎贱者也”(《春秋繁露·顺命》)。他们没有任何政治主动性，只知服从统治，一味顺上，所谓“君者，仪也；民者，景也，仪正而景正”(《荀子·君道》)。“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心之所好，体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从之。”(《春秋繁露-为人者天》)民众是无知无识的一群，生来就是君主的奴仆。需要说明的是，在传统政治观念中，从周公、孔、孟，以至后世，“重民”和“施仁政”成为统治者经常演练的主调。然而，“重民”和“施仁政”的政治意义仅在于表明专制统治者重视民众在维护君主政治正常运行中的作用，并不包含民众自身拥有受法律保障的政治身份和权利，反而说明民的命运实际操纵在君主手中。正如梁启超所说：“仁政必言保民，必言牧民。牧之保之云者，其权无限也。”(《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第5页)

忠君义务观念是传统臣民观念的主要构成之一。这是一种基于君主政治条件而形成的传统——习惯型政治义务观念，与法律义务观念有所不同，其中并不内涵人们对于法律责任的自觉意识。这种义务观念的认识前提是君主和君主政治的利益及需要。在这种义务观念的制约和作用之下，人们的政治期盼和利益表达不是通过权利规定的形式，而是通过尽义务、报皇恩等形式表现出来，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参与政治的从属性和被动性。

二、在泯灭个人主体意识的道德修身观念束缚之下，人们缺乏基本的权利主体意识

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是伦理与政治混而如一，认为个人道德修身是政治生活规范化和秩序化的起点。这个认识被概括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行为模式，对于臣民观念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

传统文化认为，虽说人性本善，凡、圣如一，在道德修身方面，凡、圣有着共同的起点，“人皆可以为尧舜”，但是，凡、圣之性的后天表现却有所不同。圣人之性先天至善，后天完美，“圣之为名，道之报，德之至也”(《王文成公文集·三·圣人》)。因而无需改造。凡人则不然。凡人之性后天表现为种种情、欲，必须经过持续的修习改造，去恶扬善，方能趋向完美。在这一过程中，圣人是凡人道德修养的样板和终极点，凡人的修身过程就是向着圣人的皈依过程。

在传统文化中，圣人主要表现为一种理想的人格形象，是理想化抽象化了的人，是人的类主体意识的体现。对自然来说，圣人代表人类与天地对话，体现着人对自然的类主体意识的觉醒。如《礼记·礼运》说：“圣人参与天地，并于鬼神，以致政也。”如若面对世间芸芸众生，圣人则拥有规划并考核人们的精神和道德生活的绝对权威。在圣人博大而至善的理想人格面前，人们自惭形秽，于是，一股根深蒂固的“负罪意识”便油然而生，驱使人们虔诚地在改造自我上下工夫。“君子乾乾不息于诚，然必惩忿窒欲，迁善改过而后至。”(《周子全书·乾损益动》)这样，道德便成了做人的根本义务，成为人们参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必由之途。“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论语·雍也》)

在实际历史过程中，圣人与圣王相通，被统治者奉为理想君主的象征。封建帝王虽然未必是“对”，但他们可以自诩为圣，阿谀奉承的臣子们也要尊之为圣。于是，人们的负罪意识便从道德领域扩展到政治生活，在天子“圣明”的灵光普照下，不由自主地五体投地，口称“臣罪该万死”，诚惶诚恐。这时，人们唯恐效忠君主而不及，哪里还谈得上什么政治权利!

在道德修身观念的制约下，人们崇拜圣人，皈依圣人，人人争作圣人之徒，在精神上和道德上与圣人融而为一。随着人们道德水准不断提升，人的个体人格和独立精神便不可避免地消融在圣道之中。“无我”既是人们皈依圣人的结果，亦是本性得以完美的标志。如张载言：“无我而后大，大成性而后圣。”(《正蒙·神化》)亦如程颐说：“大而化，则已与理为一，一则无已。”(《河南程氏遗书》卷一五)道德修身使得人的个人主体意识极度羸弱，几至泯灭，囿于这样的心态条件，人们不可能形成对于自身权利的自觉追求。

我们看到，在人们道德修身过程中，孝道受到异乎寻常的重视。且看如下议论：孔子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孝经》说：“夫孝，德之本也。”(《孝经·开宗明义章》)；“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孝经·三才章》)。《礼记》说：“众之本教曰孝”；孝道“塞乎天地，横乎四海，推而放诸四海而皆准”(《礼记·祭义》)。孝道被奉为宇宙间最根本的道德原则和人们道德实践的最基本行为规范。传统文化对孝道的内容作了详尽的规定，总的倾向是对个人权利的种种否定。计有：其一，人们没有意志自由权，“父母之所爱亦爱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礼记·内则》)，个人爱憎全然以父母意志为准；其二，人们没有行为自主权，如“见父之执，不谓之进，不敢进；不谓之退，不敢退；不问，不敢对，此孝子之行也”；“夫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游必有常”(《礼记·曲礼上》)。人们举手投足言辞答对都要服从父家长的管教和指挥；其三，人们没有财产私有权，“父母在，不敢私其财”(《礼记·坊记》)。作为家庭(族)成员，个人在经济上没有独立性；其四，个人没有婚姻自主权，男婚女嫁为的是后代的传延，是个人对家庭(族)应尽的义务。所谓“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礼记·昏义》)。个人在婚姻问题上要服从父母的绝对权威；其五，在孝道的规范下，连个人的身体也不属于自己。人的身体是“父母之遗体也”，原则上为父母所有，个人对之必须恭谨爱护，不可毁伤。“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礼记·祭义》)，稍有损辱就是对父母的大不敬，极违孝道。可见，在孝道的束缚之下，人们没有任何“人的基本权利”，只有奴隶对主人的服从义务。

孝道的作用范围不只限于家庭和社会，同时延及政治领域。《孝经》说：“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经·开宗明义章》)又说：“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孝经·广扬名》)忠正是孝的政治表现形式。

在传统的道德修身观念的普遍约束之下，人们不是作为权利主体，而是作为道德义务主体参与全部社会和政治生活的，表现为一种忘我的追求和无偿的奉献。由于缺乏基本的权利主体意识，从而否定了任何个人私利的索取。如《盐铁论》说：“古者大夫思其仁义以充其位，不为权利以充其私。”(《盐铁论·贫富》)亦如朱熹说：“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徇人欲，则求得未得而害已随之。”(《孟子集注》卷一)传统的臣民观念正是以无个人主体意识的道德义务观为动力，驱使人们忠君敬长、无私奉公和无条件地献身。

三、在沉重的等级观念压制之下，形成了普遍的“尽人皆奴仆”的政治心态

中国号称礼义之邦，礼义有很多内容，但其核心是等级制和等级观念。“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富国》)传统政治文化认为等级规范是维护社会政治秩序的基本手段。“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君臣不得不尊，父子不得不亲，兄弟不得不顺，夫妇不得不欢。”(《荀子·大略》)为了强调礼的权威性，传统文化把礼上升为宇宙法则，说：“天地生之，圣人成之”，“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则礼者，天地之别也”(《礼记·乐记》)。又强调礼的规范贯穿人生之始终，“礼者，谨于治生死者也”(《荀子·礼论》)。礼的约束范围无所不包，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礼就成为具有普遍约束意义的最高法则。

传统中国不能说没有法制，但古代的法基本是刑律，并无近代宪法意义的法律规定。自功能言，刑律是君主施行专制统治的工具，所谓：“秉权而立，垂法而治”(《商君书·壹言》)，“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管子·七臣七主》)。自内容言，刑律只规定了惩戒的律条，却没有关于个人权利的规定。所以梁启超说，中国数千年“国为无法之国，民为无法之民。……而其权之何属，更靡论也”(《论立法权》，《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103页)。自汉代始，儒家的“德主刑辅”统治范式得到统治者认可，一时儒学经典竟具有了法典功能，“《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盐铁论·刑德》)，从而促成了刑法的儒学化，刑律退居礼治德化的辅助手段。《汉书-刑法志》说：“仁爱德让，王道之本也。爱待敬而不败，德须威而久立，故制礼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隋书·刑法志》讲得更明确：“礼义以为纲纪，养化以为本，明刑以为助。”礼实际成为君主政治的国家基本法，等级观念则成为人们政治观念的最大桎梏。

等级观念从一般人伦血缘关系和政治关系中概括出几对基本关系，通过礼的规定使之规范化和模式化，如君臣、父子、夫妻、兄弟等。每一对关系都内涵着严格的等级隶属性，如“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春秋繁露·基义》)；“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春秋繁露·顺命》)。每个人在实际社会政治生活过程中，都必然要受这几对关系的制约。人们自降生之始，就被牢牢地固着于相应的等级位置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生活的进程，分别进入不同角色，隶属于各种各样的主人。整个社会就是由无数个这样的等级隶属关系织结而成的关系网络，唯有君主位于这个网络的顶端。等级观念确保君主的特殊地位，他不但是政治上的最高主宰，同时又具有最大父家长身份。《洪范》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礼记·大传》说：“君有合族之道。”就政治关系看，全国臣民隶属于君主，是王的臣仆；就社会关系言，人们都是王的子孙，所谓“天子父母事天，而子孙畜万民”(《春秋繁露·郊祭》)。

在等级观念约束之下，人们无条件服从着严格的等级隶属关系，从衣着服饰、言谈举止到思想意志，无一不被等级格式化，人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等级观念剥夺了人们的独立个性和政治自主精神，使人们不只在实际生活中，而且在精神上做奴仆。在这样的心态条件下，又怎能产生对个人权利的向往呢?

综上所述，臣民观念是遍及传统社会的基本政治意识。它的形成固然源于君主政治，但另一方面，臣民观念又成为维护和巩固君主政治的重要政治文化因素。在臣民观念的约束下，人们只是尽义务，不知有权利。温顺服从、忍让勤劳和无我的奉献成为全社会公认的美德，由此形成的“礼义之邦”实则成了专制帝王私产。君主专制政治基于这样的政治文化土壤而横行肆虐，几达二千余年。正如梁启超所说：“虽以孔孟之至圣大贤，……而不能禁二千年来暴君贼臣之继出踵起，鱼肉我民，何也?治人者有权，而治于人者无权。”(《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第5页)

公民意识成长的关键在实践

19世纪下半叶，中国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震荡，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势力和大炮一起闯入封闭的中国大陆。随着民族危机日益加剧，封建君主政治也走到了它的尽头。与这一过程相伴随，西方的思想文化也蜂拥而至。民主政治思潮的输入不只构成人们否定君主政治、进行民主革命的重要文化条件，同时也促进了人们政治观念的更新。一些先进的有识之士的视野率先从传统的礼仪文明转向西方和世界，他们惊奇地发现西方有着与中国迥然不同的政治格局。西学东渐的浪潮给传统中国带来了近代民主意识的觉醒。自1897年严复译《天演论》的出版，一大批西方民主政治的经典著作相继介绍到中国，其中包括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弥勒的《论自由》，以及代表美国民主政治基本精神的《独立宣言》和法国大革命的产物《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等等。如果说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标志着民主思潮在近代中国的政治实践，并通过政治体制的变革推动了人们对专制主义的唾弃和对民主政治的向往，那么，稍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则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民主启蒙运动的勃兴。

从当时的思想文化界来看，先进的有识之士对民主、民权等概念和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并且运用民主政治的价值标准来批判君主政治，设计理想政治蓝图。他们已经开始从传统的臣民观念中醒转过来，对于公民及权利义务等问题进行了探究和思考。如梁启超就明确提出了“国民”的概念：“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56页)这里说的“国民”显然已经接近“公民”的认识。梁启超又对“权利、义务”进行诠释，说：“义务与权利，对待者也。人人生而有应得之权利，即人人生而有应尽之义务，二者其量适相均。”(《新民说·论义务思想》，《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第104页)“有权利思想者，必以争立法权为第一要义”(《新民说·论权利思想》，《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第37页)，“凡人所以为人者有二大要件：一日生命，二日权利，二者缺一，时乃非人”(《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第45页)。毫无疑问，梁启超的诠释浸透着对舶来的天赋人权和法制权利的认识。又如1903年，有人撰《权利篇》，认为：“夫权利思想，即爱重人我权利之谓”。“夫人生活于天地之间，自有天然之权利，父母不得夺，鬼神不得窃而攘之。”“夫义务者何，即权利之里面耳。有权利始能有义务，无权利即不能有义务，爱权利即爱重义务之本。”“权利之表为法律，法律之里即权利，不可分而二之者也。”(《权利篇》，《直说》1903年第二期，转引自《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第480-481页)文中还明确规定了人生而具有“平等之权利”、“不受人卑屈之权利”、“不从顺人之权利”等等。这些认识所使用的概念和价值标准与传统的臣民观念截然不同，意味着一种崭新的公民观念已经冲破传统观念的藩篱，开始向人们的意识中渗入。

公民意识即权利、义务观念的发展不仅表现在认识方面，在近代中国的政治变革中，还经由法律的形式被肯定下来，集中体现在1912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其他法规政令中。其中明文规定了中华民国主权在民，全体国民一律平等，依法享有选举、参政、居住、言论、出版、集会、信教等项权利。《临时约法》具有宪法性质，它的产生意味着从法律上否定了传统的臣民观念。

然而，皇权的崩溃并不等于民主政治必然确立。正当人们喜庆民主共和之时，洪宪复辟给了当头一棒。先进的人们重新跌入了困惑之中。他们极力思索，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理想的破灭?他们发现，除了“守旧之武人及学者”等反动势力的阻碍，近代以来民主运动的开展实际只限于社会的某些阶层，并未能得到全国民众的响应。陈独秀说：“吾国年来政象，惟有党派运动，而无国民运动也”(《一九一六年》，《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五号。)，“今之所谓共和，所谓立宪者，乃少数政党之主张，多数国民不见有若何切身利害之感而有所取舍也。”(《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一卷第六号)他敏锐地认识到民主政治成功与否，“纯然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地位为唯一根本之条件”，否则宪法不过是“一纸空文”，“且宪法上之自由权利，人民将视为不足重轻之物，而不以生命维护之，则立宪政治之精神已完全丧失矣”(《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一卷第六号)。李大钊也认为：“民贼之巢穴，不在民军北指之幽燕，乃在吾人自己之神脑。”(《民彝与政治》，《李大钊选集》，第47页)人们只知崇拜权威，是难以形成独立意识和政治自主观念的。于是“五四”时期人们高呼出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指出“伦理之觉悟为最后觉悟之觉悟”，把批判之剑指向传统文化，要与封建伦理纲常彻底决裂，实现全社会政治观念的普遍更新，以使民主运动真正成为“国民的运动”。可是，我们看到，新文化运动进行十年之后，鲁迅仍在疾呼：“此后最要紧的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两地书·北京》《鲁迅全集》，第十一卷，第31页)其后，历史发展实现了飞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作了详尽的规定，但没有真正实施，“文革”却把宪法抛到九霄云外。这种历史现象的延续或重叠说明了什么呢?一言以蔽之，虽然国体性质和政体形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还没能从传统政治文化思想的羁绊中完全解脱出来，公民意识尚未能完全取代传统臣民观念。

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经济不够发达、教育水平低无疑是最主要的原因，长期存在的“一言堂”也抑制了公民意识的正常发育。下边着重谈两个问题：

(1)中国与西方政治文化内在价值系统的巨大差异，使得舶来的公民及权利、义务观念难以深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土壤，中国传统社会没有类似西方自然法的观念，只有基于专制政治而形成的权势一特权观念，或可称为“权威权利”；更没有关于个人权利的自觉，只有伦常等级化了的群体意识。因此，当人们向西方寻求真理，接受了有关公民(国民)权利义务等观念时，主要是接受了这些观念的表层含义，却忽略了这些观念的内在价值标准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价值准则的格格不入。因此，尽管人们以权利、义务为参照物，尖锐地抨击了君主专制下的“尽人皆奴隶”状况，尽管随着民主运动的进程，权利义务观念得到法律认可，但权利义务观念很难一下子取代传统的政治文化。臣民观念在中国有着悠久历史，其中的价值准则经过多种社会化渠道的长期渗透，已经深深地嵌入并固着于人们的观念意识之中，积淀为普遍的政治心态素质。面对着有深厚基础的传统臣民观念，舶来的权利、义务观念势必难以凭朝夕之功取而代之。

(2)形成普遍的公民意识必须以每个人的具体实践为必要环节。公民权利的实践环节指的是，人们在实际的政治参与过程中，真实享受到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利，并履行相应的义务。一般说来，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利只有经由具体的实践环节，才能社会化为普遍的公民意识。换言之，人们只有在具体的公民权利与义务实践过程中，才能学会做公民。公民权利的实现与公民意识的提升是同一个过程。试想，如果不是1960年代女权运动的推动，美国妇女的公民权利不能实现，其公民意识势必仍然受到压抑；同样，美国黑人正是在1960年代的反种族歧视斗争中，实现了选举等权利，才促进了其公民意识的提高。公民权利从法制规定向着普遍意识的过渡，既取决于具体的社会——政治环境的民主化程度的发展，同时又取决于每一个社会成员在具体实践中的推动。

从政治实践看，法制规定的公民权利如果没有普遍的公民意识作根基，这种规定只能形同虚设。因为，赐予的公民权利缺乏全社会广泛的积极认可。尽管国家有可能通过某种传播媒介和社会化渠道将公民权利、义务的法律规定输送给人们，可是由于缺乏必要的实践环节，人们没有真实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在他们的意识深处，便难以真实理解并认可权利、义务的内涵与功能。在他们看来，权利、义务是一个“模糊概念”或“抽象名词”，与个人的政治行为和选择并无瓜葛。这种法制规定与实际政治意识的严重脱节将不可避免地造成这种局面：既不知如何享有和运用公民权利，也不会形成履行义务的自觉，结果导致社会普遍存在不负责任和实际义务感降低。公民意识的薄弱直接影响政治运行中制衡机制的形成和完善，阻碍政治民主化进程。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9年第4期　谢胡自杀之谜·王洪起

1981年12月18日晚8时，阿尔巴尼亚的阿通社向全世界发出了一条爆炸性的新闻：担任阿尔巴尼亚政府总理达28年之久的谢胡“因精神错乱自杀”。消息传来，阿国人顿时万分震惊。今日，谢胡之死，却依旧被阿尔巴尼亚媒体称为阿建国近百年历史上“最大的谜”。

谢胡其人

谢胡是阿尔巴尼亚政坛上叱咤风云的人物。他于1913年1月10日生于阿中南部的马拉卡斯特拉，青年时期曾参加西班牙国际纵队，任第12国际纵队第4营营长。1939年2月，西班牙战争后，他被流放到法国集中营。1942年8月，经多方努力，他回到了阿尔巴尼亚，加入了阿共产党(后改名为劳动党)，投身阿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斗争，亲自组建了第一突击旅和阿民族解放军第一师，为国家解放立下了不朽功勋。解放后，谢胡曾被派往苏联高等军事学院学习，1946年奉调回国，任人民军总参谋长，以后又担任过内务部长、司法部长、警察总长以及国防部长等职，并于1953年至1981年去世前一直担任政府总理，达28年之久，被人民议会主席团授予“人民英雄”、“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被视为阿最高领导人霍查的“亲密战友”和内定接班人。在谢胡死前，霍查对他赞誉称赞有加，说他是“天才的军事家”、“卓越的国家领导人”。1981年5月，阿党中央还决定出版谢胡著作选集。

谢胡生前曾多次率团访华，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及所有中国高级领导人的接见，在中国许多地方发表过讲话。我国一些年岁较大的人对他也还熟悉。1967年，他最后一次访华时，应邀为武汉两个对立面的“造反派”做说服工作。当时，两派人马都试图争取阿国人的支持，在一片混乱中纷纷向谢胡的坐车里塞“红宝书”毛主席语录。1972尼克松访华，阿军一名基层军官一边看着《人民画报》上刊载的有关报道，一边向我专家组同志提出置疑：“为什么你们邀请帝国主义头子访华?”——这其实反映了阿高层的看法。谢胡不知通过什么渠道知悉了这一情况后，发话说“这名军官的言行破坏了中阿友好，要枪毙他”。我大使据国内指示，出面说情，才得以从轻处置。这到底是谢胡代表阿党有意作秀，还是他本人出自对华友好，不得而知。

谢胡“自杀”后的大清洗

谢胡是18日凌晨“自杀”的，而就在他死前的17日下午，他还会见了来访的罗马尼亚代表团。当晚，以霍查为首的党中央政治局继续开他的批判会。显然，当局是有意推迟了谢胡之死消息的对外公布时间。

消息公布后，当夜首都的气氛非同一般。持枪的警卫战士加紧了巡逻，放置在中国使馆对面的广播电视总局大楼和其他建筑物上的高炮、机关枪隐约可见。“祖国烈士大街”旁的党中央大厦灯火通明。阿党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在霍查亲自主持下紧张进行。霍查像往常一样，打着强有力的手势说：“谢胡一方面被南斯拉夫国家安全局要他杀害党中央第一书记(霍查)的命令所逼，另一方面又慑于阿党和人民团结的威力，上天无路，下地无门，只好可耻地自杀。他的死是自绝于党的可耻行为。党不会为他举行葬礼，只能把他像狗一样埋掉!”与此同时，国防部通讯总工程师易布拉辛·沙马塔伊奉命来到谢胡住所，径直登上2层谢胡的卧室，检查屋里的通讯仪器，以便搜集证据，证明谢胡与外部和外国使馆的联系及进行的“敌对活动”，为霍查搜寻打击谢胡的炮弹。

第二天，地拉那的所有日报仅在头版下方1／4处，在“讣告”的标题下，刊登了阿党中央、人民议会和部长会议的联合公告：“12月18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穆罕默德·谢胡同志在神经错乱情况下自杀。”仅此而已。讣告没有像其他高级领导人逝世那样写上“光荣属于他”、“不可弥补的损失”、“我们永远缅怀他”等字眼；没有刊登他的巨幅照片；没有冠以黑框；没有全国志哀三天；电台、电视台没有播放哀乐，体育和文艺演出没有停止；没有葬礼。地拉那的一些外交官代表他们的政府欲向阿政府及谢胡家属致哀，遭到拒绝。

第三天，所有公共场合都摘下了谢胡的照片(在此之前，在各机关的办公室里，谢胡与霍查同样大小的照片平行地挂在墙上)，擦掉了颂扬他的语录标语。

时任阿党中央委员和“列宁”高级党校校长的谢胡遗孀费切列特·谢胡不再公开露面，而是携全家离开了高干区仅与霍查家相隔不到50米的第15号别墅。是霍查亲自下令立即对谢胡全家采取“革命行动”的：逮捕谢胡遗孀及其3个儿子，逮捕谢胡在党内、政府内的同伙，将他们扫地出门，绳之以法。

1981年12月21日，阿党八届二中全会，听取政治局关于处理谢胡问题的录音，霍查在党内公开宣布谢胡是“自绝于党的敌人”。1982年1月14日，任命副总理查尔查尼为政府总理，接替谢胡，同时初步改组政府。内务部长哈兹比鸟改任国防部长，费乔尔·谢胡(谢胡的亲戚)升任内务部长。2月26日，阿党书记处召开整顿军队会议，霍查命令全军听从总司令(霍查)的直接指挥，要求军队把谢胡作为巴卢库反党集团的总后台进行彻底清算。4月26日，阿党书记处召开清洗“列宁”高级党校校长谢胡夫人的专门会议，要求党校今后向阿利雅直接汇报清洗谢胡夫人流毒的情况。5月29日，阿党政治局听取查尔查尼总理关于政府消除“谢胡流毒”的报告，决定中央各部委“精简”400人。

1982年下半年，霍查又以间谍罪逮捕了哈兹比乌和费乔尔·谢胡。说他们从民族解放战争期间就充当苏联、美国和南斯拉夫的间谍；说他们相互勾结、孤立霍查。当年10月，霍查在阿党八届“五中”全会上作关于“谢胡反党集团的间谍活动”的报告。11月，霍查在地拉那选民大会上首次公开谢胡事件，宣布谢胡是为南、苏、美、英、意、德服务的“多国间谍”。根据霍查的命令，阿内务部人员将谢胡的遗体先是埋在地拉那西郊的沙拉公墓，几天后又把他的遗体拉到一个秘密地方埋掉。此后，谢胡遗体的所在便成了“国家机密”。

谢胡死后，他的家人、部下及身边人员都成了反党集团的成员而受到株连。整个集团均关押在地拉那313号监狱。按照霍查的特别命令，全部审讯由高等法院和军事特别法院在313号监狱内进行，共持续了18天。司法当局把“谢胡集团”分成“文”、“武”两组分别进行审讯。“文组”有谢胡夫人和谢胡的次子及幼子(其长子弗拉季米尔·谢胡在牢房经不起折磨已触电自杀)、外长纳赛(曾任驻华大使)、卫生部长兰比·齐奇什蒂等；“武组”有国防部长哈兹比乌、内务部长费乔尔·谢胡、内务部副部长米哈拉奇·齐奇什蒂，前都拉斯区党委第一书记兰比·齐奇什蒂的弟弟、中央安全局局长兰比·佩齐尼、谢胡贴身卫士阿里·切诺和加尼·科德拉以及达依蒂饭店的理发师等。

谢胡夫人为了保全她的两个儿子，在狱中屈打成招，承认她同丈夫都是“外国间谍”、企图毒死霍查，结果被判处25年徒刑，1988年死于狱中；谢胡的一个任空军党委书记的弟弟杜洛·谢胡跳楼自杀，另一个旅居俄罗斯的弟弟幸免于难；次子斯坎德尔·谢胡和幼子巴什基姆·谢胡分别被判处15年和10年徒刑，直至1991年阿发生剧变后才获释放。次子现旅居瑞典，任工程师，幼子旅居西班牙，当职业作家。外长纳赛被判长期徒刑，现已故。

国防部长卡德里·哈兹比乌、内务部长费乔尔·谢胡、中央安全局长兰比·佩齐尼在法庭上拒不接受任何指控。他们与卡·哈兹比乌的弟弟穆罕默德·哈兹比乌以及兰比·齐奇什蒂一起，被判处死刑。

1991年，阿尔巴尼亚剧变。谢胡的两个儿子开始多处打听父母遗体的下落。他们首先打听到母亲费切列特在阿北部的莱什区翟伊曼劳改营服刑期间死去的消息，并从知情人那里了解到加尤什村监狱墓地三号墓就是他们的母亲之墓。1996年，他们把母亲的遗骨迁到了地拉那，埋在沙拉公墓92号墓地第五排位置。这一年，他们得到时任国家情报局局长加兹代代(2008年去世)的协助，从历史档案中找到了谢胡“坟墓”的位置。2001年7月，谢胡的后代终于将密埋荒野20载的谢胡遗骸重见天日，并在沙拉公墓举行了谢胡夫妇重新安葬仪式。同年，谢胡被他的家乡——马拉卡斯特拉区首府巴尔什市议会追授予“荣誉市民”称号。地拉那民族历史博物馆还为谢胡88岁冥寿举行了纪念仪式。

霍查版本的“谢胡间谍史”

1982年底，即谢胡死后的第二年，霍查的《铁托分子》一书在地拉那出版发行。这本书对谢胡之死作了离奇的描绘。书中说：

谢胡“1930年到地拉那的一所由美国人弗尔兹创办的技术学校学习。这时，他便成了一名美国间谍。”“潜伏在阿尔巴尼亚的南斯拉夫间谍穆戈沙与谢胡接上了头。谢胡摇身一变，又成了南斯拉夫间谍。1943年，谢胡与穆戈沙同时打入阿游击队第一突击旅，活动更为频繁。出于特务工作的需要，穆戈沙在突击旅又物色了另一个合适的女特务人选——费切莱特·桑贾克塔尔，并将她介绍给谢胡结为夫妻。”“实际上，谢胡从他回到阿尔巴尼亚的那天起，就充当了英美的雇佣兵。1942年，谢胡草拟了一份建国纲领。纲领根本不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主张多党制，完全是一个英美使团所希望的资产阶级民主纲领。”

1944年，阿尔巴尼亚获得解放。“美国驻地拉那使团的官方代表弗尔兹命令谢胡不失时机地打人苏联的情报机构克格勃。谢胡遵照美国主子的命令，写信给苏联驻地拉那的军事使团团长伊万诺夫少校，信中攻击阿党路线，大骂霍查、卡博等领导人，以讨得伊万诺夫的信任……谢胡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国家解放前后，总是在南、苏情报机构间走钢丝，时而维护南斯拉夫观点，时而又在苏联军事顾问支持下向南发起攻击。”铁托和赫鲁晓夫企图利用1956年地拉那党代会向阿党发起猛攻。当时，谢胡夫人任地拉那党委第一书记。会上，阴谋分子首先发难，要求党中央按照苏共“二十大”纲领重新审查对科奇·佐治、屠克·雅科瓦等人所作的决定，要求阿党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敦促阿党与南共建立联系。但是霍查未陷入圈套。六十年代初，谢胡夫妇利用机会同苏联的科西金、米高扬、安德罗波夫、谢列平，南斯拉夫的铁托，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弗尔兹、英国情报局特工兰多弗·切尔吉尔等人进行了密谈。

“该行动了!”英、美、南的情报机构终于向谢胡发出了命令。1972年，谢胡到巴黎做手术。在法国，他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工设计了三种干掉霍查的方案：一、制造车祸；二、远距离枪杀；三、使用慢性毒药。谢胡回国后努力扩大自己的间谍网。1972年，谢胡接到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指示：制造颠覆阿尔巴尼亚、使它倒向西方的具体计划。谢胡是阿国内文化反党集团、军事反党集团和经济领域破坏活动的“幕后黑手”。在这些活动失败后，谢胡于1980年4月接受南斯拉夫安全局的毒药，阴谋对霍查下毒手。谢胡又觉得还未准备好，不便匆促行动，决定推迟到1982年3月霍查休假期间再动手。在这之前，可在党内大造舆论，大搞自由化，制造分裂。美国中央情报局也赞同谢胡的方案。

为了大搞自由化和在党内制造混乱，谢胡决定让自己的儿子与一个社会关系十分复杂的姑娘订婚。这个姑娘的亲友中有六七个战犯、逃犯和美国间谍。阿党及时地进行了干预，取消了谢胡儿子的订婚，并对谢胡犯的这一严重错误进行了批评，要求他在党的“八大”举行之后作深刻检讨。南斯拉夫人感到事情不妙，便在阿党政治局召开讨论谢胡所犯政治错误的会议前夕，指示费乔尔·谢胡，向谢胡夫妇转达南安全局的“最后通牒”：“就是牺牲自己也要干掉霍查!”翌日，阿党政治局召开会议。与会者同声谴责谢胡的错误。政治局准备给谢胡记大过一次。当晚，谢胡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他似乎认为，反正是一死，不如死我一人，保住全家。谢胡夫妇将准备毒死霍查用的毒药抛入厕所，嘱咐他们的大儿子将电台的主要部件毁掉。为了保全自己和儿子们，为了保住他们的名声，谢胡的老婆竟然同意自己的丈夫自杀!1981年12月18日凌晨，谢胡将枪口对准了自己……

侍卫坚信谢胡死于“他杀”

曾在谢胡身边工作了12年之久的贴身侍卫阿里·切诺坚持认为，谢胡是“他杀”。

年逾7旬的切诺在谢胡死后不几天，也同谢胡家人一样，以“投靠外国情报机构”的罪名深陷囹圄，在牢房里艰难地度过8个春秋。1989年获释后，他在地拉那的拉比诺特小学任体育老师。他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我从1972年到谢胡身亡的那一天，一直是他的侍卫长。……我发现，他在去世前就什么都明白了：他受到了威胁，很可能被撤职，也可能被打死。他死的那天夜里，我正在他的住所前警戒。我可以肯定地说，他不可能自杀。因为他是一个极特殊的人，性格十分倔强。一般人见到他就会打哆嗦，说他凶狠，但我始终认为他只是憎恨那些软弱无能的人。……谢胡当然有罪，但肯定有人比他的罪过更大，更令人恐怖，那就是杀害他的人。他常常告诉我，他已经感到威胁，于是我们就加强了警戒。有一次，他对我说：你们要当心些，说不定有人会从你们想不到的地方向我开枪。他在12月17日那天开完会之后，没有同霍查一起乘电梯，而是一个人闷闷不乐地走出来。回到自己家的书房，把皮包往地上一扔，对我说：‘阿里，你知道政治局会议开得什么内容吗?哼!算啦，快去好好注意警卫吧!’显然，他已预感到危险近在咫尺。”

“晚10时，谢胡叫我进到他的房间。他正在与霍查通电话：‘请原谅，恩维尔同志，我希望到您那儿去一趟，哪怕是5分钟也好，以便一起讨论一下我准备的明天会议上的发言。’过了一会儿，便挂上了电话。跟我道了一声‘晚安’，意思很明白，我没有陪同他外出的任务了，叫我到外面值勤去。第二天，谢胡夫人跟我说，霍查当时的回答是：‘没有必要。我已经累了，我家来了一两个客人。你无论准备得怎么样，都在明天的会上谈，而我将做出自己的结论。’”

“当晚，我们确实加强了警卫。但事情还是发生了。”

切诺说完上述一连串蹊跷事后认为：“谢胡死亡之谜，隐藏在一封他死前几小时写的长达30页的信中。这封信就放在他的床头柜上，被他的长子弗拉季米尔拿走了。我看到谢胡的尸体后，立即给阿利雅打了电话，告诉他发生的情况及在床头发现的那封信。后来听司机说，阿利雅接完电话马上去了霍查家，再从那里打电话给内务部长哈兹比乌，让他马上到谢胡家拿那封信。哈兹比乌立即照办。弗拉季米尔相信那封信很快就会到阿利雅和霍查及其夫人奈奇米叶手里。值得庆幸的是，我之所以还能活到今天，就是因为没有看过那封信，而看过那封信的人几乎全死了：弗拉季米尔在他父亲死后不久被捕，在关押期间被电死；哈兹比乌也在1982年因被指控参与了一桩反革命阴谋而遭镇压。”

谢胡绝命书曝光

2005年，阿尔巴尼亚议会外交委员会书记、前外长、民主社会党主席，著名历史学家巴斯卡尔·米洛向媒体首次公布了他保存至今的谢胡临终前给最高领导人霍查的亲笔信(即绝命书)原件，证明谢胡是自杀。信件刊登时对信中涉及的目前仍在世的重要人物及一些情节打了省略号。下面便是谢胡给霍查的绝命书：

霍查同志：

你于1981年6月11日亲手撰写的《党诞生的时候》一书中曾经写道：“亲爱的谢胡，过去和现在你都是党的光荣的领导人之一，你始终站在每场斗争的最前线，随时准备为捍卫人民、社会主义祖国和党而进行不屈不挠的、原则性的斗争。你是人民的儿子和忠诚战士，你为人民而进行过并正在进行伟大的斗争，党和人民感激你。我。作为你的患难之交和患难与共的最亲密的同志，拥抱你。”

但是我，你的莫逆之交和患难与共的最亲密的同志，在政治和思想方面犯了错误：最近我同意了我儿子斯坎德尔与杜尔迪乌(一个有所谓“历史问题”的人)的女儿的婚事。在你的直接干预下，我解除了他们的婚约。我之所以犯这一政治性错误，其原因我已作了检讨。我11月12日长达39页的检讨，是真诚的，绝对真诚的检讨。但这个检讨，在11月1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却被所有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所否定。最后，您称我为“狡辩”，并要求我今天进行反省和接受政治局会议上对我提出的所有批评，彻底推翻被您称之为“狡辩”，也就是谎话、欺诈的检讨。

霍查同志，我随时准备为党献出生命。而我现在正在这样做：为党献出生命。我，你正确地称为同甘苦、共患难的最亲密的同志，利用你给我留下的唯一机会，让你，我亲爱的同志、导师和兄弟，了解真相。

我正在毫不犹豫地、冷静地把生命交给党，因为我没有其他办法可以捍卫党。

现在，当我们就要从肉体上分别时，我要告诉你我至今没能说出的话，因为此前从没给我说出真相的机会。我是犯了政治错误，但它被夸大了，直至昨天的政治局会议。(……)我认为，所谓“我凌驾于党之上”、“狂妄自大”、“独揽国家大权”等，都是五花八门的恶毒指责。不，霍查同志，我由于我在检讨中所说的原因而犯了错误，我在工作中也有缺点，但说我要(与您)平起平坐、凌驾于党之上，以及对我的其他类似性质的指责，我是从来没有过的，我永远不会接受这种荒谬的指责。我的检讨不是狡辩，而是诚心诚意的。我一生为党为人民工作，从未争“名”、争“地位”，争“战略家”的称谓，没有把自己置于你之上。对我进行的最为严重的指责是说我把自己置于党之上，树“我”自己，出人头地，也就是反对党。我们曾经为了反对国内外敌人而一起进行过许多斗争，难道如此健忘?您个人没有把我称为敌人，但是(……)其他人指责我把自己置于党之上，实际上就是指责我是敌人。

不，霍查同志，我不是敌人。您还记得吗?有一次我去你家，谈起斯坎德尔的婚事，分析了我犯的这一政治错误，我曾说敌人总是极力挑拔我俩间的关系，也就是分裂领导层，并提到科奇·佐治、丽利·贝利绍娃和周恩来。他们不可能达到目的。巴卢库也曾这样做过，但阴谋未能得逞。(……)你想怎么看我就怎么看我吧，你大权在握!但我即将为党而死，我要说出最后的遗愿：请捍卫党和社会主义(……)否则，在你身后，赫鲁晓夫们会统治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就要告吹。假如你不重视我现在说的这些话(……)，那么，亲爱的霍查，过错则不在我，而所有的责任都将落在你的头上。我用我唯一可用的方法——自杀完成我的使命。

再一次祝福党!(……)我们的党有忠诚的干部。(……)

一贯在马列主义正确路线指引下的我们光荣的党万岁!祝您长寿，至少能以维护党和社会主义!(……)

打倒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打倒以社会帝国主义(还有中国社会帝国主义)为首的修正主义!共产主义万岁!打倒反动派!

请保佑我的家人们!如果您认为符合党的利益，就说“谢胡是玩枪走火死亡的!”或者随您怎么说吧。您也在把我看做敌人，我相信时间会揭露一切，真理永存。

我就要含冤而去!(……)

穆罕默德·谢胡，1981年12月18日，地拉那。

信件刊出后，霍查夫人及其次子在接受采访时说，谢胡信中“赫鲁晓夫”后面应当有阿利雅的名字。霍查的次子甚至把逼迫谢胡自杀说成是阿利雅而不是霍查的责任，并称阿利雅不仅背叛了霍查，而且也是阿民族的叛徒。阿利雅确信谢胡“自杀”

霍查的接班人、阿剧变后首任总统阿利雅每当谈起谢胡之死，都坚持谢胡“自杀”的说法。谢胡事件发生时，阿利雅担任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实际上的第三把手。他是这样描述谢胡自杀的：

谢胡与霍查之间曾发生过争论，但没有发生过导致冲突的矛盾。导致谢胡悲剧的事件确实与他儿子订婚有关。1981年9月，谢胡的儿子斯坎德尔打算与一个阶级出身不好的家庭的女排运动员订婚。这个家庭中的一个成员在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战争期间是“阿奸”，以后出逃国外。……当时，正在筹备拟于1981年11月8日召开党的“八大”，所以决定等“八大”之后再讨论谢胡的问题。“八大”还是选举他为政治局委员，并保留他的总理职位。这清楚地表明，谢胡儿子的问题并没有给他带来负面影响。事实上，政治局起先也没有讨论这个问题，只是找谢胡谈了一次话，要他做一下自我批评就算了。谢胡也曾表示解除这门亲事，并向政治局交了检讨书。在代表大会后，于12月16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谢胡做了书面检讨。会开得很长，因为政治局委员在发言时对他的自我批评不满意，……建议给他党内“记过”处分。会议很晚才结束。霍查本来没有话要讲，后来决定第二天上午9时继续开会时再说。我和霍查一起离开，并送霍查到他家门口。路上，霍查对我说：“明天我们听谢胡说些什么，然后我再发言，这事就算了结了。我也同意大家的意见，给他党内记过处分。”第二天早晨8时左右，我在家里接到谢胡的卫士长打来的电话：

“谢胡总理在自己的卧室自杀了。”我丝毫不怀疑谢胡是自杀的，立即离家到霍查家。霍查正在吃早饭。我没有马上把这一消息告诉他，以便等霍查同志把饭吃完。而霍查却催问我有什么事，并漫不经心地对我说：“我觉得今天的会不会很长，只有我和穆罕默德发言。这个问题也就算完了。”我接着他的话音说，看来事情还没完。昨晚谢胡自杀了。听到这一消息，霍查皱了一下眉头，表现很惊愕。他对我说，怎么会呢?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是什么动机促使他这么做?

这一天，政治局会议还是召开了。同志们对谢胡自杀感到无比愤恨，并谴责这是“敌对”行为。此后，霍查便开始对谢胡发生了怀疑。为了证实谢胡的死因，霍查取出了有关谢胡过去的一些档案材料。这些材料原本存在卡博(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党内第三把手，霍查的亲信，1979年病故)的保险柜里，但钥匙在霍查手中。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的英文材料，大约20页。我的英文虽然不熟练，但粗略看看，大致也能明白：谢胡在西班牙战争结束后，被关进法国集中营，在那里被招募为英国情报局间谍。二战期间，英国驻阿尔巴尼亚通讯联络官员一直同他保持联系，直至1953年他任总理为止。文件中说，1945年至1950年，谢胡的立场发生过动摇，更多地偏向苏联。最后一份文件是1953年的，其中写道：“谢胡已经担任总理，不要再干扰和刺激他了。”

霍查是怎样得到这份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材料的呢?霍查告诉我，这些文件是某人于1964年送交阿尔巴尼亚驻维也纳大使馆的。某人还称，如果肯出钱的话，他还有其他一些文件。阿大使馆把这些文件立即直送卡博，卡博又转交霍查。霍查曾认为，这些文件旨在挑拨和离间阿尔巴尼上。如果他是美国或南斯拉夫的间谍的话，他早该行动了，但是他并没有行动。……至于我亲眼看到的那些文件。确实存在。1987年，我也亲自收到一封由美国人从阿根廷寄来的信，而且那个美国人说文件是可靠的。也就是说。文件是存在的。但是，迄今为止，并没有事实证明这些文件的可靠性。而且霍查和卡博看到的1964年的文件已经下了结论，认为谢胡到那时并没有采取任何间谍行动。亚领导层。因为当时阿尔巴尼亚已经跟苏联闹翻，苏联报刊不断攻击阿政界要人，其中攻击最多的就有谢胡，指责他与帝国主义有联系。鉴于上述因素及与苏闹翻后的紧张关系，霍查与卡博得出结论说，这是挑拨离间。但是，在谢胡自杀后，这些观点就变了样。

谢胡死后6年，即1987年，我又收到阿尔巴尼亚驻阿根廷大使馆的一封信。信中说，一位不肯透露身份的美国人交来一份文件，证实1964年递交的文件全部是真的。我便把这封信向中央委员们做了传达。不过当时我也不能保证这些文件的真实性。

当被问及谢胡生前在政治路线上与霍查是否有分歧时，阿利雅说：“谢胡人很聪明，有时显得很乐观，但野心勃勃，好走极端，待人苛刻。他与霍查可能在权力问题上有摩擦。因为霍查知道谢胡能力强、有气魄。但这不能说他们之间存在着两条不同的路线。谢胡对霍查是言听计从。霍查也不反对谢胡提出的主张。两人很合拍，但谢胡的极端主义对霍查影响颇大。”

2005年，阿利雅首次改变初衷。他除了重申原来坚持的谢胡自杀的观点之外，对霍查的“谢胡50年间谍史”开始提出了疑义，也不同意霍查“肉体消灭”党内的战友。他说：

……说心里话，谢胡从1942—1943年(当时他在集中营里)到1981年自杀，整整40年。这40年，谢胡在干什么?在阿尔巴尼亚的领导岗位

阿利雅同时强调，“谢胡的确是自杀，因为他不能忍受所受到的那样的批判，他感到在那样的批评的重压下简直活不下去了。他自杀，我们大家都感到吃惊”。“谢胡是我国天才的领导人，有知识，好读书，政治观点尖锐，工作勤奋、积极，走遍了国家的四面八方。”

谢胡之子如是说

谢胡的两个儿子对其父之死有何说法呢?二儿子斯坎德尔·谢胡说：“是霍查首先对谢胡进行政治迫害的，其他的政治局委员随声附和。他们先是反对真正的敌人，接着反对的并非是真正的敌人，只不过是与他们意见不同的人，再后来是反对自己的人。谢胡是被逼自杀的，但也有不少人认为是他杀，其实自杀与他杀现在已经不重要了。”

小儿子巴什基姆曾在上世纪90年代就谢胡之死写了一本畅销书《忧虑的秋天》。但是，这本书并没有回答谢胡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的问题。笔者在重新安葬谢胡遗骸的仪式上曾问及巴什基姆，他只是简单地回答说：“是谁扣动了击中穆罕默德·谢胡的扳机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谁促使他扣动了扳机。”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9年第4期　更　正

本刊2009年3月号84页《陪同萧克将军出访加拿大》一文开头句“今年8月24日”有误，应为“2008年10月25日”；左栏第三段第一句话应改为“中国与加拿大是友好国家”。

2009年1月号11页左栏第5行“一·二一运动”应为“一二·一运动”；67页左栏11行“1935年”应为“1936年”；第2期78页左栏23行“海外关系是个好关系”应为“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84页右栏31行“清柞”应为“清祚”；85页右栏16行“李宝家”应为“李宝嘉”。

第3期74页右栏第5行“河南大学”应为“郑州大学”。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9年第5期　“五四”精神　普世价值·彭　迪　钱　行

“五四”运动虽然已经过去90年，它的划时代意义没有过时。它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精神不但给中国人民指出了救国兴邦的道路，而且以最精炼的语言概括了近代文明世界发展进步的基本原则和前进方向。

1919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爱国革命运动就是在“五四”精神鼓舞下席卷全国，震惊中外，它象征着中华民族觉醒的一个里程碑。毛泽东说过：“这种民主革命是为了建立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社会制度，即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毛选四卷523页)人们可以自豪地向世界宣布：“五四”精神是普世价值观重要的组成部分。

“五四”精神的要点：一是人民作主，尊重本国和全人类的个人价值和基本权利；二是实事求是，坚持真理，按事物演变的科学规律办事。“五四运动”的先驱者把这两点精神亲切地称之为“德先生和赛先生”(取自英文Democracy andScience第一个音节的谐音)。

这两位老师对指导人类的生存与进步的重要作用，已为世人公认。但对这两个老师是文明世界的孪生兄弟，不可分割，同样重要，缺哪个都不行的观点则见仁见智，不见得人人赞同。这种现象也不奇怪。因为人们对“民主与科学”二者的内在联系和互动效益，认识有深有浅。人类能适应、驾驭甚至一定程度改造客观世界以利生存和发展要靠科学智能。这一点，不言自明，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但民主精神对促进科学发展和指导人类社会，包括各种群体，社团，民族，国家和国际社会和谐相处，共同进步的重要意义还没有得到所有国家认同。此外，还有一个也许更重要的原因是民主改革涉及政治权力的归属转移，往往受到既得利益者的阻碍而裹足不前。

笔者两人都是在“五四”时代出生，耳闻目睹世界大战的风云变幻，参与过烽火连天的抗日和解放战争，体验过我国革命胜利的喜悦，也遭受过人为的折腾磨炼，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我们又曾同时或分头在苏联东欧和西欧北美等国家工作或访问，给了我们一些观摩比较和反思的机会。这种跨世纪跨国界的经历给我们留下许多难忘的印象和感慨。其中也许最切肤的疑难就是：为什么我国千千万万的志士仁人，尽毕生精力，出生入死，忘我战斗，在为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富强、和谐的中国时竟会在自己国家内遇到这么大的人为的阻力和困难?我们略有自知之明，没有下过硬工夫，没有足够的水平从研究经典著作中找出答案。欣逢“五四”运动90华诞，我们只想略尽老骥绵薄之力，对“五四”以来这段时间里自己的见闻和体会稍事梳理，试图找出一个简明的答案以邀批评指正。我们发现，一个最通俗易懂的答案其实就在“五四”精神之中。

古今中外的历史实践证明，那些既重视科技开发，同时也重视民主建设的国家，大踏步前进。世界进入近代文明时代以后，在发达国家中，科学与民主往往是接踵而来或同步发展，相互促进。例如：在西欧，12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反映了人们人文主义精神和个性解放的人权观念的觉醒，在政治思想、哲学理论和自然科学等方面对欧洲教会和皇权的专制统治进行了坚决、反复和持续的斗争，从而为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后来的创造发明开辟了道路。在英国，18世纪初的科学发明带动了工业革命，英国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一个发达的工业国家，同时也培育了新的知识分子和日益强大觉醒的产业工人，紧接着就爆发了19世纪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争取民主权利的“宪章运动”。由此可见，民主为不受束缚的自由思想和科学研究创造条件；科学为探索社会前进方向和经济发展规律提供依据。

既不讲科学，也不讲民主的政权，外不能抵御强权，内不能取信人民，迟早要被历史淘汰。只讲科学，不讲民主的国家，也往往以失败而告终。希特勒统治的德国，科技水平相当高，不可一世，但他的法西斯主义，对内屠杀犹太人，对外侵略扩张，国际国内，丧失民心，导致彻底垮台。日本军国主义也是仗势科技发达，军力强大，在亚太地区逞强，残暴侵占杀害外国人民，受到中美等受害国家奋起抗击，最后战败投降。

前苏联东欧从国防需要出发，对军事科学相当重视，这可以理解，但不讲民主，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由少数人，一个党甚至一个人对大多数人实行专政。这种对民主精神的背离迟早要受到惩罚。笔者首次去前苏联东欧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看到它们的生活条件，教育水平比中国高，我们为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就高兴。另一方面也看到一些负面现象。

莫斯科的建筑高大庄严，令人肃然起敬。但道广人稀，日用商品奇缺。一些官员向我们宣讲他们的成就。但人民情绪不高，工作人员散漫拖拉，政治气氛沉闷，说话小心谨慎。在东柏林，工人游行示威，人们把汽车打翻在街头，苏联派出几万军警镇压，形势紧张。那时，波兰比较宽松，市民愿意和我们来往交谈。不久，波匈事件爆发，连匈牙利的领导人都被苏联军队逮走枪毙。后来听说中国劝阻苏联出兵华沙，波兰才免遭同样命运。捷克斯洛伐克气氛也显得紧张，人们和我们说话有所顾虑，在公共场所，左顾右盼，欲言又止。若干年后，当苏联的坦克开进捷克斯洛伐克，以“无产阶级专政”镇压布拉格之春的时候，我们才恍然大悟。捷克人民为什么紧张。只有南斯拉夫气氛比较自由开放。尽管中国追随苏联，公开批判南斯拉夫，但笔者在那里采访时，当局对我们中国记者还相当客气，反映了这个国家在铁托领导下的气度不凡和自信。1956年我们在北京，忽然听说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作报告。揭露斯大林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残杀干部和人民的真相，骇人听闻，出人意外。过去我们爱唱的苏联歌曲“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我们心里在问：这个国家在哪里?

和许多中国同事和朋友们一样，我们都很纳闷，都在思索议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怎么啦?当时的政治气氛既紧张，又活跃。大家思想上如饥似渴，想知道事出之因，想预料发展前途。主观上出现了调查研究、分析总结的愿望，客观上也出现了这种机会。遗憾的是，从1957年夏天开始，接踵而来的一系列反右政治风暴，为列宁——斯大林的“无产阶级专政”唱赞歌。一场如实总结经验教训以利清醒前进的历史机遇就这样擦肩而过，从而切断了一场新中国的思想启蒙，中国又回到了一轮又一轮的愚昧时期。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强调在中国“列宁和斯大林这两把刀子不能丢”。全国鸦雀无声。

历史无情，中国的“最高指示”救不了苏联和东欧。20多年后，几乎是一夜之间，苏联和东欧的专制政权全部解体垮台，许多人认为，它们失败最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假“无产阶级”之名，行专政之实，违反民主，失去民心。如果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我们应该同情数以百万计的被专政致死的苏联人民，并从苏联的失败找出内在的原因，引以为戒。但在中国，有人不仅不对前苏联和东欧广大人民的新生祝福，反而竭力为专政者的失败唱挽歌，牵强地归咎于外国干涉，甚至对那些杰出勇敢的民主改革的领军人物如瓦文萨和哈维尔等，冷嘲热讽，公开非议，严重地伤害了这些国家的民族感情和民主精神。

1956年我们第一次到英国当记者。那时大英帝国已经衰落，不再是对外殖民扩张的霸王，我们第一次看到坚强含蓄而幽默的普通英国人。二战中伦敦被德国轰炸破坏得很严重，有些地方还留下炸弹的伤痕。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而自豪的英国人继续反对战争，维护和平和正义。在伦敦和其他城市，数以万计的人民群众举行声势浩大的和平游行示威，反对英国政府追随美国的战争政策，有少数警察保护，秩序井然。在英国议会两院，我们目睹首相或其他官员向议会汇报政府工作，接受审查。那时正是苏伊士运河危机时期，许多议员发言批评英国政府的中东政策，艾登首相为此而被批判下台，由麦克米伦接替。离职后的丘吉尔虽然威信很高，但只是一个普通议员在座参加讨论。在海德公园，各种观点自由讨论成风，既是政治生活，也是思想交流。在这里，没有多少清规戒律或不许人们说三道四。

二战后美国取代英国称雄世界，对外横行霸道，不讲民主，凭借军事优势，推行单边主义，一再武力扩张侵略，干涉他国内政，残害外国人民，结果是从古巴、越南到伊拉克、阿富汗，到处碰壁，屡战屡败而屡教不改，在国内国外威信扫地，形影孤立，如不改弦更张，对外遵守国际行为准则，采取民主和解，平等待人政策，终将走向衰败。这次美国人民选出名不见经传的黑人人主白宫，破美国历史的纪录，反映了美国人心思变。在此关键时刻，美国能否虚心总结教训，改过从善，世界都在以怀疑的态度等着瞧。美国一大优势是对内讲民主。虽然它的民主制度远非完善，尤其是执行中问题不少，但它立国的基本原则“民有民治民享”，在维护人民当家作主，议政参政，批评监督弹劾党政领导的基本权利，保障言论学术思想自由，广纳天下英才等方面，有独到之处。这是美国人的骄傲，也是美国力量的源泉，不可轻视蔑视。

对中国来说，只讲科学，不讲民主的教训也很深刻。在这里，重温一些众所周知的历史片段也许是有益的。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闭关锁国、腐败虚弱的清廷面临列强侵略欺凌，不学习国外全面提高国民科学水平和公民意识的成功经验，企图单纯靠军事上重整旗鼓兴邦而反对在内政上革新图强。其结果是李鸿章、张之洞的坚船利炮洋务运动既没有扎实的科学根底，更没有民主制度的有力保障，其结果是前方兵败如山倒，后方康梁的立宪变法被专制王朝无情镇压而夭折，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下，中国开始沦落为半殖民地。当时中国的主要敌方日本走的恰恰是一条相反的道路。他们上下一心，坚决维新图治，内外政策全面改革开放，而不是关门内敛和自我窒息。它一方面大力加强军事实力，同时大胆吸取外国在科学政治文化思想等方面成功的经验，大量出版本国的和翻译引进西方的书刊，重视知识精英而不是剥夺他们的思想言论出版自由。其结果是一跃而成为第一流的强国，从中国东北开始，大举入侵，给中国造成无法忍受的灾难。这些教训刻骨铭心。

国民党在中国当政以后，犯了类似的错误。它拥有全国的资源财富和统治权力，控制全国所有的主要城市和交通干线，拥有8百万美式装备的大军，企图凭强大的军事实力，消灭装备落后、力量单薄的共产党的新生力量。但它对人民实行一党专政，压制民主，贪污腐化泛滥成灾，造成民穷财尽，怨声载道，在农村得不到广大农民支持，在城市遭到市民、工人和知识分子，特别是学生群众的强烈反对，失尽民心。与此相反，当时共产党取得胜利的诀窍是它在农村与农民打成一片，在解放区实行民主制度，在蒋管区的城市中团结工人群众、知识分子和工商企业界，号召全国人民共同为建立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共和国而斗争。深得民心。是正义和民主，而不是单纯的科技和军事实力，取得了胜利。

最后，回顾一下新中国建立后的某些失误的教训。如果讲真话，应该承认从列宁和斯大林那里抄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在中国也是失败的。它和“五四”运动提出的科学与民主的原则背道而驰。中国一些开国领导人原来大都受“五四”精神感召，有的参加过“五四”运动，有的在西欧和日本等地受到民主思想的影响，有着开阔的视野，立志为建设独立民主自由富强的中国献身。但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领导决定拜列宁和斯大林为师，以“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取代了“民主与科学”精神。斯大林的“联共党史”和有关列宁主义的论述是我们党员反复学习的必修课。我党取得全国政权的第一天，更确切地说是进北平城的前夕，就向全世界发表宣告，将近代民主与科学的发源国家列为敌性国家。甚至将民主、人权、自由、平等、人道、人性等近代文明的核心价值，斥之为西方资产阶级独有的毒品，在中国必须消灭于萌芽之中。这种决策并没有经过科学的论证，又没有经过民主讨论，属于个人拍拍脑袋就说了算的典范，结果是“五四”精神名存实亡，“德先生”实际上就“靠边站”了。

实践证明，这是严重的失策。用通俗易懂的比喻，民主与科学像一辆双轮车。如果只有一个车轮勉强往前推，结果不是歪倒，就是向后转。何况民主本身就是科学的组成部分，没有民主，科学、艺术、文学、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很难腾飞。

解放后我们党领导的反右，反右倾，大跃进和文革等都表现了对专制的偏爱和对民主的反感。反右，反右倾，大跃进和文革等，都是因为领导既违背了科学精神，更违背了民主原则，滥用“无产阶级专政”手段，以言治罪，提倡思想盲从，不许发表与党不同意见。其后果是错误越陷越深，不能自拔，给人民和国家造成生命财产的损害不可估量，一再使党和国家走到了崩溃的边沿。中国人痛定思痛，敢于面对真理的政界人士和知识分子从东西方几十个国家几十年的实践中体会到，世界上没有什么永远伟大正确而不受实践检验不许修正摈弃的政党或主义。无数专政制度的受害者以自身或家人的鲜血和眼泪写出大量回忆文集，力求感动领导对那套不讲时代、地点、条件的“无产阶级专政”进行反思革新，回到民主和科学的轨道上来。

顺应民心，已故的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在30年前启动了历史性的对外开放对内改革的新道路。对新中国来说，这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壮举。它首先在经济领域，对促进国家和人民的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遵循科学发展规律、扩大民主自由的作用，使“五四”精神复苏。中国面貌一新。邓小平在世时曾提到政治改革开放配合经济改革开放的必要，但没有采取行动。继承他的领导人也不时提到民主政治的重要性，但专制思维和专政制度在中国根深蒂固，政治改革仍处于举步维艰的阶段。

经济自由发展，而不改变专制思维和专政制度，政治和经济大权必然旁落，继续被少数人高度集中，不容一般公民和党内党外人士成立独立的机构监督过问。果然，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权钱结合，产生了权贵集团，垄断和蚕食国民经济，左右国家政治走向，从上到下，贪污腐化泛滥成灾，贫富差距拉大，公民权利受损，公正善良的公民和干部，没有关系网和后台，无权问津，广大的人民群众更是敢怒而不敢言。

由此可见，“发展是硬道理”不应该理解为只发展经济而不同时推进民主改革。只有经济和政治、科学和民主紧密结合才能避免走弯路和邪路，从根本上解决贪污腐败问题，促进国家走向民主自由，繁荣富强。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发展经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大家赞成。民主改革，让既得利益的权贵放权，阻力甚大。这就是中国的现实。它再一次证明，从专制转变为民主是何等困难。

令人欣慰的是，现在的中国领导人将解放思想列为全国人民的首要任务。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建立和谐社会而不提倡阶级斗争和不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解放思想的突出范例。缔造和谐与暴力专政是完全对立的。党的十七大的路线方针正确地将民主改革问题列入今后的工作重点之一。全国人民，海内海外都表示拥护关切。领导采取有利于国家民主发展的措施，即使是小步前进，都得到人民由衷的拥护；损害民主权利的行动，即使事情不大，也往往引起公众的忧虑和评议。

多年来的人大政协两会中只见到代表们对重大国事提点具体的小意见，对党的决议主要是表示赞赏支持，举手通过，胜利闭幕。没料到例行公事之中，今年的两会出现了一些新鲜事物。

首先是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一次小组会上表示自己“如果说了外行话，请大家指正”。我们这些年从早到晚听腻了大话套话，好久没有听到国家领导人讲这种平常人的谦和语言了。它使我们怀念老一辈领导人的领导风格。记得有一次周恩来给外事工作人员辛辛苦苦做了两天报告，内容充实生动。但他讲完后接连说了好几次“没讲好，没讲好”，我们相信这不是客套而是真心话，想听听大家的意见。我们相信胡锦涛讲的也是真心话，带了个好头。

令人更加瞩目的是，在这次两会期间，会内会外有更多的人敢讲真话，指出两会应该是国家议政的场所，不应该是各界名人的汇集所，更不应该是为了安排一些从政府工作岗位上退位的高官而设。两会代表应该是深入民间，为人民信任，能够而且敢于反映广大人民疾苦和心声的公仆。这届大会上突出的一位敢说真话的是广东的代表、中科院院士钟南山。他在一次小组会上直言不讳地说：“领导不在的时候，代表们发言讲得很深很多，很透很尖锐。领导在的时候，很多代表10分钟的发言，8分钟用来对报告歌功颂德，一分钟对自己歌功颂德，剩下一分钟来不及谈问题了。我感觉这样的气氛不太好。”

据3月11日《信息时报》报道，钟南山的发言获全场掌声，可见他说出了人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该报评论说：人民把代表和委员选举出来，为的就是把人民的苦衷倾诉出来，希望国家能重视民生难题，从而解决难题。评论指出，这些代表委员们不应辜负了人民对他们的期望，能承担起这个责任。

会外舆论，特别是网上的议政之风远超过会内。有人指出，我国领导人公开一再宣称依据国家宪法治国，但宪法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并没有执行。又例如：宪法明文规定代表全国人民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但实际上，这个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之上，还有更高的权力机关共产党的领导。这些自相矛盾的法令都是共产党决定的，没有经过广大人民讨论同意，怎么解释都很难使人信服。据说这就是“中国特色”，是唯一正确的最好的制度，强调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就是坚持党的领导。这种武断显然难以被全民同意。正如资深学者俞可平在两会期间发表的文章指出的“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

针对一位官员严词宣布中国“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时，一位作者叶铭葆在网上发表感想，提出了两点评论：第一，用词不当。“西方那一套”是骂架的语言，等于说“老子不吃你那一套鬼把戏”。这对西方人珍惜的民主制度，很不尊重。第二，事实错误。西方并没有什么“多党轮流执政”的制度。它们实行的是人民作主制，由人民讨论，通过选举决定是一党、两党或多党执政，是轮流执政还是长期执政，而不是由某一党一家硬性决定自己永远执政。这位叶先生对各种政治制度的研究比我们更加严肃认真，更加内行，更加谦虚，也更加关注国际影响。

钟南山的发言，俞可平的文章，报刊或网上的评论，不见得人人都同意。但敢讲真话，社会上反应热烈，迄今没有受到有关领导部门的干涉压制，体现了我国公民意识的提高和民主政治的进步，值得庆贺。胡主席虚怀若谷、兼容并蓄的精神更是难能可贵。

如果这意味着我国开始从“专政”这个历史误区回到“五四”运动提出的科学与民主的道路，那将是国家和人民之大幸。这样做并不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的方向。即令是那些“专政”的迷恋者或既得利益者也没有反对的理由。违反科学、害怕民主和实行专政的社会主义是不存在也建不成的。

科学发展，民主思潮，势不可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五四”精神经得起实践检验。德先生和赛先生不能走。现在是真心诚意地将这两位老师同时请回来的时候了!

(彭迪系新华社原副总编辑，钱行系新华社对外部原副主任)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9年第5期　五四运动及民族主义的走向　作者：子　明

五四时期，即1919年前后的几年，是中国社会异常活跃的年代。广义五四运动，是指五四时期的多种国民运动，既包括“对外的”新外交运动(梁启超所谓“作为外交的国民运动”)，也包括“对内的”新文化运动、新社会运动和新政治运动。狭义的五四运动，则是指“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一干人，于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在北京的大街之上，摇旗呐喊的那个五四运动”(唐德刚语)。对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新社会运动和新政治运动，笔者将另文阐述，本文只讨论狭义五四运动的来龙去脉以及中国民族主义的走向。

在传统中国，有尊王攘夷的华夏中心主义，有朱元璋、洪秀全式的种族革命，有“三武灭佛”式的文化排外，但是没有民族主义(国族主义)。后者源于西方文明，对于中国来说是舶来品。梁启超说：“十八、十九两世纪之交，民族主义飞跃之时代也。法国大革命，开前古以来未有之伟业，其《人权宣言书》曰：‘凡以己意欲栖息于同一法律之下之国民，不得由外国人管辖之；又其国之全体乃至一部分，不可被分割于外国。盖国民者，独立而不可解者也。’云云。此一大主义，以万丈之气焰，磅礴冲激于全世界人人之脑中，顺之者兴，逆之者亡。”“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

梁启超把民族主义(国族主义)引人中国，是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1905年的“抵制美国华工禁约”运动开中国民族主义运动之端绪，经过1915年的“抵制二十一条”运动和1918年的“抵制中日密约”运动，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而达到顶峰。义和拳的排外运动和孙中山的排满主义都不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运动的正宗，梁启超才是五四运动的精神之父和直接诱发者。

梁启超很早就对中日两国将在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和平会议上展开外交交锋有所准备。1915年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之际，梁启超就警告中国外交当局：“公等当与日本交涉时，勿忘却尚有战后之列强交涉行即相踵而至也。战后必有大会议，此大会议中，中国问题为重要议题之一，此稍有识者所同料及也。届会议时，日本对于此议题必能享受得最有力之发言权。此非惟吾国人知之，非惟日本人自知之，即世界各国当无不同认乏。日本如有正当之主张在，彼时岂忧不能贯彻，何以汲汲焉，必以今日提出?必以今日提出者，彼盖确信其所要之条件，在大会议时决无通过之望，故乘各国之无暇东顾，而因以协我云尔。”中日关系后来的演变，证实了梁启超的预见。

1917年梁启超力主对德宣战时，这样解释自己的主张：“其根本义乃在因应世界大势而为我国家熟筹将来所以自处之途。第一从积极进取方面而言。非乘此时有所表见，不足以奋进以求厕身于国际团体之林。从消极维持现状言之，非与周遭关系密切之国同其利害，不复能蒙均势之庇。必深明乎此两义，然后问题之价值乃得而讨论也。……今兹之事，吾侪所认为最后绝不容逸之一机也。”梁启超希望通过加入协约国一方对德宣战，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在战后和会上取得国际团体成员的资格，以利于一系列外交悬案的解决，营造一种举国一致对外的气氛，一举解决国内政治问题。尽管梁启超的主张获得国内许多政治家、评论家的支持，包括原来国民党方面的汪精卫、蔡元培等人的支持，但仍有一些重要的政治家包括孙中山、黎元洪、康有为在内不予支持。结果反而使这一举国对外的契机成为内争加剧的诱因。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即将召开，梁启超以在野之身，为中国参加和会作了多方面的策划。他筹措了10万元经费，挑选了一批著名学者专家(外交刘崇杰、工业丁文江、政治张君劢、军事蒋百里、经济徐新六)作为随员，于年底动身前往欧洲，“想拿私人资格将我们的冤苦向世界舆论申诉，也算尽一二分国民责任。”行前，他还建议国内报界紧密配合和会上的外交努力，“惟一条件既经提出，全国舆论务须一致，以贯彻其主张。”

1919年2月16日，由北京各界各团体联合组成的国民外交协会在熊希龄宅开成立大会，推举熊希龄、汪大燮、梁启超、林长民、范源濂、蔡元培、王宠惠、严修、张謇、庄蕴宽十人为理事，2月21日，该会通电发表七点外交主张：“一、促进国际联盟之实行；二、撤废势力范围并订定实行方法；三、废弃一切不平等条约及以威迫利诱或秘密缔结之条约、合同及其他国际文件；四、定期撤去领事裁判权；五、力争关税自由；六、取消庚子赔款余额；七、收回租界地域，改为公共通商。”

此时，梁启超已经抵达欧洲开展民间外交活动。他先后会见了美国总统威尔逊及英法等国的代表，请他们支持中国收回德国在山东权益的立场。他发现不仅威尔逊等对中日交涉的内情不甚了解，连自己也被北京政府蒙在鼓里，对1918年9月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的秘密借款合同和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一无所知。梁启超在巴黎进行了频繁的游说活动，发挥了出席和会的中国外交代表所起不到的作用。但是，尽管进行了一切努力，仍然无济于事。

4月29日，英美法三国会议，日本代表应邀出席。30日，续开三国会议，议定了巴黎和约关于山东问题的156、157、158条款，将原来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让给日本。面对这种情形，北京政府派出的中国出席和会首席代表陆征祥竟然也考虑要签字了。在此紧急关头，梁启超致电汪大燮、林长民，建议警醒国民和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其电文称：“汪、林二总长转外协会：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

林长民当天接到梁启超电报，次日写成《外交警报敬告国人》一文，于晚间送到研究系的《晨报》报馆，由总编辑陈博生接收，刊载在5月2日的《晨报》上。林长民的短文全文如下：“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此噩耗前两日仆即闻之，今得梁任公电乃证实矣!闻前次四国会议时，本已决定德人在远东所得权益，交由五国交还我国，不知如何形势巨变。更闻日本力争之理由无他，但执一九一五年之二十一条条约，及一九一八年之胶济换文，及诸铁路草约为口实。呜呼!二十一条条约，出于协逼；胶济换文，以该约确定为前提，不得径为应属日本之据。济顺、高徐条约，仅属草约，正式合同，并未成立，此皆国民所不能承认者也。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同日的《晨报》还载有国民外交协会1日发给巴黎和会英法美诸国代表和中国专使的电文。国民外交协会按照梁启超的建议，严正警告中国专使：“和平条约中若承认此种要求，诸公切勿签字。否则丧失国权之责，全负诸公之身，而诸公当受无数之谴责矣。……诸公为国家计，并为己身计，幸勿轻视吾等屡发之警告也。”

5月2日，蔡元培从汪大燮处得知有关巴黎和会的最新消息，立即返校告诉了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许德珩、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人。5月3日下午4时，国民外交协会理事熊希龄、林长民、王宠惠等三十余人开会。议决：一、5月7日午后2时在中央公园召开国民大会，并分电各省各团体同日举行；二、声明不承认二十一条及英、法、意等与日本所订关于处置山东问题之秘约；三、如巴黎和会不得伸我国主张，即要求北京政府撤回专使；四、向英、美、法、意驻京使馆申述国民意见。会后急电各省议会、教育会、商会及各团体、报馆，内称：“本会定于本月七日作廿一款签字之国耻纪念日，在北京中央公园开国民大会，正式宣言要求政府训令专使坚持。如不能争回国权，宁退出和会，不得签字。望各地方各团体同日开会，以示举国一致。”

北京的大学生们则先行了一步。5月3日晚7时，北京大学全体学生和十几所其他学校学生代表在法科大礼堂召开大会。议决进行办法四项：“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签字；三、通电各省，于五月七日国耻纪念举行游街示威运动；四、定于星期(即四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之大示威。”五四运动就这样爆发了。

什么是作为五四运动旗帜的中国民族主义?用梁启超的话来说：“第一，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二，觉得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一种是民族建国的精神，第二种是民主的精神。”在这里，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互为表里；也可以说，梁启超引进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一样，都是普世价值观的核心内容。如果说义和团“排外”、“灭洋”的根据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五四运动的思想支撑则是世界公理。罗家伦起草的五四游行白话文宣言提到了这一点，许德珩起草的文言文宣言更是再三言之：“夫和议正开，我等之所希冀所庆祝者，岂不曰世界中有正义、有人道、有公理，归还青岛，取消中日密约，军事协定，以及其他不平等条约，公理也，即正义也。背公理而逞强权，将我之土地由五国共管，侪我于战败国如德奥之列，非公理，非正义也。”

五四运动前夕的思想家，大多信奉世界主义、大同主义。蔡元培在为《学风》杂志撰写的《发刊词》中鼓吹“完全世界主义”。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的发刊词中说：“自从德国打了败仗，‘公理战胜强权’，这句话几乎成了人人的口头禅。……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屡次的演说，都是光明正大，可算是现在世界上的第一大好人。”胡适写道：对外应“与美国合力鼓吹国际道德。国际道德进化，则是世界始可谓真进化，而吾国始真能享和平之福耳。此吾所以提倡大同主义也。”

然而，凡尔赛和约给了中国知识界一个很大的打击。刚刚树立起来的普世价值观又动摇了。1919年5月4日，陈独秀在《两个和会都无用》的随感录中写道：“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5月18日，他在另一则随感录中感叹道：“现在还是强盗世界!现在还是公理敌不过强权的时代!可怜为公理破产的比利时，所得权利尚不及亲德的日本，还有什么公理可说?横竖是强权世界，我们中国人也不必拿公理的话头来责备协约国了。”

恰在这个时候，俄国人为了摆脱外交困境，拿好话来忽悠中国人了。1919年7月25日，苏俄政府发布第一次对华宣言，即《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北方与南方政府宣言》，公开宣布废除旧俄政府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放弃一切在华掠夺所得的权利。1920年9月27日，苏俄又发布第二次对华宣言，即《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部致中国外交部照会》，宣布“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本阶级从中国残暴地夺得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归还中国”。这两个“宣言”博得了中国知识界和政界的普遍好感，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苏俄政府并不准备真的兑现两次对华宣言。1922年8月31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向正同北京政府进行谈判的苏俄驻华代表越飞发出指示说：“中央认为，在同中国谈判时，从1919到1920年的总宣言中得出直接指示是不能允许的”。在当时两国谈判涉及中国领土主权的两个主要问题，即中东铁路问题与外蒙古问题上，苏俄代表没有作出丝毫的让步。然而，苏俄的空头支票已经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影响了中国人的选择。

梁启超倡导的中国民族主义，逐渐被苏俄的花言巧语迷失了方向，变调为第三国际鼓吹的反帝主义。中共作为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自然是全盘接受列宁主义。国民党在苏俄提供金钱和军火的诱惑下，也接受了第三国际的理论。国民党“一大”文件中，加入了反帝的内容：“固民族解放之斗争，对于多数之民众，其目标皆不外反帝国主义而已。”“二大”宣言更指出：“中国国民革命，实为世界革命之一大部分。其努力之目标，在打倒帝国主义。”这就把中国完全绑在了第三国际“世界革命”的战车上。当时对于中国国家利益威胁最大的国家是北边的苏俄与东边的日本，而国共两党的“革命外交”，却把“英帝国主义”作为主要针对目标。1925年五卅运动的导火索明明是日资纱厂的罢工和日本大班枪杀工人顾正红，却在第三国际世界革命战略(实为苏联外交战略)的指导下，演变成一场以“反英”为主的“反帝”运动。转移斗争目标的实际效果，是掩护了苏俄对外蒙古和日本对东北的吞并野心和侵略行径。

五四运动之后苏俄能够在中国得手，得益于当时的远东格局。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确定了欧美列强对华政策的基调：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完整，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不支持不援助中国内战的特定一方。二十年代前半期，日本政府推行所谓“币原外交”，其主要内容是：与欧美列强协调一致，经济外交，不干涉中国内政。它在这一时期对华政策的主要关注点是巩固在东北的特殊权益。这就为苏联政府以军事援助为手段干涉中国内政，参与中国内战，扩大自身在华的势力与影响创造了千载难逢的良机。甚至在蒋介石“清共”之后，其外交部长王正廷依照惯性仍继续推行“革命外交”。等到田中义一大将出任日本首相，实行对华强硬政策，于1928年接连制造“济南惨案”、“皇姑屯事件”，中国执政当局急忙改弦易辙，从“反英”转向寻求英美的外交支持，已经悔之晚矣。

在1920年代，真正坚持五四运动思想旗帜的是《醒狮》周报、大江学会、孤军社、中国青年党等国家主义派。中国青年党宣言：“本国家主义的精神，采全民革命之手段，以外抗强权，力争中华民国之独立与自由，内除国贼，建设全民福利的国家为宗旨。”反对国民党“(一)欲拥戴军阀以求武力统一；(二)欲依赖外人以图包办国事”。国家主义派指出：以为打倒全世界帝国主义才是国民革命最终目的的人，不知帝国主义乃至资本主义在世界上本不是一个整个的组织，其本来性质就含有竞争冲突的成分甚多。对于中国的侵略也不是国际的，而是国别的，中国若想解除不平等的束缚，只有利用这种列强间冲突抵触的形势，从中分别应付，断不能高唱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促成列强的团结一致，自行断送独立的生命；尤不应甘心受苏俄的卵翼，盲目前驱，代人受祸。他们之所以反对与苏俄亲善，是因为它“派兵占领我外蒙，侵犯我中东路权，虐待我旅俄侨胞，干涉我国内政，翻悔其既承认取消之不平等条约”。

竭力鼓吹“反帝”的“世界革命”者，却沦为“赤色帝国主义”的走卒，没有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本位和国际道义立场。譬如在1929年中东路事件时，为苏联红军入侵东北辩护，号召“武装保卫苏联”；又譬如在二战期间，先是为瓜分波兰的“莫洛托夫一李宾特洛甫协议”叫好，没两年又随着苏联成为波兰流亡政府的盟友。

1949年以后，开始是外交“一面倒”，全盘苏化；后来又拥抱“美帝”，搞反苏“一条线”。直到胡耀邦、李一氓提出调整外交路线，中共“十二大”才确认“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实行“全方位外交”。以国家利益而不是国际无产阶级利益为本位，重新回到了五四运动的民族主义立场上来。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前途，既不能依赖俄国人，也不能依赖美国人，只能依靠通过民主机制表达了自己意志和凝聚了自己力量的十三亿中国人。这才是中国民族主义的真谛。

余英时说：“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共经历了三次政权的变更：一九一二年满清让位于中华民国；一九二七至二八的北伐，建立了南京的国民党政权；和一九四九年中共建立了北京的共产党政权，我们稍一追究这三次政权移转的历史，便不难发现，其原动力无不来自民族主义。”但是，对于民族主义还要做进一步的分辨。祠盟会、光复会所说的“民族主义”，实际上还是种族主义，孙中山所谓“驱除鞑虏，光复我民族的国家”，章太炎所谓“光复汉族，还我山河”；国民党和共产党建政时所凭借的“民族主义”，已经是落人第三国际意识形态窠臼的反帝主义。梁启超意义上的中国民族主义，还没有机会在中华“民族一国家”建构上真正大显身手。

作为现代国民意识形态底色的民族主义，在世界历史上是与民主主义共同生长起来的。这样一种孪生的“民族一民主主义”，它在中国正方兴未艾，处于上升阶段，尚未达到世界发达国家的一般水准。我把目前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分为民族民主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自由民主主义三大流派，它们的互动与合力，是中国走向宪政民主的“原动力”。这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之际，我对于中国民族主义走向的一种新理解。

(责任编辑 徐庆全)

2009年第5期　大学大学：何时再有蔡元培　作者：章立凡

1912年1月19日，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令：小学堂读经科一律废止。这是教育总长蔡元培启用教育部印信的当日发布的。5月，教育部再度下令：废止师范、中、小学读经科；7月，蔡元培在全国第一届教育会议上提出：各级学校不应祭孔——“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

颁行上述举措的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进士及第，授翰林院庶吉士。他原是维新派中的一员，后弃官从事教育事业，并逐渐转向革命。1902年同蒋智由等在上海创办中国教育会并任会长，创立爱国学社、爱国女学。1904年他在上海组建光复会，翌年光复会并入同盟会，他被孙中山委任为同盟会上海分会负责人。1907年赴德国莱比锡大学听课，研究心理学、美学、哲学，在德期间著有《中国伦理学史》等著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蔡元培取道西伯利亚回国，并于1912年(民国元年)1月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

正是这样一位学贯中西、受过全套传统教育而又从封建营垒中杀出的人物，废止了历代封建王朝正统教育的读经制度，提出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取代清末“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他认为：“教育有二大别：日隶属于政治者，日超轶乎政治者。专制时代(兼立宪而含专制性质者言之)，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针以标准教育，常为隶属于政治者。共和时代，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乃有超轶政治之教育。”凭着这样的理念，他创建了近代中国的教育体系。

出掌北大，宗旨正大

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果实后，蔡元培不愿与袁政府合作，于1912年7月辞职，翌年赴法国从事学术研究。1916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出任大总统，北京政府明令恢复了民初《临时约法》，蔡元培应邀回国，同年12月26日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

北京大学前身即清末之京师大学堂，实为一座“官僚养成所”，衙门习气深重。据蔡元培自述：回国后“初到上海，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数的说，既然知道他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蔡元培抱着改革教育、清除积弊的理念，于1917年1月8日到北京大学上任。他认为：“我们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到校视事的第二天，他发表了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一日抱定宗旨，二日砥砺德行，三日敬爱师长，这三点要求，都是有针对性的。

蔡元培在1906年曾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教员，讲授国文及西洋史，故对清末以来大学生的积习，有着深刻的了解：

他们平日对于学问上并没有什么兴会，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教员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按期分散给学生，在讲坛上读一遍，学生觉得没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杂书，下课时，把讲义带回去，堆在书架上。等到学期、学年或毕业的考试，教员认真的，学生就拼命的连夜阅读讲义，只要把考试对付过去，就永远不再去翻一翻了。要是教员通融一点，学生就先期要求教员告知他要出的题目，至少要求表示一个出题目的范围；教员为避免学生的怀恨与顾全自身的体面起见，往往把题目或范围告知他们了。于是他们不用功的习惯，得了一种保障了。尤其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善继下来(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他们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所以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他们不见得欢迎；要是点名时认真一点，考试时严格一点，他们就借个话头反对他，虽罢课也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来兼课，虽时时请假，他们还是欢迎得很；因为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这种科举时代遗留下来劣根性，是于求学上很有妨碍的。(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这些积习，在今天的大学中(特别是在混学历的官员中)，也是屡见不鲜的。有鉴于此，蔡元培特别强调学生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求学不应以做官发财为目的：“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不同于一般“学成任事”的专门学校；并指出“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人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堂，人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人法科者非为做官，人商科者非为致富”；“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

蔡元培在演说中痛陈：学生在校如果不能“植其基，勤其学”，即便将来出而仕事，“担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是误人也。误已误入，又岂本心所愿乎?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在第二年的北大开学式演说中，他又明确提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蔡元培：《北京大学开学式之演说》)。蔡元培的这些办学主张，足令后世以大学为学店、以学历为利禄身阶者汗颜。

求贤若渴，唯才是举

蔡元培分析北大学子的心态说：“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人法科，人文科者甚少，人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由于当时的中国政法学者多人政界，专任教授者甚少，多由官员兼职，蔡元培认为这是“不得已之举”，“要打破这些习惯，止有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并着手加强文、理等学科的师资力量。

蔡元培到北京后，曾向老友汤尔和探讨整顿北京大学校务，汤向他推荐了《新青年》主笔陈独秀，蔡与陈本是相识已久的革命同志，他翻阅了《新青年》，并向汤打听到陈在北京的住处。他被任命为北大校长的当日，就到西河沿中西旅馆访问陈独秀，力劝陈出任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回忆说：“蔡先生约我到北大，帮助他整顿学校。我对蔡先生约定，我从来没有在大学教过书，又没有什么学位头衔，能否胜任，不得而知。我试干三个月，如胜任即继续干下去，如不胜任即回沪”(石元皋：《陈独秀生平点滴》)。考虑到出任文科学长需要一定资历方能通过，蔡元培甚至为陈杜撰了履历，使他顺利地到北大任教，《新青年》杂志社也随之迁至北京。

1917年7月，另一位新文化领袖、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胡适，从美国学成回国，被蔡元培聘为北大教授，并因胡适的介绍引进了不少新派学者。蔡元培后来回忆说：“那时候因《新青年》上文学革命的鼓吹，而我们认识留美的胡适之君，他回国后，即请到北大任教授。胡君真是‘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个人，所以一方面与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马幼渔，刘半农诸君以新方法整理国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因胡君之介绍而请到的好教员，颇不少。”(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被蔡元培聘人北京大学的，还有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李大钊。蔡、李二人于1917年在北京相识后，在“教育救国”及“兼容并包”上多有共识。1918年，北大逻辑学教授章士钊请辞兼任的图书馆主任一职，并推荐李大钊接任。据章回忆说，自己“所以兼图书馆主任者，无非为著述参考之便，而以吾萦心于政治之故，虽拥有此好环境，实未能充分利用；以谓约守常(李大钊字守常)来，当远较吾为优，于是有请守常代替吾职之动议。时校长为蔡孑民，学长陈独秀，两君皆推重守常，当然一说即行”(章士钊《李大钊先生传·序》)。后来，湖南青年毛泽东因准岳丈杨昌济教授的推荐，被李大钊接受为图书馆助理员，并到北大旁听。

蔡元培延聘师资唯才是举，不拘一格。哲学家梁漱溟1917年受聘担任北大哲学门讲师时，年仅24岁。据梁先生回忆，蔡先生是因看到他以近世西洋学说阐扬印度佛家理论的《究元决疑论》(发表于上海《东方杂志》)后提出聘请的：“记得蔡先生和陈独秀先生(新任文科学长相当于后来之文学院长)，以印度哲学讲席相属之时，我本不敢应承的。我说，我只不过初涉佛典，于此外的印度哲学实无所知。而据闻在欧洲在日本一般所谓印度哲学，皆指‘六派哲学’而言，其中恰没有佛家。蔡先生反问，‘你说你教不了印度哲学，那么，你知有谁能教印度哲学呢?’我说不知道。蔡先生说，‘我们亦没有寻到真能教印度哲学的人。横竖彼此都差不多，还是你来吧!你不是爱好哲学吗?我此番到北大，定要把许多爱好哲学的朋友都聚拢来，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当是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合作研究，来学习好了。’他这几句话打动了我，只有应承下来。”(梁漱溟：《忆往谈旧录》)

但蔡元培遴选教员，也有其严格的一面。当时北大各科尚有若干洋教员，皆从中国驻外使馆或外国驻华使馆请托介绍而来，学问参差不齐。来校后又感染了中国教员的懒散习气，北大依照合同辞退了其中不合格的数人。于是有洋教员要控告校长，英国教员克德来、燕瑞博请英国公使朱尔典来同他谈判，均为所拒。朱尔典曾扬言“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的了”，蔡则一笑置之。

厉行改革，健全学制

人人都知道北大的校训是“科学与民主”。蔡元培是将教育科学化的第一人，也是推行大学管理民主化的第一人。蔡元培曾谈到：

我那时候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两科，是农÷工、医、药、法、商等应用科学的基础，而这些应用科学的研究时期，仍然要归到文理两科来，所以文理两科，必须设各种的研究所；而此两科的教员与毕业生必有若干人是终身在研究所工作，兼任教员，而不愿往别种机关去的。所以完全的大学，当然各科并设，有互相关联的便利。若无此能力，则不妨有一大学专办文理两科，名为本科，而其他应用各科，可办专科的高等学校，如德法等国的成例。以表示学与术的区别。因为北大的校舍与经费，决没有兼办各种应用科学的可能，所以想把法律分出去，而编为本科大学；然没有达到目的。

他在北大校长任内，推行了一系列教育体制的改革。1917年10月，他主持召开了北京各高等学校代表会议，讨论修改大学规程。胡适建议改分级制为选科制，此议获通过，决定在北大试行。北大选科制规定每周一课时，学完一年为一个单位，预科应修满40个单位；本科应修满80个单位，修满即可毕业，不拘年限；选修科目可以跨系。这是中国的大学选修课及学分制的由来。蔡元培说：

那时候我又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例如文科的哲学，必植基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从前心理学附入哲学，而现在用实验法，应列入理科；教育学与美学，也渐用实验法，有同一趋势。地理学的人文方面，应属文科，而地质地文等方面属理科。历史学自有史以来，属文科，而推原于地质学的冰期与宇宙生成论，则属于理科。所以把北大的三科界限撤去而列为十四系，废学长，设系主任。(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为推行他的：‘沟通文理”主张，蔡元培率先提出了将大学分为本科与专科的创议，他于1917年1月提出大学改制议案：大学专设文、理二科，其法、医、农、工、商五科，别为独立大学(蔡元培：《大学改制之事实及理由》)，但在当时未能成功。1918年10月，他再度向专门以上学校校长会议建议：大学本科，“融通文、理两种之界限：习文科各门者，不可不兼习理科中之某种(如习史学者，兼习地质学；习哲学者，兼习生物学之类)；习理科者，不要不兼习文科之某种(如哲学史、文明史之类)。”1919年，北京大学正式实行“废科设系”，改原隶属于科的学门为系，设立十四个系，废学长，设系主任。

蔡元培鉴于北大商科毫无设备，仅有普通商业学教课，于是将商科并入法科。当时北大预科的设置受教会学校影响，偏重英语及体育，其他科学则比较落后。学生毕业后若直升本科，学习上会发生困难。蔡元培在校长任内加以改革，使预科直接受本科学长的管理，不再设预科学长。预科中主要的教课，均由本科教员兼任。

蔡元培身为北大校长，视野却放在高等教育的全局。他说：“我没有本校与他校的界限，常为之通盘打算，求其合理化。”当时北大设文、理、工、法、商五科，北洋大学有工、法两科，北京另有一工业专门学校，三者都是国立院校。蔡元培以为无此重复的必要，主张以北大的工科并入北洋，停办北洋法科，得北洋大学校长同意及教育部核准，北大的工科的土木与矿冶并入了北洋大学，将工科省下来的经费转用在理科上。

蔡元培对北大的一大贡献，是接受胡适的建议，仿效美国大学建制，推行“教授治校”制度。他提出：第一步“组织评议会，给多数教授的代表，议决立法方面的事；恢复学长的权限，给他们分任行政方面的事”；第二步“组织各门教授会，由各教授与所公举的教授会主任分任教务。将来更要组织行政会议，把教务以外的事务，均取合议制。并要按事务性质，组织各种委员会，来研究各种事务”。(蔡元培：《回任北京大学校长在全体学生欢迎会上演说》)

此时，蔡元培邀请他早年的学生、美国教育家杜威的得意弟子蒋梦麟到北大共事。他请蒋通盘计划，设立教务、总务两处及聘任财务等委员会，均以教授为委员。蒋出任总务长，顾孟余任教务长。1930年，三度代理校长的蒋梦麟正式执掌北大，提出“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十六字方针，进一步健全了北大的管理制度。

蔡元培的教育理念是民主，他不仅推行教授治校，也主张学生自治，鼓励学生组建自己的社团。他认为组织学生自治会“可以把治者与被治者的分别去掉”，“由学生传之各地方，一定可以提起国民自治的精神”。(蔡元培：《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自治会演说词》)当时的北大成立了许多学生社团，组织各种社会、文化活动并办刊、出书，都得到蔡元培的支持，其中最著名是傅斯年、罗家伦组织的新潮社，许德珩、易克嶷等组织的国民社，以及由守旧派教员支持的国故社。五四运动就是由前两个学生社团组织发动起来的。

蔡元培素来主张男女平等。1919年10月，胡适发表《大学开女禁的问题》，主张在北大收女生旁听作为正式女生的过渡，呼吁社会改革女子教育，这个主张得到他的赞同。1920年春，北大就招收女生9人人文科旁听，暑假又正式招收女生，开中国大学男女同校之先河。蔡元培曾谈到：“有人问我：‘兼收女生是新法，为什么不先请教育部核准?’我说：‘教育部的大学令，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从前女生不来要求，所以没有女生；现在女生来要求，而程度又够得上，大学就没有拒绝的理。’这是男女同校的开始，后来各大学都兼收女生了。”(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蔡元培提倡“劳工神圣”，同时为穷人争取平等教育权利。1915年6月，他在法国与李石曾、吴玉章等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提倡勤工俭学，后来成为中共领袖的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皆通过该会的渠道赴欧洲学习。1919年3月，他在北京与少年中国学会的王光祈、李大钊等发起工读互助团，并组织募捐，帮助贫苦青年实行半工半读。

为使本科毕业生继续从事较深的专门研究，蔡元培还接受胡适的提议，计划设立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国学四种研究所，并先办起了国学研究所。北大在蔡元培任内以文科见长，但他也十分注重理科的建设，请到了李四光等名师到校执教，以求达到各系平均发展的境界。1930年蒋梦麟继任后，北大理科有了长足的发展。针对守旧派的尊孔以及以孔教为国教的主张，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创议，在北大先后成立了书法研究会、书画研究会、音乐研究会。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蔡元培执掌北大之后，贯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提倡学术民主。他聘请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鲁迅、周作人等“新派”人物来校任教，使之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各种社会思潮的策源地，中国共产党的三位主要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都是北大教员。蔡元培在积极提倡新文化的同时，并不排斥旧学，一些站在新文化运动对立面的旧学代表人物，如主张清室复辟的辜鸿铭、鼓吹洪宪帝制的刘师培以及国学家黄侃等，也同时在北大执教。

据北京大学1918年初的统计，全校教员217人中有90位教授，平均年龄仅30余岁。对76人的统计显示：50岁以上6人，35岁以下43人，其中陈独秀39岁，梁漱溟24岁，徐家璜25岁，朱家骅26岁，李大钊、刘文典、胡适28岁，这在当今的大学中是无法想象的。当时北大本科学生平均年龄为24岁，师生年龄段的接近，给校园带来了清新活跃的学风，其中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冯友兰等，后皆成为一代学术宗师。

蔡元培说：

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最明白的，是胡适之君与钱玄同君等绝对的提倡白话文学，而刘申叔、黄李刚诸君仍极端维护文言的文学；那时候就让他们并存。我信为应用起见，白话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作白话文，也替白话文鼓吹；然而我也声明：作美术文，用白话也好，用文言也好。例如我们写字，为应用起见，自然要写行楷，若如江艮庭君的用篆隶写药方，当然不可；若是为人写斗方或屏联，作装饰品，即写篆隶章草，有何不可?(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他虽然主张“兼容并包”，但仍坚持自己的新文化主张：“我素来不赞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孔氏的主张。清代教育宗旨有‘尊孔’一款，已于民元在教育部宣布教育方针时说他不合用了。到北大后，凡是主张文学革命的人，没有不同时主张思想自由的；因而为外间守旧者所反对。”(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当时守旧派的代表人物林纾，在《公言报》发表致蔡元培的公开信，对北大的办学方针提出挑战。他攻击新式教育“尽反常轨，侈为不经之谈”。“覆孔、孟，铲伦常为快”，认为提倡白话文“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他还告诫蔡元培说：“大学为全国师表，五常之所系属”，“今全国父老以子弟托公，愿公留意，以守常为是”。他在《学衡》杂志发表的另一版本公开信中，更大骂“神圣学校，几为万恶之府矣”，“不顾是非利害，不计将来之效果，信口狂言，以全国天真烂漫之少年，为其试验品。为其功利名誉之代价，是可忍孰不可忍!”

蔡元培立即发表公开信回击，驳斥林纾的造谣诬蔑。他指出林所责备者“不外两点：一日‘覆孔、孟，铲伦常’，二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他要求林纾提出证据，北京大学教员在校内校外，何时何地发表过“覆孔、孟，铲伦常”的言论?他还举证指出，北大教员中研究孔孟乃至尊孔的大有人在，至于教员在《新青年》杂志中，“偶有对于孔子学说之批评，然亦对于孔教会等托孔子学说以攻击新学说者而发，初非直接与孔子为敌也”。“白话与文言，形式不同而已，内容一也”；蔡元培还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指出严复翻译西方学术著作，林纾翻译外国小说，都是由白话译成文言，“公能谓公及严君之所译，高出于原本乎?”林翻译过《茶花女》、《迦茵小传》、《红礁画桨录》等言情小说，亦曾在各学校讲授古文及伦理学，如果有人以此“诋公为以此等小说体裁讲文学，以狎妓，奸通，争有妇之夫讲伦理者，宁值一笑欤?”

蔡元培在这封公开信中，重申了自己的办学原则：

(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井包主义，与公所提出之“圆通广大”四宇，颇不相背也。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迭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二)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蔡元培：《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

北京大学“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宽松环境，“教育独立”理念下的制度改革，学生自治下的自由结社……没有这些元素的存在，也就不会有五

四运动和五四精神。

保护学生，去职复归

蔡元培在北大推行的教育改革，一直受到北洋安福系政客的攻击。他发表致林纾的公开信后四十七天，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

1919年春，中国以战胜国的地位出席巴黎和会，却未能废除列强在华特权及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密约。5月1日，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次日，研究系的林长民在《晨报》发表《外交警报敬告国民》，披露了这一消息。同日，蔡元培也将北京政府密令签约的内幕告知北大学生罗家伦、傅斯年，并召集全校教职员开会商讨挽救之策。

5月4日北大学生结队出发请愿时，蔡元培有过劝阻之举，但很快就放弃了。他一向主张“读书不忘救国”，同时也认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过去他也曾两次劝阻过学生游行，但这一次态度不同：他在电话中回答教育总长傅增湘说：“学生爱国运动，我不忍阻止。”

游行学生焚烧曹汝霖住宅、痛殴章宗祥的事件发生后，蔡元培全力营救被捕学生，尽到了一位大学校长的天职。当时北大师生齐集法学院大礼堂商议营救办法，蔡元培在询问了学生受伤和被捕情况后说：“我做校长的有责任保护我的学生。我要救出这三十几个学生来。你们现在都回教室，我保证尽我最大的努力。”

5月5日，教育部下令要求各校校长将为首滋事学生一律开除。当日下午，蔡元培等十四所大专院校校长在北大开会，认为事件“乃多数市民运动，不可让被拘少数学生负责。若指此次运动为学校运动，亦当由各校校长负责”，蔡元培表示“愿以一人抵罪”，当场议决成立校长团，向当局请愿营救。5月7日北京政府迫于全国舆论压力，释放了被捕学生，蔡元培亲率全体师生到北大红楼前广场迎接。

北洋当局认为蔡元培是学潮的幕后指使人，内阁会议上提出了解散北京大学，撤换蔡元培等主张，教育总长傅增湘也遭众人围攻。被捕学生安全返校后，蔡元培为承担责任，于8日提出辞呈。同日，北京政府内定由马其昶取代蔡元培，并下达三道命令：查办北京大学校长，将已释放的学生送交法庭，整饬学风。其中查办令因傅增湘拒绝副署未能公布。在这种情势下，蔡元培决定挂冠出走。

5月9日清晨，蔡元培离开北京，经天津南下上海，转抵杭州。他发表出京启事表明心迹说：“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

蔡元培挂冠出走后，北大师生一再向教育部请愿，要求挽留蔡校长，其他院校师生也一齐声援。北京各大专院校校长同上辞呈，表示与蔡共去留。5月19日，北京学生总罢课。五四运动的影响播及全国，引发了全国学生的罢课，工商各界同仇敌忾，以罢工罢市作为声援。北京政府迫于压力，下令慰留蔡元培，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电令中国代表团从缓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6月15日，蔡元培发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提出：一、我绝对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长；二、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三、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

蔡元培在痛陈教育官僚化的种种积弊后指出：“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么?我将进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一层，所以两年有半，天天受这个苦痛。现在苦痛受足了，好容易脱离了，难道还肯投入进去么?”

他强调：“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得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开明专制的国度，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自己到任后稍稍有所革新，就被守旧势力视为“洪水猛兽”，“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辩论，鬼鬼祟祟，想借着强权来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千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吗?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吗?”

他认为“北京是个臭虫窠”，“无论何等高尚的人物，无论何等高尚的事业，一到北京，便都染了点臭虫的气味。我已经染了两年有半了，好容易逃到故乡的西湖、鉴湖，把那个臭气味淘洗干净了。难道还要我再作逐臭之夫，再去尝尝这气味么?”

这三个“不”字，真是掷地有声。有学者总结说，蔡元培提出了中国现代大学的三项基本原则：第一，大学应当是独立的和自主的；第二，大学应当具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第三，大学学术与思想自由需要相应的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

五四运动的目标实现后，各校秩序恢复，因蔡元培拒绝回任，北京大学群龙无首。北京政府曾一度任命胡仁源继任北大校长，但因学生反对不能到校。北京教育界及北大师生派出代表，到杭州恳请他回校。蔡元培回忆说：“各方面都要我复职。我离校时本预定决不回去，不但为校务的困难，实因校务以外，常常有许多不相干的缠绕，度一种劳而无功的生活……但是隔了几个月，校中的纠纷，仍在非我回校，不能解决的状态中，我不得已，乃允回校。”(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蔡元培最终应允复职，只做北京大学师生的校长。他向全国学联代表发出“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忠告，并发表《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提出学生救国，重在专研学术，不可常为救国运动而牺牲。9月20日，蔡元培重回北大视事。到校后，他在全体学生欢迎会演说，重申民主治校的理念：“德国大学学长、校长均每年一换，由教授会公举；校长且由神学、医学、法学、哲学四科之教授轮值；从未生过纠纷，完全是教授治校的成绩。北大此后亦当组成健全的教授会，使学校决不因校长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蔡元培从1917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到1927年离任，其间因出国考察等原故，实际主事五年半，后期多由蒋梦麟代理。他在十年半的任期内，因各种政治原因，曾七次提出辞职，毫无恋栈，足见他从来就不是一个教育官僚。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蔡元培、李石曾等的推动下，成立了中华民国大学院，蔡元培出任院长，在全国推行大学院区制度，以贯彻他的“教育独立”构想，但实行两年后，即在国民党内外各方的反对下归于失败。此后，他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直到逝世。

抚今追昔，蔡公何在?

当抗日战争的烽火燃遍中国大江南北之时，这位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的生命之火燃到了尽头。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赍志以殁。

蔡元培的道德文章和教育成就，得到中国各派政治力量的一致推重。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和中共领袖毛泽东先后发来唁电。3月10日出殡，由北大学生护送灵柩，香港各学校、各商店均悬半旗志哀，执绋者五千余人，参加公祭的各学校学生及社团代表万余人。中央研究院同仁挽联是：“道德救国，学术救国；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3月16日，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特拨付5000元作为丧葬费用。24日上午，陪都重庆各界举行公祭，蒋介石亲临主持。同日，全国各省市均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1947年5月9日，国民政府发布国葬令，为蔡元培举行国葬。

蔡元培逝世后，陈独秀发表追悼文章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他评价蔡元培的人品气度说：其一，他一生追求进步革新的人格魅力；其二，他博大的胸襟，容纳百川，不拒细流。(陈独秀：《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

这些话并非溢美之词，从微观的角度观察，五四运动是爱国学生发动的一场学潮，而五四精神的代表人物陈独秀、胡适、蔡元培以及李大钊、鲁迅等，则并非这场学潮的实际发起者，对学潮的态度也各不相同。这三位新文化巨人中，陈独秀创办《新青年》，胡适提倡白话文，而蔡元培执掌北大，为新文化运动提供了舞台和人才。这一代19—20世纪之交中

文化对撞背景下产生的精英，是无法复制的。

五四纪念年年有，今年正值九十周年。新文化运动已离我们远去，尊孔读经又回来了，学术大师只见背影，诺贝尔奖纪录为零，教育的官僚化、功利化积重难返。当人们高标科学发展观，并重新认识民主这个“好东西”时，反思中国的教育，不禁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像蔡元培那样的真正教育家——还会有吗?

2009年3月25日风雨读书楼

(作者系北京作家)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9年第5期　胡耀邦在对外关系上的拨乱反正　作者：宋以敏

我们这里所说的对外关系，是指对世界形势的认识与判断和外交政策的制定与执行。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国际地位有了显著提高，人们都归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国内工作方针作了根本性的拨乱反正，也就是改“以阶级斗争为纲”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当然是对的。但在对外关系上的拨乱反正，长期以来，人们却提得不多。其实，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际上，这两个拨乱反正不但密不可分，而且后者更为重要。因为对世界形势的根本判断，是我们制定对外和对内政策的基础和前提。试想，如果我们一直认定，大战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那还能放心大胆地埋头于经济建设吗？正是在这个世界形势判断和对外政策的拨乱反正上，胡耀邦是当时领导人中认识比较清醒、也提出得最早的一位，对我们党和国家做出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胡耀邦勇于正视我国对外关系所存在的问题，并较早提出了进行调整和改变。在这方面的拨乱反正中，他提出了一整套外交政策的新依据、新原则、新方针，以及外事工作所应采取的新做法和应具备的新风格。这都是对中国外交的突出贡献，值得我们，特别是从事国际问题研究和进行外事工作的人员认真研究和学习。这里就先对以下三个问题作点初步讨论。

一，胡耀邦对世界形势和时代问题的新判断

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央领导人中，胡耀邦最早看出和平与发展两大时代特征，认为世界大战可以避免，主要潮流是发展而不是革命。

（一）对时代特征的判断是国家对内和对外战略决策的根本依据

关于时代问题，中国学术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进行过长时间的热烈讨论，到九十年代才渐趋一致，这就是都认为和平与发展是我们所处时代的基本特征。而且党中央也在1987年十三大报告中正式宣布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也即时代特征的提法。现在还有人坚持“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提法，或许是受“‘左’比右好”的传统影响的缘故。

确实，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接受共产国际的这一提法，并且一直坚持了下来。由于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是战争与革命，所以人们也简称为战争与革命时代。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是这样说的。直到建国后头三十年，我们还强调这一提法，当然也就按这一判断制定自己的战略方针了。这就是：对外，打倒帝、修、反，支援世界革命；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从不断革命发展到“全民皆兵、准备打仗”，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历史已经一再证明，这一判断和决策，不但使中国丧失了一个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发展的黄金机遇，而且把国家推到几近崩溃的边缘。经过“文化大革命”，全国从上到下已逐渐觉悟到，不能再这样胡折腾下去了。

出路何在？除了文革中的“四人帮”追随者和少数不愿放弃既得权益或思想僵化的“左”派以外，全国上下在必须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这一点上很快就达成共识。这就又碰到了对世界形势和国际环境的估计，也就是对时代特征的判断了。

集中搞经济，人们的思想转变比较容易，改变对时代的判断可就比较难一些了，需要经过一个较长的过程。特别是当年决策和长期积极执行的参与者，在决定以经济为重点之后，对时代问题的看法就一时变不过来。连邓小平也是逐渐变化的。文革结束后头三年，他仍然坚持战争不可避免，还一再强调战争因素在增长。这当然影响内外决策。所以那几年，对内并未放松备战，如大小三线的建设；对外，还提高了“反修”的宣传，直到组织人员编写《社会帝国主义论》；也更加强调“苏修”是战争的主要根源和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因而要进一步加强联美反苏的“一条线”战略。这集中地表现在胡乔木受命起草、1977年11月1日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的特长文章中（但在1982年为胡耀邦起草十二大报告时，乔木又对李慎之等人说，那篇文章是胡说八道）。

此后的五六年里，邓小平的看法逐渐转变为战争有可能推迟，至于推迟的年数，从起初的三五年到不久后的十年，再到争取二十年或更长时间。这在他带头决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后，就显露出对国际形势估计和国内建设发生了无法解决的矛盾。从他的许多谈话中都可看出他内心由此引起的焦虑。例如他一再讲要争取十年、二十年或更长时间的和平，使我国经济有个大发展；另一方面又老讲战争不可避免。这正如他后来说的，建设得好好的，一打仗就又完了。

从邓小平亲自修改审定过的《文选》看，他对战争看法的改变始于1984年10月10日同德国总理的谈话。其中提到，“1974年你来访问，我们曾经谈到战争危险，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一点变化。”完全改变，可能是1984年11月1日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讲话：“讲战争危险，从毛主席那个时候讲起，讲了好多年了。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又讲了好久。现在我们应该真正冷静地做出新的判断。这个判断，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就是我们能够安安心心地搞建设，把我们的重点转到建设上来。没有这个判断，一天诚惶诚恐的，怎么还能够安心地搞建设？更不可能搞全面改革，也不能确定我们建军的正确原则和方向。我们既然看准了这一点，就犯不着花更多的钱用于国防开支。要腾出更多的钱来搞建设，可以下这个决心。”对这一判断的正式宣示，则是1985年6月4日他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主要谈的就是对国际形势判断和对外政策有两个重要转变。第一个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第二个是改变了联美反苏的“一条线”战略。此后，经过党的十三大，和平与发展作为世界主题或时代特征就完全定下来了，至今30多年再无变动，大约今后相当长时期都不会再变了。

邓小平和以他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时代判断和对外战略的改变，当然是经济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这一客观需要的推动和实践检验的结果，也是对国内外舆论和我们自己有关机构科研成果的审视与接受(例如，1980年李一氓就提出和平可以维护，三个世界的理论站不住，应当承认苏东各国为社会主义并和外国兄弟党恢复关系；宦乡也提出应和美国拉开距离、对苏调整关系的研究报告），更不排除对领导成员中不同意见的考虑和采纳。这里要特别一谈的首先就是胡耀邦的思路和提法。

（二）在中央领导集体中最早提出战争与和平的新见解和新判断

胡耀邦早就不同意当时流行的所谓“两霸相争必有一战，战争危险主要来自苏联”的说法。他也明确反对把苏联进攻我国看成发生战争的主要危险。1979年7月17日，他在我国第五次驻外使节会议上说：“过去我们说苏联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变了，现在回过头来看，可能我们那个时候研究得不成熟，提出的理由不充分。这个说法必须重新考虑。我们必须把苏联统治集团奉行的政策同它的社会制度区别开来。不然我们在外交政策方面和理论方面就站不住脚。”“苏联统治集团反华，二十年来亡我之心不死，但不等于他要搞亡我之战。他要搞对华战争，进行亡华之战，我觉得不容易。他的决心不容易下。同时，苏联人民以及相当多一部分干部，对我友好之心未灭，希望同我们友好。单看领导集团亡我之心不死是不全面的。”可惜他的这些正确意见在当时的中央领导中并未得到响应，而且还受到批驳。

胡耀邦也很早就注意不要在宣传上老讲“战争不可避免”、“准备打仗”之类的话。认为这些话不但不符合实际，在世界舆论中显得孤立，还严重影响我们的国家形象。1981年3月9日在中央书记处专谈外事工作的会议上，他就说：“维护世界和平这面旗帜，我们必须高高举起。”由于胡耀邦对战争与和平问题早有明确认识，所以在其他领导人和主流舆论还在不断谈论战争不可避免的情况下，他在十二大报告中已明确指出：“世界和平是有可能维护的”。当然，由于中央领导对战争与和平问题还存在分歧，他对和平的观点虽然成竹在胸，报告中也还须提得面面俱到一些。不过在国际问题研究界却把十二大看成了分界线：在这之前的中央提法是战争不可避免（只能争取推迟），之后已变为和平可能维护了。宣传上，也从此显著降低了战争威胁的基调，而主要是讲和平了。

（三）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支援世界革命问题上的拨乱反正

毛泽东是列宁主义者，历来主张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胜利后，支援世界革命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到了晚年，他更进一步认为世界革命中心已移到中国，他也已成为世界革命领袖，支援世界革命也就更公开更积极了，多次表示我们为援助外国革命“不惜做出最大的民族牺牲”，直到1975年7月他还对泰国总理克立说：“（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要求我，不要跟他们国家的共产党往来。我说，不行呢，因为我也是共产党。哪里有共产党不支持共产党革命的？”邓小平在文革后的1978年3月31日，会见泰国总理江萨时也说，“不支持（革命)是不可能的。这个问题极大。如果我们改变了这个原则，就等于在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面前放下了武器，连在意识形态上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资格都没有了，会受到全世界人民的谴责。”

但是胡耀邦文革后的认识就不同了。1977年5月他已公开批判反“苏修”、支持世界革命的《九评》，说，“现在看来，《九评》的基本方向是错的，这个恐怕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国际根源。”他还问道：“在思想政治或者其他领域，到底应该反对资本主义、反对修正主义，还是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反对流氓无产阶级？”

根据列宁解释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一是要一国无产阶级利益服从全世界无产阶级利益，二是取得胜利的民族要为推翻国际资本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这本身就是输出革命。中国党在十二大后已不再多提国际主义，十三大起更明确地正式放弃了这个口号。其实，胡耀邦在1979年3月11日中宣部召开的会议上就提出要改变对外宣传。例如他说，“宣传国内的东西，目的究竟是什么？过去讲是为了‘促进世界革命’，我看这是大话，现在不宜这么提。”“我们要实实在在地规定我们对外宣传报道的任务，不要硬去加上什么‘提高左派思想’呀、‘争取中间群众’呀、‘分化上层人士’呀……我们搞对外宣传，主要的还是为了增进各国人民对我国的了解和友谊，为了创造有利于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国际条件。”

在支援世界革命问题上的拨乱反正，不只是说说而已。十二大后，特别是小平同志改变看法后，中国在实际行动上也停止了对世界革命的援助。例如，邓小平采纳李光耀的意见，中断了同东南亚各国党的关系，停止了对它们的各种援助，包括关闭马、泰共在中国的广播电台、撤出为缅共创建的解放区中的中方人员等。再就是不但终止了对越南的援助，也单方面废除了一切援阿（尔巴尼亚）协定，立即和全部撤出中国专家。这就使整个对外经援数量从1973年最高时占我国财政支出7.2%，降到1%左右。

以上这些都说明，胡耀邦对于作为时代特征的战争、和平与革命的问题，早就有了清醒的和十分肯定的认识。这还可以从他以下的回顾中看出来。1986年7月20日在河北省委召开的承德学习会上，他就国际问题发表了长篇讲话。他说，“和平与发展，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的这两条政策和中国的论断有没有根据呢？对不对呢？我们要争取长时期的和平环境，这有没有根据？是否正确呢？我到日本去一看（按为1983年），得到了这个印象。这次又到西欧去一看，更加深了我的印象。”这个印象就是：“世界大战打不起来，这也是一个事实。简单地说，就是想打的人不敢打，怕打的人更加怕打。少数人想打，想以武力来解决问题，但他们不敢打。从日本到西欧，对战争的恐惧，那是胜过我们中国人几百倍的。个别人即使想打也是不敢打的，打一场世界大战哪有那么简单呀。”

（四）对另一时代特征的发展问题早有深刻而全面的认识

新时代的另一重要特征就是发展代替了革命。胡耀邦对这一特征的认识，从上述反对革命输出和支援世界革命的政策思想中已看得很清楚。而且他认识的“发展”，还不只是人们说的主要指南北关系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发展，而是指全世界的发展，也就是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化。

胡耀邦在涉及发展问题时，总是立足于全球化，提倡全世界加强交流与合作；对第三世界，他提出自力更生和争取外援，特别是大胆吸收西方的先进文化（物质的与精神的）和经济援助。对中国，他强调对外开放。

胡耀邦对作为时代特征的发展的认识和据此提出的决策意见，不仅同毛泽东要搞世界革命和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完全相反，而且同华国锋时期局限于为把经济赶快搞上去而提出并开始执行的对外开放也有质的不同。他认为，在这方面同样必须对过去的认识和实践进行拨乱反正。1982年1月14日，他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把对外经济关系提到“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战略问题”的高度，说：“马克思、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指出，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各民族之间经济上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逐步取代了原来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近几十年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种情况又有了空前巨大的发展。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今天对待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也决不应当忽略这一点。”他要求大家“大大地开阔眼界，提高水平”，说，“我们绝对不能困囿于过去的狭小圈子里，把自力更生曲解为闭关自守，孤立奋斗。我们一定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把视野从国内范围扩展到国际范围，不但要放手地调动国内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而且要放手地利用国外一切可以为我所用的因素，以天下之长，补一国之短。”他提出，“为了有效地吸引直接投资，需要一套开明的方针。第一是大中小项目一齐上，当前以中小为主，这样见效快。第二是欢迎外国资本家、华侨资本家和港澳、台湾资本家一起来。第三是适当放宽政策，让他有利可图。”

小平同志作为我国推行对外开放的统帅，也承认在世界经济和科学技术上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主导地位，认为对外开放也主要是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的开放。不过他在谈发展问题时，往往把发展只归结为南北问题，强调南方对北方国家的重要性。1985年3月4日在会见日本客人时，他全面阐述了对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的看法。他说：“从经济角度来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穷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

二，胡耀邦第一次提出中国要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关于建国后我国的外交政策，许多人在事后都概括为：“我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其实，这是极不确切的。因为在建国后头30年，我国执行的并不完全是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执行的“一边倒”，算不得独立自主，这是很明显的。七十年代执行联美反苏的“一条线”，也不算独立自主。这是邓小平首先指出的。1985年8月4日，他对缅甸总理吴奈温说，“我们过去曾说建立‘一条线’的反霸统一战线。现在不搞那些，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说我们过去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也无正式文献可征。在国家的根本大法中，1982年以前并未出现过这种表述。起到临时宪法作用的1949年《共同纲领》，1954年的第一部宪法，1975年修正的宪法都没有提。直到胡耀邦就对外关系进行拨乱反正以后的1982年，“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这个提法才郑重地出现在党的十二大报告和同年修改的宪法上。这一明确表述，标志着我国外交政策进入了一个和过去截然不同的新阶段。

（一）为什么说建国后头30年我国没有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独立自主外交要求，在事关国家根本战略利益的问题上，对外事务只能由自己决定一切，不看外国的眼色行事，也不在外部的压力下屈服和丧失原则。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存在着一致对外的准则，还公认以苏联为首，相互间并不平等。因此在建国后头十年，我国不能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是很自然的。

1，“一边倒”就是自己不要独立自主

接受苏共领导，对中共来说确实是一贯的。在延安时期，不但斯大林要毛泽东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毛虽然极不愿意还是不得不去。连共产国际解散后做了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季米特洛夫，以私人身份写信给毛，干预中共事务，毛也只能表示完全接受季的指示。这说明取得政权后的中共执行“一边倒”政策是必然的，并不是有些人说的那样，是由于美国僵硬的反共政策使司徒雷登失之交臂，或者因为刘少奇访苏时得到斯大林提供大量援助的许诺，才导致毛发表“一边倒”的文章。

现在人们把“一边倒”仅仅理解为外交政策，这是不对的。“一边倒”的要害是遵从苏共领导和照搬苏联模式。这是所有正式文献和全部历史事实都证明了的。例如刘少奇1949年6月下旬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访苏，和苏方商谈建国后的大政方针。他在7月4日给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的报告中就说，“关于联共（布）与中共的两党关系问题。毛泽东同志与中共中央是这样认为的：联共（布）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共则只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局部利益应当服从世界利益，因此，我们中共服从联共（布）的决定，尽管共产国际已不存在，中共也没有参加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在某些问题上，如果中共与联共（布）出现分歧，中共在说明自己的意见后，准备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布）的决定。”报告说，“联共（布）给予我们的指示和帮助，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迫切地需要这种指示和帮助”。这种关系当然谈不上独立自主。

外交上听苏联的，要和它保持一致这种事例举不胜举。就是民间的国际活动也必须跟着苏联走，包括世界和大以及工青妇组织等。这里举一个例子。时任中国总工会主席的刘宁一，1956年参加了世界工联的一次会议，回国后给外交部干部做报告。由于他讲话向来幽默风趣，使听报告者至今印象深刻。他说，苏联代表在会议上提出了一条中国并不赞成的建议，他就问：是不是莫斯科的指示？回答：不是。又问：是不是（苏联驻当地）使馆的意见？回答：也不是。刘宁一这就表示自己的态度了。他在报告中引用京剧《打渔杀家》上的台词说：既无圣上旨意，又无六部公文，凭着何来？就这样把苏方的建议给顶回去了。惹得大家哄堂大笑。这种遇事先问莫斯科的态度，直到中苏关系恶化后，情况才有所改变。

2，“一条线”战略也不是独立自主

同苏联的关系破裂后不久，中美关系开始趋缓与接近。1973年毛泽东提出所谓“一条线”的战略构想，意思是要使中、美、日、欧以及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等国联合成一条线，建立反对苏联的国际统一战线（事实上只能推美国为首，不能想象当时的中国会奢望去领导美欧）。第二年，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就是为“一条线”战略制造理论根据。邓小平1974年在联合国特别大会上的发言和上面提到的胡乔木主持起草的那篇文章，都是对这一理论的阐述和发挥。公开的说法是：美苏争夺世界霸权必然导致世界大战，争夺态势则是苏攻美守，因此苏联是比美国更危险的战争策源地。第三世界也要和第二世界联合起来，反对第一世界，但不能同等相待，主要还是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这个战略和理论的实质，就是进一步开展向美国靠拢、大力推行“联美反苏”的外交。

在文革后好些年我们还坚持联美反苏的理论和政策。小平同志认为，美中既然都把苏联视作自己的主要敌人，美国当然就是我们的间接同盟军。由于中美力量悬殊，在中美间一时建立起的反苏战略联盟中，我们不能不为了反苏而迁就美国，这就使我们在美苏争夺中帮了美国的忙。小平同志提出的中苏关系正常化三大障碍问题就是在帮助美国牵制苏联。事实上美国是利用我国同它联合心切，在台湾问题上反而更加放肆起来。国会1980年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政府又提高了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性能和数量，曾使中美关系一度出现危机。为解决这一危机，虽有中美1982年签订的八一七公报，但售台武器问题反而越闹越大。这些都说明了在“一条线”战略下，我国无法推行独立自主政策，所以邓小平才有上引的明确解释。

（二）对新时期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提出和规划

1，首次使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得到正式定位

1982年的十二大政治报告，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并作了明确规定。这就是：“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者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中国对外政策“有长远的、全局的战略依据，决不迁就一时的事变，不受任何人的唆使和挑动”。1982年修正的我国宪法，也是第一次在国家的根本大法中庄严宣告：“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

胡耀邦并不回避过去外交没有独立自主这一事实。十二大以后，他就多次谈到与大国结盟的危害。例如1984年5月18日会见南共联盟代表团时说，“对我们来说，同大国结盟有两个不好：第一，中国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交往，而同大国结盟可能妨碍，或者至少影响我们广交朋友；第二，它会妨碍我们抵制对方可能有的越轨行动，甚至还有可能给对方利用去反对另一些友好国家。这是我们总结过去几十年经验得出的结论，是受到全国人民支持的长期决策。”

2，抛弃革命外交，奉行正常外交

胡耀邦1981年3月9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发表的长篇讲话，不啻是对几十年外交经验教训的一个总结。这篇讲话不再按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把世界各国划分为敌、我、友三类，依此确认它们属于联合、中立还是反对的对象；而是要求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所有国家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在这次讲话中，他还系统地提出奉行完全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和具体方针，专门提到“过去‘左’的幼稚，在这方面有表现。因此，奉行完全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是不容易的。”他为“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定出“必须做到的三条”，这就是：“一，任何时候不依附任何外国的外交政策，也就是说，我们不跟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指挥棒转。二，不受任何一种国际上的临时事件所支配。国际上往往出现一些临时事件，好像很严重。我们要冷静考虑、冷静分析临时事件对我国的根本利益有什么关系，但不受临时事件所支配、所左右。三，不为国内外某种一时的情绪所蒙蔽，所激怒。不要为领导个人情绪所左右。迁就眼前事变就是机会主义。不要一将军就跳，不要被来势汹汹的环境和情绪所蒙蔽，所支配。要考虑国内外广大人民的呼声，但不受其蒙蔽和支配。”看来他的这次讲话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以至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都对他说，“你太大胆了，敢（把这次讲话）印出来。”

胡耀邦的讲话极有针对性。过去我们的对外关系受到毛泽东情绪的影响，可谓处处可见。不谈他和赫鲁晓夫的争吵,导致中苏关系从友变敌、苏联一下由社会主义变成复辟了的资本主义，甚至变成了法西斯，连苏联人民都不能“寄予希望了”。只以对我长期保持友好并在许多国际问题上（如朝鲜战争、参加联合国等）支持我们的印度为例，也看得很明显。想当年，我们同印度是多么友好，两国常喊的口号是“印地秦尼巴依巴依（即印中人民是兄弟）！”尼赫鲁访华时，上百万人上街夹道欢迎，临走时毛主席还吟屈原诗“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亲自相送。可是没过几年，1959年4月我们在西藏采取平定叛乱的行动后，在我国驻印度大使馆和孟买领事馆门前发生了印度示威群众焚烧毛主席稻草人模拟像的事件。这引起毛泽东极大震怒，亲自修改外交部依据国际惯例起草的严重抗议照会文稿，不但第一次给印度戴上了“扩张主义”的帽子，还加了一段外交文书上少见的情绪化的话：“这件莫大侮辱中华人民共和国元首的事件是我国六亿五千万人民群众极端地不能容忍的，必须得到一个合理的解决，否则不可能罢休。如果印度当局的答复不能令人满意，我们奉命申明，我国中央人民政府将向印度方面再次提出这个问题，不圆满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奉命永远不能停止，就是说一百年（记得原来的传达是“一万年”）也不能停止。”中印关系从此急剧恶化。不久之后，印度就成了“帝、修、反”中“反动派”的代表国家，尼赫鲁被说成是“半人半鬼”式的人物，胡乔木也写了一篇《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这就使中印关系从友好变成敌对，至今未恢复到此前的水平。

（三）对苏联、美国、日本和第三世界看法和政策上的拨乱反正

一谈对苏联。

胡耀邦到中央工作后就一直为扭转对苏的敌视态度和两国关系正常化而努力。他很早就明确提出不要把苏联视为敌国。1981年3月9日说，对苏联“要去掉一点‘左’的幼稚。”“不要使人们误解我们同苏联整个国家相对立。不要赤白对立。”他对外也不隐讳观点。1983年2月20日对日本记者说，“有人说中苏两国关系积怨很深，一下子难以消除，我不赞成这一看法。”

二谈对美国。

他反对同美国建立以“联美反苏”为基础的战略关系，主张对美国也要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建立相互平等的正常关系。1981年10月赵紫阳出席坎昆会议，是我国开始调整“联美反苏”方针的标志。这是在胡耀邦同年3月9日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讲话的半年左右之后。这篇讲话针对性很强地全面谈到中美关系问题，表示不能把反苏霸放到反美霸之上，更不可对美国抱有幻想。他主张我国应当争取同美国和平友好相处，是国家正常关系而不是结盟关系。1986年7月20日他就说过，中美“是一种朋友关系，他们也说是朋友，不是盟友。”

三谈对日本。

胡耀邦在对外关系中从认识到实践，言行最多的是关于对日本的应有看法和积极推进中日友好合作。联系到十多二十年来中日关系的动荡和下滑，对他在这方面做出的贡献就不能不多说几句。

首先是他高度评价日本的发展，提倡向日本学习。1983年12月9日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组织的报告会上，他说：“日本教育普及，技术先进，生产发达，经营管理水平高，应认真学习日本那些有益于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

其次是高度评价中日关系的重要性，说，“中日睦邻友好关系长期稳定发展，必将更大地造福于两国人民和子孙后代，并为亚太地区、全世界的和平，为21世纪的世界文明和人类进步，做出更加光辉夺目的贡献”；“只要中日两国能够友好下去，战争就打不起来，亚洲和平就有了保证，世界和平就增加了很重要的力量。”

他还一再强调要平等对待日本，也不过分强调中日历史问题，以免引起两国人民情绪的对立。他总是着重谈友好，即使谈到历史，也讲得比较全面。他说，“两国的历史、现状、利益和观点都有所不同，当交往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双方都应顾全大局，谨慎从事，认真体察对方的友好建议和合理要求，力求避免做任何伤害对方人民感情的事。”1984年3月18日，他会见伊东正义率领的日中友好联盟访华团时就说，“投以木桃报以琼瑶。这些年来日本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给予不少支持，我们是不会忘记的。”

为了两国世代友好的目标，胡耀邦特别注意通过加强两国青年间的交流，为下一代培植友谊和信任感。经中央所有领导的同意和批准，胡耀邦1983年访问日本时宣布1984年邀请三千日本青年来访，同我国青年进行友好联欢。

四谈对第三世界。

胡耀邦除继续表示我们坚决和第三世界站在一起外，还提出一些对第三世界的新看法。他不是把第三世界看成没有多少差别的“一大片”，而是如实地看到第三世界各国间的巨大差异，特别重要的是，认为它们的首要任务不再是反帝和反本国“反动派”，更不是联合起来和我们一起反“苏修”，而是集中力量尽快把本国经济搞上去。提出第三世界今后的重点在于共同谋求经济发展。他在1986年7月的承德学习会上说，“今后对第三世界要多提供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帮助，主要是和它们共同总结经济何以搞不上去的经验。”

三，胡耀邦在外交思想、外交业务和外交风格上的拨乱反正

（一）谈“外交工作授权有限”

过去由于个人崇拜和高度集权，使外交工作事无巨细都得听从或等候“最高指示”，极大地限制了外事部门和外事干部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使之不能根据外交政策和应有的职权随机应变、灵活处理，往往错过时机、耽误工作，还造成内部矛盾。连身为总理和分工主管外事的周恩来，对诸如国宴邀请名单和菜谱这样的事都要写上“请主席批示”上呈毛，其他较大的对外工作就更不用说了。1956年周恩来访问印度，碍于尼赫鲁和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的一再讲情，他倾向于释放一名在押美军间谍，发电请示毛。不料毛看罢大怒，亲拟复电说，我们抓到的美国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越是尼赫鲁、哈马舍尔德说情我们越是不放。周恩来只好对尼赫鲁表示拒绝和向毛作检讨。又如1973年基辛格第六次访华，在告别宴会上提出再和周总理谈一次。对所谈问题周没表态，只说要报告中央，遂立即打电话向毛请示，被告以“主席正在睡觉”。而基辛格又要马上登机回国，周不得已只好做了个对基辛格所提问题今后可继续交谈的表态。人们知道，后来这件事就被用来当了导火线，给病重中的周总理招来最后一场多次会议的大批判，连乔冠华也敢于给他带上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

下面再举个研究工作中写内部报告，对国际形势分析也不准提不同意见的一个著名例子。这就是毛泽东对外交部1973年上送《新情况》（第153号）的严厉批评。这年的7月4日，他对张春桥、王洪文等说，“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我说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外交部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都说此文不错。我一看呢，也许我是错的，你们贵部（指外交部）是正确的吧！不过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上了他们的贼船……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这段话引起一系列的批判和检查是不用多说的了。在这种体制和气氛下，谁还敢提不同意见？

周恩来根据他经过延安整风总结出的经验（包括多请示、少做主，多检讨、少解释，多听话顺着来、少提不同意见等），外交部一成立就给立下一条“外交工作授权有限”的原则，对上面这样做，对下面也这样要求。所以有关国际问题的研究，甚至连反映外国情况，都要强调“讲立场”、“对口径”，就是看是否合乎上面的看法和要求。这种国际形势和对外关系的研究，也就越来越变成察言观色、揣摩意图，进而成为多余的了。

针对这种情况，胡耀邦在外交上的拨乱反正，就首先从为周总理辨冤说起，但也指出他的不足，实际上是开始对“授权有限”的质疑。1981年3月9日，联系毛泽东在外交工作上对周恩来的一再无端指责谈到外事工作必须改革时，他说，“外交工作的特点是外交活动，要提倡闯和钻的精神。外交部培养了一批好翻译和守纪律的工作人员。但没有培养出多少合格的外交家。当年周总理受到批评有四句话，对总理是不公正的。但是总理有时是过细了，外交人员要抓大事。外交部人才不足，知识不够。外交人员不熟悉国内的政治历史文化，不能很好地进行对外谈话。要消灭外文文盲。对外宣传工作很差，赶不上越南、台湾、南北朝鲜。出国的人太多，出国的人中应增加专家、学者。外交部给中央的东西太少。”1982年9月15日他在出席外交部召开的使馆政治思想工作会议时又提到七十年代的四句诗，说“这是不公平的。应该改为：大事不敢讲，小事必须送。如果不照办，势必打修正……外事工作应该有创造性。六十年代规定的细则，现在看来有的没必要。有的繁文缛节的东西，不能再用。总理对工作要求严，对自己要求也很严，但不必搞那么些繁文缛节。既有创造性又有生动活泼，不把自己束缚得死死的。”

他还呼吁必须改革外事部门卡的太死、严重影响工作的局面。1978年12月31日，他在中宣部召开的会议上说，“在这方面（对外宣传工作）也存在许多‘禁区’、框框、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不看对象、对牛弹琴，效果甚差，笑话不少。我看这种状况也要尽快改变。”1980年4月17日，他对有关部门说：“外事工作、经济工作、宣传工作都面临一个改革问题，不改革，不适合需要。”

（二）强调国际问题和对外关系调查研究工作的重要

张闻天通过研究和实践，早在建国初期就对外交业务提出了全面的看法和建议。他的有关报告当时得到毛泽东、周恩来和党中央的同意和批准，并转有关部门和驻外使馆参照执行。报告中首先指出，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调查研究。胡耀邦无论是否知道或记得这件事，反正他对外交调研工作的重视是同张闻天一样的。例如1982年1月14日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的，“我们一切外事部门，一切从事外事工作的同志，都要努力了解世界各国，特别是你所到的那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的全盘情况。不仅要了解上层人物的动向，还要了解背景；不仅要研究这个国家的政治和文化，还要研究它的经济和历史。”

（三）强调向外国学习

胡耀邦大力批判过去的闭关锁国政策，积极推进对外开放，因此特别强调向外国学习。而且提出学习外国要有虚心的态度，不可妄自尊大，轻视别人的经验。他在1981年党成立6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说，“无论是人家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经验，我们都要通过自己的分析，吸取其中有益的可供借鉴的东西。因此我们要在努力研究和总结自己经验的同时，努力研究和分析别国、别地、别人的东西。”1983年8月15日在接见日本《每日新闻》社社长时说，“不管对日本、英国、法国、德国、苏联、美国，我们都是念一本经：发展人民友谊，学习先进经验。”因为正如他1984年2月10日和外交部一干部谈话时所说，“我们与世界差距太大了。”

（四）重视外交风格和礼貌

胡耀邦对关系到国家形象的具体对外活动也非常重视，要求有一个新的风貌，并且以身作则，表现出不亢不卑、尊重对方和友好大方的大国气派。这方面他说的和做的内容都很丰富，无法细谈，这里只简单提一下。

他在对外交往中，一再提倡讲友好、讲文明、讲信义、讲人情味，出发点都是同各国政府和人民改善关系、交朋友。对于一切不利于友好交往的行为，如不讲文明礼貌等陋习，他可说是深恶痛绝，认为这是关乎国家形象和丧失还是赢得人心的大问题。他每谈国际问题和外事工作，总会有这方面的话题。1981年3月9日的讲话，就要求外交部工作要有政治眼光、外交艺术，出国访问要寻求和平、寻求友谊、寻求知识，反对游山玩水，要严格处分丧失国格的人。在1986年7月20日承德学习会上，他举了肯尼迪被暗杀后报纸上登出漫画标以《肯尼迪啃泥地》，赫鲁晓夫去世后报纸上报道的题目是《赫鲁晓夫死了》这两个例子，说“这些都叫做没有国际礼貌，这样做是不好的。”“凡是属于国际礼节礼貌的，随便丢弃，一定会丧失人心的。”1983年12月9日在中共中央办公厅讲话又说，“我们共产党人不要给人‘只讲政治’‘只谈原则’的印象”，要“多交朋友，有点人情味，从极右派到左派，凡是主张同中国友好的，统统讲交情、讲友好，都可以交朋友。现在，在外交场合不交朋友，没有点人情味不行。”

上面谈的这一切都说明，胡耀邦所以能为对外关系拨乱反正做出巨大贡献，是因为他站到了历史潮流的前面，具备非凡的眼力、魄力和毅力，并且有一套正确的政策思想和具体做法。他的贡献，有些是我们今天外交成就的重要源泉之一，只是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有些没得到很好的理解和接受，因此没能收到应有的成效。这是他本人的遗憾，也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的损失。

（本文引用胡耀邦的话均出自盛平主编：《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

（责任编辑　吴思）

2009年第5期　住房改革的由来与现状　作者：杨继绳

房子是人们重要的生存条件。

改革以前，房子是公有的，按行政级别配给，级别越高，面积越大。轮到工人，只有破旧的小平房。那时也要收房租，但租金很低，连维修费也远远不够。房租低，是因为国家财政给了补贴。住房者以少交房租的方式得到了这一份补贴。例如，住100平方米的家庭本应付1000元房租，实际只付50元，这就等于得到了950元的收入。行政级别越高的人，得到的房租补贴收入越多。普通工人这方面的收入就很少了。改革前，分房是一种很重要的福利，所以称为“福利性分房”。

福利性分房制度消灭了房地产市场，国家又无力不断地建房、无力不断地配给。所以，几十年下来，住房条件越来越差、面积越来越小。以天津为例，建国初期人均住房面积3.8平方米，1972年，人均住房面积下降到3平方米。在工人住宅区，上世纪五十年代建设的临时性小平房一直住到八十年代，条件之恶劣、环境之污秽难以言状。

1980年代后期，就酝酿废止福利性分房，实行住房商品化。但这件事涉及到原来住房面积大的那部分人的利益，即官员的利益。经过反复的利益博弈，直到1998年，才下定决心，住房改革付之实施。

1998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国发[1998]23号文件)规定，1998年7月30日停止福利性分房，全面实行住宅商品化。各地将公有住宅一次性地卖给住户。卖给住户的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格。1998年北京市中心区大约6000多元1平方米，卖给住户的价格是1450元，每平方米差价4550元。如果住100平方米，差价就是45.5万元，比他一辈子的工资收入还要多。在北京以外的城镇，卖房的价格更低，差价更大，住宅商品化是在原有的公房分配不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不仅把原来隐藏在房租补贴中的那部分不平等货币化了，又在卖房的价差上加上了新的不平等。行政级别越高，原来住房面积就越大，得到的差价就越多。而普通工人得到的很少。农民根本没有这项收入。

有人说这是对既得利益者的赎买，既得利益者得到了买房的差价，社会得到了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也有人说，这是中国官员享受的“计划经济的最后晚餐”。

然而，说“最后”，实在是太天真了。一次赎买没有完成，还得继续不停地赎买。

1998年7月1日以后，老百姓的住房的确是商品化了，想住房吗?拿钱来!父母把终生的积蓄给子女买房；父母没有能力的，年轻人身负银行巨债，成了“房奴”。买房成了老百姓最沉重的负担。

而官员呢?“计划经济的最后晚餐”永远吃不完!

就在我家附近步行所及的地方，如西客站南、广安门外一带，一片又一片的新住宅区拔地而起。

我散步走进在达官营附近的“广源居”。这片住宅分东西两区，总计50多万平方米，有中心花园、地下车库等等完善的设施。我问：“这房子卖吗?”一位中年人回答：“这房子是分的，不是卖的!”我说：“1998年就停止分房了，现在是2008年，怎么还分房?”一位领导干部模样的人走了过来，用异样的眼光从头到脚打量我，反问：“谁说1998年就不让分房?”旁边的人介绍说他是“国管局”的领导。我说“国发[1998]23号文件说的。你是国管局的领导，还不知道有这个文件?”他态度缓和了，说：“这房子不是分的，是卖给自己职工的。”我问：“卖多少钱一平方米?”他说：“这我就不知道了。”没等我再问，他就走开了。经打听，这是新建的国务院公务员住宅，按4000元的“经济适用房”价格卖给公务员。临近的房子市场价是18000元。我进一步了解得知，局级干部的标准180平方米(1998年局级干部只有120-140平方米)。计算一下，一名局级干部买一套180平米的房子，可以得到252万元的差价!

建设部、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财政部关于颁发的《城镇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管理办法》的通知(建房[1994]761号)第三条规定：“经济适用住房是指以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户为供应对象，并按国家住宅建设标准(不含别墅、高级公寓、外销住宅)建设的普通住宅。”这个文件的第四条规定：“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户认定的标准由地方人民政府确定。”怎么认定?填报政府规定的申请表格，如实申报家庭收入和住房情况，经过严格的审批手续，居民委员会、街道、工作单位层层把关。

国家公务员怎么不加区别地都成了“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户”?为国务院公务员盖的高级公寓为什么变成了“经济适用房”?国务院自己发的文件为什么自己不执行?国以信而治天下，国之不信，何以服民?

在马连道家乐福附近，有一片名为“中兴佳园”的住宅区。分南北两区，大约有近60万平方米。这是2007年建成的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宿舍。有中心花园，假山，石径，游乐区，地下车库。建设标准超过了社会上的商品房。一位干部模样的中年女子正在忙着搬家，我问：“这房子真好。多少钱一平米?”她很自豪地回答：“多少钱也买不到，这是中直机关分的!”我进一步了解得知，这个住宅区也是按经济适用房的价格卖给中直机关干部的。

这些高档的“经济适用房”不仅大大低于商品房的价格，还有很多商品房没有的优越条件。如：人民大会堂在马连道建有约4万平方米的两栋南北向板楼，每户126平方米，还有一个车库。这126平方米少算了很多公摊面积，若按商品房的公摊面积计算，则有130多平方米。车库不卖，但出租价每月只有120元，大大低于市场价。此外，还不收物业管理费和暖气费。在这两栋楼中还有多套部级干部住宅，每套260平方米(按商品房公摊面积计，则有近350平方米)，人民大会堂是个局级单位，没有部长，这些部长级的房子至今都空着。

除了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国务院以外，很多中央部委也盖了大量的豪宅，以“经济适用房”的价格卖给职工。在北京六里桥西局的“丰益苑”小区，国家发改委建的一大片公务员宿舍即将竣工。连科技部这样的清水衙门，也在西客站南建成了“首科花苑”C、D两个小区，以“经济适用房”卖给职工，其它有钱的部委就更不在话下了。

和朋友们聊起来，才知道在北京其它地方，如新街口、广渠门、三里河、会城门等周边环境较好的地段，也有我上面所说的情况。全北京市到底有多少高级住宅以“经济适用房”的价格卖给官员?这应当是不难统计的数字。

我揭示这些情况，不是批评住这些房子的公务员们，而是指出改革政策不公正。

北京以外的地方怎么样?据我所知，1998年停止福利性分房以后，各地党政机关以改革的名义，或搞“集资建房”，或搞“单位自建经济适用房”，或者搞“定向开发”，内定的开发商，以极低的价格“拍”下土地，建好房子以极低的价格让机关“团购”，再按级别档次分给官员。这种以改革的名义谋私的情况，媒体常有揭露。外地的情况比北京更为严重。

从住房改革中的问题我想到了政治学中“人性恶”的假设：任何人只要掌握权力就有滥用权力和以权谋私的倾向。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对权力的约束、限制和监督的机制。我们的制度恰恰缺乏这种机制。这是政治改革滞后的结果。在我们这样的制度条件下，手握制定改革方案大权的人们，就可以把改革引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住房改革如此，其它改革何尝不是如此?没有改革的政府部门，按照部门的利益要求，订立自己的改革目标，实施自己的改革措施。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改革目标部门化，部门利益政策化”的不良倾向。

强势群体左右中国改革的方向，必然进一步造成社会不公正，加剧社会矛盾。这是中国改革最令人忧虑的事。

2009年3月10日

2009年第5期　南京是如何解放的　作者：许荏华

这是一张被认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标志性的照片。一排解放军战士整齐地站在国民党总统府门楼上。这是为拍制电影留下的照片。另一张照片，是几名解放军战士爬上总统府大门门顶，扯下象征国民党统治的旗帜。它是解放军4月24日进驻南京后由新华社随军记者邹健东补拍的照片，这两张“历史性照片”都被广泛地用来作为各种党史、军史、文学、影视作品等记述解放军通过武装进攻解放南京的凭证。但是，它却并非历史的真实。南京解放的真实历史，是“里应外合式”的和平解放。

1990年4月，率三野八兵团首先进入南京的陈士榘将军会见原南京地下党市委书记陈修良时说：“南京实际上是和平解放的，地下党起了里应外合的作用。(国民党)海陆空军多已起义，南京的守敌逃光了，解放军得以和平方式占领南京。”(见原南京地下党市委书记陈修良1990年6月致宋任穷的信，《陈修良文集》138页)

1949年4月20日，中共和南京当局在北平的和平谈判最后破裂。4月20日夜，毛泽东和朱德发布命令，令解放军向全国进军，解放全中国。20日晚和21日，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突破国民党军在安庆、芜湖间和镇江、江阴间以及贵池、湖口间的防线。

内战初期，守卫京畿的国民党军警宪特约有11万人。后因战线越来越长，兵力日趋分散。南京人民在地下党领导下，开展反对蒋介石独裁政权的斗争，使蒋政权完全孤立。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这些军警不愿为蒋政权当陪葬，海陆空军纷纷起义，南京已无力守备。4月22日，蒋介石布置总退却。22—23日，剩下的防守南京的军警，纷纷出中山门，沿京杭国道溃逃。

23日一整天，南京是个“空城”，一座五军警守备的空城。

接令去占领南京的三野八兵团的35军，原准备的船只已奉命支援其他渡江部队，在江北的民船已被国民党掳掠一空。南岸的船只也都被封锁在内河河汊中。直到23日傍晚，103师战士才找到几只小船，派侦察员乘船向南驶去。小船被首都电厂值班人员发现，问明是解放军，立即调来6名船工，驾驶着他们藏匿起来的运煤码头的“京电号”小火轮，驶往浦口，接解放军过江。这是渡江解放南京的第一船。工人们又找来一艘可载运二三百人的趸船，载运解放军渡江。同日，104师的侦察员与南京木船船主童达兴等接上头，童不顾个人安危，往返六次，将一个连的解放军接运南岸。23日晚，浦口车站轮渡所工人王德太等人，将保护下来的渡轮“浦口号”及拖船“凌平号”、“沧平号”驶往北岸。几天后，栈桥修复，“浦口号”投入轮渡，装备坦克、汽车、重武器的大部队得以顺利过江。

23日午夜、24日凌晨，35军104师312团2营奉命占领总统府。

南京，这个六朝古都、历史文化名城，就这样没有打一枪一炮，回归到人民手中了。

海陆空军纷纷起义

防务机密荡然无存

南京的和平解放，是里应外合的成功范例。外合，是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之后，解放军陈兵江北，大军压境。没有这个大局，蒋介石是不会轻易放弃南京，下令弃城而逃的。里应，是南京地下党团结全市人民，反对国民党政权进行了长期艰苦斗争，特别是在战略大决战中，成功地策动反动政府的党政军警起义，众叛亲离，使蒋介石无可用之军；地下党又派人打人国民党的军事核心机关，取得核心的军事情报，使蒋介石无可守之险。

中共南京地下市委在过去在敌营内部工作的基础上，于1948年10月成立策反部，利用所有的各种关系，策动国民党军警起义。

1948年2月26日，国民党空军俞勃驾B24重轰炸机起义。俞勃原是个大学生，家贫。考入空军后，曾赴美受训。回国后，不满国民党打内战。在空军医院的医生林诚(地下党员)的启蒙和影响下，参加了地下党。他又在空军中发展了两名党员。他们几人趁空军召开会议之机，驾机起义。原计划轰炸总统府，因故未中，最后飞抵石家庄。这是全国首架飞机起义。

1949年2月25日，国民党海军巡洋舰“重庆号”邓兆祥舰长率领600官兵起义。这只英国赠予国民党的装备精良的军舰(排水量7000吨)，是蒋介石赖以阻止解放军渡江的主舰。邓兆祥在英国受训，为人正直，曾与我党有秘密接触，有起义的思想基础。中共上海局和南京地下市委分别有六七条线与舰上官兵秘密联系。其中地下党员毕重远(中学生)团结进步士兵，组成“士兵解放委员会”，首先发动起事。海军下级军官王淇在其弟王毅刚(金陵大学地下党员)的推动下，与曾祥福、莫香传等21名军官秘密组成“军官起义小组”。当该舰接到命令从吴淞口开赴江阴对解放军作战时，邓兆祥宣布起义，指挥“重庆号”以高速驶往青岛，转往解放区烟台。

1949年3月24日，担任南京——当涂一线和南京近郊防卫的97师(由原保卫蒋介石、顾祝同、陈诚的三个警卫团改编而成，是首都卫戍司令张耀明直接指挥的“御林军”)师长王宴清率部起义。但这是一次不很成功的起义，王宴清为人清廉，不满政治腐败，厌倦打内战。南京地下党派党员李益之(大刚报记者)通过农工民主党的邓吴明(王宴清的母舅)的关系，与王保持接触，阐明形势，讲解中共政策，帮他认清蒋介石的真面目，下定决心起义，并且作了几个团长的工作。但不慎走漏消息，王被张耀明扣留，旋被南京卫戍司令部副司令员覃异之(覃后在湖南起义)释放，王宴清遂舍家率部起义。蒋介石闻讯派飞机、部队追歼，王仅带了两个团长及百余人到达滁县，得到陈士榘的接见。97师的起义，在蒋军中引起强烈的震动。

1949年4月22日，南京飞机场431电台和指挥塔台30余人(包括3名地下党员)，在台长地下党员罗贤朴率领下起义。一些国民党党政要员不得不改乘汽车逃跑。24日，起义者将4架飞机交解放军接管。

1949年4月23日，国民党第二舰队少将司令员林遵在南京燕子矶芭斗山率舰长9人、舰队队长2人、25艘舰艇及全部官兵起义，加入解放军海军行列，并向我党我军领导人发出致敬电。林遵曾与周恩来有多年交往，中共上海局有专人负责与他联系。第二舰队的起义，使国民党海军失去控制长江江防的能力。

1949年4月23日，南京下关狮子山炮台，在少校台长胡念恭(地下党员)领导下，在解放军渡江时，一炮未发，按照党的指示在佯装撤退途中，将人员和武器装备交给解放军。

1949年4月23日，驻马鞍山的国民党66军53团3营营长戚超人率部起义，连同收容的散兵游勇约2000余人向解放军投诚。戚超人的弟弟戚卓人是上海暨南大学的地下党员，为动员其兄起义来到南京，在南京市委领导下动员其兄起义。

南京民革负责人孟士衡也在做策反工作，他计划在南京宪兵、警察中组织起义，不幸事泄，孟士衡、吴士文、肖俭魁三人被捕，遭到杀害。

这就是南京解放前守卫京畿和长江沿岸国民党军警的基本情态。

情报工作关乎战役的胜负成败。渡江战役中长江沿岸敌方部署的情报尤为重要。中共上海局和南京市委在中共南方局长期情报工作的基础上，为这一决战性的渡江战役的胜利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情报。1948年10月南京市委设立了情报部，派党员和情报人员打人国民党国防部二庭、保密局、京沪杭警备司令部作战处、联勤总部、美军顾问团、青年部学运小组等机构，获得了国民党在华东地区调防和驻扎情况的情报，特别是长江沿岸桥头堡布防的情报。1949年3月，南京地下党市委派朱启銮(市委委员)与白沙同志，化装成西药商人，渡江到苏北，途中遇险转程到合肥，向解放军渡江司令部汇报南京的情报工作和群众工作，将上海局提供的军事地图(原件)、“京沪、沪杭沿线军事布置图”、“长江北岸桥头堡封港情况”、“江宁要塞弹药储运及数量表”等重要情报交给总前委。他们向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汇报了南京市人民反搬迁、护厂护校、迎接解放的情况，为接管南京提供了可靠的信息。

策反和情报工作都是极其危险的工作，地下党员和革命者不顾个人安危，完成党交给的使命，造成蒋介石无可用以防守之军，无可保作战之密，不得不作总退却之举措。

群众运动使蒋介石陷于完全孤立

敌军的瓦解，是南京和平解放的条件。解放战争的巨大胜利和党领导下的群众斗争，造成蒋介石彻底孤立的局面，又是敌军瓦解的条件。没有这个局面，敌军的起义，国民党统治机器的土崩瓦解，都是不可想象的。

在国民党首都南京，以学生运动为先锋的爱国民主运动，得到全市以至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支持和呼应。国统区人民在地下党领导下，开展了波澜壮阔的爱国民主运动，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的统治，构成了配合解放战场的第二条战线。

抗日战争胜利后，日伪军事占领下重建的南京地下党，和中共南方局在“大后方”建立的秘密组织汇合起来，构成南京爱国民主运动的核心力量。在学生运动中，国立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的进步力量最强大，其中“新民主主义青年社”(新青)和“民主青年协会”(民协)是最有实力，并具有一批有斗争经验的学生领袖和骨干的地下组织，其中绝大多数都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7年5月，中共南京市委将不同关系的地下党组织统一起来，逐步建立了学委、工委、文委、金融委、公务员委等，分别领导各条战线的斗争。

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陷入政治经济全面危机，民怨沸腾。对民主力量的镇压，激起更强烈的反抗。1946年底和次年初，学生冲破法西斯统治的严酷高压，举行了抗议美军强奸北大女生暴行的“抗暴运动”。1947年5月，中大学生发起反饥饿反内战运动。5月20日，京沪苏杭5000多学生在首都举行了“挽救教育危机”反内战反饥饿的联合大游行，遭到国民党军警的残酷镇压，打伤一百多人，逮捕28人。南京五二○血案，得到全国60多个大中城市几十万学生和各界人士的声援，并发展成全国范围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民主运动，史称“五二○运动”。毛泽东主席为此撰写题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包围之中》的文章，称“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是与解放战场相呼应的“第二条战线”。此后，南京和全国的学生运动此起彼伏，相互声援，尽管国民党加强了镇压，几番大逮捕，运动却是一浪高过一浪，蒋介石政府顾此失彼，狼狈不堪，由于中央大学在多次学生运动中起“领头羊”作用，被誉为南京爱国民主运动的“民主堡垒”。到1949年初，为了反对搬迁、护校、迎接解放，成立了“应变会”，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以进步教授为主，中共地下党员和民主党派参加的“校务委员会”，取代国民党指派的校长行使行政权力，实现教授治校。南京老百姓把中大看作南京的“小解放区”。他们凭直觉猜测，中大“应变会”是共产党领导的某种中心。4月21日，首都警察厅一位警官来到中大，要求向中大校委会缴枪，交出警察厅弹药库的钥匙。中大地下党派100多名党员、新青社员，到警察厅取回大批步枪、机枪、卡宾枪，装备了中大“应变会”的纠察队员。

五二○运动后，南京的工人、教师、新闻工作者、公务员，警察等在地下党领导下，以不同形式开展了争生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1947年11月，全市小学教员为提高待遇保障职业，举行请愿。同年12月，南京电信局职工、江南汽车公司职工要求改善待遇，斗争分别取得胜利。1948年，南京永利穌厂职工、首都被服厂职工、全市三轮车工人等，争取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的斗争先后取得胜利。7月，两浦铁路职工在地下党领导下举行“七·二大罢工”，浦镇机车厂、浦镇工务段、电务段、机务段、车务段、港务所、水厂、电厂等单位5000余人参加了罢工，铁路瘫痪，军运停运。全市小学教师为抗议美国教士和士兵殴打小学生，举行全市总罢教。

通过这些斗争，扩大了进步分子的队伍，在许多基层建立了地下党支部。到解放前夕，约2000人成为共产党的秘密党员。其中百余人撤退到苏北解放区，为解放南京和接管准备了干部。他们被编入金陵支队，随军南下。其中一部分人员在三野联络部整理的材料的基础上，将南京市各方面的调查资料，汇编成《南京概况》上下两册，共30余万字，内容包括南京土地、人口、国民党的党政军警宪特机构、公私营企业、外侨等各方面的情况，为顺利接管南京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实际上，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共产党所倡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逐步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同情，以至接受。南京市人民渴望解放。国民党统治的覆亡，是人心所向，是它自身腐败透顶的恶果。这就是里应外合，和平解放南京的大背景。

让历史返璞归真

南京里应外合式的和平解放，解放军的顺利接管，南京人民从而避免了一场炮火的洗礼，生命财产免遭涂炭。但是，在党史、解放战争史，各种文献、作品中，都没有记载这个历史的真实。是无意的忽略吗?

解放战争中，大城市的解放有几种模式。天津模式是打下来的；北平模式是通过谈判和平解放的。是否还应承认有第三种模式“里应外合，和平解放”呢?把解放军攻克南京城还原成里应外合的和平解放，并非所有人能轻易接受的。这里有一个如何对待地下党的问题。毛泽东主席是“枪杆子里出政权”论者，虽然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也曾经要善用知识分子；但在革命取得胜利后，立即要转入社会主义革命，被定位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就变成革命的对象了。而地下党的主体正是知识分子(除了少数像上海这样的稍有工业基础的城市才有真正的产业工人党员队伍)。

在南京以及其他地区获得解放之初，党的领导人对地下党采取了降级安排、控制使用的政策。新解放区的各级主要领导均由南下解放军干部担任。当社会主义革命深入下去时，地下党员就以胡风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异己分子、修正主义分子等等名义被逐步淘汰了。南京解放不久，就对南京地下党进行了一次整党。理由是地下党成分不纯，被敌人混进来了；入党动机不纯，欲投革命胜利之机，这次整党中，南京2000名地下党员中有100多人受到开除党籍、停止党籍，以至坐牢等各种处分。后来经过查对，并没有查出一个坏人。实际上，那些地下党员(包括入党不久的新党员)无不是在坐牢、杀头的威胁下的勇者。当他们提着脑袋参加党时，并未想在党内捞个一官半职。

对地下党的不公平对待，原南京地下市委书记陈修良曾经表示不满。为此，她本人受到批评，后被调往上海、杭州。1957年，她和她的丈夫沙文汉(原上海局成员，时任浙江省长)双双被打成右派，在实际生活中，对地下党员的不公，不在于不让他们身居高位，而是借口他们的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等等，而加以歧视。此外，知识分子党员善于独立思考，不盲目服从，爱提意见等，是习惯于独断专行的当权者所不容的。

改革开放以来，知识分子的地位已经大有改善。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今天回顾过去这段历史，并非要为什么人出气、喊冤，而是以前车为鉴的态度来重温历史，返璞归真，总结经验，从过去寻找今天，从今天寻找未来，实现几代人为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理想。

(作者是南京原中央大学的地下党员，解放后长期从事党史研究工作。原文两万多字，经穆广仁删节、改写而成)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9年第5期　三年大饥荒中的人口非正常变动　作者：林蕴晖

1958年到1960年的三年“大跃进”，导致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其严重后果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一直为国内外学人所关注，有关这三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也出现多种数据。笔者根据赵发生主编：《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袁永熙主编：《中国人口》总论，许涤新主编：《当代中国的人口》等国内出版的权威著作，以及与此相关的书籍资料作如下梳理。

1959年至1961年的粮食状况

1958年到1960年的三年“大跃进”，导致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严重困难”，以1960年为最甚。据《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一书披露，1959年到1961年，三年粮食的平均产量3073亿斤，比1957年减产21.2％。三年年平均粮食产量比1957年减少827.6亿斤，而平均每年征购的粮食则比1957年增加95.8亿斤，粮食征购占总产量的比例三年平均高达34.4％，其中1959年高达39.6％。这就在广大农村购了过头粮。1960年12月，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关于粮食和市场问题的汇报提纲》分析说：“1958、1959两年大约多征购贸易粮200亿斤左右。”连续三年的高征购，导致农村占有粮食大幅度减少。全国农村平均每人全年粮食占有量由1957年的589斤下降到1960年的429斤。1960、1961两年，农村每人每天平均口粮不足1斤，重灾地区每人每天只有几两口粮。由于没有了饲料粮，牲畜大批死亡，1961年末骡、马、驴、牛的存栏头数为6949万头，比1957年末存栏8382万头减少17.1％；1961年末生猪存栏只有7227万头，比1957年末存栏14590万头减少一半以上。

对当年饿饭的情景：饥饿——浮肿——死亡，顾准先生在他的“商城日记”中留有如下记载：

1959年11月4日

民工队来买菜的人说，村里的红薯已经吃光了，这应该是真的。

刘引芝的父亲死了。

肿病——劳动过度，营养不良。

缝纫室张的哥嫂同时死亡，也是肿病。

11月13日

红薯收获……。薯决水分多而淀粉少，脆弱极了，一碰就断……。民工路过，欣羡不已。都到地头来捡残屑，挥之不去。

11月20日

二顿均以红薯叶当菜。在冀鲁豫时不能下咽的。这回全部吃完。

11月22日

第一天吃红薯叶，三顿，每饭一碗。晚间菜稀饭，加大碗红薯叶，翌晨拉肚子。20日吃红薯叶，量减半。

12月2日

我的胡萝卜挨偷了，被偷至少十几个。萝卜种至少又有一个大的被偷了。昨下午，一个妇女当着下棚许多人，偷胡萝卜。当群众饥饿的时候，如何看得住?

12月15日

昨天三稀，今天中午居然一顿干饭，而早饭特稀。可以补充的食物了然无存，清晨傍午，颇为饥饿所苦。

徐家断炊，赵家棚子砍公共食堂大锅，都是征购中的事。……估产过程中间，大力开展反对富裕农民路线，斗争私藏粮食，是今春所做的第一幕剧……。

12月17日

劳动队的肿病病员，一下子在一个月中，从四十四人增加到七十多人。夏天来时，肿病是极个别的，不过李国庆之类真有心脏肾脏病的而已。九十月间，七组：岳正中、李学海、刘代勤全肿了，人数增到四十余人。而今，一个月，一下加了三十余人。六组，除一二人外，全部肿了。

昨晚，附近路倒尸二起……。

八组黄渤家中，老婆，父亲，哥哥，二小孩，在一个半月中相继死亡。这个家庭也特别大，未死人前连黄渤本人共十五人，小孩七人。十五人中死五人，則死比例也不算小了。

一家连死几人之例，已听到的有：

柳学冠，母亲和弟弟。

张保修，哥哥和嫂子。

12月22日

除民间大批肿死而外，商城发生人相食的事二起，十九日城內公审，据说二十日要公判。一是丈夫杀妻子，一是姑母吃侄女。

杨显惠在《夹边沟记事》一书中，记述了当年震动中央的另一饿死人事件——甘肃“夹边沟事件”。位于酒泉境内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夹边沟劳改农场，成立于1954年3月。1957年后专事“收容”右派分子(被开除公职判以劳教的3000名右派)。

右派们刚到夹边沟时每月定量是40斤粮……。但是1958年以后，粮食供应降为每月26斤，再降为20斤，每天只有7两粮食，体力严重透支的他们开始挨饿。随着1958年冬天的到来，死神也随之而至。一批体弱不堪的人最先命赴黄泉。在死神面前，人们开始了本能的挣扎求生……。如有了一点力气，就到草滩上挖野菜、捋草籽，煮着吃下。体质稍好的，到草滩上挖鼠穴，抢夺地鼠过冬的口粮，看到蜥蜴，抓来烧着吃或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

1960年9月，夹边沟农场除三四百名老弱病残之外，悉数迁往高台县的明水农场。明水农场比夹边沟的条件更为恶劣。没有房子住，没有粮食吃，没有水喝；只有光秃秃的一片旱滩。一千多名右派……到了明水之后，这些人开始大面积出现浮肿。一位存活的人回忆道：

“他们在死前要浮肿，脸肿得像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肿得如同兰州人冬天吃的软儿梨，里边包着一包水。他们摇晃着身体走路，每迈一步需要停顿几秒钟。他们的嘴肿得往两边咧着，头发都竖了起来。噪音变了，说话时发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声音，嗷嗷嗷的。”

死亡高峰不可避免地到来。1960年11月中旬，每天都有数十人死去。场部党委书记慌了神，跑到张掖地委汇报情况，请地委给调点粮……。也就在这个时候，甘肃全省饿死上百万人的惨剧震动中央，以监察部部长钱瑛为首的检查团来到了甘肃。1960年]2月2日，中央西北局书记刘澜涛主持召开著名的兰州会议，并迅速采取措施“抢救人命”。

再就是四川省的情景。1960年3月，英国路透社转发了伦敦《新快讯报》的一则报道，称为“带有明显政治倾向”的事件，配发的照片是一名小个男子，手提白色灯笼，在天安门广场旁若无人地行走。照片旁注：这个男子显然是用这种方式来抗议中国大陆的“暗无天日”。这则被称为“白日点灯”的事件迅速反映给了周恩来，周随即指示北京市委进行调查。这个“白日点灯”的人很快被查获，此人名叫何明渊，四川省达县人，审讯时供认，对当地的粮食征购政策和经办干部的作风不满，同村和邻村出现不少农民因饥饿而死亡。就是由此造成的，其中包括他的母亲和两个孩子，其妻因此而失踪。何明渊称，曾为当地情况先后到专区和省城三次上访，均遭无理拘押。无奈之下，到京制造“白日点灯”案，以影射现实形势“暗无天日”。北京市公安局派专人到四川省达县调查，证明情况属实。当彭真将调查结果向刘少奇报告时。刘少奇听后，难过得久久不语，最后说：“情况早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境地了!这是全党全国的头等大事啊!”

有关非正常死亡数字的种种说法

对这场灾难主要源于天灾还是人祸?人们仍有不同的认识。国内有研究者根据全国120个水文站的统计资料认定，1958年、1959年、1960年这三年，即便说不上风调雨顺，至少没有全国性的大的自然灾害。气象部门把全国气象状况划为五个等级，叫做负二度区、负一度区、零度区、一度区和二度区，分别表明涝、偏涝、不涝不旱、偏旱、旱。就是说，结果越接近零度，全局性的灾害就越少。在公布的从1954年到1972年长达十几年的年份里，1958年、1959年、1960年这三年，比1954年、1957年、1965年和1970年、1972年都更接近零度区值。这个统计是根据水文总站历年的历史资料来说的，应该是有说服力的。因此，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薄一波在30年后回顾这段历史，就曾坦诚地承认：

我国人民所经历的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主要是因为“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造成的。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广大人民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农村因饥馑死亡增加，据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1000多万。在和平建设时期发生这种事情，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实在是愧对百姓，应该永志不忘这沉痛的教训!

中国从1959年到1961年所发生的全国范围的大饥荒，非正常死亡的人口总数究竟是多少，迄今还没有一份官方的统计数字或研究报告。现有的半官方出版物及国内外学者研究的情况，大体有1000多万、2000多万、3000多万到4000多万的四种说法：

《当代中国的人口》一书对1959年到1961年的人口状况有如下记述：

全国人口死亡率1960年高达25.43‰，农村地区高达28.58‰。据有关部门统计，超过20‰的有675个县，其中超过100‰的有40个县。根据这一时期不够准确的统计数字，总人口的变化情况是：三年累计，按总人口计算减少135万人，按自然变动增加622万人，两者相差757万人。从1964年普查结果看，三年困难时期里这两个数字都有一定的问题。1959年是困难时期的第一年，这一年里出生人数减少、死亡人数增加的现象已经开始。这一年自然增长677万，比前一年增长数下降40％是比较接近实际的。而总人口增加1213万，只比上一年少增128万人，增长率仍保持在1.8％是不符合实际的。原因是，当时不少地方政府不相信人口增长速度已减慢，特别是浮夸风盛行，有些地方为維持较高的增长率有意多报人口。从1960年来看，总人口减少1000万人，自然变动减少304万人都偏低，实际人口减少还要多，1961年总人口继续减少，而自然变动却增加249万。两者方向相反，数字也都是不准确的。根据1964年普查资料计算，在1962至1964年的三年中，总人口增加数和自然变动数不一致，主要是1961年以前统计不准造成的。根据1964年普查资料回推，1961年人口应当是64508万人，比原统计数大约减少1486万。

中国科学院的一份国情报告中曾经提到：“三年困难时期，因粮食大幅度减产，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足而死亡约1500万人，成为本世纪中国最悲惨的事件之一”。

中国人口学研究者蒋正华在1986年撰写的《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与结果》的专论中，估算1958年到1963年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1700万。

美国著名人口学家科尔1984年写的《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一书，估算中国1958年到1963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2700万。

英国记者菲力普，肖特著的《毛泽东传》中说：“1959年和1960年，有大约2000万人死于饥饿……。1961年又有500万人饿死了，”据此，作者提出非正常死亡人数在2000万到3000万之间。其依据是：“1980年，中国的头号领导人胡耀邦公开承认饥荒的存在，确定死亡数目为2000万人。这一数字依据了常委会编纂的临时文件。以后一些西方作家和中国作家们提议说，总死亡数目为4000万人到6000万人。然而，这些估计都是在受损最严重的地区取得了数字后，再将之推广到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后达到的数字，与那一段时期总的人口趋向的相互关联松散。在缺乏与之相反的结论性证据的情况下，2000—3000万额外死亡数字应当是最可信的。这个数字也的确是充足的”。

贾斯柏，贝克先生著的《饿鬼：毛时代大饥荒揭秘》认为，美国人口学家裘蒂丝·巴尼斯特博士在《中国人口的变化》中得出在1958到1961年的饥荒年间，中国“死亡人口比正常死亡人口超出三千万”的结论，“这是目前能找到的最可靠的估计数字”。

曹树基先生在《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文中，采用人口学和历史地理学的方法，以县级政区为基础，以虚拟的“府”级政区为单位，重建1959—1961年中国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数。结论说：1959—1961年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3245.8万。

丁杼先生在《从“大跃进”到大饥荒》文中，以中国政府近年公布的人口统计数字为依据，指出：“有了逐年出生数、正常死亡率和统计局发表的人口数，我们就可以比较准确地计算非正常死亡数了。计算结果是：1959年非正常死亡数是212万，其中196万是农民。1960年至1962年间非正常死亡数分别是1778万、1190万和291万。连同1958年的非正常死亡数，整个大跃进期间非正常死亡数约3500多万”。

丛进先生在《曲折前进的岁月》中认为：按照当时出生与死亡相抵后20‰的人口净增长率推算，正常情况下1961年总人口应比1959年增加2700万人，加上前述减少的1300万，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4000万人左右。

金辉先生在《“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中的结论是：1959—1961年的三年灾难中，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高达4060万。文中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84》公布的1949年至1965年的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推论说：

1964年底总人口70499万。从1964年的总人口数按公布增长率逐年递减回去，就可以得到它：1963年底——68603万(70499÷1.02764)；1962年底——66390万

(68603÷1.03333)；1961年底——64645万(66390÷1.02699)，甚至更低。它比公布的1961年总人口数65859万少了1214万。

我们以1959年底的公布总人口为基数，按1960年、1961年的公布增长率计算，得到的结果就比1961年的公布总人口多1295万人。这样，我们就有了三个数字：1324万、1214万、1295万。三数平均为1278万。其与公布总人口净减数字1348万之和为2626万。

三年灾难的后果之一，是使中国少增长了6000—8000万人口。1959—1961年间非正常死亡2791万，加上1961年公布总人口数中抹掉的这1270余万，中国在1959—1961年的三年中，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高达4060万。

两本“中国人口”公布的数据

以上出现的不同数据，既有计算方法的不同，也有起止年代的不同(1959—1961，1958—1961，1958—1962，1958—1963)，因而也就很难求出一个统一的数据。本文根据中国大陆出版的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的专著：许涤新主编：《当代中国的人口》；袁永熙主编：《中国人口》(另有全国除台湾、西藏以外27省市的分册)提供的数据(1959年到1961年的死亡人口总数，扣除按1957年正常年份死亡率的人数)，计算出一组1959年到1961年三年大饥荒期间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以及据此推论出一组1958年到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的参考数字。

袁永熙主编：《中国人口》总论中发表的数据是：

1957年中国死亡687万人，死亡率为10.80‰；

1959年——1961年中国死亡人数和死亡率为：

1959年970万人，14.59‰；

1960年1693万人，25.43‰；

1961年939万人，14.24‰。

1959年——1961年三年共死亡3602万人。按1957年正常死亡率三年应扣除2061万人，余下1541万人为非正常死亡。

许涤新主编：《当代中国的人口》提供的1957、1959、1960、1961年的人口死亡率与《中国人口》相同。但书中称：从1964年人口普查的结果看，这段时间(指1959—1961——笔者注)的实际死亡率可能还要高。1963年底全国人口数为69172万，1964年底为70499万，全国增加人口1327万人。而1964年全国自然增长率是27.64‰，增长人数应为1930万，比总人口增长数多出603万。这603万人的虚报数如何产生的?根据1964年6月30日普查时人数69458万人计算，上半年增加286万人，下半年增加1041万人，两者的比例显然不合理。问题就在于，这多出的603万是以前的死亡人口未销而留下的虚假数字。……这批死亡人数主要是1959至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积累下来的。如果把这603万死亡人口考虑进去，1960年前后的死亡率可能要提高10‰左右。

这样，上述1959年到1961年非正常死亡的1541万人加上603万人，总计非正常死亡应为2144万人。

值得指出的是：非正常死亡情况最早出现在1958年(如四川、山东、河南，而甘肃1958年死亡率高达21.11‰)，有的省份延续到1962年，如四川省1958-1962年平均死亡率高达34.03‰，普通死亡率仅为7.02‰。据原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室副主任、兼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廖伯康1962年6月28日下午在中南海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汇报说，四川省1958年到1960年死亡1000万人(1957年的《户籍年报》四川省人口7215.7万，1960年底为6236万)，1961-1962年四川大约还有250万人死亡，因此认为1958-1961年四川省饿死1250万人。据此笔者推论，从1958年到1962年间，中国因大跃进导致非正常死亡人数，约在3000万人左右。

尽管研究者对非正常死亡人口数量的说法不一，但无论是一千多万，抑或四千多万，都丝毫不会影响到对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所造成的共和国历史上这场灾难的严重性的估计。

附录：

《中国人口》各省、市、自治区分册公布的1958年——1962年间的人口死亡数和死亡率北京市1961年死亡7.9万人，为1958年的1.56倍，死亡率升至10.80‰(1958年为8.08‰)。(李慕真主编：《中国人口》北京分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2页。)

天津市1959年死亡55.094万人，死亡率为9.88‰(1958年为8.66‰)；1960年全市死亡人数59.485万人，死亡率为10.34‰；1961年全市死亡人数57.745万人，死亡率为9.89‰(1962年回落到7.36‰)。(李竞能主编：《中国人口》天津分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24页。)

上海市50年代前期到1957年死亡率降至6.1‰；1959年至1961年上海市的粗死亡率略有回升，但与全国相比上升幅度很小，1959年粗死亡率为7.8‰。(孙竞新主编：《跨世纪的中国人口》上海卷，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版，第155页。)

河北省1959年死亡人数462.364万人，死亡率为12.29％o(1958为10.92‰)；1960年死亡人数599.458万人，死亡率为15.84‰；1961年死亡人数516.288万人，死亡率为13.63‰(1962年回落到9.06‰)。

山西省1960年死亡人数23.94万人，死亡率为14.2‰(1958年为11.7‰；1959年为12.8‰；1961年为12.2‰；1962年回落到11.3‰)。(毕士林主编：《中国人口》山西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96-97页。)

内蒙古自治区1959年死亡人数11.26万人，死亡率为10.99‰(1958年为7.94‰)；1960年死亡人数10.65万人，死亡率为9.4‰；1961年死亡人数10.32万人，死亡率为8.77‰。(宋迺工主编：《中国人口》内蒙古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131页。)

辽宁省1959年死亡人数29.3万，死亡率为11.8‰(1958年为8.8‰)；1960年死亡人数29.1万人，死亡率为11.5‰；1961年死亡44.4万人，死亡率为17.5‰(1962年回落到8.5‰)。(宋则行主编：《中国人口》辽宁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53页)

吉林省1959年死亡17.4万人，死亡率为13.4‰(1958年为9.1‰)；1960年死亡10.1万人，死亡率为10.1‰；1961年死亡16.9万人，死亡率为12.0‰(1962年回落到10.0‰)。(曹明国主编：《中国人口》吉林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104页。)

黑龙江省1959年死亡20.7万人，死亡率为12.8‰(1958年为9.1‰)；1960年死亡18.4万人，死亡率为10.5‰；1961年死亡20.6万人，死亡率为11.1‰(1962年回落到8.7‰)。(熊映梧主编：《中国人口》黑龙江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118页。)

江苏省1959年死亡62.19万人，死亡率为14.55‰(1958年为9.40‰)；1960年死亡78.59万人，死亡率为18.41‰；1961年死亡56.63万人，死亡率为13.35‰(1962年回落到10.36‰)。(杜闻贞主编：《中国人口》江苏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113页。)

浙江省1959年死亡27.91万人，死亡率为10.81‰(1958年为9.15‰)；1960年死亡30.39万人，死亡率为11.88‰；1961年死亡25.84万人，死亡率为9.84‰。(王嗣均主编：《中国人口》浙江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115页。)

江西省1959年死亡25.30万人，死亡率为13.01‰(1958年为11.34‰)；1960年死亡32.01万人，死亡率为16.06‰；1961年死亡23.28万人，死亡率为11.54‰。(马巨贤、石淵主编：《中国人口》江西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108页。)

福建省：1959年死亡11.95万人，死亡率为7.88‰(1958年为7.46‰)；1960年死亡23，89万人，死亡率为13.3‰；1961年死亡18.81万人，死亡率11.89‰(1962年回落到8.23‰)。(傅祖德、陈佳源主编：《中国人口》福建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第100页。)

山东省1959年死亡98.5万人，死亡率为18.19‰(1958年为12.77‰)；1960年死亡124.8万人，死亡率为23.60‰；1961年死亡96.6万人，死亡率为18.49‰(1962年回落到12.35％)。(吴玉林主编：《中国人口》山东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150页。)

河南省1958年死亡62.8万人(此前每年死亡人数在50-60万之间)；1959年死亡70.2万人；1960年死亡190.8万人；1961年死亡人数回落到48.9万人。(貊琦主编：《中国人口》河南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106页。)

湖北省1959年死亡46.04万人，死亡率为14.50‰(1958年为9.54‰)；1960年死亡67.03万人，死亡率为21.19‰(1961年回落到9.19‰)。(谭宗台主编：《中国人口》湖北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106页。)

湖南省1959年死亡478479人，死亡率为12.99‰(1957年为10.41‰)；1960年死亡1068118人，死亡率为29.42‰；1961年死亡618470人，死亡率为17.49‰(1962年回落到10.23‰)。(毛况生主编：《中国人口》湖南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138页。)

广东省1959年死亡43.51万人，死亡率为11.74‰(1958年为9.13‰)；1960年死亡59.36万人，死亡率为15.12‰；1961年死亡40.54万人，死亡率为10.67‰(1962年回落到9.32‰)。(朱云成主编：《中国人口》广东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120页。)

广西壮族自治区1959年死亡383952人，死亡率为17.49‰(1958年为11.74‰)；1960年死亡644770人，死亡率为29.46％；1961年死亡422201人，死亡率为19.50‰(1962年回落到10.25‰)。(黄贤林、莫大同主编：《中国人口》广西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112页。)

四川省1958年到1962年，5年中平均每年死亡231.62万人，年平均死亡率为34.03‰。死亡人数最多的1960年，达到364.74万人，死亡率为59.97‰(1963年以后的13年间死亡率回落到年均10.38‰，年均死亡81.58万人)(刘洪康主编：《中国人口》四川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120页。)

云南省1958年死亡44.20万人，死亡率为21.62‰(1957年为16.29‰)；1959年死亡34.34万人，死亡率为17.96‰；1960年死亡49.98万人，死亡率为26.26‰(1961年回落到11.85‰)。(邹启宇、苗文俊主编：《中国人口》云南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172页。)

贵州省1959年死亡35.03万人，死亡率为20.28‰(1958年为15.26‰)；1960年死亡88.62万人，死亡率为5233％；1961年死亡38万人，死亡率为23.27‰(1962年回落到11.64‰)。(潘治富主编：《中国人口》贵州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134页。)

陕西省1958年死亡19.99万人，死亡率为11‰(1957年为10.3‰)；1959年死亡23.58万人，死亡率为12.7‰；1960年死亡23.52万人，死亡率为12.3‰(1961年回落到8.7‰)。(朱慧珠主编：《中国人口》陕西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124页。)

宁夏回族自治区1958年死亡27936人，死亡率为14.98‰(1957年为11.06％)；1959年死亡31825人，死亡率为15.82‰；1960年死亡29331人，死亡率为13.90‰(1961年回落到10.71‰)。(常光主编：《中国人口》宁夏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110页。)

甘肃省1958年死亡272455人，死亡率为21.11‰(1957年为11.32‰)；1959年死亡230375人，死亡率17.47‰；1960年死亡538479人，死亡率为41.46‰(1961年回落到11.47％o)。(苏润余主编：《中国人口》甘肃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120页。)

青海省1958年死亡27905人，死亡率为12.99‰(1957年为10.40％)；1959年死亡40216人，死亡率为16.58％；1960年死亡103582人，死亡率为40.73‰；1961年死亡26872人，死亡率为11.68‰。(翟松天主编：《中国人口》青海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124页。)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959年死亡115992人，死亡率为18.84‰(1958年为13‰)；1960年死亡104618人，死亡率为16.67‰(1961年回落到11.71‰)。(周崇经主编：《中国人口》新疆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第108页。)

(作者系国防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9年第5期　国民党在大陆“二五减租”的失败　作者：杨天石

北伐后，国民党宣布其农村政策：“改良农村组织，整理耕地，制定最高租额之法律，增进农人生活。”其城市政策是“颁布劳工法及工厂保护童工及女工。”1926年10月，北伐军进军湘、鄂期间，为动员农民支援北伐，国民党在广州召开有大量左派参加的中央和各省区代表联席会议，通过《最近政纲》，规定“减轻佃农田租百分之二十五”，减轻农民负担，统称“二五减租”。孙中山生前说过，农民“由很辛苦勤劳得来的粮食，被地主夺去大半，这是很不公平的”，“我们应该马上用政治和法律来解决。”1926年的“二五减租”方案可以说是孙中山上述思想的具体落实。当时各方，包括中共在内均无异议。但是，它仍然是一个温和的改良主义方案。同年底，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会议，以极其严厉的口吻批评中共在土地问题上软弱，要求立即以激烈手段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1927年春，部分中共领导人接受共产国际的意见，着手按国际要求开展农民运动，以致在中共和国民党内部都出现分歧，形成左右两派的对立。同年，蒋介石等在江浙地区发动“清党”，成立国民政府。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继续标榜实行“二五减租”。1927年5月，国民政府颁布《佃农保护法》，规定“佃农缴纳租项不得超过所租地收获量百分之四十”，“佃农对于地主除缴纳租项外，所有额外苛例一概取消”，“佃农对于所耕土地有永佃权”。根据这些精神，湖南、湖北、江苏都曾制订过相应条例，但是，真正实行过的只有浙江省。

1927年国民党“清党”后，浙江党政联席会议曾公布《最近政纲》，宣称“减轻佃农佃租百分之二十五，遇有重灾歉时，更得酌量减轻之”。1928年，浙江省主席何应钦等人认为：“佃农终岁勤劳，三餐难得一饱；业主一次投资，子孙坐收其利。事之不公，无逾于此。”同年由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和省政府联席会议通过《浙江省十七年佃农缴租章程》，规定“正产物全收获百分之五十为最高租额”，“佃农依最高租额减百分之二十五缴租”。这样，佃农只须向地主交纳收获量的百分之二十五，自己则可得百分之七十五。《章程》同时规定：“副产业之收入，概归佃农所有。”《章程》一方面对地主撤佃作了比较严格的规定，但另一方面也限制佃农“不缴租”。同时颁布的还有《工业理事局暂行章程》，规定省、县两级设佃业理事局，由省县党部、省县政府、省县农民协会等三方组成，处理农民和地主之间出现的纠纷。省党部在处理佃业纠纷决议案中声称：“浙江省本年佃农缴租实施条例，绝对不含妥协性。”“土豪劣绅、恶田主及农人中之地棍、流氓，仍其本来面目，而有挟制压迫他人之行为者，治以反革命罪。”既反对土豪劣绅、恶霸地主，也反对农民中的所谓“地棍、流氓”，力图不偏不倚，站在中间。1929年2月，国民党浙江全省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及决议案，继续声称实行减租。会后举行常务委员会，决定会同省政府，成立缴租章程讨论委员会，讨论施行办法。

浙江省的“二五减租”幅度较大，佃农实际所得远大于地主，因此，自始即受到城乡地主阶级的强烈反对。1928年10月，董士钧等以永嘉城乡全体等众名义上书，指责减租之举“苦乐不均，倒置主佃名义”。11月，董松溪等以浙江全省公民代表名义上书，指责浙江省党政两方“高坐堂皇，罔知民间情状”，“自党部至处理佃业各机关，以逮于各农协会，均为恶化、腐化、无产暴民所占据”，“中小地主生平千辛万苦，粗衣恶食，齿积蝇头，购得薄田数亩，或数十亩，藉为一家数口或数十口养生之资者，莫不俯首帖耳。”同月，永嘉城区业主上书，指责佃业理事局“每袒于佃方，致业主所得不及佃农十之二三，不平太甚，众怨沸腾”。1929年2月，永嘉李芳等上书，攻击“永嘉近日农运，已人阶级专制状况，流毒所至，中等之家立见倾覆”。同月，叶清等上书，声称“二五减租原为调剂劳资冲突，实行阶级调和民生主义，应从全民利益着想。民等弱小业主，似此横受佃农非法压迫，心何以甘”。3月，叶何氏等上书称：“受佃农之压迫，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夫岂训政时期实现民生主义之良象!”同月，屈映光、张载阳、吕公望、周凤岐联名上书，攻击浙江所订缴租章程“尚欠平允”，“共党乘机捣乱，勾结土匪、流氓，借减租问题向业方肆行抢掳，杀人烧屋，大祸频乘，势急倒悬。”上述四人中，屈映光是北洋政府大官僚，张载阳曾任浙江省省长、北洋政府时期的陆军上将；吕公望原为光复会会员，担任过广州军政府参谋部长；周凤岐原为孙传芳所部师长，向北伐军投诚后被任命为军长，曾任国民党浙江省政治分会临时主席。他们的联合上书，反映出浙江城乡地主、官僚、士绅对“二五减租”及其相关规定的强烈不满。

在城乡地主、官僚、士绅的强烈反对下，浙江省政府当局终于坐不住了。1929年4月，浙江省政府继任省主席张静江等人以“纠纷迭起”，“政府税收逐年减少”为理由提出：

本省自前年试办二五减租办法以来，佃业两方纠纷迭起，微特无成效可言，又井深受其害。初则佃农因收获多寡之争执起而抗租，继则业主因减租影响收入，将田亩收回自种，纷纷撤佃，于是佃农之强悍者又群起反抗撤佃，往往霸佃不让，而懦者即缘此失业。各地方凡遇此项情事发生，即有地痞、流氓从中把持唆煽，甚至土匪、共党，亦即乘机骚扰，以此种种原因，遂致佃业两方之生计。并皆不得安定。不独佃农与地主不能合作，共谋农业生产之发达，且田价暴落，社会经济发生急激之巨变，影响所至，竟致政府税收逐年短少，尤以田赋为甚。

浙江省政府委员会随即召开会议，认为减租办法“洵属有弊无利”，决定暂时取消，此后田租多寡，由佃业双方根据《佃农保护法》关于租额不得超过收获总量的40％范围以内，自行协定。这样，佃农应缴租额就又较此前的百分之二十五提升了。

浙江省政府的决定受到强烈反对，浙江许多国民党员、农会及其工作人员纷纷呈文国民党浙江省党部——

武义县党务指导员胡福指责浙江省政府：“违背革命原则，莫此为甚。此等消灭民众对本党之信仰的议案，如不予以纠正，党国前途，何堪设想!”

国民党鄞县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赵见微分析说：二五减租，浙江推行已经两年，成效渐著，基础已立，纠纷所在，源于“土劣地主之反动”。“此后凡属革命建设，谁能保无纠纷，一遇纠纷，即行取消，则所有革命建设必致无从进行”。他责问说：“与其空言积极，继续剥削佃农以增肥地主，何如实行政纲，努力解放佃农以取信国民?”

余姚县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萧显称：此事缘起，在于“土劣因租既被减，心犹未甘”。他谴责浙江省政府的决定有“四不通”、“二不法”，声称这一决定“摧残农运姑置不论，其如农民将对党失却信仰何”!

国民党萧山县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周旦充分肯定二五减租的“伟大作用”，认为它可以“培养农民自修之抵抗力，消灭土劣压迫农民之凭借”。他表示：浙江农民“因得本党之扶植，始稍稍有反抗之表示”，国民党应该继续前进，彻底解决“佃业两方之纠纷”。他担心，国民党的政策自此改变，“拥护农工诚恐转为压迫农工”。

浙江省杭县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李尹希指责省政府的决定，不啻推翻本党最高权力机关之决议案，是“撕碎本党之政纲政策反革命之行为”。

海盐县党务指导委员顾佑民称：二五减租“为解放农民第一步，本党必须继续努力”。

佃农代表涂侠等十人要求浙江省党部：不可因困难而中辍，不可因噎而废食。

萧山国民党员陈荫楠要求浙江省党部出面纠正，呈文称“党部为最高机关，省党部固具监督省政府权。而今省政府取消减租，违背政纲，大冒不韪，应直起纠正”。

这些呈文，维护原定的二五减租方案，激烈抨击浙江省政府，反映出广大农民和不少国民党浙江基层工作人员的心声。

鉴于广大党员纷纷反对浙江省政府的决定，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召开常务委员会讨论。会议认为二五减租为党政双方共同决议，不能由省政府单方取消，且亦与国民政府所颁布之《佃农保护法》大相刺谬。常务委员会朱家骅等人向浙江省政府提出《复议理由书》，要求开会复议。《理由书》首先提出：国民革命必须“首先解放农民”，“以农民运动为基础”；“党的政策，须着眼于农民本身之利益”。接着，《理由书》陈述“二五减租”和孙中山倡导的“耕者有其田”政策之间的关系：“土地问题为民生主义之基础，而农田问题又为土地问题之主要部分。农田问题设无适当之解决，则整个社会问题亦不能解决……总理遗教，实欲于最短期间内促进耕者有其田，而二五减租实为实现平均地权之捷径。二五减租之基本观念，诚为解放农民之最低限度之政策。”《理由书》批驳浙江省政府“由业佃双方自订缴租数量”的决议案，“实不啻驱农民于水深火热之境，使任受地主之蹂躏”。《理由书》要求按照孙中山的遗教，“对抗税者加以没收土地之处分”，认为这样做，“迟以五年，则土地泰半将为农民所有”。月23日，浙江省政府复函浙江省党部，拒绝复议。《杭州民国日报》在省党部的支持下，大量刊登社评和各地反对取消“二五减租”的文电。张静江认为该报“妨碍省政府政策之推行，并损及省政府之威信，影响所至，尤关治安”，向该报提出警告。注”继即勒令停刊，逮捕该报主笔。

4月27日，朱家骅与另两位常委叶溯中、陈希豪联名向国民党中央党部申诉。朱等充分肯定浙江实行二五减租以来的成绩：“二年以来，因该项决议案之实行，浙省农村经济，率较他省安定，自耕农之逐年增加，农村小学学童之激进，工商业以农民购买力增加而繁盛等，皆为不可掩之事实。”朱等严厉指责浙江省政府的做法只能引起“各地贪污豪绅之益肆凶焰，贫苦农民之剥肤及髓”，“农村经济之破产失业者之繁多，社会各阶级之日趋尖锐化”，以致“影响于整个社会之秩序”，为共产党的发展提供“好机会”。《理由书》称：“以此而言民生，则日驱一千六百余万农民于绝境；以此而言建设，则徒增多一般贪污豪绅之--发财机会，构血花于白骨之上，以为伤心惨目之点缀品。此种举措，在各国专以驱骗贫苦民众、延缓资产阶级之寿命为职责、主张社会政策者亦不屑为，况夫实行三民主义，以冀达到世界大同之本党!”注”朱等要求国民党中央迅速采取措施，纠正浙江省政府的错误决定。呈文称：“若中央对于浙江省政府此种违反党义党纲，僭越职权，以驱浙江千余万农民于绝境之取消二五减租不迅予纠正，严厉取消，则本党之所谓主义，所谓民生，将毋如屠人念佛，为本党仇敌所讪骂鄙夷，本党同志所疾首痛心。党国之威信无存，总理之遗教安在!”在浙江省党部向国民党中央申诉的同时，萧山县农民协会整理委员会也同时致电，表示将“率全萧三十万农民誓死力争”，并公推代表三人到南京请愿。

国民党中央接到浙江省党部和浙江省政府双方的呈文后，于5月2日召开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常务会议，决定接受戴季陶建议：1　核准浙江省政府的要求，取消《二五减租暂行办法》，但认为浙江省政府只是因实行上的困难而暂时停止，并非取消二五减租之原则，要求浙江省政府修正文字，以除误解。2　已实行减租的地方，而又无纠纷者，不得再将租额复旧，以免再起业佃两方的第二次纠纷。3　浙江省政府应于今后两年间，将乡村自治机关组织完全，土地调查办理清楚，并将二五减租之办法规定详密，以便施行。其后，国民党中央派戴传贤赴浙，召集浙江省党部与省政府人员共同讨论，制订《浙江省佃农二五减租暂行办法》和《佃业争议处理暂行办法》，规定“土地收获除副产应全归农民所有外，由业佃双方就各该田亩情形，以常年正产全收获量百分之三七·五为缴租额，自行协定新租约”。在百分之四十和百分之二十五之间，采取了一个折中的百分比。

可以看出，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与浙江省政府的矛盾是“清党”后国民党内两种力量之间的一次角力，实际上是坚持还是否定孙中山的“扶助农工”政策的斗争，也是南京国民政府是否真正贯彻其社会改良主义路线的重要考验。国民党中央党部虽然在口头上表示要坚持“二五减租”，但在实际上支持的却是浙江省政府的“取消”办法。这就表明，国民党的政策正在向地主阶级倾斜，其改良主义路线正在弱化。当时，浙江省政府委员陈布雷发表文章称：“实施减租之际，断不可含有片面的示惠佃农之观念。换言之，不能于二五限度以外，使田主再有所牺牲。”注”陈的言论明显地表现出袒护城乡地主阶级的态度。但是，浙江城乡地主阶级仍不满意。1931年11月，乐清县郑迈等53人致电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国民政府，继续指责二五减租办法“适以奖励惰农，生产力因之骤减，纠纷又日甚一日”。同月，乐清徐可楼等51人具呈，认为“劳资合作，阶级乃能化合，而社会秩序始得维持。今平日感情极融洽之业佃双方，因减租各趋极端，已足影响治安”。12月，乐清里长卢选臣等上书，认为二五减租使业佃双方“争长竞短，各不相让，因此发生绝大冲突，阶级斗争已成不可免之事实”，“绝对有弊无利”。1933年，上虞县糜虞封等控告该县农会干事“额外减租，煽获佃农，抗租不缴”，国民政府居然批示：“应向该省主管机关呈诉。”

在地主阶级的强大压力下，浙江省的二五减租运动逐渐成为具文。全省八十多县中，只有少数县的部分区、乡有所动作，大多数县份仍是一潭死水，不见波纹。浙江省之外，其他各省均未实行，大部分省份连装模作样的减租条文都没有。国民党仅存的改良主义火星只是闪烁了一下，就灰飞烟灭。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重提二五减租，然而，死灰难以再燃，连些微的火星也难以见到了。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徐庆全)

2009年第5期　“4821”苏修特务案　作者：韩　磊

说起“4821”，不知内情的人大概会以为是一个秘密工厂或代号工程，其实不然。

1948年9月，为了给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准备建设人才，经党中央批准，由东北局选送21位“根正苗红”的年轻人去苏联学习科学技术。“文化大革命”期间，这21个中共高干和著名烈士的子女一个不漏地被立案为“4821苏修特务案”，“坐牢的坐牢，隔离的隔离，受尽了苦难和折磨”(崔军语)。近日，笔者走访了这21位成员中的谢绍明和崔军，荒唐的“4821苏修特务案”在眼前逐渐清晰起来。

1948年8月，东北局负责选送21位中共高干和著名烈士的子女赴苏联留学。他们是：罗镇涛(罗炳辉之女)、邹家华(邹韬奋之子)、谢绍明(谢子长之子)、叶正大(叶挺之子)、叶正明(叶挺之子)、任湘(任作民之子)、刘虎生(刘伯坚之子)、林汉雄(张浩之子，林彪之侄)、罗西北(罗亦农之子)、任岳(任铭鼎之女)、叶楚梅(叶剑英之女)、贺毅(贺晋年之子)、崔军(崔田夫之子)、项苏云(项英之女)、李鹏(李硕勋之子)、张代侠(张宗逊之侄)、朱忠洪(王稼祥义子)、萧永定(萧劲光之子)、江明(高岗外甥)、高毅(高岗之子)、杨廷藩(杨琪之子)。

这21个年轻人，19人是中共党员，根据上级要求成立了一个党支部，谢绍明、李鹏、崔军为支部委员。时年22岁的谢绍明早在红军时期就参加了革命，13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21人中年龄最大、资历最深的一位，因此被指定为这个“特别”党支部的书记，支部直接归东北局领导。

据谢绍明和崔军回忆，8月下旬，在他们21个人赴苏之前，中共东北局在哈尔滨国际俱乐部为他们开了一个饯行会，时任东北局领导人的高岗、林彪、陈云、李富春悉数参加。在这个饯行会上，东北局副书记李富春代表党组织讲话，对这21个人出国学习提出了希望和要求，并明确了三条纪律：其一，必须刻苦学习，圆满完成学业；其二，专业学习，要根据祖国建设的需要选择；其三，留学期间，要集中精力学习，不准谈恋爱。

崔军少将离休前曾任武警水电指挥部副主任兼参谋长，他至今清晰地记得，在讲到第二条纪律的时候，东北局领导高岗、林彪曾明确对他们说：你们的父辈打了一辈子江山，抛头颅、洒热血，现在，新中国成立只是迟早的事了，用不着你们再打仗了，你们每个人都要学好技术，成为我们自己的专家，政治、军事就不要在苏联学了

1948年9月2日，21个“红孩儿”乘火车离开哈尔滨前往苏联。9月21日，他们来到了苏联首都莫斯科。不久，21个人被安排到距莫斯科300多公里的伊万诺沃城补习俄语，直到1949年7月。

1949年9月前后，赴苏留学的21个同学分别进了不同的大学，慎重选择了自己的专业，正式开始了在苏联的大学学习生活。罗西北、李鹏、崔军、林汉雄、贺毅等5位同学人莫斯科动力学院学习水电；晚一年进入莫斯科动力学院的萧永定选择了电机系；邹家华、刘虎生、张代侠等报考了莫斯科鲍曼工学院；叶正大、叶正明、朱忠洪等选择了莫斯科航空学院；杨廷藩、任岳、罗镇涛等报考了莫斯科财经学院；项苏云考入了莫斯科纺织学院；任湘进入了莫斯科地质学院；谢绍明、江明报考了莫斯科农学院；叶楚梅进入了莫斯科大学。

在之后的4到5年时间里，除2位同学因病提前回国之外，其他的19位同学都以优异成绩完成了在苏联的学习任务，于1954年前后先后回到已于1949年10月1日成立的新中国效力。然而，谁也无法预料的是，就是这样一个“根正苗红”的“4821”群体，竟然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成了一个大大的“问题”。

“我们21个人回国后，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为党、为国家工作了十多年，谁知道‘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我们全都倒了霉，‘4821’被打成了‘苏修特务案’，我们这些人坐牢的坐牢，隔离的隔离，受尽了苦难和折磨，无一幸免。”2009年年初的一天，已届八旬的崔军将军对笔者说起那一段已经过去了30年的噩梦般的岁月，悲愤之情依然溢于言表。

“4821”21人当中，“文革”期间受罪最大的是罗亦农之子罗西北——一位卓越的水电专家。

水电系统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文化大革命”狂飙突起的时候，罗西北正在以总工程师的身份领导建设黄河刘家峡水电站。他全身心扑在自己钟爱的工作上，无论道德品质还是工作业绩都让造反派无懈可击。因此，“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罗西北没有被贴过一张大字报，成了当时刘家峡工程局唯一幸免的领导干部。

可是，1968年6月，罗西北突然成了“隐藏最深最深的阶级敌人”，批判他的大字报一夜之间贴满了刘家峡工程局的大院。之后，他被勒令去打煤砖、挖臭水沟，甚至被支使去打扫女厕所以羞辱他的人格。再后来，罗西北被关押在单间的“牛棚”里，被勒令交代二三十年前经历过的每一件小事，诸如在东北做地下工作时每一次发报的电报内容。达不到目的，专案组的人便反复地折磨和摧残他。他们把关押他的那间“牛棚”的窗户用牛毛毡钉死，把小单间变成了黑屋子，吃喝拉撤睡都不准出屋。就这样，一条铁骨铮铮的汉子被打倒了：罗西北的身体垮了，精神也到了崩溃的边缘，甚至出现了神经反应症状……

崔军是土地革命时期陕北农民领袖崔田夫之子。“文革”开始的时候，他在黄河青铜峡工程局任副总工程师兼质量处理办公室主任。“文革”开始后，由于一大批老同志和业务骨干被打倒，青铜峡工程整个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用崔军的话说，青铜峡的“革命”形势和全国一样，一天比一天“好”，生产形势也和全国一样，一天不如一天。

1967年7月24日，青铜峡工程局的两派“革命”组织“联总”和“工司”在青铜峡黄河大桥发生武斗，一青工在夺取火车头的“战斗”中不慎掉下来被火车轧死。事后，崔军去看望了这位青工的父亲，一位老浇注工人，并说了几句安慰的话。让崔军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那个年月，许多人失去了正常思维，他的几句安慰话竟变成了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铁证。次日清晨，“打倒杀人凶手幕后策划人崔军”的大标语贴了出来。几天后，除了“杀人凶手”外，崔军又被戴上了“苏修特务”的帽子，他“还没弄懂是怎么回事，就已经被稀里糊涂地推到了人民群众的对立面，变成了人民的敌人。”(崔军语)

1967年7月底的一个晚上，大概10点多钟，崔军的家门被叫开，一群戴着“造反”红袖章的人蜂拥而入，指着崔军的鼻子大骂“杀人犯”、“苏修特务”。随后，他家中的技术资料和从苏联带回来的书籍、毕业证书、生活照片及笔记，被革命小将撕的撕，摔的摔，扔了一地。崔军在苏联和外国学生、外国教师的合影照，他在黑海休假时和同学一块游泳、晒太阳的照片，成了他里通外国、生活腐化、搞特务活动的罪证。珍贵的技术资料和文艺书籍被销毁，照片和纪念品被抄走。崔军被关进牛棚，失去了自由。

之后，他每天胸前挂着重达二十多斤写有“杀人犯、苏修特务崔军”的大铁牌，戴着二尺多高、用15圆钢筋做成的高帽子，穿着纸糊的写着各种侮辱人格的词语的衣服游街，被人拳打脚踢，用指头粗细的钢筋棍抽，受尽了屈辱，吃尽了苦头。造反派扣发了他的全部工资，每天只给一毛钱吃饭。一毛钱，崔军天天只能吃个半饱，还要去干重体力活，打风钻、搬水泥……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了两年之久。

和罗西北、崔军大同小异，“4821”的其他人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折磨和摧残。谢绍明在沈阳被隔离审查，每天就是两件事：干重体力活，接受批斗，饮食上只能吃窝窝头和咸菜；邹家华被关押在“牛棚”里，大夏天不给水喝，逼得他只能在吃完饭洗碗的时候趁人不注意偷喝洗碗水；朱忠洪在长春被打成反革命，在“文革”结束前后来到北京，不幸失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那么，“4821苏修特务案”究竟从何而来呢?

据崔军介绍，对于“苏修特务”这顶帽子，当时正在青铜峡“钻山沟”的他和其他受灾受难的“4821”成员一样，起初以为这只是空穴来风，那些人闹腾一阵子可能也就没劲了。但后来从多次批斗和不断有人来进行的外调中，他才知道这件事绝对非同小可。事过境迁之后，这些当时被蒙在鼓里的21位当事人才知道，原来，“4821苏修特务案”是中央三办立案的大案，而且是由康生亲自抓的，把罗西北、崔军等人抓起来的指令也是康生等人亲自下达的。

谢绍明认为，“4821”成为一个问题，大背景是上世纪50年代末期以后，中苏交恶，直至后来彻底断绝来往，使得众多留苏人员无辜受到牵连，成了不被信任的对象。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则是“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企图借助整治罗西北、邹家华、李鹏等人，达到其攻击、加害周恩来、叶剑英等开国元勋的罪恶目的。

“4821苏修特务案”最终得以平反已是1982年的事了。

据经手平反此案的中央组织部原副部长曾志回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80年6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给时任中组部部长的宋任穷送去了一份胡耀邦的亲笔批件，让中组部考察了解所列名单上21位同志的情况。并于1981年1月17日再次批示，要“中组部同他们(21位同志)的上级联合起来考察一下”，“对他们适当安排”。在胡耀邦的亲自过问下，中组部于1982年1月向胡耀邦和中央书记处写出了报告，认为“所谓‘4821苏修特务案’纯属冤假错案”，并宣布给予“平反”。加在21位同志头上的不实之辞被全盘推翻，但他们身心所经受的折磨和摧残，连同他们被耽误的岁月，以及给国家造成的巨大损失，却永远无法弥补了。

在胡耀邦的亲自过问和批示下，除失踪的朱忠洪外，其他20位同志都得到了适当的安排和使用。截止到1981年底，20位“4821”成员中，提任部长的1人，担任副部长或相当职务的3人，副部级后备对象2人，担任司局级职务的7人，准备提拔为副局级的1人，处级干部3人，工程师2人，一般干部1人。

“虎毒尚不食子。这些人个顶个的根正苗红，不是高干子女，就是革命烈士的后代，绝对是这个党、这个国家最靠得住的依靠力量，结果‘文化大革命’连他们都不放过。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文化大革命’是何等的灾难和荒谬啊!”李锐曾任原水电部副部长，与罗西北、崔军、李鹏、林汉雄等人自1954年起就有了交往，对“4821”半数以上的人都比较熟悉，对“4821苏修特务案”的来龙去脉十分清楚。2009年3月5日，在跟笔者谈起这桩陈年旧事的时候，老人感慨万千地说了上述这段话。

(作者系《水利水电工程报》记者)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9年第5期　普世价值不可一概否定　作者：高占祥

我在良渚论坛的致辞里提出，学术讨论要畅所欲言，无拘无束。这一点我们做到了，所以论坛很生动。

这次许多同志谈到普世价值。对这个问题，我没有专门研究，但也可以讲几点看法。第一是，普世价值是客观存在的；第二是，普世价值不可一概否定；第三是，发生争论时，要正确对待不同意见。

所谓人以群分，是指差异性。但是，人与人、族群与族群、阶级与阶级，以及东西方，差异之外，还有同一性。过去对同一性讲得很不够。人类是有共同理想的。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可以看作人类的共同价值。也因此才有“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这也是我们提倡“和谐”的前提。所以，普世价值客观存在。不能因为有人以自己所主张的价值或者某个地方的价值号称“普世价值”而一概否定普世价值的客观存在。根本上否认普世价值，也不利于我们借鉴吸收国外先进的思想和先进的机制，不利于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因为你把前提否定了，等于把交流和对话的基础也否定了。势必导致“文化相对主义”，也不符合中央的改革开放政策。

我尤其想讲一下正确对待不同意见。发生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但我不主张在发生此类问题时采取压制、戴帽子甚至政治威胁的方法。还是应该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对待不同意见大致有以下三种态度。第一种是“党同伐异”，你不同意我的，我就办你。就是孔子所说的“小人同而不和”。这在中外历史上都不鲜见。第二种是“求同存异”。这比前一种，进了一大步。我们现在奉行的就是求大同存小异。但我觉得，上述两种之外，还有一个根本态度问题，我个人认为可以称为一种境界，就是“敬其所异”。你有不同的意见吗?你有不同的观点吗?我首先表示尊重。而且，这种尊重还表现为我尊重你的言论自由，表达自由，并且反对压抑你的不同意见。为什么要这样，一是因为意见虽然不同，但大家是平等的。在学术问题面前谁也不能居高临下。二是因为没有不同意见的讨论就没有学术的进步。同样，无论个人还是集团，没有对手、没有竞争者也不会进步。所有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对手”。因此我说的“敬”字，是很真诚的。当然对于领导者，尊重不同意见，还是一种雅量，一种民主风度。

完全相同的东西，一万个加起来，还是一个东西。事物的发展，就是在同与不同的创新当中发展的。我记不清楚，哪位哲人讲过这样一句话：美好的东西是光明和阴影组成的。我对这句话很欣赏。因为我是搞摄影的，我知道如果都是一片光明，没有影，那就不叫摄影，顶多叫照相。你想，这张照片上全是一片光明，没有影，能够构成一张美好的图画和美好的作品吗?

世间任何美好的事物，恐怕都是由光明和阴影组成的。社会的进步也是由光明和黑暗两种力量从不同角度推动的。我们只有包容不同的意见和不同的观点，才能相互撞击相互吸纳相互融合，在融合中筛选，在筛选中升华，不断走向新的境界。

总之，我们对待不同的学术，对待不同的观点，都要心平气和地进行讨论。争议是有益的，不同意见和不同观点是需要善待的，只有保持这样宽松的心态，从容的心态，才能从不同意见、不同观点中吸纳有益的因素，才有助于我们认识的升华。

(本文为高占祥同志在中华文化与普适价值讨论会上的讲话，根据录音整理)

2009年第5期　社会主义的世纪遗产　作者：应克复

一

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后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经历了统一、分裂、再走向合作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民主社会主义及其社会民主党的统一时期，或称国际工人运动统一时期。时间是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的第一次世界大战。1869年起，欧洲很多国家先后成立了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的指导思想当时通称社会民主主义。马克思当时也同意使用“社会民主主义”的提法。李卜克内西的经典解释是“未来将属于以民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和以社会主义为基础的民主。”说明两者互为基础、不可分离。1876年第一国际解散。1889年各国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又组成第二国际，继续为社会主义而奋斗。

第二阶段：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的分裂与对立时期。时间是第三国际成立(1919年)至苏联解体(1991年)。总的来说，共产党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经历了大起大落：曾经有过辉煌的成就，但继而无不遭受重挫，不得不改道易帜，谋求新路。社会民主党经二次世界大战的考验，阵容不断壮大，在许多国家纷纷上台执政，其影响超越西欧地区，在国际舞台上，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力量。

一次大战爆发后，由于对战争看法的分歧致使第二国际分裂。1919年3月，以列宁为首的共产党成立了第三国际(共产国际)。1923年5月，以伯恩斯坦与考茨基为代表的右翼和中派的社会民主党人成立了“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从此，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出现了互相对立的两个国际组织。1949年，中国革命与其他一些国家革命的胜利，世界范围内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其领土、人口和工业总产值都约占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一。此时期社会民主党在世界范围内共有34个，有德、英、法、瑞、丹等十几个社会党在竞选中先后上台执政或联合执政，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从1949年到1991年苏联剧变，40多年间双方继续对峙。共产党最辉煌时曾发展到150个左右，执政的有16个。由于体制的缺陷与执政中的重大失误，致使1989年到1991年，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垮掉了11个，出现了严重的败局。而此时期社会民主党得到稳步、快速的发展。1951年，社会党国际成立。二次大战后，先后有40多个社会党上台长期执政，且效果显著。此时期社会民主党由欧洲扩展到世界五大洲。至1991年社会党已达151个、至2003年，已达169个。社会民主主义的旗帜遍及全球。苏东剧变后，原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绝大部分改名换姓，转变为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还有一些西欧共产党也改名为社会民主党。

第三阶段：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的和解与合作时期，时间是20世纪的80年代至今。1976年社会党国际十三大后，社、共两党超越意识形态障碍，开始对话与合作。1991年苏东剧变后，更进入了密切合作的新阶段。特别对于共产党，总结对立时期的经验教训，认识到社会民主党是值得共产党人借鉴学习的朋友，应求同存异，加强合作，共同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二

两种社会主义，经过一个世纪实践的考验，一衰一兴，其中所包含的历史经验教训，是人类的世纪遗产，是值得研究的重大课题。

这里仅提出几个问题。

一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是“暴力革命”还是“和平过渡”?这是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长期争论的重大问题。如果将其中一种方式作为获得国家政权与争取社会主义的绝对模式，这种思维方式并不可取。无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都没有加以绝对化。“暴力”还是“和平”，不应当从革命政党的主观偏好出发，而是取决于各国的实际情况，具体地说，取决于统治者的统治状况。如果有和平的可能应当以最大的努力去争取这种可能的胜利。暴力是不得已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斗争方式。在已经有了健全民主制的社会里，依然鼓噪暴力，可能会被当作笑谈。我们不应当崇拜暴力，迷恋暴力，但如果以和平的方式争取基本权利的道路被统治者全都堵塞，难道我们只能在无限止的忍受中等待死亡!所以，反抗权、革命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当然，只有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启用这一权利。恩格斯晚年(1895)所声明的关于不放弃“革命权”的遗训，大概也出于这一考虑吧!《独立宣言》(1776)也特别声明这一权利：“当一个政府恶贯满盈、倒行逆施、一贯地奉行着那一个目标，显然是企图把人民抑压在绝对专制主义的淫威之下时，人民就有这种权利，人民就有这种义务，来推翻那样的政府，而为他们未来的安全设立新的保障。”过去我们只强调“暴力革命”，视“和平过渡”为修正主义。现在也不能走向另一极端。毕竟任何人都不可能向我们担保：人类在今后将永不出现恶贯满盈、倒行逆施的暴政。从这一意义上说，所谓“告别革命”一说是欠妥的。

二是怎样对待资本主义民主制?是粗暴的否定还是理智地继承，这是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更深层次的分歧了。从阶级观点出发，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民主制不可能作出肯定性的评价。他告诫工人，“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个“现成的国家机器”，就是资本主义民主制。列宁更是大贬资本主义民主制，把它说得一无是处，并声称，“无产阶级民主比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此点对中国党影响很大。20世纪的中国，大约整整50年间，无产阶级专政大行其道，对资本主义民主制一直缺乏理性的审视和客观的评价。其结果，自由、民主一概封杀。至80年代，自由仍作为是资产阶级的专利，横加挞伐；而专政才是无产阶级的，一再坚持而且时有强化。民主社会主义呢，它的成功，它的崛起，恰恰是依凭于资本主义民主制。首先，资本主义民主制容纳了社会民主党这个非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的存在；其次，这个政党享有与其他政党平等的资格加入竞选的行列，作为选民们自由选择未来政府中执政的对象；第三，社会民主党执政后，不是“打碎”“现成的国家机器”，即资本主义民主制，而是尊奉这一制度所体现的自由、平等、人权、法治的普世理念，利用这一制度现成的一套规则对国家进行治理。实际上，它也只能按照资本主义民主制的成规施政。它不可能废除选举制，不可能把议会成为一党的工具，不可能抛弃权力分立与政治竞争的基本制度，也不可能以人治取代法治，更不可能剥夺公民的自由，侵犯公民的人权。它所能做的，只能是在资本主义民主制的基础上，推出某些改革措施，引导民主制向完善化的方向发展，以更利于社会民众。对资本主义民主制的两种态度，两种方法所产生的不同后果，作为世纪遗产值得人们深思。当然，在马克思主义者中，在共产党人中，不是没有人对此作出过反省。俄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在他的《政治遗嘱》(1918)中，中共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陈独秀在《我的根本意见》(1940)中，对资本主义民主制都曾作出过中肯的肯定性评价，堪称是两个代表性的例子，只是长期被尘封，无人知晓而已。普列汉诺夫认为，“民主即人民的权力不可能是资产阶级的，也不可能是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民主，即使是打了折扣的，毕竟仍然是民主”。陈独秀也认为，“如果说无级民主与资级民主不同，那便是完全不了解民主之基本内容”。还说，无产阶级民主“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可以这么说，否定资本主义民主制，我们根本无法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

三是在经济基础方面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改造是实行保守疗法还是连根拔除?这是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在确立社会经济制度方面的根本分野。剥夺资本，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这是马克思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主张。对此，共产党建政的国家无不都照此办理。问题是实践的结果如何?答案是：生产力发展的长期停滞乃至遭受破坏，物质财富的严重匮乏，社会的普遍贫穷。实践证明，此种改造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方法是失败的。原因是什么?说复杂些可以写一部专著阐述之；如果用最简单的一句话表述之：那就是劳动者对劳动缺乏兴趣；从农村到城市，从体力劳动者到脑力劳动者，概莫例外。整个社会生产由政府包办，劳动者不过是官家的雇佣劳动者，他们不但与生产资料切断了联系，与生产成果也切断了联系。生产得多与少，生产得好与坏，与他们个人没有联系，无须他们去关心。人性中的自利性被放逐了。人人成了一心为公的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共产主义新人。这当然是虚假的。实际情况是，在公有制加计划经济的体制下，每个人再无条件去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实现自己的梦想与抱负。每个人都被捆死在大锅饭的体制下，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饿不死也吃不好，只能苟安地活着。每个人都成了被动的工具，成了螺丝钉。可悲的是，为了坚持社会主义，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都曾坚守着公有制的一统天下。直到今天，还有人以鄙视的态度将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国家判定为是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呢!理由是：这些国家还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主体。为了认识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必须突破陈旧、僵化的社会主义观念。这种社会主义观念将公有制视为社会主义的神圣原则，至于实践的效果如何倒不加以计较。但是，所有制(不论是公有还是私有)不过是一种手段而已。判断一种所有制之孰优孰劣，姓社姓资，不是看它挂的是什么牌子，而应当看其以什么绩效报效社会：第一，是否能为社会提供日益增多的物质财富；第二，这些财富是否能供全体社会成员合理地共享。对此，社会民主党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们保留资本主义私有制，保留的是经济发展的潜在动力，从而能为社会提供比你们实施公有制的国家提供得多得多的物质财富；有了这丰富的物质财富，政府才可以进行二次分配，调节贫富差别，使全社会共享富裕。这才是人民所需要的社会主义。否则怎能获得人民的普遍支持呢!这种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是：国家不掌控(全部)生产资料，不包办生产经营，但通过税收集中社会财富进行社会主义的再分配。我们因此把它归结为一个公式：生产由你，分配由我。这是民主社会主义成功的秘密。它还使政府省了不少心，大大降低行政成本。这是对马克思空想社会主义的重要修正和对实践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

其实，社会主义的标准不应当狭隘地定位在所有制的性质上，它应当有多项测评标准。如看其公民的权利是否得到切实的保障，看其法纪和伦理规范是否得到普遍遵奉，看其社会财富是否公平分配，看其工农、城乡、体脑劳动与贫富差别是否逐步缩小，看其国家、社会与公民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否和谐。总之，社会主义应当体现在国家的民主与法治，社会的公正与和谐，个人的自由与幸福。这种社会主义的新标准新理念，一方面融合了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另一方面鉴于苏式社会主义的历史教训，对社会主义概念内涵推陈出新，这是对过去长期为之遵循的社会主义模式的超越。

苏联东欧剧变之后，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已成为历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即融入了人类普世价值的康庄大道。

(责任编輯 　　李 晨)

2009年第5期　谁都摆脱不了客观规律的掌控　作者：冯东书

社会上有人在文章中说“劝君少骂秦始皇”，另外又有人在文章中说“劝君少颂秦始皇”。

我倒是觉得对秦始皇不是个“骂”和“颂”的问题，他是一本很丰富的书，能教给我们许多道理。比如，我个人在他身上就体会到我们应该牢记的一个简单而普遍管用的真理，这就是无论是什么人，不管他是大人物，甚至大大的人物，还是小人物，小小的人物，无论做大事或做小事，都摆脱不了客观规律的掌控，谁不实事求是按客观规律办事，下场一定好不了。

秦始皇在中国历史上当然是有过大功劳的人。他利用先朝商鞅等人变法改革使秦王朝国富兵强的条件，大展宏图，统一了六国，开发了岭南(广东、广西等地)，在全国统一了文字和度、量、衡，统一了交通，建立了全新高度集权的郡县政体，从而为今日之大中华奠定了基础。这个历史功劳不大吗?大得很。他因此得意得很，自信得很，自立为“始皇帝”，下决心要千秋万代把他创立的这个大秦皇朝子子孙孙传下去。但是，他没有想到成功也会是失败之母这条辩证法。十分遗憾，他刚死，第二年，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暴动就风风火火大烧起来，马上刘邦、项羽等人也趁势造了反。秦始皇死后第三年，那个看上去强大得不可一世的秦皇朝就灭亡了。这么一个强大的政权，怎么说垮就垮掉了呢?原因很简单，天下事物的运动是辩证发展的。正是秦始皇的大胜利，从另一方面给他造成了大悲剧。他，认识不了自己了，也认识不了客观世界了，以为他手里有了能扫灭六国的军队，自己当然是天下最有力量，最有权威的神人了。他大权在握，觉得他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可以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了!他也听不得，也听不到逆耳话了，他完全没有想到天下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掌控着他的命运，这就是物极必反的客观规律。历史已经证明，亡秦者，秦始皇也!正是他的暴政，发动了人民群众要起来打倒他的皇朝，他正是挖坑埋葬他自己创立的大秦皇朝的第一人。一说到秦始皇的暴政，人们就要说到“焚书坑儒”。其实，在那个时代坑掉460多个儒生，实在算不了什么太大的事。开始造反的陈胜、吴广不是儒生，他们的队伍是农民造反队，是文盲队伍。

说起客观规律，因为它很不具体，看不见，摸不着。很多人不信其有，或只是嘴上讲讲，心里不信。特别是有些人功劳大了以后，权势大了以后，他们就越容易看不见，摸不着。他们和秦始皇一样，更相信权力、武力才是实实在在的，认为有了这些权力就能干成一切，就能拥有一切，甚至能改变客观规律。但是我们如果冷静下来细想想，包括中国、世界上的大事，分析其兴衰、成败，就能证明客观规律是确确实实存在的，而且是不以任何个人和集团的欲望为转移的，它掌控着事物发展的方向和结果。中国历代皇朝更替，从表面上看哪个末代皇帝手中没有权力?他们是自愿退出历史舞台的吗?没有哪个皇帝有这个自觉性，实际上他们当时已是有“权”无力了。他们是在挣扎中灭亡的，是社会矛盾中主客观条件决定了他们必然走向没落。客观规律有那么大的力量，它到底在哪里呢?从社会运动来说，它存在于整个社会的人们心中。陈胜、吴广的队伍，都是小老百姓。刘邦先进咸阳，马上听取张良等人的意见，向群众约法三章，废除秦朝那一套苛政，自己不住进皇宫，因此大得人心，他聪明。项羽这个人是个二杆子，只相信自己，只相信武力，不会用人，就会乱杀人，到处显得自己了不起，他进了咸阳之后，废了刘邦向群众许诺的“约法三章”，大开杀戒，不仅把皇宫里的宝贝卷走了，还一把火把皇宫烧了。宋代诗人张耒的诗说：“慷慨悲歌君勿恨，拔山盖世故应亡。”诗人说，项羽看起来很英雄，实际上活该灭亡。这就是客观规律在起作用，它决定了事物发展的必然性。

1976年9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去世，10月6日，从1966年到1976年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不可一世、权倾全国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帮”一伙人一下被抓了起来，竟没有费一枪一弹。中国从此开始走向了一场大改革。改什么?改过去执行了近三十多年的极左路线。在共产党里，“左”代表革命，“左派”是“革命派”。“右”则代表“不革命”，“右派”是“反革命派”。“极左路线”是什么?就是“极端革命”的路线。“四人帮”就是专搞“极端革命”的人。无论什么事，走向了极端，就一定走向反面，这就是客观规律。他们搞那个“革命”，从“革命对象”上来说，不仅早就革了资本家的命，后来连按共和国宪法选出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和其他新中国的开国元勋、老帅及从中央到省(市)、地、县、乡(当时叫人民公社)各级党政领导和机关、学校、医院、报社、工厂等单位(当时没有民营单位)的领导人，小到县里的电影放映队队长(当时县里还没有电视)，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都随便被“革命造反派”揪出来，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抄家、夺权、打倒、斗争。刘少奇等一大批上上下下的领导人被整死，没有任何人负法律责任，当时叫这是“造反有理”(改革开放以后，全国大平反，开追悼会)。农民则被说成是“小生产者”，“而小生产者是每日每时在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五十年代就被用强制“自愿”的办法，把他们的生产资料归了公，断了他们想依靠自己劳动发家致富的路，他们成为人民公社里无权、无自由的劳动工具。以后仍每年每月在和他们的所谓资本主义倾向作斗争，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农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这就得罪了全国最大多数的人。从那以后农民就不好好种地，弄得全国人民长期在半饥半饱中挣扎。因为农业上不去，全国农村又搞了一次“四清”运动(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说农业上不去是农村基层干部队伍不纯，里面混有坏人，有阶级敌人和热衷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整了一大批农村基层干部。山西省昔阳县整死40多人，陕西省长安县整死500多人。知识分子则都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动学术权威”(即学者、专家、文学家、艺术家、教师等)，他们知道得太多，爱议政，爱讲民主，他们中间有55万人，早在1957年就被打成“右派分子”(造原子弹、导弹的保了下来)，押送农村劳动改造，成为阶级敌人，是没有公民权的贱民。“文革”又整得更多，整死不少。受他们株连，全国有几百万“右派分子”家属也翻不了身。这样搞，当时凡讲真话者也都倒了霉，刘少奇就是在党内会上讲了真话，彭德怀元帅也是因为在党内会上讲了真话，被打倒整死的。这就使人失去了思想自由、说真话的自由，只能讲官话、假话、空话。“三年困难”明明是“大跃进”、办人民公社造成的，公开只准说是“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

“极左革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讲不调和的斗争哲学，即两个阶级(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两条道路(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两条路线(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两种意识形态(无产阶级思想战胜资产阶级思想)你死我活的斗争，是“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意识形态里的革命，“文革”中达到顶峰，要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革“金钱挂帅”、“利润挂帅”、“奖金挂帅”、“物质刺激”等的命，学校中要革“文革”前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因为它培养出来的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师道尊严”的命，所谓“旧”，“文革”前的都是“旧”的。于是“文革”中，全国人民没戏、电影、书看了，每天只能翻来覆去看江青插手搞的八个“革命样板戏”。人们烦死了。歌只能唱“革命”歌，有人情味的歌是绝对禁止唱的，只能读毛泽东著作和歌颂“文化大革命”的书。人性、人情、人道、道德都在批判之列，是“资产阶级情调”。事事、处处要讲阶级界线、路线界线。当时人们的衣服基本是三种色：蓝色、灰色、草绿色(军服)，不能花，没有彩。“革命”还要搞到国外，大使馆里也造起反来，大使是当权派，成了革命对象，搞得大使没法工作。在外国贴鼓动极端“革命”的大标语，还在国内冲击外国驻华机构，搞得外国人很反感。最绝的是提出了“要革‘私’字的命”，要“狠斗私字一闪念”，这是要和全人类作对了。

这场革命更绝的是，1966年“文革”开始被煽动起来免费坐火车到全国各地去无法无天冲锋陷阵，冲机关、砸寺庙、烧文物，造反“革命”的“红卫兵小将”，幼稚的青年学生成了最后一批革命对象。老师挨批挨斗，老教材不能用，学校上不了课了。最后，统统被赶到农村、农场，去当农民或农业工人，当时叫“插队(农村生产队)落户”。当时“四人帮”控制的《人民日报》说，“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是“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这场恐怖的，没完没了斗斗斗的“革命”，改革开放以后出的文章和书籍已经叙述很多很多了，这里就不用再多说了。总之，当时搞得天下大乱，人们无法正常生活，火车无法正点，工厂无法正常生产，除了造原子弹、发射卫星、导弹，“四人帮”不能乱插手外，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在各地政府、各部门都乱了、瘫痪了以后，人民生活怎么办?社会怎么运转?靠周恩来总理和解放军出来苦撑。周恩来在病中不断被不点名批判。“文革”中大运动中套着小运动，如在“评法批儒”的大批判中，那个“儒”就是暗指周恩来。在“批林批孔批周公”中名义上“周公”是指周朝的周公，实际是批周恩来这个“周公”。在“评水浒”中宋江被批为投降派驾空了晁盖，实际上批的那个宋江又是暗指周恩来。周恩来办公室挂着一个口袋，口袋里面是牙刷等洗漱用具，随时准备被揪走。但是“四人帮”只会讲空话，不会治国，国家大小事离不开周恩来这个大管家，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就一直是总理，周恩来树大根深，是留法同学中共组织的创立者之一，是国共合作时期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第一支军队的“八一”南昌起义的书记，他那些战友、部下占着党、政府、军队要职，他勤恳工作，廉洁亲和，在党内、政府内、军队内，民主党派内，在广大干部、群众的心中，分量奇重，又是个管家能手。“四人帮”不喜欢他，但又离不开他来管这个国家。天下被“四人帮”搞得太乱了，“四人帮”到处“放火”，他到处用巧法“灭火”，周恩来1976年1月8日去世，群众说是被“四人帮”搞得累死的，他去世以后“四人帮”说进行殡葬改革，规定除北京人民大会堂搞一个五千人的追悼会外，不准下面开追悼会，不准人们带黑纱。结果北京爆发了百万人参加的民间追悼活动，人们十里长街相送，有的村都开追悼会。清明节，全国又自发爆发了悼念周恩来的“四五”运动。天安门广场花圈如山。诗如潮，诗词都是抨击秦始皇和“四人帮”的。这时“四人帮”还不觉得自己已坐在火山口上了，把人们镇压下去以后他们还举杯庆祝自己的胜利。他们到那个份上，是相当疯狂而愚蠢的。

这样，到1976年“四人帮”被抓起来以前，中国大地上就剩下“四人帮”是最最革命的“革命者”了。全国绝大多数人，无论官与民，老与少，都成了革命的对象。你身上没有“四旧”吗?你脑子里没有一点“私”字吗?这种世界一大怪的“革命”还能不物极必反吗?还能不轮到由大家起来革他们的命吗?1976年10月6日抓“四人帮”时，他们孤立到连个报信的人都没有。抓起来以后，全民欢腾。新中国又走上了新生之路。当年他们何其威风啊!最后下场惨得很哪。

只迷信自己的权力、权威就敢为所欲为者，他们的命运必然是“哭到最后”。这就是客观规律决定的。

(作者系新华社高级记者)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9年第5期　从我的经历看反右　作者：郭道晖

一、“双百方针”另有他图

毛泽东由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帮党整风”，转而调转矛头大整群众(“右派”)，这种出尔反尔的行为，按他自己的解释是早已设下的“阳谋”。现在人们也多把毛泽东提出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归于“引蛇出洞”的阳谋组成部分。这是与史实不完全相符的评断，是把始作俑者的复杂心计简单化了。

(一)双百方针提出的历史背景

1956年到1957年初这段时期，尽管发生了波兰、匈牙利事件，在中国却如毛泽东的估计，只是“吹皱了一池春水”，而苏共20大则在中国知识界多少起了一些思想解放的积极影响。中国大地满园春色，表面上是一片升平胜利景象：毛泽东提前加速推行的工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接连取得“决定性胜利”，天安门广场举行各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资本家敲锣打鼓(实际上当时流行的一句顺口溜是：“前门敲锣打鼓，后门抱头痛哭，”)；全国农业发展纲要颁布；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总理作报告，肯定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毛泽东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全国掀起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国务院制定了“十二年科学规划”；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决议……

正是在这种“一片大好形势”的背景下，1956年5月，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5月26日，陆定一遵循毛的指示在怀仁堂发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9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开幕，作出排除阶级斗争、强调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的矛盾是国内主要矛盾，要求“向自然开战”。接着，毛泽东提出了十大关系的报告，特别是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宣告大规模的急风暴雨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现在的主题是人民内部矛盾，

当时我是直接听了毛泽东这个讲话的全部原始录音的。我是湖南人，完全能听懂，至今留下的笔记也较详细。“讲话原稿”里根本没有反右运动后补加进去的所谓“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还很激烈”和“六项政治标准”等话语。他后来还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毛泽东选集》第5卷456页)思想颇为开放。知识界欢呼雀跃，费孝通教授也在《人民日报》发表《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记得当时清华大学原党委书记袁永熙曾对我说：看来毛主席是想在他有生之年，做一个像唐太宗那样的“明君”，在他领导下，开辟一个超越“贞观之治”的开明盛世。

其实这其中还有更隐蔽的意图：联系国际上正在批判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和党专政，毛泽东这些言论也是有意摆脱苏联的僵化模式，寻求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独树一帜，显示中国党区别于苏共、毛泽东区别于斯大林的开明形象，有借此取代斯大林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考虑，正如有的老同志说的，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以后，毛泽东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过去他抵制过斯大林，证明是对的，斯大林死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舍我其谁”；惧的是怕中国党内也出个赫鲁晓夫。(见《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的决定(草案)》讨论会上朱德的秘书陈友群的发言，中直机关第2组第15期简报；并见其他人发言。)

所以，如果说毛提出双百方针和发动大鸣大放只是“引蛇出洞”的“阳谋”，以之说明其中有他对付极少数民主党派“右翼”人士的策略，或许适用；对广大一般知识分子而言，则并非如此。

可是，党内一些思想保守的高层干部并不理解也不习惯毛泽东有限度的开放方针，更不会洞察其中另有权谋。他们害怕放出“毒草”甚至“毒蛇”。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原初讲话中，就说对双百方针，党内“十个高级干部就有九个不赞成”。据时为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的胡绩伟回忆，他当时就知道，“在中央最高领导集团中，了解毛泽东真实意图的人并不多。难怪毛说，当时‘百分之九十五的老干部都不理解’。那时刘少奇和邓小平也被毛认为是保守的。毛批评《人民日报》对他的两次讲话在‘党报上没有声音’，而‘让非党报纸抓住了这面旗帜。’他表扬了《光明日报》、《文汇报》(引者注：两报总编辑分别是储安平、徐铸成)‘鸣放’得好。”(见胡绩伟：《毛泽东与邓拓之死》，转引自08-02-04春雨博克)毛泽东在“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中还点名批评解放军总政治部陈其通、陈沂等4位领导人写文章怀疑“百花齐放”未必能放出“大作品”，反而会放出牛鬼蛇神，从而否定“双百方针”的言论。毛批评说：“我看言之过早，还只5个月；如何就能有大作品?……苏联《文学报》也登了他们此文，可见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台湾喜欢钟惦棐(注：指钟写的《电影的锣鼓》，被毛认为是否定电影事业的成就)，苏联喜欢教条主义。”(见郭存毛泽东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始讲话记录)当时苏共的领导人是很反对毛的双百方针的。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时，至少两次表示对这个方针的不满，他援引匈牙利事件来警告毛。(据接待伏氏的俄文翻译李越然：《国际舞台上的新中国领导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版，第127—128页)赫鲁晓夫对毛的双百方针也十分反感，他指示苏联报刊不再报道这方面的内容，“我们的立场是，中国的百花运动是中国为自己内部的需要而提出的口号，不适用于苏联社会。”(《赫鲁晓夫回忆录》英文版第271页。)苏共的党专政对毛泽东“恩赐民主”的双百方针也是容不得的，何况也深知毛醉翁之意是在利用这种适度开明的政治秀来同苏共唱对台戏。

(二)毛泽东反对“避免毒草，力争鲜花”

当然，无需否认，毛泽东的双百方针，的确也包含有要借此暴露民主党派中的“右派”的用心。清华党委1957年4月23日传达陆定一的一次讲话，就强调了这一点：

毛主席说：“‘避免毒草，力争鲜花’，这句话就是最大的毒草。”群众老说我们压他。群众看不到右派。一放，右派出来，群众看到了，左派就会起来，这样可以争取更多的群众。避免毒草就会使人思想僵化。右派不讲出来还暴露不出他的面目。

不过，他这里所指的“右派”，我认为还只是民主党派中的极少数被认为是“右翼”的人士，还没有延伸到一般高级知识分子，更排除了青年学生。这有陆定一在1957年5月11日来清华大学在党委常委会上的谈话为证。

我当时作为党委常委委员，参加了这次会见。开头，在蒋南翔校长向他一一介绍各位常委时，特别提到我这个基层党委宣传部长也是电机系毕业的，他还很感兴趣，因为他过去在上海交通大学念的也是电机系，笑说“那我们是双重同行。”陆定一听完蒋南翔等汇报清华鸣放情况后。说了下面一段话(据我当时的记录要点)：

我们党，政治可打一百分，军事一百分，教育只30分。

不要怕人骂，我们骂了别人那么多年，他骂一、二句就不行?我们做了一阵秦始皇，不做，阶级消灭不了。

随着建设，有文化革命，要有学问，过去我们没有。政治、军事一百分，经济初步学会，就是文化教育还不行。文化中，文艺还有一支队伍，有力量；其余就没有了。如果长期不懂，就会被消灭。

队伍问题，(有)两个办法：一是青年长大，15年后，熬出个教授来；二是发展高级知识分子入党。(蒋南翔插话：清华有109个教授，其中党员10人。陆问：钱伟长为什么还没有入党?蒋有点发窘，向陆解释了一下钱的情况。因为他和钱之间有分歧。)

关于整风：闹要闹烂。准备闹事，不可避免，要闹烂才好。湖南三个高中学生写信给毛主席，说如果不让考大学，我们就武装暴动。……要闹就让他闹烂。

左、中、右，左派当权，中间攻，右派更攻。攻得不成样子了，中间派就会来批评了。那时就可以大团结。

教授治校，本质是不要你领导。可以让他提，不要批驳。《人民日报》对雷海宗(时为南开大学历史学著名教授)文章加编者注(说他的观点违反马克思主义)，这是傻瓜。章乃器批评中宣部，报纸也给删去了。

登出来，不驳，要搞得烂了，中间派起来讲话了，这事就有办法了，他们主持正义了。要硬着头皮，沉住气。

由乱到治，一治一乱，这就是辨证法。

不会天下大乱。农民已经走上了合作化以后，他们闹得个鸟!

以上陆定一同清华党委常委的谈话，是在毛泽东撰写《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前4天，看来陆虽然已知道毛有利用双百方针来“暴露”或“放”出“右派”的意图，也并未完全洞悉毛的“阳谋”。因为“暴露右派”早在提出双百方针的同时，就反复公开讲过。1957年1月毛主席《在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8日、27日两次讲话)，已经阐明了他鼓动鸣放的意图之一：

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有点像国民党了。……民主人士的批评也无非是两种：一种是错的，一种是不错的。不错的可以补足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些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5页。)

对照毛泽东这段话，陆定一上面那段谈话，基本上是转述毛的精神的。而此时毛心目中所要“暴露”、“孤立”和打击的“右派”，也不过是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等民主人士中的“那一类”居然敢同他分庭抗礼的极少数人。并不包括一般民主人士和著名教授、学生，上引彭、陆、刘的讲话(见本刊今年第2期郭道晖文)中也如此。他们(彭、陆)还特别叮嘱要发展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要让青年熬出个教授来(陆定一)，“学生中不要主动去发动(鸣放)，不要让学生去整教师。”(彭真)而且，那时只是把“右派”当着人民内部一个异己的政治思想派别或反对派，只企图从政治上把他们暴露后孤立，远没有像后来反右时当作反动派乃至反革命来严打。

二、整民主党派人人士早有“阳谋”

在剖析毛泽东的“阳谋”提出的时间和针对性时，应当具体区别两类反右对象：一是民主党派中所谓“右翼”人士，二是一般知识分子中的民主派精英。毛对待这两类对象是有前后不同的变化的。

根据我亲历的历史事实和知悉的有关资料，我认为，对于民盟的所谓“右翼”，毛泽东倒的确早就谋算加以清扫了。有两个事实可以为证：

(一)毛泽东在建国前就谋划打击、抛弃民主党派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说：“自由资产阶级也同我们争领导权，不要以为自由资产阶级就革命得不得了，同共产党差不多。自由资产阶级也有它独立的意见，有它独立的政治团体。现在就是民主同盟。”(见《毛泽东文集》)1947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必须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反对刘航琛一类反动计划的指示》中说：“等到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经打倒，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即应转到使自由资产阶级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六册第512-513页)其中毛泽东审稿时特意加上了一段话：“在蒋介石打倒以后，因为自由资产阶级特别是其右翼的政治倾向是反对我们的，所以我们必须在政治上打击他们，使他们从群众中孤立起来，……而一步一步地抛弃他们。”(《毛泽东文集)第四卷第312页)

据现今公开的苏联秘密档案，早在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致斯大林的一份电报中，就明确提出：“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期，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所有政党，除中共之外，都应该离开政治舞台，这样做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见《中共党史研究》：002年第l期《毛泽东1947年11月30日给斯大林的电报全文》)但斯大林不赞成毛的这个意见，他在1948年4月20日的复电中说，中国各在野政党，代表着中国居民中的中间阶层，并且反对国民党集团，所以应该长期存在，中国共产党将不得不同它们合作反对中国的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列强，同时保持自己的领导权，即保持自己的领导地位。可能还需要这些政党的某些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民主政府，而政府本身也要宣布为联合政府。(邱路：《斯大林特使密访西柏坡——来自俄国档案的秘密》，见《百年潮》1998年第1期)遵从斯大林的这个指示，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初期是这样做的，但毛泽东一直不忘要削弱民主党派的势力和影响力。

(二)建国初整民盟的一次预谋

这是我亲身经历的，即1951年—19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我当时还是电机系毕业班的学生，任清华大学党委委员兼宣传部副部长，被党委抽调去教师学习委员会担任学习组组长，提前毕业。我负责学委会的教务工作，还请中宣部黎澍同志担任清华学委会的顾问，我常去向他汇报请示。起初是正规地平静地学社会发展史等理论，还请了艾思奇“三进清华园”，给全校师生讲大课，受到热烈欢迎。但当他批判形式逻辑是“唯心主义”时，哲学系的金岳霖等老教授还同他辩论，说“你今天的演讲好就好在句句都是合乎形式逻辑的!”气氛相当民主和谐。可是到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1952年5月又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中进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和准备进行清理中层工作的指示》，教师的理论学习就转变为“思想改造”。凡从旧社会过来的教授，人人“洗澡”，即作自我检讨，清理旧思想。在清华，这一运动名义上是由三反运动中成立的“节约检查委员会”主持(行政负责人即原学委会主任周培源教授)，实际上是由学校党委和各系党总支具体领导。我被派负责联系文、法学院和理学院的工作。当时各系动员、组织年轻教师和高年级学生去“帮助”教授“洗澡”。抛弃了“尊师重道”的古训，让学生对老师开展群众性的严厉批评，教授们反映“洗澡水是滚烫的”。

多数教师被迫或半自愿地作了检查，顺利过关。但对社会系教授潘光旦先生，则扭住不放。他是费孝通的老师，是著名的社会学家，解放前是民主人士，政治上是进步的。但因为他和罗隆基等人都是英美派的，因而被视为是资产阶级的，把他们当异己的势力。当时潘光旦是民盟中央常委会的委员和清华民盟支部的主任委员。清华“洗澡”重点是潘光旦，潘先生在社会系和法学院全院大会上先后做了三次检讨，还过不了关，说他是“铁心皮球”(外圆滑内顽固)。当时我想不通为什么要把他搞的那么突出，三次还不让过关?而解放前政治上比他“落后”的冯友兰教授却检讨一次就顺利通过。这种对潘光旦教授的特殊对待，其实并非清华党委的自作主张，而是由市委统战部直接领导、掌握。我到市委统战部长李乐光同志(他也是清华大学的老校友)家里汇报。我说潘光旦已经在系旦和文法学院检讨了三次，还不让他过关，是什么原因?李乐光说了一句：“这个你就别管了。”当时由统战部一位于部老吴(他原是北大地下党员)直接联系我。他后来说，这是中央直接掌握的，中央就是要敲打一下民盟的右翼，担心他们挑战共产党的领导权。当时唯一能和共产党争夺领导权的就是民盟。民盟有政治资本，他们反国民党是有功的。我们党中央也担心这股势力强大了，成为一个对立面，所以解放初就说要对他们敲打敲打。……

可见，清华的教师思想改造运动是借批潘光旦。敲打罗隆基，是给民盟“右翼”一个警告。后来潘光旦第四次在全校大会上检讨，才勉强通过。为此市委还先后布置清华党委宣传部编印了《批判潘光旦先生的反动思想》和《欢迎潘光旦先生开始的进步》两期专刊，在校内外(特别是民盟中央)散发。

现在看来，这实际上为后来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整民盟“右翼”留下了伏笔。如果说，反右早有预谋，以上毛泽东对待民主党派、特别是民盟的谋算和整潘的做法，就可说是毛泽东反右“阳谋”的序幕。

毛泽东“阳谋”首要对象是民盟。这一点，还可以从反右开始时他在6月8日和6月10日写的两份党内秘密指示看出来。其中他认为，民主党派中，民革、民建、民进和九三学社颇好，民盟、农工最坏；说章伯钧、罗隆基在拼命做颠覆活动，野性很大，党(指民主党派)要扩大，政要平权(指同共产党的政权“平起平坐”)，等等。(见《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和《中共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他在1957年7月1日发表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社论中，主要矛头也是对着民盟和所谓“章罗联盟”的。

据1961年民盟中央公布的内部统计，民盟共划右派5173人，占民盟盟员总数的15％。民盟中央一级共划61人，占民盟中委和候补中委委员总数的33，6％(参见章怡和：《泪祭罗隆基》，转引自五柳村网站2007年4月26日)。

三、整一般知识分子是后发的谋略

至于对党内外一般知识分子中的民主派，从本文前述毛泽东和邓小平、彭真等人的一些讲话看来，在5月15日毛泽东决定反右“阳谋”以前，是并未当作整肃的对象看待，而只是要求教育、改造他们，争取他们“靠拢党”，甚至要吸收他们中有些人入党(如梁思成和钱伟长)。

1957年2月，毛泽东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时，原稿对“毒草”还看得比较轻松，说“锄掉它作肥料就是了”。

真正对大批民主派知识分子的鸣放实施阳谋，则是自5月15日写《事情正在起变化》这个党内指示才有此创意。这是基于出乎意外地发现，事情并非他原来企望的那样，把群众的矛头引向他要排斥的高层异己势力；相反却直接冲着他本人和党垄断执政地位而发，所以才说事情起了“变化”，实际上是他主观估计和谋略上起了大变化。鸣放出来的不只是他认定的所谓“毒草”，而居然直冲着毛泽东。像储安平等人居然胆敢挑战党的绝对领导权(“党天下”)，甚至暗讽毛泽东是“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直接触犯“圣上”的尊严和心病。甚至包括张奚若教授这样德高望重的无党派著名民主人士也直接批评毛“好大喜功，迷信将来”。鸣放中还有人说，“三害”的根子“应向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挖。”(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忆》，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版第612页)这是他始料未及的，感到危及他绝对权威地位与“舆论一律”的思想政治统治。所以非给这些“吃共产党的饭”而自命清高，明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却还自诩“士可杀不可辱”的知识分子一点颜色瞧瞧不可!这才对争民主的知识分子精英、包括著名教授和冒尖的青年学生，大打出手。

四、标榜“阳谋”旨在安抚党内

毛泽东由发动整风转到反右的另一重要动因是来自党内的压力。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原初讲话中，就说对双百方针，党内“十个高级干部就有九个不赞成”。加之，大鸣大放中群众火力多集中于基层党政干部，他们感受到群众巨大压力，也很有怨气，说毛主席这样发动群众来整我们，“我们已经顶不住了!”(如本文前引彭真的讲话中提及的：整风鸣放时党内干部“有人恐慌起来，自杀的也有”，有人“要上吊”。)纷纷上书要毛主席赶快“收”。毛泽东感到他发动群众帮党整风的做法显然是失算了，就赶忙来一个180度大转弯，变“放”为“收”，大肆反右。原拟借党内整风来整党内高层异己势力的打算就推后了。

我们党自执掌全国政权以来，一些干部以“打天下者坐天下”自居，从毛泽东到一些中、高级干部，常常一口一声“知识分子是吃共产党的饭的，别想翘尾巴!”抱着恩赐观点，高踞群众之上，还从来没有受到群众这么直接的批评、冲击、冒犯这么厉害。广大中上层党政干部当权以来对听取批评意见的民主是很不习惯的。1956年清华大学举行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受当时国内外情势的影响，许多党员对学校党政领导提出了一些在当时算是比较尖锐的批评，党委书记蒋南翔在会上作了一些检查。后来他说：“我一辈子也没有作过这种检查!”

1954年—1955年在机关和学校的批胡风、搞肃反，已经很“左”了，在群众中已积压了不少怨气；平日一些干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特权思想，也引起群众不满，一到整风“大鸣大放”的情势下，就释放或爆发出来了。

据解密的反右档案资料，5月2日到12日，全国各地召开了28250次鸣放会，群众提出372345条意见，火力多集中于基层党政干部。他们感受到群众巨大压力，很有怨气，要毛主席赶快“收”。有的地方鸣放的矛头也冲着省委。如广东环江县委书记王定，带头搞包产到户，整风中对省委提了十条意见。省委也坐不住了。反右后即对他们进行报复。(《红色纪念碑)第4章“王定、洪华与环江事件”)当时袁永熙曾告诉我：“现在毛主席收到各地雪片似地飞来的电报，都怕放乱了，想用‘乱’的情况来告急，压毛主席收。”

由整风鸣放转到反右，有多种因素，其中毛泽东怕脱离广大党内干部，怕批评他发动鸣放搞错了，有损他一贯“英明正确”的清誉，恐怕也是原因之一。所以他赶快大转弯，并改口说他早有反右洞见，是故设的“引蛇出洞”的“阳谋”!其实不过是为掩饰他对形势估计的错误和倡导鸣放方针的失算，而自圆其说。以示他早就有神机妙算，洞察一切，从而取得党内保守势力的支持，消除对他发动鸣放的怨气，挽回广大党员干部对他的绝对信任和崇拜。

至于就全党而言，除极少数明智的、有民主思想作风的领导干部在毛泽东的威权和来势凶猛的反右气势的高压下，仍极力设法保护一些党内外精英免遭荼毒外，那些不理解或反对双百方针和鸣放的大多数党政官员，对反右的决策则是拥护的，因为“双百”的民主威胁了他们“个人说了算”的传统格局；反右的打压则是维护和巩固各级干部的权势地位的，这与文革只是大树特树毛泽东个人大权独揽的绝对权威，而打击、剥夺各级领导干部、“走资派”的权力有很大不同。

党夺取政权后，许多干部的心态是“打天下者理所当然坐天下”，所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被理解为国家一切资源都属共产党所有，必须听共产党的话，否则就是反党(其实相反，我们党并无独立的党产，其活动经费不是靠党员交纳的党费，而是几乎全部从国库支取的，所以恰恰是我们共产党吃人民和国家的饭)。那些不得人心、受冲击较大的干部，更觉得你们知识分子吃我们党的饭，居然胆敢批评我们，真是“右派翻天”!他们闻讯要反右，立即由满怀怨恨转为兴高采烈，如同获得解放，摩拳擦掌，准备反右立功，一泄整风鸣放中受批评冲击之恨。以致彭真也发出警告：“别把尾巴翘得比电线杆还高!”

如果说，毛提出双百方针意在塑造自己是“开明圣主”的形象，那么，“阳谋”之论则在于掩饰其失信于民、也有掩饰违全党意志搞鸣放的过错，维护自己“一世英明”的权威。如果说发动群众帮党整风是为防止腐败，坐稳江山，那么，转向反右则是害怕秀才造反，并抚慰干部。因此，可以说，反右是“以攻为守”的策略，而后来在所谓“三年困难时期”他退居二线，则是“以退为进”，让别人去收拾残局，保留其日后祭起“阶级斗争为纲”的大旗，批“形左实右”，发动文革。此即所谓“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五、大转盘基于多疑善变的“猴性”

由整风而急转反右，还有一个不宜忽视的缘由是毛泽东的独断专行，多疑善变、诿过于人的秉性或权谋。1966年7月，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一封信》中说：“在我身上有虎气，是为主；有些猴气，是为次。”毛的雄才大略，“敢教日月换新天”、推翻三座大山的气概，其虎气无敌；但“虎气”的另一面是占山为王，唯我独尊，容不得异己。“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据李锐回忆，毛年轻时很欣赏的一首诗是《咏蛙》：“独坐池塘如虎踞，杨柳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其“猴性”则是他自称的“性不好束缚”而好“胡思乱想”，任性多变。

据李锐同志回忆，1959年的庐山会议期间，毛的秘书田家英同他私下议论毛，谈得最多的是“主席任性，有些想法变化太快，易生反复，今天(你)跟上去了，明天就挨批。还喜欢别人写检讨，有时为达到某一目的，甚至不择手段。反右前，为鼓励鸣放，当时批评了来自党内的阻力。在批发一文件(或同民主人士谈话)时举了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田家英的例子。田(对李锐)说：“没有这回事，我根本没有反对过鸣放。这是不顾事实，借题发挥。这种例子不是个别的。”(见1980年党内讨论“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定草案”会议第1。组第14期简报)李锐还说，在庐山，毛泽东7月11日找他和周小舟、周惠三人谈话，还较融洽，承认1958年有些事他有责任，如提倡敢想敢干，也有的是胡思乱想，引起唯心主义，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和各部门。否则人们会像蒋干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谈到他“自己常是自己的对立面，上半夜和下半夜互相打架。”似乎有自省之意。(见同上)可没过几天他就大反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1957年由鼓励鸣放突然转到反右，何尝是早有“引蛇出洞”的预计和谋划，不也正是这种翻云覆雨、任性生变的“权变”谋略吗?

六、清华大学的急转弯

毛泽东突然180度大转向的谋略，事前从中央到北京市委和清华大学党委，都是蒙在鼓里。清华党委书记兼校长蒋南翔时为党中央候补委员，加上他同彭真的密切关系，本是可以通天的高干，可他直到5月中旬，也只知道要整风鸣放，而不知什么阳谋。清华党委是1957年5月9日召开党委领导核心和行政处级以上干部联席会议，决定开始整风鸣放的(见《新清华》1957年第181期报道)。会上，蒋南翔说，现在是要“放”，召开各种类型的会，党委应当自觉地置于内外夹攻的环境中，听取和吸收群众意见，开思想上的矿，沙里也可淘金。还指示校刊“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言论)不登”(这表示并无心要“暴露”视为敌人的右派)。经党委领导人审定的《新清华》发表的会议报道中，也说要“通过‘放’来揭露学校工作中的矛盾和解决矛盾，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将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可见并不知道要“引蛇出洞”的阳谋。

到5月17日(此时已是毛泽东写《事情正在起变化》后2日)，在清华党委扩大会议上，蒋南翔发言还要求党员干部“要准备(接受)狂风暴雨来洗刷一下，对领导的要求要严格一些。”他当时是由于处在学校第一线，对发动群众帮党整风，矛头对着自己，感到有压力，怕放乱，因而心存疑虑，以致到5月中旬以前，不大放手动员鸣放。到毛泽东写《事情正在起变化》正式决定反右以后，毛见蒋执行其“阳谋”不力，曾派他的一位秘书林克两次深夜来清华找蒋南翔“了解情况”，转交其“圣谕”，批评清华“放得不够”。这时北京市委大概也受到毛泽东决心反右的强大压力，来一个大转盘，大力狠抓反右。据蒋的秘书说，这时南翔几乎每天晚上都被叫去市委开会，有一次他回来时还很紧张地对秘书说，今天彭真同志又批评我了，说我为什么总舍不得你那些“徒子徒孙”(指蒋还犹疑不定，未把一些学生运动出身的清华干部打成右派)。

看来，这时北京市委领导人才从一味强调整风的部署中猛转过弯来，急急忙忙紧跟毛的“阳谋”，催促蒋南翔大“挖”党内外右派，好向毛泽东交代。蒋这才于5月24日急忙亲自到学生食堂广播室发表讲话，号召全校师生大鸣大放。

24日，清华出现第一张大字报，很快大字报遍及全校。26日，北京大学29人来校串连，出现了自由论坛。

在正式开展反右斗争前若干天，同各地部署一样，清华大学领导对其所亲信的干部事先“打招呼”，让他们得知毛的反右“阳谋”和部署，一要他们对“右派进攻”(群众批评)“硬着头皮顶住”；二要他们紧急行动起来，选定对象，千方百计动员他们鸣放，将他们的发言中一时冲动的过激言论，断章取义、摘其所要地指令校刊登载，以便扩大战果，“暴露”更多的“右派”。这时才是有意识执行阳谋。不过，也有我这样“不识时务”的宣传部长兼校报总编辑，对这种做法心存抗拒，认为这样故人人罪，有违党的宣传教育方针和共产党员的道德，而有所抵制，结果我被划为“右派”的第一大罪状就是“坚决抗拒中央暴露右派的方针”(见清华党委“开除右派分子郭道晖党籍的决定”)，事后知道，这就是说我抗拒毛泽东的“阳谋”，从而向毛泽东对清华“放得不够”的批评作出了“舍车保帅”的交代。

6月7日，即反右前一天，蒋南翔校长找我到他家里谈话，其他5位副书记也在座，他们是党委领导核心。把我一个人找去，是因为第二天《人民日报》要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拉开声势浩大的反右大潮。他们要求校刊立即紧跟，争取主动，转入对“右派”的反击。蒋南翔说：“这次鸣放，是一场阶级斗争。”说钱伟长等人的“理工合校”、“教授治校”等主张，意在夺取党对教育的领导权，物理系何成钧教授说“毛主席的太阳没照到清华园”，这些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新清华》应该开始反击。

我却说，明明是我们自己发动群众、动员群众帮助党进行整风，一下子怎么变成阶级斗争了?钱伟长、何成钧等教授的言论是人民内部矛盾，怎么就是反党呢?我想不通。书记们轮流发言，做我的工作，批驳我的观点，从上午10时辩论到下午2时，午饭也顾不上吃，还是没有作通。最后我还明确坚持提出两点意见和一点声明：一是不应当把整风鸣放定性为阶级斗争；二是“双管齐下”，首先应该是整风，应该接受群众合理的意见，“边整边改”，才能表明我们整风是有诚意的，才能团结大部分中间群众；而不应该以反右为主。一点声明是：钱伟长、何成钧等教授在“一二，九运动”中是爱国的积极分子，解放前后也是进步的。划他们为“右派”，我保留意见。4个小时的辩论，以一对六，颇有“舌战群儒”的味道，这就成了我被划为党内“右派分子”的第二大罪状：“顽固坚持反党右派立场”。这也多少反映了党内并非都是一味紧跟毛泽东的阳谋的。

刚开始反右时，清华一些干部对这种180度的大转弯还没有思想准备，甚或抵触，“反击右派”不力。此时，就将他们分批召到市委，由市委第二书记刘仁直接出面做思想工作，动员反右。后来正式拉开反右斗争大潮时，也是由市委派一位领导人来清华，在清华召开的紧急党委会上宣布市委的决定(而不是事先经清华相关党支部和党委讨论通过)：开除袁永熙出党和“停止”11个党委委员和党总支干部的党籍(我也忝列其中)!其泰山压顶、突然袭击的威势，使我们猝然不防，惊诧不已!紧接着就在《人民日报》第二版头条和《北京日报》第一版上发表专题报道，“揭批”所谓以袁永熙为首的清华大学党内反党右派集团(我也被点名陪批)，同时发表社论，号召开展反击党内右派的大斗争。这样，清华就成为毛泽东和北京市委推动反右运动的“先进”样板。

清华在蒋南翔主政下划了571个右派，他的老同学、老战友韦君宜在她的《思痛录》中也表示不可理解，有所非议。因为她一贯认为蒋南翔是比较持中的。对钱伟长被划为“右派”，韦君宜也有过质疑。她在《思痛录》里写道：

“他(蒋南翔)早在二十几年前就提出反对‘抢救’运动，在这次反右运动中又曾尽力保护过我，但是他却手下无情地划上钱伟长。这是为什么?他说过钱伟长这个人不怎么好，可是不怎么好不等于右派呀!是那种全国的政治形势使人都不能自保，亦不能保朋友了，还是等着将来再甄别他?可是25年未予甄别。对此局面，我代老蒋解释也解释不出来了。”

其实，要找解释，固然可以列出直接主事者的一些个人政德与私德上的缘由，但主要还应当从毛泽东的专权和翻云覆雨的权谋统治，以及党内残酷斗争的传统和体制的牢笼里去找。

(作者现任北京大学宪法行政法导师组成员，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9年第5期　一个小学生在1958年的经历　作者：高　明

1958年，我11岁，上小学(上半年4年级，下半年5年级)。由于生活在贫困、闭塞的中原农村，见闻十分有限。初中毕业前，我(包括我的许多同伴)连县城都没有去过。所以这里记述的，只是我个人的经历，只是当年我所在的那个公社、那个大队、那个生产队的一些情况。

少年儿童集中营——合校

合校，就是把本公社内方圆20里左右的几个小学合并在一起。合校是1958年下半年的事。

原先的小学比较分散，方圆四五里内就有一个，学生上学不超过3里，都是走读，十分方便。这些学校多是初小，每个学校有一至三个老师。

而我上的那个学校是个完小，离我家约1里地。它原来是一座寺庙，解放后，和尚们被赶走了，神像被砸掉了，改成了小学，条件虽然简陋，然而在校长和老师们的努力经营下，办得还不错。校园里有一口大井，两排柏树，七八棵梧桐树，郁郁葱葱，很有生气。尤其是十来个石碑还立在那里，下课后同学们经常站在石碑前认字，比赛谁认得多。

我在这里从初小第一册读到第八册，度过了4年美好的时光。初小毕业时是1958年6月，班主任老师让每个同学出1角钱，做面锦旗给学校留念，没有钱的同学可交3个鸡蛋凑数。锦旗做好后，我见上面写的是“向地球开战，向自然进军”，已露出了不同凡响的战斗气息。

过了暑假到学校去，老师告诉我们要合校了，我们的这所学校改作大队的养鸡场，各家各户的鸡被无偿捉来，集中饲养。饲养员和场长则由大队干部们的女家属担任。自从办了这个养鸡场后的几年里，我再也没有吃过一个鸡蛋。

新学校安排在距我家约5公里的村里，这个村的地主、富农比较多，因而瓦房也比较多。由于合校的需要，这个村的住户都被分散到别的村了，腾出来的房子作了学校。

新学校由5个小学组成，各个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都搬来了，大家互不认识，各自背着自己的书包(里面除了书本外，还有一个饭碗，一双筷子)、被子、稿荐(一种用麦子秆织成的长条形垫子，睡觉当铺草用)，个个衣服破旧，蓬头垢面，像一群逃荒的小难民。同学们的年龄在6岁至13岁之间，不少是兄弟、姐妹一起来的，大家的脸上挂着惊惧的神色，年龄小的甚至在哭泣。因为从现在起，我们就要过集体生活了，学校规定一个星期才能回家一次。

合校后的军事化生活(其它两化是：思想革命化、作风战斗化)是什么情景呢?

先说吃。学校成立一个大食堂，300多师生同灶。每个班在教室的墙角，立一口大缸，外面糊上泥巴，为的是保温。开饭时，由值日生用木桶将饭打回，倒进缸里，然后大家排着队，各拿各的碗依次去盛。有的同学个子小，缸又深，盛到最后时，必须俯下身子才能盛到，不少同学衣服上被稀饭糊得硬梆梆、明晃晃的。

早饭一般都是蒸红薯加稀饭(稀饭多用高粱面煮成的糊糊)，没有菜，有时调些生萝卜丝。中午一般是玉米糁糊糊，放些萝卜条或菜叶。晚饭和中午一样，偶尔可以喝上一顿汤面条(从来没有吃过捞面条)。吃蒸红薯的时候最多，高粱面窝头、玉米面馍算是好的了，从来没有吃过白面馒头，更不用说肉和鸡蛋了。只是到了春节那天的中午，每个同学才喝到一碗羊肉汤，里面有几个油炸绿豆面萝卜丝丸子。

后来见到有人写1958年吃大锅饭的文章，说“吃饭不要钱，天天尽吃好的，大鱼大肉，放开肚皮吃”。我就感到奇怪：我怎么没有碰上这样的好事呀?吃饭不要钱倒是真的，农民干活不拿工资，甚至连工分都没有，凭什么要钱?

再说住。每个班一个集体宿舍，几十个同学住在一起，几十张草垫子一张挨一张地铺在地上，再铺一张席子(谁也没有褥子和床单)，找来一块砖头或土坯当枕头，就是我们的床了。老师和我们住在一个房子里，在窗台下面用土坯单独支一张床，上面有床单和布枕头而已。睡觉时各自将自己的被子伸开，一个紧挨一个地躺下。有兄弟二人同校的，弟弟跟哥哥睡在一个被窝里，各睡一头，当地叫“通腿儿”。有的同学家里实在太穷，连一床破被子也拿不出来，只好请求与同学“通腿儿”。实在不行只好躺在墙角，脱下衣服盖在身上睡觉。

那时农村没有电灯，宿舍里只有一盏小煤油灯，到了半夜灯灭了，同学们起来小便时，常常踩到别人的头。尿桶放在门外，夜深天寒，屋里屋外漆黑一片，胆小的同学不敢起来，有的宁可尿在床上。那些六七岁的小同学，半夜醒来哭着喊爹叫妈，真是可怜。

由于长期不洗澡(除了夏天可以到河里池塘洗澡外，其他时间根本无澡可洗)，不换衣服(无衣可换)，同学们的头上、身上和被子上长满了虱子。宿舍里阴暗潮湿，充满了霉烂的气味。我们长期睡在泥地上，不少同学得了腿疼病(关节炎)，有的生了疥疮。

再说学习和劳动。1958年秋天合校后，上课只是断断续续的，主要是生产劳动。秋季开学后，好长时间没有发课本，只老师有一本。老师把课文抄在黑板上，我们再抄下来。记得《在毛主席家做客》、《库尔班，吐鲁木见到了毛主席》等课文，就是抄下来的。教室里贴着毛泽东的话：“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表明劳动是学生不可避免的事，加之青壮年们都被弄去炼钢铁、修水利了，于是干农活的事，便落在我们这些小学生身上了。

我们干的活主要是拽犁子、收红薯、淘铁沙，都是苦活、重活。

拽犁子就是用人工拉犁耕地。生产队牛很少，我们这些小学生便成了牛。每人一条绳子，一头拴在犁上，一头套在肩膀上，十几个人一组。在后面扶犁的多由老师或年龄大、个子大的同学担任。

通常是一吃过早饭就上地了，不到中午开饭收工不能休息。午饭过后又立即上地。各组各班之间开展比赛，大队干部身披红布绶带在田间巡视，谁落后谁就是“白旗”、“右倾”。我们这些十来岁的孩子，就这样弓着身子，吃力地拽呀拉呀，从早上干到晚上。极度的劳累、瞌睡，不可言状。有的同学绳子断了，一头栽到地上，就睡着了。有的同学去沟里解手，身子一歪，也睡着了。

被耕的土地上，大多留有庄稼茬，十分锋利。我们穿的布鞋，常常被扎透，扎得双脚疼痛难忍，甚至鲜血淋漓。可是谁也不敢喊一声疼，更不能坐在地上休息一会儿。

收红薯也是我们的一项重要劳动。1958年雨水比较调匀，秋庄稼长得好，尤其是红薯大丰产。由于村上的大人们几乎走光了，就让我们收红薯，村里的老人、妇女也得上地。有几天下大雨，地里泥泞不堪，队长就命令大家赤脚下手去摸，不光我们这些小学生，就连那些五六十岁的小脚老太太，也得赤脚进地摸红薯。已至深秋，天下着雨，刮着风，人人冻得发抖，脚冻得麻木难忍，但队长不说收工，谁也不敢回去。

天晴地干后，先用犁子把红薯犁出来，然后让我们去捡。白天捡不完，晚上接着捡，有时一直捡到天亮。

收起来的红薯堆在地头，本来应当存入红薯窖内，或切片晒干贮藏起来。可是，哪里还有劳动力呢?只好听任雨淋风吹，一堆一堆烂掉。“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翁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为人民鼓咙呼。”彭德怀元帅当年对他湖南家乡“大跃进”的悲叹，同样也是我们那里的真实写照。由于大量的红薯烂在地里，丰产不丰收，夏季的粮食(小麦、大麦、豌豆等)早已被国家征收干净，这就为第二年开始的大饥荒埋下了祸根。

再说淘铁沙。1958年是大办钢铁的一年，所谓“钢铁元帅升帐”、“为1070万吨钢铁而奋斗”的标语口号，随处可见。当时我们经常唱的歌是：“小高炉遍地开花，新中国跨上骏马”，“决心像愚公，干劲赛武松，困难压不倒有心人，全国人民大跃进”。

我在公社所在地炼铁现场见到的是：十几个小高炉一齐点火，白天狼烟滚滚，夜里一片火光，十几里外都能看到，煞是壮观。炼好后，铁水流出，然而冷却后却是一堆毫无用处的铁渣。但是，当时的人们(主要是基层干部)却把这成堆的铁渣视若珍宝，狂呼“我们炼出钢铁啦”，抬着红纸写的喜报，敲锣打鼓地向上级“报喜”。

后来听人说，当时作为炼铁主要原料的铁沙，是铁的一种氧化物，含铁量很低，根本没有冶炼价值，可是，当时谁懂得这些呢?即使懂得，谁敢说这实话呢?于是，成千上万的人们被驱赶到河里淘铁沙。

1958年深秋的一个星期六下午，我刚从学校回到家里，队长来对我妈说：“明天你们两个淘铁沙去。”第二天五更里，我们就被叫起来上路了。我和妈妈穿着单衣，寒风刺骨，冻得直抖。一起八九个人中，有一半是四五十岁的小脚妇女。去淘铁沙的村子在一条大沙河边，距我们村20多里，我们赶到那里时，已经聚集了数百人，中老年妇女和小学生几乎各占一半，黑压压的望不到头。

淘铁沙是把含有铁沙的黄沙从沙滩里挖出来，倒在簸箕里，倾斜放在水边，人赤脚站在河里，水深及膝，弯着腰，用脸盆不停地向沙上泼水。黄沙渐渐被水冲走了，黑沙(铁沙)留了下来。每次淘20斤黄沙，可得铁沙1斤左右，约需半个小时。

淘铁沙也是从早上干到中午，午饭后干到太阳落山才收工(大、小便时需向队长请假)。这种高强度的体力活儿，其疲惫劳累可想而知。晚上收工后，几十个人挨个睡在地上，都像死了一样。

交铁沙时，各队之间还要评比，达不到指标的，就给“插黑旗”。黑旗上用白油漆写着“奋起直追”、“落后可耻”的字样，或画上猪、乌龟等，极尽污辱。得黑旗的队，队长必然强迫自己的社员加班加点，或加大劳动强度。

由于长时间泡在水里，又是深秋天气，人一出水，双腿被风吹干。这样反复几次，腿上就裂出了数不清的小口，不停地流血，像千刀万剐一般，许多小同学疼得哇哇直哭。我的腿上也裂出了密密麻麻的小口子，妈妈心疼得直落泪，然而又有什么用呢?

荒唐的“破除迷信”——砸石碑，扒古墓，找砖头

1958年的另一件大事是兴修水利，修堰、塘、坝、打井，需要砖头和石灰；“美化环境”、刷墙、写标语口号，也需要石灰。到哪里去找砖头和石灰呢?干部们把眼光瞄向了石牌坊和古墓。砸了石碑，扒了古墓，劈了棺材，用棺材板当燃料烧石灰，一举多得。

为了消除人们的顾虑——扒坟是伤天害理的事，老百姓们不愿轻易干，于是打出了一个旗号“破除封建迷信”。干部们动员说，能够立牌坊、立石碑、用砖头圈墓的，不是大官，就是地主老财。他们是封建地主阶级，应当把他们彻底打倒，这是破除封建迷信。于是，一座座精美的石牌坊被拆除，一个个高大的石碑被砸碎，一座座保存了上百年的古墓被挖开。当时老百姓们编了个顺口溜：“唐朝的庙，宋朝的塔，共产党来了胡乱扒。”

我们这些小学生们也加入了“破除封建迷信”的行列，具体任务是扛棺材板，搬运碎石碑和砖头，有时还负责烧石灰。方法是：在沟边挖一个大洞，上边留个出烟口。棺材板、柴火放在最底层，碎石碑放在上面。点上火，浸透了油漆的棺材板立即燃烧起来。一天工夫，碧青碧青的石碑、牌坊碎块，就变成了雪白的石灰。

我亲眼目睹过扒古坟的一幕。

我们学校所在村庄的附近有一座古墓，据说埋的是清朝的一个五品官。坟很高大，坟前立着一个一丈多高的青石大碑，坟旁栽了许多柏树，长得高大阴森，平时一两个人不敢进这座坟地。

1958年初冬的一天，民兵营长带领一群人，来扒这座坟了。他们先把石碑放倒、砸烂，然后扒坟。20多人干了一上午，才把墓墙打开。老师通知大家下午去坟上搬东西，我们赶到那里时，紫红的棺材已经露出来了，民兵营长手提一把七八斤的开山大斧，站在棺材顶上，连劈了十几下，才将棺材劈开。

当棺材顶盖被揭开时，人们一下子惊呆了!棺材里躺着一个白胡子老头，脸皮黑干，双目深陷，张着嘴巴，黑洞洞的。民兵营长用一个粪耙子卡着那个老头的脖子，“嗨”地一声，把老头拉起来，拖出棺材，扔在地上。

这时民兵营长已累得气喘吁吁，别人又抡起大斧，将棺材彻底劈碎。老师命令我们赶快动手，同学们不敢怠慢，搬砖的搬砖，抬棺材板的抬棺材板，一路小跑，将这些东西运到指定地点。

搬坟上的东西时，大家谁也不嫌脏。潮湿的墓砖，我们都是用双手托在胸前走的，每人搬三四块。潮湿的棺材板，大的两人抬一块，小的一人扛一块，闻着它发出的怪味，既不害怕，也不恶心，一心想着多搬快跑。因为要是落下“偷懒”、“右倾”的名声，丢人就大了。

至于那具干尸，在露天里晒了两天之后，身上的衣服化成了碎片，自动脱落了，只剩下一具黑乎乎的骷髅。他的后代族人把他放进原来的墓坑里，盖了一层干草，悄悄地掩埋了。一座保存了上百年的古墓，就这样消失了。

惊心动魄的“帮助”方式——辩论

1958年，我们那里流行一种奇特的“帮助落后人的”方式——辩论。这不是一般正常的辩论，是不折不扣的武斗，是强者对弱者肉体的摧残和人格的侮辱，其场面之残忍，令人目不忍睹。

所谓“落后人”，是说了“落后话”或发了几句牢骚的人，比如说过“干活太重”、“光吃红薯”、“大炼钢铁砍树太多”等等；或者偷吃了地里一个萝卜、一把花生，这些事如果被干部们发现，或被别人报告，这个人就是“右倾落后分子”了，就要被“辩论”、被“帮助”。

“辩论”的具体形式，我见到的有以下几种：

一是“推他”。“推”之前，干部们先找骨干或勇敢分子们开小会布置，点明辩论对象，然后开大会。干部们讲了某某人的落后表现后，一声断喝：“某某某站出来!”被点名的人站到会场中央，推手们立即围了上去。辩论主持人一声令下，周围的人们就把这个“落后分子”猛推起来。被推者常常被推得东倒西歪，倒在地上，被勒令爬起来再推。在现场的人们，不论是“推手”还是被推者，都是多年的乡亲，或几十年的伙伴，甚至是本家本族的人，此时却成了仇人一般。

干部们见推得差不多了，才发话结束这场“辩论”。一般每次辩论，只推一个人，这样可以经常开辩论会，做到“常流水，不断线；反右倾，不间断”。

二是“挂箩头”。箩头是用荆条编成的筐，用以装粪运土。辩论时，在箩头里装上土或碎砖头，约20来斤，挂在被辩论者的脖子上。此方式多对已婚的女性施行，挂箩头时，可以让她站着，也可以让她同时跪在碎砖头上。

我们村有一位军人家属，丈夫当兵在部队，当时她约20多岁，一人独居。她娘家是小破落地主，她便成了地主子女。队干部想占她的便宜，她不从，队干部就说她“讲了落后话”、“干活懒”，决定开大会辩论她。给她脖子上挂箩头，还让她跪在碎砖头上。这位军人家属曾上吊自杀，幸被邻居救下。

被辩论的妇女多时，队干部就让她们互打耳光，互吐唾沫，互相骂“你不要脸”、“像坏女人”等。

三是抵架。这是一种量惨烈的辩论形式。多在公社或大队等较大场合进行。每次选出本公社或本大队两个典型的“右倾落后分子”，让他们在群众大会上“辩论”，即像牛羊那样抵架：二人相距七八步远，低头弯腰，主持人喊一声“抵”，二人即飞步向前，向对方奔去。只听“咚”的一声，两个人头撞在一起，力气小的往往倒地。但他必须立即爬起来，然后各自后退，重新再抵。直到二人中的一个实在爬不起来了，这场辩论才算告一段落。

当时我们公社有一个吃商品粮的国家干部老钱，30来岁，因同情“潘杨王”(潘复生、杨珏、王庭栋，当时是河南省最大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小集团”)被定为“严重右倾分子”，选作辩论的抵架手。老钱个子不高，身体也不算强壮，却在抵架中连连取胜，几乎没有失败过。事后有朋友问老钱，为啥你总能“赢”?老钱说：“人到那个地方，已经没脸没皮了，大不了一死。你横下一条心，猛冲过去，吃亏反而会小些。”这是多么令人心酸的“经验”啊!

几十年过去了，我曾不断想过，是什么力量能够把人性中最丑恶、最阴暗的东西呼唤出来?为什么要把隐藏在人的灵魂深处的野兽驱赶出来，让同类、同志、朋友、亲人之间互相残杀?也许这是个不容易说清楚的问题。

(作者系南方医科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9年第5期　李正文的奇功　作者：张惠卿

1995年11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之际，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受叶利钦总统委托，代表前苏联政府授予阎宝航、阎明诗、李正文三人“伟大卫国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奖章，表彰他们在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中的特殊贡献。李正文出席了这次隆重的颁奖典礼。

去年8月31日是李正文同志的百岁诞辰，他逝世已六年。作为他的学生和部下，我十分怀念他。他是我党的一位杰出的地下工作者和隐蔽战线的功臣。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曾经机智无畏、出生入死、英勇战斗在敌占区上海的无形战场上，屡建奇功，很多业绩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但在建国后的动荡年代里，他却历经坎坷。

(一)

1908年8月31日，李正文出生在山东省潍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中，8岁时全家逃荒到了东北关东的四平街。他从小喜爱读书，勤奋好学，1925年离家到了沈阳，考入奉天省立第三中学初中班上了一年半学，1927年又考入东北大学附属高中文科，以优异成绩读完了三年高中课程，直接升入东北大学法学院经济系，成了一名大学生。

李资质聪慧，领悟力极强，从中学时代起，就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他积极参与当时任沈阳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阎宝航组织的进步学生团体的活动，受到阎宝航的关注和信任。

进入东北大学后，李受中共满洲省委委托主编一本宣传进步理论的刊物《现实月刊》。但该刊不久被沈阳国民党市党部查封，李本人也被通缉。接着发生“九一八”事变，李逃亡到了北平。

1932年初，李参加了北平“左联”，不久被选为执委兼理论部长。从这时起，李已基本上脱离了学生生涯，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同年冬，李转到北平“社联”(“社会科学家联盟”)工作，并担任执委和研究部长。“左联”、“社联”高举抗日和民主两面大旗，宣传抗日救国、一致对外的爱国民主主张。

1933年10月，经北平“社联”党团书记宋劭文介绍，李正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社联”的党团成员。

当时北平的白色恐怖十分猖獗，蒋孝先的国民党宪兵三团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和赤色群众，党组织屡遭破坏。1934年5月宋劭文被捕，“社联”被迫停止活动，李正文已不能再留在北平了。

经在共产国际情报部工作的刘一樵推荐，他决定去苏联学习。1934年8月，李到上海办理去苏联的手续，辗转到达莫斯科时，已是1935年1月了。

李正文被送到莫斯科郊区一所苏联国防部系统的专门培训情报人员的学校学习了将近两年，结业后住进了国际人员招待所等待分配工作，谁知一等就是一年多。

当时苏联国内正经历着一场风暴。斯大林的大清洗运动，不仅成千上万无辜的苏联本国的共产党人遭逮捕，很多人惨遭杀害，在苏联和共产国际工作和学习乃至避难的外国共产党人也同时遭殃，一批接着一批被苏联内务部逮捕审讯，然后投入监狱和劳改营。住在招待所的六名中国人，除一人外，都先后被捕，罪名都是“日本间谍嫌疑”。1937年11月李正文和一位叫吴先清的女同志一起被捕。

李被关进了莫斯科的鲁别克监狱。他开始以为自己的被捕完全出于误会，弄清后很快就会获释，谁知大错特错了。对他的审讯既草率又粗暴，审讯者硬逼他承认是“日本阃谍”，还用手枪顶着他的脑袋吓唬他，李一再抗议申辩，他们根本不听。最后又完全不顾事实，也不要任何证据，就把李定为“日本间谍嫌疑”，并被判处5年徒刑。李正文就这样成了苏联的反革命罪犯。

他在监狱里被关押一段时间后，就被发配到西伯利亚靠近北极圈的一个劳改营服役。这个处于苏联最北端的劳改营，自然环境极为恶劣，一年四季都天寒地冻，最冷时可达摄氏零下50度以下。他们每天都要从事10小时以上的重体力劳动，每人都有劳动定额，而口粮面包是按完成定额多少来分配的，李正文体弱力气小，累得半死也完不成定额，也就经常挨饿。整个劳改营是一座可怕的人间地狱，不少人就在那里被活活折磨而死，有饿死的，有累死的，有病死的，还有冻死的，死了就抬出去一埋了之。和李正文一起被押解到这个劳改营的几个中国“政治犯”，包括吴先清同志，都先后在这个劳改营里悲惨死去，李正文若不是有幸得到难友姚良的全力帮助，也必死无疑。

李正文这次所以能死里逃生还依靠他自己的智慧和毅力。因为他对自己的冤案始终不甘心，他被捕后就不断给斯大林写信，信中还特意引用斯大林本人说过的话，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辩护。他坚持不懈地用俄文先后写了60多封这样的信，最后终于出现奇迹，据说斯大林亲自发了话，经过有关部门甄别，于1939年9月向李宣布：“撤销原判，平反释放。”

李是被捕受冤者中极少数例外的幸运者，只被关押了近两年，就逃脱了这场厄运。但苏联当局虽然把李平反释放了，却不准他再回莫斯科，而是“遣返回国”。他是和各地的一批批华侨刑事犯一起被遣返的，辗转押解，经过好几个劳改营，一直到1940年秋天，才从阿亚古兹出境，送到我国新疆的塔城。李正文急于投身抗日行列，他没有在塔城停留，辗转到达重庆。

他在重庆见到了八路军办事处的负责人徐冰，徐对他说：“你在苏联被捕过，要恢复党的关系，先要有苏联方面正式平反的证明。”李找到阎宝航请求帮助。阎当时是我党重要的地下党员，直接受周恩来领导。他是一位具有非凡才能的社会活动家，交往很广，他还是共产国际的秘密人员，和重庆的苏联驻华大使馆有直接联系。他了解了李正文的情况后，十分同情李在苏联的不幸遭遇，立即告知苏联使馆的武官罗申(罗申在新中国成立后曾是苏联第一任驻华大使)，请他查询此事。

苏联方面很快来了答复，说“李正文是位好同志，他的被捕完全是一场误会，早已平反，共产国际已决定留他在东方部工作”。共产国际东方部实际上是苏联在远东的一个情报机构。罗申直接找李正文谈了话，并把这个答复的书面材料交给了他。

李拿了这份平反材料去见徐冰，要求徐同意他回到中国党来，徐却说：“既然共产国际要留你在他们那里工作，你就应该接受。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我们不能和他们抢干部，反正你在哪里都是一样干革命。”李一再请求，徐冰就是不同意。李只好去罗申那里报到了。作为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工作人员，罗申就是他的领导人。罗要他先协助阎宝航工作。

阎将李安排在黄炎培先生主持的重庆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任职，作为职业掩护。阎宝航当时身负重任，又有多重身份，需要各方应付，处境复杂艰险，李正文忠诚机智，处事得体，成了他身边最可靠最得力的助手和联络员。

(二)

1941年7月，共产国际东方部决定派李正文去上海从事对日寇和汪伪的情报工作。上海对李正文来说十分陌生，阎宝航介绍了两个在上海的熟人给他。

李到上海后先找了阎宝航介绍的上海慈幼教养院院长姚淑文，得到姚多方帮助，并找到固定住处，安顿了下来，然后和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上海地区情报工作的苏联人尼克莱，伊万诺维奇接上了关系。

尼克莱告诉李：“你的工作是搞日伪军政情报，活动地点在上海、南京、杭州这个三角地带。没有现成的工作人员和工作对象交给你，完全要靠你自己设法开辟工作，要打入日伪的军政机关，尽量多和人交往，这样就有可能搞到第一手情报。另外，要有掩护职业，以便比较安全地在上海呆下去。特别注意不要和中国共产党发生任何关系，以免在安全上相互影响，不要看进步书刊，以免暴露自己。”尼还和李约好今后会面的时间和方式。

当时日伪统治下的上海，情况极为险恶。日本宪兵队、汪伪特务机关到处抓人，屠杀抗日群众，白色恐怖笼罩全市，稍一不慎就会招来杀身之祸。李正文到达上海时，已成为“孤岛”的英法租界还在，稍有活动周转的余地，但几个月后，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个“孤岛”就不存在了。

凭借通晓英、日、俄三国语言的优势，李正文很快落实了掩护职业。李应聘担任了原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日文教员，给原来以英文做通用语言的工部局职员教日文，职员中有不少外国人，因此日文教员必须懂英语才能胜任。这个职务对开展情报工作极为有利。

李又考取了上海申报馆的日文翻译，为该馆翻译日文资料，同时还受聘担任上海震旦大学的日文教员，有了大学教授的身份。这项工作是后来成为李的妻子的陈蕙瑛介绍的，她当时是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学生。不久李就发展她参加地下革命斗争，成为他在情报工作上的得力帮手。

除上海外，李也经常去汪伪的首脑机关所在地南京活动。他发展了一批得力的情报人员，包括东北大学的同学许家俊、张殿傅，社会科学研究会的陈波涛、沈明钊，还有沈孟先等，他们都是忠诚的革命同志，在李正文的领导下，利用各自的关系，为李开辟了很多情报来源。

通过好友裘维琳，李正文发展了一个叫稽显庭的重要关系。稽是南京汪伪政府秘书长周隆庠的大舅兄，在该政府任文书科长，即高级机要秘书。日伪最高头目每周都要召开一次联席会议，商讨决定一些大政方针和重要决策。会议内容的记录和整理都由稽负责，整理稿经审定后再打印三份，分送日伪双方有关当局。后来他又偷偷多打印一份给李正文。这些都是敌人的最高机密，据此可以了解日伪的最新动向。

为此李在尼克莱的支持下，付给稽显庭相当可观的报酬，因为稽毕竟不是革命者，他靠他大汉奸妹夫当上了这个伪差，一心只想捞钱买房置地。除会议纪要外，稽还将他从别的渠道获悉的其他情报，也都提供给李正文。

所有这些情报，李正文都交给了尼克莱，但其中很多信息都和我方，特别是同苏北新四军直接有关，必须尽快告知他们。李不知尼克莱是如何和我党联系的，能否及时给他们送交这些情报。有一次他向尼提出，他可否和新四军联系，把情报直接发给他们?不料尼克莱大为恼火，严厉批评李说：“你怎么想到要同中共联系，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所有情报我们都会负责，你不必考虑。”李试图说服他，他根本不听，还说这是组织纪律，必须服从。

李正文考虑再三，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在敌我斗争如此尖锐复杂的情势下，对这些关系国家命运和抗日事业的大事，他不能完全听从尼克莱。李通过去过苏北根据地的沈孟先很快和我方接上了关系。以后就将获得的情报搞成两份，一份给尼克莱，一份通过约定的传递渠道直接发往苏北根据地。这样，李正文就成了我方在上海的一个重要情报来源。苏北新华分社负责人于毅夫和李保持着联系。

1943年上半年，李正文通过申报馆的同事日文翻译肖百新认识了汪精卫的参军长唐莽。李和唐交往过多次，有一次唐莽透露，重庆蒋政府有个高官的姨太太，最近不断来往于重庆和上海、南京之间，同日伪头目接触频繁，很明显是蒋介石最近回应日本方面的和平攻势，派此人来作为投降试探的先遣代表，十分可疑。而李正文前不久正得知，汪伪上层人士最近在华懋饭店举办的一次有陈公博市长夫妇参加的舞会上，发现国民党要员孙科的二夫人蓝妮也来了，此人远在重庆，怎么会跑到上海这个汉奸窝里来参加什么舞会?李估计这个昔日著名的交际花蓝妮极有可能就是唐莽所说的那个可疑的女人。李将这一情况向尼克莱报告后，尼十分重视，因为此事涉及到蒋日伪合流的重大机密，如合流成功，不仅对抗日战争极为不利，也将构成对苏联的直接威胁，必须设法制止。这以后，这个负有特殊使命的女人就再也没有在上海出现过。

肖百新还介绍了一位反军国主义的日本友人德田恒夫与李正文认识。德田原是日本的战地记者，他看透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这场野蛮的侵华战争是日本民族和日本人民的致命灾难，是损华害日的极大罪恶，因而坚决反对。他是一位坚定的反战斗士，中国人民的忠诚朋友。李正文和德田思想一致，相处融洽，并逐渐发展成为知交好友。德田和日方政要常有接触，消息灵通，并十分乐意帮助李正文。他多次为李提供过重要情报，如日本军方掌握的中共及新四军的资料和日方的对策，关东军到达上海的消息，以及日侨的政治活动等等。

有一次于毅夫奉新四军军长陈毅之命，潜入上海找到李正文，迫切希望搞到载有日军围剿新四军的详细计划和部署的两本日文绝密刊物。这件事难度极大。李就求助于德田，德田冒了很大风险，不知用了什么方法，居然从日本大使馆里拿到了这两本绝密件交给李正文。此事曾受到陈老总的高度赞赏。

约在1945年初，李正文派妻子陈蕙瑛代表他秘密赶赴苏北中共中央华中局所在地，见到了城工部部长刘长胜。陈蕙瑛将李正文的历史和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以及他们掌握的有关情况，向2000年2月，作者(左)和李正文夫妇刘长胜做了汇报，希望组织上接受他正式回到中国党来。华中局领导研究后，同意了李正文的请求。

日寇投降后的1945年9月间，张执一同志代表党组织来上海接上子李正文的关系，此时尼克莱也已被苏联政府召回国内，李正文名正言顺地回到了中国党的行列。

(三)

张执一同志是中共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人之一，日寇投降后，他曾奉命组织上海人民武装起义，起义计划取消后，他和沙文汉同志一起负责党的文教宣传和统战工作，和工商界上层人士、民主党派、高级知识分子建立密切联系。

1945年10月起，李正文在张执一领导下并协助张开展统战工作，和上海工商界、文教界人士广泛交往。

他应黄炎培先生之邀，担任民主建国会总会的副秘书长，经常参加他们的会议和活动，他还参加陈叔通老人主持的民主工商界的联谊会，结识了一批著名的民主人士。

1946年8月。以张志让、沈体兰为核心，成立了上海各大学民主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很快发展到80余人，包括马寅初、周谷城、周予同、蔡尚思、楚图南、郑振铎、叶圣陶、翦伯赞、杜国庠等一大批著名教授。李正文参加了“大教联”组织，在张志让的支持下，被选为七人干事会成员，分管组织工作。张志让是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在大学教授中有很高威望。

“大教联”的爱国民主活动，在广大群众中产生很大影响。这些活动成为中共中央号召的开辟第二战场、发展第二条战线的组成部分，有力地配合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军。

《大公报》是当时在国统区发行量最大的一份非官方报纸，在广大读者中有重要影响。李正文通过该报记者地下党员李纯青对该报的总负责人王芸生作过多次争取工作，最后在破解了王芸生多年积累的对共产党的疑虑之后，终于说服他愿意接受党的领导。1948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李正文作为上海地下党的代表，在李纯青陪同下。和王芸生正式晤谈，当时王特别高兴和激动，表示愿意为全国解放事业服务。他说，上海《大公报》决不随同蒋介石迁往台湾，所有人员全部留下，并正式宣布，从现在起，港沪两地的《大公报》都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还命令复旦大学迁往台湾，陈立夫亲自动员校长章益，章益已准备从命，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张志让，张志让立即找李正文商量，李要张说服章益，绝不能接受去台湾的命令，想方设法把复旦大学留在上海，迎接解放。张志让和章益是至交，平时关系很好。张和章作了多次交谈，最后终于说服了章益，章毅然拒绝了国民党的撤退命令，把复旦大学完整地留在上海交给了新中国。

从1948年秋天开始，蒋介石国民党发动的全面内战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已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国民党中的许多军政人员感到大势已去，纷纷寻找出路。为适应这一形势，中共中央上海局成立了以张执一同志为书记的策反工作委员会，李正文、王锡珍(陈约珥)、田云樵三人为委员，分别对国民党军政各界展开秘密活动。李正文从此时起已完全转入地下，不再进行公开活动。

1948年10月，李奉调去香港学习，作解放上海的准备工作，张执一也在那里。11月中，张告诉李：“中央通知我们，要邀请上海32位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尽快去解放区参加新政协。这也是对他们采取的一项保护措施，以免遭受国民党迫害。上海局决定派你回上海代表中央去邀请他们。”张随即把这32人的名单交给李正文。其中有张志让、叶圣陶、马寅初、陈叔通、周建人、盛丕华、郑振铎、包达三、张炯伯、许广平、沈体兰、周子同、郑太朴、卢于道、储安平、王芸生、傅秉然、宋云彬等。

当时这些人在爱国有罪的国统区上海，已程度不同地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随时有被捕的危险。马寅初、郑太朴早已躲藏起来，叶圣陶等许多人也已不在家中居住。因此必须十分小心地协助他们离开上海，稍有不慎，被国民党反动当局察觉，将会给他们招来杀身之祸。

为了完成这一重大任务，李正文临行前作了充分准备，他装成一个“高等华人”，从香港到达上海后，把名单藏匿在一个安全处，就开始按照心里背熟的人名一个一个地拜访。

名单中有不少人是李正文熟识的，有的曾是并肩携手、生死与共的老战友，他们得知后都非常高兴和激动，感谢党中央对他们的关怀。有少数人从未和李正文见过面，李就委托陈叔通和张志让分别代为转达党的邀请。最后的结果是，32人中除有一人因事不能脱身而未能应邀前去外，其他人或坐船或乘车都先后安全离开上海到达香港，经组织安排，再转从海路北上进入解放区。马寅初因目标太大，李正文请海关的地下党员孙恩元同志护送他经海关通道也平安地到达了香港。遗憾的是，郑太朴因带病远行，在香港下船时不慎摔倒，抢救无效，不幸逝世。

李正文这次在上海期间，还根据张执一的指示，到南京国民党海军部去会见了海军部办公厅少将主任金声。金声是一位爱国将领，坚决反对内战，革命热情很高。他和宦乡是好朋友。半年多以前，金声就要宦乡为他沟通中共方面的关系，宦乡在香港见到张执一时谈起此事，张就要李正文代表党去南京会见金声。并请宦乡将此事通知金声，告知了接头暗语。

当时局势已相当紧张，李到南京海军部时，那里岗哨密布，警卫森严，金声在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专用的小会议厅和李正文会见，还把桂永清的上校机要秘书游侠叫来介绍给李，说游侠是自己人，早就有意参加革命，苦于找不到关系，他对海军部大小事情都了如指掌，可说是一部活字典，海军的机要都掌握在他手里。

金声和游侠同李正文联系上后的几个月内，两人就经常带着有关的重要情报，从南京到上海在约定地点和李见面，这些情报都经由他们两人作过精心整理和分析，详细而具体地把蒋介石整个海军的行动计划和作战部署，特别是沿海和沿长江的布防计划，包括炮台位置及其兵力、火力配备情况，还有海军部所掌握的其他兵种，如陆军、空军的调动计划和作战部署等都一一列出，有的还用地图和图解形式标出来。这些情报立即由上海地下党派人送往苏北解放军指挥部。张执一对李正文说：“他们这些情报非常宝贵，是万两黄金也买不到的，特别是他们提供的蒋军沿长江的炮台位置和兵力、火力部署情报，对解放军渡江作战的胜利将起到极大作用”。

(四)

1949年初，李正文被派去和以段伯宇为核心的一批准备反蒋起义的国民党进步将领会面。段伯字是蒋介石总统府军务局少将高级参谋，1938年加入我党，后失去组织关系，1942年考入了国民党的陆军大学，在该校结识并团结了一批具有强烈爱国思想的进步同学，经常在一起秘密讨论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他们结业后先后分配到了国防部和其他军事机关，都握有一定的军权，彼此仍保持着密切联系，到1948年，他们在段伯宇的引导和倡议下，决定弃暗投明，倒戈起义。大家一致同意寻找共产党的领导，投身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洪流。段通过他的表弟中共党员温尚煜联系到党的关系，张执一了解了这一切后，决定派李正文和他们联系。

李正文和段伯宇一见如故，通过段，李陆续会见了国防部预备干部局代局长兼预于总队少将总队长贾亦斌，淞沪港口司令部少将副司令兼上海铁路指挥官段仲宇(段伯字的弟弟)，伞兵第三团上校团长刘农睃，工兵第四团上校团长王海矯，江苏省保安总队少将总队长齐国槽，陆军第九十六军少将参谋长宋健人等人。

段氏兄弟、贾亦斌、刘农俊他们原来的起义设想是联合熟悉的所有部队约有六七万人在江浙皖三省，主要在宁沪杭三角地带同时起义，时间选在解放军渡江作战时，起里应外合的作用。

在段伯字的陪同下，李正文去了这些部队的驻地，代表上海局策委会和这些要求起义的将领一一见面谈了话，实地了解了他们的实力和情况。然后策委会派遣党的联络员张文藻、周其昌、汪声明、陈景明等同志分别进入贾亦斌、刘农峻、王海崤、齐国楮等部队。

1949年2月间，上海党组织恢复了段伯字长期失掉的组织关系，随后又批准贾亦斌、段仲宇、刘农俊、宋健人等人的入党要求。对这些新党员和联络员，都按地下党的特别组织原则，由李正文单线联系和领导。

但是对他们的联合起义计划，策委会和上海局领导经过仔细分析和反复研究以后，认为条件不足不能实行。因为即使加上我党所掌握的其他所有准备起义的部队一起联合起义，也会因为敌我力量悬殊太大而难以成功，只有各自利用有利时机单独起义、分别行动比较合适。上海党对贾亦斌领导的预干总队特别重视，认为在嘉兴的这支部队虽然受到蒋军的重兵包围，起义难免失败，但也应该起义。因为这是蒋经国多年来苦心经营的王牌“太子军”，是专门训练素质较高的青年干部，用以配备30个现代化新军来支撑蒋家王朝的擎天柱，可说是嫡系中的嫡系，如果它一旦起义，对整个蒋军的震动之大，可想而知，必能达到动摇蒋介石总后方基地的作用，其政治影响无可估量。

李正文在段仲宇公馆向段氏兄弟、贾亦斌、刘农俊等人传达了上海局这些考虑和意见后，很快取得了共识，同时他们对预于总队的起义时机和方法等问题作了详细研究，并立即行动。

贾亦斌回嘉兴后，在联络员张文藻的协助下，在预于总队官兵中开展了准备起义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大队长李恺寅等一批进步分子也积极配合贾亦斌，在官兵中开展准备起义的秘密活动。预干总队约有近四千名学员，都是一些有文化素质和有思想抱负的青年，他们早就对专制腐败的蒋政权极为反感，决不愿为蒋介石卖命，因此当得知他们一向爱戴的总队长贾亦斌领导他们准备起义时，无不欢欣鼓舞，热烈拥护。

但是反动的副总队长黎天铎向在溪口的蒋介石父子告了密。蒋介石下令撤了贾亦斌的职，总队长由黎天铎取代。贾亦斌和李正文、段伯宇研究后，决定尽量拖延办理移交的时间，以待完成起义的准备工作。但时间紧迫，不宜拖延过久，于是，贾亦斌就日夜留在嘉兴部队里活动，同组织上的联系，则由李正文去嘉兴和贾见面。4月5日李正文最后一次去嘉兴，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李和贾亦斌商定了整个行动计划。

4月7日凌晨，贾亦斌毅然决然地率领预干总队的3000多名官兵，制服了黎天铎和其他几个反动军官，以去莫干山行军演习的名义，把部队拉出去起义了，他们准备和浙西的游击队会合。

起义部队出了嘉兴后，南京国防部和溪口方面同时接到急电：“贾亦斌叛变，黎天铎下落不明”，这对蒋政权犹如一声惊天霹雳。为除此心腹大患，蒋介石急调四个整师和一个军的一部分，以及江浙皖三省的保安部队、交警部队，甚至不惜动用防守“长江天堑”的陆军和空军，以几十倍于起义部队的兵力，设下重重包围圈和堵截线，并悬赏5万银元缉拿贾亦斌。

起义部队在贾亦斌、李恺寅的带领下，浴血奋战，终因力量悬殊太大，寡不敌众，牺牲惨重，终于被打散。贾亦斌逃出重围，身负重伤，历尽艰险，最后在当地群众和游击队的救助下，安全脱险。国民党的报纸则大肆宣传，说他“已被击毙”。李恺寅也死里逃生，回到了人民的队伍。预干总队的起义虽然失败了，但这一“从心窝里反出来”的正义行动，震动全国，影响深远，是对蒋家王朝的沉重打击，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伞兵第三团也是蒋介石十分重视的嫡系部队。他们的起义工作早有准备，李正文和刘农峻联系后，发展他人了党，并派去了联络员周其昌，在那里建立了党支部。团副李贵田、副排长孟虎、参谋陈家懋等都是党员，协助刘农俊积极开展起义活动。

起义原准备在解放军解放上海时里应外合，但蒋介石已多次催促该团立即撤往台湾，不能再拖。策委会决定将计就计，让刘农俊打着奉蒋介石之命撤往台湾的幌子，一出海就改变航向，直奔我解放区连云港。

但连云港和台湾的基隆港不同，没有码头，轮船不能靠岸，只能用登陆艇。于是策委会就请段仲宇利用职权调拨了一艘3000吨的美式大型登陆艇给刘农俊。除可以运送伞兵第三团3000多名官兵外，还有数百人的空余舱位。伞兵司令部就又装了一批武器和通讯器材，要他们带到台湾。就这样，1949年4月15日伞兵第三团的起义，不仅给解放军增加了全副武装的3000多名伞兵，还把这些武器和通讯器材送给了解放区。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起义行动，他们在连云港受到了以谷牧为首的党政军民的热烈欢迎。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还给他们发来了贺电。

王海嬌的工兵第四团是蒋军中配备最精良的重型工兵团，全部是美式装备。蒋介石和国防部多次命令，要该团撤往广州。李正文通过联络员汪声明并和王海嶠亲自多次商讨对策，最后决定采取阳奉阴违的办法，声言服从命令向广州撤退。先是制造借口一再拖延，然后在段仲宇的配合下，把工兵的装甲列车和一批重型机械设备装车从上海运到浙赣铁路金华以南地带，便佯称机车发生故障，必须停下来修复后才能南下，故意东一辆西一辆地停散在好几条铁路上，不仅使工兵第四团再也动弹不了，还堵死了浙赣铁路的许多路段，使蒋军南调部队无法通过。蒋介石一再催促，毫无结果，才发现有变，下令撤了王海嶠的职，并派特务到处缉拿他和有关人员。王海嶠和联络员汪声明干脆一起跑往香港并转道去了解放区，下属官兵则分散隐蔽起来，使国民党当局气急败坏又无可奈何。这批车辆和装备始终在浙赣路上躺着，直到人民解放军到来全部接收。

在协助伞兵第三团起义和工兵第四团堵塞浙赣铁路阻挠国民党军运的重大行动上，主管上海一带水陆交通运输的段仲宇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段仲宇还曾机智地保护了铁路职工的大罢工，使他们得以避免特务头子毛森的血腥屠杀，并对许多地下党领导同志进出上海火车站提供了保护性措施。特别是在解放上海战役期间，他率领辎重汽车团起义，加入了解放军，并集中大量汽车组成追击部队，输送解放军追歼蒋军，有力地支援了解放上海的军事行动。

(五)

1949年4月上旬，李正文刚从嘉兴和贾亦斌会面后回到上海，就发现一个姓朱的关系，被捕后叛变，这几天正带着特务到李平时出入的地方搜捕他，情况危急。组织上决定他立即撤离上海去北平。李将一些未了的工作移交给策委会的田云樵等同志，于4月10日化装潜离上海，转道香港到达北平，从此结束了在上海敌占区长达八年的地下工作。

北平已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李正文在那里见到了原上海局书记刘晓，刘这时已被任命为华东局组织部长。刘要李立即随同第三野战军总部南下，准备接管上海。

5月底，李正文回到了已经解放了的大上海，这里已是人民的天下。

华东局宣传部长舒同告知李正文，他已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高教处副处长和上海复旦大学、暨南大学的军代表。随后又任命他为暨南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他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大学的接管工作。

1950年2月，华东局调李正文担任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副校长，华东革大的校部在苏州，他在那里工作了两年。1952年2月，李奉调回上海，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复旦大学是李正文最熟悉的一所大学。在复旦大学工作的两年半时间，是他一生中最为留恋的日子。

1954年秋天，李正文被调到北京高等教育部工作，任政治理论教育司副司长。李一如既往，忠于职守，勤奋工作，他负责领导和管理全国高等学校的四门政治理论课，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教学指导工作。

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这位对党无限忠诚，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做出过如此重大贡献的老同志，却被怀疑历史不清而不被信任。

在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中，李正文被认为有严重右倾思想和重大政治历史问题而列为重点批判对象，在大小会上无理批斗，最后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撤销职务、留部察看的处分。

1962年全国都对反右倾的错误结论进行了甄别平反，李正文却是个例外，拖了两年后，又给他加上了一条有系统修正主义思想的罪名，不予平反。接着十年浩劫，李一直处在暗五天日的厄运中。直到1979年10月，组织上才给他做出“彻底平反，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原职务”的复查结论，时间已过去了整整二十年，李正文同志已是一位进入古稀之年的七十一岁的老人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国改革开放的春风使李老的暮年重新焕发了青春，他很快成为一位活跃于学术界、理论界和教育界的知名人士，在政治学、法学、经济学、国际共运史等诸多社会科学领域，他都是学术带头人。他思想敏锐，谦虚诚恳，他的文章和讲话富有创意，分析透彻，说理清楚，深受大家的敬佩和欢迎。

李正文同志病故于2002年2月，终年九十四岁。

(作者系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9年第5期　另一个段祺瑞　作者：杜婉华

段祺瑞是北洋时期皖系的头目。北洋时期应该算近代史最黑暗的时期：军阀割据，相互征战残杀，压榨盘剥百姓，独裁，腐败，阻碍全国统一。段祺瑞更是“三一八”惨案的制造者，鲁迅先生纪念刘和珍一文早就把他鞭挞得体无完肤。

这是教科书里给人们的印象。

可是，近年我的好朋友张乃惠(段祺瑞的外孙女)多次跟我谈起她外公的情况，却还有另一个段祺瑞。家人心中的段祺瑞很值得深思……

乃惠说：我外公段祺瑞的私生活在当时是有名的清廉朴素，就是不贪污肥己，不卖官鬻爵，不抽大烟，不酗酒，不嫖娼，不赌钱。当时人称他为“六不沾总理”。

当然，我外公和当时其他军阀一样，也讨了几房姨太太。听母亲说，外婆怕别人说她不贤惠，就主动给外公找姨太，当时的第四位姨太，一进门就愁眉不展，原来她已经有了意中人，外公就吩咐我外婆要像嫁女儿一样，成全她和意中人的婚事。段祺瑞让姨太出嫁的事，在当时传为佳话。

外公当了那么大的官，人们会以为他财产不会太少，母亲也能继承他的遗产，还有文物什么的，

其实，外公不吃空缺，不收礼，除了好家风，什么也没留下。母亲印象最深刻的礼物是当时的江苏督军、后来成为日伪汉奸齐燮元送的，其中一件是几扇镶嵌着各种宝石的屏风。五光十色，非常惹眼。家里人都喜欢得不得了，都盼望我外公能留下这件宝物。谁知第二天再看，宝物不见了。原来外公一早就派人归还给齐燮元。我外公除薪水外，没有其他收入。他下台后经济紧张，就搬到小房子住。以前从不过问家务事的外公，开始算细账。

人们不会相信，外公当官二十来年，一直租房住，倒也有过所谓的房产，怎么回事哪?我外婆是袁世凯的干女儿，老袁就以送套房子给他义女的名义，给了段家一栋房子。这栋房产的原房主是和老袁打牌输了40万大洋，才把房子抵押给老袁，可没给房契。等老袁一死，房主的儿子拿着房契来找国务总理段祺瑞，要收回房子。外公说，既然房契在人家手里，就应当把房子退给人家，他二话没说。带着一家人搬了家。这栋房子只住了两年。

但是，不管怎么说，外公曾是堂堂中国的领袖级人物。数千年家天下和世袭传统的熏陶，位高权重的官员总要荫及子孙。“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怎么说我舅舅、姨父什么的总要捞个有实权的一官半职吧。

偏偏我的外公不在此列。母亲说，大舅段宏业从小寄养在亲戚家，十几岁才回到外公身边，小时候缺少良好教育，文化水平不算高。可能受外公影响吧，特别痴迷围棋，是当时围棋界的尖子。不少人劝外公给儿子在政府部门安排个职位，外公都不答应。我外公是根据他自身经历考虑的：他小时候受的是儒学教育，十五岁的时候因段家遭受劫难，家里人无奈，给他极少的钱让他独自离家，徒步跋涉两千里去找堂兄参军入伍。当兵后所遭遇的艰难困苦常人无法想象。所以，外公认为，孩子们应该靠自己，从最低层做起，一步步上升，不能一下子就做官。

乃惠笑笑说：“段祺瑞的后代，就像我这样的，平常人，没出息!”

乃惠一直生活在北京，知道北京张自忠路三号(当年执政府，段祺瑞办公的地方)，很长时间都作为东城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26年3月18日这里发生了段祺瑞下令枪杀游行学生事件。她知道无论外公如何清廉正派，都没办法掩盖他杀死无辜群众的罪行。

可她强调，这里有一些事情非说清不可。

我们家认为这是千古奇冤!听母亲说，当时我外公并没在执政府，而是在家里。学生游行示威的事，他事先并不知道，怎么能下令开枪?那时候，通讯可不像现在这样神速。当然，学生们游行是有正当理由的，那时候正是国共合作进行北伐，目的是要结束祸国殃民的军阀混战，当国民革命军来到天津大沽口与东北军阀奉军开战时，日本帝国的军舰居然协助奉军，并与英美等八个西方国家联合发出通牒，威逼国民军撤退，还要求撤销大沽口的防务。列强公然在中国领土上指手画脚，有血性的中国人当然难以容忍，于是在共产党人李大钊等带领下，先在天安门聚会，随后示威群众来到铁狮子胡同执政府大门，要求进去面见段祺瑞本人。激愤的群众不顾一切地向大门内冲，一个值班营长，见群众来势凶猛，慌了神，脱口喊：“开枪!”士兵听令持枪向人群直射。惨案就发生了。

乃惠说：母亲告诉我，惨案让我外公极度悲愤不安，那几天吃不下，睡不着，年轻时落下的病根儿又犯了，真是身心交瘁。他在政府召开的会议上说，“学生们年轻，热情，爱国心强烈，但他们容易冲动，很容易被人利用。”这里说的“被人利用”显然指的是共产党人。不必讳言，外公确有他一贯的反动立场，不会轻易改变。但是他又认为，学生们应该得到同情并给以保护。他颁布文件申明：“伏念青年学子热心爱国，血气方刚，陡起填膺之愤，意气所激，遂尔直前。揆其情迹，实有可原，特颁明令，优加慰恤。”他让人立即调查死难者的名字，给予优抚。他还在悼念三一八惨案死难同胞大会上，当众长跪不起，并立誓终身食素以赎罪。这个誓言一直坚持到他病危，虽然医生一再劝他改变饮食，增加营养，他始终没动摇，直到临终。请你们想想，如果是他本人下令开枪杀人，他何必这样做作，他原本就有很重的腿病，却不顾自己的痛苦，长跪不起。

当然，有人会认为，政客为了平息老百姓的愤怒，有时也会做秀，这，我不好说什么。

乃惠说，我向活到102岁的母亲发过誓，一定要还原真实的段祺瑞给世人，特别是晚年的赎罪补过之情。我希望他能得到人们的谅解。

听了乃惠的一席话。我陷入了沉思。特别是这一长跪不起的形象与我心目中的段祺瑞迥然是两个人。

我不会忘记：三一八惨案，死了47人，伤了150余人。当时引起舆论界一片哗然。连国外媒体都有反映。国内有良知的社会知名人士鲁迅、周作人、梁启超、林语堂、朱自清、蒋梦麟、闻一多、凌叔华等，纷纷发表谴责言论。北洋时期的报刊很多，如《语丝》、《国民新报》、《世界日报》、《晨报》、《现代评论》、《清华特刊》等全都加入批评谴责的行列。特别是共产党员邵飘萍主持的《京报》大篇幅连续发表了133篇各式文章，猛烈抨击段祺瑞政府，由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哀歌唱遍了京城。社会媒体轰轰烈烈的阵势，使段祺瑞政权的合法性受到质疑，段政府最终以内阁总辞职下台，民间抗议声才渐渐平静下来。

那么，应该如何看待这一段历史呢?!

按照多年的思维定势，总觉得段的长跪和吃紊咱是一种“作秀”。尽管如此，又觉得，即便是“作秀”，在那种特定的环境里，是不是多少有利于缓和一触即发的官民对峙局面，总比警特密布，紧盯捂紧要强一些。

也许我太天真，太善良了?!

(责任编辑 　　徐庆全)

2009年第5期　耀邦同志教我们做人做事——公开一个鲜为人知的批示　作者：马懋如

耀邦同志离开我们20年了，不管情况有什么变化，他一直活在我们的心中!他的为人，他的所为，有口皆碑。

此时，此刻，回忆起了和我有关，使我感受很深的一件事，容我从头说起：

在那三十年前，拨乱反正之中，全国各地受“文革”之害的群众纷纷来京上诉，出现了一个上访大潮。信访是党联系群众，了解民情的重要渠道，耀邦同志极为重视，他说，他没有批过条子，批了很多信。确实如此。

1978年底耀邦同志兼任中宣部部长后，中宣部收到的来信(来访)成倍增长，不少信件是直接写给耀邦同志的。据信访处统计，1979年上半年平均每月收到来信一千五百多件，一至六月份共受理来信九千三百三十四件，是上年同期的三点六倍。来访者络绎不绝，应接不暇。这里的工作人员少，任务重，条件差。当时的信访处设在部外的一个失修的楼房底层，接待室里仅有一张掉了油漆的乒乓球台子，两张长条板凳，几张旧木椅，一个坐着要陷下去的长沙发；办公室里也只有几张旧桌椅，一部电话机，两个竹皮热水瓶，就此而已。在这里工作的人们，面对的是一个弱势群体，一批受害者，是血和泪的控诉。那些人哪有钱买信封信纸，不少来信写在废纸上、手纸上、香烟盒的背面或书报的边角空白处……有的信上还留有血、泪的斑痕。不少信件字迹不清，很难辨认。来访者，不少来自边远地区，有的是从监狱或劳改农场出来的，他们中不少人，早已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流离失所，他们扒火车，或步行数日、十数日，或沿途乞讨，他们身无分文，衣不御寒，食不果腹，含着冤、淌着泪，带着伤痛，怀着极大的希望，来到京城，找中央，找党，找耀邦同志。负责接待的同志怀着很大同情，热情、耐心听取他们的申诉，常常一谈就是几个小时，甚至半天，十几个小时，还要作安抚工作，为他们解决食宿，还常常拿出粮票、衣物和钱等，解囊相助。他们常常不能按时下班、吃饭、休息，日以继夜，急来者之所急，办来者之所需，毫无怨言。重要的来信、来访，每日必摘要报送耀邦同志，耀邦同志必及时批示下达。耀邦同志对这里的人和事极为关注，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1979年8月17日耀邦同志在中宣部信访处写的《信访处今年一上半年处理人民来信工作小结》上作了重要批示。全文如下：

退成绩卓著的信访工作同志

那些默默无闻，但每天每时都在点点滴滴为人民办好事的同志，是深深受人尊敬的，也是值得每个真正的革命者去爱慕的；而那些威风凛凛专说大话瞎话给人民造成损害的老爷或少爷，人民心里是疥限的，每个真正的革命者也有权鄙视这种人。

“文革”结束后，我从中宣部的“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到哪里工作，一时还定不下来。已在中宣部工作的办公室副主任庞达同志把我找去，问我愿不愿意到部的信访处工作。说那里接待信访十分繁忙，要我去担任信访处的副处长。开始我有点犹豫，因为我原是在宣传处工作，信访不是我的本行。庞达同志拿出耀邦的批示给我看。我看到耀邦的亲笔批示，立即被批示的话深深感动。我决定改行，加入了信访工作的行列之中，和那些默默无闻，点点滴滴为人民办好事的同志们并肩，为拨乱反正，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做了一点事情。几年来我从中得益不少。

耀邦同志的这一批示不仅仅是针对信访工作的，也不仅仅是批给中宣部的信访工作同志的，含义很深。从中看到了耀邦同志的为人、做事；看到了他所敬重和鄙视的；他所提倡的和反对的……这也正是我们这个社会所要提倡的和应该反对的。耀邦同志是在教我们做人、做事。他要求我们、希望我们：做人，不要当那些威风凛凛专说大话瞎话的老爷或少爷；做事，要甘愿去做那些默默无闻，点点滴滴对人民有利的事。耀邦同志的批示是我的座右铭，我复印珍藏到如今。回顾自己走过的路，昨天不是少爷，今天没有当老爷，明天也决不会当那被人鄙视的人!

耀邦同志离世20年，批示时隔30年，虽时过境迁，批文没有过时，没有退色，依然(更加)切中时弊，有益当今。可惜，这一批示鲜为人知，在这纪念耀邦同志的时刻，特公之于众，愿与新老朋友共勉!

耀邦同志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批示永远是我们的座右铭!

2009年2月

(作者为中共中央宣传部离休干部)

(责任编辑 　　徐庆全)

2009年第5期　缅怀萧克老将军　作者：黎　白

萧克老将军是我的老首长、老师，如果高攀些的话，也可以说是我的老朋友，可以倾吐、交心的老朋友。或者，更确切地说，萧老是一位谦虚、直爽、不计职务高低，很主动地与一些同志倾吐心声，而且言之有物，议论深刻，和他交谈，受益良多。

我从解放战争时期接触萧老——我们的司令员以来，这个感触有增无减。后来，与萧老交谈多了，这种感触就更加深刻了。

萧老是有文化、肯思索、有勇有谋的红军高级将领，也是炎黄文化研究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他首先发表了对陈独秀的公正评价，这在当时是很大的突破，有很大影响，也是开天下先的、十分严肃的对党史的贡献。

他坚持不懈几十年创作的文学作品《浴血罗霄》用他在《后记》中所写：“《浴血罗霄》经过五十年的风风雨雨终于出版了。此刻，虽然了却了一件心事，但过去的那些艰苦岁月常浮现在眼前。”

我在2002年10月20日有一段记载是：“当年曾拜读萧克同志送来的打印稿，几十年后重读此书，深感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实为真理。此书最大的特色是有真实生活气息，真实反映了当时的人物思想……”

我和我的老首长萧老的往来也是从《浴血罗霄》发展起来的。我们交谈最多的时期是1963年参加编写《红二方面军战史》的两年中。那时，党中央决定编写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战史。毛主席签发了组成三个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的命令。红二方面军战史编委会主持人是贺龙元帅，副组长是许光达大将。原红六军团长萧克、政治委员王震也是编委会领导成员。我奉调参加编委会对战史的编写工作，分工执笔的主要是红二军团创建发展的历史，对红六军团的历史也必需了解。为此，我多次到萧老家里访问。萧老都是热情接待，更主要的是，他有惊人的记忆力。红六军团的创建、发展、战斗，讲得十分准确、具体、生动，使我受益极大，也更进一步对萧克同志的才华、儒将风格有了深入的了解，也更增加了对他的敬佩。

与萧克同志交往多了，在他的亲切关怀和督促之下，我写了一部长篇纪实文学作品——《南天一柱》。

这部长篇小说描写的是红军第二军团、第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等领导下于1934年10月在四川、贵州两省边界会师后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与敌人进行艰苦卓绝战斗的纪实性文学作品。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辉煌斗争历史在几十年来文学作品中极少涉及，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不必去讲。实际上，这段历史是应该以浓墨着力去书写的。它有其十分独特的地方，也有其很显著的历史意义。

1989年11月13日，《红二方面军战史》修改完成，原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政委王震及主持战史修改的原红二方面军的几位健在的老同志杨秀山、廖汉生、王恩茂、黄新廷、谭善和、谭友林等和我们几位执笔修史的成员，在中南海中顾委会议室举行了座谈会。会前，萧克、王震同志向我说：应该将红二、六军团会师，创建湘鄂川黔苏区的历史写成文学作品，希望我承担。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应该以文艺形式反映这一段历史的提法。而我根本没有思想准备，更没有写好的把握，所以，当时既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因为那时我已接受了参加编写和修改《贺龙传》的任务，时间至少要两三年。即使接受萧克、王震同志提出的建议，也只能待《贺龙传》完成以后才能开始落实。不过，萧克、王震同志的建议，却使我萌发了尽责的想法。我认为我是应该写的，为了中青年了解革命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用文学形式反映，作为党和部队培养了几十年的文艺工作者，我是责无旁贷的。

1990年3月6日，在军委办公厅审查影片时，我又见到了萧克、王震等同志。萧克同志把我拉到稍后边的沙发上，对我说：“我想了很久，一直想见到你时再更详细地向你提一下，红二、六军团会师后开辟湘鄂川黔苏区这一年是很应该写的。故事影片、电视剧、小说……都是可以表现的，也是很有价值的……”他停顿了一刹，向我笑着说：“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开辟苏区，坚持斗争，意义很大，可也有些不很一致的微妙看法呢。所以，二、六军团这一年的创建根据地，消灭几个师敌军，坚持在江南高举红旗一年多的斗争的历史，以后在党史、军史上都是很少提起，或者没有提起的，这个么，尽在不言中吧!我找你谈的是再次强调这一年斗争的当时重大意义和以后的深远意义，是应该以浓墨着力去写的。它有其独特的地方。也有其很显著的历史，它表现在：第一，两个军团会师时，总兵力不足八千，弹少药缺，人疲粮尽，是两支各自经历极其困难之后会师的疲惫之师。然而，在会师之后的近十个月的时间里，展开了六次规模颇大的战斗，消灭了敌军三个师共二十几个团，开辟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成为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撤离长江以南之后，惟一在江南与敌进行战斗并取得伟大胜利、开辟广阔苏区的一支主力红军。这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上是独特的，具有很大意义的。因此，写出这段历史，对于加强对我党、我军历史的宣传，加强革命传统教育，加强爱国主义教育，都很有必要的。”

第二点，红二、六军团会师之际，正是中共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于1934年10月撤离江西苏区开始长征，并在长征途中的湘中战役遭到极其严重损失之时，红一方面军撤离苏区时总兵力为八万六千余，湘中战役减员过半，也是疲惫之师。红二、六军团为全力支援红一方面军，以一万余人的全部兵力，坚决、果敢地进军湖南心脏地区，歼灭敌军、威慑省府，使敌惊恐万分，急调围堵追击红一方面军的主力80余个团回撤。红二、六军团不计得失地支援红一方面军，全力保护党中央的安全，是在我军历史上最危险最艰难的时刻做出顾全大局的重大贡献。在我军历史上也是辉煌的一页，在我党的历史上，同样是体现共产主义高尚品德的光辉一页。

第三，湘鄂川黔地区的斗争，是我们二、六军团团结一致，创造辉煌成绩的一年，对贺龙、弼时、王震和我也是经受住了严峻考验的一年。有些微妙的是这一段历史鲜为人知，不必研究是什么原因了，现在写出来，用以启示当代青年也不算晚，是很有必要，很有意义的。

萧克同志很庄重地对我说：“当年的红二、六军团的老同志不多了!军团只剩下王震和我，师团两级几乎没有健在的人了。廖汉生、黄新廷、王恩茂、杨秀山几位是硕果仅存的。我以前自认为记忆力不差，如今也不行啰。当年一些战役、战斗的细节还记得一些，再过几年，恐怕就没有人能讲这些历史啰。你编过红二方面军战史，又参加修改战史，编《贺龙传》，又参加修改《贺龙传》，又是作家，电影剧作家，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我希望你能写一写，对革命历史，对烈士、对青年负责嘛!你我熟悉，是我那个寒舍的常客，随时欢迎你来，我会尽所知详细和你谈的。这是我的请求，也是你的责任，你看如何?”

萧克同志用了“请求”两字，分量太重了，我确深有触动，向萧克同志说：“《贺龙传》完成后，我保证写，写的水平如何，我不敢肯定，只能向您保证，我确有些得天独厚的历史条件，只能向您保证竭尽全力。”

1993年，《贺龙传》被审查通过出版。11月1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首发式。中央领导同志参加了首发式，此后，我即着手看战史，查历史资料，访问几位老红军同志。在1996年写出了《南天一柱》十集电视剧本，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投入拍摄。于是，我决心写长篇小说了。

这个创作始末和创作过程先后经历了二十年，扼要叙述一下，也是一个记录、一种抒怀，一个向萧克同志的交待吧!

现在，萧克同志以102岁的高龄跨鹤西去，使我很为悲痛，回忆起许多年以来与我敬仰、钦佩的老首长的交往，倾吐，谈心，受教良多，我认为我应该也有义务写一篇缅怀萧老的文章，以表达我的情感于万一。

(责任编辑 致 中)

2009年第5期　汤涛潜与晚清立宪法运动　作者：傅国涌

上距戊戌变法不足十年，又有立宪运动勃兴。在享有全国声望的立宪派领袖中，江苏南通的状元实业家张謇和争路权、办铁路而受到普遍敬重的浙江汤寿潜以“张、汤”并称。

汤寿潜(1856--1917)是杭州萧山(当时还属于绍兴山阴)人，原名汤震，字蛰先(或叫蛰仙)，早在1890年他就写出了著名的《危言》，比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早了4年，提出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维新变法思想，包括改革考试、任官制度，裁并机构，遣汰冗官，提倡采用西法，培养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废除捐官制度，迁都长安，刷新吏治，严惩贪官，废除武举，设立武备院，加强海军等，更值得重视的是广造铁路、兴修水利、改革税制、开发矿藏、整治道路、改善环境卫生、实行晚婚等主张，他在《议院》一篇中倡议设立议院，其中对西方议院赞美有加，认为可以仿效并且变通，第一步先以王公大臣四品以上翰林组成上院，军机处主持，其他官员组成下院。由都察院主持，地方上则由绅士、贡生、监生、农工商代表人物组成议院，每有大事，进行集议。同时他提出兴新学、植人才作为议院之本，以开议院作为开风气之先。当然他设想的议院本身还有很多问题，充其量只是一个咨询机构，与西方的议会制度相去甚远，但他提出议院这个思路本身是超前的，这是他立宪思想的初次表达。《危言》的出版使年轻的汤寿潜赢得了维新思想家之名，当时人们将他和唐甄、冯桂芬等相提并论。可以说，他的思想在甲午战争之前就已基本成熟，后来他办铁路、兴实业、推动立宪运动，都从这里可以找到思想的起点。

1892年，汤寿潜中进士，在翰林院呆了三年，1895年3月到安徽青阳县上任，离京前夕，读过《危言》的翁同穌召见，促膝长谈一番，日记中评价他“于时事极有识”。翁在私下以为他“必为好官”，然而不过三个月他就辞官回乡了。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两次通过浙江巡抚廖寿丰召他进京，以备任用，他因为母亲有病，请求缓

、行，躲过了戊戌一劫。谭嗣同写给汪康年的信里惋惜，汤是自己素来欣慕之人，“而不曾一见”。

汤寿潜在政治舞台上初露锋芒应该是1900年八国联军进京时，他和张謇等游说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发起“东南互保”运动，确保了江南的秩序和经济繁荣。张謇说汤是最初的倡议人，当年6月18日率先到南京与张謇等合力游说推动此事。然后，他们奔走于武汉、南京之间，说服了张之洞、刘坤一两位封疆大吏。也就是在这一年12月，他在南京和张謇等人共商立宪之事。1901年7月7日，应张謇的邀请，他们同赴南京，与刘坤一共商立宪事，没有得到积极回应。当年9月，他写出了《宪法古义》三卷，对元首的权力、议院的权力、行政大臣及法院的权力作了区分，对大臣任责、法院独立、法官选任、刑官终身、陪审制度等都有论述，更值得我们重视的是第三卷“国民之权利”列举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迁徙自由、尊信自由、产业自由、家宅自由、本身自由、书函秘密权、赴诉权、鸣愿权等十几种自由权。在《宪法古义叙》中，他从《尚书》、《周官》等古书中寻找立宪的依据，认为宪法不仅在西方实行，也是中国所固有的，其实是想把立宪的理想与古老传统嫁接在一起。他的这些思想、言论、行动上接1890年《危言》中的开议院主张，而有了很大突破，下启1906年直接成立立宪团体推进立宪。这是他立宪思想的一次集中表达。

1903年，清廷任用汤寿潜为两淮盐运使的肥缺，他托词辞谢。从1895年到1904年，他先后出任金华丽正书院、上海龙门书院(龙门师范学堂)的山长，他深知“教育为文明之导师”，在民智未开的中国，他想以教育事业来启迪民智，作为立宪的先导，张謇创办通州师范学校，他就极力赞成。这是他著《危言》以来一贯的看法。但是，教育的推动毕竟是缓慢的，要真正推动立宪，还是有赖于实际的政治行动。

就在这个时候，在《浙江潮》第7期刊载的《四政客论》一文中首次出现“立宪派”这个新名词，从此，“维新派”一词逐渐被“立宪派”所取代，立宪运动的呼声日渐高涨，从体制外渐渐蔓延到体制内，当时声势最大、最用力的无疑是江浙的立宪派，派遣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就是在他们着力推动下成行的，其中当然就有汤寿潜的作用。他是个坚定的立宪派，从那时起持续地通过游说、上书等方式，呼吁清王朝走上立宪的轨道。

从1904年5月起，张謇不断与张之洞、魏光焘等讨论立宪问题，游说他们奏请立宪，还为他们代拟了立宪奏稿，汤也参与了包括拟稿在内的这些活动，张之洞没有应承，而是要他们去探询袁世凯的意思。张謇在给袁世凯写信请其赞助立宪的同时，和汤寿潜、张元济等连日会谈，决定游说军机大臣瞿鸿機和其他达官显贵，来推动立宪。6月5日，他们通过张美翊给瞿转呈了一个说帖，产生初步成效。9月10日，汤又通过章棧连续带给瞿两封信，第一封信鼓动瞿站出来倡导立宪，“以去就争之，岂非中国一伟人乎?”事成，后世将为其树铜像，不成，也可以奉身而退，此举光明正大。他在第二封信中建议，“考求宪法”和保卫主权可以有“一笔两用之策”，这可以作为出国考察宪法的主题。他希望瞿以一片愚公山、精卫石之心，“独为其难，天下之幸”。瞿为之心动。瞿当时深受慈禧的信任，他的态度直接影响了慈禧的决策。汤不断地给瞿写信促动，瞿除了面奏派员出洋，甚至希望自己亲到欧美去考察政治。在军机重臣中他受到立宪派的影响最大，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其他封疆大吏、王公大臣的态度也都有变化，各种因素终于促成了1905年冬天的五大臣出洋。

戴鸿慈、端方等考察政治大臣从日本、美国到欧洲考察，1906年7月21日回到上海，张謇和汤寿潜等四次谒见，竭力劝说他们迅速奏请立宪，不可再延宕。就是这一年，他向朝廷递了一份《为宪政维新沥陈管见事》，要求维持舆论，制定报律是用来保障而不是摧残报纸，以合乎宪政之名等。在当时推动立宪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端方等抵达天津时，就有8万名学生上书要求颁布宪法、更改官制、重定法律。可以说，这年9月1日颁布的“仿行宪政”上谕就是顺应了这一时代的呼声，其中确立了“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的原则。

消息传来，朝野上下、商学各界一片叫好声，以为这是千古未有的盛举，到处奔走相告，甚至有喜极而泪下的。张謇、汤寿潜等代表的国内立宪派和梁启超为代表的海外立宪派无不欢欣鼓舞。汤寿潜写信给瞿鸿機：“以五千年相延相袭之政体，不待人民之请求，一跃而有立宪之希望，虽曰预备，亦极环球各国未有之美矣。”内心的欣喜之情毕露无遗。9月9日，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总商会、华商体操会、南市商业体操会、洋货会馆、商学补习馆、商学补习会、商学公会、各学校纷纷开会庆祝，上街游行。16日，上海各大报《申报》、《时报》、《中外日报》、《同文沪报》、《南方报》等联合举办庆祝会，到会的有上千人。江苏各地包括南京、无锡、常州、扬州、镇江、松江等地商会、学堂都召开了庆祝会，扬州商学界自编的《欢迎立宪歌》传达的就是当时普遍的心声：“运会来。机缘熟，文明灌输真神速。……一人坐定大风潮，立宪及今朝。”全国许多省的情况也都差不多，用立宪派的话来说，“凡通都大邑，僻壤遐陬，商界学界，无不开会庆祝”，这一切都是自发的，不是官方组织的。在晚清经济发展中成长起来的那些自治组织和新兴的学校、报纸，无疑是宪政最坚定的支持力量。当年10月2日《申报》报道说，消息传到深宫，慈禧太后与光绪帝“颇深嘉悦”。

包括汤寿潜在内多少善良的人们，在专制的暗夜中生活了多少个世代，以为清朝真的要踏上宪政轨道了，以为从此可以过上平等的人的日子了。不能嘲笑他们的愿望是天真、可怜的，谁又能想到这一切都只是空头的许诺，只不过是水中月、镜中花。

1906年的预备立宪从官制改革人手，设立了专门机构——编制馆，虽然只用两个月时间就完成了中央体制的改革，实际上的改动幅度很有限，仅以满、汉之分来说，改革以前，各重要部门大臣都是满、汉各半，改革以后名义上说满汉不分，实际上在11个部的13名大臣、尚书中，满族占了7人，蒙古族1人，汉族只有5人，反而不如改制前。立宪派由此感到失望。

中央体制大致上确立以后，厘定官制大臣于当年11月5日通电各省疆吏，提出改革地方体制的方案，计划将地方分为府、州、县三级，各设议事会，由人民选举议员，公议应办之事；设立董事会，由人民选举会员辅助地方官，办理议事会议决之事，逐步推广，设立下级自治机关。另外设立地方审判厅，受理诉讼。从现在来看，以“地方自治”为内核的这一方案，进步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大约到1907年2月17日以前，各地封疆大吏陆续表明自己的态度，看法不一，众说纷纭，推行难度很大。

最热闹的还是民间宪政派的自发组织应运而起，它们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冒了出来，这是1906年慈禧接受宪政改革主张的最大成果，以铁的事实证明了国人对宪政的热忱。最具影响力的立宪派团体就是“预备立宪公会”，1906年9月上旬开始密商、讨论，12月15日在上海愚园正式开成立大会，投票选出了15名董事，郑孝胥为会长，张謇、汤寿潜为副会长。成员以江、浙、闽为主，逐渐拓展到国内十多个省及港、澳、海参崴、南洋各地，江西、安徽、山西、四川、吉林等省的咨议局议长或副议长后来也都加入进来。特别是囊括了上海工商界、新闻界、教育界的精英，比如李平书、荣氏兄弟等实业家，《时报》的狄平子、《中外日报》的叶瀚、商务印书馆的夏瑞芳、张元济等报人和出版家，创办浦东中学堂的黄炎培、杨斯盛，以及孟森、孟昭常、雷奋、杨廷栋等年轻的才俊。“预备立宪公会”存在的时间比较长，一直到辛亥革命后才停止活动，做了大量推动宪政的工作，首先是出版书刊、普及宪政知识，仅孟昭常编的《公民必读》就发行了13万册，其次是开办法政讲习所，第三是推动地方自治及咨议局的成立，第四是编订商法。这个重要的立宪团体，每年选举一次，汤寿潜多次当选为副会长，他在1908年、1909年力辞，1910年还是当选了。

其他各省各种立宪、自治团体也相继诞生。在海外，康有为将“保皇会”改名为“帝国宪政会”，留学生杨度在日本组织了“宪政公会”，梁启超组织了“政闻社”。从上海到日本东京，民间立宪团体的诞生标志着时代风气的转换，如果说康有为、梁启超在1895年甲午战败的泪水和屈辱中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那么张謇、汤寿潜这些江浙实业家的代表则从1906年开始在政治舞台上施展身手，毫无疑问在这一波推动宪政变革的浪潮中，他们的声光盖过了康、梁一辈，这已经是他们的时代。他们与江南经济的发展有密切关系，他们有相当的社会基础，是新兴的中产阶级、士绅、读书人在政治上的代言人。汤寿潜和张謇在立宪派中属于温和派，他认识到立宪的三个基本条件，一是民权的伸张，二是法律的制订，三是舆论的监督，法律不仅约束人民而且约束君臣，凡事取决于公论，“尤为宪政之本”。1906年，他们曾两次联名发出请速开国会电，要求以两年为限，在他加的文字中有“时不可失，敌不我待”二语。结果当然是都被搁置。他已看出清廷并无立宪的诚意，在《拟上摄政王书》中指出“今则预备立宪，形式是而精神非”。但他还是没有放弃立宪的立场。

在投身立宪运动之时，汤寿潜把更多的时间、精力用在了铁路上面。“夙以时务致称，晚以铁路见贤”，这是张謇为他做传时的概括，他在晚清之所以赢得很高声望，就是因为全身心投入保卫路权、兴建铁路的实践中，并取得显著成效。早在1898年，英国银公司与清政府就有《苏杭甬铁路草约》，此后便一直没有动静，连勘测都没有做过。20世纪初，江浙民间要求收回路权的呼声很高。1903年在晚清新政改革中，新生的商部准许各地设立路矿公司，1905年春天，正好有美商到上海活动，试图得到浙赣铁路的修建权。年近半百、素怀实业兴邦之志的汤寿潜就在这个时候站了出来，当年7月，他和张元济、夏曾佑等浙江籍名流在上海发起“浙江全省铁路公司”，他被推为总理(南浔“四象”之首刘镛之子、候补四品京堂刘锦藻为副理)，决议向全省人民集资办铁路，获清廷批准，授予他四品卿衔，总理全浙铁路事宜，责成盛宣怀与英国银公司交涉收回苏杭甬路权。

从1906年到1909年，浙江境内修成铁路328.2华里，沿路筑桥144座，平均每里铁路的造价只有13400银元(不计建桥及车辆)，当时浙江旅沪学会评价“中国商办铁路，其成效以我浙为最速，其经费以我浙为最省”。这与他本人芒鞋徒步、风尘仆仆、不计劳苦奔走于杭、沪之间，而且不受薪金、不支公费是分不开的。期间还创办了浙江高等工业学堂(铁路学堂)，为管理大笔集资款，1907年创立了最早的商业银行之一浙江兴业银行。然而当铁路开工之后，英国银公司不肯废约，通过驻华使馆向清廷施加压力，要求向英方借款。实际上是将铁路抵押给他们。消息传来，浙江铁路公司于1907年10月发起“浙江国民拒款会”，汤寿潜多次电军机处抗争，路潮汹涌，清廷一度想动用武力，军队都已集结。为了把他支走，1909年，先后几次任命他为云南按察使、江西提学使，每一次他都再三辞谢，坚持留下修路，到1910年8月他还致电军机处反对盛宣怀为邮传部侍郎。清廷指责他“狂悖已极”，将他革职，不准干预路事。结果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浙江各界、浙江旅居外地的同乡纷纷请愿、集会、抗议，电文雪片般飞向北京，甚至有一个工程师、一个工头以身殉路。一时舆论汹汹，上海《天铎报》、《申报》、《文汇报》、《民呼日报》及各英文报纸纷纷发表评论，连篇累牍地刊载有关报道，浙江咨议局乃至浙江巡抚都出面请求朝廷收回成命。8月25日，当清廷下令严禁上海、浙江、江苏各地为汤寿潜革职而集会，他在两天后只身前往山东，登泰山、谒孔林，放松身心。而杭州商务总会于8月28日、9月5日两次举行集会，9月9日旅沪同乡几千人乘专列到杭州，冒雨前往巡抚衙门请愿，秩序井然。至10月1日杭州还在举行集会声援。他为了争路权弹劾大臣，顶撞朝廷，不惜冒杀头危险，因此而成为维护主权、艰苦创业的代名词，

在一波又一波捍卫路权的声浪中，混合着要求速行立宪、召开国会的呼喊。1908年颁布的《结社集会律》毕竟给了老百姓结社集会的权利。

1907年12月预备立宪公会和宪政公会、政闻社、宪政研究会等团体决定成立“国会期成会”，作为领导全国请愿运动的临时团体，派人到浙、苏、皖、湘、赣、粤、豫等省活动串联。当年12月和1908年1月，张謇、汤寿潜两度和人讨论国会问题，1908年2月，在预备立宪公会第一次会员常会上，讨论了创办私立法政大学(即上海政法学院前身)、请求开国会、设立“宣讲研习所”等事项，张、汤、孟昭常等都在会上发表演说。同年4月，他们决定派代表到北京请愿。6月7日，他们以“预备立宪公会”名义邀请全国各省的立宪团体，共同赴京请愿，敦促召开国会，7月12日。“国会期成会”正式举行成立大会，目标是速开国会，拉开了晚清国会请愿运动的大幕。浙江的运动就是在汤寿潜直接促动下开展起来的，借助办铁路赢得的社会声望，他对推动立宪运动起到了旁人难以起到的作用。这年6月，他在上海电促浙江各团体行动起来，8月10日推出代表，会上通过了由他执笔起草的《代拟浙人国会请愿书》，再次阐述了他的立宪思想，其中指出：“汲汲需开国会以便人民实地练习，得以增长其智力。”他认为，国民程度不是立宪、行民权的必要前提，而是同一进程的两个方面，可以让人民在实践中提高自己的水平，议员应是“有才能者，有学识者，多额纳税者”，要给予“天下通才参政的机会”。“开国会以便人民实地练习”，这些思路即便今天读来还能引起我们的共鸣。

这份请愿书由前礼部侍郎朱祖谋领衔，有8千人签名，包括不少旗人，还有500多名天主教徒。8月20日，由三名代表到都察院递，呼吁“国会迅速成立”。此次国会请愿有18省参与，8个立宪团体还有留学生、海外华侨，签名人数可查的达15万人，各省人民集体向朝廷要权利，“极千古未有之奇观”。清廷的回应是查禁“政闻社”，公布“钦定宪法大纲”，宣布九年立宪，一年内各省先成立咨议局，再成立资政院。在接下来的咨议局议员选举中，各地立宪派的代表人物纷纷当选。

1909年3月，汤寿潜在杭州发起“自治筹备处”，受他的影响，商业繁荣的小镇湖州南浔也成立了自治局。1910年，在立宪派推动下，以各省咨议局为中心，先后掀起了一波接一波的国会请愿浪潮。先是1909年10月，张謇决定出面联合各省咨议局要求召开国会。11月，汤寿潜在杭州与张謇会面，他同意张的意见。当月28日，他给朝廷上了一份《为国势危迫敬陈存亡大计》，提出治标之策4条，提早开国会、急筹公债、联盟美国以分日本之势、锐意断发以易短便之服。同时有治本之策4条，注重典学，以培植经国的基本；事必独断，要有真正负责任的内阁；统筹财政，以解燃眉之急；议决币制，以定国币之价。1910年，他到广州等地活动，发起集资自办东南铁路，上海《时报》4月25日发表了他在广东向各界呼吁“请开国会”的演讲全文。1910年1月21日，王公大臣在请愿代表见面时，庆亲王向代表问及汤寿潜、张謇对此事的意见如何。各代表回答，汤、张都极力主张。这次对话，上海的《申报》有详细报道。可见他们无论在民间还是在朝廷，都有不容忽视的分量。

1911年5月，“皇族内阁”出笼，汤寿潜等联名致电摄政王，要求改组，遭到拒绝，至此，立宪运动走到了尽头。当武昌起义的枪声响起，包括张、汤在内有影响的立宪派头面人物纷纷都对清廷投了反对票，汤被推为浙江都督，随后他和张謇一起成为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的内阁总长。浙江革命党人黄元秀回忆，辛亥之前，他“常与民党中人往还，虽未参加革命，行动早有默契”。正是立宪派和革命派联手把绵延数千年的王朝政治送进了历史博物馆。汤的理想本来是君主立宪，为立宪奔走多年，然而当共和政治已为全国舆论所公认，面对清廷这个扶不起来的阿斗，他赞同以美国制度为模范。他写给赵凤昌的信中，要赵运动法国政府承认中国的民主共和制，“法亦民主，能与美同时承认，他国宜不至为梗，庶中国从此不亡。”从他给张謇、张元济的信中也可以看出，他已超越君主立宪的信仰，皈依共和。几年后袁世凯称帝，他坚决反对。

汤寿潜一生对于做官、敛财毫无兴趣，所以才一再辞官，1903年4月瞿鸿機保举他应经济特科，他不去。同年，清廷任命他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他不干。1904年，他坚辞两淮盐运使。1906年，学部任用他为头等咨议官，他不受。1909年，他连辞浙江署财政议绅、云南按察使、江西提学使等多项任命。在浙江全省铁路公司总理一职被革除前，他至少十几次提出辞职，这只是一个不完全的统计。在近代的历史人物中，论辞官次数之多，也许无第二人。

1917年6月6日，他在杭州萧山临浦牛场头的家中谢世，终年61岁，葬于桐庐的青山绿水之间。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9年第5期　一个人的抗议史　作者：贾西津

每次路过哈佛广场，总可以看到不同的街头表演者。广场有一片圆形的空地，邻凹下地面的地铁站和马萨诸塞街分布向各个方向的路口，半侧阶梯台阶使空地形成舞池的效果，是街头表演最好的位置。遵循“先占先得”的原则，来得早的表演者就占据这片小小的舞台。 有一天是“农民”乐队演奏，在架子鼓手乐不可支的伴奏中，两个演奏者舞着吉他，歌声狂野奔放，引得观看的入围了层层叠叠。我正欣赏他们的表演，发现“观众席”上一个人，他盘腿坐在路面最高处的石墩上。手里举着一张半人高竖起的牌子，身边还放着一块小牌，同样的黑底白字：“911真相是时候了!”他安静地坐着，看着舞池，什么也不说，就像看表演的众人中间的一个；他的身边同样坐着、站着观看表演、拍照、叫好、跟着舞动的人，似乎也没有人觉得他不是众多观众中的一个。他算是个举着牌子的观众呢，还是在观众中的一个举牌示威者?

我准备凑过去看看他想做什么。移步中，另一个人已经开始和他攀谈起来。我站在旁边听他们谈话，摇滚乐声响彻耳边，两人要大声喊才能听见。他们互相说着911事件还有很多没查清楚，政府的故事不相信之类。见我在旁边倾听，举牌子的先生向我点头打招呼。我问他：你在做什么?另一个人抢先做了回答：911的真相没有搞清楚，他们的报告根本没有说明问题，没有内部人员参与，在美国这样的国家，单独恐怖分子做不到那些事，布什为了宣战制造理由，政府掩盖了真相。我有些惊讶：你相信政府参与了?他说：我相信，太多疑点了。“你知道除了两座世贸大楼倒塌外，还有一座第7号楼，在完全没有任何飞机撞击的情况下，也塌了吗?”举牌的先生向我介绍知识，并拿出一张明信片指给我看。明信片上画着三张图，是一座大楼第1秒、第2秒、第3秒的连拍示意，显示一座完好的高层建筑，瞬间整体坍塌了下去。图片下有一段说明，黑体的标题写着：第一点，世贸中心7号楼的神秘坍塌。

我确实不了解世贸中心7号楼。搜索一下自己的记忆库，911虽然是个举世震惊的大事件，但在这个热闹纷呈的世界里，它也不过是一个印象派的作品。我听他们继续说明，原来那张明信片是“911真相运动”的一张宣传页，911事件后，陆续有人提出诸多疑点，特别是对于世贸7号楼不彰不显地倒塌，以及大厦倒塌方式与人工爆破技术之相似提出质疑；同时，对于政府拖了很久才给出的“官方故事”不满意，认为其忽略了所有的主要疑问。他们怀疑的对象直接指向布什政府——911事件政府合谋，为伊拉克战争制造理由。

我觉得这个巨大的怀疑与眼前坐在“观众席”上举着一面小旗的孤零零形象颇不相称。仔细听了他的理由，以及后来又看了相关资料，我并不认为他的怀疑没有道理——事实上，如果这些问题没有得到解释，确实难以说调查已经做出了结论。比如对于他手里明信片上提出的“11个关于911事件的显著事实”：

1　世贸中心7号楼的神秘坍塌：除了两座大厦外，世贸中心还有一座高层建筑坍塌，即世贸中心7号楼——两座塔楼旁边的47层钢架摩天大厦，在没有被任何飞机撞击的情况下，于当晚5:20分也坍塌了。坍塌方式完全是专业爆破的方式——突然倒塌、爆炸性、原地直立坍塌、接近自由落体速度、完全粉碎、不损及周边其它建筑物——等等11个只有控制性爆破技术才存在的坍塌特征。该楼承租人Larry Silverstein在2002年公共广播电台说到当天下午他就“拆毁”(pullit)7号楼向纽约市政消防局提建议，而“拆毁”在建筑学上专指大型爆破，需要专业人员数星期的设计和布置。令人惊讶的是，在571页的911委员会报告中居然未提及世贸中心7号楼瞩目的坍塌。

2　官方说坍塌是因为着火，事实上除了911事件，火从来没有造成过钢架结构建筑的坍塌。

3　可以检查出爆炸特征的世贸中心建筑钢架，很快被运往海外熔毁了，这是史无前例的对联邦有关犯罪现场法律的违犯。

4　任何飞机失去联系，战斗机都会常规性地到空中巡查，这种情况平均每年出现100次，基本在20分钟之内都会实现。而911的飞机失去联系却近2个小时没有侦察。

5　安全部门一反既有惯例，在得知美国被袭击并且总统可能成为目标之后很长时间，让布什总统留在一间非常开放的教室拍照。

6　有未明身份的内部人士在美国航空、美联航和被恐怖袭击影响的有关公司股票上，买“看跌期权”获利数百万美元，这种赌注式行为就发生在911前夕。

7　至少有来自11个其它国家的警告说明有可能袭击，911之前内部人士如军方高层官员John Ashcroft和旧金山市长Willie Brown被警告不要飞行。

8　2000年9月，一群新保守主义鹰派，其中很多其后即在布什政府里任要职的人，写信说他们认为：如果“缺乏一些灾难性的和可催化性事件——比如新珍珠港”，他们大量集结军队的计划会进展很慢。

9　据BBC和《卫报》报道，一些被宣布为911“自杀劫机者”的人仍然活着并活得很好；据《每周新闻》和其他来源的报道，其中至少5人在美国军方基地受过训练。

10　布什政府抵制911委员会的成立长达441天，其他类似调查，如对于珍珠港事件、肯尼迪总统刺杀案、宇宙飞船遇难等事件，均在一周内启动调查。

11　4个勇敢的911丧夫者组成的“泽西女孩”最终促成911委员会成立并提出许多问题，但是其中大多问题被忽视。布什政府内部人士Philip Zelikow领导下的最终报告，未就任何指向官方共谋的证据做出解释。

另外一份资料来自一个建筑和工程学专家组织，提出了世贸大厦坍塌所具有的15个控制性爆破技术特征：

1　突发：突然开始的坍塌；

2　基底爆破和闪光：100名以上目击者报告，在坍塌一秒以前有来自基底层的爆破声和闪光；

3　自由落体速度：坍塌接近自由落体速度；

4　均匀式坍塌：是遵循最佳阻抗方式的均匀式坍塌，倒塌在自身地基上；

5　侧喷：20吨被支解的钢柱和梁的钢束侧面喷出达500英尺(约150米)——大量铝热剂燃烧切割装置产生数吨融化的钢铁，会产生此现象，火的燃烧不会；

6　冲击波：建筑窗户爆出400英尺(约120米)远的冲击波；

7　摧毁波：整个建筑周边竖直进程的摧毁波；

8　空中粉尘：空中粉碎混凝土形成外向拱架烟尘：

9　“蘑菇云”：大量的火成碎屑流形成蘑菇云；

10　“爆竹”：即定焦爆破的起爆雷管特征，在40层以下“倒塌”的楼层窗口清晰可见爆炸性喷射物；

11　完全分解：钢架核心柱状结构完全分解；

12　1400英尺直径圆状残迹：建筑中心向外呈圆形碎片均匀分布区：

13　混合燃烧剂证据：在钢融渣、凝固金属和灰烬样本中发现混合燃烧剂——一种高技术的燃烧剂——的化学证据；

14　粒间融化：联邦应急管理局钢铁分析显示，钢铁样本中有硫化、氧化、粒间融化，这些是铝热剂的证据；

15　融钢：诸多目击报告碎石中有大量融化钢流，物理学博士此前在Steven Jones在世贸中心废墟上发现融铁球覆盖整片曼哈顿低地，融铁正是铝热剂的副产品。

在一张下载刻录的CD上，大量的采访资料提出了更多的问题，比如世贸7号楼的背景，是美国安全局、中央情报局(CIA)、国防部、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紧急情况管理市长办公室，以及一些银行、保险业等所在，7号楼倒塌没有人员伤亡；再如一个名为securacom的公司负责世贸中心、美联航、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等的安全系统，1996年—2000年政府子之830万美元合同打造世贸中心新的安全系统，而这个世贸中心唯一的安全系统负责公司恰是布什的弟弟Mar-vin P.Bush于1993年—2000年在任董事会，布什的堂兄Wirt D.WalkerlII于1999年—2002年任主席和执行总裁的一个公司；其他方面还有幸存者目击911一周前整个周末的全楼停电、所有安全措施和记录缺失，该周内的反常警报，炸弹搜寻警犬被撤，34层空楼层的奇怪工程，98层突然全层搬空，大批人员周末进入“架设网线”等异常现象；同时更详细的影像对大厦倒塌特征做了解析，包括欧洲的一流专家指出控制性专业爆破的证据。所有这些被提出的问题和证据在911报告中均未予提及。

“你明白吗?”眼前这位穿着运动衫、牛仔裤、一头蓬发的先生对我说，“如果证实真是专业摧毁，那就是一场深远的骗局!”

我想，我明白，我认为所有的这些疑问需要回答，而且对于权力所可能制造出的离奇，我们的想象永远都不会超出实际。但是我仍然觉得仿如看到一场表演秀或者行为艺术——主人公和他要面对的主题比例反差太远了，台下没有观众，也不像街边摇滚可以自娱自乐。他接着说：“说小的谎言是很容易被识破的，如果说谎，就说大的谎言；谎言太大了，就不会被人们怀疑，我看了很多资料，越深入了解越发觉这里面有问题。” 他仍然举着那面不大不小的旗子，黑底白字地写着：“911真相是时候了!”他的身旁仍然站满了观看摇滚的人，有人随之舞动，人们似乎对这面旗子既不陌生，也不相识。正如我自己的感觉：做了不多，不做不少，那种形象不是很可怜?在心理学上，有一类典型的心理防御机制叫做逃避，即将自己不能应对的不愉快体验从意识中排除出去，或者当作它根本没有发生。所以我们对于过度的异常反而会熟视无睹，为了给自己的行为一个合理化理由，甚至会加入认同，并把追究不放的个体视为“唐吉珂德”式的滑稽一笑；也不难理解，有人要把已经有“答案”的难题重新翻出来再验算一遍，一定不受欢迎。在911事件上，美国人的反应也是如此，一种普遍的态度是——免谈。

“事情已经过去了”，我说。“怎么会?”他回答，“那么多人死了，美国被带入战争，又有很多人要去做战士，美国需要对它的政策做出反省。政府掩盖真相，但秘密不可能被永远保有。”

“美国有很发达的媒体。”“主流媒体一样是大集团利益控制，他们根本没有指出很多关键问题。”

“那你一定期望今年总统大选改换党派来追究共和党?”“改换党派或许会有帮助，但不能指望通过他们做出独立调查。你来自哪儿——噢，你们有个一党系统，我们有个两党系统，其实都一样，民主党、共和党，区别能有多大?他们一样不会愿意触动这件事。美国说它是民主的，别相信它!——不过有一点，确实很重要：你可以表达。我想我在中国做这些事就会被警察抓了。”一旁的攀谈者说了句：人们不关心，也是一种控制，我宁愿有危险，让人们听到。这句话更让人感到一种深不见底的无奈。

“媒体、党派都不可能，你希望通过什么‘有用’?”“公民。更多的公民。只有更多的人意识到问题，我们才可能推动真相。——事实上，人们只要获知信息，就会对政府的911故事产生质疑，现在很多人只是不知道，公众处于催眠状态，关键是让他们知道真相。我让一个人了解了，他就会告诉他身边的人，知道的人再传给知道的人，了解的人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人会加入其中。”

“可是好像人们并不关心。”“因为我们总是期待别人去做。人们总是想：会有人去做的。不，没有人能替你做。一个人必须自己行动。”

“你一个人能做什么?就是谈几十个、上百个人，又怎么样?”“不，你说错了，我不是谈了几十个、一百个，我从02年就开始做，到今天为止已经谈了上千人。”他认真地纠正我随口使用的“白发三千丈”手法的措辞，“我并不是一个人，很多人加入‘911真相’运动。今天和我在02年开始做的时候已经有很大变化，比如他——我们两人从来各自不相识，今天一见面却发现原来在做着同样的事情——我现在在街上就会遇到这样的情况，02年的时候就不会。”才刚与他攀谈的那位先生点头认可：“很多像我们这样的人，我们虽然各自有不同的方式，不一定相互知道，但是大家在走向一个目标。”

“是这样的，比如我自己，我就是因为02年听到有人向我介绍，然后我从网上、其他地方去找看资料，大量的资料使我发现确实有诸多疑点，才开始认真关注，后来逐步开始自己做宣传。我自己从网上刻录了资料，给人们看。”举旗者说。另一位先生继续同他切磋：“哦，你是这样做，我还举办了很多活动，宣传、抗议、示威。”

“你们这样做没有遇到过麻烦吗?”我问。站着的先生说：“我被警察抓过。我知道他们非常不愿意看到这样的话题，有的聚会激烈起来，就会和警察发生冲突。”我问他既然是公民自由，什么情况警察可以干涉。还是举旗的人向我做了回答：“这必须得掌握尺度，警察可以找各种理由，比如交通、你不能有肢体冲突等。”“而且，”他笑了笑，“街头警察有的时候事实上并没有权力干涉，但他们会‘讹’你。比如你在一个地方，街警会过来要求看你的证件，给你指定一个什么地方等，很多人以为既然是警察，自然得听从，就给他证件看、去他指定的地方。但是如果你知道，他没有权力要你的证件，或者不让你呆在一个地方，他就没有办法了。比如我会告诉警察，他没有权力要我这样做，但同时我绝不动手或者对他抵触、冲突，那么他就只能让我继续呆在那；如果他动手挪动我，那他就惹上大麻烦了，对警察的肢体接触也是规定很严的，他们不敢那样做。很关键的是公民要知道自己的权利——很多人并不知道。”

看来权力和权利的博弈，像猫和老鼠的关系一样是天下无国界的嘛，我暗自想。“你的最终诉求是什么呢?”“成立独立的调查委员会，重新对911过程做出评估。只有具有传票权的真正独立的犯罪调查，才是有意义的，布什政府成员领导的那种调查团简直是开玩笑。你看材料就知道，还有上百的事实与官方的911故事相冲突，需要做出解答。”

我问他们：你们认为自己做下去有可能得到911真相?两个人却不约而同地表示了对未来的乐观。示威者举例：“就像珍珠港事件，肯尼迪被刺，可能不会有无疑的结论，但我们总会更接近真相。比如俄克拉荷马城恐怖袭击案——你看，我以前就不曾知道这个小城的事——在看资料的过程得知，1995年它遭到恐怖袭击，调查官已公开承认可能有政府合谋。911也是一样的，很多人还不知道情况，但只要做下去，总会逐渐清楚。当初布什政府抵制911调查委员会，不也是因为几个人坚持不懈，才有了推动。”

“我们虽然各自在做，却并不孤单。已经有上百的组织和许多个人加入其中，数百名建筑和工程专家联合要求重新调查，并在邀请更多的专家加盟。你可以看这些网站和资料，人们有很多行动，这个行动在不断扩大，相信有一天——秘密不可能被永远保有。”

当回来从网站咨询上链接出去，我发现对那两个孤零零的身影感以“可怜”也是件很可怜的事。有那么多的人、组织、运动，如那两位先生描述的“滚雪球”式的方式，与“911真相”运动联成一体。他们所做的方式、动机，或许很多样，但它展示了社会的一种机制，这种机制容留了一个个体抗议强大权力的可能。

可以看到个人以各种方式参与到“911真相”运动。教授、民权运动顾问、记者、普通个人，通过参与组织、组织活动、媒体报道、个人网站持续不断地关注“911”。上述提到的512名建筑和工程学专家、2610名包括建筑和工程学学生在内的其他支持者，签署递交国会的请愿书，要求真正的独立调查。

有公共网站记录着“911以来失去的公民权”，记载下政府对于公民权利所做的不良记录。包括在言论、出版、隐私、机场和移民安全、对权利和自由的强制等方面的自由权利记录，以及在法律变革，囚犯权利，保密，监视等方面的权利记录。

更多的组织和运动与伊拉克战争关联，斥责政府用谎言制造战争。如成立于2004年，目前已有来自49个州及加拿大、美国军方和海外的1300名成员的伊拉克退伍兵反战组织(IVAW)，其宗旨在于使得军队各方人员可以聚在一起，共同反对非法、非正义、不可胜的战争。他们提出了如下十条反战理由，包括提出士兵有拒绝非法战争的公民权利：1　伊拉克战争立基于谎言和欺骗，在911之前就酝酿战争，谎称化学武器、隐瞒伤亡人数；2　违反国际法，不经联合国安理会同意攻击和占领伊拉克，违背了进攻伊拉克理由同样的法则；3　大集团靠战争牟取暴利；4　每日累增的人员伤亡；5　士兵们有权利拒绝非法的战争；6　由于政府失职使服役者面临严峻的健康恶果；7，战争使我们的家庭分离；8　战争债券掠夺了家园建设非常需要的资金，将每月103亿美元用于战争；9　战争践踏了伊拉克人权和他们决定自己事务的权利；10　军队被几度的部署调度、强制扩编、动用预备队和后备役等消耗得疲惫不堪。

还有一些带有专业技术性的网站，数字化地教育和帮助公民参与国家政策。如国家优先权计划(NPP)，是一个501(c)(3)的非营利研究机构，它们通过提供联邦数据分析，让人们明白进而能够影响他们的纳税开支使用，向国家问责其每元钱被花到哪里。在NPP网站上，放置着一个伊拉克战争计数器，以每秒近千美元的速度持续翻新，显示开战至今已经支付了5700多亿美元，平均每天34.14千万美元，合每个家庭分摊4681美元，每人分摊1721美元。在“你的纳税钱能被花得更好吗?”栏目下，人们可以选择看自己所在州的更详细情况，并看到这些开支如果优先用于其它用途，本可以做的事情——也即政府优先开支了某个项目所意味的代价。我选择目前所在的马萨诸塞州，查到本州纳税人为伊拉克支付了185亿美元，这些资金如果用于他用，可以为5,556,422人买一年保险，或者6,951,852孩子一年的健康计划，或者支付363,689个公共安全官一年的工资、或317,450个音乐与艺术教师的工资、或265,270名小学教师工资、或312,105名港口集装箱检验员工资，或者1,932,158名大学生奖学金，或者64,395单元廉价住宅，或者一年的28,904,954个家庭再生电，或者2,217,591处儿童场所(顺便看到，马萨诸塞州纳税人为华尔街救市计划支付了198亿美元，比伊拉克战争负担还要多)。类似的网站还可以计算个人支出，比如你如果是一个10万美金收入的家庭户主，可知自己2007年缴纳联邦税20,175美元，其中6,980.41用于伊拉克战争——包括2,317.61美元已支出资金和4,662.80负债(士兵健康保险、残疾补偿等需要支付尚未支付的费用)。精细的计算和比较，不禁让人有切肤之感，什么叫纳税人“自己的钱”。

有一本新书连登《纽约时报》畅销榜排行首位，是畅销书作家Vincent Budiosi的《起诉乔治·布什谋杀》(The Prosecution of GeorgeW.Bush for Murder)，论述布什用谎言制造战争，构成对几千人的蓄意谋杀。它并不是一部泄愤或争夺眼球的幻想小说，作者表示自己用大量严肃的证据，目的很简单要做一件事：带来正义。

有读者随即为之建立网站，发起倡议，准备给全美每位首席检察官和众议院选区检举人送达人手一册，以“相信有勇气者在这个国家重树法治规则，让‘没有人在法律之上’不食其言”。

再进一步，佛蒙特州律师Charlotte Dennett与刑事检举人Vinchet Bugkiosi(也即前述畅销书的作者)联合宣布要将布什诉之法律程序。进步党候选人Dennett正在佛蒙特州竞争首席检察官一职。承诺如获当选，将任命Bugkiosi为特别检举人，立即对布什、切尼、赖斯等人提起诉讼。“911真相”运动相关组织在力推助其当选。该州参议院2007年4月即通过决议，呼吁国会弹劾布什和副总统切尼，其中两个镇今年3月投票通过提案，要求起诉布什和切尼因伊拉克战争违反宪法。

随着不断了解信息，我发现，那个举着小旗的孤单个体与巨大的权力体系之间的天平，令人惊讶地晃了晃。公民表达、社会运动、数字化易化的公民参与、公民教育、法律程序，这些使得弱小的个人不再没有意义，他们本身又是个体不断抗议强权的结果。有一本书叫《大卫为什么会赢?》取自圣经故事牧羊人大卫战胜巨人的故事，讲述弱者的倡导力量。自由，最终是个体层面的，任何集体和权力都有自我扩张的本性，民主产生的权力也不例外。布什政府到底有没有“弥天大谎”，能不能构成蓄意谋杀，就像所有与权力集团相关的谜团，都不会有一个简单的结果。公民的权利运动，虽然未必能让我们“知道”真相，至少让我们知道原来我们可能“不知道”真相——有多少历史，明白后者与做到前者是一样的困难。

广场上的摇滚乐演出结束了。示威者也起身准备“收工”。他同乐手打招呼聊几句，原来摇滚乐手和他是认识的，而且乐手本身也是要求追究“911真相”的一个人，其个人网站上表达了很多对布什政府、911事件、伊拉克战争等的观点，并用了James Baldwin的一句话：“对现实闭上眼睛只会导致自己的覆灭。”原来来广场示威的先生还是哈佛大学做计算机技术的工作人员。看来这个运动涉及面真是挺广泛。

“人都是一样的!”另一位攀谈的先生扬起双臂，做出一个滑向远方的姿式，“我去过中国，人们很热情，我喜欢那里。人民就是人民，人都是很好的。”

“政府就是政府?”我把他潜在的话补足。他竖起大拇指向我示意：“祝你和平、自由、快乐!”

我说：“我会把你们提出的质疑记在我的笔记里，因为我也是你们传递了信息的一个人。”是为此记。

(写于2008年8月)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9年第6期　希望在于人民的强势·周瑞金

世界金融危机袭来，经济日益萎缩，失业率逐步攀升，国际贸易和投资不断下滑，保护主义壁垒有所抬头。这对支撑中国30年繁荣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产生极其严重的影响，中国往何处去?中国领导人已经在很多场合表示：迎难而上，锐意改革，共克时艰。

在今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夕，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纷纷为危机应对献计献策，温家宝总理在新华网与网友进行了坦诚热烈的交流。近一段时间以来，网民对政府的4万亿提振经济计划，对农民工失业和大学生就业问题，对城镇低收入群体的生活补助，对中小企业的命运，对危机时期的政风政纪等等，表达了自己的利益诉求和善良愿望。在世界金融危机的寒冬中，民生多艰，诸多民怨需要排解，但民心可鉴，民气可用。改革30年后民间积累的丰厚的经济、社会能量，能否在这一轮严峻的经济危机中得到充分施展，这是中国闯过世纪劫难，乘风而起成为世界强国的关键。

强势政府的底气来自强势人民

面对世界金融危机的挑战，中国政府再次显示出强势政府的姿态。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举全国财政之力，首先出台4万亿投资计划，主要投向基础设施。接着，各部门、地方纷纷出台投资计划。初步统计，将达10万亿以上。这说明什么?我国政府财力十分雄厚，投资积极性空前高涨。这是改革开放使我国国力大大提高的结果，令人鼓舞。

在经济强势扩张的同时，在社会稳定方面，针对2009年这个多事之秋，若干个历史事件的整数周年，经济危机背景下更加严重的社会问题，政府继续绷紧自北京奥运会强力“维稳”的那根弦。从新闻宣传、互联网管理到政法部门，均以严防死守的姿态，随时捕捉发现和扑灭任何“不稳定”因素。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和60年历史的执政党，面对当前困难的国际国内形势，这样沉重的责任感、使命感可以理解，可谓用心良苦。然而，本来我国投资比重畸高，消费比重畸低，对外依存度畸高也是我国经济的一个病症。在这种弊端明显的经济发展模式下，财富大部分集中在政府手里，今天应对危机依然以增加本来就畸高的投资来刺激经济，这就难免让人担忧：这场投资“大跃进”虽然能收取保增长、缓解就业压力的短期效益，但是会不会带来我国经济结构更加畸形、产能更加过剩的结果呢?

英国《金融时报》评论指出：“目前，中国公布的财政刺激计划，并没有试图提振公共和私人消费，而是旨在使中国经济渡过难关，直到可以再次出口。这是行不通的。”“对中国来说，真正的问题并非仅仅是应对当前的全球经济衰退，而是中国现有发展模式已经无法持续。现在，正是做出改变之时。”

加拿大《环球邮报》也发表文章说：“今天中国拥有了像样的基础设施、令人称赞的建筑和过大的工业基础。所缺的是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的足够的个人消费。要扭转这种局面，中国需要加强其人民对未来的经济安全感，使个人收入随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相应地提高。”

其实，并非只是旁观者清，我国经济学界也有类似的呼吁。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提出，不赞成用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干预政策应对这次严重的世界金融危机。他怀疑政府通过增加信贷和扩大需求的办法，就能把经济从萧条当中挽救出来，担心政府对破产企业的拯救会扭曲市场的惩罚机制，导致更多的投资行为和更多的坏账，损害市场的自我修复机制，使萧条持续更长时间。张教授指出，“通过产权制度和激励制度的改进刺激生产”，才是治本之策。

另一位经济学家许小年教授也认为：中国不需要凯恩斯主义，中国需要邓小平理论。在许教授看来，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就是“坚持改革开放，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让市场发挥作用，让民众的创造力充分地涌现”。因此，他呼吁解除政府对经济的过度管制，在医疗服务、金融服务、电讯服务、交通运输、港口机场等行业放开管制，让民间资本自由进入，让民众充分地发挥想像力。

目前关注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学者和媒体，都对这样一个现象表示深深的疑虑，这就是广义的“国进民退”现象。改革之初，邓小平等人深感几十年极左政治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在经济和社会(包括思想文化)两方面大胆放开严格管制，允许农民包产到户、分田到户，摆脱人民公社体制的束缚；允许城镇居民自谋职业、第二职业，推行国有和集体企业承包制，发展非公经济；鼓励港资、台资、外资进入中国市场，允许中国公民为非境内资本企业打工。整个80年代改革，中国社会财富的涌流和物质的繁华，以民富为本，以“民富”实现“国强”。以八九十年代之交为拐点，在经济上出现了让“不法”个体户“倾家荡产”的政策宣示，在社会管理上“稳定压倒一切”的理念取代了“再也不能发生文革”的忧思。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在保护国民经济命脉、维护宏观经济稳定的考虑下，经济政策向国有企业大幅度倾斜，非公经济虽在继续发展，但得到更多发展机会的不再是像80年代年广九那样的平民百姓，而是有着浓厚官场背景、擅长官商勾兑的企业管理者。

为了进一步看清这个问题，我想摘录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丁学良在一篇文章中引述的两组数据：

据清华大学研究社会流动(socialmobility)的李教授及其小组发现，改革的前期即1978-1990年间，中国很多社会基层家庭的子女，能够走出其父母所在的低阶层的机会，远高于1990年代初之后。因为在这之前，家庭所承担的教育支出较少，主要由国家买单，很多贫寒子弟可以通过高等教育，在社会里获得上升的通道。但此后社会流动变得越来越困难，特别是到了1990年代末及本世纪初，就更难发现大面积的、来自中国社会底层的青年人找到上升的机会。

麻省理工学院黄亚生教授等人的研究指出：在1990年前的十多年，中国的金融系统和地方政府，对非国有、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相当大。然而，从1990年代初以后，中央政府的经济金融政策越来越大量照顾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的垄断性国有企业。到了2007年，全国资产性的财富总量中，76％掌握在政府，只有1／4在民间。特别是从1995年税收政策改变到2007年的12年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了5.7倍，而同时期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只增加了1.6倍，农民的人均收入只长了1.2倍。这些数据揭示的问题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在世界金融危机日益拖累甚至可能拖垮实体经济的时候，在中国GDP增长靠政府投资和出口两轮驱动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如果真正实现国内居民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听听丁学良先生的告诫是不无益处的。即“必须让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重大转型，从‘少数人先富起来’，转向大众资本主义——让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有发财的机会、从而有递增的民间消费能力，这才是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最重要的轮子”。这里，我们似不必拘泥于“大众资本主义”还是“大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辨，更重要的是丁学良先生所言：“在各行各业里创业和发展的资源及条件，应该大量开放给普通的公民，而不是垄断在政府手里、然后大量暗中输送到权势者亲友的手里。”

如果我们意识到上述忧思不是空穴来风，更非别有用心，那么，一些学者关于不要把提振经济完全押宝在扩大基础设施的投资上，不要将民众银行储蓄没完没了地注入国有垄断企业，金融政策重新向私营中小企业倾斜，开放教育、文化、艺术、传媒、卫生等行业的私营企业准入机会，更多地刺激民营企业投资而不是垄断国企低效投资，打破城乡劳动力流动的户籍壁垒，通过发放消费券甚至释出部分垄断国企股权平均分配给民众等方式，推动国家财富向国民财富转移……这一类思考和建议，都是值得认真思考、严肃对待的课题。

在“文革”后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时刻，邓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果敢地启动思想解放运动和中国改革进程；今天，在应对1929-1933年以来最严重的世界金融危机的历史关口，同样需要思想解放、七嘴八舌、集思广益，让中央和地方、党组织和普通党员，党内和党外，对于应对世界金融危机挑战和深化改革的思路广泛建言、畅所欲言，并认真倾听国外有识之士的学术建议，借鉴国际组织和外国应对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

“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持社会和谐稳定”，需要政府和民间双引擎，上下一心，形成合力。要真正把民间作为经济发展、利益协调的主体，在危机中政府这个权力主体与民间这个权利主体一定要顺畅沟通，共同发力，携手破解避免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的诸多难题。

经过30年经济改革和社会进步，中国民间蕴藏着极为丰厚的发展资源，共产党领导的强势政府采取充分发动民众的政策取向，就具备了抗御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的底气。

经济危机是社会不稳定的预警信号

世界性的危机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说是挑战，西方发达国家可能利用相对成熟的经济体制和社会修复机制，在危机中率先脱险，还有可能把危机转嫁给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美国债务的最大持有人中国，像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搞不好也有可能翻船；说是机遇，在1929-1933年那一次世界危机中，成功摆脱危机的美国一举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经济头牌强国。

对于中国而言，目前面临的挑战是相当严峻的。且不说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三，绝非30年前较小的经济规模可比，在庞大的基数上保持经济持续增长更为困难；30年改革过程中绕过去的很多历史深层次问题，30年改革后产生的很多新的深层次矛盾，都在积累、发酵。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在经济危机中最容易发生社会不稳定。经济高速发展时，几乎所有社会群体都从发展中受益，区别只在于受益的多寡(贫富悬殊当然也是个严重问题)，可谓GDP增长“一俊遮百丑”；但根据詹姆士·戴维斯的“J曲线理论”，人们的期望值容易被繁荣的经济鼓动得很高，一旦经济增长出现拐点，生活状况的改善难以满足人们的较高期望，社会上不满情绪便高涨起来。因此，动乱常常发生在长时期经济繁荣之后突然萧条的时候。2009年，经济下行可能还没触底，我们还要为GDP增长“保八”而奋斗，保持社会和谐尤其是政治稳定，与保持经济平稳发展同样重要。2009年这两个“稳”字需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我们还需看到，经过30年改革，社会管理体制发生深刻变化。在经济领域，中国人获得了较大的自由度。在消费者权利、物权、人身自由等方面，中国人的权利意识复苏，公民维权行动得到长足发展。特别是近两三年来，互联网的普及，增加了社会现实矛盾的能见度，网络舆论成为现阶段最现实也最具影响力的权力监督手段。这是改革30年在社会自由和民主化方面的重大成就!但是，问题也有它的另一面：社会透明度的增加，网络监督的抬头，必然要求形成强有力的权力制衡机制，要求司法公正，要求廉政和依法行政，要求透明的公共财政，要求切实保障公众的政治参与。但正如党内外几乎一致的共识：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建设严重滞后。在这种情况下，公民特别是网民的参与意识越强烈，内心的被剥夺感也会越深刻。我们有必要重温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的一段警世之言：“革命的发生并不总是由于萧条、衰退和条件恶化。一个习惯于忍受的民族，根本不知道有压迫的存在，而当这种压迫减轻了时，他们反而意识到了压迫，于是开始反叛。被革命摧毁的统治，往往就在它作出改进和改善的时候，往往就在它接受恶劣统治的教训的时候，往往就在它迈出改革第一步的时候，革命却发生了。”党领导中国已经进行了人类有史以来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从过去大一统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引进多种所有制和市场经济，进行了邓小平所谓的“第二次革命”，釜底抽薪避免了另一种我们不愿看到的“革命”的发生；但要避免相当程度的社会动荡，还必须在中国改革前30年对我们的政治体制进行了“改进和改善”后，下大决心实施较为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建设!

政治体制改革和建设滞后，将让中国社会，包括执政党，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这类话，党内外有识之士说了很多年，在世界金融危机蔓延的2009年，恐怕更不能视为危言耸听了。

中国改革动力的历史考察

深化改革，说来容易实行难。似乎上上下下各有苦衷，即使领导者个人意识到深化改革的紧迫性，一旦企图有所改弦更张，都有一种备受各方牵制的无力感。下一个30年，中国改革的动力何在?在世界金融危机冲击实体经济势不可挡之际，用什么力量来化“危”为“机”?

从过去30年的经验来看，上述问题的答案只有一个：官民互动、上下借力，共度时艰。中国改革的真正动力，源自执政党上层的政治胆识与民间力量的推动和强力支撑；化解经济危机的力量，除了党和政府的果断决策、坚强领导，还需要来自民间，要十分重视发掘和释放民间的经济社会能量。换言之，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阻力，是对民间改革动力的不信任、不鼓励甚至是压制；而所谓“新一轮解放思想”，最需要思想解放的，也不是民间不是百姓，而是缺乏远见更缺乏担当精神的官员。

在我们熟知的以历次党代会、中央全会和若干个“一号文件”、“N号文件”构成的中国改革史之外，我们不妨再做一次改革动力的历史考察，看看来自中国民间的力量，如何与励精图治的几代领导核心和领导集体上下呼应，江湖与庙堂联动，自下而上地瓦解了束缚经济发展的传统体制，松动、融化了被传统体制板结了的中国社会。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看民间的作用力：

一、中国民间“草根人物”的崛起，始终拥有要求改革、寻求发展、追求幸福的强烈意愿和无穷智慧

上一个30年，每一次改革面临重大进展，或是某个局部改革取得重要突破，几乎都循着这样一个线索展开：

——民间小人物“胆大妄为”的冒险“违规”，取得阶段性成果之后，得到开明地方领导干部的默许甚至鼓励，经由目光敏锐的媒体记者的报道，引发热烈讨论和争议，最终得到高层认可，推向全国，并以政策或法律将之制度化。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中国经济的体制性探索，从涓涓细流到惊涛拍岸的市场化大潮，就是在民间草根阶层坚持不懈的拱动下，才得以最终完成。

农村改革序幕的拉开，始作俑者是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8个穷得叮当响的农民。他们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签下“大包干”生死状，并一举大获丰收，这点星星之火，才渐次燎原全国。而城乡二元结构的松动、城市化的推动者、托起“中国制造”奇迹的基石，更源自从乡村涌向城市、最初曾被党报称为“盲流”欲严厉禁绝、后来被称为“农民工”的“民工潮”。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冲决了旧有的土地制度、城乡户籍壁垒和工业农业的剪刀差。

工业方面，浙江萧山的鲁冠球悄悄办起的乡村小小农机厂，在财大气粗、包揽几乎所有资源的国营工业的夹缝中渐成气候。众多的“鲁冠球”，与千万个曾被蔑视的“个体户”一起，把曾经被体制和政策“围追堵截”的灰头土脸的乡村工业和小摊点小门面，胼头胝足地壮大成蔚为壮观的民营经济，“红头文件”从否定到默认、鼓励，最终在中国经济中三分天下有其二。

而安徽“傻子瓜子”年广九的出现，冲决了“雇工8人以上就是剥削，必须打击”的《资本论》铁律；温州街巷中涌现的小摊主、小业主“八大王”的命运起伏，抓而又放，成了民间市场及多元流通渠道走向合法化付出的局部代价；浙江海盐一剪子剪开国企改革帷幕的“小裁缝”步鑫生，河北石家庄斗胆承包亏损造纸厂的小小业务科长马胜利，从监狱里出来就敢用国企积压的罐头从苏联换回飞机的川人牟其中，阿里巴巴的马云等年轻知识阶层的IT新技术人士……不管他们最终的命运怎样，都在不同层面冲决着几十年拒绝市场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性堤坝。

几乎每一项改革的起步，都站着这样一些“舍得一身剐”的草根小人物，而他们的背后，是无数双渴望个人幸福、渴望国富民强的眼睛。

13亿人的渴望和智慧，是推动中国改革最大的动力。

二、中国民间新社会阶层、新社会组织，因改革而诞生而壮大，始终拥有最强烈的改革冲动

30年前，“白领”、“民营企业家”、“中介组织”、“自由职业者”、“新上海人”(或“新北京人”、“新广州人”)、“消费者协会”、环保NGO……这些称呼会让人匪夷所思，不知所云。但今天，他们活跃于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不但成为中国经济运行和社会进步的润滑剂，更成为有强烈改革冲动的阶层。没有改革，就没有他们；只有继续改革，他们才能拥有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才能获得人生价值和成就感。因此，他们是改革最坚定不移的支持者和依靠力量。

根据中共十六大报告的定义，新社会阶层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产生的，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人员等6个方面的人员。

据出自统战部官员一年多以前的粗略估算，新社会阶层以及相关行业的从业人员人数多达1.5亿。他们人员构成较复杂，但有鲜明的特征：相对学历较高，拥有较多财富，多为非中共人士，不太“安分守己”，时有逾界行为，有愈来愈强烈的社会改良意识和政治诉求。

作为改革开放产物的他们，对社会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的能量已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占GDP总量65％的非公经济贡献就出自他们之手，也强烈波及了社会、文化乃至政治领域。仅从立法看，私有财产保护的写入宪法、非公经济36条的制定、《物权法》的艰难出台，都呈现着他们的强力推动。

与此相映成趣的，还有新社会组织。也就是方兴未艾的各类民间性的社会组织，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部分中介组织、行业协会、慈善组织以及社区活动团队；也包括在南方雪灾、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中，让世界刮目相看的志愿者队伍。他们在扶危济困、解决就业、维护公民权益、推动环境保护：协调各界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等方面，立下汗马功劳。他们可以疏通民间不满情绪的宣泄渠道，充当社会矛盾的减压阀，在政府和民众之间开辟出辽阔的中间缓冲地带。

但是，初生的新社会阶层和新社会组织，由于人员构成复杂，价值观极不稳定，职业流动性较大，因而社会认可度仍然不高，甚至还经常被体制内有意无意地排斥。那些习惯于公权力唱独角戏的大一统社会治理模式的领导干部，那些沉迷于凭借行政权力轻而易举占有社会资源、垄断发展机会、独占改革成果的人群，对这些靠市场的开放空间、社会宽容度增加才有腾挪之机的阶层和组织，造成很大的伤害。

目前炙手可热的报考公务员热，就是一种值得警惕的社会现象。说明体制内人士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已经到了尽人皆知、趋之若鹜的地步。年轻人一窝蜂地往体制内挤，力求在体制内分一杯羹，而不是壮大中产阶层——说明中国改革已经面临一个非冲决不可的体制瓶颈。体制内的好处越明显，表明权力寻租对社会的腐蚀性越大，改革也就越发迫在眉睫。如果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失去加入新社会阶层的冲动，改革的活力可能丧失，改革的希望可能泯灭。

因此，决策层对待新社会阶层的态度，可以说是改革的风向标之一。应对经济危机，拿出的四万亿，如果只重视基础设施和国有大中型企业，而对受冲击最为严重的民营经济不假援手的话，对调整经济发展模式不利，对改变收入分配不公和开放垄断领域不利，对新社会阶层显失公平。历史的教训值得记取。上世纪80年代为了保国企，防止新生的民营企业与国企争原材料、争能源、争市场，而出重手打击，阻滞了民营经济的同时，也阻滞了改革进程。而前年提出的“防过热、防通胀、防资产泡沫化”的“三防”之策，在一些地方也被误读成专门针对民营经济，造成企业生存空间被人为挤压，在金融风暴袭来之前，危机已现。

而决策层和执行层对新社会组织的压制，则会在社会矛盾积聚、凸显、日益濒临爆发点的情况下，使党和政府直接面对因利益受损或期望受挫而无助、愤怒却又散乱无组织的各类草根民众，一旦发生群体性事件，可能连一个可以对话沟通的民众代表都不容易找到，也没有了居间调停缓和民众情绪的社会中介组织。结果，只能使任何一个原本针对某个地方、某项具体政策、某些基层小吏的不满，迅速升级放大为对政府的总体抗议，对干部阶层治理能力和廉洁度的总体否定，甚至是对执政合法性的质疑。

因此，要化解经济危机，要深化改革，要解放思想，必得借重新社会阶层、新社会组织的力量。他们可能会成为协助化解危机的一把有效钥匙。

三、新意见阶层的问世，营造了舆论民主的平台，丰富了意见表达的渠道，成为深化改革的舆论先声

民间“新意见阶层”在互联网上的崛起，是近几年来自然灾害和人为事故频发、社会矛盾加剧的情况下，中国社会一抹难得的亮色。中国网民忧国忧民的视线，锁定了诸多事关公共决策的大大小小的事件。细细梳理近年来的网络焦点，诸如陕西华南虎照片的真伪之辩，山西“黑砖窑”的曝光，厦门PX项目的迁址与上海磁悬浮建设是否影响沿线居民的争议，重庆“史上最牛钉子户”以及《物权法》大讨论，西藏拉萨事件与西方媒体的对峙，汶川大地震诸多救人线索的网上披露以及对校舍建筑质量、救灾物资公平分配等问题的反复诘问……诸多事件，是在网民和传统媒体的联手下，拓展了张扬社会公平正义的理性解决渠道。

有了网上的意见表达渠道，中国公众参政议政的声音，五千年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嘹亮；中国网民推动民主政治进程的力量，从来没有像今天表现得这样醒目；各级政府对网络舆情的重视，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焦渴——胡锦涛与人民网网友在强国论坛的交流，成为“中国网民年”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因此，胡总书记无可争议地被评为2008年度“强国论坛”最佳嘉宾。网民之于推进政治文明的积极意义，终获决策层的正面肯定。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场景，中国民意表达与最高决策层的思谋，开始走向合拍。关于“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官方表达，在网民群体得到了最由衷的响应。

现在，决策层已经清晰地感受到网络庞大的民意力量。他们不再讳言通过网络了解民意。每年的两会，已成网民与中南海互动的良机。数十万网民曾以网上“我有问题问总理”等方式，共商国是。温家宝总理在两会答记者问中，以网友提问作为开场白。而各地“诸侯”网上给网民拜年，与活跃网友见面对话，已蔚成风气。最近，云南省委宣传部组织“网民各界人士调查委员会”，到晋宁县看守所实地调查农村小伙子李荞明因“躲猫猫”游戏而触墙死亡事件，虽然于法理无据，也不宜提倡，却创造了中国互联网发展史上的第一次：网友可以堂而皇之进入事发现场，而不需要像前些年一些突发事件中偷偷摸摸当“公民记者”。地方党政机关不想“躲猫猫”，更体现了政府对民意的尊重和某种敬畏。而洛阳一些活跃网友和版主被推选为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则表明地方政府有诚意也有胆识，建立整合与吸纳网络舆论的机制。我们甚至可以说，网上汹涌的民意，在某种程度上左右着决策的决心与出台的时机，甚至影响到国际舆论对中国立场的研判。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对中国民主政治的遐想中，一直困扰于一个13亿人的大国，纷纷扰扰的民间意见表达的程序和渠道难以十分畅达。让我们或许是猝不及防，或许是惊喜莫名的是，互联网的出现，从技术层面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一问题。网络来势汹汹，铺天盖地，无远弗届，无孔不入，对抱残守缺的管理者来说，是天字第一号的难题，因为它防不胜防，堵不胜堵。尽管管理层可以对传统媒体说“不”，但网民们如无数没有编制的“公民记者”、“网络意见领袖”，时时更新着对任一事件的报道和评论。

而这个新意见阶层，正是改革最可依靠的民间舆论力量。回顾这些年来，我们在官员问责制的建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问世、打击权贵阶层的腐败等一系列政治文明进程中，都鲜明地看到了他们强有力的推动。

警惕普通民众在改革中被边缘化

美国历史学家胡克在一本薄薄的专著《历史上的英雄》中指出：“历史上的英雄是在决定一场争端或事件发展方向时无可争辩地起了主要作用，而且若不按其方式行事就将导致极其不同后果的那个人。英雄能找到历史前进道路上的岔口，但也可以说他能自己创造一个。他凭借他那理解事务的超常素质，选择另一途径以增加成功的可能性。”胡克相信，判断一个社会能否解决它所面临的问题的依据是：“它的领导层的质量和它的人民的品质”。30年前以邓小平为代表的领导层，从枪林弹雨的战争年代，特别是多年惨烈的党内斗争中一路走来，是传统体制的内耗中硕果仅存的优秀分子；而广大人民群众从新中国几十年的折腾中大彻大悟，积累了改革旧制、创造历史的强烈冲动。当时“领导层的质量”和“人民的品质”足以傲视世界，是几十年极左政治浩劫后为民族复苏留下的一线旺盛的血脉。波澜壮阔的中国改革，正是以亿万民众脱贫的强烈愿望与执政党那种“不改革就死路一条”的强烈执政危机感互相推动，而浩浩荡荡发动起来的，是自下而上的破旧立新和自上而下的规划实施完美结合的伟大革命。

90年代进入小康社会后，中国改革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政府注重GDP增长提升政绩的强烈愿望与企业管理者占据更多生产要素的强烈愿望的结合。在相当程度上，官商形成利益共同体，或曰“既得利益阶层”。深化改革，最大的障碍往往是“既得利益阶层”。而在七八十年代之交和整个80年代居于改革舞台中央的普通民众，则急剧边缘化。据社会学家孙立平等人的研究，改革初期激发中国活力的社会流动到90年代基本停止，官民、贫富分野而且代际相传，从社会底层进入社会上层的门槛越来越高，基本上难以逾越。这一情况值得我们忧思。如果一个社会大面积堵塞了底层民众的上升通道，这个社会就将丧失变革的动力和能量，结果可能会像地震后形成的“堰塞湖”一样，民怨、民愤淤积，最终可能会冲毁改革以来形成的经济繁荣和制度化成果，出现全社会上上下下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因此，近年来党内一些感时忧国的有识之士发出“新一轮思想解放”的呼声，尤为可贵。我觉得，事实上，如何对待上述三个层面的民间推动改革的力量，是封堵、漠视，还是鼓励和因势利导?把广大民众改善物质生活、维护个人权益、扩大政治参与，看做中国社会进步的动力，可以调动、整合，还是潜在的不安定因素，需要“严管、严控、严查”?这一点是衡量决策层思想是不是解放，改革是不是动真格的试金石。

面对世界金融经济危机袭来，中国新阶段改革发展的动力和希望究竟何在?如果说改革30年前两个阶段的主要动力，来自民众脱贫的强烈愿望与执政党强烈的执政危机感互动，政府注重GDP增长提升政绩的强烈愿望与企业管理者占据更多生产要素的强烈愿望相结合，那么今天，中国改革发展的新动力、新希望就在于：执政党坚持科学发展、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改革的强烈愿望和崭新执政理念，与新社会阶层、新社会组织、新意见阶层及广大民众强烈要求生活满意度、幸福感的完美结合!

上一轮经济危机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933年的就职演说值得我们深思借鉴：“现在首先是要讲真话的时候，坦率地、大胆地讲出全部实情”；“在我们民族生活中的每一个黯淡的时刻，坦率和有力的领导人都得到人民自身真诚的谅解和支持，而这正是胜利之本。”近来，我们常说企业对投资要有信心，公民对消费要有信心，还有一个信心可能更为关键，就是政府对自己的人民要有信心。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首创精神，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这是共产党人的经典口号。我们说了几十年。但真正做到这一点，需要各级领导干部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勇于担当的胆识，需要视民如殇的人道主义情怀，说到底，也需要领导层的坦然自信。不仅要教育人民群众相信党、相信政府，各级领导干部自身也要相信人民群众，是经济和社会双“维稳”的主体和动力，而不是在群体性事件等场合“维稳”防范的对象。要相信党和政府具备改革创新的能力，相信“领导层的质量”和“人民的品质”，具备抵御世界经济危机、化解规避潜在社会动荡、甚至化危为机，迈向世界强国的政治实力。要真正做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并智慧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样才能汇聚起攻坚克难的强大力量。

如此，则中国前途幸甚，中国人民幸甚!

(责任编辑　徐庆全)

2009年第6期　公民选举权六十年·魏兴荣

选举权，最通俗的阐释是选择和推举领导者及被选择、推举为领导者的权利。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即使选举的对象是人大代表，代表受委托的最重要的权利也是去推选领导者。

选举权是一项政治权利，是公民最基本、最重要的政治权利，是一个国家的人民所必须享有的最低限度、最起码的政治权利，因此是一国宪法赋予公民权利中的必备权利。此项权利是否具有普遍性、真实性和制度保障性，关乎一国民众的地位与福祉，关乎一国执政者的执政合法性及执政方向的正确与否。尽管选举权几乎无一例外地载于各国的宪法中，但这种权利仅作为一种宣示、一种标榜还是具有制度保障的真实性，是将一个政治实体划分为民主与否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标准。

我国公民选举权现状

回首1949年以来60年的历史，我们所制订的四部宪法都规定了公民享有选举权。但公民的选举权在现实中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状况?让我们稍作解析。

现行宪法即1982年宪法第3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宪法教科书上阐释此规定的特点时，总结出两大特点：普遍性和平等性。并进一步阐释说，普遍性是指一个国家内享有选举权的公民非常广泛，所有达到一定年龄的公民，不论其政治属性、社会属性等因素，都享有选举与被选举的权利。而平等性是指每个选民享有平等的选举权，不允许任何选民因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的不同，而在选举中允许某些公民享有特权或对某些公民加以限制或歧视。

欲使具有如此“普遍性”和“平等性”的选举权利从宪法文本走向现实生活，除了宪法的原则规定之外，须由相关法律作可操作性的具体规定。否则，字面上的权利则如不能充饥的画饼。我们国家的选举制度是基于间接选举而设计的，即公民无权直接选举各级行政官员，而是由公民选举的代表去参与对官员的选举；而选举代表也基本是间接选举，即除了县以下人大代表采取直接选举外，其余各级人大代表都是下一级代表选举上一级代表，如市人大代表选举省人大代表，省人大代表选举全国人大代表，即由代表选举代表，而不是选民直接选代表。因此，关于选举方面的具体规定我们更多地只能参照“代表《选举法》”(此选举法的全称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但其实际内容只涉及对代表选举的规范)的相关规定。

如何使各种选举真正体现民意，使公民的选举权真正得到行使，候选人的产生是否代表民意是至关重要的选举环节，也是选举公正的初始。我们的代表候选人是如何产生的呢?《选举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可以联合或者单独推荐代表候选人。选民或者代表，十人以上联名，也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推荐者应向选举委员会或者大会主席团介绍候选人的情况。第三十三条规定：选举委员会或者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应当向选民或者代表介绍代表候选人的情况。推荐代表候选人的政党、人民团体和选民、代表可以在选民小组或者代表小组会议上介绍所推荐的代表候选人的情况。选举委员会可以组织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回答选民的问题。

以上规定存在的问题显而易见：

一是选举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限定了代表候选人产生的途径，从而强化了选举中的“党性”，弱化了民性。二十九条规定了政党、团体及选民或代表十人联名推荐代表候选人的三条渠道。除此之外，为何不设定代表候选人的个人自荐途径呢?因本条未设置候选人产生的“自荐”途径，一方面限制了公民的被选举权，另一方面也阻塞着“选民或代表十人联名”途径的畅通。因为联名一般是建立在自荐的基础上，不允许自荐，联名之渠道则会被渐渐淤堵。现实情况亦如此，当有联名推选候选人的情形发生时，为了“消解”该联名的成功性，常常要求被联名推举者本人表态及签字是否同意被推举，使被推举人陷入一种“尴尬”境地而违心退缩。久而久之，“十人联名”推举候选人的情况几乎已不复存在，而团体推荐也鲜见，剩下的只有政党(且多为执政党)这一强势集体推荐候选人的唯一渠道了。也正因为如此，省长们、市长们、县长们，这些原本应被代表监督的对象，却都顺利地成了各级人大代表的候选人，并最终成为代表。

二是选举法第三十三条客观上保护了代表候选人实体资格的非透明性，使选民和代表失去了辨别候选者优劣的起码依据。第三十三条的规定有三层意思：(一)选举委员会或者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应当向选民或者代表介绍代表候选人的情况；(二)推荐代表候选人的政党、人民团体和选民、代表可以在选民小组或者代表小组会议上介绍所推荐的代表候选人的情况；(三)选举委员会可以组织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回答选民的问题。其第一层意思中的“介绍候选人情况”具有单向性，缺乏介绍者与选民或代表的互动，致使介绍者可以随心所欲地简化介绍，在现实的选举过程中“介绍情况”成了一张写着候选人简历的纸，人们只能从中看到该候选人姓名、年龄和历任职务等简单情况，而其是否具备候选人所应具备的品格、能力方面的实体性资格，选民却无法获知；第二层意思中因写着政党、团体和选民、代表可以介绍所推荐的代表候选人情况，因一方面哪是政党推荐哪是团体推荐的候选人人们并不清楚，另一方面既然是“可以”介绍那也可以不介绍。所以在现实选举过程中这一环节从来没有出现过。至于第三层意思选举委员会可以组织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回答选民的问题。因规定中是“可以”而不是“必须”，选举委员会若嫌麻烦不想组织见面会，那也不违法。于是，在现实的选举过程中，此种“见面会”也被轻而易举地省略了。

如此这般，如果候选人一般系政党所定，选民或代表又无法获得候选人真实情况的知情权。那么选民或代表选代表时选择的依据是什么呢?没有选择依据的选择是一种不负责任的选择，是一种压根不存在选择而只能是走过场的名义“选择”。这种做法丧失选举的严肃性，使公民的选举权在无形中被消解了。

层层选出的代表是如此选举的，这样产生的代表能代表真正的民意去为民代行选举权吗?公民的选举权到此已大打折扣了。

除了代表的选举以外，对各级领导人的选举是如何规范的呢，让我们以选举国家层面的各类领导人为例，检视一下我国宪法的相关规定。

宪法第六十二条(四)至(八)项所规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的选举方面的职权如下：

(四)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

(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提名，决定国务院总理的人选；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决定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的人选；

(六)选举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提名，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的人选；

(七)选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八)选举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以下的问题：

(一)重要职位选举程序缺失。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竟然不包括对委员长的选举。从宪法“国家机构”一章中，我们看不到委员长究竟归谁选举。

(二)提名程序规定不统一，有的职位有人提名，有的职位无人提名。如国务院总理由国家主席提名，而国家主席的选举无人提名，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最高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选举均无人提名。

(三)候选人的产生未设定选举规范，个别职位的领导提名制体现的是公权意志，而不是民意。

(四)过于简化而模糊的选举程序缺乏选举人参与的必要空间，使原本庄严的选举流于形式，失去尊严。

选举国家层面的领导人如此，选举各级地方的领导者也如此。代表选举机制加之领导选举机制构成我们国家整个选举制度的几乎全部。至于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的直选部分，因该“两委”均未列属国家政权序列，且因缺乏更大范围的规范选举环境等因素致使该部位选举乱象环生，我们暂且不论。在这样一种选举机制中，我们很难看到公民依据自己的意愿参与选举的制度空间。由此看来，宪法在公民权利章节中所“赋予”的公民选举权的内容仍滞留在文本层面，且一滞留达60年。而且此种滞留非现实当中有何障碍，不是歪嘴和尚念歪了真经，而是法律本身就不曾设置选举权下放的通道。

也正因为在这样的选举机制下，在众多的选民无知情权的情况下，各级人大代表们，各级官员们，每每都顺利地高票当选，成为公民的代言人或管理者。仅以全国人大十一届代表大会为例，看看全国人大代表所选的国家主席、总理、高院院长、高检检察长，所得赞成票率都在98％以上，如此高到几乎百分百的普遍高得票率，则很能说明我们的选举是怎样的一种情况。选国家领导人如此，选地方领导人如此，选人大代表、党代表皆如此。即使空投的各级高官人选，尽管代表们常委们对其政绩、能力、品行如何皆一无所知，这些候选人也一样能顺利当选。所有的选举都顺利进行。所有的选举都波澜不惊。所有的选举都没有悬念。

选举权得不到落实的弊端

不管宪法对公民选举权的文字规定说得多么具有普遍性和平等性，但现实中公民选举权的虚无状态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因为每一个具备选举权资格的公民都在经历着未曾享有过真正的选举权的复杂况味。

公民不能享有法定的选举权的弊端显而易见。

一是严重影响宪法的权威与尊严。如果连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一国宪法所赋予的公民的权利都只是纸上谈兵、聋子的耳朵，那么，让人相信宪法至上的地位从而加以敬畏则是不大可能的。人们会认为宪法也不过如此，不过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从另一角度曲解列宁的名言)，说着好听，摆着好看，没有实用价值。如此，宪法的权威将大大降低。如果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权利处在不可实用的虚化状态，这样的宪法的权威性、正当性也自然大大降低，民轻薄它，官也不看重它。

二是影响执政者的公信力。宪法赋予了公民选举权，现实中公民却不能实际享有选举权，说明执政者存在说做不一的问题。试想，在一个家庭中，如果家长对孩子许诺说你有何种权利，而实际上却并不给他承诺过的权利，孩子会作何想?还会对家长给予信任和尊重吗?况且家长和执政者并不能类比，家长的位置是天然的，而执政者是被委托的。家长食言都会带来信任危机，执政者如此不更易使公信力丧失殆尽吗?

三是毒化从政之路的环境与土壤。如果各级代表和官员的产生都是执政党内定的，而非通过公民的意愿优选出来的，那么，这些代表是否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官员是否能执政为民对代表与官员来说就无关紧要了。因为“民”影响、决定不了他们的命运，他们无须对人民负责。现实中百姓拥戴的官员未必得到提拔，百姓反对甚至民愤昭昭的官员反而官运亨通，带病提拔成为一种并非鲜见的现象，这种种事实的叠加，给从政者和意愿从政的人一种强烈的负面信号：对上负责才是最重要的。这样的环境与土壤怎么能造就出更多一心为民的好官和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代表呢?

四是疏离官民关系，加剧官民矛盾，危及政权根基。当官员的官位来自人民手中的权利，他就会饮水思源，回报人民，千方百计为人民谋福利。当其官位与人民没有多少关系，人民在其心中就没有位置，他不仅不会竭尽所能的服务人民、造福人民，而且还会以权谋私，鱼肉百姓。当人民没有权利选择领导者时，他们就只能俯首听命、任人摆布，官员们就会颐指气使和滥用职权，就无须买老百姓的账，老百姓的地位就无从谈起。此种情况下的官民关系只能日益疏离，且矛盾日积月累，不断加剧。看看现实中各地层出不穷的官逼民反酿成的突发群体事件造成的严重后果，就可以判断出官民关系恶化的程度。长此以往，社会就会发生分裂，引发动荡，出现政治危机。

五是造就不负责任的公民社会。当公民及代表所参与的选举并不需要也不允许且不能够(不了解候选人)表达真实意愿时，当这种选举成为一种法定习惯时，国民的选举意识、民主意识、政治责任意识及公正意识、道德意识都会日益淡化。如果我们选举制度不断地培育这样的选民和社会政治氛围，这对国家、对社会、对公民都将是非常有害而危险的。我们常常慨叹、谴责社会中大量存在的道德缺失、诚信缺失的现象，我们想没想过这种现象是如何造成的?我们想没想过我们负有在体制上引领、提升公民道德水平、诚信意识的责任?

改革选举机制，推动政治文明

什么样的选举是真正意义上的选举，什么样的选举是劳民伤财徒有其名的选举，是不言而喻的。在信息化、互联网时代，我们切不可低估公民日益提高的鉴别力。事实是任何空洞的说教都无法掩饰的。官员们位居高堂俸禄丰厚，他们的俸禄来自纳税人，他们手中的权力也唯有来自人民的推举授予才正当。如果人民的选举权利不能落到实处，官员的权力不是来自人民，那么官位就来自自授或官授，少数人秘密相商一平衡一妥协就把权力瓜分了，这样的权力未经人民授予也不受人民监督则不能保证权为民用。这样的权力最终走向专权与腐败也势在必然。

2008年世界范围的大选有两个引人注目的焦点，一个是大洋彼岸的美国，一个是偏安一隅的同胞之地台湾。他们的大选激情燃烧到本土之外，竞争之激烈扣人心弦，透明程度之高让世人洞悉。他们的大选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盛事，成为表达民意的最集中最重要的渠道，成为凝聚人心的盛典。人们像过节一样历经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海外的选民也放下手头的一切，万里迢迢自费回家，参与数年一度的选举，表达心中的意愿。经过这样的大选，一个领导者走上政治舞台的峰巅位置，那是经历风雨后见彩虹，一旦胜出，那是多么激动人心和无上光荣!就像2008的北京奥运，任何一个冠军的桂冠都是在公平公开的规则下、在全世界的注目下拼搏而得的，是多少年的艰辛汗水换取的，所以他们无须掩饰胜利者的骄傲与狂欢，他们用各种方式向世人激情宣泄光荣时刻的美妙感觉。体育如此，政治也如此。公正、公平、公开之下，方有荣耀，方有体面。

建国近60年了，改革开放30周年了，选举权写入宪法也54年了。30年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太大的变化，经济从计划走向市场，改革开放成就辉煌。但顺应潮流顺应民意需要变化的选举制度却始终未变，未改革也未开放。在回顾、庆祝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的时刻，在庆祝建国60周年的时刻，我们确实到了以重建选举制度、落实公民选举权为突破口，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政治文明的时候了，否则，我们精神层面的大国地位便无以确立。至少，我们到了该设计方案的时候了，到了该设立时间表的时候了，到了该倾听民意之声的时候了。因为无论如何，从人治走向法治、从专制走向民主，都是我们对未来不可逆转的正确抉择。

(责任编辑　吴思)

2009年第6期　权利觉醒的时代·李永忠

生于197年前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伟大小说家狄更斯，在其《双城记》的开头，对所处的英国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作了这样的描述：“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智慧的时代，也是一个愚蠢的时代；这是一个信仰的时代，也是一个怀疑的时代；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也是一个黑暗的季节；这是一个希望之春，也是一个失望之冬；我们面前有各种机会，我们面前也一无所有；我们可以直登天堂；我们也可以直下地狱……”

近二百年后的中国，也正经历着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阵痛。

研究中国历史，会发现很多有意思的事。民本思想，古已有之。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说法，早见于2000多年前，可却常常停于思想家的笔，止于清官忠臣的折，留于开明帝王的嘴，而很难付之于行……

于是，千百年来，从来没有贵过的老百姓，不得不把自身的全部权利和希望寄托于父母官，顶礼膜拜于好皇帝。

一个绝大多数人没有宗教信仰的古老民族和古老帝国，凭什么能延续几千年，而且凝聚的力量远大于分裂的力量?

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支撑这么多的人，在这么长的时间，患难与共，同舟共济?

这其中有地域的原因，文化的因素，及其它各种影响……但是能维系几千年的大一统帝国，必有其更具特色、更深层次的东西。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探秘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来，腐而不朽，垂而不死，死而不僵的深层次原因，发现了两个更为有意思的现象。一是隋唐开创的科举制，在理论上给了所有读书人通过科考而非钱财、出身、关系、背景以出线(学而优则仕)当官的可能性。此举不仅开了世界最早还官帽之权于民的先河，也开了西方文官制度的先河。二是秦汉完备的监察制度，使封建社会的权力结构达到一个几近完美的程度。皇帝握有立法权，金口玉言，王言即王法；丞相及地方行政长官掌有执行权；独立于行政系统的监察系统，即从中央的御史大夫到地方监察官行使监督权。封建社会三权分立的权力结构，维护了封建社会权力机制的正常运行，使贪官污吏及不合格的官员能及时有效地清除出去。人口有比较客观公正的科举制，出口有相对独立的监察制，从而确保了多数朝代都能维持二三百年。即使维持不下去，政权被农民起义推翻，新组建的政权也会照样采用科举制度和监察制度，以保证其权力机制的正常运行。

这就是制度的力量。也即权力结构的力量。

而清王朝的灭亡，则在于其立法权不能顺应时代的改革要求，皇权独大且改革太慢。虚君共和迟迟不能推行，再加上科举制度偏重八股，监察制度剑走偏锋，君主立宪说在嘴上，写在纸上，贴在墙上，却很难有实质性进展。

于是，以改良的方式走向共和之路严重受阻。以革命的方式推翻清王朝势在必然。

于是，武昌起义枪响，辛亥革命爆发。

纵观秦汉、隋唐以来的中国封建社会史，监察制度和科举制度在维系这大一统的封建帝国，防止分裂割据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这极具特色的两大制度，基本上也与中国封建社会相伴始终。

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意识到这点，不仅在西方三权分立的权力结构上，明确提出了五权分立，加了监察、考试两院；而且将走向共和的历程，明确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并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革命纲领。

过了差不多一百年，被坊间称作新三民主义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由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体现了我们党对以人为本的最好诠释。

改革开放三十年，既是我国经济实力增长最快的三十年，也是人民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的三十年，还是广大干部群众权利意识觉醒和复苏最广泛的三十年。第一次解放思想，在经济上实现了最广泛的还权于民。农民有了自己的地，困扰多年的吃饭问题，很快得以解决。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在深入基层调研中，引用了老百姓“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话。对这句话稍作分析，即可明白，“端起饭碗吃肉”说明经济上还权于民，温饱问题基本解决；“放下筷子骂娘”，影射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群众权利还未实现。据此，胡耀邦前瞻性地认识到，人民群众的权利意识已经开始觉醒和复苏，而我们政治体制改革还没有及时跟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

1988年3月2日，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上，来自台湾代表团的黄顺兴，在麦克风前的一句“我反对。”发出了1954年以来全国人大第一次公开出现的不同声音。人大代表权利意识的公开表现，折射了人民群众权利意识的复苏。

身处改革开放的第一线，从大量案例中，既可以最早并直接感受到“权利时代”的到来，也可以深刻并真实地感受到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我以为，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体制已大体市场化了，而政治体制(特别是权力来源和权力结构)却基本停留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多年来不少地方和单位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稳妥有余，而积极不足，没有做到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因此，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在不少地方和单位，越来越表现为权力的代表性滞后于人民日益增长的权利意识。

从这个意义上讲，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比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快更好地把我们带人权利时代。我们如果希望不当时代的落伍者，就必须以更加积极主动的态度，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认真回应权利时代的挑战。真正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违法要追究。

真切感受到权利时代的到来，有利于在反腐败问题上形成共识。那就是，中国三十年的反腐败，在经历运动反腐、权力反腐、制度反腐的历程中，权利反腐已成弦上之箭。

马斯洛理论把人的需求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的五种，而这五种需求可分为两大层次。前三种属于低层次需求，后两种属于高层次需求。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大多数人的低层次需求基本满足，而权利意识的觉醒和复苏，则是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在此阶段的必然反映。当然，任何一种需求都不会因为更高层次需求的发展而消失，而是相互依赖和重叠。只不过高层次需求发展后，低层次需求虽然存在，但是对行为的影响力则大大降低。

网络集合公众意志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是典型的“权利反腐”。这种民间的“权利反腐”与体制内“权力反腐”将共同构建中国特色反腐败的完整体系。

从反腐蚀到反腐败的三十年，我们猛然发现，组织部门对“一把手”的优中选优不可谓不精，宣教部门对“一把手”的各种教育不可谓不细，各级党委对“一把手”的监督管理不可谓不严，纪检监察机关对“一把手”的查案力度不可谓之不大……可是党政“一把手”的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却持续上升，乃至占同级领导干部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的40％左右，一些地方和单位甚至超过一半多。

这是因为，在30年经济体制改革的强力推动下，我们虽然已进人了权利时代。但是，受“一手硬，一手软”的影响，政治体制改革还未实质性推进，对权力的有效制衡还未真正形成，群众的权利意识还未充分表达。正是这些地方和单位“主人”的权利严重小于“公仆”的权力的状态，“权力之虎”不仅尚未被真正关进“权利之笼”，而且还可以随时随地发威伤人。最近网络关注度极高的“罗彩霞事件”，就是“权力之虎”严重伤害权利人的经典案例。

身处权利时代，需要执政党、全社会又一次广泛深入的解放思想。农村改革的成功，关键就在于经济上还权于民，从而为3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一个扎实的厚底。新世纪新阶段的解放思想，既需要坚持并深化“生命论”(即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生命)的理论认识，也需要扎实推进“以人为本”的具体做法和有效恢复普通党员和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也即主人翁地位)，从而促进执政党及全社会权利意识的觉醒和复苏，在经济上还权于民的同时，逐步推进政治上还权于民。从而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2020年奋斗目标，奠定坚实的思想政治基础。

我的朋友吕良彪律师在概括中国现代化的内在维度上，列了三个重要维度，即：“以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为特色的政治现代化，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特色的经济现代化，以公平、自由、文明为特色的文化现代化”。我认为，如果再把“以权力分解、权力制衡的权力结构为特色的制度现代化”，作为一个重要维度列入其间，那就满足了中国特色现代化的所必须的构成要素。

我以为，“权利时代”的进程快慢与权力结构的改进完善程度成正比。在广大群众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不断增强，权利意识不断觉醒的新阶段，必须加快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近30年前就一针见血的指出，必须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而改革领导制度的核心，就是改革权力结构，就是在权力问题上正本清源。

危机在大智慧者、大军事家和大政治家面前，通常也是机遇。以我之见，用金融手段解决金融危机，不过下策而已；用经济方式解决经济问题，不过中策而已；用政治体制改革解决面临的危机，才是上策。因为，在世界金融危机来临时，能看到房子这个物品问题的人，只能算个战术家；能通过房贷问题认清金融危机这件事的人，可以算个战役家；能透过金融危机悟到能出现的各种危机，认识到以人为本，并勇于审时度势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人，才能称得上大战略家。而马克思、恩格斯就是透过物而见到人，通过经济危机看到政治危机、社会危机的大战略家。因此不仅在其《共产党宣言》中响亮提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而且在《法兰西内战》中更明确地强调：“用等级授职制来代替普选制是根本违背公社精神的”。

因为，权力与权利间的差异和矛盾决定了，权力与权利不是一个恒等式。权力永远不会在没有约束和制衡的条件下自动代表权利。

历史证明：权力只有来自权利，权力才会真正代表权利；权力必须回归权利，权力才能真正属于权利。

(责任编辑　吴思)

2009年第6期　毛泽东棋局中的鲁迅——从“假如鲁迅还活着”说起·张绪山

毛泽东喜爱鲁迅什么?

鲁迅之子周海婴所著《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社2001年9月版)一书提到的一个重要政治情节：1957年夏天毛泽东在上海接见文艺界人士，翻译家罗稷南参与其中。谈话之间，罗稷南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对这个大胆的设问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一个近乎悬念的询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罗稷南吃惊之余，不敢再做声。

罗稷南提出的这一命题，涉及中国现代史上两位偶像人物。以毛的回答，在毛执权柄的时代，鲁迅的处境有两个，且只有两个：一是沉默，一是坐牢，没有其他选择。但不管怎样——沉默或坐牢—那个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鲁迅都是本色不再。这意味着，原来被认为是互相配合、心心相印的两位旗手——一个被认为代表着正确的政治方向，一个代表着正确的文化方向——在建国以后宿命般地走到对立的两极。

然而，通观毛泽东毕生著述中涉及鲁迅的文字，人们看到的却是他对鲁迅的推崇和喜爱，以毛个人的说法：“鲁迅的心是与我相通的”。

1933年，有人告诉毛，鲁迅称毛的诗词充满“山大王气”，毛听后哈哈大笑，不以为忤，反以得意，是毛以鲁迅得其心的证据。1949年12月，毛泽东首次访问苏联时，在应付紧张的外交活动的空余，还在阅读随身携带的鲁迅著作，并对工作人员说：“我就爱鲁迅的书，鲁迅的心和我们是息息相通的。我在延安夜读鲁迅的书，常常忘了睡觉。”1966年7月8日毛在一封信中再次提到，“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并说，“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就在生命接近倒计时的1975年11月，毛还就周海婴提出的鲁迅著作出版和研究的建议做出批示，“请将周(海婴)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实行。”《鲁迅全集》因毛的指示而获得迅速出版。

对于毛的自托知己，鲁迅在天之灵做何感想，人们自然无法知道；但毛何以视鲁迅为知音，则可以从毛的文字中窥见一斑。

早在1937年10月19日，陕北公学举行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毛泽东发表演讲，突出强调的是：“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先生……不仅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很显然，毛泽东尊敬鲁迅的原因之一，是他认为鲁迅的事业与自己的追求的一致性。所以，他认为鲁迅虽“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

不过，最能打动毛泽东，使他引为同道的，是鲁迅的性格特征。鲁迅一生嫉恶如仇，对旧势力毫不妥协，尤其是他那“打落水狗”的斗争精神，以及直到晚年对于自己的论敌“一个都不宽恕”的决绝，都非常符合毛泽东的脾胃，与其性格相投；更重要的是，毛似乎从鲁迅那里借鉴到了榜样的力量，为他从马克思那里学来并加以中国式地运用、终生视为法宝的“斗争哲学”找到了同盟。所以他对鲁迅的斗争精神和韧性备加赞赏，称颂鲁迅“一贯地不屈不挠地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在敌人压迫他、摧残他的恶劣的环境里，他忍受着，反抗着……是充满了艰苦斗争的精神的。”他认为鲁迅一生有三个特点：“政治的远见；斗争精神；牺牲精神。”不过，在这三个特点中，毛泽东最重视的无疑是“斗争精神”。

如果说在建国前重视鲁迅的“斗争精神”是夺权的客观需要，那么在建立政权以后，毛泽东也没有放弃之，相反，更将这种“斗争精神”推陈出新，创造性地发扬光大，灵活地加以运用。60年代初，在一次谈话中他再次提到鲁迅的性格，认为“鲁迅的战斗方法很值得学习”：“鲁迅战斗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所有向他射的箭，统统接过来，抓住不放，一有机会就向射箭的人进攻。人家说他讲话南腔北调，他就出《南腔北调集》。梁实秋说他背叛了旧社会，投降了无产阶级，他就出《二心集》。人家说他的文章用花边框起来，他就出《花边文学》。《申报》的‘自由谈’的编者受到国民党的压力，发牢骚说，《自由谈》不要谈政治，只准谈风月，他就出了《准风月谈》。国民党骂他是堕落文人，他的笔名就用堕落文。他临死时还说，别人死前要忏悔，宽恕自己的敌人，但他对自己的‘怨敌’，‘让他们怨恨去，我一个都不宽恕’。我们要学习鲁迅的这种战斗精神和方法。”可见，他从鲁迅那里感悟到的是一以贯之的“斗争精神”。他毕生珍视并坚持青年时代发明的述志名言“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说明他对“斗争哲学”是何等的热爱。他在建国以后的所作所为，确实如其所说，是“把所有向他射的箭，统统接过来，抓住不放，一有机会就向射箭的人进攻。”即使是与他生死与共的战友对他所犯错误的批评，一旦被他认为是“向他射的箭”，他便“一有机会就向射箭的人进攻”。彭德怀、刘少奇的惨死，邓小平的屡遭打击，都是明证。

鲁迅生活在中国社会的黑暗时代，他以文艺为武器所进行的反抗，是新兴力量反抗旧社会势力、改造旧的文化传统的努力，所以他毕生的“斗争”都是针对旧势力及其维护者；作为文学家和思想家的鲁迅，如果活到50年代以后，当然也不会收敛其批判社会的锋芒，放弃批判社会的义务。毛泽东在夺取政权以前，以武装斗争的形式对旧制度进行批判，同鲁迅一样是旧政权的反抗者；但与鲁迅不同的是，毛泽东还是新政权的建立者，他掌握了至高无上的权柄后，习惯性地以“斗争哲学”和“斗争精神”维护自己的政权，不仅将“斗争哲学”磨砺的锐利矛头指向了对新政权构成威胁的敌人，同时也无情地指向了与自己意见不合的昔日与之出生入死、并肩作战的战友，于是，彭德怀、贺龙、刘少奇、邓小平等都成了他“斗争哲学”的牺牲品，死的死，伤的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当他感觉需要调动全体国民参加斗争、维护其政权时，则不惜发动“文革”这样摧毁国计民生的内乱，终至导演了一场陷整个中华民族于水火的千古浩劫，而为这一切进行辩护的，是他那套以“斗争哲学”为核心的冠冕堂皇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一理论的起点是毛对马克思主义的独到“领悟”：“马克思主义千头万绪，一言蔽之，日造反有理。”“马克思主义千言万语，一句话，阶级斗争。”这样的理论又被他掌握的舆论工具鼓吹为“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

对斗争的喜爱或曰嗜好，贯穿于毛的一生，甚至在生命之火即将熄灭的时刻，他还是念念不忘于阶级斗争。1976年元旦的前一天，毛泽东在书房里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和女婿戴维·艾森豪威尔。交谈中，使两位客人感到意外的是，毛泽东对“斗争”主题的激情留恋。他说：“我们这里有阶级斗争，classstruggle(阶级斗争)!在人民内部也有斗争。共产党内部也有斗争。”他似乎在宣告他用毕生精力发现的一个真理：“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朱莉、戴维注意到，精力显然已消耗殆尽的毛泽东触及“斗争”话题时，“像青年人那样兴奋起来”，“他的头脑甚至比中国的年轻一辈更充满活力，更渴望斗争”。这对年轻的夫妇不由感叹：“不论历史如何下结论，毛的一生肯定将成为人类意志力量的突出证明。”对斗争的追求变成嗜好，无所不用其极，如果鲁迅地下有知，该怎样评价这位将他视为知己的“斗争论”英雄呢?

毛泽东的“圣人”理想与鲁迅地位的演变

一个人有醒着的时候，也有睡觉的时候；要了解一个人，固然要听他醒着说的话，但梦呓也有用处，它能使人们知道他潜意识中的欲念，让人知道他清醒状态不愿告人的想法；透过他在非常状态下的表现，人们可以看到他潜意识的真实内容。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间，毛泽东震怒于刘少奇的冒犯，当着众人对刘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见刘源、何家栋：《刘少奇、毛泽东和四清运动》，《南方周末》1998年11月20日)刘在毛心中的地位于此“失态”之语中真实地显现出来。同样，毛对罗的回答也应作如是观。

1957年夏天毛对“假如鲁迅还活着”提问的回答，不经意间流露出新环境下其内心深处的秘密：事过境迁，毛对鲁迅已经形成居高临下的支配心态。这种情形很类似于唐太宗击败突厥，踌躇得意之际，随口说出“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高祖)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云云，透露了李渊曾称臣突厥的天大秘密。

然而，毛泽东内心的这个秘密并非一时情感冲动的产物，而是他一生追求的理想。

毛泽东终其一生都为其英雄主义的理想所激荡。他在年轻时代就立下“自信人生二百年，奋当击水三千里”的豪言壮语，志存高远，指点江山，“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但是，毛的理想决并不止此。他认为，“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伦理学原理批语》)他在给友人信中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原因是曾国藩树立了将“豪杰”(事功)与“圣贤”(文教)集于一身的榜样。及至壮年，他的“圣贤”理想更显突出。在他那气吞山河，雄视百代的“言志”诗中，明言“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言下之意，这些神武圣王都不过是武功差强人意而已，至于“文采”、“风骚”则不足道哉。“略输”、“稍逊”貌似谦恭，实则是高傲的自负。对于号称一代天骄的成吉思汗，一句“只识挽弓射大雕”，将这位功略盖天地的世界征服者变成了一介赳赳武夫。“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让人看到了一种气势如虹的雄心，一种“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舍我其谁，当仁不让的使命感：毛不仅要建立超越千古帝王的武功，而且还要实现流芳百世的“圣人”理想。

为了实现自己摧毁旧政权的抱负，毛泽东文武兼用，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文化思想资源。在毛泽东看来，鲁迅对旧制度的攻击和破坏，是与自己的事业追求不谋而合、休戚相关的，所以他对鲁迅在新文化先知先觉者的地位表示充分肯定，甚至提高到与孔子相提并论的高度，认为“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1940年1月他发表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写下了那段被后人广为传诵、视为定评的文字：“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的文字以几个“伟大”和“最”字形成一首完整的赞美诗，对他三年前(1937)提出的“鲁迅圣人论”做了进一步发挥和阐释。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毛泽东理想事业的一个阶段的完成。他以雄辩的历史事实将扫清六合，席卷八荒，混一宇内的赫赫武功，明白无疑地摆在了世人面前。然而，这只是他事业的新起点，他要在这个更广阔的舞台上，以思想征服寰宇，成为孔子那样的“圣人”，完成他“君师合一，惟我独尊”的新功业。

为了这新的事业目标，他一次次掀起思想改造的骇涛巨浪，不惜毁掉中国社会极为需要的数十万、上百万最发达的头脑。他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便是从50年代初拉开序幕的对知识分子的大规模改造，与此相配合的是对大学的改造，将大学中的人文学科这个创造独立思想的机关解散。毛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指的是理工科大学。其意甚明。继此之后，1957年，以所谓“旧文人”为对象的反右运动全面展开，原来被共产党视为盟友的其他党派的知识人受到彻底清算，一大批接受西方教育的自由主义文化人，如声称“无产阶级小知识分子专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政”的罗隆基之辈大部被肃清；及至1966年开始的史无前例的“大革文化命”，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毛的打击之下已经元气殆尽一或噤若寒蝉，或气息奄奄，于是矛头转向曾为其出力扫荡党外知识分子的党内知识分子。党内党外知识分子全被肃清之后，毛个人的“圣人”地位，以“全面专政”的方式在表面上确立起来。

在这个过程中，以“罗稷南设问”为标志，毛对知识分子——鲁迅不过是其典型代表一的态度已经十分明确，那就是：要么闭嘴，要么做囚徒，在他的“圣人”事业面前，一切阻力都必须彻底清除，即使他从前推崇备至的鲁迅也不例外。不过，对于鲁迅，由于他已是不会说话的古人，不会对现政权再做批评，而且他的“斗争精神”还在现实中发挥作用，毛没有必要对他展开形式上的讨伐；相反，只要将鲁迅那“须仰视才见”的高大形象置于自己的权威之下，烘托之效立刻显现。毛将历经无数惊涛骇浪而炼就的炉火纯青的斗争谋略驾轻就熟地再运用了一次。

果然，这一目标在“文革”初期就按照毛的愿望顺利实现了。

196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30周年纪念日，毛亲自掌控的《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发表了纪念社论。《红旗》杂志社论以《纪念我们的文化革命先驱鲁迅》为标题，写道：“鲁迅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在于他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比崇敬和热爱。……他始终坚定地跟着毛主席走，勇敢地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人民日报》则在《学习鲁迅的硬骨头精神》的社论中写道：“我们学习鲁迅，就要像他那样，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灵魂，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迎着斗争的暴风雨奋勇前进!”这两篇社论精神高度一致。这些看似简单的文字将鲁迅与毛泽东在历史上的关系完全改变了，鲁迅不再是开一代风气的先觉者，不再是毛泽东的精神先驱，而成了热爱领袖，活学活用领袖著作的先进典型，成了毛泽东麾下“俯首甘为孺子牛”，时刻听从领袖召唤，领袖指向哪里就战斗到哪里的文艺小卒。

这个格局的形成受到两个关键人物的推动。一是郭沫若。郭在历史上曾与鲁迅展开论战，被鲁迅称为“才子+流氓”，但在新政权建立后逐渐被捧为文化班头，鲁迅之后的“又一面光辉旗帜”。郭沫若发表题为《纪念鲁迅的造反精神》的文章，说：“鲁迅愿意把毛主席和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引为同志’而能‘自以为光荣’，在我看来，这可以认为是鲁迅临死前不久的申请入党书。毛主席后来肯定鲁迅为‘共产主义者’，这也可以认为鲁迅的申请书已经得到了党的批准。”一个提交申请，一个批准申请，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在这位大才子笔下已经清晰地出现了。然后，郭氏又以鲁迅生不逢时的不幸及自己生逢其时的幸运托出毛泽东的伟大：“今天我们的时代比起鲁迅在世的当时，在一切条件上都有天渊之别了。我们每一个人差不多都有毛主席语录、毛主席选集、毛主席的诗词。入目有辉煌的成绩，入耳有浩荡的歌声。我们还可以亲眼看到毛主席，亲耳听到毛主席的指示。我们是多么幸运啊!”最后，郭氏以设想的形式巧妙地将鲁迅置于毛泽东麾下：“鲁迅如果活在今天，他会多么高兴啊!他一定会站在文化革命战线的前头行列，冲锋陷阵，同我们一起，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踏出前人所没有走过的道路，攀上前人所没有攀的高峰。”郭沫若不愧为嗅觉灵敏的政治家，才华横溢的文字高手，贬抑与吹捧之间做得不露声色，一气呵成，手法之娴熟。令人叹为观止。

另一位是鲁迅的遗孀许广平。对许广平来说，她在建国以后显然已从毛对以往思想文化权威的攻势中体会到一种趋势。早在“大跃进”运动中，毛泽东就对马克思发出了挑战。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号召对马克思：“不要怕嘛，马克思也是两只眼睛，两只手，跟我们差不多，无非是脑子里一大堆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做的超过了马克思。马克思没有做中国这样大的革命，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这里的“我们”实际含义是“我”，即毛本人。在这样咄咄逼人的事态面前，许广平不可能不明白，保护鲁迅的最好办法，就是主动地、知趣地让曾经被毛誉为“圣人”的鲁迅甘拜下风，以免遭遇被贬黜的尴尬。所以，1966年10月她在题为《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鲁迅》的文章中写到：“毛主席称赞鲁迅是文化革命的主将，但鲁迅总是以党的一名小兵自命……鲁迅一生所遵奉的命令……是党和毛主席的命令。他努力学习和掌握毛泽东同志制定的党的方针政策……”，“鲁迅对我们最敬爱的毛主席是无限地崇敬和无限热爱……鲁迅的心，向往着毛主席，跟随着毛主席，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是鲁迅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战无不胜毛泽东思想，在当时就是鲁迅和一切革命文艺工作者的最高指导原则。而鲁迅则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在文化战线冲锋陷阵的一名最勇敢的战士，一名伟大的旗手。……毛泽东思想的阳光。指引和鼓舞着鲁迅成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这样浅显易懂的“文革”语言，表层上展现的是具有典型时代特点的恭敬与虔诚，而在本质上则是主动地退避三舍，以求保全鲁迅。中国有句古语：“识时务为俊杰”。许广平“贬抑”心爱的鲁迅当然是“识时务”之举。在当时大调子已经定下的环境氛围中，除了随着时代的音符唱下去，唱出“主旋律”，还有其他选择吗?即使心有不甘，又能怎样?但在客观上，许广平以鲁迅代言人的特殊身份贬抑鲁迅，以烘托毛的权威，其效果是他人难以比拟的。

依靠出神入化的谋略，毛泽东为“圣人”理想所做的奋斗迅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结出了丰硕成果。林彪给毛戴上“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四顶桂冠，标志着“君师合一，惟我独尊”的伟大目标已经实现。然而，对于这速成的“圣人”之业，毛的心中仍然萦绕、盘桓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感觉。1970年12月18日，他接见美国著名作家斯诺时，针对这四顶桂冠，心情复杂地说：“什么‘四个伟大’，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他虽然将四桂冠之一“导师”改成了“教员”，但对这“教员”桂冠的钟情是显然的，因为这Teacher与“圣人”的本质相同，那就是：抚育苍生，参天地之化育。当然，他所要教化的绝不是几十个孩子，而是按自己的意愿训育整个中华民族，乃至全世界人民。就在这次会见中，毛谈到“文革”和个人崇拜问题，问斯诺，如果没有人崇拜，你会高兴吗?毛的这个问题，从他的“圣人理想”角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圣人与教主都需要个人崇拜。但对于斯诺，这一点似乎并不能理解，在西方近代文化史上，个人崇拜与邪教是一致的。所以他向毛指出“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地腐败”的道理时，毛木然未有任何反应。(参见《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文汇报》2007年8月18日)

不过，毛泽东即使已被捧为神，显然也隐约地感觉到，实现他的“圣人”理想，决非易事，绝没有他从事政治和军事斗争老本行所具有的那种得心应手、游刃有余的从容，更没有驾轻就熟地施展阶级斗争艺术时所具有的那份“胜似闲庭信步”的自信。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重读《鲁迅全集》，似冥然有所感悟，于同年11月20日对相关人员说：“我劝大家再看看鲁迅全集……鲁迅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中国的第一等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这话说明，他此前确曾自视为“圣人”，但同时也说明，时到此刻，他不得不承认，“圣人”并没有做成，他的“圣人”梦想并没有圆满实现。

然而，不管口里怎么说，他内心深处却一刻也未放弃“圣人理想”；而只要毛的这个梦想一日未了，他人就不敢颂扬孔子和鲁迅，即使后者曾被毛称为“现代圣人”。就像1959年庐山会议时。林彪对受到批判的彭德怀说，你要抛掉个人的过分自信，抛掉个人英雄主义；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在主席面前，我们任何人都不要想当英雄!林彪不愧为一代枭雄，对毛的了解显然高出他人一筹。后来林彪出事，孔夫子被无辜地与林彪捆绑在一起，成为“批林批孔”运动的批判对象，似乎向人们说明，在毛泽东面前，任何人都不要称“圣”，就是孔子也不例外；鲁迅的“圣人”地位虽是毛泽东本人“封”的，但其现代“圣人”的称号只能出自毛泽东之口，而不能出自他人之口；如果出自他人之口，就意味着对鲁迅“圣人”地位的公开承认，构成对毛的威望的威胁。可为佐证的是。直到文革末期的1976年，鲁迅的胞弟周建人还不得不继续放低姿态，贬抑鲁迅，称：“鲁迅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共产主义无限向往，这正是鲁迅“韧”战精神的思想基础。”(《学习鲁迅“韧”战的革命精神——纪念鲁迅逝世四十周年》)可以说，从建国之始以至毛故去，鲁迅始终是领袖政治棋盘上的鲁迅，一个被现实政治作为棋子使用的鲁迅。

活在毛泽东时代的鲁迅必然成为囚徒

在中国几千年演化的历史上，每一个新生政权都面临巩固政权的难题。这个难题的解决的首要条件，自然是解决整个政权赖以存在下去的物质生产问题。如果没有起码的物质基础，任何政权都必然不能持久。取得物质资料生产者在生活资料和精神道义上的支持，至为关键。解决之道，千头万绪，要害是与民休养生息，恢复民生。在这个基本条件之外，最棘手的问题是解决对新政权构成(显然的或潜在的)威胁的社会力量问题。在新格局的利益分配中，当权者必须妥善安置为新政权出力、立下巨大功勋的武将文臣，使其各安其分，不得僭越。

毛泽东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可是据长期追随毛、曾做过他的秘书的李锐研究，毛从马克思那里只学到四个字：阶级斗争；对民主的理解只是“要让人家说话”，对别人的恩赐而已；他自称“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说明他无法律观念。(李锐：《开放言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炎黄春秋》2006年第10期)另一方面又嗜权如命，公开对人讲，“我是不让权的”，直到生命终结的最后一刻都不曾放手；同时迷信自我，认为自己一贯正确，明言“我是不做自我批评的”。(郭宇宽：《胡耀邦，生前办过<理论动态)》《炎黄春秋》2007年第9期)这些特点说明他在很大程度上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家，毋宁说是中国两千余年皇权专制传统的最高产儿。因此，他为巩固新政权所采取的措施不可能跳出中国传统吏治文化的窠臼，突破专制传统的藩篱。

在处理“武”的力量方面，鉴于政权已经易手，原来敌对阵营的投降将领，即使心有不轨，在失去民心的处境中已不可能再兴风作浪，所以，即使对于他在理论上认为是一切反动势力代表的清朝末帝溥仪，以及在战争结束前列为“战犯”的傅作义、杜聿明等蒋介石集团的得力干将，也往往表现出相当的宽容；相反，对于那些为他出生入死立下汗马功劳、在民众中有着崇高声望的战友，却是处处设防，稍有不满，即行严惩，毫不留情。

治国从根本上是士大夫的事业，对于士大夫阶层的政策，从根本上关系到新政权的安危。毛当然明白“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的道理。然而，但凡书生，思维能力就相对发达，就会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倾向，不管其从前立场如何。尤其是20世纪初叶以来，经新文化运动对启蒙思想的传播，成为现代思想标志的“精神独立，思想自由”已为众多知识分子所接受，虽然这一启蒙过程为外敌入侵造成的民族救亡所打断，但其影响仍不可小觑。尤其是，海禁开放以后，大批中国学子负笈海外求学问道，回国后成为一股冲击中国皇权专制文化传统的重要力量。在接管中国以后，精于国情的毛对于这一切洞察秋毫，了如指掌。所以对于书生一直坚持非经改造不可使用的态度。批胡适，反胡风，反右派，批右倾，“文化大革命”，最后釜底抽薪以求彻底解决，将应该接受教育的青年学生赶到乡村山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其本质是文盲化和愚昧化——这一次次的思想改造运动实际目标只有一个：显见的动机是钳制舆论，巩固政权；深层的动机是完成不朽的“圣人”功业。

不过，正如乌龟可以随时将脑袋缩到脖子里面逃避外面的危险一样，知识分子可以随时将思想隐藏在脑袋壳里，以表面上的言听计从掩藏内心的不服与对抗。所以，毛对于自己多次发动的改造运动所产生的效果并无十分的信心，以至为后世留下两句玩世不恭的名言：“知识越多越反动”，“读书愈多愈愚蠢”。前一句可谓深得中国传统愚民策略的“精髓”，与孔孟圣贤之徒的一贯精神若符契合。老子曰：“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民。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孔子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后一句则流露了毛在多次思想改造不能完全奏效时所表现的无奈和妒恨之情。

毛在建国之初面对的文人力量主要有三部分：一是原来追随他打天下的文人，如郭沫若、邓拓等，二是天下纷争过程中处于游离、超然状态的中间文人，如梁漱溟、陈寅恪等，三是敌对阵营中倒戈的文人。这三部分人中，第一部分文人经由延安整风，对毛的谋略和手段早有领教，已成驯服之物，是毛推行其文化策略的依靠力量；第二部分人数最多，这些人多数饱读中国典籍，同时又多接受现代西方文化的洗礼，是这个时代中国最大的文化承载体。由于这些人接受的自由主义传统教育，与毛的“圣人”理想相左，所以成为毛的思想改造事业的主要对象。第三部分力量相对较小。

毛对这三部分力量进行打击的次序有先后，但态度和策略则是一致的，即：或者俯首称臣为我所用，或者自我消失。前一种类型以郭沫若、冯友兰为代表。郭沫若在建国不久的国庆庆典上，代表党外人士向毛献礼致辞中，已有“您是我们的导师，我们永远跟您走”之类的称臣之语，后来更多次以“我是毛主席的一名老学生”之类的谦卑之词表示臣服。冯友兰之卑躬屈膝，更是世人皆知。后一类型，一部分人选择可杀不可辱的自戕，如老舍、邓拓等，一部分则选择沉默失语，忍辱含垢、苟全性命，如小说家沈从文改行研究中国服装史，史学家陈寅恪三叹“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之后，选择“颂红装”——撰写《柳如是别传》——的“无益之事”，“以遣有涯之年”。

不过，由于这些书生在政权易手之前已经成就大名，在读书人中有着广泛的影响，这一部分人中即使少数人对毛的意志明确表示不服，也没有遭到杀戮。最典型的例子是梁漱溟。1953年9月，梁漱溟与毛发生争论，遭到毛声色俱厉的痛骂，被毛骂作“用笔杆子杀人的杀人不见血的杀人犯”，与蒋介石的用枪炮杀人相提并论，但仍然能苟全性命，最后寿终正寝。由此看来，鲁迅如能活到当时，大概也不过如此。但以鲁迅惯有的与当局不合作的性格，他必定做出屡屡抗上的举动，甚至写出类似“好个国民党的友邦人士，是些什么东西”那样痛快淋漓的骂人文字来。如此说来，他活着的话，大概只有进监狱做囚徒一途。

其实，作为文学家和思想家的鲁迅，对于自己的命运似乎在冥冥之中已经预测到了。他在1928年发表的演讲文《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一文中已经将道理解释得很清楚。他说：“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而文学家的职业本能却使他对现状永远处于不满状态，总要批评社会，与政治不断冲突，成为政治家的眼中钉，其最终结局不是被排挤出去，便是被杀头。对文学家而言，唯一的选择就是“逃”——逃到国外去，逃不掉便被杀掉。鲁迅一生坚持与当权势力不合作，以其特有的凌厉风格进行猛烈的批判与抨击，虽遭当局压迫甚至通缉而不至陷于灭顶之灾，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外国势力在中国租界的存在——他那《且介亭杂文》可以为证——为他提供了逃身之处。

更富有寓意的是，鲁迅对历史上革命成功以后文学家命运的观察：“有人恭维革命，有人颂扬革命……这时，也许有感觉灵敏的文学家，又感到现状的不满意，又要出来开口。从前的文艺家的话，政治革命家原是赞同过；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在文艺家仍不免于不满意，又非被排轧出去不可，或者割掉他的头。”这样的话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还是预测未来的谶言?巧合的是，在他死后，后人以他还活着设问，得到的回答，竟是他已料到的结局。

“假如鲁迅还活着”这个虚拟命题的意义

“历史不能假设”，是很久以来许多人信奉的原则之一，而“假如鲁迅还活着”却正是以不存在的“鲁迅还活着”的假设为历史推论的前提，因此，在许多人眼中，这似乎不应是一个史学研究认真对待的命题。

其实不然。“历史不能假设”这个原则只是指已经生成的历史事实的不可改变性。若就历史所具有的实用性的借鉴功能——所谓“读史使人明智”——而论，“假设”不仅是可以的，而且是必需的和必要的，因为这种“假设”正是人们借鉴经验、避免错误的必要条件。“鲁迅还活着”，当然属于“假设”，但由此虚拟的“假设”所得到的“要么闭嘴，要么坐牢”历史解答，却显示出极为丰富的历史和社会意义。人们从这个貌似简单的回答中看到的是，历史在彼时走向了一个延续旧传统弊端的错误方向。这个错误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其恶例，一直延续两千余年，在一个关键的历史阶段本应得到彻底改造，却未能得到改造，相反又死灰复燃。中国传统中根深蒂固的文化毒素再次沉渣泛起，甚嚣尘上，犹如一盆污水，熄灭了新文化运动先觉者们历经艰辛才点燃起来的思想启蒙之火，中国社会由此走向了一个错误的方向，完全背离了近代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

当时的中国有没有可能走向历史要求的正确方向?怎样才能走向正确方向?后来走向错误方向，原因何在?能否避免?如果说历史上发生的一切都是所谓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可避免的，难道说中国人民活该遭受那“要么闭嘴，要么坐牢”的折磨?活该要历经十年人为浩劫的苦难?如果说，历史上的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历史研究还有何意义?

中国人历来强调“以史为鉴”，“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对于鲁迅这样的文化思想巨人，无论是被迫沉默还是做囚徒，都是中华民族的大悲剧，怎样避免这样的悲剧重演，需要考虑“假若鲁迅还活着”条件下，怎样才能使他既不沉默又不做囚徒的问题。这在根本上涉及到政治制度的设计，也是中国社会由传统旧制度向现代新制度转变中不可回避的根本性的难题。解决了这个难题，就意味着我们完成了中国现代性改造中的大问题之一——政治制度的民主化改造。这就是“假若鲁迅还活着”这个似乎有违“历史不能假设”旧例的“假设”所显示的重大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　徐庆全)

2009年第6期　巴金留给我们的箴言·袁　鹰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屈原《离骚》

一

巴金老人远行转眼又已三年，我总记得最早见到他的情景。回想起来已是近六十年前的事，1949年6月5日下午，上海解放刚一星期，八仙桥青年会礼堂坐满了文化教育科学界知名人士，出席上海开埠一百年未曾有过的一次盛会。统率大军解放上海的第三野战军司令员、上海市长陈毅将军便装到会，滔滔不绝地一口气讲了一两个小时，他那豪爽坦率的态度，真诚实在的讲话内容，加上诙谐风趣的四川口音，洋洋洒洒，谈笑风生，使会场上自始至终欢声不断。上海知识界人士见过许多世面，从国民党政府军政大员、欧美各国要人到中外名流学者，“阅人多矣”，却是第一次面对一位解放军高级将领，陈毅市长的风度，完全出乎他们想象之外，许多人从此成了“陈毅迷”。在吴有训、陈望道、茅以升、潘震亚等几位教育家、科学家接连发言之后，主持座谈会的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夏衍请巴金同志发言。巴金腼腆地从座位上站起来，第一句话便说：“我虽然也是四川人，却是不会讲话的四川人。”顿时全场忻然，陈毅市长也哈哈大笑。

这一天我第一次见到巴金先生。尽管在初中时代起便读过《家》、《春》、《秋》和《灭亡》、《新生》，是巴金的热诚崇拜者，为他笔下那高大墙门里腐朽的封建气氛引起哀伤和愤恨，也被那种反抗旧社会旧制度的勇敢行为而激动鼓舞。我也早知道他原先住在法租界霞飞路，“孤岛”时期离沪去内地，抗战胜利后又回上海。我正进报馆当记者，却从未敢去冒昧打扰这位大作家。那天八仙桥盛会上，是生平第一次见到这位崇拜已久的前辈，留下非常深的印象：他不仅丝毫没有大作家的架子，而且是那么谦恭平和，坦诚朴实。

1956年7月，《人民日报》改版，恢复了中国报纸传统的副刊，副刊的灵魂是作为头条的杂文，改版之初，我们约请多位老作家支持，叶圣陶、茅盾、夏衍等前辈都热情支持，纷纷赐稿。巴金先生从上海也寄来一篇《“独立思考”》，是有感于教条主义的棍子妨碍人们独立思考，必定影响“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的贯彻，正是当时思想文化界一个重要的问题。文章不长，但点明了已经开始盛行的痼疾：

有些人自己不习惯“独立思考”，也不习惯别人“独立思考”。他们把自己装在套子里面，也喜欢硬把别人装在套子里面。他们拿起教条的棍子到处巡逻，要是看见有人从套子里钻出来，他们就给他一闷棍，他们听见到处都在唱他们听惯了的那种没有感情的单调的调子，他们就满意地在套子里睡着了。

他们的棍子造成了一种舆论，培养出来一批应声虫，好像声势很浩大，而且也的确发生过起哄的作用。可是这种棍子并没有打掉人们的独立思考的能力。事实上单调的调子中间一直有各种各样的声音，不过教条主义者没有听见或者不去听罢了。有些在套子里住惯了的编辑同志喜欢把别人的文章改来改去，一定要改得可以装进套子才甘心，但是写稿的人仍然要从套子里钻出来。打闷棍，头一次也许有用处，我再来，别人早已提防了。谁都知道，教条是死的，人是活的，所以教条代替不了“独立思考”。

在中国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还是占大多数，他们对大小事情都有他们自己的看法。他们并不习惯别人代替他们思考，但是他们也不习惯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却喜欢暗地里吱吱喳喳(这倒有助于教条主义者的虚张声势)。所以“百家争鸣”的号召对他们是有很大的作用的。他们需要“鸣”。也应当鼓励他们大“鸣”。要是他们真的大“鸣”起来，教条主义者的棍子就只好收起来了。

(《人民日报》1956年7月28日，署名余一)

文章不长，语调平和，毫无剑拔弩张的火气，却是言近旨远。以小见大，说的全是真话，体现了巴金为人为文的一贯风格。在五十年代教条主义之风正盛的时候，能够说这样一针见血的话已经很不容易了。可是言者谆谆，而听者藐藐，未必能对他所抨击的人起多大警示作用。在某些自诩为马列水平很高的人那里，对这类杂文根本不屑一顾。我们副刊编辑部倒是一直以作者对编辑改稿的批评为戒，注意不要硬把别人的文章装进套子。后来巴金同志还在《解放日报》副刊发表一篇《论“有啥吃啥”》，听说在上海还引起一阵波澜。可见得说真话并不容易。

二

十年动乱结束后第二年冬天，我同两位同事去上海，邀请文艺界人士座谈，揭露和批判“文革”中为林彪、江青合伙炮制的“文艺座谈会纪要”特别是为害十年、余毒很深的“文艺黑线专政”谬论。我们连续开了两次座谈会，一次是文学界的，一次是艺术界的。12月10日那天，上海已经很冷，巴金一早就来到东湖路招待所，和柯灵、王西彦、李俊民、孔罗荪、杜宣、黄裳、草婴、茹志鹃、包文棣等同志先后热烈发言。他们在刚刚过去的十年中，都无一例外地受到“四人帮”党羽们种种非人道的摧残。巴金更是首当其冲，受到的伤害最重。但是他们在发言中都不谈自己的遭遇，而是愤怒地声讨“文艺黑线专政”论粗暴否定建国以后文学事业的成就，对文艺界施行残酷的迫害，充满伤感地提到一些不幸过早离世的上海文艺界人士的名字(请见附录)。巴金讲话不长，但很有分量。他认为“四人帮”虽然打倒了，但是余党犹在，余毒深远，我们千万不能手软，一定要除恶务尽。他后来将发言补充成一篇三千多字的文章，在12月26日《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除恶务尽，不留后患》。他以自己解放后的经历，驳斥“文艺黑线专政”论的荒谬和危害。他指出“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在文艺界盘根错节，作恶多端，不彻底把它砸烂清除，隐患无穷。他讲话声调并不高昂，也未举一个实例，但是我们都能体会到这位在十年动乱中受尽迫害和折磨的老作家心头的隐忧。

1978年底，我忽然收到表兄潘际垌从香港寄来一份港版《大公报》，打开一看，在他主编的副刊《大公园》上，赫然有一篇巴金新作《谈(望乡)》，展读之下，真有意外的惊喜。日本电影《望乡》，在北京和上海上映，虽然已经过“手术”，受到观众欢迎，仍然引起不少的波澜，主管部门的官员竟然出面公开反对。巴金在文章里支持电影，批评“禁映”的声浪。他的文章虽只在香港进步报上发表，影响仍然不小。从电影《望乡》这件小事，可以看到他对国家民族所受灾难是那么哀伤痛心，对造成这场旷世灾难的封建专制遗毒和“左倾”思潮是那么憎恨厌恶，更引起我们的心灵的强烈震撼，使我们不能掉以轻心，不能无动于衷。这位“不会讲话的四川人”，讲的是发自肺腑的真话，是实实在在的话，是人民群众的心里话。

从《谈(望乡)》开始，到《“文革”博物馆》、《二十年前》、《老化》和《怀念胡风》等篇，巴金先生以病弱之躯，断断续续写了七年半，一共写了一百五十篇散文随笔。老人自谦为“五本小书”，但是实际上它们是一部大书，一部蘸着心头流出的鲜血写成的大书，一部站在历史高度光照时代的大书。五本书都是普通的题目，偶然想到的杂感，文字短小，大部分只有一两千、两三千字，但是，每一本，每一篇，字字句句，都浸透了作家对历史和时代、对国家和民族的真挚的爱和沉重的责任感。读这些散文随笔的感受，不同于读他早期的许多作品，而是他发自肺腑的呼唤，他呼唤我们同他一起，回顾我们大家走过来的崎岖道路，回顾几十年的难忘岁月。他呼唤我们用自审、自省和自责的心情去反思那被扭曲的历史。

后来几年去上海看望巴金先生时，我虽然知道他仍在不停笔地写一篇又一篇《随想录》，也读到那些充满了深刻的真知灼见、洋溢着真挚的人间至情的文章，但为了不引起老人过多的感慨，我有意识地克制自己。然而，每次都是他自己先谈到《随想录》，表示还要写下去，哪怕每天只能写几十个字、一二百字。他还有许多许多心里话要说，还有许多许多债要还。说到这些的时候，他的神情是严肃的、真诚的。他毕生都是这样一个严肃、真诚地对待历史、对待生活、对待朋友、对待自己的人。

《随想录》的一百五十篇文章中，写得最多的是十年灾难，犹如一场长长的噩梦，时时搅乱他的心，搅得他不得安宁。然而，在他笔下出现得更多的字眼，不是控诉，不是声讨，而是——欠债，还债!

人怎么能忘记自己的过去呢?你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你难道真是永远正确吗?你难道一生不曾负过债?难道欠下的债就不想偿还?最好还是先来个“小结”吧。

我把这五本《随想录》当作我这一生的收支总账，翻看它们，我不会忘记我应当偿还的大小债务。账是赖不掉的，但是这些年我们社会上有一种“话说过就忘记”的风气。不仅是说话，写文章做事也都一样，一概不上账，不认账。

屈原在两千多年前悲怆地低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巴金的“欠债”感，正是来源于对人民的深沉的爱。他再三再四地说：“现在是还债的时候了。”我常常沉重地想：这位饱经忧患和创痛、为人民贡献了巨大的、难以估量的精神财富的老人，他到底欠了谁的债呢?难道不正是那些制造十年疯狂、凌驾于人民之上、作威作福、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人，欠了十亿人民的债吗?难道不正是那些挥舞着种种名目的鞭子、棍子和帽子，对巴金和许许多多同巴金一样的人进行连续不断的诬蔑、陷构、迫害、打击的阴谋家、刽子手、造谣密告者，欠了巴金的债吗?难道不是那些妄想阻挡车轮前进的螳螂式的小丑们，欠了历史的债吗?

巴金说得好，欠债总是要偿还的。那些真正欠了债的人，不管他们如何费尽心机，终究逃不脱历史的判决，被牢牢地钉在耻辱柱上。但是，也还有为数不少的人继续在过逍遥日子，他们不仅不上账、不认账，而且继续增加新的债务，毫不觉得脸红心跳；反而是一位受尽创痛的老人，却在无休无止地、鞠躬尽瘁地还债，这岂非是非真理的大颠倒!

《随想录》从1979年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第一册，其后二十余年间，陆续出版单行本、合订本、精装本各种版本三四十种，还有英文、法文、日文和朝鲜文译本，总共印了多少册，难以数计。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市上已难见踪影，想买也买不到了，若是哪一次书市或者义卖活动中偶尔出现几本，绝对会立刻成为读者争相购买的抢手书。作者用生命写下的书，越过时间的风雨，它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愈来愈被人们认识，愈久愈显出金子般的光芒。

十五年前的初夏，报社老同事离休后应聘到华夏出版社帮助策划编辑出版工作的夏宗禹兄来商量为《随想录》再印一种线装本，作为巴金老人九旬大庆的贺礼。我极力赞同，认为是绝妙的好主意，《随想录》已有过多种版本，只缺线装本了。当时距老人寿辰11月25日只有五个月，我担心地问：“来得及吗?”宗禹兄说华夏出版社全力支持，杭州富阳古籍出版社乐意承担，力争11月中旬成书。这种线装书，若是从经济效益着想，肯定是要赔钱的。但是出版社和印刷厂出于对巴金老人的衷心尊敬，出于对说真话的《随想录》的感佩，义无反顾地承担下来。也许正是基于这种真挚的心情，一连串繁琐细致的编辑、校对、照相制版、印刷、装订工作，都在有限的日子里几乎是倒计时地一一有效有序地逐步完成。宗禹兄一次次奔走于北京、上海、杭州三地，仆仆风尘，不计疲惫。大家都有一个共同心愿：一定如期将这份华礼在老人华诞之日送到他的书桌上。这位将自己的一生贡献给千千万万读者，献给多灾多难的民族的老人，他最需要的不是什么豪华的庆典，不是什么颂词和蛋糕，而是同人民大众心心相印、息息相关的书。

到11月上旬，大家的心愿终于成为现实，新颖的线装本《随想录》如期印出来了，印刷厂派出专人专车，将第一批书从富阳赶送上海，送到武康路，送到巴金老人手上。据在场的宗禹兄电话中告知，老寿星抚摸着书册，连声说“谢谢，谢谢。”兴奋喜悦的心情难以描述。他将第一套样书送给了题写封套书签的冰心老人，嘱咐夏宗禹兄尽快送到北京，他在扉页上写了几行字：

冰心大姊：

谢谢您的信，也谢谢您的九十朵红玫瑰，更谢谢您的题字。现在书印出来了，看见您的字仿佛见到您本人，我真高兴。托人带一套给您，请您接受我的感谢，分享我的快乐。

巴金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宗禹兄在电话中转达巴老给冰心老人的信，说将用最快的方式将这第一套书送到北京，希望我尽快送到老人手里。当时尚未盛行快邮专递，他托铁路局京沪特快车乘务组同志带来交给我，我拿到书后，立即奔赴西郊谢府。当时已届九十三高龄的冰心老人前两个月因病住院，才回家休养不久，身体还比较虚弱，一见线装本，高兴得不得了，反复摩挲，不住地说：“太好了!太好了!”她戴上老花眼镜，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巴公在扉页上写的短简，才读一行，抬头问我：

“他怎么知道我要送九十个玫瑰?我的缎带刚刚写好，作协的人明天才来取呢。”说罢，就催家里帮工的那位大姐展开书柜上那两条红缎带，上面写着：

巴金老弟九十大庆

冰心欣贺

老太太童心未泯。她不知道送九十朵玫瑰的信息几天前已经传递到上海了。

巴公在书里夹着一张照片，是当年7月在西湖休养时所摄，老太太将照片竖在面前，左看右望，高兴地笑起来：“你看他笑得多开心!”停了一会，又轻轻地说：“他活得太累太苦了!”

我静立书桌边，不禁侧然，默默咀嚼这句话的分量，将心交给读者的人，也必定赢得读者的心。

还是老太太打破屋里的沉默。她将五本线装书翻了又翻，爱不释手，又低声自语：“可惜字小了一些，老年人看有点费劲。”我接过话头：“将来再出一种大字本吧!”可惜这个想法至今也未能实现，我常常想，要是真有机会出一套供老年读者(这样的读者群如今越来越多)阅读的大字本《随想录》，该有多好!

三

晚年的巴金老人，时刻萦绕心头的是两座博物馆。他写文章不断呼吁，在会议和朋友间谈话时一再提起：一是现代文学馆，记载中国现代文学的艰难而灿烂的路程；二是“文革”博物馆，记载中国人民经历的那场旷世劫难。

1986年6月15日，他写了《“文革”博物馆》一文，郑重提出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的希望，他说他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建立“文革”博物馆，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他相信所有在“文革”中受尽血与火磨练的人是不会沉默的，没有人会把“牛棚”描绘成“天堂”，把惨无人道的残害当作“无产阶级的大革命”。巴金说：我们都应该有一个共同的决定：绝不让我们的国家再发生一次“文革”，因为第二次的灾难就会使我们的民族彻底毁灭。

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牢记住十年惨痛的教训，“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况，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大家看看它的全部过程，想想个人在这十年间的所作所为，脱下面具，掏出真心，弄清自己的本来面目，偿还过去的大小欠债。没有私心才不怕受骗上当，敢说真话就不会轻信谎言。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写这篇文章的两个多月前，他在一篇题为《纪念》的随想录里记下同一位朋友的对话，已经提到了建立“文革”博物馆的事。他认为二十年之后痛定思痛，应该严肃地对待那十年岁月，严肃地对待自己，想想我们自己犯了些什么错误，大家都应当来一个总结。应该把那一切丑恶的、阴暗的、残酷的、可怕的、血淋淋的东西集中起来，展览出来，毫不掩饰，让人们看得清清楚楚，牢牢记住，不允许再发生那样的事：

为了那可怕的十年，我们也应该对中华民族子孙后代有一个交代。

这篇文章发表以后，一二十年来，许多有识之士公开写文章，大会小会上发言，热烈响应，衷心拥护巴金的建议，不为别的，就因为这是千千万万“文革”受害者共同的心愿。它强加在中华民族身上的灾难都是深重的，残酷的，可怕的，血淋淋的，而且损害不止一代两代。十年中，从中央到基层的绝大多数干部都被打倒，轻则罢官、靠边，重则受到打击、迫害，许多功勋卓著的老革命家，许多身经百战的老帅老将，被摧残得非死即伤，许多忠诚正直的爱国民主人士，许多誉满中外的学者、科学家、作家、艺术家、教师、工程师横遭诬陷和凌辱，许多勤勤恳恳的干部，被整得非病即残、家破人亡，这笔血债不该永远记住吗?这十年中，从城市到乡村，都遭受大动乱的祸害，经济濒临崩溃，工矿机器停转，大片田地荒芜，“宁长社会主义之草，不长资本主义之苗”，铁路公路交通混乱，亿万黎民百姓忍饥挨饿，人心惶惶，青年学生不读书、不学习，耽误了大好青春，危害了两三代人，这无法计算的损失难道比八年抗战轻吗?不应该让子孙后代牢牢记住吗?

二十年过去了，巴金老人垂涕陈词也为我们许多人热切向往中的“文革”博物馆还在虚无缥渺之中。虽然早就有人一再提醒对“文化大革命”宜粗不宜细、不要纠缠旧账，可是，“文革”十年(或者更长一些)是涉及全民族命运因而无法绕开的历史，它已在亿万人民心头留下深深的烙印，制造了至今也未消除的灾难。历史可以原谅，但绝不能忘却。个人的责任、人与人之间的恩恩怨怨，宜粗不宜细。但是历史的是非，历史的责任，历史的教训，却是宜细不宜粗的，越是细致、具体，才越能深刻、准确、永志不忘。巴金说得好：“我们应该对中华民族子孙后代有一个交代!”

十年动乱，祸害深远，波及亿万家庭，几乎人人心头都有一本血泪账，几乎千千万万家庭都可以建一座小小的“文革”博物馆。一段段难忘的经历，一次次悲恸的生离死别，一道道刻骨铭心的伤痕，几本残缺不全的日记，几封浸透泪水的信简，一批批被践踏焚毁的藏书，甚至小小的用具、文具、玩具，都会留下“文革”动乱的痕迹，记录下伤心的记忆。“文革”已经过去三四十年，它们都时时在我们的心头发出隐痛，时时提醒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那一段岁月!只是自己记住、家人记住、子孙记住还是远远不够的，要让每个人的遭遇、每个人的记忆成为社会的、民族的共同的精神财富。每个能拿起笔的人士都应该拿起笔来，记下那十年大动乱的一切的一切，前因后果，来龙去脉，记下那在冠冕堂皇的革命言辞下所有祸国殃民的倒行逆施，记下那在唬人画皮后边的妖魔面目，记下那在漂亮外衣里面的狼心狗肺，记下那“到处莺歌燕舞”的虚伪宣传后面的饥饿、失业、贫穷和混乱，记下那“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走五七道路”等等庄严口号下种种迫害干部、蛊惑青年的政策和措施，写成文章，编成书籍，用文字和图片把那一切记载下来，白纸黑字，洗不清也擦不掉的。

值得欣慰的是，近二三十年来，我们读到不断出版揭露和记录“文革”十年的回忆录和其他书籍，冲破樊篱，走上书市，走到读者手中，进入人们心里。最早的是周明、刘茵编的《历史在这里沉思》，到近几年，还在陆续问世的有季羡林的《牛棚杂忆》、马识途的《沧桑十年》、叶圣陶、叶至善的《干校通信》，王仲方的《炼狱》等等。还有那些记叙追述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潘汉年等一大批老革命家重大冤案的书籍，林林总总，数不胜数，这里随手拈来，只不过是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万分之一，但它们都拥有大量的读者，即使印数不多，也被人们争相传阅。许多人都是从那里找寻各自的影子和逝去的岁月，也都能从那里直接或间接地反思“文革”的教训，去思考这一场浩劫究竟是怎么发生和发展的，如巴金先生所说的“为什么在中国土地上会发生那一场空前未有的民族大悲剧?”

这不是实际上已经用文字和图片形式建立了许许多多文字的“文革”博物馆吗?从流通的角度说，比起一座固定的建筑，它们可能起着更便捷、更活跃、更广泛的作用。巴金先生说得对，那些在“文革”中得到好处的人，可能至今还会心心念念梦想着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他们自然是不会赞成建一座“文革”博物馆的。确实有人一直对建立“文革”博物馆抱着保留或者非议的态度，一直以种种似是而非或冠冕堂皇的借口加以阻挠和反对，也仍然有那样的人滥用手里那点权力去违反宪法公然拦截一篇文章的发表，禁止一本书刊的发行。不过，他们真要那样做，即使得意于一时，终究也要失败，那是无数的事实已经证明还将继续证明的真理。

巴金老人去世前一二十年中，我每次去上海，总要去拜望。有时他去西湖边休养，有时他住华东医院治疗，我也都拜托小林女士代致问候。在武康路寓所见到时，老人总是亲切又细心地询问近况，关怀备至。有一次他问起我的写作打算，问离开工作岗位以后是不是多一些时间。我回答：虽然不再上班，每天也还有一堆杂事做不完，有不少题目待写，还有些编刊物、编书的任务，写作的时间并不多。巴老听了，同往常一样，并没有多讲话，只是轻轻说了一句：“要赶紧写，不然来不及。”只有九个字，却给我重重的一锤。我牢记至今，时刻不敢稍有懈怠。不敢言老，不敢轻易搁笔，总觉得还有可做的事，还有应该说的话。写的文章并不多，质量并不高，只是常用巴金老人留下的箴言提醒自己：讲真话!

[附录]：感谢上海友人，寄来一份“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上海文化艺术界人士名单，他说这名单并不完整，或者说只是略为“知名”的人士，肯定还有遗漏。抄录这份三四十年前已经离开人世的名单，仍然止不住惊心动魄，不寒而栗：他们究竟何罪何辜，一个个如此惨烈地倒在兽性的摧残杀戮中!让我们这些劫难后的幸存者，永远地记住他们的名字吧：

李平心：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1966年6月20日在家中开煤气罐自尽，终年59岁。

叶以群：文艺理论家，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市作协副主席，上海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文艺月报》副主编。1966年8月20日跳楼身亡，终年55岁。

姚启钧：华东师范大学教授。1966年8月4日跳楼身亡。

傅雷：文学翻译家，上海市作协理事、书记处书记。1966年9月3日与夫人朱梅馥同时自缢，终年58岁。

杨嘉仁：音乐家，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1966年9月6日与夫人程卓如开煤气罐自尽。

李翠贞：音乐家，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1966年9月9日开煤气罐自尽。

应云卫：戏剧家、电影家，曾任上海市影协副主席。1967年1月16日自尽(另一说猝死于游斗的卡车上)，终年62岁。

顾圣婴：钢琴演奏家，上海交响乐团独奏演员，1957年获莫斯科国际青年联欢节钢琴比赛金奖，以后多次在国际比赛中获奖。1967年1月3日在家中与母亲、弟弟一起自尽，终年30岁。

孟秋江：新闻出版家，名记者，曾任《大公报》副社长，香港《文汇报》负责人。1967年3月16日跳楼身亡。终年57岁。

陆洁：电影编剧，拍摄过《渔光曲》、《狼山噪血记》等影片，上海电影厂、上海电影局顾问。1967年8月2日被迫害逝世，终年73岁。

关宏达：电影演员。1967年12月20日被迫害逝世，终年53岁。

余鸿模：出版家，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副社长，古典文学出版社副社长。1968年3月17日被迫害逝世，终年60岁。

彭柏山：作家，曾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1956年因“胡风事件”受到错误处分，调厦门大学、河南农学院工作。1968年4月3日在郑州被迫害逝世，终年58岁。

金仲华：新闻出版家、国际问题专家，曾任上海市副市长，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1968年4月3日自缢身亡，终年61岁。

常溪萍：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中共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1968年5月25日跳楼自尽，终年51岁。

黎照寰：教育家，曾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校长，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副主席。1968年9月16日被迫害逝世，终年70岁。

上官云珠：电影艺术家，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演员。1968年11月22日跳楼自尽，终年48岁。

陈又新：音乐家，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主任。1968年跳楼自尽。

吴湖帆：国画家。1968年被迫害逝世。

孟君谋：电影实业家，上海电影厂制片处副处长，上海科学电影厂副厂长。1969年1月10日被迫害逝世，终年66岁。

舒绣文：戏剧电影表演艺术家。上海电影厂、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主要演员，中国影协常务理事，全国政协委员。1969年3月17日在狱中自尽，终年54岁。

郑君里：电影艺术家，上海海燕电影厂导演，作品有《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林则徐》、《聂耳》等。1969年4月23日在狱中被迫害逝世，终年58岁。

顾月珍：沪剧表演艺术家，上海努力沪剧团团长，上海市剧协理事，上海市政协委员。1970年1月12日跳楼自尽，终年49岁。

慕容婉儿：电影演员，电影翻译家，上海电影厂翻译。1971年1月26日被迫害逝世，终年50岁。

浦熙修：名记者，曾任上海《文汇报》副总编辑兼北京办事处主任，全国政协委员、文史办公室副主任。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70年4月23日被迫害逝世。终年60岁。

闻捷：诗人，中国作协理事，上海作协理事，甘肃作协副主席。1971年1月13日开煤气罐自尽，终年48岁。

王造时：法学家，复旦大学教授，全国政协委员。1971年8月5日被迫害逝世，终年60岁。

齐衡：电影演员，上海电影厂演员。1972年12月17日被迫害逝世，终年60岁。

魏金枝：作家，上海作协副主席，《收获》、《上海文学》副主编，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1972年12月17日被迫害逝世，终年72岁。

周信芳：京剧表演艺术家，上海京剧院院长，华东戏曲研究院院长，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剧协副主席，上海文联副主席，上海剧协主席。1975年3月8日被迫害逝世，终年80岁。

丰子恺：画家，美术和音乐教育家，文学家，上海美协主席，上海作协副主席，中国画院院长，上海文联副主席。1975年9月15日被迫害逝世，终年77岁。

(责任编辑　萧徐)

2009年第6期　吴晗：学者官员双重身份的悲剧·

吴晗是著名的明史学家，早在学生时代，就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他以《胡惟庸党案考》、《金瓶梅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等几篇用功很深、颇有建树的考证文章奠定了他成为明史专家的基础；而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又使他从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走进民主运动的队伍，并成长为坚强的民主战士，以至于成为共产党忠实的朋友。这种历程又为他展现了中共掌权后的宽广仕途——他曾担任北京市副市长。

吴晗本人对当市长和当学者究竟是什么态度?论者在剖析吴晗的思想倾向时，总是各执一端。有的认为他乐于享受“高官厚禄”；有的认为他想当学者、教授，当官是被迫无奈而为之的。我认为两种说法都有点简单化。吴晗本意确实想当学者，一心一意研究历史。但既然工作需要，他所信赖的共产党让他当官，他也是一心一意要把工作做好的。那么，吴晗为什么会出现多次辞官的现象呢?下面我想就吴晗的几次辞官和几次要求单纯当学者的情况进行一些分析：

吴晗为什么辞官

吴晗当副市长开始确实是服从大局，才接受周恩来的劝告的，当官并不是他的本意。1949年11月，吴晗应邀到苏联参加十月革命32周年纪念活动。途中他听到自己当选为北京市副市长的消息，立即给周恩来总理打了一个电报，要求不当北京市副市长，想“继续从事史学研究和教育工作”。这倒不是吴晗的谦虚，早在西南联大搞民主运动时，他就和闻一多约定：“等到民主政治实现，便立刻退回书斋，去充实自己，专心著作。”他把希望寄托于共产党，他说：“有了共产党的领导，中国有办法了，我们自认为可以功成身退了，天下事不与我相干了，可以退回书房，随心所欲去钻牛角尖，翻古书，自得其乐了。”这是他为自己绘画的“自得其乐”的前景。因此，1948年在石家庄见到毛主席时，他特地申明“不想当官”。北平解放时，他回到清华大学，任军管会副代表、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职务虽多，但仍可以和研究史学以及和教育工作挂上钩，而且仍住在学校里，和他原来的设想没有太大差别。

现在，这个副市长职位打乱了吴晗对前程的思路，然而木已成舟，更改也难。吴晗回国以后，周总理亲自找他谈话，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到革命工作的需要，从革命成果来之不易到巩固政权的需要，说明不能功成身退，革命不能半途而废。从大局出发，从周恩来的关心和帮助出发，吴晗必须顾全大局，服从革命的需要。他的“副市长”职务是在周恩来的关心下上任的。

对此，吴晗也说他在周恩来的帮助下，思想通了，愉快地接受了党交给他的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周恩来亲自给吴晗做工作，对吴晗是一种殊荣，思想通不通，他已无回旋余地，只有“愉快”接受党交给他的工作。

吴晗是个尽职尽责的干部，他既然答应当副市长，就应当把副市长的工作做好。他工作很努力，从不“偷懒”；但工作总不如意，思想并不愉快。首先，当了副市长，每天都得到市里上班。市领导和同事都劝他从清华大学搬到城里住，他总是左推右推迟迟不搬，担心自己离教育事业、离历史研究越来越远。他工作了一年，总感到“手忙脚乱，心虚胆怯”，工作“不知从何下手”。于是，吴晗就以“能力薄弱”和“知识的缺乏”为由，恳切地给彭真、聂荣臻写了一封信，要求辞官，信中说：“经过一年的学习，长期的考虑，我向你们提出请求掉换工作岗位，准许回到教育工作岗位上去。”从这封信的内容看，吴晗还是没有完全适应当副市长的工作，心里还迷恋着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市委领导自然不会同意吴晗的请求，亲自找吴晗进行“恳谈”，希望他“留任”。吴晗最终也只能服从市委领导的意见，继续留任；但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由于吴晗是党外人士参政，他总感到组织上对他照顾多、严格要求少。这是吴晗最接受不了的一个思想疙瘩，也是他后来再提出辞官的原因。

1956年3月，吴晗在郊区养病期间，又给彭真、张友渔写了一封长信，明确提出“今后的工作，我希望能重作安排。市代表大会，下次议程将要选举市人委，我恳求不要列名”。“现在我提出撤除市人委和民盟的工作，请予以考虑。”吴晗再次要求让他去“钻故纸堆”，即研究历史。他说：“在故纸堆里做些研究工作，我向你们保证，一定可以做出对下一代有贡献的成绩来。”他对当学者的向往十分强烈，辞官绝不是虚设之词。不过，这也绝不是唯一的辞官理由；更主要的还是对工作现状不满，埋怨自己的工作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原因之一，如因材施教方针的提出，中教部、教育局怎么提的，怎么做的，我不知道；在当时提出因材施教的方针，师资条件是不具备的。吴晗认为，他作为一个管教育的副市长，竟不了解方针提出的根据，这怎么能够做好工作。原因之二，他认为是机构庞大多头，上有中宣部、教育部、二办，市里有市长、副市长，区里有区委、教育科，谁都可以发号施令。吴晗认为这样庞大的机构，裁减他一个副市长，只会有好处。这两个原因都是体制使然，并不是吴晗的主观意志能够克服的。

1954年，他在给彭真的一封信中，也流露出对工作不尽人意的地方，他写道：“过去几年，我没有偷懒，相反地是忙乱。每天都很疲倦，但是工作抓不住重心。”“参加了许多工作，也用了心，也用了力。但是从来不知道哪些是做对了的，哪些是做错了的，也没有人告诉我做对了总结下去，再深入搞；做错了的，为什么错，如何改正。”这些当然也是他一再提出辞官的原因。和吴晗工作相处过的人，都知道吴晗十分敬业，事必躬亲，一心一意把工作做好。但他希望工作有人布置，任务有人验收，对和错有人指点。因为是民主党派参政，和中共党内的干部不一样。党内干部有党组织直接监督，有人进行考核；而参政干部往往受到尊重，生活上受到关心。吴晗不习惯人家把他当外人，当客人，更不喜欢对他特殊优待。正如他在信中写到的，他说：“生活被照顾到无以复加”，而工作上“有奖无惩”。

有一次，和吴晗一起进餐的党内干部外出开会，只有吴晗一人用餐，行政人员就给吴晗减了菜。后来一起用餐的薛子正副市长知道此事，认为这样做有厚此薄彼之嫌，就向彭真汇报此事。彭真认为吴晗在清华兼职工作较忙，生活上更要多照顾他，随即将此事向毛主席和周总理作了汇报。几天后，毛主席亲自约刘仁、张友渔和吴晗到中南海去谈。毛主席问了吴晗的工作情况，问他工作上生活上有什么困难，鼓励他要大胆工作、安心工作。最后，还是周恩来总理一语道破天机，他在一个小型的会议上问张友渔关于吴晗的吃饭问题，并语重心长地说：“一定要重视做好党外民主人士的工作。政治思想工作要做好，生活上也要照顾好，一定要使他有职有权。”有职无权是参政干部最不愿意正视的现实。

还有一件事，即1959年吴晗身边的工作人员发现，近一年来，吴晗生活不如以前充裕，往年购买公债都是一千元，这次只买了五百元；把自费订阅的书报杂志也减订了一部分。主要是夫人袁震生病、看病、住院、买药，特别是进口药很贵。吴晗是行政六级，工资300多元，收入不算少，但发工资时扣药费、扣出差费后只剩下90多元，人不敷出。吴晗身边的工作人员向领导作了汇报，领导决定给吴晗一次性补助500元，吴晗没有接受。但领导上非常关心此事，专门对他的生活进行研究，规定了袁震看病住院的报销办法。

所有这些吴晗都很领情，也很感激。但吴晗是个硬骨头，他绝不会被困难压垮，更不会因为少吃一点菜而有什么想法。因为减少一点菜，竟然惊动了市委领导，惊动了毛主席和周总理，这种无微不至的关心，甚至会使吴晗过意不去，感到不自在。

吴晗辞官，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还有一点，就是长期隐伏在心坎里的心病，即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他在1948年到石家庄时，就向毛泽东提出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在给吴晗的一封信中，表示“同意”吴晗的“要求”，“唯实行时机尚值得研究”。大约也就是毛泽东谈到的这个“时机”问题，吴晗在副市长任上曾多次申请入党，都没有得到批准。对此，吴晗很苦恼，但他没有灰心。他在1954年给彭真的一封信中说：“因为我不能参加党，党对我是客气的，优容的。”吴晗认为这种“客气”和“优容”对自己简直就是个伤害。他希望入党，和大家一样为党工作，只希望严格要求，不希望“客气”和“优容”。他在信中恳切地写道：“我没有放弃参加党的想法，我想以努力工作来争取，今年不成，到明年，五年不成，十年，二十年，只要不死，总有一天能达到。目的没有什么，只是要求得到教育，做好工作。”这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肺腑心声。他虔诚地要求入党，精神是十分可贵的。他的入党动机很明确，一是得到教育，二是做好工作。他认为对他的客气和优容、无微不至地关怀、工作要求不严格，都是因为自己不是党员造成的。长期没有批准他入党也是他不安心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因。

学者和官员的变数

吴晗是个学者、历史学家，这是众所公认的，包括毛泽东也是更多地把吴晗当历史学家、大学教授来看待的；但出于政治的需要，有时也把吴当成官员当成政治人物看待。学者和官员之间是有变数的。

1954年，毛泽东考虑到宋人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应该有个较好的标点本，以便于干部阅读，而清人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也应当改绘。这两项工作都很重要，谁能担当起这个任务?毛泽东首先想到的是吴晗，并亲自把这任务交给吴晗。此时吴晗在毛泽东眼里当然是个学者。这两项工作在首都学术界的支持和配合下，在吴晗的主持下，按质按量地完成了毛泽东交给的任务。此外，毛泽东关心的一些历史问题，包括对朱元璋的评价，历史上的边界等等，以及其他一些毛泽东有兴趣的历史问题，也经常找吴晗晤谈。

1959年4月，毛泽东看了湘剧《生死牌》，对剧中出现的南包公海瑞大加赞赏。随后，他的秘书胡乔木根据主席讲话精神找到吴晗，约吴晗写有关海瑞的文章。胡乔木之所以找吴晗写文章。自然是因为吴晗是个明史专家。由此引发的《海瑞骂皇帝》、《论海瑞》、《海瑞罢官》都属于明史范筹，是学术性的著作。

而当毛泽东由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需要，必须找到一个能把矛头直指彭真、刘少奇的突破口，吴晗是首选人物。这样一来，原先约写的《海瑞骂皇帝》、《论海瑞》以及《海瑞罢官》就都由学术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成为大毒草。此时，吴晗成了被揪出来的“官”，彭真也成了包庇吴晗的“黑帮”。很明显，只有拿吴晗这个副市长开刀才能联系到邓拓，才能联系到彭真。他们都同属北京市的“官”，可以上纲到“黑帮”、“反党集团”。设若吴晗只是个学者，不是个官，没有同属这个官的组织系统，至少用不着毛主席亲自出面指挥组织批判吴晗的文章，亲自宣布《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此时就把吴晗学者的属性剥得精光，变成一个“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可怕政治人物了；但这并不是历史的真相。所以，1965年12月22日，毛泽东对彭真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彭真不以为然，据理力争，他对毛泽东说，根据调查，吴晗同彭德怀没有联系，《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没有关系。毛泽东和彭真的争论，一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一说吴晗的《海瑞罢官》没有“罢官”这个要害。这时毛泽东已听进了康生等人关于《海瑞罢官》要害是“罢官”的说法，当然听不进彭真的说法，但对吴晗的官位还是很在乎的，据说当时毛泽东曾对彭真说：吴晗当市长不行，也许下去当个县长好一些。在要罢吴晗的官时，此时他还想给吴晗保留一点官位。不过这也是说说而已，如果真让吴晗去当县长，那也只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我们都还记得，当吴晗读了姚文元的文章之后，有两个反映，一是姚文是“有来头的”。这个“来头”对吴晗的威胁较姚文本身要严重得多。在这个威胁面前，吴晗无力招架，只有任凭宰割。二是姚文过于牵强附会，所引材料有许多是断章取义的。如果从学术角度看，吴晗完全可以写文章驳倒他，但姚文昭示的吴晗的问题是政治而不是学术，是从政治上置吴晗于死地，而不是讨论《海瑞罢官》之学术得失。不过，吴晗的政治悲剧就自身来说，还有一些值得探讨的地方。

吴晗似不太明白，他的学术观点和政治观点形成的历程并不一样。吴晗专长是明史研究，经他在探索中形成的观点，往往是学术研究的结晶，自不会轻易放弃和改变的；而政治是非观则不同，政治是非观往往是受别人或周围环境变异而形成的，本身充满着许多变数，盲目坚持或放弃都可能导致失误。例如，他在和国民党统治者进行长期的斗争中，形成了这样一个观点或者叫做判断是非的标准，那就是：“凡是共产党作的一定是好的事，国民党干的一定是坏事。”这个观点的形成，对吴晗正面负面的影响都很大。正面影响，就是吴晗义无反顾地支持共产党，拥护共产党。在昆明的民主运动中，在北平的反饥饿反内战中，把一批批进步青年转送到根据地去，他的住宅成了地下党人的联络站，而他自己也被列入敌人追捕的黑名单中，到处躲避敌人的追捕。这些斗争，使他从一个爱国主义者成长为革命事业的坚强战士。而负面影响，就是这种非此即彼的极端思想，使他在新中国成立后任职期间，对党和毛泽东所犯的一些过错，误认为这些都是共产党做的事，都是正确的。如对反右派、“大跃进”等等政治运动，他都误认为都是对的，而且积极参与其中。这虽是迷信和盲从造成的，但犯这种错误的起因却是对共产党对毛泽东的片面认识所然。这种错误认识，使吴晗从思想上到政治上造成许多失误，甚至局部失去辨别是非的能力。

“难于改变”的学术见解

如果说吴晗不想当官，真真假假，是是非非。还可以有许多解读；但说吴晗是个学者却是顺理成章，他有独到的学术见解。比如，对朱元璋的评价，年轻的时候，读明史就对朱元璋有个不太好的看法，他在给傅斯年的一封信中认为朱元璋晚年得了“老人狂病”。后来写《朱元璋传》，几个版本都能找到这个思路的痕迹。毛泽东读了吴晗两次呈送的《朱元璋传》稿本之后，第一次批评吴晗“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所据当是指吴晗在《朱元璋传》中对朱元璋的评价贬之有过。吴晗虽然对毛泽东的批评十分重视，但也只接受诸如有关彭和尚的归宿问题，并以此考证结果向毛泽东的批评作出交代。关于是否用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吴晗并无所谈及。后来，毛泽东读了吴晗的《朱元璋传》的1954年稿本后，干脆直截了当地说：“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应该肯定的，晚年应该写得好点。”吴晗为更好地解读毛泽东的批评，自知理论水平欠缺，曾花大力气读了几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著作，特别是毛泽东著作。但如何吸收、消化并运用到修改《朱元璋传》中去，仍不得要领。他在搜集、分析、研究史料方面下了很大工夫，而对朱元璋的历史评价几乎是依然故我。

当然，吴晗并不是故意怠慢毛泽东的批评，而是他没有找到一个可以符合毛泽东意见的思路，以为写历史重在史料，只要史料充分，论从史出就可以了。吴晗并不知道政治家和学者对同一学术问题的评价和标准是不一样的。政治家的评价的标准和出发点是要考虑对现实的得失和影响，而学者的标准主要是史料的准确性和分析问题的科学性。这个不同的标准，铸成吴晗沿着自己的学术见解越走越远，而对毛泽东的批评意见却理解不到点子上去，未能作出正面交代。

毛泽东要吴晗对朱元璋的晚年写得好一点，吴晗却跳不出原来对朱元璋的评价的框框。他在学生时代写《胡惟庸党案考》时，就认为朱元璋是“一个十足自私惨刻的怪杰”，“疑心”过重，“赋性猜嫌”，“深恐遭知识分子所讥刺”。朱元璋“礼贤下士”是“装”出来的，及至大事已定，就“屡兴文字狱”。吴晗认为朱元璋“设学兴教”，实际上是“进用宋讷一流刻薄寡恩的教师”，造就出一批听命唯谨的新知识分子出来，作皇帝个人的驯仆。及至吴晗准备写《明太祖》时，他首先想到的是给朱元璋定位。根据朱元璋诛杀功臣、搞特务网、兴文字狱等等表现，他认为朱元璋是得了“老人狂病”。这个发现，成了吴晗对朱元璋评价的基调。作为一个严谨的历史学家，要他放弃或改变这些早已形成的观点是不容易的。当然，他也不会想到把如何评价朱元璋和现实中的某些个人联系起来，因为过去已经有过教训。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他曾经以写朱元璋影射蒋介石，造成史著不科学，使自己对其著作十分厌恶。上世纪五十年代重新修改《朱元璋传》时，他只能力求客观地评价，该肯定的、该否定的，都按自己思路来评述。从下面事实也可说明吴晗并没有真正接受毛泽东对《朱元璋传》的批评。

在1965年版即新版对《朱元璋传》的最后画龙点睛地对朱元璋的历史功过进行了评价之后，特地罗列了朱元璋的五条罪状：一是说朱元璋逐步变质，叛变了农民革命，反过来镇压农民革命的“罪恶”。二是说朱元璋以猛治国的方针，过分地运用特务组织，制造了许多血案，野蛮残酷的刑罚，大量地屠杀，弄到“贤否不分，善恶不辨”的地步。三是说朱元璋定下的皇明祖训束缚、限制了此后政治上的任何革新，阻碍了时代的前进。四是说他所规定的八股文制度，不允许知识分子有自己的思想、看法，严重地起了压制新思想、摧残科学、文化的进步。五是说他为了使臣民信服，大肆宣扬许多荒诞的神迹，欺骗、毒害人民。

显然，吴晗是想尽量对朱元璋评价客观些，褒贬都比较鲜明、突出；但五条负面评价分量还是很重的，其内容基本上还是按朱元璋犯“老人狂病”的思路来写的。你看，大量屠杀功臣、大兴文字狱、大搞特务网、限制政治上的任何革新，压制新思想，大肆宣扬荒诞神迹，欺骗毒害人民。这些显然不是一般过错，简直是罪过。朱元璋晚年，疑心很重，对谁都怀疑，对谁都不信任。然而，仅是不信任也无所谓，不用他就是了。但朱元璋并不是到此为止，而是先不信任，继之就罗织罪名，再继之就是大开杀戒。凡是被怀疑的，不管有没有证据，一概诛杀，造成了历史上开国皇帝大诛功臣的历史惨剧。这些都是历史事实，正面评价和负面评价都是有历史根据的，就史论史。吴晗本着一个历史学家尊重史料、尊重史实来写历史，保留了一个正直的历史学家对待历史的态度。

(责任编辑　萧徐)

2009年第6期　李叔同与《太平洋报》·张　悦

李叔同作为文化艺术的全才，在他出家之前，从事报纸的编辑事业也为人们留下了诸多值得记取的业绩，其中尤以他在《太平洋报》的经历为最。

开创文艺副刊新生面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刚从日本归国不久的李叔同兴奋不已。1912年春。他参加了柳亚子等创办的“南社”，并成为《太平洋报》的画报主编。在《太平洋报》任编辑期间，他与柳亚子、苏曼殊、高天梅、叶楚伧等交往密切，并在《太平洋报》供职时期，又创造了一项中国的第一，即以崭新的漫画式的表现手法开创报纸广告艺术画的新局面。早在19世纪，中国的报纸也有广告画，但均为固定的，商业气息浓厚的图案，而李叔同首先在《太平洋报》上自己绘作，并以漫画式创作手法艺术性地发布广告，开创了中国报纸广告形式的新局面。

在《太平洋报》社供职时期，李叔同与文艺界人士广泛交往。这其中有两位特别值得一提。一是陈师曾(原名陈衡恪)，号槐堂、朽道人，江西修水人，早年留学日本。他以园林小景、写意花鸟和风俗人物见长，著作有《中国绘画史》、《中国文人画之研究》、《染苍室印存》及《北京风俗图》等。李叔同与陈师曾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就已相识。他们在日本一起参加过文艺团体“淡白会”。李叔同在1912年4、5两个月的时间里，在《太平洋报》上连续发表了陈师曾的十多幅作品，使陈师曾在全国造成了很大艺术影响。漫画家丰子恺在《我的漫画》一文中也说：“我小时候，《太平洋报》上发表陈师曾的小幅简笔画《落日放船好》、《独树老夫家》等，寥寥数笔，余趣无穷，给我很深的印象。”陈师曾于1912年5月曾赴上海，李叔同在《太平洋报》上还特意作了报道，同时又在5月初八日刊出陈师曾大幅半身照片，曰“朽道人像”。现存有一首李叔同的《题陈师曾荷花小幅》，小序日：“师曾画荷花，昔藏余家。癸丑之秋，以贻德泉先生同学。今再展玩，为缀小词。时余将入山坐禅，慧业云云，以美荷花，亦以是自劭也。丙辰寒露。”词云：“一花一叶，孤芳致洁。昏波不染，成就慧业。”后来李叔同在杭州出家，出家前，他曾将一包篆刻作品交杭州的西泠印社封藏在社内的石壁之中。这些印章大多是友人的作品，其中也有一些是由陈师曾所作。

李叔同在《太平洋报》时期还与苏曼殊有过交往。《太平洋报》同人孤芳在《忆弘一法师》一文中说：在《太平洋报》里有两位出色的画家，一是当时已作了和尚的苏曼殊，再一个就是未来的和尚李叔同。这两位画家的为人与画风各有特色，也十分令人感慨。苏曼殊画山水，其取材多古寺闲僧或荒江孤舟，颇具一种萧瑟孤僻的意味，这与他当时那种“浪漫和尚”、“怪僧”的性情极不相符。而李叔同呢?他性格清淡、稳重，但所绘之作，用笔雄健遒劲，也与其性情不符。

柳亚子在《苏曼殊研究》有一段情节。柳亚子是这么写的：“在1927年上海大东书局出版的《紫罗兰杂志》第二号上，有顾悼秋的《雪(虫妻)上人轶事》，记画《汾堤吊梦图》，及在盛泽郑氏著书两事，此两事均不甚密合。《汾堤吊梦图》的事情，大概是如此：太平洋报社的广告主任是李息霜，住报社三楼，有一房间，布置甚精，息霜善画，画具都完备；有一天楚伧不知如何趁息霜不在报社时，把曼殊骗到此房间内，关了门画成此画。但未必是完全硬骗，盖楚伧索曼殊画，曼殊恒以无静室及画具为辞，楚伧引彼至此房间内，一切都完备，且言，如嫌外人闯入，可以关门，于是曼殊无所藉口，不能不画了。”关于此事，叶楚伧也有诗序记录，叶楚伧的诗及小序写道：“余访午梦堂旧址后，归抵海上，曼殊适自日本来。余于《太平洋》楼上，供养糖果，扃置一室，乃为余画《汾堤吊梦图》。及今展观，无异玮宝。”诗曰：“池上人寻午梦，画中月罨孤坟。难得和尚谢客，坐残一个黄昏。”这幅《汾堤吊梦图》被李叔同发表在《太平洋报》上，同时刊出的还有李叔同自己的一幅用隶书笔意写成的英文《莎士比亚墓志》，时人称这两件艺术作品为“双绝”。苏曼殊也写小说，其中《断鸿零雁记》最享盛誉。李叔同又负责把这部小说连载在《太平洋报》上，并配有陈师曾为之而作的几幅插图。作为李叔同、苏曼殊的共同好友，柳亚子认为：“以方外而列入南社籍者，……逃释归儒之曼殊，与逃儒归释之弘一。”如今人们说李叔同、苏曼殊为“南社二僧”，其源头可能即来之于柳亚子的评说。《太平洋报》虽在社会上具有广泛的影响，但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终于1912年秋停刊。不久，李叔同来到杭州的浙江省立两级师范学校担任艺术教师。6年后，即1918年夏李叔同出家。他出家之年也正是苏曼殊逝世之年。后人为了纪念苏曼殊和弘一大师，分别在杭州孤山北麓、虎跑后山建立了“曼殊大师之塔”和“弘一大师之塔”。二塔隔着西湖遥遥相对，让人生出无限的遐想。

热心支持女学教育

李叔同的好友杨白民在上海创办城东女学，并办有一份颇有社会影响的校刊《女学生》。该刊于1910年创办，由杨白民亲自任编辑。

李叔同在日本留学时就与城东女学的刊物有了接触。1907年农历二月十日，李叔同在东京致函杨白民：“谨启：屡承惠学报，课暇披阅，至为忻慰，敬谢敬谢!嘱写之件，月内当寄奉左右。匆匆。白民先生弟哀顿首中二月十日”信中所指“学报”，当指城东女学的某种刊物。因未指明刊名，具体为哪份刊物不详。但在他留学回国前，就已经在《女学生》上发表文章。在1910年4月《女学生》的创刊号上有李叔同《艺术谈(一)》；1911年4月在《女学生》上发表的《艺术谈(二)》；1911年7月又在《女学生》上发表了《艺术谈(三)》。这些文章，应该是专为城东女学的学生而写的。同样是在《女学生》的第3期上，还刊登了李叔同的一篇题为《释美术》的文章，并注“来函”。文章再次以详尽的事例阐述了“美术”与“手工”的区别。

1912年春夏，李叔同任职于《太平洋报》后，他也在报上对于城东女学有了更多的关注。李叔同在《太平洋报》创刊的第一天(1912年4月1日)就在副刊“文艺消息”栏中发表了新闻稿《城东女学制作品》：“南市竹行弄城东女学，杨白民先生独力创办。其学科成绩卓然，占上海女学第一位置。即所作各种美术品，亦精妙古雅，冠绝侪辈。如刺绣之琴联、屏条等，尤为学界同人所称许。又，城东讲习会会员诸女士，工书法者极多。所书之对联匾额，悬列四壁，每为专门家所赞赏云。”1912年4月16日，李叔同又在《太平洋报》上刊出《孟俊女士书法》。以上二文，一则将城东女学的学科成绩列上海女学的第一位；一则将孟女士的书法视为中国新生代的绝佳代表。实可谓推崇之极。

李叔同曾在城东女学任文学课，他居然也把学生的作文选刊在《太平洋报》副刊上。1912年4月8日至5月17日，他先后选刊了城东女学学生的作文，又加了他自己的评语。他说：“南市城东女学讲习会员皆于国文深造有得……”又说：“城东女学讲习会开办仅数月，成效斐然可观。校长杨白民君，热心教育，于此可见一斑云。”1912年4月25日，他在报上发表《城东女学国文之一斑》，按语说：“城东女学国文屡介绍于本报，昨又以数篇见示。持论奇警，说理精激，是真能发挥城东特色者。”5月17日，《太平洋报》再次刊出《城东女学国文一斑》，并刊出长诗一首。李叔同在《太平洋报》上刊出城东女学的消息还很多，诸如《平明会》《城东女学第十次游艺大会之先声》《城东女学书画研究成绩展览会》等。李叔同也为城东女学刊登招生广告，又登出《城东女学制品出张部的广告》。

可以想见，如果李叔同继续在上海办报，他必将会一直以全力支持杨白民的办学，并给予城东女学以巨大的助益。另一方面，城东女学也以李叔同为荣。《民国日报》在1918年7月18日(即李叔同即将出家之时)报道过城东女学的音乐会，写道：“南市竹行弄城东女学于阴历本月二十七、八、九三日开音乐会。兹探悉，内有演奏乐器，如西洋音乐大家比都文、哈特、克莱孟脱等所著之《沙那梯尔》《沙那太》《罗思毒》等名曲，均经音乐家李叔同先生选世界名曲，编撰歌词。并有胡朴安先生编歌、刘质平先生制谱，末演惨剧《亡国恨》，中述朝鲜亡国痛苦，言文歌词，慷慨激昂，纯以乐歌为主云。”可见，李叔同与城东女学的关系实非一般。

(责任编辑　萧徐)

2009年第6期　彭德怀对“高彭联盟”的申诉·林蕴晖

1959年的庐山会议，彭德怀因上书毛泽东被打成“反党集团”的头子，这一冤案在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经得到平反。但是，彭德怀与1955年被定为“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的关系却一直未得到澄清(有关“高，饶反党集团”的来龙去脉，请见拙作《国史札记——事件篇》2008年8月东方出版中心出版)。

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在谈到“高，饶问题”时说，高岗“有四个大区的支持”(指东北是高岗自己，华东有饶漱石，中南有林彪，西北有彭德怀)，这就暗含着高岗当年反对刘少奇的活动得到了彭德怀的支持。当然，这个说法的第一人并不是邓小平。事情要追溯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当时，毛泽东在批彭德怀时，就曾说：“高饶集团是在1953年嘛!形成这个集团的时候，是在抗美援朝的期间，1951至1953年三年形成的。我们知道彭德怀是陷得相当深的，那时是保护过关。是高饶联盟，还是高彭联盟?”(李锐著：《庐山会议实录》，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第287—288页)此后，1962年1月27日，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讲到不能为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平反时更说：“到底是高饶联盟，还是高彭联盟呢?恐怕是彭高联盟。”

众所周知，1962年6月，彭德怀为了对庐山会议强加给他的种种罪名进行辩诬，曾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上送了一份长达82000字的申诉书(后被称为“八万言书”，“翻案书”)，内容分为五个部分：“关于庐山会议问题”；“关于高饶联盟问题”；“我同外国人的一些接触过程”；“我的历史过程及其几个问题”；“关于军事路线问题”。1993年，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彭德怀传》的第681页中说：“这封长信，第一部分的主要内容和第四部分的大部分内容已于1981年12月整理出版的《彭德怀自述》一书中披露。”而正是这个涉及“高彭联盟”甚至是“彭高联盟”的部分未予收入。为还历史的本来面目，现将彭德怀“八万言书”中关于他与高岗交往的过程摘抄于后：

第一次是1951年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进行第三次战役结束以后，高岗以中共中央军委会代表的身份出席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高级干部会议，会后，高岗在与彭谈话时，突然把话题转到彭真在东北犯错误的事，紧接着说彭真“是接受了少奇同志的‘和平民主新阶段’，幻想国民党不会进攻，以后国民党进攻了，又幻想抵(抗)一下就会和平，这就完全陷入被动”。彭回应说：“少奇同志对革命是忠心耿耿的，他论‘和平民主新阶段’讲过了一点份，有时也有一点偏。”

第二次是1952年4月底在沈阳，高岗向彭“说了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是如何接待他的，又说斯大林怎么拉他看电影，还说‘斯大林是不喜欢刘(指少奇同志)的，同时对周(指恩来同志)的不积极抗美援朝也是不喜欢的。’我说，那就不是事实，谁喜欢谁关系不大，只要中国人民喜欢就行。高又说，周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事务主义，政治路线不明确，对于抗美援朝这样大的事情没有个全面计划，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一切事务都是被动的，毛主席也不喜欢他。我说，周公这个人，吃得少做得多，耐劳耐怨，平易近人，在中国知识分子阶层中，有广泛的人事关系。至于工作上有事务主义，是他的缺点。高又说：‘斯大林要撤彭德怀的职。’我说：‘这可能是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没有打好的原故吧。我现在很疲劳，撤销我志愿军的职务休息一下也好。”’

第三次是“1952年夏天，我在北京医院割瘤子出院以后，就住到中南海了。当时中央书记处有人提出要我当参谋总长(可能是恩来同志提的)，我当时拒绝了这个工作。……因此我向主席提议让高岗来当参谋总长。同时也提出邓小平同志，因为他同军队内的联系比较多些。当时主席是称赞了邓小平同志，并说因工作情况抽不出来。……当时主席问我：‘高岗这个人就没有缺点吗?’我说，高岗就是对犯过错误的同志视恶如仇，在这个问题上他有狭隘性。”

第四次，“大概在1953年9月4日左右……高岗来我处，谈了些财经会议的经过。他说：‘过去财政问题上有许多错误，对薄一波同志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斗争。可是他坐在那里好像满不在乎，看来对人民没有什么感情。’我说对于财经工作我们现在的经验还很少，还需要相当时间才能把经验积累起来。高又问我对财经工作有什么意见没有?我说：没有摸过，外行。”

第五次，“在1953年12月里(大概时间)，军委准备开一次军队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军委会准备的报告草案，在主席处进行了讨论。在讨论时，高岗说这个报告草案没有思想性。主席当时指示‘以彭为主，请高加以修改。’我当时表示以高为主(高当时也是军委副主席)，我参加。最后主席又重复说：‘还是以彭为主吧。”’大约过了三天时间，彭到了高岗家里，准备看一看修改的怎么样了。高说还没有看，“接着高又把小桌上放的是什么文件给我介绍了一下。其中有少奇同志在天津的讲话，华北土地工作会议讲话和少奇同志在延安作的‘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讲话记录等。他问我看过这些文件没有?我说，没有看过，现在的文件实在太多了。但是少奇同志在天津的讲话我听某某同志提起过，‘有点偏’。高接着说，是呀!偏到资本家那边去了。他又说让我看看这些文件。我说，现在没有时间看”。

“可是，第二天高岗带着秘书到了我的住处。他一进门就说‘对报告草案没有多少修改，今天谈了以后再修改。’……他在这里又提起少奇同志来，他说：‘刘少奇这个摊摊在七大时就安排好了，说什么刘为白区的领袖，这就是说毛主席只是苏区和红军的领袖，你看这样还像话吗?他把刘澜涛安在华北，某某某安在华东，林枫安在东北，有朝一日他就要篡党，取毛而代之。’我当时说，不会的，有毛主席在，谁也篡不了党。高说毛主席去重庆谈判回延安后，身体很不好，那时真危险啊!我说，少奇同志对毛主席是绝对忠诚的。我当时并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少奇同志的可靠。那是1937年，我和少奇同志由临汾回延安开会，在运城兵站住了一晚。当时少奇同志给我介绍了毛主席的思想方法及工作能力，那次对我印象极深。高又说，此一时，彼一时，难道‘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讲话也是主席的意思吗?我说那次讲话，少奇同志是‘走了一点火’。高又继续说，天津讲话站在资本家那边去了，难道也是主席的意思吗?也是‘走了一点火’吗?他又举少奇同志的讲话来作例子说，‘军队干部在战争时期是要坐第一排的，现在是和平民主新阶段时期，就要让别人坐第一排了，难道这也是对的吗?’我插话说有些老干部当时听了很不舒服，其实那是打譬喻说的。高抢着说：‘这不是走火，也不是譬喻打的不好，而是有意打击老干部。刘的讲话是影响了华北和东北的工作，松懈了战争准备。’我说，你有机会时，可以在书记处把你的这些意见说一说，或者个别向主席谈一谈。高说，还不是时候，只要自己心里有个底就行了。我当时对高岗的这些话也产生点怀疑，但是当时没有向他提出来，事后又没有及时向中央反映，这是严重错误。高岗又提到了中央决定增补中央候补委员，说军队方面大概是五个人，并问我哪些同志合适?又说某某和某某看来是可以的。我说某某可以考虑，但是具体名单须同军委副主席们商量后再报给中央吧。”

接着，彭德怀讲述了他与高岗发生的一次争执。彭写道：

1953年12月，正在召开军队系统的高干会议期间，我参加了由主席在颐年堂召开的一次会议。主席在会上提出，他外出后谁人主持日常工作?少奇同志首先提出：“主席外出后的日常工作由书记处同志轮流主持。”并提议由周恩来同志主持。周恩来同志再三推辞。高岗赞成“由书记处同志轮流主持。”朱德同志也说“由书记处同志轮流主持。”我第五个发言，当时我很激动，心里想：就是轮流的话，轮到你朱总司令或高岗时，就敢肯定不出问题吗?所以我当时说：我不赞成日常工作轮流主持，因为日常工作事情多，如果没有一个同志认真来研究是不行的，日常工作仍应由少奇同志来主持。主席当时说：“怎么样?还是少奇同志主持吧。”当时少奇同志仍在推辞。我说，这又不是写文章有稿费，还有什么推辞的呢?最后，少奇同志同意自己来主持了。

第二天晚饭后，高岗来到我处，他的脸色很难看，似乎在生气。他先问了问高干会议的情况，然后就转到了昨天在主席处开会的上面来，他说：“你昨天为什么赞成由刘少奇代理，而不同意我的意见呢(或者说是由他代理，而我没听清楚)?”他说这话的时候，看来是责问我的样子。我当时就冒火了，突然说：“这是我个人的认识!”他见当时没有什么便宜可得，也气势汹汹地走了。我当时想，这次得罪了他，以后不会再来了，不来拉倒!因为我素有一个不怕得罪人的坏习惯。

彭德怀检讨自己对高岗攻击刘少奇的一些不寻常的言语，没有及时“向主席和中央汇报，这是一个重大的错误”。

基于上述，彭德怀对“高彭联盟”，“彭高联盟”的说法明确表示不能接受，认为与事实不符。他以沉痛的心情向中央申明：

以上我同高岗来往的经过和谈话，是抱着以对党忠实的态度来回忆和写出来的，自问是真实的，可以作为中央对这个问题分析的参考。再者，揭露高饶反党联盟的是陈云同志，他可能了解其中底细，因此陈云同志是最好的见证人。邓小平同志是第一个到我处谈高饶联盟问题的(关于邓小平找彭谈话的情况，彭德怀回忆说，在高干会议结束前一两天的时候，邓小平同志来到我处，即提出了高饶反党联盟问题，问我的看法怎样?我当时就把高岗近来的大概情况如实告诉了邓小平同志。)，看我当时是否将高岗的言论和行动向邓小平同志作了如实反映的?而且在高饶反党联盟未被揭露以前，主席外出时，我就反对书记处工作轮流主持，而同意少奇同志主持，这也可以说明我究竟同高岗有什么关系，事情也比较明白。

笔者所以引用如此多的文字，目的是要还彭德怀这位从国内战争、抗日战争到抗美援朝战争功勋卓著，一生光明磊落，刚直不阿的共和国元帅一个政治上的清白。弄清这一历史事实，也向人们表明中共历史上的党内斗争，教训多多。

(责任编辑　萧徐)

2009年第6期　五十年代历史学家的命运·王维江

随着毛泽东(1893—1976)的去世和“四人帮”的倒台，对逝者的纪念和对苦难的追忆才成为可能。文学是政治的晴雨表：五十年代的毛泽东利用文学——一批电影《武训传》和批俞平伯(1900—1990)及其《红楼梦研究》——作为发动更大规模政治运动的试探，七十年代末的反思和批评文革的小说——刘心武(1947-)的《班主任》和卢新华(1954-)的《伤痕》——则成为开拓新时代的先锋。

历史学家的反思虽显得迟缓而谨慎，但持久而深入。1982年，纪念著名历史学家陈垣(1880-1971)先生的《励耕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面世，这是对逝去已久的史学大师的怀念和致敬，也是史学界记忆和反省时代的到来。建国前的陈教授长期任教于美国教会办的燕京大学，建国十年(1959)之际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五十年代大学者思想转变的“一个典型”。主动由党外学者变为党内学者，这一转身，无论对其本人还是对其同辈来说，都不是一件小事。此时首先选择他来追思，当不是偶然。

三年后，老资格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侯外庐(1903—1987)先生出版自传《韧的追求》，而推动该书出版的是在国家出版局工作的包遵信(1937-2007)先生。同一时期，包先生正紧张编辑着那套后来轰动学术界的《走向未来丛书》。这说明，历史的作用绝不仅限于治伤疗痛，它还是连接过去和未来的桥梁：只有敢于“向后看”——真实回顾，才能真正“向前看”。时至今日，尽管对五十年代的一系列运动史的研究还存在难度，但一大批亲历者所写的回忆录，正在夯实着这一研究的基础；一些那个时代的施虐者，如陈伯达(1904-1989)、徐景贤(1933-2007)、吴法宪(1915-2004)等，也留下了为自己辩解的文字。这些动机各异、内容庞杂的资料，使今天的历史学家研究这段历史渐渐成为可能。本文尝试以回忆录为史料，以历史学家为考察对象，分析中国共产党与学术研究的关系，探求五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浮沉。

“征服者”：党内史家

在1949年之前，学术只是政治工具。党内从事学术研究的人，首先不是被看作是学者，而是“革命家和战士”。文艺界的周扬(1908-1989)如此，哲学界的艾思奇(1910-1966)如此，文学和历史两栖的郭沫若(1892-1978)也是如此。他们的学术实践，首先要为革命理论的建构服务。明显一例是四十年代延安时期，毛泽东构思新民主主义理论，这涉及到对中国历史社会形态的判断，由此也引起党内学者的激烈争辩，这场争论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胜负：

一九四二年，我在与郭沫若辩论屈原思想时，无意间说过一句冒失话，表示要奉陪西周封建论者辩论到底。言语中流露出浮躁情绪，……伯赞是十分坦白的人，他气得简直要跳起来，一度不断地挖苦我。……抗战时期，我们在重庆的一班朋友们就知道毛主席是主张西周封建论的，知道延安理论界、学术界的见解也以西周封建论为主流。

此为侯外庐先生晚年的回忆。文中提到的两个人——郭沫若和翦伯赞(1898—1968)，都是自二十年代就加入中共的“革命家和战士”式的学者。他们赞成毛泽东的西周封建说，那是懂政治和讲政治的表现，而不赞成这一说的侯外庐和范文澜(1893-1969)，则显得太书呆子气，尽管后者的革命资历和理论修养在党内更胜一筹。当时和建国后各人的政治地位，明显是由其政治态度和水平所决定的。学术只是一袭华美的袍，即使上面爬满了虱子，也没人敢指出，只能私下议论。1950年1月5日，时任出版总署编译局第一处处长的宋云彬在私函中痛诋时任政务院副总理、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兼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和时任文化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兼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的茅盾：

给剑行信。最近《进步青年》刊载他的作品，前日送来稿费六万五千元。信中奖励他一番，谓郭沫若、茅盾都写不出这样的文章来。其实亦非过奖。近来茅盾写作每况愈下，几不堪入目。郭亦一味浮滑，不成东西。

有趣的是，无论是作为批评者的宋云彬，还是作为被批评者的郭、茅，其经历竟有着惊人的相似：他们都是二十年代的老资格党员，后来与党失去联系，1949年初皆以著名文化人和民主人士的身份厕身于新政协。他们为什么对学术的看法如此不同呢?或许原因在于，宋与党失去联系之后，变成真正的民主人士；郭、茅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从来就没跟党见外过。换句话说，郭、茅已是党的学术的化身，而宋只是被统战的对象。

作品变得“不成东西”，并不能证明江郎才尽，反而烘托出作者高人一筹的政治“才情”。宋云彬毕竟是书生，1957年获赠一顶右派帽子，不算意外。郭沫若的政治面貌变得比马列还马列，恐怕并非出于信服和坚持，而是看准风向，定向投报。1950年3月，《光明日报》副刊《学术》版载文，称殷代墓中有奴隶殉葬，致郭“大怒”，直斥对方“不懂马列主义”。郭沫若本具谦和的脾性，公开场合如此厉色，自然有其政治用意。这种用意，不用说挑战郭沫若的学术界无名小卒不知就里，哪怕如党内大儒侯外庐也常懵懵懂懂。1953年，他与毛泽东秘书、党内理论权威陈伯达有如下一段谈话：

一次，他找我谈话，记得胡绳同志也在场(当时任中宣部秘书长)，话题中心是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他先要我谈看法，我知道他主张西周封建论，和我的观点分歧甚大。……没有等我稍作说明，他就听不下去了。……陈摇头道：“你说秦始皇不属于封建帝王吗?”这几乎是用课间小学生的方式要我回答复杂的学术问题，实在恼人，于是我干脆回答：“不属于。”他听了哈哈大笑，接着说：“你走得太远了!”

“你走得太远了!”——这里的“远”，当然是指侯外庐距离毛泽东的观点越来越远；而陈伯达提醒侯外庐走得太远，显然是指其政治不正确的危险性，而不是学术观点上的错误。陈伯达四十年代延安时期就是毛泽东的秘书，他当然知道毛泽东的想法。所以，党内史学家的政治地位和官职，不是由其学问大小决定的，而是由其政治水平决定的。这就不奇怪，一个学术界的大人物——郭沫若、一个党内的大秀才——陈伯达，同时都是毛泽东“西周封建论”的坚定赞成者!这更不奇怪，在建国以后，郭沫若会成为整个社会科学界的领袖，陈伯达会成为党内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权威。

与此相适应的是两人的官职：郭、陈分别担任中国科学院的院长和副院长，同时，郭沫若还担任历史研究所一所的所长，陈伯达兼任马列学院副院长和《红旗》杂志总编辑。历史所三所的所长是范文澜，他是延安时期帮助毛泽东完成了很多重要文章的历史学家。侯外庐担任了二所的副所长，成为非党员、著名史学家陈垣的副手。如果侯外庐和范文澜不太书呆子气，他们的政治仕途和学术职位一定会更上一层楼。

学术领域如此，主管学术的宣传部的科学卫生处，其领导人也都是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权威，如胡绳(1918—2000)、于光远(1915——)。可见，建国后能够坐在学术领导岗位上的，都是经过了长期历史考验的党的人，不仅政治上可靠，而且学术上也能积极紧跟毛泽东，这是他们始终处在中心位置并拥有学术上绝对话语权的首要条件。

统战对象：党外史家

正如在政治上中共有坚定可靠的盟友一样，在学术界，中共也有一大批朋友。建国以后，党内学者占据了政治和学术的中心位置，党外学者该如何安置呢?毛泽东是构筑统一战线的高手。手法飘逸灵活，也令人琢磨不透，对待同一个统战对象，他可以动用的手段方式，别人无法模仿，也不允许模仿。毛泽东与章士钊(1881—1973)的交往故事就很能说明这一点：

毛主席对章士钊好，并不意味着党内其他人也可以像他一样。当时在中南海工作的一位干部，过去曾是章士钊的学生，他给章士钊写了一封信，信中对章推崇备致，章士钊看了很高兴，就拿给毛主席看了。毛主席对这位党内干部写的这封信却很不高兴，后来就把这位干部调出了中南海。

毛泽东的这种行事风格，不仅给党内干部和学者造成压力，而且也让被统战的对象心理紧张。除了像陈寅恪(1890-1969)这样的史学大师对政治可以无动于衷之外，党外绝大多数的学者们，与党内学者一样，同样面临着重新认识和适应形势的问题。不能认识和适应者，会很难受，甚至自毁政治前途：

亚老近来兴奋过度，又牢骚满腹，每谈必多感慨，恨无辞以慰荐之也。愈之谈及张申府，谓张之大病在不肯忘其过去之革命历史。彼与毛泽东氏在北大图书馆有同事之雅，周恩来加入中共，亦由彼介绍，遂以革命先进自居。初不知此等思想实为一沉重之包袱，不将此包袱丢去，未有不流于反革命者。

“亚老”为柳亚子(1887—1958)，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他成为“毛润之老友”。作为新政协的座上宾，看过无数政治风云的亚老既“兴奋过度”，又“牢骚满腹”，实在耐人寻味：为何而“兴奋”?为何而“牢骚”?政权在握，当然有“征服者”的“兴奋”，然一旦发现不被人当做自家人，自然又“牢骚满腹”。心情不好，还会拿弱者来撒气：

同赴北京饭店，开民盟总部临时工作委员会常委，晤衡老、泽老、映老、初老、伯钧、卓儒、家驹、志远、辰伯、志超(辛)、光旦等十余人。余提议开除梁漱溟；决议由秘书处撰文申斥，并声明断绝关系，差强人意。

此时的党外学者，更像1949年之前热衷进取的政客，这是无可奈何之举，因为谁也不甘遭受冷落，因为建国前他们本来就不是纯学院式的教授。在政权更迭之际，他们不能忘怀自己的“革命历史”，由此更在乎自己的政治前途，这不是一句文人好面子可以了结的：

王造时来信，哀恳提名新政协，言辞凄婉，谓我与衡老二十年交谊，且为“七君子”之一。若不代表救国会参加新政协，有何面目见人。

如果说张申府(1893—1986)的“大病”，并不在于“革命先进”而背“沉重之包袱”，病因实在于1948年的《呼吁和平》一文；那么，王造时的“心病”则类似于柳亚子。既然作为民主人士已经拥有辉煌的资本，1949年后，就是该将资本兑换现金时候了。一大批曾经亲炙过西方政治理论的英美海归在新政协前后的表现，与本土学者毫无二致，这是为什么?恐怕还在于这时的党外学者太热衷于政治上的进取，轻视了学者应该具备的人格和学术独立性。

只有对新政权的意识形态认可的人，才有可能成为被欣赏的人物，才有可能避免被边缘化。这样的人，不一定有民主党派的背景，只要他是著名的学问家，就行。如此，他才能够被安置到教育、学术机构的高位上，甚至与党内的学术领导平起平坐。陈垣先生不仅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同时被任命为历史研究所二所所长。他被重用的秘密，就在于他政治上的睿智。北平是1949年1月解放的，三个月之后，陈垣就发表了致胡适(1891—1962)的公开信：

胡适是他的老友，也是他学术上“直谅多闻”的诤友。胡适离开北平南下的前夕，还写信同他讨论杨守敬《邻苏老人年谱》的问题，并说“将来不知何时才有从容治学的福气了。”陈垣在信中表明，今后要“努力为人民大众服务”，并说：“我也初步研究了辩证法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使我对历史有了新的见解，确定了今后治学的方法。”

陈垣真是懂政治的高手，对新中国的政治形势有着清醒而超前的估计，他知道胡适在中共心目中的位置和象征意义，他也料到胡适迟早会被清算。五年后的那场人人过关式的批判胡适运动，让胡适的许多留在大陆的学生和朋友——如俞平伯(1900-1990)和顾颉刚(1893—1980)——遭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和学术困难，原因就在于他们缺乏预见。作为胡适亲密朋友却安然无恙，就在于陈垣对政治形势的把握，他从一开始就表示完全接受新的意识形态，并愿意用这套新的意识形态指导自己今后的学术研究。毛泽东看中的，正是陈垣身段一放到底的态度以及这一态度所具有的强烈示范效果，一大批的非党员学者诚心诚意地走上了陈垣所示范的道路：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后，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民国三十八年九月二十六日星期一)阅《联共党史简明教程》，此为苏联建国史最标准之教本，简要精当，得未曾有。

解放前一年，在报刊杂志上写了些国际评论性文章。当时侈谈中立外交。解放后一看，觉得愚蠢无比，全都付之一炬。点把火，比较轻而易举，去掉旧的思想意识，则不那么简单了。不过，“一炬”总算弃旧图新的象征吧。

正因为没有“革命先进”的资本，也就没有患得患失的“包袱”，真诚接受思想改造，这正是新政权所希望看到的结果。而这些书呆子的真诚，无意中倒是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相应地，也保持住一定的学术独立性和尊严，由此他们获居在政治和学术上的安全的中间地带。从这个角度讲，陈垣是识时务者，而陈寅恪则太刚性。本来这个所长职位是留给陈寅恪的，但他对马克思史观的不屑一顾，不仅使他的学术研究步履艰难，而且也铸成个人生活的悲剧。陈垣的学生、著名书法家启功(1912—2005)对此深有感触：

近现代史学界有“南北二陈”的美誉。对那一位陈老先生我也是非常尊敬和钦佩的。但现在有些人评价他时，故意渲染他怎么坚持不过问政治，不参加政治学习，不介入党派等，好像他的伟大不在他的学问，而在特立独行、超脱政治。而对陈老校长则不同了，因为他解放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殊不知陈校长加入了共产党完全是为了更好地投入到教育事业中，他身为辅仁大学和师范大学合并而成的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长，只有在党内他才能更直接地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切实地对北京师范大学负责，这种良苦之心是多么难得啊!

在反右运动之前，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现象还不算严重。从历史学领域来看，在党内史学大家们占据了领导位置之后，党外史家也受到相当的重视，就在中国科学院历史一、二、三所成立之后，大批党外著名史家也被调入，如燕京大学出身、留美归来的翁独健(1906—1986)先生，如国内传统史学方法培养出的著名学者蒙文通(1894-1968)先生，还有胡适的学生顾颉刚、甚至汪伪时期任过伪职的著名史家谢国桢(1901—1982)，其他非中共党员的白寿彝(1909—2000)、韩国磐(1919—2003)、唐长孺(1911—1994)和谭其骧(1911—1992)等先生，都被调入中国科学院。“白寿彝和翁独健两位还一度担任历史所研究室的主任。”

当然，能够不被边缘化的前提，进而突围靠近权力场，除了对新的意识形态的认同，还要在具体工作中像工人农民那样，服从上级领导，陈寅恪的学生、留美归来的周一良(1913—2001)先生就迅速而彻底地完成了思想转变：

我当时思想，就是怕分配到图书条件差的边远地区，无法从事研究。经过学习、讨论、检查，终于树立起服从需要、任何地方任何工作都是干革命的思想。这样想通以后，我坚决信奉不变，始终如一。实际上指导了我以后几十年的行动：服从需要，不讲价钱，作驯服工具。

周先生进入新北大之后，还担任了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周先生的幸运，显然与北京大学有关。像北大和中国科学院这样的学术机构还能够容纳第一流的学者，其他高等院校的领导就难得有这样的雅量，比如，周一良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校友王钟翰(1913—2007)就远不是那么幸运：

50年代，我的第一部结集《清代杂考》得以出版面世。自此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客观、主观方面的特殊原因，二十年内，我从未发表过一篇文章。

王钟翰以为，建国以后他的不幸遭遇，与他从北大被迫调入中央民族学院有关，而这一调动之所以会发生，在于他政治上的中立消极：早在30年代，大学校园内的中共地下党员曾与他有过接触，他虽然讨厌国民党，但也不想加入共产党；1949年后，民盟的缔造者之一、著名的张东荪(1886—1973)教授又想拉他加人民盟，他又拒绝。建国后的他学术上才刚刚起步，他实在也不具备被统战的政治价值。随着1957年反右运动的到来，他因言辞不慎被打成右派，就不仅是被边缘化了，而是整个失去了在政治和学术上的位置。不幸的是，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难以避免这一命运。

“弃妇”：脱党的史家们

对于一个长期在白色恐怖中生存的党而言，叛徒是党的最大的威胁，因而受到的惩罚也最沉重。在战争年代，一些学者或信仰发生改变，或与组织无法再度取得联系，这些因各种原因脱党的学者被边缘化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党外学者。

最有名的例子大概属于张申府。他是中共的创始人之一，张国焘(1897—1979)、周恩来(1898—1976)和朱德(1886—1976)都是他领入党内的，可是他本人却在1924年退出了共产党。1942年他加入民盟，1948年中共在军事战场上高歌猛进的时候，他却著文《呼吁和平》。建国以后，他不仅政治上，而且也在学术上彻底边缘化了。他早年的学生赵俪生(1917—2007)先生对此有相当沉重的体会：

张申府经常都是政治性的，这是我对他最深刻的印象。他总是被吸引到时事中去，总是想知识分子应该怎样去向历史负责。他也总是倾向中共这一边，即使他不是中共党员时也是如此。他不像梁漱溟，他没有一个遗世独立的头脑。

这是1987年，71岁的赵俪生在美国访问时与舒衡哲访谈时说的话。在他看来，尽管从思想上、感情上张申府都站在中共一边，但仍然无法得到原谅。原因很简单，党不能原谅一个先是退党、后又帮着国民党说过话的人。饶有趣味的是。赵俪生引用了汉朝的一首叫《弃妇》的诗，来形容张申府与中共的关系：

死亦无别语　愿葬君家土

倘化断肠花　犹得生君家

赵俪生用这首诗来形容张申府对中共的态度，或许也是用来描述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心理状况。他用来形容其老师张申府的词——“弃妇”，又何尝不是夫子自道呢!这位清华大学的高材生，拒绝在组织上加入中共，却也“总是倾向于中共这一边”，并在抗战时期参加到中共队伍中。1939年因病赴西安治疗与党失去联系。虽然他很幸运地在解放战争时期邂逅清华老同学、此时已在军管会任职的陈其五，从而得以重返革命队伍，并进入培训干部的华北大学，结识了学校的领导范文澜、艾思奇，教授刘大年(1915—1999)、何干之(1906—1969)，还得以担任艾思奇的副手。但是，离开了党的这段经历，使得他难以重新获得信任。一次偶然的顶撞领导，就让他永远失去了进入学术界权力中心的机会：

有一天，讨论到北平各大专院校教师都要到军管会的文管会报到、并办理登记的问题。有人主张，不管年龄老少，全要亲自前来报到。于是有人说，譬如像陈寅恪，眼睛看不清楚了，身体也很衰弱，由家属或朋友代替报到就行了。这时。成仿吾副校长用宏亮的湖南话发话了。他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机关来报到，来办理登记，一定要亲自来，本人来。不得由别人代替，因为……”他特别提高了声音说。“这是个态度问题!”

成仿吾(1897—1984)是郭沫若创造社时期的战友，一位激越的革命家。在胜利者即将接管旧世界的时刻，赵俪生竟然当众指责成仿吾“把知识分子当成被征服者”，三天之后，他就被调离华北大学，发往山东，赵俪生当时的感受是一“我被开除了。”这里的“开除”寓意复杂。他是觉得自己被开除出“无产阶级”的队伍了。

感到自己是“弃妇”的，还有著名诗人、美术史教授常任侠(1904-1996)。这位大学者虽然没有加入中共，但在抗战时期已是中共的密友。不幸的是，他在1945年赴印度担任国际大学的教授，1949年回国之后，他的老朋友郭沫若、吴晗(1909—1969)、徐悲鸿(1895—1953)、田汉(1898—1968)都已身居学术艺术界的高职，他感到自己被冷落了。当获悉自己只是被聘为专任教授而没有官职时，他在日记中记道：“贫农又变为雇农矣。”如果说失落的仅仅是学术界的官位，那倒也不难化解，因为常任侠骨子里还是学者，更难挨的是政治上的不信任，反复地被要求听取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辅导报告，那无疑是在反复提醒他，你已是一个新时代的落伍者!不仅思想上，而且组织上落伍，而双重的落伍者，连被统战的资格也没有，剩下的，只能是去做向隅而泣的“弃妇”。

(责任编辑　萧徐)

2009年第6期　《观察》的身价——售价、稿费、发行量及其他·李　钧

引子：通货的气球到底能膨胀到多大?

既然生活在“地球村”，就不能不关注“村”里的事。08年大事不少，但最让我触目惊心的却是津巴布韦的通货膨胀。其官方2008年7月公布的年通货膨胀率高达2200000％，货币的纸面价值已经大大低于纸的价值；无奈之下，津巴布韦于7月21日发行单张面额1000亿津元的钞票。但1000亿津元还不够买一个面包或支付一天的公交车费。所以一些津巴布韦人士要求发行面额更高的钞票。有报道称，黑市上1美元可兑换8亿津元。我深深祈愿津巴布韦的通货膨胀能降温，因为这实在不是“笑谈”——那里的人民一定到了不能聊生的地步。

1000亿元该是世界上面额最大的钞票了吧?不!这个世界纪录要归匈牙利，这个国家在1946年6月3日发行过面额为1,000,000,000,一000,000,000,000帕戈(100 quintillion，10的21次方，十万亿亿)的钞票。排在第二位的是前南斯拉夫曾发行过五千亿“戴纳”的钞票。这样说来，津巴布韦的千亿元面钞只能排在第三位。

至于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则发生在一战后的德国。1923年德国的纸币马克流通量达到496×10的18次方，价格指数由1922年1月的100上升到1923年11月的10的13次方(十万亿)。从1922年1月到1924年12月，德国货币和物价都以惊人的比率上升。例如，一份报纸的价格从1921年1月的0.3马克上升到1922年5月的1马克、1922年10月的8马克、1923年2月的100马克、1923年9月的1000马克、10月1日的2000马克、10月15日的12万马克、10月29日的100万马克、11月9日的500万马克、11月17日的7000万马克。在1923年底，200000000(两亿)马克只够买一个面包。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候，通货膨胀率每月上升2500％。工人们的工资一天要分两次支付，到了傍晚，一只面包的价格等于早上一幢房屋的价值……这该是何等惶恐的日子呀!

中国虽然没有创造这样的“世界之最”，但相关数据足以让人瞠目结舌：中国面额最大的钞票是一张面值六十亿元的纸币，那是1949年5月10日由国民政府的新疆省银行发行的……关于中国在1946-1949年的通货膨胀，坊间有着种种的传说，比如扛一麻袋金元券去理发等等。但作为一个研究者，不能以此为据。恰好，储安平主编的《观察》自1946年9月1日创刊，至1948年12月被查禁，大体上处于这一时期，它的身价：售价、稿费、发行量及其他关于经济危机的文字，可以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当时的经济是如何全面崩盘的——这似乎也是一个王朝之所以灭亡的重要注脚吧。

《观察》“售价”两年飙升1800倍

《观察》是1940年代最著名的自由主义刊物，上接三十年代的《新月》，下启五十年代台湾的《自由中国》，使中国自由主义传统得以传承；是分析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一个标本。

《观察》由储安平主编，创刊于1946年9月1日(民国三十五年九月一日)，创刊号每份售价500元。由于由“全国第一流学者教授专家六十余人执笔”，又由于抱着“独立的、客观的、超党派的观察”办刊宗旨，文章观点犀利，涉及政治、经济、时事、文化、文学艺术诸领域，不啻为中国社会的风向标，因而深受读者喜爱。但是物价飞涨、经济危机却构成了强大压力。至1948年8月第四卷第二十三、二十四合刊时，售价已涨至350000元。国民政府发行金元券后，售价又在半年里飞涨20倍。最终因违禁而在1948年12月24日停刊，算下来，两年零四个月时间里，售价飞涨了1800倍。以下表格可以看出其售价飞涨的速度：

国民党政府于1948年8月19日再次进行币制改革。规定金元为本位，开始发行“金元券”(每金元含纯金0.22217克)，以一比三百万的比率，收兑急剧贬值的法币。抛去已贬值的部分，换算一下就可以得出，《观察》第五卷第一期的售价折合旧法币是450,000元，而第五卷十六期时折合成旧法币至少是9000,000元法币，也就是说，其“售价”是初创刊时售价的1800倍。

其实，《观察》在1948年冬停刊，还没有赶上金元券贬值最严重的时候。据历史研究，自金元券发行后不到十个月，发行总额达1,303,046亿元，比原规定的发行额20亿元增加六万五千余倍，物价比币改初期上涨一百七十万倍。解放前夕，上海银元一元可换金元券16亿，各地纷纷拒用，逐以银元代替流通。如果《观察》不停刊，其售价将会飚升到一个何等地步呢?!

1948年12月24日，《观察》被封，同人被捕，出版第五卷第十八期后停刊。其实此前储安平已预感到《观察》有被查封的危险，他在第四卷第二十期(1948.7.17)发表的《政府利刃，指向(观察)》一文中指出：南京《新民报》已被“永久停刊”，政府不久即会指向《观察》及“真理社”这样的自由主义团体与报刊的。

《观察》1949年11月1日复刊，编辑部迁至北京，改为半月刊，开始了它的第二个阶段。这一次复刊是自1949年5月起就开始运筹谋划的。由于蒋介石政权的败局已定，加之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深入人心，因而储安平对这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新政权深感钦佩。储安平向中共提出复刊请求，经胡乔木、胡愈之、范长江、胡绳等人促成，周恩来批示，《观察》终于在北京重新面世。复刊后的《观察》的售价在半年里一度增至初始价的六倍，但随即回落。这从一方面表现出新政权对物价的稳定措施已初见成效。

但是此时的《观察》从作者到文风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复刊号“本社同人”的《我们的自我批评·工作任务·编辑方针》写道：“蒋介石这个法西斯大流氓，一意孤行，逞强作乱，撕毁政协，迫害民主。他只顾他一己的权势，无视国家的前途；纵容他的皇亲国舅，家奴党棍，到处搜刮，吸吮民脂，对于人民苦痛，漠无所动，还要昧尽天良，舔着美帝的屁股，残杀本国的人民，使人切齿痛恨。”这种革命话语恐怕绝非出自储安平之手。《观察》第六卷第二期(1949.11.16)开始增设“社论”，这一期上的社论是《师法十月革命的原则性——纪念十月革命三十二周年》、《联合国大会上的斗争》等，让人觉得它已变成了一份“革命刊物”。另外，这一期上还有费孝通的《知识分子与政治学习》等文章，已初露“知识分子改造运动”的先声。果然，第六卷第六期(1950.1.16)就有了焦孟甫的《论知识分子的改造》和费孝通的《什么叫搞通了思想》等文章。不仅如此，早在第六卷第四期(1949.12.16)就开设了“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专栏”，刊有社论《斯大林教导了我们》，另有编辑部文章《斯大林的生平》、郭沫若的诗歌《我向你高呼万岁》。郭沫若的诗写到：“斯大林元帅，你全人类的解放者，／今天是你的七十寿辰，我向你高呼万岁!……”此时的《观察》已不再是“独立的、客观的、超党派的观察”，而变成了新政权的一面战旗，一面战鼓，一只号角。至1950年5月16日，《观察》出至第六卷第十四期，在封二上发表“改组声明”：“《观察》出版至本期止，即告结束。此后本社同人将加入新组织的《新观察》半月刊工作。”

《观察》的稿费及印张的增减

《观察》的稿费在三年里有过十余次提高，单从数额上看，共提高了近百倍。其中的主要原因绝非杂志高盈利的回报，不过是物价飞涨而随行就市罢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经济危机。但是，其稿费的提高速率却远远低于其售价的提高速率。

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高”的稿酬了吧!可叹的是，这些稿酬连能否让作者借以糊口都谈不上，更难以作为“幸福生活”的参考指数。

面对困难，《观察》可以说做到了处心积虑、精打细算。一方面是开源。杂志广告渐少，就只有一再提高售价。另一方面是节流。比如第三卷第十七期(1947.12.20)的“编者报告”说，投稿者若要求退稿，则必须随稿附回寄信封及邮票；另外希望定户能寄还信袋，以便再利用。于此同时，杂志停止赠阅以减少开支；原来执行的“文到即付”稿费支付法也暂停……可见其运营资金已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

为了缩减开支，《观察》还通过减少印张来维持。实际上，《观察》自创刊起，纸张质量就远不如《新月》那样精美。但是套红、彩印、制图等技术的运用还是显示了十余年间的印刷技术的进步。但是为了节约开支，《观察》不得不将其印张由24页压至20页(第三卷第十八期，1947.12.27)，再减到16页(第四卷第二十期，1948.7.17)、12页(第四卷第二十一期，1948.7.31)的最低印张——还不及其最盛时期的一半印张。在《观察》采取的措施中，还包括取消套色彩印，大量减少图片，以缩减制版费；及至最后阶段，杂志不得不取消了精印的封面(第五卷第九期，1948.10.23)，印刷用纸降低为粗糙的再生纸，纸张上时有残存的字迹隐现……如果有人曾浏览过民国时期的报刊，就会发现，只有在抗战最严峻的1940年前后王平陵主编的《文艺月刊》中曾使用过类似劣等的纸张。

《观察》对于经济危机的文字记载

处于如此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观察》自然会多有抨击之声。

首先是读者来信反映了平民的抱怨。《观察》第三卷第十一期(1947.11.18)载读者来信《白报纸的浪费》，说“双十节”各报出特刊，卖不完的报纸“便卖给收旧报纸的人，拿去作为包花生米等用。听说一张整张而不破碎的旧报纸，即值四五百元。”一张报纸的“废品收购价”达到这样高的程度，足见其货币贬值的程度。第三卷第十四期(1947.11.29)载北平读者赵质君来信说：他在王府井一皮货商店里，见一贵妇人以七亿五千万元购买一貂皮大衣，开出三张支票。而赵质君的月薪刚上调至一百五十万元。要想买此大衣，不吃不喝也要四十一年零八个月才能凑足。感叹严寒袭来，穷人衣何在?第三卷第二十三期(1948.1.24)刊登《观察文摘》，其中有陆志韦的《今年的起码希望》，称当时的棒子面一万块钱一斤……从中不难看出民生的艰难。

其实抱怨物价飞涨的不仅是平民和小职员，即使大学教授这样的精英人群，也叫苦不迭。第四卷第四期(1948.3.20)载署名“光·谟”的《读者投书：武大两教授病逝》，文章写道：“编者先生：武大真不幸，最近连死了两个教授。一个是工学院的刘树桢教授，因为心脏病死于武大医院，临死时家里仅留有二十多万国币，但刘教授家里还留有一妻一儿二女，都是亟待救济的。假如不是武大师生的捐助，恐怕刘教授要光身人士。可怜!可痛!……作为一个大学教授，在一个正常的国度里，国宝人师，是多么令人尊敬，令人重视呵!可是时至今日，教授死了，如果没有穷学生们的捐助，便会光身入土，这个世界太惨酷了!中国人心太毒辣了!……唉!这是谁在作孽，谁的罪恶?”与上文联系，如果一万国币一斤棒子面的话，我们可以知道，刘树桢教授死时，家里只有二十斤棒子面。随后，武汉大学教授袁昌英在《一颗微妙的心》(《观察》第四卷第七期，1948.4.10)中说：1937年“七七事变”前，一千八百元值一斤二两金子，而到了1948年，一斤二两金子只能买十来捆柴。第四卷第十八期(1948.6.26)又有武汉大学教授刘涤源的《物价狂涨!物价狂涨》一文；第四卷第十九期(1948.7.3)报道各地抢米风潮刮起；第四卷第二十期(1948.7.17)载笪移今的《物价涨风的新阶段》……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这种情形，恐怕只能说是“怨声载道”啦。

在艰难的时事中，创办一种严肃杂志无疑是冒着倾家荡产的风险的。《观察》在创刊时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其创刊号刊发的《我们的志趣和态度》就指出了这种困境：“抗战虽然胜利，大局愈见混乱。政治动荡，经济凋敞，整个社会，已步近崩溃的边缘；全国人民，无不陷入苦闷忧惧之境。在这种局面之下，工商百业，俱感窒息，而文化出版事业所遇的困难，尤其一言难尽。言路狭窄，放言论事，处处顾忌；交通阻塞，发行推销，备受限制，物价腾涨，印刷成本，难于负担；而由于多年并多种原因所造成的弥漫于全国的那种麻痹、消沉、不求长进的风气，常常使一个有尊严有内容的刊物，有时竟不能获得广大的读者……”但是，为了“民主、自由、进步、理性”，为了中国的文化建设，他们毅然决然地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充分显示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

令人感佩的是，《观察》不仅坚持下来，而且发行量直线攀升。储安平在《风浪·熬炼·撑住——(观察)第三卷报告书》(1948.2.7)中说，《观察》杂志第一卷的销量是八千份，第二卷是一万六千份，第三卷是二万四千份。《吃重-苦斗·尽心——(观察)第四卷报告书》则指出，开支在半年里上涨20倍，售价上涨13倍，但第四卷的销量却由24000份提高到50000份，其中固定的定户有16086名。不仅如此，他们还推出了“观察丛书”，包括：张东荪《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储安平《英人法人中国人》、潘光旦《政治学罪言》、朱自清《论雅俗共赏》、费孝通《乡土建设》和《乡土中国》、塔塔木林《红毛长谈》、吴恩裕《唯物史观精义》、吴世昌《中国文化与现代化问题》等。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出版史上的一个奇迹。

储安平这样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办刊的过程中深知胡适那句“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含义，因此他特别注重交往与沟通。但是在强大的经济危机和国忧民瘼面前，储安平终于忍无可忍了。他在《观察》第五卷第十一期(1948.11.6)上，发表了著名的《一场烂污》一文，谈到金元券在70天里打了个对折，认为这是国民政府经济政策的彻底失败，令国人大失所望，他说：“七十天是一场小烂污，二十年是一场大烂污!烂污烂污，二十年来拆足了烂污!”连最温和的自由知识分子也愤怒起来的时候，这个政权注定要覆灭了。——历史又一次验证了这一点。

《观察》是一面观察历史的镜子

通观《观察》“身价”的外部观察，人们可以得出这样几点印象：

首先，经济危机是政府塌台的前兆。无论是一战后的德国，还是1949年的国民政府，其通货膨胀都是因为长期的兵燹战乱、穷兵黩武。何况中国在20世纪上半叶从未在政治、军事上真正统一过，因此币制也就混乱。40年代末，在解放区流通有冀币(包括鲁西币)、边币、北海币、西农币等，国统区有法币、东北流通券与金元券。各地为支付军费开支而无节制地印发纸币，其通货的混乱与膨胀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而经济危机之中受害最大的是民生。一般来说，当国家处于经济危机时，政府应当通过减免税收、平抑物价、提高就业等措施使人民得以生存，但是处于内外交困之中的国民政府，根本来不及实施有效措施挽救民生，相反却漫无休止地增加苛捐杂税，以至坊间戏称“民国万税”，林语堂嘲讽“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余屁无捐”。这也就难怪储安平做出了“一场烂污”的断语。这样的政府不塌台，真是天理不容。

其次，通货膨胀多与战乱有关，而《观察》认为“战争无正义”。《观察》与自由主义一样，适于和平建设，每遇到极权当道或战乱频仍，则无用武之地，正如丁文江所说，自由知识分子往往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观察》恰处于战乱与极权统治之中，其式微与停刊是必然的事，似乎并非最值得可惜的事。不过《观察》给后世留下了许多经典论述，比如关于“战争无正义”的判断，至今值得人们深思。这里不妨援引《观察》主要作者杨人楩《内战论》(《观察》第四卷第四期，1948.3.20)里的一段话：“战争是集体的犯罪，内战尤然。……一、生命的伤害——伤亡、疠疫，与屠杀；二、物质的毁灭；三、经济的崩溃；四、人权遭受蹂躏(贤如林肯，亦曾取消人身权)；五、外力的干涉；六、文化衰落；及七、道德堕落。有些史学家认为战争有沟通文化的功用；内战却连这一点用处也没有，因为它是发生在同一文化的民族中。道德堕落是无形的损害，然而也是最足以断丧元气的损害。参加内战的一方，为着要克服其敌人，不免要猜疑、嫉妒、虚伪、欺骗、阴谋，甚至有丧失人性的残暴。处于夹攻中的人民，为着生存不能不降低其道德水准，以期逃过炮火与猜疑的二重威胁。人生态度非流于厌世与玩世，便是投机取巧以苟活，敢于坚持一己的操守而与现实斗争的，定是少数中的少数。内战时期愈久，好人愈不易生存，留下的纵非全是坏人，却可能是些懦夫与乡愿。”从人类历史发展来看，一切战争的确都是人类的内战，而所有内战都不曾解决他们所要解决的问题，战争双方许下的诺言都难以兑现。文章的观点可能值得辩证，但是却符合中国传统的“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的思想，值得人们三思。

再次，《观察》停刊的最终原因是国民政府舆论一律、禁止言论自由的极权统治。《观察》中许多文章涉及人权、民主、自由等问题；对国民政府取缔民盟、镇压大学生干政，对民主选举、教育改革、币制改革等都表现了高度的关注。因为《观察》是一个揭丑的媒体，所以不能见容于国民政府；当国民党在军事、政治上节节败退的时候，再也不能保留这个装饰性的杂志，直接对这个自由之声进行了封杀。孰不知，“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当国人“道路以目”的时候，也正是火山爆发的时刻。极权统治者以封杀舆论的方式阻遏人民发声，其实这只是自欺欺人的做法，因为思想是无法扼杀的，正所谓愚民者自愚，古往今来哪一个推行愚民政策的政府不都在加速自己灭亡?!

第四，中国自由主义存在着“先天不足”。自由主义思想自严复引入，胡适将其发扬光大，罗隆基、储安平接续，乃至雷震在台湾赓续，一直处于战乱与极权统治之下。在既缺乏法律保障、自由经济与和平环境，又处于左右两股势力双向夹击的情形下，自由主义者偏偏左右开弓，导致左右失源；其精英主义性质也使他们缺少群众基础，言之凿凿却回应无声。因而自由主义可谓生不逢时，正如李泽厚所说：“救亡的局势、国家的利益、人民的饥饿痛苦压倒了一切，压倒了知识者或知识群对自由平等民主民权和各种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压倒了对个体尊严、个人权利的注视和尊重。……在如此严峻、艰苦、长期的政治军事斗争中，在所谓你死我活的阶级、民族大搏斗中，它要求的当然不是自由民主等启蒙宣传，也不会鼓励或提倡个人自由人格尊严之类的思想，相反它突出的是一切服从于反帝的革命斗争，是钢铁的纪律、统一的意志和集体的力量。任何个人的权利、个性的自由、个体的独立尊严等等，相形之下，都变得渺小而不切实际。个体的我在这里是渺小的，它消失了。”(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走向未来》1986年创刊号；《中国思想史》下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850页。)自由主义运作需要秩序，在无序的国度与岁月里，自由主义是“无根”的。“自由主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中国那时正处在混乱之中，而自由主义所需要的是秩序。自由主义的失败是因为，自由主义所假定应当存在的共同价值标准在中国却不存在，而自由主义又不能提供任何可以产生这类价值准则的手段。它的失败是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是用武力来塑造的，而自由主义的要求是，人应靠理性来生活。简言之，自由主义之所以会在中国失败。乃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是湮没在暴力和革命之中的，而自由主义则不能为暴力与革命的重大问题提供什么答案。”([美]德里格：《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鲁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77-378页。)“包含自治与议会程序的复杂形式的自由主义政权，除非是在一个起码能容忍各种不同利益互相对立而又不致因分歧而演变为暴力行为，不致引起永久分裂的社会里，是不能运转的……说自由主义无力医治在内战中挣扎、主权正受到威胁的中国的疾病还不够，应该说这些疾病的严重性使自由主义根本无法在中国生根。”([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杨品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879页。)因此，有研究者断言，虽然“有些人私下仍然珍惜着一些未经精确界定的自由思想与价值；但是，自由主义——如果把它当作一个自觉的运动来看——简直可说在中国已经死灭。因此，我们可以根据甚佳的理由指出：自由主义在中国并无前途。的确，在五四时代初期盛行的脆弱的自由主义的理想，早已被来自左派与右派的势力所摧毁。”(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第161页。)但是，自由主义历史也证明，自由主义就是一面镜子——它能存在的环境，必然是言论自由的社会、和平发展的世界、经济繁荣的时代。

(责任编辑　徐庆全)

2009年第6期　“文革”前的中学生思想教育·马昌海

“文革”初期的一些中学生，为什么成了政治及人身迫害的一种工具?为什么越过了人类文明的底线?作家王小波的一位曾任北京市工读学校校长的世伯，“文革”前曾在学校大讲“二十四孝”之“卧冰求鱼”，听的学生毛骨悚然。结果在“文革”中，学生们强迫这位校长赤身趴在冰面上，留下了终身病痛。王小波说，这是他“自己吃了自己的屎”。“幸运的是他还未讲过‘割股疗亲’、‘郭巨埋子’，因而幸免于被刀片割肢和活埋”。

年仅14岁，原本没有打人资格的陈凯歌，在从众心态的驱使下，为了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为了向别人证明自己是“自己人”，为了摆脱孤独的恐惧感，于是打了人。他打的第一个人正是自己在批斗会上的父亲，却博得了众人的喝彩!作家老鬼在其自传体小说中也真诚坦率地描述了自己对家庭、对两个姐姐特别是对其母亲杨沫(《青春之歌》的作者)残忍粗暴的造反行为。这些家庭亲情悲剧对家庭本体价值的伤害，构成了我们民族当代创伤性记忆的一个主题。“文革”的极度政治化将对家庭本体价值的伤害推向极致，使被整对象的家庭受到深及心灵的政治株连。家庭出身被政治符号化，其对子女的影响作用被放大、固化。当一个家庭的政治标签被无限放大之后，家庭的其它功能也就模糊、淡化了。只要你家里有了政治运动的对象，无论家庭解体与否，你的家庭就会被污名化，其家庭成员，配偶和子女就要被迫与其划清界限。这就意味着要割断家庭成员心灵深处的情感联系，家庭关系完全异化。划清界限的具体标准是：一是要揭发其罪行；二是视之为仇雠，上纲上线批判。在那个愚昧、荒唐、悲惨的年代里，兄弟阋墙、夫妻反目的亲情悲剧比比皆是。

韦君宜先生说：那些已经成名的知青作家们，“他们都写出了自己如何受苦，却没有一个写出自己十六七岁时，是怎样变成了反对一切、仇恨文化、以打砸抢为光荣的?一代青年是怎样自愿变成无知的?所有这些老的、中的、少的所受到的一切委屈，都归之于‘四人帮’，这够了吗?我看还是不够”(见《黄河》1998年第5期)。一些红卫兵不仅打校长、老师，打社会上的“牛鬼蛇神”，还打自己的同学，而且下手十分狠毒。有的红卫兵还专门到各机关、学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和居民住宅区去轮番打人，甚至跑到郊区农村去殴打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等“四类分子”。陈凯歌回忆：“这种对人的肉体的直接冲撞、拷打、侮辱、虐待乃至杀害，使我在20年后犹自震惊而且百思不得其解。”当打人和暴行成为一种时尚、一种标志、一种光荣、一种仪式、一种特权的时候，这些打人施暴者从小所受的是一种什么教育，难道还不应该彻底反思吗?

这一代“老三届”(1966年一1968年)中学生是从建国到“文革”这17年教育成败得失的具体体现者。在他们身上，这种教育中积极进取的一面，与盲从、狂热、偏执、狭隘的一面，都表现得非常鲜明，并在“文革”中以夸大、扭曲的形式充分表现出来。

“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当时的教育方针。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化革命化的教育。经过建国以后十几年的实践，这种教育已日渐系统和完备。它包括经常的大量的政治学习，多种多样的诸如听报告、上团课、参观、忆苦思甜、下乡劳动、参加军训等活动形式。还有许多歌唱党和毛主席，赞颂革命和建设的文学、音乐、电影、戏剧、美术等文艺作品。青年学生从小就受到革命和建设者英雄事迹的感染和熏陶，像英雄那样的生活，为伟大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在如此浓烈的政治气氛下，青年学生们普遍具有神圣的使命感和政治参与意识。这种教育还特别注重培养青少年的集体主义精神。国家是大集体，青年学生所在的学校、班级，少先队的中队、小队，团支部、团小组，都是小集体。在这种教育下，不仅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甚至个人的爱好兴趣，也要服从于集体的纪律。于是，万事依靠集体、服从集体，唯恐被集体所不容，甚至时时担心被集体所抛弃，就成为这代人至今仍然具有的鲜明特征。

“文革”前青年学生的头脑中普遍存在的“革命崇拜”包含了极其丰富的内涵：①它确定了共同的理想和奋斗目标。②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③鄙视人权、人性和个性自由，个人必须绝对服从整体利益。④颂扬暴力，鄙视温和与妥协。⑤党和毛主席就是革命的象征。⑥毛泽东思想(包括毛泽东晚年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就是绝对真理。⑦普遍缺乏民主与法制的观念。

“文革”前各类学校的首要任务都是强调政治思想教育的。1962年，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以后，对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批判也就从文艺界延伸到教育领域。1963年10月，《人民教育》杂志发起了对“母爱教育”的批判，强调要对学生进行阶级斗争观念的灌输，指出阶级的爱、革命的爱和对领袖的爱绝对要高于亲情和师生、同学之间的爱，并且把人性爱的教育扭曲成了仇恨教育。一年之后，《人民教育》围绕这次“母爱教育”的讨论发表综述：“同伟大的无产阶级的爱比较起来，母爱只是渺小的，而绝不是什么伟大的。”在这样的一种教育氛围中，十几岁的中学生们开始形成日后红卫兵缺乏人性的情感模式：无情被视为革命的坚定性，野蛮被看作革命者应有的勇敢。当这样一种情感和道德观念形成之后，他们便怀着对革命的渴望和“砸烂旧世界”的豪情壮志，顺理成章地走向了“文革”造反的前列。义和团的农民是因为无知而被清朝皇室所利用，红卫兵则恰恰是因为受了教育而造反。

为什么“文革”初期“出窝黄蜂的第一群是青年学生”?罗点点写的《红色家族档案》(见《当代》1998年第4-5期或南海出版社1999年版)描述“文革”前对中学生的思想训练，革命理想高于生命价值和个人尊严、高于个人自由及个人权利的人生观教育，使中学生们“像吃错了药一样上瘾”。这本回忆录与《少年凯歌》(陈凯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6)都特别描绘了一些女中学生的凶悍残暴，还有“文革”中的种种扼杀人性、回归兽性的暴行。“文革”使人性中最卑劣、最丑恶的一面恶性膨胀。无情地践踏、摧残人的自尊、良知、诚信、道义等处身立世的原则，甚至以折磨人为乐趣而获得快感。这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行径，似乎是从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移植而来，其实还包含了中国特色的“国粹”(流氓无产者习气)。

顾准先生在20世纪五十年代就已经指出：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成了一种宗教现象。这种现象在“文革”中达到顶峰。一些红卫兵的胡作非为，与这种个人迷信有着密切的关联，这一代人的忠诚实际上是一种盲从，是在缺乏先进观念和相关知识的前提下，丧失了正常的思考和判断力的结果。罗点点觉得：“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到大，最陌生的情感就是怀疑。”如果当年有人告诉我们：知识分子的灵魂就是独立思考，是怀疑和批判精神，这肯定会被当作大逆不道。推行盲从教育，使每个人忘掉个人的自由和权利，这首先是歌颂领袖的绝对正确，同时也是要求人们彻底忘掉和抹杀自我，绝对顺从。这种对党和毛泽东的忠诚和服从以及强烈的集体意识，是这一代青年人满怀崇高的理想主义并满腔热情地投入“文革”，成为冲锋陷阵急先锋的思想政治基础，也是他们而后被大批送往农村插队时，仍然能够听从召唤并服从安排的原因。总之，对于“文革”中红卫兵由于狂热、愚昧而对整个国家民族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所造成的严重的不可弥补的损害，“文革”前的17年教育是难辞其咎的。“文革”之初红卫兵的出现并非突然，他们正是“文革”前17年教育的结果。也只有这样的教育才能结出这样的果子。这种教育使被教育者存在着严重的人格缺陷，对领袖的盲目崇拜，使他们将领袖的话作为判断是非善恶的唯一标准。除此之外，还盲从群体，盲从“形势”，由盲从发展而来的，就是“文革”时的狂热。他们整天高喊着大批判，却缺乏最基本的是非判断能力，对流行的理论和口号缺乏批判精神(少数思想探索者除外)，他们所使用的批判标准只是毛主席语录而不是实践。他们用简单的、一元化的标准来衡量一切：“不是无产阶级的，就是资产阶级的，而二者之间没有中间道路可走”；他们批判过“不好不坏、浑浑噩噩”的“中间人物”文学理论；在他们的心目中，不是同志，就是敌人；达不到同志这个标准的，即便是他的师长、同学、亲友甚至亲生父母，也是敌人，由此便发展出了他们的偏执。对待坏人坏事，对待一切“封资修”的东西，这种教育只教他们去仇恨、去打倒。于是他们认为：只要是对敌人，无论怎样残忍都不过分，甚至唯恐自己不够残忍。他们以为不残忍就是对敌人恨得不够，就是缺乏阶级感情的表现，就是对革命和伟大领袖的不忠。

由于先天教育的缺陷，这一代青年人的国学基础薄弱，批判封建主义使他们不懂传统文化，不知道民族精神的家园在何方；他们对西学一知半解，批判西方资本主义割断了他们与西方文化和现代文明的联系，使他们难以融入世界文明的海洋；批判“现代修正主义”又割断了他们与世界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使他们只能教条地理解“老三篇”、“老五篇”、“毛主席语录”，形成了斯大林主义的政治文化心理和民粹主义的道德伦理心态。不懂得人类优秀文化的红卫兵们，怎么可能会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和科学的批判怀疑精神?盲从产生的原因是知识和精神的匮乏，这不仅仅是一代人的缺陷。教育本身是具有连续性的，这一代人的缺陷，正是上一代人教育的结果。结果是作为教育者的老师们首先尝到了这种教育的苦果。红卫兵们肆无忌惮地打、砸、抢、烧，捣毁一切与“革命”不相容的文物、书籍，毫不留情地揪斗自己的长辈和老师，批判自己过去亲密的伙伴和同学，却不在意对他人所造成的伤害。他们讳言“爱”字，只能热爱党和毛主席，还有同志之间的阶级友爱，这是绝对高于亲情和友情的。至于同情、怜悯、温存、宽容大度以至有些人所说的“理解万岁”，则一概视之为“小资产阶级情调”而属于被人唾弃之列。

从1964年毛泽东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来看，“接班人”并不是指一般的“革命青年”，而是指从中央委员到支部书记的各级领导干部。有权或有条件搞“一言堂”的也只能是领导干部，普通老百姓恐怕只可能对自己的子女搞“家长制”，还不一定能奏效。虽然各行各业都有接班的问题，但在“文革”前后的这段时间里，“接班”这两个字却是指政治上的接班，也就是被提拔当干部，这几乎成了一部分人的专利：先进典型可以出自于不同的家庭，而革命接班人却几乎只能从出身于“红五类”(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家庭的青年中选拔。

对青年学生进行革命化思想的教育，强调青年要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成长”，在提出“接班人”教育后达到了高潮，培养接班人的活动与青年学生在“文革”中的思想行为关系极大。它的直接后果是将学生导向了政治目标，并加强了只看家庭出身的“血统论”倾向。它还引发和加剧了学生中的权力意识和激烈竞争，当“革命青年”是没有名额限制的，而“接班人”却只限于极少数出类拔萃之辈。革命青年是一种称号，而“接班人”却是一种政治地位(掌权者)。“老一辈革命家们自信自己已经建立了千年王国，其合理性和合法性都不容置疑”。而下一代人的使命，就是做一个“党叫干啥就干啥，放在哪里哪里亮”的驯服工具，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做一个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忠于党和毛主席，关心国家大事，富于献身精神，渴望为革命建功立业，不怕流血牺牲，认真负责、积极进取、勤奋好学、吃苦耐劳，革命理想主义，革命英雄主义，集体主义……等等，渐渐在一代人(起码是部分人)身上成为了现实，“被铸进了剑身”——这就是许多亲历者所说的，为“文革”做好了准备，在“文革”中结下了丰硕的果实。

罗点点以其父罗瑞卿所遭受的迫害为例，谴责人世间所有的暴力和恐怖，摈弃鲜血培养的花朵。对毫无忏悔之心的恶人，难道不应该以牙还牙、以血还血吗?中国人缺少忏悔的因子，当年那些有意无意作恶的人，没有多少出来忏悔。前些年《南方周末》开展以忏悔为主题的征文，只刊登了几篇就终止了。当年的打手、凶手们，有几个能“在审判台空着的时候自己走上去”呢?罗点点说：“文革中千千万万屈死的人，都只能使用一个没有主语的奇怪字眼——迫害致死。这是人类逃避法律责任最伟大的文字创造。”对当年千百万少不更事的男女红卫兵们无法无天、丧失理智的行为，在今天已经不可能再追究其法律责任了，他们也是那个特殊历史背景下的受害者。但是，作为一个在地球上生存过的人，参与残害虐杀的人生经历终归是一段耻辱，是无法被后来的任何“光辉业绩”所抹杀的，只要有点儿良知，总会感到良心不安。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在获得了诺贝尔奖以后，终于还是以某种形式披露了自己早年不光彩的历史。对于他最后的坦白，公众可以有不同的反应，或谴责其隐瞒太久，或欢迎其良心未泯，或原谅其年少无知，但恐怕没有人会认为那是值得隆重地大肆宣扬的光辉业绩。德国曾出现过祸害人类的法西斯，但德意志民族是有希望的优秀民族，因为其从上到下都具有深刻的自省和忏悔精神，所以才能从灾难的废墟中获得新生。前些年《南方周末》有篇回忆思想解放的先行者遇罗克被害的长篇通讯，提到过一个神秘的关键人物：片警(户籍警察)。陈凯歌的家被查抄是和一个住在同院的同班同学的举报有关，而当年的红卫兵们四处抄家、打人，把人送进北京一中劳改队和北京六中监狱，或遣送回原籍，是谁奉公安部长谢富治的指示，向不知情的红卫兵们提供了具体而准确的住址和姓名?就是那些未露面的片警!不然红卫兵们怎么会知道这些素不相识的“坏人”?“文革”是亿万中国人的集体作品，其发生有着历史的必然性。

再谈谈仇恨教育：我们从小心目中的地主，就是文学作品中的周扒皮、黄世仁、刘文彩、冯兰池、何大拿、韩老六等(这当然是源于现实生活中的典型化形象)。我们从小唱的歌，就是《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等我们下乡插队到了农村，却发现还有另一种地主：有文化、有见识，精明能干、技术活干得好，工分挣得多。南方鱼米之乡的贫下中农忆苦思甜，往往讲的是1959-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多少人，那时的人们把三年困难时期的大饥荒也归罪于刘少奇了。在旧社会什么人才能成为地主?除了贵族，多数大概是由比较能干的富裕中农和富农发展而来的；还有做官或经商后置了田产的；受到政府奖励的军功地主等等。北京人艺的话剧《狗儿爷涅槃》所演示的是：当地主是封建社会农民最正常的理想，这是由小农经济基础所决定的，马克思对此早就有过精辟的论述。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指出：对农民欺压最甚的不是地主，而是官僚和官僚制度，所谓“官逼民反”。引起农民造反的主要原因，也不全是所谓田地都集中到地主手里了。据杜润生《中国的土地改革》(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中的统计：全国土地改革前，占农村人口4.75％的地主，占有全部耕地的38.26％，地租率一般为50％左右。农村中的阶级矛盾也不像文学作品中所描绘的那样普遍地尖锐激化。我在下乡插队时就曾奇怪：一些贫下中农整天与地主富农嘻嘻哈哈，怎么没有一点强烈的阶级仇恨呢?当然，新中国的阶级敌人并不限于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资本家、叛徒、内奸、特务，还有国际上的帝、修、反，后来又加上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正是这种缺乏科学内容的简单的仇恨教育，与忠诚盲从和个人迷信掺合在一起，除了培养出疾恶如仇的品质，“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地冷酷无情”。还驱使红卫兵们满怀深仇大恨，对眼前的“阶级敌人”做出种种惨无人道的行径，在越过了人类文明的底线之后，反而获得了以折磨人为乐趣的快感。这些负有“解放全人类”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满怀豪情壮志却不懂得人类优秀文化的青年学生，在“文革”初期就这样成了一批只会进行丑恶地盲目破坏而不会从事新建设的匆匆过客。事实上，到了“红卫兵运动”的后期，许多人就已深陷于帮派斗争之中，嘴里说的是保卫毛主席，行动上却是在维护山头的利益和个人得失。于是，投机钻营者有之，趋炎附势者有之，卖身投靠者亦有之。更有一些红卫兵组织依旧闹派性、搞武斗、制造事端，还有的整日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甚至成群结伙打架斗殴。

事实上，红卫兵性格绝不仅仅只是属于那一代青年，作为一种历史的存在，它是整个民族精神缺陷的一种体现。当年不正是父辈兄长的生存方式及处世哲学，才熏陶出一代红卫兵的性格吗?同时，红卫兵性格作为一个时代的特殊产物，作为历史精神的折射，已经成为历史的积淀，它甚至会或多或少地在每个人身上存留，并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后人。今天，我们仍然不能忽略这种精神的缺陷，不能让历史的阴影来遮掩我们审视现实的目光。

(参阅：定宜庄：《中国知青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月版)

(责任编辑　李晨)

2009年第6期　父亲被“审查”的日子里·张　刃

1968年3月，在停课近两年之后，我们“升”入了中学。如果按照正常的程序，那年我们应该读初中二年级，第二年毕业，这就是“六九届”的由来。若论文化程度，我们实际上只是读了六年小学。

父亲被“揪出来”了

开学不久，虽然有了文化课，但没学几天，又一次新的运动来临，叫做“一批三查”，重点是清理阶级队伍。这一次，我父亲没有逃脱厄运，我的命运也发生了改变。

我父亲张高峰，曾是《大公报》记者，40年代写过一些有影响的报道，虽然自诩“中间偏左”，却从不为当局所喜。他被“揪出来”，罪名是“国民党残渣余孽”、“反革命老报棍子”。那年他整50岁。

当大字报从机关贴到我家门口的时候，我就意识到大祸临头了，我们的前途也完了!学校收回了我刚刚得到的红卫兵袖章，我也被“清除”出革命队伍了。那一刻，我感到了一种绝望。

那天，机关的“造反派”来到我家，搜查我父亲的“罪证”。奶奶当时就吓得坐在那里不能动了(她的一位表嫂，是民国总统冯国璋的女儿，在1966年8月抄家风波中，红卫兵破门而入，老太太竟当场吓死了。事后人们都说她有“福”，没有受更多的罪)，我和弟弟默默地看着那些人翻箱倒柜，不时地把一些东西装入袋子。当他们搜查到我的书桌时，不知为什么，我竟说了一句：那是我的东西。他们瞪了我一眼，居然没有采取行动。其实，所谓我的东西，也不过是红宝书、笔记本之类，至多有几本从旧书部买来的破书。我并不怕他们查出什么，只是觉得他们不该来搜查我。事后我有些后怕，倘若那些人蛮横起来，说“老反革命唆使小反革命对抗革命群众”，我一家不是罪上加罪了么?

由于大部分有可能成为罪证的日记、照片、资料两年前就已毁掉，“造反派”的搜查没有多少收获。连我家仅留存的袖珍英汉字典和日汉词典也被搜走了，大约是想查证我父亲有无里通外国之嫌。

后来才知道，搜查证据只是幌子，查抄我家存款才是目的。住在我家楼下的王姓工友是主谋。他认定我家有钱，父亲没有彻底交待。其实，我家的全部存款是4000元，那是准备给我们几个孩子上大学用的。但在当时，那也是一大笔财产了。

“狗崽子”生活

学校也在“清队”，成立了由骨干红卫兵组成的警卫排，把“表现不好”的“狗崽子”关押起来，每天强迫劳动，并不时与其他学校“交流批斗”。那些“狗崽子”被打得服服帖帖的，受伤了也不敢吭一声。在校园里劳动还好，卖力气就行，押到外校去批斗最痛苦。从出校门开始，就要坐“喷气式”，两臂向后高高扬起，被两个红卫兵左右一手摁肩膀，一手掰手腕，以使头尽可能低下，这样一路走下去，人早已瘫作烂泥了。瘫在地上是不行的，连踢带打还须起来，站不住就跪着，手臂照样高高地后举，头则几乎触地。那滋味可想而知。面对那情景，任何一个“狗崽子”都明白不守“规矩”的后果，都自觉地矮人三分。社会上自杀的人又开始多了起来，成为文革的第二次高峰。我所在的合江路中学距海河只一街之隔，时常被同学喊去看死尸。一天，刚刚吃完早点，还没进教室，我又被叫去了。河滩上躺着一具尸体，皮肤惨白，大约是溺水时间过长，加之气温很高，曝晒之后，尸体鼓胀，有的地方破裂了，往外渗着液体，苍蝇嗡嗡地围着尸体转。俄顷，有一队人来到河边，拿出随身带来的标语，覆盖在尸体上，内容无非是“死有余辜”之类。有人用棍子捅那尸体，我想，这就是所谓“鞭尸”吧?忽听“噗”的一声，尸体被捅破了，恶臭和血水涌了出来，我的胃一阵抽搐，把刚吃的早点全吐了出来。我们掉头就向学校跑去。

文革的头两年，我看到的死人太多了，淹死的、吊死的、打死的、不知怎么死的，没有一张脸是安详的。有相当一段时间里，我时时感到恐惧，感到血腥，并且常常被噩梦吓醒。

“造反派”继续在经济上下手，宣布停发我父亲的工资，每月按人口发生活费，每人8元。在当时，8元是国家规定的最低生活标准，低于8元就要给补助了。以那时的物价计算，按照国家规定的定量，每月要用4元钱买粮食，剩下的4元用于买油、盐、酱、醋、煤球、劈柴，至于添置衣物，就只能靠从这有限的钱里面省下来慢慢积攒了。

改发生活费后，我家经济条件骤然恶化，存款已冻结，只能精打细算了。当时的白面每斤0.185元，而玉米面只有0.1元，我们就尽量少吃白面，以节省每一分钱。蔬菜可以靠捡拾的菜帮、败叶，而肉食则没有白来的，只能少吃或不吃。煤是必须买的，做饭、取暖都离不开。我学会了蒸窝头、揉馒头、擀面条、炸花椒油拌面，当然还有切菜。但我不会做复杂的饭，特别是炒菜。因为当时无菜可炒，也就没学成。家里实在没有钱可花时，就开始变卖衣物。父亲唯一留存的一件狐皮大衣就是在那年冬天送到寄卖行去卖了55元钱，家里过了一个还算说得过去的春节。

值得一提的是，那位姓王的“造反派”忽然病倒了，肺癌晚期，咽气之前还念念不忘“张高峰还有钱，他没交代。”真不知他为什么对这件事如此耿耿于怀。可惜他死了，留下孤儿寡母5口人，日子过得挺艰难。待我家日子好一点了，奶奶还常常接济他们。我却不以为然。

看父亲交代“罪行”

那段时间，我看到父亲总是不停地写材料，说累积盈尺绝不夸张，他右手掌边磨出的厚厚老茧就是证明。他所交代的社会关系，就分成共产党方面、国民党方面、海外关系、同学、亲戚等若干部分，所列不下百人。连我看了都觉得复杂，何况造反派。

后来听父亲的同事讲，造反派对我父亲没有施以更多的暴力，除了他记忆力强，能把几十年前的事情，时间、地点、人物都交代得清清楚楚，无懈可击之外，还有一个大家不说的原因，那就是他“交代”复杂的经历像讲故事，谁都爱听，以至淡漠了“敌情”观念。

父亲还把《毛选》中40年代的文章读得烂熟，交代自己的历史时，常常很恰当地引用一段“最高指示”，以表明自己的交代、认识符合毛泽东思想，甚至早在当年就有按毛主席的思想办的意思。只是“不自觉”罢了。这一手很有效，造反派往往无话可说。

父亲写的交代材料我看过至少四种“版本”，文革后他被平反，退回的材料大部分都被他当作废纸处理掉了，我有幸保存了几册，时隔40年，读来也颇有况味。

交代材料不仅要讲述自己的历史，还要同时对自己的言行做出“深刻检查”，而且“上纲上线”，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

譬如，他交代抗战时期在战地救护伤员，向民众教唱抗日歌曲，就要批判自己“为国民党反动派保存了实力”，“为反动政府制造了舆论，毒害了人民群众”。

他交代揭露河南灾情，引发国民党下令《大公报》停刊，自己也被逮捕时，要检查这“实际上是国民党反动派内部‘狗咬狗’的争斗”。

他交代反对内战，痛陈百姓疾苦的报道，要认识自己“敌我不分”，“把革命战争与反动派镇压革命混为一谈”，甚至是“向反动派献计，提醒他们统治不稳”。

他交代解放后商业报道中批评了做假和官商作风，是“暴露了社会主义阴暗面”，“给阶级敌人提供了口实”。

他交代三年困难时期卖掉自行车去自由市场买了若干食品，是“资产阶级活命哲学”，承认自己“破坏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现在看来十分可笑，但当时不这样自轻自贱，就是不老实、不低头，是过不了关的。

影响一生的父子对话

文革中，父亲的问题成了压在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我希望能够弄明白一点。于是，我与父亲曾经有过几次认真的对话，虽然断断续续或者类似聊天，但印象极深，因为它不仅使我了解了书本上不写的历史，而且对我以后的人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直到今天。

谈话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

“当年许多青年人都投奔了延安，您为什么跑到南京去了?”

“到延安、去南京都是为了抗日。‘七七事变’之后，蒋介石对全国发表讲话：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一致抗日。红军都改编成八路军、新四军了，是国军的编制，中共也拥戴蒋为领袖。在我的头脑里，国民政府是正统，南京是抗日的中心，所以跑到南京去了。而且，实事求是地说，抗战初期，大部分的日军是由国民党军队抵抗的，许多重大战役都发生在正面战场。那时，共产党的影响还很小，至少以我的觉悟，没有认识到应该去投奔延安。”

“国民党三次逮捕您，都是共产党嫌疑，您真的与中共有联系么?”“我有许多中共的朋友，相交几十年，关系很好。但我确实不是共产党，没有那个觉悟嘛。国民党抓我、审我，我怎么承认?同样，现在说我是国民党，我也确实不是，更不能认账。”

“您写了那么多反对内战的报道，国共双方都不高兴，为什么?”“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都渴望和平，不愿意再看到战争。内战爆发后，不仅是国共双方打，日本、苏联都卷在里面。苏联是公开出兵，日军则是被俘后又编进中国军队继续在杀中国人，这实在让人无法接受。此外，我在东北看到了太多的战争场面，老百姓是真苦啊。我完全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反对内战。现在看，错就错在没有分清正义与反动，以‘中间偏左’的立场片面地反战了。结果，写四平战役得罪了国民党，写长春战役又惹得共产党不高兴。这是我的局限性。但我从来没有反共的意识，我写的所有稿件，也从来没有按国民党的要求使用‘共匪’字样。我的许多朋友就是共产党，怎么是匪呢?称朋友为‘匪’，于情于理不通嘛!对国民党，我倒是说了不少坏话，甚至骂得厉害，这是事实。1949年初，国民党检控《大公报》10条罪状，有3条在我名下，说我‘毁谤政府’、‘夸大危机’、‘刺激学潮’、‘违反政令，称共匪为共军’等等，这是白纸黑字印在报上的。”

“您为什么要做记者，为什么选择了《大公报》?”

“我从上中学就对新闻感兴趣，觉得做记者可以把自己要说的话发表出来给大家看，而且可以替许多人，特别是老百姓说话。记者是自由职业者，没有那么多束缚，无党无派，超然、清高，特别符合我的个性。所以，我从中学时就开始给报社投稿，并且终于走上了这条路。至于选择《大公报》，是因为它是当时中国最有影响的报纸，培养了一大批新闻人才，而且它是一张民办报纸，不受党派左右，做《大公报》记者是很自由的，我写什么稿子，怎样写，编辑部从不干预。现在看，也许正是这种‘自由’使我犯了错误。不过，说《大公报》是国民党的报纸，不符合事实。据我所知，在《大公报》内部，没有人标榜党派身份，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即使有，也是隐蔽的。”

“解放前夕，您本来是有机会离开大陆去做驻日记者的，为什么没有走?”

“国民党太腐败了，根本没有希望。当时，凡是有一点头脑的人对此都看得很清楚，不会去给国民党‘陪葬’。我又有许多共产党的朋友，不能说没有影响。当时，许多知识分子是把国家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的，我也如此。所以留了下来。”

以上这些谈话，发生在那特定的年代。在父子之间，应该说是比较深刻的，也是十分坦诚的。我至今能够记得很清楚，是因为它几乎构成了我对许多问题认识的基础，至今影响着我的世界观、人生观、历史观。特别是在那以后的几十年里，我又读了许多书，经了许多事，见了许多人，反复印证了一些认识，也影响了我的一生。

就是从那时起，我对报纸开始有了浓厚的兴趣。文革使我认识到报纸的作用，那里面不仅有政治，而且影响着许多人的命运。特别是父亲被揪出之后，几乎断绝了信息渠道，惟有从报纸的字里行间揣摸政治动向，因此，他格外仔细地读报。尽管那时的报纸上除了革命大批判文章几乎没有什么新闻，但从批判内容的变化中却能推测出上面的倾向、意图。例如当时的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就明显比《天津日报》超前、灵敏，父亲是每天必读的。

发现这个“秘密”的似乎不止我父亲，许多知识分子都瞄准了这两份报纸。因为发行量有限，一时洛阳纸贵。好在父亲熟识许多报贩，总能保证供应。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每天下午都要到天津劝业场街角处一个熟悉的报贩手中去买报。至今清楚地记得他与我目光一对，迅速从压在下面的报纸里抽出一份用《天津日报》夹好的《文汇报》或《解放日报》递给我，我一言不发地交上事先准备好的零钱，扭头就走。那情景颇有些地下活动的意思，现在想起来都有些滑稽。不过我理解，父亲却因此得到了精神上的慰藉。这段经历也影响了日后我对报纸的认识和兴趣。

“与工农相结合”

1968年7月，毛主席发表最高指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许多厂矿工人组成工宣队，进入学校、机关、各种文化团体“全面占领上层建筑”。我借此机会，联系了距学校很近的红旗仪器工厂去“向工人阶级学习”，以躲避被人欺凌。

在那半年里，我天天和工人师傅在一起，而且学会了开机床。我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长时间地接触工人，发现他们确实十分朴实。文化大革命闹成那样，工人师傅真是“抓革命、促生产”，干起活儿来依然十分认真，照样完成生产任务。那段时间，我除了去学校、图书馆，就是泡在工厂里，每天按时上下班，活得也很充实。几个月下来，我已经能够在车床上加工出很漂亮的零件。

那之后，我又和同学们到棉纺厂去劳动了三个月，成了细纱车间的挡车工，学会了纺纱的全部“手艺”。我们还到郊区农村参加了秋收劳动，到制鞋厂去做鞋，到马路上去值勤站岗。总之，工人阶级占领了学校，学生们却几乎退出了学校。

我的生活又一次出现了动荡。先是父亲下放干校，紧接着就是全家人一个个相继离城下乡。

父亲下放是我送他走的，那是1968年的12月，我16岁生日的第二天。前一天，我们已经把他的行李交到机关。那天一早，天还没亮，我送他到机关集合。因为他属于“牛鬼蛇神”，不能与革命干部同行，排到了另一队。这支队伍的成员，每人的背包上都挂着一小块毛主席语录牌。父亲的那块写着“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绝不能让他们自由泛滥。”冬日的清晨，寒风刺骨，他们这批五六十岁的老人，在造反派手执木棍的押解下，默默地走着，渐渐消失在晨雾之中。他们要徒步30里，走到干校去。

姐姐是从北京走的，到山西榆次县一个距县城80里，只有7户人家的村子去插队。她一去就是10年。随后，哥哥、母亲相继离开了北京。哥哥去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母亲去了设在江西的外交部干校。

干部下放干校，在北京引起了一场卖家当的热潮。由于国家机关各部委一下子要走几十万人。而且拖家带口，北京的房子全部收回，许多家当又无法带走，只能当作废品处理掉。成捆成捆的书籍都是论斤两秤着卖的，4分钱一斤；大件家具给个十元二十元就算好的了，几元钱一只皮沙发也有。有人卖精致的高脚酒杯，听说一分钱一个，干脆不卖了，“还不如砸了听个响儿呢!”

疯狂的六九年

1969年初，党的“九大”召开前后，文革中兴起的宗教崇拜式的狂热达到了顶峰。最突出、最典型的就是跳“忠字舞”，它把前两年佩戴像章，高举宝书，敬祝仪式等形式主义的玩意儿发展到了极致。

“忠字舞”以“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为舞曲，表演者胸佩像章，手执宝书，边唱边舞，动作完全是程式化的。凡唱到“毛主席”必挺胸抬头，做仰望状，同时双手高举；凡唱到“心中”、“心里”，则必双手捧在胸前，做奉献状。我们在学校里反复演练之后，走上街头，不必与谁联系，也不需要场地，只要能站几个人，就开始连歌带舞。我就曾在天津最繁华的劝业场、和平路的边道上舞过不止一次。

跳“忠字舞”是全民性的，无论男女老幼，人人要跳，随处可跳。可以想象，那是何等“壮观”的场面。简直是精神病集体大发作。如果你走在僻静的小巷，见到那么一位“舞姿”走形的老太太，嘴里念念有词，身体机械扭动，不吓一跳才怪。

“最新最高指示”发表也是一件不得了的事。那时的人们已经习惯了每天晚饭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老百姓们还没有电视——最新最高指示往往就在那时播出。只要一听毛主席又有新的指示了，不必通知，凡有单位的会自动去集合、游行。

庆祝程序是，集合排队，拿出早就准备好的锣鼓、鞭炮、红旗、标语，加上扩音喇叭，浩浩荡荡上街去游行。很快，市区的主要街道就挤满了人群。大家像比赛似的一个比一个声势宏大，以致领口号的人每每喊哑了嗓子。游行队伍中，高校和工厂的装备最强，高音喇叭令我们的小喇叭黯然失色。在那种场合，男生的乐趣就是敲锣打鼓放鞭炮，恶作剧地吓一吓女生。当然，要悠着点，倘若被“左”派师生发现，搞不好给你戴个“不严肃，不认真，对毛主席不忠”的帽子。

记得最好笑的一次，我们到农村帮助农民收稻子，几天下来，大家累坏了，吃过晚饭就睡下了。半夜，军宣队代表来敲窗户，说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了。因为在农村，就不搞游行了，但“传达最高指示不过夜”，你们听我念一遍。那军代表是山东人，很老实，竟站在窗根下，对着窗户纸给我们念了起来：“一个人有动脉、静脉……”，我们隔着窗户，听他那山东话把“脉”(mai)念作“mi”，心里一个劲地好笑，却不敢出声。念完了，我们才睡觉。真是难为了那位兵哥哥。

1969年初的“珍宝岛事件”，使本来已经恶化的中苏关系愈发紧张起来，给人们的感觉似乎很快就要大规模开战了。毛主席指示“要准备打仗”。因此需要练兵，需要挖洞。

我到现在也不明白“拉练”这个词是怎样简化来的，大约就是“拉出去练练”的意思吧。每逢拉练，事先要准备好背包、水壶之类。那时都是实实在在的棉被，虽说不很重，但路远无轻载呵。因此，大家尽可能找薄棉被。我家有一个二战时美国军用鸭绒睡袋，轻且小，捆起再塞两件衣服，也蛮像回事。我以此充作背包，但绝不敢说出去，那睡袋印有两个大大的字母“US”，已经被一块绿布钉上了“补丁”。睡袋帮了我的大忙。拉练集合都在夜间，一般是10点以后。夜深人静，街道上空空荡荡的，我们无声地行进着，不准大声说话，就像真事一样。渐渐地走出了市区，路灯没有了，黑洞洞，冷嗖嗖，前面忽然传来命令“发现敌情，就地卧倒”。哗啦啦趴下一片，也不管趴的地方有什么，这是“战场”，不允许你选择，趴到泥水里、马粪上的只好自认倒霉。“通过敌人封锁，跑步前进”，于是就跑，脚下磕磕绊绊，有摔倒的，有掉鞋的，均遭到训斥。如此反复折腾一夜，天亮才“收兵回营”。

拉练对“狗崽子”也有“好处”，就是不必带枪——木头枪，也不必带其他“辎重”。大约是怕我们有“不轨行动”吧。我们乐得轻松。

挖防空洞，我们就受到“重点照顾”了。红卫兵骨干都是领班，或者站岗放哨(不知“哨”什么?)，我们则要全部进洞里去挖土。我们负责挖的防空洞就在校园里。不知为什么，总是在夜里干，莫非是白天容易暴露目标?我不知道，反正我干的都是夜班。那洞的大小最多容两人侧身而过，高度只能弯腰，若是挖土，则只能跪着。工作面太小，每班下去两个人，一人挖，一人往外运土。点一盏马灯，只能照亮尺把大的地方。我们大约挖了一个星期，深度不过三、四米，掘进也只有十几、二十米，就开始感到湿漉漉的要见水了。而且，前面挖着，后面就不断塌方。学校怕出人命，只好停工。后来几场大雨，那防空洞就全塌了，在校园里形成一个大坑。我们的备战工程就这样半途而废了。

“注销”了城市户口

1969年夏天，我们“毕业”了，去向成了大家关心的问题。对于我们这些“狗崽子”来说，去向只有一个——到农村去插队，别无选择。当时，为了把孩子留在城里，有许多家长与学校死磨硬泡。但我家没有，很平静地接受命运的安排。因为父亲还在“接受审查”，我们没有“泡”的资格。

插队已成定局，学校对我们也是“宽厚有加”。行前召开欢送大会，同时送给了我们一件“礼物”——我们都被“光荣地批准加入红卫兵”了。对于这迟到甚至廉价的荣誉，大部分人表现得无动于衷。

我是自己到派出所去办理户口、粮油供应关系迁移手续的。值班民警看了看我的证明，一句话不说，拿过我家的户口簿翻到我的那一页，只一扯，就撕了下来，然后随手盖了一个“注销”章，就扔在一边了。走出派出所，我想：从此刻起，我就算在这个城市里“注销”了，再也不属于天津，而是山西农民了。当然，我也再不是孩子，而是一名“知识”青年了。今后的路是什么样?该怎么走?我不清楚。但有一点我明白：路要自己走，无论前面是什么，都要走。

那年，我刚刚过了十七岁。

(责任编辑　萧徐)

2009年第6期　编写“红色文学史”的前后·张毓茂

最近，黄修已先生在《炎黄春秋》上发表《“红色文学史”五十年祭》。修已是我在北大时同班同学。我们都曾参与编写所谓“红色文学史”。该书当年曾被赞誉为“奇迹”和“创举”。修已的文章重提这尘封了半个世纪的往事，发人深省，感触良多。其实，这个“奇迹”和“创举”，不是孤立发生的事件。我想围绕编书的前前后后，也谈谈我今天对此“奇迹”的认识和反思。

我们于1955年秋初入学。因而我们年级被叫做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我和修已都在这个年级文学专门化2班学习。五年的北大生活，回忆起来，很温馨，也很苦涩。从1955年秋初入学，到1957年“反右”斗争，这两年里，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当时社会上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学校内号召“向科学进军”，到处充满浓郁活跃的文化学术气氛。中文系与其它各系一样，荟萃国内外知名的教授、专家，他们学贯中西，学界泰斗，在我们年轻学子的心目中，是一座座崇高的偶像。教授们的讲授，千姿百态，各领风骚。有的娓娓而谈，如沐春风；有的出神入化，令人陶醉；有的标新立异，骇世惊俗。当然，也有的大学者讲起课来，实在沉闷乏味，催人入睡。那时候，确实有点百家争鸣的气候。

学生中的社团活动也很红火。北大校园内有诗社、戏剧社、美术社……究竟有多少这样的学生社团，我至今也说不清。只记得每到星期六，大饭厅外面的墙壁上，贴满了海报，都是在昭告某社请某某名家前来讲学的。听这种讲座，也要精打细算，因为太多，必须做出选择。我听过曹禺、冰心、艾青、雪峰、赵树理等作家、诗人和文艺批评家的报告。有些报告至今还留有深刻印象。

除了讲座，还有办刊物，也强烈吸引了同学们。好多刊物是学生自己办的，三五好友，志趣相投，就办将起来。全校有名的刊物是《红楼》(北大在沙滩时的校舍名为红楼，据说刊物以此为名，是表示继承“五四”民主传统也)。我也在《红楼》上发表所谓文章。其中一篇是模仿鲁迅《故事新编》体裁的小说《斩蛇》。是写汉高祖刘邦起义时装神弄鬼，以斩蛇制造神化自己的舆论，无非是想表现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而刘邦之流的政治野心家则是利用人民力量实现自己的目的而已。想不到这篇小文章后来竟惹出大祸。“文化大革命”时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我所在单位的造反派居然查出了这篇东西，大喜过望，把我定成现行反革命，是小吴晗，早就以历史小说反党，攻击伟大领袖，替反党分子彭德怀鸣冤叫屈。我提醒他们注意我写作的时间是1956年，那时彭德怀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的倒霉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我替他鸣的哪份冤屈!造反派们没词了，但造反总是有理的，他们就狂呼：“不许反革命分子乱说乱动!”人无先见之明，当年如果知道会惹这么大的祸，说什么也不敢写这东西的。

我和几个同学还办了一份手抄的小壁报一《小火星》。每期刊载的都是同学们写的小诗、小说、散文、短评和漫画。我是编辑之一，但漫画却是我独家作品。记得，当时《中国青年报》还曾专文报道过我们这个刊物。刊物真正主持人是一位姓邓的同学。他向我们说：“普希金在皇村中学读书时，就办手抄刊物，我们也办吧。”我们当时年轻，很自负，大约都觉得自己是未来中国的普希金。后来，据我所知，谁也没有成为“普希金”。那位姓邓的“普希金”毕业后去了新疆，在那里一家杂志社当编辑，这是后话了。

然而，好景不长。1957年反右派斗争风暴起来，北大那种“百家争鸣”的学术气氛，被冲击得荡然无存了。反右斗争前是整风运动，号召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据说能不能向党积极提意见，是考验跟党的感情是否深厚。我没提什么意见，倒不是我有先见之明，事先就知道这是“引蛇出洞”，是“钓鱼”，是“阳谋”。实在是我没什么意见好提，全部心思都用在读书上了。但对有些意见很赞赏，有共鸣，也跟个别同学议论过。如认为胡风不可能是反革命，很可能是周扬利用手中权力搞宗派打击……等等。“反右”后期整团时，给我一个留团查看处分。二十年后，北京大学团委通知我，当年处分错了，现在宣布撤销。抚今追昔，我还得感谢自己，假如当时不是埋头读书，也跟人家乱说一气，那后来的命运就更不堪设想了。

“反右”之后，全国又兴起“大跃进”运动。什么“深翻地”，“亩产万斤”，什么“大炼钢铁”，“一天等于二十年”，“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狂涛汹涌，一浪高过一浪。北大当然也被卷入其中，学校正常教学秩序全被打乱了。湖光塔影的燕园里，炼钢土炉遍地，浓烟滚滚，火光熊熊……今天的人们，是无法想象和理解那时的荒诞和疯狂。与此同时，对教授们开展革命大批判，揭露他们“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伪科学的反动本质。我们崇拜的游国恩、林庚、吴组缃、王了一、王瑶……等老师，无一幸免。这种批判除了在学术上简单粗暴，以势压人，更夹杂人格的侮辱。这就是在文教战线上的所谓“拔白旗，插红旗”。编写“红色文学史”，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当时55级有人提出，我们不但能“破”资产阶级的伪科学，也必定能“立”无产阶级的真科学，我们集体来写一部革命的《中国文学史》吧。这一创意非常符合当时大跃进的潮流，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编书运动开展起来。1958年暑期，1955级文学专门化的三十几个学生，在年级党支部的组织下，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写出了七十七万字的《中国文学史》。此书一问世，立即在全国引起轰动效应。各大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歌颂此一新生事物的文章，就连党和国家领导人陈毅、康生也给55级写信，给以表扬和鼓励。55级被评为全国先进集体。几位年级代表，奔忙于各种会议，宣传成就，介绍经验，以此批判资产阶级伪科学……。

那么，“红色文学史”究竟“红”在哪里，亦即与资产阶级专家的文学史有何本质不同。其中最突出的特点有二：一是对民间文学的态度；一是强调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贯串全部文学发展的历史。其实这两点都不是什么新创见。修已在他的《“红色文学史”五十年祭》中已指出，“五四”时期以及建国初年，就已有不少学者“把民间文学扶上了中国文学的正位”。实际上并不符合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下层人民大众，受奴役，被压迫，缺少文化，他们的所谓文学作品，虽然也为文学的发展做出贡献，但在得到文人作家加工提炼之前，是比较粗糙幼稚的，甚至无力抵制统治阶级腐朽思想的渗透，而夹杂低俗消极的成分。它们不可能成为文学发展的主流。这本来是文学常识，不是什么资产阶级专家偏见。“红色文学史”要同资产阶级“对着干”，就连常识也不顾了，硬把民间文学抬高到主导地位。

至于“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斗争”的公式，也不是55级的发明，修已文章也指出，是从茅盾的《夜读偶记》中借用来的。在茅盾文章之前，在前苏联和中国的学术界，就现实主义问题展开过广泛的讨论。波兰作家扬科特，苏联作家西蒙诺夫，中国作家秦兆阳(化名何直)都发表了有影响的文章，对现实主义提出了质疑和新见解。茅盾正是看了这些文章之后写出长篇论文《夜读偶记》，在《文艺报》上分期连载。当时苏联学术界的权威观点是一部哲学史始终贯串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斗争。茅盾是否受到这一理论的影响或启发，从而提出“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的公式呢，这就不得而知了。但这一公式遭到了强烈的反对，除了修已文章提到的邵荃麟、何其芳等文学家反对外，北大中文系系主任杨晦也公开发表文章批评这一公式。特别是在最高权威毛泽东提倡“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之后，茅盾的公式自然就不能再用了。所以在“红色文学史”修改版中，“民间文学为正宗”和“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公式，都被舍弃了。这样一来，“红色文学史”与“资产阶级专家”的文学史很难说有什么不同了。本来我们用来写书的那点文学史知识，就是从人家那里学来的，反而又要批判、否定人家，这种数典忘祖的行为，在那个荒诞的年月里却被当作革命壮举来称颂的。

五十年过去了，今日看“红色文学史”，那是地道的大跃进产物，与“深翻地”、“大炼钢铁”等并无本质区别。就其后果来说，确是“得不偿失”，“弊大于利”。首先，编书及其前后的大跃进活动，打乱了正常教学秩序，不少课程中断了，影响学生专业知识学习的全面性和系统性，破坏了人才培养计划，使学生的成长遭到严重扭曲。对此，当时在教师和同学中就有抵制，但被作为错误倾向压下去了。其次，“左”的学风盛行，给学生以误导。粗暴简单，浮夸虚假，偏激狂热，成为一时写文章的风尚。杨晦先生鉴于55级学风不正，曾语重心长地告诫说，“你们搞这些东西，当心害了自己!”有的学生在“一天等于二十年”口号鼓动下，表示要赶超游国恩教授。杨先生悲叹说：“你们在学术上20年赶上游先生就了不起了。”杨先生对“左”风的抵制，后来也遭到了打击，竞被当成“敌我矛盾”处理。(《杨晦先生和北大中文系1955级》，见《开花或不开花的年代》第249页)其三，在“左”的思潮冲击下，通过编书和其它活动，搞思想批判，也就是抓阶级斗争，不仅伤害了一大批专家学者，也摧残了一些无辜的学生，造成同学中人际关系的紧张和扭曲。比如杨天石同学，今天已是中外驰名的专家。他就是由于业务拔尖，个性又倔强，虽逃过右派一关，却被当作白专典型，再三批判。这样的优秀人才，毕业时竟被分配到拖拉机手短期培训班，除了教工人的语文课，就是看守传达室，上课下课打铃。在55级又何止一个杨天石，有的比天石的遭遇还令人辛酸。

当然，由于在55级中所处地位、境遇和思想状况不同，老同学们今天对编书及大跃进年月的种种活动的回忆，也不尽相同。有人至今还赞叹当年的革命激情，怀念55级的风光和荣誉，说什么青春无悔。凡此种种，见仁见智，亦属正常。我想，假如请贾府的焦大和王熙凤都写回忆录，焦大眼中所见大观园的阴暗面，琏二奶奶是绝对讳莫如深的，不但自己掩盖，还要给敢于曝光的焦大塞上一嘴的马粪。其实，我和天石之流，就是55级的焦大，虽然嘴里塞的马粪已被掏出，但，凡有所言，也绝不可能余香满口的……是耶?非耶?姑且略备一说吧。

(责任编辑　萧徐)

2009年第6期　建议开放中南海

重新开放中南海 丁东

中南海位于北京城区的中心，成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办公地点已经六十年了。社会一直有呼声，要求中南海向公众开放，供游人参观。北京市的旅游管理部门前些年也曾向中央提出报告，建议重新开放中南海。

现在的中南海具有二重性质，既是历史文化遗产，也是政治运行中枢。从两个方面看，我以为都有开放的必要。

从历史文化遗产的角度看，中南海的前身是明清两代的皇家园林。当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平民百姓想进去游玩，自然是白日做梦。当然，光绪皇帝在戊戌政变后被西太后所困，幽居瀛台，想出中南海而不得，也体现了专制政治最残酷最黑暗的一面。在长达两千年的皇权专制时代，中国有皇家园林，贵族有私家园林，不曾有过公园的概念。直到清朝末年，上海的租界才出现最早的公园。进人民国，从1914年夏起，京城一些名胜陆续对公众开放，成为公共场所。1924、1925、1928、1929年，颐和园、北海、景山和中南海相继辟为公园。三十年代卢作孚在重庆北碚创建公园，至今为人们所怀念。公园是近代出现市民社会的产物，不论购票有偿享用，还是免票无偿享用，都是公共空间。把历史文化和自然遗产辟为公园，让公众参观游览，是当今世界各文明国度通行的做法，也是遗产保护的应有之义。

公园的兴废，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公民权利伸张与收缩的晴雨表。我们说，文革是公民权利被践踏的时期，也可从公园的命运来验证。1971年后，与中南海一桥之隔的北海公园及附近的景山公园长期关闭。后来才知道，不是北海、景山本身出了什么毛病，不适宜游人进入，而是成了江青等权贵的游乐场所。江青垮台以后，北海、景山公园于1978年重新向市民开放，受到一致的好评。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南海也曾经部分开放，周末供游人参观。北京市许多单位都曾有组织地分配门票。我在当时也参观过。当时的感觉是，不但观看了风景和文物，而且感受到执政者的自信和开明。可惜这种开放到1989年停止了，至今尚未恢复。现在如能开放中南海，其意义不仅是增加一个极具吸引力的旅游景点，而且是一种主权在民的政治宣示。对于中国公民来讲，既可履行保护文化遗产的义务，也可享受欣赏历史文化遗产的权利。这种公民权利，当然越早归还社会越好。

从政治活动中心的角度看，开放中南海也有很多好处，有利于增加政治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今年二月，温家宝总理邀请十三名基层代表到中南海座谈，征求对政府工作报告的意见。他说，你们都是第一次到中南海，不要拘束。大家都来自基层，其实中南海你们应该是主人，来到这里就像回到家里一样。中南海这个大门是向广大群众开的。我认为，不应当把这些话理解为总理的客套话。根据宪法的规定，中国各界公民的确应当是中南海的主人。领导人的国务活动本身是履行社会公仆的职责，不应当形成高高在上，不可接近和神秘化的意味。领导人只有牢记这一点，才能形成执政的公信力。在制度安排上，也要切实体现中南海的大门对公民是敞开的，而不是关闭的。

其实，国务活动场所向公众开放，是许多国家的通行做法。我经历有限，曾经作为普通游客在堪培拉参观过澳大利亚议会的辩论，在渥太华参观过加拿大总督府，看到很多成人在那里运动，孩子在那里游戏。八十年代的经验表明，部分开放中南海并不妨碍领导人的国务活动和中央机关的办公秩序。现在重新开放，在技术层面并不存在难以克服的障碍。只要领导人有诚意，事情并不难办。

中南海曾经是公园 　智效民

2000年上半年，《北京档案资料》连续刊登一组《中南海史料》。这些史料告诉我们，早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中南海就变成公园了。把皇帝禁苑与军阀官邸变成公园，是臣民社会向公民社会过渡的一个标志，对于当前的社会转型具有某种借鉴作用。

早在金、元时期，“太液秋波”就是“燕京八景”之一，当时太液池的位置就是现在的北海与中海一带。明成祖定都北京以后皇城南移，为了丰富皇城园林景观，又开挖南海，使太液池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清朝建立后，几代皇帝都喜欢园林生活，于是他们在中南海兴建殿宇馆轩，作为避暑听政之所。相比之下，紫禁城则受到冷落。

辛亥革命后，中南海为袁世凯占用，成为中华民国的总统府。袁称帝时，以建立“新中华民国”为名，将中南海改为新华宫，并将原来的宝月楼改建成新华门。此后，中南海又相继成为黎元洪、曹锟的总统府和张作霖的大元帅府，它一直是平民百姓无缘涉足的禁地。

1928年北伐成功后，时任北平市公务局局长的华南圭致函北平市市长，要求对中南海予以保护。这件事引起国民政府的注意，经过一番努力，中南海董事会于当年12月15日准备召开成立大会。该董事会筹委会为邀请公务局派员出席大会，特在邀请函中表示：

中南两海系自远至清帝王苑囿之一部，其风景清嘉，宫室壮丽，为国内有名建筑。但其经费所出，无非我民众先代之脂膏，乃以供少数人之娱乐，实为我民众所不甘。民国成立以来，又为十数军阀所把持，藏垢纳污，罪恶丛集。今幸北伐告成，豪酋敛迹，而此历史上之园林不为民有，坐视荒废，殊为可惜。同人等谨遵先总理天下为公之意，佥以中南海应归市民直接管理，以绝罪恶之根株，以供游人之玩赏。因于本月十三日召集北平各届民众代表开一联席会议，设立中南海董事会筹备处，以筹备真正代表民意、直接管理中南海的董事会。当决议于本月十五日(星期六)午前十时在南海大礼堂开董事会正式成立大会。

与此同时，中央政治会议北平分会亦函请北平特别市政府、平津卫戍司令部、北平警备司令部和宪兵司令部，共同成立“接收中南海办事处”，并准备让中南海“依中山、北海公园成例，从速正式开放”。随后，有关方面还希望“中南海为北平市民共同游憩之公园，永远开放，不收门费。”1929年4月，中南海董事会推举熊希龄为主席委员，李光汉为事务主任。不久，北平市政府也成立“整理中南海公园临时委员会”，负责中南海的有关事宜。至此，中南海向市民正式开放。

抗日战争中，中南海虽然还是公园，但许多殿堂被日伪机关侵占。据1938年《中南海公园事务报告书》反映，进驻中南海的有“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占据居仁堂)、“中华民国政府联合委员会”(占据勤政殿)、“临时政府侍卫处”(占据时应宫和喜福堂)、“司法委员会”(占据丰泽园)、“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占据锡福堂)、“国立医学分院”(占据运料门迤北)、“最高法院检察处”(占据丰泽园)、“满洲帝国通商代表部”(占据静谷)、“新民会新民青年实施委员会”(占据春耦斋)、“教育部直辖编审会”(占据怀仁堂)等机构。后来，上述一些机构搬出中南海，但又进来更多单位。于是，中南海被搞得杂乱无章。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决定进驻中南海。周恩来请毛泽东快点搬入。当时毛泽东并不愿意搬进去，他对周恩来说：“我不搬，我不做皇帝。”与此同时，周恩来也对维修中南海的工人们说：“中南海自古人民建，人民修，但人民却没有享受到它的美丽。这次修成后，我们要请人民代表来这里做客观光，今后还要逐步让中南海成为人民游乐的场所。”上世纪80年代胡耀邦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时，曾经局部开放过中南海。由此可见，尽快开放中南海是历史的要求。

中南海作为历史文物，具有不可取代的特殊价值。因其相连紫禁城，清代皇家在此曾上演了许多历史大戏，高阳先生的《瀛台落日》精彩地再现了王朝的最后几幕大戏中让人无限感慨的往事。风流水转，到了1949年9月，中南海怀仁堂成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的会址。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通过政治协商会议，制定《共同纲领》，选举中央人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由此诞生，中南海从此成为中央人民政府所在地，迄今正好六十年。

现代政府是社会的公共权力组织。人民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应是为全体公民服务的公器。办公场所向本国公民和外国宾客适当开放，有序参观，就是体现这种公器性质的方式之一。事实上，随着现代公民权利的普及和当政者社会公器意识的觉悟，许多国家的政治中枢都在考虑到安全和办公秩序的前提下，采取适当的方式向公众开放。以美、英、法、俄几个其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为例：

美国总统府为白宫，始建于1792年，每周二至周六开放五天，如遇白宫有活动，则不开放。一般参观者可进入东厅、绿厅、蓝厅、红厅、国宴厅及图书馆等10多个房间。“9·11”后出于安全原因，参观者需要提前申请预约才有可能得到门票。很多中国游客都参观过白宫。

英国是君主立宪国家。白金汉宫始建于1703年，1837年以来历代英国国王都住在这里。从1993年开始，每年8、9月两月对外开放，游客可购票参观。英国首相府是唐宁街10号，内部未对外开放，外部建筑游客可以参观。

爱丽舍宫始建于1718年，1891年以来一直是法国总统府。从1989年开始，每年9月文化遗产日有两天对外开放，游客排队参观，残疾人、孕妇优先。各个历史名厅，都向游人展示。总统夫人还会抽时间接见来访游客，其中也有外国游客，但法国游客居多，有人也利用这一时机向总统夫人陈述民情。

俄国总统府克里姆林宫的历史更悠久，始建于1156年，几经扩建，成为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斯大林时代不开放，1955年后开放让市民参观。现在游客可以购票参观克里姆林官，但不能进入作为总统官邸的一号楼。

我在网上看到2006年参观过爱丽舍宫的中国游客的一篇文章。他说，“九月十六号是欧洲遗产日，很多地方都对公众开放，老婆说找几个地方看看，选来选去还是去总统府吧，中南海估计这辈子是没机会进去了，只好去法国的中南海尝尝鲜了。”这虽然是一种不乏苦涩的诙谐，也未尝不是国人希望开放中南海的表达。其实，这位网友忽视了中南海曾经早于爱丽舍宫开放过一段时间，1986年笔者曾进去参观，还在瀛台买了一盒冬青木的筷子作为纪念。可惜后来中南海关闭了，网友才发出这辈子没有机会进去的感慨。我想，国家如能决定重新开放中南海，和他具有同样心情的人也将有机会重新体验身为中国公民的自豪。

除了开放行政中心，还有就是开放议会。很多国家的议会开会，国民是有权旁听的。参观美国国会比参观白宫简单，不登记，不收费，不凭票，外国游客也可进，每周二至周五对外开放，遇有两院议会讨论问题，游客可在旁听席上，听议员们讨论，看议员们表决，选民们既可了解立法的过程，也可直观地看到所选的议员是否尽职。如果选民想参观议员的办公室，给本选区议员办公室打电话预约，议员办公室就会安排人员接待并陪同你参观。英国下院有专门的旁听席，议员在一层开会，旁听席在二楼，议会开会时，公众可自由进入旁听。首相在下院的位置距离旁听席仅12.2米。法国国民议会也对公众开放，按法律议会开会必须是公开的，受国民监督，每次议会开会前，排在前10名的法国公民，出示身份证就可保证进入旁听席入座，得到议员邀请的公民，在旁听坐席许可的情况下优先入场。我建议，中国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人大常委会，也应当考虑以适当方式安排公民旁听，这将是彰显公民知情权一种方式。拥有知情权，才能更好地行使监督权，以监督国家机器的运行。

落实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的“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有很多实事可做。开放中南海参观和让民众在全国人大会议时旁听，都具有让公众和公器正面接触的意义。

2009年第6期　“斗争哲学”曾被认为是反共哲学（外二篇）·曾彦修

看了《炎黄春秋》2009年4月号上冯兰瑞的《和谐社会与宪政建设》一文，大胆提出“必须与传统的‘斗争哲学’彻底决裂”，可谓直言极谏，口不择言，令人佩服。这引起我也写这篇杂感。虽云“杂感”，恐怕也事关重要。我就下面三个题目谈谈。

一、“斗争哲学”曾被认为是反共哲学

抗日战争后，尤其是1939年国民党在全国搞“精神总动员”以后，它的宣传矛头，无论是党务系统与军事系统(俗称“CC系”与“复兴系”)的报刊宣传，都相当集中于反共了。他们提出了“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等口号。这后面两句的真意其实是专门反共的。他们相当强力地宣传一个东西，说共产党是专讲“斗争哲学”的，把一切斗坏，叫人民远离共产党。那时期被公认为“复兴”社与“CC”系的刊物《时代精神》、《民意》之类等，长期宣传的内容之一就是骂共产党只讲斗争哲学。

1945年初夏吧，国民党在陕北榆林这块地方的最高长官邓宝珊将军，他在西北军系统中资历相当老，所以，不管你杨虎城、傅作义对他似只能作弟子礼。也因此解放前夜的“华北剿匪总司令部”的总司令是傅作义，副总司令就是邓宝珊，他不能指挥一兵一卒，挂名性质。陕北的榆林地区在延安之北，日军始终未侵入过，颇为安定。但这地区的军政势力却甚复杂，有陕北传统的井家军队势力，还有马占山本人及其少数队伍等。但论起资历来，邓宝珊最高，所以他就一直是那个地区的最高司令。邓好像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榆林地区一切与西安、重庆的往来，均必须经过延安，因此，邓宝珊先生始终都与延安保持良好关系。

大概是1945年初夏，邓宝珊自重庆、西安返榆林，这是例行往来，为了礼貌，至多毛泽东见一见、吃一顿饭也就很够了。可这次不同，大概为了解除将来的后顾之忧，在杨家岭大礼堂开欢迎大会(我几年间即住在大礼堂正对面的窑洞中，记忆中这礼堂对外似乎很少开过欢迎大会，另一次是1946年初夏，欢迎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的军事调处执行部的三人委员会)，我也进去了。记得似乎是李富春同志致欢迎词，邓宝珊致答词。邓在答词中，忽然说了一句“共产党是讲斗争哲学的”，台下小有骚动。但看邓仍很友好，无任何反共之意。散会下来，我们宣传部的几个人就议论开了(一般是叶蠖生前辈与田家英、吴允中及我等几人喜闲谈)，说，邓宝珊怎么也讲起“反共”话来了?叶老前辈、赵毅敏似也在场，说，他是国民党高官，天天要看国民党报刊，看惯了，他也不懂什么斗争哲学，就随便说了!你们看他的样子不还是很友好的么?他莫名其妙，弄不清楚的。

事情就是这样，我记得清清楚楚。不知这会的档案尚有保存否。

解放后，1964年全国大批“合二而一”论，说宇宙间的一切均永远只有“一而为二”，而绝无所谓“合二而一”。照此，就水也没有了，人也没有了，其悖理有如此者。这不也就是只有斗争哲学一样的东西么?

二、要提倡和等待“自然而然革命化”

这话是从陈伯达那里听来的，说是毛主席对他闲谈时说的(陈伯达是毛窑洞中唯一可作闲谈的座上客)。陈谈话时间是1941年秋，地点是延安杨家岭一个岔沟里的中央政治研究室。这个机构是1941年夏中央新成立的“中央调查研究局”中的三个部分之一。据陈伯达告诉我们，是毛泽东兼此室主任，陈伯达任副主任。这机构大约共有六七十人罢。老同志有张仲实、于炳然、丁冬放等，其他是“一二·九”到“三八”或后来著名的人有：邓力群、田家英、许立群等。我与陈传纲几人在农业组，大体均是自选的。

陈伯达的领导，素来是无为而治，他只当甩手掌柜(“文革”小组长，他大概有点想做真掌柜的样子，几天就下来了)。陈不会讲话，更不会作报告。1940年吧，南洋顶尖侨领陈嘉庚来延安访问，开欢迎大会，陈福建同安人吧，语言不懂，要人翻译。翻译也得大人物才行，就由同是同安人的陈伯达来作。一场大会下来，几乎一句话也没有人听懂，但是掌声异乎寻常的热烈，因为当时大家对陈嘉庚都很尊敬。

陈伯达在中央政治研究室，一个人埋头写文章，但他大概是在延安时期唯一一个可以由毛召入窑洞中作闲谈的人物了，所以他能从毛处听来某些别人听不到的东西。在政研室，1941年秋，晚饭后，他喜欢一个人在他的小窑洞中对人闲谈，没有题目，有些自述性质的小故事，如说在莫斯科，他曾被怀疑为托派；又说，人家读列宁著作，他研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又被怀疑为国民党右派等。他讲这些，当然是自傲事件，表示自己从来不是教条主义。他这窑洞连同小过道坐十来个人了不起了。去的人自带小木凳，有点像设帐授徒似的。后到的人，只好明天请早了。有一次，我算抢到一个位置了，那次，听陈说，有一次毛对他谈起，我们有些同志太急了，强迫人家革命，不行的，革命怎么能强迫呢?有时候要等待，等待群众“自然而然革命化”。以上当然只是大意(讲的还要多，有些不便写)，谁也没有笔记，只是“自然而然革命化”这几个字保证绝对无误。(当时在政治研究室的，据我所知，现在北京的就有邓力群、周太和、吴骏扬、詹武、夏鸣、史敬棠及我等七人。至于那天哪些人去听了，就说不出了)。

三、“见面先说三声好，好，好!”

1944年夏，王震与王首道二人率领几千人自延安出发，南下江南、岭南去建立抗日根据地。毛亲往东郊机场送行，作誓师讲话。讲话随即普遍传达。

这讲话内容很好。如说，共产党员既要有松树那样的坚定性，又要有柳树那样的灵活性。毛说，这次南下，不免要遇见一些我们留下的小队伍，小根据地，他们苦啊，他们的做法当然与我们在北方这么多年大不相同，见到他们时，千万不要随便批评，忘记了我们从前吃“钦差大臣”的亏，见面先说三声“好，好，好!”有什么意见慢慢提，客气点。以上当然只是大意，这个重要讲话的档案应还在。可惜1949年、1950大军南下时，事先就完全没有听到过这方面的教育，后来一到了广东(包括海南岛)、福建、云南等省后，不久即大批其“地方主义”，势如暴风骤雨，莫名其妙，甚至杀了些当地老干部。更怪的是，到了1958年广东还在批古大存、冯白驹两个老前辈的“地方主义”。我老早就在广州的刊物上写文，题目即叫《广东的“地方主义”是海外奇谈》，因为实在没有，连一点影子也没有呀!古大存在抗战后不久即到了延安，后任整风审干时期的中央党校一部主任，主管命脉，后又去东北，然后南下，他哪来什么“地方主义”呢。总之，南方各省的“地方主义”全是无中生有。尤其是广东，我解放初在那里几年，哪里有这个东西呢?反了一阵“地方主义”之后，1959年吧，叶剑英就被调走了。据说，叶临行前对少数人说，“主帅无能，累及三军”，非常沉痛，但又无可如何。

这完全与1944年夏，王震南下时的精神、态度完全不同了。历史上的教训还要回避，反“地方主义”不是“扩大化”，而完全是无中生有。

我们今后要避免重犯过去类似的错误，就不能把过去的事都一律裁弯取直，掩盖起来。写历史的任务恐怕决不是光写什么都是伟大正确，而是要把教训写出点来才有意思。

(责任编辑　萧徐)

2009年第6期　江一真“求真”· 汪征鲁

今年春节期间，钟兆云兄托人捎来他与王盛泽合著的《一生求真——江一真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12月版)，全书洋洋近七十万字，展读之下，竟不能释手。

江一真之于我是父执辈。五十年前，我在福州一中读初中时，曾与江伯伯大儿子江上虹、二儿子江上舟同学。他们虽是省委书记、省长的孩子，但都衣著朴素，平易近人，与同学们相处甚洽。上虹行侠仗义，身手矫健；上舟文雅内敛，品学兼优；都是同学中的一时之选。正是这个时候，政治风云突变，在反右倾的党内斗争中，江伯伯几乎在一夜间被打成“江魏反党集团”的头子。也正是这个时候，在民间，关于江伯伯体恤时艰，为民请命，刚直不阿，终罹冤案的传言此起彼伏。老师和同学们也对日渐沉默的江氏兄弟愈加怜惜。人心不可侮啊!

之后，由于我从事历史研究工作，接触了不少福建地方党史的资料与著述，对江伯伯当年与“左”的错误抗争的事迹有了大致的了解。但毕竟是一个大概。这次拜读了《一生求真》，才窥得江伯伯的一生行藏，一位铮铮铁骨、耿耿丹心的共产党人跃然纸上，他一生求真、“虽九死其犹未悔”的风骨和气概、以及为之付出的人生代价，令我扼腕久之。

与“左”倾错误抗争

江一真同志是经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在抗日战争的岁月里，与白求恩大夫、柯棣华大夫并肩战斗，为抗日军民救死扶伤。解放战争期间，在苏北解放区担任党、政、军领导工作。建国后，先后任福建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农垦部副部长，农业部党组书记、代部长。文革后，先后担任卫生部部长，河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中顾委委员。他一生的求真历程似有三部曲。解放前，他是为了追求真理、追求解放参加革命的。这是其求真的第一部曲。这里不拟详述。

建国后十七年中、文革期间以及文革后的若干岁月，其求真历程表现为与我党“左”的错误的抗争。这是其求真的第二部曲。在其任福建省委书记、省长期间，正逢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运动甚嚣尘上，和绝大多数中国人民和我党的干部一样，最初也曾无条件地响应和实践伟大领袖的战略布署，也为其革命浪漫主义的激情所燃烧，然当其弊端显现、民困时艰时，他最早在自己的工作实践中洞察一切，不顾个人安危，也不自量力，挺身而出，抵制这一错误路线。他在当时工作会议上的一些讲话中提出了自己系统的意见。关于农业，他认为，公社化有许多问题错了。比如：一、胜利冲昏了头脑，把农民估计过高，过早否定了小集体、小私有，公社问题违反了客观法则；二、人为否定了价值规律，否定等价交换、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法则，你的就是我的，公私不分，这是挫伤群众积极性的根本一条，造成乱子的主要是这一点；三、过早过分强调供给制，吃饭不要钱，什么都包下来，超越了经济条件；四、把生产资料都归公，连手表、棺材都要，这些做法太过火了；五、把“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估计过高，其实大多数农民觉悟跟不上，他们的积极性遭到挫折，很多地方更是伤害了中农积极性。公社问题是生产关系问题，生产力、生产关系不适应，一切问题都出来了。总之，情况估计错了，就方针错了，措施也错了。关于工业问题，他认为，全省来说问题是大的，战线太长，重点太多，重工业太多；基建太多，上马太多；总的是急躁冒进，因此需要劳动力多，投资多，出现了像厦门那样有墙没顶、有房没机器、有机器没原料的事情。基建过多，生产也受影响，因为钢材只那么多，搞了基建就挤了生产。工业还影响了农业，抽水机动力都拿去炼铁，福建一个化肥厂也没有，没为农业办一点好事。70万人搞工业，粮食运输、新建城市都要几万人为他们服务。工业上教训很多。等等。这些见解直到今天也还是真知灼见，掷地有声。他毫不隐瞒因这些错误而导致干群关系空前紧张。他指出，不少地方发现，生产队长、干部和群众站在一起反对我们。有的甚至恨死我们，说共产党变质了，朝中有奸臣。他还引用了平和县某些老百姓最为尖锐的议论，如“听党的话，大听大死，全听全死，不听不死”；“再不改，要来一个第二次革命”；“30年革命，20年打仗，10年解放的功劳，都被你们一年丢光了；再搞下去，东山炮再响，农民就要用人力物力支持国民党，你们要失败的”；等等。得民心者得天下，倾听民间的呼声何等重要。后来，竟将“听党的话，大听大死，全听全死，不听不死”套在他头上，成为打成反党头子的重要证据。江一真还一再告诫干部，共产党人不怕犯错误，也难免犯错误，但要避免做“惯犯”。一次，二次，三次以上不接受教训，就叫做“惯犯”，叫做屡教不改。但在那一个时代，若不犯今天经历史界定的错误，就要犯当时钦定的错误，就要犯罪。为此，江一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因之获罪，被打成反党集团的头子。

在江一真任农业部党组书记、代部长时，遭遇文革，他与文革动乱与四人帮集团作了殊死的斗争。文革甫结束，江一真身先士卒拨乱反正，在1978年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第一个指名批判汪东兴副主席两个凡是的错误。之后，在其河北省委第二书记任上，排除阻力，一往无前地平反冤假错案。凡此种种，书中述之甚详，此不赘述。

建国以后，自觉拥护和执行极左路线的党员干部不多，自觉抵制极左路线党员干部则更少，简直可以说是寥若晨星，绝大部分党员干部是因种种历史的原因盲从极左路线。而江一真堪称这寥若晨星中的佼佼者。他一生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一生倾听人民的呼声，一生独立思考，总之一生求真，这使他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某些历史的局限性。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作者也不讳言传主的某些弱点和不可避免的历史的局限性。如当身边的战友、党内同志、甚至夫人都站在他的对立面时，他也彷徨过，动摇过，也作过违心的检查。在工作中。江一真的缺点是，有时锋芒毕露、过于坚持己见，甚至还和第一书记唱对台戏；有时急于求成，未及做过细的工作。但有缺点的战士毕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只能是苍蝇。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在福建，八闽大地上其嘉言懿行长存口碑；在河北，由于种种原因，包括他在内的原省委三位主要负责人都调离该省，但在河北就地参加当时正在进行的十二大代表的选举，三位原领导人中只有他一人当选，且票数高达90％，为所有当选代表之最。等等，等等。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江一真退居第二线，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为开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局面，他孜孜不倦地学习，深入社会调查研究，进入求真的第三部曲。这一期间，他在福建作了地方党史问题的调查，推动落实地下党问题的解决；在福建作经济工作的调查，为项南书记的“念山海经战略”献策鼓劲；在中国沿海地区作渔业调查研究，为中国海洋渔业的发展奔走呼喊；重视法治，上书高层推动中国健全律师制度建设；在中国特区调查研究，帮助海南特区“跑步”；直到生命的最后期间，他还提出并要求身体力行安乐死，死后遗体供给医学界的科、教、医选用；等等。他的求真从对极左路线的抵制与批判转向如何促进中国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

向组织要“补助”

《一生求真》注重具体细节的描绘，使全书不仅骨骼健全，而且有血有肉，生动具体，其中许多细节深具典型性，一滴水反映出太阳的光辉。

如江一真、魏金水是生死与共的战友、终生的朋友。但残酷的路线斗争中也被迫彼此划清界线，甚至互相揭发。当时，魏金水对江一真说：“我要上台揭发你。”江吃惊地问：“你揭发什么?”魏说：“还没想好。”江说：“反正就是那么一些事情。我也要揭发你一点，不然过不了关。”但又接上一句，“大家凭良心、党性说话。”这真好似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这又是何等的辛酸和无奈，它刻画出了那个时代中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后来在甄别平反时，江一真当着魏金水的面说：“对魏，过去我是有意见的，他不该在斗争中经不起压力，没有坚持做到‘五不怕’，特别是张(鼎丞)老代表中央找我和魏一起谈话时，他还不说出真相，当时我确实有一肚子气。但是反过来一想，斗争的逼供信压力确实太大，也难怪，同时他所编造的那一堆材料也并没有起什么作用，而现在经过传达中央精神后，他也已经觉悟过来了，认识了过去的错误，主动推翻了自己所编的那一堆假材料，因此我对他的意见也就消除了。”魏金水听后，泪光闪烁。在后半生，他们始终保持着亲密的友谊。

又如江一真被批判后，他年轻的秘书张明俊也被勒令搬出江的住地汤井巷，接受隔离审查。江一真默默地送他至草地上，忽然大声说：“张明俊，我没想到这么大的运动你都顶住了，没有胡说八道，好样的。”这又是何等地悲愤，何等地欣慰，何等地希望啊!

又如，在江一真平反后，被任命为农垦部副部长。他在离闽之际，曾致信省委第一书记叶飞、第二书记范式人，其中有云：“北方气候较冷，我全家都要补充一些冬装，希望能在这里得到解决。近年来因花钱计划不够，以至欠省委行政处500元债务，我拟用500元未到期的公债票来归还。”经叶飞、范式人同意，商业部门于是补助了60多丈的布票、30斤棉花，人事局从福利费中支出200元作补助。这里写的是江一真向组织上要补助，而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封疆大吏”的两袖清风，实事求是，光明磊落，一生正气。这样画龙点睛的细节不在少数。正是这许多细节的真实与生动具体，使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由概念堆积的江一真，而是一个举手投足、喜怒哀乐的江一真。

江一真和叶飞

过去的一些传记中在表现当时路线斗争下同志与同志、人与人、批判者与被批判者、胜者与败者之间的关系时，每每绝对化，甚至黑白化、敌我化。其实，在那一个时代，由于个人崇拜下的极左路线，绝大多数党员干部都无可选择地卷入那个路线斗争的怪圈，甚至今天你整我，明天我整你。常有此一时彼一时的感叹。如十大元帅都难以幸免这种情况。1958年，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彭德怀、林彪等以“教条主义”的罪名整刘伯承、叶剑英、粟裕等。一年之后，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林彪、贺龙等又以“右倾机会主义”的罪名将彭德怀打成反党集团的头子。林、贺因之被擢升。其中贺龙为军委副主席、彭德怀专案组组长。然在文革中，贺龙先于彭德怀被迫害致死。1970年8月。林彪在另一次的庐山会议上犯路线错误，并于1971年9月13日乘飞机仓皇出走，机毁人亡于蒙古温都尔汗。朱德、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都不同程度地卷入建国后的历次党内斗争，文革中无一例外因“大军阀”、“带枪的刘邓路线”、“二月逆流”等罪名被批判、甚至斗争。元帅尚且如此，况乃余子。于此，这个斗争的怪圈可见一斑。于是，一些人物传记中就出现这样一种怪现象，此书甲白乙黑，彼书甲黑乙白；此书扬甲隐乙，彼书扬乙隐甲；从而在党史人物总体认识上顾此失彼，捉襟见肘。当然，这类矛盾的性质是多类型，多层次的，要分别对待。应当说叶飞是罗织所谓的“江魏反党集团”的领导者、第一责任人。但这是大势所趋。在文革中，他又作为福建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率先被打倒。于是，传记没有将叶江之间的矛盾黑白化或漫画化。它一方面对叶飞反右倾、反江魏的错误作了深刻的批判与否定，另一方面又对叶飞的错误和之所以犯错误作了用心良苦的解读。这方面列举的事例是有说服力的。

如叶飞和江一真并无宿怨，反而有一段关系十分融洽的美好时光。在劫波渡尽之后，江一真还回忆道：“1959年2月6日前，我和叶飞相处近十年的关系是正常的。我一贯对他尊重，我一直认为他有许多长处值得人学习，而他也一向认为我是一个有能力、有干劲、肯钻研的干部，所以他一直是支持我做好工作的。他曾经再三要我实际上担当起省委第二书记的责任，1959年初还支持我担任福建的省长。另外，过去他还两次同我谈过，将来要让我继任他的省委第一书记工作。”

又如在江一真被打成反党集团的头子下放到三明钢铁厂后，江上虹、江上舟兄弟还留在福州上中学。假期回三明团聚，江上舟告诉父亲一个小秘密。叶飞的夫人王于畊阿姨有次请他们兄弟俩去家里吃饭，哥哥有疙瘩不去，他只好一个人去了。江一真说：“还是你懂事，你哥哥怎么能不去呢?有什么疙瘩?大人的事你们小孩不懂，也不要去管，得对长辈要至始至终有礼貌。”

又又如，该书所描写的叶飞后来对此案的甄别平反、赔礼道歉、反躬自省也是发自内心的。在平反的常委会上，省委主要领导诚恳地说：“省委对江魏卢三位同志的错误斗争，以及对一些同志的错误斗争，首先由我负责任。因此，今天我在这里向常委全体同志，向中央，作检讨。我还准备在五六月省委扩大会议上，向江魏卢三同志，及向所有被错误斗争的同志表示道歉。”他承认并自我批评了自己作风不民主、有“霸王”态度等问题后，指出，江一真在1958年底、主要是1959年上半年，在工作中同自己有分歧，有争论，这是正当、正常的。“问题出在我没有好好倾听江和同志们的意见，没有把不同意见拿到书记处、常委会上好好研究，这是由于集体领导不健全，没有民主作风，我的家长制领导。因此，把工作中的不同意见，看做是路线上的分歧，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这个责任应该由我来负。”

传记也不忘记下这一笔：江一真驾鹤西行时，家属遵其遗言不作遗体告别，只在火化前在八宝山公墓礼堂举行了一个小范围的送别式，许多老同志闻讯而来，叶飞也主动前来为老战友送最后一程。

关于叶飞在江魏问题上之所以犯错误的原因，传记引原省委书记林一心话说：“我不认为叶飞是有意整江魏，他与江魏过去并不认识，既无宿怨，也没有私仇。他不过是随大流。不跟着反也不行，而且当时会上几乎完全一边倒，有几个人头脑不会发热呀!举国上下此起彼伏的各种运动，可谓‘乱花渐欲迷人眼’，叶飞难免眼花缭乱，即使有火眼金睛，在紧箍咒下也只能看错。搞运动既非叶飞的初衷也非长项。”

在河北省工作时的省委常委之间的矛盾亦可作如是观。当然，文革中与四人帮的斗争另当别论，那是法制与犯罪的斗争。

窃以为，该传记这一党内路线斗争、特别是中下层路线斗争的表现模式堪为治党史者法。

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曾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江一真一生求真，一生心系天下苍生，一生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而奋斗，于先贤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责任编辑　萧徐)

2009年第6期　梁启超眼中的李鸿章——重读《李鸿章传》·章立凡

无论生前身后，李鸿章都是个极富争议的人物。上中学的年代，历史老师口中的“大汉奸、卖国贼李鸿章”，至今言犹在耳。二十多年前读到梁启超撰写的《李鸿章传》，正值国家改革开放之初，顿觉耳目一新，感到此传对洋务运动及李鸿章其人，有着不同以往的全新视角。细品之，则非梁任公之视角“不同以往”，乃敝人受哺狼奶多年，有幸恢复了人类的独立思考而已。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重读此传，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维新派眼中之洋务派

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辛丑条约》签订后两月，心力交瘁的李鸿章溘然辞世；近两个月后，流亡海外三年的梁启超完成了这篇传记。是年二十九岁的梁氏，以通缉在案的维新派流亡领袖身份，为七十八岁的在朝洋务派领袖作传，其间大有深意焉。维新运动是洋务运动的继续，两者有着血脉上的传承关系，如果将洋务运动视为经济改革，则维新运动当然是政治改革。两者的失败皆有其历史之必然性。作者自称：“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惺惺相惜之情与流亡臣子的孤愤，溢于言表，既悲逝者，亦是自悲。

这一年，梁启超先后创办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除撰写李鸿章的传记外，他还为老师康有为写了《南海康先生传》，并开始自号“饮冰子”。以“饮冰”自励，为洋务派和维新派的两位先进作传，可视为对1860年“自强运动”至庚子之变四十年间历史的冷静反思。梁氏视李鸿章为“中国近四十年第一流紧要人物”，“故吾今此书，虽名之为‘同光以来大事记’可也”。

洋务派冀望利用西方先进的技术维护专制统治，改革以不触动封建制度为限，这完全是一厢情愿的“技治主义”思维。对此，梁启超问道：“谓李鸿章真知洋务乎?何以他国以洋务兴，而吾国以洋务衰也?”在历数李鸿章所办洋务各案后，他提出了自己的答案：

吾敢以一言武断之曰：李鸿章实不知国务之人也。不知国家之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之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不知大臣当尽之责任。其于西国所以富强之原，茫乎未有闻焉，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铁路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此近日举国谈时务者所异口同声，而李鸿章实此一派中三十年前之先辈也。是所谓无盐效西子之颦，邯郸学武陵之步，其适形其丑，终无所得也，固宜。

尽管如此，梁启超仍认为：“李鸿章之识，固有远过于寻常人者矣”，他列举李氏奏折中对国家前途的种种深忧切虑，肯定“李鸿章固知今日为三千年来一大变局，固知狃于目前之不可以苟安，固尝有意于求后千百年安内制外之方，固知古方不以医新症，固知非变法维新，则战守皆不足恃，固知畛域不化，故习不除，则事无一可成，甚乃知日后乏才，且有甚于今日，以中国之大，而永无自强自立之时”；同时，作者也指出了李氏的历史局限性：“殊不知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殊不知泰西诸国所以能化畛域除故习布新宪致富强者，其机恒发自下而非发自上”。他批评李鸿章“不学无术”，未能利用其地位及影响力，推动历史潮流，叹息李氏“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

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倡导“作育新民”，以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为己任，这一任务历时百年仍未完成。历史常有轮回，当此“大国崛起”雄心万丈之际，民族主义甚嚣尘上，那种“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的封建沉渣，也重新泛起。“不知国家之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之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不知大臣(时髦的说法已变成了“公仆”)当尽之责任”者，仍大有人在。不学必然无术，身处晚清变局百年后的“学习型社会”，社会转型仍未完成，学习的方向和方法依然不明。

弱国外交之辨

李鸿章谤满天下，始因甲午之役北洋水师覆灭，继之以外交连连失败，以“卖国贼”之罪名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为时已逾百年。而梁启超记述李氏之轶闻中，谈及“李鸿章与外国人交涉。尤轻侮之，其意殆视之如一市侩，谓彼辈皆以利来，我亦持筹握算，惟利是视耳。崇拜西人之劣根洼，鸿章所无也”。这倒很像阿Q的“精神胜利法”，可为中国人的“国民性”做一注脚。

对李氏之外交风格，西人反倒有“大手段之外交家”的赞誉，但梁启超持相反评价，称之为“小狡狯之外交家”：

夫手段狡狯，非外交家之恶德。各国并立；生存竞争，惟利是视。故西哲常言个人有道德，而国家无道德。试观列国之所称大外交家者，孰不以手段狡狯得名哉。虽然，李鸿章之外交术，在中国诚为第一流矣，而置之世界，则瞠乎其后也。李鸿章之手段，专以联某国制某国为主，而所谓联者，又非平时而结之，不过临时而嗾之，盖有一种战国策之思想，横于胸中焉……

上述判断可谓切中要害，李鸿章式的中国外交，无非承袭两千年前的纵横家故智，既昧于世界大势，又无长远坚定之立场，惟偏重于技巧末事，一味借力使力，徒以纵横捭阖为能事。作者分析李氏外交失败的教训说：

夫天下未有徒恃人而可以自存者。泰西外交家，亦尝汲汲焉与他国联盟，然必我有可以自立之道，然后，可以致人而不致于人。若今日之中国，而言联某国联某国，无论人未必联我，即使联我，亦不啻为其国之奴隶而已矣，鱼肉而已矣。李鸿章岂其未知此耶?吾意其亦知之而无他道以易之也。要之，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办之理。以中国今日之国势，虽才十倍于李鸿章者，其对外之策，固不不得隐忍迁就于一时也。此吾所以深为李鸿章怜也。虽然，李鸿章于他役，吾未见其能用手段焉。独中俄密约，则其对日本用手段之结果也。以此手段，而造出后此种种之困难，自作之而自受之，吾又何怜哉?

在汉语词汇中，“卖国贼”与“汉奸”似乎略有不同：前者的行为有一定的被动性，主要对其后果负责；而后者则有较强的主动性，意味着彻底的卖身投靠。中国士大夫饱读圣贤之书，无不知晓春秋大义；纵观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晚清名臣，个个算得上一时人杰。但形势更比人强，列强环伺，兵临城下，不签字画押割地赔款，仅仅靠玩弄“战国策”式外交伎俩，是过不了关的，李鸿章逝世前一小时，俄国使节还来催逼在密约上签押。

弱国确无外交，强时未必有之。梁氏云“天下未有徒恃人而可以自存者”，“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办之理”，确为灼见。清代出卖的国家权益，国民政府时代已开始收回，但被强邻陆续侵占的国土，如今已是彻底交割，永无回归之日了。

专制体制之弊

李鸿章以一介词臣入幕，平发捻、办洋务、创海军、主外交，位极人臣，其见识才具，远超同僚之上。但观其一生功业，论武功，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论洋务，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论外交，则丧权辱国莫此为甚。一言以蔽之，输在其背后的专制政治体制。作者试图从李鸿章在中国历史中的位置人手，分析其致败的根本原因：　　凡一国今日之现象，必与其国前此之历史相应，故前史者现象之原因，而现象者前史之结果也。夫以李鸿章与今日之中国，其关系既如此其深厚，则欲论李鸿章之人物，势不可不以如炬之目，观察夫中国数千年来政权变迁之大势，民族消长之暗潮，与夫现时中外交涉之隐情，而求得李鸿章一身在中国之位置。

他指出：“李鸿章所居者，乃数千年君权专制之国，而又当专制政体进化完满，达于极点之时代也”；“李鸿章所居者，乃满洲人人主中夏之国，而又当混一已久，汉人权利渐初恢复之时代也。”上述视角，切中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之弊，也提示了晚清满汉民族矛盾最终演变为排满革命之根由。

关于“中国数千年来政权变迁之大势”，梁启超从春秋战国说起，下至两汉魏晋唐宋元明，历数中国封建社会由贵族政体演变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之流程，指出：“中国为专制政体之国，天下所闻知也。虽然，其专制政体，亦循进化之公理，以渐发达，至今代而始完满，故权臣之权，迄今而剥蚀几尽。”他将历代权臣分为贵族、豪杰、布衣、佞臣四类，“要而论之，愈古代则权臣愈多，愈近代则权臣愈少，此其故何也?盖权臣之消长，与专制政体之进化成比例，而中国专制政治之发达，其大原力有二端：一由于教义之浸淫，二由于雄主之布划。”

所谓“教义之浸淫”，作者指出，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专弘此术以化天下”，“尔后二千年来，以此义为国民教育之中心点”，“义理既人于人心，自能消其枭雄跋扈之气，束缚于名教以就围范”。至于“雄主之布划”，作者举汉光武、宋太祖以厚秩解功臣兵柄，以及汉高祖、明太祖屠戮功臣为例：“虽用法宽忍不同，而削权自固之道则一也。洎乎近世，天下一于郡县，采地断于世袭，内外彼此，互相牵制，而天子执长鞭以笞畜之”，导致群臣“虽有国家大事，明知其利当以身任者，亦不敢排群议逆上旨以当其冲。谚所谓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者，满廷人士，皆守此主义焉，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来渐矣。”

梁启超认为：“贵族柄权之迹，至汉末而殆绝”。有关中国封建社会之定义及分期，学界历来众说不一。中国秦代以后形成的封建主义，与马克思看到的西欧封建主义是不同的，西欧的封建制度是建立在分散的贵族领主制基础上的，而中国的封建制度则是高度集权的、大一统的帝制，形成了超稳定的社会结构。西欧有地方自治的历史传统，像英国《大宪章》就是贵族联合起来限制王权、改革法律和司法的范例，由此也在一定范围内确立了平民享有的政治权利与自由，保障了教会不受国王的控制。而中国则没有这样的历史传统，中央集权的帝王专制形成之后，皇帝口含天宪，权力不受制约，专制垄断的意识形态根深蒂固。时至今日，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依然任重道远。

部族政权之私心

李鸿章是当时内外公认的中国权臣，他的权力到底有多大?作者举李氏与俾斯麦的对话为例，诠释晚清中国的权力结构及李在其中的位置：

李之历聘欧洲也，至德见前宰相俾斯麦，叩之曰：“为大臣者，欲为国家有所尽力。而满廷意见，与已不合，群掣其肘，于此而欲行厥志，其道何由?”俾斯麦应之曰：“首在得君。得君既专，何事不可为?”李鸿章曰：“譬有人于此，其君无论何人之言皆听之，居枢要侍近习者，常假威福，挟持大局。若处此者当如之何?”俾斯麦良久曰：“苟为大臣，以至诚忧国，度未有不能格君心者，惟与妇人孺子共事，则无如何矣。”

说到权力结构，又不得不详析清朝开国以来的满汉之别。梁启超说：

本朝以东北一部落，崛起龙飞，入主中夏，以数十万之客族，而驭数万万之主民，其不能无彼我之见，势使然也。自滇闽粤三藩，以降将开府，成尾大不掉之形，竭全力以克之，而后威权始统于一，故二百年来，惟满员有权臣，而汉员无权臣。……故自成丰以前，将相要职，汉人从无居之者(将帅间有一二则汉军旗人也)。

有清一代，朝廷对于满汉大臣的任用，一向是内外有别。清廷擢用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汉员，实因洪杨难起，政权有倾覆之危，时势使然，不得已而为之。梁氏指出：“当时朝廷虽不得不倚重汉人，然岂能遽推心于汉人哉?”“试一读曾文正集，自金陵克捷以后，战战兢兢，若芒在背。以曾之学养深到，犹且如是，况李鸿章之自信力犹不及曾者乎?”

满族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以来，虽然接受了汉族的文化并沿袭其政治制度，但政治权力的内圈仍为亲贵觉罗，世代靠钱米俸禄吃饭的八旗子弟则是其外围，形成了一个靠族群血缘维系的特殊利益集团。二百余年岁月的消磨，令这个“弓马得天下”的民族活力尽失，同光以来汉臣的崛起及由其主导的改革，不断触发他们对统治特权及既得利益的疑虑和危机感。

钱穆先生认为清代“可以说是全没有制度。它所有的制度，都是根据着明代，而在明代的制度里，再加上他们许多的私心。这种私心，可以说是一种‘部族政权’的私心。一切由满族政权的私心出发，所以全只有法术，更不见制度”；“蒙古人满洲人跑进中国，也不是元清两代每一个皇帝能掌握整个政权的。在此两代，其政权之后面，有蒙古满洲全体部族在拥护此政权。于是蒙古人满洲人便是此一政权中之特殊阶级或特殊分子了。此种政权，我们则称之为部族政权。不论蒙古也好，满洲也好，他们都想拿一个部族来控制政府，掌握政权。这种政权，当然是私心的，所以在这一政权下之一切措施，便不好算是政治制度，而只好算是一种法术，一种控制此政权之手段。”(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41、143页)

余英时先生指出：清王朝为“少数民族的一族专政”(或曰“族天下”)，并有着八旗制度这种严密的组织系统。他认为戊戌变法失败最根本的原因是“国家利益和王朝利益之间的冲突”，“围绕着戊戌变法的激烈政争决不可单纯地理解为改革与守旧之争。最重要是当时满族统治集团本能地感觉到，决不能为了变法让政权流散于被统治的汉人之手。开国会、立宪法则必然导致满人不再能控制政权，他们享受了两百多年的特权和既得利益便将从此一去不复返了”；他征引据梁启超的记述，指出“当时最有力的反对口号便是御史文悌所上长折中‘保国会之宗旨在保中国不保大清’这句话”。(余英时：《戊戌政变今读》，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双月刊，1998年2月号)

由是观察，满清王朝不仅承袭了汉族历代王朝之制度积淀，更兼有狭隘自私的部族政权特性，前期虽经历过康乾盛世的辉煌，但一旦与挟坚船利炮而来的西方文明碰撞，其格局器量顿时捉襟见肘。对外既无力保中国，对内岂能保大清?这种部族政权的私心，越到危殆时刻越患得患失，越发认定只有自己的子弟靠得住。辛亥革命前夕组成以满清贵胄为主的“皇族内阁”，即是私心与法术的回光返照，令立宪派乃至北洋将士率与朝廷离心离德。武汉首义枪声一响，满朝亲贵束手无策，拱手让汉族权臣袁世凯坐收渔人之利。

多年来，影视传媒一直致力于制造大清专制王朝的盛世神话，已属咄咄怪事；近年更有学者罔顾历史，将清王朝吹捧成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政权，更是不知所云。

余论

梁启超在此书“序例”中开宗明义，自承“全仿西人传记之体”，他批评中国旧传记体裁“类皆记事，不下论赞，其有之则附于篇末矣”。而司马迁开创的夹叙夹议式列传体裁，“后人短于史识，不敢学之耳”，他愿意继承这一传统。纵观全传体例，分为“李鸿章之位置”、“李鸿章未达以前及其时中国之形势”、“兵家之李鸿章”、“洋务时代之李鸿章”、“中日战争时代之李鸿章”、“外交家之李鸿章”、“投闲时代之李鸿章”、“李鸿章之末路”八大主题，议论风发，既提纲挈领，又顺应了历史时序；末章结论中，列举古今中外十五位政治人物霍光、诸葛亮、郭子仪、王安石、秦桧、曾国藩、左宗棠、李秀成、张之洞、袁世凯、梅特涅、格兰斯顿、爹亚士(梯也尔)、井伊直弼、伊藤博文，逐一与传主比较点评，妙语连珠，极具特色；而将传主放到世界历史的大视野中研判，上下五千年，环视八万里，更是自司马迁以降史家所未企及的时空。这种传记体裁开一代之风气，直到民国时代仍不断被人袭用。

全传以文言文撰写，仅六万余字，要言不烦，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反观今日习见之白话传记，冗长拖沓，动辄数十万字，难免有码字赚钱之嫌。时人称道梁氏文风“笔端常带感情”，其感染力与煽动性超过“十万毛瑟”；而讥评者则贬之为“新闻记者手笔”。当时白话文的时代尚未到来，但新闻纸的出现，渐趋白热化的保皇与革命之争，使争取受众、扩大传播成为报刊的生命线，也势将影响到文风的演变。抛开政治观点不论，对照一下革命派章炳麟诘屈聱牙的古奥文字，不能不承认梁氏文笔是近代文坛上最生动的文言文。

这篇传记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或可归入新闻性评传一类。作者自谓与李鸿章“于政治上为公敌，其私交亦泛泛不深，必非有心为之作冤词也”。为一位刚刚逝世的大人物作传，能做到不存私见、评价公允、褒贬分明，殊非易事。百年后读此传记，仍能栩栩如生地感受传主其人、其时代，非有高屋建瓴的史识、客观公正的史德及纵横驰骋的史笔不能为之，足令后世沉溺于“遵命史学”泥坑中人无地自容。

梁启超的文字，一向带有鲜明的个人文字风格，极具张力。在一些总结性论断中，经常用“吾敢言”、“一言以蔽之”一类词句，透露出一股咄咄逼人的自信，殆非有真知灼见者所不敢为也。他总结李鸿章洋务、军事及外交失败，在于“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在批评了李鸿章的失误之后，他笔锋一转，又扩展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

彼李鸿章固非能造时势者也，凡人生于一社会之中，每为其社会数千年之思想习俗义理所困，而不能自拔。李鸿章不生于欧洲而生于中国，不生于今日而生于数十年以前，先彼而生并彼而生者，曾无一能造时势之英雄以导之翼之，然则其时其地所孕育之人物，止于如是，固不能为李鸿章一人咎也。

关于个人品格才具，梁氏断言李鸿章乃“有才气而无学识之人也，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也。彼非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心，然彼弥缝偷安以待死者也。彼于未死之前，当责任而不辞，然未尝有立百年大计以遗后人之志”。他直指“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为中国官僚政治的通病，“中国朝野上下之人心，莫不皆然，而李亦其代表人也”。尽管如此，“举朝二品以上之大员，五十岁以上之达官，无一人能及彼者”。他预见到“后此内忧外患之风潮，将有甚于李鸿章时代数倍者，乃今也欲求一如李鸿章其人者，亦渺不可复睹焉。念中国之前途，不禁毛发栗起，而未知其所终极也”。十年后，清王朝最终难逃覆灭的命运。鉴往知今，学习洋务皮毛、改良经济而不改良政治的结局，是一面历史明镜。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转型期的中国正面临着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社会动荡。纵观三十年来新一轮的历史大循环，不见了随亡国灭种危机而来的改革紧迫感，经济建设已有长足进步，政治体制改革却步履蹒跚。一百多年过去，中国仍未建成一个民主宪政的公民社会，梁任公“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的警告，在大同世界出现之前，永远不会过时。

2008年11月18日北京风雨读书楼

(本文是梁启超著《李鸿章传》一书的重版代序，出版时作了某些通俗化的修改，这里发表的是原文并更换了标题)

(责任编辑　徐庆全)

2009年第6期　这个疮疤揭不得·张　鸣

现在上了年纪的中国人，都经历过很多政治运动。运动是什么?运动就是严酷的政治斗争，你死我活，是自上而下营造的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怖，这种恐怖，几乎没有人可以抵挡，所有的人都像是被困在陷阱里的困兽，唯一的本能就是自保，在极度恐惧中的自保，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都可能发生。在运动中，人人都不太正常，被整者如此，整人的人也如此，从前称兄道弟者，可以反目相向，过去笑容可掬者，转眼冷若冰霜。任何人都不能信任，任何人，哪怕你的至亲好友，都可能通过告发你，挣得一点自保的本钱。夫妻、父子互相出卖都不新鲜，更何况朋友!苏联肃反，有专政机关，有秘密警察，中国的运动，基本上用不着这些专门机构。警察出面，往往是在运动收尾的时候，真正的秘密警察，也许就睡在你的身边，他们不拿工资，没有经过训练，甚至没有接受指令，人人自觉地卖出自己的亲人朋友，还往往以为是为了一个崇高的事业。

运动就是一个剧场，一个可以活生生上演杀人、伤人、逼死人命的剧场。所有人都在剧场里尽心尽力地演出，这一场扮演整人的，没准下一场就变成了被人整的。剧场里不分生旦净丑，各种角色，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百分之九十五的好人，一种是百分之五的坏人，任何人都不知道那百分之五会不会落在自己头上，为了争取让自己被归在那百分之九十五里，都得拼命地表现，只要那百分之五的角色显露出来，就同声讨伐，越是站在边缘上的人物，表演得就越是积极或者说激烈，背后的告密，也越是动作频频。

运动是个绞肉机，这个机器的动力，居然有部分来自于被绞的肉，那些被整的人。即使是被投入到机器之中，还会有一个声音告诉你，努力表现，你可以爬出来，变成那百分之九十五。于是，背上打了红字的人，就拼命地爬，拼命地劳作，百倍的努力，万倍的辛劳，同时也拼命地检举揭发告发同类，用自己的政治觉悟和果敢的行动，向机器的操作者表明，自己其实跟被绞的肉不是一类人，原不该经受这样的磨难。

这样的运动之所以能够发生，关键在于运动的设计和发动者，占据了绝对的道德制高点。所有的运动，都是以人民和人民事业的名义进行的，绝大多数被整的人，也认可整人者的这种名义。在这至高无上的名义下，无论干的事多么荒唐，被整者有多大的冤屈，至多敢抱怨一下具体的政策偏差或者整人者的素质，决不敢怀疑运动本身。当年可以在国民党军警面前拍案而起者，不畏杀头，不畏强暴，但进入运动场景，就只能束手就擒。只要被整，无论看上去有多大的冤屈，环顾四周，都是横眉冷对，同仇敌忾，所有人，包括你的亲戚朋友，都认为就是你有罪，群众的声音，印证了整人者代表人民事业的神话。极个别清醒者的呼声和被整者的呻吟，都很快被湮没在人民群众被动员起来的汪洋大海里，连个泡沫都不起。

当然，这样的运动，还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条件。全能主义的国家政权，扫荡到了社会每一个角落，把每个人都组织到国家控制系统之中，连没有工作的大妈都有组织管着——街道居委会，没有户口，粮食关系，组织关系，寸步难行，即使有钱，也得饿死。不合作，不屈服，则无所逃于天地之间，除非躲进荒无人烟的大山里，做白毛女。整体物质匮乏的条件下，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使得每个城里人，都万分珍惜自己的城市户口，只要有人威胁将你下放，不再管饭，就跟判了死刑差不多。如果真的判了刑，变成人民的敌人，那么，就等于死了一样，即使活着，也是行尸走肉。

这是一种别样的恐怖，深入骨髓的恐怖，挟带着道德正义的恐怖。运动中，没有人敢不积极，不积极意味着自己兴许就会挨整；运动中，也没有人敢抵抗，如果不投降，那么自己粉身碎骨也就罢了，你的家人怎么办?运动从来都伴随着一连串的株连，那些挨整的人，就像得了恶性传染病，沾边就会遭殃，自己的亲朋好友，最好的自保方式，是赶紧跟这种人划清界线。

吊诡的是，从历次运动的实践来看，那些出于各种原因，无论是公开的揭发、还是背后的告密的人，只要是被整者的亲朋好友，并没有因他们的被动揭发或者积极揭发，私下的小报告，最终逃脱挨整的命运，反革命的妻子揭发反革命，无论怎样彻底，把床头话都贡献给了组织，还是反革命臭老婆，右派的朋友揭发右派，最终也是右派，身为右派或者反革命的人，检举身边的人，照样不能让自己脱罪。甚至组织有意安排的眼线，下场也并不好。但是，这样的揭发告密，却并不因此而减少，只要运动一来，大家就按照过去的模子走。显然，这些人其实没有其它的选择，尽管一次次的热脸贴在冷屁股上，但是只要存在一丝希望，一丝自我脱罪的希望，这些人就还会这样做。

在运动中，不是没有清醒者，也不是没有品德高尚的人，这样的人，值得我们百倍地敬仰。但是，每个人都有弱点，即使品德高尚之辈，在人民事业，国家利益的面前，都是可能被说服的。即使每个人告密揭发别人的动机不高尚，也不纯洁，纯粹就是为了自保，其实也不是不可以理解，毕竟，他们摊上的是一个人类前所未有的陷阱，触及灵魂的政治运动。

文人也是人，而且是比普通人更敏感、更脆弱的人，也是被历次运动重点关照的人，他们中的告密者，互相撕咬者，甚至可能比普通人更多。这些人活到今天，人性已经复苏，回首往事，肯定会比普通人更加羞愧，羞愧到无法正视自己，既然无法正视，自然必须选择逃避，忘却，否则，怎么可能有勇气再活下去?我相信，这些告密者，无论在今天看来多么无耻，但是如果没有这些运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无论如何都走不到那一步的，其实，我们这些没有做过同类事的人，审视一下自己，在当时的认识水平下，如果我们也给抛到那个可怕的剧场，那个绞肉机里，我们能不能保持气节?我只能说，我不知道。

当年活下来的曾经的告密者，都垂垂老矣，剩余的岁月不多，当年的疮疤，留在被害者身上，也留在了他们心上。更严重的问题是，在特殊的岁月里，这样的告密，揭发，几乎无处不在，几乎所有吃国家饭的人，都会面临对组织交代自己以及其他人问题的尴尬，如果全部追究起来，这个世界将会怎样?柏林墙倒塌之后，类似的事情，已经在当年的东德出现过，毕竟，那是一个特殊政治场景造成的疮疤，这个疮疤，至少在目前，揭不得。

道理很简单，在一个无法自由言说的时代，一个档案不公开的时代，信息不完全，只凭着透露出来的部分档案或者传言，就互相揭底，根本无法有充分的讨论和对真相的追究，最后只能是当年的受害者或者家人互相火并，在个人道德上纠缠，从而忽略了对体制和运动本身的批判。

(责任编辑　萧徐)

2009年第6期　无须掩饰的败笔·肖　获

素所景仰的文化老人黄苗子、冯亦代等先生，经章怡和《谁把聂绀弩送进监狱》、李辉《写好一个‘人’字》等文章对其当年在运动中卧底告密等往事的梳理和曝光，令人愕然、痛惜、责备……比见到一个坏人做坏事，还要百感交集。众说纷纭中有一种看法是：“那段历史就像一部绞肉机，有多少人能问心无愧?”似乎是善恶难分、一团乱麻。好在那段历史，银发一族很多人都“欣逢其盛”，个中款曲并非“不知有汉，遑论魏晋”。那么，难道当时就只剩下“告密自救”这一条路了吗?

1968年夏文革高潮时，我因在五七年鸣放中由于发言“监督执政者是报纸天职”，被定为“鼓吹资产阶级新闻路线”，已被流放十年，忽有两位彪形大汉从市里去劳改农场，拍着桌子要我提供当年曾在《天津青年报》主持整我的王仁(当时天津团市委副书记)和谢国祥(当时报社一把手)两人的罪行。在长达一小时的“提审”中，来客高声定调：“你立功赎罪的机会到了，对那两个‘王八蛋’要彻底揭发!”忽而娓娓诱导、忽而怒目逼供，几近施以老拳，但我始终不置一词。做人是要有底线的。捕风捉影、陷入不义素为我所痛恨，我怎能又胡编八造、施之于人呢?对此我甘居“沉默的大多数”。那二位斗士乘兴而来、扫兴而归。在这方面胜我者多多。黑云压城如文革，在通过决议要开除刘少奇的会议上，就有陈少敏伏案装睡硬是不举手，宁可为此付出重大牺牲。无限“扩大化”如反右，《人民日报》女记者刘衡对右帽横飞抱不平仗义执言，宁可为此陷入深渊，直至被威胁要活埋她，她高昂头颅。至于张志新、林昭宁死不屈、宁折不弯，绝不把自己的生存植根于他人的血泊中，更为众所周知。以我曾和数百名老右昼夜同处大熔炉20余年所体会，处于当时左的高压下，可有仗义执言、沉默不语、出卖他人三条路，绝非仅剩下一条加害他人又自我作践的独木桥。

黄苗子等几位明慧胜我万倍的文化名人，无论是出于什么动机，在运动中竟然选择以出卖他人来减轻自己处境的路子，都不能不说是一种人生败笔。这几位老先生文学成就斐然，我给以足够的尊重。但，如果像有人所说的，对其不义之举应以“大智慧、大慈悲”予以理解，那就太矫情了吧?邵燕祥先生曾以《人生败笔》为名出书袒露当年被打成右派时期的“自我检查”，真实地展现出在权力打压下痛苦挣扎的灵魂，以警后世，这是一种勇敢与豁达。败笔就是败笔，没有什么可掩饰、可冲淡的。邵燕祥的自我袒露，与那种卧底告密之举，或可均称“败笔”，其品格则有天壤之别。

但，黄苗子等人的败笔，透视其背后纵深，仅仅是其个人的品格问题吗?那几位学富五车且素来正派的文化老人，个人难辞其咎，但也足以见证当年的斗斗斗那无所不用其极的高压，其压榨和扭曲心灵的力度是何等令人不寒而栗。他们在加害他人之后就安之若素了吗?未必。1979年我在被改正回报社之后，听到一个令我震撼的故事。22年前反右斗争如火如荼之际，《天津青年报》一个开始沉默、后来被“动员”发言对我开火的人，后来竟抑郁而死。去世前他把心事哽咽诉诸一位自己信任的人：“解放前我在南开中学初中读书时，亲眼看到地下党员、担任学生会主席的肖荻，在反蒋学运中很积极很活跃，那时我就崇拜他。反右时报社一把手非叫我对他进行揭批。白天我勉强发了言，夜里我蒙着被子痛哭不已，我对不起良心!”他还说：“自那以后我就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后来我被调出到一个中学工作，才知道那位一把手在我档案里照样给我签署了恶评……”，歉疚、自责、失落，使他患上忧郁症，常年辗转反侧彻夜失眠，终于英年早逝。听他倾述的老同事胡世先同志一五一十告知我时，我不禁潸然泪下。好人，竞落这么个结果。这就是当年“运动文化”的真滋味，它使人心灵异化、行为变形，留下难以泯灭的自责和创伤，直至弥留都不能解脱。显然，其愧疚、无奈和沉痛，一似三年灾害中河南信阳饿极了的妈妈煮食孩子的尸体，是不会有咀嚼的愉快的。这不是当时一个零星个案，而是一代人漫长的心路历程，冯亦代到92岁时终于在《悔余日录》里以极大勇气吐出了梦魂缭绕几十年的心中块垒，杜高在李辉整理《一纸苍凉——杜高档案原始文本》时，他流着泪看完当年那些互相揭发、揭秘的材料，断然同意出版问世。如鲠在喉，一吐为快。我想象，明智如黄苗子到阴间见了聂绀弩，怕也是伏地请罪吧?有什么比心债更让人难受的呢?中国文人向来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为圭臬，以耿介、狂狷、高洁为追求。屈原的孤高、介之推的冷峻、比干的决绝、董宣的强项、董狐的史笔、鲁迅的犀利……戏曲《赵氏孤儿》中程婴的舍子舍命、《秦香莲》里韩琦的仗义自裁……正是这些代代相传、义薄云天的精神，构成了在举世所有文化中最具延续性的中华文化，并深深渗入中国人的脊梁骨。无论是五千年来的义薄云天、筚路蓝缕，还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绝地反击、誓死拼搏，靠的就是这些民族精神。当年一次次左的高压，其破坏性固然表现在“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尤为阴鸷的是各种“横扫”、“砸碎”、“批倒批臭”、“踏上一只脚”，彻底摧毁了道义和崇高。一个文人从心地高洁、志在千里一变而为无棱角、无骨气和良知泯灭，其窝囊和苦涩不亚于肉体的自杀。而“缺乏道德血液”这一远比GDP多寡还要致命的民族大患，也就在那时“打成”了!

1999年人民日报社老干局组织云南游，在丽江途中王若水先生曾和我谈到异化的问题，他说：“眼下一些官员本应是人民的公仆，但他由于脱离了社会脱离了人民、凌驾于群众之上，变成了人民的老爷，这不就是异化吗?文革中许多人被打成牛鬼蛇神，有些人疯狂迫害他人，实际变成了狼，而领袖则被神化。这三种情况都是人性的异化：异化成鬼、异化成兽、异化成神。我提出人道主义和异化的问题就是要恢复人的本性，要提倡人道主义，反对兽道主义和神道主义。”醍醐灌顶!其实，如今某些官员的“异化为人民的老爷”及其种种无行，与文革中在疯狂打压下把人性异化为鬼、兽、神，全然是一脉相通的。当年运动中那些道义的积欠、是非的混淆和决策者、执行者、操作者上下交错的各种缺乏梳理和清理的道义“沉淀物”，并不会自动消灭得无影无踪。它会不断地发酵，并不断衍生出种种潜规则、腐败链等诸多新变种，猖獗地迫使社会付出天文数字般的代价。是的，由于中华民族顽强的生命力，我们仍不乏见义勇为、愤世嫉俗、可歌可泣的英雄。但，道义不彰的旧溃疡与钱权交易的新病毒合流，形形色色人欲横流、道德沦落的泛滥，如今已达到千奇百怪、骇人听闻的程度。陈良宇官至政治局委员还去搞腐败，程维高权至省委书记竟将反腐义士劳教，六旬劳模田文华靠毒奶害人发财、最近习水一些官员和教师竟堕落到奸污幼女……呜呼!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没有精神、没有追求、没有崇高，即便是富了，只能是贪婪无餍的四是经济动物，只会制造爆炸性的穷富差距。振兴中华，也要振兴道德，跛足走不了万里长征。此中死结在哪里?当其事者心知肚明。不能都像黄苗子、冯亦代有关事件这样时隔半个世纪后才以偶然形式被钩沉、被化解，那付出的代价和利息就太大啦!

化解这些剪不断、理还乱的道义“沉淀物”复杂吗?权衡利弊，事在人为。

(作者系《人民日报》高级记者)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9年第6期　共运史上党报批评党领导机构的争论·靖　鸣

党报批评“同级党委”(党的领导机构)问题，实际上是党报与党的关系的处理问题。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我国几代党的领导人在理论与实践中都进行过认真的探索和总结。它涉及到党的自身建设、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各项事业能否健康顺利发展的大问题，但是这个问题160多年来国际共运实践始终都未能很好解决，其争论和斗争始终没有停息过。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巨变固然有许多因素起催化作用，然而一个必须承认的事实是，它们普遍存在没有处理好党报(媒体)与执政党的关系问题，违背马克思主义新闻舆论监督的原理，剥夺人民群众和媒体对党和政府批评和监督的权利，导致其形成不被监督的特殊阶层，腐败加剧，最终丧失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我国党报(媒体)与党的关系的问题也始终未能很好解决。对国际共运史上党报批评同级党委(党的领导机构)问题的理论与实践及其争论作一粗浅描述和分析，希望能引起人们对处理其关系问题的思考。

马克思恩格斯倡导党报开展批评的理论与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报刊应当在履行社会监督职责方面表现出大公无私，毫无顾忌，因为“在这里，没有对地位、利益的任何顾忌，没有乞求上司庇护的念头”。他们主持的《新莱茵报》在这方面做出了榜样，对敌人，该报的揭露毫不留情；对中间派、同盟者和工人运动中的各种缺陷，报纸的揭露同样毫不留情。马克思主编的世界上第一份无产阶级报纸《新莱茵报》是以“民主派机关报”的副标题出版的，然而恩格斯指出：“我们认为在德国民主党成份极端复杂的情况下，对民主党人进行最严格的监督，正是绝对必要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及无产阶级政党的机关报应有自己的鲜明特色时，既强调党报在组织上必须接受党组织的监督，也强调党报对党的领导的监督，批评他们的缺点和错误。马克思主义舆论监督观认为，批评和监督无产阶级党组织和领导机关的错误也是党报的权利。

马克思恩格斯对报刊批评也不是随心所欲、无所限制的，根据自己多年党报工作的经验，他们对党报如何正确履行监督批评的使命，提出了下列原则：

首先，党报开展监督和批评，要公正和坦率。恩格斯直到晚年还一再表示，如果党的领导机关与领导人做了对党有严重危险的事情，党报就应该对之进行批评，他本人将“坚决站在编辑部这边”。他还指出，为了党本身的利益，这种利用报刊对党的机构和党的官吏的监督应该是经常性的，批评必然是最坦率的。

其次，党报批评不能违背道德、党的纲领和党的既定策略。对不直接从属于党执行委员会和党代表大会的党的刊物，他们批评的范围可以更大一些。恩格斯认为，这种形式上独立的党的刊物，“在纲领和既定策略的范围内可以自由地反对党的某些步骤，并在不违反党的道德的范围内自由批评纲领和策略。”

第三，党报批评要注意不使敌人获得“窥视内幕”的机会。

第四，党报进行批评还要注意把个别领导人的错误和整个党的错误区别开。把责任分清。恩格斯认为，党的官吏可能犯这种那种错误，但整个工人政党却在前进。对官吏的监督和批评，不应影响对整个运动和整个党的机构的看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利用党报党刊对党的领导人进行公开监督和公开批评，基于以下三点考虑：其一，当时党已经有力量经受公开批评的打击，已经坚强到足以用自己的力量通过批评纠正自己的错误。恩格斯举例说，党的领导人在航运津贴案问题上表现出来的俯首听命的庸俗作风，党是用自己的力量借助批评纠正的。其二，群众有能力开展批评并使这种批评收到良好的效果。当《社会民主党人报》由于批评党的领导人错误而陷入困境时，恩格斯建议编辑请群众出来讲话，让“党内同志根据惯用的‘自由发表意见’的原则去进行批评”。到那时候，“愤怒的风暴”就会从四面八方掀起，而这些领袖们就会“真正大出其丑”。其三，对党的领导机关和领袖人物进行民主监督，是党的报刊的使命，也是包括党报工作者在内的每个党员的民主权利。恩格斯特别强调，在党内，没人可以超乎批评之上。

恩格斯认为党报对党的领导成员应有监督的作用，甚至有责任让党员群众有机会在报纸上表示党团无权阻止做什么事情。

鉴于当时德国党的领导人在党内批评问题上主要倾向是反对甚至压制党内同志对他们进行批评，恩格斯在这一时期谈及党内批评问题的言论中，有不少是分析党的领导者为什么是可以被批评的。恩格斯认为，党的领导人不是凌驾于全党之上、主宰党的命运的主人，而是受全党委托、担负某些重要职务的仆人。因此，他们的工作理应受到全党的监督。恩格斯在1891年2月写给考茨基的信中说：“要使人们不要再总是过分客气地对待党内的官吏——自己的仆人，不要再总是把他们当作完善无缺的官僚，百依百顺地服从他们，而不进行批评。”

恩格斯曾经说过：“工人运动的基础是最尖锐地批评现存社会。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想要禁止争论呢?”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政党是靠批评(包括自我批评)来维持生命力的。因为只有通过批评才能克服各种错误思想，纠正自己活动中可能出现的失误，以便学会更好的工作。对党来说，这样做“要比任何无批判的恭维更有益处。”

而对于那些影响到党的纲领、路线的重大的政治上、理论上的错误，对于那些“对党有严重危险的事情”，马克思、恩格斯则认为，只要条件允许，就必须在报刊上公开批评。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党报的批评实践

马克思恩格斯既是运用党报批评同级党委(党的领导机构)的积极的理论先驱和倡导者，也是热情的身体力行的探索者和实践者，并勇于与反对者进行斗争。《新莱茵报》创刊后第二天，马克思就在该报上发表文章，批评“民主派过分陶醉于最初的胜利”，因而在当时进行的革命中“遭到了失败”。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议会党团曾经行使党的执行委员会权力，它是不情愿接受甚至压制党报对其批评的。议会党团压制党的报刊对它进行批评的突出例子，就是所谓的“凯泽尔事件”。1879年5月17日，社会民主党议员麦·凯泽尔经党团准许在国会发表了为俾斯麦政府提出的保护关税法案辩护的演说。由于这是一个有利于大资产阶级和贵族阶级而有害于广大人民利益的法案，马克思称凯泽尔的辩护演说是“可耻演说”。为此，希尔施在《灯笼》周刊上发表文章批评麦·凯泽尔违反党的纪律。可是党团不但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指摘希尔施在报刊上批评党团成员是违反党的纪律，要对希尔施实行检查。

党团这种压制批评的行径，引起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关注。为了维护党的报刊开展党内批评的正当权利，马克思、恩格斯在“通告信”中陈述了对这一事件的看法。指出：党团压制希尔施对凯泽尔的行为的批评是极其错误的，是违背党的原则的。

1884年底，俾斯麦从活跃德国殖民政策的利益出发，要求国会批准对轮船公司的年度津贴。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多数迫使党团决议准备投票赞成航运津贴。《社会民主党人报》谴责党团中的这一机会主义立场。党团声明报纸无权批评它的活动。党团对党报是否有权批评党的领导机关提出异议。这个声明公布以后，报纸编辑部收到各地党员寄来的大量信件和各地方组织的决议，抗议党团的错误立场和对该报的攻讦。“甚至在党团的多数用一道现在连它自己也觉得不能理解的命令禁止该报采取这个方针以后，还是坚持自己这样做的权利。斗争继续了整整一个月，在这段时间内编辑部得到了德国国内外的党员同志们的有力支持。”党团多数被迫让步，1885年4月23日与报纸编辑部发表联合声明，指出：任何限制批评的企图都意味着破坏党的原则和动摇党的基础。在尖锐批评的影响下，党团多数提出以帝国国会接受一些建议作为投票赞成政府提案的条件。只是在国会拒绝了这些建议以后，党团全体成员才投票反对这项提案。联合声明特别指出，任何限制批评的企图都意味着破坏党的原则和动摇党的基础。

马克思著名的批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及其领导人的《哥达纲领批判》，就是发表在该党的党刊《新时代》上的。注幅这一著作的公开发表，使得包括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在内的党的执行委员会大为不满，他们企图强令这一期《新时代》杂志全部停售，并警告它：今后不准再出现类似的情况。恩格斯对党的领导机构的这种错误态度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指出，决不应当把党的报刊“置于一个由社会民主党的机关自己炮制和实施的新的反社会党人法之下”(按：“反社会党人法”已于1890年10月1日废止)。他在给倍倍尔的一封信中说：“你们曾企图强制阻止这篇文章发表，并向《新时代》提出警告：如再发生类似情况，可能就得把《新时代》移交给党的最高权力机关管理并进行检查，从那时起，由党掌握你们全部刊物的措施，不由地使我感到离奇。既然你们在自己队伍中实施反社会党人法，那你们和普特卡默(1881-1888年任俾斯麦政府内务大臣——引者注)有什么区别呢?……执行委员会和你本人对《新时代》以及所有出版物保持着并且应该保持相当大的道义上的影响，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你们也应该而且可以以此为满足。”

恩格斯在这里明白表示，他反对党的领导机构用强制的行政手段对待党的报刊：党的领导机构应该对党的报刊保持道义上，也就是思想上、政治上的影响，而不应该在党内“实施反社会党人法”，在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群众性的大党，并且能够合法地进行活动的条件下更应该如此。

通过以上论述可见，当时德国党的党报对党的领导机构和领导人的批评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也是经过激烈的党内斗争的。从后来的共运史看，这个问题具有共性，表现出东西方共产党中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的害怕、抵制新闻批评的特征，当然非共产党人中也存在同样问题，这也是人类共同的特性。所以说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很好的法律形式加以确定和解决，永远都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

而我国有的学者就恩格斯晚年对于德国党和党的报刊关系的论述，认为“是在他指导德国党的刊物批评德国党中央的领导人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时作出的；是针对德国党中央的情况和德国党报刊的状况提出的；是特定情况下的历史产物。其中虽有反映党的报刊工作的一般规律，以及反映党和党的报刊关系普遍性的东西，但是确有一些结论带有明显的特殊性和局限性。认为当时世界革命运动重心所在的德国党是在野党，恩格斯的论点‘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和党报面临的新情况，是值得仔细考虑的。’恩格斯当时是国际共运不容争辩的领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他不属于哪一个党，不担任哪个党的领导职务，也没有直接掌握的报刊。他同德国党有特殊的关系。德国党刊《新时代》同德国党中央关于是否刊登《哥达纲领批判》一文的争论，是在恩格斯亲自指导和强有力支持下进行、并且取得胜利的。如果没有恩格斯这样具有崇高威望的‘国际裁判’，《新时代》能在争论上获胜吗?德国党中央能容忍《新时代》的批评吗?现在国际共运中，根本不存在恩格斯这样的权威。”

笔者不以为然。恩格斯强调尊重党的报刊的独立性和自主权虽然针对的是党刊《新时代》，但是不能将其看成是一个个案，否则我们就不能全面客观的分析和理解马克思主义。试想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章有哪一篇不是就具有典型意义的具体问题推而论之进行的分析和论述呢?“德国党是在野党”，既然处在无执政资源的在野党的地位的党都能够开展对党的领导机构的批评，理由是“当时党已经有力量经受公开批评的打击，已经坚强到足以用自己的力量通过批评纠正自己的错误”，那么，一个建党八十多年、建国六十年，拥有数百万人民军队和七千万党员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还“面临”什么“新情况”，惧怕其党报(媒体)对自己进行批评?另外，没有“恩格斯这样的权威”就是不开展或拒绝舆论监督的理由吗?我们党的几代领导人在党内外难道没有“恩格斯这样的权威”吗?假如当时《新时代》的争论没有获胜，能反证党报党刊批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及其领导人”是错误的吗?试想：恩格斯如果在世，他又如何评论这一高见?

列宁等人关于党报批评党的领导人和领导机构的思想与理论

我们知道，20世纪初，列宁根据党和党的报刊工作的新情况，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党性原则，认为新闻事业应当成为党领导的“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报纸应当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党的一切报刊必须无条件地接受党的组织上的领导和监督。

但是列宁在如上原则下，又提出具有创造性地运用党报批评同级党委(党的领导机构、领导人)的理论，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舆论监督思想。

列宁一向把利用报刊开展不同意见的讨论，把言论自由和批评自由看成是实行党内民主的重要手段，并把它们作为形成和制定党的路线、方针和策略，巩固党的团结和增强党的统一的重要手段之一。列宁认为，工人政党内部存在不同意见和不同意见之间的争论是一种正常现象，党的报刊没有任何回避、粉饰的必要。相反，应当为言论自由和批评自由提供保证，应当积极创造条件，允许发表各种不同意见、观点的文章，以便帮助人们清楚地认识所争论问题的实质和意义，以便尽快地使全党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获得统一。由此表明，在列宁看来，党内正常的争论和批评与党对报纸的绝对领导不是对立的，不影响报纸的指导、组织等作用的发挥。只要在党纲的原则范围内，批评是完全可以自由进行的。

列宁十分支持在报刊上展开不同意见的争论和批评。1900年，作为《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主要编委列宁，曾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要使我们的机关刊物成为观点不相同的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讨论一切问题的机关刊物。我们不但不反对同志们在我们的机关刊物上进行论战，相反地，我们还打算用很大的篇幅来展开论战。”“我们甚至认为，对显然分歧的观点不作公开的论战，竭力把涉及重大问题的意见分歧掩盖起来，这正是当前运动中的一个缺陷。”为了克服这一缺陷，不仅要求党的机关报向党内各种不同的意见敞开大门，而且还应该保证党员们自由批评党的中央机关的权利。1904年列宁在致《火星报》的信中指出：“必须给全体党员以尽可能充分的自由来批评和责难中央机关；如果这些责难不会带来抵制，不会拒绝有效的工作和停付资金，中央委员会不认为这些责难是可怕的。”

1906年5月24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市莫斯科区300多名党员开会，讨论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四大的总结时，就是不是容许在报刊和群众集会上批评四大的决定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孟什维克竭力限制围绕代表大会的决定开展思想斗争，认为只有在党的会议上批评才是允许的，并根据这个精神提出了决议案。列宁对孟什维克的决议提出了修正。列宁认为，社会民主党的一切决定不仅应当在党的会议上，而且应当在党的报刊和群众集会上进行讨论。经列宁修改的决议案获得大会通过(仅39票反对)，次日刊登在《浪潮报》第15号上，孟什维克竭力反对列宁的意见，于是便通过中央委员会针对列宁的修改意见起草了一项决议，对讨论自由、批评自由和行为一致做出了具体规定。列宁认为这些规定极端错误地理解了党内讨论自由、批评自由和行动一致的关系，立即写了《批评自由和行动一致》一文，发表在《浪潮报》第22号。文章指出：“在党纲的原则范围内，批评是完全可以自由进行的……禁止这种批评或这种‘宣传鼓动’(因为批评和鼓动是不能分割开的)是不可能的。”为此，他严肃地批评了“中央委员会对批评自由的规定是不正确的，规定得太狭窄了；对行动一致的规定是不正确的，规定得太阔了。”列宁认为当时的“中央委员会的最大错误就是，它没有经过党的刊物和党组织事先的任何讨论”，就决定和公布了重大问题的决议。“事先的讨论本来是可以帮助它避免犯我们指出的这种错误的。”与此同时，列宁又在《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这本小册子中指出：“如果我们真正决定在我们党内严肃认真地贯彻民主集中制，如果我们决定吸引工人群众自觉地解决党的问题，那就应该在报刊、集会、小组和团体中进行这样的讨论。”

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回忆列宁支持报纸批评时说过，在列宁看来，社会主义是群众性的创作，群众自己应当监督一切，群众的监督有时失败，有时做得不完备，但这都不能成为拒绝群众进行监督，特别是利用报刊公开进行舆论监督的理由。党政领导机关的不良现象时常逃脱工农检查员的耳目，却难以逃脱工农通讯员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耳目，因此一定应当使报纸杂志对党政机关实行舆论监督这种可贵的精神发扬光大。

列宁在《批评自由和行动一致》一文中说：“在党纲的原则范围内，批评是完全可以自由进行的，不仅可以在党的会议上，而且可以在广泛的集会上自由进行。禁止这种批评或这种‘宣传鼓动’(因为批评和鼓动是不能分割开的)是不可能的。党的政治行动必须一致。不论在广泛的集会上，不论在党的会议上或者在党的报刊上，发出任何破坏已经确定的行动的一致的‘号召’都是不能容许的。”

十月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政党从此成为一个国家的执政党。作为执政党如何对待自己的报纸对自己的批评?列宁一再强调对党和政府进行舆论监督的重要作用。列宁精辟地阐明了党内舆论监督和运用党报批评同级党委(党的领导机构)思想，并积极实践，热情支持党报在维护党的行动一致基础上对同级党委(党的领导机构)进行批评。

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天，列宁在全俄工农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郑重声明：“我们愿意让政府时时受到本国舆论的监督。”同一天，列宁签署出版法令，这个法令指出：“一旦新制度确立起来，对报刊的各种行政干预就必须停止，而将依照最开明与最进步的法律，并在对法庭负责的范围内对出版实行充分的自由。”以后，他曾多次提出党政机关报应当“公开揭露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切毛病，从而呼吁劳动者的舆论来根治这些毛病。”同时列宁积极为人民群众利用报刊进行舆论监督创造条件，支持人民群众这种积极性的发挥，并以法令条文的形式保障人民群众的这种积极性不致因行政干预而受到挫折。1918年列宁主持通过的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报刊工作的决议还明确规定：“揭露、批评苏维埃机关和党组织及其负责人的缺点、错误甚至罪行，是党和苏维埃报刊的最重要任务之一”。

列宁进一步主张，不论是对党的理论、党的路线或者是发现党在实践方面有错误而展开讨论和批评，只要不是瞒着党组织交给在某种“纲领”的基础上形成的小集团去讨论和批评，而且在党的报刊和党的组织之内进行必要的有益的讨论，党不但不应予以制止，而且应提供保证，创造各种方便条件，让他们有机会发表文章，出版专集。

在布尔什维克内部，列宁始终主张舆论监督权的存在，并且认为少数人有权捍卫和阐述自己的观点。他在论及党内行动一致和舆论监督时写道：舆论监督当然不应当破坏无产阶级的一致行动，“但是，最广泛地、自由地讨论和指责我们认为有害的措施、决定和倾向，这不是行动一致的范围以内的事情。只有进行这样的讨论，通过决议和提出抗议，才能形成我党的真正舆论。”

马克思主义者、革命家、报刊活动家卢森堡指出：“如果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不实行最充分的民主，不发动群众通过报刊等渠道对领导层实行舆论监督，那么，政权将会得而复失，资产阶级定然卷土重来。”她最警惕、最害怕的，是批评社会公仆的自由遭到压制，她一再呼吁：必须保证公众的监督，保证出版自由。她明确指出，民主监督是社会主义条件下防止国家机关向官僚制蜕化的唯一保证，唯一可行的途径。她在《论俄国革命》中描绘的这一压制民主所出现的社会图景，并非耸人听闻。她描绘的这一图景成了斯大林在苏联执行肃反扩大化后出现的万马齐喑的情况的预言。

列宁倡导并支持党报批评党的领导机构

在运用党报批评同级党委(党的领导机构、领导人)的问题上，列宁是一位积极的实践者，当有人因此遭到压制打击时，列宁是一位坚定而又热情的支持者。媒体是有权利和义务对上级党和政府的领导机关进行批评和监督的，不能把媒体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权利从公民的舆论监督中分离出来，剥夺媒体及其工作人员对各种权力的监督。列宁在世时，一直支持被领导的报纸批评行政领导机构和党委会。

《经济生活报》起初曾是苏维埃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机关报，它在党的原则指导下可以独立地、客观地对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行使其舆论监督的权利，为此常常引起经济委员会的斥责。经济委员会负责人雷科夫曾企图剥夺《经济生活报》的舆论监督权。后来事情发展到了严重冲突的地步。于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召开会议，以《经济生活报》点名批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为借口，决定向中央要求“撤销”主编克鲁敏的职务。

克鲁敏向俄共(布)中央组织局作出报告，要求中央检查《经济生活报》的“路线”是否符合党的路线。在列宁的领导下，中央肯定了《经济生活报》的工作，不同意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撤销克鲁敏的职务，并且支持《经济生活报》继续与政府机关中存在着的官僚主义等错误进行斗争，行使报纸代表人民在党的路线指导下对政府机关的监督权。

正像政府的机关报可以行使对政府机关的监督权一样，党的机关报按照党的精神行使对党的领导机关的监督权也是无可指责的，这和党的机关报应当服从党的领导并行不悖。列宁领导俄共(布)十大制定的《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决议第七节“工人民主制和党内生活”指出：“使党的舆论对领导机关的工作进行经常的监督”是活跃党内生活“必须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

在列宁的倡导和支持下，《真理报》、《贫农报》和《经济生活报》都曾认真行使了对党和苏维埃政府的监督权。党和政府根据报纸上的批评意见曾对某些不合理的方针、政策作了必要的调整，并不断地改进工作作风。由于《贫农报》经常发表来自农民对党和政府进行监督和批评的来信，为此列宁曾亲切地把《贫农报》称为“农民气压报”。1920年底到1921年初，国内战争刚结束，农民在战争中付出的牺牲使贫困达到了极点，惊慌和动荡笼罩着农民群众，对共产主义时期所实行的余粮收集制从怀疑转为不满。他们认为国内战争已经结束，余粮收集制应该停止执行。《贫农报》作为农民群众的代言人以及出于对党、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爱护，行使报纸应有的舆论监督权，连续发表了许多农民对继续执行余粮收集制的诉苦信和抗议信。列宁得知后，认为《贫农报》这样做有利于党和政府改变已过时的政策，于是要求《贫农报》主编卡尔宾斯基就农民来信批评党和苏维埃政府、批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一事，提出详细的书面报告，同时附上农民来信的摘要。卡尔宾斯基挑选了五十封农民来信，并根据农民来信写成报告一并交给列宁，同时继续在《贫农报》上登载有代表性的农民来信。

苏联斯大林执政时期确立“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的新闻批评原则

列宁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初，签署政令剥夺敌对报刊的出版自由。1920年内战结束后，列宁则认为，确立新的政治秩序的时机已经来临，并着手逐步恢复新闻自由。具体做法有：(1)允许一部分非党报刊存在。(2)主张党内分歧应在党报上公开讨论。(3)提出达到一定人数的公民团体可以享受政府给予的出版物质条件。(4)鼓励报刊发挥舆论监督作用。但是，斯大林在后来的社会主义进程中，抽去了时间和空间的条件，把列宁在夺取政权前和夺取政权之初的某些新闻观点和实践加以绝对化、模式化，使之成为苏联乃至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新闻制度，形成了一种很不利于表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极权制新闻传播模式。这种模式主张报纸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起组织作用，损害了新闻与社会主义法治的关系，它否定普遍自由的形式，否定人民中的各部分成员直接行使自由权利，使新闻成为单纯的政治工具，导致新闻媒介的社会舆论功能的蜕化。

这种所谓的“苏联模式”连同斯大林在其它领域推行的专断政策，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设想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是格格不入的。在1925年联共(布)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谈到有人主张党的报刊应该允许不同意见时强调：“在我们看来，党的利益高于形式上的民主。”但在他看来，允许不同意见的发表只是“形式上的民主”，而他所代表的“党的利益”是注定要凌驾于这种民主之上的。正是在这种专横集权的指导思想之下，他把此后对党的政策持有不同意见的人接二连三地扣上了反党分子的帽子，或开除出党，或驱逐出境，或肉体消灭，在他把持的新闻媒介上当然也只剩下了他的“真理”。从20年代后期起，苏联新闻媒介秉承斯大林为首的领导层的旨意，大张旗鼓地开展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指名道姓，无限上纲，批判的对象波及整个文化界、知识界，以后又发展为肃反扩大化，使大批知识分子和各级干部遭到逮捕、监禁和杀害，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苏联新闻媒介从背离反映民意的神圣职责起，发展为官僚集权统治的驯服工具，这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异化、社会主义新闻媒介的异化。这种异化现象不仅存在于斯大林时期，而且延续于后斯大林时期，这就更加令人痛惜、促人深思。

关于“党报能否批评同级党委”的争论，自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已经出现，但真正作出“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原则和规定则是在斯大林执政时的苏共中央。这一规定出自一起历史事件。

1939年7月，科米省(州)委机关报《争取新北方报》的主编札(萨)多夫在该报的一篇编辑“按语”中，对于1939年7月10日公布的联共(布)科米省党委会常委委员会决议，进行批评(被认为是“粗率的错误”)，被认为是在“省报纸展开了反对省委会的论争”。为此，联共(布)中央1939年7月25日作出决议，决议全文如下：《关于(争取新北方报)主编札(萨)多夫同志》

(联共(布)中央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五日的决议)

确认为《争取新北方报》的主编札多夫同志在该报纸的编辑“按语”中，对于一九三九年七月十日公布的联共(布)科米省党委会常委委员会决议，发生了粗率的错误，在省报纸展开了反对省委会的论争。札多夫同志用《争取新北方报》反对省委会，是违反了联共(布)党章的规定，根据党章的规定，报纸应受党委会领导和监督，如果主编对省委会有不同的意见，他可根据党章向党委会提出问题，有时甚至可以向联共(布)中央提出问题，但无任何权力利用报纸来与省委会争论。

科米省委会对此事处理不当，对省委会决议一事未在编辑按语中反应出来，在省委会常务会上未讨论这个问题，亦未提交联共(布)中央。联共(布)中央决议：

(1)由于札多夫同志在编辑争论性的按语中反对省委会及省委会决议，特撤换札多夫同志的主编职务，并宣布其错误。

(2)将本决议分别通知各省委会、边区委会及各联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

自此以后，苏共中央正式确立了“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的新闻党性原则和新闻批评原则。

这一决议对苏联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曾任苏联《真理报》副总编辑的阿法纳西耶夫在苏联解体以后所写的回忆录中。谈起他曾经试图对党内的不良现象开展一些批评。他不敢触动最高领导层，只是对州委书记和部长们作过一些批评，即便如此，也是如履薄冰，处境艰难。他感慨万分地说：“如果我们一切事(指那些批评——引者注)都做得如愿以偿，那么伟大的苏联，世界上三个最伟大的强国之一，具有极大凝聚力、吸引力和影响力的三极之一。就会存在下去”，而不致于崩溃瓦解。

(责任编辑　萧徐)

2009年第6期　读者来信摘登·彭　兴

关于和陈独秀有关的“骨气”、“底气”的史实辨正

今得阅2009年4月号《炎黄春秋》载赵映林的大作《过去教授的骨气和底气》，很感兴趣，且甚获教益，然该文中所谈到的某些地方与史实有出人。辨正如下：

第一，赵文说：“教育部长朱家骅三次赠钱5000元，陈独秀一概拒之。”

据我所知，朱家骅于1940年、1941年和1942年共三次派张国焘亲去江津分别向陈独秀赠款1000元、5000元和8000元，共为14000元，而不是赵文所说的5000元；这三笔赠款，陈都一一收纳了。

另外，从1940年至1942年这三年，朱家骅并非教育部部长，而是国民党中央秘书长，那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为陈立夫。

第二，赵文说：“陈立夫曾拟助其《小学识字课本》出版，预支一万元稿费，书写出后陈立夫要他改书名，他坚决不同意，争执不下，书未出成，钱也分文未用。”

据我所知，陈独秀这本文字学大作叫《小学识字教本》，而不是《小学识字课本》。此书初稿名《识字初阶》，写于南京狱中。

说书稿的预支稿酬“钱也分文未用”，与事实不符。1940年1月30日陈致好友杨鹏升的信表明陈在当时就已“支取应用”此一预支稿酬充作了医药费。

第三，赵文说胡适于1937年9月他和蒋百里奉国民政府之命去欧美游说以求对我神圣抗日支持时，曾帮陈独秀联系一美国图书公司同意邀陈赴美写自传，但被陈辞谢。说此事发生于胡已“在美国任大使”时，则不确。胡被国府特任为驻美大使则是1938年9月17日。胡适此举是受汪孟邹先生之托。

读者　彭兴

更正

编辑同志：

2009年4月你刊发表我的《我对两个“和谐”的一点看法》一文，其中第18页右栏下面部分有“……非‘目的论’的生物进化学说，即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等书，是在宣言发表的第二年即一八四九年才发表的，……”按：此处有误，应为一八五九年。谈话时，我的书籍全打包了，记忆有误，谨此更正，并致歉意。

曾彦修

2009年5月10日

本刊今年第5期12页左栏倒数第8行第一句话应为“五四精神是‘科学与民主’。”；第56页右栏倒数第2行“广东环江”应为“广西环江”。

2009年第7期　朱德：不可替代的总司令·赵于平

自打上世纪50年代后期，多年来，某些影视片以及文艺作品，把我军的主要创始人，历史上被各界公认的“红军之父”，我军永远的总司令，共和国第一元帅——朱德，塑造成一个唯唯诺诺。平平庸庸，人云亦云，无所作为的人，一个军中的摆设，甚至连他的下级和部将都不如。这不但丑化了朱老总。而且也是对我军的贬低。因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一支英勇善战所向无敌的军队，长期以来，居然是由这样一个窝囊的统帅来指挥，那真是贻笑大方。

朱老总，从我军设立总司令一职起，直到1954年10月撤销，一以贯之，一直担任这一崇高的职务，从来没有更换过，以后也不会再有。所以我才称其为我军永远的总司令。而总政委一职，则数易其人，多次易手。为什么?很简单，因为他是造诣高深的军事指挥的行家里手，因为他是我军无可替代的驾驭战争的巨擘。

朱老总与游击战运动战

在残酷激烈的战争年代，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敌强我弱，我军作战的主要战略战术原则是采取游击战和运动战。而这一作战原则的提出者和创始人首推朱德。我这决不是标新立异，危言耸听，这是由毛主席的著作所证明了的。毛选四卷第一卷(1966年7月横排版)，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第188页，毛主席写道：“我们的战争是从1927年秋天开始的，当时根本没有经验。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是失败了，秋收起义在湘鄂赣边界地区的红军，也打了几个败仗，转移到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第二年四月，南昌起义失败后保存的部队，经过湘南也转到了井冈山。然而，从1928年5月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已经产生出来了，那就是所谓‘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很显然，这个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原则——十六字诀，是由朱老总1928年4月28日与毛主席会师后，带到井冈山上来的，所以才有“从1928年5月开始”这种情况发生。毛主席还指出，在此之前“当时根本没有经验”，说明在朱老总未到以前，他是不知道这一战略战术原则的。聂帅于1986年12月1日在纪念朱德诞辰100周年的讲话中阐明“朱德同志通过实践，摸索出了一套有效的打法，然后上升到理论，提出了有名的十六字诀，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肯定。”他的话，有力地印证了毛主席在上面的叙述，证明朱德是游击战“十六字诀”的创始人，毛主席是肯定者和应用者。此外，当年井冈山时期的老将领和老战士，也多有记述。例如杨至成、何长工、宋裕和、范树德、龚楚等。他们曾经回忆说：“朱毛会师后，原来井冈山的同志们纷纷奔走相告，说‘这下好了，来了个会打仗的’，又说‘朱军长有一个御敌的十六字诀’。”参加南昌起义，时任南昌军官教育团总务处处长的赵镕老将军，在1983年6月14日接受中央文献研究室党史工作者的访问时，他说：“你们写朱德同志的传记，有一件事提醒你们，就是关于‘十六字诀’的问题。一般都认为‘十六字诀’是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其实是朱德同志最早提出来的，他是在许多地方做过试验的。最早起源于1913年，他在滇南个旧戡乱、剿匪。”他又说：“我就曾问过他，‘十六字诀’不是您提出来的吗?怎么成了毛主席提出来的了?他说：只要对革命有利，谁提的都一样”。朱老总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与他的一贯风格一样，表现出极其博大而宽厚的伟人胸怀。

关于运动战，毛选四卷第一卷，在同一篇文章的第214页写道：“‘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运动战的通俗的解释。”也就是说，它是运动战的战略战术原则。而这一原则，是早在1925年，朱老总在苏联莫斯科郊外莫洛霍夫卡村秘密军事训练班担任学员队长和军事辅导教员时，回答教官“回到自己国内怎样打仗”的问话时就提出来的，他的原话是：“部队大有大的打法，小有小的打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这是有明文记载的。而且，这句话是地道的四川方言，是朱老总用他自己的家乡话来形象生动地表述自己的运动战战略战术思想。毛主席把它写在这里，同样也无异于告诉世人，这项著名的运动战战略战术原则，其发明权是属于朱老总的，他仅仅是接受运用并发挥。

上述史实，特别是毛主席自己的表述，白纸黑字，铁证如山。 如此说来，对于我军游击战和运动战战略战术的鼻祖是朱老总的结论，难道还有什么可以值得怀疑的地方吗?还有必要再去争论不休吗?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核心部分其源头是朱德的军事实践

毛主席的特长是军队政治工作，思想工作，组织工作，理论工作，还有政权建设和政府工作，他特别善于总结汲取和发挥，擅长写作，这些也正是他作为总政委的分内工作。作为总政委，后来作为军委主席(我军自抗战以后，就不设总政委一职，军委主席实际上兼有总政委的职责)，他还参与部队作战行动方针的制定和战略部署的研究。但是，他不是“万能匠师”，他从来没有替代过总司令的工作，他的工作范围，没有超出过总政委。擅长行动方针的制定与战略部署的研究，并不等于会打仗，而且战略决策也不是由总政委一人决定，他负责起草命令和指示是代表军委，并不是他的个人意见。打仗光有战略部署不行，还必须转化为具体的军事行动，必须善于战场指挥，必须拥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和具体的军事专业知识。比如熟知各种武器装备的性能，杀伤威力和杀伤范围，各种兵器兵力的火力分配和协同，各军兵种的战术配合与协同，各种战术动作如何实施，如何利用地形地物，如何进行射击投弹刺杀爆破土工作业等，如何具体组织部队行军、宿营、隐蔽、警戒、侦查、包围、进攻、退却、掩护等，还要熟悉部队的各种条例条令等等。这些，作为总政委的毛主席，他是不熟悉的。例如，1928年3月由于误传毛主席被开除党籍，任命他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他表示为难，说“军旅之事，未之学也”。而这“军旅之事”正是朱老总、彭德怀、刘伯承、林彪等军事统帅与战将的擅长。特别是朱老总，战略战术兼优，在战争年代，党中央毛主席在军事指挥方面主要倚重于朱老总。事实上，在红军初创时期，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在军事上，毛主席主要是向朱老总学习的，他善于学习善于总结善于运用善于发挥，他与朱老总合作，创造了许多辉煌的战绩，逐渐形成了一整套的人民战争思想。

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毛泽东军事思想，其核心部分的源头，是朱老总的军事实践，这也是“红军之父”的美誉归于朱老总而不是毛主席的缘由所在。

上面一节关于游击战运动战提出者的论述，就是这一结论很好的证明。所以，科学地讲，准确地讲，实事求是地讲，“毛泽东军事思想”应当称作“朱毛军事思想”。

智勇双全，军政兼优的朱老总

回溯当年，南昌起义失败之后，朱老总一枝独秀，率领南昌起义硕果仅存的一团劲旅，仅以八百壮士，与敌人巧妙周旋，杀出一条血路，然后秘密隐人老同学范石生部，弄得国民党军莫可奈何。他所率领的这八百位勇士，铸成了我军的第一支钢铁雄师，即后来井冈山上著名的红四军第二十八团，仅该团一个团队，就产生了我军的三位元帅，一位大将，这在我军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独一份”。我军两位有着赫赫战功的著名战将——林彪与粟裕，都是出自朱老总统率的这八百壮士内，这决不是偶然的。朱老总所谆谆教导的作战方法：“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看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打什么仗”，他们做到了“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林彪在东北解放战争中，在总结作战经验时，还多次谈到江西中央苏区反围剿时的经验，他提出的许多新的战略战术原则，还是植根于江西苏区时代，而其源头，正是朱老总。粟裕大将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这一时期时，满怀深情地描绘道：“进到石径岭附近，这里都是悬崖峭壁，地形十分险要，只有一个隘口可以通过，却被反动民团占据了。这时朱德同志突然出现在队前，他一面镇定地指挥部队疏散隐蔽，一面亲自带领几个警卫人员，从长满灌木的悬崖陡壁攀登而上，出其不意地在敌人的侧后发起进攻，敌人惊恐万状，纷纷逃跑，给我们让开了一条前进的道路。当大家怀着胜利的喜悦，通过由朱德同志亲自杀开的这条血路时，只见他威武地站在一块断壁上，手里掂着驳壳枪，正指挥后续部队通过隘口。”粟裕大将总结道：“铁的事实告诉我们：真正的革命英雄，不是别人，乃是百折不挠，大义凛然的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

从范石生部出走后，紧接着他又率部发动了湘南暴动，集结起近万人的大部队于1928年4月浩浩荡荡杀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合，共同开创了中国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割据新道路。朱老总上了井冈山，使得井冈山上革命军的兵力增加了十倍，超过了万人，引起了敌人的恐慌和注意，开始对井冈山进行较大规模的围剿，但都被朱毛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一一击破。这些战役战斗的战场指挥者不是别人，正是朱老总。

湘南暴动，是我军初创时期的最大暴动之一，其规模超过秋收起义，朱老总是我党我军唯一的参与领导了两个大暴动的高级领导人。

他率起义军余部转战粤闽赣边，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队伍保持不散，而且屡战屡胜，除了他具备高超的军事造诣以外，更是与他对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视分不开的。他在艰苦的转战过程中，不忘党的宗旨，在关键时刻，领导了著名的“赣南三整”。经过“赣南三整”，即安远天心圩的思想整顿、大庾的组织整编、崇义上堡的军事整训，使部队获得了新生。随朱德转战的陈毅说，如果没有总司令领导“赣南三整”，这个部队肯定会垮台。“赣南三整”前后20天左右，与毛泽东领导的“三湾改编”在时间上相近，在做法上类似，同“三湾改编”一样，对以后的整党建军产生了深远影响。

现在有的电视剧，把朱老总描绘成一个不重视政治思想工作的人，不但是对朱老总本人的歪曲，也是对我军成长壮大历史过程的严重歪曲。

第四次反围剿中的朱老总

萧克老将军在谈到井冈山的斗争时说过：“而展开军事斗争，打破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的‘进剿’和‘会剿’，在井冈山时期主要是朱德指挥战斗。”(萧克：《朱毛红军侧记》，《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5期。)

其实，在后来的中央苏区的历次反围剿和长征中的军事指挥方面，特别是战场指挥，主要的也是朱老总。毛主席是总政委，他擅长的是政治工作，他也是军事家，但他是军事战略家，他不是战场指挥家，他不到前线指挥战斗。如果像某些影视作品那样，毛主席万能，那还要总司令干什么?毛主席兼任好了!

关于第四次反围剿，现在还有人说是“毛主席的影响”，甚至有人说是“周恩来指挥的”。我们来看看事实：

1978年11月10日，在中央文献研究室为收集军史资料访问何长工老将军时，谈到中央苏区反围剿，何老提高声音，气愤地说：“我们要特别强调总司令在这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的作用。有的书上说，由于许多干部受到毛主席的战略思想的影响，所以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他们为什么不提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朱总司令呢?离开了总司令谁去指挥?你把总司令摆在一边，谁下命令?第四次反围剿把总司令放在一边行吗?在讲第四次反围剿时，许多人不提总司令，我说他们别有用心，割断历史。”

第四次反围剿，当时毛主席已被撤销红军总政委的职务，而李德等人尚未来得及直接掌控军事指挥权，周恩来刚刚担任总政委，对部队和敌情尚不十分了解。所以，重任自然就全部落在了朱老总的肩上。朱老总不负众望，以他一贯的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指挥红军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蒋介石哀叹“此次挫折，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

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是历次反围剿战役中取得战果最大的一次，消灭敌人三个师，缴枪万余支，大炮40门，新式机枪300余挺，这是前所没有的。战后，红军学校开办了“机关枪训练班”，朱老总亲自到训练班讲话，鼓励学员。刘伯承校长指示红军学校俱乐部主任兼特科大队政治委员赵品三编写了一本《机关枪教程》作为训练班学员的教材。1959年，军博开馆时，赵品三前往参观，在红军馆内的橱窗里还见到了这本当年他亲手编写的教材。

顺便提一提第五次反围剿中的朱老总：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之后，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全面控制了中央苏区的党政军大权。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在初战黎川失利后，李德提出“以堡垒对堡垒”的口号，采取“短促突击”等错误的战法，致使广昌战役再度失利。战至8月，北线和东线相继被敌突破，西线与南线吃紧，中央苏区四面告急。李德无计可施，称病躲避，朱老总毅然重又担负起指挥重任，收拾残局。朱老总乘机部分改变错误的打法，指挥红一、九军团等部，发挥运动战的特长，在东线取得温坊大捷的胜利，歼灭李延年两个师四千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这是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唯一的大胜仗，使苦战一年的红军得到最大一次补充。但是，局部的胜利已无法改变全局的败势，到九月下旬，中央苏区已经缩小到只有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石城、长汀数县的狭小地区，不得不实施大规模的战略转移——长征。

铁的事实证明，朱老总的军事才干是第一流的，他不需要接受别人的“影响”，倒是别人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

当前，某些“历史”片刻意把“朱毛红军”塑造成“毛周红军”，企图改写历史，这与“文革”中故意把“朱毛会师”描绘成“毛林会师”有异曲同工之妙!

四渡赤水的军事指挥者是朱老总，四渡赤水并不神奇

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继土城战役之后又经历了四渡赤水的军事行动，其目的是改变过去硬碰硬的打法，采取避实就虚，寻找敌人薄弱环节，机动作战，以求取得战场主动。当时担任中革军委主席和红军总司令的朱德是这次军事行动的实际指挥者。

1932年，中央规定：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朱德担任的职务都是拥有决定、指挥战役实权的职务。早在1934年12月18日通道、黎平会议决定转兵贵州时，军队指挥的实权已经从李德的手中转移到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总政委手中。遵义会议决议规定：“仍由军事指挥者朱德、周恩来负责军事，周恩来是中央委托的对军事下最后决心者，新任政治局常委的毛泽东协助总政委的工作。”

1935年1月下旬，中央红军首渡赤水，2月18日，完成了二渡赤水的行动，3月4日，朱德提议设立了前敌司令部，朱兼司令员，他提议毛为前敌政治委员，这时毛泽东才参与对军事行动的直接领导。1935年3月11日，中央成立新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毛泽东才成为主要的军事领导人之一。3月16日，红军完成第三渡，旋即于3月21日东渡赤水河，是为第四渡，至此，整个四渡行动宣告结束。从1934年12月18日黎平会议到1935年3月11日新的三人小组成立，近三个月的时间里，朱德身为总司令、中革军委主席，既负责作战计划又负责下达作战命令和战斗部署，而且有权制定行动方针供周恩来审批，毛泽东仅协助周恩来。因此，在三人小组成立前，朱德在四渡赤水的领导集体中居举足轻重地位。三人小组成立后，中央对作战方针的审批权从周恩来手中转到以毛为核心的三人小组，行动方针的制定由毛朱周负责，通过后则由毛周王负责，而贯彻行动方针，制定作战计划，颁布作战命令和战斗部署仍是朱德的职责。可以说，三人小组成立后，毛、周侧重于决定行动方针，朱德侧重于具体指挥。可见，在三人小组成立前后，朱德都是主要指挥者。从时间上看，朱德参与领导了四渡赤水的全过程，特别是一渡与二渡时，毛泽东尚未取得军事行动领导权，是由朱德全权指挥的。二渡之后，成立了三人军事小组，毛泽东才参与领导了三渡与四渡。所以，现在有人说朱德在四渡赤水过程中只是协助毛泽东指挥是不符合事实的。

由于朱德早年曾在云贵川一带作战，对这一带的地形与民情十分熟悉，对赢得四渡赤水行动的胜利也是至关重要的，敌人的电报中曾经分析道：“红军除朱、罗(炳辉)在滇军做过事外，余多不熟悉地理民情”，可见地理民情对于作战成败的重要性。此外，情报工作的成功也是此次作战取胜的重要原因。土城战役，由于不明敌情，对敌人的兵力判断有误，战役结果很不理想。四渡赤水前，四方面军将廖承志带来的密电码破译法送交给中央红军军委二局电报队，可以及时截获敌人的电报并且破译，能够准确掌握敌军调动的情况(见傅钟及钟夫翔回忆录)，从而做到避实就虚，赢得战场取胜的主动权，达致军事行动获得圆满成功。

其实，当时中央红军各部队由于不了解最高决策层的情况，对于只走路不打仗，而且多走路走弯路，致使部队极其疲劳困苦意见很大，牢骚很多，甚至许多高级指挥员也颇有怨言。1935年5月12日的会理会议上，林彪就写信提出“走弓背”的指责，要求更换前敌司令部领导，其它一军团和三军团的部分领导，也有类似意见。所以，在中央红军刚刚胜利完成长征到达陕北时的1936年所撰写的回忆录——《亲历长征》105篇文章里，找不到一篇颂扬四渡赤水的，1952年李伯钊编剧的话剧《长征》也没有提及此事。只是到了1964年以后，萧华把它编进“长征组歌”的歌词里，先是写为“声东击西出奇兵”，1975年才进一步改为“四渡赤水出奇兵”，此后，“四渡”才大大的有名，甚至被神化。

由以上事实可见，四渡赤水并不像现在有人所说的是什么“神来之笔”，“得意之作”，好像很神秘，而只不过是遵义会议后采取机动灵活，避实就虚的新战法的结果。说白了，就是躲着强敌走。它所体现的，是集体智慧，民主决策，是实事求是的精神。

顺便提一句，《亲历长征》里面收集了12首红军部队当时传唱的歌曲——真正的“长征组歌”，其中没有任何一首歌是歌颂哪个领导人的。可是，却偏偏有一篇文章《大雨滂沱中》，现场记录了1935年6月25日中央红军和中央领导人冒雨在两河口召开欢迎第四方面军领导人大会的场面。大会首先由朱德致欢迎词，然后张国焘致答词，张国焘在讲话结束时喊了三旬口号：“红军万岁!”“朱总司令万岁!”“共产党万岁!”这个“朱总司令万岁!”在这105篇回忆文章里，是唯一针对领导人个人的。

朱老总最早提出抗日持久战

早在全面抗战爆发的前夕，1937年4月12日，朱老总就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的西北青年救国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针对国民党的速胜论和党内某些人的急躁情绪，提出了抗日持久战的战略思想。他在讲话中明确指出：“抗日战争不是一两次战争就能解决的，战争的时间必会长久，战线必定会很宽。”他又利用抗战爆发后到南京参加蒋介石召集的国防会议的机会，于1937年8月11日在会议上发表了重要演说，进一步指出抗战的取胜之道是：“实行持久战，开放民主，动员民众，在敌后发动游击战争。”他的远见卓识，使得与会的国民党将领们为之耳目一新。他还就当前战局的进展发表了预见性的论断，指出：“日寇近日就会进攻上海”，在座的国民党将领们对此半信半疑。结果，只隔了一天，会议还未散，就爆发了“八·一三”淞沪抗战，与会诸将领尽皆叹服备至。不久以后，蒋介石就接受他的建议，在庐山开办了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聘请了八路军将领作教官。与此同时，朱老总在八路军总部出版的《前线周刊》上发表了专著《论抗日游击战争》，全面而详尽地阐述了怎样从战略高度上以及在具体战术上开展游击战争，以达成持久抗战并最终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目的。1938年11月，延安解放社为该书出版了单行本。这本书，成为根据地军民发动抗击日寇的军事行动的最好教材。在华北抗战中，搞得日寇头痛万分的“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等游击战战法战术，都从这本书中吸取了营养。

朱老总的这一对日持久抗战的战略指导思想与毛泽东完全一致，稍后，毛泽东于1938年5月发表了他的著名论著《论持久战》。

抗日战场上的朱老总

朱老总是在1940年5月离开太行前线回延安的，他先到洛阳与卫立煌谈判，然后再转道返回延安，他是带着一份给予边区人民和党的丰厚礼物载誉而归的。朱老总自己也即兴赋诗一首——《出太行》借以抒怀：

群峰壁立太行头，天险黄河一望收。

两岸烽烟红似火，此行当可慰同仇。

1937年9月，朱总司令与彭德怀副总司令亲率八路军主力三万两千人开赴山西太行前线，开辟华北抗战，在武乡县建立了八路军前线总部(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统一指挥我军华北敌后的抗日战争。他还被国民党当局任命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东路军总指挥，指挥八路军三个师和国民党的四个师，授陆军上将军衔。在他和彭德怀的领导与指挥下，八路军首战平型关，设伏雁门关，夜袭阳明堡，斩获甚多，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八路军威名天下扬。华北各地，黄河两岸，到处燃起了抗日的烽火。到朱老总离开前，不足三年，八路军主力已经迅猛发展到二十二万人，地方武装和游击队数十万，华北各地建立了至少十一处比较巩固的抗日根据地，给侵华日寇以沉重的打击，给全国人民以极大的振奋，给我全军将士以极强的鼓舞，朱老总与彭总在各根据地和全党全军中的声望如日中天，八路军声威大振。抗日战争发展到后期，我军已拥有正规军近百万，民兵游击队二百多万，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大军。这些成就，与朱德，彭德怀在华北的正确指挥与领导是密不可分的。在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日战争中，纵观华北抗战全局，在我全党全军中，朱老总和彭总的功勋是数一数二的，是无可比拟的。华北抗战的开展与八路军的大发展，为日后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抢占东北的决策与三大战役的擘画

日寇一投降，蒋介石立即电令八路军、新四军“原地待命”，却急令蒋军“积极推进，勿稍松懈”，内战阴云密布。1945年8月28日下午，朱老总在送走赴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从机场返回之后，马不停蹄，立即赶往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作报告，指出：“我们要积极向东北发展，东北大有文章可做。”9月14日，根据朱老总的提议，中央果断作出决定，把原先准备派往南方的十万部队和两万干部转为派往东北，并陆续将二十余位中央委员调到东北工作。紧接着，他又与刘少奇联名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明确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在得到复电同意后，立刻以中央名义电示全党全军遵照执行，并且充满信心地指出，按此方针“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

三大战役在中国乃至世界军事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它的胜利，标志着蒋介石20多年来在中国的统治行将结束。那么，当时作为中共中央主管军事的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的朱德，在伟大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中，是如何对三大战役进程作出科学预见和指导呢?

在三大战役之前，朱老总就部署、谋划了石家庄攻坚战，关注、支持了临汾攻坚战，帮助和指导了华野濮阳整军，并条分缕析地提出了对长春实行攻坚与长围。朱老总对这些战役的宏观指导则为三大战役的全面铺开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范式。

他立足于全国战场，从战略战术方面对三大战役的进程作了全面的预示。这表现在：

1　预见三大战役尤其是辽沈战役的具体进程，并第一个指出中原战场是决战的战场。

1948年8月23日，朱老总在中央战况汇报会上，就解放战争第三年的任务、战略决战的地点、时机和条件等问题发表了看法。他说：“中原战场是决战战场。自古以来谁在中原取得胜利，最后胜利属于谁的问题就能解决……”

2　对东北和济南等战场形势作了分析总结，并预示1948年是决定胜负的一年。

1948年10月1日，他在中央战况汇报会上对各战略区进行了分析。他说：“过去我们是怕东北的敌人进关，因为进关后，不管增加到哪里对我们都是不利的。现在敌人已不可能进关，我们可以在东北将他们消灭。”他认为“打下济南，对我们很有利，可以利用它原有的工业基础进行生产。山东交通也很便利，有铁路、运河，对今后支援大兵团作战，是一个重要的大后方。同时我们可以腾出十万余人，再加上补充几万俘虏，足以对付南面的敌人。”

东北、华东战场的进展一如朱老总所言，1948年10月14日至15日，东北野战军主力经过31个小时激战，攻克了北宁线上的战略枢纽锦州，取得了辽沈战役决定性的胜利。

3　对中原黄淮地区战场作出预见，并预示1948年冬解决东北问题。

1948年10月16日，朱老总在中央战况汇报会上指出：“现在打下锦州，他(指蒋介石)要撤也撤不出来了。锦州在战略上意义很大，是关内与东北联系的补给与转运基地……”，“目前主要作战在东北，形势对我们有利，可以打几个好仗，在今冬解决东北问题。”“山东现在已经抽出很大力量，粟裕和许(世友)、谭(震林)可以会合打大仗(指华野内线部队配合作战)。”

早在1948年4月30日中央在城南庄召开的书记处扩大会议上，朱老总率先支持粟裕提出的“华野三个纵队暂不过江，集中兵力先在江北打几个大仗”的重要建议，征得其他中央领导的同意，改变了原先的部署。他又亲到豫东前线传达中央的决定，并指导作战部署，极大地鼓舞了华野部队的士气。随后，华野取得了豫东战役的全胜，证明了朱老总一贯战略指导思想的正确性。

战事的经过，桩桩件件印证了朱老总的预见。1948年10月26日，人民解放军在辽西地区全歼了由沈阳西援锦州的第九兵团廖耀湘部5个军10万余人。11月2日，再克沈阳、营口，迫使锦西、葫芦岛之敌海运南逃。至此，辽沈战役全部结束，东北全境获得解放。紧接着，即11月6日，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联合发起淮海战役。在淮海战役进行之际，挥师入关的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也联合发起平津战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的发起、进行和结束，同样在朱老总预见之列。

4　对淮海战役及全国决战进行预测，并预示傅作义部最终将被歼灭。

1948年11月26日，当战略决战全面铺开之际，朱老总在中央战况汇报会上说：“我们正以全力与敌人进行决战。二十年来的革命战争，向来是敌人找我们决战。今天形势变了，是我们集中主力找敌人决战。东北决战已把敌人消灭了，现在，正在徐州地区进行决战，平津决战也即将开始。”“在徐州地区，黄百韬兵团被歼后，我主力已南下打黄维兵团，黄维、李延年、刘汝明三部解决后，徐州敌人也跑不了……在华北方面，傅作义比较聪明，但他的家当只有这么大……他很可能固守平津，但其结果仍逃不出被歼的命运。”

朱老总在三大战役发起前夕和进行过程中，以高超的军事谋略和精妙的指挥艺术对全国各战略区尤其是华北、东北、中原、华东所进行的科学预见和战略指导，大大加速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9年第7期　对刘少奇的大批判是怎样发动的·阁长贵

文化大革命制造了无数冤案。冤狱遍国中。刘少奇被打倒并迫害致死是最大的冤案。说它“最大”。一方面因为刘少奇是开国元勋、在党政干部中级别最高，另一方面它涉及文化大革命中几乎所有被打倒的各部门各地区各级别的党政干部，他们被打倒的主要和基本原因，通通都是被指控“跟着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毛泽东语)，即贯彻执行所谓“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他们被说成是刘少奇在全国党政各部门各地区的“代理人”。梳理刘少奇冤案并分析其历史背景，这是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本文没法论述刘少奇冤案的全部情况，只说说文革中对刘少奇的大批判。我认为，对刘少奇的大批判是1967年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如同整个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一样，对刘少奇的大批判也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

1967年第5期《红旗》杂志发表了王力、关锋撰写的《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的本刊评论员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千万不要上《修养》那本书的当。《修养》这本书是欺人之谈。脱离现实的阶级斗争，脱离革命，脱离政治斗争，闭口不谈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闭口不谈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宣传唯心主义的修养论，转弯抹角地提倡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提倡奴隶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按照这本书去“修养”，只能是越养越“修”，越修养越成为修正主义。对这本书必须彻底批判，肃清它的恶劣影响。对这本书的批判，也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要内容。

这段话不是作者王力、关锋的“理论创造”。历史事实告诉我们，著作权不属于他们。这段话是毛泽东审阅这篇评论员文章时加上去的。王力说：

“四月，主席提出：要开展对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派的大批判。公开提出骂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戚本禹文章发表的前一天，原来主席要我写的一篇红旗评论员文章；这篇文章是配合红旗编辑部调查员的调查报告的。本来是内部材料，这时主席给王力、关锋写一封信，要公开发表。并且亲笔加了一个《“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标题。我原来写的评论没有涉及《修养》，主席看清样时叫加一段。“修养是唯心主义”那一段，这是主席的语录。主席当场口授，我记下来整理打印好再给主席看了，主席说马上发。这是在戚文前一天毛主席公开骂刘少奇。”(见《王力反思录》)顺便说一下，关于这篇评论员文章，王力说是他自己写的，根本不提关锋，对此我存疑，我根据经验，在提到此文时仍把作者说成他们两人——其实，王力本人也说毛泽东就这件事给他们两人写信。

毛泽东在这篇评论员文章中加的这段话，就是1967年对刘少奇大批判总的指导思想和总的纲领。对刘少奇的大批判，拿他的《修养》开刀，也真滑稽!尽人皆知，《修养》一书1943年编入解放出版社出版的《整风文献》。对此，毛泽东无论如何也不能说不知道吧?把《修养》列为《整风文献》恐怕就是毛泽东提出和决定的——据《修养》最初在延安《解放》杂志1939年第81-84期发表时担任责任编辑的吴黎平说，《修养》经过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给他一信，信中说：这篇文章“提倡正气，反对邪气”，写得很好，很重要，应赶快发表(参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9页)。而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宣布《修养》是“欺人之谈”，“必须彻底批判，肃清它的恶劣影响”。真可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这是历史捉弄人，还是人捉弄历史?(当然，在今天看来，《修养》不论观点内容，还是历史作用，也不是没有可分析和批评的地方，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毛泽东还说，对《修养》的批判，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要内容”。看来，毛泽东所说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不仅仅是指“50天”派工作组的问题，而是要对刘少奇从历史到现实进行全面清算——我觉得这是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和从思想上批判刘少奇的一个基本的重要的策略。

对刘少奇的大批判，在毛泽东的发动和领导下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了。王力曾谈到1967年第五期《红旗》(3月30日)发表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官秘史)》一文。该文是戚本禹写的，但不能把它看作戚本禹的个人行为。对这篇文章，毛泽东不仅批示：“写得很好”，还亲自加写了极其重要的一段：“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毛泽东为了表示支持当时的红卫兵，把红卫兵和义和团中的“红灯照”相比照，他要戚本禹加强对义和团中“红灯照”的评述，在戚的送审稿上批示：“红灯照，又是当时北方许多地方女青年们的组织，她们很有纪律地自己组织起来，练习武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似可在这里增加几句。”这个问题，戚照做了。就是戚文中把一个历史人物的名字写错(按：即把“赵舒翘”误写做“赵舒饶”)，毛泽东都提出改了。(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292-293页)

不仅如此，周恩来还亲自主持几次政治局会议，对戚这篇文章逐段地讨论修改。文章点不点名，点哪些人的名，怎样点，都是讨论过的。对刘少奇没直接点名，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代。对邓小平也没有直接点名，大家的意见，用“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代。陆定一在“彭、陆、罗、杨案”中早点名了，在这篇文章中明确点了周扬的名——其实在姚文元的文章中也早点过了。陈伯达主张点胡乔木的名，康生不同意，陈伯达很坚持，江青支持陈伯达，戚听江青的，——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只点姓不点名即写成胡××，这叫半点名。关于文章署名问题也进行过讨论。戚提议以《红旗》杂志社论或编辑部文章的名义，周恩来说，在外国社论或编辑部文章一类，要比个人署名文章层次高，我们搞批判的第一篇文章还是个人署名好，大家都同意；戚又提出是不是用个笔名，江青瞥了戚一眼，戚觉得江青认为他有害怕的意思，戚就收回了这个意见——因为文章是戚写的，周恩来决定由戚署名。还有一点，在这篇文章中质问“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八个问题，原来没有八个，是戚在同林杰、《红旗》杂志责任编辑等共同讨论后增加的。

这就是戚本禹那篇“著名”的批判刘少奇文章写作和发表的大致情况。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说：“四月一日(按：指戚文在《人民日报》转载的时间——笔者)，发表戚本禹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总理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只有江青知道。”(《王力反思录》下第991页)这不是事实。当我近年就这件事情直接询问戚本禹时。戚惊奇而又有点气愤地说：“王力怎么能够说他不知道呢?!……总理主持讨论这篇文章的会议他是参加了的。真不知道王力为什么这样乱说。这样欺骗人。难道他真的忘记了?”

刘少奇从报纸上读到戚本禹这篇文章，极为愤慨。他把报纸狠狠一摔，说：“这篇文章有许多假话，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是爱国主义的?什么时候说过当‘红色买办’?不符合事实，是栽赃!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我在七大提出来的，我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我早在去年八月的会议上就讲过五不怕，如果这些人无所畏惧，光明正大。可以辩论嘛!我还要为这个国家、人民，为我们党和广大干部讲几句话!”无情的事实是：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申辩和参加辩论的权利——他这种起码的权利被剥夺了(只能认罪，不许分辨，是所有政治运动的惯例，刘在台上时，对被整者也同样如此，这正是相同的悲剧不断重演的原由。当然，这是另一个话题)。刘少奇应造反派的要求书面回答戚本禹文章中的“八个为什么”时，逐条澄清事实。对于“为什么你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勾结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回答道：“我现在也还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看到一篇能够完全说清楚为什么犯路线错误的文章。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判了我的错误之后，又有人犯同样性质的错误，可见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将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阅读毛主席指定我阅读的其他书籍(按：1967年1月13日，毛泽东接刘少奇到人民大会堂谈话时，建议刘读一读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狄德罗写的《机械人》等书——笔者)和报刊上的有关文章，以便能够完全在思想上弄清楚这个问题，并且认真地在革命群众实践中加以检验。那时才能答复我为什么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路线错误，又如何改正了这个错误。”(以上材料参见《刘少奇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7、1059页)

再一篇文章就是王力、关锋撰写的《(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这篇文章发表于1967年5月8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六期，署名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其内容，就是我们前面说的毛泽东加在红旗评论员文章中的那段批《修养》的话的展开和发挥。发表前，毛泽东对这篇文章多次审阅和修改(还亲自加写了两段话)，并指示“小组(按：指中央文革小组——笔者)及常委碰头会讨论通过”。(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322-325页)

关于这篇文章，1967年5月11日《中共中央通知》说：

五月八日，红旗杂志编辑部和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的《(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是经过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并经我们伟大领袖毛席亲自批准的重要文章。这篇文章击中了《修养》一书的要害，也击中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要害。通篇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在一个革命的根本问题上，大破修正主义，大立毛泽东思想。希望各单位的革命同志，认真地组织学习和讨论，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

1967年5月26日，《人民日报》重新发表毛泽东1951年写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翌日《人民日报》在报道亿万军民欢呼《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重新发表的时候，宣布把《修养》和《武训传》一起抛进垃圾堆!

此后对刘少奇的大批判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从党刊、党报、军报到遍布全国的红卫兵、造反派小报，批判刘少奇的文章铺天盖地、连篇累牍。1967年8月15日又发表了署名红旗杂志编辑部和人民日报编辑部的《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文章，毛泽东对这篇文章的批示是：“此文写得好。”(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397页)

顺便说一下，我也奉江青之命写了一篇批刘少奇的文章，题目是《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战略和策略》(这个题目由姚文元改定，原为《资产阶级的战略和策略》，姚文元加了“反革命”三个字)，主要批判所谓刘少奇的“和平民主新阶段”观点，发表在1967年11月13日《解放军报》上(次日《人民日报》转载)。

我没有统计，在1967年(仅仅说1967年)全国各种报纸(包括红卫兵、造反派办的小报)关于刘少奇的大批判文章和报道有多少篇，大概不是几百、几千、几万，而是千万、几千万，甚至更多。对刘少奇的批判来头大，声势大，规模大……堪称名副其实的大批判，“史无前例”的大批判!

再说一些与此相关的事。

首先，为了从思想和理论上批判和清算刘少奇的“修正主义错误”，早在1966年秋冬，中央文革小组就调人成立了一个理论组，成员有杨永志、廖初江、王道明等。这个理论组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收集刘少奇所有的文章、报告、讲话等，编《刘少奇言论集》，以供批判用。其“成果”，就是他们先编了八卷本的《刘少奇言论集》，后来又筛选编了两卷本《刘少奇言论选》，印数很少，大概只有二三十套，发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等。

其次，1967年6、7月，根据陈伯达、江青的指示又成立了一个“大批判组”，成立大会是在沙滩大院的中宣部教育楼召开的，到会的有大、中学校和北京各界、各个单位的代表，整个教育楼几百人的位置都坐满了，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有陈伯达、关锋、戚本禹等，“大批判组”成员有十人，具体是：杨永志、廖初江、王道明、阎长贵等。在这次会上讲话的有陈伯达、关锋和戚本禹。内容主要是要开展对刘少奇的大批判。就是在这次成立“大批判组”的会议上，陈伯达在讲话中提出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简化，并说是不是称“走资派”?从此“走资派”的概念和叫法逐渐在报刊和社会上传播开来，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简化语。“大批判组”，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松散的组织，我因为担任江青秘书，工作太忙，没参加它什么活动。“大批判组”成立后组织写的第一篇文章，可能就是前面说的毛泽东批示“此文写得好”的那篇《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在1967年，陈伯达、康生、江青反复鼓吹对刘少奇的大批判。仅举江青讲话中几例——1967年4月20日，她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上说：“在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的这个阶段中，应该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9月1日，她在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中说：全北京市“要对准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批倒、批臭，从各条战线上把他们一系列政治纲领批深批透批臭……要批得比当年苏联托洛茨基还臭。”9月5日，她在接见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又说：“现在对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正在全国展开，各个战线上都在向他开火。要把他批倒、批臭、批深、批透。我曾经在一个场合讲过，要做到家喻户晓，使他臭得比当年苏联的托洛茨基还要臭。”江青这几段话很重要，它不仅明确地传达了毛泽东批判刘少奇的意图，也反映了当时对批判刘少奇的要求和大批判运动的实际情况。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9年第7期　邹鲁风调查人民公社之祸·李震中

一个真实的故事

1958年11月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两校领导商定组成联合调查组，对人民公社化运动进行全面的系统的调查，目的是为学校的教学科研服务，要求写出调查报告、论文，向国庆十周年献礼。两校抽调教师、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学生共162人，组成三个调查组分赴河南信阳、鲁山、河北藁城等县，进行为期半年的调查研究。1959年5月调查结束，人员返京后集中在北京大学，继续做好后期工作：撰写调查报告、讨论研究重点问题、写出论文。7月调查组的工作顺利结束。

1959年8月，风云突变。北京市委贯彻中央“庐山会议”精神，部署反右倾机会主义，一开始就抓住了调查组这个送上门来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可以说这是北京市反右倾斗争中一桩最大的案件。于是，集中力量对调查组的一些成员(主要是对领导成员)开展批判、斗争。一开始，调查组总领导人邹鲁风(原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时已调任北京大学副校长)自杀身亡。斗争愈加激烈了。小会斗争，采用对敌斗争方式、审讯式的斗争，甚至训斥谩骂，如“没有出息”、“没有良心”、“丧心病狂”，“花岗石脑袋”等等。大会批判，批判者都是宣读经过党委审定的稿子，其用语力求尖刻，不讲道理，给人扣上许多耸人听闻的大“帽子”，如“反对、否定、攻击、诋毁、诬蔑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全面、系统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等。这些大会批判材料都已存入被批判者的档案。这种批判斗争一直持续到1960年上半年。

批判完了组织处理。调查组成员中受重点批判的42人，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9人；定为严重右倾的11人。其中有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有受到严重警告处分的，有降两级工资的，也有被开除党籍、取消预备党员资格的。据说。以上处理已经是宽大为怀了，贯彻了“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方针。

这期间，人民大学党委决定，命全体调查组成员(不包括北大师生)，返回原调查地点，重新调查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说是“在哪里跌倒的在哪里爬起来，在哪犯的错误在哪改正”。信阳调查组于1959年底重返信阳，名为调查，实为劳动改造。然而最不幸的是，正好赶上“信阳事件”的灾难，很多农民被活活饿死。然而，此时人民大学调查组对于饿死人的事，甚至自己挨饿、吃树根、浮肿却三缄其口、讳莫如深。写调查报告，依然要大讲人民公社优越性、公共食堂好。这种调查报告，居然受到了表扬，因为这是执行正确调查路线的成果。

1960年上半年，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总算告一段落了。1961年初，北京市委认为对人民公社调查组的批判搞错了，指示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党委给调查组甄别平反。1961年上半年，学校党委为受批判、受处分的同志全部平反，恢复了名誉。

这个戏剧性的故事是怎样的一个具体过程呢?

从《内部参考》说起

1959年8月26日，新华社《内部参考》发表了题为《北大、人大部分师生诋毁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文章。摘要如下：

新华社北京24日讯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的财经、哲学和法律等系的师生一百六十二人，在去年12月至今年5月期间，曾分别在河北省的藁城、河南省的鲁山、信阳等地的人民公社中进行了调查。他们在陆续写出的一百八十多万字的调查报告中，共提出四百八十五个问题。其中一部分人通过质疑的方式，否定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和1958年的大跃进，有的人甚至进行恶毒的攻击。

不顾事实的否定建立人民公社的必然性

他们的第一个错误论点是，全国并不存在普遍建立人民公社的条件。

第二个错误论点是，人民公社化运动违背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一根本原则。

第三个错误论点是，组织农业大协作并不一定要采取人民公社的形式，因而人民公社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第四个错误论点是，公社的建立是否与公社化前的反右倾保守有关?这是否是有的地区怕“右倾”才不顾条件建立公社的?

闭着眼睛胡说人民公社已经“名存实亡”

他们错误地认为公社体制改变(改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后，同过去的高级社已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狂妄问：公社是否已名存实亡?究竟当时有没有建立公社的必要?“政社合一”的优越性还有多少?“政社合一”的结果是否会产生消极作用?他们还恶毒地说：目前群众生活水平比公社化以前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有的地方连粮食半供给制也实行不了。有的地方吃饭就占去分配的70％以上，工资发不出。这怎能说实行半供给制半工资制有了条件?因此，他们得出的谬论是，从发展上看，供给制未必是方向。

狂妄地认为不应当反对右倾保守思想

他们狂妄地问：今春在农业战线上思想斗争的主要锋芒是什么?谭震林同志在“红旗”第四期发表文章说：“当前斗争的锋芒主要还是反对右倾保守思想”。有些人竟然反对这个意见，认为主要的斗争锋芒应该反对浮夸、反对脱离实际、反对不尊重老农经验等。

他们诋毁1958年党指导下的伟大的运动。他们说，去年有两股风：一是共产风，一是大炼钢铁风。这二股风是在什么情况下刮起来的?它的社会基础(阶级基础)是什么?是否代表了农民平均主义思想?他们进而攻击党的正确领导，追问：党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他们诬蔑党不以正确的态度对待缺点，说：无论上边或者下边，说起来总是：“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次要的”，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这样，就忽视了对缺点的认真检查和严肃对待。

《内部参考》发表后，首先惊动了吴老(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校长)。他最早看到这篇文章。并亲自找胡锡奎(人大校党委书记、副校长)询问。胡事先对发“内参”的事一无所知，看了《内部参考》后，和聂真、李培之两位副校长一起找三位调查组组长查问。三位组长看了《内部参考》后，估计文中所列的言论可能是从《问题汇编》中摘录的。如果是这样，认为倒也没有什么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经过讨论都已经解决了。组长们做了解释，没等话说完，党委书记发火了，不容说明，责令检讨。此时，李培之副校长插话说：你让他们把话说完嘛!调查组长们为难了，不知如何检讨。

《内部参考》上发表的这篇稿件是谁提供的呢?他们提供这篇稿件的背景是什么?

上面提到《内部参考》的文章是根据调查组的《问题汇编》加工编纂的。

《问题汇编》是怎样写出来的呢?

1959年5月，人民公社调查组返校后，根据工作安排集中做两件事：一、写好调查报告：二、研究讨论，写出论文。以此成果向国庆10周年献礼。研究讨论些什么问题，首先由大家提出，这样每个人提出认为应当研究讨论的问题。调查组把大家提出的问题，进行分类归纳，当时叫梳辫子。然后油印了若干份，供研究讨论用。同时，把印好的《问题汇编》报送两校党委。北京大学的陆平、邹鲁风和中国人民大学的胡锡奎、聂真手中都有《问题汇编》。报送校党委的同时，也报送了市委；市委有三个调查组的共三本《问题汇编》。这是1959年6月初的事。

《问题汇编》纯属是为调查组内部研究讨论编辑的。在此期间(1959年6月至8月上旬)，两校党委和北京市委对《问题汇编》从未提出任何问题。

北京市委6月初拿到人民公社的调查材料以后，作为纠正大跃进中出现偏差的材料加以摘编，当时他们认为这个调查材料是积极、正面的。然而，庐山会议以后，他们对这个调查材料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把这个调查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证据，还作为批判靶子送新华社内部参考上发表。本来，在组织考察团下乡的时候，人民大学的胡锡奎、聂真和北京大学的陆平都认为大跃进太“左”了，应该适当纠正，组织考察团的目的就是为了用事实向上级报告。现在全党反右倾，他们又联合起来，说考察团的目的是为了调查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而邹鲁风却让考察团去挑毛病，写了那么多的“罪恶材料”。

1959年9月2日，北京市委为贯彻中央“庐山会议”精神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召开全市党员干部会，刘仁作传达报告；他在讲到北京市情况时，点了调查组的名。刘仁说：人大、北大人民公社调查组写了180万字的《调查报告》基本上是反对人民公社的。

临湖轩汇报会

1959年5月，人民公社调查组回京后，两校党委提出要听取调查组各组长的工作汇报。于是决定在北京大学临湖轩举行汇报会。听取汇报的有：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陆平，副校长、副书记邹鲁风，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党委副书记聂真，科研处长张腾霄。原定市委领导同志杨述来听汇报，后因故未到，委派市委干部李开鼎参加会议。汇报会由陆平主持。第一次汇报是1959年6月19日，由信阳调查组组长薛政修(即李震中，人大经济计划系主任)汇报，第二次汇报是藁城组组长韩铭立(人大法律系副主任)，第三次汇报是鲁山组组长马振民(北大法律系主任)。汇报的内容本来都有会议记录，遗憾的是这些记录已无法查找了。好在听取汇报的都或多或少地做了笔记。现在能够看到的，只有聂真笔记本上的记录。按原件照抄如下：

(信阳调查组汇报)

共55人(调查组全体人员)，(调查)时间5个月。搞粮食问题，把瞒产私分说成敌我矛盾，两条道路斗争。干部与群众斗，党员与党员斗。说是1957年(右派)向城里进攻，1958-1959年向农村(进攻)了。在农村掀起东风压倒西风的运动。(后来省委赵文甫在电话会议上指出粮食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才明确了)政治上损失很大。对党的影响很不好。

公社成立后，对高级社的一切都否定了。懂得了价值规律和理论的重要性。以后应加强政治理论学习。讲课必须联系实际。

虽然缺点是严重的，但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是明确的。看问题能抓住主流、本质。

调查研究要和工作尤其是中心工作结合起来。调查和研究在过程中要结合起来。

调查研究要走群众路线、阶级路线。否则不能得到真实情况。鸡公山公社的4.8万斤的“卫星”，我们发现周围公社(应为生产队)账上都有“付‘卫星’股(谷)”一项支出。公社党委、支部书记都说是真的，都是老实同志。(苏联《消息报》要登)经过几次动员才都说(不)是真的。最后群众说你们来得真好，不然毛主席还不知道真情况。

当时知道真实情况，因为高压空气在未敢说，怕什么，怕撤职。事后才说。县委说你们的话说得太晚了。还有关系问题不好搞。

明港公社(有的)说真话的被插白旗，说假话的插了红旗。李寨家铁厂说了真话(先进的)插了白旗，书记含着眼泪接了白旗。

弄成谁(说)老实话，谁就是算账派。开现场会议，古店大队报了30万斤，是国库的粮食，当作自己的粮食。杨河公社逃出去200多人，一天只吃6两粮食，元宵节那天(70多个食堂)停伙，无法吃饭，公社党委也不敢报告，县委也不敢向上报真的，怕戴右倾帽子，六级干部会前，没有吃的(都给粮食)，一面吃饭，一面搞粮食。(六级干部会后，问题基本解决了。)

收获

1、信阳4个月生产好铁1200吨。跃进中革命干劲很大，带动工业发展很快，修了公路，办了很多工厂，粮食增产40％，总产值5.8亿元。公社成立后，三个月中每天吃三顿干饭，还加夜餐，群众对公社很满意。

2、对学习理论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看到了规律，知道社会科学确实是科学。刮共产风时，群众说：一双筷子一个碗，叫往哪搬往哪搬，到处都在干，就是不出活。搬运工人收入大减，理发员也是不积极，吃饭占很多时间。过去，老头一天让他放一头牛他不愿意，嫌少。现在让他放，他不放，说我要进养老院了。一搞评工计分都觉悟起来了。证明：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异想就能天开等说法的错误。

证明老百姓不愿意说假话，基层干部不愿意说假话，真正愿意说假话而骗取荣誉的是绝少数。毛主席六条指示传达后，群众感动得难以用语言形容。应用此整一次风，分析一下虚假的原因，以免今后再犯。

不敢坚持真理，有思想方法问题，也有思想意识问题，怕自己吃亏，不敢坚持(真理)造成对党不利。

学校看文件太少，知道政策太少。很不及时。

鸡公山1957年砍树12000立方米，58年砍22000立方米，用的最多的是炼钢铁了。17部解放式水车也“抗旱”(指炼铁)了，采购站新水车也“抗早”了，有的农具(双轮双铧犁)也“抗旱”了。

1958年两件事，一、大炼钢铁，二，刮共产风，使58年大跃进损失很大。

研究：认为公社实行供给制对发展生产不利，但应如何实行供给制。

临湖轩汇报会是严肃的，但听汇报时，可以插话，或提出一些问题，或表示一些看法。例如，当说到“五风”问题时，有人问李开鼎，北京的情况如何?李介绍了北京发生的共产风情况，并说情况差不多。又如，当说到公社化遇到的问题时，陆平说了“马行夹道，难以回马”的名句。两校党委听了汇报，对调查组的工作是肯定的，也是满意的。市委代表李开鼎听了汇报，在当时以及后来都没有表示过异议。

后来，在反右倾批判调查组负责人时，学校党委从临湖轩汇报中寻章摘句、断章取义地搜罗一些材料，大批特批。

令人难以容忍的是，在批判邹鲁风的时候，还捏造了一个罪名，说邹鲁风等下去调查之前，人大、北大党委有一个关于下去考察的决定：“调查人民公社的优势性。”邹鲁风下去以后“篡改党委决定”、“背着党委搞反党活动”，这个罪名就大了，这大概是逼得邹鲁风自杀的原因。1962年对这个案件甄别时，发现两校党委根本没有这个决定，是为了推卸责任凭空捏造的。捏造这个决定的是北大、人大、北京市委三家合谋的。

历史故事的启示

通过翻腾这些老账，可能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我感受最深的有两个问题：一是科学与民主；二是学术与政治。

(一)科学与民主

科学与民主是一个老话题。从“五四运动”提出科学与民主到现在将近一个世纪了。科学就是实事求是，民主就是畅所欲言，从调查组这个故事里看出，科学与民主这个问题还远未解决。

前面提到的信阳事件，发生在1959年11月至1960年上半年。非正常死亡了100多万人。死人原因有人说是天灾。天灾、粮食歉收，这是事实。可是饿死人是在粮食刚刚收获之后。而大量死人则是在春节前后。这是为什么?历史上闹饥荒是在春天青黄不接之际，哪有刚打下粮食就饿死人的道理。也有人说，由于高估产、高征购、征了过头粮。这也是事实。但是，征了过头粮，征购透底，也不会饿死人。因为一但发现食堂没有粮食开不了饭，就应该立即返销粮食给农民。怎么会眼看着把人饿死呢?这些理由似乎都不能成立，那么悲剧是怎么发生的呢?最根本的原因只有一个，这就是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被摧毁了。

实际上，1959年春季已经出现闹粮食问题。但当时的中心工作就是反“反瞒产”，弄得和农民基层干部的关系相当紧张。1959年3月9日，河南省委发出一个《特急电报》给各地、市、县委并印发到公社、大队。实事求是地采取有力措施解决闹粮问题。

1959年8月，中央“庐山会议”以后，掀起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浪潮。形势急转直下。大反右倾的后果，是干部、群众都不敢说真话了。明明征了过头粮，不仅口粮甚至种子粮都被征购了，谁都不敢说没有粮食。饿死人不能说饿死的，只能说得瘟疫死的。生产队不敢向公社说实情，公社不敢向县如实报告。谁若说了实话，必定遭到灭顶之灾。轻者挨批斗，重者遭拘留、逮捕、甚至被毒打致死。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可是这个地方的干部、群众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哪有民主可言。

从信阳事件的实际过程来看，“庐山会议”批判了彭德怀之后，就封住了信阳人的口，从此再没有人敢说话了。其实，不止封住了信阳人的口，也封住了全国人民的口。从此中国大地静悄悄，再也没有人说三道四了。然而，数以万计的男女老少也就在这静悄悄中空着肚子离开了人间。鸡公山公社旗杆大队一位农民，饿倒了，已经奄奄一息还断断续续地说：“我想吃干饭，我想吃干饭……”直到闭上眼睛，断了气。黄湾大队在食堂做饭的两位妇女。一位妇女的丈夫在大队当会计，没有被饿死。可是她的两个孩子都饿死了。孩子临死的时候叫着妈妈说：“我要吃饭。”妈妈没有办法，眼看着孩子慢慢地死去。调查组的同志问这位妇女：“你们大人没有饿死，怎么把孩子饿死了?”她说：“大人什么都吃，孩子不吃。”另一位妇女怕把孩子饿死，抱着孩子从李家寨上了火车。把孩子放在火车上，自己到下一站含着眼泪下了车。孩子被火车拉走了。要帮她把孩子找回来，可是她说，别找了，找回来也要饿死。调查组的同志无话可说了，默默地掉下了眼泪。饿死人的事不止信阳有，别处也有。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开始让人们说话，因而才得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认识。不过花的代价太大了!

调查研究其本意就是如实反映客观实际，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有个前提条件，这就是正常的民主制度。不然，调查研究的本意势必被扭曲。人民公社调查组前期说了真话、实话，遭到无情打击、残酷斗争；后期“戴罪”又去调查，亲历信阳事件，不能反映实情，说了假话，受到表扬。这个惨痛教训是不该忘记的。

(二)学术与政治

学术、政治这两个概念的涵义辞书中写得清清楚楚，两者是毫不相干的。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却常常搅和不清，分辨不明。尤其是社会科学的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更是难解难分，常常把学术问题当作政治问题来处理。 人民公社调查组既不是决策机构，也不是行政部门。而是一群书生对公社化运动进行调查，关起门来研究一些问题，不求别的，只求理解。即使研讨的一些问题、发表的一些见解非常幼稚甚至不合时宜，也无关紧要。况且经过实际调查提出了一些值得研讨的问题。这些问题即使在当时也有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就以《内部参考》所列的那些问题来说有许多是值得研讨的，需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加以阐明。作为高等学校，师生们研讨一些实践中提出的问题，本是正常的学术活动，应该提倡和鼓励。事实上，人民公社调查组在1959年5月返京以后，学校党委还是这样做的。当时研讨问题，大家能够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没有出现乱扣帽子的现象，都是以理服人，树立了比较良好的学术风气。可是“反右倾”一来，学术风气一扫而光，骤然变成一场政治风波。正常的学术活动，一夜之间变成反对人民公社的政治事件。这样一来，不仅毁掉了调查研究的可贵成果，而且还打击了实事求是的精神。这是高等院校中混淆学术与政治的典型事例。历史经验：在学术领域应当鼓励创新精神，鼓励言之成理，持之有据的新见解、新观点。这不仅有利于发展学术，而且也是培养创新人才的基本条件。

责任编辑　吴思

2009年第7期　阿尔巴尼亚动乱纪实·王洪起

众所周知，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各国政局相继发生了剧变。如果说，以捷克为代表的东欧国家发生的演变基本上是“天鹅绒式”的，那么，以阿尔巴尼亚为代表的巴尔干部分国家发生的演变则是“急风暴雨式”的，而前南斯拉夫发生的以联盟解体为结局的剧变却是“战争式”的(马其顿除外)。素称“山鹰之国”的阿尔巴尼亚，是世界上“贫穷社会主义的典型”，穷则思变，情理之中，这也是本国人民苦斗煎熬了近半个世纪后做出的选择。但其采取的以“打砸抢烧”为特点的“粗野的、急风暴雨的”剧变方式，实不可取。它带来的后果是：破坏性大、复仇性大、动荡性大。1997年，阿尔巴尼亚发生的令人震惊的全国性武装动乱，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这次剧变的反动。我作为新华社记者，同当时留守地拉那的5名中国使馆外交官员一起，经历了地拉那武装动乱的日日夜夜。

“金字塔式”集资活动是武装动乱的导火索

事情还要从剧变后阿民主党执政初期的1992年说起。

当年，新上台的民主党政府发起了一场私有化运动，国家财政状况极为紧张，银行无力向经营者提供贷款。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公司和个人以贸易实业公司或慈善基金会的名义注册，利用人们渴望通过捷径迅速发财的心理，以高利率为诱饵，大搞所谓的“金字塔式”集资活动。这些机构支付给储民的高额利息并非来自投资所得利润，而是用后来储户的存款垫付前者的利息。如此反复，越来越多的储户成为“金字塔”的塔基，老板则端坐塔尖，牟取暴利。当然，一些在国内外从事贩毒、走私的人也利用这一活动进行“洗钱”。

1996年下半年，一直得到民主党当局支持和保护、反过来又资助民主党取得当年5月议会大选胜利的高息集资活动达到了疯狂程度。这些机构为争夺储户竞相提高存款利率，有的利息竟高达70-100％。广大群众在霍查执政时期，受够了贫穷之苦，今天竟然能在短短数日内获得数倍于存款额的利息，犹如天上掉下馅饼来，心理防线终于被打破。那些日子里，我们目睹高利息集资机构的门前从半夜起就排起长龙阵，有的人等着取利息，更多的人是经不起诱惑而加入储蓄大军，纷纷将一生的积蓄，甚至不惜变卖房屋、土地的所得，全部送到这些骗子手中。据统计，阿全国共有12个大的假集资机构，在全国普设储蓄点，储户多达100多万(其中不乏政府高官和个别外国驻阿外交官，但这些人知道个中猫腻，仅存短日捞得高息就洗手不干了)，占全国人口的1／3，总存款额近20亿美元，远远超过国家进出口总额，近乎阿国民收入的1／3。

疯狂的假集资活动使全国金融混乱，国家的宏观经济和投资计划受到严重破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于1996年11月先后派要员来阿尔巴尼亚调查，并向阿尔巴尼亚当局发出警告，要求他们立即采取制约措施。但是，阿当局不但漠然处之，甚至还公然为假集资活动辩护，称高息集资活动“完全是‘人民资本主义’，公民储蓄是他们的正当权利，国家不能利用行政手段压制他们的积极性。他们的钱是最干净的。”这样一来，假集资活动就更加有恃无恐，从而达到了巅峰。然而，眼看群众手中已经没有多少钱储蓄了，一些骗子便携巨款潜逃，或宣布“破产”，储民痛不欲生，有人甚至暴病不起或绝望自杀。他们呼吁政府干预，政府不予置理。

迫于压力，1997年1月中旬，阿政府不得不冻结了几家仍在活动的“基金会”的大约3亿美元的银行存款。随后，民主党利用集资机构的资金大搞竞选、拉选票的丑闻败露。于是，全国广大储民在极度绝望与愤怒的情况下，从1997年初开始，相继在全国各地大城市掀起大规模反政府抗议活动。群众纷纷走上街头，高呼“我们要自己的钱”、“打倒强盗政府”、“打倒贝里沙”等口号，并伴有打、砸、抢行为，最后发展到难以收拾的武装骚乱的局面。

一直受到民主党打压的社会党及其他反对党出于对民主党及其当局的强烈不满，自1996年大选后曾多次发起和平抗议活动，都遭到镇压。这次他们相互联合，并借助于广大民众就假集资事件掀起的反政府浪潮，提出“经济问题，政治解决”。这样，一次由假集资引发的规模浩大的武装动乱和政治动荡开始了。武装动乱从南方扩展到全国 阿尔巴尼亚的这次动乱首先发端于南方，作为阿第二大海港的发罗拉则是主要据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执政时期的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大多来自南方。而南方“石头城”吉诺卡斯特则是已故领导人霍查的故乡。被民主党取缔的阿共产党一直在南部地区活动。由劳动党演变而来的社会党在发罗拉等南方城市的势力和影响颇大。另外，南方民众到近邻希腊和隔海相望的意大利打工的“难民”最多，他们把辛辛苦苦挣的血汗钱都存到了“基金会”，受骗上当者居多。

南部抗议活动的组织者在要求得到经济赔偿的同时，还提出了诸如解散议会、提前举行大选等政治主张。面对严峻局势，当局派军队和警察部队前往平息，多次发生冲突，互有伤亡，要求政府下台的呼声日益高涨。发罗拉市民在被军队包围的情况下，抢劫了市郊区的军火库，成立了武装组织，走上了武装暴动之路。随后，南部沿海地区的德尔维纳、希马拉和阿第三大海港城市萨兰达的市民也纷纷抢劫军火库，掀起武装暴动。

为镇压南方叛乱，阿当局秘密制定了“南部作战计划”，并于3月2日紧急通过了“全国戒严令”，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紧急状态。根据“全国戒严法”，在全国范围内取缔一切政治活动，实行宵禁；为平息动乱，授权贝里沙总统动用军队；进行军事总动员，军人服役期延长至紧急状态结束；现役和预备役军人如不执行戒严时期的任务。将被追究刑事责任；全国小学停课等。

尽管以梅克西为总理的民主党政府3月2日被迫集体总辞职，但并未缓解民众的愤怒情绪。而戒严令的宣布和3月3日贝里沙强行蝉联总统的行为，则进一步激怒了全国百姓。南方武装力量在被民主党解职或被勒令退休的前军官的指挥下，在坚决要求贝里沙下台的呼声中，迅速向北推进，坚称“武装进军地拉那”。一个又一个军火库被抢。反政府武装力量控制的地区很快由南部沿海地区扩大到吉诺卡斯特、贝尔梅特和中部的培拉特等地，在不到10天的时间里，便扩大到距离首都地拉那仅60公里的策里克市。被派到南方镇压反政府武装力量的军警部队，大多表示不愿向“自己的兄弟”开枪，有的部队把武器，甚至把坦克、装甲车、巡逻艇拱手送给武装民众，有的飞行员驾着米格战斗机逃往意大利，许多军人或投降“起义军”，或自愿“解甲归田”。在此期间，一些公检法机构遭到袭击，并陷入瘫痪；监狱被劫，大批刑事犯出逃；全国各地拿起武器的抗议者各自为政，无人过问，喜欢玩枪的到军火库拿上几支背在肩上，满街乱逛；南部费里区的一些有放射性的军事装备流失到民间；大量建筑物被烧、被毁；银行抢劫案和拦路抢劫事件频频发生……政府失去了对国家大部分地区的控制，全国陷入无政府状态，

自1997年3月初起，外国商人就纷纷离开阿尔巴尼亚。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驻阿大使馆也将外交官家眷和无紧急公务的一般工作人员送回国内。“美国之音”在每天数次的广播中，急切地呼吁分散在阿各地的美国“和平队”队员速与美驻阿使馆联系，以便分批尽快撤离。美国国务院下令160名驻阿外交官及其家属搭乘飞机离阿。美国军方则下令位于亚得里亚海上的战舰群做好准备，负责撤离旅居阿的2000名公民；英国外交部也宣布，它正在安排从阿撤走120多名英、爱尔兰以及英联邦的侨民。地拉那的上空天天听到军用直升机的轰鸣声，其中大多是来接运本国在阿公民的意大利和美国飞机。这一切，进一步加剧了笼罩在整个阿尔巴尼亚的紧张气氛。

在国内外的压力下，特别是反政府武装力量的逼迫下，贝里沙总统终于不得不同意与社会党组成联合政府，向以社会党为首的反对派做出一系列让步。3月9日，总统贝里沙与10个主要政党负责人举行圆桌会议，制定“民族和解纲领”，同意提前举行议会大选。3月11日，贝里沙任命吉诺卡斯特市市长、社会党人巴什基姆·菲诺担任“民族和解政府”总理。但是，各党派就政府组成相互扯皮、讨价还价，人员名单始终定不下来。原以为局势会很快出现转机，但事与愿违，首都地拉那的局势却出人意料地急转直下。

地拉那湮没在枪声中

3月12日，地拉那枪声彻夜不停。西南郊的一座军火库及西北郊的一座兵营遭到抢劫，大量枪支弹药失散于民间。当天下午4时左右，地拉那空中传来了急骤的步枪声、机枪声，偶尔还夹杂着爆炸声。显然，阿尔巴尼亚南部的武装动乱已经延伸到了地拉那。密集的枪声彻夜不断。中国驻地拉那大使馆围墙外居民楼的窗口里也冒出串串火花，紧接着就是震耳欲聋的一连串枪声。

中国驻阿大使馆立即发布命令：所有馆员，包括新华社记者，除非不得已，严禁外出。为防万一，使馆还给大家发了工人施工用的安全帽。

地拉那的人们在整夜的激烈枪声中迎来了13日的晨光。或许因为响了整整一夜的枪声，清晨枪声稀少了一些，然而浓重的恐怖气氛却始终笼罩着全市：大、中、小学一律停课；政府机关停止办公；商店停业；不论家门，还是校门、店门、机关大门，全部紧闭。街上几乎没有行人，连警察也不见踪影，偶然一辆汽车飞驰而过。地拉那简直成了一座死城，成了一座没有设防却几乎家家都有枪支的城市。中国使馆西墙外的一片空地上停着一辆带篷卡车，车旁站着两三个背枪的人；北墙外的居民楼群中也停着辆汽车，车上的人正向居民发放武器，同时还询问我们是否需要他们提供枪支。

这一天，阿尔巴尼亚全国唯一的首都国际机场一里纳斯机场关闭了；阿尔巴尼亚与周边国家的所有海关关闭了；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茹拉利携全家老小出逃意大利；贝里沙总统躲到了停泊在亚得里亚海上的意大利船上；地拉那使馆街两头及各外国使馆门前的警察踪影全无；都拉斯海港400人强抢一艘商船，逃往意大利；全国各地传来盲弹造成人员伤亡的消息，地拉那市郊发生多起抢劫事件。

当天晚上，又传出了令人震惊的消息：地拉那的3座监狱同时发生暴动!

3月14日仍是在激烈的枪声中来临的。东方刚刚出现鱼肚白，地拉那西郊的“南昌工地”便传来了被抢的不幸消息。

中国南昌对外工程总公司于1995年中标承包了马来西亚投资兴建的阿尔巴尼亚住宅项目工程——地拉那卡姆扎住宅小区的740套、占地800亩的民用住宅。该工程位于地拉那市的边缘地带。开工一年多来，工程进展比较顺利，已经完成多座楼房的主体工程。

从12日起，为了保护工地，工人们在工地周围挖了一道壕沟，筑起铁丝网，以免遭到冲击。14日凌晨，工地的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和雇用的阿尔巴尼亚工人刚刚起床，一大群阿尔巴尼亚人就持枪来到工地大门口，推倒岗楼，一面朝天开枪，一面往里冲。工地雇用的少量保安人员根本无法阻止，也不敢阻止。这些来路不明的抢劫者，大喊大叫，见什么就拿什么，发疯了一般。随后，更多的阿尔巴尼亚人，多达上千人，有的开着汽车，有的赶着牛车、马车，还有的牵着毛驴，络绎不绝地赶来，浩浩荡荡地冲进工区。他们不只有步枪，还有手雷。一个暴徒一手拿着手榴弹，另一只手则拉着导火索，威胁中国职工。他们在枪声的“鼓舞”下，把工地的钢材、水泥、木料、砖头装上车、驮上毛驴，把工地办公室、宿舍、食堂、仓库的东西洗劫一空，把停在工地上的大、小汽车开走。更有甚者，一些阿尔巴尼亚人竟让赤手空拳的中国工程技术人员举起双手，面对墙壁，或趴在地上，搜翻他们衣裤的口袋，把所有的钱物抢走，包括人民币(数日后，一些阿国人竟拿着抢来的人民币到中国商店兑换列克)。据说有人把钱藏在地下，最终还是被挖了出来。在被抢劫过程中，工地领导试图与抢劫者谈判，然而这些人根本不可理喻。中国使馆得到“南昌工地”被抢的消息后，经济商务参赞处的两位同志立即开车去工地了解情况。车刚一停下，便围上来好几个抢劫犯，用枪逼着他们交出汽车钥匙和口袋里的钱。中国经商参赞说：“我们是外交官，汽车是外交车，你们不能抢!”暴徒哪管这个，朝天就是一梭子子弹，强行把奔驰车开走了。

被抢后的工地临建区面目全非，惨不忍睹：房屋不是墙被推倒或被捣毁。就是屋顶被掀翻，工地四周的铁丝围墙几乎全部被推倒。工地上的100多中国人，别无选择，只好全部撤到中国大使馆安身。

两天来的严重动乱迫使在阿尔巴尼亚从业的其他华人也纷纷赶到中国大使馆避难。使馆顿时从原来只有20来人猛增到近200人。

就在这一天，我国政府接到我驻阿使馆的紧急报告后，立即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价，以最快的方式安全撤离我在阿尔巴尼亚的公民。我使馆人员除5人留守外，全部撤离。

送走撤离的同胞

3月15日，大撤离。这一天，中国驻地拉那使馆的头等要务就是紧急安排华人撤离回国。 使馆相继与希腊、美国、意大利等驻阿使馆取得联系，寻求帮助。在紧要关头，希腊政府伸出了援助之手，希腊国防部长当即答应尽最大努力，决定派军舰协助中国人员撤离。

10时30分，撤离的使馆人员和华人分别乘上使馆外交车和大客车。车队在警车的护送下和围观市民的注视下，迅速驶往40公里开外的都拉斯码头。码头上停靠着一艘希腊军舰，船上的希腊海军全副武装，做好了接应和防范准备。我人员依次迅速登上军舰。中方100多人全部登船后，军舰立即起锚，向公海驶去。舰上的部分人员分别转乘上早已等候在公海的另外两艘希腊军舰。3艘军舰载着满怀感激之情的华人，破浪驶向希腊的北方小岛——科孚岛。撤离人员从那里转乘飞机回到祖国的怀抱。(真可谓善有善报。希腊海军当年对我国公民的善举今天得到中国海军的友好回报。2009年元月29日，正在亚丁湾执行护航任务的中国海军“武汉”舰成功地解救了一艘遭索马里海盗围追堵截的希腊商船“E-LENIG”号。危险解除后，“ELENIG”号船长致电我“武汉”舰：“感谢你们直升机帮我们赶走了海盗船，我们现已安全。感谢你们的直升机和军舰!”——这是后话)

撤离后的中国大使馆只剩下包括我们在内的7名留守人员，不免显得冷清。傍晚，使馆临时代办召集全体人员开会，讨论使馆保卫问题。使馆的正面有警察守卫，其余三面的围墙极易翻越，加之使馆的大队人马白天大张旗鼓地离去，我们全都十分担心暴徒会乘使馆势单力薄时深夜闯馆。为此，大家分析了可能发生的情况，代办确定了每个人应负的责任和联络方法。一致决定，一旦暴徒闯馆，所有人员将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使馆机要和电台。出人意料和令人惊喜的是，这一晚竟然相当平静，只有偶尔传来的几声枪响，似乎来自市郊。几天来首都市民第一次睡了一个安稳觉，各家医院第一次没有传出抢救被流弹击伤者的消息。而仅在前3天内，就有10人被流弹打死，200多人被打伤。连日来，当局多次开会，呼吁各党派为了国家的利益而和谐一致，同时采取切实措施，恢复治安和水、电、面包供应。现役和退役军人、警察响应民族和解政府发出的“祖国在危难中、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号召，返回原单位或前往国防部、内务部报到，组成志愿者队伍，承担起维护首都治安的神圣任务。

19时刚过，装甲车便开进了地拉那市中心的斯坎德培广场，众多的志愿者持枪乘车在市内主要街道上和国家主要机关周围巡逻，总统府门前也部署了坦克，市郊的交通路口均设置了检查哨所，对违反宵禁规定的车辆进行严格检查。

3月16日清晨，首次听到令人欣慰的消息：南部发罗拉市实现了数周以来的第一个无枪声之夜；北部的斯库台市建立了市民自卫组织，实现了第一个无抢劫的夜晚。这一天是阿尔巴尼亚当局宣布的全国哀悼日，追悼在这一期间的死难者。广大的民众企盼这场狂暴尽快地成为过去。

上午10时，上万名地拉那居民来到市中心的斯坎德培广场，举行和平集会和游行。参加者有白发苍苍的老者，也有天真可爱的儿童。他们首先向在这场动乱中的所有丧生者志哀，然后，摇着手中的绢花，高呼：“我们要和平，不要暴力!”16日下午，菲诺总理紧急召开政府会议，决定宣布政府“1号命令”：17日国家机关正式恢复上班。地拉那的形势开始有了初步好转，但全国局势仍然混乱。

“黎明行动”和新政府成立

受命于危难之中的菲诺政府，上台伊始，面临着恢复国家稳定、确保居民食品供应两项最迫切的任务。为此，菲诺政府努力恢复和组建军、警部队，同时请求国际社会提供军事和食品紧急援助，特别要求欧盟和欧安组织尽快派军队来阿干预，以解决国家的极度混乱状态。

出于自身安全利益考虑，欧美社会和国际组织积极活动，与阿当局不断进行紧急磋商，力求平息动乱。

经阿尔巴尼亚当局再三请求，欧盟各国终于达成妥协，决定向阿派遣多国部队。3月25日，欧盟军事专家组开始在阿进行实地考察，为多国部队做准备。27日，欧安组织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了有关建议案。翌日，安理会通过第1101号决议，授权部分成员国向阿尔巴尼亚派遣多国保护部队(中国投了弃权票)，任期3个月，负责守卫港口、机场、公路、铁路及仓库等设施，协助国际组织提供援助和帮助运送人道主义救援物资。这样，联合国继1992年首次向巴尔干半岛的波黑派驻维和部队以后，再次授权向这个半岛的阿尔巴尼亚派遣多国保护部队，执行保障人道主义救援物资安全畅通的“黎明行动”。

4月，身穿橄榄绿军装的西欧军队陆续抵达地拉那首都机场和都拉斯港口。

多国保护部队由意大利牵头，由包括法国、西班牙、希腊、土耳其、罗马尼亚、奥地利、丹麦等8国的6000名士兵组成。部队在阿尔巴尼亚的机场、港口、公路等重要交通要道驻守，直至6月阿尔巴尼亚举行议会大选为止。4月11日，意大利伞兵首先抵达阿尔巴尼亚；13日，40名法国先遣部队士兵分乘军舰和飞机抵达地拉那，与意大利士兵会合；14日夜，第一批由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1000名士兵组成的多国部队从意大利的布林迪西港出发，于15日顺利在阿尔巴尼亚的都拉斯港登陆。此后，多国部队分数批陆续抵达，部署在重要地区。根据计划，部队进驻后，主要任务是恢复地拉那、都拉斯、发罗拉等地的正常秩序、保证阿尔巴尼亚的国家安全及议会大选的顺利举行。

由于阿尔巴尼亚整体局势趋于平静，阿尔巴尼亚于6月下旬举行了议会大选。不出人们预料，以社会党为首的中左翼联盟取胜，并获得组阁权。7月24日，阿尔巴尼亚新一届议会选举社会党总书记迈达尼为阿尔巴尼亚共和国总统。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97年惊心动魄的武装动乱刚刚过去，1998年的政治风波再次冲击了阿尔巴尼亚。当年9月，民主党进行了武装反夺权，但未取得成功。

举世震惊的1997年武装动乱和1998年的“未遂政变”，犹如一场噩梦。这场噩梦终于开始过去。然而，噩梦中的一切却是人们永远不能忘怀的。在这次持续数月的严重武装动乱中，拥有300余万人口的阿尔巴尼亚，共有近3000人丧生，2万人受伤，其中儿童伤亡近千人；数万难民逃往国外；国民经济遭到重创，物质损失高达数十亿美元，而动乱给人们造成的心理创伤更是难以消除的。动乱中失散的70万支枪和15亿发子弹，当局和国际社会虽多次以“发展换武器”的名义要求国民缴回武器弹药，却收效有限，大量武器将长期流散于民间，给社会治安造成严重问题。更有甚者，它给巴尔干地区的安全带来威胁。据查，1999年发生的科索沃战争以及2001年马其顿发生的安全危机期间，那里的阿族武装组织拥有的许多武器弹药都是从阿尔巴尼亚走私而来的。

2001年元旦。为了永远告别那噩梦的年代，阿尔巴尼亚的孩子们收集了武装动乱期间的3万颗子弹壳，铸成了一口“和平钟”，安放在地拉那市中心的“国际文化中心”的广场前(原来的霍查纪念馆)。钟上刻着：“我(和平钟)在子弹中出生，愿在第三个千年里，在阿尔巴尼亚儿童的和平道路上嘹亮高歌。”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9年第7期　谁是《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作者·庄　重

1966年3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其中《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题解说：“这是毛泽东为中原、华东两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写的一个广播稿。”果真如此吗?非也。那么，作者究竟是谁呢?这是一个拖延了几十年易解而又费解的谜。

那时候，我从劳改农场——河北唐山柏各庄农场回北京在新华社当编辑已有数年。一天，遇老友邓岗，他问我：“《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总社播出后，我们不是对照原稿学习过吗?……怎么上了《毛选》?”我感觉他是在“明知故问”，我无可奈何，只好回答：“我不知道。”

1983年12月，新华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首页“出版说明”称：“本书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领导下，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新华通讯社合编。”新华社副社长缪海棱(曾兼任新闻研究部主任)和新华社新闻研究所所长成一任主编。有一天，我与成一谈起此书的编辑过程，我问他为什么不把《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编入这本文选?他说：“毛主席写的《人民解放军总部向黄维兵团的广播讲话》和《刘伯承陈毅两将军向黄维兵团的广播讲话》，我们都注明：‘根据手稿刊印”’。而《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虽然登上《毛选》，因为没有找到手稿，还不能断定是毛主席写的，所以我们没有采用。我问为什么《毛选》四卷刊登呢?成一说：最初也有人怀疑这一篇不是毛主席写的，但该卷主编认为是毛主席写的，他的根据是：文章的口气像是毛主席的口气，这是第一；第二，经毛主席修改过，又是毛主席签发的。

更荒唐的是著名传记文学作家叶永烈竟然绘声绘色地说，《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作者是陈其五。

叶永烈为了烘托此文的重要性，首先将陈其五介绍一番，意在表明陈是一位不寻常的人物，好像只有陈其五才能写出这篇文章。其实，陈其五和我，彼此很熟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大约有十年时间，陈其五和夫人冯剑与我在一个地区和军队里工作过。最后，陈其五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岗位上，被张春桥打倒。

叶永烈在其所著的一部传记里，有一节专写陈其五。据他介绍，陈其五原名刘毓珩。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在北平爆发时，21岁的刘毓珩是清华大学物理系学生。在学生运动中，他成为学生领袖——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全国学联副主席。1938年2月，刘毓珩加入中国共产党。党派遣他去国民党军队某部做地下工作时，刘少奇给他改名陈其五。(不久，陈其五回到新四军里工作)

叶永烈还说：陈其五曾任“第三野战军前委委员、政治部宣传部长兼华东前线总分社社长。”

叶永烈以很长的一段篇幅写陈其五写作《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情况。原文如下：“1948年12月，当杜聿明部陷入重围，那篇以中原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华东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名义发出的广播稿《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初稿便出自陈其五手笔。后来经毛泽东审阅，作了几处修改，发出。此文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在‘文革’中《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是‘牛鬼蛇神’们‘天天读’的‘课本’，就连被打入‘牛棚’的陈其五也要背诵此文，他背得极为熟练。近来发现此文最初的手稿，上面有两种笔迹，毛泽东的笔迹人们一望而知，那是作了几处修改留下的，而通篇的笔迹则是陈其五的。”

其实，《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作者不是陈其五，陈其五也不是“兼新华社华东前线总分社社长”，新华社历史上没有“华东前线总分社”，有的是华东前线分社，分社社长是康矛召，不是陈其五。叶永烈说，《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通篇是陈其五的手迹，我说“否!”通篇是孙书明的手迹(但原稿不是他写的)，孙书明离休前是新华社老干部局局长，现住北京龙潭湖公园附近。附带说一句：陈其五不是第三野战军前委委员。

事情本来很简单，却弄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离奇了。甚至《张震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中也写了这样一段：

“我军大力开展政治攻势，进行火线喊话，赠送食品，散发传单等。毛主席还专门为淮海前线起草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广播稿，对瓦解敌军起到了重要作用。20天内，敌副师长以下1.4万余人缴械向我投诚。”(《张震回忆录》上册第346——347页)

第三野战军战史也写上一笔：“毛泽东起草了中原人民解放军、华东人民解放军《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

最近，一些纪念淮海战役胜利六十周年的文章，无例外地写上《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一文出自毛泽东之手。

我不知道，迄今为止，《毛泽东选集》(包括各种外文版在内)总共出版发行多少万册，我粗略估计，少说也有几千万册吧。《毛选》中若有错误，《毛选》发行量愈大，则错误流传愈广，影响党史、军史……改正错误更加困难。

《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作者究竟是谁?——这个经历半个多世纪的谜，该是揭开谜底的时候了。我是个有七十多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而且92岁了，我应该对历史负责。今天，我宣布：《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一文真正的作者，既不是毛泽东，也不是陈其五，而是我本人——庄重。

历史真相是这样的：

杜聿明率领三个兵团从徐州向西逃跑，于1948年12月4日在河南永城以东陷入我华东人民解放军的重重包围之中。粟裕将军对我说：“我们要向杜聿明部开展政治攻势，我给你一个任务，用陈毅、粟裕、谭震林的名义，写信给杜聿明，要他率部投降。要写得通俗、口语化，便于我前线部队向敌人广播。”我先后写了七篇广播稿，12月上半月，仅《劝杜聿明投降书》(这是粟出的题目)，我就写了4篇。

12月17日，粟裕将一份电报交给我看。这是1948年12月16日24时毛泽东给粟裕并告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的电报，全文如下：

(一)黄维被歼，李延年全军退守淮河南岸。

(二)我包围杜聿明各部，可以十天时间休息。调整并集中华野全力，然后发起攻击。

(三)向杜、邱、李连续不断地进行政治攻势，除部队所做者外，请你们起草口语广播词，每三五天一次，依据战场具体情况，变更其内容，电告我们修改播发。

我将电报交回。粟裕对我说：“庄重同志，对杜聿明集团口语广播词的起草任务就交给你了!”这是命令，我欣然接受。我说：“我又写好一篇《劝杜聿明投降书》，粟裕接过稿子连看两遍。说：“好!合乎要求，就这样发吧!”他在稿纸上写了一行字：“急。即发新华社总社速送毛主席。”末了署名粟裕和日期、时间。然后他对我说：“你请张参谋长看看发出。”我马上去见张震参谋长，张说：“粟司令已审阅同意签发；我就不看了，我要军台发，毛主席可以很快看到。”

17日当天，新华社就播发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这是我写得最快、总社播出最快的一篇稿件，也是毛主席亲笔为我修改过的第一篇稿件。我心中非常高兴。

第二天上午，我拿了原稿回到前线分社编辑部，大家对照总社播出稿，学习毛主席是如何修改的。

(一)毛主席把题目改了。用“敦促”一词比用“劝”好。还加了个“等”字。

(二)此文开头，在“杜聿明将军”之下，毛主席加写了“邱清泉将军、李弥将军和邱李两兵团诸位军长师长团长”。

(三)此文后面署名，毛主席并列改写为“中原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华东人民解放军司令部”。

还有几处，毛主席作了技术性的修改。

经过学习毛主席的改稿，我深深感到自己的思想政治水平低，没有总揽全局来写这篇广播稿。

我还要说一下关于手迹问题。

上文已经说过，手迹是孙书明的。

45年前，孙书明与我谈起《毛选》上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一文，我不假思索，脱口而出：“那是我写的，不是毛主席著作。”我简略说了写这篇东西的过程。孙书明接着说：“这事与我有关，那天，我在总社机要室值班，总参三局来电话，说淮海前线给新华社总社发来一篇急稿，是军台发来的，是密码电报，不能给你们，我们口传，请你们笔记。我连忙拿来稿纸，对方一字一句地口传，我一字一句地记，稿子题目叫《劝杜聿明投降书》。”

我的手迹在哪里?我的手迹被封藏在大别山的山洞里。

上个世纪某一年，因轻装备战，南京军区将历史档案资料包括新华社华东前线分社(当时负责人为沈定一)的存档稿件，(沈定一说内有我写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原稿)清理打包，运往大别山藏在一个山洞中，洞口密封，外堆泥土，植树种草，隐蔽起来。因未作标志，后来军区几次派人去取档案资料，却找不到那个山洞。1985年夏，我与新华社高级记者阎吾曾专程赴南京寻找，也空手而返。我想，天长日久，洞中阴暗潮湿，那些档案资料，大概早已腐烂成泥了!

我手头有一本1964年4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竖排精装本(合订一卷本)，其卷首“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的《本书出版的说明》，却写于1951年8月25日。由此可想而知《毛泽东选集》在1951年8月就已经编成。“出版的说明”中说：“选集中的各篇著作，都经著者校阅过”。又说，“本选集有两种装订的本子”，一种是合订的一卷本，另一种是四卷本。

《毛选》第四卷出版于1966年3月，迄今40多年过去了，为什么我不早提出《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是我写的，推迟43年才提出来，原因很复杂，一言难尽，概括说来有两个，一是害怕，一是期待。怕是害怕惹火烧身，株连“九族”。毛主席是世界伟人，比封建皇帝还皇帝。毛主席的书被称之为“红宝书”，林彪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谁敢说一个“不”字。我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打人“牛鬼蛇神”行列，“只许老老实实”，进行“脱胎换骨”劳动改造，“不许乱说乱动”。“文革”中被批斗、打嘴巴、罚跪，腰椎被踢断。几乎被打死，我还能说什么。

再说期待，期待什么?

期待毛主席有一天能发现校阅时的疏漏，自己提出来改正这个错误。

期待《毛选》的编者、出版者能发现这个错误，采取适当方式予以更正，以示对读者负责。

期待粟裕、张震、廖承志、廖盖隆、邓岗等知情者能为我说一句话，问题便可解决了。

我默默无语地期待着、期待着……一年又一年飞逝而去，《毛选》四卷出版了多少年，我期待了多少年。我终于失望了，不再期待下去。

今天，我亲爱的祖国给予我新的力量，我又勇敢起来，敢于直言了。

宪法和法律保障我享有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我要出版一个文集，将我写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一文收进去。我的自传也要写上这件事。这叫做顺理成章，物归其主。

正如本文开头所说的一个易解而又费解的谜，现在解开了!

我们面对的就是这样真实的历史。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9年第7期　文革期间的大学毕业生分配·石福庆

1966文化革命开始，大学毕业生的分配工作也同时停止。1966年、1967年、1968年的三届毕业生都滞留学校。他们中年龄最大的有三十多岁，最小的也有二十三四岁。这么大的年龄不能参加工作，还需要家庭继续供养，成了一个社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毕业生们不得不“自己解放自己”，自己“分配”自己的工作。我是在清华主动承担这项工作的毕业生之一，现在回忆这段事情的经过。

我贴出了要求分配的大字报

我们1960年考上清华大学，学制六年，按正常情况应该于1966年毕业分配工作。但赶上了文化大革命，一律留校参加运动。开始我们是比较积极参加这场运动。半年多时间过去了，清华大学标志性建筑二校门被高干子弟为骨干的红卫兵推倒了，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倒了，在清华召开了30万人对王光美的批斗会，罗瑞卿被装在箩筐里抬到清华大礼堂挨批斗……清华党委成了“黑帮”，整“黑帮”的工作组又因“执行了错误路线”撤离了学校。整个大学由红卫兵组织自己管理。但不久，清华学生红卫兵组织又分成了对立的两派。一派是清华大学红卫兵井冈山兵团(简称“团”派)；另一派是清华大学红卫兵井冈山“4·14”兵团(简称“四一四”派)。两派天天用毛主席语录打派仗，以致后来发生百日大武斗。毕业班的学生有一定的思考能力，对文革的有些事不理解，特别是对两派斗争很厌烦，还怕这样拖下去丢了专业，都迫切希望早一点奔赴工作岗位。

大概在1967年的春天，我在团派总部(航空馆)的墙上给团派负责人贴了一张大字报，希望他们关心我们66届毕业的毕业分配问题。我是四一四派的，为什么贴在团派总部呢?因当时中央领导对清华团派比较重视，蒯大富经常受到毛主席、周总理、林彪、江青、陈伯达和一些中央领导的接见。可以说，当时团派是清华掌权的，四一四是在野的。

66届毕业生串联会

我的大字报贴出后，除个别有不同意见外，多数人支持我，有本系，外系，甚至有外校的，都来找我讨论。为了发动更多的人参与，我先组织了清华大学66届毕业生串联会，后来又组织了北京市66届高校毕业生串联会和全国66届高校毕业生串联会。串联会的宗旨是为争取66届大学毕业生能早点毕业分配工作。串联会的活动是向清华大学人事处学生科的老师、向北京市文教组的张琳、杜志彬(他们文革前都是具体负责高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请教。还学习文革前中央关于高等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有关的文件，了解毕业分配是怎么一回事，毕业分配的程序是什么。

在请教学习的基础上，给周恩来总理、中央文革和北京市有关部门写报告，反映同学们迫切希望毕业分配，早日到工农兵中去的愿望。我们还找了高教部副部长段洛夫和国家计委副主任高云屏等，反映我们的意见。后来又写了如何进行毕业分配的建议。毕业生串联会的办公地点在清华大学强斋二楼南头一个小房间，地方不大但开个会、碰个头还是方便多了。串联会在清华大学、教育部红星楼等处开过几次会。参加这些活动的除了北京一些高校66届毕业生外，还有来自天津、上海、杭州等地的学生。

一次关键的会议

1967年8月上旬的一天，记不清是由蒯大富还是由北京市杜志彬同志通知我，让我找5-6位北京高校的1966届毕业生代表，第二天上午9点在台基厂市府大楼开会。我连夜通知了5位毕业生(清华2位，北航、北大、钢院各一位，他们都是毕业生串联会的积极分子)。第二天8点半我们到了台基厂，一进会议室，见到在座的有蒯大富、聂元梓，还有张琳、杜志彬等。蒯大富向我们一一作了介绍：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聂元梓，“北航红旗”的韩爱晶，“地院东方红公社”的王大宾，“北师大井冈山公社”的谭厚兰(他们几人与蒯大富是北京市革委会常委)。他们当时被称为革命造反派“五大领袖”。蒯大富也向他们介绍了我。快9点了，又进来两位，蒯大富介绍他们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革委会文教组组长丁国钰，另一位是北京市革委会文教组副组长李冠英。九点会议开始，由李冠英同志主持，他讲今天请大家来开会是商量66届高校毕业生分配的事，下面请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丁国钰同志讲话。丁国钰说，你们66届高校毕业生的要求中央已经知道，你们写的材料我们也看到了。中央对66届高校毕业生的分配问题是很关心的。聂元梓同志今天也来了，她对你们分配问题也很关心。今天“五大领袖”都来了，北京市管分配的同志也来了，就是支持你们的要求。丁国钰又讲现在情况下如何分配。我们听了非常激动，我们分配有希望了，我们的奋斗终于有了结果。

组建清华大学毕业生分配机构

台基厂会议以后，我们知道中央同意我们66届毕业生可以着手分配了。我们从杜志彬那儿已经看到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联合发的文件《关于一九六六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中央这个文件对全国的毕业生分配都会起作用，这是我们奋斗的结果。跨校的毕业生串联会就完成了历史使命，我们就开始做清华大学自己的分配工作。

我们首先组织负责毕业分配的工作机构。当时校、系两级的领导，甚至到教研组的领导，都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红卫兵又分成两派，相互打派仗。这个时候怎么组建清华大学毕业生分配机构呢?我向清华的老干部如学生科苗既英等，向北京市负责毕业生分配的张琳、杜志彬请教。杜志彬同志还借给我一本1964年8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部学生管理司汇编的《高等学校毕业生调配工作手册》，我看了这个手册，对学校分配机构有所了解，对学校分配机构的大概模式有了想法。我提议，校一级、系一级和各专业教研室都要成立毕业生分配领导小组。各级分配领导小组的成员是对等原则，即一名团派，一名四派。学校一级和系一级都是由两派各推一名革命干部，一名革命教师，一名红卫兵，而教研组一级，各派出一名教师和一名红卫兵。

我将这个想法，向有关老师征求意见，经他们同意后，我就去找两派的头头，“四一四”找的是孙怒涛，“团派”找的蒯大富和鲍长康。请他们通知各派选拔一名干部、一名教师和一名红卫兵代表×月×日下午4点到旧电馆211(是力学系的会议室)开会。第一次“4·14”的准时到了，团派的迟到了约半小时，会没有开成。第二次团派准时到了，而“4·14”的迟到了约20分钟，会也没有开成。我急了，再次去找两派的头头，让他们再通知一定要准时到。第三次两派都基本准时到了，还是在旧电馆211开会。这个会我将预先想好的方案，向大家讲一下，似乎大家没有什么意见。我希望大家回去抓紧成立各分配小组。并强调有关毕业生分配的事情不准带回派里研究，一定要在分配小组里商量。

分配小组虽然由两派的干部老师和同学组成，但大家对毕业生分配工作都是抱着积极负责的态度，不讲派性，工作中合作配合得很好，工作非常认真。他们冒着武斗的战火坚持工作。这使得我们清华大学66届毕业生分配工作比较顺利。

走出学校当工人

1966届毕业生的分配方案，在1965年国家计委联同中央、省市有关部门确定，经中央批准已经下达到各高校和用人单位。清华大学1966届毕业的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约2400多人。在正式启动分配后，总的来讲分配工作时比较顺利，到1967年10月底大部分毕业生已落实分配工作单位。

1967年10月28日上午，清华大学1966届本科毕业生和研究生举行了毕业分配誓师大会。在清华大学大礼堂那半圆形的天穹下，回荡着“文革”以来少有的真诚而庄严的声浪。两千多名热血沸腾的青年人在这里宣誓：

我们坚决响应毛席的伟大号召，到基层去，到农村去，到工厂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和工农结合在一起，沾一身油污，滚一身泥巴，把自己改造成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一代新人!

这一段誓词尽管带有时代的痕迹，但的确是发自内心的真诚。

大礼堂的誓师大会以后，同学们陆续地走出了校门：

水利系胡锦涛从这里走出来了。他本来是1965届的。因他是政治辅导员，延迟离校，也和1966届同时走出了清华园，走向了甘肃刘家峡工程局，成为一名水电建设工人；

无线电系的吴邦国从这里走出来了，他从这里走向上海电子管三厂，成为车间里的一名运输工：

动农系的吴官正从这里走出来了。他是1965年本科毕业后留校当研究生，他从这里走向武汉市葛店化工厂，在车间当了一名仪表操作工；

从清华大学校门，走出了2300多名年青人，其中有108名研究生。他们带着对未来的憧憬和忐忑不安，走向了工厂、农村、建设工地……他们拿到的“派遣证”的“职务”栏上，写的都是两个字：工人。

清华，清华，这个工程师的摇篮，摇来摇去，却摇出来了一批工人!当时，工人这个称呼比技术员光彩得多。走出校门以后，他们脚踏实地地从普通工人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了成绩。多数人在企业、在科研岗位上做出了贡献。也有一部分人因机遇、性格、能力、人品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

一批分不出去的毕业生

多数同学走出校门以后，还是有200多人的分配一直没有落实，也就是说没有接收他们的单位，需要再等待着分配。分不出去的毕业生有以下几种情况：

很大一部分是干部子弟，原来他们是都可以分到如二机部至七机部等国家机要部门，而那时他们成了“走资派”、“黑帮”的子弟，那些单位不可能再接收他们。

有一部分是文革中发现有海外关系或家庭出身由“红五类”变为“黑五类”，也没有资格去国家的机要单位。

李黎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66届毕业生，原计划分配在二机部绝密单位，因受其父亲李井泉的牵连而被“待分配”，由学校重新联系他的接收单位。他于1968年11月去青海省电动工具厂报到。

桑尔侠：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66届毕业生，原计划分配在二机部绝密单位，因受其岳父龚子荣的牵连而“待分配”，经多方联系，重新分配到辽宁省。他于1968年10月27日到辽宁鹤岗133师部队报到，在北大荒部队农场劳动一年，1969年底分配到沈阳市精密仪表厂当工人。

刘涛，刘少奇之女。清华大学自控系自903班学生。对刘涛的毕业分配问题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对校方有明确指示：刘涛的工作不能留在北京，但又要分配在离北京很近的单位，能随叫随到。经过分配小组的努力联系，最后落实刘涛的接收单位是北京铁路局承德机务段。

还有按1965年所确定的分配方案中有180名留校当教师或担任其他工作的名额，当时老师是“臭老九”，大家都不愿意当老师。更是由于在学校两派武斗，文攻武卫，大家都很厌恶这个环境，希望早一点逃脱这“苦海”。许多人不愿意留校，最后只有四十多人留校。也就是说，有近140个本来是留校的同学，要重新确定分配方案。

大部分同学已离校奔赴工作岗位，而待分配的同学现在还走不了，他们十分着急。但要解决他们的分配问题，关键是要落实他们的分配方案，要有接受他们工作的单位。前面说过我们66届分配方案早在1965年就确定了。确定高校毕业生的分配方案不是一件小事情，是要由国家计划委员会牵头，连同高教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到第八机械工业部，还有其他部委和地方政府等部门，经过多次会议商定。对于一个学校有那么多的再待分配学生，困难很大。经过与国家计委、高教部及北京市分配办公室多次协商，我们学校提出了一个办法：分配方案还应该由国家计委下达到接受单位(或接受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而这些接受单位由我们自己来跑。于是我们分配小组决定发动各系各教研组负责分配的老师帮助去找接受单位，同时也发动待分配同学自己根据所学专业，到自己老家或有关单位去找愿意接受他的单位(一个同学跑1至2个单位)，跑来的结果报到系分配小组，由校分配小组集中统一报到国家计委，再由国家计委下达到接受单位。由于各方面的支持，这些待分配的同学也先后走上了工作岗位。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9年第7期　回忆过“超支户”的日子·詹南生

现在，三四十岁的人可能都不知道“超支户”是个什么东西。在人民公社时代，有些农户辛辛苦苦干一年，年终决算时，不仅分不到一分钱，还欠生产队的钱。这就是“超支户”。按马克思的说法，劳动可以创造剩余价值，为什么劳动者劳动一年不仅拿不到劳动报酬，还欠雇主的钱呢?这是中国改革前的一大奇特现象。

我家八口人，有一个男劳动力，一个女劳动力，一个女辅助劳动力。按生产队评定的底分，我家三个劳动力出勤一天，共挣23个工分。按当时好年景的工分值算，每10分工可得报酬O，6元。这就是说，我家每天人均收入为O，1725元。一年下来，这点收入不够抵还队里分给八口人的粮、棉、油、柴的款项(这是维持生存的最低消费)。生产队对待“超支户”有双重标准。贫下中农的“超支户”，可以“缓期执行”。“阶级敌人”或地富子女的“超支户”，归还超支款是硬任务：“你过去压迫人、剥削人、吸劳动人民的血汗，现在还想剥削人?”

我当“超支户”近二十年，脏活、重活没少干，大事、小事没少做。托人情、讲好话，大女儿六岁就看牛，十岁就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又托人说好话，把看牛的“职位”让给大儿子。1977年收支平衡。能摘掉“超支户”这顶帽子原因有二：一、两个孩子大了，能挣一定的工分，收入多了；二、93岁的祖岳母逝世，人口少了。摘掉“超支户”这顶帽子欢乐的心情，不亚于后两年的“改正”，重新走上工作岗位。

当了二十年“超支户”，每年最紧迫的任务是交超支款。一次又一次的难关，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痛苦记忆：

在龙山大队林场的一间简易瓦房里，大队举办“超支户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二十多个人，有人屁股下是半截土砖，有人的屁股下是一个草把，有人脱下自己的破鞋当马扎。除了吧旱烟的“滋滋”声，听不到人们抽气的声息。都全神贯注地默想一个问题：用什么交超支款呢?第二天，学习班继续“斗私批修”，继续与“剥削阶级”彻底决裂。我偶然发现，有三个土砖头上是空位，就低声询问与我并坐的朱凤友，他说是拿出了切实可行的交超支款的措施，提前放走了。他又低声地告诉我：谁拿出了“可行的措施”，谁就随时可放行。第三天，又有无人坐的砖头和草把出现。我一数，剩下十三个人听报告：“……你们不要磨洋工，不要消极对抗，更不要‘带着花岗岩的头脑去见上帝’!我们宽宏大量是有限度的!”这一次，我回老家与堂兄詹方云设法，卖了一间房子给老家的生产队。

过了一年又一年。生产队的办公室里，一盏煤油灯有气无力的亮着。土改时的农会代表、老贫农曹四荣在讲话。他的话匣子打开了二十多分钟，忽然，话锋一转指向了我：“南生，南生!你的超支款有么打算?要想法子呀!不能把政策当耳边风……钱要积。平常不积，一次要拿出这么多钱来当然就难了!……”找我要超支款，这是天经地义!说我不“积钱”，实在委屈!天哪!我哪里有钱“积”呢?几只母鸡生的蛋，孩子们别想吃，要去换盐!一股无名火终于爆发：“四伯!您说我不积钱，可我也不会偷钱积呀……”结果是老婆出面解和、赔礼，把一间房子抵款到生产队。

又是春耕生产的时候。大批促大干，实现大寨县。生产队的生产资金匮乏。生产队长向大队反映，拟向信用社申请贷款。而得到的批示是：催交超支款。生产队长又奉命开紧急会议。我家是老超支户，当然要还款。钱!钱!我把亲友排队摸底，没有一家“富裕”。在惶恐之中，队长送来一个信息：太慈街曹运松接媳妇缺床。中国有旬俗话，“道士见钱经也卖”。横下一条心吧!感谢老婆的理解，把床卖了。

又是一年春好处。在催交超支款的同时，生产队长送来一条信息：太慈合作商店建楼房，办旅社，需要大批的楼板(那时，乡间没有预制品)，“你家要许多楼板作么事?”又在他的关怀下，出卖了两方楼板。再用高粱秆、向日葵秆，填补楼板空缺苟且安生。得的钱呢?全还超支款了。

又一年大年三十，家家忙着过革命化的春节。我正在劈一个桩兜，打算煨煨托食品站会计周井山谋到的一个猪头。虽只有几斤重，猪耳朵、猪口条、猪脑子，可做好几个菜。默想着，这个春节，在革命上可以“化”一下了。“进屋哕，有人来哕!，'这是拙妻的声音。很明显，女低音里含着哀惋。是谁来了?我心知肚明：上次社员会上定我家交超支款30元，他们要钱来了。革命化的春节，可能“化”不起来了。我伸直腰，丢下斧，搓搓手，一脚千斤地回到屋里。队长开门见山：“我们是来收超支款的，把钱交出来吧!”

年关!年关!我在小说里读到的某些穷人度“年关”的情节轮到我了。在沉寂的相持阶段，副队长给我提了一个醒：你跑趟路到吉水去找姚麻子看看，生产队要把30块钱的鱼花钱给他，看他能不能给你过过账?

这倒是一条有点“生机”的路!但此时此刻要跑到吉水，难点是时间问题。估摸已过十点钟了，就是连走带跑，也得下午一点之前到。这么晚，人家会接待我吗?我跑出五里之遥，解开棉衣呼大气，碰上了瓦匠师傅徐伯高，我在他的麾下做过小工。他问：过年了，还往哪里跑?他听了我的原委之后，毫不犹豫地把自行车推向我：快去!快去!

姚麻子热情地接待了我，招呼他的妻子炒饭给我吃，写具了过拨的条据，并串起两条鱼一并交给我：“快回家吧，好好地过个年!”我多么感谢姚麻子啊!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9年第7期　文化现象杂说·吴　江

之一

湖南《湘声报》新年刊登了一篇题为《负伤的知识人》的文章(作者陈远)，一开头便说刚过去的2008年是个文化灾年，并开列了一张在去年撒手西去的文化老人的名单如下：

蔡尚思104岁，王养冲101岁，骆耕漠、谈家桢100岁，瞿同祖、周尧98岁，陈赐祺、陈振汉、任美锷96岁，王永兴95岁，王叔岷94岁，贾植芳、唐敖庆93岁，王名扬92岁，滕维藻91岁，张芝联、蒋学模90岁，孔德成89岁，彭燕郊、柏杨、王元化、陈述彭、方平88岁，袁可嘉、金提87岁，萧父84岁……士林凋落，触目惊心。

这么些文化老人的逝世是不是“2008年是个文化灾年”的证据呢?我看未必，单从逝世者的年龄来看便可以明白了。这里开列的二十六位逝世文化老人的年龄有四位在100岁以上，有十三位在九十岁以上，最小的也是84岁了。可以说都是“天寿”了，虽然这些人一无例外地都负过伤，我说“一无例外”，因为在中国曾经有过一次“反右派”，又有过一次“文化大革命”，对这类文化人布下了天罗地网，逃无可逃，不过负伤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此外，人数也并不完全，粗看一下就可以知道，这张名单里是做学问、弄弄笔杆子的人居多，而且大都在社会上有点声望的。假如把各类文化老人(例如科学家、教育家、医学家、艺术家等等)统统包括在内，则2008年逝世的决不止这个区区之数。中国是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而且已称“老龄社会”，2008年只有这个数的文化老人逝世，不能说2008年就是“文化灾年”，中国文化之灾决不表现在这里。相反，这应当认为是一种正常的自然现象，而且逝世者都是如此高龄，足见现在中国人的生存条件和医疗条件和过去相比已大有改善。想想在上世纪，像梁启超、鲁迅等人都没有活到60岁，胡适也没有活到70岁，可谓短命而亡，从生理上说，他们的命远不及现在的文化人。

我与文化界人士交往不多，在上面那张名单中，我只认识二位，一是蔡尚思，一是王元化。王元化同志我们只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才相识，他到北京找几位朋友谈话，约二、三次，我也在内。他晚年整理自己的文稿并着重进行反思，赠我几本书。他大概是到了晚年才被人认为是一个有多方面贡献的学者的。我当面跟他说过：他是现在已很少见的认真做学问的一个人，而我已不可能做到这点了，过去没有根基，如今来日无多。我要比他年长几岁，所以2004年我游上海和杭州时，在上海曾特到他的寓所，对他说：我此行是特来向你告别的，我们彼此都已不便走动，以后恐怕难有见面的机会了。他有点愕然。但万没有想到，他竟比我先离开了这个人世。

蔡尚思同志则是先辈，也恐是我国已少有的真正“国学家”之一。他把图书馆当学校，读书超百家，可谓无所不窥，但为文却十分简约，这正是他的渊博精到之处。他以反封建著称，1992年我写《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略考》一书，向他请教。不久，他来北京时专程到我家当面赐教，那时他大概已是快九十的人了，但看上去身体硬朗。后来他又赠我《自传》一书，我回他一首“打油诗”，记述他的生平，其中有“李贽之后第一人”句，我想这不算是夸大其词。蔡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名教授，晚年已很少露面。大概在他百岁的时候，我曾以文向公众介绍这位老资格的“国学家”，文章连同那首打油诗一并发表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听说有人向他当面宣读了。

蔡老离世的消息我是事后才知道的，当时无人通知我，但不久我听到了一个传说，是关于他死时的吊唁规格问题。按，蔡尚思不仅是我国的名教授，他还担任过复旦大学的副校长。而按中国的教育体制，包括大学在内的多数学校都被套在官本位的行政级别上，复旦大学虽是名校之一，但无独立性，它被套上官制行政级别，仅属于所谓“局级”，而副校长的身份就只是“副局级”，所以蔡的吊唁规格最初是定在“副局长”一级(我不知道“副局长”一级的吊唁规格是怎样的)。最后却出其不意，学校竟然收到了两位来自北京的据说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唁电，因此学校赶忙提高了吊唁的规格(我也不知道提高了的吊唁规格是怎样的)。但我必须声明此事仅属传闻，事情究竟如何至今仍不得而知。如果事情果真属实，则中国文化人(包括名教授、名学者等)的社会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

之二

《负伤的知识人》一文还说到了他对于这批逝世老人的看法，直击现时的一种时弊，也可说是说出一种期望，我觉得很值得大家注意。兹将其中的两段话抄录如下：

每一位老人的去世，都会被众多媒体冠以“大家”“大师”之名，这固然表达了人们对这些老人的尊重，另一方面也暴露了这个时代患上了严重的“大家(大师)缺乏症”。对老人的尊重可以理解，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一律给他们冠以“大家”“大师”之名，私意以为，对这些老人称之为“文化老人”或许更准确一些。

比如贾植芳。贾先生以93岁高龄辞世。17岁曾因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被捕关押。21岁出狱后，流亡日本。先后在国民党的监狱三进三出。1955年又因胡风事件，在“人民当家做了主人”的新社会里罹难，被关押12年之久。待平反之时，贾先生已经65岁了。之后虽然历任复旦大学教授、图书馆馆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一届副会长、上海比较文学研究会第一届会长，但是用于学术研究最好的时光已经过去了。所以我说贾先生名则名矣，要说是“大家”，则只能看作后辈人觉得时代亏负了贾先生，而对先生的一种善意的褒扬了。否则，一个让人费神想上半天也说不出其扛鼎之作的“大家”，岂不是文化的笑话?

我认为这种看法是可取的，我们这个时代确让人感到有人“患上了严重的‘大家(大师)缺乏症”’，随之就产生了两种现象：一是，一些人，大抵是爱文化但未功深的朋友，热衷于捧某些较有名气的文人，称其谓“大家”、“大师”、“泰斗”乃至“泰山”、“昆仑”(意指其学问之大可比“泰山”，其身份之高可比“昆仑”，即“登峰造极”者)等等，使人觉得这不仅是“溢美”，而且是近乎“炒作”了，以致弄到有的被“炒作”者公开出来登报声明要“辞去”这类称号。另一种现象是，有人在评价“五四”以来的文化名家时，有意无意地把一些人拔高，把一些人贬低甚至丑化，总之是“今不如昔”。其中出现的一种怪现象是，居然把大汉奸周作人也捧出来作为旷世文人大赞而特赞。

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理应不断有“大家”、“大师”级人物出现，但可惜据说至今还很少见到。于是有人叹息，有人竟“患上了严重的‘大师’缺乏症”，其症状部分已如上述。何谓“大家”、“大师”?何谓“扛鼎”之作?我想这总和代表时代精神，追求先进社会理想，推进时代的步伐，创新人类文明等等有关。以欧洲来说，稍为关心世界历史的人都知道，从古希腊文明到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造就了大量杰出人物，可谓群星灿烂。令人惊讶的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最早的几位代表人物如但丁、乔托、米开朗基罗、薄迦丘、彼特拉克(他被称为“人文主义之父”)、伽利略等，竟都出现在佛罗伦萨一地，这个地方成为西欧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我国古代且不说，“五四”运动前后，也出现了不少有光芒的“大师”级人物，如王国维、章太炎、梁启超、陈寅恪、钱穆、鲁迅、胡适等均在其内。但进入新中国后，这种现象好像就停滞了，虽然文化界的新角色不少，但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原来颇有成就的一批老作家如茅盾、巴金、曹禺等，他们的创作思想也好像一下子被堵塞了。为什么会这样，自然引人深思，这里总有原因在。根据一般评论和个人私见，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政治君临天下，一切都要服从于政治，一切都要为政治服务，而政治的核心又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作家的思想被框住、被堵塞，没有自由独立思想可言，哪里还会有真正的创作和创新精神呢?《雷雨》的作者、可称得是中国戏剧名家的曹禺，在他的晚年有诗说道：

如果大家戴着盔甲说话

我怎样亮出我的心

如果我的心也戴着盔甲

火热的人怎能与我接近?

我愿死一万次，

再不愿终身这样存有戒心!

所谓“戴着盔甲说话”者，即“文艺为政治服务”之谓也。

还有著名电影演员和编剧者赵丹，他1933年至1949年拍片三十二部，名满中华，而1950年至1965年只拍了八部，从1965年至1982年正是赵丹艺术生涯的黄金时段，他在艺术上却留下了一片空白。赵丹临死时所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领导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此语在《人民日报》公布，读者为之唏嘘!

另一重要原因，中国向来是一个“官本位”国家，即以官为本，“学而优则仕”是一条千古不变的古训。大概进入民国以后，由于“西风”的影响，留洋者渐多，并通过刚兴起的高等教育，学者、作家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并有相当多的独立性，当然为数极少。但到了我们的新社会，反倒有些倒退了。独立的并且凭着自己的学者、作家地位能够挣到较高薪酬的人反而越来越少乃至近乎绝迹了。大家都统统进入官方或半官方的机构、组织和“协会”等，并且按照一定等级享受生活待遇，而大家都一律由官方供养。在这样的社会里，大家都用各种办法往仕途上挤，在官场上打拼。有的文化人一生做了一任官，就把它作为一生的最亮点，尽量加以渲染。还有相当一批年轻的学者则热衷于走所谓“秀才”、“秘书”这条路，为领导人“立言”或“代言”(为此他们甚至创造出一种似乎能朗朗上口的新骈体文来)，由此谋得官职，然后傲视“群学”。此即所谓“优则仕”，“仕则通”，无往而不通达矣。试问，在这种情形下，任你如何千呼万唤：“大家”呀，“大师”呀，“泰山”呀，“昆仑”呀等等，怎么可能出现真正具有独创性的即具有独立自由精神的学术人才来呢?

之三

要造就真正的学术人才，有所贡献的文化人，依靠的端赖于教育。教育兴，而且走的是正道，则文化兴，高才出。否则就难有希望。这是世界的通则。

中国的教育状况究竟如何呢?凑巧，最近我收到一份《同舟共进》刊物(2009年2月号)，里面有一组题为《为教育“把脉”》的文章，并有一篇引人注目的编者《题记》，《题记》说：“我们的教育得了‘病’，而且病得不轻……专家尤其是老一代教育家的意见是相当尖锐甚至不留情面。中国教育走到今天，是到了该进食苦口良药和听取逆耳忠言的时候了。”下面我就将这些“逆耳忠言”作一些摘录，以飨读者，顺便从其中提取一些教训：

30年教育改革，我们恰恰只是进行了一些零星的或枝叶的改革，如教师聘任制、扩大招生、大学合并、后勤社会化、公开招聘院长、助学贷款、独立学院等。虽然其中某些改革是必要的，但有些并不是真正有益的，甚至是误导。如大学合并和独立学院等。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很多，有人甚至用“乱象丛生”来形容，其原因正是由于我们忽视了教育本源的改革。(刘道玉，武汉大学原校长)

2005年7月29日，温家宝总理到医院去探望钱学森先生，钱老对教育部提出了掷地有声的建言。他说：中国还没有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个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钱老的建言发表后，教育界都没有任何反映。(引文同上)

三十年的实践证明，教育部已不能领导这场真正的教育改革，因为改革就要从教育部改起，重新定位教育部的机构设置、编制和职能。(引文同上)

中国崛起还缺少什么?人才。中国现在面临高端人才缺乏的危机。根据上海交大发布的2007年世界500强大学排行榜，排名前10位的有8所在美国、两所在英国，中国最好的两所大学——清华大学排第181位，北京大学排第257位。中国为何没有一所大学进入前150名，这很值得深思。哈佛大学博士丁学良前两年说过一句很尖锐的话，“中国在国际上称得上经济学家的不超过5个人”。中国缺少一批大刀阔斧、锐意改革的大学校长，现在大部分大学校长只是教育官，不是教育家。想要改革的校长不是没有，但就像过去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一样“全身被捆绑”，受到体制的约束，想做事也很难。(温之凯，中国科技大学原校长)

城乡、区域之间基本办学条件差距仍然较大。我刚到过河南省的国家级贫困县民权县进行基础教育监测，那里农村的中小学几乎没有实验条件，甚至没有活动场所。现在实施农村远程教育工程，国家拨付了一些计算机和卫星接收设备，大都闲置了。为什么?两个原因：一是经费不足，付不起电费、维修费；二是没有老师会教。可见我们的管理、经费、人才在农村是相当缺乏的……农村中小学教育的管理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2008年国家审计署审计50多个县，有超过80％即40多个县挪用国家教育经费。(胡平平，安徽省教育厅副厅长)

至于合并(按：指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进行的大学院校的大合并)，教育界普遍认为，它对中国教育的影响，有如1952年的院系调整。谁能在合并中拔得头筹，占据先机，谁就有机会快速建设一流大学。于是，各地政府纷纷把合并当成头等大事，而高校也在行政的推动下，找合并对象。全国高校来了个大洗牌，很多看不懂的、拉郎配的合并也高调登场。合并后的高校洋洋自得于自己的学科更齐全、规模更宏伟，可高校的办学质量却在过去10年节节后退。”(熊炳奇，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应该仔细想一想，我们的教育到底生了什 么“病”，才使得这个本来是那么高尚、圣洁、“民爱之”的事业，居然沦落到“民畏之恨之”进而“唾骂之”。现在有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政”与“教”互通有无、互为倚重、各得其所。本该当教育家的大学的头头脑脑们，水平够得上蔡元培、罗家伦、马叙伦、叶圣陶等教育家的鲜有其人，听说他们要当政治家，看重的是“副部级”、“正厅级”之类的行政待遇。“政”与“教”错了位，“政”与“教”一锅煮，迂腐的孟老夫子真可以休矣!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可记的功绩很多，但教育问题一大堆，最大问题就是政治化、官僚化没有被触动。从这个角度说，30年来教育界没有真正的改革，而所谓改革是一些表面的操作、管理层面的瞎折腾，有些已经承认失败，有些还没有承认失败。(董建，南京大学原副校长)

清末诗人龚自珍有言，灭绝一个民族，先灭它的历史。我想补充说，还要灭它的教育——不灭教育何以灭其历史?从文化传承上说，灭史是断其根，灭教则断其后。只有最短视的民族才不惧怕教育的毁灭。当然，完全毁掉教育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历史的教训。我觉得，最可怕的还不是已经干过的那些使教育变质的蠢事，而是主管部门支持那些蠢事的某种“思维定式”，还会借着权、钱两翼，幽灵般游荡在今天教育的上空。我们的教育被糟蹋得太惨了，而教育危机是一个民族最大的危机!(引文同上)

抄录得不少了，就此打住。这里我们听到一种急迫的呼声：中国的教育需要一场真正的变革。教育部已无力进行这场变革，相反，中国的教育变革应当从教育部变革开始，真正端正政府和教育的关系。必须确认教育的相对独立地位。政府有义务投资教育，但没有必要直接经营教育。

教育者，文化之本也，“大家”、“大师”之源也。

之四

近年来，兴起了“国学热”，随之又兴起了“读经”、“读佛学”之议，而且还颇有一些声势。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我想和我们过去片面宣传“厚今薄古”乃至所谓“破四旧”(这是一种极端荒谬的现象)等有关。中国的一个优势本来是历史悠久，特别是几千年的文化延续不断，这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一个国家，政治制度可以断裂，文化决不能断裂。中国有久远的传统文化，这也是中华民族具有坚固凝聚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现在提出重视国学，继承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存其精华，去其糟粕，我认为是十分必要的。我也曾几次为文谈这个问题。

有人不赞成“国学”之称谓，我看称“国学”也无妨。现在人们所说的“国学”，主要是指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而言，包括甲骨文，先秦诸子百家，经史子集，魏晋玄学，古今文学，孔孟程朱陆王，中国佛学，清初五子之学，维新之学，乃至孙中山的学说等。孙中山是中国近代史的开创者，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人物，他的学说不属于古代，但有人愿意把他的学说也包括在中国传统文化之内。我想也未尝不可。

中国的“国学”过去在世界上的影响有限。在西方学术界，老子的影响比较大些。从十六世纪起，老子的《道德经》就风靡西欧。欧洲哲学重镇德国的莱布尼兹、康德、黑格尔、尼采等名家都重视老子。十几年前美国《纽约时报》评选全人类古往今来十位最重要的思想家，老子名列前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历史上被翻译成外文而流传最广的著作，第一是《圣经》，第二是《道德经》。这一点恐怕出乎国内提倡国学者们的意料。这倒应了中国古代关于老子“出关”的传说。孔子名头虽大，却没有这种运气。可是现在情况变了，有不少外国办起了“孔子学院”，这些以孔子命名的学院，主要是用于学习汉字，但也希望初步接触一点中国的文化。据说，截至2008年12月，全球已开办249所孔子学院和56所孔子课堂，分布在78个国家和地区。不管怎么说，这总是一件好事，孔子终于也带着汉字和《论语》讲义(于丹作)“出关”去了，大有超越老子之势，真不愧为“圣之时者也”。

但我想说的是国内。在国内，已有一些大学办起了“国学院”或“国学研究所”。深圳似乎办得最早，上世纪末我过深圳时曾想前去访问，因别的事错过了机会。前几年我的一位朋友被聘为一个大学办的“国学院”院长(不久他因年老精力不济辞去了院长职务)。据他告诉我，这个“国学院”是该大学历史系的学生主动发起倡办的，招收的(经过严格考试)也是有大学学历的人，共300余人。5年学制。所设课程，经史子集都有。着重读原著。有的还请专家讲授，如《史记》、《楚辞》、《战国策》等。此外，还接触敦煌学、汉画学、西夏文、古藏文，甚至古西域诸国的文字(据说有一位年仅五十多岁的先生，竟懂得古藏文及古西域二十多国的文字，人才难得啊!当然，不能追求多数。)。外文也是必修课。还听说，学习者都很勤奋。

我没有亲见亲历，不能就简单的介绍妄加评语。但我仅根据求学者必具有高学历，即已经具备必要的现代知识再窥“国学”这一点就相信可以造就出一批人才来，他们能够掌握国学的基本东西，传承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又不致食古不化，脱离前进中的新时代，他们能净化“国学”，真正取其精华，除其糟粕，使中国文化更加丰富多彩，光耀世界。这样的国学院，全国不必多，宁少毋滥(因条件毕竟有所限制)，如果东西南北中各办一个，则二十年后必见成效。国人有厚望焉!

大概是因为国学受重视的影响，相应地出现了一种现象和一种主张。一种现象就是，中央电视台举办“百家讲坛”，专家学者登场，有新说“三国”“水浒”者，有新说“玄奘取经”者，有讲解断代史者，甚至有讲解《论语》者，林林总总，开自来“说书”的新局面。这足以增加公众的文史知识。所讲虽不免有争议，总不失为是一项善举。可惜的是，这项“新说书”也出现了某些为出版者所主导的炒作现象，因此引起社会的某种看法。炒作虽说这是一种“市场行为”，但“新说书”毕竟应看作是一项严肃的文化事业。

所谓“一种主张”，就是趁国学受重视之机，有论者提出“小学应以诵会《四书》为主”、“初中初涉《六经》”之议。这虽只是个别论者的主张，但已显露出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这种倾向究竟属于何种性质?我们的“国学热”应当走向何方?我以为应当加以讨论。至于为继承传统文化着想，在中小学适当涉猎一些古诗词、古文及某些古历史章节等，使国人从青少年起就有学习传统文化知识的基础和兴趣，则是完全必要的。现在不仅中小学生，甚至连一些大学生也不能像样地手书中文，亦无起码的传统文化知识，这是一件值得忧虑的事情。

面向现代化，决不意味着忘却传统!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9年第7期　关于“读书，人便愚，多读更愚”· 徐水涯

一、接着汪澍白的话来谈

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多年来一直受到学界的关注，成为一个研究热点，而且成绩斐然。但有个问题，人们似乎注意得不够，就是：毛泽东晚年所发表的一些轻视书本知识的见解，与清代颜李学派的观点颇为相似。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研究专家汪澍白先生在一篇题为《(实践论)(矛盾论)与中国哲学传统》的文章中曾经谈到过。他是这样说的：

颜习斋对朱熹的批判是正确的，但也有过头的地方。他强调“读书无他事，只要在‘行’字着力”，便带着轻视理性认识的意味。“读书，人便愚，多读更愚”。这就走向全盘否定书本知识的极端了。毛泽东晚年也多次发表过类似见解。……这就同颜习斋一样，得出了“读书有害”的片面性结论。不过，这是六十年代出现的问题，不能归咎于三十年代的《实践论》。(汪澍白著《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31页，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虽然所谈的内容非常简略，援引的史料也极少，但却给人提示了一个重要信息：晚年毛泽东与颜李学派在“读书有害”这一见解上，有相似或相通之处。

颜李学派是清朝初年的一个颇有影响的学派，以颜元(字易直，号习斋)及其门徒李塨(字刚主，号恕谷)为代表人物。梁启超在其名著《清代学术概论》中曾这样概括颜李的学说：“质而言之，为做事故求学问，做事即是学问；舍做事外，别无学问。此元(颜元)之根本主义也。”《颜习斋哲学思想述》的作者、史学家陈登原认为，颜李学说的精髓，就在“动”、“实”、“习”、“用”四个字。

晚年毛泽东究竟发表过哪些类似颜李的见解?颜李又是怎样论说自己的观点、主张的?毛的见解是否受过颜李的影响?这是几个既重要又让人感兴趣的问题。下面我就根据翻检到的史料，谈一谈自己的看法。实际上，也就是接着前引的汪澍白先生的话来谈，把他未加深谈的话题谈下去。

二、老粗与读书人

汪澍白说，毛泽东晚年多次发表过与颜习斋的“读书，人便愚，多读更愚”的观点类似的见解。毛是怎样说的呢?

1964年1月7目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很直率的命题：“老粗出人物”。接着发挥：自古以来，能干的皇帝大多是老粗出身。汉朝的刘邦是封建皇帝里边最厉害的一个。(下面谈刘邦怎么厉害，从略)南北朝宋、齐、梁、陈，五代梁、唐、晋、汉、周，很有几个老粗。文的也有几个好的，如李世民。(引自2006年12月21日《人民政协报春秋周刊》所刊文章《毛泽东对历代帝王的评说》)

毛泽东的命题是“老粗出人物”。老粗，也就是文盲或识字不多的人，“人物”，是指杰出的人物。毛泽东这段话所列举出的“人物”都是皇帝，都是老粗出身的能干的皇帝。但没有谈到读书人。

在另外几次谈话中，毛泽东则既谈到了老粗，又谈到了读书人，而且是将二者对比着来谈的。如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说：

历来的状元都没有很出色的。……凡是当了进士、翰林，都是不成的，曹雪芹是拔贡出身；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父子两个，一个不识字，一个识字不多，是比较好的皇帝。以后到了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不成事，国家就管不好，书读多了，就做不好皇帝。刘秀是一个大学生，刘邦是个大草包。书是要读，读多了，害死人。(引自汪澍白《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31页)

状元、进士、翰林，在封建社会中都是被视为顶级的读书人的，但毛泽东却认为他们“都是不成的”。毛又将读过书的皇帝和不读书(大草包)的皇帝做了比较，认为不读书的皇帝“比较好”。他的结论是：书“读多了，害死人”。

毛泽东又曾提出要破除对专家教授的迷信，甚至提出要打破对科学技术的所谓“神秘观念”。他是这样说的：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专家往往是落后的、没学问的、无创造性的。

对科学技术要信又不信，要打破对科学技术的神秘观念，破除对专家教授的迷信。(引自《李锐谈毛泽东》，179页，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 这些话，虽然都是毛泽东在“大跃进”等一些特殊语境(群众运动高潮期)中说的，但反映出了他对专家教授乃至科学技术的某种怀疑和轻视。相反，他却认为无文化少文化的“卑贱者”最聪明。 毛泽东晚年说的这些话，在毛泽东时代是尽人皆知的，现在五十岁以上的人大都能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对毛主席的这些指示都曾细细地学习和领会过，所以至今记忆犹新。毛泽东这些话，其中某些内容，不能说没有一定的道理，但基本倾向则是轻视书本知识和知识分子的。这显然是一种偏向，是违反了毛泽东思想的偏向。

三、颜李轻视书本知识的倾向

汪澍白谈到，颜习斋的理论，“带着轻视理性认识的意味”。所谓“理性认识”，也就是书本上的理性知识。试看颜李是怎样轻视理性认识即书本知识的。

梁启超写过一篇研究颜李学派的专题论文《颜李学派与现代教育思潮》，其中说到颜李是反对读书和著述的：

颜李认为，凡纸片上学问都算不得学问，所以反对读书和著书。又以为，凡口头上学问都算不得学问，所以反对讲学。(《饮冰室文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3116页)

按照颜李的说法，他们其实并不反对学问，所反对的只是读书、著书和讲学。他们这种主张，今人听起来恐怕会感到费解：不读书，不听课，能获得学问吗?但颜李却不这么看。他们认为，书本上写的和口头上讲的那些东西，根本是算不上什么学问的。于是，便反对读书和讲学。

试看颜李自己是怎么说的。

一次，颜习斋的一个门生向他请教《中庸》里的“好学近乎知”这句话，他反问这个门生：“你心里是不是认为一定要多读书，才可以破除愚昧之见呢?”门生答：“是”。颜习斋便教育这个门生说：

不然，试观今天下秀才晓事否?读书，人便愚，多读更愚，但书生必自智，其愚却益深……(《四书正误》卷二)

在颜习斋看来，天下那些成天抱着书本的秀才，都是不通事理的，他们读了书便愚蠢，而且越读越蠢，本来这些书生是想通过读书破愚的，但却越来越愚。

颜习斋还把读书比作吃砒霜，所以他总是劝说有志向的人少读书：

仆亦吞砒人也。……二十年前，但见聪明有志人，便劝之多读。近来，但见才器，便戒勿多读书。……噫!试观千圣百王，是读书人否?虽三代后整顿乾坤者，是读书人否?吾人急醒!(《朱子语类评》)

以往，他见了有志青年，总是鼓励人家多读书，后来则变成极力劝诫人家少读书。他劝人家少读书的理由是不读书照样能成大事——试看，上古的三皇五帝等许许多多圣人王者，难道是读书人吗?难道夏商周三代之后的那些有作为(整顿乾坤)的帝王，都是读书人吗?

倘若说，读书读来的不是学问，那么什么才算是学问呢?在颜李看来，“做事即是学问；舍做事外，别无学问。”所以，只有那种“做事”所需要的实用性的知识才是学问。故此，他们又认为，一个人的精力有限，如果成天把心思放在读书上，便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干实际事，况且，读书越多人就会越糊涂，越没有见识，办事的能力也就会越低下。他们是这样说的：

人之岁月精神有限，诵说中度一日，便习行上少一日，纸墨上多一分，便身世上少一分。(颜习斋《存学编》卷一)

纸上之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笔墨之精神多，则经济之精神少。宋明之亡以此。(《恕谷年谱》)

读书愈多愈惑，审事机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颜习斋《朱子语类评》)

今之学，与官事风马牛也。以之莅政，迂腐道学，白面书生，为世垢病。致使豪杰不学者，反出其上。(李恕谷《圣经学规纂》卷二)

所说的“诵说”、“纸墨”、“纸上之阅历”、“今之学”等，指的都是读书、著书、讲学等事；而“习行”、“办经济”、“世事之阅历”等，则是指实行，指干经邦济世的实事。在颜李看来，读书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读书有什么用?那些能实用的本事才叫真学问。他们认为，如果书读得太多了，不仅害死人，而且能亡国，李恕谷所说的“宋明之亡以此”，就是这个意思。

颜李还举出好多通俗的例子来说明自己的主张。如颜习斋说：

譬之学琴然，书犹琴谱也，烂熟琴谱，讲解分明，可谓学琴乎?故曰，以讲读为求道之功，相隔千里也。(《存学编》卷二《性理书评》) 他把读书讲学比作识读琴谱，认为要想学会弹琴，光把琴谱识得烂熟有什么用?那能叫学琴吗?还得拿琴来练才成。所以，光读书是不能达到“求道”的目的的，与目的地相隔千里之遥哪!

揆度一下上述颜李的观点和主张，可以看出来，他们眼中所看重的，基本上是实用性、操作性强的知识，而对于理陛认识，对于书本上的形而上的东西，则表现出轻视的态度。用手弹琴，属于实用性、操作性的技能，他们是重视的，而识读琴谱，属于理性方面的知识，他们便不加强调和重视了。诚如汪澍白所言，颜李的学说，确实存在着轻视理性认识的倾向。

四、矫枉与矫枉过正

那么，对上述颜李学派的学说主张该怎样评价呢?如果用今尺来裁剪古衣，给颜李扣上一顶“反对读书学习，提倡蒙昧主义”的帽子，恐怕是不恰当的，因为颜李并非如此。

实际上，颜李的学说主张是有着极强的现实针对性的，主要是针对明中叶以来盛行的陆王程朱两派宋学以及当时渐趋流行的考据学而发的。颜李认为，宋学空谈心性，迂阔不堪，考据学又太细密和繁琐，所以，他们主张为学要“务以实用为主”，主张“动”、“实”、“习”、“用”，通俗一点说，就是主张放下书本，走出书斋，使自己动起来，去干那些具体、实用的事。所谓“坐着说，何如起来行”。颜氏自号习斋，就是对自家学说的一种宣示。他的弟子钟镀在《习斋纪余叙》一文中，从颜习斋的“习”字谈起，概括了颜李学派的学说精髓及立论的起因：

斋以‘习’名者何?药世也。药世者何?世儒口头见道，笔头见道，颜子矫枉救失，遵《论语》开章之义，尚习行也。

显然，颜李的学说主张，主要是针对那些以口以笔讲说宋学和做考据学问的儒者而提出来的，在颜李看来，做那一堆所谓的学问实在是一种社会病，是应当矫正的“枉”，而自己所创立的学说主张，便是用来矫枉治病的。颜习斋认为，孔圣人是主张习行的，《论语》所说的“学而时习之”的“习”字，就是习行的意思；所以，应该按照圣人的话去做，去习行、实习、实践。他所取的“习斋”之号中的“习”字，显然也是取自《论语》。

对于颜李所批评的对象的是是非非，姑且可以不去管它，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宋学和考据学这些学问，确实都是不看重时务，不重视兵刑钱谷之类的实用性的本领的。这些学问的盛行，造成了当时士宦阶层崇尚空谈及琐细学问，而不重视实务的风气。对于这种风气的危害，李恕谷在给友人的一封信里写道：

自明之末也，朝庙无一可倚之臣，天下无复办事之官。坐大司马堂，批点《左传》，敌兵临城，赋诗进讲；其习尚，至于将相方面，觉建功奏绩，俱属琐屑。日夜喘息著书日：“此传世业也。”以致天下鱼烂河决，生民涂毒。呜呼，谁实为之?无怪乎颜先生之垂涕泣而道也。(《恕谷后集》卷四《与方灵皋书》)

这是一段痛心疾首的话，从中可见明末以来虚浮、颓败的士风。在此风气下，读书著述与吟诗作赋是第一等事，而兵刑钱谷之类，则被视为无足轻重的雕虫小技。结果，元帅在军帐里还批点《左传》，敌兵打到城下了，还在推敲诗词。国家遇到危难时，竟连个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官吏都不好找，最后只好土崩瓦解。面对这种士风，难怪颜李要痛心疾首地提出那些激烈的观点。颜习斋曾作诗描摹士风云：“愧无半策匡时艰，惟余一死报君恩”，另有人作诗云：“平日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这些有名的诗句，虽都是激愤之言，不无片面的因素，但却从一个侧面写照出了明末一些虽有忠君爱国的气节，却不重实务的官僚士大夫的形象。

颜李学派反对虚空和琐细之学，强调习行，强调实用，这些主张，无疑包含着很大的真理性。在当时，这是一种矫枉的、革命性的主张，因此，梁启超夸赞颜李是“清儒中很特别的人”，“是二千年思想界之大革命者”。

但是，颜李的学说，显然又潜含着一种走极端的、绝对化的倾向。他们所认为的读书便愚，越读越愚，读书有如吃砒霜这样一些见解，已经不仅仅是反对阅读那些宋学和考据学之书了，而是正如汪澍白所言，已经是“走向全盘否定书本知识的极端”，带有从根本上“轻视理性认识的意味”了。过犹不及，真理再向前跨一步就是谬误，颜李学说的弊病正在这里。颜李本来是为了矫枉，但却矫枉过正了。实际上，即便是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下，也并非是读了书便愚，读书人中还是有很多有出息的人的，绝非都是些专事空谈的腐儒。例如，考据学大师、大思想家顾炎武，若论翻书本，可谓第一流，但他同时又极为重视研究经世学问，重视实地考察，他还曾投笔从戎，参加过抗清斗争。

五、排比出来看一看

汪澍白说，毛泽东晚年多次发表过与颜李的观点类似的见解，又说，毛泽东“同颜习斋一样，得出了‘读书有害’的片面性结论”。为醒目地看出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下面再将两者的一些有代表性的话排比出来看一看。

毛说：“书是要读，读多了，害死人。”

颜说：“读书，人便愚，多读更愚，但书生必自智，其愚却益深……”“读书愈多愈惑，审事机l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

毛说：“自古以来，能干的皇帝大多是老粗出身。”“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父子两个，一个不识字，一个识字不多，是比较好的皇帝。以后到了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不成事，国家就管不好，书读多了，就做不好皇帝。”

颜说：“试观千圣百王，是读书人否?虽三代后整顿乾坤者，是读书人否?”

李说：“今之学，与官事风马牛也。以之莅政，迂腐道学，白面书生，为世垢病。致使豪杰不学者，反出其上。”

这样一排比，就看得很清楚了，无论是从内容，还是从语言表述来看，两者确实都是非常相似的。

两者的相似，自然提出一个问题：他们是“英雄所见略同”的巧合呢?还是毛多少受过一点颜李的影响?对这个问题，汪澍白没有谈及。但他谈到过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曾受过颜习斋的影响。他说，青年毛泽东“广泛接受过早期启蒙思想家顾炎武、王夫之、颜元等人的影响”。这话说得是不错的。毛泽东青年时代曾写过一篇名文《体育之研究》，其中写道：“清之初世，颜习斋、李刚主文而兼武。习斋远跋千里之外，学击剑之术于塞北，与勇士角而胜焉。”可知青年毛泽东对颜李的“文而兼武”即不仅静心学文，而且尚“动”习武，是颇为赞赏的。这说明，青年毛泽东确曾受到过颜李的影响。汪澍白又谈到毛泽东中年时在延安写的《实践论》与颜李学派的“亲知”观点的相通：“在中国哲学史上最重视‘亲知’的莫过于清初的颜习斋。他强调只有‘著取而纳之口’，才能识别蔬菜的味道；只有通过‘诊脉，制药，针灸，摩砭’的实践，才能‘疗疾救世’。《实践论》所说的‘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与颜习斋同样是依据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经验，来阐明认识来源于实践的基本道理，这正是毛泽东与习斋哲学相通之处。”(《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30页)《实践论》所说的亲口吃梨子，与颜习斋所说的亲口吃蔬菜，确实是很相似的，毛泽东的实践观点与颜李的“亲知”观点，确实是相通的。

那么，晚年毛泽东所发表的诸如书“读多了，害死人”等一系列见解，是否受过颜李学派的影响呢?我的看法是：不能绝对肯定，但很有可能。不能绝对肯定，是因为我没有发现能够直接证明毛泽东受过颜李学派思想的影响的材料，也没有看到过毛泽东对颜李学派的思想观点做过评价的材料，所以，很难确认晚年毛泽东的那些见解肯定受到过颜李的影响。但是，也不好说二者之间完全没有一点关系。是否可以这样来推测：从晚年毛泽东与颜李在读书问题上的见解相通、甚至语言也相似来看，又从毛泽东历史上曾受过颜李的影响来看，晚年毛泽东的书“读多了，害死人”等见解，还是多少受过一点颜李学派的影响的。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9年第7期　财产申报：二十多年难有结果的改革·汪玉凯

财产申报：悬于官员头上的一把利剑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一点没有人可以怀疑。但有些改革的艰难令人匪夷所思，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官员财产公开申报是国际社会普遍采取的制度，有“阳光法案”、“终端反腐”之称。它最早起源于230多年前的瑞典，1883年，英国制订了世界上第一部有关官员财产申报的法律。

作为杜绝和惩治公职人员腐败行为的常用手段，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主要是通过对官员财产变化的掌控，洞察官员的行为。而这样的掌控，又常常是以政府信息的公开、透明为前提的，社会公众在这一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成为强大的社会监督力量。具体地说，通过严格的申报制度，一旦发现官员个人财产与其正常收入存在差距，官员就必须做出解释与说明，如不能提供合法所得的证据，即便没有证据证明是非法所得，也会被认定为“灰色收入”而治罪。对于民选官员，则必须在选区范围内向社会公示。可见，对官员来说，财产申报制度无疑是悬在头上的一把利剑。

从国际社会的经验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落实，关键在于有健全的法律及强有力的实施。凡是实行严格财产申报制度的国家，其财产申报制度都是以宪法或法律为基础构建的。申报主体完整，涉及官员的财产范围宽广，对不实申报的处罚也非常严厉。以美国为例，在1974年尼克松总统陷入水门事件以前，美国虽有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但主要是内部申报，对官员的约束力有限。水门事件后，美国掀起了一场廉政风暴，并于1978年制定了《政府行为道德法》(1989年修订为《道德改革法》)，正式确立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按照这项法律的要求，美国所有公职人员，只要年薪在5万美元以上，包括行政人员、国会议员、法官等，都必须申报个人财产。申报的期限，不仅包括任职前、任职中，甚至包括离职后。在美国，由于不严格执行申报制度而丢官的大有人在。1989年，美国众议院议长詹姆士·赖特被迫辞职，起因就是违反国会对议员财产收入的法规，包括曾超规定赚取讲课费，而他的妻子贝蒂曾超额收取别人赠送的礼品等。由此，赖特也成为美国200多年来首位因财产申报问题被迫辞职的众议院议长。

一项20多年难有结果的改革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对腐败有着重要抑制作用的制度，在中国却迟迟未能建立。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有关方面就着手讨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问题，但一直没有结果。直到199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才将《财产申报法》正式列入立法规划。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直接涉及掌握巨大权力的各级党政官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这项原本意义重大的立法几度搁浅。在无法可依、官员腐败又日渐盛行的情况下，有关方面只好采用惯常的做法一即试图靠政策规范官员的财产申报行为。但由于整体上缺乏法律依据，又是内部申报，所以不少地方都流于形式，难以真正发挥作用。

值得庆幸的是，这几年来，一些地方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2008年，新疆阿勒泰地区作出一个大胆的决定：从2009年1月1日起，率先在全国试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有人称之为“破冰之举”，并概括出四大亮点：一是由“收入申报”扩大为“财产申报”；二是财产申报由个人扩展到家庭成员；三是申报的财产要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四是离任申报延续三年。可以说，阿勒泰地区的这一“破冰之举”，对于预防腐败、建设廉洁高效的政府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为我国建立官员财产公开制提供了良好“范本”。

一石激起千层浪。“官员财产申报”这项已被讨论、争论了20多年的制度，终于在一个远离国家权力中心的西部边睡率先示范了，社会给予了高度关注。无独有偶，2009年1月，浙江慈溪也宣布该市已试行官员廉情公示制，并将全市300多名现任副局(科)以上官员的廉情公布在本单位的政务公开栏里。慈溪试行的官员财产公示，比阿勒泰更为彻底，又因地处经济发达地区，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但慈溪仅在单位内部公示，公示结果外人不得而知。就新疆阿勒泰的情况看，2009年头一天，55名县(处)级领导干部的个人财产申报表如期在网上公示了。尽管这55名副县级领导干部中无一人填写本人及其父母、配偶、子女接受单位和个人赠送的现金和各类礼金，但社会的整体反应仍然是积极的。这说明，中国老百姓对政府官员的要求，并不是过分的。

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挠是根本原因

一项制度的确立，20多年几无结果，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悲哀和困惑。就像社会一再拷问的那样：我国的“政企分开”和“转变政府职能”不也进行20多年了吗，为什么“分开”和“转变”如此之难呢?这确实又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如果说，政企分开、转变政府职能这些带综合性、全局性的问题一时半会儿难以理出个头绪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这样相对单一的问题就不应如此了。

上世纪80年代开始酝酿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时，官员腐败问题远没有后来那样严重。按理说，一个问题越突出，就越应该成为下决心解决的重点，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相对也能更快一些，但为什么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建立会如此艰难呢?这些年来反腐败的决心不可谓不大，党的十六大以来仅省部级腐败高官就处理了几十名，也获得了社会的广泛好评，但实事求是地说，如此大的反腐力度，仍未能有效遏制腐败蔓延的势头，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真正建立起包括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及在法制框架内一系列真正奏效的监督制度。

这一框架难以建立的最大症结，笔者认为，不是目前条件不成熟等客观原因，而是这背后的既得利益群体的主观阻扰问题。换句话说，当我们的某些改革涉及官员自身的权益，而这些人又掌握着决定政策制订和政策走向的巨大权力时，问题就会变得异常艰难。这也是一些民众一再质疑的重要原因：为什么涉及普通民众的教育、医疗涨价以及管理收费等事项时，有些政府部门决策会如此果断、快速；而那些涉及官员自身特权、行政性审批、部门利益的改革又会如此艰难。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自身不仅要提出改革的目标、举措，更要依靠广大民众主导改革的进程。如果我们的改革只改群众，不改自身，不敢果断地触及掌握权力的既得利益群体，改革就很难真正深入。换句话说，要真正重构改革共识，就要敢于在包括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废除特权等涉及政府、官员自身的一些关键问题上人手，唯其如此，才能真正提振公众对改革的信心。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9年第7期　职位最高的胡风分子彭柏山·王文正沈国凡

一

是否逮捕彭柏山，中共上海市委内部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

彭柏山，又名彭冰山，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初期参加新四军，解放战争时期担任第三野战军第二十四军副政治委员。1951年转业调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协助部长陈望道工作。

此时我在华东军政委员会民政部任政权建设科科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南办公厅在衡山路十号，民政部在前面的大楼，文化部在后面的大楼，我与彭柏山经常见面，但由于不是一个部门，很少交谈。彭柏山当时穿一身旧军装，头上有时戴一顶军帽，腰挺得很直，走路步子很快，是一个标准的军人形象。可是，他与别的军队下来的干部不同，上衣口袋上，总是别着一支钢笔，面部显得很清秀，明显带着几分书生气。

1953年，彭柏山调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

早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左联”时期，彭柏山就与胡风相识，并有过一定的交往。胡风非常欣赏彭柏山的文章，认为有一种向上的朝气与文学的灵气。1950年二十四军在徐州驻防的时候，胡风因事路过，彭柏山在军部热情地接待了他——这成了彭柏山的一条重要罪状。

1955年5月，《人民日报》公布了有关“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材料，其中在有的信件中牵涉到了彭柏山。

根据中央和公安部对于清查“胡风分子”的要求，中共上海市委立即召开有关会议。

会议上，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第二书记陈丕显，副书记马天水、魏文伯，常委、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许建国等人主张立刻逮捕彭柏山。

绝大多数参加会议的人员也都同意。

可是，这个决定却遭到了市委组织部部长王一平和另一位市委有关部门领导的反对。他们认为，这些公布的材料不是彭柏山本人写给胡风的，也不是胡风与彭柏山之间的交往信件，在没有对这些材料进行调查核实的时候就抓人，而且被抓的人却是我们市委的一个部门领导，一个党的高级干部，这样有些不够慎重。提出作为内部审查，可不必逮捕。

两种意见在会上发生了争论，争吵得也相当激烈。

可是，市委主要负责人却仍然坚持要抓人，这种主张在会上得到了多数人的同意。

会议结束，市委主要负责人之一的陈丕显签署了逮捕令。

逮捕彭柏山的任务由公安局文保处执行。

当锃亮的手铐戴上这位宣传部部长的手上时，他感到十分惊讶，对执行任务的人员问道：“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执行任务的人员将逮捕证递给他说：“不会错的，这种事情还能搞错?”

彭柏山痛苦地摇摇头说：“好吧，我就跟你们走。不过事情弄清楚后，我还是要求你们几个陪着回来。”

彭柏山是被捕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中职位最高的干部。

上海被捕的“胡风分子”，大都被关在市公安局南市第一看守所和建国中路二十六号，唯独只有彭柏山一个人没有被关进监狱，而是被单独关在淮海中路一个局处级干部所住的宿舍里，这个地方名叫新康花园。在这套房子里一切生活设施齐全，算是对他的一点“优待”。

由于上海被认为是胡风活动的“老巢”，是胡风集团在全国最顽固的一个堡垒，因此攻下这个“堡垒”，对于整个胡风案子事关重大，“胡风专案”办公室除了接受市委领导之外，还同时接受公安部的直接指示。 为了加快进度，对于被捕的“胡风分子”的审讯，从开始时的不太明确，到后来进行了一定的分工，王良负责审讯的是罗洛，张一天(文保处科长)负责审讯的是贾植芳，张振奎(文保处科长)负责审讯的是耿庸，我除主要负责审讯张中晓和尚丁之外，还参加了对梅林、何满子、彭柏山的审讯，主要负责审讯彭柏山的是从公安部调来担任我们“胡风专案”办公室负责人的宋若侠。

二

同其他被定为“胡风分子”的人一样，彭柏山同样也是因为那些被公安机关所掌握的有关信件被定罪的。与其他人不同的是，彭柏山的这些“信件”全是胡风或别人写的，没有一封信是他自己写给别人的。

1949年5月30日，胡风在北京写有一封信给路翎，这封信中谈到了彭柏山：

得彭冰山(柏山)信，他到了南京，已给你信约见。或者已经见了面罢。但不知谈得怎样?看情形，新写的东西，可先给他看看。南京做文教工作的白丁，从前也在一起过，也许柏山介绍你见他。

杭州几个人，我曾给柏山介绍过。这次来信没有提。看情形，问到时可提出谈谈。如见到白丁，也可提出谈谈。在介绍给柏山时，我曾说到政治上我绝对保证。小刘、罗洛在上海，有机会时也可提出谈谈的。

这里所说的白丁就是徐平羽，在北京出差时被当成“胡风分子”逮捕。

其实这是一封友人之间相互请求对方给以帮助的信件，是很正常的事情，并不存在着任何的“反党行为”。可是《人民日报》在公布这批材料时，将其中的“小刘、罗洛”注释为“均胡风分子”，这“画龙点睛”的一笔，问题就搞大了，“革命觉悟”极高的人们一下子警惕起来，原来彭柏山是在接受胡风的“指示”，准备将一部分“胡风分子”安插在他所管辖的区域里，为胡风培植反动势力。

这么一分析，又加之当时处在全国上下一致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政治高潮中，彭柏山就是有一千张嘴也是辩不清楚的。

1952年3月4日，胡风在给路翎的信中再次谈到彭柏山：

华东一塌糊涂，上海当然也如此。现已调柏山接黄源副部长的工作，可见是迫不及待了。但在柏山，如果没有可能开辟岗位，那只能是一个打扫前人的臭茅房的玩意儿。……他后天来报到接事，大概一两个月内能见端绪。

这是一封有关彭柏山工作调动后告诉友人的信。胡风在这封信中，对于这种工作调动谈了自己的看法，当然其中有一些不太文雅的说法，但这在私人的通信中也是常有的事情。就是这样的一封信，《人民日报》也作为“胡风分子”的一条罪状进行了公布，专案办公室在学习时，却左学右学学不出一点相关的“敌情”来，可是又不敢公开否认，大家都只好保持沉默。

《人民日报》却对此进行了一种令我们这些办案人员都感到不可理解的注释，这个注释莫名其妙的在“副部长”三个字上做起了文章。

注释称：“副部长”是“即前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由胡风集团分子之一的彭柏山担任这个工作，胡风是抱着‘开辟岗位’的‘希望’的”。

如此地分析一封平常友人之间的通信，将这些人生拉硬扯地往胡风集团的身上套，这是造成胡风集团冤案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封信是在1955年5月24日的《人民日报》上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材料公布的，而此时彭柏山仍担任着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职务，并没有将其定为“胡风分子”。《人民日报》采用先入为主的办法，首先将其定成了“胡风分子”，因此柯庆施为首的市委主要领导立即批准逮捕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也是“同中央保持一致”的。

1952年5月29日，胡风在上海给路翎寄了一封信，信中称：

这里提出，华东剧院(话、歌、交响乐三团共二百余人)，或者还有一个刊物。好处是：独立单位，接触群众。到北京，无论如何不会有这样工作机会的。但困难很多：(一)不在北京，总是若即若离的状态，(二)接触面不能大，被限住了，(三)夏管文艺(副部长)，(四)柏、雪二人肩膀只那大，柏在华东可以顶住，但在上面他是不能回嘴的。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我想，文章写起了，争取到京一次，不得已，只好在华东弄一两年再看。此事望与谢、徐二兄谈谈，但不要告诉别人，你们看如何?

这里的“夏”是指的夏衍。“柏、雪”是指的彭柏山和刘雪苇。“谢、徐”是指的谢韬和徐放。

这同样是一封普通的友人之间的通信，内容是有关工作问题。我反复看了多次，没有发现有“反动言论”，也没有发现彭柏山与胡风之间有什么特别的关系，或者是在这封信里密谋一些什么。

然而，这封信的确又是彭柏山被定为“胡风分子”的一条重要证据，其理由是这封信中所说到的“谢、徐”均是“胡风分子”，胡风在信中所谈到的另外两个人——彭柏山和刘雪苇难道不也同样是“胡风分子”吗?

如此类推，也是造成胡风集团冤案的一个重要原因。

还有一封信同样牵涉到彭柏山，这封信是路翎1952年3月11日从北京邮给胡风的。

信中说：

柏山接那摊子，实在是很难的。甸兄说，现在不接这些玩意最好!不过我以为，他也可以和那里面的那些现象打一仗，揭露出更多的蝗虫来的。积极的建设，现在是不可能的，那么，就希望他不至于被那黑压压的一大片拖得不能动弹。

这里的“甸兄”指的是卢甸。

这封信是在彭柏山被捕以后公布的。

信中的内容，明眼人一看就能明白，是关于彭柏山工作调动的事情，友人之间在相互谈着各自不同的看法。当然，信中用了一些常人所无法看明白的词语，也许这些词语路翎的确是有所指的，或者说的确是对这次彭柏山的工作调动与当时文艺界的形势有着自己个人的不同看法。这些在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里，也是合乎宪法的。

公安侦察人员认为这封信中所提到的一些不同看法，可以通过帮助和教育得到解决，不能将此列人为彭柏山的一条罪状。

可是，这封并不是彭柏山自己所写的信，却成了他的一条无法摆脱的“罪恶”。

这封信后来还是被《人民日报》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在第三批材料中公布了。

对于“柏山”，《人民日报》的编者注释为“即上海的胡风分子彭柏山”。“接那摊子”注释为“指彭柏山获得了前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的位置，北京的胡风分子们把这看成是胡风反动集团的一件大事，对此十分注意”。“‘那些现象’‘蝗虫’‘黑压压的一大片”’注释为“这些都是胡风分子咒骂革命的文化工作和文化工作者的说法”。“积极建设”注释为“指胡风集团的反革命事业”。

在决定逮捕彭柏山之前，《人民日报》公布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材料中，牵涉到彭柏山的只有四封信，而且都是胡风直接写给路翎的，有些事情彭柏山并不知道详细情况。在公布的第三批材料中，没有胡风给彭柏山的信。仅仅根据胡风写给路翎等人的信，就草率的认定了彭柏山的“关系”。

经过了这样的一番注释，作为共产党高级干部的彭柏山，自然就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胡风分子”了。

三

彭柏山被定为胡风分子的另一条罪状，就是他曾企图帮助胡风解决工作问题。

建国之后，由于解放前设在上海的旧文学工作者协会被在北京新成立的文学工作者协会所取代，并换了新的领导人。而胡风对于安排在《文艺报》的工作不太满意，因此一直没有正式的工作。

除了这个以外，胡风在思想上也很苦闷，对周扬等人的做法表示不满，认为现在革命胜利了，但却没有了自己的位置，显得有些不公平，认为这些都是周扬和林默涵、何其芳等人所为。

为此他曾找过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可是最后仍未得到较为满意的答复。

就在这个时候，彭柏山接任了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的职务。

在彭柏山接任之前，担任这个副部长职务的人名叫黄源，这个黄源是当年鲁迅给徐懋庸的公开信中曾经为之辩诬的三个人之一。可是在建国初期，在文艺整风中，他被认为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在经济上很混乱，因此被上海的报纸点名进行了批判，很快就下台了。

胡风与彭柏山的关系一直很好。彭柏山担任这个重要职务后，处在困境中的胡风无疑会感到高兴。

1951年，曾在彭柏山手下担任过文艺处长的刘雪苇负责筹备华东地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时，曾提议让胡风出面担任主席，后来上报时却被否定了。

彭柏山上任后，曾极力帮助胡风，努力解决他的工作问题，以帮助他弄一个栖身之地，消除心中的烦恼。

1952年3月17日胡风自上海给路翎写了一封信，谈了这件事情：

柏山来后，想帮我弄到华东，留在上海。但探问一下，觉得中央不会批准(他的意见可以在此通过)，所以主张只弄自己的问题，不要提意见云。

由此可以看出，彭柏山的确是帮助过胡风的。

可是胡风是一个知名人士，彭柏山说了不会算数，得有中央的批准才行。因此在彭柏山到北京时，胡风便找他了解了一下情况。彭柏山如实地告诉了胡风，说是中央不同意胡风的某些文艺观点，希望胡风能够作一些自我检讨。如果胡风能及时对自己的文艺观点提出自我批评，那么上面到一定的时候就会将这件事情公开的提出来。

彭柏山同时还告诉胡风，你的问题不搞清楚，得不到彻底的解决，就不要急着搬到北京去，去了也没有用。

胡风听从了彭柏山的话，认为自己现在急着搬到北京去也没有用的。一来工作的事情一直被搁着不理，搬去了也没有什么意思，二来只要将自己的事情弄清楚了，随时都可以搬，也用不着这么着急，现在自己远在上海，离那些人远一点也有好处，否则对自己不利。

不久，彭柏山告诉胡风，说是周扬将到上海来，让胡风好好的与他谈谈。

于是，胡风遵照彭柏山的建议，在上海专门找过周扬，但两个人谈得很不投机。

在谈话中，周扬指责胡风是在“抽象地看党”，是“个人英雄主义”。并说胡风已经将全国的党员作家都“批评尽了”。同时还指责了胡风当年在重庆时，与乔冠华等人的“才子集团”的亲密关系。至于工作问题，周扬则同意回北京后再商量一下，并约胡风如果有机会到北京再谈。

在这种情况下，彭柏山建议胡风写信给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将自己的情况反映一下。并同时劝胡风，应该写一些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心得体会之类的文章，表示一下自己的态度，以此将自己的问题解决。

要是在过去，个性倔强的胡风是不会听这样的话的，这次他却听从了彭柏山的劝告，写了一篇题为《学习，为了实践》的理论文章，谈了自己学习、纪念“讲话”的体会。

彭柏山想帮助胡风解决工作的问题未能实现，可是却通过他的老部下刘雪苇，为胡风解决了几个友人的工作问题，他们是罗洛、何满子、王元化、张中晓、张禹、耿庸等人，这些人后来大都成了“胡风分子”。

也就是这个时候，胡风开始着手准备向毛泽东和周恩来写信反映自己的情况。

四

彭柏山开始是作为“胡风分子”拘捕的，在审讯中主要也是追问他与胡风集团的关系，可是不知怎么，后来又冒出了一个新的更为严重的问题，说彭柏山是出卖早期党的领导人之一的郭亮的凶手。

专案办公室每天加紧审讯，可是审去审来也审不出一个结果。

于是，负责彭柏山一案的宋若侠便多次赴湖南调查，回来后对于所说的彭柏山带领国民党特工人员抓郭亮的事情基本上给予了否定。

1956年宋若侠调离“胡风专案”办公室，他的办公室负责人的位置由公安部新派来的方治华接任。

这年4月，我从四川调查尚丁、曾卓的特嫌问题回来，就被方治华叫住，让我同他一同去新康花园审讯彭柏山。

当彭柏山被带进审讯室时，他显得很平静，坐在我们的对面，用一双显得有些忧郁的目光看着我们。

方治华问道：“彭柏山，你想一想，你的问题还有什么没有谈的?”

彭柏山说：“该说的我都向组织上说了，现在没有什么要谈的了。”

问：“你怎么这么肯定?”

答：“是的，就这么肯定，因为我不会编造事实。”

问：“彭柏山，你曾经是党的高级干部，你应该知道你问题的严重性。”

答：“是的，我知道。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不能随意乱说。”

从审讯的情况来看，彭柏山态度不错，没有我审讯张中晓时的那种抵触情绪和拒绝回答问题的现象，他是每问必答，有根有据，也从不牵连别人，只谈自己的事情，遇着有关的人，他都说主要是自己的责任，与别人没有关系。

当问到与胡风的关系时，他也毫不隐瞒，一点一点的都作了交待，特别是近一年多来，他如何为胡风的工作问题想办法，又如何动员胡风找周扬面谈等等，与我们掌握的事实基本相同。只是他认为这些都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正常交往与活动，根本就没有组织反革命集团的目的，更没有反党的意图。而我们则认为他与胡风的这些活动，都是在进行一种反革命阴谋。

对于公安机关的说法，他表示不能接受。

我由于刚外调回来，不太了解情况。加之在调查尚丁“军统特务”的过程中，我逐渐明白了一些事情，感觉到胡风集团一案有着许多与事实不符的人为的因素。在当时的形势下，我虽然也有“左”的思想，做过一些“左”的事情，但作为一名办案人员，尊重事实应该是最基本的东西，这一点我还是始终不能忘记的。对于彭柏山一案，我一开始就有看法，但又不好说，因此在陪同方治华对其进行审讯时，我一言未发。

审讯下来后，方治华问我为什么不说话。我说彭柏山与胡风的那些事情，都比较清楚了，我问还是那一套，没有什么好问的。

后来，审讯接触到了最实质性的问题，关于郭亮之死。

郭亮，湖南长沙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从事工人运动。1927年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先后任中共湖南、湖北省委书记。1928年3月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后被杀害。

方治华问：“你认识郭亮吗?”

彭柏山摇着头说：“不认识。”

方治华说：“可是有人说你认识。”

答：“别人说是别人的话，但我真的不认识。”

方治华说：“我们希望你能向组织上老实交待，不要隐瞒，否则后果得由你自己负责，我想这个道理你是明白的。”

答：“我当然明白，但我不能无中生有，这样做也是欺骗组织嘛。”

方治华见彭柏山始终不肯接触实质性的事情，就追问道：“你知道郭亮是怎么死的吗?”

答：“从党的报刊上知道，是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

方治华：“请你说详细一点。”

答：“我就只知道这么多。”

方治华见这样审下去没有结果，就单刀直入地说：“有人揭发说，你曾带人去抓过郭亮。”

彭柏山一听立刻站了起来，显得很激动，大声地说：“这是有人故意造谣迫害!”

方治华说：“你先别激动，我们也没有给你任意定罪，但你得说出让人信服的理由来。”

彭柏山是一个很有修养的人，他很快的冷静了下来，朝我们笑了笑说：“你们能相信这样的话吗?在胡风的问题上我可能有错误，但这郭亮之死与我却毫无关系。你们想一想，我现在才多大岁数，1928年郭亮死的时候，我还只是一个社会上的普通青年，还没有加入党组织，而且后来我主要在上海参加‘左联’的文艺工作，怎么会认识郭亮?怎么有可能带人到湖南去抓他?这不是很可笑的事情吗?难道你们也相信这样的话?”

彭柏山于是与我们展开了说理“斗争”，我们听了觉得他的那些话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审讯无法再进行下去。

我们将对彭柏山的审讯情况通过“胡风专案”办公室向上级作了汇报，但最后还是将他定成了“胡风分子”。

在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彭柏山在河南省又遭受到严重的摧残，最后被迫害致死。 一场悲剧以生命的结束为代价!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9年第7期　哀李炳泉之死·李　普

我认识炳泉，那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建国前夕我被调回新华总社，三年后调离，这个期间我认识了炳泉。我记不起同他有过什么个人交往，但是他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他总是带着诚恳的微笑，态度谦虚厚重。近来为了出版怀念炳泉的书，老友邢方群和李炳泉夫人刘可兴来找我，还有几位朋友多次谈起他。每次谈起，他那总是诚恳地微笑着的脸、那谦虚谨慎的仪态、那恂恂君子的形象，便在我眼前显现出来。

我最初认识他就听说他在地下工作期间做出过重大的贡献。我至今记得的有两件大事。一件是中共中央迁移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以后，国民党方面探到了，准备重兵突袭。李炳泉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在北平做地下工作，以他为首的职业青年支部及时得到和传递了这个情报，使中共中央得以转危为安。我听过传达，毛泽东说当时中央身边部队很少，便唱个“空城计”，由新华社发表新闻，说我军已经获悉这个诡计，现正严阵以待云云。说得有鼻子有眼，对方见计谋败露，取消了这次行动。另一件是北京得以保全而没有毁于战火，李炳泉也有一份功劳。那时候北京叫做北平，平津战役中炳泉作为中共地下党的代表，会见国民党华北和北平的最高军政当局傅作义将军，转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北平和平解放的意图，然后陪同傅作义的代表前往解放军平津前线指挥部谈判，结果是我国这座文化古城完整地保存下来了。

炳泉从西南联合大学读书时期开始从事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应当说贡献很多。别的不必多说了，仅仅是参与了这两件事，就足以令人敬重，但是他却表现得若无其事。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他那谦虚诚恳的微笑就更加叫人钦佩了。严格说来，不公然自吹自擂并不太难，许多人未必做不到。炳泉的过人之处在于叫人看不出来他做了些什么。现在回想起来，炳泉对他所做的一切泰然处之，表明他真正打心里认为，那一切都是他应当做的，不值得一提。有些人喜欢摆谱、喜欢摆老资格，这个“摆”字实在妙极了。他们不需要吹嘘什么，他们那神气、那身段、那姿态就十足表现出来。炳泉不“摆”，虽然他有摆的本钱，他的资格比某些“延安来的老干部”还老一点。宏观地说，这是那一代地下工作者的共像，他们把默默地奉献作为自己的职责。微观地说，这是他那高贵品质的表现。这一点更为重要，因为毕竟并非每一个地下工作者都能达到这样的境界。他那诚挚宽厚的笑容给我的印象如此之深刻，我相信我说这些话没有说错。可惜我见事迟，那时候没有这份敏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没有交上他这样一位可敬的朋友。

1971年我回到新华社，他已经不在了，他已经在1970年被迫害死去。他去世之前是新华社外事部主任、全国记者协会书记。1978年10月新华社为他举行了骨灰安葬仪式，我代表“李炳泉治丧委员会”致了悼词。老实说，最初我只是在办一件例行公事，所谓致悼词不过是念悼词罢了。但是悼词中说到了他一些事迹和他的遭遇，我念着念着自己也深深感动了，我记得我渐渐地不得不努力控制自己的感情，把悼词念清楚。这个可敬的人度过了怎样的一生啊：他一生致力于革命，但是他被他所从事的事业吃掉了，吃得尸骨无存。那天的仪式叫做骨灰安葬仪式，其实骨灰盒里只有他用过的一副眼镜、一顶帽子。

他究竟是怎样死的呢?最标准的说法是被迫害致死。被迫害致死有两种可能：自杀或者他杀。李炳泉属于哪一类，现在已经很难追究，并且我写这篇文章不是要追究，我只是要想一想。在李炳泉死去的时候及其以前的许多岁月，人们不仅没有不说话的权利、没有不举手的权利，而且没有不活的权利。哪怕是被迫害得走投无路而自杀，也是犯罪。如果李炳泉是自杀的，他的罪名就是“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当时那些人果然给他加了这个罪名。

炳泉有自杀的可能吗?“不可能!”陈理昂在电话里十分肯定地回答我说。他和炳泉属于同一类“犯人”，每天在“专案组”管制之下一起劳动。在炳泉死去的两天之前，他们偷偷地交换过对形势的看法，当然主要是关于他们自己的命运。那天炳泉说他们的问题一定会弄清楚的，这点是毫无问题的，党决不会冤枉他们的。“一个具有这样的信念的人会在两天之后自杀吗?”两天以后专案组贴出大字报，说李炳泉这个“无产阶级最凶恶的敌人”“畏罪自杀”了。理昂说得很激动：“我绝对不相信，那完全是胡说八道!”

陈理昂当然没有资格去察看尸体。王唯真看到了照片，他说照片很可怕，看来有伤痕，嘴角有白色的东西。我同几位朋友在电话里讨论：难道炳泉是服了安眠药吗?吃安眠药自杀的人是死得很平静的，而且他被关押着，得不到安眠药，也得不到悬梁的绳、割腕的刀片等等任何可以自杀的条件。既然不是自杀，就只剩下另一个可能：他杀。那么，那“他杀者”是谁呢，有什么证据呢?以上所说的都是推测，不是证据。而且我在前面说过，我只是要想一想，不是要追究，追究得一清二楚也不能使李炳泉复活。至于那些迫害者，简直不值得一提，他们普遍地不受法律的制裁，但愿他们能进行道德的自省，提升他们自己的灵魂。现在我认为最最重要的是我们大家都来想一想，作为一个问题，李炳泉之死很值得我们好好想一想。

伟大领袖毛泽东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国民党赶到几个小岛上去了，这件事全党都赞成、都说好；一件是文化大革命，这件事党内赞成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两件事。前一件，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1921年算起，到1949年，用了二十八年。后一件，从1949年算起，到1976年，用了二十七年。对后一件事人们往往只从1966年算起，那是不对的，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任何事物都有一个酝酿和发生、发展的过程。如果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毛泽东心血来潮的冲动，那就把他老人家和毛泽东思想太小看了、太低估了。那是毛泽东思想的合乎逻辑的产物，是1949年建国以来接二连三的批斗运动必然要走到的一步。我这篇文章之所以强调想一想，目的不在于追究，是因为在这个大形势之下，大家在劫难逃。至于受难者是李炳泉或者张炳泉、王炳泉，迫害者是女人或者男人、是这些人或者那些人，都带有很大很大的偶然性。至于双方个人的表现，当然大不一样。这大不一样的表现，决定于各人的品质、修养和经验等等，这又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

我认为文化大革命最大恶果之一是败坏了我们民族的道德。其中最显著的是鼓励说假话，完全不顾事实，可以任意剪裁甚至捏造事实，断章取义更不在话下。总之，在一切为政治服务的信条之下，践踏唯物论的起码要求。说假话的有奖，不说假话的倒霉，说真话的受罪。林彪有一句名言，“不说假话做不成大事”，这是他的经验总结，他说得很坦白。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我自己经过四年之久的批斗审查和劳动改造之后，得到了“解放”，取得了进入“干校”的资格。在“干校”听到我们机关发生过一件很可笑、其实应当说是很可耻、很可悲的事。有一位中层干部，当然也属于走资派，他做了一个报告，讲他怎样学习和怎样改造的收获。他说他曾经当了特务，经过学习改造和激烈的思想斗争，觉悟了，交待了自己的罪行。感谢党的宽大，他一定痛改前非。这是个表演大师，他说得痛哭流涕。他得到了掌声，特别是得到了当时运动领导者的表扬。我的老伴在牛鬼蛇神之列，虽然不在同一个部门，也必须去听这个大报告。后来才知道那人说的全是假的，全是他编造的。那时我们那个机关叫做中共中央中南局，文革中撤销了。我不知道这位表演大师后来到了哪里，是不是升了官。可以肯定的是他没有受批评，更不会受处分，因为他宣传党的宽大政策很有力，立了功。只应当嘉奖。这里我要特别强调的是，这样的事和人，延安整风抢救运动中多得很。

整个说来，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延安整风审干运动的翻版。这两次运动的最高领导都是伟大领袖，延安时期的总学委和后来的文革领导小组事实上都代替了政治局和书记处；康生那时是总学委副主任，这时是文革小组顾问，这个格局也大体不变。不过文化大革命声势更大、范围更广，行为更公开而毫无顾忌罢了。比如任何单位都可以自设监狱、自立公堂，都可以拳打脚踢动刑罚、无所不用其极地逼供信，李炳泉就是在这样的监狱和公堂里遭受那一切的。而所有这种种，没有一样不是一脉相承，沿袭着延安整风审干抢救运动那一套。别的不说了，不要扯宽了，还是只说鼓励讲假话这一条。

我认为鼓励讲假话、老实人吃亏，败坏了我们民族的道德，使我们中华民族道德沦丧，这是延安整风抢救运动和文革最严重的罪恶和祸害。《炎黄春秋》2003年第10期刊登了方实《我在延安被“抢救”》一文，从1943年3月到1946年2月，他被关入监牢受难将近三年之久。他毫无“问题”，突然被戴上手铐关到监牢里，同时被命令不许对同屋的犯人说自己的名字，只许说牢里给他编的号码。

他是怎样从监牢里放出来的呢?后来“组织上”号召“坦白”，并且正里巴经地出现了所谓的“规劝组”。方实写道：“一天，规劝组有人悄悄对我说：我就不是特务、汉奸。不管你是不是，只要你交代了就行了。写什么都可以，四顶帽子(叛徒、托派、汉奸、特务)随便给自己戴上一顶就行。但是，要把你如何当上特务的、上级领导是谁、带了什么任务、如何混入边区、又发展了谁等等讲清楚，……”

方实考虑了很长时间，终于在1944年初“坦白交代”了。他说他的哥哥叶笃正在“一二·九”运动中游行时被捕，当了特务。他到延安来是受他哥哥叶笃正的派遣，他把在延安获取的情报送给他。方实接着写道：“交代以后果然宽大了，立即从窑洞里放出，享受了比较宽松的待遇。当时我想，反正叶笃正也不是党员，又在大后方，我说的事情难以查证，任我坦白。虽然被宽大了，待遇也比较自由了，但是当时我内心却极为痛苦。过去我没有说过假话，更没有在政治性质的问题上造过谣，现在为了这点自由、宽大，竟然栽赃自己是特务，诬陷我的亲兄弟是我的特务上级，这还算是人吗?!还有没有一点做人的道德和尊严?!如果现在再发生类似延安抢救运动一类的事件，即使置我于死地，我也一定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再不做这样的丑事、蠢事、傻事了。”

读着他这些话，我激动得几乎要掉眼泪。方实是我的老朋友，朋友们都知道他是个忠厚老实的人，想不到他竞做了这样一件事，而且这许多年来他经受了多么揪心的痛苦。他现在把这件事和盘托出，这需要何等的勇气，何等的胸怀!这种出自真诚的勇气和反思使我十分感动，十分敬佩。

方实被释放以后又过了两年，1946年2月，他终于等到了组织对他的甄别结论，这时候他才明白，关押他的主要依据来自一个同志的揭发。方实写道：“至于她为何诬赖我为特务，我想，在那个非常时期和非常环境，面对外部的强大压力，在逼供信下为了过关乱咬别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不是也在高压之下诬说我的哥哥叶笃正是我的特务上级，派我到延安来‘搜集情报’吗?”

我没有去过延安。延安出来的人告诉我：那次整风审干运动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检举揭发，然后坦白交代、继续检举揭发。这两个阶段都要开许多大会小会造声势，会上领导号召，群众批斗以及树典型、立标兵等等。最后一个阶段是逐个甄别作结论，落实政策。我见过一位女士，人们说她乱咬了许多人，后来那些人经过批斗审查甄别都没有问题，都恢复了自由，是党员的恢复了党籍。这位女士响应号召有功，因此释放的特别早，当然更不受处分。

世界上有那种恶劣的投机取巧的聪明人，也有善良得太不懂得保护自己的大傻子。我看炳泉就属于后一类，当然他有他的特点。在地下工作中，在敌人的营垒里，他智勇双全，游刃有余。但是当他来到自己这方面，到了自己的家，他就丧失了警惕，解除了武装。他秉性善良忠厚，地下工作强调组织纪律性，组织纪律性特强又成了他第二天性。他当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的时候，这一点曾经为延安来的国际部党支部书记所称道。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狂风暴雨，来势的凶猛尤其使他做梦也想不到。这里还应当加上我们古老的中国的一句古话：“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只有不孝的儿女。”这许多因素综合起来发生作用，把李炳泉这位智勇双全的斗士变成了一个不懂得保护自己的大傻瓜。他傻到把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和专案组看成了党的组织，党的代表，看成了自己的领导和上级。

专案组在他死后给他做了结论，说他是“一个罪大恶极的阶级敌人”。他的“主要罪行”的第一条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使用了最恶毒的语言，诽谤和咒骂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每一个领导同志都进行了诽谤和攻击，并且还全面系统地攻击和咒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罪大恶极的阶级敌人。”

这条“罪行”是怎么来的?是有人听到的吗，不是。那是专案组捏造的他和他妻子的“私房话”。既然是“私房话”，别人怎么知道?开头李炳泉当然不承认。后来专案组的人装腔作势，手中拿着一卷纸，以表演大师的手法，说他妻子已经揭发了，这是她揭发的材料。在李炳泉心目中，专案组是党的“组织”，“组织”难道会作假?这个忠诚老实的共产党员想不到他以命相许的党组织不仅会作假，还会欺骗他，诈他!于是他只好认账，签字认可。难道他不了解他的妻子，不相信他的妻子吗?否!他当然了解，当然相信。但是，他妻子是一个“个人”，“个人”可能犯错误，何况在这种大风大浪之中!而专案组是一级组织，是党的代表!这里我想起那位著名的作家赵树理。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人家逼他承认他是叛徒，逼得他死去活来，他无可奈何，便说：“党现在需要我当叛徒了，我就当一回吧。”我跟赵树理很熟，他为人忠厚，也很幽默。幽默被称为含泪的微笑，我们想想他这句

里饱含着多么多的眼泪!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当时文件里和报纸上天天这样说，唯恐人们执行不力，还不断发出“踢开党委闹革命”等等的“最高指示”。造反派也罢，专案组也罢，都是奉命行事。他们手中有尚方宝剑，好比电视剧中“如朕亲临”的金牌，所以他们确实也都是党的代表。至于有些人特别地奸巧欺诈、残暴凶险，企图捞好处，向上爬，一方面固然由于他们是被培养起来的“驯服工具”，另一方面也同他们自己那低劣的品质分不开。总之，在地下工作中足智多谋、英勇无畏的李炳泉，在他为之拼命奋斗的新社会变成了一个举止失措的不能自保的大傻瓜。他妻子刘可兴为这个“私房话”的问题跟他吵了一架，然后夫妻俩抱头痛哭。我希望可兴把那场争吵详细写出来，她说她一定要写的。我希望她的回忆能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炳泉和他的死，从而进一步看清那场史无前例、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十年浩劫。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9年第7期　读吴玉章的“哭吾妻游丙莲”有感——解读一位老革命家的亲情和操守·朱维民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上海越剧院到人民大学去慰问正在大炼钢铁的人大师生。演出的剧目是傅全香和范瑞娟主演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为表示对艺术家的尊重，那天晚上学校有关人员特地请来了老校长吴玉章同志观看演出，

在演到祝英台哭坟的那一场戏时，在台上侧幕边看戏的人大工作人员开始不安起来，因为他们发现坐在第一排中央的一直笑容可掬的吴老，他的神情开始发生变化，他微微低下了头，眼中闪出泪光，进而泣不成声。于是赶紧通知校长办公室的干部，请他们把吴老送回住所，说：“真不该请吴老来看这样的苦戏，看把老人家哭得多伤心!到底年纪大了呀。”

最近，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了吴玉章同志一篇从未发表过的短文。这是吴玉章同志1946年10月在延安接到他生平唯一的妻子游丙莲女士在老家四川病故的消息后，百感交集，怀着沉重的心情写下的悼文，赖以宽舒重压在心中对亡妻长期以来缺少照顾的不得已和歉疚感。文章朴实无华，短短千数字，却写出了一个那一时代革命知识分子的情感世界，和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宽阔胸怀。

关于游丙莲的生平，今人知之甚少，只知她是由父母之命嫁到吴家的，一位四川缠小脚的农村妇女，似乎没有读过什么书，而吴玉章却是一位那时在中国被视为国之栋梁的，不仅身穿洋装，而且相貌出众的留洋学生。任何人看来，那都是一段并不匹配的姻缘。而且他们统共只有六年共同生活的时间。那么，是什么维系着这段长达五十年之久的婚姻直到双方生命的终了呢?难道仅仅是约束于一纸婚书的承诺吗?既然有着那么大的文化差距，婚姻生活又是离多聚少，这对夫妇还能存在一般意义上的夫妻感情吗?这篇悼文给了我们解答：

文章第一段里写道：“我哭丙莲。我哭你是时代的牺牲品。我们结婚有五十年，我离开你就有四十四年。我为了要打倒帝国主义压迫，专制主义的压迫，社会生活的压迫，在1903年正月，离开家庭到日本，随即参加革命。家中小儿女啼饥号寒，专赖你苦撑苦挣。虽然无米无盐，还要煮水烹茶，使炊烟不断，以免玷辱家门。由于你的克勤克俭，使儿女得以长成，满以为革命成功，将和你家园团聚。乐享太平。……”

看来，除了革命事业，吴玉章也是一个梦想着过太平生活的平常人，有着一般家长对于家庭的责任感。他之所以视游丙莲为他婚姻的最后归宿，除了出于对她对自己参加革命工作的支持而发自内心的感激，作为丈夫，更重要的还应该是对于游丙莲人格的欣赏。那是一种传统中国妇女特有的美德，虽然她并不能确切知道丈夫在外面世界为什么要干革命和革命的全部意义，但是她相信他，因为她找不到不信自己丈夫的理由。于是她独自一个人毫无怨尤地承担起家庭的重担，和在国统区作为革命党家属所必须面对的种种麻烦。这并不是所有的女人都能够做到的，而她却是历尽千辛万苦地做到了。这样的女人应该是值得爱的。女人的美有两种：一种是外貌的美，这种美是有条件的。它会凋谢，会憔悴。另一种则是内在的美，这是源于她行为中所表达出来的真挚和善良。这种综合出来的美会随着时间的积累而愈臻圆满。吴玉章选择的是后者。这种感情是绵长的，坚韧的，是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也许从这里，我们可以找到后来为什么吴老一直没有续弦的理由。

吴老对游丙莲深沉的怀念之情，还表现在对于她养育了一对令自己为之骄傲的儿女的感激。女儿长大后，继承了母亲善良的秉性，不幸的是她也继承了母亲多舛的命运。她中年丧夫(丈夫被反动派杀害)，带了六个儿女受尽了人间苦楚，还要帮助老母操持家务，侍奉左右。现在相依为命的母亲又离她而去，作为丈夫和父亲的吴玉章尽管痛惜她们的处境，却又无能为力，这时能不为她放声一哭吗?其实他的这一哭，不仅哭的是游丙莲，也为女儿的不幸而哭，为全中国有着同样命运的妻子而哭。

游丙莲在艰苦的环境下把他们唯一的儿子吴震寰培养成一个有报国志向的青年知识分子，对于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这又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悼文里写道：

我哭丙莲，我哭你为我养育了一个好儿子，学会了水电工程。他十七岁离开你，二十年在外使你时刻忧心，他秉承了我们勤苦耿介的天性，和为人服务的精神。他有磨而不磷，捏而不缁的操守，不贪污腐化而为社会的罪人。十八岁赴法国留学，毕业后就在法国水电工厂服务八年，苏联国家计划局服务四年都得到了好评。他为祖国神圣抗日战争归来，因日寇封锁，机器不能输进，就谋自力更生。他自己设计，以本国的器材建成了长寿的水电工程。国营事业的获利，常常使这工厂占第一名……

然而，就在全国解放前夕，命运又以它新的残酷打击了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就是这个在他心底一直引以为傲的儿子，吴震寰也在河南去世了。

民间有一种说法：“人生最为悲痛的事，莫过于少年丧亲，中年丧偶，老年丧子。”而对于吴玉章来说，所有这些伤痛，仅仅是在他两位兄长为革命牺牲后(一位死于辛亥革命，另一位牺牲于大革命)悲剧的延长罢了。也许发生在吴玉章一个人身上的家庭悲剧，在那个时代，正是那些执着的革命者无法逃避的宿命吧。

这篇悼文，给我们说出了一个革命家庭生离死别的故事，也使我们终于得以解释为什么看《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个戏时，老人会如此的悲痛欲绝。也为我们解释了经历了这样的人间悲剧，吴玉章还能一如既往，坚守一个革命者担负的时代使命的理由。

文章写道：亲爱的丙莲，我们永别了!我不敢哭，我不能哭，我不愿哭，因为我中华民族的优秀的儿女牺牲的太多了!哭不能了事，哭无益于事，还因为我们虽然战胜了日寇，法西斯蒂，而今天我们受新的帝国主义和新的法西斯蒂的压迫更甚。国权丧失，外货充斥，工商倒闭，民不聊生。而内战烽火遍地，满目疮痍，我何敢以儿女私情，松懈我救国救民的神圣责任。我只有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之精神，团结我千百万优秀的革命儿女，打倒新的帝国主义，新的法西斯蒂，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新中国。丙莲!安息吧!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广大的人民。

全国解放后，一直担任共产党中央委员的吴玉章不恋栈于官场，婉言谢绝了请他担任政务院副总理的建议，低调地选择了人民大学校长的位置，把个短期培训班性质的华北大学，居然有声有色地办成了全国一流的中国人民大学。这个学校为全国各地一批又一批地输送当时极为需要的各级领导干部，他们一个个都成了建设新中国的生力军。同时，为了提高当时大量的文化程度不高的工农干部的文化素质，他办起了工农速成中学。后来那些有名的像纺织部长郝建秀，作家高玉宝等，就是从那里出来的。作为教育家，一个曾经出国留学，看到过发达国家民众知识水平的人，他太知道教育救国的道理了。而这，正是作为革命家，吴玉章此时唯一的选择。他始终把自己定位为新中国历史建造队伍中一个普通的国家公务员，一个为人民服务的知识分子。吴玉章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和眼泪实践了悼文中对亡妻的承诺。

这是一个真实的，有关革命者的故事。像吴玉章这样的人现在已经不多了。像他经历过那样的悲剧故事，今天也不会再发生了，因为时代发生了变化，没有人再需要作出像先辈们那样的牺牲。因为今天已经是市场经济的社会，人们的价值观也发生了变化。因而也有人说今天是人欲横流的社会，那些理想主义的观念已经过时了。这种说法也许有他们的道理，但对于人民的公仆来说，有些理想和原则是永恒的，离开它，你就没有资格进入公务员的门槛，甚至不够资格当一个合格的公民。吴玉章为人民服务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思考，留下了对照的典范，特别对那些口口声声高喊着为人民服务的口号(这个口号还没有“过时”，因为经常把它放在嘴上，有时还能为他们的形象加分)，却陶醉于已得的高官厚禄，置百姓于水火而不顾，放纵子女亲友对公共财富巧取豪夺，却不允许社会舆论监督的人。对那些轻易爬上领导岗位后不思进取，专工拉帮结派，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人。对那些接受政府委派，在喊着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下，振振有词地为自己发下天文数字年收入的某些言必称三个代表的企业高管来说(他们的年收入竟然达到一个普通农民年收入的两至三万倍!)，这个口号岂止是讽刺?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仅羞辱了全国人民，也严重地挑战了立国的初衷，动摇了社会稳定的基础。

这绝不是什么危言耸听，看看全国各地频发的所谓“群体性事件”，其起因无非是群众的合法利益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因为投诉无门才铤而走险。目的是要引起更高当局的注意。难道这还不足以使那些游刃有余地弄潮于官场和商场之间的新贵们猛醒吗?

他会怎么想，如果吴玉章还活着的话。为了救国，他应该会为哪些人再办一所以如何做人为重点的速成中学呢?

责任编辑　吴思

2009年第7期　文革时期的思想解放先驱·刘济生

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人民本来就受到束缚的思想被进一步桎梏了。在个人崇拜的阴霾弥天漫地、“左”的错误大肆泛滥的时候，却有极少数人置生死于度外，发出了振聋发聩的真理的呐喊，成为思想解放的先驱。他们在“文化大革命”那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敢于反对个人崇拜、反对“左”的错误、反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并探索着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证明他们是走在历史前面的思想家。尽管这些思想家还表现出某些不成熟，但我们不能苛求他们，他们毕竟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支异己力量。研究一下这些思想解放先驱的活动、思想和历史作用，对于全面认识“文化大革命”历史时期，是大有裨益的。

一、思想解放先驱的实践活动

个人崇拜、“左”的错误思想和政策，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存在，因这些消极的影响并没有充分暴露，因而，只廖若晨星似的出现了个别的思想解放先驱，如上海林昭，北京陈世忠、郭世英等。他们也旗帜鲜明地反对个人崇拜，批评了党的一些错误政策。尽管这些风毛麟角式的人物的后果极为悲惨，但他们却在那个时代留下了勇于探索的足迹。他们虽然在人口总数量中占极少数，但却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分布在祖国各地的一种值得研究的特殊社会现象。“文化大革命”时期群众中的思想解放先驱，开始较少、中后期较多，可从下面这三个阶段里看一下他们的活动。

第一阶段，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一月风暴”。这一阶段是“文化大革命”急骤上升时期。“文化大革命”似狂涛巨浪，席卷各个领域，各个阶层盲目参加了运动。这个阶段里群众中思想解放先驱以北京市知识青年遇罗克为典型，以他1966年10月写出的《出身论》为标志，表明了对“左”的错误的冷酷思考，并对封建等级制残余(血统论和出身论)进行公开挑战。《出身论》在当时所谓“大民主”的条件下得以发表，印行7万份，翻印百万份左右，传遍各地，影响颇大。北京地质学院附中女学生郑晓舟全力支持宣传遇罗克的观点，亦有影响。遇罗克、郑晓舟为宣传真理，批判“出身论”，分别于1970年、1968年献出生命。与此同时，还出现了公开点名批判林彪、中央文革的个别青年，如北京农业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伊林·涤西等。

第二阶段，从“一月风暴”到“九一三”事件。这一阶段全国大动乱，“文化大革命”错误充分暴露，这时出现了一批思想解放先驱。辽宁的张志新对宣传个人崇拜的“顶峰”论、“一句顶一万句”发出抨击，公开表示对林彪、“四人帮”的不信任，并为被打倒的老一辈革命家鸣冤叫屈。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教师朱守中不仅旗帜鲜明地反对个人崇拜，而且对被打倒的老一辈革命家逐个评功摆好、对在台上跃武扬威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逐个嘲讽，并对社会主义建设、知识分子政策以及党内党外政治生活存在的“左”的错误给以批评，并提出自己的正确观点。他的许多观点不仅有系统性，并经得起历史的验证。青海省的教师贾正玉1969年公开出来反对搞“文化大革命”，说“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一次政变”。江西省南昌青年学生吴晓飞于1967年到1968年之交。写了40余万字的政论文章，揭露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被打倒的刘少奇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活动和思想作了高度评价。还有山西省青年教师邓思京、青海省青年农民安文忠、甘肃省战士王笃良、福建省干部陈寿图、河北省工人李元富、张坤豪、河南省保卫干部李新夏、贵州省技术员马锦征、北京干部杜长绪、湖南省知识青年丁祖晓、天津公安干部李良、广东省女医生官明华、驻西藏自治区战士石仁祥、黑龙江省哈尔滨铁路局郭维彬等等，他们都坚决反对搞“文化大革命”，反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被打倒的老一辈革命家鸣冤，并不同程度地反对了个人崇拜。上述这些思想解放先驱，除了郭维彬之外，都被当做“现行反革命”处以死刑。

第三阶段，从“九一三”事件到“四人帮”垮台。林彪外逃叛国，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失败。这位炙手可热、显赫一时的副统帅的背叛，给千千万万善良的人民上了生动的一堂课，促使了人民的觉醒。但是，远不能说整个人民都觉醒了，个人崇拜还深深束缚住人们的头脑。这一阶段思想解放先驱继续同个人崇拜、特别是同“四人帮”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吉林省长春市青年工人史云峰于1974年7月写好了20多张传单，后来分寄14个省、市、自治区的党政机关，他又写下了标语，张贴在长春市交通最繁忙的胜利公园前面交通岗亭上。传单内容明确提出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个人崇拜，并提出普选制的庄严要求。11月初，“四人帮”惶惶之余派人到吉林省协助破案。四川省李天德于1975年8月向党中央、国务院写出《献国策》，上书言事。《献国策》中反对个人崇拜，列举了“文化大革命”的五条罪状。李天德在狱中又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主要任务提出自己正确看法。此外，驻北京的战士蒋标川、四川省重庆市工人白智清、驻山东省青岛市战士韩爱民、福建省三明市青年干部赵大中、上海复旦大学学员刘秀英等等，也反对“文化大革命”，同“四人帮”进行了斗争。还有一些先进的个人和集体投入到“四五运动”的洪流之中，起到了组织、宣传群众的作用。除上面介绍的史云峰被杀害于“四人帮”被粉碎之后，其他人在狱中受到磨难庆幸存活。这一阶段的思想解放先驱斗争勇气很足，但一些人没有触及个人崇拜。

“文化大革命”时期群众中思想解放先驱都受到残酷的镇压。众所周知，张志新被杀害之前，被割断喉管，用一条黑布缠住她血迹斑斑的脖子。丁祖晓被杀害前，因她喊口号，头被埋进一堆生石灰里。她牙关被刺刀撬开，一团棉纱塞进嘴里，当她再次挺立起来的时候，人们只见她脸上粘满石灰，从眼里流出两行鲜血。李新夏在监禁中被打得血肉模糊，鼻子和嘴里都涌出鲜血。一个凶汉，挥着匕首，在李新夏两腿连刺14刀，被活活弄死。史云峰在行刑前，他的颈部皮下注了两针普鲁卡因麻醉剂，嘴里塞满了纱布团，并用医用缝合线把他的嘴紧紧勒上。陈寿图、马锦征也是被封住嘴而被枪杀!

这些思想解放先驱们，为了祖国的前途，他们付出了最沉重的代价。历史是最公正的。这些思想解放先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陆续平反昭雪，他们的英雄事迹得到了表彰并到处被人们传颂!

二、思想解放先驱的理论观点

“文化大革命”时期群众中思想解放先驱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即政治、经济、思想的各个领域，打破“禁区”，提出了符合马列主义和人民利益的观点。

1　反对个人崇拜

个人崇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已泛滥成灾，成狂澜之势。就在这无法阻挡其发展势头的险恶历史条件下，思想解放先驱们，不畏抛头洒血、勇敢地坚持唯物史观，揭露个人崇拜。遇罗克在1966年1月的日记中写道，“今天的学说正在走向神秘之途”。5月份写道：“共青团中央号召，对毛(主席)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把真理当成宗教。任何理论都是有极限的，所谓无限是毫无道理的。”遇罗克1968年初于法庭上公开亮出自己反对个人崇拜的观点，他说：“陈伯达用封建时代的词句歌颂毛主席是不合适的。”他还说：“我对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各种理论都不是绝对的，是发展的。对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我认为占时间太多。”张志新认为，“什么‘顶峰’?什么‘一句顶一万句’?什么‘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样下去不堪设想。”张志新并对那种早请示晚汇报表示反对和憎恶。朱守中除了有张志新上面这些共同看法之外，还尖锐指出：“过分突出个人，搞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就要犯大错误，古今中外的历史教训，值得借鉴。”反对个人崇拜，丁祖晓烈士更是旗帜鲜明。他对“忠”字匾、宝书台、五个第一这些个人崇拜的具体形式，给以猛烈抨击。请看他一张传单上的几段话吧：

“实在，‘忠’字在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里太行时了，在经济上、政治上处于首要地位。它大于一切，贵于一切，先于一切，高于一切。”

“从现象看，这忠字是地道的、历史上空前罕见的个人崇拜。”

“这忠字更是彻头彻尾的奴隶主义，它叫人忠君，即使到活不下去的时候，忠字也不会让人造反。岳飞屈死风波亭，就是血的教训。”

“他们要用‘忠’字统治人的思想，使广大人民群众失去民主和自由……”

丁祖晓不仅揭露了个人崇拜的现象，而且揭示了个人崇拜的本质和危害。史云峰在传单上写着：“党的领袖也是普通党员，反对个人迷信!反对个人崇拜!共产党不要党皇帝!”更为言简意赅，这些思想解放先驱们，在个人崇拜汹涌澎湃如潮而来之际，敢于逆流而上，表现了狂澜力挽的气概。

2　反对“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是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的定论，思想解放先驱基本上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性质。遇罗克写道，整走资派“这根本不是阶级斗争”，“总之，这跟文化毫无关系，也跟阶级毫无关系。”因为“文化大革命”既无政治基础，又无经济基础，所以它不是本来意义上的阶级斗争。还有许多思想解放先驱，如贾正玉、陈寿图、史云峰等人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政变”。史云峰等人认识到“文化大革命”是极左路线大泛滥!这一看法也精当。对“文化大革命”的本质的认识，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

思想解放先驱们坚决反对“文化大革命”打倒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遇罗克看到被斗的“走资派”极表同情，他在日记上写了鲁迅那句名言：“敢摸着叛徒尸体痛哭的是中国的脊梁”。吴晓飞为了支持刘少奇，用15个小节、十多个专题对刘少奇在民主革命中和社会主义革命中的思想进行了研究，总数达20余万字，颠倒被颠倒的历史。张志新也对那些被打倒的老一辈革命家评功摆好，鸣冤叫屈。朱守中对刘少奇在六十年代初国民经济调整中所作的贡献给以充分肯定，并说刘少奇和彭德怀就是林则徐和海瑞的替身。还有许多烈士高呼“刘少奇万岁!”发泄他们对打倒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强烈不满。思想解放先驱勇敢地从政治上、理论上揭露、批判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目的和罪行，并口诛笔伐其主要成员。当时，反对这些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新贵族，都必须舍出性命，而思想解放先驱们都敢于虎口拔牙，揭露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篡改马列主义，揭露他们把无产阶级政权变成镇压之权，揭露他们搞封建主义、个人迷信。揭露他们煽动武斗大乱天下，揭露他们篡改历史，搞文化专制，揭露他们破坏社会主义生产，把人民搞得普遍贫穷。思想解放先驱们无私无畏。他们的献身精神令人钦佩。

3　批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

遇罗克的《出身论》就是一篇批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代表作。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影响下，千千万万出身不好的青年受到歧视，招工、参军、入党、入团、入学，处处遇到障碍，甚至无法成婚。遇罗克指出：“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他呼吁，“填平这人为的鸿沟”。1968年夏，李元富给党组织写了一份《交心书》，其中提出：“我认为从解放到现在，阶级斗争实际上是少了，不是多了。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现在是全民和集体所有制，随着生产和生活的提高，阶级斗争就少了。说阶级斗争还是那么激烈，复杂，是不对的。”这些观点是在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奉为神圣教条的时代说出的，足见思想解放先驱们的理论洞察力。

4　呼唤社会主义民主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有的思想解放先驱认识到了这一点。朱守中写道，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伟大、光荣、正确，除其他原因，“其一，党员在党内一律平等，谁都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权利。……”他认为“九大”让林彪当接班人并写进党章，是“用强权代替公理，走穷兵黩武之路。是不得民心之举。”史云峰在传单上写着：“巴黎公社普选制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打倒刘少奇主席违背党纪、国法!是阴谋手段，先戴帽子后打倒。”史云峰反映了人民意志，要求民主选举领导，实行法制，真正体现共和国的原则。丁祖晓写道：“起来造‘忠’字的反，革‘忠’字的命!争取真正的民主和自由。”他们把反对个人迷信和争取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联系起来。

5　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这些思想解放先驱，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建设道路，也做了不同程度的探索。遇罗克撰写了《工资论》，他建议建立新的工资制，工龄形成工资里最基本的不变部分，其余部分按本人的贡献发给。他还提出企业要有更新设备的自主权，还指出，“这种计划经济，很有必要改善”，他已认识到计划经济的缺陷，并且需要改革。朱守中认为人民公社办早了，办糟了，认为大跃进是“拔苗助长”、“杀鸡取蛋”。他充分肯定“产量责任制、扩大自由地，开放自由市场”，他主张贯彻好按劳分配，讲究利润，扩大再生产。反对“赔本生意”，主张“一本万利”，用今天的话讲，就是讲经济效益。朱守中高度评价知识分子的作用。他说：“世界上最复杂的‘万物之灵’正是知识分子。对待他们，必须服之以理，感之以诚……任何简单野蛮的手段和假仁假义的骗术，必然会得到相反的结果。”朱守中认为马寅初的人口论有道理。在谈到社会主义社会主要任务时说：“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生产力，使人民过上美好的生活。并不是叫大家勒紧裤带，你打我，我打你，天天制造阶级斗争。”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任务，李天德在狱里“反省书”中有明确认识，他写道：“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阶级矛盾，党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搞好经济建设，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王笃良等也具有这种观点。重庆白智涛对张春桥破坏社会主义按劳分配，鼓吹“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给以系统批判，指出张春桥的观点给中华民族造成灾难。

以上的叙述已证明，思想解放先驱的所做所想的事，我们绝大多数人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才敢做，才敢想。他们确是走在历史前面的人。

三、思想解放先驱的历史作用及历史局限

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正是由于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思想解放先驱们的作用，也表现为限制“文化大革命”的作用。如遇罗克《出身论》发表之后。文章传遍全国各地，各地给遇罗克来信激增，开始每天邮递员送来一堆，后来《中学生文革报》编辑部派人用麻袋去装。许多读者为作者观点折服，出身不好的青年人联想到政治歧视而痛哭失声。多数思想解放先驱是用大字报、传单的形式进行战斗，虽然马上被收缴、撕毁，但总能和部分群众见面，能够部分地宣传了群众。这些受到宣传的地方和人们，总会程度不同地受到启发，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限制“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作用。思想解放先驱们反对个人崇拜，给处于宗教狂热之中的人们泼了冷水，使受到宣传的部分人像注入了一针镇定剂，使之冷静、沉思。

思想解放先驱的大胆勇敢行为，也对林彪、江青反党集团以打击。每当听到出现了反对他们的人物，林彪江青之流就定为“特大案件”给以侦察、镇压，表明他们在人民和正义面前的恐慌。思想解放先驱们积极的历史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他们的历史作用恰恰是在个人崇拜盛行、民主和法制被破坏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所以他们的作用又是有限的。

首先，群众中的绝大多数人受个人崇拜的影响。什么是真理，要从“最高指示”中去寻找，对这些先驱人物的思想观点，他们是难以理解的。在这场民族悲剧面前，思想解放先驱的悲剧更悲壮一些。他们的牺牲，在当时没有获得绝大多数人同情、理解，甚至被某些人认为是“疯子”。他们抱恨以终，付出鲜血的代价，经过全党全国全民族的思想解放才得到了补偿。

另外，民主和法制被破坏，使先驱们没有宣传思想的自由。每当他们的大字报贴出去，就会被留下“罪证”撕掉；每当传单撒出去，会立即被收缴，并宣布保留者有罪；每当一个思想解放先驱出现在大地上，就会被抓获、投入监狱。当时，全国性的宣传工具被“四人帮”所控制，每个思想解放先驱的宣传也起不到全国性的作用。人民群众中本来有一个自然传播消息的渠道：交头接耳、一传十、十传百，但在株连日深、钳制人口的政治气候下，人们之间互相信任感很差，也很难传播更广了。没有民主、法制、自由，就没有真理的传播。如果在政治民主化的条件下，思想解放先驱的作用那将不可同日而语了。

思想解放先驱们因其历史局限，他们中多数人的理论、思想显得有些粗糙，缺乏系统性，有的言论也有些片面性。但是，正如恩格斯说的：“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件事也许有某种意义：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在那种条件下，思想解放先驱们认识的程度，正是认识规律决定的。他们的贡献在于提出了几年十几年后人们才提出的问题，这正是其价值所在。

四、沉痛的教训

“文化大革命”中的思想解放先驱究竟有多少，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1979年以后，群众出版社的编辑搜集了各地有关这方面的报告文学和通讯特写，到1981年，陆续出版了三本书，书名分别是《为真理而斗争的人们》、《党和人民的好儿女》、《划破夜幕的陨星》。这几本书列举的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个人崇拜的先驱人物有44人被判死刑杀害了，只有个别几个人幸免于难。各地公安部门还有一定数量的这样“反革命”，没有人通过媒体表彰他们。所以说，究竟有多少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个人崇拜的思想解放先驱，就是个未知数了。这些人在民主与法治建全的条件下，是一个也不应该判处死刑的。他们都是完完全全在党和国家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发表自己的见解的。他们有的把意见书直接交给党组织，有的投寄给党组织控制的报刊，有的直接上书中央，有的运用了“四大”(这也是当时法律所允许的)。在程序上他们没有违法。从内容上看，他们完全是为了人民和祖国的利益斗争的，他们没有为个人和小集团私利。退一步说，就是这些人的观点有“错误”，也是认识问题，而不是“反革命”、“反党”的问题。他们之所以敢于上书中央或把意见书交给党组织，完全出于对党的信任。当陈寿图烈士知道自己不久将赴死，还嘱咐妻子要交党费，“交到我死为止”。当时极“左”肆虐，林彪、“四人帮”横行，根本容不得不同观点和竞见。

“文化大革命”中的思想解放先驱的悲惨遭遇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建全社会主义法治，必须维护人民民主、保障人民的各项政治权利。人民当家作主绝不能是一句空话，要通过宪法和一系列法律，保障人民的民主和自由。这样，“文化大革命”的悲剧才不会重演。

社会进步离不开这些极少数思想精英：像遇罗克、张志新这些人，在我们的人群中太少了；像马寅初、顾准这些人，在我们的知识界太少了。一个容不得这些思想斗士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族。而我们今天纪念思想解放先驱，说明我们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前进了。唯有如此，思想解放先驱的鲜血才没有白流!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9年第7期　金凤汉事件·薛攀皋

发生在1963年的这一事件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金凤汉——金凤汉其人其事；一方面是我们——我们对此做出的反应。

金凤汉是朝鲜平壤医科大学教授。他是研究针灸的。针灸是中华民族宝贵的财富，是中国对世界的重大贡献。世界上许多地方许多人用针灸治病，也有人研究针灸治病的原理。人的全身皮肤上有一千多个穴位。在一定的穴位上用针刺，用艾灸，可以引起人体一定的反应，得到治病健身的效果。我们的老祖宗把主要的穴位分成十四个组，它们各自在人的身体表面以一定的线路排列。这就是十四经。经是经脉的简称，是主干。经脉的分支称为络脉。两者合起来称为经络。穴位和经络，单独地或者互相配合地与人的一种或几种生理功能相联系。经络系统有没有实体，是一个长期争论悬而未解的问题。有人认为穴位不是骨、肉、耳、目那样的组织或器官，它只是皮肤上一个个范围很小的部位。经络不是消化管、血管那样的管道，而是穴位间的联络通道。但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认为穴位和经络都有实体，有一定构造。金凤汉就持这种看法。

金凤汉其人其事

金凤汉从1954年起研究经络系统，认为经络学说必定有其客观的物质基础。当时朝鲜学术界对此有不同看法。到1958年矛盾趋于白热化，学术界普遍认为金凤汉的工作不科学，要把他从学术界清除出去，但是领导上支持他，金凤汉的研究队伍很快从五六个人扩大到三十人。1960年12月，金凤汉写出了第一篇研究报告，说是发现了穴位的“小体”。于是朝鲜集中人力建立了经络研究所。到1963年11月第二篇研究报告《关于经络系统》公布的时候，他的戒备森严、设备完善的崭新实验大楼里的工作人员已经达到三百余人。

1963年11月30日，在平壤举行了以金凤汉为首的、平壤医科大学经络研究所的研究成果报告会。根据报道，金凤汉在报告会上介绍了自1961年以来，他们在经络系统方面取得的新成就。他宣称通过形态学、生理学、生物化学和组织化学的研究，说明经络系统是有实体的。它是由一种“小体”、一种联络“小体”的“管状结构”，以及在管内流动的一种“液体”等组成的。它是一个新的、独立的机能形态系统。

和前些年的情况完全翻了个，据说在报告会上许多学者发言，高度评价金凤汉取得的成就。他们倡议并获得与会者全体一致同意，把上述新发现的结构，分别以金凤汉的名字命名为“凤汉小体”、“风汉管”和“凤汉液”。

金凤汉说，凤汉小体不仅存在于皮肤，并且广泛地散布在肌体的深层，和针灸临床得到的经验是一致的。连接凤汉小体的凤汉管，既存在于血管和淋巴管之内，也存在于血管和淋巴管之外。脉管内外的凤汉管走向不同，但结构没有差别。凤汉液在经络系统中循环是由心脏搏动来维持的，其循环速度比血液的循环速度慢。对一个凤汉小体的刺激效应，可通过凤汉管传导到另一个凤汉小体。凤汉小体和风汉管内含有大量核酸，特别是脱氧核糖酸(DNA)。凤汉管中的DNA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存在，与均匀的凤汉液中的核酸无关。

金凤汉说他们已经基本阐明了凤汉系统的全部面貌。它是一个新的解剖学和组织学系统，同脉管系统和神经系统不同。他们新的研究成果，相信对于经络系统的广泛说明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现代生物学和医学领域中提出了一系列重要问题和原则问题，并且已经在这方面开辟了新的道路。

我国新闻媒体的异常举动

在金凤汉研究成果报告会之后两个星期，1963年12月14日，我国《人民日报》以第四版半版和第五版、第六版两个整版的版面，全文刊登金凤汉《关于经络系统》的研究报告，同时刊登我国卫生部致朝鲜保健省的贺电。

《人民日报》评论员认为金凤汉的发现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贡献。它表明朝鲜科学家在经络系统的形态学、实验生理学、生物化学和组织化学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些成就为生物学中的许多基本问题，如遗传、细胞分化、蛋白质机能和代谢等方面的科学研究，打开了新的道路。经络系统研究的新发现，已经为从新的角度来研究和澄清对人类生活具有重大意义的若干问题，如现代生物化学问题，正常控制生物体机能问题，疾病的原因、起源和发展问题，病后恢复健康，增强健康和长寿等等问题创造了条件。毫无疑问，朝鲜科学家的成就，将为现代生物学和医学科学开辟新的广阔前景。

《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一位外国科学工作者如此冗长的研究报告，还发表推崇备至、全面肯定、毫无保留的评论，这是非同寻常的举动。

中国的专家们是怎么说的

金凤汉的研究报告让人堕入五里雾中。要说兔子之类的家畜或野兽以及人的身上广泛分布着肉眼看得见的特殊构造，而几千年来屠夫、解剖学家、医生、厨师以及切割过和进食过猪、牛、羊、兔等家畜的肉的那么多人谁都没有见着，直到金凤汉才看见这些“凤汉小体”和“凤汉管”，我们怎么能不怀疑?要说在心血管系统这样基本上是封闭的系统里还有一个独立的，但却也是由心脏搏动驱动的“凤汉管系统”，而且血管里边有“凤汉管”，血管外边也有“凤汉管”，像这样的说法，在我们看来是违背常识的。但是金凤汉教授是专家，不是像我们这样只有一些常识的常人。好吧，那么让我们听听中国的专家们是怎么说的。

《人民日报》全文发表金凤汉《关于经络系统》后的第三天，即1963年12月17日，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邀请在北京的院内外解剖学、组织学、组织化学、生理学和生物化学等方面的科学家，在中国科学院院部举行了由竺可桢副院长主持的“关于经络系统座谈会”。在此之前，12月14日上海《解放日报》摘要发表《关于经络系统》。这一天正好是政治学习日，中国科学院在沪的生理、生物化学、实验生物、植物生理和药物等几个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政治学习小组会上，自发地对金凤汉的研究报告展开讨论。不论是北京的座谈会，还是上海的研究人员的自由议论，两地生物学家对金凤汉经络系统的看法是一致的。

生物学家们说，经络系统有没有实体是一个长期争论悬而未决的问题。金凤汉的报告如果确实可靠，将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但是这份研究报告存在许多疑点，很难说明研究结果是可靠的。生物学家们从实验研究的方法、观察的结果等许多方面提出了疑问。例如在进行解剖学和组织学的研究时，用什么材料进行观察，这些材料取之实验动物身上的哪些部位，用什么方法对材料进行固定和染色；在进行组织化学和生物化学研究时，用什么方法摘出凤汉小体和风汉管，等等。所有这些，研究报告都没有说明，而这些是科学论文必不可少的内容，不然别人如何验证。另外，有些方法使用不当，是会影响数据的准确性和结论的。金凤汉在进行组织学、组织化学的实验研究中使用的几种方法，特异性不强，可能出现假象，难以作出正确的结论。他们还指出研究报告中描述的凤汉小体和凤汉管是相当大的，不用解剖镜和显微镜，肉眼就该看得到。解剖学是一门古老的科学，已经有数千年历史，从古至今，成千上万解剖学家居然谁都没有看到过这种凤汉小体和凤汉管，岂不是咄咄怪事?生物化学家对凤汉管中的DNA含量高出正常肝脏细胞DNA含量六、七倍感到难以理解。生物学家们还提出了许多问题，他们一致认为由于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很难对金凤汉的研究工作的可靠性作出肯定的结论。

生物学家们觉得金凤汉可能是在弄虚作假。他们担心《人民日报》过早发表肯定性的、高度评价的意见，会在科学上和政治上造成被动，产生不好影响。

神经生理学家张香桐说，这份研究报告的内容可能有真有假，但是真的不多。即使有的是真的，也不一定与经络有关。《人民日报》用了两版半篇幅发表金凤汉的报告，还加上评论员文章，都嫌过早。把不可靠的研究工作作为伟大成就予以评价，在政治上也是一个大的错误。万一金凤汉的工作是假的，怎么办?

神经生理学家冯德培说，按照金凤汉的描述，凤汉小体和风汉管是够大的了，几百年来全世界的解剖学家都没有发现，真是不可思议。要记住大跃进年代浮夸风的教训，像《人民日报》这样宣传，我是不赞成的。

生物学家们指出：我们在政治上支持朝鲜，但在科学问题上要实事求是。他们对《人民日报》不征求科学家的意见，就发表金凤汉的报告表示遗憾。他们无可奈何地说，对金凤汉的工作我们是不相信的，但是宁愿它是真的，如果是假的，那太糟糕了!

我国科学家访问朝鲜经络研究所

1964年1月中旬，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应朝鲜邀请，去平壤医科大学金凤汉的经络研究所，进行为期约十天的学习访问。代表团的团长是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副团长是中医研究院院长鲁之俊，成员有生理学家张锡钧(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徐丰彦(上海第一医学院)、胡旭初(中国科学院生理研究所)、病理学家梁伯强(广州中山医学院)、组织学家李肇特(北京医学院)等。

代表团出国前，国家科委主任聂荣臻指示：一定要团结友好，虚心学习，实事求是。不能肯定的不要去肯定。政治上支持和科学上的实事求是一定要结合。

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到达平壤后，金凤汉在会见时讲了话。他说，中国《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他们的研究报告，使他们感受到中国的有力支持，受到很大鼓舞。希望代表团回中国后立即对他们的工作进行验证，把结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朝鲜打算就经络系统的研究成立一个国际组织，由朝鲜、中国等国发起，由二十人左右组成，金日成曾说要求中国出百分之五十的力量。

代表团既要顾及中朝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兄弟友谊，又要在科学问题上实事求是，没有疑问，他们要完成的任务是艰难的，他们承受的压力是沉重的。

在朝鲜学习访问期间，中国科学家们仔细地观察了该研究所用兔子做实验的结果，在显微镜下观察了切片，看到了“风汉小体”；在兔子的血管中看到了“凤汉管”。在整个访问过程中，不议论，只是在看不清楚的地方提一些问题。在这个研究所里，研究人员之间没有横向联系，更谈不上学术交流与讨论。个人的研究结果都直接向金凤汉等两三位领导报告，由金凤汉等汇总成整篇论文。对这种做法，代表团员颇为吃惊，但未公开表示意见。

中国科学家的重复实验

代表团在朝鲜考察过程中，团长钱信忠向国内发回两次报告。这两份报告都是实事求是的。代表团于1月29日回国，第二天在卫生部召开了有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科委、中国科协有关领导人参加的汇报会。汇报会上有两种不同意见，因此决定在中国中医研究院成立实验室进行验证工作。2月2日验证工作开始。

首先得出结果的是否定了“凤汉管”的存在。这项实验是代表团成员徐丰彦教授设计的。做这项重复实验的是代表团成员胡旭初教授。他们先重复金凤汉的实验方法，用兔子实验，从兔子一条大腿的血管滴入生理食盐水，在兔子另一条大腿的血管上做一出口，使血液和生理食盐水不断地流出，当血液流完，血管里只有生理食盐水时，点滴停止。这个过程约需十几个小时。这时剪开大血管，看到血管内有一条明显的白线，同金风汉做出的“凤汉管”完全一样。对这种现象，胡旭初解释说，生物化学和生理学的知识早已证明，血液的正常成分之一纤维蛋白元，在血液凝固时变为细密的网状的纤维蛋白。它把血液的其他成分网住，呈凝固状。如果用玻璃棒搅拌，白色的纤维蛋白就缠绕在玻璃棒上，留下的红色液体就是除纤维蛋白元以外的其他的血液成分。这条白线的形成，正是由于纤维蛋白元在长时间点滴过程中，随着血液的流动方向，而凝固成一条线状的纤维蛋白。人们都知道肝素具有抗凝血的作用，它能防止溶解在血液中的纤维蛋白元转变成凝固的纤维蛋白。于是，胡旭初等按照金凤汉的做法再重复一次，不同的只是在滴入的生理食盐水中加进一定量的肝素。点滴的结果，同预期的一样，肝素阻止了纤维蛋白元的凝固，血管里再也见不到有白线出现。同时，经过分析证明，这条白线的成分根本不是金凤汉所说的DNA，而是蛋白质。至此，“凤汉管”的存在被否定了。

但是“凤汉小体”的验证工作却遇到困难，由李肇特教授领导的小组，花了两个月时间，仍然找不到金凤汉所说的、到处存在的“凤汉小体”，所看到的只是皮肤的毛囊。后来他们集中了约三十人的研究队伍，把兔子全身的皮肤都制成切片，在显微镜下一个切片接着一个切片仔细地观察寻找，终于找到了同“凤汉小体”一样的组织，但这个组织只见于兔子的肚脐。至此，“凤汉小体”也被证伪了。

我国科学家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拨开重重迷雾，显示了金风汉弄虚作假的真相。他们本来应当把否定的结果向领导报告，但是当时少数领导者认为经络是客观存在的，一定要做出结果来，并一再批评他们拿不出肯定的结论，要他们尽快做出正面结果。在这种政治压力下，他们只能用科学的语言表达说，找到了各种“风汉小体”，但这些都是组织学上已经找到过的组织。即使如此，他们还不得不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进行照相制图等工作，一直忙到“文革”开始。主持这项重复实验的科学家李肇特谈起这件事遗憾地认为，十分可惜地是浪费了那么多青年的宝贵时间。而设计实验否定了“凤汉管”存在的徐丰彦教授，日子更不好过。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他却被看作犯了政治性错误，受到了打压。他没有屈服，坚持向学校党组织阐明自己的观点。

事情的结局

前面说过，金凤汉事件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金凤汉其人其事；另一个方面是我们。事情的结局是：金凤汉方面，因弄虚作假被同胞揭露，受到应有的惩处，他自杀了，一了百了；我们方面呢?也是四个字：不了了之，或者换四个字：无可奉告。

当初轰轰烈烈、史无前例地用最高的规格宣传，用最美的形容词赞扬金凤汉的成就，如今为什么不声不响，一个字的交代也没有?

情况比较复杂，我们颇为尴尬。除了保持沉默，什么也不说，我们还能做什么?

早在中国科学家访问朝鲜回来的时候，他们就没能无所顾虑地谈谈自己的看法。科学家们做了大量实验工作，否定了金凤汉的研究结果以后，他们既不能把实验结果公之于众，也不能向“局外人”述说事实真相。面对着人们的质询，他们只能保持沉默。这沉默；从1964年春天到现在已经四十多年了。如今，当年设计并参加重复实验的徐丰彦、李肇特、胡旭初教授已经带着遗憾仙逝了。代表团的成员还健在的只剩下团长钱信忠一人，不知道他还要奉命沉默到什么时候。

我们有什么错?

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有什么错，错在什么地方?

我们开头没有处理好，或者说我们的工作程序颠倒了。我们是先宣传赞扬，然后科学家出访，了解情况，然后回来重复实验，最后证伪，事情弄清楚了，我们保持缄默。如果先请科学家上场，就不会宣传赞扬，不会如此尴尬。

也不大好责怪新闻媒体。媒体的误导，有的时候是限于主事者的知识水平和辨别真伪的能力；有的时候也难免是奉命行事，替决策者受过。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决策的失误呢?看来是我们太性急。中朝人民是生死与共的战友。在中国和朝鲜的土地上，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鲜血曾经流在一起。朝鲜有了突出的科学成就，长了朝鲜人民的志气，我们自当立刻大力支持，况且经络学说又是中国中医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太性急，忘记了应该先问我们自己的科学家的看法。金凤汉的研究工作报告在《人民日报》发表后，我国那么多生物学工作者和基础医学工作者立刻提出了那么多意见，可见对金凤汉工作是非真伪的判别，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

其实类似的以政治划线的经验教训已经有过不少了。建国之初，我们一边倒，倒向前苏联。什么都倒，倒了再说。科学也不例外。苏联批判共振论、控制论，我们也跟着批判。苏联赞扬勒柏辛斯卡娅证明了细胞起源于生活物质、波什扬证明了微生物和病毒可以互相转化，我们也跟着宣传了。影响最大最坏的，要数李森科引发的风波。在斯大林的信任和扶持下，李森科给原来的遗传学扣上“反动的摩尔根主义”的帽子，压制苏联遗传学家，禁止他们的工作，给苏联的遗传学带来灾难。我们跟着吃了大亏。因为我们不但发表了李森科的报告，跟着大肆宣传，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跟着苏联那样办，严重地阻滞了我国遗传学的发展，后来费了很大的功夫才扭转过来。

像李森科、金凤汉这样，贩卖假冒伪劣货色，追求名利权势者，从前、现在、国内、国外都不稀罕，将来也还会发生。他们的理论并不高明，他们的结论往往违背常识，而所以屡屡得逞，固然是因为新闻媒体的渲染，人们的轻信，但更重要的原因是领导人的支持。

自然科学中的是非，是只能依靠科学界自己去判别的，不以领导人的意志为转移。科学家有时也会因为那个时代认识水平等方面的局限，出现失误。但是，一般说来这种失误同行政长官个人意志或新闻媒体裁定所铸成的错误相比，要少得多、轻得多。而且这种失误，比较容易通过科学界的进一步评论或科学实验予以纠正。

为了政治需要，不惜压制、牺牲自然科学真理，这类悲剧何时休?!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9年第7期　从共产国际档案看反“ＡＢ团”斗争·李维民

反“AB团”与“富田事变”，是红军时期在中央苏区影响很大的事件。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出版的党史军史，一般都不提这件事情。三中全会以后，曾经历过这一事件的萧克等老同志，写了回忆材料，党史军史研究工作者也有文章发表，但当时的文献，除了关于富田事变的决定之外，其他文字的记载，特别是关于反“AB团”斗争前因后果来龙去脉的记述很少。最近，阅读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集、第10集，其中有几份文件对于研究反“AB团”与富田事变，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反“AB团”斗争是在中央苏区由总前委发动的

中央苏区的反“AB团”斗争，发生于1930年10月，富田事变发生于同年12月。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并没有反“AB团”的指示或部署，苏联大规模的肃反运动也没有开始，后来被打成反革命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等苏联党的领导人，这时都还在担任要职，他们都是在1934年以后才遭迫害的。1930年12月3日，设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军事负责人盖利斯给苏联红军参谋部第四局局长别尔津的汇报信中，转述了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在1930年10月14日写的一封信的内容。盖利斯说：

他在这封信中谈到了江西党组织的危机，秘密的反革命半恐怖主义组织“AB团”成员不仅钻进了基层组织，而且还钻进了党的领导机关，党组织处在富农、地主和豪绅的影响之下，依靠地方力量来改善党组织是极其困难的，应该从上海派人去。

毛泽东在这封信中首先提出了“半恐怖主义组织AB团”的问题，并且提出了反“AB团”的建议。1931年2月19日，盖利斯、米夫和马雷舍夫的谈话记录中也提到这封信的内容：

为补充以前关于江西情况的通报：毛在10月14日给中央的信中写道，江西的组织处于富农和地主的影响之下。AB团分子钻进了党和苏维埃机关，包括领导机关。

占领吉安时发现了在党、苏维埃政权和军队中活动的AB团分子的名单。根据这份名单，许多省委委员都是AB团分子。很难断定名单中指出的人真是AB团分子还是这里的AB团分子的挑拔离间，要使我们的同志倒在枪口之下。这份名单在通过毛关于逮捕省委的决定时起了很大作用。

1931年2月10日，即富田事变发生两个月后，盖利斯给别尔津的信，进一步反映了他听到的情况，信中说：

一个由三名同志组成的代表团刚刚抵达(他们1月4日从那里出发)，报告了负责我们江西运动的领导人中发生的重大分歧。据代表团报告说，毛泽东使朱德处于单纯执行自己命令的地位，剥夺了他作为总司令的几乎所有权力。毛指责省委书记与“AB团”组织(地主富农等的恐怖组织)有联系，并提出解除他职务的问题。表决时毛显得很孤立，该书记仍留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于是毛便开始指责整个省委。部分党委委员后来被20军解救了。毛为此下令湖南部队(20军已开赴湘东)解除20军的武装。毛的这项命令未被执行。

毛同彭德怀在进攻方向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有过彭不执行作战命令的情况。在代表团出发前，彭同毛还没有完全公开闹翻。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朱德的功劳，他对彭有影响力。老的政治指挥人员对毛暗暗不满。地方党组织几乎全都反对毛。前敌委员会同他站在一起。

代表团到上海来，是为了请中央解决冲突。代表团认为，过错全在毛身上。这一切在东固事件(注：即富田事变)前就发生了。现在(2月10日)情况如何我不清楚。很难弄清楚，这里到底是谁的错，这一事件的起因在哪里。据来者报告，不管怎么说那里的情况非常严重。我在这里转达莫斯克文(注：即周恩来)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我还没有同代表团谈。我昨天才得知此事。因此，我只好不作评论。我建议莫斯克文立即把问题提交政治局作出决定并立即派人去。决定大体应该是这样的：“在中央局(两名中央委员和我)到达之前停止任何意见分歧(的争论)，一切都原封不动，应集中全部力量打退军阀又重新发动的攻势。中央局将对事件进行调查并将作出决定。”

这是盖利斯准备去中央苏区之前给别尔津的汇报。后来他未去成。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苏区成立中央局。1930年11月先派项英去苏区，12月30日，项英抵达红一方面军总部，见到了毛泽东和朱德。1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小布地区正式成立，因周恩来尚未到苏区，项英代理书记。他对反“AB团”的情况进行了调查，1月16日在他主持下发出的《苏区中央局通告第二号》中，一方面严肃批评富田事变是绝对不能允许的错误行动，同时说不能“肯定说富田事变即是AB团取消派的暴动。”另一方面强调要“纠正过去反取消派AB团斗争中的错误”，其表现是“盲动没有标准一咬就打”，今后“必须根据一定事实和情形，绝对不能随便乱杀，尤其防止一般小资产阶级报复主义的发生，也不能随便听人乱供乱咬加以逮捕”。这个公告发布后，使肃反扩大化一度有所缓和。

从共产国际档案反映的情况看，反“AB团”斗争是由内部意见分歧引起的

1931年2月11日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东方部部长、驻中国代表别斯帕洛夫，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共青团中央执行局书记温裕成和时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的博古的谈话记录，反映了富田事变后第一个苏区代表团汇报的情况：

苏区代表团已到达上海。代表团中有江西(苏区)共青团省委书记(段良弼)。代表团是1月3日从那里出发的。他们通报了红军和党组织内发生的重大事件。温同代表团谈了话，并向政治局作了汇报。

这些事件发生在1930年12月底。

代表团报告说：军阀发起第一次进攻时，毛泽东和朱德主张采取不战而放弃阵地的策略。例如放弃东固。农民中产生了很大的不满情绪。数万人同红军一起走了。空前未有的饥荒……省委立即召开了省委全会。全会决定建议红军指挥部开始同敌人作斗争。省委书记李文林同志把这一决定转迭给了毛泽东和朱德同志。毛把他抓了起来。此外，毛还立即派出一个连去逮捕省委全体成员以及苏维埃政府的全部机关工作人员和政府成员。他们受到指控，说他们是反革命组织即所谓"AB团”(反布尔什维克联盟)的成员，他们都受到严刑拷问。共青团区委书记(注：指段良弼)让看了他的伤势，他受了重伤。由于严刑拷问，他们招认了，尽管(据他们说)他们始终是反对“AB团”的，从来也没有成为它的成员。这个连还被毛派往红20军。该军是由当地农民组成的，是从游击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并处在省委的影响之下。毛派去的这个连逮捕了该军的所有指挥员、政治委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在被捕的人中有名声显赫的团长(注：指174团政委刘敌)。当指控他，说他是“AB团”成员时，他说：“这怎么可能呢?我已在红军队伍里战斗这么久了，我全家人都被白军杀害了。”他被释放了，回到了团里，他召开了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并决定借助军事力量解放所有被捕者。这个团立即被派去，所有被捕者都被释放了。毛的连由于宣传鼓动改变了自己的情绪，因为大家都怕毛，于是红20军(3000多人，1000多件武器)过了河(注：即赣江)。毛火速派红12军去对付红20军。省委再次召开会议，决定不发起反对红12军的斗争，而是派一个代表团去它那里，建议毛反对共同的敌人，在军事方面听从毛的指挥。

红12军相信了，没有采取行动。于是毛派湘东一个团去对付20军。20军又派代表到这个团。该团也拒绝进攻。这时省委决定派代表团去中央。毛知道这件事。

这份谈话记录还记载了报告团反映在反“AB团”之前出现的意见分歧：毛与彭德怀之间的意见分歧在占领长沙时就已经产生。毛主张攻打南昌，而彭主张攻打长沙。起先攻打南昌，红军遭到了失败。于是彭带领自己的部队去攻打长沙，并两度占领该城，但毛没有给彭提供任何援助。他正是以此来解释攻打长沙失败的原因的。

由于军阀的进攻，又出现了意见分歧。占领吉安之后，红军获得800万墨西哥元和许多黄金。许多同志认为。现在可以开始打进攻战了。毛反对这样做。他希望先取得军事储备和食品。他派小股部队到城市和农村，但两周内什么也没有筹集到。敌人进攻开始了，同志们想迎战。毛说，应当避开。吉安未经战斗就放弃了。毛提议去闽东南。这一命令下达到彭德怀那里时，彭在军内召开了会议。同志们说，如果毛今后还坚持这种策略，那就应当同他断绝关系。彭当时还很谨慎，他说，不能同毛断绝关系等等。

毛与省委之间也存在意见分歧。有一次毛建议解散所有党组织，因为这些组织内有很多“AB团”分子和富农。实际上，当时在党组织和苏维埃机构中是有许多暗藏的这类分子。区委反对这一建议。

谈话记录还反映出在其他问题上的一些意见分歧：

朱德与毛之间也有分歧。曾举行过一次有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等指挥员参加的会议。朱德在这次会议上说，他不过是毛手中的玩物，没有任何权力，毛泽东不拿他当回事，他什么事也干不了。彭当时拍着桌子说：“你是懦夫，你为什么不斗争?”

共产国际成员对反“AB团”斗争的不同意见

从盖利斯的汇报信和别斯帕洛夫等的谈话记录看，他们虽然并不完全相信从苏区来的第一个代表团的上述汇报，也没有完全否定这些汇报。

1931年2月19日，共产国际远东局政治负责人雷利斯基同向忠发和周恩来的谈话，有以下的记录：

关于毛与彭之间的分歧问题。由斯皮里多诺夫(张国焘)、科穆纳尔(王稼祥)、古德科夫(沈泽民)、布雷利斯基(任弼时)和莫斯克文(周恩来)组成的政治局委员会同来自江西省委的三名同志进行了交谈。除这个代表团外，一个新的三人代表团也来到我们这里。从交谈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第一个代表团通报的关于逮捕和毒打被怀疑为“AB团”的我党党员的情况确实发生过。但从这个新的代表团的通报中可得出，第一个代表团并未得到同志们的很大信任。有消息说，前委书记(刘士奇)将带着从毛那里得到的材料和资金到我们这里来。根据现有的材料很清楚，领导同志中的分歧在去年6月江西省委举行第二次全会时就发生了。这次全会讨论了中央关于党的路线的来信(指1930年6月15日立三路线期间中央给红4军前委的信)。顺便说一下，这封信中谈到，让红军夺取农民的所有武器，没有讲加强苏区，而是讲占领大城市。毛反对这个路线。他就此写信给全会，证实这个路线是错误的。他建议首先清除苏区的一切反革命组织，并且建议吸收广大农民群众参与这件事。他说，现在去大城市，会使现有的根据地变得不巩固——这就是允许富农保留在当地的统治。苏区存在的“AB团”组织活动很巧妙，该组织的组成人员——是留在苏维埃政权任职的前国民党官吏。江西省委去年7月的决议中说“AB团”有10万人。他们似乎全都混在我们的队伍里。当时我们在这个地区共有党员30万。我觉得，这个数字明显夸大了(莫斯克文)，但是毫无疑问，无论是在我们队伍里还是在红军中，都有很多不坚定的分子。很多红军指挥员是前国民党校官。在苏维埃官员中有很多富农、地主和半知识分子的子女。“AB团”可以通过他们进行活动。这对我们是非常危险的。需要同他们作斗争。

最近撤出吉安后，我们军队的同志——毛、朱、彭——对军队进行了清洗，他们清除了大约4000人，有的被枪毙，多数被逮捕，等等。毛从这些被捕的人那里得到一个混在我们队伍里的“AB团”成员的名单。此后便发生了我们所知道的逮捕。一些接连不断的传闻在流传，说共青团书记(注：指段良弼)是“AB团”成员(现在他在上海)。根据我们查实的情况可以得出结论，毛和同他意见一致的同志执行的是一条同反革命，特别是同“AB团”作斗争的正确路线。但同这些分子作斗争的方法并不总是正确的。毛同志认为全都是“AB团”的成员，他不做任何区分；“不应全都一锅煮”。我们决定给党的前委和毛发一封信，指出，我们认为同“AB团”作斗争的方针是正确的，但我们不能对个别具体情况作出答复。正在前往当地的政治局代表(注：指项英)获得了广泛的权力，他可以审理所有这些事情，他同苏区中央局共同作出的决定对全体同志都具有约束力。在作出这样的决定前，同志们应该停上一切争论，齐心协力地工作。

奥斯藤(雷利斯基)：你们给毛和前委的信在寄去前请将草稿送给我们，以便协调一致。我觉得，不写路线和事实正确与否较为合适，因为不能根据表面消息做判断，而在通知中央代表前去后，要号召全体同志齐心协力地工作，同前线和苏区的反革命作斗争。

从以上记录可以看出，雷利斯基作为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政治负责人(实际是第一把手)，对反“AB团”斗争的看法还是比较客观的。周恩来也还比较谨慎，说“AB团”的数字明显扩大了。但是，正在这时，米夫到上海来了。当时米夫是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的副主任，他是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到上海准备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纠正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的所谓调和路线的。在这个问题上，米夫和雷利斯基早就有明显的分歧。米夫指责雷利斯基“在三中全会上有路线错误”，雷利斯基则申明反对米夫的批评。1930年6月28日共产国际“决定责成米夫同志起草给中共政治局的电报，不解除雷利斯基同志在远东局的工作。”米夫到上海后，两人常发生争执，在对待反“AB团”问题上，两人的看法也不相同。1931年2月19日，雷利斯基在与向忠发、周恩来谈话时，明确表示“不写路线的事实正确与否较为合适，因为不能根据表面消息做判断”。可是同一天，米夫同马雷舍夫和任弼时的谈话否定了第一个代表团的报告，肯定了第二个代表团的报告。

2月19日的谈话有以下记录：

布林斯基(任弼时)同志说，第二个代表团已经抵达上海，要向中央报告去年12月江西发生的一些事件。此外，出差去江西的中央提款员也回来了。……毛是在12月7日逮捕省委的，逮捕后，红20军在一名团长(注：指刘敌)的率领下举行暴动，扣押了军长(注：刘铁超)，解除了担负监狱和红军总司令部守卫任务的红军12军一个分队的武装。被释放的省委与红20军一起过了赣江(永阳市)，它宣布毛及其好友重新委任的省委无效，声称自己是真正的委员会。

在红20军战士的集会上作出决定，撤销出卖革命利益的叛徒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毛的职务。后来，在省委会议上决定，鉴于毛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革命运动中声望很高，不对他进行公开的斗争，而同他一起反对军阀。同时，省委派人去各地进行地下活动。通过这种办法它分化瓦解了军政学校，该校约有100条枪落入暴动者手中，部分学员干脆四处逃散。

湘东南委员会尽管不了解事件的真相，还是作出了反对暴动分子的决定：不承认永阳的省委，解除红20军湖南独立师的武装，支持毛等。该委员会还向中央派出了现在的代表团。

代表团(或是提款员——记不清了)带来了下列文件：(1)朱、彭、黄(彭的政委)的声明；(2)他们告20军红军战士书；(3)毛给省委书记的信；(4)20军暴动团长给中央的信；(5)毛的呼吁书。

朱、彭和黄在声明中称20军的行动是反革命行为。他们指出，以他们为一方同以毛为另一方的意见分歧是AB团分子的挑拨离间，不存在任何分歧——他们是团结一致的，没有什么特殊的毛路线，也没有朱、彭和黄路线——只有党的路线，他们同毛一起执行党的路线，一起同阶级敌人作斗争等等。

在给20军红军战士的呼吁书中，他们说的大体是同样的内容。毛在给省委书记的信中好像要求在审讯AB团分子时让他们提供这样一些证词，证明朱、彭、黄和其他一些负责人都是AB团的积极成员，以便枪毙他们，并将红军的主要干部同他们一起枪毙掉。

信不是出自毛之手，似乎是从原件上抄下的副本。“信”显然是AB团分子的挑拨阴谋，旨在挑起红军领导人之间的争斗。

中央提款员在返回途中(在长沙地区)宣读了毛的呼吁书，呼吁书中说，军队清洗了约4000名AB团分子，因此他在政治上和在作战能力方面大大加强了。

新来的代表团指出，湘东南党委不认为第一个代表团有权向中央作报告，说该代表团中的一个成员(代表团团长)是AB团分子。它举出许多事实来证明这一点：例如他曾反对分地、反对湖南独立师的行动、反对暴动的20军、反对枪毙一个明显的AB团分子等。

红20军的情况如何，前来的人不清楚。暴动的团长给中央写信，表示对自己的行动感到后悔，他详细地叙述了自己的革命功绩，答应服从毛，反对军阀，请求中央因他组织20军暴动惩处他。

谈话记录还写道：“第一个代表团说，被毛逮捕的省委委员承认，他们是AB团成员，不过，他们是在严刑拷打下被迫这样做的(代表团让看了拷打造成的伤痕等)。”

尽管关于江西所发生的一切还没有充分的材料，但根据第二个代表团提供的信息，第一个代表团、或AB团的或受AB团影响的代表团把我们都给迷惑了。

根据毛、朱、彭等人在东回附近一起与军阀作战并且现在还在一起作战……判断，从三人的声明中可以得出结论，他们之间没有重大分歧。AB团分子在制造分裂，他们做得非常狡猾。

政治局已作出决定，赞同毛在同阶级敌人斗争方面的路线，但他的行动有些过火。

1931年3月18日，在米夫的主持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作出关于富田事变的决定，有关内容如下：

看了我们所掌握的关于江西十二月事变的全部材料之后，远东局得出以下看法：

1　红20军的暴动、该军解除军事学校和12军部分人员的武装、释放受到反布尔什维克联盟影响的、根据前委的命令所逮捕的省委、逮捕中央巡视员易尔士同志、提出诸如“打倒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和黄公略万岁!”之类的口号等，实质上这毫无疑问是阶级敌人及其主要战斗组织——反布尔什维克联盟策划和进行的反革命活动，旨在消灭我党的队伍和红军，消灭我们党和军队的领导。这一切都是为了便于南京的反革命派消灭红军和苏维埃运动而进行的。

一定数量的党员同志乃至整个红军支队(20军)受到“AB团分子”的蒙骗，被卷入到阶级敌人的这场罪恶活动中，这一事实决不能减轻这场活动的反革命本质。

2　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前委同阶级敌人作坚决斗争的方针基本上是正确的。这种同革命敌人毫不妥协地作斗争的方针应该在今后贯彻下去。

前委和所有党团组织应该尽一切可能吸引广大劳动群众(工人、农业工人、战士和中农)参加这场将统治阶级及其代理人的反革命组织清除出苏区的斗争。必须特别重视肃反委员会的工作以及军内外对该委员会的领导。

十二月事变表明，苏区的反革命是一股相当大的势力。它依靠各种剥削分子(地主、豪绅、大商人、旧职员等)，并受到白区南京反动派的豢养和唆使，开展大量活动，十分巧妙地进行这项工作。反动分子在适应我们的苏维埃运动和渗入我们党、苏维埃、军队和工会机关的同时，在所有这些组织内进行破坏活动，从而便于南京对我们的斗争。同时，反革命分子不惜采取左的和极左的口号来破坏工农联盟、损害党对群众的影响、消灭红军的有生力量。因此，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指出，反动派不是分散地，而是有组织地，根据周密考虑、严格执行的计划进行活动的。反布尔什维克联盟的存在和发展的这个事实便是这一类的证据。它对我们的苏维埃运动构成了极大的危险。对这种危险估计不足就可能产生令人不快的后果。

因此，我们面临着下列任务：(1)消灭反布尔什维克联盟，使反革命不敢再抬头，再渗入苏区境内进行活动；(2)立即把一切反动分子、剥削分子和企业主分子，特别是一切旧职员清除出所有党、苏维埃、共青团、工会及其他群众组织；(3)建立连成一片的苏区，消灭苏区内的反革命策源地。这是还远没有完成的军事任务；(4)发动和组织城乡阶级斗争。

这个决定全文共3000字，这里只引用了前面的1000字，下面2000字是具体的要求，如立即解散李文林的江西省行动委员会，“由前委成立的现省委是享有充分权力的省委”等内容。决定最后要求中共中央根据这一决定的精神发出新指示。10天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集203页)。这个决议比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决定，调门还高一些。中央政治局决议说：“在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总前委坚决反对阶级敌人的路线实质上是正确的。这种坚决与革命敌人斗争的路线在任何时候都应执行。总前委(现在的苏区中央局)以及一切党和团的组织应用一切可能与力量吸引广大的劳动群——工人，雇农，贫农，中农，城市贫民参与肃清苏区内反革命组织与一切反动分子的斗争。”

任弼时和王稼祥、颜昌颐以中央代表团的名义，抵达中央苏区后，根据上述决议的精神，推翻了此前项英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时对反“AB团”问题做出的比较客观的通告，于4月中旬以苏区中央局名义作出了《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进一步肯定“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与立三路线的一部分拥护者所参加的反革命暴动”。使中央苏区肃反斗争已经扩大化的错误，更加严重起来。随后，已经承认错误作了检讨的刘敌等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先后被处决；红20军副排级以上干部，一律作为“AB团”的骨干缴械关押，大部被杀害；红20军战士被编入红7军后，不少人也遭批判斗争甚至杀害。当时中央苏区的红军共有4万人，被打成"AB团”的就有4400余人，也就是说，9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被打成“AB团”，这给中央苏区和红军造成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

1931年12月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后，接替代理书记毛泽东，任苏区中央局书记。1932年1月7日，在他主持下，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使肃反扩大化的趋势一度有所抑制，但是这一错误并未完全制止。中共赣西南特委常委兼军委书记、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李文林，1932年5月仍以“AB团”的罪名被错杀。

应当认真汲取历史的教训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中》特别注明：“这一决议除发给江西中央区外，并发给各苏区。”因此，这个决议不仅在中央苏区造成严重后果，而且对鄂豫皖、湘鄂西及其他苏区都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1931年3月以后，中央派往鄂豫皖的张国焘，派往湘鄂西的夏曦，都是根据中央政治局决议的精神进行的肃反运动。这个决议发布前，在中国工农红军中，被错杀的只有袁文才、王佐这样的个案；这个决议发布后，一大批红军高级将领先后被错杀，仅载入《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的就有李明瑞、许继慎、舒传贤、曹学楷、徐百川、周维炯、姜镜堂、曾炳春、李文林、柳直苟、程克绳、徐朋人、万涛、孙德清、戴克敏、段德昌、廖容坤、邝继勋、王炳南、季振同、曾中生等21人。由此可见，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议，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后果。还需要说明的是，这些中国工农红军的高级将领，都是在苏联红军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等高级将领被害四五年之前被杀害的，所以并不是受苏联肃反扩大化的影响，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错误。

“反‘AB团’是正确的，错误只是扩大化”这种结论，一直延续了几十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受到人们的质疑。“AB团”原是1926年冬北伐军攻克南昌后，蒋介石、陈果夫授意段锡朋、程天放等人在南昌成立的一个以反对共产党夺取江西省领导权为目的的反革命组织。“AB”是“反布尔什维克”的英文缩写。1927年4月2日，共产党领导南昌群众给予沉重打击，使该组织即行解体，以后没有发现有什么活动。1991年7月，胡绳同志主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307页指出：“肃清‘AB团’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

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作中共七大结论时说过：“内战时期，我就打过AB团。……在肃反问题上，我们走过了一段痛苦的弯路，有这样一个错误的侧面。……错误认识了，纠正了，就取得了经验，就会变成好武器。”(见《毛泽东文集》第三集408页)但是事实证明，反“AB团”并不只是“一个错误的侧面”，多年来没有被真正认识和纠正。正因为没有很好地汲取在肃反问题上的历史教训，所以在延安整风中，在新中国成立后，又出现了一系列所谓扩大化的错误，直至造成十年浩劫的“文革”灾难。不认真研究和汲取历史的教训，就很难避免重犯同类的错误。

责任编辑　李晨

2009年第7期　邓子恢接管武汉纪实·许人俊

1949年春天，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捷报频传。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刘邓大军挺进中原，解放洛阳不久，接着又解放开封古城。

3月初，邓子恢刚在河南开封当选中原地区临时人民政府主席，5月我解放大军百万雄师就势如破竹，摧毁了国民党军队苦心构筑的长江防线，飞越天险，对武汉形成包围态势。

武汉在政治、军事、经济上位置极端重要，是国民党的特别行政市。解放前夕，蒋介石特地指定信得过的“小诸葛”白崇禧指挥58军负责防守，并设有武汉守备司令部。白崇禧和守备司令鲁道源曾扬言“负华中剿匪重任，绝当不辞劳瘁，以争取剿匪事功”。

然而，当解放军飞越长江、兵临武汉城下时，他们都先后乘飞机仓皇逃离，连国民党武汉市长晏勋甫也毫不知情。武汉三镇，顿时属于“真空期”。晏勋甫市长只好将国民党武汉特别市政府的全部财产和档案清册妥善封存，准备向解放军移交。

6月初，党中央迅即决定组建中共中央中南局进驻武汉市，任命林彪担任第一书记，主要任务是指挥部队继续南下作战，解放湖南、广东、广西和海南岛……第二书记罗荣桓因身体有病治疗，一直未能到任。中南局的党政军工作和接管武汉的重任，自然落在第三书记、兼四野和华中军区第二政委邓子恢的肩上。

6月14日，邓子恢接受任命后，立即率一批干部由开封起程，一路风雨无阻，日夜兼程，在18日胜利抵达武汉。

先期进入武汉市的军管会主任谭政和副主任陶铸闻讯赶来欢迎邓子恢，并汇报有关情况。

此前，国民党武汉特别市政府市长晏勋甫，已向新生的人民政府市长吴德峰交权。政权虽然属于和平移交，但整个城市交通已被破坏，城乡联系断绝，商店萧条，工厂停产。粮食极度缺乏，物价上涨，大批人失业，社会治安混乱，无政府主义严重，到处发生抢劫，穷困与混乱笼罩着武汉三镇。

共产党如何接管、治理好这座混乱城市?社会各界人士对领衔人物邓子恢都拭目以待。

好在不久前解放河南洛阳、开封、郑州等地时，邓子恢曾有过组织领导部队边解放、边接管城市的经历，积累有丰富经验。所以到武汉后，他首先确定旧政府所有人员，一律原职、原位、原薪，各司其职，行使城市管理职能。然后，他按轻重缓急，指挥湖北和武汉市党政军上下配合，发动群众，打了一个漂亮的城市接管战。

巧斗奸商囤粮　急解粮食供应

民以食为天。粮食问题历来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也是我党我军接管武汉后遇到的第一难题。

解放前，武汉的粮食市场一向由私营粮行控制。刚解放时，一些唯利是图的粮商，利用解放初期城乡交通关系中断，粮油供应紧缺，社会秩序混乱的局势，大搞囤积居奇，操纵市场，哄抬物价。当时，粮油一天一个价，不断上涨。老百姓人心惶惶，天天提着粮袋，争先恐后赶到粮油店门前，排起长长的队伍。抢购粮油之风席卷武汉，粮油问题闹得武汉三镇动荡不安，市民思想混乱!

因购粮问题引起的打架斗殴事件到处发生，情况极为紧急。武汉军管会十分头痛，他们如实向邓子恢书记汇报。他听了军管会和各级领导的汇报，一边指示在武汉市担任领导职务的老部下金明、周季方等同志走群众路线，集思广益，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一边又让主持湖北省领导工作的李先念同志连夜派人到天门、凉山一带农村筹集粮油，甚至将一部分军用粮油悄悄运进武汉。

与此同时，邓子恢还指示立即成立华中贸易公司，马上派人分别北上华北，东赴江苏、上海、浙江，四处为武汉紧急筹粮。

几路人马，分头行动，协同作战。几经努力，终于在很短时间内，将农村的粮油和部分军用粮油500多万斤，从四面八方利用夜幕掩护，秘密运进武汉。

在邓子恢的周密部署下，与粮油奸商开展较量的准备工作在暗中进行。不法粮油商们都蒙在鼓里。他们我行我素，继续在粮油市场兴风作浪，哄抬粮价。

正当粮油奸商洋洋得意之时，一天清晨全市所有国营粮店，按照邓子恢同志的统一部署，突然全部开门，正式挂牌营业，大量抛售平价粮食。

一场粮食大战顿时打响了!

起初，那些老谋深算、富有商战经验的粮食商人们，沉着冷静，稳坐钓鱼台。他们的对策是：你开门，我关门；你抛售，我停售。他们认为土八路在战场上打国民党军队有本领，但进城后不懂市场经营，打商战不是自己的对手。同时也低估了新政权的售粮能力，以为国营粮店刚刚成立，准备的粮食数量有限。平价售粮食，只不过是装装样子。用不了多久，国营粮店就会粮尽库空，关门大吉。到那时，武汉三镇的粮油市场，依然是自己的天下，自己可以继续呼风唤雨，兴风作浪。所以在国营粮店开门平价售粮期间，私营粮商们一直关门闭店，按兵不动，停止营业。他们准备同共产党的新政权打持久战、消耗战，等待看共产党撤退的笑话。

然而，他们完全错了!国营粮店开门营业后，粮源充足，库底雄厚。从各地秘密运进的500万斤粮食，除100万斤供部队使用外，其余400万斤全部投放粮食市场，充分满足市民购买，平价销售，有条不紊，从不间断。

起初，市民们对粮食供应还不摸底，深怕买不到平价粮，因此天天争先恐后排队，大袋买，大袋背，常常弄得精疲力尽。一个星期过去了，大家看到国营粮店每天按时开门营业，店里粮食始终堆得满满的、高高的，价格一直不变，随到随买。天长日久，大家情绪逐渐稳定，再也不起大早、排大队了。抢购粮食的风波，逐渐消散。

在实力与智慧的较量中，邓子恢指挥新生的国营粮店显示了气魄，在武汉市打出了威风，赢得了民心，树立了威信，国营粮店立即成了广大市民购粮的主要渠道。

武汉的粮食市场，已成了国营粮店的一统天下。不法粮商们感到大势已去，手中囤积的粮食卖不出，粮食压仓压库，资金无法周转，经济利益严重受损。粮商们开始垂头丧气，有些人沉不住气了，只好主动找军管会表示愿把囤积的粮食交人民政府销售，免得在自己店里继续压仓压库，积压资金，劳神丧财。

一场激烈的粮食大战终于宣告结束了，共产党胜利了，解放军胜利了，新生的国营粮店胜利了。后来，电影界创作、摄制了一部名为《粮食》的故事片，反映的就是这一惊心动魄的斗争历史。

打击银元投机　稳定金融市场

这一期间，邓子恢在武汉市还指挥打了一场围剿投机资本的“银元战”。

解放前夕，武汉恶性通货膨胀，广大市民对国民党政府滥发金圆券十分不满，对市场上流通的纸币，完全失去信任。平时，大家只认银元，不认纸币，致使银元占领了整个市场。

解放军进入武汉后，市民们对我们发行的人民币，同样持不信任态度。人民币投放市场后，大家不认可，大部分浮在市面上，买不到多少东西。而银元依然十分吃香，成为市场流通的主要货币，继续控制市场。当时，一些投机资本家乘机倒买倒卖银元，哄抬银元价格，从事投机倒把活动，

搞得市民人心不安，金融市场动荡，严重影响经济正常运转和发展。

在大革命时期曾任中华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的邓子恢，熟悉金融业务。刚进入武汉时就感到银元问题严重，不可忽视。他就立即致电党中央，建议将银元与人民币的比价定为1：550元。然而，由于金融资本家从中捣乱，一个月后，比价竟变为1：4500元，人民币币值急剧下跌，严重影响市场正常贸易，工商业陷入停顿，大批工人失业。

1949年6月19日，邓子恢深感事态严重，立即再次电报中央：“武汉物价飞涨，人民币币值急剧下跌，市场上实际用人民币而无形停市，情势异常严重。”同时，他紧急召开中南局会议，决定采取果断措施，坚决稳定人民币币值。

1、开展舆论总动员，报纸发表文章，电台广播讲话，组织各界人士集会，发动学生上街造声势，大力宣传拥护人民币，要求禁用银元。计划通过一周工作，将人民币的币值提高1000元——1200元，然后宣布禁止银元流通。

2、召集商人开会，宣布征收下半年所得税12亿元，分三期交清，只收人民币。

3、从国库中动用50万银元，到黑市上收买人民币，提高人民币的身价。

4、由武汉市军管会发布公告，命令禁用银元。

邓子恢一向言必行，行必果，武汉市军管会禁用银元的公告一张贴，他就指令出动纠察队，查封了市内两家在金融界兴风作浪的大钱庄，拘捕了200多名银元投机分子，并加强了对其他私营金融机构的监督与管理。

共产党铁面无私，不徇私情，对不法商人毫不留情，该罚的罚，该抓的抓，一丝不苟。大家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大部分商人都学乖了，不敢轻举妄动。

通过这些行政的、经济的严厉措施双管齐下，武汉市人民币币值迅速上升，物价逐渐下降，人民币终于取代了银元，占领了市场。共产党在“粮食大战”、“银元大战”中双双获胜，广大市民无不拍手称快，称赞“共产党在战场上攻无不克，在商场上同样战无不胜。”

当然，少数利欲熏心、唯利是图的投机商人，并不甘心失败。他们在遭到打击后，又把投机的目光转向棉纱市场，哄抢和囤积棉纱，影响物价再次波动。

邓子恢同志及时组织反击战。他指挥华中贸易公司调集货源，向市场抛售棉纱，满足供应，平抑物价上涨风潮。一些不识时务的投机资本家，起初认定物价还会上涨，不惜借高利贷大量吃进棉纱。谁知华中贸易公司连续抛售，棉花、纱布等商品价格猛跌。经过几个回合轮番较量，他们损失惨重，赔了老本，还要付高息还债，“赔了夫人又折兵，”两面挨耳光。一个个凄楚悲切撤出了投机市场。从此，武汉和华中地区的贸易市场，开始进入稳定发展的历史时期。

邓子恢在武汉“粮食、银元、棉纱”三大战役中付出的辛勤劳动和智慧，不仅沉重打击了华中的投机资本势力，而且为中央后来在全国范围内同投机资本势力作斗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深受党中央高度称赞。

这一年，11月，毛主席从北京来电，指示在华中地区成立以我党为中心的统一战线的军政委员会，建立管辖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西6省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工作的过渡性最高权力机关。经邓子恢和毛主席同各方人士协商，并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批准，林彪为主席，邓子恢、叶剑英、程潜、张难先为副主席。半年后，林彪因病休养，邓子恢任代主席，主持中南军政委员会的全面工作。

妙缴消防武装　为武汉市民除害

当时，邓子恢是中南地区叱咤风云、治国安邦、权倾一时的首脑人物。但他位高不显，官大不傲，历来平易近人，对干部、战士、工人、农民均毫无首长架子，群众遇事都乐于找他交谈，如实反映情况。武汉解放不久，有一次水电公司几名工人代表到中南局机关上访，要求见邓子恢面谈。工作人员感到邓子恢工作太忙、太累，建议由秘书出面接待处理。邓子恢不同意，认为这是群众送上门来的社会调查的好机会，于是决定暂停手中的工作，亲自接待群众代表。

在接待室里，邓子恢耐心倾听工人的意见，不时提出一些问题向对方询问，他从上访群众中了解了城市基层的许多真实情况。谈话一直持续到快吃中午饭，邓子恢感到十分高兴，特意留上访群众在中南局机关食堂共进午餐。他和上访群众边吃边谈，大家无拘无束，畅所欲言，不时发出朗朗的笑声。邓子恢从中又了解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

上访工人代表在中南局机关，受到最高领导人如此亲切、热情、真诚的接待，情况反映了，疑虑消除了，内心极为感动，纷纷把这一亲身经历像说故事一样，讲给单位同事和亲朋好友们听，大家都异口同声夸赞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作风朴实，温亲宽厚，体察民心，同国民党的军官官僚有天壤之别。

邓子恢在接待市民代表过程中，逐渐了解到武汉市的旧政权在市里留下了一个群众恨之入骨的大怪胎——城市消防队。

城市消防队，顾名思义，本是为城市防火、救火、灭火而设立的专业部队。然而，武汉解放前的这支消防队，却一直反其道而行之，名为消防队，实为放火队。

消防队常常在武汉三镇居民住宅区，暗中寻机纵火，制造火灾。然后装模作样匆匆赶到救火，乘机抢盗市民财物。灭火后，他们一边让保险公司承担赔偿市民火灾财产损失的责任，一边又强令受灾市民摊派消防费用，到处敲诈勒索，残害百姓。市民们身受其害，苦不堪言。但因他们过去与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军队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加之又拥有1000条枪，大家只有忍气吞声，敢怒而不敢言。

武汉三镇虽然解放了，回到了人民手中，但这支全副武装的消防队，却原封不动地保存了下来。他们一如既往打着保障城市消防安全的旗号，继续横行市区，作恶多端。

军管会进城后，对这些情况早有了解。奈因当时粮食、金融市场形势是主要矛盾，涉及更大范围的国计民生，必须首先优先解决。何况消防队手中还握有武器弹药，如何安全、稳妥地处理消防队的问题，事关重大，务必等待适当时机，选择巧妙方式谨慎从事。俗语说：不是不报，只是时间未到。

武汉解放三个月后，粮食、金融市场混乱情况基本解决和稳定，邓子恢开始腾出手来抓消防队的问题。一天，武汉市分管公安工作的新任副市长周季方等同志，应召赶到中南局邓子恢办公室，向老领导详细汇报通过多方调查研究，掌握的有关消防队的情况，听候中南局的指示。

周季方是红军干部，南征北战。在解放战争期间，他随邓子恢驰骋华东战场后，又随邓老逐鹿中原，接管城市，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组织能力。

邓子恢边听、边记、边问，极为认真。其实，他早已心中有数，而且有了解决方案。待周季方等汇报结束后，他站起来做了一个挥手动作，果断地指示周季方：“采取突然袭击方式解决!”

接着，他向周季方等同志面授机宜，逐一作了具体布置。周季方带兵打仗很有经验。他对老首长指示的良计妙策心领神会，不断点头叫好，暗暗称赞。回去后，他们立即召集公安局军管会的领导班子开会，传达邓子恢的指示，并进行周密部署。一个对消防队实施“突然袭击”的秘密计划，正在悄然组织实施，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一天，武汉市上空万里无云，天气晴朗，宽阔的长江波平浪静。市区人群熙熙攘攘，你来我往，整个城市显得分外和平安详。此时，副市长周季方遵照邓子恢的指示，正在调兵遣将。他让公安局通知消防队全体人员携带枪支，赶到民众乐园广场集合开大会。同时，他又暗中布置新组建的城市公安部队，悄悄调往民众乐园附近隐蔽待命。一场针对消防队的突然袭击行动即将开始。

大会由副市长周季方亲自主持，他简要地讲了几句开场白，随即让公安局长训话。

身着戎装、神态威严的公安局长，是刚从野战部队选调来的老八路。他身材魁梧，沉着刚毅，健步挺身走向台前，一张口就用军人洪亮高亢的嗓音，面向全体消防队员突然发布口令：全体一起立!原地向右转!——跑步——前进!

这支旧消防队虽然为非作歹，但平时毕竟要按军队规矩进行队列操练。天天喊口号，听口令。学会立正、稍息、向左转、向右转、齐步走、跑步前进……天长日久，每个军人就自然养成了一种令行禁止、按口令行动的习惯，而且形成了军人服从命令、听指挥的强烈意识。凡是受过训练的军人，只要一听口令，就会立即产生令行禁止的条件反射，指东向东，指西向西。习惯成自然，这是部队军事训练的必然结果。

这一次消防队也一如既往，习惯地、毫不思索地听从公安局长下达的口令：起立——向右转——跑步——前进……一切那么自然，合乎常规，有条不紊地按口令行动。

他们跑步前进，离开枪支的距离越来越远。就在这一关键时刻，秘密埋伏在附近的我新组建的公安部队，按命令突然迅猛出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入会场，七手八脚、干净利索地把架在场内的所有枪支收缴完毕。等到消防队员从稀里糊涂中醒悟时，大局已定，大势已去，他们赤手空拳，手无寸铁，根本无法作任何抵抗。一个个呆若木鸡，失神而立，只有老老实实等待处理。

邓子恢的“突然袭击”战术一鸣惊人，喜获全胜。直接组织指挥这一行动的副市长周季方，事后回忆此事时仍兴奋不已：“这个突然袭击办法很有效。过去为非作歹的旧消防队毫无思想准备，一下子蒙了。我们不费一颗子弹，没有一个伤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顺利地将这支旧武装消防队伍解决了。”“当时在武汉市大得人心，大快人心。随后，根据情况，我们给消防队员发了一点钱，让他们解散回家参加劳动，自食其力。”

清除码头恶霸　惩治封建帮派

武汉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是我国黄金水道一长江中游一大交通要道，又是东西水上运输和南北京广铁路交汇的枢纽。它的沿江两岸设有许多码头，每天都有川流不息、成千上万的游客，从四面八方而来，又通过码头向四面八方而去。

然而，这些万商云集、人来人往的码头，长期以来却一直被封建恶势力统治着。大大小小、众多的封建把头，在武汉三镇形成了一庞大的社会网络，他们拥有独特的“扁担权”。

“扁担权”，是武汉码头封建把头压迫、剥削码头工人的一种特权。解放前，码头搬运工人队伍，大多由肩挑背扛的挑夫组成，小小的扁担和长长的绳索，是挑夫劳动挣钱的唯一工具。他们凭着一根扁担，几根绳索，整天迎风冒雨，来回奔跑在江边码头上，为千万旅客挑运行李、物品，靠出卖苦力，辛辛苦苦挣点血汗钱养家糊口。可是，黑心的封建把头们，却称霸一方，自称在码头拥有“扁担权”，横行霸道，无所顾忌，逼搬运工人向其进贡，交纳“扁担费”。大小把头雁过拔毛，层层盘剥码头工人。

更可恶的是，封建把头们还拥有一批流氓打手和武器弹药，形成武装的帮派势力。青帮、红帮各自划分势力范围，你争我夺，勾心斗角，百姓遭殃。他们不仅控制江岸码头，而且把凶恶的触角伸向市区各里弄街坊。市民搬家迁址、商店运送货物，均受他们控制，必须向他们送钱献礼。如不按他们立下的规矩办事，他们就会带领流氓打手登门寻衅滋事，轻则闹得你家鸡犬不宁，重则砸店伤人，甚至倾家荡产。最后，还得逼你赔礼道歉，交钱款，买平安。

解放前，这帮码头封建恶霸势力，与青红帮头目及国民党官府，都是一丘之貉。他们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沆瀣一气，鱼肉市民，欺负百姓。解放后，恶习依然不改，藐视新生的人民政权。他们错误认为土八路、穷共产党长期在农村活动，没有见过大世面，进城后也奈何他们不得。于是继续逞性妄为，欺行霸市，作恶多端，成了武汉三镇一大社会公害。

邓子恢进城后，通过各种渠道已经掌握了这些情况。他指示军管会挑选四五百名精悍的干部，组成若干工作组，深入沿江码头和市区里弄街坊，认真调查研究，充分发动劳苦大众，摸清码头恶霸势力的底细，掌握证据，将主要头目的重大罪行一一记录在案，务求稳扎稳打。

经过近两年详细调查研究，工作组对全市沿江码头大大小小封建把头的有关情况，均已心中有数。眼看各项准备工作一切就绪，时机已经成熟，邓子恢下定决心坐镇指挥：在全市所有码头同时开展声势浩大的民主改革运动，斗争矛头直指码头封建恶霸势力的头头们。

许多遭受苦难、受尽压迫的码头搬运工人和里弄市民，争先恐后在群众集会上发言控诉倾吐苦水。他们的声声苦、滴滴泪，像一颗颗装满仇恨的子弹，猛烈地射向封建恶霸、流氓头目的胸膛。那些昔日欺压百姓、罪大恶极的封建把头、青红帮头目，顿时陷入劳苦大众愤怒声讨、控诉的汪洋大海之中，受到了正义的审判。

声势浩大的群众控诉斗争高潮，一浪接一浪，一浪高一浪。民主改革运动风起云涌地展开，形成空前高潮，像狂风、像暴雨、像怒涛，猛烈地冲击着武汉市腐朽反动的封建恶霸势力的破船。连续数天的群众控诉、声讨、斗争大会，将沿江两岸码头的民主改革运动推向新高潮。往日欺压搬运工人和市民，惯于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码头封建恶霸、流氓和青红帮头目，遭到了空前、沉重的打击，在大庭广众之下丑态百出，狼狈不堪。

这一场轰动一时的码头民主改革、反霸斗争，由于邓子恢直接指挥，决策准确及时；由于工作组调查研究细致，掌握了大量确凿的证据，各项准备工作周到充分；由于广大群众、尤其是码头搬运工人得到了充分发动，革命斗争性空前调动，所以运动进展极为顺利。那些过去称王称霸、吸入骨髓、罪孽深重、不可一世的封建把头和黑帮头目，很快被群众揭露出来，一个个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革命群众运动强大攻势的威摄、震撼下，长期形成的黑社会帮派体系和网络迅速分崩离析、土崩瓦解。经过认真审判、严格核实，沿江码头70多个作恶多端、罪大恶极的首要分子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另有一大批骨干头目被判徒刑关押。

随着正义枪声的响起，一大批流氓歹徒锒铛入狱，长期危害武汉码头和市区的恶霸、黑帮势力，被彻底摧毁了，沿江两岸和市区群众欢天喜地敲锣打鼓，燃放鞭炮庆祝胜利，同声高呼：“共产党万岁!人民政府万岁!”

责任编辑　致中

2009年第7期　中关村高新技术产业区的由来·夏俊生

温家宝总理2005年6月17日在考察中关村科技园区时说，1987年冬天，我当时担任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央办公厅主任，在中央负责联系科技工作。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中关村科技园区(当时叫电子一条街)搞调查研究，形成的第一个文件，就是国务院批准的关于加快中关村科技园区发展的政策性文件。

温家宝同志组织的这次调查研究的结果，就是国务院1988年5月正式批准以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为基础建立我国第一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后改为中关村科技园区)。而直接引发温家宝同志到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进行调查研究的，是我写的一组内参。中关村一些了解内情的科技企业家都说，是我的这组内参，加快了中关村改革的历史进程，直接推动了被称为“科技特区”的我国第一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诞生。

20年前我能写出这组内参，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因为有多个理由我可能写不出这组内参，但鬼差神使，却让我这个既不负责中关村报道又不了解中关村情况的财经记者写出了这组打动了中南海的内参。

分社领导临时派我写一篇中关村的公开报道

中关村一直是科技记者的地盘。当时，我在新华社北京分社分工财经报道，并不负责科技报道。1987年8月底，由于当时分社负责科技报道的记者到外地出差，分社领导就派我去采写一篇反映中关村电子一条街改革发展的成就性报道，作为分社庆祝国庆38周年的重点稿。

本来，写这样的报道，只要到海淀区和北京市科委等有关部门收集一些材料和数字就可以了，如果是这样，就不可能掌握那么多关于中关村改革和民办科技企业的材料，也可能就没有了后来写内参的冲动。但多年在新华社工作养成的深入采访的作风使我开始了对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全面调查研究。

从1987年9月2日开始，我每天乘坐107路电车和332路公共汽车，从安定门内交道口附近的家里赶往中关村，先后采访了中国科学院、北京市科协、海淀区政府和四通公司、京海公司、科海公司、信通公司、希望公司、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公司(联想集团的前身)等一大批科技人员“下海”创办的科技企业，采访了在1980年10月创办中关村地区第一家民办科技机构的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研究员陈春先和王洪德、陈庆振、周明陶、李勤等一批科技企业家以及研究电子一条街的专家、学者。

经过近一个月的采访和翻阅了收集到的大量资料之后，我在9月底写了一篇1300多字的消息发到总社，总社在1987年10月3日向全国播发了这篇以《首都“科学城”边出现一条高技术产业街》为标题的消息。这是新华社对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第一次综合性报道，突出介绍了民办科技企业的特点和取得的成绩，被《人民日报》海外版和上海《文汇报》等全国18家中央及省级报纸采用，我后来改写的《中关村“模式”》一稿也被《解放军报》采用。

新华社记者的职责让我主动写出一组内参

这篇公开报道由总社播发后，分社领导交给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而且表扬我任务完成得不错，并没有要求我继续写电子一条街的内参。

可能是我第一次深入地接触到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特别是民办科技企业，感到非常新鲜。民办科技企业的巨大活力和民办科技企业家的拼搏精神不断撞击着我的心灵，使我看到了科技与经济结合的一股新风。当时，社会上对这一新生事物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认为它是“中国的硅谷”，代表了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和高新技术发展的方向，应当大力扶持；有的人认为它是“骗子一条街”、“倒爷一条街”，应当取缔。这就使我这个爱琢磨问题的记者对它产生了强烈的研究兴趣和写作冲动。

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20世纪6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以个人电脑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浪潮和20世纪80年代初在中国兴起的改革开放浪潮这两股大潮撞击融合的产物。被称为“科学城”的中关村地区，集中了中国科学院等国家和北京市的科研院所近百家以及北大、清华等高等院校30多所，有4.5万多名科技人员和高校教师，是我国智力最密集的区域。长期以来，由于科研与经济的分离，尽管我国有“两弹一星”的尖端技术，但生产领域里的科技水平不高。这些科技人员在高楼深院里关门搞科研，无法在国家经济建设主战场施展自己的才能。在中央提出要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挑战和深入进行经济体制、科技体制改革这个大气候中，一批科技人员纷纷“下海”创办科技企业，把科学技术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逐步形成了中关村电子一条街。

由于经过了一个月的调查和听取了各个方面的意见，我掌握了大量的材料，对电子一条街也形成了自己的看法。我认为，科技人员走出大院大所创办科技企业，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有利于培养既懂科技又懂经营的新型企业家，有利于推动科技体制的改革，有利于大院大所积压的科技人员和科技成果进入经济建设主战场。另外，民办科技企业灵活、高效的运营机制，也为国有企业和科研单位改革内部经营机制提供了经验。总之，像发展乡镇企业的苏南模式和发展私营企业的温州模式一样，电子一条街开创了我国发展新技术产业的中关村模式。对于我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参与世界新技术革命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其存在的一些问题只是发展中的问题，也是可以纠正的，国家应当重视和支持民办科技企业的发展。

为此，多年担任新华社记者形成的职责意识，使我感到自己有责任通过内参向中央领导反映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情况，特别是民办科技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以及各方面的建议，为我国科技体制的改革鼓与呼。当我把准备写一组内参的想法向分社领导汇报后，得到了分社领导的支持。

于是，国庆节后，我就我对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调查情况写了《中国的“硅谷”》、《经营活效率高效益好》、《民办科技企业家的希望和建议》、《民办科技企业几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一组4篇内部调查报告，经分社领导审改后，于11月中旬发给总社，总社在1987年11月30日发出了前两篇，12月1日发出了后两篇。总社编辑把我第一篇稿子的题目改成了《科技的春天高技术的产业》。我在这组内参中建议在中关村成立高技术产业区和制订配套政策，支持技术产业和民办科技企业的发展，引起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

内参被总书记批示温家宝同志组织调查

我写的这组内参发出后，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12月7日在这组内参的第一篇首页上批示“送芮杏文、温家宝同志阅”。12月8日，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芮杏文批示：“请家宝同志阅的。我想去了解一下，同时是否组织一下力量，作深入的调查研究。”12月9日，时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温家宝批示：“我已让调研室组织力量进行专题调研，请进玉同志将安排情况向杏文同志汇报一下。”12月10日，当时的中央办公厅调研室主任陈进玉批示：“请于维栋同志提出调研计划和力量。”于维栋当时是中办调研室科技组的负责人，他后来告诉我：中央领导同志对这组内参的批示，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批示的转移速度，从总书记到中办调研室科技组，是每级领导每天批一次，可见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二是对报道阅读是细微的并且划了加重号，有的写了旁批。例如，总书记对内参中“这条街上的科技企业，不仅自己开发的技术成果迅速变为生产力，而且把中科院积压多年的科研成果变为实用技术，投向市场”这段话下面划了道道。在内参中“中关村地区有4.5万多科技人员和高校教师”的边上写了旁批：“直接参加企业工作的多少?”在“建议国家对个体、集体、全民科技企业通盘考虑，研究技术产业的政策、法规和管理办法，以促进我国技术产业的发展”、“把人才流动搞活”、“民办科技企业最大的意见是得不到进口许可证和国家科技项目”、“公司的财产到底归谁所有?”等句子下面也划了道道。

随后，在温家宝同志主持下，组织了由中办调研室牵头，有国家科委、国家教委、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协、北京市科委、海淀区政府等部门人员参加的20多人的中央联合调查组，调查组成员在开展调查前都认真研读了我的内参报道。中央联合调查组在对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进行全面深入地调查以后，提交了《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调查报告》，肯定了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方向和经验，并建议把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作为建立我国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试点。1988年3月7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开会讨论通过了中央联合调查组的建议，决定在中关村以电子一条街为基础建立中关村科技工业园区。1988年5月10日，国务院批准北京市政府制定的《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暂行条例》，宣布了试验区的正式诞生。中央联合调查组组长于维栋在谈到我国第一家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与我写的这组内参的关系时是这样概括的：中国首家科技园区——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是国务院在1988年5月10日批准建立的；国务院又是根据1988年3月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决定批准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决定，又是根据《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调查报告》做出的；而中央联合调查组对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调查，又是由新华社内参引起的。

回顾20年前我这组内参的写作过程，虽然有它的偶然性，但偶然性里面有必然性。这就是新华社记者的职责意识和责任意识。可以说，职业精神、责任意识和深入调查研究，成就了我的这组内参报道。当然，更重要的是，我的这组内参所反映的问题正好是当时党中央和中央领导正在思考的重大问题。

在中央批准建立深圳、厦门等四个经济特区和东南沿海城市对外开放以后，中央领导同志就开始抓科技进步，考虑加快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和经济相结合，把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的大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在科技与经济相结合上勇于探索并已取得明显效果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已开始引起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注。我的内参调研比较详细地总结了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成绩和需要研究的问题，恰巧为中央领导建立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思考提供了一个启动的机会。当然，如果不是我的内参点燃了中央领导思想的火花，也可能别的报告或材料早晚会起到同样的作用，但我国建立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启动就不知道要推迟到什么时候了。

200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也是我国第一个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立20周年。到2007年底，我国第一个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关村科技园区的科技企业已经达到2万家，技工贸总收入达到近8600亿元。从这里诞生了联想、北大方正、四通等一大批世界级的高新技术企业。在它的带动下，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蓬勃兴起，其中国家级的就有54个，2006年的经济规模达到4.6万亿元，已经成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主力军。

想到20年前是我的一组内参直接推动了我国第一个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诞生，为促进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至今仍然感到作为一名新华社记者的光荣与自豪。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9年第7期　大饥荒年代的偷抢行为·李治国

中国上世纪六十年代大饥荒已经过去40多年了，但是许多情景仍然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里，至今历历在目，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一样。

1959年一1962年，我在四川省郫县第一中学读高中。从1959年下半年开始，郫县农村人民公社的许多公共食堂就已经断粮了，城镇虽然有粮食供应，但定量标准一降再降，一般居民每人每月23斤，干部、教师一度降为19斤，我们中学生受到照顾，每人每月30斤。大家基本上没有什么肉、油、副食品供应，蔬菜供应也很少，我们这些住校的学生，许多人每餐只能就着酱油和盐来吃饭。从1960年开始，农村饿死人已经很普遍了，路边常可看见没有掩埋的尸体。我们中学虽然没有饿死人，但因为营养不良而得“浮肿病”的却很多，我所在的郫县一中高中部62(1)班共有47个学生，得浮肿病的就有42人。人们每时每刻都处在饥饿中，见面时的主要话题就是“吃”，俗称“精神会餐”。

在一个星期日的下午，我吃下了自己的那份定量饭食，仍感到饥肠辘辘。当我走到离校不远的一条小溪边漫步的时候，看到了学校种植在小溪边的一些扁豆苗已经结出了大小不等的扁豆荚。饥饿实在难熬，看看附近无人，我几经犹豫之后，像小偷一样迅速摘了一大把扁豆，找了一个荒僻地方生起火来烧熟吃下肚去。事后我感到深深的羞愧和不安，我不断问自己：我真的成了“小偷”吗?我很可耻吗?直到现在，我已经60多岁了，还时常想起那次“偷”扁豆的事。

在那大饥荒的年代，偷抢多如牛毛。我亲眼目睹了许多人为了“吃”，准确地说为了不被饿死而小偷小抢别人的东西。这些人想要借此延缓自己的生命，有些人则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我们每餐吃饭都必须尽快赶到食堂去拿自己蒸的那一份饭，如果去晚了，就有可能被别人偷偷拿去吃掉了，自己挨饿不说，常常连蒸饭的缸钵都找不回来了。我有时到学校附近的大街上去走走，好几次看到有人刚刚用粮票买了一个烧饼，还没有来得及吃，或者仅仅啃了一两口，突然就有人从背后跳过来一把将烧饼抢走了，抢夺者一边逃跑一边拼命往嘴里塞烧饼，想要在被追上前把烧饼吞下肚去；有的抢夺者眼看要被追上了，就拼命往烧饼上吐唾沫，想让追赶者放弃已被弄脏的烧饼；当人们追上来对他们拳脚相加大打出手的时候，他们面对雨点般的拳脚丝毫没有交出烧饼的意思，反而头也不抬更加急促地吞吃着或吐着唾沫。一个星期日下午我在郫县北门外看到一个两腿浮肿、气喘吁吁的中年男子跟别人“摆龙门阵”(四川方言“闲聊”、“讲故事”之意)，说：他昨天在某某商店看到了白糖，白花花的有一大盘摆放在柜台上，他有一年多没有见过白糖了，多么想去吃一口啊，他跃跃欲试，好几次想去抢一点，终于没敢去抢，现在想起来好后悔哟，都怪自己胆小，真要抢一点就好了。我们班上有一个农村男同学，个头不高，文文静静，十分腼腆，后来因为家庭困难休学了，忽然有一天我在郫县南门外的公路边上看到了他，只见他衣衫褴褛，面色蜡黄，蓬头垢面地瘫坐在地上，目光呆滞地向行人乞讨，听说因为偷盗食品他的两条腿被人家打断了，他被扔在了路边，完全丧失了生活能力。大约是在1961年寒假后的开学初，上级给我们郫县一中分配来了四五个大学即将毕业的实习生，来当我们的老师并兼不同班级的班主任。在我们这些中学生的心目中，他们就是真正的老师，我们从内心深处敬畏他们。有一天深夜，他们饥饿难忍跑到学校的萝卜地里偷萝卜吃，被当场抓住，还从衣兜里搜出了一些准备带走的萝卜，场景十分尴尬。这事很快就传遍了全校，他们无法工作，只好灰溜溜地走了。这年的暑假，我去外地探亲，晚上在成都火车站广场上露宿，从天黑到第二天天明，整个夜晚不断听见此起彼伏的抓小偷叫喊声，不断看见追过来跑过去的人群。我不敢大意，十分警惕地看护好自己的东西，但是第二天早晨却发现脱在自己身边的一双旧布鞋还是被人偷走了。还有许多我所亲历的偷抢行为，这里不再一一述说了。

中共中央在大饥荒的后期曾经给下面发过指示，要求对一般偷抢行为要从宽处理，对饥饿所迫偷窃食品的行为一般不以偷窃论处，材料也不进入个人档案。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实事求是的精神。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实现了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增长，社会财富大量增加，人民普遍过上了温饱生活，不少人还过上了富裕生活，但是有些人却不为之喜，反为之忧，他们认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带来了精神道德的沦丧，十分怀念从前的所谓“思想革命化”。我认为如果用市场经济理念和人类共同的价值观来看今日的中国精神文明，可以肯定地说，今朝远胜过往昔；即使从精神文明建设的不足方面来说，解决问题说到底也必须有赖于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共产党已经正视曾经发生过的失误，包括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所造成的全国大饥荒，这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中已经有了正确的结论。但是当前我们仍然经常看到，在一些领导人的讲话中，在一些报刊影视作品的宣传中，在一些课堂教学中，许多人仍然沿用《决议》发表前的提法，把那个大饥荒年代叫做“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也就是说大饥荒主要是由自然灾害造成的。这种不科学的提法容易使人产生错觉，好像中国共产党缺乏承认失误的勇气，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直接的后果是损害党的改革开放形象。我认为可以采用比较中性的提法，比如“六十年代饥荒时期”或“三年经济困难时期”。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9年第7期　在美国打工17年——访“倦鸟思归”的陈亮·贾宗谊

陈亮在新华社离退休干部中算得上是个“知名人士”了。但他的“知名”，与众不同，具有“陈亮特色”。人世的沧桑、生活的跌宕，给陈亮的生涯抹上了一层传奇的色彩。

陈亮1929年诞生于一个同国民党高层有密切关系的家庭。在上海沪江大学这所美国教会学校接受了高等教育。1951年毕业后，他先分配在内务部(现在改称民政部)，后调到新疆喀什，混了近5年，于1956年8月调到新华总社参编部从事编辑工作。1957年5月，共产党开始整风运动，号召大家多提意见，帮助党改进工作。新华大院工字楼的北墙上，贴满了群众写的大字报。要求入党的陈亮不甘落后，利用中午休息的时间一口气洋洋洒洒写了五千字，题名《庶民谈国是》。

这篇墙报文章贴出后，立即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他谈的主要内容是：高干子弟享有特权，跟满清的旗人差不多；在法律面前应该人人平等，但实际上“刑不上大夫”，少数人逍遥法外；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过于粗暴，类似焚书坑儒；领导人应该有退休制度，外国总统、总理也退休嘛。陈亮万万没有料想到，他这篇墙报文章中了“引蛇出洞”的“阳谋”，他成了被从洞里引出来的“蛇”。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一下子把鸣放运动变成反右运动。陈亮成了本部门第一个批判对象。

“你诬蔑共产党的干部!”“你竟敢把党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诬蔑为焚书坑儒!”对陈亮的批判一浪高过一浪：“你竟敢要求我们敬爱的毛主席、周总理，像外国的总统、总理那样退休!”陈亮，由于他的文章“极其恶毒、反动”，跟国内部戴煌并列为新华社的两个“极右派”，双双被发配到北大荒劳动改造。

可是，当戴煌继续留在北大荒，为他的《九死一生》这部报告文学积累第一手素材的时候，陈亮却被新华社保卫处派人把他领回，戴着“右派帽子”在参编部工作。周围的同志用异样的眼光看着这个“右派”，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在北大荒改造而回北京。这是个谜，当时新华社只有一两个高级领导人知道谜底。

陈亮说：“在我被押送去北大荒的同时，我的舅舅俞鸿钧当上了台湾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舅舅膝下无子，我自幼就受到舅舅的呵护，常常给我零用钱，关系非常密切。据我猜想，可能是有关部门给新华社打了招呼，认为我会起点儿统战作用吧。”

陈亮在家里是独生子，他的姐姐1949年去台湾后，嫁给蒋家“友”字辈的人，这使陈亮又多了一层统战关系。浙江奉化蒋介石家的辈分排列是，蒋经国以下是“孝”字辈，如蒋介石的贴身侍卫、西安事变中被打死的蒋孝先。蒋经国的孩子叫蒋孝文、蒋孝武；“孝”字辈以下是“友”字辈。此外，陈亮还跟国民党元老陈立夫有亲戚关系，大概是由于这个原因吧，他在“文革”期间被提前从新华社永济五七干校召回北京。

陈亮在学生时代便交游甚广。有些小学同学和民国时期著名人物的后裔，至今仍与他有来往。在他的涉外关系中，不仅有国民党的高官，而且也有美国政府的重要人物。美国国防部的一位空军上校同陈亮的交往引起了我国安全部门的注意。他是陈亮姐姐的女婿，这位高鼻梁、蓝眼睛的地道美国人把陈亮叫uncle(在英文里，叔叔、舅舅都是这个词)。在开拓中美航线时，他是美方派来的导航员。通过这个外甥女婿，陈亮又结识了美国驻华使馆政务参赞等一些官员，周末偶尔互相宴请。老布什以美国副总统身份访华，在长城饭店设宴，陈亮也受到邀请。

复杂的境外高层社会关系，既给陈亮带来麻烦，有时也使他得到点儿好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平反冤假错案，戴煌和陈亮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恢复1957年的工资，但未补发。值得玩味的是，戴煌和陈亮的问题改正后，新华社的选民旋即自发地撇开党委指定的人选而选举了他们为西城区人民代表。

改革开放以后，陈亮在参编部当了几年《参考消息》和英文编辑室的头头，又赶上“老同志驻外”的末班车，在新华社联合国分社干了几年。行将离任时，陈亮觉得，美国是个多元移民国家，结构复杂。而在我们分社工作，好比生活在“小北京”，几年中他只有一个周末去过华盛顿，对美国毫无感性认识。他希望滞留下来，观察和亲身体会美国社会。经新华社领导的同意，他没有回国，就地退休，自谋生路。陈亮，凭他在美国的关系，很快就找到工作，进入美国社会。

陈亮先后在美国三个单位工作过，它们是：美国华人策划协会(Chinese American PlanningCouncil)、美国中文电视(Sinovision)和纽约州政府医疗补助项目(NewYork StateMedicaid Program)。他还利用周末或业余时间做点“义工”，先后得到美国税务局、人口普查局、亚太老人中心、犹太总会盲人服务处颁发给他的奖状。有两家报纸还刊登了他办公的照片。他在这三个单位总共工作十四五年。在变换单位的间隙，则给社会安全局(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和一家保险公司打零工。

陈亮在上述三个单位，都是作为正式职工任职的，工资收入依法纳税。在纳税积分(credits)达到规定的额度并年过65岁，就有资格领取养老金(social security)。于是，陈亮便成为领取中国和美国双份养老金的人。

陈亮脱离分社后，在美国打工17年，眼看就进入耄耋之年，他用“倦鸟思归”，来形容他的思乡之情。

我问他：“你女儿已经加入美国国籍，还有两个洋外孙，你在美国有许多中外亲友，你也能适应美国社会，为什么不在那里养老?”

他说，“美国的生活条件的确比较优越，但这是物质上的，精神上却很空虚，总觉得身处异域，格格不入。同洋人，包括自己的洋女婿，没有贴心话可讲。同洋外孙的代沟太大。事实上，我压根儿就没有想终老美国。美国移民法规定，持绿卡五年可人美国籍，到十年时必须做出抉择。我宁可两次付款换绿卡，也不入美国籍。我两次去中国领事馆换护照，领事馆同志也觉得奇怪。我母亲多次去美国，住几天就嚷着回国，这位清朝宣统年间出生的老人如今已经年满百岁，仍然健在。我姐姐于前两年去世，我又没有兄弟，我得照顾老母。叶落归根。倦鸟思归啊!”

陈亮性格随和乐天，开朗直爽，我问他，“你当年被划成‘右派’，没有积怨吗?”

陈亮哈哈大笑起来，“过眼云烟，我早就置诸脑后了。有些人比我更冤、吃苦更多，我这点事，算得了什么!”陈亮叹了口气，又说，“当年我提的意见其实没有错，只不过不合时宜而已。现在不是正在逐步落实吗?我‘最恶毒的一条’是要求领导人也应当有退休制度，如今不是已经实行了吗?”

陈亮谈到他在台湾的亲友时说，“自从陈水扁当上台湾领导人后，我在台湾的亲戚和老朋友，本世纪初已经陆续卖掉房产，移居美国。我离开美国以前，曾经多次同他们相聚。陈立夫的幼女已经跟我约定今年五月中旬在上海会晤。他们现在都是美国人了。”

陈亮一打开话匣子，就收不住了。大谈离开祖国二十多年，完全没有想到中华大地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他说，“我出国时还是过着凭粮票布票的日子，现在是要啥有啥。我离开时，家里窗前是一片宣武区贫民窟，今天则是高楼林立。”他的感受比我们这些一直生活在祖国怀抱里的人，还要深刻得多。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9年第8期　妨碍政体改革的认识误区·韩云川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但政治体制改革存在着严重滞后的情况。原来想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解决的许多问题都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权力制约的问题没有得到真正解决；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缺乏制度上的保障，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情况还相当普遍；权力在资源配置中仍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公职人员的腐败现象不断滋生蔓延；等等。这种政治体制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相适应，与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愿望和要求不相适应，与世界民主进步的潮流不相适应。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我国专制主义文化传统的影响，又有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除此以外，认识上的误区也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迈不开步子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认识上的误区主要有以下五种。

第一种：体制优越论

体制优越论者认为，我们的政治体制是好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优越性。因此，在谈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时总是强调坚持和完善我们的各项制度，而不是改革它。这种观点看不到我国政治体制存在的根本缺陷和弊端。这是妨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最主要的认识上的障碍。既然我国的政治体制具有很多优越性和优势，那还改它干什么?我们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不是无病呻吟么!?

其实，苏联模式的政治体制存在着致命的缺陷。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由于没有正确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而出现过的一些严重偏差，对我们党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这主要是从领袖和政党的关系这个角度来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的。如果从更深层次看问题，我们就会看到，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存在着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背离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大道的严重偏差。这种偏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把无产阶级专政推向极端。

在马克思那里，无产阶级专政是有特定含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人类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发展，是最大多数人的统治。而十月革命后，在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实践中，将无产阶级专政推向极端，实行红色恐怖，取消了俄国人民二月革命后争得的保障人民群众民主权利的一系列自由，包括言论、出版、游行、示威、集会、结社等自由。1918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派领袖、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罗莎·卢森堡就对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将无产阶级专政推向极端的做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她说：自由受到了限制，国家的公共生活就是枯燥的，贫乏的，公式化的，没有成效的，这正是因为它通过取消民主而堵塞了一切精神财富和进步的生动活泼的泉源。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没有使俄国走上民主宪政的道路。从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大道来看，这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中断。苏联后来垮台的根子也在这里。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并没有从苏东剧变中正确地吸取经验教训。

过去，我们总是强调资本主义民主是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穷人则是陷阱和骗局。社会主义民主比资本主义民主民主百万倍。似乎社会主义制度一建立，确切些说，似乎只要我们宣布自己搞社会主义(我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就一定是民主制度，而且这种民主制度就一定比资本主义民主民主百万倍。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确切些说是误导。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实践证明，真正的民主制度在这些国家并没有建立起来。这些国家实际上是绕开了民主革命的任务。从建设民主政治大厦这个角度看，这些国家存在着严重的偷工减料的问题。由于这些国家并没有完成民主主义的任务，因此，在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政治清洗和镇压就如影随形。比如，上世纪30年代的苏联大清洗，40年代对所谓铁托分子的清洗，50年代的波兰、匈牙利事件，60年代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以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等等。由于这些被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大厦中缺乏民主的支柱，最后都轰然倒塌了。这都是偏离人类文明发展大道的结果。苏东剧变证明了一条真理：一切不民主的制度都会死亡。

二是将共产党的先进性置于无须检验的地位。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清楚地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并不就只有共产党一个，而是有多个。共产党只是众多工人政党中的一个政党。这说明，当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就有一个共产党与其他工人政党的关系问题。

而俄国在十月革命后，其他的政党先后被布尔什维克党所消灭。

那么，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怎样的呢?列宁当时是这样论述的：“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在通常情况下，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21页。)从民主政治的角度看，这段话并没有全面、完整地阐明这四者之间的关系。如果全面、完整地阐明这四者之间的关系，就应该是这样的：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在通常情况下，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究竟由哪个政党执掌政权是由人民群众来决定的。关键是这最后一句。这最后一句话可以说是民主政治的真谛。

列宁说：党是无产阶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斯大林在他的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的第一条中就对列宁的这个公式作了如下的解释：必须使得党不把自己看成为国会选举机构的附属物——像社会民主党在实际上把自己看成的那样；也不能看成为职工会的不要钱的附加品——如同某些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分子有时对于这点所反复说的那样；而应看作是无产阶级的阶级联合之最高形式，负责领导无产阶级的其他二切形式的组织——自职工会到国会党团——的使命。也就是说，党不只是一个有组织的部队，而且是超出于工人阶级其他一切组织的最高组织形式。因此，党领导着政府，党领导着军队，党领导着工会，党领导着合作社，党领导着工矿企业、学校，党领导着妇女群众组织和青年群众组织，等等。

一个政党是否代表先进，是要接受实践检验的。由谁来检验呢?当然只能由人民群众来检验。通过什么途径来检验?在战争年代，是通过战争的实践来检验，即通过人民群众支持战争的一方来检验。也就是说，人民群众往往支持那些相对来说进步一些的势力去反对那些相对来说保守或反动一些的势力。那么在和平年代如何检验呢?那就要通过民主的方式来检验，在民主政治已成为世界进步潮流的现代社会，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来检验。在民主政治体制下，任何政党，是否执掌政权，要由人民群众来选择、来决定。换句话说，要由人民群众来授权，因为人民群众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如果不由人民群众来选择、来决定，那就根本谈不上民主政治。

三是实行严格的集中制。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明确使用民主集中制的提法。第一个明确地提出“民主集中制”的是列宁。民主集中制的提法并不是强调民主，而是侧重强调集中。实行集中制是由俄国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在沙皇统治之下，俄国没有民主可言，当时成立的革命组织基本上都是秘密的，这些组织都强调集中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建立之初，由于组织松散软弱和处于秘密状态的特殊条件，列宁强调党要实行严格的集中制。1902年，有社会民主党人给列宁写信质疑集中制，认为集中制容易造成个人专断，会导致很严重的后果。列宁在复信中说：如果中央偶然出现一个大权在握的无能的人，那么严格的集中制就很容易断送整个事业。这种情况当然可能发生，但是不能拿选举制和分散制作为防止出现这种情况的手段，在专制制度下进行革命工作，无论在多大的范围内搞选举制和分散制，都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并且简直是有害的。

如果说，在专制制度下，强调集中制是必要的话，那么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就应该着重建设民主制。但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并没有这么做。而是将民主集中制进一步发展成为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组织原则，并推广到其它国家。

民主集中制与民主制有区别。在民主制下，民主具有最高的权威，民主的核心就是少数服从多数，或者说，多数决定，保护少数。民主的结果就自然而然地集中了。而在民主集中制下，集中具有最高的权威。民主的结果并不一定就自然而然地集中了。如果大家发表的意见与集中指导者(领导者)的意见相左，集中指导者会说，下次再讨论吧。如果民主的结果是自然而然地集中了，那还要集中制干什么?之所以要加“集中”二字，就是因为集中高于民主。

总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以布尔什维克为代表的政治体制，曲解了马克思主义。这种政治体制从一开始就存在重大缺陷，就好像一辆设计有严重问题的汽车，如果不改变这种设计，不管驾驶者的技术如何，迟早是要出事的。这种政治体制及其设计思想至今仍然控制着不少人的头脑和手脚。

第二种：发展落后论

发展落后论者认为，我国现阶段经济文化发展还比较落后，主要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现在谈民主政治建设为时尚早。只有等到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我们才能建立健全的民主政治体制。这种观点完全将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文化发展对立起来，似乎政治体制改革一定会妨碍经济文化发展。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文化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健全的民主政治体制更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更能促进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如果说过去我们的经济文化条件落后，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条件还不成熟的话，那么，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经济文化水平已经有了一个相当的提升，全面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条件已经具备。

1986年9月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我们应该回到这个认识上来。

第三种：文化缺失论

文化缺失论者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专制主义文化。中国没有民主的传统。为什么中国人能够忍受极权政治?因为中国人几千年都是生活在专制统治之下。专制统治者对人的残酷迫害使人们不敢表示反对意见。还有人甚至说，中国人根本就缺少民主、自由的基因。西方人是“不自由，毋宁死”。中国人是“好死不如赖活着”。因此，中国人已经习惯于生活在极权政治体制之下，没有必要进行民主政治改革。

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一种屈服于专制主义文化传统的无所作为的观点。的确，中国没有民主的传统，专制主义文化根深蒂固。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国人民就不追求民主和自由。近代以来，中国多少志士仁人为了追求自由和民主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人们的生活质量并不仅仅体现在物质生活上，还体现在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上。自由民主的生活是人们生活的一种新的境界。当然，中国的专制主义文化传统使中国走上民主政治的道路非常艰难，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就永远不能走上民主政治的道路。只要我们认真吸取人类先进的政治文明成果，弥补中国传统文化的缺失，我们也能建立健全的民主政治体制。

第四种：民主动乱论

民主动乱论者认为，中国如果真正实行民主制度，就一定会出现动乱的局面。

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只有在健全的民主制度下，社会才能真正的稳定。在健全的民主制度下，社会矛盾容易得到解决，社会生活会秩序井然。相反，在不民主的制度下，社会矛盾会不断激化，只有靠强力维持，社会各方面的关系都很紧张，社会表面的稳定潜伏着严重的危机。我们可以举罗马尼亚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在东欧国家中，罗马尼亚可以说是一个不搞改革的典型例子，但结果怎么样呢?在罗马尼亚共产党第14次代表大会期间，代表们为齐奥塞斯库欢呼不下60次，但就在14大以后没多久，形势急转直下，齐奥塞斯库夫妇被处死。为什么呢?因为在罗马尼亚，个人专断，政治生活极不正常。在高压的气氛下，人民群众不能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表面上的稳定掩盖着事实上的不稳定。罗马尼亚垮起来可谓是一夜之间。因此我们不能被表面现象所迷惑。现在世界上最稳定的国家不是专制主义的国家，而是民主制度健全的国家，这是不争的事实。如果我们的体制真正能够做到人民当家作主，基层和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就能充分发挥，社会的各种矛盾就能得到较好的解决，社会就能建立在真正稳定的基础之上。因此，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我们应该致力于建立健全的民主政治体制。

第五种：民主分裂论

民主分裂论者认为，中国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如果真正实行民主制度，就会导致国家的分裂。

这种观点低估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近代的历史。中国在列强瓜分的情况下，都没有出现分裂的局面。辛亥革命时各省宣布独立也并不是分裂，而是独立于清廷，实际上是同专制主义作斗争。即使在军阀混战的年代，中国都没有分裂。维护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统一可以说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在民主政治体制下，更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

民主在本质上是自治的。人民群众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自己的事情自己作主。各个地方的事情应该让各个地方的人民自主地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凡是适宜于下面办的事情，都应由下面决定和执行，这是一个总的原则。我们应该坚持这条原则。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每个地方的事情都由那个地方的人民自己作主，将会是一个什么情况。比如，村里事情，由村民作主，乡镇不干预；乡镇的事情由乡镇居民作主，县里不干预；县市的事情由县市人民作主，省区不干预；省区的事情由省区的人民作主，中央不干预。只有跨区域的事情才由上一级政府来协调或决定。这样事情会办得更好些。各地实行高度的自治，国家只保持五个方面的统一就行了。这五个统一是：统一外交、统一国防(武装力量)、统一海关、统一法律、统一货币。这五个统一不仅适用于内地，也适用于台、港、澳地区。全国的事情由全国人民共同决定，地方的事情由地方的人民自己决定。在民主的基础上更有利于中国各民族的团结和统一。

不仅中国大陆的统一需要健全的民主制度，而且完成大陆和台湾的统一更需要健全的民主制度。中国的统一大业还没有完成，大陆和台湾还处在分裂分治的状态。实现大陆和台湾的统一是海峡两岸人民的共同愿望。但海峡两岸如何才能统一呢?我认为，两岸的统一只能走民主统一之路。两岸统一不可能统一于哪个政党，而只能统一于民主。现在，台湾居民的民主意识越来越强，台湾的民主政治步子也越来越坚实。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两岸的统一，只能统一于民主。统一于民主就是统一于进步。其实，海峡两岸都存在统一的意愿，只不过统一的理念不一样罢了。我们有必要树立共同的民主政治理念。只有统一于健全的民主制度，才符合两岸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符合历史前进的方向。可以这样说，中国民主政治健全之日，就是中国统一之时。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发展研究所教授)

(责任编辑　吴思)

2009年第8期　“五七风云”：追求与打压·郭道晖

所谓“五七风云”是指1957年中共中央发动的全党整风运动和毛泽东发动的反右斗争。

它包括大鸣大放和反击右派两个阶段。这两阶段的主体和性质是大有区别的。

一、“大鸣大放”是一场人民民主的宪政运动

从人民民主的宪政立场来审视和评价，单就群众帮党整风、大鸣大放阶段而言，应当说是人民行使对执政党的监督权和言论自由、批评建议权利的一次群众性民主运动。

据官方统计，5月2日至5月12日，全国各地召开28250多次各类会议，向党中央、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提出了372345条意见、建议。意见也越来越直击要害。

(一)清华师生鸣放的言论

像本文第一篇(见本刊今年第2期《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初衷》)提到的建筑系学生蒋维泓上书党中央(1956年9月16日给党的“八大”的信)，主要是批评“我们党组织强调领导，强调集中，强调计划，是军事时期过时的管理方法”，认为这种“过时的东西”妨碍着人民创造性的发挥。他要求在公有制度下实行公产民办企业，在计划经济制度下发展自由竞争；在文学艺术领域内提倡个性自由；在人事分配上可以自由选择自行推荐，不要统一分配。在党的建设问题上，要求党“扩大民主”和“团结性”。……(转引自《清华大学反右大事记》)现在不难评断，蒋维泓的这些意见多切中了中国共产党未能实现由革命党转为执政党而日益彰显的弊病。

到1957年5、6月间整风鸣放期间，清华学

《人民日报》公布中央整风指示生中提出的主要是针对学校领导的方针政策和工作作风问题，如批评1952年学苏联搞院系调整，使清华沦为单纯工科大学，要求实行“理工合校”；等等。属于政治性的则有“庶民社”及其系列大字报《庶民报》，批评党委在学生中大搞肃反，乱找敌人，是“没有人权，没有宪法，没有常伦，必须以法律制裁肃反中的真正罪人”；其杂文《神、鬼、人》中说：“人之所以敬神(隐喻共产党)是因为神能给人带来吉祥。……畏鬼情有可原，但畏神却令人费解!”表示“愿：人里不再出‘神’，而‘神’永在人间。则庶民万幸!祖国万幸!”还有的大字报要求“还政于民”、为胡风翻案；等等。这些言论当时被认为大逆不道，实则反映了人民的民主要求。

在教授中，经反复动员鸣放，所提出的批评建议，大多是教育方针和体制、党群关系问题。至于政治方面，则多集中在肃反中的侵犯人权问题。他们援引1954年宪法第81和89条规定，批评由校党委主持搞肃反是违反宪法，认为肃反案件应该交法院审理。表明当时教师具备相当的宪法意识和人权观念。事实上，清华肃反在师生员工中清查了几百人，在年青的学生中搞群众性的批斗，十分激烈，最终却没有查出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

此外，物理系一位刚“海归”的教授徐璋本，不谙中国“国情”和政局，误认为中国有像美国一样的言论自由，大胆提出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全民的指导思想，要实行多党制民主，反右初即被作为“反革命”予以逮捕，关入监狱。

至于北大、人大学生的鸣放言论，比清华学生更触及一些政治理念和体制问题。这里不赘。

(二)法学界鸣放的言论

这更值得特别加以反思。我在1998年主编了一本《中国当代法学争鸣实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其中一部分是约请当事人回忆当年的情况。阅读他们的来稿使我得出两点感慨：一是在反右中，法律界、法学界是一个重灾区，是对法文化和法学者的一次大扫荡；二是政法界法学界的“右派言论”实际上是针对当局轻视和践踏人权、民主和法制而发出的呼吁和法治启蒙，可是却因“早说了40年”而横遭摧残。

其实，法学界受批判的“右派言论”，大都是近现代法治的一些基本常识性的原则、规则、观点、概念，乃至通用的法学名词，有的还是三年前刚为我国宪法所确认的基本原则。如“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也被批判为“敌我不分”。“法院独立审判”被批判为“同党闹独立”。主张法有继承性，则是“为反动法律招魂”。主张尊重法律的科学性，就是“反对法律为革命的政治服务”。主张完善人大制度，就是“吹捧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主张实行法治，不能以党代政，反对“以政策代法律”，竟然被批为“企图篡夺党对国家的领导”。著名的老法学家杨兆龙教授因为提出要“及时立法”，制定法典，也被斥之为“旧法观点”或国民党的“立法观点”，是“企图篡夺党在立法工作中的领导权，以便从根本上推翻人民法制，而使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见前引“实录”第99页)。他主张法律应当体现社会正义，要实行“罪刑法定主义”和“无罪推定”原则，也被质问：这些所谓的正义“究竟是便利谁，对付谁?是什么用心”?这位曾经是哈佛大学法学博士、柏林大学博士后，解放前担任过多所著名大学教授、法学院长，并曾在上海担任过上诉法院法官、律师和审判日本战犯的罪证调查室主任的正派老专家学者，在肃反中就因他曾在国民党司法界任要职，解放后留在大陆不走，竟怀疑他是“潜伏特务”!反右中他因上述言论被打成右派，1963年又以莫须有的反革命罪逮捕入狱。1971年判处无期徒刑。另一位政法界的名家、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王造时教授，1957年在上海市政协会上提出了必须“进一步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法治秩序”的目标，指出“社会主义民主是法制的指导原则，而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与内容。我们要扩大民主，就必须健全法制。”这是最早最完整地阐明了民主与法制的辩证关系，与现今的提法几乎完全一致，却被诬指为“大肆宣扬资本主义民主和法治，实际上就是企图用资本主义制度来代替社会主义制度，从而达到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结果被划为右派。文革中又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病死狱中，弥留之际还在喊着：“毛主席救救我!”(见“实录”第83-84页)

以上只是法律界、法学界在1957年所遭摧残之一斑，也可略见当时主其事者对法治是多么无知和专横；同时也反映了法学界人士在鸣放中的民主与正义呼声。难怪现今有的年轻人读了当年由法律出版社作为反面教材出版的《法学界右派言论集》，觉得要是当年共产党认真听取了这些“右派”言论，我们早已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了。可以说，不待文化大革命的到来，1957年的反右运动早已革了“法文化”的命。这也是为什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那样无法无天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民主党派人士鸣放的言论

民主党派人士的民主诉求更高于一般知识分子。主张设立“政治设计院”，批评以党治国的“党天下”，认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小知识分子不能领导大知识分子”等等挑战毛泽东及共产党的领导权威的言论都出来了。这种不以毛泽东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出乎他意外的态势，大大刺激了他的神经。正如章伯钧在一次鸣放会上的发言说的：“这次整风运动，要党外的人提意见，其后果我想毛公是估计到的。民主党派提意见向来是客客气气的，但估计不足，没有估计到党会犯这样多的错误。现在出的问题大大超过了估计，真是‘超额完成了任务’，弄得进退失措，收不好，放也不好。”(见1957年7月14日人民日报)此时毛泽东在《情况汇总》上作了批示：“一放，各阶级就会表现出来，原形也毕露。共产党执政还不到八年，就有三十多万条意见、错误、罪状，那共产党是不是该下台?那我姓毛的是不是要重返井冈山!”毛泽东感到如此意外，但并不像章伯钧预料的那样“进退失措”，而是来一个紧急刹车和180度大转盘，不惜背弃“言者无罪”的诺言，于5月15日写下《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党内文件，号召“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

反右反映了毛泽东潜意识中存在“李自成情结”：一有李白成的前车之鉴，怕干部腐败而失去江山，故而要整风；二怕知识分子造反，被夺走江山，所以要反右。他说过：秦始皇坑儒四百人，吃了亏，张良、陈平，没有整倒，汉高祖用了，推翻了秦朝的统治，是秦始皇对知识分子“镇反不彻底”的后果。所以，反右导致伤害55万无辜知识分子，在他看来是理所当然的。反右也是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开端，即他在1957年7月所撰《一九五七年夏季形势》中所提出的：“在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毛选第5卷第461页)

(四)人民群众参与整风鸣放的历史意义

1957年的大鸣大放，是新中国建国以来在土改、镇反、三反五反、教师思想改造、批胡风、机关学校内部肃反等运动中受到冤屈、歧视或不公正待遇，而在一部分人士中积累的不满的一次大爆发；也是多年受到党权至上、舆论一律、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压抑，在苏共和国际共运批判斯大林的党专政影响下，中国民主主义知识分子(毛泽东称他们是“民主个人主义”)为挣脱文化专制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思想控制的一次公然抗争和思想解放的尝试；一次违反其发动者初衷的人民群众的自发性民主运动。这个运动以具有社会良知、追求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为主体，以执政党的“三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批评监督的客体和有此“三害”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为对象。

人民群众帮党整风，大鸣大放，应当说是人民行使对执政党的监督权和言论自由、批评建议权利，是知识分子企图摆脱臣民依附地位，走向公民意识的觉醒。是知识分子精英的一次民主宪政的诉求。

所以，对于当年的“反右”，我认为不应当只是当作一桩历史“冤案”来看待；对被划为“右派”的人士和青年学生，也不能只停留在把他们作为无辜受冤者给以同情；而应当从历史高度上加以评价：这是中国人民百多年来追求民主与自由的宪政运动的一个高峰和一次挫折。

当然，对大多数本来是拥护现行体制的党内外积极分子和普通公民，也因响应党的号召而蒙难的，才真是一场“上当受骗”的悲剧。

至于广大参与反右的基层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他们大多数也是受蒙蔽或服从党的决策执行“任务”，一般无须承担法律责任。

反之，作为反右斗争的“胜利者”的毛泽东，通过反右，重新成功恢复了个人在党内外的绝对权威，并把它推向“一个人说了算”的高峰。但从历史长河看，正是反右的“伟大胜利”，使他更骄横专断，大行“马克思(实质上是斯大林)加秦始皇”之道，导致“大跃进”的大失败和文化大革命的大灾难，其被神化的“英明正确”绝对权威实际上也走向反面。这也许可说是他个人的悲剧。

二、反右是谁的罪错

为反右、或“反右扩大化”辩护的一个说辞是，“右派也有错误”。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在那场也是“史无前例”的“阳谋”大劫难中，说错话、做错事，恐怕谁都难免。何况，在任何政治运动中，也总会有个别坏人混杂其间。

问题在于，从绝大多数人和从总体上考量，有必要分清几点：

1、言论自由就是有说错话的自由；错在反右，不在所谓“右派”言论

从当年被划为“右派”的人99.99％以上都已被“改正”了看来，反右作为一个全国性的大运动，显然是搞错了。可是，纠正冤假错案时，对“右派”不说“平反”，而说“改正”，是一个有意模糊的概念。它也可以误解为“右派”已改邪归正，初期甚至称之为“改正右派”，如同称“摘帽右派”一样，又给戴上一顶新帽子。明明应是党“改正”了将人民和同志划为右派的错误决定，有些人却把“改正”解释为对右派给予“宽大处理”，并反问道：“难道右派就没有错误吗?”以此来为自己的错误辩护。

当年被批判的所谓“右派”言论，除了大多数属于无中生有，捕风捉影，罗织罪名，无限上纲，和以对当错，是非颠倒者外，说得上是“错误”的，多是某些批评性言论和意见中有偏激或片面性。即使如此，由于并非煽动暴力，更未见诸实际动员和组织等行动，从法治原则而言，属于非“立时和现实危险”，在民主国家是属于言论自由范畴，应当言者无罪。因为只要不违反法律，言论自由本义也就在“有讲错误言论的自由”。更何况被认为错误的言论，往往是当时尚不为人们理解的“超前”思想或难于接受的逆耳忠言。即使你认为是“错误言论”，你有辩论、批评自由，但不应打压。应当有伏尔泰那样的雅量：“我虽然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2、两种错误孰轻孰重?

即使“右派”有错误，比之把自己的同志和人民整成敌人(不是个别人，而是55万或317万!)，使之20多年备受精神乃至肉体的折磨，甚至家破人亡，并且使新中国从此几乎国无宁日，直到引致一场空前的大饥荒和文革的大浩劫，哪一种错误更大，更可怕，后果更严重呢?

清华划了571个右派，其中大多数是20来岁的学生，他们一生宝贵的青春从此断送，有的因而在文革中遭到更严酷的迫害致死。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很多被投入北京草岚子和半步桥等监狱，或流放到黑龙江兴凯湖等劳改农场，或遣送河北清河及北京三余庄等劳改营中度过半生。许多不堪虐待者早已埋骨异乡。学生孙宝琮(前述《庶民报》的主编)因贴小字报反对神化毛泽东，坐牢22年。一个学生姓“党”名“治国”，在校刊上发表要求改善党的领导、反对以党代政的文章(他这个真名还被党委副书记胡某误认为是作者故意用来讽刺“党天下”而用的笔名，而质问我这个主编怎么连这点也看不清，对我大加问罪)，并在清华全校批判“右派分子”钱伟长、黄万里(水力学专家，因反对修建造成水害的三门峡水坝而罹罪)两教授的大会上，上台为钱、黄辩护，被划为右派，遣送劳改，后升级为反革命，判死刑，侥幸未被执行。印尼归国华侨学生冯国将在鸣放时发表演讲，控诉在肃反中对他的迫害，划为右派后在数个劳改营度过几十年，曾判死刑，因是华侨得免执行。学生张心涛、刘雪峰二人本是身高体壮的小伙子，划右后被发往清河劳改三分场，那里的“犯人”多数是清华、北大、钢铁学院、航空学院的学生“右派”，在“大跃进”的大饥荒期间，张、刘和其他学校的300余学生右派被迫枵腹春耕，很多人在夏季之前饿死。电机系学生陆浩清划右被开除、劳教，遭恋人抛弃，不堪劳改农场虐待而发疯，第三次自杀终于成功(以上参见清华1968级毕业生丁抒写的《阳谋》)。物理教研室教授徐璋本因言获罪，坐牢十余年，出狱后不久去世。建筑系教授程应铨划右后妻子离婚另嫁，文革中再受折腾，万念俱灰，投清华游泳池自尽……

至于有的老干部，如清华大学两位党委常委之死和前党委书记袁永熙的遭遇，已见一斑。而袁的结发前妻陈琏同志则遭遇更惨。这位蒋介石的政治大秘书陈布雷的女儿，解放前同反动家庭决裂，加人共产党，从事地下革命活动。1957年因她是团中央的高干(少儿部长)，被迫同其革命的伴侣、“右派”丈夫离婚。文革中又因受她丈夫和她父亲的株连，被诬为“混入党内的特务”，遭残酷批斗，其子女又被迫同这位“特务”妈妈“划清界限”。她遭此天大的冤屈，举目无亲，孑然一身，走投无路，最终绝望地在上海跳楼自杀。在这四个“决裂”中，前一决裂需要有多么大的革命大义和勇气；后三个“决裂”，其悲情更是撼天动地!

面对反右导致的这种种悲惨的结局，只要本着社会良知作一下换位思考，就不致去求全责人，而会反躬自省。更不要说应当从反右运动给党和国家的命运所造成的巨大损害上作反省了。

三、反右罪错的理论根源

导致反右的大劫难，除了权谋的恣意和体制等原因外，还有深刻的理论根源。

(一)所谓“两类矛盾论”

长期以来，这个理论被抬高为马列主义的重大发展。但是，使人困惑的是，“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言犹在耳，不出三个月，就发生新中国历史上最严重地混淆、颠倒两类矛盾的“反右”事件，把55万或几百万知识分子当成异己分子、敌人、反动派整肃了。一些论者大都把这归结为国内外形势的急剧“变化”，及对这种形势严重性的过分估量。这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两类矛盾”理论本身是否就存在误区，导致了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敌我矛盾的重大错失呢?人们很少作这种思考。

社会矛盾是多样复杂的，而且随着革命胜利，人民政权的巩固，阶级斗争退居次要地位，人民内部矛盾不仅日益突出起来，而且日益多元化、复杂化。“两类矛盾”的理论只是从政治上对社会矛盾的粗略划分，并不能完全覆盖社会矛盾多元的局面。敌我之间还存在广阔的灰色空间，存在第三者“友”或中立者。可能他们并不信仰马克思主义，甚至不赞同社会主义，但他爱祖国、拥护祖国统一，就不能把他归入“敌人”一边。

从法治观点看，政治上两类矛盾的划分，并不能反映与代替法律上不同主体与行为的区别。社会生活中有些矛盾既非敌我性质，也不好简单地以一个“人民内部矛盾”来概括。如人权、民事权利、诉讼权等等就是人皆有之，是不分敌我的，不能因为当事人一方是“敌人”或刑事罪犯，就一概剥夺其应享的人权和民事权利以及诉讼权利。也不能简单套用“两类矛盾”来处理。法律上的“矛盾”只有合法与非法、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等等的区分。所谓的“右派”，其言论是否应受行政处罚还是刑事惩罚，不能以反右后在“正处”一文中添加进去的6条弹性极大、界限模糊的“政治标准”来衡量，只能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两类矛盾的划分，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对政治斗争形势作总体估量，有其理论价值；用之于具体划定“右派”并据以判罪，是很难不出偏差、不“扩大化”的。至于1958年初在“处理右派”阶段还有所谓“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所谓“推一推就过去了；拉一拉就过来了”。划右派不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而是决定于执政党的“一推一拉”之间，岂非儿戏?可见，“右派”这顶帽子是可以任由主其事者出入其罪的。

在和平时期，敌我界线本就难分，也不存在与生俱来的敌人(如解放初期遗留的历史反革命分子)；任何人非经法院审判，不能擅自认定是罪犯，更何谈是否敌人。把社会矛盾简单化为“非此即彼”的敌我两类，又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正是导致反右无限地、绝对地“扩大化”的理论根源。

(二)所谓“反党”

反右时，几乎凡对党委、党支部乃至某个党员提批评性意见的，多被批判为“反党”，更不要说批评“党天下”了。这也是反右“扩大化”的另一理论渊源。

1、对执政党某个党组织或党员干部的批评。是每个公民享有的宪法权利。

清华物理系一位教授在鸣放中说“毛主席的太阳没照到清华园”，被批为是严重反党反毛主席，大逆不道。其实他只是批评清华的个别领导人，其言论或有片面性，怎么就是反对整个共产党呢?但有位副书记的理论解释是：“党组织是由党员组成的，没有党员怎么会有党组织、党中央?所以，他们是通过反对党员个人来反党!”这是把组成政治共同体(政党)的个人或某部分组织的性质，等同于整个党的整体性质，是违反系统论的。

2、批评“党天下”就是反党吗?

其实可以说，“党天下”理论的最早创立者是列宁。他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说，社会是以群众为基础的，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领导的，政党是由领袖集团支持的。这样从群众到阶级到政党，最后归结为几个领袖的“领导”。在别处他还毫不含糊地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党专政。斯大林更发展为领袖个人的专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罗莎·卢森堡，当时就曾批评列宁把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等同于党专政、领袖专政的错误。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也曾坚决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主张建立联合政府。解放初期，国家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委员、各部部长副部长中都有民主党派人士，并非一党的“天下”。邓小平早在1941年就批判“以党治国”、“党权高于一切”的错误，认为“‘以党治国’是国民党的遗毒，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它脱离群众的最有效的办法。”(见《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1－12页)

储安平等批评“党天下”，也不过是要求共产党遵守共同纲领、建立联合政府的承诺，反对共产党一党君临天下，党权高于一切，其旨意是隐含有挑战共产党独享执政权的意思。但这同邓小平在1941年对“以党治国”、“党权高于一切”的批评，在实质上并无多大差别。“党天下”不过是另一种更尖锐的说法。对这类言论不予认同，完全可以公开进行辩论、争鸣或批评，而不应通过政治权力以“反右”名义强行打压、惩罚。

问题还在于，批“党天下”还只是一种政见，没有以暴力或煽动暴力推翻政权。

再则，党的执政地位不是天然的、世袭的，而是要经过人民选举而得到授权的。即使新中国是共产党“打下的天下”，也要经由共产党领导的各民主党派组成的政治协商会议在建国前夕正式选举，确认和授权共产党的领袖为国家领导人，共产党才在程序上取得执政的合法地位。1954年宪法及以后各次修宪，虽然在序言中肯定了党的领导，但并没有规定中国共产党必然或当然是执政党。领导党并不必然就是执政党。解放前我们党是革命的领导核心，就并非全国性的执政党。

1991年我曾发表过一篇论文，指出党的领导权不能等同于国家权力，党中央和地方党委不是高于人民代表大会的更高的国家权力机关；“党的执政地位不是天赋的权利，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见郭道晖：《权威、权利还是权力——党与人大的关系的法理思考》，载《法学研究》1991年第1期)当时有的人写文章批判我的这些观点，说是否定党的领导。可是，他们不会料到，11年后，我这句话几乎原样地写入了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议里边(即“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曾庆红在他阐释这个决定的文章中特地援引了这句话，说它“精辟概括了我们党的历史教训”。(见曾庆红《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载《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学习出版社2004年版第36页)《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也援引这句话加以强调。任仲夷在一次谈话中也表示“非常赞同”四中全会决定中的这个提法。(见关山：《任仲夷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可我却因为早说了11年而被批为“离经叛道”。

我们共产党如果不克服日益严重的腐败，不肃清“以党治国”、“党权高于一切”的遗毒，不立新功的话，就有亡党的危险，苏共不是从执政党地位下台，成了在野党了吗?在台湾的国民党不是也一度被赶下来了?这是有前车之鉴的。

(三)如何区分“左右”

“右派”一词，本是指党派内部或党派之间相对于“左派”的一个派别，一般都属于内部不同政见的群体。在外国，也有称之为鹰派和鸽派、激进派和保守派的。毛泽东曾说：“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毛选5卷428页)其实，敌对阵营中也可以分左中右。1957年6月反右以前，毛泽东也讲过多次右派问题，那时还是作为人民内部政治思想上的一个落后派别，或党内相对于教条主义的“修正主义”的思想派别来对待。即使他在反右前夕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也还是把批判“有反共情绪的右派”当作“意识形态上的锄毒草”，“不到某人‘严重违法乱纪’是不会受整的”。可是不到20天，右派被称为“反动分子。”(见《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毛选5卷431页)再过一个月，进而定性为“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了。(见《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到处理右派时，不少人更成了“极右”亦即反革命分子，被“充军”边疆或投入监狱。

更可悲的是，以宪法和民主运动的视角辨析，左与右恰恰是被颠倒了。人民群众或公民个人要求民主，反对专制，要求革新政治，维护公民权利，实现言论自由，批评监督执政党和政府，是完全正当的，合法的。即使某些民主党派人士提出的主张属于所谓“资产阶级民主”范畴，但相对于毛泽东自诩的“马克思(实为斯大林主义)加秦始皇”的封建专制主义，相对于压制和侵犯人权和公民基本权利的违宪行为而言，谁更“右”?其实当时所划的“右派”大都应当属于民主派、激进派、自由主义者，或者是不打引号的真左派。

这种左右颠倒的现象，也见诸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如“反右倾”，其实是反纠正“左”倾；“反修正主义”实质上是抵制批判斯大林主义；“整走资派”其实是整异己派；文化大革命则是“大革文化的命!”

(四)反右违宪违法

从法治观点看，将无罪公民“划”为人民之外的“右派”，当作敌人或罪犯处理，剥夺其政治权利，有的还剥夺其人身权利，投入监狱，这是对人权和公民政治权利与人身权利的严重侵犯，至少是犯了过失罪；从程序上说，不经司法机关审判，仅由基层党委依据党的内部文件(如《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以“党法”代国法，以党委决定代法院审判，由基层党委包办，作出剥夺公民的政治权利、人身权利的处罚，而且不许“右派”辩护、申诉，更不许翻案，完全剥夺了这些人的诉讼权利。这些都是严重的越权、侵权、违宪行为。将公民“错划”为右派，20年来都不许甄别，更是历次政治运动没有过的。至于那种狂风暴雨的反右大批判，则是在执政党的指使下群众性的诽谤运动(文革中更如此)，从民事权利上说，是对公民名誉权的严重侵犯，应当赔礼道歉，恢复名誉，赔偿被害人的物质与精神损失。

至于作为策动和主持反右的执政党和国家领导人，还应当承担国家责任。对受害人进行政治道歉和国家赔偿。

可是迄今，执政党对绝大多数“右派”只采取了所谓“改正”措施(这不失为一个承担政治责任的、得人心的重大举措)，而没有以党和政府的名义，向被错划的公民、党员正式道歉和赔偿。这是同作为法治国家的政府和作为要“依法执政”的执政党所应担当的政治责任和应当具备的政德不相符的。

关于承担国家政治责任，二战后一个最著名的事例是，前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1971年访问波兰时，在被德国纳粹杀害的波兰人的纪念碑前下跪。勃兰特在上世纪40年代曾是参加抵抗纳粹活动的青年，30年后当了德国总理，却代表德国向被自己的前任杀害的受难者下跪，他说这样做“不仅是对波兰人，实际上首先是对本国人民”，“承认我们的责任，不仅有助于洗刷我们的良心，而且有助于大家生活在一起”。这一勇敢的承担政治责任的行为，为国家领导人承担国家责任和进行政治道歉开启了良好的范例。

此后，法国总统希拉克为在德国占领法国期间法国人帮助迫害犹太人的行为道歉。1993年，俄国总统叶利钦为苏联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道歉。1993年、1996年、1997年，南非总统克拉克数次为南非白人统治时期的种族隔离政策道歉。1997年挪威国王为挪威政府对闪族少数族裔的压迫道歉。1997年英国首相布莱尔为土豆饥荒饿死无数爱尔兰人而道歉。有的国家或地方领导人甚至为几百年前国家的罪错道歉。如2008年美国国会正式通过决议，为200年前美国实行的奴隶制道歉。在澳大利亚，1998年人权组织发起设定每年5月26日为“国家道歉日”，以反省18世纪70年代被英国殖民者掠走10万土著儿童去英国进行所谓“欧化教育”，图谋从思想文化上征服土著人，他们被称为“被盗窃的一代”。

国家罪错由国家领导人出面向人民、向受害者作政治道歉，有利于抚慰受伤害者的心灵，获得社会公平感，化解民怨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解。这已成为文明国家的一种政治道德惯例。更根本的目的还在促使领导人反省导致损害的政治经济根源，汲取历史教训，检视制度和具体体制上的问题，加以改革。因为国家责任固然与领导人的个人罪错相连，但也不能只是追究个人责任，而忽视制度的更张。后者才是防止重犯错误的治本之道。

(作者现任北京大学宪法行政法导师组成员，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

(责任编辑　吴思)

2009年第8期　中国信访机制回顾与展望·魏兴荣

一直以来信访制度都被认为是共产党人的一个发明。其实不然。据一些学者考证，中国的信访机制自古有之。比如中国古代的“告御状”即指冤民越级直接上书中央机关甚或可以直接诉冤于皇帝的申冤方式。在那些悠远的年代，就有类似于信访制度的规定，比如魏晋南北朝时期所设“登闻鼓”，即冤者不服判决，可以不受诉讼审级的限制，击鼓鸣冤直接诉冤于皇帝，有专人受理并由皇帝指定官吏重新审理的“登闻鼓”直诉制度。此制度一直沿用到清朝。新中国成立后，信访现象仍然不绝，随之而来也出现了应对这种现象的信访制度。古也好，今也好，何以中国一直就有信访这种现象及相应的制度呢?恐怕主要的还是我们中国的权力体系自古至今缺乏权力机关之间的制衡机制、相互约束机制、缺乏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导致的司法不公，造成冤狱，行政滥权或不作为，侵犯民权，造成老百姓的冤屈。且此种冤屈缺乏正当的化解、纠正途径和机制，致使冤民上访、越级访的现象自古至今经久不息而致。

新中国成立不久，新的信访制度便随之产生。比如1951年政务院《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出台，1957年党中央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信访工作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各级党委机关处理人民来信、接待群众来访工作暂行办法(草案)》等。至1996年，我国第一部信访法规——国务院《信访条例》正式施行，2005年5月1日起又施行新修订的《信访条例》。这些规定的出台，为信访事项的处理奠定了制度性的框架。

信访制度的设立，应该基于有效地解决信访问题、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正、和谐的功能而存在，而有生命力。但新中国的信访机制运行了半个多世纪，究竟成效如何呢?实践证明，现行信访制度的成本很高，成效却很有限，难以导入推动问题解决，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路径。回顾以往，在我国信访制度已走过的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历程中，信访制度从其诞生之初承担着协助领导同志收集和传达民意的秘书部门工作。到改革开放之初的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对平反冤假错案和拨乱反正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以至发展到今天，信访的内容日益广泛和复杂，社会矛盾集中体现在信访活动中，致使信访制度几乎承载了整个社会制度变革及社会稳定、社会和谐的艰巨重任，信访制度的功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就目前的信访体制而言，信访制度的脆弱性、缺乏法律依据性与信访任务的艰巨性所形成的巨大反差，使得运行多年的信访制度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质疑，其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的功效的有限性也日益凸显。因此，我们必须对现有的信访制度进行反思，透视它离推动社会和谐的目标究竟有多远，它有无能力完成它所承载的社会重任，它所做的工作与当政者的期许是否在同一方向上，从而为深陷困境的信访制度探索新的出路：消亡或者改弦易辙。

一、信访体制的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处在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社会体制的转轨过程中，市场经济对人们传统观念的巨大冲击，社会利益格局的不断调整，使各类社会矛盾不断产生并日益激化，各类信访活动急剧增加。特别是随着我国各项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和社会矛盾的不断积聚，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不断积聚的大规模信访活动，形成前所未有的“信访洪峰”，严重冲击着国家政权根基，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社会和谐的严重社会问题，也引起党和国家领导的高度重视。国家不断出台新的信访机制性举措，各级领导不断就信访问题作出重要指示，各级各部门信访机构也在不断扩充、升格，但信访工作的成效却并不显著。因信访问题不能及时有效解决而引发的党群、干群关系的紧张势态并未缓解，老百姓对政权的认可度仍未得到提升，由大规模信访体现出的社会矛盾仍在加剧。信访的此种困境，皆源于信访体制设计上的不合理所致。

(一)信访制度产生与发展过程的权宜性。当各种民意诉求缺乏必要的法定通道的时候，诉求群体诉诸的对象自然即指向各有关部门的领导。而领导既需要了解第一手的民意信息，又不能总是亲自处理群众反映的各种各样的实际问题，于是一种专门处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问题的信访机构应运而生。这便是最初作为党政机关的秘书部门协助领导同志做好工作而设立的中国的信访机构。改革开放之初营造的宽松环境给拨乱反正创造了条件，使历次运动中积聚的冤案、怨声得以伸张，信访群体空前庞大而又独特，信访部门在平反冤假错案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就信访机构的权限而言，其时它仍属咨询、协调、督促为主的党政机关秘书性质。它办理案件的高成功率取决于当时的政治背景特别是领导者的旨意，而非信访部门本身的权威性。而1995年国务院《信访条例》的出台，依然是为应对日益增多的信访问题。且信访条例规定，各级国家机关必须设立信访机构，受理与其职权相对应的信访事项。而2005年《信访条例》的修订，更是因为前所未有的“信访洪流”引起举世舆论的关注与党和国家领导的高度重视的产物。包括以信访机构为载体的信访“联席会议制度”，也是为化解信访突出问题而设。尽管按照信访条例的规定，各级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中都设有信访机构，但其主要作用始终是：联系、倾听群众，协调、督促各方，以及信息反馈等。

纵观颇具中国特色的我国信访制度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不难看出，此种制度的运行始终难脱“应对性”性质，带有“权宜性”特色。半个多世纪来，信访问题呈愈来愈突出之势，我们却并未从根本上研究、解决信访机制问题。因此，尽管信访机构比比皆是，信访队伍日益庞大，信访经费开支惊人(可能没有人能统计得出此笔经费的具体数额!)，但在此制度下所取得的信访成效却是非常有限，老百姓的信访问题仍是源源不断，在各种重要的场合与时刻，信访洪流仍难以阻遏地涌向北京，对社会稳定和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挑战与损害。

(二)信访机构无法定身份，权与责不相适应。按照多年来我们国家的信访机制运行情况，各级各类信访机构承担着接待、受理群众来信来访的重任，特别是日益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在其他反映通道几乎阻塞的情况下，信访便几乎成了唯一的反映通道。大量涌现的社会矛盾在信访这根“独木桥”上集中体现，信访部门也成了这种复杂的社会矛盾的首位承担者。但信访部门所承担的是他们解决不了的社会问题，因为他们没有法定的身份，没有法定的职责和解决问题的刚性手段。由于信访机构在宪法框架内没有位置，它便只是从属性的软性机构，从来没有独立的身份，没有规范性的职权和工作程序。受理的大批信访事项，交办、转办后的办理环节，则脱离了信访部门的掌控范围，除了领导批示、关注的问题能加大解决的力度，收到较好的督办效果外，更多的交办件难以凭借信访部门自身的力量和影响得到有效处理。对于许多问题明显的信访事项，承办单位顶着不办，有错不究，信访部门受其权威性的局限，督办起来感到无力、无奈。

信访部门承担着巨大的社会责任，承受着“信访洪峰”的冲击，但它却无相应的权威解决或责成相关部门解决应该解决的问题，形成权与责的不相适应，使信访问题日积月累，积重难返，加重社会危机程度。

(三)信访队伍的非专业化现状制约信访工作的开展。由于信访体制的权宜性特点，当初信访部门产生的初衷既为领导获取某种社会信息，更为各级领导挡驾阻扰。这种功能性特点使得信访部门成为一个很边沿化的机构，其工作人员远非机关主力，甚或多由老弱病残构成。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信访问题日益突出与复杂，信访工作也备受重视。信访机构在不断完善，人员构成上注意吸纳一些业务骨干，使得信访队伍总体素质有了很大的改善提高。但是，相对于信访部门所承担的职责而言，信访队伍的整体业务水准还比较低下，信访干部中既缺乏法律素养又不擅长做群众工作的人员大量存在。这一部分人在信访岗位上面对大量的法律性、政策性很强的复杂信访问题只能处于被动应付的状态，很难为化解矛盾、解决问题有所作为。

信访工作原本是专业性比较强的一项工作，在大量的信访案件中，涉法涉诉的案件比例高至70％以上。信访工作人员要在倾听各种申诉中作出准确的判断，对无理的信访人做息访工作，对问题明显的信访事项提起督办程序，督促、协调有关部门予以解决。此过程需要信访人员具有较强的法律业务素养。但统计一下，各级各类信访部门的领导与工作人员究竟有多少是学过法律的，就不难判断这支队伍的专业化水平的高低。这种队伍的非专业化现状对信访工作的开展具有很大的制约性，也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信访机构权宜性的特点并未从根本上改变。

二、信访工作的误区

由于信访工作存在机制性困境，使得大量的信访问题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处理，以至信访问题愈积愈多，形成信访洪流，涌向北京，引起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为了降低信访量，防止信访恶性事件发生，各地各部门都绞尽脑汁想办法，其中的某些办法不仅未能有效地化解信访矛盾，反而把信访工作引入一种误区，使信访工作每况愈下。

误区之一：进京值班制度。

正常的情况下，信访群众进京上访的路径应该是畅通的，如果信访群众借信访问题采取危害首都安全的行为，由首都的有关部门承担依法处理的职责。但现在的情况是，很多省都派信访干部到北京值班，特别是北京有重要会议、重要活动期间，各省、市、区派往北京的值班人员甚至比信访人员还多。上访群众把国家各职能部门的信访机构所在地堵得水泄不通，信访干部采取人盯人的战术，见到本地的上访人就拉走，使得上访群众徒劳地奔波一趟，连个北京的人也见不到，更遑论反映问题了。因此，上访人说“上访难，难于上青天”。他们还把顺口溜贴在墙上：“中办国办人大办，几家谁也不办案。狗拉猫刨王八踹，把人办死才算完。”

进京值班的诸职责中还包括以下两项重要职责：一是围追堵截并千方百计拉走上访人，以免他们在京滋事生非，给本地丢丑；二是疏通和上级有关部门及当地公安部门的关系，对发生的异常情况不使披露，把进京上访的数字尽量降低，使本地进京上访的排名后移，以维护本地形象。

最初的进京值班是国家有重大会议、活动时安排，后来发展为常年进京值班，并成立了驻京信访常设机构，其履行的重要职责仍包括如上两项。

除了进京值班外，还有省里有重要会议、重要活动时的进省值班。

进京或进省值班的不良后果有四：一是堵塞了上访渠道，侵害了信访人的合法权益；二是助长了弄虚作假之风，以不可能的低上访甚至零上访为目标，搞数字游戏，自欺欺人欺百姓；三是滋生腐败，为使信访数字降下来，“化解”出现的信访“异常情况”，利用进京值班之际请客、送礼、行贿成风；四是形成巨大的浪费，浩浩荡荡的进京值班队伍及进京常驻机构人员的吃住行、“请”与“送”所产生的开支庞大，造成难以计数的财力支出。

误区之二：花钱买平安的理念。

花钱买平安是一个出于化解问题的良好初衷却混淆是非标准带来无穷隐患的处理信访问题的非理性之策。从信访实践来看，庞大的信访群体中确有一部分有明显冤情的信访群众，但也有一定数量的无理信访者，而且缠访、闹访最剧烈的其中不乏无理上访者。他们采取各种方式进省、进京并滞留彼地。为了解决这部分无理上访者的纠缠不休，为了降低一次次从京城、省城拉他们回返的成本，也为了避免他们给当地政府抹黑，解除被上级通报之忧，有些地方或部门便无原则的满足上访人的无理要求，花钱买息访。这样做的结果，一是花了钱却刺激了某些信访人“访而闹则得”的胃口，上访人拿了钱却继续以别的借口上访，政府花钱未买得平安；二是引发其他无理上访者的效仿，使信访问题增多或加大息访工作难度；三是不利于对无理上访者的正确引导和治理。

三、解决信访问题的路径探讨

公民利益表达及救济渠道的畅通是维持社会系统平衡的重要条件，也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条件。当社会积怨缺乏有效的排气通道时，这个社会就会步入一种危险的境地。信访原本承担着“通道”的职能，但它却从未能达到这样的设计标准。经过半个多世纪运行的信访体制，早已凸显日益严重的机制性困境，也走入很多的误区。遍及全国上下各个角落的信访机构网络和庞大的信访队伍耗费着巨大的财政支出，却解决不了日益严重的信访问题，使信访人枉然地奔涌在这条无望的艰途中，也引起一些无理信访者在这条热闹非凡的信访路上拥挤起哄。这是一个值得严重关注的问题。解决不了问题的道路是一条死胡同，我们总不能在一条走不通的路上、无效益的路上继续前行。此外，信访问题难以解决，各种社会矛盾沉积的结果是把信访这个特殊的诉求共同体塑造成执政者的对立面，他们对社会的不满情绪日益严重，对社会的失望度越来越高，从而形成潜在的社会危机。现行的信访体制不仅不能导入和谐社会的路径，而且会严重影响社会和谐。面对如此现状，我们应该对信访的出路进行理性探讨。

思路之一：将信访制度纳入宪法架构。建立具有独立职能的信访机构。整合现有党委、政府、人大信访机构的力量，建立人财物独立于党政体系、职能明确的信访机构，赋予该机构调查权、听证权、质询权、问责权、建议权，或对国家事务或任何级别政府公共管理中被指控或被怀疑的行为展开调查并提出报告等。该机构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并可根据群众反映问题及调查、听证情况，就工作、人事层面的问题向人民代表大会或常委会提出建议。信访机构的成员要由具有资深法律背景和工作经历的人担任，新进人员要进行类似司法考试的遴选，实行持证上岗，并由人大常委会直接任命。

思路之二：由人大代表和常委负责受理本选区选民的信访事项。代表和常委承担类似西方申诉专员的职责，并设立相应的信访部门作为人大代表和常委处理信访问题的工作辅助机构，由代表和常委就受理的信访事项提起相应的督办程序。而作为辅助机构的信访部门人员，也必须由具有专业素养的人构成。

但该思路需要的前置性条件为：人大代表、常委的专业化、专职性程度得到相应保障。

(作者单位为山东省人大常委会)

(责任编辑　李晨)

2009年第8期　失败的“剧本创作室”· 杜　高

新中国成立60周年，是一个喜庆的日子，也是一个唤起人们历史记忆和促使人们沉入历史反思的日子。在这60年中，我们经历了两个不同命运的30年。没有前一个30年的灾难和痛苦，也就不会有第二个30年的觉醒和进步。因此，我们应该相信，历史的记忆往往是历史进步的动力，忘却则意味着倒退。

记得在1953年初，中央文化部决定成立一个剧本创作室，将所属的几个剧院的剧作家集中起来，加强对戏剧创作的领导。这个创作室以原中央戏剧学院创作室人员为核心，再加上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中央歌剧院和其它单位调来的几位创作干部。戏剧学院创作室人员最多，力量最强，大多是从延安和老区来的党员作家，主要成员有：贺敬之、赵寻、蓝光、贾克、刘沧浪、鲁煤、乔羽、张篷、李悦之、王命夫、黄悌、李建庆、杨哲民等；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创作室的成员则有李之华、路翎、汪明、李维时、杜高；儿艺调来的是在延安写过儿童剧的范景宇、刘莎夫妇；中央歌剧院调来的是歌剧作家海啸和前辈作家安娥，再加上铁路文工团的胡丹沸。

从这个名单可以看出，创作室包括了话剧作家、歌剧作家、儿童剧作家，也包括了延安来的老干部和国统区的剧作家，包括党员和非党人士；从年龄上，也可以说是老中青创作力量的组合。

那时田汉先生还担任着文化部艺术局局长，副局长是周巍峙和光未然，而直接领导戏剧创作的，是光未然。他是著名的《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又是老资格的党员，那时他还没有恢复使用张光年这个原名，所以我们都尊敬地称呼他“光未然同志”。记得在剧本创作室刚成立的一次会议上，他就对我们说：“周扬同志要我告诉大家，中央成立这个剧本创作室，就是要把作家组织起来，集中力量写出好剧本来，影响和带动全国的戏剧创作。”

1953年9月，召开了第二次文代会。那以后，文艺工作者协会就都改名为文艺家协会了，这是向苏联学的。先是文学工作者协会改名中国作家协会，接着中华全国戏剧工作者协会就改名为中国戏剧家协会了。原先归文化部艺术局领导的这个“剧本创作室”，也就原班人马移到了剧协。这可能是要把对艺术创作的领导和管理从政府行政部门转向业务部门的一个措施，也可能是要扩大和加重艺术专业团体的任务。总之，剧协有了这个创作室，集中了20余位专业剧作家，加上原有的《剧本》、《戏剧报》等刊物编辑部的业务人员，这个协会在当时的文艺界就显得人材济济，很有规模了。剧本创作室划归剧协后，任命老剧作家陈白尘为主任，李之华、田兵两位老党员为副主任。

剧协的主席是田汉，但领导关系仍属中央文化部，所以光未然仍兼任剧协秘书长。但张光年这个名字已逐渐成为党的权威文艺理论家和文艺工作的最高领导人之一，所以我们写的剧本最后还得接受他的审定。他还是剧本创作的实际领导人。

在创作室的成员里，安娥先生是我们最敬重的前辈作家，她是田汉的夫人，她的《渔光曲》、《卖报歌》等是我国现代歌曲的经典之作。贺敬之是延安来的青年诗人，荣获斯大林文学奖的著名歌剧《白毛女》的作者之一。路翎是国统区影响很大的进步作家，他的小说《饥饿的郭素娥》、《财主的儿女们》是40年代中国文学的重要作品，1947年他写的话剧《云雀》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闷和对自由民主的向往。赵寻、蓝光夫妇是演剧2队的老戏剧家，写过不少戏剧作品，全国解放后写的话剧《思想问题》，在知识分子中产生很大影响。贾克是老区的剧作家，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和赵寻等人集体创作的话剧《民主青年进行曲》，是富有时代特色的好作品。刘沧浪、鲁煤合作的《红旗歌》，是新中国第一部以工人生活为题材的话剧作品，各地上演备受好评。乔羽则是才华横溢的青年歌剧作家，他那时已发表歌剧《果园姐妹》、《杏林记》等。李悦之、张篷夫妇也是演剧2队的老戏剧家，张篷发表过一些小型剧本，李悦之写过歌剧《嘎达梅林》。胡丹沸写的话剧《不拿枪的敌人》，是1951年三反五反运动期间北京演出场次最多的一个剧目。黄悌是一位青年剧作家，1951年我在朝鲜前线就曾遇见过他，他后来写了《钢铁运输兵》，是一部很好的话剧。李之华也是延安的老干部，他在东北土改时期写的《反翻把斗争》，是当时最有代表性的戏剧作品。汪明和我那时刚从朝鲜前线回来，1951年我们合作的话剧《向三八线前进》是反映抗美援朝战争较早的一部作品，出版时田汉先生热情地题写剧名，汪明接着又写了话剧《第一次功勋》，塑造了一个青年战士的可爱形象。

留在我记忆里的创作室的这一个群体，他们都是那个时代充满了革命的艺术理想，真诚而又热情地渴望着为新中国献出自己的才智，写出无愧于新时代的好作品的剧作家。

胡风先生曾热情地称赞过这个创作室成员的许多作品。他从上海来北京出席第一次文代会时，就和这批当时还很年轻的诗人、剧作家们有过充满友情的接触。他的身上洋溢着的批评家的激情和魅力，深深吸引着大家。有一次，贺敬之、鲁煤、乔羽等创作室的年轻人在东安市场“东来顺”招待胡风先生吃涮羊肉，大家举杯祝他健康，他却举起酒杯热情地说：“让我们为现实主义的胜利干杯!”胡风针对当时文艺创作上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鼓励作家忠实于现实生活，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反映生活。他举例说，托尔斯泰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巴尔扎克是个保皇党，但由于他们深刻地揭示了社会生活的真实性，便克服了自己思想的局限，创作出了不朽的杰作，这就是现实主义的胜利。他的这些观点对于渴望在创作上有所成就的青年作家们当然是很富吸引力和启发性的。但是，胡风的文艺观点和当时代表党的文艺思想和路线的观点却有着深刻的分歧，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被看成是一种“邪教”，胡风及其周围的一些作家也被当成左翼文艺阵营中一个危险的派别。这个矛盾发展到最后，终于在1955年不可思议地爆发了一场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惊心动魄的政治运动。剧本创作室成为这场斗争的一个激烈的战场，这里不仅有胡风集团最重要的骨干分子路翎，还揪出了鲁煤、汪明和我这样一些和胡风集团有着联系的人，还有像贺敬之这样早年在胡风主编的刊物上发表过诗作的人，甚至有的人和胡风吃过一次涮羊肉，现在都得胆颤心惊地向组织坦白交代自己的“罪行”。创作室的阶级阵线分明，一部分人成为最坚定的斗士，毫不留情地向“阶级敌人”发起猛烈的攻击。路翎被捕，鲁煤、汪明和我被隔离审查，贺敬之等人则在党内进行批判。斗争会、批判会、审讯、轮番谈话、逼供交代，各种最严酷的斗争方式在这个创作室里进行着。从1955年一直延续到1957年，从“肃反”到“反右”，斗争越来越激烈，规模越来越宏大，形势越来越紧张，人与人之间除了单一的“政治关系”之外，越来越变得面目冷酷，无情可言了。剧本创作室已经完全不是一个艺术创作集体，而是一个赤裸裸的政治对人的迫害和摧残的机器和工具了。

我在这个创作室里，只有1953年和1954年这两年是在从事创作工作，1955年以后，我就被迫扮演了一个“阶级敌人”的可悲角色。在那可贵的两年创作生活中，我每年写出一个话剧剧本，虽然都被领导否弃了，毕竟还在思索和写作。别人的情况怎样，我不得而知。但我没有读到过他们创作的一个新剧本。可以想象，仅仅是那样严厉的政治审查和那样严峻的思想文化气氛，再努力的作家恐怕也难得写出一个作品来。今天想来，如果不是政治环境的日益恶化，不是极“左”文艺路线对艺术生产力的严重破坏，不是极“左”文艺教条对艺术家创作个性的扼杀，如果创作室的那一群剧作家们赶上了今天这样相对自由的创作环境，我相信他们也许会留下一些好的作品。可惜历史不能“如果”，所以我们只能叹息一代作家的历史命运，谁让他们遭遇了那样一个时代呢?

剧本创作室的办公地点在北新桥大二条49号。那是一个小胡同里的一所古旧的小四合院，经过修葺，有一扇红漆的大门。院里的正厅是一个会议室，摆了长条桌和沙发。偏房住着贾克一家人。“肃反”运动以前，我们到这里来开过两三次全体成员的会议，还来参加过乔羽和黄悌的婚礼，气氛都很热烈。创作室的同事们偶尔见面，彼此也很友好。那小院里还有几间小屋，分别住了乔羽和李悦之、张篷夫妇，司空谷也住在这里。收发室旁的一间小屋住着单身的李建庆，还有一问住着创作室的秘书陈政。剩下的两间不到10平方米的小屋，原先不知是谁住过的，1955年5月反胡风运动开始后，就腾出来禁闭“胡风分子”。先是把路翎关在这里交代问题，路翎被公安部逮捕后，就把我关进来“隔离反省”，这间小屋隔着院子的对面一间，就让另一个“胡风分子”鲁煤的妻子杨哲民，带着她刚出生的孩子搬来住。鲁煤隔离在另一个地方。我关在这间小屋一直到1956年的秋天才恢复自由。

很久以后我才听说，创作室的副主任田兵在我被当作“反革命”隔离之后，挺身而出，为我说了几句辩解的话，立即被剧协领导斥为“丧失阶级立场，严重右倾”，接着就把他下放到贵州去了。田兵是一位正直善良的老党员，他对青年的爱护和在那样严酷的情势下敢于仗义执言，使我一生都对他深怀感激和敬佩。田兵遭受的打击，反映了当时党内斗争的残酷无情。

还有一个人也是我难忘的，那是安娥先生。1955年严冬的一个晚上，小院里静悄悄的，我伏在台灯下艰难地读一本俄文书。没想到门被推开，安娥先生闪身进来。她站了一刻，亲切地望着我，又看了一眼那本俄文书，竟一句话都没有说，只向我露出了一个慈祥的微笑，转身就走了。这是我被隔离审查后，惟一一个来看望我的人。但也是我见到她的最后一面。望着她的背影，我回想起了1942年在桂林演出田先生《秋声赋》的情景。我认识她和田先生时还是一个10岁的孩子，她是看着我长大的一位前辈。

安娥先生那些年心情显然不好，这位30年代从苏联回来的热情澎湃的“红色女诗人”，在剧本创作室的几年，竟一句诗也没有写出来。

剧协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还是一个充满了学术气氛的艺术团体，那时田汉、欧阳予倩、洪深、马彦祥、张庚等一大批老一代戏剧家都还很活跃，他们参与筹办了1952年全国第一次戏曲会演，1954年梅兰芳、周信芳代表作的展览演出，1955年的全国话剧会演等重要的戏剧活动，还以剧协名义召开了《琵琶记》、《桃花扇》等古典剧作的学术研讨会。那时戏剧界的活动对整个知识界都产生很大影响。但从1954年开始的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和对胡风文艺理论的清算，这些来势凶猛的政治运动，就把剧协从一个学术团体改变成了一个火热的阶级斗争的战场了。从1955年到1957年两年多的时间里，整个剧协没有一天不在沸腾着。这里硝烟弥漫，人们你死我活。人们响应党的号召，积极上阵，把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了和“阶级敌人”的搏杀之中，艺术除了为政治服务已经丧失了任何意义，因此，“剧本创作室”也就不需要再存在了，随着“反右”运动的结束而宣告解散。我和汪明是在1958年4月，戴着“极右分子”的帽子，从剧协送进监狱的。据说创作室的其他作家们，包括那些运动中特别积极的人们，随后也都纷纷调离剧协，有的回剧院，有的调到外省市的剧团去了。我的命运是漫长的劳改，而他们等到的，又是一个接着一个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他们无一幸免地遭受了更猛烈的冲击，有的人甚至在运动中惨死。剧协蒙受了资产阶级“裴多菲俱乐部”的罪名，被无情地砸碎了。最令人悲痛的，是深受广大戏剧工作者敬爱的田汉先生竞被迫害致死。这是剧协历史上最为刻骨铭心的一幕悲剧。

1953年剧本创作室成立时，我还是一个23岁的青年，我充满着对未来的向往，充满着对戏剧艺术的热爱，并且发愤地写作。记得1953年春，我和老作家贾克一同到青岛的工厂去体验生活，他到了郝建秀工作过的国棉六厂，我到了造火车头的四方铁路工厂。半年后我写了一个剧本，题作《祝福人们》。像所有的青年人一样，我有一种创新的愿望，很想突破当时文艺创作上的公式化，写出一点新意来。我想以安全生产为题材，呼唤人爱人，呼唤尊重人的生命。我把剧本带回北京后，先请青艺的导演孙维世和同住一楼的作家路翎和汪明看，没想到他们给这个很幼稚的作品说了一些鼓励的话，因此我把剧本送给创作室的主任陈白尘审阅。白尘先生那时住在东总布胡同作家协会的院子里，还兼任着《人民文学》副主编的工作。大概是他看完后，转给了创作室的贺敬之、蓝光、王命夫等人传看，听取意见。没想到这几位认为这个剧本的思想倾向有严重错误，作者是在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提倡抽象人性论和人类之爱，提出了很尖锐的批评意见。白尘先生听到了对这个剧本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后，有些为难，为了慎重，他把剧本送给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先生看了。荃麟、葛琴夫妇是我敬爱的前辈，我认识他们很早，还是在1942年的桂林，那时我才12岁。荃麟先生在桂林文化供应社编了一本通俗刊物，叫《新道理》，他的助手是年轻的林涧青先生(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宣部副部长，粉碎“四人帮”后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据说小平同志在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辞就是由他起草的)。我常去文化供应社，是木刻家温涛和余所亚1985年杜高与路翎(右)重逢先生叫我去参加他们制作的木偶剧的排演。有一次我带了一篇习作给林大哥看，没想到他在《新道理》上发表了出来，这激发了我以后对写作的极大兴趣。1946年，葛琴先生在武汉《大刚报》编副刊，我那年读了冯亦代先生翻译的美国女作家威廉·海尔曼的剧本《守望莱茵河》，便写了一篇剧评，投寄给葛琴先生，她发表了。1949年以后，我在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文字，特别是1951年我在《文艺报》连续发表了几篇文章，想必两位前辈对我的成长是关注着的。荃麟先生看完剧本后，又听说有不同意见，他决定由作协出面召开一个小型的讨论会，会议由他主持。1953年初冬的一天下午，在东总布胡同22号作协的小会议室里开会，陈白尘先生和创作室的贺敬之、蓝光、王命夫、路翎、汪明等好几位作家都在会上发了言，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持否定态度的几位作家的发言，他们对这个剧本的批评都提到了政治思想的高度，用词也都很激烈。最后是荃麟先生讲话，我已经记不起他的原话来了，只记得他的态度很温和，语调很亲切，既提了批评意见，又对作者很爱护。我是受到了感动的。记忆最深的，是那天见到了葛琴先生，她端了一把椅子靠门坐着，一边笑着对我说：“我是来旁听的，学习学习。”她那时正在写电影剧本。

我写这一节往事，是为了使人们了解一点1953年文艺界的气氛，了解一点从一个作品引出的两种批评意见，而邵荃麟先生在那时主持作协工作，又是怎样对待一个青年作家和一部有争议的作品。

我接受了几位党员作家的严厉批评，抛弃了这个作品。决定再投身到火热的生活中去磨炼自己。

1954年春，我先去了武汉长江大桥建筑工地，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一点散文作品，同时又在《长江文艺》上发表了一篇读剧随笔《单纯和美及其他》，在这篇文章中有这样一些文字：“艺术的力量全在于真诚，而真诚便是最大的美。生活原来就是这样朴素地、自然地表现着自己的美的。而艺术越能接近生活，就只会越单纯、越平易，越使人亲近，越使人觉得它美好。”“应该多从生活的平常现象里去认识它的意义，应该多从人民的纯朴的爱情里去感受诗情的理想和美。我们的很多作品常常是由于太明显地看出了作者的‘宏大志愿’而感觉不亲切。这宏大的志愿是生怕把我们的时代和人民写得不伟大，便故意去制造‘伟大’事件和纠葛，给人物插上‘英雄’的标记，宁肯抛却单纯和美。”

从这些文字中可以了解我当时的一些文艺观点，因为一年后这篇文章和《祝福人们》那个剧本就都成为我宣扬胡风文艺思想的罪证而遭受了更猛烈的批判。

从长江大桥，我又到了成都，跟随一支地质勘探队，沿着金沙江，每天步行几十里，一直走到大凉山彝族地区，探测成昆铁路的地质情况。这一段新鲜的野外生活又一次激起了我的创作冲动，我又开始动笔写剧本了。这年秋天我回到北京，很快又写出了一个叫《星星照亮的天边》的多幕剧。那时我们还没有跳出分幕结构的戏剧模式，也不可能想象舞台剧的时空处理可以有很大的自由。要把野外生活提炼成紧凑的戏剧性情节，又能塑造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的确是很困难的。可以想象，我又写了一个不成功的剧本。但是这一次我得到了张光年先生的关注。他约定了在年末的一个晚上，到崇文门外贺敬之的家里，听我朗读剧本。虽然这一个剧本没有受到政治性的

批评，但也没有得到领导的肯定。我已经没有时间对它再进行构思和修改了，因为这时文艺界的空气越来越紧张，对胡风文艺理论的批判调子越来越高，政治形势越来越严峻了。

1954年12月8日一大早，创作室副主任李之华来叫我和他一起到青艺剧场三楼小舞厅出席文联和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没想到这一天的会议聚集了这么多文艺界的著名人物，我参加的是一个后来载人中国文艺史册的重要会议。在这个会上，郭沫若按照中央的部署，提出了从《红楼梦研究》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和党与胡风理论的分歧。接着周扬发表了《我们必须战斗!》的长篇讲话，他宣布与胡风文艺理论的分歧，已经发展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了。

转眼就到了难忘的1955年。首当其冲的是创作室的汪明，他的剧作《第一次功勋》已经彩排，青年艺术剧院决定在春节后公演，大幅海报也已贴在剧场门外的墙上了，这时胡风问题忽然升级，剧本创作室通知剧院，汪明与胡风集团有关系，定为审查对象，剧院只得取消演出。一个难得的好作品，就这样被政治运动扼杀了。

5月27日，也就是胡风集团第二批材料公布的第二天，我又接到通知，出席文联和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大会，在出版总署的大礼堂举行，有上千人参加。郭沫若宣布胡风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宣布开除他的作协会籍，全场响起雷鸣般掌声，接着是一个个声讨胡风的发言。这时一个瘦弱的书生上台要求发言，他就是吕荧先生。他公然为胡风辩护：“胡风不是反革命，是学术思想问题……”这时，一个人站起来振臂高呼革命口号，愤怒地把吕荧从台上轰了下来。这个人就是审读我的剧本的领导张光年先生。

这以后，从1955年到1957年，从胡风反革命集团到吴祖光右派集团，我从剧本创作室最年轻的一个作家，变成了共和国一个最危险的敌人，成为政治运动主要打击的对象。我的人生理想被彻底粉碎了，我的人生命运也被彻底改变。

历史有时是很耐人寻味的。1979年我得到右派改正的通知，我得以重返戏剧工作岗位，重回中国剧协这个艺术大家庭，恰恰是共和国结束了它的第一个30年，迈步迎向第二个30年的开端。我也终于告别了长达25年之久的苦难岁月，开始了新的人生。

共和国的第一个30年，不断进行的政治运动构成了它的形式特征，每一个中国人都在运动中翻腾着；而这30年历史的内容特征，则是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主宰着一切，决定着所有人的命运。知识分子的命运是最为悲惨的。

在上世纪末，一部从剧协流失到北京潘家园文物市场的《杜高档案》，被学者李辉先生发现和购得。在这部不堪一读的档案里，我惊恐地重见了《祝福人们》剧本的手稿，重见了从杂志上剪下来的《单纯和美及其他》这篇文章，还有我少年时代的习作的贴报本，它们居然都被标上了号码，被运动的领导者定为我的一件件反革命罪证。人们看到这些“罪证”，也就看见了这些政治运动是怎样残酷地毁灭着一个无辜者。我的另一册被遗落的劳改时期的档案，也奇迹般地被一位旅居澳洲的赵立江先生发现和收藏了。一部完整的《杜高档案》留在了人间，它真实地记录了一个历史时代，和人在这个历史中的可悲命运。它将留给后人去阅读。

1980年1月，共和国第二个30年开始，也是我重新开始戏剧工作的第一个春天，剧协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召开了一个“剧本创作座谈会”，讨论了《假如我是真的》等三个有争议的剧本。在这个会上，胡耀邦总书记站在讲台上，大声宣布：“我们的党要发誓：坚决不许对文艺作品妄加罪名，无限上纲，因而把作家打成反革命!”人们热泪盈眶，热烈鼓掌，欢呼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尽管那个座谈会对作品的评价也许还受着历史的局限，还多少留着一些旧时代文艺批评的痕迹，但历史已经证明，在共和国改革开放的30年中，作家的命运已经完全不同于前一个30年，再不会把一个剧本当成罪证塞进一个无辜者的档案袋里去了。

共和国的前后30年，从贫穷到富裕，从封闭到开放，从禁锢到解放，从摧毁人性到以人为本，从阶级斗争到社会和谐，这是多么巨大多么深刻的历史变革啊!

“剧本创作室”的时代早已远去，那一个群体的人们，大多也已被历史的浪潮无情地卷走了。路翎从监狱出来，精神分裂，郁闷而死；汪明早已悲惨地死于安徽劳改农场。我是幸运的，我回来后，得到了创作室的贺敬之、赵寻、乔羽、鲁煤等几位还健在的老朋友们的关怀和帮助，我很感谢他们。今天我们都垂垂老矣。不管人们用怎样的一种目光去回望往事，发出怎样的感叹，我们都不能不承认“剧本创作室”是一个失败的创作机构，是我们党领导艺术创作的一次失败的尝试。把作家们集中地养起来，用严格的政治审查来束缚他们的艺术个性，把他们培养成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一切都只能是对艺术生命的扼杀和对人才的摧毁。剧本创作室留给我们的，是沉重的历史记忆和失败的历史教训。

2009年，我们又满怀希望地迎向共和国的第三个30年的到来。5月4日，正当五四运动九十周年的纪念日，我有幸在北京红楼旧址的一个宾馆里参加了中国戏剧文学学会的一个座谈会。各地来的剧作者们自由活泼地交谈着，充满着和谐的气氛。一位知名的剧作家在发言中提出“我们不为权力写作”，引起了热烈的议论。几位朋友问我，你赞成这个提法吗?我回答：我赞成。因为权力可以用来压迫人，因为权力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所以有良知的作家决不为权力写作。我们要为真理和正义写作，为崇高的理想和信仰，为人道精神，为人的自由和幸福写作。朋友们都点头说，这应该是我们共同的艺术信念。那就让我们怀着这个信念展望中国戏剧的明天!

(作者为中国戏剧家协会原书记处书记)

(责任编辑　李晨)

2009年第8期　跟风整人的懊悔·赵遐秋

鲁迅在《狂人日记》里写道：

他们会吃人，就未必不会吃我。

我也是人，他们想要吃我了!

吃人的是我哥哥!

我是吃人的人的弟弟!

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弟弟!

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大哥正管着家务，妹子恰恰死了，他未必不和在饭菜里，暗暗给我们吃。

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鲁迅：《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北京第1版，第446、447、448、454页。)

“文革”中，林彪及其死党跟“四人帮”，相互勾结，猖狂肆虐十年，都可算是鲁迅笔下那种“吃人的人”，我，和我一样受苦受难的同胞，其实都是被他们“吃了”的人。

然而，在我被人“整”的时候，我痛苦地想起了我也曾经“整”过人。我反复咀嚼着鲁迅那被人“吃”与“吃”人的无比卓越的论述。终于，我醒悟了——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我就是鲁迅所说的，我被人在“吃”，我也曾参与了那“吃”人的“盛宴”。

1957年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时候，我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一年级学生。我们年级有四个班，我在一班，任团支部书记。

作为学生，我经历了反“右派”斗争的大鸣大放、批判斗争和后期处理三个阶段，也就是说，经历了一个完整的过程。

我记得，那一年的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第二天，我们一班党小组讨论了班上批判“右派”的斗争，决定全班先开会批判邵家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在大鸣大放中，邵家基贴出大字报《换汤不换药》，批评政府有些部门，有旧中国的“衙门”作风。在鸣放会上，他又列举了苏联红军在东北抢夺财物、强奸妇女等等事例，批评政府没有维护国家、民族的尊严，没有抗议，没有抵抗。党委给他定了两条“罪状”：一是反对共产党领导；一是反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邵家基是共青团员，批判会的形式是团支部扩大会议，非团员列席参加，我这个团支部书记就是当然的批判会的主持人。

一开始，我庆幸主持会议，误以为主持批判会就像中学开会的司仪一样，报告一下发言的程序而已，自己不作批判发言。说实话，当时我很困惑。一方面，我觉得应该做到党指到哪儿就打到哪儿；另一方面，我又觉得邵家基固然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看法，动机却是好的，是善意的批评。动机与效果是一致的，好的动机，怎么会有坏的效果呢?就当时的思想状态是，我乐意主持会议，不想发言。

哪知，批判会开得很激烈，发言的调子很高。党小组长写了纸条递给我，要我作总结发言，进一步提高士气，以利再战。可是，散会以后，党小组长说我的总结只是发言论点的客观梳理，没有归纳提高，没有战斗性，语气平平，最后对邵家基居然说“我提醒你……”应该义正辞严地说“我警告你……”，这充分表现了我这个人的温情主义。党小组里的另一位党员童羽还说：“你是预备党员，要在反‘右’斗争的火线上争取转正。你今天的表现，不像共产党员的样子。”

当天夜晚，我想了又想，还是百思不得其解。

我觉得，是我们共产党发动大鸣大放，号召大家批评，提意见的，邵家基响应党的号召，向党提出意见，即使有些事实不符合实际，有些看法片面，那也是为我们共产党好，是善意的批评，怎么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呢?再说，毛主席不是说过，共产党人对待批评的态度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吗?既然这样，不能由于某些意见偏颇、片面，就断定人家是反对自己吧!

第二天早晨，在食堂，我遇见了牛然之。他把我拉到食堂一个角落里，关切地问了问我的想法，而后严肃地说：

“你从中学来，没经历过群众性的政治运动，你实在太糊涂了。

“在政治运动中，特别在公开场合，你不能随意说话。

“你的思路不对头!

“什么事情都有一个前提。现在的前提是，党委已经确认邵家基的言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这就是效果，这就是坏效果!要知道，动机是看不见的东西，只能从效果看动机。党委认为邵家基的效果是坏的，他的动机当然也是坏的。”

他停顿了一下，又诚恳地说：

“仔细想想，其实你就是不相信党委的决定是正确的。”

“我不会给你乱扣帽子!”

“说开了，就是相不相信毛主席、相不相信党!”

他的话，给了我当头一棒!

他的话，让我后怕了起来!

从此，我想问题的思想变了。我接受了牛然之的批评。我觉得我的政治立场确实有问题。眼前，关键之关键是我要绝对地相信党相信毛主席，具体说，就是要绝对地相信北大党委，相信中文系党总支，相信我们年级党支部，相信我们班的党小组，相信我们班党小组长和别的党员，相信党组织是伟大的、英明的、正确的，不会做错事的。晚上，躺在床上，我对自己说了无数遍：“从今以后，毛主席说到哪儿，我跟到哪儿，决不能三心二意。”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班上开第二次批判会的前夕，党小组长通知我，批判会改由另一位党员主持。这，对我无异于当头一棒。我害怕极了。我想，我再不积极表现，我这个预备党员真的不能转正了，我的党籍真的保不住了。怎么办呢?我必须给自己立下一个死规矩，对毛主席的话，对党组织的意见，绝不问“为什么”，怎么说就怎么做，绝不含糊。

于是，我“义正辞严”地批判了邵家基的“右派言论”。上纲上线绝不留情，声色俱厉自不待言。

于是，对于班上另一个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同学，同样，我的批判也“义正辞严”，也上纲上线，声色俱厉。

不仅是对“右派分子”邵家基等的批判，对于班上没划右派却被认定为“思想右倾”的同学，以及被认定为“有严重思想和品质问题”的另两位同学，在开展批判的时候，我也是紧跟在党小组长的后边，上纲上线，声色俱厉，显得“义正辞严”的。

没有别的，我就是要证明，我是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的，我是紧跟党中央紧跟毛主席的，我无愧于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我是一合格的共产党员。

当着“文革”浩劫降临，我自己挨“整”了，我对挨“整”有了切肤的同感了，我才知道，当初，我参与“整”人，是一种什么样的“恶行”了。我确信了，我被人在“吃”，可是，我也曾参与了那“吃”人的“盛宴”。

31年后的1988年5月，我在武汉大学再次见到了邵家基。迎面走来，老了，瘦了，也矮了些，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神了，他是邵家基吗?我想，这要是走在大街上，我真的不敢相认。让我难过的是，他的言谈举止无不透出那郁郁的伤感，连他的笑都散发出一种苦涩的味道。当着老同学们的面，我忍不住，站起身来，向他一鞠躬，向他道歉，我为自己参加了对他的错误批判，痛感万分羞愧……

我在1957年的表现终于被肯定了。

1958年反“右”后期，党支部大会通过并报北大党委批准我按期转正，我成了一名正式的共产党员。

反“右派”的斗争给我留下了什么呢?从表层看，那就是要永远和毛主席、党组织保持一致。对毛主席的话，对党的指示，我总要积极主动从各个方面，找出之所以正确的种种理由，以心安理得地去执行。

从深层看，我成了他人思想的奴隶，失去了自我独立意识。在毛主席的话面前，在党的指示面前，我不想，也不敢有什么想法。有时，一些问号也会在脑海里出现。不过，就在那一瞬间，我立即警觉起来。我告诫自己，不许胡思乱想，疑惑只能一闪而过。我严严地关上了存在于大脑中的那扇智慧之门。

我开始成了一名党的驯服工具。

我的悲剧就在于，我认为，这，才是忠于党。

于是，等到接踵而至的又一个运动来了，我继续参与了“整”人的“恶行”。

那是1959年10月，北京的天气凉爽多了。

有一天，在北大文史楼二层会议室，年级党支部开会，气氛压抑得让我觉得跟刚刚过去的“秋老虎”一样，令人窒闷得很。

会上，党总支传达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文件。关于“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决定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分别调离国防、外交、省委书记等工作岗位，分别保留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以观后效”。关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决议说，“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原来，9月，中央发出通知，决定把这两个决议传达到全体党员，进而传达到党外，随即开展一场“反右倾”运动。后来，我们才知道，历时46天的庐山会议——党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在8月16日的闭幕会上，总共通过了一个公报，四个决议和决定。除了上述两个外，还有《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

听传达，先是吃惊，接着而来的是困惑。

我的脑海里接连不断地出现了杜鹏程《保卫延安》中的那睿智、善战的彭德怀形象，丁玲《彭德怀速写》中的那敦厚、和蔼可亲、笑容可掬的战士，以及抗美援朝通讯报道中那撼天动地的英雄彭大将军……接着我内心又冒出了一连串的问题，像水里的葫芦瓢一样，按下了这个，那个又冒了出来。他怎么会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怎么会成为反党集团的首犯?他怎么会反对毛主席?……然而，就在那一刻，我又立刻警觉了起来一这是毛主席亲口下的指令，是党中央的决议，应该相信，必须相信!于是，我又在寻找各种理由，来论证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正确性。有了反“右”的“教训”，我不敢说出内心深处的困惑，随大流又不痛不痒地在支部会上表了态。

会后，我反复想，越想越紧张。我想，这么高层的领导人物，有着这么长的革命经历，历史上又打了无数次硬仗、胜仗，还会“右倾”，还反对毛主席，可见阶级斗争多么尖锐，党内的路线斗争多么复杂。像我这样一个刚入党的人，该需要多大的努力来改造自己，才能不犯大的错误。我想，要不犯错误，唯一的保证就是任何情况下，要跟毛主席、党组织保持一致。

在这样的思想状态下，我参加了“反右倾”运动。

那年暑假，我们班上的同学高永波回福建老家。返回北大以后，说了许多农村存在的严重问题，转述了他父亲正确而在当时却认为是“右倾”的看法。我立即把他所说的和党中央八届八中全会的精神联系起来，立即把高永波的言论和彭德怀的“右倾”言论相对比，错误地认为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在共青团内的反映，迅速地出了一期专题壁报《听党的话，还是听爸爸的话》，错误地批判了高永波。那时的我，心里实实在在敬佩毛主席的英明正确，庆幸自己紧跟了毛主席，否则政治上也要栽跟头。

紧接着，我们年级被下放到京郊平谷县，配合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并且继续开展我们内部的反右倾斗争。

2007年11月，在18卷集的《曾庆瑞赵遐秋文集》出版的时候，庆瑞和我在《文集》的“前言”里，痛心地写下了这么一段文字：

“庐山会议”后，我们被下放到京郊平谷胡庄，一边忍饥挨饿参加海子水库的重体力劳动，一边声嘶力竭开展极“左”的“反右倾”’运动。出身富农家庭的同班同学邢志恒，一天深夜，在一场闹剧式的批判会上被批判斗争后，留下年轻的妻子和一双年幼的儿女，也留下不再申诉，而且当时也无处申诉的冤屈，跑到邻村南独乐河路边的一棵大槐树上上吊自杀了。我们俩也参与了对他的批判和斗争。这使我们深感有罪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一个无辜的人为我们时代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之后，当时的北大党委害怕事态扩大，终于召回了自己的学生，我们的“反右倾”运动戛然而止。

确实，邢志恒的自杀，极大地震撼了我。

我深感有罪，创巨痛深!

我的悲剧，在批判邵家基、高永波他们的时候，主导行为的主要是思想，是认识上的错误，而在胡庄批判邢志恒，却是严重的个人主义思想在作祟。

下放到胡庄，我十分吃惊!

1949年到1959年，解放十年了，农民的生活仍在贫困线之下。我们和社员一起，打破了传统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常规，经常夜战。整天干着重体力劳动，每日只能吃上两顿饭，每顿只能喝上稀稀的棒子面粥。当时喝得饱饱的、肚子鼓鼓的，上几趟厕所，肚子就瘪了，而后咕咕叫个不停。夜里，躺在床上，饿得睡不着，就精神会餐。脑海里出现各种各样的食物，北大食堂的饭菜香味，似乎扑面而来，母亲为我做的葱油饼的葱花香味，常常伴我进入梦乡……

胡庄农民的极端贫困，自己的饥饿感受，一下子轰毁了我对三面红旗的信念。那一刻，我想起了彭德怀上书毛主席，想起了高永波和他的父亲。我不再困惑了，不再犹豫了，我否定了我盲目相信的这一切，我后悔莫及。我责问过高永波，是听党的话，还是听爸爸的话。如果爸爸的话符合实际，代表了农民的利益，为什么不能听呢?如果党的某项政策脱离农村实际，是空话，大话，不实之话，又为什么不能批评呢?想到这里，我如释重负，轻松了许多。然而，就在那一刻，我又害怕了起来，在庐山会议上，彭老总不是说了真话而被打成反党集团的首犯吗?那是“前车之鉴”，我该怎么办?——我胆怯了。

在胡庄，班上党小组讨论开展“反右倾”运动的时候，我先是沉默，到了不能不表态的时候，我违心地说了一通拥护开展“反右倾”运动的套话、假话。

就是这套话、假话，让我40多年来，一直深深地自责。

我自责，是因为我也参与了对邢志恒的批判，就是那场批判逼迫他走向了绝路。

“文革”中，在我遭难的日子里，我常想起邢志恒。只有在那时候，我才真切地感受到他的冤屈有多大，我才真正地体会到他的无奈、迷茫和锥心蚀骨的痛苦。

我不会忘记，那是批判邢志恒的第三天，我不能不发言了。我知道，发言、不发言、发什么内容的言，都在表现自己的政治立场，关联着自己的政治前途。发言吧，明明邢志恒所说的，符合农村实际，我怎么说呢?要说，只能说假话。不发言，更是个态度问题，至少是政治立场不鲜明不坚定。那天中午，左思右想，我竟为个人的所谓政治前途，迈错了一步，作出了一个永远也不能原谅自己的抉择——下午，我发言了。

我说了一番连自己也不信服的话。比如，我说，“比，要看怎么比?胡支书(胡庄党支部书记)的母亲胡奶奶说得好!当年抗日战争时期，他们躲在后山洞里，天天盼，月月盼，就盼望有朝一日，天下太平，每天喝上两顿稀粥，那就是天堂的日子了。如今，我们能够一天两顿粥，岂不是实现了农民的梦想吗?”等等，等等。

为了表现自己的“觉悟”，我的发言，调子之高，帽子之大，嗓门之响，结束语里一改批判邵家基时所说的“我提醒……”而用了“我警告…”“我正告……”，俨然是个“斗士”的模样。发完言，我松了口气。

然而，转头看见邢志恒，他耷拉着脑袋，一声不吭，一副任人宰割的可怜的样子，我心酸了，后悔了!我觉得自己很恶心，是个小人，是个欺侮人的小人。我为自己说假话、讲歪理、装腔作势而感到羞耻。

我不会忘记，就在那天午夜，几位男同学叫醒了我们女生，他们焦急地喊着：“邢志恒，不在了!”我惊恐不已，一个不祥的念头闪过我的脑子。那一刻，不容我多想，匆匆穿好衣服，赶到男生住地。全班分了几个小组，分路去找。一路上，我们使劲儿地喊着“邢志恒”、“邢志恒”，随着那穿过夜空的呼喊声，我的心在下沉，下沉……天大亮了，噩耗传来，一位邻村的农民兄弟在南独乐河路边，发现一棵大槐树上吊着一个学生模样的人……

那时的我，欲哭，不敢哭!

那时的我，含泪，不敢流!

我想起了那可怕的批判会，想起了我那可诅咒的发言。

我在想，是我发言中哪句话，哪个说法，“逼”他走向了那棵大槐树的?

那时的我，从心灵深处萌生了有负于他的犯罪感；今日的我，已经认识到，我有罪，参与了“吃”他的“盛宴”。

在“反右倾运动”中，作为人，我的思想，已经在异化了。

我还是要说到鲁迅的《狂人日记》。《狂人日记》里有这样的话：

“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

“你们要不改，自己也会吃尽。即使生得多，也会给真的人除灭了，同猎人打完狼子一样!——同虫子一样!”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许还有?

救救孩子……(鲁迅：《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北京第1版，第453、454—455页。)

我，是不是也“可以改了”呢?是不是也要“从真心改起”呢?

毫无疑问，应该。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李晨)

2009年第8期　我向胡耀邦说实话·王敏清

1979年冬，我去看望经过文化大革命“洗礼”后再度出山、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

胡耀邦正在办公桌旁看文件，看见我来，亲切地问：

“王敏清!好久没看到你了，你跑到哪儿去了?”

由于我长期做中央领导人的保健工作以及父辈的关系，很多老领导经常见到我，也比较了解我。此时胡耀邦所说“好久没看到你了”，其实才相隔一个月。

我答：“回老家了。”

“回去干什么?”

“我叔父病故了，我去安葬他老人家。我叔父没有孩子。我小时候，他照顾过我，就像自己的儿子一样……”

“村里老百姓生活怎样?”胡耀邦很注意了解民情。

我未加思索地答道：“现在老百姓吃饱了，但吃得还不好，还不如解放前。”

他猛地抬起头，看了看我。

我解释说：“我们老家晋南洪洞一带，历来就是好地方。自然条件好，常年风调雨顺，主要生产小麦和棉花。因此老百姓不缺吃穿，主食都是吃白面，粗粮是喂牲口的。老人们曾说，过去讨饭人吃的都是白面馒头和面条，谁家还专为讨饭的蒸窝窝头?前些年‘文革’时期，不抓生产，老百姓连玉米面也吃不饱。现在抓生产了，老百姓家里有了粮，可以吃饱了。但是政府每年只配给三分之一的白面，大部分还是吃的粗粮呀!”

胡耀邦一边听，一边微微点头。接着又问道：“老百姓反映干部怎么样?”

组织部长是管干部的，胡耀邦关注干部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

我仍然实话实说：“老百姓反映有些干部很坏，坏得还不如国民党保长。”

胡耀邦再次抬起头看着我。

我继续解释说：“老百姓当然不是讲国民党保长好。但保长再坏，我总可以带着老婆孩子闯关东，不受你的气。而现在，一切大小事都掌握在干部手中，小到每天派不派你出工，派好活还是派累活；大到孩子上学、外出打工……都由干部喜好而定。谁要得罪了干部，几天不派你出工，你没工分就分不上粮，连饭都吃不上!一些干部什么坏事都干，老百姓只能死受，不敢怒，更不敢言。”

听了我这番话，胡耀邦什么也没说，皱着眉头，深吸了一口气。

我离开胡耀邦住地后，心里觉得这两句话讲得太直率、分量太重了，我有点自责。

自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以来，我所见所闻，总是把党的最高领导人比作“红太阳”、“大救星”；工作上报喜不报忧；任何场合都不得议论领导干部的失误与过错；即便当权者给国家和人民造成极大灾难，也听不得半点批评意见。倘若有哪个“胆大妄为”者敢说实话，提出批评意见，不论是官、是民，都将引火烧身，遭到批斗、撤职、劳改，甚至落得家破人亡的结局。逼得许多正直、善良的人们，不得不学得圆滑些，讲话只说领导顺耳之言。

而我今天竟然向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讲“现在老百姓吃得还不如解放前”、“有的干部坏得还不如国民党保长”，这在许多领导眼里就是“反动”!有些甚至可以马上把我押送公安局。因为按照以往政治运动的标准，这是名副其实的“向共产党、向社会主义疯狂进攻”，是典型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可我的讲话，胡耀邦在认真冷静地听。我确信，他听进去了，而且没有把我看成反动分子。

实践是最好的检验。在“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的我，蒙冤十三年后，1983年初第五次又调回中共中央领导身边做保健工作。在胡耀邦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我连续几年被委以重任，身兼数职：中央保健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中央保健委员会委员、卫生部保健局局长；并较长时间负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医疗保健，以及中共中央和国家大型会议与活动时医疗抢救工作的组织领导。

值此胡耀邦逝世20周年之际，仅以此文纪念这位深受全国人民敬仰的伟人。

(责任编辑　李晨)

2009年第8期　谁来监督监督者·冯兰瑞

一

我发表在《炎黄春秋》今年第4期上的文章，从宪政建设的角度谈到人大对政府官员的监督问题。本文从另一个角度来谈谈这个问题。

若干年以来，我们党和国家一直在反腐败。年终盘点，成绩可观。2005年吴官正报告说，仅2003年12月到2004年11月，受到党纪、政纪、司法查处的党政官员就有16万4千余人。据2007年1月11日《南方周末》报道：元月8日——10日，中纪委举行第七次全会，开了两天半。会议《公报》提出“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战略方针，贯彻落实《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

这次全会被认为是2006年所查处的要案办案经验及纪委自身制度建设的总结。“特别在严肃党纪政纪、治理商业贿赂、深挖腐败分子、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方面取得了较好效果。”(见《南方周末》2007年1月11日第1196期)

继以前查处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河北程维高、安徽王怀忠和贵州刘方仁等案件之后，2006年反腐又取得不小成绩，揭露处理了几个贪腐大案，“包括上海市原市委书记陈良宇、北京市前副市长刘志华、天津市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李宝金、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海军原副司令员王守业、山东省委原副书记兼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等高官纷纷落马。就在2006年即将结束之时，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亦被宣布“双规”。(同上)

这些案子还不包括全部商业贿赂案件。据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资料，2006年1月到11月，检察机关立案查办涉及国家工作人员的商业贿赂犯罪案件有8593件。这样大规模的腐败，令人触目惊心。

但是，这还不过是已查处的，未发现、漏网的还不知有多少。

二

这些揭露查处的案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地方上的腐败已不是个人作案，往往形成团伙犯罪即所谓“窝案”。黑龙江以韩瑞芝为首的“卖官链”、湖南郴州腐败案以及上海社保基金案都属典型的案例。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检察监督别人的纪检、司法部门本身也发生腐败。1991年《南方日报》报道广东省中山市检察院前检察长黎某，用办案追回的赃款贷给企业，获利18万元补助工作人员；1992年7月27日出版的《瞭望》报道，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院长刘某贪污受贿6000多元。那时候还是个别人员违纪、犯罪，且数目不大。

但是，已经提出了如何防止监督者本身腐败这个深刻的问题。

到了新世纪，纪检、司法部门的腐败很快蔓延，近几年愈发严重。从已查处的案子可以证明。韩瑞芝为首的“卖官链”中，有个叫徐发的，就曾经是哈尔滨市纪委书记；天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宝金涉嫌犯罪。更恶劣的是郴州市纪委书记曾锦春的腐败，他利用党给予的纪委书记的权力，“创造”给一些企业“挂牌保护”的办法，每年收取30万至50万“保护费”，“保护”这些企业不受郴州各级公、检、法等司法、执法机关的“干扰”。郴州有35家企业获得了这种“保护”(《财经》2007年第1期118页)，曾锦春由此聚敛了大量钱财。

司法部门腐败也由个人作案发展到“窝案”。2004年3月，湖北武汉中级人民法院法官窝案，涉及法官13人、律师44人，到2006年中院院长周文轩落马；2004年5月，湖南省高院院长吴振汉和10多名法院负责人、法官严重违法违纪，有30多人涉案，1人被“双规”，至少10人被逮捕；2005年安徽阜阳中级法院副院长、经二庭庭长、经一庭庭长和执行庭工作人员先后被“双规”，大部分被定罪判刑。

我们至今对司法、纪检部门的腐败还没有什么好办法予以遏制。

司法、纪检部门的主要职能，是监督、检察党政官员和干部的腐败、违法犯罪等问题。这个系统的工作人员，从最高领导到基层所有成员都应该是廉洁清白的。而现实是，有些司法、纪检人员本身就不清白，就有腐败行为，有的已被查处。“不能正己，焉能正人”?腐败的官员，怎么能够防止、遏制并查处腐败呢?

而且，司法、纪检部门官员的腐败，危害性较一般官员干部腐败更严重。特别在权力高度集中的制度下，腐败的监督者可以利用自己执掌的权力，或者通过与高层官员的关系来压制、迫害反腐败者。湖南郴州市纪委书记曾锦春利用手中特权将检举他反对他的人“双规”，上海经济大案罪犯周正毅与市委书记陈良宇等人勾结，将控诉他的律师郑恩宠逮捕并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处三年徒刑。所以说，检察监督部门的腐败更为可怕、对廉政的威胁更大、对人民对社会的危害更加严重。

纪检、司法部门出现严重的腐败问题不是偶然的，也绝非个别现象。这种现象表明，我们现行的制度存在着严重的缺陷。

三

制度缺陷最主要的是，缺乏对党政官员的有效监督。

说到对官员的监督，全国解放初期枪毙刘青山、张子善，可以说明领导上是重视的。历次党代会和人代大会均无不强调监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了全国人大和各级人大握有对国家官员行使监督的权力。

制度安排上，全国人大有两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有监察部、公安部；共产党有纪律检查委员会。这三套监督检查机构分布全国，从中央到各省区、地、市、县直到基层都有相应的系统，拥有庞大的监督检查队伍。我们不否认，这支队伍起到了维持社会秩序保障人民安全的作用，同时也要看到，对于党政官员来说，它的监督制约作用是微乎其微、极其软弱的。

不仅如此，更加值得警惕的是，上面列举的纪检司法部门严重腐败的事实，已经暴露的可能只是冰山一角。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十分困难、无法回避的严肃的问题：谁来监督监督者?

面对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我们必须深入地研究、艰苦探索，寻找答案。之所以说这是个十分困难、艰苦的问题，因为我们是在现行体制下来讨论这个问题。

我认为预防、遏制官员腐败的主要(当然不是唯一的)的制度力量，还在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人大代表。这可不是瞎说，而是我经过多年研究和思考的结果，在我国实际政治生活中也有着活生生的事例。2007年1月18日的《南方周末》的b9版上，有篇题为《两百名人大代表五年监督，数亿元国有资产失而复得》的长篇通讯，详细报道了四川成纺(成都纺织品公司)国有资产、土地被鲸吞，经省人大代表坚持不懈地视察、调研，弄清事实，在省人大常委会上发起询问，又由成都市审计局审计……等等过程，历时五年终于解决的故事。

我认为，我国现行体制的弊病，最根本的还是邓小平二十五年前批评的“权力过分集中，……容易造成个人专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等等。对此顽症，大家都不满意。但是，二十多年的经验教训也证明，你想一个早晨就将它改变，是不可能的，必须慢慢来。就像下象棋，你想将军就得先拱卒，要一步一步走，急不得的。

我之所以考虑第一步先从人大改起，是因为人大作为法定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由人大来监督党政官员，是合理合法的。问题是前面谈到的，它的制度不完善，需要改革。我们主张、建议根据宪法来改革完善人大，使之真正能够代表民意，充分发挥监督党政官员的作用，是无懈可击的。

改革完善人大的具体建议，我在本刊第四期的文章已从三个方面阐明：一是改进代表选举办法。建立真正的民主选举制度，即由选民自主提名，自由竞选，建立选民对代表的“委托问责”制。二是改善人大的结构，减少代表数量，做到少而精。特别需要规定：官员不当代表、代表不当官，做到官员是官员，代表是代表。各司其职，分权制衡，发挥代表的监督作用。三是设专职代表或专职委员若干人，并为他们行使权力创造条件。

代表如不称职、不作为或犯了错误，选民有权批评、弹劾直至罢免、改选。

为什么人大要作这样的改革、完善?前文已说过，不赘。

四

有人问：按此意见，你将党的领导置于何地?这是个非常尖锐的问题。

我想先谈谈在人大改革完善的情况下，党员的地位和作用。

党员首先是公民。党员和其他公民处于同样的地位，不是特殊阶层，不应有特权，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人大是公民社会的最高权力机关，它代表全体公民的利益，也代表党员的利益，党员不应该有什么特殊的利益。这是二十三年前邓小平在讲《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时明确地提出的。

党员的作用。党员应当成为执行和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模范。党员当然还有执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任务。这同执行、维护宪法、法律是不矛盾的。因为我国的宪法法律是在党的领导下制定的。共产党作为一国的执政党，其利益也不应该同国家宪法相冲突。共产党员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应该是通过党员的模范作用，不应是直接发号施令。就是说，不能“以党代政”，必须实行“党政分开”。

其次谈人大和党的关系。就社会制度而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这里“国家”这两个字特别重要。就是说，人大是“国家的”权力机关，属于政府性质。政党则是社会团体、群众集团，任何党派都属于社团性质，共产党同其他党派是平等合作关系，不应有特殊的地位。人大代表全体公民的利益行使权力，政党、党派属于社团，只代表一部分、某个阶级、阶层的利益诉求。社团和国家，二者性质不同，作用不同，是不能混淆的。“以党代政”(以党代替政府这个国家行政机关)不可，“以党代人大”(以党代替人大这个国家权力机关)亦不可，应当分开。

就是说，党政应分开，党和人大也要分开。否则就会形成邓小平批评的，权力过于集中，不利于发挥集体的智慧，特别是不能分权制衡，容易形成个人专断。

怎样分法?又是邓小平说的，领导人不要兼职过多。党的各级领导人不要兼任政府职务。但近二十几年来并没有实行。前几年换届，几个省省委书记兼了人大主任，比邓小平批评的权力过于集中还要集中。这种情况下，还奢谈什么主权在民?

党与人大分开之后，实行分权制衡，才能解决对监督者的监督问题，建立一个完善、有效的监督体系。这个监督体系概括地说，就是无论国家机关的监督检查单位和人员，也无论党的纪检单位和人员，都受各级人民代表、人代会监督；各级人民代表、人代会又要受公民、选民的监督，对选民负责。

为使人大能够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解决监督监督者的问题，亟需改革完善人大制度，以迈出从源头上反腐的第一步。

(责任编辑　李晨)

2009年第8期　中国需要一场公民常识启蒙运动·王利平

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1915年由陈独秀、胡适等人发起的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和发展。五四新文化运动点燃科学和民主的圣火，将国人从专制的堡垒中解放出来，被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自1840年以来，中国在器物变革(洋务运动)和制度变革(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依次失败后发起的一场观念变革。在这场观念变革中，由于当时的中国处于政治危机之中，救亡压倒了启蒙，革命理想较之公民常识便具有了更诱惑人心的力量。当国人因沉醉于革命理想而对公民常识一屑不顾后，革命虽然取得了胜利，国家却很快陷入灾难，国人也因此付出了血和泪的代价。因此，纪念五·四，不能仅局限于爱国主义政治教育，而应接过前人已点燃的科学和民主圣火，重续被救亡压倒的启蒙，回归公民常识，走向民主宪政。

一、回归公民常识

公民常识即国民对民主宪政最基本的认识，当下回归公民常识就是弘扬宪法精神。宪法的精神实质是：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这是世界民主宪政国家的共识，中国也不能例外(对待中国的民主宪政问题我们更需要世界眼光)。从宪法精神上讲，建立在宪法基础上的政治制度其目的是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但是保障公民权利要先从限制(规范)国家权力人手，明确国家权力的来源，为国家权力运行勘定边界。基于公民权利侵犯主要来自国家权力滥用这一事实，宪法在内容上规范国家权力比宣告公民的基本权利更重要。美国开国元勋杰斐逊曾言：在权力问题上不要奢谈对人的信任，而是要用宪法的锁链约束住掌权者不做坏事。制宪的目的是为了给国家授权以管理社会，宣告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告诉国家行使权力的目的和时刻不要忘了它对公民的责任。孙志刚事件和孙大午案件以血和泪的代价向我们揭示了国家权力被滥用的可怕后果，它可使一个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在顷刻间被剥夺。因此，宪法不能只是一个执政党的执政宣言，更主要的应该是以制约国家权力(包括执政党)为手段保障公民权利，这也是宪法价值所在。

二、走向民主宪政

1、强化宪政意识。目前执政党正处于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角色转变过程中，在这一过程中执政党光靠强化执政意识是远远不够的，面对世界民主宪政大潮，更要弘扬宪法精神，强化宪政意识，学会在宪政制度的框架内执政。考察中国“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周期率，长期以来社会面对危机总是习惯于依靠暴力解决。宪政要求面对危机用和平妥协而非暴力冲突的方式来解决，宪政为和平解决社会冲突提供制度框架，利益冲突的社会各方在宪政制度的安排下通过妥协走向共赢，而不是成为王败为寇。以美国为例，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后第一次进行的国会议员改选，即展现了尊重少数，尊重反对派的精神。北方虽然在南北战争中取得胜利，但仍邀请战败的南方政党参与选举，公平地竞争议会席次。美国人固然为南北战争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但由于南北双方相互的包容，彼此避免成王败寇的心理，终在尊重宪法的前提下相互尊重，因而造就了今日美国的强盛。

执政党强化宪政意识可从以下两方面进行：(1)立宪和修宪过程中应是社会利益各方充分协商和妥协的过程，社会利益各方享有平等参与立宪和修宪的权利，执政党在立宪和修宪过程中应充分尊重社会利益各方特别是少数派、反对派，否则在一权独大之下制定出来的宪法不会有权威，因为它得不到社会利益各方的普遍认同。(2)执政党应学会在宪政制度的框架内解决问题维护社会秩序，而不是通过政治运动、政治高压或暴风骤雨式的革命稳定社会秩序。

2、开展公民常识教育。立宪实际上是一个公众讨论政治的过程，宪法则是这种讨论的结果。公众就国家存在之目的、政府权力的来源、政府组织和运作之程序、公民权利等一系列问题进行讨论，然后将讨论结果用清楚的法律语言写在纸上。但大众公民常识的缺乏使这种讨论政治的过程显得艰难甚至不可能，宪法也就不可能是社会利益各方博弈的结果。中国皇权思想严重，历史上曾出现过臣民、流民、刁民及暴民，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民众不是国家权力的主人。要么成为国家权力支配的对象，逆来顺受；要么不堪忍受揭竿而起。这导致国家权力的更替是在暴力之下进行的，产生兴百姓苦亡也百姓苦的局面。因此通过弘扬宪法精神大力开展公民常识教育特别在大中小学中将政治教育转为公民教育，最终促成公民社会的形成，为中国民主宪政的实现奠定社会之基。

3、法律是公民常识教育的先导。法律人对民主宪政的信仰和特有的行动能力决定了其在公民常识教育中的先导作用，法律人的先导作用可通过以下方式实现：(1)对当下中国转型过程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发出自己的声音，传播民主宪政理念；(2)通过公民维权行动，在法律框架内实现国家与公民的良性互动，倡导脚踏实地地重建公民社会。

李慎之晚年在回顾自己的人生历程时说：“我最想做的事是当一名公民课教员，普及公民常识。”普及公民常识就是使国人不再迷信有可以包治百病的主义，对自称掌握终极真理的人持怀疑态度，确信社会进步是由一点、一滴、一尺、一寸的很细微的变迁来的，不是靠暴力革命一蹴而就全面解决。当下中国需要的就是这样一场公民常识启蒙运动。

(作者系福建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副教授)

(责任编辑　吴思)

2009年第8期　延安时期民主执政的历史启示·张怀满

党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的基本特征，就是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推进民主执政。总结这一时期我们党民主执政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有着极为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确立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支持人民当家作主

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革命斗争中形成了全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认识和把握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规律，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把力量的基点建立在人民群众的基础之上，确立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毛泽东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毛泽东：《论持久战》)“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这些著名论断，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也是延安时期我们党民主执政的思想基础。毛泽东还揭示了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在历史创造活动中的辩证关系。延安时期，在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翻身解放，当家作主，成为主导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他们在新制度中破天荒地有了说话的机会，有了利益表达的渠道，有了主政参政议政的权利；他们能够左右政府官员的得失去留，能够监督公职人员的所作所为。延安时期短短的十多年时间里，边区政府和抗日根据地，就分别于1937年、1941年、1945年开展了三次全局性、大规模的民众选举运动。通过选举，边区和根据地建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自己的各级政权，人民当家作主落实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二、学习先进的民主政治理念，体现人类普遍的政治价值

民主政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成果，自由、平等、公正、尊严是人类普遍的政治价值。纵观人类历史的长河可以清楚地看到，不断地走向民主，不断地增加人民的民主权利，不断地遏制专制独裁，是全人类的政治发展趋势，是近代以来世界各国的政治潮流。马克思主义民主观认为民主政治是一切国家形式的最终归宿。延安时期我们党以开放的政治心态，积极吸收和借鉴世界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和先进经验，创建了新型的人民民主政治制度和政党体制；颁布了具有宪政意义的边区政府施政纲领和一系列法规条例，初步形成和建立了严格的执法环境和公正的司法制度；保证一切抗日人民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制定并实施了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的人民选举制度。为了不断巩固民主成果，当时的主流媒体大张旗鼓地介绍和宣传美国人的民主精神。毛泽东在延安接见美军观察组成员时，要求“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美国官员应当对中国官员谈论民主。”“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欢迎它。”(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编《党史通讯》1983年第20-21期《1944年毛泽东与谢伟思等人的谈话》)

三、调动各阶级阶层的积极性，形成全民族团结奋斗的合力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从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出发，主张并推动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了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军队、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团结抗日的强大合力。政治上，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建立了“三三制”民主政权，实行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的政治体制。为各抗日阶级、阶层的政治参与开辟了制度化的渠道；经济上，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实行“公私兼顾”和“军民兼顾”的根本原则：保证工农群众基本利益，兼顾各种利益关系，允许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和发展，采取多种渠道沟通与“国统区”的商贸往来。党政军学生产自救，促进了根据地经济的发展，保障了抗日经费的供给，并使全体军民基本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文化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发展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事业，广泛深入地动员老百姓，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民众运动。

四、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构建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来自于人民、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延安时期，党的各级干部时刻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在党的领导下，贫穷落后的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毛泽东曾说，边区“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这“十没有”的陕甘宁边区成为当时享誉中外的模范区。1945年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成员制作的一部反映他们在延安生活的电影，对国共两党进行比较后说道：“中国共产党人最大的魅力就是简朴。他们的目标是勤奋工作和简单生活。他们的精力、活力和真诚与腐化的国民党形成鲜明的对比。”([美]卡罗尔·卡特著，陈发兵译：《延安使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五、探索跳出周期率的新路，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

延安时期的人民民主政权，开启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联系中国几千年王朝更替、周而复始的历史，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希望中国共产党，不要重蹈历代革命者胜利后腐败堕落乃至最终灭亡的覆辙，能找出一条新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胸有成竹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跳出周期率的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延安归来》，重庆国讯书店1945年版。见《延安民主模式研究资料选编》，第220－221页)延安时期，我们党在领导人民建立人民民主政权，推进民主执政的过程中，对此进行的探索和实践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是建立健全监督机构。1945年党的七大通过的新党章，总结了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健全了党的监督机构，发展了党的纪律检查制度，为实施民主监督提供了组织保障。二是制定颁布党内法规，使民主监督有了制度依据。1938年9月，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三个党内法规文件，要求所有党员必须按照党章的规定，参加组织生活，党内“无特殊人物、无特殊组织”。七大党章把民主和集中有机地结合起来，第一次明确规定了党员的权利和义务。三是鼓励人民群众行使监督权。边区政府号召“放手发动群众，检查政府工作和人员”，以“发现问题，给以适当解决，并求得经验，使工作能更好地向前推进”。政府明确规定，“对公务人员有功或有过，人民有用任何方式向政府控告及建议之权”，“各下级政府或政务人员，如接到人民向上级政府控告的诉状，特别是控告政务人员的诉状，须随时负责呈上级政府，不得有任何阻难，亦不得置之不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一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6页)四是充分发挥各级参议会的民主监督作用。参议会是抗日根据地的代议机构，是人民群众实现民主监督的重要渠道。《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组织条例》赋予各级参议会广泛的监督权。参议会开会期间，设立各种审查委员会，全面审查政府的工作；参议会闭会期间，其常设委员会担负监督政府工作的职责，对政府工作、政府工作人员有监督、弹劾权。五是实行政务公开，加强舆论监督。政务公开是群众监督党和政府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延安时期，边区政府普遍推行政务向人民公开制度，反复宣传党和政府的政策，让老百姓听得懂、看得见。各根据地的报刊，经常刊登模范人物廉洁奉公的先进事迹，揭露典型的违法违纪案件。因此，建立民主政权，推进民主执政，发展党内民主，扩大人民民主，通过制度化渠道，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和批评，是延安时期我们党的执政经验和理论财富。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访问学者，延安市委党校党建室主任、教授)

(责任编辑　李晨)

2009年第8期　“禁止思想是顶危险的行为”——李大钊论思想言论自由·方　宁

李大钊从早期的民主主义者逐步转变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其思想中有一些根本的核心理念却是一以贯之的，即现代的自由民主人权思想。李大钊既同意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理论，又强调民主自由人权思想，并以自由民主人权等现代人类的普世价值观来看待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同时，又将其自由民主思想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上。在诸多的自由权中，李大钊尤重思想言论自由。他强调思想言论自由是一切自由的根本基础，同时思想言论自由又必需与法治宪政相结合，为思想言论自由提供制度保障。现在看来，其思想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人类关系中的完美理想便是自由。”作为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和全人类的普世价值，自由民主是五四前后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以及胡适、鲁迅等新文化运动主将的普遍共识。自由更是李大钊思想的核心理念，在其价值理论体系中处于最高位置。其整个理论体系的出发点与落脚点，都是人的解放与自由。在他看来，“近世之文明，解放之文明也。近世国民之运动，解放之运动也。解放者何?即将多数各个之权利由来为少数专制之向心力所吸收、侵蚀、陵压、束缚者，依离心力以求解脱而伸其个性复其自由之谓也。”

与自由相比较，即使民主人权等重要价值也只具有工具意义，是实现自由的必要工具。在生命与自由的关系上，李大钊表示极为赞同西方人所言“不自由毋宁死”的说法，“夫人莫不恶死而贪生，今为自由故，不惜牺牲其生命以为代价而购求之，是必自由之价值与生命有同一之贵重，甚或远在生命以上……盖自由为人类生存必需之要求，无自由则无生存之价值。”在谈论自杀问题时，李大钊指出自杀是人类社会特有的一种现象，是“智慧的结果”，与社会环境和文明进步有莫大关系，“社会上发生了自杀的现象，总是社会制度有些缺陷。我们对于这自杀的事实，只应从社会制度上寻找他的原因，研究怎么可以补那缺陷，什么壮烈啦，罪恶啦，我们都不能拿来奖励或诽谤人家处决自己生命的举动。”因此，基于对自由的绝对崇尚，李大钊认为人甚至具有自杀的自由。“人在不与他人以迷惑与烦累的范围内，应该有他处分自己生命的自由。以国家的法律去禁止他、惩罚他、许可他、奖励他，都是不对的。”

李大钊将自由看作是人生的最高价值，而这种价值的实现必须以宪政和法治来保障。李大钊早年曾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政法知识，后又东渡日本留学，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本科学习，系统学习现代政治法律理论，深受近代自由主义民主、宪政观念的影响，有深厚宪政和法学理论素养，并且时时体现出法律人特有的制度思维模式，即站在宪政的高度上，为人的各种自由权利寻求制度性保障。李大钊努力想扭转中国传统的专制观念，不要总想着如何用法律来限制自由，而要改变思路，考虑宪法如何保障不制定限制自由的法律。在其看来，宪法与自由存在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宪法上之自由，为立宪国民生存必需之要求；无宪法上之自由，则无立宪国民生存之价值。吾人苟欲为幸福之立宪国民，当先求善良之宪法；苟欲求善良之宪法，当先求宪法之能保障充分之自由。自有英之‘大宪章法’之人权宣言为近世人类自由之保证书，各国宪法莫不宗为泰斗，如身体自由、财产自由、家宅自由、书信秘密自由、出版自由、教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信仰自由诸荦荦大端，皆以明文规定于其中。”宪政是民主与法治的结合，其成立的基础在于追求和保障自由。同时，李大钊并不是绝对的自由主义者，他的自由观是和秩序紧密相连的，不能要无自由的秩序，也没有无秩序的自由。在李大钊看来，自由与秩序根本是并行不悖的。“真正合理的个人主义，没有不顾社会秩序的；真正合理的社会主义，没有不顾个人自由的。……我们所要求的自由，是秩序中的自由；我们所顾全的秩序，是自由间的秩序。只有从秩序中得来的是自由，只有在自由上建设的是秩序。个人与社会、自由与秩序，原是不可分的东西。”

李大钊的自由思想具有深刻的实践性。他强调自由必须胜利，胜利则是为了实现自由，而自由与胜利的获得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在实现自由与胜利的过程中，还必须付出艰辛的努力和巨大的代价。在《自由与胜利》一文中，李大钊指出：“夫人莫不欲得自由，而离于胜利则无自由；人亦莫不欲获胜利，而离于自由则无胜利。……离于自由之胜利，乃为牛马之胜利，奴隶之胜利，其得之也，不惟不足以蒙其福益，且以增长其主上之恣暴，故胜利之结果等于零度。……自吾人言之，自由与胜利，无论为一国家，为全世界，皆宣爱之，惜之，宝重之，而求所以获之。顾自由与胜利，非能不劳而获自致于吾人之前者，人苟真欲得而享之，则不能不出相当之努力。”他甚至还提出过“宪法者自由之保证书，而须以国民之血钤印，始生效力者也。”

民主自由社会的获得，必须要以自由为根基的新道德为基础，人格的解放与自由是创造新社会新生活的基础。正如胡适所言，“我们不能不深信：一个新社会、新国家，总是一些爱自由爱真理的人造成的，决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李大钊也很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他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其实就是以个性解放为基础、以独立自由为特征的人格。因此，在他看来，“立宪国民之仪度，当以自由、博爱、平等为持身接物之信条。此等信条人人既深，则其气质之慈祥恺悌、中正和平，必能相为感召，以成循礼守法之风习。”自由平等博爱是他道德理念的基本精神，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力量源泉和精神支柱。

二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李大钊转向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学说的大力引介，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新纪元》等重要文章和演说。1919年李大钊又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样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长文，逐步成长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但李大钊的自由民主思想并不因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学说而消除，相反，马克思主义正是他实现自由民主理想的重要工具。

在李大钊看来，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自由不但毫无矛盾，而且还是相得益彰的，社会主义就是要在更高层次上实现民主与自由。正是在自由民主这个基础上，李大钊开始接受与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并逐步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早就说过：“自由确实是人的本质，因此就连自由的反对者在反对自由的现实的同时也实现着自由。”他还强调：“没有一个人反对自由，如果有的话，最多也只是反对别人的自由。可见，各种自由向来就是存在的，不过有时表现为特殊的特权，有时表现为普遍的权利而已。”在法律与自由的关系上，马克思明确表示：“法律不是压制自由的措施，正如重力定律不是阻止运动的措施一样……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获得了一种与个人无关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存在。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马恩还强调他们所设想的理想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与人的自由本质存在内在的必然联系，那将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并且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可见，马克思主义本就是追求人的自由与解放的，专制与极权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概念的理解就是将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理念看作其思想内涵，同时，对阶级竞争和社会革命的理解也被其自觉地限定在宪政的制度框架之内。李大钊认为：“现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底下，哪里有劳动者的自由，只有少数的资本家的自由，高楼、大厦、汽车、马车全为他们所占据，我们如牛马的劳苦终身，而衣食住反得不着适当的供养。所以我们想得到真的自由，极平等的自由，更该实现那‘社会主义的制度’，而打倒现在的‘资本主义的制度’。”因此，在他看来，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实现真正自由的必然途径，才能真正确保人民的自由和权利。“社会主义是保护自由、增加自由者，使农工等人均多得自由。”

在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关系上，李大钊认为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人道主义的胜利，是平和思想的胜利，是公理的胜利，是自由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Bolshevism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这也就是说，在他看来，社会主义、世界潮流、自由民主等都是一回事。他说，“德谟克拉西(Democra-cy)、伊尔草图克拉西(Ergatocracy)、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精神上有同一的渊源。”因此，社会主义与民主也是并行不悖的。李大钊一贯反对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同时也反对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所以在谈到民主时，他反对使用“统治”的含义，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是如此。1921年李大钊在作题为《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的演讲中说，“现代德谟克拉西的意义，不是对人的统治，乃是对事物的管理或执行。我们若欲实现德谟克拉西，不必研究怎样可以得着权力，应该研究管理事物的技术。德谟克拉西，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都要尊重人的个性。社会主义的精神，亦是如此。从前权势阶级每以他人为手段、为机械而利用之、操纵之，这是人类的大敌，为德谟克拉西及社会主义所不许。社会主义与德谟克拉西有同一的源流……凡此社会上不平等不自由的现象，都为德谟克拉西所反对，亦为社会主义所反对。”

在我国近现代诸多马克思主义者中，李大钊属于既接受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又高举自由民主人权的旗帜，大力宣扬自由民主与人权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这种思想甚至比许多五四同仁都显得更加深邃，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他的世界主义思想和进化论观念。五四启蒙知识分子大都深受世界主义的影响，追求自由民主和世界大同的启蒙理想。李大钊正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世界主义者，他说：“我们现在所要求的，是个解放自由的我，和一个人人相爱的世界。介在我与世界中间的家国、阶级、族界，都是进化的阻碍、生活的烦累，应该逐渐废除。”而且“我们要求Democracy，不是单求一没有君主的国体就算了事，必要把那受屈枉的个性，都解放了，把那逞强的势力，都摧除了，把那不正当的制度，都改正了，一步一步的向前奋斗，直到世界大同，才算贯彻了Democracy的真义。”他认为中国属于世界体系的一分子，必须跟着世界历史的进化潮流而运动，而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正是体现了世界潮流的大势所趋。李大钊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中说道：“法人当日之精神，为爱国的精神，俄人之今日精神，为爱人的精神。前者根于国家主义，后者倾于世界主义；前者恒为战争之泉源，后者足为和平之曙光，此其所异者耳……法兰西之革命，非独法兰西人心变动之表征，实十九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表征。俄罗斯之革命，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实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因此，中国要顺应世界潮流的发展，就必须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三

在诸多自由权中，思想言论自由是最核心也是最基本的内容。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首倡思想言论自由的当属陈独秀。早在1915年《新青年》杂志创刊时，他就提出：“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在《旧党的罪恶》一文中他进一步提出：“言论思想自由，是文明进化的第一重要条件。无论新旧何种思想，他自身本没有什么罪恶。但若利用政府权势，来压迫异己的新思潮，这乃是古今中外旧思想家的罪恶，这也就是他们历来失败的根原。”与陈独秀相比，李大钊当时的社会影响虽不如他，对思想言论自由的论述也相对较晚，但他对思想言论自由的认识、理解和倡导，却更为深刻和清晰，理论性和实践性也更强。

对思想言论自由的争取和维护，是李大钊一生奋斗的核心内容。他一贯主张学术独立、思想言论自由，在他那里，思想言论自由根本不是宣传口号，而是需要进行理性思考的重大问题。李大钊早期思想深受英国古典自由主义巨擘密尔(旧译穆勒)的影响，认为人类自由之最根本方面就是思想言论自由，思想言论自由是一切自由的根基和源泉。而且他没有只停留在空洞的理论宣传与介绍上，而是密切注意、结合当时中国具体的立宪活动与政治法律实践，并强调思想言论自由的保障必需要与法律制度相结合，要一定的制度形式固定下来。

1916年，李大钊发表《宪法与思想自由》一文，即强调：“欲畅舒国民之自由，不当仅持现存之量以求宪法之保障，并当举其可能性之全量以求宪法保障其渊源也。其渊源维何?即思想自由是已……故吾人对于今兹制定之宪法，其他皆有商榷之余地，独于思想自由之保障，则为绝对的主张。”鉴于思想自由的根本性、绝对性，李大钊强烈反对当时北洋政府《天坛草案》第十九条所规定的“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的内容，认为这是思想专制的表现。他说：“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宪法者，现代国民自由之证券也。专制不能容于自由，即孔子不当存于宪法。今以专制护符之孔子，入于自由证券之宪法，则其宪法将为萌芽专制之宪法，非为孕育自由之宪法也；将为束制民彝之宪法，非为解放人权之宪法也；将为野心家利用之宪法，非为平民百姓日常享用之宪法也。此专制复活之先声也。”

思想自由作为现代文明的主要标志之一，其思想在人类历史上源远流长，但作为一个具体概念的提出，则是西方17、18世纪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革命的产物。然而现代学术界直到现在对思想自由概念的理解还存在一定的分歧，主要有广义理解和狭义理解之分。所谓狭义理解，即认为思想自由是一项内在的精神性权利，强调其与言论、出版等外在的表达自由的区别。而广义理解，则更多地强调思想自由与表达自由之间的联系。“原来一个人无论思想什么，只要想在肚里秘而不宣，总没人能禁止他的。限制他的心的活动者，只有他的经验和他的想象力。但这种私自思想的天赋自由是无甚价值的。一个人既有所思，若不许他传之他人，那么，他就要觉得不满足，甚至感到痛苦，而对于他人也无价值可言了。……所以思想自由，从它的任何价值的意义看来，是包含着言论自由的。”李大钊对思想自由就持广义的理解，认为思想自由涵盖了一定的表达自由的内容。他说：“思想自由之主要条目，则有三种：一出版自由，一信仰自由，一教授自由是也。”

思想自由并不是单独存在的，没有言论、出版等表达自由，仅仅存在思想自由也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在李大钊看来，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是密不可分的。他说：“立宪国之有言论，如人身之有血脉也。人身之血脉有所停滞，则其人之精神必呈麻木不仁之象。社会之言论有所阻塞，则其国之政治必呈销沉不进之观。”“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达于真理……余爱自信之言论，余尤爱自由之言论。盖言论而基于自信本于自由者，虽不必合于真理，而与真理为邻……余故以真理之权威，张言论之权威，以言论之自由，示良知之自由，而愿与并世明达共勉之矣。”

李大钊主张思想和言论的绝对自由，反对任何形式对思想和言论的强力压制，强调对各种学术思想和言论均应保持宽容的态度。针对不同的信仰，李大钊始终认为信仰者与反对者各有其自己的自由。在宗教问题上，李大钊虽一贯反对宗教信仰，并极力开展非宗教运动，但他也说：“我们非宗教者，实在是为拥护人人的思想自由，不是为干涉他人的思想自由。因为在其看来，宗教实在是“思想自由的障蔽”。思想言论自由是绝对的，即使是所谓危险的思想也有其言论自由。正如密尔所言：“我们永远不能确信我们力图窒闭的意见是一个谬误的意见；假如我们确信，要窒闭它也仍然是一个罪恶。”因为：“假如那意见是对的，那么他们是被剥夺了以错误换真理的机会；假如那意见是错的，那么他们是失掉了一个差不多同样大的利益，那就是从真理与错误冲突中产生出来的对于真理的更加清楚的认识和更加生动的印象。”李大钊也是这样认为的，他对那些以危险为借口压制思想言论自由的做法深恶痛绝。1919年6月，李大钊发表了其探讨思想言论自由的名作《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一文，针对危险思想能不能有言论自由的问题展开详细的阐述，有力地论证了思想言论自由的正当性。他说：“思想本身没有丝毫危险的性质，只有愚暗与虚伪是顶危险的东西，只有禁止思想是顶危险的行为……人生第一要求，就是光明与真实……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都是为保障人生达于光明与真实的境界而设的。无论什么思想言论，只要能够容他的真实没有矫揉造作的尽量发露出来，都是于人生有益，绝无一点害处……禁止思想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思想有超越一切的力量。监狱、刑罚、苦痛、穷困，乃至死杀，思想都能自由去思想他们，超越他们。这些东西，都不能钳制思想，束缚思想，禁止思想。这些东西，在思想中全没有一点价值，没有一点权威。思想是绝对的自由，是不能禁止的自由，禁止思想自由的，断断没有一点的效果。”

四

90多年后，重温李大钊这些振聋发聩的思想与言论，我们可以得出三点根本启示。首先，自由是人的本性追求，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既要以人的解放与自由为先导，又要以人的最终解放与自由为依归。一切社会存在的合理依据都要以是否促进人的自由为最终的衡量标准。而思想言论自由在现代诸项自由中更具有基础地位，具有根本性和绝对性。其次，思想言论自由不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专利，而是全人类的普世价值，马克思主义深深植根于人性对自由的渴求，强调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更高级的社会形态，不但不排斥民主自由，还要在更高的层面实现它。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都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的必然追求。再次，思想言论自由必须与民主宪政相结合，才能得到根本保障，并在现实中得以贯彻实现。法律制度的根本出发点就是维护人的自由，自由是法律最高的价值追求，是宪政和法治的基础。同时，自由又只有得到法律的保障，才能在社会现实中真正得到实现。李大钊的思想言论自由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人类思想的宝贵遗产，对我们建设民主法治国家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人员)

(责任编辑　李晨)

2009年第8期　建国初期的住宅问题与政策·张　群

一、住宅问题及其原因

住宅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只要其产生的社会原因存在，就不会自动消失，更不会因为政权更迭而发生根本改变。建国初期即是如此。且因为农村土改的示范效应和政策上的某些失误，导致各大城市发生分房风潮，影响了社会稳定和住宅问题的解决。

(一)住宅问题的表现

第一，房屋短缺，居住拥挤。以武汉市为例，汉口小董家二巷的一栋两层楼房，全部使用面积88平方米，住19户49人，平均每人使用面积仅1.08平方米；百子巷五十七号一栋木板平房，全部使用面积21平方米，住2户14人，平均每人面积1.47平方米；生成北里一栋棚屋，面积不足6平方米，住一户五人，平均每人占用1.2平方米。诚如当时的调查报告所说，“这种情况若就一般合理标准每人8平米来衡量，相差实在太远。”

因为住宅短缺，许多人只好居于棚屋之中。1949年，在上海市市区82.4平方公里范围内，住宅面积为2359.4万平方米，其中简屋、棚户322.8万平方米，占13.68％。直到1956年，上海还有100余万人住棚房。武汉市1952年有棚户人口365775人，约占全市人口的38％。住在棚户里的大多数是小贩、码头工人、三轮车工人、手工业工人以及其他劳动人民。他们无法修建新房，必须由政府负责逐步加以解决。

第二，许多房屋质量低劣，再加上维修不及时，房屋倒塌伤人事件经常发生。武汉市1951年7月中旬到下旬的不足二十天内，即有汉口建设街110号、中山大道134号、亚当七巷2号及唐家墩18号等多处房屋倒塌，压伤四人。同年11月21日，武昌熊廷弼路房屋在一夜狂风中倒塌21栋。这种局面到1952年的时候亦未得到多大改善。在该年8月调查的633栋房屋中，保存完整的只有163栋，需要小修的214栋，大修的235栋，极为危险的25栋，如三德里220号堂屋“已经塌成锅形，污水尺余，人往上走，随时有塌下跌伤的危险”；汉正街640号、644号“两房侧墙向着同一条巷子倾斜，墙已经垮了一部分，现在用木柱相对支撑着。”天津市1950年的2000处公房中亟待修理的有212处，随时有倒塌威胁、必须马上查修的有49处。该市政府研究室的报告认为全市“房屋须要马上大量的修理，否则损失人民生命财产的事情将不断发生”。

第三，房屋纠纷案件激增，房屋租赁关系混乱。自民国以来，各大城市普遍存在房屋租赁关系紧张、混乱问题。在建国初期依然如此。审判机关全部民事收案的数目中，房屋案件占了很大比重，华北地区京津等大城市占50.56％，中等城市为18.45％，小城市则为5.64％。北京地区，1949年下半年房屋案件1834起，占民事案件的44.46％。1950年1月到5月，受理房屋案件1278起，占民事案件的32.54％。天津1949年下半年房屋案件4903起，占民事案件的53.01％，1950年1月到5月2343起，占32.83％。上海1949年8月到12月，房屋案件4920起，占民事案件的44.1％。1950年1月到4月，4248起，占47.15％。南京1949年6月到12月1094起房屋案件，全部是房屋租赁纠纷，占37.78％。广州1949年11月下半月到1950年2月上半月，受理房屋案件688起，占总数的79.30％，也全部是房屋租赁纠纷。武汉1950年1月到4月，房屋案件424起，占总数的22.03％。西安1950年1月到5月受理房屋案件443起，占总数的19.78％。其中又以房屋租赁案件最多。除了历史悠久的二房东问题以外(据武汉市的调查，该市二房东控制的房屋占总数的一半以上)，最普遍的是腾房纠纷、欠租与调整租金问题及房屋修缮问题。

(二)住宅问题的原因

上述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历史造成的。自清末以来，特别是抗日战争以来，战争频仍，社会动荡，房屋损毁不断，绝对数量呈递减趋势。1949年，河北省保定市倒塌房屋1820间，河北省通县倒塌破漏不能居住者达10455间，占总数(共有公私房产35833间)的29.17％。武汉市解放三年后，全市人口由抗战前的90万增加到130万，房屋栋数则减少10177栋，面积减少7228亩，现存的大多数砖木房屋都超过保固期限。

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崩溃，房产税较高，租金收益偏低。据武汉市调查，在有租金收入的546栋房屋中，收益达到房地产税额一倍以上到两倍半的约占38％，二倍半以上至三十倍的约占26％；租额只在房地产税额一半以内以及刚够纳税的占20％；不够缴纳房地产税的有89栋，约占16％。这极大影响了业主修缮房屋的积极性。武汉市永安里的业主胡承港公开对住户讲：“对不起，租金只有几个，你们帮点忙修一下吧!”

房屋越缺乏，住宅问题越显严重。投机分子便从中钻营倒兑，渔利为业。有的拉拢势力，霸占房屋，集体抗租，如天津“南市的大部二房东利用帮头黑旗队霸占房屋，倒兑营利而不向房东交租，也不叫涨租，每间月租只有几元。”跑房合的钻营倒兑更普遍存在。甚至有一部分房东，勾结势力，养打手赶房客，借以再转租转兑。有些经租房屋的职员，背着房东倒兑，从中取利。

另外则是由于土改的消极影响。在解放前夕的土地改革运动中，“某些个别城市曾错误地实行没收房屋，或不确定不保护房屋所有权，不问具体情况无条件无限制地强制压低房屋租额等办法”，导致许多城市居民以为“城市解放了可以白住房子，一切房租都可不缴，甚至以为可以平分城市的房产”，纷纷抗租甚至强占房屋。其中较早碰到这一问题的是济南市。该市在刚解放时贸然提出“人人有屋住”的口号，导致房客不交租，房东不修房屋，不出租房屋及拆房。最后连中共中央在内部文件里也承认对此束手无策。后续解放的城市在此问题上都持谨慎态度，明确宣布保护私人产权。但群众已经受到土改的消极影响，纷纷抗租欠租，要求平分房屋。如河北省保定某居民街不交租户达53％以上，唐山市不交租户占58％。天津市一个抗属要求房管局给他找房子，理由是：“先给我几间房子，将来分房时我就不搬家了。”有的县城居民甚至自行组织起来没收、分配地主在城里的房屋。房东也开始产生顾虑，不敢收租、不管修房。出现有的“房主怕分配房屋，致将房屋分散、送礼、变卖或由大房改小房，楼房改平房，堵大门走小门，乘下雨扒房变卖砖木等现象”。江苏省泰州市1953年1月到1954年2月，申请拆房的达3400多间，占全城区房屋的6％，批准拆掉1600多间。有的房主以为出租是剥削行为，迟早会被政府收走，要求把房子交给政府，争取“进步”。

大量军队和机关非法占用民房以及使用不当也是加剧房荒的一个重要原因。武汉市机关、团体、学校占有房屋7088栋，占全市房屋总数的12.7％以上。汉口江汉路南段的76个铺面房屋中，公家住用49栋，其中非铺面营业单位占29栋。“公家大量住用民房，即减少了市民住房和工商业用房，特别是在某些繁华的街道上，其情形更为突出。”另一方面，各单位在拨到公房后，就视为已有，机关迁出或人员减少后常私下转让，或把房屋空闲起来，不愿缴回房管机关，另行分配。所有这些不顾政策法令和不顾影响的做法，助长了各种陋习的发展和增加了房荒的严重性。

二、埋下隐患的新民主主义住宅政策

对于房荒问题，新中国政府的态度坚决而明确。还在1949年就公开宣布：“人民政府将来是一定要修筑多量的城市房屋来解决市民的住宅问题的。”这也是苏联早已确立的政策。但如何解决则是一个需要重新研究的问题。

按照国外和解放前的经验，无非有两种办法：一是增加房屋供应，由政府建设公共住宅或采取各种措施奖励私人建筑住宅；二是对现有房屋实行房租管制，强制空屋出租，限制租金，限制退租以及修缮损坏房屋等。根据当时的情况，政府是没有力量建筑足够房屋的。“今天国家的资财主要是用于进行人民革命战争和用于恢复和发展生产，不可能投下大量资本来修筑房屋。”

因此就需要鼓励私人资本来修建房屋和充分利用私人房屋。但是，“要使私人资本愿意投入房屋的建造，就必须保护房屋的所有权并允许其正当合法的租赁，让资本可以运转，房主有利可图。”如果不采取这样的方针，而采取相反的方针，如没收房屋，或不确定不保护房屋所有权，不问具体情况无条件无限制地强制压低房屋租额等办法，结果就会造成城市房屋的破坏。因为当修盖房屋无利可图而房屋所有权又无可靠保障时，不仅没有人愿意花钱去盖新房屋，而且连旧有的房屋也没有人管，没有人修，甚至任意拆卖，结果使得人民没有足够的房租住，对于人民反而极为不利。因此，新中国政府房屋政策的基本精神是尊重、保护和充分利用现有的私人房屋，实行房租管制。

那么为什么不采取平分城市房屋的政策呢?这是土改之后城市里的主流民意。当时在理论上是这样解释的。因为城市私有房屋和农村私有土地在性质上有根本区别。农村的土地是自然物。人们虽然可以开辟，但却不能创造一块土地出来。因此，地主占有土地并利用土地对农民进行极其残酷的剥削，这种土地所有权制度是封建性质的，是我们民族被侵略被压迫、穷困和落后的根源，是我们国家民主化工业化独立统一和富强的基本障碍。这种土地制度是必须废除的。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是新民主主义的基本任务。但是城市房屋却与此不同。房屋不是自然物，而是劳动的产品。在商品生产的社会里，房屋就是一种商品。建筑房屋需要一定的投资，而且要经常出资加以修缮，常利用房屋的投资收取租息，它就成为一种资本。因此城市里私人房主对房屋的占有，一般不是封建性质，而是资本主义性质，应当和其它官僚资本以外的私人资本的所有权一样受到保护，承认其所有权，并保护这种产权所有人的正当合法的经营，包括出租。对于房东和房客站在平等地位用自由协商的方式议定的房租，租额在扣除房屋偿还金部分后，大体上相当于社会上的正当的平均利润，可以认为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剥削，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里是允许存在的，并予以保护。当然，对官僚资本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的房屋，经调查确实后，应由人民民主政府依法判决，予以没收，归国家所有。少数官僚资本家或豪绅恶霸，以政治权势垄断多量房屋，收取高额房租，并且经常勾结官府，扣押打骂穷苦房客。这种房租，是一种特殊形态的高利贷，可以认为是封建主义性质的剥削，则应取消。

根据上述分析，新中国住宅政策的基本原则是：第一，承认并保护私人房屋产权，禁止任何人和团体侵占其所有权。第二，允许私人房屋的出租，但租约须由主客双方自由协议订立。对于凭借特权强占强赁房屋者，应严厉禁止，务必使房屋的租赁能在自由协议的方式底下进行。第三，租额不得过高，但是也不宜过低，原则上应当是除掉房屋折旧赔偿金和必要的修理费用部分后，房租中的盈利部分大体上相当于社会上正当的平均利润。第四，在租约有效期间，房主必须依约修理房屋，并不得任意增加租价或强令房客搬家；房客也必须依约按时缴纳房租，不得故意拖欠不交，对于房屋内部的设备也应当加以保护。第五，双方发生纠纷时，应本调解精神，自行协议解决；协议不成时，可由人民政府仲裁或由任何一方声请人民法院处理。第六，人民政府有权保护城市的房屋，并督促房主进行必要的修建，不能听任有用的房屋拆毁倒塌。对于私人所有的房屋、地产，政府并要按累进制分等征收一定的捐税。

可以说，这份文件在理论上比较好的回答了群众关心的是否平分房屋的问题，所制定的依靠私人力量解决房屋问题的政策既保护了私人产权、又照顾到房客的利益，是当时所能采取的最好的政策。但其对私人财产权保护的局限性又是相当明显的。这不但为以后的私房改造打下了伏笔，更为实践中政策的执行制造了麻烦。

三、新民主主义房屋政策的失败与原因

根据中央精神，各地制定了相应的房屋法律和政策。其核心内容是限制租金、限制退租、强制空屋出租等内容。这部分内容和国民党时期一脉相承。但也有一些反映新时代的内容，其中最重要的是对私人产权的确认和重申。这是针对土改的消极影响所制定的。如武汉市《保护房屋私有产权布告》(武汉市房产字第一号，1949年11月20日)：“凡属私有房屋，得由业主出租、典押、买卖及合法经营之自用，任何机关、团体、学校、部队、个人不得侵占。部队、机关、团体、学校如因特殊事故借用私有房屋至一月以上者，应履行租赁契约，不得损毁生财房屋及妨碍营业与居住自由。”《东北城市房产管理暂行条例》(1950年3月28日)：“本条例保障私人合法财产及照顾房主房户双方利益原则制定之。政府依法保护各阶层人民房屋所有权与合法经营，任何机关团体或个人不得非法侵占，允许私人房屋自由买卖出租典押转让。”《上海市房屋租赁暂行条例(第六次草案)》：“强借势力强占他人房屋，经业主或管理人或有合法租赁权人催告而不迁让者，处以相当金额之罚金，并应判令迁让。其事实发生在本条例施行前者亦同。”

但在实践中，左倾观点和做法依然盛行。在干部方面，普遍出现宁左勿右的情形。如对租金的调整，一般应采取主客双方自由协议的方式。但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报告，过去各地在处理房租纠纷时，明确掌握“主客两利、保养房产”的原则不足，偏于照顾房客的经济情况，而对房主利益照顾较少。天津市人民法院对核定租金的判决，一般均低于主客双方自由议定的租金。北京市有的干部只看到当事人目前的利益，而忽略了长远的更大的社会利益，把穷人观点误作阶级观点，把房主房客关系看作地佃关系，故而一般多把租额压低些，直接妨碍保养房屋和鼓励私人修建房屋。

武汉市法院在处理房屋问题时，对“主客两利”原则执行得不够，听任当事人自行减免房租，模糊了当事人对城市房屋政策的了解，削减了房主应得的利益。甚至对待是非相当明确的强占腾房诉讼，有些法院也“多半照顾住户实际需要，迁就其强占房屋的违法行为。这就无异使非法的强占行为获得了合法的保障，不仅房主在思想上搞不通，住户间也散布了不良影响，认为强占房屋不算一回事，到法院最多是挨一顿批评，从而降低了政策法令在群众中的威信。”

更有甚者，湖南省宜章县人民政府1953年“顺从民意”，将该县地主在城市的房地产，除直接用于工商业的房屋以及自住房屋外，一律没收，分配给群众居住。最荒唐的是湖南嘉禾县热敏政府，根据群众意见，以该县系明末立县，县治原为李家村，应以农村中的村庄同样看待，在县城实行土改，事前也未请示省政府。

在群众方面，农村土改的消极影响遗留更多，且因为政府工作的偏颇趋于顽固。1950年，内务部地政司报告中说：“房主怕分配房屋，致将房屋分散送礼变卖或由大房改小房，楼房改平房，堵大门走小门，乘下雨扒房变卖砖木等现象。”“房客方面有的仍企图平分房屋，住房不交租，甚至有的集体抗租。”1952年，武汉市调查发现：“有的业主还不了解政府保护私有房地产权的政策，以为出租房屋是非法行为。”1953年，武汉市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称，该市有些房客对城市房屋的政策法令认识不足或明知故犯。例如李宗耀等61个人占住陈少山在耕莘里和凤凰街的房屋，自武汉解放以来既不承租，又不按期缴纳合理租金。要他们搬家，个别房客竟说：“耕者有其田，住者有其屋。”又如丁丹卿承租廖明易民权路221号铺屋，每月租金六石五斗三道机米，自武汉解放后，丁就拖延租金不交，要求“先行减租，再谈欠租，否则这个问题就不能解决。”有的房主不明了政策，不敢追索租金，以致房租积压过多，难于短期付清。例如房主王功骥等在解放前逃跑，回到武汉以后，不敢要房租，积压一年之久。

房主收不到租金或租金过低，甚至房屋所有权都岌岌可危，必然不会去修缮房屋更不要说投资房屋建筑了。如武汉市自解放到1953年8月止，建商店43起，住宅36起。其中1952年建筑商店33起，住宅22起，1953年商店10起，住宅14起。有的房屋所有者为免除后患，干脆把已有的房屋卖掉。从1953年元月份起到八月份止，私人出卖房屋达122起。天津市每年雨季到来即陆续发生塌倒房屋、死伤人命的事故。1954年7、8两月共塌房891间，伤50人，死7人。最严重的是7月23日暴雨后，市民于恩和所住房屋墙倒屋塌，砸死两个小孩，砸伤父亲和妻子。某危房住户不愿意搬家，后经强制搬出，刚搬出房子就倒了；另外一户因强制不及，房倒砸死二人伤一人。

事实证明新民主主义的房屋法律与政策是失败的。这一失败说明，有些学者认为建国后的一大失误是没有坚持新民主主义理论与政策的观点值得商榷。第一，新民主主义政策本身有重大缺陷。就住房政策来说，就是对私人产权的压缩和最终消灭(国有化)的态度。第二，新民主主义政策的放弃固然有领导人个人意志的原因，但最主要的还是在实践中贯彻不下去。其出路有二：要么放弃，回归对私人产权的承认；要么前进，彻底否定私有制。建国后的社会条件注定走后一条路。私房社会主义改造的启动证明了这一点。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图书馆副馆长，法学博士)

(责任编辑　李晨)

2009年第8期　“内人党”冤案前后·白音太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在华北局前门饭店会上，内蒙古党政军一把手乌兰夫就被打倒了。1967年，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滕海清将军去内蒙古执行支左任务，成立革命委员会，当了主任。1968年滕海清发动了“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的“挖肃”运动。这个“挖肃”运动的中心要害是，挖所谓乌兰夫的“暗班子”——“反党叛国”的“内人党”。

“内人党”是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简称。“文化大革命”结束，在审判林彪、“四人帮”两案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说“内蒙古自治区因内人党冤案，有三十四万多名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二人被迫害致死。”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说“康生、谢富治等挖所谓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冤案造成惨重后果，大批干部和群众被迫害致死致残。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危害各少数民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和自治权，给各族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在总结这场冤案的报告中说：“滕海清等人采取了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凭空捏造手段，用尽骇人听闻的极其野蛮、残酷的各种刑罚，大搞逼供信，造成特大冤案，共打成四十八万多人为新内人党分子。”这里所列受害者人数超出特别检察厅起诉书十四万多人。而这些数字仍不够准确，实际受害者不止这些。

挖“内人党”，作为一个集团冤案，以民族斗争取代了阶级斗争，把一个少数民族整体怀疑为将要叛国投修，无限夸大了敌情，走到了“左”的极端，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沉痛的历史教训。

这个“叛国的内人党”是怎么挖起来的

1968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评论说：“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在1967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引导下，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伟大斗争已经开始了。”人们感觉到文化大革命快要结束了。可是，就在此时“文化革命的旗手”江青发表了“挖黑线”的讲话。1967年11月9日和12日，江青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讲话指出：“建国十七年来，贯穿着一条黑线，文艺界必须大乱。”滕海清从北京带回江青讲话录音带，于11月17日在内蒙古革命委员会播放了江青这个讲话录音。江青的讲话点燃了一把火，从而在内蒙古刮起“挖黑线”的邪风。先是从文艺界开始，然后是波及党政军社会各界，推向全区。1968年2月4日中央文革领导人接见内蒙革命委员会主任滕海清时，江青说：“我在北京文艺界作的报告，北京没有动起来，内蒙倒动起来了，他们通过文艺界的深入斗争，使整个运动深入前进了一步，挖出了这么多坏人。”康生说：“内蒙地区苏修、蒙修、日本特务不少。内人党至今还有活动，开始可能揪的宽点，不要怕!”1968年12月31日《内蒙古日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指出：“同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之间的斗争，是我区两年来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一根主线。乌兰夫盘踞内蒙古整整二十年，他不仅完成了反党叛国的舆论准备而且组织了一套明班子和暗班子。经过二十年惨淡经营，一股股反革命势力，拧成了一条又粗又长的乌兰夫黑线。”从而，滕海清将这场运动叫做“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的“挖肃运动”。1969年2月4日，中央文革领导人接见滕海清听取汇报时，谢富治讲：“内人党明里是共产党，暗里是内人党。”康生讲：“军队里也有内人党，这个问题很严重。”江青说：“内蒙古边防线那么长，骑兵到处跑怎么得了。”1968年11月，滕海清在革命委员会第四次全会上讲，“新内人党”上有中央，下有支部，是一个庞大的国际间谍组织，是苏蒙修情报机关。党政军三里五界都有内人党。他还说，乌兰夫这个暗党是掌权的一套很强的班子。这个内人党很危险，他比叛徒、特务还危险。叛徒、特务们不会组织一个支部，组织一个党委，组成一个特务党委，叛徒党委。他的“内人党”有党委，有支部，有领导小组。“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是一个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里通外国的，专搞民族分裂、破坏祖国统一的反革命组织，实际上已成为帝修反在内蒙古的情报组织、特务组织。

内蒙古历史上曾有过“内人党”

1925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委派内蒙古党务特派员、喀喇沁人白云梯，组建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国共产党北方区书记李大钊赞助支持，共产国际派员指导，“内人党”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它的纲领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大汉族主义，是一个民族主义的革命政党。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国共分裂，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也随之发生分裂，形成两派，部分右派叛变投蒋，加入国民党。鉴于大局逆转，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内人党”总部迁到了乌兰巴托。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侵入满蒙地区，建立“满洲国”。在日伪强固统治下，“内人党”接受共产国际东方部指示，转入地下，蓄积力量，以待时机。1945年8月8日，苏蒙红军向满蒙边境推进。8月11日，内蒙古革命者举事，迎接解放。8月16日，苏联红军中线司令官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召见“内人党”领导人博彦满都、哈丰阿，叫他们建立临时政权，维持秩序，稳定后方。于是“内人党”由潜伏转入公开，发表《内蒙古人民解放宣言》，抵制蒋介石国民党势力进入内蒙古地区，为我党我军建立稳固的东北根据地，在其侧翼作出过巨大贡献。

由于在当时的复杂历史情况下，“内人党”民族主义者曾进行过“内外蒙合并”的举动。外蒙古领导人乔巴山，以《雅尔塔国际协定》内蒙古划属中国拒绝合并，并指出内蒙古革命要找中国共产党来领导。于是“内人党”领导人博彦满都、哈丰阿等人寻求中共东北局的支持与领导，开展自治运动。1947年中共中央委派乌兰夫主持成立东西部统一的内蒙古自治政府。“内人党”作为内蒙古地区的民族主义政党到此停止活动，确立中国共产党在内蒙古地区的领导地位，“内人党”中的先进分子，在乌兰夫的领导下，加入中国共产党，由民族主义者转变为社会主义者，继续革命。历史上的“内人党”到1947年5月1日以后就不存在了。

由于内蒙古历史上存在过“内人党”，所以在“文化革命”中挖的“内人党”称之为“新内人党”。滕海清说：“内人党在1947年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之后停止了活动，以后就潜伏下来，转入地下，成为乌兰夫的暗党，六十年代以后，乘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为了配合帝、修、反的反华大合唱，为了实现其叛国投修的目的，猖狂活动起来，在组织上有了很大发展。”

内蒙古有没有民族分裂分子?零星个别分子是有的。然而将个案当作集团案，则是这场灾难的祸根。1963年2月6日在集宁市邮局发现一封黑信，信中说：“蒙古人民革命党召开代表会议，做出了内外蒙合并的决议。”此案在当时已经结案为个别分子玩弄的政治把戏，不存在“召开代表会议”的可能。滕海清等人却拿它作为“内人党”存在的依据，在全区展开了挖“新内人党”运动。

最后是拿民族成分推论。“你是蒙古人，你能不是内人党吗?”“你是蒙古人，必然有民族情绪，有民族情绪必然搞民族分裂活动，搞民族分裂必然要参加内人党。”这样一来，任何人都难以逃脱被挖的厄运。

全面围剿莫须有的“新内人党”

1968年2月18日，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召集各盟市革命委员会领导人会议，部署开挖“新内人党”。1968年4月13日召开群众大会，滕海清发布向“新内人党”全线总攻的命令。第二天，秘密逮捕八名“老内人党”领导干部，对他们进行连续几天几夜的车轮战，于是“老内人党”生出“新”的一批“内人党”来了。随之以几何几率滚雪球，越滚越大。然而，挖出来的人数虽然很多，但是都没有证据，却死人不少。于是有些人感到这样挖下去会不会犯错误，很多人动摇了，不敢再挖下去了。就在这紧要关键时刻跳出来一个人发表了一通极端言论，他是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原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长郭以青。他说：“别人怕犯错误，我不怕!搞革命不怕担风险。挖内人党只要有百分之三十是真的就继续挖，挖错了将来再来平反。挖十个有七个是假的，三个是真的，最后去给七个磕头赔礼。挖十个有一个是真的，九个是假的，也是了不起的成绩!”

革命委员会领导人滕海清犹豫，向康生请示。康生说：“你们内蒙古的同志脑子里是没有敌情的。内蒙古有这样大的反革命组织，你们还向中央请示什么，有多少挖多少，越多越好嘛。”于是滕海清下定决心继续挖下去。遂于1968年7月5日召开内蒙古革命委员会第三次全委(扩大)会议，会上通过了《关于对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处理意见》。文件断定，原先的“老内人党”于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成立之后便转入地下，乌兰夫是总头目。文件规定“内人党”支部委员以上的骨干分子均按反革命分子论处。对于一般党徒勒令限期进行自首登记，如有抗拒者从严惩处。

这个第三次全委扩大会议产生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处理意见》上报中央，并以内革发351号文件印发全区之后，挖“新内人党”便从原先的群众运动进入权力机关发动的一场有领导、有组织、有政策指令、自上而下的大迫害运动。

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是党领导运动的实权机构，一、二把手都是军人，第三把手是地方干部，是文革前的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当他看到运动出现严重逼供信死伤残，下边报上来的只有数字没有证据，害怕了。提出“不能再挖了”、“挖肃运动立即刹车”的意见。然而，一把手滕海清将其踢开，重整旗鼓继续深挖下去。他说：“当前领导思想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右倾。一是对敌情的严重性估计不足，不少领导同志在关键时刻就犹豫动摇，持怀疑态度，怀疑有没有内人党。因此就不能勇敢地领导群众向敌人作斗争。二是看支流多，看主流少。对运动中出现的某些问题指手画脚批评指责，一个劲反对，泼冷水。内人党是乌兰夫反党叛国的工具，是里通外国的，让这样的人掌握枪杆子、印把子不害怕，群众起来了，出点问题有什么可怕的!如果你不是内人党，难道群众非要把你打成内人党不可。挖的是否面宽了?谁有数字可以说明，谁能肯定我那个单位五百个挖出来一千个。”

滕海清踢开右倾绊脚石，挖“内人党”运动继续深入下去，并发布《敦促内人党登记》一号通告、二号通告。同时还统一发表《围剿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的标语口号》，造成乌云压城之势。《通告》如同五十年代镇压反革命时期运用的令反动会道门自首登记一样，勒令“内人党”党徒们去指定地点登记。没有人去登记就把怀疑分子集中起来办学习班，反复宣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再没有人交代就一个一个提到黑房子里去刑讯武斗车轮战。在呼伦贝尔盟地区，商店柜台上写着：“喂!你是内入党，还不赶快去登记!你就是内人党，快去登记，赶快去登记，快!快!快!”车站售票口贴着：“你是内人党，你想逃跑吗?逃不掉!快去登记吧!”在满洲里理发店，一坐上座照镜子，镜上写着：“你看什么?你就是内人党!”苏尼特右旗挖出了“内人党”的变种组织“统一党”、“沙窝子党”八千多人。敖干希里大队通告全大队十四岁以上蒙古人全去登记。六十七岁老人达木丁曹，听说蒙古人都必须去登记，不然就被抓去批斗。于是反复背诵“统一党”三个字。然而到了大队登记站受到惊吓给忘了，只好返回去背熟牢记再去登记。

内蒙古军区政治部是滕海清亲自抓的点，二百人打出一百八十个“内人党”，死了十个人。

1968年12月2日，内蒙古公安厅军管会主任宣布：“内蒙古公安厅是内人党指挥部、保卫部、苏蒙修情报部。挖出了新内人党十二个支部，六十八名骨干，二百余名党徒，内人党组织已经摧毁。”

从1968年11月到1969年2、3月，这四五个月是个腥风血雨极为惨烈的对“内人党”打歼灭战的时期。

1968年12月24日，滕海清在《内蒙古日报》上发表《彻底围歼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的暗班子》。文章说：“一年来，我们大打了扫荡战，战果辉煌，横扫了一大片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分子。围歼这个暗班子，是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要调动千军万马，打真正的人民战争。围歼这个暗班子，要打进攻战，全面出击，分兵包围，一鼓作气，各个突破。”北方的十二月，正是寒冬腊月，滕海清将“反党叛国”的“内人党”党徒们关在黑房子里，天天搞车轮战严刑逼供，迫索证据。受害者在痛苦磨难中煎熬。

“内人党”要挖到羊群里去

滕海清主政内蒙古之后，在他手下成立了一个办公室。内蒙古的干部群众习惯上称它为“滕办”。这个“滕办”设有主任，还有几个秘书。它在事实上已成为滕海清的专权机构。这个“滕办”的秘书们狂妄滥权，扬言要把“内人党挖到蒙古包里去，挖到羊群里去”。这可不是信口说说而已。他们是说到做到。对于“滕办”发号施令的威力是没有人敢于质疑的。“内人党”还真的挖到羊群里去了。很多牧场畜群被宣布为“叛国”的羊群、牛群、马群，被没收、赶走以至死亡，牲畜大量减损。苏尼特右旗优良白马纯种从此断绝。“滕办”的秘书们还胆敢在1968年11月24日《内蒙古日报》上发表《狠为基础》的社论。文章说：“经过一年的扫荡战，斗争进入深挖深批打硬阶段，不狠是不行的。稳、准、狠三个字狠是个基础。”在严酷的逼供信形势下出现了惊心动魄的一些情况。

锡林郭勒盟有一个旗党委组织部长，被长期关押刑讯，在第285天，终于被屈打成招，承认自己1955年参加了“内人党”，1956年参加了“沙窝子党”，1959年参加了“自由党”，1961年参加了“团结党”，1963年参加了“统一党”，1964年参加了“青年党”，1965年参加了“成吉思汗党”。

骑兵五师战士郭建奇，当他被抽打到1600次之后，请求去了厕所之后割开肚皮挖出还在跳动的心脏，申诉：“我不是内人党，你们不信。我把红心掏出来给你们看!”

乌拉特后旗干部吴青云，受刑难熬，为了剖白心迹喊了一声“共产党万岁!”招致舌头被割掉。

巴林右旗伊和诺尔公社书记拉布杰，在武斗进行中，脑袋被砸进四颗小钉。

内蒙古地质局区测队革委主任深夜召开秘密会议，部署零点行动。全队查点，共有八名蒙族职工。于是编了二十四个行动小组：负责抓人的八个小组，执行抄家的八个小组，突击审讯的八个小组。任务和目标明确，是蒙古人就抓，蒙古人都是“内人党”，用不着审问是不是“内人党”，只令他交代罪行。专业战斗队人员昼夜三班倒，发加班费，个个积极争先，打出成绩火线入党。各个专案组用刑各有花样，敢下毒手。打死了人，大年初一送尸回家，将“反革命”交给他爹娘。

阿巴嘎旗有一个牧民老太太被批斗多日，追逼交代“内人党”。她不知道为什么天天折腾她，后来听出大意是向她要“内人党”这么一个东西。于是第二天起大早就把自留牛赶往供销社去卖掉。然后将卖牛钱放到柜台上，要买“内人党”这个东西，回去好交任务。售货员哭笑不得，说：“我们这里没有内人党，也不卖内人党。”老太太非要买一个，多少钱都行。售货员没有办法，找来一个会蒙语的人给她解释“内人党”是非卖品。她这才怏怏而去。

挖“内人党”运动的收场

1969年2月，在即将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之机，滕海清为了向党的“九大”献礼，迫不及待地将武斗逼供信打出来的口供编串起来，拟成汇报提纲向中央报功。报告中说，内蒙古自治区的广大各族革命群众，发扬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精神，向反党叛国的民族分裂主义的特务集团“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发动了全面进攻，初步取得了重大成果。从已揭露出来的情况看，这个集团不仅是一个以分裂祖国妄图实现“内外蒙合并”的反革命组织，而且是一个与苏、蒙修特务，美、蒋、日本特务等有密切勾结的以颠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为目的的庞大的特务情报组织。这个反革命组织中的骨干成员，早已窃取了我党、政、军许多大权，是乌兰夫投修叛国的暗班子，是乌兰夫叛国的铁证。把这个反革命民族分裂主义集团挖出来，清除了北部边疆的一大隐患。

滕海清在向中央邀功请赏的同时还举办了一场“内人党罪证展览”，令各级革命委员会和群众专政指挥部组织群众参观。而这些触目惊心的“内人党罪证”，全是编造出来的伪证。滕海清荒谬地把内蒙古的共产党都打成了“内人党”，将共产党的执政历史当成了“内人党”的活动，把共产党用过的东西当作“内人党”的“罪证”展出了。例如把我党政军用过的工作电台当成了“内人党”的电台，将国家备战的物资储备，当作“内人党”叛国投修的准备。

在车轮战武斗逼供信形势下，挺不过而承认自己是“内人党”，那是容易做到的。但是承认之后还必须交代上线是谁，是什么人发展你的，你又发展了哪些人，这就较难了。给自己扣反革命帽子，自作自受，容易做到。可是把别人也拉进来，那是最为痛苦之事。然而为了保命顾不了许多，被咬的人也都能理解。最为过不去的一道关是交代证据。很多人是在被逼索证据的过程中死去的。乌兰察布盟副盟长达瓦受刑不过，将《光芒》牌烟丝泡进水里，然后把白纸放进烟水汤里，再行晾干，显示陈旧之后，将“内人党”党徒名单写上去。他把这个泡制的名单交到专案组。领导人信以为真，喜出望外，立即作为战功向上报捷，受到滕海清的嘉奖，并作为“罪证”展出。

1969年的元旦、春节，内蒙古千里草原，天地昏暗，日月无光。广大受难者及其亲属，是在呻吟痛苦中度过这个年节的。此时滕海清的“挖肃”运动达到巅峰，最后向“内人党”冲刺打歼灭战。

随着运动的高压残酷，反抗行动也愈来愈激烈。锡林郭勒盟一位边境牧民逃出来，不向咫尺境外跑，而是骑上骆驼，千里向南赶往北京，找党中央、毛主席。边防派出所民警必力格，将毛主席像章别在胸部肌肤上，从戈壁滩奔向北京。

原在沈阳军区司令部当警卫营长的齐宝荣，文革前调入内蒙古军区，在步兵30师一团任副团长，被打“内人党”后第一场批斗会就被踢掉肾壶而死。他的妻子直奔沈阳军区找陈锡联司令员，通过他上报中央。

周恩来总理的侄女周秉建，1968年秋初中毕业，与同学们一起下放到锡林郭勒草原插队落户。听大队革命委员会介绍运动形势，全大队只有三户是红的，其余全是“内人党”黑户。她将牧区见闻向其伯父伯母写了信。不料，写信者无意，看信的周恩来却获得重要信息，他觉察到内蒙古的问题严重了。

1969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九大”的召开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的结束。毛泽东打算用一年左右时间搞“斗、批、改”和落实政策，然后结束旷日持久的“文化大革命”。

5月13日到19日中央政治局四次接见内蒙古党政军领导人，严厉批评了滕海清犯了严重的逼供信和扩大化错误，指出滕海清没有接受江西苏区打AB团、鄂豫皖打改组派的教训。中央指示滕海清挖“内人党”运动立即停下来，平反、放人，落实政策。

平反落实政策的艰难与反复

1969年5月22日，中央对内蒙古挖“内人党”、打“叛国集团”的“挖肃”运动以(69)24号文件发到全国各省、区、市。内蒙古干部群众将这个文件都叫“中央5·22指示”。文件以醒目黑体字标明毛主席批示：“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内蒙古已经扩大化了。”文件明确指出，对于误伤的好人要彻底平反，被关押人员中，除少数有重大嫌疑的要继续审查外，其余立即释放。文件传达下去之后，很快内蒙古全区沸腾了，人们奔走相告：毛主席解放我们了。

犯错误容易，纠正错误却很难。滕海清是内蒙古党政军一把手，中央叫他自己纠正错误，他却思想不通闷坐不动。影响到下边跟他犯错误的人也是思想转不过弯来，未能做到在中央指示的第一时间内平反，放人。于是误伤受害者“自己解放自己”，他们的亲属、朋友、“批滕派”往出抢人，组团上访围攻批判滕海清。滕海清索性躲起来，不主持工作了。结果挖的和被挖的形成两派，对立起来，局势失控了。

对于内蒙古出现的混乱局面，康生、黄永胜等人有话说了。

康生说“内蒙古平反一风吹了”、“犯了第二个扩大化错误”。

黄永胜说：“内蒙古批判滕海清，以错反错，搞乱了局势。”

于是中央对内蒙古采取了三项措施：

一、内蒙古东西横跨边境线太长。为此将两头切下，东部划给辽、吉、黑三省，西部分别划给甘肃、宁夏；

二、对内蒙古实行分区全面军管；

三、内蒙古党政军机关干部移往河北省各地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斗私批修”，两派各自检查“前后两个扩大化错误”。

1969年12月19日，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率领部队执行军管任务。于是，刚刚启动的平反落实政策工作停下来了。误伤受害者的抚恤、医疗、生活困难补助等项工作也都停顿下来了。一些重点人，又再次抓回去继续审查。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兴起后，广大误伤受害者的群众冲破军管的压制，强烈要求平反落实政策，再次发生大规模的群众上访，内蒙古局势又出现动乱。这时的军管领导人尤太忠坚持毛主席批的是“扩大化”，拒绝彻底平反。

因为“扩大化”是个模糊概念，说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误伤受害者甚感头上悬着一把利剑，惶恐不安。

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华国锋粉碎“四人帮”，宣布“文化革命”结束。

1978年4月2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报请华国锋批示，彻底否定了“新内人党”的存在。中央指出，所谓“新内人党”是根本不存在的；当时决定挖“新内人党”是错误的，是原自治区党的核心小组几个主要负责人主观臆断，盲目蛮干，大搞逼供信造成的一大错案。因此，应该完全予以否定。

“文化大革命”中，在内蒙古发生的这场挖“新内人党”错案，历经十年，到此得以最后解决，做出了历史性的结论。

1980年中共中央31号文件指出：“十年浩劫，我们党的民族政策受了很大摧残，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产生了相当的隔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才能恢复各民族间的互相信任和团结。”

(于2009年5月22日为“挖肃”运动四十周年而写)

(作者系内蒙古党委机关离休干部)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9年第8期　广州会议对科技大跃进的反思·熊卫民

1962年2月16日－3月12日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简称“广州会议”)，是许多老科学家终身难忘的盛会。这个由聂荣臻副总理主持，有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高教部、卫生部、全国科协、中宣部科学处、中央各产业部门科研机构、地方科技管理机构等部门的100多位主管科学技术的负责人，和全国各学科领域300余位重要的科学家参加的会议有很高历史地位。它和“科学十四条”一道，被评为“新中国50年100件大事”之一；而周恩来在会上作的《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则被认为是“建国以后代表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的三篇历史文献”之一；还有人认为，它的召开和“科学十四条”的贯彻，使“我国真正出现了科学的春天”。

令人惊奇的是，对这个重大历史题材的研究还非常不足。本文将对广州会议最基本的材料——分发给每位代表的厚约500页的铅印《简报》，其中绝大部分是他们所提的意见——进行初步的研究：对代表们的意见、建议等进行分类，以察看大跃进期间，我们国家，尤其我国的科学技术领域究竟存在哪些显著的问题；并考察1960年代初，科学界的精英们对那些问题的源头有哪些认识，试图如何去解决那些问题，以及在那些遮遮掩掩的言论和举措背后，有哪些策略考虑等。

大跃进期间科技领域所出现的问题

广州科学技术会议原定的主题是“动员并组织科学家讨论有关科学长远规划的编制问题”(主题一)。为了更好地“改进工作”，聂荣臻在会议开幕式上提出了“一不戴帽子，二不打棍子，三不抓辫子”的“三不方针”，号召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各抒己见，充分争鸣，以很好地总结正面和反面的经验，改进工作。于是会议又增加了一个主题：总结科技大跃进的教训(主题二)。在会议第二天，会议核心领导小组发现，科学家们非常关心知识分子的属性，或者说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位置问题。聂荣臻决定请周恩来、陈毅到会来解答。他俩在会议中后期所作的发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又进一步将其变成了一个广为人知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主题三)。

围绕主题二的发言最多。可将相关言论大致分为九类，限于篇幅，每类仅列举一个例子(皆引自会议《简报》)如下：

1、科学工作中的群众运动

有的同志说，有些科学技术的群众运动，我很怀疑，因为它害人不浅，破坏国家财富。如汽车列车化，四吨车拉百吨货，我听了认为这样搞会“天下大乱”，可是很多方面却认为这是“天大的创造”，纷纷报喜、参观、推广。结果，列车走不了几分钟就碰破头，跑断腿。很多领导同志对此不心痛，还安慰，说是群众创造免不了失败。

2、违背科学规律、瞎指挥

有同志列举了不经试验，不顾条件，遍地开花，造成严重浪费的几件事：一、煤气化……二、超声波化，电厂也响应，特别是锅炉都超声波化，结果锅炉千疮百孔，漏煤、漏气、漏风，影响锅炉安全运行。……有同志指出，很多地方搞柴油掺水，结果损坏机器严重。

3、浮夸风

有同志说，主导思想是：量多就能出成果。展览会上的加速器、计算机，都不能运转，就戴上国际水平的帽子，积极性发挥在戴帽子上!这是科学的学风，还是浮夸的学风?因为我有不同的意见，就说我有框框，有清规戒律，结果我做了检讨。

4、理论联系实际

数学组着重讨论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许多同志认为，这个问题，关系到数学发展的命运……有同志说，这几年，代数、几何，成了难兄难弟，被认为是无用的……函数论已经成为空白学科了。

5、科学、教育、卫生界的口号和“风”

医学组有些同志对近年来医药卫生工作中的一些口号和提法，提出许多不同意见。(具体包括“创立我国的新医药学派”、“西医不学中医，只等于半个医”、“批判西医观点”、“有病就有医”、“在两三年内找出对十大疾病有效的药物”、“慢病快治”等——笔者注)

6、学术问题政治化

关于红松更新问题过去争论很多，但在整风反右之后，就停止了。因为东北兴安岭地区的带岭森林工业局党委书记口口口同志对这场争论作了政治结论。说这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把研究森林生物学规律的人说成是自然主义学派和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等，并在《红旗》杂志和黑龙江林业杂志上发表了批判的文章。这样一来，谁也不敢讲话了。

7、教育革命

有同志说，1960年暑期，杭州大学大搞教改，搞得很凶。讨论、批判、大字报等，把原来教学的一套从头到尾全批判光了……搞了一个月，教改停止了，又恢复了原来的状况。

有同志接着说，不用说出难题，我出了个稍需动脑筋的题目就给□□扣个“帝国主义课程”的帽子，我戴了好几年，后来不教这门课□□摆脱了。

8、保密制度

许多小组对保密问题提了不少意见。……宁紧毋松，层层加码……自我封锁，害处甚大……许多资料一到保密室后，就失掉了流通的机会。甚至有的教师自己写了文章，学校说涉及保密，交到保密室。以后自己再要参考都借不出来。……轻工业部两位部长，到北京一个直属造纸厂去，工厂竞因要保超声波的密，不让到车间。

9、时间问题

有同志说，以往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学习安排得不好。例如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要我们学习一百小时，学完了还要再学，我就不赞成，不如下去看看。……以往甚至还搞读报，难道我们自己不会读?这种方式很浪费时间，我们年纪大了，再没有多少时间，应该赶快工作，不要浪费时间。

除上述针对具体问题的意见外，还有一些意见涉及对大跃进运动总的评价。

有位同志说，1958年以来，高等学校养成一股歪风……造成的损失有四方面。

(一)高等学校设备几乎败光，北大的家当败完了，石油学院的家当败完了，损失不是几万元，而是以亿为单位计。

(二)多少万女学生害妇女病，不只她们本人受影响，而且影响到下一代。

(三)在校几十万青年学生在业务上，没有得到应有的培养。这比一个工厂出废品损失大得多，因为废品是死的，人是活的。有的学生尚可补救，有的人就完了。1958年入学的学生根本没念什么书。

(四)党的威信没有提高，反而受到损失……

……北大到去年还在说成绩与缺点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也不知道哪是九个?哪是一个?九比一还是同一数量级，实际上不是同一个数量级比。因此养成了大家对党总不能相信的风气。

有同志说，有口气未出。十二年科学规划对许多问题订得很具体，但执行得如何很少过问。却出来了什么土洋结合，超声波化，等等，用这许多冲动性的口号来代替规划，而对花了许多力量制定的规划摆在一边不管，这是什么道理?

有同志说：1958年大炼钢铁，现在看来，到底是怎么一盘总账?听说小土群发展成小洋群了，情况到底如何?领导上对科学技术工作者是不是可以讲一讲?如果不好公开，是不是在这个会上向大家讲一下，开导开导，这也是实事求是嘛!

此前，在1960年底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的“神仙会”上，以及在制订《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简称《科学十四条》)前的调研工作中，不少科学家也就“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提出过类似的意见。但这次会议代表来源更广，可以说是全国各科技部门意见的汇总。

当然，这个汇总也是比较有限的，因为科学家们在发言时很有保留。陈毅和聂荣臻估计，因为“担心受打击报复”，“大家意见只提了60％”。这个估计恐怕还过高了。有科学家随即承认，关于知识分子和党的隔膜，他们只讲出了大约20％的心里话。而且如果没有聂荣臻苦口婆心的动员，再加上陶铸、范长江等高级领导的当众检讨，这一点心里话他们也不会说。

由上述相当节制的意见可以看出，科学家们对“大跃进”运动极其不满。对于“大跃进”期间科技领域所推行的重要措施，如“群众运动”、“大兵团作战”、“××化”、“土洋结合”，等等，他们几乎全持否定看法。而这些措施正是当时科技政策所导致的。该政策在一篇由聂荣臻署名的文章中得到了详细的阐发。它指出，“我国科学技术工作发展的道路”要坚持四个原则：“(一)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二)从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出发；(三)全面规划；(四)群众路线。”这几个原则在字面上都很漂亮，但它们所实际反对的正是以专家为主导者的科研正道——该文将后者批判为“资产阶级的科学道路”。正是在这个纲领的指引下，各级领导干部才把科学家抛在一边，直接运动群众，不顾科学规律，空想、妄想，胡干、蛮干，并最终导致了极其巨大的损失。通过揭示原有科研路线所导致的大量问题，可以说会议代表们对大跃进时的科研路线进行了一次总的清算。而在最后总结时，聂荣臻也基本认同这种清算——他承认了错误，对原定路线作了新的解释，并明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抛弃许多具体的错误做法。

考虑到在会议之前制订并传达的《科学十四条》已对“大跃进”中的举措进行了不少修正，这次汇集了全国各地、各部门100多位科学技术主管干部的会议又可以说是对《科学十四条》的说明和贯彻。但与一般的贯彻不同的是，这次会议还进一步深化了《科学十四条》的主题，提出了更深切的解决问题的方案：改变对知识分子的认识，不再把他们当成剥削者，而承认他们是劳动者和社会的主人；同时摆正行政干部和科学家之间的关系，改变科学家在科技问题上地位低下的状况。这个方案也由科学家们的意见所引发。

知识分子的属性或社会位置问题

在执政党的眼中，摆脱了愚昧状态、文化程度较高的国民——知识分子到底是“自己人”(是被领导的“群众”，还是真正的主人，还是主人中的骨干)，还是朋友(是暂时的朋友，还是长久的可信赖的朋友)，还是敌人(是可以改造过来的敌对人士，还是永远的专政对象)，这是长期困扰中国、决定其是否能健康发展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而自“思想改造”运动，尤其是“反右派”运动以来，知识分子事实上被当作异己分子、被改造者、斗争对象，乃至阶级敌人。他们不但不能“人尽其才”，更是因此而深深体会到了歧视之痛，甚至还牵连到他们的子女。有些大胆的代表忍不住了，他们开始含蓄地质问执政党：凭什么那样对待他们?

有同志提出，现在讲“三不”，不扣帽子，可是我们头上就有一顶大帽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果凭为谁服务来判断，那就不能说我们还在为资产阶级服务。如果说是有资产阶级思想，或者是思想方法是资产阶级的，所以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么脑子里的东西，不是实物，是没法对证的。谈到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那标准又太高了。可是，中间又没有别的。

学术观点不对，如主张“无油论”等，也给加上一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现在解放12年了，是否还要戴这顶帽子?这次总理报告，能否将二者分开，下个结论，一刀两断?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算到剥削阶级是如何算法?

在他们看来，“大跃进”运动之所以出现那么大的问题，关键在于行政干部不让科学家说话(或者不听他们的话)，不顾科学规律去鼓动群众盲干：

有同志说，专家对科研有不同见解，结果总认为专家有框框，弄得专家有意见不讲了。

有位同志说，“总是叫大家鸣放、贴大字报。但是，说了谁听呢?说了又算又不算?”

有同志说，有些重大的技术问题，至少要在几个月以前通知有关专家，把材料寄给他们，充分进行准备，然后再开会讨论。我参加过水电部召开的几次有关三峡等工程的会议。这些问题都是有关百年大计的事。其实部党组早已有所决定，形式上还找我们商量一下。开会只有三小时，要专家在三小时内对这么重大的问题表达意见，很难。提了意见也不听。既然你决定了，还讨论干什么?有同志说，这种情况很普遍。

有一条言论最为尖锐，既分析了科学家不敢讲话的原因，又不点名地对一些出自毛泽东之口、已化为口号的话进行了抨击：

有同志说，对于明知道不对的事情，科学家中间随声附和的是少数，冷眼旁观等着看笑话，不是一条心的，也很少。比较多的是畏首畏尾，胆小怕事，不敢说话。

领导总是说，“不能泼冷水”，“气可鼓不可泄”，我们对某些问题认识不够，怕犯错误。其实，火烧房子了，非泼冷水不可。歪风邪气，那种气非泄不可。

翻开历史看，君无道，有大臣去谏，这些大臣有气节，不怕杀头。现在又不会杀头，顶多2000张大字报，怕什么呢?看来还是认识不够，气节不够。

为什么古人有气节，我们却顾虑重重?古人不为五斗米折腰，回去可以吃老米饭，今天不折腰，就没有老米饭吃。归根到底，看到问题不讲，还是个吃饭问题，怕挨饿。我们的错误就在这里。

在他们看来，在国家的重大决策中应该有专家的位置：

有同志认为，一些复杂的科学技术研究任务，需要有分工和协作。这样就需要对研究任务进行分析，找出科学问题。然后再按问题的性质交给单位考虑。为了能做好这个工作，设立一个科学顾问团很重要。这可以设在科委。

有同志说，科学顾问团，是国家科委一级的，这还不够，应当有更高级的。他认为，可以组织一个聂副总理私人咨询的科学顾问团。人数不要多，包括各学科的权威专家。在对重大的科学改革，口部署作出决定之前，可以先请顾问团进行研究，提出建议，供□□采择。

对于行政干部，他们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有同志说：科学技术行政干部不符合客观要求，这是事实，要加强。第一，党员要有马列主义……第二，学业务。搞行政工作的还要学经济学。同时也要学心理学，让他们不能用粗糙的办法对待人。无论是老干部还是年青的，都需要学。

科学技术行政干部也要由科学技术人员来担任。

他们认为，政治领导和业务领导应当分开，领导干部不应当干涉具体的科学问题：

有同志说，政治问题，我完全服从党的领导，领导比我知道的多。科学问题就不能样样服从领导。其实也不是真正的领导，最高领导也不会管这些事，就是支部和党员，这些党员大部分是徒子徒孙，徒曾孙还有。科学问题，我不大同意他们的意见，常常因此而惹了一身骚。

党的领导是必要的，我曾多次说过，总方针上不一定要内行。但是在科学方面，到一定程度上，应该要懂行的人来领导，外行在政治方面可以一竿到底地领导。但是在业务专行方面，我觉得到一定程度上应该由内行人领导。

领导干部对这些意见和方案的态度

上述意见得到了聂荣臻、陶铸、韩光、张劲夫、蒋南翔、范长江、杜润生、于光远、武衡等会议的核心领导小组成员重视。事实上，这些意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他们所鼓动和引发的。把科学家这些尖锐的意见登入《简报》，而不登另一些行政领导干部的反对意见也是这种态度的明证。

他们中的一些人，如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中国科协党组书记范长江、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中国科学院秘书长杜润生，还先后站出来当众作了检讨，代表有关机构和组织承认自己确实犯了错误。笔者和薛攀皋合作的《追忆广州会议》文已对相关内容作过详细介绍，就不再在此重复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对于为什么会在科技“大跃进”方面犯错误的政策原因，科学家和科技界的领导干部可以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达成了共识和谅解，而已经发布的《科学十四条》正是这种共识的结晶。鉴于知识分子和党的关系问题是更为根本的问题，而且超越了科学技术领域，聂荣臻特意请了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来讲话。

韩光、张劲夫等把登了马大猷发言的《简报》给周恩来看，要求周恩来解答马所提的问题。周恩来十分谨慎，召开了一个有陶铸、聂荣臻、于光远、张劲夫、韩光、范长江、林默涵、齐燕铭等两个广州会议的党内负责人参加的会议，要求大家一个一个表态。大家都表示赞成在会上增加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的讨论，由周恩来做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周恩来说：那我们在这次会议上就讲这个问题，你们大家都表示赞成，这是我们一起讨论通过的，我们大家共同负责。

然后，3月2日，周恩来作了那个著名的“论知识分子问题”讲话。他一方面称“我们历来都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的队伍当中”，另一方面又强调知识分子还要进行思想改造，并说知识分子出现左、中、右三翼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就算在思想上属于右翼，只要不公开反党、反社会主义，政治上也还被算在人民联盟之内。

在讲话中，周恩来还对“党领导一切”作了新的解释，表示在业务问题上应该给科技工作者以发言权。他说：

我们说党领导一切，是说党要管大政方针、政策、计划，是说党对各部门都可以领导，不是说一切事情都要党去管。至于具体业务，党不要干涉。……党的领导是组织领导，不是党员个人领导……尤其是一些年轻党员，应该向有经验的知识分子学习。……党委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书记个人领导。没有经过党委讨论的大事，书记不能随便决定。

与会的科学家对周恩来这样的表态是欢迎的。但与此同时，在知识分子属性方面，他们又觉得周恩来比较含糊的讲话“不过瘾”。会议的领导小组肯定也是这么认为的。于是，后一类观点在由他们所指导编辑的《简报》中得到了较多的反映：

有同志问：老知识分子中，除了党员外，到底还是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总理在报告中提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三个特征是：出身、所受教育、过去曾为剥削阶级服务。这三个条件都不能变，如此下去这个帽子不能脱了。

有的同志认为总理的报告没有明确地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可以摘掉，或还要戴多少年，或知识分子中还有哪些人要戴帽。有同志提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到底何时脱掉?

周恩来称自己忙，跟陈毅介绍了一下自己的看法后就走了——他把这个问题留给了陈毅去回答。与周恩来的小心翼翼相比，陈毅豪爽、干脆得多，在3月5日的报告中，他干净利落地回答道：

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

陈毅还对那些喜欢教训人的领导者作了尖锐的批评：

现在还有人依旧以领导者的口吻讲话。知识分子最讨厌就是阿猫阿狗随便上台教训人……我们没有好多知识，不如科学家，没有什么好吹的。马列主义，你有多少?究竟有几斤?八斤、七斤?别狂妄，党没有给你权利教训人。都以胜利者、改造者自居，谁能接受?我是胜利者，你是俘虏，这种做法能团结谁?

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基本得到了解答，会开到这里，可以说到了高潮。科学家们又花了几天时间讨论周恩来、陈毅的讲话，然后，正式转入对十年规划问题的讨论。几天之后，由聂荣臻作总结报告，正式结束了这个“出气、通气、和气、争气、扬眉吐气”的大会。

小结

“文革”时，广州会议被批判成是“一九五七年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重演”，而会议《简报》则是“大造反革命舆论”的重要工具。这是对广州会议的诬蔑。虽然对科技“大跃进”实际进行了整体的否定，但科学家们在提意见时的态度却是非常委婉和有节制的。他们根本就没有勇气去和犯了大错的最高领导以及执政党去讲道理。除傅鹰、钱学森、马大猷等极少数的几个人外，其他发言者都紧紧把自己限制在“善意的批评”的范围之内，不敢越雷池半步。而据会议秘书薛攀皋先生回忆，“有些部委的专家一直都近乎噤若寒蝉”。

而与会的领导干部，除陈毅和陶铸外，更没说多少批评意见。他们中有一些人对于科学家的批评还持明确的反对态度，但这类“正确的话”几乎都没能被登到《简报》之上。而支持科学家“鸣放”的韩光、于光远等会议核心组成员，也没在《简报》上说什么话。当然，通过编辑《简报》，他们想说的话大多已被登了出来。

而贵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更是谨小慎微：首先把他自己的观点变成集体的决定，然后，在知识分子的属性问题上，他并不明确表态，而把这个事情交给陈毅去做。

为什么绝大部分人都不敢明确、完整地表露自己的心意?根子在最上层——包括“三面红旗”、把知识分子划入敌对阶级在内的“大跃进”中的很多问题，都源自于毛泽东，而他并没有在那些问题上作明确的转弯表态。事实上，仅在广州会议结束后约半年，他和陆定一等人就开始明确地反对“脱帽加冕”，陈毅、周恩来、陶铸等人并没能把知识分子头上的“资产阶级”牌紧箍咒摘下来。所以，由众多科技界的领导干部和300多名知名科学家在广州所进行的这场反思所带来的实际只是一种较小的调整。

但这种调整还是有意义的，它依然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了传达，一度鼓舞了科学家的士气，教育了某些左倾的领导干部，为《科学十四条》的贯彻扫开了障碍，从而为1960年代前半叶中国科学的辉煌奠定了基础。

(作者系中科院研究人员)

(责任编辑　吴思)

2009年第8期　回首上山下乡运动·马昌海

一、世界城市化进程中的相反道路

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中都伴随着城市化，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众多中小城镇在乡村中建立起来。而在我国，随着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绝对支配地位。原本可以通过发展个体经济、私人经济、小集体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来拓宽的就业渠道被堵死，致使城镇青年的就业门路越来越窄。1952年城镇个体劳动者人数有883万人，到1978年减少到仅仅15万人，(《中国统计年鉴》，1985年，第213页)政府无法找到缓解就业压力的有效途径。同时，“一五”时期的城镇就业政策，伴随着“三大改造”的进程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对劳动力实行统包统配，许多人只好消极地等待就业，而许多行业又有待开发。其次，从产业结构来看，新中国成立后优先发展重工业也大大限制了城镇的就业容量。根据统计分析：每亿元投资，用于轻工业，能够容纳的劳动力是重工业的3.2倍，能够提供的利税更是重工业的4.8倍。(苏少之：《1949-1978年中国城市化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建国初期的工业化从一开始就采取了直接引进苏联先进技术和设备的方式，越过了大量吸收劳动力，并积累大量资金以扩大就业的以轻工业为主的发展阶段。再次，在新中国成立后近30年的时间里，重生产，轻流通、轻服务，片面强调城市的生产性质，导致第三产业发展缓慢甚至停滞萎缩，这也大大削弱了城市对人口的吸纳能力。当然，造成就业难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错误的人口政策，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和制度能够妥善有效地解决这么多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我国的工业化水平本来就很低，“大跃进”和“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更加剧了经济的停滞和破坏，城市中多余的劳动力，只好被送往更贫穷落后的农村和边疆，以缓解城市的财政、粮食供应和就业压力。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世界各国加速城市化进程的时候，我们却反其道而行之。于是，整整一代人都有了一个共同的名称：知青。

家在农村的知青回乡(老家)早在20世纪五十年代就有了。“文革”前全国共组织动员了近130万知青下乡，他们中有不少是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回乡知青的人数则更多，当时的回乡知青中董加耕、吕玉兰、邢燕子等典型模范；下乡知青中北京的侯隽是榜样。这就形成了一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

1963年6月29日到7月10日，周恩来总理在全国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会议上指出：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项长期性的任务，是城乡结合、移风易俗的一件大事。各省市、自治区都要做长远打算，编制出15年的安置规划。1964年1月，中央书记处讨论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周恩来说，今后18年内，要有3500万知识青年主要采取插队的方法到农村去。(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42页)1964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正式发布《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是“文革”前知青安置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动员和安置知青的一整套模式由此而形成，并成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重要特征，在此后的十几年间大体沿袭未改。其要点为：在国家的统一组织和严格计划下，采取政治动员的方式；由国家发放安置经费；以将城市知识青年送往农村生产队集体插队落户为主要形式，或集体分配到国营农场、生产建设兵团。(定宜庄：《中国知青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版)这就是说，由于人口政策和“大跃进”运动等一系列的失误，加剧了国民经济失调和劳动力就业的难度，即使没有“文革”，许多城市青年也是要上山下乡的。

从新中国人口迁徙的角度看，在传统体制下，对劳动力的安排服从计划经济的需要，加之错误的经济决策，导致人口迁移多次出现大起大落。人口大迁徙使众多城乡居民成为不正常制度的牺牲品，把人口包袱甩到农村作为解决粮食和就业的手段，用经济性的迁移来减轻城市的财政负担。而从1964年起直到“文革”中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除了经济因素(比如开发边疆和山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之外，还带着一种强制动员性的政治涵义，是一条促进青年革命化、在“大风大浪”之中成长以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光辉道路；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简称“三大差别”)，“反修防修”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在彻底否定“文革”前17年教育的前提之下，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发布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种更不人道的做法造成了更大的悲剧，知青必须到贫穷落后的农村中去“接受再教育”，而不是留在城市里接受更先进的工人阶级的再教育，这种恶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了一代人，严重降低了中国的人口素质，学术界、科学教育界人才断层、青黄不接的状况也由此而出现。

“文革”开始两年后，由于中学停课、大学不招生，企业基本不招工，数百万正处于青春期和政治分裂状态下的中学生们在城市里无所事事以至惹事生非，也就日益成为城市里的一个不安定因素，成为学校恢复教学和招收新生的障碍。更有一些红卫兵组织不忠实执行毛主席“复课闹革命”的指示，依旧闹派性、搞武斗、制造事端。在“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之后，解散“老三届”红卫兵组织以恢复秩序便被提上了日程。

作为十年“文革”的组成部分，从1967年10月开始兴起的新一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潮，湮没了“文革”前下乡的一些老知青为返城而掀起的小小波澜。它改变了一代人的人生道路，也影响了整个民族正常的历史发展进程。

“文革”中大批知青走向农村的思想基础是建国后17年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教育。从1968年7月中央提出大中学校的毕业分配要从“四个面向”(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开始，迄至1969年初的半年内，在“文革”那种混乱的状态下，多达400余万的城市中学生们，竟然井然有序地分散到了遍及全国的偏僻村庄和遥远的边疆。这无论在哪个时代、哪个国家都是难以想象的，单单靠一系列的强制性手段是不可能创造出这种奇迹的。如办学习班、吊销城市户口，派出所的户籍警察和街道居委会轮番上门劝说和威逼，由家长的工作单位出面施加压力等等。除了少数先锋者，很多城市中学生也有过犹豫、不情愿，有过不甘心、想不通和无奈，但他们还是上路了。尤其是在1968年底毛泽东一声令下之后，强制性的政治动员就逐渐压倒了原先的自愿原则。在不断拔高的宣传调门中，上山下乡运动被涂上了一层又一层神圣的迷彩。对上山下乡的态度，被说成是“忠不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问题”；愿不愿意上山下乡，被当作判断一个青年是“革命的回首上山下乡运动或不革命的”基本标准。

当年最普遍的口号就是“听党和毛主席的话才有出路和前途”，要在“大风大浪”中实现“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这种忠于党和毛主席的群体意识当然有其积极的一面，正是靠着这种意识，这些知青们才能够在从城市里一下子被抛到莽莽林海、茫茫草原和荒野山乡之后，相互扶助着走过那段艰难的岁月。在“文革”前所受的教育让他们视怕苦、怠惰、软弱、享受、“骄娇”二气为可耻，使他们能够注意磨炼自己勇敢向上、勤奋刻苦和吃苦耐劳的品质。在农村，一些人为了救火、抗洪、抢救生产队的财产和物资而奋不顾身，甚至付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在道德上也具有较强的自律意识。“文革”前学校中近乎禁欲主义的管理和教育，以及当时媒介“净化”的宣传，曾导致了不少人生悲剧，这在不少知青文学作品中都有过描述。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正值青春年华的少男少女们被置于朝夕相处甚至相依为命的艰苦闭塞的环境中(有些还生活在性观念比较开放的少数民族地区)，又往往并无任何管束，基本上是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场对知青的管束要严格一些)，而且当男女知青们因前途渺茫而倍感精神空虚和失落时，大多数人却能够约束自己而未曾发生道德上的堕落，这也应该归功于当时这方面的严格教育。如果没有这种自律，仅仅上千万青少年在道德上产生的问题，对于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就会大得多。当然，“文革”中红卫兵出于愚昧和狂热对整个国家民族所造成的严重损害，建国后17年的教育是难辞其咎的；而紧随而来的几百万壅塞在城市里的青年学生之所以能够被基本顺利有序的导向农村和边疆，而未曾像决堤的洪水一般冲向社会，造成更混乱、可怕的动荡；也没有因所处社会生活环境的急剧改变而造成一代人整体的堕落，则也要归功于“文革”前17年教育中那些积极的因素。这一切素质、品德方面的教育，是“老三届”知青中的很多人在经历“文革”及“上山下乡”前后的种种人生困厄和磨难时，仍然能够以坚强的意志与命运抗争，而且在面临恶劣的环境和精神的失落时不甘沉沦，这是他们至今引为骄傲的。他们是富于牺牲和献身精神的一代人，如果他们以坚韧的意志所付出的辛苦与汗水不是仅仅消耗在为了温饱而从事的漫长简单的劳作之中，他们一定会创造出辉煌的业绩。

我国经济的大起大落与城市向农村的迁移呈反向对应，与世界经济的发展背道而驰，到1980年，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终于走到了尽头。有人说：国家花了300多个亿安置知青下乡，却换来国家、知青、家长、农民的“四个不满意”。国家对城市知青的安置费并不完全直接发给本人，而部分由基层和生产队掌握。这是一笔纯消耗性而非生产性、建设性投资，徒然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由于始终未能建立起一套有效的监督机制，挪用知青经费留作他用，遂成为普遍性、长期性的痼疾，加剧了知青与地方农村干部的矛盾。多数知青下乡后仍然在不同程度上仰赖父母的贴补帮衬，多子女家庭的经济负担则更为沉重。许多孩子在下乡时尚无独立自理能力，无奈的父母只能为远行的子女黯然神伤，梦牵魂绕，默默忍受着年深日久的精神煎熬。与这场上山下乡运动并行的是“走后门”之风的悄然兴起和畅行。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与工农划等号”、“与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等极“左”口号的辉映下，是政治特权的凸现和高扬。同为知青，在招工、招生、征兵、入党、提干等方面没有公平竞争的机缘。再加之封建“血统论”的肆虐，对众多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而言更是雪上加霜。

二、知青们的贡献与收获

许多知青响应党的号召，怀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决心与热情，为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而战天斗地：改良农作物品种、传播和推广农业机械和农业生产技术、兴修水利、搞农田基本建设、建小水电站，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和努力。在农村的艰苦锻炼，也使知青这一代人培养出不怕苦不怕累、不怕困难与挫折的意志品质，为祖国和人民勇于献身的奋斗精神。这一代知青在那个时代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已成为其人生所特有的宝贵财富。知青们到农村，带去了城市的某些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使许多偏僻闭塞的乡村受到了城市文明的影响。知青们通过当基层干部、乡村教师、赤脚医生和搞一些哪怕仅仅是低水平的农业科学实验和生产技术革新而传播了科学文化知识，一些农民子弟在知青的帮助下完成了较好的基础教育，并通过进一步的升学走出农村，进入了城市。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普遍轻视知识并排斥知识分子的社会大背景之下，在农村极其低下的生产力条件下，使用简单劳动工具、与勤劳朴实的农民同样从事艰苦劳动的知青们，其有限的知识也是难以发挥的，更何况这些知青也不过是一些未曾受过专业训练的中学生而已。与国家现代化机遇和人才的丧失相比较，知青们对农村的贡献实在是得不偿失的。我一直存疑：这样一场长达20年，涉及到近二千万城市知青的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是否带着一种民粹主义色彩?在一味美化劳动人民的社会氛围里，农村落后的传统文化习惯势力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对立；一些乡村干部对知青的反感和歧视；一些没有文化的农民对知青的疑忌、戒备、排斥心理及偏见，也使知青们在现实面前感到失望和迷茫。知青也看不惯一些农民的消极怠工，自私、狭隘、保守和落后以及不讲卫生，一些素质低下的农村干部也会引起知青们的反感和不满。事实上，大多数当地的农民和乡村干部，既不情愿也不具备教育和管理城市知识青年的能力。

中国农村的贫穷、落后、肮脏和愚昧，对知识青年们造成了极大的震撼。知青们到了农村，才了解了中国的真实情况。这些知青从小所受的教育是：农民都是爱集体、爱国家，热爱社会主义的。知青被送到农村来，就是要通过艰苦劳动的磨炼，接受广大农民对自己的教育和改造。从城市来的知青们在一开始还不能理解：在人民公社大锅饭的体制下，农民在出工干活时普遍偷懒现象的必然性(其实在那个年代的体制下，很多城市里的工人也是如此)。

上山下乡使知青们成为社会人生经验丰富，从而精神世界也变得丰富的一代人。下乡多少弥补了他们所受教育的不足。他们的偏执、狂热是在那些偏僻的乡村，在那些贫穷、善良、淳朴、坚韧、宽容、生命力顽强且没有文化的农民中间逐渐冷却下来的。他们的人格缺陷，也是在那种严酷艰苦的环境中得到了一些纠正和改变。中国农民的优良品质对知青们的心灵有着净化作用。并不是说农民就一定比知青更先进、更文明，而是在那种特定的环境下，越是偏远的乡村，其遭受政治风浪的波及就越少；那里人们的生活也越正常、越接近人生的自然常态，这是在扭曲的时代里才特有的扭曲的纠正方法。一些知青到农村后才了解到土地改革、合作化、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及三年困难时期大饥荒的真实情况，看到人民公社体制的一些弊端，如全国先进典型山西大寨大队的那一套“自报公议”评工分的极“左”做法在农村现实生活中的困境。在继续阅读马列主义著作的同时，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文革”及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进行了初步的反思和探索，并做了一些社会调查，从而成为那一代人思想上的一批先驱者。建国后17年教育使这一代人最缺少的批判怀疑和独立思索的精神由此而产生，其中有不少人成了后来思想解放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和骨干。

三、知青对农村的负面影响

各地生产建设兵团历年大规模的垦荒和砍伐，对当地森林、草原植被及湿地所造成的破坏，至今没有看到过全面详细的调查和统计数据。据悉，如今北大荒三江平原的湿地已经减少了70％。城市知青来到地少人多的农村，实际上是与农民抢饭吃，加剧了因资源匮乏而引发的矛盾，使农民的生活状况更加恶化。实际上，许多知青一年创造的物质财富还不够其一年的吃用。更有甚者，有的知青到农村后突然摆脱了以往在城市里所受的约束和道德规范，其人性中不道德的一面恶性发作。他们在农村偷盗生产队集体和农民私人的东西，不把农民当人，还与农民发生打斗。在下乡之初，有人甚至将城市“文革”中那一套阶级斗争的方式带到农村，参与派性斗争，在民风淳朴的农村搞极“左”的一套做法，更引起农民的反感和报复。还有的知青卷入了当地争夺生态资源及宗族、民事纠纷。在有些地方，由于知青对当地人的鄙视或做了损害当地人利益的事，再加上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之间的摩擦冲突，出于对城市知青的嫉恨和对某些知青不良行为的不满，一些旅店、车站、邮局、商店、粮站、饭馆的服务人员歧视和刁难知青；有些当地的农民、干部和恶少还欺负知青，特别是女知青。因此知青与当地人之间有时候会发生矛盾和冲突。

城市知青们到农村，不仅可以享受国家调拨的安置经费及下乡第一年的粮食补助、生活补贴，而且挤占了众多农民子弟及回乡知青招工、招兵、上学、提干的名额和机会，对农村青年来讲，这更是一种天生的不平等。当然，也有些回乡知青和乡村干部的子女借知青返城的机会搭车，同知青一起进工厂当了工人。

四、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必然失败的原因

原因之一就在于：大批城市知青不可能从整体上变成当地的农民。“一颗红心，扎根农村，当一辈子农民”逐渐成了一句空泛的口号。首先，知青是一个相对流动的群体，不断有人离开农村被招工、提干、参军甚至上了大学，又不断地有新的知青陆续来到农村。其次，与土生土长的农民相比，从小在城市里长大的知青们承受苦难的生存与应对能力更差。因其有与城市文明生活的比较，知青们对苦难的感受和理解更深切，更不像农民那样容易逆来顺受地认命。知青们从来就没有真正地融入农民的思想境界，他们在骨子里还是把自己当作城里人，农民也从未把知青视为同类。知青与农民这种与生俱来的差异，是一个从未解开的死结。大多数知青始终是处在一种不伦不类的状态中，只想着如何早日跳出火坑，对农民世世代代的苦难缺乏深刻的理性认识。在常年累月无休无止艰苦劳作的煎熬下，许多知青深感前途无望，因而思想沉沦、精神苦闷。比恶劣的生活条件及生产环境更可怕的，还有知青同类之间的倾轧、明争暗斗与欺压。

五、难予补偿的成本和牺牲

这一代人曾有过短暂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辉煌。然而，在他们追逐理想崇拜英雄的同时，其代价却是民族精神的沦落和文化的破坏。随之而来的琐碎、平淡、无聊的农村生活，日复一日地消磨着他们身上的锐气、热情和抱负。面对这样的现实，他们虽不愿意承受，却又不得不承受，历史注定了让他们这样度过这段岁月。当历史的尘埃落定、他们步入中年之时，生活突然发生的巨变，却又一次让他们难以接受加在他们身上的种种不适、冷落甚至遗忘。许多新的机遇，似乎都不是为他们所提供。面对许多新的生活方式，他们业已形成的观念、知识结构和年龄，已经不可能允许他们像其他人那样做出理想的选择。

知青这一代人经历了新中国最艰难的时期，他们是与新中国患难与共、一起成长的。为了国家和社会的进步，加之错误的决策和社会的转型，他们因此承受了高额的成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代价(当然，为中国历史发展付出了最大牺牲的，还是广大农民)。在童年或少年长身体的时候，他们碰上了人祸大于天灾的“三年困难时期”，懂得了什么是饥饿；在应该受教育的时候，他们被送到农村去从事艰苦原始的农业劳动，落下了一身的伤痛；农村的艰苦环境，各种意外事故的侵袭，有病得不到及时医治，使一些青年英年早逝。还有一些人因无节制的繁重劳动、营养不良而罹患各种病症并累及终生。由于中断了学业，在农村也无书可读，原本学到的科学文化知识反而走向了退化。

回城之后，由于年龄偏大、又缺少相应的知识和技能，不少老知青只能从事较低层次的工作；当国家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时候，知青这一代人在下岗浪潮中首当其冲，并且普遍不具备再就业的能力。政策失误和改革的某些成本就落在了这样的一个弱势群体身上，他们为国家和社会所付出的牺牲是很难予以补偿的。

六、超越苦难情结

“文革”中曾招收了约90万工农兵学员，其中有相当多的人是知青，1977-1979年又有不少知青通过恢复高考上了大学。而仅仅“文革”中上山下乡的城市知青就有1700万(还不包括人数更多的回乡知识青年)。大概只有不到10％的入学率，如此高额的成本代价，只能说是一种悲剧筛选。如果因为这其中出了为数不多的官员、作家、学者、艺术家，就将此归因于苦难的培养而去美化和赞颂苦难，这不是一种理性的反思。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曾经震撼了当时中国城市中的多数家庭，涉及到遍及全国的村庄，并且一直触及到一代青年的灵魂深处。面对如今急剧的社会发展变革和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知青的故事似乎已经显得那么陈旧和遥远，以至于今天与我们当年同龄的青年人，有很多已经不太能理解“知青”到底是怎么回事了。比如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当年为什么要去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与建国以来的许多重大政策和重大事件都紧密相关，它的起因涉及到国民经济、三农问题、教育制度等各方面，它的结束是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代的标志之一。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思想观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共和国的一代青年在这场运动中销蚀了自己的青春。但愿悲剧不再重演。

(作者系北京服装学院社科部副教授)

(责任编辑　李晨)

2009年第8期　严复译《法意》一百周年·王也扬

一百年前，1909年，由严复翻译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名著《法意》(即《论法的精神》)第七分册(也是最后一册)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问世。至此，该书第一个中文版本终于出齐，完整地呈现在了国人面前。《法意》是严译八大世界名著之一，也是仅次于《天演论》，在中国影响最大的严译作品，全书包括严复所加的167条按语，共五十多万言，从1904年起陆续分册出版，前后耗时五六年。

在《法意》卷首，严复特别写了一篇介绍作者孟德斯鸠生平事迹的“列传”。孟德斯鸠(1689—1755)出生于法国南部一个贵族家庭，青年时代在故乡波尔多大学专修法律，后来曾任职地方法院，但他的志趣却是著书立说。目睹路易十四晚年及路易十五时代法国政坛的腐败黑暗，孟氏以《波斯人信札》一书，批判君主专制主义，宣传民主启蒙思想，遂名声大振。继而他又旅行欧洲各国，考察社会政治制度，积27年的研究思考，写成《论法的精神》一书，再次引起轰动，一年内重版22次。面对教会等保守势力的攻击责难，孟德斯鸠毫不退缩，大思想家伏尔泰也站出来力挺，称赞该书为“理性和自由的法典”。严复说，当年“拿破仑于兵间携书八种自随，而《法意》为之一。后其国更张法典，勒成专编，近世法家，仰为绝作，而《法意》则其星宿海也。”

《法意》是一部探讨法律的性质，进而研究国家政治制度的法学、政治学理论专著。孟德斯鸠唾弃“君权神授”说，认为体现人的理性的法律才是治国的根本。严复在按语中这样理解：“然法之立也，必以理为之原。先有是非，而后有法”，“国之与国，人之与人，皆待法而后有一日之安者也。”这可谓法制国家理念的早期表述。孟氏给公民的自由权利下定义说：“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在《法意》书中，世界各国政治体制被归纳为三种，即共和、君宪和专制。共和是民主政治体制；君宪是君主根据既定的法律行使权力；专制则是一个单独的个人依据自己的意志和反复无常的爱好治国。值得一提的是，孟德斯鸠还与中国人有交往，他对国家政体的研究，也把中国纳入了视野，认为传统中国的政治体制属于专制一类。这个观点的提出，在西方学者中是第一位。孟氏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要防止权力被滥用，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这就是所谓分权的思想，它最早萌发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理想国》一书。后来，英国政治学家洛克提出国家的立法权力与执行权力应该分立，前者要高于后者。在“光荣革命”中，这个主张得到实现，英王威廉三世接受《权利法案》，承认“国王不得干涉法律”；“人民有选举议会议员的权利”；“没有议会同意，国王不得征税”；“国王不得干涉议会的言论自由”等条款。孟德斯鸠在充分肯定英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全面阐发了权力制约理论，他把国家最重要的政治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强调应该使这三种权力分属于各自独立的国家机关，以互为制衡，才能保证法律的公平正义和权力的不被滥用。“如果同一个人或者是由重要人物、贵族或平民组成的同一个机关行使这三种权力，即制定法律权、执行公共决议权和制裁私人犯罪或争讼权，则一切便都完了。”严复说：“三权者，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也。中国自古至今，与欧洲二百年以往之治，此三者，大抵不分而合为一。至孟德斯鸠《法意》书出，始有分立之谈，为各国所谨守，以为稍混则压力大行，民无息肩之所。”的确，三权分立学说就这样成了孟德斯鸠和《法意》一书最突出、最有代表性的思想。在近代法学、政治学中，也被公认为基本原则。经过二百多年的社会实践，一代又一代的学人仍在研究、论证这一思想，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阿克顿(1834—1902)的名言：“权力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会产生腐败。”可以说是对孟氏学说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诠释。

严复的本行是舰船驾驶和海军教育，他早年以优异成绩考入福州船政学堂，继而成为中国第一批派赴英国学习海军的留学生，与刘步蟾、林泰曾、萨镇冰等人为同学。回国后，严又长期任天津水师学堂教务长、校长。但时代的潮流，使他从追求船坚炮利的洋务路径，转向研究、翻译、传播西方先进思想学说，要求中国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在《法意》按语中，他对传统专制政体尖锐地批判道：“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家也，皆家而已。一姓之兴，则亿兆为之臣妾。其兴也，此一家之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则一切与之俱亡，而民人特奴婢之易主者耳，乌有所谓长存者乎!”他对民主政治制度衷心赞美：“民主者，治制之极盛也。使五洲而有郅治之一日，其民主乎?虽然，其制有至难用者。”民主制度何以难用呢?他认为当时中国民力、民德、民智三方面都落后，因此他不同意急进，而主渐进，希望通过发展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鼓民力、新民德、开民智，逐步使国家走上民主、法制之路。在列强环伺、民族危机深重的年代，严复也和许多忧国之士一样，认为国家权利要领先于个人权利，在《法意》按语中，他说自由的意义包含“国群自由”和“小己自由”，后者应该服从前者：“特观吾国今处之形，则小己自由，尚非所急，而所以怯异族之侵横，求有立于天地之间，斯真刻不容缓之事。故所急者，乃国群自由，非小己自由也。”用现在流行的话，就是爱国第一，其次才轮到个人的民主自由。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的外国顾问古德诺等人散布“中国国情特殊，只有君主立宪制度能够保证国家长治久安。”在杨度的撺掇下，严复被拉进拥袁的“筹安会”，卷入政治野心家开历史倒车的丑剧——“洪宪帝制”事件，这不能不说是严复一生的污点。虽然事后严的学生为老师辩解说是受了蒙蔽，但思想上的教训无疑十分深刻，究竟什么认知差池致其失足?引人深思。当然，瑕不掩瑜，严复作为中国启蒙思想家的先驱，在近代史上自有其不可动摇的地位。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吴思)

2009年第8期　姚依林谈一二·九运动——姚依林同志访问记录·彭定安

我是1935年11月入党的，与蒋南翔同志差不多时间，他可能比我略早一些。我们都是周小舟同志介绍入党的。小舟同志是师大学生，1935年夏毕业，毕业后在两吉中学当教员。

首先谈一点我所知道的有关党的领导问题。

北平市委于1934年8月被破坏，市委成员被捕。这件事聂真同志可能知道。梁寒冰同志也可能知道。我因当时尚未入党，不清楚细节，是事后听彭涛同志说的。

北平市委被破坏后，当时北方局指定北平团市委暂时代替市委的领导工作。团市委是王学明同志负责，他当时是东北中山中学学生，大家叫他小王，解放后任财政部副部长，已去世。

团市委组织了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没有正式的市委。临委委员我不清楚，我知道的有王学明，还有彭涛同志。当时他姓庞，已去世，是辅仁的学生；他爱人是高慧如同志(现患鼻咽癌，化工部医药局局长)是师大女附中的，与彭涛同志同居，是跑交通的。

党的外围组织民族武装自卫会，负责人是周小舟同志。我是从参加民族武装自卫会而后加入党的。1934年底放寒假时，我和蒋南翔同志由周小舟同志介绍加入民族武装自卫会。当时北平有世界语学会，清华有分会，我是学世界语时与周小舟认识的。1935年11月，小舟同志又介绍我入党。

那时北平有公开的世界语学会；学会里面有两派势力，一派是和平主义者，一派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平主义派比我们学世界语学得好些，因为他们不搞别的活动，强调学习，出刊物；我们是想通过世界语学会搞革命活动。当时有两个口号：他们的口号是：“PerEsperanto porpeace”；我们的口号是：“Per Esperanto Por Soeialismo”。世界语学会开训练班，清华有人参加。清华世界语分会负责人是李选青，是中间偏左的群众。我在训练班与周小舟同志相认识。蒋南翔、陆璀同志也参加了训练班。我有一张学世界语的照片，文化大革命中被撕了。后来，小舟同志又发展我们参加民族武装自卫会，记得是在1934年底寒假参加的，蒋南翔、黄诚、吴承明都参加了民族武装自卫会。

1935年8月，北平民族武装自卫会发起组织黄河水灾赈济会，这是临委成立后的一个公开组织，对外公开活动，并且是向国民党社会局立过案的，取得了公开合法的地位。1935年8月，在西山召开民族武装自卫会。参加者有：周小舟、彭涛、黄敬、郭明秋和我等人。黄敬当时尚无党的组织关系，原名俞启威。过去是青岛大学学生，1932年在青岛被捕，后由其叔俞大维(后曾任国民党国防部长)于1933年从济南反省院保释出来到北平的，考上北大数学系。郭明秋是女一中的(原名郭桂英)，团市委组织部长。当时正值黄河大水灾，由于国民党宪兵三团在北平，难于公开活动。因此，我们就决定由民族武装自卫会发起组织黄河水灾赈济会，利用它进行公开活动。

关于北平各校学生会，取得学生会领导权的有清华、燕京和东北大学。

在清华，我们是利用暑期同学会取得领导权的。放暑假期间，不少同学回家了。别人要走，我们不走，搞统一战线活动，就取得了领导权。当时推了一位中间群众，叫刘毓珩的当学生会主席(解放后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改名陈其五)，我是以清华暑期同学会的代表名义参加黄河水灾赈济会。会址设在女一中。为什么放在女一中?以它为中心?当时女一中校长孙荪荃，还没有嫁给谭平山，后来与谭平山结婚(解放后任国务院参事，已去世)，她在教职员中比较左一点。她在女一中后院给了我们一个大房间活动，所以赈济会就设在这里。水灾赈济会推选了一个不问政治的女一中学生吴闺箴来当主席。这是郭明秋出的主意。

黄河水灾赈济会联系了一批学校的进步学生，公开在街上为救济水灾募捐，于是有二三十个被搞垮了组织的学校逐渐集中起来了，活动开展得比较好。大约募捐所得有二千来元(白洋)。我们送了一部分捐款给山东，是派了一个代表团送去的。清华社联的牛荫冠同志是代表之一。留约500元备用。这笔钱即后来“一二·九”运动的经费来源之一。“一二·九”后，宋庆龄送了一笔钱，约100多元。是通过张申府送来的。北平的一些左翼教授也捐了几百元。这些就是我们搞“一二·九”的活动经费，如印传单之类，就靠这些钱。

对当时形势的看法，北平临委中有争论，分裂成两派。一派以王学明为代表，一派以彭涛为代表，周小舟不是临委委员，但他是支持彭涛的观点的。现在看来，王学明是代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他们不赞成搞统一战线，不赞成发动群众运动，不承认处于民族解放战争的前夜；不赞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坚持要提打倒国民党的口号和拥护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口号；也不赞成争取言论结社集会的自由的口号，说这个口号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彭涛，包括小舟和我们这些刚入党的新党员，不赞成他们那些口号，我们提出的口号是与之相对立的。

由于对形势看法上的分歧，临委分裂了，连开会都开不起来。

有一种说法是不对的，即“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过去有人说是清华提出来的，不对。这是燕京首先提出来的。当时是由燕京的陈絮负责起草北平学联对时局的宣言中提出来的。这不是清华的发明权，不能掠人之美。

1935年11月18日，北平学联正式成立。当时为了提出口号，争论得很厉害。当时学生是很解放思想的。我们的口号来源基本上是自己思想上的认识。但是，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是《八一宣言》。当时我们是从《共产国际通讯》(英文)、《共产国际半月刊》(英文)上看到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报告《法西斯主义就是战争》，并开始知道和认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

这些英文刊物怎么看到的呢?当时北平的北京饭店一楼，有一个法国人办了一个法文图书馆，实际上是书店。卖英文书籍，也卖《共产国际通讯》、《共产国际半月刊》，还有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我们懂英文，书店又是公开卖，所以我们进去看，看了就买回来。看到这些，我们真有点如获至宝。《八一宣言》中的统一战线思想是明确的，我们受到它的影响大。

北平临委开不成会，彭涛就多次催王学明开会，他不开。怎么办?彭涛就来和我们商量，我们说他不开会就自己干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干起来了。

1935年11月18日，北平学联第一次召开会议。地点在中国大学。会议指定燕京的陈絮起草宣言。选举了郭明秋为学联主席。学联设在女一中，这也与女一中校长提供活动地方有关。这是我们在城内活动的唯一据点。印刷学联的刊物或传单，是由北池子的一个私商办的“大学出版社”承担。由于是私商，他愿承印，多收一倍钱，替我们保密。《清华周刊》也是这里印刷出版的。

我是作为清华学生会的代表而作了北平学联秘书长。当时清华学生会的领导权在我们的手中。为什么能如此，因为我们曾发动了一个反对拖尸(TOSS)运动，得到了一年级学生的拥护，因为一年级学生最多。所谓拖尸，是美国大学的风气，高年级学生欺负一年级学生的办法，完全是恶作剧。一是把新同学抬起来，如反抗，就扔到体育馆游泳池里；二是开联欢会时，各年级都戴上帽子，但给一年级学生戴上一顶绿帽子。一年级学生意见很大。我们一年级进步学生比较多，开联欢会时，我们拒绝戴，把绿帽子撕掉了。高年级(四年级)同学说我们一年级新生破坏传统，扬言要打我们。我们一年级学生也不甘示弱，还准备武斗，搞了一些石灰、棍子。我还买了一把刀子。这样，就把一年级学生团结组织起来了。我们这些人，黄诚、吴承明(后来脱党，到了美国，参加了国民党，现在还是为党积极工作的)、杨述、杨学诚，都是1934年十级的积极分子。

“一二·九”的情况：

当时北方局派了一个联络员来，与我们取得了联系。联络员叫李常青。他找临委几个人谈话，他两边都听，既听王学明的，也听彭涛的，也找我谈过话，但不表示态度。

那时北方局书记是高文华，组织部长柯庆施，宣传部长李大章。在“一二·九”运动前，我没有听说他们表态支持。我感到北方局无明确的态度。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干起来了。我们组织了一个事实上的核心小组，但无名义。有四个人：彭涛是头，黄敬(他当时未恢复组织关系，“一二·九”后才正式恢复)，还有郭明秋(她当时不是党员，是团市委组织部长)和我。我们四个人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担任北平学联总交通的是孙敬文同志(镜湖中学学生，现任化工部部长)，他联系各学校。

当时联系的渠道除极少数党的组织外，一是民族武装自卫会，一是黄河水灾赈济会。我也与很多学校的人见过面，谈过话，但不固定，不如孙敬文同志知道多。

为什么运动确定在“一二·九”这一天?因为这一天是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日子，搞所谓华北特殊化。我们就定在这一天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

我们四个人中，黄敬最有经验，他是1932年入党的。“九一八”后，他参加过学生运动，听他自己说，入党后是青岛市委组织部长。彭涛是领导我们与王学明作斗争的。小舟未参加“一二·九”运动，他主要搞教职员工作和“语联”方面的工作，所以未直接参加“一二·九”运动。小舟是同情和支持我们的。他当时住在景山公园旁边，我常到他那儿去。

谷牧同志是搞“左联”的，没有职业，写诗，办“泡沫”刊物，我们没有直接联系。

斯诺原来的夫人佩格，说斯诺领导了“一二·九”运动。不是那么回事。因为有整个华北的大形势，有我们党在组织和发动“一二·九”运动。这件事邓颖超同志后来曾找龚普生、陆璀和我谈过一次，向佩格作解释，我说情况不是如她所说的那样，她不了解情况。她那种讲法可能有理由，因为她以一个同情中国学生运动的面目出现，我们也经常与斯诺夫妇有联系，黄敬住过他们家，我也去过她家，吃过饭，经常谈的是有关中国革命和当时的形势。所以她也了解一些情况，但她并不知道我们党的情况。

燕大的情况，党是如何建立起来的，我不清楚。我主要是在学生会、世界语运动搞新文字运动、学联工作，属于公开活动党员，我未作过党的秘密组织的领导工作。

蒋南翔同志，刘杰同志(现河南省委常务书记)都作过西郊区委书记。他们可能知道。

陈絮是如何找到我的?记得在1934年冬的一个夜晚，我到燕大去贴传单。这些传单是我自己刻蜡纸、自己油印，是用清华办的夜校油印机印的，然后卷了个卷，带了浆糊去贴。那天夜晚在燕大图书馆快关门时，我去贴在报纸栏下边的木板上，贴完后出来碰到陈絮。他拉我的手，拉了他一手的浆糊。第二天，他找到我。他问昨夜传单是不是我贴的。我说，是我贴的又怎样?他告诉我说：“我是1931年在福州参加共青团的，反立三路线时，开除了我。我现在找不到组织关系。”当时我还不是党员。我就把他介绍给周小舟同志。(陈絮是溥仪的太子太傅陈宝琛的孙子。他中文造诣很深，所以由他起草写了北平学联的宣言。他于1938年通过我去延安，在马列主义学院学习，当过刘少奇的秘书。但是，他后来跑了。)从此以后，我认识了陈絮，并认识了黄华、陈翰伯、龚普生、龚澎等同志。我与斯诺的认识，也是从他们那儿来的。

刘少奇何时到北方局，我不清楚。我认为1935年底未到北平。根据是什么?李常青在“一二·九”后回去给北方局汇报了“一二·九”的情况，北方局派了林枫同志任北平市委书记。调走了临委的王学明，也调走了彭涛，各打五十大板。之后，林枫同志就直接与我发生组织关系。他大约是在1935年12月下旬来到北平的，那时我们已确定了南下扩大宣传。南下是12月26、27日走的。

彭真同志何时到北平，我也不清楚。他于1935年冬出狱后，做什么我不知道。我是在1939年才认识彭真同志。

林枫同志12月27日，或28日见到我，地点是在北平汇文中学楼下的一个地窖子里(这时女一中已不能住了)，邓力群同志(汇文中学学生)在外面站岗放哨。

这时，南下扩大宣传已走了，彭涛、黄敬带队，决定我不去，留守北平。

林枫见到我时的第一句话是：北方局与中央失去了联系，现在有无办法找到鲁迅?我回答：不知道，但可以打听一下。这时打听到邹鲁风同志，他可能通过曹靖华去上海找鲁迅。林枫交给我一封写给鲁迅的信，希望通过鲁迅转交中央。此信是由我交给邹鲁风的。他于12月31日去上海。这说明北方局当时与中央失去了联系。

1936年4月，林枫调离北平。他临走时告诉我，中央派了一个代表到了天津，即刘少奇。林枫走时将郭明秋带走了，和林枫一起住机关。

林枫来北平后，于1936年1月，在南下宣传后正式组成了北平学联党团。当时指定了五个人负责：我任党团书记。郭明秋、孙敬文、黄敬、王其梅(王时杰，民国大学学生。解放后任西藏工委书记。文化大革命中故去)。

关于“三三一”事件。因为王其梅被捕，林枫不让我出来，我没有参加，是由黄华同志负责指挥。“二二九”大逮捕后，我已不能公开活动了。以后是黄华把情况告诉了我。当时，刘少奇以KV署名写了《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一文。我认为此文基本上是正确的。在当时，起码防止了运动走到小圈子中去，对扩大统一战线是起了作用的。如果拿毛主席的11月提纲来划界限的话，国共合作前，应该说刘少奇是执行了反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正确主张。当然，可能那篇文章有些地方写得过重了一些。“三三一”是否已到了那种程度?但它起码是端正了运动的方向。我们党内“左”倾有其长期的传统，从瞿秋白、李立三到王明，这是“左”倾传统。这篇文章的主流是对的。这纯粹是我个人的看法。这篇文章我没有再看。

1936年4月，林枫走后，是黄敬联系我。不久，党调我去天津工作。1936年底或1937初黄敬任北平市委书记，直到“七七事变”。周小舟同志1936年初调走了。他与翦伯赞有关系，调他去搞同国民党谈判的工作。中间还有哪些人?彭真、李葆华、李雪峰、安子文都在北平呆过。但书记是谁，因为我调到天津工作，所以不知道。估计南翔同志知道(是指1936年4月到年底这段时间)。

“二二九”大逮捕的情况：“二二九”头一天，我因考虑到清华要大考了，就问林枫我的学籍还要不要?因为快要考试了。林枫说，你还是回去考一下，保留一个学籍也好。我原来是学化学的，搞运动，搞工作，书念不下去。我的普通化学，要经常做实验，我没有时间去做。结果张子高先生只给了我60分。这样，我只好转入历史系。“二二九”当天早上，我从城内米市大街坐了校车回清华，还带了一本《共产国际通讯》在校车上看。因为考试期间，别人早已回校了，所以校车上只有我一个人。校车到了西校门口，我下车后立即被警察特务包围了。他们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就随便回答说，叫丁则良，因丁则良是一个中间群众。警察就把我关在校卫队屋子里，当作逮捕的嫌疑犯。不久，警察把蒋南翔抓了进来，又把方左英(听说现为南开大学教授)抓了进来。方左英不是党员。他们两人被捆起来了。我没有被捆，我们见面后互不谈话。最后是由民先队员打进来，把警察特务赶走了。这时，在学校里是南翔负责指挥，他通知我到冯友兰家里去避一避，还有黄诚。我们就在冯友兰家的厨房里呆着。到了晚上二时许，国民党军警派人来见冯友兰，很客气地问了冯友兰，家里有没有人?有没有学生躲在屋子里。冯友兰回答说没有。结果，未搜查到我们。第二天早上六点钟的样子，这时军警已撤走了，我离开了冯友兰家，出门碰见了蒋南翔从古月堂出来。我对蒋南翔同志说：我走了!蒋南翔点了点头。于是，我就跑到新斋，翻墙而出，不敢走西直门了，而是绕德胜门进了城。

南下扩大宣传回校后，大家研究如何组织起来，觉得原来民武会不行，圈子太小了，也太红。于是酝酿搞民先队。林枫、黄敬、我三人在骑河楼清华同学会，我住在那，一起讨论清华民先队组织。讨论谁当民先队队长时，林枫指定黄敬当民先队的党团书记；黄敬推荐李昌当民先队长，因李昌在南下扩大宣传中表现不错。李昌是清华十一级学生，“一二·九”那年夏天进清华的。

“一二·九”游行酝酿了很久。但不是在斯诺那里酝酿的。1935年11月18日，北平学联成立后，即开始酝酿了。游行前夜，12月8日晚上，彭涛、郭明秋、黄敬、孙敬文、我五个人，在女一中商量研究决定第二天搞游行。这一下孙敬文就忙得不得了，跑交通，搞联系，非常忙。而“一二·九”用的传单早在12月6日就付印了，并租了一部出租汽车，运到女一中。

“一二·九”当天，参加的学校比较少。北大未拉起队伍。当游行队伍经过沙滩时，黄敬就叫刘导生出去敲钟。刘导生就反问黄敬，你为什么不去敲?于是黄敬才去敲起钟来。

“一二·九”没有什么其他准备，决定黄敬在队伍中指挥，决定我和郭明秋在西单亚北咖啡馆指挥；并约定11点在新华门请愿后，在王府井汇合集中。

“一二·九”后又进一步酝酿发动工作。“一二·九”到“一二一六”之间，各校组织猛烈发展。“一二一六”是有准备的。12月15日夜晚在长安饭店(在王府井拐角处，已拆掉了)开会研究部署。由我和郭明秋去开房间，加上彭涛、黄敬，我们四个人以打扑克牌作掩护，打了一夜扑克，边打边商量和确定第二天再搞一次游行示威。游行的路线图也是当晚确定的，准备在天桥开大会。

第二天一早，我通知北平大学等校，郭明秋、孙敬文也分头联系通知。

“一二一六”参加的学校多了，队伍猛烈发展。

“一二一六”后又如何办?“一二·九”未抓人，给水龙头冲散了。“一二一六”被砍伤了几十个人。翁文灏的女儿翁燕娟也受了伤。因此，感到老这样搞下去，不是好办法。这时大家都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

“一二一六”后，在彭涛同志家，即西单辟才胡同洋车厂里的一间小屋子里开会，开了一夜。参加者有：彭涛、黄敬、郭明秋、我、高慧如。黄敬首先提出扩大“一二·九”、“一二一六”的影响，分三路徒步南下扩大宣传。

提出南下宣传，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一二一六”后，因为已到年底了，国民党宣传提前放寒假。放假前，国民党与我们举行过一次谈判。大约在“一二一六”后几天，国民党派出师大教务长杨立奎，是个很反动的家伙，他正式表示代表蒋介石来与北平学联负责人谈判。我们事先讨论去不去参加谈判，讨论结果决定去。黄敬、郭明秋、我三人去的。地点是在西单西黔阳饭店(即现在的鸿宾楼)，由杨立奎出面请客吃饭。杨立奎提出蒋委员长关怀北平学生运动，学生运动是爱国的，愿出经费，希望能听从国民政府的领导和指挥。显然，这是想把我们拉过去。他还讲了蒋委员长准备如何抗战。事先我们与彭涛同志商量过，由黄敬出面作答。黄敬说，我们学联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要求言论出版结社集会自由。国民政府光讲支持，不行，要看行动。如蒋委员长有抗日行动，出兵抗日，我们拥护。我们要看蒋委员长什么时候停止内战，有抗日行动，我们就拥护。否则我们不能表示支持国民政府。

斗争很尖锐。不出所料，不久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就下令解散平津学联，宣布放寒假。

这时，我们顾虑的是一放寒假，大家就回家了，人少了，少数进步分子就显得孤立了，就有可能被抓起来。在这种情况下，黄敬主张要想办法把人尽可能集中起来。国民党政府放寒假，我们就把人集中起来，并提出搞一个宣传队出去(后来实际上二千余人，天津出了几百人)，这样他们就难办了。那天在西单辟才胡同洋车厂彭涛同志家里开会谈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些。当然，讨论中也讨论过俄国民粹派到民间去的问题。至于到工人农民中去，与工农结合，当时尚无此明确认识。因此，南下宣传除了扩大“一二·九”、“一二一六”的影响外，主要是要搞一个对付国民党政府放寒假的对策，不致使各校被各个击破，同时也锻炼了二千多积极分子。

当时，我们也考虑过武装暴动，考虑过策应红军东征，但力量不够。

这些就是决定南下扩大宣传的情况。

南下宣传团，黄敬当队长，彭涛为政委。我留守北平。出发时间约在12月26日或27日。

(访问时间：1979年7月13日上午；记录稿于1980年6月18日经姚依林本人审阅)

宋庆龄在反右派斗争中的态度·殷之俊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是当代中国的重大政治事件。由于种种原因，迄今为止，对有关宋庆龄与1957年反右派斗争这一问题的专题研究文章几乎没有，有的宋庆龄传记著作谈及此事只是说几句皮相之论。本文根据笔者近年来搜集到的史料，探索宋庆龄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的态度。

一、1957年4月刘少奇对宋庆龄说：我们党的一切大事，我们都随时告诉你，你都可以参与

中国共产党和党的领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很早以前就把宋庆龄当作自己亲密的战友、同志和可敬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1957年4月，宋庆龄在上海寓所接待前来看望她的刘少奇，恳切地提出：“我希望参加中国共产党。”刘少奇慎重地表示：“这是一件大事，我将转报党中央和毛主席。”不久，刘少奇、周恩来亲自到上海，向宋庆龄转达党中央讨论的意见。刘少奇说：“党中央认真讨论了你的入党要求，从现在的情况看，你暂时留在党外对革命所起的作用更大些。你虽然没有入党，我们党的一切大事，我们都随时告诉你，你都可以参与。”宋庆龄点头表示理解。(《宋庆龄年谱》(1893－1981)下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版，第1502－1503页)

其时，中共正在谋划一件“天下第一大事”——开展党内整风。在4月那次看望时，刘少奇说：“孙中山先生很有才华和魄力，献身革命几十年如一日，之所以没成功，就因为没有一个好党。我们党吸取了这个教训，才领导革命成功了。”现在，我们号召群众帮助我们整风，“目的就是使我们党更好。”宋庆龄频频点头，表示完全赞同刘少奇的见解，她说：“党中央采取这个态度很好，我相信党一定会越来越好。”(同上。据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卷第38页)

二、反右斗争前，周恩来将这次运动的要求、目的向宋庆龄作了通报，6月21日宋庆龄发表《否认共产党的领导，就是要使全国人民重陷于奴隶的地位》一文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1日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为了推动这次整风运动，4月30日毛泽东邀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举行座谈，请他们帮助中共整风，表示共产党真诚地欢迎民主党派人士提意见、作批评。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强调要请党外人士畅所欲言地对党的工作上的缺点错误提出意见，因为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为了贯彻落实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示，从5月8日至6月3日，中央统战部先后召开了13次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座谈会。5月15日至6月8日，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了25次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党外人士提出了大量的批评、意见和建议，其中绝大部分是正确的、善意的，一部分人士发表了一些偏激的甚至错误的言论，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5月15日，毛泽东开始写《事情正在起变化》，第一次提出了右派猖狂进攻的问题，标志着他思想上发生了变化。与这两类座谈会相比，高等学校里鸣放的情绪更为激烈，当时的情况使一些人产生一种错觉，似乎中共正在失去控制局面的能力，又一次波匈事件就要在中国发生了。6月上旬，局势在急剧变化，中共中央决定组织反击右派的斗争。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发出了反击右派的斗争信号。同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在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之际，中共领导人约请一些党外代表人士谈话。毛泽东6月5日晚约请陈叔通、黄炎培谈话。(《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705页)据了解，反右斗争前，周恩来将这次运动的要求、目的向宋庆龄作了通报，并征求她的意见。(李云《回忆宋庆龄》，《孙中山宋庆龄研究信息资料》200i年第4期，第20-21页)

6月21日，宋庆龄在《人民日报》发表《否认共产党的领导，就是要使全国人民重陷于奴隶的地位》一文。宋庆龄开门见山说：“最近我虽然因病不得不少参加活动，但是我一直以极大的注意和深切的关怀注视着这个时期我们国内的事情。”接着，她谈了对中共整风和有些人所发谬论的看法。她高度评价中共整风，认为“这是我们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健康现象”，“表现出共产党对它本身的力量和它的群众基础具有莫大信心”，“表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思想开放和态度宽容是可以办到的”。在1957年，宋庆龄就提出社会主义制度下要做到思想开放和态度宽容的观点，是很不容易的。对有些人所发否认共产党领导的谬论，她说这“是肯定不能同意的”，“否认我们已经获致的伟大成就和诅咒共产党在我们工作和生活的各个方面的领导地位这个原则，是极端荒谬的，而正是这个原则使得改正错误成为我们社会固有的一种机制。”这篇文章是宋庆龄第一次公开发表对反右斗争的看法。

三、随着反右斗争打击面越来越扩大，宋庆龄想不通了，她写了《团结就是我们的力量》一文

1957年6月26日至7月15日，宋庆龄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这次会议把反右斗争推向新的高潮。巴金先生事后回忆说：“在这一届的会上开始了对所谓‘右派’的批判，不仅在我们的大会小会上，在会场以外，在各个单位，在整个社会中都掀起了‘热火朝天’的‘反右’运动。”“在会议期间我的心情十分复杂。我一方面感谢‘领导’终于没有把我列为右派，让我参加各种‘反右’活动，另一方面又觉得左右界限并不分明。有些人成为反右对象实在冤枉，特别是几个平日跟我往来较多的朋友，他们的见解并不比我更‘右’，可是在批判会上我不敢出来替他们说一句公道话，而且时时担心让人当场揪出来。”(《巴金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95——596页)这是当时全国许多知识分子心态的真实写照。

宋庆龄在认真观察和思索，在这次会议期间，7月13日她在《人民日报》发表《团结就是我们的力量》一文。

关于这篇文章的写作情况，据李云在《回忆宋庆龄》一文中说，开始宋庆龄对反右斗争是赞同的，但是，“后来打击面越来越扩大，不仅有解放前长期追随党的左派分子，还有些长期革命的老党员，她想不通了。她认为应该打击孤立少数顽固分子，团结多数。她表示要写一篇文章，经过再三考虑，她写了一篇《团结就是我们的力量》。”(李云《回忆宋庆龄》，《孙中山宋庆龄研究信息资料》2001年第4期，第20-21页)

“我们一定要像保护生命一样来保护我们人民的团结”。这是文章的主题，在当时热火朝天的反右高潮中，可谓空谷足音，难得的诤言。她还提出以下观点：

一是要“明智而合于人情地解决问题”。宋庆龄说，我们很熟悉中国的旧统治者是怎样处理社会中的矛盾的。如果人民提出了意见或是抗议他们的境况，他们就会被看作“煽惑者”，就会遭受逮捕、拷打和处决。那时的当局不爱多讲，干脆就使用武器。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我们不能做那样的事情。我们能够掌握经济和社会的规律，明智而合于人情地解决问题。

二是要区别“绝大多数人”和“绝少数人”。宋庆龄说，在我们的讨论中，绝大多数的发言者都是为了促进社会主义的发展的，某些发言也显示存在一些不健康的倾向，虽然这只是存在于绝少数人中间。“至于在那绝少数人中问，我们也会把那些一时在思想上离开社会主义道路的人、那些还没有接受社会主义的人同那些在积极阴谋破坏社会主义的人区别开来。”

三是要按整风运动原定的目标前进。宋庆龄说，我们应该而且也一定会按运动原定的目标前进：帮助共产党在党内发动一个严肃的运动，反对社会主义和六亿人民的死敌——脱离群众、忽视群众利益的官僚主义，不信任自己小圈子以外的任何人的宗派主义，不顾现实的主观主义。

四、宋庆龄写信给党中央，直率地进言

2003年1月28日，宋庆龄诞辰110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发表陈敏《金色的凤凰》一文。文中披露：宋庆龄对新中国成立后一些“左”的错误不断提出意见。她不避“要代表资本家讲话”和是“民主革命时期同路人”的嫌疑，向毛泽东质疑“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1957年，她又写信给党中央：“党中央号召大鸣大放，怎么又收了?”对反右运动，“我想了两个月，还是想不通。”“文革”中，宋庆龄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前后写了7封信，表达对“文革”的不理解和反感。

2005年出版的著名理论家吴江先生的回忆录《政治沧桑六十年》中，对宋庆龄1957年给党中央的信作了更详细的披露：“党中央号召大鸣大放，怎么又收了?共产党不怕国民党八百万大军，不怕美帝国主义，怎么会担心人民推翻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共产党敢于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评，批评的人士多是爱国爱党的，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为新中国的解放，做出了家庭、个人名利的牺牲；一些二三十岁的年青知识分子又怎么可能一天就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很不理解这个运动，我想了两个月，还是想不通。有这么多党内党外纯粹的人会站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对立面，要推翻共产党?”(《政治沧桑六十年》，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版，第69-70页)

虽然目前中央权威部门尚未公布这封信的全部内容，但笔者认为，此信是可信的。第一，《人民日报》具有权威性、严肃性，它刊登的有关党和国家领导人生平的文章，讲究言必有据。第二，它与1957年7月13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团结就是我们的力量》一文内容相吻合，差异在于信写得直率，而文章表达较婉转。第三，写信及信的内容符合宋庆龄的思想性格特征。这诚如邓小平1981年6月3日在宋庆龄追悼会上作的悼词中所言：“她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着坚定的政治原则性，威武不屈，富贵不淫，高风亮节，永垂千古。”(《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745页)这也诚如陈云所言：“宋庆龄的品质高贵，在于信仰始终如一，爱国、爱民、爱和平。不做违心事，不讲违心话。”(陈敏《金色的凤凰》，2003年1月28日《人民日报》第15版)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退休人员)

(责任编辑　李晨)

2009年第8期　站在新的三十年的门口——《起点》《转折》序言·杨继绳

无论是历史学家、经济学家还是社会学家，无论是政治要人还是寻常百姓，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对中国近三十年发生的社会变革无不怀着极大的关注。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在没有大的社会震动的情况下，发生了如此全面而深刻的变化、实现了如此重要的社会进步，这不能不是一个奇迹!在这场巨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过程中，演出了多少使人心灵震撼的历史活剧!融化了多少悲伤、壮烈、激动和喜悦!留下了多少令人深思的问题!难怪不同国籍的作家、记者、学者们，纷纷用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思维方式，著述了这将在人类历史天幕上留下重要痕迹的30年。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改革开放是第二个三十年。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第三个三十年，站在新的三十年的门口，重新反思刚刚过去的三十年是非常必要的。

从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看中国改革的目标

在二十世纪这短短的一百年内，人类的经济制度经历了一个螺旋式的上升。从19世纪承袭下来的自由资本主义，以其富有激励性的市场机制，空前地调动了人类的创造力，使生产力奇迹般地发展，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刷新了整个社会面貌。但是，它曾一次又一次地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二十世纪初，人类面对早期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做出了种种思考和实践探索。其中变为大规模社会实践的有四条道路。

法西斯主义是第一种实践。希特勒提倡“国家社会主义”，用政府的权力来消除不平等。在经济上对大股份公司实行国有化。否定自由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实行高度集中的、国家垄断的统制经济；承诺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为了实现他的“国家社会主义”理想，他采取秘密警察和集中营的恐怖手段镇压反对者；反对民主，扼杀人权。法西斯的实践给人类带来了灾难，已经被人们唾弃。

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是第二种实践。它主要是吸收第二国际的思想遗产。“二战”以后，社会民主党在联邦德国、瑞典、挪威、芬兰等一些国家执政。它的主要特征是：放弃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实行和平过渡；实行民主政治，反对专制主义；靠市场力量配置资源，国家对经济实行调控，不实行国家所有制；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计划。

资本主义自身的完善和改革是第三种实践。资本主义制度实际是组织社会生活的一种制度体系。这种制度体系是经过人类几百年的探索、实践和试错中逐渐演变而成的。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二十世纪，比较突出的改革要算“一战”前夕英国的劳合·乔治的社会政策，和1935年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其主要内容是：一、工会不断发展，逐渐成为一支社会平衡力量；二、实行广泛社会保障制度；三、在市场无效、无力的领域，国家干预经济，用政府“有形的手”来补充“无形的手”；四、私人独资企业逐渐变为股份制公司。股票分散化，所有权社会化；五、经理阶层取代了私人资本家的管理权力。大企业再不是由资本家本人来管理，而是由有专业知识的管理人才来管理。这些变革无疑是吸收了社会主义的一些内容。

以前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是第四种实践。二战以后，前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十几个国家掌握了政权。由于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能够动员全社会的财富，因而使一些落后国家迅速实现了初步的工业化。在1929年前后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期，一些西方知识分子也崇尚这种社会主义。但是，从六十年代以后，这种社会主义制度，越来越显现出它的不足。它不能有效地吸纳二十世纪新技术革命的成果；没有力量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经济发展缓慢；无休止的内部政治斗争耗尽了精力；在辉煌表象中掩盖着深刻的危机。由于经济垄断、政治垄断、思想垄断，内部危机日益深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

邓小平同志曾经对波兰前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说：“我们两家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苏联模式也不是很成功的。”(邓小平：《根据本国情况进行政治体制改革》，1986年9月29日，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7年3月第二版，第144-145页。)通过人类在二十世纪一百年的实践，中国的改革目标很明确：从苏联那一套模式中走出来，进入人类的主流体制，即民主政治，市场经济。这一点应当是没有争议的。

中国的改革是成功的

改革以前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中国的农村一贫如洗。不仅农民家中一无所有，连村子周围的树木都砍光烧尽。1978年新华社记者沈祖润等到安徽的定远、凤阳、嘉山去采访，看到的情况使他们心酸。凤阳县前五生产队，10户人家有4户没有大门，3户没有桌子，68人中有40多人没有棉裤。当过抗美援朝志愿军的史成德，7个孩子，10口人，只有3只缺口碗。据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的统计，1978年，全国农民每人年平均从集体分配到的收入仅有74，67元，其中两亿农民的年平均收入低于50元。有1.12亿人每天能挣到一角一分钱，1.9亿人每天能挣一角三分钱，有2.7亿人每天能挣一角四分钱。相当多的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仅挣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的钱。还有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1978年，全国有三分之二的农民生活水平不如五十年代，有三分之一农民的生活水平不如三十年代。

处于工农差距有利一方的工人怎么样呢?以天津为例：1975年，工厂的生产第一线70％以上是二级工，月薪为41.5元，再没有其它收入。职工家里没有任何财产，成了名符其实的“无产阶级”。1950年，天津人均住房面积3.8平方米，1972年下降到3平方米。五十年代初为工人修建的工棚式临时住宅，一直住到八十年代后期。

除了贫穷以外，还有不自由。农民终生活动半径不超过100公里。

为摆脱原来体制造就的危机，三十年来，主要进行了以下改革：

一，所有制改革：国企改革(竞争性企业民有化，国有控股企业吸收非国有资本)；发展私有经济；建立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各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混合经济；由单一公有的利益主体到利益主体多元化。

二，价格改革：由政府定价到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价格。

三，建立市场体系：商品市场、技术市场、金融市场、土地市场等各种生产要素市场。

四，建立市场经济的法治体系。

五，宏观调控体系重建：金融、财政、税收等方面的改革。

六，社会保障体系构建。

七，对外开放，吸收国际资源利用国际市场，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联为一体。

改革大力推动了经济发展。30年来，GDP平均每年以均9.8％的速度增长。经济总量超过了法国、英国和德国，在世界处于第三位。中国人口从1978年的9.6亿增加到2007年的13.2亿，增加了3.6亿，而人均国民总收入还是由378.7元增加到19033元，增加了49倍。改革30年，中国从一个人均国民总收入199美元贫困的低收入国家，走到了人均突破2000美元的中等偏低收入国家，排名由175位上升到129位。

最有意义的是配置资源的方式转变。在行政力量配置资源的1958年，为了使钢铁的年产量达到1070万吨，倾全国之力，闹的得不偿失。配置资源的方式转向了主要由市场力量配置以后，钢产量不声不响地从1978年的3178万吨，增长到2007年的48966万吨。从2000年开始至今，中国的钢产量一直居世界第一位。这些活生生的数字显示了增强社会活力的巨大意义。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三十年来，在政治上也有重要的进步：1，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2，废除了地、富、反、坏、右等政治身份，各类人政治上一律平等；3，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4，由家长式的全能政治转变为共治式的威权政治，由一个人说了算到集体负责制；5，中央和地方分权，地方有相对独立的利益，有相对独立的事权和财权；6，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有所松动，舆论一律的情况有所改变。以上这些，使中国人的自由度也比过去大大地提高了。

还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中国虽然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但很不完善；中国的政治虽然比过去有进步，但离民主政治还有相当长的距离。由于行政权力过度扩张、政治过度干预经济，甚至有的权力进入了市场，中国当前的市场经济可以说是“权力市场经济”。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改革前的社会不公正问题有的解决了(以政治身份来确定其社会地位)，有的没有解决(如城乡身份问题)。改革以后又出现了新的社会不公正。进入80年代后期，社会公正问题就开始显露，到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公正问题更显突出。改革期间的社会不公正的根本表现是，对改革的代价承担和对改革的收益分享错位。改革中获益最大的是各级掌权者及其亲属和朋友，改革收益较小的是工人和农民。而对改革的成本和风险的付出，后者比前者大得多。社会不公正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贫富差距过大；官员腐败严重；国企、医疗、教育、住房改革某些方面失当，甚至损害了底层群众的利益。改革中，一方面不断强化和扩大党政机关的利益，另一方面却在有些领域推卸国家财政应当承担的责任。

改革中形成的既得利益群体形成了强势，他们利用这种强势左右改革的政策和措施，使他们在改革中得到更多的利益。没有改革的政府部门，按照自己的要求，订立自己的改革目标，实施自己的改革措施，把改革向有利于自己利益的方向推进。“改革目标部门化，部门利益政策化。”这样，社会不公正问题会更加严重，社会矛盾会更加尖锐。

广大群众对不公正问题是很不满的，因此不断引发群体性事件。

当今，中国人不得不面对两个现实：权力没有被制衡的上层建筑；资本没有被驾驭的经济基础。人们经常谈论我们面临两个矛盾：官民矛盾和劳资矛盾。官民矛盾是权力没有制衡的结果，劳资矛盾是资本没有驾驭的结果。在这个制度下，权力的贪婪和资本的贪婪势必恶性结合，这是当今中国一切社会问题的总根源，是一切罪恶的渊薮。

以上问题不是改革产生的，而是改革不到位产生的；不是市场化的结果，而是市场规则受到没有改革的权力体系破坏的结果。这些问题只有进一步深化改革才能解决。

目标：民主政治加完善的市场经济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今年已经六十年了。这六十年可以划分为两个三十年。前三十年建立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一度经济发展较快，依靠自己的力量，初步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但这种体制限制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经济缺乏活力，与国际差距日益拉大，还出现了三年大饥荒、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的重大失误。后三十年对前三十年的制度进行改革，形成了“威权政治加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的社会体制。在这种社会体制下，经济高速发展，国力大大增强，但出现了社会不公正的问题，从而引发比较尖锐的社会矛盾。又一个三十年来了，它的目标是什么呢?当然，初步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需要进一步完善，在政治上，正如胡锦涛同志多次强调的，加快民主进程。也就是说，今后改革的目标是“民主政治加完善的市场经济”。

下一步改革面临的任务是建立制衡权力和驾驭资本的社会体制。在驾驭资本和制衡权力两个方面，制衡权力当然是主要的一面。制衡权力是指监督公权、限制公权的活动范围，阻止公权进入市场交换领域。制衡权力就需要建立民主政治制度。

资本是一种强大的社会能量。它推动技术进步、推动社会发展。资本投到哪里，哪里就改变面貌。但是，资本是贪婪的。这种贪婪性用经济学的语言可表达为“追求利益最大化”。在利益面前，资本是没有人性的。近两百年来，人道主义作家写的批判资本罪恶的著作汗牛充栋，其中马克思主义最为深刻。我们今天在利用资本、享受资本之惠的时候，却忘了资本的另一面。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生产要素资本化和劳动力雇佣化同时并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总是占主导地位。从高级工程师到普通产业工人，都可能是资本雇用的劳动者。一些自诩为“知本家”的工程师们，在经济寒流中也被“资本家”解雇而失去饭碗，普通劳动者的利益更是经常受到损害。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资本总是千方百计地侵占和损害企业外部的利益，三废横流、大气污染、环境破坏，正是资本肆虐的结果。资本收买权力，收买舆论，用资本原则代替了政治原则和道德原则。各种保持社会平衡和稳定的公共规则被铜臭锈蚀，“潜规则”广泛取代了“显规则”。资本原则进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冰冷的金钱关系取代了人情的温暖。

马克思主张消灭资本，资本是不可能也不应当消灭的。孙中山提出“节制资本”，“节制”有点过分，会限制资本的积极方面。还是驾驭资本比较合适。驾驭资本，就是建立一套制度体系，既使资本能比较充分地发挥它的积极作用，又能限制其贪婪性对社会的危害。现代民主制度就是驾驭资本比较有效的制度。这是劳动和资本经过千百次博弈中产生的制度，是社会实践在千百次试错中产生的制度。从限制资本对劳动的奴役这个角度来看，必须提出加速民主化的问题。

无论是制衡权力，还是驾驭资本，都需要民主政治制度。从这里引发出必须加速政治体制改革的结论。

不错，政治改革是有风险的。然而，如果不自觉主动改革，最终还得被迫变革。对国家和民族来说，自觉改革比被迫变革的代价要小得多、安全得多。所以，政治改革要采取积极的态度。但是，政治制度的转变不能过于激进，不能过于急切。激进和急切的做法可能使社会失控。一旦激进的民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者的过激行动使政权失去控制社会的能力，社会就出现无序。此时专制者就会应运而生。因为专制是结束社会混乱、建立新的秩序最有效的手段。那些不堪忍受无政府状态的老百姓，就像欢迎救世主一样欢迎专制者。这样就可能出现暴民和暴政的恶性循环。政治改革需要政治智慧，要善于选择时机、利用时机。政治改革最好是在法制的轨道上有序地前进。

我们听到过很多关于历史的说法：“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使人明智”，“一个不能面对自己历史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民族”，等等。这些说法都向人们表明历史是多么重要。但是，在旧时代，“私撰国史”是有罪的，修史是官家的事。因此，旧时代的史书大都是为官家歌功颂德的文字，存留民间的野史弥足珍贵。但野史由于著者条件的局限，有时失之偏颇和狭窄。这本书的作者中的很多人参与了改革以来重大事件的决策，退休后经过沉静反思，其文章是在“处江湖之远”的晚年追思“居庙堂之高”的经历。既有官家的宏观视野，又有民间的客观冷静。

这本书里所选的文章记录了中国改革开放中一个又一个重大事件，发表于著名的历史类杂志《炎黄春秋》。《炎黄春秋》是一家追求历史真实的刊物。多年来，它既致力于匡正过去历史教科书的偏误，又致力挖掘过去年代有意或无意掩盖下的真实历史。这本书是从《炎黄春秋》中精选出来的，真实性和权威性应当是这本书的特点。

(本文为《起点：亲历中国改革开放》、《转折：亲历中国改革开放》两本书的序言，该书由本刊编辑，新华出版社出版。)

清朝覆亡前两次改革的教训·雷　颐

政治体制是治理国家的基本制度，当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状况发生根本性变化时，政治体制也要相应改革，不然就会制约、延缓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然而，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是统治者的“自我改革”，尤其涉及统治者的重大利益，所以阻力巨大、困难重重。面对这种局面，改革者的策略往往是先易后难，想以非根本性的行政体制改革代替根本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多少弥补明显已不合时宜的政治体制之弊。这种思路自有其合理之处，不过，晚清两次以裁撤无用政府机构与冗员、将功能相近部门合并成几大部门的“行政改革”，并冀以此代替“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结果却是你死我活的政坛恶斗，先是光绪被囚、康有为逃亡，后是袁世凯几被围殴、慈禧甚至想要跳湖，均以失败告终。这两段“行政改革史”，实在是引人深思。

第一次行政改革是戊戌变法期间的“变官制”。正是行政改革的“变官制”，成为镇压维新的戊戌政变的直接导火索。

众所周知，维新派的兴起肇因于只要西方的坚船利炮、回避西方政治制度的洋务运动的失败。因此，他们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才是国富民强之道。虽然他们对近代宪政民主的理解不尽准确，他们的主张也有种种矛盾含混之处，大体而言，在真正开始维新变法的百日维新之前，建立君主立宪制是其基本政治纲领。但就在他们鼓吹“开议院”、“兴民权”的同时，又对中国此时的国情民情能否立即实行宪政也不无怀疑，进而认为“凡国必风气已开，文学已盛，民智已成，乃可设议院，今日而开议院，取乱之道也。”1898年初，翁同稣等五大臣代光绪帝问康有为“宜如何变法”，康答曰：“宜变法律，官制为先。”梁启超也曾明确提出“变法必先变官制”这种行政改革优先、行政改革导入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

百日维新期间，维新进入实际操作，康有为等人的主张更加谨慎、现实，绝口不提君主立宪等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康有为在呈给光绪皇帝的《日本变政考》中明确提出现在开国会、立宪法为时过早，“中国风气未开，内外大小多未通达中外之故”，“民智未开，遽用民权，则举国聋瞽，守旧愈甚，取乱之道也”，他甚至主张“乾纲独断，以君权雷厉风行”。对于谭嗣同等少数“激进派”开议院的主张，康有为也“以旧党盈塞，力止之”。

在第一次被光绪皇帝召见时，康有为建议“就皇上现在之权，行可变之事”，力主行政改革的“变官制”，而不是政治体制改革。其行政改革的主张也非常谨慎，甚至被批评为“保守”。其主要内容是“勿去旧衙门，而惟增置新衙门；勿黜革旧大臣，而惟渐擢小臣；多召见才俊志士，不必加其官，而惟委以差事，赏以卿衔，许其专折奏事足矣”；强调要“存冗官以容旧人”。他后来上折，提出了分别“官”、“差”的具体措施。“官”即官位，高官虚位让老臣旧官去做，使老官僚仍稳坐官位，不减俸禄，以减少他们的反对。“差”即差使，地位虽不如官高，但经办具体实事，所以重要差使一定要委派“才能”、即维新派人士担任。他认为许多不合时宜、已经无用的旧部门虽应裁撤，但如果现在裁撤必将激化矛盾，“今行之非其时也”，“稍革一二”非但无裨于事，反而会因此坏事。

所以，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颁布的新政主要是经济、军事、文教方面的改革。在行政改革方面主要是启用了一些新人、新设了农工商总局，对行政改革起关键作用的“制度局”却因守旧派的强烈反对根本未能成立。他们原计划“既立制度局总其纲，宜立十二局分其事”；这十二局是法律局、度支局、学校局、农局、工局、商局、铁路局、邮政局、矿务局、游会局(专管游学与学会)、陆军局、海军局。

虽然不撤旧部，但旧部官僚当然明白自己的实权将因新部之设而大打折扣，旧军机大臣怒曰：“开制度局是废我军机也!”表示宁可悖忤皇上圣旨，制度局也“必不可开”。一时“朝论大哗，谓此局一开，百官皆坐废矣”，京师甚至谣传康有为欲“尽废六部九卿衙门”。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干脆以“不必更立名目，转滋纷扰”为理由，拒绝开制度局。这些“旧臣”得到紧握实权的慈禧太后的坚决支持，根本不把“日日催之，继之以怒”的光绪皇帝放在眼中。设立制度局的主张，终成一纸空文。最终，只成立了个农工商总局。

由于新设制度局遭到旧部群臣的坚决反对，而各项“新政”又需费孔急，朝廷财政一直困难，左支右绌，于是光绪皇帝只能不顾康有为不撤旧部的意见，谕令内阁，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六衙门，归并到内阁及礼、兵、刑各部办公。外省裁撤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以总督兼巡抚事。裁东河总督，所办事宜归河南巡抚兼。各省不办运务之粮道，向无盐场仅管疏销之盐道及佐贰之无地方责者，均着裁汰。此令一下，朝野震骇，以为此举“大背祖宗制度”，皆请慈禧太后保全，收回成命，甚至有老臣在慈禧面前伏地痛哭。所裁衙门奉旨后“群焉如鸟兽散”，如太仆寺的印信、文卷立刻无人过问，甚至门窗都被拆毁无存，犹如经历了一场浩劫，以此作为对裁撤的抵制、抗议。

简言之，百日维新的行政改革，主要就是启用了一些新人、设立了农工商总局、裁撤了部分闲散衙门这三项。然而，这些行政改革也使从京中的许多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六部尚侍，到地方上的一些督抚、将军大表反对，他们集结在慈禧太后周围，“不谋而同心，异喙而同辞”，使慈禧的政治力量空前强大。一些守旧大臣最终上书慈禧，请太后“训政”。在强大的旧官僚群体支持下，慈禧终于发动政变，对光绪痛斥道：“九列重臣，非有大故，不可弃；今以远间亲、新间旧，徇一人而乱家法，祖宗其谓我何?”表明了对“改官制”的愤怒之情，随后立即将百日维新期间“皇上所裁詹事府等衙门及各省冗员”悉数恢复，还恢复了被裁的广东、湖北、云南三省巡抚，而将新成立的农工商总局废去。

所谓“维新”，在政治方面其实只是非常有限的行政改革，而且因触犯既得利益集团终以失败告终。

几年后，立宪与革命这两个运动风生水起，渐成大潮，迫使慈禧也不得不宣布要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新政”，并于1906年9月1日宣布预备立宪。而且，仅仅过了五天，即9月6日就颁布了改革官制上谕。显然，无论真假，慈禧这次也想走行政改革为先、政治体制改革在后这“先易后难”的“路线图”。

这次改官制的要角，是掌握北洋大权，同时在中央兼参预政务处大臣、督办商务大臣、督办邮电大臣、会办练兵大臣等数项重职的袁世凯。自戊戌政变后，袁世凯深得慈禧信任，同时他以巨金贿买了实权在握的领衔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而他在北洋的新政又颇有政绩。此次朝廷谕令包括袁世凯在内的十四位王公大臣共同制定改官制的方案，袁虽排名最后，但他因有奕劻支持，同时在负责官制改革机构“编制馆”的关键岗位安插自己的党羽，编制馆的所有文件起草和建议方案最后都要由他阅定。

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由袁主导的官制改革方案出台。由于是为立宪预备，所以对官制的改革较为全面。除合并了一些不太重要部门外，还将原来的内阁、军机处、吏部、礼部、都察院全都撤销，而新成立的机构则有资政院、行政裁判院、集贤院、大理院、审计院等，而最重要的，是成立新的、大权在握的“责任内阁”以取代军机处。袁世凯与奕劻议定，由奕劻出任未来的内阁总理大臣，他任副总理大臣，各部大臣由总理大臣推荐，内阁尤其是总理大臣、副总理大臣代替皇帝负责任，皇帝发布谕旨须经内阁副署，若未经内阁副署则不发生效力。这样，皇帝的用人和行政大权统归内阁手中。袁氏想掌中枢大权之野心，几不掩饰。

此案一出，官场风波顿起，众臣几乎群表反对。反对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是以军机大臣铁良、荣庆等为主角的满族亲贵。取消军机处，尽管他们可能另外任职，但权力毕竟要大大削弱。而且，袁有王公、贝勒、贝子等不实际干政，待上议院成立后让他们充当议员的设想，也使这些公、子们愤怒异常。在一次会议上，醇亲王载沣竟拔出手枪直抵袁世凯胸前大声说：“尔如此跋扈，我为主子除尔奸臣!”经奕劻调解，方才作罢。由于传说内务府也要裁撤，所有太监都要裁去，有次袁世凯下朝时百余名太监将他团团围住大声谩骂，有的甚至挥拳要打，几成围殴之势。袁世凯招架不住，急忙大呼奕劻过来为其解围。经奕劻百般劝解，并保证绝不裁撤太监，这些太监才偾愤而去。

另一个主要的反对力量来自以瞿鸿禨、岑春煊、王文韶、赵炳麟等为要角的汉族大臣、御史。他们有的一直与袁争权，有的对袁结党营私愤怒已久，有的认为改官制是“用夷变夏”，有的则反而认为这次改制完全虚假。有人上折慈禧指出，袁世凯的“责任内阁”实际为少数一二总理大臣专权，也就是袁世凯专权，而外国君主立宪国的责任内阁之所以不能专权是因为有议院监督、限制，中国议院一时恐难成立，所谓“责任内阁”既不对皇上负责又不对议院负责，只是统揽了过去皇帝的权力。“立宪精神全在议院，今不筹召集议院，徒将君主大权移诸内阁，此何心哉!”还有人指出，袁之所以在没有成立议院时先成立使皇帝居于无权地位的“责任内阁”，主要考虑是一旦慈禧去世，光绪复出，也无法报戊戌之仇。光绪就曾当面对袁冷冷说道：“你的心事我全知道。”袁则不敢答话。

这样，从王公亲贵、大小太监到大臣御史，尽管观点不同，但几乎全都反对袁世凯的改官制，不是到慈禧处哭诉哄闹就是不断上折，天天鸡飞狗跳。向来滥施淫威、杀伐决断的慈禧此时居然也寝食难安，向人诉苦道：“我如此为难，真不如跳湖而死。”

袁世凯可能过高估计了慈禧对自己的信任，在慈禧召见时竟然面奏要求朝廷令守旧大臣退休，结果招致慈禧怒斥，并将参劾他与奕劻的弹章交二人同看。此时，袁才知道自己已成众矢之的，局势非常险恶，慌忙以检阅新军南北秋操为名请调出京，以避锋芒。

袁世凯离京后，慈禧命令其余厘定官制的大臣继续制定改革方案。11月6日，朝廷发布裁定中央官制上谕，少数旧部被裁并，但多数未动，只是改名，军机处仍旧保留而不设责任内阁。最重要的是，在实际所设十一部的十三个大臣、尚书中，满人占七席，汉人仅占五席，蒙古一席，以“满汉不分”的名义打破了“满汉各一”的旧例。虽然以前的“满汉各一”也是满人掌实权，但毕竟在形式上满汉平衡，汉族官员心理上更易接受。形式上的“满汉平衡”被打破，汉族官员的心理平衡也随之被打破。几年后，辛亥革命爆发，不少汉族督抚宣布独立，可能与此不无关系。

这次官制改革，各路权贵、官员你争我夺，种种矛盾更加尖锐、激烈，导致政坛严重分裂。而且，还使人对清廷是否真准备立宪大起疑心，甚至有立宪派直斥其为“伪改革”，“徒为表面之变更”，“袭皮相而竟遗精神”，“竭数月之改革，迄今仍是本来面目，政界之难望，今可断绝”。远在日本东京的梁启超当时写信给康有为说，清廷宣布准备立宪时革命党力量即减弱，而官制改革一出，革命党势力便迅速扩张，也说明了这次行政改革的效果与清廷初衷正相反。事实无情地说明，这次行政改革完全失败。

晚清这两次本想以行政改革推动或导入“宪政”的政治体制改革实践的失败，适足促人“逆向思维”：原以为行政改革只是局部性变革，阻力肯定要小于全局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当更容易，其实未必。行政改革将使某些部门和部分官员受益，而另一些部门和部分官员受损，受损部门和官员的抵制、反抗必然十分强烈。甚至保持原待遇不变，也不足以抵消无权的损失，对官员来说，权力大过一切，要裁撤一些部门和一些官员自然难上加难、难以执行。争斗的激烈程度，可能并不小于政治体制改革。而实行宪政的政治体制根本性改革是对从上至下政府所有部门、所有官员权力的监督限制，由于大家都“待遇平等”、一同受“损”，官员们的不满和反抗反可能会相对小得多。在宪政框架下，最高掌权者的权力也同样要受限，其他官员当更无话可说。但近代以来，清王朝一次又一次想以并无实效的行政改革代替政治体制改革，殊不知成本和代价其实更高；而最高的成本和代价，则是耽误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而导致自己垮台。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李晨)

2009年第8期　瑞典经验：宪政保护了民主社会主义·曹思源

一、社会主义成败，命系宪政

常言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要振兴中华，当然需要借鉴他国兴衰的制度性因素，譬如说宪政。

宪政曾经是恩格斯领导创建的社会党国际(又名“第二国际”)所属各国社会民主工党政治纲领的目标之一。但是，从1917年开始，在原先的共同营垒中，瑞典和俄国两党之间却发生了南辕北辙的故事。

1917年瑞典大选，社会民主工党参与的竞选联盟获胜，联合组阁。工人政党首次通过选举进入宪政政府，开始登上了20世纪的宪政舞台。

1917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领导了十月革命，其后最初几个月，社会继续在宪政的大道上前进；然而1918年1月5日突然发生历史巨变，立宪会议被布尔什维克以武力解散，宪政被废除，宪政道路戛然而止，建立起了专政制度。

1917年发生的这两件大事，整个世界都注意到了。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地球上从此发生了一场跨世纪的大竞争，即宪政条件下的民主社会主义与专政条件下的集权社会主义的竞争。这两种社会主义的竞争，最终影响了世界上几十个国家十几亿人口的命运。

(一)竞争结果

苏联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专政对象据说是极少数人，但是据1988年4月官方媒体《文学报》公布，斯大林时期有5000万人被杀害或被判处劳改，占当时全国人口总数的1／4以上；计划经济则以低效率闻名于世而最终破产。

至于默默竞争的另一方瑞典呢?不仅宪政制度依然健在，十分巩固，没有发生过内战和动乱，而且它所保护的民主社会主义蒸蒸日上。瑞典已经进入世界首富行列，并建立起“从摇篮到坟墓”的慷慨的社会福利制度而闻名于全世界；瑞典2005年人均国民总收入世界第七；2005年世界经济论坛调查117个国家的竞争力，瑞典排名第三；它的制造业生产力效率第一；它是IDC调查的全球最佳信息化社会，科技创新指数排名第一；此外，在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统计的全球民主主义排名中，瑞典以9.88分的成绩名列第一。

如今的瑞典，举世瞩目，引起了许多人，包括许多中国人浓厚的研究兴趣。笔者曾于2002年、2004年先后应邀前往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和帕尔梅国际研究中心讲学，并实地考察了瑞典的宪政和民主社会主义，与前任瑞典首相、社会民主工人党前主席卡尔松先生两度就双方感兴趣的话题进行了深入的交谈与探讨。

(二)民主社会主义的特征

当初，瑞典的经济状况比十月革命的俄罗斯还要落后很多，人称海盗之国，居民中有不少是海盗和西欧国家流放的罪犯及其后裔。由于居民生活十分困苦，人口总计不过几百万的瑞典，在1840-1914年间，就有100多万经济难民移居国外，主要是移居北美。由于受世界性上面那个公式不过是斯大林为自己的苏式社会主义定做的，而且他们自己也过不了关。苏联工人长期拿着低工资，受到严重的经济剥削和超经济掠夺，能说是“按劳分配”吗?

瑞典有什么义务必须遵守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公式呢?瑞典人创造了自己的公式，就写在它那面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帜上，不过四个单词：“私有、市场、平等、福利”。解释起来也很简经济危机的严重影响，1929-1932年瑞典工业生产降低了21％，1932年经济危机达到顶点。当时执政的社会民主党推行财政经济改革，实行失业救济、养老金、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和福利政策，试图通过劳资双方签订协议和设立劳资纠纷法庭来缓和工人同资方的矛盾，促使经济复苏、福利提高。此为鼓励阶级合作，而非鼓动阶级斗争，乃是民主社会主义一大特色。

我在2004年造访瑞典社会民主党总部时，曾当面请教卡尔松先生：“贵党20世纪中期曾连续执政44年，那时为何没有趁机实行国有化、集体化，建立一套计划经济体系呢?”

卡尔松笑了：“在我们看来，公有制实际上是一种没有具体所有者的体制，无法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积极性；计划经济是乌托邦，无法适应市场变化。二者都导致了苏式社会主义的低效率。我们如果也那么搞，恐怕不但不能长期执政，而且早就会落选，被选民赶出议会。我们现在85％的商业、94％的制造业都属于私有制。正是靠这一点保证高效率，保证能把蛋糕做大。这样才有可能实行高税收，通过二次分配缩小贫富差距，保证公平和福利。”

有许多人拿着“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的公式去对照检查瑞典，认为它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其实，地球上的社会主义是多元化的，从来就不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单：保护私有产权，通过市场调节、通过二次分配，达到大体平等，提高社会福利。这有什么不好!

(三)关键在于有没有宪政

社会主义的理想就是最终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如何去实现最终的共同富裕?完全可以百花齐放，充分地创造、认真地探索。不过现实世界千奇百怪，有的人探索成功了，如瑞典社会民主党人；有的人则失败了，如颇有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苏联共产党人布哈林及其追随者，他们被斯大林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屡遭批判，最后于1938年3月14日被处以死刑；再如上个世纪5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第二号人物刘少奇提出要“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于1953年6月1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作为中国最大的“走资派”批斗，死于非命。刘少奇所主张的，其实也不过就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某些边缘内容。

如果说，系统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家不可多得的话，那么主张搞点“三自一包”、发展市场经济、办点私有企业的初始形态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则是到处都有。不过他们的命运有如天壤之别，其根本原因何在?就在于是否有宪政制度的保护。

被列宁称为“最伟大的理论家”的布哈林，作为布尔什维克领袖之一，于1918年1月5日，同列宁、斯大林一道以武力解散了俄国立宪会议，废除了俄国大有希望的宪政制度，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就在布哈林对专政的赞歌余音绕梁之际，专政机器猛然张开血盆大口，把这位专政机器的制造者之一，连同他天才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一道吞进腹中。

瑞典社会民主工党比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幸运之处在于，它没有逆历史潮流而动，没有去做废除宪政的蠢事，而是接受了已有百年历史的瑞典宪政制度。与此同时，它也就受到了宪政制度的保护，避免了像布哈林那样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血光之灾。

瑞典的宪政制度不仅保护社会民主工党及民主社会主义的生存和表达自由，而且同时保护其他政党及各种主义的生存和表达自由，并保护它们在各种投票中接受人民选择的权利。民主社会主义在瑞典与宪政有缘，得以充分展现其生命力；而在苏俄却因与宪政无缘，以致于“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至此，有人要问：瑞典的宪政制度为何如此神通广大?它究竟有哪些内容?要了解这些也不难，本文试为您简要介绍之。

二、政府组织制度概要

瑞典属于无成文宪法的国家，它并没有一部名为宪法的文件。瑞典的宪政制度，主要是通过两部宪法性文件《政府组织法》和《出版自由法》(也称“基本法”)体现出来的。

瑞典的《政府组织法》于1809年6月6日由四级议会通过，确立了有一定限制的君主立宪制，是欧洲最早的宪法性文件之一。它采纳了法国法学家孟德斯鸠(1689-1755年)的三权分立原则，曾经多次修改。1968-1969年修改之后，进一步削弱了国王的权力。1974年2月27日议会通过新的《政府组织法》，1975年1月1日生效。从那以后，国王就仅仅是个礼仪性职务，无权再任命首相。政府管理国家，只对议会负责，不再对国王负责。

众所周知，三权分立是指立法、行政、司法三种国家权力分别由三种不同职能的国家机构行使，相应的三种机构便是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在不同的国家，这三个机构(或日部门)的具体名称和内涵不尽相同。

广义上，“官方”均属政府；狭义上，政府也可以只理解为行政当局。

譬如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是指行政机构、行政部门，像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而在美国和瑞典等国，“政府”则包含立法部门、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这三个部门之间的关系是分权制衡的。我们在研究瑞典的《政府组织法》时，发现它既涉及内阁、议会、法院，又涉及国王。

瑞典现行《政府组织法》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关于基本原则

1、一切公共权力来自人民。

2、瑞典的民主制度以观点自由和普遍、平等的选举为基础，通过代议制和地方自治而实现。

3、议会及议员是人民的主要代表。

4、议会制定法律、规定税收并确定公共基金的用途；议会对国家政府实施监督。

5、国王为国家元首。

6、政府治理国家，并对议会负责。

7、省和市政区有权征收地方税。

8、司法权由各级法院行使，行政权由国家、省、市政区三级行政机关行使。

瑞典《政府组织法》的这八项基本原则，实际上也就是宪政的基本原则。如果要对宪政制度作一个简明的表述，那应该说就是“三权分立”。世界上像美国、瑞典这样较早实行宪政的国家，往往并不提出“三权分立”的口号，而是在其宪法或宪法性文件的制度安排中，将国家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的分立和制衡关系确立下来，不允许任何个人或政党高踞三权之上或一手行使三权。

综观八项基本原则，可以看出，它并不要求人民坚持某种“正确的观点”，它强调的倒是观点的自由，即人民可以自由地持有这种或那种观点，可以自由地交流各自的观点，而没有义务必须服从某个“唯一正确的”观点。宪政制度强调一切权力来自人民，人民定期以普遍、平等的选举产生自己的代表。

(二)关于公民的基本自由和权利

具体而言，公民究竟享有哪些基本自由和权利?这在不同国家的不同文件中，有不同的概括。瑞典的宪法性文件《政府组织法》中大致列为十项：

1、表达自由与新闻自由，即以口头、书面、图像或其他方式表达和传播观点的自由。

2、知识权利，即获得知识的权利。

3、集会自由，即组织和参加集会的自由。

4、游行示威权利，即单独或集体地在公共场所表达意见的权利。

5、结社自由，即与他人结合成立社团、政党的自由。

6、宗教自由，即与他人一起加入宗教团体、信仰宗教和从事宗教活动的自由。

7、迁徙自由，即在国境内迁徙及离开国家的自由。

8、每一个公民有权不受政府机关的逼迫而发表某种观点，或加入任何社团或宗教团体。

9、每一个公民有权不受任何政府机构强制搜身以及其它人身侵犯。任何公民的住宅不受搜查，其通信、邮件及电讯联络不受侵犯，也不受窃听。

10、任何工会、雇主和雇主协会均有权采取罢工、闭厂等类似行动，但法律另有规定或为合同所保证者除外。

从以上内容我们不难看出，瑞典的宪法性文件对公民基本自由与权利的表述是比较全面的。譬如说，宗教自由既包括宗教信仰自由也包括宗教活动自由。如果仅仅说允许宗教信仰自由，那就不到位了。

(三)关于议会

1、国会议员通过直接选举产生，任期4年。

2、议会为一院制，由349名议员组成。

3、凡在瑞典定居的每一个瑞典国民均有议会选举投票权。

4、议会席位根据本选区的选举结果，在各个政党中按比例分配。在选举中具有特定名称的任何选民团体视同为政党。

瑞典的政治制度中任何政党都没有什么特殊性，结社自由也就包括组党自由。只要是获得全国投票总数的4％以上选票的政党，就有权参加议会席位的分配。

5、每届议会应从议员中选出议长一人及第一、第二、第三副议长各一人。

6、议会依照《议会法》的规定从议员中选举产生16个常设委员会，内阁或者议员提出的任何提案须先经有关常设委员会审议，再交付议会最后表决。

7、议员辞职须经议会同意，其作用之一是防止议员在某种压力之下被迫辞职。

8、非经议会以出席议员的六分之五以上多数票通过决议表示许可，任何个人或政府机构不得因现任或曾任议员在履行议员职务时的言行，而对该议员提出起诉、剥夺其自由、限制其在国内旅行。

这最后两条，实际上都涉及议员的免责权。没有这些基本法的保护措施，人民代表在履行职责时，腰杆子就硬不起来。

(四)关于内阁

1、内阁由首相和若干内阁大臣组成，大臣由首相任命。

2、议会在任命首相前，议长应召集各议会党团的代表进行协商，并在同副议长进行磋商后向议会提出提名案。

这一程序保证了首相由议会中的多数党领袖或多党联盟提名的候选人担任。

3、任一大臣不得从事任何公共事业或私人事业，也不得担任或从事有损于公众对他的信任的任务或活动。

4、如果议会宣布不信任首相或某一大臣，议长即应免除该首相或大臣的职务。

(五)关于法律

1、法律或其他法规不得规定判处死刑。

2、法律或其他法规不得规定将瑞典国民驱逐出瑞典，或阻止瑞典国民返回瑞典，也不得规定剥夺居住在瑞典的瑞典国民的国籍。

3、在以剥夺所有权或其它类似方式征用任何个人的财产时，保障有关当事人有依照法律规定的原则取得赔偿的权利。

(六)关于监督权

瑞典的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及其官员的监督制度十分严密。

以下三种人掌握切实的监督权：

1、任何议员有权对大臣或内阁事务提出质询。

2、立法常设委员会每年至少一次向议会提出对每位大臣履行职责情况的审查报告，并有权对严重玩忽职守的大臣提出弹劾案，由最高法院审理。

3、议会选出若干名督察专员对公务员实施监督，必要时可以提起诉讼。目前一年办理案件3000多件。

瑞典议会对政府公务员如此严厉有效的监督制度，正在为许多国家所效仿。若能普及开来，部长们可就不敢轻视人民代表了!

三、出版自由制度

瑞典是世界上最早确立新闻出版自由的国家，早在1766年就制定了《出版自由法》，200多年来，经过多次修改。现行《出版自由法》是1949年重新修改制定的，十分详尽，比较成功地解决了既要切实保障和落实公民的出版自由权，又要惩罚滥用出版自由的问题。该法中译本有两万字，我们不妨择其要者而琢磨之。

(一)关于出版自由的规定

瑞典的《出版自由法》是建立在瑞典的基本制度——公民观点自由、表达自由的基础上。因此，《出版自由法》的宗旨是千方百计保护出版自由、落实出版自由，而不是千方百计限制出版自由、打击出版自由。这是该法关于出版自由一系列规定的指导思想。

1、出版自由指每个国民都有发表任何著作的权利，这种权利不受任何当局的预先干涉，法院可以事后追诉。法院的事后追诉和处罚是有严格限制条件的，即只限于该出版物的内容同法律的明文规定相抵触。而且这种法律还必须是符合相关条件的良法。什么条件呢?即必须是“旨在维护公共秩序但不封锁一般信息”的法律。

2、任一出版物在付印之前不受审查，其印刷也不受禁止。

此外，任何当局不得因出版物的内容而采取《出版自由法》所不允许的行动阻止其印刷或出版，或阻止该出版物在公众中发行。

3、对于任何人滥用出版自由的行为，须在《出版自由法》所规定的场合并按法定方式，提起刑事诉讼并判罪或判处赔偿损失。

对于疑案，宁判无罪勿判有罪。

(二)关于保护匿名权

1、任何印刷品的作者都不负有必须在印刷品上署真名的义务。

任何人均不得以任何方式违背作者意愿而泄露作者的身份，但属于法定义务者除外。

2、如果未经许可而透露作者、编者或信息提供者的名字，将处以五十克朗至五百克朗(krona，瑞典货币，按2009年5月24日汇率，每克朗约等于0.13157美元)的罚款。

(三)关于印刷与印刷企业

1、每个国民或法人有权单独或与他人合作以印刷机生产印刷品，生产印刷品的任何企业均称为印刷企业。

2、凡欲开办印刷企业者，至迟须于该印刷企业首批印刷品发行前两星期向政府登记。在登记时应详细呈报业主姓名、拟开办的企业名称、地址以及印刷产品的种类。

(四)关于期刊的出版

1、任何期刊的所有者应为瑞典国民或瑞典法人。

2、任何期刊必须有一名编辑，编辑应为瑞典国民并居住在国内。

3、期刊的编辑应由期刊所有者聘任。

编辑的职责应包括：期刊出版的监督权、期刊内容的决定权，即任何违背编辑意愿的内容不得付印。对赋予编辑这些权力的任何限制均属无效。

(五)关于印刷品的发行

任何瑞典国民或法人有权单独或与他人合作从事印刷品的销售、发送或发行。

(六)关于滥用出版自由罪

1、就《出版自由法》而言，“滥用出版自由罪”是指印刷品中的非法论述或利用印刷品非法公布信息所构成的罪行。

2、在对出版自由给予应有的尊重的情况下，凡涉及若干罪行，譬如侮辱任一公民的论述应作为印刷品中的违法论述。

瑞典《出版自由法》所说的“侮辱”，指诽谤与诋毁他人名誉。但是诽谤不包括下列行为：根据事实就有关问题正当地提供情况，并提供证据证明情况属实。

期刊上非法刊登泄密论述并构成间谍罪者，法院除下令没收外，还可勒令该期刊休刊一段时间。勒令停刊的期限，自有关出版自由案件作出最后判决之日算起，不得超过六个月。但是上述禁令只能在国家处于战争状态时才可以发布。

综观瑞典《出版自由法》，洋洋两万言，其基本制度无非三条：

第一，注重保护和落实出版自由；

第二，处罚滥用出版自由罪；

第三，注意防范“滥用出版自由罪”被滥用。

四、政党制度

(一)多党竞争制度

瑞典政党制度属于多党竞争制。19世纪80年代，随着工业的迅速发展，瑞典工人运动不断壮大。1889年以工人为主体的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简称社会民主工党或社会民主党、社民党)宣告成立。20世纪初，代表大企业主利益的保守党和代表大农场主利益的中间党相继成立。1902年，由各自由主义组织联合而成的自由党成立。上述四党加上1917年从社民党分裂出来的左翼(共产)党，构成20世纪80年代之前瑞典五个政党的基本格局。

在多党中，究竟由谁执政?这就必然要竞争了。有时竞争中任何一个党都难以单独取得执政所需要的多数票，就可能由政治主张相近的若干个党结成联盟来竞选。竞选取胜的政党或政党联盟可以单独执政或联合执政。

自1917年以来，瑞典大选基本上都是在以社民党和左翼党组成的“社会主义联盟”与保守党、自由党和中间党组成的“资产阶级联盟”这两大政党联盟之间进行。随着瑞典环保运动的蓬勃发展，绿党异军突起，于1988年跨过议会4％的门槛，取得议席，使瑞典政党政治格局受到冲击。基督教民主党继1985年与中间党联合竞选得以进入议会后，1991年独立参加大选，在议会立足并参加资产阶级四党联合政府。至此，瑞典多党竞争的态势变成了以社民党及其支持者左翼党和绿党为一方，而保守党、自由党、中间党和基民党则为另一方。

(二)国库补助制度

对政党的国库补助是瑞典政党制度的一大特色。

这一制度是在1965年开始施行的，1972年制定了《对政党的国库补助法》。其理论基础有两个：

1、政党、候选人的机会均等。

2、为了便于社会监督、防范政治腐败，通过以法定方式向政党提供规范的国库补贴，禁止任何执政党和在野党在规范之外动用国家财政资金，同时切断工商业界与政党之间金钱往来私相授受的渠道。

政党领取补助金的资格为：

1、在议会内至少有一席议席。

2、选举中总得票率不低于2％。

符合以上条件的政党，每一议席每年可获得一定数量的补助金，政党可以自由支配运用。随着制度的发展，补助金额亦随之增加。首先，前次选举得票率超过4％的政党每年可得到150万克朗，此为基础补助。再者，按议席多寡给予“追加补助”。补助金额在1990年为每一议席约27.5万克朗。

(三)政党竞争。政局稳定

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1917年首次与自由党联合组阁，1920年首次单独组成一党政府，后来又执政多年；1932年再次执政后，提出把瑞典建成“人民之家”的思想，并开始进行全面的福利建设；1932-1976年连续执政44年后，下台了6年，之后又几度执政。社民党累计执政已经70多年，是瑞典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

2004年我第二次到瑞典与前首相卡尔松畅谈时，正值社会民主党再度连续执政10年之久。我半开玩笑地对他说：“贵党执政时间那么长，是不是感到很骄傲啊!”

不料卡尔松先生一脸严肃地说：“我们可不敢骄傲!一骄傲就容易疏忽大意，就可能犯错误，就有丢失选票而下台的危险。我们社民党虽然曾经断断续续执政70多年，但也曾多次下台。远的不说，1976年之后就下台了6年，1991年之后又下台了3年。选民通过他们手中的选票随时有可能叫我们下台。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并非铁打江山，而是有着现实的得失存亡之忧。正因为如此，我们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可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

卡尔松先生的回答让我想起了苏联共产党及其前身俄国布尔什维克。他们靠枪杆子维持了连续70多年的执政地位，对任何批评者一概用“无产阶级专政”手段解决。什么普选和宪政，一概不予承认。然而，他们迷信的铁打江山仍然免不了在1991年退出历史舞台，他们自己也土崩瓦解。18个春秋过去了，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和集权社会主义已经无可奈何花落去，而瑞典的宪政和民主社会主义却依然生生不息。

1991年落选的瑞典社会民主党如春归燕子，在1994年又竞选胜出，重新上台，连续执政长达12年。到2006年大选，社民党得票34，9％，只获130个议席，竞选失败，又成为在野党，但仍为全国第一大党，在宪政制度下的瑞典议会，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而取代社民党执政的，则是由保守党、自由党、中间党、基督教民主党组成的四党联合政府。

我们看到的瑞典经验就是这样：每个参选党都遵守宪政制度，尊重选民选择。无论哪个党当选或落选，上台下台，有条不紊。国家政局稳定，社会秩序井然。宪政依旧在保护着民主社会主义，保护着幸运的瑞典人。

什么叫历史的远见?通过世纪大竞争，宪政与专政二者对社会的功与罪，已经昭然；当今世人应当作何选择，也已昭然!

(作者系北京思源兼并与破产咨询事务所所长)

(责任编辑　李晨)

2009年第8期　读者来信摘登·傅天雨等

2009年3月号《炎黄春秋》封三刊登了部分编委和作者的照片，他们都是对国家对历史负责任的有正义感的人，值得我们尊重。我特别敬重今年92岁高龄的李锐先生，他留存的史料镌刻着时代的印痕和苦难，对中国的将来颇有警示作用；他的女儿李南央在贵刊发表的文章，给人振聋发聩之感；崔卫平关于人道主义的文章，激情飞扬，令人心悦诚服；金雁关于苏俄“十月革命”的文章，严谨缜密，洞察入微；曹思源的文章，数据准确，独具慧眼……他们都是给读者运送“粮食”的人，播下“火种”的人。历史将会铭记他们!

祝愿《炎黄春秋》大步前进，熠熠生辉；祝愿贵刊的编委、作者和读者永远快乐!

云南读者　傅天雨

《炎黄春秋》弥补了当今志书的不足

我是一个史志工作者，曾参加过上世纪90年代四川一个省辖市市志的总纂工作，210万字的志书出版发行了，可我高兴不起来。因为，我作为该志的副总编之一，没有尽到修志工作者应该“秉笔直书”的起码责任。读了《炎黄春秋》今年第1期上发表的《贵州麻山事件始末》(以下简称“始末”)一文，我所担心当今编写地方志出于某些原因，没有真实记述建国后那些极有存史价值的资料，终于由《炎黄春秋》真实记述下来了，在我良心上仿佛得到了一些补偿和安慰。我读过一些县志，在记述农业互助到合作化时，编纂人只用了1200字便一笔带过了。后人看不出为什么70年代末，农业又普遍实行单干的原由?读了“始末”一文记述贵州麻山地区在农业合化时期强迫命令、侵犯农民利益的真实记述后，读者便理解后来重又实行包产到户的理由了；更重要的是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农村的现状，弥补了志书资政、存史、教化的重要作用。《炎黄春秋》自创刊以来为地方志弥补了许多不足，比如全国新编4000多部地方志，没有一部敢真实记述三年灾害全国各地饿死人的真实情况和数字。近年，某些市县在续修地方志时记下了那三年死亡人数或得肿病人数，但仍没有哪个敢在志书中写“饿死人”或“路有饿殍”字眼，而敢于如实反映那些年月真实情况的，只有《炎黄春秋》和国内一部分报刊杂志。

我衷心祝愿《炎黄春秋》越办越好，为地方志弥补更多的不足，为后人留下更多的宝贵资料。

四川读者　张良夫

《炎黄春秋》是我读到的最好刊物。她冒着极大风险披露了建国后所犯的错误，特别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对此不少人讳莫如深，老百姓想说又不敢说。她使人增长了很多知识，解开了不少误解和困惑，从中看到了民族的希望。

《炎黄春秋》坚持实事求是，不增美，不溢恶，只惟实，不惟上，为扩展公民民主权利不懈的斗争精神，得到了广大读者的普遍赞誉。特别是一些敏感领域和即将被历史所湮没的事实，也率先刊登出来，如今年第2期中《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一文就是实例。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是建国后受迫害最深、何止几千万人的弱势群体。他们对那段悲惨的历史刻骨铭心，永世难忘。

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入党入团不行、参军不要、升学不要，就连每家数卷的《毛泽东选集》也不发给。生产队里的脏活、重活、危险活、劳动定额低的活都是叫“可教子女”干。按家庭成分评级记工，一级劳力也只评五级工分。生产队里出工前先由小队长训话：“你们这些地主羔子，要老老实实干活，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争取重新做人，这是你们的惟一出路，要不然也可能戴上帽子……”在那阶级斗争天天讲的日子里，“可教子女”想找个对象比登天还难，就是结了婚因为成分不好离婚的也不在少数。谁家愿意把孩子往火坑里推。“可教子女”的孩子没生就注定了是个“罪人”，成了没有明文规定的“世袭”制。成分不好殃及“九族”，父族、母族、妻族都深受其害，甚至当年的好朋友也惟恐避之不及。我三姨家的表弟因为是“可教子女”，35岁还找不上对象，万般无奈只能用自己的妹妹和对方换亲，造成了事实上的买卖婚姻。此类实例举不胜举。

所谓四类分子，是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加上右派分子，称“黑五类”。后来又加上阶级异己分子、成见分子，总称“黑七类”。

我们小队里有五个四类分子，每天中、晚饭后都要到饲养院里接受批判，所谓批判就是挨打。以革命为名义的人轮番用牲口嚼子(铁链子)打，用打牛的三角鞭打，拳打脚踢是最轻的。当时说这办法是对一个“革命者”阶级立场是否站稳的试金石，是革命意志是否坚定的考验，是对党、团员的具体考验。没完没了的挨打，一个受刑不过自缢而死，结论是畏罪自杀；另一个被打得腮上裂了一大道口子；女四类分子穿上寿衣被民兵押着满庄里游街，还要自报名号，高喊自己的罪恶。

我的侄子，安分守己，勤奋好学，自幼爱好画画，17岁那年画了一张小猫捕蝴蝶，画完了用军棋的总司令当印章盖到了画上。因为他娘戴着地主帽子，去抄他家的人说，他画小猫是侮辱毛主席，他是国民党反共救国军的总司令。于是用水泥纸袋子糊成大褂，写上罪状穿到他身上，把他头发正中推成一溜沟，五花大绑，民兵押着游街，晚上在17个生产小队里轮流批斗，历时40多天。

村里有两个地主成分的中学老师，多次被评为模范教师。后来被揪斗回村，不断被村里叫去开四类分子会，没少挨打。直到落实政策，到县里摘帽子，县里说：“谁给你俩戴的帽子?县里咋不知道?没戴帽子摘啥!”你说冤枉不冤枉。

村里不几天就开次四类分子会，开会时有专门负责打人的，进会场打两棍子，出会场再打两棍子，越是本家的打得越狠，以示秉公执法，不徇私情。

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阶级斗争是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与人斗其乐无穷。只要以革命的名义就无往而不胜，说啥都对，咋干都行，被批判的人没有权利辩白，只能低头认罪。对待“可教子女”手段之残暴，迫害时间之长，伤害人数之多，理由之荒唐，都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这段残酷的历史，不应讳莫如深，理应彻底揭露，真实地载入史册，虔诚地向受害者致歉!决不应讳疾忌医，任其为历史所湮没。一个民族如果不能从自己所犯错误中吸取教训，改正错误，必然要重蹈覆辙，这一定是个没有希望的民族!

山东读者　王锡忠

《炎黄春秋》2008年第11期《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外政策的调整》一文中写道：“在国际共运大论战中，点名批判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的文章就有两篇，其中一篇竟长达十万字，实际上指桑骂槐，全面系统地批判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此说有不准确之处。

一、说批判陶里亚蒂的文章中，其中一篇竟长达十万字。这个字数不准确。批判陶里亚蒂的文章有两篇：一篇是1962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社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一共有18000多字。一篇是1963年红旗杂志第3--4期发表的编辑部文章：《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大约有85000多字。

二、全面系统地批判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一生中只当过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第一书记，一直到1964年10月下台，他从未当过苏共中央总书记。

该期《杜润生谈包产到户的高层争论》一文中写道：“武汉市‘三反’中搞出贺横夫大案”。“三反”中，应为“五反”中。“贺横夫”应为贺衡夫。

《炎黄春秋》2009年2月号《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初衷》一文中写道：“建国以来，毛为了急于实现他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提前加速推行社会主义改造，批评刘少奇提出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批评按周恩来意图起草的1956年元月20日《人民日报》反冒进的社论，毛认为是反对他的。”此说有不准确之处。

一、《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是1956年6月20日发表的，不是元月20日。

二、说社论是按周恩来意图起草的，这不完全对。情况是：在反冒进过程中，1956年5月中央开会，讨论为6月召开的一届人大三次会议起草文件，主要是国家预算报告。这次会议党中央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刘少奇同志在这次会议上要求中央宣传部就反对“两个主义”问题代《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中央宣传部起草了这篇社论。稿子先后经过陆定一、刘少奇、胡乔木修改。少奇同志改完后批示：“主席审阅后交乔木办”。毛泽东接到此稿后，批了“不看了”三个字。

北京读者　郭政平

《炎黄春秋》2009年1月号刊发的《国际共运史上的印尼惨案》一文写道：“由于当年中共与印尼共产党有过不寻常的关系，因此，中共一直被西方反共势力牵扯其中，在国内也从未见过有关此事变的报道。”此说有误。早在1982年8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就出版了《印尼九·三○事件》一书，此书作为“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的一种。该书内容简介称：“本书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在196g年编写的关于印尼1965年9月30日事件的调研报告。作者站在反共的立场，根据印尼军方对被捕的与九·三○运动有牵连的一些人员的审讯报告，以及军方首领公开和内部的谈话等材料，对事件经过作了较详细的论述。本书对于研究和了解战后国际共运史上这场重大惨案，有一定参考价值。”为避免以讹传讹，特借贵刊一角，予以辨误。

四川读者　邓沛

2009年第9期　胡耀邦逝世前半年的心态·刘崇文

耀邦同志离开我们已经20年了。20年前，他走得是那么突然，几乎谁都没有想到，完全出乎人们的意外。可是， 他又走得是那么自然。当时，他身体状况很不好，1987年冬党的十三大后他就病了，1988年冬又得了一场肺炎，后来 虽然康复，但食欲不好，吃东西很少，体重不断下降。当时，他对中央生活会的“揭发批判”还心有余悸，总觉得这 件事可能还没完，他还没有得到真正的原谅和宽恕，因此心存恐惧。当时，国内政治、经济形势都比较复杂，社会上 思潮起伏，议论纷纭，他是个心系天下、忧国忧民的人，内心很不平静而又无法抒发，因此感到郁闷压抑。身体不好 ，心有余悸，思想压抑，三者互为因果，互相影响，恶性循环，最终导致心脏病突发而去世，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

希望调配一名政治秘书

1988年11月下旬，刘少奇诞辰9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湖南长沙举行。我当时是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研究组的组长 ，正在长沙具体负责主持这次研讨会。就在这同时，耀邦同志也在长沙休养。我们的会址是在蓉园，耀邦同志也住在 蓉园的9所。参加研讨会的一些领导同志，如邓力群、于光远、杨波等，听说耀邦同志住在这里，都先后去看望他。 我因为会务缠身，先打了个电话给他的警卫秘书李汉平，说会后再去看他。因此他知道我也来到了长沙。会议后期的 一天，李汉平来找我。我同李汉平很熟，我以为他是来看我，找我叙叙家常。可这次他是奉耀邦之命，有事来找我的 。他告诉我，耀邦同志身边现在除他之外，只有一个机要秘书，经常收到一些来信，都没个人替他答复；有些问题和 想法希望有个人交谈交谈、议论议论；还有些事情需要有人帮助做点记录，查点资料，整理点材料。因此想让我去当 他的政治秘书，问我愿意不愿意。对此，我毫无思想准备，既感到突然，又感到惊喜。对于又能到耀邦同志身边工作 ，为他服务，我是很乐意的。自从1959年调离他身边之后，多少年来，我经常做梦又回到他身边，在关东店20号（耀 邦同志当年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后来为赵紫阳居住）那熟悉的院落里工作。其实，当时我压根儿也没想过再去当他的 秘书，但不知为什么会老做这样的梦？耀邦同志这个人是具有很强的人格魅力的，几乎在他领导下和同他接触过的人 ，包括对他有这样那样意见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被他折服。他那无私忘我、全身心投入革命工作的精神，忧国忧民 、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好学敏求、爱惜人才的热忱，深刻、敏锐、新鲜和活跃的思想，近乎天真、过于率直的性格 ，爱憎分明、襟怀坦荡的品德，就像巨大的磁石吸引着周围的人。我想大概就是这无形的磁力，在睡梦中把我吸引到 他的身边。如今梦想竟将变成现实，我自然是喜出望外。只是文献研究室这边，我还担负着主编刘少奇年谱等一些有 待完成的任务，一时恐难完全脱身。同时，我已年近60岁，身体又不大好，剩余的岁月和精力有限；而到耀邦同志身 边工作，责任重大，他对工作，尤其是对文字工作又要求严格，标准很高，我害怕难以胜任，有负耀邦同志的期望。 思忖再三，最后，考虑到耀邦同志当时的处境，以及我与他的关系（我从1954年到1980年一直在团中央工作，其间 1957年到1959年担任他的秘书），他对我的了解和信任，我觉得他提出要我去当他的政治秘书是经过反复思量、认真 考虑的，我义不容辞，没有理由不答应。只是暂时还得兼顾一下文献这边的工作，然后再逐步完全过渡到他那里去。 李汉平将我的意见转告了耀邦同志，他很高兴。很快就让李汉平回北京，向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汇报（实际 是通过他报告中央），经批准同意后，即正式办理调任我的手续。

不能释怀的政治心结

因李汉平要回北京，耀邦同志身边缺人，刘少奇学术研讨会也闭幕了，他们就要我暂时在长沙陪伴一下耀邦同志 。于是，我就搬到9所，在那里呆了一个礼拜。

在这一周的时间里，我觉得耀邦同志的心情、身体都比较好。当时，不断有一些人来看望他，有亲友，有当地的 干部，也有来湘工作或度假的领导人。他都热情、谦逊地接待大家。记得有一次正在长沙休假的倪志福同志要来看他 ，他坚持不让倪来，而要自己去看倪，对方当然不同意，最后他们还是在9所相见。文献研究室来长沙开会的同志也 希望看看他，耀邦同志欣然同意，并同大家亲切交谈、合影留念，给大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对于我的到来，耀邦同志流露出一种高兴的情绪。这一点不仅在我和他的接触中，通过他的言谈、举动、态度、 表情可以感觉到，就是在他接见文献研究室同志的时候，有些人也感觉到了他对我的一种亲切、和蔼、关心的态度。 我认为，这是由于他希望找个合适的人帮他做点事情的心愿，现在总算落实了下来，他有一种轻松的感觉。早在1987 年他在天津休养时，叫我去陪他打桥牌，就曾对我说：有些事情我要跟你说说，不然以后就搞不清了，那是我在中央 工作时的一些经历和决策，大约有那么十几、二十个问题，需要排排队，然后一个一个把它如实地说清楚。当时他说 ：这件事现在还不着急，先有这么个思想准备，作些酝酿和考虑，等以后再慢慢来。由此可见，他想要我去帮他完成 这项工作，是早有考虑、酝酿已久，只是由于主客观原因，一时还没拿定主意，直到这次才决定下来。在长沙，他又 进一步对我说：我要跟你说一些事，你记下来，不然将来我见马克思后就说不清楚了。如实记录，既不吹嘘自己，也 不诿过于人。我从来反对美化自己，只是希望将是非曲直搞清楚。足见耀邦同志对这件事是何等的重视和关注。同时 也反映了他对我所寄予的期望。

这段时间，他告诉我，1987年初下台后，他先是清理了这些年的讲话稿，然后就读马恩全集，前后8个月，闭门 谢客。后来到天津休养，李瑞环说他政治作用已经消失，要他找点精神寄托，他就作诗、写字。他问我：你说我还可 以干点什么？我想了一夜，第二天同他说：作诗写字作为一种修心养性的事，茶余饭后做做是可以的，但想在这方面 做出成就，留下什么东西就很难了。正经还是把你的这段历史留下来，特别是三中全会后处于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大 党的领导地位的这段经历留下来，这是非常有价值的。他说，我在中央工作的这段时间，也可以说是历史的重大转折 关头，情况错综复杂，意见不尽相同，我经历了不少事情，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我希望如实地把这些事情说清楚，记 录下来以备查证。

在长沙那几天，我将我写的纪念刘少奇诞辰90周年的论文请他看了。这篇文章《人民日报》已发表，但删去了前 面分析形势的一部分。他看后说，前面这部分没什么问题嘛！我说可能他们觉得篇幅长了吧？于是我们就谈到少奇同 志，我说少奇同志在50年代就有许多非常可贵的改革思想，人们还不大了解。又说到“文革”少奇同志无比悲惨的遭 遇和所蒙受的巨大冤屈，现在把这些都归罪于“四人帮”，似乎不能令人信服。他沉吟片刻，然后若有所思地说：是 呵！这个问题总应该有个说法。当时我理解他的意思是，中央虽然已为少奇同志彻底平反昭雪，但“文革”为什么要 那样坚决、彻底地打倒刘少奇，“四人帮”又为什么能那样不择手段、肆无忌惮地恶毒诬陷、残酷迫害刘少奇，似乎 还没有个明白的交待和说法。联系到他曾经自责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也违心地举手赞成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 ，当时除陈少敏同志一人表示了无声的反对外，谁都没有也不敢表达自己真正的意见。因此他觉得我们党在打倒刘少 奇这件特大冤案上，还有深刻的经验教训需要总结。

耀邦同志是一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仅就他在粉碎“四人帮”后，那么坚定不移、大刀阔斧、不顾一切地在那么 短的时间内，彻底平反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系列冤假错案，就足以证明他的大智大勇、有胆有识、无私无畏，也就 理所当然地得到广大干部、中共党员、人民群众的感激、爱戴和敬佩。就在前两年我们去看望李昭同志时，还碰到有 从海外归来的游子，带着父母的嘱托，来到耀邦同志遗像面前，鞠躬跪拜，默哀致敬，深深表达他们全家被洗雪冤屈 之后的感激心情。但耀邦同志的思想并不只停留于此，从他对“文革”中为什么发生刘少奇这桩最大冤案总应有个说 法的思考，说明他认为还要由此进一步深刻总结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政治制度、政治体制上的经验和教训。尤其 是联系到他自己的政治命运和政治生涯，从他亲身的经历和遭遇中，他深切感受到，这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长治久 安、健康发展的根本所在。而这正是当时，也是他在去世前所萦系于心，不能释怀的最大心结。

耀邦同志对1987年初中央“生活会”对他的批判，以及他因此被迫辞职下台的事谈的很少，他更关心和忧虑的是 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发展。他只是觉得中央“生活会”是一个对他进行“揭发批判”的会议，人们什么意见都可以说， 其中有许多不实之词，不能把这当作中央的正式结论。而对他在中央10年来的这段工作，是非功过，希望中央能有一 个正式、公道的说法。他曾坦诚由衷地对我说：关于我的问题，我只希望中央能有个正式的说法，还历史一个公道。 应该说，这是一个合情合理、合纪合法的心愿。

1988年，我因写纪念刘少奇诞辰90周年的文章，向耀邦同志请教一段马克思语录。不久，他就将这段语录亲自写 好，让机要秘书张耀光同志给我寄来。这段语录是：“对历史事件不应当埋怨，相反地，应当努力去理解它们的原因 ，以及它们的还远远没有完全显示出来的后果。施纳普汉斯基·利希诺克斯基在法兰克福议会中大声说道：历史权利 没有任何日期。他说得多么正确。它确实是从来就没有日期的！”这就是耀邦同志对在刘少奇和他自己身上所发生的 历史事件，所抱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观点。

向秘书交待三项任务

我从长沙回到北京后，温家宝同志即派中办人事局局长到文献研究室，商量调任我的事情，并找我谈话征求意见 。文献研究室的领导对此都非常支持，并且表示，虽然刘崇文目前暂时还两边兼顾，但主要服从耀邦同志的需要。我 当然没有什么意见。这样，很快就正式下了调令。

这段时间，耀邦同志在长沙生了一场病，然后就转到广西南宁休养，因南宁的冬天比长沙暖和。过了春节，我就 奉命去了南宁。

到南宁后不久，1989年2月22日的晚饭后，汉平来说耀邦同志找我。我们三个人就在一个小会议室坐下，由耀邦 同志正式同我谈话。

这次谈话是从7时半看完新闻联播开始的，直谈到晚上9点多钟。回来后，我马上就在保密本上将耀邦同志谈话的 要点追记了下来。为了如实反映那次谈话的内容，现在就把当时追记的全文抄录如下：

耀邦同志说：欢迎你来。三件事：

一、有些政治性的事情需要处理、商量、研究、答复、解决、办理，如有些来信，政治性的，需要人帮我起草个 回信，商量个答复意见；中央有些会议，有些问题，需要有个人商量、议论，我还是政治局委员。总之，政治秘书的 任务。这类事不多，一个礼拜一两件。

二、我已经退出政治舞台，但政治生命并没有结束。1987年初下来后，先用3个月清理了我的讲话稿，有几百万 字。德平（注：耀邦同志的长子）也帮助看了看，他说没有错误。后来又用5个月翻了马恩全集，以前看了40多卷， 做了些记号，这次写了笔记。那8个月是过于劳累，影响了身体。十三大以后就生病了。我也不会发难，有家庭妻儿 子女，不能舍得一身剐了。同时也不做坏事，不做丑事，从来也不做坏事，基本不做丑事。去年到天津，李瑞环说， 你政治上的作用已消失，应找点精神寄托。我就写诗，在山东写了十几首，家里人看了觉得不错，可送给一些专家看 了，认为不行，意思可以，但不合韵律。后找了王力的诗词格律看了，再看别人的诗，现在不敢写了。

我参加革命至今已60年，想从近到远，即先从下台一段开始，逐步往前，一段一段把一些事情记录下来。需要有 人帮助查点材料，排点顺序。我讲，你帮助追记，以备将来查阅，有些事情我不说就没人知道了。不吹嘘自己，不委 过于人，如实记录，我从来反对美化自己，只是希望将是非曲直搞清楚。我还有许多批示。60多年，逐步往前讲，有 经历，有风险，有趣闻。

回忆录现在不写。

这件事也不着急，慢慢来。只是备查性质，也不搞什么东西。但要帮我排排时间。

三、我现在也写不出什么东西了，但对一些重要问题还有些看法、观点、意见。对这些需有人帮我一起议论，记 录下来，如成熟可以写点东西。比如对物价问题的意见，我一直是不主张全面涨价的。周杰告我：紫阳在一次小组会 上就说过，耀邦同志一直不同意涨价。十三大政治报告，紫阳要我谈谈意见。我说给写作班子谈不好，我同郑必坚谈 。我认真看了几遍，同郑秘书边谈边议了三天半。我问他同意不同意我的意见，他说同意，他也做了点记录，但后来 他说只简单转告了几句。赵后来问我看后意见如何，我说同郑说了，但没说议了三天半。

就这三件事，是否还有第四、第五件事？

体重下降　心有余悸　思想压抑

跟我谈话后，我觉得他似乎轻松些了。第二天上午他就挥毫写字，写了几幅唐诗，字写得相当流畅、漂亮。本来 我想请他为我写幅字，但心想我刚来到他身边，就开口要他的字，似乎不合适，反正来日方长，以后再说。他大概看 出了我的心思，就笑着说，你看哪幅好就拿去做个纪念。于是我就留下了他写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的条幅。

即使如此，直到这时，耀邦同志仍心有余悸，尚存畏惧，颇多顾忌。本来他最关心的是在中央工作期间的一些事 情，觉得他要是不说就没人知道，将来是非曲直就搞不清楚了。可是他却说要记录参加革命60年的经历，从近到远， 逐步往前，一段一段展开。自然，耀邦同志也有将他一生经历记录下来的想法，但同时他也有借此以掩人耳目的意思 。而且，他又一再声明，现在不写回忆录，只是为了备查，并不想写什么东西，就是怕引起猜疑，招来麻烦。正如他 所说的“我也不会发难，有家庭妻儿子女，不能舍得一身剐了！”更明显的是，找我谈话后，他并不急于开始进行这 件事，而是不断说不着急，慢慢来。我当时就觉得他还存有顾虑，认为时机还不成熟。迫使他下台的那次生活会的阴 影，一直还笼罩在他的脑海里。对于党内斗争，耀邦同志一生经历的太多，留下了难以磨灭和忘怀的印记。刚参加革 命，他还是个红小鬼，在江西瑞金就碰上抓AB团，差一点送了性命。“左”倾路线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后来的延 安整风，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他都是过来人。特别是“文革”前，他在担任西北局书记处书记和陕西省委第一书 记时，被当时西北局发动的对他的批斗，整得体重下降到不到50公斤。后来还是叶帅（叶剑英）把他接回了北京。这 次中央生活会，他当然知道，其严重程度，与陕西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他总觉得这件事可能还没完，他还没有得到 真正的宽恕和原谅。在他下台前后，小平同志曾对他说，你的问题揭到哪里算哪里，让大家揭。还说：你总觉得我妨 碍了你！你老想树立自己的形象！生活会后，他曾同李昭去看望过邓小平一次，谈了15分钟左右，邓很冷淡。在我们 日常的交谈中，他尽量回避提到小平和陈云同志，万不得已时也从不直呼他们的名字，而是用摸右边耳朵代表指小平 ，摸左边耳朵代表指陈云，可见其之噤若寒蝉。他还告诉我，有一次，他去拜访叶帅，在他俩谈话时，叶帅把收音机 开得大大的，唯恐被人听到。正是在这种恐惧心理状态下，他并不急于跟我谈他想谈的那些问题。他自己完全没有想 到，我们大家也万万没有想到，此后不久，他就突发心脏病而与世长辞，他晚年的这一心愿竟成泡影，实在是无法弥 补的历史遗憾！

在那段时间，他一方面还心有余悸，唯恐再有什么闪失，又招致不测，另一方面对于当时国内复杂的政治、经济 形势，他又不能无动于衷。1989年的春天，国内形势很复杂，社会上思潮起伏，有些动荡不安，知识界、思想界议论 纷纭，异常活跃，经济形势也比较严峻。中央内参每天都反映不少这方面的动态。他是一个时时刻刻都不忘国是的人 ，包括在下放干校劳动改造时，他都不忘关心国家大事，当时被人们讥笑为不识时务，批判他是不老老实实劳动改造 。可作为一个把自己的全部生命都融入了党和人民事业的革命者，这就是他的一种本能，一种历史责任和生活信念的 本能。可这时他的处境，他的身份，他的地位，又不允许也没有可能让他发表意见。他心潮起伏，又十分压抑。记得 当时中央决定4月份在京召开政治局会议，议程是讨论研究教育问题。耀邦同志收到通知后，觉得教育问题今天已不 是热门话题，而且也拿不出多少钱来。关键还是经济问题，要好好把粮食和多种经营搞上去。他认为，不要出的题目 太多。如果问题一时解决不了，今年可以少开一次全会。今年是建国40周年，9月还要开一次全会，不知道40周年还 能拿出点什么东西来？卖些黄金？我们的黄金也不多，卖不了多少钱。他还说，国庆40周年要开个干部大会，由紫阳 作报告，总结建国40年的经验，不拿出一个好报告怎么行？当时我曾对他说，回京后，紫阳同志可能来看你，征求你 的意见，你要有些准备。他说，他不会来看我，如果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先问他对当前形势的看法。我说，现在形势 非常复杂，你还是以不讲话发表意见为好。他当即回答说：惹不起，躲得起。我可以学陈云同志，不说话。

到南宁后，我觉得耀邦同志的身体和心情都不如在长沙。特别是他食欲不好，吃东西不多。他的牙齿一直不好， 脱落不少，但他又不愿拔掉重镶，主要靠牙龈咀嚼，这也影响他进食。我们劝过他多次，他怕疼，也怕麻烦，就是不 同意拔牙镶牙，对此我们都很担心。其实我们每天的伙食都很好，可他就是没胃口，也嚼不动，只是对一种酸甜的小 菜感兴趣，可那又有多少营养？他的体重不断下降，我们为此都非常忧心。大家想方设法帮他增加些营养，就让厨房 做些鱼糜、肉糜的粥食给他吃，但也没有多少效果。

拖着病弱的身子，带着心存的余悸，怀着压抑的苦闷，3月底，耀邦同志从南宁回到了北京。他是回来参加人代 大会和政治局会议的。回京后，因为他要参加会议，又不断有人来看望他，我没多少事，就先回文献研究室处理一些 刘少奇研究组的事情，但隔几天去看看他。

就在他参加政治局会议突发心脏病的前两天，他对我说：我不想呆在北京，开完会我们还是到下面去。同时，他 又犯愁地说：到哪里去呢？不知道人家欢不欢迎我？因为有这个顾虑，他还是想到天津去，觉得和李瑞环比较熟悉， 去他那儿可能方便一些，但仍然担心李瑞环是不是欢迎他。我当时对他说，你这是多虑了，不仅李瑞环会欢迎你，你 到哪里去，人家都会非常欢迎的。这也反映了他当时的心情，总觉得自己现在还是“待罪”之身，深怕连累、影响了 别人，给人家带来困难和麻烦。

4月8日，李汉平打电话告诉我，说耀邦同志在参加政治局会议时突发心脏病，经抢救后住进了北京医院。我十分 震惊，立即赶到医院，并在此后几天，同李汉平轮流守候在那里。那几天，他的病情反反复复、好好坏坏，我们的心 情也是起起伏伏、忧忧喜喜，但总觉得他会渡过难关，恢复健康。到第7天头上，我们更相信这一点了，因为据说急 性心梗只要过了7天就相对安全了。可是，就在他发病后的第7天——4月15日，人们没能把他从死神手中夺过来，他 就那样急促地离开了我们。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觉得，可以想象耀邦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是怎么突发心脏病的。他当时在那样一个场 合和环境里，肯定是思绪万千，心潮起伏，他有许多话想说却又不能说，他忧国忧民却又一筹莫展。无比的忧伤苦恼 ，巨大的思想压力，不断冲击着他那病弱的身体，结果导致血压急剧升高，心脏大面积梗塞，终于一病不起。最后， 这位协助邓小平开创了中国历史新纪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就这样带着悲哀和遗憾，很不心甘情愿地走完了他73年 光辉的人生历程。

耀邦同志逝世后，中央为他举行了规模盛大的追悼会。中共中央的悼词，全面公正地评价了他伟大的一生，特别 是他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在他90年诞辰时，中央又为他召开了隆重的纪念大会，再次肯定和颂扬了 他的历史功绩。我相信，随着时代的前进，他生前的遗愿，终究都会一一实现，因为历史是无私、也是无情的。2009 年2月于广西北海

（责任编辑　徐庆全）

2009年第9期　再说我的父亲陆定一·陆　德

坚持实事求是，文章“一个字不改”

父亲陆定一1978年12月1日出狱，被关押13年，身体坏得不成样子。刚刚出狱不久，在医院就接受报社要求写了《怀念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的文章，并于1979年3月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两报同时发表。

虽被关押13年。受尽凌辱和折磨，但父亲敢于直言的性格，始终没有变。文章在赞扬了周总理的优秀品德后，也对我党在建国后的若干政策进行了反思。其中，特别有两句话，一句是提出：“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错误的不是彭德怀同志，而是反对彭德怀同志的人。”另一句是：指出我们党从庐山会议起就“愈搞愈‘左’，这种‘左’倾错误，后来发展成为路线，一直到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才得以纠正”。这两个观点，现在普遍被接受了，但当时对所谓“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都还没有作出正确的结论，当时都还是“禁区”。父亲这种实事求是的看法，在党内是十分大胆和超前的，因而引起某些领导同志的不满，特别是军方。就连胡耀邦同志，在赞赏这篇文章的同时也说：把“错误的是反对彭德怀同志的人”这句删去就好了。很多同志来打招呼，希望把这两句话删去。父亲虽深感压力，但决意不删，他说：“我们再不能搞‘两个凡是’了”，并亲自打电话给《人民日报》总编秦川同志说：“这篇文章，你一个字也不要改。”

这篇文章在党内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党内的指责声也一直不断。直到两年多后的1981年6月，全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为彭德怀同志平反后，才统一了认识。

1991年，前《光明日报》副总编陈清泉同志编辑《陆定一文集》时，问父亲这篇文章要不要修改，父亲亦说：“一个字也不要改。”

拍案而起，率先为乡镇企业正名

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力得到解放，农民生活提高，又促进了社队企业的发展。但当时中央政策并不明朗，有人认为这是“扰乱经济秩序”，是“长途贩运”，是“投机倒把”，“抢占国家资源”，是“地下工厂”，受到打击，视为“违法行为”有一位领导同志，甚至主张把社队企业一下子砍掉百分之五十到七十。1981年，河北省一夜间就抓捕200多位企业家，包括马胜利。父亲这年视察工作到家乡，得知家乡无锡两位企业家上吊自杀了。他拍案而起，给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写信，表示家乡人均仅有四分地，不扶植农村企业就富裕不起来，并表示我们不能仿效资本主义初期让农民大量破产的经济发展模式，而应大力发展农村企业，使农民“离土不离乡”。他在信中明确提出：“谁打击社队企业，谁就是打击农民!”他敢于站出来，对当时的相关政策提出了质疑，为民请愿，而不怕得罪中央的一些同志。胡耀邦总书记十分重视，并批转印发给1982年上半年出席全国经济工作会议的代表(当然，会上引起一片哗然)。终于，三年之后，1984年中央发布了新的农村政策，为社队企业(后称“乡镇企业”)正名，终于第一次把“支持和扶植农村乡镇企业”写上了中央文件。以后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明确提出要支持乡镇企业发展。从此，江苏的乡镇企业以每年47％的速度增长，许多家乡的企业家见到父亲，都激动得跪下，说：“是您老救了我们全家”。中央下达了支持乡镇企业的文件，看到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我们大家都很高兴，但也为这几年父亲所受的压力感到心痛，而父亲却含笑着对我说：“这种事，总是需要有人先提出来的啊!”

提出“新闻定义”，强调“事实”是“本源”

父亲主管党的宣传工作达22年，时间之长，在国际共运中绝无仅有。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他不仅提出了“双百”方针、“教育方针”，在宣传领域中他还提出了我党的“新闻定义”。

1943年8月，父亲在延安提出了我党的“新闻定义”。

父亲认为，“新闻的本源乃是物质的东西，乃是事实。”故此他提出了唯物主义的新闻定义：“新闻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导。”短短14个字，是现今大学新闻系教科书上所列10余种国内外新闻定义中最短的一个定义，但却蕴含了全部的新闻要素。

父亲“新闻定义”的一个最突出特点，是在对“新闻”与“事实”及“政治”关系上的论述。父亲认为：“事实”是第一性的，是客观存在的，而“新闻”则是第二性的，“政治”也是第二性的，因为其中增加了人为的因素，这就涉及到立场、观点、修养、道德、目的等，以人的意志和社会需要转移成了多种多样的新闻作品。他始终认为：“新闻真实性，是无产阶级新闻学的根本原则。”“一定要认识事实是第一性的，一切‘性质’，包括‘政治性’在内，与事实比起来都是派生的、被决定的、第二性的。”

父亲不赞同在没有第一性和第二性“前提条件”下笼统提“新闻为政治服务”这个口号，他说：是否为了所谓政治，为了政绩，就能去报喜不报忧，就能去欺上瞒下，就能说假话?这是在强奸民意!混账新闻!我们党在这方面的教训还少吗?!集团有集团的“政治”，地方有地方的“政治”，而无产阶级的政治是实事求是。

1945年3月，父亲撰写《解放日报》社论一《新闻必须完全真实》。1946年1月，父亲就《新华日报》创刊8周年之际，又著写文章《报纸应革除专制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再一次提出：“报纸有两种，一种是人民大众的报纸，告诉人民以真实的消息，启发人民民主的思想，叫人民聪明起来。另一种是新专制主义者的报纸，告诉人民以谣言，闭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变得愚蠢。……它对于社会，对于人民，对于国家民族，是一种毒药。”

晚年的父亲，又曾多次对相关同志说：“新闻工作搞来搞去还是个真实问题。新闻学千头万绪，根本性的还是这个问题。有了这一条，就有信用了，有信用，报纸就有人看了。”

强调新闻工作者要实事求是，这一理念陆定一一生都没有改变。这与一些党风不正的“假大空”宣传和一些人将“政治性”提高到“第一位”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面对腐败，提出惩治腐败需用“外力”

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给国家带来了生机，但一些不健康的东西，如贪污腐败、钱权交易、权力寻租等也随之在侵蚀着肌体。父亲在1992年就心痛地对党内同志讲：“我们党已经开始腐败了!”

执政党的腐败，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父亲对此问题十分关心。

父亲对我讲：这一问题，列宁从建立苏维埃政权起就一直十分重视，并在党内建立专门机构监督和解决。但是，反腐机构也是由党来领导的，如果是党的领导人甚至是一把手也腐败了，那该由谁来管?对这个问题，列宁也始终没有提出解决的办法来。

父亲又讲：毛主席也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他老人家是主张用“大民主”和“(文化)大革命”的办法去解决。当然，如果是整个党变质了，那么采用“二次革命”的办法推翻腐败政权，当然是对的，历史上历来如此。但是，如果全党不是这种状态，只是个别或局部问题，我们就不能使用“革命”和“暴力”的这种手段来解决。“文化大革命”，就是个惨痛的教训。此时“专政”的主要职能，应逐渐转向对外，而对内部，则是要建立民主政治，要靠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力量，来解决腐败问题。

对于当前党内采用“自律”的方法，父亲讲：采用“自律”解决党内的腐败，当然是个好办法。但是，光靠自律，是不能彻底解决腐败问题的。反腐中，自己既是“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这在管理中就会出现(功能的)“缺失”，达不到预期的管理效果。

所以，父亲主张：“党的反腐问题，其‘裁判权’和‘监督权’，一定要放在外部。在自律的基础上，再加上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才能更上一层楼。”而且“反腐的效果好不好，也要民众说了才算，而不是自己。”“对于执政党，它掌握着全部的‘政府资源’，所以，一定要强化外部的监督和制衡，才能有效抵制腐败现象。”

父亲认为：“这种监督利大于弊，不要怕别人讲话。对于群众的意见和不满，不要压制，压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不管是好的意见还是坏的意见，都要妥善处理”，“要学大禹(注：因势利导)而不要学他的父亲鲧(注：围、堵)。”

父亲说：“要加强这两种监督，就必须首先要加强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这是个必要条件。”

父亲在多次会议及与有关同志的交谈中，都坚持了这一观点。

1980年6月，为了能保障各级人大和政协对党和政府的监督作用，父亲乘《新宪法》修订时期，向党中央呈书，要求在修订《新宪法》时，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正式会议上的发言，要给予“免责”权，列入到宪法的保护中，使其受到法律的保障(注：见中央文献出版社《邓小平年谱》)。但此呈请最终没有获准，失去了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

晚年反思，严于律己

父亲在“文革”中受林彪、“四人帮”迫害，是最早被打倒、批斗的领导人之一，在狱中又被吊起来刑讯逼供，关押了13年，许多亲属也被株连迫害，甚至惨死狱中。但是，他在总结毛主席所犯错误的时候，却又做了认真的自我批评，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局外人”，从不推卸自己的责任。

他对我说：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没有经验，全党幼稚，理论也不成熟。我们跟着主席，向前探索，很多东西是马列没有讲过的。探索的过程，有的成功了，是“丰功伟绩”；有的不成功，犯了错误。毛主席的错误，在《决议》(注：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经分析了。但毛主席所犯的错误，不是他一个人的错误，历史不是一个人走出来的，我们都拥护、支持和执行过，是全党一起走的。我是中央的领导成员之一，主管文教和宣传工作，主席在这方面的错误，我也有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决议》中对历史问题的批评，也是对我的批评。我们不能抱着“局外人”的态度。

“毛主席的错误，党作了决议，批评了他，我陆定一也犯了重大错误，没有人批评我，只好我自己骂自己了。”(注：摘自与于光远等同志的谈话)

“我做中央宣传部长这么久，我的工作犯了很多左的错误，斗这个斗那个，一直没有停。许多是毛泽东同志嘱咐的，我照办了，我有对毛泽东同志个人崇拜的错误。也有一部分是自己搞的，当然由我负全责。”(注：摘自在中央顾问委员会上的讲话)

关心党的前途，晚年提出“十大反思”

父亲晚年，对他的工作和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中的一些经验和教训，从认识上和理论上，进行了深刻反思。他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民主集中制度、国家的民主政治、惩治腐败、“双百”方针、共产主义过渡期、中国改革模式等诸方面和领域，都诚恳地提出了自己的认识和看法。

比如，在“党的领导”问题上，他提出：

党的领导，有个党内民主和党与群众的关系这样“两个问题”。

党的集中，应是以党的民主为基础。要坚决克服和杜绝“家长制”和“一言堂”。

党与群众的关系，党是要为群众服务，而不是群众为党服务。

比如，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他提出：

无产阶级专政，一定要搞社会主义民主。它应该是在人民民主基础上的专政。专制下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

现在我们没有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去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

父亲主张：放开言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比如，对“民主和自由”的问题，父亲指出：

民主和自由，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核心价值部分，故对民主和自由，我们应该是“扬弃”而不应该是“抛弃”。

比如，1992年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贫富差距过大，已超过了(基尼系数)0.4的“警戒线”，他在“反思”中指出：

资本主义在“原始资本积累”阶段，是采用扩大贫富差距、加大剥削和社会不公来实现积累过程。我们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工人、农民是国家的主人，他们应该是“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我国的改革，也需要资本积累，但我们是否也要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老路，用加大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的办法)去解决?!

等等。

在父亲去世10周年前夕，我整理出来他的十大“反思”，上呈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同志。2008年夏，中央党校李景田常务副校长和李君如副校长分别约见了我，对我的整理工作表示“感谢”，并说这(反思)是对我党总结建国60年和改革开放30年的“一份宝贵财富”。

对子女言传身教。“不要去当官”

因为工作忙，父亲和我们的直接交流机会并不多。尤其是建国后，父亲的上班时间和主席的工作时间是对应的。主席是晚上工作白天休息，父亲白天黑夜都要工作，只是早上8点才起床，我们上学看不到他。当时他担任中宣部的部长，人民日报的社论必须在他签字后才能发稿。《人民日报》每天凌晨2点开始排版，所以他必须两点前把文章批完。父亲每晚都要两点以后才能睡觉。孩子们和他最多只能一起吃一顿晚饭。也只有这时，他才有空问问孩子们的学习情况。

父亲和我交流最长的一次，是1961年我去哈军工上大学之前，他专门抽出两天时间给我讲了一本老子《道德经》。他认为《道德经》里充满了辩证思想，年轻人要独立思考、辩证思维，不能再是1加1等于2，很多事情都是发展变化的。他还让我重点看了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特别是其中“矛盾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向它的反面变化”的理念，他说你们走上社会必须学会辩证地看问题。

父亲是一个学者，他一辈子都在看书学习。直到他去世前三天还在病床上看书。他对我们子女的要求就是好好学习，将来才能为建设新社会贡献自己的能力。但他不希望我们走仕途，他60年代在我上大学时就告诫我们：“不要去当官。要好好学习科学技术。”如今，我们三个孩子都是技术型的干部，没有一个是企图走仕途的。

我们孩子们都把父亲当作心中的行为典范，没有文字的照本宣科，在日常生活中模仿着父亲的一言一行，规范着自己的道德行为。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陆定一在外面视察，接见工人和农民时都是主动两只手握过去。有时候别人也会提醒，身为国家高级领导人，不需要那么谦卑。陆定一回答说：“民以食为天，他们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最值得尊重。”建国初期，我们的党风是十分好的。可能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相信，那时父亲的车只供父亲公务使用，子女是不许坐的，哪有“车接车送”的事，母亲上班和我们上学，都是自己骑自行车去。“三年自然灾害”期，毛主席听说饿死了人，主动两年多不吃肉，中南海的首长们也纷纷主动减量，每天只供一两肉，同时父母的口粮也减至26斤和25斤，除此，再也没有其它供应。要知道，这些人若在古代就是“皇帝”和“重臣”啊，全国再有困难，也不可能会饿着他们。但是，这些党的领导们就是要与群众同甘共苦，与群众一起共渡难关。虽然一些“左”的政策使国家和人民遭受了损失，但看出他们是要继续革命的，党风是廉政为民的。周总理参加外事活动最多，一出去就要显得仪表堂堂，气势不凡，但他那套服装一直穿了十多年都不许换，里面的衬衣是打了补丁的，只是袖口和领口，为了外事需要而拆换成新的。这是父亲亲口对我讲的事。打倒“四人帮”，在改革开放后，父亲到各地视察，都会特别叮嘱不要搞形式，不需要“警车开道”，不需要保镖和官员的“前呼后拥”。他曾说“安全和接近群众，到底哪一个更重要?我们不能和群众的距离越来越远。”他从来不去摆谱，不铺张。据父亲随身工作人员说：就连出席正式场合穿的衣服，陆老直到去世也就那么一身。联想到社会上的一些贪腐官员，真是无法与第一代吃过苦、打出来的开国元老们相比!

1984年，我要到外地河南工作，要离开父母的身边了。为此父亲专门题了一幅字给我，作为他对我工作的嘱咐。题词上写：

一切从实际出发

调查研究实事求是

同工农和知识分子交朋友

过则勿惮改(编者著：有过失不要惧怕改正)。

这是他对我做人和做事的要求，也是对他一生的写照。

我在外工作，做出些成绩，也遇不少困难。对有些现象，我不理解，也很委屈，回京与父亲交流时甚至流了眼泪。父亲说：“要完成革命事业，就会付出代价。革命战争中是生命的代价，改革开放也会付出代价的。你是党员，要有为事业不惜一切，甚至牺牲生命的思想准备。有了这种准备，还怕什么困难和委屈?!”随后，他又送我一幅字，上题：

千锤万击出深山

烈火焚烧只等闲

粉骨碎身全不惜

要留清白在人间

这是对我的精神激励，也是父亲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铮铮铁骨，刚正不阿，坚持真理从不退却的一种信条。一生中，父亲就送我这两幅字，但每当我见到这两幅字时，就像父亲他老人家站在我面前。

(责任编辑　徐庆全)

2009年第9期　龚育之和我的文字交·朱　正

回忆起来，我和龚育之同志，有整整二十年的交往。只是在记忆中，许多往事都已经模糊了。

交往的开始，很有一点意外。那是1987年《光明日报》图书评论版征文，我写了一篇《关于(毛泽东著作选读)的注释》寄去，8月27日的报纸就登出来。谈的全是技术问题，既谈到了它比旧版注释的进步，也提出了一些还可以改善之处。而我这篇议论别人长短的文章，本身就有可议之处。我批评《选读》没有注明汪精卫的《夹攻中之奋斗》的出处，以为它是出自陈独秀在《布尔塞维克》杂志上的一则“寸铁”。刊出之后，我收到了两封指出我这错误的信，一位是当年《布

尔塞维克》的编辑郑超麟同志，他信中说，汪精卫的这篇“是1927年7月15日或其后一二日发表在汉口《民国日报》第一版上的。这就是汪精卫的分共反共的公开宣言，当时知道的人很多。”另一位来信者就是龚育之同志了。他在1987年9月25日给我的信中说：“汪精卫《夹攻中之奋斗》注释未注明出处，是一缺陷。当时未能查到原始出处(现在仍未查到)，但此文收在汪氏文集中，日期署16年7月25日，较你指出的题辞(10月10日)为早。估计你未见到这篇文章，现附上复印件一份，供你参阅。”随信寄来的复印件有：一、汉口《民国日报》所载汪精卫《夹攻中之奋斗》全文，在这篇之后，还有孙科的《打倒蒋中正以后》一文，以及《张(作霖)蒋妥协条件之内容》、《吴佩孚将赴万县》等新闻报道。二、上海中山书店印行的《汪精卫先生的文集》第81至第84页，题为《夹攻中之奋斗》，署(民国)16年7月25日。三、上海光明书局印行的《汪精卫集》第三册，题为《夹攻中之奋斗》。我看了一下，报纸所载的，大约是原始的出处。那时武汉国民政府还没有公开放弃反蒋的口号，所以文章一开头就是“自从蒋介石反叛以来，我们同志，正在专心致志，和反叛的蒋介石作殊死战。”等到编入文集的时候，宁汉已经合流，所以这些指名道姓谴责蒋介石的字句就全都删去了。这样就帮助我弄明白了这一句引语的出处。这样我就开始了和龚育之同志的交往。

1987年10月，他参加全国政协的参观团到了长沙，我到宾馆去看他。也不记得谈了些什么。他送了一本《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给我。这本署名“八七年十月于长沙”的赠书，现在还在我的书架上。

1997年我出版了随笔集《思想的风景》，龚育之同志在收到赠书给我的回信(3月23日)中表示看重书中《唐纵日记中所见的一次没有实行的改革》那篇，他说，“唐纵日记，听你和金冲及谈到过，你的文章引起我一定要找到一本看看。也许该让更多的人看看这本日记和你的文章。”书中还有一篇《搔痒》，表示不能赞成把那些造成了严重后果的“反右派斗争”“大跃进”等等都“说成是为了探索不同于苏联的道路”。他却表示了异议，信中说：“还有一点不完全相同的意见，即‘探索论’。你知道，我也是持‘探索论’的。你的论点也给我教益，注意在讲‘探索’的时候，不要使它成为替历史错误作曲意回护。搔痒的比喻也很机智。但是，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崭新任务来说，的确有‘探索’的问题，有一些大的失误(不是每一项)也的确有探索这个大背景。是不是呢?我看你在谈郑超麟诗词的那篇文章(按：指书中所收《只凭余事作诗人》一文)中引用苏联史家的论点，也谈到‘郑重探索中犯下的错误’的。”我倒觉得，我和他的意见并没有根本的分歧。使我反感的是以“探索论”为名而“替历史错误作曲意回护”而已。

1993年这一年，我没有干别的事，从年头到年尾，写出了《反右派斗争始末》的初稿。从1994年开始，我就一面不断的修订增补，一面给它找个出版的地方。先后找个好几家出版社商谈，结果都不得要领。大约是’1995年末或1996年初，我的老师李锐同志向河南人民出版社推荐了，这部书稿才算是有了着落。

这时，龚育之同志表示想看看这部稿子，我就给他送去了一份复印件。他看过了，还来的时候，他和夫人孙小礼同志分提着袋子，他说：这稿子很重。小礼同志应声补充说：写的是我们党史上沉重的一页。我想一千来页A4复印纸，的确是颇有一点斤两的，一人提着颇有点吃力，才两人合力提着吧。

龚育之同志说：“作为一个读者，我喜欢看这样的书。只是你为什么要送审呢?出了不就出了吗?比方说《顾准文集》，如果要送审，就不容易通过的，它不送审，出了，比香港版的还多收了一篇。”我说：“又不是我要送审，是出版社要送审呀!”交谈中，他问我：“你自己觉得能够出版吗?”我应声答道：“如果我觉得不能出版，我就不会进行了。”现在想来，他这问题提得够水平的，而我的回答也可说是旗鼓相当了。

河南人民出版社即按照程序申报选题，送审书稿。新闻出版署图书管理司将书稿送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最后提出了这样的审查意见：新闻出版署图书管理司：

河南人民出版社送来的朱正著《1957年的夏季：反右派斗争本末》书稿，已由我室室务委员石仲泉研究员，第二研究部主任扬先材教授，科研部主任王朝美教授再次进行审读。现将三同志的审读意见综述如下：

总体上看，该书资料丰富，述之有据，历史线索清楚，对深入研究反右派斗争问题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文字亦具有可读性。作者的写作态度也是严肃认真的。

鉴于反右派斗争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政治敏感性强的历史课题，在国内出版这类书籍要特别注意对历史采取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重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书稿中有以下问题应予以注意：

一、全书所反映的作者对反右派斗争的反思和认识的基调，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对于1981年“历史决议”中关于反右派斗争的必要性的精神，尚需有必要的、实事求是的反映。

二、书中大量引用了未经正式发表的毛泽东著作和言论以及党的内部文献(如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到外地视察时的一些讲话等等)，对此宜慎重处理。过去中央有过要求，仍须执行。建议作者最好不要采用直接地、大段大段地摘引的方法，尽管这些内容在海外已广泛流传，但在国内至今未公布这些文献档案。

其中有些分析和评论也需要再斟酌。例如：

P179—180、187。对于毛泽东的讲话在公开发表时作了修改的原因的分析似欠妥。

P184—186，在论述六条政治标准时，联系1979年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说“需要研究一下的倒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条。因为对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解并不总是很确定的。……在一段较短的时间里来看，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条的含义似乎还是相当确定的，而如果放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看，它却是颇为不确定的了。为了不触犯这一条，稳妥的办法是把社会主义道路理解为现行政策的同义语。”此处的立论和分析似欠妥。对于“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这一条标准，书中说“是写给赫鲁晓夫看的”，是“在明知破裂不可避免的时候，又要将日后破裂的责任归之于对方”，是“作出一个维持团结的姿态”，此说亦似欠妥。

三、书中写了一些对毛泽东的心理分析，应当注意分寸。例如，P.94——96.认为罗隆基讲的小知识分子和大知识分子的问题，使“中师毕业的毛受到刺激”，“触及毛的自卑感和自尊心”，这种说法似欠妥。还有一些用语也要斟酌，如称毛泽东的“臣民”等。

四、书中直接点名的人物众多，需要注意区别对待，评述得当。对于当年错划为“右派”的人，介绍其历史情况，可以起到澄清事实以正视听的作用。但是，对于当年参加批判右派的人、特别是有社会影响的知名人士，大量引用其批判发言，并夹有带讽刺挖苦语气的许多议论(较为突出的例子，如P，118对周建人的评述)，恐将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这类问题应本着“宜粗不宜细”，“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精神妥善处理。

五、P，464 465，在分析叶笃义在人大会议上的检讨时，说：“他应该明白，软弱无力。正是长期共存的前提。强大了，有力了，共存的前提也就不存在了”。此处涉及对中共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的理解，评述欠妥。

总之，此书尚待作者参考上述意见对书稿作进一步修改，使其在总体上更能体现《历史决议》的精神之后，方可出版。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部

1996年4月8日

我以为这份审稿意见反映了当时担任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龚育之同志的态度。最重要的是给它放了一条生路，没有说不准出版，只说经修改后“方可出版”，其次是用字的分寸，全文没有用一个“错误”、“失实”这一类重字，只说“欠妥”，甚至“似欠妥”。而且在四页之中，还写了三行肯定的话，像“资料丰富，述之有据，历史线索清楚”这些话，看了很觉得舒服的。

出版社于是就要求我按照这审稿意见来修改书稿了。这修改其实很简单，把审稿者指为“欠妥”或“似欠妥”的地方一概删去就是了。

除此之外我也别无他法，假如我把这些地方改写成审稿者认为“甚妥”或“似甚妥”了，我就没必要写这本书了。只有一处地方，我不能用这种简单切除的外科手术，那就是我在书稿中曾大量直接引用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始记录稿，审稿意见说：“建议作者最好不要采用直接地、大段大段地摘引的方法，尽管这些内容在海外已广为流传，但在国内至今尚未公布这些文献档案。”怎么办呢?2月27日毛讲这篇话，6月19日正式发表这篇讲话的修订稿，是两件事，是任何一本写反右史的书中都必须清楚叙述的两件事。假如我只是将这些直接引文删去，用什么办法表明这次讲话和后来发表的完全不同呢?我挖空心思，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就是利用当年4月份《人民日报》发表的那一系列宣传新方针的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0日)、《怎样对待人民内部的矛盾》(13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17日)、《工商业者要继续改造，积极工作》(22日)、《全党必须认真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23日)、《从各民主党派的会议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26日)。我把这六篇社论和《毛选》五卷中所收二月、三月的两篇讲话的改定稿相对照，摘录出相应的段落，比较其异同，从两者相同之处。证明了“这些社论是为了向广大公众传达毛的讲话内容而写的，相当准确地介绍了讲话的内容”，在做到了这一点之后，又从两者相异之处，即在社论中引人注目的一些意见却不见于《毛选》中了，即可以推知毛修改讲话稿的倾向和目的。这样做虽说不如直接引用讲话原文那样干脆和有力，也大体上可以说出我要说的意思了。

修改之后，书很快就出了(1998年5月)。出版社将书名改为《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一时还颇受读书界的重视。民营的席殊书屋评1998年的好书，文学类、非文学类各十本，我的这一本列入非文学类之中。他们为宣布这评定的结果开了一次会，那天，龚育之同志去了，李锐同志，于光远同志也都去了，都作了简短的发言。

也就是这本书出版以后，一天我去看他，交谈中，他忽然转过身去拿来一张《文摘报》送给我，说这个材料可以补充到你的书里面去。我一看，它讲的是《徐秋影案件》平反的事。《徐秋影案件》是一部著名的反特故事片，它的“本事”却是哈尔滨市公安局用逼供诱供的手段制造出来的一起冤案。法院认为证据不足，退回检察院复查，市检察院审判监督处的杨同喜奉命复查此案，他在查阅卷宗提讯在押人员之后排除了当事人的特务嫌疑。本来这一冤案是可望避免的了，可是在不久之后的反右派斗争中，杨同喜等人却因为复查此案被划为右派分子。一切都翻了过来，此案在1959年4月公开宣判，处死了两个无辜的涉案人，还有被判处死缓和徒刑的，这是反右派斗争破坏法制的一个典型事件。直到1987年7月才由最高人民法院平反了此案。2004年我这本书以“反右派斗争始末”为书名在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增写了“为了法制”一章，将这一材料补充进去了。

那时韩钢同志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他也为促成这本书的出版帮了不少忙。书出了，他也很高兴。一天，他邀我到党史研究室去和他的几位同事座谈反右斗争。在座的都是研究党史的专家，在交谈中使我获益不少。记得王素莉同志说，我书中说的划右的人数552877人肯定少了。她说了河南省的情况，为了给开除了公职的右派分子恢复工作，河南一省就需要多少多少干部指标。这样推算起来，全国怎么会只有五十多万呢。还有一些人也提了些很好的意见，对我进一步思考这个题目很有启发。可是不久之后我就在一份什么报刊(刊名已忘)上看到，有人说朱正应邀到党史研究室去讲反右派斗争。这就未免太离谱了。我想，如果要求更正，似乎又是一次张扬，真不知怎么办。于是我就写信给龚育之同志，说明此事的原委。他给我回了封短信(1999年2月9日)：“收到来信。此事没有什么，别人记事不准确，所在多有。既非原则问题，又非重大问题，没有更正的必要。便中我当同党史室有关同志说明一声。”

1997年首都师范大学数学系张饴慈教授将他祖父张东荪诗稿复印了一份给我。我读了，写了一篇《亦儒亦侠是吾师——张东荪诗里的梁任公》，由这些诗谈到当年梁启超的《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又由此谈到《新青年》杂志上“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梁、张二人都认为当时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还不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拿现在的话说，就是“生产力标准问题”。在当年那一场讨论里，至少在这一个问题上不能说他们错了。在文章里，我从《邓选》第三卷里引证了几段也是谈“生产力标准”问题的语录，并说在《毛选》里我还没有找到适当的引文。我将这篇稿子寄给龚育之同志请教。他在回信中(1997年5月22日)说，毛在《论联合政府》中有两处地方表示了要发展生产力的意思。他说：“七大上毛还有许多内部讲话，讲得更透彻。

我在《求是》去年九月号上发表《读(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即阐发此理；已遭《真理的追求》批判，我没有睬它。”这篇文章收在《龚育之文存》下卷第1241页。一个对自己论点有自信心的作者，本来是不必理睬那种牛二买刀(用《水浒传》的典故)式的“批判”的。

有一回，我到北京有什么事，他到国谊宾馆来看我，谈到我不久前读过的《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谈到书中注释有些没有做到位的地方(这些我后来写了文章发表)。说完这些之后，我说：“这些都是技术性的意见。内容方面，我也有一条意见。”于是我就说了：在《读(聊斋志异)批语》中，毛在《细侯》一篇上批了“资本主义萌芽”六个字。其实，小说中没有提到商业，没有提到交换，甚至喝的酒也不是酒肆沽来的，而是自种黍子自己酿造。小说中没有反映出城乡间社会分工的扩大；没有反映出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而破坏自然经济，没有反映出雇佣劳动者的出现，总之，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标志资本主义萌芽的诸要素，在这篇小说中都没有出现。话我就只说到这里，我心里想，毛对马克思主义，也颇有不甚了了之处。那天交谈，没有把这个意思明白说出来。后来我写的《谈谈<细侯>》这篇，就指出：“这个批语只是表明：毛对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萌芽，有着与众不同的独特的理解。他的一些在经济政策方面的反资本主义的措施，恐怕也只能从他的这种独特理解中求得解释吧。”

我把刊登这篇文章的刊物寄给龚育之同志看，他回信(1998年4月5日)说：“上次你来已谈过此事。我赞成你的意见。《读文史古籍批语集》附原文的时候，只引了女方的设计，而没有引男方关于自己家产状况的叙述‘薄田半顷’。而这四十亩的种植计划，是从‘半顷’而来的。此外，我想，这秀才大约是不会种地的，就算是自己也下一下地，一个人也种不了四十亩加十亩之多。按细侯的设计，按那时的习惯，大概是要雇工的。所以，这设计中，应该暗含了‘雇佣劳动者’，当然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劳动者’，而是封建土地制度下的雇农，长工或短工。”这是在表示了“我赞成你的意见”之后提出的讨论，是为了使我的考虑更深入更周密吧。

2002年，龚育之同志将他的长文《献疑和献曝》发给我看，其中谈到《胡乔木书信集》编注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我看了，很佩服他读书的仔细。例如胡致杨尚昆一信，编者定此信为1949年所写，认为信中所写的六中全会为1938年举行的六届六中全会。龚育之同志考订出，这信其实是1955年所写，信中说的是七届六中全会。这样的考订功夫，我以为可作为读书方法的示例。这本书信集我也看了的，也觉得它编注工作留下了一些问题，就把我所见到的写了封信告诉他。这原不过是一封私人间的通信，却得到他的重视，推荐到《百年潮》发表了。后来在他的《党史札记二集》里，将我的这封信以及他写给《百年潮》编者的推荐信都作为附录收入书中了。

2003年底，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出版章诒和那本写大右派分子群像的《往事并不如烟》。责任编辑王培元同志和我说，想在封四印上几个著名评论家的评语，已经约请了严家炎和孙郁两位，还想找龚育之，但是不知道怎样去联系。我说，这我可以帮忙。我就给他打电话，将出版社想请他写评语的意思告诉他。他答应了。他的评语是这样写的：“作者写了大时代中一小群大知识分子的命运，是以晚辈的眼光来写父母的友人，其中有大名鼎鼎的人物，也有不那么有名以至全不为人知的人物。作者提供的不是他们的标准像，而是他们的侧影、背影，作者同她所写人物的合影、群影。你可以不必同意作者的每一个观点，但你不能不被作者独特的视角、细致的笔触、巧妙的剪裁和历史的沉思所吸引。”这评语真是写得巧妙极了，既表示了“不必同意作者的每一个观点”，你尽可仍然坚持《历史决议》对反右派斗争的评价，可是又表示了对作者“历史的沉思”的肯定。只是出版社希望这些评语起一点保护作用的愿望还是落空了，不久即得到命令：售完之后不得再印(这也就为盗版的书商开辟了财源)。而各个媒体也奉令不得宣传此书。我虽然没有看到相关的文件，但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可以证明确有其事：一家报纸的副刊约我赶写了一篇书评，原说是星期五见报的，不料星期四晚上突然接到约稿编辑的电话：刚才接到上级的通知，任何关于此书的文章一概不许发表，说好说坏的都不行。

龚育之同志在病中还给我帮过一次忙。我有一部《中国二十世纪通鉴》，五大本。在使用中，我发现第四册少装了一个印张。像这样装订错误的残缺的书，按理说出版社或印刷厂是应该收回的。书是线装书局出的，我想去找他们调换一本不缺页的。可是打电话一直联系不上。弄了许久，毫无办法，后来我看书上印的名单，编委会主任就是龚育之，于是我就请他帮忙了。这时大概是2006年，他已经住院了。他大约是转托了编委会副主任魏久明同志，让出版社将一本不缺页的书送到我家里。这一部书现在我还常常用到，这也可以说是他留给我的一件纪念品。

龚育之同志比我才大一岁多，真没有想到他这么早就去世了。那天到八宝山给他送别，我猛然感到我失去了一位能够坦率地交换意见和心得的朋友，是我的一个大损失。

2009年5月20日

(责任编辑　徐庆全)

2009年第9期　文革中影响全国的“青岛事件”· 丁龙嘉

毛泽东关注的“青岛事件”

“文革”初期，青岛市出现了中共党组织按照刘少奇的规则和传统做法领导运动和部分青年学生按照毛泽东的指引开展运动的现象，以及二者之间控制与反控制、压制与反压制的斗争。其间，发生了三次激烈的交锋，而在第二次交锋中出现的“青岛事件”，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影响到山东全省和全国。

1966年6月中旬，中共青岛市委成立了以第一书记张敬焘为组长的“文革”领导小组，确定了开展运动的步骤，又召开了6万人的动员大会，号召将“文革”进行到底。

然而，全市的运动并非都按照市委的部署进行。6月1日毛泽东指示向全国、全世界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把矛头指向学校党委的大字报，第二天《人民日报》全文刊载了这张大字报，同时发表了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起草的署名评论员的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6月1日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率领的工作组掌控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此时，青岛市的医学院、海洋学院、化工学院三大院校及部分中等学校的学生，迅速掀起了揪批本单位的“重点人物”、“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的高潮。其中，有的批判了党组织及其领导干部，有的自发成立了组织。这时，发生了青岛木器一厂部分职工拿出武装部的枪支保卫大字报的事件。

青岛市委为了控制局势，效仿中央向北京大学等单位派工作组的做法，从6月19日开始向青岛医学院等大专院校、青岛市第二中学等中等学校、《青岛日报》社等文化单位以及青岛木器一厂等单位派出了92个工作组或观察组，并要求工作组按照刘少奇制定的《中央八条》和刘少奇以中央名义转发的《jE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开展工作。工作组进驻各单位后，取缔了学生、群众中自发成立的各种组织，批斗了带头起来造反、批判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的人，当时称为“反击”。

这期间的6月25日，发生了一件谁也没有预料到的、诱发了后来震惊全国的“青岛事件”的事情。当天，正在青岛市立医院实习的青岛医学院部分学生，给院党委和第七病房贴出大字报。部分医院职工认为大字报与事实不符，就与学生展开了辩论。经过当时主持医院工作的党委副书记张秀文做双方面的工作，使辩论暂时平息下来，但并未解决矛盾。

7月28日，中共北京市委根据毛泽东的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闹革命”的指示，决定撤销各学校工作组。8月4日，青岛市委决定撤销派出的所有工作组。这一时间青岛市委与起来造反的学生、群众的斗争，被称为第一次交锋。

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的关于“文革”的《十六条》，规定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式确立了“文革”的“左”倾指导方针。全会之后，青岛市的党政当局和起来造反的学生，都以极快的速度和空前的规模开展运动。8月20日，青岛市委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庆祝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的大会，会后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8月23日，各学校刚刚成立的红卫兵，在《人民日报》的报道和《好得很》的社论的鼓动下，仿效北京的红卫兵，杀向社会，疯狂地破所谓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从城里赶走所谓的“牛鬼蛇神”。

8月中旬，青岛医学院的部分师生散发了《给全市革命同志的一封公开信》，指出“市委有很多严重的问题，要想把本单位的革命搞到底，必须首先搞清市委的问题。”还有部分学生贴出大字报，认为市委“怕”字当头，使“青岛市的文化大革命冷冷清清”。在前段时间受到学校当局和工作组批判和处理的部分学生到市委追查后台。这样，几部分学生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市委。由于《十六条》明确提出学生的革命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中央又明文规定“不要限制学生”，所以，市委虽然受到了威胁，却显得束手无策。

8月24日，青岛医学院的部分医生和教职工，针对他们认为的青岛市委几年中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在“文革”中压制群众、包庇镇压群众运动的市立医院党委副书记张秀文等问题，贴出了几十张大字报；另有100多名学生到市立-"医院贴出大字报，要求澄清“六Ni"事情的真相。当晚，这些学生又联合海洋学院、化工学院等学校的400多名学生到市委，要求撤销张秀文的一切职务，并静坐示威，施加压力。市委常委连夜召开会议，决定撤销张秀文的一切职务。这实际是丢卒保帅。然而，抛出一个卒子就能保全自己吗?!学生在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到市立医院，在没有找到张秀文的情况下，武斗了9名医务人员。

8月25日，这些学生揪斗了张秀文，同时，散发了《坚决造青岛市委的反》的传单。消息很快传遍开来。张秀文的被撤职和被揪斗，引起了医务界和社会上部分干部和群众的不满，青岛市开始出现了以三大院校为代表的学生、红卫兵与部分干部、群众的对立。

当天上午，社会上流传着三大院校的学生要在晚上召开万人大会，砸烂市委的消息。这个消息，是实情还是谣言，来自何处，至今还是个谜。下午，市委常委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应对之策。据副市长王效禹后来说，张敬焘在会议中说：“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你们是什么?”会议认为问题出在《十六条》没有深入人心上，决定当晚在全市掀起一个学习、宣传《十六条》的高潮，并分别向全市各大系统部署立即上街开展宣传活动。这一决定，打的旗号是学习、宣传《十六条》，实际是要粉碎传说中的学生召开万人大会和砸烂市委的行动。这必然会激化双方的矛盾。今天看来，确非明智之举。晚间，数万名干部、工人、市民与三大院校上街的学生相遇，还有部分干部、工人、市民包围青岛医学院，双方展开激烈辩论并发生局部的肢体冲突。对立情绪严重升级。

8月26日凌晨，张敬焘出面接见了学生，回答了学生提出的为什么要上街宣传《十六条》和有关市立医院的质问，同时，表示支持学生的革命行动，又要求学生按《十六条》办事。张敬焘的接见，表明他已经看到了这种混乱情况的危险性。当天，市委发出四条指示，注’要求工农支持学生的革命行动，不准斗学生；干部、工人一律不参加学生的活动；所有机关干部去说服工人、市民撤出医学院周围地区；大型的宣传《十六条》的活动一律停下来。经过干部的劝解工作，到28日，宣传《十六条》的活动基本停止了。但是为时已晚，在宣传《十六条》的活动中陷于孤立的学生，已于26日向全国各高校发出了“紧急呼吁”，诉说“遭到了武装警察和工人、群众的围攻”，有“140名师生被打伤”。“紧急呼吁”发出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山东大学等20多所外地大学的1000多名师生赶到青岛进行支援。事态扩大了。

8月27日，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赶到青岛，了解情况，之后向中央作了汇报。29日，青岛三大院校及外地到青岛支持的学生召开了“革命造反誓师大会”。会上，给张敬焘戴上了“镇压学生运动的反革命分子”的木牌和大纸帽子，进行罚跪批斗，同时宣读了中共山东省委责令张敬焘向三大院校师生做检查、听取批评的电报。30日，谭启龙受中共中央的委托，率领工作组到青岛解决问题。当日，部分学生再次揪斗了张敬焘。学生野蛮揪斗张敬焘，无疑刺激了部分干部、工人、市民的对立情绪。

8月31日晚，谭启龙在大专院校学生代表大会上宣布：省委已请示中央批准，撤销张敬焘的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这时，正有部分干部、工人、市民聚集在市委门前，要求省委工作组澄清“八二五”事件真相，确保张敬焘人身安全。消息传来，立即引起了这些人不满情绪的爆炸。他们成立了服务小组，召开了大会，并向中共中央发去了要求“做出正确决定”的急电。9月1日凌晨3时，谭启龙到市委门前传达了刚刚收到的中央指示：“青岛市发生的问题，由全市工农兵学等各界群众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张敬焘同志的错误问题，由代表大会讨论决定”，“要文斗，不要武斗”中央指示传达后，大会作出了恢复张敬焘职务、严惩右派学生的“六项决议”。

9月1日上午，青岛全市流传着“中央决定恢复张敬焘市委第一书记”的谣言和传单，而且《青岛日报》竟为这一假消息出了“号外”。

谣言满天飞后，各单位纷纷到市委给张敬焘送慰问信，形成了“自发庆祝游行”，游行的规模，有10万至40万人的各种说法不等。这中间，部分干部、工人、市民冲进青岛医学院，高呼“抓右派学生”等口号，形成围攻之势。更有甚者，青岛市北区的法院和检察院勒令师生在24小时内投案自首，“否则将受到最严厉的惩处”。

9月1日当晚，青岛市委召开全市各界群众和高校师生有线广播大会，谭启龙就青岛的形势和张敬焘没有恢复第一书记职务等问题讲了话，实际上是辟谣。但是，部分人不满意，拒绝离开会场，又形成了有4万多人参加的静坐大会。静坐大会连续向中共中央发出了三封十万火急的电报，要求中央撤销山东省委对张敬焘的处分决定。2日上午，中共中央办公厅复电称：“中央领导同志非常关心青岛的问题，待研究后一定给你们作答复。”此时，青岛静坐大会又作出了一个与前一个“六项决议”相类似的“六项决议”。9月4日，中央正式作出了对青岛问题的处理意见，中心内容是，中央委托谭启龙妥善解决问题；工人和学生要团结一致。谭启龙随即提出了分两步走解决青岛问题，首先解决工人与学生之间的纠纷，然后解决市委领导班子的问题。

青岛市9月1日前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称为“青岛事件”。引发9月1日“自发庆祝游行”的是一则谣言。这则谣言来自何处?《青岛日报》为什么敢为谣言印“号外”?时至今日仍是个谜。有些人把庆祝游行说成是“自发”的，显然站不住脚。参加游行的人数达10万至40万之多，占青岛市100万人口中除去老人、小孩之外的近半数或超半数，如此大的规模，没有人组织是不可信的。况且，游行队伍井然有序，向中央施加压力的目的十分明确，这不是“自发”所能做到的。至于谁是组织者，尽管此后造反派进行了追究，但始终没有得到确凿的证据。不过，有一个合乎逻辑的判断标准，那就是庆祝游行对谁有利。显然，对以张敬焘为代表的群体有利。所以，有人认为各级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应该是有道理的。说“自发”的人。一方面是为了掩盖事实真相，另一方面是为了宣传张敬焘深得民心，撤销张敬焘的职务是错误的。

9月7日，毛泽东对“青岛事件”作出批示，批示是写在青岛市副市长，中共青岛市委崂山县“四清”工作团副书记、副团长王效禹9月4日给中央文革小组的报告上。这个报告是反对调动工农干预学生运动的。批示如下：“林彪、恩来、陶铸、伯达、康生、富春、任重、江青各同志：此件请一看。青岛、长沙、西安等地的情况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宜由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北京就没有调动工农整学生，除人民大学曾调六百农民入城保郭影秋，其他都没有，以北京的经验告地方照办。谭启龙和这个副市长的意见，我看是正确的，请您们商议一下，酌定政策。”

笔者保留的当年社会上流传的毛泽东的批示，与上述有一处不同，即在“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后面还有一句话“都是错误的”。

9月11日，中共中央把毛泽东的批示和王效禹的报告转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等，并对不准调动工农干预学生运动作出四条具体规定。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的社论。但令人不解的是，谭启龙当时没有在青岛传达毛泽东的上述批示。是中央不允许传达?还是为了限制王效禹的影响?

谭启龙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协商解决青岛问题的指示，于9月20日召开了由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大中学校师生、干部等各方面代表1174人参加的协商会议。因为各方代表分歧意见甚大，会场秩序混乱，最后不得不以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谭启龙的讲话和给中共中央、毛泽东的电报，以为回应。在会议期间，将持有不同意见的师生驱出了会场。协商会议没有解决问题，当然也不可能解决问题。不过，“青岛事件”是暂时平息下去了。9月24日，谭启龙返回了济南。

谭启龙在近一个月中三下青岛处理青岛问题，虽然解决了大规模围攻师生的问题，但对化解矛盾收效甚微。在“青岛事件”前后，有近千名师生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9月1日之后的半个月，许多人感到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只是由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9月7日的公开支持，造反的师生才摆脱了困境，占据了上风。“青岛事件”中，市委及部分干部、工人、市民与造反师生、群众的斗争，被称为第二次交锋。

“文革”初期发生的“青岛事件”，表面上聚焦了以学生为代表的造反派与以党政领导机关干部为核心的当权派的矛盾和斗争，实质上反映了毛泽东及中央文革小组与党政体制内抵制“文革”的力量的矛盾和斗争。

“青岛事件”，极大降低了全市党政领导机关的公信力，严重挫伤了以党政领导机关为代表的主流力量。此后，市委、市政府难以切实履行职责，而且随着运动的发展，一步步丧失了执政能力，逐渐陷入半瘫痪境地。所以，谭启龙说：“山东的‘文革’也可以说就是从这次事件开始的。”

毛泽东重视的王效禹“造反”

当青岛的少数的造反师生与庞大的党政机关及其领导的群众尖锐对立时，一个领导干部从后者的营垒中杀了出来，站到了造反师生一边，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他，就是王效禹。王效禹的“造反”，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影响到山东全省和全国。

王效禹，1914年生，山东省益都县(今青州市)人。其母是老共产党员，曾担任过村党支部书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王效禹在母亲影响下，积极投入抗日工作，于1938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历任中共村党支部书记、区委书记，中共益都县委组织部部长，中共渤海区委干部科科长，中共临淄县委书记，八路军清河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兼团政治委员，中共博兴县委书记，八路军清河军分区第十四团政治委员，中共清河地委副书记、书记兼清河军分区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检查处处长，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党组副书记。1958年在整风反右补课中，被打成右派分子，受到留党查看两年的党内处分，降职到山东德州国棉一厂担任副厂长。1964年获平反，1965年6月起任青岛市副市长。

“青岛事件”发生时，王效禹正在青岛市的崂山县，担任中共崂山县“四清”工作团副书记、副团长，兼崂山县中小学教师训练班党委书记。

“八二五”事件发生后，青岛市第四十一中的部分教师写出呼吁书，要求革命、造反、投入到“文革”的洪流中。王效禹当即给以大力支持，并于8月31日上午在崂山县中小学教师会议上宣读了呼吁书，又于当天晚上在崂山县中学“文革”小组长会议上表态支持。王效禹指出：要敢于大胆怀疑，敢于丢掉“怕”字，敢于革命；崂山县四清工作团团长周化南是保皇派，青岛市委有问题，山东省委有修正主义。王效禹表示，坚决支持四十一中革命教师的革命行动，坚决支持三大院校革命师生的革命行动，坚决支持成立红卫兵。王效禹的行为，被许多干部认为是造青岛市委的反，与市委决裂，不可容忍。

“九一”事件发生后，据王效禹说，“四清”工作团团长周化南将他禁闭起来。周化南时任中共青岛市委副书记。而张敬焘后来说，不是禁闭，是看护。“当学生起来造反时，机关干部也发生了变化，其中有少数人响应，内外结合。当时的青岛市副市长兼崂山县‘四清’工作团副团长王效禹，就公开表示支持学生造反。‘八二五’事件后，当他看到市委受到冲击，我被揪斗时，便在崂山县的教师训练班上发誓表态，与市委决裂，坚决和学生一起造反，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也跟着他起来造反。正在这时，发生了9月1日20几万人上街游行和静坐，要求中央撤销对我撤销职务的决定。这时王效禹吓得魂不附体，骂自己是老右派，不是人，要求戴高帽子游街，疯疯颠颠地一会儿道歉一会儿哭。周化南看他精神不正常，怕出事，就找项锡洲(当时是市委组织部党员管理科科长、崂山县委副书记)等四个人把他看护起来，在崂山县人委后面找了一间房子让他休息。”“9月3日，当他得知中央没有恢复我的职务时，在一个礼拜天，又趁人不注意跑到邮局向中央文革发电报，告了市委的状，说市委组织工农镇压学生，他支持学生造反被‘关押’。”谭启龙当时使用了“看管”两个字。不管是“禁闭”，还是“看护”，或是“看管”，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限制了王效禹的人身自由，对党内的高级干部，不经过司法程序，就限制人身自由，可见当时中国的法制观点、法制建设是何等的薄弱。至于说王效禹“精神不正常”，那为什么不送精神病院?后来的事实表明王效禹精神很正常。

9月3日晨5时35分，王效禹给“四清”工作团写了一封信，通过看管人员黄兆顺递了出去。信的内容是：(一)质问：为什么对我采取这种措施?谁决定的?谁批准的?(二)要求：和全县机关干部见面，和全县教职员工见面，和全县贫下中农社员见面，和家属见面。接着，王效禹给中共中央发去了一封电报，内容是：中央：崂山县9月1日发生了严重的镇压革命的反革命事件。王效禹发于禁闭室。

9月4日凌晨2时，王效禹给中共中央文革小组拟了一份电报，内容如下：“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青岛市崂山县‘四清’工作团党委，自青岛事件以来，犯有逃跑主义的错误和严重的方向性错误，稍微一紧张就藏起来，不敢和群众见面。不是号召工农兵坚决支持学生的革命行动，而是多方阻挠，在农村提出的口号是‘热情欢迎，坚决支持，婉言谢绝’，并要工人、农民对学生进行教育，说吃着农民的饭，穿着工人做的衣服，不能去胡闹。对学生，不是要他们在游泳中学游泳，而是说服教育他们不要进城。这是和中央对立的。我提出过不同意见，做过争论，没解决问题。我在干部当中揭发这些错误，准备开始斗争，他们就把我关起来了，说我搞反革命暴动，组织大会斗争我。我不管几万人大会斗争，也要誓死批判这些错误，因为如不及早制止，将有发生流血的可能。望速处理。青岛的问题，我认为学生批判张敬焘同志的方向是对的，应该支持的；当然打人是错误的，应该进行正面教育。组织工人、农民支持张敬焘同志，这是方向的错误，是违背中央精神和《十六条》的，势必要把这事情搞得更为复杂。崂山县‘四清’工作团副团长王效禹发于禁闭室，九月四日二时。”注09月4日是个星期天，白天，王效禹趁着看管人员不注意时通过邮局把电报发了出去。毛泽东9月7日的批示就是写在这份报告上的。笔者核对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125页中摘录王效禹报告的部分内容，是一致的。

9月4日晚8时，王效禹获得了自由。9月13日，王效禹给谭启龙写了一封信。也许王效禹此时还不知道毛泽东的批示。信中阐述了处理青岛问题的几点建议，一是要充分肯定、坚决支持三大院校革命师生的革命行动；二是要相信革命师生的绝大多数是听毛泽东的话，不能对革命师生采取对立态度和压制手段；三是要说服群众，首先要说服干部，因为许多错话出自干部之口，许多错事出白干部之手，“九一”事件是干部带的头。信中特别指出：“‘九一’事件是个反动事件。”

9月25日，青岛市首批2700多名红卫兵乘专列赴北京，一是参加国庆18周年活动，二是参观、学习首都“文革”运动。王效禹写了三封信由青岛医学院红卫兵负责人张汉祥代送康生、王力、关锋。康生和王力、关锋接见了张汉祥等人。王力、关锋时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革命战争年代，都在渤海解放区工作过，同王效禹熟悉。

王效禹致中央文革小组的电报，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王效禹在电报中阐述的观点，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这在那个个人迷信盛行的时代，影响是相当大的。应该说，这是王效禹所始料未及的。那么，王效禹的“造反”为什么能够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呢?就王效禹方面来说，有三点原因。第一，王效禹一直信仰毛泽东的群众运动的理论，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以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观点指导减租减息运动，9月13日，他在致谭启龙的信中又提出要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观点、立场去解决对革命师生队伍不纯的认识问题；第二，王效禹在1958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受到不公正待遇；第三，由于上述两点，使他能够比较深刻地理解《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中蕴含的毛泽东的意图。就毛泽东方面来说，他所发动的“文革”在运动初期遇到了来自干部队伍中的较大阻力，当时有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之说，像王效禹这样支持“文革”的，是凤毛麟角，所以，他批示说：“谭启龙和这个副市长的意见，我看是正确的。”

10月初，毛泽东决定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进一步扫除“文革”的阻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要害是反群众路线，表现为挑动群众斗群众，支一派压一派。山东省出席会议的是谭启龙、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省长白如冰、省委书记处书记苏毅然。另外，中央指定王效禹出席会议。这显然是得到毛泽东同意的。但遇到了谭启龙的反对。中央没有采纳谭启龙的意见，王效禹出席了8月25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王效禹的数次发言都遭到了谭启龙的乱插话和乱打断。中央“破格”点名王效禹出席工作会议，无疑是为青岛市、山东省乃至全国的造反派树立起一面旗帜。

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青岛市形成了以中学生为主体的保市委和以三大院校造反师生为主体的反市委的两大派红卫兵组织。保市委派得到了市委和各机关干部的支持。双方矛盾愈来愈尖锐，斗争愈来愈激烈，甚至发生了武斗。这期间的斗争，被称为第三次交锋。此时的青岛市委，从半瘫痪状态进一步陷入了瘫痪状态。

毛泽东批准的“青岛夺权”

进入1967年，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成员姚文元奉命与上海造反派策划夺权。1月6日，上海市工总司等32个造反派组织召开了“打倒市委”大会，宣布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11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给上海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发去贺电。16日，毛泽东批准了上海市的夺权。同日，《人民日报》刊登《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文章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文章指出，毛泽东“支持上海工人阶级同其他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联合起来，在一个市的范围内，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夺权的斗争”，“这是在新形势下所采取的又一个伟大的战略措施，这个措施将推动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一个新的飞跃。”这样，毛泽东将上海的“一月夺权”树为全国的范例。“文革”进入了夺权的新阶段。

为了保障全面夺权的顺利实现，毛泽东批准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1月1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布的《公安六条》，旨在保卫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夺权。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布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的决定》，决定了军队的支持是夺权能否成功的关键。

在张春桥、姚文元同上海造反派策划夺权之时，中央文革小组通过电话要求王效禹领导夺青岛市的党政大权。“青岛夺权”，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影响到山东全省和全国。

1月6日，王效禹伙同一部分人向全市散发了《致青岛市各革命造反组织、革命同志的一封信》，鼓动各造反组织成立联合机构，接管青岛市委“文革”领导小组的一切工作。同日，他还以个人名义发出《给全市革命造反派同志们的一封信》，煸动造反派联合起来，造省、市委的反。在策划夺权的过程中，王效禹与三大院校部分造反师生产生了分歧。王效禹主张以工人造反组织为主联合学生造反组织夺权，后者主张以学生造反组织为主联合工人造反组织夺权。分歧导致了分裂，使原本筹划的1月中旬全市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出现了各自为战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王效禹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派张子石等人赴京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夺权的筹备情况。张子石是康生之子，在青岛市教育局工作。康生、王力、关锋均表示：以王效禹为核心，夺取青岛市的权。他们指示说：“支持你们夺权。青岛有有利条件，一是经过三次反复，革命左派得到了锻炼；二是有个王效禹。”“不但要考虑青岛市夺权的问题。还要考虑山东省夺权的问题。”这显然不是康生等有权决定的大问题。二是组织造反派，于1月11日夺取了《青岛日报》社和青岛人民广播电台的权，于1月13日夺了青岛市公安局的权。从而控制了舆论阵地和专政机关。三是策划轻工系统29个工厂企业的造反组织夺了青岛市轻工局的权，为全市夺权进行了一次预演。在三箭齐发皆中的形势下，王效禹于1月18日在《青岛日报》上发表了《坚决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一文。青岛夺权的大幕正式拉开了。

1月22日，青岛东方红、全国革命造反红卫兵联络总部青岛轻工分部等23个造反组织召开大会，宣布成立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夺取青岛市委、市政府的大权。大会发出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宣读了《告青岛全市人民书》、《第一号通令》。《告青岛全市人民书》着重阐述了夺权的理由，目的是表明夺权的合法性。《第一号通令》规定：封闭青岛市委、市政府，停止其一切活动；一切权力归革命造反委员会。同时号召夺取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政府的大权。当时，王效禹发表了《坚决支持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夺权》的声明。《声明》中说，“坚决支持和拥护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夺取了青岛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大权”；“从今天起，辞去青岛市人民委员会副市长的职务，愿意在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领导下，当好普通一兵。”这份《声明》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一是凝聚了大部分造反派及中间派的力量，孤立了小部分分裂出去的造反派；二是分裂了保守派队伍；三是吸引了部分干部的支持。

尽管王效禹发表声明支持夺权，但他对夺取的权力能否保得住并不自信。夺权的第二天，他就致电中央文革小组，称权是夺过来了，目前看还有被夺回去的可能。建议中央尽快表态支持。

青岛市的新造反政权，确实遇到了挑战。挑战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分裂出去的造反派，一个方面是保守派，但反对派的力量并不强大。一度出现的围攻《青岛日报》社和青岛人民广播电台的抗争，没有掀起大的波澜。

1月27日，关锋电话告知王效禹，中央已承认青岛的“一·二二夺权”。这时，毛泽东批准了青岛市的夺权，林彪直接指示驻青岛部队要支持青岛市的夺权，周恩来表扬了青岛市的夺权。

得到中共中央肯定的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于1月29日举行了“抓革命，促生产，粉碎反革命经济主义誓师大会”。王效禹在大会上讲话，强调“这个权夺得好，夺得对”，提出“防止阶级敌人的新反扑”，要求造反派“以团结为重”，指出“既然权力我们能够夺过来，我们必然把它管好，相信我们也一定能够把它管好”。驻青岛的陆军某部负责人和海军北海舰队负责人分别讲话，表示“坚决支持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的革命行动，坚决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一些造反组织的代表也讲话表示支持联合夺权。大会宣读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和《第二号通令》、《第三号通令》。同日，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发出了《第一号紧急通告》，要求只准文斗，不许武斗；各个革命组织都应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加强团结，共同对敌；把挑动武斗和制造分裂的幕后策划者揪出来，依法严厉惩处；抓革命，促生产。《第一号紧急通告》表明，这个造反政权要以强力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也就是维护自己的稳定。

1月29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青岛夺权的消息。1月30日，《人民日报》针对青岛夺权发表了《关键在于大联合》的社论。社论赞扬青岛夺权“是继上海、山西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成功地夺权之后，毛泽东思想的又一次伟大胜利”；指出青岛夺权的经验“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大联合”；号召一切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实现最广泛最紧密的大联合，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青岛夺权消息播出和《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之后，全市造反派组织，特别是驻青岛的解放军部队，立即走上街头，举行庆祝游行，欢庆夺权的胜利。1月30日出版的《青岛日报》，发表了王效禹1月22日的《声明》和空军战斗英雄舒积成的文章《百分之百地支持革命造反派》，以示革命干部与人民解放军对夺权的支持。自此，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后改为青岛市革命委员会，取得了合法地位。

“青岛夺权”，为什么比较顺利且取得成功，笔者认为有以下六条原因。(一)造反派得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强有力的支持。事实表明，造反派从“青岛事件”到“青岛夺权”，都得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支持。现在一些著作和文章说是造反派仅仅得到了康生的支持，是不全面的。(二)造反派经受了斗争的磨炼。事实表明，造反派经过半年中的三次交锋斗争，经受了风雨，积累了经验，增长了本领。(三)王效禹发挥了核心作用。事实表明，因为王效禹反对调动工农干预学生运动的观点得到毛泽东的肯定，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康生、王力、关锋保持着直接的联系，有着比较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所以他能够发挥也确实发挥了核心作用。(四)反对派力量较弱。事实表明，保守派在半年中的三次交锋斗争中，连续遭到打击；分裂出去的造反派的力量和影响力都不大，而两者又不可能联合起来，所以无法形成强有力的对抗力量。(五)夺权采用了闪电战术。事实表明，夺权前后的每个步骤都相当紧凑，夺权之后王效禹即建议中共中央尽快表态支持。从宣布夺权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夺权消息，仅仅7天时间，这就使反对派没有时间形成抗衡力量。这被王效禹后来称之为闪电战术。应该承认，因为王效禹在革命战争时期长期担任军队领导人，所以有着比较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他把军事斗争中的闪电战术用在了夺权上。此后他在夺取山东省党政大权时依然采取了闪电战术，不过就没有这么奏效了。(六)军队的大力支持。事实表明，军队尽管是在夺权之后奉命支持的，但其威慑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1967年1月31日，遵照中央的指示，王效禹率领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夺山东省委、省人委大权赴济南代表团到达省会济南，展开了又一场夺权斗争。

注释：

注1、2、3中共青岛市委党史研究：《中共青岛地方史大事记》，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180页、181页、181页。

注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1版124页。

注5张敬焘：《难忘的岁月》，载中共青岛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回忆与思考》第一辑第31页。

注6、7、8、9

山东海洋学院“王效禹同志问题调查小组”、“革命造反战斗队”；《王效禹同志问题调查报告》(1966年11月7日)

(责任编辑　萧　徐)

2009年第9期　第一届政协秘书处工作琐忆·孙小礼

有生以来，与国家命运相联系的最令我高兴、振奋的第一件事是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第二件事是1949年新中国诞生，第三件事是1976年打倒“四人帮”。而新中国的诞生尤其是我最难忘的历史时刻，因为我有一段在新政协(后来改称为中国第一届人民政协)秘书处工作的经历，亲身参加了筹备新中国成立的人民政协会议的一些会务工作。那团结、欢腾的热烈场面，那忙碌、激动的日日夜夜，至今记忆犹新。

进入中南海

1949年夏，我从北平贝满女中高中毕业。8月中旬的一天，北平团市委通知我说：中央有一项紧急政治任务，需要从高中毕业生中抽调20名党团员去参加工作，我是其中的党员之一。要我准备好被褥和必要的衣物，在8月20日中午l时到团市委门口集合，有车送我们到工作地点，是什么地方到那里就知道了。我从这位干部的谈话口吻中感觉到是要去一个神圣的崇高的革命岗位，正有紧张的战斗任务在等待着我们。

我准时到东单的团市委集合，20个人陆续到齐，有19名男生，只有我1人是女生。我们各自提着行李上了一辆大卡车，卡车经过东交民巷，西交民巷，一直开到中南海的东门。进门后卡车沿着湖边的小道缓缓而行，最后停在了勤政殿。一位穿灰色制服的男同志招呼我们下车，把我们领进勤政殿的一个会议室。啊!原来我们的工作地点是在中南海。

丁大姐的叮嘱

在会议室坐下之后，一位胖胖的女同志站起来向我们讲话。她首先代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秘书处欢迎我们来工作，接着介绍筹备会的机构设置概况：秘书长是李维汉，副秘书长有孙起孟、阎宝航、宦乡、连贯、罗叔章、齐燕铭等人。秘书处的工作由齐燕铭直接领导。然后她介绍自己叫丁洁如，是秘书处副处长。她说，新政协还有一个月就要开会了，筹备工作非常紧张，人手不够，所以从大学生和高中毕业生中抽调一批党团员来补充秘书处的力量。她恳切地鼓励我们：“你们是先进的优秀青年，相信你们能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作为一批得力的生力军，你们一定能为新政协的召开，为成立统一的新中国做出贡献。”她叮嘱说：“我们所从事的是一项非常严肃、非常重要的政治任务，不但要认认真真地工作，还要严格地遵守组织纪律，不该去的地方不要去。不该问的事情不要问，不该拿的东西不要拿……”最后她宣布对我们的工作分配，在念到去议事科工作的人员名单时，听到了我的名字。

分到议事科

我们一批分到议事科的人立即跟着一位年轻同志到了勤政殿西北侧的办公室。

议事科科长孙传禄，副科长迟先达、李鸿礼，记录组组长左达，副组长陈然等人已在办公室等着我们。孙科长向我们解释“议事科”是什么意思，所谓“议事”，就是会议的各种事务。例如，制作会议代表名册、发会议通知书、安排会议代表报到、在各种大大小小的会议上做记录、大会投票时统计票数，以及会议上的各种临时性任务。他要我们做好思想准备，任务非常繁重，经常要开夜车。但是当天首先要把食宿安顿好。

孙科长还说，李维汉同志过几天要和筹备会全体工作人员见面。但是8月下旬，李维汉摔伤了腿，就由林伯渠代理秘书长了。林伯渠同志向全体工作人员讲了一次话，勉励大家努力工作，一定要把这次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新政协会议开好。在这次会上我们见到了六位副秘书长。

住进西芭所

那天下午，议事科的同志带我们到住处西芭所，走进里面的一个四合院，男士们都住进了那间大北屋，而我一个人被安排在西厢房，房里有两张床，一个桌子和两把椅子，土地很潮湿，墙边长着长长短短的青草。我把行李打开，把床铺好，把衣服和洗漱用具分别放在椅子和桌子上。接着，我们被领去食堂吃饭。食堂设在瀛台，这是从前慈禧太后幽禁光绪皇帝的地方。

晚饭以后，我们这批新来的人一起到海边散步，直到天色已黑才回到西芭所。我刚进屋，一位中年妇女端着脸盆进来了，后面还有人帮她抱着铺盖卷。她一见我就说：“你就是新来的吧，领导叫我搬到这里来住，就是为了陪你!”她边说边整理东西，不几分钟，说了一句“我正忙着呢!”就走了。我和她共住一屋两个来月，每天各自早出晚归，我经常半夜才回来，或者她已经睡了，或者她还没有回来；早上我一睁眼就起床，赶紧往食堂或办公室跑，或者她已走了，或者她还在睡着，几乎没有见面说话的机会，以致我始终不知道她的名字。

多给我5斤小米

第二天早上，科里发给我们每人一套灰布制服，一枚印着“中南海”三个红字的银灰色圆形徽章，还有8月份的津贴。这是我平生第一次领工作服，第一次领津贴，美滋滋的感觉溢于言表。

当时实行供给制，男同志每月20斤小米。女同志则每月25斤小米，因为每斤小米的市场价是1角钱，所以发给我2，5元，而他们男士都只有2元。他们很不理解地问我：“为什么你的津贴比我们多?”有一个人不服气地问：“凭什么多给你五斤小米?”我无言以对，因为我也感到很奇怪。这时，科长走过来向大家解释：“照顾女同志是我们革命队伍的传统，在政协这里也是一样，给女同志补贴5斤小米，这叫妇女卫生费。”科长虽然做了说明，好像这些小青年还是不很明白，或者说，心理仍不太平衡，以后还时不时唠叨两句。有一天路过小卖部时，他们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你的钱多，你得请我们吃花生米!”我二话没有，马上买了一包花生米请大家吃。还有一次大家一起打扫卫生，还剩一条走廊没人扫，一位男士也笑对我说：“这应该归你扫!”我也二话没有，乖乖地把这条走廊扫干净。我觉得：多得应该多劳。

开始工作了

我们穿上了灰色干部服，佩带上中南海的徽章，等待着给我们布置工作。迟先达同志在桌上铺了一张大纸，准备好了笔墨，让我们每个人都用毛笔签名，于是我们一一写了自己的名字。

接着，左达和陈然带我们分别去参加会议，发给我们纸笔，要我们在会议上尽可能作详细记录。我是跟着陈然去的。会议开始了，我一心想做详细记录，但心情非常紧张，越想记全，却越是记不全。会散了，陈然收去我的记录，我歉意地说：“我没有记好。”我为自己没有做好记录而十分懊丧。

第二天早上，科长向我们宣布分工：夏国治、高镇宁、梁秀峰和大学生张敦礼等人到记录组，显然他们是记录得比较好的，左达、陈然把他们带到东边的办公室去谈工作了。毛世民、张允、李希玉和我四人就留在科长办公室，由迟先达副科长指导我们工作。在靠门口的地方为我们摆了两两相对的四张办公桌。

迟先达同志对我们说：“你们几个人毛笔字写得不错，现在给你们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写信封。”他发给我们每人一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各单位代表名单”和一大摞信封。要我们立刻就动笔，因为要给代表发会议通知书。

从这一天起，我们作为工作人员就真格的忙碌不停了，几乎天天要开夜车。有时已困倦不堪，但每天夜晚食堂都把一大盆煮好的挂面作为夜宵送到办公室，只要一碗热乎乎的挂面吃下肚，我们又精神抖擞起来了。

背代表名单

对于写毛笔字，我不发怵，因为从小就习惯用毛笔，但是写这样重要的会议通知书信封，觉得要尽可能写得好一些，迟先达同志也要求我们必须把字写得端正清楚，所以我总是认认真真一笔一划地写，速度当然快不了。不料还经常会出错，错了一个字，涂改太难看，只能重写，更是忙上加忙。任务常常很紧急，越急越爱出错。因为速度慢，我们只能加班加点，连连开夜车以便按时完成任务。

孙传禄科长看出了我们的毛病，他说：“你们要熟悉代表的名字，应该把各单位代表的名字都记熟，这样可以减少错误。”我们觉得他说的对极了，于是下决心把全部代表名单背下来：新政协筹备会有23个单位共134位代表；第一届人民政协全体会议则有46个单位662位代表。我们反复念，反复背，还反复地互相考问，以增强记忆。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我们对代表名字熟悉多了，但还是有记不住的情况出现。

有一天，孙传禄科长笑话我们说：“看你们背得好苦啊，我记这些名字，从来不用这样死记硬背。”我们异口同声地称赞他记性真好，从心里佩服他的记性好!但他却说：“你们搞错了，不是我的记性好，是我的政治经验比你们多，所以很多名字我不用背就自然而然地记住了。”

毛泽东报到

人民政协开会之前要组织好六百多名代表的报到。这项任务由丁洁如大姐总负责，动员了许多同志参加，具体分工时，让我分管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报到，我表示一定要尽心尽力做好。

代表报到的签名纸已经印好，是白色宣纸，上端印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会徽，中间印了一个大方框，内分五行。迟先达同志交代说：代表签名一律用毛笔，第一行写单位名称，由各单位的首席代表写；第二行是首席代表签名；自第三行起是各单位的其他代表签名，每行上下可写两个名字。

政协代表报到处分设在勤政殿、怀仁堂等几处地方。各党派代表的报到处设在勤政殿正门内的大厅里。中国共产党的正式代表16人，候补代表2人。陈云同志是第一个来报到的，我请他在第三行上端签了名。之后，刘少奇、周恩来等代表都先后来报到签名，首席代表毛泽东是最后一位报到的。

9月17日上午，迟先达同志通知我：“今晚7时毛泽东主席来勤政殿开会，同时就来报到。有摄影记者拍照，可能还要拍电影，你要做好准备。”于是我忙着挑选最好的毛笔、最好的砚台、最好的墨，……。突然，我想起一个问题：毛主席在前两行写字，而后面三行已经写满了名字，这样拍摄出来是不是不太好看?我问先达同志怎么办?他想了一下，要我给他一张未用过的签到纸，他沿着第三行的竖道把纸折叠起来，盖上已签满名字的后三行，这样，乍一看，就像一张崭新的签到纸了。我很高兴，佩服先达同志真聪明，但我又想到一个问题：“如果毛主席大笔一挥，把字写到盖在上面的白纸上，岂不糟糕啦!”他笑着对我说：“这就是你的事了，你必须对毛主席讲清楚，只能把字写在前两行之内。”

晚上我提前到了签到处，等着毛主席来报到。那天许多人已先来到勤政殿，毛主席一进门就被他们围住了，一一与毛主席握手问好，过了好一会儿，毛主席才来到报到处，郭沫若、李济深、马寅初、乌兰夫等人跟着簇拥到他的身旁，说要看毛主席写字。这时四周灯光齐亮，好几个摄像机镜头已对准毛主席。待他一坐下来，我就大声地说：“毛主席，请你在第二行写党派名称：中国共产党，在第二行写名字，请不要写到第三行里去。”他诧异地问我：“什么，到底要我怎么写?”我又大声地重说了一遍，最后干脆补了一句：“就是只在这两行之内写，不要写到上面这张纸上。”他笑了笑，像是看穿了我们所做的手脚，说：“好吧，我照你说的写。”他在第一行写了“中国共产党”，在第二行内写了“毛泽东”。然后他放下笔起身离开，周围的人也同时散去。啊!这时我才松了一口气，终于完成了中国共产党代表的签到任务。

后来，在70年代和80年代的两次有关的展览会上，我看到了毛主席在新政协签到的照片，解说词中都说毛主席作为中共代表第一个报到。其实应该把“第一个”三字去掉才符合史实，作为当事人的我，心里很明白，但是别人哪能知道这个过程的底细呢。

宋庆龄报到

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有“特别邀请人士”75人，为了工作方便，秘书处把“特别邀请人士”也算作一个单位，即第46个单位，第一名就是举世闻名的宋庆龄女士。

宋庆龄是从上海专程来北平参加人民政协会议的，由邓颖超、廖梦醒和管易文陪同她乘坐火车于8月28日下午抵达北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和各个民主党派的负责人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等，以及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的代表郭沫若、蔡畅等数十人到车站迎接，在北平火车站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领导通知我和荆惕华，由我们两位女同志来负责宋庆龄的报到，我们高兴地接受了这一任务。在我的心目中，宋庆龄从来就有着极为崇高的形象，过去我们都称孙中山为国父，孙夫人为国母，但是却没有机会见到她，现在要亲自接待她来签到，怎能不兴奋呢!

在准备过程中，迟先达同志告诉我们一个情况：宋庆龄不习惯用毛笔写字。他说：“我们应该尊重她的习惯，为她的签到准备一支钢笔。”为此，我们在签到的宣纸上试用了好几支笔，才挑出一支比较合适的钢笔。

9月中旬末的一天，天气晴朗宜人，我们在怀仁堂门口的报到处等待着。宋庆龄由管易文陪同着来签到了，她用钢笔很工整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然后我们目送她走进一辆小汽车，随即驶离了怀仁堂。

在9月22日的《人民日报》上，有一整版刊登人民政协会议的照片，其中有宋庆龄到政协报到的照片，照片中有荆惕华和我站立在签到桌旁。周围的同志指着这张照片对我说：“呦!你们两人竟被拍摄进了这个历史的镜头!”

30多年以后，在1983年参观宋庆龄故居的时候，我又看到了这张照片，我对同去的朋友说：“那就是我。”这话被宋庆龄故居负责人杜述周同志听到了，他立即向我询问起来，感叹道：好多年了，一直不知道这两位女同志是谁!他热情地让我留下姓名和地址，可惜我已不知道荆惕华的去向。他说：“你们自己也保存有这张照片吧!”我说：“没有，那时工作很忙，纪律又严，我们不敢去要照片。其实我们常碰到摄影记者侯波、陈正清等人，但从来没有向她(他)们提出过要求。”他表示一定要翻拍了寄给我。果然，几天以后，我收到了杜述周同志寄来的两张五寸的翻印照片，让我留作纪念。

大会开幕

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于9月21日晚七时在怀仁堂开幕。

开会期间，我们的任务是每次会前在会场单双号两个入口处向代表们收签到卡，根据收到的签到卡来统计到会的代表人数，向领导报告。然后我们进入会场，分别站到最后一排坐位后面的一个固定位置，当会议议案交大会举手表决时，我们要做数票工作，每人分管几行，从后往前走三次，边走边数：赞成的多少，反对的多少，弃权的多少。为了做好数票工作，事前迟先达同志领着我们到怀仁堂实地演练过两回。

开幕式前，周恩来代表政协筹备会报告会议各类代表名额、大会主席团名单和会议秘书长人选(林伯渠)，由全体代表举手表决。我们从后向前数了三遍，每个代表都举手赞成，无一人反对，无一人弃权，全体一致通过。记得后来几次大会的议案表决，情况也是同样，所以我们的数票工作很顺利，很轻松。

当主席团成员登上主席台后，政协筹备会常委会主任毛泽东就宣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军乐队奏起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会场外鸣起礼炮，全场代表起立，热烈鼓掌达五、六分钟之久。接着是毛泽东致开幕词，几乎是每讲一两句就要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他说：“我们的会议是一个全国人民大团结的会议”，会议要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法和共同纲领，选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国委员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组织法，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定国旗、国徽；决定国都、年号；“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这时全场欢声雷动，暴风雨般的掌声经久不息。开幕式上还有刘少奇、宋庆龄、何香凝、张澜、黄炎培等十二位代表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都讲到要把旧中国建设成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

自6月份起新政协筹委会的各个小组就为这些工作非常紧张地忙碌着。我常路过勤政殿里那个堆放国旗图案的房间，从全国各地以及海外不断寄来各种设计图案，图纸堆得很高很高，后来知道有2992份。一个由马叙伦为组长，叶剑英、沈雁冰为副组长的十六人工作小组，认真地对所有图案一一审看、比较、筛选，到大会前夕选出了若干幅图案提交会议全体代表讨论、挑选，为公正起见，对图案只编号而隐去设计者姓名。经过激烈争论，直到9月26日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综合代表讨论意见，向大会提议采用经过修改的第32号图，即红地五星红旗作为国旗。在9月27日的大会上，这一提案在全场热烈掌声中一致举手通过。我至今还保存着一份当年印发的五星红旗图案。

为女代表服务

领导嘱咐我们，在会议期间，除了各项交办的任务，还要主动为代表做一些服务性的工作。科长特别嘱咐我：作为一名女工作人员，要多关照女代表的需要。

我向罗叔章副秘书长表示：女代表有事可多找我。她微笑着说：“你年纪很小嘛，就当工作人员啦!”我回答说：“我已十七岁，是秘书处议事科的。”也许这一对话被陆璀代表听到了，她高兴地问我：“你能帮个忙吗，我有一些材料正要送给×××，不知他在哪里?”我跟着走到她的坐位旁，她把一个文件袋写上名字交给了我，我随即根据大会的“代表席次表”找到了这位人士，转交了陆璀代表的材料。

有一天会议休息时，张晓梅代表对我说，散了会她要去某处办事，不知怎么走?我打听清楚后，为她带了路。

我还为“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抄写过发言稿。她于1938年在河北平山县农村参加共产党，曾先后送自己的儿子和孙子参军，在家乡组织妇女搞生产，做军鞋，救护伤病员，是著名的拥军模范。她识字不多，贡献很大，很受人们尊敬。为了她能在特邀人士的分组会上顺利发言，我将她的发言稿用毛笔把每一个字都写得很大、很工整。

周恩来的批评

对于周恩来的一次批评，我至今铭记在心。

一天，周恩来同志突然走进了怀仁堂旁边的平房，即会议工作人员的办公室。他看到散落在桌上和地上的回形针，拿起一个回形针对我们说：“不要乱扔，还可以继续用嘛，你们要注意节约。”我认为这是对我们的严格要求和严厉批评。

一次开大会的时候，突然下起了滂沱大雨。听说周恩来传下话来，要秘书处立刻去买伞，以保证散会时人人都不淋雨。六百多名代表加上三百多名旁听的来宾和记者，共要买九百多把伞啊。幸好雨不久就停了。

这两件事使我懂得：该节约时必须节约。不能浪费；该花费时就得花费，不能吝啬。

会场花絮

代表们都喜气洋洋，会场一派欢乐景象。

有一天蔡畅同志穿得挺拔漂亮，与李富春同志手挽着手走进来，一位大姐说：“你们真像一对新婚夫妇啊!”蔡大姐高兴地说：“是吗，那今天就算是我和富春重新举行婚礼吧!”她说得轻松大方，而李富春却腼腆得不知如何是好，惹得大家都笑了，还有人鼓掌祝贺。

最为活泼的是廖承志，他是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的首席代表，任何时候都是乐呵呵的，总爱开玩笑。在一次分组会议的签到簿上，他故意用毛笔尖把自己的名字写得比蚂蚁还细小，令人无不发笑。有一天，大会刚宣布休息，他就跑到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座位处，先摸摸胡耀邦的头，又揪揪蒋南翔的耳朵，再从后面用双手把冯文彬的眼睛蒙住，冯文彬好不容易才挣脱出来，又气恼又好笑地说：“你别再调皮捣蛋了，好不好!”一位老大姐说：“小廖啊，你还是这么爱打打闹闹，你真是青年人的头!”旁边一位代表纠正说：“是娃娃们的头!”

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与大会闭幕

9月30日大会下午三点开始，会议的议程主要是两项选举，第一项是选举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是用举手的方式；第二项是选举中央人民政府的主席、副主席和委员，是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代表们投完了票，在检票人员统计票数期间，全体代表到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我也随代表们去了。

大约在傍晚六时，首先由周恩来代表大会主席团致词：“我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号召人民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特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建立一个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现在，1949年9月30日，我们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外举行这个纪念碑的奠基典礼。”接着全体代表静默志哀。默哀毕，毛泽东宣读纪念碑的碑文：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A-R,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最后，毛泽东大声喊道：请各单位首席代表到前面来!首席代表们排着队，每人用铁锨铲土奠基。

纪念碑奠基典礼完毕，代表们回到会场听取选举结果：毛泽东当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当选为副主席，陈毅、贺龙等五十六人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在全体代表热烈的欢呼声和鼓掌声中，毛泽东主席宣布政协全体会议的闭幕式开始，朱德副主席致简短的闭幕词后，大会在《义勇军进行曲》的国歌声中庄严闭幕。

在历时十天的政协会议中，我的感受是：中国人民当家作主了，正在亲手缔造一个新的中国。

开国庆典

10月1日下午三时在天安门前举行开国庆典，作为工作人员，我们提前来到了天安门的城楼下。因为没有布置给我上天安门城楼的具体任务，所以我就一直站在城楼下的西侧，一手拿着“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程序”表，一手拿着秘书处发给我们每个工作人员的一瓶汽水，未敢随便走动。

我站在那里，觉得自己好像是拿着一个“手榴弹”在保卫天安门。我看着典礼的程序一项接一项地进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升国旗，奏国歌，鸣礼炮；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阅兵；游行。

快散会时，议事科的好多人从天安门城楼下来了，问我为什么不上去?我说：我以为我没有城楼上的任务就不该上去。他们说他们也并非都有任务，只要是工作人员都能上去，笑话我太呆太傻了。我也为自己错失在天安门上俯视庆典壮观场面的机会而深感遗憾。

我和议事科的同志们一起步行回中南海，也像是一个小小的游行队伍。天已黑了，我们刚走进中南海大门，只见五彩缤纷的烟花腾空而起，天空美极了，我们高兴极了，情不自禁地欢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告别中南海

第一届人民政协会议结束以后，我们只有一些收尾性和过渡性的工作了。告别中南海的日子已经临近，产生了依依不舍的心情。记得我曾对科长说：“下次政协开会，我们愿意再来服务，一定会比这次工作得好。”

孙传禄科长召开了一个告别性的会，他恳切地对我们说：“秘书处的工作已告一段落，从各地抽调来的同志都要回去了，你们也要离开了。你们还很年轻，应该继续到大学学习，多学些本领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会后，议事科的全体同志在怀仁堂门前摄影留念，同志们相互道别。

平时和李鸿礼同志工作联系少，但毕竟在同一办公室，他的俄文很好，他把新翻译出版的关于东欧的两个小册子签名送我，作为临别礼物。迟先达同志在一张政协代表签到纸上为我题字：“为人民服务要忘掉自己”，作为临别赠言。

我们20名高中毕业生大部分人上了大学的理工科。

六十年后感言

六十年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

我在心中已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增添了一句话：六十年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前进道路上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新中国的六十年已经写在人类的历史上。

中国的前程会更加光辉灿烂，应该更为完满地写在人类的历史上!

(责任编辑　萧徐)

2009年第9期　康濯何以揭发丁玲·徐庆全

问题的提出

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冤案，发生在1955年肃反期间。到1956年肃反甄别阶段，由中宣部常务副部长、中宣部肃反“五人小组”组长张际春负责的审查小组，经过查实，认为“反党小集团”的结论不能成立，重新审定，改写结论。1957年反右开始后，改写的结论被废弃，丁玲、陈企霞反而加码成为文艺界知名的大右派。1979年后，这个冤案才彻底平反。

从文艺界一些老前辈及当年参与处理此事的当事人的回忆来看，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的发轫，始于作家康濯的一份对丁玲的揭发材料：

曾长期在中宣部文艺处工作的黎之回忆说：

1955年6月底，关于胡风的第三批材料公布后不久，作协一位党组副书记和党总支书记共同署名向中央宣传部写报告“揭发”丁玲、陈企霞等人的问题，并附了有关丁玲、陈企霞等人的材料。7月下旬，陆定一署名向中央写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准备对丁玲等人的错误思想作风进行批判》的报告。(翻印件[58]印字62号)(黎之：《文坛风云录》(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页101)

黎之所说的“作协一位党组副书记”是刘白羽，而“党总支书记”则是阮章竞。刘白羽和阮章竞联名的报告所附“有关丁玲、陈企霞等人的材料”，则来自康濯。张僖回忆说：

反“胡风反党集团”时，作协《新观察》编辑部的戈阳提出，我们党内有一股暗流，反党，点了舒群、罗烽、白朗、丁玲、陈企霞等人的名字。康濯接着说，我们这里有两个独立王国，他指的就是《文艺报》和文学讲习所。

丁、陈集团的事情，主要是康濯的揭发。这个会议以后，康濯写了一份材料交给了刘白羽同志。康濯写了一个材料，说丁、陈搞独立王国，并把材料送给了刘白羽。去年，(指1998年——引者)刘白羽找我去回忆时，我说，我听说有这么个材料，但是当时你没有给我们看。当时，刘白羽看了材料后对阮章竞说：康濯有一个材料，要转给陆定一部长，你在上面签个名。也是去年，我与阮章竞回忆这件事时，老阮说，当时也没有看这材料是什么内容，当时刘白羽让签名，我就签名了。这个材料，就直接送给定一同志(1999年2月25日采访张僖记录)。

1955年7月25日，这份材料送给陆定一后，陆定一向中央写了《中央宣传部关于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准备对丁玲等人的错误思想作风进行批判》的署名报告。8月3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即开始了对丁玲和陈企霞的批判。

上述回忆的确说明，对丁玲、陈企霞的批判，康濯的揭发材料是个引线。而康濯为何要写揭发材料?一份揭发材料何以就能导致一场对当年国内外著名的作家丁玲的批判?亲历者对这两个比较关键的问题并没有答案。本文试着就这两个问题作一探讨，以就教于文艺界的老前辈和文学史研究专家。

康濯的知情者身份

在当年那场揭发批判中，丁玲、陈企霞被称之为“反党小集团”的重要“罪证”，来自于他们在两+-g位的作为，一是中央文学研究所，一是《文艺报》。揭发丁玲的康濯，恰恰都跟这两个单位有着较深的渊源。

早在1946年，在阜平县抬头湾村主编《时代青年》杂志时，康濯与在那里写《桑干河上》的丁玲住在一村子里，那时，陈企霞也在华北联合大学。几个月间，康濯与丁玲及陈企霞两家过往甚密。1949年后，丁玲发起筹备文学研究所时，就把康濯拉来一起筹备。文学所挂牌后，丁玲为所长，康濯是第一副秘书长，实际上是具体领导文研所工作的第一把手。因此，他对丁玲在文学研究所的作为，有相当的发言权。

《文艺报》原本为一本内部刊物，第一次文代会结束后，丁玲接手过来，办成了一份指导文艺批评的权威刊物，在延安时就与丁玲相熟的陈企霞，与丁玲一起担任主编。1952年，丁玲退出，冯雪峰担任主编。陈企霞仍在。康濯此前与《文艺报》没有联系，到1954年，冯雪峰遭批判后，他才成为“负主要责任”者。

而伴随着康濯成为《文艺报》“负主要责任”的过程，也是冯雪峰被批判，进而上挂下连到丁玲和陈企霞——二人在《文艺报》搞“独立王国”罪名被坐实的过程。

1954年，“两个小人物”蓝翎、李希凡写出一篇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评文章，据说被《文艺报》拒绝而在《文史哲》刊登。毛泽东读到后，写了著名的《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一封信》，对“两个小人物”的文章大加赞赏，对《文艺报》“压制新生力量”的举动表示不满，进而在文化思想界引发了一场“批判红楼梦研究的运动”。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宣部多次召开部务扩大会议，批判《文艺报》“压制新生力量”的错误。据康濯回忆，在中宣部召集的“矛头”“主要直指《文艺报》”的部务会扩大会议上，“文联、作协、文化部许多党员负责干部参加，陆定一同志(时任中宣部部长——引者注)主持，开了多次，主要批评了《文艺报》负责人冯雪峰、陈企霞以及前期负责人丁玲，周扬同志也受了批评，他们并都做了检讨”(康濯：《(文艺报)与胡风冤案》，载季羡林主编：《枝蔓丛丛的回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页535)。

中宣部召开多次会议后揭发出来的事实，认为《文艺报》的错误是严重的。“除了投降和袒护资产阶级错误思想，压制马克思主义者的新生力量外，还发表了许多宣传错误理论的粗暴的武断的文艺批评，对文艺创作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甚至说它“已变成一个违抗党的文艺方针和拒绝党的领导的独立王国”。因此，指定了由林默涵、刘白羽、康濯、张光年、严文井、袁水拍、钟惦荣等参加的一个专门的检查小组，检查和整顿《文艺报》。12月4日，中宣部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文艺报》新的编委会拟由康濯、刘白羽、侯金镜、黄药眠、王瑶、冯雪峰、秦兆阳等7人组成，由康濯负主要责任，不设主编(陈清泉宋广涓：《陆定一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页394)。康濯由此与《文艺报》工作有了联系。

当年被批判的陈企霞，在后来写出的《陈述书》中写道：“这些会议，已把我的问题提到反党、反中央、反领导，独立王国，骄傲自大的这一类范围上了。”“譬如说在中宣部会上，其实并无什么根据，竟有人说我是文艺界的高岗。譬如说，前文艺报的编委张光年(光未然)提出建议，他认为文艺报整个文艺方向和路线(在我们党团生活的习惯中，一提到方向路线，完全是能使人觉得严重的，这也是应该如此的)有问题，要求组织一个专门委员(会)审查，这委员(会)也在大会上产生了(附带说一下，这委员会并无任何审查结果的报告，至少作为文艺报负责人之一的我，完全不知道这委员会如何工作的，有什么结果)”(胡平、晓山编《名人与冤案——中国文坛档案实录(二)》。群众出版社1998年版，页417—418)。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检查《文艺报》时，“反党”、“独立王国”的罪名就已经提出来了。虽然作为前主编的丁玲也受到了批评，并作了检讨，只不过是当时“独立王国”的帽子没有公开给受到牵连的丁玲而给了陈企霞而已。二是，中宣部成立检查《文艺报》的专门小组。这个小组并不像陈企霞所说“并无任何审查结果的报告”，没有做什么工作，而是作了大量的工作。把陈的问题“提到反党、反中央、反领导，独立王国，骄傲自大的这一类范围上了”，这就是这个小组的工作“成绩”；而且，这个小组也已经把矛头引向丁玲了。曾任丁玲秘书的张凤珠回忆说：

1955年春，有一天我遇到马烽，马烽和我说：你给丁玲写封信，告诉她，如果作协通知她回来，立刻就回，不要推托(丁玲在1955年2月到无锡写作《在严寒的日子里》——引者)。我不大明白马烽的意思。后来才清楚原来马烽已看出批判的潮头推向丁玲了(张凤珠：《我感到评论界对她不公正》，载汪洪编：《左右说丁玲》，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版，页265)。

批判《文艺报》，康濯是重要的参与者之一。既然这次批判已经坐实了丁玲、陈企霞搞“独立王国”的罪名，康濯要写揭发材料，还不是手到拈来?揭发材料自然会有“震撼”的作用。

可遗憾的是，我们至今没有看到这份揭发材料。

在1956年的肃反甄别阶段，丁玲、陈企霞要求为此案平反时，康濯曾就这份材料对人解释过。他说，当时那些人对他的揭发有所歪曲。我是在跟党组谈话时。一是说丁玲有严重的自由主义。二是说你们作家协会领导同志之间不够团结。建议你们开个会，把三十年代的问题也一块谈。我怎么知道，我的意见变成了丁玲个人和党的关系的问题。你们把我摆在起义的位置上让我下不了台(邢小群：《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页88)。

康濯的叙述，当然有些避重就轻，但从中也可看出，他首先是在与作协党组谈话时谈到丁玲的情况，党组认为他所说的情况很严重，要他写成书面揭发材料的。而从前引张僖的回忆看，康是在作协党组批判胡风的党组扩大会议上先讲的。

康濯所言的“丁玲有严重的自由主义”是什么?当年担任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所长的公木，在1957年的讲话中披露了概要的内容：

据KZ(指康濯——引者)同志检查：文研所的干部，至少在以下三点上，是在丁玲思想影响下，又帮助丁玲扩大了消极影响：(1)提倡对丁玲的个人崇拜、从创办的传奇到挂像，一直到教学计划中“五四”以来新文学部分关于丁玲作品的课堂讲授。(2)宣扬文研所一贯正确。相形之下，别人都是累犯错误；宣扬文研所是文艺党校，是文艺的最高学府。使着不少人都有一登龙门便身价十倍之感。(3)把创作看得高于一切。万般皆下品，唯有创作高。对毕业学员也是片面地强调能写出作品来，实际上很少进行服从组织、做好工作的教育。凡此一切都是与文学的党性原则背道而驰的(张菱：《我的祖父诗人公木的风雨年轮》。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版，页265—266)。

就这样几条——当然，还要加上检查《文艺报》时丁玲、陈企霞搞“独立王国”的“罪状”，就成为一个“反党小集团”的引线?现在看来，真是难以置信。但是，如果联系到当时作协内部复杂的具体情况来看，则就不奇怪了。

作协内部“话语权”的争夺

1955年10到作协担任秘书长的郭小川，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份交待材料中有这样一段话：

原来文化部方面是胡乔木管，后来由陆定一主管，拉来周扬。周扬有文艺界的实权是从54年或55年初开始的。当时周扬手上只有作协，当初只有作协归中宣部，其它协会归文化部管。

周扬要从作协打开缺口，掌握文艺界。55年底，康濯写了一个揭发丁玲的材料。说丁自由主义，攻击周扬。原来没有准备搞丁陈的，刘白羽来作协后鬼得很，野心勃勃，对丁陈斗争是刘搞的。他一来作协就感到作协有一派势力，要搞作协，必须把丁玲这一派打下去。

因为反周扬的人很多，打丁玲是杀鸡给吓猴，把作协的阵地抓到手上来。搞了丁玲，就要搞创作，搞出成绩给中央看(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页115。引文中的“1955年底”应为“1955年6月”)。

经历过那场批判的黄秋耘回忆说：

反右前后那个时候，作家协会的权力主要属于文艺官僚，像刘白羽等人，他们代表党来管作协，管文学。还有一些就是创作上的实力派，以丁玲为首，团结了一批真正写出了作品的作家，包括小说《小兵张嘎》的作者徐光耀等人。那个时候，这个文学创作上的实力派跟作协的当权派，跟刘白羽那些文艺官僚斗得很厉害。为什么对丁玲那个“一本书主义”批得那么厉害呢?丁玲不是说作家最要紧的是要有一本书，有了一本书你就站住了吗?这确实说出了她的心里话。她拿这个作本钱来反击刘白羽他们那些文艺官僚。刘白羽连《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那样的一本书都没有呀。他靠的是职务。他是军人呀，那他是什么样的军人呢?他并没有打过仗。他有的是职务、权力。“是中央派来的”，即周扬派来的。他靠的就是职务、权力这个东西!所以，矛盾就发生在争权(黄伟经：《文学路上六十年——老作家黄秋耘访谈录》，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页48--49)。

郭小川和黄秋耘的记述相互印证，当年周扬、刘白羽与丁玲之间的“争权”是不容否定的事实。

但应该指出的是，这种“争权”与我们现今所看到的某些体制内的争权具有不同的性质。现今体制内某些人的争权，是为了“夺利”；而当年，是集体主义话语权张扬、个人自由主义遭唾弃的时代，作为有坚强党性的周扬、刘白羽等人，是从维护“党的领导”来争夺话语权力的。在中国作协党组对丁玲、陈企霞进行批判后，向中央写出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中，罗列了丁、陈四大“罪状”：一、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违抗党的方针、政策和指示；二、违反党的原则，进行感情拉拢以扩大反党小集团的势力；三、玩弄两面手法，挑拨离间，破坏党的团结；四、制造个人崇拜，散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违抗党的方针、政策和指示”，是这些“罪状”的核心。刘白羽之所以“必须把丁玲这一派打下去”，是因为在他及周扬看来，丁玲的自由主义行为、以及由于她个人的威望所凝聚的一股力量，已经严重动摇了党在作协乃至中宣部的权威。

在后来对丁玲批判时，丁玲在文学研究所的所作所为被认定为“搞独立王国”，从周扬、刘白羽维护党的领导的立场来看，这样的认定并无错误，从文学研究所到“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的变化过程中就可以看出来。

1952年，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提议停办文学研究所。胡乔木出于什么考虑，不得而知。据陈明回忆，最反对胡这个提议的是康濯。1952年冬天，田间、康濯两人到大连去找丁玲，说，听说文研所要被取消，他们两人很着急，也很气。丁玲说不了解情况，回去后了解一下再说(邢小群：《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页88)。丁玲回到北京后，与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就此事交换意见，决定开一个党组会议讨论一下乔木这个提议。大概这次党组会议否定了胡乔木的提议，因而有了“会后乔木同志决定缩小编制，改为‘文讲所”’的结果。与此同时，丁玲并给刘少奇上书(由康濯执笔)，要求把文研所办下去。尽管如此，胡乔木仍然“认为可以停办一期”，“准备教学力量，以便将来办成名副其实的有正规教学制度的训练创作人员的学校”(邢小群：《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页63)。不过，乔木这个建议也没有实行，1953年8月，第二期学员照常招生。这年秋天，丁玲辞去了文学研究所所长职务，改由田间担任。

丁玲辞职后，就出现文学研究所的人“集体撤退”的现象。1957年9月25日，公木在文学讲习所第八次部分毕业生座谈会的讲话中谈到了这一点：

1953年中央提出暂时停办函授、筹办正规学校的建议，因为不符合丁玲的想法(这时丁玲的想法是要办文学合作社，拉一批人在这里搞创作，实际上是培植自己的势力，作为对党闹独立性的资本)。所以就抵制，并散布不满。后来文学合作社的想法行不通，就甩包袱，纷纷撤退。直到第二期中途，丁玲时代的所有负责同志都完全退光了。后走的，差不多都去找丁玲商量，走私人路线离开文讲所。……在撤退以前，丁玲在文研所以至文讲所是有很高的个人威信的，干部也帮她“树立”威信。尊重领导并没有错，制造传奇故事，夸大事实真相，是带有个人崇拜意味的。这时期，有某些干部在丁玲的拉拢下，有感情结合的宗派情绪，挂像、发动写信以至集体撤退……都说明这一点(张菱：《我的祖父诗人公木的风雨年轮》页268)。

公木的话虽然带有批判的痕迹，但所说的事实并没有错。当时，“工作最积极的康濯沉着脸甩手不干了，以后调到作协搞创作。马烽调到作协创作委员会任副主任。陈学昭、严辰、逯斐、李纳调到作协搞创作。西戎调到山西省作协，雷加带着一些创作研究室的人到了北京市文联。教务处主任石丁调到中央戏剧学院文学系当主任”。到1953年冬至1954年春，文学研究所“一些了解底细的领导人”，又“相继要求调走”。副所长田家调北京市文联，邢野调电影局，田间去搞专职创作。至此，文学研究所的主要成员都撤离了，唱起了“空城计”。

为此，中国作协党组接管了文学研究所。1954年2月，改中央文学研究所为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这才达到了胡乔木“缩小规模”的目的。文学讲习所人员由作协党组来调配，任命吴伯箫为所长，萧殷为副所长。萧殷离开后，10月，周扬出面，调在东北的公木来担任副所长。此后，公木又担任所长。

在上述过程中，丁玲先是要求作协党组开会讨论胡乔木的建议并同时给刘少奇写信，以抵制胡乔木的建议。而在此前的一两年中，胡乔木颇倚重丁玲，甚至希望丁玲取代周扬，用现在官场上常说的话是对丁玲有“知遇之恩”，但丁玲为保存文研所这块地盘却忤逆胡的建议。丁玲此举的后果有多严重，不好率意揣测，但以此前胡乔木对丁玲的赏识与后来对丁玲的批判时一言不发的反差来看，至少丁玲已经淡出他的视野了。其后，丁玲的辞职带动了文研所骨干力量的“纷纷撤退”——不管这种情况的出现与丁玲是否有关系，或者说有多大的关系，但把它归结到丁玲身上引起的连锁反应，丁玲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连当时的一般工作人员都认为，上述过程中丁玲的举动是在与周扬叫板。孟冰就直截了当对徐刚说：“我不做天平上丁玲这一边的筹码，她怎么能和周扬比?”(邢小群：《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页113、115)

对于直接领导文研所的中宣部和中国作协的领导人来说，上述过程中丁玲的诸种表现，不是对抗党的领导是什么?从后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接到刘白羽和阮章竞的联名上报的康濯的材料后，不耽搁地上报中央并立刻命令周扬部署对丁玲的批判来说，丁玲的种种表现早已在他的视野范围之内了。

康濯勉为其难的角色

在当年的话语体制下，一个人被认定为对抗党的领导，此人的政治生命基本上就结束了。但何时对此人采取措施，采取怎样的方式结束他的政治生命，需要按照党内的一套运作体制来周密准备和布置。首先，要有合理合法的大环境，1955年全国批判胡风所引发的肃反运动，提供了这样的大环境。其次，最重要的是要寻找一个突破口。康濯的适时出现(不管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或者说“起义”，对丁玲的批判就具有了重要地位。

在中宣部和中国作协领导人眼里，把康濯推出来作为批判丁玲、陈企霞的突破口，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前面说过，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所引发的对《文艺报》的批判中，康濯成为检查和整顿《文艺报》专门检查小组的一员，又担任了《文艺报》编委，自然对《文艺报》的情况有所了解；而他又是文学研究所的主要创办人之一，与丁玲在一起工作三年多，文研所的事情可以说了如指掌。由他来写揭发信，丁玲担任两年主编的《文艺报》和担任三年多所长的文学研究所，就顺理成章地联系在一起了。

一直在第一线与丁玲这个实力派争夺权力并十分明了中宣部领导心思的刘白羽，岂能放过这个机会?

于是乎，此前周密准备的一套程序立刻运转起来了：康濯本来是在党组的谈话(或者说是在党组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就演变成揭发信了；接到康濯的揭发信后，刘白羽立刻找到阮章竟签名，甚至都不需要阮来看这个材料写的什么，就联名上报陆定一；陆定一接到刘、阮的上报材料后也不耽搁，立刻上报中央。7月25日报中央，8月3日就展开批判。这个速度，如果此前没有一套周密准备的步骤，是难以想象的。

这套运作方式，以康濯这样级别的干部哪里能够解其堂奥?这就难怪在时过境迁之后康濯要发出“我怎么知道，我的意见变成了丁玲个人和党的关系的问题。你们把我摆在起义的位置上让我下不了台”的抱怨了。

但，问题还有另一面。尽管康濯不了解这套运作方式，但他对作协内部周扬、刘白羽与丁玲“话语权”的争夺，则应十分了解。从维护党的领导的立场出发，康濯显然对丁玲等人的举动有不满，这才能有在党组会上谈并随后写出揭发材料的举动；而从他还一度与丁玲在文学研究所有过亲密的合作关系来说，他写揭发材料自然不排除自保的个人考虑。《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中说：“康濯同志在一个时候(主要是指他担任中央文学研究所秘书长期间)也曾参加了这个小集团的活动，但他在检查《文艺报》的斗争中，以及后来在肃清胡风集团及其它一切反革命的斗争中是表现积极的，他在运动中提高了自己的认识，感觉到了丁玲过去不少言行是反党的，他和丁玲的关系是不正常的，因此他在会前就自动向党提供了丁玲的材料，在会上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严肃的自，我批评。”这就为康濯解脱了责任。

在这个报告送交中央前后，康濯在所写的一份题为《我在和丁玲关系上所犯错误的检查》中说：以丁玲和陈企霞的互相结合为基础的小集团，是一个“反党的小集团”，而他自己就是这个小集团的成员之一，是“陈企霞式的打手”，是个“文官”。自己和丁玲的“反党关系”是“相互影响和助长的”，因而在和丁玲反党的问题上，他是“自觉的，有意识的”。

身为“反戈一击”者，仍然需要这样来检讨自己才能过关，康濯所扮演的历史角色是多么勉为其难!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另一种解读——从文明到文化的转向·子明

1995年初，笔者写了《梁启超与五四运动》一文，其宗旨之一就是切割(作为学生爱国运动和国民外交运动的)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本文的宗旨，则是在此基础上，对于“新文化运动”进行深入剖析。

五四没有“新文化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现在已经是一种司空见惯的说法，指的是“五四运动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彭明在《五四运动史》中写道：“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以《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为标志。《新青年》是在一九一五年九月创刊的。”周策纵在《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中认为：新文化运动始于“新知识界领导人1917年云集于《新青年》杂志和北京大学”。其实，一直到五四运动爆发，后来所谓“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们，还不知道有这种运动。

1919年5月18日，5月4日北京学生游行刚刚过去两周，就有了“五四运动”的命名。而在1915年之后四年或者1917年之后两年，还没有“新文化运动”的说法。在五四运动之前，胡适、陈独秀等人的文章中多使用“文明”一词，而很少使用“文化”。当时喜欢谈论“文化”的是辜鸿铭这样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和杜亚泉这样的文化调和主义者。在1919年底以前，有新文学运动的说法。也有新思潮运动的说法，还有胡适喜欢说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就是没有“新文化运动”。

1919年12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一则“随感录”中提到“我们新文化运动”。同月，《新潮》杂志编者在答读者问的时候，也以“新文化运动”自命。1920年1月29日，孙中山在《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中说：“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原其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界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1920年3月20日，陈独秀在上海青年会25周年纪念会上以《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为题发表演说，其中提到“新文化运动这个名词现在很流行”。胡适在使用这个新名词上是持谨慎态度的，1920年9月17日，他在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上说：十七省来的教员“他们见面第一句就恭维我，说我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我听了这话，真是‘惭惶无地’。因为我无论在何处，从来不曾敢说我做的是新文化运动。”“现在所谓新文化运动，实在说得痛快一点，就是新名词运动。”

“新文化运动”的忽然流行，并不仅仅是一种中国现象。1919年12月，蔡元培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一文，指出：“现在文化运动，已经由’欧美各国传到中国了。解放呵!创造呵!新思潮呵!新生活呵!在各种周报上，已经数见不鲜了。”他一语道破天机：一战后欧美各国的“文化运动”传到中国，“新文化运动”便应运而生了，后者是前者所激起的一种涟漪。其间还经过一个思想中转站——日本。

世界范围的文化运动

“文明”与“文化”虽然在中国古文献中早已有之，其现代涵义却是由日本学者确立，分别用来移译西文中的civilization和culture，然后又由中国学者从日文中借用，作为新概念返回到中文。因此，要了解它们的确切涵义，必须先从西方文化中探其源头。

埃利亚斯指出：如果说“文明”概念是法国文化对人类的一种贡献，“文化”概念则更多地属于德国文化的贡献。要到18世纪末的德国，在赫尔德和他的同代人中，才能发现“文化”的现代用法。或许是康德最先将“文化”与“文明”表述为两个对立命题。1784年，他在《从世界公民的观点撰写世界通史的想法》一文中写道：“我们通过艺术和科学达到了很高的修养，我们太文明了，以至繁文缛节成了累赘”；“道德观念属于文化范畴”；“而这一思想的流行，只不过造就了那些追求名誉、追求表面的礼仪规范等所谓的德行，只不过推进了文明而已”。

埃利亚斯认为，当德国知识分子作为市民阶层代言人，大都还是“从世界公民的观点”来谈论问题的时候，“文明”与“文化”概念的对立首先是模糊地、仅在其第二层次的意义上才涉及到民族问题，其表层意义所反映的则是一种社会内部的矛盾，这与法国的情况是类似的。但德国社会内部的矛盾以非常独特的方式孕育着民族问题的萌芽，即那些讲法语、按照法国模式“文明化”的德国宫廷贵族与讲德语、处于中等阶层的德国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由于后者被远远地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因此他们不是在政治的范畴，而首先是胆怯地在民族的范畴里思考，他们本身的合法性和地位全部存在于他们的思想、科学和艺术成就之中。德国市民阶层的独特命运——政治上长期的软弱无力，民族长久的不统一等等，这种社会背景对“文化”概念在德国的形成过程中打下了影响深远的烙印。由于“文明的”和“文明”概念和法国人联系在一起，由于德国市民阶层不仅从反对宫廷贵族的斗争中证实自己，还进一步通过与其他与之竞争的民族划清界线来证实自己，“文化”与“文明”这一对立概念的内容、意义与作用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从主要用于表现社会内部的对立发展为主要用于表现民族对立。洪堡写道，“在每一种语言中都包含着其特有的世界观”。赫尔德认为，地球上的所有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和不可替代的生存方式，它们“并没有相同的文化”。在德语中，人们用“文化”而不是“文明”来表现自我，来表现那种对自身特点及成就所感到的骄傲。在托马斯·曼看来，文化是自然的，真实的，因而也是德意志的；而文明则是异邦的，没有魂灵的，分裂的。

对于德国学者而言，“文化”概念首先强调的是一种差异性和区分性。虽然德国要向英法学习“文明”的政治与经济制度，但是这并不意味德国文化将会混同于异国文化，“德意志精神”是独一无二的，是高贵的德意志文化的本质特征。青年毛泽东曾赞美德国民族“为世界上最富于‘高’的精神的民族”，“最能排倒一切困苦，而惟求实现其所谓‘高”’；德国民族“有一种倔强的特质。一朝决裂，新剑发硎，几乎使全地球的人类都挡他不住”。其次，“文化”概念常常用来表述与“物质文明”相对而言的“精神文明”，即文明中最活跃、最富于创造性、最具有主观能动性的那一部分。埃利亚斯指出，德语中与“文明”相对立的“文化”概念在1919年以及这之前的几年里又重新活跃起来，因为英法等国以“文明”的名义对德国进行了战争，而在凡尔赛和约以后所出现的新情况中，德国人必须重整自己的信心，用“文化”的力量来打败“文明”。

把“文明”一词引入了日语的，是被称为“日本伏尔泰”的福泽谕吉。他在《文明论概略》中写道：“所谓文明是指人的身体安乐，道德高尚；或者指衣食富足，品质高贵而说的。文明就是指人的安乐和精神的进步。但是，人的安乐和精神的进步是依靠人的智德而取得的。因此，归根结底，文明可以说是人类智德的进步。”他明确指出，日本的文明开化要“以西洋文明为目标”。在明治初期，日本人心目中的“西洋文明”，是以英法为楷模的。到了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新兴的德国取代英法，成为日本的指路明灯。1907年，相风御马在其所作早稻田大学校歌中写道：“将东西古今之文化潮流汇于一大岛国”，是在日本普及“文化”一词的开山之作。1919年，左右田喜一郎和桑本严翼先后以《文化主义之理》和《文化主义》为题发表演讲，正式倡导“文化主义”。左右田喜一郎认为，为了实现“文化价值”所进行的“所谓形而上学的努力”就是“文化主义”。桑本严翼则说，所谓“文化主义”就是要“使文化成为生活的中心的思想”。

一战以后，英法学界对于“十九世纪的文明”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省，当时应邀来华讲学的罗素正是这一思潮的代表人物。德国、日本和苏俄的政府则或明或暗地推动了舆论界对于以英法为主要代表的“旧文明”的“文化批判运动”。在这样的世界大背景下，“新文化运动”在中国的兴起并迅速流行，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

两种“新文化运动”

林毓生认为，中国传统思想是一元论的和主知主义的，有一种根深柢固的、为儒家各派所公认的“藉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思想模式。清末民初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模式深受强调“政治一文化”是一元整体的传统文化影响，对思想变革的优先性深信不移。这种中国传统思想模式与新舶来的“文化运动”一拍即合，二者的混合物迅即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资源。

如同宋明以后的“新儒学”分为“朱学”与“王学”二支，也如同一战以后反(英法)文明的文化运动分为“右翼”(德、日)和“左翼”(苏俄)二支，打着“新文化运动”旗号的，其实也有两种不同的文化运动。一种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一种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

孙中山称赞“新文化运动”，着眼点并不在于“新文化”，而在于“文化运动”对于“革命”事业的价值。他看到“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因而感叹：“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日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思想的力量可以顶得上毛瑟枪，这是孙中山的一个新感悟。

五四前夕，孙中山正处于其政治生涯的低谷。新文学运动和五四运动在全国的巨大反响，激励孙中山重新诠释三民主义。此前，孙中山在1912年至1913年间曾把三民主义缩减为一民主义：“民族、民权二大主义均已达到目的，民生主义不难以平和办法，逐渐促社会之改良。”二次革命后，孙中山在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上公布手书的《中华革命党总章》，规定“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仍然没有民族主义的位置。而在1920年代初期孙中山阐发的新三民主义中，反帝民族主义成为中心论旨。如果说“驱逐鞑虏”的革命宣传是孙中山的“旧”文化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鼓吹就是他的“新”文化运动。

孙中山说：“我们要挽救这种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义，用民族精神来救国。民族主义这个东西，是国家图发达和种族图生存的宝贝。昨天有一位俄国人说，列宁为什么受世界列强的攻击呢?因为他敢说一句话，他说：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十二万万五千万人，一种是二万万五千万人，这十二万万五千万人，是受那二万万五千万人的压迫。列强因为恐怕我们有了这种思想，所以便生出一种似是似非的道理，主张世界主义来煽惑我们。说世界的文明要进步，人类的眼光要远大，民族主义过于狭隘，太不适宜，所以应该提倡世界主义。近日中国的新青年，主张新文化，反对民族主义，就是被这种道理所诱惑。”

孙中山牌号的“新”文化运动，是沿着德日学者、辜鸿铭、杜亚泉、一战后的梁启超、梁漱溟这条线索而来，是从“世界主义”、“欧化”向“中体西用”的回归。他说：“我们现在要学欧洲，是要学中国没有的东西。中国没有的东西是科学，不是政治哲学。至于讲到政治哲学的真谛，欧洲人还要求之于中国，诸君都知道世界上学问最好的是德国，但是现在德国研究学问的人，还要研究中国的哲学，甚至于研究印度的佛理，去补救他们科学之偏。”这番话明显是受到梁启超和梁漱溟言论的影响。

晚年孙中山，愈来愈肯定中国的旧传统、旧道德，同时明确否定《新青年》所鼓吹的“新文化”——自由主义、世界主义。他的“新”文化运动，一方面与德日、中东、南亚的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复兴运动合拍，另一方面又登上了第三国际“反对帝国主义”的战车。胡适回忆1920年代历史时说：“孙中山先生屡次说起鲍洛庭同志劝他特别注重民族主义的策略，……十四年到十六年的国民革命大胜利，不能不说是民族主义的旗帜的大胜利”。所以戴季陶在挽联中如此评价孙中山：“继往开来，道统直承孔子；吊民伐罪，功业并美列宁。”这种“戴季陶主义”(“列宁—孔子主义”)，可以说是几十年后的“毛泽东主义”(“斯大林一秦始皇主义”)的先声。

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路线上，陈独秀与孙中山是盟友，同为列宁的门徒；在对“新文化运动”的诠释上，二者则是“针尖对麦芒”，一个是向后退缩的文化运动，一个是向前跃进的文化运动。在笔者看来，陈独秀牌号“新文化”运动中的“新”，不是形容词，而是动词。当陈独秀提出“新文化运动”这个新名词的时候，他已经与曾经共同鼓吹“新思潮”的《新青年》伙伴分道扬镳。他自己在几年前热情赞美的“人权论”等“新文明”，此时已经成为不屑一顾的“旧文化”。不断革新，追求最新，这是一种“文化革命”的姿态。

当时胡适、梁启超、蔡元培等人，按照英美学者(主要是人类学家)的惯习，将文化与文明这两个概念的用法，逐渐混同起来。但是这不符合“文化革命”论者的需要。陈独秀反对“几位顶呱呱的中国头等学者”“这样说”，“把政治、实业、交通，都拉到文化里面了。我不知道他们因为何种心理看得文化如此广泛至于无所不包?”“文化是对军事、政治(是指实际政治而言，至于政治哲学仍应该归到文化)、产业而言，……文化底内容，是包含着科学、宗教、道德、美术、文学、音乐这几样”。“大文化”概念利于守成，“小文化”概念利于革新。“新文化运动要注重创造的精神。创造就是进化，世界上不断的进化只是不断的创造，离开创造便没有进化了。我们不但对于旧文化不满足，对于新文化也要不满足才好；不但对于东方文化不满足，对于西洋文化也要不满足才好；不满足才有创造的余地，我们尽可前无古人，却不可后无来者；我们固然希望我们胜过我们的父亲，我们更希望我们不如我们的儿子。”在陈独秀看来，伦理道德和文化的觉悟是最后的觉悟。这种觉悟可以脱离政治、经济、社会的羁绊而独立发生，而且能够反过来影响和改造前者。他说：“新文化运动要影响到别的运动上面。新文化运动影响到军事上，最好能令战争止住；其次也要叫他做新文化运动底朋友，不是敌人。新文化运动影响到产业上，应该令劳动者觉悟他们自己的地位，令资本家要把劳动者当做同类的‘人’看待，不要当做机器、牛马、奴隶看待。新文化运动影响到政治上，是要创造新的政治理想，不要受现实政治底羁绊。譬如中国底现实政治，什么护法，什么统一，都是一班没有饭吃的无聊政客在那里造谣生事，和人民生活、政治理想都无关系，不过是各派的政客拥着各派的军人争权夺利，好像狗争骨头一般罢了。他们的争夺是狗的运动。新文化运动是人的运动；我们只应该拿人的运动来轰散那狗的运动，不应该抛弃我们人的运动去加入他们狗的运动!”这种文化、意识形态能动性和创造性的理念，在尼采那里达到一个高峰，在列宁那里达到一个新高峰，后来又被葛兰西发扬光大。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战无不胜的“精神原子弹”，这是文革期间的流行话语。

几年前还被陈独秀高度重视的东西文明(文化)比较，现在已经被“新文化”运动抛在脑后。“新”的崇拜追求的就是日新月异、“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自认为掌握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进化论这一最新武器的陈独秀说了，对于新旧文化、东西文化都要“不满足”。瞿秋白说得更明白：“东西文化的差异，其实不过是时间上的”，“西方文化，现已经资本主义而至帝国主义，而东方文化还停滞于宗法社会及封建制度之间。”二者均已过时，“新文化”运动的新偶像是当时尚未最终成型(因而对于全球知识分子保有一种令人兴奋的“神秘感”的)“无产阶级文化”、“社会主义文化”、“苏维埃文化”。

在充分了解孙中山的“新”文化运动和陈独秀的“新文化”运动之后，才可能摆正鲁迅和胡适在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位置。

毛泽东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在1980年代，颇有一些人想要摘掉鲁迅这个“主将”的帽子。现在看来，毛泽东对于鲁迅的评价并没有错。孙中山也好，陈独秀也好，在鼓吹“新文化运动”之前，都曾经是“西洋文明”的崇拜者，鲁迅则否。他在1907年的《文化偏至论》中写道：“彼所谓新文明者，举而纳之中国，而此迁流偏至之物，已陈旧于殊方者，馨香顶礼，吾又何为若是其芒芒哉!是何也?日物质也，众数也，其道偏至。”笔者在《中国沉思——鲁迅读本》(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的“老愚评注”中指出：“对于民主，鲁迅则毕生没有讲过一句好话。《文化偏至论》称：‘必借众以陵寡，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呜呼，古之临民者，一独夫也；由今之道，且顿变而为千万无赖之尤，民不堪命矣，于兴国究何与焉’。民主制度的建立，在西方是有其‘不得已’，若‘横取而施之中国则非也’；更何况即使成功引进，在西方却已成过时之物，‘使中国之人，曲旧梦而入于新梦，冲决嚣叫，状犹狂醒。夫方贱古尊新，而所得既非新，又至偏而至伪，且复横决，浩乎难收，则一国之悲哀亦大矣。”’鲁迅力主以“二十世纪之新精神”来“立人”，必“与十九世纪之文明异趣”，“以反动破坏充其精神，以获新生为其希望，专向旧有之文明，而加之掊击扫荡焉”，“其将来之结果若何，盖未可以率测”。从尼采的“超人”到鲁迅的“立人”再到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新人”，构成一个完整的思想链条。陈独秀是“十九世纪之文明(或旧有之文明)”营垒的一员叛将，在同样从早年就推崇德意志文化的毛泽东看来，自然没有资格与鲁迅争夺“文化革命”的“主将”位置。

在1920年代，胡适不愿意承认自己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显然是要与孙中山的“新”文化运动和陈独秀的“新文化”运动划清界限。胡适多次强调“新思潮(或称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四重意义：“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他说：“通过严肃分析我们所面临的活生生问题，通过由输入的新学理、新观念、新思想来帮助我们了解和解决这些问题，同时通过以相同的批判的态度对我国固有文明的了解和重建，我们这一运动的结果，就会产生一个新的文明来。”“文明不是笼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笼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的进化的。现今的人爱谈‘解放与改造’，须知解放不是笼统解放，改造也不是笼统改造。解放是这个那个制度的解放，这种那种思想的解放，这个那个人的解放：都是一点一滴的解放。改造是这个那个制度的改造，这种那种思想的改造，这个那个人的改造，是一点一滴的改造。再造文明的下手工夫，是这个那个问题的研究。再造文明的进行，是这个那个问题的解决。”当时胡适是两面作战，他既反对以“文化复兴”的名义来为专制独裁寻找新的借口，也反对以“文化革命”的心态来一古脑地“砸烂旧文明，创建新世界”。事实上，直到1930年代国民党当权者公开批判“新文化运动”之后，他才认领了已经被孙中山和陈独秀的政治继承人所抛弃的思想“弃儿”。此时的胡适说：“无疑的，民国六七年北京大学所提倡的新文化运动，无论形式上如何五花八门，意义上只是思想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

从抗拒文明到回归主流文明

胡适在1930年代的一篇日记中提出了一种现代思想的分期法：“(一)维多利亚思想时代，从梁任公到《新青年》，多是侧重个人的解放。(二)集体主义时代，1923年以后，其沦为民族主义运动，共产革命运动，皆属于这个反个人主义的倾向。”前一个思想时代的代表是梁启超、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后一个思想时代的代表是孙中山、戴季陶、蒋介石、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五四以后梁启超本人的思想转变，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胡适在1933年指出：“在三十年前，主张‘维新’的人，即是当日主张现代化的人，对于所谓‘新’，决没有我们今日这样的迟疑与矛盾。当日虽然也有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的争论，但在他们的想象中的西洋文明，却没有多大的疑义。试读梁任公先生的《新民说》，他那样热烈提倡的新民的新德性，如独立、自由、自治、自尊、自立、冒险、进步、尚武、爱国、权利思想，……无一项不是那十九世纪的安格鲁撒克逊民族最自夸的德性。那时代的中国知识界的理想的西洋文明，只是所谓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欧文明；精神是爱自由的个人主义，生产方法是私人资本主义，政治组织是英国遗风的代议政治。当时的知识领袖对于西洋文明的认识本来还没有多大异议，所以当时能有梁先生那样热烈的、专一的信仰崇拜。”在1930年代，国民党人鼓吹“新生活运动”，共产党人鼓吹“新启蒙运动”，矛头都是针对“所谓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欧文明”，或者说“民国六七年北京大学所提倡的新文化运动”。

抗拒文明的“文化革命”，到毛泽东晚年达到了顶峰，随后迅速地跌入低谷。当今，孙中山牌号的“新”文化运动已经取代陈独秀牌号“新文化”运动，成为看家护院的宝贝。

“五四”之后最重要的历史转折点是“四五”。四五运动之后，冷落已久的“文明”，以“现代化”为中介，重新回到了思想政治舞台的中心。从“四个现代化”到“市场经济”、“私有财产”、“人权”人宪，到“与国际接轨”、“实现一个更加繁荣、稳定、安全和均衡的世界”，无不表明代表了人类进化结晶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文明正在卷土重来。

邓小平的功绩，是将毛泽东时代中国这个远远偏离人类文明主流的国家，纳入了文明的进程，确定了中国人发展的方向应与人类文明的主流相一致。虽然出现过严重的波折与倒退。但是回归主流文明的大方向仍然没有改变。

十年前，笔者在《世界文明中的中国文化》中指出：最初具有很强排他性的“文明世界”，随着文明的扩张、碰撞与融合，正在形成全球性的“世界文明”；原来一直独立存在与自主发展的“中国文明”，由于其制度特殊性的逐渐减少乃至消失。由于其不再继续是权力结构与文化认同的最高层级，正在向“世界文明中的中国文化”转化；而随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与后现代进程以及承认政治的兴起，文化整合逐渐让位于文化分化，大一统的中国文化日益显现出由地方性文化与各种亚文化拼凑起来的文化马赛克形象。人们必须在“文明向上发展，文化向下发展”这个时代大背景下，来认识什么是世界文明，什么是中国文化。

20世纪的历史证明，“欲速则不达”，赶超型的德意日、苏联东欧现代化模式(即右翼和左翼的世界“新文化运动”)最终还是要回过头来补上自由民主这一课，向以英美法为代表的文明主流模式回归。其实，“融入文明主流”的说法可以进一步简化为“融入文明”。“文明”最初的用法就是指以“有礼貌”的市民的生活方式来改造“野蛮”的乡下人，是西欧国家城市化的产物。选择“融入文明”，就是要通过城市化的道路迈向“社会的时代”，从“差序共同体”向个人与社团相对、多元一体的“社会”转型，从“头目们”可以自由解释的“默认一致”转变为“契约必须遵守”的法治社会与“学者共和国”为主体的公众舆论。胡适一贯反对赶时髦，诸如“迎头赶上”之类，而主张踏踏实实地前进。他在1930年代曾说：“我们此时还没有法子寻得一个‘形成之现代’做我们现代化的目标。我们至多只能指着一个‘正在萌芽的社会化’做我们的理想境界。”

在滕尼斯所谓“社会的时代”，世界城市是社会的最高形态，世界主义的生活是生活方式的最高层次。世界城市本身不仅包含着一个民族的社会精粹，而且也包含着一种各民族的整体即“世界”的精粹。世界城市能够为整个地球生产商品和科学，为一切民族制订适用的法律和制造公众舆论，它就是世界市场和世界交往。世界城市就是世界文明，也就是全球社会。前联邦德国总理、社会党国际主席勃兰特在其主持的关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经济关系研究的报告中指出：国际社会已出现了一种新的认识的苗头，即认为人类正在成为一个统一的社会，因此，“我们的目的应该是实现一个建立在契约而不是地位、协商一致而不是强制基础上的全球社会。”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也说：“我们别无选择，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小，如果新加坡未来要想在新经济、新世界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欣然接受世界文明。我们欢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我们知道，它们带来的机遇要高于使我们付出的代价。”这一论断也完全适用于中国及其文化。

(责任编辑　徐庆全)

2009年第9期　民主与专制的百年迷途·邵　建

自《新青年》声张民主与科学，“民主”一词业已形成国人的世纪情结。此一情结，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至今依然有增无减。但《新青年》所倡导的民主导向是有问题的，它把专制作为自己的对立面，却忽略了民主自身亦有走向专制的可能。此一可能对于20世纪来说，业已成为历史。问题是，由此导致的历史苦果，至今并未使得参与这一历史构成的人所明白，当然也包括长期以来的我们。

1999年，比五四还年长两岁的李锐先生为纪念五四80周年，著文《又谈德先生》。该文的立论是：“民主的对立面是专制”。是的，把民主和专制对立起来，乃是当年《新青年》的作业；以民主反专制，更是由《新青年》发变而成的历史走向。在这一历史洪流中，无数的知识青年走上了以反专制为诉求的民主革命的道路。结果，一个世纪下来，当五四90周年时，我们依然没有走出《新青年》的历史格局，依然在这一格局中千呼万唤“德先生”，依然希图借五四之力，还民主之魂，驱专制之鬼。既如此，这个“德先生”就不仅是一种世纪情结了，更是一种我们到今天也未化解开的“世纪症结”。

解开这一症结，我以为，当把历史推到《新青年》之前，回到梁启超那个时代的公民常识和政治常识。1915年6月，亦即《新青年》诞生的前三个月，商务印书馆为中学生推出了一本类似公民教科书的《法制概要》。在介绍“国家”问题时，教材紧扣“国体”与“政体”而展开。这样的介绍框架、思路和内容，主要来自辛亥革命前的梁启超亦即包括他在内的立宪派。梁氏的思想作为法制常识普及给中学生，但它显然不如后起的《新青年》那样喧嚣夺人。在《新青年》看来，推翻专制，靠的是民主。因此它呼唤“直接行动”的国民运动乃至国民革命。但梁启超至少在辛亥前就指出，民主本身即有走向专制的可能，尤其是它需要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来实现时。

根据梁氏的立宪派，国家政治权力可以从两个角度去表述，如果国体用以表述“权力属于谁”，政体表述的则是“权力如何用(或：权力运用的表现形式)”。就国体而言，当时世界上的国家一般来说有两种，一是“主权在君”的君主国，如俄国、中国；一是“主权在民”的民主国，如美国、法国。转就政体言，也有两种形式，即专制与立宪。专制政体在权力运用上是权力者对于政权的全部垄断，立宪不然，它是打破垄断，把政权分解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并且它们俱受宪法制约。如果以这样的政治构成来看，《新青年》的“民主与专制”就不是对立的概念，它们不在一个范畴。真正和“民主”对立的是“君主”而不是“专制”；正如和“专制”对立的是“立宪”而不是君主。这就意味着作为国体概念的民主除了与君主对立外，它和政体范畴中的“专制与立宪”没有必然的联系因而也没有必然的对立，亦即它同时具有立宪和专制的两种可能。至于“民主的对立面是专制”，是由《新青年》导出的一个政治学误区，它直到今天还让我们认为：民主与专制势不两立，只要实现民主，专制就不复存在。

这不妨是一个逻辑矩阵，它上面两只角是国体中的“君主”与“民主”，下面两只角是政体中的“专制”与“立宪”。这四只角可以构成国体与政体间的逻辑交叉有四种。君主国体既可以是专制政体，即君主专制(如俄国)；也可以是立宪政体，即君主立宪(如英国)。同样，民主国体也可以既是立宪政体，即民主立宪(如美国)，又可以是专制政体，即民主专制(如纳粹德国)。美、德同为民主国，如果美国的民主在制度上具有立宪性；纳粹虽凭选票上台，但，它的民主不是立宪民主而是专制民主。由于权力俱在希特勒之手，因此，这样的专制可称“民主专制”。“民主专制”这个词，我个人以为是梁启超的独特贡献，据我自己的阅读，它也许最早出现在1906年的《开明专制论》中。当近世学者大都认为国家形态大略有民主立宪、君主立宪和君主专制时，梁启超独辟蹊径地指出：“专制者不独君主国，而民主国亦有非立宪者(有立宪之名，无立宪之实，则等于非立宪)。”非立宪的政体即专制政体。当一个国家获得民主后，如果权力运作没有做到法治意义上的“限权”与“分权”，它就是专制政体。有意味的是，如果考查20世纪方始出现的新型专制即“极权主义专制”，可以看到，无论是左的极权如前苏俄，还是右的极权如希特勒，俱出自号称为民主的国家，而无一例是君主国。

一个世纪以来，国人如此痛恨专制，却不知道，在反专制的道路上，至少有立宪和民主两种不同的方式。比较之下，立宪的方式是改良，它不触动国体；民主的方式必须改变国体，因而是革命。革命的问题在于，革命者很难在成功之后做到自我立宪。当然，有这样一种理论，认为国体决定政体，比如君主必然专制，民主必然反专制。其实不然，解决国体问题，无以保证同时解决政体问题。倒是反过来，从政体问题人手，最后则必然触动国体的根基。以英国为例，保留君主的名分和权力，但条件是必须以议会限制君权。结果，看起来，国体未变，但，立宪之下，君就成了“虚君”，权却掌握在民的手里。梁启超将此称为无革命之名有革命之实，即形式上依然保持君的地位，但制度的性质却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由此可见，只要走上立宪的道路，民主其实是迟早的事。但，这个命题不能反过来，即只要是民主，就一定走向反专制或非专制。专制与否，只在立宪与否。如果立宪的根本是限权，那些经过疾风暴雨般的革命从而获致权力的民主国家，依其惯性，权力只会更放纵，却无以反身自噬。当年，梁启超言及“民主的专制国家”时，举例就是英国革命后的克伦威尔政权和法国革命后的罗伯斯庇尔政权。待至后来苏俄出现，所谓革命不过是更换了权力者，权力的性质却没有变。甚至，和当年君主的权力相比，布党的权力远远地超过它，直接垄断社会的一切。这样的民主，声称主权在民；但因为没有立宪，民便成了“虚民”(这个词是我的一位朋友的说法，很准确)。

这样就可以看出梁启超的高明。辛亥革命前，他一人在《新民丛报》上和孙党往复辩论，力反革命而坚挺立宪。梁启超除了担心国体变更而于政体无补外，按照一位日本学者的看法(佐藤慎一)，梁启超的忧虑还在于“民主专制比君主专制更加危险”。“因为在民主专制下，由政治家煽动操纵的民意肆意地用暴力破坏既存的社会秩序而创造出无秩序状态，而且可以以民意为名使其正当化。”(《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从后来的历史看，梁启超的担心一概变成了现实。

这是晚清革命党和立宪党的不同，革命党的革命首先是推翻满清(三民主义第一条就是排满的民族主义，梁启超将此称之为“种族革命”)，而梁启超的立宪党才是和种族革命相对应的政治革命的反专制。在反专制的路径上，梁氏坚持认为政体比国体更重要，换言之，则立宪比民主更重要。用民主反专制，却可能走向专制，甚至是极权式的专制；但用立宪反专制，专制则无遁身之余地(哪怕国权仍然象征性地在君主之手)。梁启超明察如此。然而，在精神影响上，主导20世纪的，不是梁启超，而是《新青年》(亦即不是政体的改革。而是国体的革命)。北洋以后的中国历史是沿着《新青年》的方向延伸的，梁启超早已被历史边缘化，尽管他对历史的未来有着惊人的洞见。

“民主的对立面是专制”，业已构成一个百年迷途，我们至今尚未知返。如果《新青年》为其首途；那么，在政治学的识见上，《新青年》及其时代，委实是梁启超时代的倒退。当年，梁启超们解决了的问题，《新青年》却又把它搅混了。《新青年》的政治误区在于，北洋时代并不是专制时代，尽管有袁世凯、段祺瑞等人的独断专行，但这种擅权不是制度意义上的专制。《新青年》鼓吹民主，发起国民运动，后来更发展为推翻北洋的国民革命。那些读着《新青年》的青年们纷纷南下，投入国民革命的洪流，结果，非专制的北洋给推翻了，迎来的却是货真价实的专制(国民党一党专制)。然而，历史并不到此为止，国民党专制只是20世纪中国专制的一个驿站。受五四精神影响，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走上了历史舞台，他们“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为反国民党专制，从事新民主主义革命，抛头颅洒热血。于是，种瓜得瓜，1949年，历史终于迎来了“TotalitariaIlsociety”中的另一种政体，这就是毛泽东称谓的“人民民主专政”，至今它依然悬在我们的宪法上。

(责任编辑　吴思)

2009年第9期　我所了解的台湾农地改革·匡萃坚

1988年下半年，台湾当局开放大陆同胞赴台探亲。我以探望年逾八旬且行动困难的父亲为由，申请赴台；次年7月办妥一切手续，8月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往来港澳通行证》，经香港抵达台湾。

赴台之前，我在高校从事中国现代历史的教学与科研工作20多年，知道台湾50年代成功地进行过土地改革，从根本上稳定了台湾局势，并对台湾经济起飞发挥了基础性作用；但对其了解不多、不具体，并存在许多疑问，因而有进一步探究的愿望。这样，抵台之后，我便利用和亲人团聚、畅叙情谊之余，赴有关研究机构、图书馆和农家进行查询、采访和观察，历时三个月。

我首先访问的是台湾地政研究所。这是台湾一所研究土地问题、推进土地政策、发展地政教育的最高学府。它1940年创办于重庆，招收大学毕业生，修业及研究期限二年。1963年在台湾恢复招生。1964年与中兴大学合作办理硕士班，1968年起改与政治大学合作，1981年起增设博士班。其创办人肖铮，曾为国民党六届中常委，经济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赴台后一直参与指导土地改革运动，被人尊称为“台湾土地改革之父”。我去拜访时，他已85岁高龄，可依然坚持到研究所上班。他热情接待了我，送了我几本他自己撰写的大部头著作，后又委托政治大学一位教授陪同我在所里考察。按肖老嘱咐，研究所的同仁为我取来了所内出版的两套杂志：《土地与人》、《地政论坛》；有些无法提供的资料，则帮助我在所内复印。以后，我凭“通行证”十余次赴台北图书馆查阅相关书刊并予以复印。在此基础上，再加本人平日和亲人、同乡前辈的零星交谈以及赴农家的观察，对于台湾50年代的土地改革获得了一些新的认识。

通常所说的台湾土地改革，实际讲的只是农村土地关系的变革，即仅仅是“农地改革”。严格地说，台湾的土地改革包括三个过程，一是农地改革——改革农村的封建土地制度，二是市地改革——改革城市的土地关系，三是土地重划——在更高阶段上的土地关系改革。如果说其50年代的农地改革是成功的，那么，市地改革和土地重划则问题多多。

(一)国民党50年代为什么能在台湾进行农地改革?

一是在大陆的惨败，使其领悟到解决土地问题的极端重要性。

国民党历来代表地主阶级利益，在大陆的数十年间，对于孙中山的“平均地权”纲领和“耕者有其田”口号，除为数不多的学人作过些学理的探讨，个别地区搞过点小型试验之外，在其领导层少有问津者。败退台湾之后，之所以取断然措施实行土改，可说是形势使然——既系被迫而为，也是顺应之举。

这时，国民党上层除个别人士外，较为普遍地清醒了起来，认识到在大陆的溃败不只是军事上的失败，更是政治上的失败，尤其是在农民政策和土地政策上的失败。用陈诚的话说就是，共产党不仅“巧妙地欺骗了学生”，还“成功地利用了农民”。就是说根本的问题在于，共产党发动农民搞了土改，而国民党拒绝土改。有的更以中国历史上治乱兴替的严酷事实为训，呼吁当局以史为鉴，面对现实，抓紧推行土改。注’美国学者也注意到，“40年代末，台湾政界人士从中国大陆所得到的教训是不少的。……许多人认为国民党政府与大陆对抗失败的原因是，国民党政府从未进行过全面的土地改革。”在国民党高层中，陈诚是少数几个清醒最早、决心最大者之一。上个世纪50年代台湾的农地改革，就一直为他所主持。

二是台湾尖锐的社会矛盾，使其深感解决土地问题的迫切性。

“四十年代末的台湾几乎山穷水尽，一筹莫展。”注。陈诚写道：“时大陆局势日益恶化，台湾人心浮动，经济混乱，社会不安，随时有发生变乱之虞”；尤其是“农村不安现象，已极显著。大有‘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之势”。他以为，求安定的根本之计在于解决民生问题，实行土地改革。当时的台湾地租极高，高利贷横行，佃农几无佃权，加上其他役使，这“重重压榨，几使佃农生活陷于绝境”。注‘肖铮后来回顾说，当时“地主与佃农间不断发生纠纷，彼此利害冲突日趋严重，在农村中已造成普遍不安之现象。如不予遏制，势将危及社会之安定。”

当时还面临一个尖锐的实际问题：国民党军政人员及随同来台者为数众多，使台湾人口猛增200余万，达1／3，粮食供给问题由此十分突出；若靠进口，由于财政拮据，显然无力支付；因而只能靠调整土地关系，发展农业生产。

农地改革有什么好处?有位学者用外国人的话作出回答：“对真正的农民有经济上的好处。对国民党有政治上的好处。”他本人更认为，这既是“防堵中共的‘土改’攻势的应急之需”，也是“拯救危机、保卫台湾的必行政策”。

三是与台湾的土地没有瓜葛，为其消除了解决台湾土地问题的阻力。

国民党官员在大陆，本人就多系地主，对于土地改革的鼓吹和试验，多持反对态度；被扫地出门来到台湾，则一概已无尺寸之地，因而对台湾的农地改革能持较为超脱的态度。诚如外国学者所言：“因为迁台的政府与当地精英没有什么渊源，乃用以放手施行”。注’在台湾常有人打趣：“台湾的土地改革是大陆人慷他人之慨”。注0正因为有此一层，国民党当局在作出这一决策时就不会感觉特别困难，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果断。

四是国际的影响和压力，向其展示了解决土地问题的出路和前景。

农地改革从法国大革命以来推行了近200年，战后则几成时代潮流。尤其日本，战后在美国占领下实行了较为彻底的土地改革，从1946－1950年内使所有的佃农都变成自耕农，以往盛行的不在地主的土地制度被清扫一空，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拯救了面临崩溃的经济。这为台湾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台湾从抛弃转为利用，对其土改不断施加影响，透过头面人物予以督促；并通过美援机构农复会提供专家、顾问、资金等援助。当时农复会的主持人蒋梦麟对台湾土改的决策便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台湾农地改革的进程

台湾农地改革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一、耕地三七五减租

1949年4月公布《私有耕地租用办法》，实行“耕地三七五减租”。其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为减租，二为护佃。即一方面将租率限制在接近平均利润率的水平上，最高租额不得超过375％；另一重要方面是保障佃权，实行书面契约，规定最短租期为6年，限制撤佃退耕。具体说就是：以主要作物正产品全年收获量为准，限定农地地租额，其约定超过者应减，不及者依其约定。所谓“主要作物”，指当地最为普遍的作物。所谓“正产品”指作物的主要产品，水田为稻谷，旱田为甘薯。所谓“全年收获量”，系各地斟酌实际情形报省核定的单位面积产量。4月至8月完成换约手续，随即举行大规模的实地检查，以纠正错误，取缔违法事件。1950年6月公布《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为之作出各项明确规定，借以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为示业佃关系之公平合理，是年还进行了地目等则的调整。1951年3月建立“耕地三七五减租”督导制度，分区派官督察辅导，防止业佃纠纷。1952年全省普遍成立县市与乡镇的耕地租佃委员会，由地主、佃农及自耕农按民主方式分别选出代表组成，共同处理有关租佃事宜。

作为农地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耕地三七五减租”的实质就是全面改革现有的不合理的租佃关系，变封建租佃制为自由契约的租佃制。有人认为，称之为“三七五减租”名实不符，确切的名称应为“租佃关系改革”。我以为，叫“三七五减租”突出“减租”也有道理，因为租额问题是业佃双方利益的集结点，租佃纠纷(如撤佃等)多由此引起；最令业佃关注的也是减租问题。还有人认为，与历史上所提的“二五减租”比，“三七五减租”并不确切。因为“三七五”是地主所得的比率，即最高租率，实际是限租；“二五”才是租额减收的比率，称之为减租才名副其实。这有道理。不过，“三七五减租”跟原租率比也是减少了，所以名之为“减租”也过得去。

按375％的租率限租，租额是低了，还是高了?这不能一概而论。德国土地改革倡导者达马熙克曾说过，“375％的地租实在太高了”。例如，日本战前的地租平均为32％，战后农地改革中则限制为25％。但他接着说，“这也许是中国的特殊情形”。注0的确如此。台湾之所以采取375％这种较高的租率，究其原因，一是从历史上看，中国历来租额偏高。历史上发动租佃关系改革的口号是“二五减租”，这样在对半租的基础上地主所得便是375％。而实际流行的却常常是二八租(佃二业八)，经二五减租，地主所得则是60％，远高于37.5％。二从现实上看，当时的台湾封建关系在农村居统治地位，地主阶级握有政治和经济垄断权，加上高利贷横行，地租水平一直居高难下：全省平均为568％，其中，台中县竟高达590％。三从政治上考虑，为了缓和业佃矛盾，稳定农村秩序，既要改善广大佃农的地位，又要兼顾地主的生活，惟有采取调和折中的办法，这就使提高者不急剧跃升，下降者又不骤然猛降。这样以尽管较高、但确已降低的375％为限，就可谓适得其中。

还有个技术性问题，在市场发育不全，难以颁行法定地价的条件下，地租只能按耕地正产物的年收获量计算。这就需要确定一个划一的标准收获量，若按实际收获量计算则将导致无休止的纷争，由此就需要拥有完备的地籍资料。台湾从日据时代起有地政工作的基础，有按不同等则土地确定标准收获量的传统，是以“耕地三七五减租”得以顺利推行。

通过“耕地三七五减租”，地租额虽然仍较高，但一是佃农得到了较为合理的耕作与经营收入，生活有保障，且有积蓄，用以维持和扩大再生产。二是维护了佃权，保障了佃农自由耕作的条件。三是计算地租额的标准产量固定，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地租率实际就在不断下降，从而为农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统计表明，从1949年至1951年，农业生产的单位生产量与总产量平均增加25％以上；佃农收入平均增加30％；与此同时，地价亦下跌，1949年12月与1948年12月相比，水田平均跌19.4％，旱田平均跌42.3％；加上农村社会日趋安定与繁荣，就为农地改革的进一步推行打下了基础。但是，在“耕地三七五减租”执行中，也有不少问题存在，尤其是地主因减租而撤佃升租事件“层出不穷”，“事态相当严重”。

二、公地放领

这是从台湾情况出发的一种特殊安排。公地来自于没收日据时期的总督府所有地、军事用地、日人移民持有地、社团有地等，共计18万甲，占全省耕地21％。在日据时期这些耕地多为地方豪绅、大企业、卸职官吏包揽，转租给农民。光复后，当局将这些耕地多数放租，也有自己经营的(如台糖公司)。由于租率较轻，出现转佃分租现象。“公地放领”即将这些公地，除必须保留者外，直接出售给承租的现耕农民。出售的地价按主要作物正产品全年收获总量的二倍半计算，分十年平均偿还。农民交付第一期地价后取得公地承领证书，交清地价后，换取土地所有权状，从而实现以“耕地农有制”替代“国家租佃制”。

为了配合“耕地有其田”政策的推行，着眼于“扶植自耕农”，在“公地放领”中确定每户农民承领面积的标准为，水田5分至2甲，或旱地1甲至4甲。“公地放领”，从1948年开始试办，1952年积极推行，至1953年已放领耕地累计6.3万余甲，占公地的1/3，至1961年放领耕地面积达90.5％。这样台湾农民的土地问题就在相当程度上获得了解决。

通过“公地放领”，当局及地政人员取得了扶助自耕农的经验；同时，向社会各阶层显示了当局全面推进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田的决心；还为地主阶级作了示范：既然政府都不当地主了，地主也应放弃土地私有权。故有人说，“公地放领”乃“台湾土地改革三部曲之桥梁，承上启下”。

三、耕者有其田

实施“耕者有其田”这是50年代农地改革的实体和核心；通常所说的农地改革，主要指的就是这一步骤的实施。“三七五减租”实施之后，租佃制已趋合理，加上“公地放领”，土地问题已经缓解，农地改革还要不要向前推进?在《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的立法过程中，有过争论。有些“立法委员”认为，有“三七五减租已经够了”，“土地改革的目的已达，农民生活相当的好”，“何必找此麻烦”?

实行“耕者有其田”，即地主出租的耕地除依法保留部分外，统由政府备价征收，转放现耕农民承领。在被征收范围内供佃农使用的房屋、晒场、池沼等地，也附带予以征收放领。祭祀公业与宗教团体的耕地加倍保留。在少量保留的租佃制中，《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仍然适用。

征收耕地的地价，以主要农作物生产量为标准，不以货币计算；标准比照公地放领额度。政府备价征收后转放现耕农民承领，其备价由放领时收回的地价来清偿。在给地主的清偿中，七成为依农作物计值的实物土地债券，由省政府委托台湾土地银行发行，年利率4％，本利合计于10年内分20期均等偿清；三成为公营事业股票，由转民营的水泥、纸业、农林、工矿四大公司发行。一次发清。放领地价照征收地价计算，按年利率4％加息，本利合计由承领农民于10年内分20期以实物或实物土地债券均等缴清。承领农民每年所付不超过每年的地租。

为了实行“耕者有其田”，此前作了多项准备工作：一是举办地籍总归户，清查各种土地所有权人及其土地面积处所，从1951年起至1952年月3日完成。二是于1953年1月正式通过公布《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草案》，三是同时公布实物土地债券及公营事业移转民营两条例，做到整个过程有法可依。正式工作于1953年2月开始，经过复查、计算、审核、公告等程序，6月1日起办理耕地征收放领。到年底全部工作结束，计征收私有耕地143.568甲，承领农民194.823户；至此自耕农已占全省农户的84.7％。

在全面“实施耕者有其田”中，以上由政府直接征收超过保留限度的私有出租耕地、移归现耕农民所有，可谓第一步。第二步则是，一年后由政府贷款给现耕农民，购买地主保留的出租耕地。这时地主出卖保留耕地，其现耕农民有优先承购权。但保留地是否出卖，由地主自行决定。出租耕地之所有权人如为不在地主，或非自耕农、非老弱孤寡残废及教育公益慈善团体借土地维持生活者，其承租人如继续耕作满8年以上，可请求政府代为照价收买其承租的耕地。不过，这种情形并不多见。

1989年9月中，我随本省籍亲戚在赴基隆途中，拜访了住在小山岭上的一农家，亲眼看到了实施“耕者有其田"30多年后，原本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生活的巨大变化。这农户家有汽车。有农机，户主与子女均在城里工作，农忙时雇人耕作，只留年近半百的妇人在家照料。家里住房宽敞，家用电器俱全，只缺空调——因为乡间空气清新、凉爽，实无必要。这真可谓是佃农世家的现代生活。20年后，此情此景仍历历在目。

可是，一些昔日的地主则多有不满。特别是在经济发展、地价飞涨、土地成了抢手的投机对象和暴富途径之后，他们怨恨国民党夺去了本该属于他们的发财机会。也有学者认为，实施“耕者有其田”后，政府没有随着经济发展、地价上涨实行“涨价归公”，反而免征地价税，甚至免征田赋，无异于火上加油，促成了土地的疯狂投机，由此凸显了地权变更的机会和结果的不公平，从而“引发部分‘旧地主’的积怨与反抗，种下地主子弟大搞台独活动的种子”。

(三)几点评说

一、最突出的特征是和平推进

有学者称，“台湾的土地改革是相当和平的，几乎没有发生任何流血事件，和中共在大陆上所推行的土地改革恰成强烈的对比。”台湾当局为什么要如此?又为什么能如此?

1、审时度势。当局对时局的认识较为清醒。陈诚写道，“当时台湾局势，风雨飘摇”，因而实行土地改革，“不宜操之过激”，只能“采取和平的与渐进的方法”。

2、法理至上。国民党决策层坚信，地主是在“法律许可之下获得土地”的，“非由掠夺而来，自无予以没收之理由”。这就是承认私有产权的神圣性，认定改革必须以此为前提。

3、政府居间。这是台湾当局处理基本社会群体之间矛盾的途径和原则。办法是，“由政府向地主征收土地，然后转放于现耕农民，在全部征收放领过程中，不使地主与佃农有任何直接接触。”其直接效果是，避免地主与佃农在直接交涉中发生种种流弊与纠纷，保证地权转移的“融和气氛”；深远的考虑是，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预防仇恨情绪的爆发与蔓延，避免阶级冲突，防止农村社会的分裂。

4、兼顾业佃。当政者在改革中极力取调和折中态度，在保障佃农利益的同时“兼顾地主利益”。办法是：对于拥有3甲以下耕地的小地主实行完全的保护，对于拥有3甲以上耕地的地主对其被征收的土地“补偿合理地价”；同时“准许地主保留合理面积耕地，以保障其生活”。其补偿部分则给实物债券而非现金，以免地主因货币贬值而受损。

5、循序渐进。有主有次，有先有后，逐步深入。有意识地走迂回曲折的道路，不急功近利，宁可慢，但求稳。遇重大事情则实行“一个原则，两种办法”。例如，对于地主取“买去”原则，即产权按地价有偿转移。办法是：基本部分由政府强制征收，按统一价格，部分保留地自由买卖，按商议价格。再如，“培植自耕”是原则，办法：一是基本部分，只认现耕，即凡现耕者均可承领土地，有劳动能力但非现耕者不得承领，二是变通部分，作为非耕者地主可保留部分土地，既可自耕亦可出租。

6、先礼后兵。这就是以强大的武力作后盾。当时，台湾人口600多万，国民党大兵即有60余万，足以应付一切；但不轻易动用，主要利用心理威慑，依靠政权机关，运用法制手段解决问题。蒋梦麟对此深有体会：“台湾固多开明地主，惟不明事理的地主也不乏其人，如果和他们去商量等于与虎谋皮是永不会成功的。”陈诚也曾公开说，“困难是有的，刁皮捣蛋、不要脸皮的人也许有，但是我相信不要命的人绝不会有的。”他在请求2／3由地主组成的省参议会通过“三七五减租案”时，口气就软中有硬。蒋梦麟评说：“握军政大权”的他，话中“到底含有几分‘先礼后兵’的意义”。对于反对土地改革的台湾第一名绅林献堂，陈诚先是礼送赴日，数年后又发表其次子一荣誉职务。而对于各县抗拒阻挠的地主则毫不手软，或予以拘留，或解送保安司令部。土生土长的台籍中老年人回忆说：“国民党在1947年到1948年所实施的镇压，……几乎波及台湾每一个家庭”，到“推行土地改革的时候，台湾人民已经学到只要国民党认为有必要，他是不惜使用武力的，所以地主们才吭都不敢吭，乖乖地服从。”其中，高明者甚至主动献缴土地权状。

二、如何看待改革中的几大措施对台湾经济发展的影响?

1、无条件地维护现耕是否公平合理?这里的问题有：一是由于惟有现耕者才有权承领土地，一些有农耕能力和需求，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成为现耕者，就几乎全然失去了农耕的权利和机会。二是没有限制现耕者的领地数额，就使部分佃农可能成为大量土地的拥有者，造成农村人口中的新的等差。这样是否公平合理?应该说，当局只承认现耕有权承领，不承认人人有权；只实行耕者领田，不搞“计口授田”，是有理由的。这里的出发点不是土地承领是否公平，而是土地的经营和利用是否合理。即一是维持现有的农地经营关系，不打乱均分，既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持续，也有利于农村社会秩序的安定。二是通过维护现耕，一开始就限制劳动力向农业转移；而不是吸引已经离土的劳动力重新归农。在农村人口众多，劳动力充实的条件下，有利于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并解决工商业发展所需的劳动力问题。既为现耕者，耕作能力自然就不成问题，故不限制领地数额不会影响农业生产，也有利于鼓励其依靠自身的农耕劳动在自有的土地上去致富。维护现耕，其宗旨就在于扶植自耕农。在手工农业时代，推行农地农有，消除租佃制，使土地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得以结合，就能最大限度激发生产者的积极性，使地尽其利。而进入大工业时代，为了实现农业的机械化与现代化，就应鼓励以大农场经济取代小农经济，承认不加限制的自由租佃制。值得指出的是，当时台湾当局的维护现耕并不是绝对的。按规定，耕者承领土地的地权，十年后是可以转移的。这样就并未限制农有土地的开放，对于农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农业的机械耕作等等，不致成为障碍，不致影响农业经济跟上工业时代的步伐。

2、地主的保留地多了还是少了?地主保留地的多少问题，在农地改革的立法过程中争论得很激烈。一些人认为，应参照日本的改革经验，坚持原省政方案地主只保留一甲水田，使其不能依靠地租生活，而被迫自食其力，或从事农耕，或出卖土地、转营地业。他们认定，如此既可以较快地消灭租佃制度，消灭封建剥削，也有利于自耕农场的创建和扩大。但是，当局未采纳此说。当时全台农户平均占地已有1.2663甲，如只保留一甲则低于平均数，不合其奉行的原则；故依据省议会意见，保留地限为三甲。这样于地主较为有利；但佃农的土地要求则未能充分满足，租佃制度在相当范围内仍然被保留。其影响如何?首先是，当局在政治上得到了好处，既受到20万领地佃农的拥护；也使10万余户小地主因得到保护而未予反对。至于租佃制度虽然拖了个尾巴，在经济上却并未造成多大恶果，而且其性质已在慢慢的转变之中。事实证明，台湾当今农村存在的土地问题和其他社会问题，主要是由于将原有租佃条例凝固化所致，并非由地主保留地而来。也有要求为地主保留四甲土地的，其理由就主要不是为照顾地主生活，而是要保存一个“乡村的中产阶级”。但是，把中等地主作为农村的一个中产阶级保存起来，在这样一个时代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3、地价补偿部分取搭配公营公司股票方式有何作用?

在立法过程中，这也是一个曾引起激烈争论的问题。有人认为，把公营企业贴下去，转到地主手里变为私营，削弱了公营经济，违背了发达国家资本的原则。其实，当时公营企业的民营化仅是个开端，规模尚小。其时，公营企业资产总额据估计在45亿新台币以上。出售的股票仅5亿，略超出10％，影响不大，此其一。其二，有此垫资，当局每年能收回资金9千万元，可用以重建工业，于发达国家资本无碍。其三，所售者部分系小企业，“此等小型工业交由民营，也许比较政府直接经营为佳，何必也要国营?”(黄季陆语)其四，借此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以为民营企业开辟坦途”，于整个国民经济有利。“在整个民生主义政策下，是不会也不怕发生新的资本家的”。(陈诚语)可见，当局是把通过地价补偿让公营公司开放民营，当作实现工业化的一条重要途径看的。通过让出四大公司全部股票，移交民间经营，由股东自选董事长和总经理，组成股份有限公司，依公司法经营。这是一个重要契机，由此开了鼓励私人投资工商业的一代风气。

出售公营公司股票，是否真能达到引导地主转业的目的?这种怀疑有一定根据。最初的情况的确欠佳：经济状况不好，公营公司信誉不高，其股票市价超出面值者，仅有水泥公司一家，其他三公司均低。历年股息分配数额亦仅水泥公司较为优厚，其他三公司多无股息，工矿公司虽有，然其数额实在太低。尤其小地主更为吃亏。他们被征收的地块本来不大，应得地价补偿数额不多，按三成搭发股票更为数无几；即有股息可领，而为此付出高额的交通费也不经济。且小地主为自身的知识经验所限，加上小股东在公司中无地位可言，故其股票早就低价抛出。如此。其资金就仍然留在农村乃至农业之中。所以，对此举在吸引地主土地资金投入工商业中的作用，不能估计过高。不过，就大地主而言则不然。“大地主因为有足够的资本投注在工业和金融业上，所以仍然财源滚滚”。由于当时工商业有待发展，成功的机会多，许多人日后便成了大企事业家。美国一研究机构在报告中称：“台湾的土改给人们带来一个大大出乎意料的结果，过去的地主以及其他人的兴趣逐渐由农业转向了制造业。”“这场土地改革使资本的拥有者认识到拥有股票和加入生产企业的好处。政府出售国营企业为土地改革提供了部分资金，一方面赔偿了地主的损失，另一方面又推动了台湾下一阶段的发展。”可以说，转移地主土地资金投入工商业的目的，在相当程度上是达到了。

三、指导方针是孙中山的民生主义。还是西方的自由主义?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平均地权”。在农地改革过程中，台湾当局一直高举“平均地权”旗帜，将它视为“基本国策”。重要的智囊人物肖铮认为，台湾土地改革的理论依据就是：“国父平均地权之义理”。黄通写道：台湾土地政策的目标就在于“建立平均权的土地制度”。但是，我们只要拨开意识形态的迷雾，就可以看到，台湾的农地改革其实与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思想并无多大关系。

“三七五减租”只是确定最高租额并予以限制，没有涉及“地权”问题，更谈不上地权的平均。“耕者有其田”涉及到地权，实行的是“农地农有”，非农业人口并不包括在内，不是凡国人都同等地拥有地权，谈不上地权在国民间的平均。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实际上只是从全民均等享有地租之权讲的，即通过政府征收地价税与土地增值税，实现“涨价归公”。这是新增的土地收益权归公，并非土地所有权归公。严格讲，这也谈不上是什么地权平均，只不过是全民共享级差地租罢了。

孙中山早年主张“土地国有”(或日“公有”、“社会所有”)。他从自然法观点出发，认定土地只能归社会所有，不能、也不应私有——无论是地主私有，还是农民私有。“照价收买”是由政府收买，收买之后并无再卖给农民之说一只有战士授田和移民屯垦才属例外。台湾在“公地放领”中把国有土地卖给现耕农民私有；在实施“耕者有其田”中把地主的耕地照价收买之后再卖给现耕农民，变地主私有为农民私有。这些，与孙中山的上述主张显然不合。晚年，他在倡导“耕者有其田”时，已进一步看到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性与迫切性，才改为主张耕地由地主所有转归农民所有，即用小农制来取代租佃制；跨越了“涨价归公”式的“土地国有”。不过，这种土地国有思想在市地改革中是仍有意义的。

实施“耕者有其田”之后，地权就能平均吗?不能。这里，在实现地权转移时就已有种种差异，并未均等，也不可能均等。因此在这里遵循的原则是地权的合理化，而不是地权的平均化。农民承领的土地，当不再限制其地权转让后，就有可能由于种种原因再转卖出去，自耕之地又变为佃耕之地，租佃制度得以恢复。当然，在当局继续采取扶植小农，限制私有产权的条件下，这一分化过程不致很快；但这种历史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其实，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农地的产权是应该开放的，只有市地产权才应加以限制。

那么，台湾农地改革实践的理论根据究竟是什么呢?答曰：比较复杂，但其主线是自由主义。

在实施“三七五减租”过程中，一方面限制租额，破坏高额的封建地租制，一方面保障佃权，破坏地主对于佃农的人身强制关系，这就使旧式租佃制的封建外壳得以打破；而在减租中公布固定租额标准，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地租率实际上就在不断下降；当降到一般利息的水平时，自由租佃制便开始出现。最后，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大量农业人口转向工商业，农民不再被束缚在土地上时，新的、自由契约式的租佃制度便得以完成。

通过实施“耕者有其田”，废除封建式的地权垄断制度，实现农地农有，其实质就是要建立近代式的自由地权制度。在一定时期限制地权的转移，正是为了防止封建式地权垄断制度的复活，而给佃农的自由地权制以保护。这种保护并不妨碍耕者本身的自由发展——先是在有限的土地上自由发展，往后、尤其是在地权转移的限制消失后，则可能在更广阔的土地上自由发展。这就是打破封建的地权垄断制，建立自由的地权制度。“耕者有其田”的理论根据垃该是地尽其利，而不是地权平均。以土地私有为前提就谈不上地权的平均，私有与平均不能相容。这里走的本来就是一条自由经济之路，何必要给安上个“均权”之类的名目呢?

在实施“耕者有其田”时，政府以四大公营公司的股票抵偿地价，付给地主。这与地权的平均与否更全然无关。其出发点，一是为地主妥谋出路，二是促使地主将土地资金转投于工业，三是开拓公营公司转归民营的新路。由此自由企业制度的成长在台湾就走上了坦途。人们不难看到，这完全是与民生主义中的“节制资本”异趣的自由主义举措，与孙文主义何干!

不过，在西方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看来，台湾农地改革中的自由主义精神则是明显不足的。他访问台湾后，1965年底在《法兰克福报》发表文章，一方面肯定台湾是“自由经济发展的模范”，一方面又指称台湾当局“1949年第一次土改采取之办法，不免稍显激烈。”例如，在三七五减租中“无偿削减一般地主利益，……确属大胆行为”。不过，他对此表示理解，认为“惟此种手段，乃一时政治上权宜需要。”“为澄清当时农民间极度不满之情绪乃出于不得已，实属无可厚非。”

忠于孙文主义的理论家们持另一种看法。他们认为，后来台湾农地改革的实践是过于自由主义了，背离了三民主义。例如，肖铮说，台湾“现在的社会是美国式的自由经济社会”，“不是平均地权的社会”。高信也指出，台湾在土地政策的推行中，“许多执政同志”脑子里“充满了崇美思想”，“以美国为样本”，“忘记了我们是三民主义立国，不是以资本主义立国”。

反对农地改革的地主们的看法，自然完全相反。他们大骂主政者是“戴孙中山的帽子，穿共产党的靴子”。换句话就是说，这些人是祭起孙文主义，抄袭共产主义，背离自由主义。

我以为，上述种种看法，均不无偏颇。可以承认，台湾农地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上是孙文主义，其某些主张，在彻底的自由主义者看来显得过于激进，但是其基调，实际仍然是温和的；与共产主义无缘。确切地说，它是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形式上某种程度的空想社会主义的一种综合。

(责任编辑　徐庆全)

2009年第9期　首届中央政府党外人士所占比例·胡　泊

1949，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政务院各部、会、院、署、行负责人员名单》，公布周恩来等93人的政治面目或身份及职务，注明为中共党员者49人。对此，近年有评价称：“其中民主人士42名，占45％……这种安排，这个比例，超过许多民主人士的预期。”据笔者陋见，持此说者(以下简称“45％说”)，以郝在今《协商建国一1948年一1949年中国党派政治日志》为最早。影响所及，如中央电视台建国55周年专题片《开国》等均沿用不疑。然而，实际情况与此相差甚远，非中共人士(民主人士)应为31人，所占比例为33％，详见以下带“【】”注解。为节约篇幅及醒目起见，名单对49位中共人士的说明从略。

《政务院各部、会、院、署、行负责人员名单》

(《人民日报》1949年10月20日)

内务部部长：谢觉哉

副部长：武新宇

陈其瑗(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外交部部长：周恩来

副部长：王稼祥 　　李克农

章汉夫公安部部长：罗瑞卿 副部长：杨奇清

财政部部长：薄一波 　　副部长：戎子和

王绍鏊(中国民主促进会)。【1981年1月6日《人民日报》《奋斗不息的忠诚战士王绍鏊同志》：“‘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走过了曲折的道路，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贸易部部长：叶季壮 　　副部长：姚依林

沙千里(中国人民救国会，原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1982年5月12日《人民日报》《在沙千里同志追悼会上乌兰夫同志致悼词》：“1938年，沙千里同志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重工业部部长：陈云 　　副部长：何长工

钟林(专家)。【双峰县公共信息网历史人物栏目钟林条目：“翌年(1926年)8月，在省城经王则鸣和龚际飞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刘鼎燃料工业部部长：陈郁 　　副部长：李范一(工商界，原汉口第一纺织公司总经理)

吴德纺织工业部部长：曾山 　　副部长：钱之光

陈维稷(民主建国会，原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总工程师)。【1984年1月21日《人民日报》《全国政协常委、纺织工业部原副部长陈维稷同志在京逝世》：“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张琴秋食品工业部部长：杨立三 　　副部长：宋裕和轻工业部

部长：黄炎培(民主建国会) 　　副部长：杨卫玉(民主建国会) 　　龚饮冰

王新元(民主建国会，原中国纺织建设公司青岛分公司副经理)。【1978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王新元同志追悼会在京举行》：“一九二六年十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铁道部部长：滕代远 　　副部长：吕正操 　　武竞天 　　石志仁(专家)

邮电部部长：朱学范(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二副主席)

副部长：王诤

交通部部长：章伯钧(中国民主同盟) 　　副部长：李运昌

季方(中国农工民主党，原苏北行署副主任)

农业部部长：李书城(民主人士，原武汉军事管制委员会高级参议)

副部长：罗玉川 　吴觉农(专家)

杨显东(自然科学工作者，原武汉大学农学院院长)

林垦部部长：梁希(教授，原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 　　副部长：李范五

李相符(中国民主同盟，教授)。【《中国林业教育》1995年6期《怀念李相符教授》：“正当此时，国内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此后，去东京与中国共产党日本总支取得联系，经马哲民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水利部部长：傅作义(起义将领) 副部长：李葆华

劳动部部长：李立三 　　副部长：施复亮(民主建国会，教授)

毛齐华文化部部长：沈雁冰(作家，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副部长：周扬

丁燮林(自然科学工作者，教授)

教育部部长：马叙伦(中国民主促进会) 　　副部长：钱俊瑞

韦悫(教育工作者，原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兼高等教育处处长)。【珠海香洲政协网站人物述林栏目韦悫条目：“1926年6月初。韦悫由苏兆征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未履行正式入党手续。……1943年，韦悫由车衣、张云逸二人介绍，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卫生部部长：李德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副部长：贺诚 苏井观

司法部部长：史良(中国民主同盟，律师) 副部长：李木庵

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陈绍禹 　　副主任委员：张曙时 　　许德珩(九三学社，教授)

陈瑾昆(原华北人民法院院长)【《二十世纪湖南人物》：“1946年12月，经毛泽东和刘少奇介绍，中共中央直接批准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李维汉

副主任委员：乌兰夫(蒙族，内蒙古自治政府主席)。【1988年12月8日《人民日报》《乌兰夫同志生平》：“1925年9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刘格平(回族，原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副校长)。【1992年3月29日《人民日报》《刘格平同志逝世》："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赛福鼎(新疆维吾尔族，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代主席)

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何香凝(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

副主任委员：李任仁(中国国民　　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

廖承志

李铁民(中国民主同盟马来亚支部常务委员)

庄希泉(中国民主同盟，工商界)

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无党派民主人士，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主席)。【1978年6月19日《人民日报》《在郭沫若同志追悼会上邓小平副主席致悼词》：“郭沫若同志一九二七年参加南昌起义，同年八月参加中国共产党。”】

副院长：陈伯达，

李四光(自然科学工作者，教授)

陶孟和(社会科学工作者，教授)

竺可桢(自然科学工作者，前浙江

大学校长)情报总署署长：邹大鹏海关总署署长：孔原

副署长：丁贵堂(专家)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

副署长：范长江

萨空了(中国民主同盟，光明日报社秘书长)

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中国民主同盟，光明日报社总编辑)。【1986年1月23日《人民日报》《胡愈之同志生平》：“胡愈之同志1933年9月参加中国共产党。”】

副署长：叶圣陶(作家，原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

周建人(中国民主促进会，原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副主任)。【1984年8月7日《人民日报》《周建人同志生平》：“1948年4月，周建人同志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

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 　　副行长：胡景霎

显然，《人民日报》名单有明显疏漏。乌兰夫、刘格平、钟林、陈瑾昆均为中共高级干部(乌兰夫还是中共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却均未注明其政治面目。需要指出的是，持“45％说”者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这一缺失，把乌兰夫、刘格平补人中共人士，再用总数的93减去中共的51，得出——“民主人士42名”。

王绍鏊、沙千里、陈维稷、王新元、李相符、韦悫、郭沫若、胡愈之、周建人9人均系当时身份保密的中共特别党员，此后，郭沫若、韦悫分别于1958年、1960年“重新入党”或公开早已有之的中共党员身份。除此以外，还有四人值得注意。综合各种情况，本篇不将其计入中共特别党员。详情如下：

一、1987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季方同志生平》称其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农工民主党副主席方荣欣署名文章《一个爱国者的道路》称：“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季方由一个不折不挠的民主主义革命者，成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纪念季方》第30页)熟悉党情者想必明了：中共党员未必是“共产主义战士”，“共产主义战士”必定是中共党员。至于何年加入、何人介绍，尚不得而知。

二、杨显东传记称其在抗战期间三次提出加入中共，董必武答复：“你现在和我们有联系，党的学习文件都给你看，就是把你当作党外布尔什维克看待。”(《从牧童到博士》第812页)1956年，杨显东正式加入中共。

三、1949年10月15日，赛福鼎参加新政协会议期间递交入党申请书。20日，《人民日报》发表名单；23日，毛泽东批示：“同意赛福鼎同志入党”(《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86页)。

四、萨空了是否中共特别党员，说法不一。在此暂取其女萨法说法：“自从他三十年代交结了共产党员作朋友，接近了中国共产党，认为党的奋斗目标，正是他的理想，就主动地为党工作。党认为他在党外工作较好，他就在党外为党工作。”(《萨空了》第293页)1960年，萨空了正式加入中共。

根据笔者统计，政务院所辖机构负责人中相对准确的党派比例应为：中共方面62人(注明者51人，未注明者11人)，占66.67％。非中共方面31人，占33.33％。

也许有人说：既然是特别党员、秘密党员，也许《人民日报》发表名单时也不知道其真实政治面目。实际情况是，刘少奇1949年7月4日《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报告》称：“【新政协】筹备委员会已经组成，共一百三十四人，党员四十三人，肯定跟我们前进的进步人士四十八人，中间人士四十三人，其中偏右者只有十六人，在进步人士中有十五个秘密党员。”(《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政协筹备会系临时机构，其中的秘密党员尚且受到需向斯大林汇报的重视，遑论政务院所辖机构。

也许有人说：“45％说”无非根据《人民日报》名单统计而得，反映当时情况，何错之有?问题在于，当年中共是否高度评价这一安排，笔者尚未见到；倒是新世纪以来不少文章对此津津乐道。作为民主、开明的象征。在上述中共特别党员身份早已公开，公众对政务信息披露日渐关注的今天，“45％说”不免显得荒唐，何以经得起推敲?何况，反正已经修改了，何不再彻底一些?

政务院所辖机构出现中共特别党员，其形成自有历史原因，而且多已公开身份。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暨中央国家机构成立60周年之际，恢复政务院各部、会、院、署、行负责人全部中共人士本来面目，只能有利于后人正确认识历史，总结经验，可谓题中应有之义。

(责任编辑　萧　徐)

2009年第9期　中共为什么1949年会胜利——美国远东问题专家当年如是说·张　彦

1949年1月12日，历史悠久的上海英文《密勒氏评论报》(THE CHINA WEEKLY REVIEW)转载了《纽约星报》(NEW YORK STAR，)邀请代表各种政见的几位美国远东问题专家举行座谈的记录。他们讨论的是有关当时中国最迫切的两大问题：

第一，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会取得胜利?

第二，对于在中国出现的这种危机，美国能够和应该做些什么?

所有这些专家都是重量级人物，有的与美国政府关系甚深。60年后的今天，重读他们当年面对残酷现实时说了些什么，发人深思。遗憾的是，由于篇幅所限，在这里只能摘译其中部分人谈话的要点，以飨读者。

——译者 　　张彦

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

(斯诺，著名的"RED STAR OVER CHINA"即《西行漫记》一书的作者，原《星期六邮报》驻华记者，后任该报副总编辑，并一度兼任《密勒氏评论报》副总编辑)

已经矗立了20年的南京蒋介石独裁政权，在装备简陋但是善于动员群众的敌人面前，正在从内到外筋疲力尽、土崩瓦解了。

中国共产党人正在取得节节胜利，因为他们将一个能够满足人民大众某些迫切需求的纲领付诸行动。1927年，国民党赢得政权，靠的是耕者有其田和在政府里实行民主的口号。现在，失败了，因为它从来没有兑现过它所作的任何承诺。

共产党之所以胜利是因为他们实行平均地权，并让农民在斗争中享有经济实惠。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他们之间建立起了一个政治联盟。由于有了这样的联盟，他们开展了群众运动。从群众运动中成长起来一股道德和文化力量，造就了一支年轻有为的领导队伍。一个纪律严明和深为群众爱戴的政党。他们之所以能战无不胜，是因为它能从大多数人民群众中吸取力量，并为满足他们的迫切需要寻求答案。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涌现了一支现代中国最有成效的军事组织。

面对这个现实，美国能够和应当做些什么?三件事：1)回到不干涉中国内政和民族自决的传统政策；2)坚持让联合国其他国家也同样这样做；3)向中国人民表达美国深切和持久的友谊，并为解决当前革命所形成的巨大而复杂的经济问题提供援助。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

(拉铁摩尔，蒋介石的前政治顾问，美国新闻处太平洋行动组副组长，多本关于中国和远东问题著作的作者)

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赢得胜利，部分是由于他们领导得好。但是，更重要的是因为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和高压统治，甚至连臭名昭著的希腊政府都不如。在我们国家，用马歇尔国务卿的话来说，我们总是把共产主义与穷困、饥饿、绝望、混乱联系在一起。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中国，这个可怕的公式所描绘的一切正发生在政府管辖的地区里。所有美国记者发回来的报道，都证实政府一边的士气完全瓦解，为国民党而战的信念已经荡然无存。

我们对于中国政府所给予的过多、过快的援助，已经严重地伤害了美国在华利益。尽管如此，我们的国家利益依然还在。我们的靠山就是中国人民对我们的良好愿望。要珍惜这个愿望，我们必须停止一切足以延长和加剧中国内战的行动。

但是，我们不应当全部撤出中国，使其陷入一片混乱。我们应当继续每项可能的行动，特别是经济建设。从长远着眼，这对中国人民是有利的，不管他们将建立什么样的政府。海罗德·伊克思(Harold lckes)：

(伊克思，1933至1946担任美国内政部长，著有多本关于新政的书籍，为《纽约邮报》撰写每周三次的专栏。)

报纸上所报道的事实以及权威观察家最近发自中国各种信息，都使我不能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人在节节胜利，中国正经历着一个肿瘤的切除手术。毫无疑问，在造反者当中许多都是共产党员，而且可以肯定苏联一定在充分利用这个大好的机会。很久以来，我就认为，中国的内战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农民起来反抗蒋介石腐败、残酷统治政权开始的。然后，吸引了工人以及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其他人群，包括教师、学生以及拥护孙中山人权自由理论原则的其他团体。除了这些道德因素，还得加上美国对蒋介石的大量武器和物资援助，因为其中相当一部分被腐化的国民党人在溃败和投降中转到了共产党手里。在这样一片混乱之后，倒有可能出现一个真正代表中国人民的政府。果真如此的话，我相信，我国会对它的经济复兴给予慷慨的援助。约翰·费尔班克(费正清John K，Fairbank)：

(费正清，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美国与中国》一书的作者，原美国新闻处处长，曾在中国居住17年以上。)

中国共产党正在取胜，是因为它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苦农民组织起来了。国民党有过20年的时间去做这件事，但是它却没有去抓住这个机会。共产党组织农民确有一套，泼辣、坚决，但是有利于群众、极具号召力。共产党的成功，恰恰反映出国民党在组织农民成为国家政权基础的无能和失败。

美国救不了现在这个蒋介石政权，也不应该为支持它成为流亡政权做出任何承诺。我们不应当再对它提供任何军事援助，因为已经不可能产生什么好的影响了。但是，我们应当为了人道主义或生产建设的目的继续提供经济援助。我们的主要政策是要保留行动的自由，以便在应对新情况时有个灵活的谈判基础。

与此同时，我们应当将美国的代表留在中国，并试图尽可能地与共产党地区保持接触。中国共产党继承了国民党这个烂摊子以后，必然要面对极大的问题。他们可能会来寻求我们的合作，或者就很可能给反共运动提供了大好机会。安娜莉·贾科贝(贾安娜Annalee Jacobv)：

(贾安娜，二战时美国《时代》、《生活》、《财富》杂志的驻华记者，与美国名记者自修德(Theodore H，White)合著《THUNDER OUT OF CHINA》，中文译本名《中国的惊雷》)

共产党之所以取得胜利，是因为他们让农民看到为什么而战，而蒋介石却完全做不到。蒋从来不与他的民众商量，他只是命令他们。他粗暴地不能容忍任何反对意见，无论是保守派的、自由派的，还是共产党的。他与他的政党总是镇压农民的暴动和起义，从来不留中间地带。中国人被迫只能在不拥护他就反对他之间做出选择，于是只能选择灾难较轻的路走。

美国放弃了三年前的一个大好机会，让马歇尔促成的政治协商会议方案(能使国民党与共产党坐下来相互协商的方案)趋于瓦解，而没有坚持让他们双方相互妥协和改善关系以换取我们的援助。我们轻易地屈从于蒋介石的蛮横无理，而明知道正是我们的援助造成了这场战争。当中间路线人士纷纷被排斥赶走时，我们却在一旁袖手旁观。

我们能够提供的所有军事援助，都不可能帮蒋介石取得胜利。我们所能做的，就是重申我们的愿望，支持一个能够代表各方意见的政府。只要这样有代表性的政府一旦成立，我们承诺对它建设提供大规模援助。

共产党在军事上已经肯定取得胜利。然而，他们知道，在重建中国时美国的援助和建议是必要的。他们知道，蒋介石的技术人员远比他们自己的能干。他们也知道，战后如果发生骚乱，饥饿的农民也可能起来反抗他们。届时，我们将可能与他们建立一个和与捷克斯洛伐克之间那样脆弱的联合战线。这大概是我们在中国的最后机会了。爱格尼斯·史沫特来(Agnes Smedley)：

(史沫特来，与中国共产党人交往甚深。《中国的战歌》和《朱德传》的作者。)

关于你所提的问题，我认为，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取得胜利，因为他们是一群普通的中国人，正在进行一个神圣的解放战争，将中国从封建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人民解放军是一支由工人农民组成的民主军队，领导他们的是一些被证实为第一流军事政治智囊。这支在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革命中成长起来的军队，是一支政治上有教育的、有纪律的、抗腐败的和全心全意奉献的军队。

它的战略战术是在反对一个独裁政权20年血腥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这个政权统治的残酷、腐败甚至被其盟国视为比中古时代还要落后，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如果没有外国人的支持，这个政权是不可能生存的。

美国政府应当从中国，包括青岛和台湾，撤出它的武装力量，停止对南京或者地方军阀政客的一切援助。在我们的国务院、国防部里，应该清除那些南京政权的支持者，代之以懂得如何赢得新建民主中国友谊的开明美国人士。中国的革命者一向视美国人民为朋友和盟军，但是却从血腥斗争经验中认识到我们目前的政策决定者却是他们的敌人。与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几亿亚洲人为敌，是一种愚蠢的犯罪行为。纳桑尼尔·裴斐(Nathaniel Peffer)：

(裴斐，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教授，著有多种关于国际事务和远东问题的书籍，其中一本就是《我们必须在亚洲作战吗?》。)

中国的国民政府失败了，因为它已经被中国人民否定了。它的无能，且不说它的腐败，导致了中国人民对它的否定，也导致了共产党将其战败。

共产党胜利了，虽然他们在物质上处于绝对劣势，而且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与其说是共产党取得了胜利，不如说是国民党宣告失败。国民党被否定了，出现了一片真空，于是共产党就进来了。现在，我们已经无能为力。

现在，美国已经没有任何能力来改变这个正在走向结束的结局。国民党政府必须滚蛋。如果美国决心这样做，它可以取代它的地位，行使中国政府的权力，可以派去一支军队作为军事援助。那样可能就意味着将和大多数中国人以及俄国人开战。所以，这是荒诞的想法，最好放弃这种想法。

现在，对于中国，除了接受现实，我们已经不能有任何作为。如果俄国变得过于危险必须予以对抗时，就只看整个西方起来反抗了。克里斯托福·兰德(Christopher Rand)：

(兰德，《纽约先驱论坛报》驻华记者，刚从中国回来。抗战期间，在驻中国的美国新闻处工作。)

共产党之所以节节胜利，因为他们比蒋政府更加关注中国人民的需要。他们是在一个原则的指导下行动，而不受蒋介石集团的压力。他们的军队和政权是在一个为公众利益服务的明确思想指导下工作，更具有奉献精神和高效率。共产党力量来自中国国内。俄国人的物质援助，与我们对蒋介石的相比，少得可怜。如果外界列强对于中国的内战不予过问共产党可能早就取得胜利了。

美国应该在这次危机中，坚决保护它的公民。它应当停止对蒋的一切军事援助，因为它不仅徒劳无用，而且更增加对其继承政权的敌意。它应当继续它的经济援助，但是只在明确可以帮助中国人民的地方，而不是某个集团。它应当宣告它愿与任何有代表性的中国政府友好的愿望。它应当采取一个长远的政策，尽可能密切追踪观察中国的发展，试图用不侵犯睦邻关系的意愿，恢复传统的中美友好关系。基于中国的教训，美国对于亚洲以及存在共产主义因素的其他落后地区实行以下政策：不去支持任何陈旧顺便的职权，不用武力去反对任何强大的群众运动，建设性地和有意识地运用美国的财富和技术去缓和西方世界对古老农民社会所形成的撞击。(这是今日世界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如果这意味着支持这些地区的社会主义，我们也应该毫不犹豫地这样去做。阿莫斯·兰德曼(Amos Landman)：

(兰德曼，是纽约《下午新闻报》的政治、劳工记者，经常为《cOLLIER‘s》以及其他杂志撰稿，目前正在远东旅行。)

一个字就能说明共产党的胜利：士气。共产党，有；而国民党，没有。根据南京的报道，在前线，成千上万的士兵逃跑。

政府军队的挫败，不是因为缺乏武器，而是因为缺乏战斗意志。例如，在济南，国民党军队拥有充足的供应，但是只交战了8天，就撤离了。

在后方，人民已经无法容忍粮食和必需品的匮乏、以及货币的不稳定。连中产阶级也在最近的所谓改革中被剥夺走190，000，000元黄金。

我没有访问过共产党地区，但是我知道，他们成功的游击战靠的是农民的合作，共产党连续的胜利似乎证明他们军队的士气很高，得到民众的拥护。

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否符合美国的利益。去继续支持一个不为人民拥护而且不能有效使用美国援助的政府。现在，美国的问题是能不能利用它的力量和资源设法建立一个温和、有效的政府，实行中国大总统孙中山所主张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实现中国的统一)，民权主义(立法、公决、召回权等)，民生主义(国家有责任提供必要的粮食、衣服、住房和旅行工具)。

(责任编辑　萧徐)

2009年第9期　“信阳事件”后刘建勋在河南·刘立强

河南，既是我的父亲刘建勋最后工作过的地方，也是他工作时间最长的地方，下面讲述的，就是我所知道的一些父亲主政河南十七年之初，如何克服“信阳事件”所造成严重困难局面的故事。

深夜受命只身赴豫

1961年的春末夏初，时任广西区党委第一书记的父亲正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

一天深夜，住在北京饭店的父亲已经吃了安眠药睡下，突然间电话铃声大作，父亲的保健医生李士峰同志拿起话筒，原来是毛主席要召见父亲。父亲马上起身，匆匆而去……

从中南海回来，父亲只告诉了李医生一句话：“主席、中央派我去河南。你先跟我直接去郑州吧!”

后来，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在代表中央正式与父亲谈话时说，“建勋啊，你命苦，57年广西出了问题，饿死人，要你去。现在河南饿死人，又得你去!”(李友九、霍泛的回忆文章和复信)

关于邓小平与父亲谈话中提到的这两次调动，多年以后，一位叔叔是这样记述的：

“建勋原在广西任第一书记，在他未去之前，广西南部地区也是问题很多，许多人没有饭吃。他到广西以后亲自下基层调查研究，在农林政策上作了调整。允许农民把一部分房前房后的地自己耕作，这样很快就解决了当时的问题，稳住了广西大局。中央当时曾经下过正式文件，认为广西的办法是马列主义的。毛主席曾经说过刘建勋有文有武，是一个会下残棋的人。所以当河南处在十分困难之时，把他调到河南工作的。”(陈立华《刘建勋之事》)

父亲晚年告诉我，那时他对河南复杂、困难的局面早有耳闻，私底下曾向老领导李先念伯伯表示：“广西是个边疆小省，这些年我和韦国清同志合作得很好，各方面的工作也开始往上走。而河南地处中原，又是个人口大省，我担心完不成中央交给自己的重任……”

李先念伯伯同样也给了父亲很大的鼓励和支持。

灾情急似火、责任重如山。6月12日会议结束，父亲与继任的韦国清伯伯交接完工作后，就立即直接飞赴河南。7月22日，中共中央正式下令，任命父亲担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同时兼任河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动身前，父亲给母亲草草写了一张便条，大意是：“中央调我到河南了，你安排收拾好，就过来吧。”母亲晚年曾不止一次半玩笑、半当真地跟我和西林讲：“我和你们爸爸过了几十年，都快一辈子了，这才算是他写给我的第一封信……”

而事实上，这也是父亲写给母亲的唯一的一封信。

那时的河南

从1959年开始，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就开始关注河南的情况。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主席讲到：“……团结问题。统一思想，从中央到县委。河南120万基层干部，40万犯错误，3600人受处分，是个分裂。”(李锐著《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第24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1月)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习仲勋同志先后来到河南进行调查研究，都发现和批评了当时省委的一些错误做法。李先念伯伯看到信阳地区光山县人人戴孝、户户哭声的惨状后，对中南局的第二书记王任重说：“西路军失败惨得很，我没有流泪，到光山看到这种情况流了泪。是痛心哪!”(信阳地区党史办撰《“信阳”事件始末》。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河南“大跃进”运动》，第459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9月出版)

据邓力群回忆说，李先念副总理回到北京，曾亲口告诉自己，“他去过的村庄，妇女没有一个不穿白鞋的。”李副总理还感叹地评论道：“如果把自留地坚持下来，小自由多一点，即使是反革命破坏，人也要少死好多。”(吴思著《我的极左经历》，《香港传真》，2007年第19期)

1958年1月，毛主席路过郑州，在专列上接见了河南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这位主要负责同志当面虚报粮食产量，还谎称一年内能够实现“四化”(绿化、水利化、机械化等)，这些都不得不引起毛主席的怀疑和质问。

毛主席虽然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但他也是最早通过调查研究发现问题并着手纠正的中央领导人。在1958年11月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他即开始纠正“左”倾错误，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会议前后，毛主席通过听取新乡、信阳地委负责人的工作汇报。进一步了解到许多真实情况，对河南“大跃进”动中的一些错误做法提出了批评。在次年2月召开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党中央提出了整顿人民公社的“五十六字”方针。

1960年10月23日，党中央召开了华北、中南、东北、西北四个大区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会议，讨论如何纠正“共产风”的问题，河南的“信阳事件”令到会的中央领导人十分震惊。26日，“信阳事件”的材料送到了毛主席手里，他立刻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以十万火急的方式请周恩来抓紧制定中央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并亲自审阅修改，重，申反对“共产风”，反对“一平二调”，强调要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允许农民保留小额自留地，经营小规模家庭副业，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等。毛主席还提出了1961年要搞一个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试图开始进行全面调整。

1961年1月底，中南局领导陶铸、王任重主持召开了河南省委扩大会议，揭批省委存在的虚夸蛮干、欺上瞒下、闭塞言路、麻木不仁等严重问题。

6月中旬，再次临危受命、从广西来到河南的父亲，所面临的这样严峻的形势，父亲在工作岗位上时，从未对我们子女透露半字，到了晚年，他才零零碎碎地说到一些：

原河南省委对前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省委书记杨珏、省委副秘书长王庭栋三位同志进行了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中央领导曾经明确指示对潘复生同志的错误，要按照组织原则，通过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进行正常的思想斗争。可是一回到河南，那些人就将中央领导的话抛置脑后，在全省范围内掀起了“彻底揭发批判潘、杨、王反党集团”运动的狂潮。省委秘书长戴苏理不仅亲自组织机关干部对潘、杨、王三同志进行批斗、辱骂。甚至还发动郑州市的小学生向他们脸上、头上吐痰。潘复生叔叔被“下放”到黄泛区农场，一些少不经事的娃娃们被鼓动起来，站在他家窗台上。往里面的床上撒尿，害得他家几乎天天都要晾晒被褥。潘复生叔叔平反后，父亲与他刚一见面，播复生叔叔就放声痛哭，长久不止。但在当时的情况下，父亲也只能以“老同志要正确对待党内斗争”等话语相劝。

盛夏三伏天，看管人员逼着杨珏叔叔蹲在省委机关大院的地上，不允许戴草帽，把水泥方砖缝隙里的小草一根一根地拔干净。子女们放学回来，想帮爸爸一下都不允许。家里就连子女们睡觉的小屋里，从墙上到床上，到处也都贴满了机关干部甚至还有小学生写的大字报。到后来，杨珏叔叔也没有逃过“下放”劳动二年的厄运。

王庭栋叔叔因为年轻，干脆被直接“下放”到了农村生产队，每天代替牲口拉犁耕地。他的妻子生下孩子的第二天，就被撵出了医院。当他平反后第一次看见父亲时，一下子就蹲在r地上，像个孩子似的大哭起来。

父亲晚年向我们讲述这些情节时，哽咽不已、时断时续。

当时，河南全省的大批中，基层干部、党团员和知识分子也都受到了牵连、打击和伤害。而他们所谓的“错误”和“罪行”，无外乎就是诸如新乡地委第一书记耿起昌和洛阳地委第二书记王慧智“主张在农村人民公社内实行包工包产到户”、洛阳滚珠轴承厂厂长阎济民“主张在工厂内实行一长制”等等。这些干部后来都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典型，上报党中央，遭到了严厉的处分。所报材料还被转发全党。

那时，河南省的整个国民经济与人民生活都遇到严重困难。农业大步倒退，农业产品大幅度减产。1960年粮食产量比1951年还少16.5亿斤。其他如油料、棉花、生猪和轻工业品也都是下降的。全年全省人民群众的猪肉消费量人均居然才有0.15公斤。人口出生率由1957年的35％，下降到14％；人口死亡率由1957年的11.80％上升到39.6％，当年全省人口比上一年减少了161万人。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伯伯深入信阳、豫东等地调查研究，征求意见。他看见广大群众因为没有饭吃而身患浮肿病，又是难过、又是生气地说：“河南的领导干部，就是怕资本主义。”

1962年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到河南考察时，吃着掺上野菜的面团孑感慨地说，如果河南人民都能吃上这个就好了。(王维群著《回顾河南的“大跃进”运动》，张林南著《关于“反潘、杨、王事件”》，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河南“大跃进”运动》，第491--492页，第342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9月出版。)

灾情开始蔓延后，那时的省委一直是采取漠视、封锁、高压的态度，仅信阳一个地区扣压的干部群众上告信件就超过了12000封之多。

这其中有一个极端的例子：一个村子有23名党员，饿死了20名，剩下的3人联名给毛主席写了一封血书，请求赶快救救他们和群众，血书到了省委秘书长戴苏理的手中，被戴扣压，并且戴还表态要查处“肇事者”。对戴苏理处理“血书”的表现，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伯伯非常不满、非常气愤。

后来，河南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代表省委在给党中央、毛主席的检讨中，终于承认：由于他们领导的失误，在农村的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无人村”，“许多村庄成为废墟，令人目击而泪落”。他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作检讨时，也曾沉痛地说道，这是河南省“建国以来的最大惨案”。

周总理教父亲“磕头化缘”父亲接手面对的就是这么一个中原大省。保健医生李士峰告诉我，父亲刚到河南时，尽管他整天不是召开会议、就是谈话调研，累得不行，但是到了夜里，却还是难以入睡。父亲常常从临时住的招待所溜达出来，沿着金水大道走进紫荆山公园，在小山包上的亭子里，一坐就是大半夜。而陪着他的只有李士峰医生。“民以食为天”。在那个节骨眼上，父亲首先必须解决的燃眉之急就是5000万人的吃饭问题。他趁到北京开会之机，当面向周恩来总理求教。周总理是全中国人民的当家人，当时还亲自兼任中央“瓜菜代”领导小组的组长。周总理对父亲说：“我给你想一个办法，就是挨门向住在北京饭店的几个省委负责人去磕头……”(陈立华《刘建勋之事》)

周总理的一席话，让父亲茅塞顿开!他使出浑身解数，先后找山西的陶鲁笳叔叔借面，找湖南的张平化伯伯、湖北的王任重叔叔要米，找广西的韦国清伯伯弄木薯，找安徽的曾希圣伯伯要红薯干。事后，陶铸伯伯还曾带着父亲专程赶赴属于华东局的安徽，向省委第-书记曾希圣伯伯和安徽省委表示了感谢。到后来，父亲连远在大西北新疆的张仲翰叔叔都拜到了，而张叔叔给的、是当地特产马铃薯。父亲晚年在自己的《自述》中是这么回忆的：“我到河南后，先抓救灾，保证中央给的钱、粮食确实让群众收到。我从新疆张仲翰那儿弄土豆，他是我的河北老乡，是献县人，和纪晓岚是一个村子的，当时是新疆建设兵团副司令员……”

我的二姨父张林池时任东北农垦总局党委书记，正好也在北京参加中央的会议。一大早，父亲就敲门闯了进去，两手抱拳、开门见山说道：“闲言少叙，救人要紧，能给多少粮就给多少。”二姨父知道河南的灾情，更了解父亲的脾气，当即答应了给几千吨。父亲喜笑颜开，连坐都没有坐，马不停蹄地转身就又跑到隔壁房间，继续敲门求粮去了。

父亲还把周总理支的招儿告诉给了河南的各级干部，号召他们都想方设法为老百姓找、借、要一切可以吃的东西。最后，就连已经离职在家养病的母亲也被父亲动员起来，她给老战友、广东湛江地委第一书记孟宪德叔叔写信求援。孟叔叔接信后，立即组织群众赶制了一批红薯干，很快运到了河南。

父亲除了按照周总理教给的招数，四处化缘、八方磕头，以求尽早解决河南人民的吃饭问题外，以他为首的新省委还作出了一个在计划经济年代算是胆大包天的决定，即要求全省铁路的大大小小火车站，对无钱购票的逃荒灾民，一律不得阻拦或扣留，统统给予放行。

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率领林县人民修建红旗渠、后来曾先后担任河南省委常委和公安部主要领导的杨贵叔叔感叹地对我说道：“就是这一条，你爸爸不知道救了多少河南的黎民苍生啊!”

当然，除了河南省委千方百计争取兄弟省市无私援助、，同时不遗余力组织广大人民群众抗灾自救外，最主要和最关键的，还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由李先念伯伯牵头挂帅，采取了“挖东补西”、“抽肥补瘦”等许多正确措施，向全国各地的灾区紧急调运了大批粮食和其他救灾物资，这才使得全国各地包括河南的灾区群众得以度过生死攸关的关口。

那时，灾区群众翘首以待的救济粮款、过冬衣被、生产用具、种子、肥料、农药和大小牲畜，城镇人口不可或缺的粮油供应、日常生活用品、煤电需求……一桩桩、一件件，千头万绪、日理万机，压在父亲的肩头，压在父亲的心口，他那早已治愈多年的肝炎复发了，眼底视网膜也再次大面积出血。医生警告他必须休息!

可是，父亲没有休息，他始终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团结和选配干部队伍

当时，父亲除了必须迅速解决“五风”造成的恶果，组织救灾，恢复生产，稳定局面外，还要妥善处理“反右”以来原省委对干部、知识分子队伍三次大的伤害和分裂，大刀阔斧地平反冤、假、错案，真诚、热忱地团结犯错误的同志一道工作。

父亲首先面临的就是应该如何全面、客观、慎重地认识和对待原省委主要领导同志。事隔多年后父亲透露，他到任不久，就有人在一次省委常委会上，提出要面对面地批斗这位原省委主要领导同志，企图重演批判潘复生叔叔的一幕。而那时该同志的胰腺已经完全丧失了功能，每天的胰岛素用量为100--120个国际单位，超过一般患者10倍以上。父亲认为这样做，既不符合当时的中央指示精神，也有悖于党的一贯干部政策，甚至根本是不人道和不道德的，当场予以拒绝。

父亲在晚年，只要一提到原省委这位主要负责同志，总是说，他是位老资格、老学究，对群众工作、党内斗争没有多少实际经验，是周围的几个“黑参谋”毁了他(“黑参谋”一词是毛主席对原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身边那几个人的评价原话——作者注)。同时，父亲对这位主要负责同志辜负毛主席、党中央的信任，搞“假、大、空”那一套，给河南的人民群众和干部队伍带来了难以估量的伤害，也是非常的不满和遗憾。关于这一点，我在采访父亲的老战友杜润生、陶鲁笳、杨珏叔叔等人时，发现他们也都有强烈的同感。

其中，杨珏叔叔晚年说到，他听张玺叔叔的大女儿张林南大姐讲，1952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撤销平原省，将其并入河南省之前，中央曾征求过即将离任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张玺叔叔的意见，究竟由谁来接任新的河南省委一把手职务较为合适。张玺叔叔出于对时任河南省委第二书记的这位老同志的了解，向中央推荐的人选是平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叔叔。中央采纳了他的建议，任命潘复生叔叔为合并后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任命这位老同志为第二书记。后来证明，潘复生叔叔在河南工作期间思路是正确的，是有成效的，可遭到了诬陷和打击；而这位老同志取而代之后，却惹下了一场滔天大祸。

这位原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于1962年4月被中央免去省委第二书记和省长职务(由驻越大使何伟叔叔接任省委第二书记)，调中南局任负责文教工作的书记。

与此同时，一大批受到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各级领导干部陆续得到了平反并恢复了工作。为了作好这项工作，由父亲亲自挂帅，省委成立了专门班子，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冯登紫叔叔就是其中的成员。多年后，他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写道：“省委给潘复生、杨珏、王庭栋同志的平反决定，建勋同志抓的很紧，要求很严格。我们几个同志，根据他的指导思想和要掌握的原则，都是白天写，晚上向他和省委书记杨蔚屏汇报，听取修改意见。他总是字句斟酌，力求准确。他精力充沛，在研讨中，不时讲点故事、笑话，提提我们的精神，有次竟讨论通宵。”

另外，经过严格的和长期的考察，一些实事求是、德才兼备、业绩突出、群众拥戴的地市县和大型企业的领导干部脱颖而出，先后走上了省委领导岗位。一大批中青年干部也相继担任了地市委第一书记领导职务。

父亲在河南主政17年，正是依靠了以他为代表的务实勤勉、艰苦奋斗的广大干部作为核心骨干和中坚力量，才能够率领人民群众共同支撑起了中州大地度荒救灾、保障民生、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稳定时局的宏图大业。

尊重和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

在领导河南全省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生产自救过程中，父亲首先十分注意发挥本地工程技术人员和专家的重要作用。

至今我还记得在父亲的办公室里，经常是大大小小、花花绿绿的地图摆满一地，大人们或坐或站，或蹲或跪，还有的人索性脱了鞋，直接在地图上踩来踩去。他们时而小声商议，时而大声争论。由于抽烟太多，满屋子烟雾缭绕，仿佛着了火似的。因为我住的小屋紧挨着父亲的办公室，所以我经常是伴着隔壁透过来的噪声和灯光，再加上挡也挡不住的浓浓烟味，恍然入梦的。

父亲晚年在《自述》中讲完救灾后，话锋一转：“然后，我就是抓治碱，修水利。治碱工作量小一点。还修了不少的水库。后来，这些水库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河南省水利厅有位专家，名叫陈惺，他因为公开反对“以蓄为主”的做法，50年代末被扣上“严重右倾错误”的帽子，先是下放到南阳农村劳动锻炼，后来又全家被贬到了信阳。父亲调到河南后不久，了解到自然灾害主要是因治水错误而起，他就四下里追问当年水利界有没有反对派?大家反映说：“有，叫陈惺，现下放在信阳地区水利局。”

闻听此言，父亲大喜过望。据陈惺叔叔回忆，1961年9月的一天，还戴着“右倾”政治帽子的他突然接到通知，说父亲要见他。

一见面，父亲就直截了当地对陈惺叔叔说：“我来信阳做农村调查，你陪我去。”当天下午，他们到了罗山县，晚上听取了县委的汇报。散会后父亲对陈惺叔叔说：“我来到河南后，对存在的问题有了初步了解。当前首先要办两件事：一是落实‘三级所有、队为基础’，重振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二是整修被严重破坏的水利工程，恢复农业生产力。”

随后，陈惺叔叔陪着父亲走了七个县。父亲白天看、晚上听，抽空儿他俩还走街串巷地四处转悠。父亲被所看到的悲惨现象和所听到的荒唐事例深深震惊了。每天晚上，父亲总要留下陈惺叔叔，两个人一聊就聊到深夜。父亲给他留下了“十分好问，而且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印象。直到父亲眼疾复发，需要马上回郑州治疗，他们才依依不舍分手。临行前。父亲让他作好回省里工作的准备，并指示信阳地委速速放人。但由于当时信阳地委主要领导从中作梗，直至一年后，经父亲再三催促，陈惺叔叔才回到了省水利厅。

通过认真调查豫南和豫北平原地区治水的经验和教训，父亲明确指出，“现在平原治水的问题那么普遍，那么严重，这不是具体工作的问题，而是方针的问题!”又经省委班子的反复研究，到了1961年的冬季，省委正式提出了“以排为主，排、灌、滞兼施”的平原治水方针。为了稳妥起见，父亲特别提出，在党中央、国务院“以蓄为主”的政策未改变之前，“以排为主”的口号只在省内讲，对外暂不提。

又经过了一年多的实践检验，1962年初，在“七千人大会”的预备会期间，父亲向党中央、毛主席写报告，反映了平原治水问题，这下子可把问题捅了天了。不久，周总理召开了冀、鲁、豫、皖、苏、京五省一市的第一书记座谈会，经过认真讨论，最后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国务院明确表态：“平原治水要因地制宜，该蓄的蓄，该排的排，不能只蓄不排。”从此，在华北平原地区延续多年的“以蓄为主”的错误做法开始得到纠正。

3月中旬，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水利部副部长钱正英视察冀、鲁、豫三省接壤地区的水利情况，接着在河南召开了新中国治水史上著名的范县会议。父亲在会上介绍了河南的情况，并提出了三条有针对性的措施。最后谭副总理、钱副部长做了总结讲话，父亲提出的措施被全部采纳，“以蓄为主”给平原地区带来的恶果逐步被消除了。

自1961年到1965年的5年间，河南省的有效灌溉面积由116.5万公顷恢复到174.7万公顷。旱涝保收田由4.5万公顷发展到96.3万公顷。粮食总产量由684.5万吨增加到1227.5万吨，广大农村由濒临绝境转为复苏和发展。(陈惺著《深切怀念刘建勋书记》和《“三主治水方针”的对与错》)

在那个火红的年代，父亲不仅尊重、爱惜河南本地的知识分子人才，对于外来的专家学者，他同样也是坦诚相待、全力支持。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的研究员王遵亲先生在回忆文章中写道：“34年前(1965年)，我有机会参与向时任河南省委书记的刘建勋同志汇报中科院在封丘开展的除灾增产科学试验研究工作。时间虽短(约2小时左右)，但印象深刻，其情景犹如发生在不久之前。当时他外表黑瘦有神，穿一身深色中山装和一双黑色圆口布鞋，手握一杆当地特有的竹根做的短旱烟袋，吸着当地土制黄烟丝；态度平易近人，言谈亲切、朴实，善待他人意见(尤其让我们感受到他对知识分子的尊重)；记得当其聚精会神地听到汇报中使其感兴趣之处，竟脱了鞋，两手往沙发扶手上一撑，蹲上沙发议论问题时，顿使汇报气氛轻松活跃起来，加上他那溢于言表的正直不阿气质，显示出令人起敬的‘老八路’作风和形象，更令人经久未忘。”

中科院学部委员(相当于现在的中科院院士——作者注)、土壤所的熊毅教授率领科技人员在试验中取得了井灌井排初步成功后，父亲先认真听取了汇报，随后又赶到农田现场察看，最后他决定马上在全县和整个新乡地区推广应用。此后虽经“文革”十年，熊毅教授的科学试验几无中断，其成果迅速得到推广应用，在除灾增产方面发挥了巨大而深远的作用。(王遵亲著《深切悼念河南原省委书记刘建勋同志》)

与此同时，父亲还坚持了对科技工作的重视和倾斜政策，使得河南全省的“五小”工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全国名列前茅。所以，父亲才在晚年不无感慨地说道：“河南是个七八千万人的大省，‘五小’工业搞起来很不容易，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顶住压力。借地渡荒

六十年代在河南农村中流传着这样一个顺口溜：“跟着吴芝圃，白受三年苦，跟着刘建勋，粮食吃一斤。”这完全是因为以父亲为首的新河南省委大胆地在全省农村推行了借地渡荒的救急措施。这个政策被广大农民群众誉为“救命政策”、“拴人政策”和“叫人(回来)政策”。

虽然，父亲在晚年的《自述》中只是简单地说了一段话：“‘借地’是陶铸同志支持我们搞的，后来由我承担责任，向主席、中央做了检讨。”其实，这里面还是充满了曲折和坎坷的。

父亲刚上任时，河南全省正面临着相当严重的困难，特别是粮食困难。他多次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研究解决粮食问题，提出今后的工作方针，从各方面支援农业，支援市场，首先解决全省人民的吃、穿、用问题。为了贯彻这一方针，省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动员各行各业支援农业，大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在农村实行牲畜分户喂养，果树、花生分户管理，田间管理分段包工到人等多种形式的责任制，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恢复手工业，扩大农具和日用品生产；恢复小商小贩，活跃城乡市场；派人到有关省求援，解决部分粮食及代食品；在全省农村实行行之有效的借地渡荒救急措施。(《河南省志，人物志》第一章的《刘建勋》小传。第六十卷，第185--186页，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97年第一版)

这个政策的雏形——“农村人民公社生产管理实行小段包工和记工方法”，是在新乡等地区试行地段包工和“父子田”、“夫妻田”、“姐妹田”等措施，并产生了良好效果后，省委经过认真总结和研究出台的。时间是1961年的7月27日，距中共中央决定父亲调任河南的正式命令公布之日仅仅一个月零五天，这也正体现了父亲的执政决心和工作作风。

在陶铸伯伯为首的中南局的支持下，经国务院李富春副总理同意，这个政策以河南省人民委员会布告的形式昭告天下、正式推行。

之前，父亲还特意征求了曾长期负责中央农村工作的老领导邓子恢伯伯的意见，并得到了他的明确支持。

“借地”的第一阶段，于1962年3月在土地盐碱化严重的豫北、豫东4个专区22个县展开，惠及约四百多万人。5月第二阶段就扩大到约有四千多万人口的地区。接下来，借地就在全省势不可挡地普遍实行开来。到了6月下旬，省委专门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决定迅速实行田间管理到人、包工到人的责任制，同时，还对过去因实行责任制而受到批判的干部予以平反。

所谓“借地”，具体就是把集体的耕地“借给”农民三五分，让农民自己耕种，加上小片荒、自留地，平均每人可以达到一亩左右，不计口粮，不计征购，完全由农民支配，让农民能吃饱。

很快，河南广大农村重新恢复了勃勃生机，千万农民的脸上绽开了久违了的笑容。到处是麦浪滚滚、人欢马叫的喜人景象。老百姓编的顺口溜，恰恰正是朴实、厚道的河南老百姓对自己父母官的最高赞誉和褒奖。

灾难深重的河南渐渐恢复了元气。1965年全省的财政收入由1962年的7.6亿增加到10.2亿，年均递增10.4％。(张向持著《解读中原》，第61页，作家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父亲看到了“借地渡荒”政策的成效，满心欢喜。他没有忘记自己奋斗了四年的南疆红土地的战友和人民，热心地向老战友、时任广西区党委秘书长的霍泛叔叔建议说：“广西也有灾情，是否也可采取这个办法?请转告区党委考虑。”(霍泛的复信)

就在河南实行“借地”后不久，父亲开始逐渐感受到了来自各方的压力。据父亲的老战友杜润生叔叔讲，那时河南省委的“借地渡荒”政策，和安徽省等地的“包工包产责任制”一样，都是今天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前身和先声，可当年国务院负责农业领导工作的一些同志，私下里却认为要向中央反映，应该批判父亲的“右倾”错误。

于是，就在省委正式实行借地渡荒政策未及半年后，父亲又不得不以个人名义，向党中央、毛主席检讨。父亲写检讨报告的过程自始至终得到了中南局领导的指导和帮助。记得在那段日子里，我从大人们的话里话外隐隐约约地察觉到，父亲在给“上面”作检查，家里面没日没夜的人来人往、大会小会，空气显得格外地紧张、凝重和不祥。

自1961年7月父亲调到河南后。他认真总结了前任省委领导工作中的沉痛教训，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南局的正确领导下，团结全省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发愤图强、艰苦奋斗，拼搏数载，到了1965年前后，终于使得中原大地上的这个泱泱大省基本摆脱了前些年“左”的影响，逐渐走出了“信阳事件”的阴霾。

(责任编辑　徐庆全)

2009年第9期　民国代总统周自齐·丛彩娥

周自齐(1871年一1923年)，字子虞，山东单县人，一生活跃于晚清民国政坛。在晚清时期出使海外，创办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民国初历任山东都督、中国银行总裁、交通总长、陆军总长、财政总长、农商总长、盐务署督办等要职。1922年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兼教育总长，代行过民国大总统职务11天。作为一个受过西方教育的旧官僚，他有爱国的一面，维护国家利益，发展农工商金融业，做过大量对民生有益的事情；同时他又拥护袁世凯复辟帝制。在当时军阀混战武夫当国的特殊年代，正是这种动荡的社会，铸就了他矛盾而又复杂的传奇人生，留给后人许多人生第一。

创办清华第一人

清华大学，我国名校，即将迎来百年华诞，周自齐是其首创者。1908年，周自齐从美国留学回国，任职外务部。同年美国政府决定退还庚子赔款中的部分款项，用于办学校和送中国学生去美国留学。清政府在1909年6月成立了游美学务处，周自齐出任总办；他又主持筹建游美肄业馆(后改名为清华学堂)，聘请教员，招收学生460人，在这里按美国标准对学生进行短期训练，然后择优送去美国留学。清华学堂于1911年4月29日正式开学，周自齐是学堂的监督(校长)。从选定校址、购地、建校，到聘任教员，周自齐费尽心血。清华学堂于辛亥革命后改为清华学校，1928年正式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周自齐可说是清华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对以后清华大学的赫赫盛名有开创之功。周自齐在任游美学务处总办和清华学堂监督期间，亲自主持选拔工作。他选拔留美学生的原则是“宁缺勿滥”，学生的中文要通达，身体要强壮，品行要纯正，家世要清白，还不能有破相。经过考试和精心挑选，前后共选派三批、180名留美学生。这些留美学生中很多人以后都成了国家的栋梁之才，如梅贻琦、赵元任、竺可桢、胡适等。

“二十一条”密约最先曝光者

“二十一条”密约是一战结束后日本欲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不平等条约，更是引发伟大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导火索。1915年1月，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奉命向袁世凯政府提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密约。袁为赢得日本对他称帝的支持，竟冒天下之大不韪，命外交总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与日置益秘密谈判，准备予以承认。为使谈判不被世人察觉，日置益曾恶狠狠地警告袁世凯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得泄漏给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和英国。否则，日本将被迫出面干涉，即使你大总统也难免于牢狱之灾!”

英国《泰晤士报》在华记者端纳得知日本向中国提出无耻的“二十一条”后，决心查个水落石出，让真相大白于天下。他与许多同情中国的外国人一样，认为在日本的侵略要求面前，中国保护自己的最好办法，就是把这件事公开，以激起全世界的巨大反响，迫使日本人缩手。

端纳与北洋政府的高层人士有密切的关系，其中与财政总长周自齐尤为莫逆。他来到周府，对周自齐说：“我写出我认为日本可能提出的所有要求。你用铅笔划掉错的，保留对的；如有漏掉之处，也请你暗示一下。我再拿这张纸到其他政府官员那里去，同样搞它一遍。我迟早会得到‘二十一条’的正确文本，而人们却永远不知道我的消息是从哪里弄来的。”周自齐不由得哈哈大笑，叹道：“高明!”他们坐在周府花园的荷花池畔，像是推敲学术问题似的，开始工作。端纳开始猜写。满洲、山东?聘请顾问?改组军队和警察?兵工厂?铁路?然后加上一些主语、定语或动词，就变成了一句句比较完整的条款，凑满二十一条为止。周自齐手捏铅笔，这里画画，那里点点，看看八九不离十，掷笔而去。随后，端纳拿着这张不成熟的条款，挨个找了一些知情者。“这就是二十一条?”端纳疑信参半。但他相信，这份猜写的文本八九不离十。一旦披露，同样会引起中外舆论的极大轰动。他立即向英国《泰晤士报》和美国《纽约时报》发去电讯，披露了这则内幕消息。同时，他又往访美国公使芮恩施，请其将“二十一条”密约的内容转告美国务院，期望美政府对日本有所行动。此后，端纳怀着一种大功告成的喜悦，等待着两报会以大字醒目地刊出他的报道，轰动世界……

从伦敦传来了回音。《泰晤士报》主编致端纳电报：“请告消息来源，我才发表你的报道。日本驻英使馆已予以否认。”端纳如遭当头一棒。他费尽心机搞来的重大内幕消息，竟被人弃如敝屣。正在端纳彷徨无策之际，端纳想到了澳洲同乡、袁世凯政治顾问莫里循。

莫里循早年也担任过外国报纸的驻京记者。后被袁世凯聘为政治顾问，是个著名的“中国通”。他广泛参与了北京政府的核心机密，对袁世凯与日本政府的政治交易感到不安，多次劝袁慎重，惟收效甚微。他的确拥有一份“二十一条”密约的副本，深锁于保险箱中。

端纳与莫里循，当年同为澳洲名记者，一南一北，饮誉中华。他们相互之间，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后莫氏脱离报界，但对端纳的一举一动，仍十分关注。

当端纳前来拜访莫里循时，莫氏已经心领神会。一番寒暄之后，他站了起来，一双手按在办公桌的一堆文件上，另有深意地望着端纳：“对不起，我到书房去一下就来。”端纳颇为紧张，不知这项“计划”能否达到预期的目的。他估计，莫里循去书房，是金蝉脱壳之计。他的一双手按在办公桌的文件上，是否就是一种明显的暗示?等莫里循推开内室的门，走了进去，端纳快捷地从沙发上站起来，一边在身上搜摸雪茄，一边挪到了办公桌旁。他的一双眼睛紧紧盯住那堆文件，恨不得伸出手，统统把它抓进自己的皮包里。第一份，不是，第二份，也不是。身后的门吱呀一声打开。端纳马上回来，原来是一位身穿白色长袍的中国仆役，端着茶壶和茶杯进来。“就放在这里吧。”端纳指着茶几说。仆役冲好茶，仍肃立在屋内。端纳从兜里掏出一点小费，塞进仆役的手掌，又说：“去给我拿一盒火柴来。哦，附近还有卖雪茄的吗?”仆役退了出去。这次，端纳不再犹豫，也不再细看，索性从桌子上抽了好几份文件，塞进皮包里。稍顷，莫里循又走了进来。“对不起，老兄，让你久等了。”莫里循搓着手说。“没关系，乔治。无论如何我该走了。”

回到下榻的东方饭店，端纳关好门，外挂“有事，请勿打扰”的小牌子，开始检视“偷”来的文件。当他翻检到第三份时，不由得眼睛放光，这不是他日思夜想的“二十一条”正式抄本吗?同他原来猜写的文本相比较，内容出入并不大，主要是他对日本人的苛刻条件有所低估。他说：“日本人的恶毒程度，是每一个真正的人难以想象的!”端纳立即把“二十一条”文本提交给英、美两国公使，并得到他们的确认。美国《纽约时报》首先刊出了来自北京未署名的关于“二十一条”的头条新闻。

任职最短的总统与主持译制第一部影片等

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后，周自齐被通缉逃亡国外。逃亡回国后，受到北洋政府的继续重用。1920年曾任职靳云鹏内阁财政总长，1921年12月6日，作为出席华盛顿会议代表高等顾问周自齐电请辞职，维护了国家主权。1922年4月8日，被徐世昌任命为署理内阁总理兼教育总长。同年6月2日至6月11日，徐世昌被逼下台后，周自齐带领内阁阁员摄行大总统职，这是我国历史上任职时间最短的总统，但在当时却避免了中国的“无政府状态”。黎元洪复职后，周当了财政整理委员会的挂名职务。此时，他对政治已心灰意冷，遂退出政界，去美国游历。其间他考察了美国的电影工业，筹办孔雀电影制片公司。他邀请中国第一部电影年鉴的主编程树仁担任译制工作，译制了第一部影片《莲花女》，这是外国影片配上中文字幕的开端，对中国电影业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历史开创意义。

此外，1918年2月，他还参与创办了天津扶轮公学；1918年12月周自齐为南开大学创办认筹40万元公债票；1920年7月，改组北洋保商银行，任董事长；同年，创办中国经济讨论处，实为中国近代政府经济调查之滥觞；1921年，投资枣庄矿区中兴矿局；周自齐对家乡《单县志》的编修极为关心，并于1922年4月捐赠大洋一千元，亲任督修，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前最完备的善本；周自齐十分喜爱李簧的诗，亲自校点李簧《梅楼诗存》，并编印作跋。

我国植树节的最早呈准者

3月12日，是中国现在的植树节。而中国最早设立植树节，是由周自齐呈准大总统设置的。

孙中山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意识到森林的重要意义和倡导植树造林的人。辛亥革命后，民国四年(1915年)，在孙中山的倡议下，由农商部总长周自齐呈准大总统，以每年清明节为植树节，指定地点，选择树种，全国各级政府、机关、学校如期参加，举行植树节典礼并从事植树。7月21日批准后，通令全国如期遵照办理。

民国十七年(1928年)北伐完成后，4月7日由国民党政府通令全国：“嗣后旧历清明植树节应改为总理逝世纪念植树式”，民国十八年(1929年)2月9日农矿部又以部令公布《总理逝世纪念植树式各省植树暂行条例》16条。而国民政府行政院农矿部长易培基遵照孙中山先生遗训，积极提倡造林，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2月呈准行政院及国民政府，自3月9日至15日一周间为“造林运动宣传周”，于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日举行植树式。北方地区以3月初旬，寒气未消，还不适于栽树之故，特规定植树式仍于3月12日举行外，造林宣传运动周延至清明节行之。并由该部公布《各省各特别市各县造林运动宣传周大纲》7条，以便全国照办。

周自齐墓地及我国最早的记录遗体告别镜头

1923年10月21日，周自齐病逝，葬于京西门头沟城子村西面的九龙山山坡上。

北京市门头沟区有许多名胜古迹，仅城子村西九龙山的山坡上，原来就有两处。一处是龙泉寺；一处是周家坟。

“周家坟”不大，但建筑极为讲究。尤具民国时期建筑特色，具有很高的历史文物价值。

当地百姓最初并不知道这是我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外交家、政治家、教育家、经济学家、实业家周自齐的墓地，只知道墓主人是晚清的一个大官，因被仇家所杀，所以无头。墓地多次被盗，传说墓里葬的是一颗金头。周自齐金头的传说，或许是其墓被盗的原因。

2000年，借天安门金丝楠木流失事件的讨论，一篇叫作《金丝楠木搭驴棚》的小文，发表在《北京日报》上。虽然这篇文字浅陋得不能再浅陋，但仍受到了广大读者的错爱。周自齐的家人通过北京日报社找到了笔者，并热情邀请笔者到他们的府上去看一件“宝贝”。在他们的府上，记者看到了记录周自齐从逝世到殡葬全过程的纪录片，这是我国最早记录殡葬全过程的纪录片。此片长约18分钟左右，英文解说词。片中，从周自齐逝世，到黎元洪、段祺瑞、靳云鹏等政府要人的亲自祭悼，从暂厝停灵到发丧出殡等等宏大场面应有尽有。片中，当时北京的城市面貌、人们的着装打扮、民风民俗都得到了真实、准确地反映。这样规格的葬礼绝不比两年后孙中山的葬礼逊色。而且除孙中山外，民国的其他任何大总统、总理好像都没有留下这样的纪录片。周自齐作为当时在任时间最短的代总统，怎么能够拍的如此清晰、气派和及时?按当时的摄制技术，在短期内能拍出这样质量的纪录片，是不可思议的。由于当时科技水平所限，这部片子原始的胶片非常易燃，而且由于年代太久，影像质量也差了许多。现在我们看到的这部片子，是通过周自齐在好莱坞工作的家人，用最新科技方法和先进技术，对片子重新做了处理，并加进了英语的片头、片尾解说词的。

“文革”结束后，门头沟区政府和文化文物部门非常重视对包括周家坟在内的门头沟所属各处文物的保护工作。尤其对周家坟作了力所能及的修葺。对墓体进行了大修；重新树立起了部分石牌坊，墓周围挖了排水渠，树立了区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标牌，新铺了到墓地的柏油道路等等。

(责任编辑　萧徐)

2009年第9期　“总统府”对面的纪念碑·智效民

应“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邀请，我于5月1日前往台北，参加“纪念五四90周年学术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是《胡适与近代中国的追寻》。马英九先生不但出席这次会议，还坐在主席台下恭恭敬敬地聆听著名学者林毓生演讲。这让我想起学界的一件轶事。早在抗日战争前夕，竺可桢请马一浮去浙江大学授课，马一浮提出应该让学生“登门请业”，理由是“古闻来学，未闻往教”。因此我以为，马英九能够亲自“登门请业”，而不是让学者去“总统府”讲课，体现了他对学问的尊重。这种尊重对于政治领导人具有示范作用。

第一次到台湾旅行，本想到各地玩玩，但由于允许停留的时间只有7天，便只能在台北逛逛，顺便买点旧书。转眼间已经是5月7日，因为我预订了晚上的机票，所以还有一个白天的时间可以利用。于是我与同伴相约，想去参观一下市政府、市议会、国父纪念馆、中正纪念堂、自由广场和“总统府”等政治性场所。中午时分，我们来到“总统府”附近的丁字路口。台湾“总统府”是一座五层楼高的西洋式建筑。建筑物中部，还有一个高高的塔楼。远远看去，犹如鹤立鸡群，颇为壮观。

由于烈日当空，“总统府”周围没有一个行人，我们打消了前去参观的念头。正在这时，我发现马路的另一边好像还有一个很高、很独特的建筑。走近一看，上面镌刻着“白色恐怖受难者纪念碑”几个大字。这让我吓了一跳。自从懂事以后，只知道“白色恐怖”是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指控，没想到这种指控居然以纪念碑的形式，赫然屹立在台湾“总统府”的对面，这怎能不让人感到惊诧?

为了弄清真相，我对它进行仔细观察。纪念碑分两部分：主体部分由黑色的方形基座和一个几十米高的三棱柱组成。三棱柱下部呈暗红色，上部是白色，给人以庄严肃穆的感觉。纪念碑的另一部分是一面护墙，有两米多高，呈半圆形围绕着三棱柱展开。护墙并不完整，到边缘处有断开部分，使墙体形成一个个石柱。护墙正面镌刻着一段碑文，读完之后，让我感到强烈的震撼。碑文不长，仅300余字，故照抄于下：

台湾实施戒严期间(1949年5月20日－1987年7月14日)及其前后。有许多仁人志士遭受逮捕，羁押或枪杀，时间长达四十多年。此种惨痛事实形成恐怖气氛，笼罩整个社会，成为台湾人民挥之不去的梦魇，影响社会发展至深且钜。史称“白色恐怖”。

昔日威权体制下，统治者高高在上，迫害人权剥夺自由，造成无数生命的陨落，家庭的破碎和种种不公不义，举国上下遂长期处于不安与恐惧之中。1990年代之后，在国人流血流汗，持续努力下，台湾走出威权统治，逐渐形成自由民主的社会。

保障人权，追求社会公平正义，是民主国家所服膺的普世价值。我们不仅要追求历史真相，追究责任，更应记取教训，使执政者不再重蹈覆辙。因此建立此碑，祈愿台湾从此成为民主、自由、人权和正义的国家。

白色恐怖受难者纪念碑委员会谨立

2008年4月7日

在这里，有必要对碑文中“台湾实施戒严期间”和“昔日威权体制”略加解释。

先说“戒严”。上世纪20年代末，基于内战原因，南京国民政府于1948年12月10日宣布在全国实行戒严。一开始，由于台湾离战场较远，不在戒严范围之内。1949年5月19日，时任台湾省政府主席的陈诚秉承蒋介石旨意，通过台湾“警备司令部”颁布戒严令，宣布从5月20日开始，台湾地区处于“战时动员状态”。随后，当局又颁布涉及党禁、报禁等内容的100多项管制法令，对整个社会进行全面控制。据有关人士统计，在戒严期间，台湾共发生与政治有关的案件29000余件，牵涉人数高达14万人左右，被处决的大约有三四千人。直到1987年7月14日，蒋经国为了顺应时代的变化，才颁布“总统令”，宣布从15日零时起解除戒严，取消党禁和报禁。于是，台湾民众把这一天当作宪政的开始，把这历史上时间最长的戒严称为“白色恐怖”时代。在台湾期间，我曾经与出租车司机、著名学者、社会名流、书店老板等各方面人士接触过，许多人都提到1987年7月14日，可见这是台湾历史上划时代的一天。

说罢“戒严”，再说“威权”。近年来学界对威权主义的讨论很多，但由于“学术性”较强，往往增加了理解的难度。有些人甚至以“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为理由，为威权主义涂脂抹粉，大唱赞歌。看到这个纪念碑以后，我发现大陆学界对威权主义的理解，与台湾民众的认识大相径庭。另外，这次台湾之行，我在书店淘到一本旧书，是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沧波文存》。其中有一篇解释威权主义的文章，也可以印证我的这一“发现”。

文章说：“威权主义是一种反民主的政治哲学，也是一种反民主的政治制度。”它有三个特征：第一，威权主义政权无须征得被统治者的同意。第二，政府的权力不受宪法的限制。第三，政府往往以“决策”的名义独断专行，并对言论、选举进行严格控制。

文章还说，从历史上看，威权主义的理论根据大约有三类。一是“神权论威权主义”，这种类型在政教合一的国家比较普遍。二是“制度化威

权主义”，这种类型需要盲目服从，与黑格尔国家至上的理论有关。三是“超人论威权主义”，这种类型受叔本华和尼采的影响，认为某个人或一群人具有超人智慧，因此他们永远是正确的。他们的行动不应该受到质疑，他们的权力不应该受到限制。这些解释，与白色恐怖受难者纪念碑的用意基本上一致。

看到白色恐怖受难者纪念碑之后，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从纪念碑落款来看，所谓“白色恐怖受难者纪念碑委员会”可能是个临时机构。但是它却代表了台湾民众的基本诉求和一致愿望。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把这个纪念碑矗立在“总统府”对面，其目的就是为了强调：“保障人权，追求社会公平正义，是民主国家所服膺的普世价值。我们不仅要追求历史真相，追究责任，更应记取教训，使执政者不再重蹈覆辙。”

(责任编辑　萧徐)

2009年第9期　纪念端午节的意义·周有光

端午节是汉族的民间传统节日，开始于春秋战国时代，后来成为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共同节日。“端、初”同义，“午、五”相通，“端午”就是“初五”。

民俗学者认为，端午节来源于古越人的图腾祭祀，插艾蒲，饮雄黄，挂香囊，禳灾异，辟邪驱恶，都是公共卫生的原始防疫。

但是我国代代相传，端午节是纪念屈原投江自尽的受难日。龙舟是到水中去找寻屈原，粽子是给屈原的灵魂祭奠，屈原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受难象征，正像耶稣是以色列人的受难。

屈原(前340－前278)，战国时期的楚国贵族，才思超逸，辅佐怀王。秦楚争霸，“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屈原主张联齐抗秦。怀王轻信谗言，放逐屈原，与秦结盟，被秦俘虏，客死于秦。顷襄王即位，继续亲秦，再度放逐屈原。屈原流放，辗转沅湘，哀吟苦忆，目睹亡国。秦将白起破郢都，灭楚国。屈原痛不欲生，自沉于汨罗江，以死殉国，时为(前278年)夏历五月初五。

屈原之死，震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端午节从纪念屈原受难的节日，经过两千三百年的绵延，发展成为尊重知识的节日，解放知识分子的节日。

怀念古代为的是教育今日。儒家教育重视“以史为鉴”。华夏历史，从甲骨文算起，有三千三百年文字记载。阅读古书而不知“以古鉴今”，读书何用?纪念端午节，自然地从屈原受难联想到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历代的文字狱，以及晚近的反右运动。

秦始皇焚书坑儒(前213年)：下令焚烧《秦纪》以外列国史纪，谈论《诗》《书》者处死，以古非今者灭族，禁止私学，以吏为师；次年，将四百六十多名方士儒生坑死于成阳。历代专制暴君，禁锢思想，一字成狱，中国社会由此千年停滞。晚近的反右运动，直接摧残五十五万人，连带亲友二百五十万人。提倡“知识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毛泽东得意自言，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跟他的反右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在知识成为国力基础的全球化时代，以“社会主义革命”的名义，实行如此残暴的集体清洗，在世界历史上少见。

屈原被否定，放逐异乡，心力交悴，投水自尽，这跟反右运动中知识分子被否定，下放劳动改造，折磨而死或失望自尽，历史轮回，何其鲜活!田汉的自沉、老舍的自沉、储安平的失踪，一代知识精英被摧残。近年来不再谈论此事，可是人民心中念念不忘。言论可以控制，记忆无法禁止。中华民族的特色就是有强劲的历史记忆。勿忘过去，警惕未来，历史才能正道前进。

端午节成为法定节日，是复兴传统的信号。全球化时代是双文化时代，世界各国都在奉行国际的现代文化，同时发扬本国的传统文化，以本国的传统特长增益国际的现代文化，以国际的先进制度改进本国的传统文化。这就是纪念端午节的意义。

学者谭如为先生作《端午节有感》，词正意切，敬录如下：

黄钟毁弃，雷鸣瓦釜；文人噩运，鱼肉刀俎：

每临端阳，辩香瑶圃；思接千载，徜徉江浒；

靳尚媚上，郑袖善舞；台榭山丘，屈平不腐；

长吟离骚，诗魂翘楚；美人香草，比兴媚妩。

后昆垂范，前贤踵武；砺我精神，生气虎虎；

浩然正气，流芳千古；佳节永志，屈子风骨。

(2009端午，时年104岁)

(责任编辑　萧徐)

2009年第9期　“国进民退”是一条死胡同·张　鸣

眼下，趁国际金融海啸民企出现暂时困难，中国土地上演了一幕“国进民退”的大戏。垄断性的大型国企，大举进军一般竞争性行业，中粮入资蒙牛，中化收编民营化肥厂，五矿和中钢收编民营钢厂，甚至一些民间做的比较好的书商，也面临国企的收购或者入资。民营企业最发达的浙江，则掀起一股政府入资民企高度监管的高潮，据说，宁绍一带，真正酝酿由政府向民企派遣党委书记，人称，新的公私合营开始了。有识者对此表示了极大的担忧，著名报人笑蜀表示，这是以市场化的名义去市场化，最终会危及国民整体利益和国家经济安全。

在1949年之后，中国曾经有过一次以国家的名义吞噬民营经济的事件，在历史上，被称为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因此而建立了计划经济的模式。不过，今天的国进民退，似乎并没有人想要真的来一次社会主义改造，重回计划经济。这场国进民退的热潮，很有些类似抗战胜利后的中国。那时的中国，恰好也发生过一场以接收敌产的名义开展的国家吞噬民间资产的运动。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沦陷区敌产的接收，被外界批评为“劫收”，属于公认的国民党统治失败的重要原因。但是，以往的批评，往往多局限于劫收过程中，国民党军政官员的腐败，所谓接收大员的“五子登科”(金子、票子、房子，车子，女子)“三洋开泰”(崇拜西洋，痛骂东洋，抢劫大洋)等等丑行。其实，当时的接收，虽然在过程中，接收人员没少中饱私囊，但这个所谓的接收敌产活动，主要是一场国民政府的国有化运动。

据张忠民先生的研究，国民政府战后的接收，虽然规定了如果确系敌伪抢劫自私人者，可以发还本主，“但在由各接收区自行处理的9000多家中小工矿企业中，发还的仅有314家，占总数的3.41％，标卖的1384家，占总数的13.74％，其余的均通过不同形式和途径改组成了各种类型、分属于政府各部门的国有企业。据经济部1946年7月的报告称，在经济部接收的2411家敌伪工厂中，除了951家未处理以外，有1219家(其中大部分为大工厂)由经济部直接经营或移转至别的机关经营，标卖给民营的只有114个单位，还不到接收工厂总数的5％。”就这样，凭借接收，国民政府在一般竞争性行业建立了庞大的国有企业。如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中国蚕丝公司、中国石油有限公司、中国植物油料厂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渔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华水产公司、中国丝业公司、中国盐业公司、中华烟草公司等等。(参见张忠民：《略论战后南京政府国有企业的国有股份减持》)

当时所谓的敌产，标准非常模糊。不光指日伪所有的产业，凡是能找到跟当时沦陷区敌伪政权或者个人有点关系的，就都算敌产。试想，按中国商人的经营习惯，凡是要开展经营活动的，只要留在沦陷区，就或多或少要跟当家的政权有点关系。于是，大批的民企就都变成了敌产。因此，据当时的报道，接收一开始，上海几乎90％的企业都关门倒闭。然后大量的变成了国有资产。不仅如此，当时的国民政府为了填充战争期间过于空虚的国库，居然公然掠夺沦陷区老百姓。当时，汪伪政权的货币中储券，实际上要比国民政府的法币值钱，1元中储券顶20元法币也不止。但是，胜利后，国民政府财政部居然规定，法币和中储券的比率为1：200，过了几个月，在强烈的舆论压力下，才改为1：5，规定在4个月内兑换完毕。

国民党政府的这种“国进民退”的运动，显然与其建党建政时变形的国家主义和列宁主义思想基础不无关系。在建政之初，确立中、中、交、农四大国有银行金融体系之时，就已经初见端倪，抗战期间，更是凭借战争的特殊环境，大有斩获，而战后则大获全胜。然后，其大获全胜之际，便是全面覆灭之时。国民党政府靠劫收民企建立的庞大国企，尤其是在一般竞争性行业建立的国企，基本上都是赔钱的，最大的作用，是成为党政要员的钱袋。劫收导致民企垮了，接着，国企也垮了。国民党的经济危机出现在政治危机和军事危机之前，接收要负很大的责任，并非仅仅借机贪污这一个方面，最最主要的，还是这场由接收引发的国有化运动。

由历史反观今日，情势虽有不同，但道理其实一样。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一般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虽然低效，但还能维持。在市场条件下，则维持都难。这些领域原来都是国企的一统天下，之所以让出来，是市场化过程的必然结果。换言之，是因为它们在市场化环境中活不下去。国企能解决中国经济的问题，中国就根本不会有改革。再次国有化，不仅国家税收会大幅度锐减，连基本的就业都保证不了。谁都知道，当今之世，城镇人口就业的百分之六十，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九十都是民企解决的。现在垄断性大型国企之所以财大气粗，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因为它们垄断了国家资源，享有国家特许，垄断金融能源交通电讯，而且因为迅速发展，无所不在的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发展，为他们提供了广阔而纵深的市场。

所以，如果当今的国进民退之举，如果目的是为了吞噬和挤走民企的话，等待它们的，大概只有失败，跟当年的国民党政府一样的失败，到那时候，中国经济的前景只能有一个，重走回头路。

我告发了同学宋尔仁·老　鬼

文革前，同学们在私下相互交谈中，也都特鄙视向老师告密的人，虽然背地里有人干过这事，但在公开场合，告密总还是招人恨的，不光彩的。

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只要对方是反革命、五类分子、阶级敌人，就可以不择手段对待。检举揭发阶级敌人受到鼓励，告密也成了政治觉悟高的表现。那时候一切行为只要打着革命的旗号就可以理直气壮进行。因为革命至高无上。

我们北京四十七中高三二班同学宋尔仁是一个比较复杂，比较特别的人。他家住在门头沟煤矿。隐隐感觉他出身不会太好。因为他从不说父亲是干什么的，似乎刻意隐瞒。他喜欢文学，激动的时候，曾经在宿舍里大声背诵莱蒙托夫或普希金的诗。但有时候又特粗鲁，能说些矿工才说的那些脏话。对招惹了他的初中小孩，敢抽耳光，毫不手软，也不怕背上欺负弱小的名声。

无论团干部怎么劝，他也不申请入团，不靠近团组织。对班主任敬而远之，政治学习能不参加就不参加。一句话，他在班里属于比较后进的同学。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曾公开大骂女人。当周末，宿舍里没几个人时，他声色俱厉地对我说：“天底下最坏最坏的是女人!你知道吗?最毒莫过妇人心，比毒蛇蝎子都毒!”说这话时，他的眼睛闪闪发光，唾沫星子四溅。

当时正是青春期，对女性充满了好奇和神往。他这番言论，让我感到极其反常。心想，他肯定是在这方面受过伤，跟女的有过交往，被女的抛弃过，伤了心，才那么恨女的。一个高中生，小小年纪这方面就有了事，弄不好别是个流氓。再加上他对自己的经历，对老师或其他同学的看法很少说。让人看不透他内心深处到底在想什么，所以我对他总保持着戒备之心。

他平时寡言少语，不爱在人多的地方说话。为人挺讲义气，自己吃点小亏，别人沾他点便宜，从不计较。

明知道不能以貌相人，但还是要受外表影响。宋尔仁喜欢梳个大背头，上唇留着一绺小胡子，又是个三角眼，都让我联想到坏人。有一次借书，他原形毕露，更加深了我对他的不好看法。听图书委员说，他要借一本《红与黑》，但学校规定这种书只借给老师，学生不借。图书委员好心给他另外借了本革命小说。他却勃然大怒，跟图书委员吵了起来。警告图书委员别把他当猴耍，借什么书用不着你管……眼珠子几乎要瞪出来，凶恶异常。

宋尔仁对积极要求进步的人都比较冷淡，对我却是个例外。那时候我想入团想疯了，成天扫厕所，一周写一次思想汇报。有人说我是“假积极”，动机不纯，可宋尔仁对我很好，觉得我比较直率。后来我又因为打了那位背后说我坏话的同学，挨了个记过处分，同学们都与我疏远，唯宋尔仁跟我见面依旧打招呼，不嫌不弃。他从家里带来的红薯、花生、瓜子总主动塞给我。上山摘来的白杏、酸枣什么的，也都给我吃过。

可我只是表面上跟他不错，享受着他对我的信任和友好。内心里对他却充满警觉，觉得他思想复杂，居心莫测，别被他拉拢腐蚀……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一个周末他回家了。宿舍里没有人，我坐在他床铺上，发现他枕头下面放着一本日记。出于好奇，我就偷看了。

那正是1966年7月份，工作组当政的时候。结果大吃一惊。他的日记里充满了对社会，对形势的不满。说什么“现在乌云笼罩着祖国天空”，“我们的国家处于最危险的时刻”，“人民在受苦受难!”……

好反动呀!他把文化大革命的中国说成是“乌云密布”。

我当即把这本日记给了一个要好的同学看。他翻了几页后也斩钉截铁说：“绝对是反动日记。”

我问：“怎么办?报告工作组?”

“对。”

于是我和同学一起很兴奋地把这本日记交给了学校工作组。同时很为自己过去对宋尔仁的怀疑得到了证实而沾沾自喜。

工作组马上派人把宋尔仁从家里抓了回来，单独禁闭。并在大会上宣布宋尔仁书写反动日记，恶毒诬蔑我国的大好形势，诽谤文化大革命，隔离审查。

据知情者说宋尔仁最初表现很老实，蔫不出溜，终日埋头写检查交待。刚开始也没有人动手打他。直到某次，一喜欢拳击同学参加审问，冷不防给了他一直拳，力量很大。宋尔仁当时正坐在椅子上，被打了个后滚翻，从椅子上翻了过去。

就在那天夜里，他逃跑了。以后彻底销声匿迹，再也没有回学校。

可惜，我举报了宋尔仁也没当上左派，连军训也没资格参加。工作组把我留校，整日跟班上的几个出身不好的“狗崽子”一起学习。

自从宋尔仁逃走之后，一晃多少年过去，我们班的同学谁也没有见过他。

流亡美国期间，倍感孤独和寂寞，经常回忆过去。宋尔仁的影子也常浮现脑海。我这才感到自己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宋尔仁。干的最缺德的事就是举报宋尔仁。

可能由于他住在门头沟煤矿，班里多数同学内心瞧不起他。我跟他同学三年，住同一个宿舍，吃同一个食堂。尽管他对我不错，数次为我说话，我却用两面派的手段对付了他。表面上和和气气，骗取着他的好感，内心却对他小心防范。

R因为他留着小胡子、三角眼、梳大背头，外表像个坏蛋；就因为他大骂过女的，可能跟女的有过什么事；就因为他对自己的出身躲躲闪闪不说。

啊，宋尔仁看错了我。我不像他想象得那么襟怀坦白，我一直对他笑里藏刀，起码内心深处对他的戒备就伪装得让他感觉不到。所以文革开始，我偷看了他的日记后就毫不犹豫地交给了工作组。自以为这是革命行动，自以为自己站稳了革命立场，自以为自己揪出了一个革命的敌人。

同学任道昂说我踩着别人往上爬。在宋尔仁这件事上确实如此。

30多年之后，当我写《血与铁》，想找宋尔仁核实情况，当面道歉之时，才发现他早已经不在人世。

据同学说他大约1968年初到了黑龙江省德都县黑龙江兵团一师六团。干过喂猪、种菜、采石等工作。平日寡言少语，没什么朋友。大约1974年娶了一个当地女人。他特别能抽烟喝酒，等到吐血时，才看病，但为时已晚。1977年因为肺结核病故于北京，留下一个儿子。

可以说，我交了他的日记本对他的杀伤是巨大的，影响了他一生的命运。这是我这辈子干的最缺德的事。我对不起宋尔仁。

革命啊，革命啊，多少罪恶假你之名。

特写在此处，让世人知道，并恳请同学宋尔仁在天上的亡魂原谅。

马波，又名老鬼，自由写作者。1947年生于河北阜平，1968年从北京去内蒙古锡盟西乌旗插队，1976年到山西大同矿机厂当工人，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1982年后在文艺出版社、法制日报任编辑。1989年应邀赴美国布朗大学当访问学者，著《血色黄昏》、《血与铁》、《母亲杨沫》等书。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9年第9期　不朽的库克——读《弑君者：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的人》·毕　苑

1649年，英王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这震撼人心的一刻揭开了人类近代历史的序幕。约翰·库克(John Cooke)，审讯查理一世的特别法庭的副总检察长，就是我们的主人公。他的控诉词结束了一个时代、开辟了一个时代，他创造了历史却籍籍无名。

约翰·库克(John Cooke)出生于一个社会地位较低的贫穷家庭，父母都是农民，一生为生计劳碌奔波。库克作为“贫困生”在牛津完成了大学教育，读书期间勤俭节约、品行端正，后来进入律师公会学习法律。和当时很多青年一样，他攒钱“壮游”欧陆，眼界大开，信念日增；回来后在格雷律师公会成立了自己的事务所，开始执业。库克的正直品格和清教徒的坚贞信念日益显露，经常表达对社会改革和法律改革的想法，这些想法往往是“道德上正确，政治上却不正确”，他的性格预示了他的职业生涯必然充满坎坷。

作为一名律师，库克的正直在同行中早有口碑。他相信法律职业应当为公共利益服务，律师实践给他增添了勇气，他决定揭露和批评他所处时代司法体制的不公正。他的清白廉洁使他得到“白色库克”(white Cooke)的绰号。

律师职业不仅训练了他的正直勇敢和社会责任感，更加深了他对于英国政治的深刻认识。1637年的船舶税事件是一个重要标志。查理一世为聚敛财富、应付庞大的王室开销，下令增收本应经过议会讨论的赋税——船舶税。懦弱的议员和法官们向国王低头了，最终国王高于法律。但是库克运用职业知识，看穿了船舶税案的漏洞：“如果国王可以在必要时采取任意措施，并且必要与否又由他自己裁定，英国的形势只会越发严峻”，他说，英国不应该像一块草坪，“国王想割就割”。(注：见《弑君者：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的人》P45，下同。)

在随后更有历史意义的斯特拉福德案件中，开始刺激库克对于“叛国罪”的认识。他想不到，这个罪名此后成为他最熟悉的话题，并且把它送给了国王查理一世。

1640年，失去了理智的查理大军横扫苏格兰，这场闹剧加剧了斯图亚特王朝覆灭的命运。查理的宠臣斯特拉福德伯爵受命于君王，成为战争的领头人。但不幸的是王军一战即溃，形势极为不利。查理一世为了弥补枯竭的财源，不得不再次召开议会，这就是“长期议会”(the LongParliament)。但议会已经成为反对国王的革命力量，它的第一个议案就是以“叛国罪”控告斯特拉福德伯爵，把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势人物关进伦敦塔。这个案件作为英国革命的开端被载入史册。

按照1351年的《叛国法案》规定，“叛国罪”是指“预言或希望国王死亡，发动战争对抗国王或投靠国王的敌人。”(P49)大部分议员认为，是斯特拉福德“使国王误入歧途”，他应该承受叛国罪的罪名。但是库克不同意这个看法。他冒着被归为斯特拉福德一派从而可能葬送职业前途的风险，坚持认为斯特拉福德不是战争的最后责任人。不过库克的辩护终究是杯水车薪。虽然查理对这位忠实的执行者表示了同情，但他还是向议会妥协，斯特拉福德因叛国罪被斩首。库克在事业刚起步的时候接手了这桩重案，开始认识到：种种情况的错误应该直接归咎于国王，独裁残暴的管理和征讨罪名不应该由它的执行者来承担。

如果说这个时候库克对于“叛国罪”的认识还没有成熟，那么1645年6月的纳斯比一役，查理一世在和克伦威尔新模范军交手中的表现，就让库克彻底明白了。在这场经典的、决定性的战役中。克伦威尔大胜，王军伤亡惨重。重要的是，保皇党藏有国王的来往书信被截获，信中证明，国王一直希望把爱尔兰反叛者的军队引入英格兰来帮助他，并与王后密约以法国资金和军队作为回报。这件事使国王彻底丧失了民心。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罪行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叛国罪，它使库克产生了一个无人敢想的提问：如果任何人都是如此，为什么国王就不能?

对“叛国罪”的疑问提升了库克对于君主制的思考。

英国革命的结果无需多说，查理一世面临着革命力量的裁判。但这个审判毫无先例可循——首先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是：审判的合法性何在，审判权力从何而来?因为无论按照什么条例，没有一个法院可以对君主施行审判。就像查理一世后来在法庭上始终带有挑衅的提问：“我想知道你们凭什么权力把我带到这里?”君主的权力高于一切，这是君主制度赋予查理的傲慢。如何在法理上找到坚实的基点，以合法和合乎正义的程序，给这桩历史性案件一个合适的裁决，时代把库克和他的同道推到了前台。

如果从11世纪威廉征服算起，到库克的时代，封建君主制在英国已经存在了600年之久。如此漫长的社会结构足以使君主世袭制度作为一种观念深深融入社会意识中。库克首先批驳君权神授的“天然”观念。他认为君主世袭制是上帝命定的观点是错误的，也就是说，君权并非神授。他从《圣经·撒母耳记》中寻找支持，证明君主制是人类违背上帝意愿的恶行，从而使审判国王有了道德上的支撑力量；接着他又论证国王在统治中的种种罪行。而议会这时也通过宣告：“上帝之下的人民是一切正当权力的来源”，“英国议会的下议院，是人民所选出的、代表人民，拥有这个国家的最高权力”，这个权力“无需获得国王或贵族院(上议院)的同意或协助”。这个革命性的宣言陡然把人类历史推上了一个台阶，“可以说是现代历史上第一次由立法机关明确提出民主的原则”。(P143)很快下议院通过法案，在事实上和理论上赋予审判以合法性。

1649年1月10日，特别法庭通过了对于库克担任副总检察长的任命。面对紧张而危险的局势，库克没有丝毫犹豫，欣然接受了“如同从天而降的呼召一般”的任命。(P147)经过多年的法律实践和对英国人民生存状况的深切体验，还有战争对英国带来的伤害，库克坚信，一个导致千万英国人民死亡的战争政策无论如何都不符合公益，国王是导致这个国家无数自由人民被杀害的罪魁祸首。

审判在庄严肃穆的威斯敏斯特大厅举行。1月20日第一次开庭。大法官庄严宣布：“带人犯上庭。”这个宣告也是史无前例的。憔悴的查理出现在众人视线中。副总检察长库克出场了，他掷地有声地宣告：

“我代表英国人民并且以他们的名义，向法庭控诉我身旁所坐的英国国王查理·斯图亚特构成严重叛国罪及其他严重罪行。”(P158)

经过多次开庭和证据阶段，法庭各位委员和顾问们厘清了案件事实。库克越来越强烈的意识到，对于英国人民来说，长远之计就是再也不要让英国为国王所累。国王对于人民的蔑视使他坚定了自己的结论：君主制必须和国王一起灭亡。(P177)

我们来看库克这篇历史性的控词：

“现任英国国王查理·斯图亚特……阴谋破坏这个民族古老的基本法和自由，取而代之以独裁专制政府。他用武器弹药。在这块土地上对议会和整个王国发动了一场残酷的战争，导致遍地荒芜、国库耗尽、贸易萧条、成千上万人民死于非命以及其他数不清的恶果——所有这些严重叛国罪行，足以将查理·斯图亚特定罪……”(P142)

“本人约翰·库克，代表英国人民控告查理·斯圃亚特的叛国除谋和其他罪行耩成暴君、叛圆贼、杀人犯和英国人民公敞……”(P151)

库克这篇伟大的控词结束了国家元首不受审判的传统，君主豁免权从此不再存在。

大法官布拉德肖则以契约思想论证国王的失职和罪行。他说，“在国王和他的人民之间存在一个契约协定，国王的即位宣誓就意味着契约开始履行。”(P188)这个“契约”思想，可比洛克、卢梭等“社会契约论”哲学家要早几十年!最后大法官正气凛然地宣判：

“本法庭宣判查理·斯图亚特，作为暴君、叛国者、杀人犯和本国善良人民之公敌，应被处以身首异处的死刑。”(P189)

审判结束了。

1月30日，在伦敦白厅前宽阔的街道上，在大好的日光下，行刑者砍下了查理一世的头。

处决国王后库克面临的战斗仍然严峻。法律容易更改，不容易更改的是人心。深入社会血液中的对君主制度的习惯成见，往往是革命之后产生复辟的一个原因。悲剧最终发生。

查理一世处死后10年，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库克和克伦威尔、大法官布拉德肖成为查理二世排除在特赦之外的三个人。但是克伦威尔和布拉德肖已经去世，历史的重压将由库克独自承担。

库克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但他没有像有些议员那样忏悔，而是坚决拒绝强加给他的所有罪名。他没有财产、没有“关系”帮他赎罪，有的只是对于法律和上帝的信念。他无所畏惧、充满自豪又不无遗憾地说：

“我们反对特权，追求普世的权利，我们为公共利益而斗争。要不是这个国家更热衷于奴役而非自由，我们本已建立起全民选举制度来保障所有劳苦大众的福祉。”(P296)

库克对自己还是小婴儿的女儿，怀着绵绵亲情和深深歉疚，写下感人肺腑的短信。因为他知道，作为“弑君者的女儿”，她将背负父亲沉重的罪名。

他还写下了宽恕，包括判他有罪的陪审团和法庭，包括出卖他的同胞。痛人心扉的话语打动了许多人。不过他一再表明，他的良心没有任何不安。没有任何遗憾。他就像一艘航船，在漫漫长途后驶进生命的港湾——“我将不再重回世上。”(P344)

相比查理一世的审判，库克的审讯要潦草的多；相比处决查理一世的庄严肃穆，库克的行刑则是残酷的多。死刑令写得明白：

“你们将被倒拖着赴死刑地处以绞刑，在还未咽气时砍下头，割掉器官，取出内脏，如果还未死亡，将忍受烈焰的灼烤，并砍下头颅、五马分尸，你们的残肢将任凭国王处置。”(P333)

库克作为人类进步的代价惨遭杀害。但他为英国社会留下了很多开创性的宝贵思想。他在一本引人瞩目的著作《为法律教授和法律职业的辩护》中，敦促议会履行《大宪章》的承诺，加快司法改革。他推崇正义，认为没有公正就没有和平，法律是公正的保护者，理性是法律的根基。在复辟阴影严重威胁着共和国的暗淡日子里，库克还起草过一份告公民书，其中的一系列法案试图用一套宪法来保证法庭能够取消恶法。他明白宣布：只有通过合法审判，才能拘捕自由公民，否则不得剥夺公民的生命、财产和自由权利——它的精神和1689年议会通过的《权利法案》相通，后者堪称美国宪法的前身，对世界历史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库克还提出律师不得选择自己的辩护对象，即著名的“计程车规则”。

“弑君者”约翰·库克在当时是一个被保守派恨之入骨的名声远扬的勇敢律师，为他描容绘形的人——本书的作者杰弗里·罗伯逊(GeoffreyRobertson)同样不是法学界的无名之辈。作为一名国际知名的人权律师，他是英国王室法律顾问、联合国塞拉利昂特别法庭法官，参与过起诉皮诺切特(Pinochet)等的案件，也参与过对审判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的法官的培训。他的著作在法学界影响巨大。

为什么把库克在历史的海洋中钩沉出来?这建立在作为库克的同行，作者对人类法制和文明发展历程有深切认识的基础上。

库克的所作所为可以说是英国革命的一面镜子。作者认为，英国革命的最大特点就是革命者通过法律——《大宪章》、《权利请愿书》和普通法，来证明革命的正当性。(P91)库克一生都是希望通过立法制度，获得大众的支持。他用事实论证了：统治者因犯谋杀罪或实施暴政而接受审判，是合法的。作者指出库克那个时代的价值：1641年至1660年，是一个律师的时代。律师们提出了许多到今天依然宝贵的社会理想：议会自主、司法独立、反对随意逮捕拘留、有权保持沉默、宗教宽容等等——一句话，反对任何暴政。

作者多次强调，很多历史教科书都没能让人领会到1649年取得的成就，有些读物只是一味夸张、渲染处决查理一世的场景，而库克总是落在克伦威尔的影子里。作者要人们认识到，库克对于法律改革、公共医疗、行政管理的建议在今天都得到了实施和承认，他的不朽意义在于——用正义的法律程序实现了对最高权力者的审判。相比后世多位暴君的历史结局：纽伦堡国际法庭对于纳粹高层分子的审判，智利皮诺切特将军、南斯拉夫米洛舍维奇和伊拉克萨达姆接受的审判等，无疑更加显示出库克起诉国王案的不朽意义。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文题目中加引号的“弑君者”是该著中文版的译名，我想译者应该也同意，英文原著的真实含义为——诛杀暴君的人。

(责任编辑　萧徐)

2009年第9期　德国卫生部长专车失窃案·亚思明

7月25日，德国卫生部施密特部长到距离部长办公室2000余公里处的西班牙海滨城市丹尼亚(Denia)度假。部长本人是飞往度假地的，但她的司机却是千里迢迢地开着她的公车去的。不凑巧的是，27日，当地一名盗贼撬开阳台门的铁栏杆，将屋内的司机迷倒，偷走了桌上的车钥匙及一些个人物品。部长专车失窃案立即成为德国各大媒体的新闻热点。

新闻媒体的喧闹，让施密特部长及其所在社民党尴尬万分，让窃贼也有些发慌。不过，窃贼好过关——西班牙警方在离布兰卡海岸事发地点仅25公里处发现了丝毫未损的专车，据推测，连日以来占据媒体显要位置的舆论风暴终令偷车贼慌忙扔下手中的烫手山芋望风而逃。但是，施密特部长却无法逃脱，德国各大媒体饿虎扑食般地向施密特发起了猛攻，她以及她所在的社民党成为德国公众质疑的对象。

施密特只能退出影子内阁

对于施密特专车失窃案，德国媒体的主要疑点在于：施密特为什么要不远千里地将公务用车派往度假海岸?如果仅仅是为了便于参加官方活动，为何不能就地租车呢?《柏林日报》公开质疑卫生部长前往西班牙阿利坎特参加德籍退休移民的会议不过是为“公车私用”提供借口。这“公车私用”的背后，则是“浪费纳税人钱财”；惯以寻衅滋事为己任的《图片报》则不怀好意地给事件真相划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在德国，对官员来说，“浪费纳税人钱财”是个可怕的指控；之所以可怕，这个指控会令德国公众群起而攻之。在四年一度的议会大选进入磨刀霍霍的备战阶段，经济危机下的德国政府的债务负担远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沉重，再也没有什么比“浪费纳税人钱财”更能刺激选民神经的指控了。一项普普通通的专车失窃案，搅动德国政坛就成为必然的事情了。

面对媒体的质疑，德国政府有关方面必须像小学生面对老师的提问一样，规规矩距地回答问题。第一个出来回答问题的是德国联邦卫生部。它做出的解释是：向施密特所在的度假地点派送公车的做法更为“经济”。他们在写给联邦议会预算委员会的信中算了一笔细账：使用奔驰s级专车外加司机的全部开销为3200欧元。其中包括440欧元的汽油费、240欧元的高速公路费，以及2520欧元的专职司机的差旅补助。该车还顺便给部长女士捎去了一套“简易办公设备”，其中包括打印机、计算机、纸张等等。因为联邦部长必须随时准备进入工作状态。而假如弃用公车，卫生部就不得不向西班牙委派一名工作人员，帮助部长安装、拆卸办公设备。工作人员的往返机票外加当地的租车费用共计3710欧元。此外，部长在动身之前尚不明确，是否还有其它的公务安排。鉴于施密特的专车是由租赁公司提供的，卫生部没有将折旧成本考虑在内。

对于卫生部的这一套说辞，德国纳税人联合会表示，这是“文过饰非，不足为信”。联合会主席赖纳·霍尔茨纳格尔认为，“部长女士遮遮掩掩，令整个事件愈显扑朔迷离。很多问题依然没有答案。”德国纳税人联合会仿佛早已知道联邦卫生部会有这样一套说辞，因而此前已经为施密特的公“车”消费开出了近1万欧元的账单，其中仅支付给司机的工资和加班费就高达4872欧元。据此，霍尔茨纳格尔指责施密特铺张浪费，千里迢迢调用专车是“不当之举”，并要求相关机构健全规章、明晰责权。

施密特也要出面来回答问题，面对着德国纳税人联合会给她开列的“账单”，她反驳说，自己的行为完全符合有关专车使用的政策及法律规定。联邦政府为每位部长配备公务专车，也允许他们公车私用——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只是，相应费用将从官员的私人账户上扣除。据悉，施密特去年就曾为6111个私人公里数买单。合理合法，何罪之有呢?

孰是孰非?公众永远是政府的天敌。根据这样的原则，德国联邦卫生部以及施密特本人的解释再有理，但在媒体和公众的质疑面前是那样地苍白。《南德意志报》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专车事件”中的施密特触犯的不是法规条文，而是人们心中的一道红线。因为她所表现出来的骄傲自负以及脱离群众恰恰是一剂政治的毒药。而施密特本人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距四年一度的德国大选还有两个月时间，据forsa新近一次的民意调研结果，施密特所在的社民党正以两位数字落后于联盟党的支持率。社民党主席兼总理候选人、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仅只获得17％的选票，与现任总理默克尔的58％的超高人气相差甚远。要想后来者居上，社民党还有一场硬仗要打。而施密特此时招来的这股媒体旋风令人唯恐避之不及。29日晚，度假归来的卫生部长首次在公开场合亮相，表示为了不拖团队的后腿，决定暂时退出以施泰因迈尔为首的影子内阁。

也就是说，自2001年以来一直担任卫生部长的现年60岁的施密特将在“专车事件”的阴影中灰头土脸地走下政治舞台。而她的工作，大概也是最不讨好的一种。这位被默克尔总理称为“我的最执拗的部长女士”上任以来连抡三板斧。力削医生团体、保险公司、制药企业的荷包，为此，她没少收过谋杀恐吓信。假如没有一种不屈不挠的顽强斗争精神，医疗体制改革是断然推行不下去的。现在，她又将这种顽强斗争精神用于应对舆论战。事发以来，施密特坚持不肯道歉，并称自己的陈述绝对经得住任何考验。

想起了沙尔平“军机事件”

一辆小小的专车竟然阻断了劳苦功高的卫生部长的仕途之路，这不禁令人想起2002年同样是在大选两个月前遭到罢免的前德国国防部长鲁道夫·沙尔平。

撼动沙尔平乌纱帽的是一次“军机事件”。据媒体爆料，2001年8月，也就在德国军队准备进驻马其顿的前夕，沙尔平却搭军用飞机前往西班牙马略卡岛与女友相聚，并命令飞行员第二天一早再去接他，以便前往军营看望整装待发的德国官兵。据调查，沙尔平在过去的一年里至少20次因私使用军用飞机，其中大部分是为了看他的女友。事件曝光之后，举国一片哗然。沙尔平登时成为“德国历史上最不称职的国防部长”。但是，随后发生的震惊世界的“9·11事件”暂时转移了公众注意力。

2002年7月，德国《明星》杂志披露沙尔平在任期间曾经收受一家公关公司支付的14万马克酬金。一石激起千层浪，这条消息立刻在德国政坛掀起了巨大波澜。

据调查，沙尔平收到的其中一笔8万马克的汇款是作为回忆录的预付稿酬。其余的6万马克则是沙尔平出任国防部长之前在公开场合的演讲费。但是，这种解释不能让人信服。德国议会议长蒂尔泽率先发难，责令沙尔平在四周之内如实汇报酬金的来龙去脉。因为根据有关德国联邦议员的条例规定，凡联邦议员的额外收入如演讲费等，如在一年之内超过1，55万马克或在一个月之内超过2500马克，必须向联邦议会主席团及时申报。而沙尔平却隐瞒不报。

面对媒体的穷追猛打，尽管沙尔平本人还在喋喋不休地辩解，但其微弱的声音早被舆论风暴淹没。大选在即，当时的德国总理施罗德自顾不暇，迅速作出丢卒保车的决定，用《明镜周刊》的话说，“扫地出门仅用了50秒。”

为了防止类似情况的再次发生，执政的社民党和绿党决定在德国大选前修改联邦议员的行为规范条例。今后议员们的额外收入不仅要向联邦议会议长本人通报，而且要在议会手册上和因特网上公布于众。

综合对比施密特的“专车事件”和沙尔平的“军机事件”，我们不难看出舆论监督是打击官员腐败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

德国的“第四种权力”

媒体在德国素有“第四种权力”之称，是名副其实的“无冕之王”。按照法律规定，检察院有义务协助记者就腐败问题进行调查。德国拥有100多家电台、25家电视台、27家通讯社、380多种报纸和9000多种期刊。这些独立的媒体大多是独资或合资的股份制企业，以盈利为目的，依法享有高度的自由。为了最大程度地占有市场，他们一般都雇有耳目，专门收集政府要员的政治丑闻和绯闻，以期吸引公众注意力。这些讯息也乐意为在野党接收并放大。

例如，2002年8月，德国《图片报》揭露说，一些政府官员滥用免费机票。这些机票是汉莎航空公司对航空里程积累到一定数量的顾客的奖励。由于柏林议员因工作之需到处飞来飞去，因此议院规定，凡是出差所得的免费机票不得挪为私用。但是《图片报》宣称，掌握“假公济私”的人员名单，正处于事业巅峰的绿党新秀奥茨德米尔就在其中。加之他以前曾经接收过一家公关公司提供的低息贷款，迫于政治压力，不得不辞去了联邦议院内政发言人的位置。

此外，柏林市副市长、民社党的中坚人物居西也公开承认自己在这方面犯有“不可饶恕的过失”，并宣布辞去目前担任的职务。

丑闻爆出之后，最新的民意测验显示，时任总理的施罗德的竞选对手施托伊贝尔的支持率有所上升，已经处于领先地位。在接受德国电视一台的访问时，施罗德表示：“整个事件的进行方式和方法，让人不得不怀疑幕后有政治企图。”他认为，《图片报》的目的是掀起一场党派运动，从而使在野党在竞选中得利。

更有甚者，社民党总书记明特菲林竟然将始作俑的纳税人联合会和《图片报》告上法庭，罪名是“以不正当手段取得联邦议员的航空里程资料”，从而侵犯了这些人的隐私权。

明特菲林的这一举动触犯了新闻界的众怒。尽管极尽耸人听闻之能事的《图片报》素为严肃媒体所不齿，但在新闻自由面临侵犯的紧要关头，媒体同仁立刻结成统一战线，将矛头对准了明特菲林。《法兰克福汇报》讽刺说：“这就好比是在地震之后，将怒火发泄在地震仪上一样。”《明镜周刊》也声援道：“这些绯闻已经够让人难堪的了，如果惊惶失措的政治家们希望借助法律甚至是制定新法来限制新闻自由，那么这场讽刺剧终将演变成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

根据规定，德国媒体的消息来源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对此进行调查。而且允许报道政府、政党内部的情况，只要内容属实，不泄露国家机密，即属合法。

德国纳税人联合会的监督

除新闻媒体之外，各种非政府组织，如行业协会、透明国际组织、记者无疆界组织等也是反腐斗争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例如前面提到的纳税人联合会，是一个独立的、超党派的依法注册的协会，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同业组织。现今旗下拥有32万名成员，并在15个州中设有州协会，所属的卡尔一布劳尔研究所致力于税法研究和财政预算，并将研究报告提供给政府和图书馆。

值得一提的是，纳税人是政府官员的衣食父母，税收占德国财政收入的90％以上。因此“浪费纳税人钱财”的罪名往往是最能击中政治家硬伤的利器，比绯闻更具杀伤力。

各项税收之中，收入所得税又是征收范围最广、税源最大的税种，税率为19％-53％累进税率，对有工资收入(包括工资、股息、红利、个人经营收入、各种佣金、报酬等)者征收。单人申报的起征点为7834欧元，家庭申报的为15668欧元。

纳税人联合会的经费来自于会员交纳的会费及民间捐款。主要任务是代表纳税人利益，敦促政府制定合理的税收政策，反对财政浪费。他们还调查政府官员的高额开支及失职行为，通过媒体予以披露。同时每年秋季还出版黑皮书，选择100个公共服务部门浪费纳税人钱财的典型案例，给政府施加压力。

例如德国纳税人联合会2007年公布的《公共浪费黑皮书》中指出，两德统一后，政府许多部门在柏林和波恩之间来回搬迁，造成每年大约66000次无谓的飞机出差，以及900万欧元的开支和750吨的运输邮件。为此，联合会建议，所有的政府机构应全部迁往首都柏林。

而在2006年的黑皮书中，德国纳税人联合会列举了这样一个浪费案例：巴伐利亚州一个13人组成的代表团到中国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考察”中国的“信访制度”，每人花了4500欧元。联合会主席嘲讽说，这样的访问真是多余，到中国去又能借鉴什么信访制度的经验?莫非想让德国人也和中国人一样，刚出家门便被截访么?!

今年年初，纳税人联合会向《汉堡晚报》爆料说，由汉堡市10名政府官员组成的一个代表团曾于2008年10月前往上海访问，但是，就整个旅行期间的日程安排来看，该代表团的活动重点并不在于公务出访，而是观光游览。为此，联合会驻汉堡负责人普洛克敦促税务局仔细审核，代表团成员为什么要在返德之前拜访杭州和北京。据悉，他们在北京逗留数日，下榻在每人每夜240欧元的五星级酒店里。

面对媒体的质疑，代表团团长施莱伯表示难以理解，“一切都是照章办事。”他说，“市政府办公厅早在2006年就催促我们前往中国，与上海虹口区签订伙伴协议。正是鉴于这样的请求，我们才进行了这样一次拖延已久的回访。”

打着考察的旗号出国旅游，住豪华酒店，吃美味珍馐，这在中国官员眼中似乎不算什么，但在德国人看来，却是一个关乎道德问题的政治污点。因为身处“人间私语，天闻若雷”的监督环境之中，政治家必须洁身自好到近乎纤尘不染的程度，才能满足公众对其品格的极其苛刻的期待。

德国社民党前主席汉斯一约亨·福格尔素以节俭著称。据说，他平生从未坐过公务舱，总是和普通人一样，蜷缩在狭小的经济舱里。当他每次登机，路过其他的联邦议员的身旁，继续前行寻找他的座位的时候，他总是和蔼地笑笑，招手祝同事们“旅途愉快!”

在他担任慕尼黑市长期间，他总是乘地铁上下班。1981年，他作为柏林市市长的候选人被传唤到中央，就在首都机场，他对前来接机的专车视而不见，面对同事的不解眼神匆匆扔下一句：“对不起，我还没有这个资格。”然后招手叫了一辆计程车。

习惯用放大镜看人的媒体最后给他扣了一顶居“谦”自傲的帽子。这也并不奇怪，因为德国报刊除了在发讣告的时候不太吝惜几个好词，基本上都是以尖酸刻薄为行业标准。正是因为有了民间组织的明察、新闻耳目的暗访，外加在野党派的虎视眈眈以及传媒机构的传声筒和扩音器，为官之人即使身居高位也要战战兢兢做人，否则一不小心就会被一辆“专车”、一架“军机”，或是几张免费机票撂倒辛苦建立起来的高大形象。

(责任编辑　吴思)

2009年第10期　重新启蒙：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反思·余 孚

一、启蒙运动的失败与教训

今年，2009年，是我国启蒙运动九十周年，九十年前的今天，军阀混战，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宰割和瓜分，国家危在旦夕。而全国人民却仍然处于宗法制度、三纲教义和纲常伦理的束缚之中，做顺从的奴隶。袁世凯在1915年5月25日在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上签字，12月12日宣布登皇帝位，在同年9月15日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出版了，揭开了我国启蒙运动的序幕。1919年1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以民主和科学为号召，请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救中国，“只有德先生和赛先生才能救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陈独秀的启蒙运动就如一道强光照亮了中国几千年的黑暗的深夜，把人民从沉睡中唤醒，为民族和国家起来斗争。

正在陈独秀和他的战友们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为对全国人民启蒙而前进时，列宁十月革命已经成功，他的第三国际的代表已经来到中国，告诉中国的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都是“虚伪的”，是对被压迫人民的“欺骗”，使得中国的一大批热血的知识分子从要求民主和科学转向马克思主义，陈独秀把他提出的民主和科学“救中国”的旗帜放弃了，把他自己誓言“为之断头流血在所不辞”的启蒙运动放弃了，转向马克思主义。

陈独秀之所以如此轻易地转变，说明了陈独秀虽然向往民主与科学，但是他究竟没有到过西方，对西方的民主和科学如何改变一个时代和社会，使之摆脱中世纪的黑暗，进入现代社会，没有亲身的体验。对马克思的理论及其在欧洲实践的实际情况并不清楚。那时翻译到中国来被普遍宣传的《共产党宣言》告诉人民的是，“资产阶级的关系再容纳不了它自己所创造的财富了”。马克思将要建立一个“自由联合的社会”，在那“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美妙的社会，至于马克思为了要实现这样一个美妙的社会，前提条件是要把一切人的“生存条件都控制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还没有翻译到中国来，陈独秀还不知道。至于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国家机构就会变得像工厂里的会计和监工那样简单不但没有实现，而且苏维埃的专制政权却立即迅速膨胀，官僚化和没有效率，列宁在取得政权以后并不能恢复工农业生产，全国陷入饥饿，强征农民粮食，没有工业品交换，既遭到农民的强烈反抗，又使得工人很不满意，甚至造成工人的游行示威。列宁还未病倒以前，党内的权力斗争已经开始，斯大林利用他的管理组织的职务已经夺取了党的领导权。在列宁病倒以后，对所有这些问题都束手无策，只能痛苦地死去。陈独秀对此毫无所知。陈独秀是在既不了解西方社会的实际情况，也不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情况下就放弃了他的启蒙运动，转向马克思主义的。

二、启蒙运动是一场深刻的革命

陈独秀在一开始投身于启蒙运动时并不是对启蒙运动的内容就那样明确的，陈独秀在1904年在他家乡创办《安徽俗话报》时还只提出国家为“全国人民所公有”，“并不是皇帝一人所私有”，“为捍国家主权，必须提倡民权”，陈独秀在1915年创办他的《新青年》时写的《敬告青年》，第一次把“自主的而非奴隶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都作为要求青年的六项标准的内容提了出来，这应当就是启蒙运动的开始。陈独秀的民主和科学的思想一旦产生，就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封建专制制度及其三纲教义，发起猛烈的攻击。“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父为子纲，则子属于父的附属品，而无独立之人格；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之人格。奉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国民如要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建立真正的共和国，就必须破除三纲教义。”“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度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之觉悟”。

陈独秀十分强调学术自由，“学问独立，思想自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谁反对这两大信条，谁就是学术界之大敌，思想界之蟊贼。”

陈独秀提倡启蒙运动，并不是仅仅在唤醒国人起来救中国于危亡之际，这固然是他的直接的目的，他的更长远的目的是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几千年形成的封建纲常伦理的奴隶思想，把国人推进到自由、民主与科学的现代观念，从而为中国进入现代国家先进之林创造条件，这才是陈独秀发起启蒙运动的真正目的。他的这些思想都体现在他所参加的中西文化的论战之中。

陈独秀认为东西民族的思想及其伦理道德根本不同，“各成体系”，“如水火之不相容”。陈独秀认为西方的伦理道德是“个人本位主义”，而中国几千年来的伦理道德思想和价值观念是“家族本位主义”，“东西文化无任何调和之余地，那些认为可以协调中西文化兼二者之所长是一种彻底的幻想。”“要改变东洋民族之根性，必须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因此，陈独秀所要求的不是一事一物的改变，而是整个价值观和伦理观的改变。因此，陈独秀说：“如不攻破家族本位主义所形成的宗法思想，三纲哲学及其伦理道德”，“吾国之政治、法律、社会、道德，俱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向往，国之所期求，拥护个人之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在我们这里，个人主义被歪曲得面目全非，把个人主义说成自私自利，损人利己，以邻为壑。实际上个人主义是一种价值观，也是一种伦理观，个人的智力、才能、兴趣、爱好是复杂的，多种多样的，应当创造一个自由的条件使其充分发挥，为自己为社会作出贡献。

陈独秀特别强烈地攻击民本主义。他认为西方的民主主义是“以人民为主体”。“所谓仁民、爱民、为民的民本主义，与以人民为主体的民主主义政治绝非一物”，必须划清民主主义和民本主义的界线，中国才有出路。“希冀圣君贤相施仁政”，是“一种奴隶希冀主人发慈悲”，把民本主义说成是民主主义，是对人民的欺骗，我们需要的是“人自己就是主人的共和宪政”，其他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人民“自觉其自居于主人的主动地位才能建立真正的共和制”。在这一点上，陈独秀已经远远超过了孙中山。孙中山在他们取得政权以后，还要对人民进行训政，等到人民训政好了，会运用自己的民主权利时，才能把政权交给人民。实现民主政治，人民只能被赐予民主，实际上是不相信人民，而不是像陈独秀那样，由人民用自己的主人的权利来打倒封建制度，夺取政权，使自己成为当然的民主政治的主权的所有者。

从这里可以看出，陈独秀的启蒙运动是一场比孙中山更加彻底的革命，陈独秀是要把欧洲两千多年发展起来的自由、民主和科学应用于中国，彻底改变几千年以来中国人民处于奴隶地位的旧伦理、旧道德、旧政治、旧思想，建立起人民本来就是主人地位的新伦理、新道德、新政治、新思想。

三、陈独秀终于回归民主

陈独秀不了解西方历史发展的实际，对于西方当时的情况，只能按照《共产党宣言》所说的话学舌，“资本主义一面固然增加财富，另一面增加贫困”，“各国资本主义制度都要崩溃，中国哪能……单独保存它（指资本主义）”。但另一方面，陈独秀虽然转向马克思主义，却仍然是一位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思想家和负责任的革命家。在1921年共产党成立后，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马林向当时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之间负责联络的张太雷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第三国际领导下，……中国不能例外。”张太雷向陈独秀汇报，陈独秀很生气，拍桌子说：“各国有各国国情，……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利，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决不能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我可以不干，决不能戴第三国际这顶大帽子。”

当时在中国存在着两个主要的政党，代表资产阶级的民主的国民党和代表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实际上中国的资产阶级十分薄弱，中国的无产阶级也很薄弱，按照共产国际的观点，“中国大部分工人是老式手工业作坊的手工业者，他们的思想完全是宗法式的，……他们不问政治，现代工人的数量很少。”“在当今的中国，只有国民党是革命的政党。”“中国唯一最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因此马林把中国共产党说成为“早产儿”，是“有人过早制造出来的”，在这种权衡对比下，在1923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由布哈林决定，马林参与，作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决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党内合作”的方式进行两党合作。

苏共虽然是共产国际的党，但是作为一个国家，却是大国沙文主义者，苏俄驻华的全权代表越飞在1923年1月26日与孙中山发表了《孙中山越飞联合宣言》，孙中山同意外蒙古的独立和苏俄拥有中东铁路的权利，苏俄的军队不必从外蒙古撤退，苏俄则给孙中山经费和提供武器，派军官为孙中山建立军校，训练军队，从事武装斗争。斯大林的如意算盘是通过这个协定来控制两党，从而使中国成为苏俄的附庸。孙中山去世以后由蒋介石担任国民党的领袖，蒋介石就利用苏俄的援助建立了军队，实行北伐。蒋介石的北伐很顺利，在1926年6月占领了武汉，第二年1月顺长江东下，取得了上海和南京。蒋自以为羽翼已经丰满，便与英美勾结，与共产党决裂，实行四一二事变，屠杀共产党人，斯大林想要利用国民党的计划彻底失败。但是斯大林不能不找替罪羊来掩盖自己的失误，这就很自然地找到了陈独秀，因为陈独秀从来就与共产国际的主张不断龃龉。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8月7日在武汉召开中国共产党中央全会，严厉批判陈独秀，而且决定陈独秀无权为自己辩护，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很重要的一次会议，简称八七会议。陈独秀的领袖地位实际上已经被剥夺了。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拒绝出席，一位连任五届总书记的党的领袖于1929年11月被开除党籍。

抗战开始以后，陈独秀来到四川江津一个偏僻的小山村，过着穷困和孤独的生活，陈独秀在这种孤独的生活中总结了他为国家为人民的利益奋斗一生的经验，按他自己的说法，经过了七、八年的回顾和思索，他终于从当年热衷于共产主义回到了民主。陈独秀在1940年3月20日给他的托派朋友分别写了两封信。

“你们错误的根由，第一，不懂得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之真实价值（自列[宁]、托[洛茨基]以下均如此），把民主政治当着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方式，是伪善，而不懂得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民主政治是十三世纪以来大众以鲜血斗争七百年，才得到的今天所谓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

“十月革命以来，拿‘无产阶级的民主’这一空洞的抽象名词，来打毁资产阶级的实际的民主，才致有斯大林统治的苏联，意德还是跟着学的。”

“以德俄的独裁代替英、法、美的民主，是退步的。”

“民主是自从古代希腊、罗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级的旗帜，并非是某一特殊时代历史现象。”

从陈独秀的观点看来，民主是人们生活中所永远需要的，不是某种历史的特殊现象。德意和苏联都是对人民的专制统治，因此都是“退步的”。

四、完全不同的历史观、价值和逻辑

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历史观、价值和逻辑。我们的体制改革实际上是面临这两种理念的选择，对这两种不同的理念的选择，是选择其一而去掉其一，不能把两绝对的对立和矛盾的理念和价值不加考虑地硬拉在一起。陈独秀在启蒙运动中是十分明确的，他要建立以人民为主体的民主共和制，决心抛弃个人作为他人的奴隶的纲常伦理和封建专制制度。

我们今天的改革与陈独秀不一样，既要鱼也要熊掌，要两者各得其兼。办法是坚持实现马克思主义，也要坚决地引进西方的被马克思抛弃了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要以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来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速度。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等的彻底破坏和如何重建，邓小平曾去美国访问，深深感到我国社会主义的生产力落后于资本主义太多了，按他自己的说法，“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邓选》第三卷第375页）。因此，改革的当务之急是要把生产力赶上去，只有这样，才能使老百姓看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相信社会主义，因此邓小平反复强调，“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就是发展生产力”。“我们探索中国怎样搞社会主义，归根到底，就是发展生产力”。为了加快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把生产力搞上去，邓小平把在资本主义制度中行之有效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引进社会主义制度，目的是加快生产力的发展，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因为社会主义制度生产力发展太慢，老百姓不满意，就不能巩固。但是邓小平也怕因为引进市场经济而把资本主义的自由和民主也顺手牵羊地带进来了，因此他特别强调，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关心的是经济，隔几年抓住机会，就上一个台阶，加快发展。当时提出的政治改革，就是“精简机构”、清除社会主义制度的“官僚主义”，“提高行政效率”。

但是，市场经济是建立在两条原则的基础上的。

第一，劳动者的劳动所得，归劳动者个人所有，亚丹·斯密称这是“个人最神圣的权力”。

第二，在制度和法律的基础上完全平等和自由的竞争。任何人都没有特权。

这两条原则在改革前的制度体系中是不可能实现的，党和党的干部握有一切决定的权力，而不受任何干预，改革又把干部所掌握的权力扩大到经济领域中来，进行完全不平等的竞争。从开放市场，成立公司制的第一天开始，财源就开始以各种方式向权力者滚滚而来，一个权力者阶层从改革开始就已经成为财富集中的阶层而产生了。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这个权力财富阶层就更加毫无阻力地发展。

造成这种权力财富阶层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国有企业。改革中的一个指导思想是，国有企业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国有企业花了差不多三十年也没有改好，最大的问题就是责权不清。产权制是在私有经济中发展起来的。在私有制中，产权制在法律上，法人要负什么责任是清楚的，但在国有制企业中，产权是国家所有，但是国家对国有企业的财产不可能直接承担法人权利和责任，国有企业的财产由派去的代表负责，正好近水楼台先得月，国家的财产就成为他们挖之不竭的金矿。首先是为自己增加工资，国有企业的职工平均工资远高于全国职工平均工资。在一个企业内，工资差别也相差几百倍甚至还要大，因为他们并不怕企业亏欠或倒闭，因为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自有国家扶持。这还是正常工资收入，至于灰色、黑色收入，化公为私等等就无从计算了，因为这是国家的财产，有机会捞就不能放弃。过去曾经有人说，国有企业是富了方丈穷了庙，但是企业困难不用担心，自有国家来解困，国家尽一切条件从各方面向国有企业输血，财政注资，定期补贴，国际国内资本市场融资，股票市场每一次都由国家用政策鼓励其发展，目的就是为国有企业融资，甚至一个国有企业成了空壳，还能到市场去圈钱，直到把股民的钱袋掏空为止，才算这一轮股市结束。下次再找机会刺激开市，至于债转股，贴息贷款等等都不在话下，全国人民所创造的财富就这样通过所能想到的渠道向国有企业输送，再由国有企业流入权力者的钱袋。国有企业的主体地位是全国人民用他们自己的血和汗把它扛起来的。

为了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国家不断提高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1999年我国国有资产总量为9万亿元人民币，2007年5月已经突破16万亿元，七年增长7万亿元，一年增加一万亿。为了加强国有企业的主体地位，在2006年底，国务院转发国资委文件，作出规定，国营企业对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都必须保持绝对控制，对基础和支柱产业领域的重要骨干企业保持较强控制力。包括装备制造、汽车、电子信息、建筑、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勘察设计、科技行业等等。国有经济的影响力和带动力都要增强。由此可见，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和比较重要的行业和企业都必须由国有经济进行垄断。

为了解决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国家想出了许多办法，但是企业总是困难，原因是企业总是缺乏资金。1994年以后国家下狠心拿出两万亿元为企业三年解困，三年过去了，企业依旧困难。实际上我国的投资从来是十分巨大的，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透露，我国社会总投资2007年超过13万亿，2008年可能超过17万亿，2009年预计20万亿，其中大部分是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投资。这些天文数字的投资大部分是投向国有企业，依然解决不了国有企业的困难，投资依然没有效率，并不能增加人民的收入扩大内需，原因是国有企业是一种无底洞，下面还有一个权力阶层在张着大嘴等着呢！这就是我国缺乏内需的原因。在一个高度集权国家里，中央的每一项政策的出台，每一次的改革开放，都成为权力者积聚财富的机会。权力垄断，权富民穷，历史上就是如此。在我国历史上，真正从贫苦农民出身后来作了皇帝的只有朱元璋一个人，由于亲身的体会，他十分痛恨官吏的贪污，非法取夺民财，对贪污官吏处以剥皮实草的极刑。即使这样，他仍不放心，取消宰相，自己亲管六部，然而明朝仍然是我国历史上最腐败的朝代。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至于对私有制，在我国宪法的多次改革上，都得不到与国有企业的平等待遇。在宪法上1982年还没有提到私有制，到1988年才提出“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2004年提到对私有经济“鼓励、支持和引导”其发展，2006年才由国务院发布非公经济36条，对“鼓励、支持和引导”提出具体办法，但是在实行中阻力重重。而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真正能够创造利润，增加税收和增加就业的却是私营企业。据2007年8月27日《中国经济时报》载文《垄断已经为建设和谐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上）》所说，在国有经济垄断迅速增长的情况下，民间经济的经营是十分困难的。尽管如此，占GDP的贡献率仍达三分之二，吸纳新增就业率仍达80％，真正能够产生效率的还是民有经济。

另一个问题，政府对国有土地的出卖对于许多国家来说，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一项重要资金来源。但在我国，出卖土地都是政府机构的扩大，干部的特殊享受，以及各种灰色和黑色收入的重要来源，成为财富向权力集中的另一个重要的渠道。

权力的绝对集中造成的另一个恶果是党和政府机构的惊人膨胀，2007年和2008年人大和政协两会的代表都反映了这个问题。我国的公务员职务消费从1978年到2005年28年中增长了140倍，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从1978年的4%达到2005年的24%，将近四分之一的财政总收入用于公务消费，每一个中国人负担的行政管理费平均从20.5元增加到498元，每一百万美元的GDP负担的公务员人数同外国比较，中国为39人，美国为2.31人，日本为1.38人，中国相当于美国的17倍，日本的28倍。这还是从财政开支的比较来计算的，至于几乎普遍性的贪污腐化的收入更加无从计算，数量更是惊人。

在不改变原有制度的基础上引进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给权力拥有者以前所没有的机会，形成了以权力为中心的财富运动的涡流。所有人民创造的财富都随着这种涡流最后流向权力中心，形成以权力为中心的财富集中的经济体系，从而造成贫富差距迅速扩大。13亿人民的购买力难以提高，严重的失业问题无法解决，内需的缺乏，所有这些都成为改革前那种制度的锢疾。我国经济的发展不能不日益仰赖于劳动密集、资源密集，甚至血汗工资所生产的产品的出口以支持经济的发展，我国的政府和国内外的评论家都认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必须从以出口为主转变为以内销为主，但是我国这种依赖出口为主的发展经济的方针正如前面的分析，是我国改革前的制度所造成的，要把经济的发展改变为以内需为主，就必须把绝对权力制度变为民主制度，把没有效率的经济制度改变成高效率的经济制度，这种改革是一个方向性的决策，困难是巨大的。

五、重新启蒙——对人类历史的思考

有些马克思主义者要把马克思和列宁毛泽东切割开来，马克思是正确的，列宁和毛泽东是错误的。马克思是要解放全人类，而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却全都违背了马克思的教导，大搞阶级斗争，对人类的文化、知识和经济进行全面破坏。然而他们的阶级斗争并不是自己发明的，而是来自马克思。马克思正是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创导者。马克思要造成一个自由联合的社会，在那里，“每个人的”生产条件都要“控制起来”，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一个绝对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自由自在的社会才有可能实现。马克思设想只有在这样的绝对的专制统治下才能实现绝对的自由。因此，马克思对西方在人类自己的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改进、不断总结经验才产生的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的哲人们所发现的科学、自由、民主，予以全面的否认。原因是，在他们的理论体系里，只有在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所产生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

东方和西方的历史说明了完全不同的历史发展方式，东方的农业社会发展出来的是绝对的封建专制统治和为巩固这种专制统治的宗法伦理的统治。每次改朝换代都只能由农民革命来实现，那是真正的马克思所说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但却根本没有历史的进步。西方的历史发展，无论从希腊罗马帝国到中世纪，一直到现代社会并不是阶级斗争造成的，阶级斗争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都不是马克思所说的是历史的动力。相反地，从古代希腊开始，就在不断探索自由和民主发展的道路，正是希腊人发现了城邦民主和个人的自由，相信人是“万物的尺度”，才有希腊的科学、艺术和哲学，才为人类建立起人类最早的民主的科学的传统。这种传统在中世纪也没有中断过，以至中世纪的中期就开始了人的解放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才有科学革命对自然和宇宙发展规律的发现和启蒙运动的哲人们对自由、民主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的规律的发现。

原来人类形成社会，并不是要消灭个人的发展和个人的创造能力，个人的兴趣、爱好等等，而是在社会中实现相互合作与协助，以便更好地发挥个人的创造才能和他的兴趣和爱好。因为人类的任何的发明、发现和创造都是个人的才能实现的，自由和民主的社会的产生就是为了最充分地实现个人的努力。康德说的人是目的，不是工具，陈独秀在启蒙运动中所极力宣传的就是要求实现这样的社会，陈独秀所倡导的自由、民主和个人主义是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产生过，而在西方已经成为普遍的伦理道德和法律的基础。从十七世纪的科学革命和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后，三百年来人类社会的迅速发展，人类从仅仅依靠体力操作的手工业社会进入脑力劳动成为主要生产力的机器生产的社会，再进入现在的以知识作为生产力的因素的社会，就是十八世纪倡导民主和科学的启蒙运动的伟大成就。西方国家制度之所以能够有如此大的灵活性，进行自我调节，以适应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也就是由于这种制度是全面继承了十七和十八世纪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的发现，才有可能不断调节自己的社会制度，为历史的发展不断开拓发展的道路。

我国的改革开放如果要解决它在三十年的长过程中所无法解脱的困境，我们也必须重新启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发现真理、创造真理、推进真理的唯一基础。西方的历史所倡导的自由、民主和科学已经成为全球人类的普遍的思想财富，让我们像当年陈独秀那样，重新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为我国改革的成功，国家和民族的进入先进世界的前列创造条件。

（作者为国家发改委离休干部，90岁）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9年第10期　《将革命进行到底》究竟针对谁？·秦立海

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一篇著名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长期以来，人们皆认为此文是由国民党蒋介石的求和活动而起，然而从其行文内容来看，却是主要针对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政治立场而发，因为当时真正让毛泽东担心的不是国民党蒋介石的求和，而是革命阵营内部可能出现的分裂。

一、中共对国民党的求和早有思想准备

自1947年3月国共关系彻底破裂后，中共对和谈的态度一直是比较明确的，那就是将革命进行到底，拒绝与国民党重开谈判。

1947年10月27日，中共针对国民党政府经济委员会委员刘航琛，在宋子文支持下组织和平统一大同盟，并与中共联系进行反蒋活动一事，认为这“完全是在美帝蒋宋指使下来作缓兵计的阴谋”，“我们对于这类阴谋只有揭露反对，借以测验反蒋派别及人物的真伪，唤起人民大众更进一层的觉悟，决无利用拉拢之理”。必须坚持“把中国革命战争进行到底”，警戒和揭穿“停战议和”的“缓兵之计”。注1

1948年下半年，随着国民党在军事上节节败退，政治斗争日渐激烈，和谈呼声再起。中共中央于7月18日专门发出《关于揭破敌人和平阴谋的指示》，指出：“由于战争失败，人心动摇，国民党统治日趋崩溃，美帝及国民党当局现正准备发动和平运动”，“迫使中共停战议和，借以保存国民党的现有地盘及军队，获得喘息时间，补充休整，然后集中全力击败人民解放军，消灭中共及一切民主力量。”“我们如果不愿意被敌人消灭，就必须把战争打到底，必须不要上反动派的当。”注2

然而，国民党内的求和呼声并没有因为中共的揭露和批判而停止，反而日盛一日，迅速发展成为一场“和平运动”。到1948年底，就连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副总统”李宗仁，甚至“总统”蒋介石，都在公开“呼吁和平”了。12月24日，白崇禧致电蒋介石，希望“乘京、沪、平、津尚在国军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和谈布置，争取时间。若待兵临长江，威胁首都，届时再言和谈，已失去对等资格，噬脐莫及矣。”注3李宗仁的亲信甘介侯等也在南京制造舆论，主张和平，并要求“总统下野后，由李副总统继承大任”。

面对桂系的“逼宫”，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在万般无奈之中发表元旦文告，表示：“只要共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作确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但前提是：“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在此条件下，“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注4

蒋介石的元旦文告发表在毛泽东的新年献词之后，无疑是自撞枪口：明知毛泽东要“将革命进行到底”，仍不得不进行求和，结果自然可想而知。1949年1月4日，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评战犯求和》的评论，对蒋介石的求和声明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批驳。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决议，强调：“我们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容许半途而废”。

二、毛泽东担心革命阵营内部出现分裂

《将革命进行到底》虽是由国民党蒋介石的求和活动而起，但从其行文内容来看，却是主要针对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政治立场而发。

毛泽东指出：“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现在一方面正在利用现存的国民党政府来进行‘和平’阴谋，另一方面则正在设计使用某些既同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有联系，又同革命阵营有联系的人们，向他们进行挑拨和策动，叫他们好生工作，力求混入革命阵营，构成革命阵营中的所谓反对派，以便保存反动势力，破坏革命势力。”

“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

“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这样明白地这样尖锐地摆着的问题。两条路究竟选择哪一条呢？中国每一个民主党派，每一个人民团体，都必须考虑这个问题，都必须选择自己要走的路，都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是否能够真诚地合作，而不致半途拆伙，就是要看它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否采取一致的意见，是否能够为着推翻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而采取一致的步骤。这里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注5

当时，毛泽东之所以提出这样一个尖锐问题，主要是担心革命阵营内部出现分裂。此前，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虽已公开响应中共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口号”，并应中共邀请已经或正在准备进入解放区；但是，面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求和呼声，少数人在此关键时刻又出现了动摇，甚至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据李维汉回忆，当时，“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中许多人对蒋介石的反动独裁统治虽已有较清醒的认识，但仍有一部分人对美帝和李宗仁有幻想，支持李宗仁的和谈活动。如有一个包含了一部分较有名望的工商界和工程技术界人士的中国工程师学会曾写信给国共双方，要求‘迅速达成全面和平之使命’。民主党派中也有少数人持中间道路思想，有的幻想通过和谈，保留国民党的一部分力量，以巩固自己的中间派地位；有的幻想吸收国民党的残余力量，以壮大自己；有人并写信给毛泽东，希望多给李宗仁、白崇禧保留一些东西。”注6

由此可见，“将革命进行到底”绝非无的放矢，它不但是对国民党蒋介石求和活动的响亮回答，更在革命阵营内部敲响了警钟。

三、民主人士明确表示接受中共的领导

毛泽东的新年献词发表后，立即引起了各界民主人士的高度关注，随即进行了意见沟通，开始协调政治立场，准备表明自己的态度。

1949年1月7日，在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的民主人士符定一、周建人、韩兆鹗、翦伯赞、刘清扬、楚图南、田汉、胡愈之等19人，联名致电在东北解放区的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陈其尤、彭泽民、沙千里、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章乃器、朱学范、李德全、茅盾等人，认为民主人士在当前必须认清三点：

一、“养痈贻患，芟恶务尽，时至今日，革命必须贯彻到底，断不能重蹈辛亥革命与北伐战争之覆辙”。二、“薰莸不同器，汉贼不两立。人民民主专政，决不容纳反动分子……务使人民阵线内部既无反动派立足之余地，亦无中间路线可言”。三、“经纬万端，实有赖于群策群力，有赖于中国共产党的继续领导与团结所有忠于人民革命事业之党派团体及民主人士一致行动，通力合作，方可完成人民革命之大业”。并提议：“倘荷赞许，尚祈诸公率先发起联衔向国内外发表严正声明”。注7

1月14日，毛泽东根据形势的发展，又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表示：“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注8

八项和平条件发表后，中共中央非常关心民主人士的态度与反应，当天便致电东北局，要求“收到这一声明后，应即邀请各民主人士开座谈会，希望他们予以响应”。与此同时，中共中央统战部在李家庄召集民主人士进行了座谈，认为：“只有将八条作为和谈的先决条件，才能实现人民所要求的真正的、民主的、彻底的、永久的和平”。与会者一致同意与在东北解放区的民主人士联系，共同起草一份支持毛泽东八项和平条件的声明。

1月17日，在李家庄的民主人士周建人、胡愈之、楚图南、符定一、田汉、吴晗等，联名致电在东北解放区的民主人士，表示：一、“毛主席所提的八条实为完成中国革命之最低限度的先决条件”；二、“中国人民正注视着所谓国际干涉阴谋之酝酿，并坚决反对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借调停为名而干涉中国内政”。并提议：“以上两点倘蒙赞许，请连同前电所陈意见，由诸公发起，联衔向国内外发表声明”。注9

当天，在东北解放区的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等人，就符定一、周建人等人前述1月7日来电做出答复：“顷奉来电，对完成人民民主革命提出宝贵意见三点，高瞻远瞩，谋国情深，业经详细讨论，一致决议发表告国人文件，严正表示吾人对革命进行到底之态度”。注10

经过一段时间的充分酝酿与沟通，1月22日，到达解放区的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谭平山、彭泽民、章伯钧、茅盾等55人联名发表《对时局的意见》，表示坚决拥护中共八项和平条件，强调：“革命必须贯彻到底，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绝无妥协与调和之可能。”“全国真正为民主革命而努力的人士，必能一致努力，务使人民民主阵线之内，决无反对派立足之余地，亦决不容许有所谓中间路线之存在。”此外，各位民主人士还一致明确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注11

这既是对毛泽东的《将革命进行到底》和《关于时局的声明》所做出的明确回答，也是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首次明确以文字形式公开宣布接受中共的领导。以此为标志，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革命阵营实现了空前的团结与统一。

注1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575页。

注2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52、253页。

注3　朱宗震、陶文钊著：《中华民国史》第三编第六卷，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439页。

注4　朱汉国主编：《南京国民政府纪实》，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94页。

注5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4－1375页。

注6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655页。

注7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656页。

注8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89页。

注9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657页。

注10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658页。

注1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216、217页。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9年第10期　青海二·二三事件·孙言诚

1967年发生在青海的二·二三事件，是文革中首次爆发的大规模血案。四十多年过去了，事件的经过连同死去的冤魂，都被历史的长河冲刷得无影无踪。也许，只有那些幸存者，还忘却不了心中的痛，但在绝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它已化作一缕飘渺的轻烟。这样一件血案如果任其湮没，那么，我们为文化大革命所付出的惨痛代价，也就白费了。

文革中青海的两大派

文革初期，和全国各地一样，青海省的革命群众也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一派是造反派，一派是保守派。两派是随着文革的进程逐步形成和对立起来的。

实事求是地讲，那时候两派群众都是要“紧跟毛主席，誓死闹革命”的。他们的口号是：“党指向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那么，党指向哪里呢？

文革发动者在《五·一六通知》中明确提出，矛头应指向“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的走资派。为了树立样板，中央下令广播了北大的一张大字报，那张大字报的矛头是对着北大党委的。青海虽然偏居西北，却阻挡不了党的声音，得风气之先的人纷纷起来造党委的反。例如：青海大学畜牧兽医学院刘明乾等五名师生给院党委贴大字报，格尔木机关干部给县委贴大字报，民族学院教师傅承信给院长贴大字报等等。

造反的人遭到保守群众的迎头痛击。保守群众根据反右的经验，认为矛头指向党委的人就是右派，他们像1957年那样奋起反击右派的猖狂进攻。与此同时，党也传来了反右的声音。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面对混乱局面，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要抓30万——40万右派”（据王任重笔记）。对西北地区，更有具体指示，在《批转中央西北局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中，中央批示：

“对于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打击面应控制在百分之一以内。高中应届毕业生中，只打击个别最坏的……”

据此，王昭在省委常委扩大会上说：“要划分左、中、右”，“要在大学生中抓百分之一的右派。”于是，和全国同步，青海省也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保守群众声威大震，造反者陷入灭顶之灾。畜牧兽医学院刘明乾等，连同支持他们的副院长达洛，都被揪出来批斗。格尔木县机关干部被定为“小匈牙利事件”，省委责成海西州派工作组前往，把贴大字报和支持大字报的人打成反革命。

全省运动的焦点，集中在《青海日报》社，导火索是“六·三社论”。起草社论的陈逸这样回忆：

1966年6月2日下午2点多，当时《青海日报》社总编程光远（他同时兼新华社青海分社社长）把我和政文部副主任雷经农叫到他的办公室，说有一项紧急任务，要马上写一篇社论，贯彻中央杭州会议和上海会议精神，发动群众参加即将全面铺开的文化大革命。

程光远向我们传达了当时仍属高级机密的中央杭州会议和上海会议的大致情况，比较完整、详细地复述了1966年4月24日上海（按：应为杭州）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中通过的《五·一六通知》（草稿）”（《昨夜星辰昨夜风》）。

接受任务后，陈逸把自己锁进办公室，奋笔疾书，写成了“六·三社论”。题目是《大进攻、大反击、大革命》，内容是号召造反。

社论一发表，西宁市炸了锅。编辑部电话不断，学生、干部、工人一拨一拨地涌进报社，高呼口号，四处张贴大字报，批判大毒草。6月12日，省委书记杨植霖、省长王昭经西北局批准，把“六·三社论”定为“有严重政治性错误”的文章，同时派出以省委副书记韩洪滨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报社。程光远软禁在家，陈逸隔离反省，雷经农反戈一击，一个“程陈反党集团”浮出水面。

陈逸满腹委屈，他认为社论不过是篇职务作品。之前他也曾奉宣传部长之命，写过批黄静涛的文章，尽管他对黄一无所知；写过批“三家村”的文章，尽管他对邓拓还怀有敬仰之心；作为一支笔杆子，他已经习惯了奉旨撰文。这一次明明是传达中央的精神，怎么就奉错了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把他打成了“混进新闻界的地地道道的牛鬼蛇神”，他经历了一番冰火地狱般的右派生活。

1966年的反右派，完全是1957年的翻版。一样是响应党的号召给各级党委写大字报，一样地打成了反党右派。正是这场反右，在当权派、保守群众和造反者之间播下了第一批仇恨的种子。文革之所以那样激烈、惨痛，其源盖出于此。大家都主张反思文革，奇怪的是，至今没有人反思文革中的这场反右。

8月底9月初，一批批红卫兵到青海串联，带来了批判资反路线的消息。对于已经是反革命的造反派，这不啻天外纶音。他们咸鱼翻身、东山再起，纷纷成立战斗队，最后汇合成“青海省八·一八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西宁市迎来了第二次革命高潮。一拨一拨的红卫兵、工人涌进省委，大字报贴满省委大楼。这次不批大毒草了，是批省委，而且高呼“‘六·三社论’好得很”。广大群众一股脑儿地倒向八·一八，声势浩大的造反派形成了，保守群众纷纷倒戈。

然而，保守群众多数是党团骨干，历次运动他们都是革别人命的，如今岂容乾坤倒转！于是，他们也揭竿而起，拉起队伍，最后汇合成“红卫兵总部”、“贫下中农红卫军”和“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八·一八声言“大方向始终正确”，保守派组织则宣称：“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两派围绕着“六·三社论”和平反、追黑材料，发生激烈冲突。从10月份开始，爆发了一连串大规模的武斗，如：10月底的136厂事件、一二·五的大通桥头事件、一二·九的民和事件、一二·一四的毛纺厂事件……在不断升级的武斗中，两派群众积累了冲天的怨气，甚至是刻骨的仇恨。

省委书记杨植霖因为参加了中央文革，知道毛主席的意图，所以很快就转变了对“六·三社论”的看法，并在省委传达了康生肯定“六·三社论”的指示，坚决支持八·一八；省长王昭根据多年政治斗争的经验，认为八·一八队伍不纯，坚决支持捍卫队。两派均有恃无恐，自封左派。但是，在全国批判资反路线的大形势下，省委终于在12月2日作出“撤销关于《青海日报》6月3日社论所犯错误的处理决定的声明”，省委陷于瘫痪，王昭也去外地治病去了。

1967年初，一月风暴袭来，青海省也面临着夺权。谁来夺权，这可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正如《人民日报》社论说的，“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新年伊始，两派武斗进入了你死我活的激战阶段。恰在此时，中央决定军队介入文革，支持左派。

军队支左

毛主席敢于放手发动文革，是因为手中有一支强大的解放军。在文革夺权的关键时刻，他决定启用手中的王牌，让解放军支持左派。1967年1月21日，他在《军委收电》上批示：

林彪同志：

应派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群众！

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该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布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

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下达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毛主席要军队支持的左派，当然是造反派，批示就是批在安徽造反派要求驻军支持的电文上。但是，军队的干部和毛主席的看法并不相同。林彪的秘书张云生看得很清楚：

各部队也有眼力识别自己应当支持的左派广大群众。他们认为，真正的革命派即左派，决不会是那些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成分复杂、动机可疑的所谓造反派。而对那些出身好、根基正、对共产党和毛主席有深厚感情、人数占压倒多数的群众组织，他们的心与之靠得很近，因此很自然地认为这便是需要支持的真正革命派。（《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

这种情况，毛主席心里非常清楚。2月9日，他在一件文稿上批示：

关于支持真正左派广大群众问题，现在出现许多搞错了的事，支持不是左派而是右派，陷于被动。此事应写出几条指示。请速办。

然而军委并没有速办，相反的，此前却连续出台了两项维护军队的规定。一项是1月14日的《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通知说：“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机关”，“否则，就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另一项是1月28日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命令在不许冲击的前提下，又规定“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的基石。毛主席说过：“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军委关于维护军队权威的通知和命令，毫无疑问都是获得毛泽东的支持的。有了这通知和命令，各地驻军对于那些敢于冒犯军队的“右派”（不幸这恰恰是毛泽东心目中的“左派”）毫不留情地采取了专政措施。

一月底二月初，湖南省军区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宣布“湘江风雷”为反革命组织，逮捕了支队长以上的所有头目，数量达到几万。

二月中旬，成都军区镇反，单成都市就抓了两万多。同一时间武汉军区也开始镇反，武汉市抓了三千多。此外，广州、福建、内蒙、新疆、云南等地均实施了不同程度的镇压反革命。福州军区抓人后，《解放军报》还配发了《彻底粉碎反革命逆流》的社论，《人民日报》及各地省报均予转载。

二·二三事件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赵永夫军区造反

1月23日，支左决定下达当天，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召集军区党委开会，决定支持八·一八。这个决定虽然符合毛主席意图，却不符合军内大趋势，尤其是不为省军区内多数干部所接受。正如张云生所说，他们绝不会认为成分复杂的造反派是左派，更何况不少干部的家属，在地方上都已参加了保守派。军区党委会后不到三小时，军区机关干部便召集会议，选出15名代表，成立了“青海省军区机关革命造反群众司令部”（后改为指挥部）。副司令员赵永夫当场亮相，说：“你们造反我当然支持。”于是，赵成了指挥部的顾问。是夜，指挥部印发“紧急通告”，出动宣传车上街广播，宣布刘贤权是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当权派。

指挥部成立了秘书组、联络组、宣传组等机构，实际上夺了军区的权。刘贤权被软禁，电话切断，门口放双岗，警卫、秘书均不能接触。

1月25日，赵永夫邀请青海驻军各部队负责人开会。在205部队副军长张晓川的拥戴下，赵永夫取得各部队的支持。1月28日，张晓川联合各驻军部队，亮出了“部队统一行动支持地方文化大革命”的旗帜，青海省的军队，基本上取得了一致。

军区风云突变以后，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在军区楼前张贴大字报，声言“当指挥员叛变革命时，革命战士不仅不应该听他的指挥，还应该掉转枪口对准他。”并拉出了巨幅标语：“打倒军区一小撮混蛋！”

青海省委也发生了分裂。王昭到外地治病，多数省委领导仍和他通气，策划支持捍卫队夺权。杨植霖则召开了几次会议，决定支持八·一八夺权。1月29日，八·一八一举夺了省委、省人委的大权。

由于捍卫队和省委、军区的干部都指责八·一八队伍不纯，夺权后的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决定开门整风。他们将杨守礼等几名家庭出身不好的成员定为“反革命分子”，送交公安机关，要求严肃处理，以示革命，不料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2月2日，张晓川在205部队召开青海驻军负责人会议。会议决定逮捕仓门街、兴海路八·一八红卫战斗队的9名成员，派部队和“贫下中农红卫军”一起召开控诉反革命罪行大会。2月3日上午，控诉大会在南门外体育场、劳动人民文化宫、兴海路等地举行。12时，队伍上街。205部队抽调250辆军车，各部队抽调4000多名战士，和贫下中农红卫军、捍卫队联合举行了一次镇压反革命、支持左派的武装大游行。被逮捕的“反革命分子”杨守礼等，脸上画着八·一八，胳膊上带着八·一八袖套，头上戴着八·一八高帽，游街示众。镇压的矛头直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

2月4日，青海大学八·一八红卫兵张贴大字报：《炮轰青海省军区机关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声言“不把其中的小贺龙、小罗瑞卿揪出来示众，我们死不瞑目！”

软禁中的刘贤权，深感问题严重，亲自起草了电报：“青海八·一八是真正的造反派，（红卫兵）总部、捍卫队是保守组织，界限非常明确，我们坚决支持八·一八。”他要求发给中央，机要员却把电报稿退了回来，答复是：“赵副司令不同意发。”刘贤权的夫人安绍杰把电报稿用纱布缠在腿上，穿上棉裤，请假到了兰州。兰州军区把电报发给了中央军委，没有回音。

2月13日，北小街、南小街、兴海路、仓门街等地的八·一八红卫战斗队被定为反革命组织，明令取缔。

2月17日夜，赵永夫、张晓川在驻军领导人会议上，提出成立“西宁地区部队支持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联合办公室”，获通过。后来办公室改名“联合指挥部”，赵永夫、张晓川都是核心领导小组成员。

《青海日报》社的流血事件

《青海日报》社始终是青海文革的中心。报社里八·一八占绝对优势，编辑部百分之八十的人支持八·一八。1967年1月12日，八·一八红卫战斗队、《青海日报》社革命职工造反司令部等组织，在首都三司和北航红旗赴西宁支队的支持下，夺了报社的权。夺权后的报纸，称作“新生的青海日报”，它旗帜鲜明地支持八·一八。

2月8日，赵永夫、张晓川准备对报社实行军管，但军区党委两次开会都没通过。11日晚，军区副政委张文英向兰州军区请示，兰州军区也不同意军管。张让兰州军区请示中央军委，兰州军区请示了，答复是：“需要请示”。

两派剑拔弩张，形势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捍卫队贴出大字报，说夺权后的《青海日报》“为反革命呐喊叫好，必须立即把权交还给真正的革命派”，并拉出大标语：“反动派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2月14日，赵永夫召开军区党委会议，通过了《军管青海日报社公告》，组成军管小组进驻报社。但军管遭到了八·一八的抵制，进入报社的军管人员被八·一八的人赶出来，有的人甚至被从墙上扔了出来。上午11时，部队包围了报社。

从这天开始，一场《青海日报》争夺战打响了。军队要进驻，八·一八则抵制。民族学院红卫兵一马当先，“高举着毛主席语录，像一股势不可挡的滚滚红色巨流，冲破道道防线，冲进报社。接着八·一八的战友也一队队地风驰电掣地赶来了。”（《湟水岸边的日日夜夜》）

“一批又一批以工人为主要骨干的群众陆续来到青海日报社”，他们“沿着报社围墙，一层又一层，有的脸上一副倦容，显得特别疲惫，显然是刚下班赶来。有的一面啃着干馍，一面还在向周围的人讲演……”（孙正荃：《1966—1976实录》）

保卫报社的人，开始是倒班，来一批走一批，进进出出。后来干脆安营扎寨，在报社周围搭起了帐篷，划区分片，昼夜轮班，吃睡都在其中。青海的2月，地冻天寒，经常是零下一二十度。军队只许人员进出，不许物资输送，吃喝、取暖都成问题。报社的编辑、记者和印刷厂的工人拿出家里的煤砖让他们烤火，把刚出笼的蒸馍送到他们手中。

部队的汽车、装甲车把报社围得水泄不通。他们南面占领了西宁市北门城墙，东面占领了宾馆顶层的晒台，西面在民房屋顶上架起了机枪，北面湟水桥上站着从草原调来的荷枪实弹的士兵。

2月15日，捍卫队上街游行，支持军管《青海日报》社。但兰州军区来电作了三点指示，不同意军管，要部队撤出报社。赵永夫派副司令员刘斯起率6081、205、8122部队12名干部，连夜到兰州军区大楼前绝食静坐，要求收回成命。兰州军区一天之内开了八次常委会，研究《青海日报》问题。司令员冼恒汉、政委张达志态度坚决：批示不能改变，军队不能接管地方报社。刘贤权派人给报社送条子，告知兰州军区的指示，并写着“坚持到底，就是胜利”。八·一八的决心更加坚定了。

2月19日，八·一八上街游行，反对军管。途经报社时，捍卫队前去阻截，八·一八的车辆轧死了捍卫队队员张桂兰。当天，赵永夫和张晓川主持会议，准备将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定为反革命组织。

2月20日、21日，捍卫队10万人抬着张桂兰的尸体环城游行，沿途砸烂八·一八办事机构。赵永夫主持军区党委常委会，确定23日取缔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武装占领《青海日报》社。常委除刘贤权外，全部赞成。

22日午夜，赵永夫向参战部队下达命令：“部队开进时，八·一八动刀，我们也动刀；八·一八动枪，我们也动枪；若遇阻拦，就强行开进；乘车的部队如遇阻拦，可以轧死人。”23日凌晨，赵永夫再次动员：“一定要占领报社，用刺刀挑也得挑进去。”张晓川说：“难道我们手中的枪是吃素的吗？”

23日上午八时，西宁全城戒严，街上空无人影。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宁市卫戍司令部发布通令：

一、自即日起，立即取缔青海省反革命组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总联络站及其所属组织。如再非法活动，一定严加惩办。

二、对该反革命组织中罪大恶极的首要分子、幕后军师及其死党，立即逮捕法办。……

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总后兵站部政委陈郁、205部队副军长张晓川指挥调动了13个连围攻报社。11时10分，军队枪击八·一八的广播站，所有喇叭登时全哑。下午2时，宾馆（赵永夫的指挥所）和报社后门桥头先后发出信号弹，顿时枪声大作，十几分钟，几百人就倒在了血泊中。

守卫报社前门大院的是水利局的八·一八成员，水文站3人首先倒下，一人当场死亡。报社西北角是湟水大桥，守在桥头的是汽车三场、五场、六场的工人，他们手挽手高声朗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枪声中第一排工人倒下了，20几人仅三人幸免。第二排岿然不动，继续朗诵。第二排倒下了，第三排仍然不动。一瞬间，64名工人死在枪口下。

二十几分钟，战斗结束，部队轻松地占领了两千多人守卫的报社大院。接下来是这样一幕：

雪地里到处是横七竖八的尸体，有的堆成了三层，皮帽子、棉帽子在风里滚动；在老报社（即印刷厂），火堆上也有尸体，有的大腿或是胳膊已经烧焦……（孙正荃：《一个省报记者的生命档案》）

现场做了一些安排后，搞了个尸体展览……还押解着刘贤权、张江霖及其家属到现场参观、认罪。死难者大都是青年工人和十几岁的学生，尸体堆积如山，院墙上、木桩上、树干上到处血迹斑斑，有的尸体还在燃烧，发出熏人的恶臭。（冼恒汉《风雨八十载》）

镇压反革命

攻打报社的当天，军队在保守组织的配合下，包围了八·一八的重点组织：青大畜牧兽医学院文革筹备处、人民剧院红宣兵团部、党校红色造反团等。“红色公安”（公安厅的群众组织）按照开列的名单，把八·一八的头目一一逮捕归案。第二天，一千多捍卫队员包围了青海民族学院，双方对峙了一天。夜12时，两个连的部队开进民院，包围了西边四幢学生宿舍楼。一名排长带一个班进入楼房搜查，学生拒绝开门，战士鸣枪示警。楼外的部队以为红卫兵开枪了，遂向楼上开火，打死三人、打伤九人。当晚逮捕了20多名十一战斗团的负责人，把800多红卫兵赶出大楼，在刺骨的寒风中，高举双手，跪了五个多小时，天亮后才予释放。

接下来的日子，捕人的汽车在西宁街道往来奔驰，汽车站、火车站布满便衣警察，严防反革命外逃。牢房塞满，监狱还在不断扩大……

最恐怖的是“群众专政”。在逮捕了第一批反革命后，剩下的八·一八成员，就交给了“群众专政”。把誓不两立的两派中的一派群众，交给另一派群众去专政，其后果可想而知。大小单位都成立了类似“镇反指挥部”之类的专政机构，设立了“劳改队”、“临时拘留所”和“牢房”。他们要在八·一八组织中“收集枪支”、查获“暴动计划”、寻找“杀人黑名单”。他们的口号是：“坚决镇压反革命，决不施仁政”。于是捆绑、吊打、大头皮鞋踢（甚至出现了互借大头皮鞋的闹剧）、跪雪地、跪三角铁、烟头烧、火烤、烙铁烫、针扎、过电、穿针、手指夹筷子、活人打夯……种种无师自通的刑罚，都被花样翻新地施展出来。

西宁铁路局八·一八铁道造反团共三千人，被斗的1884人，打成轻伤的214人，重伤54人，监督劳动544人，被捕入狱114人，抄家114户，逼死1人，被打流产三人。青海氮肥厂只有150名八·一八，逮捕的就达60人。就连高等院校，镇压也很惊人。青海民族学院把150名师生排为四类，轮番批斗。一类拟送监狱的37人，二类戴上反革命帽子、开除公职回乡劳动的47人，三类批判斗争给予处分、留校监督改造的39人，四类经过批判斗争予以解放的27人。

最后，引述一下青海省革命委员会的结案报告：

在二·二三反革命事件中，把拥有十五万余人的八·一八红卫战斗队等革命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除打死打伤革命群众三百四十七人外，逮捕革命群众一万三千四百一十四人。据不完全统计：被捆绑吊打的一万七千二百九十三人，被搜身抄家的五千九百六十八人，集中劳动的四千二百七十九人。

青海省军管会平反组

1967年7月15日

中央调查会

八·一八和军队在《青海日报》社对峙的九天中，赵永夫不断地给中央军委发电报。张云生这样记述：

青海省军区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说：在省会西宁，有个自称八·一八的造反组织，在北京来青海串联的一些红卫兵的支持下，藉口《青海日报》的一篇社论有问题，强行冲进报社。他们在里边大搞打砸抢，对报社的工作人员实行‘白色恐怖’，有的人已被活活打死。他们拥有从别处抢来的枪支弹药，对向他们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部队人员进行武装威胁。……因此，西宁驻军调集八个连队，对占据报社的闹事分子实行武装包围，命令他们撤出报社，交出手中的武器，揪出坏头头，否则一切后果由他们负责。

青海的告急电文不断来往北京，形势剑拔弩张。我及时将最新的情况报告林彪，他仍然不动声色，既不表态，也不着急。（《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

2月23日下午攻打报社之后，赵永夫给军委、总理、中央文革都发了加急电报。晚上他还和军委通了电话，电话中军委人说：“你们打得对，打得好，是一个很漂亮的仗。”当晚，西宁大街上贴出标语：“林副主席来电：你们打得对，打得好！”

对此，张云生也有记述：

最后，青海的枪声终于打响了。青海方面的报告说，占据报社的那些歹徒向包围他们的部队开枪挑衅。部队被迫进行武力还击，一部分负隅顽抗的死硬分子已被击毙，其余的人已被驱除报社，一场反革命暴乱已被平息下去了……林彪听讲这些情况之后，还是无所表示。就连那个误传的“林副主席来电”，他听后也是一笑了事。

据张云生分析，中央文革开始也保持沉默，“八成是由于他们对林副主席来电不敢贸然作出反应。”为此，笔者走访过戚本禹。戚讲：“为落实此事，我曾打电话给叶群，询问是否确实，叶群郑重否认。她说：‘林总的秘书我管得很严，不通过我，谁也不敢表态，我们绝对没接到过赵永夫的电话。’她甚至把电话记录本拿给我看。”

林副主席没有来电是事实，但军委支持赵永夫也是事实。三月初，总政要刘贤权、张江霖、赵永夫到北京参加军以上干部会。刘、张是武装押送来的，两人在京西宾馆惴惴不安了十几天。赵永夫却多次在会上介绍“平定反革命暴乱”的经验。刘贤权的夫人安绍杰说：“赵永夫表了三天功，说二月三日武装游行是他组织的，二·二三他如何指挥，如何开枪……什么功劳都是他的。中央做了记录和录音。”（1967年4月20日在青海大学畜牧医学院的讲话）在中央调查会上，叶群也说：“前几天在京西宾馆介绍经验的是你吧？有声有色，全部功劳都是你的。现在怎么都没你的事，推得光光的？白纸黑字，知道不知道！”

青海问题的翻转，源于中央文革的一个报告，戚本禹这样回忆：

我们文革小组开始也不太了解青海的情况，只看了赵永夫的报告。但不久，来信、来访的人多起来了，有从青海逃回来的红卫兵，也有北京的学生家长。红卫兵有的送控诉信，有的送血书，家长则哭诉孩子去青海串联生死不明。我觉着问题严重，就把中央文革小组《快报》组记者找来。记者按照军区报告说八·一八先开枪，八·一八在报社杀人等等。我问他：‘你在不在现场？是亲眼看到的吗？’他不敢回答。我告诉他人命关天，责任重大，要实话实说，他吓得腿都打颤，这才承认不是亲眼看到的。

关锋也从红卫兵的来信中了解了青海二·二三惨案。我们俩人商量这件事，关锋说：‘如果是林总表的态，主席会知道，因为这么大的事，林总一定会向主席报告；如果是叶帅表的态，林总不一定知道，主席也不会知道。但也许他们要报告总理。这事大了，文革小组解决不了，得请尚方宝剑。’于是我们决定写个报告给主席。报告是我起草的，关锋补充了几句，内容很简单，大意是：青海西宁死了很多人，解放军向赤手空拳的学生开枪，似乎不妥，怕的是引起连锁反应。我们想调查一下，是否可以，请主席批示。报告原由我和关锋署名，后来文元、春桥回京，我们向他俩通报了情况，并请他们也署了名。报告打印后，经由陈伯达、江青转报主席。

3月11日，主席在戚的报告上批示：“可以调查一下。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

根据主席的批示，中央先后开了四次调查会。第一次是3月13日晚上，由戚本禹和关锋向逃回北京的红卫兵了解情况。参加会议的都是在《青海日报》社现场的红卫兵，事情叙述得具体、真实。第二次是3月21日晚，有陈伯达、康生、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萧华参加,调查的仍是逃回来的红卫兵。戚本禹说：“这两次调查会主要是围绕主席提出的谁先开枪的问题进行的，调查的情况由我和关锋向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作了详细汇报。他们听得很仔细。在汇报会上，总理曾反复核对赵永夫组织专人，搜查八·一八组织的枪支、结果一无所获的情况。他听后叹了一口气，说‘义和团还有几支鸟枪，可怜这些娃娃连义和团都不如，你干嘛还要开枪呢！’接着又问反映这一情况的学生姓名，用笔记下。”

第三次是3月23日晚，总理主持，江青也参加了。调查对象有：青海八·一八、首都三司驻青联络站、地院东方红、北航红旗赴青战斗队、外地赴宁红卫兵红旗造反团等组织的代表。戚本禹说：“调查会尚未开完，总理就给主席写了报告，总理把报告推给我看了一下，内说：‘看来开枪有问题，详细情况容后再报。’下署：周恩来。调查会之后，总理留下康生、江青、叶群和小组成员商量如何向主席、林彪汇报。总理说，经过几次调查会，二·二三事件的主要问题都弄清楚了。主席所提的谁先开枪的问题已是一目了然。工人、学生根本没有枪，就连赵永夫搜查了几天几夜也没搜出一支枪，工人、学生也没杀过人。开枪杀人的是赵永夫。事后又谎报军情，假造林总回电，欺骗大家。康生插话说，赵永夫在青海私自扣押司令员刘贤权，又擅自调动野战部队开枪杀人，简直无法无天。这才是篡党、篡军，他是个野心家！接着康生谈了赵永夫参加过国民党的问题。我和关锋听了都吃了一惊。这时叶群说‘林总没接到过赵永夫的电话，也没回过电，总理呀，你一定要向主席讲清楚。’总理答应了。说他将在下午主席起床后向主席汇报一切。”

第四次调查会是3月24日夜11点35分到25日凌晨，主持人仍是总理，江青、叶群、杨成武都来了。调查的范围除前三次的人外，还有刘贤权、张江霖、杨植霖、高克亭、赵永夫、王昭、张晓川、张洪。这次会上，总理和赵永夫面对面地落实了一些关键性的情节。下面引几段对话：

总理：今天开会，以前的情况基本上都弄清了。首先要请青海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你凭什么权力撤销刘贤权同志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赵：我们没有权叫他工作不工作。

总理：是他自己不工作吗？

赵：（结结巴巴，满头大汗）

总理：兰州军区三条指示，你们执行了吗？

赵：他们不同意。

总理：你同意吗？

赵：我也不同意。

总理：你为什么违抗上级军区？

总理：2月23日对报社革命群众进行武装镇压，指挥部谁指挥？

赵：×××指挥。

总理：×××部队张洪回答。

康生：谁下的命令？

张洪：领导小组决定……

戚本禹：谁下的命令？

赵：指挥部下的命令，我执行。

总理：你的镇压反革命组织的报告，你给我的信，白纸黑字，你负责。写报告，打刘贤权，汇报中央文革都是你赵永夫。

赵：我不知道。

康生：你什么也不知道。

萧华：那天你还在楼上指挥。

总理：你们就是想找借口镇压，下那么大的毒手。报社有枪，赵永夫你有什么证据？

赵：……以前了解有枪。

总理、康生、关锋：现场有没有？

赵：……

康生：你就回答有枪没有？

陈伯达：有，没有？

赵：当时没搜出来。

戚本禹：为什么报告里说有枪？

赵：不是在报社里有，其他地方开枪了（全场大笑）但没搜出来。

总理：没枪，你开第一枪，打死这么多群众！……

总理：全部把他们包围了，你还没搜出来！（愤怒地站了起来）除非你伪造假枪，谎报军情，欺骗中央！

赵：不叫打，但管不住。

会议结束时，总理宣布了中央的决定：

（一）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由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全权负责处理青海问题，并由兰州军区派负责同志协助。

……

（七）赵永夫隔离收审，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

解放军同志，把他们三人带走！

解放军上去撕掉三人的领章、帽徽，把他们押下去。王昭在门口大声喊道：“我和他们没有关系。”

余波

3月25日，中央决定下达，西宁市又一次开了锅。八·一八成了坚定左派，捍卫队虽然没打成反革命，但也是刽子手的帮凶，“坏头头”们遭到残酷批斗。《红灯记》中有句唱词：“仇恨入心要发芽。”在肆意鼓吹阶级斗争的年代，这可是人们铭记在心的信条。经历了血的洗礼，青海省两派斗争的激烈，不言而喻。一个月前拷打八·一八的种种残酷刑罚，如今轮到了捍卫队。一次，近200个“坏头头”被带到“烈士”墓地，通通下跪，打得血肉横飞。

最惨的是“走资派”，他们都被定为镇压群众的黑后台，横遭摧残。民族学院院长戴金璞，不堪凌辱，自缢身亡。

王昭是1961年派到青海解决饥饿问题的，事后留任省长。他大刀阔斧地整顿吏治，理顺经济，解民倒悬，被老百姓称为“王青天”。就连写“六·三社论”的陈逸，也说他是难得的好干部。此时沦为二·二三事件黑后台，以带病之躯，被批斗数十次。1970年2月，年仅53岁的王昭，死于南滩监狱。

1976年后，青海形势再次逆转，叶剑英两次指示冼恒汉作青海同志的工作，把赵永夫从监狱放出来，给予平反。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张江霖和兰州军区司令员冼恒汉都坚持认为：赵永夫的事情是中央决定的，放赵应由中央下文。1979年3月，青海省委报请党中央批准，撤销了1967年3月24日《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并对由这一决定造成的冤假错案一律平反昭雪。

八·一八的头头，不少人在清队、清查五·一六和清理三种人中，第三次被打成反革命，有的还关进监狱。

赵永夫获释后任北京军区装甲兵顾问，后以正军职干部离休，于1987年10月18日病逝。

刘贤权和张江霖，1977年都被免去青海省的职务。张江霖同时免去省军区司令员职务，行政级别由十级降为十四级，改离休为退休。1999年10月18日在兰州去世。

当年被打死的上百名红卫兵，除少数家长冒着当反革命家属的危险深夜挖出的以外，大部分成了西宁北山脚下的孤魂野鬼。

（本文作者为齐鲁书社原总编辑）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9年第10期　毛泽东入党年月考·向继东

《北京日报》理论周刊2009年3月2日发表陈述先生文章，《毛泽东的入党时间：1920年》。陈先生说：“关于长沙建没建立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中共历史界在二十世纪80年代曾经进行过激烈争论，经过广大党史工作者的调查考证和专门研究，得出的结论是长沙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还有，作者更得意的依据大概就是毛泽东1956年参加中共八大时自己填写的一份表，说“这个登记表上关于入党时间的一栏中，清清楚楚填写的是1920年”。

毛泽东究竟是哪一年加入中共的，似乎不必太当真，反正，毛就是中共党的创始人之一，是不容置疑的。毛泽东自己在1945年筹备党的七大时也回忆说：“当时对马克思主义有多少，世界上的事如何办，也还不甚了了。所谓代表，哪有同志们现在这样高明，懂得这样，懂得那样。什么经济、文化、党务、整风等等，一样也不晓得。当时我就是这样，其他人也差不多。当时陈独秀没有到会，他在广东当教育厅长。……《联共党史》开卷第一页第一行说，苏联共产党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小组发展成为领导苏维埃联邦的党。我们也是由小组到建立党，经过根据地发展到全国，现在还是在根据地，还没有到全国。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小组。这次大会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知道的事也并不多，可谓年幼无知，不知世事。”(《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一版，第291页)毛泽东这段话很朴实，讲到党创建时的情况是可信的。他入党没有介绍人，入党具体时间他也没有说。

五年前，笔者和华中科技大学教授王炯华作访谈。王先生是李达专家，从事研究二十多年了，著有《李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李达评传》等专著。我们这次访谈题为《李达与毛泽东、陈独秀》，发表在2004年第七期《书屋》杂志，就涉及到了毛泽东入党时间问题。

李达从1921年2月起曾一度担任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书记，集中共筹建中的宣传、组织、联络于一身，中共一大召开就是他发的通知。因为是秘密的，开什么会自然没有说明。李达分别写信给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等地的共产主义小组，通知他们各派两人于7月20日来上海开会，其中给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信就是寄给长沙文化书社毛泽东的。(王炯华著《李达评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第一版，第63、79页)1957年“七一”同武汉大学哲学系青年教师座谈时，李达说到毛泽东参加一大的情况。1962年“七一”前夕，李达应邀在湖北省委党校一个训练班上回忆一大召开的情景又说，毛泽东接到他的通知后，便邀上何叔衡来到上海。他俩找到李达后，李达问：“你们是C.P.还是S.Y.?”毛泽东说：“我们是S.Y.。”李达说：“我们是开C.P.的会，你们既然来了，就参加C.P.开会吧，会后回湖南就组织C.P。”(王炯华著《李达评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第一版，第465页。)C.P.是共产党的英文缩写，S.Y.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英文缩写。这就是说，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当时还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员。长沙有无共产主义小组或可存疑，或者说，这样的“小组”还没有达到建党的层面，上引毛泽东所述“我们…一是很小的小组”，这个“我们”，应该是就全党而言的，并不一定专指长沙。因而可以这样认为：毛、何二人是参加一大后才成为党员的。

李达的这个说法，还有萧三和易礼容的回忆可以印证。萧三1954年写了《毛泽东同志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书印出来了，后因故没有发行。在该书第六章三一节《可纪念的“三十节”》中，萧三写到一大闭幕后，毛泽东被派回湖南，开始建立中共湖南地方党组织时说：

一个秋凉的日子，在长沙城郊协操坪旁边的一个小丛林里，有几个人在散步。他们一时沉默地站在树丛和石碑中间，一时在丛林的小路上走动。彼此热烈地谈论着。在脚步缓重的毛泽东的身旁，走着矮矮身材的何叔衡，此外还有彭平之(彭为湘乡人，1924年曾任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长。引者注)、陈子博、易礼客等。这几个人这一天在这里讨论建立湖南党支部的问题。这一天是民国十年十月十日，因此湖南党组织正式成立日，曾被戏称为三十节。(转引自李锐著《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2月一版，第324～325页)

有关“三十节”的事；据萧三说，是毛泽东自己的回忆，易礼容也有同样的回忆。其实，易礼容1979年9月11日接受胡庆云、高军、邵维正、周子信访问，后由访者整理出《党的创立时期湖南的一些情况》(1980年4月又经易礼容本人修改定稿)，文章与萧三说的略有不同：

毛参加“一大”后，大约8月回到长沙。他回来后不久到朝宗街文化书社找了我。当时因为社里人很多，谈话不方便，他把我邀出来，在书社对面的竹篱笆旁边谈话。他说成立共产党，我说：我听说俄国1917年列宁领导的革命死了3000万人。中国现在要成立共产党，要是死30个人，救70个人，损失太大，我就不干：他说：你错了。社会主义革命，是瓜熟蒂落。我说：瓜熟蒂落，就干吧。又过了几天，他找了我和何叔衡，在现在的清水塘后面的协操坪……当时我们怕被敌人发现，没有坐在那里开会，一边走，一边谈，这样，我们三人在那里决定了要成立党。有材料说湖南有个三人小组，选是实实在在的，就是我们三个人，不过那时不叫做三人小组。时间是1921年九十月，即在文化书社正式营业后不久。第一批发展的党员名单我记不清了，当时新民学会的一些骨干都参加了……李达曾说过，湖南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只有社会主义青年团，没有共产党的组织是对的。一部分新民学会会员形成了当初的共产党核心，这是毛建党的重要力量。但讲事实，毛组织了青年团。共产党还没有成立。(《“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一版，第282～283页)

对照来看，萧三和易礼容的回忆，“开会”的大致时间是相同的——大以后，“开会”的地点和形式也是相同的——协操坪、树林下，边走边谈，只是参加人数多少各人回忆不同。但不影响得出这个结论：湖南党组织是一大后建立起来的。

1920年，毛泽东到底忙乎些什么，现在无从考证，但从《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3月第二版)附篇《毛泽东生平大事简表(1893年12月～1920年11月)》中可以看出一个大概。这一年，毛泽东除了到北京、上海跑了一趟，编了《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两本外，主要做了以下这些大事：一是成功地推动“驱张运动”(“张”即“湖南省督军张敬尧”，百度上搜索的“张敬尧”词条说，张“因遭到当地军阀、土豪的反对被迫辞职”，其实这是不确切的)；二是创办湖南文化书社；三发起湖南自治运动，发表《“湘人治湘”与“湘人自治”》、《“全自治”与“半自治”》、《反对统一》等多篇文章，主张制定“湖南宪法”；建立“湖南共和国”；四是在湖南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

关于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李锐著《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一书就有较详细的记载，说“毛泽东积极地在第一师范、商业专门学校、第一中学等校的先进学生中，寻觅团员对象。”当时，第一师范有个叫张文亮的学生(后来这个学生并未参加革命，成了神经失常的人)，接受了毛泽东建团的任务。他在1920年9月至12月的日记中(这本日记是从贺尔康烈士家中得到的)，简略地记录了这件事情的经过——“这也是我们现在可能找到的有关这方面的最确切的记载”。以下摘自张文亮的日记：

1920年9月10日。至通俗教育馆，通俗报明天出版。何先生(按：指何叔衡)要我投稿。我已当面允诺。

回师范，晚与毛泽东谈事颇多。

9月25日。昨日泽东哥来邀我，今天下午赴游江之约。抵文化书社，会见杨开慧君。

11月17日。接泽东一信，送来青年团章程十份，宗旨在研究并实行社会改造。约我星期日上午会他，并托我代觅同志。

11月21日。会见泽东(在通俗馆)，云不日将赴醴陵考察教育(按：即萍乡之行)，并嘱青年团此时宜注意找真同志；只宜从缓，不可急进。

12月2日。泽东来时，他说，青年团等仲甫来再开成立会，可分两步进行：一、研究，二、实行。并嘱我多找真同志。

12月7日。到文化书社见泽东、殷柏。

12月15日。接泽东复信，‘师范素无校风，你应努力结些同志作中坚分子，造成一种很好的校风’。‘青年团你可努力在校制造团员，尽可能于本学期开一次会。’

12月16日。泽东来此。青年团将于下周开成立会。

12月27日。泽东送来《共产党》九本。(转引自《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2月一版，第319页)

从以上日记可见，这几个月毛泽东用心最多的是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直到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给正在法国留学的蔡和森写信时也说：“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陈仲甫”即陈独秀。这表明毛泽东知道陈独秀等人在上海组建共产党，也表明他本人或长沙方面当时还没有组建共产党。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893～1949)》也说：萧子升“1920年12月底回国，带来蔡和森于9月16日写给毛泽东的长信。信中详细阐述了成立共产党及其国际组织之必要，主张‘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该书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第68页)毛泽东“在1921年新年大会上又提出‘有组党之必要’”，大家并“达到了完全一致的认识”。(李锐著《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2月一版，第317页)所有这些都表明，说毛泽东是1920年入党证据是不足的，即便毛泽东自己填写了，也只是孤证。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9年第10期　目睹新中国开国大典·郭 英

1949年10月1日，是一个永远被我们和后人铭记的日子。在新中国诞生60周年之际，回忆起半个多世纪之前，我目睹的新中国开国大典时一桩桩一件件激动人心的盛况，依然是兴奋不已。

1949年北平刚一解放，我就随军进城并作为筹建新中国的工作人员，首批进驻了中南海。起初，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中南海办事处接待科科长，具体任务是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新政协筹备会议开幕，就转任筹备会庶务处招待科科长，具体负责会议的招待服务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前夕，上级任命我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交际科科长兼国家典礼局秘书，参加筹备开国大典，并和副科长李钊同志共同负责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城楼上的接待服务工作。由于这些工作关系，使我亲眼目睹了新中国开国大典这一永载史册的伟大画卷，有幸经历了大典准备工作中许多鲜为人详知的事。

要比较全面说开国大典的情形，必须从1949年6月在北平（今北京）召开的新政协筹备会说起。正是新政协于9月举行的第一届会议，代行全国人大职权，制定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这次政协会议之所以冠上一个“新”字，是针对“旧政治协商会议”而言的。原来根据《双十协定》（即《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议纪要》），国民党于1946年1月曾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参加会议的除国共两党外，还有民主同盟等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共39人。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各党派组建联合政府等许多重要协定。但协定墨迹未干，国民党就撕毁一切协定，大打内战，并召开伪国大，企图消灭革命力量，继续实行其独裁统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愿望，于1948年5月1日发出号召，邀请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民主人士，共同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议在北平正式成立。参加会议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等共23个单位，共134人。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担任临时主席并致开幕词。随后，由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作重要讲话。他指出：我们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全国人民热烈地盼望我们召开会议成立新政府。我相信，我们现在开始的工作，是能够满足人民这个希望的。

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选举毛泽东、朱德、李济深、李立三、沈钧儒、沈雁冰、周恩来、林伯渠、马叙伦、马寅初、乌兰夫、章伯钧、张澜、张奚若、郭沫若、陈叔通、陈嘉庚、黄炎培、蔡廷锴、蔡畅、谭平山等21人为常务委员；毛泽东为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李维汉为秘书长。常委会下设6个小组，分别负责拟定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代表名额；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办法；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言；拟定国旗、国歌、国徽方案。

新政协筹备工作就绪后，9月21日下午7时，新政协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来自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群众团体的代表和产业界民主人士的代表、各少数民族的代表、华侨民主人士代表、宗教界民主人士代表、特别邀请的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共662人，欢聚一堂，共商建国大计。会议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由人民政协筹备会主任、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致开幕词。毛主席讲话不多，但充满激情。他在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伟大历史功勋之后，就以东方巨人的气概，豪气冲天地向全世界宣告：“占人类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接着，他又满怀豪情地展望未来：“中国人被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明的民族出现在世界。”

当时的会场之上，人人心情激荡，笑逐颜开，一阵接一阵的雷鸣般的掌声，像是要把整个怀仁堂抬起来。毛主席的这些话至今仍在我耳边回荡，令我振奋不已。

值得单独一提的是，9月27日全体会议上做出了一项重大决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决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平，改名为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五星红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为《义勇军进行曲》；纪年按照国际通行的公元纪年法。

《人民日报》记者对这次会议报道说：“每一个参加会议的人，终生都不会忘记那六次举行通过的庄严盛事。当时人们热情沸腾，水银灯和日光灯明白如昼，会场上充满了信心与希望、力量和光明。每一个议案通过时，代表和来宾一致热烈鼓掌，庆贺胜利。记者把各种重要场面都摄入了镜头，让我们的后代儿孙，看着他们的先人们是如何开基立业的吧，他们会珍惜所得的遗产，使之发扬光大。……在今天的会议上，升起了新中国的国旗，红底黄星，庄严美丽。他是我们中国人民革命大团结的象征。在世界上，他会代表着伟大与光荣。每一个‘身在异邦，心在祖国’的侨胞，从此可以扬眉吐气了。《义勇军进行曲》即为我们的国歌，十几年前，他鼓舞了全中国人民的战斗热情，今后，他将鼓舞我们继续胜利前进，建设一个幸福的新国家。”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于9月30日隆重闭幕。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选举了国家领导人。投票之后，毛泽东带领全体代表乘车到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仪式，为从1840年以来反对国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的革命战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志哀。

奠基仪式由周恩来副主席主持并致词。他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号召人民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特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建立一个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现在，1949年9月30日，我们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外举行这个纪念碑的奠基仪式。”周恩来致词之后，全体代表脱帽静默致哀。致哀之后，毛泽东走出行列，亲自宣读他亲自起草的、大会通过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内容是：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毛泽东宣读碑文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平市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将一把拴有红绣的铁锨递给毛泽东。毛泽东将第一锨黄土撒向基石，其他领导和代表们也一一为纪念碑铲土奠基，表达对先烈们的缅怀、崇敬和告慰之意。

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仪式之后，毛泽东率领全体代表返回怀仁堂会场。这时，选举揭晓：毛泽东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当选为副主席，陈毅等56人当选为政府委员。会上，宣读了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宣言。宣言庄严地宣告：四万万七千万中国人民现在是站起来了，我们民族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那就是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中国人民从此扬眉吐气，新中国从此自豪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这时，会议的气氛达到高潮，经久不息的暴风雨般的掌声，响彻了怀仁堂，响彻了中南海，并且通过无线电波响彻了祖国的四面八方！当时的场景，使我们每一个人都热血沸腾，终生难忘！会议最后，由朱德副主席致闭幕词。他满怀激情地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工作，已经胜利地完成了。我们全体一致，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们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委员，制定了国旗，决定了国都、国歌和纪年法。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工作，都符合于人民的意志。在整个会议期间，我们全体代表始终团结一致，和舟共济。让我们高呼：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完满成功！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中央人民政府万岁！

大会在高昂宏亮的国歌声中闭幕。

为庆祝会议的成功，当晚在怀仁堂大厅举行了盛大国宴。周恩来满面春风，高举酒杯，朗声说道：为新中国干杯！毛泽东和所有代表都举起酒杯一饮而尽。整个宴会沉浸在喜气洋洋的氛围之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是一件激荡亿万中国人民和一切爱好和平人士心田的大喜事，也是一个震撼世界的重大事件。开国大典的所有准备工作，一直都在紧锣密鼓、严肃认真地进行之中。

我们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交际科，负责天安门城楼上对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和所有贵宾的接待服务工作。参加这项工作的同志深知责任重大，个个精神饱满，干劲十足，各项工作都做到了“万无一失”。

首先是开国大典的地点、设施的整修问题。举行开国大典的地点，选定在天安门广场，参加大典的人数要达30多万。而当时的天安门广场原是明、清两代皇城的前院，是一个封闭式广场，大小只相当现在天安门广场的四分之一（原为11万平方米，现在是44.5万平方米），两侧还有高大的围墙，东西南三端还各有一门，俗称“三座门”。此外，广场上不仅没有现在平整的地面，而且到处是垃圾和破砖烂瓦，30万人难以容纳，也难以游行。不过，这难不住解放了的北平市的人民，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和广大市民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满腔热情地参加义务劳动，他们自带干粮，昼夜兼程，肩挑手搬，很快把广场杂物清走，打扫干净，使天安门广场焕然一新。

解放不久的天安门城楼已是破旧不堪，里里外外，上上下下，一片狼藉，不堪入目。在清理城门洞时，还在西门洞里发现有炸弹，工地负责人慌忙报告了张致祥同志（当时为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兼宣传部长，负责大典的宣传和群众工作）。张致祥同志忙请上负责安全工作的罗瑞卿同志一同查看后，见是一颗废旧炸弹，大家才放了心。当时的能工巧匠们也是加班加点，在大典之前把城楼清理、整修、装饰一新；在城楼挂起十个大红灯笼；城门楼顶正中，高高悬挂起毛主席戴八角帽的彩色画像；城门两侧是两块巨幅标语，一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一侧是“中央人民政府万岁！”（后改为“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值得一提的还有天安门前观礼台。当时外金水河上可没如今这样坚固壮观的观礼台，也是一片废墟。为了能使众多贵宾观礼，北平市的能工巧匠们就用搭大棚用的杉杆、竹竿、麻绳、铁丝，在天安门两侧的外金水河前，搭起了两座观礼台。负责此项工作的张致祥同志担心不结实，还调来华北军区警卫营的人，一齐上去，一齐喊“一、二”，一同跺脚“实验”。结果证明“万无一失”，才交付使用。事后张致祥风趣地说：“开国大典的观礼台要是‘垮了台’，那还得了！”

1949年10月1日，是我最激动、最紧张的日子。这天下午2时，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开得简短明快。正、副主席和全体委员就职后，一致决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接受《共同纲领》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会议选举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任命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任命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一结束，毛泽东等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即乘车出中南海东门（即西苑门），进入北长街南头和南长街北头之间的横街，直对西华门，然后穿过阙右门，来到天安门城楼的北面；下车后，便沿着天安门北侧西边、用大城砖砌的百级台阶，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毛主席的前脚刚刚踏上天安门城楼最后一个台阶的刹那间，军乐队立即高奏起《东方红》乐曲；天安门上的播音器中，也立即传出了播音员清脆悦耳和激动兴奋的声音：“毛主席来啦！”“毛主席健步登上天安门啦！”随着《东方红》的乐曲和广播员的广播声，天安门城楼之上和天安门广场之上，顿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欢呼声和口号声。

这里应当顺便交代一下的是，毛主席是从天安门西侧登上城楼的，而军乐队是站在城楼上的东侧，根本看不见毛泽东登上城楼的情形，当时还没有如今这些现代化的电讯电传设备；为什么毛泽东前脚登上天安门城楼，军乐队就能立即奏起《东方红》乐曲呢？这件事原来是负责组织这项活动的张致祥同志和军乐队指挥罗浪同志“巧妙”安排的：张致祥和罗浪约好，由张致祥事先站在城楼西侧一眼就能看到毛主席登上城楼的地方，他见毛主席的前脚一踏上城楼立刻晃动手中的红旗；罗浪一见红旗晃动，立即指挥军乐队奏起《东方红》乐曲。

当时还发生了一件有惊无险的事。所有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佩戴着用红色锦缎制作的、剪成燕尾状的飘带，飘带上面用烫金字竖写着佩戴者的职务和称谓；他们的服装样式、色调虽然各不相同，但鲜艳夺目的丝织锦带在胸前一戴，一个个都更显得精神焕发，神采奕奕。但跟随毛泽东的叶子龙同志（当时毛主席的秘书）突然发现：毛主席胸前的飘带，不知什么时候给弄丢了。当时，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大吃一惊。因为所有登上天安门城楼的领导人和贵宾，人人都戴着彩色飘带，唯独主持开国大典的党和国家的主席没有戴飘带，这怎么可以！这时，离大典开始的时间只有二十多分钟。怎么办？还是钟灵同志（当时的布置科科长）有办法：急忙驱车返回中南海，用锦缎又制作了一个新的、更大的飘带，并用胶水写上“主席”两个大字，然后洒上金粉，使这一飘带更加美观大方，而且更加光彩夺目，并赶在大典开始之前，挂在了毛泽东主席的胸前。

这时，天安门广场已经聚集了30多万观礼群众。他们一个个手持红旗，身着节日盛装，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天空蔚蓝如洗，阳光明媚，红旗飘扬，整个天安门广场成了欢乐的世界，幸福的海洋。

下午3时整，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各委员及政治协商会议全体委员在天安门城楼就位。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庆祝典礼开始，乐队高奏起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毛泽东主席神采奕奕地走到麦克风前，以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庄严而又兴奋地宣告：“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紧接着，毛主席按动电钮，第一面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在新中国的首都缓缓升起；与此同时，在嘹亮的军乐声中，54门礼炮齐鸣28响。整个天安门广场沸腾了！30多万人爆发出一个共同的、响彻云霄的声音：“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接着，毛主席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全世界宣告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特大喜讯。

随后是盛大的阅兵式。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乘敞篷汽车出现在天安门下，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向朱总司令敬礼报告：“各军兵种已经准备完毕，待命接受总司令检阅！”在聂荣臻陪同下，朱总司令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部队。朱总司令检阅完毕后，回到天安门城楼主席台上，朗声宣布：“阅兵式开始！”

随着朱总司令一声令下，在刚健嘹亮的军乐声中，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各军兵种指战员，迈着矫健整齐的步伐，由东向西行进，接受毛主席和其他国家领导人检阅。抚今追昔，当年的“土八路”，如今成了装备整齐、训练有素的正规军。受阅队伍进入“三座门”的东门之后，即正步前进，更加威武；到达天安门主席台前的东侧时，在一声“敬礼！”的口令下，指战员们一个个英姿飒爽，整齐划一地侧面向主席台行注目礼，同时行持枪礼，更显得英气十足。当十几架银色的战斗机编队飞过天安门上空时，主席台上下立即响起雷鸣般的掌声，热烈欢呼新中国空军的建立。

阅兵式过后，群众队伍开始游行。群众游行的场面，尤为壮观。30万人通过天安门前，个个激情满怀，人流滚滚如潮，红旗漫天飞扬。经过天安门城楼的主席台前时，人们情不自禁地放慢了脚步，有的则停下了脚步，不少人甚至涌向金水桥边，翘首提踵，想把毛主席看得清楚一些，多看上几眼。人们知道：是毛主席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使人民当家做了主人！

当晚7时，毛主席和其他国家领导人又来到天安门城楼，和数十万人民群众一起共度良宵，观看礼花。天安门夜景迷人。天安门城楼的巨大宫灯和天安门下千万盏红星形的灯笼，瞬间点燃；无数绚丽耀眼的焰火，从广场四周飞向夜空。真个是“火树银花不夜天！”

当参加欢庆的群众见到毛主席出现在天安门城楼时，无不纵情欢呼：“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也十分激动，他从城楼东侧走到西侧，又从西侧走到东侧，一边举帽挥手致意，一边用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高呼：“人民万岁！”“人民万岁！”

庆典结束时天色已晚，毛主席回到中南海刚一下车，就收到斯大林给他的电报，向中国共产党祝贺，宣布苏联承认刚刚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表明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毛主席拉着叶子龙的手非常高兴地说：“好么！好么！”

60年弹指一挥间。新中国领导人在开国大典上的举止神态、音容笑貌，和广场上数十万人欢呼新中国诞生的盛景，依然历历在目，如同昨天，一桩桩一件件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责任编辑　致　中）

2009年第10期　前苏联外交官目睹“九一三事件”现场·阎明复

今年7月，前苏联资深外交官、汉学家古达舍夫·里萨特·萨拉甫京诺维奇(中文名“顾大寿”)托当代中国出版社的同志给我带来他新近出版的回忆录《我的中国生涯》(俄文版)。

顾大寿是我的老朋友。他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初由苏联铁道部派遣来华，在长春铁路局任翻译，以后又由苏联外交部派遣到驻华使馆工作，历任苏联驻天津总领事馆秘书长、苏联驻华大使馆首席翻译、一秘、政治参赞、党委书记等要职，在华工作长达12年，曾亲历新中国建国初期至“文革”时期中国经济建设、政治运动以及中苏关系演变的历史风云。

1957年夏天，毛泽东主席在杭州会见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特使、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我和古达舍夫分别作为中方和苏方的翻译出席了那次当时尚未对外公开的会晤。在那次会晤中，毛泽东主席很欣赏这位通晓中文的年青的苏联人，特意给他取了个中国名字“顾大寿”。我与顾大寿从那时相识后，又多次在中苏高层领导人的互访会谈或外交会晤中相遇，并且相交至深。

顾大寿在回忆录中记述了他难忘的中国生涯，对某些历史事件和政治风波作了客观真实的描述，并首次披露了前苏联和中国高层领导人中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政治内幕和名人轶事。其中有一段详细记述了1971年“9·13事件”后苏联驻华使馆派他到温都尔汗去实地查看现场的经过。顾大寿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1971年，政治气候发生变化。传说中共内部展开了争夺权力的斗争。几年前，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毛泽东免去了一切职务，最后死在开封市的一所牢房里。邓小平和中共其他的高层领导人被放逐到远离北京的地方。同时，国防部长林彪成为中国领导层的第二号人物。毛泽东挑选他作为自己的接班人，这一点写在中共党章中。可是，林彪不只一次地向毛泽东建议恢复中国国家主席的职位，对此，领袖的反应极其否定。

此时，毛泽东已失去了对林彪的信任。不仅如此，毛泽东已经考虑，如何结束‘文化革命’。因此。他秘密地离开北京去了南方，以便实地了解情况，在同各军区领导人吹风时，他强调加强党和军队的统一的必要性，林彪和他的拥护者，包括当时担任高官的林彪的夫人叶群，他的儿子林立果，力图篡权并分裂中央。

1971年9月13日，林彪、他的拥护者在篡夺国家权力的阴谋暴露后，企图逃跑。林彪、叶群、林立果乘坐军用飞机急匆匆地从北戴河机场起飞，但是，他们在飞越中国国境，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地区被击落。这就是所谓的‘9·13事件’。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空军在雷达里发现中国一架军用飞机侵入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空，错误地把它当作是侦察机。蒙古国的外交部立即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使馆发出照会并表示抗议。又通过苏联驻中国的大使馆，将这件事情通知给了苏联方面。苏联外交部得到这些情报后，委托苏联驻华使馆立即弄清楚所发生的情况。托尔斯基科夫大使派我和使馆两位年轻的工作者去蒙古。实地了解所有的情况。我问大使，为什么派我去调查这件事情?开始大使说，因为我是参赞，这件事是属于我的职责范围。后来告诉我，苏联外交部得到林彪出逃的信息，因为我在中国工作的时间较长，而且认识林彪本人，我可以在死者中确定有没有林彪的尸体。为了不引起中国的不满，我们乘坐北京到莫斯科的火车去蒙古国。我喜欢乘坐火车，因为从车厢的窗子可以看到许多景色，比坐飞机安全多了。而从飞机的窗子里只能看见天空。列车先经中国的内蒙古，然后进入蒙古国的领土，在约定的地方下了火车。迎接我们的是苏联武官巴兰诺夫将军。他把我们送抵温都尔汗，林彪的飞机就是在那儿坠落的。到了那里后，我们什么也没看见。蒙古人把飞机的残骸和死者的残骸照了照片，然后挖了一个大坑，把所有的东西都埋到里边去了。后来，为了辨认死者，他们又把大坑挖了开来。

“温都尔汗地区干燥炎热，死者的残骸埋在沙里，所以还没有腐化。我们在飞机的舱壁上发现子弹的弹孔，这些弹孔的边缘全都是向外翻的，可以断定子弹是从飞机里面射击的。这说明机舱内曾经发生了搏斗，还使用了武器。至于在飞机坠毁之前，机舱里面发生过什么事情很难说。但是，可以肯定飞机坠毁不是由于机舱里面的射击所致，因为飞机坠落下来，着起火来，并发生了爆炸。至于那些死者，他们的遗体已经被烧焦。连一小整块皮肤都没有。脸部损坏得就更厉害，死者的衣服全都烧毁，他们的样子非常恐怖，以至于多瞧一眼心里都很沉重。死者中有一位妇女，她可能就是林彪的夫人叶群。至于林彪，哪些残骸是他的，很难辨认。巴兰诺夫将军给我们看了死者的照片，照片和烧焦的遗体没有什么差别。为了准确地确定残骸是谁的，当时建议对某处与林彪相似的死者的牙齿进行鉴别。因为林彪当年曾在伏龙芝学院学习过，后来又到苏联来过，在军队的医院治疗。莫斯科发来电报，允许把估计是林彪的头颅以及部分有研究价值的飞机残片送去，其他的死者和飞机的残骸又重新埋起来。苏联驻蒙古大使馆的武官派了专人，把林彪的头颅和部分飞机零件运到莫斯科。

完成任务后，我和我的两位同志依旧乘坐莫斯科至北京的火车，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

后来听说，林彪的头颅很快送到莫斯科，苏联有关机构做了牙齿鉴定，很快就得出了结果，证实这些牙齿是属于林彪的。至于说为什么林彪要叛逃以及是什么原因引起了飞机的坠落和爆炸。莫斯科没有给我们任何说明。新华社也没有发表任何材料。

过了一个月，中共中央发了一个内部《通知》，讲述了林彪的叛逃经过，然后《通知》又作为正式文件在党外、在居民当中进行传达。其中指出，林彪伪装并欺骗了毛泽东，命令自己的儿子林立果成立了一个小‘舰队’，想要实现‘571工程’，策划政变，夺取政权，甚至于想要杀死毛泽东。至于说为什么逃亡国外或叛变，中共中央下达了一个文件，说他企图出卖祖国，并在准备在自己今后的破坏活动中依靠苏联。这加强了人民对自己国家和领袖的热爱，同时也引起了极大的愤怒，中国人民被林彪的行为激怒了。

在北京，我不只一次地亲耳听到对林彪反党行为的谴责。

!

当年林彪曾在苏联学习，并表现出了军事才能。这一点斯大林特别指出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表现出自己是一个能干的军人。

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一个普通的人。林彪不喜欢出头露面，不喜欢讲话。毛泽东看中林彪。还在1955年授予他元帅军衔。在中国的10位元勋中，他是最年轻的。1958年林彪接替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统帅三军武装力量。

1959年，当赫鲁晓夫率领苏联代表团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活动时，在北京机场上举行的欢迎仪式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陪同赫鲁晓夫检阅了仪仗队。当时在中央的领导人当中他排第五位。‘文化革命’开始后，他接替了刘少奇，成为中国的第二号领导人。当时毛泽东被称为最高统帅，他被称为副统帅以及毛泽东最可靠的接班人。他如此迅速地高升引起了普遍的关注。然而，当时在中国没有任何人会想到，林彪会在异国他乡，在沙漠中如此悲剧地结束自己的生命。”

“9·13事件”过去已经近30年了，至今似乎还带有一些神秘色彩。这段来自亲历者的回忆，对当代党史研究应是不可多得的资料。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9年第10期　“大跃进”中亳县干部作风问题记述·梁志远

安徽省原毫县(今毫州市谯城区)，三年大饥荒中大批农民的非正常死亡，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干部作风恶劣，是一个重要原因。1960年冬至1961年春，毫县是省委整风整社的重点县之一。事实证明，哪里的干部作风好，问题就小一些，哪里的干部作风不好，问题就多就重。根据查阅自己三年的工作笔记和亲见、亲闻以及查证有关历史资料，对干部作风记述如下：

干部作风的大致区分

在大饥荒的岁月里，全县干部作风大体可分为四种情况。

一是好的。在大轰大嗡和大饥荒中，他们敢于实事求是，以不同的形式反映当地实际情况或批评某些领导的恶劣作风。这样的干部一般都遭到残酷的打击。分别受到批判斗争、纪律处分、戴上政治帽子、逮捕入狱等。有的被迫自杀或被迫害致死。有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面对种种高压，他们不怕个人风险，忧国忧民，想方设法抵制“五风”。如搞责任制、小队分配、冒险小量藏粮等，从而减少农民死亡；他们不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亲人谋利，不给亲人多吃多占，从而失去了亲人或自己死于饥饿之中；认清形势，排除干扰，他们把农民生活放在首位，积极带领群众采取各种自救措施。如1959年秋抗旱早种大种胡萝卜、蔬菜、大白菜等，有效地减少农民的死亡。有的视病人为亲人，在工作中为病人送医送药，倒屎倒尿，想方设法抢救危重病人，从而做出显著成绩。正因为有一批好党员、好干部、好医生、好教师，他们虽不能左右整个形势，但也挽回了一些农民生命财产的很大损失。这些人被农民视为恩人。

这样的干部领导的生产队就不饿死人或少饿死人。如张集公社小陈庄、城父公社小南庄等一些生产队。

二是比较好。这是干部队伍中的大多数。在“大跃进”中，怕当右倾，怕犯错误，怕落后挨整。因而唯上是从，跟着跑，随着吹，但少出或不出残害农民的新花样。本人虽有一般多吃多占，管辖区内虽然饿死人，但能积极抓生活搞生产，没有打骂残害群众等恶劣作风，所以取得群众谅解。

三是问题多的。工作中大吹大擂，认为“左”比右好，宁“左”勿右，同时认为死几个人算什么，只要不犯右的错误就好。因此大刮“五风”，欺上瞒下，多吃多占，残害农民的花样较多，后果较严重。

四是性质严重的。这种人无法无天，不顾农民生死，大刮“五风”变本加厉，残害农民的花样百出，欺上压下，胡作非为，亲手或唆使他人直接残害群众，后果特别严重。同时大吃大喝，贪污盗窃，一贯堕落腐化等。

干部作风中的几个突出问题

一、大吹大播，大反右倾，表彰浮夸，打击说真话的人。严密封锁饥荒消息。在生产、生活和各项工作中，大放“卫星”，购过头粮，迎合领导心理，克扣农民的口粮，造成严重后果。对于这些行为给予表扬、奖励、重用、提拔。而对实事求是者施以批评、辩论、批判、斗争、戴政治帽子、劳教、逮捕、判刑，甚至迫害致死。

有这些表现的干部和社员受到重点打击：反对三面红旗、粮食惜售、农民“吃青”(粮食尚未成熟收获前采吃)、反映饿死人和人吃人等。

封锁消息，已成为上下通病。县委对中央派人来毫检查农民生活，均由县委一二把手亲自安排有关部门和人员接待，要求不准暴露死人、浮肿、外流等情况；对向中央和国家领导人反映情况的人民来信，按省委办公厅的绝密通知规定，一律由县邮局拦截转蚌埠邮局“袁柏亭”收。对人吃人的“特种案件”，只准政法部门严办，禁止任何人泄露“机密”。在两年中，没有一个公社正式向县委如实报告过一次死人情况。观堂公社余里大队余西分支书记1960年春，对群众下达命令三不准：①死了人不准哭；②死人埋坟不准高出地平面；③群众不准接近检查组。

二、严重强迫命令。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只要领导一声令下，社员就要绝对服从，稍有迟疑，即遭严惩。1960年8月城父公社小杨大队在农民饿死40％左右，却强迫群众集资买胡萝卜种子，社员景林臣因无钱集资，大队青年书记逼迫景将其饿死已埋的母亲的大棺扒出、抛尸取棺，卖钱上交。由于尸未化尽，臭气熏人，无法出卖，将棺抬河里泡着。1960年9月30日，县委检查组发现，棺木仍泡在河里。该公社张营大队1960年8月20日决定要从各生产队调劳力在常庄办大队农场。全庄32户，除了与干部亲近留场3户以外，其余29户要全部搬家出村。事先既没有通知群众，又没有通知搬入村解决住房。一宣布营(大队)里“命令”，就要群众立即搬家分散到几个村去。搬后天下大雨，群众的东西在外淋着，不少人大哭大叫，干部不予睬理。有几户私自回去的，被大队干部关锁屋里饿一天一夜后，仍强迫搬入指定村庄。有的户回去采摘自己原在家前屋后种的瓜菜，被视为“愉盗”被关押起来。

三、干部生活特殊。多吃多占。克扣农民的口粮。在大饥荒出现之后，操有实权者，从县委到生产队干部(包括干部亲近等)多吃多占成风。1960年农民口粮日人均不足半斤的时候，一般生产队干部等就要吃掉农民口粮10％～20％，县、公社、大队克扣的粮食加起来超过这个比例。

四、扣饭、收锅、砸锅。农民饥饿无奈的情况下，粮食成熟之前到地里“吃青”。生产队把扣饭、收锅、砸锅成为惩治“吃青”社员的“绝招”。全县因扣饭致死或因扣饭自杀者屡见不鲜。如1960年8月27日，五马公社草寺大队段门楼生产队段刘氏，因病不能干活而扣饭，被迫上吊自杀。有的锅被收走或砸坏，别说没有钱，即使有钱市场上也难买到新锅，农民就用破搪瓷盆、铁盆等煮野菜吃。十九里公社有一名男子，锅被收走之后，用军人旧头盔烧饭和到食堂领饭。

五、对农民乱捕乱押。从1958年“大跃进”，到1960'年冬整风整社纠正“五风”为止，是全县关押“犯人”最多的时期。

据1959年秋，县委反右倾时统计：1959年3月7日至9月18日，在押314人中，竟有一般干部批押的30余人，其余200多人不知都是谁批押的!反右倾之后县委政法部成立，批捕范围扩大了，1960年秋，全县又大抓一批“吃青”农民。政法部门在魏岗公社牛集大队搞反偷盗重点，一个早晨就逮捕“吃青”农民和小偷小摸9人。在抓押人中，教育释放的少，劳教、判刑的多，关押致死的也不是少数。据在劳教的犯人大组长丁×(已平反)说：1960年在城隍庙劳教所200余犯人中，饿累而死者，约有40人左右。

公社大队的“火箭营”“火箭连”，实际是社队具有综合专政职能的特殊机构。这里设有审讯室、牢房，有持枪民兵站岗，戒备森严。在1959年反右倾和整风整社及粮食收获季节，“吃青”农民多的时候，只要公社书记、社长、政法部长等人一句话，不要任何材料就可抓、关、捆、绑、吊、打、铐、关进火箭营连劳动改造。在几年的乱抓乱押中，全县在“火箭营”、连关押最低人数为5000人，其中不少被迫害致死。当时农民私下传的顺口溜说：“社队都有公、检、法，有错没错都能抓，捆绑吊打是常事，死了叫你抬回家!”

全县设立的“劝阻站”，是阻止饥民外出逃荒的机构。“劝阻站”实际变成了“拘留所”。1959年冬，“劝阻站”在全县星罗棋布，大队已无空白。被查扣者有的一扣就是多日。县“劝阻站”在城西北南京寺西的一个高墙大院里，从民政、公安_、卫生等部门抽10余人专门管理，有持枪民兵站岗。劝组站大门紧闭，还备有绳、棍、铐子、枪支等。在“劝阻站”里，捆绑打铐常有发生。常有人死在里面。1960年春，我去县站检查过两次，被扣的均有近百人，除一部分人可以在院子劳动外，有一部分人被关锁在屋里，有的能扣留几个月。

六、殴打残害农民，大量农民受干部摧残，略举如下：

——1960年8月23日城父公社党委给我的电话汇报说：公社党委副书记，1959年冬至1960年8月在庞洼大队驻点，用以殴打治服群众办法去开展工作，“吃青”者打、不服从领导的打、好提意见的打、与人闹不团结的打、完不成任务的打、上工迟到早退的打……在半年多的时间里约打200人次，其中也有打后死亡的。

——毫县粮食局原局长，1960年春，到张集公社小奈大队，见到农民刘维亮因饿而偷吃红芋种，被抓住后，该局长亲自拳打脚踢致死。

——据县委生活检查组检查汇报：1960年春，一姓何的十三岁的男孩，因偷小羊吃，被张集公社芦庙大队王楼分支书记亲手打死。埋葬后，该支书怕因坟墓被人看到，暴露自己的罪行，而特派人将坟耙平。

——据受害人亲口反映：1960年麦收前。十河公社佟营大队门庄分支书记，对“吃青”农民进行搜身、搜家，翻箱倒柜。对搜翻有青麦者佟广英等近20人均被定为“偷盗”，全部抓走，集中在一个麦场上，跪成一排。该支书用皮鞭，对身穿单衣的农民，逐个反复抽打，一鞭一个血印，被打得东倒西歪，哭嚎乱滚。该支书凶狠狠地说，再偷要比这打得还狠!40年后受害人及其亲人们忆此悲惨，仍痛心难过。

——据1960年10月《县委万人大会卷》181页记载：观堂公社观堂大队夏庄生产队长，自1960年春至10月，共吊打农民19人，其中被打后逃走3人。农民田心亮因饿体质很差，派活未去，被该队长连跺20多脚，第二天死亡。农民夏耿氏因痢疾下地干活少些而扣饭，被逼上吊自杀。该队长1960年2月至3月中旬，利用食堂馍饭为诱饵，非法“娶”了三个老婆。

——据城父公社党委电话汇报：1960年3月18日，城父公社龙台庙大队，由大队长带领百余农民到离家30余里的大杨公社于王大队挖茅根(代食品)。因天下大雨，无法挖刨。该大队长强令群众返回，身弱怕淋的农民不愿回去的被打20余人。在冒雨回乡群众中，途中因打、冻、饿而死者4人。

——1960年12月6日县委生活检查组王心斋等汇报，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长孙家法前往复查，古城公社焦瓦大队周瓦分支和生产队干部，对“吃青”农民施用残酷的刑罚。一是“拧螺丝”。即用一双竹筷子，双手夹紧“吃青”农民的肚皮，用力猛拧，以致拧成血泡、血穴、紫肿等；二是“炼脚板“。即令“吃青”农民光着脚，用棍打着在蒺藜窝里跑步，扎满脚板蒺藜，以致不能行走。

——城父公社城父大队小刘庄分支书记，全家人到小刘庄多吃，一惯打骂群众。1960年春到任一个多月，打10多人，其中14岁女孤儿刘贞，不仅腿肿开裂不加过问，反因她到地里吃青麦被打后而死。女社员刘氏43岁，全家六口人已死四口时，求食不予睬理，本人于5月4日死亡。3月份全庄仅有149人了，到5月5日又死亡52人，(3月前死人统计)占34％。该支书竞公开说：“就是死200人又有什么了不起?死一个少一个，你们死完也照样搞社会主义。”

——用铁丝穿“吃青”农民耳朵最残酷的事件也在毫县发生。

——对“吃青”农民捆、绑、吊、打、冻、晒、罚、饿、前铐、背铐、油漆画花脸、爬蛤蟆、游街、游村、游工地等，已屡见不鲜。

在反农民“偷盗”防“吃青”中，污辱残害妇女事件，全县多处发生。

七、贪污盗窃堕落腐化。在这场农民大批死亡的大灾乱中，有的干部乘机混水摸鱼，贪污盗窃，堕落腐化。

城父公社宿庄生产队长，1960年春盗窃农民口粮卖私馍，对农民采取扣饭，全村死人比例大大超过邻队，庄西半部的21个劳动力全部饿死。并奸污妇女10余人；该公社庞洼大队副书记，亲手盗卖农民口粮(红芋片)300斤，在黑市场高价出售。这300斤口粮则直接夺去了多少农民的生命?除此之外，他还奸污妇女10余人；立德公社修刘大队乔园分支书记，1960年3月～4月宰杀集体生猪7头，连吃带卖，贪污肥已。同时他亲自不断在几个食堂对农民扣饭，被他扣饭后而死农民就达11人之多。该支书从1955年至1960年共奸污妇女6人。

在县社主要负责人中，有不少人一惯堕落腐化。除县委书记处书记外，13个公社中竟有5个公社党委第一把手，因堕落腐化而受到党的纪律处分。

政策放宽形势好转

安徽省委对毫县的“五风”严重后果早有发现，1960年7月即派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吴文瑞同志带工作队进驻毫县。但由于极左路线仍占上风，工作队仅抓了一般性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和少数干部的严重违法乱纪等问题。此后对粮食高估产高征购的追逼依旧，秋冬农民非正常死亡和浮肿、外流继续发生。12月上旬农民继续大量死亡的情况发生后，才惊动了省委领导。省委负责人亲临毫县，严肃追查了毫县的领导责任。停止了粮食高征购，落实了粮食回销，1961年6月，农村食堂停伙，实行“由各户分散做饭的临时办法”，并由大队定期支粮到户，到春节前死人基本停止。与此同时还实行了如下政策和措施：

一、加大整风整社力度。省地县三级进一步增加了整风整社运动的力量，工作队达到600余人。除到5个三类公社外，并抽少数领导力量分赴各一二类公社帮助自查自纠。

全县整风整社运动，通过深入发动群众，揭批了坏人坏事，全县干部共分为六类，在五六类人员中属于问题情节严重和有历史问题并直接致死人命的划为敌我矛盾。全县在188个大队中，被坏人占据领导岗位的有34个大队，占18％。其中被封建反革命占据领导岗位的有5个大队。全县共揭露出5、6类分子1234人，占干部总数的5，3％。在犯有各类严重错误的干部中，一般都交群众批判、斗争后分别由县社集训。据1961年4月16日统计，县集训1336人，公社集训906人。并采取了边集训边定案处理。分别给予逮捕、劳动教养、纪律处分、放回生产。

二、对农民实行劳逸结合。保证农民有充分的休息和睡眠时间，使农民恢复“五风”摧残的创伤。特别是停止了对农民有巨大压力的全民大办水利和早粮改种水稻等强体力劳动的农活。农民体质逐步恢复。

三、设区分社。缩小社队规模。把原来13个人民公社188个大队1345个生产队，改为12个区62个公社512个大队6132个生产队。接着贯彻三级(公社、大队、生产队)所有队为基础，把土地、劳力、耕畜、农具固定下来。并建立健全分配和财务等各种制度，被“共产风”刮走的农民财产，进行了象征性退赔，并发还了社员自留地。鼓励社员开展家庭副业和饲养大牲畜。准许恢复农村集市贸易……。

四、推行了责任田(即包产到户)。安徽省委面对农村两年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的实际，进行了“责任田”的试验。并经毛主席首肯试验和推广。毫县积极响应省委推行“责任田”的号召，于1961年3月试点，7月全面铺开。农民有了“责任田”，如鱼得水，充分调动了生产积极性。在耕畜、农具严重缺乏的情况下，解决了生产大轰隆，当年粮食获得明显增产。社员多劳多得。由于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恢复，农民生活好转，从而大大改善了党群和干群关系。

然而，好景不长，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对安徽的“责任田”结论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典型而被取缔。生产又回到大轰隆的老路上去。人民公社的体制，直到改革开放后的1983年9月，以社改乡的政策由家庭联产承包所取代。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9年第10期　我们生产队的“阶级斗争” ·李世华

我老家在安徽省砀山县唐寨镇套南村，当年全村分成三个生产队。我们队只有二十来户人家，多是逃荒漂泊最后定居在此的穷苦外来户。欧四奶奶家算是我们队最富有的，她和她的四个儿子住着一座大院，房子是瓦顶和浑砖到顶的墙。土改的时候，四个儿子刚分家不久，每家平均分得的土地并不多，被划成“上中农”，是我们队里最高的成分，其余的都是贫农、下中农。

大饥荒刚过去，社员们才吃了两年饱饭，过了两年安生日子，1964年“四清运动”又在我们家乡开始了。于是乎，平静的农村又掀起了阶级斗争的波澜。

这时，我们生产队并没有一个“阶级敌人”，成分最高的欧四奶奶也只是上中农，并不是专政对象。但工作队一进村便看上了欧四奶奶家的浑砖到顶的瓦房，七算八算欧四奶奶家够上了“地主”的杠，便认定她们家是“漏划地主”，遂把她们家的成分改化成地主，欧四奶奶和她的三个儿子(大儿子已死)、四个儿媳妇全部戴上了“地主分子”的帽子，变成了无产阶级的专政对象，她的十几个孙子、孙女也都成了“地主羔子”。这样，我们生产队便一次“挖出”了七个“阶级敌人”。欧四奶奶被赶出她的院子，工作队住进了她的瓦房，外间是工作队办公室。这时，欧四奶奶最大的孙子欧林广刚刚结婚。新婚媳妇看到一大家都成了“黑五类”和“黑五类子女”，料定一生没有好日子过，在婚后第九天拿起包袱回了娘家。以后也再没有人愿意嫁给这个“地主羔子”。待到后来取消了阶级成分，欧林广已是三十开外的人了，错过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所以，直到今天欧林广仍然是光棍条子一个，在村里享受着“五保户”待遇。

工作队在我们第四生产队另外还挖出一个“阶级敌人”毛传明。虽然毛传明家是贫农，但据说他有历史问题，生活困难时期，他偷过队里的南瓜，又搞“投机倒把”，把家织布弄到外地去换粮食，所以被定成“坏分子”，成了我们生产队第八个“阶级敌人”。毛传明有点不服，工作队便组织开会斗争他。有一次斗争毛传明的时候，有人别出心裁地把一个大碓头(北方农村用来舂谷类皮壳的石具)套在毛传明的脖子上，绳子勒进他的肉里。

为了批臭毛传明，工作队组织青年人写大字报揭发他的问题。只有初小文化程度的王作军算是队里的小知识分子，被安排在大字报组。他们挖空心思回忆毛传明的问题，经常熬到深夜。弄得头脑昏昏沉沉。一天深夜，王作军写完了大字报，想以“打倒毛传明，保卫毛主席”的口号作结，却神使鬼差地写成了“打倒毛主席，保卫毛传明”!王作军立时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由积极分子变成了革命对象，于是乎，我们第四生产队又多出了一个“阶级敌人”。王作军当晚就被扭送到公社，关进专政机构。

但，王作军毕竟是贫农出身，也没有其他问题，挖不出他更多的“罪行”。此时，欧四奶奶的二儿媳妇李瑞莲一直对工作队把他们家补划成地主有意见，常发牢骚。李瑞莲有文化，能说会道，工作队对她很感头疼。于是，工作队便引导王作军，动员王作军说是受李瑞莲指使写的，把责任转嫁给李瑞莲，借此整服她。王作军不愿意做昧良心的事，工作队的意图始终没能实现。结果，王作军被关了一个多月。在那些日子里，三婶子(王作军的母亲)每天一天三顿给儿子送饭，一只手提着一个盛着稀饭或南瓜菜的小饭罐，另一只手拿着用家织布做的毛手巾包的两个锅饼。虽然最后没有给王作军带上什么帽子，但一有风吹草动，就会有人拿这一档子事来压他，等于半个“阶级敌人”。受这件事的影响，王作军也没有娶上媳妇，也在吃着“五保”。

到了“四清”结束文革开始的时候，我们小小的生产队已经有了八个半“阶级敌人”，除王作军外，他们都戴帽子受管制，经常挨批斗，还要随时被叫去干义务劳动。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9年第10期　终身的遗憾：李汉俊与陈独秀的关系·徐云根

李汉俊原名李书诗，号汉俊，笔名李人杰、人杰、汉俊、汗、海晶、先进等，他是中共建党时期最有影响的思想家、理论家之一，被认为是党内“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陈独秀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被誉为“思想界的明星”、“新思潮的首领”、“政治革命之前驱”。他们两人不但都是中共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的先驱，还同是上海中共发起组的主要成员，并先后担任了中共上海发起组的书记和代理书记，他们曾经为了一个相同的目标—创建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而并肩战斗，忘我工作。但是由于他们对某些建党问题的看法不尽一致而产生分歧隔膜，更由于性格方面的差异最后关系破裂，令一方负气退出由他们共同亲手创立的党组织。这给我们党的组织和李汉俊本人造成重大损失和终身的遗憾，这样的结局令人惋惜和深思。

一、合作：为了相同的目标

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所有进步的中国人都在寻找救国之道，都在思考怎样改造中国这个问题。

1904年，年仅14岁的李汉俊，在哥哥李书城好友吴禄贞的资助下，东渡日本留学。这时的日本正是明治维新以后，工业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也越发明显的时候。而随着从西方传来的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社会主义团体和政党在日本开始成立。在各种社会主义的流派中，马克思主义亦成为一些日本社会主义者研究和传播的内容。身在日本的李汉俊阅读了当时能看到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同时结识了一些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很快就成为了一个社会主义者，而且认定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李汉俊盛赞马克思学说是现时理论的最高成就，对后进的中国“实在是最美满的天赐品”。

1918年7月，李汉俊从日本帝国大学土木工程学科毕业后回国，寓居上海，从事翻译和写作。1919年6月，被称作当时“舆论界中最亮的两颗明星”之一的《星期评论》在上海创刊。不久李汉俊加入了《星期评论》社，并很快成了这个刊物的核心之一，《星期评论》也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舆论阵地。1919年9月，李汉俊翻译了日本社会主义者山川菊荣所著的《世界思潮之方向》一文，在《民国日报》觉悟副刊上连载，文章热情讴歌了俄国的十月革命，指出社会主义已成为世界潮流之方向。他在译后的几句话中写道：“人家叫我做民党，叫革命党，我应该在这一点有切实的打算。”此时，李汉俊已经萌生了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

1920年2月中旬，为躲避北洋政府的迫害，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在李大钊的护送下离开北京经天津来到上海。此时的陈独秀已由一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为社会主义者，同时他也已经彻底放弃了“国民运动”的口号和社会改良论，他认为解决现在中国政治问题只有革命，革命是推动社会进化最有力的方法，并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唯一出路。而要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必须组织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他在《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一文中说：“人民的权力，必须集合在各种人民的组织里才可以表现出来，直接具体的表现到政治上只是政党。”还说：“无产阶级非有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不可，要造成这样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都非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做无产阶级底先锋队和指导者不可。”

陈独秀来到上海后便与李汉俊取得了联系，相同的理想和目标很快使李汉俊和陈独秀走到一起，他们也很快成为了志同道合的同志和亲密战友。

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经李大钊介绍由北京来到上海找陈独秀商讨建党的问题。在沪期间魏金斯基访问了《新青年》和《星期评论》等编辑部和一些进步社团负责人，并举行了几次座谈会。李汉俊与陈独秀每次都参加了座谈，他们认真听取共产国际代表关于俄国十月革命后政治、经济和教育等方面的情况介绍。通过商谈，陈独秀和李汉俊得出一致的结论：走俄国人的路。在魏金斯基的帮助下陈独秀、李汉俊等加快了建党的步伐。这年5月，李汉俊与陈独秀一起在上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前身，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人还有陈望道、邵力子、施存统、俞秀松、沈玄庐、李达，陈公培、沈仲久、刘太白、沈雁冰、杨明斋等人，之后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关于社会主义的问题，加深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为建党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1920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积极分子会议上，李汉俊和陈独秀等坚决赞成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同年8月，上海共产党发起组在渔阳里2号陈独秀的寓所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的早期组织。陈独秀被选为书记，李汉俊则为新成立的共产党起草了一个类似党纲的文件。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李汉俊和陈独秀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和党组织的发展工作。1920年8月，上海早期党组织用“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出版了由陈望道翻译，陈独秀、李汉俊两人共同校对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很快该书成为各地党员学习的重要参考书。此外李汉俊和陈独秀还分别与各地的马列主义者或先进分子联系，积极发展党员，成立各地方组织，陈独秀通过关系先后发展了湖南、山东、广州等地党的组织，李汉俊发展了湖北党组织，介绍了董必武等入党。李汉俊和陈独秀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建党思想，推动各地建立党团组织等方面发挥了领导核心的作用。

李汉俊与陈独秀在帮助筹建各地党组织的同时，还努力促进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积极支持上海的工人运动。1920年4月，李汉俊与陈独秀一起出席了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陈独秀还在会上作了题为《劳动者底觉悟》的演讲。他说：“社会上各种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世界上“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尊贵”。他希望“做工的人快快觉悟”，第一步争取“改良待遇”，第二步“要求管理权”。5月1日，李汉俊与陈独秀联手在《星期评论》、《新青年》同时出版了“劳动纪念号”。李汉俊在《星期评论》上发表了《强盗阶级底成立》，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揭露了资本家发财致富，工人受压迫和剥削的秘密。8月15日他们又一起创办了《劳动界》周刊，这是一份向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的通俗刊物，该刊是我党最早创办的工人刊物，被誉为“做我们工人的喉舌”、“救我们工人的明星”。10月3日，上海第一个党领导下的工会组织——上海机器工会在渔阳里6号外国语学社开发起会，李汉俊和陈独秀一同莅会，并被聘为名誉会员。

1920年11月，陈独秀因陈炯明邀请到广东担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离开上海后，便委托李汉俊代理中共上海发起组的书记，同时将《新青年》杂志也交给他和陈望道主编。可见陈独秀对李汉俊的信任和看重。这段时间无疑是李汉俊和陈独秀关系最为密切和融洽的时期。

二、隔膜：因分歧和经费而起

陈独秀赴广州工作后，中共上海发起组由李汉俊任代理书记。李汉俊一方面积极筹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一方面夜以继日地编辑《新青年》杂志。在这期间李汉俊与陈独秀之间产生了隔膜，产生隔膜的原因是他们在政治见解上的分歧和性格上的差异。

李汉俊与陈独秀政治分歧主要体现在共产党中央是采取“分权”还是“集权”的问题上。原中共上海发起组主要成员之一的李达对此回忆说：“1921年2月，陈独秀起草了一个党章，寄到上海，李汉俊看到草案上主张党的组织采中央集权制，对陈独秀甚不满意，说他要党员拥护他个人独裁，因此他也起草了一个党章，主张地方分权，中央只不过是一个有职无权的机关。陈独秀看了李汉俊这个草案，大发雷霆，从广州来信责备我一顿，说上海的党员反对他，其实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件事。从此以后，陈独秀和李汉俊二人之间的裂痕愈来愈深，我觉得党刚才发起就闹起分裂来，太不像话，只得调停于二者之间，要大家加强团结。但李汉俊态度坚决，不肯接受调停，并连书记也不做了，《新青年》也停刊不编了，他就把党的名册和一些文件移交于我，要我担任书记，我为了党的团结，只好接受了。”陈独秀对李汉俊也很不满意，陈独秀对从上海前往广州的包惠僧说：“我要搞中央集权制，他要搞地方分权制，这不是明着与我对着干吗?中国革命才开始，都搞地方分权，岂不成了无政府主义。”

不过在李汉俊等人的抵制下，陈独秀只得做出让步，在中共“一大”前，他在广州又匆匆起草了一个关于党的组织和政策的四点意见：“一日培植党员；二日民主主义之指导；三曰纪律；四日慎重发动群众。”新提案由广州代表陈公博带到上海，这个提案实际上成为中共“一大”的指导原则。如果把陈独秀提出的这个提案与5个月前寄来的“党章”加以比较就会发现，“党章”上的“民主集权制”被改成了“民主主义之指导”，还把“党章”上的“党绝对命令党员、党员服从纪律”改为有较大解释余地的“纪律”。在“一大”会议上，李汉俊再次提出“不赞成组成严密的、战斗的工人政党”。当时李达与陈公博拥护李汉俊的观点。对此，张国焘在会后大发牢骚，责怪“陈独秀搞的党太松弛”。当然，李汉俊的“分权”也有一定的道理，他认为“中国过去都是专制的，如中国共产党新中央集权制必流于覆辙。”李汉俊认为中央只要一个人坐机关就够了，各地的政策也不宜相同。很明显，李汉俊的主张违背了列宁的“中央集权制”的建党原则。

在中共“一大”会议上，李汉俊还曾提出，在现阶段，共产党可以参加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应该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这一意见应当说是正确的，也有支持者，但大多数代表却不同意李汉俊的意见，结果会议通过的党纲和决议指出：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相互关系。张国焘曾经回忆说：“在开会以前有两个意见：汉俊与守常等是一个意见，国焘与独秀等是一个意见。”“与无政府党争斗，守常也有些动摇。但独秀对这些问题当能坚决，对我的意见表同情。曾写信给我说：如守常动摇，就不客气的开除他。”

实际上，李汉俊和陈独秀关于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见解原本可各抒己见，加深沟通与谅解，可惜，由于两人分处上海、广州两地，仅以书信表达，一时半会也很难讲清楚。加之在党的经费问题上，两人又发生了冲突，也使隔膜越来越深，关系也越来越僵。

当时党的活动经费，每月仅需大洋200元，但是大家却无力负担，因为当时在上海的党员，大都没有职业，不能挣钱，搞工人运动没有钱不成。据李汉俊嫂子薛文淑回忆：为筹措党的活动经费，李汉俊真是煞费苦心，他把教书所得收入和经常写文章所得的稿费大都用于革命之需，有时为了党的活动经费，甚至把爱妻(已故)的金银首饰送入当铺，后由她帮忙赎回。

而当时《新青年》社在法租界大马路开了一家新青年书社，生意很好。据李达回忆李汉俊曾向陈独秀写信提议由新青年书社按月支200元做党的经费，陈独秀没有答应。陈独秀对李汉俊来信提到每月从新青年书社拨200元活动经费很有意见，他对谭植棠说：“这怎么行啊!《新青年》的经费本来就紧张，每月拿出200元，《新青年》还办得下去吗?”还有陈独秀临去广州时，曾对李汉俊约定，《新青年》每编出一期，即付编辑费一百元，后来李汉俊未能按月编出，该社即不给编辑费。事实上为了不耽误《新青年》预定的排印日期，李汉俊经常通宵达旦工作，赶写文章和审定稿件。结果陈独秀连说好的编辑费都不给，因此，李汉俊认定陈独秀私有欲太重，大不满意，这是他两人之间冲突的起源。这些本来也不是很突出的矛盾，不过由于李汉俊和陈独秀在关于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问题上已心生芥蒂，因此当李汉俊看见陈独秀信上的口气很硬，便将党的名册、一些文件交给李达，对李达说：“这个代理书记我干不了，请你做吧。你要是不愿意做，就请陈独秀找人代理。”这时李汉俊与陈独秀的关系已经有点水火不容的地步。

三、分离：一生的遗憾

此时尽管李汉俊与陈独秀的矛盾已经很深，但是他仍然在积极筹备党的“一大”。1921年6月间，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达上海后，先后与李达、李汉俊接触，商议尽快召开“一大”事宜。李汉俊即将马林来上海商谈的情况致函陈独秀，要陈独秀到上海出席建党大会，但陈独秀因事未能出席。这就错失了一次两人当面解释的良机。而且由于陈独秀未到会，整个大会的气氛和人事安排也受到一定的影响。在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为中央执行委员，而被公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会议重要组织者的李汉俊却连候补委员都未选上。对这样的人事安排，李汉俊不可能没有一点想法和情绪。

刘仁静就曾经为李汉俊抱不平，他说：“‘一大’在选举中央委员时，张国焘有过一些小组织活动，结果他认为应选上的人都选上了，像李汉俊这样的人却没有选上。”在“一大”选举中央机构时，刘仁静还投了李汉俊一票，也是唯一的一票。同年9月，陈独秀辞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回到上海，专门主持中央局工作后，李汉俊与陈独秀进行过一次长谈。李汉俊再一次强调，当今的中国，广大知识分子还没有真正的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整个工人阶层还不是十分成熟的情况下，党如果把工作的重点全部放在开展工人运动上，势必产生急躁冒进。然而，李汉俊的思想并没有得到陈独秀的赞同。对于工人运动的看法虽然不尽相同，但是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全党的思想是一致的。此后，李汉俊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撰写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宣传文章，这对当时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1922年初，在组织中失去了重要地位的李汉俊离开上海前往武汉，专事教学和工人运动。1923年2月，为躲避军阀吴佩孚的魔爪李汉俊前往北京，暂避在哥哥李书城家里。后通过李书城的关系，李汉俊在北京政府的外交部、教育部任职，为此中共中央发出通告给他以处分。1923年5月5日，李汉俊在北京给中共中央写信，宣布脱离共产党，1924年中共中央决定将其开除出党。

过去党史理论界长期认为李汉俊退出中国共产党是由于陈独秀的“专横，使汉俊等消极”，另据说1926年10月或11月，北伐军刚打下武汉不久，湖北省委曾开会讨论过李汉俊恢复党籍的问题。“但由于陈独秀的拒绝，使李汉俊最后失去了回到党内的机会。”我认为事实并非如此。

在中共“二大”召开的前夕，李汉俊在武汉向党中央写过一份意见书，托人带给了陈独秀，表达自己对党的工作看法。他指出：“我并非根本反对劳动运动，而是因种种缓急而主张先作学生运动”；对于与国民党合作的问题，党还处于幼稚阶段，还没有足够的力量“与别党合作”；鉴于中国经济不发达，交通不便利，党的组织“无集权制的必要”，“目前亦无集中组织的必要”，而应“采用苏维埃联邦宪法为原则”。看了意见书后，陈独秀致电李汉俊要求他赶到上海参加党的“二大”。可惜李汉俊或许考虑到一年来与党内同志争论数次，结果很少，或许为了避免争论，或许为了其他什么原因，他最终没有前往上海参加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但他托人将意见书从河南带至大会，自己却“始终没有到会”，再次错失与陈独秀两人当面交谈冰释前嫌的好机会。1922年7月，中共“二大”召开，虽然李汉俊赌气没有赴会，但是，李汉俊依然被选举为候补委员。可见，陈独秀对李汉俊并不抱有任何的成见。

那么李汉俊脱党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当时他自己究竟是怎么想的呢?根据李汉俊的记叙，1923年5月5日，他提出退出共产党的原因是“自共产党成立后，汉俊即因反对无条件接受第三国际津贴及命令暨主张援助国民党而遭排斥”。在担任上海党组织代理书记时，发现主持工会的领导(笔者注：指张国焘)与社会主义青年团有腐败问题，便主张将其解散，而遭到“公开的讥评与反对，陈独秀亦由粤来函攻击”。在中共“一大”上，他又因主张援助国民党及组织职业工会，而遭到其他同志的“坚决反对以否定”。年底，他灰心“卸脱一切责任地位，返鄂专心教授及劳动运动，然见彼辈种种谬误主张及行动，亦不能不有所抨击，于是恶感益深，压迫愈甚”，产生了离意。

事实上李汉俊的脱党客观上确实是由于与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张国焘存在分歧和矛盾，他的许多想法也得不到大多数人的理解。但是我以为更应该从主观方面找原因。

首先是李汉俊的思想认识出现了偏差，这从1922年2月初他当时写的《读张闻天先生底(中国底乱源及其解决)》一文中可以看出，李汉俊在文章中与张闻天探讨解决中国乱源的方法时，对张闻天提出的对于组织党的四个必要条件，及对于党的活动所提意见，他极表赞同，不过他说他对于中国人组织团体，还有点意见。李汉俊在文中说道：“我觉得中国人有五大毛病不容易组织强有力的团体。中国人要组织强有力的团体，非首先把这五大毛病去除不行。”那么是哪五大毛病呢?李汉俊说：“所谓五大毛病：第一就是猜疑心太深；第二就是责任心太薄；第三就是界限不清；第四就是公私混淆；第五就是责任不明。”李汉俊在文章中说党由于存在着这五大毛病，所以党是没有前途了，最终是要消灭的。于是他选择了退出。同时李汉俊认为在组织之外一样能做事情，只要信仰没有变，事实上他也是这么做的。他常对人说：“我不能做一个共产党人，能做一个共产主义者，亦属心安理得。”

其次性格因素也是李汉俊离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李汉俊的性格很刚直，固执己见、认理不认人，同时又恃才傲物，脾气也不太好、好意气用事，而且当与人发生矛盾或者不愿与之交友时，则不屑与之沟通。因此，当李汉俊与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张国焘等意见不一、感情交恶时，李汉俊不是主动与他们沟通，而是不屑与之为伍，选择远远离开。正如他自己所述那样，“向有‘可留则留，不可留则去’之洁癖”。以后当中央一再邀请他参加中共“二大”、“三大”时，李汉俊都感情用事，一意孤行，弃党的纪律于不顾。茅盾回忆说：“李的知识分子的高傲气质很重，坚持个人的独特见解，对一切听从国际代表的作法很不以为然；争论的结果，就是负气脱党回武汉去了。”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公开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有识之士。12月17日，李汉俊在武汉遭桂系军阀胡宗铎逮捕并枪杀。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9年第10期　武汉、贵阳解放的“南京模式”郑亚宇

在许荏华《南京是如何解放的》(以下简称“许文”)一文认为，就南京解放的真实历史而言，它与解放战争时期大城市解放的“天津模式”和“北平模式”有别，前者是打下来的、后者是通过谈判和平解放的，而南京则是“‘里应外合式’的和平解放”。(2009年5月号《炎黄春秋》，第28页)

笔者完全同意上述观点。现以自己切身经历和有关资料，认为大城市武汉和省会城市贵阳的解放，亦属上文所说的“南京模式”。今试作论证，以求教于读者，并用以庆祝建国60周年。

“南京模式”的形成及特点

南京解放的过程如下：

据许文，“1990年4月，率三野八兵团首先进入南京的陈士榘将军会见原南京地下党市委书记陈修良时说：‘南京实际上是和平解放的，地下党起了里应外合的作用。(国民党)海陆空军多已起义，南京的守敌逃光了，解放军得以和平方式占领南京。”’(第28页)

综合许文，南京解放的特点如下：

(1)解放战争后期的1948--1949年间，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取得胜利并继续进军的威慑之下，敌人已无力与解放大军正面对抗，大城市的国民党党、政、军首脑及其部门，处于一片慌乱、准备弃城而逃的状态。大军压境，是南京和平解放的必要前提。

(2)我军虽然大军压境，但尚未进人这座城市。而敌人却弃城而逃，城市成为权力真空的“真空时期”。真空时期的形成，是南京模式的特殊内容。

(3)为了保护城市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公共设备，处于地下的党组织(或地下党和党领导的其它革命组织)，敦请早有联系的社会知名人士出面，组织民众公开维持真空时期的城市治安。由此里应外合，直到解放军入城，城市正式解放为止。有组织地公开维持真空时期治安，是城市得以完好保存、和平解放的必备条件。

(4)真空时期不长，大约三、五天左右。之前，即敌人即将逃跑时，出现“黎明前的黑暗”：敌人多有垂死挣扎，或屠杀、或破坏；我方则通过各种方式与敌周旋，尽量减轻损失。这是敌我双方进行较量的最尖锐阶段。此后，敌人逃跑，真空时期到来，广大人民群众与民众治安会之类组织结合，终于在解放军未打一枪一炮中，里应外合，解放了这座城市。在大军压境之下，城内的敌我双方尖锐较量，而我方终获胜利，是南京模式最后结果。

以上四个特点，就是笔者归结的南京解放模式。

下文将依照上述四大特点，分别说明武汉、贵阳两市的解放，亦属“里应外合、和平解放”这一南京模式。

武汉的解放

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的失落，宣告了它延续二十二年统治的覆灭。我解放大军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狂风暴雨北往南扫，渡过长江，向华中重镇武汉进军。

地处武汉以北的中原中央局所属的江汉区党委(对外称“江汉军区”)城工部二部(二地委的简称)，其时驻于武汉西北前沿约一天路程的天(门)汉(川)县的汈汊湖游击区。该区域曾是红军时期、抗战时期老根据地。刘邓大军南下，开辟了江汉解放区，境内基本安定，故城11_q部的机关驻此，部长邱肱良和所属的天汉县委城工部长陆天虹、云孝县委城工部长饶民太、京应天汉县委城工部长王有学、天京潜县委城工部长林涯萍等，具体领导着争取武汉和平解放的斗争。

(1)真空时期的形成

从1949年5月15日国民党武汉驻军最高首脑、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弃城而逃，到17日武汉三镇全面解放，这三天的武汉乃是一座空城，成为权力真空的时期。

在武汉真空时期之前，四野的萧劲光将军率领第十二兵团长途奔袭，打到武汉以北的孝感，并做好强攻汉口的准备；解放军第40军153师，也准备强渡长江，包抄武昌；而身为国民党华中剿总副总司令的张轸，率领三个师在金口宣布起义。至此，白崇禧乃于15日下午坐飞机弃城而逃。晚7时，国民党守备司令鲁道源发表书面谈话，放弃武汉。午夜，国民党58军全部撤离。而此时解放军尚未进城，城市进入真空期。

(2)我方的城工工作

在真空时期到来之前，我方城工二部对武汉的城3131作就有所安排：

“第一，紧紧抓住我军兵临城下的大好时机，充分发挥党的政策威力，对国民党……军政界上层头面人物，广泛地开展政治攻势，进行分化瓦解工作，有效地策动他们脱离国民党反动营垒，走上投向人民的革命道路。”(《武汉城工史料》地委城工部部长邱肱良的回忆，第34页)如，成功地做好“对汉口市长晏勋甫的争取工作”。(第34-36页)

“第二，在反搬迁、反破坏、保护城市，迎接解放的斗争中，我们还广泛地开展了统战活动……以扩大我党政治影响，稳定人心，护厂保产，迎接解放。”(同上，第43页)

“第三，在动员、组织群众开展反搬迁反破坏斗争方面，我们主要是配合武汉市委在一些有条件、有基础的学校、工厂、企业开展群众性的护厂、护校活动。”(同上，第47页)

为了在真空时期保护好城市，由有声望的人士出面，组织一个维持治安的机构很有必要。如身居武汉的国民党元老李书城，于1949年1月23日赴解放区，受到刘伯承、陈毅接待，衔命而归后，以他是地方耆宿、在广西陆军小学堂任教时是白崇禧老师的双重身份，与另一耆宿张难先，联名给白写信，表示要成立武汉市临时救济委员会，保护城市，并敦促白崇禧不要炸毁公共设施。白崇禧无奈，只好口头答应。他们又给城防司令鲁道元几万元作“搬迁费”，“因此，鲁撤出武汉时，仅象征性地炸毁了几艘江中的趸船。”(详见《武汉晚报》)

不甘心失败的敌人，逃跑前在我方力不能及的工厂和某些特殊单位，也有破坏。“最令人痛心的是，15日夜，关在监狱里的中共湘鄂特委秘书、武汉中心小组党支部书记张冰，被逃离武汉的国民党装入麻袋，扔进了长江。”(《齐鲁晚报》)

1949年5月16、17日，武汉终于在里应外合中，获得和平解放。

对于武汉的解放，中共江汉区党委城工部张箴副部长回忆说，它是我城工部和包括中共武汉市委在内的其它兄弟组织共同努力，“并与正面战场上的军事斗争紧密相配合”“我们才有可能夺取和平解放武汉的全面胜利”。(《武汉城工史料》第8页)

武汉解放后，李书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此后又任新中国第一任农业部长。(《武汉晚报》)

贵阳的解放

1949年2月，我和萧良汉在湖北的天(门)汉(川)县的中共中原局江汉区党委(对外称“江汉军区”)鄂中地委(即“二地委”)城工部(简称“城工二部”)，作为两名中共党员，由区党委城工部派遣、城工二部直接领导，前往贵阳，作地下城工工作，以争取该地的和平解放。领导又指示我们，可以建立和发展组织和独立处理问题，但不得与当地的共产党和党的地下组织，产生横的联系。

我们于这年的2、3月分别启程，来到贵州省会贵阳。分别住在贵阳的各自家中，并各自开展工作。

我们原是在大学从事反美蒋的学生运动的学生。我在南京的中央大学，因从事活动于1948年“8·19”被捕入狱，经党组织营救出狱而输送到江汉解放区，留在城工二部的；萧良汉则是武汉大学学生，因被敌人注意，由地下交通送到城工二部来。其时，已是我军转入战略进攻，形势迅速发展之际。据邱肱良部长回忆：“为了适应解放战争迅速发展的需要，我们还根据城工工作既有一定的地区范围，又不受一个地区限制和放开手脚、普遍撒网的原则，派出有条件的人员，到外地、外省开辟工作，以配合全国的解放事业。”我们二人，以家在贵州，符合上述派遣原则，因而派我们去贵州。(《武汉城工史料》第56～57页)

当我们来到贵州，在省会贵阳各自开展一段工作后，这年的春末，我们便以贵阳师范学院为基地，进一步发展组织，稳妥而积极地铺开工作。

选择师院为基地是有原因的：萧良汉的父亲，是我省著名的数学家，不久前由武汉大学调任师院院长，他全力支持其子的革命活动。此前，我以南京局势紧张，辍学回乡，往贵州大学借读，作为公开身份；良汉则在其父安排下，在师院邻近的中山中学作代课教师，住于其父居所的师院理化楼一角，而理化楼其它宽敞房间、地面，则供良汉使用，以便我们活动。师院是一所高等院校，成年学生众多、教职工不少，我们可在其间活动并发展组织，而不易受人注意。所以，以此为基地甚是合适。

随后，为了工作需要，我们进而建立“江汉军区城工部贵州支部”这一城工组织，将各自发展的城工人员和小组，置于支部领导之下，支部领导人以萧良汉为正、我为副；而对外，则以我同江汉城工二部联系的化名“郑流”，代表支部，开展活动。其实，城工部是党的一个部门，军区并无城工部。由于当时军事斗争是全党的中心工作，以军区名义出现有利于工作开展，故以“江汉军区城工部贵州支部”命名。

当时的情况及我们开展的活动，大致如下：

(1)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军压境

据2006年7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贵州历史第一卷》(以下简称《贵州党史》)：1949年10月20～

22日，由杨勇司令员、苏振华政委率领的五兵团，在湖南的“邵阳召开各军首长会议，部署入黔作战，决定以十七军、附兵团野战炮团为中路，沿湘黔公路进击，负责攻占贵阳；以十六军为左翼，向天柱、三穗、镇远挺进，协同十七军作战。以十八军为兵团二梯队。右翼有友邻十军，负责向铜仁、松桃进攻，争取在黄平以东歼敌四十九军，以利夺取贵阳。”(第400～401页)由上可见，此时的贵阳，已是大军压境，但正在途中，尚未兵临城下。

(2)大军压境下的贵阳城内敌方动态

在大军压境下，贵阳城内的国民党党政军首脑，自知难以抵挡。11月9日，由省主席兼保安司令的谷正伦召开师以上军政人员参加的应变会议，部署事宜。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即11月10日，谷正伦遂率部仓皇逃离。此时，我军尚在途中，贵阳进入真空时期。

(3)我方的城工工作

(甲)搜集情报。探听敌方动态，进行策反

我们的工作重点是放在学校内部，但各城工人员还根据自己条件，利用社会关系，开展策反和搜集情报。

如，国民党四十二补给区司令杨亚仙，早年与我方城工人员戴自俺(时任贵阳师院附小校长)在贵阳师范学校同学，曾有交往。我们便布置戴利用这一关系，和杨打交道，受聘为该补给区顾问。戴遂经常出入官邸和各种社交场合，以了解敌方动向(如国民党首脑准备弃城而逃的情报)，对我们及时掌握敌情、部署工作，帮助很大。

又如，城工人员王学易(贵州大学学生)，利用赤水小同乡关系，先后对国民党贵州省党部职员曾剑秋、袁永江，调查统计室掌管人事的中统特务税天荣进行工作，均有收效。贵阳真空时期，税由王带领向我们投诚，交出手枪一支和贵州全省中统人员花名册。贵阳解放后，我们把税及其手枪、花名册交给贵阳市军管会公安接管部(省公安厅前身)。曾、袁二人，亦在王动员下，到我公安接管部投诚。……

再如，城工人员刘正荣，以城郊的清镇火车站站工身份观察敌军动向、搜集情报。我十六军四十六师一三六团作为先头部队抵达清镇时，刘正荣除将搜集到的情报向我部队报告外，还为部队解决了兵粮问题。直到1983年，当时的团副政委徐挹江同志已是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还能对我说起城工人员解决军粮的事。

此外，我们还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搜集情报。均载《武汉城工史料》第363～364页，不再细叙。

(乙)开展统战工作

统战工作的开展，首先是萧良汉争取其父萧文灿教授的工作。当良汉回到贵阳，与其父多次交谈而父子取得共识后，他便以国立贵阳师院院长的身份，全力支持我们工作。对此，前文已有说明。今再略加补充：1949年6月，贵大知名学者丁道衡教授等三位进步人士被捕，萧院长闻讯后，亲自起草并领衔致函贵州省政府，进行营救，国民党当局迫于压力，终将他们释放。贵阳解放后，萧院长受到苏振华政委热情接待，以后又当选为贵阳市政协一、二、三届常委。

其次，在团结知识界、工商界方面的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效。如，城工人员牟中一(贵大学生)，在亲友和同乡中宣传党的政策，使贵州企业公司理事李玉墀、鲁丰布厂经理王伯瀚打消疑虑，不仅留了下来，而且还打着红旗去迎接解放军入城。城工人员袁重一(贵阳师院学生)，利用在广东街纱商傅家作家庭教师的机会，宣传革命形势和我党保护民族工业的政策，从而安定了许多纱商的情绪，没有卷资外迁，解放后继续开业，对稳定市场、维护生产，起了良好作用。(详见《武汉城工史料》第362～363页)

(丙)开展宣传工作

运用各种方式，宣传群众，团结群众，是我们开展城市地下工作经常而又十分重要的任务。

首先，我们利用一些有利条件，秘密收听解放区的邯郸广播电台的广播，以了解时局，并作好记录油印，进行学习和宣传。

其次，我们油印或口授一些民歌、民谣，乃致政治性不太明显而又具有一定政治含义的歌谣，交城工人员在大中学生中广泛开展文娱宣传活动。如，“教授教授，越教越瘦!”“老师老师，力竭声嘶!”那些政治性强的歌曲，但已流行者，如《夫妻对口唱》、《茶馆小调》等，我们也适当选用。如此等等。(详见《武汉城工史料》第359-362页)

<丁>反搬迁、反破坏，护校、护厂

由于我们以贵阳师院为基地，所以我们的反搬迁、反破坏，主要在师院(包括附中、附小)。此一活动，是萧文灿院长以其公开身份主持进行的：

首先从组织人手，使学生自治会、教授会、讲师助教会活跃起来，以便开展群众性的护校活动。通过学生自治会筹办了工人夜校(工作人员中有城工人员)，使工人与学生团结起来，成立全校性的师生员工互助会，付与监督学校行政之权，使其起到统一领导护校的纽带作用。同时，由院长召开大会，公开动员，号召大家热爱学校、保护院舍校产。

第二，反对搬迁，积极筹集费用，维持师生员工生活，稳定教学秩序。在萧院长号召护校期间，学院的几个三青团头头拉着学生会主席刘文斌(城工人员)去见院长，问他“为什么不见迁校动静?”萧院长从容拿出学院向省绥靖公署请示迁校的报告底稿，给他们看，说是一经批复、拨下经费、划定地点后，立即搬迁。询问者语塞而出。事后，萧院长对刘说，省绥署等机关忙于逃跑，哪有钱给我们迁校?其时，萧院长在广州开会，好不容易领到一笔“临时措施费”，他即将此款交善于经营的同事，妥加安排，换为黄金、银元，存入可靠的商号，取息维持全院费用，从而稳定师生情绪，不搬迁、不停课，保护好学校。

因此，贵阳师院以学校保护完好、师生不散、未停一天课、员工工资照发等为特点，而成为贵阳高等院校中最出色地完成了反搬迁、反破坏任务的学校。

除贵阳师院外，城工人员杨守达，在中山中学团结一批老师，组织同学，手持“童军棍”日夜守卫，保护学校。在贵大、贵医，支部在该校的城工人员，也和学校师生一道，参与了护校斗争。

护厂方面，贵阳电厂职工中的城工人员王绍聿、叶淑美夫妇，参与了电厂的护厂斗争。那时，电厂也有其他地下党员在护厂，我们的工作起了配合作用。王绍聿同志其时是我城工人员戴自俺组织的“行知读书会”成员。后来知道，他原是1938年在河北保定入党的党员，因失去党的关系，辗转来到贵阳电厂。解放后，夫妇俩回到保定。1987年7月17日，保定市委以“市组审字(87)89号”文，落实政策，恢复了他“1938年6月入党”的党籍。

贵阳电厂中，破坏与反破坏斗争是极其艰苦的，其成就也是辉煌的，它是解放前夕全国六家没有受到破坏、没有停电的电厂之一，受到中央和省、市的表扬，获得燃料工业部1950年颁发的“护厂先锋”奖旗。

(戊)争取有声望人士筹建维持“真空时期”治安的民众组织

早在真空时期形成之前，萧文灿院长就关注贵阳这座城市如何免遭敌人破坏、争取尽可能和平解放的问题。他向我和良汉提出组织群众性治安会的设想。我们接受了他的建议。在另一城工人员、师院附小校长戴自俺参与下，我们同萧院长一道，列出一份约有三十人的、可争取的贵阳上层人士名单，又拟写了一封信，陈述当前形势，敦请他们出来组织一个维持贵阳治安的机构，在国民党当局无力或不能维持贵阳治安时，由这个机构保护城市和人民。

1949年11月上旬，我们将这封信以“江汉军区城工部贵州支部”名义，按名单分别投递。对于有些头面人物，则通过社会关系，直接送交：

——如卢焘是辛亥时期的革命元勋，孙中山在粤就任非常大总统时委任他为黔军总司令和贵州省长，因而虽早已解甲隐居，但声望极高。因此，我们通过与其家有旧谊的城工人员翁晋卿送去。为了慎重，萧文灿院长以夫人王杰与卢焘女儿同学的关系，而亲赴卢府，请他早下决心，出面主持治安会。此事直至1983年我再访卢焘女儿时，在座的卢焘表侄，还记得当年见到萧院长的礼帽和手杖的情景。

——如张彭年时任贵州省参议员，为地方耆宿，其敦促信是我单独送去的。由于张老先生与我的叔祖父郑先辛(地方军阀王家烈任贵州省主席时的财政厅长)，有师生之谊，其幼子张汝闽与我相熟，就由我在晚上悄悄到他家，交他转呈。

——如郭润生原是贵阳颇具影响的退伍军人和帮会头面人物。我们派城工人员罗家骏去完成送信任务。因为罗的友人李树华，系曾任贵州省主席的李小炎之女，与郭府常有往来，所以罗家骏在她陪同下，将信送到郭手。

1949年11月11日，卢焘、张彭年召开“贵阳市民众临时治安委员会”成立大会，到会千余人。大会选出卢焘为主任委员、张彭年为副主任委员、郭润生为副主任委员；委员会由15人组成，下设秘书、治安、联络、总务四个组，正式启动临治会的护城治安工作。(按：临治会成立日期，本文采2007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贵阳历史第一卷》(以下简称《贵阳党史》)的说法，见第352页。未采用2006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贵州历史第一卷》中临治会成立于11月10日的说法，见第390页。何者为妥，待考。)

临治会成立后，随即贴出成立布告，开展各项工作，对“维护全市治安，保障市民生命财产之安全”(引自《布告》)、安定人心，起了良好作用。

临治会的成立，是我党在中共贵州地下省委及贵阳的各地下革命组织共同努力的结果，本文所述仅是笔者所在的地下城工组织所作的一点微薄工作而已。切望当年参与其事的老同志及知情者予以补正，而臻完善。

临治会的成立，在谷正伦等11月lO日率部逃离贵阳后，而我解放大军尚在途中。城市形成权力真空，贵阳进入真空时期。

此前，在谷正伦行将逃跑之际，他批阅了大屠杀名单，交副司令韩文焕执行。韩随即又将此名单批交手下，自己即同谷正伦一行窜逃。11月11日，谷、韩手下遵命制造了惨酷的“双十一血案”：将狱中的24位革命志士押出，分别杀害于贵阳的沙河桥和马家坡。

随后，刘伯龙率国民党89军，由安顺窜入贵阳，进行骚扰，并于14日晨弃城而逃时，杀害了贵阳市临治会主任、国民党耆宿卢焘将军。

<己>贵阳和平解放

1949年11月14日晚九时许，解放军先头部队抵达城边的油榨街。我们在获得此一喜讯时，便派出城工人员，戴着写有“江汉军区城工部贵州支部”的红布袖套、拿着小红旗，前往欢迎解放军，并进行采访。此时，进入油榨街的部队，除继续向清镇方向追剿残敌外，随即连夜入城。临街住户，拉出电线、亮起电灯，拍手欢迎。入城部队，沿街放哨以稳定城市秩序。此时的贵阳，实已解放。15日，我军正式举行入城式，标志贵阳解放。新华通讯社16日电讯，发布了此一新闻报道。当时由于我省尚未建立政府，没有自己的机关报，所以两天之后，才由业已解放的上海，在《解放日报》上，首次公开报道贵阳解放的新闻。

但是，1949年11月15日，贵阳街头就出现了一张铅印的《解放快报》第一号，率先报道了贵阳解放。报纸注明为“江汉军区城工部贵州支部编”、头条新闻以黑体字标题：《人民解放军昨晚开抵贵阳》，注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下午三时出版”、“本报奉送不取分文”，以五万份的数量，由城工人员散发，市民争相传看。后来贵阳的媒体介绍说，这算是“我党最早报道贵阳解放的报纸”。

《解放快报》在一、二号上，对贵阳真空时期到解放军入城的14、15两天的情况，均有报道。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9年第10期　五星红旗的故事·俞乃蕴

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以后，在全国各个地方，在世界各地，我们都能看到五星红旗在万里蓝天之下，迎风飘扬，令人激荡，令人遐思。它标志着：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让我们打开历史尘封的史册，回溯一下远逝的一瞬吧!

辛亥革命以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参议院为制定国旗，有过激烈的争论，最后决定采用沪军都督府所用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为国旗，另以十八黄星旗为陆军旗，以青天白日旗为海军旗。孙中山作为临时大总统，曾于1912年1月12日，致函参议院，反对以五色旗为国旗，主张在民选议会产生后由国民公决。他虽然不满意，但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一事实。直到1927年国民党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才以青天白日旗作为中华民国的国旗。

天翻地覆慨而慷，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到了1949年9月，新政协筹备会议把拟制国旗、国徽、国歌方案作为一项重要任务，由第六小组具体负责。参加第六小组的有：马叙伦、叶剑英、张澜、郭沫若、陈嘉庚、马寅初、蔡畅、李立三、张奚若、廖承志、田汉、郑振铎、欧阳予倩、翦伯赞、钱三强、沈雁冰等16人。在1949年7月4日和8月5日的第六小组的会议上，决定成立国旗国徽图案评选委员会，聘请专家徐悲鸿、梁思成、艾青等参加国旗国徽图案评选委员会，并在全国广泛征求国旗国徽的图案。全国人民热烈响应，一个月内，全国就收到应征有关国旗图案的稿件1920件，图案2992幅。其中安徽来稿47件。

马叙伦、沈雁冰在《关于拟制国旗、国徽、国歌方案的报告》中称：国旗、国徽的图案应注意体现中国特征和政权特征，国旗图案应以庄严简洁为主。从应征稿件的设计构思上，大体上可分为四类：一是，镰锤交加并加五角星者，来稿也多，无论形式如何变换，总有摹仿苏联国旗的感觉；二是，嘉禾齿轮加五角星，形式上很难配合。与“简洁”之旨不符；三是，一半摹仿美国旗，一半摹仿苏联国旗，构思设计，都不足取；四是，旗面三分之二为红色，三分之一为白、蓝、黄各色，而加以红色或黄色的五角星者，此类亦不少，其变体则为红色旗面加黄色长条一道或两道，而五角星的位置亦各有不同。

陈嘉庚先生对大会拟制国旗，显得很激动。他说，早在1940年到重庆，就请了专家设计一个国旗方案，印了一百多张报给国民政府，后见到国民党官员的专制态度，遂作罢论。他还说，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在南京就职，公决用五色国旗，代表汉蒙满回藏五族共和之义，这是我最不满意的。陈嘉庚说，1942年他在印尼写的《南侨回忆录》，就讲到了《国旗之意义》，评述了自己的观点。

1949年8月16日，北京饭店413会议室。设立了国旗临时选阅室，有些经过挑选的国旗图案，在那里陈列展出，供政协代表参阅。当时，评选委员们看好的是三幅图案，一律都是红底黄色。第一幅图案是上面一颗金色大星，旗下三分之一处是黄色的横杠；第二幅和第三幅左上方都是金色大星，在旗下方有两条或三条横杠。设计者认为，这三条横杠分别代表黄河，黄河和长江，黄河、长江和珠江。

，

据《张治中回忆录》称：张治中对这三幅国旗图案都不大满意。他向毛主席说：“我反对这个图案，红底国旗是代表国家和革命，中间这一杠，不变成分裂了国家分裂了革命吗?同时，以一杠代表黄河也不科学，老百姓会联想到是一根棍子，像孙猴子金箍棒。”过了两天，毛主席约请了四五十人，尽是文化人，有画家、艺术家，用张治中自己的话说：“丘八只有我一个。”毛主席在说明了存在的一些不同的看法以后，说：“我知道反对这黄河的，在大会里只占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以四分之三或者三分之二的赞成人数，通过是没有问题，但是这样不够圆满，我们一定要选一幅让全场一致通过才好，大家想想吧。”毛泽东说到这里，他把第36号参考资料给大家看。这是上海市曾联松设计的图案(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任上海市政协委员)，问：这个怎么样?许多人都说好，只有两三个人提出异议：“这四颗小星说是代表工、农、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将来进入社会主义，就没有后面这两个阶级，国旗不是还要改吗?”毛主席当即回答说：“把说明改一下好不好?不说四个小星代表四个阶级，而是说五星红旗象征中国人民的大团结。”大家听了报以热烈的掌声。

现在的五星红旗的图案，是在曾任上海市政协委员曾联松先生设计图案的基础上修改、审定的。这一图案被大会秘书处编号为：“国旗图案参考资料第32号”。大会对曾联松设计的图案，作了修改。把他设计的大五角星中的镰刀斧头图案删去了，显得简洁了。

1949年9月27日，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红色五星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的大团结。”在《决议》后还附录了《国旗制作说明》。

曾联松先生生前记忆犹新。1950年9月，他曾应邀赴京参加国庆观礼。曾先生当年上天安门观礼台的编号是：“台右67号”。1950年11月，他收到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1137号公函称：“你所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业已采用，兹赠送人民政协纪念刊一册，人民币500万元(当时旧制)，分别交邮局和银行寄上，作为酬谢你对国家的贡献，并致以深切的谢意。”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9年第10期　《毛主席语录》编辑出版内幕·吉 元

如今，对45岁以上的人来说，有一种现象是难以忘怀的。那就是源于上世纪60年代初、狂于60年代中下期“文化大革命”的《毛主席语录》热。因为这本书的封面选用的是红色塑料皮，人们对它看得很重，视为宝贝，所以，大家又习惯地把它称为“红宝书”。据有关档案资料介绍，仅“文革”开始的几年之内，国内外就出版了用50多种文字印成的、总印数达50余亿册《毛主席语录》。在当时全世界30多亿人口里，男女老幼人均达到了1册半。

《毛主席语录》几乎无人不有，无处不在。无事不用，成了“文革”初期的一大“文化景观”

让我们把时光倒回到40多年前。上世纪60年代中下期，中国大地，从城市到乡村，从街道到工厂，从机关到学校，从地方到部队，《毛主席语录》在人们手中摇动，“最高指示”在众人口里念诵，《语录》舞在男女老幼中跳起，《语录》歌在千百万人里歌唱。无论大江南北，秦岭东西，建筑物上、田野里、用具上，到处都敬书了毛主席语录。全国几乎成了一个红色的海洋。

在机关，在学校，在军营，甚至在一些家庭中，早晨起床，晚上就寝，都搞起了“早请示”，“晚汇报”。人们并排站在室内悬挂着的毛主席像前，将《毛主席语录》高擎于头顶，三呼“万寿无疆”。然后学上一段毛主席语录，早上便请示一天的工作，到了晚上就汇报一天的工作。稍有疏忽，就被认为是对毛泽东最大的不忠。弄不好，还会招来麻烦，甚至有杀身之祸。

那时，全国除毛泽东本人外，上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副统帅林彪，下至每一个学龄儿童，几乎人人手里有一本《毛主席语录》，胸前佩带一枚毛主席像章。公共场合，只要谁忘记带了，就会把你找来刨根究底，审问个半天。弄得人人自危。

人们在工作和生活中，也要像对口令一样用《毛主席语录》里的话互相呼应。上街买东西，要对售货员说一句“‘节约闹革命’，请给我称一斤白菜”。然后，售货员回答“‘为人民服务’，这是你买的菜”。

打电话也是如此。那时不是现在这样的自拨电话，必须通过电话总机台的话务员接转。接通电话后，第一句必须说上一句《毛主席语录》里的话。否则，电话总机台的话务员可以拒绝转接。

一句话，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中国，人们读的是《语录》词，做的是《语录》操，唱的是《语录》歌，跳的是《语录》舞。《毛主席语录》与人们的生活、生产和工作密不可分。人人都有语录本，到处都是语录牌，成了上世纪60年代中下期中国广阔大地的一大“文化景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而一些被批斗和打倒的老干部、“走资派”、“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也在想办法借用毛主席语录来保护自己，为自己辩护。当时，用得最多的毛主席的话是“要文斗，不要武斗”。听说，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在被造反派批斗时，他要大家打开《毛主席语录》本，翻到第，273页。然后高声朗读：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陈毅是个好同志”，周总理可以作证(这是陈毅自己将毛主席在某个场合说过肯定自己的话写在语录本最后的扉页上)。弄得造反派啼笑皆非。尽管陈毅不乏幽默，可仍然还是被造反派批判。

至于“牛鬼蛇神”和“反动学术权威”借助毛主席语录，那是得不偿失。照造反派的话说，是自不量力，毛主席的话怎么能对他们派上用场呢?因此，不仅没能得到丝毫帮助，反而还会招来灾难。

兴起《毛主席语录》热，始作俑者是林彪

上世纪60年代兴起《毛主席语录》热，始作俑者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林彪。

1960年9月，已接替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并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向全军发出号召，军队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掀起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新高潮。他还说，在处理训练、生产与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关系上，要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军事训练、生产劳动不能冲击学习毛主席著作。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形成的以学习毛主席著作为中心内容的决议，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并由中共中央转发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上世纪60年代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就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掀起的，《毛主席语录》又是在全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中应运而生的。

到了1961年4月，林彪更明确地指示，“毛主席有许多警句要把它背下来”，“为了使战士在各个时期、各种情况下都能及时得到毛主席思想指导，《解放军报》应当选登毛主席的有关语录”。

主持军委工作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发了话，说得这么明明白白，《解放军报》自然是不敢怠慢。于是，立即着手做选登毛主席语录的准备工作。恰在这时，军报编辑部得到消息，说《天津日报》社有一套毛主席语录专题卡片，查找引用极为方便。他们赶紧派人赶往天津，在征得《天津日报》社同意后，很快索回了这套专题卡片。在每日的军报头版显要位置上予以刊登。后来的毛主席语录，就是在这套专题卡片的基础上选编的。

林彪对《解放军报》刊载毛主席语录非常满意，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给予了充分肯定。1962年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介绍了这一做法。博得了毛泽东的首肯。

当时的总参谋长罗瑞卿对军报这种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方式也很赞许。

部队对《解放军报》的举措更是拍手欢迎，连连叫好。许多干部战士自觉地把报上的毛主席语录剪下来，分门别类地汇集成册；有的战士甚至买来小本子天天抄录，自制成语录本随身携带；基层连队用木质材料制成语录牌，无论是训练还是劳动，走到哪带到哪。营房里，训练场上，工地上，到处都有毛泽东的“最高指示”。

干部战士的这种热情启发和激励了《解放军报》编辑部的同志，他们为基层干部战士的热情所打动，准备为部队编辑一本便于携带的袖珍式的《毛主席语录》。并立刻向总政治部领导汇报。议的军报负责同志把编辑一本毛主席语录的意见带了上去，当面向总政领导汇报。总政治部领导讨论认为，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毫不迟疑，立马表示同意。并指示他们尽快编辑一本高质量、高水平的《毛主席语录》出来。

军报得到了总政领导的批准，此前又有林彪的旨意。因此具体实施起来一路的绿灯。他们集中编辑人员拟计划，选内容，定方案。大家以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无限崇拜”四无限的无产阶级感情，把编语录作为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加班加点地进行。到1964年1月5日，就选定了23个专题，摘编了200条毛主席的话，拟定为《毛主席语录200条》，并装订成册。编辑部的同志立即马不停蹄地送到尚未休会的代表手里征求意见。后来根据与会人员提出的意见，对语录进行重新调整，题目也直接叫《毛主席语录》，仍为16开本，设25个专题，收录语录267条。就这样，从确定编辑到第一本《毛主席语录》问世，总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可真是雷厉风行。

后来又几经修改增补，力求从形式到内容，出版一本精品《毛主席语录》。

因为当时是林彪主持军委工作，此事又是他首先倡议的，所以有关方面建议，请他为《毛主席语录》题词，并提出最好用雷锋的“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四句话，林彪高兴地答应了。同时还由总政治部署名写了“前言”。“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总政治部署名的“前言”改由林彪署名“再版前言”。1966年12月17日，中央各大报和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机关报都在最显著的位置上发表了由林彪署名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

这样，33个专题、427条语录、包括前言在内近1万字的《毛主席语录》定稿出版。此时，总政治部决定，将《毛主席语录》先在军队内部发行，干部人手一册，战士每班一本。为了便于携带，到1965年8月1日，由52开本改为64开本，选用红塑料作为《语录》的封皮。这就是后来流行于世、常见的小开本《毛主席语录》。

《毛主席语录》在部队很受欢迎。但是战士每班一本很不够，大家都抢着看。而当时，毛主席著作又几乎是唯一的学习资料。这时，林彪又发话了，“要多印一些，一定发给每人一本，要像武器一样，发给每个战士”。从此，中国军队的每一个战士，像拥有一杆钢枪一样，也拥有一本《毛主席语录》。

《毛主席语录》出版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带头索要

《毛主席语录》在军队内部发行后，在全国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当时正是毛主席号召“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热潮。既然解放军战士人手一册，走到哪带到哪，地方何不仿效呢?于是，一方面，经中央同意，中宣部、文化部在组织班子赶编毛主席语录。后因种种原因未果。另一方面，各地、各部门纷纷打电话，发电报，寄信函，联系从部队渠道购买，有的还请求代印。大家都以拥有一本《毛主席语录》和一枚毛主席像章引为光荣和自豪。听说，有的小学生因为没有得到一本《毛主席语录》和一枚毛主席像章还哭过鼻子哩!

甚至连中央领导同志也派人来索要。最早是朱德同志，这位与毛泽东在井冈山相识、共事40来年的老资格的军事家，在《毛主席语录》出版第五天，就派人到军报来要。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也派人来拿。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曾三次索要，唯恐收不到，还要求直接送到他的手上。彭真、刘伯承、贺龙、邓子恢等领导同志也都自己或委托秘书先后要过。中央和国家机关、北京市周边的一些省、市也派人登门索取。使得解放军报社应接不暇。

全国人民要求拥有《毛主席语录》的呼声日高。在这样的形势下，经总参谋长罗瑞卿批准给地方代印。从1964年5月1日到1965年8月1日，共代印了1200余万册。公安部一次就要求代印50万册。中宣部、国家体委等机关也都代印了不小的数目。尽管如此，仍然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后来，人民出版社给毛主席著作编委会写具书面报告，请示是否可以公开出版发行总政治部编辑的这本毛主席语录。很快就得到了党中央的批准。于是，在全国范围内，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发行《毛主席语录》。再后来，中共中央决定大量出版。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发动二三百家印刷厂赶印《毛主席语录》。特别是党的“九大”召开前夕，《毛主席语录》出版发行形成了高潮。绝大多数省市都按人口数量印刷，几乎达到人手一册。

《毛主席语录》冲出国门，风行世界

《毛主席语录》在祖国大陆发行，已形成不可阻挡之势。没想到，后来还在港澳和台湾地区出现。甚至冲出国门，走向了世界。

首先是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他们渴望看到并得到这本灼手可热的书。不少港商在广州进出口交易会上买回一批。但供不应求，又直接派人到广州新华书店联系。

后来是世界各国，特别是一些马列主义的政党、友好国家向我驻外机构提出了索要《毛主席语录》的要求。据不完全统计，从1966年10月中宣部批准出口到1967年5月，仅8个月时间，中国国际书店向全世界117个国家和地区发行了英、法、西班牙、日、俄、德、意、越南等14种文字的《毛主席语录》共80多万册。

有些国家因等不及我国翻译的各国文字的《毛主席语录》出版，就自己动手翻译出版。法国、意大利、日本、德国、比利时、印度、巴基斯坦、西班牙、老挝等国家，用24种文字自行翻译出版了40多个版本的《毛主席语录》。

《毛主席语录》在世界范围内出版发行，几乎同样达到了狂热的程度。

然而，最时兴的往往不是最持久的。任何一件事有开始必有结束。随着1971年“九一三”事件的发生，《毛主席语录》热戛然停止。红宝书从亿万人高擎的手中纷纷落下，最后在人民生活中逐渐地消失。

毛泽东是否赞成《毛主席语录》——一个不能回避的话题

20世纪60年代初，《毛主席语录》之风如此盛行。此举，毛泽东本人赞不赞成呢?这是人们说得最多的一个话题。毛泽东是同意的。有档案资料为证。

其一，1965年12月28日，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给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的一封信中说道：“主席指示陈伯达同志负责编写一本全国通用的《毛主席语录》。准备编辑6万字左右，现只编辑出一部分，约3万字，给我送来了一份。”这里，很明确地谈到毛泽东本人曾有过编辑语录的打算，而且交代了具体人负责办理此事。

其二，1964年版的《毛主席语录》刚面世，毛泽东就派人去索要。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毛泽东的态度。

其三，1965年11月19日，中央办公厅向军报打来电话，告知毛主席同意给安徽省委提供《语录》纸型，让他们自己印刷。

其四，一个明明白白的事实是，历史和个人的需要，使毛泽东一次又一次地肯定了制造个人崇拜的做法，一次又一次地赞许用多种形式包括用《毛主席语录》宣传毛泽东个人及他的思想。而且最终将毛泽东思想旗帜举得“最高”的林彪推上了副统帅的位置。当然，这不是毛泽东一人所为。

以上足以说明，毛泽东本人当时是赞成用《语录》这种形式来传播自己的思想的。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9年第10期　揭秘台湾地下党·蒋益文

20世纪中叶，对台湾和大陆来讲都是历史的十字路口。风云变幻、波澜诡谲的历史大背景下，上演了一幕幕爱恨情仇。岁月慢慢流逝，一群为理想奋斗拼搏，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人，几乎隐没在历史的深处。他们是当年肩负使命，在台湾秘密潜伏的人。在当年台湾当局的口径中，他们是“匪谍”、“共谍”，在海峡对岸的记忆中，他们有个响亮的名字，台湾地下党。

台湾地下党的起源

台湾地下党并不是一个正式的名称，而是在中共领导下，隐藏潜伏在台湾，从事谍报工作的地下工作者的一个统称。左翼力量早在台湾光复之前便有萌芽，并产生了台湾的共产党组织。不过，日据时代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影响的台共组织并不隶属于中国共产党，而是日本共产党的分支。

1928年，在上海参与创立台湾共产党的台湾留俄学生谢阿女不会想到，二十年后，世人记住的是她另一个名字：谢雪红。谢雪红1901年出生于台湾彰化，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在1928年参与创建的台共组织被称为“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1945年台湾光复后，她和她的同志重新开始了曾被日本殖民统治者扼杀的左翼政治活动，并在“二·二八”事件中领导了台中地区的武装斗争，后经香港返回大陆，创立大陆的民主党派之一，台湾民主自治同盟。谢雪红是一类台湾地下党成员的典型。他们与余则成不同，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在组织上同共产国际、日共、中共都有关系。

1945年8月，台湾籍干部蔡孝干被中共中央派遣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成为台湾地下党的领导人。蔡孝干不仅和谢雪红一道参与过1928年台共的创办，还参加过长征，是在中共党内成长起来的台籍革命者。蔡孝干于1946年7月到达台湾，标志着岛内的台共活动有了相对统一的组织领导。事实上，蔡孝干代表着台湾地下党的另一类组成人员，即曾长期在大陆奋斗的台湾人。中共党内的历炼使他们获得信任，台湾籍的出身又是他们展开工作的宝贵财富。不过，正由于他们长期的大陆经验，跟本土成长起来“旧台共”和台湾本地人有一定隔阂。按照台湾的习惯，他们被称作“半山”。

蔡孝干到达台湾后，与陈泽民、洪细樵、张志忠等人一道完善党组织，开展联系潜在台共人士和左翼积极分子等活动，并在1947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就北平发生美军强奸女学生事件发动大规模反美示威。

台湾地下党的虎穴忠魂

在任何一种对台湾历史的叙述中，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都是绕不过去的一道坎，后来台湾当局称这场席卷全岛的民众反抗运动“受到共党匪谍的煽动、主导”，其实中共台湾省工委并没有积极参与。然而，谢雪红、张志忠两人却分别成为台中、嘉义两地武装反抗的领袖。“二·二八”事件之后，由于当时的国民党当局丧失民心，在台湾的中共党组织迅速发展，人数激增一倍。

“二·二八”事件前，地下党的组织延伸主要集中在高等院校和知识精英当中，在台湾土生土长的吴克泰、刘青石等人便在这个阶段加入，其中还包括一个日后尽人皆知的名字，李登辉。根据李登辉当年的入党介绍人吴克泰回忆：李登辉1946年由东京帝国大学毕业返台后，便向吴克泰流露出信奉共产主义的思想。后来，在吴克泰的介绍下，李登辉表示愿意加入共产党，并向张志忠递交了自传，蔡孝干不久就批准李登辉入党，并由吴克泰与其进行单线联系。

与组织发展相比，真正的谍报工作更惊心动魄。当时吴克泰在蔡孝干的领导下，负责台湾地下党与中共华东局的联系。一次，他乘渔船返回大陆，在港口接受检查时，用药水写在点心盒包装纸上的文件在日光下隐约显形。他情急之下主动打开包装纸给检查人员看，涉险过关。为了保证安全，他精心选择了一条台湾和上海之间走私菠萝罐头的路线传递档案和指示，并向蔡孝干建议，一旦情况危急，就用这条走私线路离开台湾。

出生于北京的汪声，在上海打人国民党政府民航局，担任无线电报务员。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他奉命潜入台湾。他先到香港与同为地下工作者的妻子裴俊会合，借着国民党政府民航局撤退到台湾的机会，到达台湾。随后，他在台北市厦门街设立秘密电台，发回大量有价值的情报。

吴石是一位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的军事专家，他在抗战中屡立战功，同时也在官场沉浮和派系倾轧中逐渐对国民党当局失望。抗战末期，吴石升任重庆军政部部长办公室中将主任，曾帮助地下党人吴仲禧谋求国民党内职位。1947年到1948年间，中共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吴石在吴仲禧介绍下，正式开始为党工作，接受地下党员何遂的领导。此后吴石历任“国防部”中将部员、福建“绥靖公署副主任”，借这些职务之便，将大量机密情报、档案等送交党组织。

1949年7月，已被调任“国防部”参谋次长的吴石在香港见到吴仲禧，后者表示他可以不去台湾，转赴解放区。吴石当即表态：自己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有机会，个人的风险算不了什么。为了避嫌，他还携夫人和一对小儿女一同赴台，留下大儿子和大女儿在大陆。

吴石到台后，代号为“密使一号”。从他所处的职位，可想而知他所能接触和掌握到何等机密的情报。此时，中共华东局决定派遣长期在沪、港之间从事情报工作的女谍报员朱谌之与吴石联系。朱谌之于1949年11月27日由香港抵达台北，她先与蔡孝干取得联系，随即与吴石在其寓所中会面。通过朱谌之，吴石将包括台湾、金门等地的军事地图、军队部署、机场及飞机状况等情报经香港转交中共华东局。毛泽东叮嘱有关人员“一定要给他们记上一功”，并挥毫赋诗：“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被杀害的台湾地下党

1949年，撤离到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为了保住最后一块立足之地，采用了更加残酷、严密的抓捕和镇压行动。这种做法实际上延续多年，造成台湾历史上的白色恐怖时期，许多无辜的人被殃及，真正的中共地下组织更受到严重摧残。

1949年12月，台湾当局建立“国防部总政治部”，由蒋经国出任主任，对军队和保安机构实施特务控制。在这个机构的策划下，国民党军警对中共地下党组织展开有效破坏。从1950年1月起，军警相继逮捕杀害多名地下党员。1950年2月，汪声设在台北厦门街的电台被保密局人员发现，汪声同妻子裴俊等四人被捕，不久后殉难。

1950年1月29日，蔡孝干被捕。这位经过长征考验的领导者一周后就叛变了，并供出了有关台湾地下党的所有名单资料，400多名地下党员由此被捕。惨烈的一幕由此开始，变节招供的活命，立场坚定的不屈者马上押赴刑场执行枪决。鲜血染红了台北近郊马场町刑场的弹丸之地。

1950年2月2日，朱谌之的身份暴露，此时前往香港、上海的海上和空中航线都被封锁。吴石本人虽已处于极度危险之中，仍冒死为朱谌之签发特别通行证，送她飞往舟山。不久，由于叛徒的出卖，吴石也暴露了。由于他在国民党内特殊的身份和职位，此案令蒋介石极为震惊，他亲自下令逮捕吴石，朱谌之也由舟山被押回台湾。这便是举世震惊的吴石案。1950年6月lO日，吴石、朱谌之等四人英勇就义。

这一年，被杀害的中共地下党员和左翼人士数以千计。

台湾地下党的结局

2000年8月25日，《1950仲夏的马场町——战争、人权、和平的省思》特展在台北“二·二八纪念馆”揭幕。这是台湾地区第一次打破禁忌，客观展示了当年国民党政权在台北马场町刑场杀害共产党员与左翼人士的情形。

变节者苟活一时，但人生的故事并未结束。蔡孝干后来出任台湾当局安全部门少将副参议副主任，从此开始了低调的著述生活，著作有《台湾人的长征纪录》等。他于1982年在台北病逝。

也有历经九死一生返回大陆的人，从此经历另一种人生。谢雪红、吴克泰等早在“二·二八”事件后便返回大陆，见证了新中国诞生、成长，也经历了数十年的沧桑沉浮。台湾党组织在1950年被破坏后，刘青石历经艰辛，直到1956年才经香港返回大陆。此后，他在北京清河农场劳动了22年，直到文革后才获得平反。

还有一些人幸未蒙难，也未返回大陆，便在台湾定居。近年来，随着两岸时局的变化，台湾岛内不时有人站出来声称是当年潜伏下来的地下党员。有的确实是地下党外围活动者或同情者，有的则是冒充。

台湾地下党组织的历程也许是整个中共党史上最复杂、最难解的部分之一，直到今天，众多资料还矛盾重重，一些人口中的英雄和烈士，在另一处却被指为叛徒。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9年第10期　“克虏伯”大炮的沉思·余良明

在福建厦门的胡里山炮台上，至今保存着一尊一百多年前从欧洲引进的巨型大炮，它就是“世界现存十九世纪制造的最大、结构最完整的后膛海岸炮”——“克虏伯”大炮。据说它已载入“吉尼斯之最”。福建电视台曾经以它为线索制作了一部专题片《春秋克虏伯》，详细介绍了它的来龙去脉。笔者有感于它的沧桑身世，于是重游炮台。“克虏伯”大炮面海倨蹲，引项苍空，倔强而悲愤，固执而孤寂。夕阳残照中，层层涌来的天风海涛迅速地将我们推进到了文化反思的前沿。

中国近代文化史经历了“三段论”：从“太平天国”运动末期开始到“甲午战争”结束时期的“洋务运动”是第一阶段；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为第二阶段，“五四运动”前后为第三阶段。这三个阶段恰好对应着文化结构的三个层次：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并且是按照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式来展开。厦门胡里山炮台上的这门“克虏伯”大炮，可以说是第一阶段“洋务运动”的过程与结果的缩影。

“克虏伯”大炮是十九世纪德国克虏伯集团生产的一种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也是当时先进的物质文化代表之一。清廷引进它是为了“师夷之技以制夷”，达到维护满清政权的目的。于是清政府花巨资购买了三百二十八门克虏伯大炮，万里海防一时间都安上了这种最新式的武器。他们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高枕无忧，皇图永固了。然而“克虏伯”乃至整个洋务运动所搞的物质文化建设都拯救不了腐朽的满清王朝，避免不了失败的命运，抵挡不住浩浩荡荡的世界历史文化潮流。短短的十年间，装备有精良的“克虏伯”大炮的南北水师，先后“樯橹灰飞烟灭”，均遭灭顶之灾。可见单靠先进武器和物质文化层面的建设是实现不了所谓的“强国梦”的!这是为什么?因为先进的武器、物质文化的后面还要有先进的制度文化(民主、法制、规则等)的支持；不仅如此。在它里面还凝结、包含着精神文化(理性精神、科学精神、世界观、时空观、工作理念等等，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的“自由精神”)的本质规定。这三者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学术界只是在概念上、理论上为了分析的方便才将它分别为三个层次来对待，实际上是渗透在一起不可分割的。但由于物质文化往往是以表面上、形式上相对独立的“文化物”(这是笔者杜撰的概念，指“坚船利炮”、“声光化电”等人工实体)这样的形态出现的，所以当时洋务运动的领导者就想当然地认为可以在实践领域里将它们割裂开，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妄图在保留帝国“遗体”(即旧制度和旧观念)的前提下来“用”西方的物质文明，这实在是真正的自欺欺人。以文化外延的一个分子——体育中的球类比赛为例：球是物质文化，规则就是制度文化，“奥林匹克精神”就是精神文化。“中体西用”说者以为只要把球抱到了怀里，就算胜券在握了，不知也不讲比赛规则和体育运动的精神与目的。因此屡屡犯规而不知，最后只有被罚下场。有识之士如严复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有牛之体，方有负重之功，有马之体，方有致远之用。未闻有牛体马用、马体牛用之说也。”洋务派被急功近利急昏了头脑，却忘了或故意不提他们的“中学”里有一句连平常读书人都知道的话：“体用不分、显微无间”!数典忘祖，因而牛头马嘴起来。

从实质意义上说，南北水师的全军覆没不是败在外国人手里，而是毁于中国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之下，是“中体西用”说的牺牲品，思之令人悲悯。专制制度必然出腐败政府。腐败政府之下不会有正气之师(这样的军队甚至更腐败)。腐败之气遍被华林，南北水师的战舰事实上早已被腐蚀得锈迹斑斑，焉能不败!奴化的人民难出真的战士。真的战士出于自由的人民。只有自由的精神文化才能培养出自由的人民。由自由的人民组成的军队和国家才是真正不可战胜的!自由的人民才是真正的“中”之“体”、国之“本”!洋务派舍本逐末、离体求用，不是去“务”自由公民这个真正的“本”和“体”，而只是拉起了一支外表好看的仪仗队。这样的军队只能对内吓吓老百姓，中国人与中国人打打内战而已，对外作战一触即溃。甲午战败后，李鸿章被迫承认，他搞的坚船利炮南北水师等等，都是纸糊的东西，一捅就破!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花了几十年时间和大量的银子，搞起来的只不过是一只“纸老虎”!孔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教民”不仅仅要教怎样开船开炮，更要教育培养怎样做一个自由的公民。以缺乏自由精神的“不教民”去作战，既愚蠢，又残酷。

不可否认，洋务派的只关注物质文化的“近视眼”毛病是具有必然性和普遍性的。在异质文化相接触、相碰撞之初，为双方的文化主体所关注的焦点必然集中在属于对方文化的表层结构的物质形态的形而下方面，这不足为奇。但“洋务派”之所以眼光狭小到只盯着物质文化中的一小部分——“坚船利炮”上，除了上述的种种原因之外，似乎尚有特殊的民族心理因素在作祟助长，那就是崇尚“法宝”的心理。“法宝崇拜”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和沉重的民间基础。且不说“干将”“莫邪”、“吴刀”“周宝”，中国古代章回体旧小说如《杨家将》里大破天门阵的降龙木、《说岳全传》中岳飞使用的由神蛇变成的“沥泉神矛”、武侠小说里的各种神秘的独门暗器、乃至金庸的“倚天屠龙、”古龙的“七种武器”……等等，都是所谓的“物华天宝”；而“法宝”最多的要数《西游记》，里边神仙妖魔使用的各种“宝贝”更是无奇不有，最厉害的就是孙悟空的“金箍棒”了。这些都是“法宝崇拜”心理在文学上的反映，同时这些文学作品又反过来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心理。第一次见识西方坚船利炮之厉害的中国人首先想到的那是洋人的“法宝”。而“法宝”是可以用“邪物”、“邪气”去“破”的。于是便有了所谓的林则徐用尿壶装着女人的尿去“破”洋人的坚船利炮的“尿壶计”(福建民间传说)。“破”不了就要想办法去拥有。谁拥有了这些“法宝”，谁就能克敌制胜、所向披靡、无敌于天下了。于是便有了接下来的洋务运动和“克虏伯”的到来……应该承认，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不能没有先进武器，先进武器的强大威力也不容低估。但“法宝崇拜”过分夸大了武器的作用，把必要条件当作充分条件，并加以绝对化，从而再也看不见其他条件配合的必要性，再也不会发现和重视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的重要作用，眼光因此变得极其狭窄短小。整个“洋务运动”以“坚船利炮”为目标，以军工生产为中心，举凡矿山开采、铁路修建、架设电缆、乃至开办公司，都是围绕着武器军备而提供的一条龙服务系统。一旦这种迷信心理取得优势，在“军机处”占了上风，无论拥有还是没有“法宝”，失败的祸根就都种下了，因为他把赌注全押在了那“宝”上。一旦“宝物”不灵，这一条龙就像“多米诺效应”一样全垮了。“甲午”战败，“洋务运动”也旋即以失败告终。但“法宝崇拜”心理直到“甲午”战后还在继续。甲午战败后，寻究原因，一般人还都认为是慈禧太后把原定购买“克虏伯”炮舰的军费挪作修建颐和园，而日本君民得知这一消息后则上下齐心协力买下了这艘军舰，在后来的甲午海战中起了决定胜负的作用。其实当时中国的海军从物质力量来说已超过日本，是亚洲第一，根本不差那一艘“克虏伯”炮舰。可以看出，“法宝崇拜”又一次显灵。

这样看来，“洋务运动”的局限性和失败结局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客观性，因而对于“洋务派”我们也就不应一概苛责。但在一百多年后历史已然昭示明白的今天，在明明知道民主制度和自由精神是先进文化中更重要、更根本的“好东西”时，如果还有人罔顾人民的进步要求和民族国家的长远利益，坚持新的“中体西用”方针，顽固地拒绝民主制度和自由精神，那么，无论他用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辩解说明，都不能不让人怀疑他们这样做的居心。如果坚持“中体西用”的人关心和追逐的只是自己的利益，那他们就连“老洋务派”也不如了。

如果说“老洋务派”的“坚船利炮”运动和“中体西用”主张是因为无知和受“集体无意识”的影响而作出的文化选择的话，那么，“新中体西用论”者所做出的只引进物质文化而排斥民主制度和自由精神的文化选择就是一场自觉的把中国引入已经证明失败的歧途。

回到“克虏伯”问题上来。现在仍然有不少人对于“甲午”战败原因的认识，依旧和一百多年前一样，将它归罪于是慈禧太后挪用了原本定于购买“克虏伯”炮舰的军费去修建颐和园。关于慈禧“军购案”的是非得失，下面再说，这里先说说何以会发生这个“军购案”的问题。为何日本能倾全国之力，天皇捐私资、皇后捐首饰，君臣上下同心同德去购买那艘后来取名为“吉野号”的“克虏伯”军舰?为何中国那笔原定用于购买那艘军舰的军费却由于那位老人的一句话就挪作修园子之用而全国军民竟连一句异议都没有呢?这不正是制度文化问题吗?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建立的是君主立宪制，而中国还是固守封建专制制度。在专制制度下，一个人或少数人拍板决定要上什么项目就上什么项目，哪怕是“大”错特错的“大”项目，国人也无权过问。

至于说到慈禧“军购案”的是非得失问题，在这里我们真碰到了历史辩证法的吊诡“悖论”了。笔者满怀多重的矛盾和痛苦的心情但又不得不遵循逻辑的理性作如下的冒险推演：假如慈禧当年没有挪用那笔款子而是购买了那艘军舰，就能保证中国必胜而日本必败吗?以当时中日两国的文化来看能合理地推出上述这个结论吗?如若不能(而这倒是极可能的!)，那么与其同样免不了沉舟黄海，倒不如让这笔款子去修颐和园，至少它还给我们留下了一座美丽的可供后人流连忘返的旅游胜地、一笔可观的文化遗产……这有“以成败论英雄”之嫌，但绝无肯定那个老太婆的做法是正确的意思。在面对这个“歪打正着”的事实时，我们的理性和感情均处于失重状态。这个“歪打正着”之举的符号(颐和园)所象征的意味，不知是塞翁失马、祸福相倚之道的隐喻呢，还是和平事业胜于战争的昭示?抑或是上天对我们这个奴化已久的民族的惩戒兼怜悯所动用的一条补偿原则?

“克虏伯”张着沉默的大口，对着碧海苍天，一句“天机”也不泄露……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9年第10期　卡廷惨案：历史不能永久地被掩盖·陈继礼

我国原驻波兰大使刘彦顺在2004年2月北京《纵横》月刊上著文，详述二战期间苏联当局枪杀25000余名波兰被俘军官的所谓“卡廷之谜”，使一桩尘封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空白”越过了“控制者们——当局已经设计好的那种结论”，以见证人的资格，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其实，早在10年前我们就在著名作家邵燕祥的《卡廷纪念碑》(收入其《文集一·史外说史》)中看到、随后《羊城晚报》也以《15000波兰军官被杀的惨剧》(1998年10月23日十六版)有过进一步披述。不过要说完整详尽，还是刘大使这篇长文。他说：“枪杀的决定，是1940年3月5日由联共(布)政治局根据贝利亚(前苏联人民内政委员会委员长)的报告作出的，后由斯大林签署；决定同意枪杀人数为25700人，其中关押在三大战俘营中的为14700人，关押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各州监狱的为11000人”。即是说把上述两文先后所述的由15000人进而升至21857人，把还遗留的人的数字补上了。刘大使在文中还附有贝利亚关于处置波兰战俘报告的影印件，上面看到经过斯大林、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米高扬的亲笔签批和加里宁、卡冈诺维奇表示同意的记载，(此件未见贝利亚签字。[俄]谢尔戈·贝利亚《我的父亲贝利亚》(群众出版社)一书中说，贝利亚是个不嗜杀的人。)时间是呈报当天1940年3月5日。此外还附有1992年10月14日俄国总统叶利钦特使鲁·皮霍亚在华沙向波兰总统瓦文萨转交卡廷事件密档第一卷的副本和一帧当时持赠的合照。这样，“卡廷事件的真相才进一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也正是这样，“这件事确定了真正的祸首是苏联”。

卡廷事件之所以产生，有着一个深刻的历史背景和不光彩的政治图谋。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欧亚两洲上空，战云密布，各国在外交舞台上自然尔虞我诈。当时苏联正处于德国和日本西东两面的威胁。为了确保东线的安全，于1941年4月13日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该条约第2条规定：“倘缔约国之一方成为一个或数个第三国敌对行动之对象时，则缔约国之他方，在冲突期间，即应始终遵守中立。”《苏日共同宣言》更声称“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这就“显然是对日本侵华的默许和纵容，以中国领土为互相馈赠的供品”(《南方周末》2004年5月20日第29页《抗战外交的中德日三角》)。在西线，苏联早派出外长莫洛托夫和驻德使馆参赞黑尔格一起与希特勒密谈。1939年8月23日在莫斯科由德国政府代表里宾特罗甫与苏联政府代表莫洛托夫正式签订《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又称“莫洛托夫——里宾特罗甫条约”)。第2条规定：“若缔约国之一方，与第三国卷入类似战争之行动，则其他一方，即不得对上述第三国，予以援助。”(《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舒宗侨编著第16页中国书店出版)这就等于肯定给予希特勒敢于加快侵犯波兰的步伐。果然，不到一个星期，9月1日早上5时20分(波兰时间)，德国立即投入兵力90个师团达100万人，飞机6500架，首先在海尔半岛上空对波兰空军根据地的浦克一带轰炸，发动对波兰的全面侵入。11日华沙被炸17次，成了焦土，16日波兰政府被迫迁往卢布林、丧失指挥抵抗能力，华沙被围。9月17日，苏联以波兰国家业已崩溃，为了“保护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人民生命为由”，出兵波兰。波兰总司令爱德华·雷茨——斯米格里元帅下令不要抵抗红军，结果被俘虏了25万人。这样德国自西向东，苏联由东向西双方夹击下，27日波兰宣布投降。苏联在东部占领了20万平方公里，1300万人口。9月28日德国里宾特罗甫又一次来到莫斯科与莫洛托夫签订了《德苏友好与划界协定》。实现了当初两国秘密瓜分波兰的既定目的。这样从9月1日，到10月5日战争开始后的35天，波兰完全灭亡了。苏联莫洛托夫胜利后说“今日，我们(苏联和德国)不再像以往一般的是敌人了”(《画史》105页)。但是希特勒“醉翁之意”不止波兰，而是整个苏联。1941年6月22日黎明，希特勒终于撕毁苏德一切条约，从波罗的海海岸到喀尔巴阡山麓，绵延1500公里，投入总兵力200万人，同时分3路对苏联实施猛攻。希特勒亲至前线指挥。在最初作战的3个月中，苏联公布自己损失飞机5300架、战车7000辆、大口径炮8900尊。为了扩大反法西斯同盟，苏联于1941年7月12日与英国签订了《在对德作战期间之共同行动协定》(后来莫洛托夫又亲赴伦敦，于1942年5月26日与英国外相艾登共同签订了《英苏军事同盟主文》——20年的军事同盟，《画史》150页)。7月30日苏联又同波兰流亡政府“伦敦波兰政府”总理西科尔斯基一(其时原波兰总统莫锡基与外长贝克逃到罗马尼亚转赴巴黎，于9月30日提出辞职，由赖克维兹继任，任命西科尔斯基将军为内阁总理)签订《苏波互助协定》，承认1939年苏德关于变更波兰领土的条约失效，苏波恢复外交关系。并同意波兰流亡政府在苏重建波兰军队，同意释放所有波兰战俘和在押的波兰公民，共同打击德国法西斯。1941年12月3日波兰驻苏大使科特和总理西科尔斯基先后会见斯大林，向苏索要失踪的波兰军官。(因为在这之前，1940年10月波兰军官林格上校奉命向苏联内务部查询过被俘波军官的下落，部长贝利亚的副手梅尔库罗夫曾出面回答：“没有这些人。”1941年8月4日，在波军中素孚众望的安德尔斯将军获释，奉命在苏联境内组建波军，并在苏联各地设立征兵站，招纳流散的波兰官兵。但几个月过去了，前来报名的不足1000人。虽经一再查询，苏联总避而不答)没想到这次“斯大林顾左右而言他，不愿多谈波军的事，说‘他们被释放后就跑掉了，可能跑到了满洲里(中国境内)。”’1942年3月18日安德尔斯又直接向斯大林查问波兰被俘军官的下落，斯大林改口说：“他们可能在德占区。”苏派驻波兰流亡政府大使鲍格莫洛夫则一口咬定：“波兰军官已全部被释放。”后来波兰流亡政府于1942年夏天，根据当地居民在斯摩棱斯克附近卡廷一带的密林深处发现埋着成百上千人的“公墓”及从现场遗留的信件、日记、军服上的星徽、钮扣，足资证明死者均为波兰军官等等证据，备文转致苏联政府。这样，从1941年7月到1943年4月，先后向苏方递交照会多达20次，均没有取得答复。直到1943年4月13日，纳粹德国的柏林电台广播了一条令全世界目瞪口呆的新闻：德军在卡廷森林发现了8个埋有几千人的葬尸坑，从死者军服看，他们是波兰军官，死亡时间大约在1940年春天，都是被人“熟练地用手枪从脑后击毙的”，这是“典型的犹太——布尔什维克暴行”。4月15日，莫斯科电台指责德国是“肮脏的臆想、无耻的捏造”。同日，波、德政府分别邀请国际红十字会派人赴卡廷森林进行调查。但由于苏联坚决反对，国际红十字会拒绝了波、德的请求。同年下半年，苏军收复了斯摩棱斯克，组成以布尔琴科院士为首的调查组奉命到卡廷调查。报告说：“尸体头上的德国造子弹和从脑后开枪的‘纳粹方式’，均说明凶手为德国。德国贼喊捉贼，嫁祸于苏联。不过是戈培尔之流恶人先告状的一惯手法。”波兰流亡政府半信半疑。1946年7月审判德国战争罪犯的纽伦堡法庭曾提卡廷事件问题，纳粹头目戈林和里宾特罗甫一口咬定是苏联屠杀了波军俘虏，但最后也没有把卡廷事件列入战犯的判决书。——是否“因为纳粹曾在白俄罗斯一个名为卡庭的村庄进行过大屠杀，而两地名称发音相同(写法其实有异，前者为Katyn，后者为Knatyn)，所以两件事很容易被混为一体了”([波兰1戴立娜《苏共残杀波兰人的历史真相》)。或者是出于希特勒的一贯罪行，美国的罗斯福和英国的丘吉尔应当相信盟友：“善良的‘乔大叔’怎能枪毙手无寸铁的军官呢?”(《斯大林秘闻》[俄]爱德华·拉津斯基著新华出版社第577页)。终于纽伦堡法庭并没有断定屠杀波兰军官的罪行是谁所为。而且有关卡廷事件的言论，均被苏联斥之为“戈培尔版本”的反苏宣传。斯大林死后，“历届领导人都将错就错，参与歪曲和隐瞒”。1959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列平曾向赫鲁晓夫报告说，卡廷事件被枪杀者总数是21857人，档案馆保留这些人事档案，建议销毁；1976年时任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等3人也向勃列日涅夫报告说，“积极考虑波兰朋友的愿望”，举行苏波磋商，以便“制定共同的反击措施”。而当时波兰官方，却“慑于苏联的权威，长期沿袭苏联的说法，自己不说也不准别人说”。但是波兰人民心里都很明白，它始终是一根深深扎在心中的针刺。从波共第一书记盖莱克到解体后波兰统一工人党总统雅鲁泽尔斯基都感到卡廷事件如不抓紧澄清，不单单是个历史问题，而是直接损害领导者形象和威望同削弱政府执政地位的政治问题。盖莱克没有完成这个任务。雅鲁泽尔斯基就任总统伊始，即于1990年4月11日一14日以波兰共和国总统身份在卡廷事件(1940～1990)50周年之际亲自访问苏联，并专程往卡廷，作为波兰总统第一次在卡廷向死难的波兰军官致哀。苏联塔斯社在13日公开声明：“卡廷悲剧是斯大林主义的严重罪行。”卡廷事件就完整地告诉了世人。雅鲁泽尔斯基为波兰人民解开了这个被谎言掩盖、歪曲、“嫁祸于人”近50年的“卡廷之谜”，他理应受到波兰人民的追怀、纪念；自然，也应受到世上一切具有人类良知的人深切感念，牢记不要让下一代人继续在谎言中挣扎成长。

也许正基于这种理念，俄罗斯一些具有人文精神和深切情怀的作家也不断地对这段历史及其酿造的悲剧进行深刻的反思、独立寻索，不同于现成的“结论”，去作无为的絮述。而是在广泛的历史素材上进行收集、创作。严正审问假、丑、恶，着力讴歌真、善、美。如几年前我就读到[俄]暖德华·拉津斯基著的那本“最好的一本斯大林传记”(《南方周末》1999年1月12日第10版戎化文)《斯大林秘闻——原苏联秘密档案最新披露》(新华出版杜1997年8月版)。著名作家牧惠推荐的《几本值得一读的书》(《羊城晚报》1999年2月5日第十版)第一本就是它。关于卡廷的记述是：于“波兰沦陷后，有两万名被俘的波兰军官被送到离边境不远的斯大林俘虏营里。后来，斯大林准备向德国进攻时，他害怕在国内留下许多潜在的敌人，他还记得1918年捷克战俘的叛乱。像往常一样，他果断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俘虏们被‘消灭’了。”(第577页)另一本《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俄]列昂尼德·姆列钦著新华出版社)说“战俘们都被关进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州局的内部监狱。枪决是在四壁都蒙着羊毛毡的牢房里进行的，以免被人听到枪声。内务人民委员部警备处处长指挥了枪决行动，枪决都是在夜间进行的，一切都很简单：把战俘带进牢房，给他带上手铐，然后朝他的头开一枪。行刑用的是德国瓦尔特手枪。从莫斯科运来满满一皮箱这种手枪。用卡车把尸体运到城外，将尸体埋在州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别墅区，因为外人不会来这里。直接在卡廷森林枪决了科泽利斯克战俘营的部分俘虏。后来德国人占领了斯摩棱斯克发现了这个军人坟场”(第255页)。

刘大使文说，卡廷事件曾经成为“历史空白点”，但并非真正的空白，只是尚未澄清的存在。这是完全正确的，关于历史的诠释，从来就各有各的说法。斯大林在位时就说“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炎黄春秋》2004年第1期第28页冯东书《陈独秀一案有了新说法》；《1957年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邵燕祥序：“据说，毛泽东晚年曾向身边工作人员说过：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第6页；《美庐深深》姚雪雪文，《纵横》月刊2005年第6期62页也记述这句话。)，“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师哲回忆《领袖毛泽东》红旗出版社第67页)叶利钦说，“历史最终还是由个人来撰写的”(《午夜日记》译林出版社第440页)。斯大林还说过“有人就有问题，没有人也就没有问题了。”([苏]尤·阿克秀金编《赫鲁晓夫——同时代人的回忆》东方出版社第3页)希特勒则说，没有一个人敢问战胜者，你过去说的话是真是假。(一时未找出原报刊，仅记其大意如此)但是，历史真的是这样的吗?“是一个百依百顺的姑娘，你爱怎么打扮，就怎么去打扮”得了的吗?“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华岗说得好：‘历史不能长久被欺骗，正如民众不能长久被欺骗一样’。‘历史本身就是一种科学，而科学必须实事求是，不容许别人说谎行骗。’林肯也曾说过，你可以在所有的时间欺骗某些人，你也可以在某些时间欺骗所有的人，但你不能在所有的时间欺骗所有的人。”(穆欣：《(光明日报)拒发周作人(元旦的刺客>》，见《述学谭往一追忆在(光明日报)十年》第349页；《世纪》双月刊2000年6期26页，首次披述这个理念)今天，我们从卡廷事件的演绎，恰恰证明前提与结论之间那种联系的必然性，即是说只要前提是真，推理方式正确，就一定得到真正的结论，否则相反。这是由于历史是由事件本身决定的，一经发生，它就永远独立存在。它可能被掩盖、被歪曲、被篡改，甚至被重新杜撰，但当岁月的狂飚消散流逝、历史风云的尘埃飘逸落定，后人便会从一片片破碎的遗存中去掇拾历史，这时候，历史就被还原，被再现，“假的就是假的”，伪装终会剥去。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学人，面对过去的一切事件，他绝不能总是沿袭现成的结论，而是本着“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冯友兰挽梁漱溟联)那种不去回避真相、捂盖子的精神和胆魄、勇于披寻历史的本源。决疑之后，面折直声。如过去一谈及张作霖之死，人们都认为是日本军国主义的阴谋。但俄国历史学家普罗霍夫在其新著《张作霖元帅之死档案》证实“张作霖并非死于日军之手而是死于苏联间谍之手”。(《青年参考》2003年9月4日，转引自《南方周末》2004年5月20日第29页《抗战外交中的中德日三角》)因为刘大使自己就深谙“谎言腿短，在华丽的辞句后隐藏／谎言腿短，在权威的光环下嚣张／但，一张薄纸岂能包住熊熊烈火／墨写的谎言岂能改变血写的史章。所以，在1985年11月1日波兰亡灵节那天，作为驻波兰大使的刘彦顺，在阴雨连绵中走到公墓园里，目睹某些曾经风云一时的人物的墓前冷冷清清，好像无人祭扫，但卡廷石碑周围却摆满了鲜花和点燃的蜡烛，引来无数人驻足凝视，这就是真与伪、亲与疏、爱与恨的“特殊形式的公决”，所写下的诗章，感到当年屈死了的英雄并没有死，他们依然活在后人的心中，而那些当年叱咤一时风云的“人物”，死后也和生前一样都遭到人们的唾弃。这真正验证了我国民众对一切历史暴君“骨朽人间骂未销”同样的况味。作为一个使者，今天竟能把这个异国的冤狱，以自己的见证和思考直声国人：强权和谎言，虽得逞于一时，却不能得益于永远，结果既损人又害己；而作为劣势地位的国家敢不敢在强权面前坚持和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尊严，也是一个最准确的检验。——确实，其人已矣，“不暇自哀”，却颇值得后人“借鉴和深思”。

约翰·肯尼迪曾说过这样一段话：评断一个国家的品格，不仅要看它培养了什么样的人民，还要看它的人民选择对什么样的人致敬，对什么样的人追怀。但我觉得，敢于追怀一切屈死和冤死的英雄，固然值得我们后人致敬；而唤醒人民对这些历史的不幸去进行深切的反思，就更难得、更可贵!基于此，就使人们觉得刘大使这篇文章的价值所在。真实的历史永远是留驻在一切有良知的人的心中，永远不会被流逝的时光所冲掉些儿!它就激发一切具有人文情怀的人一代代去披寻、掇拾，从而去爱那需要爱的、恨那摧残爱的!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9年第10期　彭涛是“一二·九”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彭定安——访姚依林

1979年冬季的一个明朗的下午，我就一二·九运动的经过问题，访问了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姚依林同志，他详细地谈了他的亲身经历和了解的情况，并交给我一份打字材料，允许我加以引用。

事情的原委和经过是这样的：彭涛的故乡江西鄱阳县的县委邀请我为县党史办采写一份比较详细的彭涛传记，因为我是彭涛的弟弟。——彭涛原名彭定乾，我们本是同一个祖父的堂兄弟，但因他在一二·九运动后，就与家庭失去联系，家里以为他已经牺牲，故将我过继伯父家。我接受这一任务后，就由沈阳赶赴北京，先后访问了谷景生、郭明秋、李雪峰、孙敬文、宋黎、高惠如（彭涛夫人）等老同志，最后访问了姚依林同志。

1979年11月14日下午4时，我按事先约定的时间，到达中南海姚依林同志的办公室。秘书先让我在办公室外面的一间小会议室落座，不一会姚依林就出来了。我们相邻而坐。因为事先已经约好访谈的主题，所以，一坐下，他就对我说：“彭涛实际上是一二·九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我听了他的话，感到一种兴奋和惊讶，因为以前从未有过这种提法。然后，他递给我一份打印材料，说“你先看看这份材料；然后还有什么问题，再谈。”我当即紧张急速地看完这份姚依林回忆一二·九运动经过的材料，感到不少情况，同常见的历史记载不同。于是，我首先便提出了三个问题。我说：“这份材料里的回忆，同现有的历史书上的记载，不完全相同。是否应该恢复历史本来面目？”他很快干脆地回答说：“应该按历史本来的面目反映。”然后我又问：“您这份材料准备发表吗？”他说：“不准备发表。”我再问：“那我可以在我将来要写的文章中，引用这份材料吗？”他痛快地回答说：“可以引用。”过后又补充说：“你的文章发表前，寄给我看看。”

我答应一定照办。

然后，姚依林同志又做了一些口头补充。他说：“当时，学生力量大的是燕京、清华，所以，组织游行时，原计划从清华、燕京出发，一路上其他大中学校的学生参加进来，不断扩大队伍。但是，没有预计到敌人关城门，清华、燕京的游行队伍没有能够进城，后来主要靠东北大学。”他还补充说：“一二·九当天，成立了指挥部，我和郭明秋指挥，孙敬文当交通。指挥部设在北亚咖啡馆。在游行队伍里是黄敬指挥。后来，在新华门请愿后，举行示威，我们去到游行队伍中。彭涛作为领导人没有公开出现在游行队伍中。”

然后，姚依林同志又谈到材料中没有写到的、运动经过以外的事情。他说，一二·九运动当时，“主要领导人是彭涛同志。经验丰富的是黄敬。政治上更成熟一些的是周小舟。”接着，他解释说：“但周小舟当时主要抓‘武委会’（按即‘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的简称）的工作，他除了参加讨论酝酿发动‘华北水灾赈济活动’即后来的一二·九运动的‘西山会议’外，以后再未参加活动。”他又说：“黄敬经验丰富一些，但他当时刚从狱中出来，从青岛来到北平，在北大数学系就读，党的关系还没有接上。所以这时还没有参加北平市委的工作。”接着，他又告诉我说：“当时年龄最大的是小舟，那时他26岁；年龄最小的是我，十八岁。”

看了姚依林同志的材料，又听了他的谈话，我有了一点疑问，便大胆地提出。我说：“就我读到的历史记载来看，以及人们普遍的认识，都是认为黄敬是一二·九运动的主要领导和代表人物。这种‘历史的误会’是怎样造成的呢？”姚依林同志略加思索，回答说：“彭涛在一二·九游行中一直没有出面。而黄敬是游行队伍的指挥。特别是，在游行中他曾站在有轨电车后面的铁梯上讲演，被记者照了下来，发表了，这张照片影响很大。”的确，这张照片差不多是一二·九的象征，在全国以至世界上都流传甚广，人们都熟悉这张照片、熟悉照片上的人，以至一提到一二·九就会想到这张照片，想到黄敬。因为我提起了这个话题，引发了姚依林同志的回忆，他接着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时，黄敬作为一二·九的代表人物，当选中央委员。那天会上，我和彭涛坐在一起，看到选举结果，我便说‘他怎么成了一二·九的代表呢？’彭涛说‘我们不要提这个事’。”时间过去大约一个小时了，访谈到此结束，我告辞退出，踏着夜色离开中南海。

我从北京回到沈阳后，就根据了解到的情况，写了一篇纪实文章《彭涛与一二·九运动》，并按姚依林同志的嘱咐寄给他审阅。很快，他就在原稿上批示同意发表，退回我。我即寄《人民日报》。因为文章中提到刘少奇对一二·九运动的肯定，以及在运动展开后北方局即加强了对运动的领导等，所以，编辑部回信说，由于刘少奇还没有公开平反，文章暂不能发表。后来，我便交给《辽宁日报》于1980年7月3日发表了。在这篇文章中，我根据姚依林同志所谈和打字稿中的记录，记叙了一二·九运动的过程。

来函照登

尊敬的编辑同志大鉴：

顷读贵刊2009年8月号，于第64—68页发表《姚依林谈一二·九运动——姚依林同志访问记录》一文，署名“彭定安”，我不胜惊诧！这是一次严重的编辑工作的失误。

我曾向贵刊投稿，题目是《访问姚依林》，那是我在1979年访问姚依林同志的访问记；同时，附寄了姚依林在与我谈话时，交给我的一份他本人的谈话记录的复印件，即《姚依林同志访问记录（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三日上午）》，文末记录：“记录稿经本人审阅/整理人：杨树先/访问人：清华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唐纪名、杨树先、王冬琳、许克清”。后来，贵刊回复我说：你的文章已经发表过，我们不用了。我即回信说，拙稿贵刊不用，我同意；必须声明：我附寄的复印件是发表过；但我的访问记却未曾发表过。非常意外，事情已经过去很久，现在突然用我的名义发表别人记录的访问记！不知实情者，还以为是我欺世盗名！

我特此向你们言明实情，同时恳请你们在刊物上郑重更正。还希望你们能够发表我的稿件，以呈明事情的原委。

发生了这样意想不到的事情，我心中的感受，难于言表。恳切地请求你们尽快在贵刊作出相应的处理。区区此心，切盼谅察！

彭定安敬上

2009年8月9日

编辑附言：

我们因工作疏忽，造成署名错误。谨此向原作者和彭定安先生致歉！

2009年8月10日

2009年第10期　勘误

炎黄春秋杂志社：

贵刊2009年8月号中关于《姚依林谈一二·九运动》一文中倒数第十三段：“‘一二·九’当天，参加的学校比较少……于是黄敬才去敲起钟来”中的内容有误。

经我本人回忆，实际情况为：汪德昭（是我北大史学系同学）听到游行队伍经过北大红楼时，仓促从课堂中跑到楼下打钟。所以北大参加“一二·九”游行是临时参加的。

我从事后了解到，当时北平市学联派人来北大通知时，并没有找到我。请贵刊给予更正。

刘导生

2009年8月31日

《炎黄春秋》2009年8月号第64页第6段提到当时世界语学会的活动云：当时有两个口号：“Per Esperanto por peace”和“Per Esperanto Por Socialismo”。我正好是世界语者，看出其中有一点错误。“Per Esperanto por peace”（大意是“用世界语推进和平”）中的“peace”（和平）是英文，不是世界语词汇，正确的词是“paco”。故此口号应为“Per Esperanto por paco”。“ Per Esperanto Por Socialismo” （大意是“用世界语推进社会主义”）中“ Por”和“ Socialismo”两此的第一个字母都不用大写。这个口号写成 “ Per Esperanto por socialismo”即可。不知是作者误记，还是编辑部误写。以前也曾注意到一些文章中的外文词出现错误。特提出，请编辑部在审稿时注意。 郑伯承

2009年第10期　安徽特殊案件的原始记录·尹曙生

最近十几年来，一些书籍、报刊、互联网，时不时披露上个世纪“大跃进”年代中国一些地方出现的人相食现象。大多数作者由于没有确凿的数据和例证，文章说服力不强，善良的人们不太相信，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怎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还是用事实说话吧。

安徽省在“大跃进”年代，人民群众吃尽了苦头，饿死了400多万人(有案可查，不是推测的)，发生人相食(多数是吃尸体)的现象并不奇怪。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厅向省委写了一个报告，题目是：《关于发生特殊案件情况的报告》。报告称：“自1959年以来，共发生(特殊案——笔者)1289起，其中阜阳专区9个县发生302起，蚌埠专区15个县发生721起，芜湖专区3个县发生55起，六安专区5个县发生8起，安庆专区2个县发生2起，合肥市3个县发生201起。发生时间，绝大部分在1959年冬和1960年春。宣城县发生的30起特殊案件，有28起是1959年10月至1960年2月发生的；蚌埠专区的凤阳县等10个县1960年共发生此类案件619起，其中发生在第一季度的512起，发生在第二季度的105起，发生在第三季度的2起，第四季度的个别地方虽有发生，但为数极少。今年第一季度只发现肖县、砀山、嘉山、定远、肥西、巢县、泗县等8个县共发生10起。这类案件约有50％以上发生在三类(即坏人掌握领导权一笔者)社队，作案成员大多数是劳动人民，也有的是地富反坏分子。据蚌埠专区对819名作案成员调查，地富分子和历史上当过土匪的59人，敌伪人员、兵痞等49人，学生19人，农民764人。从作案性质和情节上看，据对1144起案件调查，其卖给别人吃的36起，其余1108起都是留作自食的。发生这类案件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一些地方生产没有搞好，口粮安排不落实，群众生活极度困难，特别是坏人当道的三类社队，干部为非作歹，停伙扣饭，群众出于生活所迫所致，个别的搞出去卖也是为了买回自己所需的食物和用品。各地对此类案件，一般都当成政治破坏案件处理，由党委责成公安部门领导直接掌握，确定专人办理。从处理情况看，面宽、过严、绝大多数是逮捕、劳教、拘留起来，把很多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当成敌我矛盾处理，扩大了打击面。全省1289名作案成员中，就逮捕136名，劳教153名，拘留881名，判处死缓2名，合计占90.9％。这些人被逮捕、拘留后，由于他们本来身体就弱，有的还患有多种疾病。在投入劳改、劳教后，因生活管理不好，劳动过度，造成大批死亡，有的地方死亡率竟达70％以上。省公安厅已责成有关公安机关，对此类案件进行一次认真检查处理。处理的原则是：对地富反坏分子有意造成政治影响以及杀人犯和搞这种东西出卖的，应从严处理，其余都教育释放。”

安徽省公安厅的这份报告，总的来说是实事求是的，中肯的。我不想作过多解释，因为写的清楚明白。由于时代限制，个别观点值得商榷，如“地富反坏有意破坏政治影响”，不是饿的没办法，谁愿意吃包括自己亲人在内的尸体呢?需要补充的是，报告没有说明这里面有多少是杀害已经饿得奄奄一息、快要死的亲人而食肉的，就是报告上说的“杀人犯”。这种情况少，据我们在写公安史时的典型调查，这部分约占5％至8％。

下面用一个县的例子来论证省公安厅的报告。

安徽省凤阳县，改革开放后很出名，因为全国包产到户就是这个县的小岗村18户农民立下生死状搞起来的，得到当时的省委书记万里的默许，然后在全省推广、全国推广，很快解决了农民吃饭问题，万里也成了改革开放初期的风云人物，“要吃米，找万里”的口号传遍全国。江泽民、胡锦涛等很多中央领导人到凤阳县小岗村视察、参观。可是这个县在“大跃进”年代人民群众的悲惨状况却鲜为人知，说它是人间地狱一点也不过分。

先看看人口统计数字。1958年凤阳县全县人口402700人，到1961年，人口下降到245262人，净减少157438人，和1958年相比，人口减少39％。全县死绝的户有2404户，消失村庄27个，孤寡老人1580人，孤儿3304人。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这个县的县委书记赵玉书为了“大跃进”，不顾人民死活，盲目蛮干造成的。为了“大跃进”，他动用专政工具残酷镇压人民群众。一个40万人口的县，他就下令公安机关逮捕、拘留3154人，管制1400多人，批斗2000多人，打击所谓反革命366人。1960年4月正是该县饿死人最多的时候，赵玉书在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上说：“凤阳本来就不是个好地方，过去也死过人，现在死两个人，有什么了不起!”会后他到武店公社了解浮肿病情况，问公社卫生院院长王善良：“为什么浮肿病治不好?缺什么药?”王善良如实回答说：“少一味药，那就是粮食!”赵玉书大怒，马上组织人对他进行批斗，批斗后宣布逮捕。

由于饿死人的情况得不到控制，发生了人相食的惨剧。赵玉书知道后，对公安局领导说：“这是反革命政治事件，一律逮捕，关死为算，严格保密，不得外传。”结果公安局秘密逮捕食人案件当事人63人，关死在监狱里的33人。

安徽省公安厅的报告送到省委以后，省委书记曾希圣只批给几个书记传阅，严格保密，并指示公安厅，严格控制知情范围，有关档案销毁。幸好这份报告还保存着，笔者在主编《安徽省志公安志》时发现这份报告。这份报告使这一历史惨案不会石沉大海，无人知晓。

安徽省发生人相食案件是不是个案?不是的。全国不少省都发生过，只是严重程度不同而已。1960年，我是青海省委书记兼省长王昭的秘书。1960年5月13日，青海省公安厅给省委写了份报告，题目是《关于西宁地区当前治安情况的报告》，报告中说到西宁市和湟中县发生人相食案件300多起。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9年第10期　生命的暗夜·陆晓娅

很久不曾失眠的我，却在那天一夜无眠。天快亮的时候，胃开始一阵阵地痉挛。

用我们心理治疗的行话说，身体是最诚实的。当大脑想要忘却的时候，身体却会通过紧绷、痉挛、疼痛、呕吐、失眠等等不自主的反应告诉你——其实那些事情你是忘不掉的。

十几年前，为了迎接母校建校50周年，有同学发起征文活动。小学时代对我来说。真是“金色的童年”：作为少先队的大队委员，我主持过上千人的大队会；也曾因数学比赛得奖而受到瞩目；还参加过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可写的东西太多了，可是第一个跳到脑海中的场景，竟然是那个血腥的下午和那个下雨的晚上。

我知道那是我的灵魂在对我说话，它告诉我：你不可以回避这生命的暗面!

在犹豫了几天后，我还是把它写了出来。

来到了热热闹闹的校庆上，有同学和老师悄悄地对我说：“你怎么还提那些事情?”“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

我知道我的文章搅起了同学的不安，没有谁愿意再想起那些事情，而老师也不想让参与过此事的同学感到难堪和难受。

说实话，我也想让它“过去”，可是我的身体却告诉我，它没有过去。如果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有什么事情让我不能获得安宁的话。我想就是它了。

更何况，对于那些遭受不幸和不义的人们，怎样才算是“过去”了?在从事心理咨询与治疗中，我曾一次次地发现，“文革”创伤一直在影响着人们，甚至影响着家庭中的第二代、第三代!对于中国人来说，“文革”是一件“未完成之事”，当它不能被言说的时候，表面愈合的心灵伤口其实一直在化脓。

我想，真正意义上的“过去”，应该是，也只有是——让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

校庆征文，使这个生命的暗夜第一次从潜意识中浮出来，要我去面对它。

而在一次心理工作坊中，它再次显形。

在这个工作坊中，有人谈到了“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一瞬间，悲伤和愤怒开始在房间中升腾和弥漫，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主持工作坊的是一位香港老师，她在震惊之余，不得不用团体的方式邀请有相似经验的人站出来。

我站出来了，但是我无法按照老师的要求用形体去表达感受，我内心有什么东西在抗拒。

是的，站出来的都是受害者。有的亲人在“文革”中自杀，有的被抄家，有的作为“狗崽子”受尽羞辱……

我呢?我可以把自己放到受害者当中，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谁不是受害者呢?可是有一股无名的力量让我无法迈步，只因为在那个夜晚，我不敢说、不能说我是“受害者”。

在经历了一夜的失眠和胃疼后，第二天工作坊一开始，我就举手表示有话要说。于是，当着很多年轻人的面，我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1966年那个初夏，我正在期盼通过升学考试考上北京最好的中学。我一直是个“好学生”，对我来说，那几乎是没有什么悬念的事情。

突然毛主席“炮打司令部”了，一夜之间，学校生活完全脱轨。课不上了，老师、同学都投入了“运动”，每天写大字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揭发压制“革命群众”的学校领导和工作组。还不到13岁的我，在和同学一起贴了几天大字报、翻墙到区委状告学校领导不革命之后，就离开学校回了家。我发现我已经不知道该按照什么标准来生活，全然地失去了方向感。

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第一批红卫兵的时候，我正在八一湖游泳。听到大喇叭里的广播，听到红卫兵们激动地喊“毛主席万岁”喊到声音沙哑，我觉得自己再也不能置身于“革命洪流”之外，于是决定回学校“投身”文化大革命。

回到学校，我发现自己已经沦为一个“边缘人”。尽管那时我们还在上小学，年龄最大的学生也只有13岁，但不少同学都出身在高级干部家庭，哥哥姐姐在北大附中、师大女附中等重点中学，是率先“造反”的一群。受哥哥姐姐们的影响，我们小学也早早就成立了红卫兵，他们和中学红卫兵有着密切联系，经常参与抄家、批斗大会等“革命行动”。而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孩子，缺乏其他同学的政治敏感，也没有来自上层的内部消息，我搞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也找不到自己在运动中的位置。

现在想起来，那时我已经进入了青春期，正处在心理上产生“自我同一性危机”的阶段。这种“边缘人”的状态，让我产生了极大的焦虑和不安。我迫切地希望加入红卫兵，因为不是红卫兵，就意味着你要不就是“革命”的对象，要不就是不够革命。那个时候，身上的绿军装和胳膊上的红袖章，才是你的护身符，是你可以挺胸抬头做人的保障。

然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加入红卫兵要“查三代”了，即不仅你的父母要没有“问题”，而且你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也不能是“黑五类”或“走资派”或有“海外关系”。

我的父母都是共产党员，但是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却都是“地主”，特别是我的外婆，还是被“重新戴帽”的地主。因此，我不属于可以无条件加入红卫兵的人。我必须证明自己是革命的，是能够“划清界限”的。

所以那些天，我总是跟在红卫兵们的后面，每天忙着印传单、到街上发传单、抄“四类分子”的家，参加批斗大会和游行，忙得颠三倒四，甚至常常彻夜不眠，但精神上也相当亢奋，好像自己就是保尔·克察金，就是巴黎公社社员，正在参与改变人类历史的伟大的事业，正在废墟上建设一个新世界。我还记得抄某个老师家时，我从屋里搬出一个花瓶，扔到院子的地上，那“啪达”的脆响和四面溅落的碎片，让我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和成就感——我终于敢于革命了，我不再文质彬彬了(毛主席曾对在天安门上给他佩戴红卫兵袖章的宋彬彬说“要武嘛!”)!

虽然胳膊上没有红袖章，但我毕竟已经是在“革命队伍”之中，从事着“革命”事业了。后来读了勒旁的《乌合之众》和《革命心理学》，才明白这种群体行为是最弱智的，不过是被集体催眠了而已。但那时的我，证明自己革命、让自己亲身参加“埋葬帝修反”的事业才是最紧要的事情。

现在，当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忽然觉得，幸亏那时我还不是一个红卫兵。如果我那时已经加入了红卫兵，我又会做出什么可怕的事情来呢?

可怕的事情是指打人和羞辱老师。红卫兵在学校里成立了劳改队，学校所有的领导和出身不好、或有所谓“历史问题”的老师，都被编进劳改队，在红卫兵的监督之下劳动。小学生们从哥哥姐姐那里学到很多残忍的办法，比如给教数学的女老师剃“阴阳头”，逼着教导主任一边在厕所擦地一边还要不停地说“×××(他自己的名字)混蛋”，甚至逼老师吃虫子，等等。

想想看，那时我们才十二三岁，还是孩子，但是“革命”教会了我们把一部分人当作“革命对象”。我们一厢情愿地相信这些“革命对象”都是有罪的，他们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他们想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复辟资本主义，想让中国回到万恶的旧社会。他们一直心怀不满，等待着变天或者把中国变成苏联那样的“修正主义国家”……至于这些“革命对象”的“罪行”，是不需要调查和审判的，只要有人揭发检举，他们就被打入了“另册”，成了革命的敌人。既然是“革命对象”，他们就是和我们不一样的人，没资格享有自由和尊严，没有资格被平等地对待，甚至没有资格得到基本的生存保障，饿他们、打他们、羞辱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乃至消灭他们，都是应该的。我们对他们“文质彬彬”，就是对人民的犯罪——这就是那个疯狂岁月中的道德逻辑。

从小我们只接受过“阶级斗争”的教育，人权和法律的概念基本为零。我们以为人类文明的走向就是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必须经过“血与火”的斗争才能到来。我们不知道，在这个一部分人将另一部分人以“革命”的名义非人化的过程中，我们自己也同时失去了人之为人的东西——当我们不能对他人的苦难感同身受时，我们已经连动物都不如。我们正大踏步地与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背道而驰。

四十年后，当我们和女儿一起看《我虽死去》，看到北京师大女附中的校长卞仲耘被红卫兵打死的惨景时，我们都哭了。女儿哭的是人性的丧失，而我的哭里有伤痛、有愤怒，更有羞愧。我不敢告诉她，我也曾经和她们一样，用皮带打过老师。

那是一个疯狂的下午。从校外传来消息说，宣武区的红卫兵去抄一个老地主的家，老地主居然把红卫兵打了!

这消息像烧红的烙铁，引燃了红卫兵愤怒的情绪。他们立即把劳改队的老师集合在礼堂前。

我远远地站着，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当第一个劳改队的老师走到两列红卫兵之间时，我看到两边的皮带举了起来。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所有的劳改队员，我们曾经的老师们，都要从这个此起彼伏的皮带长阵中走过!

我听到老师们的惨叫，也看到鲜血从他们的头上流下。

后来，在食堂里听说，有劳改队老师吃饭时，额头的鲜血还滴到米汤里。

我已经不记得那时我的感受，只是此刻写下这些文字时，我的身体还在发抖，泪水喷涌而出。

晚饭后，红卫兵们押着劳改队去劳动。也许是因为他们打人打累了吧，但也许是我自己想要表现革命，所以我也跟在了队伍后面。

天上下着小雨，我打了伞。不知道是谁塞给我一条军用皮带，拿着它我抖了几下，觉得沉甸甸的。手里有了这个家伙，心里似乎又期待又害怕。

红卫兵将劳改队赶到两座宿舍楼之间的草地上，让他们在树下拔草。

他们当中有抗战时期就参加革命的校长，有教导主任，有出身不好或特务嫌疑或参加过三青团的任课老师，还有曾经教给我们如何洗澡的生活老师。

天黑下来，雨下大了。我看不清楚老师们的面孔，只能从他们淋湿的后背上隐约看出男女。

他们一声不吭地拔着草，我们不时地叫喊着：快点，不许偷懒，好好改造!

有个女老师可能是太累了，刚想站起来，就被红卫兵一皮带抽下去：“想偷懒啊!”

我站在旁边，竟也跟着扬起了手里的皮带：“你还不低头认罪!”

皮带好像发出了沉闷的声音，我被自己的行为吓住了。

我低头看看老师，她没有回头，我至今也不知道她是谁。我只记得当时我很害怕老师听出是我的声音，但又希望红卫兵能看见我的“革命”行动。不过，我真的没有勇气再次举起皮带，我希望快点结束，快点走开，再也不要这样面对老师，哪怕他们是所谓的“阶级敌人”!

周末回到家中，我对父亲说起学校里面发生的事情。现在回忆起来，我不知道自己当时用的是什么语气。肯定不是自责，我那时没有这样的觉悟；也不会是自豪吧，因为心里还是害怕的。也许那时我用了一种冷漠的语气，一种理所当然的腔调?仿佛在说一件本来就应该发生的、不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

只记得父亲听后一脸震惊。片刻的沉默后，他仿佛喃喃自语地说：“都还是孩子，已经学会打人了?”

我强词夺理了一句：“他们都是坏人!”

那个时候，谁敢否定“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为?毛主席都说“造反有理”了!

父亲没有再说话。但他当时的表情和自语，还是给我很深的触动，我能感觉到他对我的失望和担心，对我的行为的不接受。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越过这条底线。

在那个心理工作坊中，我其实特别想做一件事情，就是请当时在场的所有的老师，以及所有当过老师的人、所有家中有老师的人，站成一排，代替那个曾经被我打过的老师接受我的道歉。我想低下我的头颅，向他们表示忏悔。可惜香港老师对“文革”缺乏深切体验，没有给我这个机会。

写作此文，算是一个机会吧!

陆晓娅(陆小娅)，1953年出生。“文革”开始时是北京育英学校六年级学生，15岁到陕北农村插队。1975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曾做过6年中学老师和27年报社编辑，在中国青年报社担任过副刊中心主任等职务，并于1991年创办为青少年提供心理支持的公益项目“青春热线”。后师从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林孟平博士完成心理咨询硕士班和博士班学业，现为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督导师。2008年退休后创办非营利性组织“北京歌路营教育咨询中心”，任总干事。曾出版过《活出新感觉》、《横渡死亡之海》、《改变从心开始》等书。

(责任编辑　吴　恩)

2009年第10期　项南支持舆论监督·张玉钟

项南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半期主政福建的政绩，福建人至今有口皆碑，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怀念之情可说越来越浓厚。一个省委书记如此深得人心真是难能可贵。当年我只是一个刚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省报记者，不可能与他有多少接触，但有一件我亲身经历的事却使我对他敬佩终生。也许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分配到《福建日报》驻福州记者站工作不久，就参预了一个重大案件的调查，连续采写了3篇内参，以“增刊”直接向项南书记反映他自己做出的一个错误决定，项南书记了解实际情况后，不仅纠正了自己的错误决定，而且亲自打电话给报社总编林振夏，向报社党组和记者表示感谢，并指示记者进行追踪调查。当年我知道了项南的态度后，真为一个省委书记、我党的一个高级干部如此虚怀若谷十分激动，但因此事涉及的内情重大、尤其是涉及到高层领导，作为当事记者我对外一直守口如瓶保密至今。我想，此事已经过去26年了，今天我把其来龙去脉简要“解密”于此，不仅为了怀念和学习项南的高贵品质，也许还有许多方面可引人思考。

1983年8月4日，福建省体工队膳食科一个主持工作的副科长，惨遭社会上4个歹徒杀害。事件一开始就纷纭复杂，是因为双方的身份都有点“特别”。被害者的父亲是原国民党“重庆号”起义将领之一，两个哥哥一个在印尼、一个在香港，这种身份自然引起省市领导的“特别”重视。而杀人的主犯之一的父亲是省高级法院的一个法官，当时又正逢“严打”时期，因此知情人“特别”关心这个案件能否得到公正的判决。我作为记者出于一种职业的敏感，了解到这个案情也引起了“特别”的兴趣，马上向记者处处长卢秀启和总编辑林振夏作了汇报，他们都明确支持我介入采访，我随即写了第一份内参《发生在省体工队的一起有预谋的凶杀案》。

果然，随着办案进展出现了许多扑朔迷离的情况，尤其是进入量刑阶段，省市两级法院办案人员及领导，在法官的儿子该杀不该杀的问题上产生了对立的意见及尖锐的斗争，而且由于有人在向省委领导汇报案情时巧妙地做了手脚，致使省委、市委两级领导作出了不同的决定，也就是省委领导改变了市委的决定，有关办案人和知情人对此反映强烈，逐渐演变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记者通过调查掌握了确凿的证据，认为省委领导，实际上就是项南书记在这件事上的表态是错误的，而福州市委的决定恰恰是正确的。得出这个看法后，我当时真是惊出一身冷汗，敢不敢写成内参向项南直接反映呢?我当即向林振夏总编汇报，林振夏认真、详细听后问我：“你这个看法有把握吗?”我答说：“从掌握到的情况看应该有把握。”我又问林振夏：“如果写成内参，事实上等于直接批评项南，他会接受吗?如果不接受，我们会闯祸的，怎么办?”林振夏沉思了片刻说：“不会的，项南同志是好书记，主要的原因是下面人捣鬼，如果他了解到真实情况会纠正的。你还是写出来吧!我们应该对省委负责。”林振夏总编说的很慢，但一句一句至今还刻在我的心头，他虽然1994年逝世至今15年了，但这一幕经常回想起来都历历在目，我真为一个省委机关报总编辑强烈的责任心和无私无畏的胆略佩服得五体投地。

由于得到林振夏总编的支持，我很快写出此事的第二份内参《省法院一干部的儿子该不该杀的问题要认真对待》，林振夏亲自审定稿件并批准以“增刊”直接发给项南书记。这份约1200字的内参，第一段即反映了这个案件进入量刑判决阶段，“经省法院向省委汇报后研究决定”，改变了福州市委的意见，把法官的儿子从死刑改为死缓二年。紧接着写道“对这一改判，知情者反映强烈”，并具体引用了市中级法院审判员的看法：“对致死人命的直接凶手、认罪态度又恶劣的改判为死缓二年是量刑不当，必须复议”。接着文中列举了这位审判员掌握的材料，说明“省法院有关人员向省委汇报时认定改判的唯一理由‘投案自首’是不符合事实的。”最后一段写道：“记者认为，审判员某某某的意见是值得重视的，而省高级法院有关人员的态度很需要认真查一查，这关系到这次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取信于民的问题。”

项南书记看到这份内参后高度重视，专门打电话给林振夏总编，对报社党组和记者表示感谢，并指示要记者继续就审案过程中出现的复杂情况进行调查，再写一份内参向他汇报。林振夏为此专门找我谈话，鼓励我要大胆完成省委书记交办的任务，还就采访中应该注意的问题作了具体交待。我深感责任重大，自己原来是学中文的，法律底子薄弱，又是刚毕业参加工作，缺乏采访重大事件的经验，只好一边进行采访，一边找来许多刑法方面的书籍急补，并进行了广泛、深入的采访，走访了省委政法委、省检察院、省高级法院、市中级法院、市委领导和一二审的办案人员，搜集到了大量的、充分的材料。采访中，“福州市中级法院和省检察院提出了省高级法院在审理此案过程中一些做法不妥当”。记者在基本掌握情况后，向省高级法院领导提出采访要求。这之前他们也接到省里要他们接受记者采访的指示(但这个指示是项南书记直接打电话还是其他人打电话我就不知道了)，因此省高院领导非常重视记者的采访，正副院长等党组成员(记得共8位)全部到场，面对记者一个人采访，这是记者36年新闻生涯中最不同寻常的一次采访，令我终生不会忘记。这次采访持续了两个半小时，接着又采访了省高院的办案人员，我把他们不正常的做法归纳为4大问题，有的放矢提出来，他们的当场回答进一步证实了问题确实存在。回来后，我即写出了此事的第三份内参，长达约4500字，题为《关于省高级法院在审理×××案件中一些不正常做法的调查》。林振夏总编当时在省委党校学习，我把稿件送去他亲自修改定稿。其中他修改的一句令我一辈子奉为文字锤炼的楷模。我提出的4个问题中的第一个问题，原稿是这样写的：“9月1日省法院领导向省委领导汇报案情不全面，只汇报×××‘投案’，而没有汇报‘不自首’，致使省委领导作出错误的决定。”这整句话从表达的内容和语法上看都是对的，但林振夏却把最后一句改为“致使省委领导未能根据事实真相作出正确的判断”。这一改动，不仅文字表达婉转得多，而且进一步点明了责任所在，读起来让人更容易接受。这份内参同样是以“增刊”发给项南书记。

至此项南书记完全纠正了自己的决定，法官的儿子也很快伏法了，《福建日报》还以“法官的儿子该杀不该杀”为题作了公开报道，广大干群盼望公正执法的要求如愿实现，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好评。

当前，新闻界普遍感到舆论监督难，但难在何处?回忆项南书记与舆论监督的这件往事，结合自己多年的新闻采访实践，引发了我以下几点思考：

舆论监督难不难，首先还是在于各级党政领导的态度，如果我们现任的党政领导都能像项南书记一样重视舆论监督、虚心听取批评意见，不管是对自己的或是对属下的监督与批评，都能做到虚怀若谷，闻过则喜，坚决改之，也就是采取真实的、真诚的欢迎和鼓励的态度，再难也就不难了。

其次，舆论监督能不能开展起来，与新闻媒介负责人的责任心密切相关，这就是上述林振夏总编说的一句话“我们应该对省委负责”。新闻舆论开展批评与监督，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是新闻舆论的重要职责之一，但不可讳言，这些年因受舆论监督环境难的影响，不少媒介负责人也缺失这方面的责任心，甚至也是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不是很支持属下的记者介入监督与批评，尤其是对所在地或顶头上司的监督与批评更是视若禁区。我想，如果各种媒介的大小总编们都能学习林振夏总编的这种责任心和精神，舆论监督难的局面是会大大改观的。

再则，广大新闻从业者的敬业精神和深入作风也是开展好舆论监督的重要保证。不可回避的是，随着新闻媒体从计划经济时代吃财政饭，到如今进入市场经济直接参予竞争，迫于媒体的生存压力或争取更多的经济效益，媒体及记者开展舆论监督的动机出现了异化的趋势，甚至受到不正之风的影响和感染，有的被当成胁迫有偿新闻或不当收入的武器和手段，这实在是新闻界本身的一大悲哀，也严重削弱了舆论监督在党和政府及广大读者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民间所谓“防火、防盗、防记者”的戏言虽是夸大其词，肯定不是准确的，但也不能不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种民心。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9年第10期　理论超前的经济学家董辅礽·张素芳

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从1946年考入武汉大学法学院经济系起到2004年逝世，从事经济科学研究近六十年。从1959年出版第一部专著《苏联国民收入动态分析》一书之后，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重大历史时期中的现实经济问题，都有深入扎实的研究和独到精辟的见解。特别是在他生命的最后26年中，率先提出了一整套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超前理论。他为改革所付出的不仅仅是心血，还有屡吃苦头的代价和牺牲。

石破天惊的所有制改革理论

1978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召开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董辅礽应邀作报告。他讲的是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形式问题。他尖锐地指出，在全民所有制的国家所有制形式下，国家政权的行政组织取代了经济组织，企业成为国家各级行政机构的附属物，缺乏自身的独立性和自主权力；“政社合一”使人民公社成了国家的一级政权，国家通过各级政权组织直接向人民公社下达计划指令，农村集体经济也由国家所支配而失去了根据自身经济利益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经济活动的集体性质。国家所有制企业和人民公社都由国家行政组织所任命的干部直接指挥它们的经济活动，这些干部只对上级负责，与企业和人民公社的经营状况没有利害关系，不承担经济责任，群众对他们没有任免的权力，容易产生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按长官意志”办事，违反客观经济规律，违背群众的意愿和利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他提出，必须改变全民所有制所采取的国家所有制形式和农村集体所有制所采取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所有制形式，找出能够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形式和集体所有制形式。为此，必须使国家政权这一行政组织和企业这一经济组织分开，使农村的基层政权组织同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经济组织分开，重新建立乡镇政权，赋予社会经济组织应有的自主权力和经济利益。

董辅礽公开向国家所有制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所有制提出挑战，使在场的听众都惊呆了。报告会后，一位经济研究所的老先生对董辅礽说：你的胆子真大，人民公社、“政社合一”是毛主席提出的。他这样说完全是出于好心，他深深地为董辅礽捏把汗。屡经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冲击的董辅礽，当然也清楚公开提出这样的挑战会有什么样的风险，但他无所畏惧。为了充分阐明自己的这一见解，他又把讲话稿写成题为《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问题》的文章，在《经济研究》1979年第1期发表。

果然，事后有人大做文章。在全国批判精神污染的政治大气候中，董辅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面对有人逼迫他检讨，董辅礽坚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严辞拒绝说：我没有错误，我不检讨。那些人没办法，只好又说，没有错误，片面性总有吧?董辅丰乃说：片面性也没有。董辅礽刚直不阿，胸怀坦荡，坚持真理，表现出献身科学的勇气和胆识。

谁知，七、八年之后，所有制改革已经成为公认的了，当时逼董辅礽检讨的人却当着董辅礽的面对外国朋友说：“改革所有制问题是他最早提出来的，但他提得太早了。”在这些人看来，即使提对了，但提早了也总是问题。

是的，董辅礽提出所有制改革确实太早了!当时，虽然真理标准的讨论徐徐吹起了思想解放的春风，但研究禁区森严，学术仍无自由，迷信胜过科学，统治人们的传统观念特别是国家所有制理论根深蒂固，被认为天经地义、神圣不可侵犯。他居然敢于向国家所有制和人民公社所有制挑战，公然提出政企分开、政社分开，胆识确实惊天动地!他提出这些见解，比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早三个月，并且后来逐步成为改革的实践。比如，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到1984年底全国基本上完成了政社分设的改革；1984年10月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改革政企不分、企业成为行政机构附属物的状况，实行政企分开、简政放权，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此后国有企业改革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再如，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提出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这与董辅礽1978年9月提出改革公有制所采取的国家所有制的具体形式，找出能够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新形式，连文字表述都大体相同，可董辅礽却早提出近20年!他提得早，正是他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超前的独到的理论贡献，说明他具有深厚、博学的理论素养和对现实经济社会敏锐、深透的洞察力，更有探求真理的献身精神和无私无畏坚持真理的勇气。

市场化改革的率先倡导者

改革初期，关于改革目标的争论，集中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董辅礽在1980年的一个演讲报告中，鲜明地表示不赞成两个调节，即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结合；主张一个调节，即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调节，主张取消指令性计划。他在1981年元月所写的一文中，揭示了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由于排斥市场机制，不可能获得充分的、准确的经济信息，缺乏灵敏的反馈机制，不能自动地纠正计划决策的失误，在资源配置上难免人为地造成国民经济发展不平衡。这些见解，已经触及到旧体制的根本弊端，提出了市场取向的改革意向。

1981年上半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少数人开会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稿征求意见，这一稿子将提交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后作为决议下发。董辅礽在发言中明确表示，不赞成“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这一提法。他说，这是一个历史性文件，应该为今后的改革留更大的余地，这样的提法会使将来不好推进改革，建议把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改为发挥市场的积极作用。既然是组织开会对文件稿征求意见，与会者发表各种不同意见，不管这些意见正确与否，都应该是允许的。可是，此时虽然理论界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讨论热烈，但官方对市场的作用并没有太多的肯定。董辅礽的发言又被某些人记上了账，被定为是“南斯拉夫观点”，而南斯拉夫的“市场社会主义”则是遭到激烈批判的异端邪说，是修正主义。这成为董辅礽的又一大“理论错误”，他为此再一次吃了不小的苦头。

多次为自己提出超前的正确的理论观点而吃苦头的董辅礽，不但没有灰心丧气，反而看破了名利得失，以更大的热情和充沛的精力投身于经济理论研究之中。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并不是只能由计划来调节，计划调节更不就是指令性计划调节，必须发挥市场机制在调节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在1989年官方的提法从“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倒退到“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气候下，董辅礽在一篇采访记中坚持：要发展市场经济，即把僵硬的实物经济转变为商品经济，也就是使市场成为经济的调节者。

董辅礽是市场化改革的率先倡导者，他的理论观点，集中表现在《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上下卷)和《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书中。他所提出的这些理论观点，为我国确立起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在理论认识上具有重大的积极影响和不可磨灭的贡献。

名副其实的人民代表

1988年董辅礽以其渊博的学识、卓越的才干和群众信得过的人品，被选为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和财经委员会副主任。1993年第八届全国人大他又被连选连任，继续担任同一职务。1998年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和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在这两个岗位上的15年中，他作为经济学家，代表人民的利益，发表了许多对国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意见，做了大量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工作。

1992年底，董辅礽从各地纷纷上项目、争贷款，致使银行贷款大幅度增加、原材料紧缺和利率猛涨的社会经济现象中，敏锐地洞悉了经济过热的发展势头，对经济形势概括了四句话：现在的经济已经出现了部分过热；现在的经济还没有全面过热；经济有向全面过热的发展趋势；通过调控，可以防止经济的全面过热。在1993年初的人代会上，他指出，我国经济固然需要快速发展。但发展需要相应的条件才能支撑，我国现有的基础设施、原材料、能源、交通和资金都很紧缺，根本不可能支撑过快的增长速度。由于经济发展太快、投资太猛，必然引起价格猛涨，导致银行金融以至整个经济生活发生混乱，这将给社会经济带来很大损失。当时正值全国经济发展的热头上，大家都热衷于大干快上，董辅礽冷静地说出这番话，当然又“不合时宜”，很多人都接受不了。果然，正如董辅礽所言，1992年中国GDP增长率一跃为14.2％，而1991年只有9.2％；投资增长42.6％；各项货币供应量大幅度增长，致使物价上涨率由1991年的2.9％上升到1993年的13.2％，1993年上半年就比上年同期上涨了10.6％。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得不从1993年下半年起，采取加强宏观调控的措施。但此时，经济过热的势头已经很难遏制，1994年物价更上涨了21.7％，迫使政府采取了进一步紧缩的调控政策。

在1994年的人代会上，董辅礽又指出，在经济发展过热的情况下，政府面临两难选择：既要抑制通货膨胀，又要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在这种情况下，宏观调控政策就不能一直紧，因为一直紧对于经济发展不利；也不能一直松，因为一直松又会加剧通货膨胀。所以，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就必须根据经济形势的发展，松和紧要交替进行。他主张：第一，增加企业的流动资金使其生产正常运转，以遏制企业效益大幅度下滑；第二，通过增加生产和进口来增加农产品的供给，以保持物价稳定。

1996年，董辅礽在人大财经委员会的会上发言，再次明确指出，现在出现了有效需求不足，财政政策应该适当放松，以增加财政投入，银行也应配合财政适当增加流动资金贷款。财政应当增加基础设施的投资，因为基础设施投资没有什么风险，而我国这方面也很薄弱。这可以防止经济的连续下滑，对经济的增长也有好处。他的发言当时就遭到有的人反对，说是“罗斯福新政”。这些人想不到后来社会经济发展的事实果然又被董辅礽所言中。

1998年春，在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讨论国家经济发展计划、财政和金融的会上，董辅礽又分别提出了不同意见。他基于经济形势的分析指出，今年的财政应该是放松的财政，应该增加财政的投入，不应该减少一百亿的赤字，而是需要更多地发行国债。对于银行，他提出不要再坚持“适度从紧”，应该放松，银行应该配合财政，增加流动资金贷款。他的这些意见虽然正确，不少人表示应该采纳，但指标已经定下不可能更改。后来由于经济增长乏力，政府为促进经济增长，实施了加大财政宏观调控力度，增加投入、扩大内需、开拓国内外市场和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政策；8月，又作出了增发1000亿元国债和银行配套增加1000亿元贷款的决定，以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力度，刺激经济增长。实践又一次证明，董辅礽所提出的一系列意见都是正确的。

董辅礽总是超前提出正确的见解，并因当时的社会氛围而吃了不少苦头。面对强大的压力，他始终坚持真理，从未低头弯腰，表现出大无畏的勇气和精神。一次记者采访问他：你的正确观点是给国家、给社会、给改革带来了好处，而你却是不断地吃苦头，被误解，受到很大损失。那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到底图什么?董辅礽说：“图什么?我认为不是图什么，不图什么。自己虽然为这些吃了些苦头，我觉得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我的工作就是从事经济研究，我的使命就是进行经济研究，我就要完成好这个使命，就应该为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做出我的努力。也可能我的努力很微不足道，但是我还是应该尽我自己的一份力量。一些经济问题，我看到了，想到了，就应该提出来。至于到底对还是不对，通过实践去检验，因为谁也不敢说自己提出来的观点就是对的。但是如果我不去研究它，或者我看到了不去讲它，甚至于我自己讲的和自己想的正好相反，净讲一些别人爱听的事情，这样也许自己可以得到重视啊，得到什么好处，这种情况常常有，但是我认为这不值。从我的人格上我就接受不了，从一个经济学家的良知上我就接受不了。我觉得这是经济学家基本的素质，一个很重要的价值观。”这就是董辅礽敢于冒天大的风险一次又一次率先提出超前的改革理论的动因，也是他能够对于我国的经济科学作出如此巨大贡献的成功之道!

董辅礽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五年。我们要继承先生的遗志，为彻底完成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为彻底铲除使中国贫穷落后的根子；为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的社会；为像他那样的经济学家和每一个公民，不再因为提出了超前理论和个人见解受压力、吃苦头，而更加努力地工作!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9年第10期　戴季陶与中印文化交流·李兴勇

戴季陶在国民党内素以知日著称，曾写过《日本论》，对日本的国情、民族性格及风俗有过精当的描述。殊不知戴季陶对印度也颇有研究，而且长期热心于发展中印文化交流，为沟通中印文化做出了贡献。

创立中印学会

早在辛亥革命前，戴季陶就特别喜爱印度泰戈尔大师的作品，曾翻译其诗文，登载在《天铎报》上。五四时期，戴季陶因敬慕甘地大师的为人，译其文并作诗歌颂，登载在1919年的《建设》杂志及《星期评论》上。甘地本名摩诃塔摩，戴季陶将其介绍给中国人时，经过审慎思考，最后将他译为甘地二字，以显示圣雄甘地甘于从地狱中救世救人的弘誓大愿，此译名一直沿用至今。

鉴于中印源远流长的交往历史和近代两国共同的境遇，戴季陶对中印文化交流特别重视。1933年6月间，在印度讲学数年的谭云山在与戴季陶的交谈中，慨叹中印文化的衰落疏离，产生联合印度振兴中印文化的愿望，戴季陶当时就对其设想予以支持。1934年11月，谭云山从印度归来，关于中印学会的事，已与印度方面接洽完成，商定由泰戈尔负责印度方面的组织工作，中国方面，由戴季陶负责组织。戴季陶考虑到中、印、英三国的关系，为避免产生政治上的纠纷，他主张：“目前中印文化之联络，只能限于文化，尤以偏于宗教文化为宜，若稍涉及政治，结果必不好。”据此方针，他指示中国的中印学会，“在第一期工作中，绝对不作宣传，到第二期功夫开始时，方可将第一期工作情形发表。(亦无须取现代式之宣传)以后三期四期均如是，自然于无形中，为政治经济工商业等一切国民生活，均有莫大好处。”1935年5月3日中印学会在南京成立，为避免过多的政治色彩，此会推选当时的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先生为理事长，戴季陶为监事长。

1935年前后，大量中国书籍分批运送到印度。1937年3月，印度国际大学中的中国学院成立。戴季陶为中印文化合作取得初步成就而欣喜，与蔡元培以中印学会理监事长名义，致电泰戈尔表示欣慰，并声明“愿共同努力，发扬东方之学术与文化，以进人类于和平幸福之域，而谋大同世界之实现”。印度方面的学会自1943年后，每年12月举行会员大会，戴季陶皆致电或致函，以表示祝贺，直至1949年逝世为止。戴季陶为推进中印文化交流所做的努力，赢得了印度方面的信任和敬重。在中印学会成立之前，戴季陶就被推为印度国际大学的七人护法(相当于中国的大学董事会董事)之一。1946年波罗尼斯大学赠予他最高学位，1947年印度大学赠予他文学博士学位，两大学均邀请其到印度参加赠予典礼等一系列活动，戴季陶均因身体有病而未能前往。

战时出访印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政府苦于印度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素知中印文化关系有悠久的历史，于是寄希望于蒋介石派人前往做缓和工作。正因为戴季陶在中印关系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1940年他被国民政府指定为中国国民党代表团团长出访印度。戴季陶于1940年10月19日飞往缅甸仰光，转飞印度。戴季陶一行于1940年11月18日抵达印度新德里，印度方面对戴季陶的来访表现出了巨大的热情。正在狱中的尼赫鲁特地写了题为《一位贵宾》的欢迎文章，文中说：“我代表印度人民，向他敬致热烈的欢迎。……他负着友谊访问印度的使命，也是中印两国友谊日益密切的象征。相信他的这次来访，在促进中印两民族的密切友谊上，收到硕大的效果。”尼赫鲁还在另一篇《印度与中国》的文中，主张以亚洲诸国组成一个东方联邦，以摆脱大国的控制。他对滇缅公路的一度被封锁表示愤懑，建议修筑一条铁路，从中国边界直通印度阿萨密的萨的亚，以便将大量的物资从孟加拉运来中国。

戴季陶在印度进行了频繁而广泛的访问活动。11月10在加尔各答，戴季陶与80高龄、重病新愈的泰戈尔促膝长谈，相见如故。11月28日前往孟买，拜见甘地大师，并在其家住了三天，两人对一些国际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谈。他还曾到尼赫鲁的家中，专程看望了尼赫鲁的妹妹潘迪特夫人(著名女外交家，世界上第一个女部长，第一个驻联合国女大使，第一位联合国大会女主席)，并前往阿南德宫拜访尼赫鲁唯一的后代英迪拉。12月9日，戴季陶参观了泰戈尔创办的尼克坦国际大学，该校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泰戈尔因病未能出席，仍写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高度评价了戴季陶的来访及中国抗日的正义战争。称戴季陶“光临鄙校，实为中印两国悠久文化，重新发生密切关系划另一新阶段。……现下，我愈深切的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光荣胜利的渡过当前的困难，中国将以精神战胜侵略的事迹，昭示于现代”。应校方的邀请，戴季陶对国际大学的学生作了题为《中印两国文化兴衰离合因缘颂》的讲演，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欢迎。在访问波罗尼斯市时，正值摩诃菩提会年会召开之际，戴季陶被推为大会主席。会后，波罗尼斯市市民为迎接戴季陶的到来，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戴季陶被请坐在高高的大象上，由鲜花、音乐、歌舞簇拥，在市区缓缓而行。波罗尼斯市离印度圣地鹿苑旧址不远，戴季陶特地参拜了这个初转法轮圣地，并捐赠福舍两幢，种了500棵菩提树以示纪念。

1940年12月中旬，戴季陶结束了对印度的访问，这次访问，前后达两个多月，行程近两万余里，戴季陶“东起加尔各答，西至孟买，北至德里，南至海德拉巴，处处都受到印度人民的欢迎，和印度各个宗教、各个族姓、各个阶级、各种职业的人，有极亲切的往来”，并赢得了印度各阶层人士的普遍敬重。戴季陶出访印度，使英印矛盾得到缓和，也广泛争取到印度人民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支持，并为1942年蒋介石出访印度和中印互派使节做了先期准备工作。

维护祖国统一

戴季陶在努力促进中印两国友好交往的同时，能够坚持维护国家统一，不做无原则的交易。1947年尼赫鲁发起召开泛亚细亚会议，邀请亚洲各国民间代表于3月前往新德里，商讨亚洲有关的共同问题。尼赫鲁也邀请戴季陶参加，并邀请国民党和各团体代表参加。戴季陶认为召开泛亚会议，促进亚洲团结，是一件很重要、很有意义的事。他起初准备参加，后来发觉印度竟邀请西藏派代表参加，显然是别有用心，认为自己不方便参加，便建议中央另选代表出席，而且为这件事先后两次上书蒋介石，并函各方面提出意见。代表团团长郑彦棻临行前往戴季陶处请示意见，他指示郑等人要慎言行，要加强与亚洲各国代表的联系，关于西藏问题，最好能把他们列入中国代表团。后来，中国代表团赴印，正好和印度所邀的西藏代表同日同机抵达新德里。中国代表团抵达印度后，立即向印度提出交涉，表明中方立场，决不容许印度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由于中方的义正词严，印度终于没把西藏列为独立国家，而只是以地方代表列席大会。

在正式开会之前，又发生一个插曲。当时，代表团团长郑彦棻发现预备会议会场中所悬挂的世界地图，把西藏列在我国国界之外，便立即向尼赫鲁交涉，起初他敷衍推诿，后来答应予以改正。但开会当天的上午，还未改正。中方代表团便派叶公超找尼赫鲁再度直接交涉，表示如果不改正，中国代表团便不参加开幕式。印度方面知道中方立场坚定后，才同意由叶公超亲自将地图上中国国界改正过来，把西藏包括在中国国界之内。郑彦棻后来回忆说，戴季陶对此事处理的远见和指示，维护祖国统一，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9年第10期　列宁《政治遗嘱》的风波·尹 彦

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可谓他的《政治遗嘱》。它产生的直接原因是两次病情的突然恶化。尤其是12月23日凌晨，“右臂右腿瘫痪”。列宁清楚意识到生命的危险性。早前列宁已对机关、尤其是斯大林负责的工农检察院极为不满，同时在对外贸易垄断与国家体制、民族问题上与斯大林等产生较大分歧，他发觉斯大林继续担任总书记不利于防止党的分裂，所以遗嘱的主要内容不外乎两点，首先就是扩大中央委员会完善党的最高机关的组成，以“改善我们糟透了的机关”，二是把斯大林从总书记职务上调开。围绕着这两个问题，列宁、托洛茨基的认识有分歧；而急于掌权的总书记斯大林则千方百计的监视病中的列宁的一举一动、一信一函。列宁口授遗嘱的公布一波三折，而遗嘱的执行则是血雨腥风，连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也未幸免于难。这里我们只着重分析遗嘱产生的前前后后。

一、列宁口授遗嘱的监视与阻挠

1921年年底列宁病重出现最初症候，在党中央和医生的坚持下，列宁不得不开始放弃全天工作。这时他摆脱了繁重的日常事务和实际工作，能够从容地考虑党和国家的前途与长远战略。用列宁自己的话说：“因祸得福；我居闲半年，‘从旁’观察”。1922年5月26日，列宁第一次得了中风，右臂右腿部分失去作用；口齿失灵，12月13日，医生说服列宁，暂时全休；12月16日，列宁的病剧烈发作，健康状况日益恶化，右臂右腿瘫痪。列宁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病情十分危险，或许将要走到生命的尽头。，因此12月23日，决定口授一系列札记，把他认为“最重要的”“使他焦虑不安”注0的想法和考虑写出来。在这之前，即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曾专门作出决定：

“责成斯大林同志个人负责断绝列宁同工作人员之间的个人联系以及信件来往。”并由斯大林负责监督执行医生为列宁规定的制度。

这样斯大林成了列宁的监护人。“个人负责断绝”、“监督执行医生的规定”，这里有什么玄机呢?列宁病重，最关心接班人的问题的是斯大林。政治局其他一些人也害怕列宁会让托洛茨基接班。所以才作出这样严格的决定。所谓“断绝”，主要是断绝对与托的接近。

列宁向医生及中央请求，允许他每天哪怕用很短时间口授他的日记，否则他就完全拒绝治疗。列宁以“完全拒绝”相要挟，这才获得口授的权利，但并不顺利。斯大林、加米涅夫、布哈林代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与医生研究后决定：

第一，列宁每天可以口授5～10分钟，但这不应带有通信的性质；

第二，禁止会客；

第三，医生为病人开处方和作建议，需要和斯大林协商。列宁的秘书发现，不是监护人服从医生，而是医生服从监护人。

第四，无论是朋友还是家属，都不要向列宁报告任何政治生活中的事，以免引起他的思索和激动。这四条全是《列宁全集》后面《年表》的文字。《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二卷，第232页

第五，照托洛茨基的说法：“还严禁列宁打电话。”

防止刺激列宁大怒、大激动是必要的，但是为什么不能通信、会客、谈政治，甚至连“家属”也不能向伟大的政治家谈政治?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经医生允许后，记录了列宁1922年12月21日给托洛茨基的信”。这可惹怒了斯大林，立即怒斥。使她“受到极大刺激，她完全失常了，号啕大哭，满地打滚”，如此不近情理的限制与监督列宁的活动，显然是担心自己的职位丢失。

国内政治条件越来越令人担忧，是《给代表大会的信》产生的原因，最令列宁不安的是官僚主义愈演愈烈。到列宁写遗嘱前十天，他的批评更尖锐了：“国家机关的一般情况，糟透了，低于资产阶级文化。”列宁甚至说：“国家机关是异己的。”这里的“国家机关”，主要指党中央所属的各部委。这些是委派制造成的。还有权力太集中。斯大林被任命为总书记后，掌握了“无限的权力”。斯大林的作为，列宁是不满的，多次严厉批评斯大林“太粗暴”、“急躁和喜欢采取行政措施”、“爱发脾气”、“发脾气通常在政治上一般都起着最坏的作用”，‘最有害的就是急躁”。这些已是公开的秘密，而从解密的苏联档案看还有更重要的。列宁认定斯大林“他根本没有头脑”，列宁说这句话时“绝对没有生气”，而且是列宁对“斯大林业已形成的固定看法”(见《苏联历史档案》，第二卷，275～277页)，所谓“根本没有头脑”，是相较而言的。没有思想家、理论家的头脑?还是与托洛茨基比较没有头脑?列宁从1902年就已十分赏识才华出众的托洛茨基，虽然后来产生分歧，但十月革命前后，托对列亦步亦趋。而不时要受到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抵制，甚至公开反对，斯大林只是后来才完全站到列宁一边。到了要交班的时候，是交给斯大林、还是托洛茨基呢?托的自传中说，列宁亲口告诉他，希望他能接班，但被他坚拒。后面还将有专文谈这件事。由于斯、季、加等人嫉恨在才智与功勋上远远超过自己的托洛茨基，所以列宁口授遗嘱受到斯大林严密监视与阻挠，也就不奇怪了。

二、关于扩大中央委员会认识上的分歧与斗争

一党执政的国家，其政治制度改革，很自然地会首先想到如何从执政党自身的改革入手，而且以执政党自身的改革为核心。所以列宁建议“对我们的政治制度作一系列变动”的第一点就是增加中央委员会人数，以防止党的分裂和以监督党政各个主要部门。

俄共八大至十一大，中央委员会人数为19人～27人，基本由职业革命家集团组成，或者说：“布尔什维克党的政府机器主要是由知识分子构成”(托洛茨基语)，党的领袖更是由思想家、著作家、政治家一类杰出的高级知识分子组成的。现在列宁“建议把中央委员会增加到几十人甚至100人”。新的中央委员从哪里来呢?“要求工人阶级出50人～100个中央委员”。“我是这样想的：几十个工人参加中央委员会，就能比其他任何人更好地检查，改善和改造我们的机关。”列宁“所指的工人都是把农民包括在内的”，并且应当“主要不是来自那些做过长期苏维埃工作的工人”。因为他们已经染上官僚主义。显然列宁想改变中央委员会只是一个职业革命家集团的现状，使之与普通工农群众中的优秀分子结合起来，让他们监督决策。列宁认为这样做：第一，设置一个监督政治局、组织局及书记处的机构。第二，“提高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威信，为了认真改善我们的机关。”第三，“为了防止中央委员会一小部分冲突分裂。”“党的稳定性将增强千倍”。总之想让工农群众的代表能够监督党的最上层领袖人物，以制约过分集中的权力。制约“极端集中制”。还有一点重要的，又不便明言的，卢森堡等人对于俄国当时的“无产阶级专政”批评为“十几个杰出人物在领导”，“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换成托洛茨基的话，即少数知识份子专政。让大量优秀工农分子进入中央，既是一种对外的驳正，也是使无产阶级专政名实相符。列宁的这个建议，口授于

1922年12月23日，“当天即送达斯大林。”可谓正中斯大林之下怀。因为扩大中央委员会的人选必然出自斯大林领导的书记处、组织局的提名、选拔，这一来自然可以扩大自己的山头，多一些受自己控制的“人马”。所以，1923年1月29日，书记处提出了一份改革计划：应把中央委员会人数由27人增加到50人，美其名为以“减少政治局的权力，加强中央全会的权力”。

托洛茨基经过研究，于1923年2月22日向中央全会提出一个系统的意见：《关于改组和改善中央机关工作的草案》。显然这是他在了解了列宁的建议与斯大林的回应之后的一个较为系统的补充与反建议，他说他是始终捍卫列宁信中的基本思想的，但认为扩中委意味着效率降低，不仅中央委员会不应当扩大，反而应当减少。他说：

“中央委员会必须保持它严格的形式和能迅速作出决定的能力。因此进一步扩大中央委员会是没有意义的。这样做只能使中央委员会补充一些中央代表(主要是补充一些总督)，因此很少会加强与群众的联系，而扩大中央委员会的组成和确立政治局和全会之间的新的更为复杂的关系，将会使中央委员会精确无误的工作受到巨大损失。”因此建议：“中央委员会由政治局、组织局、书记处加上人数不多的委员或候补委员组成。因此中央委员会的上述组成比现在的组成有所缩小，至少不会扩大。”

比较一下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的建议，他们的出发点，目的是不同的。

列宁是从增强工农分子对中央最高层的监督出发，并且试图为中央最高层设置监督机构，因而主张扩大中央委员会。为此，他还有另外的系统补充建议：使扩大的中央委员会与扩大了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最终走上党的最高代表会议的道路”，以改变政治局内事实上已形成的无监督、无汇报，权力过分集中于斯大林的现象，从而将加强对政治局、组织局、书记处的监督。

托洛茨基对列宁的思路并不同意，他从保证中央高层决策效率出发，反对扩大中央委员会。作为决策、指挥机构，岂能庞大?

斯大林更多地考虑到拉帮结派、壮大自己山头的利益，同意扩大中央委员会。

列宁的主张，其愿望固然美好，但实践证明是空想。中央委员会虽然增加些纯朴的工农分子，由于他们的经历，他们不了解真相，缺乏判断的经验与足够信息、智力、能力，用今天的话说，毫无“政治资源”。他们能否起监督的作用呢?如果他们也参预决策，岂不会影响“准确性、正确性、及时性”?托洛茨基主张中央委员会有所缩小，但由谁来监督这缩小的领袖集团呢?谁来监督权力中心：政治局、组织局、书记处呢?看来胜利者是斯大林。他利用手中的权力，扩大中委、中监委，扩大党代表大会，一步步把他们变得徒有虚名而无实权的人物，或者干脆变成自己得心应手的工具。如果说列宁时期的中央委员会，尤其是十月革命前后的中央委员会，还是一种决策与监督机构的联合体，它还能起到监督制约中央政治局、组织局、书记处的作用，甚至还可以制约列宁、托洛茨基这样的领袖人物，那么斯大林时期的中央委员会，已经完全丧失了监督制约的作用，它既不能监督政治局、组织局，更不能监督书记处，不仅没有防止冲突与分裂，反而加速了冲突与分裂。而且酿成一二十年之后斯大林的血腥镇压。

三、把斯大林调开的明争暗斗

不“稳定”、“分裂的危险”在哪里呢?列宁认为“稳定性的问题基本在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员。依我看，分裂的危险，一大半是由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的。”接着列宁向代表大会分析了当时六位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的缺陷，并着重分析介绍了“现时中央两位杰出领袖”：斯与托的缺陷。

“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正像他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问题上反对中央的斗争所证明的那样，不仅具有杰出的才能，他个人大概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最有才能的人，但是他又过分自信，过分热中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现时中央两位杰出领袖的这两种特点会出人意料地导致分裂，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么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

当时不仅斯大林拥有无限的权力，而且托洛茨基也身居要职，除了政治局委员之外，而且还是军事人民委员(国防部长)和海运人民委员，也是军事委员会主席。同时，托洛茨基当时还卓有成效地完成了党托付的有关国民经济方面的任务。加之托的功勋远在其他领袖之上，其名望仅次于列宁，因此，有大批拥戴者。所以斯、托之间的关系势必会影响到党与国家的稳定与不稳定，团结与分裂。实在是一针见血之论。

所谓“分裂”，当时可能的“分裂”形式有三：一是党与工人阶级式的分裂。1922年2月26日，工人反对派向共产国际告状的《22人声明》中，就谈到这种形式的“分裂”。即党反对工人阶级中“敢于坚持自己见解人”的“分裂”，党脱离自己代表的阶级的“分裂”。二是列宁此时所谓的“分裂”，即“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员”的“分裂”。列宁信上还提到第三种分裂形式，即工农两个阶级式的“分裂”，但由于新经济政策的实行，所以这种分裂在当时“是不大可能发生的事”。而列宁当时所设想的斯、托式的分裂，还仅仅类似他和马尔托夫式的“分裂”，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式的“分裂。”不久的事实果然证明了列宁“分裂”的预见。并且发生得很快。只不过它不是列宁与马尔托夫式的“分裂”，而是托洛茨基先是被驱逐出境，后是被暗杀，以及接着列宁的近卫军全部被枪毙、坐牢式的“分裂”，这种分裂看来是列宁做梦也没想到的。列宁的《信》即遗嘱，是分六次口授的(时间是1922年12月23、24、25、26、29日与1923年1月4日)。如果说，开始时，列宁还没有下定撤去斯大林的决心，那么之后的十天，即1923年1月4日，终于建议斯大林总书记的职位应加调离：

“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

如果说列宁前面对斯、托的评价，是一种毁誉参半保持平衡的评论，那么，这里的建议，使天平一下子倾向托洛茨基了。加之列宁写的几篇最后书信和文章，四篇含有严历批评斯大林的内容，而最厉害的是对工农检察院的批评。工农检察院1919年3月至1922年4月是由斯大林负责的。可想而知，斯大林是何等惶惶不可终日了。

到了列宁发现斯大林粗暴辱骂其妻子的事后，立即叫来速记员，口授下面这封信：尊敬的斯大林同志：

您竟然粗暴地要我妻子接电话并辱骂了她。尽管她向您表示同意忘记您说的话，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是从她那里知道了这件事。我不想这样轻易地忘记反对我的言行，不言而喻，我认为反对我妻子的言行也就是反对我的言行。因此，请您斟酌，您是同意收回您的话并且道歉，还是宁愿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

顺致敬意!

列宁

1923年3月5日

这里连“断绝关系”这样严厉的话也说出来了。所以问题就不只是“调开”的问题，而且已经进而要“公开进攻”，“投掷炸弹”了(列宁秘书福季耶娃转述列宁的话)。

从1922年12月21日以来，列宁曾五次写信给托洛茨基，请他在中央全会为外贸垄断等问题进行辩护，纠正斯大林等人的观点及决定。在给斯大林信的同天，又口授了另一封信，在格鲁吉亚的问题上请求托洛茨基为其辩护：

尊敬的托洛茨基同志：

我请您务必在党中央为格鲁吉亚那件事进行辩护。此事现在正由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进行“调查”，而我不能指望他们会不偏不倚。甚至会完全相反。如果您同意出面为这件事辩护，那我就可以放心了。如果您由于某种原因不同意，那就请把全部案卷退还给我。我将认为这是您表示不同意。

致最崇高的、同志的敬礼!

列宁

1923年3月5日

这样看来，让“现在最有才能的人”、公认的天才，当时仅次于列宁的、无可争议的领袖托洛茨基接班，是顺理成章的推荐，但列宁没有推荐，似乎也不想作这样的推荐。列、托齐名，国内当时悬挂领袖像，只有列宁与托洛茨基(个别场合还有一位季诺维也夫)。国外更是列、托相提并论，因此不必多此一举。二是虽然列宁是十月革命的总决策人，但“起义的全部实际组织工作”都是在托的领导下进行的(斯大林语)。而在国内外战争中，托洛茨基叱咤风云，扭转乾坤，功勋盖过其他人，在调离斯大林总书记职位之后，再否定托的继任几乎是不可能的。三是列宁太小估了一党制下的委任制的负面作用。它使被委派者紧紧依附于委派者：察颜观色，唯命是从，甚至泯昧良心、扭曲理智，投委派者之所好。列宁设想托的才能与智慧、功勋与声望，自然在党代表大会上会赢得拥戴，领导权的转移不会出什么大问题。岂知却生出许多节外之枝。列宁的《信》，实际上是列宁准备给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信。是列宁为防备自己因病不能出席代表大会而采取的措施。这批信列宁嘱咐作为绝密文件保存，但12月23日口授的文件当天即送达斯大林。为此列宁特别对秘书重申了保密规定。然而不久，政治局多数人就已经知道列宁调离斯大林的建议了从而使斯大林等人早有准备。同时，列宁又规定对信、文件进行密封，除了他本人可以启封外，在他死后则由其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启封。焉知1923年3月5日，列宁病情急转直下，丧失言语功能，已完全不能令人转交即将在4月份召开的十二大，不过，毕竟政治局是知道列宁给代表大会写了信的，所以1924年2月22日，托洛茨基“始终坚持印发这封信(得到加米涅夫同志的赞成)。”政治局的多数委员认为不能印发列宁的信，这样一来，只能延迟到十三大。因此十二大前后的中央全会、党代表大会并不知道有这封信。

这里有另外一个要破解的谜：按六大制定的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从自己的成员中选出核心组处理日常工作”。所以总书记一职的任免，是属于中央全会的特权。为什么列宁将调离斯大林总书记一事，提交给党代表大会，而不是提交给中央全会呢?这说明列宁已经估计到自己的提议不会得到中央全会的批准。中央委员中反对托洛茨基的人占多数，尤其是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三人核心小组”竭力排挤托洛茨基。而如果提交党代表大会，那么列宁的提议是会被通过的。孰知斯大林的任命委派，已经造就了一个利益集团，他们的摇旗呐喊，又加上有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出于私心的相助，让他击败了托洛茨基。同时在处理列宁遗嘱的手法上，严重违背党章，即斯大林、加米涅夫等人采取政治局少数人取代中央委员会、取代党代表大会的方式。“总书记斯大林同志的助手”巴札诺夫，曾亲身经历了十三大，他对列宁《信》的命运的叙述，比托洛茨基准确、权威。他是这样说的：

“1924年5月21日，即十三大举行的前几天，召开了中央全会特别会议，宣读列宁遗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操纵全会以举手表决方式(?!)，批准斯大林继续担任总书记，全会还决定不在代表会上宣读列宁的遗嘱(?!)，“只把内容介绍给各代表团团长(?!)，由他们向各代表团传达。会议这一决议故意说得含糊不清，从而使代表团团长可以简单地向代表们说一下要点(?!)，而不必逐字逐句传达，列宁遗嘱就这样悄悄地解决了。”

本来应该“印发”给党代表大会每一个代表的信，却变成“对中央全会特别会议”的“传达”，同时还宣布：“任何人均不得记录”，此其一；其二，本该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的，却简化为举手表决；其三，本来该原原本本的传达，却变成简要地说一些要点；其四，传达中还加杂解释：斯大林同志愿意检讨与改正等等。这里可以看出，少数人是如何取代政治局与中央全会的，而中央全会又是如何取代党代表大会的。而托洛茨基推辞不在十三大作政治报告，不同意撤换斯大林，又极大帮了斯大林一把。斯大林的宝座就是这样保住的。有了不受监督的最高权力，就有了一切，一切一切都好办了。1925年1月，托的军权被解除，1925年5月被任命为租让委员会主席。1928年1月被流放……直至被斯大林派人暗杀。

1926年克鲁普斯卡娅说：“假如伊里奇(列宁)还活着，大概已经坐牢了。”政治局的其他领袖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也一个个被排除中央。到了苏共十七大，许多代表面对集体化的恶果，想起了列宁的遗嘱，竟有三百人不投斯大林的票，按照差额选举的话，斯大林连中央委员也当不上。在卡岗诺维奇的帮助下，隐瞒了选票的真情，这才又保住斯大林的宝座。当时斯大林还不宜于发作，只是过了一年多，斯大林开始报复，70％的中央委员，过半的十七大代表，成了枪下鬼、牢中囚。凡是早先谈论、当时谈论列宁遗嘱的人，都有坐牢、枪毙的可能。这场血腥镇压，殃及全国数十万人。从此人们禁若寒蝉，不知列宁遗嘱为何物。只是到了二十大，列宁的信才分发给党的各级组织，出版了单行本，人们才开始渐渐了解遗嘱。

那么一直彻底了解遗嘱的前前后后的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结果又如何呢?自然像对待托洛茨基那样对待她，是绝对不行的。在表面上对她还算尊重，苏共十三、十四大，她被选进中央执行委员会，十五大选为中央委员，担任副教育委员。但有名无实，还经常受到教育委员的侮辱。在俄共十六大上，她无意谈到斯大林制度上的某些恶果，竟被赶下了台。1939年3月26日，是她的生日，她尝了尝斯大林送来的大蛋糕，中毒身亡。这没有妨碍斯大林指示要组织高规格的葬礼。就在葬礼后的第二天一大清早，就有一伙陌生人到死者家里搜查，将部分档案搜去。她的著作、书信，自然是不会出版的。

从撤换斯大林的建议看，列宁是接受教训的，他更慎重于领袖的个人品质了，但是教训对于托洛茨基来说是置若罔闻，他取自杀式的宽宏大量。他不听列宁不要跟斯大林等人搞“糟糕的妥协”的警告，而是反对撤换总书记，“反对开除奥尔忠尼启则，撤换捷尔任斯基运输人民委员的职务”，只是告诫斯大林，“不应该再搞阴谋诡计，而要忠诚的合作。”一当斯大林保住了权力，哪有什么忠诚合作?托洛茨基为自己铸定了失败的结局，成就了斯大林超沙皇专制的伟业。进一步孕育了苏联的败亡。

遗嘱的“风波”，也许该称之为“风暴”吧?其教训深矣、大矣、远矣!不可不鉴呀!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9年第10期　凭空编造　荒诞无稽——评师东兵的几本书·高 勇

去年，华国锋同志去世后，有的网站流传出一些无端诽谤胡耀邦等同志的文章，说什么胡耀邦说“华国锋不是老实人”，“胡耀邦、赵紫阳倒台是诬陷华国锋的报应”等等。由于这些文章大多是根据师东兵凭空杜撰的材料所写，于是我曾写了一篇揭露师东兵的文章，题为《师东兵写的东西太离谱》。同时，还有几位同志也写了质疑师东兵的文章，主要用事实说明胡耀邦与华国锋的关系是好的，他们在历史上曾经合作共事，后来一直相互尊重。这些文章发表在胡耀邦史料信息网上。

我在那篇文章中说，大约是十年前，我曾在马路边的地摊上买到两本书，一本叫《短暂的春秋》，一本叫《早逝的英华》，作者叫师东兵。原以为这个师东兵是纪实文学作家，看了他写的书后，我真不知道应该把他归为哪一类人。第一，可以肯定的是，他不能算是学者，因为他写的东西假得出奇，他书中写的所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话，都没有具体的时间、地点、旁证，没有任何一条注明出处。特别是他写到华国锋、胡耀邦、邓小平、陈云等人的话，人家说话的那种场合，他根本不可能在场，因为他既无条件，也无资格出现在那种场合。第二，又可以肯定的是，他不能算是负责任的纪实文学作家，甚至算不上是一个演义小说的作者，因为“纪实文学”必须记录真实情况，“演义小说”也必须是以一定的历史事迹为背景，以史书及传说的材料为基础，增添一些细节，用章回体写成的小说，而且编出的语言必须合乎人物的身份、特点，不能凭空捏造。这个师东兵由于不了解他所写的人物的特点、性格，又没有到过他写的那些场所，甚至根本没有见过他所写的人物。却凭空编造出了对人物的“访问记”。所以他写的东西只能是极不真实，极不近情理的胡编乱造，简直达到了荒诞无稽的地步。比如，华国锋同志不幸逝世后，在海外网站上流传一篇《胡耀邦论华国锋不是老实人》的文字，据了解，这篇文字就出自师东兵所编《政坛秘闻录——前中共政要访谈》一书。这篇东西开头师东兵就含糊其词地说：“1988年春天，我两次在朋友的陪同下到中南海附近的一条胡同里，敲开了胡耀邦同志的院门，在他的客厅和胡耀邦同志谈了两次话。”我问过胡耀邦的警卫秘书李汉平，他说他根本未见过师东兵。胡耀邦辞职后，也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随便敲门进去访问的，这是常识。当时凡是要见胡耀邦的人，都必须通过李汉平联系，并作出安排，连我这个曾给胡耀邦作过多年机要秘书的人要去看望胡耀邦，也必须事前与李汉平联系，由他作出具体安排才能去。那么，这位与胡耀邦素昧平生的师东兵有什么神通能撇开李汉平和那里的警卫人员去“敲开”胡耀邦的家门?

师东兵不久前针对我对他的揭露，在这件事上又编了一些情节。他说：“当时一领导人电话和胡约好，一位中顾委常委陪同他前往胡府，是坐着车进去的，既不需要向警卫通报我们的姓名，警卫也无权过问，谈话过程只是我们三个人的。”(见《南方周末》2009年7月30日)这一编，又编出了新漏洞，闹出了更大的笑话，更说明他根本没有去过胡耀邦家。胡耀邦自己是不接电话的，你不通过秘书怎么能同他电话约好?“坐着车进去的”，胡耀邦家的两个门都有石台阶，你坐的是什么车能爬上台阶?是坦克车吗?“警卫无权过问”，那么设警卫是干什么用的?再问他那个“领导人”、中顾委常委是谁?采访胡耀邦时是否有录音?他则说：“这个我不能讲到具体的，我们现在打仗期间，打仗期间双方的兵力、武器配备都是保密的，都是军事机密。……必须为信息源保密。”(同上)真是一副泼皮无赖相!

从胡的行踪也可证明，“1988年春天”师东兵根本不可能到胡家“访问”过胡耀邦。1988年春节(2月17日)以后胡耀邦同志就因身体不适住医院了，一直住到四月，出院后于5月15日就外出去河北易县考察了，请问师东兵，你是“1988年春”哪天去访问胡耀邦同志的?你总应该有记录吧?你不是还有“朋友陪同”吗?也应该有证人吧?是不是又是要保密，不能讲?

可见，只要是神经正常的人，脑子没有进水的人。对党内生活有点常识的人，都能作出正确的判断。

我拜读了师东兵的“编著”，可以肯定地说，他对胡耀邦的基本特点及生活习惯，根本不了解，连胡耀邦的著作他也没有认真读过，更没有读懂，许多人写的有关胡耀邦的书他也没有认真读过。因此，他距了解真实的胡耀邦少说也还有十万八千里!也因此，他写胡耀邦就只能凭“想当然”胡编乱造，以致他的书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无以数计的荒唐笑话。下面，从《早逝的英华》(今日中国出版社版)一书中随手拈出几条，请大家开开眼界：

一、第8～9页：“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胡耀邦就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受到红卫兵的冲击和批判。他多次被戴上高帽、黑牌游街示众，受尽了屈辱。与此同时，连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的长子胡德平也被打成‘联动分子’而关押起来，多次被拉出来斗争。……1964年刘湖考进清华大学化学系，也受到了父亲的牵连。就连小女儿李恒和三子胡德华也在学校里被孤立、受欺凌。他们每天给被关在牛棚的父亲送饭、送药，还要给被关押的大哥送衣服，过早地就懂得了世态炎凉。”

师东兵先生，这里我给你纠正两点：①胡德平文革初未被打成“联动分子”，他与“联动”毫无关系，“联动”是中学生的组织，胡德平当时已是大学四年级学生，你连这点人所共知的事都不懂!他被关押是因为受其父牵连被诬为“反动学生”。②1964年清华大学没有化学系，只有工化系。不知刘湖是怎么考进化学系的?③自胡耀邦被关“牛棚”后，我也于1968年5月被关进“牛棚”，他的孩子只有初关的一两天给他送过饭。哪儿有“每天”送饭送药的事!当时团中央的造反派不准家属给被关“牛棚”的人送饭，我们被关的几十人都是集体排队去食堂吃饭的。

二、师东兵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胡耀邦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这天晚上，李昭和胡耀邦一直谈到第二天凌晨，这是夫妻之间最开诚布公的一次谈话。”(见第9页)接着，师东兵说，李昭问耀邦：“耀邦，有件事我想问但又不知道可问不可问?”耀邦说：“你尽管问，可答不可答的尺寸我来掌握。”李昭迟疑了一下，终于问道：“现在党内是中央主席大，还是中央军委主席大?”“胡耀邦觉得问题很可笑，所以回答得很干脆，当然是中央主席大嘛，我们党内历来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对不是枪指挥党嘛。再说，你从党的排列顺序也可以看出来，党中央主席排第一位嘛。”……李昭说：“我总担心，你的脾气和性格恐怕不能胜任这个职务。”“胡耀邦笑了：连小平同志都说我是党的主席的合适人选，你敢说不能胜任?……”

这里，我敢肯定，师东兵没有见过胡耀邦、李昭同志卧室的布局，也根本不了解胡耀邦和李昭同志的生活习惯，你是怎么知道那天晚上他们一直谈到第二天凌晨的?至于你写的胡、李那些一问一答的对话，其荒唐可笑，几近相声语言，真可以称得上是马三立的“逗你玩儿”了!

三、师东兵说：“一九五七年五月，共青团举行‘三大’，胡耀邦特别邀请邓小平代表党中央祝词。”看来，师东兵不懂党内的一些基本常识。一个群众团体的代表大会中央由谁致祝词，是中央决定的，怎么能由胡耀邦“特别邀请”邓小平呢?师东兵说：“邓小平在祝词中说：‘我报告的主题，应该是发扬光荣传统，建设社会主义。这些传统过去用之于革命战争，现在用之于建设。’在讲到中国与苏联的建设对比时，他又讲：‘我们中国的毛驴就是慢，但是慢有慢的好处，汽车开得很快，摔就摔死了，毛驴走得很慢，但很稳当。苏联搞阶级斗争扩大化，效果很不好。’”(见第15页)

1957年召开团的“三大”时，我是大会工作人员，邓小平的祝词我们都听了，会前邓小平就提出大会总的精神是“劳动、学习、团结”，不知道师东兵怎么编出了个“主题应该是发扬光荣传统”，而且我怎么也想不起祝词中有师东兵引的上述这段话。这段话也不像是中央祝词的话，再一查《邓小平文选》，这篇祝词收在第一卷，第270页，从头读到尾，都没有这段话。后来再查其他资料，原来这段话是邓小平1957年1月12日在清华大学讲演中说的。师东兵可真会开玩笑，害得我费了好大劲才找到邓的原话给他纠正过来。

四、师东兵说：“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上旬，当胡耀邦从上海《文汇报》上看到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后，立刻产生一种不安的预感。他给邓小平打了一个电话，询问批判《海瑞罢官》的背景，邓小平说，‘我也是才看见这篇文章，我不知道有什么背景，反正中央没有这方面的任何精神。……究竟你该怎么办，我希望你多独立思考。’胡耀邦说：‘我们不想让青年过多地参与学术界的纠纷，我们只是要强调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掀起学、用毛泽东思想的高潮。’邓小平说：‘好，你还是赶回来，很好地抓一下这方面的工作。尽管有些事情的发展局势还不太明朗。但我有预感，我国很可能要出现一场比反右派规模还要大的政治风暴。你要有所准备，谨防卷到旋涡里去。’师东兵说：“胡耀邦会意了。一九六六年二月下旬，胡耀邦从西北局赶回北京，亲自抓共青团中央的工作，召开了一系列会议，部署树立青年学毛著的标兵，总结各地一些先进团支部带领和组织学习毛著的经验。四月十日，他主持召开了共青团九届二中全会，对团中央的工作方向进行了调整，会议一致通过了《进一步推动全国青年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决定》。……”(见第17--18页)。

师东兵在这里说的事情和时间，都被他搅乱套了。

胡耀邦从西安回北京是1965年6月20日。当时他被西北局第一书记整病了，叶剑英、张爱萍把他劝回北京休养。姚文元发表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是1965年11月10日。胡耀邦办事历来是根据中央的正式文件、指示，一贯反对去“摸精神”，他没有、也不可能看了姚文元的文章就给邓小平打电话“摸精神”。从前后文看，师东兵说的这次电话似乎是胡耀邦从西安给邓小平打的，而这时胡耀邦已从西安回北京五个月二十天了。师东兵说，邓小平对胡耀邦说：“好，你还是赶回来，很好地抓一下这方面的工作。”(指学毛著)师东兵说：“胡耀邦会意了。一九六六年二月下旬，胡耀邦从西北局赶回北京，……”胡耀邦1965年6月已回北京，一直在京休养，并未再回西安，怎么1966年2月下旬又“赶回北京”?再说，团中央组织青年学习毛著的活动从1958年就开始了。1960年4月10日至20日，团中央、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就在哈尔滨联合召开了“全国青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黑龙江现场会议”。同年5月25日至7月16日，团中央又组织“全国青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观摩团”，分两路到二十五个省、市、自治区的八十七个城市传播经验。这怎么是“1966年2月下旬胡耀邦从西北局赶回北京”才亲自抓“这方面的工作”呢?

师东兵还说1966年“4月10日，他(指胡耀邦)主持召开了共青团九届二中全会，对团中央的工作方向进行了调整，会议一致通过了《进一步推动全国青年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决定》。”

这里我告诉师东兵：胡耀邦从陕西回北京后一直在休养，并不主持团中央的工作，当时团中央的工作由常务书记胡克实主持。共青团九届二中全会是1965年3月29日至4月19日召开的，不是你说的“1966年4月10日，”胡耀邦并未参加这次会议，这次会议由王伟作书记处的工作报告，胡克实作会议总结报告。会议也没有“一致通过”你编造的那个什么《决定》。会议通过的两个决议，一个是《关于在工农业生产新高潮中团的工作任务的决议》，一个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培养少年儿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而奋斗》。会议也根本没有什么“调整工作方向”的问题。这些情况当时的报刊上都有公开报道，师东兵也竟敢胡编一套!

五、第37页上师东兵介绍了一通胡启立的职务履历后说“胡耀邦担任总书记的同时，把他(指胡启立)提上来担任了中央办公厅主任。”这太离谱了，我至少三次以上亲耳听胡耀邦说过：“胡启立从团中央调天津当市长是我提议的，从天津调任中办主任是邓小平提议的。”

六、第64至65页，师东兵写道：胡耀邦说：“说实话，我也犯过错误，我自己起码犯过两个大错误，其一是在五七年反右运动中我将共青团组织内的一些很有作为的青年同志打成了右派，至今我很感不安，见了他们我在内疚，脸红发烧，我向他们多次道歉。其二是在五九年批判彭德怀同志时，我也很积极，说了许多挖苦、讽刺、过激的话。要是彭老总在世，我会向他鞠躬请罪。”

师东兵还说：“胡耀邦在反右大火烧起来后，……他亲自批准把林希翎、刘绍棠等一大批作家和青年记者打成右派。”“反右斗争正高潮时，七月十六日，胡耀邦作为青年团学生代表团团长被邓小平派往莫斯科，……他在国外时，团中央和各级团组织又抓出一大批右派分子，林希翎遭到逮捕、刘宾雁等人被迫流放，实行了劳改。但是，在邓小平的保护下，团中央胡启立等人和《中国青年报》的问题未被追究。胡耀邦回来后，感慨地说：谢天谢地，在邓小平同志关怀下，我们总算避过了一次大风浪。”(见第84页)

我想告诉师东兵，这两个所谓“大错误”究竟是怎么回事。先说五九年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你编了胡耀邦的话，让他自己说自己是“我也很积极，说了许多挖苦、讽刺、过激的话。”事实恰恰相反。五九年庐山会议是我跟随胡耀邦去的，从会议开始到会议结束，我一直没有离开庐山。整个八届八中全会期间，胡耀邦只在小组会上作了一次表态性的发言，表示拥护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三面红旗”，拥护毛主席的讲话，拥护中央和毛主席对彭德怀的批判。至于他自己对彭德怀却没有作任何揭发批判。胡耀邦这次发言要登“简报”时，是他要我同他一起整理的。他的表现，当然逃不过“洞察一切”的毛泽东的眼睛，多少年以后胡耀邦说：“庐山会议以后，有一两年主席不大理我，给我坐了冷板凳哩!”胡耀邦对任何人的批判决不讽刺挖苦，对彭老总他是很尊重的。

再说五七年团中央的反右派。由于召开团的“三大”，团中央的鸣放开始较晚，“大鸣大放”刚开始时，七月十六日胡耀邦率中国青年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这是中央定的，并不是邓小平个人把他派走的。胡耀邦出国前还专门到《中国青年报》社召开会议，向一批骨干打了招呼。一位被错打成右派的同志曾对我说：“鸣放初期，耀邦同志找我们开会，向我们打招呼，叫我们有意见可以提，但是不要胡说八道，用意是爱护我们，保护我们的，讲完后他就出国去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了。可是我们当时不理解，没有听他的话，结果我也被打成了右派。虽然被打成了右派，但我至今还感激耀邦同志。”

领导团中央反右派运动的是当时的常务书记兼机关党委书记。由于当时的整个形势，还有划右派的具体规定和比例指标，团中央机关、特别是《中国青年报》社一批业务骨干被错打成了右派分子。胡耀邦回国时到了乌鲁木齐就打电话了解情况，他听说《中国青年报》的正副社长、总编辑和17名骨干编辑、记者都被打成了右派，痛心地说：“损失惨重啊，必须刹车!”明确说：“你们不能再这样搞了，右派名单不要急着宣布，等我回来再说。”他想回来后找邓小平反映情况，尽量保护一些人。但当时的形势已经不可逆转，多数已经定了，只有个别人尚有争论，还未戴“帽子”，但胡耀邦仍尽最大努力进行保护。此后多少年，胡耀邦一讲到团中央的反右派，他都主动承担责任，表示内疚，这正是他的优良品质，而不是他的什么“错误”。至于林希翎、刘绍棠被打成右派，这与胡耀邦毫无干系。这两人当时都是在校大学生，不是团中央的干部，被打成右派也是他们各自所在的学校定的，胡耀邦怎么可能“亲自批准”把他们打成右派呢?这是常识，当时《中国青年报》曾发表过批判他们观点的文章，那时他们还未毕业，反右派运动后刘绍棠分配不了工作，没有单位接收他，由于《中国青年报》发表过批判他的文章，学校与团中央联系，请求团中央能收留他，胡耀邦等书记处领导同志认为应给他一个生活出路，就同意由中国青年报社接收下来了。

师东兵说的“在邓小平保护下，团中央胡启立等人和《中国青年报》的问题未被追究”，完全是无中生有。反右派时，胡启立没有任何问题，何来邓小平保护!

七、师东兵说：“直到林彪摔死的两年以后，一辆吉普车在他(指胡耀邦)劳动的农场门口停住了。两位军人还有一名穿制服的中年人找到他，说他已被解放。”(见第119页)这位师东兵的编造水平可真够可以的。文革中，我与胡耀邦同关“牛棚”，同下干校，你编的那些情节可能蒙骗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但你就不怕我们说明真相吗?胡耀邦倒是被“两位军人”叫走的，但不是在“劳动的农场”，而是在团中央机关的“牛棚”。不是“林彪摔死两年以后”，而是林彪摔死三年以前的1968年10月12日晚上，就是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开幕的前一天。当时，八届中委、候补中委被打成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分子的达百分之七十一，不准出席会议，全会要作决议开除刘少奇党籍，不够法定人数，这才临时把胡耀邦拉去凑数。当时拉去凑数的还有候补中委李志民、范文澜。八届中委共97人，十一中全会以后去世的10人，能到会的只有40人。开会时从到会的19名候补中委中挑选了10名补为正式委员，才刚刚超过全体中委的半数。而“扩大”进来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及各方面负责人多达74人，占会议总数133人的百分之五十五点六还多。

八、请再看看师东兵是怎样写抢救胡耀邦的。他在第401页写到胡耀邦在中南海怀仁堂突发心脏病被抢救时，他写道：“一位医生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锡盒子，倒出两粒药片，就要往胡耀邦嘴里送。‘等等!’赵紫阳走过来，接过那盒药，看了看商标，问‘什么药?’医生说：‘硝酸甘油片，治疗心脏病的特效药。先让他服下缓解下来后，再作进一步医治。’赵紫阳点点头，把药还给医生。那位医生服侍胡耀邦把药吞下去，接着又给他喂了点水。……接着又昏了过去。‘再不要耽搁了，赶陕送医院抢救!’赵紫阳看到这样情景，生怕再出意外，急忙给守在身旁的医生和护士下令。在场的医生、护士和一些政治局委员，七手八脚地把胡耀邦抬上救护车。然后赵紫阳等人目送救护车，看着它缓缓出了中南海……”

请看，师东兵写的这些情节是在抢救危重心脏病人吗?这是在拖延抢救，在折腾病人，像这样“抢救”，有多少病人也得折腾死了。师东兵既不了解现场抢救情况，又无抢救心梗病人的常识，却敢胡乱描写抢救胡耀邦的情况，能不露怯吗?

我不想再多费笔墨了。师东兵写的东西每一条都不真实，都是凭空编造。他常常编造中央领导两三个人在一起谩骂攻击另外的领导人，说的话都是帮派语言，甚至是黑话，而且有表情、有动作，连人家内心的活动他也知道。退一万步说，就算有那种场合，你师东兵怎么会在场呢?他还多处写道胡启立和胡耀邦的秘书称胡耀邦为“胡主席”，胡耀邦称赵紫阳为“老赵”，甚至说：“胡耀邦轻轻给了赵紫阳一拳说：老赵，下一步就看我们的了!”这正好暴露了他根本不了解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性格、特点和语言习惯。他还多处编造华国锋的话语，借华国锋之口说一些师东兵自己想说的低俗下流的话，严重污损了华国锋的人品和形象。

现在人们都已知道，他不但没有访问过胡耀邦，而且在其《政坛秘闻录——前中共政要访谈》一书中，他说“访谈”过的华国锋、赵紫阳、汪东兴、纪登奎，以及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等八人，也是假的，其中他说的访问纪登奎的时间竟然是纪登奎同志去世一年之后!现在上述前领导人的子女都已发表声明，郑重否认师东兵曾访问过他们的父辈，不但师东兵编造的那些访谈内容是假的，连他与某些领导人的合影也是假的。正如叶乐盛先生说的：“一个与华国锋合影都敢造假的师东兵，还有什么不敢造假呢?”这些领导人的后代多已声明依法保留对师东兵伪造所谓“访谈录”所造成的不良影响的追诉权。

至此，人们都已知道师东兵写的这些东西，除了姓名是真的，事情都是假的，这不是一般的“失实”，而是故意编造，

我们虽早已见到师东兵写的东西，但由于他完全是胡编乱造，所以根本就不理睬他，也不值得理他，要不是他借华国锋同志去世之机又出来搅乱是非，我们到今天也不见得理睬他。至于一些党史专家更是不屑于理他，因为他胡编的东西够不上与党史专家讨论的层次。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9年第10期　读者来信摘登·任振邦 等

我读了贵刊2009年7月号上刘济生写的《文革时期的思想解放先驱》一文，其中第四部分有一段写道：“‘文化大革命’中的思想解放先驱究竟有多少，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1979年以后，群众出版社的编辑搜集了各地有关这方面的报告文学和通讯特写，到1981年，陆续出版了三本书，书名分别是《为真理而斗争的人们》、《党和人民的好儿女》、《划破夜幕的陨星》。这几本书列举的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个人崇拜的思想解放先驱人物有44人被处死刑杀害了，只有个别几个人幸免于难。各地公安部门还有一定数量的这样‘反革命’，没有人通过媒体表彰他们。所以说，究竟有多少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个人崇拜的思想解放先驱，就是个未知数了……”

这段文字勾起了我40多年前的一段回忆——

我工作在东北边陲的一座煤城，这里的政治神经并不敏感，可就是在这里，于1968年7月2日，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在大街的醒目处，有人张贴蜡纸钢板油印的传单，贴传单者自称为“共产主义小组”。其内容是坚决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个人迷信，反对大学停办。并引经据典地说“文化大革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鼓吹人们抵制这个运动。这在当时，不啻于晴空响了一个惊雷，弄得人们如临大敌，当时被定为“6872”重大反革命案件，限期破获。那时公检法已被砸烂，无产阶级专政是群众的专政，于是，就由造反派们负责地毯式的排查，各单位、机关、学校、街道都掀起了揭发检举高潮，人人都必须说明白，搞得人人自危，鸡犬不宁。还好，毛泽东思想又一次取得了伟大胜利，不几天案件就宣布告破。人们才如释重负地长吁一口气，敲锣打鼓地庆祝这一伟大胜利，并更加证明了阶级斗争没有熄灭，搞“文化大革命”十分必要。

原来，这个“共产主义小组”是由几个工人和几个学生组成，其主犯为马俊发、王成福（工人），成员有卢雪玲（马之妻）、吕守福、程佳生（66届高中毕业生）、马俊生（马俊发之弟）、闫胜官（矿工）、李国志、宋永安（中学生）等十多人。其中马俊发、程佳生、卢雪玲、吕守福等人贴完传单后自知“罪责难逃”，便从密山国境线越境逃往原苏联。据宣判时称，苏联还为他们提供了电台，让他们在电台上恶毒地攻击“文化大革命”，攻击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实属十恶不赦。后经我国外交途径交涉，苏联将马俊发、卢雪玲等递解回国，但留下了吕守福和程佳生。在国内的当然都一一抓捕归案。

全市召开了万人参加的宣判大会，马俊发、王成福、卢雪玲、闫胜官、李国志、宋永安等六人被判死刑（军管会首长宣判），当场枪决。卢雪玲时值预产期，即将分娩。宋永安只有十六岁。马俊生以下分别被判死缓、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不等。

时过一年左右，程佳生潜回国内，据说是受苏联派遣充当苏修特务，一入境便被抓获，当然死罪难逃，枪毙了事。至此，这个小组只有吕守福一人逍遥法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政策时，马俊生等人均被释放，并都安排了工作。死者平反与否，因未公布，不得而知。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改革开放，到处招商引资，吕守福从俄罗斯回国探亲，据说是他在俄罗斯娶了一个俄罗斯靓女为妻，并当上了一个皮革厂的厂长。回来时市政府曾设宴款待。昔日死囚犯，今日座上宾，因祸得福，让人嗟叹。

我写此信如有不实之处，愿负全责。目的是借用贵刊一角，以读者来信或来函照登的名义均可，让那几个游魂的名字留下一点痕迹，也是对他们的一点安慰。

黑龙江省读者　任振邦

纠错

《炎黄春秋》2009年7月号《文革时期的思想解放先驱》阅后，刽子手们杀害先驱们的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他们的暴行，在《红岩》的渣滓洞、白公馆都找不到；德国纳粹、日本法西斯也成了小巫。

“张志新被杀害之前，被割断喉咙，用一条黑布缠住她血迹斑斑的脖子。丁祖晓被杀害前，因她喊口号，头被埋在一堆生石灰里。她牙关被刺刀撬开，一团棉纱塞进嘴里，当她再次挺立起来的时候，人们只见她脸上粘满石灰，从眼里流出两行鲜血。”（《炎黄春秋》09第7期56页）

从以上文字看，张志新、丁祖晓是两位女烈士。（但57页的文字中写到“反对个人崇拜，丁祖晓烈士更是旗帜鲜明。他对‘忠’字匾、宝书台、五个第一这些个人崇拜的具体形式，给以猛烈的抨击。请看他一张传单……”两次用“他”而不是前页的“她”，丁祖晓又似乎是个男烈士。）

文中提到的贵州烈士马绵征，（文中误为马锦征）这个三十年前贵阳家喻户晓的人物，也是个宁死不屈的女性。

贵州读者　黄育中

2009年第11期　詩兩首（大陸）李　銳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周年

告別淒風苦雨秋，群英奮起創新猷。

運籌帷幄倚民主，科學興衰靠自由。

穩定必須施憲法，和諧切莫逆潮流。

後人鑒察前人事，為政言行應寡尤。

詩中末句引《論語?為政篇》言寡尤。仍感意猶未盡，又吟得四句：

米齡早過壽而康，有幸迎來改革忙。

唯一憂心天下事，何時憲政大開張。

（尾聯取自米齡自壽詩）

李銳　時年九十進三

慶祝湖南日報創刊六十周年

人民喉舌直言難，

天外飛來大右冠。

歪路走完歸正道，

爭鳴監督國長安。

反右運動中，湖南日報五十四人受難，為全國報業之首。實現言論自由、輿論監督，社會和國家才能安定，才能現代化，此乃普世規律；馬克思第一篇文章即言此理。茲值六十周年報慶，余為首任短暫社長，回首往事，吟得四句為賀，還望各位同仁續創新猷。

李銳　時年九十進三

2009年第10期　什么是党内民主·高 放

一、政党的由来和特性

问：您在中国人民大学从事马列主义理论教学工作六十年，历经风雨，请谈谈什么是党内民主？

答：这首先要从政党的由来和政党的特性谈起。现代政党是社会化大生产、商品市场经济竞争和议会民主斗争的产物。最早是19世纪30年代英国形成了保守党与自由党，美国出现了民主党与共和党。这些都是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政党，它们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巩固资产阶级统治中起过重大作用。我认为政党具有五个特性，即阶级性、政治性、组织性、前沿性（站在政治斗争最前沿）和民主性。民主性最重要，失去民主性政党就变成个人专制或寡头专制政党，专制党最终必然灭亡。

问：专制党为什么必然灭亡？有实际例子吗？

答：我认为政党政治也有五个特性，即公开性、群众性、竞争性、选择性和轮值性。政党要公开争取群众支持，在竞选中得到多数选民拥护才能上台执政。专制政党由党首独断专行，脱离群众，失去民心，最终必然被群众抛弃，甚至被群众消灭。例如历史上德国纳粹党，原名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1920年成立后打着社会主义旗号蒙蔽工人和广大选民，1933年在垄断资产阶级支持下竞选获胜上台执政，随即实行法西斯专政，党内由希特勒个人专制统治，党外取缔其他政党，发动侵略战争。1945年战败后，该党被禁止活动。意大利墨索里尼的黑衫党、西班牙弗朗哥的长枪党等法西斯政党最终都灭亡了。

问：可是至今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由共产党领导人民通过武装斗争取得政权的，执政后又掌握有强大武装部队，又没有其他政党与共产党争夺政权，为什么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有苏联、东欧八国加上蒙古、柬埔寨共11国的共产主义政党也都灭亡或者改变性质了呢？

答：这有多方面的原因。其共同点是党内缺少民主，实行领袖个人或寡头专制，所以最终都被人民抛弃，或者被迫改变性质，改名为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等，另求出路。

二、马恩列开创的党内民主传统

问：无产阶级的共产党怎么也会变成专制党？正常的党内民主应该是什么样呢？

答：无产阶级建立共产党参与政治斗争是从资产阶级那里学习来的。要认清共产党党内民主就要论从史出。纵观历史，可以看出共产党党内民主在党的建设和执政过程中的重要性。

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参与创建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简称共产党，这是历史上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他们所写《共产党宣言》成为共产党的纲领文件。

第一个共产党党章规定了党内实行民主制的原则，做出党内民主的示范，具体表现为5点：党的各级领导人是民主选举产生的，不是上级委任的；党的权力中心在全党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实行年会制，每年召开一次；党中央委员会是党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党中央委员会不能和代表大会并列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各级党的领导机构必须定期向党员和党代表大会汇报工作，接受审查。第一个共产党存在了5年时间，1852年欧洲革命失败后被迫解散。

从1869年起各国先后重新建立工人政党。这时共产主义曲高和寡，工人大多向往社会主义，所以通称社会民主工党、社会党或工党。1898年俄国建立社会民主工党，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认为社会民主党内右派已经变为资产阶级代理人，实现共产主义的时机到了，于是于1918年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改名为共产党。这时距离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的第一个共产党已经71年，世界上的第二个共产党才出现。中国也是在俄国共产党的号召和帮助下，1921年建立了中国共产党。

问：俄国共产党执政后怎样实现党内民主？

答：俄国党在地下斗争时期强调集中制，难以充分发展党内民主。十月革命后，列宁的党内民主实践是完全遵循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第一个共产党党章中规定的5点民主制原则的。各级领导人选举产生，权力中心在代表大会，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十月革命之后列宁领导共产党6年，召开了6次党的代表大会，在1918年——1920年内战和外战的环境下坚持开会。中央委员会是党代会的执行机关，每次召开代表大会列宁都代表中央委员会向代表大会汇报工作，接受大会审查。在党代会召开之前，由党报《真理报》开辟“争论专页”，就党的路线方针问题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开展辩论。在党代会上列宁作简要工作报告，并不是照念长篇大论的稿子。另外由不同意中央观点的人作副报告。两种观点供代表审议。代表们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有争论，有插话，有对中央领导人的评论和建议。大会上除讨论中央设定的议题外，还有代表们的提案也要付诸审议。最后表决时每人一票，少数服从多数。大会的决议通过实践检验，如有错误，在下次大会上复议改正。如1921年十大通过了新经济政策，改正了此前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每次大会闭会之后立即公开出版发行一本厚重的大会速记记录，使全党全国都了解大会的全部情况。这才是党内民主的典范。

除此之外，列宁对党内民主还有一些新的发展，比如在中央委员会之外，另外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与中央委员会平行，不属中央委员会领导，直接由党代会产生并向党代会负责，其主要职责是专门监督中央委员会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是否执行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是否有误差。

三、苏共怎样变为专制党

问：后来苏联共产党怎样变成了专制党？

答：1924年列宁过世后，斯大林时期党内民主被破坏殆尽。斯大林把党代表大会年会制度越拉越长，他多次修改党章，把年会改为2年、3年召开一次，实际上从1939年至1952年相隔十三年之久才开代表大会，到1952年苏共十九大，他又在党章中把代表大会改为四年召开一次；1934年斯大林还修改了党章，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职责改为监督下级地方组织是否执行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从此中央监察委员会制度名存实亡，从此党中央再也没有机构能够对之进行监督。在代表大会上越来越难以发表不同意见，越来越狂热地歌颂党中央和伟大领袖斯大林。从1925年——1929年消灭、清除了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三个反对派后，苏共变成斯大林一派专制的党，到1938年斯大林实行大清洗，消除了所有“异己”后，进而实行个人专制。中央委员会也不按党章规定如期召开，政治局开会时大都是斯大林一个人发号施令，其他委员各自忙于记笔记，散会后各自去执行。这样斯大林把列宁创建的民主型共产党变成个人专制政党。

问：破坏党内民主给苏共造成什么样的危害？

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难免犯错误，如果有党内民主制度，就可以纠正这些错误。但斯大林破坏了党内民主制度，实行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指定接班人制。这种体制就使得教条主义、急于求成、高干特权、脱离群众等错误代代相传。斯大林之后，赫鲁晓夫统治十一年（1953——1964），把总书记职称改为第一书记，依然是个人专断。如果他不是1964年被迫下台，肯定也是搞终身制。之后，勃列日涅夫统治十八年，苏共加强集体领导，实际上是寡头专制。勃列日涅夫又恢复总书记称号，而且身兼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和国防委员会主席，独掌党政军三大权，又实行终身制。他还修改党章，把党代表大会由四年改为五年召开一次。1979年苏军入侵阿富汗只由政治局4个人作出决定。这种专制体制拖延到1991年终于完全被人民抛弃。末任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建议苏共自行解散，苏共中央接受了这个建议，这样苏共就悄悄自尽了。

问：我们看到，东欧有的共产党并非像苏共那样悄悄自尽，而是最后被取缔的。

答：是的，例如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自1965年（47岁）上任后逐步独揽党政军三大权，又任共和国总统、武装部队和爱国卫队总司令，大搞家族专制统治。国内经济状况糟糕，民怨沸腾。1989年底群众集会抗议，他下令开枪镇压，引起爱国卫队哗变，他当即被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罗共也随之覆灭。罗共曾拥有350万党员，全国人口才2100多万，成年人中平均每4个人就有1个党员。这么强大的党在个人专制之下，到关键时刻也是顷刻瓦解，没有人起来保卫党。其教训是十分深刻的！缺乏党内民主的党，即便党员众多，如果重量不重质，缺乏自觉性与战斗力，那也是乌合之众，外强中干。不要以为人多势众就力量大，到关键时刻就会兵败如山倒。

四、苏共模式对中国的影响和中共党内民主的削弱

问：苏联共产党破坏党内民主的做法对中国共产党有什么影响？

答：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有很多新的创造，但是在缺少党内民主方面难免也受到苏联模式影响。加上专制主义传统有2000多年，党内领导人有家长制思想作风。除此之外，中国长期处于战争环境中，不得不强调中央集中领导。建国后又受西方封锁、遏制，进行过抗美援朝战争，国内还面临剿匪、镇反、土改、恢复国民经济等艰巨任务，这些都影响党内民主发展。

除了这些客观原因之外，也还有主观原因。这就是从1943年3月20日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并授予他在中央决策的最后决定权后，尤其是1945年中共七大他正式当上中共中央主席后，党的集体领导体制有所削弱。1949年建国后毛主席身兼四个主席（中共中央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革命委员会主席、全国政协主席），权力过度集中于一个人，集体领导制更是削弱。这样难以充分做到民主决策。例如1951年刘少奇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的主张，1955年邓子恢反对农业合作化发展过快，1957年周恩来反对冒进，1959年彭德怀反对“大跃进”中过左做法等，都受到错误的批判。

问：建国前后是否党内民主一直遭到破坏？

答：那也不是。中共早期党章也是规定实行党代会年会制。从1921年——1928年召开了六次代表大会。六大至七大相隔十七年之久，因战争环境难以正常召开。1945年七大党章改为每隔三年召开一次大会，但是拖到1956年才开八大。这时有很大的转机。1956年秋，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总结国内外经验对党内民主有了很大改进。1956年初苏共20次代表大会，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与个人专断，毛主席也深感发展党内民主的重要。八大最重要决定就是修改党章，要实行代表大会年会制度，这是列宁时期年会制度的新发展。列宁时期每年春天选举代表，第二年开会重新选代表，开完会代表任务就完成了。毛主席提出要像人民代表大会一样，在年会制的基础上增加常任制。选出来的代表5年之内都是代表，并不是大会开完就不是代表了。八大还成立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只是没有列宁时期那么大权力，还是受中央委员会领导，不能监督中央委员会。

1956年召开八大第一次会议，按规定1957年要开第二次会议，但“反右派”这么大的事情都没有开党代会决定，而是由党中央少数人决定的。到1958年才开了八大第二次会议，这时党的指导思想转向“左”的方面，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作为三面红旗。之后长达11年之久都没有召开八大第三次会议，直到1969年才召开九大。八大的年会制度和常任制度都没有执行。这就是因为党内民主建设还不健全，没有机构能够监督党中央。

九大更不正常，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党代表大会改成相隔5年开一次。到现在还是5年开一次，这一点改革开放30年没有进步，依然沿用1969年九大的决定。

五、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党内民主的进步

问：您对改革开放以来党内民主建设作何评价？

答：总体来说，这30年党内民主是有很大进步，总结了历史经验，党内终身制终于废除，防止了个人专断，加强了集体领导和民主决策，在一些地方已试行党代会年会制和常任制，以及党代表任期制。但是党内民主建设要真正完善，还是有很多工作要做的。最值得重视的是2007年，党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17大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尊重党员主体地位”，这是党内民主建设的一个历史性进步，也是继十六大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之后，执政党在发展党内民主上最重大的理论创新，是党的领导人在党内民主问题上的新认识。传统观念认为，共产党的主体是党的领导人，全体党员都要服从党中央，党的主体是中央和各级组织。现在党的领导人对于党内民主有这样高度的认识，是总结了长期以来共产党党内民主的正面和反面的经验得出的结论。要真正做到“尊重党员主体地位”就要切实完善十七大所提出“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这四个体制和机制。也就是要真正保障党员民主权利，首先做到各级党的领导干部按照党章规定，采取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差额选举的办法产生，各级党委真正做到民主决策，有不同意见时能够每人一票平等表决，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尊重少数，通过实践检验，不断复议、调整决策。在中共建党88周年前夕，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如何推进党内民主建设时，胡锦涛总书记特别提出“要积极营造党内民主讨论环境，在广开言路中集中智慧，在民主讨论中凝聚共识。”如果在民主决策前能建立定期的党内民主讨论会，把重大问题决策草案发给广大党员民主讨论，我认为这对民主决策会大有裨益。党内民主在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方面也还有待切实完善。

问：最近召开的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又对党内民主作出新的决定，您有何想法？

答：全国人民和全体党员都热切期盼党中央在发展党内民主方面有新思路和新举措。这次十七届四中全会专门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强调我们党要善于应对面临的各种危机，增强忧党意识，深刻认识到发展党内民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尤其要重视以保障党内民主权利为根本，以加强党内基层民主建设为基础，切实推进党内民主。但愿这个新决定能认真切实落实贯彻，党内民主会出现新气象、新景观。党内民主的较大发展，看来还有待2012年党的十八大进一步修改现行党章。因为党章中的一些传统规定是有碍党内民主发展的。例如，在党代表大会年会制和常任制还没有恢复之前就实行党代表任期制，那么这些代表实际上只能起到各级党委调研员的作用，因为他们根据调研所提出的各种决策建议只能供各级党委参考，而不能参与表决。

六、个人对发展党内民主的建议

问：改革开放以来，您对党内民主建设有什么新建议？

答：我个人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痛定思痛，就如何健全党内民主，从1979年起就多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发表了几十篇文章，已经精选收入2006年4月重庆出版社出版的《高放文集》之六《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心声》。我这本文集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初版5千本，各地书店很快售缺，纷纷向重庆出版社再要此书，可惜未能重印。报刊上发表过14篇书评（都已收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高放学术思想评论集》），都认为本书如杜鹃啼血，殷切呼唤政治体制改革。九十叟李锐同志读后还寄赠一首七律：“三十年来志未休，居高放眼反思尤。呕心泣血伤时泪，立说著书还我愁。柳暗花明因大悟，山穷水复不稍留。实施宪法须民主，维护人权靠自由。”曾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的吴象同志读后说：“这本书可以说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百科辞典。”我这本文集共收入42篇文稿，分为政治体制改革总论，民主、法治与政治文明，关于人民民主，关于党内民主，关于党际民主等篇，其中有七篇专门讲党内民主，特别重要的一篇是2005年6月参加中央党校内部研讨会时提出修改现行党章的十点建议，这篇文章另外收入2007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高放自选集》。这十点建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1、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只能有一个，就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党章规定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两个，党代表大会和它产生的中央委员会。这种一个党有两个最高权力机关、两个最高领导机关的提法是不合适的，应该按照马列主义建党学说，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党中央委员会是党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

2、要全党服从大会，而不是全党服从中央。由于我们党长期处在革命战争环境中党代表大会不能按期召开，党中央实际上代行党代表大会的职权，所以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全党服从中央”。这个提法的本意是“全党服从党中央委员会”，但是在实践中却逐步演变成全党服从中央政治局、全党服从政治局常委、全党服从党中央领袖个人。这方面的历史教训是很多的。

3、党代会要实行年会制和常任制。

4、改进党的代表大会的开法。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召开六次党代表大会，每次都是只在会上宣读早已拟定的报告稿，分组讨论，大会通过，等等。没有代表在大会上发言，没有代表提案，讨论中没有批评只有赞扬肯定，小组讨论即使有批评也不公布，大家都不知道。如前所述列宁时期有主报告和副报告，副报告不是补充而是反对主报告，提出两种意见观点供大家讨论选择，代表应该对中央领导人批评，指出有什么不对，这样才能发扬民主。

5、中央委员会的地位和职权。现在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和党代表大会并列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我认为，中央委员会的地位应该是党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每年应该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接受审议。

6、政治局的地位和职权。按照现在党章的规定，在党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闭会期间政治局及其常委行使中央委员会职权。这样规定政治局及其常委实际上成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全党服从政治局，政治局不开会就是全党服从常委。根据历史经验，政治局的职权与职责应该主要是实现中央委员会赋予的执行党代表大会各项决议的任务，它要每几个月定期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并且接受其监督和评议。

7、中央监察机构的地位与职权。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中纪委，20多年来在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由于各级纪委依旧归各级党委领导，这就造成了市级党委只能由省纪委监督，省级党委只能由中纪委监督，中央委员会没有机构监督，党章中也没有规定谁能监督中央。

8、党的领导人的职称，应该称主席不应称总书记，总书记应该是书记处首脑，不在政府机关兼职，专管党的工作，这样便于实行党政分开。

9、领导人任期和年龄，十一届三中全会废除了党政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但党章上没有规定领导人任期和年龄限制，只有很笼统的一句话，任何领导“职务都不是终身的”，这样退职难以规范化、正常化。

10、进一步完善党内选举制度。民主政党的第一要义是民主选举制度，其次才是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制度。党代表和各级党委领导干部都应该采取自下提名、差额竞选产生制度和随时可以罢免制度。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9年第11期　民主是党发展的必由之路·张树斌

一、为什么要推进党内民主

1、从理论上来说，推进党内民主是《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了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中国七千万共产党员的行动准则和行动指南，理应得到每一个共产党员及全国370万个党的各级组织的尊重和充分发扬。《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中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充分发扬“党内民主：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创制性”。并把这作为“党的建设必须坚决实行”的“基本要求”。这就是说胡锦涛总书记在今年“七·一”讲话中高调提出“高度重视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问题，并非是别出心裁，而是中国共产党组织的题中应有之义，是《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了的。正如胡锦涛总书记讲的：“是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的“内在要求”。

2、从实践上来说，不实行党内民主已经无法保障共产党组织的先进性。推进党内民主，既是务虚问题，同时也是务实问题。胡锦涛总书记说：“发展党内民主”，是“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重要体现”。建国六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如何“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始终是党中央关注的重心问题。“整党”、“保先”一波又一波的运动曾在全党连续进行，但无须讳言，成效欠佳，对全国大面积发生而人民群众又极度愤慨的吏治腐败问题，久治不愈，甚或愈演愈烈。因之，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受到严重创伤，基层党组织的涣散、软弱和公信力不强的问题始终不得恢复和提升。面对这种现实，胡锦涛总书记代表党中央高瞻远瞩地在中国共产党建党88年之际，首次高调提出“高度重视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问题，就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这就是说，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党再一次自己给自己找到了病根。如果说，三十年前我们的“病”在于“计划经济”，因而需要“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经济体制改革，所以，我们党在邓小平的领导下能划一个时代；那么，今天我们的“病”就在于党内民主不畅，因而积弊丛生，所以，“积极推进党内民主”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极有可能在“胡温新政”的领导下，将我国的历史重新划过一个时代。

二、怎样推进党内民主

推进党内民主不是一句口号，而是需要切实贯彻落实的制度性实施方略。

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说：“推进党内民主建设，要按照党的十七大关于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总体部署”，“立足当前，放眼长远，突出重点，循序渐进，积极推进党内民主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使党内民主建设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紧密联系，相互促进，不断提高党内民主建设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这就是说，推进党内民主，不能停留在现有的水平上，而是通过制度创新，使党内民主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新的水平。

关于推进党内民主建设，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最根本的是要认真落实党章及党员权利保障条例等党内规章，赋予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等民主权利，使党员在党内生活中真正发挥主体作用。要牢固树立党员主体意识，把激发广大党员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作为党内民主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健全党员权利保障机制，发挥党员在党内事务中的参与、管理、监督作用。”为此，我认为，要落实胡锦涛总书记的这些要求，最重要、最核心的是以下三条：

①全体党员的知情权。

知情权决定参与权。你不知情，如何参与?像目前这样，对党的历史上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党员没有知情权，遮遮掩掩，不向党员交代真实的历史，何以接受教训，保证不犯同类错误。翻开中共党史，我党历史上所犯的错误，都是由于党内不民主而引发的。如果广大党员有知情权、参与权，能犯“三年困难时期”那样的左倾错误吗?如果广大党员有知情权和参与权，能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吗?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情，广大党员没有知情权，何以参与。以今年九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而言，我认为应早向全党公布：我们党要作出“关于积极推进党内民主的决定”，以便使广大党员积极建言献策，力争使我们的《决定》更先进，更有水平，更贴近真理，更贴近广大党员的心声。所以，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讲话中所指出的，“要推进党务公开，创新党务公开形式，拓宽党员参与党内事务渠道，探索和丰富党员发挥作用的途径和方式。要积极营造党内民主讨论环境，在广开言路中集中智慧，在民主讨论中凝聚共识”。

②全体党员的选举权。

选举权，是党员基本的权利，然而，长期以来党员的这一基本权利并没有落到实处，形同虚设。关键是选举权和我们党一直沿用下来的战时委派制直接相逆。有上级的委派权，就没有广大党员的选举权，反之有广大党员的选举权，就不能有上级的委派权。所以，废除委派制，实行党内直选是实现党内民主的必由之路。通过党内直选的领导，可以同时出任地方和基层的行政职务，实行党政“一肩挑”。上级对下级有领导权，无委派权。胡锦涛在“七一”讲话中说“要丰富党内基层民主实现形式，推进党内基层民主决策，推进党务公开，切实选好用好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促进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这就为实行党内直选铺平了道路。

③全体党员的监督权。

有无监督权是党内民主能否最终落实的根本保障。《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中，明确提出：“加强组织纪律性，在党的纪律面前人人平等。加强对党的领导机关和党员领导干部的监督，不断完善党内监督制度”，并把这作为“党的建设必须坚决实现”的“基本要求”。我认为，要实现广大党员对党的领导干部的监督，最重要的是纪检部门要独立，实行垂直领导，只受同级党代会和上级纪检部门领导，而不受同级党委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党委立法，书记执行，纪检监督”的党内分权制衡体制。从根本上遏制长期以来形成的书记“一言堂”的局面。

总之，党务公开，党内直选，垂直监督，这是实行党内民主的核心。

三、推进党内民主的意义

1、可以从根本上扭转吏治腐败的局面。

吏治腐败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最大的社会弊端，特别是手握重权的一、二把手，贪占者不少。正因为如此，反腐倡廉工作成为我党的重中之重。然而，至今久治不愈。原因就是长期以来一直没有找到腐败的根源。目前，实行党内民主的呼声甚高，足以印证一句古话叫“要知朝中事，山里问野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实行党内民主，官员的任命权始终掌握在人民群众手中，那么，领导干部还敢贪污腐化行贿受贿吗?再加之党务公开和垂直监督，任何一级的领导干部都置身于严密的监督下，既有群众监督——选票，又有组织监督——纪检。这样，就不仅能从根本上改变党的各级领导的形象，真正做到“能者上，庸者下”，而且，可以从根本上改变整个中国共产党的国内国际形象，真正增强共产党自身的执政能力。

2、可以大大促进社会和谐。

社会“维稳”问题已经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头等大事。“维稳”成为我们这个社会一切工作的重头戏。一个很普通的案件，就可以引发一场大暴乱。说明社会已经严重不和谐。群众对一些领导干部的不满，对党风党纪的不满，已经到了要“发泄”的程度。一个社会，老百姓长期没有自己发泄不满的渠道，积压愈久，其爆发力就越强。砸汽车，烧政府大楼，警民对峙，这难道能叫和谐社会吗?这离亡党还有多远呢?所以，只有推进党内民主，才能平息老百姓的怨气，才能给广大人民群众通过党内民主这个管道借以表达自己愿望的渠道，由此，才能逐步将整个社会引向和谐之路。

总之，正如胡锦涛总书记的“七一”讲话中所言：“要提高广大党员民主素质和能力，坚持在实践民主中学习民主，在学习民主中实践民主”，只要坚持沿着推进党内民主的路子走下去，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来说，这肯定是一条金光大道。

反腐败的取胜之道·辛 宇

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坚决反对腐败，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加大教育、监督、改革、制度创新力度，更有效地预防腐败，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创新。”同时强调，“努力在以科学理论指导党的建设、以科学制度保障党的建设、以科学方法推进党的建设上见到成效，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改革开放搞了30年，与之相伴而行的，从反腐蚀到反腐败也历经了30年。这已经过去的30年，不仅是新中国，可能也是秦统一中国以来变化最大最快的30年。称得上一日千里，日新月异。

在众多评价中，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经济建设这一手，搞得很有成效，并得到国内外的一致认可。但是，与经济快速发展同时的是，卷进腐败的金额之巨、人员之多、职权之重、级别之高，以及占据的时间之长、空间之大的历史之最纪录，也不断地被刷新着……即使中央对此的论断，也是多年不变的四个字：仍然严峻。其原因何在？中国未来反腐战略能否取胜，并将如何取胜？

得之于政改推动经改，失之于政改滞后经改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之门。但这个门是如何开启的，不少人都习惯于从经济体制改革层面上进行解读。大多数文章对3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说得不够，而且很多人没注意到的是，这改革开放之门是用政改之力启动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改革模式实行的是用政治改革推动经济改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首先以解放思想为号角，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其次，终止了领袖个人的高度集权，代之以党的集体领导；第三，通过重建中纪委，使党内有了比较合理的分权；第四，此前长达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其后5天的三中全会，身体力行了党内生活民主化，对全党起了重要的示范带头作用。这四项举措都是政改推动经改，从而使全党工作的重点得以顺利转移。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政改慢于、弱于并滞后于经济改革。经改这一腿的过长与政改这一腿的过短，其间的巨大缝隙，恰是腐败迅速滋生蔓延的条件和土壤。

现在继续沿用于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纪检监察体制，已经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30年来，经济转向市场化已基本完成，建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特别是党委领导体制和纪检体制，在30年的改革过程中明显慢于并弱于政府的机构改革。历经五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包括最近提出大部制改革，虽然还没有很好摆脱精简膨胀的循环问题，但相比之下，党委领导体制（包括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更慢于行政体制改革。

邓小平1980年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8·18讲话”，所针对的不是管理、技术层面的改革，而是顶层制度的改革。但此后20多年的政改，基本上都是技术层面的改革，自觉或不自觉地回避了“8·18讲话”的实质性问题。

尽管改革可以暂时地回避实质性问题，但实质性问题却不会因为暂时回避而自动消失。

30年来从反腐蚀到反腐败斗争，“形势严峻”已经成为中纪委向历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的惯用词组。2002年11月，中纪委向十六大的工作报告中，为回答1997年9月中纪委向十五大的工作报告关于“力争在今后五年内使党政机关和干部队伍中腐败现象蔓延的势头得到遏制”的承诺，对于反腐败斗争的形势，第一次使用了“比较严峻”这个比较缓和的字样。但在此后不久的中纪委全会报告中，很快改回到“仍然严峻”的判断上。

宏观突破不了，微观也要见到成效

面对易发多发、不断滋生蔓延且仍然严峻的反腐败斗争形势，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在缺乏体制改革试点的支撑和宏观战略改革的可能的情况下，为不辱使命，只好采用不断加大斗争的强度、惩处的烈度、打击的力度来保持对腐败的相对高压态势。于是，人员不断增加，费用不断追加，机构不断扩编，级别不断提升，但期望的结果既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也没有出现量的向好，30年来反腐败形势的总体结论和评价还是四个字：仍然严峻。

八年抗战，经历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阶段后，最后取得胜利。30年反腐，我们在防御中相持。但是，是在相持中进攻，还是在相持中退却？似乎没有权威的说法。但一个回避不了的事实是：为何反腐败的形势，30年了依然还是“仍然严峻”？

下面讲，反腐反腐，越反越腐，上面不同意；上面说，取得明显进展，得到不同程度的遏制，下面不赞成。于是，在认识反腐败的形势上，出现群众说现实的多，干部说道理的多；下面看问题的多，上面看成绩的多；专家讲体制弊端的多，领导讲技术改进的多。

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从宏观的体制制度层面上的突破，只好抓中观突破，以便通过巡视、派驻使同体监督有所改观。中观层面不便深入，就不断把工作向微观层面铺开。党内监督的专门机关——纪委，工作细微到上马路检查收费，下矿井察看矿难事故……纪委查办的案件越来越多，教育的面越来越广，纠风的事越来越细，而监督的缺位、虚位和不到位改进不大，也越来越疲于奔命。于是，8小时内的监督困难，有的就转向抓8小时外的监督；对官员本人难以监督，有的就转向监督其配偶、子女、秘书；查处窝案、串案容易影响稳定，有的就搞定点清除、量体裁衣，而不再深入查处顺藤摸瓜……

在目标的锁定存在不合理情况下，这种靠投入更多财力物力人力的高成本反腐方式，有如扬汤止沸，难以持续发展。冷战期间美苏争霸，美国采用星球大战，就是用类似方式，让苏联最终在高成本的状况下难以持续耗下去。

反腐败不能再采用高投入高成本的方式了。不能只用加法，必须加减乘除并用。

预防腐败知易行难，关键在于党内分权

30年改革开放中的反腐败，从只重治标，到标本兼治；从重视办案，到源头治理；从惩防并举，到注重预防；从一个注重，到三个注重（注重预防、治本、制度建设）。

但是，预防腐败的工作怎么搞，始终还是未能破解的难题。各地各单位多着眼于教育和技术层面的预防。由于缺乏体制预防和制度预防的试验田，因此无法根据试验田的收成而及时提出“预防为主”的战略方针。

我们现在对火灾、疾病等公共灾害形成了以预防为主的体制机制。但在反腐领域还形成不了一个“预防为主”的共识。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最关键的原因，就在于我们缺乏这方面体制制度改革试点的有力支撑。

既然上下的共识难以形成，实质性的工作就难以推进。预防腐败，不是依赖口号的提出就能做到，而必须依赖于体制制度改革的配套，才能真正落实。但遗憾的是，30年来，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没有“特区深圳”，在纪检体制改革上，也缺乏类似的“小岗村”。没有特区的试点和比较成功的样板间，“注重预防”大多只能写在纸上，说在嘴上，贴在墙上，而很难落实在行动上。“预防为主”的战略方针则更难形成共识并结成果实。

古人尚知，与其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30年前总设计师邓小平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总病根”是权力过分集中。十一届三中全会开了改革开放从党内分权起步的先河，我们应当沿着这条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的党内权力结构，党内民主就能有存在的空间，党内民主就能有发展的时间，党内民主就能真正成为党的生命，健全的党内民主，就能真正并有效地推动人民民主的发展，民主也就能真正由党的生命成为社会主义的生命。

解决腐败问题，我们应当打破思维定式，走一条减法之路。也就是科学分解党内权力。

一说分权，几十年的习惯性的思维是怕弱化权威，习惯性的做法是头痛医头分事权。

既然一把手权力过分集中，一些地方和部门就想出了一把手不直接分管人、财、物的奇招。殊不知，一把手凭借过分集中的权力，让更依附于他的人掌管人、财、物，效果远胜于他自己直接分管。

执政六十年，到了应该而且必须认真研究并实践党内机构分权的时候了。在保持中央和省委现有领导体制格局不变的前提下，可通过在市、县委搞试点来探索经验，寻求从办案的思维转向监督的思维，从峻法转向预防，从同体监督转向异体监督，从治标为主转向治本为主，从事后转向事前。

当然，这种从扬汤止沸到釜底抽薪的转型是个痛苦的过程。但不走这步不行，想走这步，却不想改革体制制度也不行。

现在实践中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党委实行的是“议行合一”领导体制。马克思在138年前对72天巴黎公社“议行合一”领导体制的赞扬，成了各执政的共产党权力结构的经典模式，也成了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必然宿命，还成了改革中力图绕着走的雷区禁区。

其实，巴黎公社的“议行合一”，是在战争压力下采用的权力结构，是其情可原，其时很短的权宜之计。另外，议行合一的权力结构也没有保证公社的成功。

前苏联照搬“议行合一”权力结构，并由此而形成“苏联模式”。党内权力过分集中的总病根，也是导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重要原因。因此，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雷日科夫，曾引用过一句名言——“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时就会稳如泰山，而当权力变成一种乐趣时，那么一切也就完了。”苏东剧变令人深思。

如果考察中国封建社会的监察制度，可以发现其权力结构设计颇有可取之处。

秦始皇在统一中国的同时，也完备了我国封建社会的监察制度。皇帝拥有决策权，宰相郡守县令拥有从中央到地方的执行权，同时还设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独立于行政官员的御史制度，并赋予其监督权。中国成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其封建社会比西欧早500年出现，晚500年灭亡，这长了差不多1000年的封建史，既得益于开西方文官制度先河的科举制，更得益于开西方三权分立先河的监察制。但现在很少有人研究秦汉以来中国封建社会三权分立这笔历史遗产。

无论是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还是严格党的组织纪律，现在党委成为同级纪委难以监督的对象。之所以难以监督，是因为地方各级党委是将党内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集中于一体，而在这一体之中，又往往集中于被称为“一把手”的一个人。

尽管在中央正式文件中还没出现这个“一把手”称谓，但如果不引起高层的足够重视，“一把手”会凭借其越来越大的张力，而最终挤进中央的正式文件。于是，常委会的召集人，演变成不再是一名普通成员的“班长”，进而再进化为凌驾于班子内所有成员的“一把手”。为了使这种凌驾能合理合法，个别地区的“一把手”通常还要加挂上级党委常委或副书记的职务。

诚然，个别地区的“一把手”加挂上级党委常委或副书记的头衔，在某种特定时期和特定地区有其合理性。但是，这种非常态的现象，一旦常态化并固定下来，弊大于利则是必然。对个人而言，权力肯定会成为监督的死角禁区；对组织而言，党内民主肯定会受到削弱和重创。杜世成是如此，陈良宇也是这样。

另外，不知最初决定加挂上级党委常委或副书记的头衔的领导者们，是否从历史和战略的高度，研究并权衡过其加挂的利弊得失？

唐代统治者曾为这个小小的加挂头衔，付出过分裂为“五代十国”的惨痛代价。

在这一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下，执政时间越长,党委一把手权力集中的程度就越高；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越长，权力的含金量就越重；不仅会加大腐败的机率，而且会引发分裂的可能。其根源无不出自权力过分集中的“总病根”。

改革开放前的“文革”十年浩劫，从中央到地方对这一“总病根”的认识已经十分到位。但是，改革开放30年来，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始终未能解决好这一“总病根”。

于是，小病慢慢酿成大病，违纪渐渐形成歪风，腐蚀逐步成为腐败。虽经组织部优中选优，并经党委、纪委严格把关的“一把手”，犯错误的比率居然高于一般普通党员和其他领导干部。通常占同级别犯错误党员领导干部的百分之四十左右，个别地方甚至超过百分之五十。

究其错误背后的原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地方党政各级一把手的集权程度超过了建国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

事实证明，没有科学的权力结构，必然经常滋生缺点；没有合理的权力分解，必然经常发生错误；没有及时的监督，必然延误错误的发现；没有有效的监督，必然难以挽救失败。

当权力失去20%的监督时，它就蠢蠢欲动；当权力失去40%的监督时，它就破门而出；当权力失去60%的监督时，它就铤而走险；当权力失去80%的监督时，它就敢于践踏一切法律；当权力失去100%的监督时，它就不怕上断头台。

如果权力过分集中的“总病根”不能得到根治，民主就难以生存，监督就难以有效，体制就难以健全。失去监督的权力，不仅容易腐败，而且也容易逃脱惩处。腐败一旦在较长时间、较大范围保持一种“出生率”大于“死亡率”的态势，那么，就会在局部出现人心思贪的现象，就会在一些人中间发出为没有机会腐败的喟叹，就会在部分人中出现笑廉不笑贪的心态。

于是，称谓上，书记变成了老板，老板又变成了大爷。权力所内含的独占性、扩张性、排它性，在这“总病根”的催化下，对内形成强烈的封建式的人身依附关系，对外先滋生成跑官要官，再蔓延成买官卖官，最后发展成骗官杀官。

欲治其症，欲求其解，党内的决策、执行两权必须分开

对于党内分权，半个世纪前的党的“八大”有过尝试。设立了党内最高权力机关中央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设立了党内最高执行机关中央书记处，邓小平为总书记；设立了党内最高监督机关中央监察委员会，董必武为书记。甚至从中央到地方还推行了党代会常任制。然而由于国际形势的突变，毛泽东关于设立“党内国会”的构想及其党代会常任制的推行，也很快就戛然而止。

至于党内分权、党政分工、党政分开，孰先孰后？80年代也是有过教训的。当时在党内还没有科学分权，党政还没有合理分工，党的肌体还没有建设好的情况下，就仓促地提出党政分开，结果欲速而不达。

党内分权怎么才是科学合理，可向现代企业借鉴。因为现代企业制度常常走在整个经济社会的前面。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通常由决策机关（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执行机关（总经理及各级经理人员）、监督机关（监事会）等三大部分组成。分工明确，制衡有效。

借鉴现代企业的权力结构，可从县级党内的分权入手。

首先，由该县的党代会选举产生党内的三个委员会（党内原有的县处级职数可不必增加）。一是县委会（党内决策机关），由15—21人组成，实行委员会制，县委书记是会议的召集人，也是县委会成员中唯一的县处级干部，但他的一票与其他委员的一票无异。因此，这时的县委书记，也就真正具备了兼任县人大主任的基本条件。二是执委会（党内执行机关），由5—7人组成，实行首长负责制，由现任的县委专职副书记担任执委会书记，成员包括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统战部长、县委办公室主任。三是监委会（党内监察机关），由5—7人组成，实行委员会制，县纪委书记改称监委会书记。

其次，党代会闭会期间，由县委会代行其职权，县执委会和县监委会向县委会报告工作，并接受其监督。

最后，县监委可以对党内专门的执行机关——县执委进行到位并有效的监督，同样县执委也可对党内专门的监督机关——县监委进行到位并有效的制衡。

综上，在县级党委进行改革党内权力结构的试点，既符合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提出的扩大在市县开展党代会常任制试点的要求，也遵循了分权制衡的原则，还能有效推进党代会常任制的试点工作。通过党内科学分权，逐步实现党政合理分工，再到完成党政分开。这分权、分工、分开的过程，既是有效并充分发展党内民主的过程，也是切实恢复党员主体地位的过程，还是从战略层面上真正实现预防和遏制腐败滋生蔓延的过程。

精通平仄未必能写出好诗，因为好诗的功夫在诗外。

诚然，反腐败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查办案件。但是，中国未来反腐战略的取胜之道，大约也应当在查办案件之外吧。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9年第11期　读李慎之反右和文革时期的交代材料·蒋燕燕

近两年，李慎之叔叔的子女在收集整理他们父亲未发表过的文章，包括李慎之在反右和文革期间的交代材料。我的朋友李尔柔（李慎之的女儿）把在反右和文革期间，李叔叔揭发我母亲郑德芳的交代材料寄给了我。

材料一共有四篇，第一篇：《关于我同郑德芳的关系中我错误言论的交代》（时间不详，从内容看写在1962年之后，文革之前）；第二篇：《交代和揭发我和郑德芳之间相互散布的反动言论》（1969年4月8日）；第三篇：《继续交代我对郑德芳散布的反动言论》（1969年4月10日）；第四篇：《关于郑德芳》，文中有1978年11月21日新华社对外部复查郑德芳同志的右派问题给李慎之的函，还附了李慎之在1957年11月10日写的《关于郑德芳的材料》和1978年11月30日回复对外部的材料。

我母亲和李叔叔很早就认识，1946年同在延安新华社工作；1949年到北京，我母亲在新华社对外部，李叔叔在国际部，都是主管业务的副主任；1957年他们都被打成右派。他们既是多年的同事又是老朋友。这些材料部分再现了当时两人在反右和文革时期的言论和思想，再现了当时的历史状况，是不可多得的史料。我引用其中一部分，展现给关注这段历史的人们，也谈谈我的看法。

关于斯大林问题

关于斯大林问题，李叔叔在1957年11月10日写的《关于郑德芳的材料》，主要有三点：

1、关于斯大林。她对斯大林是十分反感的，同我一样认为斯大林是暴君，对三七开感到难以同意。

2、关于“民主”。她认为俄国没有民主传统，人民不知道要求什么权利，斯大林问题与此有关。她认为中国也没有民主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得到一点点就满足了。她认为英美的民主不能认为完全是虚伪的，因为它是人民争来的，因此是真实的。最后这句话给了我以影响。这个提法使我确认我们所说的“假民主”之间还是有着“真民主”的成份的。

3、关于新闻自由。她和我一样，认为我们目前的做法是有些“愚民政策”（我当时用这个说法是听吴冷西同志说，中央好像也同意此看法）。

1978年11月21日新华社对外部在对我母亲右派问题甄别平反时，曾向李叔叔进行调查核实，30日李慎之回复了对外部《复查郑德芳同志的右派问题的函》，其中与斯大林有关的问题是这样写的：

二、如我的材料所写，郑德芳确曾说过我们当时的做法是“愚民政策”的话。反右斗争中，仅仅这四个字，就可以构成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的罪行。但是，我当时曾希望，在新华社这四个字还可以得到谅解，因此我在括号中注明：“我当时用这个说法的来源是听冷西同志说，中央好像也同意这种看法”。在这里说得很模糊，我所不敢直说的是，这话实际上是吴冷西传达的毛主席的话，像郑德芳和我这样副主任一级以上的干部应是人人都知道的。我曾多年不能理解，为什么中央主席讲的话，一个普通党员讲了，就能被划为右派分子。

三、斯大林是“暴君”一类的话，当时是很流行的。为是为非，不妨让历史去证明。当时根据吴冷西传达，胡乔木同志曾说过：“斯大林时代的黑暗残暴，不亚于人类历史上任何最黑暗残暴的时代，毛主席日思夜想要改变这种状况，一个共产党员不能不这样提出问题。”这话传达范围，不止到部主任一级，新华社现在还有人保存得有当时的记录。我没有听郑德芳讲过什么“中国是君主专制”的话，不过，她曾有一次在扩大编委会上说过，“我们现在是enlightened despotism就是开明专制”。这是全场十几名部主任以上的干部都听到的，不知因何转辗相传成了“君主专制”。开明专制指的是十九世纪的欧洲从绝对君主制转到立宪君主制过程中的一段时期，在几个有名的开明君主统治下，曾出现了文学艺术的兴盛。当时，吴冷西传达，毛主席曾说过，“我们现在是训政（孙中山先生曾将民主政体的建立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共产党当政以后建立起来的民主政体称为“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种所谓“民主指导”实际上等于“训政”。训政者，即人民交出自己的主权由党和政府来指导你学会民主。这是将民主和集中的地位倒置：集中为主体，民主是集中指导的产物。这恰恰违背了民主政体的原旨。——吴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论稿》，发表在《炎黄春秋》2008年第11期）时期”。我看不出郑德芳的话同毛主席的话有什么大不相同的地方。这次扩大编委会的具体内容我已经忘了，大概是讨论如何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吧！1957年，总理曾亲自同我们谈过中国封建专制传统之深。我当时水平低，理解不深，现在才看到这种传统为害之烈。

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从小就知道马、恩、列、斯、毛是并列的最伟大的革命导师，无论是受到的教育，还是看书看电影，都宣传斯大林是苏联的伟大领袖，是世界革命的伟大领袖。我很敬仰斯大林，在我的心目中，无论是他和列宁领导的俄共布尔什维克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列宁去世后，他领导苏联建设社会主义；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领导苏联军队战胜希特勒法西斯，他都是当之无愧的伟大领袖。在文革中，我曾看过几本“禁书”，其中有涉及到斯大林在国内进行“大清洗”的文章。当时我看这些书是有戒心的，觉得这是那些资产阶级作家在有意诋毁斯大林，不一定真实。直到文革以后，我看到有关的书和材料多了，看问题的角度也有所转变，对伟人不再迷信了，才逐渐接受了那些残酷的史实。

从李叔叔写的材料中可以看出，当时对斯大林的看法，是判定一个人是不是右派的重要依据：同意中央确定的对斯大林的功过“三七开”的，就是和中央保持一致，否则就会被划成右派。

毛泽东在1956年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论十大关系》中说：

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毛泽东选集》第5卷）

我不明白，为什么对一个伟人，有了“三七开”的评价，就可以不再追究他的错误了？无论是三分错误还是七分错误，错误就是错误，对错误难道不需要批判和肃清吗？何况斯大林所犯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为了更多地了解斯大林的问题到底有多严重，翻阅了《赫鲁晓夫回忆录》，还查看了其它有关材料：

1955年底在苏共二十大的中央主席团会议上，由赫鲁晓夫提议，决定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以便通过调查，“准确了解当时在劳改营里有数以百万计的被捕的人，他们因为什么坐牢？今后拿他们怎么办？”这个委员会通过调查，查阅文件，“把许多人（包括被捕者和那些进行审讯和逮捕的人）叫来进行审问，查看了据以将人们关进监狱、流放和处死的材料”。调查完成后，委员会提供了一份报告：在1937年至1938年间，被控反苏、反马克思主义、反党的“人民敌人”被逮捕的有数以百万人，其中几十万人被枪杀！报告的结论是：“我们遇到了难以置信的滥用权力的行为。斯大林所干的事情，是我们任何人也想不到和推测不到的。”（摘自《赫鲁晓夫回忆录》）

1956年2月25日上午，由赫鲁晓夫在秘密会议上向大会的代表们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即所谓《秘密报告》）。

以下摘录秘密报告中的一些段落：

斯大林提出了“人民敌人”的概念……任何一个在某方面与斯大林意见相左的人，任何一个仅仅被怀疑有敌对意图的人，任何一个纯属受到诬陷的人，都可能受到最残酷的镇压……主要的和实际上惟一的罪证便是被告本人的“供词”，而且后来的复查表明，这种口供是通过对被告采用肉刑而获得的。

专案组查阅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档案中的大量材料和其他文件，确认了许许多多对共产党员制造假案、提供伪证、触目惊心的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因而导致无辜者死于非命的事实。现已查明，1937年——1938年间被宣布为“敌人”的……他们其实始终是正直的共产党员，然而却横遭诬陷，有的因经不住野蛮拷打，自己（按照制造假案的侦察员的口述）给自己加上了无奇不有的严重的、不可思议的罪名……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139名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有97人被逮捕和处决，即占70%。

报告中列举了许多斯大林大清洗的实例，例如对“人民的敌人”进行严刑拷打，搞“逼供信”；处决已宣判无罪的人；制造“医生谋杀案”；迫害奥尔忠尼启则一家及基洛夫被暗杀的种种疑点等等，以证明斯大林所犯错误的严重性。

我想，如果当时看过或听说过这个秘密报告内容的人，是不能不对斯大林所犯的错误甚至罪行无动于衷不以为然的。

在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会议上，对苏共二十大表示了明显的支持。毛泽东在开幕词中说：“苏联共产党在不久以前召开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又制定了许多正确的方针，批判了党内存在的缺点。可以断定，他们的工作，在今后将有极其伟大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9页）在邓小平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有一段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讲话：

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当人民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前夕，在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决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业的名字，这对于制止歌功颂德，起了很有益的作用。……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党中央认为，当时的中国还不存在个人崇拜，只是“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但其后的结果是“八大”之后，经过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直到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运动，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逐渐推向了顶峰。

“八大”结束几个月后，毛泽东在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说：

对苏共“二十大”，我们党内绝大多数干部是不满意的，认为整斯大林整得过了。这是一种正常的情绪，正常的反映。但是，也有少数人起了波动。每逢台风一来，下雨之前，蚂蚁就要出洞，它们的“鼻子”很灵，懂得气象学。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他们听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摇过去，喊万岁，说赫鲁晓夫一切都对，老子从前就是这个主张。后头帝国主义几棍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几棍子，连赫鲁晓夫的腔调都不得不有所改变，他们又摇过来了。大势所趋，不摇过来不行。墙上一蔸草，风吹两边倒。摇过来不是本心，摇过去才是本心。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现在情况起了变化，他们不吭声了。不吭声不是本心，本心还是要吭声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

紧接着，反右斗争就在1957年的那个“不平常的春天”开始了。反右斗争最终造成55万甚至更多的人被划为右派（据中共中央公布的资料，1957年——1958年共划右派552973人，1978年以后‘改正’552877人。不予改正……全国各地共96人。扩大化5759.1354倍，错划率占99.99%。所谓‘必要性’只占万分之1.736。又据解密后的中央档案，全国划右派总共是3178470人，还有1437562人被划成‘中右’[中右者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实际上戴帽的‘右派分子’不是55万，而是55万的5.6倍！”郭道晖《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初衷》，发表在《炎黄春秋》2009年2月号），而改正这些错误的判决，却用了整整二十年的时间。

有人说纠缠过去的历史没有什么意义，应该向前看，目前改革开放，目标是建立和谐稳定的社会。社会和谐首先是人心和谐。我们翻看历史，批判错误，是为了不要让历史的错误重演。作为执政的共产党，更要从思想、理论、社会基础、上层建筑中彻底肃清反右、文革以及类似运动中遗留的毒素。否则当气候条件成熟，个人崇拜盛行，个人的权力大于民意的时候，这样的错误还会重犯。目前某些政府部门、某些执政者、某些工作中，不是还在不同程度的重复着侵犯民权，权大于法的错误吗？

胡锦涛总书记说：“科学的发展观必须是建立在科学的历史观上，没有正确的历史观就不可能有科学的发展观。”科学正确地看待历史，科学、公正、公平、客观地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不以某人伟大而掩盖他的错误，也不因某人犯过错误而掩盖他在历史上曾经做出的贡献，不篡改历史，不掩饰真相，求实求真，这才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做的。

关于文化大革命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这期间母亲和李叔叔很少见面，在这种非常时期，两个摘帽右派碰头聊天是自找麻烦。但两个人还会偶尔碰到，就一起“speculation”（猜测）和议论对文革的看法。李叔叔在交待材料上说：“因为被揪出，被冲击，内心抵触甚大，平常逆来顺受，没有发泄的机会，碰到郑德芳就大发其反动谬论。”

从李慎之1969年4月8日的《交代和揭发我和郑德芳之间相互散布的反动言论》和10日《继续交代我对郑德芳散布的反动言论》的两份交代材料中,可以看到他们对文革从几个方面提出的看法，综合两份材料引用如下：

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整人的运动：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我问她（郑德芳），你看文化大革命要搞到什么样子。她说（用英文）:‘A whole generation of china’s leftists to be wiped out’（中国整整一代左派分子要完蛋）。这句话给我印象甚深，因为我觉得当时揭发出来的人本来都是‘左派’。她还告诉我二外院的一个青年教员，原来是新华社外训班的汪华珍，因为有人贴了她几张大字报而自杀了。这是我第一次在文化大革命中听到死人的事情。心中感到恐怖。当时大字报上揭发最多的都是1962年的言论。我就告诉她说：当初本来说的是三不，现在却都要算账。她说：二外院有一个老头子，说‘怎么共产党要翻老账的？’我就说‘我本来以为斯大林时代还在将来，不料现在就来了’。”

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的老干部和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我们都为之鸣冤叫屈。我曾说过，我简直想不通，为什么红卫兵对老干部有那么大的仇，昨天还是首长，今天就给戴上高帽子游街。我过去莫说没见过，连想也没想过这种猛烈的打击。郑德芳说：“这也没有什么，无非是Teen-ager brutality（少年人的残忍性）,对于那些牛鬼蛇神，我认为这些人的问题都是老问题。现在又去翻老账。过去，外国人有一个看法，认为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方针有一点显著区别于苏联共产党的地方，就是认为人可以改造。现在看起来，我们现在也还是认为人不能改造。有些人明明是越来越老实，现在却把这些人历史上的问题越提越高，好像越来越反动。那以后让人怎么改造。……照我们现在这样，要出了个问题，简直没完没了，只有‘死而后已’。这次运动搞出了不知道多少‘漏网右派’，下次文化大革命又要搞出不知多少‘漏网反革命’，革命越发展，人越来越坏了。”郑德芳说：“现在做人真没有意思”，又说：“我躺在床上常常想，明天早晨起不来了，我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痛苦，这样最好！”

根据当时已公开公布的材料，彭真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罪状是他说“错误人人有份”，文化大革命会搞成“一场混战”。……从大字报与小字报上看，确也是有点“错误人人有份”的样子，哪个地区，哪个部门的第一把手，差不多都出了问题。我很难相信这些人都是反毛主席的。至于说“一场大混战”，我当时就认为已经出现……

郑德芳常常说：“现在一点tolerance（容忍）都没有”。我是完全有同感的。……一个人只要说错几句话，被揪出来就是三反分子，或者现行反革命分子。在我看来这些都是思想问题，而思想问题是无论如何不能定罪的。我说，孟德斯鸠在两百年以前就说思想不能定罪，这是我认为应该绝对遵守的原则。（事实上，这也是导致我不断犯罪的深藏内心的最顽固的思想堡垒之一。）我记得，我曾对郑德芳说过：“Thought crime”（思想罪）这个恶毒的词。

我曾对郑德芳说过：“鲁迅曾说过；‘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我套用他的话说一句‘毛主席提出人民内部矛盾而人民内部矛盾亡’。”我说：“1957年以前，毛主席并没有提出什么人民内部矛盾，但是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得还比较好，敌我矛盾也处理得很宽大。1957年以后，毛主席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结果一上来就抓出了一大批右派，都是敌我矛盾，现在更是一碰都是反革命，敌我矛盾越来越多。”……事实上，我当时也确实估计，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不知要抓出多少右派和反革命来。

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前途是悲观的。我曾说过，现在说的是反修、防修、挖修根，实际上很可能埋下了许多的祸根，……我们对自己的前途也是悲观的，觉得，将来不论怎么变，我们这些人总是第一批要倒霉的。

1967年的时候，我把形势看得很糟。我一直担心“收不了口”。我根本不懂得江青同志所说的“乱是乱敌人”，“乱了才有治”。我只看到各级领导班子解体，权力中心瘫痪。我曾经对郑德芳说过：“毛主席把他自己千辛万苦建设起来的一个班子好端端地给拆散了，将来怎么收口？”

二、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换接班人

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是初期，……内心最不解的就是为什么要搞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两个人一致的看法是毛主席要换继承人。开头虽然看到刘少奇靠边站，林彪成为副统帅，但是过去两个司令部对立的情况还不清楚……就猜测刘少奇“靠边站”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就认为关键还是在“三面红旗上”，……就认为毛主席是在这个问题上被刘少奇抓住了把柄，因此毛主席要撤换刘少奇。……大概是林彪跟毛主席最紧，……因此，毛主席要选林彪为接班人。当时我曾买到一份林彪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其中讲了许多政变的例子，还说毛主席百年后，谁要做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就要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我认为刘少奇是毛主席正式选定了二十年的继承人。毛主席在1959年还亲自提他为国家主席，他继承毛主席完全可以采取合法的手续名正言顺地干。我看不出他为什么要搞政变。

我记得我曾经说过一句极端反动的话：“英雄难过个人关”，诬蔑毛主席为了防止刘少奇将来做赫鲁晓夫式的秘密报告而把文章做大了，对国家造成严重后果。

对于林彪同志做毛主席的继承人，……我们当时从大字报与小字报上的材料中看，似乎在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与“老帅”之中，是有人不大“服”的，像陈毅就是有公开言论的一个。我过去早就听说林彪是毛主席最好的学生，历史（上）从未犯过任何错误，因此早在“七大”的时候就同毛主席一起是五个得全票的中央委员之一，威望是很高的。但是郑德芳告诉我，她在重庆代表团时，同林彪一起住在红岩村，知道他的身体很不好，如果还不如毛主席寿长，接班人岂不就落空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停止党组织的活动以后，特别在1967年初的夺权以后，我以为毛主席不但要“换继承人”，而且要“换党”。

三、对“造反派”的看法

对于革命小将、造反派，我们都是看不起，不相信的。……我自己曾说过，“看看蒯大富给叶林的信，倒是觉得他确有一股剽劲儿，但是实在看不出他有什么理论水平。”郑德芳还对我说：“你是老造反派。”我说：“为什么！”她说：“你提的什么特权阶层，什么大民主，现在不是最吃香吗？”她还说：“你57年有一句话给我的印象最深，就是你说党的领导人发现自己有问题可以用走群众路线的办法解决，但是群众如果发现党的领导有问题又该怎么办。”她说：“现在我给你找到答案了，就是‘造反’。”不过，这些话，我们当时是当笑话说的，我们当时的根本想法就是觉得造反派是一片乱哄哄。当时到处出现的两派都是一派自称为造反派，而称另一派是保守派，上面又往往说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而照我们看来，就根本认为不知道他们造的什么反。……我们都认为造反派里什么人都有，许多人无非是为了争权夺利向上爬，一旦他们掌了权，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我曾说过：“我还是当我的右派吧，这样的革命派我当不了，也不想当。”

我当时看到地方上常有军队参加武斗，心里担心将来会不会出现“藩镇之乱”。

在1967年的时候，戚本禹曾在一次正式讲话中说过：“秦始皇搞焚书坑儒是对的，不如此不足以巩固政权。”我一方面讽刺戚本禹真不愧为最大胆的“青年历史学家”，一方面认为他的话完全是谬论，不合乎历史事实。因为秦始皇的政权并没有巩固，他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但是秦朝本身却是中国历史上最短的一个时代，到了汉朝，儒生又吃得开了。我认为戚本禹的话表明无产阶级司令部公然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焚书坑儒”。我认为如果如此，那是达不到目的的。要巩固政权还得加强经济基础。历来造反的不见得就是读书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捣乱最厉害的也并不是“反动学术权威”，而是洪振海那类人。

四、关于文革时期的经济

1966年的时候，我曾经问过郑德芳，“你看这样搞法会不会经济上搞出问题来？”她说：“这次是搞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问题，对生产关系不会触动，因此对经济倒不会有什么影响。”1967年的时候，我又问她这个问题。她说：“那还用问，现在武斗乱成这个样子，火车都不通，经济上的挫折是肯定的，就是希望它不要像上一回（指三年困难时期）那样严重罢了。”

（当时还是文革初期，李慎之和郑德芳都不曾预料，这场运动持续了十年，给这个国家的经济带来了无法计算的破坏和灾难。）

五、关于文革中破旧立新

在对知识分子的问题上，我说过，过去总以为马列主义是真理。既然是真理，就是多数人可以掌握的。过去，我们想的是用马列主义的观点研究过去的文化遗产，使文化丰富起来。现在莫说那些纯粹的资产阶级学者，就是所谓马列主义的学者也几乎统统都作为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打倒了。……我过去还只觉得掌握马列主义研究学术很困难，现在看来，不但困难，而且根本没法研究。什么文史哲，统统是四旧，不但不知道怎么研究，而且研究出来也没有一点用处。毛主席过去号召研究各种学术，但是除了他一个人有这样的水平以外，谁能研究下去而不成为反动学术权威。我不知道中国今后还要不要学术研究，如果还要的话，真不知道怎么搞，谁能搞。

我把当时的批判看成只是“破”，看不到“立”。心里想，“破”是可以，将来“立”什么。我有时还觉得自己很真心诚意地想，究竟能立出什么样新的东西来。想来想去想不出，就认为许多东西，将来还得“复旧”。认为破来破去，只是打倒了一批老当权派。我从我的主观唯心主义出发，认为我不能想象将来怎样“立新”的东西，所进行的批判就说不服我。……我记得我曾向郑德芳说过：“报上批判复课不要复旧，但是不复旧怎样复课？”

六、文革对国际关系影响

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国际意义，我们的估计也是极端反动的。……郑德芳在这一点上要比我更反动些。她认为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干脆要把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吓跑了。

……我对国际形势有反动的看法，认为中国孤立了……火烧英国代办处，当初被认为是“革命行动”，我则自始就认为是“破坏行动”……我说，总理过去总是强调要多交朋友，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1955年的万隆会议，费尽心力，打开一个局面，当时中国的国际关系很好，国际地位很高，现在强调要反对帝修反，毕竟也不能树敌太多。要反也只能一个一个地反，不能一起反。我确实认为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有孤立的危险。我认为在以极左面目出现的“革命派”中肯定有最危险阴险的阶级敌人……

关于越南，我曾对郑德芳讲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能把胡老头和他底下的人吓得向右了。他们决不会愿意在自己国内搞一场文化大革命的……他们要是知道连韦国清这样的人都要挨打，他们还敢向中国学习搞文化大革命吗？

以上主要汇总了李慎之的交待材料中所涉及的六个方面问题，在他的交待材料中还有许多其他对文革的真知灼见，由于篇幅的关系不能一一列举。这两份材料仅反映了从1966年至1967年的情况，整整十年的动乱，“大戏”还在后面，争权夺利的“九大”、“9·13”林彪事件、批林批孔批周公、反击右倾翻案风，一场由领袖导演，一群倒行逆施的窃国大盗表演，全国人民遭殃的轰轰烈烈、史无前例的“大戏”，最终以“四人帮”倒台落幕。

1969年以后，我母亲和李叔叔都戴上了“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作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分别上了干校，他们没有机会再见面，一直到文革结束。

1978年，母亲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新华社组织部把她的档案中的交代材料都还给了她，摞起来有一尺多高。往事不堪回首，母亲把这些材料全部销毁了，她没有想到，这同时也销毁了她对那段历史的记录。

感谢李叔叔，他比我母亲有远见，没有像我母亲那样销毁了这些材料，他为我们这些后人保留了那段时期的记录，现在看来尤为珍贵。这些记录再现了当时的历史，再现了他们当时的真实思想，还有些更深刻的东西李叔叔没有写，那是为了保护我母亲。用李叔叔的话说：“凡是按照当时流行的标准可以构成她（郑德芳）右派罪行的材料，我都不愿意写。现在事隔多年已全部忘光，当然可惜的是，也就因此失去了一些可以证明她当年的真知灼见的历史记录。”其实就眼前的这些材料，已经足以使我们更多地了解他们，了解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他们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带着罪名，受着批判，还在关心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这些当年的交待材料，是对我母亲和李叔叔最好的诠释，让我们对他们有了更多的敬佩和理解。

母亲常说她也属于“两头求真”的人，年轻时为寻求真理，寻求民主自由参加革命，参加中国共产党；到了晚年还在寻求真理，关注着民生、民权、民意和民主政治体制的改革。从这些材料我们得知，就是在他们被批挨整的中年时期，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其中很多重大的政治问题都被他们言中了，这是国家的灾难，民族的灾难，人民的灾难，中国共产党的灾难。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我常想：什么时候可以自由地说，言论无罪；什么时候可以自由地想，思想无罪；什么时候言论、思想无派别之分；什么时候不同的言论、思想之间，不再视同仇敌，那时国家才会有自信，人民才会有尊严，社会才会有进步，才会有真正的统一与和谐。

我以此文纪念已逝去的母亲郑德芳和李慎之叔叔。

（作者系北京汽车摩托车联合制造公司工程师，现已退休）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9年第11期　陈独秀晚年对民主普适性的探讨·严迎春

关于陈独秀晚年的民主思想，论者甚众，以笔者之见，陈氏晚年最为强调的就是民主的普适性及资产阶级民主对社会主义的继承价值。当此普世价值争论激烈之际，回顾陈独秀对民主的思考，自不无意义。

一、民主的概念和类型

什么是民主?民主是具体的还是抽象的?只有一种还是有多种?这是了解陈独秀的民主思想首先要回答的问题。

关于民主是什么?陈独秀在早年(五四时期)和晚期，其实没有什么变化，即人民当家作主，或者说是多数人统治少数人。不过，与早年相比，晚年陈独秀更为强调民主价值的普适性和民主制度的继承性及其对社会主义的意义。

关于民主价值的普适性。陈独秀认为，“民主是自从古代希腊、罗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民主“并非仅仅是某一特殊时代历史现象，并非仅仅是过了时的一定时代中资产阶级统治形式”，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将继续存在。不同的只是无产阶级民主要比资产阶级民主更为广泛和具体。

关于民主制度的继承性。陈独秀先后提到了大众民主、无产阶级民主、近代民主、资产阶级民主、英美民主等几种类型。在《再论世界大势》(1942年4月19日)中，他还将有史以来的民主制列表如下：

1、上古世界：氏族社会民主制；

2、古代世界(希腊罗马)：大地主大巫军事首领的专职(城市市民的民主制)；

3、近代世界：封建诸侯及其末期的君主专制(资产阶级民主制)；

4、法西斯蒂专制；

5、无产阶级民主制以至全民民主制；

6、未来世界。

无论论及哪一种类型，陈独秀主要着眼点都在其具体制度上。他多次具体阐发以英美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基本精神、制度和意义，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体现了民主的基本价值，有着很强的继承性和普适性，无产阶级民主应该加以继承和发扬。而以苏联为代表的无产阶级专政，在基本民主制度建设上乏善可陈，违背了民主制的基本精神，成为他晚年重点批评的对象。

二、关于资产阶级民主

以英美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是当时世界上最为悠久、最为成熟的民主制度。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思考是陈独秀晚年民主思想的重要内容。

与许多论者不同的是，陈独秀很重视对资产阶级民主具体制度的研究。在《给连根的信》(1940年7月30日)中，他明确概括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为如下七条：“法院以外机关无捕人权，无参政权不纳税，非议会通过政府无征税权，政府之反对党有组织、言论、出版自由，工人有罢工权，农民有耕种土地权，思想宗教信仰自由。”在《给西流的信》(1940年9月)中，陈独秀又再次概括资产阶级“民主之基本内容”为以下三条：“法院外无捕人杀人权，政府反对党派公开存在，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权利等。”在这封信里，陈独秀还将英美民主制的内容概括为如下五条：“(一)议会选举由各党(政府反对党也在内)垄断其选举区，而各党仍须发布竞选的纲领及演说，以迎合选民要求，因选民毕竟最后还有投票权。开会时有相当的讨论争辩；(二)无法院命令不能捕人、杀人；(三)政府的反对党派甚至共产党公开存在；(四)思想、言论、出版相当自由；(五)罢工本身非犯罪行为。”陈独秀对资产阶级民主基本制度的研究影响很大。台湾著名民主人士雷震认为，“陈独秀晚年对于民主政治制度下了很精确而扼要的定义(《反对党之自由及如何保护》)。”

陈独秀认为，作为人类几个世纪奋斗的结果，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虽然主要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普通民众的利益，有着人民性和普适性的一面。因此，它不但为资产阶级所欢迎，也是无产阶级所乐意拥有的，而且无产阶级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实惠。作为无产阶级利益代表的无产阶级政权，应该继承和发扬资产阶级的民主，而绝对不应该将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一起打倒。这实际就否定了对于资产阶级民主的历史虚无主义，强调了民主价值的普适性、民主制度的继承性。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应该支持英美等民主国家反抗德意日等法西斯国家的战争，认为这是为保卫人类的民主成果而战；反对英美国内的工人阶级进行反战的运动，认为这只会帮助希特勒等法西斯势力，将使人类回复到黑暗的中世纪。当然，也是从上述观点出发，他认为斯大林领导的苏联违反了民主制的基本原则，甚至称之为“反动堡垒”。

三、对社会主义民主的思考

社会主义是陈独秀毕生的追求。对于社会主义如何实行民主，社会主义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有什么不同，民主对于社会主义有何重要性，陈独秀进行了艰苦的理论思考。

一是民主的重要性。

陈独秀认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光有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指公有制)，不是社会主义。他说：“无产政党若因反对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对之，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史大林(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什么社会主义。”

因此，陈独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说法。他认为，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

二是民主的继承性。

陈独秀认为，就基本内容来说，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没有什么分别。在《我的根本意见》(1940年11月28日)中，陈独秀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此前，他曾在给友人的信中指出，在民主的基本内容上(法院外无捕人杀人权，政府的反对党、派公开存在，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权利等)，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并无不同。如果有，也只是无产阶级民主的范围更广泛一些。

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方式，就是继承和发扬资产阶级的民主。陈独秀认为，对于资产阶级民主的基本内容，应该全盘吸收。他坚决反对将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一起打倒，而以空洞的民主口号代替切实的民主制度。

他还认为，传统无产阶级政权学说在制度上继承了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但将其改造为“议行合一”的苏维埃制度，以为这才是最大限度的民主。陈独秀认为：“民主之内容固然包含议会制度，而议会制度并不等于民主之全部内容。”陈并认为：“借排斥议会制度同时便排斥民主，这正是苏俄堕落之最大原因，苏维埃制若没有民主内容，比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议会还不如。”

这实际上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主、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以及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异同问题。

三是剖析苏联制度。

苏联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陈独秀十分重视对其民主实践的分析。在这个问题上，他可能更多受到了托洛茨基等的影响。在《给西流的信》中，他将苏联的现行制度与前述英美民主制分项列表比较，认为苏联和斯大林明显违背了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则：

(1)苏维埃或国会选举均由政府党指定，开会时只有举手，没有争辩；

(2)秘密政治警察可以任意捕人杀人；

(3)一国一党不容许别党存在；

(4)思想言论出版绝对不自由；

(5)绝对不许罢工，罢工即是犯罪。

他甚至将苏联和德意日的法西斯体制相提并论，认为前者是后者的老师。

但他认为，苏联目前的问题不能一切归罪于斯大林。而要从制度上找原因。这就又回到了他一再强调的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继承和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观点上。

他认为，从十月革命以来，苏联制度就违反了民主制的基本内容。正是因为“十月革命以来轻率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把独裁制(指无产阶级专政)抬到天上，把民主(资产阶级民主)骂得比狗屎不如”，才产生了斯大林。“在十月后的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

“如果说史大林的罪恶与无产阶级独裁制无关，即是说史大林的罪恶非由于十月(革命)以来苏联制度之违反了民主制之基本内容(这些违反民主的制度，都非创自史大林)，而是由于史大林的个人心术特别坏，这完全是唯心派的见解。”

他认为，“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

因此，陈独秀认为苏联和德国、意大利一样，是“三个反动堡垒”，他们“把现代变成了新的中世纪”，“目前全世界的一切斗争，必须与推翻这三大反动堡垒联系起来，才有意义；否则任何好听的名词，如无产阶级革命，民族革命，都会无意的在客观上帮助这三大反动堡垒巩固及扩大势力。”但随后他又支持苏联反抗德意志的战争。认为二者比较，还是前者胜利对民主更为有利一些。

四、民主思想的特点及其意义

综上所述，陈独秀晚年民主思想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回归“五四”，重新肯定了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价值，并深刻阐发了民主价值的普适性、民主制度的重要性和继承性。胡适在1949年为《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一书写的“序言”中，认为陈独秀的这些“独立思想”“实在是他大觉大悟的见解”，并将该书书名改为《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论文和书信)》。可以说是一语中的。

二是以苏联为对象，深刻反思了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的问题。陈独秀有关“无产阶级民主”的思想，纠正了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中强调无产阶级专政、轻视无产阶级民主的倾向，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指出了一个重要方面。在建设无产阶级民主制的过程中，他主张借鉴资产阶级民主制，更是可取的。需要指出的是，陈独秀这些见解，既是针对以苏俄为代表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是针对当时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领袖独裁而发的。

当然，陈独秀并未形成完备的民主政治观，比如：民主政治固然应当照顾多数，但也应当尊重少数；权力必须相互制约；没有任何个人或集团可以居于法律、宪法之上；原告不能做审判官；民主虽然具有普适性，但是在具体国家和历史背景下也会有自己的特点等。对于中国传统与民主的关系，陈独秀也缺乏应有的探讨。这些无疑都是需要我们后人认真去补充的。

2009年第11期　白求恩：孤独的异邦人·林贤治

经历过文革的人，没有不知道白求恩的名字的。在规定“天天读”的著名的“老三篇”中，这是一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革命圣徒，众人学习的典范。但是，作为西方知识分子，白求恩身上固有的个人主义的特质被掩蔽了。应当看到，这种个人主义与革命理想是有密切联系的，然而也有冲突，并因此蒙上悲剧性的阴影。

白求恩1938年离开温哥华前往中国，据介绍，与他同一位他昵称“小种马”的女友、左派艺术家玛丽安·斯科特的恋情有关。不过，从他动身时写给斯科特的短简看，当时肯定受了斯诺的《西行漫记》、史沫特莱的《红军长征》、伯特伦的《中国第一幕》一类书籍的诱惑，毕竟他是一个富于政治激情的人。此前，曾经作为加拿大医疗小组负责人，他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同英国作家奥威尔一样，由于政治身份遭到西班牙当局的怀疑，行动受到监控，结果提前被召回国。从此，奥威尔脱离了实际斗争，致力于写作反面乌托邦作品。而自求恩，对于革命，依然充满着一个乌托邦主义者的幻想的热情，而且勇于孤身前往。

在延安，外国专家很少。白求恩的到来理应受到当局的礼遇，仅每月发给他的津贴便相当可观。然而他谢绝了。

以下是他写给“军事指挥部聂将军处”的相关的信：

亲爱的同志：

今天晚上我收到了林大夫带给我的301元钱。这笔钱中的100元好像是付给我的个人津贴，另外的102.20元似乎是用来偿还我在药品上的垫支，而剩下的98.80元似乎是用来支付我在纱布和药棉上的开销。关于这第一项100元。我在8月12日发给延安军事委员会的电报中已经表示过拒绝接受并且建议将它用做伤员们的烟草专款。我在此只想重复这一提议。关于其他的两项，首先，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药品上垫付过那笔钱；至于花在纱布和药棉上的98.80元钱中，只有70元是经我的手花出的，剩下的部分则是由布朗大夫支付的。我经手的这笔钱在6月6日离开岚县前往五台之前已经由蒋大夫给过我，所以它并不是我自己的钱，而是八路军医疗队的。这笔钱的收条早已经寄给延安的首长了。

其它的医生每月只有1元的津贴，而聂将军本人每月的津贴也只有“可观的”5元，在这种情况下，让我接收每月100元的津贴是不可思议的。

另外，因为我需要的所有东西都是免费提供给我的，钱对我没有任何用处。

致同志似的敬礼!

白求恩

这种对金钱的态度，令人想起中国的另一位革命者的名言：“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而今，一代古典共产主义者随风远去，难寻踪迹，令人唏嘘。

在恶劣的战争环境中，白求恩随部队辗转于荒凉的大西北，每天除了工作就是工作，用他的话说，过的完全是“高强度的生活”。他在1939年8月15日写了两封信，一生中最后的两封长信。其中一封给加拿大的党组织，另一封给一位未明身份的关系密切的“朋友和同志”。在私人通信里，他偶尔述及1938年一年，其实不到一年的工作量：“去年我共行军3165英里，其中有400英里是徒步穿行于山西、陕西和河北三省。我共做了762个手术，检查了1200名伤员。我还重组了部队的卫生系统，写作和翻译了三本教科书，建立了一所医疗培训学校。”这是一组惊人的数字。如此繁重的工作，卓著的效绩，不要说一个人，就算一个小分队也难以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

像这样一个忘我工作，毫不讲究物质生活，从不计较个人酬劳，却又拥有一门专长技术可资利用的人，怎能不受革命的欢迎呢?

白求恩在信中坦陈道：“我不在乎日常的艰苦——酷热和严寒，肮脏和虱子，一成不变的食物，崎岖的山路，没有火炉，没有床铺，没有澡堂。”是的，他可以放弃为大众所追求的优裕的生活。忍受肉体所能担受的一切困苦；作为一个有教养的知识分子，他需要的只是一种有信仰，有内在方向感的精神生活。其实，他一直在谛听灵魂深处那个古老的声音——自由的呼唤，而且期待着身外热烈的回响。真实的境况恰恰是：精神比物质更匮乏。

白求恩是一个技术知识分子，难得喜欢文艺，一生热爱写作。多伦多大学出版他的文集《激情的政治》(1998)，其中除了医学论文，还有诗、小说和戏剧，间有摄影和美术作品。此外，就是大量的书信。看来，文字被他赋予了一种神圣的使命。来华以后，他每月都给毛泽东和加拿大党组织写工作汇报，频频地给各地的朋友写信。意想不到的是，邮件极不规律，发出的信几乎没有回音。他开始抱怨。1938年底，他写信给马海德说：

收不到你的信，我已经习惯了!向上帝保证，我已经习惯了。又有两个月过去了，仍然没有你的回信。延安的医疗队于11月25日到了这里，却没有带来信件。我一直盼望着这支医疗队能够带给我一些书籍、杂志和报纸，以及一封你的信，让我了解一些外界的情况。但是，他们却只带来一台没有电机和支架，所以将无法工作的x光机。他们还带给我一听已经开封的加拿大香烟，一条巧克力，一听可可粉和一支剃须膏。这些东西都很好，但是我宁愿用所有的这些东西换一张报纸，一本杂志或者一本书。顺便说一句，我从延安收到的所有东西都已经开封。这其中包括我的所有信件。一些信件还有缺页。下次请一定将所有物品和信件多加一层保护。中国人的好奇心太强了。

除了一张日本人留在一座小林子里的4月18日的《日本宣传报》，我已经有六个月没有见到过英文报纸了。我也没有收音机。我完全与世隔绝。如果不是因为一天中有18个小时要忙于工作，我肯定会有不满情绪的。

白求恩在次年的信里，也说：“没有回信是我生活的组成部分。我不情愿接受却越来越能够接受它。”他估计收到的信件只有1／25，至于书和杂志的情况更糟，一年半的时间也收不到一本。他说：“我完全清楚有钱人的时髦和好莱坞的新招，但是对于所有重要的事情，我知道得比北极的探险者都少。”他总结道：“一年多以来，我一直孤身一人——没有信件，没有书籍，没有杂志，没有收音机。我必须要借助帮助才能够支撑下去。”

知识分子的精神空间比“王土”广大得多。他关心人类，关心千万里外发生的事情，世界上任何大小的变动都与他有关。他努力捕捉更多的信息，因为这些信息关系到人类的生存。他渴望了解。同时，他也希望世界了解他，理解他。所谓“士为知己者死”，中国士人为了寻找“知己”，不惜捐弃生命。对革命知识分子而言，可托的知己就是组织，这组织在他的心目中是千百万生命个体的集合，是扩大了的有血有肉的躯体，总之，是充分人性化了的。所以，他渴望与组织进行平等、自由的交流，如同对待亲密的朋友一样。事实上，组织这东西，在其自然倾向来说，无疑带有整体主义和机械主义的性质，出现程式化、官僚化、甚至非人化的现象不足为怪。组织要求其中的每个分子无条件服从，做“齿轮和螺丝钉”，但知识分子不能。他要在组织内部保持自身的独立性，无论何时，维护个人的尊严甚于生命。

白求恩生活在别处，却不满于“完全与世隔绝”。他收不到加拿大共产党的信，也收不到中共方面的信，这种来自组织的显得相当冷漠、简慢的态度，特别使他受伤。他在14个月内给原来的党组织发出20封长信，完全石沉大海。他给毛泽东个人寄的“许多信”，根据毛泽东的说法，“因为忙，仅回过他一封，还不知收到没有”。失望之下，他也就不再给毛泽东写信了。他说：“在过去的12个月里，我给延安的组织(Trustee Committee)如此频繁地写信，却从来得不到他们的回信，我已经厌倦再给他们写信了。”

1938年豪情万丈，一年后急转直下，陷入低谷；不快，厌倦，悲观的情绪积聚起来，完全控制了他。根据薛忆沩先生的介绍，《激情的政治》将白求恩在华时期的文字分成两章：可以清楚地看出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两个不同的人。到了后来，他变得实在无力抵抗“乡愁的袭击”了。在最后的信中，他把返回加拿大的决定告诉了组织和朋友，其中有一段这样写道：

我梦想咖啡，上等的烤牛肉，苹果派和冰激凌。美妙的食品的幻影!书籍——书还在被写出来吗?音乐还在被演奏吗?你还在跳舞、喝啤酒和看电影吗?铺在松软床上的干净的白床单是什么感觉?女人们还喜欢被人爱吗?

所有这一切在我境况好的时候都是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的。这多么令人伤心!

他毫不隐瞒他的思乡病，那被革命理想压抑已久的世俗生活的欲望：他想家，想电影、音乐、跳舞、咖啡、啤酒，想女人……在这里用得上毛泽东后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批判知识分子时的一个经典说法，就是：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独立王国”。

倘若把白求恩梦想中的生活方式同现实中的“清教徒”形象联系起来，不免显得有点荒诞不经。其实，直到他做出暂时离开延安“回家”的计划时，也仍然在周密地考虑在短暂的旅途中如何继续为中国革命工作，比如募集资金和物资，甚至医疗人员等等。革命者要战斗，也要休息，要娱乐，要有个人的独立空间，我们知道，生活质量并不完全取决于物质。但是，不同的人们对此会有不同的要求。一本书，一份杂志，不能果腹也不能蔽体，对于延安这样一个文盲半文盲的区域来说却是简直近于奢侈的；况且，革命战争需要的是工具和武器，军事化准军事化行动本身便带着一种整一性、强制性和精简性，命令、指示、集体决议和纪律才是唯一重要的，至于个人友谊、欲望、感情、志趣之类，不用说是多余的赘物，甚至于是消极有害的。与此相反，在一个西方知识分子看来，所有这一切是如此必需，又如此平常。卢森堡向往的革命是知识分子的志同道合的结合。这样的革命是否能够成功是一个问题，但是它颇适合于知识分子的胃口是的确的。问题是，有形形色色的革命：或者本来意义上的革命，或者如卢森堡说的“畸形的革命”。他们渴望参与其中，在组织内部，却又要求从形式到实质，最大限度地实现民主与自由。倘若革命不是以一种尽可能民主的、温和的形式进行，拒绝“请客吃饭”，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冲突便变得不可避免了。鲁迅演讲的题目是“文艺与政治的歧途”，扩大一点说，就是知识分子与政治的歧途。

革命是不是可以融入更多一点人道的、人性的元素?在延安，“人类之爱”是受到公开批判的。萧军的杂文《同志的“爱”与“耐”》成了毒草，王实昧也因为《野百合花》等有数几篇文章，惹来杀身之祸。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冲突事件，发生在1942年整风时期。而这时，白求恩因为手术感染，怀着“回家”的梦想离开这个世界已经整三年了!

从白求恩去世的最后一年的沮丧、绝望的心情看，他与革命的冲突，已然在一个隐蔽的精神空间中发生。对于中国，对于中国革命，说到底，他是一个孤独的异邦人。说是“异邦人”，不仅因为国籍不同，带决定性意义的还是身份问题。他是一个革命者，却始终保持他的独立自由的天性，而坚执地建造他的革命乌托邦。美国学者雅各比在他论述乌托邦思想的著作中区分了其中的两种倾向：蓝图派的乌托邦主义传统和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主义传统。从白求恩的文字遗产看，他明显地属于后一个传统；属于这一个传统的乌托邦主义者，据雅各比的说法，往往到最后变成为“自由主义的反乌托邦主义者”。

回头再读读白求恩在他创建的战地模范医院的开幕典礼上的讲话：

我们需要领导人，尤其是小领导人，作为起萌芽作用的核心，去深入广大的人民群众，唤醒他们，让他们认清现实，并向他们指出摆脱贫困、愚昧和苦难的道路。正因为缺乏这类小领导人，所以才有独裁者，才有那些自以为我们应当佩服、崇拜，并且像主宰一般地服从的所谓“伟大人物”、“伟大英雄”。

如果白求恩不是过早辞世，我们仍然无法预想他是否会走到“自由主义的反乌托邦主义者”这个端点，但是事实上，他已经偏离了蓝图的方向。他仆倒在路上。而那里，正是介于乌托邦与反乌托邦之间的地方。

(作者系广州学者)

2009年第11期　范长江论言论自由·王咏梅

早期对言论自由的阐述

范长江较早论及言论自由的文字，是在他发表于1937年4月的通讯《忆西蒙》中。他写道：“人民没有政权的国家，前途不会是光明的。言论自由，在复杂的国家情形下是让各方面的人民表示其意见的最好方法。许多新闻报纸本身，自然难免各有其背景，然而它的背景，即代表一种社会意见。”

在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年代，特别是在193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范长江在包括《祖国十年》在内的一些通讯中陆续发表争取民主自由的主张。于友在分析范长江早年热心于宣扬民主理念的原因时，说：“由于他曾先后在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和北京的北京大学学习，具有较高的民主政治理论知识和报效社会的雄心壮志”。于友没有提到的是，1937年初范长江的延安之行导致了他政治态度的重大变化。2月9日晚，他同毛泽东进行了彻夜长谈。毛泽东介绍了十年内战的经过，解释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两个阶段以及关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这次谈话，使范长江“茅塞顿开、豁然开朗”。他高兴地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政策，把我多年来无法解决的‘阶级’和‘民族’矛盾从根本上解决了，这是我十年来没有解决的大问题。”此后，范长江对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信仰再也没有动摇过。自此，范长江有了“正确的认识”，报道的政治倾向也逐渐有利于中共和红军。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自然也就离不开对民主、自由的阐发。

这时，范长江还在《大公报》工作。《大公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方针和大胆放手的培养人才的方法，总经理兼副总编辑胡政之的爱国热忱和远见卓识，为范长江充分实现自己的言论自由提供了条件。他回忆说：“我在《大公报》四年，与胡政之接触较多，对他标榜的‘民间报纸’、‘独立言论’、‘客观报道’、‘诚以待人’这一套办报主张，一直以为有几分真实。我在一九三五年所写的《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和《成兰纪行》是他决定发表的。一九三七年我写的关于访问延安的报道，也是他决定发表的，抗战初期，我写的‘可杀刘汝明’，也是主要由他决定发表的。我在一九三五年的报道中公开称‘红军’，对‘剿匪’一词打上引号，公开否定剿匪，是和国民党当时最根本的政治路线相冲突的，也是一九二七年大公报失败后到一九三五年这八年间国民党区合法报刊上所禁止的。对于延安访问的报道，虽然他动摇过几次，并要我在文字上写得隐晦些，但这终究是和蒋介石自己的宣传完全矛盾的，他终于不顾上海新闻检查所的反对，把它发表了，曾因此触怒蒋介石。在报上公开主张要杀国民党一个省主席和军长，揭露他对日不抵抗的罪行，也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当时《大公报》有一些老干部对于我在旅差费方面用得较多，很有意见，主张限制我的活动范围，把我固定在某一个地区，不要到处乱跑，胡对他们说，这几年我们《大公报》在销路上打开局面，主要靠范长江吃饭。不要去打击他。他从来没有在政治上说过我的不是。他甚至于对我示意，要我将来继承和主持《大公报》的事业。……”1937年“七七”前后，范长江负责战地记者的派遣与联络工作，兼任编辑部社评委员会委员，为1938年主编或与人合编出版大量的战地通讯集创造了条件。长江说：“这两年(指1937年、1938年，笔者注)写的战地通讯，随笔等，是我作记者的历史中最多的。”又说：“从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八年，除《动荡中的西北大局》一文，胡政之要我写的隐晦一些，并作一些小修改外，差不多我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我怎么写，《大公报》就照我写的原文发表，从来没有删改过。至少我没有发现他们删改过。蒋介石在南京发怒一事，胡政之告诉我后，也没有批评我。”关于发表《动荡中的西北大局》，范长江在1941年为香港《华商报》写的长篇连载《祖国十年》“留下的问题”一节中更为详细地说：“此文本不为上海新闻检查所通过。……胡政之先生也认为此事非常重要，也当夜亲为我改稿，并坐等检查结果，检查所对此稿不敢放行，他乃决定‘违检’一次，发表再说。在对于这个新闻的把握和发表坚决方面，胡先生的作法，实在是可以称道的。”

傅国涌认为：“这番回忆生动地印证了《大公报》坚持‘民间报纸’、‘独立言论’的选择，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公共平台，青年范长江才能以他富有才情的笔调写出真实的中国一角，从而感动了千千万万的读者。范长江在新闻界的崛起与《大公报》追求‘真确之发现与忠实之报道’(胡政之语)是分不开的。”

但1938年秋，国民党提出“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政治纲领，以反对中共提出的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各抗日党派民主团结，以坚持抗战的方针。范长江主张党派民主团结，在这个问题上与拥护“三个一”的《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发生矛盾。长江回忆说：“张季鸾随即和我正式谈判。他第一次对我明确表示：‘《大公报》要完全以蒋先生的意见为意见。’我说：‘《大公报》应以全中国大多数人的意见为意见。’他说：‘你是《大公报》的人，你应以《大公报》的意见为意见。’我说：‘我是中国人，我应以中国大多数人的意见为意见。’和《大公报》在政治上就因此闹翻了。”最后，范长江离开了《大公报》。

系统论述言论自由

范长江系统论述言论自由，是在《论人民的报纸》中。这是1946年春范长江在他所创办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所新闻学校——华中新闻专科学校的讲话。他说道：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就是“要说什么，就写什么”。并认为：言论自由“一定在反动派统治的社会里，才会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在革命地区，人民革命已经成功的地区，言论自由的问题已不成问题。因为言论自由这个口号，是被压迫者对压迫者提出来的口号，一定是那个地方言论不自由，才提出这个口号。”

在范长江的心目中，言论自由最终目的是批评政府，发挥监督政府的作用。他之所以认为解放区民主政府言论自由不成问题，是基于“我们到国民党地区办报，最头痛的是新闻检查。在我们这里，不但不检查，我们还可以批评政府，而且不止一次地批评。政府不但不能光火，而且要老老实实地道歉”的事实。那时解放区民主政府对待批评言论的态度，与国民党政府迥然不同，范长江举例说：“上次批评淮安县委住的房子太好，脱离群众，只好老老实实搬家”，他自然也就得出结论：“所以在我们这里，言论自由是不成问题的，民主政府给我们充分自由，从来不限制。在国民党地区，新闻工作的基本问题，就是没有言论自由，不能在报上发表正确消息与正确言论。

范长江在这里对言论自由所发表的态度，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集团虽暗作反共内战准备，但在口头上还不得不高唱和平调子，玩弄“和谈”阴谋。国统区新闻界发起了争取新闻出版自由的斗争，以1945年8、9月间发生的“拒检运动”声势最大。8月7日，重庆国讯书店在其他进步出版机构的支持下，不送国民党当局审查而自行出版了黄炎培撰写的揭破了国民党多年来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解放区的种种造谣污蔑的《延安归来》一书，揭开了运动的序幕。此后，重庆16家杂志社发表了拒检声明，并得到了成都、昆明、桂林、西安、上海等地文化界、新闻界的支持与响应。国民党当局被迫做出让步：9月22日，国民党中央第10次常会通过了废止新闻出版检查制度的决定与办法；1945年10月10日，蒋介石被迫签订的《国共双方会谈纪要》上不得不明确“政府应保证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应享受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1946年1月10日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更进一步明确规定废止战时实施的新闻出版检查办法、修正《出版法》、“扶助”报刊通讯社的发展等有利于新闻出版事业发展的条文。

但是这些让步只是一纸空文，国民党政府并没有真正放弃其一贯奉行的新闻统制政策。他们在公开宣布给予人民某些新闻出版自由权利的同时，暗中仍在镇压进步新闻出版界、剥夺人民新闻言论自由。虽然自1945年10月1日起废除了新闻检查制度，但其实施地区仅限于西南、西北等抗战期间的国统区，包括中国大半江山的收复区仍处于其新闻检查的刀斧之下。即使在已废除新闻检查的地区，国民党当局也经常以中宣部名义，向报刊发出有关宣传工作的指示，对于重大事件的报道、言论的处理方法与尺度做出具体规定。在政协会议期间，国民党还在会场外制造了“沧白堂事件”、“校场口事件”，对要求民主的各界人士和群众大打出手。就连胡政之也说：“我们的时代还没有民主自由。假如中国是英国美国，那我们还用得着‘争取’民主、‘争取’自由吗?”

在整个运动中，中国共产党表现了坚决支持的态度。1945年9月1日记者节这一天，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社评《为笔的解放而斗争》，反映国统区新闻文化界的意愿与呼声，抨击国民党当局实施的原稿审查制度，号召新闻文化界为争取新闻出版与言论自由而斗争。9月4日，《新华日报》社论《走向和平的新中国》再次呼吁“现时的’一切束缚人民的言论出版结社集会自由的法令必须立即废除”。9月18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机关刊物《群众》杂志也宣布自即期起不再送检，并发表社论高度赞扬拒检运动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民主运动”，明确指出不合理的法律规章“都是应该立即废除的”。为了巩固和发展拒检运动取得的胜利成果，争取更多的新闻自由权利，10月1日，即国民党废止新闻出版检查的第一天，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言论自由初步收获》，指出“检查制度的废止，是言论自由的开始；但还不是言论自由的真正实现。首先，检查制度在大后方是废止了，收复区还在继续；其次，报刊杂志的创刊，须经登记核准，这一制度还没有废止；再其次，这是很重要很迫切的，邮电检查制度也还没有废止。”因此，社论号召国统区进步新闻出版界为争取更多的民主自由而继续斗争。《新华日报》还就“校场口事件”、国内外十分关注的和平与内战问题与《中央日报》、《和平日报》和《大公报》等展开多次正面交锋。1946年3、4月间，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和国民参政会四届二次会议先后召开，蒋介石在会上公然撕毁政协会议和东北停战协定，重新宣布实行独裁、发动内战的方针。这时，范长江对言论自由作出系统阐述，正是共产党对国民党政策的一种有力回应。范长江对言论自由的态度，既是共产党的态度，也反映了全国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呼号。

1938年10月范长江宣布脱离《大公报》后，不仅发起创办了“没有资本家”的合作社性质的通讯社——“国际新闻社”、参与创办了中共在香港的第一张报纸《华商报》，还于1942年进入中共领导下的苏北解放区，并于当年10月任中共华中局机关报《新华日报》社长，创办新华社华中分社，1945年12月又在江苏淮阴创办了《新华日报》华中版。可以说，范长江有着在国共统治区新闻界工作的丰富经历，两相对照，使他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言论自由的可贵和争取言论自由的迫切。长江回忆说：“记得在一九四〇年的冬天，那时我在桂林办‘国新社’，房子里开会，门外特务完全可以听见。白天晚上特务不断，讲什么话都可以听见。他们带着枪，我们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像勤务兵一样。那些新闻检查官，专门吃喝嫖赌，既无文化又无知识，我们辛苦送去的稿件，他们读不懂，还要检查我们的稿子，决定哪些可以登。哪些不可以登。有个家伙，曾经到我们新闻机关来投考而考不及格，跑东跑西，跑到新闻检查所去了，反而来检查我们的稿子。被他们删掉的地方，我们加一个‘略’字也不行。有时为了通过一篇稿子，要跑到新闻检查所去同他们打招呼。曾经过这种日子的人，现在来到解放区过自由日子，就是没有房子，就是多跑路，无论如何也是高兴的。有充分言论自由，要说什么，就写什么。好像饿肚子的人，一旦吃到很好的饭菜，说不出的有味道。所以新闻自由是十分可贵的，我们要突破一切困难，要求言论自由。”

范长江不仅认识到“言论自由是报纸的生命。没有言论自由，报纸就没有生命”，还考虑到了争取言论自由的艰难性，认为“在反动派统治地区，一定要坚决地要求言论自由，不惜牺牲一切去争取言论自由”。身为中国共产党新闻媒介的高级领导，范长江认为：言论自由应该是“真理的自由，人民的自由。……人民应该有真理自由，这是人民正当的要求，正当的主张，正当的意见，要有发表的自由。”也就是说，在范长江心目中，“我们的言论自由是有原则的，必须是真理，人民的”。反动派的言论、封建的言论不能有造谣欺骗的自由，如抗战胜利后，鼓吹独裁、反人民、反民主的新闻，就不能有自由；国民党的报纸如果遵守人民的基本真理，不反对民主，符合人民要求，也可以在解放区办。总之，“在民主时代，主张民主的，才有言论自由；反对民主的，就不应该自由。”范长江认为应该利用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后国统区取消新闻检查的时机，在国统区办报，“争取言论自由，把代表真理，代表人民的言论讲出去”；而在解放区，没有新闻检查，报社工作人员应当更加自觉地加强责任心，“随时随地十分注意看稿件是不是符合人民利益”，因为“人民是我们的父母，要十分注意人民的利益。”他还说：“必须保持革命队伍的纯洁，必须同旧社会的传统思想作斗争，这样才能始终保持与人民一致。所以对内的自我批评非常重要。我们的报纸对敌保持战斗性，对内就是自我批评。”范长江对言论自由的态度，显然与密尔顿和弥尔的“思想的自由市场”、“真理的自我修正”是不同的。

于友认为：“在中共建国后施行无产阶级专政之后，要求舆论一律，更由于长江本人也不免受个人迷信思想的影响，当过驯服的党政干部。”

但这种思想的形成，有其根源，甚至可以追溯到1946年。在同一篇文章中，范长江还谈到了“党报与人民报纸的统一”、“报纸的阶级性、党性和政治性”、“真实性”等无产阶级新闻理论的基本问题，认为：“在阶级社会里，不会有超阶级的自由，不属这个阶级，就属那个阶级。”“我们对旧的统治者，反对新闻检查，要自由；在革命队伍里，是执行党的方针路线，如果要自由，就会脱离党，脱离人民。”很明显，范长江认为共产党的新闻事业除了执行党的方针路线以外，就没有了别的自由，因此演变到后来成为“驯服的党政干部”，也就不奇怪了。

提倡说真话、走群众路线

从1957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的10年中，我国在政治上先后发生了1957年的整风与反右斗争扩大化以及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的反右倾运动。新闻媒体作为党的重要舆论工具，在整风运动中盲目鼓励大鸣大放，充当“引蛇出洞”的工具，新闻界自身也进行了反右派斗争，还在“大跃进”中推波助澜，大放卫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论调更是传媒宣传的重点。

自1946年发表《论人民的报纸》后，范长江担任过新华社、《解放日报》、《人民日报》的社长、总编辑等职务，解放后还曾调任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副署长，一直奋斗在新闻战线上；但自1952年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秘书长之后，就永远离开了他心爱的新闻工作岗位。不过，范长江没有停止他对新闻工作的思考。

1959年7月21日，也就是庐山会议上张闻天发言的同一天，范长江在上海华东医院住院时，写了他纪念邹韬奋逝世15周年的文章《为真理而斗争》，留下了他反思的心里话：

“我们的时代也有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在各项革命和建设中，永远有正确和错误，先进和落后的斗争。永远需要我们有献身真理的精神，勇敢地站在正确和先进方面，推动我们的事业前进。所以，在我们的社会中也要提倡敢想，敢说的共产主义风格，要反对贾桂的奴才思想，要提倡说真话。”

于友把这件事，当作范长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多次极左的政治运动之后，“恢复了他作为爱国民主人士和公共知识分子的本色”的一个证据注侣，认为：“晚年他提倡说真话和反对贾桂奴才思想，实质上就是反对专制和反对奴化。”的确，关于什么是真理、真话，有着不少的哲学讨论；但言论自由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不受限制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发言人自己认为是真理、真话的内容。据曾经跟随范长江14年的司机回忆，50年代末，有一次范长江在高教部作报告，谈及浮夸风问题，十分气愤，说：“亩产上万斤不可靠。把十亩地的粮食都堆在一亩地上，连缝都没有了，也不会有这么高的产量。”散会后，司机对他说：“这么大的一个会，你这样说对你有影响没有?虽然群众欢迎，但是对你不利。”范长江回答：“我只能实事求是地说。”这就是范长江所说的“敢想，敢说的共产主义风格”，从中可见范长江坚持说真话的铮铮铁骨，也可见反对专制和反对奴化，能为实现言论自由创造重要的前提条件。

两年后的1961年，范长江还写下《记者工作随想》，大胆地就自己最熟悉的新闻宣传工作提出了见解：“我认为，一个记者的最基本的锻炼就是群众观点的锻炼……记者应该活动在群众中，他是人民群众中间的一个活动家，了解群众的动态，思想感情，熟悉群众的生活和问题，知道什么是群众懂的，什么是不懂的……只要我们能在群众中扎下根，同群众有着广泛的联系，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斗争，了解他们的思想和感情，那么就可以根据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去理解中央的方针政策，这样做大致上是不会错的。就是错一次。也不要动摇，因为这条路是正确的。”他还鼓舞记者们说：“做新闻记者，一定要翻很多跟斗，翻跟斗不要怕，只要方向对头了，翻一次跟斗也就能提高一步。与群众的联系也会更密切起来。领导也有糊涂的时候，领导糊涂的时候，群众是清楚的。如果和群众有密切联系，你就心中有底，不至于像赌钱一样，跟别人押宝，别人输了，你也跟着输了。”

在毛泽东片面对待社会主义时期的新闻自由，夸大思想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将争取新闻自由看作是“秀才造反”、“修正主义”的时候；在林彪等人通过报纸大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时候；在有的人成了进行口诛笔伐的斗士，有的人成了打棍子、扣帽子的专家，新闻事业内部矛盾人为地进一步加剧的时候；在一些正直的新闻工作者的思想观念经过一番“洗礼”，不敢讲真话，人人自危的时候；在多数新闻工作者违背基本的新闻规律，以“假、大、空”的新闻报道代替真实的事实报道的时候；在很多新闻学研究者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观点，人云亦云，甚至成为“阶级斗争工具论”的捍卫者的时候，范长江作出了自己的独立思考。

回顾范长江对言论自由的论述和实践，可以发现：他虽在不同历史时期提出不太一致的主张，但贯穿始终、经久不变的是他对人民的感情：从主张“人民没有政权的国家，前途不会是光明的”，到因为坚持“以中国大多数人的意见为意见”而离开《大公报》；从在《论人民的报纸》中谈到的“依照人民的意志，什么自由都有”，到这里提出的紧密联系群众和不盲从领导的主张。甚至在自己已遭到陷害的时候，他还坚持尊重群众的意见。1966年6月，范长江被科协造反派“揪”了出来，大字报到处都是，他还要去科委。司机说：“你别去，那儿群众对你意见太大了。”范长江却说：“群众越有意见越是要去，躲着群众不对，要解决矛盾。搞革命不要怕，让群众出出气，他们的气就消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范长江被宣布停止职务。他在60年代公开发表的几十首诗词都被说成是“黑诗”。他在30年代报章上写下的数百万字新闻作品，更很快成为他百口莫辩的“罪证”。他最初十分相信自己完全是可以说清楚的，甚至主动将历史材料送到审查者手里，于是把自己从30年代保留下来的宝贵的数十本日记、笔记等都交上去。范长江1941年在香港《华商报》写过一篇回顾抗战历史的连载长文《祖国十年》，因日军侵占香港没有全文发表，解放后一位朋友将这篇旧稿交还给他。文革开始后范长江重新翻阅这篇旧文，发现其中有“蒋委员长领导抗战”一类的行文，心里担心容易引起他人“误会”，曾想“烧了算了”，但是经过一番思想斗争，还是决定要襟怀坦白，于是将保存了十多年的文稿原封不动地交了出去。他没有想到，他提交的这些材料都反过来加重了自己的“罪名”。

范长江的儿子范东生说：“父亲的一生主要做过两件事：一是在革命和战争年代当记者并参与创建新中国的新闻事业；二是在建设时期主持科协工作，倡导推动新时代的科学与文明。他前后从事的这两种职业，有着内在一致的联系——崇尚理性和客观性，尊重事实，恪守责任，追求真理。也许是这种职业习惯，也许是他天生豪爽直率的性格，他无法忍受那些戴着政治光环却十分龌龊低级的污蔑与谎言。虽然他有过‘坦白从严’的教训，他仍然决定坦荡而真实地写出自己过去曲折漫长的生活经历，并公之于众。他拿出确凿的历史证据——保留多年的毛主席、周总理写给他的亲笔信，证明《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当年是得到毛泽东主席亲自肯定的。我们当时怀着惊奇和兴奋的心情，睁大眼睛看着这些珍贵历史资料，开始相信父亲是受了冤枉的。我们几个孩子帮助父亲将他的自述抄成洋洋万言的大字报张贴出来。也许，在当时那种疯狂的环境气氛中，很少有人像他那样不识时务——那样毫无愧色地为自己公开辩护。”这时的范长江，是作为一个合法的公民和知识分子，在以公开的答辩的方式，维护自己最后的尊严，维护包括说自己认为是真实的话在内的各种正当的基本人身权利。

“文革”中范长江遭遇到严重迫害，经长期关押，这位“愿意终身为新闻事业努力的人”，在1970年冬含冤而亡。

2009年第11期　晏阳初与卢作孚·苟翠屏

晏阳初和卢作孚是20世纪享誉中国乃至世界的杰出人物，一个是毛泽东1938年在延安评价的“以宗教家的精神努力平教运动，深致敬佩”的平民教育家，一个是毛泽东在50年代初将其与张之洞、张謇、范旭东并列，誉为发展我国民族工业不能忘记的四位实业家之一，搞交通运输的“中国船王”。他们在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中与梁漱溟一道并称为“乡建三杰”。思想上的相通，人格上的相敬，作风上的相似，使晏阳初和卢作孚不仅成为事业上相互支持和帮助的同志，而且成为终身不渝的至友。

一

晏阳初与卢作孚都是四川人。晏阳初，1890年出生于四川省巴中县的一个世代书香之家。在塾师兼乡医的父亲的教育下，自幼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受传教士的影响，谙习时势的父亲在晏阳初13岁时就把他送到几百里之外的保宁府(今阆中县)基督教内地会创办l的西学堂接受新学，从此踏上了在他乡异国的艰难求学之路。1916年，晏阳初远涉重洋，考入美国耶鲁大学，研习政治学。留学期间，他切身感受到美国教育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也深刻认识到中国的贫穷与落后，立下了“教育救国”的信念。1918至1919年，晏阳初在法国战场劳工营为华工服务。在与华工朝夕相处中，他感受到华工不识字的痛苦，同时也发现劳工们不但勤劳朴实，而且有着非凡的热忱与智慧，只是他们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才陷入贫困与无知。于是他在华工营中试办起识字班。四个月的教学，居然使工友们能读报，会记账，会写简单的家信，其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表现出极大的爱国热情和求知欲望。晏阳初深受启发。他说：“我在法国开办华工识字班，表面上看是我在教育他们，实际上是他们教育了我。”他认为华工营就是中国社会的缩影。“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没有高素质的国民，哪来强大的国家。国内文盲众多，这些文盲是潜力巨大的“脑矿”，需要广泛的平民教育来开发这巨大的“脑矿”，唤醒民众，进而拯救国家。他下定决心，回国以后，“一切高官厚禄，视之若屐，惟致予毕生之力于平民教育，一息尚存矢志不渝。”

1920年夏，晏阳初在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后回到祖国，即以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为依托开展平民识字运动，号召“除文盲、做新民”。1923年8月，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下简称“平教会”)，作为向全国推行平民教育的总机关，晏阳初出任总干事。起初，平教会的识字扫盲工作重点在城市。到20年代中期，全国大部分省市都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分会，华北、华中、华东、华南的大都市先后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扫除文盲的识字运动，成为20年代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壮举。

在城市平民教育取得成绩之后，晏阳初又把目光投向农村，他认为，中国向来以农立国，8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乡间，农村才是中国社会的基础与重心。而农民又患有“愚、穷、弱、私”四大病害，要改造中国必先改造农村。1926年，平教会在河北定县开启了乡村教育实验的先河。在实验过程中，晏阳初逐步认识到“仅教农民认识文字，取得求知识的工具，而不能使他们有使用这套工具的机会，对于农民是没有直接效用的。在乡村办教育如不去干建设工作，是没有用的。在农村办教育，固然是重要的，可是破产的农村，非同时谋整个建设不可。不进行建设的教育是要落空的，是无补于中国农村社会的。”于是，决定把定县乡村教育扩大为乡村建设实验，“希望通过实验找到建设中国农村并使农村现代化(非西方化——原注)的最好方法和技术”。

晏阳初号召知识分子“走出象牙塔，住进泥巴屋”，将自己的爱国情怀报国之志转化为用自己所学的科学知识投身于改造农村社会，解除农民疾苦的实际行动。1929年，晏阳初带着他的美国妻子和4个孩子由北平迁居定县。在他的带领与影响下，一大批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包括一些著名的留学归国博士、硕士、大学校长，他们抛却城市优越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将妻挈子，扎根于贫穷落后的定县乡村，展开了大规模的旨在“培育国本，振兴民族”的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实验。一时间，“博士下乡”成为美谈。

在定县实验中，晏阳初所倡导的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内容与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大教育方式，以及科学简单化、农业科学化，乡村教育与农村社会问题综合治理的措施与方法，受到农民的欢迎。经过几年的努力，定县实验取得了很大成绩，在国内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到定县参观考察的人络绎不绝。美国著名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1933年10月到定县参观访问后撰文称赞定县的工作是“很具戏剧性并且证明是最重要的生活改造工作。这是除苏俄之外，其他任何地方所未见过的”。卢作孚也曾派人到定县参观学习。

晏阳初曾说，卢作孚“是没有进过大学而靠自己努力成功的一人”。卢作孚，1893年出生于四川省合川县一个小商贩之家。自幼好学，天资聪颖，因家境贫寒，小学毕业就被迫辍学。他自学成才，做过中学教师，当过记者，26岁就担任了《川报》报社社长兼总编。卢作孚少年时期即怀救国之志，年仅17岁就加入了同盟会，为推翻清王朝而奔走呼号。以后又积极投身“五四”运动，从“五四”运动中他看到了民众的力量和国家的希望。他认识到要救国必须唤起民众，要使民众觉悟，必须广开教育。几乎与晏阳初同时，卢作孚开始了教育救国的实践。

1921年，卢作孚在四川泸州担任永宁道尹公署教育科长时，即开展以民众为中心的通俗教育与新教育试验，影响全川。但因四川军阀混战，川南新教育实验被迫中止。1924年，卢作孚又到成都创办通俗教育馆，继续推进民众教育。然而红火了一阵，又蹈川南教育实验的覆辙。这些实验都是依靠军阀势力的支持，很快就因为政局更替而夭折，使卢作孚深感“纷乱的政治不可依凭”，必须寻找新的出路。他苦苦思索，并到上海等地考察，通过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分析，他认为要解决中国内忧外患的根本出路在于“促使中国完成现代化的物质建设和现代化的社会组织。此在中国应成一种极其鲜明的运动，分析起来，第一是产业运动，第二是交通运动，第三是文化运动，第四是国防运动”，使国家强大起来。怎样才能使国家强大呢?首先要兴办实业。他决定办一两桩事业或经营一两处地方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实验场所，找出方法为实现国家现代化作参考。

1925年秋，卢作孚弃学从商，回到合川，创办了民生实业公司，设想以办轮船航运发展交通作为现代化的前驱。这是卢作孚第一个现代化建设的试验场，他确定的公司宗旨是“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经过十多年的苦心经营，到抗战前夕，民生公司已成为长江最大的航运企业。

当晏阳初、梁漱溟等在华北掀起乡村建设热潮的时候，卢作孚也在自己的家乡积极谋划乡村建设。1927年春，卢作孚到重庆北碚出任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嘉陵江三峡峡防团务局局长。这本来只是一个清理匪患、维护治安的职位，但是，却为卢作孚提供了又一个进行社会改革，实现“理想社会”的实验场所。他借此机会，在清剿匪患的基础上，在峡区开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综合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为特点的乡村建设实验。目的是“要赶陕将这一个乡村现代化起来”，以供“小至于乡村，大至于国家的经营参考”。

经过短短几年的建设，北碚由歹徒横行的偏僻乡场，变成了充满现代化气息的城镇，成为与定县、邹平齐名的乡村建设实验区。“北碚”这个名字“三年即闻名于全川，四年即闻名于全国，抗战时期它甚至于闻名于世界”。著名民主人士杜重远1931年春参观北碚之后称北碚“昔称野蛮之地，今变文化之乡”。1936年，黄炎培在游览了北碚所写的游记中说，以前“北碚”二字“在地图上找遍四川全省也找不到。可是到了现在，北碚两字誉满天下，几乎说到四川，别的地名很少知道，就知道北碚。与其说是因地灵而人杰，还不如说因人杰而地灵吧。”1931年5月24日的北碚《嘉陵江日报》载文称：“国内外人士讲评，全中国有三大干净的地方：一个是定县，一个是济南；一个便是北碚。”这三大干净地方都是乡村建设实验区，这里所指的“干净”不仅是清洁卫生，更指这些地区充满着生机与活力，正如一位记者参观北碚所感觉到的“处处透露着新生的光芒”。

晏阳初和卢作孚这两位四川同乡，虽然他们的成长经历不同，所受的教育不同，但是，他们拯救国家和民族的共同理想，为实现理想而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是相通的。正如晏阳初参观了北碚建设后所说的那样：“北碚有卢作孚先生所热心经营的乡村建设区，他无论如何要我和梁漱溟先生前去参观一下，我看到那里的工矿经济建设，都很有成绩。将来希望本会能和那边合作，使他们的经济建设，与我们注重的教育政治工作有一个联系”，“他们所作的种种工作，虽然不同于我们的县政改革，但共同建设中国的最大目标却完全相同。”他们一北一南，在建设“现代化乡村”的共同目标下，在乡村建设实验中创造出了教育兴农的“定县模式”和实业兴乡的“北碚奇迹”，成为民国时期乡村建设的杰出代表。

正是这个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使晏阳初和卢作孚相知并相识了。晏阳初与卢作孚相知已久，据晏阳初晚年回忆“我现在已记不清究竟哪一年与他始交。我们在定县的时候，他已对乡村改造发生兴趣，曾请一位姓何的朋友来参观我们的工作。”他们相识是在1935年。

1935年10月，晏阳初在江苏无锡参加第三届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会后在南京与从广西考察回来的卢作孚第一次会面。晏阳初见卢短服布衣，一点没有大老板的奢华，第一眼就对卢产生好感，两人谈得非常投机。对于此次会面晏阳初十分高兴，返回定县后他在给平教会同仁作报告时说，“在南京还遇到了卢作孚先生。他是四川的一个实业家。我们彼此相知已久，却从未会过面。这次在南京会面之后，一见如故。大家谈谈奋斗的经过，不禁引为同志。因为他在四川的努力，不仅是为四川而四川，目光也是注于全国，对于救亡图存的问题，非常注意的。他最近从广西回来，他认为广西的前途很有希望。他也希望我们派人到四川去帮他们的忙。”此次会面后，卢作孚和晏阳初相互引为知己，开始了长达10多年的密切交往，结下了终身不渝的友谊。

二

晏阳初和卢作孚初次见面，便开始了他们合作的第一步。华北事变后，国民政府认识到中日之战不可避免，着手推进四川建设，以为抗日战争中的最后重要根据地。1935年秋，曾电促晏阳初将平民教育乡村建设工作在四川推行。四川省主席刘湘也电函交加，恳请晏阳初回川协助建设工作。晏阳初虽然认为建设四川意义重大，也愿意为家乡建设出力，但由于对四川军阀以往的作为甚为不满，对入川之事颇为犹豫。他反复与刘湘函电往来和与有关人士接触，了解四川的情况。正在此时，卢作孚被任命为四川省建设厅厅长。卢作孚专注于实业无心仕途，再三推辞，而刘湘一再挽请，卢作孚只好从命。这件事使晏阳初受到鼓舞，他认为刘湘能启用卢作孚这样的企业家做建设厅长，证明确有建设四川的诚意。晏、卢10月南京会面即探讨了有关四川建设问题，卢作孚热切地希望晏回四川，推动四川建设，晏阳初遂下定了回川襄助的决心。

1936年2月，晏阳初与卢作孚在南京“数度接洽”，讨论平教会入川协助四川建设问题。晏阳初认为，四川建设千头万绪，所要的建设计划纷繁复杂，非有一个协调的机关应用科学的方法加以协调整理作通盘打算不可。他提议设立一个专门机构，名称叫做“设计委员会”，其主要活动为襄助建设厅，主持对全省建设的设计。希望平教会与建设厅“协联共济”，开创四川建设新局面，卢作孚对此“甚为首肯”。晏阳初感到与卢作孚的交流与合作非常愉快：“京中畅叙，快慰无任。”

3月，晏阳初前往成都，受到卢作孚及各界的热烈欢迎。在蓉期间，晏阳初与卢作孚等详细会谈，取得圆满结果。省政府主席刘湘抱病与晏阳初面谈，完全同意晏阳初、卢作孚等拟定的各项计划，并企盼省设计委员会不仅应担负起全省建设全权设计的责任，更要监督各项计划推行的全过程。刘湘担任设计委员会委员长，并劝服晏出任副委员长，实际主持设计委员会的一切工作。

1936年10月，四川省设计委员会正式成立，除省政府各委员为当然委员外，又采纳晏阳初的建议，聘四川、华西、重庆三所大学的校长及平教总会同仁陈筑山、霍六丁、傅葆琛、陈志潜、陈行可、常得仁为委员。同时联络省内外各科专家，参与各方面设计工作，延揽了大批人才为四川建设出力。

四川省设计委员会成立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与省建设厅合作开展社会调查。此外，平教总会从省建设厅主管的农事工作中择取棉作改良及园艺两项，直接管理。将定县培育成的优良品种在四川实验推广，同时，将定县的生计训练及表证推广方法也引入四川。

1937年3月，省设计委员会正式确定以新都县作为社会政治改革的实验县，全方位地推进乡村建设和社会改革。此后，平教会又在成都、南充、泸县等地开展平教运动。

卢作孚就任四川省建设厅长，以他一贯雷厉风行的作风，从改革建设厅本身着手，打破旧有的衙门作风，树立廉洁、高效的工作作风。通过调查研究，重点兴办了与国计民生最重要的事业如农业、轻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尽管，卢作孚在建设厅任上只有短短的一年半时间，但四川建设已初见成效，农业增产，资源调查有新的发现，交通运输得到发展。

毫不夸张地说，晏阳初所领导的平教会到四川开展乡村建设工作和卢作孚主持四川省建设厅，他们相互配合，各展所长，给四川建设带来了新气象，开创了新局面，为四川的开发和建设奠定了基础，尤其为抗战时期四川成为国民政府的立足地和巩固的大后方创造了条件。

三

由于日本侵华，1936年6月晏阳初领导的平教会撤离定县，南迁至湖南长沙，选择衡山县为实验县，推广定县的经验。此外，还创建了“以培养乡村小学师资及农村改造民众教育实施人才为宗旨”的湖南省立衡山乡村师范学校。这种培养农村急需的双重能力人才的办学方针，是中国教育史的又一创新。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晏阳初领导的平教会的工作重点转向为“农民抗战教育”。他们组织从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撤退到湖南的爱国青年学生，组成“农民抗战教育团”，宣传动员农民参加抗战。同时，协助湖南省政府组织了有数千名学生和中学教师参加的民众训练团，这些学员受训后分赴各县宣传组织民众，半年内训练民众达百万人，为湖南的抗战动员作出了重要贡献。

对于晏阳初领导平教会在湖南的工作，卢作孚极为关心。1938年8月，卢作孚在晏阳初的陪同下到衡山视察。参观了衡山的各项建设后，卢作孚赞扬衡山实验县在财政整理、教育改造、农业推广、合作社的发展、卫生工作的推行等方面，“都有很重要很有意义很着实的成就”。

武汉失守后，平教总会迁至四川。办一所培养乡建高层次人才的学校是晏阳初多年来的心愿。1936年曾在定县办农村建设育才院，因日本入侵被迫停办。随着乡建工作在湘、川、赣等省的扩展，乡建人才的培养已成当务之急。1939年春，晏阳初开始积极筹办乡村建设学院。在选址问题上，平教会有人主张在江西，有人主张在成都，也有人主张在重庆。最后，晏阳初选定重庆北碚附近的歇马场。卢作孚热烈欢迎晏阳初和平教会来到北碚。在乡建院的筹建过程中，卢作孚给予了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由于战时土地居奇，极难获得土地出让，建校征地时卢作孚多方奔走，大力协助晏阳初，用时8个月才购得500亩土地。此外，卢作孚联络合川3位乡绅捐赠100亩土地给平教会，用于建设农场和实习基地。经多方努力，克服了重重困难，1940年10月，乡村建设育才院(1945年更名为“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正式成立并开始招生，晏阳初担任乡建院院长，卢作孚担任会计董事，共同担负起培养乡建人才的重任。

由于晏阳初20多年来推进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运动的巨大影响和贡献，1943年5月，在纽约纪念哥白尼逝世400周年大会上，他与爱因斯坦等10人被美洲百余所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代表评选为“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的伟人”。

和晏阳初一样，卢作孚一生不愿做官，当四川建设厅长也是推辞不下，才勉强就任。1937年7月初，卢作孚辞去四川省建设厅长职务，参加国民政府组织的实业界人士赴欧洲考察团，准备赴欧洲考察，专心发展实业。然而，卢沟桥事变爆发，卢作孚毅然放弃到欧洲的考察计划，立即投入抗战工作之中。他要求民生公司全体职工：“民生公司应当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民生公司在卢作孚的指挥下，所有的船只，所有的人员都投入到紧张的战时运输之中。同时，为了国家民族利益，卢作孚临危受命，先后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二部副部长、交通部常务次长、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等职务，为抗战殚精竭虑。

特别是宜昌大撤退，更显示出卢作孚临危不惧、指挥若定的大智大勇。武汉陷落后，“3万以上的待运人员9万吨以上的待运器材，在宜昌拥塞着。全中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完全交付在这里了。”此时，抢运形势尤为紧急，一是船只奇缺，按当时所有能参加运输的船只的运力计算，这么多人员、物资要全部运到重庆，至少需要一年时间；二是日军节节逼近，人们恐惧不安，争先恐后要求撤出宜昌，十分混乱；三是川江枯水季节临近，必须在枯水季节到来前完成抢运任务，否则水位降低装载大型机器的船只根本无法开航。在这关键时刻，卢作孚处乱不惊，力挽狂澜，决定抢在枯水季节到来之前，在40天内把滞留人员、物资全部抢运完毕。在卢作孚精心指挥和组织下，抢运工作迅速有条不紊的展开。40天以后，待运人员早已运完。器材运走了三分之二。又过了20天，当长江水位低落到不能大规模运输时，堆积在宜昌两岸的器材全部运输完毕。在这次抢运中，民生公司是主力军，参与抢运的24只轮船有22只是民生公司的。卢作孚由于昼夜奔波，劳累过度，以致后来身患重病。

对于卢作孚指挥和组织的这场成功的大撤退，晏阳初是亲身感受的。1938年10月下旬，晏阳初自长沙经湘西人鄂西到达宜昌，此时卢作孚从武汉到达宜昌组织撤退。两位好友同聚在宜昌，不同的是一个是亲自指挥大撤退，一个是亲身感受这场惊心动魄的大撤退。后来，晏阳初对宜昌大撤退予以高度赞扬，把它誉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的确，1940年5月，发生在欧洲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使逃亡的30多万英法联军安全撤退到了英国，从而保存了英法两国军队的实力，为以后的大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宜昌大撤退的意义不亚于敦刻尔克大撤退，其英勇悲壮的程度更甚于敦刻尔克大撤退。宜昌大撤退，把大批人员(其中大多为各界精英)和中国最重要的工业企业(大多是军工企业)安全转运到大后方，为后方建设提供了人才和物资条件，使后方迅速建起新的工业基地，尤其是军事工业基地作出了巨大贡献，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四

晏阳初与卢作孚不仅在事业上相互支持，相互鼓励，而且私交甚好，情谊笃厚，奉为至友。

晏阳初像对待亲人一样对待朋友，他家的大门总是对所有的朋友开放，大人小孩都是他最欢迎的客人。对卢作孚颇有研究的赵晓玲女士说：“卢作孚先生的朋友非常多，但可称为‘通家之好’的，也就是晏阳初。”“卢作孚先生从不肯麻烦别人，但可以让他的孩子在假期里住在晏阳初先生家里，晏先生也像教育自己的孩子一样亲切而严格地教育他们。”平教会南迁后，晏阳初一家先暂居成都，乡村建设学院建成后，又举家移居北碚，晏卢两家便多了往来。

1939年初寒假和1941年暑假期间，卢作孚的长子卢国维、次子卢国纪到成都旅行，两个孩子住在晏阳初家里。卢国纪多年后深情地回忆到：“晏伯母是一个美国人，性格很开朗。知道我们要到成都去，他们全家人早已在盼望着我们的到来。我们住在他们家，受到了异常亲切的款待，使我们觉得犹如住在自己的家里一般。”“父亲的许多亲密朋友中，惟有晏阳初家的孩子与我们家的孩子相互之间最为亲切。他们家的男孩子成了我哥哥和我最好的朋友，他们家的女孩子成了我姐姐和妹妹最好的朋友。”

1944年3月，卢作孚次子卢国纪为准备参加大学考试，卢作孚特地将他送到晏阳初家，与晏的两个儿子一起跟晏夫人学习英语，一住就是一个多月。晏夫人严格要求，规定在家只准讲英语，不准讲汉语，使其英语提高很快。

不仅如此，晏夫人还当过卢作孚的英语老师。抗战期间，卢作孚即开始思考战后建设和航运业发展问题，深感对外交流之必要，便利用养病的机会和工作之余学习英语。他虚心学习，不耻下问，向乡村建设学院教授孙恩三和晏阳初夫人许雅丽请教。晏阳初晚年还能回忆起当年卢作孚学习英语的情景：“抗战期间，因为得跟美国商人打交道，他跟我妻雅丽读英文，晚上有空时来读一点。半年之后，就能看懂英文报。那时他大概50岁左右，英语说得不算流利，简单的可以应付。”两年之后，卢作孚英语水平大有提高，“能轻易地阅读英文报纸和英、美刊物”，能熟练地用英语与外国人打交道。

1944年10月，卢作孚到美国纽约出席国际通商会议，同时考察美国造船业，这是他第一次出国。正好晏阳初为了给乡村建设学院筹募捐款还在美国未归。两人在美国的相聚，又留下了一段见证他们交情的佳话。卢作孚一向生活简朴，布衣粗食，即使在担任政府要职以后也仍然穿着民生公司的麻布制服。晏阳初在纽约迎接卢作孚时，见他仍然穿着朴素的民生服，剃着光头，就笑着对他说：“作孚，外国人很注意衣冠，你这样不修边幅，恐怕会吃亏的。”便带他去一家裁缝铺做西装，还手把手地教他打领带。看着卢作孚的光头，晏又对他说：“阁下这个头，外国人看，会以为是个和尚呢。”卢作孚听从晏的劝告，留起了头发，很用心的学梳头。可见晏阳初对卢作孚细心的关怀和真诚的帮助。

在美期间，卢作孚看到晏阳初为了募捐日夜奔波，辛苦操劳，生活十分节俭，深受感动。回国后在给乡村建设学院的师生讲演时，动情地说：“人都以为在美国很享福，你们的晏院长在美国募捐，住在一个小店。有一次我去看他，他正在洗袜子。捐款是天下最苦的事，其苦一言难尽。”晏阳初回国后听说这件事十分感动地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作孚!”

晏阳初与卢作孚的最后相聚是在1949年11月。19日晏阳初和卢作孚同机从重庆飞往香港。晏阳初是去台湾参加农复会工作会议，卢作孚是为了保护滞留在香港等地的民生公司20余艘主力船返回祖国大陆。在港期间，国共两党都在争取卢作孚，国民党多次派要员劝说卢作孚去台湾，都被卢婉言谢绝。因此，卢作孚的处境已经十分危险。为卢作孚安危担心的晏阳初劝说卢作孚到美国暂避一时，再做打算。卢作孚非常感谢晏的好意，但是他说：“去美国环境比香港单纯，作为短时间安排不失为一个方案。但我对事业负有责任，怎能丢下就走。其实，只要船不受损失，我什么也不怕。”他们可能谁也没有想到这次香港一别，竟成永别。

晏阳初没有留在台湾而去了美国，1950年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别顾问，把他在中国的平民教育经验推向了世界，为平民教育事业奋斗了一生，直到1990年以百岁高龄谢世。

1950年6月，卢作孚在香港党组织的协助下带着滞留香港的18艘海船安全返回大陆，参加新中国的建设。然而，壮志未酬，于1952年2月不幸逝世。

30年后，晏阳初得到卢作孚的死讯，他不禁悲从中来，满怀深情地写下了《敬怀至友作孚兄》，择要录下：“我一生奔走东西，相交者可谓不少，但惟有作孚兄是我最敬佩的至友。他是位完人。长处太多了。”

“作孚有理想，有大志，他深知要使中国富强。必须发展交通。长江是交通重道，需要轮船，所以他组织民生轮船公司，以应时代的需要。”

“他极富创造力，具有实现理想的才干和毅力。他组织公司的资本，是向朋友和外国借款。他自己并不想赚钱，忘我忘家，绝对无私。抗战时，他有一次病了，家里人想给他买一只鸡吃，连这钱都没有。由此可见他人格的高尚。所以，知他的人都敬佩他。”

“他不说闲话，言必有物。用字精当，从容不迫，有条有理，就像他做事一样：很沉着，有组织，有思想。”

“像作孚这样一位正人君子、爱国志士、了不起的实业家，国人应当敬重，然而，他的结局竟是如此悲惨。我为国家伤心，我为至友哀痛。”

晏阳初没有忘记卢作孚，国家和人民也没有忘记卢作孚，享受着卢作孚创造的美丽与宁静的北碚人民更没有忘记卢作孚。在卢作孚当年亲手修建的平民公园(现北碚公园)，北碚人民为纪念这位北碚的开拓者竖起了卢作孚汉白玉雕像，在雕像后面的石壁上镌刻着晏阳初所写的这篇文章。如果卢作孚泉下有知，他大概也会感叹：“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阳初!”

2009年第11期　文革中抢救刘少奇纪实·顾英奇

我从1953年11月调到中办警卫局保健处从事中央领导的保健工作，1957年撤销警卫局保健处，改为北京医院中南海保健组。但我的工作和党的关系一直在中南海，从1955年7月12日起，担任朱德同志的专职保健医生。1965年10月我离开朱德参加下乡医疗队，1966年发生文革，1967年1月我回到北京医院总值班室。那时，北京医院已经十分混乱，领导干部被造反派夺权专政，中央保健工作受到了严重的冲击破坏。

1968年2月，奉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命令，我又被调回中南海并编入部队，任新成立的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中南海门诊部(现警卫局保健处前身)二名负责人之一，主持日常工作。这次有医护、药房、化验共11人同时调入。当时中央警卫处、警卫团合编，主要受中共中央办公厅领导，建制归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门诊部的主要任务是为住在中南海的中央领导人和老一辈革命家服务；也为警卫处机关的干部、战士、职工看病。

门诊部一开张就遇到给刘少奇看病的问题

文革之初，少奇同志就被以“全国最大的走资派”的罪名打倒(后来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被软禁于中南海福禄居。少奇同志原先住在中南海万字廊，1952年搬到中南海西楼的甲楼，最后于1963年9月搬到福禄居。

1967年1月，我从医疗队回到北京医院总值班室上班。当时医院虽然混乱，但对刘少奇看病的问题，周总理和中央办公厅曾给北京医院下达一条原则：刘少奇需要看病时，经他的警卫人员与北京医院总值班室联系，由医院的医生、护士出诊；药品还是从保健药房(文革中编入中央警卫团后勤部)发给。北京医院那时虽发生造反、夺权的混乱，总值班室还是执行了这条规定。

据刘少奇病历记载，我们调回中南海之前，医院曾有四位医生到他家出诊过。为解决疑难问题也曾在他家多次组织过会诊。

参加会诊的专家有：北京医院内科陶桓乐教授、外科吴蔚然教授，眼科左克明主任、口腔科李善荣主任、五官科王淑云主任，放射科李果珍教授、岳辉南主任；同仁医院眼科张晓楼教授、北医口腔科朱洪荫教授、三。一医院五官科姜泗长教授等。

我们调回中南海后，根据上级指示从北京医院接过刘少奇的医疗任务和病历。领导给我们的指示是：“刘少奇如果生病，叫你们去看病，你们就去，还要认真给他治病。”

我们深知，这是一项艰巨的政治任务。那个时候极左盛行，江青一伙又唯恐天下不乱，弄不好就可能被扣上各种政治帽子，政治风险是明摆着的。但是门诊部的人员还是正确地对待、处理了这个问题。

当时，我们先指派助理军医李留壮和护士马小先负责平时到刘少奇家的巡诊工作，门诊部的其他医生、护士也到他家出诊。医护每次出诊都做认真的检查、治疗并详细记录于病历。

那时，正是少奇同志遭遇残酷迫害，精神受到巨大摧残之后；他的生活待遇和伙食标准也骤然降低，这一切都对他的健康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我们出诊时看到，他的门庭冷落，院落荒芜，气氛肃杀，有的房间还有造反派张贴的大字报残迹；他的屋门外有一名游动哨兵，身边还有一位原来的秘书，一位原来跟他多年的卫士老李和两名管生活服务的战士。他们照顾他的生活起居和对外联系；部队给派来一位年轻的厨师。这些人对他的态度还是和气耐心的。为了完成上级交待的任务，他们的工作也都尽职尽责，但处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确实都很少说话，气氛压抑。

少奇同志的活动范围仅限于那个庭院和室内。那时，他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他原来患有糖尿病、冠心病、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他情绪很低落，面色苍白，食欲下降，血压很高，糖尿病加重，身体消瘦，体力大为减弱。

门诊部的多数人原来就在中南海工作，对少奇同志都熟悉而有感情，很敬重他。但风云突变，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变成了最大的走资派，成了“阶级敌人”。这使我们与他接触时感到有点不知所措。但我们秉持的原则是，不管政治风云如何变幻，我们只能遵循治病救人的医务工作守则和医德规范行事；再加上领导有言在先，所以我们还是实事求是地去为他做医疗工作。

在此前提下，从1968年2月到1969年10月，中南海门诊部的医务人员和全国知名的各科专家，按医德规范和医疗原则，为刘少奇做了大量的治疗护理工作，在他病重、病危期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抢救工作，多次把他从死亡边缘抢救回来。

平时少奇同志在痛苦煎熬中度日。我们则细致负责地对他进行了医学观察和照顾，随时解决他健康上的需要。

1968年4月，他开始语言减少，有时糊涂，尿失禁，手抖，步子变小(碎步)。为了查明病因，我们即请北京医院神经内科王新德主任会诊，王主任虽未肯定脑部有局灶性病变，但肯定是脑供血不足引起的病态。这段时间，少奇同志还是照常下地活动，在卫士或护士搀扶下散步，一直到他重病卧床不起时为止。

在这期间，我们不但经常去给他看病，还对他的生活照顾及时提出指导建议：1968年5月3日，发现给刘少奇做饭的师傅马文全患痢疾，便立即进行了隔离治疗，另换一位师傅；同时把他的厨房、餐厅、餐具都做了消毒，以保护他的健康。

6月18日，针对他血压增高，血糖波动等问题组织了会诊，调整了治疗药物；因胆固醇摄入过高对他不利，把他原先每天吃6个鸡蛋进行了调整。改为每天2个；并提出肉类和蔬菜要适当搭配，少吃些猪肉，多吃些牛羊肉、豆制品、蔬菜等。采购人员和厨师很配合，都认真地做到了。

在工作中，我们虽然不能像以往那样和他有思想感情交流，但我们确实严格地按照医患之间的关系来处理他的健康和医疗问题，没有任何的轻视和懈怠。

当时，他身边的秘书、卫士、警卫战士、厨师、专家、医生、护士都是按照领导交待的原则对待他。可以说做到了“公事公办”。

在“打倒”声中抢救刘少奇

当时，少奇同志身体已经相当虚弱，免疫力较低，易病。1968年6月初他受凉感冒，虽是小病，但疗效却较差。7月6日起病情又渐重，7月9日发烧、咳嗽加重，肺部罗音增多，我们看后初步诊断为肺炎。当时即派护士马小先住在他家进行护理。门诊部医生会诊研究了治疗措施，并当即将病情上报。

当时，毛主席、周总理都明确指示说：“要千方百计地给他治病。”根据这一指示，我们即请北京、上海的知名专家会诊，并请陶桓乐、黄宛两教授和中南海门诊部负责人兼医生顾英奇、医生董长城住在刘少奇家。因没有足够的床铺，顾英奇和董长城就在地板上搭地铺。同时安排四名护士参加护理工作，日夜值班。就此组成医疗组。

有人说：“当时，说是为了留活靶子，所以要抢救他。”我只能说，当时是汪东兴向我传达的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我们执行的是“要千方百计地给他治病”这个指示。除此之外，我没有接到过其他的指示。在刘少奇病重时，周总理派他的保健医生卞志强(也是门诊部负责人之一)几乎每天都来了解情况，也是指示要尽力救治。至于是不是下边有人说过那样的话，在那个极“左”的年代，却很难说。但那和医疗组接受的毛主席、周总理交给我们的任务就是两码事了。

七次从凶险的肺炎中把他抢救回来

经x线胸片及痰培养证实，他患的是“肺炎杆菌性肺炎”。肺炎杆菌毒力较强，耐药，较难控制，这是一种十分凶险的疾病，对老年人常常是致命的。

7月12日，少奇同志病势渐沉重，高烧不退，神志不清，谵妄，痰咳不出，有阻塞气道的危险。

专家会诊提出，必要时需要做气管切开。这需要先请示得到批准，以便关键时刻立即施行。报告后，很快汪东兴即传达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如病情需要，即同意医生的决定。”我们当即请耳鼻喉科、麻醉科专家(负责呼吸管理)住到刘少奇家，准备需要时及时做气管切开手术。

此次肺炎至7月22日基本控制，但少奇同志的意识没有恢复。他虽然也是夜里睡觉，白天醒来，睁着眼睛，头左右转动，但没有思维活动，不能说话，认知力丧失，熟人也不认识(医学术语叫醒觉昏迷)。从此一直卧床不起，吃饭靠护士喂，大小便不能自主，靠护士照顾。

由于自身免疫力太低，所以肺炎反复发作7次(1968年5次，1969年2次)。均经抢救、治疗得以转危为安。在这期间曾多次出现病危，都是由于医护人员奋力抢救才得以好转的。

脑软化日益严重，意识一直没有恢复

1968年10月9日，他突然不能进食，头向左转、眼向左凝视，诊断为脑供血不足，为脑干有弥漫性小软化灶所致。10月11日开始鼻饲，由于炊事员与医护人员的密切配合，使每日总热量保持在1500千卡——1700千卡。因此，少奇同志到1969年，虽然意识、认知力、语言、记忆功能丧失，但体重增加，面色红润，枕部的头发变黑；虽然生活不能自理，长期卧床，大小便失禁，但没有发生过褥疮，这都是由于护士按护理规程，按时按摩、翻身、擦澡、被褥清洁才得到这样好的结果。

按照周总理的指示，我们留下了他在“家庭病房”里的照片。照片上刘少奇虽然已经不能认人和说话，但他头部自由转动，眼睛明亮，注视着景物。“家庭病房”窗明几净，床单雪白，器物整齐。

在1968年7月至1969年8月6日期间，请、专家会诊共40次，仅1968年7月会诊即达23次。一般上午、晚上各一次，有时一日会诊三次。参加会诊的专家有：上海的董承琅、北京的吴洁、陶桓乐、王叔咸、李邦琦、黄宛、王新德、薛善一、吴家瑞、姜世杰等教授专家。中南海门诊部参加医疗工作的有：卞志强、顾英奇、董长城、张林、牛福康、李留壮、马小先。参加特护的有：北京医院的曹兵(瑞英)、纪秀云、警卫团的韩世泉(男)、三〇一医院的董洁秋、卿喜珍等。

为刘少奇治疗所用的药品，都是由保健药房供应的。绝大部分为进口药，尤其是所用的抗生素，大部分是当时国内临床医院所没有的。如果没有这些新抗生素是无法多次控制肺部感染的。

从1968年7月至1969年10月，医护人员天天守护在刘少奇床旁，从未发生过差错，完全是按医疗原则进行工作的。至于严重的精神创伤，免疫力低下，肺炎反复发作，脑组织软化，意识严重障碍等病情发展，实非当时以至目前医疗技术所能挽回的。

中南海门诊部派医护，把刘少奇护送到洛阳

1969年10月，上级指示要把刘少奇疏散到河南去。中南海门诊部派董长城医生和曹兵、纪秀云两位护士携带医疗抢救用品一直护送到洛阳，并向当地接班医生做了详细交班。

1979年11月27日，中纪委的王绍棠把刘少奇的病历、治疗与抢救工作的全部资料取走，其中包括数张刘少奇在家庭病房中生活和治病的照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对两案的审查已有结论。其中对中南海门诊部给刘少奇治病和抢救是满意的。中办警卫局领导向我们传达了上述情况说：“门诊部为刘少奇治疗和抢救，以及所写的病历，受到两案审查组的表扬。认为记录清楚、内容翔实、字迹工整；反映了治疗、抢救、护理、专家会诊、治疗处置和医嘱执行等各项工作的每一个细节，真实可信，无懈可击。审查组认为门诊部的工作是认真负责的。”

刘少奇的这段病历大部分是董长城医生执笔的。

经得起组织的审查、历史的检验

我们以为任务结束后，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自己做了医务工作者应该做的份内之事。

谁知多年之后，1984年11月我们先从《文摘报》上看到一篇《少奇之死》的短文，它是从《驰骋中原》一书中摘录的。后来，我们找到了《驰骋中原》原著。

作者著书的本意是歌颂少奇同志的功绩，对此我们表示赞赏并怀有敬意。

但他却在《驰骋中原》的引言中说了一段离奇的话：“从一九六七年以来，少奇同志经过了多次残酷的批判和斗争，生活无人照顾……，有病找医生时，医生在看病前先得对他进行批判，以示划清界限，然后才能看病。由于得不到及时治疗，病情急剧恶化……”“监护人员将少奇同志的双腿用绳子捆上，先后捆了几个月。”甚至说“至一九六八年七月，少奇同志的病情更加严重，他们才请求上级，组织专家给少奇同志会诊。”“汇报后上面批示：加紧会诊工作。”“情况虽然上报了，但未得到任何批复、采取任何措施。”引言中还有一些类似的情节描述。

我们不知道他根据什么写出这样一段文字，也不知道他所说的医生、护士指的是哪些人。有人问：“那时你在哪里?”他说：“自己在蹲牛棚。”

当然，他并没有进过中南海福禄居，更没有看到过刘少奇在1968年前后的医疗、抢救工作；他也不认识我们和各科医学专家。两案审查结论，对我们救治工作的评价又是正面肯定的。那么他这段文字岂不是多余的吗!

还有洛阳接受刘少奇的那个医院的个别人，出于某种目的，也写了一篇文章发表于《光明日报》，对中南海门诊部抢救刘少奇和护送他到洛阳的医生进行了凭空的诬蔑。事实是少奇同志在我们照顾下生活了一年零八个月，而到洛阳后他很快就去世了，真伪不言自明。

文革是一段特殊的时期，黑白颠倒，无中生有的事情多多。但历史无情，篡改历史是谁也做不到的。

作为一名亲历者，我可以代表当时的医疗组负责任地说：我们所做的抢救少奇同志的工作，经得起组织的审查和历史的检验，自己也问心无愧。

2009年第11期　不能忘记本原的开国大典·燕 凌

六十年了，不禁回想：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盛典是在哪一天举行的?在什么地方?

这还用问吗，现在，一般都说是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和广场上。国庆节不是10月1日吗?那幅有名的、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幻几次修改最后又还原了的油画《开国大典》，画的不是新中国的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举行庆祝仪式的情景吗?

是的，这已经习以为常被认为当然了。可是，这并不符合历史真实。“国庆”和“开国大典”并不是一回事。把天安门城楼上那个场景叫做“开国大典”其实是个误解。

有《人民日报》当年发表的全部有关报道为证。

请看1949年9月22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头条新闻：

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盛典中国人民政协开幕

新华社北平二十一日电　中国人民所渴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盛典——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已于今日下午七时在北平开幕。中国人民政协筹备会主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向大会致开幕词，中国共产党代表刘少奇、特别邀请代表宋庆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代表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代表张澜、中国人民解放区代表高岗、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陈毅、民主建国会代表黄炎培、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李立三、新疆代表赛福鼎、特别邀请代表张治中、特别邀请代表程潜、华侨代表司徒美堂等十二人在今天的会上相继发表讲演。

在会议开幕前，中国人民政协筹备会副主任周恩来报告了会议各类代表的名额和已经到达北平的代表人数。周恩来代表筹备会提出了关于大会主席团八十九人的名单和秘书长人选的提议，得到全场一致的通过。主席团八十九人包括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代表、中国民主同盟代表各七人；民主建国会代表三人；元党派民主人士代表四人；中国民主促进会代表、中国致公党代表、九三学社代表、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代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代表各一人；各地区代表九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十一人；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三人；解放区农民团体代表二人；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代表二人；其他全国性人民团体代表八人；上海人民团体代表二人；产业界民主人士代表三人；国内少数民族代表二人；华侨民主人士代表二人；宗教界民主人士代表一人；特别邀请民主人士十一人。会议的秘书长是林伯渠。

当被通过的主席团登上主席台后，主席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在这个庄严的时刻，军乐队齐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同时在会场外鸣礼炮五十四响，全场代表一致起立。热烈鼓掌至五分钟之久。

毛泽东主席的开幕词生动地扼要地叙述了会议召集的历史条件和历史任务。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自己的议程中将要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法，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组织法，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选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国委员会，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和国徽，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的所在地以及采取和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样的年号。”毛泽东主席的充满说服力量和乐观情绪的演说，几乎每一句都引起了会场雷鸣似的鼓掌。

在毛泽东主席的开幕词在长时间掌声中结束以后，全场起立为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静默三分钟志哀。

十二位讲演者的讲演都受到会场的热烈鼓掌欢迎。他们代表着新中国的各方面力量，说明了关于新中国光明前途的共同信念。……

这里面列举的许多人名、单位名称和代表人数看起来似乎很枯燥，不厌其烦照抄在这里，是希望过去看过的读者从中重新温习一下当年人民大团结的风貌，而希望没有看过的比较年轻的读者也能够细细品味其中包含的重大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名词和数字是枯燥的，而其中代表的那些人和事，放在当时的环境中看，却是活跃生动、丰富多彩的。

不能忘记，毛泽东主席的名言：“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就是这一天在人民政协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中说的。也就是在这篇开幕词中，他宣告：“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

同时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的题目，就是：《旧中国灭亡了，新中国诞生了!》社论开头就旗帜鲜明地揭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开幕，是中国光辉灿烂的人民的新世纪的开端。这是全中国人民空前大团结的会议。这个会议宣告了旧中国的永远灭亡和新中国的伟大诞生。这个会议，在全世界进步人类为世界和平民主事业与人类美好的未来而进行的伟大斗争中，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永远不可磨灭的贡献。”社论中回溯：“一九四八年的五月一日，正当(蒋介石集团召开的)伪‘国大’完结的那一天，中国共产党中央，代表着全国人民的愿望，发出了对时局的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民主人士，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伟大的号召，配合着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民主运动的前进，立即得到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国内外爱国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我们今天终于看到了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民主运动胜利地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胜利地召开了人民自己的政治协商会议。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伟大胜利。”社论最后殷切地期望：“从此，全世界的人都将看到中国人民以空前英勇的姿态站起来，成为有高度文明的新社会新国家的光荣的主人。”

政协会议决定新中国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名称，并明确规定：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即本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并付之以行使国家权力的职权。

政协会议决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五星红旗的图案，决定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以北平为首都改名北京，以公元纪年。

9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政协会议全体一致通过的《共同纲领》。

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权性质“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组织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

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依法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均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之。一切国家机关，必须厉行廉洁的、朴素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作风，严惩贪污，禁止浪费，反对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

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

《人民日报》的头条大标题把《共同纲领》称为“人民大宪章”，10月1日的社论中称之为“国家的根本大法”。

10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人民政协会议于9月30日闭幕的消息：

新华社北京三十日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它的最后一天选出了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六人为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五十六人的选举结果如下：陈毅、贺龙、李立三、林伯渠、叶剑英、何香凝、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吴玉章、徐向前、彭真、薄一波、聂荣臻、周恩来、董必武、赛福鼎、饶漱石、陈嘉庚、罗荣桓、邓子恢、乌兰夫、徐特立、蔡畅、刘格平、马寅初、陈云、康生、林枫、马叙伦、郭沫若、张云逸、邓小平、高崇民、沈钧儒、沈雁冰、陈叔通、司徒美堂、李锡九、黄炎培、蔡廷锴、习仲勋、彭泽民．张治中、傅作义、李烛尘、李章达、章伯钧、程潜、张奚若、陈铭枢、谭平山、张难先、柳亚子、张东荪、龙云。

今天的会议的其他结果是：选举了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一百八十人(见另电)，通过了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见另电)。通过了给全国人民解放军的致敬电(见另电)。通过了竖立“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定和纪念碑的碑文(见另电)。在今天的会议议程完毕以后，举行了简单而庄重的闭幕式。……

这个名单初看也未免有些枯燥，但从其包含的时代风云来看，就并不乏味。

同时报上发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也值得再次精读。宣言宣告：“这次会议，包含了全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意志，表现了全国人民的空前的大团结。”——当时，是把中国共产党包括在“全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之内的，不像后来，只把共产党以外的民主党派称为“民主党派”，似乎中国共产党不是一个民主党派，而是一个非民主党派。

宣言中说：“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民的先进分子，其中杰出者有如领导辛亥革命的伟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政府的压迫，领导广大的人民，进行了不断的斗争，百折不挠，再接再厉，到现在，终于达到了目的。当着我们举行会议的时候，中国人民已经战胜了自己的敌人，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现在是站立起来了，我们民族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宣言告诉全国同胞：人民政协会议选举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选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已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业已有了自己的中央政府。”“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同时，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朱德副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典礼上的闭幕词。闭幕词宣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工作，已经胜利地完成了。我们全体一致，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欢呼：“庆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完满成功!庆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这一天《人民日报》社论的题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开宗明义：“前程无限光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诞生，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开始自己当权管理国家，我们这个古老的东方民族揭开了历史的新的巨册。”

开国盛典已经举行过了，那么，10月1日天安门的盛大集会，又是什么性质?

也请看看当时《人民日报》上是怎么说的。

10月2日的头条大标题是：

首都三十万人齐集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庆祝典礼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很清楚，这是宣布和庆祝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盛典。

那一天，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宣告的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曾经有不少人认为那天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的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显然是把他在政协开幕词中的话搬到这里来了，而且字句也不完全准确。

由新华社统一发布的10月1日庆典消息是这样开头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今日在新中国首都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这是在北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典礼上宣布的。典礼在北京天安门前举行……”

毛泽东主席宣读的《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正式公布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政府委员会委员名单，然后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于本日在首都就职，一致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同时决议：向各国政府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特此公告。”

10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中说：“在中央人民政府业已宣告成立的今天，我们中国人民可以确信：我们已是一个不可被战胜的国家了，我们要迅速动员全国的一切力量，有步骤地实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实现中国人民革命的大宪章。”

放宽尺度，也不妨说：从1949年9月21日第一届人民政协开幕，到10月1日举行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庆典，可以统称为“开国盛典”，但是决不能只把10月1日的集会称为“开国大典”，而把真正的开国盛典(9月21日的政协会议开幕)抹杀了。

也许由于当时人民政协会议是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而中央人民政府庆典是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比较起来，后者比前者更容易引起众人瞩目；也许由于国家和政府这两个概念在不少人的脑子里分不大清楚；或者由于后来把10月1日定为国庆节，而人们容易把开国盛典与国庆日混为一谈；也许由于人民政协和《共同纲领》后来被有意无意地淡化了……种种因由，使得当年本来讲得很清楚的“开国盛典”和“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庆典”，后来渐渐被混淆了，以至于把本原的真正的开国盛典遗忘了。

然而，这是不应该被遗忘的。特别是在改革开放还需要大力推进和深化的时候，我们还需要从作为开国盛典的人民政协会议中吸取不少有益的成分。因为，改革开放，在某种意义上是继续完成尚未完成的共同纲领的任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共同纲领所体现的那个社会阶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血管里，流动着的相当大的成分还是共同纲领所体现的毛泽东创立的新民主主义。

当年那些日子里，在《人民日报》编辑部编发这些稿件、组织版面的时候，我每一天心情都是兴奋激动的，兴高采烈的，几乎天天彻夜工作不知疲倦。10月1日那天清晨更是刚把报纸大样付印就同报社参加庆典的同志们一起到天安门去，直到晚上8点多钟才在游行的灯笼火把丛中回到报社，立即又投入庆典版面编辑工作。内心涌动着的就是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美好前景、人民民主力量大团结的和谐气氛。只想着“前途是光明的”，而不想“道路是曲折的”。曲曲折折到了80年代，进入老年，才又感觉到渐渐恢复了一些当年的青春气息。也就越来越想念，当年本原的开国大典是不能忘怀的。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原副总编)

2009年第11期　我斗胡耀邦·老 鬼

日月如梭，耀邦一晃就离开我们20年了。

我还记得大约是1964年，胡耀邦作为共青团第一书记在团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做了一个《为我国青年革命化而斗争》的长篇报告。当时所有渴望进步、渴望入团的中学生们都曾反复阅读和学习这个报告。我也如此，拼命的自我革命。那时候打心眼儿里以革命为荣，以革命为美。所以狠挖自己总跟人搞不好关系的根源，向灵魂深处的私心杂念猛烈开火。不断地、相互比赛地进行自我革命，自我揭发，自我批判。

我是学生，学习却不好。怎样证明自己革命呢?就特别渴望参军打仗。当文化大革命来临之际，觉得考验和表现自己革命的机会到了。在运动中紧跟“伟大领袖”，紧跟中央文革，紧跟《人民日报》，为当个红色打手、红色暴徒、红色造反者而积极努力。

1967年初，在动物园旁的北京展览馆剧场召开了一场首都中学生批斗“三胡”(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的大会。当时是首都中学红代会头头李冬民通知我们学校红卫兵的，要选派十来个人去担任押解黑帮上台的任务。因为我穿一身军装，比较健壮，荣幸当选。

记得耀邦是被一辆华沙牌小轿车送来的。他身穿一件黑呢子大衣，个子出奇的矮，大约要比我矮半个头。身体瘦小。下车后，他表情平静恬淡，挺着胸脯，在我们几个人的围簇下从旁门走进展览馆剧场后台。一路上他默默无语，就好像去上班一样从容不迫，镇定自若。

“三胡”他是为首的，要被第一个押到主席台前。我和另外一个红卫兵(记不清名字，肯定是我们47中的)，各揪住他一侧后脖领，攫着他一条胳膊，把他喷气式状押到台前。随着他的出场，下面黑压压的中学生高呼口号。

到台上站定后，我们两个押送者就松开他的脖领和臂膀，让他自己独自站立。我们则站在他身后。耀邦默默地低着头，双腿站的笔直。我们看押者每隔20分钟左右就换班休息，另外一批红卫兵上来接替我们看押。当时我们都是十六七的小伙子，站一会儿腿和腰都觉得累。耀邦他们三个“黑帮”却从始至终一直低头立正站着，其疲累程度可想而知。

来自各个中学的代表一个又一个上台。义正词严地发言批判“三胡”。由于北京市各中学的工作组成员很多来自团中央，所以北京中学生对团中央意见很大，憋了一肚子怨气，就把怒火撒到了“三胡”身上……

这次批斗会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

20年之后，1987年初，当听到耀邦辞职的消息时，心里非常非常难受。这时候，我对耀邦已经有些了解，有了新的更深刻的认识。

我知道，1979年贵州有个“启蒙社”最先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贴出了大字报，揭露极左政策，被当时的公安部门认为反动组织。耀邦却主张用教育的办法，温和地解决这个组织问题，受到公安部坚决反对。

我知道，他曾接见过四五天安门事件和西单民主墙下的活跃人物。这两位青年都被公安局挂了号，属危险分子。一般干部都不敢沾他们，高级干部就更躲得远远的了。在当时的中共政要中，耀邦是唯一接见过他们的中央一级领导。

我知道，他同情民众疾苦，积极大胆地为很多冤假错案平了反。比如江西赣州的李九莲问题、福建的地下党问题、河北的伊玛尼党冤案以及刘少奇、彭德怀等大冤案。当他向邓小平提出要给61个叛徒集团平反时，连老邓都没想到，有些惊讶地问：“这样的案子你也敢翻?”最可贵的是那61个叛徒集团之中还包括原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当初曾把挂职到陕西省委主持工作的耀邦整得死去活来，被迫灰溜溜离开陕西。但当刘澜涛被打成叛徒后，耀邦却毫无芥蒂地花大力解救他于水火。

我知道，他待人宽厚，从不落井下石。老红军、原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吴自立曾在40年代的延安干部会上当众嘲讽他：“我参加革命那阵，你还穿开裆裤呢。”把耀邦骂个狗血淋头。后来吴被打成“彭德怀分子”，1972年70多岁了还遭尽毒打关押，特地给毛主席写信，派儿子去送。儿子找到了耀邦。当时耀邦自己还没解放，却不怕犯“包庇彭德怀黑干将”的错误，也不计较吴自立与自己私交不好，积极帮助转交信件，终于改善了吴的处境。

我知道，他对老战友的孩子有情有义，所有受苦受难的老战友子女他都热情相助，从不刁难摆谱不理。他家成了落难子弟的庇护所，本人前妻之父曾涤原是王震部下，文革中被中组部郭玉峰迫害致死，孩子全流落外地。其母为孩子的调动费尽心血，找过王震，得到的却是一堆官话，毫无用处。无奈之中又托人把材料转给耀邦，耀邦当即批示将曾涤小女儿从广州189医院调到了解放军艺术学院门诊部。

我知道，耀邦是个孝子，真诚善良，襟怀坦白，从不戴假面具，装模作样。听说父亲死后，他像个孩子一样在办公室里捶胸顿足，号啕大哭。新来的秘书推门进来，他什么寒碹话也没有，就是痛哭流涕，完全失态。令秘书大吃一惊，感到这个首长“不深沉”。

他曾经说过：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也不可有。如此人际关系才能融洽。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对人不设防，有时候那么单纯，一点不油，根本不像个政治家。这样的好人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把手真是一个奇迹。他在中国当代历史上顶天立地。

1987年1月某天晚上，我从广播中得知耀邦辞职的消息。思绪起伏，心情抑郁，非常痛苦。再没心思玩摩托车了，当即就把摩托车卖掉，以至于被老婆臭骂一顿。

这年年底《血色黄昏》出版之后，我感觉应该送给已经下台的耀邦一本。让他知道，当年在批斗会上曾经押过他的人，现在对他充满敬意和内疚。

中央大官，我的书只送给了耀邦一个人。当时也并没奢望能得到什么回音。1989年春，工人出版社给我转来了一封来自广西的信，有位自称李洪欣的在信中写道：我岳父孙洪泉(广西自治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是耀邦同志的老部下。当耀邦在南宁的时候，我们多次到耀邦住处看望。闲聊时耀邦曾问我认不认识老鬼，我说不认识，但能找到他。耀邦说：请你转告老鬼，他给我的书收到了，向他表示感谢，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

真让我万万没有料到。

这是1989年春他逝世前所发生的事。每逢想到此，就无限的惆怅，无限的悲伤。耀邦多么平易近人啊，对我这样一个崇尚武力的打手，曾经押过他、撅过他的红卫兵造反派，本可以置之不理却不置之不理，还认认真真地托一个年轻人捎话。

耀邦的肉体生命虽然没有了，他的精神生命犹在。他自己曾说过：“我本来不是当总书记的材料，而是在特殊的时间、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被推上特殊的岗位。”

但唯他这个总书记却干得最好，最得民心!唯有他这个当众痛哭，“不深沉”的总书记最受广大民众爱戴!他永远不孤单，他的好评如潮，他的名字万古流芳。

2009年第11期　国际共运危机和西方对华制裁·朱 良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我们经历了一场没有预料到的世界金融风暴的巨大挑战。二十年前建国40周年时，我们也曾遭遇到两场没有联系的国际风暴的严重冲击。一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自我摧毁，苏联迅速解体为俄罗斯、乌克兰等15个独立的国家。世界格局发生了根本改变，社会主义中国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要遏制的主要对象。另一场风暴是1989年6月起，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了连续多年的制裁，施加了极大压力，企图对中国“以压促变”。

社会主义各国从一开始就面临改革问题

1945年，以苏联为主力的反法西斯力量取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苏联红军解放了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和朝鲜。这些国家在苏联的推动下，按照苏联模式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1949年后加上中国、越南、老挝共13个(后来又有古巴)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占世界总人口1／3、陆地面积1／4、工业产值超过1／3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1957年全世界共产党在莫斯科举行代表会议，毛泽东主席在会上宣称：国际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社会主义力量对帝国主义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这个估计是过头了，但20世纪50年代是国际共运最兴盛的年代。

现在回过头来看，社会主义阵营14个国家和共产党的内部关系，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两个问题或“倾向”。(一)一些国家的共产党想按照本国实际情况建设国家，试图改变苏联的模式，用现在的话就是“调整”或改革。不能否认，苏联的经济、政治体制对于苏联迅速发展工业、战胜德国法西斯和二战后的恢复重建，曾经起到过正面的作用。苏联模式的主要毛病有：政治上缺乏民主，制造了许多冤案，经济上单一的公有制，僵化的计划经济，片面的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造成市场供应紧张，特权和腐败严重，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越来越落后于西方国家，社会动荡不安。(二)另一个倾向是：不少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要求独立自主，维护民族利益。这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及“工人阶级无祖国”的理念，以及社会主义阵营要“以苏联为首(领导)”是有矛盾的。

最早出现要按照本国国情建设社会主义和要独立自主苗头的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结果在1948年被苏联开除出“九国情报局”。中共当时对开除的决定表示了支持，刘少奇发表了《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长文。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到1955年才同南斯拉夫建交。

1956年10月波兰、匈牙利事件时，我们批评了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帮助苏共稳住了同波兰、匈牙利的关系，但是我们没有认识到波兰、匈牙利改革的急迫性，甚至支持苏联出兵推翻了匈牙利才担任了几天总理的纳吉政府。波兰、匈牙利事件后，我们认为主要危险已不是教条主义。而是修正主义，我们“左”的思想到“文化大革命”达到了顶峰。

1968年8月，苏联出动了25万华沙条约组织部队镇压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杜布切克领导的被称为“布拉格之春”的改革尝试，我们指责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同时又批判“布拉格之春”是搞“修正主义”。

在上述有些事件中，有西方反社会主义势力不同程度的插手，这并不奇怪，因为1953年担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就开始鼓吹“冷战”，并首先提出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理论和政策。《炎黄春秋》发表过一些文章，试图对上述事件予以重新评论。20世纪60年代，我们在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大论战中发表的《九评》，错误地认为苏联和南斯拉夫在复辟资本主义，它们已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具体罪状有：学习美国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搞市场经济、自由竞争、利润原则、引进外资、加工进口零部件、出口原料和私人企业在发展等等。

在那场国际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后，我们同苏共和大部分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断绝了关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8年，中共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首先恢复了党的关系。1983年7月起，我们按照实事求是原则逐步承认东欧的波、匈、捷、保、东德5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样做有利于做这些国家人民的工作和发展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对于我们研究和借鉴这些国家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也有好处”。1989年4月，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应邀访问中国，邓小平同志同他会谈，实现了两国、两党关系正常化。

1989年国际共运的危机

中国共产党与苏共、东欧各国共产党关系正常化，人们都很高兴。经过了二十年的分裂、敌对，社会主义国家终于开始恢复了友好关系(虽然友好的基础已不是“国际主义”，而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人们又看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阳光。但是没有人预料到，在1989年短短的一年中，东欧和苏联发生了剧变。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担任了苏共总书记后，开始推进加速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改革，遇到了很大的困难。1987年11月，苏联和美国出版商，分别用俄文和英文出版了戈尔巴乔夫撰写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这本书轰动了全世界，中国也内部发行了中文版。苏联的改革重点开始从经济领域转到政治领域。

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把经济改革停滞不前的原因归结到党的“官僚机构”的阻力，正式决定把改革重点转移到政治体制上来。在“民主化”、“多元化”、“公开性”的方针指导下，苏联几乎全部主要媒体，都不受限制地重新评价苏联与苏共的历史与现实。苏联的改革从“完善社会主义”迅速转变为“根本改造整个社会主义大厦”，全盘否定与摧毁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削弱、取消苏共的领导地位。再加上长期以来党内的腐败和特权，脱离群众，党和人民的思想陷入极度的混乱。社会、经济及民族间矛盾爆发，社会动荡，黑社会势力发展。

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多元化”、“民主化”的引导、推动，促使一些东欧国家首先是波兰、匈牙利共产党自动放弃了党的执政地位，或者把一些不接受苏共“改革”模式的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搞下了台。

波兰早在1980年，因政府大幅度提高副食品价格为导火索引爆了全国性大罢工，波兰反共的“团结工会”应运而生，受到西方政治势力包括天主教梵蒂冈的公开支持。1982年“团结工会”被禁止，1983年西方授予“团结工会”主席瓦文萨“诺贝尔和平奖”，被波兰政府军事管制了19个月的团结工会重新活跃起来，1988年发动了两次大罢工。处于困境的波兰当局步步退让，1989年1月在波兰统一工人党(注：即共产党)的十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实行政治多元化(多党制)和工会多元化的决定，随即提前大选，统一工人党惨败。反对派大获全胜，开创了一个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主动向反对派让权的先例。1990年1月，统一工人党十一大通过了党停止活动的决议。

匈牙利执政的社会主义工人党(注：即共产党)同波兰一样，1988年5月，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社会主义多元化、政治民主化的纲领，出任了30多年总书记的卡达尔等主要领导人下台，一批“激进改革派”掌握了最高领导权。1989年2月，党中央全会又做出实行多党制的决定，提出要创造民主社会主义的新模式，结果党自身四分五裂，社会上各种反对党、反对派组织不断出现。1989年10月7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召开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决定将党改建为社会党。10月18日，匈国会通过宪法修正案，改变国名，取消了有关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政党领导作用的条文。

1989年12月，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同美国总统布什在马耳他岛举行了重要的会晤，苏美对抗的因素在弱化，合作的因素在增长。1989年12月16日，罗马尼亚西部城市蒂米什瓦拉发生了匈牙利族新教神父(持不同政见者)所在教堂，反对地方当局强行迁居的群众示威，矛头很快指向反对齐奥塞斯库总书记兼国家总统，并采取暴力行动。示威迅速蔓延到首都和其他城市。12月20日，齐奥塞斯库中止对伊朗的访问回国，下令出动军警驱散游行队伍，对峙冲突中造成人员伤亡。关键时刻罗马尼亚国防部长和军队倒戈。12月22日，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捕。12月25日，特别军事法庭以屠杀人民、危害国家、破坏国民经济等五大罪状判处齐夫妇死刑并立即执行。“一夜”之间，齐奥塞斯库惊心动魄地被捕并被处死，对中国有很大震撼，因为齐一直对苏联持独立性，在中苏对立的年代一直同中国友好。

苏联的剧变与解体

东欧的剧变，反过来加快了苏联的剧变。1989年12月，立陶宛共产党宣布脱离苏联共产党而独立。1990年1月，戈尔巴乔夫在访问立陶宛时首次公开表示“实行多党制也不一定是灾难”。1990年2月5日至7日，苏共中央召开中央全会，通过了将提交苏共28大讨论的纲领草案，删去了宪法有关苏共领导地位的条文，实行多党制；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苏共今后的行动目标，来代替27大党纲的“共产主义”目标；重新考虑民主集中制问题；实行总统制等等。

1990年3月，戈尔巴乔夫任苏联总统，国家的权力向总统转移。同年7月，苏共28大正式决定改造党，使党向议会党发展。1990年2月起，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率先宣布脱离苏联而独立。叶利钦在1990年5月担任了苏联的主心骨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6月12日俄罗斯发表了主权宣言，后来这一天被定为俄罗斯独立日。1991年7月10日叶利钦就任俄罗斯总统。戈尔巴乔夫的苏联总统地位名存实亡。

1991年8月19日发生了“八·一九”事件，主张防止苏联解体的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成立了“国家紧急委员会”，宣称要使国家走出戈尔巴乔夫发动和开始的“改革”政策的“死胡同”。美国驻苏大使事先将有关的情报向戈尔巴乔夫作了通报。“国家紧急委员会”没有采取任何“紧急”措施。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公开支持下，叶利钦、政治局委员雅科夫列夫以及谢瓦尔德纳泽外长等组织了反击。不到三天，“八·一九”事件就失败了。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联手把这次事件称为“政变”，一些“国家紧急委员会”的有关人员，有的被杀、大部分被捕。8月23日叶利钦首先宣布停止俄罗斯共产党的活动。8月24日戈尔巴乔夫辞去了苏共总书记的职务并宣布解散苏共中央。有93年历史、执政74年、有1500万党员的苏联共产党被彻底摧毁。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同乌克兰、白俄罗斯领导人发表了共同声明，宣布：作为国际法主体的苏联“已不复存在”。

东欧的剧变，特别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剧变和解体，对中国共产党人是极大的冲击。当时我们还面临西方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制裁的严峻形势。很多党员、干部、人民群众特别是老同志非常悲痛、义愤，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前途十分担忧。有的同志认为我们党不能沉默了。理论界、学术界有的人认为：是“修正主义”导致苏联的剧变，提出要肯定20世纪60年代反修大论战时发表的《九评》。还有人认为东欧、苏联剧变要从“社会民主主义”思潮中找根源，因此要组织人写出类似《九评》这样的大批判文章，公开批判《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并指责我们党同外国社会民主党开展党的来往是错误的。

我们不能肯定《九评》，因为这将导致对我国改革开放的否定，会造成不安定。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特别是“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我们也不能公开批判外国和外国党，公开批判还必然会涉及对于社会民主主义等问题的争论，从而影响中共同世界上一百多个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工党)和中国同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国家的关系。关键是我们自己要把国内的事情做好。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坚持党的领导，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

1989年起美国带头对华制裁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同西欧和日本关系最好的时期。美、中在1979年1月1日建交后，美国国会于3月26日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美国继续卖武器给台湾。中、美经过一年多的艰难斗争后，于1982年8月，达成了“八·一七”公报，两国关系也逐步发展。当时美国等西方国家同中国关系有较快发展的原因，主要是经济上互有需要，外交上有类似的战略目标；此外，西方有的人对中国改革开放还有一种幻想，认为它必将导致中国放弃社会主义走向西方式的资本主义。

1987年6月18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关于中国“人权”和中国在西藏“侵犯人权”的修正案。1987年9月，达赖应邀访美，在美国发表演讲宣称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1987年至1989年在拉萨制造了多起骚乱事件。

1989年6月4日起，CNN、“美国之音”、BBC等西方媒体连续很多天每隔几分钟滚动播出谴责中国“天安门事件”的新闻和画面，掀起一股反共浪潮。

6月5日，美国总统布什宣布了对中国实施制裁的5项措施，主要是：(一)暂停一切武器销售和商业性出口；(二)暂停两国军事领导人之间的互访；(三)同情地重新研究中国留学生要延长逗留美国时间的请求。6月20日，布什又下令：(一)美国将寻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贷款机构，推迟向中国提供考虑中的新贷款。(二)美国政府官员中断与中国政府官员所进行的助理部长级以上人员接触。美国国会还先后通过20多项干涉中国内政的议案，严重地损害了中美关系。与此同时，几乎所有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都纷纷谴责中国、对中国实行类似的制裁。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前身)和世界银行，也宣布对华制裁措施。7月16日，有日本参加的七国首脑会议(后来加上俄罗斯，称八国集团)，发表中止对华高层接触及延缓世界银行的贷款等制裁的声明，西方对中国的制裁达到了高潮。

在谴责中国的问题上，西方国家议会比政府更激烈。政府从现实利益出发，还要考虑长远的经济、政治利益。议会又同政党分不开。一些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对中国态度很激烈，它们或组织群众游行，或发表声明支持对中国制裁，或宣布同中共暂停来往。

1989年6月12日，美国政府决定，除中止一切对华军售外，暂停中美军事技术合作项目。欧共体(欧盟)国家也宣布对华实行武器禁运。一直到21世纪的今天，美国仍阻止欧盟对华军售。

中国政府同西方国家副部长以上人员的政治来往基本上停止了。中国不少驻西方国家大使馆原来“门庭若市”，突然变成“坐冷板凳”。中国代表团路过法国，法国不颁发过境签证。很多国家撤走了在华专家。世界银行的20亿美元贷款、亚洲开发银行的5亿多美元贷款以及日本第三批折合58亿美元的政府贷款都停了下来。美国还提出，要取消同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所谓“最惠国待遇”实际上只是正常贸易或非歧视性贸易，如没有这个待遇，税就高到很难进行贸易了)。美国取消了出售15架波音飞机的合同。当时中美间最大的军事技术合作项目是美国帮助改造歼八飞机，价格达到8亿美元，由于美国毁约，白白损失了已经投入的资金，迟迟才被同意把送去改造的飞机拿回来。

1992年9月，布什政府决定卖给台湾150架F16战斗机，总金额58亿美元。法国在1991年向台湾出售价值约27亿美元的6艘护卫舰。

1989年6月4日后，到中国来的外国公务、经贸人员和游客骤减。有一段时间，北京的五星级饭店一晚上只要10美元还包括早餐，但是很少有人住。

总之，西方的制裁给我国造成很大的困难，大有乌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坚持原则，多做工作，打破制裁

“在国际局势剧变的情况下，党按照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的方针，坚持把注意力集中在办好我们自己的事情上。”对美国和西方的制裁采取分别对待，多做工作，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中国外交部多次声明，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也发表声明，反对对中国施加压力、反对干涉中国内政。中央对外联络部做了工作，使1989年6月20日召开的社会党国际第18次代表大会没有通过专门反对中国、禁止同中共来往的决议。

1989年7月，针对美国阻止中国留学生回国的措施，中国提出了取消1990年根据富尔布莱特计划向美国派留学生的计划，停止接受美国派来“和平队”的计划，拒绝“美国之音”派来替补记者等。

美国带头提出停止同中国的高层接触，但是美国布什总统却一再给邓小平来信，并在1989年7月和12月两次派总统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访华同邓小平会谈。美国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摸底并施加压力，另一方面想解决某些需要解决的问题(方励之夫妇1989年6月后一直在美国驻华使馆“避难”问题；巴黎正在举行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邓小平对斯考克罗夫特说：中国没有触犯美国，美国直接触犯了中国的利益和尊严，“解铃还需系铃人”；中国的内政决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干涉。在斯第二次访华前，1989年11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访华的前国务卿基辛格时提出了“一揽子解决中美关系纠葛的建议，并请他回国后向布什总统转达，建议包括：(一)在一定前提条件下，解决方励之问题，让方励之夫妇离开美国使馆，到美国或某第三国去。(二)美国采取适当方式，明确宣布取消对华制裁。(三)双方共同努力，争取在较近期内，落实几项较大的中美经济合作项目。(四)建议美方邀请江泽民总书记于第二年适当时间正式访美。”(注：以上谈话见《外交十记》)

七国首脑会议成员中最先放松制裁的是日本，由于西方国家经济不景气，日美矛盾比较突出。1990年1月，中国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邹家华访问日本。同年4月，日本执政的自民党国际局(部)长爱知和男访华，并邀请中联部部长7月1日访日。这次访问建立了两国执政党的友好关系，海部俊树首相在会见中联部部长时说：“在将要召开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时将积极主张不孤立中国的立场。”他随即在7月9日的七国首脑会议上宣布，日本决定恢复第三批对华日元贷款。1991年，海部俊树又是西方对华制裁后第一位访华的政府首脑。随着中日关系的修复与突破，西班牙及其他西欧国家陆续放松了制裁。

反对制裁的斗争经历了很长的时间，我们开展了全方位、积极的外交工作。1990年，我国，同中断了二十多年外交关系的印度尼西亚恢复了正常关系，并同新加坡建交。

随着东欧和苏联剧变，有些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以为中国也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随着倒下，对华施加了很大压力，开始出现了形形色色的“中国危胁论”。差不多每年我们都要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上进行斗争，反对讨论谴责中国的提案。每年都要为争取美国国会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花费很大的力量。1989年12月，西方赐予达赖“诺贝尔和平奖”；1991年布什总统开了接见达赖的先例；1993年以后，达赖访问美国的频率加快，最多一年达三次；克林顿总统曾5次接见达赖，小布什总统4次接见。1993年7、8月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银河号”事件，美国无中生有地指控中国货轮“银河号”装载有化学武器的原料运往伊朗，它出动了多艘军舰、飞机，迫使“银河号”在海上漂流十多天后停靠达曼港，对船上全部628个集装箱开箱检查，结果根本没有什么化学武器原料。1995年5月，克林顿总统宣布允许李登辉到美国访问，打破了将近17年的不让台湾最高层领导访美的限制。

1997年和1998年，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实现了国事互访。美国对华高层互访的禁令算是划上句号。但是不久又发生1999年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事件、2001年南海上空美侦察机撞落中国飞机事件。

二十年前的国际共运危机和西方对华制裁，没有把中国党和政府压垮。相反，中国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的经济有很大发展，国际地位有很大提高。但是中国仍是并将长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要有忧患意识，要坚持“韬光养晦”的战略方针。

2009年第11期　小岗村民进京跑项目·陈桂棣 春 桃

严宏昌是安徽小岗村的前村长。当他给我们谈起凤阳县燃灯寺水库综合治理的故事时，至今还十分激动。他说，那事儿，大了。它不光牵扯到一个小岗村，不光牵扯到一个小溪河镇，直接影响到凤阳县东部缺水地区的小溪河、石门山、黄泥铺、董铺、燃灯和红心六个乡镇农户的用水。水库还是“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上的马，一九七九年建成。距今已是二十多年，因为长年失修，工程设施严重老化，启闭的设备已锈迹斑斑，许多渠道严重淤堵，坍塌，跑冒滴漏。可它是周边十多万亩农田的生命工程和致富工程啊!再不治理，便严重危及十几万农户生活的提高和生产的发展。

严宏昌说，他在当省人大代表时，就曾为此提交过专门的议案；在当县政协委员时，也递交过专门的提案。

“可是，不知写过多少提案和议案了，当时这事看不出进展。谁知，等到我啥也不是了，这事却突然有了眉目。”

他说那是二〇〇二年元旦的前夕，何效平、孔少林两位副县长，和县水务局副局长朱士银，三人心急火燎地找到他，说：“快，一道进京!”

开始他不知啥事急成这样子，一了解，没法不让人高兴。原来当初他的那些议案和提案，最后都集中到了省水利厅，省厅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后，认为燃灯寺水库灌区工程确实也已经需要综合治理了，于是决定将这一项目直接报到国家水利部，请求帮助解决。

严宏昌当时觉得挺好笑，如今不当村长了，却办起了比小岗村、比小溪河镇都大的大事来了!他简单地准备了几件衣服，揣上一千块钱，跟着他们就出门了。

严宏昌和三位县局领导赶到北京时，才知道分别赶去的还有省厅的四位领导，滁州市的三位领导，当天他们都下榻在离水利部不远的白云宾馆。

为了燃灯寺水库灌区的综合治理，省、市、县一下来了这么多领导，足见对这事的重视。严宏昌心里想，自己多年的这个夙愿终于要实现了。他真的替皖东地区十几万农民感到高兴啊!

第二天，一上班，大家就一起赶往水利部。也许向部领导反映问题不需要上去这么多人，仅省、市两级水利部门就来了七位领导，凤阳县还来了两位副县长；也许认为严宏昌是农民，而朱士银也只是个副科级干部，两人掺和在一起不适合，总之，领导们要朱士银和严宏昌就在外面等着，没让进去。

严宏昌的自尊心多少有些受伤，他不明白：既然用不着自己直接反映问题，为什么又要把他从大老远的小岗村喊来京城呢?

可是，省、市、县三级领导进去也没反映成问题，刚进去，很快就出来了。说这事部里不接待。因为水利部每年只能解决有限的几个水库灌区的治理问题，头年才帮安徽肥东县解决了一个水库的项目，凤阳燃灯寺水库即便需要治理，至少也要等到四年之后，才有可能轮到这事。

严宏昌听了，更加郁闷。既然几分钟就可以了解到的情况，干嘛不通过电话事先问一问?一下跑来这么多人，浪费了大家的时间，更浪费了国家的银子。

结果白跑了一趟，领导们便打算上街买点儿东西，就打道回府。何效平和孔少林两位副县长问严宏昌：“你是不是也马上回去?”

严宏昌想，好不容易来趟京城，就说：“我还准备看看朋友，暂不回去。”

朱士银因为女儿在北京上学，也说：“老严不急着回去，我也不忙，抽空去看看女儿。”

就这样，省、市、县三拨人马，各奔东西，只为严宏昌和朱士银预付了一天的房间费，别的一切全由二人自理。朱士银虽说是个水务局副局长的官儿，毕竟只是副科待遇，和严宏昌一样住不起白云宾馆这样的饭店，和严宏昌一商量，第二天，二人一块儿转移到了万寿路附近原国家农委大院的一个地下室招待所。

严宏昌所以建议搬到这个大院来住，是因为《农民日报》总编辑张广友就住在里面。这些年，张广友常代表万里去看望小岗人，现在自己来京了，是一定要去拜访张总编的。可是不巧，一连找了两次，张总编都不在家，严宏昌感到非常的遗憾。 朱士银主要分管水库与灌区工程，又是个想干点事的人，跑到北京，虽看了女儿，但水库之事毫无进展，他显然有点不甘心地对严宏昌说：“我们真的就这样白跑一趟?没有一点办法了?这样回去怎么交代?”

严宏昌说：“领导都不当一回事，我们又能怎么办?”

朱士银叹了一口气，说：“咱俩都是燃灯寺水库灌区的人，守着个大水库，年年缺水，年年收瘪稻，咱就不能替父老乡亲做点好事吗?”

严宏昌自从不干村长以后，“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他确实很少再去考虑“宏大”的话题。这次跟来，除做个“随从”，他来北京也只是想轻松一下。然而，此刻，他却冷不防被朱士银这句热心热肠子的话，硬硬地撞了一下，不由抬起头，认真地看了一眼朱士银。

“你倒是说话呀”，朱士银见严宏昌躺在床上望着他，不言语。

这时严宏昌翻身坐起来，又认真看了朱士银一眼。虽还是没有说话，却已经变得激动起来。他何尝不想为父老乡亲把这件实事做好呢!否则，每次人大、政协开会，他就不会提那些议案和提案了。他知道，这项治理工程少说也要两三千万，凤阳县、滁州市没这个财力，省厅需要花钱的地方又太多，他提了，也是白提，可一想到当了一回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就应该为父老乡亲“代表”一把，“政协”一回，管用不管用，那不是他考虑的，他就是要说，就是要喊，要叫!

朱士银忍不住失望地说：“那我们上街再逛一天，后天回去吧。”

严宏昌终于说话了。他忽然问朱士银：“你身上还有多少钱?”这时的严宏昌，已经感到有一股久违了的激情正在猛力地冲撞着自己；当年闹包干时的那种拼命的劲头，又回到了他的身上!

“我还有四五百块。”朱士银说。他不知道严宏昌怎么问起钱的事。

“那就试一试!”

“怎么试?”

严宏昌胸有成竹地说：“我身上也还有几百块，现在咱就开始省着用；明天再去水利部。”

朱士银说：“领导不都找过了，进去就被打发出来了，我们还要再去吗?”

严宏昌说：“他们去，是他们去；当时我们不是没进去么?成不成，这事是水利部在管，我们总得问个明白，这其中到底有哪些程序，闹清楚了，下一步才好进行。”

严宏昌分析得有些道理，朱士银还是有点犹豫。

第二天，一上班，二人就赶到了国家水利部。虽然顺利地进了水利部的大门，却被办公厅的同志拦住，他们有些奇隆：“你们安徽的一些领导昨天都来过了，情况已经说明了，这事不行。走吧，走吧!”

严宏昌说：“我找部长只说两分钟的话。”

“找部长?你要找部长?谁都可以随随便便找部长，那部长还能干工作吗?”办公厅的同志不耐烦地挥着手。“这不可能，走，走，走!”

严宏昌顺手从办公桌上取过一支笔，又拿起一张纸，很快写了一行字：“我来自安徽省小岗村，我叫严宏昌，请首长能耽误五分钟，给你汇报一点事情。”

他写好，又认真折叠了一下，递给那位同志，恳求道：“麻烦你，请你递给部长。”

对方将字条丢在桌上，看也不看地说：“这是不可以的。”

严宏昌见对方这样讲话，干脆在椅子上坐了下来，他招呼朱士银也找个地方坐下来。然后，态度诚恳地说道：“我只是想请你帮这一个忙，不会为难你的。如果首长愿意见，我们就在这里等；如果实在不方便或不愿意，我们马上走人。”

对方看了看字条，寻思片刻，说：“我拿去试试。”说罢就从边门走进一个房间。

很快，那个同志就出来了，他的身后跟出了另外一个男人，严宏昌心想，这八成就是部长。

果然是部长!

部长笑容满面地朝严宏昌走过来，热情地问：“你就是凤阳县小岗村的严宏昌?”

严宏昌点头称是。

部长招呼严宏昌和朱士银进去坐。在部长办公室，严宏昌开门见山地把有关燃灯寺水库灌区的情况作了简单地汇报。

部长听完后，说：“部里确实年年都有这方面的指标，可现在已经到年底了，实在没有办法了。”

“明年呢?”严宏昌不放过一切可能的机会，问部长，“明年能不能考虑呢?”

部长笑了：“即便是明年安排，也要得到国家项目规划部门的批准呀!”

严宏昌一听，这事还有一线希望!他高兴地告别了部长，走出水利部，然后毫不心疼地拦了一辆出租车，他要立刻去找那个管审批立项的规划部门。正好这位司机知道那个地方在哪儿，这样，二人接下来就到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开始，门卫连这座大楼的大门也不准他们进。严宏昌解释了一番，才让登记进去。二人进了大门，正准备上电梯，又被两个战士阻止，不允许他们上楼。

“你们找谁?”战士的态度很和蔼，却明显带有几分质疑。

严宏昌说：“找这里的领导。”

“具体找谁?”战士问，“我可以先帮你们联系。”

严宏昌说不出具体的名字，战士就不让他们上楼。怎么解释，怎么说明，都没用。就在双方僵持之际，从电梯里走出来一个人，那人被严宏昌一口安徽凤阳的口音吸引，打量了一眼严宏昌，就走过来，不无意外地问道：“你是小岗村的严宏昌吗?”

“我是。”严宏昌说，他这才注意从电梯里走出来的这个人，有些眼熟。

来人问严宏昌：“你准备找谁?”

战士把话接过去，叫了一声“杜主任”。就在战士说明情况的时候，严宏昌陡然想起来了，这个“杜主任”，他曾经在杜老—一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的家里见到过，那时，这位“杜主任”还十分认真地向他了解了小岗村的情况。他想不到杜主任的记性这么好，而且，这么巧，他碰到的这个人。就是国家发改委的杜鹰。

杜鹰把二人领到自己办公室，严宏昌于是把燃灯寺水库的情况作了一番汇报。杜鹰听得很认真，但最后也只能说：“到年底了，不行了。”

“明年呢?”严宏昌又盯住不放。

杜鹰说：“明年也得按程序报上来。主要还是钱的问题，你们得找财政部。”

严宏昌这下犯了愁：“到财政部要找哪一位领导才行呢?”

杜鹰问严宏昌，财政部认识谁?严宏昌回忆了一下，说：“我只认识一个叫程微的女同志，她去过小岗，我接待过。”

杜鹰一听，高兴地说：“那就行，我认识的人还不如程微当家，你们就找她。”

告别了杜鹰后，已临近中午，二人就在街上随便吃了一点东西，这时严宏昌把他的“联络图”掏了出来。这是他的一个习惯。这么多年了，凡是在小岗认识的，或是外出开会办事时结识的，只要是他认为今后会对小岗或自己有好处的官员、专家、学者和记者，他都会把他(她)们的名字和联系方式，抄在这个本子上。他把这些视为自己的财富。

现在，严宏昌很容易就找到了程微的手机号码，并把电话打了过去。

当时程微正在医院吊水，严宏昌带着朱士银赶到医院去看她，问候了一番后，严宏昌就把此行的目的说了出来。

程微对小岗村，以及对小岗村周围农村的发展，也非常关心，不过她为难地说：“我们财政部的钱确实是多，但也不能随随便便往下拨。你们的这个项目，必须要有全国人大分管农业的副委员长批示才成。”

严宏昌一听，心中不觉一沉，只差没有喊出声。分明是越找麻烦越大了。不由搔了搔头皮。 朱士银更是暗下叹气。他跟着严宏昌一直没说话，也插不上话，只感到越找，官越大，想不到这事还得惊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一个小小的副科干部，平日去见县长、副县长还有些难，现在要找这么大个官，他是一点法儿、一点辙儿都没有。

他几乎是绝望地看着严宏昌。

离开医院，来到大街上，严宏昌又掏出了他的那个小本子，仔细地翻找着。

朱士银惊诧地问：“全国人大你也有认识的人?”

严宏昌没有理他，仔细地来回翻找。

突然，严宏昌惊喜地叫了一声，说：“找到了!柳随年去过小岗，我接待过，这里有他的电话号码!”

“柳随年是谁呀?”朱士银茫然地问。

“原是物资部部长，在人大管过财经，现在估计就是在管农业和农村工作。”严宏昌回忆说。

朱士银简直有些不敢相信地望着严宏昌：“他的电话你也有?他会见我们吗?”

严宏昌毫不犹豫地把电话打了过去，自报家门后，连他自己也不敢相信，电话的那头马上就传来了柳随年的问话声：“你什么时候来的?”

严宏昌激动地说：“到北京已经几天了。我想直接向您汇报一件事情，不知您是不是有时间?”

“行”，柳随年爽快地答应了。“明天吧，明天上午你来中南海西门，到了以后，叫门卫给我打个电话，我会给门卫打招呼，你就直接到办公室找我。”

严宏昌把通话的情况告诉了朱士银，朱士银兴奋得跳起来。

第三天，二人来到柳随年说的那个大门口，请门卫把电话打进去通报一下，里面回了话，才知道，情况已有了变化，柳随年临时有事，去了钓鱼台国宾馆。

直等到中午时分，严宏昌才给柳随年的家里去电话，想不到，那边接电话的正是柳随年，原来他已到了家。

“来吧!来我家。”柳随年热情地说，同时详细告诉了住址。二人买了点香蕉和苹果，又抱了一个哈密瓜，赶忙乘车撵过去。

柳随年听了严宏昌的介绍，觉得他反映的问题也确实需要解决，想了想，爽快地说：“这样吧，我给你写封信”，说着，便伏案写起来。一会儿，信就写好了，他又看了一遍，放人信封后，交给严宏昌。

严宏昌接过信，激动地连声道谢。

两人走出大门时，柳随年关照道：“如果不行，你再来找我。”

严宏昌非常感动，兴奋地说：“柳老，有你这封信肯定行了。你的信不行，那找谁才行呢!”

谁知，柳随年回答得很认真：“如果有问题，我还可以找总理。”

严宏昌认为这不过是柳老的一句玩笑话。中国有两三千个县，凤阳县一个水库工程的改造，已经惊动了这么多高层官员，想都不敢想还需要一个大国的总理过问。

短短的两天时间，事情就取得如此重大的进展，两人都高兴得不得了，虽然手头上并不宽裕，还是决定要庆祝一下子。于是两人跑到附近的一家饭馆，美美地吃了一顿。席间，朱士银无限感慨地说：“我一个小小的‘县局’，这次跟着你宏昌算是开了眼界，一家伙见到这么多的京官，高官，不虚此行啊!看来这事真的是有希望了!”

二人回到地下室，发现整个招待所里空空荡荡，只剩下了他们两个。这才猛然想起，明天便是元旦，所有的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统统都要放假!元旦的假期虽只是一天，但常常会把两边的双休日也调过来，放在一块过，这就不是一天两天了。再摸摸腰包，此刻，二人均已囊中羞涩!

想到要熬过假期才能接着去办事，严宏昌和朱士银打不起一点精神。

一个残酷的事实是：将两人的钱凑在一起，除去回程的车票和在京的住宿费，连两天正常的饭钱都不够，还怎么指望呆下来办事? 两人经过认真盘算，作出了一项非常的决定：从元旦起，每人每天只吃两顿饭；一天的伙食费不能突破十元钱；干脆哪儿也不去，这几天就待在地下室，熬，也要熬过假日!

呆在这样的地下室，当然啥事干不成，除去睡觉，便只能是没话找话地瞎聊。

这天，严宏昌发愁地对朱士银说：“就是这几天熬过去了，就是有了柳老的这封亲笔信，总还要去找财政部吧；财政部跑下来了，还得去找规划部门吧；规划部门假使也跑下来了，最后还必须去找水利部。这些地方跑下来，不会是三天五天、十天八天能解决问题的!”

朱士银也从最初的兴奋状态中冷静下来了，他也一直在想：这么大个事，两三千万元的一个综合配套工程，总得让人家做点调查研究吧。一个部门呆个十天半个月也不算多。无论怎么说，指望这次跑下来，几乎已不现实。但是，不盯紧，会不会“人一走茶就凉”了呢?

望着光秃秃毫无想象余地的天花板，两人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

严宏昌突然坐起身，又翻出了那个小本子。他找出其中的一个电话号码，自说自话道：“我给朱秘书打个电话试试。”

朱士银心情沉重地问：“哪个朱秘书?”

严宏昌说：“我在想，柳老不是讲他这封信如果还有问题，就要找总理解决吗?从各方面看，都已经不允许我们再在北京就这样待下去，只有一个办法一咱自己直接去找温总理!”

朱士银像被电击了似的，一下从床上弹了起来，不敢相信地望着严宏昌，忙问：“你说见谁?见温家宝?……你有这个办法?”

严宏昌说：“赶到大家上班以后，我试试，同朱秘书联系一下。也只能这样，有当无吧。”

朱士银兴奋得声音都变了，说：“如果能见到温家宝总理，我这辈子就太值了!”

终于，漫长的节假日过去了。严宏昌来到地面上的服务台，他用招待所的公用电话，拨通了朱秘书的手机。很快，电话那头就传来了朱秘书谦和的声音，问是哪一位?严宏昌连忙自我介绍，说有一件急事，需要面见总理。

朱秘书相当客气，告诉严宏昌，他正在河南有事，温总理在北京，他要严宏昌把电话直接打给在京的田秘书。

田秘书接到严宏昌的电话后，没有犹豫，说：“好的。我马上向总理汇报。你不要离开，我很快就给你联系。”

朱士银在一旁直发傻，羡慕地问：“宏昌，你是怎么认识这些秘书的?”

严宏昌掏出“哈德门”香烟，点上一支，波澜不惊地说：“他们来小岗做过调研，有的还到过我家。”

严宏昌一支烟还没抽完，田秘书的电话就到了。他告诉严宏昌：“你明天上午八点半到中南海北门，有人接你进来，总理等着你。”

朱士银听到这个消息，激动得手舞足蹈，不知如何是好，一定要严宏昌到时把他也带上。

这天，天还没亮，朱士银就把严宏昌捣醒了。他们乘车赶到北海附近，见时间还早，就在附近溜达了一圈，等到八点半整，严宏昌带着朱士银这才向中南海的北门走过去。

走到门前时，武警战士打量了一下二人，庄重地敬了一个礼，说：“请问，你们是哪里来的?”

严宏昌说：“我们是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

武警战士让二人稍候，不一会，就从里面走来一个人。此人中等偏高个子，方头大脸，是个长得很精神的年轻人。严宏昌老远就认出，来人叫黄守宏，也曾去小岗村搞过调研，他们早已经熟识了。

黄守宏说笑着，把他们带到一间接待室，说总理正在开会，很快就过来。

大概也就五分钟左右，只见温家宝带着大家在电视中早已熟悉的笑容，大步走过来。严宏昌和朱士银忙起身迎过去。

温家宝握着严宏昌的手，亲切地问：“你们住下了吗?”

严宏昌说：“住下了。”

“有没有什么困难?”温家宝同朱士银也握了握手，回头问严宏昌。

严宏昌想：自己的困难再大，那也是小事，不能让日理万机的总理为这些事操心。他高兴地回答说：“没有!”

“没有?”温家宝又认真地问了一句。

严宏昌再次郑重地回答：“我个人没有困难!”

紧接着，严宏昌就把小岗村，以及燃灯寺水库灌区十几万农民多年来热切的愿望，向温家宝作了最简明扼要的汇报。为不耽搁总理宝贵的时间，他掏出了一份只有几百字的“报告”。

这还是头天晚上，他从招待所讨来的一张公文纸，在地下室公公正正写出的一份“书面报告”；为便于联系，他还在上面注上了朱士银的手机号码。

严宏昌说：“总理，您很忙，主要情况我都写在上面了。”说着递了过去。

温家宝接过信，说道：“我现在不能答复你，明天我再和有关的同志协商一下。”接着，他把信递给黄守宏，交代说：“你不要把它摞在文件上，就放在我桌上。”想了想，又说，“还是明天一上班，你就直接拿给我吧!”

严宏昌注意到，总理对自己这份极不正规的“报告”，是那么重视，他感动得眼泪都差点掉了下来。想想总理也见到了，“报告”也直接送到了，就说：“总理，谢谢您!我们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以后再来看您。”

温家宝再次握着严宏昌和朱士银的手，说：“好，你们就放心吧!”并叫黄守宏把他们送到中南海的大门口。

重新回到招待所，把住宿费结清了之后，又找到一个订票处，买到了当天到蚌埠的硬座客车票，这时，两人就只剩下了几块钱。车是晚上六点多钟才开，完全还有时间在北京再逛上大半天，但他们哪儿也不敢去，因为现在连吃饭都成了问题。这就意味着，他们乘地铁赶到火车站后，就只好一路上饿回去；至于到了蚌埠后又怎么转车回凤阳，也只有到时候再说了。

两人离开招待所，直奔车站而去。在车站的广场上，蓦然间，朱士银的手机响了起来。朱士银原以为是女儿打来的，一听，是位男士的声音，要找严宏昌。

严宏昌接过手机，也感到奇怪：竟是万里的秘书打过来的。但他很快明白过来，想到自己留在温总理“报告”上的联系方式，正是朱士银的手机。

王秘书在电话中说：“老严，你到了中南海都

不来看万老吗?万老叫你来一下，还叫你联系一下吴象同志，你们两人都去。”

严宏昌怎么不想去拜望万老呢?他和小岗人可都一直想念万老啊!可是，他和朱士银现在已经“弹尽粮绝”，再误了晚上的这趟火车，他们就连安徽也回不去。总不能见到万老开口就向他老人家借钱吧，那成了什么样子?

朱士银一听是万里秘书来的电话，要严宏昌到他那儿去，后悔得直跺脚，连说：“亏死了，亏死了，早知道这趟出来也多带点路费!”

严宏昌只得扯谎。他对王秘书说：“吴老的电话我联系不上，再说，我这趟是因公出差，回程的票已买好，马上就要上车了，急等着回去复命。下次来北京一定一定去看万老!”

就这样，怀揣着巨大的喜悦，也怀揣着巨大的遗憾；饿了一路，也激动了一路。到达蚌埠时，天还没完全亮。二人出了车站，就忙着去找出租车司机，商量把人送到地方再给钱。二人最后说动了一位司机，终于疲惫地回到了凤阳县城。

这时，天已经大亮了。朱士银从自己局里要了辆“桑塔纳”，叫司机直接把严宏昌送到小岗去。

谁知，严宏昌前脚才进家门，段永霞就告诉他，县水务局一个叫朱士银的人来电话找他，说有重要事，要告诉他。

严宏昌想不出才离开凤阳，刚刚分手，又会有什么消息这样急着要告诉他呢?他把电话打过去。

朱士银在电话中激动得声音都变了，高声大嗓门地嚷道：“老严，宏昌!行了!总理已经批了!”

“会这么快?”严宏昌简直不敢想象，“你是怎么知道的?”

朱士银说：“刚才有人打了我的手机，告诉我这个消息。我不敢相信，忙问‘你是谁?’他说，‘我是总理秘书。”’

温家宝的批示在第一时间就被电传到国家水利部；国家水利部马上电传到安徽省水利厅；安徽省水利厅又惊又喜，迅速电传到滁州市水务局。省厅、市局两级领导终于知道是严宏昌在北京为安徽省、为滁州市办成了一桩通天大事。于是，那一天进京的原班人马，再次乘机赶往北京，要去找严宏昌。

到达北京，四下里打听，却不见严宏昌的人影。于是试着往他的家里去电话。电话一打，才知道严宏昌早已回到了小岗村。

于是，他们又飞回安徽，连同凤阳县的两位副县长，一道驱车赶往小岗，去看望严宏昌。l临走时，送给了严宏昌两条上好的香烟，以表达他们诚挚的谢意。

2009年第11期　大跃进中的村办劳动教养·肖 磊

1958年在各行各业大跃进声势的推动下，所谓村办劳动教养(亦称村办集训，下同)也应运而生。当时把村办劳动教养称为“消灭犯罪的创举”。这年3月，中央某部在河南召开了部分省有关人员参加的会议。会议部署了村办劳动教养的任务，说这是劳动教养工作的“大跃进”。“村办劳教是对敌斗争经常性手段之一，对消灭违法犯罪有重要意义”。河南会议上介绍了江苏临汝县、山东汶上县、河北孟县等地开展村办劳教的做法以及取得的效果。会议要求各地进行试点，并在试点基础上全面推广。

河南会议结束后，山东有关部门根据会议要求，选择了当时聊城地区的平原、夏津两县作为村办劳教的试点单位。规定试点时间一般要搞20天，如不解决问题，可延长劳教时间。在村办劳动教养试点中，聊城地委发现劳教现场发生打死人、打伤人的问题，并反映到省委政法部(当时县以上党委均设政法部)，他们对村办劳教持怀疑态度。

省委政法部对聊城地委反映的情况非常重视，随即召集省直政法系统十余名工作人员针对村办劳教及聊城地委反映的情况座谈讨论。座谈认为：村办劳动教养是不符合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规定的。国务院规定没有“村办劳教”这一条。无论从劳教的性质、范围、劳教对象、批准权限等方面，都是与劳教规定不相符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规定：只有省、市、自治区以及交通沿线大中城市才能办劳教，而且由这些城市的劳教委员会决定和执行。劳动教养主要是对那些罪行轻微不够判刑的人，目的是为了教育改造。把村办劳教当成经常性对敌斗争手段之一，显然混淆了两类矛盾。

省委政法部考虑到村办劳教试点中出现不正常情况，决定从省直政法部门抽调十余人组成工作组，指定省司法厅一副厅长任组长，于这年的5月中旬先后到达进行村办劳教试点的平原县和夏津县。工作组在这里先后听取了两县公安局长关于村办劳教试点的介绍：平原县村办劳教6千人，夏津县村办劳教8千人，劳教时间均按规定执行。两县公安局长都对村办劳教作了充分肯定。认为试点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很成功，效果很明显。他们说：凡进行劳教的村庄，地富反坏老实了，各种违法犯罪未再发生，封建迷信不见了。一些四类分子还交出了“变天账”。通过村办劳教，还“缴获”了许多武器。

工作组长先后听了两位局长的介绍，肯定了他们劳教试点的成绩和做法，称赞他们的“大跃进”精神。多数工作组员认为：调查没结束，先肯定正确与否不合适，不符合调查研究的步骤，也不符合“实事求是”的要求。大家背后议论组长的做法不符合省委政法部的精神。工作组员按计划要到劳教试点的乡、村进行调查。行前工作组长再三告知工作组员多看成绩，少看缺点，尤其不要多看黑暗面。

工作组员在平原县调查了开展村办劳教试点的双庙乡三个村，在夏津县郑宝屯乡调查了开展村办劳教试点四个村。在这里先后访问了被劳教人员和看押、管理他们的民兵、村干，还走访了曾在村办劳教指挥部工作的部分人员。他们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村办劳教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综合起来主要是：村办劳教成为村干部惩罚群众的手段。对有缺点的群众(如迷信活动等)用劳教的办法解决。对给干部提意见的，也找借口劳教。对四类分子，不论守法和违法，除病老残幼，一律劳教。对懒汉二流子，神汉巫婆，取神水神药的，打架斗殴的，不服从领导的，不加入合作社的；还有当过汉奸兵的，当过国民党兵的；还有国民党员；三青团员；有海外关系的；都列入村办劳教。

在劳教对象的批准权限上，规定由劳教指挥部决定(即如此，也属非法)，实为村干部说了算。村干部指名谁被劳教，就算批准了。

劳教的手段甚为残酷。凡被定为须劳教的人，即通知其携带劳动工具食物到治河工地集合。他们在民兵、干部看押、管理下，挖土、挖泥、加深河道。为了免得民兵、村干看押、管理本村的人破不开情面，他们采取甲村看押管理乙村，乙村看管甲村的交押办法。被劳教人员每昼夜劳动十七八个小时，其余时间是大会、小会坦白检举。劳教指挥部把多年未破的积案公布劳教工地，让每个被劳教人员对号挂钩、坦白检举。对一些没有坦白、没有检举的人，抓几个典型，大小会批斗，反复追逼。有的乱编乱造，屈打成招。有的申辩冤枉，被扣上个“顽固不化”对抗劳教的帽子，五花大绑游劳教工地，然后送劳教指挥部反复审讯，迫使交待解放以后作了多少案。1950年夏津县郑宝屯乡一农民被盗耕牛一头，8年未破案。此次村办劳教中被列为应破的积案，在8千人的劳教工地上全面追查。在打骂、追逼之下，竟有80多人招认偷牛。等劳教试点结束，招认偷牛者全部翻案。因无可靠证据，只好再挂起来。

村办劳动教养被当作破案手段。在20多天的村办劳教中，用发动坦白检举的方法，共获得各种违法犯罪材料4万余条，多是互相揭发互相编造出来的。大量的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治安案件也不够。劳教试点结束后，这些材料扔在劳教指挥部办公室堆了一桌子，无人过问。后来听说这些材料无法插手调查，不了了之。

平原、夏津两县村办劳教试点中，都追缴四类分子的“变天账”。最初，他们再三申辩“没有变天账”，看管的民兵、村干说：“不交变天账批斗没有完，别想回家。”四类分子在如此逼迫之下。回到家中拿出“变天账”。工作组在指挥部办公室看到几份所谓“变天账”，有的写：“从前想变天，现在政府教育好了，没有变天思想。”也有写：“变天没有好下场。”这些所谓的“变天账”都是劳教时的口气，且纸墨笔迹都是新鲜的，显然是现写的。工作组访问他们时，回答：“不交上不让走，还要挨批斗，才回家现写的。不识字的找人代写，不交上天天逼。”

劳教工地上，许多被劳教人员难忍干部、民兵的折腾，不断发生逃跑现象。民兵在追赶逃跑者时随便开枪，有的被打死，有的被打伤。还有不少人因劳累过度、饥饿、疾病等原因，已奄奄一息，非正常死亡时有发生。在被劳教人员中流传着：“跑了，跑了，不跑没了”的顺口溜。结束劳教试点时，两个县的劳教工地上，由于各种原因，剩下的人员不足一半，能干活的更少。

让两个县的劳教试点主持人最满意的是“缴获”了一些武器。工作组曾检验过这些武器，都是掉了零件的破旧步枪，是一些乡武装部集中起来准备统一修理的。此前地委工作组也检查过这些破旧步枪，没听说被劳教人员交出过武器。

工作组员本着“实事求是，有多少问题谈多少问题”的要求，向组长作了汇报。组长认为不符合他“多谈成绩，少谈问题”的想法。尽管政法部要求“实事求是”，但他认为“多说成绩保险，多谈问题危险。”他认为村办劳教是上面布置的，又是“大跃进”时期，因此要“多肯定成绩，缺点是一个指头的问题”。组长与多数组员认识不一致。组长背着历史问题压力，怕抓辫子。因此紧紧把握住“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说话、办事的套路，曾对人说：“只要牢记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就不会犯错误。”

工作组长按照“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思路，准备了向聊城地委的汇报提纲。地委安排第二书记兼专员赵新亭同志听汇报。了解赵新亭的人都知道他是按政策、法律办事的人。在省委工作组汇报前，他对平原、夏津两县村办劳教试点情况了如指掌，并与省委政法部领导谈了看法。工作组长根据“村办劳动教养是经常性对敌斗争手段之一”的指导思想，先充分肯定村办劳教取得的巨大成绩，存在的缺点是“一个指头”的问题。他特别强调了村办劳教“缴获”了大批武器。赵专员听到所谓“缴获”大批武器时，立即打断汇报说：“什么缴获大批武器，地委已做了调查，都是民兵用坏了的破烂枪支，收起来准备修理的，成了‘缴获’了。地委早就知道没这回事，骗骗地委罢了。”

汇报未再向下进行。赵新亭专员继续说：他们搞村办劳教没有向地委报告。听说打死人了。地委派人做了调查，才知道那里违法乱纪那么严重。不客气地说，村办劳动教养是违法的。我亲自去劳教现场看了看，见那里黑压压的一片人，我问那里的干部，那么多人是做什么的?他们回答是搞村办劳教的。我又问，搞村办劳教怎么还持着枪，又打又骂，还用枪托子捣呢?这不和二鬼子押着老百姓挖壕沟一样么!两个县集中一两万人，活逼着他们每昼夜劳动十七八个小时，还要坦白检举，坦白检举不够“标准”的，大会批，小会斗，又打又骂。有的人被逼的走投无路，上吊自杀。最可恨的是民兵在追赶逃跑的被劳教人员时，随便开枪，有的被打死，有的被打伤。人命关天，把这样的严重事件说成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我不同意这个说法。据地委调查组不完全统计，两个县在村办劳教中，被打的3千多人，其中被打伤1千多人。被开枪打死5人，打伤7人，因殴打致死13人，打后致病死亡5人。现在一说“大跃进”，就不要政策法律了。劳动教养，本来是对那些失足者以挽救教育为目的，而他们搞的村办劳教成了惩罚群众的手段。不分青红皂白，想劳教谁就劳教谁。“劳教”成了吓唬群众的大棒。有的群众说，“听见劳教打哆嗦”。管劳教的干部说：“被劳教的没好人。”这话很荒谬。有的群众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绝不可对他们劳教。干部也有不同的缺点，是不是也劳教呢?对四类分子，只要他们不违法犯罪，也不能随意劳教。说“村办劳教是对违法犯罪釜底抽薪，是从根本上消灭犯罪。”此话我不敢相信。消灭犯罪是长期的斗争任务，搞一阵子村办劳教是消灭不了犯罪的。把我的看法和省委王部长通了电话，他支持我的观点。地委几个书记都认为搞村办劳动教养是与政策法律不符的。这种劳教是哪里发明的?有的人脑子发热，乱来，甚至是非颠倒。高唐县一民兵开枪打死偷吃苜蓿草的群众。饥饿争食，何况争的是喂牲畜的草。要处理这个民兵时，县公安局长说：“要保护民兵的积极性。”开枪打死无辜百姓的人，还要受保护，这是哪家的法律?对打死人，打伤人的，要坚决依法处理。劳教工地上打伤人、打死人的，要坚决依法惩办。政法队伍要整顿纪律，严格执行法律，否则会无法无天。我说的这些话可能于“风向”不对头，但我认为于事实法律政策对头。

工作组结束了调查，向省委政法部汇报了平原、夏津两县村办劳教试点的情况及赵新亭专员的谈话。抛开“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说话套路，工作组员们畅所欲言，体现了“实事求是，有什么说什么”的要求。政法部领导同志听了汇报表示：村办劳教试点先停下来，也不要推广。两个县村办劳教试点遗留的问题，如打死人打伤人的问题，要妥善处理。随后工作组向赵新亭专员转告了政法部领导同志的意见。

笔者记录了赵新亭专员听汇报时的谈话。打开半个世纪前的记录，还犹如忠言在耳。这是赵新亭专员对错误的村办劳教的抵制，又一次表现了他坚持真理的高尚精神，令人敬佩。然而在十年浩劫中，这位人民的好专员受尽迫害致死，使人痛心。笔者表示对他的怀念。

2009年第11期　种一个“毛主席万岁”·毕星星

多年了，这一直就是一个传说。

六十年代文革中间，我们高中同学就传说过，说我们的某某老师，或者校工的一件趣事。正是全国上下表现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崇拜、无限忠诚、无限信仰的热潮中，跳忠字舞、唱忠字歌、画忠字图，不一而足。他当然不甘落后，怎样表现自己的“无限忠心”呢?七亿人开动脑筋，已经穷尽了所有可能。好像一切招数都用尽了。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想出了一个绝招。自家宿舍门前有一小块地，历来种点黄瓜西红柿什么的。入秋这一天，他突发奇想，种小麦，撒种时按照横竖撇捺勾下种，种成“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以他的想像，门前有一个毛主席万岁的美丽图案，整天上班下班看着毛主席万岁，祝告毛主席万岁，也是向毛主席表忠心。种地能种出个毛主席万岁，谁对毛主席还能忠心到这个程度?肯定是全国独一份。种出毛主席万岁的图案，看我的新创造!保证轰动四方。

他按照自家的想法下种，不久麦苗出土，黄土地，嫩绿的青苗，油汪汪的一行一行，正行斜行交叉，组成五个大字。同事们都来参观这一处别出心裁的创意。这一块园地，给单位露足了脸，远近都知道这里有一家出奇制胜的妙招，对毛主席，那叫一个忠。

他很得意。不过这得意没有持续多久。当麦苗长到一柞高，要锄地，本来也没有什么，中耕除草，一年要好几遍。可是这会儿抡起明晃晃的锄头在毛主席头上划来划去，他感到了大不敬。要除虫了，喷雾器杀虫剂在毛主席脸上喷射，毛主席身上还能长害虫吗?浇水倒还无妨，可是这一带浇水有个习惯，一般都会随水灌茅粪。屎呀尿呀撒得毛主席一头一脸。一想起这些，得意就变成了心惊胆战。这个时候，单位已经有人开始注意这个问题，他在这块田地的一举一动已经遭到敏感的关注。他暗暗叫苦，知道这五个字的庄稼没法做务了。当然，最后迫使他停工的是第二年麦子秀了穗。一想到收割时要挥动镰刀，斩断身子，要收要碾，打碎头脑，吃了种子，他就害怕得手脚颤抖。这一块地把他逼得就要发了疯。他不敢管，谁也不敢管。最后只能是麦子自己熟透，种子自己落了地，麦秸黄了干了，烂在地里。

没有人再敢过问，这一块地，结果就这样不了了之。

这大约是我们学校文革中传得最广的笑话。口口相传，说得多了，谁也没有在意，这是哪个老师?拟或哪个职工?哪个同学?在哪个地段种的麦子?大家只顾听得高兴，也不详细追根究底。因此，多年来一直无头无主的。它也就是一个传说。

今年春天吧，有一次和山西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杨晓国攀谈，聊起了文革，我讲了上面的故事。他接了话茬说：嗨，你说的是牛小顺么。

文革期间，杨晓国在山西临汾蒲剧院工作。他说的牛小顺，是蒲剧著名的老艺人。文革开始两年，铺天盖地歌颂毛主席。牛小顺一个老艺人，不知道怎么想出了这个点子。他自家的宿舍前有一小块空地，他收拾了整好，分割成五畦，种了毛主席万岁五个字。长成青苗以后，浇水锄草除虫——如同我们前面所说，由于对毛主席大不敬，他很快被打成反革命，批判检查交代没完没了。牛小顺眼看过不了关，一日回家，一头扎进自家水缸溺水自杀了。

不久我到山西运城去，遇到著名的蒲剧编剧杨焕育，说起此事，他也说，对的对的，就是牛小顺。

牛小顺，蒲剧地方戏著名演员，工小旦，后改刀马旦。山西稷山人，1930-40年代投师学习蒲剧，搭班在陕西河南山西三省交界一带演出。新中国成立后返回晋南，任运城蒲剧团二队副队长。嗓音洪亮，武打利落。唱做打兼长，尤以把子功出众。在蒲剧刀马旦中屈指可数。1958年进入蒲剧院青年团，以传艺授徒为主。《蒲州梆子志》记载，生卒年月1917-1968，“文化大革命中遭迫害致死”。这些干巴巴的文字后面，其实包藏着一个血泪故事。

从这个时候起，关于种一个“毛主席万岁”的故事，不再是传说。它无疑已经成了史实。也许在别的地方还是传说，但在我这里，它成了铁定的历史。如果考史，我这里可以提供一例实证。我不否认传说的功能，千万人千万里多年传播这个传说，起码证明在他们的想象里这是真实的。而今我要告诉世人，这不是想象。这是发生在1960年代晋南的一件真实的往事。

2009年第11期　读《告别饥饿》·徐迅雷

书太多有时也不是什么好事。买来的，此书覆盖彼书；待购的，彼书遮挡此书。《告别饥饿》就是因此而迟到我案头的书，2008年岁末再版重印，2009年8月我才买来，一气读完，相见恨晚。

《告别饥饿》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它不是遥远的文豪泰戈尔的小说《饥饿的石头》，也不是切近的女作家虹影的长篇《饥饿的女儿》，它是新华社4位中青年记者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的西行采访录——被誉为“新《西行漫记》”。让我们记住这4个让人尊敬的名字：傅上伦、胡国华、冯东书、戴国强；他们都是江浙一带人，在那时却深入到中国的西北角，历时半年深入农村采访，成就了这部注定在中国新闻史上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书稿。

成书前4位记者写了大量内参，通过新华社发给中央领导参阅。它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时中央的决策，对中央下定决心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制改革，起了不可或缺的“助推”作用。“其中不少‘内参报道’，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中央领导同志都作了批示，成了制定重大政策的可靠依据。”（见该书序言）“我们认为，固原这样的贫困地区只有‘包产到户’才是唯一出路。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看到这篇内参后，第二天就带着我们的稿件乘直升机来到位于六盘山下的张易公社。他快人快语，当场就明确肯定了张易公社‘包产到户’的做法。因他的肯定，‘包产到户’很快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全区推开，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见该书再版前言）

我简直无法想象当时总书记是这样的工作作风，看了内参后在第二天就赶到偏远的六盘山下的当地进行考察。由此也足见新华社记者的内参所具有的分量与力量。要感谢时任新华社社长的穆青，他是有识见的新闻人，他对这4位将深入西北农村的记者说：“当记者一定要敢于讲真话，写实情。斯诺的《西行漫记》，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都是几十年前写的，为什么至今读来依然震撼人心？就因为他们真实反映了当年的社会现实。当时的新闻，已成为今天的信史。”

“讲真话，写实情”，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激励下，四位记者一路跋山涉水，走过晋陕甘宁边区三十九个县、一百多个公社，他们走村串户，行程万里，采访了上千名干部群众。最透彻他们心扉、最让他们感到苦痛的，就是满目的贫穷、遍地的饥饿。原先我总以为，只是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才有饿殍遍地，原来在中国的西北角，在“文革”之后，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依然是如此匪夷所思的贫困穷苦！

那是贫穷的残酷。那是真实的力量。与上世纪80年代初就写出如此真实篇章的记者相比，我这个在今天也位忝记者之列的人，感到深深的羞愧。请看开篇不久就描述的一节——访《东方红》歌手李有源老家（见该书第15页）：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咳呀！他是人民大救星……”这首《东方红》，最早就是由陕西佳县（即葭县）的民歌手李有源在1942年唱出来的。他因此成为全国有名的民间歌手。……这个县1955年李有源去世以前，群众生活可以，李有源唱《东方红》是发自内心的。但是他去世以后，不行了。我们到佳县，县委书记让我们到李有源的老家张庄去看看。……张庄离县城近，城里谁家白天埋了人，他们村里的人就在晚上把棺材板刨出来，加工成风箱、炕桌、小柜、凳子，拿到榆林城去卖，然后用卖得的钱在“黑市”上买点粮食回来过日子。……我们去李有源家时，看见了他的大儿媳。她告诉我们，他们家在合作化以前生活不赖，但是后来不行了。1971年前，生活实在没法子了，她出去讨过饭……

农民民歌手李有源若是知道他死后是这样的日子，或者，他如果知道《国际歌》里唱的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他还会引吭高歌“他是人民大救星”吗？谁人能够预计得到，后来的大跃进、人民公社、集体化、一大二公，弄得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该书的序言里讲到一个细节：山西一位农民斗胆评论人民公社制度，他说：多少年来，公社制度把我们农民像牲口一样死死拴在槽上。拴在槽上也可以，却不给草料吃。不给草料吃，又不让我们去找草料吃……平和的语气，带泪的微笑，心酸的回忆，饱含了农民对自己民主权利遭到侵害发出的抱怨，也饱含了农民对自己经济权益遭到掠夺无可奈何的控诉。

历史是真实的，正因为真实而呈现出非一般的残酷。西北，尤其是陕北，那是重要的革命“摇篮”。可是，无论在延安，还是在王家湾，或者在民族英雄谢子长的家乡，今非昔比，多少民众却挣扎在贫困的死亡线上，正像书中一开篇就说的：“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在全国解放三十年之后，不少农民的生活却反而不如贺老总在这里的时候了。”当年，王家湾高文秀老汉的窑洞里，设了毛主席的伙房，老人家回忆说：“那时候好啊，比现在好多啦。”作者感慨：“从高文秀老汉的回忆中，我们明显地感到，现在的王家湾真是不如三十多年前了。”

书中许多评述性的话，简明、准确、锐利，三言两语，入木三分。比如：“贫困到了极限便接近着死亡。”接近死亡，这是什么样的情景？书中所描述的，搁什么时候都让人心惊：“路过平凉的静宁县时，就碰到一整村的女人都丢下男人和孩子外逃另找对象的悲剧”；“最困难的，要算1973年到1976年的那几年，一口人一百来斤口粮，不到过年早就光了，靠糠和谷壳、麸子对付到开春。苦菜刚一露头，就挖得吃了。苜蓿成了主要食物，根本舍不得喂牲口。苜蓿吃光了，就只得打树叶充饥，槐树花叶、柠条花、枸杞叶子、臭椿叶子都摘来煮着吃。吃了树叶，拉的屎带血，自己都不敢看一眼……”；“‘合作化’以后，她家的土地归了公，羊也交了公，生活一年不如一年。她对革命革了几十年，反而搞成这样子常常迷惑不解，非常伤感……”

人活于世，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吃饱肚皮，这是再简单不过的“生存权”。一个政权如果总不能让自己的子民填饱肚子，那是没有任何理由继续执政下去的。其实，百姓脖子上只要没有“绳索”，他们是有足够的智慧与能力养活自己的。书中浓墨重彩地描写了一位名叫戈色令的农民，其遭遇让人感慨万千。戈色令可谓农民中的精英分子，在建国初期，他修水渠、栽旱柳、种沙蒿、养牛羊，发家致富，这在当时的西北，是多可贵的模范行为。可到了1958年，统统都要公社化，戈色令的行为变成了“搞资本主义”，他的那些“个人财富”全被集体收走；到了“文革”时，境遇更惨，他被戴上富农分子的帽子，被打得死去活来，最后身体完全垮了，疯疯癫癫不能再干活，1972年戈色令死了，时年才五十五岁……戈色令的经历充分地证明了：大集体的“阳关道”，远不如老百姓自己的“独木桥”。

我所在的江南，是“种什么长什么”的；西北的黄土高坡，如果好好种树、科学种地，也是有不少收成的——至少不至于饿死人。然而，“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时光，却延续着，延续着。简说原由，就是“极左”二字。比如一家最多只许种两棵“自留树”，多一棵都要当资本主义尾巴割掉。更有“学大寨运动”中那极左“套餐”，已深入了人心。一些地方，硬是“因地不制宜”，搞什么“人造小平原”，当地干部就说，搞小平原那也是为了“好看得多”——原来“政绩工程”不是现在才有的，老早就曾经在西北黄土高坡上一展英姿了。所以，那时的山西成了一个“出经验不出粮食”的地方。最大的“经验”传播，当然就是从1964年开始的轰轰烈烈的“学大寨运动”。

我们可以告别饥饿，但我们无法告别历史。把如此真实的“当代史”呈现在公众面前，这需要多大的胆识。谁说新华社记者只会写“新华体”的消息？这4位新华社记者的西行调研，在当代中国新闻史留下了重要的一页。半年采访归来之后，他们将采访笔记梳理了一遍，结合此前的内参，形成了一部沉甸甸的书稿。书稿先后送给了近十家出版社，当时编辑看了都说好，却没有一家敢出版——因为内容太真实太尖锐。直到199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之际，人民出版社终于将书稿付梓，取名为《告别饥饿——一部尘封十八年的书稿》。哦，《告别饥饿》，一部中国记者的《西行漫记》，十八年之后才与公众见面。著名作家贾平凹读过后这样说：“全书没有华丽的词句，也没有故弄玄虚的技巧，质朴到了极致，你说是新闻调查也可，是报告文学也好，是长篇散文也好，但你为中国改革初期现状的巨大真实所震撼，为作者的胆识、良知和职业责任心所凝聚的灵魂所感动。”

我与本书作者之一的傅上伦老师相识。“为新闻而来”的傅老师后来调到浙江工作，他曾回忆那次采访，说那是他记者生涯中“直面现实生活，敢讲真话，敢讲真理，最难忘的一次采访”。《杭州日报》发表他口述的回忆长文，其中讲到：陕北之行，十分艰苦。许多村庄不通公路，全靠两条腿走。我清楚记得，子长县西部丛山中有个叫白季峁的生产队，离县城九十多里，我走了一天，才走到半路，夜里发起高烧，一点力气也没有了。白季峁的农民听说北京的记者要专程到他们那里调查，连夜打着火把走了几十里山路来迎接我，他们是盼望着中央给个好政策呀！

惊动胡耀邦赶到偏远的六盘山下进行考察的内参，只有500字，是傅上伦捏着手摇的老式电话筒口授，新华总社那边记录成稿的。说的是固原县什字公社有十几个生产队的社员“罢工”了，成熟了的麦子也不去收割。原因是农民强烈要求包产到户，但县里坚决不同意。上下对着干，“火山”要爆发。而胆子大一点的队干部则不管三七二十一，领头搞了包产到户，说“我宁要‘资本主义的苗’，也不要‘社会主义的草’，先把肚子吃饱再说”……胡耀邦看到那500多字内参，深受震动，当天就决定亲赴六盘山，直接来做宁夏干部的思想工作。这就是新闻的力量，尽管是“中国特色”的“内参新闻”。

顺便说一句，傅老师一直关心我在《都市快报》的“快报快评”专栏，曾与我有过一次关于新闻评论的深入探讨交谈。没想到的是，2008年11月，也就是《告别饥饿》再版的当月，原本说话精气神十足的傅老师因病突然辞世，留给我们恒久的遗憾。

历史总是追随着时间，但它却注定要落在时间的后面；为了让时间中的历史不至于褪色得太厉害，那么，记者让自己记录的新闻成为信史，就是一个重任大责；光有诗人“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的浪漫，那是远远不够的。

（作者系杭州《都市快报》首席评论员；社会职务：浙江省杂文学会副会长、杭州市政协委员）

2009年第11期　由奥巴马摆酒平风波说起·魏兴荣

2009年7月16日，哈佛大学著名的非洲裔教授亨利·路易斯·盖茨在结束了中国之行乘车从机场回到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家时，由于房门被意外卡住，盖茨和他的司机猛力撞门。此时，有路人怀疑他们行窃，拨打电话报警。当班的白人警官詹姆斯·克劳利赶往现场。警员表明执法身份后，要求盖茨出示证件，以证明他是房主。但盖茨只出示了哈佛大学的工作证，而不是有住址的驾照，而且大骂警员们种族歧视，声音高的无以复加。克劳利等人劝阻无效后，只好将暴跳如雷的盖茨带往警察局，关押了数小时。但盖茨后来坚称自己交出了所有证件。

7月22日，奥巴马在白宫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及此事时说警察逮捕盖茨的行为十分愚蠢，证明美国的种族偏见仍然存在。奥巴马表示，他在哈佛法学院上学时就认识盖茨教授，他们既是师生也是朋友。他说，盖茨教授是一个学者，对他实施逮捕毫无道理，而剑桥市警方就是因为盖茨教授是一个非洲裔美国人，才对他表现出极度的不信任。

针对总统奥巴马的言辞，警方大为不满。7月23日，代表全美警察的“国际警员兄弟会”主席戴维德-贺尔维称“奥巴马的言论伤害了警界绝大多数正直的警员”。7月24日，剑桥市警察局长哈斯表示支持克劳利，称奥巴马总统的批评令警员“受到严重伤害”。克劳利在接受多家媒体采访时表示，自己在办案过程中并无过失，总统不了解事实。剑桥市巡警协会也要求奥巴马向全体执法人员道歉。

面对警方的批评，奥巴马亲自与克劳利通电话后，公开承认自己“用词不当”，并且表示将邀请克劳利和盖茨到白宫喝一杯，化干戈为玉帛。7月30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椭圆形办公室外野餐桌宴请“种族案件”的当事双方喝啤酒，副总统拜登也来作伴。四个人在树下一起喝啤酒，气氛轻松，大批传媒被隔在一定距离外拍摄采访，这次引人注目的会面被传媒形容为“啤酒高峰会”。但奥巴马会面前强调，所谓风波其实是被夸大和渲染，邀请克劳利与盖茨到来不是一场啤酒群英会，而是几个大男人喝两杯、聊聊天，减少怒气的同时自我反省。奥巴马称希望能以此事为鉴，花更多时间聆听彼此，改善种族关系，而不是互相指责。

盖茨教授说，愿意用自己的经验，给大家做一个反对种族主义的教材。他说他非常希望借总统的白宫之请，与白人警官达成和解，平息种族对立情绪。而且盖茨还表示，他最大的遗憾就是让总统因为支持自己而受到冲击。而警官克劳利也不再陈述他在整个事件中的委屈，并称即使事件发生之后他也一直都是奥巴马的“粉丝”。

一场波及敏感问题“种族之争”的风波在一场总统主持的温馨啤酒会中优雅地落下帷幕。

奥巴马摆酒息风波的信息在网络披露后，引起了包括中国网民在内的强烈反响和网友热议——

湖北十堰网友发帖：天佑美国。事情看似很小，但关系到了根本，首席管家亲自出面，让人感慨，让人佩服，让人向往。

河南平顶山网友跟帖：天佑美国。他给全人类树了一面旗帜，一个榜样。一个理想国!

河南漯河网友跟帖：上帝保佑美利坚，伟大的国度，伟大的人民(白人，黑人，黄人，亚洲人，南美人)!祝愿所有心中有美国梦的人能够实现!

河北唐山网友：这样的国家，想不强大也难。

广西玉林网友：在中国，下级永远不敢向上级要求“道歉”，不管你是否有理!上级尤其是首脑人物，也永远都是对的，绝对不会有错误的事情。

黑龙江佳木斯网友：差别啊，距离啊。

奥巴马此举看似轻易、轻松，却给这个世界太大的感官冲击和心灵启悟。

一位知名教授风尘仆仆从国外归来，却打不开自家的门，情急可料。但雪上加霜的是，在撬自家门时，竞被负责任的路人疑为盗贼向警方报案，警察迅疾出现场，且履职认真，盘查详尽，令情急中的教授火上浇油，对警察大喊大叫。因教授提供不出带住址的证件，又被警察带走。客观地说教授急愤有情可原，而警察带走教授也是秉公办事。这场本不该发生的冲突发生了但仍有它发生的自然逻辑。问题是被带走的人是黑人、是奥巴马的老师，总统便在不了解全面情况的前提下贸然指责警察“行为愚蠢”，此举确实有失轻率，致使一起与种族无关的普通执法事件陷入了“种族歧视”的敏感漩涡，从而引发了警察的群体抗议和媒体的非议。

在沸沸扬扬的抗议面前，身为总统的奥巴马如何处置呢?他刻不容缓，亲自给当事者克劳利警员打电话了解情况，并公开承认自己“用词不当”，然后邀请当事者双方到白宫喝啤酒!

一场“啤酒峰会”把事件的转折推向了顶峰，推向了一个令人遐思无限的美妙境界，推出了一段传遍世界且必会载于美国历史的政坛及驾控调处人际关系的佳话。

人与人之间，官与民之间，如果都有这样的境界和善意，还有什么矛盾不能化解?还有什么芥蒂不能疏通?还有什么隔膜不能弥合?奥巴马的行为，恰恰体现了我们眼下最时髦也最令人期待的那个字眼：和谐。同时，它也向人类宣示：真正的和谐是如何以真诚和智慧营造的。

网友们的某些点评看似有点儿尖刻，但却十分客观。试想一下，在我们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如果某个省部级一把手(更遑论国家领导人了)指责某个派出所的民警“行为愚蠢”，这个受委屈的警察敢抗议吗?整个公安系统敢站在这个警察一边，为其辩护，并集体要求领导向警察道歉吗(如果某个组织敢提这样的要求，一定会被视为鼓动闹事、破坏稳定而受到警告或加以惩治)?小小警察敢奢望省部长会在道歉之后还要请他去喝啤酒吗?恰恰相反，那个被领导指责“愚蠢”的民警极有可能因惹了大麻烦(错抓了撬自家门的少数民族教授，该教授又恰恰是最高长官的老师!)而战战兢兢，恐怕他正迫不及待地向教授道歉，或在来不及道歉的情况下就先被停职也说不定。总而言之，领导的话就是旗帜，就是方向，就是最高标准，领导永远没有错。在领导的定论面前，群众没有辩解的余地，没有质疑的空间，也没有辩解和质疑的习惯。在大大小小的领导面前，下级、下下级只有俯首听命、逆来顺受、保持一致的份，而不能发出独立的声音。久而久之，下级都变成了顺民、弱民甚而愚民，这对说错话或办错事的领导则是一种纵容，使他们错起来无后顾之忧。在这种领导犯错下面却鸦雀无声的情况下，领导当然无须道歉更无须请人喝啤酒了。难怪那位佳木斯网友发出“差别啊，距离啊”的慨叹。

此时，我也联想起另一个故事。在希拉里贵为第一夫人的时候，有一次她在一大学演讲结束之后，便和几位朋友站在大厅门口大声说笑，这时走过来一位看门老头，他训斥道：“门厅内不准大声喧哗。”希拉里听罢，连忙道歉，赶紧和几位朋友匆匆离开大楼。在那里，一名看门老头和总统夫人是完全平等的。当看门老头履职告诫总统夫人的时候，总统夫人没有狗仗人势，她很自然地感觉到自己也是一普通公民，没有任何理由不遵守规则。有人由此评价到：有何等素质的国民，就有何等素质的领袖，领袖是人民培育出来的。此话有一定道理。但我想补充一句更客观的话：有何等的政治体制，就有何等品味的公民。专制体制、高压政策下的公民，都易患软骨病，都普遍缺乏“刚性人格”，因为公权太强大了，民则被迫软弱。

再说奥巴马啤酒会。奥巴马就是奥巴马，他的出手不凡让世人再次领略了这位名不见经传、缺乏起码的从政经历的黑人小伙是凭何才能而一举击败德才兼备品貌俱佳雄心勃勃胜券在握的前第一夫人希拉里而荣登总统宝座的了。因一句轻率指责的话引起警界大为不满，全美警察的“国际警员兄弟会”批评奥巴马的言论伤害了所有正直的警察，剑桥市巡警协会要求奥巴马向全体执法人员道歉。奥巴马从善如流，又是亲自和受委屈的警察通话，又是公开道歉。此事到此也就完全说得过去了，完全够意思了!人们也完全可以给予谅解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何况已道歉!但奥巴马竟然又请双方当事者去白宫喝啤酒!并声称此系“几个大男人喝两杯、聊聊天，减少怒气的同时自我反省”。这场出人意料的啤酒会如春风细雨极度地滋润了矛盾三方当事人的心灵，也使人类集体沐浴了一种用真诚和境界缝制人际天衣的美妙技巧所带来的灵魂洗礼。

喝啤酒的无限功效说明它绝不是一场政治秀，而是用此极致方式体现即使坚冰也可以被化解的人的善意与智慧。试想，奥巴马仅是道歉虽可泯灭警察们对总统的怨声，但黑人教授和白人警察之间的怨怼或许还有想和解的愿望呢?由此触及的种族矛盾的遗患呢?高居尊位贵为总统的奥巴马能请两个心存芥蒂(其中一个还对总统也曾有怨言)的普通人来喝啤酒，彼此原有的怨气、怒气当然就会在杯盏交错中烟消云散。这里没有批评，没有指责，只有浸透啤酒醇香的轻松气氛，只有坦诚交流和彼此的聆听，只有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每个人尽享的做人尊严。

多么令人感动的美妙时刻啊，这一刻，它所激起的无限涟漪将绵绵荡漾开来，轻拂着、温煦着白人、黑人及世间各色人种的心灵，启迪着人类的心智——如果人类都具有这样充满诚心善意的智慧，还有什么人间的矛盾不能化解呢?还有什么心灵间的沟沟坎坎不能迈过呢?

这就是奥巴马啤酒会的直接功效之外的典范作用。这就是奥巴马的过人之处。

赞誉奥巴马的人，将奥巴马的一些经典行为称之为“智慧”。在此，我又想起了一段关于林肯的故事。

1863年6月的一天(那时美国不朽的《解放黑奴宣言》尚未宣布)，一位为自由而战的卓越黑人领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被一参议员带进了林肯在白宫的办公室，并与总统进行了长时的关于给予黑奴自由的坦率交谈。这位几年前还不能安全进入马里兰州和华盛顿的黑人在6个月后的一次即席演讲时这样讲述他晋见总统的感受：“我愿意告诉你们他是怎样接见我的，就像你们见过的一位有身份的人会晤另一位有身份的人那样!我告诉你们，我感到自己在那里简直太神气了!你们想知道他留给我的印象吗?这正是我想告诉你们的。他留给我的印象正如你们每个人习惯称呼他的那样，他是一个诚实的人。而且我得出一个结论：尽管亚伯拉罕·林肯是集伟大、明智和雄辩于一身，他还是不会以伟大的亚伯拉罕、明智的亚伯拉罕和雄辩的亚伯拉罕这类称号名垂青史的，如果这个国家得救的话，他将以诚实的亚伯拉罕名垂青史。他将以这个称号流传下去，将和华盛顿的名字并列地写在我们这个辽阔世界的每个角落而不至于贬损后者。”

由此我也认为，正如公众所评价的，奥巴马确实是智慧的，但也正如他的偶像林肯一般，他更是真诚的。

让我们回想一下奥巴马竞选时的一个片段：他的黑人牧师赖特是他家的好友，赖特对白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敌意，他攻击美国白人，攻击美国政府。此事被麦凯恩拿出来攻击奥巴马，并令奥巴马的支持率迅速下滑。按照一般人的理解，碰到这种危机时刻，奥巴马会说些道歉的话，并批评和疏离这位牧师朋友，以摘净自己，挽回选票。可他在题为《更完美的联邦》的讲演中说出的却是另外一番话。他开宗明义并斩钉截铁地说：“我不可能跟这个牧师切断关系，正如我不能跟我的白人外祖母切断关系一样，因为这就是美国。牧师从小受到白人的欺负，因此他恨白人，这就是美国。我的白人外祖母恨黑人，我的黑人牧师恨白人，这就是美国，我必须得接受。因为他们都是美国的一部分。”接着，他话锋一转：“可是我的牧师犯了一个错，他把他所遭遇的一切当成美国的所有。他忘记了，我的竞选口号是我当了总统都会改变，他的错误就是他没有看到美国的伟大之处不是现在的缺点，而是美国是全世界唯一一个会接受改变的民族，改变才是我们的未来，这就是我的竞选口号。”

奥巴马这番出人意料的讲演，又把他和林肯联系在了一起：大家把他称为“全美国历史上唯一能够媲美林肯的领导”。

还有，他跟麦凯恩做竞选辩论，主持人问两个候选人如何对付邪恶，麦凯恩回答“我打败它，我击溃邪恶。”而奥巴马说，“我们当然是要打败邪恶，可是我告诉各位，很多邪恶就是我们美国人在过去自以为是所造成的，在打败他们之前我们要先检讨自己。”

这就是奥巴马。这仍然是奥巴马的真诚。奥巴马是智慧的，雄辩的，才华横溢的，但他更是真诚的。唯有真诚方能赢得信赖。所以，美国选择了奥巴马，奥巴马赢得了美国。在信息化时代，奥巴马将跨越时空，赢得更多的人。因为人们都能够看到，都可以倾听，都在比较，都在思索。

2009年第11期　柏林墙倒塌目击记·李 英

1989年秋天，我以自费留学生的身份远赴联邦德国。那个时候，世界上有两个德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即西德)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即东德)。

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德国正处在社会大变革的前夜，两德统一的大幕徐徐拉开。我亲眼目睹了柏林墙怎样倒塌，两个德国怎样走向统一，统一后的德国又面临怎样的新矛盾和新问题。

大墙时代

长途跋涉来到德国，还未完全洗去旅途的征尘，就被身边发生的一切深深吸引住了。

这是一个多事之秋，风暴的中心是柏林。

柏林是一个十分特殊的城市。二战结束后，根据有关协议，战败国德国被美苏英法划分为四个占领区。1949年8月14日，西部美英法占领区合为一体，宣布成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即“西德”；同年10月7日，德国东部(苏占区)也组建了政府，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即“东德(民德)”；作为战前首都的柏林位于东德的中东部，它也被划为四个占领区，苏占区称为东柏林，是东德的首都，美英法占领区称为西柏林，是西德的一个州，它如同孤岛一样处在东德的四面包围之中。

这个孤岛，曾经爆发过一场国际危机，把“冷战”演绎到了极致。

1948年，苏联切断了西柏林和西方国家之间的一切铁路、公路和水路交通运输线，企图迫使西方国家放弃他们在西柏林的权利。于是美国和英国从这一年6月26日开始每天向西柏林空运生活必需品，持续达11个月，直到1949年5月4日苏联同意解除封锁。而结束封锁的原因是，西方对东德的交通运输也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特别是西方禁止进口东欧集团的全部重要出口物资。

在空运的日子里，流传着一个“摇翅膀叔叔”的故事，说的是美军飞行员霍尔沃森驾驶的运输机上，不仅有各种生活必需品，还特地给西柏林的孩子们带去了泡泡糖。为了让孩子们在飞机短暂的停留期间尽快赶到机场，他约定了暗号。在无数的飞机中，摇晃着翅膀的那一架就是带来糖果的飞机。孩子们看见这架飞机，便喊着“摇翅膀叔叔”的名字，欢呼雀跃地跑来。

封锁取消了，冷战还在升级。

从德国被划分为不同的占领区时起，就不断有人从东德逃向西德，尽管1957年通过的东德法律规定，未经允许逃离东德者将被处以3年的监禁，但截止到1961年，陆续有近350万东德人逃亡西方，占东德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其中大多数是医生、教授、工程师和政府官员。

1961年8月12日晚上，100多万柏林人上床睡觉时，并没觉得和往常有什么不同。午夜过后，满载东德军队的卡车开到东西柏林之间的边界线，头戴钢盔的东柏林警察乘车前往主要通道站岗，士兵从车上卸下木桩、铁丝网、水泥柱、石块、镐头、铁锹。

8月13日，东柏林人一觉醒来，听到的第一条新闻是：“华沙条约国请求东德政府对柏林内部和周边地区建立有效的控制。”一个小时内，东柏林和西柏林之间81个路口均被封锁，剩下的也随即关闭。东德与西柏林间所有的交通路线全部切断，地铁和有轨电车也不再通行。

更令人惊异的是，一道被称为“柏林墙”的东西一夜之间从天而降。

原东德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在他的回忆录《我的经历》中，对建立柏林墙的背景、经过及其影响作了详细介绍。他说：

从1949年到1961年，东西柏林之间的边界是开放的(与西德的边界在不同程度上也是如此)，既无安全措施，也不进行检查，边界线就蜿蜒在街道、住宅区、树林或河道中，每天有50万人通过边界。那时在柏林西区至少有80个间谍机构和恐怖组织。对东德进行内部颠覆活动和货币投机，并且大量招募东德劳动力。这些动态的发展引起了东德政府的高度警惕。1961年8月3日至5日，华沙成员国的第一书记在莫斯科举行会议时，东德统一社会党在同苏联共产党协商后提出，应按一般主权国家的做法对东西德、东西柏林边界进行“有效控制”，与会者一致表示同意。昂纳克说，他当时任党中央书记和国防委员会书记，第一书记鸟布利希责成他采取行动。于是，8月11日由人民议院发表时局声明，指出欧洲和平面临严重威胁。8月12日部长会议通过对边界实现“有效控制”的协议，下午4时鸟布利希签署命令，8月13日(星期日)零点开始行动，国家人民军战士和工人战斗队在短短几小时内就建起了一道“柏林墙”。

最初，“柏林墙”只是一道铁丝网，以后才用灰色水泥预制板和砖块砌成。全长166公里。其中46公里横穿柏林市，其余为西柏林同东德波茨坦专区和(奥德河畔的)法兰克福专区的分界线，把整个西柏林环形包围，只留有9个过境通道。柏林墙并非只是一堵墙，而是两堵墙，靠西的那堵墙高3，5米至4米，墙头铺设有一根直径为35厘米至40厘米的铁管，使人无法攀登翻越，靠东的墙大体差不多。两墙之间是一条宽窄不等(平均50米宽)的狭长地带，作为控制区，其中建有一条宽6至7米的军用车辆通道，在108公里长的地段挖有拦截汽车的坑道，有的地方深达5米。沿着柏林墙总计有265个嘹望塔、137个碉堡和274个养有警犬的设施，墙上普遍装有报警器和照明设备，一接触铁丝网就会发出警报声。

在建柏林墙的同时，东德在与西德的整个边界上也拉起了铁丝网，挖掘了松土带，并逐步设立了严密的观察哨所和自动射击装置(直到80年代，在西德人的强烈抗议下，同时西德政府以两笔巨额贷款为交换条件，才使这些自动射击装置被清除)。1963年6月21日，东德国防部长签署了一条命令，对居住在距离边境线30到100米范围内的东德居民进行严密控制，任何人企图进入这一区域都需要特殊许可，否则就要接受严厉的惩罚。在东西方关系最紧张的时候，边境线一带还埋设了70多万颗地雷。

初见柏林墙

我第一次看见柏林墙是在踏上德国的第一个夜晚，火车穿越东西柏林边界时，透过车窗，只能隐隐见到一条河在昏暗的路灯照射下闪着点点波光，河边有一道长长的墙体的黑影。有人叫了一声：“看，柏林墙。”就这一瞬间，我从东方跨入了西方。

几天后，姐姐专门带我去看柏林墙，由于这道墙的特殊意义，它已经成了柏林的一大景观。

当我站在柏林墙边，与它如此近距离接触时，心情很是异样。最初，我并没有激动震撼一类的感觉。反倒有一些失望：这就是大名鼎鼎如雷贯耳的柏林墙?不过就是一道长长的望不见头的几米高的水泥墙，平淡无奇，实在谈不上艺术价值。但我仍然被触动了，因为我看到西德人民已经把这个平淡呆板的墙体变成了生动幽默的画廊，不知哪路高明的画家在这块巨幅画布上任意挥洒想象涂抹色彩，艳丽的色块，抽象的图案，粗大的字母……它们要表达什么?宣泄什么?渴望什么?期待什么?

目光越过柏林墙，看到墙东边的勃兰登堡门，它是另一个作为柏林城市象征的古迹，建于1788～1791年，是当时古勃兰登堡国的雄伟--

城门，二战中，勃兰登堡门被炸得遍体鳞伤，只剩下断壁残垣。唯令柏林市民慰藉的是，大门没有倒塌，它依然象征吉祥，给人从头开始的力量。今天，一堵灰暗冰冷的墙体在它的粗大门柱前拦腰一刀，使这座大门变得心事重重，愁眉不展。

柏林墙与勃兰登堡门之间，有一片开阔地，也叫隔离防护无人区，登高而望，发现那里有许多设施：铁丝网栅栏——瞭望塔——混凝土防御掩体——信号装置——探照灯——警犬巡视路线——边防军巡逻线——岗哨边界线及标杆——车辆陷坑 Or柱式高杆照明灯——坚固的控制带(死亡带)——上面装有钢管的混凝土板块墙。此外，在一定距离内装有自动发射装置。任何人想穿越这一死亡地带，都是不可想象的。

墓地背后的故事

我们沿着柏林墙漫步，突然，一块小小的墓地跳进眼中，十几个白色十字架伫立墙脚，用松枝和鲜花编织的花圈靠在十字架前。

姐姐告诉我，柏林墙建起之后，仍然有人不顾危险冒死翻墙逃跑，士兵便向逃跑者开枪，酿成了一幕幕悲剧。西德人在墙的这一侧为死难者立起了墓碑，一个十字架就是一个冤屈的灵魂，每一个十字架上都标有死难者的姓名和死亡日期，我发现大多数是“无名氏”，最后一个死者的死亡日期是1989年2月5日。后来每当我想起这最后一位死难者，都不禁扼腕叹息：“若是他有先知，再耐心等待几个月……”

(我回国后查阅了资料得知，从1961年到1989年的28年间，在柏林墙和两德其他边界上，共有201名“偷越国境者”被开枪打死。最后一名是一个叫古埃勒夫的20岁青年。1989年2月5日晚9时，古和他的朋友高迪安试图偷渡柏林图尔托夫运河，在匍匐3个小时后，古因触动警报器被打死，高受重伤。)

这块墓地真正让我心灵震颤，同时也使我产生了一个疑问：东德人是怎样越过如此严密如此恐怖的柏林墙防御设施而逃跑的呢?多年以后。我找到了这些故事。

对于普通的德国人来说，柏林墙所代表的并不是诸如东西方冷战、对立、分裂这样的政治大概念，而是数以千百计的小人物悲壮而辛酸的传奇，这些小人物用非凡的智慧和勇气，甚至用自己的生命，为盛产童话的德国再添新的童话，这个新童话的名字，叫做“不自由，毋宁死”。

第一个翻墙人

历史记载，柏林墙初步完成，即东西柏林正式分割的时间，是1961年8月13日中午12点37分，以最后一个路口宣布封锁为标志。

13日下午，第一个翻墙人出现了。一个青年用百米冲刺的速度飞奔向铁丝网，三名警察追上了他，将他打倒在地，谁也没有想到，被打倒的他竟奇迹般又站了起来，夺过警察的枪，一边与警察对峙一边继续向西柏林飞奔。警察冲上去和他又一次扭打成一团，并且一刀刺进青年人的膝盖。就在此刻，西柏林群众雷鸣般的怒吼惊醒了三名警察，于是他们扔下青年跑回柏林墙的另一侧。这个青年拖着残废的腿，一边拼命呼救一边爬到了西柏林。

钻栏杆

柏林墙并不是铁板一块，总有那么几个门，几个交通站，于是，被困在东柏林的一位青年就打起了交通站的主意。经实地查看，交通站是靠栏杆来封锁交通的，虽然栏杆结实，撞不断，但是栏杆比较高，如果汽车足够矮，可以从栏杆底下直接钻过去。

于是计划诞生了，这个青年开着一辆又小又矮的车，把自己的女友放在行李箱里，趁警察不注意，开足马力，一下从栏杆下面钻到了西柏林。

在这样的“奇迹”接连发生了两起之后，恼怒的东德警察在栏杆下面装了无数垂直的铁条，别说是车，就是条蛇也休想再钻过去了。

“地道战”

有一个五岁的小男孩，他的家人通过挖地道从柏林墙的下面钻到了西柏林。这个地道挖了整整6个月，为了不被地面人员发现，地道深入地下12米!这样庞大的工程，这样长的时间，真不知道逃亡者是怎样承受的。这个孩子当然什么也不知道，当他从地道口出现在西柏林的时候，面对记者和救援人群发表感想如下：“这个大洞洞怪吓人的，不过没有野兽。”

“火星撞地球”

在柏林墙刚完成的那一年，由于墙体还不是很坚固，有人就想出了办法：开重型车辆直接撞墙，冲进西柏林。

1961年，这类事件多达14起。

逃亡者要面对的不仅仅是高墙，还有来自军队和警察的密集射击。一个叫布鲁希克的东德人和他的同伙用大客车冲击柏林墙，但是他们的行动从一开始就被发现了。军队和警察从多个方向向客车密集射击，客车起火燃烧，弹痕累累!还好，客车质量过硬，不但没有熄火，还在布鲁希克良好的驾驶下奋勇加速，一声巨响，柏林墙被撞开了一个大缺口，整个客车冲进了西柏林!欢呼的人群拥上来迎接，却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驾驶座上的布鲁希克身中19弹，他是用生命的最后意志坚持加速，冲向柏林墙的。当客车冲进西柏林的那一刻，布鲁希克停止了呼吸。

自造潜水艇

1968年，一位东德青年自己造了个潜水艇潜过界河到达西德，他用的是摩托车马达，配上自己组装的钢板，还有导航、压缩气体等系统，硬是在家造出了一个个人用的小潜水艇。这潜水艇在水下航行了5个多小时，才从西德那边冒出来，其中没有发生任何事故。这小潜水艇真是一个奇迹，青年的逃亡过程使他立刻在西德找到了工作，各大机械公司竞相聘用该青年为设计师，听说后来他还真在机械设计上大有成就。

跳楼者

凡靠近柏林墙的高楼，都成了东德人“跳楼”的场所。只要你爬到楼上，表现出逃亡的意图，西柏林的同胞们就抬着床单蜂拥前来接应。鼓足勇气，一跃而下，只要把握了方向，就可以在空中逾越柏林墙，落到床单上。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么高的运动天分的，曾经有一家三口一起跳楼，6岁的孩子成功了，父亲和母亲却摔到了地面，一个伤了内脏，一个伤了脊椎。在短短的跳楼时代，有4个人因跳楼而死亡。

年纪最大的跳楼者是一位77岁的老太太，她在跳下来之前，把自己吓得瘫倒在了地板上，无论大家怎么鼓励也无法跳下来。就在西柏林人失望地打算散去时，一个意外发生了，东柏林的警察发现了情况，冲进大楼，警察砸门的声音给了老太太无穷的动力，她冲向窗口，果断地一跃而下……

再后来，西德人又改用汽车接应跳楼者，顶部预先布置好的汽车突然冲向柏林墙，跳楼者就把握这一刹那裹着被子飞跃而下，直扑汽车顶部，汽车接到人后马上退回西柏林。

直到东德下了决心，把柏林墙东德一侧的高楼全部推平，空出一片几百米的“恐怖区”以后，居然还有人延续了这个跳楼逃亡法。一位工程师设计了一个强力弹射装置，从东柏林市内的高楼起跳，“弹”了数百米到达西柏林，然后利用自己制造的降落伞缓缓落地。

胜利大逃亡

柏林墙，一本厚重的历史书。刚到德国的我并不知道，这本书新的一页正在掀开。

谁都没想到，搬动柏林墙上第一块石头的，竟然是匈牙利这个中欧小国。1989年5月，匈牙利作出一项决议，开放与奥地利的边界，清除埋设在260公里长的边界的地雷，打开了东欧国家与西方的通道。6月27日，匈牙利外长久拉·霍恩和奥地利外长阿洛依斯·莫克象征性地在奥匈边界剪断第一截铁丝网后不久，一批批东德人便通过到匈牙利旅游的机会逃往奥地利，继而逃往西德。

新一轮更大的逃亡潮开始了。

我们在德国，几乎天天从电视上看到这样的镜头：

成千上万的东德人借着去匈牙利旅游的机会，越过匈奥边界，进入奥地利，然后再从奥地利奔向西德境内。西德对东部的同胞兄弟敞开怀抱，来者不拒。

捷克首都布拉格同样成为东德人逃往西德的通道，一群群东德人开车来到布拉格，他们把车扔在大街上，飞快地跑进西德驻布拉格的大使馆，成人们先把孩子和玩具熊举过栏杆，送进使馆的后院，然后乘警察未赶到时自己也翻墙而入。这时警察赶来了，把正在爬栏杆的人往下拉，院里的人则把他们拼命往里拽……第二天，更多的人来了，重复着同样的事情，警察也多起来，把使馆围住，可是难民更多，又把警察围起来。他们说什么也不肯回去，他们只有一个愿望：要西德政府接受他们。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波兰，近2000名东德难民汇聚在华沙的西德使馆门前，他们不愿再回东德，要求做一名西德人。

时间很快到了9月底，一直密切关注局势的西德外长根舍心里明白，他正在目睹东德的灭亡，他要为这堆烈火再添把柴。9月30日，根舍飞抵捷克首都布拉格，在使馆阳台上亮相，他宣布，在那里的东德人将获准移居西德。话没有讲完，听众就爆发出阵阵欢呼声。

西德的一位护送者随这些东德移民一同乘车奔赴西德，当他目睹列车梦幻般地从东德通过时，田野里，城市中，人们自发地向飞驰的列车挥动白手帕，铁路工人把大盖帽拿在手中向他们致敬。几个小时过后，当列车载着这些乘客隆隆驶入联邦德国的境界时，他们齐声高呼：“自由!自由!”

游行去

一列列专车载着成千上万的叛逆者奔向西方，这使东德局势更加动荡，人民要求开放边界自由来往、要求两德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东部各大城市不断举行游行集会，广场上的群众讲坛和教堂里的自由辩论磁石般吸引着普通市民。莱比锡市更是欲罢不能，渐渐形成每逢星期一下午人们上街游行的势头。东德民众不仅喊“我们是人民”的口号，更喊出“我们是一个民族”、“德国，统一的祖国”等新口号，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

10月9日这一天，7万莱比锡人举行了空前规模的示威游行，就在这个时候，“当局要严厉镇压”的消息也在四处流传。

市民埃瓦尔德·迪姆一家三口参加了游行，他从一位朋友那里得知：在一次党的会议上宣布了十点方案，内容就是反革命活动将于10月9日在莱比锡被镇压下去。“我非常担心。”他说，“……下午6点，我和妻子、女儿开车去市中心参加游行，我们加入了迪特里希环行路那里的行进队伍(当时看到机动警察全副武装，手持手枪、冲锋枪，在卡车里待命，所有的卡车都没有熄火)。我们高呼‘我们是人民!’如此壮观的场面使我受到鼓舞。我们的眼里闪烁着泪花，说不出是出于喜悦还是害怕。我们不知道降临到自己头上的会是什么，我们只知道一件事，我们不愿再像从前那样活着，管它降临到头上的会是什么!”

古德龙·菲舍尔，32岁，排版员，10月9日那天，她和丈夫早早把6岁的女儿哄上了床，然后她要和丈夫一起去参加游行，可丈夫不让她去，要她远远地避开政治，但是这次，她坚决要和丈夫一起去。她拉着丈夫的手，沿着库厄大街一路走去。

37岁的家庭妇女苏珊·罗梅尔也赶来参加游行，她看到教堂被包围了，突然意识到自己可能要参与一场流血的冲突。她并没有回家，而是勇敢地走进教堂，那里面已经聚集了很多人，示威者们唱着神圣的歌曲，还不断地高喊口号：“我们坚守在这里!”“我们是人民!”喊得最响的口号是：“不要暴力!”

11月4日，东柏林爆发了东德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游行示威，近百万人走上街头。

11月7日东德政府辞职了。

11月9日

1989年的11月9日，修建了28年的柏林墙被推倒了，分裂了40年的东西德人民迈出了统一的第一步。

东德宣布开放边界的方式是极富戏剧性的，而导演这场剧的竟是一个意大利记者。在当天下午的每日例行记者招待会上，主持会议的民德政治局委员沙博夫斯基已经准备收场了，意大利安莎通讯社记者里卡多·艾尔曼拼命摇晃手臂要求提问，他问道：“您曾谈到当局犯了很多错误。您是否认为您不久前介绍的旅行法草案是个错误呢?”

沙博夫斯基掏出一张纸，宣读了新旅行法草案内容，然后似乎顺便似的说：“私人出国旅行今后无须说明理由。”接着又说：“按我的理解，该法从现在就生效，立即生效。”这时是下午6时53分。其实，当时新草案并没有获得通过。

这个时候，东德的其他领导人正在闭门开会，谁也不知道发生了这种事情，而东德的群众从电视实况转播中都清楚地听到了沙博夫斯基的话。世界各大通讯社几分钟后纷纷转发这一消息，称“民主德国开放边界，柏林墙不复存在。”

西德首都波恩，联邦议院中断了会议，向媒体发表声明。社民党主席弗格尔说：“这一决定表明，柏林墙在28年之后，失去了它的作用和意义。”议员们激动地唱起了国歌。

晚8时15分，第一批约80个东德人已经来到柏林墙边打探消息，到晚上11时，过境关卡上聚集了3万人。11时过后不久，东德的国家安全部少将尼布林下令打开了边界。其实，晚上9时30分左右已有数不清的人从东柏林进入了西柏林，东德的边防警察已经无法控制他们了。

柏林墙首先被东柏林的青年冲开，通过决口向外涌出的人越来越多，悬念变成了狂欢，西德人也冲向东柏林人涌入的入口处，给客人们抛去巧克力、石竹花和玩具熊，敲击客人们的两冲程卫星牌小汽车以示欢迎，他们甚至把客人汽车排烟的汽油味称为“自由的芬芳”。素不相识的陌生人相互拥抱，新结识的朋友痛饮香槟，人人眼里闪动着泪花。在勃兰登堡大门前，德国人爬上了墙头，像马戏团里杂耍戏那样，把一个又一个的人拉了上去。他们打着V型手势，齐声呼喊：把墙推倒!并唱起“我们必胜!”有些人开始用锤子砸墙，似乎想拆掉这座墙。

负责防卫城市中心地带的英国军人派出了一支军乐队来到柏林墙跟前演奏，不仅为了缓和气氛，而且也是为了对局势加以不露声色的观察，英国人还提供了不带标记的大轿车把游客送来送去。

“就像圣灵降临，就像天使张开了翅膀……”一位亲眼目睹了此情此景的德国作家这样写道。

走向统一

柏林墙开放的第二天，即11月10日，在西柏林市政厅门前，东西柏林人几十年来首次联合聚会。西柏林市长在集会上说：德国人如今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威利·勃兰特，这位在1961年柏林墙出现时的西柏林市市长、在1969年首创对东方缓和政策的前西德总理、德国社会民主党老一辈政治家，发出这样的感叹：“本来就是同根同属，现在又携手共进。”

西德现任总理科尔也登台亮相，他中断了对波兰的访问，风驰电掣般地赶回来，这位老练的政治家敏感地意识到：创造历史的时刻到来了。

普通的东德民众半个世纪以来还是头一次不用顾及威胁，他们像过节一样高兴，他们在西德免费喝豌豆汤、喝啤酒，免费看西德的足球比赛、听摇滚音乐会和交响音乐会。西德的银行星期六、星期天全天开业，让每个东德人领取100西德马克的“欢迎礼”。然后东德人就去商店买随身昕和牛仔装，甚至连商店在这个时候也不用遵守严格的法定营业时间。东德人乘坐西柏林地铁可以不买票，西柏林还备有城市游览图、咖啡和香蕉，全部免费提供给东德人。

当我又一次看到柏林墙，已经是1989年的年底，我从拜罗伊特市回到柏林过圣诞节和新年，此时正是人们欢庆柏林墙开放的日子。与上次截然不同，这里没有了岗楼的肃杀和墓地的悲凉。到处是欢天喜地的人群。柏林墙已打开了两个口，分别标识着：人口，出口。进出柏林墙两侧的人流排着长队。过了一会儿，有人爬上了柏林墙墙头，这在那段日子里已是常事，接着，又有许多人往上爬。墙下的人也不甘寂寞，不少人看来是有备而来，他们拿着锤子、凿子等工具，拼命地凿墙。后来，德国人把凿墙行为美誉为柏林墙的“啄木鸟”。

从1990年6月13日起，300名东德士兵和600名西德士兵借助13台推土机、55台挖掘机、66台起重机和175辆重型卡车的力量，开始彻底铲除已被民众大面积捣毁的柏林墙。到这一年的11月30日，除了6段留作纪念的柏林墙，其余的全被铲平。混凝土被粉碎再生，铺设道路，250块柏林墙墙体以1万到15万马克的价格被拍卖。

1990年10月3日，德国正式宣布统一，两个德国并存的现象一去不复返，lO月3日被定为“统一日”。

戈尔巴乔夫改写了历史

1990年夏秋之交，我父亲来到德国探亲旅游，刚到柏林，就嚷嚷着要去看柏林墙。这一天，姐姐和我陪他同往，来到了勃兰登堡门前。远远的，我们便看见，柏林墙已经没了，这一段最有代表性的墙体全被拆除了。父亲深感遗憾，一个劲儿说：不应全部拆掉，应该留下一段作为历史遗迹，历史文物。

柏林墙虽然没有了，但新的景观出现了，那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市场，许多人在摆地摊，出售各种与柏林墙有关的东西。最多的当然是柏林墙石块，五颜六色，大小不同，形状各异，价格从一马克到数十马克不等。

突然我们发现，除了柏林墙石，还有不少苏军物品在摊上出售，军帽、军用望远镜、皮包、徽章等等。

这场“最后的拍卖”预示着，苏军已完成使命，将撤出德国。

苏联军队在东德土地上有35万驻军，是惟一能够阻止德国统一的力量。在以前的几十年中，苏军用坦克和刺刀维持着东欧集团的团结统一，50年代，苏军镇压了东德的民众起义，扼杀了匈牙利的民主派势力，60年代末，坦克轧平了“布拉格之春”，这些事件，人们记忆犹新。那么，今天呢?

德国人对苏联的感情很复杂，他们把苏联称为“CCCP”(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俄文缩写)，我记得看过德国人画的一幅漫画，将CC-EP画成一副镣铐，绑在德国人身上。我曾经问过几个德国人(包括西德人和东德人)对苏联怎样评价，他们有人耸耸肩手一摊不说话，有人鼻子里哼一声，脸上露出讥讽的表情。

战后几十年，苏联不仅是战胜国、占领者，而且是社会主义集团的“老大哥”，在双重身份的重压下，东德人只有俯首贴耳，亦步亦趋，无论是第一任党和国家领袖沃尔特·乌布利希，还是第二任铁腕人物埃里希·昂纳克，都要惟苏联马首是瞻。任何一项重大决定，没有苏联点头，就无法做出。如1961年修建柏林墙，是经过赫鲁晓夫的批准，才开始了闪电般的行动。

“苏联老大哥”对东德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不仅在政治上、军事上控制着东德，同时也牢牢地扼住了东德的经济命脉。

英国作家艾伦·沃森在一本书中写道：“当西德享受着马歇尔计划的各种优惠和西方不断涌入的投资时，东德正在对付苏维埃窃贼。”

战争赔款的沉重负担和苏军的占领费压得东德喘不过气来，这些费用相当于1949年东德全部国民收入的16.9％。整座整座的工厂被拆掉了，运往苏联。强制获取的德国物资用封闭的火车，由警犬和武装部队看守着，运过了边境。那时候东德人的食品、生活用品都是配给制，面包、土豆、菜汤，每人每天就那么点。这样的生活到1958年才结束。

经济重建终于开始了。“老大哥”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后来又叫“经互会”)的招牌下，给东欧各国作了分工，你生产这个，他生产那个，不能不服从。东德的任务是制造船只和重型机械，别无选择，因为他们现在的原材料只能来自东方，煤炭、钢铁都要从苏联进口，这些进口还必须以“老大哥”指定的出口偿还。

80年代末，充满“新思维”的改革派领导人米哈依·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他一改前几任的强硬态度，在1988年6月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明确否定了苏联过去对东欧的做法，确认了自由选择的原则，并对“以任何方式，甚至军事方式从外部将一种社会制度、生活方式或政治强加于人”予以谴责。

戈尔巴乔夫的态度推动了东欧国家的改革，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都出现了民主运动，苏联均不插手不干预。就是在这样的大气候下，东德爆发了惊天动地的“1989年革命”。

1989年6月，戈尔巴乔夫访问波恩，与科尔发表联合声明，支持德国自决的权利，表明了他愿意接受德国统一的信条。德国的形势发展之快出乎所有人意料，简直就是“一天一个样”，戈尔巴乔夫明智地顺应了这一潮流。1990年1月30日这一天，科尔提出统一计划后仅仅两个月，戈尔巴乔夫就认同了德国统一是不可避免的。1990年7月：科尔和戈尔巴乔夫在高加索举行了会晤，戈尔巴乔夫同意统一的德国加入北约组织，同时他还同意在四年之内撤离在东德的35万军队，新德国应拥有“完全的不受任何限制的主权”。

这一协议对双方来说是“双赢”，对于科尔，这意味着统一将马上成为现实，而他将作为一名统一德国的总理而名垂青史；对于戈尔巴乔夫，这是他为建立共有的欧洲大厦而实行的严谨外交及缓和政策达到的顶点。在他的推动下，旧的联盟不复存在，旧的恩怨一笔勾销，一个新欧洲诞生了。

无论以后历史怎样评价戈尔巴乔夫，德国人都会感谢他，两德统一，他功不可没。戈尔巴乔夫因此获得了1990年诺贝尔和平奖。

几年以后，一位德国记者采访了已经卸任的戈尔巴乔夫，请他谈谈当时的情况和想法。戈尔巴乔夫说：

我相信，我们和联邦总理科尔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的行动是顺乎时代精神和具体的历史瞬间的要求的。……1989年，国际形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苏联和东欧、中欧国家的民主改革越来越明显地为人们所察觉，新思维的政策开始在现实中结出硕果。关于德国问题的决定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形成的。……此外，德国人本身所表达的意愿不容忽视。如今情况表明，当时形势所迫，不可能把一切都考虑得面面俱到。但是，最重要的和决定性的目的已经达到。

2009年第11期　俄罗斯走向宪政的大弯路·曹思源

俄罗斯走向宪政的历史与俄罗斯共产党-苏联共产党的历史，是紧密相联而又“负相关”的，俄罗斯宪政史上两个转折性关头——1918年1月的解散立宪会议和1991年的“8.19”政变——同苏共的兴衰也密不可分。下面我们按照历史的逻辑简要剖析俄罗斯宪政的否定之否定进程。与此同时，也能一览苏共百年轨迹。

一、 历史转折

追求宪政

1898年3月俄国“劳动解放社”、“斗争协会”等马克思主义组织的代表在明斯克召开代表大会，成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1903年7～8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布鲁塞尔和伦敦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选举中央领导机构时，党分成“布尔什维克”（多数派）和“孟什维克”(少数派)。

大会通过的党纲要求“推翻专制制度并召集由全民自由选举的立宪会议”。主张宪政民主还是反对宪政而鼓吹“人民专政”，成为当时区分俄国马克思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界标。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创始人普列汉诺夫等人看来，无产阶级应当比资产阶级自由派更积极地追求宪政民主；而民粹派鼓吹的“人民专政”则不过是一种反动的“政治畸形现象”。

1917年3月（俄历2月）沙皇宣布退位，毫无准备的俄罗斯陷入混乱。临时政府仓促上台，是为二月革命。

十月革命前两周，列宁指示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军队要给士兵放假，组织他们回乡进行“关于立宪会议的鼓动工作”，争取农民选票，以便“在立宪会议中获得多数”。

当时俄国政坛上的斗争焦点在政治体制上是尽快召开还是推迟召开立宪会议的问题。

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十月革命爆发。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攻打冬宫的炮声中开幕，会议进行中传来消息：已经逮捕了临时政府几位部长。绝大多数党派和组织并不赞成这样做，拒不接受这个事实，纷纷宣布退出代表大会并离开会场。会议主席团从多党派变成几乎是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

1917年11月8日在第二次全俄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大会上，列宁重申不愿召开立宪会议是临时政府被推翻的原因之一，强调即将召开的立宪会议才是唯一有权决定国内、国际问题的机关。他还保证，即使布尔什维克在选举中失败，他们也将服从人民群众的选择。“立宪会议”在当时的俄国实际上是众望所归、无人反对。各方争论的焦点只是召开的“快慢”问题。

布尔什维克以武力推翻临时政府，一党独揽政权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遇到了各党派的反对。立宪民主党反对、社会革命党反对、孟什维克反对、国际主义者派(即高尔基的《新生活报》派)反对、普列汉诺夫的《统一报》派反对、左派社会革命党反对、知识分子群体反对、在布尔什维克内部也形成强大的反对派。有人甚至断言：布尔什维克政权存在不了三天。但是，这些反对派最终“还是向暴力让步了”。

1917年11月12～25日在布尔什维克掌权的条件下，立宪会议代表的选举按期进行。1918年年初立宪会议召开前最终结果揭晓：在总共707个席位中，布尔什维克得到175席，占24.7%，而社会革命党得到410席(其中左派社会革命党占40席)，孟什维克16席，立宪民主党17席，各民族政党86席，其余几个席位属于几个小组织。就是说，布尔什维克在他们自己主持的这次选举中只得到不足四分之一的议席，即使加上与布尔什维克结盟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列宁方面也只占有30%的议席；而主要的政党社会革命党，即使不算它的左派，仅其主流派就占有370席，已经明显过半。

列宁的人民委员会政府在立宪会议预定开会日(11月28日)之前，以到达的代表太少为由宣布推迟会期。11月28日当天一些立宪民主党人示威抗议这个决定，要求“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结果遭到严厉镇压。立宪民主党事实上被取缔，其当选代表或被杀、被捕，或逃亡。

1917年12月在列宁的倡议下，俄国建立了由捷尔任斯基任主席的“全俄肃反委员会”（简称“契卡”）的秘密警察组织。其主要任务是用暴力惩办反革命分子、奸细、怠工者和投机商人。根据列宁所确定的原则，“契卡”拥有凌驾于全党全国之上、监督党政军的大权。

否定宪政

1918年1月5日立宪会议在排除了立宪民主党人的情况下召开。会前列宁政府便宣布在彼得格勒戒严，并调集忠于布尔什维克的军队进入首都。开会当天，布尔什维克代表建议立宪会议按人民委员会要求，把权力交给苏维埃并自行宣布解散，多数立宪会议代表拒绝了这个要求。布尔什维克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代表遂先后退出会议。其余多数代表在暴力的威胁下一直坚持到次日凌晨4时，终被布尔什维克调来的军队驱散。当天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即宣布解散立宪会议。

此时，在左派阵营和劳动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中发出了愤怒的吼声，发生了抗议解散立宪会议的工人游行示威，参加者多达数万人。布尔什维克军人向和平示威的游行队伍开枪射击，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街道上洒满了工人的鲜血。在彼得格勒，示威工人是举着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红旗走向立宪会议所在地的。

俄国最大的行业工会“全俄铁总”宣布政治罢工，以抗议立宪会议被驱散。许多行业工会纷纷支持。

当天，除布尔什维克以外的各社会主义党派，即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和人民社会党还联合发出传单，指出1905年1月9日，沙皇政府枪杀过要求召开立宪会议的工人；今天，当劳动人民经过12年斗争之后，立宪会议已由人民选举产生，彼得格勒的工人再一次为立宪会议而遭到自称是工人阶级代表的那些人的枪杀。

左派作家高尔基，也在这一天激愤地写下《1月9日与1月5日》一文，严厉谴责布尔什维克的暴行。他把当天发生的惨案比之为点燃1905年革命烈火的、沙皇屠杀和平请愿工人的“流血星期日”，并悲愤而绝望地说：布尔什维克的来复枪驱散了近百年来俄国最优秀分子为之奋斗的宪政梦想!

显然，1918年1月5日武力解散立宪会议、废除宪政的事件使俄国近百年来“宪政革命”的进程完全倒转过来，成了革宪政的命，堪称二月革命后俄国历史进程的逆转。按后来列宁主义的说法，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粉碎了“资产阶级民主”。而按布尔什维克之外的其他社会主义党派的说法，则是民主革命的毁灭和专制黑暗的重返。

“一月剧变”之后，俄国的国内矛盾迅速尖锐化，不久就爆发了大规模的残酷内战。列宁1919年有个坦率的说法，认为当时的内战是“苏维埃政权反对‘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选举，即反对反革命立宪会议的斗争”。

的确，内战就是一场围绕立宪与否的战争，列宁政府的反对派最著名的口号就是“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而内战中出现的许多反苏维埃势力也都以民主立宪为旗帜。

与列宁分道扬镳的普列汉诺夫1918年4月在病危中口授了著名的《政治遗嘱》，他指出：“布尔什维克政权将演变如下：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将迅速变为一党专政，党的专政将变为党的领袖的专政，维持领袖权力的起先是阶级恐怖，后来是全面的全国恐怖。布尔什维克不能给人们以民主和自由，因为他们一实施民主和自由，马上就会丧失政权。列宁很清楚这一点。既然如此，布尔什维克除了恐怖、欺骗、恐吓和强制，就别无道路可走。布尔什维克在半年不到的时间里查封的报纸杂志比沙皇当局在整个罗曼诺夫皇朝时代查封的还要多，还有什么民主可言呢？”

90年后俄国人反思1917年：二月民主革命是俄罗斯现代化转型和宪政史上的重大事件，但它之后的历史进程无疑发生了悲惨的断裂，这个断口在哪？就在1918年的1月5日，武力解散立宪会议，否定宪政。

191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改名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

1918年8月30日列宁遇刺受伤，在其后的几个月内，“契卡”进行全面搜捕，枪毙了7 000多人。既包括武装叛乱而被俘虏的军官，也包括昔日盟友社会革命党等政党的党员。整个社会革命党被逐出苏维埃政权。

1918年夏至1921年初，苏俄逐步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包括“余粮收集制”，即强行收购农民的余粮和饲料，此举遭到农民的顽强抵制和反抗。

二、 七十四年专政及其瓦解

恐怖时代

1921年3月8～16日俄共（布）召开第十次代表大会。大会根据列宁的提议通过的决议，要求立即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不论按何种观点组成的派别，禁止任何派别在党内活动。实际上开启了“党内无派，千奇百怪”的历史阶段。

1922年4月3日斯大林在俄共（布）召开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党的总书记、政治局和组织局委员。

1922年8月4～7日俄共（布）召开第十二次代表会议。大会讨论了反苏维埃党派问题。决议要求对社会革命党及孟什维克采取镇压手段。于是，苏俄其他政党逐渐消失，俄共（布）成为唯一的政党。实现了“党外无党”的局面。

1923年10月8日俄共（布）党内开始关于新方针问题的争论。托洛茨基派认为，党的机关已经官僚化，严重脱离群众；它凌驾于全党之上，压制普通党员的意见。他们要求改变“一派统治”的局面，建立党内民主，撤销关于禁止派别活动的决定。

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

1924年1月26日～2月2日苏联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批准了苏联第一部宪法。宪法明确规定，工人每25000人选一名苏维埃代表，而农民则要125000人选一名。

1924年5月23～31日俄共（布）召开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大会批判了托洛茨基反对派的纲领。会议期间在各代表团中宣读了列宁生前口授的《给代表大会的信》（又称“列宁遗嘱”）。列宁在信中对一些中央委员作了评价，认为斯大林“太粗暴”，建议由其他人来代替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当时俄共（布）领导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同托洛茨基的矛盾比较突出，他们没有感到斯大林是最危险的人。因此，他们没有接受列宁遗嘱中的建议，而让斯大林继续担任总书记。代表大会决定不公布列宁遗嘱。

1925年12月18～31日俄共（布）召开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决定把党的名称改为全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

1928年1月17日托洛茨基被流放阿拉木图，次年被逐出苏联，后在国外组织“第四国际”，1940年8月20日被斯大林派人刺杀，次日因伤势过重去世，终年60岁。托洛茨基曾是十月革命的第二号人物。他有一句名言：“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开辟了铁与血的新纪元”。他的生命终结方式，也许为这句话又增添了一个注释。

1929年1月斯大林第一次宣布联共（布）党内形成了由布哈林、托姆斯基和李可夫组成的“右倾反党集团”。

在1928年至1931年间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中至少有500万富农被镇压。斯大林后来曾对英国首相丘吉尔说：积极地进行反抗的富农及其子女常被枪决。富农作为一个阶级全部被消灭了。由于农业集体化和随后的饥荒，导致1450万人死亡。仅仅因为饥荒，乌克兰就有500万人死亡，北高加索有100万人死亡。

1933年4月28日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清党的决议》。根据这一决议，在1933～1934年间进行了大规模的清党。1917～1939年间，苏共进行了四次清党。1917～1922年被清洗出党的有22万人，1925～1933年有80万人，1934～1935年有36万人，1935～1939年有122万人。前后总共有260多万人被清除出党，是1939年的正式党员159万人的1.6倍。

1934年1月26日～2月10日联共（布）召开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在选举中央委员会成员时有270名代表对斯大林投了反对票，只有3名代表对基洛夫投了反对票，但大会宣布的结果是基洛夫和斯大林各以3张反对票的结果当选为中央委员。有人提议基洛夫担任总书记，但基洛夫没有接受。斯大林继续当选为党的总书记。在以后的几年内，出席此次大会的1225名代表中有1108人（占90％）被捕，其中多数人死于监禁中，大会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人（占70％）被捕并被处决。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1934年12月1日被暗杀。几天后，根据斯大林的提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修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的决议》，规定要加快对恐怖组织案件的侦察和审理，要从重判处；不允许被告申辩和上诉；死刑判决后必须立即执行。

1934年12月28日苏联最高军事法庭将基洛夫所信任和重用的14人，作为涉嫌暗杀者处死。不久，陆续将基洛夫在世时列宁格勒的领导干部全部消灭。随后，便以追查刺杀者的名义在全苏开展了大规模肃反运动。

据《米高扬回忆录》载，苏共二十大以后已查明，从1935年1月至1941年6月22日，苏联大约有2000万人遭到迫害，其中700万人被枪决（不包括死于集中营及押解途中的人）。被杀害者中有2万多人是当局为了灭口而处死的特工人员。

1936年8月～1938年3月莫斯科陆续审讯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分子恐怖中心案”、“反苏托派中心案”、“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案”。包括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加米涅夫、李可夫、斯米尔诺夫、皮达可夫等原党内反对派领袖被当作人民公敌处以死刑。对十月革命进行过政治领导的全部24名党中央委员会成员中，有14人先后被斯大林杀害；从军事上领导十月革命的60名彼得格勒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政委中，有54人被斯大林杀害；第一届人民委员会共有15名委员，除了列宁和斯大林以外的13人中，有9人先后被以革命的名义处死；其他共产党员共有120万人被逮捕，其中很多被处以死刑或被判徒刑。斯大林时期所处死的共产党员是沙皇俄国处死的布尔什维克人数的8倍。

在肃反中，苏联陆军遭到镇压的有36761人，海军3000余人。其中包括苏联5个元帅中3人、4名一级指挥员中3人、12名二级集团军军长（全部）、67名军团长中60人、2名海军最高指挥员（全部）、6名一级海军指挥员（全部）、15名二级海军指挥员中9人、2名一级军政委（全部）、15名二级军政委（全部）、28名集团军政委中25人、97名师政委中79人、36名旅政委中35人。他们当中很大一部分被处决或监禁，还有一部分人被开除军籍。在1938～1940年同“人民公敌”斗争中，各军区司令员全部被撤换，军区副司令员和参谋长的90％、军和师一级管理人员的80％以及参谋长的90％被撤换。清洗的结果是军队高级干部素质下降，红军战斗力减弱，给苏联卫国战争带来了破坏性影响。

1939年8月23日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及《附属秘密协定书》。后一文件主要是确定了双方在东欧的势力范围。

1939年9月～10月苏联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分别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签订《互助条约》。三国被迫同意苏联在其境内驻军。次年8月，在苏联军事压力下，三国并入苏联，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

1939年11月30日共产国际前领导人、匈牙利共产党人库恩?贝拉在苏联被处以死刑。在30年代肃反中，几千名长期住在苏联的外国共产党人和政治避难者以“托派分子”或“间谍”的罪名被处决。此外，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苏联将约600名德国反法西斯战士和犹太人交给了法西斯德国。

1952年10月5～14日联共（布）召开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决定将党名改为苏联共产党。这次大会使苏联乃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达到顶峰。

解冻时代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

1953年12月18日苏联判决贝利亚和在内务部、国家安全部工作的6人死刑，从而沉重打击了斯大林时代遗留下来的秘密警察体系。

1956年2月14～25日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中特别提出了反对个人迷信，他还专门向大会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全面批判了斯大林时期个人崇拜的错误及其给苏共和苏联带来的恶果。

1964年10月14日、15日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分别举行全体会议，决定解除赫鲁晓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勃列日涅夫当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柯西金当选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在赫鲁晓夫时期，苏共为近2000万名受迫害者恢复了名誉。赫鲁晓夫下台后部分改革措施被撤销。

改革时代

1985年3月10日又一位继任苏共最高领袖仅一年多的契尔年科因病逝世，终年74岁。次日，苏共中央非常全会选举戈尔巴乔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

1986年2月25日～3月6日苏共召开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尔后苏联5次修改宪法，其主要内容是：（1）取消有关苏共领导地位的规定，确认多党制；（2）取消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是苏联经济制度基础的规定，确认多种所有制形式平等发展原则；（3）改变选举制度，实行普选制；（4）改革国家权力机关体制，实行议会民主原则；（5）设立苏联总统、副总统职位，由苏联总统直接领导内阁，确立三权分立原则；（6）成立专门的苏联宪法监督机关——苏联宪法监督委员会；（7）取消马列主义学说的主导地位，实行新闻出版自由等。

1988年2月《莫斯科共青团真理报》报道：在斯大林1953年去世之前，全苏共有7400万人受到不同形式的处罚。这个数字是当时的苏联国家安全部长谢苗?伊格纳捷夫在一份给斯大林的秘密备忘录中提到的。受罚人数（没有包括被判处死刑者）分类统计如下：1200万人进了劳改营；2000万反对农业集体化的农民被判徒刑或流放；4200万集体农庄庄员被吊销了国内护照，从而完全束缚在土地上，失去了更换工作和旅行的权利。

1988年4月17日苏官方报纸《文学报》第一次透露在斯大林时期有5000万人被杀害或被判处劳改，约占苏联人口总数的1/4。

1988年6月苏联《新世界》月刊发表文章，批评列宁废除私有财产和建立劳改营制度所犯的一些严重错误，认为列宁为斯大林的中央计划管理体制和实行大规模镇压奠定了基础。

1988年6月25日莫斯科约600人集会，要求建立斯大林时期受害者纪念碑。

1988年8月中旬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雅科夫列夫发表谈话，重申改革的政治和道义的力量源泉是“民主、公开性和责任”，认为“国家必须付清过去的旧账”，改革才能向前推进。

1989年1月5日苏共中央决定撤销1934年在各州成立的非司法机关“三人小组”对数十万苏联人的判决，为受迫害者平反。

1990年2月4日莫斯科20万人在市中心十月革命广场举行集会，向即将于次日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示威。示威者的标语口号是“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等于没有肉的香肠”、“不要专制独裁者”、“不要极权主义，要民主的俄罗斯”等。

1990年2月5～7日苏共中央召开全会。戈尔巴乔夫建议提前召开苏共二十八大；认为苏共不应享有优越的政治条件；主张在苏联实行总统制。叶利钦在发言中对准备提交二十八大的纲领草案提出10点向宪政民主方向修改的意见。

1990年3月12～15日苏联召开特别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修改、补充宪法和实行总统制的决议，修改了宪法中关于共产党在苏联社会中领导作用的条款，大会选举戈尔巴乔夫为苏联首任总统。

1990年6月16～17日“苏共民主纲领派”运动拥护者第二次全苏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大会通过一项政治决议，规定该派向苏共二十八大提出结束一党专政的四项基本原则。

1990年7月2～13日苏共举行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戈尔巴乔夫在政治报告中指出，苏共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视为前进目标。大会通过的《纲领性声明》规定，苏共“坚决放弃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垄断主义”，并准备在多党制条件下同其他政党和运动进行竞争和合作。叶利钦在发言中称，党内应当允许各纲领派别并存，党的名称应改为民主社会主义党。

1990年7月15日戈尔巴乔夫总统发布命令，要求电视广播系统独立于政党组织。

1990年全年在苏共1900万党员中，退党的有270万（1989年退党的只有12.5万），另有130万党员对党采取消极态度，他们不交纳党费，也不再参加党的会议（1989年采取这种态度的只有7.6万人）。两项合计，在1990年一年内，苏共力量的损失已超过1/5，基础已经动摇。

据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者认为苏共能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能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认为能代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达85%。也就是说，绝大多数苏联人不认为苏共代表他们的利益。

1991年6月12日，“民主俄罗斯”总统候选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叶利钦在俄罗斯全国公民直接投票选举中，以“推动激进的改革”纲领，以57.35%的高票，一举击败雷日科夫、巴卡京等候选人，当选为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位民选总统。

1991年8月13日苏联各报公布了新的联盟条约《主权国家联盟条约》正式文本。预定于8月20日第一批共和国在条约上签字。

三、 曲径通幽，重上宪政轨道

风云突变

1991年8月19日零点05分，塔斯社播发了苏联领导人声明：鉴于戈尔巴乔夫由于健康状况不能履行苏联总统职责，副总统亚纳耶夫从1991年8月19日起履行苏联总统职责。接着公布了以亚纳耶夫为首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八人名单。

上午9时整，数百辆装甲车涌进莫斯科市中心，坦克纵队占据了主要交通要道、广场和国家重要机关附近的阵地，进而包围了俄罗斯联邦议会和政府大厦（又称“白宫”）。

随后，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布告苏联人民书等文告，宣布接管国家全部权力，取消新闻自由，呼吁人民起来拯救祖国。

11点半，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白宫举行记者招待会，宣读了告俄罗斯公民书，声称实行紧急状态是反宪法的反动政变；紧急状态委员会是违宪组织，其成员犯有国事罪，其所有决定和命令都是非法的，在俄罗斯领土上无效；呼吁俄罗斯公民对叛乱分子给予应有的回击，使国家重新走上正常的合法的发展道路。

在“8.19”政变的非常时刻，政变当局和反政变当局都向人民发出了呼吁

人心向背

下午1点，白宫外面就已聚集了几万名响应叶利钦的号召、赶来支持和保卫俄罗斯政府的人。雨后的莫斯科大街上，到处是被市民团团围住的坦克和装甲车。世界各大电视台都播出了叶利钦站在一辆装甲车顶部向群众发表演说的镜头。评论家说，这与七十四年之前十月革命时列宁在群众大会上挥动手臂的场面有惊人的相似。只不过二者的意义截然相反罢了。当年列宁要推动俄罗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如今叶利钦则呼吁俄罗斯结束专政，重新向宪政民主迈进。

当夜，库兹巴斯、顿巴斯、柏朝拉等地区的煤矿工人决定自8月20日起开始举行无限期罢工，以响应叶利钦的号召。

与此相对立的保守派则采取了声援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公开发表拥护声明的主要有三家——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议员团”、自由民主党及全苏退伍军人和退休人员委员会。

从8月20日上午开始由紧急状态委员会调到莫斯科来的某些武装部队已宣布抗命，决不向市民开火，决不向叶利钦开火。此外还有一些从阿富汗战场下来的退伍军人已经得到武器，几小时内就有2500名武装人员参加到由10辆坦克和500名空降兵组成的保卫白宫的防线中来。

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卢金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已有70%的地方权力机关的领导人支持叶利钦。俄罗斯一些自治共和国领导人呼吁通过法制轨道解决问题。

拒绝执行违宪命令

“阿尔法”小组是一支经过特种训练，配有直升飞机、反坦克导弹和其他尖端武器的现代化部队，其成员都是一些文化素质很高的军人。当他们接到攻占白宫的命令时，知道大厦的保卫人员对“阿尔法”小组是无法抵挡的，30分钟之内就可以完成任务。但此举必然导致平民大流血并给武装部队带来难以洗净的耻辱。于是，所有的人一致表示：“整个阿尔法小组不执行这个命令。”

“阿尔法”小组的指挥官在谈到促使他们作出抗命决定的原因时说：6年的政治改革已经使我们敢于独立思考，国外某些军队向平民开火的惨剧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我们安全部门的大多数都不赞成用军事手段解决政治问题。我们断定，只要我们不执行违反宪法、进攻白宫的命令，政变就会失败。

8月21日凌晨2时，一支由十几辆轻型坦克组成的车队试图强行通过一条公共汽车路障时开了火，造成三人死亡和十余人受伤。后来军队撤退了，并留下了3辆被烧毁的坦克。

政变失败

8月21日拂晓，三名死难青年的热血和关于海军、空军不支持政变的消息又一次唤醒了整个莫斯科城的良知，白宫依然屹立的身姿终于压垮了紧急状态委员会委员们的神经，形势急转直下，政变当局开始土崩瓦解了。清晨，首先是国防部最高权力机构国防部部务委员会召开了一小时紧急会议，会议一致同意从莫斯科撤走一切军队，取消头天晚上开始实行的宵禁。

从8月22日开始，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陆续被捕，只有苏联内务部部长普戈闻风自杀。享寿三天的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在“反”志未酬之际便夭亡了。

政变的结果，不但未能阻止，反而加速了苏联的解体。随着8月20、22日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宣告独立，独立浪潮很快就从波罗的海三国波及除俄罗斯之外的几乎所有加盟共和国。

苏共威信扫地

“8.19”政变这把刀子在加速苏联解体的同时，也让操刀手苏联共产党自己步入绝境。一个合法的执政党居然诉诸非法程序，发动政变，无异于自杀。

在这种情况下，8月22日的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以及随后在白宫门口广场上举行的“胜利者群众大会”，笼罩着一种强烈的反对苏共的气氛，讲台上发言者只要一说到“取缔苏共”，广场上便一呼百应，掌声雷动。

8月23日下午，戈尔巴乔夫在白宫会见俄罗斯人民代表，当他辩解说“并不是俄共全党和全体党员都参加了政变阴谋”时，台下喊：“就是俄共参与了政变”。在白宫门外，尽管有三卡车精锐警察的保卫，戈氏还是遇到了愤怒的示威群众，他们把两个口号连在一起了：

“审判苏共！”

“解散苏共！”

戈尔巴乔夫与几位亲密助手举行了一系列的的紧张磋商之后，到8月24日晚上才做出决定，宣布他已无法继续行使共产党总书记的职务并立即辞职。此外，他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

正在自行崩溃中的苏联共产党又遭到一次致命打击——共产党员占绝大多数的苏联最高苏维埃紧急会议8月29日以283票赞成、29票反对和52票弃权通过决定：停止苏联共产党在苏联全境的活动。根据这一决议，苏共在苏联全境的机构均被关闭，所属建筑物全部被查封，银行账户全部被冻结。

苏联共产党自1898年开始的历史到1991年8月29日划上了一个句号。苏共退出历史舞台并非由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谋杀，而在于失去民心。

列国独立 宪政归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早的三个发起国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三国国家元首，于1991年12月8日在明斯克郊区的别洛韦日森林举行会晤，共同作出了解散苏联、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决定。

1991年12月 12日俄罗斯议会批准了《别洛韦日协定》，只有两人投了反对票，其他所有人民代表，包括共产党议员，都对协议投了赞成票。在白俄罗斯，只有担任国家总统的卢卡申科对协定投了反对票。在乌克兰，最高苏维埃早在《别洛韦日协定》签署后第二天就召开会议，履行了对解散苏联的协定的批准程序，几乎没有争议。

1991年12月21日苏联11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在哈萨克首府阿拉木图会晤，并签署了《关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决议书》，发表了《阿拉木图宣言》，宣布苏联已不复存在。至此，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等成为完全独立的国家。

不同寻常的圣诞夜，1991年12月25日 19时，戈尔巴乔夫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19点38分，印有镰刀斧头的苏联国旗在暮色苍茫中从克里姆林宫上黯然降下；13分钟后，俄罗斯的红、白、蓝三色旗徐徐升起。这天，距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69周年还差5天。

1991年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联盟院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履行了苏联停止存在的法律手续。联盟院通过了终止苏联存在的声明，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恢复其原有的独立地位。

1992年4月21日第六次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对1978年俄罗斯联邦宪法进行第七次修改补充。

1993年6月5日叶利钦总统召集由各联邦主体、各社会联合组织代表等700余人参加的制宪会议，企图撇开议会制宪。议长哈斯布拉托夫坚决反对。后来，双方达成妥协。制宪会议拟定出以“总统方案”为基础，考虑到“议会草案”的意见，基本上确认法国式总统制的第三部俄罗斯联邦宪法草案。

1993年11月10日叶利钦总统抓住时机公布了确认法国式总统制的第四部俄罗斯联邦宪法草案，从此结束了1991年苏联剧变后，俄罗斯以总统和议长为首的两方，围绕未来宪法是否确认总统制而进行的长达两年的斗争。

1993年12月12日俄罗斯联邦以全民公决形式通过了确认法国式总统制的《俄罗斯联邦宪法》，即俄罗斯联邦现行宪法。

1993年12月25日新宪法正式生效。《俄罗斯联邦宪法》是俄罗斯独立后的第一部宪法。宪法规定，俄罗斯联邦是共和制的民主联邦制国家，实行三权分立原则和总统制。

﹡ ﹡ ﹡

经过近一个世纪漫长曲折的斗争，走过了专政推翻宪政，再到结束专政、恢复宪政的大弯路，俄罗斯终于回归人类文明的主流，重新走上了宪政民主的轨道。

然而，发生巨变的并不仅仅是俄罗斯。

苏联解体之后，前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尽管国情各有不同，但是它们在数年之内陆陆续续都建立起了以三权分立为主要标志的宪政体制，同时都在宪法中取消专政条款，都实行总统制，都实行议会直选等等。如此惊人的一致，却又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宪政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不是吗？

2009年第11期　【读者来信摘登】

请小人物入史

中国传统的史传，一向是大人物所专有的。既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又是名士名流的行述，小人物是难得与史传结缘的。清代古文家方苞曾经说过，只有一二品大员，经过皇帝批准，才有立传的资格。

太史公司马迁算得上是个有“平民情结”的史学家，所以在他的《史记》中，你才能够找到若干个小人物的事迹，如刺客、小贩、磨刀匠之类。但后来的史书中就难以见到小人物的踪迹了。“五四”以后，小人物的史迹才渐渐受到先进文化人的重视。晚近，才有更多的明眼史家和文化人注重记述一些有价值的小人物史迹。这是个可喜的现象。

小人物，地位低微者也。但纵观历史，正可谓“人物虽小，常有可观者焉”。许多小人物是与重大的历史事件、事情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参与创造历史的作用不可小觑。齐桓公宠爱的易牙不过是个手艺不错的厨子，却在齐桓公死后乱国；小人物勃辊提供了重要的情报，使晋文公免除了被颠覆的危险；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因“科场代人行贿罪”入狱，事发的起因只是一个叫徐福的跟班办事不力。

有眼光、有见识的史家、学人是不会抛弃有记述价值的小人物的。《左传》里记载了不少小人物的事迹，有寺人、屠夫、闻人、庖厨、乐师、卜人、刺客等，且多是有名有姓的。胡适是个大学者，却曾为一个名叫李超的被宗法制度压迫致死的普通女学生写过传记。当代比较注重以史笔记述小人物的有朱东润、张中行、孙犁、姜德明、杨绛、陈宛茵等。朱东润写的《李方舟传》，其主人公就是寻常巷陌中一位有崇高理想的普通妇女。张中行写的《汪大娘》，记的只是一位在旗的女佣。红学家周汝昌曾经极为称赞这篇小传对于了解旗人历史的认识价值。孙犁常写身边的小人物，如《老同学》《觅哲生》等。从这些小人物的琐事中，能看到时代风云在普通人身上烙下的印记。杨绛的《丙午丁末年纪事》里，写了一位动乱年代中的“极左大娘”。陈宛茵的《乡曲之侠》写的是“文革”中一位敢于挺身保护所谓“牛鬼蛇神”的小人物，里边不光有整人乱国的“勇敢分子”，也有许多侠肝义胆之士。姜德明曾写过《俗人小品》，记录了几位不平常的凡俗之人。

虽然当代人以史笔记述小人物的作品已有一些。但总体来说为数不多。用文学笔法写小人物的作品尽管不少，但却算不上是信史。其实，对于史家和文化人来说，是应当重视为小人物写史的。写史的体裁可以是多样的，未必都要“宣付国史馆立传”。像张中行的《世说》笔法、杨绛的忆旧笔法都是极好的。小人物甚至应当主要靠这种“野史”来记述、流传。这种“野史”的价值对于后人来说，大概未必比鲁迅称赞过的旧式野史的价值低。重要的是，后人能够从这些“野史”中获取昔日那些不可小视的小人物的信史。

河南读者郭远庆

2009年第12期　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　作者：周瑞金

邓小平晚年谈话的警醒

据《邓小平年谱》记载: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同志与弟弟邓垦谈话时指出:“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邓小平年谱》下卷第1364页)

16年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就以其极具前瞻性、穿透力的政治眼光,看出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提出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今天,为了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为了人民大众的福祉,国庆60周年大典过后,是我们勇敢地正视这些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的时候了!

列宁说过,纪念伟大的历史节日,为的是解决和推动当前的革命任务。实际上,这些年来,党内外,特别是互联网上,对于如何解决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凝聚深化改革的动力,疏通国家继续前进的航道,已经有很多敏锐的感悟和深刻的思考。目前在方方面面担负重要领导工作的一些同志,对于我们党在新形势下治国理政的艰难,对于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复杂性、繁重性,更有深切的体会,时时怀有重整纲纪的冲动和孤军难振的无力感,很多抱负和无奈只能深埋心底。

我作为一名先后在地方党报和中央党报工作近五十年的老兵,现已退休多年,个人了无牵挂。在新中国六十华诞之时,谨以对我们党、我们国家和人民的一份痴诚,有责任知无不言,直陈己见,同时也可以说是概括和转述了党内很多老同志的一些忧虑与思考。

纠正利益格局的倾斜

70年代末到90年代上半叶的改革语境比较单纯,就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松绑,减少行政权力的干预,让城乡老百姓和公有制企业的普通职工有独立谋生、自由创业或自主经营的空间。这实际上是执政党和政府向全国人民让利、让权的过程。

在农村,最典型的普惠制改革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小岗村18户农民分田到户的铤而走险,得到万里同志等开明官员的同情和庇护,最后由于邓小平同志的有力支持和胡耀邦同志的热情鼓动,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广开来。改革前,在人民公社体制下,每三个农民中就有一个生活在贫困之中。改革后,广大农民怀揣发家致富的冲动,推动了农村的经济增长,在消除贫困方面创造了令世界敬佩的奇迹。从1978年至2007年,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量从2.5亿下降到1479万,减少了2.35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从30.7%下降到1.6%。

在城市,政府的改革政策也主要造福平民。在两三千万“知青”回城的压力下,政府鼓励自谋职业,恢复了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空间。胡耀邦同志在中南海接见个体劳动者代表,赞扬他们扔掉铁饭碗,自食其力,为国分忧“最光彩”。由于总书记的这句话,私营经济在新时期也被称为“光彩的事业”。从部队营级干部转业的姜维,在大连市动物园门口摆摊照相,后来领取了新中国第一张私营公司营业执照。而出身草莽的年广久经营“傻子瓜子”,三次受到邓小平同志的关照,指示政府不要动他,“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

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为市场经济的大发展扫平了道路。1993年以后,朱镕基总理在江泽民总书记大力支持下,主导实施大规模的国企改革、税制改革、外贸改革、金融改革、投资体制改革。如果说80年代主要是非公经济的增量改革,规模有限,那么90年代推进的则是公有制经济存量改革,涉及国家的经济家底,伤筋动骨,影响深远。在战略上,政府提出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在理论上,明确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场大规模的五大改革,特别是中小型国企改制,终于撼动了长期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基础,也为人民大众自由地谋取利益,为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拓展了广阔的道路。五大改革带动了90年代私营经济的发展大潮,加上对外资扩大开放,新中国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深刻变化。私营企业在内资企业的比重已经上升到7成多。据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介绍,目前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已从1979年的不足1%提高到60%左右,吸纳的就业人数占全国城镇就业的70%以上。市场机制在我国已发挥基础性作用,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和生产资料销售总额中,市场调节价所占比重已分别达到95.6%和92.4%。可以说,经过几十年清一色的公有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闭关锁国的曲折教训,新中国已经成功地扬起了市场经济的风帆,创造性地开辟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的新航道。

进入21世纪,特别是发生了市场化方向的改革争论以后,另一种政策取向占了上风。一些同志转而强调扩大国企的市场份额和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认为只有强化国企特别是央企才能确保国家“经济安全”。于是,在电力、交通、能源、电信、金融等领域,出现了超大型国企,块头之庞大直逼世界500强企业(但经济效益,如资源产出率等与之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它们不仅保持着经营高度垄断,而且影响到、甚至一手把持了市场定价权和政府的产业政策走向。

与此同时,普通民营企业介入大中型国企产权改革的通道被基本堵塞,公司内部人收购办法也被基本叫停。虽然在党内外有识之士共同努力下,政府出台了“非公经济36条”,即2005年2月19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承诺“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行业和领域”,对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资核准、融资服务、财税政策、土地使用、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与公有制企业“实行同等待遇”,但实际上非公经济在金融服务、通讯电子、新闻出版等近30个产业领域仍然存在市场准入阻碍。民盟中央的一份提案揭示:从税费制度看,民营企业创业门槛越来越高,收费越来越多,创业积极性受到打击;从融资体系看,民营企业融资还不及全社会的10%,银行对非公企业的拒贷率超过56%,超过70%的贷款给了国有企业。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从去年11月制定的4万亿投资扩大内需计划,到今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9500亿元财政赤字,如此巨大的蛋糕,舆论普遍担心大多被“国”字号切走,民营企业的流动性、市场和政策空间会受到进一步挤压。在今年全国“两会”中,不少民营企业界政协委员呼吁:让民企共同参与国家4万亿的投资,产业振兴要多考虑民企,保增长和保就业的重点是保民营企业,因为数量巨大的民营中小型企业是中国最大的劳动力蓄水池。然而,与全国“两会”的呼声背道而驰,今年受金融危机等因素的影响,民营中小型企业的日子很不好过,钢铁、地产等行业频频出现了民营企业因经营困难而被国有企业收购的案例。而以“做大做强”或“安全整顿”为名,侵占私有产权的现象也在一些地方公然出现。

90年代的“国退民进”中,人们担心的是“掌勺者私分大锅饭”,搞不公平的私有化。现在的趋势倒过来了,是“国进民退”,民营中小企业受到损害。改革进行了31年,国企还没有从很多竞争性行业退出,或者退而复进,在银行信贷等方面仍然是国企优先。1993年启动的大规模“国退民进”在很多领域被喝止,由此出现了新的问题:一些国企管理层和掌握社会资源配置权的某些政府官员勾兑,与民争利,贪腐成风。如果说90年代的国企改制中曾经存在透明度不高、政府监管阙失,今天超大型国企的内部管理如利益分配等透明度更低,政府对于其管理层薪酬、税收贡献、贪污受贿等问题的监管更加乏力。

“国进民退”的新格局,“非公经济36条”贯彻乏力,暴露出普通民营企业的发展困境。但这并不妨碍某些掌握社会资源配置权力的官员亲属以民营企业身份,通过公权力,以各种瞒天过海的手法大肆攫取国有企业财产,大肆攫取各种公共资源。例如,在工程建设、房地产开发、土地管理和矿产资源开发、金融等中纪委反腐“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都有他们长袖善舞的身影。伴随国家资本主义增强的趋势,这些具有特殊权力背景、“高举高打”的民营企业,厕身其后的官员亲属及其“特殊关系人”群体,也包括像黄光裕这样出身寒门但精通官商勾兑的商人,从中获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赚得盘满钵满,引起社会民众对民营企业的反感与误会。

在改革启动阶段,邓小平同志提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从而“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显然,这里的一部分人,主要指的是较少受到政府经济管制的普通民众。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政府为减轻财政负担而鼓励经济自由化的结果,而且只有依托于市场自由竞争中的谋生、谋利方式才有可复制性,才谈得上别人“向他们学习”,才有可能成为“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与此同时,邓小平同志严厉要求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恢复延安的光荣传统”,艰苦创业,“反对特殊化”,防止“成了老爷”,并称之为“一场严肃的斗争”。在经济改革进入第31年的时候,我们的改革政策取向,是否极大地增加了政府财政负担而压缩了经济自由化的空间,在多大程度上还能给无权无势的普通民众“生活先好起来”的努力机会,在多大限度上能有效地制约政府机关和国企党员干部的“特殊化”和“成了老爷”,值得深刻检讨。

与“特殊利益集团”的切割

回望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中国改革发轫期,一大批老一代革命家主导中国政局,以震古烁今的胆识,引导党和国家走向改革开放的新航道。邓小平、叶剑英、陈云、胡耀邦等人以对党的历史的深刻反省和道德内疚,更是以对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远见和历史担当,作出了与解放后愈演愈烈的极左路线分道扬镳的战略决策。老一辈革命家勇于与传统政治经济利益结构切割,毅然放下自己熟悉并参与缔造的传统理念和执政手法,壮士断臂、大破大立,才开启了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

今天,本着十七届四中全会勉励我们“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的精神,我想探讨一下党和政府如何清理改革以来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问题。社会主义中国实行人民当家作主的国体,政府努力保障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但是也要承认,随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全社会过去高度整合的利益格局发生了分化。早在1988年3月,十三届二中全会就富有远见地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内部仍然存在着不同利益集团的矛盾。”不同利益集团的分化和相互竞争,不仅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正常现象,而且是市场体系发育成熟的一种标志。但值得警惕的,是以公权力为背景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出现和日益壮大。

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在推进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中,在前述房地产业、矿山资源产业、金融证券业以及能源产业等领域,政商勾兑寻租成为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进入新世纪,伴随“国进民退”和普通民营企业受到贬抑,部分国有垄断企业,以及不少具有官员背景的强势民营企业,以公权力为靠山和保护伞,肆无忌惮地赚取超额利润,甚至寻求非法资本回报。这引起经济学家吴敬琏等人的极大关注,近年来吴敬琏先生反复强调要严重注意防止我国走上权贵市场经济即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这绝非无的放矢,而是有着尖锐的现实针对性。

先来看看大家经常诟病的国有垄断行业。国有垄断企业不一定都是特殊利益集团。在发展航空航天、军工和某些高新技术产业等方面,大中型国企是中小型民营企业难以企及的主力军;在应对世界金融危机,以及去年南方雪灾、汶川地震等场合,国企在危难中发挥了“共和国长子”的中流砥柱作用;在发展国际能源和资源合作,进行海外资本扩张和兼并方面,国企特别是央企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有关部门曾以“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为由,提出国有经济必须对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七大行业保持“绝对控制力”。对此,要做具体分析。这些垄断行业资源依存度高,而这些资源本应属于全民所有,其中不少市场本应向全社会开放,但正如有专家所言,一些大型国企特别是央企“长期盘踞公共资源高地并独占利润,把相当一部分应当归社会共享的成果变成部门利益,享受过高的收入和过高的福利,极力追求本部门、本人的利益最大化”。对部分垄断性企业的批评,集中在垄断市场定价和利润分配两个环节。它们总能以不容消费者置喙的方式,挟持国家的价格政策,攫取着市场“超额利润”;与此同时,每年数以千亿计的国企利润游离于预算之外,既不用上缴国库,也没有兑现转化成国民福利。有人呼吁:应考虑从垄断型国企中提取分红,再分配给国民特别是弱势群体。特别是在国家应对世界金融危机而奋力保就业、保民生的艰难时刻,出现了国泰君安“天价薪酬”、中石化“天价吊灯”等负面新闻,严重背离国有企业的全民所有制性质和宗旨,引起网民和老百姓的强烈不满。

再看看民怨沸腾的房地产行业。一些房地产商、地方政府结成利益共同体。据全国工商联在今年全国政协会议上的一份大会发言《我国房价为何居高不下》称,一项针对去年全国9城市“房地产企业的开发费用”调查显示,在总费用支出中,流向政府的部分(即土地成本+总税收)所占比例为49.42%。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可能是世界上最典型的政府与民争利产业,而且是腐败高发领域。从征地拆迁、土地出让、调整土地用地性质、规划审批,到项目选址、施工监理、工程验收、调整容积率、产权登记等环节,充斥了权钱交易。近来各地相继爆出了一批身价越来越高的“地王”,纷纷囤积级差地租最高的地块,已经引起各方面的强烈关注。由于房地产收入是地方财政增长的最重要来源,在世界金融危机中,一些地方政府频频出现房地产救市的声音和土政策。那位因一盒“天价烟”而丢官、后又因为受贿而被判刑的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长周久耕,不就曾经扬言惩处敢于降价销售楼盘的开发商吗?当普通百姓眼巴巴期待远远背离实用价值和国民收入水平的楼市大降价的时候,地方政府却能从扶持、提振房地产行业中收获GDP政绩,而一些官员则可以继续中饱私囊。

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对70个国家经济数据比较的结论是:非公经济条件下4%的GDP增速能给社会带来的消费和欣欣向荣程度,比中国8%、10%的GDP增长速度所带来的欣欣向荣程度还要高。因为在那种体制下,老百姓分享增长好处的途径除了劳动收入外,还有财产性收入,有资产升值的收益。而中国GDP增长对老百姓消费增长发挥的作用基本上只有通过劳动收入这单一渠道,财富增值这个渠道被国有制封住了。比如中国的土地增值这么多,但是都通过土地财政或其他方式变成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可以花的钱。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等一年的天价利润本可以转移到老百姓的腰包里,可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些转移的通道是封住的。

还有个民营(私营)经济的生存和发展空间问题。公有特别是国有企业,具有权力背景的强势民营企业,对普通民企经营空间的挤压,政府职能部门对民营经济的市场准入限制和利润盘剥,其严重的后果将是扼杀社会经济活力。国务院早在2005年制定了“非公经济36条”,承诺凡是竞争性产业,都允许民营资本进入;凡属已经和将要对外资开放的产业,都允许对内资民营经济开放;并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和领域。4年过去,落实得并不理想。有人甚至断言:各行业主管机关实施的审批制度或许可制度,成了扼制民营资本流向的无形之手,卡住了民企的脖子。“每一个民企被限入的领域,都是民企和全体国民被迫向特殊利益集团输送利益的管道。”只要权力配置资源的格局不改变,民营经济要发展,像黄光裕那样的商人就会选择买通权力,为自己获得某种特权,同时向权力所有者输送利益。强势资本精英与强势权力精英合谋和交易,左右政府的公共政策,瓜分鲸吞国有资产,穷奢极欲地占据和挥霍本应属于全民所有的公共资源,这才是典型的“特殊利益集团”!

“特殊利益集团”的势力坐大,不仅表现在他们对自然资源的“盘踞”,如垄断性国企和少数权贵对全国矿山资源的瓜分,而且表现在收买专家为其垄断行为辩护,制造话语权。以至于一些行业的“专家”在网民心目中堕落为“有奶就是娘”的墙头草和助纣为虐的无良书生。但最为严重的一点,在于“特殊利益集团”对政法系统的渗透。有人说过,官员的腐败国际上常见,但被称为社会良心的法官腐败少见。据统计,美国立国二百多年来只有四十余名法官犯案;新加坡自独立至1994年,没有一名法官犯案。而我国现阶段由于法律规范的不完备,给了法官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而现行体制对公检法机关和法官的监督力量十分薄弱,给贪赃枉法提供了不小的空间。2006年深圳中院的“沦陷”,5名法官被中纪委、最高检“双规”或逮捕,其中包括1名副院长、3名庭长、1名已退休老法官,卷入调查的法官、律师多达数十人,令人心惊。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因以权谋私、严重经济问题和生活腐化被免职后,成为1949年以来因涉嫌贪腐被调查惩处的级别最高的司法官员。

另一个危险的迹象,是“特殊利益集团”在寻找政治代言人。在社会资源从权力配置向市场化配置转型的过程中,官场最容易被“特殊利益集团”所裹挟,甚至被拉下水。农村改革元老杜润生同志早就警告过:政府如果又定制度、定规则,又参加游戏,权力进入市场会引起腐败。党的领导一定要体现于政治、政策、思想领导,退出具体经济事务干预。社会学家陆学艺希望,目前中共正在推行政府职能的转变,让政府担当“仲裁者”“服务者”“监管者”角色,防止其成为任何局部狭隘利益的代言人。今后,政府将主要靠制度和民主程序来协调利益关系、调控利益矛盾,让各利益主体在同一平台博弈的基础上达成共识,而决不能成为“特殊利益集团”的橡皮图章。

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在《国家兴衰探源》一书中,对所谓“分利集团”或“特殊利益集团”进行了严肃的探究。他认为利益集团是客观存在,并不是所有利益集团的作用都是消极的,一种是“广泛性利益集团”,在追逐个人或集团利益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总收入的增长;一种是“特殊性(亦称狭隘性、分利性)利益集团”,他们孜孜以求的不是竞争而是瓜分,不关心增加社会生产率只希望坐收渔利,本质上是一种寄生性质的“分利集团”。“特殊利益集团”阻碍了资源的流动与合理配置,阻碍了技术进步,却提高了利用法律、政治与官僚主义进行讨价还价等活动的报酬,可以说是提高了社会交易成本而降低了社会经济效益。有人形象地称他们不是要从社会经济成长中“分蛋糕”,而是在进行有破坏性后果的“抢瓷器”。“特殊利益集团”在当下中国社会的高调扩张,不仅破坏了市场公平和社会公正,而且严重打击了中国社会的创新冲动,扭曲年轻人的价值取向,毒化社会风气。只要看看近年来大学毕业生往往削尖脑袋报考公务员和其他掌握丰厚公共资源的企事业单位,而很少有人愿意到民营企业打拼或自己创业,就可以证实奥尔森的判断:“增加生产的动力减退了,而企图多占有一些产品的动力则增加了”,进而会“改变社会演化的方向”。

“特殊利益集团”的扩张,已经成功地给自己涂抹了一层意识形态合法色彩。他们对上打着保卫“国家经济安全”、“产业安全”等冠冕堂皇的口号索取政策保护,对下玩弄“国际惯例”和“中国特色”这两手盘剥消费者,上下要挟,左右逢源。他们对社会公平和普通民众的伤害,对党的执政宗旨的践踏,对政府公信力的玷污,正在造成严重后果。本来,社会主义的优势是将重要的资源和资本都掌握在自己手里,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这也带来很大的风险和问题,就是权力、资本和资源结合在一起,容易滋生腐败,将会导致权贵集团粗暴地垄断经济增长成果,放肆地侵占平民百姓的利益。这恰恰又容易成为社会矛盾的爆发点。近年来,许多有识见的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之所以迫切地要求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正是看到了我国这种资源、资本、权力三者如此高度的集中,将导致走上权贵资本主义道路的严重危险性。

在世界金融危机一周年之际,传来消息:当欧洲、美国和日本奢侈品牌需求普遍萎缩时,中国奢侈品消费却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占全球市场的25%。与此同时,宝马集团全球销量同比下降19%,但在华销量同比增长26%。中国已是全球豪华汽车购买力最强的国家之一。据世界银行报告称,拥有百万美元以上金融资产的家庭数量仅占中国家庭总量的千分之一,却掌握了全国41.4%左右的财富。而全球咨询业巨头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发布的另一组数据表明,在中国,0.4%的家庭占有70%的国民财富;而在日本、澳大利亚等成熟市场,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国家50%—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这正如邓小平同志16年前所预言的,分配的问题大得很!

在“特殊利益集团”的另一端,是生活陷入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的弱势群体。据统计,1999年至2006年,中国的经济总量翻了一番还要多;但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全社会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多数非公职就业者的工资没有与经济增长同步,提示很大一部分人没有分享到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在计划经济时期的福利保障基本取消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步伐缓慢,老百姓被住房、医疗、教育、养老“四大难题”压得喘不过气来。世界银行于2007年12月1日在北京发布将完成的《贫困评估报告》初步研究结果,显示在2001年至2003年间,中国经济以每年接近10%的速度增长,而13亿人口中最贫穷的10%人群实际收入却下降了2.4%。中国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幅低于高收入群体,导致收入不平等加大。与改革初期贫穷人口主要在农村不同,目前贫穷人口蔓延到城市。就在各个发达地区和繁华都市的灯火阑珊处,都有为数不少的贫民在生存线上挣扎。特别是在世界金融危机背景下,就业压力增大,弱势群体的生计更加艰难。就在我们身边发生了这样的人伦惨剧:在外地打工的成年男子因为交不起1000多元火化费,含泪用麻袋水葬母亲于异乡;9岁少年发高烧,见父母为了掏不出10元钱看病而争吵,在床梁上用红领巾自缢,幸亏被发现得早保住了一条小命。这是怎样的沉痛与苦涩?

上个世纪初,维新志士梁启超痛斥晚清政府拒不改革致使中国成为“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厂也”。在“新政”已是大势所趋,地方绅商人心思变的情况下,载沣把持的朝廷只关心满族特别是皇族在未来政治格局中的地位,组成“皇族内阁”,剥夺地方路矿权益,错失了和平变法的最后机会。今天,党内外有识之士莫不对“特殊利益集团”尾大不掉而深感忧虑。这个问题不解决,再高的经济增长也不能给民众带来普遍的幸福感和安全感,而只会带来深刻的挫折感和被剥夺感。不公平的增长甚至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甚至社会动荡的导火线。当前迫切需要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大力推动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和民营经济的发展,缩小垄断行业的空间,减少官商勾兑的机会,严肃法制和政纪,坚决阻断和严厉打击强势资本精英与强势权力精英之间的交易与合谋,特别是给普通民众的就业、创业提供宽广的市场空间和有力的政策后援。北宋政治家范仲淹曾经义正词严地告诫官场说情者:“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封建政治家尚有这么的胆识和胸襟,今天为了人民大众的福祉,为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我们更要痛下决心,与只图眼前灯红酒绿而不管将来洪水滔天的“特殊利益集团”毅然切割,要像明史记载的那样:“救一路哭,不当复计一家哭。”

遏止基层权力的失控

十七届四中全会公报指出:“当前,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党的建设状况、党员队伍素质总体上同党肩负的历史使命是适应的。同时,党内也存在不少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问题。”四中全会连用3个“严重”发出警告:这些问题“严重削弱”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严重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和执政使命实现。

当前,人民群众对中央践行“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的执政宣示和巨大诚意抱以厚望。特别是在2008年汶川地震中,天安门广场上神圣的国旗第一次为死难平民而低垂,那一刻党心和民心,政府和人民水乳交融,是“非典”应急处置以来“胡温新政”的又一个民意高峰。

然而,从近几年的一些突发公共事件,特别是群体性事件中,也要看到民众心目中,政府的公信力和美誉度,从中央到地方,从地方到基层,呈现逐级下降态势。特别是一些基层政府,比如群体性事件高发的县城和县级市政府,对于民众特别是一些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基本人权,表现得麻木不仁,甚至胡作非为,到了惊人的地步。

例如湖北巴东县邓玉娇案,明明是邓贵大、黄德智这样的基层无良官员到色情场所索取色情服务,被拒绝后使用了暴力,涉嫌强奸,巴东警方最初却认为邓玉娇涉嫌故意杀人,让网民感觉官官相护。网民挖苦说:这样办案,邓贵大快成为因公殉职的烈士了。在舆论的压力和上级的干预下,巴东县政府在案发21天后才宣布涉案官员黄德智被开除党籍、辞退和治安拘留,另一名涉案官员邓中佳也被辞退。在邓玉娇案中,邓贵大只是一名股级官员,黄德智、邓中佳连股级都算不上,是聘用员工借调在政府招商办工作,连跟他们的“切割”,决心下得都如此艰难,令人感慨。

再如贵州习水县嫖宿幼女案,在前后2个月甚至更久的时间里,11名未满18岁的女生被有组织地嫖宿,嫌犯有5人为公职人员,令人发指。事发后的调查过程也艰难曲折,如果不是省委领导做出批示,此案或许仍未水落石出;如果不是迫于上级命令和舆论压力,如此恶劣的刑事案件,很容易被当成“一般卖淫嫖娼”案件处理。

在湖北石首市(县级市)骚乱中,青年厨师涂远高坠楼身亡,家属不服警方的自杀结论,不肯将尸体火化。近7万名“不明真相”的市民和周边县镇群众上街声援死者家属,把前来抢尸的警方堵在街头。这起比贵州瓮安事件更为严重的官民对峙、警民对抗事件,表明我们的基层政权已经失去相当一部分民意的信任。

在一些党员和领导干部言行中,“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问题”触目惊心地存在,严重影响民众对党和政府的观感。例如据媒体报道,深圳那位酒后涉嫌猥亵11岁女孩的林嘉祥,自恃是“北京交通部派下来的,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高”,在女孩父母找他理论的时候,口出狂言:“我就是干了,怎么样?要多少钱你们开个价吧。我给钱嘛!”“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敢跟我斗,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还有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面对媒体追问经济适用房用地为什么盖上了别墅,脱口而出质问记者:“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本来党章中明确宣示:“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

千万不要低估“P民”和“替谁说话”这两句话对我们党和政府的伤害!有些网民挖苦说:一语惊醒梦中人,林嘉祥和逯军就像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里面那个说了实话的小女孩,道出了人民在如今一些党员干部心目中的真实地位。后来有交通部同僚为林嘉祥辩护说,网络“仇官仇政府”情绪让公务员成了“弱势群体”。我看这是倒果为因。恰恰是那些政府人格化代表的官员的所作所为“无人民”甚至“反人民”,才戳中了民众心中长期的隐痛,引发了几乎是全民愤怒的讨伐。我也愿意相信同僚所言林嘉祥平时是个“很好的干部”,但越是如此,越可能验证了这样一个假设:“一个飞扬跋扈的权力者是被一个坏体制惯坏的,而并非他的道德人性有多么的恶劣。”因此,四中全会要求“全党警醒”,“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这是对党的建设和政府管理现状的清醒观察和深刻把脉。

有必要由此反思官场的政治生态,是如何形成这样两种思维和行为惯性的:一方面与无良官员藕断丝连,把网上反贪官的呼声下意识地解读为反体制,顿生敌意;另一方面对张海超矽肺鉴定这样的平民事务态度冷漠,逼着人家去“开胸验肺”冒死明证,到头来还要惩处那家开胸医院。这样做,是置政府于不义,而把当下中国社会公正的旗帜拱手让给自由知识分子甚至境外媒体。本来,我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府,是最有善意也最有能力推进和保障社会正义的。这不正是值得我们各级领导干部深长思之吗?

去年冬天以来,全国组织了县委书记、县纪委书记、县公安局长、县级法院院长等一系列基层干部培训,不少省市组织了县派出所长培训,都是要提高基层干部排解矛盾、聚拢民心的执政能力,夯实我们党持续执政的群众基础。近年来推行的“省管县”体制,除了财政方面绕开地级市、强县扩权,也有省直管县主要干部、强化基层权力监督的考量。这些都体现了中央的良苦用心。

在加强和改进自上而下的培训和监察的同时,还需要引入自下而上的监督特别是选举机制。这就是继续推进和逐步扩大80年代开始的基层自治思路。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委员长彭真1987年11月23日指出:“长期以来,我们自上而下的很多,自下而上的东西很少。”彭真寄希望于村民自治这样的基层民主实践,把一个村范围里的公共事业,交给群众用民主的程序来决定,一步一步地掌握民主的操作方法。“老百姓现在如果通过这种直接民主形式管理好一个村,将来就可能管好一个乡,管好一个乡以后,将来就可以管好一个县、一个省,真正地体现出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把自上而下的勤政和反腐倡廉要求,与自下而上的选举、监督结合起来,可能是提高基层管制能力、解决激起草根民怨甚至民变的吏治问题的治本之策。

基层民主需要一个有序推进的过程,不能操之过急,但从各地非常事态频出看,这个问题具有特殊的急迫性。从河南灵宝王帅案到内蒙鄂尔多斯吴保全案,以“诽谤政府”为由而“跨省抓捕”网民,成为某些基层政府面对批评而自保的本能反应。今年六七月间,杞县发生钴60放射源故障,在政府沉默1个多月后,人民纷纷举家出逃。结果,政府非但没有为这起现代版的“杞人忧天”向民众道歉,反而迁怒于在恐慌中交流不实传言的民众,宣布抓获5名“造谣者”,其中包括只是在网上复制粘贴核事故传言的网民。近年来,网络监控技术流入县市级,成为某些基层官员对付舆论监督的工具,尤其令人不安。要落实四中全会提出的“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任务,遏制某些基层官员的恣意妄为,基层民主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可以这么说,在今天,切实保障人民大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保障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权,是对现阶段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体制的有力补充。推进基层民主,揭露和制止基层官员扼杀民众表达和新闻监督的行为,就是保障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保障中央的政令畅通,保障新中国的红色江山不因那些无良官吏而变色。

反思维稳逻辑 唯求长治久安

近年来,改革和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矛盾凸显和叠加。在城市,企业改制、职工下岗、拖欠工资、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拆迁安置、城市管理、乱摊派乱收费、社会治安、干群关系、警民关系、非法集资等问题经常引发各种矛盾;在农村,土地承包流转、土地征用、水源林地之争、矿山开采、环境污染、村委会换届选举、干部作风等问题很容易挑起冲突。各地城乡突发公共事件此起彼伏,有的甚至酿成群体性事件。各级政府为了维护社会稳定,维护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祥和环境,做了大量的工作,经常是投入了昂贵的经济和人力成本。但往往工作没少做,钱没少花,还是顾此失彼,按下葫芦起了瓢。我想,可能有必要对一段时期以来的维稳逻辑做点分析。

社会转型的一个难题,就是改革要讲求节奏,发展要保持稳定,维稳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维稳工作中孰轻孰重,涉及公共管理的价值取向和政治伦理,其短期效果和长期效应也大不一样。

维稳的第一层次是不出事,或者出了事赶紧平息事态。因为如果地方政府门前出现静坐示威,或者村民维权占据了国道,非同小可,搞不好就会被问责罢官。现阶段地方政府在这个层次上煞费苦心,耗力甚巨。其实,在中国的现实环境里,没有公权力做不到的事情,关键要看在维稳过程中现在和将来要付出的成本有多大。在邓玉娇案中,为了制止记者前来报道和网友前来“旅游”,巴东县政府组织了多少力量,长江航线巴东码头停运,在巴东境内汽车上盘查外地人身份证,宾馆宣布“客满”,野三关因“防雷击”而停止电视转播。但巴东政府和警方就是迟迟不肯给邓玉娇的防卫行为做出恰当的定性,不对涉案官员进行惩处,结果民怨难平,巴东仍然难以实现稳定。

在平息突发事件的过程中,有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公权力对强制手段的滥用。有的地方领导干部遇事不敢到现场去、到群众中去听取意见、解决问题,而是动辄把警察推到前面。但警察不是解决矛盾的主体,而是一种辅助力量。解铃还需系铃人,公权力的主要责任要由党委和政府来担当。前不久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人民武装警察法时,人大常委和社会舆论普遍认同武警“参加处置暴乱、骚乱、大规模严重暴力犯罪事件、恐怖袭击事件和其他社会安全事件”,但不少人强烈支持该法对地方政府调动武警权限进行限制,认为以往一些地方政府把武警“当做拿枪的城管”而滥用的情况比较严重,必须予以纠正。

实际上,近年来“群体性事件”这个中性概念的提出,本身就表明政府以现代执政党的思维,对聚众示威、罢工等行为作出了新的定性,从过去的阶级斗争观念,转变为政府在不同利益群体的博弈乃至冲突中维持秩序、调和鼎鼐的理念,依法处理,民主处理,科学处理。如果我们固守革命党的传统思维,对于群体性事件,习惯地以为大多数群众“不明真相”,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破坏”,境外敌对势力的“策划支持”。从而,一开始不能对事件性质作出正确科学的判断,而后又不能对自己的错误处理方式进行实事求是的反思,结果不但事态不能及时平息,甚至扩大了事端,酿成撕裂干群族群关系的痛心后果。这个教训应当记取。

维稳的第二层次,是认真对待当事人的利益诉求,帮助解决老百姓的民生和权益保障等实际问题,用妥善调节利益冲突来构筑社会稳定。云南省委宣传部最近的一个紧急通知说得好:各种公共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虽然诱因复杂,但矛盾的焦点绝大多数都集中在党委、政府和群众的关系上,往往与党委政府决策不当、工作不力、作风不实等问题有关。实践证明,人民内部矛盾中大多数群众的共同诉求都有合理的地方,绝大多数群众是讲道理的。各级党委政府一定要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不能一味指责群众“不明真相”,甚至给上访群众乱扣帽子。今年8月26日,云南陆良县村民与煤矿发生冲突,多人受伤,连带现场维持秩序的警车也被砸。事态平息后,县里工作组没有像过去那样追查“聚众闹事”的“幕后指使者”,而是与媒体一道走村串户,听取村民意见,并把互联网当成群众意见表达的新平台。县委、县政府组织多个职能部门现场办公,特事特办,逐一落实了村民的6条合理诉求,同时驳回了一条按人头补助、按庄稼赔偿的不合理要求,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谅解。云南尝试“以群众诉求为中心”的处理突发事件和维稳新思路、新机制,值得充分肯定。

维稳的第三层次是修复在突发事件和日常工作中被质疑和伤害的政府公信力,促进官民协商对话,化解政治对立情绪,增进社会和谐。每次网络热点事件的处置结果,相当于一种不成文的判例,会影响公众对社会正义的信念,对共产党领导的信心。近年来很多突发事件的处置由于没有达到人民群众的期待,事态降温和平息后,民间会以娱乐化的方式,比如“三个俯卧撑”、“欺实马”、“被自杀”等网络流行词,留下永久的记忆,从而给党和政府的公信力留下永久的伤害。为政者不能不察。不能简单地指责民众偏激,也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官员过于傲慢跋扈,凭借公权力的绝对强势地位,甚至不屑于对老百姓讲一点沟通技巧,一次次“侮辱公众的智商”。我们可以要求人民群众珍惜安定团结的局面,理性地看待官员贪腐、社会不公等问题,言论和行为不能走极端,但更要在现实生活中抑制强权,扶助弱势群体,维护社会正义,修复社会信心。希望在突发事件的处置过程中,政府与公众及时开展良性的沟通互动,而不是加剧官民对立,加剧当下弱势群体和官商“特殊利益群体”之间的政治不认同。突发事件的不当处置,特别是如果存在颠倒是非、官官相护、社会不公等行为,将导致民心的进一步丧失,而一次次民怨的积累最终必将酿成大患。

能不能说,内在的社会和谐比表面的社会稳定,是更值得我们重视和维护的目标?必要时采取强力措施压制社会骚乱、恢复社会秩序,是人民政府的职责和权力;但局势稳定后,还是要下大力气来面对和化解导致事态恶化的种种社会不和谐因素。一味依靠强制措施,甚至凭借蛮力,强行缔造的稳定,是遮掩甚至加剧了社会不和谐的表面稳定、暂时稳定,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火山爆发前的地火运行。不去反思突发事件的深层原因,社会深层矛盾仍在,老百姓内心的怨怼仍在,甚至因为应急处置不当,旧怨又添新恨,只会为下一起更加激烈的群体事件准备火药。要致力于建立和完善正常的利益表达和博弈机制,推动政务信息公开,保障政府响应民众诉求、司法公正、弱势群体的权利救济,以及传统媒体和互联网的舆论监督,以增进社会和谐来保障社会稳定。只有社会内在和谐的稳定,才是真正的稳定,才是釜底抽薪、长治久安之道。

在这里,我想提出一个“维稳”成本问题。在不少地方,政府在常规制度建设和完善方面投入的精力太少,平时用很少一点钱就能解决的问题,就是麻木不仁,甚至冷酷无情。非要等到“小事拖大,大事拖炸,以暴易暴”以后,才迅速出面:一手实施强制,公检法等政府机构超常运转,比如各地的“截访”就是一笔不小的人手和财力开销;一手实施“赎买”,用政府财政大包大揽的办法安抚闹事群众,一些地方有“人民内部矛盾要用人民币来解决”的说法。“强制”和“赎买”这两手,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

“维稳”成本居高不下,还与政府无视社会力量的存在、力图全面控制社会有关。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人从“单位人”变成“社会人”,出现利益多元化和不同的利益群体,市场中介组织、社会中介组织开始蓬勃兴起。在各种利益矛盾和冲撞中,市场中介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以及职业道德、行业规范、公民伦理,本可成为调节矛盾的第一道防线。但是,在传统的高度集权逻辑下,习惯于把“公民社会”视为政府管理的对立面,把志愿者的公民伦理也下意识地视为对政府的离心倾向,心存防范和忌惮。例如去年汶川大地震中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百万志愿者,其中一半以上是“80后”,通过网上QQ群、BBS和网下民间社团自发集合,急赴灾区,救死扶伤,为政府救援力量拾遗补缺,表现出可歌可泣的爱国情怀和献身精神。可惜,这笔宝贵的道德伦理财富和社会组织资源未能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社会力量的虚化,只会让任何地区性、行业性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全部指向政府和执政党,使得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的政府疲于应付各种琐细的具体矛盾,经常让政府自身也成为矛盾的一方,甚至是本可相互制衡的各种社会利益集团的一致斗争目标,而失去了宏观调控的政治高度。

值得警惕的是,有些地方和职能部门常借维稳之名,任意夸大社会上某些不和谐、不稳定因素,以恐吓和绑架上级,换取更多的财政投入,制造政绩。这种不负责任的“维稳”实际上已经“产业化”了,距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操守更远了。

同样需要警觉的是,在维稳防乱的旗帜下,把那些普通而复杂的利益矛盾政治化,上纲上线,超常规地强化各种传统的管理机制,遏制普通老百姓正当的利益诉求,无视和拖延社会深层矛盾的解决,无期限地推迟本该进行的社会管理体制和政治管理体制改革。例如,信访工作中如果继续按照信访量给各地排名,并厉行信访责任追究制,只会鼓励地方政府更加卖力地派人进京“截访”。而推进司法改革,保障和修复司法这道社会公正最后的“底线”,才能最有效地“截访”于无形。

六十华诞,人民共和国的成就如日月之辉,任凭谁人抹之不去。而我国面临的经济发展、社会公正、政治清廉、民族和谐等诸多问题的困扰,却更需要全党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千万不能只顾眼前,急功近利啊!要清除几千年的封建主义思想意识的影响,要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的全面改革,要真正建设民主、富强、文明、和谐的小康社会,前进道路上还会有重重阻力,还要对付许多急流险滩,任重而道远!

(本文作者系《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

2009年第12期　中国六十年政体的嬗变　作者：徐庆全

1949年至2009年,中国共产党立国已然六十年了。就政体而言,无论是“政治协商会议”,还是“人民代表大会”,都有这样一个前提,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因此,从总的方面来说,六十年来,中国共产党是这个国家的主宰,这是不争的事实。不过,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在这个不争的事实后面,也产生了嬗变:中国政体经历了从“强人政治”到“双峰政治”再到现今的“常人政治”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分为两个三十年来考察:1949年至1978年为第一个三十年,这是毛泽东执政的三十年,是“强人政治”的时代;1979年至2009年,是“强人政治”向“双峰政治”过渡并最后走向“常人政治”的时代。

“强人政治”时代

先说1949年至1978年的“强人政治”时代。这个时代的最大特征是:党的领袖毛泽东是一尊“神”,一言九鼎地决定着国家的走向。

造就这样一个时代,是国际“大气候”与国内“小气候”相互交错的结果。

先说国际“大气候”。中共是因“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而建立组织的。在其由弱到强的发展历程中,曾经得到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和实际在苏共领导下的共产国际的有益帮助;而在1949年立国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采取的又是“一边倒”——倒向苏联——的单一外交政策。因此,苏联的组织形式,渗透到中共内部。

苏共领导下的苏联,曾经长期盛行个人崇拜,对于领袖人物的过分颂扬开始于斯大林时代。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形成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风行于四十年代,并推广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中共而言,即使在偏居一隅的延安,也能不时领略到这股来自“西伯利亚”的崇拜之风。苏共是高度意识形态性的政党,即高度重视思想观念的正统性、权威性和排他性,并力求在此基础上统一党员的思想行动并统制社会的。延安整风,毛泽东致力于在党的组织方式上学俄国布尔什维克,即一方面注意使党的组织广泛发展成群众性的党,一方面又强调领袖作用,严格等级、纪律与服从,以党政军权力高度集中统一为原则。因而,延安整风后,党内形成了一个对党政军最高机构的决议具有最后决定权的政治军事最高领袖,其决策的成败对党的命运具有不可逆转的决定性影响,造就了中共领导下的革命一步一步走向胜利的契机——战争年代的威权,或者说革命党时期领袖的威权,至少是一个党或一个组织发展壮大的重要条件。

1949年立国后,中共本应由革命党转化为执政党,摒弃战争年代的政治,向真正的“政治协商会议”制度转化,但不幸的是,斯大林时代的烙印,反而更加清晰。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揭露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之后,毛泽东虽然曾经也批判过斯大林的错误,却是淡淡的,浅浅的,随后变本加厉地搞斯大林式的个人崇拜。而且还援引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斯大林的错误找论据,证明自己搞个人崇拜的正确性。国际“大气候”反而为国内“小气候”强烈造势。

再说国内“小气候”。国内何以能形成“小气候”,与中国共产党在立国前后颇得人心有关。自1921年建党以来,中共所打出的旗帜是解放无产者,解放被压迫者,并以此与已经存在的国民党政权相抗衡。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适时地抓住了民族生存和解放的话语权,抓住了“实现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毛泽东语)的话语权,赢得了全国绝大多数民众的支持,队伍不断壮大,逐渐形成了可以与国民党政权分庭抗礼的局面。中共以反对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为口号,赢得了大多数以知识分子为核心的党派或无党派的支持,削弱了国民党政权的力量。抗战胜利后,在国共交锋的历史舞台上,中共更加强调反对一党专政,高扬“联合政府”的旗帜,大批中间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纷纷响应中共的主张,强烈要求国民党废除一党专制,则使国共两党政治地位出现了严重逆转。中共在政治上又胜出国民党一筹。这样,1949年中共立国后,中共所具有的向心力是空前的。虽然政体仍为一党专政,但“政治协商会议”的模式,使绝大多数的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相信了中共的执政诚意;土地改革和农村合作化唤起了亿万农民的热情,跟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十六国军队在朝鲜打得难解难分,恢复了民族的自尊心……这一切,使得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政权成为全体民族仰视的灯塔。在这个灯塔的光环下,人们因为一个统一的思想而自愿放弃了自己的思考。那些历经不同政权分散在全国各地以及海外的知识分子,即使是曾经对中共、对毛泽东有过怀疑的人,也产生了真诚的信服,更何况从解放区来的真诚地为共产党的事业奋斗过的人。于是乎,党就指挥了枪,指挥了民众的思维。党也顺势地巩固、加强在民众中的地位。党的领袖“万岁,万万岁”地被神化;“我把党来比母亲”,让民众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时时刻刻地需要党来替他们思考,替他们作主。

在强化党权的同时,党的领袖毛泽东也被赋予至高无上的权力,被造就成为党的化身,造就成为永远正确的“神”。毛泽东时代就成为一个“强人政治时代”。他可以一言九鼎地决定党内其他人的命运:刘少奇、彭德怀、邓小平等人,因为他的指示,或遭受迫害致死或退出政坛为民;他可以一言九鼎地决定中国的命运:1957年的反右派,1958年的大跃进,直至十年“文化大革命”,使大多数中国人的命运被改变。

“双峰政治”时代

1976年毛泽东谢世,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将毛时代以阶级斗争主政的模式转换为以经济建设为重心,中国开始了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的改革开放时代。虽然毛所开启的“强人政治”模式并没有被摒弃,但是,改革开放从根本上说,就是改掉毛时代的体制。因此,在改革的过程中,尽管“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一直被高举着,但从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把“毛泽东思想”再分出个毛泽东“晚年思想”开始,就意味着毛“强人政治”的政体在逐步地消弱,“双峰政治”逐渐成为去“强人政治”的一个过渡。

何为“双峰政治”?杨继绳在《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中,梳理了改革开放过程中党内的争论,这种争论,在党内高层主要在邓小平和陈云之间展开。简单地说,邓小平主张经济走向市场,而陈云主张“整顿”,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应当说,两位中共元老都认为毛时代的思路有问题,要改革,但对改革的走向却发生了分歧,而双方在党内外都各有拥趸(拥护邓的路线的人占大多数)。对改革话语权的争夺,就形成了“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笔者在读到杨继绳书的征求意见稿时,提议他不妨以“双峰政治”这个词汇来涵盖,他接受了并在序言中写出了这一概念。

“双峰政治”大致是在1979至2009年这三十年改革年代的前半段,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邓小平时代”。用“邓小平时代”来概括一段历史,本身就说明,邓小平是这段历史的核心。事实也的确如此,在重大政治问题上邓小平有最后决定权,这是党的高层会议定下来的。但是,事实还有另外一面,即邓却不可能拥有毛泽东“强人政治”时代一言九鼎的能力了。陈云等另外一批中共元老对改革开放有自己的意见,邓却无法像毛处理刘少奇等人,包括像处理他邓小平本人一样的方式,来打压不同意见者。

邓小平的重大贡献在于,在“强人政治”解体的形势面前,他是顺应这种潮流而不是逆向而动。邓小平理论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但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一个字——“看”,三个字——“不争论”。“看”,看出了“包产到户”,看出了“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而“不争论”,虽然透露出“强人政治”被逐渐消解后的无奈,却是削弱“双峰政治”影响最高明的手段,也是让实践来去意识形态化争论的最好方法。

这样,邓小平时代的“双峰政治”,就消解了“强人政治”的威权;与“强人政治”相对应的“常人政治”,就呼之欲出了。邓小平明白这一点,但改革中关乎意识形态的争论,也使他意识到继续深化改革,仍然需要一种政治者的威权。因此,邓小平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这样的语汇来树立后任的威信。但在邓小平、陈云等人谢世后,中共政体就进入了“常人政治”时代。

“常人政治”时代

所谓“常人政治”,不仅说的是执政者是“常人”,而且就执政方式而言也只能是常人议政。毛泽东、邓小平等人是靠长期的威望而在党内形成权威的,而继任者是从和平年代走过来的,资历与党内相同年龄的人差不多。既然资历一样,大家也就谁也不具有历史形成的权威。尽管一党专政的政体还在延续,但党的领袖的权力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江泽民时代因为邓小平的作用,还勉强可以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这样的语汇,而到了胡锦涛时代,就只能变成“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了。这种语汇上的差异,也说明中共政体完全进入了一个“常人政治”时代。

在“强人政治”向“常人政治”过渡的过程中,民间社会的雏形,则进一步推动了中国政体向“常人政治”时代的转化。

1979年至今的这三十年,虽然政权的根基一如前三十年,但改革开放使政权的构成开始有所改变。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取得的重大成就自然举世瞩目,但与经济的成就相比,公民社会由蹒跚学步而初现雏形,则更是一个泽被后世的、值得大书特书的成果。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最重要的原因是,党开始觉得自己不是万能的了,民众也不是永远长不大的孩子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用三句话就可以大致梳理出一个脉络。第一句话,是邓小平著名的论断:“摸着石头过河”,党和政府不知水的深浅,民众就可以自己摸索着过河了,于是乎,包产到户、个体经济、乡镇企业,应运而生。民众的行为,试出了水的深浅,党和政府随后就给立上了一个标杆,后起者顺着标杆大量地“过河”了。第二句话,是“没有政策比有政策好”。这是八十年代中期民众朗朗上口的一句话。改革到八十年代中期,党和政府开始有意识地制定政策引导改革开放。或许政府的用意是好的,但有些政策却成为民众继续摸索过河的束缚了,因而民众才有了如此感觉,对政府的一些政策提出质疑,使得党和政府的威权进一步被消解。第三句话,是“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来骂娘”,这是九十年代初期耳熟能详的民谚。民谚里的“娘”,自然是“我把党来比母亲”的那个“母亲”;而骂者,自然是民众——尽管在骂,但民众仍然认同孩子的身份,前三十年教育的影响依然显现。民众为什么要骂?不仅是因为党和政府又致力于重新恢复到万能的状态,而且还因为党政官员在逐渐形成一个利益集团——从官倒开始,现今已成为全社会民众人人骂之的腐败。进而再问,为什么敢骂?原因就是公民社会初现雏形。

公民社会的雏形,打破了“强人政治”时代一种话语体系——即“国家话语体系”独大的局面,形成了“民间话语体系”,使政治的决策权不再是一个领袖、一个政党所独有的权利了,决策者不但不可能一言九鼎,而且必须倾听民意。因此,公民社会的雏形,客观上成为中国政体向“常人政治”时代转变的推手。

“常人政治”时代,“国家话语体系”与“民间话语体系”并行前进。这两套话语体系会延伸出不同的指向,“国家话语体系”下的政治体系,可称之为“党化政治”,是立国以来就维护的政治体制——“强人政治”将“党化政治”体现到极致,尽管在“常人政治”体制下一直在削弱,但愈被削弱就愈发需要维护,因而“党化政治”不会那么容易地被消解。维护的手段有多种多样,大致上说,在党内实行真正的民主,或许是强化“党化政治”的最重要的,也是最有效的手段。

“民间话语体系”下的政治体系,可称之为“民间政治”。随着公民社会的成长,“民间政治”必然要对“党化政治”构成威胁。事实上,这种威胁目前已经存在了。中国社会官与民的矛盾凸显,就是“党化政治”与“民间政治”的一种博弈。这是双方为捍卫各自利益的冲突,因此,一件小小的事情就可以引起一场令人防不胜防的群体性事件!贵州瓮安、湖北石首一直到不久前的通钢事件,都说明了这一矛盾的不可预测性。

“常人政治”时代所并存的“党化政治”和“民间政治”,会在矛盾中不是此消彼长就是彼消此长,双方必将相互依存。而中国的政体,也会在这种相互依存中慢慢地选择一种走向,最终具有公民社会的理性特征。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9年第12期　64号文件:官大还是法大　作者：崔敏

整整30年前,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即著名的中发[1979]64号文件(以下简称“64号文件”),这是一个拨乱反正的指导性文件,对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具有深远的意义。

遗憾的是,如此重要的一个文件后来竟被人们淡忘了,以致现在有许多同志不知道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文件。有鉴于此,有必要重温这一文件的内容,并就相关问题做一些探讨。

64号文件出台的背景

众所周知,我国的法制建设并非一帆风顺。要说明64号文件出台的背景,有必要回顾一下我国法制建设的曲折历程。

建国初期,当新生的人民政权已经巩固、国民经济初步恢复之后,1954年制定了第一部宪法。彼时彼刻,毛泽东强调:“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他还指出:“通过以后,全国人民每一个人都要实行,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带头实行,首先在座的各位要实行。不实行就是违反宪法。”注1在1956年召开的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董必武同志提出“依法办事是加强人民民主法制的中心环节”,要求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注2在此前后的一段时间,比较重视法制建设,被后人称之为“法制建设的第一个黄金期”。

然而,时过不久,最高领袖对自己主持制定的宪法也“记不得”了,竟然说:“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能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注3法律虚无主义由此确立,法制建设陷于停滞,进而遭到破坏。

1957年春夏之交开展的“反右派”斗争是一个转折点,标志着“左”的指导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未经任何法律程序,就给55万多名知识分子戴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帽子,列为专政对象。1958年,最高领袖又发动了一场前无古人的“大跃进”,提出一系列根本不可能完成的高指标,宣称要“三年超过英国,十五年赶上美国”,甚至提出“两年超过英国”。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于是各地便争着“放卫星”,吹起了一阵浮夸风。在1959年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等同志对“大跃进”中的某些做法提出批评,引发领袖的震怒,无端地打出一个“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继而从上至下层层大反“右倾”,又整肃了380万人。“大跃进”的最终结果是图虚名而招实祸,由于虚报的“增产粮”都被上级征收,导致农村严重缺粮,全国饿死了3750万人。

1962年1月,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对大跃进的失误作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中肯评价。同年5月,刘少奇又主持对1958年以来的政法工作进行总结,明确指出:“总的经验教训是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主要是误我为敌,打击面过宽。”他还指出:“法院独立审判是对的,是宪法规定了的,党委和政府不应干涉他们判案子。……不要提政法机关绝对服从各级党委的领导。它违法,就不能服从。”注4话虽不多,但画龙点睛,触及了最要害的问题。

可惜,上述意见并未在党内形成共识,“左”的一套愈演愈烈。直至1966年发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陷入了持续十年的内乱。“文革”的口号是“造反有理”、“全面内战”,公然宣称“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注5。致使冤假错案遍于国中,亿万人民身受其害。死了2000万人,整了1亿人,浪费了8000亿元人民币。注6亲身经历过那一段历史的人,至今想起来都感到后怕。

1976年10月,以华国锋、叶剑英为首的党内健康力量,顺应党心、民心,果断地一举粉碎“四人帮”,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党。随后于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人们痛定思痛,回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鬼魅横行,无法无天的惨景,痛切地认识到“无法必然乱国,治国必须依法”。反映民意的要求,顺应时代的呼唤,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方针,要求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随后,1979年7月召开的五届人大第二次会议,制定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标志着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重新起步。

鉴于过去多年法律虚无主义盛行,党内外存在严重的思想混乱。许多错误的思想和做法如不彻底改变,已经制定的法律将不可能顺利实施。为此,中共中央于1979年9月9日发布了《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这就是著名的64号文件发布的历史背景。

64号文件的主要内容

64号文件是拨乱反正的伟大成果。它直接针对的是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的切实实施,但它的内容却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是对全党全民进行法制教育,准备厉行法治的一个纲领性文件。

文件首先指出:“刑法、刑事诉讼法同全国人民每天的切实利益有密切关系,它们能否严格执行,是衡量我国是否实施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标志,……这是一个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信誉的大问题。”接着又指出:“我们党内,由于建国以来对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长期没有重视,否定法律,轻视法制,以党代政,以言代法,有法不依,在很多同志身上已经成为习惯;认为法律可有可无,法律束手束脚,政策就是法律,有了政策可以不要法律等思想,在党员干部中相当流行。……如果我们不下决心解决这些问题,国家制定的法律就难以贯彻执行,我们党就会失信于民。”

基于上述认识,中央对“两法”的实施作出了五项指示(下面引述五项指示的原文。篇幅所限,引文有所删简):

一、严格按照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办事,坚决改变和纠正一切违反刑法、刑事诉讼法的错误思想和做法

各级司法机关处理违法犯罪问题,都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具体分析,准确量刑。……要严禁公、检、法以外的任何机关和个人,捕人押人,私设公堂,搜查抄家,限制人身自由和侵犯人民的正当权益。也不允许以各种理由,指令公安、检察机关违反刑法规定的法律界限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司法程序,滥行捕人抓人;或者背离法律规定,任意判定、加重或者减免刑罚。严格禁止公、检、法机关以侮辱人格、变相体罚,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对待违法犯罪人员或被拘留、逮捕、羁押人员。……各级党政领导人,不论职务高低、权力大小,都不得以言代法,把个人意见当作法律,强令别人执行。

二、加强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切实保证司法机关行使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职权

今后,加强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切实保证法律的实施,充分发挥司法机关的作用,切实保证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党委和司法机关各有专责,不能互相代替,不应互相混淆。为此,中央决定取消各级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主要是方针、政策的领导。各级党委要坚决改变过去那种以党代政、以言代法,不按法律规定办事,包揽司法行政事务的习惯和作法。

三、迅速健全各级司法机构,努力建设一支坚强的司法工作队伍

中央责成中央组织部会同各级司法机关和国家编制委员会,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的需要,尽快研究、制定健全各级司法机构和加强司法干部队伍的具体方案,有计划、有步骤地从党政机关、军队系统和经济部门,抽调一大批思想好、作风正、身体健康,有一定的政策和文化水平的干部,经过必要的训练后,分配到司法部门工作。……地方党委对公、检、法机关党员领导干部的调配,应征得上级公、检、法机关的同意。

四、广泛、深入地宣传法律,为正式实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做好准备

要运用各种宣传工具,采用生动活泼的方式,广泛、深入地对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宣传法律,加强法制教育。……各级公、检、法机关的全体工作人员(包括民警、监狱和劳改工作人员)要首先学好刑法、刑事诉讼法的全部内容。……总之,要积极为刑法、刑事诉讼法在1980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做好各种准备。

五、党的各级组织、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都要带头遵守法律

我国法律……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又体现了党的政策和主张,具有极大的权威。因此,从党中央委员会到基层组织,从党中央主席到每个党员,都必须一体遵行。必须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绝不允许有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殊公民,绝不允许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有少数干部、特别是某些领导干部,以及他们的亲属,存在着特权思想,喜欢搞特殊化,甚至目无党纪国法,利用职权,营私舞弊,压制民主,打击报复,把旧式官场的腐朽作风和封建衙门的恶劣习气带进党内和国家机关内,严重地侵蚀党的肌体,损害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破坏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党中央认为,有必要向全党同志敲起警钟,坚决刹住这一切歪风邪气。

上述五项指示,条理清晰,内容全面,论述深刻,要求明确而具体,特别是正式宣布“中央决定取消各级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更是汲取无数血的教训的慎重决策。经历过“文革”内乱的许多同志,看了这份文件,激动得热泪盈眶。普遍认为,这个文件是建国以来甚至是建党以来,关于政法工作的第一个最重要、最深刻、最好的文件,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标志。

64号文件的重要意义

64号文件是我党决心使中国迈向法治社会的宣言书。作为执政党的正式文件,第一次使用了“法治”一词,一开始就强调:刑法、刑事诉讼法能否严格执行,“是衡量我国是否实施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标志”;又说“这是一个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信誉的大问题”;如果不能贯彻执行,“我们党就会失信于民。”这些提法和用语,在我党历史上都是破天荒的。

64号文件的核心内容,是要从根本上理顺党法关系,使我国迈上健全法制、依法治国康庄大道。它为后来十五大正式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立为治国方略奠定了基础。因此,不仅对于保证“两法”切实实施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执政党,对如何治理好国家承担着重大的责任。国家能否健康、稳定、持续发展,关键在于执政党对政权机构和司法机关能否实行正确有效的领导。如果领导方式不正确,或者不善于领导,那就可能造成难以预料的后果,甚至会带来灾难。

对如何处理党法关系的两种意见

长期以来,在我们党内,对于如何处理党政关系和党法关系,始终有两种不同的认识和做法。特别是在建国后,原来的革命党成为执政党,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就更加突出。

(一)“以党治国”论

在处理党政关系和党法关系上的第一种主张(也是占居主导地位的认识与做法),是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乃至形成“以党治国”的观念。

早在1941年,邓小平同志就曾著文对这种主张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指出:“某些同志‘以党治国’的观念,就是国民党恶劣传统反映到我们党内的具体表现。”注7他又说:“‘以党治国’的国民党遗毒,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的最有效的办法。”注8但是,邓小平同志这种语重心长的提醒,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建国以后,我党成为了执政党,“以党治国”的观念不但没有消除,反而进一步强化。突出表现在1958年召开的第四届司法工作会议,那次会议贯彻“反右派”的精神,痛批所谓“资产阶级法律观点”,并采取组织措施,把司法部党组全体成员6人及正司级党员干部3人共9人打成“反党集团”(此案直到1978年12月才由中共中央宣布平反)注9。会议结束后,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向中央报送的《关于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的情况报告》中,有下面一段文字:“人民法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成为党的驯服工具。……把政法工作严格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主动的向党委反映情况,请示和报告工作。法院工作服从党的领导,不仅要坚决服从党中央的领导,而且要坚决服从地方党委的领导;不仅要坚决服从党的方针、政策的领导,而且要坚决服从党对审判具体案件以及其他一切方面的指示和监督。”注10同年8月,毛主席在北戴河借评论司法会议发表谈话说:“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能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我们每次的决议都是法,开一个会也是一个法。”毛主席还说:“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报》一个社论,全国执行,何必要什么法律?”注11这些论断,就是“以党治国”论的极端表现。这种主张使党权无限膨涨,任意毁弃法制,要求司法机关做党的驯服工具,最终导致滥施专政,政治清洗不断,国无宁日,国民经济跌到了崩溃的边缘,亿万人民身受其害,也使执政党自身的形象受到严重损伤。

(二)“党政(党法)区分论”

与上述认识和做法相反的另一种主张,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强调“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这是与‘以党治国’完全相反的政策。”注12

在这个问题上,董必武同志的态度与邓小平一致。建国初期,董老的多次讲话,对此作过许多精辟的论述,中心的意思是摆正党政关系和党法关系。

1950年8月,董老向中央提出调整党政关系的建议。他说:调整工作关系的关键是改进党政关系,党应集中注意全面工作的照顾,注意原则的领导,注意中心工作的推动和组织力量的配合,应避免具体工作上代替。注13

1951年9月23日,董老在华北县长会议讲话的第三部分着重论述了“党与政权机关的关系”,指出:“党领导着国家政权。但这决不是说党直接管理国家事务,决不是说可以把党和国家政权看做一个东西。党领导着国家政权,但它并不直接向国家政权机关发号施令,……党不能因为领导政权机关就包办代替政权机关的工作,也不能因领导政权机关而取消党本身组织的职能。”注14

1956年9月19日,董必武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发言,更为系统地阐明:“党是国家的领导核心。但是,我们党从来是把党组织和国家机关严格划分清楚的,党是通过自己的党员和党组织领导国家机关,而不是包办代替国家机关的工作,这是我们一贯坚持的原则。”注15

至于党法关系,董老则讲得更明白,他指出:“党的领导不是每个具体案件都要党委管,如果这样,那还设法院这些机构干什么。”注16

董老关于执政党如何领导政权机关与司法机关的论述,极大地丰富了关于人民政权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的理论,是我党在建国初期的重要历史文献。可惜,自从1958年第四次全国司法工作会议不点名地对董老的法学思想进行批判后,他的许多正确观点被束之高阁,“以党治国”论畅行无阻,董老也只能保持沉默。

在此特别需要说明:所谓“驯服工具论”,最早是由刘少奇同志提出的。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就是贯彻刘少奇的指示,特别强调了“人民法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成为党的驯服工具。”但是,刘少奇的最大优点是勇于承认错误。到1962年5月,由他主持对1958年以来的政法工作进行总结时,他便公开否定了“驯服工具论”,明确指出:“法院独立审判是对的,是宪法规定了的,党委和政府不应干涉他们判案子。……不要提政法机关绝对服从各级党委的领导。它违法,就不能服从。”注17这种知错必改的态度,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坦荡胸怀,实在令人感佩!

中发[1979]64号文件的出台,是在党法关系上的一次彻底的拨乱反正。中央决定取消各级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就是调整党法关系的关键之举。64号文件进一步强调:“党委和司法机关各有专责,不能互相代替,不应互相混淆”,“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主要是方针、政策的领导。各级党委要坚决改变过去那种以党代政、以言代法,不按法律规定办事,包揽司法行政事务的习惯和做法。”这些提法,前所未见,真可谓振聋发聩,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重温64号文件的感慨

遗憾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64号文件总结的这些经验教训,渐渐地被人们淡忘了。近来又出现了一些与64号文件背道而驰的提法和做法。例如,突出强调“党对人民法院工作的绝对领导”,乃至把司法独立批判为“实际上是否定党的领导”,不仅是从64号文件后退了一大步,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贯的提法明显不一致(十一届三中全会要求“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而且与十六大、十七大关于“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要求也难以协调。

“司法独立”是人类法制文明中的精华,是联合国“两权公约”规定的普遍原则,具有普世价值,不能轻易否定。就我国人民法院的领导体制来说,上下级法院之间也不是直接领导关系,而是审判监督关系。按照宪法、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三大诉讼法的规定,各级人民法院都应当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无论任何案件,上级法院都不能预先指令下级法院应该如何下判,否则就会破坏了“两审终审制”。这是最基本的诉讼原理。在强调加强党对人民法院的领导时,也应遵循诉讼规律。况且,“绝对领导”的提法本身有片面性,至少有以下几点不妥:

1、“绝对领导”极容易被理解为“让你怎么判你就怎么判”,如同所谓“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早已证明是行不通的。

2、“绝对领导”的提法不合逻辑。与“绝对”对应的是“相对”,如果说党对人民法院是“绝对领导”,那么按照逻辑的推论,对其他部门岂非只是“相对领导”?这是根本说不通的。

3、司法工作是一种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它具有中立性、被动性、公正性、程序性等特点,人民法院审理任何案件,只能“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如果司法工作不能保持应有的独立性,听任某些并非真正懂法的领导人随意摆布(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利益已成为尾大不掉的赘瘤),那就谈不到司法公正。

5、党章明确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活动”,执政党也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总之,“绝对领导”的提法与理不通,不宜提倡。

兹引用邓小平同志的一句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怎样改善党的领导,这个重大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不好好研究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坚持不了党的领导,提高不了党的威信。”注18

注释:

注1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29页。

注2 《董必武法学文集》,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第352页。

注3 转引自张慜:《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的来龙去脉及其严重影响》,载于《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文集》(第四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10月版,第426—427页。

注4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51—452页。“人民法院必须绝对服从各级党委的领导”的提法,最早见之于1958年召开的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会议结束后,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向中央报送的《关于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的情况报告》中,有下面一段文字:“人民法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成为党的驯服工具。……不仅要坚决服从党中央的领导,而且要坚决服从地方党委的领导;不仅要坚决服从党的方针、政策的领导,而且要坚决服从党对审判具体案件以及其他一切方面的指示和监督。”刘少奇1962年5月23日的讲话,明确否定了这一提法。

注5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说:“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是汉语中的一个歇后语,以谐音或近意的方式表达思想。和尚剃光了头发,“发”与“法”谐音,引申为不要法律;再打上一把伞就遮住天了,表示天不怕,地不怕,唯我独尊。

注6 此数字引自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同志在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注7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11页。

注8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14页。

注9 《司法部关于报送〈我国司法行政体制的历史沿革〉的函》(司发函[2003]158号),2003年10月29日。

注10 引自《董必武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975页。

注11 转引自张慜:《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的来龙去脉及其严重影响》,载于《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文集》(第四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10月版,第426—427页。

注12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12页。

注13 《董必武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78—379页。转引自《董必武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777页。

注14 《董必武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7—308页。

注15 《董必武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13—414页。

注16 《董必武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58页。

注17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52页。

注18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271页。

2009年第12期　大跃进时期的南赵湖　作者：郭艳茹

南赵湖是鲁北平原沾化县在大跃进期间所建的一个大型水库,官方称作南赵水库,南赵湖是民间的说法。水库1958年春天开建,1961年即完全废弃还耕,存在不过三年。但这三年正是当地人记忆中最惨痛的三年。水库的建设占用了大量的劳动力、农田,并引起周边土地盐碱化,致使库区粮食产量锐减,饥荒严重,死人无数。村里的老人提到这段往事至今仍心有余悸。我从小就听大人讲述这些事,南赵湖和与之相关的饥荒、死亡在我记忆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大跃进、大饥荒已经逐渐被人们所遗忘,我教的本科生里甚至有人拒绝相信中国曾经发生过导致数千万人死亡的大饥荒。2008年暑假,我在沾化翻阅了大量历史档案,并访问了许多老人,试图能对与南赵湖有关的事宜有一个较为完整的叙述,帮助人们获得关于大跃进的准确认识。

全民兴修水利与大跃进的开始

关于大跃进,人们一般只想到人民公社、大食堂以及大炼钢铁,而忽视了另一个重要内容——大修水利。事实上,大跃进正是从全国大修水利开始的。据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和历史事件的回顾》一书中追忆,1957年九十月间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会上通过《关于在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之后全国掀起空前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运动,大跃进的号角正式吹响。当年全国投入水利建设的劳动力,10月份两三千万人,11月份六七千万人,12月份8000万人,1958年1月达到一亿。在随后召开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了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问题,继续推进大跃进。深翻土地、兴修水库等活动在全国愈演愈烈。

山东省作为传统的政治型大省,是大跃进中表现最为积极的几个省份之一,在兴修水利上投入自然就多。在省政府的号召下,黄河沿岸兴建了大量大型平原水库,用以引黄蓄水灌溉。这些工程大都缺乏调查、论证和合理设计,盲目上马,存在严重质量问题,1961年后被陆续废弃。兴修水利所造成的严重的土地、劳动力消耗,与激进的粮食统供统销政策和人民公社大食堂政策、大炼钢铁运动等纠集在一起,共同引发了1959年——1961年的大饥荒。一份资料表明,1958年山东省由于青壮年农民投入炼铁和修水库,全省秋播面积不及往年的四分之三,1959年秋冬又有887万青壮年去修水库;甚至在1960年农村经济崩溃时仍有数百万农村劳动力在修水库。从1959年——1960年,山东省共荒芜农田五千到六千万亩,是全国饥荒最严重的几个省份之一。张广友在《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中,援引了山东省一位领导1960年的大会讲话内容:“山东省过去(1957年)人口为5500万,不到3年的时间,现在(1960年冬天)还有5000万,减少了500万。”死亡人口主要集中在黄河流经的鲁西北地区,也就是水利工程最为集中的黄河沿岸。

南赵湖修建即发生在这一大背景之下。

南赵湖的修建与饥荒的产生

在大跃进的形势下,南赵湖1958年3月开工兴建,以沾化北部大片低洼地(南赵洼)为主库区,靠人力挖土筑堤而成。据1994年1月编纂的《沾化县水利志》记载,水库占地13.5万亩,全县9个乡7316人参加施工,6月份完成一期工程,7月份开始蓄水。此后,当地大饥荒的序幕慢慢拉开。

南赵湖位于沾化北部的低洼地,库区大部分属于现在的李家乡。当地地多人少,村庄稀疏,土地虽多盐碱,但可耕种土地仍能解决吃饭问题,大量的低洼荒地,即使遇灾年歉收,人们靠野菜、鱼虾也可勉强充饥、活命,虽贫困闭塞,但在1958年之前,当地历史上似乎没有大规模饥荒的记忆,旧版县志始于明代,遍翻其中也找不到陕甘一带县志中常见的“饿殍遍野,死人万千”类的文字。有笑话讲当地文革时期,忆苦思甜,一位老太太声泪俱下的控诉起1959年——1961年的大饥荒,大会组织者赶紧上去阻止,说大娘你别讲这一段,你得讲解放前旧社会。老太太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说解放前要饭还有处要,挨饿的时候(指1959年——1961年大饥荒时期)连要饭都没处去要。

访问当地老人,提到南赵湖和大饥荒,老人们会从1957年新粮政策开始讲。

1957年国家实行新粮政策,粮食统供统销,要求农民把家里的余粮全部上缴,村干部挨家挨户翻,有拒不相应号召者,粮食强行收走,人游街批斗。我姥姥就因不肯上交粮食而被抓去坐禁闭,我姥爷是渔民不在家,还是我大姥爷(我姥爷的哥哥)代她被关。之后,村民家中再无余粮。1958年大跃进开始,成立人民公社和大食堂,前期粮食尚充足,浪费严重,有年轻小伙子进行吃饭比赛,吃饱之后,拿一筐馒头来,打赌看能不能再吃下,地里的庄稼村民也懒得收获,地瓜成片烂在地里。与此同时,大修水利、深翻土地等非正常的生产活动大肆进行。土地深翻到一丈二,地表熟土被深埋,庄稼无法生长。春天,南赵湖开挖,大量劳动力被调往工地,7月,水库蓄水,4.18万亩耕地被淹没于大水之下,并使周边4.76万亩耕地发生次生盐碱化,无法种植庄稼,其中2.65万亩几乎寸草不生。1982年沾化县年土地普查资料显示,水库所在的李家公社全部耕地面积为13万亩,按这一数字推算,当年南赵湖的修建使得当地耕地减少了70%以上。如果考虑到1958年到1962年间土地的增长,这个比率会更高。

土地、劳动力投入的减少,使得农业产出锐减,1958年秋,粮食不足开始出现,到1959年春,已经发展成严重的饥荒,但水库的修建仍在继续。《水利志》记载1958年秋、1959年春南赵湖二期、三期工程继续进行,与第一期工程加起来,共使用劳动力2.11万人次,最多上工人数1.3万,库区几个村庄的青壮年几乎全部投入水库建设,土地抛荒,粮食产出锐减,饥荒蔓延,繁重的水库修建工作只能在饥饿的条件下进行。1959年水库大食堂就借用我姥姥家的房子,附近村庄的妇女被组织起来在食堂里劳动,每天淘洗野菜与少量粮食混合做成食物,送往工地。繁重的劳动加上饥饿,许多青壮年劳力死于水库修建,尤其是地主、富农子弟,因为出身不好,在水库上干最重的活,领最少的食物,饿死尤多。我家对门的大姑,家里为地主,她讲她的弟弟在水库工地上抬土方,眼见性命不保,被获准回家,8里路程,一整天尚未到家,昏倒在桥上,被同村的人扶回家。他的母亲用土改中幸存的一点衣服、首饰,偷偷跟人换了几个鸡蛋,才让他奇迹般得以存活。另一个青年从工地回来,摔倒在村头,被牛蹄坑里的一点水淹死。死亡越来越多,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我家所在的村庄,当时有1000多人,据老人们回忆,饥荒最严重时每天有七八名青壮年死亡。尸体无人掩埋,只能用村里仅存的牲口拉到村外。性命尚存的人全身浮肿坐在墙根下延口残喘。壮年劳力连水都挑不动,只能拄着棍子用茶壶从村头湾里取一点水。孩子们更是饿得只剩下一个大脑袋,肚皮透明,里面绿色的肠子清晰可见。

根据沾化县志记载,全县大规模的人口死亡发生在1960年、1961年、1962年,三年非正常死亡率分别为60‰,55‰,32‰,共死亡2万3千多人,但库区所在的村庄严重的死亡早在1959年春天就开始,《水利志》中也承认,由于水库的修建,库区饥荒比其他地方提前一年发生。县志里一份按性别统计的人口资料显示,从1957年到1962年,全县男性人口减少了29749人,女性人口减少14098人,也就是说,饥荒中男性死亡比例远远高于女性,其中的原因固然与男性对食物需求量大有关,但修建水库也难逃其咎。考虑到死亡人口并不是在全县平均分布,而是主要集中库区和另外几个有类似激进行为的公社,则局部死亡密度比全县平均水平要高得多。我去县档案馆查阅这一时期库区详细的人口死亡资料,发现档案记载的数据比实际情况要低得多。可能是当时的公社领导人想通过水库建设来提高政绩,因而不报告真实的死亡情况,现有大饥荒死亡人口统计数字可能比实际死亡人数少得多。有一个传说,说在水库召开的现场大会上,库区公社书记满怀激情规划未来的社会主义美景,要在水库里养鱼、养荷花、划船直到县城等,另一公社的书记忍无可忍,拍拍他的肩膀,让他看看身后的冤鬼。

饥荒除了导向死亡,还带来亲情、人性的丧失。当时许多家庭因为饭量不同而分开吃饭,虽父子、母女也难以互相照顾。我家的一个邻居,一家人各自去食堂领饭,十多岁的小女儿害怕饭票被家里其他人偷走,就到处藏,有天藏在屋后的草中找不到了,急得哭天抢地,晚上打着灯笼围着屋子边哭边找,状如鬼魅。另一家,母亲和女儿还能出去挖野菜,父亲已经奄奄一息,苦苦哀求母女俩分给自己一点野菜,母女俩却狠下心来不顾。一对老夫妻,老太太对浮肿的老头儿说,你快点死吧,省下你那份口粮,我还能多活两天。上学的孩子,每天可以分到半个窝头,老师从来不当着同学的面切,而是背后切好,以便从中间匀出薄薄的一小片。诸如此类的事情不胜枚举。

水库劳民伤财修成了,但实际上是一个豆腐渣工程,坝体薄弱,土质疏松,又一面临河,汛期一临,则全面溃堤,需要抽调大量劳动力抢修加固。《水利志》上记,“到1960年汛前检查,水库坝坡已经前面坍塌,严重段坝身坍去1/5～1/3”。1960年水库开始排水还耕,到1961年春天全部废弃还耕。排水之后,村民到低洼处捕鱼,一麻袋一麻袋的鱼被捞上来,成为活命的食粮。这似乎是整个饥荒时期能回忆起的唯一快乐的事。靠黄河水压碱和淤泥,排水后的库区土地阴差阳错成了良田,村民靠其中的野菜、草种挨过最困难的时期。由于在1960年冬天,中央高层已经意识到饥荒的严重性,11月3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指导农民生产自救,其中明确指出允许农民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1961年秋天库区开始实行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包产到户政策。大片肥沃的土地加上全力以赴的农民,粮食出现了空前的大丰收,1962年秋粮收后,饥荒逐步结束。

按照老人们的说法,大饥荒中人们是被一步步逼到绝路上的:如果不是1957年的新粮政策把农民家里的粮食全部收走,即使后来粮食歉收,靠存粮配合野菜草种,人们或许也能活命。即使粮食被收走,如果不是集体劳动、深翻土地、大炼钢铁等,人们辛苦一季,也可以再种出粮食。如果不是挖南赵湖,也断不会死这么多人,壮年劳力累死饿死不说,大片土地被淹没和盐碱化,使得人们连挖野菜都无处可去,少了最后的活命机会。

南赵湖留给我们的思考

50年的时间过去了,大跃进大饥荒已经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记忆,在沾化,三十岁以下的人已经很少有知道南赵湖的。南赵湖如一滴凄苦的眼泪,逐渐在岁月中风干。只有在老人们的叙述中,它才被还原成一段段真实的往事。中国的大跃进大饥荒,一直为国内外经济学研究者所关注,有大量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来解释饥荒的成因,但是模型和回归无论如何代替不了历史描述,代替不了口口相传的叙事中忧伤的细节和悲怆的情感。那些档案、文献、数据,在口述的历史中,都被还原成鲜活的生命,他们的悲惨命运使得那些枯燥的模型和回归充满了悲凉。

乘车从曾经的库区经过,发现这里现在是一片片茂密的庄稼,数万人血泪筑成的堤坝已被铲平,变成了农田。人们在地里辛苦劳作,远处有牛在吃草。忽然间明白,所谓的国泰民安不过是人种地牛吃草。而这样的图景,在很多时候却由于国家权力对社会的过度侵入而丧失。一个有能力调集全部资源的国家,在应付战争、灾害等突发性事件或承办大型活动、创造世界奇迹方面,固然有其优势,但其对社会的威胁也足以令人胆战心惊。正是出于对这种威胁的恐惧,产权、民主、国家权力约束才成为经济学研究中永恒的主题。近年来,在中国的学者中,弥漫着一种浓重的强权膜拜情节,开出“国进民退”的药方,呼吁通过强化国家权力控制来纠正改革中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南赵湖、大跃进、大饥荒的回顾便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那些有关的灾难、饥荒和数千万生命的死亡应该成为一把高悬在头上的利剑,时刻提醒人们不受约束的国家权力背后的危险。

(作者为山东财政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萧 徐)

2009年第12期　刘少奇的骨灰是如何保存下来的　作者:刘立强

“文化大革命”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同志于1969年11月12日在河南省的开封市含冤去世。这是建国后,我党历史上最大的一桩冤假错案。我的父亲刘建勋在他临终前给中纪委暨党中央的信里,共写了十三个问题,其中专门有一个问题就是“刘少奇同志在河南病逝前后的一些情况”。其中详细记述了父亲所了解的关于刘少奇同志被转移到河南开封直至不幸病故的有关情况。在信中此部分的末段,父亲提到当时社会上谣传,有一个所谓的“老工人”自称保护了刘少奇同志的骨灰。父亲驳斥了这个谎言,并向党中央报告了自己在1975年夏亲自部署安排接收陆军第一军移交刘少奇同志的骨灰以及随后将其保存在河南省委办公厅档案处的全过程。

1980年2月,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通过了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的决议。5月14日,刘少奇同志的骨灰迎送仪式在郑州举行。

父亲病逝多年后,我们听到传闻说,“文革”初期就被错误地打倒、“靠边站”长达十年之久的原省委书记赵××竟然也自称保护了刘少奇同志的骨灰。而赵××是于1977年夏恢复组织生活、当年12月平反的,直至1979年2月,他才重新担任了省委书记处的书记。而此时距陆军第一军向河南省委移交刘少奇同志的骨灰已经过去了3年半的时间。1990年底,当他去世后,他保护了刘少奇同志骨灰之事还被写进了生平中。

1991年上半年,作为当年河南省委主要领导人刘建勋、纪登奎的后人,我和纪坡民同志曾经联名给党组织写信,驳斥了这第二个无稽之谈,并附上了当事人等的书面证明材料,陈述这段历史事实的真相:

刘少奇在开封去世前后

1969年10月17日的晚上,时任河南省军区政委、省革委副主任的王新接到了武汉军区政委刘丰的一个电话后,他即带着秘书等人前往开封机场接机。22点左右,这架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的安——二四型飞机送来了一位老人,他就是已经病入膏肓的刘少奇同志。“随刘少奇来的人,有中央文革专案组的邢某、刘少奇的卫士长李太和、医生董长城及两名护士等。”等安排停当之后,“中央专案组”的人约王新和一军首长到靠大门内侧的一个房间里面谈话,说是“奉中央指示疏散到这里来的。有医生、护士,自备有专用药品和必要的医疗器械。不到不得已,不麻烦地方……今后,一般情况下,不再打扰你们。省地市及军的领导不能到这里看望,我们也不再惊动你们……”。(李振华等著《国家主席刘少奇在开封逝世及骨灰保存始末》,中央文献出版社,第242页。)

当年,设在“中央文革”名下的有三个专案组。其中,第一专案组负责刘少奇等在党中央、国务院工作的领导同志的所谓“审查”;第二专案组负责彭德怀、罗瑞卿等在中央军委工作的领导同志的所谓“审查”;第三专案组则负责王、关、戚等所谓“5·16”相关人员的审查。

父亲在给中纪委暨党中央的信中是这样向党组织报告的:“一九六九年林彪搞了‘一号命令’之后,刘少奇同志被安置到了河南,这件事是由中央专案组通过军队负责来办的……记得有一天,王新突然问我,开封有没有有暖气的房子,并告诉我刘少奇同志在那里的一军关着,中央还派了五个人,包括医生、护士。我告诉王新,开封有一套房子有暖气,是过去的一位副市长叫苟金笃的住的,现在暖气条件怎样不清楚,能不能住可以查一查。因为开封市除了工厂、招待所外,一般住房都没有暖气。以后王新怎样处理的我就不清楚了。”

在帮助父亲整理给党组织的这封信时,记得父亲曾告诉我,苟金笃是开封的民主人士,他好像是工商界代表或是金融银行界人物,具体我就记不清了。近年来,我在一些文章中看到,刘少奇同志在开封关押的地点是国民党时期“金城银行”的金库。还有一个说法是在开封市人委北侧的小院即北土街10号。究竟三者是一个地方,还是其中之一,我至今尚不得而知。

1969年11月11日夜里,刘少奇同志病危。王新接到一军首长的电话,说刘少奇病情恶化,正在抢救。12日凌晨6时45分,刘少奇同志在河南省开封市含冤辞世,终年71岁。这天是他来到开封市的第27天。刘少奇同志的遗体火化和骨灰领取等后续事宜都是陆军第一军政治部保卫处处长张金贵等人办理的。

父亲得知刘少奇同志去世消息后,他采取了什么行动呢?关于这一点,他在给中纪委暨党中央的信中继续写道:“又过了一段时间,一军政委徐文礼同志找王新报告说刘少奇同志已经逝世。王新拉着我一块听汇报。听完汇报之后,我马上向中央打电话作了口头报告。请示如何料理后事。当时纪登奎同志答复说,中央派人去处理。”可是等了几天,一直没有见中央来人。后来才知道,中央专案组根本没有通过河南省革委会,而是直接派人到开封市组织陆军第一军的部队同志处理了。

父亲去世近半年后,纪登奎叔叔才看到父亲这封信的复印件。他认真看罢并做了许多批注。其中在父亲信的上述段落两侧,他分别写下了两段话。他是这样写的:“刘建勋同志不了解情况,刘打电话问我,我请示总理,是总理要我答复他,中央派人处理。刘少奇的事,我未过问过,甚至不知道刘少奇同志在开封一军的事。(纪注1983.9.4)”

在李振华等人的回忆文章中,不止一次提到了当时“中央专案组的人直接同北京联系”,“由一军负责刘少奇等人的生活保障和安全保卫工作”。而对于河南省的领导,除了上面提到的提供“找一处独立的院子”之外,中央专案组只要求一部“保密电话机”由省革委会解决。这些细节恰好也从另外的角度印证了纪登奎叔叔的批注。

到了1975年的夏季,奉中央军委的命令,驻河南开封的陆军第一军与陆军第二十军换防。换防工作开始前,一军的领导同志提出了将奉命保管多年的刘少奇同志的骨灰留在河南的设想。

一军的领导同志这么做,肯定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当年组织上决定由他们负责刘少奇同志骨灰的保管,如今换防的兄弟部队不可能瞬间到位,万一在这期间,发生了泄密、散落、丢失、失控等任何情况,都将是严重的政治性事故。

那时,父亲不仅是河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河南省军区第一政委,同时还身兼武汉大军区的政治委员。一军的领导同志向父亲报告请示既符合党的组织纪律,也符合军队的组织原则的,完全是合情合理的。

陆军第一军将骨灰移交河南省委

尽管刘少奇同志当时还蒙冤戴着“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被错误地宣布为“永远开除出党”。父亲听了一军领导的意见,就当即对他们的请求表示同意。(《刘建勋给中纪委暨党中央的信》。)随后,父亲还与一军领导讨论了骨灰交接细节。其中,一军方面确定由何俊德同志负责。这是因为何俊德同志既是军政治部主任,同时他还担任着开封市委书记。他身兼二职,与河南省委的不少领导同志和机关工作人员都相当熟悉。

为了作到万无一失和严格保密,父亲决定派时任河南省委副秘书长的霍云桥同志执行这个特殊使命,并且亲自向霍本人下达了任务。为什么父亲会选择霍云桥而不是别人呢?因为霍云桥是父亲抗战时期在太行的老部下,他的爱人(我们都叫她小高阿姨)是解放战争爆发后,国民党爱国高级将领中第一个宣布起义的高树勋将军之女。

为了防止在郑州至开封来回路途上发生任何意外,就在霍云桥副秘书长临行前的一天下午,父亲又特意把给自己开车多年的司机沈进奎叔叔找来。父亲简短明了地交代他说:“你开车!开我的车!同霍秘书长他们去开封办件事。”

沈进奎是共产党员、复员军人。父亲1966年9月调到北京市委工作后,就一直由他开车。无论是在父亲被揪斗、关押期间,还是父亲等市委领导与造反派周旋“藏猫猫”的时候,他总能够为父亲提供安全、可靠、周到的服务。约一年后,1967年8月父亲被中央调回河南,那时的河南派性组织严重对立,抢枪、武斗不断发生,形势非常严峻。父亲特意向北京市领导吴德伯伯请求,把沈要到了郑州继续为自己开车。父亲对沈的信任和感情是建立在那个急风暴雨年代生死考验基础之上的。

据沈进奎在后来写给我的信中回忆,大约是在一军军部搬家前的半个月左右,他开着父亲的另一辆汽车去的开封市。那是一辆苏制的“伏尔加”牌轿车。他记得清清楚楚,在路上汽车还出了故障,耽误了一些时间。

到了开封之后,霍云桥副秘书长等人先来到开封市委的宾馆,接着按照父亲与一军首长的事先约定,他们由军政治部主任兼开封市委书记何俊德同志陪同来到了一军的军部,那时已经是晚上八点钟左右了。部队的同志从楼上拿下来一个旅行包交给了霍副秘书长等人。这里面放的就是刘少奇同志的骨灰盒以及骨灰证。骨灰盒是保存刘少奇同志忠骸的唯一载体,而骨灰证则是证明骨灰身份的唯一文档,在那个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交接全过程中,两者于理于情肯定都是缺一不可、务必完整的。

双方交接完毕后,沈在“无意间问了一句是谁的(骨灰)”,他记不清是霍云桥还是同去的省委警卫处处长还漏了一句嘴:“是中央领导同志(的),要保密。”

第二天上午,他们一行人顺利、安全地回到了郑州。

随后,霍云桥就单独向父亲请示,“下一步怎么办?骨灰放在哪儿?”父亲要求首先一定“要保密”。同时为了安全起见,一定要把刘少奇同志的骨灰“送到省委档案处安置存放”。霍云桥立即执行了父亲的命令。

沈进奎还告诉我,“时隔不久,有一天晚上,我给建勋送安眠药时,他对我说,你们那天到开封拿回的是刘少奇同志的骨灰盒。一军要搬家,先保管好,以后看中央怎么处理。”(《刘建勋给中纪委暨党中央的信》,以及沈进奎的证明材料《关于骨灰盒之事》。)

我认为,在“文革”那个年代的风口浪尖上,父亲正是凭着一个中国人的良知,凭着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更凭着一个高级干部的素质,他才能够作到冒风险、选准人、巧安排、严保密,最终圆满、妥善地处理了刘少奇同志骨灰的交接、保存难题。而在事后,他从来没有在战友和我们子女面前张扬吹嘘过,直到1982年末,他自知病重不治,必将不久于人世的时候,才向党组织作了正式的报告和说明。因为他认为,自己只是尽职责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

中央办公厅的一位负责同志在得知刘少奇同志骨灰保存过程的来龙去脉后,曾经感慨地说道:“在那个年头,刘建勋同志能够这么做,真是不易啊!”

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胡耀邦同志在看到父亲写的报告后的第三天一大早——1983年1月9日,那是个星期天。他就委派习仲勋同志前去北京医院看望了父亲,并表明了他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态度。

至于上面说到的我和纪坡民同志的联名信,尽管十八年中我们没有得到任何正式回复。可就在2006年的6月,我们在河北省涉县还是遇见了一个好人,听到他说了一句真心话。他就是当年恰在河南主持省委工作、后来又曾任过中纪委副书记、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的侯宗宾同志。

那次,我们正要将父母亲的部分骨灰合葬于涉县原八路军总部旧址旁的将军岭上。将军岭是国家一百个一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刘伯承、徐向前、李雪峰、陈锡联、黄镇、李达等开国元戎的骨灰均在此安放。母亲也是第一位被批准在此安放骨灰的抗战时期女干部。

年过八旬的林佳楣阿姨执意要参加父母亲的骨灰合葬仪式。她推迟了赶赴湖北参加祭奠李先念伯伯活动的行期,风尘仆仆地从北京来到了涉县。正逢侯宗宾同志此时在涉县视察工作。

就在父母亲的骨灰合葬仪式举行的前一天,23日晚上,侯宗宾同志请林佳楣阿姨共进晚餐。席间,我和纪坡民相约前去敬酒。当侯宗宾同志看见我们后,大出我们所料,他竟然主动开口,劈头第一句话就是:“你们写给我的信,我都看啦!可是,(赵××的生平)那个东西已经公开登出来了,不好办啊!……”

敬过酒后,纪坡民立即问我听懂侯宗宾刚才说的话没有。我们当然都心知肚明,完全领悟他的话中话。倒也真应该感谢这位前河南省委的主要负责同志,感谢十八年来他始终都能够在心里惦记着这件事,更感谢他能够当众公开、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和苦衷。

今年11月是刘少奇同志含冤离世四十周年的忌日,厘清那段不堪回首的悲剧中的细微枝节,还原历史的真相实情,让我们和后人都千万不要忘记沉重的过去,或许才是对革命先辈最好的怀念和祭奠。(责任编辑萧徐)

2009年第12期　对《回忆高饶事件》的质疑　作者：赵家梁 张晓霁

赵家梁 口述张晓霁 整理

读了《党的文献》2001年第一、二期上登载的杨尚昆《回忆高饶事件》(以下简称杨文),发现有不少内容严重失实,有些内容似是而非。恐怕,这篇文章不是杨尚昆同志亲笔写的。现择其要点加以说明。

杨文至少有以下内容明显失实

(一)关于高岗自杀未遂

杨文说,高岗“触电自杀未遂,使座谈会中断过一天”(2001年第2期,17页)。

这短短一句话,就严重失实。

其一,在座谈会期间,高岗只有一次自杀未遂,那是开枪,而不是“触电”。

其二,高岗开枪自杀事件,发生在他自己家里,不是发生在会场上;而且时间是在中午1点左右。揭批高岗的座谈会从2月15日开始,每天下午3点在周总理办公处西华厅进行;自杀未遂事件发生时并没有开会。

其三,1954年的2月17日下午3点钟,座谈会照常由周总理主持召开。会间,周总理和与会者一起,用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听我和安志文汇报关于高岗自杀未遂的情况,然后会议继续进行,并没有因此事而“中断”,更没有“中断一天”。

(二)、关于高岗“停职反省”

杨文说:“座谈会结束后,根据中央的决定,高岗、饶漱石停职反省,分别在家里写书面检查”(2001年第2期,17页)。

对饶漱石的情况我不清楚,对高岗来说,这里有三个不实之处。

其一,中央对高岗的处理决定,不是“停职反省”,而是“实施管教”。

其二,宣布中央这个决定的时间是2月17日,即高岗自杀未遂的当天傍晚,由习仲勋等人到高岗家当面向他宣布的,而不是在1954年2月25日“座谈会结束后”,更不是和饶漱石一起宣布的。

其三,中央不是简单地叫高岗“在家里写书面检查”,而是要他不能再错上加错,先安定下来,好好休息,可以在二三个月以后,再好好检查。

(三)、关于高岗刚来北京的住处及其与柯瓦廖夫的关系

杨文说:“1952年高岗调到北京,住进东交民巷8号,柯瓦廖夫随即在东交民巷开设了‘总代表处’,约高岗随时前去吃喝玩乐,继续投高所好,其意图不说自明”(2001年第1期,16页)。

这里有不少失实的地方,更为可疑的是,杨文所说的关于高岗与苏联“总代表柯瓦廖夫”的关系,有点像不负责任的小报上的荒唐杜撰,又像是侯宝林相声中说的“关公战秦琼”的笑话。

第一,高岗并非一到北京就“住进东交民巷8号”,他于1952年10月到北京后的一段时间里,住在翠花湾的东北驻京办事处,1953年1月才搬入东交民巷8号。而且,他住那里,是中央的安排,并非他自己想住哪里就住哪里,这同苏联顾问没有关系。

第二,按照杨文的说法,柯瓦廖夫在东交民巷开设“总代表处”,是在高岗进住东交民巷8号以后。但不知此“总代表处”设在哪里?据我所知,当时东交民巷只有苏联大使馆,根本没有什么“总代表处”;在大使馆只有“总顾问”(也有人称之为“总代表”),也没有“总顾问处”。第三,柯瓦廖夫,确有其人,也确曾担任过苏联的驻华总顾问,也曾在沈阳呆过,但他早在1949年12月就已回国了。高岗来京时(1952年10月),苏联总顾问是阿尔希波夫,根本不是柯瓦廖夫。不知远在苏联的柯瓦廖夫,是如何“随即在东交民巷开设了‘总代表处’”,又是如何“约高岗随时前去吃喝玩乐”?

第四,据我所知,高岗在北京时根本就没有单独被总顾问、或者被大使馆邀请过,更没有“经常去那里吃喝玩乐”。

至于杨文中所说的高岗和柯瓦廖夫的关系,比如说柯瓦廖夫给斯大林的小报告是“高岗提供的”;高岗说“中国党内有一个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亲美派’”;高岗在去苏联的飞机上跟柯瓦廖夫究竟说了些什么,等等,我在《对〈毛泽东谈高岗事件〉一文的几点意见》(见《百年潮》2002年第3期)中已有详细阐述,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上述这些事实,作为当时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同志完全清楚,不应该,也不可能发生这样明显失实的错误,更不可能写出如此失实的文章。作为《党的文献》这样严肃的权威性刊物,发表杨尚昆这样重要的中央负责同志的回忆文章,其影响是很不好的,也是令人痛心的。

杨文尚有不少可存疑的内容

(一)关于“东北王”和“更大野心”

杨文用了不少笔墨来说明高岗的“野心”:

“高岗在东北掌握大权后,政治野心日益膨胀,动起当独霸一方的‘东北王’、相机攫取更高权位的邪念”(2001年第1期,15页);“这两个看起来如此不同的人,由于共同的政治野心,走到一起来了”(同上);“这两个人随着地位和权力的上升,个人主义思想急剧膨胀,高岗更加目中无人,迫不及待地想当领袖;饶漱石也急于想在政治投机中附高岗骥尾,分得一杯羹”(2001年第1期,18页),等等。

作者这样说,有事实根据还是猜测?既然高岗之“当东北王”和“攫取更高权位”都是“邪念”,作者是怎么知道的?作者是否认为高岗在东北就有这个野心了?

作者是不是混淆了一些基本概念?

①杨文中用“总揽大权”一词形象地描述了高岗的“政治野心”。但不知作者能否指出,有哪些权力是高岗“揽”来的?又是如何“揽”的?他在何时何地曾经向何人去“揽”过权?是不是高岗的权位都是他自己“揽”来的,而不是党中央委派的?

②把职位之高低和权力之大小,与野心的大小等同起来,似乎是一种必然的关系。“权力必产生野心”,“权大必然产生大野心”?

③杨文中把“目中无人,飞扬跋扈”同“迫不及待地想当领袖”扯在一起。这中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作风狂傲、“目中无人,飞扬跋扈”者是否都有政治野心呢?

(二)关于高饶事件的国际背景

杨文说,“高岗在东北掌握大权后……极力讨好苏联,妄图‘挟洋自重’”;“那时的苏共和苏联政府,大国沙文主义很露骨”,(2001年第1期,15页);高饶事件后面“确有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背景:他们企图置中国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至少也要把东北和新疆纳入其‘势力范围’,为此,需要在中国党内高级干部中物色、扶持、培植追随者和代理人”;“高岗在东北总揽党政军大权,那时他同苏共和苏联政府的关系极不正常,他的政治野心同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需要一拍即合,互相利用,中央对此早有察觉和警惕。”(2001年第2期,22页转85页)。

这段话是事实吗?是杨尚昆同志说的吗?杨尚昆同志作为留苏回来的中央重要领导人,对当时苏联是这样认识的吗?

我国同苏联关系的历史究竟是怎样的?建国前后和五十年代初期,中国把苏联称之为“老大哥”,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奉行对苏联的友好政策,主张向苏联“一边倒”,尤其是1949年和抗美援朝期间,我们在军事上还要依靠苏联的援助,而苏联也是当时国际上唯一真正帮助中国建设的国家。关于这一点,毛主席有过论述。如果那时有谁敢说苏联搞“大国沙文主义”,或说其“大国沙文主义很露骨”,岂不是违背中央的政策,甚至背上一个“反苏”的罪名吗?

中苏关系恶化,是六十年代的事情,我们也是从那时才说苏联搞“大国沙文主义”。而此时,高岗已死去多年了。

其次,杨文说高岗“同苏共和苏联政府的关系极不正常”。是真的吗?有事实根据吗?“中央对此早有察觉”,是在什么时候?“警惕”又是指什么?采取了什么防范措施?

据我所知,在1949年到1953年间,高岗受中央的委派,曾三次去苏联。一次是1949年夏随刘少奇去苏联访问,由于当时中苏尚未建交,按照中央的指示,以“高岗率东北商业代表团访苏”的名义发布消息,并同苏联政府签订了有关经济技术援助的协议。第二次是在1951年陪同金日成首相去会谈有关援朝军事装备问题。第三次是在1953年6月财经会议刚开始时,代表中共中央去听取苏共中央的紧急通报。

为了让读者更好判断,我把两个会议分开来说。

1,关于财经会议

这里有三个问题:其一,会议的实际情况究竟怎样?其二,财经会议上,所谓“批薄射刘”究竟是不是高岗挑起的?其三,高饶真有能力操纵会议的进程吗?事实究竟如何?

(1)关于“批薄射刘”

1953年6月13日财经会议开始。

6月15日,毛主席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他在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思想”时,不点名地批判了刘少奇关于“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等观点,点名批评了薄一波提出的新税制。(《毛选》五卷81页,《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思想》)周总理向财经会议传达了毛主席的讲话,成为会议的指导思想。

那么,究竟批判薄一波并联系到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右倾观点”,是毛主席确定的调子,还是高岗自己的“创造发明”?是不是先有了毛主席明批薄暗批刘(“批薄射刘”)的讲话,才有高岗饶漱石等积极响应?

在整个会议期间,毛主席始终关注着会议的进展,每天听汇报,并及时给以指导。关于这一点,许多文章都有说明,这里引用周总理给薄一波的信:“昨夜向主席汇报开会情形,他指示领导小组会议应该扩大举行,使各方面有关同志都能听到你的发言,同时要展开桌面上的斗争,解决问题,……各方面的批评既然集中在财委的领导和你,你应该更深一层进行检讨自己,从思想、政策、组织和作风上说明问题,并把问题提出来,以便公开讨论。”(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事件的回顾》,240页)

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是否才是财经会议之所以“批薄”批得非常热闹的根本原因?

(2)关于高岗的发言

高岗的发言真的是根本错误的吗?是反刘反党的罪证吗?

高岗发言内容确实主要批判资产阶级右倾思想,也是明批薄暗批刘。但据我知道,这个发言稿,不仅事先经过毛主席和周总理审阅,而且毛主席还亲自作了重要修改,周总理也没有提出异议。后来周总理在会议的总结发言里,曾明确表示“基本同意”高岗的发言。

毛主席对于财经会议批判“资产阶级右倾思想”,给予了充分肯定。财经会议结束的前一天,即8月12日,毛主席在怀仁堂作了一次重要讲话,其中再次重申新税制是“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的错误”。(同上,246页)当年10月,毛主席又说过:“总路线问题,没有七、八月间的财经会议,许多同志是没有解决的。七、八月间的财经会议,主要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批评薄一波就是批评他离开总路线的错误。”(《毛选》五卷,122页)

(3)关于高岗操纵会议的问题是真的吗?高岗有这么大的能耐吗?

财经会议期间,就已有了“批薄另有后台”等传言。毛主席在会间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曾明确地说,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要说有后台的话,那就是我。

2,关于组织会议

全国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是在10月召开的,而高岗恰在10月3日至11月2日经中央批准去南方休假,根本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不知他是如何同饶漱石“两人配合默契”,他们又是如何“这边一炮,那边一斗”?饶漱石是如何“照旧到高岗那里去议长论短,发泄怨气”?

(五)关于一线二线

杨文说,当中央酝酿调整权力机构和一线二线时,“高岗打着拥护毛主席的旗号,造谣说毛主席已经不重视刘少奇,打算安排刘搞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让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由他高岗来搞政治局。可是,在另外的场合,他又表示不同意由周而主张由林彪当部长会议主席,后来他在杭州又向陈正人自我吹嘘说,毛主席说过:‘林不如高’。他又说:按地位排列,过去是‘林高’,现在是‘高林’了。”(2001年第1期,19页)

中央是什么时候酝酿调整机构和分一线二线?是两件事情还是一件事情?在同一时间还是在不同时间酝酿的?

(六)南方之行和“军党论”

杨文说,“财经会议后,高岗以休假为名,到华东、中南地区继续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他还把我们党的干部分为两部分,说毛主席代表红区,刘少奇代表白区;进而鼓吹什么我们党是军队创造的,军队的党是党的主体,而他自己就是这个主体的代表人物(按:1954年初开始揭批高岗时,周恩来对高的这种谬论概括地称为“军党论”)。”(2001年第1期,20页)杨文还说,高岗散布“现在党和国家领导机关的权力掌握在‘白区党’的人手里,应该彻底改组,由他来掌握。企图借此煽动红区干部和军队干部跟他一道拱倒刘少奇、周恩来,由他来当中央第一副主席和政务院总理。”(2001年第1期,20页)

“我们党是军队创造的”、“枪杆子造党”之类的话,是高岗在什么场合下讲的?是他的“发明”还是引用“毛选”中的话?

所谓“红区党”(作者在这里有一个小错误:原话用的是“苏区”,而非“红区”)、“白区党”之类的话,是高岗的“创造”,还是传播别人的言论?他是否真的说过“他自己就是这个主体的代表人物”、“应该彻底改组,由他来掌握”等如此露骨的话?

周恩来讲的“军党论”是不是杨文作者编撰的内容?如果是,为什么当年没有讲、也没有写如此精辟、明确的东西呢?

既然高岗“煽动他们跟他一起拱倒刘、周”和“当中央第一副主席和政务院总理”都只是他的“企图”,杨文的作者是怎么知道的?既然高岗是在搞阴谋活动,他怎敢明目张胆地说“应该彻底改组”、“由他来掌握”党和国家领导机关的权力,并“由他来当中央第一副主席和政务院总理”这样露骨的话?他就不怕人家揭发他吗?

(七)去邓小平、陈云处“煽动点火”

杨文说,“1953年秋后,高岗竟去邓小平、陈云处‘煽风点火’。在邓面前说,在中国谁是列宁的问题解决了,但谁是斯大林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你看是谁呀?小平同志看穿了高岗的用意,故意指着墙上挂的几张中央书记像说,就在这中间嘛!并向高指出,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自然形成的,不能轻易更动。10月间,高岗又去找陈云,说要向毛主席建议中央多设几个副主席,提出‘你一个,我一个’”;“毛主席有意亲自‘测试’一下,在同年12月24日向政治局提出:他要外出休假,拟请少奇同志代为主持中央工作,问大家有什么意见?高岗却表示反对,主张由几个书记‘轮流坐庄’。这一试,果然使他露了底。”(2001年第1期,20页)

这段话也有疑问:

邓小平和高岗关于刘少奇的谈话是在什么场合说的?高岗1953年10月间“又去陈云那里”吗?当时高岗正在南方休假,怎么又能在北京找陈云呢?

毛主席“测试”高岗是在什么时候?12月24日政治局会议的议题真如作者所说吗?

(八)关于高岗自杀身亡和毛主席对高岗的处理意见

杨文说:“高岗自杀前,毛主席曾表示过,打算在高岗作出检讨后,安排他回延安当几年地委书记,给他以改过的机会;当然原先的一些职务是不能保留了。”(2001年第2期,18页)

1,毛主席的意见

毛主席在什么时候、向谁表示过这个意见?是否向高岗或其管教组传达过?这些,杨文都没有说,为什么?

2,高岗自杀的原因

杨文说高岗是“畏罪自杀”。是畏罪吗?

高岗第一次自杀(未遂),发生在座谈会的第三天,当时他表现出的是委屈、气愤、想不通,这里包含他对会上所揭发事实的异议,也包含对一些人不实事求是的态度之不满。他至死只承认自己有错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而根本不承认有“罪”。

至于高岗第二次自杀,是在上交书面检查三个多月以后。这期间,他的思想发生什么变化?中央对他是什么态度,采取了什么措施?杨文没有交代,而多次说是“死不悔改”、“自绝于党”。真的是“死不悔改、自绝于党”吗?

高岗交了《我的反省》后,苦盼中央尽快为他作出结论,多次表示准备丢掉一切名利地位,当普通公民、甚至回陕北去当农民。这些,管教组随时向中央报告,但没有任何人向管教组或高岗本人传达过中央的意见。在他自杀前的一个月,管教组已经发现他有许多反常的举止,曾多次打报告,甚至打紧急报告,请求中央立即派人来和他谈话。但是,直到他8月17日凌晨自杀身亡之前,我们一直没有得到回音,中央也一直没有派人来。因此,高岗再次自杀,是不是他认为毛主席抛弃了他,他彻底绝望了。

3,关于“高岗是坏人”

杨文说,“高岗拒不悔改,在1954年8月17日服安眠药自杀身亡。我立即将有关情况向中央各主要领导同志通报。在请李琦转告周恩来时,我说高岗是个坏人。据李琦告诉我,恩来同志听后表示:‘对!尚昆同志的意见是对的!’”(2001年第2期,17页)

真有这样的情况吗?杨尚昆什么时候得知高岗自杀身亡的报告的?他是什么时候要李琦转告总理的?他为什么不直接报告总理,而要李琦转告?高岗自杀身亡的消息究竟是谁告诉周总理的?高岗死后,是谁先到高岗家的?在中央尚未对高岗作出最后结论之前,杨尚昆怎么会如此草率、如此无组织无纪律地向李琦说“高岗是坏人”?一向处事谨慎的周总理又怎么会对李琦说那样的话?

我们且回顾一下关于1954年8月17日高岗自杀当天的情况,也许对这个问题的明断有所帮助。

当天早上8点多,我们发现高岗昏睡不醒,立即向中央报告,说高岗可能服药昏睡不醒,并没有说他“自杀身亡”。北京医院的大夫9点左右来抢救。上午10点17分,宣布抢救无效,已经真死。

不一会儿,政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马明方、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等赶到。他们是接到“服药昏睡”的通知后赶来的。他们来到高岗床前,听取管教人员和家属汇报,一言未发,只是在临走前嘱咐工作人员弄点冰来,把遗体保护好。

中午,周恩来和政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一起赶来,上楼看了看高岗的遗体,也是一言未发,然后到楼下大厅里听汇报,让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协助安排善后事宜:不火化,进行土葬,要善殓厚葬;要保护好遗体,准备解剖检验,等等,并亲自拟了一个19位有关部门负责人的名单,通知他们晚上到高岗家里开会。

当晚8点半以前,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德怀、杨尚昆等先后到来,陆续上楼去看了高岗的遗体。待其他人到齐,静坐在楼下大厅时,周恩来宣布:“今天,8月17日上午,高岗死了。现在要对尸体进行解剖检验,成立监督检验小组,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原高岗秘书、管教组组长赵家梁三人组成,杨尚昆为组长。请大家等候检验结果。”于是,一面,大家听取高岗妻子关于高岗自杀前后情况的汇报,一面,监督小组和检验人员一起上楼对高岗遗体进行检验,大约11点钟左右,医生宣读了解剖结果。总理最后叮嘱:“今天的会,你们没有传达任务!”

会议刚结束,人们还没有散去,周总理对高岗的妻子说:“你要坚强些,要跟党走,把孩子抚养好。你现在是从天上掉到地下,可能以后人家会不理你,你要有思想准备。”

他又转身小声对杨尚昆说:“我已请燕铭同志告诉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同志,不要火葬,要善殓厚葬,要立碑,碑上只写名字。他们可能已经去办了。”

从这一过程至少可以确定:①最先报告中央的不是自杀身亡,而是服药昏睡。②最先到达现场的不是杨尚昆;③周总理在高岗死后两个小时左右即赶到现场、安排善后工作,并亲自主持晚上的会议和尸检,说明他对此事很重视;④杨尚昆晚间参加了会议,并且在散会后,总理才告诉他有关善后处理的意见。

多年以后的1959年,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说:“高岗的事,我有责任,约了谈话,高岗想去陕北,拟保留中央委员,回延安,本人也愿意。后来竟这样结局,我也觉得遗憾。”(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毛主席7?23讲话)

这些都表明,就是在当时,毛主席和周总理也未必就认为高岗是“坏人”吧?杨尚昆也未必像杨文作者所描述的那样吧?

(九)高饶反党集团和高饶反党联盟

杨文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还剩下高、饶反党联盟和同它有牵连的饶、潘、杨反革命集团,能否站得住?”“‘饶、潘、杨反革命集团’是完全搞错了”(2001年第2期,22页),“那么,高、饶反党联盟是否也搞错了呢?”“原被列入‘高岗反党集团’,号称‘五虎上将’的五个人以后表现一直很好。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们都又被中央重新委以重任——安排到省、部级重要岗位,一直工作到离休。这样一来,所谓‘高岗反党集团’与‘饶漱石反党集团’之间的联盟,最终又回复为原先的‘高、饶反党联盟’”了。(2001年第2期,23页)

这部分内容的表述是否很耐人寻味?

首先,杨文为什么只提“高饶反党联盟”和同它有牵连的“饶、潘、杨反革命集团”,说“饶、潘、杨反革命集团”是完全搞错了,却只字不提另一个同样和它有牵连的“高岗反党集团”是否也搞错了?

其次,杨文用大量篇幅详细说明了饶、潘、杨三人的案情和平反过程,但对被列入“高岗反党集团”的五个人却只说“以后表现一直很好”。作者这样含混不清的叙述,是不是说,这五个人在高岗问题被揭露之前“表现不好”,至少是“令人怀疑”?是不是重新肯定“高岗反党集团”和“五虎将”的“存在”?

第三,高、饶两个“反党集团”没有了,反党成员也都没有了,为什么两个光杆司令还在,而且光杆司令的“联盟”还在?

杨文在引用邓小平1980年3月和1981年6月两次讲话之后认为,之所以维持当年基本结论,“主要指的就是高岗当年进行反党活动的事实”,是因为“高饶事件的基本事实没有大的出入”。

所谓“当年高岗进行的反党活动的事实”,是否就是杨文前面所列举的那些反对刘少奇的种种事实?杨文所列举的事实真的经过核实、“没有大的出入”吗?

那末“联盟”呢?有关它的“事实”经过核实了吗?也是“事实没有大的出入”吗?

既然两个“反党集团”都不存在,怎能说“与事实没有大的出入”?又怎能说当年“处理得也是正确的”,而且还要“维持当年基本结论”?

(十)关于宽大处理

杨文说高饶问题的处理比较宽,当时没有伤害什么人,还有意识地保护了一批干部。

“高饶事件”有没有牵连其他干部和群众?公开的、点名的、不公开的、内部控制的,都没有吗?那么,当时在东北地区,包括东北局和各省市主要领导干部受株连,有的人甚至被整得自杀(未遂),究竟是怎么回事?后来庐山会议的彭德怀“反党集团”及“军事俱乐部”,以及再后来因小说《刘志丹》而制造的“高贾习反党集团”(高岗、贾拓夫、习仲勋)又是怎么回事?

因为这篇“回忆高饶事件”的文章,是《党的文献》这样的刊物上刊登的,作者又是“杨尚昆”,再加上作者的精心创作,自然增加了文章的可信程度和可读性,增加了它的权威性的分量。我作为一个对高岗问题比较知道一些情况的人,自然对这样的文章有很大的兴趣。遗憾的是,它有多处严重失实和存疑,是一篇借杨尚昆名义来误导读者的文章。

我虽然政治思想水平较低,对高岗问题的了解认识不深不全,但出于对党的形象、威信和对党史真实性的维护,我不避嫌,不徇私,力求严肃真实、认真负责,大胆地写下这些意见。不当之处恐亦难免,尚希谅鉴。

(口述者系高岗的原秘书,已去世)

(责任编辑 萧 徐)

2009年第12期　我经历的“教育革命”　作者：张 刃

1974年，高校继续招生，但不再进行文化考试，改为“与贫下中农座谈”，通过座谈“考察”学生“在三大革命实践（阶级斗争、劳动生产、科学实验）中的收获”。当然，参加座谈会的前提首先是“获得贫下中农推荐”。

因为“政治第一”，因为需要“审查”，我必须将自己的思想对“组织”做一个交代。因此，写了两篇东西，一是《倒退是没有出路的——谈谈我在斗争实践中对上大学的认识》，二是《对我父亲历史问题的认识》，两份材料中，紧跟形势“上纲上线”是必须的；检讨和批判去年“迎合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深挖自己的思想根源”是必要的；但我始终没有说出“扎根农村干革命”的话来。我不想“堵死”自己可能的出路。

我过了“推荐关”，准备参加座谈。文史哲、数理化知识没用了，转而背诵毛泽东“水土肥种密保管工”的“农业八字宪法”、“廿四节气歌”以及各种农谚之类，而且要做到能够逐一解释清楚，并用实例说明。我多少还幻想拼一下。

座谈会依然在县一中，考生与贫下中农代表围坐在一起，有问有答，倒也中规中矩。我发现，那些贫下中农代表比我们还紧张、拘束，想必是从没见过这场面的缘故。其实，我们和他们都是被摆布的“玩偶”，座谈会只是个“过场”，招生结果完全被“政审”或“后门”操控着。对于这一点，由于有了去年的“经验”，我是有思想准备的。

不过，那年招生，我们县出了一大“新闻”——一位被录取的知青放弃了升学的机会，“与旧思想、旧传统决裂，立志扎根农村干革命”。县里发出号召，要全县知青向他学习。这事来得突兀，蹊跷，让我们充满了疑惑，不相信那是真的。于是千方百计打听“内幕”和真相。原来，那位知青在与某领导谈话时说了一些大话、套话，竟被领导“重视”了，马上派人总结了他的“先进事迹”，“树立”他为典型。为了锦上添花，又一手导演了“录取了又放弃”的闹剧。

有了“与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榜样”，我们也不得不“表态”。招生接近尾声时，我奉命在县报《长子通讯》上发表了一篇短文《一生交给党安排》，其中写道，“在对待‘理想’和‘前途’问题上，存在着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激烈斗争。我们革命青年，以党的需要、革命的需要为自己最崇高的理想；为人民服务就是我们最好的前途……被录取了，要坚定为革命学习的方向，在党和毛主席的关怀下，认真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著作，努力掌握文化科学知识，走又红又专的道路，以便将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未录取，也决不灰心丧气。要愉快地留下来，继续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农村也是大学，可以大有作为。”

看得出来，我那时虽然还有幻想，但已知道无望。表态也是在安慰自己。所以，当落榜的消息传来时，我平静地接受了。

1975年的招生，连座谈会的形式都没有了，按照“推荐——政审——录取”的简单程序进行。那时，我已经在县五七办公室“帮助工作”几个月了，自以为总比在村里干农活有“优势”，所以第三次争取上学的机会——尽管那时父亲依然没有“解放”。

办公室司主任找我谈话，希望我安心留下来“写材料”，领导会考虑把我转为“正式干部”的。我当时连想都没想就回绝了，明确说，如果有升学的机会，我还是希望去上学。主任听了，脸色一下子变得很难看，扔下一句“你自己掂量吧”就走了。

我把这事与几位好朋友说了，他们都说我不懂“人情世故”。

“对升学青年张刃同志的评议

时间:1975年8月13日晚10点30分

地点:万村大队学校院里

参加评议人:××××××27名

评议主持人:苗满川

记录人:张玉胜

评议开始:

王安根(革命干部):从天津来到万村是不简单的。经五年插队,这个同志思想波动不大,在言语、行动上看不出什么看不起农村的表现。并任知青排长做学生的思想工作,遵守制度比较好。劳动不怕苦累,自己腿有些痛仍然坚持劳动。对办板报搞得好,在政治夜校讲课耐心细致,尽量用当地语言让贫下中农听懂。(手章印)

郭福先(革命干部):插队以来无论工作、学习比较先进,学习钻研,跟得上形势,群众关系好。不随便外出乱跑,有事请假。不遭(糟)害群众的东西,遵守纪律严格。对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付(符)合贫下中农的要求。这个同志住万村时间较长,从天津来到万村锻炼是不简单的。(手章印)

王群只(革命干部):这个同志已经五年啦。自从插队以来,思想没有什么顾虑,不论搞宣传板报、劳动都很好。73年在大队菜园很负责,对学农业技术很虚心,表现很好。曾任知青排长给学生解决问题。从天津来到万村从不叫苦。(手章印)

鲍占元(下中农社员):我和他接触很近,在我家住。自从来到万村任知青排长,在劳动方面抓得很紧。学习也很紧张,每次我到他那里(他)都在学习。他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间较长,但回家时间很短。(指纹印)

王建明(贫农社员):他各方面表现都好,我同以上几个同志讲的一样,不再重复啦。(指纹印)

王生龙(贫农社员):自从来到万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错,对政治夜校学习很关心。(手章印)

王芝则(贫农社员):自从插队以来,在劳动、学习中抓的很紧,劳动也很好,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同意推荐这个同志升学。(手章印)

主持人:苗满川(手章印)

记录人:张玉胜(手章印)

大队意见:根据该同志插队以来在我队表现。确实在学习、劳动各方面表现都很好,深受广大贫下中农欢迎,为此一致同意该同志上学继续深造。

长子县南陈人民公社万村大队革命委员会(章)

支部书记郭金玉(手章印)”

对这份记录,需要几点说明。

1)这份原件本应该存入我的档案的,怎么会留在我手里,已经记不清了。从我保留的正式推荐意见草稿看(由我起草,文字比较通顺、完整,也严谨许多。既“突出政治”,也有不少溢美之辞),可能另有副本或抄本。因为没有原始记录是不可能的。

2)发言者中,王安根是前任支书;郭福先是时任大队革委会主任;王群只是1937年的老党员,我跟他在菜园劳动过一年;鲍占元是我的房东,“四清”时的下台干部;后三位都是我所在生产队的小字辈。主持人苗满川是生产队长。记录人张玉胜是大队会计。那时在农村,盖手章、按手印都是很严肃的事。

3)我当知青排长是在插队之初,几个月后,同学们就四散搭伙,各自“独立”了。1972年大部分同学分配工作,村里常年留守的只有几个同学,我是“驻守”时间最长者。

4)“腿有些痛”是指我插队一个月,就因雨地久蹲间苗导致双脚神经麻痹,后又发生肝炎。“写板报”是指从1970年起,我就负责写、画大队部外面的两块黑板报,坚持了五年。“政治夜校”是指1975年全国“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中,我做“理论辅导员”给社员讲课。至于“不遭(糟)害群众的东西”,似乎是想说我的好话,却无异于“指控”我比“糟害严重”者要好些。实际上,我每年看青护秋,还确实“保护“了集体财产。

不清的“3%”

有了“弄”得不错的推荐意见,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接下来的“关口”还多着呢。由于我拒绝了留下当干部,五七办公室是不会给我支持了;父亲的历史结论不能改变,我政审依然不好“过关”。必须想点“办法”了。我知道,舅舅的一个战友在我们军分区当领导。去年我落榜后,妈妈就曾经说,要不要去找找他。我觉得那很“丢人”,便放弃了。今年,我准备试一试。

一天傍晚,我走了70里路,来到军分区大门外,通过哨兵联系,被带到了一座小楼里,见到了那位叔叔。他知道了我的来意,说,若在两年前,这事不难办。现在全国反“走后门”,批“资产阶级法权”;当地的派性斗争又很复杂,许多事不好办。我看他为难,没有再说什么,就告辞了。临出门,他说了一句:过几天,你去找找县委书记看。这话让我摸不到头脑,又不能多问,只好走了。但这段进军营,走后门的经历,却是难忘的。

回到县里,我继续找各种有用或没用的“关系”,打听准确或不准确的消息,而且真的去找了一次县委书记。他说他知道我在县里的“表现”,也希望我能去上学。又说他很快就要调动工作了。我们谁都没提军分区那位领导的事,就结束了谈话。

开学的日子早就过去了,许多人陆续拿到了录取通知书高高兴兴去报到了,我还像没头苍蝇似的到处乱撞,而且希望越来越渺茫。11月1日那天上午,我正在县城十字街口漫无目的地走着,忽然听到一位同学喊我的名字,叫我马上去拿录取通知书。我大喜过望,飞快地跑到了县招生办。

录取我的是“天津财贸学校”,中专,会计统计专业。尽管我对这个学校一无所知,对会计统计毫无兴趣,而且这个结果与我的理想相去甚远,但我依然如同抓住了宝贝似的,拿过通知书跑到了街上。我在县邮局给家里发了电报,立即回村里去办各种手续。从城里到万村20里山路,从万村到公社所在地南陈8里,两天时间,我穿梭般往返,顺利办好了一切。最后一天是处理东西。大部分衣物被我连卖带送换了路费;农具留给了房东老鲍;会计说我曾经吃过队里杀猪时的一副下水,没给钱,我却实在没钱可付了。最终还是队长“拍板”:先记下,以后再说。

直到被录取,我都没有再和军分区的叔叔以及县委书记联系,他们也没有找过我,没有任何信息。我不知道我的被录取与他们有没有关系,真的很难判断。但我宁肯相信是他们帮助了我。据说,我是作为“可教育好的子女”被录取的,而那样的名额,按照政策规定,只有招生总数的3%。我果然幸运吗?不知道。

1975年的11月3日,我最后一次步行20里,从万村走到东田良火车站,坐上了经河南新乡转北京回天津的列车。从此结束了我5年零5个月23天的插队生活,开始新的学习。

不上课的“教育革命”

1975年11月5日,我到天津财贸学校报到。开学已经一个多月了,同学们都去了天津五金公司水暖批发部见习。这是“教育革命”后新的“教学方法”,没上课先见习。

我生平第一次与商业批发工作打交道,而且是会计工作,虽然很新鲜,但没有什么兴趣。两个星期过去,只是留下一些印象而已。这期间,与同学们倒是熟悉了许多。大家都是“工农兵学员”,全班44人,除了来自天津各单位在职生,郊县的农村生,就是我这样的插队生了。在职生有工资收入,农村生和插队生每人每月给12.5元的助学金,学费则是免交的。

见习回校后,开设的课程除了必学的马列毛著作、哲学、政治经济学之外,和专业沾点边儿的只有《商业经济》一门,而且没学几天,就开始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事情是从北大、清华而起,教育界自然首当其冲。我们每天都要读报、学文件,写批判稿,开批判会,校园里还用苇席圈起了大字报张贴区,如同文革初期一样,批判文章、图片漫画铺天盖地。我对这些早已失去了“热情”,随波逐流而已。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我们学校设了灵堂。1月12日还开了追悼会,我哭得一塌糊涂,真的从心里哭中国,哭百姓,哭命运,哭说不清楚的种种……那是我迄今记忆中有限的几次痛哭之一。回到家,我写了同样迄今写作中唯一一首长诗。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继续,正式的课程更少了。1976年3月,学校搞“开门办学”,把我们都拉到距天津几百里外的蓟县去。我被分配在城关供销社,每天站柜台,卖油盐酱醋,间或学着记账之类。当然,写大批判稿、参加军训(包括打靶)也是“必修课”。那期间,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批邓”的18条指示,紧接着就发生了“四五”天安门事件。大家都感到,中国要乱,世界要变,但却不知向何处去?

1976年7月28日的唐山大地震波及京津,天津的破坏尤其严重,学校完全停课,并很快接受了到灾区宁河去抗震救灾的任务。我们到达后,自建席棚,自行开伙,开始负责清理县五金公司完全倒塌了的仓库,把埋在废墟里的物资一点点挖出来,整理造册。这项工作我们干了两个多月,其间,经历了毛泽东逝世和粉碎“四人帮”两件大事,11月初才回到学校参加“揭、批、查”运动。11月15日的强烈余震,再次打乱了正常生活,直到1977年初,才开始多少学习了一些“专业课”,无非会计统计基础知识。而那时,距离我们“毕业”只有几个月时间了。

1977年夏天,我们“毕业”了。那个年代,毕业分配关系到今后工作的好坏,甚至可能影响人的一生。暑假期间,许多同学到处托人情、找关系,希望分配一个好的单位。就当时的“行情”讲,天津财贸系统(不含金融)最好的单位是外贸,其次是一商(工业品),再次是二商和供销社(农副产品及饮食服务),而且后者所属基层中,集体所有制单位很多,人们当然都不愿意去。分配权是掌握在学校和班主任手里的,同学们“攻关”自然是向他们“托情”。我却不屑于此,和朋友们痛痛快快玩了一个假期。10月下旬通知我们去学校拿分配单,一些学习成绩并不好的同学都分配得不错,有的郊县来的同学都分配到了市外贸公司,而我的去向是第二商业局。

分配工作后,我先是下车间做了钳工,后调厂部写材料,再“借”到局机关,直到“转正”,始终没有放弃上大学的念头。由于当时的政策,中专毕业三年内不能参加高考,从1978年起,我先后读过夜大、电大,1983年,作为在职干部考入中国工运学院脱产学习,算是读了全日制的大专,完成了“学业”。但我知道,自己永远没有毕业,也不可能毕业了。

(作者系《工人日报》副总编辑)

(责任编辑 萧 徐)

2009年第12期　琐忆龚育之　作者：石仲泉

我一直视为“师、兄、友”的龚育之,转眼远行已经两年。他的音容笑貌依然宛在,一些往事也时时浮现脑际。媒体回忆文字不少,无不称赞他的道德文章。我与他相识共事30年,深感他不仅是文章学养大家,而且还是道德修养楷模。对于大学者,无疑应是“文章学养大家”,否则徒有虚名。但作为大学者,同时能堪称“道德修养楷模”,并不很多。老龚则为德学双馨之凤毛麟角者。这里琐忆几件事,讲其道德修养的境界。

(一)27年的老副部长。老龚在年轻时就品学兼优,才华出众,“文革”前在中宣部已是重点培养对象,那时才30多岁就受到重用。所以“文革”在打倒“阎王殿”时,他不是作为“小鬼”挨批,而是同“判官”一起挨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强调提拔年轻干部时,老龚在1980年初就先后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委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他属于中央机关最早提拔的部级干部之一。此后,他的工作岗位多有调动,但副部长职位始终未有变动。与他同时提拔的大多都“进步”了,有的甚至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因之,他被人们戏称为“起步早、踏步老”的干部。比较熟的同志每每与他开玩笑谈及此事时,他都一笑了之,从不发牢骚,说怪话。他从未想过什么“跑官、要官”之类的事,也不屑于去走什么“门子”。一身浩然正气,27年“老”在副部长位上。

(二)“没有第一副主任,只有常务副主任”。 老龚在中央文献研究室时,一些老副主任调离或退下后,他在副主任中排名第一,因工作需要,他经常在外参与起草中央文件一类工作,机关事务管的较少,因而配备了“常务副主任”,时为逄先知同志。同志们习惯地称他“第一副主任”,称逄为“常务副主任”。机关内的中层干部都了解这两个称呼的关系,但一般干部不了解,特别是外面的人更难理解:怎么“第一副主任”不是常务,“常务副主任”不排名第一?这种议论,可能他也有所耳闻。有一次开室委扩大会,在主要议题讨论完后,他专门就这个称呼问题讲了意见,说:我们机关只有“常务副主任”,就是逄先知同志,没有什么“第一副主任”,希望以后大家不要再这样叫了。这尽管是件小事,但说明他心胸开阔,不搞任何小动作去造成一种“升迁”之势。其实,在文献研究室很少称官职,都称老×。对他,大家都叫老龚。这个称呼一直没有改,30年来,我就是这么称呼他的,有一种亲切感,同志情。

(三)从不去申辩自己不是“两个凡是”的文件起草者。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前的一个时期,有的人批判十三大报告时曾将老龚捎带上,说参与文件起草的,有过去是鼓吹“两个凡是”的,现在又鼓吹“两个一切”,是从“两个凡是”到“两个一切”。虽然没直接点名,但暗示所指对象就是龚育之。这给许多不明真相的同志造成一种印象:龚育之乃“风派人物”也,对他的名声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老龚的确参与了十三大报告起草,所谓“两个一切”,是讲生产力标准,即“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因而是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或者是社会主义所允许的。一切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违反科学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所不允许的。”这本来没有什么错,但在那个时候被当作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批判。在南方谈话发表后,对这“两个一切”的批判之声才被压了下去。粉碎“四人帮”后的中央主要领导人讲“两个凡是”时,老龚也确实在那个班子里工作。他是否参与了“两个凡是”的起草呢?过去尽管在一起工作,但没有机会也不便于问这个事。1998年我们集中在中直机关的苗圃撰写和修改《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稿时,一天散步谈起两年徘徊这段历史,我顺便问了这个事。他讲了“两个凡是”起草的情况,说:起草这个讲话稿时他出差到大庆去了,是回来后才知道这个事的。文字的起草,他没有参与。我说,人家都说你是“两个凡是”的炮制者,你怎么不解释呢?他说:不必了。我作解释,其他同志怎么办?不管参没参与这个文件的起草,这都不能责怪做具体文字工作的同志。这样的批判还是“文革”的那种思维定势。别看“文革”过去了这么多年,一些人的思想方法还停留在那个时代,停留在那个水平。人家要说就让他去说吧!他这一番话,不仅使我完全了解了基本史实,而且深深为他的思想境界所感动。什么叫修养?这就是修养。

(四)自我牺牲的选择:帮乔木同志写《回忆毛泽东》。乔木同志对老龚应当是很了解的,老龚任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委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时,主任就是乔木同志。尽管乔木同志的主要工作不在毛著编办和文献研究室,但没有乔木同志的主导意见,老龚不可能提拔。因此,可以认为这是乔木同志对老龚的提携和寄予的厚望。同时,也应当说老龚没有辜负乔木等老同志的厚望,无论在文献研究室抓毛著的编辑和理论组的研究工作,还是抽调在外参加中央文件起草工作,都显示出了他的才华和能力,获得各方好评。他也逐渐地成为“一枝笔”了。当然,对一些理论和政策问题,还有编辑和研究工作,两人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不同意见,但我以为这是正常的,不会影响彼此的信任关系,至少从我所接触的情况来看是这样。老龚在1991年参与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出版后,曾经想写一本《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毛泽东》,并给乔木同志写信希望得到指导和支持。是年8月,乔木同志找老龚谈话,一是对龚的写作计划表示支持,二是希望龚也支持他的工作。乔木同志这时已在着手考虑写回忆毛泽东的书,并已先后找了郑惠和我谈及此事,我们都表示最好搭个写作班子,请老龚牵头。乔木同志赞同此意,找老龚来谈。乔木同志说:你的那一本,我的这一本,都是关于毛主席的,两者兼顾吧。现在不是前两年在北戴河你动员我写书,而是我来找你帮忙写这本书。关于写毛的四十年代那一部分已有部署,石仲泉等人已开始在写,你也与闻一下。五十年代那一部分也要作出部署,这一部分你多抓一些,与你要写的共和国历史上的毛泽东也不矛盾。老龚同意帮助乔木同志写书。这样,1991年8月底成立编写组,9月开始集中起来全面展开工作。但是,天不遂人愿,仅仅一年,书稿只写了四十年代那一部分,乔木同志就离开了我们。留下的工作怎么办呢?编写组开会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再像原来设想那样,用乔木同志的口吻写稿,以乔木同志署名来出书,不可能了。研究调整方案时,根据老龚提议,将书的内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谈话录”,是乔木同志20多次谈话的记录整理稿;第二部分为“初拟稿”,是按照乔木同志生前拟定的题目,并根据他的多次谈话的精神撰写的19篇文章。“谈话录”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又有许多深邃的思想,尽量保持谈话特有的生动性和鲜明性,使读者能享受他谈话的“原汁原味”。“初拟稿”的十多个专题文章,是在乔木同志直接指导下写的,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和其他资料,对于研究党的四十年代历史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文献价值,其中有几篇,他本人看过改过,比较满意。这两部分文稿,都经老龚最后把关修改定稿,然后送有关领导和负责同志审定,最后才以《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面世。如有的领导所指出的:这本书是迄今为止写四十年代毛泽东的思想和活动的最完整的著作,填补了这段党史的许多空白。这本书能达到这样的水平与老龚的投入是分不开的。这期间,他还参加十四大报告起草,不能完全负责这边的工作,但凡送给他的稿子都细心修改,使内容和文字能保持比较高的水平。此后,老龚又忙于别的工作,他计划写的那本《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毛泽东》未能动手。这就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如果那段时间,他不参与这项工作,按照他的写作速度,那本书早出来了。但为了帮助乔木同志写书,他作了自我牺牲的选择。

(五)二度梅开夕阳红。老龚于1991年9月被免去中宣部副部长职务,但两年半后中央又重新任命他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一年后还兼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这种情况不多见。正像他过早地被免职人们没想到一样,两年多后又复出人们也没想到。对于免职任职,他都很平静。免职后,准备专心致志做学问,著书立说写文章。重新任职后,将个人著述放下,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我听他说过:人生在旅有些波折没坏处,既可锻炼人,也丰富阅历。否则,平淡无味。因此,他身处逆境时没有牢骚满腹、怨言冲天;复出工作后也没有趾高气扬、盛气凌人,真正做到了古人说的“上善若水,至人若镜”。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工作和学术经历,若以1991年9月免职前后来划分,后16年比前13年参与中央文件起草工作的任务一点没少而本职工作的担子更重,学术成就更丰,社会影响更大。此前,人们更多地将他视为“官员学者”,此后则更多地将他视为“学者官员”。他撰文主要不是阐释中央文件,更多地是发表个人学术见解。他逝世后,到八宝山去参加遗体告别的达到2000多人,充分说明他的名字远远地走出了官场和学界的小圈子,具有相当不小的社会影响力。

(六)对“常务不常来”的检讨。老龚二度复出后在中央党校和中央党史研究室的行政事务性工作比在文献研究室多得多。他在中央党校分管理论和党史研究,兼任党校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和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为党校的教学改革、新教材建设和科研规划以及学科建设,做了许多工作。在中央党史研究室是协助主任胡绳主持全面工作,尽管办公主要在党校,但他仍将胡绳提出的“三子”建设一一贯彻落实。第一是“本子”建设,即《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稿的编写和上卷稿的修改,尽管是我在具体负责,但他都一一过问。只要有时间,我主持的编写或修改研讨会,他都参加并发表指导意见。特别是中卷稿,他逐章与大家一起讨论,提出具体修改意见,并负责最后统改,上报胡绳审定。这一工作,他在《龚育之论中共党史》上册最后一编《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稿的编写》的长文中作了详细说明,这里不再赘述。这个本子有70多万字,从讨论提纲到修改定稿的全过程,他不仅参与了,应当说付出了极大的心血。没有他的把关定夺,中卷稿是不可能为胡绳满意而首肯的。第二是领导班子建设。在他上任前,党史研究室不少部门的干部没有配备齐全,考察干部、健全领导职位的工作相当繁重,尽管具体事务由职能部门去办理落实,但他要参与研究和拍板,对主要职位的干部还要亲自作重点考察,然后上报胡绳审定。这方面的工作很琐细,但在那个位置上又不能不做。第三是房子建设工程。党史研究室过去没办公楼,长期是借用党校南院的几座旧楼办公。在他任上,国家有关部门已批准拨款买地盖楼,即修建图书资料和办公大楼。这件事虽有分管领导具体负责,但大的决策也要由他最后拿主意。上述“三子”建设,除了抓“本子”属于他的本行外,另两项并非他的长项,也不可能像抓“本子”那样来抓“班子”和“房子”建设。何况他在党校有一摊工作,还要参加中央文件的起草和处理中央交办任务。因此,到室里的时间少些。年终总结,有的部门提意见说:“主任不主(事),常务不常(来)”。这条意见带有调侃性,属于俏皮话,反映到他那里后,认为意见很尖锐,非常认真对待。他到一些部门去征求意见,最后在总结大会上就此作检讨,将责任全部担当下来。他说:胡绳是国际知名大学者,也属于党和国家领导人,高龄有病,不能像要求一般部长那样要求他老人家。因此,说“主任不主(事)”,不合适。批评我“常务不常(来)”,非常正确,完全接受。今后以实际行动来改正这一缺点。这一诚恳表态,博得热烈掌声的回应。

(七)律己守纪,从不搞自由主义。有些领导和学者给人的印象是毛泽东所说的那种自由主义者。对别人是马列主义一套,对自己则完全是“自由主义”,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人都敢骂,传播小道消息,散布“花边新闻”。我与老龚相处这么多年,但从未听他传播过这一类的东西。有两点给我印象特别突出。一是他一直参与中央文件起草和做一些中央交办的工作,但从未听他透露过半点内部情况,也从未听人说他对外讲过干了什么什么。与他一起散步,可以谈天说地,山南海北,他的掌故多得很,趣事可信手拈来,听他谈话能增长不少见识。但是想从他那里听点“内部消息”之类,没门。真正做到了不该说的话绝对不说,严守工作纪律和党内机密。因此,他一向以“守口如瓶”著称。二是他从不背后议论人,讲张三李四如何如何。即使观点不一致、关系不融洽的同志,你都听不到他讲别人的一点坏话。一个时期,他的处境不很好,但他也未外露出任何不满情绪。那个时候尽管我们不在一个单位,但往来还是不少的,每次见到他时像没有发生任何事一样。作为一个大学者和领导干部,能够修养到这种地步,很不容易。这不完全是单纯的“克制”,而是一种精神境界。

(八)乐于助人,传带合作。老龚曾经同不少人合作著述写文章,据我观察,他与别人的合作,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大家共同完成一项任务后,将一些形成共识的观点看法由他主要执笔成文。如在中央文献研究室主持编辑《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后与毛组的同志共同署名发表的《毛泽东和新中国的起步》等;在参与编辑《邓小平文选》第3卷和参加十五大报告起草工作后与他人合写的文章等。尽管他是主要执笔人,但无论署名还是分发稿酬,都是平等相待,不搞任何优先权或特殊份额。再一类是他有了一个想法或接受了一个写作项目,为了锻炼年轻人或提携后学,由别的同志先起草初稿,然后他修改定稿。这里既有基本认可的局部修改或个别文字的小改,也有推倒重写的大改。他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分管理论研究组工作时,与组内一些同志属于这类合作。这种合作,带有培养性。改稿,实际上是手把手地教,为什么要这么改,一遍两遍地改,使执笔者明白道理,从而逐渐提高写作能力。我个人与他的合作著述可能多一些,因为我们都是研究党的理论、人物和历史的,有许多共识。我与他合作,受益很多。不仅在知识、智慧、逻辑、文字、思想方法等诸多方面受益,而且深为他的宽厚待人、提携后学的品质所感动。有的著述虽是我主要执笔的,但是根据他的思想、思路来写的,因此我强调主要署他名,但他非要将我名署在前。他实在拗不过了,就在另外场合讲别的问题时加以说明,用他的话说,决不作掠人之美的事。直到2004年承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课题时,我们两人都被聘为首席专家。但他却一再将我推到前台,在编写组内外都反复说,首席专家就是石仲泉,我是顾问。其实,这本书的提纲,他多次抱病参加了研讨。书中的重要观点、主要思路、总体框架也是按他的他的要求确定并展开的。他当然是首席专家。我参与这项工作是他提议的,协助他与其他同志一起做具体的组织编写、撰文和统改书稿的工作。我们在长期合作中,他处处表现的那种高尚的境界,使我终身难忘。他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现在可以告慰老龚的是,他在生命之旅主持设计的最后学术驿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即将落成揭幕。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责任编辑 徐庆全)

2009年第12期　胡耀邦与苏进将军　作者：钱江

苏进将军(1907—1992),曾任解放军炮兵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解放战争中,苏进任东北野战军炮兵纵队司令员,率部参加了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建国后负责筹建军委炮兵领导机关,长期分管炮兵武器装备和科研,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5年被授予大军区正职待遇。苏进的卓著功勋,和延安时期的军委组织部长胡耀邦是有联系的。正因为胡耀邦承担责任,最后解决了在延安整风中对苏进的干部审查,苏进才得以奔赴战场建立殊勋。

“抢救运动”尾声中,胡耀邦接手苏进积案

胡耀邦和苏进是在延安整风转入“抢救”运动后认识的。此前,胡耀邦在整风中走过一段弯路。1943年春天开始“抢救”运动的时候,胡耀邦不是局外人,他参加了军委系统的运动。当时军委总参谋部下辖3个主要单位:一局负责作战指挥,二局负责情报收集与分析,三局主管通讯。这3个局的干部中多数人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在延安算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军委“整风”由康生直接负责,胡耀邦由此和康生有了较多的工作接触,开始对康生的为人有所了解。

“抢救运动”一开始,胡耀邦就被派往安塞,帮助“二局”整风。后来胡耀邦回忆说,这个任务由毛泽东亲自委派,他给军委参谋长叶剑英写了张条子,要胡耀邦去二局搞“试点”。胡耀邦真诚地去了,“发动群众”揭发检举、严辞恐吓,结果有8人被搞上了“特务”名单,其中4个人被逼不过,招供了自己是“特务”。

运动之初,胡耀邦一门心思抓“特务”。他于1943年4月中旬主持二局的“坦白大会”,号召提高警觉,“嗅奸、监奸、证奸”。会后很短时间内,二局收到大量检举材料。运动的主持者们创造出一整套劝说“坦白分子”的办法如“善劝、亲劝、你劝、我劝、软劝、笔劝、硬劝”等,先集中攻下动摇者,再对付“顽固分子”。到5月上旬,二局已有8人交代自己是“特务”。

在这段时间,胡耀邦所言所行,有许多“左”的东西,对来自领袖的错误决策曾经盲从。但是,在辨析证据的过程中,胡耀邦渐渐趋于冷静。他在5月6日划出四条政策界限:一、严禁打人骂人;二、非经委员会批准,不得捆人;三、没有充分证据,不得逼供;四、严防自杀。

大约是这年的5月17日或18日,毛泽东听康生说,胡耀邦搞“整风”颇有成绩,即召回胡耀邦,听取他的汇报。

毛泽东一见面就说,你胡耀邦来了,你很有成绩呀,不是搞出8个特务来了吗?

胡耀邦说,不是。

毛泽东一愣,问,怎么不是?

胡耀邦说,那8个“特务”里面,至少有5个不是。

毛泽东又问,那是怎么回事?你打了没有?吓(人)了没有?饿饭了没有?不让睡没有?

胡耀邦一一汇报,说他在安塞没有搞这些东西,发动群众倒是少不了的。至于被怀疑者为什么还交代自己是特务呢?胡耀邦认为可能有4个原因。大致说来,是这些人出于对党的绝对信任,在这个过程中,有人搞诱导,钓鱼上钩,交代者很难抵挡。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搞了“逼供信”。

事实上,二局的“抢救”再搞就搞不下去了,胡耀邦回到安塞以后,很快甄别,最后发现其中一个特务也没有。他为受委屈的干部恢复了工作。在那以后不久到二局工作的崔坚将军后来对笔者说,在“抢救运动”中,胡耀邦也是“左”过的,但是他发现问题以后很快就扭转了过来,注重实事求是,更加强调对干部的一生负责,这是胡耀邦高于身边干部们的地方。

胡耀邦结束在二局的“整风”回到组织部以后,接手了“苏进调兵”(或称所谓的“苏进反水”)案。当时,这个案件已经积压多年了。

苏进积案的来龙去脉

苏进15岁那年投奔了冯玉祥的西北军,开始了戎马生涯。他从一个普通士兵,几年后升任冯玉祥的副官。1927年苏进20岁,已佩戴少校军衔,被冯玉祥送到日本的陆军士官学校学习,3年后归国,担任了冯部手枪团副团长。当年10月,冯玉祥在与蒋介石征战中兵败,部队被收编为第26路军。

1931年春天,26路军被蒋介石调往江西围剿红军。当年12月,在中共策应下,该部队由季振同、董振堂、赵博生、黄中岳领带下举行“宁都起义”,近两万人投向红军。在起义中,苏进是骨干军官,他指挥手枪团在总部将反动军官全部缴械扣押,保证了起义的成功。一个月后,苏进加入中共。

他是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军官,苏进马上担任了红军团长,几个月后担任了师长,奉命进攻赣州。没有想到,就在这次军事行动中,师长苏进调动部队引起了怀疑,被认为有“反水嫌疑”。在战况非常紧急的情况下,他被立即撤职,反复审查,后来将工作调整为红军大学教员。他是编在“干部团”中的特殊单位里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来到陕北的。

长征到达陕北以后,中央组织部有一个意见,认为凡是以前被认为有过什么问题的,比如“AB团”等等,凡是经过了长征的,均可认为经受了考验,以前的事情不再细究。但是像苏进这样担任了较高职务的指挥员,他的问题毕竟是要查清楚的。中央社会部投入力量查来查去,结果查无实据,但是也没有给予苏进足够的信任。在抗日战争中,苏进长期担任359旅副旅长,是南泥湾屯垦的重要指挥员。但是,苏进未能参加和指挥军事行动,旅长王震曾带领部队千里南下,苏进留守在后方。

对自己遭受的冤案长期得不到解决,苏进本人始终不断地进行申诉。到1943年年底左右,这个案子终于转到了组织部长胡耀邦的手里。

到这个时候,苏进一案迟迟不决,已经有11年之久了,卷宗积得很厚。

这时的胡耀邦,已从整风的“抢救运动”中获取了深刻的教训,对干部的责任感大大增强了。他不仅自己细看了苏进案件的全部卷宗,还指定组织部的干事杨寿亭分管此案,和他一起细看档案,提出意见。

实事求是,面对历史勇于承担责任

在抗战中参加革命的杨寿亭是1942年1月调到军委总政组织部的。刚报到的时候没有分配具体工作。就在这时,胡耀邦来找杨寿亭谈话。他说,现在工作很忙,积压了一大堆材料,还有一些干部积压着,因为他们的问题没有解决,就不能分配工作。是不是你先在组织部工作一段时间再去抗大?杨寿亭马上答应先工作起来再说。

当时在延安的干部中有一批人正等着结论。他们有的来自大后方,有的出了敌人监狱,还要等待组织结论。还有的一度脱离了组织关系,还没有恢复党籍。这些都需要组织部来处理。杨寿亭被分工参加这方面的工作。

苏进一案的材料,胡耀邦仔细看过,感到难以判断。他给远在山东的罗荣桓发去电报,希望这位首长能予解答。但是对苏进如此严重的“问题”,罗荣桓毫不知情,也就不好回这个电报。

苏进本人非常急切,有一次找到了刚从苏联回到延安的林彪申诉,因为苏进的师曾一度编入林彪指挥的红一军团序列。林彪接待苏进时把胡耀邦也找了去,一起听苏进怎么说。

苏进把前因后果细说一遍。林彪听了也说不出话来,却冷不丁冒出一句:“可是无风不起浪呀。”这一来,似乎又使问题复杂化了。

卷宗回到了胡耀邦的办公桌上。这时的苏进已担任了359旅的副旅长,协助旅长王震在南泥湾开荒。他积案在身超过了10年。由于积案缠身,苏进未能奔赴前线杀敌,眼看抗战局势变化,大反攻的日子就要到来了。

从林彪那里回来以后,胡耀邦想了很久,把杨寿亭叫去,说,我们的部队需要干部,苏进的问题已经拖了这么长时间,对革命对他都是损失,应该解决。胡耀邦决心自己承担责任。他指示杨寿亭,将苏进申诉的内容记述一遍。然后胡耀邦亲笔写了审查结论。大意是:直到现在,关于苏进的历史问题没有查到确凿的人证物证,应该相信本人申诉。如果今后发现不符之处,则另当别论。胡耀邦建议,安排苏进工作。这份报告向军委领导送出,请求批复。

杨寿亭说,胡耀邦为苏进写这个结论给他留下了永远不会忘记的印象,他当时就很感动。送出了关于苏进的报告,胡耀邦还对他说:“作人的结论,一定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杨寿亭说,写结论的事大约发生在1944年底或1945年初,当时胡耀邦为苏进写的这个结论,并非没有可推敲之处,但很可能是当时情况下最好的结果。否则,苏进就可能得不到恰当的工作安排。

苏进终于从审干的苦恼中解脱了,他不久即被选为中共七大代表。抗战结束后,他前往东北,担任东北民主联军铁道司令部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炮兵纵队司令员、第四野战军特种兵副司令员,建国后的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后任解放军炮兵副司令员。而胡耀邦亲笔写下的“结论”,已被历史物化成为苏进将军军功中的一个阶石。

杨寿亭后来改名林谦,成为解放军中的一位将军。他回忆延安时期的胡耀邦说,在军委组织部长任期,胡耀邦在审干中投入了大量工作。林谦将军说,即使事隔半个世纪后看胡耀邦当时的工作,也可以看到那时在干部工作上的明显进步。在胡耀邦身上集中表现出对干部特别负责任的态度。对自己经手的所有的干部结论,胡耀邦仔细推敲,大量的结论都有底稿,在正式定稿时,均由胡耀邦亲笔书写。作干部结论的时候,胡耀邦特别能思考,思想性很强,他的智慧亦突出地反映出来。通过审慎的工作,胡耀邦加强了党和军队干部的团结,使大批干部发挥了自己的才智。他甚至挽救了一批重要干部的政治生命。苏进一案就是这样的例子。(2000年2月29日在北京访问林谦的记录)

胡耀邦晚年的自我检讨

建国以后,胡耀邦和苏进各在一方,彼此几乎没有什么联系。谁知道“文革”风暴袭来,苏进又被卷入冤狱,监禁达5年之久。他当年遇到的问题又被翻出来折腾一遍,“文革”之初被打倒的团中央书记胡耀邦也跑不了干系,先后8次被要求写下关于苏进问题的证明材料。

身处困境中的胡耀邦,坚决认定苏进没有“反水”行为,认定苏进是一个忠诚于理想的军人。但是,胡耀邦后来在几个公开场合自我批评说,他在某次的证明材料中将苏进的一些缺点“夸大”了,这成了胡耀邦久藏的一块心病。苏进于1975年重新担任解放军炮兵副司令员,胡耀邦总认为,自己当年写的材料没有能很好地帮助苏进早日恢复工作。

1977年3月,胡耀邦调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恢复工作不久,胡耀邦就为苏进写下了一份证明,证明毛泽东早在1937年就提出要为“宁都起义”的领导者季振同和黄中岳平反,其中也包括给苏进平反。

1981年秋天,胡耀邦已经担任了总书记,到山西视察。在当地的干部会议上,胡耀邦以亲身经历谈到了自己的缺点,所举的例子就是关于苏进的。胡耀邦说,“文革”中一度把持了海军的李作鹏几次派人来,硬要我写材料证明苏进是“逃兵”。我写了8次,我说苏进不是(逃兵)。但是我把这位同志的某些缺点扩大了。“这不是(我的)缺点吗?我恢复工作后,就说这个我错了。”得知此事的苏进非常感动,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他写道:“耀邦同志:有件事情我总感到过意不去。在十年浩劫这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发生的某些事情,是错误路线造成的后果。您给中央写报告,揭发批判林彪、‘四人帮’,澄清历史事实,完全是出于对党,对同志的一片好心。虽然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说了几句违心话,但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本来是不算什么的。可您不仅写了书面材料做自我批评,还在山西的干部会议上,将这件事做例子,进行自我批评,我心里深感过意不去。同时也使我联想到,如果我们党的干部都有这种精神,我们的党将是永远不可战胜的。”

这时,胡耀邦和苏进都已经进入生命的晚年,他们恢复了经常的联系。他们的友谊保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2009年5月19日)

本文在写作中得到林谦将军和苏进将军女儿苏力、儿子苏铁山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责任编辑 萧 徐)

2009年第12期　大跃进中的安徽官场和一个人觉醒　作者：茆家升

安徽官场本来不值得作为一个专题来记述研究的,都在按中央的统一部署办事,大跃进时期也好,文革时期也好,安徽官场其实也就是全国官场的一个缩影。但是,尽管如此,作为一个几千万人的大省,毕竟还有相当的独立自主权,各省之间面临的实际问题也是千变万化的。一旦遇到特殊时期,就说大跃进饿死人的事,省与省之间,就可能表现出巨大的差异。

据2004年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张恺帆回忆录》第369页的注释记载,安徽全省1959年至1961年实际死亡人数是548万人。除去正常死亡数、逃亡及失踪人数等,张恺帆说“安徽饿死约500万人”。而邻近的浙江省,非正常死亡14.1万人,尚不及安徽无为县一县饿死人的一半,和安徽省相差近二十倍!为何安徽灾难如此深重?主要问题出在安徽官场。

安徽官场的过犹不及

我们先说说安徽的官场。《张恺帆回忆录》,首次对半个世纪之前曾沸沸扬扬渲腾过的什么张老恺无为放粮,案惊中央,毛泽东严词批示的所谓“无为事件”,有了官方版本的确认。此事非同小可。此外还有一份也应称得上有很高历史价值的资料,就是安徽无为县农村工作者丁人卜先生的遗著《难忘的岁月——安徽省无为县共产风史录》一书的被披露。使我们知道在共产风肆虐期间,一个濒临长江的鱼米之乡,为何在没有大的自然灾害的情况下,主要是人祸,导致1958年——1960年三年(1961年未统计),全县982979人口中,非正常死亡和饿死了320422人,百分比为30.6。无论在绝对人数和按人口比例上,都可能是一县全国之最的重要史实。丁人卜本着对历史负责和对枉死百姓的悲悯情怀,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在这鱼米之乡,如何在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和公社食堂化之中,是怎样从乌托邦走向人间地狱的。

安徽当时是什么样呢?一言以蔽之,就是整人凶,饿死人多。就整人而言,安徽的肃反、反右、反右倾都是成就巨大硕果累累的。反右抓了以省委书记李世农为首的高中级干部右派之外,有人言安徽抓的青年右派按比例占全国之冠之说。反右倾则出了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张恺帆,全国闻名;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搞一言堂,整肃异己。

可以举两个当时曾沸沸扬扬很热闹过一阵子,至今人们还不能忘却的例子:

一是土法上马大办钢铁。当然全国都在办,但安徽为此事引起毛泽东的特别关注,不能不说。1958年9月,毛曾来安徽视察,当毛从安庆乘汽车到合肥后,9月16日给曾希圣写了一封信,信里说“沿途一望,生机蓬勃,肯定是有希望的,是有大希望的,但不要骄傲……”毛泽东看到了什么,使他这么高兴呢?当时省内报纸纷纷报道,原来毛泽东沿途看到的,各地都在大炼钢铁,密密麻麻的全是炉火冲天地在用土高炉炼铁!现在看来这种看起来热闹,实质是多么荒唐野蛮!试想一想,到处夜以继日的燃烧,不仅烧光了山上几乎全部的树木,甚至烧光了农民家里的门窗床板,而炼铁的原料竟然有的是百姓赖以生存活命的锅盆等用具。结果炼出什么来呢?只是毫无用处的废渣,又烧焦了农田,也耗尽百姓的体力。

第二个例子是盲目兴修水利。安徽省委一班人,曾经津津乐道过的,什么八亿八亿再八亿,也是得到了毛泽东关注的。1958年12月9日在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曾在会上说:“学习曾希圣的机会主义:安徽去冬今春水利工作中,开始计划搞8亿土石方,曾变成16亿,8亿是机会主义,16亿是马克思主义。可是没几天,又到了32亿了,16亿就有点‘机会主义’了。最后到了64亿,我们把改变全国面貌的时间说长一点无非是当‘机会主义者’,这样的机会主义,我愿意当,当了有味道……”八亿什么?八亿八亿再八亿什么?64亿又是什么?原来指的都是大跃进中兴修水利所挑土石方的总量。记得发表于1959年初某期红旗杂志上的数字,还是八亿八亿再八亿。报刊上曾大吹大擂过一阵子,说是这些土石方,如果要铺成多宽多厚的路,可以从地球一直铺到月球!说是天文数字真是名至实归。

张恺帆实地调查,直面大饥荒的严峻现实

张恺帆是安徽省委主要领导之一。虽说张恺帆在安徽一贯心慈面软,在政治运动连年时,保护了许多人,但他也得按官场规则办事,不可能一切了无干系。正如省长黄岩批判他时所说的,你揭安徽省委的盖子,不是在揭自己吗?他当然知道如果随大流,按既定方针办,结果当然是平安无事,安徽再死多少人,上下都有人顶着,账是算不到他头上的。省里乃至全国官员,大家都在按当时的规则出牌。

张恺帆越轨了,从当时的大跃进的主流舆论的浪潮中跳出来了。促使张恺帆毅然转身的是安徽农村大饥荒严峻的现实。安徽作为大跃进重灾区,灾难是全方位的。宣城、亳县、凤阳、定远、全椒等县,当时都处在被逼粮而饥饿难熬的水深火热之中,这些张恺帆都是知情的。而迫使张恺帆奋然一跳的直接原因,则是家乡无为县农村饥民的哀号。

张恺帆在大跃进中的安徽农村,尤其是他的家乡无为县,究竟看到了什么呢?先摘抄一段《张恺帆回忆录》里的有关记载:“1959年,粮荒十分严重,群众叫苦不迭,省委负责同志还以为这是‘假象’,是群众把粮食藏起来了,命令下面把粮食搜出来。张恺帆因为还兼着巢县县委书记,常在下面走,知道实情,可当时浮夸严重,不敢讲真话,就在省委常委会上提议,都下到基层和农民一起过人民公社化后第一个春节,曾希圣听了很高兴。到农村一看,群众缺粮叫苦不迭。我们的干部却到处搜粮食,甚至把农民草堆拆了找,群众家里十室九空。到公共食堂看,锅里全是青菜萝卜叶子,很少见到粮食……。”(《张恺帆回忆录》第341页,以下只注页数)“鉴于有人说农民们晚上偷着烧吃的,我和县农工部长陈建章同志一起坐车下乡察看。出了城,四周一片漆黑,许多群众当时连灯也点不起的。好不容易见到一家有亮光,我和陈建章同志商量,以借火抽烟为借口去察看。敲开了门,那家农民果然在烧锅,我揭开锅盖一看,全是青菜、萝卜叶子,没有一点粮食!那个农民说,白天要干活,晚上不弄点吃吃就饿得睡不着觉。”

“(1959年)二三月份,合肥市委书记刘征田、市长赵凯到巢县找我,要求调粮到合肥。他们说:‘合肥几十万人口,粮食只够吃几天的了,情况很急。’我说:‘巢县只剩千把万斤,几十万人都指望它,好多人在饿饭,粮食没法调。’刘征田同志说:‘刚才曾政委(希圣)在广播上说群众有粮食,藏起来了,白天一片青,晚上一片红(指晚上偷着烧吃的)’我说:‘岂有此理,这完全是听信了造谣!’刘征田说:‘那现在怎么办呢?’我说:‘我兼巢县书记,不能不管巢县人民疾苦,我可以不当省委书记,粮食不能调。’刘征田说:‘有人说你受骗了,桂书记在桐城搞出了几亿斤,巢县能例外吗?’我说:‘省委可以派人来查。’没几天,李凡夫、高鸿来了,……他们传达省委负责同志对我的批评:‘工作不深入,受欺骗。’我无话好说,就领着他们到好多人家去查,除了一点种子外,根本查不出粮食来,他们也无话可说。”

以后张恺帆和他们又去了邻县含山,并去了邻省江苏的江浦县桥林镇考察。

“从江浦回来后,我要求向常委汇报情况,一提汇报,曾希圣同志说:‘你的书面报告我已经看了,你不要汇报了。老张,你为什么总看阴暗面,不看好的呢?好的是主流,我看你是有点右,要注意。’其他书记、常委在旁边,也学会了看风使舵。报喜不报忧,投曾希圣之所好了。结果,下面来的同志都讲好的,致使情况越来越严重。”(340—344页)

“……我们进入无为,第一镇是石涧,路上行人没有一个不带拐棍的,村上的小孩子瘦得不成人形。到农户家里看看,大多数躺在床上,呻吟不绝。无为许多人认识我,都向我下跪:‘张省长,救命!我们还不如鸡,鸡一天还有两把米。听说上头规定每人每天二两原粮(稻、麦而非米、面),能发到我们手里也好。发给食堂,层层克扣,我们就一点见不到了。’‘张省长,把自留地还给我们,我们也度度命。’我到石涧区沿河梢村,全村十几户人家就有九个孤儿!农民家里,第一个饿死的,家里人还给他弄几块板,钉个棺材。第二第三个饿死的,就只用竹床或门板抬出去。第四第五个就更惨了!惨不忍睹!病人抬死人,埋的不深,没有劲挖,天又热,沿途常闻到腐尸的臭味……”(346页)

“我们到了无为县城,立即找县委书记来汇报。姚奎甲书记来了,仍然是报喜不报忧。我问他:‘五八年收了多少粮食?’他说:‘十三亿斤。上交七亿斤。’我问:‘现在口粮每人每天多少?’他说:‘四两原粮。’我又问:‘全县有多少浮肿病人?’他说:‘不过万把人。’我说:‘收了这么多粮食,为什么还有浮肿病人?’他说:‘浮肿的人都是好吃懒做,不做事当然没有饭吃。’我明知他是扯谎,没有驳斥他,只把我们在石涧区看到的告诉他,我说:‘我不多谈,你亲自下去看看,如果你看到的跟我们看到的一样,那你必须立即采取紧急措施,进行抢救。’”

“第二天,粮食局长找我反映:他们有两本账,一本收七亿斤,另一本十三亿斤,其实只七亿斤。”(347页)

安徽是农业大省,1958年——1959年两年,虽有部分地区有水旱之灾,都是局部的,和邻近的江苏、浙江没有什么大的差异,即使1954年淮河决堤,淮北七县顿时成水乡泽国的特大水灾,也很少饿死人。

说到无为县,无为濒临长江,境内水网纵横,是鱼米之乡,仅靠农产也能衣食无忧。1958年大办钢铁,农村劳力调走了,农田管理不到位,该收的未收上来,又受了一些旱灾,粮食减了,但也还有7亿斤,无为当时全县人口九十余万,人均原粮还有七百余斤,还不算农民自留地部分。如果当年不刮共产风浮夸风,不放粮食卫星,不收回农民自留地,不办农村食堂层层剥削,或是像邻省江苏那样,早早把食堂解散了。特别是不搞粮食产量两本账,实话实说就报七亿斤,还可能上调七亿斤吗?如果这些事都没有发生,无为县和安徽省还能发生如《张恺帆回忆录》中记述的惨象吗?

张恺帆深知,在第一书记一言九鼎的体制下,一切争论都是徒劳的。但当时他身在无为,毕竟还是省级高官,还有一点救赎的权力。怎能睁着眼睛说瞎话,见死不救呢?他不能不出手了。

张恺帆是个务实的人。他如何处理无为县农村大批农民已被饿死,和将有更多的农民被饿死的危急状况,《张恺帆回忆录》里有详细记录,不一一复述了。无非就是很多文章中提到的:立即停止粮食上调,解散公社食堂,把农民应得的口粮,发到农民手中,发还农民的自留地,开放农村集市贸易,抓紧晚秋农作物和蔬菜的种植管理,惩治迫害虐待农民和食民而肥的农村干部,爱护医治生病挨饿的穷苦百姓。未说一句空话,未提阶级敌人破坏,不说阶级斗争,只说灾难,只说怎样千方百计渡过难关,条条都是务实的办法,条条都是救命的措施。经过张恺帆亲自坐镇,一条一条的落实,食堂解散了,农村家家锅台开始冒烟了,农民们开始在属于自己的自留地里忙活了,也能到生产队的大田里干活了,还能到水塘里弄点小鱼小虾,小市场也热闹起来了。

无为县委第一书记姚奎甲不高兴了。他把张恺帆在无为的所作所为,整理成材料,秘密上报安徽省委,当时省委第一书记正在庐山开会,省长黄岩接到密报后,火速上报曾希圣。曾希圣正在庐山上批斗彭德怀,接到黄岩报告,立即上报毛泽东。毛泽东作了措辞极为严厉的长篇批示,称张是彭德怀和高饶余党,‘可能是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作了政治上的宣判。(371页)并下达全国各地。

张恺帆烈火烧身,如张恺帆诗中所说的,先是“五十一天伤乱箭”,连续批斗五十一天,接着是“有口难吹‘七字’尘。”说你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你就是,不是也是,百口难辩。纵然你还是忠心耿耿,“北望都门泥首拜,不难化骨见忠贞。”又有何用?还不是逮捕囚禁流放,不错,命保住了,在关押了二百多天后,流放基层。

张恺帆经受最大的痛苦,应该还是精神上的觉醒。他毕竟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就入党的老党员,是在白色恐怖时期入党的,几十年的艰苦奋斗,为的是工农大众能免受剥削,过上幸福生活。可是眼下建国己经十年了,他看到的竟然是政治运动连年,冤狱遍地,民不聊生。如他自己诗中所记述的:“建国十年长/黎元尚菜糠。五风吹不禁/惭愧吃公粮。”(381页)这首小诗写于1959年国庆节前几天流放途中,已经看出了这场大灾难的主要原因是五风: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至于五风的风源在哪里?张恺帆当时可能不敢想,或是想到了也不便说。但应该可以说,他已经开始认真思索了,或者说是精神上的涅槃已经发端了。

安徽官场“众生相”

去年我的谈无为事件的文章《从乌托邦到人间地狱》发表后,曾有读者来函问,张恺帆和曾希圣个人之间,有没有什么隙怨?我想他是对权力高度集中的书记负责制不了解。无为县委第一书记姚奎甲,就在全县公社第一书记的会上说过:“你们是第一把手,等于是一把刀子握在你们手里,要怎样砍就怎样砍。其他书记、副书记提意见要顶回去,严重的要给他们处理。”姚奎甲在他治下的无为县是这样,曾希圣治下的安徽省还不是一样吗?

和张恺帆同时受难的,在省级领导中,只有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陆学斌等少数人,(株连之众是另一笔账)其余的基本上是曾希圣的附庸!中央七千人大会之后,曾希圣倒了,他们也集体出局了。怎么出的局,各人在大跃进的大灾难中,又都干了些什么,不妨摘其要者略说一二:

先说省长黄岩。无为出问题后,张恺帆请他去看看,他不肯趟有碍政治前途的混水。接到姚奎甲揭发张恺帆解散食堂的检举信后,他马上上报曾希圣,毛泽东对张的批示一公布,立即奉曾之命,赶回合肥批斗张恺帆。头一句话就是,我不去无为是先见之明,第二句话是你张恺帆也是省委主要领导之一,揭露安徽问题不就是和自己过不去吗?你怎么这么傻呢?张恺帆说,你先看看无为饿死人是不是事实。黄岩说:“不,无论无为有无问题,先批斗你再说。”(372页)有意思的是,安徽问题败露了,曾希圣垮台了。二把手黄岩呢,说垮吧也未垮,省长还在当;说未垮也垮了,降为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了,就这么一直候补到回家抱孙子。黄岩是那时也是当今千千万万庸官的缩影。(372页)

再说说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桂林栖,他也是风云一时的人物。开始他对无为问题想绕道走的,但张恺帆坚请他也不能不来。张是眼见无为问题如此严重,请桂来,是想请桂分点担子,也想到桂是曾希圣的红人,桂参与了,曾可能会给点面子,对解决无为问题会有所帮助。桂来了,也看到无为悲惨现实了,也马上义愤填膺地发言了:“确实严重,难道要让老区人民死光么?”面对王光宇张口要调无为几千万斤粮一事,听说有二百万斤已装上船了,也曾大义凛然的把桌子一拍:“装上船也不行!卸下来!粮食一点也不准调出去!”(365页)一字一句都像是爱民惜农的大英雄,如果他以后再能坚持往前走一步,真的能为了无为农民的生死存亡,和张恺帆共担风险,风雨同舟,那他也会受到无为人永远尊敬和怀念的,他的墓穴也会和张恺帆一样,安葬在无为城美丽的绣溪公园内,世世代代接受无为百姓的祭祀,他的子孙再去无为,也会受到重感情的无为人英雄一般的欢迎。可惜,在关键时刻他倒戈了。对张恺帆的批斗会还未开始,张在合肥见到了桂林栖说:“无为的情景,你亲眼所见,真像主席《送瘟神》诗所写的‘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桂林栖居然会说:“恺帆同志,这样讲过分了,也不是那种样子,无为的情况还是可以的。”(368页)张恺帆当时听了,不禁愕然。1962年安徽问题一败露,他也随着曾希圣倒台了,官帽丢了,人格也扫地了。

《张恺帆回忆录》忠于史实,但张省长宅心仁厚,涉及到具体人时,即使是像曾希圣、黄岩、桂林栖这样的直接加害于他的人,看得出他都是笔下留情的。但是,他对另一省级大员却未留情面,此人乃宋孟邻,张恺帆书里说他是“人称‘送人命’”。据书中(367页)记载,他对无为发生的最严重饿死人的地方,都重新“调查”一遍,说我“大闹无为二十天”,“擅自强迫解散食堂”,“宋还背着我找白梨平、夏云谈话,说‘张某人不看全局,专看阴暗面’”(368页)。千万别看轻了这些炮弹,打倒张恺帆事小,更严重的是大大加快了无为百姓被饿死的速度,成了真正的“送人命”!大闹无为是1959年秋季之事,而无为大批饿死人是当年底直至1961年的事,大都是在批斗关押张恺帆之后发生的。宋孟邻的调查报告如果说了一点实情,无为后来不会死更多人的,可惜他谎报灾情,造成无为百姓更多的死亡。他爬上了省委书记处书记宝座,眨眼的工夫又倒台了。

至于其他大员的归宿,我摘抄《张恺帆回忆录》409页可见一斑:杨明免去常委;书记处书记王光宇是分管农业的,也有责任;桂林栖到唐山铁道学院当书记;曾庆梅到山东淄博当市长;宋孟邻到西安市当副市长;张祚荫副省长及其他副省长,都拿掉了常委;常委有一人被开除党籍,下放当副县长;高鸿秘书长常委也拿掉。一个未杀一个未抓,个个都还在做官,只是官小了点。曾希圣垮台后,中央派来了民主意识很强的,李大钊之子李葆华主政安徽,才有了差强人意的结局。很多人祸也很重的省份,还达不到这一点。

最后说一说中央政治局委员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对安徽官场大发脾气之事。本来柯庆施和曾希圣等一样,都是三面红旗的吹鼓手,大跃进的促进派。

中央知道安徽饿死人,董必武曾到淮北视察,他们采取欺骗手法,把浮肿的人藏到草堆里;或者抬到船上运走,船翻了,淹死不少人;让干部穿上崭新的衣服,在公路两旁劳动,欺骗董老。最高人民法院的王维纲同志到凤阳视察,也受到欺骗。(394页)

“群众在挨饿,农村在死人,曾希圣却在两三年中,大兴土木,任黄岩当总指挥,大建别墅。每个省委书记处书记都有一幢小楼,花费巨大……还专门为毛主席修了一幢房子,当然是很考究的。”(394页)

安徽问题开始败露,华东局知道了,柯庆施派魏文伯来了解情况,沿途见到了许多饿倒在路边的人。1961年6月,柯庆施来安徽,在岳西石关别墅群召开的省地县三级干部会上指出:“安徽竟被搞成这个样子,病、饿、逃、荒、死。有些人到现在还不承认错误,就像猪一样,还用嘴往前拱!”

安徽省委一班人几近集体出局了,当然是咎由自取。为什么别的省没有大换班,集体出局,独独安徽省委要倒这么大的霉?值得人们继续思索。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9年第12期　不该忽略的大事　作者：丁东

近日,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出版了。读了这个被称之为“全面客观准确地记述了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发展历程”的文本,我感到有一些大事被忽略了。这里仅举一例,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引发的大饥荒,导致数以千万计的中国农民非正常死亡,在《大事记》里就没有一字记载。

不妨先看看《大事记》中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有关的内容,共有这样几条:

1958年

8月17日——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确定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宣布1958年生产钢1070万吨,比上年钢产量翻一番;决定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全国很快形成全民炼钢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11月2日——10日毛泽东在郑州召集中央工作会议。此后到1959年7月,相继召开一系列会议,初步纠正已经察觉到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左”倾错误。

1959年

7月2日——8月16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先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原定议题是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继续纠正“左”倾错误。但会议后期,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

1960年

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坚决纠正农村人民公社中的“共产”风。

1961年

1月14日——18日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召开。全会正式通过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国民经济转入调整的轨道。毛泽东在会上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会后,中央领导人和地方负责人先后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

3月6日安徽省委根据农民群众的要求,决定试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田间管理责任制。其他部分省区也实行了类似办法。

这几条,记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左”倾错误,却没有谈这个错误给中国老百姓造成的灾难。如果以人为本记述历史,就应当记录这一时期有多少人非正常死亡。周恩来、朱德、毛泽东、邓小平等领导人病逝,《大事记》中各都有一段记载。上千万农民饿死了,《大事记》却没有提一句。

据杨继绳、金辉、曹树基、王维志等中国学者用不同方法研究,在此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达3250万到3700万。曾经担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李成瑞和曾经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蒋正华研究,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为1700万。即使以后一数字而论,20世纪在和平环境中一国非正常死亡人数之多,也是无出其右。这不但是中国发生的大事,也是全人类的大事。1932年到1933年,苏联在推行农业集体化过程中也发生过饿死人至少有250万的严重事件,史称“乌克兰大饥荒”。2002年初,乌克兰政府解密了1000多份有关饥荒的秘密文件。总统库奇马签署法令,每年11月22日定为“饥荒纪念日”。各城市下半旗,并在国旗上缠上黑丝带,向大饥荒的死难者致哀,电台和电视台停止播放娱乐节目。中国发生的饥荒持续时间更长,遭遇不幸的老百姓人数更多,国人更应刻骨铭心,以史为鉴。

早在事件发生时,中共党内高层就意识到了它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据刘源记述,1962年7月,刘少奇在中南海游泳池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胡耀邦、万里等人能够下决心支持农民包产到户,继而取消人民公社,其心理动力之一也是记取了大饥荒饿死人的教训。

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的历史,值得记载的大事非常多。如果是个人撰写史学著作,当然可以选择写某件事,不写某件事。但是这部《大事记》是官方权威机构的集体著作,预计今后对中小学教科书的编撰,对新闻出版界的业务,将产生导向性作用。忽略了事关上千万人生死的大事件,就不能不认真讨论一下了。(责任编辑萧徐)

2009年第12期　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再评价　作者：林蕴晖

过渡时期总路线:八十年代的讨论热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历史,始终围绕着一个中心主题,就是如何对待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问题。1949年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在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下,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五种经济并存和发展。1953年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就要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和个体私有制了。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讲话中,明确提出要使资本主义十五年绝种。经过近三十年的曲折,从1979年起,由允许个体经营到允许雇工;由承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到明确肯定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如何认识和评估1953年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就一直是建国后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出的论断是:“这个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历史证明,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注1

1985年,邓小平在谈到历史经验时说:“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注2这不能不引起人们对1953年提出要建立使资本主义绝种的社会主义进行反思。

1987年中共十三大的政治报告中正式提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注3随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断的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一时成了史学界讨论的热点。这个讨论引起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注意。1990年《党的文献》第6期发表了一篇施肇域的著名文章:《过渡时期总路线研究状况概述》,文中列举了当时具有代表性的三种观点:一是龚育之1987年11月在汕头举行的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新民主主义?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刊登在《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1期,称总路线“既是水到渠成,又有重要发展。”二是薛慕桥1988年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802期发表的《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文,认为总路线“基本方向正确,但搞早了或搞急了。”三是林蕴晖在《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1期、1989年2期发表的《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出现偏差的一个理论原因》、《谈谈土地改革后的主要矛盾和过渡时期总路线》,到《凯歌行进的时期》书中提出的总路线和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路线相比较,是一次“战略思想的重大变更。”注4林还认为,此后延续了几十年的“左倾”错误,皆肇始于此。注5

以上可见,最早对《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总路线的论断提出质疑的权威学者,是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他在文中指出:“现在看来,社会主义改造总路线似乎提得太早,在经济十分落后的中国,应当有一个较长的新民主主义时期,不宜匆匆忙忙消灭个体经济和私营企业。”注6

九十年代胡绳对总路线的评说

1991出版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和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这两部权威著作,都肯定总路线是对七届二中全会路线的发展。《七十年》写道: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党在历史关键时刻采取的一个重大战略步骤”,“是适时的和必要的”。注7薄一波则认为,总路线是对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新发展。他写道:“《决议》(指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引者注)提出了‘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总路线将这两个‘转变’融为一体,结合进行。应当说,这是根据实践的要求和经验,对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新发展。”注8

但是,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后,胡绳和龚育之的认识都有很大的变化。

1994年9月,胡绳委托龚育之主持编写1949年到1978年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本子。他对写作这个本子的指导思想有明确的交代。胡绳说:

编写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应以坚持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为指导思想,这样才能有笼罩全局的气势,也才能体现出九十年代党史研究的水平。

他指出,关于历史上曾经发生的离开经济建设的严重教训:

一方面是由于没有能够清醒地对待国际国内的某些事件;另一方面又与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有关。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从建国之初,就摆在了党的面前。

过渡时期总路线,就三大改造的具体途径来说,是有自己的创造,但就要建立的社会主义样式来说,则是苏联模式。这一选择,如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所说,是“有它的历史由来”的,“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但不能把它说成客观规律的反映,不能绝对化。注9

龚育之在具体指导写作过程中,强调以《七十年》为基础,有所前进。就是根据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实践的新发展,对历史的新领悟,史料的新发掘和研究的新成果,达到在历史决议和《七十年》基础上的前进。龚认为:

最大的难点就是总路线的提出,早还是不早?对还是不对?这个事情恐怕要攻坚……,这是最关键的问题,也是这些年争论相当大的问题。注10

经过几轮讨论和修改,1998年最后形成的稿子采用了这样的表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思考”。龚育之在向胡绳报告中解释说:

把酝酿提出总路线的进程,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思考”这个标题加以笼罩,突出地反映总路线确与原来的设想有所不同。

由原来经过十到十五年的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再“采取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改为从现在就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十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完成,这是一个重大的改变。这个改变,特别是以后随之而来的加速过渡,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总路线的制定,与学习苏联、照抄苏联的过渡时期理论和社会主义模式,有密切关系。这有历史的必然性和积极作用,又有历史的局限性和消极影响。当时强调学习总路线要结合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九至十二章,从而在思想理论上形成了一个观念,以为社会主义就是苏联模式。“历史的发展表明:无论是把生产资料公有制当作社会唯一的经济基础,还是把苏联社会主义看作唯一模式,都不利于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来探索中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目标和道路。”注11

对这部分稿子的写法,胡绳表示了赞同。他对总路线专门写了一段非常深刻的话。他指出:

总路线的提出不是迟早问题,而是根据中国的现实,是应当允许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的继续发展,还是应当尽快消灭资本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当时认为已有可能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而直接搞完全消灭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主义。这是脱离中国实际的。注12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为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胡绳在《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6期发表了一篇力作:《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前瞻》。文章的中心思想,是以半个世纪的历史经验阐述了落后的农业国不可能越过资本主义,也就是跳过工业化的阶段,直接搞社会主义。文章明确认为:以为农业国可以跳过资本主义,直接到达社会主义的观点,是“民粹主义”思想,并说毛泽东也染有“民粹主义”的色彩。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胡绳上面的这两段话,是迄今为止,对总路线最为深刻的认识和评价。

二十一世纪初《毛泽东传》的再评价

胡绳的观点,曾受到一些人的攻击。有人指责说:“胡绳同志在自己文章中指出,毛泽东曾经明确地反对了民粹主义。这是合乎事实的。但胡绳同志同时又认为,毛泽东曾经‘染上过民粹主义的色彩’……。我认为,这是对毛泽东的误解,在理论和事实上都站不住脚。”注13批判胡绳的人坚持认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正是适应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以实现国家工业化这个目标而提出来的。”其理由是:“第一,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力量较强大,理应成为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主要基础。”“第二,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弱小,它不可能成为国民经济起飞的基础。”“第三,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一个必要条件。”根据上述三条,作者得出以下结论:综上所述可以肯定,在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同时,有系统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适时的和必要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地指出,“历史证明,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注14

这里对毛泽东是否“染有民粹主义色彩”,暂且搁置不论。仅就对总路线的评价来说,作为学术讨论,不同观点的存在,是完全正常的。那末,目前国内具有权威性的著作,对过渡时期总路线是怎样评说的呢?值得推荐的是,逄先知、金冲及二位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毛传》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上)这一章对总路线的提出是这样说的:

毛泽东在一九五一年二月就提出一个中国的长期发展战略,即“三年准备,十年计划建设”。从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二年的三年准备的任务已经实现了,下一步应当怎么走?作为战略家的毛泽东正在作通盘的、长远的考虑,并且从理论上给予指导。此时,他不仅考虑中国如何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问题,而且还在酝酿提出一个对今后中国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的重大决策: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

关于在中国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作者写道:

毛泽东,还有中国共产党其他领导人,原来这样设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里,首要任务还不是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而是……先经过一段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待条件成熟后,再视情况,采取“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一举进入社会主义。

这个时间,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建国时估计,大约需要二三十年时间。

作者继续写道:然而到一九五二年夏秋之交,在中国社会经济的现实生活中,已经发生一些超出原来预料的变化。其中最引起他注意的,是工商业公私比例的变化。这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问题,而是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已经和正在逐步实现转变的集中反映。

中国工商业产值中公私比例数字的变化,成为毛泽东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依据。

关于总路线与原来设想的关系,作者是这样表述的:

改变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步骤的提法,即从现在起就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而不是要等到十年或十五年以后才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带有转折意义的大事。

请注意,这里用的是“改变”,具有“转折意义”。是不是应该理解为并非原有设想的直接继续和发展。

那末,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实践,今天对这条具有转折意义的总路线,作怎样的历史评价呢?作者写道:

毛泽东审阅的提纲(指总路线学习宣传提纲——引者注)中有这样一句话:“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观点,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流行而并不确切的观点。这句话不是毛泽东写的,但他赞成,还作了发挥。在这句话之后,他加写了一段文字:“我们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

这个理论观点,代表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当时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对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所达到的认识水平。根本出发点是为了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了巩固人民政权。但是,认定只有使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即公有制)成为国家唯一的经济基础,才能做到这一切,是不符合实际的,尤其不符合中国这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的实际。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以及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些根本问题上的认识,还很不成熟,还缺乏甚至没有实践经验。这个理论观点作为中国共产党在以后几十年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指导思想,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过于求“纯”的消极影响。注15

作者在这么长的一段文字中没有直接点总路线,而是从《学习宣传提纲》中引出了一个观点,而这个理论观点恰恰是总路线的核心。作者评论说,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流行而并不确切的观点。这不是毛泽东写的,但他赞成,还作了发挥。作者迂回曲折地点出了以消灭私有制为目标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不符合中国实际的,对尔后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消极影响。

《毛传》这段话与胡绳说的异曲同工。只不过胡绳更直截了当而已。

重新认识和评估过渡时期总路线,并不是否定这段历史。而是如《毛传》的分析,对历史问题,要历史地看,即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认识。当年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搞社会主义,就处于这样的认识水平,这就是历史。重新评估的目的在于,认真地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而不是什么简单的肯定、否定。对当年消灭私有制经济,改革开放以后又重新允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存在,曾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另一种是“没有当初,哪有今日”。应该说,前一种说法是事后诸葛亮,后一种说法才是历史唯物主义。没有实践,就得不出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但是,只有明确认识当年提出的过渡总路线并不符合中国的客观实际,才能更好地领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邓小平理论,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

注1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页17。

注2 邓小平:《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页137。

注3 赵紫阳:《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1987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页9。

注4 施肇域:《过渡时期总路线研究状况概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主办:《党的文献》,1990年第6期。

注5 林蕴晖:《土地改革后的主要矛盾和过渡时期总路线》,《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2期。

注6 薛暮桥:《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编辑部:《理论动态》,1988,第802期,页8;上海,《探索与争鸣》,1989年第1期,页24。薛暮桥此文在《求是》1989年第1期刊登时对此段作了修改。在1996年出版的《薛暮桥回忆录》中改写为:过渡时期总路线明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开始,而不是原先认为的那样,在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新民主主义改革和建设,然后再采取步骤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在认识上当然是一种深化,也反映了历史的必然;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一再加快前进的步伐,导致产生一些消极的影响,这是一个历史的教训。薛暮桥著:《薛暮桥回忆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页216。

注7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页319—321。

注8 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页229。

注9 林蕴晖:《胡绳晚年对新民主主义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思考拾零》,《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第140—141页。

注10 龚育之:《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稿的编写》,《龚育之论中共党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63页。

注11 龚育之:《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稿的编写》,《龚育之论中共党史》,第466—467页。

注12 林蕴晖:《胡绳晚年对新民主主义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思考拾零》,《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第143页。

注13 沙健孙:《坚持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真理的追求》,1999年第3期。

注14 沙健孙:《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几点思考》,国史论丛《当代中国史研究》十年文选,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第218—220页。

注15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36、239、240—242、267—268页。

(作者系国防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萧 徐)

2009年第12期　新中国的建立是集体奋斗的结果　作者：李维民

集体领导、民主决策,保证了共产党的领导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

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进行的。党的正确领导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这不是靠哪一个人,而是靠党的集体智慧,靠党的民主决策和集体的努力。在人民革命战争特别是在解放战争的关键时期,中共中央的领导集体能够实行民主决策,因此保证了党的领导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这是取得革命战争胜利,得以建立新中国的重要保证。

从战争年代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往各地的文电可以看出,传达中央指示的文电,绝大多数都是以中央或军委的名义发出的,由个人署名的很少。以解放战争时期为例,从1945年8月15日至1949年10月1日,收入《毛泽东军事文集》中的由毛泽东起草的文电,共有902件,其中毛泽东个人署名的只有63件,仅占7%。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也起草了不少重要的文电,绝大多数也是用中央或军委的名义。从毛泽东起草的文电原稿看,许多都有不少修改或补充,虽然现在很难弄清楚,哪些修改补充是根据谁提出的意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凡是以中央或军委名义发出的文电,绝不仅仅是个人的意见,一般都经过集体研究讨论,有的是先研究后起草,有的是先起草后传阅或讨论。下面接到这些文电,也都当作中央和军委的指示或意见,并不知这些文电是谁起草的。

中共中央和军委的文电,特别是传达一些重要决策的文电,都是中共中央集体智慧的结晶。例如,日本投降后,中共中央及时制定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就是根据中共七大确定的方针,征求了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经过朱德等集体讨论,在由刘少奇起草的党内指示中首次提出的。

至于如何根据这个方针建立起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争取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也是根据不断变化的形势,不断加深和提高认识,作出正确的决策。例如,开始中央要求我军独占东北。毛泽东在1945年10月19日提出:“坚决拒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改变过去分散的方针。”11月1日又提出“坚决歼灭蒋军,不使进沈阳。”11月14日要求“山海关、绥中、兴城之线必须坚守”,并要求“得力领导同志去朝阳建立领导中心,……确保锦朝铁路线于我手。”11月15日,毛泽东又以个人名义致电林彪、彭真,要求“集中最大兵力……共约七万人,于最有利之时机地点,由林彪或荣桓亲去指挥,举行反攻,分作几个战斗,每次歼灭其二三个师,最后全部歼灭三个军,即能从战略上解决问题。”毛泽东远在延安,对东北的情况很难具体的了解。11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高岗和张闻天到达东北后,当晚在东北局会议上就提出:东北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应当避开大城市到农村去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11月22日,在刘少奇起草的中共中央电报中首次提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11月29日,陈云主持起草,与高岗、张闻天联名致电中央,明确提出:“我们必须承认首先独占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以独占满洲,这种可能性现在是没有的。……我们必须经过战争及根据地之建立,以达到包围歼灭大城市之敌及钳击长春铁路干线,使我们能够在同国民党的长期斗争中,取得全局的优势。”12月7日,刘少奇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东北局电报中指出:“我们企图独占东北特别是独占东北一切大城市,已经是肯定的不可能。因此,我们目前不应以争夺沈阳、长春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而应以控制长春路两侧地区,建立根据地,利用冬季整训十五万野战军,建立二十万地方武装。”12月10日,毛泽东起草致东北局电,表示完全同意这一意见。

“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对于夺取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在贯彻落实这一战略方针中,林彪、罗荣桓、黄克诚等东北前线指挥员,也做出重要贡献。1946年3月2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电报中,要求“用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全线,不惜任何牺牲反对蒋军进占长、哈及中东路,……坚决控制四平街地区,如顽军北进时彻底歼灭之,决不让其向长春前进。”4月6日,又提出“希望你们在四平方面,能以多日反复肉搏战斗,歼敌北进部队的全部或大部,我军即有数千伤亡,亦所不惜。”4月18日,国民党军集中七个师进攻长春的屏障四平街。4月19日,毛泽东提出“于四平南北地区举行数次大的战役决战,才能解决问题。”4月20日提出“长春应布置守城,指定守城部队准备粮弹死守”。并且提出“准备于必要时把长春变为马德里”(注:马德里是指从1936年10月起,西班牙人民指挥与德意法西斯支持的佛朗哥进行的持续达两年五个月的首都马德里保卫战)。4月27日,毛泽东在致林彪电中又提出“化四平街为马德里。”4月30日提出“望死守四平,寸土必争。”5月1日毛泽东又致电林彪:“我们必须在四平本溪两处坚持奋战,将两处顽军打得精疲力竭,消耗其兵力,挫折其锐气。”

四平保卫战打了一个多月,虽然消灭敌人万余,但我军也伤亡八千,而且大部分是老的骨干。5月18日,四平防线被敌人突破,林彪根据战场形势,当晚果断命令部队撤退。5月22日又在罗荣桓等支持下,主动放弃长春、吉林,将部队撤至松花江以北,从而避免了我军遭受更大损失。林彪的这一决策得到了中央同意。5月27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电报中也指出:“四平防御战为一时特殊条件所致,不能成为我一般的作战方针。”6月16日,中央根据东北局建议,决定组成东北局常委会,林彪任东北局书记,彭真改任副书记。7月3日至11日举行的东北局扩大会议,批评了“偏重大城市,轻视建立根据地”的偏向,彭真在会上也受到批评。7月7日,会议通过了陈云为东北局起草的关于东北形势和任务的决议,又称“七七决议”。这个决议对后来我军在东北战场的胜利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在解放战争中,第一(西北)野战军的彭德怀、习仲勋,第二(中原)野战军的刘伯承、邓小平,第三(华东)野战军的陈毅、粟裕,第四(东北)野战军的林彪、罗荣桓,以及华北军区的聂荣臻等战略区的指挥员,根据中央制定的战略方针,组织实施战役战斗,对于推进解放战争的进程,夺取最后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是历次战役战斗乃至三大战役的组织指挥者,不但负责制定作战计划,而且拥有临机决定一切的权力。在中央和军委给各战略区首长的文电中,常常有这样的文字:“以上意见妥否望复”(1947年4月15日致彭德怀等电),“是否可行,盼告”(1947年5月6日致陈粟等电),“你们如果不同意这些指出,则望你们提出反驳。”(1948年8月12日致林罗刘电)有时,战略区的指挥员认为中央的指示不妥,也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例如,1948年7月16日,毛泽东为军委起草的给华野的电报提出“你们应争取于十天内外夺取济南”。当时部队连续作战需要休整,也还不具备吴化文准备起义的条件,在7月间显然不可能于十天内外夺取济南。华野向中央反映了实际情况后,毛泽东同意部队先休整一个时期。8月4日,我方获得吴化文可能起义的情报。9月11日,毛泽东提出:“整个战役应争取一个月左右打完,但是必须准备打两个月至三个月。”由于吴化文的起义,战役进程大大缩短,从扫清外围到全歼内城守军只用了8天。毛泽东还在7月16日同一天,为军委起草给徐向前、周士第的电报,也提出“你们应争取于十天内外夺取太原。”这更是不可能的。阎锡山经营了数十年的太原,是在第二年即1949年4月24日才解放的。

毛泽东有许多英明的预见与决策,例如,辽沈战役中关于集中兵力先攻锦州,将敌人封闭在东北予以歼灭的决策,对取得辽沈战役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然而,不同的环境不可能运用同样的战法。在平津战役中,就难以将三面是水渠盐池、一面靠海的塘沽形成包围。因此,中央军委原定先攻塘沽后打天津的计划,根据前线指挥员的意见改为先打天津后打塘沽。上海战役也是这样。1949年5月6日毛泽东为军委起草的电报提出:“先行占领吴淞嘉兴两点,封锁吴淞江口及乍浦海口,断绝海上敌人逃路。”在10天外围作战中,国民党军依托钢骨水泥碉堡群,在舰炮和飞机支援下抗击我军进攻。由于地域狭窄,我军不便展开,每攻一点,费时较长,伤亡很大,难以封锁吴淞口。中央军委批准了第三野战军先攻市区后解决吴淞的建议,并让部分敌军从海上逃走。结果上海守军20万人,我军歼灭15万人,从海上逃走的有5万人。

前线指挥员根据实际情况改变上级部署或决定的情况是很多的,中央也允许在紧急情况下,前线指挥员可以临机处置。例如: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先打黄维的决策,就是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决定的。1948年11月24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致刘陈邓电中,明确指出:“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著名的平型关战斗,就是由前线指挥员临时决定,不是中央决定或指挥的。著名的孟良崮战役,也是陈毅、粟裕根据敌情的变化,临时改变决定,做出围歼敌74师部署的。在孟良崮战役之前,毛泽东就在5月12日为军委起草的致陈、粟电中说过:“究打何路最好,由你们当机决策,立付施行,我们不遥制。”

以上事实足以说明,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不是靠哪一个人,而是靠集体的智慧和集体的力量取得的。曾长期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在1990年4月21日的一次会议上说过:“毛泽东在延安的时候,中央常委同志是经常拍着桌子和他吵架的,吵得面红耳赤,一般情况下,他还是能接受意见的。”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还能够听取和采纳不同的意见,集中集体的智慧,这正是解放战争胜利的重要原因。如果像十年“文革”那样,毛泽东独断专行,实行一言堂,解放战争绝不可能取得胜利,新中国也不可能建立。

广大工农群众是夺取革命战争胜利的主力军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工人阶级的数量也比较少,所以进行革命战争主要依靠农民。随着大、中、小城市的解放,工人阶级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特别在解放上海等大城市中,工人阶级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各根据地普遍进行了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的运动,调动了工农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解放战争时期,进一步实行土地革命,获得土地的翻身农民,革命热情空前高涨,掀起一波又一波参军、参战、支前的热潮。农民不但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主体,而且组成了更大规模的支前大军。例如,淮海战役我军参战部队共约60万人,而担负运送弹药、粮食、枪支,转运伤员等任务的民工,就达543万人,几乎等于参战部队的十倍。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我们不可能取得任何胜利。

党的正确政策是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的重要保证。在解放战争时期进行的土地改革中,曾发生过左的偏向。不但中农利益受到侵害,对地主、富农实行“扫地出门”,也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特别是在“搬石头”中,大批党政干部以“右倾”罪名被批判、被打倒,左的偏向甚至发展到部队,有的部队也搞起“贫雇农当家”,贫雇农出身的战士坐在前排当主席,出身不好的干部坐在后排受批判,这种极左的做法受到广大指战员的反对和抵制。

幸好,中央及时发现了这种左的偏向。1948年1月,任弼时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关于土改问题的讲话,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中原局书记邓小平关于土改问题的报告,都批评了土改中扩大打击面的左的偏向,毛泽东将这些文件转发全国,避免了左的偏向造成更大的危害。这对于保证解放战争胜利进行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主要来自工农群众的人民解放军指挥员,在人民革命战争中英勇作战,前仆后继,不屈不挠,涌现出千千万万英雄模范人物。最近,在全国开展的评选为新中国建立做出重要贡献的英模人物候选人中,有一位人们还不熟悉的陈金合,他是比董存瑞早两年多舍身炸碉堡的英雄。1945年11月,在津浦路阻击战中,这位山东军区第8师的班长,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换取了攻克柏山战斗的胜利。刚到山东的陈毅司令员,听到陈金合的事迹后挥笔题词:“陈金合同志是实际战争的领导者,是彻头彻尾的共产主义英雄。”正如陈毅同志所说,在人民革命战争中涌现的千千万万烈士、千千万万英雄,不愧为实际战争的领导者。

知识分子为夺取革命战争胜利做出宝贵贡献

在中国革命历程中,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发挥的作用,绝不亚于工农群众。但是在左的路线之下,知识分子长期处于被贬低、被排挤、被批判和被改造的境地。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的共产党员,主要是知识分子,是他们发动工农群众去斗争、去革命。随着革命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工农兵成为革命的主力军,在这支主力军的指挥员中,革命的知识分子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革命的知识分子都是打头阵的。在标志着新的伟大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开始的五四运动中,数十万学生英勇地走在运动前头,成为运动的先锋。当东北沦陷、华北形势处于严重危急的时刻,又是爱国学生带头,发动了席卷全国的动员全民抗战的一二·九运动。七七事变爆发后,广大爱国知识分子响应“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号召,毅然投笔从戎,成为全国各地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骨干。大批奔赴延安的知识分子,和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知识分子,创作了大量颂扬抗日军民浴血奋战,揭露日本侵略军野蛮罪行和抨击国民党顽固派独裁腐败的作品,教育人民,鼓舞斗志,与拿枪杆子在前线战斗的将士协同作战。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的知识分子与工农兵一起战斗在第一线,许多成长为率领千军万马的高级指挥员。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知识分子,以李公朴和闻一多为代表,面对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和血腥镇压毫不畏惧,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1947年5月,国民党政府发布禁止请愿和罢工、罢课、游行示威的法令,蒋介石声称对学生“采取断然之处置”,但爱国学生没有屈服。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学生运动此起彼伏,从未中断。1947年5月30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评论中指出:“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这两条战线相互配合,“为了建立一个和平的、民主的、独立的新中国”而共同奋斗。

民主人士和民主党派为建立新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在打天下的过程中,一直得到友好人士的赞助和支持。早在1927年,当南昌起义军南下遭到严重挫折,朱德和陈毅率领的部队剩下不足千人时,幸得朱德的好友范石生帮助,隐蔽在他的部队中,并且得到军费和粮弹的供应,使这支部队得以积蓄力量,不久就发动了震惊全国的湘南暴动,部队迅速发展到一万余人,到井冈山后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成为坚持井冈山斗争的主力军。在十年内战中,中国工农红军也得到不少友好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或明或暗的帮助。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主张民主、坚持抗日,反对内战、反对独裁的宋庆龄、冯玉祥、李济深、马寅初、何香凝、谭平山、蔡廷锴、梁漱溟、柳亚子、陈铭枢等国民党进步人士;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马叙伦、许德衍、罗隆基、章乃器等民主派人士;龙云、刘文辉等云南、四川地方实力派人士;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胡风、曹禺等文化界人士;卢作孚、刘鸿生、胡厥文、胡子昂、李烛尘等企业界人士,都与共产党友好合作,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国的民主党派,大多是在抗日战争时期逐步形成的。他们与共产党合作,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努力促成全国团结抗战。1941年10月10日,中国民主同盟前身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发表十大政纲,主张坚持抗日、反对妥协;要求结束党治,厉行法制;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及身体之自由,尊重思想学术之自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前身之一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1945年10月也宣布政纲,要求国民党“立即自动结束党治,建立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废除妨碍基本自由的一切法令、制度、机构;废除党内法西斯统治,实行党内民主制。1948年各民主党派反对和抵制伪国大,拥护中国共产党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号召”,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先后到达解放区,积极参与召开新政协的筹备工作,特别在制定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中,提出许多宝贵的建议,使《共同纲领》成为中共和各民主党派集体智慧的结晶。

在解放战争期间,各民主党派利用他们与国民党军政官员的历史关系,积极从事策反工作。在解放战争中,属于冯玉祥西北军系统的国民党军有20多万人起义、投诚及接受和平改编。1946年7月吴化文到南京开会时,冯玉祥和夫人李德全就劝告吴化文,要吴化文去找李济深,李济深委托章伯钧转告周恩来,经周恩来指示,中共中央华东局和鲁南军区从1946年就开始做争取吴化文的工作。孔从洲、高树勋、张克侠、何基沣、廖运周、邓宝珊、刘昌义等都曾是冯玉祥的部下,他们的起义都受到冯玉祥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在国民党军中有重大影响的李济深,也为策动国民党军起义做了大量工作。在上海战役中投诚的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早在上海战役前就秘密参加了李济深为主席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云南影响很大的民革另一位领导人龙云,对策动滇军起义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北平、长沙、新疆等地和平解放过程中,民革协助共产党做了许多工作。中国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也参加了策动国民党军起义的工作;还同中共地下组织配合,开展群众斗争;从事反蒋的军事活动;在华侨中开展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参与护厂、护校和配合解放军接管城市等工作。一些民主党派的成员,还为此献出了生命。总之,各民主党派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为建立新中国,做出了不应被埋没的贡献。

数以百万计的国民党军官兵的起义与解放战士加入人民解放军,加速了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

在4年多的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850多万人,其中策动和争取国民党军起义投诚和接受和平改编的有188万人,占国民党被歼灭总人数的22%强。正如毛泽东说过的:“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

在解放战争的历次重大战役中,国民党部队的起义,对人民解放军的作战产生了极为有利的影响。当蒋介石调兵谴将,积极准备发动全面内战时,1945年10月30日,国民党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率新8军和河北民军,在邯郸地区通电起义,给蒋介石的内战阴谋以重大打击,掩护了我军在东北的战略展开,对于瓦解国民党军的斗志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共中央决定立即开展声势浩大的“高树勋运动”,此后又有国民党第38军55师孔从洲部第60军第184师潘朔端等共11万余人起义或投诚,对人民解放军自卫反击作战的胜利,起了重要的配合策应作用。1947年10月10日,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了《人民解放军宣言》,明确宣布人民解放军的政策是:“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知识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废除蒋介石统治的独裁制度,实行人民民主制度,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项自由。”“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治。”同时阐明对蒋方人员采取“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方针,“对于起义加入本军的蒋军部队和公开或秘密为本军工作的人们,则给予奖励。”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再次重申我党我军的政治纲领是“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正确的政策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也使国民党军中的爱国将领解除了顾虑,认清了自己的前途。

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决战阶段后,先后进行了济南、辽沈、淮海、平津等大规模的战略性战役。在这个阶段,首先起义的是吴化文率国民党军整编第84师及整编第96军独立旅约2万人,在济南战役开始后的第三天举行战场起义,从而加速了济南战役的进程。紧接吴化文起义之后,长春守军、云南系的第60军官兵约2万余人,在军长曾泽生率领下举行起义,从而迫使长春的另一部分守军、蒋介石的嫡系主力新编第7军和蒋介石的嫡系将领黄埔一期生、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1兵团司令郑洞国迅速放下武器投诚,因而大大地加速了东北全境的解放。

长春解放后不到20天,在淮海战场上,原西北军将领、早年加入中共的国民党军第3绥靖区副司令张克侠、何基沣率领第59军、第77军大部,国民党军第85军第110师师长廖运周率领第110师,先后在贾汪地区和双堆集地区举行战场起义,对加速淮海战役的胜利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平津战役中,国民党军华北“剿总”总司令、二级陆军上将傅作义达成了接受人民解放军改编的协议,为名城北平的和平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9年4月渡江战役之后,国民党军的起义投诚更是接连不断。1949年4月到1950年5月,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约300余万人,其中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军即达120余万人。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由程潜、陈明仁为首举行的长沙起义和由陶峙岳领衔举行的新疆起义,及董其武领导的绥远起义。陈明仁、陶峙岳、董其武分别被任命为人民解放军第21、22、23兵团司令员,1955年均被授予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

在解放战争中,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战线迅速扩大,兵员急需增加,而解放区在一波一波参军热潮中报名参战的子弟兵,已不能完全满足部队的需要。中共中央及时提出,将在战斗中俘虏的国民党士兵,按照自愿原则,吸收到人民解放军的行列中。这些士兵加入解放军后称为解放战士,他们大多是被国民党军用抓壮丁等手段强迫入伍的贫苦农民,在家乡受地主恶霸的剥削和压迫,在国民党军队中又受军官的盘剥和打骂,早就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不满和痛恨,向往解放区农民翻身做主人的幸福生活。他们被俘后,经过“诉苦”教育,提高了阶级觉悟,积极要求杀敌立功。1948年12月22日,毛泽东在代军委起草的电报中,要求东北、华北部队“仿照刘邓陈粟在徐蚌作战中即俘即查、即补即战的方针,立即将最大部分俘虏补入部队,并迅速加以溶化。”绝大多数解放战士,参军后表现良好。有的解放战士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刚参军,在第三阶段就当上了班长,有的甚至成为战斗英雄。

在人民解放军中,解放战士总共有多少,占多大的比例,至今没有统计。一般估计至少数以百万,他们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非同寻常的贡献。

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新中国的建立,是集体奋斗的结果,是由多方面的积极因素促成的。遗憾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在十年“文革”中,知识分子的宝贵贡献,民主党派的历史作用,起义将领的特殊功绩,都被贬低或抹煞了。中国共产党曾经公开宣布的政策没有切实兑现,一些本应立功受奖的反被打成了反革命,有的还被投入监狱,甚至被处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改革开放,许多冤假错案得以平反,赢得了国内外赞誉。在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时候,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不仅歌功颂德,还需要冷静客观地回顾中国革命胜利的历程,这将有利于今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

(作者系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副部长)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9年第12期　反腐败:自我纠错能力的公式　作者：资中筠

当前我国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刻,问题多如牛毛。若问什么是当务之急,可以从各种不同角度得出各种不同看法。例如环保、医改、教育、以及各种民生问题、日益尖锐化的社会矛盾等等,难以尽述,都刻不容缓。而我认为在所有一切问题之上的问题是腐败。第一是腐败、第二是腐败、第三还是腐败。

腐败消解一切建设性的努力

这里所说的“腐败”有广义的和狭义的,非法的和合法的,个人的和集体的,“潜规则”和“明规则”,形成一张有形和无形的网,无所不在,无论从哪一个问题入手,都突不出这张网。实际上前面所举种种问题,早已有无数有识之士做过鞭辟入里的分析,提出切实中肯的改革方案。在信息手段如此发达的今天,执政者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在深宫之内以莺歌燕舞自欺欺人。已经公布的大量法令、法规,以及领导人的政策声明也说明这一点。每年、每个领域都提出改革规划和方案,但是为什么积弊越来越深,问题越来越严重呢?

以环保为例,固然在改革开放之初,曾有“先污染,后治理”之错误口号,导致严重后果,但是意识到问题之严重,提上治理日程,乃至专门成立环保部门已经有二十年,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的针对性之一(至少是我的理解)就是牺牲环境片面追求GDP之弊。但是在现实中收效甚微。各种恶性事件——从几年前某省的一条大江为化学品污染造成恐慌到最近某地儿童血铅问题——层出不穷。而每一次,都不能以与事故严重性相当的力度公开问责,彻查原因,公示于众,吸取教训,而是轻描淡写,不了了之。阻力当然是既得利益,但是如果法治健全、公权力是“秉公”行事,自不难解决。问题何在?

再以教育为例,几年前终于出台九年义务教育制的法令,广大平民拍手欢迎,从此贫寒子弟至少可以享受基本教育权。但是欢呼之声刚一落下,在实践中就开始变味。原来教育资源稀缺的贫困农村尚未有切实措施保证落实,却反普及之道而行之,实行所谓“撤点并校”,其弊显而易见,此处不赘。而在大城市,本不缺校舍和师资,却因“择校”之风而造成教学质量急剧两极分化,就近入学成为家长最后的选择,因为“普通学校”日益自暴自弃,向低劣化转变。“重点”学校则尽量缩小凭考试分数的名额,而扩大“机动”名额,这“机动”的对象不外乎“权”与“钱”,学校领导游弋于二者之间,用尽心机,各显神通。甚至有些顶尖“重点”学校根本取消就近入学。直到最近,人们还在批评“应试教育”之弊,家长抱怨孩子的书包越来越重。然而“应试教育”纵有千般不是,至少还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仍是无钱无势的子弟唯一的相对公平的机会。曾几何时,“分数”的作用已开始下降,望子成龙的家长们的关注点开始从课子(女)读书上转移,现在流行的说法是上学不是考学生,而是考家长——有多少钱,多少“关系”。据说某些特别牛气的重点中学,择校生没有几百万休想进去,而这几百万如果没有门路,还难以交上去。到了这个地步,“普及教育”云乎哉!

环保、教育、计划生育,甚至公益慈善,等等等等,都可以成为敛财的手段。政策尽管设想周到,法令尽管义正词严,到实践中遇到那张无所不在的腐败之网都被歪曲、改造、消解。凡政府有禁令处,反而成为执行者的财源。此病得不到基本整治,其他一切努力终归无效,或流于点缀。自古官场多腐败,贪官多于清官,似不足为奇。但是现在更严重的是,由于我国是一切官本位,腐败已蔓延至一切领域,特别是本应是净土的学界和其他精神领域。导致全民道德失范,价值观扭曲。一个六岁的小学生说将来最想当贪官,足以说明这种腐蚀力之可怕。公开说出来的是个别儿童,正说明其天真无邪,不知其中利害,还没有学会伪善。但这种想法从何而来?在成人中难道没有代表性?

过去有贪官,特别是高级贪官落马,受到法律惩处,公众拍手称快。现在已经引不起这种反应,公众只认为是背后权力争斗的失利者,与社会正义无关,所谓“选择性执法”。说明公权力的公信力已很微弱。不言而喻,民心如此,是很难维持社会稳定的。

中国特色的腐败

权钱交易、权钱勾结是世界各国腐败的通例。不过中国更有其特色,与“特权”紧密相联。在指令性经济时代,包括前苏联在内的以“社会主义”命名的国家,在表面的“平等”下,等级、特权盛行,既患寡又患不均,越是物资短缺,特权就越可贵,中国自不例外,这已是尽人皆知却常被忘记之事。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正是赖向市场转型之力,取得前三十年突飞猛进的经济增长,全社会的财富激增。与此同时中国特色的腐败也急剧膨胀蔓延,社会不公也日益严重。所谓“特色”,包括以下几点:

1)政府权力无处不在,市场不是依法治理,而是行政管理,实际上是长官意志,带有很大随意性。

2)本应超越利益集团、超越于市场之上的政府部门本身变成了市场中的一方。正常情况下员工的待遇不应取决于这个部门有多少收入。而我国现在政府部门行业之间的待遇差别非常之大,有一些部门是“肥缺”,有一些部门是“清水衙门”,政府变成了市场的一部分,这不是市场的问题,而是完全扭曲了的权力与市场合而为一的结果。

3)资源分配高度特权化。这是过去的体制遗留下来的,在改革初期曾有逐渐向市场化改制之意,结果背道而驰。其结果是住房、医疗、教育等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资源高度向金字塔尖集中,掌握权力的权贵任意在“自己人”之间分配本应属于公众的财产,留下极少的资源供绝大多数人争夺。这是高度特权化与私有化相结合的一种中国特色的分配制度,而这是合法的,不在治理之列。其所传递的信息就是有权就有一切,促使人们疯狂地追求权力。

“国有化”不能遏制腐败,反而加剧腐败

腐败愈演愈烈根源何在?有人归罪于市场经济,其理由是当初没有改革开放之前,没有那么多的腐败,国有企业改制结果是国有资产流失,少数人巧取豪夺,广大职工受害,因此不如回归国有。

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确实会加大贫富悬殊,因此需要用各种手段加以规范。社会主义思潮之产生,就是为了遏制资本主义造成的社会不公。所以社会主义的核心是社会公正。但是国有化并不必然走向公正,有时正好相反。对客观事实稍加审视,就会承认,我国民营企业是最有活力的部类,对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当前腐败的原因并非来自私有化,而是市场不健康、法治不完备,归根结蒂是权力控制和扰乱市场之故。“国有化”与“社会主义”之间不能划等号。谁代表“国家”或“全民”掌管这些企业呢?是完全超脱于利益之上的“特殊材料构成的人”吗?我国那么多大型国营垄断企业,有没有任何渠道接受最起码的公众监督?仅以高管的收入为例,美国大企业的CEO的超高收入已经为全社会所诟病,总统也为之震怒。但是美国的企业是私产,他们拿的钱与政府无关,只有在濒临破产需要政府救助时政府才能干预。而我国“国企”的高管收入是如何制定的呢?既然号称“国有”,政府对它是如何监管的?又一称号是“全民所有”,公众有知情权、监督权吗?再比如土地,很少国家像我国这样土地完全国有,既然如此,政府完全有权力可以进行支配,使其最有利于国计民生,达到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的最低理想。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一片片良田被售予开发商用于极少超级富豪享用的奢侈娱乐场地,或华而不实的政绩工程;城市房价在经济低迷时照样居高不下。显然,这绝不是市场经济之过,而是权力逆市场规律的滥用之过。所以“国有化”不但不能遏制腐败,其本身就是腐败源。最近新一轮的“国进民退”使民营企业人人自危,而掌握公权力者更加肆无忌惮地寻租,无论是从经济发展还是从治理腐败来说,都是改革的大倒退,其负面影响深远,令人担忧。

有一种说法,甚至是作为学术研究提出的,说是根据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人均GDP到多少美元的时候,腐败最严重,接着发展下去到一定阶段腐败就逐步下降。似乎腐败是与发展与生俱来的,自有其消长的规律,不必担心,只要一味发展经济即可。此说如果不是有意为当前的腐败辩护,也是无知和违反逻辑。首先,一百年前的GDP,每人一千美元和现在每人一千美元价值完全不相等,无法类比,这是起码的常识。再说这“人均”如何分配,至为关键。在分配严重不公的情况下侈谈“人均”,更为悖谬。腐败可以随着生产的发展自然消失之说无论从理论到实践都是不成立的。这是对外国历史经验的误读。这里引用一句领袖语录:“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动跑掉”。只要有钱有权的地方,腐败就会滋生,不进行大力的斗争,既得利益不会自动放弃,腐败不会自然消失。一些发达的国家,在发达的过程里都有腐败的现象出现,而且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从现象看,两极分化严重的程度与腐败有一定关系,腐败越严重,分配越不公;而当贫富差距缩小时,腐败程度减轻,或者互为因果。不过这一现象不会自然发生,都经历了异常艰巨的反腐败斗争,其动力来自全社会,在一定的制度保障下,锲而不舍,进行了种种改革,出台了种种法律,才遏制到一定程度。“自然消失”云云只能是天方夜谭。

以美国为例:美国在十九至二十世纪之交,有一个工业化突飞猛进的时期,同时腐败现象也很严重,是在它的制度特色下的钱权交易。二十世纪初,美国有一次大规模的改良,史称“进步主义”运动,反腐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它依靠的是全社会的综合力量,包括底层劳工运动、知识界、文艺界的批判、开明政治家的推动,其中最重要的是舆论监督——发达的、独立的媒体锲而不舍的调查和揭露,把大财团的巧取豪夺、政客的借权敛财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现在“耙粪文学”一词在我国已经不陌生,那是专门致力于揭丑的新闻和文学作品。使被揭露对象,无论是官还是商,都不得安生。选民越知情,就越难被政客操纵,然后廉洁奉公,力图革新的人物被选入各级的议会组织,逐步使议会得到净化,这是一个过程。我们一提起民主很容易就想起选举,但是光靠选举,选民没有知情权,是盲目的、表面的,不能真正行使民主权利。民主制度是完整的配套机制。民主国家尚且如此,没有选举、没有知情权的国家又当如何?

外部监督的必要性

别的国家丑闻不断,不等于大家彼此彼此、半斤八两。有很多国家的廉洁度是非常高的,多数是小国。一些大国如美国这样的国家,情况比较复杂,有滋生腐败的土壤,最近美国金融危机暴露出的华尔街的贪婪,说明只要放松监督和监管,腐败是随时滋生的,所以反腐不能一劳永逸,需要锲而不舍地揭露和斗争。好在美国一有事情全世界都知道,所以“丑事”很快成为“丑闻”。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提出过一个公式:社会自我纠错能力=丑闻/丑事×时间系数。也就是说:社会黑暗面被揭露出来的比例越高,越及时,就越有助于解决和纠正,社会进步就越有希望。这就是舆论监督作用,所以舆论可作为社会净化剂。如果有很多“丑事”,却没有“丑闻”,都被掩盖,讳疾忌医,慢慢就会在不见天日的情况下发酵、使机体腐烂掉。只要有钱、有权的地方,总会产生腐败。像发达国家这样大力的、锲而不舍的揭露和斗争,丑闻还是不断。可以想见,如果都捂起来,那就只能听其腐烂、蔓延、侵蚀健康细胞,直到病入膏肓,不可救治。所以腐败无害论,或者经济发展自然消灭腐败论,是大谬论。

监督机制有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古今中外的政府设置中都有监督机制。中国皇朝时期,不但老百姓恨贪官,皇帝也恨,因为这危及国库和皇朝的巩固,所以各个朝代都有各种监督职位的设置,如御史、监察史以及皇帝派钦差大臣下去检查地方官,等等。朱元璋最恨贪官,捉起来剥皮揎草,不可谓不狠,但是收效甚微,明朝吏治最腐败。当前,我国中央也把反腐败当做重要任务,反腐机构叠床架屋,体制内手段不断升级,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何以故?因为腐败的孳生本身离不开权力,历史证明只靠权力机构的内部监督,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是行不通的。即使像西方国家那样的分权制衡的设置,还是不足以遏制政府内部的妥协、交易,何况专制集权制度?所以,全社会的、外部的监督是必不可少的。腐败如癌细胞、如霉菌,若要遏制其疯狂的恶性蔓延,只有调动全社会健康的力量,进行艰苦的、持续的揭露和斗争。贪婪是人的本性的一部分,其遏制和发作取决于环境和制度,当制度使得腐败的成本特别高,而廉洁守法的好处特别大时,遏制腐败就有效,否则反是。另外还要有刚性的法律,就是任何人没有特权能够逃过法律制裁,而且这个法律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制定和执行的,不是暗箱操作,沦为权力斗争的工具。提高道德水平固然重要,不过道德也需要有制度保证,形成一种氛围。当一个社会做“好人”困难重重,而做“坏事”非常容易时,道德自然滑坡,如水之就下。

当前的悖论是,腐败既然是与权力相结合,既得利益者一定会动用其权力竭力阻止和打压健康力量和正义的声音。这就涉及施政透明、“言者无罪”,也就是基本的言论、出版自由和新闻独立的问题。以此推理,向着尊重人权、保护健康力量、放开言路、厉行法治的体制改革已刻不容缓。这与所谓“西化”无关,是我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必需。(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原所长)

(责任编辑 萧 徐)

2009年第12期　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观　作者：周有光

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观跟过去不同,主要是:过去从国家看世界,现在从世界看国家。过去的世界观没有看到整个世界,现在的世界观看到了整个世界。在全球化时代,由于看到了整个世界,一切事物都要重新认识。

历史事实的理性认识

历史观是世界观的重要内容,称为世界历史观。在全球化时代,需要重新审视世界历史。历史要真实,不要伪造;认识要理性,不要曲解;这是全球化时代的头等大事。

这个要求,德国人实行了。德国总理到波兰,向万人冢下跪,深刻自责。人们说:一个德国总理跪下去,千万德国人民站起来了。

日本态度不同。进入中国,不是侵略中国!海军战败,陆军没有战败!败于美国,没有败于中国。军事战败,经济战胜。实力雄厚,卷土重来。首相不断祭拜战犯。

俄罗斯从苏联瓦解中独立出来,俄罗斯学者们掀起大批判;苏联圣经《联共党史》受到强烈指责:伪造历史,曲解事实。俄罗斯开放苏联档案,有利于历史学的科学化和全球化。

最近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小国,把苏军烈士纪念碑从市中心迁移到苏军墓地。俄罗斯提出抗议:无视苏军解放当地的功勋。当地人民说:苏军侵略本国,不应当再崇拜下去了;德苏密约瓜分波兰,同时吞并三小国,这还不够证明:希特勒是侵略者,斯大林也同样是侵略者吗?

过去我们宣传,抗日战争主要是共产党打的;现在承认,国民党的战区大,军队多,抗日八年,坚持到底,日本向国民党投降;八路军是国民党的军队编号,帽徽是国民党的党徽,不是五角红星。

国民党歌颂太平天国,因为他反对满清;共产党歌颂太平天国,因为他是农民革命。2000年的电视剧《太平天国》,暴露一些太平天国的倒行逆施。《辞海》原称“太平天国革命”后来改为“太平天国运动”。全球化正在促使我们也重新认识历史。

日本新首相建议:中日韩三国协作,共同编写历史教科书,着重东亚历史的客观叙述。这个建议如能实施,有助于全球化时代的睦邻共处。

同—件事实,以前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派别,有各自不同的记录,现在要放弃主观的偏见,写成客观而忠实的记录,使世界史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史。一门新兴的“全球化历史学”已经在欧美蓬勃兴起。

阶级之间的矛盾和统一

人类社会不可能没有阶级。苏联声称消灭了剥削阶级,实际是新建苏共党的剥削阶级。资本主义社会包含不同的阶级;阶级之间,既有矛盾,又有合作,合作是主流。有矛盾,就有斗争;斗争方式主要是和平罢工,不是你死我活。

美国是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因此有最强大的工会。工会认为工资不合理的时候,就举行罢工。罢工达到目的,立即复工。资本家改进技术,又获得超出原来的利润。如果赢利提高而工资不提高,可能再次罢工。罢工和复工,斗争和合作,周期往复,资本主义蒸蒸日上。如果美国的工会采取你死我活的斗争,美国在苏联瓦解之前早就瓦解了。

北京大地震时候,我回苏州养病,病后去洞庭东山看看农村。公社主任介绍我去访问—位翻身的贫农老太太。她住在地主的大院里,一间很大的卧室,只有一张大床,什么家具都没有,临时拿来一张长板凳给我坐。我们用家乡土话聊天,谈得很投机。临走我问她,究竟是解放前生活好呢,还是现在生活好呢?她的回答出乎我意料之外:她说,“那当然是解放前好呀!”这也说明,你死我活的土改斗争,没有造福于农民。

资本家不是只剥削,不生产价值。资本家有三种功能:创业功能、管理功能和发明功能。创业最难,美国工业发达,依靠不断培养优秀的创业者。管理是重要的生产力,这在今天已经成为公认的常识:生产力=科学技术×(劳动力+劳动工具+劳动对象+生产管理)。管理技术已经发展成为多种学科。早期资本家都是发明家,后来才有专业发明家。

马克思和恩格斯跟所有学者一样,不断研究,不断进步,晚年纠正早年的错误。他们晚年都认识到,阶级斗争可用和平方式在民主议会中进行,工人购买股票成为工厂股东,改变了劳资的阶级关系。

马克思(1818—1883)去世太早,只看到资本主义初级阶段(一战前)的前半,没有看到后半,更没有看到中级阶段(两战间)和高级阶段(二战后);他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的全貌,因此《资本论》只可能是哲学推理,不可能是科学实证。

民主是人类的经验积累

民主不是某些国家的新发明或专利品,它是三千年间人类的经验积累。希腊城邦的直接民主,克利斯梯尼的民主改革,伯里克利的民主实践。英国的大宪章,清教徒革命,光荣革命确立议会,洛克提出两权分立。法国大革命,人权宣言,权利法案,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提出三权分立。美国的独立宣言,成文宪法,华盛顿不连三任的范例,妇女选举权,罗斯福的新闻发布会,晚近竞选的电视辩论、国际观察。许多国家,一代一代的政治家、思想家、革命群众,前赴后继,不断创造,达到今天的水平。今后当然还要继续完善化。

陈独秀早期认为民主没有阶级性;后来服从第三国际,主张民主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分别;晚年冷静思考,纠正错误,重新肯定民主没有阶级性。

李慎之指出,民主不仅没有阶级性,也没有新旧之分。“新民主主义”是民主吗?“万岁、万岁、万万岁”是什么主义?他提倡“回归五四,学习民主”。

孟子开创民本思想和革命理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推翻残暴的“独夫”帝王,不是篡逆。民本思想是民主制度的前奏,民主制度是由古而今逐步发展的。

清华大学一位教授写文章说:民主不合中国的国情,要改革的是国情,不是民主。

民主不是有利无弊的制度,但是历史证明,它是不断减少弊端的较好制度。在民主制度之下,发展了近代繁荣:新经济、新科技、新福利、新社会。从神权到君权到民权是一条政权演进的历史道路,全世界的国家都不由自主地在这条康庄大道上竞走。

社会主义是理想

“社会主义”说法繁多,有空想社会主义,有科学社会主义,俄罗斯有苏共社会主义,中国有特色社会主义,柬埔寨有红色社会主义,缅甸有军人社会主义,利比亚有民众社会主义,还有其他各种自称的社会主义。搞了一辈子社会主义革命的老革命家也说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

陈毅副总理到摩洛哥,国王请吃饭,客人后面都站—位调味师;国王说,我们每人一盘菜,都是社会主义,可是各人的调味不同。

既然说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为什么革命家还要自称社会主义呢?社会主义是崇高的理想,革命家不因为说不清而且没有出现过真正的社会主义,就轻易放弃崇高的理想。正如中国从古到今尊崇大同理想,不因为向来没有出现大同而放弃大同的崇高理想。

苏联瓦解后,独立起来的俄罗斯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叶利钦宣称:“结束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和实践的统治”,“苏联瓦解是俄罗斯发展的必要前提”。俄罗斯退出了历史的误区。苏联的理论是“资本主义消灭之后进入社会主义”;俄罗斯的实践是“社会主义落空之后进入资本主义”。实践证明,社会主义是理想,资本主义是现实。

住在莫斯科的一位中国学者,听了苏联总统宣告苏联结束的电视讲话之后,十分惊讶,半夜里匆忙走去红场了解情况。只见稀稀拉拉不多一些人在走路,没有他所预期的群众聚会。第二天去看俄罗斯朋友:一位说,他没有看电视;一位说,这或许不是坏事;—位说,他们要走,就让他们走吧(他们指苏联的加盟国和卫星国)。全世界都在震惊,唯独苏联人民人人保持冷静!有七十四年的亲身经历,俄罗斯人最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

世界观的更新

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观包含两个方面:

1、自然世界观,就是宇宙观:人对天体构造的理解;古代认为天体是神,神有人性,主宰人类;现代科学证明天体的客观存在形式和宇宙的物理运行规律。

2、社会世界观:人对人类社会的理解,核心问题是统治制度:古代认为君主和贵族统治人民的专制模式是永恒制度;现代社会学证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步骤和统治制度的逐步演进。

苏联长期广泛宣传:“人们的社会地位不同,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形成不同的世界观;世界观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一人—个不同的世界观,世界不成“万花筒”了吗?俄罗斯独立后已经改正了这种奇谈怪论。自然世界观的根据是自然科学;社会世界观的根据是社会科学;科学没有阶级性,世界观哪来阶级性?

(责任编辑 萧 徐)

2009年第12期　权力“去魅化”与公民政治　作者：张绪山

法国总统萨科齐是一位性格复杂的人物,国人对这位法国人没有多少好感。对于这位总统的政治、外交举措,这里暂且不做评价。我所感慨和思索的,是发生在他身上的一件平凡小事:2008年2月23日,萨科齐出席一个农产品展销会,走近在场的群众,准备进行政客们习以为常的与百姓握手的亲民表演时,一名男子拒绝与他握手,对他回避说:“噢,不!不要触我!”萨科齐笑面“回敬”道:“那么,就滚开吧!”那名男子也不示弱,立刻反击道:“你令我恶心!”萨科齐回斥道:“快滚吧!你这该死的白痴!”

一位拥有无上威仪的国家总统与一位平头百姓展开对骂,在我们这个号称“礼仪之邦”的国度里简直就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然而却非常真实地在法国——那个首先提出《人权宣言》的国度——发生了。如果这场对骂发生在两个普通百姓之间,也许它不会留给人们任何异常的感觉,然而,这场对骂却发生在一位总统和平民之间,而且是由一位平民主动挑起,就有些耐人寻味了。

欧洲的公民精神

这场对骂之出乎我民族思维习惯,激荡我民族心灵者有二:其一,一位堂堂的大国总统竟然可以完全不讲总统威仪,放下架子,与平民“平等”开骂,有失我们所习见的“体统”。若孔夫子在世,岂不要摇头慨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礼崩乐坏”?其二,一位平民竟敢对总统的眷顾不是受宠若惊、诚恐诚惶地接受,而敢于毫不领情,公然拒绝,甚至以骂对骂,直犯“天颜”,而且事后不受任何惩罚,有悖于我民族悠久的“君臣秩序”;若孔、孟两夫子在世,岂不要愤愤然抗议这种无父无君的“禽兽”行为,曰:“是可忍孰不可忍”?!

然而,这一切发生在法国总统萨科齐身上,又似乎是理固当然,顺理成章。萨科齐是一位个性鲜明的政治家。他在法国预算部长兼讷伊市长任上曾只身一人与劫匪谈判,对峙46个小时后解救幼儿园一个班的儿童和老师,其行为可媲美于好莱坞影片所刻意塑造的英雄传奇;而在登上总统宝座之际,其婚姻之曲折、瑰丽,则毫不逊色于中世纪法国骑士的浪漫爱情故事。他与平民的对骂显示,法国总统的宝座也没有使他收敛其率真性情。

不过,个人性情毕竟只是一个因素。作为总统的萨科齐与普通民众对骂,不能简单地视为个性使然,而别有深意在焉,因为类似的事情在法国乃至欧美都是习以为常。萨科齐的前任希拉克总统与他的一位部长一起参加欧盟会议时,因不满这位部长以英语而不是法语——法国人引以自豪的母语——发表演讲,愤而退出会场以示抗议,待到部长发言完毕后才返回会场。一个总统对属下的行为——显然并不违法的行为——表示“抗议”,而不是居高临下的“训斥”,乃至处罚,与萨科齐与普通民众的“平等”对骂,大有异曲同工之妙,显示着同样的道理,是一种文化现象。

同样,总统或总理遭到民众“羞辱”,在欧美各国也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科尔任总理之职长达十六年,是俾斯麦之后任职最长的政治家。科尔为人低调,工作勤勤恳恳,廉洁奉公,律己甚严,为德国的重新统一做出巨大贡献,但民众并不领情,仍然向他投掷鸡蛋,满身污浊的科尔尽管被气得浑身发抖,但同样莫可奈何。在“人民主权”意识发育数百年的欧洲,公民向政治人物“示威”、发泄不满,被视为天经地义的权利。萨科齐遭普通民众“羞辱”事件不是特例。

萨科齐与普通百姓的对骂,反映的是近代以来欧洲社会视为根基的公民精神。这种公民精神,使身为总统的萨科齐仍然坚持一个公民的权利,自由表达个人的爱憎情感,他在《巴黎人报》刊登的访谈中表示:“如果你是总统,很难不反击这种耻辱。”换言之,他认为,总统也如同普通人一样享有表示自己情感的自由和平等权利。但是,他又清楚地知道,公民社会的总统不是皇权专制制度下的君主,不能以“朕即法律”的信条随意处置民众的冒犯;而在民众一面看来,总统不是代表神意的人间“神圣”,而是受民众监督的公共权力的代理人,冒犯总统也不是对自诩“天命所归”的专制君主的“犯上作乱”。没有这种公民精神,萨科齐对那位敢于冒犯总统尊严的民众所实施的就不是对骂,而是严厉惩罚;没有公民精神,那位敢骂总统的平民百姓对萨科齐所做的,就不是拒绝总统的握手,甚至不是受宠若惊、笑脸相迎,而是顶礼膜拜,口呼万岁,视若天幸,皇恩浩荡。

近代欧洲社会公民精神的培育,得益于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神学政治所经历的“去魅化”过程,是近代西方社会取得的最大精神成果之一。在“去魅化”的近代欧美政治观念中,依傍于神学政治所形成的人身依附观念和等级观念彻底失去了存在的地盘;在“去魅化”的政治伦理中,国家元首被视为国家公民,而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人间神”。

然而,此前两千余年的欧洲历史却同样具有神学政治传统。希腊是西方民主制度的摇篮,对欧洲乃至整个西方政治文明的发展具有巨大贡献,然而,就在希腊民主制度的黄金时代的“伯利克利时代”,雅典——当时西方世界的文明中心——仍然盛行一种习惯,将当政的领袖人物与某种神圣事物联系起来,如雅典长期流行的一个寓言,“有一个妇女,她在神圣的雅典生了个狮子”,这个寓言曾被依次用到各位政治家身上,最后用到伯利克利(公元前495—429)身上。著名的亚历山大大帝为了证明自己的高贵身份,将自己的家族追溯到神族谱系,自称是大力神赫拉克力斯的后裔。公元前4世纪下半叶他率军东征过程,每到一地就把自己与当地崇拜的神祗联系起来,如到达埃及时声称自己是阿蒙神的后代。中世纪欧洲的基督教盛行,曾一度削弱了各种有关王室神圣家族的传说,但王权与教会的联合赋予了王室的神圣性,所以在中世纪的10—18世纪,法、英两国流行一种普遍的信仰,人们普遍相信国王的“御触”——国王用手触摸病人的患处——可以医治瘰疬病。直到英、法国革命时期,将国王送上断头台,这种信仰才逐渐销声匿迹。国王作为国家代表的神秘性彻底消失,“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基督教信条被改造后,成为世俗社会流行的“人生而平等”的政治观念。

人类文明社会的进展至今至少已有几千年,政权(中枢权力)的传递大致经历了三种形式:一是家族实行垄断性传递,二是政治集团实行垄断性传递,三是整个权力体系(包括中枢权力)向全民开放。在权力的家族垄断性传递中,与之相伴的是家族神话,最典型表现为开国君主的神话。虽然大多数开国君主都是具有流氓气的无赖之徒,但他们的神话传说最多,而继起的皇帝也往往处心积虑,编造出形形色色的神话。这一现象至今还在一些家族制国家盛行,如一个国家的课本告诉学生,他们的领袖出生在一个神山上,出生前天降祥瑞:彩虹汇聚,鸟儿歌唱,预示着一位堪承天命的伟人的出世。

权力的集团性垄断传递,也伴随着集团领袖的神话,以领袖的神圣魅力维护集团的魅力。如苏联时期,一些苏联人受到斯大林接见时,往往出现激动万分,幸福的暖流传遍全身的现象。除此之外,还有集团神话,用孔孟之徒的政治伦理套路,便是“天降大任”,使之历经磨难,造就了它异乎寻常的秉赋和特性,获得了相应的资格和特权。

家族与政治集团的垄断性传递这两种权力传递方式与神学政治相辅相成,互为里表,是此前近代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政治形式,其基本特点是,将人类崇拜的超自然神与尘世的世俗政权联系起来,以神的秩序和神圣性证明世俗政权的神圣性,以掌握政权的家族和集团的神圣性证明神圣家族和神圣集团所享有的政治特权的合理性。因此,对这个神圣家族和神圣集团的成员,尤其是对其核心人物的任何非难,都被视为冒犯“神圣秩序”,要受到严厉惩罚。

权力体系向全民开放的制度即公民政治或曰民主政治,是近代世界发展起来的政治形式,是近代以来公民社会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它的基本理念是“人民主权”,每个公民都平等地享有神圣性,所以政权不再具有神秘性。于是,在公民社会中,神学政治最终归于消歇,领袖神话失去活动空间。

中国“奉天承运”的神学政治

在中国,“神学政治”贯穿于宗法皇权专制时代的始终。在中国传统政治伦理中,“天”与“天道”是神学政治的核心理念。至少从夏、商时代,“天道”已是一个很牢固的政治概念。商代的掌权者以“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传说,以其先祖的非同凡出的“异迹”,证明其政权的神圣性。儒家自汉代董仲舒以后,将“天”、“天道”与“人事”联系起来,以“天人合一”的形式创造了一套神学政治伦理,赋予皇权以神圣性质。所以,皇帝自称“天子”,不管以何种阴暗手段夺得政权,都被说成为“天命所归”、“奉天承运”、“继天立极”。中国历朝的开国皇帝大多属于市井流氓之徒,但都毫无例外地被说成是天赋“异象”的人间神圣。如汉代的刘邦,少年时是一个“好酒与色”的流氓,被其父责为“无赖”,夺取政权后却编造自己的出生神话:“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於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为了附会其夺天下的历史必然性,又编造出芒砀山斩蛇起义,“赤帝子斩杀白帝子”的神话经历,以种种天赋异象来证明自己是“真龙天子”。这套把戏传承两千余年而未有中断。

在“天道”赋予的神圣性面前,对神圣事物的任何非议都被视为“倒行逆施”、“大逆不道”。“欺君罔上”被视为十恶不赦的大罪,原因在“欺君”如同“欺天”。在“天道”观念支配下的神学政治中,不仅“奉天承运”的皇帝具有神圣性,就是代表皇帝意志行事的官吏,对民众也有赫赫威严,小民非议“朝廷命官”,也要受到惩罚。

在“天道”神学政治观念中,臣民敢于违忤皇帝的意志,对皇帝说“不”,自然被视为“犯上作乱”,受到惩罚;同时,皇帝丧失威仪,举措失当,有失体统,则要遭受儒士们“望之不似人君”的讥讽。儒家“君臣秩序”所要建立的正是君臣尊卑的等级秩序,这就是我族习以为常且引为自豪的所谓“礼仪之邦”概念的真实含义。在两千余年“天道”神学政治史上,皇帝训斥乃至处死臣下乃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但皇帝与小民对骂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因为那是“天道”政治观念绝对不允许的。

在中国,“天道”神学政治观念受到最沉重的打击,是20世纪初满清专制王朝的倾覆及共和政治理念的勃兴。从那时起,政权的“去魅化”就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尤其是新文化运动,高扬“民主”和“科学”旗帜,对儒家神学政治大加讨伐,为公民政治理念的传播建立了不朽功勋。

然而,这个过程并没有完成,其主要表现之一是,对皇帝的神性崇拜以政治领袖个人崇拜的形式延续下来。这里有一个人人皆知的真实故事:1958年8月8日毛泽东到商丘视察,一位名叫杨邦福的农民与毛泽东握手后,竟然一个多月不洗手,为的是让乡亲们也握一握被领袖握过的手,沾一点神圣之气。类似的事件在文革期间可谓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华民族从欧风美雨中接触并接受了《国际歌》高扬的“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的观念,然而,这标志世界进步潮流的观念,面对“大救星”观念,竟然无能为力,束手无策达几十年之久!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进步,中国社会也许不会再有人相信人间神存在了,但我相信,敢于凭着自己的情感爱憎而拒绝与党政要人握手的事情,大概在短时间内还不会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生,更不用说拒绝与最高政治领袖握手。如此说来,那位法国百姓拒绝与总统握手并与之对骂,是否可以视为一面镜子,用来测照一下中国社会文明进化的水准,公民社会建设的程度?

虽然我们不欣赏萨科齐的个人为人,也不欣赏他作为总统与平民对骂这种处事方式,但作为总统的萨科齐与平民对骂,让我们明白了什么是公民政治。在我们这个有着悠久神学政治传统的国度里,要我们的国民相信总统与自己是平等之人,恐怕还不太容易。几千年的政治伦理使人们习惯于将高高在上、金口玉言、人呼万岁的君主视为神圣。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从法国总统萨科齐与民众对骂这一事件反躬自省,20世纪初叶新文化运动以来,先进文化人所呼吁的伦理改造事业究竟有多大进展?“天命所归”的神学政治观是否仍在延续?

(作者系清华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萧 徐)

2009年第12期　柏林墙倒塌前的民意潮　作者：亚思明

1989年秋,民主德国的土地上发生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变革。千千万万的东德民众涌上街头。柏林墙倒塌,两德统一,一党专政40年之久的统一社会党(SED)失去了手中的政权。此起彼伏的东欧剧变似乎应验了美国前国防部长卡斯珀·温伯格(Caspar Weinberger)关于社会主义阵营“要么毁于怦然巨响,要么止于一声呜咽”的著名论断。

虽然前东德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至死都将“反革命政变”的胜算归结为国外“敌对势力”的干预,然而,20年过去了,这段“反法西斯防卫墙”不攻自破的历史已被西方媒体塑造成了“自由引导人民前进”的典范。由草根阶级发起的“自由化运动”之所以能够势如破竹、几乎不容招架地掀翻上层建筑的统治,归根到底,还是一个“逆民意者亡”的道理。

自由主义者在东德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自由主义最早可以追溯至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对于国教权威的对抗,以及英国光荣革命中的辉格党人声称人们拥有选择君王的权利,也可以视为宣扬人民主权的先驱。不过,到了启蒙时代这些运动才初具规模。自由主义的发展并不顺利,不同流派之间开始产生激烈冲突。到了20世纪20年代,古典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已近消亡,很多人加入了欧洲的安那其主义(Anarchism)阵营,其基本立场是反对包括政府在内的一切统治和权威,提倡个体之间的自助关系,关注个体的自由和平等;其政治诉求是消除政府以及社会上或经济上的任何独裁统治关系。

20世纪中叶,自由主义开始定义自身为极权主义的对立面。极权主义这一名称是由意大利哲学家乔瓦尼·詹蒂莱(Giovanni Gentile)最先使用的,用以描述贝尼托·墨索里尼所建立的法西斯政治和社会系统。斯大林主义和德国纳粹主义也同样适用此名称。极权主义政权主张并且实行对整个社会的中央集权控制,以达成理想中的繁荣和稳定的目标。极权主义通常宣称其国家和人民正受到其他威胁(如“外国势力”),以替独裁政权辩护。对极权主义的反抗成了自由和民主思想的重要部分。

二战结束之后,德国的自由主义领袖试图重组境内的大约15万活跃分子。但是,由于他们的反斯大林主义立场,这项工作在苏战区遇到了空前巨大的阻力。苏战区以及后来的民主德国的统治者不能容忍自由主义者的存在。列宁曾说,安那其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伪革命的政治及意识形态的思潮,从根本上反对一切国家及政府组织,为反帝国主义的分裂运动以及垄断资本主义的利益服务”。

由于受到来自苏联军事委员会和统一社会党的打压,活跃在苏战区以及后来的民主德国境内的自由主义者只能小范围地散发传单和公开信。1945年,一个名叫威利·耶利内克(Willy Jelinek)的茨威考人与他的同伴一起在苏战区成立了一个信息站,专门发布另类消息。1948年11月,他们还在莱比锡组织了自由主义团体大会。后来,包括耶利内克本人在内的全体与会成员以及一名打入社团内部的特务都遭到逮捕。

耶利内克于1952年3月死在萨克森州鲍岑小城的一座监狱里。死因不详。据他的狱中难友赫尔曼·福尔纳斯(Hermann Furnes)在写给安那其主义学者汉斯·于尔根·迪根(Hans JuergenDegen)的一封信中推测,同大多数囚犯一样,耶利内克是过劳死。

事实上,东德政府一度有效遏制了自由化思潮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泛滥。自由主义团体只能凭借少数非法传单和地下文化活动发出自己的声音。到了60年代中期,随着联邦德国“议院外反对派”运动的兴起,以及自由主义新流派的出现,越来越多的东德人开始投身到社会政治民主运动的洪流之中。

自70年代开始,反对派组织在民主德国初露端倪,他们多称自己是姓社不姓资。不同于执政党,他们向往的是一种“真正的、民主的、奉行议会民主制”的社会主义理想。然而,在这个“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人们除了在媒体上看到或者听到整齐划一的官方论调,几乎不能从任何合法渠道获取其它信息。各大企业和机关的复印机均受到严格监视,仅对忠实于党的高层干部开放。

萌发基层民主和自由媒体的种子终于在70年代末期得到了土壤。

1978年,被经济和内政危机搞得焦头烂额的埃里希·昂纳克为了安抚人心,与东柏林大主教阿尔布莱希特·胥恩黑尔(Albrecht Schoenherr)签订了一份关于批准教会印刷内部刊物的协议。这无疑是给言论自由受限的东德社会的铁屋子开了一扇天窗。反对派组织很好地利用了这片特许的蓝天。截至80年代中期,完全独立、自成一体的公民权运动便在十字架的庇护下日趋成熟地发展起来。一部分参与者开始走向极端化的、安那其主义的立场。例如1982年成立于德累斯顿基督教会的一支名为“狼皮”的安那其主义劳动社团很快蜚声全国,《萨克森报》的一名排版女工也秘密加入其中,帮助他们完成每日2万份的传单印刷量。

另一些80年代的自由主义者则通过打字机和油印机制作一些模糊难辨的印刷品,传播米歇尔·巴库宁(Michail Bakunin)、埃玛·戈德曼(Emma Goldman)、皮埃尔·克鲁鲍特金(Pjotr Kropot-kin)、古斯塔弗·朗德奥尔(Gustav Landauer)等人的思想。

自由媒体的萌芽

1986年,民主德国的土地上诞生了第一批打着教会旗号的自由主义刊物,现分别介绍如下:

《俯冲》(Kopfsprung)(1986—1991)是前东德时期的一份非常抢眼的地下杂志,首发日期是1986年的民主德国教堂日。

创办该杂志的“下层教会”(KVU)将自己塑造成反对教会官僚主义的对立派。但实际上他们既缺乏对抗主教特权的基督教基础,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改革派。他们是一群主要由安那其主义者和朋克组成的无神论者。

随着时间的推移,“下层教会”不断为自己注入新鲜血液,也不再一味愤世嫉俗。组织成员逐渐有所细分,关注的领域也各不相同。例如,“下层教会”于1986年至少推出三期倡导自由主义的《晨星》杂志。

1987年的春天,东柏林的文化圈里流传着一份没有标明出版日期及地点的秘密印刷品。细心的读者可以在符号与诗文之间的缝隙里读到用打字机刻印出来的政论文章。这便是《俯冲》的最早原型。

1986年,宣扬和平与人权的左翼自由主义团体在东柏林创建了《模糊地带》(Grenzfall),无疑又为自由媒体阵营壮大了声势。不同于随后接踵而至的《环境报》,《模糊地带》的发行人自称要与安那其主义划清界限。无论是“下层教会”、“狼皮”劳动社团,还是刊发《环境报》的东柏林环境图书馆,安那其主义者遵循的是另一种政治理念。他们相信,通过改革自由空间的拓展,或者通过国家政治结构的解体,他们所希冀的一种“新型社会模式”将由下及上地得以推行。

1986年秋,首期《环境报》(Umweltblaetter)与读者见面。出版方是同年建成的环境图书馆。据《环境报》前任编辑沃尔夫冈·鲁登克劳(Wolfgang Rueddenklau)表示,环境图书馆其实是东柏林“锡安山教会”羽翼下的一个安那其主义团体。

每月一期的《环境报》的副标题为《和平与周边环境信息报》,同东德时期的大多数地下刊物一样,也是在蜡纸上刻印复制而成的。版面大小为A4纸,其上注明“教会内部信息”。由于印刷质量不佳,排版技术落后,读懂这些信息常常需要充分发挥想象力。

与此同时,《环境报》也是民主德国自由化运动的传声筒。鲁登克劳称,他们试图“平心静气地传达一种自由主义立场”。

《环境报》也同样关注东德居民的日常生活。例如1986年年底,该报刊发的一篇文章揭露说,首都空气中的烟尘含量超标九倍。这让政府部门深感不快。他们警觉到,这份月刊已经超越了教堂的高墙,发展成为一个跨地域的、联结各种环保、和平、民间及人权组织的论坛。此外,由于人手相传的争相阅读,《环境报》早已成百倍地突破了每月600份的舆论影响力。

1987年11月,东德国家话语体系与民间话语体系之间的矛盾终于上升到了一个爆发的临界点。11月25日的深夜,史塔西(东德国家安全部)第一次下令对教会进行大搜查,他们逮捕了五名人员。此次行动直指创刊一年的《环境报》,以及同样在环境图书馆付印的《模糊地带》。大约20多名史塔西的秘密警察和检察官收缴了印刷机、手稿和禁书等物品。

官方的这一举措在民主德国的许多城市都引发了抗议活动和游行示威。一些早年被驱逐到联邦德国的持不同政见者组织民众积极对外反馈信息,并在国际社会获得了强烈反响。最后,东柏林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释放了全部的在押人员,并且停止立案调查。《环境报》得以继续发行。

此外,联邦德国也给了《环境报》极大的舆论支持。一些自由主义团体,如草根革命、工联主义运动、《德国日报》大量转载《环境报》的文章。也就是说,这份刊物已经将话筒传递到了边境以外,对两德民间的信息交流和友谊结盟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1986年成立的“环境图书馆联谊会”、科隆的“草根车间”、慕尼黑的“环境中心”也成功地在联邦德国建立起《环境报》的发行网络。

越来越多的东德人开始将《环境报》视为一种可靠的消息来源,却对官方言论置若罔闻。威信扫地的政府部门被迫研究起“反动报刊”的重要文章,以商对策。《环境报》(后更名为《电讯报》)在1995年第10期的一篇文章中回忆说:“更让官方恼火的是:民主德国的各大城市,甚至乡村小镇,形形色色的敌对报纸忽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国家的新闻垄断不仅仅是示范性地折损,简直就是彻底崩溃。政府颜面尽失,却也无能无力。”

其间,《环境报》由月刊改为双月刊,发行量上升为3000册。由少数反对派倡导的政治改革之所以能在民主德国升级成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自由媒体发挥的凝聚民意的作用不可小觑。

两德统一之后的1994年,鲁登克劳重新回顾了1987年秋史塔西大举搜查教会的那段“锡安山丑闻”,他说:“其实那便是民主德国末日的前兆。自此,越来越多的内政危机表明,国家已经不能继续使用暴力恫吓民众,也不能以此而维持政权。人们发现,‘皇帝原来是光着的’。越来越多的市民敢于走上街头表达内心的不满,直到1989年政府倒台。”

而对于自由主义刊物来说,《环境报》在“锡安山丑闻”中的胜出极大地鼓舞了士气。虽然史塔西后来通过一些技术上的阴谋诡计阻止了《模糊地带》的再现,《环境报》却接过他们手中的接力棒,迅速成长为一支对抗官方话语权的生力军。整个民主德国境内都活跃着他们的特派通讯员,撰写评论、跟踪报道、采写新闻、分析时局,各路消息源源不断地涌入东柏林的总编室,最后汇总成册,呈现给读者。

1989年10月初,民主德国的上空笼罩着一种风起云涌的紧张气氛。各大城市都爆发了万人大游行。为了适应瞬息万变的政治形势,《环境报》编辑部决定要“因时制宜”地加快发行速度,每隔几天就出版一期7至10页的新闻刊物。10月9日,“变脸”后的杂志首次以《电讯报》(Telegraph)的封面亮相,并且沿用至今。就在这一天,政府调集军队,准备镇压莱比锡星期一大游行。尼古拉大教堂的牧师克里斯蒂安·弗瑞尔(Christian Fuehrer)回忆说:“整个城市陷入了一种濒临内战的恐怖局面。到处都能看到整装待发的部队、荷枪实弹的警察、坦克车辆,还有警告标语。”

与此同时,东柏林的客西马尼大教堂(Gethsemanekirche)正在赶着印刷4000份的首期《电讯报》。20分钟之内,这些油墨未干的刊物就被游行队伍一抢而空。他们又加印了2000份。据鲁登克劳回忆,当时编辑部的同事还在马不停蹄地为下一期杂志校样。现在,原先的月刊变成了周刊,惟有发行人不变,还是东柏林的环境图书馆。他们通过独立采编文章来对历史展开清算,既无情鞭挞斯大林主义,同时也对当前的社会制度转型保持审慎态度。

社会主义教会的屋檐下

可以毫不讳言地说,教会成了东德自由化运动的发祥地和避风港。和平革命之所以能够和平进行,是与基督教会的精神感召分不开的。一位德国作家称之为“白蜡烛革命”:很多市民在游行开始之前到教堂参加和平祈祷,非信徒们则耐心等待祷告仪式结束。蜡烛是游行的标志。假如一个人手持蜡烛,另一只手给蜡烛挡风,他便不能向警察投掷石块。抗议示威便减少了许多暴力化因素。

在东德,教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是僵持而又矛盾的。东德总人口中,超过80%信奉新教,12%信奉天主教。在东德史上,教会扮演很特殊的角色。一方面,教会的影响力被严格排除在公共事务与政治领域之外;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世俗化理论对于信徒来说并不符合基督教义,没有精神上的吸引力,尤其是涉及无神论时,往往被认为是来自撒旦的诱惑。德国新教,特别是路德教会,传承了马丁·路德对抗教廷与皇帝的“抗罗宗”精神,从天赋人权的思想出发,积极捍卫个人权利和自由主义。

50年代初,为了全面主宰精神世界和意识形态,统一社会党一度向教会发起过猛烈“围剿”,但是到了1953年,一场来势凶猛的工人起义运动令乌布利希心有余悸,政府转而借助教会的稳定人心的力量来巩固政权。除了抚平内政危机,东德教会也在两德外交中发挥了鲜为人知的重要作用。例如60年代的战俘交换以及经济援助,都是通过教会秘密进行的。

从1971年开始,“社会主义教会”概念孕育而生。东德福音新教联盟通过这个概念向当局保证,教会“既不是一个反政府的场所,也不是伪装的反对党。”藉此,新约教会与共党政权之间的紧张关系趋于缓和。

进入80年代,东德呈现新气象。60年代出生的一代新人开始关注日益升级的军备竞赛。他们质疑政府的花言巧语,呼吁和平,不要武器。每年11月,教会都举办为期十天的和平聚会,青年基督徒济济一堂,交流意见,为世界和平祈祷。许多和平小组陆续成立,环保组织也接连产生。这些草根团体都受到秘密警察的监视,只能在教堂内部集会。

1983年,普世教会协会在温哥华举行大会,东德教会第一次对世界和平、人权保障、生态维护等全球性议题提出诉求。1987年2月,大约一万名教会人士联署要求东德改革开放。1987年9月的“和平大游行”也让世人看到了东德的变化。1988年2月,东德全体教会第一届“合一大会”在德勒斯登开幕,继续探讨世界和平与公义问题,并与草根运动遥相呼应。

1989年1月8日,东柏林的环境及人权小组在一封公开信中呼吁教会推介自己的候选人参加5月7日的社区选举。后来,信徒密切关注了选举进展,证实官方公布的99%的支持率不实。5月10日,教会高层在国务委员会上对选举结果表示质疑。这是民主德国开国以来,政府威权第一次公开受到挑衅。

为什么教会能够成为铁幕之下的一块相对安全的清静之地呢?原因是多方面的,重要的一点是,对于一个根植于基督教传统文化的国家来说,礼拜仪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且教会的收入来源独立于政府,不必仰人鼻息。雷纳·伊珀尔曼(Rainer Eppelmann)是弗里德里希斯海因(Friedrichshain)撒玛利亚救援会的一名牧师,也是东柏林的一位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他说:“1966年我蹲了8个月的监狱。幸好那时候我还是单身。后来我当了父亲,知道牧师的收入是有保障的,假如我被关起来,教会还将继续支付我的薪水,我的妻儿也不至于为生计发愁。”

此外,教会历来也是公众集会之所,拥有宽敞的大厅、办公器材、通讯设施。还有许多“闲人免进”的隐秘内室。牧师和神父有去西德深造的机会,从而建立与西方世界的联系。尽管“社会主义教会”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得不采取怀柔之术,但是对于公众而言,他们还是具有相当的信誉度。

然而,无孔不入的秘密警察也侵入了教堂的地盘。伊珀尔曼称,盯梢他的史塔西非正式雇员就有41人之多。根据东德方面的解密材料,史塔西曾经为伊珀尔曼制定了一整套的谋杀计划——他将在驾驶他的破车“特拉比”(Trabi)时丧命。为此,他们试验了多种方案,例如拧松轮胎螺母、过弯道时击碎挡风玻璃等等。帕卡诺的女牧师米塞魏茨(RuthMisselwitz)则将在骑自行车时死于一场车祸。还有很多特务混入教堂内部,他们为了毁灭一位神职人员的前途不惜制造绯闻、酗酒等种种谣言。这些卑劣伎俩恰恰暴露了当权者的虚弱。

自由日与统一日

1989年的民主德国经历了一场疾速的社会变革。随着奥匈边境的开放,大批的东德人凭借这一道出口涌入西德。在布拉格和华沙的联邦德国使馆中,也挤满了申请避难的东德居民。据经济学家彼得·塔尔(Peter Thal)统计,每万名外逃者意味着国民生产总值损失0.12%,即3.3亿马克。也就是说,仅1989年当年西迁的34万东德人就带走了4%的国民收入。此外,环境污染、民主缺失、自由受限也令民众怨声载道。1989年9月4日,莱比锡尼古拉大教堂的星期一和平祈祷结束之后,大约千名异议人士第一次在市中心组成了游行队列。为极权政府送葬的“星期一大游行”由此诞生。

起初,游行队伍的标语主要是呼吁“出境自由”,很快,异议分子和民权人士喊出了“优化社会主义制度、建立民主公义社会”的口号。东德内部,星星点点的反对派运动也日趋燎原之势。10月2日,2万人参加了莱比锡的星期一大游行;10月9日增至7万人。

东德国家的命运之船开始驶离既有航线。波涛汹涌的水面上,驾船舵手的任何一个“拨乱反正”的举动都有可能加速船只的沉没。前东德国务院总理曼弗雷德·格尔拉希(Manfred Gerlach)回忆说:“所有的迹象表明,政府原本做好了武装镇压莱比锡大游行的准备。在我看来,假如他们果真开火,民主德国将从此陷入后果不堪设想的浴血内战之中。”

“我很害怕,”一位不知姓名的人10月8日在莱比锡尼古拉大教堂的祷告墙上写道,“也许剩下的年轻人的热血将为这个无望的国家凭白抛撒。”

10月9日中午,有传闻说,武警和士兵已经进入战备状态,他们的机枪就架设在屋顶上。任何人不得穿越卡尔·马克思广场上的歌剧院和音乐厅,违者格杀勿论。几个小时之后,格万特豪斯管弦乐团的首席指挥库特·马舒尔等六位莱比锡市民坐在一起,共同起草了一份简短的文书,呼吁各方保持克制态度。教堂当日的和平祈祷仪式上有人宣读了这段文字。然后,人们照例进行“星期一大游行”。

德国历史学家Sascha Kowalczuk回忆说,至少在10月9日当天,革命的前景还在和平与暴力之间摇摆。子弹已经上了枪膛,所有人都在问,今晚的莱比锡会有一个“中国式”的结局吗?但在几万人面前,潘多拉的盒子始终秘而不宣。人群开始高呼:“不要暴力!”几万种声音汇成同一句口号:“我们是人民!”

有谁能与人民为敌?“我们是人民!”——有了这句振聋发聩的口号,再强大的武器都要保持沉默。莱比锡的和平之夜就是最好的证明。政府调集了部队,但在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成了无将相随的空头元帅。后来担任莱比锡市长的沃尔夫冈·蒂芬泽(Wolfgang Tiefensee)骄傲地称10月9日为“自由日”。

恐惧一旦消除,宣泄的民愤就像决堤的洪水。10月16日,游行人数增长到15万人,10月23日25万。有学者称,和平革命其实是一场街头革命、草根参政意识的总爆发。11月4日,东柏林的亚历山大广场上积聚了近50万民众,这也是东德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非官方集会。史塔西部长马库斯·沃尔夫(Markus Wolf)的发言就此湮没在此起彼伏的口哨声中。不少游行队伍已经打出了“无界胜于有限”、“惠及全民”等口号,许多演讲者开始展望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个人道主义的民主德国。五天之后,柏林墙倒了。

争取出境自由曾是无数东德人走上街头的理由,假如这便是他们的全部政治诉求,和平革命就应在柏林墙倒塌后戛然而止。然而,他们想要的还不止这些。莱比锡大游行的那句著名的口号“我们是人民”(Wir sind das Volk)突然改换了三个字母,变成了“我们同是一个民族”(Wir sind ein Volk)。统一的呼声日益高涨。特别是在前西德首相科尔颁布《克服德国和欧洲分裂状况的十点纲领》之后。

1989年12月19日,科尔抵达德累斯顿会晤前东德总理汉斯·莫德罗(Hans Modrow)。以圣母教堂的建筑残骸为背景,科尔面向东德民众发表了一个十分钟的演讲——并不算长,但意味深远。因为兴致高昂的观众们挥舞着白绿相间的萨克森州旗,以及黑红金三色的德国国旗,象征东德工农政权的锤子、量规和麦穗花环却不翼而飞。短短九个多月之后,两德重归统一。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9年第12期　张謇和胡雪岩的人生沉浮　作者：晓梅

中国一直重农抑商,商人在民间的形象不佳,可以说是惟利是图、见利忘义的代名词。但历史上的大商人载入史册的也不乏其人,孔夫子的弟子子贡就是商人,春秋战国时期的弦高、范蠡都有文字史录。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有货殖列传,专门为当时名噪一时的商人立传。到了近代,商人有了更多发展的空间。徽商、晋商、洮商作为区域商人的群体纷纷出现,在传统的商业领域做出了更多的贡献。清中后期,商人的社会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胡雪岩和张謇两位大商人就接连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他们几十年的商海沉浮和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紧密结合,他们的“道”不同,但命运结局是相同的。作为曾经对社会的经济政治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和作用的人物,胡雪岩和张謇身上一直有着传奇色彩,争议颇多。

“商而优则仕”与“仕而优则商”

胡雪岩生于道光三年(1823),死于光绪十年(1884),先后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胡雪岩家境贫寒,最初的职业是在钱庄当学徒,后来因可靠勤勉成了正式的钱庄伙计。收入虽然不算微薄,但是距离成为富商似乎是遥不可及的事情。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资助了一个叫王有龄的福建人进京捐官。王有龄果真发迹,自然不忘胡雪岩的相助之恩,王有龄的官是胡雪岩资助下买的,由此也相当于胡雪岩间接给自己买了个官。伴随着王有龄的官越做越大,胡雪岩的生意也就兴旺发达起来。王有龄倒掉后,胡雪岩又为洋务运动的发起人与清廷大员左宗棠合作谋事了近二十年,一时间财富和权势都达到了顶峰。从最初他被王有龄委以“办粮械”、“综理漕运”等重任,几乎掌握了浙江一半以上的战时财经起,官商结合的道路越走越从容,直至官封二品,御赐黄马褂。

商而优则仕,官商勾结,实在是胡雪岩的不二选择。因为区区一介草民单靠做生意,没有官府的庇护寸步难行,尤其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太平天国和各地农民起义不断,列强发动鸦片战争,清政府腐败堕落。能在乱世中找到机遇,审时度势寻求发展,胡雪岩绝对是一个聪明人,有胆量有见识。

张謇的经商之路,与胡雪岩截然不同。张謇比胡雪岩晚生了30年,胡大商人在商场上叱咤风云的时候,张謇还是江苏南通一个叫海门的小地方的孩童,家境贫寒,但是他是个读书人,15岁考中秀才,42岁中状元。甲午战败后,清朝允许民间办厂。张謇一直怀有实业报国的思想,就决定听从两江总督张之洞的授意在南通筹办一个纱厂。

办厂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张謇办的第一个大生纱厂,从开始就困难丛生,最初的筹办形式是“官招商办”,因筹股不到位而没有成功。最后的形式基本是股份制企业,因为虽然有官股,但是官股只拿官利、分红,并不干涉厂务,张謇称之为“绅领商办。”

张謇与胡雪岩的时代相隔了30年,时代发生了更加急剧的变化,民族危机进一步加重,腐败的清王朝已经到了苟延残喘的地步。虽然是科举培养出来的读书人,但张謇并没有把博取功名看做人生的目标,他的儒家经世报国情怀更迫切更真诚,他一直认为富国强民之本实在于工,而中国须振兴实业,其责任须在士大夫。因此他义无返顾地走上了状元办厂、实业救国之路,别人是“学而优则仕”,他是“仕而优则商”。

红顶商人与现代企业家

胡雪岩在官府的扶植下不断地把生意做大。战乱本是生意人的大忌,在战乱中,商人的财产随时可能被卷入战火付之一炬。对于胡雪岩来说,每次战乱带给他的不是损失而是财富。庚申之变中,胡雪岩交结军界,大量的募兵费用都存在了他的钱庄里;清军剿灭太平天国时候,左宗棠粮草短缺,胡雪岩及时雪中送炭,与左宗棠攀上了关系,并取得了他的信任,此后便经办粮台转运、接济军需物资、管理赈抚局事务等事务;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时候,胡雪岩为他筹措军费先后六次向洋人借款,也从中得了不少利益。清政府赏赐穿黄马褂及二品红顶带,母亲得一品封典,巡抚到胡家都要下轿,胡家盛极一时,满门荣耀,胡雪岩成了显赫一时的红顶商人。

张謇办实业之心非常坚定,官场对他丝毫没有诱惑,当他办厂处于困境之中时,翰林院几次催他进京任职,他都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说: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经过艰难的筹款,张謇的第一个纱厂大生纱厂终于开工了,所幸的是,大生开工便赢了利,而且一直效益很好。此后,以大生为轴心,开办了广生油厂、大兴面粉厂、泽生水利公司、大达内河轮船公司等一系列企业。在流通领域,张謇富有现代企业的理念,如他具有商标意识,纱厂的棉纱有命名为魁星、红魁、蓝葵魁、金魁、孔雀等不同的商标;为了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他还聘请外国的技术人员进厂。著名实业家范旭东对张謇的评价是:“南方的张季直先生,在科举施毒那种环境之下,他举办的工业,居然顾虑到原料和制造的调和,运输、推销,兼筹并重,确是特色。”

在同治、光绪年间,胡雪岩创办了全国最大的钱庄,此外,他还经营丝行、茶叶、当铺、房产和药堂生意,《光绪实录》中有载,胡雪岩为丝业巨擘,主营出口,几乎垄断了国际市场,称得当时清代的第一商人。然而他没有投资新式的企业,在企业的布局、经营方式上没有超出传统商人的经营模式,资本的最初来源和重要来源都与官府紧密相连,官商的身份使他在从事的商业领域常常处于“垄断”的地位,是个官僚和旧式商人的结合体。而张謇则是开办了新式工业的民营企业家,虽然也是科举出身,但是他的思想和意识已经比胡雪岩走得更远,在他的企业里,有着严格的接近现代的管理制度,为了方便运货,还修了13华里的轻便铁路,配有小火车;为了供应纱厂的原料,在长江入海处筑堤、垦牧,种植棉花。在他的努力下,南通城变成了当时中国“最进步的城市”,吸引了海内外的关注和赞叹。同为商人,他走的经营道路和行事方式与胡雪岩迥然不同,堪称清末民初的现代企业家。

繁华难持久 成败时世定

商人这一职业以追逐利润为目的,胡雪岩和张謇也不例外,都很重视获取利润。数十年苦心经营,二人都成为了商业巨子,闻名天下。但此时,危机也在悄无声息地向他们袭来。

1883年江南的生丝大战导致了胡雪岩的最终溃败。江南生丝60%出口国外,但长期以来外商垄断了生丝的国际贸易。胡雪岩不甘心如此,与洋人开始斗法争贸易。1882年的生丝将出时,胡光墉“遣人遍天下收买,无一漏脱者,约本银千万两,夷人欲买一斤一两而莫得”。第二年,中法战争爆发,时局动荡,丝价看跌。形势严峻,但是胡雪岩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在商场上驰骋大半生,风风雨雨这么多年,什么难关闯不过去?他支持帮助过清军筹集物资剿灭太平军,从中获利,同样因为利润可观,他竟然又敢接受太平军将士存入钱庄的财物,真可谓铤而走险;小刀会在上海闹事,他的钱庄照样财源滚滚;左宗棠大人西征,提供军款物资,向洋人借钱,别人想都不敢想,他胡雪岩却做了,而且做得又是一笔大买卖,能眼红得其他商人流口水。再烫手的山芋,再危险的买卖,他都敢接过来,运筹帷幄,化险为夷,赚得盆满钵满。

当赢家太久了,难免自负和霸气。然而,这一次却今非昔比大不同,胡雪岩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这次是腹背受敌,他的对手除了洋人外,还出现了一个强有力的对头盛宣怀。中法开战后,胡雪岩再次“邀人集资同买,谓再收尽,则夷人必降伏,必获厚利。”但几乎无人问津,结果新丝尽被外商购买,不再买旧丝,胡雪岩损失惨重,几乎耗掉了半数家资,再加之盛宣怀在上海操纵的提款挤兑风波,他所有商铺都纷纷倒闭,胡雪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不久他在抑郁和愤怒中逝去。

在张謇的事业的黄金时代,大生纱厂的效益好、信用好,各地的银行、钱庄都争先恐后提出要给大生贷款。张謇急于扩大经营,发展企业,贷款太多,此外,大量公益事业不但不能生“钱”,而且还需要大量资金来维持运转,贷款太多对张謇的企业形成了威胁,大生对外负债多达400万两。就在此时,天有不测风云,棉贵纱贱,加之垦牧厂遭遇水灾,大生纱厂顿时转赢为亏,损失巨大。大生本是张謇企业中最重要的赢利主力,一旦搁浅,等于全盘皆输。张謇情急之下,四处向日本美国等资本家求助,也没有得到借款。此后,各厂都已资不抵债,败局已定。在失意和焦急中,又过了几年,73岁的张謇带着“壮志未酬”的感慨逝去。

胡雪岩是个对财富极端渴望的人,他做的好事包括既成事实后客观上于国于民有利的事情,如赈灾捐赠、乐善好施,敢于与洋人斗法还有他一生中最光彩的一件事情,即全力筹款作为军费协助左宗棠收复新疆,都很难排除获取利益的成分在里面。但他确实是那个时代商界的佼佼者,可以称得上是商界的“一代枭雄”。精明强干胆大心细,讲究职业操守,善于抓住机遇,他的许多策略和商业思维有不少珍贵的成分在里面,是同时代的很多商人难以望其项背的,直到今天也还很有价值。

张謇有着非常浓厚的爱国情结,当时有人去了南通见识了他的杰作“南通模式”后,感慨地说:“在此举世混浊之中国社会中,上至大总统,下至小官,无不汲汲然惟求一身之安宁,一己之名利,惟张公所怀之理想,数十年始终一贯。表面分头于实业、交通、水利之标榜,里面则醉心于教育及慈善事业之振兴。惟一主新中国之创造者,诚可谓治现今中国社会良药,而非过言者也。”勤奋、踏实、呕心沥血,却仍然要失败,张謇百思不得其解,他曾把原因归结为天灾,归结为军阀混战,他悲叹“欧战告终,内战不已……;商市涸金融矣,犹挤及贫民。”他还抱怨“金融行业的短视”导致贷款困难。“生已愁到死,既死愁不休”,他是带着壮志未酬的遗憾告别了这个世界的。实际上,他最该抱怨的是政府。在20世纪初,大生纱厂和其他民族产业一样,发展最迅猛的时间是在1918年至1920年间。待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外商加大进入中国市场的力度,外资实力雄厚,技术先进,民族企业明显处于劣势,生存发展实是不易,作为一国之政府不但不支持,反而与民争利,一遇情况危机,相对脆弱的民营企业必然会导致破产。

历史在不断前行,两位巨商宦海沉浮的往事,不断被后人品味琢磨。张謇比胡雪岩晚生了30年,这30年也是晚清至民初中国社会发生变化最剧烈的30年,封建社会专制统治进一步走向强弩之末,开眼看世界的人越来越多,民主思想的引进和民主意识的萌生,都使生活在这一时代的张謇的思想在商业上的作为超出了他的前辈胡雪岩,堪称中国现代企业家的先驱。毛泽东在50年代谈到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时,曾强调有四个人不能够忘记,其中就有“讲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是有些人和事还是令人禁不住浮想联翩。倘若100年前的商业巨子们能生活在一个政治昌明民主,经济领域环境开放自由、竞争公平有序的社会里,换句话说就是在一个“国家像个国家,政府像个政府”的社会里,他们会减少一些不太光彩的或很多不得已而为之的人生片段,他们会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释放出更多的能量,创造出更多的精彩。也许这幅图景也正是许多年来中国人一直没有放弃追求的理想吧。(作者系《学习时报》编辑)

(责任编辑 萧 徐)

2009年第12期　本刊谴责抄袭行为的声明

本刊声明:我们谴责任何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随时准备借助法律、行政和舆论等手段打击侵权行为。今后凡给本刊投稿,投稿者对所投稿件必须有完整的知识产权,如发现抄袭,一切后果由投稿者承担。本刊2009年发生两起侵权行为,本刊编辑部为失察向原作者和读者表示歉意,并公布侵权者给本刊的道歉信。

本刊2009年10月号发《揭秘台湾地下党》一文后,本刊热心读者来信指出该文有抄袭之嫌,为此,本刊编辑部除了扣发稿费以外,还责成该文的投稿人蒋益文做出说明。蒋发来检查如下:

尊敬的《炎黄春秋》杂志社:

我发表在《炎黄春秋》2009年10月号的《揭秘台湾地下党》一文,是摘录自网络的相关资料,我发表时没有注明资料来源和原作者姓名,严重损害了原作者的权益,刊物的声誉,造成了多方面的恶劣影响,在此我向《炎黄春秋》、各位原作者和广大读者致歉,检查错误,请求得到原谅,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此致

敬礼!

蒋益文

2009年10月30日

本刊2009年10月号发《毛主席语录编辑出版内幕》(投稿者贺吉元,湖南省博物馆原副馆长)一文后,韦梅雅来信,称此文系抄袭她的作品,现将韦梅雅的来信发表如下:

贵刊2009年10月号发《毛主席语录编辑出版内幕》一文,系抄袭我的《〈毛主席语录]编辑编发寻踪》一文,望贵刊核实后酌情处理。

韦梅雅

2009年11月4日

韦梅雅来到本刊编辑部,我们请她与贺吉元在电话里沟通,贺吉元向韦梅雅表示道歉,并表示退还稿费。我们要求贺吉元就此事作出答复,他已来信,原文抄录如下:

炎黄春秋编辑部:

笔者的《毛主席语录编辑出版内幕揭秘》一文在贵刊发表后,引起了点麻烦,在此表示歉意!至于文章本身的一些情况,已在电话里作了解释。

贺吉元

2009年11月4日

2009年第12期　读者来信摘登

青海读者王伯玉来信:

《青海二·二三事件》中以下几处需要更正:

一, 205部队副军长张晓川应为副主任张晓川;

二, 青海军区副政委张文英应为王文英;

三, 赵永夫派副司令员刘斯起率6081部队应为8061部队;

四, “司今员冼恒汉”应为“政委冼恒汉”,“政委张达志”应为“司令员张达志”;

五, “总后兵站部政委陈郁”应为“总后兵站政治部主任陈郁文”。总后兵站部和205部是一个单位,前为编制系列,后为部队番号,205部队副主任张晓川代表了部队,陈郁文为他的下属,可以不提。

肖穆、陈益南、郭永凡等读者来信指出,本刊2009年10月号发《揭秘台湾地下党》一文有以下事实错误:

1, 蔡孝干系蔡孝乾之误;

2, 汪声系汪声和之误;

3, 文中说吴石“接受地下党员何遂的领导”,其实何遂只是支持中共的民主人士,并非共产党员,当时负责与吴石联系的是何遂的儿子何康(解放后曾任农业部长)。

4, 文中将中共地下党员刘青石前往大陆送情报的事情(即刘所带的食品点心包装纸上的密信被发现后他机智地处理了)移到另一中共地下党员吴克泰身上。

安徽省陈独秀研究会理事彭劲秀来信:

2009年10月号刊登徐云根同志《终身的遗憾:李汉俊与陈独秀的关系》一文,在第37—38页讲到“1922年7月,中共‘二大’召开,虽然李汉俊赌气没有赴会,但是,李汉俊依然被选举为候补委员”。据我所知,李汉俊不是中共“二大”中央候补委员。

2009年第12期　更正

本刊2009年6月号52页左栏21行“1962年,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发出……”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应为中共八届十中全会。

2009年9月号19页左栏倒数第12行“1963年7月中苏两党举行会谈,不欢而散。会后苏共中央发表了致中共中央的公开信……”“公开信”名称是错误的,应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第9期《文革中影响全国的“青岛事件”》中说王效禹“被打成右派分子”一句应删去,因为他在1958年整风反右补课中虽受过批判,但没有打成右派分子。

2009年10月号44页左栏16行“青天白日旗”应为“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2009年11月号《抢救刘少奇纪实》中提到的“洛阳”应为“开封”;《小岗村民进京跑项目》中提到的“温家宝总理”应为“温家宝副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