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第1期 新的一年　新的期待　作者：本刊编辑部

新年已至，人们总是对新的一年抱着种种期待。2008年，是中国人抱有更大期待的一年。

大家期待中国更加民主。中共十七大报告承诺“要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执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如果这些都逐步变成现实，将是中华民族的福音。

大家期待社会更加公平。十七大承诺“通过发展和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社会和谐。”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最为重要的保证。人们最不能容忍的不公平是利用公共权力谋私、利用公共权力实行不平等交易。十七大保障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承诺，自然是通过建设民主制度并且用民主制度限制公共权力的承诺。

大家期待更加开放。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2008年将在中国举行，我们将欢迎来自五湖四海的远方的朋友，体育竞赛之台将同时演出文化交流、经济交流、政治交流的大戏，世界文明将与中国发生更深的相互影响。

人们的种种期待都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渐渐变成现实。

2008年是中国改革的第30个年头。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积极的变化。中国的经济实力大大增强。2006年和1978年相比，中国的经济总量（GNP）增加了约60倍。在世界处于第四位。和前三名美、日、德的差距正在不断缩小。从1978年到2006年，中国人口增加了3.6亿，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增长了41倍，在世界排列名次向前提高了50位。

经过近30年的改革，中国由行政力量配置资源转向主要由市场力量配置资源。这一转变的进步意义十分重大。在行政力量配置资源的情况下，为了搞到1千万吨钢，曾倾全国之力，搞得人仰马翻，闹了个得不偿失。配置资源的方式转变以后，钢产量不声不响地从1978年的3178万吨，增长到2005年的35239万吨。中国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钢铁生产国。

不同阶层的人的生活水平和生存状况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虽然有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但穷人也能吃饱饭。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人生活的自由度也比过去大大地提高了。

当然也有人否定改革，说改革的方向错了、道路错了。每个人身边的进步都可以证明，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中共十七大报告对这些说法做出了回答：“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这一回答代表了民心民意。

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当前也面临很多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社会不够公正。

这里说的社会不够公正，就是对改革成本的承担和对改革的收益分享不够对称。从道理上讲，对改革成本和风险承担小的社会阶层，应获得较少的改革收益；对改革成本和风险承担最大的阶层，应获得较多的改革收益。而中国的现实情况是相当扭曲的：改革中获益最大的往往是各级掌权者及其亲友，改革收益较小的是工人、农民和中下层职员。而对改革的成本和风险的付出，后者比前者大得多。

中国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就融入了当今世界的主流经济体制。这是令人庆幸的。但是，中国的市场是在政府的批准和退让中形成的。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行政权力左右着财富的重新分配和流动，而行政权力又缺乏民主的强力制衡。原来体制下的权力持有者及其关系密切的人，在这种制度变革中继续处于优势地位。他们中的有些人利用原有的行政权力，在社会财富再分配的过程中大发其财。计划经济时代的权力体系和不健全的市场体系的不良结合造就了使人遗憾的“病态社会”。

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当今中国，上层建筑基本是计划经济时代的，而经济基础基本上已经市场化了。上层建筑不太适应经济基础，这是当今中国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我们以为这正是我国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的结果。

社会不公正还表现在资本与劳动的失衡。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资本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大进步。前面说的改革成就，就有资本的大作用。但是资本还有不择手段追求利润的另一面。近几年来的新闻报道中，资本对劳动的过度压榨时有出现，资本和权力私下结盟共同压榨劳动的情况屡见不鲜。

这里提出了怎样驾驭资本的问题。自19世纪以来，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对资本带来的消极面有过深刻的批判。马克思主义是其中最为深刻的一家。这些批判基本是符合当时当地实际的。但马克思主义不是寻求驾驭资本的制度，而是寻求消灭资本的制度。而资本在地球上至少在很长时间内是不应当也不可能消灭的。我们要驾驭它，利用资本有利的一面，防止它不利的一面。过去，我们要求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保护劳动者的利益，中共十七大提出了也要在国民收入的初分配中保护劳动者的利益。但这些还不足以驾驭资本，因为还缺乏制度保证。其实，现代民主制度就是驾驭资本比较有效的制度。这是劳动和资本经过千百次博弈产生的制度，是社会实践在千百次试错中产生的制度。今天，民主国家劳动者同资本家的谈判地位比我们劳动者的谈判地位高许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很容易占主导地位。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资本的势力会越来越强大，如果没有民主政治体制来制约和规范资本的行为，社会问题会日益严重。

民主是个好东西，这已被二十世纪人类的社会实践所证明。在当今中国，除了要依靠民主来制衡公共权力，防止权力偏差以外，对资本的制衡也需要民主制度。

问题又回到中共十七大的报告上来：“要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众所周知，只有政治改革才能够建立和发展民主政治。毫无疑问，政治改革是有风险的。但是，政治改革长期拖拖拉拉下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长期不相适应，社会矛盾就会不断积累，到时候会出现更大的风险。

积极、稳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是本刊对新一年的期待。

2008年第1期 经济改革是怎样搞起来的　作者：田纪云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和推动下，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改革开放大业已经进行三十年了。这三十年是伟大的三十年，是祖国大地山河面貌巨变的三十年，也是中国人民改写历史、谱写新的篇章的三十年。

在改革开放强劲东风的推动下，我国的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到200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达21万亿人民币，比1980年增长10.5倍；国家财政收入已达3.93万亿元，比1980年增长32.4倍；外贸进出口总额已达17604亿美元，比1980年增长45.2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759元，比1980年增长4.3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587元，比1980年增长3.8倍。我国十三亿人民，不仅解决了衣食温饱问题，而且生活质量、膳食结构大大改善。工业化进程大大加快，已经建成了比较完整的现代化工业体系。科技教育及其他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已经形成，实现了由封闭半封闭经济向开放型经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三十年的时间，我国已经基本实现了两步战略目标——由饥饿到温饱、由温饱到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贫穷落后、商品匮乏、定量供给的时代已成为历史。这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转折。从世界范围看，我国经济总量已名列前茅，人均收入也由低收入国家进入中下收入国家的行列，全国人民正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奋进。

在庆祝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的时候，简要回顾一下我国改革开放是怎样起步、怎样逐步展开的，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将是十分有益的。

改革开放的条件准备

粉碎“四人帮”之后，胡耀邦同志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纪委第三书记，并兼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委员会秘书长等职。在他任内，在邓小平、陈云、叶剑英等老同志的支持下，他以马克思主义者无私无畏的惊人魄力和坚忍不拔的革命精神，先后组织推动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组织领导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等工作。通过真理标准的讨论，打破了“两个凡是”等教条主义的思想禁锢，促进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大解放。通过平反冤假错案，使数百万蒙受不白之冤的党员、干部、群众得以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也使数以千万计的因亲属、工作关系受到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解脱。

这样大规模地平反冤假错案，为古今中外所没有，如果没有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没有坚强的党性、没有坚忍不拔的毅力是办不到的！

通过真理标准的讨论和平反冤假错案，不仅为1978年底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思想和组织准备，也为改革开放作了思想和舆论准备。试想，如果没有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在传统观念的束缚下，还是“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年年抓、月月抓”，谁敢越雷池一步？！如果没有平反冤假错案，一大批革命干部还在蒙受不白之冤，还是“走资派还在走”，依靠谁去搞改革开放？！

胡耀邦在担任党的最高领导职务后，忠实地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政治上大力倡导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倡导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反对制造新的个人崇拜。在组织上大力培养选拔年轻干部，积极推动干部队伍的年轻化，实现领导层的新老交替。

1980年11月23日，胡耀邦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唯物主义观点。他讲话的题目是《要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这个讲话精彩而深刻，充分展示了他是一个无畏无私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一开头就说（以下引文系作者当时的记录）：“多少年来，许多同志劝我少讲话。这些同志都是好心，我很感谢他们。但多讲、大讲也有好处，因为我们党正处在一个转折关头，拨乱反正，必须讲。现在的形势好讲话，把话讲透，对党对国家有好处。大家都敢讲话，我们党的事情就好办一些。站在人民的利益上讲话，会使我们党提前完成拨乱反正的任务。讲话无非是三种话，拍板的话，打通思想的话，再就是乱放炮的话。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王震同志就放过炮，要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呀，等等，这种炮就放得好。”他说，“今天我只讲一个问题，即怎样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这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作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毛主席经常讲这个问题，在庐山会议上还在讲这个问题。当然他老人家晚年也违反了唯物主义的原则。”下面他从五个方面阐述了如何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一是如何用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对待上级的指示。他说，“什么是上级？我们往往把个人的东西都当作上级的东西。在某些情况下个人的意见是非常精辟的，但是一般情况下，集体的智慧，经过集体讨论的东西总是超过个人的东西。因此，任何时候把上级某一个人的意见当作上级指示，都是不妥当的。”“上级可不可能犯错误，中央的决定在特定条件下也可能犯错误。搞个人迷信，危害之深，给党的事业带来损失之大是无法估量的。今后再也不能搞了。资产阶级搞个人权威，不搞个人迷信。什么洞察一切呀，了如指掌呀，传达上级指示一个字都不能少，错了一个字都是罪状。这样创造性积极性也就没有了。这是封建思想的残余。”

第二、如何用唯物主义精神对待自己。他说，“这个也不容易。毛主席说‘三个正确对待’（正确对待党，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他自己就没有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是推进的作用还是阻挡的作用？主导历史的是人民群众，还是个人？个人不能随心所欲地推动历史前进。毛主席号召粉碎刘、邓司令部为什么这么多年粉碎不了呢？就是因为违反了历史发展规律，违反了党心民心。为什么后来把‘四人帮’一下子就粉碎了呢？因为他们早就成了孤家寡人了，腐朽透顶了，因之粉碎他们是人民群众的力量，而不是哪一个人。当然，中央一些同志顺应了历史潮流，减少了损失，是有功的，但与人民的力量不能颠倒。……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今后不要说某某人到我们这里来，对我们是极大鼓舞、极大鞭策这类话，这些话听起来酸溜溜的，连说这话的人自己也不相信。”

第三、如何用彻底唯物主义的精神对待国家大事。他强调“要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要宣传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宣传它的先进企业管理经验”。

第四、如何用彻底唯物主义精神对待群众？他说，“我们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很好的，任何时候都不要模糊这个认识。”“我们一定不要同群众隔离，要更有成效地向群众做工作。”

第五、要用彻底唯物主义精神对待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这一点不能动摇。”“党执政以后危险性在哪里？在于搞不好会蜕化变质。社会主义可能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解决这个问题，防止党蜕化变质，重要的一条就是必须认真地改善党的领导。如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坚决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等，就是防止蜕变的重要措施。”他在另一次讲话中说，相互之间有意见，这是难免的，过去有，今后还会有。两种办法，一是民主集中制，群言堂；一是一言堂，法西斯，乱上纲。两种办法，哪种办法能安定？第二种办法不行，连毛主席那么大本事都安定不了嘛！

胡耀邦同志是这么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对于胡耀邦的民主作风，凡与胡耀邦同志接触过的人无不交口称赞。他让人说话，敢让人说话，动员人说话，“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这是胡耀邦同志身体力行的名言。凡是他主持的会议，与会的人都比较轻松，发言热烈，有时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胡耀邦同志全不在乎。所以，在中央工作的人，包括一些老同志，都认为胡耀邦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是我们党最讲民主，政治生活最活跃的时期之一。

在组织上，胡耀邦同志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培养、选拔年轻干部、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在胡耀邦同志的主持下，于1985年9月18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的党的代表会议，在实现中央领导机构新老交替方面迈出了一大步，一批老干部不再担任中央委员，增补一批年轻干部进入中委。同年12月25日，胡耀邦同志主持召开了调整后的书记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胡耀邦同志说：“在培养干部方面，我们六年走了三步：选拔、锻炼、进领导核心，下一步如何培养？一要老同志支持，二要个人努力。要给他们压担子，老同志要少管一点事。”他告诫新进领导核心的同志：第一，要努力学会驾驭全局的能力，要多拿点时间想点全局的问题，读点书，马列主义、中外历史、政治经济学、文学等都要读一点，要熟悉全局情况，学会支配时间。第二，要发扬处理问题、解决矛盾的好风格：一是光明正大，旗帜鲜明，坚持真理；二是身体力行，模范带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八十年代中国领导层的年轻化，一大批年轻人走上领导岗位，正是在胡耀邦同志的大力推动下实现的，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很不容易的。这些年轻干部，后来大多成为改革开放的中坚力量。

胡耀邦是一位坚持改革开放路线的人，他不仅主张经济上要搞改革开放，而且主张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主张在文艺战线真正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主张给知识分子创造一种宽松的政治环境，让他们敢于讲话，大胆创作。也正是在他主政时期，中国的政治环境比较宽松，民主空气比较浓，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得到发挥，创作热情大为提高。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方面也有所改进，比如：党政职责分开，党委不对口设置管理政府工作的部门；党委委员、人大常委委员和政府副职实行差额选举，人大代表可以依法联名提出候选人；国务院各部实行部长负责制，国有企业实行厂长负责制，农村村委会由村民直选，基层党组织只起保证监督作用，等等，都是胡耀邦任总书记时做出的决策。

农村改革打头炮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在中国人民群众中曾广泛流传着两句话，那就是“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们两个人一个在安徽当省委第一书记，一个在四川当省委第一书记。他们带头打破左的禁锢，打响农村改革第一炮，勇敢探索农村改革之路，大胆支持农民的改革之举，实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让农民重新获得生产自主权，粮食增产，很快吃饱肚子。农民对他们赞誉，实质上是对党中央改革开放路线的歌颂。

万里同志是山东东平县人，早年参加革命，解放前担任冀鲁豫区党委书记，解放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国家建设部部长，北京市常务副市长，领导和组织了建国10周年北京十大建筑工程建设。文化大革命期间惨遭迫害。在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并主持中央工作期间，他又受命于危难之时，出任铁道部长，协助邓小平同志抓铁路整顿。粉碎“四人帮”后，万里同志被派到农业大省安徽省任省委第一书记。安徽曾受到极左政策的严重破坏，本来的产粮大省弄得许多农民没饭吃。

万里在安徽经过大量调查，对农村农民的问题有了深刻了解，他说：“1977年6月，党中央派我到安徽当第一书记。安徽是个农业大省，又是‘左’倾错误的重灾区。‘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推行学大寨的那一套‘左’的东西特别积极，农村问题特别严重，农民生活特别困难……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样子，门窗都是泥土坯的，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我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是社会主义吗？人民公社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农民的积极性没有了？”“我刚到安徽那一年，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67%的生产队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40元以下的约占25%，我这个第一书记怎么能不犯愁啊？”“人民公社化后发生的三年困难时期，到处浮肿病，饿死人。据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过去‘左’了那么多年，几乎把农民的积极性打击完了。”（见1998年4月30日《中国经济时报》）对农村实际情况的了解，可能是万里之所以成为农村改革闯将的基本原因吧！

当有些地方暗地搞包产到组的事情汇报到省委后，万里同志立即批示“我看可以试验。”1979年2月初省委又开会专门讨论包产到户问题。不少人因为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挨过批判，不敢表态。万里说：农民普遍希望包产到户。过去批判过的东西，未必是错误的，必须在实践中加以试验，我主张在山南区进行包产到户试验。山南区的试验很快见到成果，并传到别的地方，滁县地区很快就有17%的生产队包产到户。农民说，大包干就是好，保证一年能吃饱。1979年虽然安徽遇到旱灾，但农民积极性高，粮食还是增产了。当时还在国务院主管农业的陈永贵说万里是“好行小惠”。安徽干部却说：几千万人有了饭吃，还卖余粮给国家，难道这是小惠吗，与国与民都是大实惠。

后来，包产到户在全国引起争论，农民暗里悄悄地搞，干部装不知道，怕说包产到户是分田单干。在这种情况下，万里是第一个站出来为包产到户正名的。1980年1月，在一次重要会议上，万里说：“包产到户原则上不同于分田单干，虽然形式上与分田单干相似，而生产资料所有制并没有变，土地所有权仍然是公有的，生产队有权根据情况加以调整。”不久，四川、内蒙、河南、贵州都普遍推行包产到户。因此，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说：“包产到户，万里第一、紫阳第二、周惠第三。”1980年4月2日，邓小平同志同万里谈话时，充分肯定了安徽的做法。同年5月31日邓小平同志在另一次谈话中又一次称赞安徽凤阳县绝大多数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他说：“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由于当时国家农委的主要负责人不赞成农村搞包产到户，中央于1980年3月调万里同志任国家农委主任，全面主持农村改革。万里上任后，首先组织农口各部门大批干部赴各省农村调查，倾听农民意见。

调查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农民和基层干部赞成包产到户。已包产到户的增产明显。

在摸清全国情况的基础上，万里主持召开农委党组扩大会议，分析形势、统一思想。在这次会议上万里批评了左倾残余思想在农村改革上的表现。认为不肃清“左”，农业永远不能翻身。

之后，国家农委起草了一系列文件，总结了很多经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将包产到户规范为双层经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中国推广。万里同志还领导制订了五个“一号文件”，使中国农村改革有序前进，创造出了举世震惊的奇迹——八亿农民平稳地从人民公社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谱写新的篇章，农业连年丰收。

万里担任副总理后，仍然主管农业，对全国农村改革把脉定向，对农村工作作出过许多精辟指示。他在任全国人大委员长期间，还为全国农村发展制定了一些法律，尤其是他提出要把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长期不变写在宪法中。这个意见，在修宪中被采纳。

为了支持、引导农村改革的健康发展，在万里主持下，党中央、国务院连续发了五个一号文件。但这些文件并没有下命令，说一定要在哪年哪月全面推开，而是各地看到承包所显示出来的优越性，然后很快自发推广的。有的地方想挡也挡不住。结果，实践证明凡是实行了家庭承包的地方，农业生产状况迅速改观，出现了惊人的增长。改革解放了生产力。在事实面前，绝大多数同志的思想逐渐统一起来了，家庭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迅速推开，并且在以后的实践中逐步完善，最终形成了现在这种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广大农民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一项伟大创新。其伟大之处就在于它使生产力最基本的要素——劳动者获得了第二次解放，而这一解放的实质，又在于使农民获得了对土地这一基本生产资料的经营自主权，获得了对自身及其劳动所创造价值(大部分)的自由支配权。

1989年那场风波之后，有人想借社会主义教育之名，否定农村改革的大方向，要让农民重走“一大二公”的合作化道路，万里同志与其他同志一道坚决顶住了这股错误思潮，受到小平同志赞扬。已经吃饱了肚子，并日益富裕起来的农民，永远都不会忘记在关键时候挺身而出为他们创造出经验、争得自主权的万老。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局部尝试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同时，在国有企业方面也开始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四川省最早带头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调动企业积极性的路子。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核心是放权、让利。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将工业企业捆得死死的，窒息了企业的活力。1978年10月，四川省委决定选择六个不同类型企业，进行扩大自主权的试点。1979年1月，省委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总结初步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扩大企业自主权急需落实的14项政策、措施，并选择100个企业作为第一批试点。

我当时作为四川省财政局长、党组书记，十分赞赏并积极支持省委的改革思路，对省委提出的改革措施或者要财政上解决的问题，总是千方百计给予支持。根据省委的指示，先后出台了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些措施，如对新办的社队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三年内免征所得税，对集体手工业增长的所得额减半征税，对红薯、甘蔗等代用品烤酒适当降低税率，对一些政策性亏损的产品如小生铁实行定额补贴，“五小工业”实行利润分成，小水电利润不上交用于以电养电等。同时还对广汉、新都、邛崃等县，进行了财政包干试点。这些在当时看来“合理而不合法”的政策，对于四川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促进作用。

四川省100个扩大自主权试点企业生产上升、利润增加的可喜成效迅速传遍全国，传到北京。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康世恩敏锐地感觉到，这是改革现行“统收统支”财政管理体制、搞活国有企业的勇敢尝试，对打破“大锅饭”、激励企业积极性有着重要意义。1979年7月，在对企业扩权有争议的情况下，国家经委党组毅然决定在成都召开带有现场会议性质的全国工业工作会议，推广四川省企业扩权的经验。康世恩在会上指出：“扩大企业自主权，这是一个大政策，势在必行。这样做，解决了目前许多企业中存在的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盈利亏损一个样的问题。”会上，除主管工业的省委书记杜星垣作了报告外，我在会上作了发言，介绍财政如何支持工业生产和改革的做法。我说：“逐步调整国家、企业、职工之间的分配关系，打破‘统收统支’的局面，恢复社会主义企业作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应有权益，这个方向是不可动摇的。”

这次会议后，很快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以减税、让利、扩权为核心的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并取得良好效果。

全面展开经济体制改革

到了1984年，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全面推开，农业生产连年大幅增产，人民的衣食温饱已基本解决，企业扩权试点也取得了可喜成绩的形势下，全面进行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条件基本成熟。

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认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必须首先从打破僵化的、无所不包的计划体制入手。因此，他于1984年9月9日致信胡耀邦、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同志，提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中三个问题的意见，主要内容为：第一，计划体制问题。各项改革都牵涉到计划体制，这是经济体制的核心。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要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要运用价值规律为计划服务。第二，价格改革问题。价格是最重要的经济调节手段，现在价格体系极不合理。我们调整价格，主要是由于商品比价不合理，是结构性调整物价，而不是通货贬值。除了调整价格体系外，还有一个改革价格管理体制的问题。理顺经济的主要标志是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价格改革难度最大，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第三，国家领导经济的职能问题。计划体制的改革，价值规律的运用，都要求国家的经济职能产生相应的变化。近期改革的主要内容应是政企分开。各级政府主管经济的部门，都要逐步简政放权，逐步减少对企业正常经济活动的干预，学会运用经济手段来进行宏观控制。

9月10日，邓小平同志对这一文件批示：“我赞成。”9月13日，陈云复信赵紫阳指出：这三个问题，都是当前我国经济工作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对这几年城市经济改革经验的总结。他表示完全同意并指出：关于计划体制，合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关于价格改革，现在确实是有利时机，应当稳步进行。关于政企分开，这样做很必要。

10月4日，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关于改进计划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并发出通知。通知指出：为了适应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需要，我国现行计划体制必须进行改革。要根据“大的方面管住管好，小的方面放开放活”的精神，适当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范围。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经济活动，实行指令性计划；对大量的一般经济活动，实行指导性计划；对饮食业、服务业和小商品生产等方面，实行市场调节。《暂行规定》就计划体制改进、改革工作包括的生产计划、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利用外资外汇计划、物资分配计划、商业外贸计划、劳动工资计划、国民经济的平衡等12个方面作出了规定。

1984年10月20日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了赵紫阳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明确提出：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是当前我国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增强企业活力；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充分重视经济杠杆的作用；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正确发挥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进一步扩大对外的和国内的经济技术交流；起用一代新人，造就一支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干部的宏大队伍；加强党的领导，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决定》认为：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下转16页）（上接9页）代化的必要条件。只有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真正搞活，促使各个企业提高效率，灵活经营，灵敏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要，而这是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所不能做到的。

在同时召开的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作了重要讲话，他高度评价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他说：前天中央委员会通过这个决定的时候我讲了几句话，我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是这么个评价。邓小平还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邓小平指出：最重要的是第九条，概括地说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八个字。邓小平还说：我们要向世界说明，我们现在制定的这些方针、政策、战略，谁也改变不了。我们现行政策的连续性是可靠的。

在中共中央做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后，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展开，国务院成立了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由我分管，我的工作重点也转向了推进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

对于如何推进改革的行动方针，国务院总理多次强调，要“坚定不移，慎重初战，务求必胜”。（见1985年3月国务院向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报告）邓小平同志也不止一次地说过：“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见1985年3月邓小平会见日本自由民主党副总裁二阶堂进时的谈话）（责任编辑 杜 晋 吴 思）

2008年第1期 胡适与陈独秀关于帝国主义的争论　作者：邵　建

一

1925年10月10日，“五卅”过去几个月了，胡适从武汉讲演后，回到北京，旋又南下上海。三天后，上海亚东图书馆的汪原放在日记中记道：“晚八时，仲翁来，……听见适之兄到了，非常高兴欢喜，坐谈了很久，约定明天午后四时和适之兄会谈。”第二天下午四点，胡适到了，陈独秀晚了一小时才来。两位老朋友见了面自然欣喜，但，汪原放日记记得清楚：“他们各有各的见解，各有各的意见。”到底是什么样的见解和意见呢？还是前些年的“问题与主义”。“仲翁当然重‘主义’，适兄仍旧重‘问题’”，汪本人呢？“我不响，但赞成仲翁。”注1

在汪氏的回忆中，到了1925年的11月，胡适和陈独秀的意见更见分歧。

一天下午，仲翁来了，和适之兄大谈。我和大哥也在听。

谈着，谈着，仲翁道：“适之，你连帝国主义都不承认吗？”

适之兄生气了，说：“仲甫，哪有帝国主义！哪有帝国主义！”拿起司的克来，在地板上连连的笃了几下，说：“仲甫，你坐罢，我要出去有事哩。”一面只管下楼出去了。

仲翁坐了一会儿，一句话也没说，脸上有几分气恼。后来说：“我再来。”也去了。（引同上）

这个场面的胡适很传神，也不多见。胡适留给人们的印象总是温和理性且矜持，至少陈胡冲突中的胡适不是这样。倒是易于激怒的陈独秀令人意外，他没有发作，只是生闷气。对比他年小且又是亲自介绍进北大的胡适，陈独秀看来比较容忍。

第二天，我的大叔知道了（笔者注：指汪孟邹，亚东图书馆的创办人），对着适之兄说：“适之，你怎么连帝国主义也不承认呢？不对吧？”适之兄放下脸来，一把扯着我大叔的袖子，连连扯了几下，说：“孟邹，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帝国主义？”又穿上马褂只管出去了。（引同上）

这是一个让胡适颇为激动的词：帝国主义。在这个词面前，胡适好像冷静不下来。不过，如果从以上引文仅涉及的四个人来看，在对帝国主义的不同态度上，比例是3:1，胡适是孤立的。这个孤立，可视为胡适在那个时代的处境。

1920年代是一个反帝反封建的时代，刚刚过去的“五卅”，鼓荡起全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热潮。当时，正在奉行合作的两个政党，老牌的国民党和年幼的共产党，联手推进“国民革命”，其首要任务，就是反帝。1923年，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发出指示，第三条就是：“……要坚持我们早先采取的立场，即‘中国的中心任务是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及国内封建走狗的国民革命’。”注2作为当时占主流地位的时代精神，胡适是自觉游离于它之外的。还是1922年，胡适在《努力》上发表《国际的中国》，就表明他和这种意识形态格格不入。

严格地说，胡适并非不承认帝国主义（在上海和陈独秀的争执不妨视为胡适的率性），如果我们返观胡适那个时期的文字，他没有避讳帝国主义这个词，他反对的其实是，反对当时的舆论形势把反帝视为时代任务的中心。也就是说，外交问题不是当时的首要，首要是自己的内政。针对当时流行的“弱国无外交”，胡适则指出“内乱之国无外交”。因为“外交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和内政有密切关系的”，“四分五裂的中国，破产的财政，疯狂秽污的政治，九个月换五个外交总长的外交，秽德彰闻的国会”，是没有外交可言的，同时也“是外交失败的最大原因”。

胡适的话指的是1923年的3月25日，这一天，上海举行反日大游行，参加者有160个团体，人数达五万。次日，北京大雨，大雨淋漓中，也举行了有几千人参加的大游行。这样的连锁大游行，显然不是自发，而是政治组织的。对此，胡适在《努力》“这一周”中以《外交与内政》为题，表示了自己的反对：“果然一个不爱管政治的民族，一听得外交问题，也都感奋兴起了！”然而，胡适的态度是“我们对于这种热情的表示，不但不发生乐观，只能发生感喟。”“我们老实承认，我们对于今日外交问题，实在鼓不起热心来作激昂慷慨的鼓吹。我们只希望国人从这种失败的外交状况上格外感觉早早澄清内政的迫切。”注3

胡适为什么在反帝上“鼓不起热心”？难道帝国主义不是一个事实的存在？

是的，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自1840年以来，帝国主义显然是一个事实上的存在，即使到了1920年代，帝国主义依然是那个时代的问题。但，不得不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就1920年代言，经过八十年的流变，因帝国主义而造成的侵略危机不是更严重了，而是逐步向好的方向转化。

帝国主义，基于它的政治主张或实践，主要是通过夺取他国领土来建立自己的经济、政治霸权。这种侵略危机自1840年始，至1900年的八国联军，已经基本告一段落。随后签署的《辛丑条约》，不排除其中俄国、日本对中国的领土要求，但由于该条约由美英主导，它们注重的是商业利益和“门户开放”。因此，条约最终只是提出巨额赔款，并没有割地诉求。就赔款言，1908年，美国决定退还多收的庚子赔款，并明确希望以庚款兴学，清政府响应，遂有了后来的清华学堂乃至清华大学。1922年12月1日，英政府通知中国政府，表示从即日起，中国应付英国的庚款，英政府准备用于中英两国互有利益的用途上（以后亦主要用于教育）。除了不平等的条约依然存在，整个国际形势对中国来说，应当不坏。

1900至1922年，唯一出现领土危机的是1915年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向德国宣战，并出兵占领属于德国势力范围的山东半岛。随后，便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试图把德国在中国的权益转到自己名下。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协约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结果“巴黎和会”不顾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同意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让予日本。五四运动即因此而起。当然，中国不是“巴黎和会”唯一的失败者，失败的同时还有美国总统威尔逊，因为他没有兑现事前他对中国的承诺（这就导致了中国激进知识分子对他的失望，并把希望转向了列宁）。然而，转机在于，1921年11月11日至1922年2月6日，美国、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葡萄牙、中国九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国际会议（史称“华盛顿会议”），其中议程之一，便是太平洋和远东问题。按照胡适对这个会议的评价：“这个会议确不是为替中国伸冤而召集的，然而中国的国民外交和美国的舆论竟能使华盛顿会议变成一个援助中国解决一部分中、日问题的机会。”注4这个机会给中国带来的益处是什么呢？不妨看看国民政府时代的两个蒋博士的回忆。一个蒋博士是当时还在美国留学的蒋廷黻，他有机会随同中国代表与会，从而目睹了一些会议上的情形，这是他对会议的表述：

我敢说，中国代表在华盛顿会议中所表现的非常杰出。在恢复主权方面，也略有进展。例如：在关税方面，中国虽未能恢复关税自主权，但列强却同意中国可以适度的调整税率。华盛顿会议同意中国于改善法院和司法行政后，列强考虑废除领事裁判权。还有，山东由日本交还中国。

蒋博士虽然不满威尔逊的承诺并未在华盛顿会议中得到根本兑现，但他还是做出了这样的结论：

尽管中国在关税、租界、治外法权等方面收获不大，但在恢复主权方面，华盛顿会议却是重要的一步。注5

另一个蒋博士是北大代校长蒋梦麟，这次他受国民党的支持，以非官方观察员的身份列席了“华盛顿会议”。蒋梦麟说：

美国因为不愿卷入欧洲纷扰的漩涡，已经从多事的欧陆撤退而召开华盛顿会议；九国公约就是在这次会议中签订的。此项公约取代了英日同盟，所谓山东问题，经过会外磋商后，亦告解决，日本对华的二十一条要求终于静悄悄地被放进坟墓。巴黎和会中曾决定把青岛赠送给日本，所谓山东问题就是因此而起的。

和胡适对这次会议的看法有所不同，蒋还说：

巴黎和会的决定使同情中国的美国政界人士也大伤脑筋，终至演化为棘手的政治问题。共和党和民主党都以打抱不平自任，承诺为中国伸雪因凡尔赛和约而遭受的冤枉。因此，美国固然从欧洲脱身，却又卷入了太平洋的旋涡。二十年后的珍珠港事变即种因于此。注6

1922年2月4日，中国和日本在华盛顿签订了《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及其附约。条约规定，日本将德国旧租借地交还中国，中国将该地全部开为商埠；原驻青岛、胶济铁路及其支线的日军应立即撤退；青岛海关归还中国；胶济铁路及其支线归还中国等。附约中规定了对日本人和外国侨民的许多特殊权利，但是中国通过该条约收回了山东半岛主权和胶济铁路权益。

也就是说，1919年五四运动，北大学生一边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一边高呼“收回青岛”，“还我山东权利”。所有这些，如果无果于“巴黎和会”，那么这次却在美国主持的“华盛顿会议”中有了果。这样的结果，不得不承认，美国从中出了力。美国哪怕是有它自己的利益考量，比如要压住日本，不能让它在太平洋和中国的势力坐大；但，客观上，美国的做法有利于中国；同时，这里还不能排除美国本身（尤其是民间）对中国的同情。所以，在《国际的中国》中，胡适接着上文说：“会议的结果虽未必能完全满足我们的希望，但我们稍知当时情形的人，都该承认当日热心援助中国代表团的许多学者，舆论家，并不是替‘资本帝国主义’做走狗的。”注7

然而，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中国国内的反帝运动如火如荼。其反帝所指，首先就是美、英（包括日）。陈独秀1922年10月4日写《请看国际帝国主义怎样宰制中东路》，这个“国际帝国主义”的具体对象就是“英美帝国主义”。同一天，陈独秀另有一文，题目是《议员学者跑到美国帝国主义家里讨论宪法问题吗？》，批评北京的议员林宗孟和非议员胡适等到美国前公使芮恩施家中谈宪法。陈独秀敬告这些议员学者，“不要上美国帝国主义的当，”“不要于不知不觉中引导一部分人民或青年学子去亲美国帝国主义才好”，而且直接把前此结束的华盛顿会议称之为“宰割中国的华盛顿会议”。注8

今天读胡适的《国际的中国》，简直就是一篇“开放的中国”，它比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几乎提前了一个甲子。文章缘起于陈独秀在告全国宣言中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基本判断，在他们所作出的判断的基础上，提出了两个目标：一是民主主义的革命，一是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胡适赞成第一项，反对第二项。他说：“我们并不想替外国的‘资本帝国主义’作辩护……我们要知道：外国投资者的希望中国和平与统一，实在不下于中国人民的希望和平与统一。”胡适这样阐释此问题：

投资者的心理，大多数是希望投资所在之国享有安宁与统一的。欧战以前，美国铁路的股票大多数在英国资本家的手里。这种投资，双方面全受利益；英国也不用顾虑投资的危险，美国也决不愁英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样的国际投资是不会发生国际问题的，因为这种投资就和国内的投资一样。国际投资所以发生问题，正因为投资所在之国不和平，无治安，不能保障投资者的利益与安全，故近人说，墨西哥，中国，波斯，近东诸国，可叫做“外交上的孤注，国际上的乱源”。

在胡适看来，投资国要想被投资国和平与治安，只有两条路，一是征服统治他们，一是让本国人民早日做到和平与统一。胡适承认，十年以前（即辛亥以前）列强对中国是想走第一条路。而现在，经过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老实说，现在中国已没有很大的国际侵略的危险了。”“所以我们现在尽可以不必去做那怕国际侵略的恶梦。最要紧的是同心协力的把自己的国家弄上政治的轨道上去。”“我们觉得民主主义的革命成功之后，政治上了轨道，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已有一大部分可以自然解除了。”注9

可以看出胡适在那个时代的基本思路。国际帝国主义基本不在他的视野内，他唯一关注的是国内政治。退一步，国际问题即使存在，但“攘外必先安内”，内的问题不解决，外才成为“外患”。

胡陈就中国问题的判断如此大相径庭，但，可以指出，在那个时代，舆论优势不在胡适方而在陈独秀方。即使把当时的问题放在今天，估计支持陈独秀的要远大于认同胡适的。帝国主义是中国20世纪的梦魇，1840—1900，已经构成国人难以擦抹的民族记忆。直到21世纪的今天，这个记忆的裂口依然如此深大。胡适上面那句话放在今天依然生效，这几年来，只要一碰到外交问题，这个民族马上就“感奋兴起”。

二

“帝国主义”一词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力量？

作为一种话语，帝国主义不自本土而自苏俄。它一旦进入本土，就为当时两大政党所共奉。这两大政党都具有群众动员的性质，经由其广泛宣传，这一词汇登堂入室，一直深入到国人的头脑与血液，以迄于今。

1921年下半年，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接到共产国际的通知，派代表参加苏联举行的远东被压迫民族国际大会。中共派出的代表是张国焘，不妨看看他自己的记述：“马林曾正式通知我说，共产国际召集远东被压迫民族大会……反对列强的华盛顿会议；定于华盛顿会议举行之前一天（即十一月十一日）在伊尔库茨克举行（笔者注：实际是同一天。但，此会后来展期，地点亦改在莫斯科）。”这次会议的意义，与会后的张国焘表述得很清楚：

单就中国革命运动来说，它的影响确是相当重大的。最主要之点是：这次会议在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商讨中，确定了中国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性质，换句话说，反帝国主义被视为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

任务既明，便进入宣传鼓动。还是张国焘的叙述：

其他代表们回国以后，对反帝国主义这一点意见是一致的。当时一般中国人还不知帝国主义为何物，甚至像胡适这样著名学者也还认为反帝国主义是海外奇谈。后来经过中共的宣传和出席这次会议代表们的多方介绍，“反帝国主义”这个名词，不久就成为人所共知。不管后来中国革命起了一些什么变化，但这把“反帝国主义”的火，放得确实不小，它烧遍了中国，也蔓延到了东方各地。注10

插：张国焘回国后，向陈独秀们作了汇报，后者“欣然接受”，便发布了一个有关时局的主张和宣言。也正是这份宣言，导致胡适写出了《国际的中国》。张国焘的记忆真好！他说胡适指反帝为“海外奇谈”，这也正是胡适在该文中的措辞，只是误了一个字。胡适原本是说这份宣言对形势的观察“很像乡下人谈海外奇闻”。

“莫斯科会议”是和“华盛顿会议”对着干的，甚至连日期都要提前抢一天。这是20世纪美苏对立在国际擂台上的第一次表现。当“华盛顿会议”客观上作出了对中国有利的某些议决时，中国本土却掀起了反帝反美的声浪。当然，必须指出，“反帝国主义”像冬天里的一把火，执火者是中国人，点火者却是苏联。这次反华盛顿的会议，国民党也派代表（张秋白）参加。以上张国焘说反帝是由“出席这次会议代表们的多方介绍”，这个“们”其中就包括国民党。当时，苏联的策略是同时伸出两只手，一只手拉住年轻的张国焘们，另一只手则伸向势力更大的国民党。它甚至能够把反帝内容直接贯彻到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党纲中。比如，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第一条是民族主义，这一条过去是排满。但新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却按照苏联的意图作了新解释。当时人在中国的加拉罕就国民党一大致信苏联领导人，谈及民族主义时，说：“那里民族主义是按照共产国际的声明的精神解释的，而且还发挥了关于民族斗争的两个方面的意思，即一方面是同压制中国民族独立的帝国主义的斗争，另一方面是通过赋予中国境内各民族以自决权的办法实现各民族的解放。”这“两个方面”导致的直接结果，一是中华民族举国反帝即反美，另一是蒙古从中国国土上分离出去，然而这正是苏联的意图。对此，加拉罕志得意满：“我现在要强调的是，正是国民党处于我们的影响之下，正是国民党对我们的威望充满尊敬和崇拜，正是这个党，它如此驯服地接受我们的指示和共产国际的决议。”注11

于是，国民党自一大始，出现了有史以来的捩转：反帝。有学者研究国民党一大时指出：“如此明确的反帝主张，在孙先生是第一次。”虽然反帝就是反美，“但是在十几天以前，孙先生刚刚与美国驻华公使舒尔曼做了既强硬又仍然抱着希望的谈话，这谈话，据鲍罗廷笔记，是很不高兴的。”注12鲍不高兴的原因，是国民党在美苏之间依违不定，还对美国抱存希望。当然，在苏联经援和军援的重诺下，孙中山对美国的希望最终破灭。还是这个鲍罗廷，在他后来向国内所作的《关于国民党》的汇报书中，明确指出：“在孙逸仙的脑子里对日本的幻想根深蒂固，他早就有建立中、日、苏俄联盟的思想。为此他经常说，必须使日本同英国疏远，日本与美国已经决裂，现在只剩下英国了。”注13

在陈独秀和孙中山联手打造中国大地上的反帝热潮时，胡适的《国际的中国》当然不合时宜，或者说，是时宜不合他。然而，在他和时宜之间，谁更多地拥有历史正确，这在今天都未必不是一道难题。不过，就当时而言，如果胡适仅仅代表他自己，那么，无论陈独秀还是孙中山，其力量都远远不是一个人。因此，正如上文所说，这样一个比例，不仅决定了那个时代的走向，也决定了胡适在那个时代的处境。

然而，胡适的主张还是引起了一定的关注，文章发表三个月后，在越飞写给国内的绝密信中，似乎可以看到他对胡适的某种回应：“世界帝国主义始终企图利用一切有利时机来更加残酷地奴役中国，在这种情况下，近来甚嚣尘上的关于使中国‘国际化’和‘对中国财政进行国际监督’的议论不可能是完全偶然的。”14其中“国际化”和财政在胡文的论述中都有所涉及。胡适的“国际化”在陈独秀那里直接就是“国际帝国主义”。针对陈文对国际帝国主义的七条控诉（包括东交民巷公使团问题、领事裁判权问题、外币流通问题、财政权操于总税务司问题、关税问题等），胡适在文章最后做了这样的回答：

这七项都是和国内政治问题有密切关系的。政治纷乱的时候，全国陷入无政府的时候，或者政权在武人奸人的手里的时候，人民只觉得租界与东交民巷是福地，外币是金不换的货币，总税务司是神人，海关邮政权在外人手里是中国的幸事！至于关税制度，国内无数的商人小百姓困压在那万恶的厘金制度之下，眼看一只江西瓷碗运到北京时成本不能不十倍二十倍于远从欧洲、日本来的瓷碗；他们埋怨的对象自然不是什么国际帝国主义而是那些卡员扦子手了。所以我们很诚恳的奉劝我们的朋友们努力向民主主义的一个简单目标做去，不必在这个时候牵涉到什么帝国主义的问题。政治的改造是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先决问题。注15

概言之，请民族主义让位于民主主义，用民主制度解决民族问题，这就是《国际的中国》一文最基本的思想表述。

胡适虽然反对陈独秀的反帝，但他并不会知道中国的反帝背后有一只苏联的手。那么，苏联为什么热衷于中国的反帝？这个问题，别说当时反帝的陈独秀孙中山不知道，也别说“反反帝”的胡适不知道，就是今天的我们，欲知其见不得人的秘密，也得等到1990年代苏联解体后原苏共中央大量档案的解密与开放。

1917年十月革命后，苏联在西方世界的地位极为孤立，它受到美英诸国的打压，因此它的头号敌人，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协约国。在苏联向西欧扩张的意图失败后，它把目光转向了东方，它需要把东方国家拉入自己的阵营，以改变自己在全世界的孤立地位。于是，中国首当其冲。其所以如此，不仅因为是近邻，是它和日本的一个缓冲空间，而且在战略上，“中国，毫无疑问是国际冲突的焦点和国际帝国主义最薄弱的地方”。注16可以体味一下什么叫“帝国主义最薄弱的地方”？在这个地方要点燃反帝的冲天大火，是不是要格外费一番心思。

这心思首先是从学生身上开始。1920年苏联西伯利亚当局在向共产国际的汇报中，说：“我们的上海分部利用这种影响对学生革命运动实行思想上和组织上的领导，同时试图使学生运动从思想上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团体和商人团体划清界限，因为这些团体依靠民主美国来抵制日本的经济政治影响。与这种依靠美国的方针对立，我们提出了社会革命、面向劳动群众的方针，与最激进的一部分学生一起，同在美国受过教育的民主学生团体……作思想斗争。”注17由此可见，苏联策划的中国反帝运动，首要目标就是反美。

由学生而政党，由政党而政府，这是苏联运作中国的一道“草蛇灰线”。不过，这个政府不是执政的北京政府而是反对北京政府的孙中山广州政府。苏方为什么对这个政府感兴趣，请看他们的自白：

主要是广州政府可能被我们用作进行东方民族革命的工具，这场革命最终会把中国抛向协约国敌人的阵营。注18

把孙中山的中国作为反美的“工具”，以所谓民族革命，让中国成为美国的敌人：这就是苏联向远东伸出带着长毛的“咸湿手”的意图，如此赤裸，又如此真实。但，长期以来，它的形象，一直是我们的“老大哥”。

历史的诡异在于，苏联策动中国反帝，然而，1920年代，苏联对中国来说本身就是最大的帝国主义。只是反帝被苏联先在地定义为反美、反英、反日，它自己反而蝉蜕了这个对它来说更加名副其实的恶号。即以美苏而论，苏俄从中国攫去了多大的版图，而美国连一寸土地都没有侵占过。1900年以来，除了历史上遗留的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对中国领土的危机基本上不存在。日本的“二十一条”是历史后遗，即使这个问题，在美国的斡旋下，亦于1922年基本化解。然而，戏剧性的是，正是这一年，苏联红军进入蒙古，使本来是中国的领土脱离中国从而成为苏联的殖民地。仅此而观，赤白之间，谁更帝国主义？

让历史记住1922！

这一年，中国在领土上回归了山东（因为美国），又丢失了蒙古（因为苏联）。也是这一年，英国决定退还中国庚款，苏联在中国策划反帝运动。应该说，是“华盛顿会议”使苏联人产生恐慌。1922年，在谈及中国的工作问题时，苏联人的目标很明确：“华盛顿会议就在援助中国的幌子下，推行奴役中国的政策”，因此，“对于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政策是……揭穿某些自称中国之友的国家（美国）的虚伪友谊。”注19苏联人成功了，从1922年起，美国几乎成为中国一个世纪的敌人。

案：1923年，蒋廷黻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他说：“当我离美返国时，我仔细回想沙费尔德教授的授课内容。当时，中国反帝国主义和不平等条约甚嚣尘上，但我一直不能像其他的国人那样仇恨帝国主义。”注20蒋是留美学生，受美帝国主义毒害不浅，这正是美国对中国的危害之在。1924年，陈独秀有《留美学生》文曰：“美国限制移民律，竟影响到中国赴美的留学生，以至未动身的不能动身，已动身的到了美国不能登岸，在普通感情上，我们应该愤恨美国，然而我却十分感谢美国。因为在一般留美学生成绩上看起来，几乎无一人不反对革命运动，几乎无一人不崇拜金钱与美国，这种人少一个好一个；若是美国简直不许一个中国人去留学，那才是为中国造福不浅。”注21

立此存照。

（作者系南京晓庄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8年第1期 专政、民主与所谓“恩格斯转变”　作者：秦　晖

马恩讲“专政”：内战状态，只能以暴抗暴

众所周知，马克思强调阶级斗争，在当时欧洲各国尚未完成民主化、无产阶级没有民主权利的情况下也主张以暴力革命对抗统治者的镇压，但是所谓他倡导“无产阶级专政”的说法是怎么回事，却值得研究。

例如《共产党宣言》主张阶级斗争，也有暴力革命的色彩。但对革命以后无产阶级应该如何治理、采取什么政治方式则语焉不详，其中不但没有“专政”之说，而且“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无产阶级自身”这句名言，显然表明“无产阶级”不会像他所认为的以往统治阶级那样得势后就要镇压异己。众所周知西文“解放”与“自由”二词同根，“解放”即“使自由”。因此这句话显然与后来的阶级专政论（即解放了的无产阶级至少要对人类的一部分实行专政，而不能允许他们“解放”）是矛盾的。

其实这并不难理解：自马克思有了明确的“主义”后就是以“自由个性”为核心价值的，从早期马克思文稿中对“完成的个人”的论述，《宣言》中对“每个人的自由”的关注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把“自由个性”列为人类发展三阶段（“人的依赖性”、“人的独立性”与“自由个性”）的终极目标都可看到这一点。实际上如今有了电脑检索手段后人们不难发现：在马克思全部著作尤其是前期著作中作为肯定性价值出现的“民主”词频要远远高于“专政”，而“自由”又远远高于“民主”（也高于“平等”、“博爱”等当时西方文化中流行的其他正面价值）。

而且马克思弘扬“自由”价值时前面几乎从不加“阶级的”这种限制词，而多是说“每个人的自由”、“一切人的自由”、“自由个性”等等。虽然，马克思的思想属于西方思想史上所谓的“积极自由”传统，不像“消极自由”论者那样仅仅把自由看作是不强制，但“不仅仅反对”当然不是不反对。据说“积极自由论者”得势后容易强制别人，这个问题值得讨论。但就马克思而言他从来没有“得势”过，他终身争取自由、反对强制的倾向还是非常明显的。

那么“无产阶级专政”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就现在所知，在提出“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专政”这一概念之前，当1848年德国革命发展到内战状态时，马克思曾在《新莱茵报》的时评中多次提到“专政”。当时普鲁士自由派首领康普豪森在群众支持下于3月18日上台执政，但他忙于筹备立宪议会而没有用强硬手段控制局势，结果反对宪政的各邦当局举兵反扑，很快于6月20日推翻了康普豪森政府。马克思就此评论说：在这种状态下“任何临时性的国家机构都需要专政，并且需要强有力的专政。我们一开始就指责康普豪森没有实行专政”，“正当康普豪森先生陶醉于立宪的幻想时，被打垮的政党就在官僚机构和军队中巩固他们的阵地”。“如果德国各邦政府在这时已经把刺刀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那么，最好的议事日程和最好的宪法又有什么用呢？”

康普豪森本人是个银行家，他想建立的制度当然也不是社会主义。马克思在这里不是为无产阶级、而是为“资产阶级”愤愤，正如列宁后来所说：“马克思因为资产阶级民主派在革命和公开内战时期迷恋于‘立宪幻想’而痛斥了他们。”显然，在“公开内战时期”不适于搞立宪，没有“专政”，“任何临时性的国家机构”都站不住脚。

——但在和平时期呢？正式的而非“临时的”国家机构呢？

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在这里讲的很清楚：“陶醉于立宪”的康普豪森“没有实行专政”。换言之，即便都是“资产阶级”掌权，“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专政”还是截然不同的。后来流行的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就是“资产阶级专政”之说，显然与马克思的这个说法相左。

“专政”与“布朗基思想”

人们知道：“专政”一词作为拉丁文出现于古罗马，而在近代作为政治概念起源于法国大革命。当时法国人热衷于以“复兴”古罗马的东西来对抗“中世纪”，圣茹斯特的一句名言是：“革命者都应该成为罗马人!”著名的雅各宾党人专政就体现了这种“罗马概念”的影响。

后来近代工人运动兴起，“专政”的概念同样最先出现在法国工人运动中，具体地即布朗基派最先提出这个说法。1850年，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连载《1848—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其中提到1848年法国革命激化成为内战时，无产阶级“团结在被资产阶级叫做布朗基思想的共产主义周围”，这种思想“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该书还肯定了法国人（按：当时法国工人起义的组织者即布朗基派）在革命中提出过一个“大胆的革命战斗口号”：“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

这是迄今所知马克思最早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

在这里马克思把“共产主义”与“布朗基思想”视为一体，这是有特定背景的：不仅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提法的首创权确实属于布朗基派，而且更重要的是，当时马克思指导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与流亡伦敦的布朗基派法侨组织正在密切合作，甚至已经在秘密协商成立联合组织。而通过以暴抗暴来寻求无产阶级解放正是双方联合的思想基础。

就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写作期间，1850年4月，伦敦法侨布朗基派流亡组织的代表亚当、维迪尔、巴特尔米、英国宪章派左翼领袖哈尼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代表马克思、恩格斯和维利希三方七人经过谈判签订了一项秘密协议，准备建立“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由维利希（共盟中“冒险主义集团”首领，号称“德侨中的布朗基”）起草的该协议第一条就声称：“协会的宗旨是推翻一切特权阶级，使这些阶级受无产阶级专政的统治，为此采取的方法是支持不断革命。”与《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提到的一样，这里“专政”是与“不断革命”相联系的，而在当时语境下所谓“革命”就是指暴力革命。这个非常激进的协议虽非马、恩所写，而且带有浓厚的布朗基主义色彩，但马、恩是同意并签了字的。

然而该“协会”实际并未成立，因为协议墨迹未干，共产主义者同盟就分裂了。协议起草者、“德侨中的布朗基”维利希急于“革命”，与反对冒险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闹掰而同布朗基派法侨组织联手。马、恩与哈尼遂于当年10月正式通知维利希等人，宣布废除上述协议，约他们前来“当面烧毁上述文件”。此后他们与布朗基派在政治上分道扬镳，在“专政”问题上的思想分歧也凸显了。

恩格斯对“革命成功后的革命专政”的批判

原来马克思赞同布朗基的“革命专政”论，主要是赞同它不畏镇压、以暴抗暴的立场。然而布朗基“革命专政”的另一个含义，即依靠“先进的少数”来强制“落后的多数”，对此马克思、恩格斯一直是反对的。这后一含义意味着不仅“革命中”要用暴力对抗镇压者的暴力，而且“革命后”的和平条件下也要以“专政”来对付“落后者”。这就是所谓“革命成功后的革命专政”。马、恩对此十分反感。恩格斯后来指出：“布朗基把任何革命都设想为少数革命者的Handstreich（起义），于是革命成功以后的革命专政的必要性就是自然的；这自然不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阶级的专政，而是完成了起义的少数人的专政，而且他们在起义以前就已经服从了一个或几个优秀分子的专政。”

晚年的恩格斯又进一步指出：布朗基派依靠“密谋学派的精神”和“这个学派所要求的严格纪律”，他们相信“少数坚决和组织严密的分子”能够以铁腕手段夺权和掌权，并使人民“聚集在少数领袖的周围。这首先要求把全部权力最严格地专制地集中在新的革命政府手中”。然而成为讽刺的是：正是由布朗基派作为多数派的巴黎公社，其实践却是对布朗基主义的最有力的颠覆：因为她完全反严格集权之道而行之，推动法国各地建立自治的公社并“组成一个自由的联邦”，而“军队、政治警察、官僚这些旧集权政府的压迫权力”过去每次革命后都“被每届新政府当作合意的工具接收、并利用来反对自己的敌人”，而现在“巴黎公社却一举废除了它”！

如下所述，恩格斯批判“优秀者专政”的这些重要思想后来被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用于批判民粹派的“人民专制”说。

赞成暴力革命（因而也赞成赢得内战所必须的“专政”措施），但反对“革命成功后的”“优秀分子专政”——这是马、恩的共同态度。如果说两人有差异的话，那就是似乎恩格斯一方面比马克思更强调内战和“专政”不可回避，这从他公开称巴黎公社为“专政”、坚持公开发表含有“专政”内容的《哥达纲领批判》都可看出，总的来讲恩格斯公开讲“专政”的次数也多于马克思。但另一方面，恩格斯对布朗基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批判也比马克思严厉，其中包括批判所谓“革命成功后的革命专政”。尤其在俄国问题上，现有材料表明马克思对民粹派比较热情而对普列汉诺夫等人相对冷淡，而恩格斯则相反，他不仅从1870年代就开始尖锐批判特卡乔夫，而且后来普列汉诺夫等人与民粹派决裂并抨击“人民专制”，也是得到他支持的。

马克思何以很少谈“专政”？

而马克思其实很少谈“无产阶级专政”。尤其在他本人生前公开发表的文字中，正面提到这个概念的似乎只有前述《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但从1850年他称赞布朗基派的“专政”口号和一度与布朗基派签署过含有“专政”提法的协议后，他私下的确几次提到过“无产阶级专政”，而且还曾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作为阶级斗争激化的必然产物、作为现存制度（“资本主义”）与未来新制度间的一个必经的“过渡”环节，是他本人的创见。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这些说法几乎都是在私人通信（如今天屡被征引的《致魏德迈》）、读书摘要手稿（如对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的摘要）、不发表的同仁意见书（如《哥达纲领批判》）以及别人通讯稿中转述的他的话（如《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总之都不是他自己发表出来的。而1852年后，即便在私人通信中，马克思也有很长时间未提这一概念。1980年代苏联著名的“左派异见分子”、“反对斯大林的列宁主义者”麦德维杰夫曾解释说这是因为马克思转向研究经济学去了。笔者以为这个解释是不充分的。主要的原因应当是：马克思讲的“专政”都与战争有关，而当时处在和平时期，没有现实的“专政”问题，历史上的“专政”也并非他那时的关注点。

同时还有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1859年12月卡尔·福格特发表《我对〈总汇报〉的诉讼》小册子，以“知情人爆料”的形式大肆诽谤马克思，把他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活动描绘得如同黑道帮会的密谋，其中就屡屡提到马克思想搞“专政”。马克思为此专门写了《福格特先生》一书以辩诬和反击，强调自己与维利希、布朗基这类密谋冒险家和潜在的专制者截然不同。因此他在一段时间内也似乎是有意回避“专政”这个敏感词的。

迪克推多：“专政”就是临时取消共和

不但如此，人们注意到：终其一生，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导下的各个工人运动组织，从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直到国际内他们直接指导较多的几个大党，如马克思帮助埃卡留斯建立并参与其纲领起草的英国“土地与劳动同盟”、早先拉萨尔影响很大但后来恩格斯几乎是其唯一理论权威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当时西方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老大哥”，以及马克思两个女婿拉法格和龙格所在、拉法格为创建人、而且马克思还曾口授党纲的法国工人党，在以上述所有这些组织的名义发表的文字中、包括像《共产党宣言》、1847年和1850年两个《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1848年《革命政党章程》、1864年第一国际《成立宣言》和《共同章程》、英国的《土地与劳动同盟纲领》、德国的《哥达纲领》及《爱尔福特纲领》、法国的《哈佛尔纲领》这类纲领性文件，乃至其他一般文件中，都从未有过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而这些文件或为马、恩所写，或者至少也受到他们的强烈影响。

在所有马、恩积极参与过的组织中，只有前述那个胎死腹中的“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那份秘密协议有过这一提法，但这个协议恰恰既非马、恩起草，也未公布生效，而且很快就被马、恩宣布废除。

有人说，这是因为“专政”的提法刺耳，影响一般公众包括工人群众的认同。笔者以为运动的实践活动家的确有这种考虑，例如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人拒绝在《哥达纲领》中加入“专政”字样恐怕就是这样想的。而马克思作为一个学者显然并不很在意“刺耳”与否，但他为什么对倍倍尔等人不采纳他的意见也并无强烈反应？这其实不难理解：因为这个问题并不那么重要。

在西方语言中，“专政”（dictatorship）一词意出古罗马的军事独裁官（dictator，音译迪克推多），这本是罗马共和国在遭遇战争时的一种非常体制，即临时中断共和，授予军事统帅以不受罗马法本身限制的短期独裁权力，战争结束后独裁官即卸任交权于议会，而议会则许诺不追究其在独裁期间的行为。按当时惯例，对迪克推多的授权为期仅半年，延期则需要再次授权。共和末期的独裁官逐渐不守规矩，到屋大维时干脆改称元首（prlnceps），罗马进入帝制时代，迪克推多之称便不再存在。

显然，由于“专政”是战时的应急状态，因此它与“专制”（autocracy）即当时人们在波斯等地以及此后的帝制罗马所见的那种常规独裁制度不同，进入帝制罗马及其后的中世纪与拜占庭时代，“专制”成了常规，dictator一词便极罕见了。直到近代的暴力革命中，这个名词才又在原来意义上被使用，英国革命中的克伦威尔、法国革命中的雅各宾体制是常被提到的两个典型。罗伯斯庇尔就曾明言：专政“是自由与它的敌人之间的战争状态，而宪政则是胜利了的及和平时期的自由政体”。

可见所谓专政，第一它作为一种战时独裁意味着民主的中断，即有专政则无民主，“民主专政”提法之不通，犹如说“黑色的白”。

第二它与法治不相容，“专政”意味着不受法律约束，包括专政者自己所立之法，对他也没有约束力。列宁后来一再宣称“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从该名词的原意讲，他并没有说错。

第三它是一种与紧急状态（通常是战争）相联系的临时措施，是共和制度的短期中止，而不是一种正常的执政方式，这一点它与“专制”不同。

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只讲无产阶级“专政”而从不讲无产阶级专制，之所以只在谈到1848年革命和巴黎公社“内战”时讲“专政”，马恩时代他们指导下的各左派组织之所以都没有把“专政”一说列入纲领性文件乃至一般文件（马克思偶有异议却从无强烈反应），就是因为这种临时手段就像罗马共和背景下的小插曲，无关共和宏旨。麦德维杰夫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无产阶级专政”时“是在古罗马的意义上使用‘专政’这个词的”。其实在列宁以前这也是人们通常的理解。

在马克思的时代，欧陆多数国家民主制度尚未建立或者还不健全，普选权尚未实现，财产资格制普遍存在，无产阶级仍缺乏结社、组党、竞选等民主权利。正如恩格斯所说：那时“代议制是以资产阶级在法律面前平等……为基础的。”“只有拥有一定资本的人即资产者，才有选举权。这些资产者选民选出议员，而他们的议员可以运用拒绝纳税的权利，选出资产阶级的政府。”这样的代议制无从表达穷人的意愿，下层民众没有自己的“代议士”，而他们在议会外的运动常常受到统治者暴力镇压。1848年的卡芬雅克专政与1871年的梯也尔专政就是例子。卡芬雅克作为第二共和的捍卫者曾经抵制波拿巴政变和第二帝国，梯也尔则是结束第二帝国的第三共和缔造者，应当说他们都是当时典型的共和派，但却都残酷地镇压过“草民”。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对工人们说：为了改变现存条件和使自己有进行统治的能力，你们或许不得不再经历15年、20年、50年的内战”，“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赢得自身解放的权利”，因此也会产生“专政”状态。这种以暴抗暴的思想也的确给后来人造成很大影响。

巴黎公社是“专政”吗？

如前所述，1852年后马克思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谈论“专政”问题。直到1871年写的《法兰西内战》中，鉴于巴黎公社被暴力镇压的教训，马克思又一次强调了无产阶级以暴抗暴的思想。在后来的苏联式国家意识形态中，这本著作通常被认为是论述无产阶级专政的最经典的文献。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该书实际上通篇并未出现“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术语，甚至在当时发表的文本中连“专政”一词也找不到（只有《法兰西内战》不发表的“二稿”中有一处提到“专政”，但却不是指巴黎公社，而是指“把议会纯粹当作嘲弄对象的”第二帝国。马克思称之为“僧权专政”）。但几个月后，美国一家英文报纸曾经发表一篇《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的通讯，其中以第三人称方式报道马克思曾在一次会议上谈到巴黎公社时说：无产阶级要解放，就“必须先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恩格斯在马克思死后为《法兰西内战》第三版作序时，则明确指出巴黎公社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就引起了一些歧义。

把马恩视同一体的考茨基后来解释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思想时，一方面说：“就字义来讲，专政就是消灭民主。就本义来讲，它还表明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个人独裁（dictator）。个人独裁和专制不同，它不是经常的国家机关，而是一个出于当时情况需要的临时状态。”如下所述，考茨基这样解释确实是符合专政一词的词源“本义”的。这个解释显然是要批评列宁把专政永久化。但是考茨基紧接着却又说，马克思讲的专政并不是指这个词的本义，因为巴黎公社这个“无产阶级专政”样本正是建立在多党制民主的基础上。这又是在批评列宁的“专政”破坏民主。但是这两种批评显然自相矛盾：如果说马克思讲的“专政”不是就“本义”而言，它就不必是“临时状态”；而如果是就“本义”而言，巴黎公社怎么可能是既“专政”又“民主”的呢？所以后来麦德维杰夫就不认同考茨基的解读，他认为马克思讲“专政”始终是就本义而言的，即在以暴抗暴过程中的一种临时性军事独裁。

但按这个定义，巴黎公社能否叫“专政”是很难说的。考茨基作为恩格斯的学生把马恩视同一体可以理解，马恩的思想也的确是基本一致的。但作为两个都很杰出的思想者，在细节上有所不同完全正常。恩格斯后来谈巴黎公社时关注的是她的战争措施，而马克思在写《法兰西内战》时关注的是后来被称为“巴黎公社民主原则”的那些制度安排。

众所周知，《法兰西内战》本身不但没有出现“无产阶级专政”一词，而且马克思赞赏的巴黎公社政体与后来的斯大林体制也完全不同，它尽管也并非规范的宪政民主体制，却无疑是一个竞争性选举中产生的多党（派）政体。“65个革命党人当选，反对派则有21人，其中15人是著名的反动派，6个甘必大派激进共和主义者。65个革命党人代表了当时法国社会主义的一切派别。尽管他们彼此斗争很剧烈，却没有一派对其他派行使专政”。我们知道这所谓65个革命党人主要有三派，即布朗基派、蒲鲁东派和新雅各宾派，他们都各自有公开的俱乐部（雏形政党）并进行政治竞争。马克思对公社的许多做法有批评（主要是没有乘胜进攻凡尔赛、没有没收法兰西银行等），但从未对这种多元政体持异议。

没有常备军的自治城市与“自由联邦”

不但如此，马克思大为赞赏的巴黎公社那些“摧毁旧的国家机器”的措施，主要都是弱化强制手段的措施，其中包括废除“常备军”而只保留民兵——请注意：马克思讲的决不是废除“资产阶级常备军”而建立“无产阶级常备军”。废除常备军的思想早在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中就有端倪，但19世纪的工人运动，尤其是马克思这一支，把这种思想大为提升，使其在“国际”及其各党的纲领性话语中屡见不鲜。1869年的《土地和劳动同盟》纲领、1875年的《哥达纲领》、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时的巴黎代表大会决议都提出了废除常备军的诉求。“十月革命”后正是根据这种观念，苏维埃政权也一度着手解散军队，复员官兵，只保留民兵性质的赤卫队。后来虽然为打内战很快重建并大力扩充、强化军队，但当时苏俄《建立工农红军的法令》仍然把红军定义为临时性军队，并许诺“在不久的将来实行全民武装代替常备军”。然而此后这个“不久的将来”被推迟到无限遥远。如果巴黎公社以民兵代替常备军属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特征，那苏俄岂不是从来没有过“无产阶级专政”，而美国源自殖民地时代民兵抗英传统的公民持枪权反倒更近于“无产阶级专政”了？

马克思总结的巴黎公社经验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废除中央集权制：“在外省，旧的集权政府也得让位给生产者的自治政府。”“仍需留待中央政府履行的为数不多但很重要的职能”则必须严格限定并建立确实的问责制。而且这些职能似乎并不包括镇压：“旧政权的纯属压迫性质的机关予以铲除，而旧政权的合理职能则……归还给社会的负责任的勤务员。”马克思甚至主张“消灭以民族统一的体现者自居同时却脱离民族、凌驾于民族之上的国家政权”。

这也是“革命者都应该成为罗马人”的表现之一：古代的罗马共和国就是城邦与城邦联盟，中世纪晚期的自治市和城市共和国乃至法国大革命后就有的“巴黎公社”都属于这个传统。1871年的公社与1789年相比，市民自治倾向更突出、与中央集权的冲突更厉害。公社不承认凡尔赛法国国民议会的权威，却并不想取而代之。公社从未声称自己是法国的中央政府，而只是自我定位为巴黎市民的自治机构。公社存在期间她向法国各城市发出的呼吁也只是号召他们都起来自治，从未要求他们接受自己的领导。显然，公社与凡尔赛之间除了其他矛盾（如阶级矛盾）外，城市自治与中央集权的矛盾也很明显。而马、恩谈到公社这方面的经验时针对的也并不仅仅是“资产阶级”的中央集权，正如恩格斯所说：主张革命专政的布朗基要求建立集权政府，而巴黎公社却违反其意愿，要搞一个各城市高度自治的“自由的联邦”。马克思与恩格斯在这个问题上都是反对布朗基而高度赞赏公社的。

因此，《法兰西内战》的核心思想，即无产阶级不能“借用”而只能“摧毁”“旧的国家机器”，这话应该如何解释的确是个问题。后来苏联人强调“摧毁”后必须建立“新的国家机器”，而且新旧之别似乎只是“机器”的主人和镇压对象倒了个个：过去“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被用来镇压无产阶级，现在“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则用来镇压资产阶级。而镇压功能则是一样的，甚至“新机器”的镇压力量似乎还应当更强大!然而至少在军队问题上，这样的说法与马克思的说法根本相左。按马克思的说法，特别是他以巴黎公社为例表达的说法，只有资产阶级才需要常备军，无产阶级是根本不需要常备军的!这样的体制与其说接近于“先军政治加古拉格群岛”式的体制，毋宁说更接近于无政府主义。列宁后来把它称为“半国家”，即介乎于有政府无政府间的一种状态，是语出有因的。

看好议会民主不等于放弃抗暴权，承认抗暴权更不意味着否认议会民主

——关于“恩格斯转变”与此后社会民主主义的关系

显然，巴黎公社的制度安排基本上是竞争性多党民主共和制，以及以民兵、直接民主与城市自治为基础的自由联邦——后面这种半乌托邦式的体制在后世能够存在的最为近似的案例恐怕要算今日的瑞士，而苏联比美国距离这个模式更远得多。

当然，在内战状态下巴黎公社也实行了某些军法统治即“专政”手段（如拘押人质、公安委员会等）。可以说它既有民主制度，也有临时性的“专政”措施，马、恩的说法各自侧重一面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无论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没有把两者混为一谈而造出“民主专政”之说。在这方面，对马恩理解更准确的应该是麦德维杰夫，而不是考茨基。

马克思、恩格斯当时赞成暴力革命，但从未把“暴力革命”绝对化。在巴黎公社失败不久的1872年，马克思就曾设想在英国、美国以及荷兰这类民主政治比较完善的国家工人可以和平地实现变革。恩格斯本来谈“专政”比马克思更多，但他晚年在德国废除“反社会党人法”，社会民主党完全合法化后即日益重视和平过渡，社民党竞选取得重大进展后，恩格斯更认为无产阶级党派可能通过民主程序执政，而不必通过内战了，在逝世前写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再版导言中他甚至开始指出暴力革命可能危害社会主义事业：“只有一种手段才能把德国社会主义战斗力量的不断增长的过程暂时阻止住，甚至使它在一个时期内倒退——这就是使它跟军队发生大规模冲突，像1871年在巴黎那样流血。”这些想法对于后来各民主国家的社会党人放弃暴力革命而从事议会政治，提供了思想支持。

当然，那时充满创造性的社会主义运动并不那么看重“语录”，社会党人搞议会民主并非根据恩格斯的指令，而恩格斯也并非甘地那样的“非暴力主义者”。张全景最近在声讨民主社会主义的大批判文章中力称晚年恩格斯并未放弃“革命权”。其实何止恩格斯，自从美国独立宣言以来凡是承认自由民主原理的思想家大都在原则上坚持对统治权力的不信任和对可能的暴政的警惕，承认人民有权反抗暴政（即有权“革命”）。像甘地那样把非暴力原则绝对化的人和一味鼓吹“暴力革命”的人都很少。恩格斯作为那时当局的反对派，他在日益看好议会民主前景的同时保持对统治者的警惕，不放弃公民的抗暴权利，这有什么可怪的？这其实也是公民社会的一种普遍倾向，而不仅为特定“主义”所有。例如美国从《独立宣言》起就承认人民有革命权（如果政府损害人民，“人民就有权利改变它或废除它”），从当年抗英革命时的民兵传统延续而来的公民自卫权承认民间有权持枪，就是基于这种逻辑。尽管滥用持枪权确有大弊，今天应当探索更好的办法，但是，难道美国人会因肯定持枪权而否定议会民主、会因肯定革命权而推翻宪政、会因承认公民自卫原则而拥护“迪克推多”式的统治吗？

恩格斯不是甘地，后来的社会民主党同样不是。在宪政条件下他们与对手共同承诺遵守民主规则，但从未承诺碰到暴政也不反抗。相反，社会民主党的主要思想家如鲍威尔等人都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斗争方式必须视对手而定，即以民主对付民主，以暴力对付暴力。后来希特勒在德国刚上台，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立即于1933年8月召开巴黎代表会议，并通过决议全力反对法西斯，“直至武装无产阶级，用革命暴力抗击法西斯主义暴力”。而共产国际倒是在近两年后的“七大”上才通过类似决议的。战前欧洲最大的一次反法西斯武装起义——1934年维也纳二月起义就是社会民主党人发动的。直到二战以后的社会党国际，也仍然是一方面支持议会民主，另一方面肯定（如在拉丁美洲）以暴力反抗独裁的合理性。

暴力革命必然意味着“革命后的专政”吗？

其实，后来社会民主党的“防御性暴力”主张不仅与“恩格斯转变”后的说法类似，“转变”前恩格斯也早有类似的观点。例如，早在1847年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所写的纲领草案（即后来的《共产党宣言》最初一稿）中，就批评了“制造革命”的说法，“但我们也看到，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发展都受到有产阶级的暴力压制，因而是共产主义者的敌人用暴力引起革命。如果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因此最终被推向革命，那么我们将用实际行动来捍卫无产阶级的事业，就像现在用语言来捍卫它一样”。这里讲的很清楚：无产阶级搞暴力革命并非必然，而是“如果”“被推向”才会发生。因此，所谓的“恩格斯转变”虽有思想变化的因素，主要还是形势和历史背景的变化。马克思时代无产者缺乏民主权利，因此他重视暴力革命，恩格斯晚年民主发达了，他转而重视议会斗争，但如果万一专制复归，无产阶级仍有权以暴抗暴。所以，说后来的社会民主党人沿袭了或“背叛”了恩格斯的主张都是夸大其词。应该说自恩格斯以后随着宪政民主国家民权保障的日益完善，左右派斗争采取文明的议会民主形式逐渐成为通例，以暴抗暴也就逐渐没人提了。

而更重要的是：即便需要暴力革命，它与革命后在和平时期搞“专政”也完全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英、美、法等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都经历了暴力与战争，但和平恢复后他们都建立了宪政民主和法治秩序，“无产阶级”就做不到、或者不想这样做吗？就一定要在和平时期无限期地搞“迪克推多”吗？如前所述，“专政”的定义就是战时临时独裁，和平时期的独裁就不是“专政”，而是真正的专制了，马克思、恩格斯设想过“无产阶级专制”吗？

显然，马、恩所谓的“专政”无论多么激进，它从来只意味着以无产阶级的暴力反抗统治阶级暴力，而从不意味着“无产阶级”会以暴力取缔民主，哪怕是取缔“资产阶级民主”——如果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就是资产阶级享有言论、结社、竞选等权利而无产阶级却没有（应当说许多国家历史上确实有过这种情况）的话，那么马、恩的主张显然只能是把这些权利扩展到无产阶级中（假如这个过程遇到暴力镇压而无产阶级以暴抗暴，那就是“专政”了），而不是靠暴力使资产阶级也失去这些权利，同时又把所谓“无产阶级的权利”集中于“先锋队”乃至领袖之手，民众只能服从。

因此如果说后来民主国家在野的社会党人摈弃暴力而从事议会斗争还可以说是“与时俱进”、对马、恩的政治预期有所“修正”的话，他们执政后遵循宪政民主规则就完全是顺理成章，当年巴黎公社如果存在到和平时期也会这样，设想他们会像列宁、斯大林那样行事倒怪了。

当然，现代社会党对马克思学说的重大修正是明显的，它突出表现为经济上改变了消灭市场经济和取消私有财产的目标，而主要采用民主国家干预、公共福利、二次分配的手段来实现社会平等。但今天我们已经很难说这种修正不对，因为一些共产党国家的变化已经远远有甚于此。更何况，这种修正还是很久以后的事，在1917年各社会民主党与列宁分手时，他们的经济纲领以今天的眼光看绝对可以称得上是“极左”的。

总之，自由与民主本是19世纪欧洲社会主义理想的应有之义。但当时无产阶级没有民主权利，所以马恩主张暴力革命。而“专政”提法源自法国布朗基派，马恩接受这一提法，意指战争状态下的临时措施，“专政不可避免”即来自“内战不可避免”的预设。但与战争无关的布朗基派“优秀分子专政”主张，马恩是一贯反对的。马恩也从未设想和平时期的“专政”。对于内战中的巴黎公社，恩格斯肯定其战时“专政”措施，但马克思论述公社的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时从未用“专政”一词，所谓“摧毁旧的国家机器”也并不包含建立反向镇压机器的意思，而是强调与后来苏联模式相反的一些原则。19世纪末民权普及，恩格斯主张无产阶级正常参与民主博弈，不再认为内战不可避免，“专政”概念因而淡出。但无论恩格斯还是后来的社会党人都并没有变成甘地式的绝对非暴力主义者，而宪政民主原则也并不必须以甘地原则为前提。因此这一转变主要是形势转变，而就“防御性暴力”的思想而言，既不存在“恩格斯转变”，也不存在“社会党背叛”。——这就是我们考察这一历史时期社会主义运动政治理念演变的结论。

（作者系清华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8年第1期 关于撰写《论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历史来源》一书的几点说明　作者：黄道奇

编者按：现在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好像少了，但是热心于马克思的人仍然是有的，黄道奇同志就是一个。黄道奇同志从湖南省委组织部长和省人大副主任的岗位退下来，现在已年逾八十，为了弄清楚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历史来源，下决心读欧洲的许多名著，并写出厚厚的三本读书笔记（《晚年读书札记》、《读书笔记》、《读书笔记（第三集）》），现在综合编成一书名曰《论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历史来源》，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刻苦探索马克思的原意，在不少问题上做了拨乱反正的工作，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对于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来说，读书大不易，包括马克思的原著和西方许多颇是生僻的名著，提出自己的见解尤难。但是黄道奇同志知难而进，终得战果。此点很值得我们学习。现将黄道奇同志关于写成此书的“几点说明”公布在这里，以彰其锲而不舍的精神。

一、本书是从我出版过的三本读书笔记，即《晚年读书札记》、《读书笔记》、《读书笔记（第三集）》挑选、节略编成。书名仍取《论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历史来源》。

二、文章不是依照写作时间的次序排列，除第一篇《读史纵横杂议》外，基本上是按所叙历史年代的次序排列的。这样作有利于比较容易找到欧洲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历史发展的轨迹。

三、我读历史是为了弄清西方学说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从而努力按照西方文化传统去解读马、恩著作的原意，开始时并不十分自觉，后来感到越来越重要了；我们不能责怪汉语翻译家们，他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实在是中西方的辞义有时相隔太远，这是由于思维模式的差异而产生的，特别在哲学领域里，尤以德文为甚。遇到这些问题，本书都作了些诠释。

四、马克思认为人类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都是历史科学。人类只能不断地、一步一步地认识自然和人类自己组成的社会。这个论断是非常重要的。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学说也应当作为历史科学来对待，是要通过实践来检验来发展的。他们在世时正值欧洲资产阶级用最无情的手段榨取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的时代，他们的愤怒代表了工人阶级强烈的要求，这只能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中去理解，在实践中去发展。有些论断不论过时或错误都应予以放弃。他们都和我们一样是普通的人，是实践中的人。假若你看到了马克思有错误就否定他，那只是你的思想里早就仍然有一种神，或为一尊偶像所占据，你只能依赖它而生活，那就离开马克思太远了。

五、有人从劳动创造价值入手批判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不是特定经济领域的实用经济学），其实这个命题早在17世纪的威廉·配弟就提出来了，是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加以完成的，李嘉图早就料到这一论断将被人们所误解，马克思也一样。他在写《资本论》第一章时，多次重写，只怕别人难以理解，我认为他已经讲述得十分通俗了。但是仍然受到怀疑甚至反对。有人提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是马克思虚构的，其实这是一种人们每天在思维时常用的抽象法，“抽象”是从众多的事物中，抽取其共同点，也就是说，所有不同的具体劳动中，抽出其中的共同的质，称“抽象劳动”。譬如，每个人体都各不相同，他们的共同点，即共同质就是普遍称之曰“人”——抽象的人。在这本书中作出了应有的回答。

六、一般书籍和文章把黑格尔对马克思早期思想影响的时间，估计得长了一些，其实大学生马克思就开始摆脱黑格尔的思想束缚，这可从他写的博士论文里看得出来。当然，我们非常尊重黑格尔对哲学发展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这本书里都作了记录。

七、过去论马克思思想时强调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影响，而从马克思的著作中则可以感受到其直接受费尔巴哈人本学说的影响更大，《经济学——哲学手稿》表现得最为明显。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到人的异化的论述，就是他的剩余价值理论的哲学基础；他的研究生涯大部分时间都被撰写《资本论》占据了，异化理论就是这个巨大工程的准备和发端。这些我过去不知道，谢谢学者们文章的指点，晚年才弄清。

八、社会主义思潮是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产生的，是对“平等”的内涵的深化，它从来是代表社会的下层弱势群体的利益。19世纪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思想家比较完善地表明社会主义的意义，这本笔记都作了相应的记录。

九、文艺复兴是欧洲的大事，是中世纪以后的第一次启蒙，先进人物要求以人的地位代替神的地位。即恢复人性反对神权专制，回到希腊民主制度；自17世纪以来，以培根、笛卡尔为代表的自然哲学、以霍布士、洛克为代表的人文科学发其端，在艰难的条件下，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以后的著名代表人物斯宾诺莎、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康德，他们分别为发展自然科学、人文学、政治学作出了巨大贡献，为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为构造一个比较合理的政治权力制衡制度提供了理论基础。19世纪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都是从这些思想中走过来的，我的第二本笔记涉猎到一些著作，为压缩篇幅，在这本书中没有全部重印。

十、欧洲文化的渊源是希腊、罗马，主要是希腊哲学、科学和它的城邦制度，马克思精通希腊哲学，对城邦自由人联合的体制表现了极大的兴趣。《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理想目标是借用了希腊的“自由人”（公民）和“联合体”（国家、城邦共和体制）而命名的。我看过几本欧洲和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关于希腊历史的著作，都不及我国学者顾准写得深刻。我将顾准有关希腊的著作写成笔记，遂成为我的第三本笔记的主要内容；同时也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以及溯源而上的米利都等学派的自然哲学做了几篇笔记，编入本书的只能撷其要点了。

十一、我对马克思关于“消灭私有制”的问题开始最为关心，有学者认为汉译“消灭”一词，应译为“扬弃”为准确，这是正确的。当然所谓消灭私有制是指消灭资产阶级所有制，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个人所有”是“自由人”必备的条件）。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以后的著作中显得越来越谨慎，以后提出了“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的论断是非常正确的。恩格斯承认1848年的形势他们估计错了，这与当时工人的迫切要求和激烈情绪有关。恩格斯以当时国际工人运动领袖的地位而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在历史上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为了向人民负责，向历史负责，这种坦荡的胸怀和崇高的品德为后人做出了榜样。以后的历史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仍然有着它的长期存在的理由和价值。在工人阶级长期的斗争下，在科学技术的不断提高中，社会主义因素正在西方发达国家里不同程度地迅速增涨。这种渐变的方式，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欢迎的，与他们对暴力和和平的两种方式的论断相吻合。

十二、后来我越来越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专心攻读了，马克思所写的《法兰西内战》和《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以及恩格斯为此两书所写的《导言》，使我突然清醒了，沉浸在欢乐和痛苦之中。马克思把他首先反对、后来热情支持的巴黎公社革命，作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范例；而政权组成人员却很少是马克思创立的第一国际成员，实际上是一种不同社会主义派别共同执政的体制。这里所讲的“民主”是直接民主，“共同执政”是从古希腊创立的“轮番为治”衍化为“共和”制度而来，即政党政治和代议制度。就是说马克思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其实是一种民主共和制，很多人只理解为政权建立后的对反动派实行镇压的职能一面，这个词在党内遭到很多人的误解乃至反对，恩格斯在《导言》中作了严厉的批评，可见当时的误解就不少了，何况我们？！但早在三十多年前顾准就读懂了它，实在难能可贵，我自己也感到羞愧。既然如此，现在不大用这个词是有道理的。

十三、欧洲人常将马克思主义称马克思恩格斯主义是对的，他们的学说是共同创造的。他们之间也有分歧，据马克思亲属和亲密朋友撰写的马克思传记，描写了他们曾因有分歧发生过剧烈的争吵，几乎都要第三人努力调解才能罢休。我相信这些描述是真实的，因为见事角度不尽相同当然会产生一些分歧，很正常，如果没有分歧就不正常了。人文科学是一种历史科学，都具有时代的特征与局限。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还生活了近十三年，欧洲的经济、政治有了许多变化，恩格斯敏锐地看到了它，他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更多地重视通过工人运动合法斗争进入社会主义，俄国人因不理解欧洲政治、经济已经逐渐在变化的情况而发生了误解，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了分歧，我们也受到很大的影响，有必要予以澄清。我的笔记对恩格斯晚年巨大贡献作了记录，当然他晚年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新贡献远不止这些。

十四、我说过，老年人读历史是痛苦的事，大概历尽沧桑，人的神经变得有些脆弱，而历史血泪斑斑，老人经受不了这种刺激，因而老泪纵横，无限惆怅；只是看的多了，习以为常，变得有些麻木。

十五、最近有人著书，认为二十世纪以来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们犯的错误都是由于马克思的误导，把一切过错都归咎于马克思。使我忽然想起了前苏联认为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我国有个时期出版的《马恩选集》也没有把恩格斯为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所作的《导言》收进去，前本书是马克思创立自己学说起始时写的，非常重要；后一篇是恩格斯最后的一篇重要著作。那么这是谁误导的呢？

十六、感谢我国一些关心马克思主义命运的同志看得起我这个工作，给以帮助，尤其是得到陈敏之同志的有力支持而得以终篇，我是十分幸运的。

我是不是还有点时间继续读书、写笔记，我无法回答了。

2007年10月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8年第1期 从周恩来让座说起　作者：梁　衡

2006年9月里因事过广东新会。新会是梁启超的家乡，又是元灭宋、丞相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跳海的地方，过去为县，现在是江门市的一个区。我万没有想到在这样一个小地方竟有一个资料丰富的周恩来纪念馆。当地的人也很自豪，他们说，周恩来任总理时，政务缠身，能下到一个县连住七天，一生仅此一例。我心里明白，哪里是周恩来有闲，是政局错位，一个历史的小误会。

1956年下半年，全国出现冒进的苗头。掌国家经济之舵的周恩来提出反冒进，毛泽东不悦，说“我是反反冒进”。1958年1月南宁会议、3月成都会议，周都受到批评，并作检查。7月1日至7日，他便选了一个县，广东新会县来作调查研究。其时周公心里正受着煎熬，正是伟人不幸，小县有幸，留下了这样一处纪念地。

周恩来此行所以选中新会，有一点小起因。当年6月19日《人民日报》报道新会农民周汉生用水稻与高粱杂交获得一种优良水稻新品种。周总理很重视，专门带了一位专家6月30日飞广州，又转来新会。在实验田旁周见到了这位农民。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生活条件还很差，乡干部和农民一律都是赤脚，总理的穿着也就比他们多着一双布鞋，只是衣服稍整洁一些。接待人员找了一把小竹椅，一个小方竹凳放在地头，本意让总理坐小竹椅，不想总理一到就坐在小凳上，把小椅子推给周汉生，还说你长年蹲田头，太辛苦。这就是周恩来的作风，尽量为他人着想，决不摆什么架子。这张照片挂在展室的墙上，成了现在一些人难以理解的场景。按现在的习惯，官大一级，见面让坐，起行让路，等级分明。一个大国总理来到地头已属不易，怎么能在坐位上尊卑颠倒呢？我立即联想到，已逝全国记协主席吴冷西也是新会人。一次，我当面听他讲过这样一件事，50年代初，朝鲜工会代表团来访，总理接见并合影，他的座位本安排在前排正中。周恩来不肯，他要当时的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与客人坐正中，他说你是正式主人，今天我是陪客，结果他真的坐在旁边，报上也就这样照发照片，那时大家觉得也很自然。我曾见过延安时期老同志的几幅合影，大家都随意或坐或站，有几次毛泽东都站在较偏的位置。无疑，毛当时的地位是应该居首位的。现在当我们看这些老照片时，心里真说不清是陌生还是亲切。

座位这个东西是典型的物质与精神的结合。有把椅子，坐着好说话或办事，这是物质；坐上去，别有一种感觉，这是精神。坐椅子的人多了，就要排个次序，就有了等级。等级就是一种精神。等级不可没有，如军队指挥，无等级就无效率。但不可太严，太严了就成障碍，心理障碍，工作障碍。正如列宁所说：真理很灵活，所以不会僵化；又很确定，所以人们才能为之奋斗。现在我们对座次的设计是越来越精，越来越细，只僵化而不灵活了。不用说大会谁上主席台，台上又谁前谁后，有的单位开会，除分座次，还要专制一把大一点的椅子，供一把手坐。我又听过一个故事，一位新来的部长，很不习惯这种把他架在火上烤的坐法，每次到场自己先把这把大椅子撤去。但下次来时，大椅子又巍然矗立原地与他面面相对。他的务实作风拗不过笼罩四周的座次威严。

存在决定意识，在没有椅子坐时，当然没有座次。我看过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的会场。那是一间大伙房，没有座椅。56个中央委员、候补委员，随手从房东家带一个小板凳来就开大会。难的是有了椅子后怎样办？这里有个公心、私心之分。以公心论坐，党内讲平等，是同志；党外讲服务、是公仆，何必争坐？何敢争坐？以私心论坐，则私心无尽，锱铢必较，事事都要争个高低。周恩来的一生是为公的一生，这从他位次变化中可以看出来。他早年就坐到党内的第二把交椅。长征开始时，党务、军务大事由最高三人团负责：博古、周恩来，还有一个外国人李德。遵义会议后他把军事指挥的椅子让给毛泽东，一、四方面军会师，为团结四方面军又把红军总政委的椅子让给张国焘。解放后他又有两次让位。一是1958年6月，就是这次到新会调查之前，因为几次受到批评，周就提出辞去总理职位，后来政治局不同意，算是让位未果。但后来经济困难立即证明周的意见对，他又毫无怨言，以总理的身份来收拾这个烂摊子。第二次是让位给林彪当副统帅，后林驾机出逃自我爆炸。当晚，他把办公椅子搬到大会堂，整整一个通宵，坐镇指挥，力挽狂澜，化险为夷。

大位无形，不管周在历史上曾将位置让毛、让张，还是文革中让位于林，或者还要对江青忍让三分，但在老百姓的心里他永远是国家的总管，是仅次于毛的二把手。这个位置是永远也变不了的。后来的年轻人不理解，总爱问周为什么要这样一让再让？为什么不敢与毛争一下呢？我听说一位领导同志当面问过周，周说，如果那样党就会分裂，局面更不可收拾。他是仔细衡量过利害的。文革最困难的时期，他说过一句话，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还是为公，为了国家利益。其实，共产党无论全党还是党员本人，都没有自己的私利。西安事变，抓蒋而不杀，反而还承认他的领袖地位，为抗日，为挽救民族危亡，这是党最大的忍让。周是代表党亲自到西安处理这件事的。周几次让位，也是出于党性的忍让。无论对内对外，若让而能利天下，他都义无反顾。

那么，周恩来争过椅子没有？争过，在西安、在重庆、在南京与国民党长达十年的谈判就是在争椅子，为党争，为民争。周恩来说，谈判都把人谈老了。但还是谈不成。周就甩手回延安，而蒋最后落得只能到台湾给自己安一把小椅子。新中国成立到周去世凡27年，周主持外交，参加或指挥了所有重要的国际谈判，与美国人在朝鲜谈，在华沙谈；与苏联人谈，甚至在莫斯科与老大哥吵翻，拂袖而去。都是要为中国在国际上争一把交椅。而他自己却忙得坐不暖席。毛泽东出行用专列，周出行几乎全坐飞机，不是飞机的椅子好坐，是为省时，多一点时间去工作，去为民为国多争一点权利。最危险的一次是去开万隆会议，他的坐机为敌特所炸，幸亏他临时换机，免于一难。而身边的工作人员总不会忘记周的一个工作细节，每临大会，他要亲自到主席台或会场上看一下坐席，特别是党外民主人士的座位摆得是否合适。最后又不会忘记检查一下毛主席的座椅，摇一摇，稳不稳，再看看角度，视线清不清。这就是周恩来。他心里有一个座次，孰重孰轻，何让何争，明白见底。

在看这个纪念馆时，我很庆幸1958年周让位之未成，不然国家还要多一次悲剧。又想到文革中周虽让位，林彪又不能久居，不是图位之人不想接，也不是接位之人不欲久坐，是他们不能承受这轻，不能承受周的这轻轻一让；又不能承受这重，承受这国事民心之重。庄子说：“先贤而后王”，从政者必得先有贤能之德、之力，才敢去接王位。王位是什么？就是一把办重要事情的椅子。历史上凡大让之人都有大公大仁之心，尧让天下于舜；舜让天下于禹；孙中山让总统位于袁世凯；华盛顿当了两届总统毅然让位；邓小平首开在位退休先例。他们都是大公大仁之人。我在新会看到的这两把小椅凳当然不是王者之椅，它实在太普通了，甚至在民间已很难找到。但纪念馆主人很郑重地对我说：“这两把椅凳，我们刚从主人家里征集到，已作为重要文物收藏了。”我想，西柏坡会议上的那些小木凳散落民间，也不知有没有人收藏。人们现在更关注的是怎样去制新椅子。前不久，我到北京一家专门开重要会议的宾馆里就会，吃饭时，坐椅庞然而厚重，颇有几分威严，椅子围桌而立，远望如一圈逶迤的长城。用餐者入座挪椅很不方便。我忍不住对经理说，餐厅之椅还是以轻便为好，何用这样隆重？她说这是专门请人设计的，一把就二千元。我说这种重椅只合主席台上用，放在这里讲错了排场，又枉费了许多钱。但设计者恐怕另有考虑。

新会的一个小型纪念馆让我联想频频，悟到一个大道理。座位这个东西有实在的物质和虚拟的精神两方面的含义。如果只从实用考虑，能坐、舒适就行，大可不必争什么座次；如果从精神方面考虑，每个人在众人心里的位置是他德与能的总和，争与不争都是一样的。相反，争则愈见其私，品位更低；让则愈见其公，品位更高。这是做人的道理。

（作者系人民日报社原副总编辑）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8年第1期 李聚奎上将在文革中　作者：李卫雨

李聚奎生于1904年，是湖南涟源人。

红军时期，李聚奎迎着大苦大险勇往直前，在平江起义、井冈山斗争、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屡建战功；打“AB团”时，即使是刀架在脖子上，他也不去做一个伪证；西路军被打散后，他是红军将领中千里乞讨找党中央的一位。抗战时期，敌人四面围困，艰苦到了极点，他坚定、顽强，机智、勇敢地率部与敌斗争，战绩辉煌。解放战争时期，他的军事指挥艺术更趋高深，创造了古北口保卫战等以少胜多的优秀战例；在军调部工作时，他坚持原则，与敌人斗智斗勇，胜利完成了任务；他实践了我军后勤工作从取之于敌的传统后勤保障转向依赖于组织良好的大兵团作战后勤保障工作，为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的后勤保障工作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新中国成立后，他为抗美援朝的后勤工作、创办后勤学院、建立石油工业部和发展我军现代化后勤工作又立新功。他在所经历的各个历史时期中都是一员战将，为此，1933年荣获二级红星奖章，1951年荣获（朝鲜）一级自由独立勋章，1955年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5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77—1982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81—1988年任中共中央军委顾问，1982—1987年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文化大革命”中，李聚奎被林彪、江青反党集团强加种种莫须有的罪名，非法关押、残酷迫害，而他对此进行了坚决斗争，表现了铮铮铁骨和赤子之心。

李聚奎上将1958年3月到任总后勤部政委之职，并在此职服务达8年之久。8年中，他曾先后与黄克诚、洪学智及邱会作等人共事。

他提出勤俭办后勤的思路，结合国家的财力、物力开展军事后勤工作；

他从未来战争出发，参与领导和组建全军后勤基地建设；

他竭力在全军后勤战线培养一支思想过硬、品德优良的领导干部队伍……

或许正是由于他同彭德怀、黄克诚属于同道人的原因，当“彭德怀军事俱乐部”被提出后，李聚奎的名字便罩在“彭黄路线”的影子下面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李聚奎的确是“彭黄路线”的人。这不仅是因为他对彭黄不但从心里敬重，更由于他也是彭黄那种品行的人。按理讲，从红一军团一师师长到后来的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后勤部长，李聚奎在林彪麾下的时间并不短，可算是林彪的老部下了，但林彪对李聚奎的品行却似乎并不赏识。当林彪在总后勤部的代理人邱会作上台之后，李聚奎的命运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当时，原总后领导人出于勤俭办后勤的思想，处理军队经济问题时，都要全面考虑国家经济建设的情况；同时，对于总后与各总部之间的关系，也是互相尊重和支持的。但邱会作一上台，不顾国情实际，就要在军队后勤方面大肆铺摊子，大包大揽，并且总是要与总参、总政争地位、夺权力。对此，李聚奎有看法，不同意这样做。更关键的一点是邱会作上台后，不顾党的组织原则，不要党的干部政策，拉帮结派，编织罗网，并在重大问题上，抛开其他党委成员，直接向林彪打报告，并用林彪的旗号在总后施展个人威风。李聚奎对此是不赞成的，他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尽量做邱会作的工作。

这些事还没了结，一件棘手的事又落在李聚奎身上，就是总后政治部保卫部门又一次接到群众举报，邱会作再次出现骚扰女同志问题。情况报告给李聚奎，李聚奎十分痛心。总后党委过去曾就同类问题多次对邱会作进行过批评教育，但邱终不思悔改，又一次败坏了党的高级干部形象。为了达到教育目的，李聚奎根据军委及总政治部指示，组织总后党委会对邱的腐化思想进行了批评。

邱会作越来越体会到李聚奎是一个原则性、组织性非常强的人，企图拉李聚奎跟他一起搞扩充小集团势力的路是走不通的，于是他真相显露。

邱会作采用的手段的确是很“高明”的。他先在总后封锁林彪的一系列指示，之后则一个人单独向林彪汇报工作。林彪作出指示后，他便独自决定在总后不切实际地执行。每当李聚奎不同意邱会作提出的某些做法时，邱便在会上会下、人前人后地讲：“你李聚奎反对我可以，反对林副主席可是不行的。”他更是常把李聚奎的话断章取义地报告给林彪。

三年困难时期，林彪指示邱会作向国家多要一些粮食储备。邱会作在组织计划中马上加大了预算比例。李聚奎站出来反对说：“人民群众也没多少粮食，部队以紧算为好！”邱把话传到林彪耳中，林马上不悦。

又一次，林彪指示部队团队要骡马化。邱便在全军大办马场，要无限扩展，只讲形式不讲效果，造成连年亏损。李聚奎到基层调查回来，指出过滥兴建马场不切合实际，不仅占地太多，影响农业发展，而且还造成当地军民关系紧张。特别是由于人力物力跟不上，生产出的马匹有很大比例质量差，达不到军马标准，只能廉价处理，造成很大浪费；同时提出采用少而精的方法办马场，把培育军马的工作落到实处。邱会作指示总后军马部计划多向外国买军马，李聚奎则认为我们只要进口少量良种马的种马，认真做好繁殖培育工作，是可以做好这项工作的，没必要花费国家大量外汇去购买大批外国马，军马部不能变成买马部。这次，邱又按自己的需要，选择了李的几句话传给了林彪。

再一次，林彪一伙推行学习毛主席著作要“立竿见影”、“业务要给政治让路”等一套错误做法。李聚奎很不以为然，他说：“见什么影？一夜就把《毛选》学好了？我就不信，这里有假象。”“离开业务讲政治，政治就是空的。”这些话更是邱会作向林彪“告状”的好材料。

……

一次又一次，林彪大为不悦了：“听谁的？他李聚奎听谁的？”

也许是命运，也许是李聚奎天然的品行带来的必然结果，就在邱会作组织人员四处收集李聚奎“罪状”的时候，罗瑞卿被打倒了。李聚奎的“彭黄分子”的影子还没有离去，此时又多了一个影子。这两个影子在林彪的脑子里越来越浓重。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一天，军委突然来了一道命令，调李聚奎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

高级干部调任，一般总有个原因，或提拔，或交流，或去开创局面。但李聚奎这次调任，似乎同这几条理由都不相干。后来才知道，这次将李聚奎调出总后，实际上是“调虎离山”之计。

李聚奎一调出总后，邱会作就煽动总后的干部群众揭发批判李聚奎的“罪行”，并以是否同意“批斗”李聚奎来划分政治立场和思想路线，以此判定总后广大干部群众是否是“革命派”。不久，他们便将李拉回总后批斗。专案组遵照邱会作的指令，给李聚奎身上加了一系列莫须有的罪名，并把他们要整的总后其他干部、职工都挂在李聚奎的名下，称为集团，对李进行非法关押、批斗、刑讯，肉体上残酷折磨，人格上肆意侮辱。

在一次批斗会上，他们将李聚奎在朝鲜战场上负的腰伤折磨得旧伤复发，致使他一段时间不能起床。在这段时间里，原来话就不多的李聚奎更是沉默寡言。李聚奎的二儿子看着处于身心极度痛苦中的父亲非常着急，担心父亲经受不了这样的打击，会采取极端的手段，就兜着圈子跟父亲谈到了这个问题。令儿子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原来一点精神都没有的父亲突然睁大了眼睛，说：“你在说什么！你怎么能想到这个问题呢！我怎么能死呢！我要活着！这场戏虽然不好看，但我也要坚持看下去。我要等到最后，看看到底谁对谁错！”

邱会作曾对专案组明示：“人死了就是作了结论。”但为了蒙骗群众，他们还要做些表面文章，妄图让李聚奎自己承认他们编造、强加给他的罪名。为了给李聚奎施加更大的压力，1968年2月邱会作一伙开始对他实施关押，其间大搞逼供信。李聚奎此时除对专案组提出的每个“新问题”作一次事实阐述之外，不再多讲一句话。然而有一次出现了例外：他们想把李聚奎打成假党员，但专案组会审几十次，诱骗、恐吓、体罚用尽，都未达到目的。这时，一个专案人员说：“你说贺国中是你的入党介绍人，但他都不一定是共产党员，我们不相信。”啪！半天没说话的李聚奎愤怒了，他拍了桌子：“不许你侮辱革命烈士！”屋内登时鸦雀无声，在场的“专案”们全部愣住。此后，无人再敢提“假党员”问题。

在这种特殊的政治环境下，李聚奎遵循的原则是：实事求是，不违心承认诬陷，更不诬陷他人，还要尽全力保护干部和群众。他的理念就是他在1966年9月11日就总后给他的大字报问题写给总政萧华主任并总政党委的信里的一句话：“真金不怕火烧，不是真金烧掉更好。”

1970年4月，无法使李聚奎低头的林彪、邱会作一伙把李聚奎及其夫人王惠颖和两个子女流放到贵州省龙里县属的一个山沟里（当年那里有一个总后的单位）关押起来，准备以后伺机处置。

当时专案人员通知李聚奎这是执行1号命令，被押解去的地点保密。一路先火车后汽车，最后的一段路翻山越岭，窄到卡车只能有一侧轮子在土路上走，另一侧车轮则在田地里的土垄上颠着走。到目的地后李聚奎下车环视四周良久，突发一语：“这里是贵州龙里吧！”押解人员大惊，以为有人通风报信，急令李聚奎交代何以得知。李聚奎将军道：“长征时我率部在此地掩护中央机关和主力部队通过。”押解人员听后哑然。

李聚奎所指为1935年4月，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四渡赤水，然后先分兵伪装主力，吸引敌人兵力，采取声东击西、迷惑敌人的战术，搅得蒋介石晕头转向。随即主力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兵临蒋介石坐镇的贵阳，东抵龙里，吓得蒋介石一面急电云南，令滇军孙渡“兼程猛进，万勿延误”，来贵阳“保驾”，一面叫贵阳警备司令预备好马、小轿，准备逃跑。4月7日晚，红军中革军委向部队发出命令：“我野战军决定从贵阳、龙里之间南进。”到4月9日止，中革军委机关和红一、红三、红五军团主力在贵阳至龙里间约30里宽的地段上急速南下，全部通过了湘黔公路。红军一过湘黔公路，立即转头向西南疾进，一路上长驱直入、势如破竹，连克数县，进入敌兵力已变薄弱的云南。红军因此甩开了蒋介石围、追、堵、截的几十万大军，使蒋介石要将红军一举歼灭的妄想落空。李聚奎时任红一方面军一军团一师师长，率红一师占领西南山，监视龙里方面的敌人，三军团占领观音山，监视贵阳方面的敌人，掩护中革军委和后面的部队安全通过。

时隔35年，李将军故地重“游”，回到了当年战争局势发生转折的地方。

在龙里被关押的两年多时间里，李聚奎被剥夺了言论、行动、通讯等一切自由。专案组继续对李聚奎在政治上实施重压，专案组隔一段时间就会来一次，每一次都要把李聚奎关押到另一处房间里，连续几天不许回家，继续用逼供信的方法让李聚奎承认那些强加的莫须有的罪名。特别是最后一次审讯，专案组为让李聚奎按他们预先写好的稿子“写”自传，对李聚奎实施了严酷的体罚，但李聚奎坚决不按他们捏造的东西写。最后，气急败坏的专案组组长一把夺过李聚奎手中使用了20多年的钢笔，狠狠地摔到地上，笔尖摔折了。李聚奎以敏锐的政治眼光察觉到，这份“自传”是林彪、邱会作要给他做结论、把他置于死地并牵连更多群众所需要的重要假材料之一，而他是一个坚持实事求是的人，不是事实决不会承认。

被专政的日子由于艰难而显得漫长，但李聚奎并没有消沉，他用自己一贯的态度对待生活：坚强、不虚度。每天早晨和傍晚他都要做一遍自己编排的徒手操；上午有固定的读书时间，先读一段毛泽东选集，找不到更多的书籍，就重读一些政治、历史文献，因为保卫干事会经常来检查他在做什么，只有这类书是他们允许看的。下午，来了报纸，他会仔细地看一遍，这基本上是他当时了解时事和国家情况的惟一来源，因为就连孩子们与外界来往的信件也都是受检查的，稍有点有关政局形势内容的信都被扣押了（特别是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的三四个月里，他们为了对李聚奎封锁消息，扣押了寄给他家的所有信件。直到李聚奎在龙里中学上学的孩子在学校听了有关文件的传达后回来告诉全家，李聚奎才得知了这件震惊中外的事件）。接下来他会在家门口十来平方米的一小块平地上散散步、扫扫地或做些其他家务。后来时间长了，保卫干事对他的监视有所松懈，他就常沿着屋后的小路，一直走到屋旁西边的小山上，有时还会拖回因保养电线被砍下的树枝，回家劈成小劈柴，这下还真解决了家里炉子生火的大问题。

为了磨损李聚奎的意志，兵站有关人员在专案组的授意下除了在政治上给他施加压力外，在生活上也不断给他出难题、人为地制造困难。而李聚奎和他的夫人王惠颖都是久经战火考验的老革命了，他们对政治迫害顽强抗争，对各种生活困难积极克服、从容处置，并鼓励和带领孩子们自己动手，多想办法，勇敢地面对现实。王惠颖更是在可能的情况下据理力争，不断为全家人争取活下去的基本权利。她想到，李聚奎目前处境恶劣，没有任何权力，而自己可以用“没有政治问题”的身份与他们斗争，尽力保护家人，增强全家人坚持下去的信心。孩子们在父母的言传身教下学会了更加坚强、勇敢，学会了在逆境中的思考、生活和斗争。一家人就这样在被“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夹缝中生存下来了。后来，在审判林彪反党集团时得知，邱会作一伙准备把李聚奎定为所谓“彭黄漏网分子”、假党员等，并作“清除出党，行政上撤销一切职务，判处10年徒刑，送贵南马场劳动改造”的处理。

在困境中意外回到35年前处于危境且发生转折的地方，这件事本身让人感到是一种巧合，而李聚奎以后的经历却把这个巧合变成了传奇。在李聚奎及家人被关押于龙里的第二年，即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了，林彪反党集团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的又一次转折。“文化大革命”笼罩下的政局开始出现变化，李聚奎冤案的平反也从此见到了曙光。李聚奎在龙里这个中国偏僻的苗族、布依族小山寨，相隔36年，获得了两次从困境中转向光明的经历。后来李将军的一位老战友还以此跟他开过玩笑，说：“老李，你到了龙里是‘龙归故里’,福气就会来,你是属龙的嘛。”

林彪、邱会作一伙倒台后，李聚奎开始向上级写信反映情况，想重返北京，查清问题，殊不知“四人帮”和林彪、邱会作一伙残存（下转30页）（上接34页）的代理人是不能轻易放过他的。

“回北京可以，但得保证不翻案。”

“我何罪之有，为什么不能翻案？”

1972年5月底，这伙人为了应付军委领导让李聚奎回北京的指示，把李聚奎一家从龙里搬到了重庆，但还继续对他进行管制，直到1973年3月，才在军委领导的催促下，让他回到北京来治病。

1976年秋，“四人帮”被打倒。在邓小平的过问下，李聚奎的冤案终于逐步得到彻底平反，他回到了过去亲自创办的后勤学院任政委。

1986年，李聚奎虽年事已高，仍壮心不已，带病写下回忆录，为党和人民留下了宝贵财富。80岁那一年，李聚奎为自己写下了这样一段话：“纵然给我更大的权力，我也决不以权谋私；纵然给我更多的金钱，我也决不丢掉艰苦奋斗；纵然让我再活80岁，我也决不止步不前。”

1995年6月25日，李聚奎将军在北京病逝，享年91岁。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和张震代表军委撰文纪念李聚奎上将，他们用“功高德也高，楷模昭后人”的评价概括了这位战将的一生。

（作者系李聚奎之女，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编辑）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8年第1期 项南扶贫记　作者：谷　峰

中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项南同志任一机部副部长、农业机械部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1981年初，又被任命为中共福建省委常务书记、第一书记，并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项南在福建期间，遵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结合福建的实际，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短短的几年，一向落后的福建省开始走向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新局面。

1989年1月，项南卸任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福建人民对他赞口不绝。人们说，项南主政福建的五年，是全省进步最快、变化最大、省委决策最深入人心的五年。项南是他们永远无法忘记的坦诚、务实、刚直、清廉的省委书记。中央对项南主持福建工作作出较高评价：“福建社会安定团结，经济建设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形势很好。”主持书记处日常工作的胡启立评价说：“在项南同志的主持下，福建在落实生产责任制、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华侨政策以及改革开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项南卸任后被选为中顾委委员，当时他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好，本应在家颐养天年。可是他又毅然接受了一项新任务，筹建我国第一个民间扶贫机构──中国扶贫基金会。在一无资金、二无办公机构和办公人员、三无办公场所的情况下，筹建中遇到了重重困难。项老怀着对贫困地区人民的深情厚意，迎着困难前进。

那些日子，项南东奔西跑，拜访知名人士，讲述中国农村的贫困状况。很快，原国家主席、当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李先念答应出任扶贫基金会的名誉会长。原国务院副总理黄华、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答应出任扶贫基金会的名誉副会长。原农业部长林乎加、原国家经委副主任李人俊同意出任扶贫基金会顾问。国务院各部委退下来的高级干部、原驻国外部分使节及社会各界部分知名人士，纷纷报名加入扶贫基金会担任理事，愿为中国的扶贫事业贡献一份力量。德高望重的项老出任中国扶贫基金会的会长。

1989年3月13日，中国扶贫基金会在人民大会堂宣布成立。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中顾委副主任宋任穷、全国政协副主席王任重、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及扶贫基金会全体理事出席了会议。李先念宣布了基金会工作的三项原则：一是扶贫基金会需要捐款，但绝不低三下四，到处“化缘”；二是赞助的钱必须用于扶贫，绝对不许挪作他用；三是扶贫工作中强调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否则贫困地区永远不能改变贫困面貌。各级政府向贫困地区拨的扶贫款，不能因基金会的成立而不拨或少拨。项南把基金会的工作方针归纳为“三字经”：“只服务，不赢利，只帮助，不代替。多造血，不输液，多开发，少救济。要脱贫，靠自立，要致富，靠科技。”基金会的宗旨是：辅助贫困地区经济开发和促进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基金会将竭诚为一切关怀、支持中国扶贫事业的国内外政府、机关、团体、企业和热心人士提供良好的服务。中国扶贫基金会一方面筹集扶贫资金和物资；一方面进行内引外联，牵线搭桥，广泛地同世界各地进行联系，推动中国扶贫事业的发展。首都各大新闻媒体对基金会的成立都作了报道，在国内外引起关注。

项南主持扶贫基金会期间，十分重视利用各种场合、通过不同方式宣传扶贫宗旨及扶贫方式。前些年，首都各大新闻媒体多次专访项南；基金会举办的重大活动，各媒体多次进行报道；基金会还印发多种宣传品向国内外散发，扩大中国基金会的影响。受项南的委托，基金会副会长孙文芳与新华社《半月谈》杂志社共同举办了“全国十大扶贫状元”的评选活动，每年一届共举办了七届，评出全国“扶贫状元”70名、“扶贫贡献奖获得者”80名。颁奖仪式十分隆重，国家领导人及各界知名人士出席，向全国“扶贫状元”颁发证书，新闻媒体广为宣传，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向国内外筹集扶贫基金是中国扶贫基金会的一项重要任务。经过项南及全体理事及办事人员的共同努力，筹集的资金逐年增长。中国扶贫基金会尊重捐赠人的意愿，不论捐赠多少都一视同仁，真诚感谢，在海内外树立了良好形象。

项南及基金会的同事们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深深感到贫困地区要脱贫致富，不但需要投入资金，更需要一批高素质的干部队伍。项南这一想法，一次与原来的老战友、原江苏省委书记、当时省人大主任韩培信交谈时，一拍即合。之后，江苏派出经济发达地区有改革开放意识的一批干部，赴经济比较落后的陕西部分地区挂职工作，在技术、人才方面给予支持；陕西派出一批基层干部赴苏南地区挂职锻炼，熟悉经济工作，增进开放意识，获取各方信息，产生了良好的效益。这一成功经验，经中央组织部和国务院扶贫领导小组的支持与推广，很快发展到全国25个省区，双方交流干部达一万多名。在“经济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干部交流座谈会”上，项南在发言中指出：东西部干部交流，有以下几点实践经验值得重视。一，对口支援，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重点放在发展乡镇企业上面；二，对口支援，要把重点放在提供信息、先进技术、科学管理和人才引进上面；三，对口支援，要建立互惠互利、优势互补的基础上面，不能一方受益，一方受损，支持应该是平等的、互惠的，这样的支持才有生命力，才能长期合作下去。项南将这一发言撰写成《东西互助，共同发展》文稿，在国家体改委主办的《中国改革》杂志发表，还配发了题为“扶贫开发的一项创举”的评论员文章，称赞中国扶贫基金会创造了扶贫开发的一个新模式。

项南和基金会同事在探讨中发现，上面发放的扶贫基金，有相当一部分没有落实到贫困户。为此，扶贫基金会从1995年起就把“扶贫到户”列为中心工作之一。基金会在各地举办过多次形式多样的短期培训班，聘请有致富经验的人，给贫困户传播先进技术和先进经验。项南提出“扶贫到户”，要靠各地扶贫组织操办，要找准适当载体，如银行、供销社、公司加农户、孟加拉方式等，做到扶贫基金能到户，能收回，有载体，有市场。扶贫中要看实际能力，量力而行，不要强人所难。项南甚至提出可以考虑在国外华人集中的城市成立“扶贫之友协会”。这一非营利的民间组织可以向捐赠者颁发“扶贫之友”证书，并定期向捐赠者说明资金到户的情况，及时反馈扶贫效果，增加透明度。实践证明，“扶贫到户”是扶贫工作的一个新方式。

项南主持扶贫基金会工作时已是古稀之年，仍拖着不健康的身体，多次与基金会的同志深入老少边穷地区，访贫问苦，出谋划策。几年中，他们先后深入冀、晋、豫、陕、甘、宁、辽、黑、闽、赣等十几个省、区的贫困山区访贫问苦，调查研究，为脱贫致富献计献策。

1990年，项南与副会长何载赴陕、豫贫困山区访贫问苦。他们不带秘书随员，轻车简从，艰苦备尝。两位老人参加完一个座谈会后，项南提议，二人“私自出走”，自掏腰包买了硬席火车票，一路奔波到了秦巴山区。两人日夜兼程，走遍了商南、丹凤、商州、山阳县的穷乡僻野访贫问苦，仔细考察当地的贫困状况和当地乡镇企业的发展及存在的问题。在会见乡村干部时，项南提出了一些脱贫致富的建议：“你们植被条件好，地上地下资源有优势，你们的山林要比甘肃、河北太行山区强得多。山里的核桃、板栗是一个优势，应该深加工出售商品，不能老是出售廉价原料，把钱让人家挣去。全县每年吃国家返销粮7000万斤，如果有十万人在外边务工，就可以大大减轻吃返销粮的压力。”项南还对县乡干部说，“办工业要经过很好的科学论证，不可盲目上马，要慎重地、有计划地发展县办工业。你们上项目，一定要立足于当地资源。”

离开商洛地区，两位老人又风尘仆仆地奔到安康地区。他们上陡坡、进桑田、访农户、下车间，直接与贫困地区干部群众接触。

1992年项南与何载两位古稀之龄的基金会会长，赴延安考察陕北的贫困状况与扶贫工作。他们发现，延安地区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如果把自然资源开发与扶贫结合起来，延安地区很快就会脱贫致富，成为全国富裕地区之一。项南语重心长地对当地干部说：“延安有这么丰富的资源，外国的企业家不可能不知道，问题是以前不具备这种条件，我们的基础设施太差，飞机不通航，铁路未修通，信息不灵。现在这些问题都逐步解决了，利用外资的条件成熟了，这是加速延安地区开发的好时机，千万不能再耽误了。”

项、何两位会长这次也去考察了榆林地区。榆林是革命老区，大部分县乡又是贫困地区。项南提醒当地干部：“要进一步加强开放意识，改革意识，商品意识。榆林地区要发展得快，就应在自力更生的前提下，大胆地搞好外引内联，把国内发达地区和海外的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吸引过来。”项南还建议榆林有计划发展一些乡镇企业，利用资源搞一些大中型项目，以尽快使榆林全区富裕起来。

此次榆林之行，项、何两位会长还考察了由扶贫基金会于1991年启动的“60万亩沙地改水地”的项目。原来，此前扶贫基金会有关同志曾向项南建议，陕北榆林农民搞沙土改水田的尝试值得重视。扶贫基金会工作会议讨论此事时，一致认为这是一项投资少、见效快，比较稳定的农业增产措施 ，将对固林、固沙起到长久作用。经过专家论证，认为可行。据测算，每亩地需要投资260元。经扶贫基金会牵线搭桥，国家计委和有关企业十分重视。扶贫基金会副会长金熙英与陕西省政府联系、协调，并做了改造方案。经过各方的共同努力，改造工程进展顺利，效益很快显现出来。项南在1994年初所作的《民间扶贫开发的几点情况》中指出：“这个项目启动三年之后，已取得明显的经济效益。项目区内人均增加粮食85公斤，已有15000户、730000人脱贫。这项工程不仅开始为陕北开发煤、气、石油的职工提供蔬菜肉蛋等副食品，而且还为该地区六个县51个乡镇、70万人创造安家乐业的条件，到1994年春，已完成近40万亩，投资2亿多元。后来一些年中，榆林沙地改水田工程扩展到60万亩,不少农民由此脱贫致富。”

位于太行山麓的河北省阜平县，抗战时期是中共中央北方局、晋察冀军区所在地。当时的军区司令员就是聂荣臻元帅。然而，新中国成立四十年，阜平依然贫困。晚年的聂帅对阜平的脱贫致富时时挂在心间，他将项南请到家中，含泪握着项南的手动情地说：“阜平人民不脱贫，我死不瞑目啊！”项南郑重地说：“请聂帅放心，我们一定尽快帮助阜平脱贫致富。”之后，项南多次抱病去阜平考察，和基金会的理事、工作人员，深入深山农户访贫问苦，发现问题，探讨脱贫致富的门路。在县经济工作会议上，项南说：“阜平县人民在战争年代曾经为中国革命作出过巨大贡献，但在解放后四十多年的今天仍未解决温饱问题，我们感到很难过。我认为，山区的脱贫致富关键在干部，县级领导干部要保持相对稳定，要有一个好的精神状态，要有较强的开放意识和商品意识。县主要领导干部不能六年换五次，要有五年、十年干到底的决心，有一个比较长远的打算才行。” “精神状态实质上是人生观、世界观问题。我认为，共产党人对人生价值应该这样看，人最有意义的事情是与困难作斗争，最大的快乐就是克服困难，为人民谋利益。”项老和扶贫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出点子，想办法，提出阜平经济发展的“突破口”，即“一四一”：开展一项“温饱工程”，抓住四条龙，搞一个开发区。从阜平回京后，项南等人通过种种渠道为阜平找项目、找技术、找资金。他同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与香港、台湾、福建、江苏的企业家和专家到阜平落实扶贫开发项目。在项南的指导下，阜平先后输出劳务6000多人，一个劳务就使一户脱贫，劳务输出已成为阜平的一个支柱产业。

项南主持的中国扶贫基金会，对外国企业家、海外华侨对中国扶贫事业的捐赠，无论数目多少，都一视同仁，热情欢迎。日本国际文化协会会长板井久之先生，早期捐赠1000美元，有人认为此人太寒酸。项南却说，要尊重捐赠人的意愿，只要扶贫，不论数目多少，我们都欢迎，都支持。项南亲自出面接待这位日本朋友并表示感谢。后来，板井先生年复一年组织发动日本朋友开展捐赠活动，捐助了河北省五个县，使2000多名失学儿童入学；还捐款为阜平县兴建了一所小学、一个培训中心。

1991年春，项南等人赴福建泉州市安溪县，为印尼老华侨李尚大捐资二三千万元兴建的学校落成剪彩。李尚大为人豪爽，重情重义，其家族在海外实力雄厚，他本人对故土始终怀有一片深情。项南与李尚大在北京有过接触，两人一见如故，结成莫逆之交。此次相见，项南对李尚大说，你身在海外，依然心系故乡，听说现在已经将家族的实业交给下一代管理，一心关注家乡的扶贫和教育事业，令人敬佩！美国埃索（中国）石油公司曾经捐资160万美元，赠给包括中国扶贫基金会在内的三家慈善机构运作。一年后，该公司又捐出65万美元，委托基金会在贫困地区兴办小学。日本某和平财团捐款500万元，日本三广医疗株式会社捐赠B超仪10台，美国李家欢夫妇捐赠衣物8000余件，台湾某圣母医院院长（意大利籍）吕道南捐赠医疗仪器折合人民币220万元，香港汇富融资集团林家恩捐款10万元，英国、澳大利亚等国驻华使节筹资6万元赠给中国扶贫基金会……

项南与赵朴初，一个是中共党员，一个是佛教居士，两人信仰不同，多年来却保持着深厚友谊，传为佳话。

项南与赵朴初的友谊始于1954年。当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他们二位作为安徽省选出的代表，同时来京开会又编在一个小组。通过日常接触和会议发言，双方渐渐熟悉，彼此之间印象极佳。在以后多年的交往中，二人性情相投，兴趣相近，结成了深厚友谊。赵朴初先生毕生热心慈善事业，对自己的家乡安徽太湖县的贫困状况十分挂念。1997年春，他向项南吐露了忧心之事，希望设法筹集一些扶贫款项，帮助家乡改变贫困状况。项南此时已辞去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职务，仅挂个 “首席顾问”头衔，不过问具体事务。但他深深理解年迈的赵朴初先生的家乡情怀，尽最大努力设法予以帮助。不久，安徽省扶贫协会为太湖县筹到1036万元扶贫款，项南亲笔写信告之朴老。不久，项南因心脏病不幸去世，耄耋老人不胜悲伤，竟在不长的时间内为项南大哭三场。追悼会上，他悲伤地看着老友的遗容，禁不住老泪纵横。“我要送你一首诗”。老人没有忘记自己的诺言。大约半年之后，因病住院的朴老怀着深厚的感情，几经修改，终于完成五言绝句《项南同志哀辞》。他以俊逸典雅的楷书写在宣纸上，送到项南夫人汪去馨手中。

项南的正直、真诚、坦荡无私，给他所有的朋友，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记。

（作者系新华社资深记者）

（责任编辑 赵友慈）

2008年第1期 胡耀邦外交活动的创新　作者：朱　良

1986年6月8日至23日，胡耀邦总书记应邀访问了英国、联邦德国（简称西德）、法国和意大利四国。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首次以总书记身份正式访问西欧。1986年前后是中国同西欧国家关系很好的时期。

胡耀邦为对外政策重大调整的努力

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曾庆红代表中共中央在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九十周年座谈会上讲话，“缅怀他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建立的历史功勋，学习他伟大的革命精神和崇高的品德风范”，讲到“他为新时期我国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发挥了积极作用”。

胡耀邦同志“为我国对外政策在新时期的重大调整做出了努力”。针对“三个世界”、一条线战略和强调战争不可避免，他在1981年3月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要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及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等四个原则，并在1982年中共十二大的报告第五部分以“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为题予以阐述，指出“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大国集团”，“革命决不能输出，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胡耀邦的领导下，加快了说服有些党，搞革命依靠外援是不可能成功的，并作了自我批评；积极发展同亚非拉国家的民族主义政党的关系；1980年邀请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访华，开始了同几十个被称为修正主义并中断了十多年关系的共产党恢复关系；胡耀邦提出了党与党关系的四项原则，即“完全平等、独立自主、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后来被写入了党章。1977年开始，法国、西德、英国、意大利等八国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曾希望同中共建立关系，当时我党均未予以置理。1981年2月，由密特朗率领的法国社会党代表团应邀访华，回国后三个月，密特朗赢得了总统选举，后来又以总统身份访华。1984年5月底，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社会党国际的主席、前总理勃兰特应邀访华，胡耀邦在欢迎讲话中赞扬勃为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南北对话的努力，指出“当今世界最根本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问题，一个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问题”，提出了“我们同社会民主党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谋求相互了解与合作”的方针。胡耀邦同访华的外国政党领导人进行了“推心置腹”的深谈，结交了很多朋友，不少人邀请他回访。密特朗特别是勃兰特访华后，全世界主要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工党就陆续同中共建立了友好关系。

出访“名义”、陪同人员及访问次序

西德、法国、意大利、英国四国的领导人和在野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及意大利共产党、法国共产党，都邀请胡耀邦总书记去访问。胡耀邦是以“总书记”还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名义去出访？有的同志担心，如果以“总书记”名义，可能不会受到国宾礼遇，有的国家元首、总理可能不好出面接待。但是胡耀邦坚持用“总书记”的名义。实际上当时的顾虑是多余的，后来四国都是以最高规格接待。

总书记的陪同人员共6人，他们是李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费孝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联部、外交部的负责同志、总书记特别助理，以及驻有关国家大使。

决定费孝通作为总书记出访西欧四国的主要陪同人员，这是恢复了三十年前的做法。1957年11月，毛泽东主席率领党政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大典，副团长是孙中山夫人宋庆龄，成员还包括郭沫若、茅盾（沈雁冰）等知名人士。

由于有些国家除国家领导人邀请外，还有在野党邀请，日程的安排比较微妙。英国撒切尔首相1984年12月访华签署两国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时，就邀请胡耀邦访英，1985年9月又发来正式邀请并确定了时间，因此就把英国作为出访的第一站。主人方面还安排了女王、三位保守党、工党前首相宴请或会见。访问的第二站是西德。勃兰特是前总理，又是社会民主党主席，他到机场迎接总书记一行，然后陪车去参加科尔总理的欢迎仪式。勃兰特除举行大范围会谈，设午宴欢迎，还到我驻德使馆进行小范围会谈，并赶到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北威州参加州长劳举行的欢迎宴会。第三站法国，当时是两党“共处”政府，总统密特朗属社会党，总理希拉克属保卫共和联盟。希拉克既以巴黎市长名义举行盛大招待会欢迎并举行会谈，又以总理名义宴请胡耀邦。他后来担任了12年总统。法国共产党也发出过邀请，但当时处境困难，胡耀邦偕少数人去法共中央本部会见了总书记和法共机关工作人员。第四站是意大利，克拉克西总理当时政治上遇到了麻烦，日程中有将近一天时间由意大利共产党安排活动。

从政治上和节约费用考虑，这次出访特别强调出访随行工作人员要精干，人数要尽量控制。连胡耀邦在内，访英为39人，访德和访法为40人，访意为41人。

关于出访的几个指导思想

这次出访的准备工作比较充分。胡耀邦和陪同人员开了11个半天的准备会议，除了研究出访国家的形势、如何发展两国关系，逐个讨论了讲话稿、宴会稿、会谈内容和答新闻记者的口径，讨论中还提出了几个指导思想，强调外事工作也要创新、改革。在出访期间和结束访问回国后，又几次开会总结了这次访问。胡耀邦强调了以下精神。

（1）最重要的是在每一个国家作一个好的二三十分钟简明扼要的讲话，也可以当场回答问题，使外国领导人、各界人士和舆论界对中国内外政策、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有所了解，树立中国爱好和平的形象，减少疑虑，从而增强同我国发展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的信心。每个讲话突出一个重点，有针对性，有说服力，不讲套话，要有点文采，少用共产党专用的一些术语。

（2）过去从苏联学来的那种举行二十多人的大型会谈可以搞，但是效果一般。要真正谈点问题，了解点情况，真正交点朋友，促进两国友好，就要多安排一些同各国领导人小型的两三人参加的深入交谈。因为是由领导人面对面谈，没有本国有不同意见的人在场，没有拘束，又不讲套话，谈话的深度和引起对方重视的程度就不一样。要多学习周恩来总理同外宾谈话的艺术。

（3）同对方谈经济贸易问题要实事求是。现在有的地方和部门的出国代表团，为了赢得对方高规格接待，乱开经济合作的支票，吊别人胃口，最后不能兑现，影响很坏。要告诉对方，哪些事现在可以办，哪些事现在办不到；我们方面存在什么困难，对方应在哪些方面做出努力。这样使对方看到你是可以信任的合作伙伴（注：这次在意大利就对菲亚特汽车厂董事长阿涅利说：“本着友好的感情，坦率告诉阁下，中国对小轿车的需要只能逐步增加，几年内想把合作生产小轿车的规模搞得很大有困难”）。

（4）要善于通过西方国家的电视等舆论工具介绍我们的观点和中国的形象。不要怕新闻记者提怪问题。出访前，法国方面曾试探过在访问期间胡耀邦同密特朗联合举行记者招待会。这在当时是一个新的问题，我们的同志有些顾虑，怕总书记遇到难堪或受到冷遇，没有同意法方建议。总书记到了法国后，重新研究了这个问题，认为应该充分通过法国的舆论工具面向法国广大电视观众做工作，增进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因此他直接与密特朗商量，密特朗很高兴，于是举行了联合记者招待会，结果有二百多记者参加，谈了80分钟。两人在回答记者问题时配合得也不错。这次联合记者招待会是总书记在西欧四国几次记者招待会最成功的一次。以后举行联合记者招待会就逐渐成了我国外交活动中的一个习惯做法。

（5）要注意改变欧洲人对共产党人形象的成见。这次到英国时，听到有的英国人说：共产党总书记的“脸孔是红的”，意思是没有“人情味”。在参观莎士比亚故居时，有一群女中学生坐在草坪上玩，总书记走过去，坐在这些女学生中间，亲切地与她们交谈，引起了新闻记者的惊讶，这是日程安排中没有的。在参观牛津大学时，93岁的原保守党首相麦克米伦校长，在宴会结束从座位上站立起来和行走时，总书记搀扶了他一下，表示了对老人的尊敬。这些小事被英国舆论注意到了，撒切尔夫人也知道了。英国报纸说，英国人包括女王在内都欢迎这位坦率、讲实话、通情达理的共产党人。原来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脸孔并不是“红”的。

在四国访问中四次重要讲话

出国前邓小平同志在看了四次讲话的送审稿后批了：好，没有意见。

四次讲话中最重要的是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发表的第一次演讲，由英国前工党领袖、前首相卡拉汉主持。1986年我国改革开放才开始不久，西欧各国对我们还很不了解。胡耀邦讲话的题目叫做《认识中国未来动向的钥匙》，讲话指出：“对有些西方世界的朋友来说，中国似乎是一个‘不可捉摸’的神秘国家”。“中国究竟将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呢？我愿意告诉各位，本世纪以至于下个世纪，中国的基本国策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一是，用改革和开放的政策来促进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二是，用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来保证建设能够专心致志进行而不致中断。抓住了这条线索，就掌握了认识中国未来动向的钥匙。”讲话强调中国的基本国策是不会改变的，阐述了改革开放的成就、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决心，以及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三个基本点。讲话中比较新颖的一段话是国防与建设的关系。这个观点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中央文件中也讲过，但是公开讲得这样全面、透彻还没有过，外国人很关注。

在英国的这次讲话，把我们党的内外政策都讲清楚了，讲话不仅是面对英国，实际是面对整个西欧和世界。西方新闻舆论界反映，从这个讲话中找到了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的完整概念，而又为专家们提供了研究中国的新的内容。

第二个重要讲话是向德国工商大会作的《中国谋求同欧洲发展长期经济合作》，主要是阐述中国的经济政策，如何使中国同联邦德国以及其他西欧国家的经济合作关系持续稳定发展。1986年时，我国还处在对外开放的初期，几年来我们实际使用外汇只有200亿美元多一点。从1984年下半年起，我国经济有些过热，因此改革步伐稍微放慢了一点，基本建设规模有些收缩，有些西欧人士担心中国的改革是不是遇到了阻力？政策是不是会变？针对这个问题，胡耀邦在讲话中介绍了我国经济发展分三步走的目标，详细谈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外国朋友对这次讲话印象很深的话就是：“中国已经打开了的大门，永远不会再关上。如果说我们的开放政策还会‘变’，那只会越变越完善，越变失误越少；越变越有利于促进经济合作与交流。”胡耀邦在讲话中坦率地提出四条同西德发展经济合作的想法，最后一条是：要开拓多种合作方式，欢迎西欧国家的企业家到中国包括到省、市、自治区投资，兴办合资企业、合作生产，也欢迎独资办厂，不仅兴办第三产业设施，更欢迎来中国开发自然资源和从事制造行业。这些话现在听起来很平常，但是在30年前欧洲人觉得很新鲜。

第三次重要讲话是在法国密特朗总统欢迎晚宴上的讲话，主要谈欧洲的联合，也可以说是世界多极化问题。讲话中列举了中法两国在和平与发展这两个当代最根本的问题上的许多共同点。讲话指出：一个共同利益基础上联合起来的欧洲，将对制约战争、维护和平的事业产生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第四次重要讲话是在意大利共产党罗马省委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意共当时是西方国家最大的共产党。意共作为邀请的东道主之一，除安排纳塔总书记等会谈、举行午宴外，还安排了有意共罗马省委各级干部400人参加的集会，胡耀邦讲了三个问题：（一）中意两党对马克思主义都采取科学的态度，马克思主义必须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僵死的教条；善于做到：既能坚持基本原理，又能摈弃某些过时的或者被实践证明为不适合实际情况的个别原理，而代之以新的原理。（二）两党在国际事务中都能坚定不移地代表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的共产党人，必须顺应和代表这一历史潮流，才能发展和壮大自己的队伍。（三）阐述了我党提出的正确处理党与党关系的四项原则。意共中央的两位书记处成员在交谈中谈到：原总书记陶里亚蒂早就认为垄断的、家族的资产阶级已发展成为庞大的资产阶级集团，工人也不是过去“无产阶级绝对贫穷化”的概念。他们还谈到：苏联搞军备竞赛拖垮了经济，美国搞军备竞赛促进了经济。

上面讲到的四次讲话是四国之行最重要的政治或政策声明，还有多次答记者问和宴会的讲话，回国后曾把这些文件汇集出版了一本《访问西欧四国言论集》。事隔30年再来看这本小册子，还是有不少值得学习的地方。

撒切尔夫人宴会上的一个插曲

撒切尔首相的接待还是很友好的，但是她这位有名的“铁夫人”毕竟总要表现一下她坚强的个性。她在宴会讲话中说：“总书记先生，您将访问大英博物馆，具有影响力的十九世纪大思想家——马克思在那里曾度过许多时间。如果您的访问能长一点，我就会建议您也到科克第访问，那是亚当·斯密出生地。马克思经常抱怨他本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同样，在亚当·斯密分析经济行为的著作中——也被马克思认为是经典之作的《国富论》中也没有直接提到资本主义。”

撒切尔夫人政治上是非常尖锐的，她通过这样的表达方式，是要说“少谈主义”。胡耀邦在答词中，做出了很得体的回答：“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近代中国最早翻译成中文的西方重要著作之一。这本著作，高度评价了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重要作用，深刻分析了近代社会的经济生活，因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就同德国古典哲学和法国社会主义学说一起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中国共产党认为，马克思主义要发展，仍然应当不断地吸取和概括当代人类文明发展的最新成果。”“我们中国人现在所要做的，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于这样的逻辑，我相信，我们两国可以而且应当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积极地推进我们之间业已存在的友好合作关系。”

从四国之行看当时西欧的政治动向

访问期间胡耀邦一行同四国总统、总理、副总理、议长、前总统、前首相、重要州长、市长、各政党领袖、经济界人士，进行了接触和交谈。李鹏还单独同不少内阁成员、部长、经济界人士、企业家商谈。费孝通单独会见了留学生、华侨和华人，到大学发表演讲，同学生座谈。

以下简单谈几点四国之行中看到听到的情况：

（1）世界多极化趋势在发展。西欧国家离不开美国，但重视欧洲联合，重视维护独立自主。针对美国搞“战略防御计划”，也就是“星球大战”，西欧国家正在实施在尖端科学技术领域合作的“尤里卡计划”，法国公开表示不参加战略防御计划。

西德总理科尔表示：对美国不适当的行动要反对，西德是美国的盟友和伙伴，但不是仆从。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勃兰特抱怨美国在一系列问题上不同盟国商量。西德外长根舍说：由美苏两家说了算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中国和欧洲必须占有自己的地位。法国坚持要继续进行核试验，密特朗总统说，在核武器问题上要保持独立的决定权，联合的欧洲可以成为世界平衡的重要因素。希拉克总理和外交部长雷蒙还说，法国不同意美国飞机以打击恐怖主义为借口飞越法国领空去轰炸利比亚。

（2）西欧国家普遍关心中国和苏联的关系，对苏联新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寄予一定希望。他们希望美苏能就裁军问题达成协议。他们希望中苏关系不要搞得太紧张，又担心中苏回到结盟关系。

胡耀邦同西欧领导人就共同关心的双边和国际形势交换了意见，介绍了中苏关系的状况，说明中苏政治关系的改善有待于解决三大障碍问题，这就涉及柬埔寨问题。希拉克总理同意中方意见，表示欢迎西哈努克亲王提出的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八点建议。后来希拉克任总统时，柬埔寨和平协议1991年在法国签署。

（3）关于两个德国的关系问题，这次谈得不多，科尔总理表示“德国的民族统一，需要几代人的持续努力”。勃兰特主席说：“如果今后几十年，东西欧两部分关系发生变化，也会对两个德国产生影响。那时也许会找到一种新的共处形式。”在那时候，谁都没有想到，三年多以后德国就统一了。

（4）这次出访前，由于发生了苏联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在世界上特别是在和苏联相邻的西欧引起了很大的恐慌。在访问四国时，对核电站应采取什么态度，成为社会上热门问题。法国、英国坚决支持发展核电的政策（法国有60%以上电力来自核能）。意大利有点保留。西德科尔总理的执政党坚持发展核电，绿党坚决反对，社会民主党态度摇摆。香港也有人反对在广东大亚湾修建核电站。在这样的情况下，胡耀邦在记者招待会上明确表示了：“中国在核电方面，一定要发展一点，这是大前提。”“第一条意见，这是现代化技术，不应该盲目地反对。第二，核能又是危险的技术，需要特别小心，特别谨慎。”这样既讲了真话，又合情合理。

（5）关于梵蒂冈同中国直接接触问题。1986年时，梵蒂冈同111个国家和地区有正式外交关系（包括台湾）。原梵驻华公使黎培里因干涉我内政，1951年9月被南京市军管会驱（下转70页）（上接43页）逐出境。五十年代，我国开展了反对罗马教廷干涉我内政、破坏天主教三自爱国运动的斗争。1958年后，梵蒂冈对我作了一些改善关系的姿态，要求同我接触。1984年和1985年梵蒂冈通过意大利政府要求与我尽快建立秘密的直接接触。我方曾答复对方，坚持要它在和台湾断交和不干涉我内政的问题上做出明确承诺，作为直接接触的条件。胡耀邦访意期间，梵蒂冈又通过意方向我做出答复表示原则上接受两项条件。这件事现在已过了二十年，梵蒂冈始终没有停止对我国渗透和干涉我内政的活动，看来要它做到这一条是很难的。

邓小平在听了这次西欧四国之行的汇报后说：很辛苦，访问很成功，主要是方针对头。

在总结这次访问时，胡耀邦强调（1）向中央的报告要多汇报一些欧洲的政治动向问题，提出改进和加强对外工作的建议；不要讲如何受到了“超规格的接待”，如何成功；不要过高估计访问的作用，特别不要说成是什么“历史意义的访问”。要清醒地看到，由于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不要过高估计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2）胡耀邦强调，出访期间同各国谈及、承诺和达成协议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具体事项，一定要认真地检查、督促和加以落实。

（作者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部长）

（责任编辑 杜 晋）

2008年第1期 《光明日报》“关系牌香烟”报道始末　作者：陈　英

《炎黄春秋》1999年11月号上，刊出杜导正同志《鼓励记者讲真话》一文，其中谈到《光明日报》1982年披露一烟厂“万条香烟送人情”的一组连续报道。这组报道在当时的反不正之风中，起了积极作用，在新闻报道中也有创新。虽然事隔多年，但对新闻工作者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笔者是当年这组报道的亲历者之一，很愿把其来龙去脉以及得失，略作介绍。

1982年4月，笔者收到山西省科委一友人转来的一封揭发信。寄信人是某卷烟厂党委委员、武装部长邓俊三，揭发该厂把五千余条香烟送人情。我这位朋友见义勇为，支持揭发者的义举，并请新闻单位给予援助。我把这封揭发信排出小样送总编室，当时一位副总编认为烟厂以烟送人情可能存在，但是否有这么多，需要核实。不久，核实材料转回来了，认为事实没有出入。随即领导又指示，把小样寄山西省委，请求调查处理，然后再考虑是否发表。

当年3月，杜导正同志已由新华总社调任《光明日报》总编辑。这时我把此稿跟他谈了，他很高兴，说党中央现在正在反不正之风，这个材料，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正好作为一个典型抓它一下。于是即派我同编辑徐尊六一起去太原，拜访省委第二书记、省长罗贵波。罗省长对揭发信公开见报表示支持，他说，已对报社的材料作了批示，太原市纪委已为此派人到烟厂调查。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和太原市委书记李好山等领导也表示支持，并准备在调查结束后对此事作出处理。我们拜访太原市纪委领导时，他们说，来信揭发的问题是属实的，从1979年到1981年有单据可查，乱拿乱送的香烟就达一万多条；该厂管理混乱，党组织生活不正常等情况也很严重，对此要一查到底。劳模出身的市经委主任对烟厂存在的问题也感到十分气愤，对我们说，报社公开揭露非常好。

回到报社，杜导正同志听取了我们的汇报后，指示我们再去太原一趟，把收烟人的名单拣重要的抄一份来，公开见报；同时开一些座谈会，把发言整理出来见报。8月12日，揭发信在《光明日报》一版重要位置发表后，我们就奔赴太原，同市纪委的同志一起到烟厂，从4600多张白条中，摘取了一些，将接受卷烟厂领导人送香烟的部分单位和个人名单制成表格寄回报社。

8月26日，本报在《同志，请警惕“关系牌”香烟的污染》的标题下，发表了太原市几名读者的来信和接受香烟的部分单位和个人名单，许多读者投书本报，表示非常支持，并希望舆论在纠正不正之风中起促进作用。

27日，又刊出了记者整理的《烟厂部分人员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发言者大多数是知情人，揭发比过去更详尽。

28日，《光明日报》又刊载了由山西省轻工业厅、省经委、省纪委、省委组织部、宣传部、省烟草公司、省委研究室等单位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发言。大家在发言中就不正之风进行了严肃而中肯的批评。

8月31日，报上又发表了支持揭发“关系牌”香烟的读者来信，编辑部还加了编者按。

此后，《光明日报》总编辑杜导正同志又在众多读者来信中，选择了一些陆续发表。这些读者就卷烟厂问题继续提出批评并建议：对白拿烟的单位和个人，限期一个月交还烟款；对检查不好、拒不交还烟款者可再公布名单。有的读者说：“纠正不正之风应见行动”，他们认为“公开点名好”，“要把公布名单的做法坚持下去”。

接着，报社又发表了北京、武汉、苏州等地以及海军、装甲兵等单位的一批读者来信，也加了编者按。

9月10日，《光明日报》报道了山西轻工业厅党组要求下属单位以卷烟厂为镜子，检查侵占国家财产的不正之风等措施。该厅还通知各地市轻工业局、直属企事业单位党委严格执行财经纪律，严格控制报送试用产品、样品和展品等，坚决刹住类似卷烟厂发生的不正之风。

9月11日，《光明日报》刊载了接受香烟单位和个人退还烟款的消息，并发了编者按，对许多单位在领导督促下，知错改错，迅速退还烟款的行动表示欢迎。9月16日，轻工业部纪委组织的座谈会发言在《光明日报》刊出。杨波部长在会上说，《光明日报》关于太原卷烟厂的报道，是对我们工作的支持，也是对我们的监督，部党组表示热忱的欢迎。卷烟厂的问题带有普遍性，不仅烟厂有，酒厂也有，其它一些厂也有类似问题。批评这件事，对改进我们的领导作风，有很大好处。过去，我们部党组对这个问题是重视的，在会议上反复讲过，也发过多次文件，还定出了《约法五章》，但现在看来，对下边经常检查不够，部机关一些同志也未按这五条办。接受烟酒一类产品的单位和个人，如果不能严格要求自己，影响就更坏，不能把这件事当成生活小节，必须提到有关党风的高度上来对待。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上所作的报告中，提出争取三个根本好转，其中之一就是党风的根本好转。党风怎样，必然影响到民风，影响到社会风气，所以说，认真纠正卷烟厂这样的不正之风，就是贯彻十二大精神，就是落实十二大提出的战略任务。

紧接着，《光明日报》在9月27日刊出山西省委办公厅就本报报道卷烟厂问题发出的通知，敦促吸“关系牌”香烟者赶快退还烟款；同日，还发表了轻工业部烟草工业研究所四同志退还烟款的消息和三封读者来信。如太原市供销社一读者来信说：“这个时期，在我们太原市，从机关到家庭院落，到处可听到人们在议论，‘关系牌’一类的不正之风，不能让它刮下去了。”河北省承德市一读者来信说：“揭露烟厂领导人和有关单位及个人的不正之风，是非常适时和必要的，不这样做，党风的根本好转谈何容易！”

9月29日，报社发表了山西省经委就卷烟厂问题发出的通知。内称：“报道是对烟厂和省工业部门及企业的有力鞭策”，并特别强调广大职工群众有监督的权利，对违犯规定的人，要坚持抵制和检举揭发；对打击报复检举人的，要从严处理。太原市委也要求烟厂领导诚恳地接受批评，并要求其它单位党委也要认真学习省委办公厅的通知。

10月7日，报社又发表了记者采写的有关部门高度重视，为党风的根本好转而努力的报道。如轻工业部党委派出调查组进驻烟厂；山西省直属机关党委和省轻工业厅成立专门班子负责清退落实工作；太原市纪委派出的调查组由5人增至13人。《光明日报》还刊出了山西省轻工业厅副厅长写的《我的检讨》、轻工厅一位处长交出了白拿的43条烟款，其他许多收过烟的人也纷纷还款。在清退过程中，有的虽有白条、送烟单据，但本人并没有接受香烟；有的白条上记的多而实际拿的少；有的白条记的少而实际多；有的付了款而没有销账，还有属公用香烟而记在个人名下，还需进一步清理。

10月17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由我执笔，并和徐尊六共同署名的《一个勇于抵制不正之风的战士》的通讯，表彰揭发人的事迹，还在一则短讯中表彰了原厂党委书记秦斌，他从不白抽厂里的烟，而是到市场去买，虽然这位老同志已去世，厂里的人还很怀念他。

《人民日报》于10月15日，就《光明日报》对“关系牌”香烟的报道，登了篇综合消息，还发表了短评《要有那么一点志气》，评论说“不正之风是能够刹住的，《光明日报》旗帜鲜明地支持群众的正确意见，对具有典型意义的白拿香烟问题，抓住不放，……对纠正不正之风是一种切实的贡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其它报纸，也对《光明日报》的报道作了广播和评论。由于山西省委和轻工业部坚定地支持报社，山西及轻工业系统的反不正之风，起了很好的作用，并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在这组报道中，由于我们工作不细，也有一些缺陷。例如，公布的名单中，有王茂林同志收了四条香烟。罗省长指出这不确实，“他不会吸烟，也没收烟。”他还说，近日，太原市政府要进行换届选举，中组部对市长人选已作了考察，群众对不正之风反应强烈，这个名单的公布，恐怕对选举要产生影响，所以，办公厅发了一个文件，讲明茂林同志没有收过烟，他建议报社最好对此事发个更正，以挽回影响。

我听了头脑不禁嗡了一声，立刻冒出汗来。怪我们太疏忽大意了，事前向王茂林同志核实一下就好了。省纪委副书记毕义举也对我说，原省公安厅郭庆年同志向他诉委屈，说他的烟是烟厂按半价卖给他的。后来在清退过程中的确看到白条所记并不完全正确，为此，报社在10月7日公布部分单位和个人退款情况一览表时，特加一说明：“8月26日所列单位中，有经烟厂厂长索占忠批准送给太原市委书记王茂林同志四条烟，经查，王未收，是被烟厂办公室主任挪为招待用了。”后来我再去太原时，请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张维庆、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邦应一起，同我到王茂林同志家拜访，当面道歉。可惜王外出未归，只得写了一封致歉信，托维庆同志转他，总算了结了更正的心愿。

在离开太原前，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接见了徐尊六和我，由省委副秘书长萧聪慈作记录。霍书记说《光明日报》对烟厂的报道很好，推动了山西反不正之风的斗争。记者表示这是与省委的支持，特别是罗书记的指导分不开的。由于记者的疏忽，在王茂林收烟的问题上给省委添了麻烦，甚感不安。霍书记说在个别枝节上出点问题难免，今后吸取教训就可以了。

此后，市纪委调查组全面查清了烟厂存在的问题，证明揭发的问题全部属实，上级有关领导为此调整了烟厂的领导班子。

事后，新闻界同行盛赞这组报道干得棒，有的说“漂亮”。我实事求是地说，这哪里是记者的功劳啊，当初我只想把揭发信登出就算完成任务了，哪里想到搞这么大规模和这样长的时间啊！

事情过去多年，今日的那个卷烟厂怎样了？不幸的是，从1999年起，这个卷烟厂的职工和省烟草公司的离退休干部，多次上京到有关领导机关，揭发该厂厂长等的重大经济问题，现厂长已被免职，中国烟草专卖局已派出调查组去调查，相信不久即会水落石出。这使我想到，新闻报道最多只能起个治标的作用而不能治本。要治本则必须改革企业制度，并伴之以政治体制的改革以及法制的健全。不然腐败行为就会像毒菌一样，在适当的气候下重复滋生，烟厂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

（作者系光明日报社记者）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8年第1期 邓小平和《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　作者：徐慰曾

1997年2月24日下午，我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参加了新闻出版署召开的出版界缅怀小平同志丰功伟绩的座谈会。会场上，悬挂着一幅引人注目的大照片。照片摄于1985年9月10日小平同志接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代表团之时。看着这幅照片，我不由得想起了当时的另一个镜头：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先生，向小平同志赠送苏格兰原版《不列颠百科全书》复制本的镜头。

《不列颠百科全书》（又称《大英百科全书》）是西方国家一部历史悠久、具有权威性的大型综合性工具书。它的第一版于1768——1771年在苏格兰的爱丁堡问世。经过几个世纪的沧桑变迁，至20世纪初，该书的版权为美国人所得，后几经易主，70年代起由位于芝加哥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以下简称“不列颠公司”）编辑出版该书。不列颠公司将苏格兰原版《不列颠百科全书》复制了100套，专门用于馈赠全世界的贵宾。吉布尼先生向小平同志呈送的便是其中的一套，共三卷，是非常珍贵的藏本。到80年代初，《不列颠百科全书》除英文版外，已有法、日、希、西等文版陆续问世；出版的第15版是由世界各国4000多位有权威性的专家、学者撰写的，内容涉及到几乎所有的学术领域和各个方面，耗资2500万美元，凝结了众多编辑的多年心血。不列颠公司早就有出版中文版的愿望，中美正式建交后，他们便积极主动地探索与中国合作出版该书中文版的可能性，并于1980年与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签订了合作出版中文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协议。

我是1978年起到当时刚成立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工作的。1980年合作出版协议签订后，我便具体负责编译、出版工作。1995年起，又负责《不列颠百科全书》全译本的编译出版等工作。因此我能有机会了解一些小平同志关心、支持我国大百科全书建设和出版的情况。1985年9月10日小平同志接见美国客人之前，我受组织委托，向小平同志汇报了经他亲自批准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编辑和出版等情况；小平同志接见美国客人时我也在场。至今我依然为他那非凡的远见卓识和高瞻远瞩所深深折服。应该说，没有小平同志，就不会有中国今天的大好形势和光明前景，就不会有今天欣欣向荣的出版事业，就不会有中国大百科全书，更不会有中美合作出版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

记得是在1979年11月，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小平同志第一次接见了时任不列颠公司副总裁的吉布尼等人，当时中方陪同接见的有：国家出版局代局长陈翰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负责人姜椿芳、刘尊棋、阎明复等。小平同志在谈话中指出：我们应该充分利用世界的先进成果，来加速现代化建设。在谈到百科全书时，小平同志说，三十几年了还没有搞这些事，这也反映了我们的落后。在美方提出中美双方出版机构合作出版中文版《不列颠百科全书》时，小平同志说，这是个好事情，并当场就批准了这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出版合作项目。

1980年8月，中美双方出版机构负责人在美国签订了合作出版的协议书。同年9月，以不列颠公司董事长斯旺森为首的董事会代表团第二次访华。当时正值中国召开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小平同志在百忙之中第二次接见了美国客人，他在会见中指出：中国人民对新的路线、新的方针政策，对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决心是坚定的，同时也是有信心的。我国的形势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一年比一年好，这是显而易见的，但现在还有许多困难，还有许多弱点。认识弱点，才能克服弱点；只有认识自己不行，才能努力去学习，逐渐地行起来。认识落后，敢于把自己的缺点讲出来是需要勇气的，我们有这个勇气。外宾们听了之后，非常感动，高度评价了小平同志的这番讲话，认为这体现了小平同志的实事求是精神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决心。他们回国之后，将小平同志的讲话在《不列颠百科全书年鉴》和其它报刊上作了介绍，产生了良好而巨大的影响。小平同志在谈到这次出版合作时，再次对外宾们说：这是件好事情。几乎全世界都知道你们的百科全书在学术领域享有权威性的地位。我们中国的科学工作者把你们的百科全书翻译过来，从中得到教益，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这项工作同四个现代化有关嘛！

小平同志除了称赞这项出版合作外，还对中文版《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编辑方针作了非常英明的指示。他对美国客人说：外国的部分搬你们的就是；中国的部分自己来写，可能还有许多议论、争论和一些不同的看法。这是小平同志实事求是、改革开放的思想在对外出版合作中的具体体现，也可说是“一书两制”的英明构思。

在经历了长期的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如果没有小平同志两次接见美国客人，并当场批准这项合作，中国一家出版社要和美国一家出版公司合作出版这样一部涉及到许多政治敏感问题且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大不相同的书，几乎是不可能的。同样重要的是，小平同志关于编辑方针的指示，也为以后解决一系列难题指明了方向。后来，我们正式成立了由中美双方学者组成的联合编审委员会，委员会开过三次全体会议、十余次工作会议，经过反反复复的协商、讨论甚至争论，最终解决了一系列有争议的问题，使该书得以出版。

在方针确定以后，人是最重要的因素。要编译出版一部几千万字的西方权威性的《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没有各个学术领域、各个方面包括有关中国的各个专业的广大专家、学者和大批翻译、编辑人员的参与，是根本不可能的。解放以前和解放初期，国内出版界都曾先后作过这种尝试，但都没有成功。是小平同志提出了“重视知识，尊重人才”和“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等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口号，摘掉了知识分子“臭老九”的帽子；是他本着实事求是精神，平反了大批冤假错案，特别是改正了主要以知识分子为对象的“右”派错案，使广大知识分子重获新生，能够精神振奋地投身于四化建设。《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的中方成员刘尊棋、钱伟长、周有光和徐慰曾以及参加这项工作的400多位专家、学者、译者和编辑，凡是上了年纪的，大多数都受过不公正待遇，有过坎坷的经历，但是在小平同志的感召下，无不以饱满热情，无私忘我地投入了这项工作，最终仅以五年多的时间，使近代中国第一部中美合作的综合性百科全书于1985年开始问世。

1985年9月10日上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3卷出版，小平同志第三次接见了美国不列颠公司代表团和我方文化部与出版机构的负责人。小平同志在谈话中指出：我对这次合作取得的成果表示祝贺。明年全部出版是很好的事情。这部百科全书是非常有用的。这是知识读物。现在我们搞四化建设缺乏知识，知识不足，应该从多方面取得知识。

小平同志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在短短的五年之中三次亲自接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代表和我方有关负责人，谈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政策，赞扬中美双方合作出版中文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是他以卓越政治家的战略思想，高瞻远瞩，重视中美关系和文化出版工作，也是对我们广大出版工作者的殷切期望——努力为四化建设服务，全心全意地搞好出版工作。

（作者系《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副主编）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8年第1期 在上海遥望昆明　作者：袁　鹰

1975年秋天，我有机会去昆明，曾经专诚去云南师范学院校舍参观西南联合大学旧址，瞻拜“一二·一”运动烈士墓，默读冯至先生那首《招魂》的诗碑。西风残照里，徜徉不忍遽去，仿佛又听到三十年前联大师生们要求爱国、要求民主的呐喊声，又听到反动派刽子手的机枪声，霎时间心绪如焚，不禁喃喃自语：“遥望八千里，迟来三十年。”是的，三十多年前，我就衷心向往这个地方了。

抗日战争后期，在日寇占领下的上海，我高中毕业前一两年，就向往着去大后方进大学。上海高等学府林立，但是国立的交通大学、复旦大学早已内迁，教会办的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都是“贵族学府”，我等贫寒子弟是不敢问津的。我早就知道北京、清华、南开三所北方名校内迁到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那里办学条件虽然艰苦简陋，却有许多名誉全国的学者，有蒋梦麟、张伯苓、梅贻琦这样的校长，有罗家伦、冯友兰、张奚若、钱穆、闻一多、朱自清、钱端升这样一大批教授，他们继承“五四”运动崇尚民主科学的光荣传统，遵循“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形成优良的校风，成为大后方青年学生衷心向往的地方。而且国立大学学费低廉，更是我们这些清寒学子理想的去处。高中快毕业时，我对理工科没有兴趣，学习的成绩也差，很想报考文科院系，特别想读有原北大清华教授们主持的中文系、历史系或者教育系。但是西南联大远在万里之外的昆明，从上海去大后方，不仅要穿过日寇封锁线，交通不便，家里也筹不出一大笔路费和一个人的生活费，祖父和父亲也不放心我一个人走那么远路，所以踌蹰再三，终于作罢，只在上海就读于由教会办的东吴、之江两所大学留沪教师联合筹办的华东大学的教育系，两年后，抗战胜利，恢复各自原校名。昆明留在遥远的梦中，却常常听到更多的有关西南联大的消息，知道它的爱国民主活动十分活跃，被誉为大后方的“民主堡垒”，歆羡之余，更加怅怅不已。

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相继战败，世界各民族争取自由、独立、民主的浪潮汹涌澎湃，势不可挡。在国内，国共举行双十会谈，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释放政治犯等等主张，得到全国人民热烈响应和拥护。上海人民经受了八年日本侵略军的血腥统治和残暴蹂躏，一旦挣脱枷锁，获得民族解放，都渴望自由、民主、和平。中国共产党上海的地下组织，团结和领导上海工人、学生、教师和各界人士，发展进步力量，面对从重庆来的军政人员对收复区的疯狂劫收和种种言行进行揭露和斗争，帮助人民群众扫除对国民党政府的幻想，认清他们的真面目。

1945年12月，从昆明忽然传来“一二·一”血案的消息，令人震愕而且愤慨。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倒行逆施，比当年北平“一二·九”时期用水龙头冲散学生队伍更进一步，竟然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和教师开枪射击，制造血案。昆明死难四位烈士之一、南菁中学教师于再的妹妹于庚梅女士住在上海，是我的好友顾家熙的嫂子。我曾随家熙到华山路去看望和慰问，庚梅女士总是满脸泪痕，她说准备在上海最大的佛寺之一玉佛寺举行一次祭奠，代替去世的父母告慰英灵，尽骨肉的哀思。我将此事立即向组织汇报，地下党领导研究以后，决定支持和赞助她去办，并且将家祭转为公祭。地下党学委指派圣约翰大学的周志毅(后改名朱良)和我一起负责联络事宜。同时，通过地下党的系统组织和发动学生、教师、职工和文化界人士参加，成为各界人士抗议国民党暴行的示威行动，直接配合和声援正在重庆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

这次公祭大会于1946年1月l 3日举行，开得非常成功。玉佛寺大殿外广场上，一万余参加者肃立在呼啸的寒风中，群情激奋，情绪昂扬。大殿内外，挂满了挽联，每副挽联都充满了控诉和呐喊。如银钱文化服务社送的“机关枪，手榴弹，残杀青年，于心何忍／反内战，争民主，和平建国，势在必成。”五金业同人送的“这是什么天下？教授学生遭此屠杀！／竟有如此政府，凶手主犯任其法外！”光华大学学生联谊会送的“为民主死，死而无怨／失自由生，生也有愧。”圣约翰大学三团契送的“你可听得同胞的哭喊吗，死难的朋友？／我已看见民主的曙光了，继起的人们。”唐、柯灵两位作家送的“居然杀了你，于先生，于先生，在这般时代，有如此国家；／切莫放过它，刽子手，刽子手，既不许自由，讲什么民主！”

寒风中反复响起两首挽歌：一首是“安息吧，死难的同学，别再为祖国担忧。你们的血照亮了路，我们会继续前进……”（圣约翰大学学生成幼殊作词，钱春海作曲），另一首就是周志毅写的“西风凄凄，大地在叹息，朋友，你死不瞑目……”歌声凄迷，使会场上充满了哀伤的气氛。

老教育家马叙伦先生被公推担任主祭，他用悲怆的声音宣读祭文：“呜呼先生！不死于抗战胜利之前，而死于抗敌胜利之后。呜呼先生！不死于敌伪之手，而死于暴徒之手。呜呼先生！机关枪、手榴弹，不用以杀敌人，而用以杀同胞、杀志士、杀青年。……然而先生之死，足以警惕民众，使人振奋；足以促进民主，感召和平；足以振聋发聩，开启愚蒙；足以扬清激浊，令人愧悔。先生之体魄虽死，而先生之精神不死。我们得民主一日，即不忘先生一日……”叙伦先生读得慷慨激越，荡气回肠。玉佛寺内外万人伫立，肃静无哗，在风声中更显得肃穆悲壮，只有一些女学生的啜泣声轻轻回荡。但是，当祭文宣读完毕，演讲开始，公祭大会就成为声讨大会、向法西斯独裁开火的誓师大会了。

柳亚子先生上台讲话：“今天到会的人这样多，可见人心并没有死……中国必须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真心实行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

林汉达教授说：“做法西斯迷梦的人应该醒醒了。法西斯只有三条路：第一条路是墨索里尼的上吊；第二条路是希特勒的自杀，第三条路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切腹！”

南京和上海临时大学的学生控诉国民党政府和学校当局不承认他们的学籍，对他们进行无理的“甄审”、开除和拘禁，要求得到读书的权利。新新公司的职工代表揭露公司的职工因为检举汉奸反而受到阻拦和迫害的经过。小学教师呼吁收入太低，养不活家小，向市教育局要求却被拒绝……

公祭大会在雷动的掌声中通过了给蒋介石和正在重庆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的一份电报，提出了八项要求：一、立即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二、立即实现“四项诺言”，切实保障人民自由；三、立即逮捕公审汉奸，鼓励人民检举汉奸；四、立即严惩昆明惨案主凶关麟征、李宗黄及青岛屠杀青年学生之凶手；五、立即明令废止束缚学生民主自由之法令、办法；六、严惩贪官污吏；七、提高教师、职工之待遇，救济失业；八、提高妇女地位。八项要求，体现了上海人民也是全中国人民在抗战胜利后的共同心愿和正义呼声。

圣约翰大学一位学生代表慷慨陈词：“于再先生他们没有死，他们活在每个人心里，活在永恒的历史上！我们难道除了开会追悼以外，再没有别的举动表示我们内心的愤怒了吗？”会场上一万余人抑止不住心头的火焰，响起了同一个声音：游行！游行！

玉佛寺大门外的江宁路和安远路上，大批军警戒备森严，淞沪警备司令部和警察局的两个头目闻声入内，说是奉警备总司令手令不得有妨碍治安的游行。大会组织者要他们上台向群众宣布，那两个色厉内荏的家伙面面相觑，谁也不敢上台。举世瞩目的政治协商会议正在举行，蒋介石前一天刚刚下达“停战令”，他们那个警备总司令和警察局长未必敢在国际观瞻所在的上海惹出乱子，只好板起面孔说：“你们要游行，出了岔子怎么办？”学生立即顺水推舟：“那好，就请你们保护游行吧！”两位军官只好挥挥手，军警调转身，尴尬地走在前面。

游行队伍出发了。队伍最前面是早已预备好的横幅，上书八个大字“纪念昆明死难师生”。跟着是两面大旗“人民不死！”“民主万岁！”上海女中军乐队本来就安排在会场后部寺院大门口，大门一开，她们立即回转身，喇叭响起，鼓声咚咚，成为游行队伍的先导部队。一万余人组成的洪流，浩浩荡荡，有声有色地流淌在上海市区的马路上，从江宁路折向南京东路，到河南路向南再向东，一路上口号声和歌声不断。马路两旁挤满行人，有不少年轻人自动地挤进队伍，跟着游行。经过上海市政府时，游行队伍高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在国民党《中央日报》报馆门前高呼“要求新闻自由！”“中央日报不要说假话！”到福州路市警察总局大门口，就高呼“要求保障人民自由！”“取消特务！”队伍到外滩解散时，已近黄昏时分。许多人从早晨去玉佛寺直到此刻，没有吃午饭，甚至没喝一口水，精神抖擞，意气昂扬地走了七八个小时，直到外滩才解散。

这次在上海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大游行，显示了上海青年学生、知识界爱国民主运动的新高涨，显示了人民群众要求自由民主、反对专制独裁的坚强意志，也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顺应人心、团结群众的潜力。自然，对反动的国民党军政当局也产生了震慑，他们的宣传工具一起开动，说是共产党“利用昆明事件煽动无知学生闹事，扰乱治安，反对政府”。他们不懂得教育人民、激怒人民的正是他们自己的法西斯统治。凡是站在人民群众对立面，同人民为敌的人，最后只能葬送自己，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半年后，炽热的7月，从遥远的昆明又一次传来使人震骇悲怆的噩耗：李公朴、闻一多两位民主斗士五天内先后被反动派的特务残害。那一时期，阴霾连天，战火遍地。蒋介石一面在和平谈判的幌子下调兵遣将，发动对解放区的进攻，一面加紧镇压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加紧迫害民主人士。周恩来同志则率领和谈代表团，根据党中央的策略和方针，在南京和上海通过多种方式，领导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组织，发动进步力量，利用各种公开合法的条件，向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10月4日那天上午，上海党的地下组织，团结民主党派人士，利用当时中共和谈代表团在南京上海活动、蒋介石还没有丢掉“和谈”遮羞布的有利时机，在天蟾舞台举行一次大规模集会，公开追悼李公朴、闻一多两位为民主献身的烈士，再一次用响亮的声音表达爱国民主的正义要求和意志。那次大会，在上海也是解放前历史上罕见的一次成功的公开盛会。国民党党政军头目们满以为上海在自己掌握中，他们可以完全操纵这次大会，却没有料到台上尽管是上海市长吴国桢主持，台下却坐了许多由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进步团体组织来的学生、职工和文化界知识界人士。吴国桢是美国留学生，喝过洋墨水，同国民党那些党棍和军人不同。他在台上自吹自擂，说上海是“最民主的城市”，理由是上海可以看到有各种政治倾向的报纸，可以举行发出各种声音的集会，却一字不敢提国民党军警特务抓人打人的事实。按预定演讲次序，第一个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头目潘公展，他同吴国桢的论调差不多，指桑骂槐地说“哪个地方只有一个党活动，只有一种报纸的声音，那个地方就没有民主”云云，台下听众明白这是强词夺理，就一起用嘘声回答他。主持大会的洪深教授宣布第二位发言的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先生，会场立即肃静无声，全神注视台上，却意外地看到邓颖超同志从后台走到台前，身穿一身素雅的旗袍，手中拿着一张纸，等掌声停歇下来，就用沉痛肃穆的语调发言，她说：“周恩来同志因事不能来参加追悼会，委托我来宣读他的悼词。”挤满了三层楼的剧场，立刻鸦雀无声，静听邓大姐在台上一个字一个字地读着：

今天在此追悼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时局极端险恶，人心异常悲愤。但此时此地有何话可说？我谨以最虔诚的信念向殉道者默誓：心不死，志不绝，和平可期，民主有望，杀人者终必覆灭。

周恩来

当邓大姐念到“此时此地有何话可说”那一句时，肃静的会场突然爆发春雷似的掌声，这句话说到人们心坎里，说出了人们强烈的愤慨和憎恨。念到“心不死，志不绝……”那几句时，每念一句，就引起一阵掌声，人们在心里跟着一起宣誓：心不死，志不绝，和平可期，民主有望，誓为民主的实现、革命的胜利奋斗到底！这篇仅仅七十三个字的悼词，第二天全文发表在上海进步报纸上，在阴霾笼罩的上海，对所有爱国民主人士、进步群众和共产党员，成为斗争的战鼓，进军的号角！“杀人者终必覆灭”，多么有力的宣判，多么英明的预见！仅仅过了两年半，胜利的红旗就飘扬在黄浦江头。

那天我坐在剧场里，感受到从未遇到过的沸腾场面和热烈气氛，曾经闪过一个念头：倒在昆明街头的李公朴、闻一多两位烈士英灵有知，看到今天上海如火如荼的情景，听到上海人民发自肺腑的心声，也可以得到一些快慰了。1946年这两次民主浪潮，震惊了上海。正是“一二·一”死难烈士和李公朴、闻一多两位烈士为人民献出的鲜血，正是西南联大师生和昆明知识界为争取民主自由向专制独裁的反动当局进行前赴后继、义无反顾的正义言行，对上海以及全中国、当时以及后代学生和知识界的爱国民主潮流起了无可比拟的推动作用，那必然是昭昭载入史册的。冯至先生六十年前的《招魂》不是就充满深情地预言了吗：

“死者，你们什么时候回来？”／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这里。／“死者，你们怎么走不出来？”／我们在这里，你们不要悲哀，／我们在这里，你们抬起头来——／哪一个爱正义者的心上没有我们？／哪一个爱自由的脑里忘却我们？／哪一个爱光明者的眼前看不见我们？／你们不要呼唤我们回来，／我们从来没有离开你们，／我们合在一起呼唤吧——／“正义，快快地到来，／自由，快快地到来，／光明，快快地到来！”

（作者系人民日报社文艺部原主任）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8年第1期 王亚卓事件始末　作者：邢　卓

给黄帅写信

1973年严冬，内蒙古乌梁素海边的荒草枯木笼罩在肃杀的寒气中。内蒙古建设兵团十九团团中心学校的老师们，聊起当前教学状况，心情郁闷，神色忧伤。

夏季时候，工农兵上大学的风潮中冒出了个“白卷先生”张铁生，紧接着北京又杀出了个反“师道尊严”的小学生黄帅，几篇搅乱教学秩序、对抗老师的日记见诸首都的重要报刊。在其带动下，大量的“反潮流”英雄小将横空出世，把教育界搅得狼烟四起。

团中心学校虽处地偏境，可北京的一响一动在这里皆有回应。学黄帅的孩子们向所谓“师道尊严”猛烈开火，学校被折腾得满目疮痍。这里的老师们都是响应号召敲着锣鼓来边疆搞建设的“知青”，这会儿成了受攻击的标靶，令他们心气难平，于是，私下里酝酿集体辞职！

读书的是资产阶级“小绵羊”，造反的是无产阶级“排头兵”，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团政治处的学习会上，我忍不住发了一通牢骚，有人默不作声，有人出语附和。会下，我的直接领导，现役军人、宣传股长崔钦也袒露自己的一肚子不满，主任老玄也对黄帅现象颇有微辞。

1974年元旦过后不久的一天晚间，我和平日意气相通的宣传干事王文尧、电影放映员恩亚立一起议论黄帅，言语中情绪都有些激动，表示不能听任她胡作非为，要对她来一番规劝，让她悬崖勒马。王文尧分析说，黄帅事件不会是孤立存在的，她小小年纪搞出这么大的动静一定跟当前政治需要有关。恩亚立说，不管她身后有什么背景，我们讲我们的道理总是可以的吧。我说，这孩子太骄狂太无知，很有必要对她进行进行教育。当然我们没有奢望能对小学生“教育”出什么结果，也没有料到会给自己带来严重后果，三人决定从每人名字中各取一字，成名“王亚卓”，由我执笔给小学生写一封信。

午夜时分，我伏案疾书，一气呵成。信件摘要如下：

请认真想一想吧，黄帅！

看了报纸上你的信及日记，我想了许多许多问题，归根一点，对你的“反潮流”精神很“佩服”，对你信和日记中反映的问题觉得未免有些迫人太甚！

老师和学生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老师不能把学生当敌人，那么学生就能把老师当敌人吗？不是说你给老师提了意见，就把老师当敌人了，而是提意见的态度大错特错了。必须明白，老师也是我们的阶级兄弟，他们有缺点错误，我们是满腔热忱的帮助他，还是以抵触的情绪批评人家，反映了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当然老师有不对之处学生提出来，不应该强调提意见的方法，应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但我们何不也检查检查自己呢？

如果我是你，检查一下自己的日记，再看老师的作法，决不认为是因为个别用词不当影响了老师的尊严，而会看到自己的语言中欠诚意，老师思想革命化程度不高，师生关系紧张了，并非是什么“师道尊严”在作祟，试想，假若对你身上存在的不足，别人不是找你做细致的思想工作，而也以你对待老师的方式，写几篇东西在纸上，用上对不起，骂，夺，拍桌子，瞪眼睛之类的词句对待你，你将会怎样想呢？自己做事没从路线出发，又为自己的被压制作了些抵抗，这怎么能联得上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一谈呢？

……

黄帅，我向你提意见，不单是对你个人的做法谈看法。现在许多学校里，老师都成了谨小慎微的君子，学生动辄就是大字报，谓曰“反潮流”，“做教育革命的闯将”，其实这是一股很不好的潮流，老师是我们的革命同志，在思想、政治上的帮助才是对他们的最大关心、爱护，才是革旧教育制度的命，光在枝节问题上纠缠，岂不坏了大事？这样下去，老师还能多说话，多负责么？

你的信和日记，细分析起来，很多地方不通情理，关键是矛头指错了，这方面，我不多说，请你拿出自己写的东西，三思！

……

要和你说的话很多，强收住笔。我不是学生也不是老师，教育战线上的事懂得少，分析能力又差，只是出于关心上层领域里的革命之心说几句话，想到哪写到哪，语无伦次，字又潦草，观点必定有不对之处，请你批评指正。以后有空，我还想再给你写信。即此

祝工作好、学习好。

内蒙古生产建设部队十九团政治处

王亚卓

七四年、元月、十四日

这封信写得很潦草，文辞无修无饰，字迹龙飞凤舞，写好后立即寄出，也没留底稿。王亚卓案平反后才从黄帅那里再见此信，誊抄下来。当时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这封信会酿成一桩历史事件，否则一定会把这封信留个底稿，做个历史见证。总之，一颗定时炸弹就这样在北国隆冬之夜制造出来。

人民日报社来电话

1974年春节时，王文尧、恩亚立分别回天津、北京家中过年去了，“王亚卓”中只有我留守边疆。这期间，我收到北京黄帅的一封亲笔信，这使我多少感到有些意外。

细细读来，对这孩子的印象有所改变。她的言辞比较诚恳，说读了我的信同样想了很多很多，从中受到很大教益。说自己年纪还小，许多方面还很幼稚，行为可能有不当的地方，需要更加努力地学习毛主席著作，作进一步的思考，并表示愿意得到我更多的指点和帮助，使自己尽快成长起来，做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这封信后来被处理“王亚卓”事件的工作组收去，不知下落。

我一直不清楚这信是其被人教唆想进一步引蛇出洞，还是自己真实意图的表露。她说希望再得到我的来信，我想等王、恩二人回来商量后再复信给她，就未动笔。黄帅来信的事我没有张扬,只对崔钦股长讲了，他挺高兴，说看来这个小学生还不是铁板一块。

2月6日一大早，政治处秘书李尚顺告诉我说，凌晨两点时，人民日报社有长途电话从北京打来，问十九团政治处有没有个叫“王亚卓”的。李秘书脑筋灵活，虽然不知道我们给黄帅写信的事，但判断出“王亚卓”一定是我们三人的联名。李秘书以为我们有什么大作将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兴冲冲按照来电要求把我们的年龄、性别、家庭出身、政治面目、工作性质详细作了汇报，并迫不及待向我传达，连说恭喜好运。

听了李秘书的话，我心里七上八下。我们没给《人民日报》投过稿，“王亚卓”仨字也只在给黄帅的信上用过，报社是不是要发表我们给小学生的信？果真如此，说明我们的意见得到了上级部门的重视，全国教育革命的方向将要作重新调整。事情会这么简单吗？我猜不透，想不明，但绝没料到谜底会是那样的凶险。

小学生回复公开信

2月11日清晨，我忽然听到高音喇叭播放的中央电台早间新闻中女播音员高亢激昂的声音：“《黄帅的一封公开信——复内蒙古生产建设部队十九团政治处王亚卓同志》。当天的《人民日报》一版头条也发表了黄帅的题为《为教育革命大好形势拍手叫好》的一封信，并加了编者按说，革命小将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在报纸上发表后，广大师生和群众都积极支持黄帅的反潮流精神，热烈赞扬毛泽东思想哺育下一代新人茁壮成长。但是，也有人看不惯，出来指责，王亚卓同志就是一个。黄帅同学写了信，对他的错误思想一一加以批驳，值得一读。

我默立在刺骨的冷风中，怀疑自己是在做梦。

黄帅的公开信说：

你的来信提出了一些引人深思的问题，如当前教育战线上有没有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修正主义的流毒是否肃清了？要不要少年儿童参加教育革命？他们能不能革命？是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已经过了头？这些原则性的问题站在不同的立场有着不同的回答，这正反映了教育战线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激烈搏斗……

因为我在日记中用了“对不起”等词，却引起你这位很善于“同情”的人怒火万丈，什么“迫人太甚”，“不通情理”，“态度大错特错”，“何不也检查检查自己”，“自己做事没从路线出发”“师长式的学生”，“学生就能把老师当敌人”……甚至“学道尊严”都上了阵，你的创造是从哪一家的圣经里拣来的？在你眼下，我们毛泽东时代的红小兵是一群“纠缠枝节”“坏了大事”的顽童，快点来个“高姿态”，“心平气和”，“诚心”地跪倒在孔老二门徒面前才有出路，你所宣扬的不正是从二千多年前孔老二僵尸中贩卖的“仁”吗？想要我们这群毛孩子学会“克己复礼”，甘心当被奴役的工具。每当“儿童团”起来革命，刘少奇、林彪一类政治骗子就抱着黑“修养”“天才论”哇啦哇啦地叫起来，你爱什么，恨什么，不是很清楚吗！

在教育革命的大好形势下，千万不能忘记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依然存在着尖锐和复杂的斗争。毛主席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资产阶级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幻想着有朝一日“变天”，我们万万不能对阶级斗争丧失警惕性。什么“关键是矛头指错了”，我们红小兵心向党，毛主席指向哪里，我们就战斗到哪里，拿起笔，做刀枪，杀向批修战场，把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深批透，把孔老二的旧传统观念打得落花流水。我们就是要起来造旧世界的反。你说“只具有反潮流精神的人还不能取得群众支持的资格。”算了吧！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在幼芽嫩弱的新生事物面前采取讥笑、怀疑、恐吓的态度，正如列宁所训斥的——“这一切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手段，是保护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在革命滚滚向前的洪流中，资产阶级老爷们发出悲哀的嚎叫，挽救不了自己灭亡的命运。

公开信更凶狠的言辞还在后头，听到这里已令人毛骨悚然。太突然了！前几天小学生不是来信说我们的信对她很有教益，希望我们继续对她进行帮助么？怎么顷刻间就变幻出一副杀气腾腾的面目，要置我们于死地呢？

王文尧、恩亚立两战友此刻是否听到了这套广播？他们会作何反应？兵团的首长战友们会作何反应？明明白白点了十九团的名，我们卷入漩涡了！

黄帅这封公开信写于1月26日，她亲笔写给我们的那封回信日期是1月19日，差7天时间。也就是说，我接到她的亲笔信时，她已经拟写这封公开信了。

小学生怎会有如此大的能量？《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文章不是轻易能发得出来的，来头不小呀！

宣传股长崔钦找到我：“主任叫你去。你们可惹祸了。”

崔股长胸襟坦荡、心直口快，我们三人都是他亲自从连队选拔上来的。我父亲“反右”时受牵连，算是有历史问题。他坚持己见，全力提携。恩亚立的家长政治上也有“瑕疵”，也是崔用力拉来的。我们都是他的爱将，都想努力作出成绩为他脸上增光，谁料想捅了这么大个娄子。

主任面色严峻：“你们真不知天高地厚呀。”“这把火烧得可不小哇。”我想辩白几句，只觉得口焦舌燥。主任说：“兵团政治部和师部都来了电话要对你们的事进行调查，团长、政委作了指示，让你们把问题解释清楚。你把事情经过写一写，要快，写好后交给我，一定要实事求是。”

小学生身后的大人物

黄帅的公开信搭载着电缆光波迅速在全国传播，激起层层巨浪。十九团的干部战士们炸了窝，一拨一拨的熟朋生客闯进我的小屋，打探事件的来龙去脉。而我对北京方面的脉络一无所知，只是不停地解释自己的动机。我以前所在的六连几位朋友来了，态度鲜明地表示了他们的愤慨：“《人民日报》的做法不公平，只发表黄帅的信，为什么不把王亚卓的信也发表出来，让大家看个究竟？断章取义、以偏概全不是光明正大的作风！”我的情绪也激荡起来：“我要跟她辩出个是非曲直，真理不辩不明！”此时我还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这一竿子捅了多大个蚂蜂窝。我不知道“王亚卓”的信寄到小学生手上后没两天就到了教育界、乃至全国政坛炙手可热的迟群的案头，迟群在这封信的边缘恶狠狠批道：要革命就有反革命，革命就是要革反革命的命。字字锋寒刃冷，句句刀枪出鞘。见到迟群批示，具有非凡政治敏感力的黄帅父亲兴奋异常，捉刀代笔替小学生完成了致“王亚卓”的一封信，迅即交给了风云得意的《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鲁为了加重石头的分量，在信前精心安排了一份编者按，呈送于他的顶头上司姚文元，并写了这样一份报告：

文元同志：

送上《黄帅复王亚卓的一封公开信》和编者按等，请审阅。据内蒙兵团二师十九团政治处李尚顺同志介绍，给黄帅写信的王亚卓是三个人，具体姓名和简单情况是：

王文尧，男，23岁，党员，家庭出身工人，是1969年从天津到内蒙兵团的知识青年，现任十九团宣传员。

邢卓，男，20岁，共青团员，家庭出身革命干部，是1969年从河北保定到兵团的知识青年，现任报道员。

恩亚立，男，20多岁，共青团员，家庭出身工人，是1969年从北京到兵团的知识青年，现任放映员。

致以

无产阶级的革命敬礼

鲁瑛

一九七四年二月七日

姚文元当天作了批示：

拟同意发表黄帅致王亚卓的公开信（王亚卓信的主要论点已有，可不发）。这封信回答了一些责难，写得也有力，即送洪文、春桥、江青同志审批。

姚文元

二月七日

我改了标题。建议版面安排得突出些，生动活泼些。妥否？请酌。

江青

二月九日下午七时

同意。

洪文

张春桥圈阅。

黄帅公开信的背景如此深厚，我还指望与其展开公平、公正、公开的讨论，实在可笑。“王亚卓”三只螳螂已处于滚滚铁轮之下！

遭批判的日子

兵团和师部组成的工作组由兵团副政委挂帅带队开到了十九团。

王文尧、恩亚立被加急电报召回，他们一下火车便分别被吉普车接走，我们三人被隔离开来，分头审查。我是给黄帅信的执笔者，是重犯，对我的审问尤为频繁。

开始我否认王、恩知道我给黄帅写信，说大家确实议论过打算给黄帅写信，但最后实施他们并不知道。这话并不完全是假，那封信写好后我径直寄出，王、恩的确没有过目，现在把他俩连累上，我于心不忍。可工作组不相信，我也无法与王、恩沟通，他俩也回避不开，全都承认从头到尾裹在其中。

下一步工作组施压，要我们交出后台。后来才明白他们的用意，我们三个“知青”属于领袖发动的轰轰烈烈上山下乡运动的响应者，不宜作为反面教材，最好能抓个“大头”，其时上层政治领域有抓军内“走资派”的意图，如果能在“王亚卓”身后揪出个军内复辟人物是他们最理想的成果，而团政治处的绝大多数干部是现役军人。

我们三人实在讲不出“王亚卓”背后有什么幕后操纵者。工作组围绕这个题目日夜攻心，终无所获。接下来是一波接一波对“王亚卓”的批判浪潮。

我是由六连调到政治处的，工作组安排六连对我搞一场批判。这天午后我被带到会上，三百官兵齐聚操场。指导员作开场白，随后有排长、班长、战士等六名男女批判者上台发言。多数批判者调门虽高，声音却明显绵软无力。台上有人振臂喊口号，台下应者寥寥，有时竟是一片嘘声。群众唧唧喳喳，交头接耳。工作组成员认为会开得很不严肃，几次责令会场安静，不见奏效。

批判会开成这个样子，指导员脸上挂不住。毕竟上级多位首长在场，大是大非面前如此态度怎么得了！指导员色正辞严道：“对王亚卓事件的认识是否深刻证明着我们每个人世界观改造的程度，今天晚上各班要召开班务会，每个人必须表态发言，各班作好记录，明天上午交到连部。”批判会草草收场。

在这之前，我经历了团、师各种规模的批判会八九场，气氛虽然不像六连这样稀松，却也没什么杀气冲天的场面。“王亚卓”当年都是红卫兵，五六年前皆亲历过批斗所谓“牛鬼蛇神”的运动，见识过群情激愤、同仇敌忾、拳脚相加、干柴烈火的恐怖景象。而1974年的今天，民众对于来自上层意识形态的控制和整齐划一的思想指挥已经不再一味盲从，坚固的政治堡垒的砖石土木似乎有了松动的迹象。

十几天后我又收到据说是某保定籍的战友从我的家乡捎回的一包食品，里面夹着一张字条，上书：好自珍重。弟兄们也是迫不得已，切勿当真。落款是六连人民。后来得知，那天上台读批判稿的六连同志都非本愿，六连的这组稿子被人整理后在《兵团战友》报上发表出来，他们心里愈发不是滋味，苦于找不到机会向我解释，因而有了食品袋和袋中的纸条。

经过十几轮批判和数不清的深刻检讨，“王亚卓”问题有了处理结果：给予王文尧党内警告处分，下放连队劳改；恩亚立团内严重警告处分，下放连队劳改；我留团察看一年，下放连队劳改。我们三人分别发配到离团部百里远的三个地方。

我背着行李来到陌生的四连，出乎意料的是四连没有对我作过一次批判，没有侮辱和歧视，没人拿我当“坏分子”看。距四连十五里地的五连有我几个朋友，他们不但常来看我，还嘱咐自己在四连的朋友对我加以关照。我还被邀请去五连聚会。到连部请假时，连长批准得十分痛快：“你有行动的自由，去吧。”五连的朋友们为欢迎我准备了丰盛的酒菜，据说掏了连长家的鸡窝，还拿走伙房里的一块羊肉。由于动静过大，惊动了领导。集合号一响，大家被召到操场。指导员声色俱厉地一通训斥，没想到七班长竟当面顶撞说：“指导员，您的话说得太重了。王亚卓有错误，但他们可不是阶级敌人。《人民日报》上的文章还称王亚卓为同志，同志是什么意思？犯了错误的同志不等于阶级敌人吧？”指导员一时语塞。

战友情深

8月，乌梁素海的野风挟裹着早秋的微凉，把天空吹得湛蓝清透。14岁的小妹来边疆看我。她所在的学校和全国各地教育领域一样把“王亚卓”批得体无完肤，“王亚卓”之一是她亲哥哥，这么大的事是瞒不住的，她在这风掀浪涌的情势下内心极为沉重。她在学校抬不起头来，又担心远方的我，就在暑假之间赶来内蒙。她到达团部所在地，才知道离我所在的四连还有一百多里路程，且没有可乘的车辆。六连紧挨团部，六连的朋友们主动接待了小妹，他们带她到风光旖旎的乌梁素海上浏览连天的碧波和葳蕤的苇场，请她品尝用海水和盐粒煮的新鲜鲤鱼。小妹心事重重地不断问及我的情况，大哥大姐们给予她乐观的回答。我赶至六连时天已漆黑，小妹拥到我的怀中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们这儿的人真好。”

陪小妹呆了一天，次日必须返回。还是六连的弟兄们妥善地把小妹送上返京的列车。回家后小妹来了封信，信里还有那句话：“你们那儿的人真好。”

一月后，一位好心的医生给我开具了神经衰弱的诊断证明，我得以返回家乡保定就医。小妹由于精神遭受极度折磨，气短息弱，骨瘦如柴，当晚突然昏厥，送到医院，一直昏迷不醒，十天后悄然辞世。我心痛欲裂，悲愤欲绝。回内蒙路上在北京转车，四连友人张立国正在京探亲，带我到丰泽园喝酒浇愁，我喝得神智迷失，不晓东西。张立国几乎是抱着背着把我弄回他家。我一夜呕吐得吐了胆汁，他一夜守着我不曾合眼。我一个身负罪名的另类人，受到这么多人的真情关爱，使我增强了生存下去的勇气和力量，也使我隐隐地感到我们并不孤立，历史将为我们作出公正评价。

1975年深秋，我得到崔钦股长要离开内蒙古兵团回北京郊区老家的消息，急匆匆顶着星月从四连赶往团部。崔股长是我敬爱的人，当年是他安排我到兵团报社学习了三个多月，之后把我调到团部，“王亚卓”事件发生后，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想各种办法保护我们，口焦舌敝为我们开脱罪名，暗中给我们精神鼓励。他告诉我：“全国各地给你们寄来的数千封信中并不都是工作组拿给你们看的批评谴责，也有不少是对你们的做法给予支持鼓励的，眼光要放长远，一定要坚持，顶住……”

天光大亮我才赶到团部，崔股长已经不见了。崔钦对“王亚卓”三人上调团部起着关键作用，对“王亚卓”事件的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又不能对“王亚卓”的错误有正确认识，因此被解除了军籍，送回老家，干部身份被拿掉，工资降三级。当了十七年兵的崔股长，被迫脱下军装，离开军营，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我迟来了一步，他已在清晨时候去往前旗车站了。我拖着躜行一夜的疲惫之身朝通往前旗的黄沙路上奔跑，在原野中大声呼喊，但没有人影，没有车迹，也没有回声。列车载着我的战友，载着我的悲愤，载着“王亚卓”的思念远走了。我伫立在旷无一人的荒原，仿佛又听见小妹那句由衷的感叹：“你们这儿的人真好。”我想：这些好人的存在反映了大众的心声，我要好好活下去，为自己，为朋友，等待着曙光东现的那一天。

三年后，“王亚卓”冤案彻底平反。

（作者系作家、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8年第1期 不堪回首的那一天　作者：黄　鹂

一直不知道应该怎样向我的孩子述说40年前不堪回首的一天，那是我终生的噩梦，挥之不去却又难于述说。数百条活泼泼的年轻生命就在我的眼前一瞬间化为亡灵，而我从成堆的尸体中逃出生天。那是1967年的武汉，那一天是8月1日，我还不满14岁。

1967是中国的凶年，更是武汉的凶年。

前一年的7月16日，是中国人民向世界宣告伟大领袖身体依然健康的重要日子。这天毛泽东从湖南来到武汉，事先就通知武汉方面他要戏水长江。他力斥一干高官对他73岁高龄的担心，无论天气如何、水流如何、安全工作做得如何他都一定要游。那一天他如愿游了长江，回到北京便发表了著名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于是全中国都燃烧了起来，于是这一天也就成了武汉特殊的纪念日。

一年后的7月，文革和天气一起进入白热化，武斗、流血、死人已是家常便饭。惊天的所谓“7.20兵变事件”，更是把这座火炉之城变成了炼狱，江城三镇的上空弥漫着疯狂和仇恨，人人亢奋莫名。7月16日，“紧跟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的纪念渡江活动，由于两派血腥的武斗给耽误了，于是“7.20事件”之后的8月1日，在造反派绝对掌握了权力之后，这样伟大的纪念活动是一定要补上的。

谁能料到就是这个“赤日炎炎似火烧”的日子——1967年8月1日，竟成了武汉人的劫数。此时的武汉，基本上已经是无政府状态，尽管新掌权的造反派是这场渡江纪念活动发起者，但参加活动的人们，都是抱着对毛泽东主席一腔热爱而来的。造反派掌权者可以发起活动，但却没有任何管理和组织活动的能力。

从早晨开始，现场就是一片混乱的人海，沿江大道上的人头看不到边。据说仅渡江者就上万，还不包括看热闹的。将近9点，我听到远处喇叭里钢工总一号头头朱鸿霞在演讲，这个业余诗人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全然不顾赤脚站在将近40度地面上快要被蒸熟了的人们。 人群逐渐开始骚动，在无法忍受的酷热下人们完全没有了秩序的概念。前面的还没有接到下水的信号，后面的人浪就不断涌过来。只听到很多人喊：“不要挤，要出人命了！”“不得了，死人了！”吼声几乎震聋了我的耳朵，却根本无济于事。我们几个初中的小女孩是跟着武汉体育学院的大哥哥大姐姐们来的，这时被人群挤在汉阳门下水处的台阶中段，上下两难。拥挤使我感到呼吸困难，我努力向上仰起头，以免窒息。健壮的体院大学生们组成人墙把我们围在中间，他们简短地商量了一下，当机立断，将我们几个初中女学生连拉带拽托上人群的头顶，我们就从涌涌的人头上爬了上来，离开了死亡的台阶。我们回到马路上又以最快的速度跑上大桥。我看到桥下我们原来站立的地方人如蝼蚁，马路上人如蝼蚁，水里也是人如蝼蚁，后面的踩踏着前面的然后又被更后面的踩踏。我知道留下的还有几个体操专业的女大学生，她们小巧玲珑，个子不比我们高出多少，只是年龄长我们几岁，在那成团成块的人群里她们是很难挣扎出来的。

事后我听说，我们几个小女孩刚刚离开阶梯，可怕的拥挤就急剧升级了。就是我在大桥上看到的，渡江的人被挤下水，看热闹的人被推下水，岸上被人踩，水里被人踩，人压人，人踩人，还有尖利的东西在水里面“杀人”。这些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被盛传的“杀人暗器”，其实是被挤烂了的渡江宣传牌上散落的毛泽东像章，成千上万个受到顶礼膜拜的偶像，此时却成了夺命的凶器。江边的铁栅栏被挤垮了，很多并不准备渡江的人就直接从高处摔进水里。已经入水的人根本不成队伍，在8月的大江激流里立刻就被冲散了，水性好的被水性差的拖住，很快就没了顶。我浑身颤抖，顺着大桥的铁栏杆跌坐在滚烫的地面上。四周是地狱般的灼热我却浑身发冷，眼下是地狱般的喧嚣我却听不见一点声息。一列火车正从桥下通过，大桥桥身随着火车的轰鸣和我一样战栗着，我的泪水和汗水流在了一起。

这次愚昧的大混乱夺走了数百条鲜活的生命，他们很多都是大学生，华师的、体院的、水院的、武大的、华工的、华农的……他们如果活着，如今都应该是含贻弄孙的年龄了。多年以后我领着未满14岁的女儿再一次来到这里。站在当年夺命的台阶上，我下意识地仰起头来，眼前突然就出现了很多年轻英俊的面孔，我看见几个小姑娘被一双双年青、无私、有力的大手托起，让她们从拥挤的人头上爬过去，把她们从地狱送回了人间。

我怀念你们——永远年青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在那九死一生的关头是你们把死亡留给自己，把生命给了我们。我为你们感到无比的悲哀，你们那曾经充满理想和热情、曾经年轻而俊逸的生命却在一个酷热的日子里莫名其妙地迷失了。

（责任编辑 萧 徐）

2008年第1期 长白山地区土改运动纪实　作者：白若莉／整理

这里是按着时间顺序摘录的父亲的日记。父亲当时在东北长白县任县委宣传部长，参加了长白县的土改工作。

发表日记的目的不是为了树碑立传，也不是为了评论土改的功过是非，而是为了用这些日记作参考，尽量地还原在东北长白山地区有关土地改革这一段的历史真相。“史”要以“实”为证，为了让读者对半个世纪以前中国东北长白县的土改运动有个真实而简要的了解，我抱着尽量客观的态度，选一些有信息量、有代表性的段落，即使今天看来有明显的错误，也尽量摘出，决不扬善隐恶。

日记中的一些段落我做了一些注解和说明。

1947／2／13

积极分子互相包庇，互相支持，他们分到的东西较其他群众为多。为了纠正干部分果实太多的偏向，进行了个别谈话，我找李彦林，还好，李彦林愿意把太多的东西拿出来。群众中有一种落后意识，总觉得官大了说话管用，因而有长字的干部容易镇得住。

1947／2／14

突击分地，能否不发动斗争？单纯分地。不解决春耕中的困难，群众会不满意，如果分地后要组织生产，那就发生了耕牛、种子、农具等一大串难题。这些困难只有在地主身上找出路。长白县当时不缺土地，到处都是荒地，想种地，出去开片荒地都可以。所以所谓地主，除了占有土地，主要是那些占有生产资料的人。从某种程度上讲地主也是当时农村生产的组织者，解决生产问题还要靠他们。

1947／3／15

马鹿沟今天分斗争果实，召开村民大会。新选的农会长，妇会长都登台讲话。一个俘虏兵讲他原来是国民党兵，以后被俘，希望大家不要盼国民党，国民党来了穷人遭殃，不要抱地主的粗腿子。从工作以来，今天的马鹿沟要算最热闹的，锣鼓喧天，在三面大旗后面拉着一里路长的群众队伍，接着是十六辆大车，十张扒犁，浩浩荡荡向赵四家的窝铺前进，“群众要给赵四搬家了”，搬他一块木头，一个破缸都是愉快的。谁看到这样一群人的动作不害怕呢？赵文郁躺在床上默默不语，我想像不来他是什么心情，几个大的女孩子围在一圈涕泣，最小的不懂事的孩子仍在玩耍。农民们是自私的，一进院子先找自己分得的东西，总愿意把自己的先搬上车去，一个破钉子也愿意浑水摸鱼拿去才称心，有好几次把应留的东西搬出来，搬上大车，以后又给抬下来。赵家的人忙着留东西，在他们，并没有“打烂账”，还是竭力往回抓许多，一块咸菜也要请求一次。拉着一满车东西送到医院去，有精米、黄菜、咸菜、留声机等，院长真的被感动了，不知怎样招待我才好，不知给群众说什么话才能表达出他的兴奋和愉快来!

这里可以看到地主在群情激昂，大轰大嗡的群众运动中的顽强反抗和无能为力，可以看到贫苦农民的忠厚与自私，保守与贪婪。

1947／3／16

下午，吕梦会同志来冲动地提出，马鹿沟给十九道沟的果实太少，据他们听到的消息，有200石谷子，几十匹布。其实，并不像传说的那么多。

我深感吕的个性太强，主见太强，对自己工作的自信也太强。

1947／3／21

老关的病越来越严重，他惦记着我和刘部长，说“老白和刘部长来，我的病就好了。”发高热已使他神经完全错乱，一开口就说胡话，但今天下午还能认识人，我去看他，他模糊地知道，我从肖政台那里回来又去看他，他似乎又更明白些。也许是回光返照呢，我不敢想，我自欺欺人，所以听了医院说“不要紧”就回来了。

1947／3／22

还没起床，肖满样从病房打来电话。没过一分钟，小马又来电话，关部长已经死了。我不愿意相信。只要熟悉他没有不敬爱的老关与世长别了。我匆忙的去，进门看到他还是盖着我已经熟悉的那床红被子，脸上盖了白纱布。我不相信，不觉得他是死了的人。有好几次似乎明显地看见他呼吸的震动，像以往我每次看他的时候一样，可是老关毕竟停止呼吸了，那只是足以引起伤感的错觉罢了。当年领导和参加土改的干部，大部分是从延安派的，在那种交通不便，缺医少药的环境里，不少人献出了他们的生命。

1947／7／25

昨晚住在赵吉昌家，佃农，经营小商。今天上午搬到曹家来。赵是第一次斗争崔伪村长时的积极分子，胆大，敢讲话，对分地、分果实、干部，都不满意。据他说，只要开大会，一定可以搞起来，我和黄燕同志也是这样了解。群众不至于太胆小，不敢讲话，目前要注意的是如何稳住地主，不至把浮财弄光，群众无所得。下午赵吉昌又来，越说劲越大，从旁了解一下他的情况，如无大问题，可成积极分子。但不要忘记，群众充分发动起来的时候，必须有落后的基本群众参加，否则又造成少数积极分子的活动，几个人的包办代替，其后果是恶劣的。

1947／7／26

昨晚农会大会有不少腿子，甚至有地主参加，仅此已足证这里的工作情形了，和第一天来时所受的冷淡相符。全体同志分头去了解情况，抓不到劳而又苦的，只有从无吃粮为入手条件。根据村长的反映，再加上刘学南、赵吉昌的反映，已大致发现了一批真正的缺粮、困苦的农民。下午去毛田发地里。

毛田发，一个极纯朴的农民，穿着一件破到不成样子的短裤，比裤子历史更长的一顶礼帽，代替草帽。浑身上下污垢。拘谨和恭敬的态度，表白着他的苦难历史和忠厚简朴的思想作风，黄燕同志替他去耪地，我和老大爷坐在地头唠嗑。他的生活很苦，前些日子打短工，赚钱买了三斗五升粮食，掺杂着菜，勉强度日。他计划要维持到新粮下来。今上午只煮豌豆角吃，凭着豆荚充饥，支持一天的体力，情况甚凄惨。老毛大爷一家五口人，来这里四五年，一辈子没干过轻活。他说这里的地主比海南家的还“磕碜”（音）。问起他分地分粮的事他没有很多意见，他知足，他满意了，他心眼里感激共产党，他说“要不是光复来了八路，我们一家不会饿死也得坐拘留（交不出苛粮）”。痛苦的回忆把他拖回到伪满时代。和现在比较，他觉得他已经翻身了，当我给他讲地主压迫穷人，讲一个人的好景不由天命决定，讲要翻身非要打倒地主的时候，他沉浸在深远的思索里，然后看着我说，“就得那样？那样行？”“行。”我这样回答，“非这样不可……”他觉悟了。我送给毛大爷一条裤子，他送来一盆豆角，我只看见他忠恳感激的表情，而没听见他说出什么好听的恭维我的话，这就是我最喜欢的农民。

1947／7／27

我到西门外李常胜家去。住在一家矮破的茅房里。地中央安了一盘磨，更显得房子阴暗窄小。他家穷得出名。听了特地找他，老头上山去捞柴火，和一个十二岁的伶俐小姑娘谈了谈家庭经济情况。(略)

我问：粮户有粮能不能问他要？

答：那他会给？

问：给他讲道理，有粮大家吃，他还能不给？

答：人家不会给，我爹说菜瓜下来了，能凑到菜瓜下来的时候。

问：咱借地主的粮吃不好？他的粮放着也无用？

答：我爹说，宁肯饿死也不能拉饥荒。(意为借债)

1947／7／29

地主鬼办法很多。他们到处藏东西，顶棚上，厕所里，坑洞里，草垛里，无处不有。高丽一家，甚至着急了把大米、衣服，丢在水缸里，搞得水湿，结果也被群众翻了出来。毛田发最高兴，说起翻身，乐得不由自主地拍起手来。

1947／7／31

下午由群众自己决定去把韩、张的东西搞回来。满院子被挖，搞出不少埋藏的东西，接着一涌而进马世玉的大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妇女会搞得轰轰烈烈，打了韩蚬田家，又打张进汉老婆，接着打了张秉忠家，接着押了张秉忠。她们成绩不少，起出很多东西。

1947／8／11

诉苦提高了群众的阶级觉悟，加强了基本群众的团结。白天小组长与骨干讨论从哪个地主开刀，有人主张先杀(吃)肉，吃肥的(意指最富有的地主)，有人主张先啃骨头(不太富有的地主)，然后再来狠的。最后意见，先整一个半拉子的，讲理，要东西，没有就揍，给那些肥瘦的看看，晚上召开基本群众会议，分组讨论，情绪十分高涨，在斗争中群众已经基本摸索到真理，“粮户都是一个娘生的，有一个算一个”，“压迫了穷人就当压迫了自己”，已从仇恨个人逐渐转到仇恨地主。如此下去，想不致使工作失败。

1947／8／11

昨天随便说了一句要来第二次，并通知献东西的快送去，今天天不亮就有人往公所抬东西，另有不少自耕中农也纷纷献东西。估计明天开始处理地主，又可能造成一度紧张与恐怖。

1947／8／13

我认为一般群众已有了相当高的阶级觉悟，和地主阶级处于一不做二不休的状态。每斗必打，以孙海权与陈尚明最严重，特别是陈，群众恨之入骨，当时真担心他被打死。

1947／8／14

一般群众已经完全敢讲话了，并对地主阶级仇恨到了相当高度，这应归功于这个时期的诉苦教育。明天要吃肥的了——斗争韩蚬田，晚上小组会开得特别热烈，为了要东西，大家主张不要一下就打得太狠，但最后可听群众处理，有人主张毙了。有人主张节省子弹，砸死了事。有人主张抬到腰岭上葬以鱼龟，连麻袋也不给装……走着看吧，恐明天一天不能结束。要出东西后，尚有第二次处理。

1947／8／15

原计划失败了。上午开纪念会下午继续闹秧歌，因为群众的欢乐情绪影响斗争中的悲愤，故把斗争会放到明天上午。三班秧歌把半截沟闹得锣鼓喧天，每家(农会)都分了大米与肉，有不少老乡说，几年来，过年都没有落着猪肉吃，这比过年还热闹，痛快。毛田发乐得扮起装来。给工作队同志作揖，敬酒，在街上天真地扭着秧歌。他们的愉快也就是我们的愉快。

1947／8／16

酝酿已久的韩蚬田，今天上午讲理后被打死了。其七弟也因被打与害怕，傍晚时死在拘留所里。群众为了讲理要东西，早有准备，先轻打，后致死，开始的情绪竟使部分同志担心，每隔四五个人讲理后，拉下台去打一通，以后追要东西，又是接二连三的暴打。继续将近一点钟后，情绪突然转烈，有人喊出“不要东西了，干脆打死拉倒。”随着情绪高涨，张新会、倪长茂无意识的进行着鼓动工作，群众激动着他们，他们的口号又鼓动着群众情绪。主席台上站满了人，又接着喊口号，最富有鼓动性的是“有冤伸冤，有仇报仇”。这在斗争会上是一句听惯了的口号，但在今天这种场合下，却具有更大的作用。此外，不少人振臂高呼“穷人团结起来，团结起来有力量”……打、叫继续了四十多分钟。终于使韩蚬田得到他的归宿，情绪之热烈、动人，在我的群工史上还是第一次看到的。

1947／8／25

下午基干队追捕逃跑的坏蛋。郝宏义(地主成分，伪满的腿子，压迫剥削人的罪恶很多，光复后曾多次贩大烟，真是人所痛恨的家伙)，郝被追急，跳下江去，钻入石崖，好一个保险的地方，从上面用枪打不着，从旁边又去不了，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才整出头。一脸凶恶像。但是多么不幸啊，过分勇敢而没有警惕性的宋文清，被郝用手枪打断了腿，基干队同志乃至全村群众为这件事激起了最大的愤怒，恨不得立即把他砸死，为了搞出更多材料，我们决定不要他马上死，但从岭上到家里，已被打了四五次。

宋文清的伤势甚重，晚上去看他。在他的母亲和姐姐看来，我去一趟是多大的安慰啊!可恨郝宏义打伤了这样一个忠厚、本分、劳苦的农民，斗争要死人，要流血，越来越尖锐了。宋文清的伤使我无比难过。

1947／8／26

宋文清送到长白去医治，下午拷问郝宏义，是群众提出的要求。他们要发泄最大的仇恨，施以火刑。我痛快极了。在这样的场面，我能有这样的心情，不能不说是党教育了我。

1947／8／27

(欢送新战士)第一次看到这样动人的场面。新战士已成了久经锻炼的队伍，早饭后整队入操场，准备好的彩布、鸡子、光荣花在台上堆满了，村长把会场加以整顿，新战士在第一排，家属在第二排，简单讲话后，响起锣鼓……嫂子们找到了她的弟弟，选了一块最鲜艳的红布给披上，青年情人们忘记了羞愧，在广大群众面前放射着离别与留恋的视线，多么甜蜜又多么有趣啊。

据辽东日报1947年12月3日报道：至1947年末，长白县有3000多名青壮年参军，占全县总劳动力8117人的百分之三十六点六，占男性青壮年5619人的百分之五十三点四。(冬去春来，四保临江战役纪实，277页)

1947／9／5

开始群众工作汇报。王平同志谈干沟子情况，证实了我上次去干沟子后的感觉是正确的。确实发生了严重的左的偏向。他们第一次斗争了11户，内有地主亦有伪字号的中农，大致上不错。第一次斗争后有28户献东西，19户是中农，这已够说明问题的严重了。但，他听了“酝酿诉苦，组织二次斗争”的意见，又斗争了十三户。自然情节没有第一批重，但搞得却比第一次更苦。据王平同志说是由于诉苦提高了群众的阶级觉悟。可惜，他方向引错了。我们要求把苦集中到已扣已斗的大地主身上去，而不是硬在群众中找。假若说第二次斗争群众情绪特别高涨，那么蛮干将是值得严重注意的问题。第二次斗争后，又有十户献东西，中农。从干沟子的问题证明自流问题迫切需要指导。十八道沟，二十道沟，城区继续汇报。

二十道沟斗乱了。老李头讲得不明不白，听不出头绪来。十八道沟打死了四个人，如果对斗争作有计划的领导，那么这四个人都可以不打死。就死论死，至少是有两个人是死错了。假如不正视这方面的错误，就等于放弃领导，迁就了干部的缺点与偏向。城区在外村的影响下已动起来。粗略计算，已扣七十余人。如何掌握挖特斗争是大问题。

1947／9／6

几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作以下决议：一，坚决不能侵犯中农利益，带伪字号者除极个别，极特殊的罪恶昭彰者可以斗，但只能搞政治，经济部分只能搞出依靠剥削欺诈出来的那一部分。一般的村长、伪职员等，要在政治上给以打击，要他们谢罪，赔不是。二，小商人稍有与伪官商有关者一律不搞，即与中小地主有关的小床小铺从此也不再搞了。人的处理，视其剥削之轻重决定交乡下或交城里。三，非人所痛恨，罪大恶极的大地主，恶霸兼特务者不能打死。应以全区为标准，而不能以村为单位，并在打死前必须经县讨论批准，群众则需酝酿成熟，成为有计划的行动。四，被斗地主必须在家底挖光后给留以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土地，锅，碗，破房子……一般中小地主维持贫农生活水平。对整个长白群运，现在已经是收不是放的时候。因之不仅要向群众进行政策教育，而且要把地主之大中小加以区别。

（作者系北京市政协原主席）

（责任编辑 致 中）

2008年第1期 朱陈往事增惆怅　心底无私天地宽　作者：吴南生

1966年6月1日，陶铸同志在广州乘火车赴北京工作。1965年，他已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仍兼任中南局第一书记。这次，奉调到党中央担任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宣传部长，同时兼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南局由王任重同志担任第一书记。那个时候我们国家从中央到地方的工作作风都很朴素，不迎送，不请客，他走的时候只带了个秘书和一个警卫员，去火车站送行的也只有我和中南局办公厅副主任朱汉雄同志。当时我们以为他很快会回来，至少春节时会回来。但没有料到，他一去就不能回来了。

陶铸同志到北京工作后，在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但是不到五个月，即1967年1月4日就失去人身自由，直至1969年11月30日逝世，再没有呼吸过一口自由的空气！他含冤去世时才61岁！

1960年8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决定成立几个中央局，分担中央的一部分工作。中共中央中南局分管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五省区，机关设在广州。10月我也从广东省委调到中南局工作，担任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还担任农办主任。这时，正是国民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农业生产受到极大破坏。中南局一成立，陶铸同志立即到河南去，解决信阳地区饿死人的问题。他又要我立即到湖北沔阳通海口公社了解纠正“共产风”的情况。回来后，又决定立即在番禺大石公社建立中南局的农村工作点，开展反“共产风”和恢复自由市场等工作。我和政策研究室的同志都到这里。陶铸同志也几次来这里，他是停不住的人，除了和我们一块研究工作外，就到处跑，找基层干部和农民谈话。

这时，生活很艰苦，每餐只有不见油花的萝卜、青菜，有点腐乳就很好了。这时，我的双腿也水肿了。陶铸同志身体本来就不好，还经常咳血。但他仍坚持和大家一起用餐，要给他加点什么，他坚决拒绝，只加点他自己带来的辣椒。

后来，我才知道，这些都和毛主席的活动密切相关。

1960年10月23至26日，毛主席召集华北、中南、东北、西北四个大区和省、市、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开会。听取有关农业情况的汇报和如何纠正“共产风”的问题。26日毛主席收到“信阳事件”的材料，与会同志听到“信阳事件”的情况，十分震惊！

1960年刮起的“共产风”，其范围之大、危害之大、持续时间之久，都远远超过1958年，造成的损失是惨重的！这时，毛主席看到“信阳事件”的报告，看到反映农村饿死人等严重情况的报告越来越多，震动很大！

从这时起，毛主席不吃肉了！

11月15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指示说：“发去湖北王任重同志报告一件，湖北省沔阳县总结一件，沔阳县通海口公社纠正错误后新情况报告一件……”他要求“省委一级要下决心，现在是下决心改正错误的时候了！……”

从这时到1961年2月即这年的春节前，中央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了八届九中全会，都是为了改变当时的严重局面。1961年2月12日毛主席到广州，在这里过春节（正月初一是这年的2月15日）。之后，听取了他派出的三个调查组的报告。3月5日在珠岛宾馆三号楼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陶铸同志参加。

会议决定起草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六十条”）。毛主席指定：起草工作由陶铸同志挂帅，陈伯达为副帅。

3月14日，在珠岛餐厅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公社工作条例初稿。这个文件因共有60个条例，故又称“六十条”。

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中写着：“毛泽东十分关切群众对‘六十条’的反映，而且很急切。广州会议结束后他为什么一直到3月29日才离开广州，就是为了等陶铸、陈伯达从番禺大石公社回来，听他们下去以后群众对‘六十条’有些什么意见。毛泽东听完汇报后第二天就离开广州。”

这就是中南局成立不到半年时间中所发生的情况。虽然，当时中南局机关还没有建立起来，但陶铸同志从解决“信阳事件”到在大石公社蹲点，到负责起草“六十条”，都为中央改变当时严重形势，作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

“六十条”下达后，农村情况有所好转，但由于“大跃进”加上人民公社化运动，对生产力造成的破坏，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损失，是灾难性的，所以，存在的困难仍然不少。

1962年夏天，陶铸同志和王任重同志到广西的龙胜县做调查研究。他发现当地联系产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其实就是“包产到户”）很好，当即由他主持写了《龙胜座谈纪要》，准备在中南五省推广这一有利于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做法。7月初，陶铸同志到粤东检查工作，一路上他都讲龙胜座谈纪要。到了汕头，刚好澄海县委在召开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他在会议上又讲，非常激动：“我们不搞贫穷的社会主义，要搞富裕的社会主义”，“增产就是马列主义”。我和他的秘书都很担心，私下里说：“糟糕，又走火了！”有时候他一激动起来什么话都讲得出来。

第二天，就接到中央的通知，要到北戴河开会。到北戴河以后，他把《龙胜座谈纪要》送给毛主席，毛主席看了以后，于7月22日亲自写了一段批语：“这个文件所作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之后所提出的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否还有可议之处，请各同志研究。并且可以发给省、地两级去讨论。”得到毛主席的肯定，陶铸非常高兴，打电话到汕头，要我再补充一个公社的材料，一个大队的材料，一个小队的材料。我赶紧组织好了三个材料派人连夜送到广州，再送到北戴河。但是毛主席又改变主意了，又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批“单干风”、“翻案风”，《龙胜座谈纪要》从此没有了下文。但陶铸同志说的“我们不搞贫穷的社会主义，要搞富裕的社会主义”，这句话就一直激励着我，我办深圳等经济特区的时候也是这样讲的：“我们不能再搞贫穷的社会主义。”其实这个话是他说的。

陶铸同志最光辉的还是到北京以后他生命最后的那一段日子，他在“四人帮”穷凶极恶的时候，不顾自己的安危，挺身而出，尽一切努力保护挨揪受斗的老同志。为了这，他敢于当面谴责江青。“四人帮”说他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这件事足以使他流芳千古。

当然，人无完人，陶铸同志在工作中也有失误甚至错误。广东两次尤其是第二次“反地方主义”运动，伤害了一大批广东地方干部，陶铸同志肯定是要负责任的。但我认为，他如果在文化大革命中幸存下来，也一定会勇于承担错误，为“反地方主义”受伤害的同志平反。

话要再说回来，陶铸同志犯错误也与当时的政治大气候分不开，其实解放后我们搞那么多运动又有多少次是对的呢？像文化大革命，真是十年浩劫啊！为什么会犯这么大的错误，归根结底是我们的体制有问题。因为，“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不讲民主，不讲法治，什么时候、任何惨剧都可以发生的。1958年3月，毛主席在中央召开的成都会议上说：“反地方主义，全国各省、市都需要进行。地方主义者，实际上是右派，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对地方主义者不要让步，要派一批外地人去广东，广东干部可调一批到北京来。……应采取列宁的办法：‘与其你专政，不如我专政。’”②这就说得很清楚了。所以，我认为，中国只有实行民主和法治，社会才能和谐发展，国家才能长治久安。这应该是我们今天纪念陶铸同志诞辰100周年的意义所在吧！

①标题选自《陶铸诗词选注》（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前句自《登庐山》，朱陈：指朱元璋和陈友谅；后句自《赠曾志》

②引自《习仲勋主政广东》（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7月第一版）》

（作者系广东省原政协主席）

（责任编辑 杜 晋）

2008年第1期 深切缅怀黄正清同志　作者：李屺阳

黄正清大革命时期已经是藏族中一位出类拔萃的英俊青年。共产党人宣侠父于1925年至1927年5月来到甘肃甘南自治州，和黄正清关系甚好，对黄正清进行启蒙教育，并对他进一步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党的民族政策教育，激发了黄正清爱共产党、爱祖国的情怀，从此黄正清为民族为祖国倾注了他的一生。

宣侠父于1923年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1925年春受李大钊派遣，以国民党员身份带一批共产党员支持冯玉祥建立了抗日同盟军。10月，冯率国民革命军西征甘肃，派第七方面军总指挥刘郁芬驻兰州执政。宣侠父时任总政治处处长同到兰州。

1925年，军阀马骐派重兵侵占了拉卜楞寺，残酷镇压藏民的反抗斗争，先后烧毁寺院30多座，摧毁大批村落，杀害僧俗群众7000多人。为此，藏民多次向当时的北京政府控告，但屡告屡败。年轻的黄正清亲历了马骐及其子马步芳军队血腥镇压藏民的黑暗统治，他悲愤难平，立志要为藏族父老乡亲伸张正义。黄正清和萨丹听到刘郁芬驻兰州后便来到兰州，当面向刘和宣侠父控诉马骐烧杀掠夺甘南藏民的惨痛遭遇。

宣侠父知情后，夜间来到他们的住处，给他俩讲民族平等的道理，黄正清第一次听到“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新鲜字眼，激动得流下眼泪，因为过去一直称藏民为“番子”。在宣侠父帮助下，他连夜起草了《甘边藏民泣诉国人书》，印刷了很多份，贴到兰州城内各街巷，掀起舆论。

黄正清揣了一肚子悲愤要对宣侠父说，却不会说流利的汉语，也不大懂汉文。宣侠父教他汉文、汉语，同时宣侠父也要黄正清教他藏语、藏文。情谊交融，黄正清对宣侠父相见恨晚，还给宣侠父取藏名“扎西才让”(吉祥之意)。

这时，黄正清正当英年，在宣侠父的协助下，黄正清等在兰州组建了藏民第一个进步组织“藏民文化促进会”，每天除学汉文外，还跳舞、唱进步歌曲，宣侠父还介绍黄参加了国民党和少年同志会，帮助他当选为国民党兰州市党部监察委员。

同年，宣侠父为调查了解具体情况，经刘郁芬同意，穿上藏袍，和黄正清一同骑马来到甘南草原。宣侠父一路上途经村落，目睹了马骐军队烧杀过的惨景。行到阿木去乎寺宝殿，黄正清对宣侠父悲愤地说，这里曾是甘边最有名的大寺院，200多间宏大的建筑已被马骐军烧光，留下的只是眼前的残垣断壁，当时大经堂中还有一千多喇嘛正在念经，几乎都葬身于大火中，少数冲出火坑的也都被枪杀了！宣侠父听后，痛心至极。在欧拉（今玛曲），宣侠父会见了流落在此的拉卜楞寺寺主嘉木样五世活佛和黄的父亲黄位中。宣侠父对黄位中讲了许多团结民众的革命道理，要他团结藏民，建立充实自己的武装等等。

黄位中采纳了宣侠父的意见，部署联络400里以内各部落的大小头人，集会欧拉草原，研究成立藏民大联盟事宜。一周后，来到的除200多头人外，还有随从、护卫一千多人，声势浩大。在部落头人大会上，黄正清当翻译，宣侠父讲话，强调“弱小民族的自身团结，是战胜敌人的重要条件……”，他拔起一撮草拧起来说：“一根草不行，一撮草拧到一起，不会断，大家武装起来，十个马骐都不怕！”随后成立了“甘青藏民大同盟”。宣侠父还帮助起草了《甘边藏民请愿书》，揭露封建军阀马骐在甘南犯下的滔天罪行。

1927年“四·一二”惨案发生，蒋介石叛变，国共合作分裂，下令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都退出，“礼送出境”，刘郁芬把宣侠父也“礼送”了。黄正清和宣侠父惜别时紧紧拥抱，流泪不让他走，但胳膊拧不过大腿，终于恋恋不舍，送走宣侠父。

黄正清受到共产党员宣侠父的教育后，不仅耳目一新，而且思想政治上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为日后的进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心里揣了一条宣侠父给他的“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座右铭，懂得了处理民族事务的正确路线。

1935年红军北上抗日，西北“剿总”朱绍良命令黄正清集合三个团堵击红军。黄正清已经受过宣侠父的教育，知道共产党人对藏民好，懂得民族政策，同时也认为，国民党几十万大军都没挡住红军，他去不是以卵击石吗！他拿定主意，决不派藏兵为蒋、朱送命。但马步芳却恶意报告国民党中央说，“黄正清勾结红军，图谋不轨”。后查无实据，以马步芳纯属诬陷而作罢。

抗战三年后，虽然大部分国土沦丧，但中国人民的抗日决心坚定不移，在全国抗战捐献活动中，黄正清组织拉卜楞致敬团，亲自任团长，带了近50人到重庆，捐献飞机30架，每架3万银元，蒋介石亲自接见致敬团，还为他们举行了招待会，赵寿山、何应钦、张治中等人出席。重庆各大专院校纷纷邀请他讲话，报纸大力宣传藏民的抗日救国思想。这件事，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解放战争中，解放军到达甘肃。黄正清心如潮涌，盼望甘南藏民早日翻身得解放。他从各方面打听到习仲勋，便化装寻找，终于见到了习仲勋。习仲勋十分喜悦。黄正清的到来，为解放军进入临夏、甘南打通了一条道路。分手时习仲勋还送了黄正清一支手枪。

不久，政委王恩茂亲笔写密信给黄正清，说明解放军将向临夏进军，要他派人到临夏洽谈和平解放夏河事宜。黄接信后即派保安副司令张子丰三人，到临夏见到司令员兼政委王震，说明黄正清愿意起义接受改编的意愿，还表示愿意交出他们的无线电台等设备。王震听了很高兴，拨给黄正清一批枪支弹药，充实藏军，给黄正清回了一封密信。黄看到密信，知晓王震见面的喜讯后，号令藏军紧急集合，高呼：“藏军跟我投奔共产党，起义！”藏军藏民欢呼：“起义！起义！”那天藏军两万多人，列队四里多长，排在道路两旁，夹道欢迎解放军，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这时，黄正清得知兰州战役中，马步芳部已基本被歼。之后，他派张子丰等人，带上给彭德怀、王震的致敬信，表示谢意，领回了拨发的枪支弹药。

黄正清到兰州后，受到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等领导同志的接见。彭总说：“你率部起义，参加革命，为全国少数民族走上革命道路作出了表率。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随后设宴招待。席间，贺老总、习、黄同坐一桌，贺总说：“你我虽初次见面，仲勋送你那支左轮手枪还是我的呢。”

彭总在宴会上语重心长地说：“现在你们是草原的主人了，告诉藏族同胞团结起来，和共产党更好地合作，和全国被解放的人民群众一道，把我国，当然包括藏族同胞的草原，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这次起义，是黄正清一生中的重大转折。用他的话说，结束了他几十年来旧军人、旧官僚的生涯，得到了新生。

黄正清到了兰州，派人到欧拉接回妻子策仁娜姆。她率50多个藏民男女青年来到兰州，参加了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兰州分校三部(即后来的西北民族学院)学习。

策仁娜姆1916年生，从小读书识字，是藏民妇女中杰出的人才，会汉语，聪慧美丽，能歌善舞，担任过拉卜楞寺女子小学校长。1952年西北妇联派一个组参加军政委员会甘南慰问团到甘南后，策仁娜姆积极参加活动，宣传藏汉一家人，爱国家、爱共产党、爱毛主席。

在西安召开的西北妇女代表大会上，策仁娜姆当选为西北妇联副主任。我当时是西北妇联宣传部长，从此认识了策仁娜姆。她待人谦逊，体现了少数民族特有的宽厚朴实。建国初，策仁娜姆参加了国际青年联欢会，到了奥地利维也纳，还参加过几次出国访问活动，丰富了知识，开阔了眼界，增长了才干。大区撤消后，她担任了甘肃省妇联副主任、省政协常委，为甘肃妇女和人民做了许多好事。

黄正清被任命为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大区撤消后任甘肃省副省长，1955年贺龙来兰州，代中央军委授予他少将军衔，之后，黄被任命为甘肃省政协副主席、甘南州政府州长、甘南军分区司令员，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还列席了最高国务会议。会上，黄正清坐在前排，经介绍后毛主席对他说：“你做了不少工作。”后来陈毅副总理任团长，黄正清任副团长，率团到西藏。陈总对黄正清说：“我们来西藏，只有你一人当翻译，在工作上起到了很大作用。”

黄正清在文革前和文革中受到严重迫害。

从1963年起，黄正清先被批判为“搞封建复辟活动”，1966年，又给他戴上“反革命”牌子，逼交私人财产，严加批斗。之后他被押进监狱，与外界隔离。从1967年到1968年，禁闭了近两年，不准回家。1970年元月，兰州遣散人口，他和妻子被遣送到正宁县城。1972年6月，省革委会保卫部宣布黄正清被逮捕，押送天水看守所。到1977年3月，黄正清从报上看到，“四人帮”早已覆灭，天早就亮了，此时转来省法院、检察院的一张释放证。至此，他前后整整失去自由、坐了十年监狱。

1978年底，黄正清终于恢复了省政协副主席职务，还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79年被选为甘肃省政府副省长。策仁娜姆仍然是省政协常委，恢复了名誉。黄正清要求对他1962年在甘南所谓“搞封建复辟活动”进行复查。1982年甘肃省委复查的结论是：1962年黄正清去甘南玛曲工作，是省委决定派去的，所进行的一切工作，省委都有具体指示和交代，黄正清等不仅较好地完成了解决边界纠纷任务，还做了许多群众工作，加强了民族团结，对稳定局面起到了积极作用，没有“大搞封建复辟活动”；对黄正清1963年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批判斗争和处理都是错误的。1978年经党中央同意，认定黄正清在甘南大搞“封建复辟活动”、定为“反革命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均系诬蔑之词，给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清除各地的诬陷影响。

黄正清为此感谢共产党，感谢社会主义祖国，感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事求是的方针政策，毫无怨言。

多年的风风雨雨过后，黄正清非常思念引他走上进步道路的宣侠父。后得知：1939年7月31日，宣侠父在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参加纪念“八一”活动后，骑车回家，在后宰门附近被军统特务秘密绑架，并用绳索勒死。黄正清惊悉噩耗，泪珠滚滚，悲痛不已。他说：当年如果没有宣侠父帮助他，把他引向革命道路，哪里会有今天的他呢！宣侠父是藏民的大恩人，更是他的大恩人。

黄正清还想到彭总对他的教诲，想到习仲勋给他工作上的指点鼓励。1978年，黄正清到北京住在京西宾馆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时，碰见习仲勋，黄正清难以控制自己的感情，互相拥抱痛哭起来。习仲勋亲切地安慰他。

1979年冬，甘肃革委会结束，成立省人民政府，黄正清再次当选为甘肃省副省长。黄正清当时已70多岁，他要将以后不多的时间为人民服务。他多次到外省参观，给甘肃的发展提出建议和意见。1983年，班禅副委员长专程来到甘肃，黄和有关同志陪同班禅到夏河、合作、临潭、卓尼、舟曲、迭部、碌曲等地考察。因草原放牧超载，不时出现草原纠纷，均由他出面处理。他进行实地调查，并以他崇高的威望，终于达成和平解决。

1990年策仁娜姆不幸病逝，黄副省长也于1997年10月逝世，享年95岁。他为藏民、汉民奋斗的光辉一生，广大人民群众永志不忘。

（作者系甘肃省原副省长）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8年第1期 被迫自戕的我的七位老上级　作者：刘道新

“文革”结束以后，党中央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规定今后不再搞政治运动，使党内政治生活趋于正常化。多年来，延续不断的政治运动，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思想指导下以各种名目进行的，矛头直指广大干部群众和知识分子群体，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使多数人身心遭到极大摧残。幸好现在这种不正常现象得到了改变。

我是1945年日本投降后在大连参加革命的，至离休时所参加的政治运动可谓多矣，所见所闻令人镂骨铭心、扼腕长叹。在四十年工作生涯中，我在不同岗位的顶头上司多次转换，但在十几位中竟有七位是政治运动受害者，最后走上自戕的不幸道路。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政治运动制造的党内悲剧的缩影。

卢正义同志是1945年从延安来到解放后的大连的老干部，当时任市政府教育局局长，是我的第一位革命领路人。大连受日本统治四十年，愚民教育影响很深。解放后建立了若干所中学和十几所小学，教师培养和中小学生启蒙教育的任务非常繁重。为了贯彻落实党在新解放地区的教育政策，以卢正义为首的教育局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创办了师范讲习所，卢正义亲自讲课。他的身体不好，工作繁忙，有时因头疼脑袋上绑了一根带子，带病坚持工作，甚至开会时还晕了过去。他还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有关教育工作的文章。经过教育局的努力，大连的中小学教育逐渐走上蓬勃发展的道路。当时一些教员提高了觉悟，纷纷投奔东北民主联军，参加了解放战争。我报名参军后，卢正义鼓励我到部队后好好干。他亲自到码头送行，赠送每个教员一本《整风文献》，以后还给参军的教员写信进行鼓励。他于1955年前调到国家教育部任小学教育司司长，工作业绩显著。“文革”开始后，灾难落到他的头上。由于他年青时从事革命活动，曾被国民党逮捕坐过监狱，虽早已做过结论，但造反派揪住不放，强加上“叛徒”罪名，后被另一派群众放走后，造反派发出“通缉令”四处追拿他。“文革”后期得知他在长江航行时投江身亡（据当时航行日志记载），但另一派经调查认为是被造反派陷害推入江中的。

我的第二位革命领路人是王阑西同志，1950年调任四野政治部任宣传部长，兼任《战士报》社长。他对办好报纸抓得很紧，经常同报社其他领导同志研究怎样办得内容充实、通俗活泼，使报纸成为指导部队建设的有力武器。当时我是记者队伍中的新兵，1949年9月衡宝战役打响前，王阑西带领我（时任新华社总分社记者）来到担负主力任务的45军135师。王阑西向我提出了具体的报道任务，并带我到达了前沿部队，开始了采访活动。我采写的一条表扬衡宝战役英雄模范的新闻，新华总社向全国播发。在王阑西任职期间，我虽然同他接触不多，但他深入部队和关心部属的好作风，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王阑西是河南兰封县人，生于1912年，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及进步学生运动，1932年入党，曾留学日本。抗日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过中共河南省委文委书记等要职，还担任过宣传部门和党报的领导职务。建国后，他先后担任过国家文化部部长助理兼电影局局长、电影学院首任院长，1963年调任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晋升为少将，1965年任广东省副省长。像王阑西这样一位忠心耿耿的优秀老干部和老文化战士，在“文革”中遭到批斗和游街凌辱，把广东省执行所谓文化教育黑线一股脑儿算在他的头上。他最后无路可走，决心投珠江以死抗争，在江岸幸被别人阻拦得救。平反后，他任国家文化部副部长等职，1996年在北京逝世。

新华社原四野总分社社长杨赓同志，是在政治运动中自杀的我的第三位革命领路人。在东北解放战争期间，他曾以军事记者身份，在东北民主联军总部负责编发各个战役的战报，发往新华总社，向全国人民宣扬东北子弟兵的辉煌胜利，揭露了蒋军的溃败丑态。熟悉杨赓的同志都知道，他是个有名的“工作狂”，废寝忘食，埋头苦干，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编发的战报精确简练，高效及时，多次得到总部首长的好评。他采写的一些新闻和新闻述评，也都被认为是精品。在他的帮助下，我们这批新闻战线上的新兵，业务水平都得到很大提高。

杨赓是湖南长沙人，生于1915年，1938年入党。1935年在北大读书时是一个热血爱国青年，曾参加过“一二九”运动。他参加革命后，历任《东北日报》、《观察日报》、《新华日报》等及通讯社的领导职务。1946年2月，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在北平创刊，任务是在当时复杂的政治背景下，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揭露国民党的阴谋活动。报纸虽仅存3个月即遭国民党查封，但在国统区的政治影响很大，被群众誉为“明亮的和平民主灯塔”。他当时是报纸的五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担任采编部主任，其他成员有钱俊瑞、于光远等。他在工作中勇于挑重担，斗争中勇敢机智。国民党曾逮捕《解放》报的41名同志。杨赓面对白色恐怖，毫无惧色。1950年，他从部队调到通俗读物出版社任社长兼总编辑。1957年在中央党校学习时，只因为在鸣放中对党的领导工作提了一些尖锐的意见，一夜之间便被打成“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最后被迫含冤自杀。噩耗传来，原四野总分社的老部下都感到十分震惊和困惑。

1950年担任《战士报》副社长的周洁夫同志，是我的第四位革命领路人，在“文革”初期即被逼自戕辞世。他的不幸离去，使我五内俱焚，长时间难以承受。周洁夫是四野的知名作家，著有《走向胜利》、《祖国的障屏》等多部长篇小说，及大量的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长诗。1947年秋季，我参军赴哈尔滨，很快便在《东北日报》上看到他的报告文学《大炮进街》等作品。后来周洁夫调到《战士报》，成为我的上级。他勤勤恳恳，和蔼可亲，使我真正看到了延安老干部的优良作风。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文革”前夕，他刚从解放军文艺社调到广州军区任文化部副部长，随即被派去参加林彪委托江青在北京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那次会议竟认定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包括部队推行了一条文艺黑线，彻底否定了十七年来文艺战线的大好形势。会议上杀气腾腾，毫无民主，充满着恐怖气氛。当时周洁夫十分意外、困惑，回广州后忧心忡忡，郁闷不乐，无心向上级汇报、向下级传达，甚至精神有些恍惚。1966年8月25日，年仅49岁的军旅作家周洁夫完全绝望，坠楼身亡，被定为叛党，开除党籍、军籍。

郑坚同志是我参军后从事新闻工作中对我帮助最大的导师，是我的第五位革命领路人。从1948年成立新华社四野总分社到进关，到平津战役，再到南下进军武汉，直至《战士报》复刊，我一直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几年来，他对我耳提面命，热忱指导，使我逐步学会了一些新闻业务知识和实践方法。1948年我刚到四野总分社时，职务是文书，尚未任命为编辑记者。进驻北平后，我主动编写了一条反映东北籍战士要求打到江南解放全中国的新闻，他看后很高兴，立即修改发向新华总社。他让我编写的第一条新闻是反映驻北平部队严格遵守城市政策纪律内容的，他看后也给予了肯定。在《战士报》工作期间，他对编辑记者的要求非常严格，很注意提高新同志的政治觉悟，介绍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多次讲述在皖南事变中惊心动魄的斗争经历，及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本质。

但是，坚持原则和性格耿直的郑坚，终于没有躲过“文革”劫难。1966年8月，他在总后勤部任宣传部长时，被打成“三家村”头子和三反分子，受尽折磨凌辱，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愤而跳楼，虽未殒命，但双手骨折造成残废。接着继续遭批斗。最后他无路可走，便决心“豁出去”，将自己对毛泽东发动“文革”，对林彪、“四人帮”和当时“文革”形势的真实看法和盘托出，勇敢地进行最后一搏。这样便惹怒了专案组，当即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进行残酷批斗。1969年9月，郑坚被放逐到青海贵南马场进行劳动改造，受尽了折磨。林彪摔死后，他得到平反，以后继续在总后任宣传部长。

胡痴同志是解放军报社原代总编辑，是在1967年“文革”的血雨腥风中被逼吞服安眠药片自尽，后被救活。他是我的第六位革命领路人。林彪、“四人帮”一伙操纵军报“文革”，采用了捕风捉影和诱供逼供的手法，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四大冤假错案，加上所谓“清理阶级队伍”，打击面竟占干部的64%，其中作为敌我矛盾受到审查的干部占36%。当时案件最重的是所谓“胡痴阴谋小集团案”，罪名是：胡痴等人进行阴谋活动，于1967年1月13日贴出“反革命政变大字报”，拟出报社的“组阁名单”，妄图篡夺军报的领导权。这一假案所牵连的干部达几十人，有的被送到看守所，有的被关押在牛棚，完全剥夺人身自由，不断遭到残酷批斗，有的被折磨得神经失常。胡痴被监禁自杀前，给总政萧华主任留下遗书，内称由于自己目前的处境，“没有脸再见总政首长”，只有选择自尽道路。

胡痴是我军长期从事政治工作和宣传工作的老干部，1938年5月参加八路军。1955年在西南军区政治部任秘书长时，调至总政治部参加创办《解放军报》，他在担任总编室主任和副总编辑时，夜以继日地同大家奋战在编辑出版第一线。他参与了学习雷锋、南京路上好八连、硬骨头六连等军内重大先进典型以及部队经常性建设的宣传，在军内外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他平反后于2001年12月逝世。

我还要谈谈老报人于鸢天同志的遭遇。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山东从事党的宣传工作，多年担任《大众日报》的领导职务，报纸办得好，深受群众欢迎。日本投降后，他随一批老干部飘洋过海来到东北战场，参加了《自卫报》的组建工作，并担任了领导职务。《自卫报》在东北解放战争中产生过很大影响，深受广大干部战士的喜爱。它是《战士报》的前身。于鸢天虽然不是我的顶头上司，但《战士报》的编辑记者对这位资深的老前辈，是很熟悉和尊敬的。“文革”前他已从总政治部的《八一杂志》社转业到辽宁省委。由于他在青年时代在沈阳参加过学生进步活动，坐过日本监狱，虽经多年政治审查早已做出结论，但仍然被造反派残酷揪斗，最后被迫走上绝路。

我对七位革命前辈的不幸遭遇（其中三人生还），对他们以死抗争“左”倾路线的政治迫害，痛心疾首，欲哭无泪。他们都是在祖国危难时期最早觉悟投入革命斗争的共产主义优秀战士，都是长期在各自岗位上做出突出贡献的老干部，却在政治运动中以莫须有的罪名被迫自戕，对他们来说是多么伤天害理的不公平的结局。它是我心中永远的伤，永远的痛，永远的惑。

（作者系解放军报社离休干部）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8年第1期 元曲主旋律　作者：王克明

元曲好看，好看在那些开放情怀、直抒胸臆、情感细腻、幽默有趣，也好看在那些归田退隐、讽世讥俗、劝世向善、女爱男欢。不过，元曲还有一种有趣，就是那里面的一些东西，今天上点儿岁数的人会觉得非常熟悉，那就是对皇权的粉饰、歌颂、感激、忠诚。散曲里面这种东西比例不大。而杂剧作家们，在叙述一个完整的故事时，经常要推导出皇恩浩荡的逻辑来。这种逻辑是皇权的需要，可以突出地用于宣教，不代表民间最广泛的声音，但能让官家自得其乐，如此就形成了元曲的主旋律，皇恩浩荡就成了元时代的最强音。

只有对巩固一个政权有利或对毁掉一个政权有力的声音，才可能被视作一个时代的主旋律。元曲主旋律就是一个对皇权有利的东西。读元曲时，顺手捡录了一些这种东西，记作十个类别：一、歌颂太平盛世；二、赞颂皇上恩德；三、比拟东方日月；四、高呼万岁口号；五、敬祝圣寿无疆；六、颂祝皇权长久；七、表达感谢皇恩；八、执行最高指示；九、弘扬忠孝报国；十、雪是国家祥瑞。这里将各少举几例。放在八百年前，这些东西很正常。但是放在八百年后的当代，我们还曾亲历过这些东西，回想起来就觉得苦涩和荒诞了。

元代统治者没几个识得汉字，文化政策算是自由和宽容的。因此，元曲里有大量人性化的非主旋律内容，代表了民间最广泛的声音。最后也将少选几段，列为十一：非主旋律声音。

一、歌颂太平盛世

元代没出现过文景开元、永乐康乾，歌颂一个虚构的太平盛世，应该是官家需求。在大量率真、自然的散曲里面，出现一些这种为官家创作的作品，是皇权时代的必然。这种作品可以讨得皇上欢心，让皇上在阅读中体验到自己政权的合法性。还可以帮着官家宣传当下的社会很好，不好也好。如马致远在散曲《[中吕]粉蝶儿》里写道：环海清夷，扇祥风太平朝世，赞尧仁洪福天齐。乐时丰，逢岁稔，天开祥瑞，万世皇基。股肱良庙堂之器。/寿星捧玉杯，王母下瑶池，乐声齐众仙来庆喜。六合清，八辅美，九五龙飞。四海升平日。

胡用和的《[中吕]粉蝶儿·题金陵景》里，强调了好风光与皇上的关系：万里翱翔，太平年四方归向，定乾坤万国来降。谷丰登，民安乐，鼓腹讴唱。读书人幸遇尧唐，五云楼九重天上。/东南佳丽山河壮，助千古京都气象，人稠物穰景非常，真乃是鱼龙变化之乡。山形盘踞藏龙虎，台榭崔巍落凤凰。堪崇尚，载编简累朝盛士，撼乾坤万代传扬。“读书人幸遇尧唐”一句，是表达感恩之心，说出了元曲作家不会不写这种主旋律的原因。

杂剧的宣教引导作用，强于散曲。杂剧故事使用的不一定是元代情节，但不能少了对皇权治下的溢美之词。《独角牛》：方今圣人在位，天下太平，八方宁静，黎庶安康，端的是处处楼台闻语笑，家家院落听欢声。《黄鹤楼》：俺这里风调雨顺民安乐，百姓每鼓腹讴歌贺圣朝。《渑池会》：见如今黎庶歌谣，雨顺风调，万世皇图，地厚天高。《降桑椹》：您众人望阙跪者！听圣人的命：大汉朝一统疆封，万万载海晏河清。普天下军民乐业，遍乾坤黎庶安宁。反复溢美产生的客观作用，也能使人民怀疑自己看到的是不是社会真实，努力地认为它们只是点儿黑暗面，加强皇权总是正确的意识的培养。

二、赞颂皇上恩德

在歌颂太平盛世的文字里，很多地方都提到过出现盛世的原因，那就是因为出现了那么一个皇上。因此，这个人一定要被赞颂。一些元杂剧中的语言，便是直接表达这种个人崇拜，让读者不敢怀疑这个人不同寻常的救星性质。《醉写赤壁赋》：托赖着一人有德黎民乐，万载千秋仰圣皇。《渑池会》：岂不闻一人有庆，兆民赖之也！《三战吕布》：一统山河帝业昌，文臣武将尽忠良。八方拜表朝金阙，万国来朝赞圣皇。

这些东西写得合适不合适，可能是作家的认识问题，而《丽春堂》里的语言，读起来就让人觉得有谄媚之嫌了：则俺那仁慈的明圣主，掌—统锦华夷，可则是平安了十万里。/从今后四方、八荒、万邦，齐仰贺当今皇上。其实，这不一定是谄媚，而可能是心声。几十年前，苏联还曾把斯大林说成慈父，而我们也曾把毛主席唱作亲爱的父亲呢。

三、比拟东方日月

把圣主明君比作东方升起的太阳和黑夜指路的北斗，可能是一种皇恩意识的传统。八百年前的杂剧里就有“淡淡映晓星，海潮捧现日东升”、“恰便似众星拱北，万水朝东”的词句。

元曲采用日月同明形容皇上的非同一般和恩泽普遍。无名氏散曲《[双调]新水令》里：万万载户口增田畴辟民归善，民归善省刑罚薄税敛差徭免，差徭免日月同明，日月同明嵩岳齐肩。唱道唱道虎据中原，虎据中原龙飞九天，龙飞九天雨顺风调合天意随人愿。随人愿照百二山川，照百二山川一点金星瑞云里现。《渔樵记》杂剧里：方知是皇明日月光非遍，天恩雨露沾还浅。《梅香》杂剧里说在皇上身边工作是：捧持日月受皇恩，掌握经纶四十春。

使用日月星辰，是赞颂之登峰造极。这种顶峰赞颂一般用在专制社会里对皇上的溢美之词中，作为主旋律传统，曾一直延续到当代。

四、高呼“万岁”口号

在我们的体验中，高呼“万岁”的时代，是荒诞和苦涩的时代。因此，每读到元曲中的“万岁万万岁”时，总有一种幽默的感觉，怪怪的。这种幽默感产生于对荒诞的亲身体验，也产生于今天和几十年前经历的巨大差异，还产生于几十年前和八百年前的没有差异。

吴弘道散曲《[越调]斗鹌鹑》里有这样几段，段段“万岁”：天气融融，和风习习。花发南枝，冰消岸北。庆贺新春，满斟玉液。朝禁阙，施拜礼，舞蹈扬尘，山呼万岁。/官清法正古今稀，百姓安无差役。户口增添盗贼息，路不拾遗。托赖着万万岁当今帝，狼烟不起，干戈永退，齐贺凯歌回。/光禄寺琼浆玉液，尚食局御膳堂食，朝臣一发呼万岁。祝圣寿，庆官里，进金杯。

中国古代社会，皇上万岁是一种统一意识，是一种指导思想。“万岁”的观念应该起源于原始人类对长生不老的巫术崇拜。用于皇权后，它的含义跟巫术时代差不多：一，他能老活着，别人不能；二，这是因为他已超越人间，沟通天命；三，他又像是法力无边的神，别人必须敬畏；四，所以他地位极其崇高，所有人得俯首帖耳。这是中国历史中绵延不断的主旋律。元杂剧中也常见。在当时，说皇上万岁，应该是正常的、没有谄谀之嫌的，就像八百年后的人仍然曾发自真心地呼喊过“万岁”一样。

以下几处“万岁”，都是八百年前剧中人物的口语道白。这应该是摹写了当时的生活真实。《蝴蝶梦》：今日的加官赐赏，一家门望阙沾恩。〔正旦同三儿拜谢科，云〕万岁！万岁！万万岁！《敬德不伏老》：圣明主加官赐爵，朝帝阙拜谢皇恩。〔尉〕万岁！万岁！万万岁！南戏《荆钗记》：宜令钦此。谢恩！〔生〕万岁！万岁！万万岁！南戏《幽闺记》：军情紧急，不可稽迟。谢恩。〔外〕万岁！万岁！万万岁！《幽闺记》还有：呜呼！彝伦攸序，尔宜钦哉！谢恩！〔众〕万岁！万岁！万万岁！

这也是我们经历过的生活真实。几十年前，我们都狂呼过这样的口号，节奏一样，一字不差。非狂呼者，也曾被迫高呼。因为这口号已成为时代最强音，成为非宗教的五体投地表现。

五、敬祝圣寿无疆

跟“万岁”表达同样意思的其他词语，文革中用过“万寿无疆”。在元代，这方面语言略丰富一点儿，可以说“万万年”，还可以说“圣寿齐天”。没留神元曲中用不用“万寿无疆”这个古老的词儿。我看到的，其形态改成了“圣寿无疆”。《丽春堂》：愿陛下圣寿无疆，顿首诚惶。唬的我手儿脚儿忙也波忙。俺如今托赖着君王，可怜我疏狂，直来到宅上，死生应难忘。《三战吕布》里也有：端的是太平之世，愿圣寿永无疆。

文革中早请示晚汇报，口不离“万寿无疆”，现在才知道，这个词略加改动，便可以有更丰富的含义。今天用来，“万寿”只是个寿命的时间概念，跟“无疆”的时间表述有些重复，两个搁一块儿像是个并列结构的词。而“圣寿无疆”里，“圣寿”表述的是寿命的性质，说这不是一般的寿命，然后再用“无疆”表述其时间没头儿，词中就增加了“圣上”那个具体的尊崇对象。这样已有所指了，简练许多。

六、颂祝皇权长久

皇权长久是皇上的心理期待，不一定是元曲作家们追求的理想。“万岁”喊得顺口了，情有可原。但作品中老出现祝皇权长久这种东西，便有了被迫的迹象，或是阿谀的嫌疑，使这些东西表现出了主旋律的典型性质。吴弘道《[越调]斗鹌鹑》里有：愿吾皇永坐在皇宫内，愿吾皇永掌着江山社稷。愿吾皇永穿着飞凤赭黄袍，愿吾皇永坐着万万载盘龙亢金椅。这四个愿吾皇永什么，虽然不及后世的四个伟大，但已经把皇权恭敬得无比崇高了。

大概同样是因为压力，杂剧里较普遍地宣教一种保皇意识。这东西一点儿没有现代保家卫国的意思，保的全是皇家、皇朝、皇图。皇图指的是皇上他们家的势力范围。《连环计》：愿圣主千年寿，保皇家万代基。《渑池会》：今日个文臣武将安天下，永保皇朝万万年。《五侯宴》：学成三略和六韬。忘生舍死建功劳。赤心辅弼为良将。尽忠竭力保皇朝。《衣袄车》：朝金阙躬身叩首，立乾坤帝业兴隆。今日个加官赐赏，保皇图万载升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权利益远远高于百姓利益。让这种认识深入人心，惟主旋律能做到。

七、表达感谢皇恩

古代社会，百姓困苦极属平常。能有一个心眼儿好的官员救贫济困，是非正常现象，是值得百姓感恩戴德的皇恩浩荡。从来，主旋律想告诉人的，都不是百姓如何冤屈困苦，而是官员如何爱民辛苦。百姓受了冤屈委屈，能遇到个明白事理的青天大老爷给做主，必须感谢皇恩。《蝴蝶梦》：九重天飞下纸赦书来，您三下里休将招状责，一齐的望阙疾参拜。愿的圣明君千万载，更胜如枯树花开。《合汗衫》：李府尹今朝判断，拜皇恩厚地高天。

培养感恩意识，是历朝历代主旋律的要点之一。子民必须明白：皇上来统治你，是造福予你。皇上给你提供帮助，是他分外之事，是赏赐。你一定要心存感激，衷心拥戴。这个谢皇恩主旋律，可以用杂剧《陈州粜米》里的一句词儿来概括，这就是：谢圣人肯把黎民救。不是圣人应该为黎民服务，只能是黎民应该谢圣人恩德，也就是“谢皇恩”。

元杂剧中还有一种很常用的谢皇恩情节，就是皇上给升了官，批了示，赏了钱。《敬德不伏老》：坚心主意施公正，报答皇王爵禄恩。《九世同居》：治民有法知条令，报答吾皇水土恩。《醉写赤壁赋》：今日个加官赐赏，一齐的拜谢吾皇。这种事情的描写，客观上能帮朝廷对官员进行知恩图报的教育，使尽忠竭力，安定局面。那时候，官员认真干活儿，基本不是为关心百姓，而是为报答皇恩。

八、执行最高指示

对待圣旨，不可以不服从。《两世姻缘》：不想他班师回朝，倒将此事奏知官里，蒙圣旨招我携家回京。与他成此亲事。此系圣人天语，谁敢违背？不免入朝走一遭者。

对待圣旨，不可以不执行。《金钱记》：〔贺知章云〕老相公，这是圣语，非同小可，不得迟慢。〔王府尹云〕既是圣人的命，且饶他罪过。张千，放他下来。

对待圣旨，不可以不恭敬。《谢金吾》：我奉圣人的命在此，你骂了我就是骂了圣旨一般。你骂圣旨该得何罪？

我们后来不把圣旨叫圣旨了，改叫最高指示。曾经，一段儿最高指示说出来，深更半夜的，人民就要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庆祝。要说谁违反了最高指示，那人就成了反革命，得去遭受一番炼狱折磨。从元曲里看，元人对圣旨的基本态度只是敬仰，尚未见到八百年后的如此热情。

九、弘扬忠孝报国

忠孝报国是两千年来的主旋律。元曲里也弘扬。《裴度还带》：国家喜的是义夫节妇，爱的是孝子顺孙。圣明主加官赐赏，一齐的望阙谢恩！家国同构，皇朝就是一个家，一个占有天下、地位崇高的家庭。这种政权性质决定，皇朝一定得以治家的道理服天下，用治家的方法治天下。弘扬孝义，就是培养忠君。今天，义、节、孝、顺都只是夫妻敬爱和敬老爱老的美德，但在古代，它们跟皇权稳定联系在一起，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意义远比现在重要和深远得多。

自古以来，由于没有能推动官员意识健康的制约力，制度只产生贪官，只趋向害民，于是凤毛麟角的清官被衬托出来，事迹得以传扬。清官行为以忠君为指导思想，以维护皇权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针对的主要是逆臣。《陈州粜米》里赞皇上赐的势剑金牌道：这剑也，到陈州怎肯干休，敢着你吃一会家生人肉。哎！看那个无知禽兽，我只待先斩了逆臣头。

皇家利益具有肯定清官的总体倾向。文学作品便总把清官行为说成是皇上派遣，推崇有加，离不开皇恩浩荡的逻辑，形成了主旋律的声音。元曲亦然。《盆儿鬼》：皆因老夫秉性正直，历任廉能，有十分为国之心，无半点于家之念。谢圣恩可怜，加拜龙图阁待制，正授南衙开封府府尹之职，敕赐势剑金牌，容老夫先斩后奏，专一体察滥官污吏，与百姓伸冤理枉。

看来正直是清官第一要义。然而，制度不培养正直，清官只是个人行为，不是制度行为。这种个人行为不可能超越专制制度背景而存在。清官的走红，只说明制度的黑暗。所以，讴歌清官的最好结果，撑死了也就是教育广大官员爱民如子，报效皇朝。爱民如子这句话很不好听，它把治家理念拿来治国，民永远是子，永远是被管束者，永远不会与家长——官员平等，永远不能要求人的权利。

十、雪是“国家祥瑞”

元人有一个有意思的说法儿，就是把雪叫“国家祥瑞”。杂剧较多使用。《遇上皇》：时遇冬天，纷纷扬扬下着国家祥瑞，好大风雪也呵！《生金阁》：时遇上元节令，纷纷扬扬下着国家祥瑞。《降桑椹》：时遇盛冬天气，朔风大凛，密布彤云，纷纷扬扬下着这国家祥瑞。

把天上下雪，说成是地上国家的吉祥征兆，基本原因在于那是降水。干旱气候带靠天吃饭的农业国家，降水的意义非常重要。降水少了可能饥荒，饥荒重了可能流民，流民多了可能动乱，动乱大了可能危及政权。因此，从下雪体验到歌舞升平，是寄托了安定期望的。

本来，下雪这件事，直接的结果是农民受益有饭吃，是农民的祥瑞。之所以把它说成是“国家祥瑞”，从杂剧里看，不是因为国家利益跟农民利益是一致的，而是因为统治者的着眼点在于皇权稳定。像《降桑椹》里写的：众位长者，想圣人治世，普施洪恩，大行王道。见如今四夷咸伏，天下平定，君圣臣贤，万民欢乐。时遇盛冬天气，下着国家祥瑞。于是，自然降雪被赋予了怪怪的政治意义。强调它跟浩荡皇恩的关系，强调它对于太平盛世的作用，于是，它具备了元曲主旋律的所有特征。

《合汗衫》：员外，似这般大雪，真乃是国家祥瑞也。《降桑椹》：这雪真乃国家祥瑞也。〔正末唱〕这雪普四海添吉兆，仰圣德黎民安乐。满斟白醪，贺丰年万姓歌瑶。下雪就下雪嘛，视作吉兆也没啥不好，可是，黎民安乐的原因，非得说是“圣德”不可。是圣德，就得敬仰，就得谢恩。就连下雪丰收，也得歌颂皇上。这真是一种奇怪的主旋律逻辑。所以，说到底，“国家祥瑞”只是皇家祥瑞。谢天谢地，我们总算是丢掉了这么一个主旋律传统。

十一、非主旋律声音

元曲里，尤其是散曲，绝大部分是表达个人真实情感的。很多元曲作家了解民间疾苦，写出来的东西颇具人性，非常真实。人性的，真实的，就不是主旋律的。

《杀狗劝夫》杂剧里也有一段说“国家祥瑞”，说得透彻：有那等富汉每，他道是压瘴气，下的是国家祥瑞，怎知俺穷汉每少衣无食。我则见满天里飞磨旗，半空里下炮石，俺须是死无个葬身之地。只落得抱双肩紧把头低。我如今冒他大雪窑中去，抵多少袖得春风马上归，冻的我脚步儿难移。〔云〕嗨！那富汉每下着雪他倒欢喜，却不知俺穷汉每好苦楚也。

前引刘时中散曲《[正宫]端正好·上高监司》里，还有一段描写当时贫富差距和百姓困苦生活的：有钱的贩米谷置田庄添生放，无钱的少过活分骨肉无承望；有钱的纳宠妾买人口偏兴旺，无钱的受饥馁填沟壑遭灾障。小民好苦也么哥！小民好苦也么哥！便秋收鬻妻卖子家私丧。小民好苦也么哥！那主旋律里说的“喜，喜，五谷丰登，万民乐业，四方宁治”的大好局面呢？谁都能相信“小民好苦”的社会真实，但它非得被说成是“万民乐业”。这就是不好也好。饿殍遍野的五八年大跃进，民不聊生的十年文革，也是这样。

杂剧《陈州粜米》里有老百姓骂贪官的话：你正是饿狼口里夺脆骨，乞儿碗底觅残羹。我能可折升不折斗，你怎也图利不图名？有一首无名氏的散曲《[正宫]醉太平·讥贪小利者》，内容其实也是贪官写照：夺泥燕口，削铁针头，刮金佛面细搜求，无中觅有。鹌鹑嗉里寻豌豆，鹭鸶腿上劈精肉，蚊子腹内刳脂油。亏老先生下手！

非主旋律声音代表了民间最广泛的声音，反映了社会的真实，百姓生活的真实，人性的真实，所以它们永远打动人心。如张养浩的《山坡羊·潼关怀古》，从历史高度观察变迁中的百姓生存状况，高度凝练又能高度震撼：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踟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你知道百姓心里有多苦吗？《窦娥冤》：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元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

真实的、人性的东西，跟主旋律要求说的东西，差距太大了。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8年第1期 读者来信摘登（五则）　作者：吴昭谦等

去年国庆期间，喜读李锐在《炎黄春秋》10期上亲撰的政论性文章：《完善我党领导的几点想法》。全文虽不过5000多字，然言简意深，切中要害，唤醒人们的共鸣共醒。他以一个老党员的身份，畅谈对党的领导改进完美的想法。要点是三个方面：一是要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特别要总结“文革十年”和反右运动的后果与教训；二是认为党的改革是中国现在所有改革成败的关键，是中国政治改革的中心环节；三要尊重宪法，实施宪政，首先要开放言论，新闻出版自由。

这个建议，语重心长，诚心实意。它代表了党内外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引起了强烈的共识。资深人士认为，它立论有据、有理、有节，是驳不倒的金玉之言。给我们有莫大的鼓舞。

人们尽知，李锐青年时，因直言为民请命，被监禁、流放20多年，在他复出之后，勤奋苦读，深刻反思，写下了共600万字的回忆专著、日记、书信、杂著。2001年，他曾因参加中华诗词研讨会，来过合肥，会晤时平易近人，交谈融洽。他虽博闻强记，但手不离笔记本，他所写的文章都是：真事、真人、真心、真话。

去年，李锐90华诞时，我们几位仰慕者为他送上一副联语：直声惊四海，丹心怀万民。

吴昭谦

我是贵刊的一名忠实读者，我对贵刊所刊载的文章，大多作了认真仔细阅读。因为它说出了我心里想说的话，也使我对许多可质疑的事物能以释然。作为一个离休干部，“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兴衰仍永系胸怀。我对贵刊编辑同仁非常认真确切地履行“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以史为鉴，与时俱进”的办刊宗旨的职责，致以崇高的敬意。

今天我看到贵刊2007年11期刊载李凌所写《从国际排行榜说起》一文，谈一点肤浅体会。这篇文章把鲜为人知，但却是人们所关心的全球众多国家廉洁“国际排行榜”的来龙去脉作了十分清晰的介绍，尤其是将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国家所处的名序列出，无疑使人们对我国在国际上所处排行位置起着“知情”的作用。李凌文重点对新加坡之所以成为廉洁国家排行名列前茅的原因，作了十分精辟的分析介绍，更难能可贵的是该文最后提出“对我国的启示”可谓语重心长，十分中肯，深深值得我们反思。

我对李凌这篇文章稍作补充的是：去年（2007）9月28日《参考消息》刊载了《透明国际公布“腐败感受指数”》的报道称，透明国际于2007年9月26日公布了年度腐败感受指数，它是根据两年来专家和商业机构提供对180个国家的调查结果，该报道说：“今年并列廉洁国家榜首的是丹麦、芬兰和新西兰，得分均为9.4分，位列其后的是新加坡、瑞典、冰岛、瑞士……在主要大国中，英国名列第12位、德国第16位、日本第17位、法国第19位、美国第20位。而中国、巴西和印度并列第72位，阿富汗、伊拉克、缅甸、索马里和苏丹这些‘困难重重’的国家仍然名列排行榜的最末几位。”

以上十分肤浅的体会及补充，不揣冒昧提出，仅供参考。

昆明读者 周 康

我是一个从乡镇基层干部退下来的读者，订阅贵刊已有八年的时间。贵刊随着时间的前进越办越好，可以用“与时俱进”来表达。看了贵刊，辨明了历史的真伪，增强了建设好国家的信心，每年多篇文章得到其他报刊转载。每月贵刊一到，我对所订其他书报及家庭事务都停了下来，争取一天内初读一遍，连老伴都说《炎黄春秋》是我晚年的宝贝。为了和朋友们共享、共增知识，每期还连环送给三位同志阅读。在贵杂志的吸引和我的带动下，他们在2005年就开始自订贵刊，今年又有刘文相等六位同志向邮局开了订单。党的十七大胜利闭幕，广大群众欢欣鼓舞，但是群众关心的腐败问题，不认真治理，会给国家与人民带来不应有的损失。贵刊2007年11期何伟教授的《防止制度成为腐败的孵化器》一文，对问题写得透彻，建议十分鲜明，我想会引起各方面的重视和关注。

重庆读者 龙安中

报刊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当前，我国的报刊林林总总、数不胜数，一个人时间和精力有限，不可能悉数尽览。多年来，我一直坚持阅读的一报一刊是《南方周末》和《炎黄春秋》。每当报刊到手，总是先睹为快，有所收益。

我认为贵刊办刊宗旨明确，内容名实相符，说古论今，均能以事实为依据，坦陈心迹，避免了说假说、空话、套话之嫌。建国以来，我们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也走过了许多不该走的弯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滚滚的历史洪流中，有迷途者，有失足者，也有受害者，每人经历不同、感受不同、利害不同，因而在认识上也有歧异。难得的是贵刊的许多作者，不论是革命前辈、历次政治运动的参与者，还是一般的文人学者，皆能摒弃个人成见，以大局为重，展望未来，与时俱进，因而能比较明确地摆出事实、大胆阐述个人见解，而不是在事实面前讳莫如深、淡化历史记忆，甚至美化一些极不应该美化的东西。正因如此，文章才能吸引读者、启迪后人。

建议贵刊做到好中求好，趁一些老前辈健在时，请他们为国家与民族之兴旺发达，多写点东西，为抢救历史做出新贡献。另外，与过去一样，也可以经常选登一些不同观点甚至与事实有重大出入的文章，让读者自行鉴别，以提高认识。

我在读贵刊后写了几句打油诗，录后。顺祝撰安！

谁能直笔写春秋？指点江山论乐忧。

读罢“炎黄”精神振，是非褒贬在心头。

四川读者 陈运炎

读贵刊2007年第9期王鹏先生的《中条山战役引发的笔墨交锋》一文，其中“日军以一比二十的极小代价，打败了中条山地区所有国民党军队”云云（见72页倒数第7行），并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据我所知，1941年5月7日，敌军开始总攻后，当时负责中条山地区东段、中段和西段的第十四集团军、第五集团军、第四集团军的阵地相继失守。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98军军长、我的父亲武士敏领导的98军负责防守董封一线，抗击北面来犯之敌，战斗激烈，不但有足够能力阻敌深入，还歼敌甚众，战绩辉煌。然后转进敌后，同八路军一道与日军周旋于中条山。并非像日本所吹嘘的那样“这是事变以来罕见的战果”。历史就是历史，日本人的宣传不足为据。为正视听，特此致函，请查证。

北京读者 武 铁

2008年第2期 对外开放是怎样搞起来的　作者：田纪云

创办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和突破口，对中国经济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9年4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当时担任广东省委主要领导的习仲勋、杨尚昆同志向中央汇报工作时，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办特区的设想：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根据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中共广东、福建两省委分别于6月6日、6月9日向中央写出了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

1979年4月，中央派谷牧同志带领国务院有关部委的领导同志，到广东、福建作了实地考察。经过上下反复酝酿、研究，1979年7月，中央、国务院正式下达文件，批准广东、福建省委的报告，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创办出口特区。

中央在批示中指出：“广东、福建两省靠近港澳，华侨多，资源比较丰富，具有加快经济发展的许多有利条件。中央确定对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的自主权，尽快地把经济搞上去。这是一项重要的决策，对加强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意义。”这里所说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其主要内容有：

——计划体制以地方为主，经济发展计划以省为主制订，原由中央直属的企业事业单位除铁路、邮电、民航、银行、军工生产和国防科研外，全部下放省管理。

——财政体制实行大包干，划分收支，定额上交，五年不变。增收部分由省安排用于经济建设。

——扩大外资权限。在国家统一的对外贸易方针指导下，由两省分别自行安排和经营本省的对外贸易。外贸出口收汇，以1978年实际为基数，增收部分上交中央三成，余额留地方使用。

——搞活金融体制。两省可以设立投资公司，吸收侨商和外商投资，自借、自用、自还。

——物资、商业体制运用市场机制，以1978年为基数，保证国家的调入和调出，其余由省灵活统筹安排。

——在劳动工资和物价管理方面，都扩大省级权限。

——关于举办出口特区，特区内允许华侨、港澳商人和外国厂商投资办厂，实行优惠税率。

1983年我任国务院副总理后，经济特区的工作由我分管。谷牧同志向我介绍，1979年末，对试办特区多数同志意见趋于一致，但叫什么名字几经周折。开始议论想叫“出口加工区”，但范围似乎窄了点。有人主张叫“自由贸易区”，问题是“自由”两个字不容易被人接受。正在犯愁的时候，坚持反对办特区的同志针对小平同志所说的“陕甘宁也是特区嘛”批评说，他们不懂，陕甘宁是政治特区，不是经济特区！此话很快传到广东。广东的领导人脑子反应很快，说：对了，叫“经济特区”好。最后小平同志拍板，同意叫经济特区。这就是“经济特区”的由来。

1980年3月，中央决定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并决定：对经济特区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和经营管理体制，实行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导的多元化经济结构和市场调节，在建设上以吸引外资、侨资为主，对外商投资给予较大优惠和方便，特区拥有较大的经济管理权限和灵活的机制。后来小平同志把特区的作用概括为四个窗口：“特区是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

在中国创办经济特区，举步十分艰难。从起步到建设，一直存在激烈争论，坚决反对的同志、坚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很不少，一直争论不休，主要是担心搞资本主义。但小平同志十分坚定，亲自视察，明确表示支持广东、福建先走一步，为我国发展经济“杀出一条血路”。1980年8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作出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市设置经济特区，并批准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在特区创立与发展的过程中，小平同志一直给予极大关注与支持。1984年他视察深圳等三个特区，对特区的建设成就表示满意，并给深圳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对的。”从此对深圳发展道路的争论逐渐淡化。深圳也从初期劳动密集型为主体的“三来一补”企业，向高新技术发展，相继出现越来越多的高科技企业和现代化企业，真正起到了对外窗口的作用，吸收了国际先进的科学管理经验和市场经济运作经验，为内地培养输送一批批人才，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确实起了“四个窗口”的作用。

1987年，邓小平同志说，“我现在可以放胆地说，我们建立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怀疑都可以消除了。”

党中央、国务院认为，我国的经济建设要从东到西、从沿海到内地逐步推进和发展。1984年和1985年，在开放沿海十四个港口城市和开辟四个沿海经济开放区的过程中，党中央、国务院强调，沿海开放地带应当面向世界，开拓国际市场，扩大我国的出口，把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经营管理方法引进来，加以消化、吸收、创新，向内地转移，成为对外辐射和对内辐射的两个扇面的枢纽。1988年4月，七届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决议，批准海南岛建省并设立海南经济特区。随后，国务院批准下达和公布了“关于海南岛进一步对外开放、加快经济建设座谈会纪要”和“关于鼓励外商投资开发海南岛的规定”，对海南经济特区实行更加开放、更加灵活的体制和政策，授予海南省更大的自主权。此后又明确提出，沿海开放地带特别是沿海各大开放城市，应当着重发展外向型经济，并逐步转到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轨道上来。

1987年，赵紫阳同志在担任总理和代理总书记期间，走遍沿海各地，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沿海经济发展的新思路。他的主导思想是，沿海地区具有天时地利的优势，加上内地资源的支持，完全可以发展外向型经济，走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依靠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经济，这样既可以促进沿海地区的发展，又有利于让出国内市场给内地，带动内陆地区的加快发展。赵紫阳同志在此对沿海发展战略的基本内涵、依据和方针政策措施作了详细论证。他认为，当时的国际经济形势，为我国、特别是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我国沿海一两亿人口的地区，必须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走向国际市场，进一步参加国际交换和国际竞争，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并以此带动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他提出的战略设想，有这么几个要点：

（—）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国际经济贸易活动，是在国际之间进行交换。我国最丰富的资源是人力资源。沿海地区劳动力充裕，素质较高，费用也低，适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劳动密集型与知识密集型相结合的产业，扩大这类产品的出口。劳动密集型产业不用大量固定资产投资，能够因陋就简生产，容易起步，适合我国沿海许多地区的情况。发展“来料加工”、“进料加工”，实际上也是发展以产品为载体的劳务出口。

（二）实行“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所谓“两头在外”，就是把生产经营过程的两头，即原材料来源和产品销售主要放到国际市场上去，大进大出，使经济运行由国内循环扩大到国际循环。

（三）利用外资的重点放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上，大力发展“三资企业”。外债不是一点不能借，但重点决不能放在举借外债上。从前段实际情况看，借外债自己办企业，特别是办大型企业，多数效果不佳，建厂周期长，产品销不到国际市场上去，还债能力差，往往使我们背上包袱。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办“三资企业”，就使外商和我方有了共同利益，外商不仅可以带来资金，还会带来技术，带来管理经验，带来销售网络，这对我们是有利的。

为实施上述战略设想，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在广东、闽南三角地区和海南岛进行全面开放试点。广东、福建两省，过去九年在对外经济方面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成绩显著，经济搞得较活，发展速度很快。中央决定，两省要继续先行一步，实行全面综合改革和扩大开放，对金融体制、外贸体制、价格体系、财政体制、企业管理体制、科技教育体制、房地产经营体制、计划体制及人事、劳动和工资制度等都要深化改革，加快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争取在三五年内建立起有利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新体制框架。海南岛当时的经济基础很薄弱，建省后将确定为最大的经济特区，实行比当时的经济特区更放宽、更灵活的政策，以吸引更多的外资，加快开发建设的步伐，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外向型经济。

二是扩大沿海经济开放区的范围。1985年初，已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三角地区9个市49个县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1987年底国务院又批准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区这两片由原来的“小三角”扩大为“大三角”，新增两市46县。赵紫阳提出，要把长江三角洲这一片开放区扩大到南京、镇江、扬州、杭州、绍兴；把辽东半岛和胶东半岛一些市县和沿海开放城市所辖县，都划定为经济开放区。这样一来，我国沿海从南到北将形成有32万平方公里土地，1亿6千万人口的连片对外开放前沿地带。此后，国务院批准，为加强和周边国家的边境贸易，又陆续开放一批沿边城市，享受开放城市的待遇，如满洲里、绥芬河、晖春、丹东和广西东兴、云南畹丁等。按照中央和国务院的规定，给经济开放区的政策主要是：5年内进口技术改造用的设备免征关税；对外商投资企业按八折征收企业所得税；这些地区的开放，国家基本不增加财政、信贷、外汇负担。

三是加快和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当时我国外贸体制虽然进行了一些局部的改革，但基本上没有触动长期存在的外贸企业吃中央“大锅饭”的弊端，没有迈出实质性、突破性的改革步伐。这次外贸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是，全面推行对外贸易承包经营责任制，由地方政府向国家承包出口创汇任务和上交外汇额度，财政对外贸的补贴，实行自负盈亏，超额创汇实行中央与地方二八分成，从而推动外贸企业和出口生产企业的承包，从根本上解决吃“大锅饭”问题。这是我国外贸体制一次大的带有实质性和突破性的改革。这次外贸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就是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提出的“自负盈亏、放开经营、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还有一句话，就是“统一对外”。这里面关键是自负盈亏、放开经营。要把责、权、利统一起来，促进工贸、技贸结合，推行代理制，把竞争机制引入外贸企业和出口生产企业，使企业直接面向国际市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这样做，有利于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有利于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随后召开全国省长会议，专门就对外贸易体制改革问题进行了讨论和部署。大家一致认为，改革的方向对头，目标明确，措施可行，表示一定要把这项改革搞好。

四是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扩大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当时我国投资的环境还不适应扩大对外开放的需要，主要问题是基础设施不完善，办事效率低，经济法规不健全。十三大提出，要“使外国企业家能够按国际惯例在我国经营企业”。这是我们改善投资环境的努力目标，完全做到需要有个过程。当时的重点是抓好国务院公布的“二十二条”及其实施细则的落实，切实解决已投资营业企业存在的困难，使其能够取得好的效益。

此外，为了适应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实行大进大出、随时进随时出的需要，决定对有关行政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清理。适合的继续执行，不适合的或加以修订，或予以废止，同时制订一些新的章法。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国务院多次讨论，大家一致赞同赵紫阳同志提出的这一战略设想，认为这一战略设想的实施，不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邓小平同志听了这一战略设想汇报后非常兴奋，当即表态，这是一件大好事，要放胆地干。1988年1月23日，小平同志在赵紫阳报送的《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报告上批示：“完全赞成。特别是放胆地干，加速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中央、国务院领导也一致表示拥护。

1988年2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决定：把沿海经济发展作为一项重大战略加以部署。3月4日，国务院在上海召开沿海地区对外开放会议，对贯彻实施沿海发展战略作了具体部署。会议认为：“贯彻执行沿海发展战略，关键是必须把出口创汇抓上去，要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以出保进、以进养出、进出结合，这是实施沿海发展战略的基本方针。”这次会议，对如何具体实施沿海发展战略的问题作了具体部署。3月18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扩大沿海开放区范围的通知》，决定适当扩大沿海经济开放区，新划入沿海经济开发区的有140个市、县，包括南京、杭州、沈阳等省会城市，人口增加到1亿6。1988年9月12日，小平同志在听取关于价格和工资改革方案时又说：“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的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

现在回头看，沿海发展战略的提出和实施是非常正确、非常及时的，不仅大大加快了东部沿海地区外资企业、合资企业、乡镇企业以及私营个体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的全面发展，有力地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对中西部的发展也起了强劲的辐射和带动作用。

（责任编辑 杜 晋 吴 思）

2008年第2期 1961—1962：河北省甄别平反　作者：安振英

1958年“大跃进”，河北省和全国一样，“天上有多少星，地上有多少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搞得热火朝天。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全省脱产的党员干部有5802人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严重右倾帽子；全省八个地、市委书记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就像在“大跃进”的基础上又点燃了一把火，人们的思想更加混乱，言路更加闭塞，“五风”继续泛滥，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三年困难时期的1960年冬，只得以“低指标，瓜菜代”度日，靠晒太阳休养生息，还出现了严重的非正常死亡。面对着这样严峻的形势，1960年冬和1961年春，全省的工作重点是以纠正“五风”和帮助群众渡过难关为内容的整风整社；全省确定霸县、宁晋20个县为重点，派出庞大的工作组指导和协助县、社党委进行工作。我参加了霸县工作组，所见所闻，荒凉凄惨，触目惊心。尤其以稻田移栽放卫星出了名的胜芳公社，群众浮肿、妇女闭经和非正常死亡都很严重。工作组和县委议论要给公社党委书记以党纪处分和追究刑事责任。在公社党委书记续长岭同志找我的一次谈话时，对造成的严重后果表示痛心；又说明“我没有完全按照县委的规划做，若完全按照县委的规划做，后果会更严重。”经查阅县委的规划，高指标，大计划，瞎指挥，果然比下边做的更严重。更何况，胜芳的稻田移栽高产卫星，省委负责同志大多去参观过；中央有的负责同志参观时，站在移栽后的稻谷上拍照留念。县委有规划；领导同志的参观，都是来鼓劲，喝彩和树旗帜，这就没有理由过多地追究下边执行者的责任了。这种情况在全省乃至全国并非个别现象，然而对错误的认识却有个痛苦的过程：先说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又说是“一个指头胖了点”；先说是“三年自然灾害”，直到1962年1月有7000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经过“白天出气，晚上看戏”的大讨论，才认识到“最近几年干过许多蠢事”。

认识到错误是改正错误的开端。随着1961年中央颁布了《农村人民公社条例》（六十条），紧接着开始了对“大跃进”、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和处理的同志的甄别平反工作。河北省委为贯彻中央甄别平反工作的指示，成立了以省委候补书记、省监委书记裴仰山为组长和省委常委、宣传部朱子强为副组长并吸收有省监委、组织部和农村工作部等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的省委甄别平反工作领导小组。作为办事机构的甄别平反工作办公室设在省监委，工作人员以监委为主，组织部、宣传部和办公厅都有同志参加。甄别平反工作领导小组，旗帜鲜明、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全省的甄别平反工作，经过各级党组织的共同努力，到1962年夏基本上完成了全省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严重右倾帽子的脱产的党员干部的甄别平反工作。在1962年一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推动下，经过逐步酝酿，在4月6日的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省委做出决定，为原唐山市委书记刘汉生、原承德地委书记王克东和原张家口市委书记葛启等同志平反。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刘子厚代表省委承担了责任，做了检讨，向被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同志道歉说：“现在向你们道歉，向你们道一辈子歉！”

甄别平反工作是在突破重重阻力的情况下取得进展的。1961年七八月间，先是在秦皇岛搞了原市委书记常立木的甄别平反试点，然后全面推开的。在工作中相当数量的“大跃进”和反右倾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有个思想转弯的过程，有些在位的领导干部还考虑自己的位子问题，这就需要做大量细致的思想工作。甄别平反工作领导小组的负责同志几乎是逢会必讲：对于经过甄别确实是搞错了的就是要彻底平反，不抓辫子，不留尾巴；要诚心诚意地向被错误批判处分的同志道歉，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直到没有意见了为止。还多次批评“抓不住辫子揪头发，揪不住头发挠头皮”的问题。

就全省来讲，甄别平反工作的焦点在唐山。这里集中了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处分的原市委书记刘汉生和时任市委书记杨远、市长白芸的问题，市委内部也有分歧，隔阂很深，当地党委难以解决。为了明辨是非，统一思想，省委派出了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承先、候补书记裴仰山、常委李子光率领的工作组，领导召开了部、局级以上干部会议，刘子厚也亲赴唐山听取汇报和指导工作。会议持续了20多天，表面上甄别平反问题是解决了，思想并未能真正统一起来，为后来的所谓唐山问题留下阴影。

我作为省监委的中层干部，满腔热情，全身心地投入了甄别平反工作的全过程，一开始就参加了甄别平反工作的试点；工作展开后在甄别平反办公室负责案件审理和资料工作；最后起草了甄别平反工作总结。我以极大的同情起草了原承德地委书记王克东和原张家口市委书记葛启的甄别平反报告和决定。原唐山市委书记刘汉生，受处分后下放到邯郸钢厂任副厂长，在我奉命征求他对甄别平反的意见时，他作为行政八级的高级干部，用一天时间向我详细述说了反他右倾机会主义的过程，谈到伤心处几次掉下了眼泪，我的眼睛也跟着湿润了。当裴仰山问我谈得怎么样时，我说：谈得很平和，他没有像有人说的那么大脾气，谈到伤心处还几次掉下了眼泪。裴深表同情地说：“伤感情太深了！”到4月6日，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为几位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地、市委书记平反时，刘汉生却真的来了脾气。他没有住省委为他安排的河北宾馆，开会前找不到人就向我打听，我从邯钢驻天津办事处（当时河北省委驻天津）的地下室找到他，才由省委一位副秘书长乘车接他到会。

我之所以满腔热情、全身心地投入甄别平反工作，除开认识到它的极端重要性，还由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处在努力紧跟也跟不上的状态：在合作化高潮中对号入座，检讨了“小脚女人思想”；在反右派斗争中，做检查，挨批判十个月，才由领导保护过关，幸免坠入右派深渊；在“大跃进”和反右倾运动中说些跟不上形势的话，常被指责为“不接受历史教训”。现在搞甄别平反就感到心情特别舒畅，干着特别顺心。始料莫及的是，这样得民心顺心意的工作竟出现了惊人的反复。在1962年9月北戴河会议上，毛主席大讲特讲阶级和阶级斗争，批评了翻案风以后，省委少数领导同志闻风而动，对甄别平反工作大加挑剔和指责。省委内部的分歧随之凸显了出来。我能接触和体会最深刻的有以下几点：

（一）在批翻案风的形势下，省委内部对甄别平反工作出现了严重分歧，争论不休，难以统一起来。在省委十三次全会上，省委第一书记林铁笼统地讲了“河北省的甄别平反工作是正常的，健康的，翻案风也是有的。”才收了场。在这样的情况下，由我起草的甄别平反工作总结，甄别平反工作领导小组的负责同志出于为难，不能签发，让放一放再说，虽经中央监委多次催办，说明全国就剩下河北省没有报总结了，再不上报将影响全国甄别平反工作的总结。结果还是无法上报。河北省的甄别平反成了一项没有正式总结的工作。

（二）在对被错误批判处分的同志甄别平反之后，“向你们道一辈子歉”之声言犹在耳，省委于1963年就改组了承德地委，调动了王克东的工作；1964年又大揭张家口地委阶级斗争盖子，“新账老账一起算”，改组了张家口地委，免除葛启地委书记职务，同时被撤职和调离工作的地、县级干部达52人之多。葛启经历的处分、平反，再处分，再平反的反复，大致情况是：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省委八次全会《关于葛启同志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决定》，把他在“大跃进”运动中的合理意见，说是“猖狂地攻击”、“恶毒地诬蔑”；“这种攻击和社会敌对势力反对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逆流相配合，它是社会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决议》对葛启错误的根源说：“葛启同志出身于富农家庭，是在抗日战争中抱着民主革命的观点入党的。他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属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他本质上是资产阶级革命家，其特点是代表了农村资本主义势力。”调子之高，帽子之大，葛启被推向了敌我问题的边缘。1962年4月6日，河北省委《关于整风反右运动中对葛启同志所做处理的甄别决定》说：“葛启同志当时在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供给制、集体福利、集体事业问题上，在按劳分配、等价交换问题上，在工农业生产问题上，对于实际工作中产生的缺点和问题提出的意见，总的来说是对的，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并不是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也不是反对党的领导。当时把葛启同志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给以撤销张家口市委第一书记的处分，是错误的。”不幸的是，在被颠倒的是非颠倒过来之后，1964年的大揭阶级斗争盖子，“新账老账一起算”折腾的还是这类事情，葛启再次被撤职，还株连了一批好同志。从此，沉冤16年，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980年7月13日，河北省委才为葛启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推倒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对葛启同志的“新账老账一起算”，造成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旧伤未平又添新疤，使20年的大好年华，消耗在翻来覆去的折腾之中。

（三）在省委领导核心“左”的指导思想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既容不得“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容不得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甄别平反的人。在甄别平反工作中，对工作挑剔指责；在甄别平工作结束时，对工作的估价争论不休；甄别平反工作结束不久，就以所谓唐山问题大做文章。唐山问题本来是省委内部围绕着“大跃进”、反右倾和甄别平反工作的分歧，却指责身为省委甄别平反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裴仰山，“唐山问题实质上是对子厚、（阎）达开同志（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的，以唐山做靶子就是了。”进而上升到裴仰山在唐山问题上“背着省委反省委”。更罗织罪名，省监委有个反省委的“自由市场”，“对这个‘自由市场’裴仰山是知道的，也不向省委汇报，任凭自由泛滥。”“他还制造，还利用。”还指名道姓的批评了省监委的几名同志（所谓“自由市场”，是省委对一个案件做了错误的处理。监委几个知情的同志[包括我本人]对被错误处分的同志表示过同情，骂过被漏掉的坏分子。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已经平反，被漏过的坏分子已开除党籍和追究刑事责任）。就凭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决定对省监委“拆庙搬神”；“监委的人统统下去搞‘四清’”；“监委的工作由一信（省委）副秘书长来管。”1965年11月又以这些罪名，召开省直机关处长以上干部会议对裴仰山进行批判；会后派一名省委常委在监委坐镇进一步深批。这一系列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专横跋扈的行径，使裴仰山同志沉冤十几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以推倒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彻底平反。

甄别平反工作旨在总结经验教训，纠正“大跃进”、反右倾运动中“左”的错误，“恢复生产”，“重建家园”，这样天大的好事，竟遭受如此严重的曲折和磨难，酿成河北省党的历史上的一大悲剧。究其根源，还是那个根深蒂固挥之不去的“左”字在作怪。为了“左”，昨天的“低指标、瓜菜代”和非正常死亡，伤疤未愈就忘疼；在省委全会上庄严地“向你们道一辈子歉”竟成了儿戏；专横跋扈起来竟致破坏党章规定。人们通常把“大跃进”、反右倾运动看作建国以来我们党头脑发热、急于求成、在指导思想上出现严重失误的顶点。然而，旨在纠正“左”的错误的甄别平反工作及其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是非标准还是取决于领导者头脑发热的程度；工作稍不随领导者的心意，还是戴帽子，打棍子；党内还是“左”字的一言堂。十分惋惜的是，当时省委甄别平反工作领导小组的负责同志已先后做古了。若有他们健在，对河北省党的这段历史会说得更清楚。对这段历史的沉痛教训会讲得更加透彻。

作为河北省甄别平反工作的回忆与思考，本该到此为止了；可是想到“文化大革命”，又觉得言犹未尽。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历史已经证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在河北省这场内乱一开始，就把裴仰山作为“老右派”抛了出来，还为监委刮翻案风定了调子。在泰山压顶的气势下，围绕着刮翻案风和“背着省委反省委”等问题，在省监委大搞起以裴仰山为首的“反党集团”，把省监委折腾了个底儿朝天。“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葛启、王克东等同志，自然也在劫难逃，惨遭折磨。不难看出，河北省的“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大跃进”、反右倾和甄别平反工作中的悲剧的继续和发展。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8年第2期 我亲历的清理阶级队伍　作者：于峰华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两弹试验成功，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提高了我国的国威军威。

两弹试验成功，固然与被称为“两弹元勋”的科学家的奋斗密不可分，但，两弹毕竟是大科学，是一项系统工程，同时也倾注了第二机械工业部所有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干部的心血。

当时我所在的23安装工程公司（最先叫一○三公司）就是为两弹做出突出贡献的企业。根据国家发展核工业的规划，23公司于1958年在兰州成立。在此之前，公司的一部分职工曾参加过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的建设，重点建成了重水原子能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从而为我国原子能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23公司成立后，下设五个工程处。公司率领主力第三、第五工程处和一个机械加工厂赴戈壁滩建设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是我国最大的原子城。建厂初期，困难重重。没有房子住，就搭帐篷、挖地窝子；没有水喝，用车从玉门镇拉。粮食和蔬菜全部从外地运进。每逢冬春季节，沙尘暴接二连三，沙子打在人脸上，像刀割一般疼痛。三年困难时期，大部分人浮肿，几乎到了断粮的地步。就在这种艰难困苦面前，23公司职工以顽强的毅力和特别能战斗的精神，与大自然争斗，用最快的速度，最新的技术，最好的质量建成了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促使我国原子弹、氢弹提前试验成功。

以后，23公司开赴西南建设大三线，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就是23公司进入大三线后的第一个杰作。改革开放后，随着向经济建设转移，23公司先后建成了上海金山化工厂，大庆30万吨乙烯工程，辽阳、泉州、安庆等大型石化厂。当时，这些厂的设备全由国外进口。与此同时，23公司又承担了秦山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岭澳核电站、连云港核电站及宇航员训练中心等高精尖工程项目的建设。从以上工程项目可以看出，23公司是一个能打硬仗，能啃硬骨头的国家队。

23公司焊接各类不锈钢、高合金钢、特种钢；吊装大型设备；调试安装自动化设备的技术，迄今无出其右者。

然而，就是这样一支职工素质高，技术力量雄厚的大型安装公司，在“文革”中，却遭遇了常人不可想象的劫难。

1967年元月份，清华大学的一帮学生从北京带来了文化大革命的火种，点燃了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文化大革命的汹汹烈火。那火越烧越旺，越烧越猛。先是揪斗走资派，接着便是夺权，再下来两派相互攻击。最后，发展到了兵戎相见的武斗。在周恩来总理的苦苦相劝下，两派才联合起来。然而，好景不长，清理阶级队伍又马上开始了。各单位纷纷成立了群众专政指挥部。第一批专政的对象是各单位原先的领导。他们在文革初期，都称作“走资派”、“资产阶级技术权威”。在两派互斗的一年多中，他们算是逍遥了一阵子。此时，他们的罪名是叛徒、特务、三反分子、坏分子云云。被抓的人，统称为“牛鬼蛇神”，关押他们的地方就叫“牛棚”。刚开始，人们看到关进“牛棚”的“老牛”还感到好奇，纷纷围观。可时日不久，“牛棚”中关的人就越来越多了。“老牛”不仅限于领导干部，工人、技术人员都有。群专大会不时召开，每星期总有一、二次。此时，人们普遍感到害怕了。过了一段时间，军代表在群专大会上讲：“现在，有个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有人说，抓的人太多了。多什么？！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团结两个95%，剩下两个5%，加起来，就是10%。我们要按10%的比例抓！”当时我所在的第三工程处是1500多人，担负着我国最大的原子能反应堆801工程的建设。虽说主体工程已完工，但尚有少量扫尾工程。同时，与之配套的后处理厂418工程也在建设之中。要按10%的比例抓，就得抓150多人，肯定会影响工程进度。当时，人们已经顾不得这许多了，因为灾难随时都会降临到自己头上。一到召开群专大会，一个个如丧考妣，耷拉着头，哭丧着脸，怀着忐忑不安的心，迈着沉重的步子向大礼堂（平时的大食堂）蹒跚走去。当依次在大礼堂席地而坐后，神经一下都绷紧了，连粗气都不敢喘。一千多人的会场，连掉下针的声音都能听到。大会宣布开始后，群（众）专（政）总指挥用那老鹰寻猎物一般的眼光向会场一扫，说：“将——”（将字拖得很长）这时人们的心已提到了喉咙眼。“将现行反革命分子×××抓上来！”此时就有几个如狼似虎的群专队员马上扑过去，将被抓的人按倒，先从胸前摘去毛主席像章，再从其手中接过语录本，由两人把胳膊往后一扭坐上“土飞机”，再由一人上去把头发一揪，就押上主席台。接着就是“打倒×××，再踩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的口号声。

经过这一次次场面后，人们也开始学乖了。每次召开群专会之前，先把毛主席像章摘下来和语录本一起拿在手中，很多人剃去了长发，不管冷热都穿上老皮袄，以免被抓后皮肉受苦。

抓了几次一般职工之后，又从群专队员中开刀了。昨天，你可能还拿着红缨枪抓人，今天，你自己又成了被抓的对象。这时，人们的胆子都被吓破了。群专队员原是军代表从所谓好同志中挑选出来的，现在还有谁是好人？

我当时也是群专队员，明知自己无一点问题，但心中就是有一种说不清的害怕。一开群专会，吓得浑身打颤，腿肚子发软。要不是拿着那杆红缨枪当拐棍拄着，真有站不住的感觉。

“牛棚”在不断扩大，被抓的“老牛”已超过了150多人，按军代表最初的说法，该抓的比例数已超额完成了。但，此时他们又说：“现在抓的，只是些浮在水面的小虾米，大鱼还沉在水下，要继续抓！”

天哪！这到底怎么了？我们这是绝密厂，凡是进入二机部的职工，在入厂前都经过了严格政审和反复调查，连祖宗三代都查了个遍，并且当时我们的年龄都不大，据后来的资料披露，我们造“两弹”时的平均年龄只有35岁。大多数人是出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从小戴着红领巾、团徽长大的，迈出校门就进了厂门。年龄大一点的老师傅大多数是从部队转业的，绝大多数是党员。有的班组，全是党员，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班长就是党小组长。领导干部们就更不用说了，他们中有的是老八路，有的参加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从整体看，都是些苗正根红的人。“两弹”试验成功后，全国人民为之欢欣鼓舞，可我们那些亲自参加过制造“两弹”的人，却分享不到那喜悦，甚至人人自危，连头都抬不起。那时，每天晚上都召开“斗私批修”会。在那会上，除自己狠斗“私”字一闪念，积极主动求得别人的帮助外，散会后，还要和自己的同事个别谈心，让他帮着回忆自己曾经说过什么错话。晚上躺在床上辗转反侧，苦思冥想，回忆从记事起，自己有过什么过失。由于长期失眠，精神恍惚，吃饭不香，上班无劲。兄弟单位22公司二处的一名工人因受不了这种折磨，就在离我们食堂不远处的一个水泥库中上吊自杀了。

自从派性升级后，于1967年6月29日和8月23日曾发生过两次全厂武斗。特别是“8·23”武斗，双方都死了人。武斗固然害怕，但，只要你不参加，或者躲开，总不至于受到伤害。而此时的精神压力，却能把人压得趴下。

有一天，在群专会上，军代表说，“8·23”武斗的第二天，苏修对华电台广播说，中国最大的原子城发生了一次大武斗。从这一点说明，我们的队伍中有苏联间谍，要不然，他们怎么会如此清楚。

于是，一个深挖苏联间谍的大网铺开了。23公司成立之初，中苏关系尚未破裂，有很多技术人员赴苏学习、进修过，部分工人也在苏联受过培训。此外，公司还有几名苏联留过学的技术人员。如此一来，这些在苏联吃过洋面包的人成了首先怀疑的对象。过了一段时间，怀疑对象又开始扩大。凡是无线电爱好者，自己装过收音机的人，自然也不会放过。

群专会还在继续开，人还在继续抓。被抓人的“罪名”也越来越新鲜。我们的专业是无损探伤，因接触x射线和γ射线，每月享有15元的保健费。文革开始后，军代表发话，奖金和保健费都是刘少奇修正主义的物质刺激。从此，15元的保健费降到了7.08元。有一天，也是该当有事，我的一位同事叫了几个人，拿了卫生部50年代下发的文件，到安技科，说，根据文件精神，保健费是保证职工身体健康的。随便降低保健费无道理。这情况反映后，不知是谁做的主，保健费又恢复到了15元。没过几天，我的那位同事突然被抓，罪名是“资产阶级经济主义黑干将”。此时，被抓的人，已达到了170多人，占职工总数的11%以上。

每次召开群专会，先是抓人，后是批判“老牛”。批判次数最多的“老牛”有三个。一是公司经理兼总工程师李延林；二是公司副经理诸明翰；三是一名姓徐的工程师。

李延林，辽宁人氏，30年代毕业于奉天大学。在大学读书期间，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读书会”，为我党和苏联红军搜集日本人的情报。抗战全面爆发后，他和几个进步同学去延安。走到唐山一带，被日军抓获。幸好看管他们的伪军连长是李延林的堂哥，堂哥千方百计把他从虎口中营救出来，并画了一张去延安的地图让他带着上路。李延林是学理工科的大学生，到延安后一直在兵工厂从事技术工作。在此期间，他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相识。解放后，他晋升为正教授级的高级工程师，负责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技术工作和行政管理工作。1956年，他率领一个安装工程处赴北京参加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的建设。我国首个原子能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在他的领导下顺利建成。期间，他解决了无数疑难技术问题，被周总理称赞为红色原子能专家。就是这样一位又红又专的专家，此时却被打成了“叛徒”、“特务”。每次批斗他，都要坐一次“土飞机”。为了坐“土飞机”时的方便，军代表授意将他的头发剃去，只留头顶一小撮。这一小撮头发被揪来采去，头皮与头骨脱了层，头顶肿得像盖了一只碗。后来，有人担心长此下去会出人命，头顶的那撮头发才被剃去。

诸明翰，湖北沔阳人，解放前大学毕业，上世纪50年代在第一汽车制造厂任技术处长。按他的说法，管着百十来号工程师。我国核工业启动后，调23公司任副经理。他此时的罪名是“三反分子”，“三反分子”的由来是这样的：1963年，23公司在上海招收了一批学徒工。因当时原子城的建设尚未全面展开，于是，将他们送到上海各大工厂学习。1964年，工程大上时，全部入厂。这些年轻人，从小在大城市长大，未出过远门，对外面的世事感到陌生和好奇。他们刚来到大西北，看见毛驴就说：“哎呀，大西北的兔子真大。”他们看见食堂的苞谷面发糕就成盆子买。别人笑他们，他们却说：“阿拉上海买蛋糕都凭票，这里的蛋糕随便买，不多买才傻哩。”这两件事当成了笑话，广为流传。1966年年初，诸明翰给职工作了一次学习毛主席《矛盾论》的辅导报告。在讲到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时，他举了驴子和兔子的矛盾，蛋糕和发糕的矛盾这两个例子。这就成了他的一大罪状。说是诸明翰不讲阶级和阶级矛盾，却大讲特讲驴子和兔子的矛盾，蛋糕和发糕的矛盾，这就是典型的三反分子。还有一件事也成了诸明翰的一大罪状。1966年，根据中央发展氢弹的部署，801工程提前一年完成，在工程总结大会上，诸明翰讲，同志们呀，我们的工作干得不错，801工程提前一年完成，中央给我们拨了一大笔奖金，平均每人一百多元。其实，由于后来文化大革命的原因，那奖金职工并未拿到手。此时，军代表却说他宣扬了刘少奇的奖金挂帅、物质刺激。在批判诸明翰时，打没有少挨。有一次，他的腿被群专队员打伤，鲜血直流，但批判会并未停止。

徐工程师，江南人，解放初大学毕业，学机械专业，调入二机部前，曾是中国援助越南的专家。被专政后，他的罪名是“坏分子”。据军代表讲，徐工程师在越南当专家期间，将一台机器拆开没有装上，给中国人丢了脸，破坏了中越关系。因此是罪大恶极的坏分子。同样，他在专政批斗期间，也没有少挨打。

群众专政进行了七八个月后，有些人反而想开了，与其提心吊胆过日子，还不如痛痛快快，该干啥就干啥，大不了，就是当一回“老牛”嘛，反正现在“老牛”越来越多了。有了这想法，有人竟斗胆提出要结婚。军代表听说有人要结婚，无话可说，就讲，结婚要“破四旧，立四新”，要举行革命化的婚礼。何谓革命化的婚礼，闻所未闻。第一个结婚的男青年是武汉人，新娘是天水人。在同事的怂恿下，我也去看了一回热闹。原来，革命化的婚礼还是批斗会。只见几个群专队员押着诸明翰进了新房，进去后，按程序，诸明翰先向毛主席低头认罪，再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之后，新郎念了一篇批判稿，接着，新娘又念了一篇。念完后，就是“打倒三反分子诸明翰！”的口号声。只见诸明翰自进新房门后，就弯着腰，垂着手，腰弯成了90度，看上去像只动物。他眼中噙着泪水，但未流下来。此时，他也许看到人家结婚，触景生情，想到了受株连的妻子儿女，也许自尊心和人格受到污辱，但又无奈。

就在这一阶段，23公司机械加工厂的“牛棚”中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事件。有个叫池殿基的焊工，据说罪行严重，被单独关在一个“牛棚”中。为了预防他自杀，将电灯装在天花板上，并抽去了他的裤带和鞋带。有一天，他说要看报纸学习。群专队员给他拿去了带报夹的几张报纸。晚上夜深人静时，池殿基把报纸从报夹上取下，将报夹吞入口中，然后在地下猛砸，最后，报夹刺破胃而死亡。事情发生后，军代表说，池殿基自绝于人民，是反动透顶的反革命，将其家属和子女遣送老家监督改造。池是黑龙江人，然而，家属及子女并未遣送老家，而是遣送到酒泉祁连山下的一个贫穷公社——红山公社监督劳动。

1969年，在中共“九大”召开前后，随着落实政策的实施，关在“牛棚”中的“老牛”开始陆续释放。释放时，召开释放大会。会上，军代表先给自己铺了一个下台的阶梯。他们说，当时抓是对的，现在放也是对的。他们还是有错误的嘛。希望放回去后，继续“斗私批修”，继续接受群众的监督，继续进行改造。其他人都释放了，只有两个人没有放。一个是公司经理李延林，据说他的问题特别严重，遣送二机部湖北钟祥县“五七干校”监督劳动。另一个是公司副经理诸明翰，据说，他的家庭历史复杂，已不适合在二机部工作，调往贵州一个煤矿工作。

几年以后，有人界定这次清理阶级队伍是“白色恐怖”。然而，不管是什么颜色的恐怖，吓破了许多人的胆，伤了许多人的心。1969年年底，23公司的大队人马离开戈壁滩参加大三线建设，有部分人趁此机会调出了23公司，以技术人员、老工人为多。到大三线后，各级党委陆续恢复正常工作。经复查，当时被抓的170多人，全是捕风捉影、无限上纲造成的冤假错案，许多人是以莫须有的罪名而被抓的。就是被认为问题最严重的李延林，后经查实，也无问题。李延林后从“五七干校”调往北京，重任中央二机部总工程师。李延林不愧是红色原子能专家，核工业的翘楚。晚年的他，精神矍铄，常年奔波于秦山核电站和大亚湾核电站，为我国的核电工业又立新功。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进行全面整顿。我当时担任23公司三处焊接队代理党支部书记。那时需要传达的文件较多，其中有一份是有关核工业的。文件中讲，二机部领导向邓小平汇报工作，提到二机部在文革中是重灾区，调走的科技人员太多，特别是九院已影响了科研和生产。当时看到这些文字，心中“咯噔”了一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中央提出了全国学石油部，国防工业学二机部，不成想，转眼间二机部又成了受迫害的重灾区。当时不啻我们23公司受迫害，而是整个二机部都彼此彼此。邓小平听完汇报后，批示，做好思想工作，让调离二机部的人员全部调回。后来，不知其他单位返回了多少，据我所知，23公司无一人回来。

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眼离当年的“清理阶级队伍”已近40个年头。回首往昔，感慨万千。那时，我们还是风华正茂的青年，尔今已成两鬓斑白的老人。那次“清理阶级队伍”给人留下了许多后遗症。很多人从反面接受了教训，在以后的岁月中，小心谨慎，惟命是从，瞻前顾后，再没有了当年造“两弹”时的锐气。改革开放之初，进行军转民，许多人像小脚女人一样不敢往前走，究其原因，尽管与长期封闭有关，但，也不能说与当年的“清理阶级队伍”无关。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8年第2期 当代中国与新民主主义结构　作者：姚监复／整理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实现社会和谐提供了根本前提。

2006年10月11日，胡锦涛在十六届六中全会的讲话中指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大意义与作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为我国实现社会和谐提供了根本前提。”对于建国以后，毛泽东放弃了自己创立的新民主主义论，否定了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需要几十年上百年的结论，抛开了各民主党派共同制定的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共同纲领》，急于发动社会主义改造和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结果产生了灾难性后果和“文革”式浩劫。胡锦涛对建国以来的历史作了深刻的正确的总结：“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为促进社会和谐进行了艰辛探索。在如何认识社会和谐、怎样实现社会和谐的问题上，我们也发生过严重失误和曲折，教训是很深刻的。”（《求是》2007年1期4页）

二、建国以来失误的根源是脱离了中国国情，错误地抛弃了新民主主义论，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

这些失误、曲折的认识根源是什么？主要教训是什么？我认为，主要是离开了新民主主义论，忘记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阐述的以下重要论点：“新中国既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也不是美国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新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社会”，即新民主主义社会，也就是新式资本主义社会。为什么称为“新式”？因为，新式资本主义社会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实质上，特别是在经济制度上，新民主主义社会仍然是“新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社会”，仍然是允许和鼓励资本主义大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在这方面，毛泽东早在1945年的“七大”也作过精辟的论述。这些在近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毛泽东文集》中，再一次向全世界公布了。

毛泽东1945年4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指出：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当时列宁、斯大林的党是给了他们以批评的。最后，他们变成了社会革命党。他们“左”得要命，要更快地搞社会主义，不发展资本主义。结果呢，他们变成了反革命。布尔什维克就不是这样。他们肯定俄国要发展资本主义，认为这对无产阶级是有利的，列宁在《两个策略》中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其说对资产阶级有利，不如说对无产阶级更有利。”（新的译文是：“在某种意义上说来，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比对资产阶级更加有利。”《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41页）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俄国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还有一个时期让资本主义作为部分经济而存在，而且还是很大的一部分，差不多占整个社会经济的百分之五十。那时粮食主要出于富农，一直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才把城市的中小资本家与乡村的富农消灭。我们的同志对消灭资本主义急得很。人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还要经过新经济政策时期，又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集体农庄发展了，粮食已经不是由富农出了，才提出消灭富农，我们的同志在这方面是太急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3卷，1996年8月北京第1版，第323页）

遗憾的是在以后历史中正是毛泽东同志在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方面犯了“太急了”的毛病。悲剧在于他在1945年批评我们党内同志反对发展资本主义就是民粹主义，指出了由封建经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的苏联社会革命党成了反革命，而他老人家到了1953年就急急忙忙提出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抛弃了自己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共同纲领》，从反右反右倾，穷过渡的人民公社化到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党无宁日，国无宁日，社会和谐遭到彻底破坏。这就是产生严重失误和曲折的最深刻教训。

因此，必须认识当代中国的经济结构是新民主主义的结构，社会结构是新民主主义的结构，政治结构也是新民主主义的结构。为了保持政策口号的延续性，回避极左派的“文革”式攻击，我们可以采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旗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等过渡性口号，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在现阶段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今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仍然将处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所清楚地阐明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

三、解放思想，永不僵化，不被过去错误的乌托邦式的声明所约束，坚定地走新民主主义道路

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因此，我们必须敢于实事求是，正视新民主主义社会结构的现实。不要为过去自己被曲解的、激昂情绪提出的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乌托邦口号所束缚，真正与时俱进。

1853年4月2日，恩格斯在致魏德迈的信中有一段精彩的预言，很适用于2007年的中国。恩格斯预言：

“我们的党有一天不得不出来执政，而归根结底是在实行那些并不直接符合我们的利益。而是直接符合一般的利益，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在无产阶级大众压力下，由于我们自己所发表的或多或少地已被曲解的、而且在党派斗争中多少带着激昂情绪提出来的声明和计划所约束，我们将不得不进行共产主义的实验，并实行跳跃，但这样做还不是时候，这一点我们自己知道的非常清楚。这样做我们会丢掉脑袋——但是只在肉体方面——就会出现反动，并且在全世界能够对这种事情作出历史的判断以前，我们不仅会被人视为怪物（这倒无所谓），而且会被人看成笨蛋（那就糟糕多了）。我看不出还能有什么别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587页）

要把科学发展观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首先要肯定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上，承认现在不是处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而是处于新式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革命的时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我们不必再实行向共产主义的跃进的试验，不必当“怪物”或“笨蛋”，而是尊重时代潮流，人心所向和客观规律，坚定地走新民主主义道路。（2007年11月19日）

（此文系姚监复根据杜润生同志谈话记录整理而成）（责任编辑 吴 思）

2008年第2期 现代民主的两面观　作者：赵鼎新

当代世界民主化已经成为一个潮流。如何在民主国家转型过程中避免民主体制的弱点和发扬其优越性是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深刻理解民主体制的生命力及弱点所在，并在此基础上达到制度创新。

民主体制为一个国家的内外政策提供合法性

为提倡民主，不少人给民主加上了许多其本身难以完全提供的公共物，比如平等、和平、经济发展、减低腐败等等。他们把一些西方发达民主国家已达到的指标，如较为平等的社会，发达的经济，较为廉洁的政府等等，完全看作是民主带来的成果，因而是民主本身的性质。从理论上讲，民主和经济平等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只有当一个社会中的下层政治力量能达到较好的整合时（比如产生了较强的工会甚至是强大的代表社会下层的政党时），民主才会对经济平等产生巨大的正面作用。民主所伴随着的自由及其它因素会带来一个较为开放的媒体和公共舆论，这会对官员腐败带来限制。但是，在民主国家中媒体的根本兴趣并不是揭露社会黑暗面而是收视率和订阅量，再加上种种其它原因，如媒体人手的严重制度性缺乏（市场下的媒体必须考虑成本）、需要和官员搞好关系（因为政府是主要新闻来源）、利益攸关方为记者深度采访制造难度，从而限制了民主社会中新闻对官员腐败监督的能力。民主造成的政治精英之间的竞争也会对官员腐败形成制约，但是，由于众多复杂原因的限制，这种制约能力也有限。事实上，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官员腐败监督主要是通过加强科层体制的有效性、建立科层内部的监督机制等等非民主的手段来达到的，虽然开放媒体和政治精英制约在其中起着补充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在许多政府科层制不够健全的民主国家中（包括了大多数非西方的民主国家），官员腐败现象十分严重。民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就更复杂。一方面，在实行民主体制的发展中国家里一般不会发生像中国“三年自然灾害”这样的大规模灾难。另一方面，至今为止世界上尚没有一个实行了民主制的发展中国家走向经济发达的国家的成功案例。国际上几乎所有研究经济发展的学者均认为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在一定条件下的政府能力。

民主和平论也是不少学者为民主加上的一个正面价值，其核心论点是两个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的确，西方民主国家之间自二战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军事冲突。但从另一面看，这和平是由西方社会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美国确立在西方霸主地位而带来的。所谓的两个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的论调从这一角度看就像是在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这似乎有些滑稽。从更广泛的历史和事实看，民主与和平的关系十分复杂。古希腊民主下城邦国家之间战争从来不断。巴勒斯坦在民选出哈马斯政权后与以色列的军事冲突有了加剧。至今为止，大多数民主国家中决定外交政策的关键是现实主义理念和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其次才是两国之间政治体制的相近程度。在现代民主国家中，由于国家对于社会舆论和政治议题的控制，选民在对外政策上根本没有能力也不可能作出理性选择。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政府能够在两党及其大多数百姓的大力支持下，轻易地陷入了伊拉克战争而难以自拔。但是，现代民主国家中的统治者应该没有能力主动发动和持续地陷入一场希特勒式的世界性战争。一个民主国家的军队主动侵略他国后如果能迅速取得胜利，他们的百姓大多数会支持这一场战争。但是当他们的军队仗打得给本国人民和财产带来持续巨大伤害时，他们的百姓会通过选票制止这场战争。

如果民主不能简单地带来以上所提及的这些重要的社会公共物品，现代民主体制的意义和生命力又在哪儿呢？笔者以为，现代民主最为主要的意义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现代民主下，各路政治精英在程序化的权力争夺下达成了权力制衡，从而限制了国家的权力。这一点在现代社会中尤其重要。在传统国家中“天高皇帝远”，国家对普通百姓的直接控制力十分有限，地方社会的秩序主要是通过地方精英主导下的自治管理而达成，国家的政体形式与一般百姓的生活之间没有很紧密的关系。但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大多数国家都建立和强化了科层制度，并大大提高了通讯、交通和管理能力。这些都导致了传统社会中贵族和地方精英权力的衰弱和政府对百姓直接控制能力的大大增强。面对这一日益膨胀起来的利维坦（国家），怎么制约国家权力就成了一个主要问题。相应，麦迪逊所言的“让野心制约野心”的民主政府就成了限制国家权力的一个选择。

第二，民主最为有效地解决了现代国家的合法性问题。一个国家统治的合法性可以基于价值观／情感、绩效以及竞争性选举三个方面。国家的合法性可以建立在意识形态或宗教的基础上，也可以建立在最高统治者的神秘感（如真命天子）或个人魅力上。这些均属于价值观／情感合法性。国家统治的正当性也可以来自于它的绩效。一般来说，现代国家的绩效合法性主要有三个来源：统治者在领导经济发展和提高百姓生活上的表现、作为社会道德表率的表现、以及维护国内安定和防止外族侵略的能力。最后，如果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产生于一定程序下的竞争性选举，这就为国家统治的正当性提供了基础。

虽然国家合法性可以同时源自于多个方面，不同国家的核心合法性基础却是不同的（比如美国是竞争性的选举，而目前中国是经济发展和道德表率）。对于现代国家来说，民主选举为国家提供了最为稳定的合法性基础。一个以理性意识形态为合法性基础的政府一旦不能向大众提供该意识形态所许诺的东西，就会出现社会信仰危机，其合法性就会受到动摇。作为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宗教或真命天子式的统治者神秘感要比意识形态来得更具有稳定性，因为它们所许诺的东西只可相信不可验证。但是在这个已经脱魅了的时代，把它们作为国家的核心合法性基础已没有可能。领袖人物的个人魅力常被称之为克里斯玛权威，作为国家合法性的基础，这种建立在个人超常品质及其体现的特定使命的权威因其个人性而具有不稳定性。这种权威注定要被日常制度权威取代。和价值观／情感合法性一样，绩效合法性也难以为一个国家提供一个稳定的核心合法性。当一个政权将其合法性寄于绩效时，它必须努力兑现承诺。没有任何一种经济能够一直保持高增长率。以政府官员的道德表率作为国家合法性基础就会将贪污这样的法律问题提升为政治问题，从而从根本上削弱了国家的合法性。最后，防止外族侵略的能力显然是国家的一个重要合法性基础。但是如果和平时期的国家由于其国内危机而想通过炒作外族侵略的危险性来提高其统治合法性的话，大量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就会应运而生。这些极端民族主义者所释放的政治能量轻则会限制国家在对外政策上的自主性，重则会推动一个国家向军国主义方向发展。 在已经脱魅了的现代国家中，竞争性在一定程序和规则下的选举就成了国家核心合法性的一个最为稳定的基础。与其它合法性基础相比，竞争性选举只要被认为是公正的，执政者即使在上台后表现很差，政权仍然具有合法性。这就是为什么2006年秋天台湾陈水扁在“红衫军”的激烈示威抗议下，在民调支持率跌到仅十几个百分点时，仍然能轻轻松松地挺了过来。在绩效合法性下，当官不为民作主，就有不得不回家卖红薯的危险。而在竞争选举合法性下，当官不为民作主，也得当完了这一届才会回家卖红薯。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大大减低了百姓对官员的压力。在民主制度下，反对党可以对表现不良的执政者施加压力。这里有两种情况。在一些议会制民主国家里，政府在有多数议员反对的情况下就得宣布解散，反对力量对执政者的影响因此就比较大（必须指出的是，反对派议员对政府反对与否在很多情况下是由政治运作而不是政府的执政表现而决定的）。但是在总统制民主国家，只要总统没有明显违法并被铁证如山地查获，制度框架下的弹劾几乎不可能。更重要的是，在具有竞争选举合法性的民主社会中，即使是执政者被赶下台也无关紧要。竞争选举合法性把政体和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分开了。政府的垮台不会动摇民主政体的合法性。民众的不满在相当程度上可以通过选举或其他常规程序的政府更迭而得到缓解。由于体制本身能够包容不同的选择，民众很难联合起来共同推翻这个体制本身。这也给民主社会带来了稳定性。

竞争选举合法性给一个国家中的民众带来了言论和结社自由，但同时也约束了人民的行为，从而构成了民主国家的一个很重要的稳定机制。这是因为：1）言论和结社自由给社会中各种思想和利益的交流和竞争提供了一个平台。这种交流和竞争会使人们对社会其他群体的利益有更深的理解。去年我在北京打出租车的时候曾有过以下这么一个经历：该车司机在驾驶中大骂现政府，并扬言如毛泽东还在的话，他将跟毛泽东上山打游击来推翻现政权。我以为该司机家中肯定出了大事，几次询问后才知道他刚在四环路外买了一套三居室住房，但对买房要付二十年月供这一点感到极其不满。那司机说：“先生您想一想，二十年的月供，二十年啊！二十年中我家中出了事情银行就会把我的房子收走。什么世道！这世道不造反还咋的？”直到下车时我才告诉该司机我在美国一所著名大学任教，但是以我的经济能力在美国买房将不得不支付更长时间的月供。在目前中国，除少数社会阶层外，大多数人均认为自己和自己所处工作或阶层的人在社会上所做的付出远远大于其收益。虽然该司机十分极端，类似情绪在中国却普遍。在各种思想和利益没有交流和竞争的情况下人们缺乏现实感是产生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2）言论和结社自由促进了社会上认同感和利益的多元化。在有言论和结社自由的场合下，现代社会的多样性势必会导致社会组织、利益和观点的分化。西方民主国家中绝大多数社会运动的规模都很小，并且任何社会运动都有对此进行抵制的反运动。它们互相牵制使得任何全民性的革命运动变得不可能，从而增加了社会的稳定性。任何一个国家中的具有批判性的知识分子都会对现实中的种种不足进行批判。在威权国家中，虽然他们的声音经常会受到压制和限制，他们同时也享受着英雄和社会导师的荣誉，并有着很多听众；而这些国家一旦实现民主化后，这些社会导师及其声音在社会上马上就会被弱化。他们的话没人听了，他们的自我感觉再也没有像在威权时代那么好了。3）出于众多原因，在民主社会中一个政府在上台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大众对它的正面印象一般都会显著地下降。问题是新选上来的执政者在同样的结构条件下也不见得能干得更好，这一因素和民主的其它性质相结合，长期以往就会造成百姓对于政治的一种成熟的冷漠（他们知道其他制度也不见得一定更好，这是对民主选举局限性的深刻理解）。这种成熟的冷漠是西方社会选举投票率一直很低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也进一步加强了民主制度的稳定性。

第三，由于目前世界上大多数政府，特别是发达国家政府，均已是民选政府，民主还给一个国家增加了国际合法性。在目前的国际社会里，一个被认为是非民主的国家会受到来自国际社会的各种压力，虽然背后其实是在意识形态包装下的利益争夺。但是，一旦一个国家被国际上认为是民主国家，国际社会就不得不对该国家在国内的政策和国际立场表示更大的尊重。总之，民主体制将为一个国家的国内外政策提供合法性，并大大提高该国在当前国际秩序中的地位。

现代民主也有局限性

以竞争性选举为核心的现代民主有许多局限，一些主要的局限性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选举的可操纵性和选举结果的非理性、民主对于原有社会结构的强化、民主社会的向众性、忠于反对与稳定民主的困难性。

选举的可操纵性和选举结果的非理性

民主政治的理想主义倡导者强调民主选举的结果代表了“人民的意志”。但这一理念在现实的民主实践中却难以实现。美国著名学者阿罗曾经给出过以下一个极其简单的例子：有三个选民（I，II，III）和三个候选人（Ａ、Ｂ、Ｃ），选民Ｉ对于三个候选人的偏向是Ａ>Ｂ>Ｃ，选民II对于三个候选人的偏向是Ｃ>Ａ>Ｂ，选民III对于三个候选人的偏向是Ｂ>Ｃ>Ａ。这就出现了以下循环：在候选人Ａ和Ｂ之间大多数选民更喜欢Ａ（选民Ｉ和II），在候选人Ｂ和Ｃ之间大多数选民更喜欢Ｂ（选民I和III），在候选人Ｃ和Ａ之间大多数选民更喜欢Ｃ（选民II和III）。这样，不同的选举规则就会造成不同的候选人胜出。类似更为复杂的例子在民主选举中比比皆是。比如在台湾2000年的总统选举中，陈水扁，宋楚瑜和连战各得百分之三十几的票，陈水扁略为胜出，但是在台湾的选举规则下陈水扁合法地当选为总统。在俄国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一次总统选举中，俄共候选人在第一轮选举中取得了最多选票。按照俄国的总统选举规则，俄共候选人因为没有在第一轮选举中得到50%以上的选票而必须与排名第二的候选人进行复选，而复选的结果是排名第二的候选人胜出。这两个例子并不是两次一般意义上的选举：陈水扁的胜出大大加强了台独势力并彻底地改变了台湾政治，而俄共的失利则几乎摧毁了其东山再起的可能。 民主选举的可操纵性和非理性还来自于其它多个方面。百姓与政治精英之间在信息资源处理和理解信息能力上的严重不对称给了民主下的政治家多种赚取选票的策略和方法。电视辩论的出现使得电视机前的形象比起一个可行的施政纲领还要重要，以至于越来越多的电影和体育明星成了美国的政治明星。目前西方的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即使是在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中，政治家手中掌握的大量资源也足以生产出各种有利于他们的“人民的意志”。

民主对于原有社会结构的强化

在不考虑其它因素下，民主选举有着固定甚至是加强现有社会结构的倾向。民主体制的这一保守特性为发展中国家的民主转型带来了困境。比如，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百姓往往受制于地方强人，一个强人手中可能控制着很大的一个票仓。候选人为了取得和稳固政权就不得不采取有利于这些强人的政策，其结果是巩固了强人政治。美国宗教势力在近年来一直比较强盛，为了取得政权，美国的所有总统候选人（包括民主党候选人）在选举中不得不在各种场合显示他／她对宗教信仰的坚定，并用宗教话语来论证施政纲领的正确性。美国总统选举的这一特性显然强化了宗教势力在美国的地位。

如果把民主选举的这一特性稍加推广，就会发觉民主选举还有扩大社会矛盾、甚至撕裂社会的作用。台湾的外省人和本地人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时曾经矛盾较大，八十年代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消除。但在台湾民主化后，台湾的政治形势使得外省人和本地人之间的裂痕（特别是在大选的时候）重新加大。幸亏台湾的外省人和本地人在文化、语言和宗教之间的差异其实很小，因此大选过后大多数人们生活照旧。否则前南斯拉夫各国在走向民主时所出现的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清洗难保不会在台湾发生。同样，目前中国的乡村民主选举中也存在恶霸头子和农村强人操纵选举，村庄中各大姓之间的矛盾随着民主选举重新出现和增大等等，占有相当比重。已被中国共产党革命大大削弱了的传统农村社会结构和问题重新浮出水面。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国家的传统社会结构越是强大，这一国家的民主改革就越应该自上而下地进行。但是，自上而下的民主改革给当政者和整个社会的稳定均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这的确是许多传统国家民主转型的一个困境。

民主社会的向众性

民主体制的保守特性使得民主制度有着很大的向众性，即一个国家中政治精英的水平和行事方式直接反映了该国百姓的水平和特征。特别是电视竞选时代，各候选人的施政纲领和选民的政治倾向不再是选民投票的唯一依据。候选人的长相、风度、甚至是候选人与选民的相似度都成了获取选民支持的重要因素。布什能在美国的2000和2004年总统选举中两度取胜背后有很多原因，其中之一就是民主党的候选人表达观点和辩论的能力都比较强，在总统候选人辩论中因为思路太明快常常迫使布什处于守势。但是布什戆厚可爱，其形象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就像是一个值得信赖的邻居。这样，不善言语的表现反而成了他竞选成功的一个因素。美国学者卡普岚（Caplan）在《理性选民的迷思》一书中分析了西方民主社会中选民的偏见，以及他们如何不断地选择了与他们有同样偏见的，或者是装作有同样偏见的政治家，从而导致错误的政策和低质量的政治家一次又一次地被推上了政治舞台。

民主的向众性会导致社会精英的边缘化。在任何社会中处于思想前沿的精英总是占少数。在威权社会中，虽然思想精英的行为会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却也给了这些思想精英以很大的舞台和影响力。但是在平民化的民主社会中，思想精英的少数性（加上民主社会中思想的多样性）势必导致各类思想，以至于整个思想精英群体在民主社会中影响力的边缘化。这就是为什么东欧的自由知识分子在民主化后，刚刚有机会在社会中自由地讲话，社会就已经不再理会他们了。在东欧媒体中被炒得火爆不是昔日对抗暴政而坐牢的持不同政见者，而是各类在大众文化下涌现出来的明星。就像金雁在《后共产主义社会的现代、前现代、后现代困惑》一文中指出，在民主化和市场化的双重挤压下，东欧知识分子在民主体制下为了生存纷纷下海甘心情愿地成了“权力的同谋”、“寡头的小伙计”和“混口饭吃的文字工作者”。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在东欧社会不但影响大大减低，人数大大减少，并且内部的分化和分歧日益增大。思想精英的边缘化对于社会的稳定性来说不是一件坏事，但这将使得社会变得日益平庸。

忠于反对与稳定民主的困难性

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执政党议员坐在女皇的一侧，而反对党议员则坐在女皇的另一侧。反对党议员为了女皇陛下而对执政党的执政进行监督。英国反对党的这一性质被称为“为了女皇的反对”（hermajestyopposition），在现代政治学术语中又被称为“忠于反对”。一个民主社会要得到稳定，执政党与反对党必须拥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他们之间的不同仅是在一些具体政策、政策执行技巧上的不同，甚至仅仅出于政客之间的争权夺利。如果执政党与反对党信奉着截然相反的价值观，并且反对党准备在取得政权后以自己所信奉的价值观来系统地改造世界的话，这个反对党就成了一个“非忠于反对的党”。这样的国家很难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一个最为经典的例子就是二战前的德国。当时德国存在着三个主要政党：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和法西斯党。三党都在德国民主的框架内进行竞争，但是法西斯党通过民主选举上台后却抛弃了民主而走向了独裁，进而给整个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二战后欧洲民主走向了稳定，其中的一个最为主要的原因就是欧洲社会在马歇尔计划的推动下，在二战后长期经济繁荣的支持下，走向了一个政党意识形态虚化的过程：即不管是来自于右还是左的政党领袖，通过民主选举上台后并不依照其政党所信奉的意识形态来改变国家的政体、国家领导人产生的规则、甚至大量的由前政府制定的有关法律和政策。不但如此，因为左翼政党在推行右倾政策时更有合法性而右翼政党在推行左倾政策时更具有合法性，二战后欧洲许多政党取得政权后在现实政治的驱动下经常推出与意识形态相反的政策以促进社会发展和扩大选民基础。

民主只有在“忠于反对”的情况下才能获得稳固这一原理告诉了我们以下几点。第一，要建立一个稳固的民主社会，必须给予民主制度一种不可谈判性或霸权性的地位，即不管谁上台，他既不会，也没有想象力和能力去改变这一体制运作的基本规则。第二，在给予民主制度这一“非自由”的霸权地位后，民主制度内部的运作必须有自由传统的支持，即民主制度下的成员对所有其他个人和群体的观点、利益和人身尊严持有不可谈判性的尊重。极端地讲，即使没有民主也要自由。没有民主但却有着自由传统的国家（如民主化前的英国社会）至少是一个充满人性的地方，而没有自由的民主就会形成多数暴政，其后果极其可怕。世界上大多数的种族清洗，包括美国白人对印地安人在十九世纪的灭绝性屠杀，或多或少都体现了现代民主的这一黑暗面。第三，一个社会内部各阶层的矛盾越小，主流价值观越是确立，该社会的民主体制就会越稳固。

现代民主的中国出路

在现代社会中，民主体制比起任何其它政治体制都能更好地解决国家的合法性以及统治者内部权力制衡这两个关键问题，同时还大大提高了一个国家的对外合法性，民主国家是目前国家发展的一个方向。同时，民主选举又伴随着许多负面现象。如果对这些现象认识不足，这将有可能对像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灾难。这一点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如果笔者对于竞争性选举民主弱点的讨论能够成立的话，那么以下的对于民主转型技巧的一些想法或许不至于太离谱。

第一，在一个具有很强的非民主传统并且百姓素质较为低下的社会，民主转型应以自上而下的发生为好（自下而上的民主化还容易形成地方民选政府利用它的民选合法性架空中央，造成国家崩溃）。

第二，现代民主体制必须一人一票（无论在精英眼里百姓的素质如何低下）。其它形式的“民主”既不能在国人眼里获得全面的程序合法性又不能为世界各国所认同。但是当一个国家地广人博、各地差别很大时，为了避免因为民主化而导致各地利益高度分化，避免政治精英在民主化初始就受到利益分化的百姓的直接压力，避免百姓受到政治精英的直接操纵，某种形式的间接民主的效果可能会好许多。

第三，在一个飞速发展以及社会各阶层在经济利益和价值认同高度分化的国家中搞民主，怎么建立“忠于反对”政治文化显得尤为重要。一个可行的技巧是通过宪法规定民主选举的非意识形态规则，即候选人之间的竞争必须是在政策和政策执行技巧的范围内，而不是在根本的价值观上。

第四，一个从来就没有民主传统的国家搞民主改革肯定会是困难重重。执政者必须审时度势。他们既不能因为惧怕困难而坐失良机，又不能掉以轻心而冒进。他们既需要有弹压在民主转型过程中来自于左右极端势力的决心和能力，又要有缓解和制度化社会矛盾的手段。总之，他们必须有着很强的现实政治感，同时他们的行动必须让百姓看到方向和希望。

第五，一个平稳的民主转型应该在社会矛盾比较分散的时候进行。在社会危机和大众抗议合力下，而被迫推动的民主转型往往会给人们以“太少，太晚”的感觉，并有着国家在民主运动的浪潮下节节败退进而垮台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取而代之的往往是具有理想主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因为缺乏现实感和实际执政的经验而只能是过渡性人物，随后兴起的将是在原有政体内分裂出来的各类政客。这些政客很有可能会在理想主义知识分子所设置的民主框架下尽情地利用转型社会中浮躁的人性和各种社会矛盾，为了自己的利益把竞争性民主选举的各类弱点淋漓尽致地加以放大，给人民和整个社会带来苦难，并大大增加了民主转型的不确定因素，这是大多数人都不希望看到的。民主改革的目的并不是要推翻一个政权。从现实政治的角度来看，威权政体下的领导人能够在社会发展较快，社会矛盾没有聚积的情况下率先进行民主转型并通过民主手段率先取得执政权将会给社会带来许多好处。但是，这一结果是否会发生最终取决于执政者的远见、勇气和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手腕。问题是，很少有政治家在身处较好形势下仍然有如此远见，也很少有政治家又有先见性的理想又有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手腕，这的确是实行平稳民主改革中的一个悖论。

第六，我们必须清楚民主转型的目的是达到一个较为现实可行的社会，而不是一个理想社会。同样，中国社会当前存在的多种矛盾也不可能全靠民主来解决。一个较为可行的制度不会是一个泛民主的制度，而是以民主为主导的混合制度。这是很清楚的。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建国初期的政治家在民主体制之外还非常有眼光地设立了法官终身制和公务员制等等制度。简单地说，民选出来的政府和议会能处理的问题有限，每个政府都会碰到大量的特例性事务和大量的需要专业知识才能处理的工作。民选出来的政府首领和议会根本就没有时间、必要知识和灵活性来处理这些政府事务。根据西方社会的政治实践，瑞典政治学家罗斯坦（Rothstein）指出在很多场合下以下的非民主制度都将比民主制度来得更有效：科层制、专家制、利益集团制、类市场制和抽签制。在民主体制的主导下，充分发挥这些组织制度的作用将大大提高民主社会的绩效。

一般来说，在处理大量的政府日常性事务时，以法律和行政规范为行事依据的科层制会比较有效，但是缺乏灵活性。专家制、利益集团制、类市场制和抽签制都是补充。当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影响到某些群体利益时，国家给予这些群体的合法代表在法律和政策的制定和施行过程以一定的影响力，这是利益集团制；类市场制就是国家用公共资金在“市场”上来“购买”一些赢利和非赢利性民间组织的服务。一般来说，当一个领域有着较清楚的以证据为基础的专业知识时（如医疗卫生领域），专家决策制就会比较有效。但是当一个领域不存在公认的以证据为基础的专业知识而其日常应对措施又需要很大灵活性时（比如劳工政策），利益集团制就会比较有效。当一个领域内部事务的处理需要很大灵活性，但该领域的特征却不容易形成有权威的专家和清楚的利益集团时（如公共教育），类市场制就会比较有效。最后，当一个领域既不能形成专业人员和利益集团，也不能形成基本共识时（如父母离婚后小孩的监护权），抽签制也是一个可行的方法。必须强调的是，任何制度的运作都需要一定的基础。简单地讲，科层的规章制度和行事方式必须严格分明，专家的职业道德必须有制度的监测和保证，利益集团的代表产生必须在有关群体内具有合法性、类市场制下民间组织对于国家任务的竞争必须公正，抽签的过程必须透明。总之，与选举民主一样，这些制度的最终合法性在于其公正性和透明性。

以上所提及的制度形态都是非民主的。它们的存在限制了选举民主的范围，如果没有竞争性选举民主作为支撑的话，这些制度本身的绩效是不能为国家提供稳定合法性的，这些制度绝不能代替选举民主。反之，在一个已经具有选举民主的社会中，这些非民主制度的存在就会限制民主的黑暗面，并因为其有效性而大大增强民主社会的绩效合法性。必须说明，一个有生命力的国家将是一个能自觉运用多种制度来取得执政绩效的国家，一个能够在遇到问题后有能力改变制度配置的国家，一个能运用选举民主作为政府执政根本合法性基础而又不迷信民主的国家。

（此文转自《中国改革》2007年12期，作者为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8年第2期 “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讨论始末　作者：崔卫平

纪念马克思的报告会引发风波

1983年3月7日，中央党校礼堂里，一场气氛热烈的学术报告会正在进行。报告人是前中宣部副部长、此时仍然担任中宣部顾问的周扬。出席这场报告会的有中央党校校长王震、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长邓力群。报告结束之后掌声经久不息。王震和邓力群都走上前来与周扬握手。王震还好奇地问：“我还有一个问题想向你请教：你说的‘yihua’，这两个字是怎么写的？”他指的是“异化”二字。

这是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的学术报告会，周扬在报告中检讨了1966年之前的“十七年”，自称在“人道主义与人性问题的研究”及对有关文艺作品的评价方面，“曾经走过一段弯路”：

“那个时候，人性、人道主义，往往作为批判的对象，而不能作为科学研究和讨论的对象。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我们一直把人道主义一概当作修正主义批判，认为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绝对不相容。这种批判有很大片面性，有些甚至是错误的。我过去发表的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和讲话，有些观点是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的。‘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一伙人把对人性论、人道主义的错误批判，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为他们推行灭绝人性、惨无人道的封建法西斯主义制造舆论根据。过去对人性论、人道主义的错误批判，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带来了严重后果。”

这份报告受到热情欢迎是容易理解的。承认过去的重大失误，不仅是周扬本人痛定思痛的表现，而且代表了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共产党人有勇气、有决心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人民和社会进步的立场上来。沉浸于报告带来的兴奋之中的在场人们，恐怕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预感：因为这场报告，一场始料不及的新的寒流就在近处不远，历史正是从这里又拐了一个弯。

一场突然爆发的争论，在经过了一系列演化之后，成为另外一个性质不同的主题。这年秋天10月份，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召开。一年前这次会议确定的中心议题是“整党”，但是在邓小平10月12日的全会报告中，除了原定计划之外，另外一个重要的主题是“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既然不能搞“精神污染”这种东西，于是就需要“清除”它。事情很快演变为全国范围之内的一场“运动”。直至年底12月14日，胡耀邦召集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广播电视部领导人谈话，提出可能存在“清除精神污染扩大化”的问题，并具体提出八条注意事项，这场“不叫运动的运动”（顾骧语），才得以平息，总共持续了“二十八天”。

胡乔木本人在1984年1月3日在中央党校周扬报告的同一地点发表演说《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这份讲稿后来发表在《红旗》杂志上面，很快又以单行本的形式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不似文件如同文件，产生很大影响。其中完全否定了将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融合起来的任何努力并将有关讨论说成是“根本性质的错误观点，不仅会引起思想混乱，而且会产生消极的政治后果”，“诱发对于社会主义的不信任情绪”，于是这场始于1979年的大讨论基本结束。

来自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个矫正视点

因为距离文革结束时间比较接近，人们便很容易产生这样的印象，认为这场以“人道主义”为旗帜的讨论主要是总结文革教训，是面向过去的，并由于文革已经成为过去，这场讨论的意义便已经结束。实际上事情远非如此。

由文革结束凸现出来的另外一个语境是：原有价值观念的衰落。这突出体现在1980年中期开始的“潘晓讨论”中。这场讨论中反映的空虚迷惘的情绪不能放在文革结束的框架之内，而是提示着在面对“新时期”时，这个社会需要不同的价值表述。

作为有责任心的党的理论家，王若水对这一点意识得非常清楚：“当前正在进行的这场改革，必定而且正在引起价值观念的变化；而适合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的新的价值观念，又必定而且正在促进改革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人的价值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问题，是有现实意义的，是和改革的步伐合拍的。”

“反思”的一方主要由三种力量组成。第一拨可以称之为“有备而来者”，他们此前在相关问题上被批判过，主要是在美学和文艺学领域中。比如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授朱光潜先生，1956年他因为“唯心主义美学”遭到批判，1979年他率先发表文章《关于人性论、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的问题》。华东师范大学文艺学教授钱谷融先生，1957年因发表《论“文学是人学”》一文，遭到全国范围内有组织的批判，1980年他发表了自己写在1957年的文章《论〈文学是人学〉一文的自我批判》，名为“自我批判”，实质是为自己辩护的。还有一位当年被批判时十分年轻、此番经过重新理论装备之后再度出场的学者是高尔泰，在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历经九死一生之后，1978年获改正之后任教兰州大学哲学系。曾经身处“强化的国家机器”之中，他所认识和捕捉到的问题更加尖锐，表达也更加彻底。

“反思”年代的不同寻常在于：远远不仅是当年的被批判者重新站出来说话，而且是同时期的一些批判者即否定人道主义的人们，在经历了惨痛的现实教训之后，重新改变自己的立场，站到了人道主义一边。应该说，这第二拨的力量发挥的作用最大，其中最典型的、动作最大的要数前面提到的周扬。处于他那个身份位置，1983年春天在中央党校做的那个报告，是下了决心，做了充分准备的。六十年代曾经被纳入周扬“批判人道主义”写作计划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汝信，于1980年8月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对人道主义的再认识》，表达了“人道主义就是主张要把人当作人来看待，人本身就是人的最高目的，人的价值也就在于他自身”。

真正发挥“引擎”作用的是一批可以称之为“少年布尔什维克”的人们。1949年新中国建立时他们才二十出头，但已经是“老革命”了。他们早年因为信仰而投身革命，后来目睹了自己队伍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及其在党内外所造成的破坏和影响，从而下决心从源头上来梳理一些问题。他们其时尚年轻、富有锐气和勇于探索真理。他们当中最突出的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1926年生，1946年进北大念哲学系后投奔解放区参加革命，1964年发表《桌子的哲学》一文受到毛泽东的赞赏，60年代与周扬因为批判人道主义有过工作接触。还有比如任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的薛德震，1932年生，15岁参加共产党，虽然他的著述没有王若水突出，但是1981年初由该社组稿、编辑的《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一书，在这场讨论中起到了“制高点”的作用，其中收入的文章都是第一次发表，该书标题是王若水的同名文章，薛德震本人的研究心得也在其内。一年半之后在压力之下，该出版社又出版了另一本书《关于人的学说的哲学探讨》，虽然锋芒远不如前一本，但是将一个富有意义的话题加以延续。周扬报告中“人道主义”这部分起草人顾骧，1930年生，抗日战争期间加入共产党的部队新四军。对于这些党内成员来说，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与革命队伍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即便是在讨论理论问题时，他们也不会忘记作为一个革命者在组织纪律性方面的约束。这就体现在王若水或薛德震的文章中，他们引经据典的都是马克思恩格斯经典作家本身，引文90%都是来自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偶尔也会用到《列宁全集》，王若水在个别地方还引用过《毛泽东选集》和《邓小平文选》。

另外一些更加年轻的人们没有这些历史与现实的负担。虽然有着在文革中失学的经验，但是靠着追求真理的热情、问题意识和勤奋，他们无师自通地掌握了当时最重要的知识——马克思主义。丁学良便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位，20世纪50年代生人，在短短两三年之内他写下数十万字文章。对丁学良来说，马克思主义既是中心，也是枢纽，趁着言及马克思主义，同时展示了西方思想史上其他宏伟有力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展示西方哲学社会思想的一个窗口，当然也代表着它的最高成就。

这场由共产党内知识分子为主导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与东欧五十年代中期开始的“人性面孔的”马克思主义的努力非常一致，同样是企图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寻找新的可能性，是来自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个矫正的视野。作为理论背景而发挥作用的中文内部出版书还有南斯拉夫学者德热拉斯的《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其中系统地讨论了出现在苏联的官僚异化问题；波兰哲学家沙夫《人的哲学——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主要是回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前一时期的错误和过失”而带来的“道德危机”。王若水们与胡乔木和他的专家班底所运用的外来资源完全不一样，后者才是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即更多地来自法国结构主义思想家阿尔都塞的著述。

争论的焦点或变动的视野

一、从“社会关系”出发还是从“现实的人”出发

针对王若水“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的提法，胡乔木文提出批评，指出“这是一个典型的混淆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同历史唯心主义界限的命题”。该文重申了1845年“费尔巴哈提纲”中马克思的表述之后，指出“人类社会，人们的社会关系（首先是生产关系），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出发点”。

突出强调马克思1845年之后的“新出发点”，实际上暗含了前后“两个马克思”之分，这是采取了法国结构主义理论家阿尔都塞写于六十年代那本《保卫马克思》一书中的基本划分，其时该书中的某些部分刚刚翻译为中文，1983年2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其中收录了阿尔都塞这本书一半以上的章节，这位来自“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表述，显然给那些意识形态专家们注射了强心剂。

涉及到是否属于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不小的原则问题。王若水当然需要证明自己的观点同样来自马克思主义，他先是采取了一个缓和的提法：“不能把从现实的人出发同从社会关系出发对立起来”。稍后，他便将这个分歧及实质表述得更加清楚。1988年他专门为此写下《论人的本质和社会关系》一文，于其中他大胆提出——几十年来，人们对于对“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理解是“错误”的。因为尽管人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也并不能得出结论，“社会关系”与“人”之间正好划上等号，他（它）们之间天衣无缝没有任何裂隙。他以易卜生的《娜拉》这个为中国人熟知多年的形象为例，指出“对娜拉来说，家庭关系恰恰否定了她的人的本质，使她觉得自己不是真正的人。”因此，“并非任何社会关系都是人的本质的实现”，相反，“异化了的社会关系不但不是人的本质的实现，反而使人的本质失去现实性，使人不成其为人”。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正是如此，他所批判的正是资本主义现存“社会关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

二、解释历史与评价历史

处于“拨乱反正”的背景之下，胡乔木和他的专家班底不可能完全退回到“十七年”否定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去，他们愿意做出某种程度的让步，即将“人道主义”一分为二——有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它“是唯心主义的”，“不能对人类社会做出科学的解释”，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后者有一些合理因素可以继承，于是就产生了“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它“是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它立足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之上，同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相适应”。

王若水对此提出了强有力质疑。他认为“人道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价值观念”。所谓世界观不能将价值观念排除出去，而是“应当包括价值观的”，“价值观是世界观的一个方面”。这是因为人“并不仅仅纯客观地解释世界本身是怎样的，他还要站在人的立场（包括阶级的立场）问这个世界好不好，对这个世界作出价值判断”。既然马克思说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那么改变世界便不能停留在对于世界的“解释”上面，而且要对世界作出“评价”：“这个世界是好的吗？它使人满意吗？它应该是怎样的？人希望它是怎样的？……没有这种评价，就根本不会产生改变世界的愿望。”

这是一个十分值得珍视的宝贵立场。因为在许多年内施行的，正是一种缺乏人的价值观的做法：在所谓“科学真理”的名义之下，有人声称自己正好掌握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并从中得出前进的方向，因而便可以摆脱一切限制以实现这个目标，没有什么可以构成他们转动“历史车轮”时的制约。正是这种历史观中的“唯科学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行为上的残忍、残暴，至少给它们提供了借口。

三、物的价值与人的价值

在排除了人的视野和价值的视野之后，胡乔木文中的“历史”变成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变成一个在生产力牵引下的神秘演进，因而从总体上看它是“向前，是进步”。在离开了“人”的羁绊之后，这样的历史便一路高歌了：“从原始社会到奴隶制社会”，被看做“人类社会的一个巨大的进步，是生产力有一个很大的发展的结果，它标志着人类摆脱了蒙昧和野蛮的阶段，而步入了文明的大门，从此才开始了人类的文明史”；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资本主义制度罪恶的最彻底的批判者，但是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仍然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在历史上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至于共产主义之代替资本主义，更是意味着人类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伟大进步”。

胡文中的这段话可以看做实证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典范，其中的关键词一是“生产力”、二是“发展”、三是“进步”，标榜的都是物质力量的胜利，并将这种胜利看做是“历史的凯旋”。强调“衡量历史进步的尺度只能是生产和生产方式的发展”，如此彻底排除了任何其他的衡量历史进步的尺度，比如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实际上完全丧失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

在讨论的不同阶段，王若水等人表述了不同的“人的价值”内涵。它最初的提出具有类似西方文艺复兴那样的冲动，是在经历了文革对于毛的“无限崇拜”、“无限忠于”的时期之后，人的意识的重新苏醒。2006年年底刘军宁先生倡导文艺复兴，所呼唤释放的其实是从这时候开始寻找出口的能量。而另外有人比如刘宾雁，则不同意用“神性”来解释文革期间的一些做法，认为称呼其为“兽行泛滥”才更确切。1984年王若水挨批之后，在他反驳胡乔木文的文章中，进一步用接近“人权“的字眼来表述，尽管这个词当时不可能出现：“特别是十年动乱，那更是蔑视人的价值，侵犯和践踏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任何尊严。”肯定人的生命安全、人身的独立与自由，此为“人的价值”的第一层含义。

“人的价值”的第二层含义与“劳动者”的基本权利有关。王若水指出：“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有人把工人看作是不足道的，生产指标才是一切，忘掉了人不是手段而是目的，忘掉了人不仅有劳动的需要还有提高物质生活和文化水平的需要，这不是违反了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原则吗？”高尔泰也在文章中尖锐指出：“物的世界越是增值，人的世界就越是贬值。人民曾经一天艰苦劳动十七八个小时而不能得到应有的报酬”。其中涉及到劳动者应得的经济收入、文化及教育条件、自由支配的时间等，具体地呈现了人的价值的内涵，根本不像有些批评者所说的那样“抽象”、“空洞”，而恰恰是这些，胡乔木文并没有给予正面回应。

“人的价值”的第三层含义指的是人在物质需要之上或者之外的那部分含义，包括人的“创造性活动”，“个性的全面发展”，它们是在马克思所运用的德国古典哲学及美学的范畴之内。高尔泰、丁学良都表述了类似的看法。丁学良有一篇才华横溢的文章便是：“马克思论共产主义的目的就是为了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王若水则尖锐指出，将人降到仅仅“物”的水平之上，正是马克思所批评的资本主义眼光：如果理解“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要什么有什么’的社会，就是每个人都过百万富翁的物质生活，这是普遍存在的误解。它的错误不是把共产主义看得太高了；恰恰相反，是看得太低了，因为在这里使用的价值尺度，仍然是资本主义的尺度。”

“异化”这个怪名词

所有这些讨论，都与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有关，“异化”问题更是如此。如此“怪”的名词能够进入当时人们视野，甚至上了报纸，只有在那个反思的年代才有可能。在这个外表晦涩的表达之中，实际上凝聚和释放了最大的政治能量。

对王若水来说，这是来自上世纪60年代的一个小小“遗产”。早在六十年代初期批判“苏修”人道主义时，由周扬牵头包括王若水等人奉命写一份小册子，题目叫《批判人道主义》。王若水被分派写作“异化”及“人性”这两章。结果小册子没有完成，1963年10月26日周扬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后来的“社科院”前身）部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报告中，用到了“异化”这个词。

待“思想解放的春风”乍起，王若水便于1979年第一期《外国哲学史研究集刊》发表了他六十年代对于异化问题的“旧稿”《关于“异化”的概念》，引起很大反响。1980年他应邀到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演讲，有人递来条子问“异化”是什么意思，王若水所做的解释，引起人们很大兴味，这就形成了那篇文章《谈谈异化问题》，其中为怪名词“异化”所下的定义：“本来是自己创造的东西，或者自己做的事情，但是它发展的后果，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超出了人们的控制，结果反过来支配自己，压制了自己”，基本上成了关于“异化”一词的经典定义。

当高尔泰构思写作那篇十分有影响的《异化现象近观》时，他仍然作为“带罪之身”在甘肃酒泉。这文章最初是以断断续续的笔记形式形成于1977年，1979年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内部刊物《未定稿》。十几年非人生活的历练，使得他一上来便采取了现实政治的立场，而不是停留在学术讨论之中：“异化概念复杂的和能动的涵义，以及它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处于什么环节，是国际学术界意见分歧、聚讼纷纭的问题。我们在这里不是要探讨那一类问题，也不是要研究马克思思想的历史发展，而是要用马克思曾经使用过的那个异化概念，来分析我们自己的问题。”“一种实践的人道主义不会满足于对人的权利的思辨的承认，而是要致力于变革那些使人异化的现实的历史条件。”

高尔泰文章中最为尖锐的是“权力异化”、“政治异化”以及“权力拜物教”、“政治拜物教”的表述。文中直陈：“人民作为主人委托给自己的代表的权力，反过来变成了压迫和奴役自己的异己的力量。‘主人’变成了‘公仆’，‘公仆’变成了‘主人’。”运用马克思批判中“商品拜物教”的提法，高尔泰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本”与“林彪、江青一伙”的“权力”相提并论，指出了“权力拜物教”的存在：“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在这里变成了权力拜物教。权力的世界越是增加价值，人的世界也就越是失掉价值。无数人死于非命，只当做‘交学费’，就是这种情况的最一般的表现。”

在（社会主义社会）“权力异化”的条件下，人民的地位因此一落千丈：“抽象的人民成了神。而具体的人民，则被物化，成了供神的牺牲品。”不仅是劳动者的经济地位，劳动者的实际的政治身份、政治地位，都是高尔泰深切关注的对象。“政治参与”当然谈不上，人民实际上被当作“虚无”，沦为实现他们个人野心的工具：“直接以国家和阶级的名义，要求和迫使人民不断为他们作出牺牲。从而把每一个人变成了他们手中可以任意剥削、操纵的工具。”

而对劳动者的贬抑是与抬高少数人的特权有关——前者越是低廉，后者越是穷奢极欲：“要求你吃大苦、耐大劳、要求你拼命的干，但是不给你足够的吃、足够的穿、足够的休息，还要你每天开会批判、斗争，深夜里不得睡眠。至于住宅拥挤、学校荒废、环境污染、家庭不得团聚之类，更是习以为常的现象。国家资金的节约，表现为劳动者人身材料的浪费，表现为一个和劳动者相异化、和劳动者绝对不相干的条件。而这同一个条件，也就是他们得以维持自己的统治，得以无限制的挥霍享受，得以不劳而获地过着穷奢极欲、荒淫无耻的生活的那个条件。”身处逆境中的高尔泰，显然模仿起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晦涩的文风和句式。

比起高尔泰杂糅感性与激情的文字，王若水的表达则更加清晰，在根据演讲整理而成的那篇《谈谈异化问题》一文中，王若水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三种异化：思想上的异化、政治上的异化和经济上的异化。“思想上的异化”意味着“个人迷信，现代迷信”，当然指的是在文革中发展到极点的对待毛泽东的迷信。“政治上的异化”同样意味着“权力异化”：“是人民给了领导以权力，给这个权力干什么？是要为人民服务。但这个权力一旦给出去之后，就有这种危险：可能有一部分人把这种权力不为人民服务，而为自己服务，结果由人民的公仆变成了人民的老爷。”身为党内知识分子，王若水还在考虑“党的异化”：“本来是受压迫的党，变成了执政的党，党的地位起了变化，就可能有脱离群众、脱离人民的危险，可能异化。”“经济上的异化”其一是指不懂经济规律结果的“唯意志论”，花了很多钱不仅没有收益而且“还背了一个大包袱”，在这种情况下，人的干劲越大，就越是大吃苦头；其二指今天所说的环境问题，他提到在云南毁林开荒的做法，将森林烧掉要它的荒地，这样做“破坏了生态的平衡”；建立一个化工厂没有想到它“产生了污染，倒过来危害了人”。

尾声

可以说，由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引起的讨论，思想能量迄今还没有得到正当释放，期间所表达的有关尊重人的价值维度在今天仍然是迫切需要的。在这些维度的方向上可以进一步努力，使之更加完善和完备，但是远远不能说已经丧失意义。如果我们不把自己的传统也看作是一种传统，就要走更多的弯路。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8年第2期 奥斯特洛夫斯基：“我们所建成的，与我们为之奋斗的完全两样！”　作者：穆广仁

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通过他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英雄保尔·柯察金，说出他自己对人生的追求：“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每个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一生应当是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

我在年轻的时候，不止一遍地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又不知有多少次特地翻开书中这一段“警语”，默诵着，震撼着。它已经成为我所崇尚的人生观、座右铭。它引导着我在黑暗中摸索、探求人生的道路。甚至，连同保尔自我批判过的过错——他为了他所倾心的革命竟然断绝了在战斗中成长起来的爱情，和丽达分手——也成为我在战斗年代处理爱情的榜样。

保尔在战争年代那种激情，包括那种“左得可爱”的政治情绪，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认为他是完美的；当我知道“切卡”是被人憎恶的“克格勃”的前身，我仍然觉得保尔参加“切卡”的行动并无损于他的“完美”，因为那是残酷的革命年代。在修筑那条运送木材的铁路时，他邂逅了他少年时期情人冬妮娅时，表现出过分粗鲁的态度，显然是出于无产者的阶级感情，对于有些温情主义的我实在有点接受不了。但仍然原谅了他。甚至在我了解了斯大林时代的专制与恐怖，亲历了中国式的“左害”之后，也还没有去想保尔（也是尼古拉）传奇的一生是否也有可悔之处。

几个月前，《莫斯科共青团员报》刊载一篇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侄女加林娜对这家报纸的讲述，才知道他在临终之前再次发出对人生的“警语”：“我们所建成的，与我们为之奋斗的完全两样。”哎呀，这不是和我们中国一代人所憬悟的人生如出一辙么？我再一次被震撼了。其实，我今天已不是对斯大林时代完全陌生的人了。从斯大林到晚年的毛泽东，既然是如出一辙，俄罗斯和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命运的雷同，不是理所当然之事吗。我之所以被震撼，固然是由于我对尼古拉的人生了解太少，尼古拉在我心目中就只是英雄，没有其他。但，更多的是，他说出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心曲。我们这一代人常常被人诘问：“你们当初那么热情地投入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你们难道就不悔么？我说：不悔。当尼古拉说这句临终遗言时，他是否为“为之奋斗”的人生悔恨了？我以为，他没有！我们呢，不是也不对过去的追求无悔吗？

加林娜是这样叙述的：奥斯特洛夫斯基12岁开始做工，15岁上战场杀敌，16岁身受重伤，27岁全身瘫痪，32岁溘然长逝。在他英雄般的人生历程中，既是勇敢的战士，又是伟大的作家，他的名字传遍了广袤的苏联大地。但是，他也曾拒绝对白军开枪，被押上法庭受审。他反对斯大林时期的肃反运动；一些曾经与他并肩杀敌、交情深厚的战友，都没有逃过被逮捕、遭枪杀的厄运。这对于身罹重病的他，不啻沉重的打击。依他的性格，他不会选择沉默。他生前的挚友萨尔达托夫说：“尼古拉的个性太率直了，如果他不在1936年病逝，迟早会有人‘帮助’他结束生命的。”

对于他本人所受到过的审判、他对斯大林时代的极权制度的抗争，是我过去所不曾知晓的。他对斯大林时代的极权制度的否定，更加完成了他人生的完美。加林娜不曾谈及遭受审判的尼古拉是否也被迫作了什么“检讨”之类。据一本名为《斯大林肃反秘闻》的书说，那些为苏联革命立下不朽功勋的老布尔什维克们，在他们以“反党、叛国”罪名受到审判时，他们竟把“有损于自己荣誉，而又是开庭所必不可少的证据提供给起诉人，这证据就是他们自认为有罪！”濒临死亡的他们不为自己的清白辩护，却为斯大林为迫害他们炮制出来的审判辩护。但是，按照尼古拉的性格，他不会在法庭上自认为有罪。也许，这就是他的战友所以预见到尼古拉早晚也是要被处死的。奥斯特洛夫斯基是百分之百的血统无产阶级战士，但是无产者的出身，没有泯灭他所具有的人的共同的人性和人道主义情愫。因此，他不能不受到审判，不能不陷罹俄罗斯许多作家的共同悲剧命运。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晚年硬把人道主义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施之鞭挞。在左祸临头时，中国许多知识分子不得不远离“人道主义”这个“恶魔”，可悲也哉。

苏联作家们在斯大林时代大多无法逃脱悲剧的结局。悲剧无非是两种：一是被逮捕、被杀害、放逐西伯利亚；另一是被迫在一定程度上对极权者做出妥协，甚至为极权制度做过某种服务，先有高尔基，后有法捷耶夫。尼古拉病得早、死得早，没有来得及完成悲剧的全过程。

从加林娜的回忆可以看出，尼古拉对极权制度的反叛，说明他所为之奋斗的理想，不只是不受压迫，吃饱肚子（不虞匮乏的自由），还有更神圣的东西：民主、自由、人性的尊严、精神的彻底解放。他没有追求阶级专政，没有追求苛政暴政。他过去所追求的，没有错，无须悔；对于斯大林建成的极权社会，他没有顺从，还谴责了，他仍然没有错，无须悔。

在上个世纪40年代投身中国革命的我们这一代人，尽管也盲目地向往过苏联的“幸福社会”，但其所追求的决非什么斯大林式的极权专制社会；他们热切追求的无非是不愿当亡国奴，要求抗日；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要求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当时他们追随共产党，只是因为共产党当时的纲领（被称作“最低纲领”）适应了他们所追求的东西。一般说来，他们并不曾读过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读的多是通俗性的进步书刊），也不知道中共的最高纲领（共产主义社会）是个什么样子，既不知道斯大林的暴政，也从未料到中共解放后一段时间实施的“左祸”。在我所接触到的那个同时代人当中，极少对他们当时的追求有所悔的；至今他们还在为争取民主自由、反对专制而奋斗着，也仍然无所悔。这就是我所以为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警语深为感动的原因：“我们所建成的，与我们为之奋斗的完全两样！”

在叹服尼古拉一生的完美时，不能不对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包括我自己）在个人迷信时代所表现出的盲从和暴政下的屈从感到脸红。既有损害个人尊严和人格的无休止的“检讨”，也有对“同类”无可奈何的批判。因此，我和同我类似的人不能说是人生的“完美”，而是“很不完美”，中间有一段甚至是“丑陋”。这是无法与奥斯特洛夫斯基无悔的一生相比拟的。也许，仅仅是由于认同了“我们所建成的，与我们为之奋斗的完全两样”，才被人们美称之为“两头真”的吧。

（作者为新华社原副总编辑）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8年第2期 解放后苏联援华的历史真相　作者：徐　焰

新中国成立后，中苏两国曾有过一段“兄弟般”友谊的关系密切时期，中国的国防现代化事业的飞速发展也得到过苏联的帮助。不过在这一时期，苏方宣传“无私援助”时曾以居高临下的不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还斤斤计较一些装备费用并记下款务，在过惯了军事共产主义生活的中国领导人心中也留下了一些不满。60年代两国反目后，欠款和还债成为中苏关系的一项重大问题，在中国国内多年间还曾引出了“逼债”一类传言。如今，在人们已经习惯了市场经济并强调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形势下，再回顾这段让人感慨的历史，仍可引发一些深层次的反思。

抗美援朝时苏联以半价对华提供武器，留下13亿美元军火债

新中国从成立起便同苏联结盟，是由中苏两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特殊联系所决定。从共产国际时代起，苏联便以国际主义为立国原则，出资援助他国共产党，同时又伴以“老子党”式的指手画脚。这种两重性体现在苏共对中共的关系上，决定了中苏两国会走向结盟，又注定了后来随着中国坚持独立自主而会出现关系破裂。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建立起，便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援（实际由苏联出钱），在建党初期还是地下活动经费的主要来源。以苏联这样一个大国的外援而论，革命战争期间援助中共的钱款只是微小数目，在大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还远比不上对国民党的援款。例如按中共历史档案中的财务统计，1927年国际方面秘密拨付的各种款项总额不足100万银元，而按顾问鲍罗廷被解职回国时所称，苏联向国民党政府和西北冯玉祥部的援助价值累计超过5000万银元。后来中国共产党人转入被包围的农村根据地，经济来源基本靠自力更生，在政治上也能摆脱“老子党”式的指挥而独立自主。在解放战争期间，苏联只是秘密向东北解放区转交过部分缴获日本的旧武器（同时还从东北索要了许多物资），并没有提供过本国制造的军事装备。新中国成立前夕，刘少奇于1949年7月率领中共代表团秘密访苏，提出购买飞机舰艇等解放台湾急需的装备，斯大林表示同意，从此开始向解放军提供武器。

刚刚建立的新中国百废待兴，购买武器缺少现汇。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时，中苏双方于1950年2月签订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宣布对华提供3亿美元贷款用以购买机器等物资，实际上内部议定这笔钱大部用于对苏联提供的海空装备付款。

1950年10月，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出兵抗美援朝，并派周恩来、林彪赴苏联洽商武器问题。斯大林急切地希望中国参战，表示可提供所需各种武器。当时任翻译的师哲回忆说：“我们和苏联谈判时，只谈到军火的数目，而没有谈军火的价格。”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长期过惯了军事共产主义生活，对商品经济很不熟悉。一向以办事精细著称的周恩来私下对师哲说：“我们接受苏方的军火，是作为他们对抗美援朝的贡献而接收的。”长期在苏联生活过的师哲却回答说：“他们办具体事情的人不会同意我们不付钱的想法。”事后证明，并非是“办具体事情的人”要同中国算账，斯大林本人的态度也是如此。

中国入朝部队出发前，10月13日毛泽东致电在莫斯科的周恩来，希望他向斯大林交涉，所取得的武器最好采用租借方式，苏方却要将装备折价算作对华贷款。1951年2月，周恩来与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大将在北京签订了关于苏联向中国政府提供军事贷款的协定，规定以1950年10月19日中国出兵抗美援朝为界，此前订货以全价付款，此后以半价付款。对此，苏方的解释是援朝应“共同负担”，两国各出一半的钱。当时中国对朝鲜的全部人力物力援助都是无偿的，苏联却对武器款斤斤计较。相比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从美国得到的约100亿美元的租借物资，直到70年代才同意象征性地偿还了3亿美元。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斯大林也曾无偿提供过部分装备，主要是为了弥补双方不愉快而做出的政治姿态。此间苏联提供的陆军装备，几乎全部是二次大战用过的旧品。如苏军已装备AK-47自动枪，对华只提供波波沙-41冲锋枪。苏军已逐步用T-54坦克换装，便把淘汰下来的3000余辆T-34运到中国，许多车体上还留有对德作战时的弹痕，只是刷上一层新漆。苏联起初对华提供的七个师空军装备，有六个师配备米格-9这种1946年苏联研制出而感到不满意的第一种喷气式战斗机。中国空军领导人认为其无法同美军F-84交锋，更不能抗衡F-86，为此同苏联顾问发生争吵。斯大林考虑到两国关系，才于1951年5月两次致电毛泽东致歉，并无偿送给372架米格-15。中国接受苏援第一批武器后，将三个师装备无偿转交朝鲜人民军，斯大林闻讯后为显示其更高的风格，决定再无偿对华援助二十个陆军师的武器。1952年，苏联决定将60架伊尔-28轻型喷气式轰炸机卖给中国，这也是斯大林在世时唯一对新中国提供的现役新式装备。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苏联总共向中国提供了64个陆军师、23个空军师的装备，大部分装备系有偿（半价）提供，就此中国欠下苏联军火债30亿人民币，在当时折合13亿美元。1955年苏军从旅顺撤退时，又移交了折价9.8亿人民币的装备。这些军事欠款，占了中国对苏欠款总额的六成以上。解放军掌握这些武器，对于迅速提高战术技术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1970年毛泽东会见金日成时说：“我看还是要感谢苏联，它总帮助了我们军火和弹药嘛，算半价，还有汽车队。”

苏联领导人中间赫鲁晓夫对华援助的质量最高、意义最重大

中苏关系破裂后的很长时间里，国内曾出现一种传说，即称斯大林时期援华慷慨热情，赫鲁晓夫则扮演了撕毁援助合同和“逼债”的角色。其实，若是仔细研究历史档案和亲历者的回忆，在苏联历届领导人中，对华提供援助最多且质量最高者恰恰是赫鲁晓夫。

1953年3月斯大林突然去世，临终前没有明确指定接班人，这使苏联领导层出现最高权力的争夺。同年9月，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其地位还不能同斯大林担任的总书记相比，急需得到中国党的支持。据俄罗斯解密的档案记载，1954年9月赫鲁晓夫首次来华前主持召开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决定对华大幅增加援助作为礼物。伏罗希洛夫发言称这是苏联经济难以承受的，赫鲁晓夫则说非如此不能使中国人感受到友谊。果然，在这次来华参加新中国成立五周年庆典期间，赫鲁晓夫改变了斯大林过去的大国沙文主义做法，废除了中苏关系中一些不平等约定，议定从旅顺撤军和交还基地。对于提供常规武器，苏联也改变了斯大林时期主要提供已淘汰的旧品的做法，改为提供现役新装备样品和生产技术。

1954年11月起，苏联向中国提供了米格-17样品及全套资料，中国于1956年仿制成功命名为歼-5歼击机。1955年1月以后，苏联向中国转交了AK-47自动枪、C-41半自动步枪、捷克加列夫轻机枪等技术资料，中国于翌年分别仿制成56式冲锋枪（实际应称自动步枪）、56式半自动步枪和56式轻机枪。苏联还提供了现役的T-54A坦克和各种火炮的样品图纸，中国仿造成功后命名为59式坦克和带“5”字头的各式火炮。中国军工水平就此于50年代后期又实现了一次代的飞跃，在常规装备领域已接近或达到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

在中国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援华的重点是称为“156项”的基础工业设施建设。这些项目的机器设备，主要是以货物贸易而不是以贷款交付的，援华苏联专家的工资也由中方付。不过根据中苏两国的科技协定，提供技术是免费的，只交纸张和复印费，而技术援助恰恰是中国方面最需要的。1952年中国制定“一五”计划时，斯大林同意帮助建设141项重点工程，1954年赫鲁晓夫又追加15项并提升质量，成为奠定中国工业化基础的著名的“156项”。后来落实的工程共150项，其中44项是军工企业，包括陆海空三军各种主战装备的制造厂。这样，在不到十年时间内，中国以几十亿人民币费用就建立起配套的国防工业基础，在世界近现代历史上创造了成本最低和规模速度空前的纪录。

赫鲁晓夫时代对中国提供的最重要的援助，是帮助建造核弹、导弹生产企业和相应技术。1954年赫鲁晓夫来华时，毛泽东曾提出过是否能在核弹、导弹技术方面提供帮助，苏方采取了婉拒态度。1956年东欧出现反对苏联控制的波兰、匈牙利事件，1957年6月苏共党内莫洛托夫等元老又要求推翻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在掌握军队的朱可夫主持下打倒了多数中央主席团成员，却未摆脱内外交困的处境。同年7月上旬，赫鲁晓夫派主席团委员米高扬来华介绍情况，希望中共中央对他表示支持。毛泽东连夜主持开会研究，中共中央最后决定为照顾中苏关系，并考虑到赫鲁晓夫是当时苏共领导中比较好打交道的一位，公开表态支持苏共中央的决定。鉴于赫鲁晓夫在政治上有求于中国，7月18日聂荣臻提出，应利用这一机会交涉核技术援助，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后马上做出安排。此次苏方反应空前迅速，7月20日苏联驻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代表政府做出同意答复。据前些年已经解密的俄罗斯档案记载，赫鲁晓夫不顾军方坚决反对，决定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生产技术，帮助建立核工厂。

1957年9月，聂荣臻所率的中国代表团访苏，赫鲁晓夫在确认毛泽东同意访苏的消息后，同意签订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同年11月，毛泽东到莫斯科参加了六十一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在大会发言中表示了支持赫鲁晓夫战胜“反党集团”，同时拥护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的“为首”地位。从同年末开始，苏联开始履行协议，对华提供了P-2导弹作为中国导弹事业的起步的最早样品。翌年，苏联又向中国提供了所需核工业设备，并派出近千名专家，建成了湖南和江西的铀矿、包头核燃料棒工厂及酒泉研制基地、新疆的核实验场，中国正式进入了核工业建设和研制核武器的新阶段。

1958年夏天，中苏之间因“长波电台”和“联合（潜艇）舰队”事件发生争执，翌年6月赫鲁晓夫通知中国“暂缓两年”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制造技术。1960年7月，苏联又撤回在中国核工业和军工部门的专家，不再履行这一领域的协定，不过此前苏联的技术援助还是大大加快了中国“两弹”事业的进程。中国能完成“两弹一星”这一伟大事业，主要因素无疑是本国科技人员的努力和全国各部门的团结奋斗，苏联短时期的援助也毕竟起到了一些作用。笔者同周恩来总理最后两任军事秘书周家鼎、王亚志谈到此事时，这两位当年亲自参与其事的老前辈都感叹说，苏联中断合同撤走专家，留下一堆“半拉子”工厂，却毕竟比我们白手起家要好得多。

回顾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军事援华的这段令人感慨不已的历史，可以看到赫鲁晓夫在原则问题上反复摇摆且缺乏信义，最后采取撤退专家、中断合同的方式，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在后来的多年间，赫鲁晓夫成为中国人指责的对象也属咎由自取，不过他对华给予过的高质量援助还是应该在史册上写下一笔。

“大跃进”时不能按时对苏交货又欠下一笔经济债

1958年中国发起“大跃进”后，经济很快陷入困境。当时中国进出口贸易额中对苏联贸易占一半，出口主要是粮、油、肉、蛋，进口主要是机器和武器装备。在1959、1960年两年间，国内因副食供应紧张和收购困难，不能如期对苏联交货，贸易欠债达25亿卢布。

后来国内有一种传说，称中国是在困难年代向苏联归还了抗美援朝所欠的巨大债务。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当年主管财政的副总理李先念在《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中所列举的数字，自1950年以来我国向苏联所借的外债和应付利息，折合人民币计算共为57.43亿元人民币。其他有些资料列举的欠债数字与此略有不同（一说为59亿元人民币），主要是因计算方式（如利息折算等）的差别造成。根据《中国财政统计》中公布的数字，从50年代初至1960年，我国对苏联已经还债33亿元人民币，即已将所欠的武器债务基本还清，此时所欠的债务主要已经不是抗美援朝的军火债务，而多是“大跃进”两年间因不能按合同交货拖欠下来的贸易债务，以及接受旅顺苏军撤出后所留装备的收购费，其总额折合23亿元人民币。

1959年以后，国家每年有500亿元人民币以上的财政支出，偿还这笔23亿元的欠款，按正常情况而论不应是一个大数目。不过此时国内因极“左”错误指导造成的经济恶果已完全显现，饥荒蔓延各省，用救赈饥民急需的农业产品还债便有一些困难。1960年6月，中苏两党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因对国际形势和评价斯大林的看法发生争执，赫鲁晓夫在气恼中竟口出赌气式的恶言称：“我们可以把斯大林的尸体运到北京，供你们欣赏。”为施加政治压力，同年7月间苏联政府又从中国撤走全部专家并中止多数合同。鉴于国内出现的困境，同年底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约见苏联驻华使馆参赞以口头声明表示，中国方面支付出现困难，在贸易方面估计共欠苏方20亿卢布可能要在五年内还清。12月17日，苏联外贸部部长帕托利切夫约见中国驻苏大使刘晓，指责中国方面未与苏联协商，就片面地把贸易方面欠债偿还期限确定为五年，并以中方违约为由，表示短期内不向中国提供汽油。后来国内一度传说所谓苏联“逼债”，能够找到的主要根据便是指此事，而随后的实际情况又并非如此。

1960年11月，刘少奇前往莫斯科参加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中苏两党在争吵后出于各自战略需求，都采取了防止破裂的措施，最终达成了共同宣言。随后，刘少奇以国家主席身份访苏，几个月前双方的紧张关系又得到缓和。刘少奇访苏期间，米高扬曾表示很快会恢复一些援华项目并再派专家，随之赫鲁晓夫又提出中国可延期还清贸易欠款。

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曾说明：“我们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十四亿零六百万新卢布，已经按期偿还了十三亿八千九百万新卢布，剩下的尾数一千七百万新卢布，我们已经向苏方提出，用今年对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一部分来提前全部还清。不仅如此，我们还拿出了比这个时期偿还的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由此可看出，在60年代前期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中国以节衣缩食实行援外的数目（主要是援助越南、阿尔巴尼亚等国）也远超过对苏还债。

60年代前期，中国在经济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对苏仍如期提供实物抵债甚至提前还款。据国内已公布的统计数字，在1960至1964年这五年间，中国每年对苏还债额分别为3.63亿、5.19亿、8.54亿、9.61亿、12.16亿元人民币，至1965年提前还清了对苏欠款。如排除情绪化的传言来进行量化分析，可看出这一时期中国平均每年对苏还债数只占国家年财政支出的2%左右。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评述这段历史，可看出中国对苏还债无疑增加了国家部分开支，在总支出中比例却很小，当然不会是造成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

中苏关系恶化后毛泽东为表示“争气”提前还债

中苏关系恶化后，对苏还债一事被提到很重要的议题上，主要是出于政治原因。1989年5月，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来到北京时，邓小平曾向他深刻说明了过去中苏矛盾“真正的实质问题在于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当年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对苏欠款，苏联领导人乘机以恩人自居，这在两党出现严重分歧时无疑会使中方产生严重心理压力，还债这一经济行为便被上纲到“争气”和“反修”的高度，并与国内经济困难的起因联系起来。

中苏关系良好时，出现商贸拖欠这一经济交往中的常见现象，并未引起双方领导人的特别重视。1960年春夏之际中苏双方出现严重分歧，同年7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会议，重点讨论“反修”问题。会议期间，传来赫鲁晓夫于7月16日突然通知撤退在华全部专家的消息，与会者都激发起一种勒紧裤带尽快还债的情绪。会上有人说：“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有人提倡：“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毛泽东则以坚定的口气说：“明年还清这个债。”在本国已经严重缺粮、缺副食的情况下，要“争口气”提前还债，确实显示了一种自强和无畏的气概。从同年10月起，毛泽东还带头不吃肉，以示同全国人民共渡难关。

中国方面显示出不向苏联压力屈服的态度，使一心想维护在国际共运中“为首”地位的赫鲁晓夫处境尴尬。他为缓和对华关系，从1960年末至1961年春天一度部分地恢复了对中国国防和经济方面的援助。1961年2月，赫鲁晓夫写信给周恩来，主动提出愿意提供当时最先进的米格-21战斗机的样品和全部技术资料，以供中国仿制。2月27日，赫鲁晓夫又致函毛泽东提出，愿意借给中国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3月8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口头答复，感谢赫鲁晓夫的好意，不过因出于“争气”和不愿再欠苏联粮食的原因，中共中央提出可将这些粮食作为后备而未接受，还是立足于从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地进口粮食（当时美国提出的售粮报价最低，因中美敌对的政治原因不能购买）。对于古巴糖，中国方面接受下来，在三年困难时成为下发的重要滋补品。

1961年3月，苏联政府又主动提出，在两国贸易中间中国所欠的10亿卢布逆差可分五年偿还，不计利息，4月间双方就此达成协议。当时这一消息由《人民日报》正式公布，在中国广大群众中间产生了好的影响。同年夏天，中苏关系因阿尔巴尼亚等问题严重恶化后，苏联又不肯兑现再派对华专家和恢复援助的承诺，中国也开始了全面的“反修”斗争，“逼债”及由此造成经济困难一说又以基层干部宣讲和民间传说方式长期传播。不过在中共中央致苏共的公开信和政府声明中，从来没有提到过有“逼债”一事。

1965年中国提前还清了对苏欠款，随后又还清了国内公债，“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成为国内宣传中自豪的话语。中国在国际债务中严守信用，此后多年间还成为国外愿意对华大量投资原因之一，从这个意义看当年对苏还债一事确实造成了长远的良好影响，也显示了中国人的志气。不过从与世界接轨长远地发展经济的角度看，当时的中国人受长期自然经济的历史局限，对如何引进外资以促进国内建设的确认识不足，在接受外援和对外援助时如何贯彻经济上互利的原则也缺乏经验，一些做法和说法并不合乎国家长远的经济利益。

历史证明，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乃至整个经济建设要取得迅速的发展，必须注重引进国外先进的装备和技术，一些正常的借款也是需要的。中国的对外交往特别是引进装备技术，应着重国家利益考虑而不应过多纠缠政治原则的概念分歧，如果在对外交往中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一旦发生政治分歧便往往会由亲转仇。这些经验教训不仅体现在中苏关系中，在中国援外中也充分显现出来。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政府确立以国家利益而不以意识形态定亲疏，按照市场规律处理对外经济交往等原则，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才得以树立起来。

（徐焰，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少将，博士生导师，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历史分会副秘书长）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8年第2期 张申府：“我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人！”　作者：王贵胜

1979年11月，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舒衡哲教授在北京王府仓胡同对张申府进行了60小时的采访，从纷纭复杂的中共党史中发掘出了一个“出土文物”。张申府表示：“我们必须坦诚地谈，因为对我来说，讲实话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舒衡哲后来讲：“越听张申府讲故事，越核对他与同时代知识分子的文献和回忆，就越觉得这位杰出的哲学家竟然在现代史上被忽略了这一点是多么不可思议。对我来讲，张申府的一生，是一部关于记忆和失忆的寓言。这个寓言如果我不去找它的话，它也会来找我。”张申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作为中共旅法共产主义小组的创始人，作为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作为一二·九运动的领袖，是一个早年轰轰烈烈、晚年默默无闻的人，是一个一度辉煌、半生暗淡的人。纵观张申府的一生，他特立独行，极度自信，固执己见，为了捍卫真理而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他一生都在讲真话，始终不渝地做一个与真理同行的人。

“我一生都喜欢新的思想，总之是新的东西我都爱!”

1917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同年秋天，张申府被聘到北京大学预科学院教授逻辑。作为一个24岁的年轻人，张申府自视甚高，对如何救国救民有许多新思想新理念。他搞了一个学术组织，成为论坛的主要健将，很快锋芒毕露，引起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的注意。张申府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上，公开鼓吹一种新的中国文化。1919年5月，《新青年》杂志发表了张申府的一篇文章《危险思想》，其中写道：“死亡、痛苦、绝望、贫病、命运，固然都是可畏的，但是思想能思想它，思想的能力更伟大。地狱的洞里，思想可以走进去巡察，毫无恐惧。将来能生存的人，是去思去想的。”张申府相信，只有像他这样敢于思考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救世者。1919年7月13日，李大钊主编的《每周评论》杂志上，发表了张申府的文章《自由与秩序》，其中讲：“吾们的心，吾们的精神，不但要伟大，自由更要紧。一切心理的束缚，思想的罗网，都须尽先解除。必先有了内部的自由，才有外面的自由可言。”张申府在北大预科学习期间，从这一科跳到另一科，由数学跳到哲学，由逻辑跳到辩证唯物论，不断接受新思想，想把孔子、罗素、马克思、爱因斯坦的思想熔于一炉。他说：“我一生都喜欢新的思想，总之是新的东西我都爱。我碰到新的东西时，我就忘记早些时候曾经吸引我的事物。”1914年开始，张申府开始阅读罗素的著作，成为罗素思想的热情崇拜者。从1916年至1919年，张申府几乎读尽了罗素所有的著作。在1919年至1920年的14个月中，张申府翻译、撰写了10篇关于罗素的论文。1920年11月9日，张申府给罗素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过了几个星期，罗素来到上海访问，张申府见到了罗素，又在北京听了他的几次演讲。他对罗素的演讲给予了高度评价：“我觉得他的演讲就像玉泉山的水，爽人宜人，清冽干脆。”1983年2月，张申府为罗素文集写了一篇序言《我对罗素的敬仰和了解》，最后一次表达了对罗素“高山仰止、景行行之”的崇敬之情。张申府曾经自豪地讲：“在中国，一些西方最重要的新的理论与人物最先由我介绍。现在流行的好些名字和著作，是由我最先翻译和解释的。对于罗素受中国学界的注意，就更明显了。这是我对中国的一个主要贡献，也是我感觉最光荣的。上述的工作，像我在广大民众中撒播的种子。”同张申府同时进入北京大学当教授的梁漱溟先生讲：“张申府先生对西方的认识比我多得多。他亲眼看过和读过西方的东西，他的是第一手知识。”

“赞成我多的，我就干，赞成我的是少数，我就滚蛋，我可以在党外帮助干!”

1921年7月，张申府在巴黎为《新青年》杂志写了一篇文章《说实话》，在一大召开前夕发表，其中讲道：“吾以为很有组织一个‘实话党’的必要。这个党要从心理上，从形成这种心理的人间关系上，毁掉不说实话的因缘。”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没有叫“实话党”，但张申府终生都在始终不渝地讲实话，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决不屈从于任何权威。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合作。共产党内部立即大起风波，大多数党员只赞成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反对直接加入国民党。陈独秀生气地说：“这不叫国共合作，这是国共混合。”对此，布哈林在《真理报》上进行了严厉批评，陈独秀只好屈从。因为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只能无条件地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孙中山屡次向共产国际的代表说：“共产党既然加入国民党，便应该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中国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1925年1月，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会议围绕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张申府坚决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理由是：马克思在领导1848年德国革命时讲过，共产党原则上应当保持它的独立性，不应当依附其他政党；列宁领导俄国革命，首先主张俄国无产阶级政党不应当同资产阶级政党合作，应当有独立的主张。共产国际要求中国共产党参加国民党，在理论上就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意见。当时蔡和森说他幼稚可笑，张申府怒不可遏，一气之下表示要退党。他走出会场，周恩来在大堂过道截住他，跟他说赞同他的观点，但请求他不要脱党，他不为所动。后来，张申府来到北京，李大钊、赵世炎都劝他不要脱党，他还是不为所动。他说：“赞成我多的我就干，赞成我的是少数我就滚蛋，我可以在党外帮助干。”1980年4月28日，张申府回忆这段历史后说：“我想我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人。周恩来就不同，他是弯而不折。”陆定一在粉碎“四人帮”从监狱里放出来之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谈到，周恩来一直到遵义会议后才成为真正马克思主义者，因为此后他才明白了共产国际的错误。陈独秀在谈到辞去党的总书记的原因时讲：“共产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无论是周恩来，还是陈独秀，在对待共产国际的问题上都没有张申府觉悟得早，更没有张申府那种义无反顾地反对共产国际决定的勇气。

“谁叫我们是知识分子呢？知识分子就是要以天下为己任!”

张申府曾经是一个推动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的风云人物，他秉承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遗训，在“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时节，曾经“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大有“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1920年，陈独秀、李大钊多次找在北大任教授的张申府讨论在中国创立共产党的问题。同年10月，北京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李大钊、张国焘、张申府成为中共最早的3名党员。1921年初，张申府到达巴黎，组建了中共旅法共产主义小组。他来欧洲时，陈独秀已经让他全权负责招收党员。如果觉得某个人适合，他就写信给陈独秀介绍情况。周恩来入党，就是凭张申府的一封信而已。1924年，张申府回国后，积极参加党的活动，很快在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上与党内一些人政见不合，于1925年脱党。当时，他已经看透了中共政策的弱点，认为在1927年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之前，中共的策略已经失败。他想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寻找第三条拯救中国的出路，真可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张申府讲过：“我们知识分子为什么这样不能自已，一次又一次地卷入政治呢？可能是受1927年的失败所惩罚吧。革命在这一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失败，但我们很快又积聚力量作出反击。谁叫我们是知识分子呢？知识分子就是要以天下为己任，这是中国读书人历来的责任。1927年我们虽然失败，但我们知识分子仍然要寻找出路，我们不能够什么也不做。”1935年在一二·九运动中，张申府作为主要领导人，他与妻子刘清扬一同被捕入狱，被关了5个多月。他后来回忆被捕后遭遇时说：“那些日子对我来说真是艰苦。我今天仍然记得狱警凶恶地喊叫着我的名字：‘张崧年!张崧年!’我对我的名字憎厌起来，释放之后我就不再用这个名字，我只用张申府，一直到今天。”1936年5月7日，张申府才由冯玉祥将军保释而出狱。出狱后，他被开除了在清华大学已经做了5年的教授职位，理由是他在抗日救国活动中表现得太突出。清华大学政治系的两名教授反对学校与张申府续约，说他是搞政治的，不是教哲学的，没有履行好教学责任。张申府后来讲过：“我坐过一次牢，失去过教授职位，但是我没有后悔我的行为。如果我不是中国人的话，如果我不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孔子后人的话，如果我不是我的好朋友熟悉的张申府的话，我便会摆脱尘世事务。这样，我或许会成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哲学家。”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先生讲：“如果张申府能够研究学问，那么在学术上的建树恐怕会超过他的弟弟——著名哲学家张岱年。”

“没有人可以破坏我的决心，批判性思想是我的避难之地。”

1936年夏天，张申府离开清华大学之后，全身心地投入组织救国会。到1937年，他是救国会在华北的重要领袖之一，也是当时“新启蒙运动”的主要设计师和旗手，这个运动可以说是“五四”精神在抗战中的再生。1938年5月25日，张申府在他新编的刊物《战时文化》发刊词中讲：“文化可以是、而且应该是抗战的有力武器。我们每个人都要超越现在，超越自我，为一个较高的理想而行动。因此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战时哲学，一个具体的哲学、具体的教育政策，能促进科学的文化、科学的方法和科学的气质。这是今天最迫切的任务。”1939年4月10日，张申府在《战时文化》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新启蒙运动和新生活运动》，与蒋介石倡导的对战时领袖忠诚、顺从的思想唱对台戏，反对他搞个人独裁。张申府1923年在莫斯科第一次见蒋介石时，便不喜欢他，于是用批判性的战时哲学与他直接对阵。1942年5月7日，张申府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科学与民主》，其中讲：“科学和民主都是客观的东西，没有客观的精神，不但科学不能成立，民主也必不能实行。现在提倡科学，不应只注意其结果，尤其要注意其方法、其精神。中国政治上、社会上应该实行民主，实在已十分迫切。民主是实践上的事，只有在实践中学习乃最方便。民主政治的第一步，自在切实保障人民的信仰、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爱国、救国的自由。因此，要实行民主，争取这种种自由，便是今日的最当务之急。”张申府高扬“五四”精神的大旗，向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冲锋陷阵，使他的批判性哲学在抗战时期大放光彩。尤其是他敢于在陪都重庆毫无顾忌地批评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他说：“中国现在屈辱到这个地步，危急成这样局面，一个人如果对外不能御敌，不能捍卫国土，没有丰功伟绩，对内能独裁吗？”张申府讲：“我是无政府主义者，是罗素的信徒。没有人可以破坏我的决心，批判性思想是我的避难之地。”

“我的忠诚是不由我控制的，我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于是麻烦就发生了。”

1957年4月27日，张申府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发扬五四精神，放!》，大声呼吁思想解放、百家争鸣。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以章伯钧、罗隆基为首极力提倡解放思想和放松政治的人，指责为最恶劣的右派。章伯钧是张申府的老朋友，1957年的一天，在街上碰到张申府，邀请他加入了农工民主党。1957年6月14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社论《同右派分子划清界线》，以毫不含糊的语言劝导知识分子做出补救行动，彻底摒弃章伯钧——罗隆基联盟。社论讲：“一切维护社会主义的人，一切爱国主义者，一切愿意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朋友们，必须同右派野心分子划清界限。”同一天的《光明日报》在第二版刊登一则消息，报道农工民主党开批斗大会的情况，标题是《许多人批判章伯钧的错误思想》，小标题则是《张申府持有异议认为章伯钧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当社论示意知识分子应大力批判章罗同盟以自保时，张申府竟然没有遵从。张申府在批斗会上讲：“章伯钧的立场不够百分之百坚定，但也够百分之九十五坚定。关于章伯钧所说的组织‘政治设计院’的意见，还是值得考虑的。”1957年7月15日，章伯钧和罗隆基两人都作出自我辱骂的批判，张申府没有参加这些出卖自己以取得救赎的行动，他把这些行动尽量拖延，最后他还是落得一个右派的下场。但张申府觉得心安理得，因为他说的是心里话。不作违心之论，是他从“五四”时期开始待人接物的信条。1980年1月21日，张申府回忆说：“那时自由的春风好像在政治大地上吹荡着，我参加了讨论，因为我真正相信‘五四’的精神、解放的精神最后在中国结出果子了，但我错了，正是这令我遇到麻烦。当1957年6月每人都攻击章伯钧的时候，我替他说好话。我说他的政治改革的建议不是全部错的，我甚至说他有百分之九十五站得稳。我又落水了，我被打为右派。”章伯钧的爱人李健生曾经说过：“这就是张申府的性格。他对朋友是，无论你怎样落难倒霉，他从不舍弃你。我永远不会忘记1958年春天的一天，我们在北海公园碰到了。我们已习惯人们避开我们，一见到我们便跑到对面的马路。但张申府没有这样，他向着我们走来，跟伯钧热烈地握手，问候我们的健康。你永远不能感觉到在那寒冷的日子里，这态度使人觉得多么温暖。”对此，张申府讲：“我太老实，太忠于朋友，我没有想到自己。我的忠诚是不由我控制的，我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于是麻烦就发生了。”“我自从18岁参加革命起，就忠实于我的信仰，机会主义者的压力是不能使我改变的。”

“要责人，先责己；见责于人，要先自责。

1948年10月23日，张申府在《观察》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呼吁和平》的文章，其中讲：“如果双方都完全标明只为和平而战，也许会师出更有名，也许会打得更起劲。如此，作战的双方既都要和平，而且只要和平，这岂不更可证明：呼吁和平，要求恢复和平，有百是而无一非？可是当真双方都要和平，那就应该立即停下来，而不该再打。”这篇文章受到了共产党的严厉批判，《观察》杂志两个月后也被国民政府查封，弄得张申府里外不是人。同年11月15日，中国民主同盟开除了他的盟籍。同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刊登头条报道《痛斥叛徒张申府等卖身投靠》，张申府从“人民公敌”上升为“卖国贼”。10天后，《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则离婚启事，标题是《张申府背叛民主为虎作伥，刘清扬严予指责》。张申府的政治地位从此一落千丈。新中国成立后，张申府一度没有工作。后来章士钊对毛泽东讲：“张申府也算是我们党的老人了，他的工作应该安排一下。”毛泽东讲：“他是我的顶头上司，我怎么敢安排他呢。”原来张申府在北大当教授时，曾经帮助李大钊做一些图书馆的工作。毛泽东当时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有时候借书卡片登记错了，张申府就让他去重新登记。解放后，毛泽东讲到此事时说：“张申府的老板面色很难看。”后来，在周恩来的关怀和协调下，北京市市长彭真为张申府在北京图书馆找到一份工作。1936年彭真在北京做爱国学生时，认识了张申府，并对他产生了敬意。他劝张申府不要回到北大教书，那样他的名誉会再次受到打击。北京图书馆是一个低调的机构，在那里张申府可以得到一个安身之所。张申府能够终日与书为伴、拥书而坐，这正是他所喜欢的人生境界。晚年的张申府视荣辱为身外之物，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深得中国哲学的真谛。面对清苦的日子，张申府总是能够淡然处之。有时候生活实在不能维持，就拿一些旧书报来卖钱。而每次买废报纸的师傅拿走报纸后，他经常想起一些舍不得卖的，就追出去把报纸买回来。有一次他的女儿说要买块手表，他拿不出钱，又不愿意让女儿失望，就把自己的手表给了女儿。1982年7月，他写了《我的世界观——漫谈如何为人、怎样对人？》一文，其中讲：“由知己进而更知人。知如何对人，更知代人设想。要责人，先责己。见责于人，要先自责。”这位老人试图总结自己的一生，同时告诫同时代的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对张申府这个淡出历史的人，却始终没有忘记。1962年，周恩来在广州一次会议上讲：“我感谢张申府和刘清扬，是他们两人介绍我入党的。”1985年7月10日，胡耀邦派中央办公厅和中央统战部的同志给张申府送了一篮荔枝，以表扬他对中国革命的贡献。1986年7月2日，张申府以93岁高龄逝世，《人民日报》在公告中对他作了最后的定论：“著名爱国人士、我党的老朋友。”

(作者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8年第2期 “两弹”元勋朱光亚　作者：王建柱

被称为“中国两弹元勋”的著名物理学家朱光亚因为年事已高，没有能出席建军80周年的庆祝大会。2007年8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代表党中央、国务院，登门看望了这位德高望重的老科学家。

温家宝：我以为您是要去参加建军80周年庆祝大会的。

家属：主要是现在他走路太慢了，行动不便怕影响大家。

温家宝：您是个淡泊名利的人，您为我们国家的两弹一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大家是不会忘记您的。

朱光亚一直微笑地望着总理，始终没有说话。

温家宝：现在不爱说话了？

家属：他原来就不爱说话，现在话就更少了。

温家宝：原来少，但有时还能跟我说一说……

这时，朱光亚的秘书呈上一份朱光亚给总理写的报告，说他想说的话都写在里面了。

温家宝：《关于当前科技的几点思考和建议》，真正建立符合科技创新规律的人才制度。哎，很有用！这我带回去再仔细看。您跟我说两句话吧，就说两句？

在众人期待中，朱光亚仍然没有说出什么，他微笑着，用眼神回应着总理，紧紧握着总理的手一直摇晃着。

朱光亚，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国防科技战线杰出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起，他作为新中国核事业特别是“两弹”事业的元勋和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和许多著名科学家一起，负责并组织领导了我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工作，为原子弹、氢弹技术的突破及武器化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为铸造和建立我国精干、有效的核自卫力量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朱光亚是第九、十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至十四届中央委员。曾担任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一任中国工程院院长、中国科协主席等职务。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99年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05年，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院、解放军总装备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在北京联合举行朱光亚科技思想座谈会。同时，为表彰朱光亚对我国原子能事业发展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将我国国家天文台发现的、国际编号为10388号小行星正式命名为“朱光亚星”。

一、与核物理结下不解之缘

1945年7月15日5时30分，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荒漠上，伴随着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原子之火冲天而起，标志着人类由此进入了核时代。

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也想搞原子弹。他们派出吴大猷、曾昭抡、华罗庚三位科学家赴美国考察，并要求每位再推荐两名年轻助手去进修深造。华罗庚推荐了孙本旺和徐贤修，曾昭抡推荐了唐敖庆和王瑞先，吴大猷则推荐了朱光亚和李政道。

朱光亚祖籍武汉，1924年12月25日出生于湖北宜昌，他在上中学的时候即对物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大学时，先后受教于周培源、赵忠尧、王竹溪、叶企孙、吴有训、吴大猷等著名教授，从而在学业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6年9月，22岁的朱光亚随考察组秘密前往美国，踏上了中国寻觅原子弹的漫漫征途。但让他们未曾料到的是，美国根本就不向任何人开放原子能技术，对国民党政府派出的中国学者也不例外。考察组只好解散，各奔东西。朱光亚则不改初衷，他去了老师吴大猷的母校密执安大学，专门从事实验核物理研究工作，几年后获物理学博士学位。从此，他与核物理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密执安大学学习的第二年，朱光亚从事核物理实验研究，发表了《符合测量方法（I）β能谱》、《符合测量方法（II）内变换》等论文。在核物理这门当时迅速发展的尖端学科里，留下了自己的足迹。1949年秋，他通过了博士学位答辩。几十年之后，已成为世界知名科学家的李政道回忆起这段往事时开玩笑说：“当初派的几个人，只有派朱光亚是派对了，他回来是做原子弹了。派我是派错了，我没有做原子弹，而是迷上了高能物理。”

随着新中国成立的隆隆礼炮声，蒋家王朝覆灭了。朱光亚终于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1949年秋，25岁的朱光亚通过了博士学位的答辩，于1950年春毅然从美国回到祖国北京，投入到了新中国创业的热潮中。

20世纪50年代初，朱光亚先后在北京大学、东北人民大学从事物理学的基础教学工作。把自己学到的知识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中国物理学的年轻一代。

在这期间，商务印书馆于1951年出版了他的个人专著《原子能和原子武器》，这大概是国内较早介绍这方面知识的著作之一。说明朱光亚回国后一直没有放弃搞原子弹的志向。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亲眼目睹了美帝国主义利用手中的高科技和雄厚的军事实力耀武扬威的丑态，这更激发了他献身国防科技的坚定信念。

1955年1月，面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叫嚣和核威胁的严峻形势，毛主席向全党发出了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的伟大号召，决定在苏联的援助下，研制自己的核武器。朱光亚被召回北京大学，担任物理研究室副主任，参与组建原子能专业，担负起为中国培养第一批原子能专业人才的重任。

1957年，我国核武器研制机构急需一位负责最后产品的科学技术领导人，钱三强经过反复思考和比较，最后决定推荐朱光亚，由他担任中科院原子能所物理实验室副主任。26年后的1983年，钱三强在《谈培养学术带头人》的文章中，以当年推荐朱光亚为例指出：“他（指朱光亚）那时还属于科技界的‘中’字辈，选他到原子能所，是因为他有以下长处：第一，他具有较高的业务水平和判断事物的能力；第二，他有较强的组织观念和科学组织能力；第三，他善于团结人，既能与年长些的室主任合作得很好，又受到青年科技人员的尊重；第四，他年富力强，精力旺盛。实践证明，他不仅把担子挑起来了，很好地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现在已经成为我国国防科学技术工作的能干的组织者、领导者之一。现在他还不到60岁，还可以为发展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和培养人才继续显身手。”

二、毕生精力献给“两弹”

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被迫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核事业。朱光亚这位物理学博士被任命为我国核武器研制的科学技术领导人。年轻的朱光亚以全部的精力和智慧，投入到了庄严的事业之中。

1958年秋天，苏联援建的核工业反应堆和加速器正式移交给中方使用，中国第一个综合性的原子能科学技术研究基地诞生了。朱光亚受命于旧中国多年求索的核梦想，在新中国科学技术的腾飞中就要实现了。然而，1959年6月，即距中苏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不到两年的时候，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撤走了专家，我国原子弹的科研项目被迫停顿，正在试生产的企业陷于瘫痪。

“自己动手，从头做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拿出自己的原子弹！”开国领袖毛泽东发出了向国防尖端技术进军的伟大动员令。

1959年7月1日，35岁的朱光亚奉命调到二机部，担任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和第四技术委员会副主任，承担起中国核武器研制攻关的技术领导重担，同时负责中子点火等主要技术课题的攻关指导工作。他协助副部长钱三强和所长李觉将军，组建机构，调集人员，筹备设施，一支中国核武器研制大军诞生了。

中苏关系恶化，给我国原子弹设计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援华苏联核武器专家平时就严密封锁有关核武器的机密情报和关键技术，撤走时又毁掉了所有带不走的资料，使中国核武器研制处于大海捞针般的困境。然而这些都难不倒中国的科学家，朱光亚提出，就从苏联专家作的一次报告中留下的“残缺碎片”研究起。经过夜以继日的艰苦奋斗，在继承和否定交织的科学探索中，中国的原子弹理论设计终于有了重大突破。朱光亚作为研究所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负责全面的科研组织工作，既抓技术指导、业务协调，又抓科研机构、队伍的建设和管理，他那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的优良作风，对核武器研制成功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核武器研制工作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大科学研究工程，朱光亚对这项研究在科学技术方面负全面责任。他亲自参加领导与指导了研制任务的分解、确定应该研究的主要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选择解决问题的技术途径，设立课题并制定重要攻关课题的实施方案等。

在原子弹研制的关键时刻，朱光亚出任4个技术委员会之一的中子点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同主任委员彭桓武、委员何泽慧等一起指导了几种不同点火中子源的研制与选择，并协同冷试验委员会研究确定点火中子综合可靠性的检验方法等关键课题的攻关。由于他善于在综合各方面（理论、实验、工程及当时的实际条件）的情况和意见基础上作出正确的科学判断，使这些课题都能在较短时间内顺利解决。他主持起草的《原子弹装置科研、设计、制造与试验计划纲要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当时我国原子弹研制科技工作的重要纲领性文件，对我国在当时科学、工业基础薄弱的条件下，很快完成第一个原子弹装置的研制起到了重要作用。

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朱光亚主持起草的《原子弹装置国家试验项目与准备工作的初步建议与原子弹装置塔上爆炸试验大纲》提出了将核爆炸试验分两步走，第一个装置先以地面塔爆方式，然后以空投航弹方式进行的方案，不但提前了我国第一次原子弹爆炸的时间，更重要的是能安排较多的测试项目，用来监视原子弹动作的正常与否，检验设计的正确性。这个大纲在第一颗原子弹研究及试验中起了关键的作用。

不久，毛主席仔细审阅了这份大纲，十分高兴地在上面批示道：“同意，很好。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周总理在听取汇报时亲切 地招呼朱光亚：“请坐到前边来！”

当时他只有38岁，身材高大，精力充沛，思维敏捷，谈吐清晰，给周总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讲得很好，很好！”周总理赞赏地对朱光亚说：“核武器研究所的同志们做了大量艰苦的努力，党和人民是清楚的。”

这是朱光亚第一次面见总理，他在总理对面坐下，激动万分。

临别的时候，周总理紧紧地握着朱光亚的手，诚挚地说：“请捎个话，毛主席和中央的同志们感谢你们，人民感谢你们，你们要不懈努力！”

1964年10月16日，一朵黄褐色的蘑菇云在中国西北戈壁滩腾空而起，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震惊了全世界。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朱光亚紧接着又开始组织实施机载核航弹爆炸试验和导弹运载核弹头爆炸试验，都分别取得了圆满成功，一步步实现了我国原子弹研制的“三级跳”计划。

根据毛主席“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的指示，他们又加快研制速度。我国第一颗氢弹于1967年6月17日爆炸成功，强烈的冲击波又一次震撼了世界……

三、在荣誉面前从不谈自己，只谈别人和集体

凡是接触过他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触，他对自己的成就和贡献只字不提。1996年初，解放军出版社策划出版了一套“国防科技科学家传记丛书”，其中他是必写对象之一。报请审批时，他二话不说，提笔把自己的名字划掉了。在有关国防科技回忆史料的文献中，都有他撰写的文章，但字里行间他都只谈别人和集体，不谈自己。朱光亚经常谦虚地对人说：”核武器研制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系统工程，需要有多种专业、高水平的科学家与工程技术人员通力协作。”这里，他特别提到了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何泽慧、邓稼先、程开甲、陈能宽、周光召、龙文光等科技专家在其中所建立的不可磨灭的功勋。

在1994年3月全国政协八届二次会议选举的那天，出席会议的近两千名全国政协委员，有96%投了朱光亚的票，选举他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朱光亚作为新中国的原子弹、氢弹科技攻关组织领导者之一，长时期很少出头露面，以至于在审读他那简短而不平凡的履历时，政协委员们都受到了深深的震动，当他被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后，他说：“实在是过奖了，要说做了一些工作，那是大家做的。我个人并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

这里还要向大家透露一件鲜为人知的事情。1996年10月，朱光亚荣获了“何梁何利科学技术成就奖”，奖金为100万元港币。颁奖的头一天，他对身边的同志说，要把全部奖金捐出，作为中国工程科技奖助基金。身边的同志虽然知道朱光亚这样做一定是经过考虑并且是不易改变的，但还是不忍心他这样做，因为100万港币对于任何个人来说都不是一个小的数字，即使存在银行，当时的年利息少说也有10万，况且他的经济状况并不特别宽裕。

于是，有人试探性地建议他说：您实在要捐出的话，是不是从中拿出一部分，比如说50万，这也不少了。朱光亚听后回答十分平和，他讲了要这样做的原因。他说：“作为中国工程科技界的工程科技奖助基金，现在有很大一部分是由海外友好人士捐助的，如果我们也能捐献出一点，虽然为数不很多，也算是做一点工作和一份贡献。”乍听起来，原因非常一般，可是认真领会一下，其中包含了一种真诚的心意，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

尤其令人敬佩的是，他在捐出了100万元港币后，又反复叮嘱周围的人，这件事千万不要张扬出去。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即便是在中国工程院院士中，也很少有人知道朱光亚捐款这件事，至于在社会上更是鲜为人知。

朱光亚是大牌科学家，又担任过国家领导人的职务，但他在中国工程院工作的几年中，始终都是把自己当成—名普通工作人员，从不搞什么特殊化。无论是1996年以前租房办公，还是搬进中国科技会堂新址后，他办公室的条件和几位副院长都是一样的，许多第一次到他办公室的人，几乎都能有这样的感叹：“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不能想象朱院长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办公。”但是朱光亚从未觉得条件与自己的职务不符，相反，他还是一如既往的严于律己，处处体谅主管单位的困难。由于有一段时间工程院用房较紧张，他不同意为自己的警卫和司机安排休息的房间，所以他们只好各处打“游击”，有时警卫只好站在走廊里值班。工程院搬进科技会堂后，中国科协领导人曾提出请朱光亚和几位副院长到小餐厅用餐，又被朱光亚等领导谢绝了，他们一定要坚持和大家在一起吃份饭。1998年朱光亚离开中国工程院领导岗位时，他又再三叮嘱秘书等身边工作人员：办公室里所有用公费购买的书籍、资料，一册也不许带走，一定要一件一件整理登记后交上去。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8年第2期 追忆章士钊先生　作者：周相唐

2007年7月1日是香港回归祖国10周年的喜庆日子，也是章士钊先生逝世34周年纪念日。回忆1973年5月25日，章先生乘坐由中共中央特别安排的专机前来香港。随机陪同的有章先生掌上螟蛉章含之。

在机场的除了章先生的夫人殷明珠外，尚有左、中、右三派代表，包括新华社香港分社及内地驻港机构负责人，港英政府礼宾司代表，以及1949年奉命来香港创办国民党驻港机关报《香港时报》的前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许孝炎，前国民党第11集团军总司令、抗日名将宋希濂的胞弟宋宜山等。

此一突发新闻顿时引起香港及海外传媒的一阵轰动及诸多猜测。事实上，继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在上海签订《联合公报》及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在北京签订《联合声明》后，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下一目标就是要恢复第三次国共和谈，谋求全国统一。他们把目标寄托在章士钊身上，章先生在北京启程前，周总理亲自把中共中央致蒋介石的密函交给他。

章先生抵香港之日恰逢殷夫人六十寿辰，他与亲友宴会欢聚后，当晚即将密函转交许孝炎。许氏不敢怠慢，于翌日清晨即飞赴台北面交蒋介石。次年，蒋介石命许孝炎前往北京访问中共领导人探求底蕴。

章先生来港后，为了方便进行统战联络工作，遂决定不住殷夫人家宅以避开喧哗嘈杂的环境而寄居在香港跑马地山村道四十一号地下，该寓所属于港澳名人何贤先生（全国人大及政协常委，澳门特首何厚铧的尊翁）的物业。

年届92岁的章行老，由于体弱多病，难以承受繁重的统战工作，抵港不久即病卧在床。患病期间，他仍然关注香港报刊的时事新闻，尤其是《明报》连载的一篇文章《在台湾所见、所闻、所思》（该文由《明报》社长查良镛先生，即金庸，撰述他于1973年上半年在台北访问国民党高层包括副总统严家淦、行政院长蒋经国的一段经历），深感兴趣。稍后，章先生病情不断恶化，虽经中西名医朱鹤皋、李崧的悉心治疗，终因肺炎与心脏病并发症，于1973年7月1日凌晨病逝寓所。

章先生逝世后，新华社香港分社由社长梁威林牵头组成“治丧委员会”并定于7月7日在香港殡仪馆举行公祭。中共中央领导人亦特别委派连贯先生来港主持公祭仪式，港澳各界一千多人参加公祭。7月12日，北京举行“追悼大会”。中共中央领导人朱德、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邓小平等出席大会悼念章先生，毛主席致送花圈。章行老泉下有知，当感欣慰矣。

章先生在世时交游广阔，尤喜赠诗给友人。他写给谊女萧芳芳的三首诗，其中两首云：

莺莺好好到当当，一列双方壮盛唐；

回首萧关千载后，万人抬眼看芳芳。

婷婷袅袅已逢场，小小年华九度霜；

待到梢头含豆蔻，琵琶学得更当行。

另赠陈寅恪诗云：

岭南非复赵家庄，却有盲翁老作场；

百国宝书供拾掇，一腔心事付荒唐；

闲同才女量身世，懒与时贤论短长；

独是故人来问讯，儿时肮脏未能忘。

一、对章士钊先生的评价

章先生逝世翌日，《明报》社评云：“章氏一生主要成就，笔者认为是一部《柳文指要》的巨著。至于在政治上的功业，虽然做过司法总长、教育总长的大官，但并无特殊贡献。他为北洋政府和南方革命政府的和谈而奔走过，为国共和谈奔走过，近年来显然对于中共与台湾的和谈很有兴趣，但没有什么成就。他做过报纸的主笔，大学校长，立法委员等等，也说不上有多大具体贡献。在文化事业上，他力主用文言文，那是开倒车的落伍主张。说到写文章，他自负在民初时间与严几道、梁启超二人鼎足而三。以笔者个人的看法，他的文章或胜于严，然远不及梁的动人与影响。在中国文学史上，他的地位大概在于是中国数千年来最后一个古文家。”《明报》社评当年通常由社长查良镛先生亲自撰写，未知上述评论是否出自查氏手笔。

胡若谷先生（笔名严静文）著《大清客章士钊的一生》云：“不过从上述章氏一生，可知他之热爱和拥护中共是自1949年开始的。在那以前他也热爱和拥护袁世凯、张学良和杜月笙。也许他心里谁也不热爱，谁也不拥护，但是吃人的饭，受人的管，不热爱不拥护也不行。本来是吃清淡一点的饭，可以不依求权势做清客，可是章孤桐先生办不到，这就决定了他一生做清客的命运。”

上述评论倘若视为对章先生的“盖棺论定”，窃意殊欠公平。他们似乎未察觉章先生对中国近现代政局的演变，其影响力之巨，可谓无人能及。兹略举史实如下：

1903年5月1日，章士钊以弱冠之龄任上海《苏报》主笔，该报言论即时从温和趋向激烈，倡议革命，“排满（清政府）、排康（有为）”。在“排满”方面，其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章是章先生在报刊上大力推荐邹容的新著《革命军》。该书极力鼓吹要推倒清末皇朝并且首倡建立“共和国”。章称赞《革命军》是“今日国民教育的第一教科书”。在“排康”方面，该报于同年6月29日，转载章炳麟的《驳康有为书》。文中除了驳斥康有为的保皇主张外，并指责光绪帝是“载小丑，不辨菽麦。”此言一出，朝野震惊。清政府遂勾结上海英租界工部局于7月7日查封《苏报》馆，邹容、章炳麟相继被捕入狱，轰动一时的《苏报》案也由此发生。

章士钊《〈苏报〉案始末记叙》云：“查清末革命史中，内地报纸以放言革命自甘灭亡者，《苏报》实为孤证。此既属前此所无，后此亦不能再有。”他在《疏黄帝魂》云：“辛亥以前的革命形势，可作二期言之。一、从1901年至1905年，为理论鼓吹期；二、从1906年至1910年，为分途实行期。”

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云：“孙先生自1894年广州起义，迄今十年期间，除在香港创立《中国日报》以外，国内还没有一言论机构。自国内外拒俄言论行动增加，上海《苏报》就形成国内排满革命中心。”“在第一期言论鼓吹时，1903年至1904年间是最高峰。《苏报》放言无忌，既开其端，各种刊物小册陆续出现。”章士钊与结义兄弟章炳麟、邹容三人在言论鼓吹反满革命时期，居功至伟。

二、对“同盟会”及孙中山的影响

1904年11月19日，万福华在上海金谷香西餐馆行刺前广西巡抚王之春不遂，被捕入狱。章士钊乃幕后策划人之一，他于翌日前往探监，由于行动可疑亦被捕。在讯问时，章一语不慎，使“华兴会”在上海的革命机关《启明书局》被搜查，黄兴、张继、苏鹏、徐佛苏等十余名要员陆续被拘入狱。他们趁工部局巡捕未明真相前，利用各种借口出狱。稍后，“华兴会”要员纷纷亡命日本。章士钊无心之失，却促成黄兴有机会首次跟孙中山在东京相晤，并于次年在东京灵南坂成立“同盟会”。倘无章士钊其人，“华兴会”成员不会潜逃日本，仅在上海及大江南北从事革命活动，则“同盟会”何时能组成？唯有天晓得。

1903年10月，章士钊译日人宫崎寅藏《三十三年落花梦》，改书名曰《大革命家孙逸仙》，他在该书序云：“孙逸仙，近今谈革命之初祖，实行革命之北辰……有孙逸仙而中国始可为。”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云：“章士钊译述与刊行是书均在上海，在当时及以前与孙先生尚无一面之缘，就此序言可见其超然公正立场，自大处着笔作广义解译，尤能把握历史意义。”

章士钊《疏黄帝魂》云：“时先生名在刊章，旅行不便，因易姓名为‘中山樵’，‘中山’姓，‘樵’名。……顾吾贸贸然以‘中山’缀于‘孙’下，而牵连读之曰‘孙中山’。”可见“孙中山”的大名源出章士钊之手。《大革命家孙逸仙》出版前，孙中山当时在东南亚及美洲等地筹募革命经费，并于广州湾一带策划革命活动。诚如秦力山在《大革命家孙逸仙》序云：“孙逸仙只是广州湾一名海贼，知者甚渺。”出版后，“孙中山”的革命事迹逐渐在大江南北流传，“孙中山”的大名也成为家喻户晓，反而他的真实姓名逐渐被世人淡忘。章士钊对孙中山的影响实在是“非同小可”。

三、对中国共产党及毛泽东的影响

1914年7月，陈独秀应章士钊邀请离沪去东京协助编辑《甲寅》杂志。任建树《陈独秀大传》云：“余（章士钊）创刊《甲寅》于日本东京，图以文字与天下贤豪相接，从邮件突接论文一首，余读之惊其温文醇懿，神似欧公，察其自署，则赫然李守常也。余不识其人，朋友中亦无知者，不获已，撰言复之，请其来见。翌日守常果至。”陈独秀以文会友，也就在这时候认识了李大钊……六年后，陈独秀、李大钊携手创办了“中国共产党”。

倘若章士钊当年未曾邀请陈独秀前往日本东京，也未函邀李大钊在东京会晤，则“南陈北李”也就无缘相识。“中国共产党”何时能成立？只有天知。

梁漱溟《访章行严先生谈话记》云：“章先生谈及1916年的北京大学，蔡元培先生从欧洲回国接任校长，引陈独秀为文科学长事。他那时正在日本东京，得陈函电相邀，即回国入北大以教授兼图书馆主任（笔者注：1917年11月，章士钊任北大文科研究院教授兼图书馆主任）……章先生随后谈到他介绍杨怀中（昌济）、李守常（大钊）进北大之事。杨在北大担任讲西洋伦理学史等课，李则接替他的图书馆主任又兼讲唯物史观（笔者注：1918年1月，章士钊推荐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主任，自任北大伦理学主任教员）。1918年毛主席初到京时，住地安门鼓楼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先生家。”

杨昌济鉴于毛泽东在京生活困难，经济拮据，遂函李大钊建议他聘毛泽东任北大图书馆助理员。《毛泽东自传》云：“1921年5月，我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在这个大会的组织工作中，起领导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这两人是当时中国知识界最出色的领导人。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

倘若章士钊先生未曾介绍杨昌济先生及李大钊先生入北大，毛泽东先生亦不会应老师杨先生的函邀离开家乡湖南前往北京，至于进入北大任图书馆助理员就更加无从谈起。他也不可能认识陈独秀、李大钊及首次接触马克思主义。果真如此，则毛先生日后的动向及命运就要另写篇章矣。

章含之《风雨情》云：“1920年……主席去上海找到父亲，当时没有告诉父亲要成立共产党，只说是为一批有志青年筹款去欧洲勤工俭学，请父亲帮忙，随后发动了社会各界名流捐款，由于父亲的努力和影响力，最后一共筹集了两万银元，全部交给了毛主席。”

毛主席深知搞革命无钱不行，他获此巨款后，仅拿出一小部分（据某书记载是一千银元）给了赴法留学的湖南同学，余款全部带回湖南从事革命活动。1949年8月，章士钊离开香港返国定居后，受到各界人士诸多责难而获得毛主席庇佑，当跟上述一段渊源有关。

在军事上，章士钊一生从未曾当过兵，所以无军功可言。在政坛上，他没有加入任何党派。虽然孙中山在东京时力邀他加入“同盟会”，蒋介石在重庆时请他组织新党，毛泽东在北京时建议他成立“新民主主义党”，但是最终俱未成事。

从表面上看，章士钊只是一个大清客。然而他的一举一动，皆对中国近现代政局与政治领袖的影响极为巨大。章先生实在是横跨清末、民国及共和国三个时期罕有的历史传奇人物。

四、两封信

1966年8月20日晚，北大红卫兵抄章士钊住宅。30日晨，章函毛主席。章含之《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云：“主席把父亲的信转给总理时作了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总理立即对父亲的安全采取了十分周密的措施，而且趁毛主席作出批示之际，亲自拟定了以下一批应当保护的民主党派人士及干部名单，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张奚若……”

章士钊这封信实际上起了抛砖引玉的作用，促使总理即时醒悟除章士钊外，应向主席请示保护其他民主党派领袖及国家行政机关若干领导人。否则，上述诸人在文革暴乱初期的遭遇不堪想象。章士钊除了自救外，同时也救了一大批人。

1967年初，“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已遍布全国。同年3月初，章士钊写信给毛主席表示：“毛、刘团结乃共产党领导核心坚强的保证。”他说假若刘少奇确实犯了错误，望毛、刘两位领导能赤诚相待，好好谈谈，刘可做检讨，但切不可打倒刘少奇。”（见章含之著《风雨情》第69页）

曾敏之（前香港《文汇报》副总编辑）《章士钊一信破玄机》云：“这封信在文革初起之时，可说是空谷足音，祸害之成，其源有自，其源有根，可供有胆识，有正义感的史学家用史笔给以无情地探究与揭露。对章士钊的为人，也应另作‘盖棺论定’，我也改变了对他的腹非。”

曾先生所谓“其源有自”、“其源有根”，读者只要翻阅中共党史记录，当可明了。1956年4月，毛泽东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号召全国要“大鸣大放”，目的是要摸清有哪些人会对他的施政有异议。

章士钊的第二封信很自然不会像他第一封信那样起作用。

五、两本书

1972年，国内出版界除了出版毛主席著作及语录外，在古典文学方面，仅出版了两本书，即在9月再版《柳文指要》及10月初出版《李白与杜甫》。两本书的共同点是皆属章士钊与郭沫若的最后遗作，章先生时年九十一，郭先生年八十。两书不同点是“李杜”一书用简体字排印，扉页加插毛语录乃顺应文革潮而著。“柳指”用三号仿宋体排印，没有毛语录，著者坚持不用马列主义观点立论。在学术成就而言，“柳指”一书远高于“李杜”，笔者也就对后者略而不提。

章先生晚年曾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柳文，他稍后将研究心得辑录成《柳文指要》一部百万言的文言文巨著。董存爵（笔名董桥）《章士钊“浮名”满天下》云：“文革年代，《柳文指要》一运来香港，我和戴天午膳时间急忙跑到中环商务抢购，一连几个晚上关进书房苦苦研读，久久为他丰美的行文暗暗拜服。”黄六平（笔名向夏）《章士钊的百万言巨著》云：“章氏能写一手好文章，每写一句都合乎语法和逻辑，这是人所共知的事。以一个能文的人，他可是没有一般自命古文家的迂腐气息……要是读过这部书的人，就知道它的博大精深，没有六七十年的功力，那是办不到的。”

《柳文指要》早在1965年就已完稿，为何拖延至1971年9月始出初版？据章含之云：“因为在1965年下半年毛主席已看完上、下两部并同意出版……由于康生从中作难，父亲的《柳文指要》几度修改……主席把康生的信原封不动连带信封一起转给父亲……父亲看了康生的信完全明了这部他的心血之作迟迟不能付印是被学霸康生压下来了……本来一切问题算解决了，《柳文指要》终于可以问世了，但刚刚送到中华书局，‘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在那摧毁一切旧文化的混乱年月中，当然‘柳文’的出版就完全无望了……当‘文化大革命’的狂暴逐渐减弱，转为斗、批、改的时候，父亲又重新提出《柳文指要》的出版问题，此时大约是1970年。本来毛主席已批准同意出版，但此时的康生已窃取中央文革要位，见《柳文指要》快要出版了，他专断地提出要父亲改变观点，将全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重新修改一遍，才能出版……父亲在信的草稿中说：‘夫唯物主义无他，只不过求则得之不求则不得之高贵读物。’还说：‘我未信人类有不可变更的观点，亦未闻天下有走不通的道路。为此请求主席恕我违抗指挥之罪（父亲旁注：指不改变原稿）……’这封信不仅没有惹来杀身之祸，反倒促成了书的最终于1971年出版。”

《柳文指要》出版至今已有36年，然而国内外学者却无人对此加以注释出版，使缺乏古文根底的普罗大众对章先生耗费六七十年的心血之作，无从认识，殊令人惋惜。

章士钊《柳文指要》“再跋”题七言长诗，其下半首云：

长途焉用咫尺为？久暂昨今持一息，

二十年间试回想，新生万木森森立；

老夫此事何事？徒抱雄心沸衷臆，

诗成笑比坠人，遮莫纷满壁。

章先生以“孤桐”自号，他在91岁写上述诗句，显示对政治仍然颇为“热衷”。然而其“热衷”不是想“入党做官”，而是为了“和谈”，不论是“国共”抑或“毛刘”之争。

罗承（笔名丝韦，前香港《新晚报》总编辑兼《大公报》副刊编辑）著《章士钊先生二三事》云：“一般人只知道《柳文指要》是他生平力作，是他最后的大著作，却不知道他还有另一部《指要》，已经写成，还未出版，这是《论衡指要》。”

章士钊《论衡——答张九如》云：“吾家太炎，曾盛称《论衡》一书，谓其正虚妄，审乡背，怀疑之论，分析百端，有所发，不避上圣。汉得一人焉，足以振耻，至于今亦鲜有能逮者也……《实知》、《知实》二首，开东方逻辑之宗，尤未宜忽。要之钊于此书，工夫甚浅，第一步要使本子能读，故正在校勘中，时贤孙蜀丞人和，著有《论衡举正》四卷，然所尽之义，十不逮一。钊亦有意踵而为之，一俟句读整理，笺释应有尽有后，拟付手民，取便同志。”按章先生此文原载，1927年1月出版的《甲寅周刊》第一卷第四十一号，可见80年前章先生已经对王充《论衡》一书进行校读、笺释后付印出版。罗先生所谓的《论衡指要》应在章先生于1973年逝世前已完稿，为何2000年出版的《章士钊全集》未收入该篇论文？笔者不知原因何在，仅盼《论指》一书能早日出版，以免湮没于世。

六、两个谜

1911年11月10日，孙中山抵伦敦约晤章士钊。章当时在英国爱丁堡大学修读法律、政治兼攻逻辑学硕士学位，尚差一个学期就可完成课程。章士钊著《与黄克强相交始末》云：“中山先生之在伦敦也，原要吾掌记，吾率一妻二子，料量不易，迟迟其行。迨吾抵南府，则胡汉民独拥记室皋比，似无余事可办。”“吾废卷东驰，涉冬抵宁，在铁汤池参谋部会客室，重与克强相晤，则千九百十一年冬矣。”

“掌记”即担任“总统府秘书长”之职，“料量不易”，指缺乏路费（章士钊《鬻学启》云：“忆岁辛亥，十二月二十四日，士钊挈妻子由英返国，抵沪仅余英金二镑。”可知其盘川拮据），“南府”即南京，“废卷东驰”即放弃硕士学位离英返国。

按上文所言，章士钊当时已接受孙中山的邀请出任“总统府秘书长”。否则，他不会“废卷东驰”。由于缺乏路费而“迟迟其行”，孙中山理应“虚位以待”或尽早通电章士钊“秘书长”之位已由胡汉民接任，则章士钊也不会“率一妻二子”离英返国。此事对章先生的前途影响甚大，稍后，他在上海任《民立报》主笔时，对孙中山领导的执政党诸多批评，并提出“毁党造党论”，致使双方不欢而散。孙中山当初诚意邀请章士钊“掌记”，当非儿戏，他为何背弃双方承诺？至今仍然是个谜。

1964年夏，章士钊南来香港，黄德华（黄兴幼女）偕夫婿薛君度（时任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前往章府探望。薛教授把他的新著《黄兴与中国革命》一书致送章行老。稍后，行老回赠二首七绝诗给薛氏夫妇，其中一首云：

黄石谁教幻作夫，巾稻闯江湖；

平生结友无余子，血泪模糊尔与吾；

不见文姬忧愤诗，教董祀貌英姿；

魏公自省多遗憾，不涉曹刘战失机。

章先生喜引用古典作诗，人所共知。薛教授对“魏公自省多遗憾，不涉曹刘战失机”两句不明所以。他请教两位专家毛注青及刘逸生先生，亦不得要领。笔者曾就此一谜团详加分析，详情请阅拙著《章士钊两句难解的诗》（台湾《传记文学》载，2000年8月号），在此不再赘述。

2008年第2期 “中国圣女贞德”杨惠敏　作者：张　磊

1937年中日淞沪大战中，上海女童子军杨惠敏冒死向坚守四行仓库的中国守军献旗，这种惊人之举和死守仓库的八百勇士的英勇事迹一起，震惊中外，美国新闻媒体称誉她为“中国圣女贞德”。但她此后的人生路充满了坎坷。

女童军冒死献旗

1937年8月13日，被世人称为“血肉磨坊”的淞沪会战爆发。当天，国民党部队72军88师524团中校团副谢晋元（后升为团长）奉命带领一个营的兵力，进入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四行仓库当时是金城、盐业、中南、大陆这四家银行合设的仓库，在苏州河北岸，此地位置紧临上海市煤气库，日军不敢轻易投弹，仓库东侧以及沿河一带都属于租界范围，驻扎着英、美军队，日军当时还不敢向英美军挑衅。因此，国民党八十八师参谋长张柏亭冒险选中了此地作为掩护部队撤退之所。

26日凌晨部队陆续撤退后，四行仓库被日军包围。此时困守四行仓库的孤军在谢晋元的带领下，以524团全团名义作战，其实只有一营战士（营长杨瑞符），378名士兵。27日起，日军对四行仓库守军进行了多次进攻，孤军作战，战士们身心俱疲，战斗力下降。为了鼓舞斗志，谢晋元致电张柏亭，请求给仓库守军送一面国旗来，并输送食品弹药等物资。

1937年10月29日晨，也就是谢晋元率部进驻仓库的第三天，一面12公尺宽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升起在四行仓库楼顶!在到处都是侵略者旗帜的上海，此面中国国旗格外醒目。半个租界的群众都疯狂了，苏州河畔挤满了观旗的人群，连许多外国人也为之动容。一名英国军官在河畔集合了部队，下令部队举枪向中国国旗致敬。此事自然成了当天中外新闻关注的焦点，上海《申报》这样写道：“晨曦初上，国旗飘展，隔河民众纷纷脱帽鞠躬，感动落泪。”激动之余，人们不禁要问，在这四面被围的严密封锁中，是谁为守军送去了这面珍贵的国旗，又是如何送去的呢?

原来，张柏亭在接到守军请求后，把这一任务交给了上海市商会，商会会长王晓籁又把任务具体布置到了上海童子军战地服务团。

在获知此消息后，团里的杨惠敏立即找到服务团团长，请求把献旗任务交给她。获准后，她激动地表示：“我太兴奋了，我有幸来做这件事!我愿意尽我的力量完成这个任务，即使牺牲!”入夜后，杨惠敏从茶叶大楼出发来到四行仓库以东的公共租界溜过西藏路，从西藏路新垃圾桥匍匐前进。因为租界军的默许，杨惠敏得以顺利从西藏路东的租界来到四行仓库东侧，在到达东侧窗口时，已得到消息的守军用绳子把她拉进了仓库。

国旗送到后，军心大振，谢晋元亲率军官迎接。据杨惠敏回忆，当谢团长接旗时，他本人及周围官兵均激动落泪。献旗之后，谢晋元带杨惠敏参观仓库，并看望受伤战士。当看到战士们躺在血泊中的惨况，杨惠敏大受触动，遂向谢团长提出要一份守军的名单，以便国民纪念。这让谢晋元很为难，一方面要严格对敌保密，另一方面又不忍拒绝这位小勇士的一片丹心，于是他让文书从原来第l营的名单中临时抄了许多人名，做了一份假名单给了杨惠敏，此名单上的守军数目比实际人数翻了一倍，约有800个名字，这就是八百壮士的由来。

29日清晨，杨惠敏参加了守军举行的升旗仪式。当时守军连根像样的旗竿都没有，就临时找了两根竹竿扎成旗竿，配上绳索。升旗仪式规模不大，只有约20余人参加。

升旗仪式结束后，杨惠敏却不肯离开，表示要留在仓库为战士们服务。但此时仓库异常危险，据杨惠敏回忆，谢晋元亲自开了侧门，将她推了出去，并说：“我们永远记得你，去呀，冲过去，跳下河!”因为天色已亮，不可能原路返回，所以她跳入苏州河游回了对岸。杨惠敏回忆说，在跳河时，还有颗流弹从她身边飞过。上岸之后，杨惠敏得到了商会的接应，她马上将名单交给了会长王晓籁，于是“八百壮士”死守仓库的英勇事迹便被宣扬开了。而杨惠敏这位花季少女，也因冒死献旗的壮举，成为名噪一时的传奇人物。29日这天，她的事迹和照片占据了上海各大小报纸的头条位置，《良友》画报还把她作为当期的封面人物。

献旗英雄名声大振

1938年，由阳翰笙编剧、应云卫导演的影片《八百壮士》问世，由袁牧之扮演谢晋元，著名影星陈波儿扮演杨惠敏。此时，杨惠敏更是出尽风头，影片放映期间，她多次受邀作游行宣传。南京沦陷之后，杨惠敏被召往战时首都汉口。在汉口她受到了热烈欢迎，并受到宋美龄的召见。

作为国民党宣传抗战的“形象大使”，杨惠敏于1938年8月被指派赴美国纽约华沙镇参加世界青年第二届和平大会。在美国，杨惠敏在华侨界受到了英雄式的欢迎，极大地宣传了中国的抗战。会议结束后，中央财政部又电汇了500美元资助她继续旅行，以宣扬国威。杨惠敏此后共接受英、法、德、意、荷等十余国的邀请，约两年内，巡回发表演说达300余次。

“英雄之旅”之后，杨惠敏回到了重庆，又被国民党多位要员接见，财政部部长孔祥熙甚至还安排杨惠敏在相关部门挂名，每月坐领干薪500元。不久，宋美龄又一次召见了杨惠敏，勉励她好好读书，并交待教育部安排。开始时，教育部安排杨惠敏到中央大学旁听，可好景不长，据杨惠敏自己说是因为她“太好动”，受不了这个第一学府的严规，所以后又被教育部保送到坐落于歌乐山的中央技艺专科学校就读。但在这里，杨惠敏也不安静，后因参加学生运动等原因受到校方警告，她一气之下又想离开。

一位美国侨胞帮杨惠敏办好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入学手续与奖学金，因此她得到了赴美留学的机会。但是去美旅途遥远，为了凑路费，杨惠敏居然直接找到财政部长孔祥熙向他申请政府资助。在战时财政异常紧张的情况下，孔祥熙直接批了一张3000美元的支票给她，可见杨惠敏当时在国民党内受关照的程度!拿到支票后，杨惠敏决定启程前往香港，从那里转道去美国。出发前她又去拜见了宋美龄，向她辞行，宋美龄出于对青年人的爱护，还嘱咐她“凡事应三思而行”。就在杨惠敏在香港准备转往美国之时，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留学计划落空。杨惠敏只好化装成小商贩，夹在难民之中转回大陆。她经广东惠州赴曲江，在曲江县得到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的收容。该委员会在曲江设有难民接待站，主任为陈志皋。

受命营救在港同胞

陈志皋问杨能否接受秘密接运困滞香港的各界爱国人士回内地的任务。此时的杨惠敏充满幻想，一心想投身惊险生活，再创辉煌，不加考虑地就答应了，随后，按照陈志皋提供的名单，杨惠敏往返于香港与内地之间，营救在港人员，先后被她接回的要员有40余人，如东吴大学教授吴经熊全家与国府主席林森的亲属等人。

在营救过程中，杨惠敏与一位军统局香港站通讯员赵乐天认识并结伴同行。赵乐天当时一面为军统服务，一面在“跑单帮”，即可能是利用职务之便，在香港到曲江这条线路上做药品等物资走私生意。赵乐天很快发现了杨惠敏的利用价值，又贪图其青春年少，所以对她大献殷勤，逐渐赢得了杨惠敏的芳心并与其同居。可以说，这一段时间杨惠敏被赵乐天利用，并被拉上了歧途。据杨自己回忆，她在转运人员期间曾替赵乐天托运过两批西药回内地。

1942年，杨惠敏顺利完成了三批爱国人士的援救工作，赈济委员会对她进行了嘉奖，并拟对她进行妥善安排。据黄慕兰（曾为中共中央特科成员，从事党的秘密战线工作，后奉命脱党，以民主人士身份为中共工作，参与了香港文化名人大撤退等重大行动）在自传中回忆，“到1942年10月间，陈志皋怕杨惠敏在香港活动时间久了，难免会有暴露被捕的危险，就打电报秘密通知她即速回来，打算另行派遣工作队去接替她。可杨惠敏却抱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态度，坚持要在香港冒险继续工作。”

得罪戴笠遭冤狱

香港沦陷后，“电影皇后”胡蝶有意回内地，所以动员、接运胡蝶回大陆的工作开始进行。据黄慕兰回忆，到1942年11月的时候，胡蝶和她的丈夫潘有声已安全到达曲江。可是忽出变故，胡蝶人安全到后，行李却未到。

离港前，胡蝶把自己的衣物、行李约30口大箱交给杨惠敏代为护送。杨惠敏见要护运的行李太多，为了保证人员和货物的安全，决定把人与行李分开来走，结果这批“行李”却因太惹人注意，在广东东江一带被土匪抢去了。

胡蝶听说行李丢失后，又急又气，还大病一场。那么这批行李中究竟装了些什么，竟让影后如此动怒呢?

据胡蝶称，她行李内有自己的名贵衣物、首饰，还有各国名人朋友的照片、题字等，价值达几十条黄金。但据黄慕兰在自传中指出，这些行李中实另有它物，“他们（胡蝶）夫妻二人在逃难途中，哪会带这么多的行李呢?其实这些‘行李’之中，只有几件是真正的行李，绝大部分都是帮会头子的阔太太们和国民党高官的小老婆托胡蝶捎带的高级走私物资，诸如后方紧缺昂贵的进口西药、化妆品等，这些东西在香港购买并不贵，如能运到重庆出售，是很受欢迎的畅销货，可以从中大获暴利。”

这些财物丢失，胡蝶自然觉得在那些阔太太面前丢了脸，又气恼又心疼，同时也怀疑杨惠敏的话是否真实，会不会被她私吞了。胡蝶原与青帮头子杜月笙、原上海警备司令杨虎有些交往，到重庆后也是先借住在了杨虎家，如此心痛之事，免不了要哭诉，所以杨虎、杜月笙便把此事转告了戴笠，请他帮忙查询。

戴笠对胡蝶垂涎已久，一听说此事即满口应允，他立即派人去湖南株洲，把杨惠敏及他的情人赵乐天一并拘捕，押往重庆。同时，派人南下四处追查这批财物的行踪。后曾发现这批货物曾在广西桂林一带市场上公开出卖，因其中有一件胡蝶自己穿的貂皮大衣被认出。但销赃的歹徒拿到钱后，早就溜了，根本查无线索。

调查无果的戴笠为了讨好胡蝶，按照胡蝶开列的失物账单，遣人火速从国外照单购买，然后谎说追回了部分财物。胡蝶虽心知并非原物，但考虑到这些物品价值更高，也就心领神会，不再追究了。

除了胡蝶的原因之外，军统逮捕杨惠敏还另有他因。据《黄慕兰自传》中回忆，“杨惠敏被捕入狱，这真是飞来横祸，天大的冤枉，而由此又追查到志皋（陈志皋）和我，更是意外之灾。但是事后仔细分析，却也并不奇怪，想必是我和志皋在曲江以赈委会的名义做了许多有利于加强国共两党团结抗日的工作，早就引起了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特别是军统特务们的注意和忌恨……如今正好借着胡蝶的告状，就可以‘师出有名’地对我们下手了。”可见，杨惠敏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国民党方面破坏国共合作、打击中共的牺牲品。

杨惠敏开始时被监禁于石灰市稽查处看守所，后转送重庆渣滓洞。军统局对她也甚感棘手，杨惠敏当时是国民党着重培养的国家级抗战英雄，且受到过蒋夫人的召见，所以并不敢用刑整她。审也审不出，放又不能放，戴笠干脆将这个案子拖着不办。据当年因违犯“纪律”，被拘押在渣滓洞的军统重庆特区西郊工运小组组长王仁德在1985年写的材料说：“杨惠敏在渣滓洞经常沉默寡言，仰天长叹，悲愤不已，十分憔悴。”

如此审问无果，戴笠只好给杨惠敏扣了个与赵乐天勾结，泄漏军事机密、有通敌嫌疑的帽子。

1946年春节时，经王仁德说情，渣滓洞看守所长濮齐伟才同意让杨与赵乐天一道排演京剧，分隔多年的杨、赵两人始初次面晤。杨惠敏感伤地说：“太侮辱人了，真是天大冤枉!我几次想自杀，只是死不瞑目。”

抗战的胜利给杨惠敏的黑暗人生带来了曙光。抗战胜利后，军统局将杨惠敏一案转给了地方法院审判，并做出了无罪释放判决。1946年1月4日宣判杨惠敏无罪开释。赵乐天获判罪刑已相抵，亦可同时释放。按理杨惠敏即可出狱了，结果却仍然被囚禁。因此案是戴笠交办的，放人须戴笠亲批不可，可直到戴笠死前也迟迟未批，所以虽然法院作了判决，也无人敢放。直到1946年3月17日，戴笠的飞机在南京失事，戴笠摔死后，他的亲信毛人凤才批准放人，把杨赵二人转押到了南京，在具结保密手续后放他们回了原籍。

后记

1946年获释后，杨惠敏曾在江苏镇江老家与赵乐天同住了几日，但后来据杨惠敏从家乡寄给一位监友的信中透露，几日后赵乐天出走上海，最终抛弃了杨惠敏。1949年，大陆解放，杨惠敏去了台湾，定居台北，已人近中年。在台湾，她继续受到国民党高层照顾，而且曾经再获蒋夫人召见。经介绍，她与年过花甲丧偶的台湾大学体育系教授朱重明结合。

1967年杨惠敏出版了回忆录《八百壮士与我》一书。1975年，中国电影公司开拍了影片《八百壮士》，内容大量采用了杨惠敏的回忆，由林青霞扮演杨惠敏。此片正式首映时，年迈的杨惠敏还亲临现场，以示对这段历史的纪念。

1977年10月28日，杨惠敏在台北不幸遇车祸，虽经抢救，保住了性命，但从此左半身不能动弹，连吃饭也困难。1980年2月，病床上的杨惠敏又突发脑溢血中风，神志模糊，从此再没有清醒过来，直到1992年3月9日去世。

（责任编辑 赵友慈）

2008年第2期 任仲夷同志的一幅珍贵墨宝　作者：杨　慎

2004年12月初，我应广东省企业联合会的邀请，到广州去作一场演讲，时间是12月3日上午，地点在广东国际大酒店。任仲夷同志是这个联合会的高级顾问，也应邀出席。那天他来得特别早，我们在休息室寒暄片刻后，他便问我：今天讲什么题目？我说准备讲用科学发展观指导住房建设问题，并顺手送他一份讲稿请他指正。他幽默地说：指正不敢当，改成拜读吧！不过，不是我拜读而是你拜读，因为今天上午是你讲我听。一席话说得在场的人哄堂大笑。这时他又一本正经地说：“科学发展观”提得好，既简炼又明确，说明新一代中央集体有高人。以往很长时间，我们事没少干，钱没少花，骂没少挨，就是吃了不尊重科学的亏，嘴上讲按客观规律办事，实际上按长官意志办事，什么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社会发展规律都不在话下，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还是斗斗斗那一套……说到这里，工作人员催大家入场，会议即将开始。仲夷同志可能感到言犹未尽，顺手从桌子上拿了几张信纸与我一同进了会场。落座后他环视了一下会场四周，接着一口气写下了下边一段话递给了我。

“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何乐之有？到头来还是其苦无穷。从根本上讲，人是不能胜天的。天——大自然，大宇宙，只能与之和平共处，与之适应，绝勿做违天之事。违天，即违背自然规律和客观规律，违天，是自做孽，古语曰，人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治，我说的自做孽是指做违反客观规律之事，教训太多了。”

这是我与仲夷同志最后一次见面，没想到从此天各一方，竟成永诀。得知他不幸逝世的消息，悲痛不已，连夜找出那张便笺摆放在我的书架中。那苍劲犀利的文字，凝结着他居高望远的深邃思维，隐含着他忧国忧民的赤胆忠诚。我在想，这不单是铮友之间的叙谈，也是他留给后人的醒世箴言。（2005年12月12日）

（作者系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名誉会长）

2008年第2期 阎锡山的最后岁月　作者：黄禹康

伯父黄秀善离家60多年杳无音信，家里人都以为他老人家早不在人世了。可没想到年已80多岁高龄的伯父于2005年9月竟奇迹般地从台湾回到了老家。

伯父17岁被抓丁到了国民党部队，转战南北，许多人血染沙场，九死一生，伯父却因做得一手好饭菜，被阎锡山某部选做伙夫，后被阎锡山看上留做厨师。在伯父的叙说中，我了解了一些关于阎锡山败走台湾后的轶事。

（一）

1949年12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国民党残军败匪，一举攻下贵阳、遵义后，分兵三路，直指成都。

12月8日，国民党“行政院院长”阎锡山率“副院长”朱家骅、“总统府秘书长”邱昌渭等人，在一片凄风愁雨中，乘专机飞抵孤岛台湾。从此别祖离乡，再没有回过大陆故土……

阎锡山到达台北后的当天下午，即在寓所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国民政府”自即日起迁移台北办公。自此，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彻底宣告结束。

阎锡山刚到台湾时，还颇有几分卧薪尝胆、卷土重来的意味。他频频召开新闻发布会，反复宣传来台湾后的施政方针，并多次发表演讲，批评国民党内部不讲诚信、不讲团结，大讲总结在大陆失败的经验和教训，决心立足台湾好好干一番事情。

殊不知，这个时候的蒋介石对阎锡山这帮不忠不孝的部下心存芥蒂，正在重新考虑“国民政府”的人事安排。

蒋介石的用人政策，历来是以我为中心。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历史上，被称之为“山西土皇帝”的阎锡山曾几次倒蒋，甚至在中原大战中与蒋介石直接对垒。蒋介石对他一直心怀不满，但考虑到国民党刚到台湾，百废待兴，一切以稳定团结为要务，于是对阎锡山还比较客气。

但阎锡山有自己的个性，虽然他知道自己这个“行政院长”，看似权力很大，其实是一切事情以老蒋的意见为旨，老蒋说什么，他就得干什么。这种仰人鼻息的生活，阎锡山十分讨厌，但也无可奈何。

尽管如此，阎锡山还是到处发表讲话，痛斥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指责就是国民党内部的腐败才将大陆拱手让给了共产党，同时对国民党内部帮派之间的矛盾也十分不满，对国民党的一败再败的战略指导思想，多有责备之意。

阎锡山的讲话，尽管是出于一片苦心，但却处处刺到了蒋介石的痛处。这些话如果让老蒋本人来讲，一点事也没有，而阎锡山却毫不顾及蒋介石的面子，句句话带刺，这就使蒋介石感到难堪。于是，马上换掉阎锡山的想法很快就在蒋介石的脑子里形成。

早在国民党逃台的前夕，蒋介石就卸去“总统”一职，由“副总统”李宗仁代之。而这时，李宗仁远在美国，按照国民党所谓的“宪法”，“总统”、“副总统”缺位时，应由“行政院长”代行其职权。这就是说，阎锡山在台湾就应该是绝对的权威。但蒋介石早就把这些所谓的“法统”丢在脑后，对“行政院”的工作，事无巨细，处处过问。特别是人事上的安排，蒋介石更是牢牢抓住不放。1950年元旦刚过，蒋介石便把阎锡山叫到办公室，说是与他商量“行政院”改组人选的事，其实就是通知他应该换调哪些人。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形成了以下的人事任免名单：

一、谷正纲代理“内政部长”；

二、陈良任“交通部长”；

三、阎锡山辞去“国防部长”职务，由参谋总长顾祝同兼任；

四、“政务委员”张群辞职，由丘念台继任；

五、关吉玉辞去“中央银行”总裁一职，由俞鸿钧担任。

从这个名单可以看出谷正纲、顾祝同、俞鸿钧等蒋介石的嫡系接替了阎锡山的人马，就连阎锡山本人任职多年的“国防部长”一职，也失去了。

“行政院”改组，引起了国民党各方人士的不满。一天晚上，阎锡山刚刚吃过晚饭，正在院子里散步，一帮四川籍的“立法委员”闯进了阎的官邸，他们气愤地质问阎锡山：“这次‘政府’改组，为什么四川这么一个大省，竟无一人‘入阁’？”

这一问，倒把阎锡山问住了。因为他名义上身为“行政院长”，但改组人事，他却不能作主。这次改组，他圈子里的人也“改”掉不少，但这又怎么好与人说明呢？阎锡山一肚子苦水无处倒，自己没有落得好，反而当了老蒋的替罪羊，处处遭人埋怨。

（二）

蒋介石频繁干预“行政院”的正常事务，弄得阎锡山十分窝火，时间一长，他就产生了卸任的念头。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一脚踢开李宗仁，在台北正式复职。“登基”仪式完毕，阎锡山便向蒋介石提出了辞去“行政院长”的请求。

阎锡山提出辞呈，蒋介石心里很高兴，但嘴里仍假意挽留一番。第二天，蒋介石亲自来到“行政院”阎锡山的办公室，与阎长谈，安抚阎锡山。

3月6日，国民党中央常委召开了由蒋介石主持的临时会议，会议批准了阎锡山的辞呈报告，决定由陈诚继任“行政院长”。

阎锡山打了一辈子的仗，到了老年，才似乎悟到什么叫失落。离职前，“行政院”召开了一个小型茶话会，为阎锡山辞行。会后，有人将老子《庄子·取筮》里的两句话“绝圣弃知，大盗乃止”送给阎锡山，阎锡山意味深长地说：“无珠宝而争珠宝，不是不争，是无所争；有珠宝而不争，是自己心上无珠宝，才足为奇。人不污辱你，不和人争，不是不争，是无争；人污辱你，你不和人争，才是不争。”阎锡山的这番话，表明了自己决心与世无争的心态。

卸去“行政院长”后，第二天阎锡山就将家搬到了台北地处偏僻的丽水街。搬到新家的当天，他就开始写《人应当怎样》。在这篇文章中，他表述了自己离任后对时势的悲观，同时也对未来充满幻想。

从此，阎锡山深居简出，将自己关在家里著书立说。

半年后，阎锡山又由丽水街搬往台北市郊的阳明山边的菁山居住。

菁山原来是日本人占领台湾期间兴建的未成的农场。这里，地处偏僻，交通不便，平时进城，要步行30分钟，才能到达公路。附近没有村落，也没有电灯、电话、自来水。小道两旁，杂草没膝，人到之时，野兔四处逃窜。

阎锡山来到这里之后，让人略加开垦，修建了一座草庐。

台北地处台湾北部盆地，每年一到夏季就酷热难耐，而且台风频频光临。草庐抵挡不住炎热和台风，他便想起了山西老家的窑洞。窑洞冬能御寒，夏能防暑，又不怕台风侵袭，何不在这里也建一座窑洞呢？他找来当地的一些老农询问：“为什么台湾没有窑洞？”那些老农回答说：“这里土地潮湿，不适挖洞。窑洞空气不流通。再说台湾经常闹地震，挖了洞恐怕也受不了震动。”

阎锡山认为，窑洞的这3个缺点都有办法解决。窑洞四周糊上水泥，就可以防止潮湿。将窑洞前后各开一扇窗，就可以解决空气流通问题。至于地震，窑洞与楼房一样，楼房设计得好能防震，窑洞设计得好，也一样能防震。

于是，阎锡山便让人建了一方窑洞。窑洞建成后，他以自己的所谓种能宇宙观，将窑洞命名“种能洞”。后来，他又向附近的台湾金铜矿物局租了一大片地，建了一座“种能农场”。阎锡山在农场里，种植了许多柑橘和松树。写作累了，他就在这里锄草种地，打发时光。

阎锡山的儿子在美国，他自己在日本也有许多亲戚。据说，他卸任后不久，曾一度想移居美国和日本，却没有得到老蒋的批准。让这个多年的政敌自由地出入美、日，蒋介石确实是有些不放心。现在听说阎锡山改变初衷，移居菁山草庐，专心著述，这正合蒋介石之意。没过多久，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亲往菁山探视。蒋果然看到脱下军服的阎锡山学问很有心得，一副心境淡泊、超脱世外的神态，蒋介石放心了。

阎锡山在菁山一住就是十年。他一心读书写作，非重大的活动，不轻易进城。他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早晨七点起床，然后写作；午饭后休息两个小时，下午会见客人，或者思考问题；晚上十点钟准时入睡。这期间，蒋介石曾几次上山来看望阎，这对阎锡山来说，也是一种殊荣。

阎锡山在国民党中也算是老资格了。他其实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但是自从卸任以后，便门前冷落车马稀了。这固然是人情冷落、世态炎凉之故，但更重要的一点是，阎锡山来台湾后，从大陆带来的嫡系很少，且他自己从政多年，结怨、树敌太多。如他与蒋介石进行过中原大战，与政学系争夺过西南地方权力，与白崇禧争夺过“国防部长”之职……这样一来，势必把自己放到了与众人为敌的位置上。所以，他在菁山十年，除老蒋去看过他两三次，陈诚接手“行政院长”后，出于礼仪，去看过他一次外，国民党政要人员当中，再没有其他人上山看过他。倒是一些报刊、电台、影视记者，出于对这位中国近现代史上经历清王朝、辛亥革命、北洋军阀统治、国民党统治以及残留在台湾的“五朝元老”颇感兴趣，屡屡登门造访菁山。所以，阎锡山潜心研究的所谓“大同主义”中和哲学，常见之于台湾报刊，这对处于世人冷漠之中的阎锡山，多少也有了些慰藉。

（三）

1959年，阎锡山已是77岁高龄。一天晚上，他伏案写作完毕，准备上床休息时，忽感心脏不适。第二天，便到台湾大学附属医院检查身体，经医生诊断阎锡山已患上比较严重的心脏病，医生便劝他住院治疗，阎锡山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因时时记挂他尚未完稿的《三百年的中国》一书，没等痊愈便匆匆赶回了菁山。

1960年元月，《三百年的中国》一书终于完稿。阎锡山又雄心勃勃，开始重新研究《二十五史》及《十三经》。

这一年的5月2日，阎锡山忽然腹泻。第二天起床便发现腿部浮肿，经过医生治疗，身体很快康复。可是到了5月10日，阎锡山早上起床后又感到不适，遂请医生来家治疗。第二天半夜，开始气喘。医生诊断为感冒转气管炎，建议入院治疗。这时，台大医院内科主任蔡锡琴赶到，诊断为急性肺炎并冠状动脉硬化性心脏病，病情此时已十分严重。

5月23日上午，阎锡山被送进医院抢救。到下午1：30分钟，阎锡山病情加重，大口喘气，不久心脏便停止了跳动。虽经医生大力抢救，但最终回天乏术，宣告无治身亡。时年78岁。

阎锡山死后，台湾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葬礼由何应钦主持，蒋介石亲临致哀，并送一块匾额，上写“怆怀老勋”。

阎锡山死前，曾立有以下遗嘱：

一、 丧事宜简不宜奢；

二、 来宾送来的挽联可收，但不得收挽幛；

三、 灵前供无花之草木；

四、 死后早日出殡不要久停；

五、 不要过于悲痛放声大哭；

六、 碑墓上刻着他的日记第100段和第128段；

七、 七日之内每天早晚各读他的《补心灵》一遍。

夫人将他的日记打开，找到了第100段和第128段，只见上面分别写着：

“义以为之，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诚之，为做事之顺道，多少好事，因礼不周，言不逊，信不孚，致生障碍者，比比皆是。

突如其来之事，必有隐情，惟隐情审真不易，审不真必吃其亏。但此等隐情，不会是道理，一定是利害，应根据对方的利害，就现求隐，即可判之。”

阎锡山的墓地就选在他生前居住的菁山草庐地区后面。这里茂林修竹，远山如屏，淡水、基隆两河流左右萦绕，山下的台北市历历在目。

阎锡山生前，曾制作挽联数副，嘱其家属在他死后，刻在他的墓碑上。其中有一副挽联写道：“有大需要时来，始能成大事业；无大把握而去，终难得大机缘。”阎锡山一生极力反共，在临死前，还痛惜自己不能追随蒋介石“回大陆去，而深感遗憾”。他一生从政从军，不得意的时间居多。这副挽联，正是他临死前的心境表露和无可奈何之哀叹矣。

（责任编辑 赵友慈）

2008年第2期 还纳吉以清白　作者：侯凤菁

匈牙利1956年事件的核心人物纳吉·伊姆雷在中国长期以来没能得到人们充分的了解，一直作为“反革命”存留在众人的心目中。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甚至污辱性地将当时主持国民经济整顿工作的邓小平同志称之为“邓纳吉”。然而实际上，纳吉是匈牙利一位深受人民群众爱戴的共产党领袖、社会主义改革的先躯，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两次任政府总理期间都因触动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要害和维护匈牙利民族独立而深受迫害，最后为了坚持自己的信念被送上绞刑架。

莫斯科的政治流亡者

纳吉·伊姆雷1896年6月6日出生在匈牙利中部城市考波什瓦尔一个信奉新教的铁路工人家庭。他读了4年中学就当了工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应征入伍，之后在俄国前线被俘。在西伯利亚战俘营期间，他接受了革命思想，1918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21年，纳吉作为共产党人秘密回国，以社会民主党人的面目在家乡的农民当中从事革命活动，多次被捕入狱。1928年他到了维也纳，1930年初流亡到苏联。

那时，在莫斯科流亡的一批匈牙利共产党人有各种派别，相互争论不休。纳吉远离这些派别斗争，潜心研究农业问题。1930年至1935年他先后在苏联国际农业科学研究所、苏联中央统计局和一所农业大学工作，撰写了3部书和20多篇科学论文。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一直在莫斯科从事农业政策的科学研究，深受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和布哈林理论的影响。从这时候起，他与斯大林式社会主义的理论就产生了歧见。1930年2月，匈牙利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附近召开，纳吉在会上被指责为“在农民问题上表现出右倾观点”，被迫作出自我批评。这是因为当时共产国际主张东欧各国革命成功后，都要把没收的土地全部收归国有，认为分配给农民个人是有害的，而纳吉根据实际情况主张匈牙利革命胜利后把大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个人使用，以便在一个时期内发挥该国个体农业发达这一优势的作用。

1941年6月，苏德战争期间，纳吉报名参加苏联红军国际旅，准备上前线抗击德国法西斯的侵略。军训结束后，在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的建议下，他被调离部队，被任命为莫斯科广播电台匈牙利文播音部代理编辑，后来又被任命为专对匈牙利播音的科苏特广播电台的编辑。1944年他被调去协助苏联的一个委员会工作。该委员会负责向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提供关于在即将解放的匈牙利建立民族独立阵线和制订匈牙利共产党纲领的报告，其中包括战后建立匈牙利政府的设想等内容。

1944年11月1日，纳吉回到匈牙利。他是第一批随同苏联红军先头部队回国的在苏联流亡的匈牙利领导人之一。他与同行的其他同志一起，在解放了的第一个大城市塞格德建立了匈牙利共产党公开的中央委员会。纳吉作为共产党的代表，成为临时国会的议员，还是临时民族政府的农业部长。那几年他在自己岗位上从事的活动给匈牙利人民，特别是给广大农民留下深刻印象。他主持了匈牙利的土地改革，亲手将第一根木桩埋进分给农民的土地里，象征着全国土地改革开始。最后，从大地主和教会那里没收和赎买到的560万霍尔特（每霍尔特约合0.5公顷——作者注）土地大部分分配给64.2万无地和少地的农户。从此，这个像农民一样粗壮，经常戴一副老式夹鼻眼镜的共产党领导人就鲜活地走进匈牙利公众的视野。

这时，他为维护匈牙利农民的利益，竟有一番足以使一位苏联元帅大为吃惊的举动。在刚刚解放的匈牙利土地上，以解放者自居的苏军部队纪律很差，抢劫商店、盗窃财物、强奸妇女、毁坏庄稼和森林的事情经常发生。匈牙利共产党的领导者们对此听之任之，只有纳吉怒不可遏。他作为农业部长不止一次地向盟国管制委员会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提出抗议，要求苏军整顿纪律。作为一个在苏联流亡过的共产党部长，纳吉竟敢向解放者挑战，这不能不说在这偶然之中表现出他固有的秉性。在他的理念中，当布尔什维克的原则要求与民族利益发生矛盾时，他宁可舍弃前者也要维护后者。这正如后来他在文章中所写的那样：“如果国际主义离开了对本民族的忠诚，离开了对本民族的独立、主权、自由和平等所承担的责任，不能充当本民族的合格代表，那么工人阶级的国际性就不可能是马克思用社会主义解释的国际性。”

抵制极“左”路线的“右倾分子”

土地改革开始半年以后，纳吉由农业部长调任内务部长。4个多月之后，他又被撤换了，因为发现他过于“宽容”，不适合领导警察的工作。他被调任国会主席这一显赫而又相对轻松的职务，有很好的政治、物质待遇，只要不说错话就能在政坛上一帆风顺。然而他做不到，在真理与良知面前他管不住自己的舌头，与党的政策发生了分歧。

事情发生在1948年。那时斯大林作出东欧各国加速农业合作化的指示。匈牙利共产党主要领导人拉科西·马加什一伙闻风而动，提出三四年内就使全国90%的农民入社。纳吉主张匈牙利的农业合作化要根据现有条件分阶段地进行。另外，他还认为匈牙利农民分得土地还不到3年，现在强行把他们刚刚获得的小块土地夺走，不知会产生多少悲剧。在一次与拉科西的谈话中，纳吉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说“用这种方法建设社会主义是错误的”。他在自己《与中农的关系》一文中更加详尽地阐述了这种看法，表示“我认为这样的计划……是不现实的、错误的、过火的。”“执行这样的计划就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我们要跳过我们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其结果是纳吉被指责持“右倾机会主义观点”，犯有“布哈林倾向的错误”。他虽然遵照共产党内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了检讨，但还是受到批判并被赶出政治局。在此后大约两年的时间里，他被贬到外地的一所农业大学任副校长。

“塞翁失马，安知非福”。这段时间正是拉科西一伙实行极“左”政策进行全盘苏化和对党内外人士搞大清洗的高峰期，纳吉因为被贬谪避免了在高层参与一系列迫害无辜的事件，成为匈牙利共产党中唯一手上没沾血的领导人。

匈牙利共产党于1948年取缔了其他政党，本身与社会民主党合并建立了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独掌政权，从而结束了1945年以后的人民民主时期。在短短的几年当中，党的总书记拉科西·马加什与格罗·埃尔诺、雷瓦伊·约瑟夫和法尔卡什·米哈伊一起结为“四人集团”（又称“四驾马车”）独断专行，无视本国具体条件和劳动人民的利益，机械地照搬苏联的经验，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严重失误，结果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他们还大搞个人迷信、破坏民主与法制，制造许多冤假错案，实行群众性恐怖。拉科西一伙就这样紧紧追随莫斯科，把一种陌生的“斯大林主义”制度强加在本民族头上，很快失去解放之初人民对共产党的拥护，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到1953年，匈牙利已形成全国性的“民族对抗”局面。“对抗”的一方是匈牙利广大人民群众，另一方是以拉科西为代表的机械推行苏联斯大林政策的领导集团。这种状况的出现对苏联的利益是严重的威胁。

纳吉在1950年重新被起用，先任政府食品工业部长，后改任征购部长。1951年3月他象征性地作了一次自我批评后又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次年11月被任命为政府副总理。当匈牙利政治危机日益严重、首都布达佩斯和外地一些城市开始发生骚乱之时，纳吉·伊姆雷被苏联领导人选作可以用来缓解匈牙利社会矛盾的最佳人选。

替苏联“救火”的新总理

1953年3月斯大林死后不久，包括纳吉·伊姆雷和拉科西·马加什在内的一个匈牙利代表团被召到莫斯科，苏共中央主席团中最有影响的成员都参加了这次会见。在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内务部长贝利亚、苏共中央书记赫鲁晓夫、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等人的干预下，纳吉被推举为匈牙利政府总理，为他们拯救可能发生坍塌的苏联帝国的一角匈牙利而去冲锋陷阵。对匈牙利出现的危机负有责任的拉科西受到苏联领导人的严厉指责，被免去兼任的总理职务，只担任党的首脑，改用第一书记的头衔。苏联领导人交给纳吉的任务是恢复匈牙利即将崩溃的经济和使社会保持安定。

匈牙利代表团刚刚回国，东柏林就发生了工人罢工事件，罢工很快蔓延到东德其他许多城市，最后被苏军出动坦克镇压。这给苏匈领导人再次敲起警钟。匈党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立即召开会议，按照苏联的指示决定在政策上“急转弯”，拉科西和“四人集团”其他成员都就过去犯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1953年6月27日党的中央全会通过决议批判党的领导过去犯的错误，全面调整经济政策和对领导层进行人事变动，被称之为“六月政策”。在7月3日至4日举行的匈牙利国会会议上，纳吉作为政府新总理依照“六月政策”发表了施政纲领讲话，被称为“七月纲领”。从此，匈牙利进入纳吉第一次执政时期进行改革的“新阶段”。

纳吉主持政府工作后不是简单地纠正拉科西时期的左的错误，而是大胆地进行改革，包括以下五方面主要内容：第一，调整经济发展计划，减少对重工业的投资和放慢工业发展速度，将节省下来的资金用于发展消费品生产，进行住房建设和加强农业生产；第二，采取一系列措施发展农业，停止强迫农民入社，准许农民退社，利用市场和取消对农产品流通的限制，减轻农民交售农产品的负担；第三，以降低物价、提高工资、节省公务开支等手段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第四，限制强力部门的权力，消除社会恐怖，平反冤假错案，恢复社会主义法制；第五，改造政权机构，废止党的部门专权，使政府从党的控制下解脱出来，同时向群众提供广泛参政的可能，试图在一党制的范畴内建立一种比较民主的多元执政形式。

“新阶段”政策很快收到了成效，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市场开始繁荣、农业生产发展、社会上压抑的政治气氛得到缓解、许多过去受到迫害的无辜者得以恢复名誉。全国广大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热烈拥护纳吉的“新阶段”改革。然而，由于权力受到削弱而一直抵制“六月政策”的拉科西一伙却利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和困难兴风作浪，收集各种材料攻击和诋毁“新阶段”改革。

纳吉1954年10月在党报《人民自由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披露了中央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几天后又在爱国人民阵线成立大会上发表了倡导发展“社会生活民主”的讲话，这为拉科西一伙进行反扑提供了口实。正在莫斯科休养的拉科西抓住纳吉的这个“小辫子”。在当时盛行号称阶级专政的气氛下，民主这个东西是绝对不许可提的。拉科西一伙人在苏联领导人中间大肆活动，终于告倒了纳吉，并立即返回匈牙利，在出尔反尔的苏联领导人的支持下开始围剿纳吉和封杀“新阶段”改革。

克里姆林宫的主人这时之所以要抛弃纳吉，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纳吉没有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苏联领导人给他的任务只是在匈牙利尽快简单地恢复经济和社会秩序，而他却要在经济、政治领域认真地搞改革，在利用市场、扩大民主等方面大胆妄为地突破了斯大林式社会主义神圣模式的框架。

1955年1月8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委员在莫斯科再次召见拉科西和纳吉等匈牙利领导人，纳吉被送上“被告席”。然而纳吉据理相争，在苏共领导面前拒不进行检讨，坚决捍卫“新阶段”改革。这使拉科西有了进一步打击纳吉的理由。

1955年3月2日至4日，拉科西主持召开中央全会，提出纳吉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不久，纳吉声明“出于政治原因”辞去政府总理职务，匈党将他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从此，“新阶段”改革无疾而终，拉科西在许多方面又恢复了他1953年6月以前的极“左”政策。

然而纳吉并非孤立无援。他的周围集结了一大批改革政策的支持者，他们主要是一些科学家、作家、记者、艺术家等知识分子和领导干部，其共同特点是具有政治勇气，从不同角度反对拉科西的政策和赞同纳吉所追求的那种既尊重个人自由又尊重民族独立的“有人性的社会主义”。他们大多是共产党员，有着长期的革命斗争经历，在“新阶段”被扼杀之后把自己的命运同纳吉联系在一起。至于普通百姓，他们虽然不懂得那么多理论，但对纳吉与拉科西政策之间的差别都心知肚明。

1955年12月，匈党中央宣布开除纳吉的党籍，理由是他拒绝检讨错误和在自己周围纠集成“反党集团”。

新思想的探索人

从1955年夏天到1956年初，纳吉在失势的日子时埋头撰写他的长篇政治论文，为“新阶段”政策辩护。他的初衷是将该文交给党中央和苏联领导人明察，以求判明是非。这篇约合中文23万字的长文真实和集中地反映了纳吉对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大胆探求。

在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问题上，纳吉认为“应该考虑并且跟上”时代的发展与变化。他强调对待像马克思这样伟大导师所制定的天才学说，也“不能只限于重复旧的论点，因为没有永恒的，不可改变的，可脱离时间、地点和具体条件加以运用的学说”。他认为：“斯大林在个人崇拜的基础上垄断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权，这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教条主义，使勇于探索的理论工作陷于瘫痪……”“假如我们不跨出斯大林教条所圈定的狭小天地……那么世界将在我们面前飞速前进，而我国就会落后。”

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问题上，纳吉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形式应是“多样化”的。他反对认为只有通过暴力才能在世界范围内战胜资本主义，指出也要考虑和平过渡的道路，“还要考虑到哪条路最有利、最恰当，即代价最小、最能避免痛苦，因而也最人道。”他还说，建设社会主义“绝不是越来越多地运用和激化暴力、滥用无产阶级专政和强制手段”。

在对待苏联经验的问题上，纳吉认为在完全不同的国内条件下“生硬模仿苏联的发展”是非常有害的。他指出，将苏联的做法“说成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唯一正确而具有约束力的原则”，会给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发展“造成特别严重的困难”。因此，他主张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必须要能使本国广大人民群众乐于接受。

在各国共产党相互关系的问题上，纳吉创造性地提出将由中国提议、经万隆会议确立的五项基本原则也运用于各兄弟党之间。他说：“事实表明，五项基本原则不能只限于同资本主义制度或两个体系间的斗争，也应该扩大到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相互关系上去。”“五项基本原则不但在反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侵占和奴役企图的斗争中，而且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作中，都是巨大的推动力量。”一年以后，苏联承认了纳吉这一主张的正确性，在1956年10月30日发表的《苏联政府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中，端端正正地写道，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只能够建立在完全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国家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上”。

在民族独立与国际主义的关系问题上，纳吉强调民族利益的重要性，认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民族独立必须“协调一致”，各国共产党在思想和政治上保持自主。他说：“把社会主义凌驾于民族之上，从而否认社会主义的民族性，曲解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世界主义的歪曲。”“社会主义的重要条件是民族独立，如果党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不能自主，不能适应民族使命的要求，民族独立就不能保证。”

在社会伦理道德问题上，纳吉认为社会的腐败与道德上的堕落反映了政权的蜕化，说明“那些行动严重违反社会主义社会道德，甚至违反现行法律条文的人，也在社会生活最重要的领域起着领导作用。”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上，纳吉主张实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他说：“新经济政策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既定方法和形式，它在每个农民小生产者数量众多的国家中都是必要的。”他主张“也要利用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因素，即不是直接通过产品交换，不是不要市场和回避市场，而是利用市场和通过市场战胜资本主义因素和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

在农业发展问题上，纳吉强调马克思主义关于农业集体化和农业个体经济应该结合、不允许把它们对立起来的学说。他认为在农业经济发达的匈牙利，“小农经济的富裕部分，尽管受规模狭小的限制，还是有实现扩大再生产的可能性的。”“在发展大规模生产合作社经济的同时，中农的富裕生活、其经济的发展和商品生产的增加，是迅速消灭农业落后现象和发展生产的不可缺少的条件。”因此，他主张匈牙利在坚持合作化这一农业发展的主要道路的同时，在一个时期内也要保持另一条保护中农经济的“非合作化道路”。

从纳吉上述一些主要思想可见，他在国内外政策上都有自己独立的见解。早在苏共1956年“二十大”之前，这位共产党领袖就在为寻找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苦苦地上下求索。

十月事件的牺牲品

1956年苏共“二十大”进行“非斯大林化”，“解冻”之风也吹进匈牙利。斯大林在匈牙利的代理人拉科西·马加什一伙仍然拒绝纠正过去犯下的错误与罪行，引起党内外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这年10月23日，首都布达佩斯的数十万人以声援波兰抵制苏联干涉内政为名举行示威游行，提出匈牙利进行全面改革、纳吉重新出任政府总理和苏联驻军撤离匈牙利等要求。当晚，这场示威游行演变成群众武装暴动。第二天，苏联驻军的坦克开上布达佩斯街头“帮助恢复秩序”，从而进一步激化了矛盾，使更多的匈牙利人拿起武器抗击进行武装干涉的苏军。全城各地的武装小分队筑起街垒，手持轻武器和自制的汽油燃烧瓶与苏军博斗，在短短的几天内炸毁苏联坦克200多辆。匈牙利工人为抗议外来的武装干涉举行了全国总罢工，警察和军队大部分倒向起义者一边。

为了使愤怒的群众停止武装抵抗，纳吉政府不得不作出一些让步，其中包括坚决要求苏联立即撤军和恢复过去实行过的多党制。在这社会动荡的时刻，社会上也发生了一些无政府主义的恐怖行为，一些过去残害百姓的国家保安局人员被群众施私刑处死，市委大楼门前杀害市委工作人员的事件使这股逆流达到顶点。这些情况的出现，使苏联领导人对纳吉政府的态度开始犹豫不决。

10月30日苏联发表政府声明，表示愿意“将苏联军队撤出布达佩斯市”和同匈牙利“就苏军驻留匈牙利领土问题进行有关的谈判”。然而就在第二天，大量苏军却又潮水般地涌进匈牙利，早先撤出首都的苏军开始在郊区修筑工事和占领有利地形，显然一场外来军事侵略即将来临。11月1日，纳吉紧急召见时任苏联驻匈牙利大使、后来曾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安德罗波夫，要他解释苏军调动的原因，并要求苏联保证不再继续向匈牙利派兵。安德罗波夫只是一味地敷衍，明显地是在当面撒谎。纳吉意识到，莫斯科已改变了立场。

实际情况也正是这样。苏联最初怕因对匈采取强硬手段引起美国干涉而准备妥协，打算允许匈牙利进行改革和实行一定程度的自由化，但以不危及过去取得的社会主义成果和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为底线，因而赞同纳吉的一系列做法。后来开始担心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会效法匈牙利并出于国际因素的影响与本国领导集团内部斗争的需要，苏联领导人改变了主意。美国这时也一再发出不准备介入匈牙利事件的信息，解除了苏联的后顾之忧。于是，苏联经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磋商后决定对匈派兵镇压。就这样，纳吉再一次被苏联领导人所抛弃。

匈牙利事件发生后，中国最初反对苏联出兵干涉，还要苏联领导人吸取他们在处理波兰问题上的教训，但是后来又改变了态度。毛泽东10月30日晚召开中共中央常委会议时指示，电告正在莫斯科的刘少奇同志立即约见苏共中央主席团，声明中共中央反对苏军从匈牙利撤退。刘少奇同志在10月31日会见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时严厉指出：苏共要撤军的决定是对匈牙利人民的背叛；苏共中央如果抛弃社会主义匈牙利，将成为历史罪人。第二天赫鲁晓夫在送刘少奇同志去飞机场启程回国的路上无不献媚地说，苏共中央主席团已决定对匈牙利出兵。

面对即将发生的大规模军事入侵，以卡达尔为首的匈党领导机构作出决议：为了使苏联出兵失去合法性，建议匈牙利立即退出华沙条约和宣布国家中立。这个建议经纳吉政府讨论通过，并得到国家元首道比·伊什特万的批准。匈牙利外交部立即将这一决定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要求联合国保护匈牙利的主权。这时匈牙利的社会秩序已经开始走向正常，收缴武器的工作进展顺利，全国总罢工也即将结束。然而当苏联特使米高扬和苏斯洛夫带着这个信息回到莫斯科时，苏联进行第二次军事干涉的决定已不可更改。

11月3日夜晚，苏联人先是诱捕了与他们就苏联撤军问题进行谈判的匈牙利军事代表团，然后在11月4日凌晨向布达佩斯发起武装进攻，共有12个师的苏军兵力参加这次“旋风”行动。在军事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纳吉向军队下达不抵抗的命令，自己带领一批党和政府的主要官员到南斯拉夫驻布达佩斯大使馆避难。这时，不久前失踪的匈党第一书记、政府国务部长卡达尔·亚诺什等人通过广播电台宣布，苏联支持的“工农革命政府”成立，卡达尔任政府总理。

在苏军的帮助下，匈牙利十月事件很快被全面镇压下去。纳吉等人在南斯拉夫大使馆避难18天后离开时在回家路上被苏联克格勃人员劫持，先被送到罗马尼亚关押，后又在国内被长时间监禁。纳吉拒绝与新政府合作，在当时具体的国际条件下由苏联领导人操纵，以“组织推翻匈牙利人民民主制度罪”和“叛国罪”被判处死刑，于1958年6月16日被绞死，成了匈牙利1956年事件的替罪羊。他留下感人的政治遗言：“我曾两次在我国维护社会主义这个词的荣誉，那是1953年和1956年。第一次时，拉科西出来反对我。第二次时，反对我的则是苏联的整个武装力量。在这个由热情和仇恨构成的诉讼中，我必须为我的思想而牺牲我的生命。我愿意奉献它……我相信，历史将宣判杀害我的刽子手。只有一点是违背我的意愿的：将由杀害我的人替我平反昭雪。”他临刑前呼喊：“社会主义的、独立的匈牙利万岁！”

1989年7月，也就是在匈牙利共产党（即社会主义工人党）还在执政期间，匈牙利最高法院就已宣布撤销当年对纳吉等人的判决，数十万民众自发地在布达佩斯的英雄广场和墓地为屈死的纳吉及其同伴举行国葬，政府总理内梅特等人为纳吉等死难者守灵。于是，1956年事件在匈牙利已被公认为“人民起义”。在另一个当事国苏联，早在1991年12月，时任总统的戈尔巴乔夫就谴责了苏联1956年对匈牙利进行武装入侵的行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和普京也就此事先后向匈牙利道歉。这也就是说，在匈牙利和苏联，历史都早已还纳吉以公道。那么在如今改革开放的中国，难道不也该还纳吉以清白？

（本文作者为新华社原驻匈牙利首席记者）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8年第2期 孙中山先生与“秦家店”　作者：尹振环

读法家著作《商君书》、《管子》、《韩非子》之后，再读《孙中山选集》，会有一种震撼：真是两重天！不仅可以感受它异常的分量、贵重，还能发现我国系统设计埋葬中国皇权专制主义方案的第一人——孙中山先生。毛泽东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赶走了日、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邓小平在经济上大刀阔斧的改革开放，彻底改变了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真是功德盖世！它极大的超出了孙中山设计的民族主义与民生主义。今天能不能说我们已经完全解决了民权主义方面的问题呢？恐怕不能吧。毛泽东说：“今天我们基本上是郡县制”，“马克思（斯大林）＋秦始皇”，如果没有这两条，能否制造出“大跃进”、“文革”那种中外亘古未有的灾难呢？恐怕也不能。这说明我们需要进一步解决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民权主义以根绝帝制的问题。在孙中山逝世八十二周年之际，重温孙中山先生有关设计，当不无启发。

一、首倡“敢有帝制自为之，天下共击之”

黄宗羲、严复他们把秦汉以来的君王称之为“最能欺夺者”、“盗窃之至极”。把君王的法与令十之八九称之为“坏民之财、散民之力、离民之德”。谭嗣同说过：“杀尽世上君王，以谢国人”等等。但是在中国历史上有谁提出了一套理论办法，来废除帝制，让人民自己能够选择自己的“皇帝”和官吏呢？有谁站在芸芸众生的立场上，给他们设计出一整套“治君”、“治吏”办法呢？虽然中国的政治哲学发达得惊人，“那都是为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没有。”（鲁迅语）辛亥革命前从来没有经历过“民”国，更谈不上有什么人民制约总统、人民制约官吏的书。看来只有孙中山先生是中国第一个设计了“民”国，制定了宪法（临时约法），提出一整套理论办法，来让人民参与到政治中来，使人民能够选择和监督自己的各级领导人。尽管这“民”，还有局限，但毕竟是破天荒的事。虽然他所领导的民主革命没有成功，但他那一套理论、方法、设计的制度，却是破天荒的事，大放异彩。而且，孙中山先生的政治品德也是中国里程碑。中国改朝换代的事不少，起义领袖着实的多，可是有几个是为了根除帝制而打天下？又有几个不想黄袍加身、传之万世呢？“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如果得手，而且没有折腰的，或称皇称帝、或封侯封王、或升官发财。只有孙中山先生，不想据天下为己有，而是想把天下还之于天下。所以在孙选里不可能看到“尊君卑臣愚黔首”的霉味，也没有孔孟式的“王道”，更没有韩非式的法西斯主义。他的宗旨是：“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他的目的是：把天下变为民有、民享、民治。他只当了几十天总统就辞职了。他的话叫“首先揖让，风示天下，树之楷模。”他在解职之后，信赖袁世凯，国事托袁，他马上集中精力于国家建设的设计和考虑。映衬了孙先生在政治大污缸中的洁白无私，说明他确实没有任何帝王思想，不懂得诡诈权术，从未感染过帝制病毒。孙中山先生的政治思想、政治道德，是真正以“天下为公”的、在我国具有划时代意义。

二、难能可贵的谦逊与不饰非，不断向世界学习

195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孙中山选集》（下只注页数），是“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供学术界研究的需要而出版的”。它好在“原模原样，原汁原味”，连注释都没有。自然没有自己和幕僚们一改再改、遮羞盖蠢。没有隐瞒，没有避讳，没有删节，更没有饰非造伪。初始是什么样的，后来又是什么样的，尽管开始的认识荒谬可笑，也一老一实原原本本不更改。这才无意间映衬出孙先生的谦逊，和善于不断地修正错误与善于向世界学习。比如《上李鸿章书》有这样的话：“草野小民，生逢盛世、惟有聆听欢呼、闻风鼓舞而已，夫复何所指陈？”“盛世”、“欢呼”、“鼓舞”，“夫复何所指陈”，这些话实在不太光彩，竟然排在全书之首，孙先生遗嘱中的两句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对于孙先生的思想认识来说，来得何等不易。如果从1912年4月10日，他在湖北的欢迎会上说：“吾国种族革命、政治革命，俱已成功，惟社会革命尚未着手……”（91页）。他又在上海说：“今满清政府已去，共和政体已成，民族民权之二大纲已达目的……”（92页）。在武昌他说的更明白：“帝王思想，不谋而绝迹天下，意见虽偶有参差，而无不同于共和。”“今之反对社会革命者，谓中国之当急者乃政治问题……为此言者，真浅见之徒，不足与言治者”（94页）。他不只一次的宣告政治革命已经结束，帝王思想绝迹天下，他以为他所制定的临时宪法（约法），就是民国的基础已大定。所以斥责急于政治的人为浅见之徒，但是事实却证明他也并不“深见”。后来他得出另外的结论：“现在中华民国，只有一块假招牌，以后应有一番大革命，才能做到一个真中华民国”（430页）。“去一满洲之专制，转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推翻一个皇帝，出了若干小皇帝”（904页）。前后之言论，不仅何其不同，而且后来见解何等深刻！

又如对帝国主义的看法，也表现出前后之不同，与孙先生不断的修正。

1918年他在“建国方略”中说：“……倘吾国人民举国一致，欢迎外资、欢迎外才、以发展我之生产事业，则十年之内，吾实业之发达，必能并驾欧美矣”（167页）！而他1919年所写的建国方略之二，即物质建设部分是用英文写的，这实际上也是“研究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简括言之，此乃吾之意见，盖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通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而调和此两种人类进化之经济能力，使之互相作用……”（338页）。但是没有多久他就修正了他的看法。1924年在《北上宣言》上说：“帝国主义欲使中国永为殖民地。”“吾人虽能推倒满洲政府，曾不须臾，帝国主义者已勾结军阀，以与国民革命为敌，务有以阻止国民革命为目的之进行。”因此：“北伐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880页）。“两个祸根：一个是军阀，一个是帝国主义”（894页）。尤其是在日本《与长崎新闻记者的谈话》，更令人感到民族自信、自强、自立的强烈气魄：“共管中国之说，是外国人做梦”。记者认为为救时局，必须有外国之援助才行，问孙先生然否？孙答：“我看不必”（896页）。可见，前后之认识相差甚远，甚至可谓“一百八十度的转弯”。正因为如此，才衬托出孙先生的谦虚、善于正视错误和改正错误。“谦虚”，重要无比，缺乏不得；尤其对于身居高位的人，更为重要与难得。缺之必错，必祸国殃民。毛泽东就多次提到孙先生的“谦虚”。

这谦虚还突出的表现在他不断地向世界学习。他的三民主义即是向世界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学习的结果。《国民党改组宣言》及《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这两篇文章，不仅可以看出列宁、十月革命、中国共产党对孙先生的巨大影响，也可以较完整地看出孙先生是何等谦虚，何等注意和研究世界的。下面就是他在这两个文件中及这前后的一些文章中所得出的重要结论：

⒈“要革命成功，必学俄国方法，非采激烈手段不可”（422页）。“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873页）。

⒉“反对妥协，妥协是过去失败的根源。辛亥革命后，不得已而与反革命的专制阶级相妥协”，“间接与帝国主义相调和”这是失误的根源。

⒊“全国各阶级所受痛苦，以农民为尤甚”。要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民生主义之主要原则，民生主义的主要对象是工和农。“农民做基础”（866页）。甚至他还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大同主义”（765页）。

⒋“欲起沉疴”，则“必有主义”，获一“有组织、有纪律、能了解本身之职任与目的的政党”（472页）。“国民党要改组，是以苏俄为榜样”（484页）。

⒌“建立一个真正的革命军。”

⒍“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

⒎“县为自治单位，自治不等于军阀割据。中央与省采取分权制。省可以立宪，但不能与国宪违背。

⒏“反对假革命”——即反对那种借革命图私利，来做终南捷径，升官发财（847页）。

用今天的眼光看，这些不能称之为完全正确。但与过去认识比，岂不是有了某种质的飞跃？它表现了孙先生的“自知之明，自决之勇”。尽管他是位革命的先行者，他的认识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不断学习，不断修正错误，方能达到真理的彼岸。错误并不可怕，怕在不认错，怕在不能不断地向世界、向已经变化了的现实学习。从《孙中山选集》中攻其一点，不计其余，然后带个什么帽子，那再容易不过了。如果再搞“予言莫敢违”，非颠倒黑白是非不可。

还需要强调的是：如果孙先生不是生于广东，不是在澳门香港读书就业，不是每一两年周游一次世界（辛亥革命以前周游六、七次），不可能产生他的政治思想。这与足不出国，不断地研究商、韩，研究二十四史，结果是大不相同的。

列宁1912年7月15日写道：“孙中山纲领的每一行都渗透了战斗的、真实的民主主义。它充分认识到种族革命的不足，丝毫没有对政治表示冷淡，甚至丝毫没有忽视政治自由或忽视中国专制制度与中国社会改革、中国立宪改革等等。这是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它直接提出群众生活状况及群众斗争问题，热烈地同情劳动者和被剥削者，相信他们是正义的和有力量的。”列宁对孙的纲领总的评价是“与民主主义的含义不同，比民主主义的含义更广泛”（《列宁选集》第二卷，第358、360页，196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看来列宁是了解孙中山的，他的评价完全正确。

毛泽东称孙先生为“革命的先行者”，这前面没有冠以“资产阶级”的头衔，意味深长。这句朴素的称誉，恰如其分，当之无愧。不过，今天看来，还应该补充一句：“中国建设的先行者”，中国还有谁更早的提出系统的《物质建设建国大纲》这样的蓝图呢？而且比起他的政治建设大纲也毫不逊色。

三、民权主义是铲除皇权专制主义的根本

孙先生的政治思想，“五权宪法、三民主义”其核心为“民权主义”重要。新民主主义固然是对旧民主主义的扬弃和补充，但并不是对旧民主主义的否定。正如高楼，并不是对一楼的否定。如果没有民权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保证，那么社会主义将会变成社会皇权专制主义。二十世纪中外已有许多答案了。所以今天的“没有民主，便没有社会主义”的提法，千真万确。

“一国之内，人民的一切幸福，都是以政治问题为依归的”（75页）。

“民权主义，就是政治革命的根本”（70页）。

“不愿君主一人专制，故要政治革命；不要少数富人专制，故要社会革命”（79页）。

“民权主义同谁争？就是人民同皇帝争”（667页）。

“民国之前途安危若何，则全视民权之发达耳”（注意：“‘民’国”也）。

说得何等好啊！所谓“民权”。就是人民参与政治的权力，就是言论、新闻、出版、结社的自由，从根本上改变皇帝一人对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垄断的专制权力。或者说彻底废除“帝王说了算”的认识垄断、与真理垄断。

孙先生把权与能分开，他说：国民是主人，是有权的人，政府是专门家、是有能的人。就像受雇的驾驶员，有能而无权，汽车的主人有权而无能，车的使用与去向由主人决定，车夫照主人意志开车。人民应该是皇帝，不过像阿斗那样无能。而政府就应该像诸葛亮，鞠躬尽瘁，为人民这个皇帝死而后已。孙先生又将政权与治权分开，所谓治权，就是五大治权——立法、司法、行政、监察、考试；所谓政权，就是人民用四大民权：选举、罢免、创制、复决，来掌握和影响五大治权。五大治权则行使自己的职权来治理国家与社会。他又说：“有了四个民权，便可以直接管理国家的政治。这四个民权，又叫做政权（请注意：与林彪说的：“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天壤之别！），就是管理政府之权”（759页）。他引证一个学人的话：“人民最怕得到一个万能的政府，人民没有方法去节制他（“秦家店”就是一种万能、全能的政府，不受人民节制）；最想得到一个万能的政府，完全归人民使用，为人民谋幸福”。他说，人民所欲所怕都是一个万能的政府，四大民权和五权分立正是万能和对万能的节制。同时它还像人们使用机器那样，经常修理国家机器，更新零部件，或者整个淘汰旧机器，用新产品替代它。这就是孙先生民权主义的主要内容。

其次就是他的“五权分立”。集权于一身又无制约机制与不受监督的帝王机制，给中国带来的灾害太多太大，到了近现代更是无法容忍了。所以孙先生参照中外的历史经验，创立了五权宪法。即在国民大会制定宪法的基础上，将国家的权力分为五部分，或者称为五个院——立法、司法、行政、监察、考试，这五个院组成政府，对国民大会负责。国民大会由普选产生。不过如报纸、出版、舆论属于什么权，他没有说。因为当时传媒多为民营，官营的极少，自然属于社会。

再次，五权分立的基础是县为自治单位，这是权力的更大的分散。所谓县的自治，即与人民直接发生关系的县，它的各级官吏和县的国民大会代表，由人民直接选举，直接罢免。这样做势必产生颠倒：过去的官吏是唯上是从，总是设法巴结讨好上司，“对上如绵羊，对下赛豺狼”。而直选的官吏，则必得听当地人民的。他们想胡作非为，就不那么顺手了。对于省，起初孙先生主张也实行自治，后来军阀割据的事实使他认识到：一个省的地盘、人口、财力、物力都可以达到自给自立的程度，弄不好就成为变相割据，因此，他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中规定：“各省人民得自定宪法，自举省长，但省不得与国宪相抵触。省长一方面受本省自治之监督，一方面受中央指挥……”（529页）

其四，宪法。孙先生的临时约法，不仅是对百姓更是对最高统治者（尤其是袁世凯）的约束。宪法至上，一切得服从宪法。“用人行政都要照宪法去做”。宪法是对过去集权于一身、集思想于一人的否定。而且它将“权力”分开分细，又同时赋给每个公民一定的权力。

如何实行宪政？孙先生设想分三步：第一步，“军政时期”（他又叫“破坏时期”）。进行革命扫除。每一县以三年为限。满三年而成效已达的可以进入第二步：“过渡时期”，即又称约法时期。这个时期主要是建设地方自治，能够民选县长及乡村各级官吏，使县为一个“完全自治团体”。然后“俟全国平定之后六年，各县已达成协议完全自治者，”然后“选举代表一人，组织全国国民大会，以制定五权宪法。以五院制为中央政府……。待宪法制定之后，由各县人民投票选举总统以组织行政院，选举代议士以组织立法院，其余三院之院长，由总统取得立法院之同意而委任之，但不对总统、立法院负责，而五院皆对国民大会负责”（151）。这里，国民大会不等于立法院，他说：“国民大会的职权，专司宪法之修改，及制裁公仆之失职。”而立法院由代议士（代替人民议论国事、国是之“士”、之专家，而不是阿斗，不是唯唯诺诺，低眉顺眼之辈）组成。最后进入宪政时期，即“一国之政事，依于宪法以行之”，“军事政府解除权柄”，进入“按照宪法，国家机关分掌国事之时代”（70页）。

这些设计集中外历史经验之大成，是铲除帝制、埋葬历代秦家店皇权专制主义的根本大策。

如果用一张图表来表示孙先生的政治设计和秦始皇的政治机器与统治方法，那么便如下表：

可见孙先生的设计是对“秦政制”的彻底否定。今天理当将孙先生称之为“总设计师”。

孙先生还有一些相当精辟的看法：第一，“凡革命能将平均地权做到，那么社会革命已成七、八分”（86页）。第二，他说：号称民国，要名符其实，“要使人民都能够讲话，的确是有发言权，才是真民国，如果不然就是假民国”（864页）。第三，他说：“帝国主义与武力相勾结的现象，必使它永远绝迹。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882页）。不过事实证明孙先生所作之估计则太乐观，要“挖陈土”（打倒封建主义与封建势力）、要打倒军阀、要打倒帝国主义，铲除他们卵翼下的官僚政客谈何容易。这恐怕远不是三年六年的事。不过，话又说回来，这种过分乐观，简直是思想家、革命家的通病。此外，孙先生在政治上也有盲点、重要疏忽。“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中国人对中国政治之所以不甚了了，是因为“只缘身在此山中”，孙先生周游世界，从世界看中国，自然就看得较明白。所以孙的理论是一个世界性的产物。但是单从山外看还不行，还需要钻进山中去看，这一点恐怕孙先生就欠功夫了：他对中国的封建意识形态与专制制度还有误解：

“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从自由入于专制，人民并没有受过极大的痛苦（？）。外国的政治是从专制入于自由”（577页）。

“中国专制时代也有三权宪法”（？）——指君权、考试、弹劾三权（580）。

“欧洲的专制，要比中国厉害得多”。

这真是认识上的大误区，说明他没有详读中国的法家著作与二十四史。同时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要改组，要以苏俄为榜样”，采取集中制，实行以党治国、以党治军，还要求党员按手印，绝对服从。为此他与黄兴争论得不可开交，这为后来蒋介石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政体埋下伏笔。这是历史条件使然。当时连陈独秀还不能辨识斯大林与共产国际的正误。何况孙中山？

四、“民国”与“帝国”根本区别在有无“民权”

通过层层任命用人的郡县制，是皇权专制主义“撮制四海，运于掌握”的法宝，它使官吏们唯命是听，绝对服从，绝对忠诚。虽然民怒沸腾，也会“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怒于下而吏畏于上”，皇权专制主义之所以能横行于世，就是靠任命制。如果真要人民“专制”（或谓人民民主专政）的话，真要造就忠于人民的“公仆”的话，非得将任免官吏之权掌握在“人民”手中。舍此绝无它途。“民国”的招牌真假与否，“民国”与“王国”“帝国”的根本区别，全视“人民”是否有选举与罢免之权，其次则是创制和复决权，只有如此才能造就执行人民意志的“公仆”。

但是，事实上选举制也有很大的弊病。人民一时还不可能都具有识别人才的能力。孙先生说：“无论是选举、无论是委任，皆有很大的流弊。就选举上说那些略有口才的人，便去巴结国民，运动选举；那些学问思想高尚的人反因为讷于口才，没人去物色他”。因而在孙先生的政治蓝图中，又有一个专司用人的考试院：“凡候选人及任命官员，无论中央与地方，皆须经中央考试院诠定资格者乃可”（570页）。古代的科举，只能造就八股人才，而科举出身的人也只是对上对己负责。而考试院是以普选作基础，是对选举和任命的审查和补充。并且它还有罢免权对考试院的制约。虽然考试院同意，若非其人，尚可罢免之。在普选制、考试制的前提下，进行必要的任命制，正如找到了一个总管、一个工头，有什么理由不让他去荐引他所认为合格的人呢？这样一来，连所谓的“世袭制”的合理成分也保留了下来，不过这“世袭”是受普选与考试制约的注。这一点，可谓“中国特色”。

综上所述，孙先生设计是人民掌握主要官吏和主要代表的选择权、罢免权、辅以考试制，而承认以此为前提下的任命制。这些，既是对古郡县制的革命，也是对科举制的改造，还是对世界用人制度的一种综合和创新。当然，孙先生并没有做完，也没有来得及实践，他就与世长辞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只有真正的普选制，才能使各级官吏“对人民负责，每一句话，每一个行动，每一项政策都对人民负责”。

六十二年前，即1945年9月12日，路透社一位记者向毛泽东提问：“中国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概念及界说为何？”毛是这样回答的：

“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他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各民主强国的合作。”（1967年：《东方红》《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书面十二项问题》238页。此文未能入选《毛泽东选集》，不过1945年10月8日，《新华日报》就登载有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的身份宣布了中国要实现以上各点）

如果毛泽东后来照他1945年9月说的办，大跃进之灾，文革之浩劫，绝对不会发生，不仅今后这类惨痛教训将永远绝迹于中国，而且孟子感叹的一治一乱、反复不止，也将永远告别中国！

（写成于1977年1月，改于2007年12月）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8年第2期 清王朝的覆灭及其教训　作者：肖建生　肖羽西

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的兴衰荣辱给当代的中国人留下了许多的教训和启示，其中满清王朝的覆灭给人的教训和启示尤其深刻，值得中国人永远反思。

传统的观点认为，满清王朝的覆灭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满清政府腐败无能、对人民的过度剥削压榨、人民生活贫困造成的。不能说这些观点不对，但是这些观点太抽象笼统了。如果我们客观地看待当时的历史，并认真研究历史的细节部分，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些看法还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

首先，辛亥革命发生时，西方各国对满清政府是采取保护、支持态度的，当时的形势与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之前完全不同。

其次辛亥革命并不是农民在无法生存的状态下发动的反抗官府的战争，这一点与古代的农民革命也不同，也就是说，辛亥革命主要不是经济因素（人民贫穷）引起的，而是一些新军官兵为反对满族统治、追求共和理想发动的，与官逼民反的农民战争是两码事。

第三，辛亥革命不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有组织有计划发动的，而是一群新军官兵自发发动的，发动时革命力量很弱小，为什么清朝政府不能够及时镇压下去呢？

显然，用传统的观点来解释辛亥革命是说不通的。我们认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和满清王朝覆灭的真相，是满清政府的经济改革没有与政治改革同步推进造成的，这乃是其根本的原因。如果当时的满清政府能够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及时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使中国尽快走上民主、共和、法治、自由的道路，保障人权，抑制腐败，化解社会矛盾和人民的不满情绪，实现政治生活的现代化，那么，辛亥革命是不可能发生的，即使发生了也不会导致各省纷纷独立的局面出现，满清王朝自然垮不了的。正是因为满清皇族为了一己之私，拒绝放权让利，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君主立宪政体，终于遭到社会下层民众和上层政治人物的普遍唾弃，终致玉石俱焚，与旧王朝同归于尽，谁也不能幸免。

自戊戌维新失败之后，满清王朝便失去了一个主动自救的机会。随着1900年八国联军对北京的进攻和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以及俄国占领中国东北11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使中国社会危机空前加剧，动摇了满清王朝统治的根基。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1901年在西安时，慈禧太后就作出两个重要的决定，第一是改变对洋人的敌视态度，开始与洋人改善关系。第二是发出罪己诏，宣布实行变法，积极举办新政。

关于改善同洋人的关系，慈禧太后回到北京后，在宫中经常接见外国的大使，接受他们递交的国书，并常常宴请大使的夫人。凡是重大事件，总是先征求外国大使的意见，尽量满足洋人的要求。她甚至恬不知耻地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宁赠友邦，勿与家奴”。 而对西方各国来说，义和团运动之后，也已经意识到，要瓜分和灭亡中国，是不可能的，所以，西方各国从打击满清政府的立场逐步转到扶持满清政府的立场。

满清政府开始从仇恨洋人，转变为依赖洋人，看洋人的脸色行事，这是晚清政治的一个重大的转变。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使西方各国能够更加有力地控制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另一方面，也使中国免遭洋人的进一步攻击，减轻了满清政府的外部压力和中国的社会危机。例如当时满清政府为了偿还《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的巨额赔款，而又不增加老百姓的负担，于是通过谈判，使各国同意将中国海关关税进口税率提高到12.5%，出口税率提高到7.5%，从而使关税从咸丰年间的490多万两，增加到1908年的3290多万两，1911年的3617多万两（见《清史稿·食货志六》第13册）。这样，赔款中的很大部分就由纳税的外国企业来承担了。另外美国等国家还将赔款的很大部分返还中国，用于兴办学校、医院和慈善事业以及资助中国学生出国留学。当时共办了13所大学，6000所中小学，900所医院。这些都是满清政府缓和与西方各国的关系，按照国际通行的准则处理国际关系的结果。

关于举办新政，开始时基本上还是恢复戊戌维新时期采取的一些经济改革措施，如兴办学校，派遣留学生，裁减一些多余的衙门，设立商务部，奖励民间工商业，举办铁路、矿务，练兵筹饷等等。但是到了后来，改革的力度就增大了，其中最重要的标志，就是颁布实行了《商人通例》、《公司律》、《公司注册试办章程》、《破产律》、《商标注册暂拟章程》等一系列的经济法律法规，使人民经济自由和私有财产权利得到了法律的保障。这是中国经济开始走向法治化的标志。如《公司律》第二条规定：“凡设立公司赴商部注册者，务须将创办公司之合同、规条、章程等一概报商部存案。”这就是说，中国人办公司也只需要按照国际惯例那样，只要登记就自动注册了，无须任何人批准。《大清民事刑事诉讼法》将财产所有权从家庭甚至家族所有转变为以个人所有为本位，这意味着个人财产权的正当性得到了法律的保护。这些都为当时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此外，满清政府还颁布了《商会简明章程》，给予商会以法律保障的“法人”地位，以保护商人的合法权利。此外在农业、金融、铁路、矿产、交通等领域都颁布了法律法规。

满清政府的经济改革措施，有力地促进当时市场经济的发育。据统计，从1895年到1911年间，中国新设工矿企业490家，其中完全由民商投资的企业404家，占企业总数的82%，资本总额1.113亿多元，其中民间商人的投资额达到8183万多元，占投资总额的73.5%（见赵德磬主编《中国经济通史》第九卷）。这就有力地改变了洋务运动时期官方垄断经济的局面，开创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的格局。民间商人当时以股份公司的形式，不仅投资铁路、开矿、冶炼、纺织、轮船、电力、瓷业、制药、印刷、金融银行等各个领域，甚至还以股份制的形式创办农垦公司，投资现代农业，这标志着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农场经济在中国诞生，到1912年，全国农牧垦殖公司达到171家，资本总额达到635万多元（见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晚清的中国，民间商人掀起了巨大的商业投资浪潮，全国民族资本工业的增长速度，从1895年到1911年，每年平均达到15%以上（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这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

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满清政府也开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1905年9月，清朝政府派遣载泽、端方、戴鸿慈等五大臣出使西洋，对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丹麦、瑞典、挪威、俄国等国家的政治制度进行考察，以为政治体制改革提供参考。

通过亲身考察，五大臣思想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他们认为君主立宪制度是拯救中国也是拯救满清皇族的唯一的也是根本的措施，所以，他们坚决要求满清朝廷仿效日本，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取消皇帝专制制度。主要的内容有：一、朝廷宣布立宪宗旨，仿效日本明治维新，祭天誓诰，明定国是；二、中央实行国会制度，建立责任内阁政府，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三、实行地方自治制度，地方官由选举产生，“庶官任其责，议会董其成”；四、制定宪法，厘定法律，实现司法权之独立；五、保障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同时，要求“期以五年，改行立宪政体”。

1906年8月，慈禧太后根据五大臣的意见，下诏预备立宪。1907年，又宣布在中央成立资政院，在地方成立咨议局。资政院的议员分钦选、民选两种，共200名，其中钦选100名，民选100名。钦选议员主要是皇室成员和汉族官员，民选议员由各省咨议局选举。资政院是一个立法机关，相当于国会的性质。

地方咨议局则相当于地方议会。当时影响最大的地方咨议局，有张謇为首的江苏、浙江预备立宪公会，湖南的宪政公会和广东的自治会等。在日本，康有为、梁启超建立了政闻社，这是一个具有政党性质的组织，他们的纲领是要求建立国会制度和责任内阁制度。

当时的中国，形成了实行君主立宪的强大舆论和社会潮流。特别是各省的地方自治运动进展很快。这些都标志着中国的主流政治文化发生了重大转向，民主宪政的政治文化生态开始生成，开始朝着现代文明的方向迈进，从而使严重的社会危机逐渐被化解。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发生革命的社会基础。虽然孙中山、黄兴等人在沿海地区利用江湖秘密帮会的力量发动过几次小规模的武装暴动，但并没有得到民众的响应和支持，很快就被镇压下去。

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满清王朝在短短几年之后就走向灭亡了呢？分析其中深层次的原因，应该是满清政府的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所造成的。其主要的表现，就是慈禧太后名义上说要建立君主立宪制度，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立宪的诚意。她在1908年宣布，要在9年后才实行立宪。当时她已经75岁，9年之后他就84岁了，显然，慈禧太后不愿意在她有生之年实行立宪政治。在随后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中明确规定，皇帝有颁布法律、召集及解散议院、统率海陆军、编定军制、宣布戒严、发布命令等权力。人民自由可以诏令限制。宣战、媾和、订立条约由皇帝决定，用人、司法由皇帝总揽。同时还规定，法律虽经议院议决，但未经皇帝核准，不准实行。凡一切军事，皇帝得以全权执行，国家政务也由皇帝亲裁，议院不得干预。人民只有纳税、当兵、遵守国家法律等义务，不许有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等项自由，更没有其他如选举等公民权利。显然，慈禧太后内心仍然要强化皇权，并没有赋予公民权利的打算。

1908年11月14日和15日，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病逝。不足三岁的溥仪继位，是为宣统皇帝，由他的生父载沣为摄政王，总揽大权。但载沣也不是一个开明的有作为的人物，并没有在舆论的普遍支持下，迅速改变慈禧太后的政策，仿效日本的明治维新，加快君主立宪的步伐，反而以种种理由一再拖延君主立宪的时间。

由于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体制的改革，结果使当时社会潜伏着的3个主要矛盾被激化了。

第一个矛盾，是满汉关系问题。

满清入关之后，虽然极力笼络汉族官员，但骨子里是把汉人当奴才看待的。在鸦片战争之前，满清统治者依靠思想奴役和暴力镇压，能够维持对汉人的压迫，但是鸦片战争之后，特别是在太平天国起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进攻中国之后，国家内忧外患，社会危机深重，满人的执政能力遭到全国人民的广泛质疑，因此，模仿日本的君主立宪政体，保持满人名义上的君主地位，让汉人来执政管理国家，是当时社会的普遍舆论。

可是慈禧太后和后来的载沣不愿意让出政权，迟迟不愿真正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改革。而当时汉族的上层政治人物迫切想参与国家的最高权力，改变国家的落后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满汉上层的种族矛盾终于被激化了。

例如，各省咨议局于1909年10月成立之后，立即开始发动要求速开国会、建立责任内阁的请愿活动。12月，在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的组织和发动之下，江苏、浙江、湖南等16个省的议会代表来到上海，经过讨论，决定去北京请愿。1901年1月，他们来到北京，向朝廷递交了请愿书。但摄政王载沣以“国民知识不齐”为理由予以拒绝。

随后，各省代表在北京成立了国会请愿同志会，第二次上书请愿，参加的团体达10个，人数达到30多万，声势空前。但载沣仍以“财政困难为由”再次加以拒绝。10月，资政院开会，国会请愿同志会举行第三次请愿，向资政院递交请愿书，要求在1911年召开国会和建立责任内阁。载沣面对这种情况，宣布于1913年召开国会。但各省代表并不满意这样的答复，继续请愿，载沣竟然下令将东三省代表押解回原籍，并将一些请愿代表发配新疆，使请愿活动遭到失败。

面对汹涌澎湃的政治浪潮，载沣不得已于1911年5月裁掉军机处，组建内阁。可是这个内阁从内阁总理到各部大臣，基本上都是由满清皇族担任，13名阁员中，满族占了9人，分别执掌着总理、财政、军队、人事等重要的职位，汉人仅有4人，而且只掌握些不重要的职位。这充分暴露了载沣借立宪之名行集权之实的用心。

皇族内阁的成立，举国哗然，使立宪派对满清政府彻底绝望，理想破灭。这些掌握着地方军政大权的汉族政治人物以及工商界等各方面的名人，其政治取向开始发生根本的转变，从反对革命转向支持革命或同情革命。所以，武昌起义发生后，湖南、广东等10多个省的汉族军政首脑以及各界名人，不是支持满清政府镇压起义，而是纷纷宣布独立，脱离满清政府，抛弃满族政权，使满清政府陷于空前的孤立而被迫退位。

就是武昌暴动的发生，也是满汉矛盾激化的结果。这次暴动是一些新军官兵发动的。他们为什么要发动反对满清政府的暴动呢？从根本上来说，是这些具有共和思想的汉族新军官兵，对满人的专制统治十分不满造成的，是汉族军人对满族政权极端反对情绪的总爆发。

军队历来是国家政权的支柱。满清政府在太平天国暴动之前，主要军事力量是八旗军和绿营兵。八旗军和绿营兵实际上是满清皇族的私家军队，并不是国家的军队。因为这些军队的官兵大部分是满族八旗子弟，军队指挥和调动的权力都是由满清皇族掌握。但这些八旗子弟入关之后享有种种特权而慢慢腐化堕落了，根本没有战斗力，在与后来兴起的太平军的战斗中一败涂地。满清政府在巨大的压力面前，不得不下令地方豪绅在地方组织团练与太平军作战，于是曾国藩的湘军便应运而生。此外，李鸿章组织了淮军。他们镇压太平天国的胜利标志着体制内汉族军事强人的崛起。

但满清统治者对汉人军队的崛起充满了猜忌的心理，曾国藩不得已解散了湘军，在随后发生的甲午战争中，李鸿章的淮军也所剩无几。这让满清政府意识到，必须建立一支拥有西式装备和受过西式训练的军队。1903年，清政府设立练兵处，庆亲王奕为总理大臣，但实权却操在会办大臣袁世凯手中。到1905年，袁世凯编练成北洋六镇新军。但身为汉人的袁世凯很快被满族皇室视为心腹大患。1907年，皇室免去了袁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一职，削去了兵权。改调他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

光绪帝与慈禧先后死去之后，摄政王载沣不仅不加快军队国家化的步伐，反而妄图回归到建立满清皇族私家军队的旧轨。他以袁世凯有足疾为名，勒令袁回河南彰德养病，随即宣布成立禁卫军，由他统率，同时代皇帝为全国陆海军大元帅，并成立陆海军联合参谋机构军咨处，派满族大臣载泽、载涛、载洵等主持建军事务，荫昌为陆军部大臣接统北洋各镇，成立海军部，以载洵为海军大臣。后来军咨处扩大为军咨府。军咨府的性质等于参谋本部，以载涛、毓朗为军咨大臣，并任命大量满族子弟出任新军中高级将领。

载沣这一系列强化满族皇室权力、排挤汉族高级军官的举动，激化了汉族官兵与满人军事统帅之间的矛盾，在汉人为主的中下级军官里酿成强烈的不满情绪。本来汉人指望干得好还有希望升上袁世凯这样的高位，现在看来因为自己是汉人而变得越发不可能。这种对汉族军人的歧视、排斥和防范措施，使许多原来在日本留学时就深受种族革命影响的中下级军官，在前途无望之余越发倾向革命。其中像蒋翊武、孙武等武昌起义的指挥者，对满清政府的不满情绪是非常强烈的。他们乘四川发生保路运动、清廷将驻扎于武汉的新军大部调入四川平叛、武汉清军兵力不足之机发动了起义。

武昌起义发生时，革命的力量很弱小。满清政府完全可以用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北洋军加以消灭，可是新上任的满族陆军大臣荫昌发现自己根本指挥不动北洋军，清廷不得已只好请袁世凯出山。但这时被排挤过的袁世凯对清廷的忠心已经大不如前，已不可能成为另一个挽救大清江山的曾国藩了。老奸巨猾的袁世凯大耍两面手法，最后成为压死大清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如果当时载沣能够加快宪政改革的步伐，实现军队国家化，大量起用汉族军人担任军事指挥，那么，就不会在汉族军人中产生那么强烈的反满情绪，武昌起义就可能不会爆发，即使发生，也会被北洋军迅速镇压下去。

第二个矛盾，是知识分子问题。

慈禧太后在举办新政、推行改革的过程中，于1906年宣布废除科举制度，使中国的官吏选拔制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它意味着知识分子通过发愤读书，然后参加科举考试走上仕途的传统路径被堵死了，从而打碎了知识分子通过读书考试入仕的梦想，这对当时数以百万计的知识分子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他们不得不改变传统的方式，而寻求新的通向未来政治前途的道路。

可是，慈禧太后在废除科举考试的同时，却并没有给知识分子开辟一条新的通向参与国家政权的道路。科举废除前（1902年）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对新式学堂学生学成之后的安排还有规定：“大学堂预备速成两科学生卒业后，分别赏给举人、进士。”同时，对全国小学毕业生给予附生文凭，中学堂毕业生给予贡生文凭，高等学堂毕业生给予举人资格，大学堂毕业生则“候旨赏给”进士头衔。但那时新式学堂很少，学生不多，所以这种“政治待遇”实行起来并不困难。可是1906年废除科举之后，数以百万计的新式学堂的学生的政治待遇怎么解决？而且每年还有大批学生从学堂毕业，要求满清政府满足他们进入仕途的要求，但由于名额有限，这种要求怎么能够得到满足？

在这种情况下，数以百万计的知识分子对满清政府的不满情绪是可以想见的。而且，正是因为名额有限，不可能公开、公平地来分配有限的资源，于是导致了腐败现象的发生，使拉关系、走后门、行贿受贿、买官卖官、任人唯亲的现象开始泛滥起来，这种官场腐败更加深了知识分子对满清政府的不满。

在仕途之路受阻的情况下，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对满清政治体制不再留恋。其中的一部分人走上了出国留学的道路，思想备受海外同盟会的影响，许多人从日本军校毕业后回国参加了新军，成为新军的中下级军官。还有很多没有能力出国留学的知识分子，也纷纷投笔从戎，参加新军寻找出路。这些知识分子满怀着对满清政府的怨恨，很快就接受了反满革命的思想。后来武昌起义就是以这些人为骨干发起的。满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的改革，为自己培养了数以百万计的敌人，他们最后成为满清王朝的掘墓人。

科举考试是中国自隋唐开始就实行的选拔官吏的制度。这一制度使国家政权向民间开放，使大量的民间知识分子可以通过考试进入国家各级政权机构。他们把皇帝的命令传达到社会的最基层，把一盘散沙似的小农经济粘合成联系紧密的大一统的板块。因此，科举制度就成为皇帝连接社会底层人民的重要纽带，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而且，科举考试还是一种公平竞争的制度设计，有相当公正的游戏规则，任何人，只要有知识，都可以通过考试参与国家政权，因而是一种最符合中国国情的官吏选拔制度。在古代唐、宋时期，科举考试为国家选拔了大量优秀的人才，使中国文明数度成为世界之最。所以，科举制度被西方国家称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西方的文官考试制度就是借鉴中国的科举制度而建立的。因此，在国家没有建立更好的官吏选拔制度之前，八股必须废除，但科举制度是不能轻易废除的。

如果满清政府当时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迅速在全国建立民主选举的制度，同时保留文官考试制度，使当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有政治上的前途和希望，能够有资格参与政治上的平等竞争，那么，这些人就会成为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而不会成为革命的力量。而且，如果当时建立了民主宪政体制，那么，慈禧太后废除科举制度的决定，就必须得到国会的批准。在国会的争论下，她的这一错误决定就很难在短时间里得到国会的批准。但是政治改革的延后，使专制权力没有受到有效地制衡，结果使得慈禧太后的错误决定得以实施，使满清政府与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激化。

第三个矛盾，是私有财产保护问题。

保护私有财产权的问题，集中表现在铁路收归国有这件事情上。本来慈禧太后在1901年宣布举办新政时，就决定向民间开放路权，鼓励民间私人入股修筑铁路。1903年满清政府颁布了《铁路简明章程》24条，明确规定铁路修筑以民族资本为主，地方政府只有保护之责，而无干预之权。在这一政策的鼓舞下，到1911年，全国兴起了17家民营的铁路股份公司，投入资本7000多万元修筑粤汉等铁路。

但是，到了1911年5月，满清政府却以商办铁路“延误已久”为借口，宣布实行铁路干线国有政策，收回民间承办铁路的权力。这一违反法律的政策的出台，直接引发了湖南、湖北、广东、四川、江苏、浙江、山东等省的铁路风潮，一时间全国保路运动风起云涌，其中尤其以四川的保路运动最为激烈。事件发生后，载沣不但不及时调整政策，反而下令进行镇压。四川总督赵尔丰下令向聚集在总督府门前请愿的群众开枪射击，制造了成都血案。四川立即爆发了群众武装包围成都的事件。载沣命令川汉、粤汉铁路督办端方，带领湖北新军前往镇压。结果，端方被暴动的群众击毙，清军失败。由于端方将湖北几万装备精良的新军调出，导致湖北防务空虚，为武昌起义创造了条件。如果这支军队没有被端方调出，那么，武昌起义是不可能发生的，即使发生了也很难取胜。可见保路运动成了辛亥革命的导火线。

对于满清政府的铁路国有政策，应该说是不正确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应该随意改变国家法律有关铁路由民间修建的规定，如果民间铁路公司管理不善，铁路建设存在问题，那么，国家可以成立铁路公司进行铁路建设，国有公司与民营公司可以同时经营，在竞争中使民间公司与国有公司逐步规范起来；二是将民间铁路公司收归国有，政府却不给予合理的经济补偿，使民间资本的投资人（股东）遭受重大损失，这是赤裸裸地剥夺私有财产权的行为，所以群众发起保路运动是正当的。

满清政府铁路国有政策，导致了社会矛盾的迅速激化，加快了满清政府的灭亡，这是满清政府政治改革滞后造成的结果。如果当时君主立宪体制能够及时建立起来，民选政府，三权分立与制衡，其政策必须要经过国会批准，那么，铁路国有，而又不对铁路建设中的民间投资人进行合理补偿的政府决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得到国会的批准。而且，保路运动发生后，载沣居然下令进行武力镇压，这样的决定，在一个民主宪政国家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正是因为政治改革的滞后，使专制权力没有受到任何法律制约，结果经济改革中所出现的矛盾和问题，没有得到有效地化解，并长期累积下来，最终由于政府决策失误而导致矛盾的总爆发，造成社会的崩溃。

满清政府的覆灭，带来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其中最为严重的后果，就是导致了国家权威的丧失，延缓了中国文明转型的进程。因为从世界政治发展的历史来看，凡是君主专制历史悠久的国家，实行君主立宪都比较成功，如英国、日本等，而实行总统制都不是很成功，如法国、俄罗斯等。如果当时满清政府坚定推行君主立宪的政治改革，及时建立起君主立宪政体，那么，中国就会沿着现代文明的道路发展，并有效维护国家的统一。然而，很不幸的是，满清王朝没有继续推进政治改革，导致革命的发生，而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没有选择君主立宪的责任内阁制，甚至没有选择美国的总统制，却选择了总统制下的责任内阁制，可是责任内阁制下的总统并不具有权威，既没有权力，更不能世袭，结果，袁世凯还是想恢复君主制，恢复世袭制度和皇帝的权威。但袁世凯做皇帝没有合法性，人民并不认可，结果他只做了83天皇帝，就在全国民众的反对声中垮台了。之后，国家陷于了军阀割据混战状态，面临着深刻的社会危机。这实在是中华民族的悲剧。

（作者肖建生为《湖南日报》资深编辑，肖羽西为湖南大学国际经济系大四学生）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8年第2期 让媒体说话天塌不下来等三篇　作者：邓　海等

重庆自主新闻发布会：“让媒体说话天塌不下来”

●邓海

11月15日下午3时，重庆市政府新闻发言人、新闻办副主任文天平走上新闻发布台，重庆市自主新闻发布会自此正式登场。35岁的文天平脸有点涨红。发布厅里早已坐得满满的，除了记者，还有外国驻渝领事馆的新闻官。

新闻发布会前23分钟，文天平先作授权发布，澄清了“重庆三峡库区二次移民400万人”的说法，并对解决交通拥堵、下岗失业人员从事个体户免税、轻轨老年免费卡等问题做了说明，其中部分是对市民投诉的回应。

随后，问答开始。11个问题，三个来自境外媒体记者。提问热烈，也不乏“刺激性”，现场甚至有性急的记者抢话筒，场面有些火爆。

当地媒体主要问的是一些地方性很强的具体问题，比如油价上涨后政府对长途客车的补贴、生猪非法屠宰、跨区域医保。而中央媒体则毫不客气，家乐福踩踏事故的善后、交通意外如何避免，一个个问题接连抛出，都需要发言人打起全副精神。

最后，一家境外媒体向发言人求证有关“重庆人事变动”的传言，并问文天平对于“民间组织部长”预测准确性的看法。文天平在正面回答之后，不忘幽上一默：“如果真预测这么准，我倒有一个建议，他们与其当民间组织部长，还不如炒股。”

发布会结束后一个多小时，文天平还被记者团团围住，难以脱身。

这个正式确定在每月第二个星期四举行的发布会，因其“定时、定点、定人、开放式”的特点，被视作国内“一项重要的突破性、填补空白的新制度”，此前仅见于上海市。

媒体可以提任何与主题无关的问题，政府新闻发言人原则上不得以“无可奉告”来搪塞，不会以打招呼、发通稿等形式限制媒体报道发布会内容——这些事先披露的“亮点”，人们急于在文天平首次亮相时求证。

文天平会后向记者概括其首次亮相的感受时说，“三句话，责任巨大，压力巨大，心态平和”。

另一位确定的新闻发言人是重庆市政府新闻办主任周波。发布会结束后，他告诉围拢过来的记者，如果满分是100分，文天平今天的表现可以打80分。

有关人士表示，自主新闻发布会除为媒体释疑解惑外，更关注市民所需，强调“民生”色彩。为此，重庆市政府新闻办已建立专用邮箱，及时收集市民和海内外媒体的有关问题和意见，在新闻发布会上予以答复。

据称，有关部门计划在全国推进自主新闻发布会制度，而重庆在中西部地区率先尝试，饱含示范意义。

“重庆必须有所突破”

在成为改革试验区后，重庆的一举一动更受关注，不久前的农地入股探索，就曾引发热议。

此时推出自主新闻发布会，如果涉及改革试验的深层次问题，如何应对？舆论的反应是否会影响改革举措？实际上，在重庆市政府内部也曾对此颇有顾虑。

市政府第110次常务会对此进行了专项讨论。市长王鸿举表示，不管有多少困难，也不管有多少压力，要建立现代政府都必须迈出这一步，所以，“重庆必须对此有所突破！”

“实事求是是基本要求。”文天平说，“开放的社会不仅允许试错，同时也能广泛地汇集信息，让改革在更广阔的视野中进行，在充分尊重历史经验和现实情况之下，也才有突破和持续的可能。”

他介绍说，重庆2006年境外媒体采访量仅为20多次，而今年截至目前已超过80次。“为弥补记者获得信息不足和保障群众知情权，有必要进行更为广阔的拓展。”

2005年底，在重庆市，除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公民个人隐私和法律法规禁止公开的之外，所有政务信息都必须向市民无偿提供。

2006年3月初，被称为市政府24号文的“关于建立健全重庆市政府新闻发布会制度的意见”公布，明确规定新闻发布会的内容，除了重要工作部署、重大改革措施等，还包括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以及“针对外界对我市有关问题的疑虑、误解，需要通过媒体统一对外说明、澄清的情况”。还规定，市政府新闻发言人由市长指定。

在此次自主新闻发布会推出前，重庆市已有市政府的月度新闻发布会、专题新闻发布会、其他政府部门的新闻发布会等多种形式。据统计，2006年，政府部门举行的各类新闻发布会平均每周1.4场，2007年截至目前平均每周4场，最多时一天就有3场。

在月度新闻发布会和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副市长以上官员和部门领导经常亮相。文天平说，副省级干部每月发布新闻，这在全国都是绝无仅有的。

从2006年开始，重庆市逐步派人到上海、南京等东部城市学习，认为上海的自主新闻发布会不错。文天平总结说，这项制度有三大突破：变单向为互动，变被动为主动，变宣传为营销。“在新闻发布上语言要灵活，少讲枯燥的语言，少说官话，让大家都能够听得懂。”

这位年轻的官员喜欢引用这样一句话——“让媒体说话天塌不下来”。“中国的改革创新是个不断自我突破的过程，传媒既是这个过程的受益者，也是这个过程中众多推动者之一。”他说。

“人民群众是讲道理的”

重庆看好自主新闻发布制度，而国新办等有关部门正计划在全国范围内推动此项工作，两相呼应，重庆很快就由申请转入了筹备。实际上，重庆的自主新闻发布，2006年就开始有所尝试。

2006年初，重庆市大足县人事局副局长李福多在家中切腹自杀，此事随即引发轰动；种种猜测此起彼伏。在对此事的报道上，重庆放开手脚，不再要求媒体发新闻通稿。大足县政府的反应速度很快，事发次日上午，县政府新闻发言人便就此事对外发言并接受记者采访。而随着公安机关调查的逐步深入，发言人几乎每天都要向媒体公布最新调查进展。

这种做法取得的效果不错，谣言相继消解。县政府新闻发言人后来回忆说，由于民众掌握的信息不全面或不真实，难免以讹传讹，而政府公开、规范地发布信息，有助于释疑解惑。

2007年5月，重庆市江北区发生了开发商强拆居民楼的事情，包括公安在内的多个部门迅速出动，对强行拆迁者进行了控制。江北区政府也在当天通过新闻发言人对外发布事件详情和处理意见。

在信息公开的情况下，事件处理顺利，开发商后来也被送上了被告席。

江北区在总结时表示，在对突发事件的处理上，如果政府传播信息及时，危机是很快就能够得到解决的，“人民群众是讲道理的”。

不过，要及时透明地传播信息，制度保证是必要的。文天平认为，重庆设立的自主新闻发布制度就是有力保障。

为确保发言人掌握更多的信息，重庆市破例允许发言人列席市政府常务会。市长、副市长主持召开的重要专题会议和工作会议，甚至市长的重要工作调研考察，发言人都可以参加。此外，重大突发事件的新闻发布，也将转由新闻发言人来承担。

“用外交辞令来回答群众提问不负责任”

承诺不说无可奉告，众目睽睽之下答不上来提问怎么办？文天平向记者解释说：“我们主要关注的是民生，主要的对象是人民群众，用外交辞令来回答群众提问，是不负责任的。”

至于一些“技巧”，他认为“没有必要”。“对人民我们有什么可隐瞒的？玩弄花招，群众不喜欢!”

民生色彩是重庆自主新闻发布会的突出特色。事实上，此前的月度新闻发布会上，既能看到城乡总体规划、节约型机关建设、教育事业发展等宏大话题，也有稳定农副产品市场供应等民生主题。

今年3月的新闻发布会上，副市长周慕冰称，重庆将在危化品运输车辆和加油站强制推行阻隔防爆技术，市民在加油站内可打手机的日子，为期不远。

这次向社会公布新闻发布邮箱后，每天都能收到数十条群众发来的问题，“这些问题也引起了很多反思。比如说，有下岗工人称创业没有享受到法定优惠，去了解情况后才发现是他没有申报，这实际上也反映了我们对政策的宣传还不到位。”

（转自新华社《新华每日电讯》2007年11月25日）

言论获罪版本不断刷新，值得反思

●叶祝颐

山东省高唐县民政局干部董伟因在网上发帖称“没钱了，还搞什么建设”被指诽谤县委书记孙兰雨，几天以后，即2007年1月1日，他因涉嫌侮辱罪被送进高唐县看守所，同时被关的还有王子峰、扈东臣。出乎意料的是，1月21日，撤销逮捕，他们被释放了。他们被当地电视台报道为“重大网络刑事犯罪团伙”。(12月20日《中国青年报》)

其实，因为言论获罪已经算不上新闻了。重庆彭水县秦中飞用手机编发了一首有关时事的打油诗，结果换来了牢狱之灾。安徽五河县一中的两名教师，因不满上级指定的校长任命考核，编发手机短信给有关领导，遭遇降级、撤职处分，还被拘留、罚款。

因为言论获罪的悲剧一再上演，笔者不禁想问，百姓说话到底犯了哪门子王法？惹得领导如此恼火呢？这不是压制言论、封堵民意吗？真是岂有此理！不让百姓说话，拘留敢说话的人，不仅没有任何民主可言，而且会加深百姓对权力层的怀疑和对立。百姓毕竟不是围着磨盘转圈的驴。

那么，董伟发帖的内容到底算不算诽谤姑且不论，即使真的“诽谤”了县委书记也应该是民事纠纷、自诉案件，由县委书记起诉他们，而不是由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以拘留、逮捕等方式来追究刑事责任。

其实，如果官员工作做好了，根本不用担心百姓来“诽谤”。反之，如果贪污腐败、工作失职、“打肿脸充胖子”上面子工程，即使滥用权力去堵百姓的嘴，总有被舆论口水淹没的那一天。

讽喻社会现实的网络言论、短信、民谣之类，并非空穴来风，往往多被百姓言中了。安徽贪官王怀忠出事前，当地就流传“只要反腐不放松，早晚抓住王怀忠”的民谣。王怀忠垮台以后，民间又流传“腐败坏种（怀忠）没跑掉，迟早抓住王昭耀”的民谣。权倾一时的王怀忠、王昭耀，不是在百姓的“诽谤”中倒台了吗？沸沸扬扬的彭水诗案，县委书记不是被撤职了吗？

（原载2007年12月21日《羊城晚报》）

政改指向权力过分集中

●杨琳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改变权力过分集中和不受约束的重要手段。我国近30年来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一向持积极、慎重、有序的态度。表现在具体方式上，即是广泛的基层试点。据悉，在过去一段时间，我国所有政治体制改革，包括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公推直选等，均在县（市）或以下进行过试点。

与此同时，最近几年，我国政改的发力点逐渐上移。如对党内民主，中央在建立起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定期报告工作并接受监督制度后，十七大又进一步规定地方各级党委常委会向委员会全体会议定期报告工作并接受监督；扩大政治局委员预备人选的范围，且媒体对此作了公开报道。这表明，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建设呈现“上下呼应”的新态势。

对政改的另一个促进，在于保持较为宽松的舆论环境。十六大以来，对政治建设的讨论更加充分，一定范围内引发了各种不同思想观点的表达和争论。对此，党的决策层采取了相当宽容的态度。王贵秀教授认为，这对发展政治民主，促进社会和谐有着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专家普遍指出，随着十七大报告所说“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推进党务公开，营造党内民主讨论环境”的制度化、规范化和贯彻落实，自由宽松、民主讨论的环境定将得到巩固和进一步发展。

专家们注意到，十七大前后的一系列重要会议，乃至最近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都将“权力过分集中和不受约束”作为着力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摘自《望》2007年第51期）

2008年第2期 读者来信摘登（六则）　作者：宫时中　等

贵刊2007年第12期发表的《中南海“黑旗事件“》一文中，引用了毛泽东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的一段谈话：“想不到我的身边也发生了新的‘八司马事件’。唐肃宗时期，柳宗元、刘禹锡、王叔文等8个人实行变法改革，受到了大地主、大官僚的打击，被罢官、撤职，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八司马事件’。……”

我查阅了《辞海》1981年10月第一版历史分册以及其他一些资料，证明唐肃宗时期并没有发生引文所载的有名的“八司马事件”。《辞海》上指明：公元805年唐顺宗李诵在位的时候，在京城长安发生了震动朝野的“二王八司马事件”。这个事件的领军人物是“二王”，即王叔文、王，“八司马”依次指：韩泰、韩晔、柳宗元、刘禹锡、陈谏、凌准、程异、韦执谊等8人。这10位有名的人物一致筹划和支持唐顺宗倡导的政治改革，大刀阔斧地做了许多有利国计民生的好事。例如：减免了一些捐税，停止、取消了宫市和地方官员必须给皇帝进奉，减低了盐价，释放了不少宫女，废除老百姓积欠官府的一部分租税，特别是惩治了一些大贪官污吏，限制约束了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等。这些改革和变更，触犯了许多权贵们的利益，他们联合起来反对改革，直至给唐顺宗施加压力，逼迫唐顺宗把皇位禅让给皇太子李纯。李纯即位，这就是唐宪宗皇帝。此后，权贵们进一步专权施虐，先后杀死了王叔文、王，并将韩泰等8人全部撤职，贬到荒凉边远的地方去当叫做“司马”的卑官，因有“八司马”之称。由此可见王叔文并不在八司马之列。唐肃宗当皇帝比顺宗早49年。

由唐顺宗倡导的这次改革变法，由于保守反动势力强大，仅仅持续146天，即告失败。历史上因它发生在唐代永贞年间，所以也称为“永贞革新”。永贞革新的失败，加速了唐王朝走向灭亡的进程。

陕西读者宫时中

贵刊重视对刊物文中错误进行更正，实为对读者负责的表现。现提出两点供参考。

1、2007年第10期《中国大学生与美国飞虎队》（51页）：“马识途（时名马千禾）正在（昆明）南萍街上逛书店，进来了两个美国士兵。”

“萍”字误，应为“屏”。这是当年昆明市中心最热闹的短街，附近有“南屏电影院”，有很多卖美军剩余物资的小店，还有一两家卖英文书的小店，穷学生多去翻阅或“拣宝”。

2、2007年第2期《“总起来看我还是比较乐观的”——李锐谈社会主义与中国》（9页）：“父亲给我留下一个书桌，书桌里就有宋教仁、黄兴、秋瑾的《荣哀录》、《饮冰室文集》等。”《饮冰室文集》为梁启超先生的文集。在“宋教仁”前应加上“梁启超”的名字。有书名前面无作者名，读者易生误会，或张冠李戴。

广东读者孙红

贵刊2007年第8期《七千人大会的功绩及其局限性》一文中：“云南大学主楼‘会择院’前……”有错，应为“云南大学主楼‘会泽院’前……”云南大学前身叫东陆大学。东陆大学是民国时期唐继尧创办，唐是云南省会泽县人，因称唐会泽，故云大主楼便取名“会泽院”。

这里我想补充“大跃进”时，有关会泽院铁大门的一个可笑的故事：

云南大学主楼“会泽院”旁的铜大炮虽然在“大跃进”时不幸被人拆毁火化，但主楼数米高×数米宽的西式雕花图案的大铁门，却免遭“杀身之祸”，幸运地完整地被保存下来了。为什么？故事颇具戏剧性，一时传为美谈。

一天，某单位一位干部带领一干人马，手拿工具来到云南大学，声称要拆除主楼大铁门去炼钢。被当年云大的总务处长（长征老红军）喝止。那位干部很是“理直气壮”地说：中央有文件，要是谁阻挠，不许拆除，就是违抗大炼钢铁，违抗大跃进，违抗中央的指示。总务处长呵斥道：炼钢铁，我们自己不会炼？何须你多事，你是什么单位的，你是几级干部，你看什么中央文件？我倒是看到中央最近发来的一个文件说，近来有人借大炼钢铁为名，到处乱拆国家保护的物质材料、文物等等，胡作非为，如有发现要严肃处置。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种人，看来有点像，先把你扣留在这里，通知你单位派人把你领回去处置。

于是，这个具有历史文物价值的大铁门被保护下来了。

广东读者宁业祯

我是《炎黄春秋》的一名老读者，从2003年开始订阅，每月4日就盼着《炎黄春秋》早一天来到。收到当天我就通读一遍，然后再细读，对重点文章详细作摘录，名曰《炎黄摘华》。这一份《炎黄春秋》经常有八位老同志争相传阅。他们都说：“《炎黄春秋》是敢说实话的刊物，说出了老百姓想说不敢说也不会说的心里话。”使我们增长了不少知识，了解了不少历史真相，解开了很多疑惑，看到了不少“今董狐”，增强了我们对建设富强、民主国家的希望，使我们晚年心情更加舒畅。

我们八个老读者对《炎黄春秋》表示衷心地感谢！并希望《炎黄春秋》越办越好！另外有时有个别错字，请注意，如2007年第11期第60页“是否有”误为“有否有”。

山东读者王锡忠

2007年5月以来，有幸读到了我所能找到的《炎黄春秋》。拜读之余深有相见恨晚之意。心情可谓又兴奋又沉痛，兴奋的是看到了好多历史的真实、尘封的金子、膜拜了一些我们民族的脊梁；沉痛的是20世纪炎黄子孙所遭的“人祸”磨难，真是2006年第12期第42页所说令人“撕心裂肺颤栗不已”。好在沉重的一页总算翻过去了。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为了民族的振兴，尘封的金子，该闪光的还得闪光，切肤之痛，痛定还得思痛。而这些正是我“天天读”《炎黄春秋》的原因。

下面以自身经历为贵刊2006年第12期《四首佚名诗非梁漱溟所作》写点参考。上世纪70年代，“四人帮”垮台后，我有幸参加了在云南省博物馆举办的一个书法展览，也有一首《咏“臭老九”》，只是个别字句略有不同。书法作品写的是：“九儒十丐古已有，而今又名臭老九。古之老九其犹人，而今老九不如狗。革命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文化有。若叫马恩生今世，一样揪去满街游。”展出年月已记不清楚，作者姓名也未记下。

云南读者王嘉煜

看到你刊2007年12期刊登的《故园长吟将军颂》（作者孙奇）后，给我的印象极好。反映了原中央领导吴学谦、王兆国到沈阳、以及辽宁省委领导为迎接张将军回归故里的准备，这不仅代表中央有关领导、省委领导对张将军回归的关怀，更代表了我们东北人民的心声！这件事大得人心！但这件事由于客观上的种种原因未能实现，是一件憾事！

该文中有一个明显的错误，即参加庆祝张学良百岁华诞活动的人中有杨虎城长子杨拯民。（53页右栏6行）杨拯民同志已于1998年10月23日与世长辞了。给张将军祝寿是2000年6月2日。这件事肯定有误，或是笔误，或是提供材料的同志搞错了！希望你刊调查后，刊登更正。

北京读者白竟凡

孙奇回复：

我文中的说法有误。白竟凡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谨致以谢意。

（责任编辑赵友慈）

作者更正

《炎黄春秋》2007年12期刊登的我写的《中南海“黑旗事件”》一文中说：林克“在香港不幸逝世”（8页右栏6行）。此说不确，林克是在北京逝世的。特此更正，并向林克同志的家属致歉。

容全堂

2008年第3期 广东新一轮思想解放意味着什么　作者：马国川

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之邀请，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到广东作了“解放思想与体制创新”的专题报告。报告后，高尚全接受了记者采访。由于报告太长，本刊发表高尚全答记者问。

解放思想是无止境的

马国川：最近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倡导思想解放，还专门邀请您到广东作了“解放思想与体制创新”专题报告，引起了社会反响。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背景下，广东大力倡导解放思想的现实意义是什么？

高尚全：广东省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经济总量全国第一，财政收入去年7700亿，人均GDP是4000美元。但是，不能因为取得了巨大成绩就停止下来，因为不进则退。我们要有忧患意识,看到与国内其他省如浙江、江苏的差距，看到同国外的差距。同时，看到省内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有待解决，在全省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中，珠江三角洲地区的财政收入占到全广东的67%，而粤东、粤西、粤北分别只占3.1%、3.1%和3.9%，地区差距很大。和东南亚的个别发达国家和地区比起来，广东省的经济也有差距。在经济之外，还有社会、文化等方面需要发展。

马国川：解放思想不光是对广东适用，对全国也非常适用。

高尚全：当然，因为解放思想是无止境的，任何地区都应该积极进取，不能小富即安，不能故步自封。胡锦涛总书记十七大前在中央党校发表的六·二五讲话四个坚持中，首先要坚持的是解放思想。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广东省委和汪洋书记积极倡导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是落实十七大精神，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行动。

马国川：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已经确实取得巨大成绩，但是绝对不能满足于现有的。

高尚全：对，不进则退嘛。为什么要解放思想？不是说否定成绩。要想在现有成绩的基础上再上新的台阶，只有解放思想、深化改革，舍此别的没出路。

马国川：近几年以来，对于改革的反思里夹杂了各种各样的声音，甚至不乏否定改革的声音。是否可以说，这也是近时这次思想解放的一个背景？

高尚全：从历史经验来看，每一次改革的突破和体制创新，都是解放思想的结果，都是以解放思想为先导的。有一个时期否定改革开放的声音不小。现在提出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也是对那种反对改革的声音的响亮回答。

马国川：否定改革者还有自己的理论依据。他们说，新自由主义主导了中国改革。

高尚全：他们的逻辑是这样的：新自由主义是不好的，那么中国改革也不好了，因为中国改革是新自由主义主导的，所以中国改革走到邪路上了。甚至有人说，新自由主义派了张五常来指导中国改革。我当了八年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不知道这回事，这不成天大的笑话了吗？

大家都知道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是邓小平同志，指导中国改革的是邓小平理论，“摸着石头过河”，说明我们没有现成的模式，只能在实践中探索前进。邓小平理论指引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中阔步前进。本来，新自由主义是什么东西？人们并不知道。改革之初，有一个时期广东人吃不上鱼，为什么？因为计划经济价格不合理，养鱼的人没积极性。后来价格放开了，养鱼的人有积极性了，老百姓吃到鱼了，市场上鱼多了价格就下降了，这是市场经济规律起作用。那些广东的农民乃至领导看到新自由主义的书了吗？没有。不知道新自由主义是怎么回事。我曾经问诺贝尔奖获得者蒙代尔教授：有人在批判新自由主义，你能不能说说新自由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很抱歉，我不知道，我知道新保守主义，不知道新自由主义。

马国川：实际上是有些人故意拿着这个名头在说事。

高尚全：就是。还不知道新自由主义是怎么回事就批起新自由主义，而且批到改革开放头上，批到小平同志头上，这是一个严重的历史教训。

马国川：但是，可以预言的是，在解放思想的时候，恐怕还会有人继续跳出来。那么，对这些声音应该抱一种什么态度？

高尚全：我觉得十七大报告已经明确回答了这个问题。锦涛同志说：“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有人问我总书记这话是不是有针对性？我答当然有针对性！有些人否定中国改革开放嘛，认为我党搞了资本主义嘛，甚至把张春桥的理论也搬出来了，还有人甚至提出来为“四人帮”彻底平反。十七大报告里的这些话是对他们的响亮回答。

解放思想的基础是实事求是

马国川：这次思想解放，应该是在1978年思想解放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

高尚全：新一轮的思想解放层次更高了。通过解放思想，来解决前进中碰到的问题和矛盾，排除思想和体制性障碍，落实到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因为马克思老祖宗没有、也不可能给我们详尽的答案。马克思在世的时候还没有电灯呢，如果他能看到今天的电脑互联网，那么肯定会有许多新的思想。恩格斯1888年到美国，就有很多新的想法，认为欧洲落后了。1984年小平同志评价十二届三中全会的报告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要发展，就要讲新话。如果没有新话，就没有发展；如果不发展，怎么会有今天？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事实证明，这些都是真理，这就是实事求是。

马国川：我注意到一些坚持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学者的文章，大段地引用马恩列斯的原话，很少自己的话。

高尚全：最近有个学者对我说，一个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抱怨说，现在研究马克思主义都是老人了，年轻人不研究了。现在现实当中好多新问题，都是马克思主义要研究的问题。不研究现实问题，只知道引用马恩列斯的原话，甚至以他们的话来批判现实，有什么意义？甚至有人说，你们搞市场经济，我偏偏要搞计划经济！这是什么逻辑？！确实有一些人被根深蒂固的陈旧观念所束缚，解放思想很难。如有一位老同志到深圳一看就流眼泪，说没有想到深圳一夜变成了资本主义。

马国川：也有一些学者未免不是风派人物，但是也有一些人，他们看到现实社会中有太多的问题，又没有找到解决办法，就想往回走。他们的思想影响了一些年轻人。

高尚全：一位老同志对我说，他看了我的文章，表示赞同。他说你的岗位很重要，在改革攻坚碰到困难的时候，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这很重要。

那些想走回头路的人，不妨到我国的延边去看看我们的邻国。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们就和今天的邻国没有什么区别。年轻人应该想一想：社会主义到底为什么？如果没有给人民造福，这个社会主义还有什么生命力，小平同志早就说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马国川：再美好的思想、再完美的理论也要落实到现实中去。

高尚全：一些人享受了改革开放的成果，反过来批判改革开放。十七大前，另外一位老同志找我谈了一次，他看了十七个人的万言书，很生气。他说现在怎么还有人这么干？我们党的历史上因为有人搞左倾，花的代价很大，损失很惨重，这个教训难道还不能吸取吗？

马国川：解放思想最重要的应该是实事求是。

高尚全：解放思想的基础是实事求是。包括对历史问题，也包括对现实问题。所以汪洋书记提出来允许说错话，但是你不要说假话。所以，我们应重温一下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文章。

马国川：有一位老同志说，80年代整个社会风气相对来说比较好，人们敢于互相批评，包括对领导也敢直言不讳地提意见。但是到今天说假话泛滥成灾。

高尚全：为什么说假话？要分析。说真话可能对他不利，说假话对他有利。说假话领导高兴，可以提拔你，说真话就可能被批评、被排挤。说假话就掩盖矛盾了嘛，关键在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

理直气壮地提出三项权力适当分开

马国川：有些人担心，解放思想是否会流于口头上的宣示。

高尚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解放思想就是按照十七大的布局，寻找我们思想认识上的差距，从思想上来深化对体制改革的认识和理解。我们的思想是不是符合十七大的要求，怎么样做？要找准矛盾的焦点，这样思想解放就不会流于形式。

马国川：日前，中山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任剑涛在做客岭南大讲坛时说，“在宪政民主建构上，广东一定要有突破。”你同意他的观点吗？

高尚全：十七大明确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还提出来要“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人、管事，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其实，深圳很早提出来三项权力要适当分开，但是后来不敢提了，因为担心被人批评成搞“三权分立”。既然解放思想，我们就要理直气壮地提出这三项权力要适当分开，不能自己决策、自己执行、自己监督。

马国川：人们对解放思想有很多期盼。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海内外人士对此也有各种乐观解读。是不是可以说，这次解放思想一个主要方面，应该是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有所突破？

高尚全：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呼吁政府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加快政府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部分。我认为，改革已进入全面深化阶段，各种体制改革都要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这是四位一体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无疑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马国川：许多人士认为，九十年代以来，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了，而且这种滞后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增加了很多障碍，人们期盼这次解放思想能够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有所突破，以利于经济政治的协调推进。

高尚全：我在十六大前，就提出了我国改革存在四个滞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宏观的体制改革滞后于微观的体制改革、政府的体制改革滞后于企业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

马国川：实事求是地说，近年来政治体制改革在一些地方也有一些尝试，但是进步一直不太大，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在哪里？

高尚全：其实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小平同志就提出了要改革领导体制的构想，八十年代中后期他明确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甚至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构想。但是因为对政治体制改革我们缺乏经验，风险也比较大，所以一直提出要积极稳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无疑是一个巨大进步。

政治体制改革可以搞试验区吗

马国川：但是我们也听到另外的声音。有政治学者发表文章声称，今天中国已经形成了成熟的民主政治架构，一个是比较完善的、甚至能够和西方抗衡的政治体制。

高尚全：我认为经济体制改革还不完善，政治体制改革还滞后，怎么称得上完善？

马国川：2006年去世的广东改革开放的先驱任仲夷，在晚年就一直呼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

高尚全：我们认识较早，接触较多。2001年我在深圳参加一个会议，讨论深圳如何充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示范区。讨论当中有一个代表说，我们讨论半天，那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标准怎么做样本？大家对这个问题都没有准备，会议有些冷场。当时我也没有准备，思考了一下，就讲了五条：第一，以民为本，这是实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第二，市场经济，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基础；第三，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第四，民主政治；第五，中华文化，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最后一条是根据马洪同志的建议加上的。当时任老就坐在我身边，他说，民主民主，由民做主，由老百姓做主。我说你讲得很对。

西方有些东西可以借鉴，可以学习。比如，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在十五大报告起草过程中，我提出，要把自由、人权写上。因为这些东西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是人类文明的成果。我们搞社会主义应该把这些旗帜高高举起。这个意见引起了当时主持起草报告的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因此在十五大报告当中，就明确提出“保障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

马国川：自由和人权都加上去了。任老晚年写的文章谈了许多改革思想，甚至还有比较完整的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考。比如，他提出可以像搞经济特区一样，搞一个政治特区。一些媒体的朋友说，广东的思想那么解放，是不是可以先把政治体制改革搞起来。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高尚全：任仲夷当年号召深圳特区一定要敢于有办政治特区的筹划，是非常睿智的。政治体制改革可以试验，小范围地试验，包括民主选举。政治体制改革当中有很多机制，要在机制上进行改革。

马国川：改革开放三十年了，经济权利普通民众都感受到了。三十年后的今天，民众的民主权利要求也越来越强了。这次思想解放也是呼应了民众的这样一种现实要求。

高尚全：所以去年温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时说，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马国川：也有些人说，趁思想解放的东风，对于媒体的管理方式是不是也应该改进？

高尚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涉及到各个方面，其中当然包括各种不同的监督机制。有政府部门内部的监督，也包括政府以外的监督，比如说决策权、监督权放在一起，你怎么监督呢？另外还包括群众的监督、媒体的监督，使得这些监督都要发挥不同的作用。

非公有经济不发展就会出问题

马国川：您肯定也注意到了，广东在喊思想解放，上海方面也在喊思想解放。

高尚全：湖北、河北等地也提出新一轮思想解放，因为这些都是为了落实十七大精神。

马国川：大家都感受到一种热烈的气氛，您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

高尚全：对。到处都在说解放思想，而且从领导做起，而不是空话。

马国川：人们最担心的是走过场，喊空话。另外也有人说，当前思想解放一个最大的障碍是特殊利益集团。

高尚全：垄断部门有特殊利益，导致部门利益的差别很大。改革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利益格局的调整。

马国川：怎样调整利益的格局呢？

高尚全：比如说，打破行政性垄断，是调整利益格局的重要方面，因为垄断必然导致效率下降、服务质量差。因此，要打破垄断，不允许通过行政垄断牟取特殊利益。要从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尊重民众的意见，同时要加强监督。

马国川：某些国有垄断企业做大做强之后对民营经济挤压，甚至在一些领域存在着再国有化的趋势，包括国务院关于“非公经济”的36条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

高尚全：因为受到干扰了嘛，有人说36条是搞私有化了嘛，违背了社会主义原则。中央提出“两个毫不动摇”，其中之一就是毫不动摇地发展非公有制经济。非公有经济还得继续发展，不发展就会出问题。现在我们别的不要说，就业压力问题就解决不了。非公有经济解决了五分之四的就业问题。但是有人给中央写信，认为非公有经济不是姓“社”，而是姓“资”的。

马国川：认为是资本主义苗头了。

高尚全：过去出现过许多笑话嘛，最早不准养猪养鸡，后来养猪养鸡不能养多，超过几个就是资本主义了。有的国家现在还不允许农民养牛，说牛是生产资料，所以只能公有，不能私有，结果极度贫穷。国家投资就是社会主义，老百姓投资就是资本主义，这种观念不改变，生产力怎么发展？

有人说，现在要反右了，因为反“左”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要搞阶级斗争，要搞“文化大革命”。我说老百姓绝不允许再搞瞎折腾了。台湾的朋友说，你们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搞建设，台湾成为“四小龙”之一。现在倒过来了，你们搞改革开放，我们搞“文化大革命”了，因此人民生活没有提高，竞争力大大下降了。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四个特点

马国川：您的名字是一直和中国改革开放联系起来的，您是改革开放的积极参与者、一些重要政策的制定者，也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作为见证者，您怎么来看待改革开放的三十年？

高尚全：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我认为有四个特点。第一，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过程就是解放思想的过程。每一次体制上的突破，都是以解放思想为先导的。所以没有解放思想，没有改革的勇气和创新精神，也就没有今天。

马国川：鉴往而知今，所以我们应该继续解放思想。

高尚全：对。第二，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姓“资”姓“社”、姓“公”姓“私”不断争论的过程。争论当中，小平同志的理论起了关键性作用，每一次碰到这种情况，都是小平同志出来讲话，因为他有这个权威，把握了正确的历史航向。

第三，三十年改革开放的过程，逐步明确了改革的目的、方向和性质。明确了我们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了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为了老百姓的共同富裕，过上幸福的生活。一句话，就是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的成果由人民分享。

第四，三十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不断排除“左”的干扰的过程。

马国川：到今天仍然是。

高尚全：今天仍然是。“左”的具体表现是每一件事都问一下姓“资”姓“社”，改革就要不断排除这个干扰，因为姓“资”姓“社”的争论只能阻碍改革开放，我们必须排除之。我看有些国家意识形态争论比较少，因此改革比较顺利。比如，越南为什么有的改革跑在我们前面去了？80年代的时候，我当国家体改委副主任，曾经跟越南领导人介绍了中国改革开放。去年我到越南去，发现他们有些改革措施走在我们前面。第一，领导人差额选举，第二，越南十大的报告提前两个月发给全民讨论。他们没有纠缠于姓“资”姓“社”的争论。

这四个特点概括了这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其中最重要的是解放思想。中国改革取得成功的基本理念是“实事求是”，这一理念是30年前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中被重新确立的，而解放思想是这一理念的内在和本质要求。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是改革实践能够突破传统理论束缚的思想基础，也是改革理论不断创新，与时俱进的重要源泉。

（责任编辑 杜导正 杨继绳）

2008年第3期 喜读《日记中的池必卿》　作者：朱　正

今年人们隆重纪念改革开放的三十周年，是很自然的。今天，知识分子也好，农民也好，干部也好，一句话，每一个中国人，能够有现在这样的生存条件，能够对未来抱有希望，都应该拜三十年前开始的这一场改革开放之赐。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也许会以为生活本来就是这样的吧，可是五十多岁的（还不必说像我这样七十多岁的人了）老年人就会说，不，那时生活完全不是这样的。习惯于今天的生活的人，对于三十年前每日每时发生的事情，几乎是无法想象的。回顾往事的时候，我要说的是，这一场改革开放的开始是何等的艰难。不久前我读了王民三日记的节选，使我又重温了这一页艰难的历史。

日记作者王民三，1956年起，就是贵州省粮食厅的领导人，在这个岗位上干了几十年。他在日记中记下了他的工作，他同省委领导的接触。现在他从日记本中摘录出一部分，以《日记中的池必卿——1977—1985年粮食工作片断》为题，听说是发表在贵州省粮食局的内部刊物上。我没有机会看到这刊物，只看到它的一个节选本。我看到的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贵阳联谊会编印的《三联贵阳联谊通讯》2007年第2期（总第47期，2007年5月20日出版）上刊出的《王民三粮食工作日记（节选）》，以及这篇之后刘学洙的介绍文字《一份可贵的贵州粮政信史》。我们就从这份节录之节录的材料，就从一个省（贵州省）的一项工作（粮食工作）这样一个小小的窥视孔中，可以看出改革的极端必要，和改革的极端艰难了。

池必卿1978年5月至1985年3月主持中共贵州省委工作，开始是第二书记，第一书记是马力，1979年9月马力病故之后担任第一书记。现在人们回顾历史谈到走到改革开放前列的省份，总不会忘记说四川、安徽、辽宁，说到贵州的似乎不多。看了王民三的这些日记，就会知道池必卿也是走在前面的一人。

我看到的这份日记节选，最早的一天是1977年2月6日，最后的一天是1982年8月16日。也就是说，从改革开放的前夕，到改革开放的初期。下面我就来介绍一点日记的内容。

1977年3月5日

李葆华（引者注：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二书记）在四干会上宣布党中央决定，马力同志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马力在大会上讲话，其中有：“对社会主义大干了还要大干，对资本主义大批了还要大批，争取在较短时期内改变贵州的面貌”。

马力这话，当然是说得不错。一个共产党的领导干部，难道能够不干社会主义，不批资本主义吗？问题是：你怎样给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下定义？这时，在共产党内部，有致力于改革开放的人，也有不很赞成乃至很不赞成改革开放的人，这两部分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的解释是大不相同甚至针锋相对的。马力所说的大干了还要大干的社会主义是什么呢？王民三1979年12月29日的日记中抄录了新华社内参（104期）对贵州工作的评论全文，其中说：

粉碎四人帮以后，由于省委一些领导同志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对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对贵州的祸害及其流毒的严重程度认识不足，路线不够端正，自觉不自觉地维护和执行了林彪、“四人帮”时期一些左的东西，如在农村推行“三地”代耕，“穷过渡”，“场期改革”（引者注：就是延长赶场日期的间隔），限制集市贸易和家庭副业；搞高指标，高征购，加重农民负担；农田基本建设不因地制宜，搞一刀切，形式主义，劳民伤财……致使贵州三年来的经济工作进展不快，多年来出现的经济困难改变不大。目前贵州老百姓吃粮仍十分困难。每年要国家调进十亿斤粮食，社员生活水平很低，平均口粮只有三百五十斤……

马力在就职演说中说的“争取在较短时期内改变贵州的面貌”这一豪语不能不落空了。这也是必然的：你要继续坚持几十年间已经用不断的失败证明了“此路不通”的那一套，难道能够有较好的结果吗？

作为下级业务部门的负责干部，王民三还是向马力进行过规劝的。他1977年8月27日日记：

省委突然决定今年粮食征购任务18.5亿斤，我感到任务定得太重，1974年1975年连续两年受灾，农民负担承受不了，又要走“购过头粮”的老路子，必然又购又销，劳民伤财。为此郑重地给省委第一书记写了一封建议信，说明了不能多购的种种因素。信的内容事前已个别征求了部分常委的意见，都表示赞成。

可是收信人马力却不赞成。王民三1977年9月2日日记：

在向省委常委汇报粮食会议情况时，马力对我的这封建议信严厉批评，理由是要减轻中央调粮的负担，其他常委都不便讲话，马还讲：“我已给陈国栋（时任粮食部长）谈了，生产我们有雄心壮志，明年少调点，后年不调，八○年大见成效，做出贡献。”

10月31日日记：

在地委书记会议上，马力再次点名批评王民三关于少购粮食的信。他说，在粮食问题上两条路线斗争是相当激烈的，你写信也是好意，我批评了多次，思想也不一定通。

11月10日日记：

据各方面传来的信息，近来马力在各种大小会议上都点了王民三的名，上了纲，戴上了无组织无纪律的帽子。为什么比当着我的面批评要严重得多，使我难解其中的原由。

1978年4月25日日记：

省委常委会讨论夏粮征购工作，马力的批评更为严厉，说你们在征粮数量问题、购过头粮问题、农村缺粮等一系列问题上都说明了对形势的看法。否定粮食大丰收，否定大好形势。

7月6日的日记中还记下了“马力说，王民三要撤职，开除党籍”。大约是没有得到常委的支持，马力才没有处分王民三。

王民三认为高征购伤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他9月2日的日记上，记下了省委常委王朝文在全省财贸会议上说的几句话，王朝文说：“惠水县摆金区歌唱家罗秀英反映当地农民呼声，粮食减了产不够吃，增了产不够吃，增不增一个样。”

征购粮食，是粮食厅（局）业务范围内的事。王民三日记中这方面的记载不少。他当然明白，压低一点征购数字，可以减轻一点农民的负担，但是并不能根本改善农民的处境。真正的出路在哪里呢？他在1978年9月21日的日记说：

省委开地委书记、部办委主要负责人务虚会，我在财贸小组会上呼吁：“解决粮食问题的出路在推行农村生产责任制，根据到惠水的调查，包干到组是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关键，包到组，不是单干，有了超产奖，农民才有热情”。

9月23日日记：

在务虚会上，同地委书记们，孟子明、陈健吾等议论，都认为包产到组是势在必行，那是一种劳动定额管理形式，过去挨批，就是在这方面，在是非不明情况下，干部心有余悸。

9月25日日记：

《红旗》杂志第六期发表了一篇包产到组超产奖励的文章，我复印了几份发给省委常委，有的仍表示心有余悸的心情，因为这正是当前批判的东西。

可以看得出来，王民三在提出这个主张的时候，还不敢说“包产到户”，而只要求“包产到组”，而且要强调说明“这不是单干”，表明他还不敢冲决意识形态的网罗，他也是心有余悸的一人。可是，就在这时候，划时代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了。他12月24日的日记说：

刚结束的（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将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全党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阶级斗争天天讲和空头政治时代将要结束了。

在全会闭幕才两天的时候，就能对它的历史作用作出如此准确的评价，这充分表现了王民三的历史眼光、政治水平和理论水平。

在这本日记中，有多处兴奋地记下了实行包产到组的成效。1978年11月2日日记：

去惠水县姚哨公社，看到这里搞了包产到组之后，像火山爆发一样，人心沸腾起来了，群众说：不愁没粮吃没肉吃了。和县委邱耀国、梁登峰看了，一致认为，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不可阻挡的潮流。

1979年6月15日日记：

应安顺地委陈远武之邀，和农委副主任孟子明去参加地委常委会，听了一天半，他们镇宁、关岭包产到组到户相当普遍，农业生产形势很好，群情高涨，关岭一位公社书记发言：“生产队不如作业组，作业组不如单干。”普定县反映：“大集体不如小集体，越小越好，越大越不好管”。类似的呼声很强烈，有些人心有余悸不敢讲。我和孟听了都受到很大启发，认为农业有了希望。

7月7日日记：

包产到组形势发展很快，凡是搞了的生产就好，我想，由此可以引申出一个理论，既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那么生产力就应该是检验生产关系的标准，包到组（户）既然能发展生产力，就证明大集体大锅饭体制是违背生产力原则的。

9月18日日记：

省委开地委书记会，池必卿充分肯定了农村大好形势，充分肯定包产到组联产计酬的形式。还讲“要打破左倾机会主义的紧箍咒”。

省委第一书记的这种态度当然是贵州全省改革开放强劲的推动力。

在这本日记里，王民三不仅记下了池必卿在这一类会议上的正式发言，还记下了他一些三言两语的插话。例如，1979年1月3日的日记，记下了他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财贸农村组发言的情形，他写道：“我的发言不冷静，引起池必卿极大关注，在插话时，池必卿只说了一句‘我们多年来都是对农民的剥夺’。”池必卿这话真是说得太真实，太中肯，太深刻，也太尖锐了。几年前从土地改革运动中分得的土地，以及耕畜、农具等等生产资料，以及其他财产，都一年一年，一步一步，剥夺殆尽。与粮食统购统销相结合的举世无双的严格的户籍制度，使农民成了比城里人要低一等的二等公民，不但在物资供应、升学就业等等方面比城里人要多许多限制，就是在婚姻方面也是如此，因为这种户口制度规定，农村妇女所生子女也只能是农村户口，请问，有哪一个城里的男人愿意或者胆敢娶农家女为妻呢？农村户口要转变为非农村户口，有一个专门术语，叫做“农转非”，这可是比登天还难的事情。在我的记忆里只有过一例，大约是山东省某县吧，一个农家女在种地的时候发现了一块很大的天然钻石，把它上交给了政府，于是她就得到了“农转非”的奖励。天呀，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的天然钻石好捡呢。这就不但剥夺了他的财产，还剥夺了他的人身自由，以及他子女的人身自由。在放弃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之后，户口管理制度相应地有了一点松动。但是，这方面的改革是还没有到位的，至少，还没有实行1954年颁布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规定的公民享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权利。假如公民都享有了居住和迁徙的自由权利，就不会有什么“外来务工人员”一说了。现在是，就在北京城里，还有相当数目的人被称为“外来务工人员”，地位就要比北京市民低那么一等，比如说，他们的子女入学，缴费就要多些。这大约可以看作剥夺农民的一点遗痕了。从池必卿上面的这一句话里，可以看出他对我们这种对农民的剥夺是持批评态度的。

8月12日日记：

城市居民食用油的供应标准，一直是四两，现在有了条件，拟提高到五两，经请示池必卿、苏钢（引者注：时任贵州省长）得到批准，中粮部知道后，表示了不同意见，又跟池必卿谈，他说，我们作为临时措施吧，群众生活太苦了。

池必卿就是用“临时措施”这个借口，顶住了中央粮食部的“不同意见”，维持了增加居民食油供应量的原议。这时候，他想到的，不是个人将要承担什么责任，而是群众生活太苦了。有这样的态度，他才能成为改革开放的勇将吧。

池必卿对改革开放的坚定态度，在王民三的日记中有不少反映。这里只介绍一下《阳关道与独木桥》这篇传诵一时的名文的来由。那是一次在北京开会的时候，东北杨易辰说包产到户是个独木桥，他们不走这个独木桥。池必卿针锋相对地回答：“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这回答，真是掷地作金石声！吴象即据此写了《阳关道与独木桥》一文在《人民日报》发表。王民三1980年11月15日的日记中记下江西的一位省级干部对他说的：“贵州池必卿的名言‘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响遍了全国，我很佩服池必卿顶住压力的硬骨头精神，他为贵州人民立下了大功。”因而也就可以说，他为改革开放的大业立下了大功。

王民三的日记，是一份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极有公开出版的价值，看到我这篇点滴介绍的读者，大约都在热切地期待着读到全书吧。

（责任编辑 萧 徐）

2008年第3期 八十年代经济改革十大措施　作者：田纪云

在中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真可谓“难于上青天”。建国后几十年长期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已渗透到各个方面，比如经济形式的单一全民所有制，国家对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对生产资料的统购统配，对财政收支的统收统支，对工业消费品的统购包销，对外贸易的统一经营、统负盈亏，对劳动工资制度以及对物价管理的高度集中，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等等。这种经济管理体制实行了几十年，人们已习以为常，认为这就是社会主义，谁要改变它，就是离经叛道，搞修正主义。在这种情况下，要进行改革，向商品经济以至市场经济过渡，不仅要触动旧体制，改变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而且必须打破传统的思想观念，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八十年代，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坚强领导和巧妙运筹下，冲破重重阻力和难关，取得了辉煌成就，为九十年代乃至以后几十年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改革的意义，是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所以，改革不只是看三年五年，而是要看二十年，要看下世纪的前五十年。这件事必须坚持下去。”（邓小平1985年7月11月听取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田纪云、张劲夫、宋平汇报时的谈话）

八十年代先后推出并实施的改革措施是：1、改革税收制度，即对国有企业实行“利改税”，取消国有企业上缴利润的办法，税后利润归企业，探索国有企业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发展的路子；2、改革与完善财政体制，实行中央与地方分税制，改变由中央“统收统支”、高度集中的体制，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3、改革农产品购销制度，取消实行多年的主要农产品由国家统购统销的制度，缩小工农产品剪刀差，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4、改革蔬菜购销体制，取消由国家统购包销的制度，把蔬菜经营推向市场；5、改革供销合作社体制，变官办为民办；6、改革流通体制，变国家独家经营为多种经济形式、多种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少环节、符合商品流向、有利商品经济发展的流通网络；7、改革外贸体制，实行外贸企业“自负盈亏，放开经营，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打破长期实行的由国家统负盈亏、大锅饭的外贸经营体制；8、改革工资制度，实行以职务工资为主的结构工资制，打破平均主义；9、改革劳动制度，实行劳动合同制、双向选择和建立社会保险制度，打破长期实行的一次分配定终身的劳动制度；10、改革物价管理体制，逐步慎重地放开物价，使之适应发展商品经济的需要。

这些改革措施，基本上都是由我根据国务院领导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提出的大思路，组织有关部门制定方案后，首先提请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研究论证，如认为可行，即提请胡耀邦主持的书记处或政治局审议通过，然后再提请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审议通过改革方案的常务会议多为万里主持），并做出决定颁发文件予以实施。有些重大改革措施，如粮食购销体制改革、劳动工资制度改革、物价改革等，在财经领导小组研究后，赵紫阳还要带上我和有关同志分别向邓小平和陈云同志汇报，征得他们的同意。有的则在书记处或政治局研究后由代他们参加会议的秘书向他们汇报，然后把他们的意见反馈给中办。

每一项改革措施，都是在同传统经济体制、传统观念和某些个人暂时利益的矛盾与磨合中推进的，由于方向明确，步子稳妥，除价格体系改革一度出现曲折外，总体上进展是顺利的，成功的，基本实现了预期目标。为了让年轻一代了解我国经济体制的变革情况，特将十大经济改革措施的要点摘录如下：

1、关于“利改税”

中国税收制度是五十年代借鉴苏联的做法，适应计划经济单一经济成分建立起来的。全国解放初期，还保留了国民党时代的一些税收制度。随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完成，经济成分向单一化的全民所有制过渡，税种也越来越单一，除了工商统一税外，就是几个地方税的小税种，如牲畜交易税、屠宰税等。1965年还在重庆作过“税利合一”的试点，准备把工商税也改为以利润形式缴纳。理论根据是，社会主义企业固定资产都是全民所有，经营所得利润也应全部上交国家。后来由于“文化大革命”爆发，未及在全国推广。

八十年代初“利改税”的改革，就是想用税收的形式理顺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不论国营企业、集体企业、三资企业，还是私营企业、个体企业，在依法向国家纳税以后，其税后利润都归企业所有，归企业支配。其目的是适应政企分开、扩大企业自主权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成分多元化的新形势，增强企业的内在活力与动力，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商品生产者与经营者，减少政府对企业的行政干预和条条、块块分割的矛盾，企业对中央与地方只承担纳税的义务。并设想在利改税的基础上，用划分税种的办法，解决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我多次发表文章和讲话，阐述利改税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阐述城市和农村不一样，不能简单的把农村的承包制套用到城市，用来解决企业和国家的分配关系，但由于部门之间意见的分歧，影响了领导的正确决策，使利改税一度中止，再次实行改革初期的企业承包制，但最终还是回归到利改税的轨道。后来的实践证明，利改税这一改革措施是完全正确的。

2、关于改革和完善财政体制

财政体制是国家整个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财政管理体制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划分中央与地方各级之间财政的收支范围与管理权限，如何正确处理国家与企业事业单位之间的财务关系从而调动各方面当家理财的积极性，促进和保证社会主义生产建设及各项事业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根据“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对财政体制进行过多次改革，实行过多种形式的财政体制。归纳起来，大体上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统收统支”的办法，即地方财政收入全部上缴中央，地方支出则由中央拨款；另一种是以中央对地方实行“收支挂钩、超收分成”的办法，即按照中央核定的支出，划给地方一定比例的收入，如收入超额完成了任务，地方可以按比例分成，使地方有一定的机动性。再一种是中央对地方实行各种形式的财政包干体制，也叫做“分灶吃饭”，即由中央核定地方年度收支总额，收支挂钩、按比例总额分成，收入超额完成的部分，留给地方支配，使地方零用钱多一点。这三种办法，虽然形式不尽相同，但实质都是高度集权的体制，没有真正的地方财政。

与财政体制相适应，长期以来，国家对企业基本上是采取统收统支、吃大锅饭的办法，利润全部上缴，支出上边给，亏损国家补贴，把作为商品生产者与经营者的企业变成了各级行政机关的附属单位。总结建国以来实行的各种财政体制利弊，特别是考虑到未来发展方向是用税收的办法解决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同时，也借鉴了匈牙利、南斯拉夫等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经验，我们提出用划分税种的办法来划分各级的财政收入，也就是说，在企业将上缴利润改为依法上缴各种税收的基础上，将税种分别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与地方共享税，使地方财政具有相对稳定的收入来源，这就是后来所实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根据和来源。

3、关于改革农产品购销体制

建国以来，我国对粮食等主要农副产品长期实行的是“统购统销”的制度，它的基本措施是：农民生产的粮食除自己的口粮和种子外，全部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卖给国家；一切粮食加工和经营粮食的企业，统一归国家粮食部门领导，所有私营粮商、粮食加工厂一律不许经营粮食或自购粮食、自销产品；对城镇居民、从事经济作物生产的农民和农村缺粮户，由国家按计划凭证供应；对食品及其他工业用粮，一律由国家粮食部门按计划供应，不得自行采购或转售粮食。

在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的同时，对油料、棉花也实行了统购统销。对生猪、烤烟、黄麻、蚕茧、羊毛、水果、水产品和中药材等数十种农产品，实行统一收购，即派购制度。

这种对农产品的统派购制度，在粮食等农产品短缺的情况下，对保障社会的稳定，起过一定的作用。但是这种制度不符合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发展的要求，它切断了农民同市场的联系，严重违背价值规律，长期以低价收购农产品，用工农产品“剪刀差”的办法，说白了是用剥夺农民的办法保障供应，积累建设资金，极大地抑制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造成“越少越统，越统越少”的恶性循环。因此，随着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的发展，改革农产品的统派购制度势在必行。

八十年代改革农产品的统派购制度，大体是按照以下三个步骤进行的：

第一步，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从1979年起，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提高了粮食、棉花、油料、生猪等18种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对超购部分再加价50%。同时，恢复了对粮食、油料的议价收购，在市场上开展议购议销。

第二步，减少统派购的农产品品种，扩大市场调节的品种。1983年10月国家将医药局管理的二类中药材从54种减少为30种，将商业部管理的一、二类农产品从46种减少为21种；到1984年底，国家统派购的农产品减少为38种。

第三步，从1985年起，取消统购派购，将粮食、棉花改为合同定购。粮食、棉花以外的其他农产品，实行自由购销。1991年，就提出了“粮食商品化、经营市场化”目标。

在取消农产品统派购制度的同时，在城镇也取消了凭证供应的配给制，各种票证自然消亡。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的改革，总的是比较顺利的。现在改革开放前所使用过的各种票证已成为“文物”被收藏。

4、关于改革蔬菜购销体制

蔬菜是城乡人民不可须臾缺少的东西。长期以来，我们对城市蔬菜供应是采取由国家统购包销的办法，即由国营菜店向菜农包购蔬菜，再由国营菜店向城市居民统一销售蔬菜。蔬菜旺季时大量烂菜，损失由国家补，淡季时居民买不到菜，群众怨声载道。这是计划经济的弊端所致。从八十年代初期，我们就逐步放开了蔬菜价格，步骤是先细嫩品种，后大路品种，如白菜、萝卜、土豆等都是最后才放开的；目标是把蔬菜购销推向市场，多渠道经营，逐步拉开品种、季节差价。

蔬菜价格放开之初，价格一度大幅度上涨，群众怨言不少。为此，国务院决定，对城镇居民不分男女老幼每月给予7.5元的副食补贴。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一放就活，一活就多，蔬菜品种数量大大增加，质量提高，价格也下来了，群众也满意了，国家逐步甩掉了统购包销、大量亏损的包袱。

5、关于改革供销合作社体制

在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和城镇定量配给制的同时，大力疏通流通渠道。首先是改革了作为农村商品流通主渠道的供销合作社体制。供销合作社，顾名思义就是合作经济组织，但我们却把它变成了所谓的“二国营”的官办商业组织。改革供销合作社体制的基本点是变官办为民办，恢复和加强其组织上的群众性、经营上的灵活性和管理上的民主性，扩大农民股份和参与经营决策的权利，开拓业务领域，与农民联合兴办商品生产基地、农副产品加工和流通设施，为农民发展商品生产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系列化服务，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农民的集体经济组织。

二是放手发展城乡集市贸易、建立城市农副产品批发市场。至1987年，全国城乡集市发展到69683个，比1978年增加一倍多，集市贸易成交额达1557亿，比1978年增长八倍多。至1986年底全国大中城市的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已发展到450多个，成交额24亿元。

三是鼓励农民以各种形式进入流通领域、自办流通服务，如贸易货栈、农工商联合企业、农民合作商业、专业市场、农民个体运销等，不仅大大缓解了农民买难卖难的问题，而且增强了农民的商品意识与承受风险的能力。

6、关于改革商品流通体制

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工商业极不发达的国家，1949年工业总产值仅为140亿元(人民币)，按当时的54，167万人口计算，每人平均25元人民币，按当时汇率合8美元。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仅占30%，是个名副其实的农业国。

建国初期，个体经济曾经有相当的发展。但是随着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又经过“文革”时期“割资本主义尾巴”，个体、私营经济几乎被斩尽杀绝。就连理发洗澡的，修脚捶背的，搞缝纫做衣服的，卖个大碗茶的，修鞋补锅的，卖点稀饭油条作早点的，摆个小摊卖点针头线脑的，等等，统统改造为国营了。一改为国营，生机活力也就没有了，许多人民生活所必需的服务行业也就自消自灭了，“官办”哪能办那些“低三下四”的事？！许多以此为生的从业人员也就失去饭碗，社会主义也就成了“一切都难”的社会主义，贫穷的社会主义。回想一下那时候干什么不难呀?走路难、吃饭难、做衣服难、洗澡理发难、修修补补难，什么都难。这种社会主义不仅想把全国人民的衣、食、住、行都由国家包起来，连一切生活琐事也都管起来。结果是误国害民。

随着农村家庭承包经营的全面推开，农产品的丰富和农村集贸市场的活跃，以及多种经济形式的发展，在城市、在整个商品流通领域国营商业一统天下的局面再也难以维持了。1986年就明确提出，商品流通体制改革的基本目的是，使生产出来的商品，能四通八达，货畅其流，及时满足人们生产、生活的多种需求。

改革的原则是：（一）必须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多种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少环节、符合商品流向、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流通网络；（二）坚持政企分开，坚决砍掉一切不必要的行政性的中间环节，真正赋予企业以经营自主权；（三）采取多种形式探索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路子和形式。

供销社改革的三条原则是：（一）真正变官办为民办；（二）实行综合经营；（三）调整政策。在劳动工资、价格、税收、管理等方面，真正按集体企业对待。

八十年代，我国国营商业流通体制的改革基本上是按照这些原则进行的。

7、关于改革外贸体制

我国外贸体制的根本弊端在于吃“大锅饭”。如果说各行各业都存在“大锅饭”的话，恐怕外贸这个锅是最大的之一。全国有上万个国营外贸企业、几十万人的职工队伍，经营上万个商品品种，但是外贸单位基本上不计盈亏，能把东西买过来卖出去，就算完成了任务。赚钱赔钱，似乎与己无关，所谓任务就是完成出口计划。八十年代初期，对外贸体制也作过一些改革，比如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但效果不大。

1988年，根据党的十三大精神，中央下决心对外贸体制进行重大改革。改革的目标是：“自负盈亏，放开经营，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关键是自负盈亏和推行代理制。改革的原则是：（一）政企分开，权力下放。政企不分，以政代企，以企代政，这是中国经济体制的一个通病，也是外贸体制的一个顽症。必须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二）把各级外贸企业和出口生产企业推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推向市场，把竞争机制引入企业。（三）放开经营，工贸结合。把外贸企业推向国际市场经受考验，学习经营本领。四、加强行业管理，联合对外。外贸行政部门，把主要精力转到加强外贸的行业管理上来，包括制定经济法规，行业发展规划、制定方针政策、颁发进出口许可证、价格指导、监督检查等。这就是外贸企业改革的基本原则，实践证明，外贸企业改革的路子是成功的。也为我国外贸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8、关于改革工资制度

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的工资制度，是五十年代比照苏联的办法制定的。这种工资制度当然比战争年代的军事共产主义，即供给制大大前进了一步。但弊端很多，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变化了的情况。例如劳酬脱节，职级不符，工资标准过多过繁，工资能上不能下，能增不能减，管理权限过分集中，政企不分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不利于促进生产和提高经济效益；不利于鼓励职工上进，增强责任心，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不利于正确处理职工内部的分配关系，加强团结和协作；不利于人才的合理流动和合理使用。所以，改革工资制度是人心所向，势在必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有了较大发展，财政收入连年增加，不少改革措施陆续实施，为改革工资制度提供了可能。1984年10月4日，我与时任书记处书记的胡启立将《关于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制度改革的意见》，报送小平同志审阅，小平同志批送赵紫阳：“总的方针，我很赞成，具体办法，提不出意见，请国务院审定。”

现在所实行的“结构工资制”就是1985年开始实施的，即把工资分为基础工资、职务工资、级别工资、工龄津贴。当然，考虑到当时财政承受能力，各种工资的标准定得较低，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多次提高了工资标准。但“结构工资制”作为一种制度还是1985年制定和实施的。

9、关于改革劳动制度

我国劳动制度，是五十年代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在历史上起过积极作用。但是，在此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劳动制度没有随着情况的变化进行相应的改革，以致存在许多弊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虽然进行了一些改革，如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等，但这都是小修小补，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劳动制度存在的弊端。国营企业用工制度上统得过死、包得过多、能进不能出、一次分配定终身等状况依然存在。随着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劳动力专业化技术化的要求越来越高，同时要求劳动力必须进行合理流动，灵活调节。因此，劳动制度必须进行改革。

增强企业活力，最主要的是给企业以人权、财权、物权，特别是人事权。劳动者是生产力的首要的决定性因素，改革劳动制度的目的就是要充分调动亿万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当时明确提出，改革劳动制度的基本目标和要求是：符合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增强企业活力和提高企业素质，促进经济发展；有利于保障职工的主人翁地位和充分发挥职工的主人翁精神，促进人才的成长和合理流动；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关系，兼顾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的要求。改革的目标是：逐步消除现行劳动制度中统包统配和固定过死的弊端，建立一套能够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要求、责权利相统一、稳定与灵活相结合的新型劳动制度，做到统筹就业、择优录用、灵活调节、能进能出，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和合理使用，逐步实现劳动力管理社会化。

本着这些目标和要求，拟定了《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国营企业招用工人暂行规定》、《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暂行规定》、《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这四个规定均由国务院正式颁布执行，也是后来制定《劳动法》的基础。

10、关于价格体系的改革

风险最大、困难最多的还是价格体系的改革。我国的价格管理制度，同计划经济模式一样，是从前苏联“老大哥”那里搬来的。改革之前的价格，无论是生产资料还是生活资料，几乎所有商品价格都是由国家统一定价，而且多少年不变。这种价格体系，不仅价格严重背离价值，更不反应市场需求，根本无法适应发展商品经济，更谈不上适应市场经济。但低工资低物价几十年了，柴、米、油、盐、菜、肉、蛋等等日常生活必须品，多少钱一斤群众都清清楚楚，而且习以为常，一说涨价，就人心惶惶。但改革就是要放，一放价格就涨，一涨生产者的积极性就高，商品不仅数量增加，质量也会提高。这是人人都知道的道理。问题就在改革的过程中，如何妥善处理价格与生产、城乡人民收入的关系，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一开始党中央、国务院就充分估计到价格改革的难度，确定采取“走小步，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针。

1985年至1987年，价格改革基本上是顺利的。在农产品方面先是放开水产品、水果以及细嫩蔬菜价格。在工业品方面放开小商品的价格。1985年对粮食、棉花由国家统购改为合同定购，其他农产品实行自由购销，并且提高铁路运输价格，等等。虽然这几年物价指数比改革前高（1985——1987年的零售物价指数分别上升8.8%、6.0%、7.3%），群众怨言也不少，抢购也时有发生，但未出现大的风波。

1988年上半年进一步放开了肉、蛋、大路菜、糖等副食品的价格，相应的给城镇居民一定数额的副食补贴，亦比较顺利。经国务院批准，从7月28日起，放开13种名烟、13种名酒价格，实行市场调节，同时提高部分高中档卷烟和粮食酿酒的价格。由于步子迈的过大，加之中央决定价格改革要迈大步，以及媒体对价格改革要“闯关”的宣传，一度引起群众的恐慌，出现挤提银行存款的抢购风波。但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与运筹下，价格体系的改革向前推进了一大步。1988年与1984年相比，国家定价的商品由67.5%下降为24.0%，国家指导价由14.4%上升为24.0%，市场调节价由18.1%上升为57.0%，为向市场经济过渡创造了条件。

回顾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措施，其基本出发点是逐步破除高度集权的、僵化的、对外封闭的计划经济模式，使作为上层建筑的经济体制有利于发挥中央各部门、地方、企业和广大职工的积极性，有利于发展商品经济并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有利于同国际市场接轨。

实践证明，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我国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济形式，特别是合资企业、集体经济、私营个体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建国以来国家经济实力增长最快、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从1979年到1987年，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和城乡居民平均收入都大体上翻了一番。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说：“从我们这些年的经验看，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是能够办到的。我们真正干起来是1980年。1981、1982、1983这三年，改革主要在农村进行。1984年重点转入城市改革。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是1984年至1988年。这五年，首先是农村改革带来许多新的变化，农作物大幅度增产，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产品的增加，农村市扬的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又强有力地推动了工业的发展。这五年，共创造工业总产值六万多亿元，平均每年增长21.7%……这个时期我国财富有了巨额增加，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邓选》三卷376页）所有这些，都为中国九十年代以后的发展和向市场经济过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责任编辑 徐庆全）

2008年第3期 对资产阶级认识的历史变迁　作者：辛子陵

从王震访英说起

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国副总理王震访问英国。王震听说英国大部分工人、职员、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约占全国人口70%的普通百姓，都拥有在中国人看来相当阔绰的私人住宅和家用轿车，每年度假可以出国旅游，感到非常惊讶。他带着“访贫问苦”的明确意向要求访问一位失业工人。中国驻英大使柯华陪同王震来到一个失业工人的家。王老有点眩晕，这是失业工人吗！？他看到了什么呢？

这个失业工人住着一栋一百多平方米的两层楼房，有餐厅、客厅，有沙发、电视机，装饰柜子里有珍藏的银器，房后还有一个约五十平方米的小花园。由于失业，他可以不纳税，享受免费医疗，子女免费接受义务教育。⑴

王震看后感慨良多。原来想当然地以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英国工人，生活水平竟然比中国的副总理都高。柯华大使告诉他：“我曾问过一个清洁工人，他每周收入约一百英镑；一个开电梯的工人，每周收入为一百五十英镑。”按当时英镑对人民币汇率1∶5.91概算，清洁工的周工资相当于人民币五百九十一元；电梯工的周工资相当于人民币八百八十六元。王震是五级高干，那时每月工资不到四百元，周工资不到一百元，相当于英国一个清洁工周工资的1/6，电梯工周工资的1/8。中国的贫穷社会主义太相形见绌了。如果不是拿中国高官与英国工人相比，而是两国百姓作对比，差距就更大了。据专家计算，1978年中英两国人均国民收入的比例是：1∶42.3。⑵就是说，英国普通百姓的收入比中国普通百姓的收入高四十二倍。

我国驻英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于日参加了接待工作，他在《旅英十年——重新认识资本主义》一文中称：“有人问王副总理对英国有什么观感，王出人意料地说了这么一段话：‘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重视，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

王震访英归来，成为当时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坚定支持者。王震是中共领导集团的重要成员。他对英国这种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认识过程，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从带有成见的怀疑、蔑视到惊讶、赞叹、向往。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是把西欧民主社会主义作为参照物制定改革开放政策的。英国民主社会主义奠基人是工党首相艾德礼。王震访英时是保守党执政，撒切尔夫人当首相。按照我们原来的分类，英国保守党是资产阶级政党，英国工党是修正主义政党，一资一修，把英国搞得“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重视”。看起来我们过去所批判的“资本主义道路”、“修正主义道路”并不是那么可怕，恰恰是我们梦寐以求实现不了的幸福社会。自视为根红苗正的共产党人办不到的事情，被“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政党办到了。这是怎么一回事？这和长期以来我们某些革命经典对资产阶级的看法有关。比如，《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对资产阶级的认识

发表《共产党宣言》时，马克思三十岁，恩格斯二十八岁。恩格斯二十三岁来到曼彻斯特他父亲的工厂里工作。曼彻斯特资本主义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还陪同马克思参观了曼彻斯特的血汗工厂，他们认识资本主义是从这里开始的。

19世纪40年代的英国伦敦、利物浦、曼彻斯特等大城市，托福于产业革命，一座座大工厂拔地而起，英国已经成了“世界工厂”。英国的产品几乎占整个世界工业产品的50%。财富像魔法一样从工厂涌流出来。鳞次栉比的商业街，豪华的大剧院，哥特式的教堂，林荫道两旁宽敞舒适的富人住宅，每一刻钟或半点钟都有公共马车经过。产业革命创造了灿烂的城市文明。

在这些城市文明光环照不到的地方，掩藏着一个悲惨世界，这就是工人的贫民窟。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又被称为“野蛮资本主义”。曼彻斯特是英国纺织业的中心，是“野蛮资本主义”的典型，那里的工人受的苦难最深，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在恩格斯访问过的一个贫民窟里，他亲眼看到：“往往是丈夫、妻子、四五个孩子，有时还有祖母和祖父，住在仅有的一间十至十二英尺见方的屋子里，在这里工作、吃饭、睡觉。……全区在十个当家人中，很难找到一个除了工作服还有其他衣服的人，而且工作服也是破破烂烂的；他们中有许多人，除了这些破烂衣服，晚上就没有什么可以盖的，他们的床铺也只是装着麦秸或刨花的麻袋。”⑶最可怕的是失业的威胁，一旦失业，全家人就陷入了绝境。

恩格斯看到了早期野蛮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的贫困悲惨的生活，义愤填膺地写道：

机器上的每一种改进都抢走了工人的饭碗，而且这种改进愈大，工人失业的就愈多。因此，每一种改进都像商业危机一样给某一些工人带来严重的后果，即匮乏、贫穷和犯罪。⑷

他举例做了细致地分析：由于头一个发明——一个工人摇动的珍妮纺纱机——的生产能力已至少比一架普通纺车高五倍，所以每一架新的珍妮纺纱机就要使五个纺工失业。生产力比珍妮纺纱机大得多而且也只需要一个工人操纵的水力纺纱机就剥夺了更多人的生计。自从许多纺纱工厂使用自动纺纱机以后，纺工的作用就全部化为乌有而由机器代替了。

恩格斯说，由于机器方面的各种改进，费力的工作一天天地被机器所代替，从而成年男人的工作就变成了简单的看机器的工作，这是纤弱的妇女甚至小孩子也完全可以做的，而做这个工作所得的工资要少一些，甚至少2/3；这样一来，尽管生产已经扩大，成年工人却一天天地从工业中被排挤出来，而且再也找不到工作；甚至由于机器完全代替了人力，整个的劳动部门被取消了。资产阶级老爷们可以去问问曼彻斯特或其他任何地方的清道夫，去问问那些在街上卖盐、卖火柴、卖橘子、卖鞋带等等或者竟不得不讨饭的人，问问他们过去是干什么的，他们之中有许多人会回答道：工厂工人，被机器剥夺了工作的工人。在英国产业革命时期，由于蒸汽织机的普及推广，把八十万熟练织工抛上街头。

马克思深受恩格斯的调查报告《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影响，他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又搜集许多工厂调查报告，证明恩格斯的结论：机器夺走了工人的饭碗。马克思把机器看做是工人阶级的敌对力量，他是这样说的：

机器不仅是一个极强大的竞争者，随时可以使雇佣工人过剩。它还被资本公开地宣布为一种和工人敌对的力量并加以利用。机器成了镇压罢工即劳动反抗资本专制的这些周期性暴动的最强有力的武器。……蒸汽机一开始就是“人力”的对头，它使资本家能够粉碎工人日益高涨的、可能使刚刚开始的工厂制度陷入危机的那些要求。可以写出整整一部历史，说明1830年以来的许多发明，都只是为了保护资本对付工人暴动而出现的。⑸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情失业工人，为失业工人鸣不平，想制止机器排挤工人的现象，在道义上百分之百的有理。但是，为了维持工人就业，保持工人稳定的生活，要求厂主不得添置新的机器设备，不得采用新技术，这就取消了生产力的发展，取消了财富的增加，取消了社会的进步。这是空想社会主义对他们的影响。从宏观的历史角度来看，用机器代替工人，或者说机器排挤了工人，是普济天下苍生、推动历史进步的首善之事，正是先进生产力的不断地发展，逐渐地把工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才为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创造着物质基础。

共产党人反对了一百多年的资产阶级并不是天生的罪人和坏蛋。他们是第三等级中最勤劳、最能干、最精明、最优秀的一部分。他们的祖先是农奴，他们的父辈是城关市民。《共产党宣言》中说：“从中世纪的农奴中间产生了初期城市的自由居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间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正确地指出：“资产阶级争得自己的阶级统治地位还不到一百年，它所造成的生产力却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它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生产方式，是机械化大生产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它最积极地把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一方面又提出政治主张：为解放穷苦工人，必须以暴力革命的手段消灭私有制，剥夺资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在《共产党宣言》发表的时候，正是英国宪章派准备在伦敦发动起义的前夕，接近爆炸的阶级斗争形势，对工人的同情和对资本家的义愤，使他们在给“宣言”定稿时带上了道德感情色彩，给资本主义判了死刑，要消灭私有制，消灭资产阶级，结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且一定要用暴力。他们与19世纪初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区别是：三大空想家是说服国王和政府采纳和实行他们理想社会的方案；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人数日益众多的无产阶级可以作为未来社会主义运动的物质载体，认为通过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就能改造社会。按照马克思的设想，新社会是建立在“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⑹的经济基础上，这就是说，共产主义需要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是靠科学技术为支撑的新的生产方式，创造了高于封建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战胜并取代封建农奴制的。共产主义者手里有没有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这是新制度能否代替旧制度的关键。正如列宁所正确指出的：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

苏联和中国的共同经历

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一文中说：“资本主义可以被彻底战胜，而且一定会被彻底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造成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⑺列宁这篇文章的副题是《论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他想通过发动群众加班加点、不领工资的办法创造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经过七十多年的拼命努力，苏联也没有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来。1967年苏联官方公布的国民生产总值为当年美国的——32715亿美元——67%，此后再未公布。据西方权威机构联合调查，苏联解体前1989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有5120亿美元，不到美国的1/10（美国同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是64319亿美元）。可见当年苏联统计公报水分之大。⑻

毛泽东也深知，劳动生产率，发展速度，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生命线。他在八大的预备会上说：

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美国只有一亿七千万人口，我们人口比它多几倍，资源也丰富，气候条件跟它差不多，赶上是可能的。……人家一亿七千万人口有一万万吨钢，你六亿人口不能搞它两万万吨、三万万吨钢呀？你赶不上，那你就没有理由，那你就不那么光荣，也就不那么十分伟大。……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⑼

他发动大跃进，放出豪言两年要在钢产量上超过英国。英国1957年钢产量是两千万吨，中国是535万吨。1958年他下命令钢产量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命令九千万人“土法炼钢”，巨大的资源浪费和自然环境的破坏不算，还赔了（贴补）40亿人民币，占1958年财政收入的1/10，⑽生产几百万吨无法利用的铁垃圾。而真正实现超英赶美，是在改革开放后的2006年，不仅在钢产量上超过了英国和美国（2006年中国钢产量41750万吨，包括英国的欧盟25国钢产量19899万吨，包括美国的北美自由贸易区钢产量13350万吨）⑾，而且在国民经济总规模达到了世界第四，超过了英国。不过这不是按照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和革命道路”，不是按照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苏联模式赶上和超过的，而是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赶上和超过的。中国如不是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会像苏联一样被开除球籍。

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科学社会主义”——经过七十多年拼死努力，苏联和中国为发展经济赶超资本主义国家付出了饿死五千万人的代价（苏联饿死1000多万，中国饿死3000多万）。夺取了政权，推翻了资本主义制度，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不等于创造了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没收资本主义工商业，消灭小农经济，恰恰是在阻碍和破坏生产力。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带给社会的是票证经济，这是20世纪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共同经历。

东德亡党亡国的“痛处”

从1945年到1991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人民恢复和发展的四十五年。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除美国外大家都从战争废墟中走出来。这四十五年是两种制度和平竞赛的四十五年。四十五年的比较，谁阻碍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谁给普通民众带来了看得见、摸得着、享受得到的物质利益？人民已做了结论，历史也已做了结论。

东西德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对峙的前哨，二战后它们发展起步的经济基础是一样的。马克思的子孙们仔细地、深入地、长期地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做了对比。“科学社会主义”首要的和基本的一条就是消灭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从1945年开始，东德的企业主即资本家们即开始往西德逃亡。东德统一社会党（共产党）开始认为让这些资产阶级分子走掉是件好事，可以净化社会，减少反对派，有利于党的统治，不仅没有阻止，还给他们发了前往西德的通行证。到1961年跑了二百七十多万人。后来发现，不仅资本家跑了，科学家、教授、医生等知识分子以及一些技术工人都往西方跑。这股逃亡浪潮愈演愈烈，直接威胁到了东德的生存，于是修筑了“柏林墙”。德国统一前夕，西德的人均国民收入比东德的人均国民收入高四倍。西德的产值占两个德国全部产值的93%，东德带给大家庭的财富只占国家全部财富的7%。统一后，联邦德国作为全德国的中央政府拨出巨额资金帮助东部同胞，对于帮助东部地区人民克服经济困难，加速经济结构的改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东德统一社会党垮台后，该党政治局委员、长期负责意识形态的京特·沙博夫斯基对本党的失败有深沉地反思。⑿他带着亡党亡国之痛说出了两个令共产党人“沮丧”的真理：

一是国有制不如私有制。在“国有制框架内”，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永远赶不上资本主义国家，国有制的优越性是理论家推导出来的，是虚幻的，例如理论家们最爱喋喋不休地宣讲：“工人们在国营企业干活是当家作主，是为自己干活；在私营企业干活是为资本家做奴隶，是受压迫、受剥削。”德国工人的实际体验是，在东德国营工厂里“当家作主”，挣五百马克；到西德私营企业里去“受压迫、受剥削”，挣二千马克。工人们“用脚投票”，逃往西德，宁可“受压迫、受剥削”去挣二千马克，也不留在东德“当家作主”。

二是社会必须要有资本家。这个“令人沮丧”的真理是共产党人最不愿意接受、但又必须接受的，只要他们不想像德国统一社会党那样被人民和历史所抛弃。资本家是什么？是社会经济生活的管理阶层。尼克松认为：“东欧四十五年的共产主义‘和平’，甚至比西欧五年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管理阶层的摧残更加严重。东欧国家普遍缺乏使资本主义杠杆起作用的高级经理、会计师及其他专业人才。”⒀对资本家进行诋毁，把他们妖魔化，都赶到西方去，使东德发展经济时失去了先进生产力的领头人。这是一种痛苦的反思。东德与西德相比，多了一个意识形态的包袱，少了一个管理阶层。这一多一少，是东德经济搞不上去的根源，是东德亡党亡国的根源。

当资本主义国家联合起来进攻苏联，企图将“科学社会主义”的实验扼杀于摇篮的时候，“科学社会主义”表现了顽强的生命力，因为人民相信布尔什维克的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代表优于资本主义的先进生产力，代表一种比资本主义更富裕更公平的社会制度，经过一段艰苦努力老百姓可以过上好日子；当资本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和平共处了两代人的时段，用先进生产力创造巨额财富改善人民生活的时候，“科学社会主义”——以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无产阶级专政”为旗帜的社会制度——的致命的短处就暴露出来了，除了“克格勃第九局”正在建立供高级干部享乐的“共产主义”⒁外，下层干部和普通百姓得到的只是多做奉献、少拿工资的教育以及一大把限量供应的票证，“科学社会主义”没有办法造成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没有办法让人民过上像欧美百姓那样富足的日子。和平演变是双向的，公平的，不可抗拒的，优胜劣汰。

要重新认识资产阶级与建设社会主义的关系

把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提是一个误区。

1920年，瑞典社会民主党和人民党联合执政，按照《共产党宣言》的要求，将一批私营企业改组为国营企业。后因效率低下，引发经济困难，1924年联合政府下台，停止了国有化政策的实施。民主政治能够保证及时纠正重大政策的失误。

瑞典社民党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认为在生产效率低下，社会财富递减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是建设不起来的。社会主义的关键，实现社会公平的关键，不是所有制，而是分配方式。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生产资料必须私有化，这种私有化是以职工持股和小股民持股与大股东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特征的，以鼓励私人企业创造更多的财富；财富分配必须社会化，由政府和工会来掌管，就是说由政府（在工会监督下）通过税收把一部分企业利润分配给弱势群体，缩小贫富差别，建设福利型国家。这样一种认识成为他们的新的施政纲领，1932年通过大选再次上台执政时，大得人心，既得到了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拥护，又得到了资本家的拥护，竟连续执政44年！

在民主社会主义运动冲击下，经过一百多年的改良，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工人的劳动时间由十五六个小时普遍降低到每天八小时，工人的劳动报酬也已超过自己和家人的衣食所需，有了王震亲眼所见的花园洋房，有了汽车，有了电视、冰箱、空调等过去资产阶级才能享受的消费品，有了自己和家人从生到死伴随一生的社会福利保障。1986年美国经济学家W·E·H·哈拉尔出版《新资本主义》一书，宣告“旧资本主义的消亡”，“新资本主义犹如一只从垂死的时代的灰烬中飞出来的凤凰”，“超越现有的‘旧资本主义’和‘旧社会主义’的僵化的意识形态。”世界进入新资本主义时代。“发达国家的收入增长了十几倍，从多数人每年只靠几百美元维持生活到今天（注：这些话是1986年说的）每个家庭的收入达到26000美元以上，而每周的工作时间却从70小时缩短到不满40小时。有史以来，生活的基本需要第一次得到了合理的满足，人的寿命延长了一倍，物质生活也普遍变得很舒适。”⒂运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掌握的先进生产力，可以增加社会财富总量和提高社会全体成员的生活水平。人们的经济关系可以不再成为一方受益、另一方受损的残酷争夺，可以是双赢的结局，使每个人都成为受益者，尽管受益的多少有所不同，这是一种普遍受益的同向分化。发达国家的劳资关系没有尖锐化，没有出现爆炸性局势，秘密就在这里。

我们一直有一个大义凛然的说词：把私营企业改造成为国营企业，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事实又如何呢？从1957年到1978年，我国在消灭了私有制以后的20年间，新建的和改组的国营企业由于制度性的先天缺陷，连年亏损，职工工资非但没有提高，反而下降5.7%。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从1957年的582元下降到1978年的549元。⒃

日本是被我们视为“制度落后”资本主义国家。从1955年到1973年，日本三十人以上的企业职工工资提高了将近三倍，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九倍。结果，剩余价值率从1955年的314%提高到1970年的443%，是一个劳资双赢的结局。⒄

你要真想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像日本那样在二十年内给工人提高三倍的工资，就得团结资产阶级，保护私有制；私有制不仅和资产阶级利益攸关，和工人阶级的利益也是共损共荣的。

在中国，由消灭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到团结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经历了漫长的、曲折的探索过程。“三个代表”理论的提出，本意是要向全国人民宣示团结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为了防备左翼朋友攻击，宣传上刻意模糊化、空泛化，虽然声势很大，但没有直接点破主题。要继续用思想解放推动改革开放，让改革开放再上新台阶，就必须点破这个主题，让私有制和资产阶级不仅在法律上合法，而且在理论上、在舆论上合理，成为光荣体面的事业，成为富民强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力军。我以为，“三个代表”的新意是：中国现阶段的先进生产力是民营经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代表他们的发展要求，这是对《共产党宣言》正确方面的继承（正是《共产党宣言》肯定了资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从根本上、从源头上对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隐含着对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资产阶级的包容、保护和重新定位。科学发展观超越了姓社姓资、姓公姓私、姓马姓修的宗派狭隘眼界。私有制和资产阶级的出现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相容的。这是科学发展观题中应有之义。胡锦涛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⒅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发展前途。经过反复和对比，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资产阶级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给工人农民和整个社会带来了比消灭资产阶级大得多的物质利益。2006年中国民营经济在GDP的比重为65%。如果没有民营企业对国家财政的贡献，取消农业税是不可能的。200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21万亿人民币，比1980年增长10.5倍；国家财政收入已达3.93万亿元，比1980年增长32.4倍。⒆有了这样的经济实力，胡锦涛才能很有底气地在中共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告：“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

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民营企业家，宪法中不称之为“资本家”或“资产阶级”，而称之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就是要把民营企业家当作管理层使用，并吸收他们中的先进分子入党。对资产阶级政策的根本改变，对他们的社会属性的重新定位，是中共第三代领导人和第四代领导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失败的经验教训的最深刻的总结，用新的实践和新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从今以后，中国共产党对资产阶级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两面政策。一方面“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保障职工合法权益”。⒇讲团结时不忘调节分配，为工人农民和整个社会谋利益；讲斗争时不忘保护私有制，以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样中共在新时期处理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关系、企业家与整个社会的关系问题上就找到了一个正确的立足点，一切过“左”过右的政策均不能达到既发展生产又实现社会公正、既繁荣经济又改善人民生活这样两项目的。

在中共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锦涛以巨大的政治魄力和理论勇气，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突破了历史上许多过时的僵化框框，建立了改革派的话语权。改革开放以来，经过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三代领导人的持续努力，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胡锦涛郑重宣告：这个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今后，指导改革开放兴利除弊的理论和衡量改革开放是非成败的标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不是别的主义和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注释：

⑴柯华：《在马克思的墓前——对资本主义和西方民主的观察》，见《炎黄春秋》1999年第2期

⑵参见刘国平：《中国与世界经济发展的比较》，湖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5～176页

⑶《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4～65页

⑷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0页

⑸《资本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卷，第441页

⑹见《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9卷第23页

⑺《伟大的创举》，见《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6页

⑻何方：《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明报出版社2007年版，下卷第762～763页

⑼这篇讲话以《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5卷，引文见295～296页

⑽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下卷第712页

⑾见MEPS《世界钢铁总揽》

⑿见《京特·沙博夫斯基采访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

⒀尼克松：《新世界》，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124～125页

⒁见《叶利钦自传》，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141～151页

⒂[美]W·E·H·哈拉尔著：《新资本主义》，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前言》第8页，第一章《旧资本主义的消亡》第3页，第9章《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混合》第392页

⒃刘仲藜主编：《奠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151页

⒄宋则行、樊亢主编《世界经济史》下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4页

⒅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月15日）

⒆田纪云：《经济改革是怎样搞起来的》，见《炎黄春秋》2008年1月号第3页

⒇见2005年2月24日《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第（二十一）、（二十二）条

（责任编辑 萧 徐）

2008年第3期 我看宪法第六条　作者：何　伟

党的十七大报告，在“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健全现代市场体系”一节中，重申了十六大两个“毫不动摇”，另外加上了两个“平等”，即“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的内容。将两个“平等”作为健全现代市场体系的新格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有之义。但十七大的这些内容执行起来很困难，因为现实存在着所有制的不平等，一是宪法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二是这一规定是从苏联搬来斯大林的两种公有制理论，都规定全民所有制高于集体所有制。一个是国家大法，一个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都把这种不平等的理论置于崇高无尚的地位，很难形成平等保护物权和平等竞争的新格局。在这一理论指导下，我国形成了一个从理论到体制、从体制到制度、从制度到政策，完整的两种公有制不平等体系。理论上全民所有制高于集体所有制，导致体制上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在资源占有上的物权不平等，农民除了占有集体土地之外，一无所有，其余资源均被城市占有。在资源配置、财政投入和分配、社会保障、卫生、教育等等都向城市倾斜，使城乡差别扩大，将二元结构制度化。二元结构导致政策上的不平等，农民成为二等公民。在心理上，城市人有优越感，农村人有自卑感，这就形成“三农”问题的一个完整体系。虽然本届政府史无前例的大力惠农、支农，农民状况有所改善，但据农业部披露的数字，目前国家对农民仍然是多取少予。虽然农民这些年收入连年以6%的速度增长，但城乡收入差距还在继续扩大。

两种所有制理论把农民害苦了。在经济上存在四个剪刀差：即产品价格剪刀差，农民工资剪刀差，征地价剪刀差，教育、卫生、社保剪刀差。据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2007年7月9日，在《中国经济时报》上的文章讲，“仅仅以上工农产品剪刀差、土地、工资差和未上社保等几项，农民建国后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的积累，最保守估计也高达30万亿！”结果是城市发展了、富起来、现代化了，而农村相对贫穷。至于知识上的差距所造成农村相对愚昧，城乡知识差距比基尼系数还大。到目前全民所有制还强制集体所有制低价出卖土地，然后高价转卖，城市发展了，而农民不能从出售土地中得到相应的增值收益，又一次剥夺了农民的利益。4千多万失地农民，耕田无地、做工无岗、经商无资本、病老无保障，成为“四无”农民。可见两种所有制理论是“三农”向题的根源，如果这一理论不突破，就不能解决“三农”问题这一顽症。目前这一理论还导致国家只维护国有经济的垄断物权，而不维护农民的物权，更不维护非公有制的物权，这怎么能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的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很难健全现代市场体系，这是当前改革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不解决此问题，改革难以向前推进。

邓小平曾经说过：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从苏联照搬来的，这一模式的理论基础就是两种所有制。在这一理论指导下，我国曾强制推行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穷过渡”，以高级社和人民公社的形式，对农民进行物权剥夺。它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有口难叙。应当说我国的改革开放，对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有很大突破，取得巨大成就，但唯独没有触动斯大林的两种公有制理论。只有突破这一理论，农村才能发展起来。我们看到一些先进农村，就地实现工业化、就地实现城镇化、就地实现居民化、就地实现股份化。凡是实现这四个转化的，都是突破了两种所有制的束缚，摆脱了二元结构，实现了公有制和个人所有相融合的社会所有制。

目前有一些人误解宪法第六条，将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是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制，而以国有企业来偷换公有制。认为国有企业比重下降，就削弱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违背了宪法，公有制不占主导地位，改革的方向出了问题。其实，国有企业的内含小于国有经济，国有经济的内含小于全民所有制，全民所有制的内含小于公有制。宪法第六条将公有制界定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国有企业既代表不了全民所有制，也代表不了集体所有制，更代表不了公有制。国有企业数量的减少，并不能证明公有制不占主体的地位，削弱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国有经济、国有企业和公有制的内含和数量完全不同，不能等同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这种论点是逻辑混乱，断章取义。何况宪法还讲有集体所有制，为什么不把它包含在公有制之内。用国有经济或国有企业来偷换宪法所讲公有制的内容，倒有些违宪之嫌。

宪法所讲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只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现在看来已经过时了。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就明确提出“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还有许多其他形式的公有制。这样，公有经济不只有国有制，还有股份制、集体所有制、合作制、合伙制、各种社会基金、社团经济等等，已经打破了斯大林的人为的、封闭式的、自然经济的公有制，而出现了开放式、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公有制，即社会所有制。国有经济的相对比重下降，并不意味着公有制的比重下降，如果按社会所有制标准来统计，公有制仍占主导地位，没有动摇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宪法第六条现在的表述，我个人以为已经过时了，它不能包括现实公有制的内容。这一理论过去把农民害苦了，现在又成为维护垄断行业既得利益者的保护伞，阻碍非公有经济发展。应当用社会所有制来代替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这既符合实际，又符合马克思的学说，更具有科学性。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8年第3期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建设　作者：丁龙嘉

政权建设：具有抗日、民主选举、民主思想和作风三大特性

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他在论述新民主主义政治时指出：“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和国，这就是三大政策的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

3月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抗日报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指示》对政权的性质,人员分配原则，政权选举的原则，政权的组织形式，政权的施政方针等做了明确规定：“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共产党员占1／3，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1／3，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1／3。”“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选举政策，应是凡满十八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男女、信仰、党派、文化程度，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产生，应经过人民选举。其组织形式，应是民主集中制。”“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施政方针，应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保护抗日的人民，调节各抗日阶层的利益，改良工农的生活和镇压汉奸、反动派为基本出发点。”这是中共中央对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的第一个系统的指示。就在这个指示中，毛泽东关注着敌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他指出：“目前正在开始的召集河北参议会和选举河北行政委员会，是一件具有严重意义的事。同样，在晋西北，在山东，在淮河以北，在绥德、富县、陇东等地建立的政权，也具有严重的意义。”

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山东党组织加强了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工作。1940年2月，山东分局决定设政府工作部，以统一领导抗日民主政权工作；规定各区行政机构依次为主任公署，专员公署，县政府，区、村公所；要求各级政权的成立，应尽一切可能发动群众民主选举产生。在中共中央发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后，6月8日，山东分局作出了《关于政权问题的新决定》，要求各级党委充分认识政权工作的重要性，经常关心政权工作，选派优秀干部做政权工作；在各级政府中建立党团组织，以保证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委不能直接干涉、包办、代替政府工作；各级政府、参议会要实行“三三制”原则。

此后，中共山东党组织除在新开辟地区建立政权实行委任制外，在根据地内普遍发动群众民主选举政权。民选政权时，在中、上层，实行间接选举；在基层，实行直接选举。

民主选举形成的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和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颁布了《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纲领》对于政治建设作出如下规定：“实施民主政治”，“使一切赞成抗战、赞成民主者”，“都能参加民主政治”。“实行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等四权；村以上各级政权一律民选；成立各级参议会等民意机关。”《纲领》，就是旗帜。省临时参议会根据《纲领》，先后颁布了各级参议会的选举条例和组织条例，各级政府组织条例，村政组织与工作决定，选举工作大纲。各地的参议会和政府，都是按照这些条例等民主选举产生的。

1940年8月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和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成立之前，对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村政权的改造没有提上日程。在此后紧接召开的山东省第一次行政会议上，确定民主改造村政权为行政工作的中心之一，并针对国民党政权的专制与腐败，提出以政权民主化为目标。改造村政权的程序，是宣传选举意义、公布候选人条件；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通过充分讨论，推选出候选人；符合选民条件的村民进行无记名投票选举。由于文盲占相当大的比例，就采取“豆选”等有中国特色的方法。

一年之后，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决定取消乡一级政权，以村为政权的基层组织，实行行政村制。在每一个行政村中建立起按民主程序工作的机关，设立村民小组；以村民小组选出的代表组成代表会议，代表会议是村的最高权力机构；村民选出的村政委员会为代表会议的责任机关，村公所为日常政务政令推行机关，村长主持村公所工作。村民直接选举村政权，是中国基层社会的一场深刻的政治变革。

在民选政权中，中共山东党组织把普遍建立县、区、乡参议会，作为奠定山东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作。山东分局民运部长李竹如指出，实行民主政治，不但要有“合于民主的选举法”，还要“以合情合理合于民主的办法普遍召集山东的县区乡参议会”。为什么要普遍建立县区乡参议会，李竹如提出了三点特殊重要的意义，第一是可以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趋于巩固；第二是可以密切政府与人民的关系；第三是可以真正实现民权主义的思想。对于第三点，他专门解释说：“因为人民只有在各级参议会中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才能真正实行人民的民主生活，才能使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生产上得到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参议会不仅是各地的民意机关，也是最高权力机关，其有决定各地行政官吏、颁布地方性进步法规、审核预决算、监督当地的司法机关与指导地方武装部队的权力。”

在政权建设中，呈现出三个鲜明的特点，一是民主选举政权，二是政权人员构成实行“三三制”，三是依法施政(下文将专门论述后两个特点)。民众是否拥有选举权，是检验主权是否在民和社会性质是专制还是民主的试金石。如果民众没有选举权，那么主权就不可能在民众手中，那么这个社会决不是民主社会。敌后山东抗日根据地，在反侵略战争的硝烟中，真诚而非虚伪地实行民主选举，选出的政权按照新民主主义纲领施政，所以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而日益巩固发展。而同时与之并存的日伪政权则日渐萎缩，国民党政权则无法立足，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不得不于1943年8月退出山东。

在这种形势下，山东省临时参议会于8、9月间举行了一届二次议员大会，决定将“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改为“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对原施政纲领进行了修改，其中对于民主政权建设增加了“实行‘三三制’，欢迎各党派、各阶层的拥护抗战及赞成民主的人士参加政权”，规定“发扬民主精神，健全各级参议会和各级行政机关”，“彻底完成村政权的民主改造”，“树立民主集中制的领导”。自此至1945年8月，敌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府达到5个行政主任公署、22个专员公署、127个县政府。同月13日，“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改为“山东省政府”，成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唯一的省政府。

在注重组织建设的同时，将民主思想和民主作风建设提上了日程。为此，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提出了“三个反对和三个树立”。第一，反对官僚主义的忘本意识，树立为广大群众办事的群众观念和战争观念。其内涵是，明确政权的性质既是抗日的又是反封建的，政权的任务既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又要推翻封建统治；明确民主的基本运动表现为民选政府运动；明确政权主要维护对抗日民主事业做出最大贡献的工农基本群众的利益，也要照顾参加抗日的地主、资本家的利益；明确政务人员应深入群众、接近群众、通过群众，协助群众团体组织群众自愿自动，不要强迫，也不要“恩赐”。第二，反对官僚主义的统治权威思想，树立新民主主义的民主平等思想。其主要内涵是，在政府对人民方面，反对管教、统治人民的态度；在上级对下级方面，反对权威思想、等级观念、文牍主义、家长领导的态度；在下级对上级方面，反对“为上级服务，不为人民服务”和妄分职务贵贱等级的态度；在个人对职责方面，反对计较个人地位前途和贪污腐化的态度。第三，反对个人主义、本位主义，树立集体主义的整体观念。其内涵是，反对个人英雄主义、私情观念、享乐腐化思想以及独立主义、孤立主义作风。民主思想和民主作风的建设，不只是提高了抗日民主政权的效率和威望，促进了抗日、民主事业的发展，重要的是培养了一支具有民主思想和作风的公职人员队伍，为尔后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中坚力量。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从无到有、从有到大；从委任制到选举制；从组织建设到思想作风建设，表明民主政治已在齐鲁大地上深深地扎下了根。

政权人员构成：实行“三三制”

通过民选实行“三三制”的参议会与政府，同中国共产党、八路军部队、抗日群众团体是一体的，共同支撑起敌后抗日根据地。共产党同参议会、政府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共产党如何实施领导？绝不能像国民党那样一党专制、一切包办、一切代替、绝无民主。正确的是实行政治上的领导、路线上的领导，是经过政权工作中的共产党员组织党团去实行领导。八路军同参议会、政府的关系是支柱与营盘的关系。绝不能像国民党那样以军干政、以军代政。正确的是相互支持。抗日群众团体同参议会、政府的关系，是基石与房厦的关系。抗日群众团体要支持、拥护参议会和政府，参议会和政府要代表人民群众特别是基本群众的利益。这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党组织、八路军部队、抗日群众团体的一切行动都要符合参议会和政府颁布的法令、法规、条例。因为八路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大部分抗日群众团体是共产党组织和领导的群众组织，所以在这一组关系中，决定性的关系是共产党与参议会、政府的关系。

必须承认，民选的“三三制“参议会和政府，约束共产党不能以多数去压倒少数，必须去争取其他民主人士的合作；要求共产党必须使自己的主张正确，并通过与各方面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后去实施。这就从组织上和政策上保障了抗日政权的民主性质。

从1940年3月“三三制”的提出，直至1945年9月抗日战争的胜利，在五年半的时间内，中共山东分局及其领导人，一直都在强调“三三制”的重要性，强调实行“三三制”。起初提出“贯彻民主，实行‘三三制”’；后来强调“认真实行民主，彻底实行‘三三制’”；中间一再指出“‘三三制’是最具体的组织形式”，“‘三三制’是统一战线的真实政策”，多次批评“对于‘三三制’的民主制采取怀疑态度”，执行“‘三三制’不全面不彻底”，反复要求“建设真正进步与彻底民主的抗日政权，政府、参议会等组织成分必须逐步实行我党中央‘三三制’的决定，在我党我军较巩固地区，我党数目还可以少于1／3”，要经过“民选方式实行‘三三制’”。

这期间，1943年9月之前担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的朱瑞，于1942年在刘少奇指导下代表山东分局所作的《抗战四年山东我党工作总结与今后任务》的报告中，对政权实行“三三制”进行了深刻的总结，提出了明确要求。他说：“政权还未成为真正拥有广大群众基础的民主的统一战线的政权。首先在成分上，‘三三制’还未开始执行，上层是党在包办，下层不少是地主士绅包办。其次在运用民主方式与尊重民意上还未认真去做，县、区、村政权及民意机关1／3或2／3还不是民选的，即使是过去用民主方式选出之政权，也还不是真正经过群众的自觉与自愿。政权机关与人员军队化、党化，部分官僚化，工作上重复着军队与党及旧政权的方式，压抑着群众的积极性，束缚着群众的自动性，形成与群众脱节，群众未能感觉到自己是主人，是执政者，故对民主政权也就表现部分冷淡，因此民主政权也就表现无力。”他在这里说的“‘三三制’还未开始执行”，是指实质性的、普遍的执行。他在报告中提出的今后的八大任务之一是，“改造政权，认真实行‘三三制’”。山东分局于当年10月1日决议将这一报告发布全党深入讨论和执行。第二年，朱瑞又代表山东分局作了《五年工作总结及今后任务》的报告。报告中指出：“政权工作方面，……‘三三制’工作未开展，民主作风仍有一定限度。”他在这里指出的“‘三三制’工作未开展”，是指实质性的、普遍的开展。报告中要求：“不应只限于政权机构内实行‘三三制’，而应在青年、妇女、文化救国会当中也实行‘三三制’，就是工会、农会也必须实行‘二二制’(即中共党员与非中共党员各占一半)。”山东分局于当年8月19日发出执行这一报告的指示。

1943年9月之后担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的罗荣桓，于1945年1月16日在山东省第二次行政会议闭幕典礼上，指出“三三制”政权的实质就是人民的政权，阐明共产党对政权的正确态度与正确关系。他说：“我们的党委过去对政权工作不够关心，甚至某些领导干部中还存在着错误观点，认为‘三三制’政权既是统一战线的机关，对党外人士就看成是‘请客’，没有足够认识‘三三制’政权的实质就是人民的政权。”他在谈到共产党对政权的正确态度与正确关系时说：“共产党自己所提出政治纲领及某一时期的政策方针，是要通过党员取得党外人士的合作，而不是站在政权之上去命令包办政权。……‘三三制’政权是各抗日阶级合作的体现，其内部必然存在各种不同的立场，共产党员应该公开表示自己的独立立场，和党外人士合作。在贯彻纲领中，某些方法和程度上是存在着距离的，首先要求党员为民主奋斗并接受党外人士的批评，保证发展合作，并以此作为自己的首要的任务。”

从朱瑞和罗荣桓的上述报告和讲话可以看出，山东分局及其主要领导人对“三三制”的观点是正确的，实行是坚决的。但同时也可以看出实行“三三制”的阻力是不小的。

中共山东分局在省级政权中坚决实行“三三制”。在1943年8、9月间举行的山东省临时参议会一届二次议员大会上，通过了超过“三三制”的共产党员参议员17人、候补参议员8人辞职，同时补选了缺额的党外民主人士。这一行为，为全敌后山东抗日根据地政权的“三三制”建设，树立了楷模。

1943年10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了《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十大政策之一是“三三制”民主政权的建设。为贯彻中央指示，山东分局于10月10日做出了决定，其中要求：“贯彻民主建设，切实实行‘三三制’，还应引起各级党的注意。在明年阴历正月，无例外地进行拥政爱民与拥军运动，同时完成各县参议员与各地区参议员的民主选举，并建立‘三三制’的参议会，选举行政委员。各级党应根据省参议会通过的八一纲领、黎玉同志的施政报告及参议会大会决议，及省行政委员会最近宣布的半年施政计划，领导政权中党员贯彻之。”这里说的八一纲领，即山东分局于1943年8月1日通过的《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其中关于“按照新民主主义原则，加强民主建设工作”的第一条就是实行“三三制”。中共山东党组织的代表向山东省临时参议会一届二次议员大会建议对八一纲领请予讨论通过，作为山东抗日人民今后共同努力的方针。大会通过了这一纲领，使其成为山东人民以后坚持抗战、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具体方案。这里说的黎玉的施政报告和参议会决议，即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主任委员黎玉于1943年8月20日在省临时参议会一届二次议员大会上的施政报告和大会决议。报告中说，“‘三三制’是体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好的政权组织形式，是适合于敌后山东的，但还没有彻底完满的实现”。报告提出今后要切实掌握“三三制”，健全民主制度。议员大会同意报告的全部内容。这里说的半年施政计划，即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于1943年10月1日发出的训令《努力实现政府工作半年计划》。毛泽东十分重视包括敌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各抗日根据地执行十大政策的情况，于1944年7月28日亲自电示各根据地主要领导人“调查和答复十项问题”。其中一项就是“‘三三制’的推行是否生长了一种‘左’的倾向”。8月12日，罗荣桓和黎玉复电毛泽东，第一项是关于敌后山东抗日根据地执行“三三制”的问题。毛泽东阅后于12月25日致电山东分局，称“你们的路线是正确的”。他后来又称赞说“山东是执行中央十大政策的模范”。

实行“三三制”的目的是实现民主政治。这对于第一次在局部区域内执政的中共山东党组织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实践证明，中共山东党组织.不但较好地实行了民主选举政权，而且较好地实行了政权人员构成的“三三制”，在推进民主政治的游泳中学会了游泳。

政府施政：脱出人治，保障人权，初步实行法治

敌后山东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如何施政？是人治还是法治？是实行民主政治的又一个重要问题。1940年8月之前，敌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政府在施政中基本无法可循。1940年8月公布了《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1943年8月对《施政纲领》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前者规定，“整饰司法，保障人民一切抗日之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武装之完全自由”。后者规定，“保障一切抗日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之自由，保障一切抗日党派、抗日团体之政治自由及合法权利”；“保障人权”；“健全司法机关和公安机关，贯彻法治精神”。纲领，就是旗帜。两份纲领的先后公布，就举起了依法施政的大旗。

实行法治，首先要有法制，即有法可依。1940年8月《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公布之后，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和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即依据抗日、民主这一总原则和《施政纲领》，陆续制定了一系列的法令、法规和条例。从1940年8月至1942年4月期间，制定了总则类9部。从1942年5月至1943年2月期间，制定了民政教育、司法方面的法规7部。从1943年3月至1943年7月期间，制定了民政、经济建设、司法方面的法规17部。从1943年8月至1945年8月两年期间，制定了各级参议会和各级政府组织条例，各级参议会参议员选举办法，各级工商局组织条例，婚姻、子女继承以及惩治贪污暂行条例等20部。这些法令、法规、条例，得到了广大民众的热烈拥护，经实际执行，证明基本上是正确的，是代表广大民众利益的。

这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40年11月11日由山东省临时参议会通过并公布施行的《人权保障条例》。这个《条例》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部专门的人权保障条例。《条例》是由省临时参议会秘书长李竹如组织起草的。

《人权保障条例》，共12条597个字。其首条开宗明义阐明了制定本条例的宗旨是：“发扬民主，动员全民参战，贯彻法律保障人权之真精神。”其第二条规定了人民群众自专制制度走向民主制度的基本条件：“凡中华民国国民，无男女、种族、宗教、职业、阶级之区别，在法律上、政治上一律平等。”其第三条规定了人民群众享有的四项权利：“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其第四条规定了人民群众享有的四大自由：“身体与抗日武装之自由；居住与迁徙之自由；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与通讯之自由；信仰宗教与政治活动之自由。”其第六、第七、第八条规定：“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和拘禁者，其执行逮捕或拘禁人机关，至迟应于24小时内移送审判机关。”“对人民因犯罪嫌疑有逮捕之必要者，非持有逮捕状不得逮捕之，县以上之政权机关，团以上之军事机关，有签发逮捕状之权。”“区、乡、村政权，各群众团体，除对现行犯及涉有重大嫌疑而有逃亡之虞者外，不得径行逮捕或拘禁。”其第九条规定：“凡经判处死刑之罪犯，非经主任公署批准后不得执行，若无主任公署之地区，须得专员公署之批准，县政府不得径行执行。”其第十条规定：“凡各级公务人员违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权利者，除依法惩戒外，应负刑事民事责任。被害人就其所受损害，得依法律请求赔偿。”

从今天的民主与法治的视角审视67年前的《人权保障条例》的基本内容，可以说其至今还在闪烁着真理的光辉。其第二、第三、第四条所规定的国民“在法律上、政治上一律平等”，有“选举、罢免、创制、复议”四项权利，有“身体与抗日武装之自由，居住与迁徙之自由，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与通讯之自由，信仰宗教与政治活动之自由”四大自由，是保障人权和实行民主政治的最基本的内容。特别是“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与通讯之自由”的规定，使人民群众享有表达的自由。这一规定极为重要。如果人民群众没有表达的自由，哪还有什么人民主权？！如果没有人民主权，又哪有民主政治？！此后的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中，宣称所有人都具有包括上述内容的权利，政府不应任意剥夺。其第六、第七、第八条关于对犯罪嫌疑人的逮捕、拘禁和对死刑犯执行的规定，足以显示在反侵略战争的严酷环境中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难能可贵。其第十条关于对执政的公务人员违法侵害人民自由和权利的惩处的规定，更是难能可贵。

同时，也应该指出，《保障人权条例》的基本内容，虽然反映了当时决策层的认识水准，但并不说明当时敌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民各级领导层也达到了这个认识水准，因为执行过程中的艰难曲折证明了这一点。如果说制定这一条例的原因之一，是吸收了此前一年湖西地区制造“肃托”假案，无辜逮捕五六百名、杀害三百多名党、政、军干部的教训，可是这一条例颁布后并没能杜绝其它地区继续制造“肃托”假案、滥杀无辜。泰山地区在1940年8月至1942年2月的所谓“肃托”中，错误地逮捕了250多名、杀害160多名党、政、军干部。山东解放区在后来的土地改革中又出现了为数不少的践踏法制、破坏人权的事件。历史进程告诉人们：保障人权，在中国是多么的不易，是需要多代人的艰苦努力。

实行法治，只做到有法可依不够，还必须做到有法必依。在敌后山东抗日根据地，重视检查、督促，保障法令、法规、条例的执行，并重视根据实践情况对法令、法规、条例的修改。中共山东分局要求“采取各种方式来检查、督促、保障政府施政纲领与法令政令政策的施行，与一切违犯政策法令之行为作斗争，并执行法令制裁”。各级参议会定期听取、审议同级政府的施政报告，并特别重视听取、审议如何执行《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1943年9月6日，山东省临时参议会一届二次议员大会在听取、审议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的施政报告后，决议通过各级参议会对同级政府、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定期检查有关法令、法规、条例的执行情况，并督促其依法施政。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和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战时行政委员会)注意根据法令、法规、条例的执行情况及时加以修改。例如，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于1940年11月制定、公布了《减租减息暂行条例》，施行一年半之后，经调查研究，进行了修改，又于1942年5月公布了《山东省租佃暂行条例》和《山东省借贷暂行条例》，并且新制定、公布了《山东省改善雇工待遇暂行条例》。这三个暂行条例，为全面地、深入地开展减租减息增资运动提供了更为科学的法律依据。此后，敌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增资运动依法健康地开展起来，从而极大地改善了广大基本群众的民生，有力地推动了民主政治的进程。

建立司法机构和司法制度，开展司法工作，是实行法治的一个重要方面。山东省临时参议会于1940年8月成立之后，逐渐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司法工作提上日程，从1942年5月开始比较系统地建立司法工作。首先，建立各级司法机构，采取三级三审制。其组织原则与工作方针是：采取维护各抗日阶级与保护大众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司法，并为适应敌后环境，采取简便手续，强调调解作用。其组织特点是：司法与行政机构合一。其工作方针特点是：执行宽大与镇压相统一的政策。其次，建立新的司法制度。其主要有取消一切诉讼费用；改订诉讼程序；厉行责付保释，严禁滥押犯人；厉行调解和建立调解委员会；严惩诬陷；取缔恶俗；严格审级，厉行判决批答制度；建立复审制度。再次，根据新的司法制度展开具体工作。据统计，在组织机构方面，到1944年底，整个敌后山东抗日根据地内，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战时行政委员会)设立了高级审判处，有的行政主任公署设立了高级审判处分处；五个主任公署区共设有56个司法科，有133名在职工作人员。在具体工作方面，办理了大量民事和刑事案件。例如，1943年一年，滨海专署共计办理刑事案件37起，其所辖各县共计办理民事和刑事案件3216起。其同年处理的民间纠纷，加上调解成立的纠纷，远比上述数目大。总之，敌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新民主主义司法工作初步确立起来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各级政府，在施政中逐步做到有法可依，而且有法必依，特别是制定法规、保障人权，标志着开始脱出专制政治的人治，初步实行民主政治的法治。

推进民主：广泛开展宪政与民主运动

敌后山东抗日根据地在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中，还先后开展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宪政运动和民主运动。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民为了举国团结抗战，热烈要求实行宪政。国民参政会第四次会议代表民意，作出决议：“建议政府定期召集国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1939年国民党举行的六中全会为了回答国民参政会的提议，通过于1940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此后，各抗日报据地都成立宪政促进会，开展宪政运动，推动宪政的实现。

1940年2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发表了《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的演说。什么是宪政？毛泽东说，“就是民主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它不是旧的、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民主政治；同时也还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政治”。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毛泽东说，“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民主专政”。毛泽东根据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将宪政概括为民主政治、新民主主义政治，并指出新民主主义政治是既不同于欧美式也不同于苏联式的一种民主政治，这无疑是一种全新的观点。但是，他没有指出宪法是为社会治理确立最基本的准则，也没有指出宪法是决定如何限制政治权利以及如何以一种最平等的方式平衡多数人的需要和个人及少数人的权利，这反映了他认识上的不全面性。

在敌后山东抗日根据地，中共党组织以毛泽东上述观点为指导，从1940年春开始，成立了全省宪政促进会和各地宪政促进会，领导推动宪政运动。这期间，实行了山东国民代表大会试选，以试选代表作为正式出席国民代表大会的山东代表，争取宪政的实现。同时，全省宪政促进会针对国民党有关宪政的错误指示，提出了六点商榷意见，通电全国，并派出代表团到国民党政府陪都重庆，宣传敌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宪政运动。

中共山东党组织认为，在抗日根据地建立各级参议会，是实行宪政的基础；建立民主政府，是实行民主、实施宪政的实际的中心的问题。当时提出参议会既是民意机关又是最高权力机关，这在今天看来，就是一院制的议会。1940年7、8月间山东省联合大会的召开，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和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敌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民主宪政运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在联合大会举行期间，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在其《政治报告》中专门报告了宪政运动：“山东之宪政运动开展之迅速与普遍，比之华北其它各地均不稍让。此次联合大会的召开，山东临时参议会、战工会、各救总会的选举，这是大家亲身经历的，是第一次的真正民主平等的选举，使真正民意得申，使抗战的领袖，进步的士绅，抗战的青年、妇女、工人、农民、文化人的优秀领袖，都被以民主的方式选出来作人民的代表；共同主持山东的军事、政治、经济、民运、文化等各种抗战事业。这是全国的创举、华北的曙光，这是山东民主斗争的空前奇花与空前成绩。”山东省宪政促进会秘书长李澄之作了《宪政与民主》的报告。此后，宪政运动在敌后山东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开展起来。

国民党没有兑现自己的诺言，国民代表大会也没有于1940年11月12日召开。自1941年至1943年上半年，是各抗日根据地最为困难的时期。就是在极端困难的局面中，敌后山东抗日根据地也没有停止宪政运动，而是深入开展宪政运动，加强民主政治建设。

1943年冬，国民党第十一中全会又决定于抗日战争胜利一年后召开国民大会、实行宪政。这一表示再次引起了敌后山东抗日根据地各地的讨论。

1944年5月6日至7日，为督促国民党实行民主政治，省临时参议会、省宪政促进会暨省妇女宪政促进会联合举行宪政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各党派、各阶层人士和政府、军队、地方代表，还有朝鲜独立同盟和日本反战同盟代表。与会代表联系孙中山倡导的民主思想、国民党专制独裁及其宪政的虚伪，联系抗日民主根据地民主政治的发展与成就，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中共山东分局主任秘书谷牧发言说，“今天座谈宪政的意义，就是要促进宪政运动使之在全国范围内推动起来”。“我们对于宪政问题的态度，宪政就是民主政治，共产党、八路军从来都主张中国应当实行民主政治，敌后的抗战实践证明了抗战和民主是分不开的”。“我们看：同样的敌后环境，为什么我们就能在敌后坚持了斗争而且取得了胜利，而我们的友党友军就不得不转移到大后方去抗战呢”？“这就是因为我们办了民主，我们替老百姓办了事，维护了老百姓的利益，而取得了广大人民的支持和拥护。而他们不主张民主，不办民主，甚至反对民主，破坏民主，反民主就是反人民，所以老百姓就不拥护他们”。谈到实现宪政的条件时，谷牧认为，第一是“给人民以民主的自由”，第二是“开放党禁，合理地解决国共关系的问题”，第三是“实行地方自治”。在座谈会上，黎玉作了《宪政运动的现在与将来和我们的责任》的讲话。他以敌后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为例得出结论：抗日战争期间“是可以实现民主的”，“只要有诚意，就能实现民主”。座谈会指出，只有实行民主政治，才能保证抗战胜利。座谈会通过三项提案：把宪政运动扩大到各地去，造成广泛的宪政民主运动热潮；向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提出立即实行宪政的三个先决条件，即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国大代表选举法；重选国大代表，早日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扩大民主思想宣传，加强民主建设，巩固根据地广大人民的团结。座谈会后，敌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宪政运动更为广泛地、更为深入地开展着。

伴随着宪政运动的开展，敌后山东抗日根据地又开展起民主文化运动(1941年7月至1944年4月)和民主运动(1944年4月至1945年9月)。

中共山东分局于1941年7月4日决定在抗战第五年开展十项建设运动，其中要求：“加强群众政治教育与新闻报道，使多数人民知道下列几件大事：甲、什么叫抗日民主政权，为什么要实行民主选举。乙、为什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我们应如何去争取胜利。丙、为什么投降派与反共顽固派必然要失败。丁、创造山东抗日根据地与坚持山东抗战有何重要意义。”这实际上就是民主文化运动的开端。不久，由于残酷的反“扫荡”、反“蚕食”、反封锁，以及反对顽固派剧烈的军事、政治磨擦，民主文化运动的开展受到影响。1943年春天之后，随着对敌斗争和对顽反摩擦斗争的逐渐好转，民主文化运动的开展有了更大的进步，主要内容是反对各级政权，特别是区、村政权中的官僚主义。

进入1944年，随着八路军山东部队攻势作战的展开，敌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不断巩固和扩大，中共山东分局于4月决定开展民主运动。民主运动与减租减息增资运动、大生产运动成为互相促进的三大运动。

民主运动的中心内容是：第一，在中共党内和党外深入开展民主教育，以使党员和人民了解民主政权的性质、重视选举工作，并在党员中纠正宗派思想，克服包办一切、独断专行的作风。第二，改选县及行政区的参议会、县及行政区的政府。第三，将改造村政权作为经常性的任务，特别是民主制度和民主作风的建设。第四，改造中共党组织对政权的领导，纠正党出头计划、布置一切事务，甚至包办的作风。

中共山东分局在1944年的最后三个月结合整风运动开展了民主检查运动。这在山东党内是第一次。这次运动，以检查领导为中心，全面地彻底地暴露了存在的官僚主义、包办代替、脱离群众、宗派主义残余等问题，经过自我批评和相互批评，进行了较为深刻的思想教育，收到了较有成效的结果。特别是在民主检查运动中，启发自由思想、发挥平等精神、普遍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观念、制度、方法，对于以后党内的民主的思想、制度、作风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于1945年5月发出了开展民主运动的训令，不久，又对民主运动的宣传教育专门发出指示。训令指出，“深入民主教育，加强民主建设，为全国树立楷模，以促进民主联合政府的实现，并团结敌后人民，进一步扩大解放区，布置反攻阵地，实为刻不容缓之举”；决定“自夏季起，开展全省性的民主运动”，运动的重点是改选行政区和县的参议会以及政府，深入改造村政权。在宣传教育指示中指出：对于干部的教育，重点是提高他们对民主运动的认识，克服他们对民主运动无信心，不相信人民，不相信民主，怕民主的倾向。对于群众的教育，重点是启发他们认识民主力量，提高民主热情；了解公民权利，提高管理政治的觉悟；了解人民和参议会、政府的关系，积极参政。民主运动虽然开展不太长时间即进入了抗日战争大反攻阶段，但依然取得了较大成效。

中共山东党组织在敌后抗日根据地领导的宪政运动和民主运动，产生了两大成果，一是普及了宪政、民主知识，推进了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二是唤起了社会底层力量的觉醒，争取了社会中间力量的同情，得到了他们的拥护，提高了公信力。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至今已经七十年了。抗日战争胜利，也已经六十二年了。回顾与研究六十多年前敌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建设，特别是政权的民主选举、政权人员构成的“三三制”、政府的依法施政、广泛开展的宪政民主运动，真是留给了我们太多的经验、启示，也留给了我们太多的思考。这是一份用鲜血凝成的遗产，值得我们认真地科学地去继承。一个不善于从历史中汲取智慧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切实地，而不是敷衍地；真诚地，而不是虚妄地从自己的历史中，也从其它民族的历史中汲取智慧，推进政治民主化，就一定能够实现民主政治。

（责任编辑 萧 徐）

2008年第3期 乡贤胡乔木　作者：顾　骧

从对一篇小说的评价说起

年前，从维熙兄从文海中作了一番钩沉，重读了胡乔木，引发了我对这位前辈乡贤的若干回忆与思考。

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1985年早春，文坛上流传一则消息，说我顾某人给胡乔木写信，向他推荐从维熙新作中篇小说《雪落黄河静无声》。这种子虚乌有的事说得有鼻子有眼，传到我的耳中，令我莫名其妙。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那时正是乔公一生春秋鼎盛，身居中央意识形态总管的高位，手持尚方宝剑，一篇《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宏文铺天盖地，不仅《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先后全文转载，而且书印三千万册，钦定为高校学子必读教材。一时吹谀之风蜂起，什么“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理论上重大突破”，反正高帽子不必花钱。在此时，我若是真有上书言事之举，不是明摆着趋炎示好么？而这时，正是周扬同志身卧病榻，我的好友若水遭整肃受查办之刻；若传言确凿，我的人格何在？人品何堪？

事情不难弄清楚，一个电话给维熙，就把经过弄明白了。正像维熙在这篇文章中所述，乔木同志给他写信，谈读了他的中篇小说《雪落黄河静无声》的感受，还特意注明，读作品多少也是由于我的评介引起的。乔木同志写于2月16日的原信，在维熙文章中作了披露：“维熙同志：好久没有看过小说了。近来因身体欠佳，偶然翻看刊载在小说选刊第二期你的中篇小说《雪落黄河静无声》，（这多少也是由于顾骧同志的评介），竟然一口气读完了。你的作品给了我关于‘右派分子’劳动生活的许多知识，你对小说中两个主角的刻画和在他们的故事中所赋予的崇高意义，都很使我受益。……”乔木同志是读了我公开发表的评介文章，但他语言简约，理解上有可能发生歧义。“评介”也有可能是面述，也有可能函荐。误会也非无因。事情既然清楚了，我就再也未把它当一回事。不过，乔木同志对维熙这部作品的称赞，颇耐我思索。

我这篇评论文章是如何写出来的？

那时，阎纲兄主持《小说选刊》，他虽然无总编、主编的名义，但确实是里里外外，拳打脚踢一个人在经营，当然还有肖德生协助，后来分配来一位大学毕业生李敬泽打下手。一天，他给我电话，说刊物下一期拟选载从维熙新作中篇小说《雪落黄河静无声》，头题；准备同时配发一篇评介文章，要我来写。

我说，作品我还未读过呢。

他说，马上派人将作品送去。相信你会喜欢的。

以我与阎纲的默契，我应承了下来。他告诉我下一期刊物稿件已全部下厂，留两页三千字篇幅给我，三天内交稿，悬版以待。作品读后颇感意外。这部作品在价值判断上有严重问题，不是枝节上毛病。这部作品写两个“右派分子”在劳改过程中的恋爱悲剧。一个大学西语系学生，一个医学院学生，男的名范汉儒，女的名陶莹莹，一双“右派”，两个知识分子，在“大墙”内共患难，产生了生死恋情。但在二人被释获得婚恋自由之时，范汉儒却决然了断与陶莹莹的情缘。原因是获知陶莹莹被打成“右派”后，曾试图潜越国境，泅游界河。被范汉儒称为“受难的维纳斯”的陶莹莹，是一个忏悔的形象，她自认是犯了“叛国罪”，她是“叛国犯”。而范汉儒认为：哪怕是犯了杀人罪，只要改了，可以不计较；“唯独对于祖国，它对于我们至高无上，我们对它不能有一次不忠……。”陶莹莹万劫不复。这里作品将“祖国”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权力架构概念混同了。祖国是什么？是生我育我的大地、山川、森林、草原、海洋，是久远的历史，灿烂的文明，是与我们血脉相连、呼吸相通的生命摇篮，是乡亲邻里，是风俗人情，是幸福与痛苦，是回忆与梦想，它与我们生命每一根神经相连。祖国是历史范畴，是文化体系，是价值观念。祖国至高无上，对祖国的感情神圣。怎么能将对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苛政、暴政的逃离与反抗，称作“背叛祖国”呢？既不是受外国指使而损害本国利益，也不是投靠外国而出卖本国利益，怎么能称作“叛国犯”，犯了“叛国罪”呢？“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氏遁入日人使馆，亦未闻后世史家称之“叛国”。须知，人民受难之时，也是祖国蒙羞之日。怎么能将范汉儒乖常的愚忠，当作“崇高”行为呢？这种概念上的逻辑混乱，也曾为白桦兄带来灾难。他的《太阳与人》中不是有一句著名台词：“祖国我爱你，你爱我吗？”就被一些人抓住辫子，施以拳脚（后来我方知道，这里被人做了手脚。白桦剧本原文是“国家”，被刀斧手们调了包，改为“祖国”拿来批判）。这也表明，长期“左”的思潮在我们心理上的淤积，自拔是何其艰难啊！我们这一代人免不了像胡风先生所言，浑身带着“精神奴役的创伤”。后来维熙兄对这部作品已有反思，还写了文章总结。当时我犯了难，文章怎么写？推辞不写已来不及，那时通讯联络没有现在这么方便，一时找不到阎纲。交稿时间只剩下一天，文章不写，刊物必然要脱期。只好勉为其难，敷衍成篇。作品的问题点到了，可是观点不鲜明，态度暧昧，语言委婉，问题未说到位。我自认为这是一篇不好的文章，是一篇失败之作。在我后来所有的文集中都未收录，资料都未留存。可是我这篇失败之作却引起乔公对这部作品“崇高意义”的赞赏。更令我思索的是乔公对我这个小人物关注的目光。因为与此同时，还有另一件事发生。

在这之前不久，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了白桦新作，话剧《吴王金戈越王剑》。白桦真是有才啊，他愣是把一个老故事翻出具有现实启示价值的新意来。“卧薪尝胆”已成为一句国人皆知的成语，故事一再被收进中小学教科书，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大戏剧家曹禺还写了一部《胆剑篇》，用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激励世人。白桦续写了后半生的勾践，“破吴归”的勾践。勾践取得了胜利，掌握了权柄，登上了至高无上的王位，就转而改变亲民政策而镇压人民。他杀功臣，囚禁与他患难与共的妻子，勾践可谓是中国“烹狗藏弓”第一人。勾践是历史上封建开国之君的艺术典型，从吴越春秋到天国春秋，有着一条共同的历史轨迹。戏演出后，评论界、新闻媒体一片沉寂。有人担心，这又是一部攻击“君王”的戏，作者又是白桦，而那场批“苦恋”的硝烟还未散尽呢。白桦老兄啊，你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你一点不懂中国“国情”么？在中国是可以骂皇帝、骂君主的么？在有皇帝的年代，骂皇帝罪犯天条，杀无赦；在形式上没有皇帝而有总统、委员长、主席的年代，同样骂皇帝遭忌。不是早给你打过招呼：“劝君少骂秦始皇”么？哪怕你是中国头牌大诗人，也容不得你放肆。你难道不知道，那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那场大戏，序幕就是批那个骂皇帝的海瑞开锣的啊！你自己被批的《太阳与人》（即《苦恋》），不就是因为在“红太阳”上做了文章么？

在此期间，白桦、王蓓伉俪一同来京，我们几个朋友小酌相聚。席间，《戏剧报》编辑约稿，我一口答允。这是我自愿的，我已看了戏，这是一出鉴古知今难得的好戏。文章以《史笔·哲理·诗情》为题，发表在《戏剧报》上。抓影射，就像是高悬在历史剧头上的那柄达摩克里斯之剑，“文革”十年，从“海瑞罢官”到“三上桃峰”，“影射”与“文革”共始终，一想到“影射”，不免令人惶悚。抓影射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索隐法，是我国封建时代从东汉的谶讳神学到明清两代的文字狱所惯用的方法。我在文章中还特意写了一段，在正常情况下，作家不应搞不科学的比附影射，随意剪裁历史；读者也不要去牵强附会地寻找作家影射之笔。为了写那篇短文，我还翻阅了《国语》、《史记》、《吕氏春秋》等正野史籍，感到这出戏基本情节、主要人物都有历史记载的依傍，我心里有了底。我力陈古为今用与影射的区别。可是，我文章中吁请免抓影射的微弱呼声，丝毫也起不了作用。有政治嗅觉特敏锐者，从白桦的戏中闻到了异样的气味。有的人看到了文艺作品中颂扬圣主明君，则大放宽心；若是一旦捕捉到咒骂昏君暴君便会立刻竖起警觉的耳朵。南方某市以该市社科院的名义，向最高意识形态领导层递送了一份“简报”。（顺便说说，“简报”是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上世纪五十年间，“简报文化”连接着中国政治风云变化，常常是波谲云诡政治风云变幻的引发点。比如，被领袖称作第十次路线斗争的序幕、与林彪摊牌的1970年的庐山会议，是由那份“2号简报”，也就是“华北组6号简报”作为导火线的。在扳倒了刘少奇、林彪之后，又来敲打周恩来的信号，是那份被领袖斥为“屁文件”的1973年外交部《新情况》153期“简报”。）某市社科院的这份“简报”，用春秋笔法，摆了两方面材料：一方面是港台海外言论，绘声绘色论述勾践是影射某某，以表达“简报”作者的“潜台词”，白桦是“恶毒攻击”；另方面是“吹捧”言论，点了两个人，两篇文章。其一是我顾某人，另一是文化部艺术局长方杰，他的文章发在《人民日报》上，他是时任文化部部长王蒙的爱将。

乔木同志在看了这份“简报”后，发出的一句诘问：“顾骧也写了文章？！”我无法破译这句话的含义，因为我本人未直接耳闻。这是时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我的好友郝某某向我转达的。

乔公注视的目光，是前辈乡贤对我这无名晚辈的“关照”？

“红墙有幸亲风雨”

乔木同志是我同乡，而且是小同乡。

有些初见面的朋友，常常会问起我的家乡，籍贯。我则答曰：“江苏盐城”。对方往往会连带道出：“哦，与胡乔木同志是老乡。”我会立马跟上一句：不敢高攀，不敢高攀。我忌讳那种借名人以自炫的“月光效应”，但是与乔木同志是老乡一点不假。在我们家乡刚刚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时，我还是儿童团的年纪，就知道我们“盐城二乔”胡乔木与乔冠华了。乔木同志老家张本庄现属盐城市盐都区，乔冠华同志老家东乔村现属盐城市建湖县，我的老家现属盐城市阜宁县。一个地区，相隔不远，都是大户人家，扳手指头叙叙，说不定七拐八拐，还有点沾亲带故呢。打我参加革命起，就听老一辈人说，我们盐城在共产党内有两位名人，两位才子：大乔木与小乔木，也就是后来人们通常说的南乔木与北乔木，不知为什么家乡人当时称之为大乔木、小乔木？是比照三国时代“江南二乔”，因与名人孙策、周瑜联姻，称为大乔、小乔而来的？乔木同志比乔冠华同志也就年长一岁，成名时间相近，可能乔冠华还略早几天于胡乔木。从1939年起，乔冠华以“乔木”笔名撰写的时事评论便已经风靡香港与南洋。毛泽东将“乔木”之名断给胡乔木的断名案，是否有点偏心？解放战争时期，我曾被调往范长江为校长、恽逸群为副校长的华中新闻专科学校（二期）学习，教材是华中新华书店编印的一本《新闻工作文献》，内收列宁论编辑工作，毛泽东的《反对党八股》等文章，此外，还收有胡乔木的一篇谈新闻写作要简短的文章，标题用了“短些，再短些”五个字。谈新闻写作要短小，配上这短得不能再短的标题，真是令人叫绝。我对这位乡贤的才华佩服不已。直到近四十年后，到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初，我写过一篇文学评论文章，谈了些文学要与生活贴近等陈旧的话，用了一个“近些，再近些”的标题，自以为是得意之笔，其实是从我这位乡贤的文章衍化而来。几十年了，这位乡贤文章在我心中积淀着。说实在的，以我浓厚的故乡情结，加上对“清华才子”、“苏北神童”二乔才情的景仰，打小就对大乔木、小乔木怀有一种亲切的感情。

到了1951年，改了朝，换了代。那时朝鲜半岛虽然还在打仗，但国内战争基本停息，受了二十多年战争之苦的中国人终于迎来了四海升平。那时物价稳定，人民安居，吏治清廉，共产党的威信空前提高。适逢建党30周年大庆，《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胡乔木署名的《中国共产党的30年》文章，实际上是官定的简明党史，中共第一次正式公布的党史。五十年代，我在大学里讲授中共党史课程，这是基本教材。我那时在苏南一家报社工作，记得报纸用几个版篇幅转载了这篇文章，大概全国名地报纸都是这样办理的。这一下子胡乔木的大名陡地飚升。据说，这篇文章本来准备署刘少奇的名，是毛泽东决定把胡乔木推到国人面前，名扬四海。这篇文章以胡乔木署名倒也顺理成章，实至名归。不仅文章实际上由他执笔，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他也是参与起草。我的这位乡贤，对他作为党史研究专家这点看得很重。他在语言文字、新闻出版、文学艺术方面均有造诣，而在中共党史方面着力最多。他在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主任职务时，自己填写的专长是“党史学者”。他被毛泽东相中，到了领袖身边，襄赞枢机，第一项任务就是协助毛编校《六大以来》、《两条路线》两书（以后又有一本《六大以前》）为他打下党史研究的根基。这两本书非同小可。遵义会议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军事路线的错误，但是当时中央的政治路线呢？端出来火候不到，暂且按下不表。到了1942年，在陕北站住了脚，太平洋战争爆发，国内形势相对稳定，毛泽东要算总账了：开展整风运动。在这之前，党内高级干部学习党史，毛泽东端出了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政治路线问题，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问题。王明不干了，称病罢会。于是，毛想出一招：编书，口说无凭，有书为证。这一下子两条路线一目了然，大家信服。经过整风，经过“七大”，《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写出来了，毛泽东在全党领袖地位最终正式确认了，“毛泽东思想”提出来了，“毛主席万岁”喊出来了，《东方红》唱出来了，毛泽东像挂起来了，一轮红日从陕北冉冉升起来了，一个对共产国际教条的神话打破了，另一则神话则影影绰绰地向我们走来。我的这位乡贤，为此立下了汗马功劳。从此，“红墙有幸亲风雨”（胡乔木自述诗句），伴君终身，厮守到老。他没有像陈伯达那样被抛弃，更不可比拟田家英维护人格独立而自全，甚至不似陈布雷受不了士大夫良知的煎熬而捐身。虽然君臣相处中，也有被冷落、被责备的时刻，不过夫妻过日子还有红脸的时候呢。“伴君如伴虎”的感觉，似乎在他身上难以察觉。（可参见《七十述怀》）

乡贤一生，若论其功绩，莫若协助领袖编纂、整理、出版领袖著作为最。其实，这与党史研究、著述是合二而一的事。过去不是说，中共党史就是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历史么？他终身担任毛泽东著作出版委员会的实际负责人，赢得了“党内第一枝笔”的美誉。过去人们读宏文四卷，那些对中国社会、阶级、历史的分析，对中国革命战略配置的构思，对中国革命走向的预测，尔后，无不一一被验证，读其书几疑为神人。近年来，历史透明度与党内外人士知情权都略有增加，当人们从尘封的档案中，发现个别文章的原始发表文字与现公之于世的经典有较大出入，面貌有异时，怎不令人惘然。同时，也不由得不惊佩协助文字整理的“党内第一枝笔”真是“生花”的“妙笔”啊！

我中华第一枝笔是两千多年前的董狐笔。“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那如椽铁笔，秉笔直书，而绝不曲笔阿世的优良传统，赢得千古传颂。那是永世长存的“第一枝笔”。

五十年代初，我由江苏奉调北京，供职于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署长是胡愈之，副署长有叶圣陶、周建人等几位。胡愈老是中共秘密党员，公开身份是民主同盟副主席。与出版总署并立的新闻总署，署长便是我心仪已久的乡贤胡乔木。那时，我心犹难甘的是，为什么在民主人士领导下工作，而没有在乔木同志麾下以亲謦？

年光淹忽，岁月如流，我得缘与乡贤结识已经是那以后二十多年的事了。1979年早春，我因参与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的筹备工作与部分文件起草工作，住颐和园。每日清晨，在公园未向游人开放之前，我们都喜欢沿昆明湖散步，呼吸新鲜空气，观宿鸟起飞，赏湖水波漾。一天，我正和冯牧同志同行，默涵同志陪乔木公迎面走来。默涵、冯牧都是我们起草组负责人。乔木公那时也住颐和园休养。默涵同志将我介绍给乡贤，还说了一句：你们是老乡。算是认识了。当时说了些什么话，乡贤有何垂询，我是如何作答的，都不记得了。我这个人，凡是遇到位高权重者，本能地缺乏结交的热情与主动，潜意识存在着避免攀附之嫌。虽然乔木公已为我私心仰慕数十年。

那时，我对乡贤的敬佩日增。因为在那一年春天，他在中宣部碰头会上，提出对两个命题、论断要重新审议，实际上持否定看法，这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接着又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四次文代会报告时，对“文艺从属于政治”与“文艺为政治服务”被称作方向的口号、命题加以否定。这些已被证伪或早已过时的理论、命题、口号，如今已是明日黄花，人们不再理会了。而在这之前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这些可是“铁的法则”啊。乔木公之言，对我有着振聋发聩之力。

吾尊乡贤，吾更尊真理

历史曲折前进。思想解放运动大潮在八十年代初出现了洄流。一种人们自己都承认说不清楚的标准，却被钦定为坚持的原则。凡不合自己口味者则被称作“异议”。这时，我的乡贤地位有了历史性变化。他不再是一名普通“笔杆子”、“秀才”，不再是“翰林学士”，而成为官居一品的军机重臣，意识形态的总管，坐上被西方神话中比喻的“魔椅”。他在“文革”中“批邓”的失误，得到了最高领导人的宽宥。最高领导人的宽大胸襟获得了乡贤“士为知己者死“的回应。老一代的领袖毕竟已经故去。进入晚年的乡贤，人生轨迹起了微妙的变化。

最早使我感到困惑的是他调转风向，对思想言论自由的非难。“文革”十年，专政十载。军师张春桥提出“全面专政论”的命题，颇得领袖晚年思想的精髓，也道出了“文革”的真谛。动乱结束，一股强烈要求批判封建法西斯专制主义，争得人的自由权利，首先是思想言论自由权利，像寒凝大地的春华怒发。人们从经典中找根据，从领袖言论中找合法性，搬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大做文章。而这，确实是毛思想精彩之处。周扬一出山在社科院讲话，就强调“双百”方针，而每每都加注解“即两个自由”。我对周扬产生好感也是从此时起。虽然，“双百”方针不是法律用语，而是政策，随时可放，也可收，有别于宪法规定的公民固有的自由权利。但是在历史过渡时期，人们为了取得思想的合法性，常常利用原有的语言外壳，如同中世纪向文艺复兴过渡，人们常常利用圣经语言，运载人文主义思想一样。八十年代初，乔木公多次在不同场合申述“双百”方针“不是唯一方针”，对“‘双百’方针是唯一方针”说进行批判。开始，我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有谁说出这样不通的话，认为“双百”方针是“唯一”方针？在文化领域，明摆着还有“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厚古薄今”……等方针嘛，靶子是谁？乔木公说话善于弯弯绕，后来我才悟出，乔木公是对一个时期以来，人们强调“双百”方针是意识形态领域一项“基本方针”的针砭。“文革”后我痛苦地反思我们祖国这一段曲折的历史，反思个人的人生道路，思想历程，努力从迷信、盲从、个人崇拜的网罗中挣脱出来，努力按照独立思考的科学精神行事。出于对祖国现代化事业的责任感，我自不量力地写了一篇题为“双百方针简论”文章，对我长期仰慕的乡贤一击。文章不点名地批评了否定“双百”方针是党的基本方针的观点与倾向，批评了乡贤的一些论点。文章发表在我的好友、评论家李子云主持的《上海文学》杂志上。当然人微言轻，很难说这样的文章能起到什么作用，它只是表达一个共产党人、一名文艺理论工作者的良知。同时，它也是表现了我对乡贤态度的变化。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吾尊乡贤，吾更尊真理。

以后我的这位乡贤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在一次中央召开的重要的全国性会议上，他作了长达三个多小时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报告，系统地论证了这个命题。乡贤高擎起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旗，确立了他的角色地位。“自由”是每一个人天赋的权利，是当今世界一种最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它可以堵住产生专制主义的门路。在共产党人的“圣经”《共产党宣言》中宣告，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这样一个“联合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呜呼，将“自由”加上“化”，冠以“资产阶级”姓氏，就一巴掌打到敌对营垒里去冠冕堂皇的大反特反了。悲夫！乡贤迈出了危险的一大步。不是说乡贤个人处境有什么危险，我是指这对中共，对国家、民族。1990年“8·19”事件以后，一个有着近百年历史，有着1500万党员，领导世界上一个超级大国的共产党——苏共，转眼间曲终人散，垮台了。这是20世纪一件历史性重大事件。它的原因，惹起人们议论至今，众说纷纭。它有外部原因、内部原因、客观原因、主观原因、必然因素、偶然因素。有些看法甚至互相对立。其中，作为当事人、历史见证人，现俄罗斯共产党主席久加诺夫的沉痛反思颇受世人重视。他认为苏共亡党最基本原因是三个“垄断”——即对思想言论垄断的意识形态体系与对权力垄断的政治法律体系，对财富垄断的特权体系。殷鉴不远啊！

紧接着一场震惊海内外对“人”的批判爆发了，“文革”结束后一次大规模左倾思潮回潮了，一场不叫运动的“运动”重现了。我们的乡贤与另一位意识形态的大腕人物一起，执掌帅印，推涛作浪，掀动了名曰“清污”的批判“异化”与人道主义的风暴。详情且不细说，请参阅拙作《晚年周扬》一书。应该说，以1976年“清明”天安门事件的民主运动为序幕，以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为起始的20世纪中国继“五·四”以后的另一次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主潮是人的重新发现与马克思主义的重新发现，是人道主义的复兴。不同于过去长期被阉割、歪曲，“掐头去尾”的马克思主义，人在其中占有重要位置。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就是围绕着实现崇高的人道目标建立起来的。人道主义作为有数百年历史的欧洲一种社会思潮，有各种流派、学说，众说纷纭，可谓一言难尽；但它的基本要义却可以一言以蔽之，即关于人的价值学说。是把人与人的价值放诸首位的观念。是关于人的权利、人的尊严、人的自由、人的幸福、人的全面发展、人的责任等的学说体系。用一句大白话说，即要将人当人来看待。十年“文革”，十年“全面专政”，“神道”沉重，“兽道”施虐，“人道”泯失。用《白毛女》一句唱词就是“把人变成了‘鬼’”，新时期到来，人们要“把‘鬼’变成人”。于是从1979年起文化界、学术理论界、文学艺术界兴起了“人性与人道主义热”。这是人民群众从内心发出的对“人”的呼唤在理论上的表现。我在80年发表的《人性与阶级性》一文，从理论上给长期被冠以“修正主义”的“共同人性”说正了名。当周扬在1983年的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报告中，举起“人道主义”旗帜，并承认他自己过去批判“人道主义”与“人性论”的“错误”，这就不仅是他个人的忏悔，也应看作是老一辈共产党人、从战争中走过来的革命者，在这个问题上与过去错误决裂的勇气，与时俱进，面向未来的坦荡胸怀。这是九十年代后出现的“两头真”现象的先声。全民上下自发性的“人性与人道主义热”遭到了乡贤等二位的当头棒喝。乡贤写出了《论“异化”与人道主义问题》精心之作。这一篇批“人道主义”与前述一篇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两篇宏文，无可挽回地证明了他在一场伟大的新的思想启蒙运动中作为一位理论家的角色、作用，他在历史新时期的历史位置，他晚年的悲剧。在20世纪最后一场新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中，我的乡贤，在“自由”和“人”的价值论这两个重大理论问题上，有悖于马克思主义，有违于时代潮流，有逆于历史前进方向。而他是管领意识形态的人物。乡贤不是不承认任何意义的“人道主义”，他还自称是“热烈的人道主义者”。他主张“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而这“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只能容纳被“改造”了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伦理道德范围的作用。他断然否定“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提法，他断然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包含人道主义，他断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历史观与人道主义根本对立，因为“人道主义”是唯心主义。“人道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论，最核心的是人的价值学说。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既需要对历史的认识，也需要对世界的价值评价。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怎么能与价值观不相干呢？当乡贤网开一面说马克思主义可以在伦理道德范围内容纳“人道主义”时，只给“人道主义”留下一块有限的地盘；当他说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人道主义根本对立时，关于人的价值学说这一马克思主义精髓、人类思想发展史上最优秀传统之一完全被排斥在马克思之外了。乡贤完全否定人是马克思主义出发点，说这是抽象的人性论的人道主义。他把“人”与“社会”关系对立起来，哪怕你说的是社会的人，实践的人。饭要一口一口吃，话要一句一句说。可是，只要你一张嘴说“人”，就是“抽象的人性论人道主义”。而他们理直气壮地批的是“抽象人道主义”而非全部的人道主义！他就是这样“热烈的人道主义者”！

问题还不在于观点，“左”的观点并不可怕，怕的是“左”的观点与权力结合。数十年间，我国意识形态问题症结在此。在天津，我们协助周扬同志起草那篇《关于马克思主义若干问题的探讨》报告时，在准备谈“人道主义”一章尚未动笔前，我提醒周扬同志说：“在这个问题上乔木同志有不同看法。”周扬不以为然地说：“有不同看法可以讨论嘛！”可是以后发生的事，我完全没有料想到，饱经沧桑的周扬大概也没有料到，事情居然闹得那么大。意识形态领域对异见上纲上线，采取高压手段整人的一套，“似曾相识燕归来”了。作为人道主义思潮的代表性人物周扬、王若水被选定作为惩治的靶子。培根曾说过，“真理不是权力的儿子”，而偏要用权力来垄断真理的仍有人在。在周扬的那篇报告在《人民日报》发表后，乡贤与另一位意识形态领导人物二人联手，打算以“违纪”的罪名，以“红头文件”形式，采取组织手段对王若水撤职、对周扬责令检讨的处分。只是在胡耀邦阻拦之下，才未能实现。这大概也是胡耀邦因“反自由化不力”而被罢黜下台的罪状中的一笔吧？！之后，我见证了一场精心布置的对周扬的批判围攻。作为列席者，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平常讲话轻声细语、温文尔雅的乡贤，在会议上声色俱厉地呵斥周扬，像爷爷训孙子一样。我惊异乡贤怎会如此暴戾？难道就因为官大一级就要压死人嘛？！在会上，周扬孤身独持己见，凛然不屈。周扬的形象在我心中高大起来，而乡贤在我心中长期积累起来的尊敬的形象坍塌了。

到了这年秋天，随着西风起处，在乡贤与另一位宣传大臣策动下，一场以批人道主义与“社会主义异化论”的风暴，达到了峰巅。对“人道主义”与“异化论”上纲是“政治问题”，戴上“诱使人们对社会主义不满”的大帽子，发展到了以组织行为开展了一场“清污”运动。结果是周扬被迫在全国人民面前作留点面子的“检讨”，以至数年后郁郁而终。王若水受到党内除名、撤销职务的迫害。“板凳要坐十年冷”，我在那意识形态领导部门，坐了十年的一半、五年的冷板凳，看来是从轻发落了。

乡贤发表了那篇宏文以后，以为大获全胜，凯歌行进了。然而历史无情。事情过去四分之一世纪，如今，谈“人”色变的日子已不再。“以人为本”成为举国上下的无比强音，“以人为本”的观念已融入主流意识形态。曾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权”观念，已被合法承认。“保护公民人权”已写进国家根本大法，写进中共党章。虽然，纸上写的，嘴上说的，还不等于实际做的；但与25年前相比，已经又是一个天下了。我的乡贤若九泉有知，会作何感想呢？

那场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争论，在25年后，它的意义远比之当初看得更清楚了。它不仅是总结过去，它是全球化形势下，中国现代化面临的一个重要的社会价值标准的确立与置换问题。将人的价值放诸首位，这是万事之本，没有这一条，什么“改革”、“开放”，什么“小康社会”，什么“和谐社会”，什么“科学发展观”，一切的一切都谈不上。

好像读过一篇王蒙兄写的回忆文章，记不清是回忆胡乔木还是周扬，记下了这么一个小场景：一次会议，周扬坐在主席台上，胡乔木在一旁悄悄地对人揶揄他：“还颇有点日丹诺夫气派”！说到日丹诺夫，无论是胡乔木还是周扬，好像都未曾谋面，但是肯定对于他们俩人都有深刻影响。何止对他们二位，对于一代中国文学艺术界人士都难以忘却，因为“进城”前后，文艺界曾学习过日丹诺夫《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报告》。日丹诺夫的作为，恐怕也是尔后中国文艺界历次大批判运动的渊源之一。二战后，日丹诺夫是苏共第二号人物，也是苏共意识形态的总管。他用苏共党的决议形式，对两本文学杂志加以惩治，粗暴地批判作家左琴科的《猴子奇遇记》和诗人阿赫玛托娃，用污秽语言辱骂这位女诗人。他大批所谓“世界主义”、“颓废派”，在文学、电影、戏剧、音乐领域横扫一切。日丹诺夫是斯大林生前绞杀文艺的最后一名刽子手。虽然有人认为日丹诺夫这样做另有隐情，他还是懂文艺的，他对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都曾有好感和照顾；他是讨好斯大林，看斯大林眼色行事。若是果真如此，日丹诺夫也许显得更卑劣。我想，若论地位与影响，胡乔木与周扬不知哪一位更有资格被称作“中国的日丹诺夫”？周扬官运乖违，几十年一贯制，从新中国一诞生到他离休，始终是“副部长”，只是最后定了一个“正部级”顾问作为安慰。

八十年代末，乡贤去了一趟美国，到大洋彼岸访问，在各地演讲的题目是：《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左”倾错误？》问得多好啊，这由胡乔木先生嘴里讲出来能不觉得怪异么？原来乡贤是说给洋人听的，你们不是说我是“左王”么？！

人性的本真与异化·故乡·时代

乡贤毕竟是文人，他有和文人相通的一面。八十年代，他和不少文化界人士接触，礼贤下士，嘘寒问暖，扶危济困，延医送药，颇有诸多感人之处，年届高龄，怀旧之情日增，与当年同窗季羡林、钱锺书等时有交往；他曾登门拜访过施蛰存、张岱年、冯友兰、朱光潜等名家；为聂绀弩诗集作序，为沈从文解决住房困难；他与文学界后辈王蒙、陈祖芬等结为忘年之交，甚至枉驾琴岛看望青年诗人舒婷而吃了闭门羹。凡此，显示了一位蔼蔼可亲的老人形象，自然流露出人性本真的一面。乔公去世后，一些人写了悼念文章，缅怀彼时的美好情谊。可是，同样是知识分子，若是被他视为“异己”者，触犯了他所代表的社会阶层利益，作为政治家，与中国以往历史上言论权力拥有者一样，便会对之进行压制与打击。笔不留情，手也不留情。王若水是乔公颇为赞赏有才华的理论家，但是他不服于压力，在乔公宏文发表之后，仍然写出《我对人道主义的看法》答辩文章在港岛发表，便被追查与“地下组织”有无联系，最终被革出教门。一位正直的新闻界元老胡绩伟，只是坚持从历史反思中得出的科学结论：党报的“党性与人民性是一致的”看法，被胡乔木蛮横地指责为“主张党性来源于人民性”、“将党性与人民性对立起来”，对胡绩伟进行组织处分，“批一通，赶出门”。至于后来胡绩伟发展了自己论点，基于人民至高无上，人民高于党这个常识，提出“党报的人民性高于党性”这个论断，则更难为乔公忍受，在“清污”中，对王若水、胡绩伟“收网”，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全国典型来批判。

对于故乡，对于盐城，乡贤有很浓的情愫。北京有一个“振兴盐城北京咨询委员会”，由曾在盐阜地区工作过与盐城籍人士组成的咨询组织，乡贤作为党的领导人屈尊俯就“名誉顾问”，而且实际参加活动。我也忝列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之一，有时见面，出于对长者的礼貌，只是远远颔首。乔公将他的部分图书捐赠盐城市图书馆。乔公逝世后，盐城市图书馆在其广场建立了乔公的塑像，1997年举行了揭幕仪式。我这几年虽然有多次回乡的机会，但至今仍未有缘前往瞻仰。今年是我母校盐城中学建校80周年，去年底母校负责人来京与在京校友商量校庆活动事宜，我建议他们可仿效国外一些学校在校园内建杰出校友的塑像。乔冠华无疑是我们校友班头，若是在校园中建他的塑像，我乐观其成。当然，这位小乔木也非完人。在他的夫人章含之笔下与他战友我尊敬的张颖大姐笔下的晚年乔冠华，颇有差异。不过以我所见，除了1973年毛指派江青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批周恩来的“右倾机会主义外交路线”将小乔木“扩大”进来，乔在会上究竟讲了些什么，讲到何种程度外，其它事，在那种高压形势下均可以理解。小乔木对他在会上的发言，后来一再向总理认错，作为终身受总理器重、培养的人，这一点在道德上有亏。但究竟说了些什么，章含之、张颖都没有掌握，看来只有等将来档案解密了，这一点不妨存疑；但乔冠华毕竟是性情中人，他那张著名的“乔冠华在联合国大笑”照片，很有感染力。我是喜欢小乔木这位学长的。

淮东大地，平畴千里，湖河纵横，蒹葭苍苍。春临，杜鹃声声，金灿灿油菜花无际无涯；入秋，渔舟唱晚，“芦花翻白燕子飞”。历史似乎又回到了平静。魂兮归来，“盐城二乔”在外面绕了一圈，如今倦游归来，大乔木塑像矗立在盐城图书馆广场，小乔木故居在东乔村开放。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们都是热血青年，奋发有为，走出故园，在大时代中发挥了他们聪明才智，报国为民，建功立业，这是时代的造就。到了晚年，大乔木在那历史转折关头的人生高位上，却对时代潮流起了若干负面作用。作为晚辈，我对这位乡贤不胜惋惜与感伤。这同样是时代局限性的投影。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惰性力太沉重了，太深厚了！

（2007年12月草于北京，2008年1月修改于洛杉矶）

（作者系著名文艺理论家、文学评论家、作家、研究员）（责任编辑 徐庆全）

2008年第3期 我的父亲马洪　作者：马　雅

大风起兮云飞扬，那是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现在风住了，浪止了，爸爸也走了。

父亲马洪，山西定襄人，原名牛仁权，又名牛黄，意为牛中之黄，代表了他一生为国家为人民服务到底的宗旨。马洪这个名字，是延安时期主管组织部门的陈云给起的，预备日后派往白区做地下工作。

爸爸小时候家里穷不能上学，但他无师自通，备受乡亲的瞩目。村里的开明绅士牛明轩先生请他誊写县志、宗谱，换作学费，爸爸才得机会进了学堂。刚上到三四年级，校长认为爸爸已有资格毕业，随即聘他为高小教师。乡里视他为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又进一步把他举荐到同蒲路铁路局工作。在爸爸的童年时代，我奶奶给了他最大的关爱。她每天天不亮就起身为爸爸烧水做饭，站在路口目送他上学。后来爸爸奔赴延安，杳无音信，奶奶忧困交集，早早过世。而爸爸在出走之前，每夜仍在家中为牛先生抄抄写写，以挣钱赡养父母。多年后我上了小学，阅读“少年笔耕”，引起爸爸的注意。然而只有和老家的亲戚们交谈，我才对爸爸的这段往事有所了解。

1936年，爸爸去了同蒲路。当时日本侵华，国情危难。“牺盟会”（山西爱国牺牲同盟会）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外围组织，爸爸与其他爱国青年，包括工人和学生，为抗日救国，参加了“牺盟会”，并参与筹建总工会。不久，他便与同会的游云、游军两姊妹过从甚密，后来又与游军有了恋爱关系。游军出身商人家庭，爱好文学，常常一人躲在家里的阁楼上入迷地读小说，多愁善感。三十多年后，到了文革初期，我也爱读外国的古典著作，感时伤世，爸爸对我有告诫，所以提起旧事。爸爸与游氏姊妹等同去延安。由于爸爸出身贫苦，又参加过工运，属于根红苗壮，成为组织上重点的培养对象。游军则因成分不好，又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情调”，被组织上视为与我爸爸不般配。后来她嫁给了一个被统战的地方军阀，不久便抑郁病逝。我记得我们家长年有一株绿绿的细致的云竹，爸爸亲自给它轻轻淋水，我小妹的名字也取为“筠”（军）。

共和国成立后，我家从热河搬到沈阳东北局。我大概三四岁，已略记二三事。记得大约是给干部放内部电影，同声翻译，是一部苏联作爱国主义宣传的历史片，演的是库图佐夫如何大战拿破仑。爸爸告诉我，拿破仑是一个大英雄。我当时已说得上几个洋人名字，比如列宁、斯大林，可这拿破仑听起来就跟别人不一样。

1953年爸爸调到北京国家计委，爸爸妈妈把我送进北海幼儿园。于院长刚从苏联留学归来，我应在那里受到最好的教育。因为是供给制，我家带去的衣物全被退回来了，我也想和那些退还的东西一起跟父母回家去。爸爸知道我是舍不得让他们走，于是带着我第一次逛了北海公园。那是一个大晴天，刮风，还挺冷。爸爸头戴鸭舌帽，身穿深蓝色的呢大衣，两只手插在大衣兜里，柳条在他身后的春风中飞舞。我记得清清楚楚，他站在那里，身材高而挺拔。

1954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宣布高岗、饶漱石为“反党联盟”，爸爸被定为“高饶集团”的“五虎上将”之一。爸爸出事后，被发配到北京建筑公司当副经理，一段期间不准回家。他住在一间空空荡荡的大屋子里，一扇布帘把房间隔为两半：里面一张硬硬的木板床，外面一只办公桌，上头堆满书报。我去工地看他，他怕我闷，借来《三国》、《水浒》、《红楼梦》等好多小人书。于是他读他的文件，我看我的小人书，几小时的探望时间很快就过去了。随后我迅速升级，开始阅读这些名著的正本。

爸爸在公司期间，单位组织去了一次周口店。爸爸和我十几个人站在一辆小卡车后边，很挤，加上近百里山路的颠簸，我在路上吐了几次。但通过这次参观，我知道咱们中国五十万年前就有了类人猿。

1956年，爸爸被薄一波调到国家经委政策研究室，主持工作，却没有正式的职衔，大概算是“戴了帽子继续使用”的干部吧。像从前在东北局，后来在国家计委一样，他从清华、北大、上海交大和复旦，挑选了一批高材生，在他手下工作。有天，一位瘦瘦高高、文弱书生模样的青年被请到家里吃便饭，饭后那青年还带我一同去机关礼堂看了电影。他告诉我他的名字叫王笃，我不知道“笃”字怎么写，他一笔一划地在我手心上写给我看。后来我再问到王叔叔，爸爸说他已经调走了。文革中，爸爸才告我，王笃在“反右”中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兴安岭去劳改，一棵大树倒下来，把他压死了。那些年被爸爸赏识、提携的新秀，不少人受牵连，影响了升迁，朱基算是其中最幸运的一个。

1960年代初，每年开计划会议时，爸爸住在北京饭店，附近的人大会堂，总有京戏一类的文艺节目供与会的干部欣赏。爸爸因工作忙，很少去看戏，于是票自然地落到我头上。我听遍了马连良、荀慧生、谭富英等诸大名角的看家戏。虽然没变成戏迷，可《二进宫》、《将相和》、《宇宙锋》这些传统戏，确实让我长了见识。之后在北京音乐厅又有中央乐团的合唱和交响乐，起初我没有兴趣，爸爸劝我去开开眼，接触一下不同的文化。真没想到我日后听西方古典音乐成癖。

在同一时期，爸爸不时为《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写社论，每次得十五元至二十元的稿费，便与党内其他几位“秀才”（笔杆子）一起下饭馆。那是困难时期，能下“东来顺”、“同和居”这样的馆子，非得有稿费这样的外快不可，这算是爸爸少有的一种消费。在我的记忆里，他的业余爱好只有读书和游泳。当时爸爸常去红旗杂志社，找同为“秀才”的邓力群，在他那儿聊天和游泳。有时两人还去琉璃厂的书市买点旧书，多半是清末民初的一些杂书，都在文革中抄家时失散了。

仍是在三年困难时期，爸爸花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在北京第一机床厂蹲点，在那里积累经验，写下《工业七十条》的草案，为后来党和政府在过渡时期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政策方针提供了依据。据说毛泽东临终时的枕前，还摆着一本有些破损的《工业七十条》。爸爸曾带我去机床厂，告我如果将来不上大学，可下厂当工人。后来“文革”爆发，学业中断了，依我的家庭条件，不够留城进厂，便下乡插了队。

1964年前后，在一次北戴河的政府工作会议上，党内某要人撞见了我爸爸，大怒，摔门而去。此后他要求薄一波将我爸爸调离经委。当时爸爸正在主持编写《中国社会主义国营工业企业管理》一书。在巨大的工作和精神压力下，爸爸突患严重的腰肌劳损，卧床不起。我已经懂事了，记得每天都有十来个中青年干部来家里，围坐床前，听爸爸口述，他们记录，经过数月，终于完成任务。书成后爸爸离开经委。那要人坚持要把他发放外地，经薄一波、谷牧的疏通，才勉强留京，派到化工部设计院。《企业管理》一书成为我国当时企业管理的指南，后来，又分别用俄、英文在国外出版。

1966年“文革”风暴袭来，一开始群众不明了主席要整刘少奇的意思，就把爸爸这些“已有问题”的干部揪出来斗。种种人格上的侮辱，使爸爸想不通。在经委接替我爸爸职务的梅行，是爸爸几十年的老友，他既有士大夫风骨，又侠肝义胆，能为知己两肋插刀。他不断替爸爸撑腰打气，先拉他上附近的回民小饭馆大吃一顿，然后一同鼓足劲头，上台迎接批斗。后来梅行因死保朋友田家英（毛的秘书），被关入政治要犯监狱秦城，一押十年。

1971年，我插队时去山西探望爸爸，他当时随单位疏散到那里。他窗前有一棵新栽的树，朝阳，树干挺直。他跟我说，如果他在这里终老此生，他要看着这棵小树长大成材。

1976年“文革”结束，77年爸爸复出。我考上了文革后第一批的研究生和留学生，准备出国。爸爸虽然被解放，而且再度受重用，但因“高饶事件”仍为党内遗留的唯一悬案，因此爸爸没有得到“正名”。他跟我说，如果人没有压力，那就会满天飞了。他详细地询问我在国外能做什么，怎么做，然后认真地说，只有在中国，他才能真正做出一些事情。我意识到，爸爸历尽政海劫波，之所以仍能从普通老百姓的角度去看问题，只因未脱学者本色。他不计较个人得失，又不受条条框框的约束，站得高，看得远，因此具有不同常人的远见卓识。

80年代初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到“经济工作为中心”，爸爸这样的党内学者才有了发挥才智的舞台。他陆续写下《扩大企业的自主权》、《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和《论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等重要文章，为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奠定了政策上和理论上的基础。别人在不同的文章各有论叙，我这里便不赘述了。值得一提的是，近来西方的一些学者已把中国现代的经济改革，与英国的工业革命相提并论，说它是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重大事件。

1987年，爸爸和人大代表团访美，我上华盛顿看他。在同行的路上，我们遇见一美国人汽车发生故障，导致数部行车停留，几人下车帮忙。爸爸问我这种情况是经常的还是偶然的，我说美国别的短处有，可助人为乐倒是蛮常见的。爸爸观察事物敏锐细致，甚至对外国的道德民风也如此。

80年代中，邓小平在接见印度议长之前，特地与参加会见的爸爸单独谈话，除了谈及其他问题之外，强调了他俩都是几上几下。爸爸对于宦海沉浮毫不在意，真正关注的是国计民生。他从自己的经济研究及政治经验出发，洞悉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注重经济改革的可操作性，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他的观点。例如84年和88年，经济两度发展过热，出现了通货膨胀。爸爸作为赵紫阳的智囊之一，力主冷却、压缩，84年赵采纳了爸爸的建议，稳定了时局。88年出于种种复杂的因素，赵未能采纳爸爸的建议，这对89年经济、政治有一定的影响，并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

宋平是爸爸在延安马列学院时结下的好友。宋平曾对我回忆：“你爸爸从前脸是白的，我们经常在延河里游泳。有一次赶上发大水，他被洪水冲下来，从此他就成了红脸。”爸爸因“高饶事件”落难之后，宋平是极少保持与爸爸来往的同志。“文革”中，虽然爸爸仍未解放，而基于彼此的信任与了解，两人结为亲家。后来却因世事纷扰，渐渐来往不多了。几年前，我和爸爸经过北河沿，那时北京还不像现在这样面目全非，他指着一处小饭铺的门脸说道：“刚来北京筹建计委时，宋平我们几个下了夜班，常到那里吃夜宵。”后来爸爸住院，一天夜半醒来，跟医生护士们说：“我要找宋平聊聊，有些问题还得同他谈一谈。”身处一个社会改革与转型的大时代，兼具学者与高干双重身份的爸爸，不得不在学术与政治、私交与公谊之间艰难地行进。爸爸，我知道你尽管不说，心中有时还是念旧的。

爸爸晚年久病，但始终对中华民族的前途充满信心。三年前，我们全家从美国回去探望，爸爸和我儿子隔代纵谈天下事，老少一拍即合。他对我们预言：二三十年后，中国会在国民生产总值上赶上美国。后我去北京医院探视，他思潮澎湃。虽然被护理人员扶着，他在地上来回踱步，激动地侃侃而谈：要从宏观的角度，从理论上进一步探索中国和第三世界，怎样走出一条与西方不同的现代化道路。这次我回来奔丧，见到国内经济持续高速发展，联想爸爸和其他几位已不在人世的前辈，披荆斩棘，创业维艰，为改革开放铺平了路。他们是为国家和人民立了大功的。

据家里人说，爸爸弥留之际，北京风雨大作，雷电交加，那是立冬时节少见的天气。他去世之后，北京十几天大雾迷漫。2007年11月7日的追悼会，除亲朋好友外，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该到的都到了。胡锦涛主席对我们几个子女说：“马洪同志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我个人很崇敬他。他一生坎坷，我们会纪念他的。”葬礼后，北京天开云散，我家所在的万寿路院里，天上地下，处处是喜鹊。我虽不迷信，也但愿这是一种吉兆，会给爸爸和他热爱的祖国带来祥宁。（责任编辑 萧 徐）

2008年第3期 袁振英——陈独秀的得意弟子　作者：李继锋　郭　彬

北京大学：新文化运动中的师生

袁振英与陈独秀第一次见面是在1917年，地点是在北京大学。他们最初的关系只是单纯的师生。那时的陈独秀已是声名满中国的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袁振英则是默默无闻却桀骜不驯的北京大学西洋文学系学生。但要论起进入北京大学的时间，学生却比老师要早了两年。

袁振英字震瀛，号黄龙道人等，出生于广东东莞县温塘村。袁姓家族是当地的望族，先人中以明朝末年的民族英雄袁崇焕最为知名。族人们建有“袁督师祠”。袁氏后人读书会得到“袁督师祠”的津贴。但对记事以后的袁振英来说，家族的官宦辉煌已经不再，只剩下了诗书传家的传统。袁振英幼年曾在父亲办的私塾接受中国的传统教育，他的父亲袁居敦中过秀才，以后一生就完全靠教私塾为生。袁振英生在这样并不富裕的家庭，可衣食并无匮乏之虞，他也能够安心向学。

1905年，对全中国的读书人是转折性的一年，延续千年的科举被废除了，读书、中举、当官这条路突然堵塞了。袁居敦收入锐减，为了生存，他决定到邻近的英属香港去讨生活。11岁的袁振英跟着父亲去了香港，先后在英皇书院与皇仁书院读书，接受了西式的教育。

袁振英是皇仁书院的高才生，但并不认同当时香港的主流文化。他既不喜欢已经成为商业社会的香港，也反感严厉而功利的西式教育。自尊心极强的他对英国人在香港表现出来的不可抑制的优越感，更是深恶痛绝，无法忍受。同时，他在皇仁书院读书时了解到无政府主义，对无政府主义者憧憬的理想社会情有独钟，改造不合理的中国社会是他坚定的信念。他把无政府主义称为“无治主义”，这个信仰几乎伴随了他坎坷的一生。因此，从皇仁书院毕业时，他做出了迥异于他所有同学的反常决定：返回内地，投考国立北京大学。1915年，他如愿以偿，进入北大西洋文学系。而这一年，陈独秀在上海办起了《青年杂志》，开始了新文化的启蒙。因为《新青年》杂志，他一跃而为中国思想界的明星。

1917年，当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第9天，任命陈独秀为文科学长。《新青年》杂志也从上海迁到北京。民主和科学，是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公开亮出的武器。北京大学成为席卷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狂飙的中心。

奇怪的是，这位声名大振的文科学长一开始却没有给袁振英留下好印象。当时的袁振英甚至对陈独秀的学术水准很有怀疑，他后来这样写道：陈独秀“根本不懂得教育为何物，绝对没有教育经验。陈独秀听说曾到过日本，但他读过什么书，得过什么文凭和学位，都没有人知道，他也没有什么专长，只会作些政论罢了”。

围绕一位任课老师的聘用，性情刚烈的袁振英还和陈独秀发生了冲突。袁振英晚年详细描述了事情的原委。当时，陈独秀聘用的一位英文老师刚从日本高等师范毕业，年纪很轻，陈独秀便任用他来教北京大学英文学系的毕业班。这让学生们感到吃惊与气愤。袁振英写道：“我们中国国立北京大学是与日本帝国大学同级；我们中国的国立高等师范也是与日本的高等师范同级。中国高等师范毕业生从入北京大学还要从第一年级起读；日本高级师范毕业生如果要入北京大学也要从第一年级读起，因为中日两国常常也会交换教员和学生的。所以陈独秀任用一个日本高师的毕业生来教我们北京大学英国文学系毕业班的英文，这简直是国家一种耻辱。”袁振英当时正好是班长，副班长是后来写《马克思传》的李季。他们直接找到陈独秀申诉，并声称：“假如他不赶走那一个教员，我们只有不上课”。学生们不惜罢课的警告，使得性情刚烈的陈独秀难堪而无奈，最后只得顺从了学生们的要求。从此，他对这位英文优秀、思想激进、性情倔强的袁振英有了深刻印象，但他没有因此歧视这个学生，反而给他机会，让他成了自己主编的《新青年》杂志投稿人。

《新青年》杂志：主编与投稿人

袁振英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一篇译文，题目为《结婚与恋爱》，这篇文章是美国女无政府主义者高曼女士写的，文章批评没有爱情的婚姻，指责与抗议男性在社会与家庭里对女性的歧视与压迫。这篇文章载于1917年《新青年》杂志第三卷第五号。当时能够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的学生凤毛麟角，袁振英甚至自负地说：“学生中亦我一人”。他的英文水准与激进的思想令他的两位老师胡适与陈独秀刮目相看，胡适还给袁振英上过英文课。这两位老师的赏识让袁振英近水楼台先得月，他也因此和陈独秀、《新青年》结下了不解之缘。

袁振英在北京大学求学的时期，发表的最有社会影响力的文章是《易卜生传》，这篇文章也可以说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易卜生传》发表于1918年6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四卷第六期上。这一期为“易卜生专号”，里面除了袁振英的《易卜生传》，还同时刊载了胡适的《易卜生主义》，罗家伦、胡适等译的《娜拉》，陶履恭译的《国民之敌》，吴弱男译的《小爱友夫》连载。这也是陈独秀创刊《新青年》杂志以来第一次以个人为主题来组稿出版。

这档专号出自北京大学教授胡适的策划。直接导致易卜生专号出现的触发点是当年昆剧突然在北京盛行开来，昆剧的内容依旧是传统的伦理观念。新文化阵营的人们对此有所不甘，胡适便想到用易卜生的话剧来对抗。鲁迅在十年后写的文章通过引用日本学者的文章对此事留下了赞赏性的记载：“民国七年（1918）六月，《新青年》突然出了《易卜生号》。这是文学底革命军进攻旧剧的城的鸣镝。那阵势，是以胡将军的《易卜生主义》为先锋，胡适罗家伦共译的《娜拉》（至第三幕），陶履恭的《国民之敌》和吴弱男的《小爱友夫》（各第一幕）为中军，袁振英的《易卜生传》为殿军，勇壮地出陈”。

“易卜生专号”的发表使得当时的中国人开始关注起挪威伟大戏剧家易卜生。易卜生是19世纪欧洲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欧洲现代戏剧的创始人，“社会问题剧”的开创者。他是西方文坛上继莎士比亚和莫里哀之后出现的第三座戏剧高峰，有“现代戏剧之父”之称。

正在挑战中国传统伦理的陈独秀与胡适需要得到易卜生这个挪威人的帮助，在新文化运动初，易卜生的戏剧与思想对于消解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禁锢、树立男女平等的新观点以及唤醒国人的个性与自主意识等发挥了特殊的启蒙作用。

在胡适策划“易卜生专号”的时候，他的学生袁振英当时正在着手撰写毕业论文，胡适便建议他以易卜生为题，袁振英接受了老师的建议，开始寻找并翻译与易卜生相关的资料，用英文撰写易卜生传记。这个论文题目非常对袁振英的口味，他和陈独秀、胡适两位老师一样藐视中国传统礼教，直到晚年，他依旧称孔子是孔老二、孟子是孟老三，赞同全盘西化。胡适、陈独秀在那个时代已经是激进的象征了，可他们的这个学生比老师还要激进许多。他追求的目标不只是个人的自由与独立的人格，还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理想。在传记的写作中，易卜生日渐成为他推崇的英雄，极表钦慕与赞美。在他的笔下，“易氏虽为一有名之大剧曲家，然亦一大革命家也。”他高度评价传主的思想与为人：“易氏之新思潮，如好花怒放，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果敢无伦，前人之不敢言者，彼乃如鲠在喉，以一吐为快；发聋振聩，天下为骇，此氏所以有‘惟天下之最强者，乃能特立独行’之语也。”

在胡适和陈独秀正式决定推出易卜生专栏以后，袁振英就忙着把英文写完的易卜生传翻译成文言文，胡适与陈独秀因为忙于出版，再三催促，袁振英匆忙之下没有译完，就只好把翻译好的一部分浓缩成《易卜生传》登载出来了。

易卜生的作品与思想很快引起了城市青年学生的兴趣与共鸣。袁振英后来对五四时期与易卜生的这种共鸣做了清楚的说明：“易卜生是一个少年的思想家，适合于现代的新思潮，……中国的恶社会底势力，还是很大，不知有多少的青年人，做他的牺牲，易卜生主义实在是:战胜这种万恶的环境的很好的工具。”娜拉的形象印在了众多女性的脑海里，而“惟天下之最强者，乃能特立独行”这句话也成为众多追求独立思想与人格的年轻人案头的座右铭。1918年8月10日，远在南国广州的《广东中华新报》特地转载了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和袁振英的《易卜生传》，文末附有编辑写的感言，题为《冷观附识》，他在文中写道：转载胡、袁两位的文章，“以博读者之欢迎，抑亦记者同情于文学改良思想之表示也”。

1920年2月22日，广东“新学生”社将袁振英的《易卜生传》单独成书出版，已经离开北京大学的袁振英为新刊的《易卜生传》写了题为《近代戏剧大家易卜生传序》，序中，他回忆了成文与成书的经过。他这样写道：“新学生把我这篇旧作，印成单行本，作他们的增刊，是我很赞成的。因为易卜生的生平和著述，不仅可以作我们‘新学生’的模范，并可以针砭我们中国旧社会的‘旧学生’！”

袁振英编撰的《易卜生传》是用中文撰写的第一篇易卜生传记。他不仅是中国研究易卜生的第一人，也是中国近代戏剧理论研究的拓荒者之一。1919年2月出版的《新青年》杂志第六卷二期上，袁振英用笔名“震瀛”翻译了美国人撰写的《近代戏剧论》。这一贡献也就是日后袁振英自诩为“五四运动急先锋”的底气所在。而他另外的一个自我评价是“共产主义马前卒”。如果说成为五四新文化的急先锋只是他间接的得到了陈独秀的帮助，而化身为共产主义马前卒则完全是陈独秀一手促成的。

上海：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同志

1920年7月，袁振英从海外游历归来，路经上海，并遇上了陈独秀。当时的袁振英与老师陈独秀已经长达两年没有见过面。

陈独秀离开北京大学以后，思想日益激进，从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1920年初，他到上海以后正在忙着组建中国共产党。而离开北京大学的袁振英远赴广东、香港、南洋，远离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但他仍然为他的社会理想而奔走活动。为了反对日本的对华侵略，他参加了“广东省游东记者团”到日本、朝鲜、台湾等地从事宣传活动长达数月，直到1920年7月，袁振英等才返回上海。在上海与陈独秀的相见使袁振英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最早的推动者，他直接参与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并因为担任《新青年》杂志“俄罗斯研究”栏目的主编而在介绍苏俄与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成就斐然。

晚年的袁振英这样写道：“回国经沪见到了陈独秀。他要我帮忙他组织了共产党小组。”陈独秀为什么请袁振英协助他，有诸多原因。其一是袁振英不仅是他的学生，也是知名的无政府主义者，陈独秀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袁振英与无政府主义的渊源。那时候的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都属于激进的社会主义者，都对俄罗斯的十月革命表示欢迎与支持。来自共产国际的代表维经斯基等极力促成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合作，并要在上海成立社会主义者同盟。陈独秀当时与无政府主义者是盟友，袁振英可充作他与无政府主义者的桥梁。其二是陈独秀要借助于袁振英的英文，因为陈独秀当时与国际上的社会主义者来往频繁，让英文很好的袁振英做翻译非常合适。其三，陈独秀考虑将《新青年》从北京迁到上海出版，但杂志遭遇主题转型与文章匮乏的问题，他需要既会写文章，又熟悉社会主义理论的人协助他办好《新青年》杂志，而袁振英正是合适的人选。

袁振英回忆当时的上海共产主义组织时给予后人一个令人诧异的描绘。他这样写道：当时上海的共产党组织中“有许多外国人，不过地点是在‘中国’罢了”。在他的笔下，上海的共产主义组织是一个国际性的组织，有各国人士加入。成员除俄国人外，还有朝鲜人、日本人、中国人、印度人和英国人。袁振英的描述显然和参与建党的其他早期党员的回忆有相当的差异。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差异呢？这和袁振英当时特殊的角色有关，他因为英语能力，可以直接和各国社会主义者交流，并充当陈独秀与他们之间的翻译。同时，他是《上海俄文生活报》的英文译员，另外他还担任了《新青年》杂志俄罗斯版的编辑，这三项工作使得经常与外国的革命者接触与合作，因此对共产党组织萌芽时期的情况有着最直观的了解与印象，这种印象在他的脑海里一直强烈而深刻。可惜他这种印象一直没有研究者予以特别的注意，尤其是强调中国共产党建党的本土性以后，他的宝贵的片言只语更被自觉不自觉的遮蔽了。如今他的回忆可靠性得到了新发现的苏联档案的证实。

当时的上海是苏联共产党与共产国际推展东亚共产主义运动的秘密大本营。而这个大本营的所在地便设立在袁振英时常进出的《上海俄文生活报》报馆。《上海俄文生活报》社址即为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所在地

袁振英是经陈独秀推荐进入《上海俄文生活报》报社的，他充当的是英语翻译员。这份工作让没有正常收入的他有了份不菲的报酬。《上海俄文生活报》是1919年9月21日创刊的。1920年2月，苏联共产党官员以5000美元买断，自此以后，《上海俄文生活报》就成为一份有着充裕资金的布尔什维克报纸了。1920年5月，维经斯基按照上级指示于5月在上海组建了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以后，《上海俄文生活报》便很快成为该处拥有的重要俄文报刊，维经斯基的公开职业便是《上海俄文生活报》编辑。当时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下辖三个部：下设中国部、日本部和朝鲜部。当时，共产国际的干部与远东的革命者在这家报馆频繁出没，袁振英也是其中的一员。无意中的他已经深入到了远东共产主义革命风暴的心脏。

从1920年7月到上海，到1920年12月离开上海赴广东，5个多月的时间里，袁振英异常的忙碌，也非常的专注。他要为陈独秀充当翻译，要担当《新青年》一个新办栏目“俄罗斯研究”的主要编译者，要为《共产党月刊》与《劳动界》撰稿，还要为《上海俄文生活报》提供英文译稿，参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担任外国语学社的英语教师。此外，他还曾远往武汉争取另外一个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恽代英加入共产党组织。劳累的他后来甚至感慨道：陈独秀“民九”在上海组织共产党小组，也要我帮忙一切。实际上只有我们俩！这句感慨显然太夸张了，但用在复刊以后的《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出版上倒是名副其实的。

《新青年》杂志随它的创办者陈独秀从北京迁到了上海。迁到上海以后，这家中国最知名的启蒙杂志正在发生巨大的转变，转变涉及到编辑方式、经费与政治倾向。1920年9月，陈独秀将5月以来处于停刊状况的《新青年》复刊。复刊后的第1号，即第8卷第1号开始，该刊实际上成为上海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机关刊物。在复刊号中，登载了陈独秀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宣言《谈政治》一文。复刊中还开辟了介绍俄国革命的“俄罗斯研究”专栏。这个重要的专栏，陈独秀交由袁振英主持。

对于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苏俄，当时人们不是赞扬就是反对、不是喜欢就是失望，对这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社会政治试验既充满期待，又有着莫名的恐惧，总之，很难做到平静。作为俄罗斯的邻居，中国人对新苏俄也观感复杂。袁振英致力于把社会主义的苏联实况介绍到中国来，以正视听。因为远离了北京大学，《新青年》杂志的稿源匮乏，为了填空，袁振英自己翻译了大量介绍苏联的稿件登载，占了新青年杂志的相当篇幅。这点，袁振英自己留有记载：“……因为当时‘新青年’的赤化已现，‘北大’一班教授已不敢投稿……所以我便不能不多翻译一些美国共产党机关报‘苏维埃俄罗斯’周刊的稿件。”

这种内容上的剧烈变化引起了《新青年》杂志某些社员的强烈不满。袁振英的英文教授胡适尤其不满，他抱怨说：《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汉译本”。袁振英的大量翻译文章都源自此刊物。另外一位北京大学教授钱玄同给胡适写了一封私人信件，清晰地表明自己对这种变化的无奈：“《新青年》若全体变为《苏维埃俄罗斯》的汉译本,甚至于说这是陈独秀、陈望道、李汉俊、袁振英等几个人的私产,我们也只可说陈独秀等办了一个“劳农化”的杂志,叫做《新青年》,我们和他全不相干而已,断断不能要求他们停版？”

“俄罗斯研究”中的文章让中国最早期的共产主义者第一次能够了解到俄国革命的真面目，同时能够读到列宁、托洛茨基等布尔什维克领袖的文章。袁振英不仅编辑了这些文章，而且他本人就是栏目最主要的译者。八卷第四号（1920年12月1日）上十一篇文章全是袁振英一人翻译。第五号第六号两卷翻译了四篇占了一半。事实上，没有他辛苦而高效的翻译，这个栏目肯定难以为继。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写作习惯：“我平生作文不起稿，写得文潦草，不成字，因为自少读西文，不懂得中国文字！”他在文革后期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中曾强调了这一点，他写道：“苏维埃、俄罗斯研究一部门的稿件差不多完全是我的稿件，只有一个留俄华工杨明斋能够翻译些俄国的工农生产的字数，因为也不懂得理论。”

袁振英一生用过许多笔名，这段时间，他用得最多的就是“震瀛”，取振英的谐音。袁振英那时专心工作，写文章很多，也很快。他曾经用唐朝诗人李白来打趣：“李太白所谓：‘日试万言，倚马可待’，也不是一件难事！好不好是另一个问题！”

广州：中学男女同校风波

1920年底，陈独秀与袁振英从上海来到了广州。他们当时都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袁振英对这次回广州，最初的态度并不积极，当时，他正把精力专注在《新青年》杂志“俄罗斯研究”栏目的编辑和文章的译述上。对两人南下的原委，袁振英后来在回忆中写道：“‘民九’（1920）粤军入粤，赶走了莫荣新（桂系）。孙中山先生要我担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校（广雅）校长。我因为上海的工作重要，不肯回来。后来陈炯明又要陈独秀来粤担任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职。俄国的同志也要来粤，想解决‘联孙’和‘联陈’的问题。他们都不懂广州话，要我传话，所以便一齐来到广州。”显然袁振英回到广州是要出任广东省第一中学的校长，并担任共产国际代表的翻译。陈独秀出任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同时他的另外一个使命是创建广州共产主义小组。袁振英后来也成为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但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广东省第一中学的管理上。1921年1月，袁振英正式出任广东省第一中学校长。

广东省第一中学就是如今的广州广雅中学。它有着百年历史，被誉为“中国近现代教育史活的见证”。在这个中学担任过校长的有梁漱溟等知名学者，在历任校长中，袁振英任职时间最短，只在校长岗位上干了短短几个月，但血气方刚的他却因为率先招收女子插班生，实行男女同校，从而在校史上留下了绚丽的一页，同时他的这个举动被铭刻在中国教育史上。对这件事，广雅中学校史上有这样的评价：“是为该校有女生之始，亦开广东省中学男女同校之先声。”

民国成立之后，实行全国小学男女同校。自此以后，升入中等学校的女生日益增加，为数不多的女校已经无法满足女性接受中学教育的要求。从美国留学回来的陶行知便针对这一现象指出：“现在小学女毕业生一天多一天，一部分是一定要升学的。若不许男女同桌吃饭，就须另外为女子开一桌饭。既不为女子另外开饭，又不许男女同桌吃饭，是不是要看她们饿死呢？”他呼吁普通的中学应该允许女生进入就读。但因为社会风气未开，中学男女同校一直没有进展。

袁振英出任校长时，年仅27岁。他一直密切关注着女性的命运，始终认为没有爱情的家庭是一种妨碍人发展的桎梏与束缚。他自己极端主张自由恋爱，而反对包办婚姻。他常说的话是，宁要没有婚姻的恋爱，绝不要没有恋爱的婚姻。他曾在报纸上公开申明，放弃父亲给他订的婚姻，他自己认识了一位叫黄式坤的新女性。这位新女性是学医的，很早就成了职业女性。后来他们一起到法国留学，经过数年的执着追求与甜蜜的恋爱以后，在1924年终于结成夫妻。显然，袁振英是一位思想开明进步且血气方刚的青年校长，他实行中学男女同校不是偶然，更不是一时心血来潮或者赶时髦之举。

开先河的行为必然引发与主流传统的强大冲突，在当时的中国，包括被认为接受西方影响较早的广州，男女之间授受不亲的传统积习仍依旧根深蒂固，让男女中学生同校共读对绝大多数士绅来说，就意味着对少男少女出现有伤风化的行为开了绿灯，他们担忧实行男女同校的中学将成为道德沦丧的渊薮。不满袁振英办学理念的反对派对这位思想激进的新校长列举了十大罪状，袁振英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时曾写道：“我在‘省一中’招收女生，许多卫道的先生们投匿名信来恐吓我，说什：‘败坏中国封建宗法以及孔老二的礼教，要飞剑取我头’，更有公言宣言，宣布我‘十大罪’。”

在十大罪状中，有两条涉及关于他和女生之间的问题，当时也是最容易激发众怒的话题。反对者列举的罪状之一是说袁振英在广雅书院“无邪堂”专门约来数十名女生举行演讲及茶会！这个指责不仅暗示袁振英对女生心怀不轨，而且还发生在“无邪堂”这样本应纯净无邪的地方。但这个罪名完全是捕风捉影，是莫须有的陷害。对此，袁振英专门做了解释，他说：“一切男女同学问题，我常在大礼堂对男女全体学（生）演讲，用不着向女生特别演讲，不许男生来旁听！”另外一条罪状是指称袁振英招收女生入学的动机和目的就是为自己选未来的妻子，是见不得人的、卑劣的“择妃主义”。这个罪名没有提出任何事实上的证据，而完全是想当然的猜测，真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了。这样的罪名提出来让袁振英只有苦笑，面对这根本是主观臆断的中伤，袁振英后来嘲讽地解释道：“虽然我当校长的时候只有约廿六岁，还没有结婚，但我绝对不会同一个初中女生来结婚。因为当时只招旧制中学一、二、三年级女插班生。同时，我的爱人在市立医院已经做了医生几年了，我也认识她几年了！”

袁振英在孤军奋战，只有广东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是袁振英最强有力的支持者与后盾。那段时间，陈独秀常到广东省第一中学去作讲演以示支持。当袁振英的男女同校的设想遇阻时，他立场坚定的支持袁振英的大胆设想，为了化解阻力，他建议袁振英去找广东省教育会长汪精卫，寻求这位会长的支持。听从陈独秀建议的袁振英到汪精卫家里拜访，请求他支持在广东省一中实行男女同校。时任广东教育会长的汪精卫在二十年代初还是思想比较新潮的人物，但就是这样的“时代精英”，当时也觉得实行中学男女同校的时机尚不成熟，认为袁振英的计划操之过急，而且含有风险。他给出的理由是：“大学生性情已定，小学生不知不觉，尚且可以男女同校，而中学生性情不定，不宜男女同校。”汪精卫担心处于青春期的少男少女处在一校会在男女生交往上出现难以预料的问题。事实上，汪精卫的担忧在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倔强的袁振英并没有收回自己的意见，他竭力在汪精卫面前阐释实行中学男女同校的理由。袁振英给出的理由是这样的：“高小学生同初中学生相近，高三学生同大学一年级学生也相近，小学、大学可以男女同校，中学也可以。我提出一切学校都应该男女同校，不分男女都可以读小学、中学和大学。你反对中学男女同校，实际上不就是反对各县之女子进中学读书了吗？各县哪有那么多女子中学呢。”由于袁振英冲动而强硬的语气，当时的气氛很是严肃甚至紧张，两人之间已经不是谈话而是如同辩论。但最后被说服的是汪精卫。

袁振英在广东省一中实行男女同校成为轰动广州的一件大事。虽然反对者给了他十大罪状，甚至想将他置于死地。不过赞成者也颇不乏人。在广东省一中开始男女同校以后，广东的妇女组织——广东女界联合会随即在2月间发起了男女同校运动。

1921年2月27日，广东妇女界的领袖们举行集会，她们一致认为广东省一中的袁振英校长已经着手添招女生，以前视为禁区的男女同校问题已经被打破了。但妇女界领袖伍智梅表示不能满足于此，在会议上她进一步表示：“今日高师虽有女生，一中虽招收女生，但今日所讨论的，是一般学校，不是一二间显赫小有几个女生，我们便觉满足。”她提醒到：“至一中招女生，不过由袁校长一人主张！”妇女界想把广东省一中的个案普遍化，决定为了中学男女同校问题向省长发动请愿。要求省长命令各校一律开放，使妇女们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陈炯明省长在听取请愿代表阐释的理由以后，表示同情这种运动。代表们又追问，政府的男女同校的命令什么时候可以宣布。陈炯明省长说：此事由教育委员会布告。代表们认为要表达郑重的态度，最好由省长亲自署名布告，陈炯明也答应了。由于陈炯明的首肯，汪精卫的同意，加上陈独秀的具体操作，广东省教育委员会于1921年3月23日决议在全省中学开放男女同校，广东省第一中学男女同校的模式推广到全省中学。中学男女同校在广东终于合法化了。著名的广州执信女子中学也随后实行男女同校，招收男生插班生。

在任校长的那几个月里，袁振英全力以赴，在文章创作方面没有在上海那段时间那么高产，在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内的活动也略显沉寂。除了招收女插班生，实行男女同校的大胆改革，性格严肃而认真的袁振英还着手强化学校的校风校纪的管理，但结果却因此而激成了一次让他心灰意冷的学潮并最终被迫离职。

广东省第一中学本来是桂系军阀所把持控制的，学风非常腐败，学生常常不遵守校规，新上任的袁振英认为非严办不可。当时正好有一学生在晚间自修时间，还在湖中泛舟，级主任看见，叫他回去自修，但他不但不服从，反而张口谩骂。袁振英得知以后，叫工友把那个学生叫到教务处教育，但这个学生仍然没有悔改之意思，仍继续谩骂。袁振英和他的同事都觉得这个学生既不守校规，又不服从师长，反而谩骂，应该给以惩处。当时便呈报了陈独秀主持下的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会合议之后，给予那位学生开除学籍的严厉惩罚。但这个学生家里很有势力，他召集了许多年纪大的学生，压迫年少的学生，集体向教育行政委员会请愿，要求恢复自己的学籍；但教育行政委员会不许，风潮便闹大了。最终广东教育行政委员会顶不住学潮的压力，强悍的陈独秀也无可奈何，袁振英作为当事人更感到心力交瘁。他后来坦承自己没有负责任的臂膀，只是个书生，做不了行政职务。在难堪困窘之际，正逢广东省府派遣一百名公费留学生入法国里昂大学，心灰意懒的袁振英决定辞职，前往法国里昂大学博士院深造。当袁振英出国之际，广东省第一中学的全体女生怀着感恩的心集体写信给行将远赴法国求学的袁振英校长，向他深深致谢！她们感谢这位年轻而勇敢的校长实行男女同校，让她们得到求知深造的机会，让她们得以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对任职不久的袁振英，这封信是极大的安慰。

据统计，1921年，率先实行男女同校的中等学校除广东省立第一中学外，后来还有广州执信中学、北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湖南岳云中学。继小学和大学后，女子在中等学校终于开始获得了与男子享受同等受教育的权利。中学男女同校是袁振英与陈独秀最后一次成功的合作。

留学法国：悄然的分手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正式成立。当时陈独秀忙于广州教育行政委员会的工作，没有参加中共一大。袁振英忙于准备到法国里昂留学，也没有参加。此后，他去了法国留学，从此与陈独秀及共产党不再有组织上的联系。

对袁振英脱党的原因，有不同的解释。日本劳动年刊认为他是因为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而退出。还有的认为袁振英在留学以后热衷做学问。但袁振英自己的解释有两条，一条是他深受无政府主义强调自由的影响，适应不了中国共产党严格的纪律；第二条是陈独秀个人的缘故。尽管他与陈独秀有师生之谊，又有密切的工作关系，但他对陈独秀作为一个政党领袖的前景并不看好。他解释自己退出共产党的理由很简单，只是不喜欢陈独秀，不愿意跟陈独秀走，到广东以后除了做翻译，就没有在党务方面有过什么活跃的表现，他自己承认：“我自从做了‘省一中’校长以后，因为事忙，便与他完全脱离关系。”他对追随陈独秀到广州以后的活动情况叙述极少，而且广东方面也很少有人回忆到他在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内的具体活动。

袁振英对陈独秀缺乏内在的尊敬，最大的原因是道德方面的。在特别重视道德水准的袁振英眼里，“陈独秀是一个不道德主义者”。他在北京大学时就听说陈独秀打茶围、找妓女，“我后来又发现陈独秀另恋小姨，把妻子置诸脑后，所以弄到儿子延年、乔年等衣食无着，更无法读书，迫得到法国勤工俭学去了。”他对陈独秀在经济上的有些做法也抱有不满。多年以后，他仍然愤愤地写道：在上海那段时间，“我的薪水只支回一百元稿费，其他一切任务都是义务的，可是陈独秀还要扣除我每月廿五元膳宿费（一半是宿费）。其实机关的房钱已经由公家付给，陈独秀的扣除谅又是入了私囊。因为陈氏又爱上了小姨，费用越发多了。当时又生了一子一女。”

1924年，袁振英从法国留学回来以后，在广东大学担任教授。北伐战争开始以后，他到武汉担任武汉中央军校教官，与恽代英等共事。在武汉，他与当时担任共产党总书记的陈独秀在不同的场合见过几次面，但只是客套的叙叙北大师生旧情，而不再是工作伙伴和亲密同志了。解放后，袁振英经周恩来总理介绍任广东省文史馆馆员，1979年因病去世。

（责任编辑 萧 徐）

2008年第3期 我们连里的七个“反革命”　作者：利　川　津　津

1967年12月8日，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人生转折点。这一天，我们怀着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困惑和经风雨见世面的崇高理想，从北京奔赴北大荒。这一年，我们十七岁。

我们在北大荒一待就是六七年，同去的知青有的待了十来年，还有的扎根当地，直到今天。我们在那片神奇的土地上奉献了青春、汗水甚至生命，张扬了理想与狂热，度过了百般磨难的蹉跎岁月。每每回忆，都充满眷恋与遗憾、亲切与怨恨相互交织的复杂心情。

在那一页页的回忆中，常常袭上我们心头的，就是我们连里的那些“反革命”。真的，而且还不少，就在我经历的六年中，前前后后一共出了七个。

俗话说，“天高皇帝远”，远离北京数千里，那种令我们有些厌倦的文化大革命的火药味淡了许多。没有武斗，也没有造反派组织。但是，在那个“突出政治”、“警惕阶级斗争新动向”、“上纲上线”的年代，哪个地方可以逃脱厄运呢？是啊，只要你有点个性，或者一不留神，就会带上这个可怕的光环，让你的命运就此改变。

我们还是一个一个地介绍吧。

第一个，遗留的反革命：王廷举

我们被分配在绥滨农场第三生产队，后来改为建设兵团时叫九团八连。不久的一天，连里安排我们在连部附近挖土，和我们一起干活的是一位老职工（我们对知青来之前的农场职工的称呼），叫王廷举。什么？！“王连举”？！我们都笑起来，谁都知道，王连举是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里的叛徒，他俩就差一个字。连里领导说，你们别笑了，王廷举就是反革命，还是现行的。你们要好好监督他劳动。

我们警觉起来，阶级斗争的“弦”一下子绷紧了。

“现行反革命”看起来三十来岁，怎么当了反革命呢？在北京搞文革时，我们见过不少“反革命”，也亲自斗过“反革命”，所以并不觉得神秘。一边干活，就一边与王廷举聊天，加上以后侧面打听，才知道了这个“反革命”的来历。

原来，在那个处处都是“红海洋”的时代，人人都必须有一本红宝书——《毛主席语录》。这是一个政治道具，早请示、晚汇报、开会、学习甚至吃饭都离不开它。一次，王廷举漫不经心地翻看这本小书，并且拿支笔随意写划着。他想起毛泽东的诗句“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就试图把他写下来。但他文化水平不高，写到“四海……”就不知道“翻”怎么写了，写成了“反、反、反……”，倒霉的是，他接着写了诗句作者的名字：毛泽东。连在一起，成了一句典型的反革命言论。

这还了得！王廷举理所当然地成了现行反革命。他面临的，必然是调换工作（只能干“黑五类”干的活）、监督劳动和无休止的批斗……

王廷举毕竟是我们到农场之前的“反革命”，而下一个，是我们亲身经历的，并且居然是我们知青中的一个。

第二个，写“反标”的北京女知青

记得是到北大荒的头一年，一天早上起来，发现连部附近熙熙攘攘，有些异常。女生宿舍外墙上发现了“反标”！听到这个消息，不禁心头一沉。好家伙，阶级敌人如此猖狂！当听到“反标”内容后，更是大吃一惊，居然写的是——“毛主席万碎”。

什么人如此胆大？是我们连的，还是过路的？是思想反动，还是精神失常？大家小声猜测着。

连队马上紧张起来。领导将全体人员（包括老职工和知青）集中到操场上，需要核对笔迹，以此查出这个写反标的人。我们排起队来，一个一个地在指定的纸上写下指定的字。

很快，没有怎么费事，写反标的人就被查出来了，结果让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竟然是陆岫罄，我们一起来的北京知青！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谁也搞不懂，一个根红苗正在“毛主席身边”长大的十七八岁的女知青，干嘛要干这么一件不着边际的事情？但是，毋庸置疑，这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行为，需要立即专政。

批判会，认罪，调换工作，监督劳动……也许是实在找不到她的反革命阶级根源，不知什么时候，她调到另一连队，可能压力会小些吧。

现在想来，在那个红色恐怖年代，政治紧张度极高，一边是造神运动、狂热崇拜，一边是战战兢兢、诚惶诚恐、生怕碰到高压线，许多人为此造成巨大心理压力，陆岫罄也许就是一种强迫症的表现吧。

第三个，因为受批判，他卧轨自杀了

从政治标准来说，如果把罗北知青李震算作反革命，他并不够格。因为，像他这样做过错事、说过错话、挨过批判的多了去了，但是，他自杀了，卧轨，这就成了一件大事。

1969年6月农场改为建设兵团后，我们部分男知青经过政治审查组成武装连队，并于10月份开进兴安岭打山洞。准确地说，是与解放军工程兵一起，开凿国防弹药仓库。

对于我们豪情万丈的知青来说，这可真是放飞理想、考验意志的浪漫而又艰苦的工作啊。在这个叫做“苔青”的山沟里，我们流过汗，受过伤，牺牲过我们的战友。但是，不应该的，是另一种死亡，李震的自杀。

李震是罗北知青，在我们看来，怎么能算屯垦戍边的知青？因为罗北就在我们附近一两百里地儿，不过从家门到家门，不像我们才是远赴边疆呢。

那个年月，斗私批修是必修课，一点事也要“上纲（阶级斗争为纲）上线（毛主席革命路线）”。做点好事都是学习毛选、政治挂帅的结果，作了坏事都是资产阶级的腐蚀。

1970年冬天里发生了一件现在看来很小的事情：记不清是谁的手表丢了。那时没有几个人戴手表，一来是整个社会都物质匮乏，何况我们在山沟里；二来是戴手表显得有点资产阶级。所以，丢手表也就成了大事。

山沟里只有我们的连队，与打山洞的兄弟连队来往也不多，进来个人都稀罕。所以，并不难查。记不起有什么证据，查来查去，查到了李震头上。

这下完了，大会斗，小会批，查三代，挖老根。连里正愁没有大批判的活靶子，阶级斗争搞得不活跃呢。李震当然压力巨大，无法抬头。

一天早上发现，李震不见了。我们赶紧分头去找。山凹里，除了我们架起的棉帐篷营地，一片大雪茫茫，他能上哪里去呢？我们首先沿着山下的铁路线，各站去询问。又有人报告，有一行新脚印一直延伸到山那边，一个排长立刻带人踏着深雪追上去了。

我当时在连部任文书（还是连队团支部书记），紧张地配合连领导分配任务，搜集情况。大约深夜两三点，有铁路局电话通知，在附近车站发现一具尸首，男性，是卧轨被火车压死的。我心头一沉：也许就是李震！一分钟也未耽搁，我们一路乘着临时借用的卡车来到火车站认尸。一路上，我的心像冬夜一样冰冷。

结论不需再说了。李震，我们同为知识青年，是一个连的兵团战友，为了一只说不清的手表，我们分成了“先进”与“落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革命”与“反革命”。在我们都积极地参加“兴无灭资”、“斗私批修”的运动时，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毁灭了。

第四个，萧东北，也是笔误

同样是在“苔青”沟里打山洞的时候，事情好像静悄悄地发生了。有一天，萧东北来找我，说：我要下山了。他也是北京知青，第二批来到我们连的。人很内向，干活很卖力。我看他沉着脸，灰溜溜的，就问：为什么？他跟我讲起了原委。

原来，他出了重大的政治问题，在一张纸上写下了“毛主席著作——黄书”等字样。至于这些字怎么跑到一块去了，连他自己也说不清。好像是在一次学习会上批判大家“黄书”（那个时候所有描写爱情的都是黄书），他在做笔记，写着写着，把“毛主席著作”和“黄书”连在了一起，就成了一句反动话。还好，也许是私下发现的，没有上报，躲过了批斗。但是，光荣的知识青年是当不成了，尤其还是在开凿备战弹药仓库。

紧接着，他回到山下连里办了回京手续。也算歪打正着吧，在我的印象中，他是最早回城的知青之一。以后，这件事如何影响着他的命运，我就不得而知了。

第五个，有知识、有思想的“反革命”

我们尽管在文革发动一年多就到了北大荒，但文革仍然是我们最关心的政治大事。记得刚到连里没多久，因为私下议论对“中央文革小组”的不满，被领导找去谈话，这还属于善意地劝阻。

杨惟谨就不同了。她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北京钢铁学院著名教授，有点个性孤傲。我们下乡知青那时自发组织了“学马列小组”，经常在一起交流思想，交换书籍。在当时政治背景下，我们自认为还算有个性了，但杨惟谨的话仍叫我们觉得大胆。她说，林彪说毛主席“五百年出一个”是不对的，说毛主席比马恩列斯还高也是不对的。林彪摔死前，全国人民每次吃饭前，都要手摇语录本高呼“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令人惊诧的是，杨惟谨在饭前敬祝仪式上，居然说“敬祝包子万寿无疆”，因为那顿饭吃包子。这些话在当时，堪称另类了。不过，这些虽已成为坊间奇谈，知青中并不太当回事。

“平时开玩笑，运动当材料”。这句政治格言名不虚传。大约是一九七零年冬天，团部政治处到我连开展“捍线（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保权（保卫无产阶级革命政权）”学习班，在学习、讨论、揭发、批判中，政治处领导知道了杨惟谨的言论。终于，一个新的“反革命”被揪出了。

直到今天我们还为此内疚：我们都参加了对杨惟谨的大批判会。居然敢于贬低毛主席，攻击林副主席，有思想，有言论，罪名是货真价实的。最可深挖的，杨惟谨有个“软肋”，她出生于香港。这可不是什么好事，甚至马上可以联想到“反动”、“特务”。我还记得我当时引为得意的大批判词：“从杨惟谨出生一睁眼，看到的是米字旗，乘坐的是花旗舰，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港货。”可见“文革”大批判风格一斑。

马上，杨惟谨不再当农工了，她被派去烧锅炉。这个今天需要专业审批的岗位，不知为什么那时却当作惩罚性的工作。以后，这个有思想、有知识的教授的女儿，因为不能返城，只好委屈地与当地老职工的儿子结婚了，以后也就丧失了返城回京的政策照顾。后来，听说又离婚回北京了。再后来，改革开放给了她最后的机会，远渡重洋，去了美国。

第六个，可爱的车老板，上吊了

“快来人哪，樊庆远上吊了！”一天清晨我刚起来，就听到这声嘶哑的叫喊。我不顾一切地向远处的旧猪舍跑去。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吊死的人，不敢细看，和一起跑来的人们合力把他从房梁上放下来，人已经冰凉了。

樊庆远，我们连里赶大车的，东北叫车老板儿，四十多岁，人朴实中带点小聪明，外号“饭桶”，我们经常和他开玩笑。

1971年9月13日凌晨，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接班人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我们是从一位回家的北京知青来信中猜到这件事的。他信中说，北京近来气候异常，而且，信的结尾只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却没有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我们几位要好的知青紧张而又神秘地私下猜测和传播，讨论着中国的命运。不知怎的，又被团部政治处知道了，找我们谈话——总之，不要传谣。

两三个月后，“谣言”终于被证实了。从上到下开始传达林彪谋害毛主席、抢班夺权、仓皇出逃、最后摔死的罪证，开展声讨批判。

喊惯了“万寿无疆”和“永远健康”的基层百姓们一下子蒙了，整个连里气氛都慌慌的，好像坐标都反了，弄不清怎么回事。有人问：“谁？！是不是×彪啊？”记得第一次大会批判，大车班班长、优秀党员李昌明首先发言，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说：“这个，这个，林彪同志——”发现说错了，又不知怎么改。台下木然而又哗然。

樊庆远的祸可闯大了。小组会上，大家都在口口声声地声讨“林贼”，他却莫名其妙地冒出几句“蟊（毛）贼”。据说有人提醒他，他还接着说。事后大家议论，好像是他那天喝多了酒。学习小组长（一位上海知青）在连里召开的汇报会上说了此事。不由分说，马上揪出来，谁敢掩盖这样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啊！

除了批斗，立即把他从大车班这样重要的岗位上换下来，调到农工班在场院上监督劳动。

樊庆远死后，有人回忆说：老樊前些天曾问道：这个扬场机的电路是不是一摸就电死啊？

就这样，糊里糊涂，老樊去了。朴实的老职工啊，他们不懂什么政治，可是政治却把他们送上绝路。

第七个，开康拜因的大个子，李义

批斗会的目的本来是消灭“反革命”的，却经常造出新的“反革命”。可能是患上了“政治紧张综合症”吧。这不，除了樊庆远，又出了一个李义。

李义是个山东大个，干机务，专开苏式的自动联合收割机（康拜因）。我都记不清事情怎么发生的了，反正是在一次学习或者批判大会上，他在一份文件上乱画，好像是把“反党集团”几个字和“中央文革”写到一起了。其实，他们哪里知道什么“帮”啊，“派”的，可是，成天价让他们学习、发言、揭发、批判，完全不知所措了。

为此，竟然也被拉到大会上批斗。既是批斗，少不了挖祖宗，查根源，找动机，同事们纷纷揭发平时表现，劳动怎样，有什么牢骚话，对工作、领导有什么不满。反正不管平常表现如何，到这时，一股脑儿，只有坏的，没有好的。

最不像话的，是把李义他爹拉到大会上批斗，一个罗锅小老头。两人站在一起，反差极大。记不清是不是发现“出身不纯”什么的，终于找到了阶级根源。

后记

以上这些，都是正式定性批斗或者组织处理的，其他的因为一点儿问题挨整挨批作检查就不计其数了。比如就我自己而言，一九六九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时，被吸收进了“清理阶级队伍领导小组”，后来因为我父亲被审查，我这个昨日的“革命后代”也就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被“清理”出那个领导小组了。总之，那时每隔一年半载就要来一次冠以新名目的“运动”，只要政治运动不断，就会不断揪出“反革命”来。

北大荒，对我们来说真是酸甜苦辣，又有着不寻常的人生价值。但是，每每想起那些个被无辜批斗、处理并为此改变了命运以至失去了生命的老职工和知青战友时，心中就充满酸楚。因为，他们就是在我们身边发生的。就像我们看到有人落水呼救而无能为力、看到有人打劫伤人而不能挺身而出一样，我们每个人甚至都不能逃避责任。回想起来，我们以及我们连里那些领导谁是坏人呢？直到今天我们都深深地想念那些朴实的连干部。那么，这些“反革命”又是怎么造出来的呢？四十年过去了，如果我们以及我们这个社会不能对此深刻反省，我们怎么对得起他们被泯灭的人格、鲜血和生命呢？又怎么能创造更人道、更自由、更公正的社会呢？

（责任编辑 萧 徐）

2008年第3期 日本战犯重到南京　作者：叔　弓

1964年3日6日，最后一批中国在押的日本战犯踏上了归途。4月，我置身抚顺战犯管理所狱中两个月，参与写作《十四年来教育改造日本战犯工作基本总结》。

时任所长金源，追忆10年前听取周恩来总理于1956年5月3日传达国家主席毛译东在一次国务院司（局）长会议上的讲话精神，毅然延伸高墙深院的“灵魂再造工程”，组织上千名在押日本战犯分批外出参观，广泛接受社会视听虚实帮教的情景。

毛泽东主席说：

我们对战犯问题有个宽大的处理：准备一个不杀。现在先放他们到各处参观，不管是康泽（本文作者注：原国民党军第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王耀武（本文作者注：原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兼山东省主席），或者是宣统皇帝（本文作者注：爱新觉罗·溥仪），都让参加。前天晚上天安门放焰火，让战犯们都去看了。

既然要教育他们，就要他们看看群众嘛，这样才会影响他们。完全关在屋子里，怎么能影响他们呢？这个办法，对于一些外国朋友来说，觉得很别致很奇怪了，但实行的结果是好的。

日本战犯，也要他们参观。

于是，战犯们沿着当年铁蹄遗迹，远足长城内外、大江南北11个城市的99个单位，留下了一地地追悔与见证的历史记录，踩下了一步步走向新岸的人生脚印。

远东审判追忆圣诞前夕问绞

在当年民国首都（今南京）参观雨花台，听取参与屠城战犯的自供，日本战争罪人面对全市向30万死难者致哀。

关于南京大屠杀，远东（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判决书浓笔写道：

中国军队在南京陷落前就撤退了，因此日军所占领的是无抵抗的市……日军单独地或二三成群地在全市游荡，任意实行杀人、强奸、抢劫和放火，当时任何纪律也没有……对一点也未开罪他们的中国男女和小孩毫无理由和不分皂白地予以屠杀，终至在大街小巷都遍地横陈被害者的尸体……中国人被像兔子似地猎取着……

这批关押在今日抚顺的日本战犯被告知，早在1946年5月3日开庭的对东条英机等28人举行的东京审判，受理文字证据4336件，有12个国家的419名证人出庭，有799人书面作证。经过长达两年又7个月的818次开庭审理和131次秘密审理（内部裁定175件），法庭英文速记48412页，日文为10卷千万字以上，最后做出了1231页的书面判决书。

南京大屠杀首犯松井石根，与自杀未遂的甲级战犯、日本内阁首相东条英机一起，被远东国际法庭处以绞刑。法庭上，这个大屠杀的总凶手松井石根，简直是一个驯服得像绵羊似的可怜虫。英文报说，这位当年杀人如麻的大将，像一个失了业或欠薪已久的银行小书记。他吓得面无人色，魂不附体，两足瘫软，不能自支，由两名宪兵扶持，始得拖步走出法庭，于1948年圣诞节前夕问绞。

7天后，世界迎来了1949年的元旦，又开始了一个春天。南京审判前，东京审判后，1949年12月25日至30日，苏联举行伯力(远东地区的哈巴罗夫斯克)审判，判处日本细菌战犯、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等3人25年(废除死刑后的最高刑)以下有期徒刑。这是眼前这些当初关押在苏联收容所的次级战犯所不甚知道的，也是他们所不愿意知道的。他们被移交中国后，不想知道也得知道。今天，他们不仅想要知道，而且想要更多地知道。

东京审判历时两年半，法庭定谳的判决书宣读了8天时间，堪称“马拉松宣判”。判决书第5章，赫然地以“日本的对华侵略”为题，“认定对华战争自1931年以后是侵略战争”，严明指出：这期间，日本出动陆军百万，超过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百年英、法、德、俄、日、美历次侵华战争兵力的八九倍;（“七·七事变”）后时间连续8年，接近于百年外国侵华战争时间的总和;中国幅员辽阔的国土一半（富庶地区绝大部分）被占领，930座城市(占总数47%，大城市占80%)被盘踞，53座城市遭浩劫，3840家工厂被破坏，战祸灾区人口2.6亿，无家可归人口4200万，伤亡人口2100多万，军民被杀戮1200多万，财产损失600多亿美元。寥寥数语不啻是活生生的人间地狱写真图。

当然，长达千页历历如绘的判决书，也不过只能略录其大端罢了，而种在亿万中国人心目中的此类情状之惨，要远比录存在案的那些具体得多，深刻得多，沉重得多。

《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人口损失总计表》如下：

“抽大麻有瘾，吸毒品有瘾，你们还不知道杀人也有瘾，”日军第三八师团二三○联队一二队三四小队宫本见二在日本病危中忏悔，“这是一种在世界上能居首位的瘾。它能让你产生一种屠戮的快感，也能让你知道什么是生杀大权的实质，这是最刺激的人间游戏。你可以由于杀人而感到自己存在的伟大和自豪。”他说，“我和我们的军人，都成了杀人狂。可我们当时并不知道1937年12月12日的南京大屠杀，所以我当时认为（我们的屠杀）这是全军的杰作。后来回国后，听取中国军事法庭对第六师团谷寿夫将军的审判广播，才知道我们的屠杀只是他们的百分点。”

同样，新中国关押的这些战犯知道了这些，也自然明白，作为日本侵略军的一员，他们所创造的罪恶数字也包含在这笔笔统计之中，不必计较所占比例是几分之几，或是几十分、几百分之几，反正没有埋没就是了。

他们更知道，今天不是论功行赏，而是要论罪行罚。他们无奈，都在暗地里对号入座，各自寻找自己在被告席上的位置，衡量自我在法律天平上的分量。

松井石根，在戴着“MP”臂章的宪兵监押下，站在被告席上接受判决：“……这种暗无天日的犯罪是从1937年12月13日占领南京市开始的，迄至1938年2月初还没有停止……他（松井石根）是知道这类暴行的。他既有义务也有权力统制自己的军队和保护南京的不幸市民。由于他怠忽这些义务的履行，不能不认为他负有犯罪责任……根据起诉书中判决为有罪的罪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你以绞刑。”

1948年12月23日零点，松井石根与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武藤章，进入刑场。40只电灯一齐点亮，明如白昼，如光天化日。他们4个人先步于佛堂中签名后，各自呷下一口葡萄酒，鱼贯地走上了绞架的13个阶梯，套上绞索，弹开脚板，一一离开了大地。

对照这一幅幅文字画像，眼前这些战犯无不维妙维肖地判认自我，承领罪罚也当有过之而无不及。

南京审判定谳谷寿雨花受死

重游故地参观，追悔的战犯们，最关心的是那个擢升为日本国中部防卫司令官、广岛军管区司令官的乙级日本战犯谷寿夫。

他及其手下帮凶、那个赌酒杀人300的中队长田中军吉等，1946年8月3日和1947年八九月间，先后被南京政府引渡到中国上海，关押在提篮桥监狱里，等候国防部的军事审判。

他们也许不知道，这里是由公共租界工部局1901年始建、1903年5日18日启用的东方最大的监狱，可他们知道1946年1月24日10时，美国军事法庭借西人监舍二楼开庭审判虐杀美军俘虏的日本战犯，日军第三四军参谋长镝木正隆等5人，于4月22日8时在同监三楼被绞死。这是中国境内最早审判日本战犯的地方。

1946年8月1日，谷寿夫由巢鸭监狱被押赴羽田机场。登机前，他向东方三叩首，舌舔地面，吞咽了3口黄土，像一个死灵魂呆立在望乡台上，追忆1937年由日本率军侵华，与中岛十六师团、牛岛一八师团、末松一一四师团各部会攻南京之时，因遭中国军队坚强抗抵，血战4昼夜，始于斯年12月12日傍晚由中华门用绳梯攀垣而入，翌晨进城报复，留驻一旬，双手沾满鲜血而于21日移邻芜湖。

一天晚上，转押于南京小南门看守所的谷寿夫突然被宣布死亡，停尸市郊教会医院。南京国防部军法司特勤组特派看押少尉军官邢子健怀疑内中有诈，当夜潜进医院太平间，午夜12时击毙了潜狱劫人的谷寿夫手下干将冈田次郎，揭破了另一干将河野满收买看守所副所长毕尚清用特殊药丸制造假死再演太平间“借尸换人”的阴谋。谷寿夫被解押于南京特别军事监狱后，河野满又绑架看守员、夺得通行证，闯狱抢人被擒时自嚼毒药而亡。

南京审判持续到1947年3月。军事法庭全城张贴布告索证。1000多人举证约459件罪案。法医专家在中华门附近5处，挖出成千上万颗颅骨。

2月6日14时，南京中山路（今307号）励志社彩绘的门楼上，高高挂起了白布黑字的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开庭的横幅标帜。几万居民在庭外广播喇叭前收听审判实况。

战犯们被告知，谷寿夫穿着拆去了星章、绶带的日军军服，走出小营战犯拘留营，在法庭上狡展图卸，空言抹煞,谵妄延宕，乃殊无抵赖之余地，毫不可采。

“杀了这个大刽子手！”“杀死他！”“杀死他！”旁听席上突如火山爆发的咒骂声、怒斥声、号啕声，汇合成巨大的声浪，大有掀翻屋顶之势。

检察官提供幸存者尚德义、伍长德及目击者美籍医生罗伯特等人证词，以及其他证据材料，堆积一尺多高。法官又让他在日军自己和美国驻华使馆新闻处以及牧师约翰·马吉实地拍摄的播放105分钟纪录片中，在英国《曼彻斯特导报》记者特伯勒、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杜廷、金陵大学美籍教授史密斯和贝德斯等人出庭证言中，看到了自己，瞠目结舌。

法庭开列参议会调查2784件屠城确凿众证，痛陈如绘，至为明显，无可掩饰：“被告与各会攻将领，率部陷我首都后，共同纵兵肆虐，遭戮者达数十万众，更以剖腹、枭首、轮奸、活焚之残酷行为，加诸徒手民众与无辜妇孺，穷凶极恶，无与伦比。不仅为人类文明之重大污点，即揆其心术之险恶、手段之毒辣、贻害之惨烈，亦属无可矜全。应予科处极刑，以昭炯戒。”

66岁的谷寿夫，东洋胡须，低着光头，脸色苍白，双目呆滞，脚穿布鞋，身穿草绿军服，强力支撑着矮胖的躯体，被关在被告围栏里受审。3月10日，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宣布判决。

《战犯谷寿夫判决书》正本主文，断然写道：

被告因战犯案件，经本庭检察官起诉，本庭判决如下：谷寿夫在作战期间，共同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强奸，抢劫，破坏财产，处死刑。

执行官验明正身，说道：“你还可以最后陈述。”谷寿夫打手势要吸烟。宪兵队长递给他一支香烟。他颤抖着手笔，用日文给其妻谷梅子写下了遗嘱：“昭和22年4月26日受死刑于中国南京雨花台，身葬异域，魂还君旁，永远诀别。”

谷寿夫早知大限已到，惜时如命，竭力拖延着死神到来的时间，又迟缓地从衣服兜里掏出了一个早已备好的白绸小口袋。“袋里面装有我的头发、指甲和一首诗，请先生转寄东京都中野区富士町53号我的家属。让我的身体发肤回归故土。”

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人生处于濒亡体验，大都会有上乘的表现。绝命诗曰：“樱花开时我丧命/痛留妻室哭夫君/愿献此身化淤泥/中国不再恨日本。”

这不是迟来的人性复归，而是人性的回光返照。然后，谷寿夫的手握着笔，在笔录上签了字。然后，谷寿夫颈挂木质斩标，坐上红色刑车。然后，囚车尖声呼啸着，在人巷中驶向雨花台刑场。

“锄一兽而众苗成，刑一恶而万民悦”。4月26日，南京市民倾城而出，从中山路到中华门，20里长街两旁，约10万人来到刑场，用阵阵掌声向他索命，零距离感受凶魔的末日。沿途观众如潮如涌，欢声雷动，爆竹齐放。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不到”。12时45分，时辰已到，谷寿夫得到应有下场，以其凶残的恶名遗臭万年！

今天，战犯同类们参观、拜谒雨花台，自然想到∶谷寿夫从这里侵来，又从这里出去，一去不复返！

谷寿夫纵兵在雨花台砍掉二三十万中国人的头;一二十万中国人又在雨花台前观砍谷寿夫的头，这是历史的必然。

杀人赛手3凶，同时同地归西

1947年12月18日，南京5万军民草鞋峡遇难10周祭日那一天。

南京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决：

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军吉在作战期间，共同连续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故处死刑。

1948年1月18日，以屠杀竞赛为娱乐的向井敏明（1947年9月2日在东京被捕）、野田毅（1947年8月在日本被捕），与日军第六师团第四十五联队那个赌酒杀人300的大尉田中军吉一起，同时同场归西。

其以屠戮平民，以为武功，并以杀人作竞赛娱乐，可谓穷凶极恶，蛮悍无与伦比，实为人类蟊贼，文明公敌，非予尽法严惩，将何以肃纪纲而维正义。

判决书肃纪纲，维正义，人民拍手称快，搭肩，握手，呼朋唤友，头顶万里晴空一片蔚蓝。

庆胜利，鞭炮啪啪，锣鼓喧喧；祷英烈，祭香袅袅，酒水酹酹：石头城苑红颜醉陶陶、泪滔滔。与其加害的中国受难者的殉命相比，他们这天只是“一枪之罪”，死得过于人道了。

战犯鹈野晋太郎发表观感说，把中国俘虏不经审理而当作试刀的尸体之类的事情，对当时拥有日本刀的日军军官来说是“极常见的现象”，一次也没有拿俘虏试刀的事例“倒是很少见的”。像向井敏朋、野田毅那样“偶因报纸大张旗鼓地宣扬才尝苦果，‘代表’众多同罪的日本人受刑。仅此而言，也可以说这几个小军官却是不幸的倒霉蛋儿，可怜的牺牲品吧！”

南京，雨花台特产的雨花石，染着中国革命烈士的鲜血。南京人民目睹日本军国主义的末日，大屠杀的阴影却在心中不能抹去。

南京，日本军国主义在这里为汉奸汪精卫建立傀儡政权，把江南佳丽之地作为压迫人民的中枢，使这个古老的城池饱尝辛酸。

“故园不堪回首月明中”（亡国皇帝李煜语）。人民创造历史，人民改写历史。

1949年4月24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南京换了人间。从此，这儿欢歌笑语荡漾。扬子江上，江淮平原，再也听不到哀笳怨角了。

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荒淫嗜杀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责任编辑 赵友慈）

2008年第3期 龚老师您的心愿可以了却了吗　作者：韩　钢

这是龚育之老师在病中亲手编辑的最后一部书稿。

我在龚老师的指导下，帮助他做些编辑的具体事务。经过一年的工作，这部书稿即将问世。作为编者，我却丝毫没有功成的兴奋，反倒充满哀痛和悲伤，因为，它的作者、我最敬重的党史学家龚育之老师永远也看不到它了！

怆然掩卷，往事如昨

去年七月中旬，龚老师告诉我：李辉准备再版他的《在漩涡的边缘》一书。那是李辉主编的《沧桑文丛》的一种，一九九八年出的。龚老师觉得原书再版意思不大，考虑到那本书主要是回忆“文革”前中宣部的人和事，这些年他又新发表了一些写中宣部人和事的文章，大概有十来篇吧，他打算增添进去，改个书名。李辉当然赞成。其时，龚老师因心脏病住进医院，而且肾功能衰竭，他嘱咐我帮助他编辑这本书。

义不容辞！我满口答应

篇目都是龚老师确定的。我的工作，也就是校对文字、核实史料、编排目录，还有配发照片。李辉建议多找些照片，插在书中，增加可读性。这件事多亏龚老师的夫人孙小礼教授，她提供了不少照片。我还请朋友帮忙提供了一些历史照片。

龚老师向来严谨，认真得近乎“挑剔”。按照他的习惯，书编好之后，他一定会自己过目并动手修改的。不过，疾患在身，又是一本已发表过文章的集子，我想他这次不大可能太投入吧。我也尽力把编辑工作做得细致一些，以减少他的工作量。

然而，龚老师一仍旧贯，精益求精。他不仅修改文字，还对内容作了增补。原书《在漩涡的边缘》作了若干文字校改，他将校改的地方折页，让秘书马伟带给我。《听毛泽东谈哲学》一篇，原来发表时有些删节；这次编书，他嘱咐我将原稿的电子文本发给他，他在病房里补充完整。修改三十多处，增加两千多字，补充的几段毛泽东谈话很有史料价值。《胡绳琐忆》一篇，有个细节我有疑问，作了改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田家英、胡绳、艾思奇和关锋谈话。这时，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已经发表，毛的谈话却没有提及。整整一个月后，十二月二十一日，毛再次在杭州同五个人谈话，谈到了姚文，谈到了《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我记得的材料都只提到后一次谈话，以为“十一月二十一日”是“十二月二十一日”之误。龚老师回复电子邮件说：那个情节不改，他是有根据的，根据的是胡绳自己的回忆，记不清是不是回忆田家英那篇，反正胡绳自己写过，是两次谈话，不是一次，后一次是前一次的继续。一查，果然不错。胡绳在《忆家英二三事》的文章里，就是那么写的。胡绳的文章我也读过，可是我却忽略了这个细节。《自序》一篇有一段话，说“文革”开始后中宣部被砸烂，这个机构就不再存在了。所有干部，被一锅端，相继到旧北京市委党校去办学习班、到宁夏贺兰县去办五七干校。任务是：斗、批、散。“斗、批、散”？“文革”中的标准提法可是“斗、批、改”，“改”与“散”字形相近，莫非是误排？龚老师回信：“斗、批、散，不是斗批改之误，因为中宣部的结局只能是散，当时对这一类机关都有此提法。”我为自己的孤陋寡闻而惭愧，更被他的严谨、敏锐、细心和记忆力折服。

说到细心，他不仅确定选目、审改内容，而且对书稿编辑的细节也有周到考虑，目录编排、照片选择都一一提出要求，连照片和照片的说明文字也让我到医院送他过目。

编好书稿，八月五日到七日，龚老师在病房里写了一篇两千多字的自序，交代这本书的原委。自序说，他无意对“文革”前的中宣部历史作总体评价，只不过是写了他的一些亲历亲见亲闻，力求不溢美也不饰非，提供一点史料，留给后人评说而已。这是他一贯的治学态度和风格。研究历史和写作历史，他从来主张从史实本身出发，按照历史原貌来写；他自己回顾往事，同样如此。

今年二月二十日，出版社寄来书稿清样。这时，龚老师因患肺炎再次住院已近两月，炎症冥顽不去，高烧时退时起，心脏病也在加重。医生严禁探视。二十二日，我打电话给孙老师，询问他的病情，请她转告龚老师：书稿清样已经收到，我会做好校对，请他安心养病。孙老师说，这几天他又在发烧，过几天医生将作会诊。

第二天，接到龚老师的电话，一是嘱咐我将书稿的数字统一为汉码（前一天电话里我告诉孙老师：清样的数字不统一，有的用汉码，有的用阿码）；二是告诉我他正在考虑要不要收入一篇写于光远的文章。这本书原来只收回忆已故者的文章，所以没有写于光远的回忆。龚老师和于老交往半个多世纪，在中宣部共事十四年，是上下级和同事，更是师生和朋友，历经风雨而友谊弥坚。龚老师回忆中宣部的人和事，缺了于光远，的确是个遗憾。我也觉得应当收入一篇，而且有篇现成的稿子。二○○五年，于老九十华诞。在“于光远学术思想研讨会”上，龚老师作过一个题为《祝于光远九十寿》的发言，概括于老一生的工作和贡献，情真意切，许多与会者称赞他讲得好。会后，《炎黄春秋》杂志还全文刊登了这个发言稿。

第三天，他又打来电话。我谈了想法，他却说那篇只是概括了于光远的工作和贡献，体例也与其他文章不合。他想新写一篇详细的回忆，写于光远的人品和特点，从认识于光远开始写起，题目就叫“于光远琐记”。他说有许多事情想写，文章会比较长。比如于光远和钱，八十年代有人批判于光远“向钱看”，其实于光远是一个不在乎钱的人。他还讲了一个于光远和钱的故事。中宣部里，于光远最有钱，又最不在乎钱。一个服务员偷了他寄给母亲的钱，他竟从未发现。直到东窗事发，法院通知于光远作为证人出庭，于光远还一问三不知：不知他的钱被偷，不知什么时候被偷，不知被偷了多少，引得严肃的法庭哄堂大笑。于光远有钱，是因为他的稿费多。他的稿费大多交了党费，也留了一些自己支配，他有自己的想法，比如赞助公益事业。电话里，龚老师说他精力体力不济，写文章恐怕困难了，准备写一个提纲，嘱咐我待他病情好转些，去医院听他谈，录音记录，然后整理，再交给他修改成稿。

这样一来，校对好的清样暂时不能退回出版社，书稿的出版也就推迟了。万万没有想到，这天的长电话，竟成了我听到他的最后的声音！

两天后，突然传来他病危的消息。二十七日，我赶到医院，医生只许在病房门口看看：床边摆着抢救设备，身上插满管子，看不清他的面容。我难过极了，心里一阵阵颤栗。

从孙老师那里，我才知道一些情况。那几天他一直在考虑回忆于光远的文章，想起了许多往事，怎么认识的于光远呀，于光远怎么到清华“选兵”呀，于光远如何在科学处“练兵”呀，于光远在“肃反”运动中怎样保护干部呀。得知身边的护工会电脑录入，他非常兴奋，还说他“发现”得晚了，早知道就好了。他口述，护工录入，写出了几页类似初稿的提纲，包括“初识”、“选兵”两节；孙老师也帮助录入，又写出“整风反右中的科学处”一节。不知是他太操劳加重了病情，还是本来病情就恶化了，二十六日凌晨三点，龚老师突然昏迷不醒，心脏和呼吸系统衰竭，心脏和肺部都有积水。经全力抢救，下午两点多才苏醒，但仍时有危险。

几天后，龚老师病情稍有稳定，但还是发烧，喉管因插呼吸机受伤发炎，尤其是肺炎症状不减，身体极度虚弱。他谈我记的打算无法实现了。三月十六日，我去医院，但医生不让探视。孙老师在医院走廊上，给我讲他的病情。令我感动的是，孙老师给了我几页提纲，字迹开头还算清晰，渐渐显得无力，后面则模糊起来。那是龚老师稍感有点精神时，在病榻上写下来的。三月初，他讲话困难，只能费力地用笔写，常常写上几行字，心率就加快，不得不停笔。孙老师告诉我，有的模糊字迹连龚老师自己都认不出来了。看着那些模糊的字迹，我不知道他付出了多少超出常人的力气！

孙老师真是一位坚强的女性。这次龚老师病危，医生已经告诉她做好最坏的准备。相濡以沫半个多世纪，现在随时可能面临诀别，孙老师强忍悲伤，一边精心照顾龚老师，一边坚持完成龚老师的心愿。她嘱咐我和她分别辨认那些字迹，打印出一个稿子；她会按照提纲，在龚老师身体允许的情况下，抓紧时间一点一点听他谈，记录整理出稿子。因为不让探视，她甚至问我还有什么要问龚老师的，她可以帮助我问，帮助我记。我听出这话里含有最后机会的意思，心情更加沉重，也油然生起对她的敬意：这样做无疑会加大生命的透支，然而深深了解龚老师品格的孙老师，作出了帮助他完成心愿的选择。这是一种更博大、更深沉的情感。我不忍问，也不能问，只是在心里不断地为他祈祷，唯一的心愿是他能康复。

四月八日，接到石仲泉老师电话：龚老师在透析时休克，呼吸受阻，再次病危。医生当即通知党校领导到医院，报告病情危险。经全力抢救，龚老师又一次暂时脱离危险，但是情况仍很不好，继续发烧，衰竭症候更重。

四月二十八日，孙老师来电话，竟告诉我奇迹般的好消息：今天撤掉了全部抢救设备，龚老师病情开始稳定，只是还非常虚弱。撤掉抢救设备，意味着生命危险已经度过。那会儿，我真地以为，可能他会从此逐渐康复。

此后一个多月里，我时常与孙老师或他的秘书马伟通电话，询问龚老师身体情况。他的病情还是时缓时急，肺炎逐渐减弱，但心脏情况一直不好，血压时高时低，血色素也异常低，每天要做八到十个小时的血滤（透析）。但是他仍然在断断续续地口述于光远的往事，还把题目改成了“于光远素描”。身体极度虚弱的他，声音微弱，常常只谈上半个小时甚至十几分钟，就因体力不支而昏睡过去。孙老师来电话，除了谈病情，就是谈稿子，有次还要我查实：于光远和苏星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是哪年出版的？她记得好像是当时唯一的一本政治经济学教材，发行量很大。几个月里，孙老师整理出十一个小节的稿子，大部分给他读过，开头和第一、二小节还读过三四遍，他亲自作了修改。他嘱咐孙老师，每个小节分别打印，他好些后要一节一节地仔细修改补充。病重到如此程度，龚老师依然如此镇定和坚毅，依然那样细心和严谨。医生不得不多次“干预”，但是龚老师还是没有停歇。孙老师后来告诉我，医生有禁令，他们就偷偷口述和记录。护士都被感动了，为他们“打掩护”。

六月十一日晚，又一次传来龚老师病危的消息。我以为生命顽强的他会再次抛开死神，但是第二天上午九时，他竟撒手人寰！

龚老师终于安息了。

活着的人们却陷入了极大的悲痛！

他去世后，我常常问自己：最后这些日子，龚老师是透支生命来坚持工作，还是坚持工作以延续生命？细细想来，我的问题真是多余。对这位生命不息、思考和写作不止的学者而言，生命与工作的意义难道还有什么区别吗？

这些天，怀着巨大悲痛的孙老师，料理完龚老师的后事，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写完龚老师未了的文章。说是写完，其实也还是未了：提纲上列出的问题，龚老师并没有谈完，这只能成为永久的遗憾了。完稿之后，孙老师像龚老师那样一丝不苟，分别打电话或送稿给中宣部原科学处的几位同事以及于光远本人，请他们核对事实，提出意见。再经修改后，本书的封篇之作《我的第三个上级——于光远素描》定稿。这是龚老师一生中最后的文字。

书稿到这时终于可以编就了。我又一次潸然泪下，默默地问他在天之灵：

龚老师，您的心愿可以了却了吗？

（二○○七年七月十六日改定于千萃山下）

（本文为《龚育之回忆：“阎王殿”旧事》编后记，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12月出版。本刊发表时有个别文字修改，标题为编者所拟）

2008年第3期 《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读后　作者：章立凡

2007年11月15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本人忝为民主党派成员，在认真研读了这一文件之后，决定试用一下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承诺的“表达权”，谈谈读后感。

白皮书谈到：“随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日益发展，中国多党合作制度也将不断发展”。在政改呼声日高的今日，出台这一文件，是否意味着中国现行政党制度也将列入改革议程，白皮书没有说，但强调要“坚持和完善这项基本政治制度”，说明该项制度还不够完善。从历史上看，也确有必须反思之处。

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合作，始于20世纪40年代，当时各方的共识是：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要求“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实行民主宪政，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民主宪政是合作的前提和基础，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共识，在1949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已有系统的表述。

虽然中共在新政权中的领导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但《共同纲领》并未从文字上强调这一点，因为这毕竟是个民主大宪章。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中，才出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及“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之内容。

民主党派在新政权中的地位，是联合政府的成员（当时没有“执政党”与“参政党”之分）。非中共人士约占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的半数，三人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一人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两人出任政务院副总理，二十人出任政务委员和部长职务。1954年一届人大一次会议后，在副主席、最高法院院长、副总理位子上的民主党派领导人，皆转任人大副委员长。

民主党派被认为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1953年毛泽东提出中共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前发动社会主义革命，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98页）。在1954年宪法通过的同时，以国家资本主义取代私人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进程已经开始。到1956年“对资改造”结束，民主党派所代表的经济成分被消灭了。

当时中共面临两种选择，是继续搞阶级斗争，还是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1956年中共“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认为，国内主要矛盾的实质“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为此，大会作出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继续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以使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在民主与法制建设上，毛泽东在1956年提出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学术文化上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后来形成了一套“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论述。他还提出：“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如果我们不这样，就有点像国民党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55页）。周恩来也指出：“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够使我们从不同的方面来发现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允许唱‘对台戏’”（《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08页）。刘少奇等在改行“两院制”以加强政协监督的议题上，与当时的民主党派领导人形成了互动。但在经济建设方针上，毛泽东对政治局“反冒进”的集体决策持反对意见，声称自己是“反‘反冒进’”的。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他认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中的许多人“实际上就是程度不同的反对派”（《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79页），对其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要“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使他们无话可讲”，“我们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没有剥夺干净的还要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37页）。

1949年以后，民主党派作为政治盟友，在一定程度上保有批评中共的表达权。自1956年下半年起，民主党派人士的批评在一些内部会议上出台，当时中共也提出要保护“唱对台戏的积极性”。1957年夏季以后，“对台戏”戛然而止，变成了“一言堂”。民主党派沦为改造对象，长期被戏称为“政治花瓶”。

党外民主的消失是党内民主消失的前奏，随后便发生了清算“反冒进”、推翻“八大”决议等一系列个人专断行为。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时，党外已无公开的异议，党内的不同意见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也失声了。没有了科学与民主的发展观，发生惨绝人寰的三年大饥荒和祸国殃民的十年内乱，就不足为怪了。

毛泽东逝世后，中共回归“八大”路线，摒弃了“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工作为中心”，并实行改革开放，被改造并停止活动多年的民主党派，一度焕发出政治热情。1989年重大政治事件后，中共中央下达【中发】14号文件，首次明确了中共为“执政党”，民主党派为“参政党”。虽然“联合政府”的概念早已消失，现行宪法也明确规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但对上述政党定位尚无表述。

白皮书认为：“盲目照搬别国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模式，是不可能成功的；实行专制独裁统治，违背历史发展规律和人民意志，也必然要归于失败”；“中国多党合作制度以合作、协商代替对立、争斗，避免了政党互相倾轧造成的政局不稳和政权频繁更迭”；同时也承认“1957年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期间，中国多党合作制度遭受严重挫折”。但对于这种严重挫折的历史教训，我以为还没有过认真的深刻的反省。

西方政治制度当然有它的弊病，例如政党胜选后的公职分配，就经常被指责为“政治分赃”。中国自清末开始的政党政治，带有浓重的会党政治色彩，家长制、黑箱操作和残酷斗争是其主要特征。如果将西方政治概括为“政党互相倾轧造成的政局不稳和政权频繁更迭”，则从民主承诺蜕变到“一言堂”的历史，也同样造成了倾轧和内乱，使中国现代化的进程遭到严重挫折，所付出的社会成本不亚于一场国际战争。若继续兼承中西之弊，前途只能是专制独裁加腐败，也必然要归于失败。

白皮书首次提出了民主党派的“社会整合”功能。历史上的民主党派，曾是一种中间势力，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起到缓冲和调停的作用，共和国成立后也曾两度试图调解社会冲突，但都不成功，反而令自身处于尴尬的地位。进入21世纪以后，社会转型中的矛盾日益尖锐，中共不得不独自应对内外各方的压力和批评。胡锦涛出任中共总书记以来，频频释放出提升民主党派统战价值的信号，试图重新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今年，两位党外人士出任政府部长，中共十七大提倡“党内民主”及白皮书对“党外民主”之表述，更使这种信号达到高频。

中共中央统战部新闻发言人就白皮书发表谈话说：“中国的民主党派不像西方政党那样以夺取政权为目的，而是与共产党团结合作。它们通过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可以有效地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其所联系群众的意愿和利益也能得到体现和维护。”无须过虑，民主党派从来不具备“夺取政权”实力，历经多年改造后，甚至连唱“对台戏”的嗓子都没有。假如现在让它们上台，像我这样的普通成员也不赞成。

民主党派创立时的理想是反对一党专政，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上世纪50—60年代，通过乌托邦式的革命消灭了资本主义经济和民族资产阶级，80年代改革开放后，又形成了企业家和白领等新的社会阶层，历史走了一个大轮回。在执政党宣布自己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同时，民主党派却宣称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

政治学意义上的政党，有自己独立的政治纲领、组织体系、经费来源、群众基础等，这些特征都不适用于“中国特色”的民主党派。它们须按半个多世纪前划定的领域发展组织，目前全国有71万多民主党派成员，不足中共人数的百分之一；人事安排须经中共首肯，并有一定数量中共身份的“交叉党员”在领导岗位上；党派办公和运转经费，全部由国库开销，其工作人员也正式纳入公务员编制。民主党派已是国家政权的一部分，而且完全机关化。

由于利害一致，保持“长期共存”“荣辱与共”易；因为地位不同，实现“互相监督”和“肝胆相照”难。从白皮书看当前民主党派的参政记录，基本上是经济及教科文卫等领域的修补工作，对国人所关注的政治体制改革、民主监督和公民维权等方面，未见有所建树，其监督功能我以为尚不及社会媒体和民间互联网。

民主协商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方法之一，但不等于一团和气的内部包办，也替代不了民主监督和民主选举。宪法所规定的公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目前尚未得到广泛切实的保障；《共同纲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崇高法理依据，1949年后被各民主党派作为政纲使用迄今，但其中“普选产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规定，还有许多地方仍停留在纸面上。

58年来的社会变迁和反复转型，诸多利益关系发生变局，导致社会进步也使矛盾激化，这迫使朝野各方重新解读民主。回归建国共识，建设民主宪政，这恐是中国社会走向和谐的正道。

2007年11月19日风雨读书楼

（责任编辑 萧 徐）

2008年第3期 读毛泽东关于“大串联”的谈话　作者：金大陆

据1966年全国在校大、中学生的统计，大学生为53万4千人,中专生为47万人,中学生为1249万8千人（燕帆，《大串连》，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6页。）。如此庞大的青少年人群，因“革命”而有资格、有机会“乘车不要钱”、“住宿不要钱”、“吃饭不要钱”，（称“三免费”）在以北京为轴心，以各大省会城市为连贯的天南地北间或奔走呼号，或游山玩水，不仅是文革运动的卓诡，恐怕在人类迁移史上也属特异的绝殊。

严格以文件为准，从1966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通知“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到1967年3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宣布《决定》：决定“继续停止全国大串联，并取消原定春暖后再进行第二次大串联的计划”，整个大串联的时间跨度为半年。可从缘起上探究，再从后续上跟踪，可见整个大串联是伴随着1966年6月北大“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出笼而兴起；1966年8月至11月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连续八次接见红卫兵而达到高潮；1967年1月上海“一月革命”夺权后，红卫兵运动的主流渐渐从社会返回校园而消退；1967年下半年各级革委会相继成立，各级红卫兵组织的功能趋于式微而停息，前后大约持续一年多。

红卫兵大串联究竟是由下而上自发兴起的，还是自上而下发动促成的？应该承认，这是两个方面互动的结果，是两个方面合力的作用和显现。

1966年6月1日，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报了。于是，成千上万的群众涌向北大，北大校园人山人海。当时北大“还特地在聂元梓等人张贴大字报的地方，用桌子搭了一个讲坛，各单位群众排成一字长蛇阵争先恐后地跳上桌子发言，以表示对聂元梓的支持”（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页。）。不久，西安、长沙、天津等地发生了学生与当地领导部门的冲突事件，一批批学生便滚雪球般地奔赴北京上访取经。据不完全统计，从1966年7月29日到8月28日的一个月中，仅到北京大学串联的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200多万人次，其中8月12日一天就达17万人次（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人民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第120页。）。同时，北京学生的特殊的政治身份──由首都的政治地域的性质所决定──便被大多数外地学生簇拥着、信赖着，即一般外地学生多为诉说者、寻问者；北京学生多为倾听者、指点者。正是通过这样的接触和沟通，北京学生徒然升腾起一种“救世主”的情怀和气派，便气势如虹地“杀”出京城，展开了北京红卫兵运动史上称作为“北上、南下、西进、东征”的行动（其中，上海是北京红卫兵“南下”的主要目的地）。

如果说发生在1966年6月，人们涌向北大声援聂元梓仍属于北京市内群众间的串联活动，尽管这已超越了单位，超越了行政管辖，显示了“走向社会”的趋动；那么，接着发生在1966年7月—9月，大批的外地学生赴京，大批的北京学生赴外地，则说明整个串联活动已超越了地域，超越了行政区划，显示了“走向全国”的态势。且这种从“走向社会”到“走向全国”的跃迁，正是以北京为首的全国的红卫兵们集体运动的结果。

与此同时，在北大聂元梓大字报广播以后，针对各地的青年学生揭竿而起的造反行动，有史料证明毛泽东于6月10日在杭州召开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全国各地学生要去北京，应该赞成，应该免费，到北京大闹一场才高兴呀！毛泽东还说：不要如丧考妣，乱就乱他一阵子，我听说哪里乱了，我就高兴：这个乱是乱了敌人，乱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人民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第193页。）。在此，从大串联研究的角度看，不仅6月上旬的时间是十分重要的，还必须抽取并把握住几个关键词如“去北京”、“免费”、“乱”等，这说明毛泽东在运动初期的思考中，就已经形成了类似“大串联”的预判，并准备积极地推进。所以，后来当天津大学等校的部分师生造反时，徒步向北京进发。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闻讯后，立即派火车到杨村车站，把他们接到北京（燕帆，《大串连》，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1页。）。

8月18日，毛泽东身穿绿军装（据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记：这是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穿军装），首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面对浩浩荡荡的串联大军，毛泽东高兴地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36页。）。此时，毛泽东不仅对这个场面和结果是满意的，对导致这个场面和结果的过程，即大串联运动也是满意的。十天后，毛泽东同《人民日报》负责人谈话时说，现在学生“已经超出了学校的范围，超出了本单位、本市、本地区”，“现在学生心不在一斗二批三改。我们领导上，在报纸宣传上，硬要把学生拉到这个方面去，这是违反学生的潮流”。接着，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表示大串联这种方式有利于把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从北京迅速地推向全国，并潇洒地说：“让他们去嘛，留些人轮流看家就行了。他们要出个介绍信，就统统开，管他是左派右派。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人要去，也可以让他们去”。“对外来的学生，要给他们搞伙食。有人说，没有房子住。哪里没有房子住？房子多得很，这是借口”（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38－1439页。）。正是因为有了毛泽东的意见和态度，在毛泽东8月31日第二次接见红卫兵的大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央宣布：“全国各地大学生的全部和中学生的一部分代表，分期分批到北京来”。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正式发出《通知》，强调“来京参观一律免费坐火车——在京时的经费由国家财政开支”，从而把大串联运动推向了高潮。

在此，之所以大量引用国家权威出版机构新近公布的毛泽东关于大串联的谈话史料，一是为了替本文立定一个坐标，以瞄准和把握红卫兵大串联运动的来龙去脉；二是为了证明，从大串联的缘起到大串联的勃兴，其驱动，其路径，都是按照毛泽东的意志和思想来展开的。且联系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交错关系，可发现在红卫兵大串联的问题上，群众的诉求与领袖的指点，群众的情绪与领袖的意志，在以“革命”的名义下，达到了高度的契合和统一。

然而，恰恰是红卫兵大串联──从肇始时超越单位，超越行政管辖的“走向社会”；到勃兴时超越地域，超越行政区划的“走向全国”（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现在的学生“已经超出了学校的范围，超出了本单位、本市、本地区。”）──为文革运动发动以来闯下的第一个天大的“祸”。因为正是在这次关涉红卫兵大串联的谈话中，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的时间，看来到年底还不行，先搞到春节再说”（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39页。）。这就是说，毛泽东原本存在着1966年底结束文革运动的设想，因为大串联搅动得全国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毛泽东便延长了这个时间设想。确实，红卫兵运动已通过大串联，突破了固有的组织依附和区域管辖，构成为一种青年特征鲜明、自由度大、游动性强的社会势力。且各红卫兵组织之间又因立场和利益的歧异，而形成了一种团体特征鲜明、独立性强、战斗性强的社会集团。于是，它们要行动，要张扬，要团聚人力和占据领地，它们怎么可能很快、很自动、很轻易地刀枪入库，听从召唤呢？换言之，即便文革运动的具体内容如批判“三家村”、揪斗“走资派”等很有震撼力，甚至“夺权”行动等很有爆破力，若是一直被限定在原有的各级行政管辖范围之内展开和动作，即没有红卫兵大串联所导致的打开所有单位和区域的门户，以致各阶层的群众奔涌而出，完全在一个无政府主义化的背景下，重新按照“造反派”与“保守派”的标准划分和集合力量，文革运动的节奏和收放，大致会被毛泽东把握在所设定的时间表中。

综上所述，红卫兵运动(青年运动)的非理性倾向和毛泽东的政治意识，决定了大串联是必然要发生的；而大串联又决定了文革运动必然是要失控的。正是立足在这个意义上说，大串联是文革运动发动以来闯下的第一个天大的“祸”，而这个天大的祸，只能由天大的代价来补偿了。

2008年第3期 丁玲与毛泽东一次谈话的真伪　作者：徐庆全

1993年，《炎黄春秋》第七期上发表了杨桂欣的文章：《“我丁玲就是丁玲”》，披露了丁玲与毛泽东餐后并一起泛舟中南海时的一次谈话。文中转述丁玲的回忆是这样的：

……让我最后悔的，还是在中宣部当文艺处长的时候，江青也在中宣部挂职。一天，中宣部开会，江青来了。上午散会时，江青突然对我说：“丁玲，中午到我们那里吃饭去。”我说：“这怎么可以呢？”江青便拉下脸来：“你以为是我让你去的吗？”我明白了，便跟她一起去中南海，和毛主席一起吃午饭。主席中午不休息，叫了一条船，在中南海上游着，同我聊天。这次，主席先问我对周扬的看法。看来，他这次找我，就是专为此事。我一个劲儿说着，全都是说周扬的缺点，当然都是以事实作依据的，只谈具体的情况和我自己的看法。听着，毛主席突然问我：“周扬总还是有些优点吧？！”我真后悔自己不会做人，为什么不先说周扬的优点和长处呢？一个人，一个革命者，都是既有优点和长处，也有缺点和毛病的，应该一分为二呀，而我在这个关键时刻，偏偏忘记了一分为二，忘记了谈周扬的优点和长处！后悔也来不及了。不等我补充自己的意见，毛主席便对我说了：“我看，周扬同志还是有些长处的，他有行政组织工作的能力，也有一定的理论水平。而在这两个方面，我看你丁玲是不如他呢！”毛主席说的是实际情况，我当然服气。但我为什么在他征求我对周扬的意见的时候，竟一个劲儿说周扬的缺点而不说他的长处呢？

毛主席这次找我谈周扬后，我就很少到毛主席那里去，甚至根本不去，也没有产生过主动找毛主席谈情况、谈心的念头。现在想来，这是自己吃大亏的一个客观原因。要不然，我也常去找找主席，那么，那些打我“小报告”的人，不管他们用嘴巴，还是用作协党组报告的名义污蔑我，是决不会容易得逞的。这就是教训啊！

其后，关于这段历史事实的陈述，杨桂欣在文章中几次都写到了，但叙述文字却有了删改。

2000年，在将本文收入《别了，莎菲》一书时，特意注明“作者作了修改”。缺了这一段：“看来，他这次找我，就是专为此事。我一个劲儿说着，全都是说周扬的缺点，当然都是以事实作依据的，只谈具体的情况和我自己的看法。”但增加了这样一段：“康濯调回北京之初，我去看望他，谈起丁玲在毛主席面前说周扬这回事，康濯说：这是真的。丁玲同志当时在《文艺报》一些同志中间，勉励我们要记住她的这次教训，对同志要始终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充分肯定人家的优点。注1

2002年，作者在《毛泽东与丁玲关系始末》一文中，对此事的回忆又有修改，具体的字句改动不细说，只说大的修改。修改有两处：一处是，删掉了“叫了一条船，在中南海上游着，同我聊天”一句。一处是，将“看来，他这次找我，就是专为此事。我一个劲儿说着，全都是说周扬的缺点，当然都是以事实作依据的，只谈具体的情况和我自己的看法”仍然删掉，改为“我先说周扬同志的缺点”。此外，明确地加上了毛与丁谈话的时间：“1952年春夏之交的一天”。注2

作者何以在丁玲去世后不能再进行核对的情况下作这样的修改？大致来源于丁玲的丈夫陈明对此事的态度。

2001年2月13日，陈明首次对这一记叙断然否定。他在接受邢小群的采访时说：“至于你提到毛主席在中南海和丁玲划船，纯系讹传，到颐和园看望丁玲确有其事。”注3

杨桂欣自丁玲1979年复出直到1986年去世，一直与丁玲保持着很好的关系，是丁玲晚年身边的人之一，他的记叙不会是空穴来风。而作为丁玲的丈夫陈明，与丁玲的关系更不消说，如果杨桂欣知道此事，陈明自然更应该了如指掌。何以会出现两个“身边人”为一条材料“打架”的事情呢？

抱着这样的疑团，2002年3月8日，我曾致信陈明讨教，但未得回音。为何讨教，是因为从几个当事人的回忆来看，这一记叙是真实可信的：

第一、前边说过，杨桂欣属于丁玲身边人之一，他在2000年修改关于此事的记叙时特意加上了康濯的说法，旨在说明他的记叙有康濯为证。杨的说法在康濯的回忆里的确能找到佐证。康濯回忆说：

我早听她讲过，那几年她两次单独见过主席。一次是上午在中宣部开过会，主席叫人找她去吃午饭，饭后又邀她在中南海游艇上谈话。另一次是她住在颐和园云松巢写作，一天，主席由罗瑞卿同志陪同去游园，也到云松巢坐了一阵。不过，丁玲同志没有和我说过，那两次都谈了什么话。现在（指建国初年丁玲和康濯谈话谈起周扬之时——引者）她介绍了所谈的内容之一，说道：“主席讲，周扬有两个优点。”她避开了主席讲的具体内容，再一次呵呵呵笑道：“周扬同志当然优点不少哇！他对青年作家的关心和培养，不也是一条优点？呵呵呵！”注4

第二、丁玲也曾经向黎辛简要讲述过这次见面。80年代，黎辛就1955年丁玲为什么不向中央申诉向丁玲提出疑问时，丁玲回答：建国初她向毛主席说起过周扬，毛主席表示周扬有缺点，但他会做行政工作与写评论文章，丁玲认为毛主席信任周扬，不想向他申诉。注5

由此说来，陈明的否定颇有武断之嫌。不过，陈明的断然否定，倒让杨桂欣有些难堪：“白纸黑字，铁证如山”了，收回去自然不可能，就尽量作一些“修改”吧。于是乎，先是把丁玲“全都是说周扬的缺点”的一段话删掉，后来发现“听着”之前没有来由，就又改为“我先说周扬同志的缺点”——好像丁玲还准备向毛表扬周扬、只不过因为毛打断了她的话她才没有机会说似的；继而又删掉了“叫了一条船，在中南海上游着，同我聊天”一句。其次，加上一段康濯的话，再加上“1952年春夏之交的一天”的具体时间，注6以证明确有其事。

接下来的问题是，陈明何以要否定此事？

首先，是陈明为保持丁玲的“完人”的心态所致。在丁玲去世后，陈明自觉地担当起丁玲“完人”形象的守护者的责任来，对当事人有关丁玲的回忆、学界有关丁玲研究的文章，只要在他看来与“史实不符”——事实上大致是与丁玲的“完人”形象不符，就或写文章或利用访谈提出异议——读者若有兴趣，只要把1986年丁玲去世后陈明发表的文章列出一个目录就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属于此类。具体到杨桂欣所述此事，丁玲显然是向毛“打”周扬的“小报告”——借用丁玲的用词。在陈明看来，未免有失丁玲的形象。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是，陈明明白，这条材料实际上可以看作是此后丁玲厄运的“青萍之末”。

第一，在杨桂欣1993年的文章里，丁玲把问号留给她的听众，但答案却不言自明：在丁玲看来，周扬不管有多少长处，显然不适合担任中共在文艺界领导人这一职务。

而此时，恰是毛泽东因胡乔木在第二次文代会的筹备过程中取消文联的举动而大发脾气、舍胡而取周扬之际，丁玲这样喋喋不休地讲周扬的缺点，的确是犯了一个大忌。至于这个大忌是什么，可以与胡风当年上三十万言书作一比。

2002年，原被称为“胡风分子”的绿原，在为《胡风三十万言书》出版所作的序中写道：

几十年之后，尘埃落定，痛定思痛，不禁茫然。当年胡风……所选择的上书言事，……直到理所当然而又顺理成章的后果一出现之后，这才使人醒悟：最高领导和文艺领导毕竟是二位一体，后者和胡风在前者眼里，毕竟有党内外的亲疏之分；胡风在“三十万言”中忽视了这个一体性，向前者控诉后者，不但被讥为所谓“清君侧”的阴谋，犯了以古例今的时代错误，而且由于“为乐观估计所蔽”，忘却“疏不间亲”、“投鼠忌器”等浅近道理，犯了尤其令人遗憾的常识性错误。注7

当年丁玲的处境虽然比胡风要好得多，但她却不明白“最高领导和文艺领导毕竟是二位一体”的道理，也更忘却了“‘疏不间亲’、‘投鼠忌器’等浅近道理”。她的思维惯性使她依然在几年前、十几年前的原有轨道上运行，她胸中充溢的是业已形成的对周扬的敌视情绪。她仍然以为与毛泽东的这次谈话，只是像过去一样仅仅表述自己的看法而已，因而根本忽略了这样的因素：此时的毛泽东已不复是那个当年与她随意交谈的人了；而此时周扬能在文艺界担纲同样是毛泽东的意见。因为“犯了尤其令人遗憾的常识性错误”，所以丁玲的话打在周扬身上，事实上，也打向了毛泽东。丁玲得到毛泽东的批评是必然的。自然，丁玲也从毛对她的批评中得到了另一种答案：周扬在文艺界的领导地位不可动摇。

第二，透过杨桂欣（抑或是丁玲）刻意轻松地叙述的场景来看，毛对丁玲的批评是相当严厉的。由于历史上形成的地位，1949年以后的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威望达到了顶点，说话一言九鼎自不必说，即使是与他一起走向政坛的老朋友，偶有不慎，说错了话，办错了事，也常常命运不济。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不需多说。就以胡乔木筹办第二次文代会因要取消文联而让毛发脾气这件事，即可看出这一点。胡跟随毛已经十多年了，不管从那时在党内的资历还是从与毛的关系来看，都是丁玲所不能匹敌的。胡的命运尚且如此，况丁玲乎？“我看你丁玲是不如他呢！”实是毛批评人极为严厉的话了。得到这样严厉的批评后，丁玲自然明了了局势，所以此后不但不能“到毛主席那里去”，更不能有“主动找毛主席谈情况、谈心的念头”了。即使在1955年遭受批判被戴上“反党小集团”的帽子，丁玲也不敢涌起找毛的念头，“不想向他申诉”，甚至连陈企霞那样写封匿名信的勇气都没有。这不仅因为“毛主席信任周扬”，更因为她明白，对她的批判，不是周扬而应是毛，只不过她不愿意明说而已。

而对于把1955年批判丁陈的发轫归结到毛那里，则是陈明（包括丁玲）一直不愿意正视的，陈明否定这条材料，似乎透露了这种信息。

顺带指出，在此事中，丁玲提到了江青，并描述了江“拉下脸来”的形象。有材料显示，在江青和丁玲都在中宣部任职的时候，丁与江走得很近。围绕着《清宫秘史》、《中朝儿女》以及《武训传》等影片，“江青和周扬意见不一致，发生争执”时，丁玲曾“主动找到江青，说要写几篇文章，批判周扬和他电影审查中的错误立场”，江青并不认为丁玲能胜任这样的任务，以“这样深刻的争论不是丁玲的笔所能单独解决的”为由，予以回绝。注8

注1丁言昭编选：《别了，莎非》（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页322。

注2杨桂欣：《丁玲与周扬的恩怨》（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325页。作者在此前出版的《我所接触到的暮年丁玲》（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中的记载与此相同，参见该书83页。

注3邢小群：《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194页。关于毛泽东在颐和园游园时顺路看望丁玲一事，陈明写过、讲过多次，在与邢小群谈话时又详细地讲了一遍，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

注4康濯：《一颗乐观、开朗的心——深切怀念丁玲同志》，载关鸿、余之、成平主编：《生命从80岁开始》珠海出版社，1995），187页。

注5黎辛：《丁玲，我第一个上司（下）》，载《文艺理论与批评》第3期（1999）。

注6应该说，杨桂欣加的这个时间是大致准确的。丁玲在1952年8月就提出辞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的职务，而江青在这年8月到苏联疗养，直到1953年秋才返回北京（叶永烈：《江青画传》，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页126）。此后，两人再也没有在一起工作的机会了。

注7绿原：《试叩命运之门——关于“三十万言”的回忆与思考》，载《胡风三十万言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27—28页。

注8《维特克〈江青〉一书中有关文艺问题的资料摘编》，16页。这是一份油印的材料，没有标明油印单位和时间。时间是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

2008年第3期 1920年的世界革命与苏波战争始末　作者：王天兵

一

中国共产党建党的时间，人所共知是1921年7月1日。一位中共党史研究者发现，早在1920年，陈独秀就已在上海成立过相关组织，实为中国共产党的前身，确切的发起日是1920年7月19日。但这位研究者至少在那篇文章里没有深究为什么是7月19日。这个日子又有何特殊意义？

需要从头说起。

1920年，列宁发动了一场“世界革命”，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就是这场革命运动的一个分支。这场“世界革命”发轫于迄今已被人遗忘的一场战争——“苏波战争”。在中国，不要说普通读者，就是俄国专家学者，对其也不甚了了。实际上，在前苏联历史教科书中，对“苏波战争”要么闭口不谈，要谈则往往是数语带过。

中国读者对“苏波战争”如果还有印象的话，仅始于那本曾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青年的革命圣经，至今仍被国家教育部定为中小学必读书的“红色经典”——《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书中主人公保尔·柯察金曾在一次战争中被炸弹炸伤后复员。这次战争就是“苏波战争”。可是，该书作者是否参加过这场战争？已多有专家著文表示怀疑甚或否定。

另有一位俄国作家却的确参加了这场战争，而且还给我们留下了两本珍贵的以此次战争为背景的著作。这个人就是伊萨克·巴别尔；这两本著作分别是巴别尔1920年在“苏波战争”中的军旅日记和以此为基础创作的短篇小说集——《骑兵军》。

二

在中国，最早提及巴别尔的是鲁迅先生。鲁迅在致李霁野的信中曾提及读过巴别尔自传。巴别尔作品的第一位中译者是周扬，第一篇被译成中文的巴别尔小说是《路》，收入以其命名的苏联小说集《路》中，由文学出版社于1936年8月在重庆出版。这是巴别尔中国之旅的起点。

可是，直至2004年，虽然已有不同版本的《骑兵军》中译本问世，巴别尔在中国仍鲜为人知。过去三年，笔者致力于巴别尔著作的重新翻译及推行工作。至今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三本由笔者编订的巴别尔著作，包括小说集《骑兵军》、《敖德萨故事》（戴骢译）的插图本，以及1920年日记的插图注释本《巴别尔马背日记》（徐振亚译）。笔者的新著《哥萨克的末日》，根据《巴别尔马背日记》这本第一手资料，参考其他数十种相关文献，从宏观到微观全方位地复原了1920年的“世界革命”及“苏波战争”的全过程。

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沙皇逊位，俄国内外交困、自顾不暇。波兰的民族主义者不但于1918年趁机建立了独立的波兰国家，而且梦想一举恢复17世纪前横跨波罗的海、黑海的波兰王朝。他们顺势侵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尚属旧俄的乌克兰、白俄罗斯。而此时，俄国内战已近尾声。列宁认为布尔什维克的政权已经稳固，他要凭借内战锤炼出的铁军打击波兰侵略者。

马克思、恩格斯早就预言无产阶级革命将从德国工人中间开始。列宁在1920年发动“苏波战争”就是梦想在攻克华沙后直捣柏林，引发德国工人起来暴动，进而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共产主义。

中国在1920年出现的共产主义组织，是列宁同时向两个方向传播“世界革命”的结果。1920年4月，一位中文名为吴廷康的俄国犹太人（俄文名为维京斯基、或维金斯基）来到北京，见到李大钊；然后南下上海见到陈独秀，遂将“世界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传达给他们。陈独秀在吴廷康建议下召开了相关会议，《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译本也于同年问世。

当时，俄共的另一位领导人托洛茨基虽和列宁一样认为共产主义不能只在一国实现，但他深察这场战争风险之巨，故而反对出兵波兰；而当时苏维埃肃反委员会——契卡——的主席捷尔任斯基，本身就是一个波兰共产党员，他曾警告说，一旦红军入侵波兰，那无论是波兰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就会同仇敌忾抗击俄罗斯。何况，俄波自古以来就征战不休——君不见莫斯科红场上五彩斑斓的瓦西里大教堂旁，矗立着的米宁和扎波尔斯基大公双人青铜像，就是为纪念这两个民族英雄在1614年11月领导俄国义勇军赶走占据莫斯科两年之久的波兰侵略者。而至18世纪，俄国曾三次参与瓜分波兰，致使波兰亡国。

不过，当列宁做出决定之后，不但托洛茨基等人竭力相助，连很多旧俄老将军也加入红军、共赴国难。

四

当时，托洛茨基任红军最高指挥部——苏维埃军事委员会——主席，加米涅夫负责前敌总指挥。攻打波兰的红军兵分两路，27岁的军事天才图哈切夫斯基指挥北路红军，用他的话说，他要用刺刀带给波兰的工农幸福与和平。而南路红军的统帅是叶戈罗夫，政委是斯大林。图哈切夫斯基和叶戈罗夫后均成为苏联元帅。

从1920年5月下旬到7月上旬，这两路红军势如破竹、所向披靡。

在南路红军中，有一支骑兵军令波兰军人闻风丧胆，他们从克里米亚半岛北部跃进一千公里，攻克乌克兰首府基辅，再突入三百公里，其军长和政委分别是后来也成为苏联元帅的布琼尼和伏罗希洛夫。这支部队的主要成员就是赫赫有名的哥萨克。

哥萨克是什么人，又来自何方？

俄国传统的说法认为，哥萨克源于伊凡雷帝时代逃到顿河、第聂伯河流域的斯拉夫农奴，可在十五世纪前的俄罗斯史籍中几乎没有任何对哥萨克的记载。而十五世纪正是蒙古汗国的衰落时期。成吉思汗及其后代不但征服了中国，还征服了匈牙利、印度、阿富汗，征服了莫斯科地区、基辅地区，他们将小国林立的地区合并成一个个庞大的蒙古汗国，中国的元朝不过是这些汗国中的一个而已。蒙古人的势力从十三世纪到十五世纪，大概维系了两百多年。遥想十三世纪的俄罗斯，大片地区荒无人烟，是蒙古人用武力联通各个小公国，建立金帐汗国，奠定了未来俄罗斯帝国的版图，也将蒙古文化播撒在大片原是不毛之地的中间地带，比如顿河、第聂伯河流域。

随着蒙古汗国的衰落，俄罗斯帝国开始崛起，哥萨克也悄然出世了。他们是蒙古人、斯拉夫人、波兰人、土耳其人等人种的混血儿，而他们继承的正是以剽悍的蒙古人为主导的游牧习性。说他们来自逃跑的农奴是俄罗斯人将少数民族妖魔化的偏见。

这时的哥萨克在几个大帝国间自由自在地靠剪径劫财、放牧捕鱼过活，他们兼做穿行于顿河、第聂伯河流域的商队和旅人的私家保镖。但到了16世纪中期，他们的命运发生了重大转折。

俄罗斯的第一位沙皇伊凡雷帝，用金钱雇用原是散兵游勇的哥萨克冲锋陷阵，击败蒙古后裔，侵吞了喀山汗国。从此，哥萨克这个群落就沦为沙皇的鹰犬、开边的利器。瓦西里教堂就是伊凡雷帝为纪念喀山战役而树立的纪念碑。从此，一代代沙皇开始了无休止的两面征战。至19世纪初，哥萨克在抗击拿破仑入侵的卫国战争中，曾凭借机动灵活的轻骑战术，把欧洲历史上最强大的一支军队拖垮，直追至巴黎门下……。三百多年来，哥萨克参加了沙皇指挥的所有战争。直到清朝末年，在中国边境制造江东六十四屯惨案的罪魁还是哥萨克。

1920年，列宁要把共产主义传到全世界，哥萨克又成了得力的急先锋。

但他们在波兰都干了什么呢？可以说是烧杀奸淫、无恶不作。

哥萨克和波兰人也有世仇。早在17世纪，乌克兰哥萨克赫麦尔尼茨基就曾统领乌克兰和波兰决战，虽然战败，但使原属波兰的乌克兰并入俄罗斯。这是波兰王国走向衰败的开始。赫麦尔尼茨基自己也归顺了沙皇。另外，赫麦尔尼茨基因为信奉东正教，对信奉天主教的波兰人持有宗教偏见，1920年，哥萨克虽然改宗共产主义，所作所为却和其祖先如出一辙，哥萨克所过之处，到处捣毁天主教堂、杀害天主教神父。还有，哥萨克和蒙古人一样，行军打仗不自带粮草，全靠沿途抢劫为生，百姓往往倾家荡产、许多女性遭到强奸。

列宁想拯救被波兰地主贵族压迫的波兰工农，结果波兰工农兵和地主贵族却团结起来，一致抗击俄国人。这场“世界革命”也就成了一场民族战争、一场宗教战争。

这场变质了的“世界革命”迅速席卷了全世界，几乎酿成了又一次世界大战。当时，英、法、美等列强均支持波兰，或声援、或派驻军官、或运送军火——一个年轻的法国军官在这场战争中亲身体会了民族主义压倒意识形态的力量，他就是当年年仅29岁的戴高乐。

就在哥萨克骑兵军即将和北面的红军汇合，一举攻克华沙之时，哥萨克的行军路线却出现了一个90度的急转弯。

五

哥萨克骑兵军紧急调转方向的时间就在1920年7月18日。为什么他们在最不该分散兵力时，却挥师南下呢？为什么中国共产主义组织最先出现在1920年7月19日呢？——因为7月19号是第三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彼得格勒召开的日子。列宁在7月19日所做的《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中，控诉了协约国对全世界十二亿五千万人的不平等条约。他宣称苏维埃的所作所为是在维护这十二亿五千万人的利益。他说：“我们还要重新夺回匈牙利，巴尔干将起来反对资本主义。意大利正在颤抖。资产阶级的欧洲就要在风暴中崩溃。”因此，红军要在大会开幕前给来自世界各地的与会代表们看看，俄罗斯攻打波兰并非报私仇，而要打到匈牙利，解放全欧洲、直至全世界。实际上，陈独秀于7月19日受命在上海发起的活动，很可能就是这次大会的一次分会。而要攻占匈牙利，则必须南下攻克军事重镇利沃夫。

德国军事大师克劳塞维茨曾指出：一场战争切忌有两个目标。1920年7月18日，哥萨克却因为政治原因犯了兵家之大忌。南下后，他们随即陷入两个星期的阵地战和拉锯战，而且碰上了一个多雨的夏天，险些一败涂地。幸好图哈切夫斯基在北面已经包围华沙，围困哥萨克的波兰军队不得不前去救援。哥萨克才得以撤出战斗，筋疲力竭地原地休整。可是红军战线因此从华沙绵延至利沃夫以北，横跨数百公里。

华沙方面虽已危在旦夕，但波兰人却要死战到底，他们密谋从红军战线最薄弱处乘虚而入，打一个漂亮的迂回战。此时，从加米涅夫到图哈切夫斯基的红军高级将领也反复催促哥萨克骑兵军改道北上去填补这个空白区域。可是，哥萨克非但没有从命，反而在休息一周后继续南下利沃夫。这个错误命令的始作俑者正是南路红军的政委——斯大林。他担心图哈切夫斯基独享胜利成果，而决计将战火从匈牙利烧到罗马尼亚，成为“世界革命”的一等元勋。

可是，哥萨克非但没有攻克利沃夫，却遭到重创。利沃夫的妇女、老人和孩子，还有教师、律师、工程师等志愿者们顶住了一万多名哥萨克的疯狂攻击，就在哥萨克即将攻占利沃夫的当口，华沙的波兰军人已经出其不意地绕过包围华沙的红军左翼，将其包围。红军在内外夹击下立时土崩瓦解——这就是波兰历史上著名的“维斯瓦河上的奇迹”。哥萨克因为华沙战局大变被迫放弃即将攻克的利沃夫而奉命北上救急。

可是，绕道北上的哥萨克却被波兰枪骑兵在今乌克兰和波兰边境附近拦截。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骑兵军大会战就此爆发。战争的结果既惨不忍睹又荒唐不经——哥萨克骑兵和波兰枪骑兵交火，双方列队开始冲锋，但冲到一半的时候，哥萨克大军突然停顿，然后仓惶掉头逃跑——历来骑兵军打仗，人马伤亡不是发生双方激战之时，而是在一方逃窜一方追杀的路上。在这场战役中，哥萨克损失三千人马，军心涣散，虽幸免覆灭之灾，却已无力再战。1920年底，俄共解散了哥萨克骑兵军。此后，俄国虽然还组建过哥萨克军队，但哥萨克再没有以前的雄风和威名，从此一蹶不振。斯大林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将哥萨克迁出居住了数百年的顿河草原，导致他们大批饿死，哥萨克作为一种文化也随之消失。

“苏波战争”以苏俄的失败告终，双方于同年十月签订了合约。这场战争也拖垮了已被内战损毁的俄国经济，列宁不得不在1921年实行“新经济政策”。

“苏波战争”的失败也成了斯大林一生的心病。他在1924年接替列宁后调走了有关这次战争的所有高层决定文件，从此再没有归还。

巴别尔作为《红色骑兵报》战地记者，跟随哥萨克骑兵军入侵波兰，他根据这场战争写出的奇书《骑兵军》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就名扬世界，还在苏俄内部引发了一场争论——原骑兵军军长布琼尼指责《骑兵军》侮蔑红军战士，但高尔基却认为巴别尔笔下的哥萨克比果戈理描写的更真实、精彩……

1939年，巴别尔因被指控犯有间谍罪被苏联秘密警察逮捕，1940年1月27日被枪杀。图哈切夫斯基、叶戈罗夫、加米涅夫等亲历“苏波战争”的高级将领也在三十年代的大清洗中相继被杀。托洛茨基因斯大林排挤不得不流亡海外，1940年8月，他在墨西哥被人暗杀。死前，他桌子上放着的是他正在撰写的《斯大林》一书的手稿，其中，他将斯大林说成“苏波战争”失败的罪魁祸首。

1939年，德国和苏联联手瓜分波兰之后，红军攻占利沃夫。1940年，上万名已经投降的波兰军官被枪杀并埋葬。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卡廷森林事件”。原来人们都以为这是纳粹所为，而解密的苏联档案却证明这场大屠杀的命令正出自斯大林之手。此命令的原件保存完好。斯大林终于报了1920年的仇。

六

1920年的“世界革命”，以正剧始，一度轰轰烈烈，却以闹剧终，遗祸至今未绝。这场战争的真相一开始就被刻意掩盖直至完全从苏联历史中消失了。英美的研究者们虽然分别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版过研究苏波战争的专著，但直到巴别尔1920年日记在1990年全文发表，人们才第一次全面地了解了那次战争的细节和真相，尤其是革命横扫过的乌克兰、波兰地区的人民所遭到的浩劫。

也可以看出：正因为苏维埃俄罗斯向西推行布尔什维克主义铩羽而归，他们不得不专注于东方。由此，波及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共产革命开始了。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8年第3期 哭倒长城骂倒秦　作者：李　乔

不应忽视老百姓对秦始皇的看法

评价秦始皇，从古以来，聚讼纷纭，于今未息。论者中，有的说他功劳盖世，有的说他暴虐无道，有的主张对他要少骂，有的主张对他要少赞，各执一词，各有其理。

但这当中有个现象，人们习焉不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古今那些评秦的文章、言论，大都出自史家、文人或政治家，而几乎没有普通老百姓的看法。

是老百姓没有看法吗？或是虽有看法却没有表达过吗？还是老百姓根本就不会臧否人物，不配有看法？我看都不是。是我们没有认真留意过，也没有重视过他们的看法。

在旧时代，老百姓对于国家政治和历史的看法及评说，是写不进正史典章的，他们都是靠口耳相传表达自己的看法，或是将看法寓托于传说、故事、戏文、鼓词等浅俗的文艺中。老百姓的评说，没有“春秋笔法”那样的微言大义，也不像“臣光曰”那样正襟危坐，而多是一种发于生活感受的天籁样的言辞。他们对于秦始皇的看法，就是这样。

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是最典型的例子。

这个著名故事，最近被国家公布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国家对它的人文价值的高度肯定。民国年间，大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曾下过很大工夫来研究这个故事，写过几篇长篇论文，把孟姜女故事的源流和迁播情况考证得清清楚楚。但他这项研究的本意，却是为他的“古史辨”，为他提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服务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为研究古史方法举一旁证的例”。所以，顾先生并没有顾及和评说过这个故事中所包含的反秦思想。

最近，出于想要了解“自古以来中国老百姓是怎样看待秦始皇的”这一目的，我重读了顾先生编著的《孟姜女故事研究集》。这本书，民国年间曾由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刊印过，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新编印出版了此书。在这本研究集里，顾先生除收了自己的若干篇研究论文以外，还收了当时许多位学界名家研究孟姜女故事的文章和通信，刘半农、魏建功、容庚、钟敬文、沈兼士、郭绍虞、钱南扬、郑鹤声等先生都有文章收在集子里。看似区区的一个小故事，竟受到这么多大学者的重视，仅此一点，也可以看出孟姜女故事的不简单。学者们研究这个故事的方法和路径，使我大长见识，而文章中提供的许多原始材料，又为我解决“老百姓是怎样看秦始皇的”这个问题提供了极大便利。

一个包含着老百姓反秦反暴政思想的故事

秦朝以降二千多年来，中国老百姓对于秦始皇就没有过好印象。孟姜女哭长城，主题便是反秦和鞭挞封建暴政的压迫。但这个主题的形成，却是逐渐的。在故事的早期，即《左传》、《檀弓》和《孟子》的记载中，还没有也不可能有秦始皇这个人物，也没有秦长城，而只是讲了一个发生在春秋时代的杞梁之妻哭悼阵亡丈夫的简单故事。但汉唐以来，这个简单的故事“生命日渐扩大”（顾颉刚语），演变成了一个孟姜女哭倒秦长城的长篇大故事。对此巨变，南宋史学家郑樵说过一句感慨的话：“杞梁之妻，于经传所言者不过数十言耳，彼则演成万千言。”（《通志·乐略》）其实，篇幅的由简到繁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主要有：杞梁的名字变为范杞梁、万喜良；杞梁妻变为孟姜女；路边哭夫变为哭城；所哭之城由最早的哭山东境内的杞城、莒城变为哭秦长城。有关哭秦长城的情节有：秦始皇命蒙恬催逼工匠筑长城，范杞梁筑城时被打死并被筑在城墙内；孟姜女千里寻夫，至城下大哭，城为之崩，夫尸显现，滴血认骨；孟姜女自尽。随着故事内容的变化，其迁播流布的范围也由最初的起源地山东，变为北方长城一线，而后又向全国猛烈扩张，终至成了一个覆盖全国，家喻户晓的著名故事。

何以春秋时发生的一件本来与秦始皇不搭杠的小事情，竟演变成了一个反秦色彩浓烈的大故事？我以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由于秦始皇的暴政长久地存留在当时和后代老百姓的印象中，积为一种反秦的社会心理，并代代相传；再一个就是历代老百姓从所受的暴政和苦役压迫的实际感受出发，托古言志，以骂秦始皇的方式来渲泄对压迫者的不满。总之，这个故事的政治批判倾向的酿成，根源于中国老百姓对秦始皇的坏印象，根源于老百姓恨暴政、恨专制的社会心理。正如顾颉刚先生所说，“从民众的感情与想象上酝酿着这件故事”。

唐代是孟姜女故事产生反秦的政治批判情节的关键时代。唐人贯休的《杞梁妻》一诗最早透露了这一变化。诗中道：“秦之无道兮四海枯，筑长城兮遮北胡。筑人筑土一万里，杞梁贞妇啼呜呜。……一号城崩塞色苦，再号杞梁骨出土。”此前的孟姜女故事中，是没有这种批判秦朝无道的情节的，那时孟姜女所哭的城也不是秦长城，而到了唐代，在此诗中，故事显然发生了质变，加入了反秦内容，我们所熟知的那个孟姜女哭倒秦长城的故事的基本格局已大体具备。顾先生这样评论说：“这首诗是这件故事的一个大关键。它是总结‘春秋时死于战事的杞梁’的种种传说，而另开‘秦时死于筑城的范郎’的种种传说的。”

为何唐朝的孟姜女故事会出现贬斥秦始皇的情节？顾先生的分析是，六朝隋唐间，战事频仍，徭役繁重，兵士终年劬劳于外，悲愤得很，就像《兵车行》里写的那样，而他们的妻子梦魂所系的，不是“玉门关”、“渔阳”，就是“马邑”、“龙堆”，总之是北部长城一线，于是便生出了“谁人是为了自己的野心而造成长城”的责问，于是便以“杞梁妻哭倒秦始皇的长城”的故事来渲泄自己心中的怨愤。

暴虐与荒淫：老百姓对秦始皇的印象

从孟姜女故事，可以看出中国老百姓对秦始皇及一切暴君的残酷和荒淫行为的批判。

贯休诗《杞梁妻》里，有“筑人”二字，这是说，秦朝筑长城时要行“厌胜”巫术，即把人筑在城墙里以避邪求祥。范杞梁就是被筑的一个。孟姜女哭长城，就是要哭崩城墙，找到丈夫的骸骨。关于“筑人”，各地故事中的具体情节有所不同，桂林的故事说，范杞梁先是被秦将蒙恬腰斩，然后筑到长城里；湖南的故事说，秦始皇将范杞梁打死后，为了“使他永世不得翻身”，便把他筑在城墙里。老北京话里有一句歇后语：“孟姜女的男人——填了馅了”，说的也是范杞良被筑在城墙里的事。这种“筑人”巫术，真是惨无人道，听起来都叫人毛骨悚然。在历史上，秦筑长城时是否真的用过“筑人”巫术？我没有看到过有关史料，不敢妄揣，但可以肯定，老百姓在故事里加进这个情节，肯定是有相关的因由的。这个因由，就是老百姓对秦朝的暴虐统治，对秦始皇筑长城时残酷役使工匠的史事，有深刻的记忆和愤恨心理。“苦秦久矣”，恨秦久矣，才会有这样的故事情节。这个情节实质上是老百姓对秦始皇的暴虐统治的一种批判。

秦始皇筑长城时果真很暴虐吗？在正史中，如《史记·秦始皇本纪》里，虽然记载了秦始皇的为人“少恩而虎狼心”，也有零星的关于秦筑长城的记载，但并没有秦人残酷役使工匠筑长城的具体细节。但是，根据其它一些旁证材料，还是能推见出秦筑长城时役使工匠的残酷。《秦始皇本纪》的《集解》中有这样一条关于秦筑长城的材料：“论决为髡钳，输边筑长城。昼日伺寇虏，夜暮筑长城。”可以看出，筑城工匠中是有大量的刑徒的，还可以依稀看出秦朝残酷役使这些工匠筑长城的情形。

古代一些诗人的作品和世代相传的民间记忆中，也保留了一些秦筑长城时残酷对待工匠的信息。晋人杨泉所著《物理论》中有这样一段话：“始皇使蒙恬筑长城，死者相属，民歌之曰：‘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其冤痛，若此矣。”试想，如果没有残酷的史，哪会产生这样悲苦的歌？真是一寸长城一寸血呀！又如唐代王翰诗云：“回来饮马长城窟，长城道傍多白骨。问之耆老何代人，云是秦王筑城卒。黄昏塞北无人烟，鬼哭啾啾声沸天。无罪见诛功不赏，孤魂流落此城边。”所说的“耆老”的答话，显然是前代的“耆老”传下的，这种世代相传的口述，应该是具有一定的史料性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的真实。

还有一个可怕的民间传闻，也能反映出秦筑长城时役使工匠的残酷。清代《房县志》记载，北方丛林里曾生活着一种全身长毛的“毛人”，其祖辈是逃避筑长城的劳役犯，他们见人就会问：“长城筑完乎？秦皇还在乎？”只要回答秦皇还在，“毛人”就吓得逃入丛林。这个传闻，不会是空穴来风，虽然只是一片史影，却包含着相当的真实性元素。可以想见，若不是秦始皇筑长城给老百姓的刺激太深，怎么会产生这种令人不寒而栗的传闻？

从秦朝刑罚的残酷性，也可以间接地推想出秦筑长城时对工匠的残酷虐待。秦朝的刑罚，是以“中国的马基雅维里”韩非的理论为基础的，残酷得很，不光捕人杀人极随便，杀人的方式也酷烈无比，车裂、腰斩、釜烹、坑杀、夷族，闻之便令人胆裂。《汉书·刑法志》形容秦朝是“赭衣（囚衣）塞路，囹圄成市”，筑长城的工匠，便多是刑徒。试想，在这种法制状态下，筑城的工匠又多是刑徒身份，那些监工的素称“虎狼之师”的秦军士兵，能对这些工匠不残酷吗？有人曾考证，连同修筑阿房宫和骊山陵这两项工程在内，秦始皇共役使了百万刑徒，这些人大多有去无回，死在异乡，而那些筑长城的工匠，便大多埋骨在长城脚下。

孟姜女故事中，还有一些贬斥秦始皇荒淫的情节。如绥中县流传的故事说，范杞梁死后，“孟姜往觅夫骸，危坐城下号泣。长城崩颓，露夫骸骨。始皇闻而异之，厚葬其夫，欲纳为妃。孟姜触石而死。”（《孟姜女故事研究集·绥中县的孟姜祠》）所谓“欲纳为妃”，实际就是秦始皇役死范杞梁还不算，还要霸占他的遗孀。

秦始皇果真是个荒淫的皇帝吗？且看郭老是怎么说的。他在《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一文中写道：秦始皇是“一位纵欲主义者，大约因为不相信命，所以敢于极端享乐”。（郭沫若《十批判书》）又在《高渐离·附录·校后记之二》中写道：“秦始皇是一位通权变、好女色的雄猜天子，我看是没问题的。”郭老的判断，当然是以史料考据为基础的，所以应当是可靠的。由此可见，孟姜女故事所讲的秦始皇霸占孟姜女的情节，虽然历史上并无其事，但却也并不是完全不着边际的胡编，而是有一定历史因由的合理想象。

从孟姜女故事中，还能看出中国老百姓在封建暴政重压之下难能可贵的反抗意识。除了孟姜女拒绝秦始皇“纳妃”而触石自尽的情节以外，《孟姜仙女宝卷》和唱本《孟姜女花幡记》还记有以下情节：范杞梁死后，孟姜女借秦始皇要纳自己为妃之机，向秦始皇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秦皇必须亲自向杞梁祭奠焚帛，二是必须下旨杀掉筑城监工蒙恬，秦始皇照办后，孟姜女便毅然纵身从长城上跳入火堆自殉。这些故事情节，实际都反映了老百姓反抗暴君、反抗封建压迫的心理，同时也反映出他们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无奈。

怎样看待老百姓的“秦始皇论”

“哭倒长城骂倒秦”，这是我对孟姜女故事的核心内容和政治思想的概括。孟姜女故事其实并不像有的学者说的那样，只是一篇“哀情小说”，实际上它更是一篇政治故事。它也并不只是单纯的征夫怨妇的牢骚话和贞妇的颂词，而是具有浓烈政治色彩和历史批判精神的作品。这个故事反映出老百姓的历史观，反映出老百姓心目中的秦朝史和秦始皇，也反映出了老百姓的政见。孟姜女故事，乃是中国老百姓的一篇心史。民族英雄文天祥曾给某地孟姜女庙题过一副对联：“秦皇安在哉，万里长城筑怨；姜女未亡也，千秋片石铭贞。”文天祥显然对孟姜女故事的政治内涵十分清楚，而他的政治倾向则与老百姓完全一致，也是贬斥秦始皇的。

“文革”时期，“四人帮”大搞评法批儒，把秦始皇捧上了天，孟姜女则几乎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四人帮”何以不放过一个民间传说中的弱女子？因为孟姜女反秦始皇。孟姜女故事的政治倾向，“四人帮”是看得清清楚楚的。“四人帮”有个标准，谁反对秦始皇，谁就是儒家，就是反动的。于是，孟姜女便成了与儒家一伙的反动分子。如果按照“四人帮”的划线标准，那么给孟姜女庙题过对联的文天祥又该算是什么人呢？亿万中国老百姓是传诵孟姜女故事的主体，难道他们竟是反动分子吗？

也许有人觉得，评价秦始皇是个学术问题，老百姓哪里懂得？他们的“秦始皇论”是没有价值的。我看不一定。我想，老百姓当然不如学者看问题全面，也不如政治家站得高，但他们心里也自有一杆秤，他们往往从朴素的道理和自身的感受出发来评价古今统治者。他们在讲述孟姜女故事的时候，固然不懂得对秦始皇应该一分为二，应该看到秦始皇统一中国、设立郡县制等等的大功劳，但他们能通过自身的理解、祖辈的“口述”和社会舆论确认秦始皇是个暴君。这让我想到鲁迅的一段名言：“诚然，老百姓虽然不读诗书，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里觅道，但能从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决非清高通达的士大夫所可几及之处的。”（《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至九》）中国老百姓的“秦始皇论”，大抵如此。

一谈到孟姜女哭长城，自然要涉及对秦始皇筑长城的评价问题。现在人们说起长城，总是以“伟大”二字概括之，这当然是不错的，但这还不是具体的历史分析。秦始皇筑长城，是为防御北方胡人的，应该说，在那个冷兵器时代，长城还是多少起了一点防胡作用的，但作用并不大。相反，因筑长城而被役死的工匠却无法计数，正所谓“秦人半死长城下”（王安石语）。这也正是孟姜女故事发生的一个重要的历史缘由。鲁迅在《长城》一文中写道：长城，“从来不过徒然役死许多工人而已，胡人何尝挡得住。”这恐怕是更接近历史真相的评论。明朝一代，长城仍被作为防边患的屏障，但当时就有有识之士指出，长城对于防边患的作用甚小，修筑长城是“百劳而无一益”的下策。满洲人深知长城对于边患的无奈，所以占据中原后，便不再用筑长城的办法搞边防，而是改为怀柔远人的政策，结果大奏其功。

有人说，既然长城是人类的伟大工程，是中华民族的象征，那么秦始皇修筑了长城，自然秦始皇很伟大。这个推理其实很皮相。长城伟大跟秦始皇是否伟大其实是两码事。长城从建筑工程学上来说，是伟大的，从后人赋予它的“不屈之精神象征”来说，也是伟大的；但秦始皇用筑长城的办法防范胡人，就很难说是伟大的办法，实际只是一个利小弊大的平庸办法，而最大之弊便是文天祥所说的“筑怨”。至于秦始皇筑长城时的暴虐，就更不是什么伟大，而是对老百姓的犯罪。长城，其实是用工匠的血汗和白骨换来的，要说伟大，也是老百姓伟大。总之，从长城的伟大并不能引申出秦始皇的伟大，这就好像颐和园伟大并不代表西太后伟大一样。当然，秦始皇与西太后不一样，秦始皇对中华民族做出过贡献，而西太后只会祸国殃民，秦始皇筑长城与西太后建颐和园的目的也不一样，一个是为防胡，一个是为个人享受。但是，终究不能用一项工程的伟大来证明工程下令者的伟大，因为这样的逻辑不能成立。

时下，我们对秦始皇是少骂一些，还是少赞一些？从历史学上来说，这不是个问题，只要把史实考证清楚，当赞处则赞，当骂处则骂就是了。在这里，求真求实是唯一的原则。但从当今社会的现实情况来看，我以为还是少赞些为好。因为，我以为，对秦始皇，除了要实事求是地说明他的功过以外，还应该特别认识到，秦始皇的那一套专制思想与我们所提倡和所要建设的“民主的文化”（张闻天、毛泽东都讲过这个命题）和民主政治，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我们要建设先进文化，就必须与韩非、秦始皇的那一套专制主义政治文化彻底决裂。所以，我说对秦始皇要少赞。

（责任编辑 萧 徐）

2008年第3期 读者来信摘登（三则）　作者：高世玉等

从借读到订阅我看《炎黄春秋》

一次，我到一位离休老干部家中拜访，见书桌上有本《炎黄春秋》，便随手拿过来翻看，一下把我给吸引住了。我看到《炎黄春秋》中的篇篇文章，似乎都是我闻所未闻的政治、社会、历史、人物等诸多史实。谈古论今，内容丰富，观点鲜明。最吸引我的是敢讲真话。资本主义长处敢阐述，社会主义暴力敢揭露。我今年都71岁了。还首次从《炎黄春秋》中听到暴力社会主义这个词。斯大林统治时期的苏联，就是暴力社会主义。我们千万学不得！可我少年时还一个劲地一心要学苏联老大哥呢。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多少人肃立遗像前痛哭流涕，崇拜得五体投地。现在想想多么幼稚可笑。这是为什么？我们党那时不敢向中国人说真话。不说真话的人也不让别人说真话，一说，我打你右派、右倾，害苦了多少党内外有识之士。大搞一言堂，独断专行。以致于招来十年浩劫，搞得中国处于崩溃的边缘。教训十分深刻。

《炎黄春秋》还事物本来面目，我爱读。于是对老局长说，07年借读你的《炎黄春秋》了，他笑笑答应，就这样，每期刊物一到，如获至宝，一览无余。获益匪浅。不到年底，我早早就把08年的《炎黄春秋》订下了。

我不知《炎黄春秋》何时创刊，但估计是在1978年之后，因为在这之前，敢讲真话的刊物几乎没有，否则讲真话的作者或主编，是要被戴帽子的。从这个角度说，《炎黄春秋》的出版并大受欢迎，说明我们党思想解放向前迈了一大步。本来嘛，让人讲话天塌不下来，即使塌了，也会有更多的人去托住。

拜读一年《炎黄春秋》，自认为有不少收获，不知对不对，写出来请贵刊和读者指正。

一、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有了新的认识。

以前我总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经典，改不得也不允许改动。其实，世界上哪有一成不变的东西，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马、恩这两位大师在世时，他们的前期和后期的思想、观点就有所不同，有所进步。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只适合资本主义初期，而不适合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任何时候都抱着阶级斗争不放，必然要搞乱套，不仅不会成为动力，反而会阻碍社会发展。

目前世界有三种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北欧各国）、暴力社会主义（前苏联已失败无疑）和科学社会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形态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平等竞争，看谁胜过谁。和平共处已成现实，和平过渡、和平演变也不是不可能的。为什么我们不能多一个思维，资本主义也可能演变为社会主义呢？

科学发展观认为，一切社会形态都要以人为本。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搞得不错，不少国家国泰民安几十年，劳资双方通过国家调控，都富裕了，收入差距越来越小，难道还非要劳动者去革与自己收入差不多的资本家的命吗？

二、对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有了新的感受。

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何在？现在看得更清楚了，不是盲目的而是自觉的。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关键在于党。“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而党的正确领导又在于党的不断改革与创新。正如李锐老先生所说，党的改革，是中国现在所有改革成败的关键。党的改革，一要指导思想坚定，二要政治路线正确，三要组织路线保证。三者统一，缺一不可。从某种意义上说，组织路线保证更为主要。在特定的条件下，人是决定的因素。时事造英雄，英雄也可造时事，两者是辩证的统一。

三、对待历史人物的评价不要几几开。

对待历史人物的评价，要还历史真面目，该好说好，是坏说坏。不要搞什么“几几开”。斯大林是“三七”开，毛泽东是几几开至今无人定笃。过去，我们一个劲说斯大林好的一面，把坏的统统隐藏起来。赫鲁晓夫报告一出，我们就搬出“三七开”。在苏联建设时期和卫国战争中，斯大林功不可没。可他在位期间，排除异己，滥杀无辜，规模空前，手段残暴，简直如同暴君。哪是什么共产党的领导。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也摧残了多少老革命、老干部，有的甚至是他几十年的亲密战友，也难于幸免，差一点把立足未稳的新中国给葬送掉。伟人不能正确对待自己，大搞个人崇拜，犯大错而无法纠正，其后果不堪设想。

安徽读者高世玉

读贵刊新年致辞的几点联想

本人是一名军队退休干部，是贵刊的忠实读者，每期到手总是读来如饥似渴。我赞成贵刊“反思历史推动改革”的办刊思路。当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反思也只能是一定程度的。但这已经是了不起的业绩。眼下有些权威刊物的文章八股味很浓，从概念到概念，读起来像嚼蜡。贵刊的文章一般来说能做到有理有据，联系实际，确能帮助读者明辨是非。周围许多同志都感兴趣。

读了2008年1月号的编辑部新年致辞，有几点联想。

一、“市场经济”前面刻意省略了“社会主义”的限制词。这触及到一个原则问题，就是市场经济是否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分（本质的或非本质的）？如果有，表现在哪？我们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宏观到微观特别是微观上是否体现了其社会主义的属性？如果没有，原因何在？

二、“资本和权力私下结盟共同压榨劳动的情况屡见不鲜”。从城镇企业用工到农村的征地运动，的确“屡见不鲜”。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劳动者同资本家的谈判地位比我们劳动者的谈判地位高许多”。过去我们批评人家的工会是“黄色”工会。现在我们的工会处境尴尬，在捍卫劳工权益方面几乎起不了大的作用，应该是什么颜色？贵刊对怎样驾驭资本开出的药方是“民主”。可是民主怎么驾驭资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怎么通过民主驾驭资本的？

三、关于民主，我们常说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是维护资本统治的民主，因而是少数人的民主。应该说就本质而言，立论正确。但不可否认，那里的人民也确实享受着广泛的实实在在的民主。民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是资本主义制度自我纠错机制的基本保证，也是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拯救资本主义制度使其延长寿命的“灵丹妙药”。而通观战后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无一不是实行的专制主义。可以说，专制主义或曰权力过分集中是共产党的天性。它既是我们这种制度的优势即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同时又是枷锁，创新活力不足，缺乏自我纠错的能力，所谓“一人犯错全党犯错”。由鉴于此，“十七大”提出要以更大的力度推动民主政治建设。可是有些问题很难处理，例如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怎么实行？就说“控制舆论”，不控制就乱了，影响稳定；控制吧又与宪法原则、人民期待和时代潮流相悖。平衡点在哪儿？有人主张实行多党制以解决权力制衡或曰民主问题。可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行多党制所呈现的乱局说明，对中国多党制此路不通。唯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寻求自己的民主道路。由于封建包袱太沉重、对民主的恐惧以及特殊利益集团本能的抵制，通向民主的道路十分艰难。能否和在多大程度上落实“十七大”关于民主政治的承诺，只有实践能提供答案。

以上可能都是些常识性的问题，说来让人见笑，但本人是外行，有兴趣思考。希望能在贵刊上看到有关文章。

北京读者刘可成

贵刊的文章深受读者欢迎，每到一期便争相借阅，一读再读，爱不释手，尤其是贵刊的“一家言”，真可谓是有胆有识顶天立地的一家，是众望所归人心所向的一家，更是深受敬重的一家，特别是谢韬、何方、资中筠、尹振环、李锐、钟沛璋、张惠卿、吴思、吴敏、吴江、彭迪、王也扬、张绪山、笑蜀等女士和先生们的文章，胆识超群，文字练达，百看不厌，希望今后仍能看到这样的好文章。多少年来，人们早厌烦透了那些空话套话，八股教条，远离社会现实的所谓理论家的棍棒文章，看这种文章简直是活受罪，是一种精神折磨，这种文字垃圾希望今后不要再出现在贵刊上了。

绍兴读者 钱伯泉

2008年第4期 李昌和“一二·九”那代人　作者：李　锐

李昌是我的老友。1938年7月，徐州突围回到武汉后，我们结识。由于在徐州时，我还是第五战区青年救国团的创始人，大概经过他的建议，长江局派我到湖南负责省青委工作。1940年到延安后，我们都在中央青委工作。他是组织部长，我是宣传部的宣传科长。1941年9月，中央精简机关时，他转行到晋绥边区任兴县县委副书记，我也调到解放日报社，从此再未共事。直到80年代，他在中纪委，我在中组部，工作上才重新有了一些接触和来往；从“一线”退下来后，我们同时进入中顾委，交往就更多了。真正结下友谊，应该说还是80年代的事情，主要不是因为工作上的接触和来往，而是因为对这个党、对历史、对中国的问题和出路，我们有许多相同或相近的认识和看法。

他是1936年入党的。“一二·九”运动后，我在武汉组织自发党的临时支部，1937年2月正式入党。在这个党里，我们共同经过了70来年的历史，彼此也有过相似的遭遇。李昌是“一二·九”的代表人物，他先是担任清华大学民先队大队长，北平民先队第二任总队长，1937年2月被推选为全国民先队总队长，成了当时的学生领袖，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这是他一生的第一个华彩乐章。1956年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李昌作为“一二·九”运动学生领袖而列入了候选人名单，当选为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

李昌一生的华彩乐章，当然不止于“一二·九”。上世纪50代，他从团中央调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在位11年，把这所问题成堆、难以为继的大学，办成了国内著名的重点高等学府，培养出数以万计的科学技术人才，享誉海内外。1975年，他与老搭档胡耀邦重新出山，到中国科学院领导整顿，和耀邦一起主持起草了著名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文革”结束后，他第二次复出，主持中科院工作，纠正极左错误，恢复和调整科技、教育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制定新的科学发展规划，迎来“科学的春天”。70年代后期，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他全力支持和参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思想解放运动，清理积案，呼吁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参加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此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为实现历史的转折立下功勋。1979年初，他首倡“精神文明”建设。80年代，他在中纪委书记职任上，竭尽全力推动改革开放，同党内高层的僵化观念反复较量，力图保护改革人士，维护雇工党员的党籍，以加快农村改革和农村经济发展。“一线”退下来之后，他关心民疾，倾力于扶贫开发事业，实地考察贫困地区，向高层提出改变贫困地区落后面貌的建议。80、90年代至今，我这位老友关注和思考更多的，还是中国的改革和中国的前途。改革前进中屡遭挫折，腐败愈演愈烈，社会矛盾丛生，他忧心忡忡，以其良知仗义执言，虽然屡屡招来明枪暗箭，却无怨无悔，矢志不移。上述这些，不能概括他的全部业绩，却是极富光彩和魅力的人生篇章。

去年李昌92岁华诞，老朋友聚会为他贺寿。我曾赋诗一首：

民先高举帅旗扬，大砭沟曾学楚狂。

天下兴亡匹夫责，老仍研究济时方。

第一句“民先高举帅旗扬”，是说他投身“一二·九”运动，当选全国民先总队长。第二句“大砭沟曾学楚狂”，说的是中央青委机关在延安大砭沟，青委的同志办了个《轻骑队》墙报，是大字报，用四五米见方的一大块长板立在沟口。内容是批评当年大家认为不满意的事情，当年在延安影响颇大。李昌和我都是湖南人，两湖古代为楚国所在，故为“学楚狂”，第三四两句“天下兴亡匹夫责，老仍研究济时方”，是说他从民先队长到中纪委、中顾委，兢兢业业，为国为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辈子为这个国家，老了还在研究济世之方。

这是李昌一生的写照，也是“一二·九”这一代人的人生写照。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1949年建立全国政权，党员的构成大体可分为三类人：

第一类是建党时期的本土知识分子和从国外（苏联、法、德）回来的知识分子。两部分人都深受俄化马克思主义和苏俄革命影响，早已褪去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色彩。这个群体就人数而言，在党内并不居多数，却先后是党内权力的实际掌控者。

第二类是党在20年代后期开始退居乡村，发动军事斗争，一直到40年代解放战争期间，先后动员起来的大批农民和城镇贫民。他们是中共武装的基本力量，其中部分人加入了共产党，也是党的基础成员。他们都有对社会的不满及对土地和生计的渴望，除了少数有文化知识的，基本缺乏独立的政治的人格和近代的人文关怀。党以“打土豪、分田地”为口号，把他们聚合起来；他们也就把党看成“救星”，当作自己利益的代表；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个群体在党内居多数，成为党内权力实际掌控者的社会基础。

第三类就是“一二·九”运动和抗战时期入党的大、中学校的青年学生。这个群体热情正直，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和鲜明的社会责任感，憎恶日本侵略者，反感国民党政权的独裁和妥协政策。他们靠近并最终加入共产党，主要不是出于个人生存需求，而是由于党的抗日救亡主张和反对国民党独裁、妥协政策的政治态度，与这个群体的政治诉求一致。这个群体开始接受共产党意识形态，并没有系统阅读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典籍，更多地是阅读左翼文学作品和进步政治书刊。马克思主义关于推翻剥削阶级政权、消灭剥削制度、建立劳农政权的社会理想，同他们追求的自由、民主、平等在价值上有某种重合。民族主义（抗日救亡）和民主主义（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和专制），是他们投身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思想动因。比起前两个群体，这个群体更具理想主义色彩和独立人格。李昌就是如此。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他在上海同济大学高中部就参加了爱国学生运动。随后，自发组织进步学生团体，接受和宣传进步思想，加入共青团。后为躲避国民党抓捕，来到北平。考入清华大学后，又投身“一二·九”运动，重新入团，随后转为中共党员。这个经历表明，他不是因为生活所迫，而是出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参加共产党革命的。

当然，上述三种群体只是一种大致划分，实际情形并非完全整齐划一而互有参差。第一类的少数人，如张闻天等，后来回归了知识分子的独立立场。第二类的一部分人，如胡耀邦等，后来转变成具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型的领导人。而第三类的某些人，却失去独立人格，蜕变成附庸。

投身共产党革命之后，“一二·九”这个群体一方面接受马克思和列宁主义革命学说的灌输和共产意识形态的洗礼，形成组织观念和纪律观念；另一方面依然潜藏着原初的民主自由理念，在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同以毛泽东个人为崇拜对象，以“毛泽东思想”为正统意识形态的“党文化”产生了内在的龃龉。与前两个群体不同，这个群体没有苏维埃区域的军事生活，特别是没有经过20、30年代前期严酷的党内斗争，更不了解苏区惨烈的“肃反”运动。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时，这个群体才第一次面临“党文化”的严厉改造。

在延安，作为青年工作负责人，李昌逐渐觉察这里的青年工作“多少还存在狭隘的模仿党和政权工作的作风，缺乏民主精神和青年气味”。“一二·九”运动的经验，使他感到这个运动的“一切优点与成就”，“是与内部的民主精神有密切关系的”。因此，他格外强调“外部的政治民主”和“内部的民主精神”，前者指国家的政治生活，即人民群众享有言论、新闻出版、结社和游行等自由；后者指“青年本身也要切实的实行民主”。他在《中国青年》杂志发表文章指出，“只有政治民主的认真实施，才能使民族的团结臻于巩固，也只有民主权利的实现，才能使民力的发动得到应有的效果”，而那种“违反民主，采取强迫命令，压迫统治等办法，结果只有使团体愈弄愈糟，终于走到有名无实的地步”，主张“模仿党的一套光秃秃的政治化的工作方法与方式和缺乏民主与青年化的工作作风，要抛弃了”。然而，李昌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的主张竟被视为“过分强调青年工作的独立性”、“不尊重党的领导”，受到严厉指责。透过这类青年工作方针之争的表象，可以看出，它实质上是“一二·九”知识分子在理念上同“党文化”产生的抵牾。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抢救运动”的主要对象是这个群体。

问题在于，这种抵牾在延安还只是刚刚开始。

党执政后，我们放弃了40年代的正确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构想、“联合政府”和“耕者有其田”及“保护私营工商业”的承诺，用强大的行政手段和战争年代的动员方式，建立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将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完全纳入公有制轨道，形成所谓“一大二公”的产权制度和无所不包的计划体制；批判任何异己思想，形成定于一尊的意识形态制度。为了巩固和强化政治、经济、文化的集权制度，又连续发动政治运动，从“肃反”、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四清”直到文化大革命，实行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1949年以后那段时期所实行的一整套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和政策，恰恰是这个党、也是“一二·九”知识分子曾经反对的“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重演。凡此种种，不过是斯大林主义的翻版，又带有中国特点，是源远流长的中国专制主义的复归，比斯大林式的苏联社会主义积弊更多更深。尽管我们也不时喊出“自由、民主、平等”的口号，但是这里的自由是所谓“纪律”约束下的自由，民主是所谓“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平等是“共产风”式的平均，与原来意义上的自由、民主、平等相去甚远。

1949年以后，“一二·九”知识分子愈来愈受到心灵煎熬：当年他们曾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领袖独裁、思想统制”，而如今实行的同他们原初确立的价值和理想的反差愈来愈大。除了思想上的困惑外，他们只能在他们参加的共产党里，以委婉、含蓄和曲折的方式，试图作出某种努力，坚守自己的人格底线，但是努力的结果往往是微弱的，要么杯水车薪，要么无济于事，要么牺牲自己的政治生命乃至肉体。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李昌曾以种种方式，坚持真理，保护贤良，最终还是在文化大革命遭致厄运，被打倒、关“牛棚”，下干校。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不仅宣告这个悲剧的终结，而且迎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曾几何时，人们以为步履维艰的中国社会，会从此踏入坦途。不曾想到，中国的改革同样充满曲折，在中国改革和未来走向上，党内仍存在不同的看法和做法。

邓小平接受毛泽东时代的教训，摈弃“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理念，把经济作为国家发展的重心，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经济改革这条“腿”长，政治制度改革这条“腿”短。尽管他曾提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但并没有将政治改革的承诺真正付诸实施。

另有一些人，极力维护毛晚年的极左意识形态，不仅反对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变革，而且反对经济制度的变革，企图回到“毛泽东时代”的老路上去。

还有一批人既拥护经济改革又推动政治民主。“一二·九”知识分子的相当一部分，属于这个群体，他们成了80、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中坚力量。经过一系列运动，特别是经过文革，这个群体对中国历史尤其是当代中国的历史作了深刻反思，对中国前行的方向有了清醒的认识。李昌是这个群体的代表之一。他从中国历史的视角，分析中国有一个封建附庸等级体系。迄今为止，这个封建附庸等级体系还在，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个分析可谓一语中的，切中中国问题的根本，反映了党内改革民主群体的共识。

中国社会问题的症结，的确在于专制主义及其制度。斯大林模式、毛泽东晚年的所谓“社会主义”，最根本的弊端在于复活了专制主义。党执政以后，建立了一个权力不受制约的集权制度，党员和公民都不享有民主权利。这就离开甚至背离了人类近代文明主流。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必须抛弃斯大林式、毛泽东晚年的所谓“社会主义”，融入人类文明主流，民主、科学和法治，承认普世价值，同世界文明接轨。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就是要回归“一二·九”群体最初认同的自由、民主、平等的价值目标。中国的改革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的那样，不只是经济改革，要进行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改革；中国的现代化不只是经济的现代化，还包括政治、文化乃至人的观念的现代化。针对“文革”时期，法西斯专政大行其道，人类文明被践踏的惨痛教训，李昌在70年代末最早提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主张。令人遗憾的是，这个名词虽然被官方高层接受，但是李昌从思想启蒙的意义上提出的这个主张，后来竟被曲解和庸俗化，在现实中则解释成了“五讲四美三热爱”。这与他的本意相去甚远，是他始料不及并难以接受的。虽然如此，李昌对中国的问题和出路的深刻思考，使得他在改革开放中又一次成为先锋人物之一，成为胡耀邦任总书记时期党内著名的改革代表之一。

范泓的著作《党内觉醒者——李昌在中国改革年代》，是李昌从“文革”至今的生平传记。这一段时间，李昌的人生经历最为坎坷，也最富光彩。这本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在当代中国的宏大历史背景下，以细腻的笔触和丰富的材料，展示了李昌这40年坎坷而光彩的经历：尤其对70年代末以来党内改革与反改革的矛盾和冲突，作了详实的叙述和揭示，读者不仅可以从中了解李昌的生平，而且可以了解从毛泽东时代到邓小平时代党内错综复杂的历史。我相信，看了这本书，读者一定能够从中汲取历史的智慧。

（为《党内觉醒者——李昌在中国改革年代》一书作序）

2008年第4期 “双枪老太婆”在建国后　作者：林　雪

编者按：陈联诗是小说《红岩》中“双枪老太婆”的原型。她的母系和父系都是明清时期出过翰林的大家族，她自己却与当过放牛娃的革命青年廖玉璧自由恋爱结为夫妻。陈联诗在南京东南大学读书时参与了“五卅运动”，后因特务追捕回到家乡，参与了华蓥山区从1926年到1948年的三次武装斗争。1935年，她的丈夫、华蓥山游击队主要领导人廖玉璧牺牲，她带着两个孩子孤儿寡母闹革命,直至解放。在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中，她的家族中出了八位地下党员，死了四个亲人，其中有两位革命烈士，其传奇的经历在华蓥山区和重庆地下党的同志们中间广为传扬。本文是陈联诗的外孙女林雪撰写的她在解放后的遭遇。

（一）

重庆解放的第二天，陈联诗全家就在临江门的一家公寓里建立了脱险同志联络处，专门接待从渣滓洞白公馆大屠杀中逃出来的同志和牺牲烈士的家属。这个工作结束后，陈联诗被分配到重庆市妇联，作了生产部的副部长。

对于陈联诗的工作安排，曾经有过很多传说，其中一说是让她回家乡岳池县去当副县长。解放初期，她在家乡是很有名气的，当时党中央曾经组织了一个庞大的慰问团，前往慰问中央苏区的老革命老英雄，名单上就有岳池县的“陈玉屏”，就是赫赫有名的陈联诗。还有一个更加传奇的故事，说是原本要安排她到西南局军事委员会去当副主任，只是因为在解放重庆的战斗中，她带领攻城的游击队员负了重伤，不得不砸开药店逼着店主拿药，后被店主向军管会告发，她背了个处分，被“发配”到了市妇联，当了个小小的生产部副部长……

其实陈联诗去妇联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她在脱险同志联络处办的那个缝纫社。

陈联诗在脱险同志联络处期间办了一个缝纫社，为了解决烈属们的吃饭问题,其中就有彭永梧烈士的原配妻子谭幺姐，带着江姐和她自己为老彭生的两个孩子。陈联诗知道，这些烈属和自己一样，就是没了丈夫的寡妇，对于她们来说，此时最重要的是要活下去。她借了五部缝纫机，加上谭幺姐和另外一个烈属凑来的两部，就组成了一个缝纫社。重庆的冬天阴雨连绵，她们就生产简易雨衣到大街上去卖，赚来的钱用来维持大家的生活。恰好此时，妇联接到了一个紧急任务：为进军西藏和抗美援朝的部队生产大量的军用物资。于是这个缝纫社成了重庆市妇联生产部的主要生产企业。

重庆是解放大军最后攻克的重要城市，进驻了二野的两个兵团，大批军队干部在此转业，几乎每个单位都同时配备了地下党和军队的干部。他们的行为处事有很大差别，军队一切行动听指挥，经历相对简单；而地下党中知识分子居多，他们在这里加入了党组织，为革命出生入死，立下了汗马功劳。重庆还因为当年反内战争民主的浪潮风起云涌，公众民主意识浓厚，不喜欢别人随便发号施令。这种环境造成的差别原本很正常，问题在于处理这种差别的标准不平等。尽管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邓小平在进城后明确指出：老（解放）区和新（解放）区的干部要团结一致，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可是比起雄赳赳的解放军，地下党的地位还是低了一等：无论在什么岗位上，也无论什么资历和才能，地下党的干部只能够担任副职。

当时的妇联也积聚着一大批来自解放区的年轻干部，她们大多是省市各级干部们的家属，论年龄很多人只能做陈联诗的女儿，论党龄大多只有她的一半甚至更低，却都成了陈联诗的上司。可是那些传奇的故事像影子一样跟随着这位机关里年龄最大的老大姐，她依然受到尊敬，也总有人追着问她那些传奇经历。她处处都让那些从解放区来的年轻同事们惊奇：在那个列宁服很时髦的时候，她却常穿一件裁剪得很合身的蓝色旗袍，天冷了就在外面套一件短呢大衣；她总是一只手上戴着表，另一只手腕上戴着一只碧色的玉镯，看起来像个女学者。可是一遇到她过去那些穿锦缎旗袍和长衫马褂、作揖打拱和高声嘻闹的朋友，她就变得豪爽起来，陪着他们吃饭，抽烟，喝酒，划拳，谁都划不过她。她什么都会，会裁剪衣服，会用单方治病，会下厨房做菜，甚至会“算命”……

陈联诗没把这些惊奇当回事，解放了，扬眉吐气的日子开始了，她大展拳脚的时候到了：要组织妇女参加各种各样的庆祝游行，要为部队生产军用被服，要做鞋底，织毛袜，为参加志愿军的青年做大红花，为上北京开会的代表做绣品……这一切她做起来都游刃有余。陈联诗其实是个做群众工作的能手，尤其是做妇女工作的能手。现在她带领着一群和自己一样的寡妇，风风火火干起来。她觉得解放区来的同志有些奇怪：那些一看就懂的文件，干吗老是没完没了地坐在那里读啊学啊讨论啊？难道志愿军需要的鞋底和毛线袜子不是一针一线做出来的，而是坐在板凳上学出来的？

（二）

刚刚解放的重庆，诸多要事在同时进行：清匪、反霸、抓特务、取缔妓女、收容乞丐和游民、组织各种协会、改革币制、干部鉴定、减租退押、统征公粮、平抑物价、恢复生产、处理劳资关系……每个人的命运都在大动荡中大起大落。陈联诗的身边很快集聚了各种各样的求职者，其中一批“身份复杂”：多次救过陈联诗和她一家的雷清尘去了台湾，他的夫人杨敏言现在生活没有着落，自然要来找陈三姐；她的堂兄陈人望，20年代也曾经是共产党，后来虽然当上了国民党的国防部财务预算处的处长，临解放时却自己拿出三百两黄金，从大特务头子徐远举手里解救出一位起义的同志，还为地下党做了很多工作，条件只有一个：要求陈联诗解放后要保证他的工作。解放时他被有关部门列为“统战对象”，可是当他急急地赶回岳池去侍侯夫人生产，却马上被抓起来，当胡耀邦同志派人来过问此案时，他已经在两个小时前被当作“反革命”枪杀。家族里的人们惊恐万分，不由分说将幼小的弟妹送到陈联诗这儿来，意思是那些共产党说话不算数，你这个共产党说话总得算数吧？在陈联诗保留下的那些求职信里，甚至还有当年的军阀杨汉印的信件，当年游击队决定假意接受杨汉印的“招安”，以“借路”开上前线去与红军会合，陈联诗怎么也算是他杨汉印手下的陈营长，白白得了许多武器、装备和银圆，也算是“间接支持”了你们的革命。现在你成了共产党的干部，我好歹也成了个统战对象，求你为我安排个把人去自食其力总还是办得到的吧；还有范绍增的姨太太。当年陈联诗来往重庆运送的枪支大都是从军阀刘湘和范绍增手里购买的，以义气著称的范绍增尊称她为“陈三姐”。现在范绍增成了起义将领，姨太太是不能再留了，把姨太太送到你陈三姐门下讨口饭吃，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当然没问题！此时的陈联诗不但有这个能力，而且也觉得理所当然。咱们共产党总不能连那些跑浑滩的袍哥都不如，连知恩图报这个道理也不懂。这些帮助过革命的女人，又没有什么罪恶，安排她们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儿，自己养活自己，也是一种改造嘛。

就像有些声讨金钱的人骨子里渴望金钱一样，有些反对权威的人骨子里也渴望权威，渴望高高在上的滋味。陈联诗在烈属和工人中间受尊敬的程度就已经让人不高兴了，她还这样不请示不汇报，自然会让人受不了，各种各样的议论开始起于青萍之末，很快演变为一些错综复杂的矛盾。

偏偏这个时候，有人找上门来，要把自己经营的农场捐献给妇联。

（三）

很多年以前，陈联诗就想要办个农场了。那时她还在和廖玉璧“自由恋爱”，对于苏联的集体农庄，抱着多么美丽的向往。现在，仰望半生的理想终于向自己走来，令人大喜过望。她把未来的农场命名为“建华”——建设新中华。她要把她的那些企业，还有烈属们都带到农场里去。

陈联诗的这个想法，也与当时的政治气候不无关系。重庆于1949年11月30日解放，第二年1月下旬就提出恢复生产的口号。到4月13日，由重庆市工商局主持召开了个座谈会，工商界的头面人物和重庆市主要的军政领导都参加了会议。从存留的会议记录来看，由于国民党时期恶性通货膨胀的遗留因素、解放初期的治安混乱、城乡市场的流通不畅、以及私营业主们的诸多畏惧，全市两万六千家私营商店和少数工厂，开门开工的寥寥无几。整个工商业界十分萧条，与会代表叫苦连天，要求政府从税收等各个方面给予优惠政策。领导们对于商人的“故意叫苦”十分反感，提倡大力组建国营企业，把私营企业都统领起来。陈联诗要把私营农场改建为国营农场的计划，显然是符合这个精神的。

于是她积极行动起来，参加了具体的策划。考虑到资金方面的困难，她动员了包括自己的保姆韩嫂在内的六个人，加上原先的旧股东，以投资的方式一共凑了旧币2000万元，相当于新币2000元。她还根据当时的政策，制定了“劳资两利，公私兼顾”的经营原则，保证让每一个投资人在保证“为公”的前提下，自己也能得到好处。事情在她的主持下积极地进行，期间经过了很多的周折，到1950年9月，具体计划已经引起了区政府和市建设局的积极回应，并被寄予了很大的希望。

眼看事情办得八九不离十了，陈联诗才兴致勃勃地将事情向妇联生产部提出，立即引起了她的上司——生产部长的警惕。这个二十七八岁的年轻部长在解放区经历过土改，现在坐镇重庆，并会在以后坐镇整个西南。生产部长最初是劝说，说陈大姐你要考虑自己的身份，如果农场做不好，不但会影响到你自己，还会影响到妇联，损失党的威信，何况这很有可能是地主在玩什么花招！再说陈联诗计划中的那个“劳资两利，公私兼顾”的原则，也使她心里很不舒服。虽然这个政策是上级提出来的，可那明显是为了发展生产向资产阶级做的暂时让步，你一个老共产党员怎么就当真了呢？以前总以为陈联诗交往的人员有些复杂，是长期从事地下斗争和统战工作的结果，怎么就没想到这是阶级敌人在拉拢她啊？看来地下党的同志们，政策水平确实很成问题。

如果仅仅是影响到自己，陈联诗肯定是无所谓的，可是如果影响到妇联，甚至涉及到党的威信，这事当然是做不得了。陈联诗什么都没说，以后也再没有提起，那一整套痴心幻想，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

都以为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可是不久，重庆市委正式布置了农村的减租、退押和反恶霸斗争。如果说城市碍于发展生产的需要，对于资本家还有“劳资两利”的政策作为缓冲的话，那么农村就明确提出了“防止和平土改”的口号，斗争大会和游街枪毙到处都是，一片暴风骤雨。一天，十几个农民兄弟拿着市里农民协会的介绍信找到了妇联，要找生产部的陈部长，说是他们村里的一个地主在“减租退押”的时候，声明自己的土地已经捐给妇联办农场了，他们来查看是不是地主在逃避运动，耍花招。

陈联诗当场向农民弟兄们否认了这件事情，然后层层向上作了汇报。

事情显然闹大了，而且性质也起了变化：由“不注意自己的形象，可能影响党的威信”，一下子升级为“帮助地主逃避减租退押”，市委组织部那个从苏联回来的一把手说：一个老同志，政策水平这么低，要处分。

陈联诗的处境一下子就起了戏剧性的变化。在很短的时间里，妇联开了多次大大小小的会议，对陈联诗进行“批评帮助”，为了证明她的政策水平真的像领导同志所说的那样低，平时那些很敬重她的年轻同事们搜肠刮肚，“检举”出她的许多不合乎党性原则的举动，其中最为严重的，最能够从思想根源上和“接受捐地”事件紧密联系起来的，就是和过去的“关系”划不清界线。重庆一解放，各个基层党组织就郑重宣布：从现在起，必须和一切过去的“社会关系”割断联系，一切个人的活动必须在组织范围之内。紧接着又要求干部“交代与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反革命分子、其他政治组织……的关系”。可是作为一个老党员，她却一直和那些身份复杂的“朋友和熟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还积极为他们安排工作！重庆解放后的第一个春节，上级要求组织庆祝游行，六百人的妇女队伍里，居然混进了些伪政府也曾经表彰过的“抗战家属”，你到底和谁穿一条裤子……

陈联诗用她对于生活当然也是对于革命的理解为自己进行辩解，这样的“检查”肯定过不了关，于是“批评帮助”的调子在她的“顽抗”中飞快升级，在极力将之纳入党内斗争轨道的同时，也庸俗地带上了个人恩怨的色彩。所有的人都在慷慨激昂，他们在这个平时受人敬重的老大姐身上，找到了争当斗争先锋和英雄的新战场。他们把“政策水平”问题提到了“阶级立场”的高度，矛头直指陈联诗身世中最薄弱的环节：本人出身于非无产阶级家庭。

可是猛烈的批判和陈联诗自己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苏联接受过正宗“肃反”教育的组织部一把手生气了：这个人如此没有阶级立场，还对组织上的帮助抱有这么大的抵触情绪，一定要处分，而且还不能是一般的处分，应该劝退出党！

在整个“帮助”的过程中，妇联主任最为坚决，生产部长则最为积极。她组织了一个小班子，专门整理搜集陈联诗的材料，她一直在主持着各种会议，引导着这种“帮助”从深入走向更加深入。并且由她出面，就“劝退”问题去找陈联诗谈话。谈下来的结果自然很简单：陈联诗坚决拒绝。

市委组织部的一把手觉得自己的权威受到蔑视，大发雷霆：劝你退党你还不同意？那就开除！于是派了一名组织科长来到妇联，一定要把这事情办到底！

（四）

在事发不过一个月之后，在同志们的震惊中，这个处分决定拿到妇联全体党员参加的支部大会上通过，所有的人对于这个大会至今印象仍很深刻。因为这是解放后的第一次党内处分，而且是处分陈联诗这样的老革命老党员。大会宣读了陈联诗的材料，然后要求就开除党籍问题进行表决，显然有不容质疑之势。陈联诗在大批判的浪潮中为自己辩解，她不能同意“阶级觉悟不高”“阶级立场不稳”等原则性的提法。她说当年我在敌人的刑场上说过：我是你们案板上的肉，任你们横切竖切，我都绝不会投降。我哪一点不像共产党员？再说你们一直不让我作解释，材料中的好多问题都是道听途说……

人们打断了她的话，对她居然敢于为自己辩解而义愤填膺。

一个年轻党员突然发言：我不同意。她叫赖松，也是一个地下党员，解放前夕重庆地区著名的学生运动领袖，历来以见解独立而著称。她说凭什么说陈联诗觉悟不高？人家是二十年代的老党员，和丈夫一起在川北斗争得那么壮烈，丈夫牺牲之后一直孤儿寡母闹革命，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一直坚持到解放，怎么会是觉悟不高？

市委组织部派来的人冷冷地说：过去的事情不能说明现在。

赖松站起来：你代表谁？你代表组织还是代表你个人？你说话负不负责任？来人沉默。

形势陡转，妇联的党支部书记边涛也站出来说话了（她的丈夫就是后来的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她明确地向组织部的来人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你是代表组织，可是你也不了解情况。我是支部书记，很多情况连我都不了解，我觉得就凭这样的材料开除一个同志的党籍，很不慎重，我也不赞成。

但这一切反对都没有用，市委已经收到了妇联的“专案小组”整理出来的关于陈联诗的材料。这份材料既没有通过支部，也没有通过党组，由态度坚决的妇联主任直接递到了她的丈夫——市委书记手里。这份材料还递到了西南局组织部长的手里，部长生气地对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说：“看看你们的干部，分明只是革命的同路人嘛。”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后来说：“这份材料给人的感觉，陈联诗简直就像一个反革命。”

组织部副部长也是地下党中九死一生活过来的干部，他很熟悉陈联诗，可他不能为陈联诗说话，否则就会在当时“地上党”和“地下党”矛盾的大背景中，背上嫌疑。他拿着材料去和其他地下党的同志们商量，最后一咬牙说还是做做工作，让老大姐同意“劝退”吧，“劝退”毕竟比“开除”要强。

陈联诗被停职反省，“组织上”动员她身边所有的人去做工作。陈联诗拒绝所有的“工作”，还对前来“说服”自己的儿女大为光火。可是最后，她不得不屈服在“党组织的决定”之下。在陈联诗遗存的那些底稿中，有一份三百来字的“退党申请书”。在这份底稿和以后写的许多“入党申请书”中，陈联诗很明确的表明她对于要自己退党的问题一直想不通。她认为自己为了党，一生倾家荡产，出生入死，不但献出了亲人的生命，连亲戚朋友都受到牵连。现在革命胜利了，自己又没有犯什么大的错误，党却把我一脚踢开，对于那些不实之辞，不听我的任何辩解……她很明确的认为这是妇联主任和生产部长在有计划的“整人”。现在，只是因为上面派来的某某某和某某同志解释“这是组织上的决定”，是“为了维持党的尊严和纯洁”，所以自己同意退党，并且根据党组织“以后可以重新入党”的承诺，希望能在自己改正之后，重新回到党的怀抱。

这一天，是1952年6月16日。

后来知道：如果她坚持不写这份“退党申请书”，她不但会在大会上被正式宣布开除党籍，永远不许重新入党，还会被“开除公职”，不予安排工作。这样的后果远比那些货真价实的“阶级敌人”们得到的更严重——即使是对那些人，也得给一碗饭吃。

于是，所有的功劳都没有了，所有的牺牲都一笔勾销，当她为之奋斗了半生的理想实现之际，她被“自己人”变成了一个改造对象。这个战果很快推而广之，一大批老党员因为“跟不上形势”被劝退出去，其中很多都是陈联诗的老战友，包括在迎接解放的起义中担任了川东游击纵队司令员的刘孟伉。

事后有人感叹地说：陈联诗解放后要是不那么积极，她会一点儿事情都没有。

（五）

1953年春天，陈联诗到了重庆市民政局位于郊区小南海的一个妇女教养院。她踩着雾气浸湿的千级石阶，慢慢走向山顶的一座破庙，那里住着一群需要改造的“社会渣滓”，她们都是些和新社会格格不入的女人，对于前途已经失望：发牢骚，闹事，不听调配，拒绝参加学习和劳动，自己到附近农村去找“出路”，导致有一天47名当地农民到教养院“求婚”……

长期颠沛流离的地下斗争生活和刚刚遭受的政治打击，使得五十好几的陈联诗身心交瘁，她很瘦，经常生病。但她带着这些把自己和男人都不当回事的女人学习《婚姻法》，带着习惯了游手好闲的她们去植树，锤碎石子修公路，还去为她们解决扯筋打架和形形色色的“思想问题”。她在这里工作了一年，得到了各种各样的嘉奖，到1954年1月离开的时候，她被当地群众选为区人民代表。教养院给她写了一份很详细的鉴定，盖上了公章，后面还很慎重地署上了每个领导的名字，又盖上了他们自己的私章。在陈联诗一再要求下，每个人都给她提了意见，意见中的优点是“党性和组织性极强，阶级立场鲜明。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深入群众生活，关心群众疾苦，吃苦耐劳热情积极……”缺点是“常常陷入事务主义，凡事都要亲自过问，批评时应该注意群众的觉悟程度，没有很好的坚持生活制度，不注意自己的身体病况和年龄……”这份鉴定中反复用了“党性和组织性”这样的词汇，显然所有的人都把她当党内的同志一样看待，表明了他们对于陈联诗被“劝退”的不理解。她刚来不久，党组织就开始讨论她重新入党的问题，院长两次动员她写申请，可是她已经伤透了心，等到缓过气来，把申请交上去的时候，已经要离开这里，去医院治疗她日益严重的肺结核病。教养院的党支部来不及讨论她的入党问题了，以后漫长的申请之路就这样开了头。从那时起，她留下了42份要求重新入党的申请书底稿，有的平静，有的委婉，有的激愤，有的悲凉。她一直都在不停地写，毕竟她“同意退党”的前提条件，是党组织答应过她能够“重新入党”。

也就在这个时期，事情起了戏剧性的变化：“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妇联生产部长万万没有想到自己遭受的斗争场面更加残酷——她被关进了黑屋，没有任何人听她的辩解，不久也被逐出妇联，下到了基层工会。还有一位以激烈的姿态斗争过陈联诗的女人，在陈联诗走后的三个月也被开除了党籍，被送到民政局“改造”。她也爬上了千级石阶，在破庙里住了三天哭了三天，她说陈大姐啊，我怎么知道她们整完了你，就来整我啊！陈联诗也哭，却沉默，最后长叹一声说：等吧，事情总会弄清楚的。

她没想到这一等就是三十年。其时她早已经不在人世。

（六）

有的人的魅力，会超越他们的政治处境。被妇联“扫地出门”的陈联诗，依然受到很多人的关心。时任西南文联副主席的邵子南为她的那些故事着了迷，将她调到重庆市文联的美术家协会，陈联诗终于重新拿起了她热爱的画笔，成了一个专业画家。她的画参加过市、省、西南地区和全国的美术展览，还远渡重洋到了国外；她还是市里的政协委员，其间好像文联的党组织也曾经打算过为她解决”组织问题”。可是经历过一次次运动之后，人们的“阶级斗争觉悟”在不断被提高，以至每次重新审查她的档案时，都会发现新的问题。人们发现不但是陈联诗自己的经历很“复杂”，连华蓥山这支队伍也“说不清楚”：游击队为什么偏偏要去和那些地主“土匪”的队伍联合起来打军阀？为什么不直接打出共产党的红旗，和一切无产阶级的敌人作坚决的斗争？于是不但游击队的性质无法确定，就连廖玉璧的“烈士”身份也无法确定，陈联诗的党籍也就一直被搁了下来。

可是人们对于她的尊重却有增无减：少先队和青年团来请她去做报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重庆的《红岩》杂志争相发表她的回忆录片断；当年对外宣传重庆的画报，上了她画竹帘的彩色照片；文联还组织人力，记录她的口述回忆录……对她最感兴趣的还是那些文人，包括大作家沙汀、艾芜、邵子南，直至后来文化部的两个副部长——茅盾和夏衍。不过最先将她“抢”到自己的小说中的，是地下党中的三个年轻人，其中领头的叫罗广斌。他们多次采访了陈联诗和她周围的人们，先写了一本反映地下斗争纪实性的作品《烈火中永生》，后来又修改成小说《禁锢的世界》，再后来就成了那本在中国掀起了革命英雄主义狂潮的《红岩》。陈联诗在这本书里，变成了一个手持双枪、百发百中的传奇的“双枪老太婆”。

1960年初夏，陈联诗因患恶性淋巴癌住进医院，文联组织班子对她的革命回忆录进行了最后的抢救。重庆市委专门下了指示：不惜一切代价抢救陈大姐的生命。这在国民经济已经发生困难的1960年，对于一个受过“处分”又“经历复杂”的老人，算得上特殊中的特殊。那时还没有空调，在盛夏气温可达40度上下的重庆，只有陈联诗的病房里放着降温的大型冰块。她想吃什么就会有什么，有一次她突然想吃葡萄，可一时买不到，一位领导人就命令警卫员到市委小花园的葡萄架上，给她摘下了最好的几串葡萄。

这种声誉在令人们肃然起敬的同时，也令有些人内心受到煎熬。她的床前经常围绕着党政要人，他们安慰她，赞美她，鼓励她和病魔作坚决的斗争，只有当陈联诗拉着他们的手，要求解决自己的“组织问题”时，他们才支吾其词或者沉默：革命的过程中有很多问题是不好解决的，其中包括面子问题。

后来，有一个人终于也来看她了，这个人就是原妇联生产部长。此时的陈联诗，癌细胞在全身到处扩散，喉管也因为一次抢救被切开，几乎说不出话来。

生产部长轻轻的走到陈大姐的床前，拉住了她的手。这只手瘦骨嶙峋，手腕上还戴着那只碧色的玉镯，那是当年她的丈夫给她的定情物。

生产部长突然就哭出了声来。那场斗争已经过去十年了，中国经历了许多的运动，她终于看清了运动的真相，尝到了被伤害的痛苦，早就开始后悔了。这些年来虽然同在一个城市，她却从来没有去见过陈联诗。她见到许多人都要解释，希望这些人能够代她去向陈联诗解释：自己在表决开除陈联诗党籍的时候没有举手，真的没有举手，绝对没有举手！“我知道陈大姐恨我，因为是我去找她谈话，要她‘退党’，我那时候太年轻，很多事情都不懂……”

陈联诗也在无声地流泪。此时的她已经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她在那些要求“重新入党”的申请书里表现出来的痛苦、激愤和悲凉全部平息下来，只是安静地看着这个和自己的女儿年龄差不多的“领导”，一生的苦难都流在了这些泪水里——从参加革命到迎接解放的25年里，陈联诗花了11年的时间在找党，没想到找回来的党籍，最后却丢在了这个女人的手里。如果当初没有遇到她，也许自己的后半生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她完全可能这样想过，不过这显然很天真。在以后的岁月里，所有当初斗争过她的人，都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别人斗争，这种斗争甚至延续到了她身后发生的“文化大革命”，闹到几乎亡党亡国的地步——那位组织部的小干事，文革时已经官至西南局的部长，被斗得死去活来，最后患癌症死在了医院里。临死前他拉着陈联诗女婿的手泪流满面：“我对不起陈大姐，也对不起你们一家人……”而那位生性强悍的妇联主任，终于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丈夫成为“文革”中第一个被斗死的正部级干部。她陈联诗，不过是比别人早走了一步而已。

陈联诗是一个爱憎都很强烈的人，她知道对于一个人最严厉的惩罚，就是让他的心灵得不到宽恕，永远在痛苦中煎熬。眼前的这个女人，让陈联诗活生生地撞死在自己的理想之墙面前，只要给她一个怨恨的眼色，就会让她的灵魂永世不得安宁。

可是陈联诗却默默地取下了手腕上那只碧色的玉镯，要将它戴到生产部长的手上。

生产部长后来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我完全没有想到老大姐会这样。我知道她虽然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却一直保留着书香世家的修养和鉴赏水平，她的东西都是好东西啊。我吓坏了，连忙拦住她，说陈大姐我不能要，你留给你的宁君吧。陈大姐着急了，她说不出话来，只是给我比划，意思是宁君她有一只，这只一定要给我。她拉住我的手，费了好大的劲才给我戴上了，我……”她已经泣不成声。

生产部长一直把那只玉镯包在一块精致的手帕里珍藏着，后来在“文革”抄家时被抄走了，一直没有下落。这只玉镯是一个吉祥物，它带走了所有的仇恨，最后归于虚渺；它让这两个被党内斗争所伤害和利用的女人，灵魂在忏悔和宽恕中得到了升华。

1960年7月21日，陈联诗让人代她写下了最后一份“入党申请书”，即第42份入党申请书。第二天，她在安静的蝉鸣中，乘鹤远去。

1982年8月16日，《重庆日报》在头版头条的一篇重要文章中郑重宣布：为地下党老党员陈联诗同志平反，并恢复党籍。此时离她“退党”的时间，整整30年零两个月。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8年第4期 中国财政支出结构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作者：思　源

人民政府要以民生为重，具体表现之一，就是要将国家财政的钱，最大比例地用于民生，围绕民生来安排财政支出。

一、历史和现状：财政对民生投入太少

我们要最大限度地提高国家财政投入民生的比重，打造民生财政，需要先了解一下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结构。

请看中国财政支出结构统计表（见P13表1）

点击看表1

这张统计表暴露出两个问题：

1、财政支出的前三项中，比重最大的是行政管理费，其次是经济建设费，而直接民生领域的文教、科学、卫生、社会保障支出所占比重最小。

2、从1982年到2005年，文教、科学、卫生、社会保障支出增长了36倍，而行政管理费则大幅攀升到了76倍。

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我们不妨比较一下列国行政管理费（或曰公务支出）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重。[注1]

德国（1998年）2.7%

埃及（1997年）3.1%

英国（1999年）4.2%

韩国（1997年）5.1%

泰国（2000年）5.2%

印度（2000年）6.3%

加拿大（2000年）7.1%

俄罗斯（2000年）7.6%

美国（2000年）9.9%

中华人民共和国（2000年）25.7%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各级政府叫做人民政府，应该是精打细算、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它们所花的行政费应该比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更为低廉。然而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行政费比重，居然比资本主义国家高那么多。中国公仆的花费，居然超过用于民生的经费，挤占了主人的用款。这种财政支出结构，近年有所改善，注入民生的部分增多了，但总结构仍不合理。它当然应是我们现在要打造民生财政不可回避的改革对象。

未来设想之一：取消公务员职务消费，节省行政费5000亿元

要建立民生财政，加大对民生领域的投入，钱从何来呢？在现有的财政总盘子中，显然要改变财政支出结构，从削减不合理的行政管理费中挖掘财源。其中来源之一就是取消公务员不合理的职务消费，预计可以省出5000亿元。

目前中国行政费中明显不合理的开支是“三公”——每年公车消费4000亿元左右、公款招待吃喝玩乐2000亿元左右、公费出国3000多亿元左右。以上“三公”消耗共计9000亿元左右。[注1]尽管每年“两会”上人民代表、政协委员慷慨陈词，新闻媒体口诛笔伐，而公款不合理消费的这“三座大山”却是年复一年“我自岿然不动”。

据统计，2004年中国大陆各级党政机关公车约有400万辆，年费用4085亿元。尔后采购汽车的数量每年都在以超过20%速度递增。“公车”，顾名思义应是仅限于公用。但目前公车的普遍现状是领导人员用三分之一、家属用三分之一、司机用三分之一。这种“三三制”一般人早已见怪不怪，2006年10月25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一个超越三三制的普通事例。

请看一个局长司机老黄的7天行程：

10月1日，局长好朋友的儿子结婚，老黄到婚纱店将公车装饰为婚车，然后接送新人，忙了一天。

10月2日，老黄一大早起床，把去旅游的局长儿子一家三口送到机场，然后到邻近城市接局长的父母来该市过节。

10月3日，陪局长夫妇到城里购物。中秋节将至，晚上陪局长各处送礼。

10月4日，到邻近城市接局长的妹妹一家到局长家，晚上继续陪局长送礼。

10月5日，送局长妹妹一家回家。

10月6日，到机场接旅游归来的局长儿子一家。中秋节晚上，老黄终于在家吃了顿团圆饭。

10月7日，送局长父母回老家。回来后送局长去酒店，把局长从酒店送回家后，已是夜里十二点多了。

在老黄的概念中，公车，就是“用公款购买的私车”：除正常办公用车外，那就是：送局长与家人四处旅游、赴宴；接局长的孙子上、下学；连局长儿子的驾驶技术也是老黄带他到城外荒地，花了两个月时间练出来的。

实际上，在中国城乡各地飞奔的许多公车，不仅仅是公款购买的私车，而且是公款雇佣司机、公款维修保养、公款购买保险的私车。

放眼望去，这道公车私用的风景线，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已经是越来越罕见的稀奇景色了。

韩国首都首尔市已把“官车”数量砍到只剩4辆，市长和3位副市长各1辆。没有紧要公务，市长也须乘地铁上班。

美国纽约市长布隆伯格、英国伦敦市长利文斯通也都是每天乘地铁上下班。

瑞典政府高官工作时可以使用公车，下班只能开自己的私车，首相也只能开私家车上下班。[注2]瑞典警方在周末可以拦住任何公车，检查其是否执行公务。

德国一位女议员因为用公车送丈夫到大学上班被曝光而不得不辞职。

丹麦的公务员出差只能坐公共汽车，出差地如果没有公交车，才可以乘坐出租车。

意大利西西里岛有个倒霉的市长，他和夫人出去私人旅行，让司机用公车把他们送到港口，旅行回来又让司机接了一次。不料被人告上法庭。市长公车私用，补回汽油费都不行，不但丢了乌纱帽，还被判入狱六个月。

芬兰可以说根本就没有公车一说。除总统以外，芬兰整个公务员系统中，只有总理、外交部长、内务部长和国防部长4个人享有固定的专用公车待遇。而且他们也只能在上班时间使用专车。亲友揩油之事闻所未闻。虽然贵为一国元首，芬兰总统常常骑自行车出门。

社会主义中国，公务员理应更加廉洁奉公。然而让人很难理解的是，我们这里大大小小的党政官员，从国家级的部长到县级的科长以及乡镇长，只要有条件的，都要搞上一辆专车；没有条件的呢，努力创造条件也要搞一辆玩玩。而一旦有了专车，几乎不言而喻就有了全天候24小时使用权、全家使用权、亲友使用权、公私不分的使用权。

这种公车腐败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了激化我国党政官员与普通百姓矛盾的“导火线”，成了建设节约型社会与和谐社会的“公敌”。可以说，这种公车腐败之弊，上上下下有目共睹；至于如何改革，则意见大相径庭。

如果能站在关注民生的角度看问题，公车改革的思路我以为并不难理顺，关键就是两条：

第一，为了民生，必须从根本上禁止官员化公为私、公车私用。

第二，领导干部专车制度，是导致公款私车制度的捷径，不能不取消。

循此思路，我斗胆提出一个公车改革方案供政府与读者朋友参考。

这个改革方案要点有五：

一、除军队系统以外，同一城市的所有公务车组编为三类出租汽车公司，均按企业运营，价格与当地其他出租汽车公司相同。其中，A类公司为机关内部服务，同时保留部分特殊管理办法；B类公司面向社会服务；C类公司兼顾机关内外服务，根据机关内公务用车的需求情况灵活调度。

二、公务员因公用车，既可以乘机关出租汽车，也可以乘社会出租汽车。

三、A类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优先安排因公用车，并保留必要数量的备用车以应公务急需。任何人以任何原因用车均须按规定付费。

四、公务员因公乘车付费后，由本机关按财务制度审核报销；因私乘车的费用一律自理。

五、取消各级领导干部专车制度，领导干部公出，由公司调度安排备用车；公出结束，备用车仍归公司调度管理。

这个车改方案将机关公车改为企业化运营，公务用车绝大部分社会化，既能保证公务员工作用车的需要，又能杜绝公务员私占公车，同时可以大大降低机关公务车保有量，从而节省出大量资金用于民生。

《人民日报》2005年1月26日报道，据了解，甘肃省一个县的公务用车少则89辆，多则362辆；要养活全省公务用车，一年花费8.07亿元。公务车每公里成本费6至8元，是市场成本的8至10倍，使用效率只有市场运营车辆的十分之一。

依此计算，按照市场运营车辆的成本效率指标管理，按照我国现有公车400万辆、每年费用4000亿元计算均可削减90%，只需10%。在改革过渡阶段，即使打上1倍的保险系数，最多也只要保留20%就足够了。

总之,仅仅公车管理制度改革这一项,只要动真格,从公车消费的4000亿元中每年可节省出3000亿元是有把握的。这笔巨款投入民生,可就是民生财政的第一桶金啊!

那么，民生财政的第二桶金该从哪儿挖出来？毫无疑问应指向花在吃喝上的那几千亿元公款。

请看，全国公款吃喝开支的攀升账。[注3]

1989年370亿元

1990年400亿元

1992年800亿元

1994年1000亿元

2002年2000亿元

2003年以来每年的公款吃喝是多少呢？据有关资料，已达3000亿元左右。

公款吃喝最初还有所限制，叫做“四菜一汤”，后来变成了“四盆一缸”，再后来，一桌酒席有的花费数千元、上万元公款也在所不惜。如今更大有发展：“凡客必请，凡请必吃；来者必陪，陪必高档。”有的餐前有康乐休闲，餐中有歌舞伴唱，餐后还有娱乐按摩。因此，公款吃喝后面还得加“玩乐”二字才般配。

什么叫职务消费？我看这些都应叫特权消费。

一个人担任了某个职务，于是乎他个人的吃喝玩乐用车用房便都由公款支付，而且职务越高，公款消费的权力便越大，这不就是赤裸裸的特权消费吗？这种“职务消费”，最终可能引起天下不平、天下不稳，实在是社会和谐的天敌！因此，我主张对这种职务消费坚决予以取缔。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有一条社会常识——崇尚公私分明。而我们这种所谓的职务消费恰恰就是公私不分、化公为私、损公肥私，是有损于执政党光辉形象的。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天天讲为人民服务，难道不搞这种职务消费就不能为人民服务吗？不占用公款吃喝玩乐就不能开展工作吗？

公款吃喝的问题，我以为只需两项措施就能管住：

第一，建立公款消费公示制度。

现在推行电子政务，各级政府都有自己的网站，建议设立公款消费公示制度，凡是用公款消费（包括吃喝等项）的账单，逐日全部在各级政府的网站上向全社会详细公布，比如说，招待者（一律自己付费）和被招待者的姓名、单位、职务，所点主食、副食、饮料、烟酒的数量与价格以及就餐地点等等。这些信息可以成为感兴趣的网民、选民茶余饭后的谈资或质询、举报的线索，负责报账的财务部门及其主管领导要定期接待有关人士的查询或举报。这项措施不是很麻烦，代价不大，却有利于培养广大公民的主人翁精神，有利于增强公务员的公仆意识，改善政府形象，刹住公款吃喝风。

第二，实行份饭制，规范公务接待。

现在工作餐有些花钱如流水，难以节制，与就餐方式有一定的关系。建议今后无论内宾、外宾和陪餐者，一律采用份饭制。每人一个托盘，每盘一盒饭一盒菜一盒汤。对于有特殊饮食习惯的人（如忌辣者、忌猪肉者或彻底的素食主义者）可以适当调节食物品种。饭量太大的人可以加点饭，绝大多数人都能吃饱，以利工作。个别未能尽兴者，可以晚上回家放开来享受。

我们传统的聚餐方式是合餐制。8─10个人一桌，8─10道菜，乃至十多道、二十多道菜层出不穷，既不卫生，也不节约，更不利于减肥。当然，在非公务就餐时，究竟采用份饭制还是合餐制，可以自由选择；但是凡动用公款就餐，应一律规定为份饭制。这对于端正党风、政风，对于改善民生，都是大有裨益的。

总之，改变财政支出结构，取消公务员不合理的职务消费，从公车消费中至少省出3000亿元，从公款吃喝中至少省出2000亿元，仅此两项就能抠出5000亿元白花花的银子，投入民生领域，成为民生财政的重要来源。

未来设想之二：财政资金退出竞争性产业，可削减经济建设费5000亿元

当今世界各国，国家财政的基本职能都是对国民收入进行第二次分配。所谓第二次分配，就是在市场经济按生产要素进行第一次分配之后，政府通过征税，形成自己的财政收入；然后通过财政支出，把钱主要用于发展教育事业、改善医疗卫生、维护社会安全、扶贫救灾，使公民无论贫富都能享有基本的生存条件、卫生条件、教育条件等等，从而达到调节社会收入、促进社会和谐的目标。这正是政府的主要职责。政府的任务不是生产，生产是企业和企业家的事。发展生产所需要的资金，应由企业自身积累或通过资本市场去融资，不能找国家财政要钱。国家财政不能以生产性支出为主，只能围绕人民生活、社会保障来安排支出。这就是民生财政的意义所在。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我国财政偏离了世界潮流，财政部被当成了“建设部”。据《中国统计年鉴》，从1982年到2005年，在长达四分之一世纪里，每年财政预算中最大的支出都是经济建设费（主要用于国有经济主管部门事业费、国有企业增拨流动资金、技术改造资金以及基建投资），这一项费用比救灾费、抚恤费、离退休费、社会救济福利费、文教、科研、卫生等经费的总和还要高出32%！对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过高比重的国有企业的这种大量投资，严重挤占了全国人民的生存发展资金。

为此，我曾于1995年9月21日在武汉大学演讲和随后的一系列论文中呼吁：“国有制比重非降不可。”[注4]我提出降低国有制比重的办法主要是国有资金保留于少量的公益性产业，而从大量的竞争性产业退出。众所周知，竞争性产业固有的经营风险甚大，政府不应将全国纳税人血汗钱形成的财政资金投入到竞争性产业中去冒险。

竞争性产业经营风险究竟有多大？我们不妨列表来看：（见P17表2）

点击看表2

表2如此令人痛心地宣告：在这长达16年的时间里，全部国有工业的亏损率每年都高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亏损企业累计亏损11110.5亿元，比非国有企业的累计亏损总额7532.7亿元高出3577.8亿元，而其盈利企业的盈利总额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却低了4895.5亿元。这一盈一亏综合计算，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低了8473.3亿元。与此同时，国有经济在16年中还吃进了国家拨给的“经济建设费”累计总额7万多亿元。

这张表同时令人振奋地宣告：中国的非国有企业在1990─2005年这16年中，在没有吃国家一分钱财政补贴的情况下，创造利润3万多亿元、实现工业总产值100多万亿元（见P18表3），2006年非国有工业总产值已占全国工业总产值比重68.8%，三分天下已经超乎其二！中国人对中国经济前途持乐观态度，恰恰就是建立在非国有经济比国有经济发展速度快、效益高，已经占据主体地位这样一个客观基础上。

当我们欣喜地看到非国有企业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中发挥巨大作用时，我们也不能不痛心地承认：每年向国有企业的巨额注资，成了各级财政的沉重负担，拖住了全国人民改善民生的后腿。

正因为如此，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及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文件，都明确提出了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并不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在竞争性产业中，要实行“国退民进”的战略。也就是说，国有经济要逐步退出一般竞争性产业；同时鼓励民办企业向竞争性领域发展；通过多种方式，将竞争性领域的国有独资企业逐步改制成为股份制企业或私有企业。

从1998年起，中国就向全世界宣布要从“建设型财政”转为“公共财政”，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公共财政”不如“民生财政”的概念更清晰，有的地方把政府盖豪华办公大楼作为“政权建设”，也归为“公共财政”的成就之列，实际上与改善民生南辕北辙。近几年适逢计划经济思想回潮，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理论又流行起来，说什么“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的命根子”，“要重振国有企业的雄风”，“财政的钱要向国有企业倾斜”。于是乎本可用于人民生活的民生资金继续受到挤压，“经济建设费”继续从老百姓的牙缝里流向国有企业，且流量越来越大。2006年再创新高，超过了1万亿元。这么多宝贵的全民资金没有投向民生，而是流到低效率的国有经济无底洞中去了。

还能这样年复一年地往无底洞里扔钱吗？不行！要真正“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就必须当机立断，根治众所周知的积弊——“建设型财政”，认真打造众望所归的“民生财政”。我建议将“经济建设费”削减60%，转为“民生资金”。在这项改革起步时可以稍稍放宽一些，以2006年经济建设费10734.63亿元为基数，先削减一半，省出5000亿元来。

未来设想之三：将节省下来的一万亿元投向民生

根据前面的研究，通过一定的改革措施，将每年财政支出中的不合理部分进行削减，节省出一万亿元资金，是完全可行的。其中主要包括以下三笔：

公车消费4000亿元，削减3000亿元；

公费吃喝3000亿元，削减2000亿元；

经济建设费10000亿元，削减5000亿元。

节省下来的这一万亿元财政资金应全部用于民生领域，可以考虑大致作如下分配：

第一、将公车消费削减的3000亿元，划拨成公共卫生经费。

这3000亿元应主要投向以下四个方面：

（一）、300亿元，用于疾病预防与控制；

（二）、2200亿元，用于初步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

（三）、200亿元，用于补贴医疗保险；

（四）、300亿元，用于建立医疗急救基金。

现在的关键是，从每年4000亿元以上的公车消费中砍下3000亿元，虽然在客观可能性上没有问题，但从公务员的主观方面看，还真是一场艰苦的“思想革命”。它不但要触及部门、单位、个人的既得利益，而且也涉及公车制度改革后如何适应新秩序，安排好工作。这项改革没有权威的领导不行，没有领导人以身作则更不行。我建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成立一个“医疗卫生与公车管理改革领导小组”，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或国务院副总理级的公务员担任组长。

以往我们抓中心工作的领导小组往往是“单打一”，而“医疗卫生与公车管理改革领导小组”则不能不“双肩挑”，两项任务直接挂钩。要搞好医改，有许多工作要做，条件之一是要增加财政投入；而要增加这一部分投入，就不能不减少另一部分开支，不能不向积弊甚多的公车消费制度开刀；如果这一刀开不好，医改的经费投入依然是“千呼万唤上不来”的；医改落实不了，不仅有害于亿万老百姓，而且也有损人民政府及执政党的公信力。砍公车消费，增医改经费这一战役，可以说是提高执政党执政能力和公务员素质，真正为人民办实事的一场重大考验。凡是在公车改革中表现不自觉的公务员，在今后公务员改选或改聘时，应属被淘汰的优先对象。

第二、将经济建设费中削减的5000亿元，追加于社会保障体系。

这5000亿元分作两部分使用：

（一）追加财政预算教育经费3000亿元。

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财政性教育经费（即公共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在本世纪末达到4%。但2000年这一指标实际上只达到2.58%，而那年全世界平均水平是4.04%。[注5]

按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正式公布的2005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5161亿元，占当年GDP183867.9亿元的2.8%，如果追加这3000亿元，则财政性教育经费共计达到8161亿元，占GDP比例则为4.44%。这样一来，不仅可以一举实现久攻不克的4%的目标，还略有富余，可以在此基础上去追赶2003年的世界平均水平——4.7%，稍稍有益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形象。

（二）5000亿元中还剩2000亿元，初步考虑可以用于社会保障的以下8个方面：

1、增加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4项基金共计600亿元；

2、适当扩大城乡最低生活保障覆盖范围，追加费用共400亿元；

3、适当增加抚恤金100亿元；

4、追加社会救济福利费300亿元；

5、追加就业服务机构经费100亿元；

6、追加救灾支出100亿元；

7、对工人（含农民工）进行常规职业培训费用200亿元；

8、为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准备200亿元。

第三、将公款吃喝中削减的2000亿元分作两部分，其中：

（一）中国保障性住房制度刚刚开始建立，资金筹集几乎从零开始，应安排1000亿元。其中用于廉租住房制度500亿元，用于经济适用住房制度500亿元。

（二）最后1000亿元追加投入环境保护领域。我国2006年环境保护和城市水资源建设支出总共才161亿元，实在是太少了。环境问题危机四伏、欠账甚多，亡羊还需补牢。

简而言之，10000亿元分成三大块：

第一，公车消费节省3000亿元，给医疗改革；

第二，给国有经济的投资节省5000亿元，给教育和社会保障；

第三，公费吃喝节省2000亿元，用于环境保护和保障性住房制度。

我这个办法也可以叫做在财政支出总额既定的情况下，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道理在于东墙该拆，西墙当补。

[注1]2007年8月《领导者》杂志第17期

[注2]见“胡星斗中国问题学网站”http://www.huxingdou.com.cn

[注3]《城市管理》2005年第6期第13页

[注4]参见拙著《国企改革，绕不开的私有化》知识产权出版社，2003年版

[注5]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国际统计年鉴——2006/2007》第372页

（作者系北京思源兼并与破产咨询事务所所长）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8年第4期 社会主义本质：一句话的变迁　作者：刘济生

本质是事物的根本规定性，是一事物区别他事物的根本特征，是系统内部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社会主义本质是社会主义的根本规定，是区别其他社会制度的根本特征，影响社会主义一系列的问题，决定社会走向。社会主义本质应该是一个系统：既反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又要反映上层建筑；既反映政治关系，又反映经济关系。

社会主义的本质的表述应该满足两个要求：一个是在科学的层面上要求反映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二是在语言层面上要简洁明了。意即：一是对社会主义作出关键的概括，不超过一两个、两三个观点，如果说出了一系列的观点，那就不是本质的概括，而是对社会主义系统本身的说明了。二是在语言上高度精练，不超过三两句话。如果三两句说不清楚，达不到精练程度，也不符合对研究对象的本质说明的要求。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两次论述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表述是非常简洁的，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见解。第一次是19世纪40年代，第二次是恩格斯晚年。第二次扬弃了第一次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把所有制看得特别重要。认为，资本主义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得消灭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说：

……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⑴这个表述符合上面两条要求，即观点不超过一两个，只有两句话。马克思恩格斯还说道：

共产主义者完全正确地强调废除私有制是自己的主要要求。⑵这句话依然符合上述两条的要求。马克思主义还认为，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情况下，生产是盲目的、无政府的，这就不可能自觉地实现各个产业之间、各种产品之间所需要的比例关系。只有通过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才能达到平衡。消灭私有制以后人们就可以自觉地进行计划，自觉地保持比例关系，经济危机就会消除，这就是计划经济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还认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他们又一个命题是：

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⑶这句话也是符合上述两条要求。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后，就可以取消商品生产，不需要价值规律来配置资源，而是实行全面的经济计划。“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这句话就是概括了未来社会的本质。“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将变成一架大机器，变成几万万人遵照一个指令工作的大机器”。没有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而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和社会主义理想背道而驰的。

作为公有制的附属物，这个理想的第三项内容就是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马克思主义的按劳分配是指“生活资料”，因为生产资料已经公有了，没有其他的分配问题了。马克思认为：“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转为个人的财产。”⑷

到了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发生了变化。他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也不断地深化。本来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⑸这句话，一直被所有的共产主义者所忽视。万万没有想到，恩格斯在1894年1月9日致卡内帕的信中，应《新世纪》周刊“用简短的字句来表述未来的社会主义纪元的基本思想”的请求，摘下了这段话作为答复。他说：除了从《共产党宣言》中摘出上面这句话，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既然这一句话就是表达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当然是本质问题了。显然这是恩格斯晚年对自己青年时期提出消灭私有制观点的修正。这离他去世一年，应该是他的最终政治遗言。

马克思认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这样一种经济形态。”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未来社会主义的根本标志和显著特征，也是人类发展的最高目标。

马克思还指出：“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为他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历史发展说来是必然的环节。”⑺就是说，共产主义也不是人类社会的最终阶段，不是人类社会的唯一形式，唯一模式，而是人类发展的一个阶梯，一个发展的平台。人类最美好的阶段是人的自由联合体，人的全面发展，人的自由发展。

这里有两个问题必须交待清楚：恩格斯晚年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没有引起后来人的足够重视；恩格斯没有直接否定他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废除私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的基本观点。那个时候，各个国家的工人阶级还没有掌握国家政权，还没有实践、发现完全公有制、高度计划经济、单一按劳分配的弊端，所以，恩格斯没有断然否定这几个原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但是恩格斯既然提出了新的看法，说明他扬弃了自己和马克思青年时期的看法：消灭私有制。

二、列宁和毛泽东对于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坚持

列宁把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列宁说：“没有全社会严格遵守的统一标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⑻列宁还指出：“计划要具有立法的职能，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决定，应具有立法的性质。”⑼“人类从资本主义只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即过渡到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⑽

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基本上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本质论。他在苏联这个大国实现了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苏联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在1928年开始，1936年完成，基本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消灭私有制的设想。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本质没有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框子。他在1953年就急急忙忙准备了在全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他根本没有耐性等待三个五年计划结束，而是提前在1956年完成。工业上的计划经济是1953年实行的，农业上的计划经济是1958年实行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基本上是1956年实现的。为了尽快实现社会主义，毛泽东不断通过反右倾，抓阶级斗争，促使其实现。毛泽东1975年提出了学习理论，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说八级工资和旧社会差不多，对于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极其热衷。

以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实践者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不仅仅是理论上的，而且是实践上的。从俄国革命胜利之后，各个社会主义国家都以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作为行动的根本指南。请注意，按劳分配是公有制的派生物，可以说是两个观点：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实践了几十年，实践对这个理论进行了验证与回答：全盘公有制是行不通的，公有制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才有它的生命力。计划经济也是不能用得过分，只能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发挥它的作用。分配方式更不能单一化，而是根据不同的所有制采取不同的分配方法。

三、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有两次论述，而不是一次。人们只是把邓小平1992年春南方谈话算作是谈社会主义本质了，原因是邓小平直接说明是“社会主义本质”了。其实早在1979年3月邓小平就概括而精练地说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⑾这个概括完全符合对于本质的概括的要求：观点集中，谈一个观点；语言精练，只有两句话。这时中国刚刚从“文化大革命”的危机中走出来，那么多人还没有完全平反昭雪，生产的发展也受到缺乏民主的影响。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是至理名言。

列宁也说过：“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⑿列宁、邓小平都说到这个精练的程度了，民主不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之一吗？

邓小平在1985年说过：“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⒀请注意，这里邓小平使用了“最重大的”这么几个字，这就是本质的一种表述了。

不发展生产力，就不可能最终解决社会公正，消除两极分化，发展社会民主；没有社会公正，出现两极分化，发展生产力也困难，实现民主政治也难；没有解决好民主，就不可能解放生产力，也不可能解决两极分化。如果社会主义本质只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没有上层建筑，肯定是残缺不全的。

从实践上看，没有民主的这个本质规定，社会主义就难以实现。1978年，因为恢复了党内外民主，农民才敢于联产承包，才敢于自发地搞分田到户；万里才敢于在地方上大力支持包产到户；没有民主，邓小平、陈云也不可能在中央支持包产到户。民主带来了农民的创制，他们不会冒着杀头的危险去创制的。

1992年春，离开1989年那场风波刚刚过去两年多一点，党内存在一种思潮：冲击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左”的思潮，认为反对和平演变，抓阶级斗争是党内斗争的主要任务。这次论述还回答了一个群众关心的两极分化和共同富裕的问题。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是就具体历史情况而谈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⒁这是针对这种在影响整个社会的思潮的评价。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发表后，立即传遍了全国各地，他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被编进了大中学教科书。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的论述，和过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相比较，体现了“三个没有，一个突出”。

“三个没有”是：没有公有制的标准，没有计划经济的标准，没有按劳分配的标准。突出了一个问题：发展生产力问题，即生产力标准。“三个没有”体现了邓小平的创造性。对于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邓小平在社会主义本质内容里面没有提及。原因是邓小平认为这三个条件没有反映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那么邓小平并没有完全否定这三个问题，认为这些问题是社会主义的内容之一。没有说是本质不等于全盘否定，不等于不重视。邓小平在其它地方提出过公有制为主体的问题，提出过社会主义也有计划，但没有把它们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重要的内容不等于本质的内容。

邓小平的“三个没有”，体现了解放思想的新社会主义观。1980年他就说过：“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⒂如果不解放思想，继续在过去的框子里思考问题，不可能提出没有公有制、没有计划经济、没有按劳分配的新的社会主义本质观。传统社会主义的要害是这三点。而新社会主义的本质第一点是发展生产力，要富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都想过穷日子，谁还向往社会主义？

“一个突出”是突出生产力标准。生产力标准是社会发展的根本标准。人们的精神境界和人们的物质财富从长远的历史看是趋于一致的。邓小平把推动生产力进步分为两个，一个是解放，一个是发展，实质是发展。解放生产力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力。虽然富有不一定是社会主义，但是，社会主义必须不是贫穷的。

其中邓小平提出的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这个是生产关系的方面的内容。完完全全消灭剥削在现阶段是空想。1949年刘少奇天津讲话提出了“剥削有功”，其实在生产力极其不发达的阶段，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随着雇工的出现，当然出现了剥削。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剥削是难以完全消灭。而消除两极分化，控制基尼系数则是有可能的，它是社会公平的要求，是社会正义的要求。在恰当的体制的运作之下，是完全有可能避免两极分化的。

目前我国两极分化是严重的。1995年我国的基尼系数超过美国。这点作为社会主义本质怎样看，它是邓小平提出的民主问题。解决了民主问题，就容易解决两极分化的问题，解决不了民主问题，就很难解决两极分化问题。民主是前提，而消除两极分化、共同富裕是结果。在民主不充分的情况下，少数人以权谋私，钱权交易，权力寻租就不可避免。在发达国家，他们的民主解决的好，他们的基尼系数就比较低。

四、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表述需要进一步完善

十七大政治报告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社会主义本质必须有民主的内容。任何理论都不是一次表述完成的，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表述，也不是一次完成的。“三个有利于”、市场经济理论也不是一次提出和完成的。毛泽东在延安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后来不断丰富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加进了“解放思想”的内容，90年代又加进了“与时俱进”的内容，新一届党中央又加进了“求真务实”的内容，今后有可能还加进新的内容。所以说，社会主义本质完全可以加上新内容。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没有因为加进了新的内容而被人们忽视或曲解，反而更准确，更符合时代要求，更深入人心。

社会主义本质应该有三个层面：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经济层面上，生产力要发展，经济关系要公正；政治层面上，上层建筑层面上要民主政治。邓小平南方谈话中关于社会主义本质没有鲜明的民主政治诉求。这并不是邓小平不重视民主政治，而是针对性不同。

民主不充分，就不可能解决两极分化的问题。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在全球各大国排名第一，就是因为我们的民主法治还有好多不健全的地方。我们的民主法治不健全，才出现了如此严重的钱权交易寻租现象。所以把民主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之一是天经地义的。那么邓小平南方谈话的三点内容怎么看？我认为，这里发展生产力和解放生产力是一层意思，后面三句话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一个意思，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题中应有之意。民主可以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两个层面的要求体现出来。所以社会主义的本质离不开民主和生产力的发展和消除两极分化。只讲民主，缺少发展生产力不完全，只讲发展生产力，不讲实现民主也不完全，三者都讲才更完善。

马恩的关于“人的自由发展”是未来社会的本质的论述，在上个世纪80年代才引起人们的注意。后来进了我们的教科书。我们当然可以用恩格斯晚年的观点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但是，人的自由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今天怎么具体操作会有困难。我以为把恩格斯的观点和邓小平的观点结合起来最好，但是怎样结合也是个问题。恩格斯是从哲学上说的，而邓小平是从生产力、生产关系与政治上说的。硬结合存在困难，一是把不同层次的概括放在一起，不伦不类；一是层次太多了，不符合关于本质的语言要求。所以还是分别表述为好。我们只能以恩格斯的观点作为一种哲学和理念，用邓小平的观点来具体化。恩格斯的观点精神性强，邓小平的观点操作性强，结合起来可起到互补的作用。

综上所述，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本质是人的全面发展；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应当体现在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三个方面，具体表述是：发展生产，消除两极分化，实现民主。

注释：

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文第2版，第286页。

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文第2版，第237～238页。

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中文第2版，第757页。

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中文第2版，第304页。

⑸《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文第2版，第294页。

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中文第2版，第130页。

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中文第2版，第131，373页。

⑻《列宁全集》第3卷，1985年版，第279页。

⑼《列宁全集》第43卷，1987年版，第344～345页。

⑽《列宁全集》第3卷，1985年版，第62页。

⑾《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版，第168页。

⑿《列宁选集》第2卷，1985年版，第782页。

⒀《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版，第116页。

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版，第373页。

⒂《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版，第312页。

（作者系内蒙古民族大学马列部教授）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8年第4期 表达权与解放思想　作者：王也扬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又强调要保障人民的表达权。现代国家的公民表达，从形式上可以有语言表达与非语言表达两类，而语言表达与解放思想之间的关系很值得一谈。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论述道，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及其表达）成了人类思想形成与进化的“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正在形成中的人，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了。需要产生了自己的器官：猿类不发达的喉头，由于音调的抑扬顿挫的不断加多，缓慢地然而肯定地得到改造，而口部的器官也逐渐学会了发出一个个清晰的音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1页）这样就产生了分节的语言，以及同它联系在一起的思想。人的思想通常都是用词来表现的，思想一般都存在于语言的外壳中。语言和思想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特征，带有鲜明的社会性。当某个人要把自己的思想告诉另一个人时，他就得用发出声来的词表达思想，使别人能够听到。离开了人的社会性，离开了人与人之间相互的表达，也就不可能有人的语言及思想。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语言是意识的直接现实，语言是思想的自然物质。而语言又是表达的工具。胡锦涛总书记也曾风趣地说，人有一张口，是用来说话的。

以上谈了关于语言表达与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接着来谈谈语言表达与思想解放之间的关系。大家知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时期形成的，而新时期有此建树的前提条件，是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解放运动。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中的语言可谓振聋发聩，说了人们心中想说而没有说出的话：“自吹自擂证明不了真理，大规模的宣传证明不了真理，强权证明不了真理。” “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够使伪科学、伪理论现出原形，从而捍卫真正的科学与理论……”这篇文章曾经受到有关领导人的指责，认为发表它是个错误。但恰恰是它的发表及随后展开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开启了全国人民思想解放的闸门。当时，在要不要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对这场讨论发表公开讲话以表明态度的问题上也有不同意见，结果在邓小平等同志的支持下，各地负责干部陆续表态赞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而奠定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政治基础。试想，如果没有反对“两个凡是”的公开的语言表达，怎么可能有其后思想解放的大潮？如果没有在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中不断涌现的新思想新理论，并且得以用公开的语言表达出来，又怎么可能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

一段时间以来，有种说法曰：思想探索可以无止境，但语言表达却要有纪律限制。这种说法，貌似正确，其实很有问题。首先是它把思想与表达割裂了开来，我们前已论证：离开了表达，就不会有思想；限制了表达，也就限制了思想，怎么还能有思想探索的“无止境”呢？这是典型的抽象肯定具体否定，是欺人之谈。其次，纪律作为组织团体的规矩必须服从国家的根本大法。我国宪法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可见，我国宪法承认，公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依法发表意见、表达意愿的表达权属于公民基本权利。有些地方的领导人总爱用求稳定作为理由来限制公民的表达权，其实让人家说话，天不会塌下来；不让人家说话，则自己难免有一天会垮台，这是至理名言。党的十七大提出要扩大人民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我们各级领导应该认真用十七大精神检查一下自己的言行，纠正那些与中央原则不一致的说法与做法。

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是党的十七大的主题，也是全国人民今后的努力方向。我们只有继续发扬当年真理标准大讨论时那种无私无畏、追求真理的勇气，坚持敢于创新、大胆表达、积极探索的态度，才是继续解放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才能够把史无前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胜利。（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2008年第4期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决策机制　作者：李树桥

一条值得重视的经验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里，在重大政策制定和行政决策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党和国家最高决策层、学界、党委和政府部门、地方、基层之间良性互动的机制。学界老、中、青年专家学者的创造性意见可以通过各种管道迅速传递到最高决策层；最高决策层很快把其中比较有价值的政策建议批示到党和国家有关部门调查研究，提出自己的意见；然后中央领导同志带着学界与部门的意见亲自深入到省、地（市）、县以及基层厂矿和农村，详细地与地方、基层干部和普通群众讨论在实践时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或者是发现基层涌现出来的新事物，批转部门与地方领导机关调查研究，交给学界论证。当时的领导人对上述各方面的长处与短处心里有底，对其意见取舍时缜密过滤、慎重筛选，再加上他们自己的智慧、经验和判断，综合起来形成一套比较系统、完整的政策方案。征询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意见以后，经过中央领导机构的正式讨论，依靠集体决策，形成决议颁布实行。

实际上，当时所采取的任何一项方针政策和行政措施，都不是照单全收哪一个或几个专家学者、某个地方或部门所提出建议，都是吸取各方面很多人的意见和建议，是全国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晶。正因为如此，在贯彻落实的过程中很少遇到可操作性方面的困难，一般都能获得比较好的实际效果。纪念和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这一条宝贵经验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

邓小平同志率先垂范

邓小平同志大力倡导、推动的对外开放政策的提出和实施，就是党和国家最高决策层、部门、地方、基层、学界互动、互促、互补、共创奇迹的典范。大家知道，“经济特区”的设置，就是由习仲勋主持的广东省委首先提出要求并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创办起来的。按照《邓小平年谱》的记载，改革开放中邓小平两下深圳、珠海，十一次去上海，还多次到福建和其他沿海地区视察，面对面地与地方和基层干部群众座谈，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亲手为我国绘制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等经济特区，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沿海地带对外开放的绚丽蓝图。

改革开放的酝酿期，我国曾经派出几个由副总理或中央政府部门主要负责人带队的政府代表团赴国外考察，回国以后直接向中央汇报，对于党和国家最高决策层和高级干部达成对外开放的共识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在改革开放中，理论、思想、学术界的广大知识分子更是活跃。他们通过大众媒体发表文章，大力宣传当代世界国际分工国际交换飞速发展、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新趋势的宏观环境，论证利用两种资源、开辟两个市场的必要性，介绍外国实施进口替代、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经验教训，提供国外设立出口加工区、保税区、自由港的成功范例，对于全党和全国人民增强改革开放意识起到了启蒙和促进的作用。

可以肯定地说，我国对外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绩，饱含着全国从上到下，各方面、各界人士共同的心血和汗水。

沿海发展战略决策的实证

我国沿海地区发展战略的酝酿和提出，是一个较为典型的实例。在这一决策酝酿过程中，我也算是一个亲历者。当时我在赵紫阳同志办公室任秘书，相关的调查研究和讨论的大多数环节我都在旁边仔细观察了。在当年，领导同志那种认真负责的态度和科学决策的精神让我深深感动；现在回想起来，仍然让我钦佩。

现在说到当年赵紫阳提出的我国沿海地区发展战略，有的同志以为是由当时国家计委一位年轻同志王建提出的“国际大循环”理论引出的。其实，这中间有一些误会。赵紫阳是在1987年11月1日从新华社的内部刊物《动态清样》上看到王建同志写的文章《走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可能性及其要求》，当天就做了批示：“印发国务院、中央财经小组同志一阅，并发杜润生、郑拓彬、李岚清同志。”王建同志文章的作用，一是使赵紫阳同志更加坚信他正在研究的问题具有理论依据与符合民意；二是通过对王建文章的批示推动有关部门和更多的同志研究发展外向型经济问题。在收到王建同志文章以前，赵紫阳同志已经决定集中一段时间搞一次专题调查研究。对于随行参加调查的人员、调查的主题、调查时间和地点都已有了初步设想，并与身边工作人员议过两次。那次调查的题目，就是我国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问题。在这之前，党的十三大还没有召开，赵紫阳就指示我们收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体改委、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单位关于发达国家产业调整和产业转移以及新加坡、香港、台湾、韩国等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材料，供他阅读、研究。这是酝酿已久的事情了。

1987年11月20日，赵紫阳以及随同他外出调查的两位领导同志和工作人员从北京出发。这两位是：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国家对外经济贸易部副部长李岚清。我是随行服务的工作人员。赵紫阳一行先到广州参加第六届全运会开幕式，又到井冈山看望那里的老红军和干部群众，11月23日到达那次调查的第一站浙江省嘉兴市。参加调查的国务院特区办主任何椿霖已经先期从北京直接到达。第二天就在嘉兴市委招待所开始讨论。参加讨论的除北京来的同志以外，还有当时的浙江省委书记薛驹、省长沈祖伦、嘉兴市委书记庄洪泽；江苏省委书记韩培信、省长顾秀莲、苏州市委书记高德正。

座谈会紧紧张张讨论了两天半。赵紫阳首先讲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和我国面临的有利机遇，提出要尽快确定一个沿海地区的发展战略。然后就让大家敞开思想，发表意见。在讨论中他还多次插话，阐述自己所做的思考。在讲到外国制定区域政策大多是优先考虑问题地区即落后地区，为什么我们首先研究发达地区的发展时，赵紫阳说，我国内地和沿海地区的经济、文化条件差别很大，要把全国各地的经济发展都同时搞得很快、搞得很富，那是不可能的。然而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对我们比较有利，沿海地区又有很多优势，如果不充分利用这个机遇和优势尽快把比较容易发展起来的沿海地区发展得快一些，那是很可惜的。沿海的发展最终会带动内地和全国的发展。在讲到为什么要强调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时，赵紫阳说，沿海地区的加工工业，如果只靠国内的原材料，它的发展势必受到很大的限制。随着沿海地区对原材料需求的增加和内地经济的日益发展，如果仍然按照原来的路子走下去，沿海和内地争原料的矛盾势必越来越尖锐，这是行不通的。因此要提倡和鼓励沿海地区到国际市场上去进口原材料，加工增值之后，再把产品销往国际市场，大进大出。

在议论沿海地区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时，参加讨论的同志七嘴八舌、各抒己见，最后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我国沿海一亿多到两亿人口的地区，包括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南三角洲、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必须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走向国际市场，进一步参加国际交换和国际竞争，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座谈会还就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与知识密集相结合的产业问题、沿海工业“两头在外、大进大出”问题、加快外贸体制改革问题、进一步搞活企业机制和加强管理问题、促进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问题、加快沿海发展与稳定全国经济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

讨论中有几位同志的发言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浙江省省长沈祖伦在谈到沿海发展首先要搞活企业时说，有的同志把大中型企业比作老虎、狮子，把小企业比作猴子，搞活企业经营机制就是要让老虎上山、给狮子松绑、放猴子上树，使大中小企业都能全盘活起来。苏州市委书记高德正说，苏州乡镇企业的出口创汇在整个地区创汇总额中已经占到百分之十五，它们经营机制很活，应该能够成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生力军。嘉兴市委书记庄洪泽说，一些外商告诉他，与国外的企业相比，我们的设备比较落后，但更为落后的是管理。赵紫阳当场表扬了他们的看法很有见地，以后又将其中一些精辟的话写进了自己给邓小平同志的报告。沈祖伦同志很幽默，当时他讲，论经商的才干，一个宁波人可以顶三个上海人，一个上海人可以顶三个杭州人。回到北京整理材料，很想把这个话整理进去，再加一句，一个杭州人可以顶几个内地人，以说明沿海地区的人才优势。后来再三斟酌，不好把这些话写进正式报告，才很不情愿地舍弃。

11月26日，在嘉兴市安排了半天参观。参观了两个工厂，赵紫阳边看边与工厂领导人讨论的还是沿海发展战略的问题。到南湖公园参观了中共一大“红船”和其他景点。从公园出来，街上聚集了许多热烈欢迎的群众。赵紫阳走在群众中间，我紧随其后。在欢迎的人群中，有一位大约五十多岁工人模样的同志就在我的身旁跳起来高喊：和十三大记者招待会上的那个赵紫阳一个样！一个样！我坐在车上，回到住处，反复地想：为什么赵紫阳在十三大后的答记者问能够那样深入人心？他的哪些话能够让老百姓记住、感动？想来想去，觉得可能是那样几句话。联邦德国记者问：您认为中国今后的主要问题是什么？赵脱口而出：是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主题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主题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那时候我与那位兴奋得跳起来的工人擦肩而过，来不及攀谈。我主观断定，最使他兴奋和鼓舞的可能就是上面的那一段话。

11月27日从嘉兴去苏州。赵紫阳突然向负责警卫工作的同志提出：一路上既不要警车开道，更不要警车随护，大家就坐一辆面包车，夹在群众的车流中间，老百姓的车怎么走我们就怎么走！赵紫阳这么一说，随行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稍微停顿了一下说：那不行！一是这样安全没有保障；二是路上堵车耽误的时间过长。赵紫阳坚持说，路上越张扬，目标越大，越不安全。今天我们的时间就花在路上，到达苏州的时间晚一点没有关系。在赵的一再坚持下，只好按照他说的办法，没有警车，没有车队，就那么一辆面包车，和普通老百姓车子一个样。谁也不知道车里边坐着赵紫阳和那么多领导干部，沿途还在江苏省吴江县的盛泽镇看了三个乡镇企业，其中一个纺织厂，一个成衣厂，一个制鞋厂，三个厂都有产品出口。赵紫阳边看边问它们的厂长：产品出口有什么困难？如果主要原材料从国外进口行不行？因为时间已久，三位厂长当时所说的具体话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大概意思是，关键在于加快外贸体制改革。晚上八点顺利地抵达苏州。到达后赵紫阳对随行的同志说：这不是很好嘛！我悄悄地对他说：今天，您胜利了！赵紫阳不说话，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

11月28日至29日，在苏州继续召开座谈会。参加讨论的除了嘉兴会议的人员外，又新增了三位同志：在上海调研闻讯赶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上海市的两位主要领导同志芮杏文和江泽民。会上，赵紫阳对于在嘉兴讨论的情况做了简明扼要的归纳。然后反复提问：这样的思路行不行？沿海地区实行新的发展战略可能遇到什么大的障碍？怎么解决？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参加会议的同志踊跃发言，有的同志还讲过多次，使得沿海发展战略的思路越来越清晰，对于相关问题的认识越来越透彻，拟议采取的政策措施越来越充实。在苏州，参加座谈的同志还参观了刚刚筹建的昆山开发区，考察了一个流通企业苏州物资集团。

11月30日，赵紫阳一行顺利地结束了这次为期一周的专题调研，回到北京。12月末到1988年1月初，赵紫阳又赴福建省调查，主题仍是沿海地区发展战略问题。赵到外地调查，当地一般也会把全体领导班子成员集中起来，向他汇报，请他讲话。多数的情况是，地方领导同志的汇报讲不了几句，他就会说，请您把准备好的稿子交给我的秘书，我回去再好好看。然后就按照他本次调查的主题，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请他们回答，与他们一起分析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会议结束时也很少长篇大论的讲话。他下去的主要时间和精力都是在与地方或基层的同志讨论研究问题。

1988年1月赵紫阳向邓小平呈上《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的报告。1月23日邓小平对该报告做出批示：“完全赞成。特别是放胆的干，加速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2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组织实施我国沿海地区发展战略的决定。3月15-19日，中共中央十三届二中全会召开，讨论实施沿海发展战略的有关问题。

其后，对外经贸部在北京香山饭店召开全国经贸工作会议，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对外经贸厅局长参加会议，讨论研究外贸企业自负盈亏，放开经营即逐步赋予部分内贸和工业企业外贸经营权，实行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等问题。我随同当时的国务院副秘书长白美清、国办秘书局赵光华到会上听取李岚清的报告和部分地方同志的意见。海关总署讨论制定沿海地区设立保税库和保税区的有关政策问题。交通部研究加强海港建设和发展远洋运输的问题。全国各行各业都在为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创造环境、保驾护航。

赵紫阳同志主持制定的沿海地区发展战略的贯彻和落实，对于我国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起到了启动和加力的作用，对于沿海地区的迅速崛起和加快发展起到了奠基和助推的作用。在沿海发展战略的酝酿、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党和国家最高决策层、学界、党委政府有关部门、地方、基层之间的良性互动是做出了重要贡献的。

对于学界的意见，赵紫阳曾经说，老、中、青学者的意见都要听。他们中有不少人具有世界眼光，思维敏捷，多听他们的意见可以开阔思路。他们的不足是对于实际操作中的矛盾和问题不甚了了。

关于部门和地方的特点，1981年9月4日他在中央财经小组听取国家计委“六五”汇报时说：“现在总的说，中央机关特别是综合部门，对困难这一面，基本上是看到了。但对存在的潜力，往往估计不足。省市区的同志对潜力看得比较多，但对宏观制约看得不够。综合部门也有两点。一个最后要听取他们的意见，因为确实他们考虑问题比较全面。另外，因为他们也处在改革中间，有些问题有些框框，要研究新情况，就是说，有些东西不跳出原来的框框不行。”赵紫阳同志一再强调，学界、部门、地方、基层的意见都要充分尊重，尽量吸取，这是保证中央正确决策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学界研究成果最受领导重视、知识分子为社会发展贡献很大的一个时期，是各级领导干部贯彻中央政策比较顺畅、实际效果甚佳的一个时期，是老百姓普遍受惠、对党和政府比较满意的一个时期。那个时期形成的党和国家最高决策层、学界、部门、地方、基层良性互动，共同为政策制定和行政决策做贡献的经验，是一笔宝贵的政治财富，很值得后人重视和借鉴。

（责任编辑 徐庆全）

2008年第4期 我亲历的“四五”运动　作者：鲁利玲

近年来，我在做口述历史的时候，时常听到老人们提起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平反过程，但很少有人涉及天安门事件本身。作为这一事件的亲历者，我觉得有责任记录下我们这一代人的心路轨迹，以使后来者能够从一个侧面理解中国改革开放前夜的历史背景。

一、我是怎样走向天安门广场的

和同龄人一样，我是在“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唱歌要唱跃进歌、听话要听党的话”的时代氛围中长大的。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我是小学四年级学生。当时的感觉是，顷刻之间，原有的社会秩序被一下子打翻了：我所仰慕的叔叔、阿姨变成了“走资派”；所尊敬的校长、老师变成了“臭老九”；甚至连自己的父母也被革命群众贴了大字报，成了“走资派”和“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在一片混乱中，基于传统教育的惯性，我选择了跟着毛主席和共产党走，努力和这些人、包括和自己的亲人划清界限。

1968年，我进入北京师大女附中。在读初一的时候，学校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在政治指导员的带领下，年仅十三四岁，就开始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当时，我完全被革命导师慑服了——马克思、恩格斯以极精炼的笔触，将一部浩瀚繁杂的人类历史清晰地勾勒出来，使人们能够洞察历史的昨天、今天与明天，能够树立明确的奋斗方向。此后，在课余时间，我开始涉猎一些同龄人较少问津的英法德俄历史和国际共运史方面的内部读物，以期理解马恩原著的历史背景。总之，这时的我，就像投身了革命一样，是一个时代认可的好学生，出色的学生干部，并在初中就加入了共青团。

记得1971年9月底的一天，我在同学家上小组。她的哥哥告诉我一个惊天秘密：林彪叛逃了！摔死在温都尔汗！我当时被吓蒙了。一个直觉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能明察秋毫，怎么身边这么大个儿的野心家竟然没有察觉到？！此刻，我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算是彻底打破了，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觉得自己很可悲。人到17岁，才刚刚意识到，要用自己的脑袋想问题，用自己的脚去走路。

1971年底，学校保送我到师范学校读书。在此期间，我辞去了学生干部的工作，理由是：“我要读书。”在课余时间，我囫囵吞枣地阅读了革命导师的经典著作，诸如《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等等。与此同时，我为自己找到了一块远离“革命喧嚣”的净土——八一湖畔，每天中午到那里游泳，最后成为北京冬泳群体中的一员。在那里，我结识了一群被文化大革命淘汰出来的老军人、老干部和老知识分子，他们向我讲述了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经历，使我对现实社会有了深入的认识。

这期间，我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我注意到，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指出：“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却把马克思的基本原理颠倒过来，强调阶级斗争，坚持政治挂帅；抵制经济生产，忽视人民生活；不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是上层建筑统辖经济基础。我因此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这在当时，不只是我一个人的看法，在八一湖畔，那些老将军、老干部和老知识分子们都和我有相同或相近的看法。

1974年1月，我参加工作，被分配到小学任教员。在教书的同时，开始了“我的大学”计划。我为自己设置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历史等课程。通过自学，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错了，重用了一批“摇羽毛扇”的修正主义者，把中国引向了歧途。

1975年7-9月，周总理病重，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进行全面整顿，使国民经济出现复苏迹象。在八一湖畔，我能感受得到，人们为邓小平的政治勇气欢欣鼓舞，终于看到了中国的希望。然而，好景不长，毛泽东对邓小平全面否定文革开始反击了。随之而来的是中央“打招呼”会，让“转弯子”，层层揪“走资派”。刚刚浮现在人们脸上的笑容，随即又变成了眉头紧锁。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76年1月8日，周总理走了。北京十里长街，自发的送行者百万计。与此同时，中央紧锣密鼓地部署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清华、北大批邓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加之当局对人民群众悼念总理的百般压制，3月底、4月初，正值清明前后，人们通过悼念总理来发泄心中的强烈不满，不约而同地走向天安门广场，我也是其中的一员。

二、我在天安门广场做了什么

4月2日晚上，我来到广场。当时的壮烈场面让我震惊：天安门广场铺满了悼念总理的花圈，广场周围的松树上挂满了白花，巍峨壮丽的纪念碑被层层叠放的花圈所围绕，整个广场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尤其引人驻足的是，花圈上、树干上、纪念碑围栏上贴满了各种诗抄和小字报，人们以此宣泄长期压抑的不满情绪。

当时，我挤到纪念碑汉白玉围栏边，看到一份《翻案不得人心》的小字报。这样的标题反映了人们的政治技巧，“翻案不得人心”本是毛泽东语录，旨在批判邓小平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而小字报实际是在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者，他们要翻中国革命的案、翻中国共产党的案、翻总理的案。这样翻案不得人心！”这篇小字报的落款是首都人民悼念总理委员会。看完小字报，正打算挤出去，这时听到后面有人喊：“前边的女同胞给大家念一念！”随即有人递过来一个手电筒。我看了看周围，只有我一个“女同胞”，知道是在喊我。也许是因为小字报的内容与自己当时的看法一致，也就没多考虑，在手电筒的映照下高声念了一遍。刚刚念完，不知是谁领头唱起了国际歌。接着又有人鼓动我念第二遍，又是国际歌。就这样，念了五六遍。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在人山人海的广场上，有大批便衣警察混迹其中。为了安全起见，我终于不再念了，挤出了人群，在夜晚的北京城里绕了很多圈子，直到凌晨才迂回到学校宿舍。

此后的几天晚上，我到广场，只是看小字报和诗抄，没有再抛头露面了。当时凡是到过广场的，都会有这样的感觉：白天在正式场合公开亮相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夜晚在天安门广场被人民群众骂得狗血淋头。这种巨大的反差映衬出文化大革命的衰象，广大人民群众已忍无可忍，由此形成了昼夜两重天！

无论我怎么小心谨慎，还是被公安局盯上了。4月15日上午，我正在给学生上课，被学校的书记叫出来，说是公安局的人找我谈话。到了书记的办公室，有两位警察在等着我。他们上来就问：“你在广场都做了什么？”我认为自己是正确的，所以毫不隐瞒地告诉他们念了一份小字报。于是，他们责令学校领导让我停职检查。

三、我是怎样走进监狱的

4月16日凌晨3点，一辆警车把我从学校的宿舍带走了。先是带到了西城公安分局，次日又到了“炮局”（北京市公安局的拘留所）。为了让我写材料，他们让我住在办公室，每天有人陪着我。

初生牛犊不怕虎。让我写，我就写，我把这些年的思想认识如实地写了出来。诸如，张春桥、姚文元是如何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江青想当“红都女皇”，有政治野心；王洪文是“坐直升飞机”上来的，缺乏理论水平、领导才能和群众基础等等。我当时的想法是，对党要襟怀坦白，我怎么想就怎么说。如果我错了，你们要能说服我。记得当时有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警察，好像姓王，一直坐在我身旁。我写一页，他看一页，最后他说了一句：“你可真敢写！”说真的，我当时听不出来他是什么意思。一个星期以后，材料写完了，我就被转移了。

在警察的押送下，我坐上一辆挂着白窗帘儿的警车。从阳光上判断，车是一路向南，最后到了一个地方。警察收走了我的私人物品，把我带进一个房间，随手把门锁上了。开始，我还以为这是一个招待所，但看到门上贴的一张发黄的纸，醒目地写着“监规”，这才意识到，我是进了监狱。

应该说，当时的触动太大了！尽管对毛泽东的崇拜早已破灭，但毕竟从小是受党的教育长大的，对共产党还是热爱的。我只是意识到党内一些人出了问题，希望党能纠正自己的错误，从未想过要推翻共产党！尤其是我一路很顺，在学校是红得发紫的人物，年级组长、共青团书记、党的重点培养对象；多年来一直在学习马恩原著，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徒，怎么会进共产党的监狱？！

接下来的日子就是频繁地“提审”。提审我的警察大多是复转军人，文化水平较低。在审讯中，我还是这样的原则，怎么想就怎么说，你要说我错了，必须说服我。我给他们讲张春桥提“资产阶级法权”存在什么问题，讲斯大林的“大屠杀”如何残酷，讲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等等。看上去，他们似乎没有听懂我在说什么。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把我当成了天安门事件的要犯。他们从我的宿舍中搜去了日记，其中，1976年4月6日，我记下了“天安门事件的结论”：1.这是一场群众性的革命行动；2.行动的目标是针对党内修正主义者；3.任何群众运动都有过火行为，诸如砸汽车、烧楼房，这是不对的。就是这篇日记，被当时的公安局长刘传新作为“首都人民悼念总理委员会”的政治结论，写成简报，上报中央，我也被他们封为“委员会”的副秘书长。其实，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委员会，我也不是什么副秘书长。这是他们愚弄人民，将天安门事件编织成“有组织、有预谋”的反革命事件的骗局。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6月中旬的一天，北京市召开万人批判大会，要把天安门事件的要犯拉去批斗。之前的几天，审讯人员加大力度，逼我承认自己是反革命。我不服，随即写下了《绝命书》，要效仿拉法格和劳拉，走他们的道路。这不是随便说说，我确实是有准备的。入狱不久，我每天梳头的时候，都会把掉下的头发收集起来，藏在褥子下面。趁看守人员不注意的时候，搓了一根很长的绳子，这根绳子我至今还保留着。《绝命书》递上去以后，让我躲过了一劫，没有把我拉去参加批判大会。

也正是在这个当口，我经历了一次重要的思想洗礼。人如果想到了死，且不惧死，就什么都想开了。我突然顿悟：任何政党、任何主义都是有生命周期的，都有它的少年、青年、壮年和老年，都会逐渐消亡。既不存在长盛不衰的政党，也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主义。在刚刚意识到这一点时，我对自己的想法感到非常恐怖，似乎要遭五雷轰顶！然而，一切都很平静，什么也没有发生，而我却从此解脱了，自由了。

此后的日子就好过多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监狱当局从我的宿舍中拿来了一些书籍。于是，我又接着完成“我的大学”计划。我把《毛泽东选集》当作历史资料来读，把废牙膏皮卷起来当铅笔，在草纸上作索引，写笔记。把苏联的《简明政治经济学词典》当作外语教材，从中学习俄文单词。同时，监狱里每天会发一份《人民日报》，每晚能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这样，只要每天在学习、思考、关注外边发生的时事，人就不会被关傻了。

1976年是一个多事之秋。在狱中，经历了唐山大地震、朱老总逝世和毛泽东逝世。毛泽东逝世的时候，我哭了，哭得很伤心。同牢房的刑事犯看到我感到很奇怪，又不是你爹妈死了，至于吗？其实，我和当时许多人一样，不是为毛泽东的死而哭，而是为毛死后的中国前途和个人命运担忧；只要中国仍在黑暗中徘徊，我的牢狱生活就会遥遥无期。

四、在监狱中庆贺粉碎“四人帮”

然而不久，我便在10月9日的《人民日报》上发现了问题。因为前一天是我的生日，22岁，我记得很清楚。这一天，《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共中央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全集》的工作，由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这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在通常情况下，一个伟人去世，往往是一个集体班子接替，这么快就强调“以谁为首”，一定是发生了什么。紧接着10月10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进一步要求“我们要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此后，《人民日报》陆续刊登各省市的表态，坚决拥护中共中央的决定；同时，还出现了“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系列文章，字里行间透露出“要识别党内修正主义”的意思。于是，从10月16日开始，我每天用力敲打牢房的铁门，要求与监狱当局谈话，但他们一直不理我。

直到10月20日晚上，看守所所长才把我叫出去。他问我，“你想谈什么？”我说：“中央出事了！”他问：“你判断，哪些人出事了？”我说：“张春桥、姚文元、江青，还有王洪文、毛远新……”他接着问我：“如果外面发生的情况和你分析的差不多，你怎么看待天安门事件？”我说：“天安门事件就是因为反对这些人，才定成反革命事件的。如今这些人成了反革命，你说应该如何解释呢？”他当即表示：“天安门事件是毛主席定的案，铁板定钉，永远也翻不了！”但他接着又说：“当然了，你放心，你的问题会有新的解释。”谈完话，我平静了许多，静观事态发展。但怎么也没有想到，事态发展得这么快！也就是在这几天，监狱周围的城区陆续响起了鞭炮声，此起彼伏。我当时还很纳闷，又不是逢年过节，放什么鞭炮啊？

10月21日晚上，牢房中的扩音器照常播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当播音员以高亢、嘹亮的音调播出“首都150万军民欢欣鼓舞，豪情满怀，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热烈欢呼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代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心愿，一举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时，新闻还在继续，整个监区就炸了窝！原来，天安门事件300多人几乎都关在了“王八楼”。这是一个五角楼，像一个王八，中心是一个圆形，伸出5个筒道，每两个筒道形成一个夹角，从自己的牢房窗户可以看到对面牢房的窗户。在正常情况下，犯人是绝对不许攀上窗户的。但在这一刻，伴随着广播中“四人帮”的名字一一报出，各个牢房中天安门事件的人纷纷爬上了窗户，我也和大家一样，把手伸到铁窗外，挥舞拳头，高呼打倒“四人帮”，口号响彻云霄！整个监区沸腾了！人们笑着、哭着、欢呼着；最后，不知是谁领的头，大家高唱国际歌……这一场面一直持续到《新闻联播》结束。应该说，发生这样的事，在共产党的监狱是史无前例的。看守人员不得不一间牢房、一间牢房地做工作，让大家平静下来。

此后，伴随着社会上要求放人的压力逐渐加大，到12月初，北京市公安局终于扛不住了，把关押的天安门事件的人集中起来办了学习班。一个中心议题是，要大家正确对待——当初抓你们是对的，现在放你们也是对的。这就是那个年代的逻辑。

1978年11月，当天安门事件平反之时，我已经作为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在大学里读书了。说心里话，在得知平反的消息后，我没有太多的喜悦，有的只是一种沉甸甸的感觉：文革期间，几亿中国人的命运被少数几个人玩弄于股掌之中，翻手云，覆手雨。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做自己的主人？我时常这样问自己。

2008年3月1日于新海苑

（作者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研究员）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8年第4期 我见到的胡志明主席　作者：戴　煌

可能是1995年,越南为了纪念胡志明主席的一百零五周年诞辰,特别要拍一部纪录片。越南电影制片厂的一位编导带着七八个摄影师和工作人员，到中国北京等地拍摄胡主席过去多次访问中国的有关场景，在北京并访问拍摄了四个人。一是帮助越南抗法战争的中国顾问团副团长兼军事顾问团团长、老年时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韦国清。他去世了，就拍摄他的健在的老伴；二是陈赓大将，因为在解放战争快结束时，正是他率领所属部队打通了中越边境，并消灭了许多法国殖民军，对越南人民军的日渐壮大帮助很大，并和胡志明主席建有浓厚情谊。他也去世了，就拍摄他的遗孀；三是曾访问过越南的刘少奇主席夫妇。刘主席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但王光美时还健在，就拍摄她并请她谈谈当年访问越南情况以及与胡主席晤谈的往事；第四个就是我，因为我和胡主席也有过多次交晤，回国后又写过《胡志明主席印象记》等文字。当时领陪他们来访问的还有广电部的一位女同志，帮忙做翻译的正是当年在陈赓大将身边也做翻译工作的老同志。他们和我谈了话、录了音，还把我写过的有关胡主席的报告文学、小册子等等摄了影。

当年我采访了越南奠边府决战后，与胡志明主席有过多次交往。1954年12月15日早饭后，我又与胡主席在一起，去河内南郊的白梅机场，看望正在那儿操练、准备在即将到来的新年元旦越南民主共和国还都典礼上接受检阅的越南人民军部队和民兵游击队。看了之后，日头已高悬中天，胡主席向一长列的方队挥挥手，大声说：“太阳照到头顶上了，大家累了，肚子也饿了，休息吧！”全场爆发出了一阵欢呼声和“万岁”声。胡主席立即对身旁的越南人民军副总参谋长黄文泰中将和阅兵指挥员说：“请大家以后不要这样喊”，随即又向一长溜的方队高声喊道：“好啦，大家回去吃饭吧！”

我们在机场外面吃完了饭，胡主席又带着我们回到机场，在一座空大的机库里与一些战士代表和干部们聊天。聊天结束，全体纷纷起立，似乎人人都早憋着一股劲，很想放声高呼些什么。胡志明主席连忙习惯地伸开双手，使劲地往下按，叫大家坐着不要动。

“别再喊‘万岁万岁’的”，他说：“没有人能活到万岁！来，大伙唱个歌吧！”他边说边向人群中扫了一眼，拉出最前排的一位女游击队员：“来，请你给大伙打拍子……”

说罢，他就招呼我们几个人向机库大门走去，那慷慨激昂的歌声就在我们的身后扬起。

这唱的是《忘我为人民》的歌，越南的大人小孩都会唱。当你第一次听到它，即使听不懂歌词的意思，那动人心弦的旋律也会使人联想到：在那为了民族独立解放而拼搏的血与火中，怀着这种高尚情操的人，也会视死如归，勇往直前；在美化祖国山河的大苦大累中，也必会日夜辛劳，孜孜不倦。

1955年1月24日，是当年春节的第一天。和我们中国一样，越南也有春节、清明、端午和中秋节。那天除夕傍晚，我正在自己的房间里看书，在我国云南边城河口长大的越南籍译员阮大进来对我说，他刚接到越南主席府的电话，说是春节一大早，胡主席要去河内以北一些省份的建筑工地、农村和兵营，向工、农、兵拜年。胡主席问我能不能一起去。他还说主席府的同志还特别说到：在河内的众多外国记者中，胡主席只想请我一个人同行，问我愿不愿意？我立即回答：“我非常高兴去！这是胡主席给我的又一次受教育的大好机会！”

第二天凌晨四点，河内市民们还在宁静的恬睡中，胡主席和我们同行的几部小吉普，就穿过了红河大铁桥，在四野昏暗阒然的公路上向北进发。今天要去的第一站，是河内以北约70多公里的托况水闸。这是红河三角洲以北太原省山区的著名水闸之一，也是法军飞机轰炸破坏的几十座水闸之一。它闸身断裂，满池污水中散布着一堆堆破碎的混凝土块和乱石堆。下游的许多土地都抛荒了，有的土地硬得像大块水泥板，无以果腹的人们一度只能上山采食野果活命。

我们到达托况水闸时，天色才透亮。高大而断裂的闸身，还在令人心酸地伫立着。但在它前面，已筑好一道土坝，蓄起了一湖山水。这是几千名工人、农民、游击队员和地方部队的官兵，在停战后短短数月中抢修而成的。

不一会儿，胡伯伯突然来到工地的消息，像风一样传开了。原来很空旷的闸边顿而挤满了人，人人都想看看胡伯伯，特别是一些头上包着黑头巾的农村妇女，都毫无顾忌地围了上来左瞧右看，还唧唧呱呱地议论着。胡主席的贴身警卫员们都站得远远的，对越来越多的人群根本不拦不挡。似乎在他们看来，胡伯伯历来与人民群众都是这样的水乳交融，根本用不着担心会发生什么意外。

胡主席只简单地说了几句话——祝贺大家春节快乐，就与一同来的共和国交通公政部长——党外人士陈登科等人一道，走上刚刚筑好的土坝，巡视那座高大而残破的水闸。听说下游已及时得到了春灌用水，等到正规的混凝土大坝修好后，下游的整个灌溉面积将由原来的两万五千公顷扩大到三万三千公顷，胡主席听了非常高兴。他颇有所感地望着清波荡漾的湖水，口中喃喃自语：“谁最伟大？人民最伟大！没有人民的努力和牺牲，再有本事的人也会一事无成！”

说罢，他就和陈登科等人又来到了高声喧哗的、似乎比过节还兴奋的人群面前。他转身指着水坝问大家：“现在这水坝是属于谁的？对了，属于我们工人和农民的，属于我们自己的……谁最伟大？对，人民最伟大！只要全国同胞都团结得像一个人，就没有任何难关能挡住我们前进！我们的国家就一定会建设得花簇似锦，是不是？”

“是——”人们齐声回答，附近丘陵中都荡起连连的回响。

离开修坝的人群后，他又走访了附近的几家农民，向他们致以节日的祝贺。然后几部吉普车掉转车头，似乎将返回河内。这时太阳已透出了云雾，时已近午了。胡主席的车突然带头拐进了路旁一座残缺不全、稀稀拉拉的松树林。他下了车，向后面的几部吉普车一挥手，大声说：“吃饭，休息一会儿”，并邀请陈登科部长和我以及阮大，和他共进野餐。

在一棵高大松树下的斑驳的草地上，他的警卫员们铺了一张草席，又在草席上蒙了一方旧桌布。他淡淡地笑着说：“来来来，大家过节都要吃好的，我们也来点好吃的，嗨嗨嗨……”

什么“好吃”的？在我们围着草席就地坐定之后，警卫员们从车上拿来了两只已切好的油炸鸽，几小片咸鱼，一小碟肉饼，一些生青菜和几块豆腐，还有些米饭和切成片的粽子、一只从上面看来还是二次大战结束时缴自日本鬼子的腰型军用饭盒装着的菜汤和一瓶葡萄酒。这些就是这位一国之首在取得来之不易的伟大抗法战争胜利后的第一个民间重节，用以待客的午餐！而他却取笑说：“这比唐伯虎追舟的那顿饭强多了！他那次只是让艄公空口报菜名，他自己只能瞪大了眼睛咽干饭。我们呢，有酒有菜还有汤……”

他过去搞地下工作时，在中国内地和香港呆过好多年，学会了中国话，也会法语、英语和俄语。他说中国话就像广东人说北方话，也会用汉语做诗，《同志加兄弟》那首诗就是用汉字写的。大家一阵笑声过后，他首先举杯祝我们春节快乐，我们也祝他健康长寿。在和大家一起抿了口酒之后，他把“健康长寿”这四个字轻轻地重复了一遍，对我说，“健康长寿”这种说法倒还比较实事求是，他领情；但对那种动不动就喊某个人“万岁”什么的，他不赞同。他说：“那只不过是一厢情愿，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就拿你们的彭祖来说，也不过只活了‘八百’岁，何况那还仅仅是古代传说，哪还有比他活得更长的，是不是？”

我说“是”，不过大家常常爱喊“万岁”什么的，也只是表达自己还没有别的词儿能够替代的真挚之情而已。他说：“不，那也要实事求是，不能狂热冲动，对不对？”

我点头称是。接着，他又向我提出一个我压根儿意想不到的问题。他说：“这几年，几乎凡是去过你们国家的越南同志回国后都说，你们招待外国贵宾的酒菜极为丰盛，都是些海参、鱼翅、对虾、鲍鱼这样一些值大价钱的。可是，尽管宾主早就吃得齐脖子了，还是大盘大碗地往上端，有些几乎又原封不动地撤了下去，这不是很浪费么？”

我一时语塞。当时我还不知道这算不算浪费。现在面对胡主席突然提到这个问题，大出我的意料。沉默了好一会儿，我才说：“礼仪之邦，宾至如归嘛！”

“唔——不能这样说。”他捋捋他那把灰白色的胡须，又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含蓄地批评说：“这都是公家的钱啊，如果完全由个人掏腰包，那又会怎样呢？”

是啊，“如果完全由个人掏腰包，那又会怎样呢？”——这一下就给我开了窍：我们的那种“礼仪之邦”云云，只不过是慷国家和人民之慨的遮羞布罢了！

一小时后，车队已拐进了河内东北约50公里的北江省省会府谅商。在那里，他向共同抢修铁路和铁桥的中越两国铁路工人带去了节日的祝贺。他的贺词不足三百字，竟获得了十六次掌声。离开府谅商时，天色已昏暗了，他又到一个兵营里对面前黑压压的一大群战士讲了一个多小时，向他们致以节日的祝贺，激励他们前进再前进……

我们返回河内时，条条街道就像我们凌晨出发时那样一片宁静。市民们大概都已沉进温甜的梦乡了。胡主席的这趟“春节游”，整整用去了二十一小时。

这是我在越南的一年中，与他相处的时间最长、也是谈话最多的一次。通过这一次的仔细观察和过去多次相随的所见所闻，我深感这位终身未娶，把自己的一生真正无私地奉献给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的伟大革命家，他的真挚和虔诚的人道精神对人民具有巨大的凝聚力。

我那时只有二十六七岁，2008年2月我就80周岁了。五十多年来，我一直怀念敬仰这位与我的父母同岁的老人，终生牢记难忘！

（作者为新华社高级记者，曾作为新华社军事记者在越南、朝鲜作过采访报道）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8年第4期 特事特办：胡耀邦与经济特区　作者：王　硕

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时值国门刚刚打开，以深圳为代表的经济特区草创伊始，各方面关于对外开放和办特区的知识都比较缺乏，思想还没有完全统一。在中央担任一线主要领导职务的胡耀邦对经济特区的支持一直是不遗余力，他热情洋溢的支持和帮助，对于深圳等特区的成功创建，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提出明确有力的方针和政策”

1979年7月，中央下发50号文件，决定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并正式提出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出口特区。我国经济特区的创办由此拉开了帷幕。

1980年1月，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胡耀邦第一次到珠海视察，他指出，要解放思想，充分利用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把经济工作搞上去。同年2月，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胡耀邦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由于全国的经济体制还没有作大的改革，特区在试行新体制的过程中，出现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1980年5月，中央下发41号文件，指出，“试办经济特区，在经济上、意识形态上，有一个谁战胜谁的问题，而我们又缺乏经验，因此，必须采取既积极、又慎重的方针”，“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不损害主权的条件下，可以采取与内地不同的体制和政策。特区主要是实行市场调节。”胡耀邦对文件精神是赞同的。

1980年7至9月间，胡耀邦两次过问蛇口工业区的建设问题。先是1980年上半年，蛇口实施的定额超产奖励制度被上级有关部门制止以致工期延误。此事经新华社记者写内参上报至胡耀邦处，胡耀邦批示给主管对外开放工作的谷牧：“看来我们有些部门并不搞真正的改革，而仍然靠做规定发号施令过日子。这怎么搞四个现代化呢？”不久，蛇口修公路又遭遇上级有关部门“卡脖子”，袁庚请新华社记者写内参向中央反映情况。胡耀邦批示：“谷牧同志：中央现在决心坚决反掉各种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建议你抓住这个麻雀，弄个水落石出，必要时制裁一点人（最好是采取经济制裁），否则不但官僚主义克服不了，四化遥遥无期。”《南方日报》就此事在头版头条发表文章，谴责“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1980年12月，胡耀邦在中南海接见袁庚，袁庚提到蛇口的事不断干扰中央领导，甚是不安，胡耀邦说，“应办的事还是要办！”这给袁庚以很大的鼓舞。

1980年下半年，胡耀邦先后两次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研究广东、福建对外开放及经济特区工作。

在同年9月25日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胡耀邦以蛇口超产奖励一事举例说，“有些司局长脑子发霉，没有工作做，不搞调查研究为主，而是搞发号施令为主，有人专门干这种事。”当谷牧提到中央有关部门没有认真贯彻落实1979年50号、1980年41号文件精神，认为广东及特区对上面不合理的发号施令完全可以顶时，胡耀邦对此表示赞同，他说，“京剧《孙安动本》里那个定国公徐龙，手上有明太祖赐的黑虎铜锤嘛！”胡耀邦在总结讲话时说，“情况我不熟悉。这次中央书记处讨论，不是讨论广东的政治路线问题，这方面中央对广东是很信任的；这次讨论是广东在经济上如何发挥优势，是在特殊政策上面。”“深圳特区，有成绩，有困难。刚开始嘛，但我们要有长远想法”，“搞特区，是学资产阶级经营的本事，不是学他们的生活方式，不是学他们的意识形态。”“要找出一套办法，解决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比如广播、电视、娱乐。只有满足了群众的合理要求，才能要求群众同心同德。”

1980年底，中央提出进一步实施经济调整的方针。12月24日，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指出，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步子要暂时稍慢一点，但是，要继续贯彻执行中央50号、41号文件和中央书记处九月会议纪要精神，“把广东、福建的特区搞得更好”，“我们搞的是经济特区，不是政治特区。”第二天也即12月25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在广东、福建两省设置几个经济特区的决定，要继续实行下去。但步骤和办法要服从于调整，步子可以走慢一点。”中央对办特区的方针没有动摇。

中央决定调任仲夷和梁灵光到广东接替已上调中央的习仲勋和杨尚昆的职务。1980年11月初，中央几位主要领导人在京接见即将履新的任、梁。胡耀邦在谈话时说，“党风不正，‘香风’蔓延，走私、行贿、投机倒把、吃吃喝喝，全国来讲，广东很严重。”他还巧改成都武侯祠著名的“攻心联”相赠，“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粤要深思。”任仲夷的体会是，上联是讲争取民心的重要，下联是讲政策必须从实际出发。任仲夷后来的确是不负众望，攻心审势，为广东和特区改革开放取得重大进展作出了贡献。

根据胡耀邦的指示精神，1981年2月，中央党校范若愚等人在考察深圳之后，向胡耀邦呈交了《广东深圳的特区建设问题》的报告。报告认为深圳文化、教育、科学、宣传阵地十分薄弱，建议在抓特区经济建设的同时，认真抓好特区的思想文化建设，如建电台、电视台、创办报纸、建立高等院校、设置科学院特区分院，加强文艺团体，加强党校建设等。胡耀邦在报告上批示“要积极去办”。据此，深圳市政府后来决定兴建科学馆、博物馆、电视台、图书馆、大剧院、深圳大学、体育中心、新闻中心等八大文化设施。

1981年7月，中央下发21号文件，参照国外办特区的经验，出台十条政策和措施，特区政策基本框架至此得以初步明晰。深圳特区建设开始隆隆上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深圳速度”等口号很快蜚声海内外。

在对外开放初步实践的基础上，1982年1月14日，胡耀邦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第一次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他关于对外经济关系问题的思考。他总的一个看法，是“进”而不是“退”。他指出，要“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提出明确有力的方针和政策”，确保几年内真正打开新局面，他认为，这是一个“有决定意义的问题”。

“不能认为经济犯罪是开放政策带来的，二者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沿海一带的走私贩私活动比较突出，深圳当时也有较严重的走私问题。1981年3月和8月，广东曾组织两次全省性打击走私行动，走私浪潮得到一定的遏制，由于防范措施跟不上，问题还是比较突出。

1981年12月，邓小平针对广东等地一些单位和干部继续从事走私、贩私活动的情况，致函胡耀邦：“这类事为什么总处理不下去，值得深思！我建议由中纪委派一专门小组进行彻底追究，越是大人物、大机关，处理越要严、要重。”1982年1月5日，胡耀邦在《港澳同胞反映的问题》材料上批示：“此件转仲夷同志。坦白地说，党风不正，广东在人们心目中是在前列的，请省委一定要抓住不放。譬如深圳，那里的党组织就要自上而下发动全体党员发誓搞好，搞好了就为全党争了光，争了气。”

1982年1月11日，中央就打击严重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违法犯罪活动向全国各地发出紧急通知。2月，中央书记处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专题研究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问题。会议印发了反走私等好几个文件，还有中央政策研究室编写的引起较大争议的《旧中国租界的由来》材料。

会后，任仲夷找到胡耀邦，任说，“这次会议，没有一个传达提纲，我觉得同志们特别是中央领导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都很重要，但回去往下传达时不可能讲这么多，特别是有些话不宜往下传达。譬如：‘这是资产阶级又一次向我们的猖狂进攻’、‘宁可让业务上受损失，也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等。现在，就在珠海码头附近，‘文革’中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大字标语还未刷掉，澳门那边看得清清楚楚。如果我们这次又提出这一个口号，恐怕更会引起港澳和海外的疑虑，也会引起内地的人，怀疑我们的政策变了。”胡耀邦说，“哪些话可以传达，哪些话不可以传达，由你自己定。”

座谈会结束后没几天，胡耀邦给任仲夷打电话说，中央书记处将两省会议情况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了汇报，政治局常委以为广东的同志思想还不通，还有些问题没“讲清楚”，还很不放心，请任仲夷再到北京一趟。

胡耀邦又一次接见任仲夷。他先是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重要指示，接着又询问了工作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任仲夷一一作了解释。最后，胡耀邦提出要任仲夷给中央政治局写个检查，任仲夷虽然当时并不赞同中央有的领导提出的“广东不是‘活’得不够，而是‘活’过了头”的观点，还是很痛快地答应了。检查写好后，胡耀邦看了，说可以了。

1982年3月，谷牧到深圳视察。对特区反映的有的问题，谷牧特别提醒说，“最好请新华社记者写成内参材料报到耀邦、紫阳同志那里，请他们批一批，这会起点作用的。”谷牧回京后向中央正面反映了广东和深圳的情况，但是，海关、税收、对外经济活动方面仍然作了不少收权的规定，使得外商对政策变化产生了疑虑。胡耀邦对此有不同的意见，他对谷牧说，“什么都改，什么都收回来，那怎么行？”

胡耀邦自觉坚持了中央下发的1979年50号、1980年41号、1980年中央书记处两次会议纪要以及1981年27号文件精神。胡启立在《追忆胡耀邦》一文中提到，党内曾有人责难胡耀邦，说特区实际是租界。胡耀邦面对责难，不为所动，他说，“现在搞个特区，主权都在我们手里。我们搞试点，好就搞下去，不好还可以收，这和旧社会的租界根本不是一回事。”“从耀邦发表意见后，无论广东、深圳出了任何一点问题，就有人说三道四，向耀邦同志发难。耀邦同志在小平同志支持下，坚决顶住，尽全力支持和保护特区的健康发展。”

此后，深圳等特区在开展大规模建设的同时，更加强调要狠抓打击违法犯罪活动。1982年9月，胡耀邦在十二大报告中强调，“在坚持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过程中，一定要坚决警惕和抵制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10月，广东关于特区工作的总结在中央获得通过。

同年11月上旬，胡耀邦视察厦门特区。他指出，中央对福建、广东采取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搞四个特区，这个方针是不变的。“坚持开放政策，打击经济犯罪，是两个不同概念，不能认为经济犯罪是开放政策带来的，二者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我们不能像京剧《法门寺》里唱的‘眉邬县在马上心神不宁’那样，而是要快马加鞭，把对外开放搞好。”

1982年12月初，中央下发50号文件，专门提到，“最近，陈云同志批示：‘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胡耀邦同志在视察福建时，也看了厦门特区。这对两省和特区的同志鼓舞很大。大家决心振奋精神，加倍努力，把特区的事情办好。”

1982年年底，中纪委副书记章蕴到广东调研后，给中央写了一份对广东工作基本肯定的报告。邓小平批给政治局、书记处传阅。1983年2月，胡耀邦在视察海南时问任仲夷，“你知道小平同志为什么把章蕴给中央写的报告批给中央常委阅吗？”任仲夷对此事本来有个想法，但为了听一听胡耀邦怎样讲这个问题，就说了一句“不清楚，反正对广东工作有利”。任仲夷讲了之后，胡耀邦却没有再讲什么。1982年50号文件以及邓小平的最新批示，使广东和特区的政治压力减轻不少。

“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

1983年2月，胡耀邦第一次视察深圳特区。这是特区发展史上一次有重要分量的视察活动。

胡耀邦说：特区应按新办法来搞。新事情应走新路子。新事新办，特事特办，方法全新，立场不变。共产党员的立场不变，方法是全新的。新事老办怎么行！胡耀邦以深圳建市之初曾经搞了六十五个局的情况为例子说，“你们搞了我们原来的模式，把全国的臃、肿、杂的弊端引到特区来。……虽然创造了一点，但还是过去的东西多，被一些老的东西缠住了，所以现在回过头来又要改。”“我们在北京开会讨论这个问题时，希望你们创造新的东西。”

胡耀邦还就核电站、南海石油开发、特区货币发行、与外资合办电讯、搞开发性投资、特区产品内销等问题谈了具体意见。

当时，特区与外资合办电讯问题争议较大。深圳特区原准备和英国大东电报局合作，改善特区电讯落后状况，但上级有关部门认为涉及主权、保密等问题，事情久拖不决。胡耀邦对梁湘说，“没有保密问题嘛！我建了你来管，为什么不行？各路豪杰投奔你白衣秀士王伦，我把全部人马，包括枪枝弹药，请你来收编。林冲开始时是投奔王伦的，但王伦不愿收编，结果出了个‘火并王伦’。要告知有关同志，不要当白衣秀士啊！”此事很快得到了妥善解决。

当袁庚不无顾虑地谈起中国古代改革的成败教训时，胡耀邦说，“过去的改革是下层少数人去改，领导者、统治者是压制的。现在不同，我们领导者是带头号召和督促下面去改，现在和过去根本不同嘛。”

袁庚还提出：如果群众有权选举和监督干部，我相信可以改变一下干部结构和干部作风。我们想做这样一个不大不小的改革，准备冒一点风险。胡耀邦点头说，“好！好！”随后高兴地说：“关汉卿在一出戏里讽刺官僚主义，他不敢骂台上的官，只敢骂戏台前的鼓：‘一棵大树腹中空，两头都是皮儿绷，每天上堂敲三下，卟咚卟咚又卟咚。’就是不懂不懂又不懂嘛！”此后，蛇口工业区开始推行干部体制改革，民意推选领导班子，这一试验一直持续到1994年。胡耀邦在离开蛇口工业区之前还强调说，“要用你们这个办法，把我们国家这样好的海岸线很好地利用起来”，“沿海一带城市，像汕头、厦门，都要学蛇口这样，用蛇口的办法去搞，可以搞活一点。”

胡耀邦询问梁湘等人还有没有压力时，梁湘回答，“现在没有什么压力了。去年上半年多少有一点。”

此行，胡耀邦高度评价了深圳特区取得的成绩。他对广东省委及深圳特区的负责人说，“你们已经闯开了一个新局面，比较出色地完成了中央的意图。”这是特区自创办以来，中央主要领导人第一次作出的正面评价。他还指示，“要把办特区的总目标、总目的研究清楚，搞明确。前几年说不清楚可以，现在要搞清楚。”此后，凡是到中国来的党内外宾，胡耀邦都主动介绍他们到深圳特区去考察。

在得知胡耀邦对特区工作的评价后，1983年4月，中央主管对外开放和特区工作的谷牧在广东省委常委会议上说，“我看这话公正，我同意这个评价。”在此前后，陆续又有一些中央领导人到深圳视察工作，都给予了好的评价。1983年6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时说，“现在，对特区说好话的多了。”“现在办得不错，中外承认，不存在抹掉不干的问题。”1983年11月，胡耀邦在接见日本记者时说，“我们在深圳创造了一个经济特区的典型，搞得蒸蒸日上。”他的喜悦振奋之情，溢于言表。

1984年2月初，胡耀邦视察汕头。回京后，2月24日，胡耀邦参加了邓小平同中央几位在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人的谈话活动。胡耀邦非常赞同邓小平提出来的“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当邓小平谈到，“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点，增加几个港口城市”，“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胡耀邦插话说，“我主张搞它七、八个沿海城市，这没有危险。”

同年3月下旬至4月初，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综合各方面意见，最后决定开放14个沿海城市。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迈出的一大步，并由此掀起自1979年以来的第二次高潮。同年5月，胡耀邦在专程来深圳为南共联盟代表团送行期间，特意题写了他一年前说过的“新事新办，特事特办，方法全新，立场不变”，顺序进行了调整，为“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十六字方针很快成为深圳特区大干快上的冲锋号角。

关于胡耀邦在坚持改革开放和支持创办经济特区方面的贡献，从中央到地方都作了很高评价。2005年，中央召开纪念胡耀邦诞辰90周年座谈会，称颂他“为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多方面的重大贡献。”无疑，他对经济特区作出的贡献也是其中应有之意。胡启立在《追忆胡耀邦》一文中写道，“耀邦同志保护特区、保护广东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向和探索，是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的，稍有点私心杂念，就有可能使改革开放的大局受挫。”袁庚在谈到蛇口工业区曾经取得的成绩时，也不无感慨地说，“最主要的还是由于中央和省的支持”，他列举了胡耀邦等人的名字，又说，“他们对蛇口的关心真是没的说”。

（作者系深圳市史志办研究人员）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8年第4期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人权保障条例》　作者：李维民　李克进

我国第一部“人权保障条例”

由董云虎、刘武平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世界人权约法总览》，收录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关于人权的各种法规、条例，其中设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地区的人权约法》一节，共收入《山东省人权保障条例》、《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冀鲁豫边区人民权利暂行条例》、《晋西北保障人权条例》、《渤海区人权保障条例执行规则》等五个有关人权的法规。据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董云虎同志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内发布的有关人权保障的法规，现在能搜集到的只有这五份。这五份文件，充分体现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重视人权保障的精神。

人权，最初是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中提出的反对封建特权和神权的口号。英国议会曾在1679和1689年通过《人身保护法》和《权利法案》，1789年法国发表过《人权宣言》。在我国，虽然在1909年光绪末年颁布的《宪法大纲》，和1912年孙中山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有保障人权的内容，但是从来没有颁布过专门的人权保障条例。1940年11月11日，山东省临时参议会，作为代表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民意的立法机构，通过公布施行的《人权保障条例》（同年12月10日在山东《大众日报》公开发表），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的人权保障条例，也是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制定并公开发表的第一个人权保障条例。一年之后，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冀鲁豫边区行政公署、晋西北临时参议会和山东渤海行政主任公署陆续发表了类似内容的法规。

山东省的《人权保障条例》第一条说明：“为发扬民主，动员全民参战，贯彻法律保障人权之真精神”，制定本条例。第二条规定：“凡中华民国国民，无男女、种族、宗教、职业、阶级之区别”，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第三条规定人民享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之权”。第四条规定“人民有下列之自由：（一）人民有身体与抗日武装之自由；（二）人民有居住与迁徙之自由；（三）人民有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四）人民有信仰宗教与政治活动之自由。”在其他条款中，还规定了“凡人民因犯罪嫌疑有逮捕之必要者，非持有逮捕状不得逮捕”，“凡经判处死刑之罪犯，非经主任公署批准后不得执行”，“凡各级公务人员违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权利者，除依法惩戒外应负刑事及民事责任，被害人民就其所受损害，得依法律请求赔偿。”

这个只有1000余字、共有12条的《人权保障条例》，简明扼要又比较全面地概括了人权保障的基本内容。在极端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制定出这样一个人权保障条例，是难能可贵的。用当今民主与法制的观念来审视这个条例，亦无陈旧或缺失之感。这个条例的制定，是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民主建政的一项重要成果。1939年朱瑞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后，与曾任山东省委书记、后来负责政府工作的黎玉一起，积极致力于山东根据地的民主建政工作，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绩。为了摆脱国民党的限制，在山东抗日根据地成立全省统一的立法和行政机关，1940年7月至8月间，召开了有300名山东各地各界代表参加的联合大会，否定了国民党圈定的所谓出席国民大会的代表，选出了真正代表山东民意的61名国大代表，选举成立了全省统一的权力机关——负责立法的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和负责行政的山东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后改为山东省政府）。同时成立了山东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山东各界救国总会和山东省职工、农民、青年、妇女及文化界等群众组织的统一领导机构。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审议通过了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的《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据1940年12月10日《大众日报》报道：参议会闭会后，其驻会委员会（相当于常务委员会）于11月7日、9日、10日、11日，12月3日连续召开会议，出席驻会委员李澄之、李竹如、陈明、杨希文、张伯秋、刘居英、陈若克、牟宜之等人，在马（保三）副议长主持之下，相继讨论通过了《山东省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山东省战时县区乡村各级政府组织条例》、《人权保障条例》以及有关财贸、教育和减租减息、自卫团组织等方面的一系列法规条例，为在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内实行民主建政，进行法制建设奠定了基础。在上述参与讨论通过《人权保障条例》的9位委员中，目前健在的只有刘居英同志一位。他向我们介绍了山东省《人权保障条例》的制定经过。

山东省《人权保障条例》颁布一年以前，在山东微山湖以西的苏鲁豫地区（亦称湖西地区），曾发生过一起骇人听闻的“肃托”事件，时任苏鲁豫支队第四大队政委兼湖西军政委员会负责人的王凤鸣，与湖西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在“肃托”运动中滥杀无辜，在一个多月内，逮捕了数百名党员、干部，无辜杀害了约300人。湖西事件被揭露后，在其他地区仍然发生过类似的错误。

1940年7月至8月，在山东省联合大会（相当于人民代表大会）上，一些地方的代表对在防谍反奸斗争中发生的若干起错捕乱杀事件提出批评，要求颁布一个保障人权的条例。根据中共山东分局指示，分局宣传部长兼山东省临时参议会秘书长李竹如组织了条例的起草工作。条例公布后，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组织专人到一些侵犯人权比较严重的地区，对错杀、错捕的情况进行检查和纠正，督促落实《人权保障条例》中关于逮捕和处决的审批规定。上述一系列保障人权的举措，顺民心，合民意，对于巩固发展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后来在整风运动中，继任山东分局书记的罗荣桓，汲取历史教训，断然决定在山东不搞延安那种抢救运动，保护了大批干部，为维护法制、保障人权作出重要贡献。

历史实践证明，即使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也需要树立法制观念和保障人权的意识。这就是山东省《保障人权条例》的可贵之处。然而遗憾的是，当时许多同志缺乏这种观念和意识。有一位领导同志去山东视察工作时，曾经看到上述法规条例，却未能给予充分的肯定和支持，还认为用处不大。若干年后，正是这位同志，惨死于法制被彻底践踏、人权毫无保障的“文革”年代。

我国第一部关于人权保障的实施细则

《山东省人权保障条例》颁布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各地区，都对如何贯彻落实这一条例研究了具体措施。渤海区颁布的长达3000余字的《人权保障条例执行规则》，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人权保障的实施细则。

渤海区是1944年1月由清河区和冀鲁边区合并组成的。这个执行规则一年前由清河区制定执行，合并为渤海区后继续执行。这个规则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以求把《人权保障条例》落到实处。1941—1942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抗日根据地受到日、伪、顽的夹击。原国民党地方武装，许多公开投日变成伪军，我党领导的根据地，有的基本变为敌占区和游击区。在这样恶劣的战争环境下，清河区和后来的渤海区行署，及所属各专署和县政府，仍然认真施行山东省的《人权保障条例》。渤海区的《人权保障条例执行规则》特别规定：“在争夺区或新辟地区，尤严禁以任何名义、借口，乱行捕杀、吊打、掳架、就地处理等破坏政策的举动，违者以其所犯法条加重一半处罚。”因为环境恶劣，许多地区“三里一据点”、“五里一碉堡”，被日伪军用“封锁沟”、“封锁墙”分割占领，我能公开活动的村庄已为数不多，只能派遣武装工作队，三十人、五十人、多不过百人开展反蚕食、反封锁斗争。在这些争夺区域中，我军游动性极大，没有后方，没有政府支持，敌情十分复杂，尤其需要掌握政策，认真执行《人权保障条例》，以缩小打击面，扩大争取面。正因为这些武工队做到了这一点，不但迅速得到群众支持，还瓦解了敌人，使伪政权变成“两面政权”，表面应付敌人，暗中向我供应粮食、弹药，提供情报、隐蔽伤员。这是战斗的胜利，也是执行政策的胜利。

渤海区《人权保障条例执行规则》比山东省《人权保障条例》作出了许多更具体的规定，其操作性更强。例如规定：“人民之身体、财产及其他一切之合法自由权利，非有法令的根据，任何部队、机关、团体及群众武装不得任意侵犯。”对于“挟嫌诬告、捏造证据或栽赃陷害者，予以反坐处罚。”严格限定捕人、审判权力，规定：“有权逮捕之部队（团以上部队）、机关，应依法定手续，考虑嫌疑轻重，慎重办理，不得轻易逮捕、拘禁，……有权部队对被捕之人犯无审判权，应依法速交该管公安、司法机关处理。”“逮捕拘禁时，以犯罪嫌疑人本人为限”，“不得无故株连，违者应负法定责任。”“人民被非法逮捕、拘禁者，得由本人或其亲属，向该管各级公安、司法机关声请提审。受声请机关核准后，应立即通知该逮捕、拘禁机关，于二十四小时内移送，不得拒绝……”

对于搜索权亦有明确规定：搜索以获得犯罪证据或没收物为目的，此外任何物品，绝对不许随意携取，并应取具户主及在场证人之甘结，以资证明，违者依法严惩。还特别规定：“搜索妇女之身体，应令妇女为之。”规定：“逮捕、拘禁之犯人，应即时审讯，至迟不得逾一日。如证明无犯罪行为，应立即释放，并解释安慰之。”

规定严禁逼、供、信：“不得专靠口供定案，严禁刑讯或其他不正当方法逼供骗供，违者以刑法渎职，及妨碍自由各条，加重论罪。”“审讯人员应郑重和蔼，尽量使其自由陈述，并详记笔录。”“笔录须记明审讯日期、地点，并由主审及记录人员签名盖章。”对于在押犯人，规定“施以政治动员及个别感化教育，期其觉悟前非，改过迁善。”“押犯食粮、菜金及学习、卫生权利，应按标准待遇之，不得加以任何克扣与虐待，病重者应尽量准许保外就医，一般犯人经准许并得接见亲友，收受药品。”

规定对于审判、上诉、死刑犯执行、赃物处理等都一一作出具体的规定。

自1942年至1946年，渤海区认真贯彻执行《山东省人权保障条例》，成效十分显著。主持制订渤海区《人权保障条例执行规则》的清河、渤海行政公署主任李人凤，在《抗战六年来清河区的民主建设》一文中说：我们执行了保障人权的法令，取消了任何连保制度的残余，减租减息之后保证交租交息，我们不但保证了农民的人权、地权、财权、政权，也保护了地主的合法权益。渤海区认真贯彻执行《人权保障条例》，严格按照党的政策办事，不但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而且为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解放战争期间，渤海区参军青年16万余人，四大野战军中均有大量渤海子弟兵。参加支前的民工、民兵总计80余万人次。同时于1947年春天开始，渤海区接待安置了北撤的华东局、华东军区机关、部队、伤员、以及难民、俘虏等共40余万人，成为华东战场的总后方，对夺取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1947年以后，康生和饶漱石在山东土改中大搞极左，不惜践踏行之有效的《人权保障条例》等法律法规，首先将渤海区党委常委、公安局局长李震和大批公安司法干部撤职查办，接着又撤销了渤海区党委书记景晓村、行署主任李人凤的职务，并在报纸上公开批判其所谓右倾错误，以致使不少地区出现（下转54页）（上接43页）了不经审判乱捕、乱杀的现象。在“文革”中大搞极左的王力等人，当年曾被华东局派到渤海区视察工作，他们到达山东禹城的第一天，就嫌县里杀人太少了。县的干部反映，县一级没有杀人的权力，按规定要向上级报告（这是《人权保障条例》中明确规定的）。王力指示他们先杀一批，结果第二天这个县就杀了30多人。接着他们到商河县，一次又杀了40多人。景晓村、李人凤、李震等同志的冤假错案，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得以彻底平反。

60多年前，山东抗日根据地颁布的《人权保障条例》和渤海区的执行规则，是中国法律建设历史上最早颁布的关于人权保障的专门条例和实施细则，具有先行的意义。新中国成立后，在很长的时期里，人权曾被认为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口号被否定。对人权地位和价值的忽视和轻视，是导致我国在民主法制问题上出现失误，甚至出现“文化大革命”这场人权灾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开始重新认识人权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断打破思想禁区，在人权问题上取得理论突破。2004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条款列入宪法，这是中国人权发展史上的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人权入宪必将推进我国政治文明的发展，促进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作者分别为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副会长、渤海分会会长）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8年第4期 学术讨论政治化的历史记录　作者：杜　光

香港文汇出版社出版了《共和国的三次哲学大论战》，作者萧岛泉。这部书翔实地记录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三次哲学讨论如何被政治化的历史过程。长期以来，我国历史上的许多问题成了禁区，不许人们了解，三次哲学大论战更是知者寥寥。本书主要以论战双方的观点构成，为读者提供了许多可以了解那些论战的历史真相的宝贵资料。我虽然对那几次论战略有所知，但读了书中记载的那些论战的篇章之后，仍然不由得感到震惊。掩卷太息之余，思索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三次论战是中国社会大转变的哲学反映

这三次哲学论战的主题虽然都是哲学问题，但确实与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变息息相关。或者，更确切地说，三次大论战是中国社会面临大转折在哲学上的反映。第一次论战发生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前后，杨献珍在1953年和1955年，先后写出《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两篇长文。他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和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由当时存在的五种经济成分构成，所以被称为“综合经济基础论”；另一方的观点，则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和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只能是社会主义经济，所以被称为“单一经济基础论”。这场当时还只是在马列学院的少数教员中进行的争论，正好发生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前后，当然不是偶然的。争论在扩展到社会上后，有人批判杨献珍的“综合经济基础论”是为刘少奇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右倾主张”提供理论基础的，现在看来不无道理。不论杨献珍主观上是否意识到，在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刘少奇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遭到批判以后，他仍然坚持“综合经济基础论”，实际上是在理论上继续主张新民主主义秩序，与过渡时期总路线唱对台戏。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第二次论战是从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个提法的不同看法引起来的。杨献珍认为，黑格尔说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把思维与存在等同起来，是唯心主义的命题；另一种意见认为这是恩格斯肯定了的唯物主义的命题。在马列学院的教员中，这个问题在五十年代初就有着不同意见，但只有到了大跃进的时候才在社会上引起争论。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的狂热气氛里，杨献珍经过调查研究，发现了公社化中的许多严重问题，便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角度，对“共产风”、“浮夸风”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一些反对杨献珍的人则成了大跃进的吹鼓手，他们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有人甚至断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在实际上是望不到边的。”这些严重对立的看法，反映了对当时出现的大转折的不同态度。大跃进把中国社会引到灾难的边缘，1959年7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本来是为扭转灾难的局面而召开的。彭德怀批评大跃进的万言书和杨献珍在会前两三个月的多次讲话，应该是及时的警钟。当时如果接受他们的批评，对大跃进进行认真的检查，改弦易辙，中国的局势就可以扭转过来。但听不得批评的毛泽东却报之以一场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政治运动，结果造成了更大的灾难。中国社会丧失了一次良好的转折机会，数以千万计的无辜人民死于非命。

第三次论战反映的大转变开始于1962年。在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以“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为大跃进作了总结，加上一年多来认真贯彻了1960年9月确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社会逐渐恢复了元气。无奈毛泽东虽然在会上勉强地承认了自己应负的责任，但在9月里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他又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在全国上下制造了紧张的社会气氛，扭转了渐趋缓和稳定的社会发展方向。以此为开端，直到文化大革命的社会转变，反映在哲学问题上，就是“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论战。

杨献珍在反右倾运动后受了处分，从校长降为副校长，不再过问校政，却继续承担讲课任务。他在1963年和1964年给学生讲课时，曾根据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有关论述和他自己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长期思考，提出：“事物既是一分为二的，也是合二而一的。”“对立统一规律也可用合二而一来表述。”高级党校的两位教师循着他的思路，写出《“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刊登在1964年5月29日的《光明日报》上。对杨献珍的动向窥测已久的康生很快便向毛泽东反映，毛泽东在6月8日的一次会议上说：“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恐怕是修正主义，阶级调和的吧。”7月10日，他又在接见康生、艾思奇等人时说：“杨献珍……他们出来搞‘合二而一’反对我。”于是，“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反对毛主席”的消息不胫而走，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批判“合二而一”的高潮。从1964年6月到1965年5月的一年内，全国报刊发表的批判文章，达380多篇。

“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本来都是对立统一规律的表述方式，却由于分和合的考察角度不同，使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在1962年到文化大革命的社会转折时期，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一分为二强调的是分，是对立面的斗争，可以成为阶级斗争的哲学根据。毛泽东在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就是为了在党内清除异己，制造理论的舆论的准备。杨献珍恰好在1962年读到明朝人方以智的《东西均》，从中接受了“合二而一”的提法，于是便用它来作为讲授对立统一规律的表述方式。“合二而一”有个“合”字，被认为是强调对立面的统一，是主张阶级调和的，这就同为阶级斗争服务的“一分为二”发生冲突了。毛泽东说杨献珍“搞‘合二而一’反对我”也不无道理，只是杨献珍自己没有意识到罢了。

（二）学术讨论是怎样政治化的？

三大哲学问题都是可以从容地、自由地进行探讨和争论的学术问题，为什么却都演化成为互不相容的政治问题，并且使论战一方遭受到残酷的镇压呢？这里既有三大论题本身包含着被导向政治化的内在因素，也有当政者所掌控的政治形势的需要，而具有决定意义的，则是论战的无权一方发表了有权者无法容忍的观点，触动了当权者的最敏感的神经，使他们感受到对方对专制权力的挑战与威胁。这才不惜动用全部党机器来围剿对方。下面就这三个方面，对学术问题政治化的因果关系略加分析。

（1）在三个哲学论题中，“综合经济基础论”包含着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否定因素，因而被政治化的可能性最大。过渡时期总路线要求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而“综合经济基础论”却坚持以五种经济成分为基础，当然为推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治权力所不容。但这个问题在“三大改造”完成后就逐渐淡化了，也不再有表面化的争论。只是随着“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和“合二而一”的论战的激化，才被重新提起。因为这两个争论问题虽然完全是哲学问题，但正好与当时毛泽东的指导思想有着紧密的联系，稍加引申便可以转化为政治问题。把反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歪曲为“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再过渡到反对大跃进；由“合二而一”过渡到对立面的统一，再过渡到阶级调和，都是顺理成章的延伸。但这种延伸只有在政治权力的干预之下，才能成为事实。

（2）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即使是在马列学院内部，“综合经济基础论”也已经淡出人们的视野，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和“合二而一”却不同。在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上，面对彭德怀的“万言书”，毛泽东恼羞成怒，召开八届八中全会，把庐山会议从反左扭向反右。杨献珍在1959年六七月间的三次讲话中对大跃进、公社化的批判，比彭德怀的“万言书”更尖锐，更深刻，自然避免不了会后挨整的命运。他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见解，被认为是反对“三面红旗”的哲学工具。这完全是为了适应毛泽东的政治需要而加之于他的。毛泽东从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后，便开始了党内阶级斗争的新部署，他让刘少奇去主导“四清”，文革开始后又听任刘少奇派出工作组，都是欲擒故纵的权术。为了把党内斗争引向高潮，清除“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处心积虑，一步一步地点起了文化界的批判火炬，为文化大革命做好理论的舆论的准备。1966年6月初出版的《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是这样概括这两次哲学论战的：“在哲学界，杨献珍大肆宣传否认思维和存在具有同一性的谬论，来打击工农兵群众发挥主观能动性，来反对大跃进。接着，杨献珍又抛出‘合二而一论’，为‘三和一少’、‘三自一包’的极端反动路线，提供哲学‘根据’。”“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外衣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篇社论既是为文化大革命进行舆论准备的总结，也是进一步推进文化大革命的进军号。可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和“合二而一”这两个哲学问题的论战，完全是为了准备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需要而导引到政治领域的。

(3)三大论战政治化的更为重要的因素，在于杨献珍在1959年六七月间的讲话触怒了毛泽东。惯于揣摸圣意的康生甚至危言耸听地煽动：“庐山会议期间，杨献珍和彭德怀一文一武，一个在山下，一个在山上，相互配合，向党进攻。”

杨献珍是怎样“向党进攻”的呢？请看他是怎么说的：

“‘共产风’实际上就是18世纪末期到19世纪初期，在欧洲一度流行过的原始共产主义思潮的中国形式，它的主要特点是绝对平均地分配社会财富。”“用原始共产主义来消灭私有制，不是历史的进步而是倒退，……原始共产主义不过是挂着公有制幌子的私有制的卑鄙的一个表现形式。”这就不仅批判了大跃进、共产风，而且连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三大改造”也从根本上被他否定掉了。

“去年有的地方把共产主义说成是‘除了一双筷子一个碗是自己的，其余的东西都是公家的’。这是什么共产主义？我说这是叫花子共产主义，甚至比叫花子还穷，因为叫花子还有一条打狗棍嘛！”对于想赶在苏联前面实行共产主义的毛泽东，这是多么强烈的嘲讽。

杨献珍还揭露了大跃进中的一些唯意志论的典型例子，如：1、有一个被称为“哲学之乡”的村子，大办钢铁时竟提出“超鞍钢，超美国，超苏联”的口号。2、有的地方居然提出：“不虚报就不能鼓足群众干劲，不虚报就不能促进大跃进的形势，不虚报就于群众脸上无光”。3、有个地方提出“三天扫除文盲”；还有一个地方设了一个火箭师范学校，据说要“苦战半月，初中毕业，再苦战半月，高中毕业”，“七天学完全部数学”，“十天学完三年课程，考试门门五分”。杨献珍说：“搞形而上学到了这般地步，不出大乱子，势无天理。”“个人搞唯心主义，个人就要倒霉，全党搞唯心主义，党就要垮台。”这些警告，无疑会激怒大跃进的发动者。

最致命的，是杨献珍的所谓“现实主义百分之一，浪漫主义百分之九十九”的俏皮话。他说，有一个内部刊物登载了一则消息，“说某省制定当年的钢铁生产计划，原定钢的生产额为五百万吨，钢材为二百万吨，不知道制定计划的人怎么忽然一下子聪明起来，感到这个计划实现不了，于是又从事削减。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削减，最后定为钢五万吨，钢材二万吨。”过了不久，杨献珍听高级党校下放该省的干部反映，他们向省委辞行时，省委第一书记要下放干部对他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并说：“我们的缺点很多，就是浪漫主义多了一点儿。”杨献珍听了后，不假思索便脱口而出地笑着说：“他太谦虚了，不是只多了一点儿，他们的浪漫主义可以用百分比算出来，他们的浪漫主义百分之九十九，现实主义百分之一。”这话被康生知道后，他如获至宝，赶紧去告诉毛泽东。毛泽东当然很反感，他对周扬说：“杨献珍说的浪漫主义百分之九十九，现实主义百分之一，是反对我的。”被毛泽东一再地认为杨献珍在反对他，这就是杨献珍被打倒的主要原因。

（三）权力意志决定论和唯物主义反映论的矛盾

本书全文引录了一篇发表于1980年9月陕西省《人文》杂志上的文章，题目是《再论哲学上两条路线的斗争》。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概念：权力意志决定论。文章认为，林彪、四人帮的唯心主义哲学的主要特征，“是带有宗教色彩的权力意志决定论”。我很欣赏这个说法。这比唯意志论更能表现出那个时期的指导思想的哲学特征。但作者把它说成是林彪、四人帮的哲学的主要特征，却是不准确的。是谁凭借自己所掌握的无限权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整个社会，扭转了中国社会的走向？江青在审判她的法庭上理直气壮地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他叫我咬谁我就咬谁。”江青如此，四人帮的其他人和林彪何尝不是如此。他们曾经权倾朝野，但他们的权力是毛泽东给的。他们的意志只能服从毛泽东的意志，否则就有丧失权力的危险；只有在符合于毛泽东的意志的前提下，他们的意志才能有所决定。所以，他们可以是权力意志决定论的鼓吹者、宣扬者，却不是权力意志决定论的代表者和真正主体。权力意志决定论是毛泽东哲学的主要特征。

权力意志决定论是彻头彻尾的主观唯心主义。权力和意志都属于上层建筑，只有在符合于社会发展规律，符合于历史进步的要求，从客观实际出发，才能作出正确的决定，发挥积极的作用。所以，权力意志的作用应当受制于社会物质条件，受制于客观环境。而权力意志决定论则意味着可以任凭意志天马行空，为所欲为，不受任何制约。权力意志决定论的主体和实践者，是掌握了政治权力的唯意志论者，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一意孤行地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志行事，结果只能给社会带来严重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从批判《武训传》，推行过渡时期总路线，反胡风、反右派、大跃进，直到文化大革命，哪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没有打上权力意志决定论的标记？这篇文章的作者在权力意志决定论的前面加上“带有宗教色彩”的修饰语，就更具中国特色了。毛泽东所凭藉的，不但是无限的权力，而且仰赖着多年的宣传教育所形成的个人崇拜，使人们心悦诚服地接受他的权力意志的决定，他指向哪里，人们就跟到哪里，无怨无悔地甘受驱策。这就使他的权力意志决定论无孔不入，无远弗届，在整个中华大地上，发挥得淋漓尽致，无以复加。这是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

作为哲学概念，权力意志决定论和唯意志论的区别在于：唯意志论在任何社会都有产生与存在的土壤，权力意志决定论则只能产生于、适应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在奴隶社会和封建专制社会里，君主掌握着绝对的政治权力，有生杀予夺之大权，没有任何权力可以限制他。不受制约的权力使他的意志可以畅行无阻。而进入近代资本主义的文明社会后，随着三权分立等制衡机制的确立，国家权力不再集中于一人一党，而是分属不同机构，并且相互之间存在着彼此制约的功能。这就消除了权力意志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条件，使权力意志决定论丧失了产生与存在的土壤。根据权力意志决定论在我国的存在与横行，我们不难作出正确的判断，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来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社会。

就三次哲学大论战来说，如果把问题仅仅限制在哲学范围的话，我们不妨说，论战反映了唯物主义反映论与权力意志决定论的矛盾与斗争。在这三次论战中，“综合经济基础论”反映了从新民主主义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单一经济基础论”则是明显地体现着为过渡时期总路线服务的特征，而过渡时期总路线正是权力意志强加于社会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被导向思维和意识万能论，无限夸大主观能动性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成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的唯心主义唯意志论的根据；“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从对对立统一规律的不同表述，发展为赞成还是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分歧，“以阶级斗争为纲”也是权力意志决定论的产物。我们从哲学斗争的角度来思考，就可以从中发现，三次大论战实际上是唯物主义反映论对权力意志决定论的挑战（虽然杨献珍未必意识到这一点），更可以明显地看到权力意志决定论对唯物主义反映论的打击与压制。由于矛盾的一方握有无限强大的政治权力，斗争从一开始就具有一面倒的形势。正是由于政治权力的介入，把哲学观点的分歧提高到政治立场上来，才使得这些学术问题转化成为政治问题，使学术讨论转化成为政治斗争，并把坚持唯物主义反映论的一方推到被告席上。

（四）值得记取的教训

三次哲学论战被人为地政治化的结果，不仅使杨献珍身陷囹圄，备受折磨，而且所有支持他的观点的人也无一幸免，都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批评、凌辱，有的被捕判刑，有的含冤自杀。更骇人听闻的是江苏的一位解放军战士陈波的不幸下场。他原来是部队的特技射手，连续5年被评为“五好战士”，而且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仅仅因为他写过赞成“合二而一”的文章，最后竟被凌迟处死。这是多么令人发指的暴行！我们必须记取这些血的教训，无论如何要避免今后再发生这样的冤案。

从这三次大论战中，我认为至少应当吸取以下四点教训：

（1）彻底批判权力意志决定论。这个中国特色的主观唯心主义指导思想的基本特征，是只依靠权力和个人意志来办事，抛弃宪法和法律，无视群众利益，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建国以来，以权力意志决定论为哲学指导的政治运动和专制主义决策，给我们中华民族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直到今天，仍有许多地方和单位的领导人热中于权力意志决定论，遍布各地的“政绩工程”，就是最典型的标本。因此，我们必须认真总结迄今为止的教训，建立权力制衡、依法办事的民主政治，杜绝权力意志发酵，以免再酿苦果。

（2）实现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是总结教训的必不可少的构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五十多年，有着太多的教训需要总结，仅仅依靠官方的会议和机构，是不可能完成这个历史使命的，只有全党全民都来参与讨论、总结，大家用毕生的体验来进行自由的探讨，才能获得应有的教训。一个自我封闭、封锁历史、不能从历史过失中取得有益教训的民族，是不会有辉煌前途的，我们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

（3）理论界和所有知识分子，都应当继承、发扬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的优良传统，不要随着权力意志的指挥棒起舞。在三次哲学大论战中，有许多哲学工作者，包括有些我很敬重的同志，也跟权追风，参与了对杨献珍的围剿。这虽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理解的，但也不能不承认是一个沉痛的教训。李锐老在为本书所写的序言里说得好，“一些所谓哲学家们总是喜好迎合政治形势的需要，从哲学的角度去图解、印证当政者发出的政策和指令，而不顾这些政策和指令是否符合客观实际和历史的发展规律。”其实，“图解、印证当政者发出的政策和指令”的，岂止是哲学家，多少热中于追名逐利的知识分子，都把这种可耻的做法，看作是加官进爵的捷径。有人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但连自己的良心都没有了的知识分子，怎么能成为社会的良心呢？应该敲起警钟，唤醒这些知识分子的良心，促使他们关心并重视历史的教训，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积极力量。

（4）开放历史档案。要探讨历史问题，总结历史教训，一个重要的环节是展示历史真相，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为此，有步骤地开放档案是十分必要的。执政党应该以坦然的心态面对历史。我们应该看到，历史是极为丰富的宝藏，过去的错误所造成的损失已经无法挽回，但只要我们能够正视历史，接受教训，就可以把错误和损失转化为宝贵的精神财富。这就需要公开历史档案，让全国人民了解历史真相，共同探讨其中的教训。这是保证中华民族健康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

《共和国三次哲学大论战》一书的出版是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虽然由于作者与论战一方的主角杨献珍有着密切的关系（作者曾多年担任杨献珍的秘书），因而在某些问题的论述上不无偏颇，但难能可贵的是他正是凭藉这个特殊身份，才能为我们提供这么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希望读者在了解当年的学术讨论如何转化为政治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其中的教训，从中获取有益的知识。

（作者系中央党校教授）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8年第4期 忆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　作者：丁磐石

在上世纪中叶以前，我国出现过多位卓越的教育家、德高望重的大学校长。他们博学多识，情操高尚，为国育才呕心沥血，深受学子们的爱戴。蔡元培、张伯苓、梅贻琦、竺可桢是这方面的代表。而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也应在其列。他辞世已经39年，但广大燕京校友、许多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老学者还在怀念他。

新学科的开拓者

陆先生生于1894年，浙江吴兴县南浔镇人。其父虽为晚清拔贡，但长期只在镇上一家当铺当帐房先生，家境清寒。陆先生聪敏异常，自幼读书过目成诵，遂得这当铺老板的资助而上小学中学，且学习成绩名列前茅。1910年，他考入东吴大学，后又得奖学金于1916年赴美国留学，在芝加哥大学读心理学。1920年，他得哲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在东南大学执教。他最先把巴甫洛夫学说和西方国家刚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的新兴的心理学理论及方法介绍给中国学生。1927年，他应聘到北平燕京大学任教授和心理学系主任。不几年，经过他的努力，这个系不但多聘有良师，并且拥有很好的图书室、实验室、隔音室、教学所需的科学仪器以及动物饲养间，这在当时我国大学中可以说是设备相当先进齐全的系了。

陆先生教心理学，常带学生走出校门，到社会上去作调查研究，收集数据实证，以加深对心理的理解和研究。他讲课既富有学术性，又多有实证，有理有据，妙趣横生。因此好些外系学生也纷纷来选修他开的课程。除教学外，陆先生在生理学、教育心理学、系统心理学诸多学术领域都有精深的研究，早在20年代中期便多有专著问世。上世纪30年代初，他在国内外已有很高的知名度，与时为中央大学心理学教授的潘菽有“南潘北陆”的美称，同被誉为我国心理学的奠基人。

众望所归的大学校长

燕京大学是美国教会在中国所办的学校之一。1927年以后，国民党政府规定教会学校的校长必须由中国人担任。于是燕大实行双重领导，燕大创办人司徒雷登任校务长，前清翰林、年高德劭的吴雷川先生任校长。1934年，吴先生年迈多病，辞去校长之职，燕大教职员工都推举陆先生继任。这不仅是因为陆先生是享誉中外的名学者，更是由于陆先生爱国，秉性刚直，在洋人面前不卑不亢，能够维护中国教职员工的利益。司徒雷登也很赞同陆先生继任校长，他也很钦佩、信任陆先生的学品人品。

陆先生就任校长后的情况是，司徒雷登社会活动多，在燕大主要是抓人事和财务，常用大部分时间去为学校筹措经费。当然，学校的重大决策都是由他和陆先生共同研究决定的，但学校经常的教学、科研运转和行政管理等，自然地落在坐镇校内主持日常工作的陆先生身上。陆先生廉洁奉公，工作勤恳。他为国育才竭尽心力，常谆谆劝勉学生既要力学，更要敦品，注重品德修养。他引《周礼》上说的，做人必须“坐而论道，立而行之”，认为学生应重实践，不能做“两耳不闻窗外事”的闭目塞听的“腐儒”。“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认为真正爱国的知识分子决不能计较个人切身利益，而应直面人生，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

大力支持抗日活动

上世纪30年代以后，日本对华侵略日甚一日，我国的抗日救亡活动也日益高涨。1935年，燕大学生自治会出版的《燕大周刊》不顾国民党政府颁布的“敦睦邦交令”，每一期都有抗日救国的宣传文章，对此，陆先生力表支持，而他自己也常在不同场合发表抗日的言论。

同年12月，“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兴起，燕大学生与北大、清华等校学生联合举行大会、请愿，陆先生派雷洁琼等中外教员3人带一车馒头进城支援、慰问，保护学生返校。随后，燕大学生自治会执委会主席黄华（原名王汝梅）在“一二·一六”大示威中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清华学生。陆先生即与清华校长梅贻琦联合把这些被捕学生保释了出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陆先生对蒋介石政权实行对日妥协的不抵抗政策非常不满，对蒋介石在庐山召集各大学校长“集训”,他借故拒不参加。

“西安事变”后，全民抗战开展。陆先生赞赏说共产党做了一件大好事。燕大新闻系教员埃德加·斯诺曾赴陕北苏区访问，很同情中国革命。邓颖超同志这时期因患肺病化名在西山疗养，出院后由斯诺介绍到燕大美国教员包贵思家休息，再去天津转赴解放区。此事陆先生是完全清楚、默许的。他曾让孩子们代表他去看望。1949年北平解放，邓颖超同志专程去燕园拜望陆先生，表示谢意。

抗日战争爆发，平津沦陷，北大、清华等校都撤退到内地。燕大校方认为燕大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大学，美日还有邦交，日本不敢对它进行接管，燕大坚持不内撤，则可成为敌伪统治下的一块自由园地，让不愿受敌伪奴化教育的学生入学。于是燕大成为敌人包围下的“孤岛”，而爱国学生却视之为“绿洲”，踊跃入学。燕大为此大增招生名额。1938年燕大秋季开学时，学生人数已由600人猛增至1100余人。

为便于与日寇周旋，抗战开始后燕大改由司徒雷登任校长，但陆先生还是能起参与校领导的作用。在那几年，燕园学子可以听短波广播，传递抗战信息；可以开会研讨时局。《义勇军进行曲》等爱国歌声不时在燕园内飘荡。学校常有学生去大后方或延安参加抗日工作，陆先生和司徒雷登及“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总要为他们饯行，有时还资助他们路费。

当时日寇常对燕大进行干扰、恫吓、威胁，燕大校方总是力加抵制。敌伪要学校开“修身课”，借此奴化学生，燕大则以从不开政治课为由予以拒绝。其他学校被迫参加庆祝“皇军”胜利的游行，燕大则以路远不便为辞拒不参加。日本占领当局提出燕大既然是国际性学校，也应该有日籍教员。他们派来了3位日籍“教授”，实际上是监视、阻挠燕园抗日活动的特务。燕大校方则坚持教授须按惯例由学校自己聘请，于是聘请了有正义感的日本著名考古学家鸟居龙藏来校任教。

1940年，燕大学生冯树功骑自行车在西直门外被日本军车撞死。燕大校方当即向日军发出书面抗议，并在校内召开追悼大会。陆先生当着日军代表的面，慷慨陈词，义无反顾。

巍然不屈的民族气节

日本侵略者视燕大如肉中刺、眼中钉。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日美开战，翌晨日军即占领燕园，解散燕大，绝大部分师生被逐出学校，15位教员和10余名爱国学生先后被逮捕。被捕教员中有陆先生、名教授张东荪、洪业和邓之诚等，还有时在“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工作的侯仁之。司徒雷登则被单独监禁，英美教员也被送往山东潍坊集中营。

陆先生等起初关押在日本宪兵队，后被投入日寇陆军监狱。面对日寇的利诱威胁、凌辱打骂，这些爱国教员不畏强暴，不屈膝事敌。陆先生被折磨得浑身是病，瘦的皮包骨。日军说只要写了“悔过自新书”便可出狱，陆先生却挥笔写下四个大字“无过可悔”。

监狱规定每月只能探监一次。所谓探监不过是让家属送些换洗衣服和少量食品，而根本见不到“犯人”。陆先生患痢疾，夫人刘文端去探监，见取回的衣服有血迹，就向以前在燕大校医院工作过、时任德国医院院长的郭大夫求助。1942年5月，德国医院把陆先生保释出来。他面色蜡黄，瘦骨嶙峋，已不能走路了。后经旧友和学生的精心治疗，才逐渐康复。

陆先生出狱后，一家大小蛰居海淀成府村，日特继续监视他，他家还多次被敌伪军警搜查。一次，日寇逼他出山为日伪政权服务，他断然拒绝。敌人恼羞成怒，竟以“违反军令”的罪名，判处陆先生一年半徒刑，缓刑两年。

陆先生困居燕郊，无经济来源，只有靠典当度日。亲友和学生有时送来一些钱粮、物品，共产党地下组织也曾给与资助。清廉的陆先生把那几年所得都写成借据，抗战胜利后陆续还清。

1943年以后，随着日寇在战场的节节败退，敌特对陆先生的监视有所放松，不少燕大教职员和学生都去看望他，这些客人中有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他们常为抗日根据地采购药品，为便于运送，就想法把药品带出城来，藏在陆先生家里，再设法找机会转运到平西根据地。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陆先生在两天后即与被日寇关押4年、刚刚得释的司徒雷登等共商重建燕大之事。8月23日，一支燕京人的队伍由陆先生率领回到了被日寇糟蹋得疮痍满目的燕园。经过他们的紧张工作，燕园很快恢复了原貌，开始招生。10月10日，举行了开学典礼。从8月15日到此时仅56天，陆先生和燕大教职员工创造了一个奇迹。燕大于1941年12月8日在北平被日寇解散后，一年后的同一天在成都复校招生，我是于1945年春在成都考入燕大的，我们在成都燕大的师生得知燕大已在北平复校的喜讯非常振奋。

1946年夏，我们成都燕大师生分四批随校复员，与北平燕大师生会合，我见到心仪已久的陆先生。他是那样文雅、朴素、和蔼，中等个子，鬓发萧疏，戴深度近视眼镜，骑着自行车进校上班授课。

义正词严营救学生

抗战胜利，蒋介石又发动内战，光复区的人民大失所望。蒋介石政府派人给陆先生送来胜利勋章，他马上扔掉了；司徒雷登出任美国驻华大使，他力加劝阻。1947年8月，他致函美国来华特使魏德迈，明确表示“目前这个政府正在完全走向崩溃，除了共产党，这里没有其他组织来代替它。”

以1946年12月“抗议美军暴行”的示威游行为起点，国统区的爱国学生运动形成了新高潮，陆先生积极支持学运，学生每次进城参加各校的请愿游行，他都让进步的中外籍教授跟着去以保护学生。游行结束，学校即派卡车来接学生返校。1947年5月20日，“反内战、反饥饿”的学运兴起，他还自掏腰包，资助缺乏活动经费的学生自治会。

1948年开年以后，解放军大举反攻，蒋介石国民党军不断兵败丧师，政权岌岌可危，但还在作垂死挣扎，更加紧镇压学生运动。那年8月19日，他们在报上公布黑名单，要通缉各大学许多进步学生，燕大被通缉的有31人。北平市当局还派来上千军警特务分别包围、封锁了清华、燕京等校，声称要入校搜捕。我当时虽也是学生自治会的负责人之一，但可能由于敌特疏忽未上黑名单，另一位学生自治会的负责人也是如此。我们两人当时都已入党，便照学校党支部的部署，出面与陆先生等校方负责人商量如何营救上黑名单的同学。

军警要入校捕人，陆先生代表校方答复：“学校已放暑假，上名单的学生都不在校内。”校内特务向军警头目报告校内还有上名单的学生，军警头目声称非进校捕人不可。但他们怕外国人，陆先生就让上黑名单的学生分别到几位外国教授家隐藏起来，同时动员外国教授出面帮助学生纠察队把守各校门。

8月20日，军警步步紧逼，眼看就要冲破校门。纠察队侦知学校后墙外半夜过后少有军警岗哨，学校党支部乃决定还留在校内上名单的6位同学夜半跳墙出走。当天下午，这几位同学都聚集在同情进步学运的美国教授夏仁德家里，我则按党支部的意思一再到夏家与那几位同学商量出走事宜。陆先生也来到夏家，他表示同意这些同学跳墙突围出走，又再三嘱咐要做好准备。

那几位同学夜半从学校后面跳墙安全出走了，陆先生遂于21日下午两点钟同军警头目最后谈判，约法三章：（1）军队不得入校，只能进不带武器的徒手警察。（2）只查学生，不能查学校，只查人，不许查物。（3）只查上名单的学生，不许抓不在名单上的人。查完后立刻解除对学校的包围封锁。他还郑重声明，对这次搜查活动，学校不予合作。

下午4点钟，学校通知同学们在大礼堂集合，许多教师也来了。带领警察入校的是驻扎在西苑的青年军的林团长。陆先生当场作了义正词严的讲话。他把这次警察进校捕人比作是1941年12月8日日寇解散燕大并抓人的恶行，说这也是一次校难，而那一次是敌寇，这次却是自己的政府。他又说：“我并不是怕事的，我出生入死，是为中华民族经历过苦难的。……我对同事们负责，特别是外国教员，因为用民主的眼光来看，今天你们会看见看不惯的事。我作为中国人，只有惭愧。同学们要守纪律，有话事后才说，一切由我负责。……凡不属于本案的人（指这次上黑名单的）今天不许逮捕。警察要在校园内搜查，我已让一些中外籍教员跟着去了，有个见证也好嘛！”陆先生的讲话像一支利剑直刺国民党反动派。警察拿着名单上同学的照片一一查对，又在校园内搜查，结果一无所获地退出了学校并解围。

很快校中又传说当局要发布第二批黑名单抓学生，党支部让我翌日即离校去解放区。8月26日，我到达河北泊镇我们华北局城市工作部时，跳墙突围的6位同学已先期到了那里。我向他们和城工部的负责同志汇报了陆校长营救学生的情况，大家都深受感动，赞叹不已。

在思想改造运动中

1949年1月，陆先生和燕大师生一起欢欣鼓舞地迎接了北平的解放。他热情地参加了各种活动，党中央领导也很敬重他。3月，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其他主要领导同志到达北平，党安排他同众多著名民主人士去机场迎接。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隆重召开，他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这次盛会。

北平解放后，燕大要继续办下去，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同意陆先生的请求，决定燕大由教育部接管，改为国立，陆先生仍被任命为校长。

天有不测风云。新中国刚刚成立，“左”的专制主义就开始逞凶。1952年，在抗美援朝中，各学校开展了批判崇美、亲美、恐美的思想改造运动。燕大被认为是美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一大据点，多年主持校政的陆先生遂成为这次运动的最主要的重点批判对象。上级指派了一些同志来校动员、组织青年学生大肆揭批、“炮轰”陆先生。十几二十年后，好几位当年在燕大搞这次运动的负责人都悔悟了，承认自己当年是带着“宁左勿右”的思想来搞这次运动的，因此捕风捉影给陆先生罗织罪名，猛追猛打，乱扣帽子。他们都说，这样大整陆先生是很错误的。

在这次运动中，揭批陆先生首要的就是说他一直为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服务，解放后还在“继续用美国人的钱办学，拒绝人民政府接管燕大。”“要为美帝国主义保存文化侵略据点。”这与事实完全不符。实际情况是，1949年春，北京刚解放，我解放大军正在南下作战，军费开支巨大，我财政还很困难。而燕大要继续办，政务院权衡轻重，遂采取权宜之计，认为燕大经费暂时仍应由美国解决，人民政府只给燕大补贴一些日常急需的现金和口粮。陆先生是很不情愿再向美国伸手的，但他要为千余师生员工的学习、工作、生活负责，要把学校维持下去，也只好接受美国的经费，做自己不情愿的事。陆先生是很乐意人民政府接管燕大的，那样批判陆先生，确是在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诚然，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燕大经费是来自美国，但也如陆先生在就任校长后所说：“是美国人出钱办燕大，但燕大不是为美国办的。”他还多次用“盗泉之水可以灌田”这一中国古话来表明自己为祖国育才的深挚心迹。并且事实也一再说明。仅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燕大就造就出一批批像黄华、陈翰伯、龚澎、龚普生、柯华那样优秀革命者；像费孝通、雷洁琼、翁独健、侯仁之那样博学的学者；像冰心、萧乾、杨刚那样的文学家、名记者；像吴阶平、吴蔚然、黄家驷、方圻那样的名医；像黄昆、侯祥麟那样的大有成就的科学家。这些人都是对国家有卓越贡献的爱国者。燕大为国育才成绩如此巨大，这中间就有久任校领导的陆先生的重要作用。说陆先生是“一直在为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服务”，显然是对陆先生这样的爱国教育家的一大冤诬。

这次揭批陆先生，还有电台的问题。1949年北平解放时，有不少外籍教员还留在燕大，他们多遵照军管会规定的外侨政策，守法尽责。陆先生应他们的要求，按国际业余无线电爱好者通讯方式，并征得北平军管会的同意，临时组装了一台发报机，把在校外籍人员的情况通知国外亲属，说他们都很安全。发报后，这台发报机便立即拆除了。但批陆先生时，却说成是“里通外国”、“泄露国家机密”。这样掩盖事实，似是而非的批判，也是对陆先生冤诬。

这次对陆先生的乱揭乱批还有不少不是问题的“问题”。比如陆先生和外国人通信，在抬头和下款照西方人惯用的格式用语写的“亲爱的”“忠实于你的”也被说成是“媚外”、“甘做洋人奴仆”。这样无限上纲的歪曲，也实在令人啼笑皆非。这次揭批陆先生的大会，始终是采用无情斗争、非常粗暴的方式。会上决不许陆先生辩解，说明真相，只许坦白交代，检讨。我当时是在团中央中国青年杂志编辑部工作，我曾到会旁听，我眼见这会如此蛮不讲理，杀气腾腾，同好些燕京校友一样，也感到很不舒服，在心里为陆先生抱不平。

“但求无愧我心”

1952年10月，全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燕大并入北大，陆先生被调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语言学研究所任一级研究员。他之所以调到语言研究所，是由于在上世纪30年代后期，他身处战争环境，心理学实验和社会调查难以继续进行，乃转向与心理学大有关系的语言学研究，而又有很高的造诣，屡有论文和专著问世。

“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这是他到语言学研究所后，在自己的墨盒盖上刻的12个大字，以此自慰自勉。他在语言学所，工作依然很认真、严谨，每天都准时上班。在研究工作中，他仍不迷信、盲从，而坚持真理。不论什么权威，其理论如有不足之处，他都要提出来。例如他讲到瑞典名学者高本汉（C B.K aregran）研究音韵学的问题时就说过：“高本汉不过是掌握了一点现代科学方法，他对中国古音韵的理解，有些地方还比不上顾炎武，现在居然被奉为经典。”他对自己要求严格，凡有人在学术上给他提出的意见，他都认真听取。他到语言学所后的研究工作，有下列几个方面：

1.主持研究文字改革工作。他作了外国语人名地名统一问题的研究，制定了英、德、俄、法几种外国语人名地名译音统一标准的方案。

2.研究拼音汉语联写问题。他在语言所领导了一个课题组，对北京口语材料进行分析，写成《汉语的构词法》一书，该书是现有的构词法和分词标准研究最为深入的专著，在语言学界影响很大。此外，他还单独写了几部重要的语言学专著。

3.研究汉语史。他主持所的汉语史研究组工作，指导组内同志撰写汉语语音史，制定了《左传》语法的科研规划。还计划分上古、中古、近古、现代四个方面，写一部完整的中国语言史。但计划未完成，就开始了“四清”运动。

陆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后期，曾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他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工作后，1957年又被评为学部委员。

陆先生除了搞研究工作，还热情地带研究生，努力培养年轻的研究人员。为了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他经常给他们系统讲授语言学知识和方法。他循循善诱，为培养年轻人，他不仅设计、安排好年轻的研究人员的基本训练内容和步骤，还参加到他们中去一起干，以便能随时掌握这些同志在具体工作中的问题和困难，给予及时的指导。

陆先生还回燕园给北大学生进行专题讲授。他学问渊博，讲课深入浅出，语言生动，很有吸引力。每逢他来北大讲课时，听课者十分踊跃。除语言学专业生外，青年教师、非语言学专业的学生也主动来听讲，他讲课的大教室总是座无虚席。

悲惨的下场和昭雪

但尽管如此，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多次政治运动中，他还不免受到敲打。特别是“文革”风暴袭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他和学部的许多著名学者一起被列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而遭隔离审查，再次批斗。1969年，他已75岁，还被下放到偏远的河南息县的“学部五七干校”劳动，不久就病倒了，以致生活难以自理。直到1970年10月，他才被军宣队批准回京疗养。但刘文端师母受“文革”的刺激已于前一年逝世，他的子女也都不在京，仅仅一个月，这位国内外著名的心理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名牌大学的校长便很孤寂、很凄凉、很悲惨地与世长辞了。这是难以弥补的重大损失，令人非常惋惜、遗憾。这在广大燕京校友中，在国内外知识界也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

1979年12月11日，陆先生的追悼会在京举行，参加者近千人。他得到了平反昭雪。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学研究所所长、著名的语言学家吕叔湘致悼词，盛赞陆先生的学术业绩和高风亮节，特别强调陆先生的强烈的爱国心，一再支持学生运动，在与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时大义凛然。我当时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公厅和院写作组任职，在起草陆先生追悼会的悼词时，我详细地谈了当年陆先生支持学生运动，营救上黑名单学生，敢于与国民党军警作坚决的斗争的情况。院领导特别让起草同志在悼词中加上“大义凛然”这画龙点睛之词，这或可安慰陆先生在天之灵吧。但把陆先生折磨致死的沉痛教训，仍值得我们更深入地总结，更好好地记取。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原副总编辑）（责任编辑 李 晨）

2008年第4期 从丁玲的命运看革命文艺生态中的文化、权力与政治　作者：高　华

2006年春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客座，工作之余，都要去“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查找资料，恰逢徐庆全也在那儿访问，为他的有关丁玲的新书做资料补充和修改的工作，我们经常在一起谈论丁玲，谈论围绕丁玲的风风雨雨。不久我就读到庆全的书稿《革命吞噬它的儿子——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案纪实》，立时发现这是一本非常有创意，有深度，以新的视角考察“丁陈公案”的学术著作。下半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正式决定出版此书，庆全嘱我为他的新书作序，我虽应之，却也惶然，实在是因为丁玲的人生经历太复杂，围绕丁玲的一切也太复杂，不由得勾起我对自己“认识”丁玲的历史的回顾。

丁玲的一生凸显了20世纪中国左翼知识分子历史的基本命题

我知道丁玲的名字还是在文革前，一次偶然的机会，从一本旧杂志上读到姚文元一篇批判“大右派”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的长文，几十年过去了，那篇文章给我留下的印象只有两点：丁玲有一个“反动思想”，叫做“一本书主义”；另一点则是，丁玲是从一个“灵魂腐朽的极端个人主义者”，最后“堕落为反党大右派”，自那以后，丁玲的名字就印在了我的脑海。不久文革爆发，在那混乱和知识贫瘠的年代，我通过各种努力去寻找书本，我读了包括丁玲的小说和散文在内的许多五四和30年代的文学作品。1970年，我又从一本旧刊《文艺报》上读到《再批判》和随刊登载的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等，心灵受到强烈震撼。而此前看到的造反派编印的《文艺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一类小册子上明确写道：《再批判》为毛泽东主席在1958年亲笔所写。

1978年，我考入大学，虽然在历史系学习，但对20世纪中国左翼文化运动史一直抱有兴趣，我去中文系全程旁听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等课程，还长期订阅一份《新文学史料》。丁玲复出后的新作如《“牛棚”小品》、《杜晚香》、《魍魉世界》等，我几乎都曾找来翻看。我还买了丁玲的文集、自传、游记和有关她的几种传记及研究论著，包括大陆、海外和国外学者写的不同版本。

我关注丁玲和革命文艺史，都是出自思考的兴趣，这就是丁玲和革命的关系，20世纪的中国革命文学和革命政治的关系等问题。当我读了丁玲一系列的作品后，我的困惑仍然没有得到解答：丁玲分明是一个左翼作家，为什么会被打成“反党集团”的头子和“大右派”？丁玲如此追求革命，可是为什么“革命”会和她一直“过不去”，一定要把她吞噬？丁玲蒙受了几十年的苦难，为什么在文革结束后，她不能像巴金等人那样，对“革命”作出反思等等？若干年后我再看丁玲，竟然发现她的一生是如此具有张力，如此具有戏剧性，她的一生凸显了20世纪中国左翼知识分子历史的几个最重要的命题：革命与知识分子，革命与人性改造，革命与革命队伍内部的斗争，革命政治的惩戒机制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等等。

徐庆全的新书实际上从历史的角度都涉及到以上的问题，他的书的标题就是“革命吞噬它的儿子”。他所讨论的“丁、陈反党集团案”在丁玲的一生中是一个转折点，在这之前，丁玲是共产党文艺高级官员，也是一位中外闻名的大作家；在这之后，丁玲从“反党集团头目”、“大右派”一直滑向北大荒，再沦为监狱的囚犯，下堕到黑暗的深渊。徐庆全的新著运用丰富的历史资料，详细考察了“丁、陈反党集团”的成因、丁玲的性格与“历史问题”与革命体制的冲突，丁玲被处罚的机制运作等等前人研究较少触及的方面，其所论述都具开创性，这是一本以专题和实证研究的方式，详细考察革命文学家与革命政治体制的关系以及革命政治运作等重大问题的力作。我在这里想就丁玲及相关的一些问题再说一些话，权当是读了庆全新著后的一些感想。

革命新政治文化转换的文化意义

“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案是1955-1956年轰动全国的一件大案，此案的公布离“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不久，使全国知识界和广大干部群体大为震惊，也在国际上造成影响，因为丁、陈均是著名的共产党员作家，尤其丁玲，早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就在文坛享有盛誉，一些作品还被翻译成外文，在国外流传。丁、陈以后都去了延安,丁玲在建国后更担任了宣传、文化方面一系列重要职务。丁、陈被打成“反党集团”后，“问题”升级，在1957年双双被打成“右派”,丁玲被送往“北大荒”劳改，文革中被投入监狱，1975年释放后又被流放到山西农村，一直到1978年后，才返回北京。陈企霞也被贬谪基层，先在河北省滦县国营柏各庄农场三分场劳动改造，后调杭州大学，受难多年。

丁、陈为什么会遭如此之灾难？几十年来众说纷纭，众所周知，出面打丁玲的是周扬，自30年代初开始，周扬就在上海“左联”呼风唤雨，1942年后，成为毛的文艺理论的权威解释者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首席发言人。建国后，周扬统领全国文艺界十六七年，不同数据都显示，周扬作为建国后“文艺战线”的头号人物，对50年代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对中国文艺界所造成的巨大灾难负有直接的责任，经他的手落难的文人不计其数，以致于海外长时间普遍把他看成是中国的“文艺沙皇”，国内文人则慑于他的熏天的权势，不敢怒也不敢言。直到文革，毛饬封中宣部“阎王殿”的恶号，周扬被抛出，被扣上“阎王殿”“二阎王”（“大阎王”是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罪名，周扬的“文艺沙皇”的形象也就被固定化了。人们普遍认为是周扬心胸狭隘，妒贤嫉能，利用权势和极左的政治大气候，一举把才华横溢的丁玲打入地狱。

人们的这种看法甚至还有更有说服力的历史依据：早在30年代的上海左翼文学圈，周扬就有搞宗派主义，“唯我独左”，盛气凌人的特点，并曾受到鲁迅的尖锐批判，此更加证实人们的看法，于是人们对周扬反感、厌恶，而对丁玲抱有普遍的同情。

但是事实更为复杂。对于丁、陈的受难，周扬肯定要负相当大的责任，他长期蒙受信任，被委任把守一方，形同一路诸侯，对上奉命唯唯，对下则具有一个“文艺总管”所有的“权威主义”的不良的方面，甚至有论者认为他对丁玲的文学成就也怀有某种程度的嫉妒。但是，周扬如果没有得到支持或批准，他怎么能够把具有国际重要影响的大作家丁玲打成“反党分子”和“大右派”？70年代末，周扬在与美籍华人作家赵浩生谈话时不无自谦地说道：他只是“毛主席的留声机”，许多人还以为周扬是在推卸责任，现在才知道周扬说的不完全是玩笑的话，如此，人们也能更好的理解周扬说过的这段话了：“整风以后我写的文章很多都是主席看过的”。近十多年来披露的历史资料在一定程度上也印证了周扬说过的这些话：把胡风等打成“反革命”，把丁玲、冯雪峰整到那个程度，“都与毛泽东说了话，写了批语有关。”（于光远：《〈周扬和我〉发表以后》，载《周扬和我》，第84页，香港时代国际出版公司2005年出版）.在“丁、陈”一案中，周扬固然有其严重的责任，但真正的决策者是他身后的最高领袖，就像前苏联斯大林时代的意识形态总管日丹诺夫一样，不存在所谓“日丹诺夫主义”，有的只是由日丹诺夫同志宣达的斯大林主义。

最高领袖对丁玲的反感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还有更深的思想原因。在历史上，左翼文化人和革命的关系一直是一对难于解决的矛盾：左翼知识分子倾向革命，这就和共产党发生思想和组织的关联；左翼知识分子还要“民主”和“个性解放”，这就和共产党的“思想一致性”和集体主义发生矛盾；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最具革命性”的农民，革命自要满足和代表他们的利益和心理、情感要求，左翼文化人却深受五四“改造国民性”等“启蒙”思想的影响，不思改造自己，反而要去改造农民的所谓“落后”和“愚昧”；革命要前进，离不开思想和组织的高度一元化，更离不开革命的化身——革命领袖的思想和组织领导，左翼文化人却喜欢高谈“个性独立”和“抽象的平等”，对敬仰和服膺革命领袖的必要性缺乏起码的认识，更不会像朴实的陕北农民那样去欢呼“大救星”。丁玲去陕北的1936年，中国革命正处于从俄式革命的道路向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转换的路口，以农民革命为中心的新政治文化正在形成的过程中，丁玲自己有一段叙述颇生动地反映出这个新政治文化的氛围：

“在延安的时候，我经常到毛主席住处去。差不多每次去他那里，他都用毛笔抄写自己写的诗词，或是他喜欢的别人的诗词。有一次，毛主席突然问我：‘丁玲，你看现在咱们的延安，像不像一个偏安的小朝廷？’我知道他是在开玩笑，就回答他：‘我看不像，没有文武百官嘛！’‘这还不简单呀！’毛主席马上把毛笔和纸推到我面前，说：‘来，你先开个名单，再由我来封文武百官就是了。’我没有开名单，只是报人名。反正是开玩笑嘛。毛主席一边写名字，一边在这些人的名字下面写官职，这个是御史大夫，那个是吏部尚书、兵部尚书什么的，还有丞相、太傅，等等。弄完了这个，他突然又对我说：‘丁玲，现在文武百官有了，既然是个朝廷，那就无论大小，都得有三宫六院呀！来来，你再报些名字，我来封赐就是了。’一听这个，我马上站起来说：‘这我可不敢！要是让贺子珍大姐知道，她肯定会打我的。’”

“另外一次也是我去毛主席处，他怀里正抱着一个男孩，我们正聊着，小孩突然撒了一泡尿，把毛主席的衣服弄湿了一大片。这时候毛主席不但没有生气，反而高兴地对我说：‘丁玲，你说说，这是不是太子尿呢？’说完，仍然抱着孩子，用一只手把纸铺开，竟填起太子尿的词来了。”（杨桂欣：《丁玲就是丁玲》，载《炎黄春秋》1993年第7期）。

丁玲这段回忆是在80年代初谈的，事隔几十年，她还记忆犹新，正说明延安时期和毛的这些谈话给她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对于丁玲的上述回忆，自可作出不同的解读，既可当毛的玩笑话视之，也可将其视为理解某些重大问题的注脚，而从中捕捉、感受、体会到当时革命政治文化流向的变化。

历史事实证明，30年代中期后，中国革命的政治文化开始了意义深远的转换和新的建构的过程，也就是从“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红色水兵舞”向“逼上梁山”、“林冲夜奔”、“三打祝家庄”转换。而这个变化的主导者就是毛，他的思想、态度、性格、理想、作风强有力地影响和塑造着这个过程。2002年，中央文献出版社首次公布了毛在1939年11月7日致周扬的信，毛在这封信中明确说：

“现在不宜于一般地说都市是新的而农村是旧的，同样农民亦不宜说只有某一方面。就经济因素说，农村比都市旧，就政治因素，就反过来了，就文化说亦然。我同你谈过，鲁迅表现农民着重其黑暗面，封建主义的一面，忽略其英勇斗争、反抗地主，即民主主义的一面，这是因为他未曾经验过农民斗争之故。由此，可知不宜于把整个农村都看作是旧的。所谓民主主义的内容，在中国，基本上即是农民斗争，即过去亦如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亦如此。现在的反日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斗争。农民，基本上是民主主义的，即是说，革命的，他们的经济形式、生活形式、某些观念形态、风俗习惯之带着浓厚的封建残余，只是农民的一面，所以不必说农村社会都是老中国。在当前，新中国恰恰只剩下了农村。”(《毛泽东文艺论集》第259-26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出版)

中国革命以农民为主力，以武装斗争为中心，以农村为主要战场，中国革命的实质就是“农民的斗争”，过去党的领导者博古等不清楚中国革命的这几个关键的问题，直到30年代中期后，党的多数领导者才对此有了新的认识，但是对于这种巨大深刻的变化在文化上的意义，也就是农民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都代表“新”，或许只有少数共产党员才多少有些领悟，潘汉年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位。1936年秋，丁玲在前往陕北的途中到达西安和潘汉年不期而遇，潘汉年劝她去巴黎为红军募捐而不要去保安，但是丁玲没有接受潘汉年的建议。

潘汉年是老共产党员，也是革命知识分子，他了解遵义会议后党内政治生态的变化，也感受到那种革命新政治文化的发育、成长的气息，他在青年时代有过“创造社”和“左联”的经历，对革命政治和革命文学这两“界”的情况都很熟悉，他亲眼看过大革命失败后，一些革命知识分子从狂热到幻灭的过程，他也了解丁玲的自由奔放的个性，他给丁玲的建议是最好，也是最适合的，是对丁玲的真正爱护和关心。因为在巴黎，丁玲既可以利用自己的社会声望为党做有力的宣传和募捐工作，也不致使丁玲对革命有近距离的接触，而一旦和革命有近距离接触，未经革命烈火长期考验的左翼知识分子随时有可能从动摇走向幻灭。

丁玲是坚强的革命者，根据地艰苦的生活条件和她曾长期生活的上海不啻相差万里，她没有动摇，更没有幻灭。然而丁玲和正在形成的强势的革命新政治文化又有着不小的思想距离，在这个新政治文化中，对农民革命性的突出强调已在事实上取消了对带着“浓厚的封建残余”的农民的“某些观念形态”进行启蒙的必要性。丁玲从五四而来，又从五四走向共产主义，思想上还留有浓厚的五四启蒙主义色彩，这就和革命新政治文化不相兼容，她的《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在1942年就受到了包括毛在内的中央领导的批评。因为毛的保护，也因为丁玲的名气大，加之她迅速进行自我批判，又积极参与斗争王实味，才被宽谅。之后，丁玲努力改造思想，按照毛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进行文学创作，写出歌颂工农兵的作品，受到毛的表扬，因而在建国初风光了一阵，她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甚至得到了“斯大林文学奖”，毛也在建国初到颐和园看望过在那儿写作的丁玲，还与她泛舟昆明湖上。

无法避免的厄运

但是，丁玲在建国后的厄运却是无法避免的。毛是“君师合一”型的领袖，特别重视全民思想的改造和重建，在建国初建立革命意识形态新秩序的大变革的阶段，毛都是事无巨细，亲自领导，亲自部署。他派胡乔木以中宣部副部长的身份统领中宣部，领导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以后又指示胡乔木别管文艺界的工作，委任周扬统领全国文艺界。虽然丁玲和最高领袖的意图并不冲突，她在建国初的几次批判文艺界“错误思想”的运动中都是冲锋在前，十分积极的，丁玲在执掌《文艺报》期间，该杂志对许多作家的作品进行了非常粗暴的批评，引起作家的众怒，那时丁玲的思想之左，比周扬有过之而无不及，可为什么她还是难逃厄运？

这是因为原国统区的文人、教授都比较老实，置身在建国初万众振奋，新中国气象万千的历史转折的关头，他们看到那些来自延安和其它革命根据地的“老革命”、“老干部”，许多人的内心都有很深的歉疚感，革命理论家用“立场”、“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和“曾经为国民党反动政府服务”等几个概念，就很容易把他们引导到“思想改造”之路。在50年代初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冯友兰、费孝通、金岳霖、梁思成、周培源等著名学者都纷纷表示要彻底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一些著名的大作家，像茅盾、曹禺、老舍、叶圣陶、李人等，也都根据革命意识形态的标准，对自己过去的成名作作出修改。相比较而言，比较不顺手的反而是那些自认为对革命有功的左派，如胡风，丁玲、冯雪峰等。

长期以来，丁玲就陷入了写作和做官的两难之间，经过整风运动，在“工农最有知识，知识分子比较没有知识”的新型对应性思维认识框架下，最明智的选择莫过于转换自己的知识分子的身份，干革命的实务，才是“干革命”的正途。当然那个年代的共产党员，一切服从组织需要，“党叫干啥就干啥”，可是事实上还是存在着某种革命工作的高低排序的，以革命的实务而言，做军队工作和保卫工作，最受组织的信任；做根据地的党和政权的工作，甚至是财经工作，也是重要和光荣的；做宣传文化教育工作，责任重大，受上级耳提面命的机会多，但犯错误的几率也高，负责同志还好，他们虽然也要改造思想，但毕竟更肩负改造下属同志的思想的责任。至于那些干文字活儿的普通记者、作家，画家，虽然在进城后都是各级文宣、教育单位的负责干部，但是在那时，却是“思想改造”的重点人群，在某些有“大军事主义”思想的同志眼中，他们也就和吹拉弹唱的文工团员同在一个系列了。

丁玲本来是有可能干革命的实务的，1936年秋冬她到达陕北后，毛征求她对工作的意见，丁玲说要去红军，毛就委任她做中央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但正如西谚所说，“性格即人”，丁玲从本质上做不了“官”。抗战后去延安的一些左翼文人，因各种原因离开了文艺工作者的队伍，转型为职业党干部，以后的命运都相对较好，但是丁玲的个性和写作爱好使她永远当不成一位“优秀的党务工作者”。一方面，丁玲非常尊敬领袖和其他中央领导；另一方面，她总是去不掉身上的知识分子的味儿，以为自己是在最艰苦的年代投奔陕北，和中央领导同志是患难之交，所以她很难像其他人一样，摆正关系，在领导面前毕恭毕敬，而是有啥说啥，放言无忌。丁玲也一直留恋她的作家的声名，始终不能忘怀她的写作。而那些转业做党的工作或军队工作的同志，无不很快找到了自己在革命队伍上下级关系中的位置和一套报告、立正、敬礼等礼仪程序。以后当人们得知他们在青年时代还写过诗和小说，有的还是“左联”成员，无不大吃一惊。因为这些负责干部的言谈、性格和作派都已彻底转换，再无一丝文化人的味儿，他们更不愿意别人知道自己还曾是文化人。丁玲的“问题”就是她的个性和她的写作，她希望以笔为枪，成为革命的主角，可是一写作就当不成革命的主角，她个人是没办法解决这个矛盾的，唯一可以帮助她摆脱这个困境的就是革命领袖的欣赏和保护。

革命领袖对丁玲确实是爱护和关心的，但同时也是严格要求的，说到底，革命领袖对丁玲的亲善和反感都是政治化的，是超越个人关系而从政治的角度出发的。1936年，丁玲到陕北苏区，毛真诚欢迎，是那时党需要像丁玲这样的大作家来增加党的声光；建国初，毛要教育、改造原国统区的知识分子，用的就是周扬、丁玲这批延安文化人。但是建国后的丁玲并不令领袖满意：尽管经过延安整风的洗礼，但是丁玲的“自由主义”仍然很强，太好出风头，有所谓“明星意识”。丁玲更没有周扬那么顺手，很难驾驭，不符合“驯服工具”的标准。而文坛只能有一个“圣旨”宣达人，领袖绝无可能舍周扬而用丁玲。更重要的是建立意识形态的新秩序，不可能在风平浪静中进行，所谓“不破不立”，批判一两个原国统区的作家，文人，对社会的震动不大，而把大名鼎鼎的左派文人胡风和他的“同伙”定为“反革命集团”，再揪出党内的大作家丁玲，则可以让全国的知识分子受到震动，使他们受到深刻的教育，大大有利于意识形态新秩序的建立和巩固。

1954年《文艺报》“压制小人物”正好是一个突破口，善于捕捉战机的最高领袖迅速抓住此事，再把战线扩大和延伸。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看到的只是周扬冲锋在前，听到的是他声色俱厉地批判丁玲、冯雪峰，却长久不知道在周扬的后面还有最高领袖的身影。一份当年亲历者的材料透露，1956年冬在中宣部复议丁玲申诉的一次会议上，周扬说：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是党中央毛主席指示的。他当时“还在毛主席面前讲了丁玲的好话”。在周扬讲这番话时，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也在场，他没有对周扬的话表示异议和反对，而了解周扬的人都知道，以周扬个性、作风和他对毛的尊从，他绝无胆量捏造毛的讲话（于光远：《周扬和我》，第19-20页）。由此可见，“丁、陈反党集团案”的真正决策者还是最高领袖。毛何等细心，对往年旧事都记得清清楚楚，连冯雪峰十年前写的寓言都翻出来，当然不会忘记丁玲在1942年写的《三八节有感》。老人家顺手一并收拾：先用“丁、陈反党集团案”废掉了丁玲，反右时再废了冯雪峰。1958年初，老人家亲自动笔，写了那篇尤如重磅炸弹，置丁玲于绝境的《再批判》，新账，老账一起算，把当年他称赞过的“文小姐”、“武将军”一下打入了地狱！

革命惩戒机制的内在逻辑

在这里有一个现象值得思索，在40年代整风运动结束至建国初，中共党内已基本不再打“反党集团”，也不再搞大规模的革命内部的“肃反运动”，全党上下同心同德，高度团结，迎来了1949年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反而在建国后新政权已得到巩固，特别是在斯大林已去世，“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声浪高入云霄，苏联开始蕴酿纠正斯大林的“肃反”错误，已不再用打“反党集团”的方式来处理思想文化界矛盾的1955年—1956年（1957年7月赫鲁晓夫打“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反党集团”是苏共历史上的最后一次，属高层政治斗争），中国反而重新运用起这种传统的斯大林方式来解决党内问题和社会矛盾：搞过“胡风反革命集团”后，马上整“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肃反运动”刚过去，又搞出一个有别于苏联样式的“反右运动”；其间还穿插打“丁、陈反党集团”、“丁玲、冯雪峰右派集团”等一系列“反党集团”或“右派集团”，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在这个过程中，丁玲的“历史问题”成了套在丁玲头上的一道绳索，所谓“历史问题”是什么呢？就是1933年丁玲在上海被国民党秘密绑架，在1933至1936年被软禁在南京的这一段历史。丁玲到陕北后，已向党组织做过多次说明，在1940年的审干中也由中组部对她的那段历史作了结论。可是几年后，丁玲的这段历史在延安整风、审干运动中又被重新审查，结果给她定了一个“自首”的结论。其依据就是她在1934年被软禁在南京的期间，曾在国民党的压力下，写过一张纸条，大意是：“因误会被捕，生活蒙受优待，未经什么审讯，以后出去后，不活动，愿家居读书养母”，小纸条并没有一点反共的内容，而丁玲在南京被软禁期间也没有发表过任何反共言论。丁玲到陕北后没有向党组织交代过这张小纸条的事儿，在1943年审干运动中，主动向党组织谈了这件事，并为此做了自我批判。可是这张小纸条真有那么重要吗？为什么一直被揪住不放？丁玲几十年的革命生涯还不能够证明她的“红”吗？她在共产党最艰苦的1936年就去了保安，那时共产党还没有将来可能在中国执掌政权的迹象，依丁玲的“名气”，她完全可以在北京、南京、上海等大城市过着舒适的写作生活。可是丁玲还是在1936年投奔了陕北，这在当时全国的大牌名流中是唯一的，这还不说明她的“革命性”吗？

中共高度重视干部历史审查的问题，这对保卫革命是完全必要的，为此在延安时期就完善和强化了对干部的严格审查制度。在长期的敌强我弱的环境下，为了保卫革命，打击敌人，党形成了特有的保持“警惕性”的文化，这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严酷的对敌斗争的环境下，党的组织部门和保卫部门对没有革命军队或根据地的经历，又是知识分子出身的白区党的干部，特别对那些从国民党监狱出来的党员，持有一种怀疑的态度，只有经过组织的严格审查，那些有白区经历，特别是曾被国民党逮捕坐过牢的同志才能重新得到党的信任。与那些曾坐过国民党大牢的同志相比，出身农民的红军或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战士是幸运的，他们的历史简单，思想单纯，是党最信任的，但是历来党内主持制定审干政策的恰又是以白区干部为主，其中一些人也坐过国民党的监狱，他们在厉行严厉的审干政策时，甚至更“左”。

庆全在书中说，从此这张“小纸条”的事儿就成为丁玲过不去的“坎”。依我看，“小纸条”还不完全是“坎”，而是套在丁玲头上的可紧可松的“紧箍圈”。在50年代中期的“肃反”运动中，为数不少的高级干部也被定为“自首分子”，“变节分子”，多数人只是调整了工作岗位，例如原来是担任省委常委的，以后不能再做常委，而是改做文教单位领导，并非就被组织上一脚踢开，弃之不用，换言之，审干既是“优选法”，也是干部管理中的“控驭法”。如果丁玲“守规矩”，愿做“驯服工具”，它可以不发生作用；如果调皮捣蛋，立即就可以拿这张纸条说事。据原中宣部副秘书长、一届机关党委书记熊复在1978年9月27日写的有关证明材料说：“1952年整风时，作协党支部就提出过丁玲历史问题。”熊复看过丁玲的档案，“向周扬同志汇报上述问题，请示他怎么办。他说，丁玲的历史在延安审查过，没有问题，不要审查了”（黎辛：《关于<丁玲冤案及其历史反思>的辩证》，载《粤海风》2006年第1期）。可见，制度虽然是严格的，但并非完全没有弹性，在更多的时候还是取决于党的领袖和主管领导在操行这套制度时的态度。冯雪峰是长征干部，照样被打成“右派”；张春桥和江青虽有“叛徒嫌疑”，一直有人揭发，仍深受老人家的信用。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是人所周知的中共“叛徒”，也没对姚文元搞株连，在最讲成分的文革年代，还步步高升，最后官至中央政治局委员。

丁玲过不了“审干”关，并非就是她的“历史问题”特别严重，而是另有原因，说来还是最高领袖要把她“赶出去”。毛在反右之前的1957年1月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就明确说过：对于萧军、丁玲之类的人，杀、关、管都不好，要抓他许多小辫子，在社会上把他搞臭。1957年9月，毛在接见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时也说：把丁玲赶出去了，文学艺术会更发展。

令人遗憾的是，革命队伍内部长期以来一场接一场的严酷的斗争，使得“革命的同志情谊”逐渐稀薄，及至50年代中期后，革命领袖对有战功的“革命大老粗”有时还有一些“恋旧”；对若干前朝遗老，如章士钊，曾在他年轻时给予过巨大帮助，毛始终给予礼遇；对一些重要的统战对象和国家急需的科学家，毛也给予一定的照顾；而对于那些在历史上曾和他有过较多交往的革命文化人,则几乎没有“恋旧”的表现。冯雪峰是毛在1934年瑞金时代的旧识，丁玲在1936年就到了保安，从此没离开过革命队伍一天，两人都是在革命最困苦的阶段前往苏区的，但是，就为了一些说不上理由的事儿，再掀出“历史问题”（1937年夏秋，冯雪峰因与博古争论，负气离开中共驻南京办事处回浙江老家两年，1939年回到新四军，1941年“皖南事变”被国民党囚于上饶集中营，后在党的营救下前往重庆做革命文艺工作），说打下去就打下去了。

更重要的原因是革命领袖需建立一崭新的“无产阶级新文化”，50年代中后期后，极左思想急剧升温，“无产阶级新文化”的路越走越窄：第一条就是要提拔那些“文化少、知识少”的“青年闯将”。毛在1964年说，“老粗出人物。”“自古以来，能干的皇帝大多是老粗。”“知识分子其实是最没有知识的，现在他们认输了。教授不如学生，学生不如农民。”1970年姚文元给毛写信汇报读书心得，也自称读书少，知识贫乏。和“新生的无产阶级笔杆子”戚本禹、姚文元等相比，周扬这批人各种书毕竟读得太多，受“封、资、修”的影响太深，早已不中用了；第二条，要把那些“旧文化”的代表人物，“反动学术权威”、反领导不听话者，历史可疑分子、各种“乌龟王八”都清除出去。庆全的书中引用了一份重要的回忆数据：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期间，周扬曾谈到1957年反右时的情况。他说：“抓右派之前，主席给我一个名单，名单上的人都要一一戴上帽子，而且要我每天汇报‘战果’。我说，有的人鸣放期间不讲话，没有材料，怎么办？主席说，翻延安的老账！我当时常常说‘在劫难逃’，许多人听不懂。”“在中宣部，陆定一和我都‘左’的不得了。即使没有主席的这个名单，恐怕也好不了多少。”1964年，为落实毛对文艺界的两个批示，周扬等部署开展“整风”，毛已准备对夏衍、田汉、阳翰笙进行点名批判，老人家还不放心地讯问周扬：“你和这些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下不了手吧？”

极左思想是有一套内在逻辑的，它以“不断革命”，“阶级斗争”，“为全世界三分之二人民的解放”等宏大词语和未来光明的远景直指左翼知识分子的灵魂，将他们拉上“烈火战车”，一路风驰电掣，又将无数的左派甩下，被抛甩下来的人，并非就是异类，只是随着革命向更高阶段发展，在极左的显微镜的放大下，他们的“左”已演幻成了“右”。到了60年代中期，过去的“革命文化”也整体成了“旧文化”，统统都在扫荡之列。“旧文化”的载体就是那些知识分子，不管他们是来自延安还是来自重庆，把他们打下去，都是“文化革命”的题中应有之意。于是在这张名单上又不断加上一长串新的名字：巴人（王任叔）、孟超、夏衍、田汉、阳翰笙、邵筌麟、齐燕铭、林默涵、刘白羽、邓拓、吴晗、廖沫沙、老舍、李达、翦伯赞、陆定一、姚溱、许立群、蒋南翔、陆平、江隆基等等，他们中的不少人本来就是党的高级官员，原来是奉旨打别人，是“反胡风”、“反丁、陈”、“反右”运动中的“大左派”或各单位“反右”的主事者，但最终还是给“烈火战车”抛甩出来。1966年7月1日，《人民日报》公开点名批判周扬，称其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文艺黑线的首领”和“修正主义文艺的祖师爷”，这位整人无数的“大左派”最后还是被归到胡风、丁玲一类，被“无产阶级的铁扫帚”一下扫入了“历史的垃圾堆”。这一次他们不仅是思想和灵魂遭到鞭打，身体也被“踏上了一只脚”，许多人甚至还丢失了性命。他们的罪名也和丁玲差不多，不是“叛徒”，就是“特务”，或者是“反革命”，再不就是“反革命两面派”（这是1968年姚文元给周扬的“定性”，姚文元的那篇《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经最高领袖修改过），这也和30年代斯大林整肃前苏联知识界著名人士的罪名差不多。

极左文化发展到这个阶段，就完全演变成文化“废墟主义”：除了满世界的“红宝书”，再加上“八个革命样板戏”，以及作为象征的马恩列斯、鲁迅，一切中外文化都在禁止之列，而当全国各地纷纷举办有数万或十多万群众参加的对领袖的“敬颂”活动时，所谓革命文学或革命文艺也就到了寿终正寝的地步，只落个“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中国的极左文化比斯大林时代的苏联还要专横，斯大林还保留了俄罗斯十八、十九世纪的文化传统和典籍，还给予知识分子一个“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称号，希望他们用他的“伟大理想”去改造人民的思想，中国的极左文化则更自大、更狂热，不仅对知识分子一概不信任，更要在一片“旧文化”的废墟上建立“无产阶级新文化”的宫殿，最后除了“领袖崇拜”的形式主义，在文化上什么也没有留下。

丁玲不是阿赫马托娃

丁玲蒙受多年的苦难，苏俄诗人安娜·阿赫马托娃也是如此，但是丁玲不是阿赫马托娃，她没有那种从苦难中升华，进入普世大爱的精神气象，她的气质、境界、胸怀和眼光离那个层次都还遥远。丁玲一直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女性，也是一个思想丰富，才华卓越的大作家，她的一生都在这两者间打转，既使她意气风发,也使她蒙受羞辱。建国初，她以“胜利者”自居，对一些原国统区的老作家态度高傲、轻慢。同样是丁玲，1970年后被单独监禁五年，是靠着背诵幼时母亲教给的古诗篇，才没使自己失去语言功能。丁玲受的苦难超过了阿赫马托娃，但她没有勇气揭露极左文化的罪错，她可能从自己几十年的痛苦经历中悟出：极左力量太强大，惹不起，于是啐面自干。她晚年复出后写了不少作品，除少数外，已失去了年轻时代的锐气，更少了思想的光彩。她在漫长的苦难岁月中学会了世故，她为了让某老帮她说话，就写颂扬某老的文章，这点倒也无可厚非，阿赫马托娃为了从死亡阴影下救出她的唯一的儿子，也写过歌颂斯大林的诗篇。可是当80年代复出后，小平同志倡导的思想解放已蔚为潮流，“丁、陈反党集团案”也被彻底平反，已没有什么力量可以让丁玲封口，她却没有写出像巴金那样的反思的文字，更没有向过去伤害过的同志表示歉意或忏悔，这说明什么呢？是她不认为有反思的必要？或是她认为自己当年打击那些同志并不错？丁玲把这些疑问留给了后人，也留给了历史。

丁玲在几十年的苦难中，从没放弃“希望”，这就是祈求领袖为她说话，可是大环境如不发生根本变化，她这个被领袖钦定的“大右派”又如何能够平反？1962年夏，丁玲劳改所在地的农场党委，中国作协党组都同意为丁玲摘去“右派”帽子（不是甄别，更不是平反）,也向中央打了报告,可是领袖已决定重提阶级斗争，对国家机关准备为右派甄别一事大发雷霆，斥之为“猖狂之极”，于是一切又都成为泡影。丁玲对领袖又敬又惧，她当然知道，是那篇《再批判》把她一巴掌打成“人民之敌”，但她绝不敢涉及领袖，1960年，丁玲以“右派代表”的身份到北京参加第三次全国文代会，“在会场上望见毛主席”，她虽然非常想迎上去和老人家说话，却“没有勇气走上前去，悄悄走到一边去了”。即使领袖已故去，也是虎威犹存。她有一句名言：“他对我怎么样，不管，但我对他是一往情深的。”丁玲给自己的受难找到一个“合理化解释”，这就是周扬等耍弄权术、瞒上欺下，一手遮天，蒙蔽领袖，使她遭受了几十年的苦难。对领袖的信念和对周扬等的憎恶是互为联系的，她将对毛的信念深植心中，也将对手永远盯住，成了她在漫长的艰苦岁月能活下去的精神力量。

丁玲受委屈时唯一的办法就是向上级写申诉信，这是多年形成的一种习惯，“左联”的一个传统就是“集团化”，左联内部纷争的哪一方都期求党的领导的支持和仲裁，丁玲对这套行事方式极为熟悉。丁玲从几十年的革命经历中，也从自己的痛苦生活中体会到了在实际生活中存在的那条“潜规则”：只要能“找上人”，有了实权人物的关照，就可以枯木逢春，逢凶化吉。例如：在1955年“审干”中，几个著名的文艺界领导同志也是因历史问题被定为“变节”，但是他们都很幸运，不在最高领导的关注视野下，同时也一直是周扬的“亲信”，所以波澜不惊，事后还是继续做官。因此，只要有通天的人物伸出援手，就有希望，就是胜利。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丁玲已届八十高龄，为平反自己的冤案，往返奔波，四处求人，吃尽辛苦，令人无限同情。1979年丁玲复出回到北京后，曾主动前往医院看望周扬，她对在文革中受尽苦难的周扬抱有希望，以为周扬会向她伸出援手。谁知周扬为反右的事，向不少人表示道歉，唯独不向丁玲道歉，他的理由是，丁玲是“变节”分子！和周扬的态度一致的还有陆定一、张光年等。周扬此举极大地伤害了丁玲。在我看来，周扬等如此并非是为了维护所谓“党性原则”，因为在他手下做各路文艺高官，又有所谓“变节”、“自首”历史问题的人不乏其人，只要是周扬一个“圈子”的，都不成为“问题”。周扬等唯独不想放过丁玲，说来还是根深蒂固的“宗派”情结在作祟，他们要用那个“紧箍圈”套在丁玲的头上，一直套到她死！这正说明了周扬人性深处的幽暗。1984年，在胡乔木的帮助下，中央恢复了1940年对丁玲的结论，承认丁玲在南京被国民党软禁的那段历史不属“自首变节”，“四十多年的沉冤得以大白”。丁玲自然感激胡乔木，她发表了不少谈话，对那个时候胡乔木的一些有争议的观点予以积极配合。她甚至还写了一首缺乏诗味的“政治表态”长诗《“歌德”之歌》，她一点也不在意读者是否爱读，却说她的这首诗“会有人理解”。对于丁玲晚年的言行，誉之者，如《中流》杂志等称赞丁玲是坚定的“老革命文艺战士”；批评者则称丁玲“错把极左当亲娘”；丁玲又一次成为文艺界、知识界关注的中心。

晚年丁玲高调左倾，虽然也有心情不顺的时候，但总的说来是意气风发，且不无表演的色彩——也就是很刻意地向那些会“理解”她的同志展现她那“虽九死而不悔”的忠诚。周扬呢？他在晚年复出后不向丁玲道歉，揪住毫无意义的丁玲的所谓“历史问题”不放，说明他对丁玲成见太深，气局太小，对极左文化的反思尚不能跃过某些重要的“坎”。然而这位驰骋中国文艺界数十年的“大左派”，在文革入狱多年后，思想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75年他刚出狱，就前去看望了冯雪峰，甚至“不知轻重”地上书最高领袖，请求他恢复冯雪峰的党籍，自然没有任何回音。周扬虽然不放过丁玲，却多次向当年受他打击，被迫害的文艺界人士表示道歉，也向陈企霞当面道歉，并帮助他调回北京，安排了新的工作。更重要的是，这位文革前的毛意志的坚决的执行者竟转变为1979年后思想解放运动的探索者，但是周扬却因此受到批判和冷遇，晚景凄凉，这正是历史的复杂和吊诡。

徐庆全条分缕析，丝丝拨开，通过对大量历史资料的梳理，把历史帷幕后所发生的活剧一幕幕呈现出来，写出这本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的研究性著作，他能做到这一点与他长期从事对新时期的文艺思潮的研究是分不开的。徐庆全已出版多部有关当代文艺思潮方面的著作，其所著的《文坛拨乱反正实录》、《周扬和冯雪峰》、《风雨送春归——新时期文坛思想解放运动记事》等得到学界的好评。作者在这本书的资料方面尤其做了很大的努力，不仅搜集、运用了大量的已刊史料，还运用了一些关键性的未刊数据和口述史料,使得该书的立论具有了坚实的史料基础。庆全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洞察历史的眼光，虽然这部著作的某些看法或容进一步讨论，但总的来说，这是一部高质量的研究论著，不仅有助于人们重新认识当代文学思潮史，对中国共产党革命史和当代中国史的研究也是一重要的贡献。值此庆全兄新著出版，仅以此序为祝贺！

（作者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8年第4期 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　作者：吴　象

《抹不掉的记忆》是《农民日报》原总编辑张广友年逾七旬时的精心之作。我同他一起做过农村调查，一起合写过文章，还曾在同一个机关工作过，是相识相交相知30年的老友。老友晚年出书，要我写序，尽管我年届八六，手脑不灵，执笔困难，还是不能推辞，也不该推辞的。

书名《抹不掉的记忆》。我想，为什么是抹不掉的记忆呢？一边想一边翻开书样来看：

——1960年前后，史称“三年困难时期”。当时报刊上见到的却是“一片大好形势”，很少有“困难”出现。但是，全国性的大面积的灾难毕竟无法长期隐瞒，群众私下议论不少。1962年七千人大会终于提出了“天灾还是人祸”的疑问，有人甚至作出“七分要归咎于人祸”的分析。50岁以上的人都经历过这一段历史，我自己就尝过饿肚子的滋味，腿脚也浮肿过，对此是不会忘记的。但是岁月流逝，慢慢就在记忆中淡化了，模糊了。作者当年作为新华社记者，被派参加中央国家机关组织的万名干部下放到重灾区农村实行“三同”，与农民共渡难关。数月之中，每天耳闻目睹重灾区农民深重的痛苦，亲身感受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在广大农村造成的后患，而且同当地农民过着同样的生活，抢救过饿得只剩一口气的老弱病残，到死绝户的偏僻小村去抬尸首掩埋……对当时的情景，作者的记忆刻骨铭心，永远难忘，成为抹不掉的了。

——1975年8月，豫中皖北淮河中上游及其支流连降特大暴雨，山洪暴发，两个大型水库和2000多个中小型水库几乎同时垮坝，4个专区、32个县广大村庄和农田被洪水洗劫一空。当时正是十年浩劫的后期，国运艰难，为社会稳定，对这场大水灾奉指示不作公开报道。因此多年以来许多中国人都不知道发生过这么回事。而作者在北京得到消息的第一时间内，就随中央慰问团一起到了灾区现场。一幕幕悲惨情景，真是令人刻骨铭心，永远难忘，成了抹不掉的记忆。

——1976年是中国人民大悲大喜的一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先后逝世。祸不单行，又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唐山大地震”，百万人口的城市几乎一下子就毁灭了。唐山大地震是7月28日黎明前发生的。作者立即赶到办公室。同另两名新华社的记者坐上“奔驰”车赶奔唐山，直到9月9日毛主席逝世才另有任务调回北京。在50多天中，惊险、凄惨的场面、令人感动、流泪的事迹一日数遇，更是刻骨铭心，永远难忘，成了抹不掉的记忆。

——1978年年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断然废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毅然采取“改革开放”的新方针，成为新中国历史上伟大的转折点。其实，在此三年之前，就有过一次改革的预演。1975年，“文革”残局无法收拾之时，邓小平二次复出。他临危受命，曾大力推行过“治理整顿”，高举“三项指示为纲”的旗帜，实际上就是用毛泽东的三句话，压倒“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荒谬批判。笼罩在浓雾阴霾中的天空终于露出了一丝阳光。但“四人帮”岂肯罢手，又造谣生事，屡进谗言，污蔑邓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终于在1976年初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把邓打倒在地。这是新中国一段不平凡的日子，路线斗争错综复杂，国家前途命运未卜。铁路是国民经济的枢纽，已陷于瘫痪状态，是邓治理整顿的重点，点将要万里来当铁道部长。万里不辱使命，快刀斩乱麻，迅速扭转局面，“安全正点万里行”一时传为佳话。这时作者恰恰又被派去铁道部“蹲点”调研，得以近距离观察斗争的全过程。他打消顾虑，对被隔离批斗的“右倾翻案黑干将”深入采访，了解了一些深层事实。又破除种种框框和偏见，客观公正地向中央反映情况。在这场复杂的斗争中，发挥了内部调查报告重要的独特作用。他自己也得到一个认识上的“飞跃”；“右倾翻案的黑干将”原来是“无畏无惧的急先锋”，自然会有更加刻骨铭心的、永远难忘的记忆，抹不掉了。

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这两个“开始”作者恰好也都在时代大潮漩涡的中心，所见所闻要比一般人更多、更丰富、更重要。不过时间离现在较近，写的人特别多，大部分人都比较了解了。

综观这本书记叙的内容，无一不是当代过去几十年中的重大事件。历史的长河是延绵不断的。“历史”的今天就是“现实”，“现实”的昨天就是“历史”。“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不能正确地认识历史，就不能清醒地面对现实，充满自信地争取更美好的未来。

因此，这本书不是作者一个人抹不掉的记忆，应该是每个中国人都不应该忘记的历史，至少是当代历史中真实的珍贵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如果缺少了就不能算是完全的真实的历史。这本书的价值就在于此。

作为重大事件，经历过的过来人都是见证人。但因为各人所处的地位不同，参与的程度不同，观察的角度不同，保留的印象也往往大不相同。了解事件的背景、意义及来龙去脉，又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各级领导者，应该最有发言权，最有条件写出可信的历史真相。但他们留下的东西很少。原因可能很复杂，这里不去分析。近年他们的家属、子女、友人陆续写出一些有关的回忆，尽管是间接的，又比较零散，对研究这段历史还是很有帮助。一些当年或以后采访过某一或某些历史事件的记者，过去由于条件限制，只公开发表过其中极少部分。经过多年的思考，现在又回头来写，已是七八十岁的耄耋老人，不免增加了困难。作者亲历一系列重大事件，几十年来积累和保存了很多的资料和当时得到的数据，心中一直念念不忘，到了晚年，仍能坚持不懈地写，一篇又一篇，终于写出一本书来，确实来之不易，我为老友感到由衷的高兴，并向他表示祝贺。也许若干章节的思想深度和文字结构不无可商榷之处，但重要的是，这一系列重大事件的真实过程、真实状况、重要数据，比较系统完整地公之于世了。一些亲历的场景、生动的细节，会唤醒许多人已经逐渐淡去的对历史的记忆，有助后来人正确地认识和研究新中国的历史。中国古来有“为尊者讳”的传统，后来又有“假、大、空”作祟，结果有的历史只剩下几条干巴巴的概念，或者扑朔迷离，是非模糊，真假难辨。久而久之，积非成是，误导后代。从长远的民族利益来看，是值得忧虑的。历史必须真实。真实的历史才能总结真正的经验，汲取真正的教训，使连续不断又跌宕起伏的历史能更好地继续向前发展。

作者是幸运的，当了记者，而且当了新华总社的机动记者。否则他就很难甚至不可能在短期间内有机会成为这些重大事件的亲历者、见证者、知情者、记录者和一定程度的参与者。但我认为这与作者本身的一些特点是分不开的。作者的人生道路并不平坦。1950年初，因为家庭经济困难，高中没有读完就辍学谋生。当了一名东北森林勘察队员，条件艰苦，生活在大森林里。粮食要靠几十、几百里外运，吃不上蔬菜，居无定所，常住帐篷。大小兴安岭未入冬即白雪皑皑，特别寒冷。流动性大，小队四五个人，一匹马一支枪，一个多月行程三千多里，往往无路可走，没有人烟，只好风餐露宿，像鄂伦春人一样过的是原始游猎生活。这正是他年轻成长、性格形成的年代，在艰苦环境中，他忍耐着没有叫苦、更没有退缩，硬是坚持下来了，养成了一种勤奋刻苦的习惯，形成了乐观上进的性格。因此后来能适应不同环境，保持昂扬的工作精神，无论在灾区环境中，在政治漩涡中，他都能圆满完成采访任务。

他当记者的成长过程也并不平坦，从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毕业后，被分配到新华社当记者，一个青年学生得到这个职位该满意了，但他却有了“思想包袱”。为什么呢？因为“剥削阶级家庭出身”，迟迟未能入党，因为不是党员，在采访中就处处受冷落甚至歧视。自感文化基础、文字水平也不如学新闻专业的，不如到农林部门去好。但新华社有关领导认为这个勤奋刻苦的年轻人适合当记者，他也就“服从组织决定”慢慢适应了。写了一篇东北林区加强森林抚育和更新的报道，得到农村组组长的称赞，也大大增强了他当好记者的信心和勇气。领悟到不要揣摩领导意图而要老老实实深入实际，从此进入了“良性循环”，使他逐渐积累，提高了当好记者的各种条件与能力，特别是如何处理好执行指示和从实际出发的关系，锻炼成为比较成熟的记者。三年困难时期下放农村基层锻炼，夯实了他的群众观点和作风，使他深深领会到“干”与“看”是两回事，搞过农村实际工作的和没有搞过的大不一样。看别人干发表点意见是容易的，自己干就不那么容易了。记者比许多人了解情况多，说话的机会也多，他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几乎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侥幸都没有被卷进去。得益于他对政治斗争始终抱冷静观察的态度，遇事不乱说话，处处谨慎小心。起初是牢记自己有历史包袱不得不如此，后来则因为记者职业提高了他对人民对历史的责任心，坚持实践第一。十年“文革”，他并没有闲着，而是不断采访、记录、思考、写内参。几十年后终于写成了这本书。

勤奋刻苦的优良品格和认真负责的工作精神是促成此书的两大因素，也是此书最有启示性的两个亮点。不知读者诸君以为然否？

是为序。

二OO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作者系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原室务委员、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2008年第4期 公园古今事　作者：雷　颐

举世皆知，中国园林可谓历史悠久美不胜收，但不是官家园林就是私家花园，从无“公园”；奇禽异兽向囿皇家林苑或私人庭院，从无公共“动物园”。现在我们生活中习以为常的“公园”、“动物园”，是百年前在近代西学东渐影响下才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的。

公园首先于1868年出现在上海的租界，由租界当局“工部局”用中外商人税款创办，中国人译名为“公家花园”，几十年后留日学生增多，才从日本引进、最后确定名为“公园”。“公家花园”的出现，使国人对这类“公共”有初步认识。对中国人来说，“公家花园”毕竟是个新鲜事，所以时有在公园内攀折花木的事情发生。不料工部局却以此为借口，禁止华人入内。这种明显的种族歧视，自然引起华人的不满和愤怒，一些外国人也对此感到不平。《申报》发表了一些中外人士的文章，对此提出批评，如《请弛园禁》一文写道：“上海与香港事同一律，弛于彼而禁于此，抑独何欤？况该花园建之时，皆动用工部局所捐之银。是银也，固中西人所积日累月而敛聚者也，今乃禁华人而不令一游乎？窃愿工部局一再思之。”后来，一些著名华商一再请愿，联名致函工部局，要求废除这一不合理的规定，得到社会广泛支持。《申报》发表《论华商函致工部局请准华人得共游公家花园事》的评论文章指出：“本埠之有公家花园也，造之者西人，捐款则大半出自华人。西人于造成之后，名之曰公家花园，以见其大公无私之意。然名则为公家，而其实则仍系私家。”因为不准华人入内则“此事似于公家两字显有矛盾。盖华人苟有执以问西人者谓：公家花园之创，与夫平时管理、修葺一切等费，皆出自西人乎，抑出自华人乎？以工部局所捐之款计之，华人之捐多于西人者几何？则是此园而例以西法，华人断不至被阻。”迫于各种压力，租界工部局不得不在1886年5月废止此禁，对华人开放此“公家花园”。

在近代中国的激荡风云中，这可能说不上是大事，但意义却不能说小。首先，这毕竟是反对殖民者种族歧视斗争的一个胜利，对绅商市民民族意识的觉醒有着相当的积极作用。其次，“公共空间”观念强调“公共空间”为公共所有、任何人的进入之权都不能被随意剥夺、也不能被强权任意强占，这种观念在中国向来薄弱，此事对国人“公共”意识的增强作用尤大。第三，只强调纳税义务，但不注重纳税人权利也是中国传统，这次中国绅商市民恰恰是“例以西法”，以“纳税人的权利”作为斗争的一个最有力武器并取得胜利，对纳税人权利意识的自觉所起作用尤其不能低估。第四，这次“公家花园”之争说明公开讨论的重要，对国人一向淡漠的“公共权利”意识之增强不无作用。当然，各种有关民族意识、公共意识、纳税人权利意识的理论、宣传文章对这些“意识”的觉醒所起的作用也很重要，但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升斗小民”来说，诸如“公家花园”的准进与否这类具体小事或许更重要。因为他们不是通过抽象的理论说教被灌输，而是通过与自己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琐事”，通过生活实践，通过维护自身权利的具体斗争，不知不觉自然而然活生生地感受、体会、认识到这种种“意识”的。这样的觉醒，这样得到的知识，往往更感性、更鲜活、更亲切、更持久、更深入也更深刻。

大约在20世纪初，中国各地都开始兴办公园，在“官权”远远大于“民权”的传统中国，兴办公园还是得益于官方的提倡。1905年，清廷为“预备立宪”派端方等五大臣到欧美诸国“考察政治”，他们到了欧美大小十余个国家，给他们印象最深的是所到之处，国无论大小，公园、动物园、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设施都非常普遍。对他们来说，这可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所以，他们回国后呈送的奏折中不仅有“政治”，而且还对欧洲诸国的这类公共设施赞不绝口，一一介绍，认为是“专为导民而设”，“良法美意，为中国所宜行”。对公园，他们盛赞“各国城市村镇亦皆无不有之”，“都人士女晨夜往游，其空气既可养生，其树艺亦可资研究”。所以他们详细介绍了所见欧美诸国的公共设施后叹曰：“中国以数千年文明旧域，迄今乃不若人，臣等心实羞之”，盼朝廷“敕下学部、警部，先就京师首善之区，次第筹办，为天下倡。妥定规画之方、管理之法。饬各省督抚量为兴办，亦先就省会繁盛处所，广开风气，则庶几民智日开，民生日遂，共优游于文囿艺林之下，而得化民成俗之方，其无形之治功，实非浅鲜”。

清廷采纳其建议，从1906年起开始兴办包括公园在内的各种公共文化设施。其中北京动物园的前身“京师万牲园”于1907年7月正式接待游客，这是中国第一座公共动物园。

由于位高权重的端方等人提倡，各地官绅开始兴办公园。天津、保定、奉天、吉林、常州、南京都陆续办园，甚至偏于西南一隅的小城四川雅安，在1909年也准备在城南小山建一公园。不过，北京除“万牲园”外一直未建其他公园。对此，当时的舆论重镇《大公报》颇多批评建议，甚至早在1905年7月，端方等人修园建议之前，该报就提倡修园，敢于而且能够尖锐地指责清廷“年来建一离宫，修一衙署，动辄糜费数十万以至数百万金，宁独于区区公园之经费而靳之”，“不宜于此公益公利之公园视为缓图”。以后几年，该报一直关注“公园”等“公共文化设施”问题，1910年6月曾连载美国传教士、北京万国改良会（TheInternationalReformBureau）会长丁义华（Thwing.EdwardWaite）的长篇演说“公共花园论”。丁在演讲中说道：“兄弟周游西方各国，凡是人民众多的城市地方，没有不立公共花园，这真是奇事怪事，而且是最可惜的事。按说中国现在正是改良的时候，北京又是一国的都城，原应当在一切维新变法的事情上，立个榜样，作个领袖，好倡着叫各行省也效法改良，现今像这样的京师帝王之家，竟没有一个公共花园，不能为各行省立个规模，岂不是一件恨事？”但直到清朝灭亡，京城依然没有“公园”。

清亡之后，皇家园林则为民国军政机关占用、所有。1914年6月，热心营造古建筑的内务总长朱启钤呈文时为大总统的袁世凯，提出开放京城的名胜古迹、皇家宫殿庙宇为公共场所，供公众参观、游览。他具体提出“所有京畿名胜，如：天坛、文庙、国子监、黄寺、雍和宫、北海、景山、颐和园、玉泉山、汤山、历代山陵”等都应对社会开放。袁世凯批复：“准予照办。除北海、景山、颐和园、玉泉山外，应由该部酌择一二处，先行开放。”此后，京城名胜陆续对公众开放，成为公共场所。颐和园在辛亥革命后属溥仪私产，1914年由逊清皇室售票开放；1924年由政府正式将其辟为对外开放公园。1925年，北海辟为公园对外开放。1928年，景山也辟为公园。

一百年来，包括公园在内的一些公共文化设施如动物园、图书馆、博物馆渐渐成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正如端方等人昔日所说，公园于“广开风气，则庶几民智日开，民生日遂，共优游于文囿艺林之下，而得化民成俗之方，其无形之治功，实非浅鲜”。其中最直接、最明显的是“严男女之大防”传统的某种改变。男女同时游园，使人产生“私定终身后花园”的联想，深违“严男女之大防”的传统，所以被一些人怒斥为大逆不道。为减小阻力，主事者不得不作出必要的妥协，因此初办时大多数公园都有男女只能分单双日分别游园的规定。但既然提供了公园这样一个“平台”，实际就无法阻止“男女同游”，所以有关规定不久就被冲破，成为一纸空文，社会也容忍、认可了男女同时游园。公园，对社会风气的开化，作用着实不小。广而言之，包括公园在内的“公共空间”在近代中国的扩展，使我们的生活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使我们的“公共”观念进一步加强。

但“公园”在我国的历史毕竟还短，“公共”与“政府”、“官方”远未“界线分明”，在“官本位”体制下，“公园”很容易又成为“官园”。

北海、景山这两个开放了近半个世纪的“公园”在“文革”中的1971年2月末突然关闭，重新收归“官园”，并且未作任何通告、启事、通知。或许，在宗旨是“全面专政”的年代，掌权者认为这是“官产”而不是“公产”，可以任意处置，根本无须让民众知晓、听取民意。除北京市民外，大多数“全国人民”是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几乎传达到每一个人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中，才知道这两个公园被关闭的。“材料”的第四部分有一小节的标题是“毛主席刚逝世江青外出游说放毒，吃喝玩乐”，登有江青十月三日在景山公园游玩的相片。另一小节的标题是“在毛主席病重期间王洪文钓鱼、打鸟取乐”，据王原来的警卫员揭发说：“反党分子王洪文对我们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一点感情都没有，在毛主席重病期间，王洪文在中南海值班看护，根本不把毛主席的病情放在心上，不安心值班，他于一九七六年七月上旬就把钓鱼杆拿到毛主席住地开始钓鱼。八月二十日左右，王洪文在值班时早晨五点钟就打电话，叫工作人员给北海公园联系，要去北海公园钓鱼，联系后，下午三点左右就去了，连钓了两次。”

在“文革”淫威下，人们对“公园”再成“皇家花园”敢怒不敢言，只能道路以目。“文革”结束后，“北海”、“景山”于1978年3月1日重新开放，再成“公园”。

1978年是激动人心的年代，几乎每天都有令人兴奋的“拨乱反正”的新政策出台、新变化发生。与许许多多重大事件相比，北海公园、景山公园重新开放的消息确乎微不足道，现在早被遗忘。1978年3月2日的《人民日报》报道：“三月一日，北京城里，风和日丽，春光明媚。刚刚修饰一新的北海公园和景山公园，在欢庆五届人大和五届政协胜利召开的日子里，重新开放了。”而3月3日《北京日报》的报道则更有当时的“时代气息”，值得详录：“春回大地，阳光灿烂。重新开放的北海公园，游人如潮”。“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人民心连心，对北海公园重新开放极为关怀，多次做重要指示。成千上万的游人，热烈欢呼五届人大和五届政协的胜利召开。在摄影展览室中，各界游人仔细端详以华主席为首的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幅照片，脸上流露出幸福的微笑；在《十月的螃蟹》照片前，笑声朗朗，表达出粉碎‘四人帮’后的由衷喜悦”；“数不清的工农兵群众、科技工作者、爱国人士、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兴高采烈地谈论着粉碎‘四人帮’后的大好形势。他们站在白塔的白玉石栏杆前，凭栏远眺，伟大的首都，气象万千，生气勃勃，满城春色，顿感心旷神怡，豪情满怀。有的青年男女不由地唱起《交城山》的歌曲：‘华主席为咱除‘四害’，锦绣前程放光辉’”。最后一段写道：“大自然的美与人们的欢乐交织在一起，广大群众由衷地感到生活在华主席身边的幸福。一个青年在意远亭上即景赋诗：山水多娇春常在，抓纲治国花盛开，满园春色庆胜利，古园新貌人民爱。”

北海、景山重新对社会开放，看似区区小事，然而当年却是经华国锋、汪东兴、邓小平及北京市长吴德等最高层领导多次做出重要指示、批示才得以实行。还园于民，确是深得民众好评、大得民心之举，有“临江仙”一曲为证：“十年不见湖光好，重来恰是新晴。旧时杨柳笑相迎，经寒枝更健，破雪叶还青。歌喉久似冰泉涩，今如春鸟声声。我心应胜柳多情，满湖都是酒，不够醉春风。”（刘征：“临江仙·北海公园重新开放，园中散步”，《风花怒影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满湖都是酒，不够醉春风”！确是当日人们心境写照。

从1978年到现在，弹指一挥间，三十年过去。这三十年，是“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当然也是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三十年。这种变化，也反映在“公园”的命运中。

百年前兴办的“京师万牲园”，建在昔日荒凉的“西郊”，所以在1949年改名为“西郊公园”，1955年命名为“北京动物园”。近百年来，它已成为北京市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现在，当年的“西郊”早已是高楼林立、灯红酒绿、车水马龙、红尘滚滚的闹市。在这寸土寸金的闹市之中，占地87公顷的北京动物园自然为城建商业开发所垂涎。其实，这些年来北京动物园已被蚕食，但有关方面并不满足，经过一番运作之后，北京市有关方面在2003年决定动物园搬迁到距离市区35公里的大兴县，并一直要求动物园对搬迁“保密”，甚至一些动物园的员工也是在媒体披露后，方才知道动物园可能迁走。

然而，就在动物园搬迁悄然酝酿、即将拍板的情况下，由民间环保群体通过互联网自发组建而成的公益网站“绿网”在2004年春首先披露此事。网上激辩最终引起传媒注意、报道，进而引进了公众的广泛关注。民间环保组织、法律人士、学者、普通市民、动物园职工、中小学生、人大代表、各种媒体纷纷就此事发表意见、评论，反对搬迁。人们批评有关方面擅自决定动物园搬迁、并对公众“保密”的做法在程序上有很大问题，漠视了公众参与决策的权利。许多人提出，谁有权决定动物园的搬迁是一个法律问题；搬迁作为涉及广大民众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其决策权应在公众一致同意授权的人大，而非政府部门。即使属于政府权限，也属政府决策中的重大事项，应该经过人大审查、专家论证、行政听证等法定程序。政府有关部门却漠视纳税人供养的社会公共财产知情权，不经公共讨论，在严格保密状态下就做出了搬迁北京动物园的决定。这种作法，不能不使人质疑其动机：如果是为了公众利益，为何要对公众保密？背后是否有巨大的商业利益？因此，公众有权知道如果搬迁这块土地由谁使用、作什么用，由此自会权衡利弊。只有在公众享有充分的知情权，经过广泛充分的公共讨论后，才能决定是否搬迁。正是在这种“公众”压力下，北京市有关方面从善如流，起码暂时停止了北京动物园的搬迁。

从1971年“人不知，鬼不觉”地关闭北海、景山公园，再到今天北京动物园搬迁引起公众舆论强烈反应，并形成强大压力使有关部门开始与公众对话、情愿不情愿地改变原来决策，可以看到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变：“社会”开始重建，“公共领域”开始发生作用，意义不菲。

若再远溯，从1868年关于华人能否进入“公家花园”之争开始，“公园”在中国的命运、意义便不简单平凡，一再说明了“公共空间”的建立、维持并不容易。能否维护公园的“公共性”，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民主化程度的高低，公民社会是否成熟、发达。所以，对公共空间的悉心维护与奋力拓展，是每个公民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8年第4期 波尔布特：并不遥远的教训　作者：王晓林

每年的1月7日，是柬埔寨的公众假期。这个全体国民放假一天的正式国家节日，却有着一个骇人的名字：Victory Over the Genocide Day（大屠杀逾越日）。实际上，这一天是1979年越南军队攻陷柬埔寨首都金边的日子。尽管历史学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历史观来定义它——从“解放日”到“沦陷日”，但柬埔寨人固执地将其定义为“终结大屠杀”的日子。无论你把越南人称作解放者也好，入侵者也好，都是他们（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将一场高棉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最无明和最血腥的大屠杀戛然终止。幸存的人民心存感激地设立了这样一个节日，用以纪念他们的功德，哀悼数以百万计的被屠杀者以及展示这空前无理性的罪愆以警示后人。

第一次大屠杀

1970年3月18日，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西哈努克结束在苏联的访问即将前往北京。就在赴机场的途中被送行的苏联总理柯西金告知：“你们的国民议会刚刚举行了一次剥夺您的权力的表决。”这位长期沉溺于电影而疏于国事的国王被美国人暗中操控的朗诺——施里玛达政治集团废黜了。旋即他流亡北京，得到中国政府最坚定的支持。如今45岁以上的人大概都还记得，当年正在“文革”的中国一片肃杀的荧屏和银幕上，从此无时无刻不是这位优雅的亲王和他美丽夫人的倩影。但是有几个人知道，这时还有一位柬埔寨人也在北京，这个在后来的很多年都被我们一些人亲切地称作“波尔布特同志”的人，尚隐在流亡国王的阴影下，沉默而低调。他就是柬共总书记、“红色高棉”领导人，当时还叫“沙罗绍特”。这是他第N次来北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这个身材高大，面目和善，中文流利，即使走在北京的胡同里也决不会引人注目的“同志”，他将要带给他的国家和人民的是什么，无论是他的国王还是他的中国老师都未能预料到。

1970年4月30日，美国和南越军队大举入侵柬埔寨，意在彻底消灭退入柬埔寨腹地柬共占领区与政府军对抗的北越军队。其实美国人从1969年起就秘密实施了对这些地区的轰炸，一直持续到1973年才被自己的国会制止。其间数以万计的柬埔寨平民丧生在B52魔影似的机翼下，还有更多的人民流离失所。3月的政变和4月的入侵激起了更加强烈的仇恨，悲愤的人民迅速投向反美的柬共一方并将他们称作红色高棉。其实绝大部分人民对于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一无所知，他们加入红色高棉完全是为他们的国王而战。急剧扩大的红色高棉和北越结成军事联盟，迅速控制了大半个柬埔寨。美国人在战略和战术上都犯下了无法逆转的巨大错误，应了毛泽东那句“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名言。1975年3月29日美国从越南撤退，同年4月朗诺逃往国外，17日红色高棉攻陷金边。

从1970年3月到1975年4月，经历了5年残酷战争的南亚小国柬埔寨已经是满目疮痍，气息奄奄，谁料到这却是她更加深重苦难的开始。

1975年4月17日，身着黑衣的红色高棉部队（俗称乌衫兵）进入金边。仅仅两天之后金边全城听到了一个令人战栗的声音——“父亲和母亲们，我们不得不离开城市！美国人就在10公里以外，他们马上就要开始轰炸！”年轻凶悍的红色高棉战士手握来复枪，食指就扣在扳机上，绕着手无寸铁的市民一遍遍狂呼。他们连一点收拾行装的时间都不给，喊声未落就开始遍地搜寻不肯离去的人，稍有迟疑立即被当街处决，枪声在每条街巷响起。数以百万计的男女老幼慌不择路地蜂拥而出，却并不知道要去哪里。有的家庭因等外出未归的亲人便遭集体杀害。有的合家不愿离城而躲在房内竟遭炮击。正在抢救病人的医生、护士只因延误了撤离时间，也死于枪口之下。成千上万的民居门窗大开，阳台上还飘扬着刚刚晾晒的衣服。赤日炎炎，没有食品和水，婴儿被丢弃在道旁和稻田里，许多人倒毙途中。一旦倒下，卡车就直接从他们身体上压过去。尸体铺满了道路。数不清的骨头、肉体、头发、下巴、耳朵被载重的卡车迅速压平以清理道路。人们纷纷把自己的照片、工作证甚至手表丢进水塘，因为这些东西随时都能招来杀身之祸。拥有200万人口的金边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空城（摘自MR. CHUM MEI口述，见影片《Behind the Wall ofS21》，他是大疏散亲历者和图士楞监狱7位幸存者之一，因可为监狱当局修理汽车引擎而免于一死）。同样的场景也在马德望、磅湛、贡布、柴桢、实居、菩萨、磅清扬、茶胶、磅同、磅逊等其它大、中、小城市上演。活下来的人们长途跋涉，投奔乡下亲友或者被指定在荒芜人烟的深山密林里安家落户。由于缺乏起码的工具，许多家庭不得不以刀耕火种的方式生存。口粮严重不足，医药奇缺，又有大批人死于霍乱、疟疾和水土不服。

令许多活下来的人至今都不敢轻易回忆起的这次大迁徙以其毫无理性、野蛮和血腥闻名于世，他的导演者就是我们“亲爱的波尔布特同志”。

Brother Number One：“一号大哥”

这个本名沙罗绍特、1975年4月红色高棉执政后才更名为波尔布特的人，1925年3月出生于磅同省磅斯外县波列斯布村一个拥有20公顷土地的富裕农民家庭，6岁起到金边莲花寺里学习柬文，9岁出家当和尚，12岁还俗，直到15岁才进学校，先后就读于磅湛和金边的中学，1949年毕业于柬埔寨当时唯一的技术专科学校——金边技术学校并以良好的成绩获得到法国留学的奖学金。在巴黎他就读于沃日拉尔无线电学校并很快接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与十几位留法柬埔寨学生在1950年暑假组织了海外第一个“柬埔寨马克思主义小组”，其中一些成为后来柬埔寨共产党的骨干。1950年8月他到南斯拉夫暑假劳动，参加修建萨格勒布市的一条公路。这是他第一次见到社会主义国家。1952年7月他回到祖国立即加入了丛林抗法武装斗争，是留学生回国参加实际斗争最早的一个。当年他第一次秘密潜入中国，在南方某地参加了军政训练速成班。

50年代初，柬埔寨革命力量并没有自己的组织而是依附于胡志明领导的越南独立同盟会控制的“高棉解放运动”，他在1953年1月加入该组织。这是一个由越南人控制的组织，从政治、理论、战略到物资、经费甚至伙食，一切都操纵在越南人手中。1954年根据日内瓦和平协议，越南全部撤出柬埔寨，导致“高棉解放运动”因失去领导人而几乎解体，却给柬埔寨人提供了“柬埔寨革命运动独立成长发展起来的一个历史性的机会”（波尔布特语）。1955年起柬埔寨人开始筹备成立自己的政党。在此期间波尔布特又一次进入中国南部的游击战训练营地深造。1957年党的章程和路线起草就绪，经过两年时间的全党讨论和修改，1960年9月30日在金边火车站附近正式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高棉劳动者党”。当时参加会议的有11个人，其中9人是正式代表，代表当时全国约1000名正式党员。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由三人组成，总书记杜萨木，农谢副书记，波尔布特是常委。1962年总书记杜萨木被政府军杀害，波尔布特当选为总书记。1966年“高棉劳动者党”正式改名为“柬埔寨共产党”，人民称之为“赤柬”即红色高棉。1963年波尔布特的名字出现在西哈努克政府的通缉名单上。1965年他从柬埔寨，穿过寮国（老挝）步行到达河内，以柬埔寨共产党总书记身份受到隆重接待。他在越南用三个月的时间学习了有关党与国家建设的理论。胡志明三次会见他。但他和越南劳动党总书记黎笋的会谈很不顺利，就是在那时他才强烈感到越南不允许柬埔寨和寮国有独立的主权地位。越南共产党一直把越寮柬看作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就是所谓的“印支联邦”。1965年波尔布特置北越的阻拦而不顾再次到中国访问并逗留到次年2月。这期间他会见了中共高层几位人物但没有见到毛泽东主席。中国当时的理论权威陈伯达等人给他讲述了“中国革命理论与实践”，“枪杆子里出政权”、“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共产国际”等理论。后来波尔布特又多次到中国与越南取回“革命真经”。尤其是1965年与康生的会见，对他产生了可怕的影响，那一套铲除内奸的“理论”令他极为欣赏。在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刻，他又来到中国，这一次毛泽东接见了他，亲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向他推荐姚文元写于1974年的两篇受他激赏的文章—— 《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在中国，他见识了“大跃进”， “上山下乡”，在朝鲜他见识了“千里马运动”，深感茅塞顿开。1970年3月政变后西哈努克流亡中国，这位沙罗绍特同志就对中国总理周恩来说，“西哈努克已经被推翻了，我们现在宣布接受他参加民族团结阵线”。这个据说小时候连杀鸡都不忍看的佛国小僧侣就要走进历史舞台的聚光灯，变成“革命伟人”了。

不幸的是这个柬埔寨人并不满足于做一位普通的“革命伟人”，他认为共产主义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中国都实行得不彻底，他要开创历史的新纪录，他要用自己的国家来做“彻底的共产主义”的试验田。1975年的4月，这个疯狂的政治动物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成为柬埔寨的“一号大哥”（《Brother Number One》 David P Chandler）。几百万城市人口盲目的、毫无准备的大迁徙就是他的第一个举动，他迫不及待地要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哪怕是用同胞的血与白骨给他的“试验田”上底肥也在所不惜。请听他当政时的新政权的国歌：

红色，红色的血

洒遍了柬埔寨祖国的城市与平原

这是工人和农民的血

这是革命的男女战斗员的血

这血以巨大的愤怒和坚决的战斗要求而喷出

四月十七日，在革命的旗帜下

血，决定了把我们从奴隶制下解放出来。

这样的字字滴血，句句见红，与其叫做“歌”还不如叫做嗜血魔的咆哮！

其实波尔布特疯狂的实践并没有相应的理论基础，纯粹的农民乌托邦意识加上从苏、中、越、朝学来的各种大杂烩被他一股脑用在了这片可怜的“试验田”上。他要在经济基础和文明基础都相当落后的柬埔寨实行无阶级差别、无城乡差别、无货币、无商品交易的“超级社会主义”。几乎在一夜之间，这个“超级社会主义”就实现了：富人被消灭了，统统都是穷人；城市消灭了，人人都成了农民；曾经的“东方巴黎” ——金边，成了无人的“鬼城”；私人财产被付之一炬却没有什么公有财产；货币被废除了却不建立供给制；寺庙被关闭，僧侣被强制还俗了，却还未来得及造出新的“人神”；所有的出版社、报纸、杂志和学校一律关闭，却没有新的通讯渠道诞生；对知识分子更是简单到肉体消灭，连戴眼镜都成了罪恶；家庭解体，男女劳动队分开，吃大锅饭，穿一样的黑色革命服，带一样的红格毛巾；婚姻由“安卡（组织）”指定配对……

1975年6月—8月，在中国已经病重的周恩来在医院三次会见波尔布特，苦口婆心地劝告他们不能这样做，共产主义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就的，而毛泽东却盛赞“你们做到了我们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波尔布特因此而骄傲地宣称：全世界的革命者都可以从柬埔寨学到很多经验。从金边撤出所有人口这样的创举，是任何国家的革命都不可能做到的。

S21和钟屋杀人场

和一切独裁者一样，出于对已经到手的政权的不自信甚至是对自己的不自信，波尔布特紧接着就要实践他在中国“文革”时期学到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在短短3年8个月执政期间波尔布特进行了9次大清洗，真正实践了“七八个月就来一次”。红色高棉的屠刀所向真是匪夷所思，除了旧政权的官员和军人遭到大规模屠杀外，商人、僧侣和知识分子都以“不易改造且对新社会有害”为由一律肉体消灭。随后波尔布特又从党内嗅到了不详的气息，1976年他在党的会议上忧心忡忡地指出“党的躯体已经生病了”。话音未落，屠刀已至，一大批曾经和他一起战斗的“兄弟们”，从巴黎的马列小组同学到丛林中的同志，都遭到血腥的清洗。中央高层领导几乎被处决殆尽，包括内政部长，经济与财贸部长，农业部长，公共工程部长，情报部长，通讯、贸易、工业和橡胶种植业部长，国务委员会第一、第二副主席，主管经济的副总理乃至柬共主要的两位创始人、波尔布特的亲密战友符宁和胡荣在内都没有逃脱被从肉体上消灭的命运。军队方面，柬埔寨革命军总参谋部人员，除总长宋成以外被全部捕杀，即使宋成最终也难逃一劫，波尔布特终于在十几年后的1997年以反叛罪将其全家11口成员全部杀光。波尔布特为他的屠杀的冠名，每一位中国人民都耳熟能详——“清理阶级队伍”。为了屠杀的便利，一座位于金边市中心的高级中学——TualSvay Prey被改建成监狱（图士楞监狱），又在距离这里12公里的市郊建成了杀戮中心，这就是臭名昭著于世的S21和钟屋杀人场，所有曾经到访过这两处的旅游者无不留下终生难忘的噩梦。

S21是全国最大的拘禁与拷打中心。1975—1978年的4个年头里，超过2万人在这里被拘禁和拷打，有些人就死在这里，更多的人被送往钟屋杀人场被有计划地处决。红色高棉变态地乐于展示其残暴和野蛮，S21对每一位新进的囚犯都要照相，甚至在他们受刑的前后都要照相，丝毫不在意将来会成为罪证。如今已经成为监狱博物馆的S21，每一间囚室里都贴满了受难者的照片，上至七八十岁的白发老人，下至刚刚出生的婴儿。这些人最后都被折磨致死或分批处决了。1979年初越南军队占领金边时，S21中只有几个囚犯还活着，他们都是依靠绘画、机械修理或摄影技术得以活命。就在越南军队逼近城区的几小时内还有14名囚犯被折磨致死，他们悲惨死状的照片就挂在发现他们被肢解的房间，残破的尸体就被埋在院子里。S21的酷刑骇人听闻，人们至今还能看到沾满污血的刑床，锈迹斑驳的连环脚镣，高耸的拷打架，浸泡头颅的水缸……就连监狱的管理者以及狱卒也往往不能幸免，他们频繁地被撤换并死在原先施暴的地方。在越南军队兵临城下，S21被放弃的最后时刻，监狱长HOR处死了自己最小的弟弟，原因不明。

和S21相比，钟屋是个毫无悬念的“此处无人生还”的地方。囚犯们被塞进卡车，一路颠簸被送到这个绝命营。这里没有关押犯人的地方，只有刽子手办公室和DDT仓库。人们首先闻到的是浓重的血腥和DDT的味道，听到的是高音喇叭放出的震耳欲聋的歌声。因为处决每天都在按计划批量进行，年轻的刽子手为了节约珍贵的子弹，一般都是用棍棒将受难者打死或者用锄头直接铲断头颅。受害者的血腥和惨叫不得不用DDT和高音喇叭发出的噪音来掩盖。有时押送来整车的女犯和儿童，刽子手们干脆连棍棒都不用，直接倒提孩子双腿，活活摔死在大树上，然后再奸污他们的母亲。至今人们还能看见深深地镶在树干上的小牙齿和散落在葬坑旁的褴褛破布。每一位狱卒都被要求执行处决，否则只能落得被处决的下场（Mr.HIM HUY 口述，见影片《Behindthe Wall of S21》）。1980年，人们从这个原来美丽的龙眼种植园中挖出了8589具遗骸。1988年这里建起了一座美丽的高塔，在透明玻璃的后面八千多个头颅按照年龄、性别从塔底一直排列到塔顶。钟屋现已探清的129个集体葬坑至今还有43个尚未挖掘。

吴哥、暹粒、马德望等地也有大大小小的杀人场，只是没有像图士楞和钟屋这样建成博物馆。

在波尔布特大屠杀的年代中，柬埔寨的华侨和越侨遭受了比柬埔寨人民更大的苦难。在柬的大约2万名越南侨民几乎被斩尽杀绝，这是1978年越南大举入侵的最直接的理由。柬埔寨的华人在1975年红色高棉上台之初大约有60万，而在1979年暴政结束时只剩下了30万。朗诺政变之初，中国大使馆曾通知华侨干部去“解放区”参加柬埔寨革命，组织关系留待中柬两党日后协商解决。一千多侨干和男女青年慷慨激昂奔向“解放区”，加入柬人民抗美斗争。实际上柬共并不欢迎这些华侨干部，因此北京方面决定并宣布，中国共产党和柬埔寨共产党已经取得协议，决定将柬埔寨华运组织的全体成员移交给柬共。也就是说，柬埔寨的华侨、华人今后将由柬共掌控。所以红色高棉干部经常对华侨、华人说：“中共已经把你们全交给我们了！”而红色高棉掌握政权后立即开始宣传，“华侨都是资产阶级，有史以来都是吸柬埔寨人血的。”贡布、波萝勉、柴桢、磅湛等省还发生过逮捕从城市来的华人或生长在农村的侨胞及华侨教师的“红色恐怖”，许多人被处以死刑或苦刑。早在1974年4月28日就曾发生过著名的“桔井事件”：大批从前线回来的红色高棉战士开进桔井市中心，把轻重机枪摆在街上，对准华人的住宅，限令全市华人立即到农村种田，并拘捕了罪名是煽动华人回国的嫌疑分子一百多人，这些人大部分都在受尽酷刑后被处决。在1975年4月金边大疏散的200多万人中有大约40万华侨，那时他们根本不可能向祖国的大使馆求救。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柬埔寨问题专家爱德华兹说，波尔布特梦想建立的是以柬埔寨农民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华人在种族和意识上都不符合这一模式而成了整肃的对象。到了1976年，柬共内的华侨干部被屠杀殆尽。

而在当时，我们中国人又看到了些什么呢？我们看到和蔼可亲的波尔布特同志时而在大寨参观，和郭凤莲女士亲切交谈，时而在下榻的宾馆庭院里和工人们一起弄花剪草，时而被这一位或者那一位高层人士亲切接见，一派莺歌燕舞，温情脉脉，大有取代西哈努克亲王与莫尼克公主成为新的银屏新星之势。如果你没有去过柬埔寨，没有去看过S21和钟屋，你永远都不会知道和你同一个年代，在离你并不太远的地方曾经发生过那么可怕的事情。

1978年圣诞节，越南10万“志愿军”大举进攻柬埔寨。民心丧尽的红色高棉政权在两周内即告崩溃，波尔布特仓惶逃入边境丛林。1979年1月7日金边沦陷。越南人到处所见不是奋起反抗的柬埔寨人，反倒是兴高采烈、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柬埔寨百姓。无论如何是这支军队终结了无明的屠杀，驱散了死亡的恐惧。

在越军入侵的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件在古今中外外交史上都算得上是匪夷所思的事情。中国大使馆在大使孙刚的带领下居然追随波尔布特残部退入柬埔寨西部原始森林，在越军的追击下连续多日行军并在雨中睡觉。后来在森林里搭起三间草屋作为临时“大使馆”，靠吃象肉和野生动物为生，坚守外交岗位47天，七个人差点饿死和病死（摘自2005年1月15日《扬子晚报》）。

2月，中越战争爆发。

在波尔布特执政的短短3年8个月时间里，柬埔寨人口骤减了三分之一（《国际统计年鉴》1995版），这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红色高棉在夺取政权之后迅速地达到完全丧失理性的巅峰。在速度上，它超过斯大林的肃反；在广泛性上超过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在残暴和野蛮的程度上超过希特勒纳粹，在毁国毁民的程度上超过非洲的卢旺达；在死亡人数和国民人口相对值上它创造了世界纪录。人类史上只有不得已的战争而没有不得已的大屠杀，即使如此，柬埔寨的大屠杀也超出了人类正常思维的底线，其性质使所有史学家至今难下定义。就连英文词汇Genocide（有计划的灭种和屠杀）也不准确，因为它既不是种族间的，也不是地域间的，既不是利益间的，也不是宗教间的，甚至都算不上意识形态间的，因为除了波尔布特临终前的谵妄——“我没有屠杀，我只是在战斗”，至今也没有什么理论或者著作来说明或解释它。人们只能说这是一个疯子在向全人类挑战，向人性的底线挑战。这是一场向着毁灭人类也毁灭自己的黑暗高歌猛进的种族自杀。这样反人类、反人道、反文明、反理性的类似癌细胞一样的政治产物居然出现在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可以说非常接近的20世纪70年代，这令所有研究人类野蛮行为、人类大屠杀事件和柬埔寨问题的专家至今都迷惑不解。

（责任编辑 徐庆全）

2008年第4期 思想解放七论　作者：摘自《南方周末》

解放思想从哪里杀出血路来

一论“思想解放”

●关山

营造一个“宽厚、宽容、宽松”的舆论环境，是解放思想的首要急务。思想本来就是自由的，只要言者无罪，自然言无不尽。而一部世界历史告诉我们，一旦言无不尽，人类的智慧就很容易充分涌流，就很容易导入社会治理之中，从而为社会健康发展提供强大的智力保障。

思想天性自由，但现实有限，这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科学理性和政治理性的统一，是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党和政治家的明智选择。负责任的公民应该理解这种选择，与这种选择达成默契，学会对话、学会协商、学会妥协、学会合作、学会共赢。任何轻浮冒进都是要不得的，都可能导致新的曲折，不仅达不到我们要达到的目标，反而使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难以巩固。历史上不乏这样的教训，我们应有足够的警惕。

无可否认，现在不少领导干部不是心里不清楚、不明白，而是揣着“聪明”装糊涂。他们把保住既得利益看作自己的主要使命甚至是惟一使命。只要有利于自己利益的，思想要多“解放”就多“解放”，甚至不惜挑战党纪国法；只要不利于自己利益的，思想要多保守就多保守。改革就是要制约他们的权力，剥夺他们不合法的利益，使他们真正成为“公仆”，只能做有利于人的普遍自由和普遍幸福的事，而根本不能做不利于人的普遍自由和幸福的事。实际上，人民群众的思想和实践从来都是很解放的，他们没有不希望自由和幸福的，没有不希望子孙后代可持续发展的，所以没有不关心自己的权益的。从这个角度讲，思想解放的最大阻力显然只会来自既得利益者而不是人民群众。

有阻力就有风险，这就需要克服“求稳怕乱”的思想，树立敢为人先的理念，拿出“杀出一条血路”的勇气。正如任仲夷所言：“稳定压倒一切，但不去解决矛盾，矛盾最后就会压倒稳定。”思想解放从来不可能一帆风顺，但作为改革者，就应该不惧风险，以天下为己任。从改革初期习仲勋的主动请缨、袁庚“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呐喊、吴南生“杀头就杀我吧”的豪言、任仲夷悲壮坚定的 “冒死挺进”，再到广东新领导班子的义无反顾，我们看到了一代又一代改革者执政为民的坚定信念，看到了广东的希望、中国的希望！

关键是突破既得利益的重围

二论“思想解放”

●笑蜀

思想解放阻力其来何自？

首先来自观念上的羁绊。发端于三十年前的改革开放，物质财富充分涌流，中国经济总量已列世界第四，超英赶美的浪漫幻想，正在市场时代变成现实。但成绩也容易使人骄傲，变成前进的包袱；对成功的路径依赖，也会使人固步自封。观念跟不上时代的变化，这就注定了思想解放很难得到他们的认同。

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会使自己出丑。思想解放更大的阻力，显然来自既得利益。无可否认，过去三十年的改革进程，是一个利益结构越来越不均衡的过程。强势群体拿走了过多的利益；有一些是合理回报，有一些却未必合理，而不过是利用制度缺陷、借助自己的特殊地位获致；还有一些甚至是罪恶得利。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同时也是利益格局大调整，势必大大压缩既得利益的空间。某些改革先行者，后来成了既得利益者，进而成了思想解放的阻力。为什么思想解放容易口号化、标签化，难于落实，难于把自己摆进去？根本的原因就在这里。

人都是趋利避害的。某些既得利益者对思想解放的抵触，应属人情之常。但一个国家的未来，一个民族的命运，不应为个别人的既得利益所累。何况，凡是不公平的都无法长久，本来就是历史的铁律。所以普遍自由和普遍平等，越来越成为人类共有的梦想；分享的意识、人均的意识，越来越成为社会舆论的最大公约数；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如钱塘之潮沛然东来，其势不能御。

人不可与潮流为敌。对既得利益的固守，或能持续一时，却不可能持续一世。不该属于自己的终究会守不住，区别只在于是体面的主动让渡，还是不体面的被动失去。这就需要既得利益者有精神内省，有良知。人是要有一点信仰的，得有责任感、使命感，且不说超凡脱俗，至少可以活得更高雅一点，更有尊严一点。这就需要超越的眼光，需要站在历史的高度，尊重社会的普遍感受，尊重社会的普遍需求，重建利益相对均衡的新秩序。大家好你才能好，让每个人都能分享发展的红利，才可能国泰民安，你才可能是安全的。否则，在一个断裂和倾斜的社会中，纵然坐拥金山，坐拥无上权力，终究也不过是流沙上的建筑。

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是已经走到了一个历史性关口，中国社会已经聚集起强大的内在冲动，不可能停下来了。这是一个变革的时代，也是一个诞生史诗的时代。我们都在用自己的行状，书写各人自己的历史。而历史决不只是纸上的文字，它是一个民族的观念系统。一切世俗的荣耀都会在时间中风化，只有进入历史，进入民族的观念系统，才会真正不朽；也只有挣脱利益自我绑架，恢复信用，恢复尊严，取得与时代共同进步、与人民共同进步的资格，才是高雅的选择，才是智慧的选择。如何在这方面先行一步，自我刷新，让自己进入历史，至少不让子孙为自己蒙羞，恐怕正是既得利益者尤其是部分官员解放思想的切入点。

新的发展需要破除管制崇拜

三论“思想解放”（上）

●笑蜀

管制是权力的本能，这种本能在计划经济时代有淋漓尽致的展现，其结果是人民创造能力的全面衰退，是物质财富的全面匮乏，是社会经济生活的全面凋敝。所以我们才要告别计划经济，走向自由市场经济。而我们走向自由市场经济的过程，即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进程，就是自由与管制不断博弈的过程。改革开放的每一个重大进展，都是自由秩序的扩展，都是管制的式微，都是民间智慧的胜利。

但是，我们走向自由市场经济的过程，毕竟很大程度上是政府主导。政府主导的必然结果，是国民财富大量聚集于政府手中。而由于缺乏相应的制衡机制，取之于民未必用之于民，就导致了天价行政成本。天价行政成本本质上无非一种管制暴利。巨额国民财富转化为管制暴利，严重阻碍了社会的扩大再生产；另一方面，也刺激了特殊利益者强烈的管制崇拜。哪里有暴利可图，就下一道禁令，把哪里圈占起来；哪里管理成本太高，无利可图，也下一道禁令，彻底封杀，脏水跟孩子一起泼掉。

把禁令当作主要的执政手段，把管制当作主要职能，这显然有违政府天职。政府的职能跟交通警察有相近之处。交通警察主要是为行人和车辆提供交通服务，保证他们风雨无阻，而不是刻意制造交通障碍。只是在紧急情况下，才有权实施交通管制。同理，政府不是为管制人民而存在，而只能受人民的委托进行公共服务，这种服务犹如日常之洒扫庭除，从根本上说只是为自由秩序服务，只是为人民创造财富服务，为人民创造财富提供最优环境。

前三十年我们主要突破了对经济的管制，经济自由创造了三十年持续增长的奇迹。那么从现在起的后三十年，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突破对社会的管制，让发展的自由回归绝大多数普通国民手中。

这就需要新的思想解放。人民的强大奠基于人民的自由。自由是发展的灵魂，自由也是发展的尺度。但哪里有管制崇拜，哪里就没有自由，哪里就没有生机，哪里就没有永续的发展。新的思想解放从哪里下手？就从破除管制崇拜下手。政府不仅要在经济上从竞争性领域退出来，还要开放社会的自我治理，开放社会的意见市场，开放公民的有序参与，让公民不仅可以分享财富，更可以分享权利。

领导干部须尊重和保护群众的创造

三论“思想解放”（下）

●关山

解放思想要不停留在口号上，重要的一点就是顺应民意，尊重、保护和释放群众的创造。而亿万人民的创造一旦得到释放，任何人间奇迹都会创造出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更应该认识和尊重人民的历史地位，尊重和保护群众的创造。这是是否解放思想的试金石，也是落实解放思想的具体体现。

人民群众天然具有丰富的创造力，这种创造力，植根于人民的利益追求，释放于人民的自由权利。尊重和保护人民群众的创造，就是尊重和保护人民的权利，给人民一片自由的天空。一旦自由的土壤开化，自身能力不断突破，创造之花就会盛开。尤其是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自由释放着创造，创造推动着历史的进步。当下中国，正处在这样的历史时期。公民社会的成长、网络社会的发育，促使各种创造层出不穷，同时也呼唤更为自由的创造空间。给人民以自由，尊重和保护人民群众的创造，而不是以公共之名行私利之实，捆绑、要挟、压制人民群众的创造，就能极大推动社会的进步。

以NGO为例，长久以来存在着政府办社会的弊端，随着“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政府职能逐步转移，政府的社会职能需要社会自身来承载，这就要求社会自身组织发育成熟，能够承载起这些功能。在先前的中国经济改革中，曾试图将政府转移出来的社会服务和福利事业产业化，也就是将这些社会职能市场化。但实践证明我们干得不够，干得不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民间组织作为社会建设领域中新的社会载体，开始从1990年代出现。目前中国大约有300万个NGO(其中30万个是合法登记的)，至少有6000家国际NGO组织以各种方式进入中国。这些非营利的民间团体主要从事着慈善、环保、教育、妇女、儿童等多方面的社会福利或者社会发展事业。但长期以来，不少领导干部都戴着有色眼镜看待NGO，极不利于和谐社会建设和公民社会的成长。

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除了思想僵化，就是私心太重，只顾自己的利益，不以社会责任为重。这些领导干部对任何可能不合传统习惯，不合既定章法的新观念、新事物，都认为是吃不准的事情，而吃不准的事情就有风险，就是麻烦，就可能威胁到他们的仕途，就不能被容许，而必须消灭在萌芽状态，为此甚至不惜让计划体制在某种程度上回潮。

从根本上讲，尊重和保护群众的创造，就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以人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为本，保护群众的创造就是保护人民的自由。自由是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促进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每一个共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都应该记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那句话：未来美好的社会，就是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的社会。

经济增长不能以人为代价

四论“思想解放”

●笑蜀

思想解放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从陈旧的发展观中解放出来。

经济增长在任何时候都是重要的，但这不等于就需要唯经济建设中心。经济增长不是万金油，不是所有的经济增长，都自然而然地带来社会的发展。没有社会的制衡，没有普世价值的制衡，政府强势主导的片面的经济增长就会是盲目的增长，就会最终异化，成为与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与文明的发展对立的一种力量。

政府强势主导的片面的经济增长，必然伴生形形色色的社会问题，导致高昂的社会成本。为什么经济对外依附性过强的局面难于改变？是因为内需没有拉动。为什么内需不能拉动？是因为普罗大众长期的低工资低福利。如果说低工资是我们民族企业的一个国际竞争优势，不宜于过早放弃这个优势，那么，由此造成的普罗大众的实际收入的降低，本应由国家提供的普遍福利来弥补。而事实上，经济高速增长创造了税收和财政的高速增长，国家并不是没有钱来提供普遍福利。但普遍福利一直缺位，本应是国家作为主要出资者的全民社会保障，却主要靠商业性的社会保险来替代，普遍福利的负担就这样转嫁给了企业和劳动者，使劳动者并没有多少实际受益，也使企业更加不堪负荷。

进一步追问，为什么普遍福利难以实现？高昂的行政成本及腐败成本当然是制约因素，但最重要的制约因素，还在于项目拉动、投资拉动的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没有实质改变。

不顾一切，不惜一切代价的经济增长，即唯经济建设中心，所不顾的主要是基本权利，所不惜的代价主要是人的代价。只有自由的发展才会最终导向发展的自由，不自由的发展，最终不免导向发展的歧途，即人的负发展、社会的负发展。经济的高速增长与提升普罗大众的生活品质没有多少关系，与普罗大众的生命需要没有多少关系，不能让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受益，那么受益的就只会是极少数。权利的倒金字塔结构，就带来利益的倒金字塔结构，构成我们社会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就出现这样一个悖论：社会矛盾和冲突愈是增长，就愈是冀望经济增长来解决；而高危运行的经济愈是增长，所付出的社会代价就愈多，社会矛盾和冲突就愈是加剧。社会就这样走入了恶性循环。

这样的恶性循环是该到终结的时候了。经济增长不能不顾一切，冲击一切。只有愿意接受基本权利制衡的经济增长，只有愿意与普遍自由和普遍幸福并进的经济增长，只有这种人性化的经济增长，友善的经济增长，才是有生命力的增长，才是永续的增长。片面的经济增长固然可持续一时，但这种社会成本尤其是人心成本巨高的增长，最终是要遭遇天花板的。趁着当下经济态势稳定，政府力量强大，及时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型，使经济增长始终服从和服务于人的需要、社会发展的需要，犹为未晚。

价值观更是发展的尺度

五论“思想解放”

●刘洪波

思想解放，归根到底是“让思想冲破牢笼”。

思想的牢笼，既包括人自身的观念习惯，包括社会的观念传统，也包括体制制约。对于个人而言，思想更多地受到哪一座牢笼的禁锢，因人而异。但对社会而言，思想禁锢毫无疑问更多地来自于观念传统尤其体制控制。解放思想，就是让思想冲破社会的观念传统和体制制约。

越是辉煌的传统，越容易让人沉醉其间，形成对自身独特性的自恋。传统不仅是人确认文化归属的标准，也是获得自我肯定的来源。辉煌的传统不仅使人在回想历史的荣耀之中得到满足，而且使人将传统作为一种万应良药。面临冲击时，传统被视为“保国保种”的法宝；有所作为时，传统被视为“创造奇迹”的根由；处于困惑中，传统被视为无所不有的资源；畅想未来时，传统被视为世界大同的保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定期陷入“国粹主义”的迷思，它既让我们省思发展的延续性，也使一些人加固了“汉家自有制度”的情怀，“儒教共和国”、“现代仁政”乃至“二十一世纪是中华文化的世纪”之类的宏伟设想由此而生。

体制制约更深入地影响到人的思想状态。传统不过是一种向后的拉力，而且也未必不可以作为我们回望来路的镜鉴，体制制约则是思想的阻挡物，它强制性地划定思想的允许范围，给出思想的规定线路，构造了思想的语言屏障，让人一旦处身其间如入魔阵，既能乐此不疲地自说自话，又能乐此不疲地指斥别人，而人一旦要离开这种境地，脱离这种游戏，则立即会受到各种非难，遭到各种惩戒。

“让思想冲破牢笼”，需要充分重视那些思想已经冲破牢笼的人们所形成的认识成果，而不是固守基于观念传统或观念控制所形成的排异反应。那些思想已经冲破牢笼的人们所形成的共同观念、共同准则、共同价值，应当是人类共有的财富，而不应被视为适应于特异气候的果实。我们至少相信，“让思想冲破牢笼”、思想解放、心灵自由这些话语，就是对人类来说普遍有效的，而非对某些民族或某些社会来说不需要。我们至少相信，民主、平等、和平、正义、人道等等是值得信奉的，而非对某些民族或某些社会来说可有可无。而这些正是在人类思想解放过程中所产生的成果。

思想解放，就要还回人思想的权利，清除思想的牢笼，放弃对特异性的自恋，拥抱人类普遍价值。基此，我们可以也必然具有特性，只是这种特性不再作为同情和看稀奇的对象，而是被世界认可和尊重。

批判性思维不可缺

六论“思想解放”

●关山

解放思想的目的，归根结底是为了超越已有的认识，使思想更加符合当下的实际，跟上时代的步伐。要超越就要与时俱进，大胆否定那些过去成功的但当下不合时宜的经验、认识和做法。

这就决定了，批判性思维不可或缺。

人类的科学史以无数事实证明：科学的进步，都是以怀疑为开端，扬弃原有的理论才能进步。正是怀疑鼓励人们去学习，去观察，去发展知识。如果没有哥白尼对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的地心学说的怀疑，以太阳为中心的地动学说就不会产生；如果没有爱因斯坦对牛顿力学理论的怀疑和否定，相对论就不会诞生。社会进步亦如此。如果没有列宁对马克思“世界革命同时发生”预言的质疑，何来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如果没有毛泽东对俄国革命道路的怀疑，何来“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成功；如果没有邓小平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否定，又何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总之，没有怀疑，没有批判性思维，就不可能有重大的理论创新。

应该承认，我们传统文化缺乏批判性思维。几千年来，管制思想、禁锢思想的流毒使民众习惯了“守一”、“齐一”、“统一”。孔子就曾说过：“君子思不出其位”，还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文革”中林彪也说过，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就是现在，我们的教育总体上也是听话教育，我们这个社会对不同的声音也往往视之为异端。这种文化使我们民族缺乏批判精神，使人们易于墨守成规，创造力因之衰竭。几十年来，中国没有再出现新的学术大师和思想大师，诺贝尔奖无一次光临中国本土，这都是管制思想、禁锢思想的代价。

思想本应是自由的，但我们千百年的历史却是：自由的思想是危险的，批判的代价常常是恐惧、是以言治罪。因此，社会上有诸多的只许想什么，不许想什么；只许看什么，不许看什么；只许说什么，不能说什么诸如此类的清规戒律和思想的“紧箍咒”。即使有批判，那也是帝王的专利，只能以“罪己诏”的形式偶一为之，或者是应诏而谏。而现代社会的转型，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打破对批判权的垄断，让人们的批判性思维竞相迸发。这需要制度的保障，这个制度就是民主的制度。

“人不可能两次踏过同一条河流”，人的认识能力受到时间、地点等诸多条件的制约。因此，当下最紧要的是把我们的思想，从片面理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唯经济建设中心”中解放出来，遵循科学发展观，致力于社会治理，致力于人的全面发展；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观念中解放出来，市场以效率为先，政府则主要推进社会公正；从对辉煌成就的陶醉中解放出来，充分肯定三十年，以便顺势而进，深刻反思三十年，把过去的全部遗憾，都转化为现实的教益，都转化为纠错的良机。而所有这些，都需要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要打破对批判权的垄断，不能仅仅局限于自我批判，而要开放批判的权利。只有让全社会参与，才能真正集中全社会的智慧，才能提炼出我们社会的最大公约数。

社会治理也需要破除行政垄断

七论“思想解放”

●笑蜀

强调经济发展的同时，更要强调人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在这点上我们正在形成共识。但正如经济上需要破除行政垄断一样，社会治理也需要破除行政垄断，在这点上我们却还认识不足，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从根本上说，靠行政垄断、靠强化管制来解决社会问题，无异于扬汤止沸。太多事实证明，公共部门对其部门利益的执著往往超出对公众的忠诚。哪个领域的管制强化了，相关部门往往就在哪个领域占山为王，靠山吃山。原有问题非但不能解决，反倒会造就寄生于管制的食物链，造成诸多新问题。有管制，无治理，就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

资源高度集中的政府，其力量真正调动起来，本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第一推动力的缺乏注定其反应迟钝，也就注定其很难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而往往要等到问题放大到成为压倒一切的社会头号危机，这时才会振臂而出，而此时牺牲已经付出，解决问题所需的社会成本已接近最大化。而这一切本可以避免的。

公权力一力独行，可以造就剽悍的部门，却不能造就有效的政府。徒公权力不足恃，具有排他性质的封闭式治理再也走不下去了。社会治理最可倚重的还是社会。作为利益相对人，具体的个人、具体的企业、具体的民间机构，他们才是为社会环境埋单的主体，他们对社会环境的感受才最敏锐、最真切，而且他们遍布各个角落，所以惟有倚重他们，才有望建立社会危机的就地预警和就地处置机制。

公民权利本质上是一种普遍的、均等的私权，原本就应该构成社会治理的主导力量。因此，思想解放尤须更大力度地保障私权，更大力度地开放博弈。只有通过充分博弈，私权和公权才会得到应有的操练、应有的教化，而逐渐归于理性和成熟，达成动态平衡。社会治理领域的行政垄断则天然要排挤私权，天然要排除博弈，这就等于事实上打消了私权和公权共同学习、共同成长的机会，那么无论私权还是公权，就都不免流于非理性，流于偏执和野蛮。私权与私权之间、私权与公权之间的信任和默契就无从建立，政府的有效和社会的和平转型，都是镜花水月了。

（摘自《南方周末》2008年1月10日至2月28日）

2008年第5期 中国需要提倡宽容的文化精神　作者：朱厚泽

1985年我从贵州到北京，在中宣部工作，有半年吧，我没有敢讲话。耀邦同志问过我：来后有什么反映？我说：听到的就是：（这个人）不见动静。他说：是吗？逐步放开一点嘛。

那半年，我到处与学术界、文化界、新闻界的同志们接触，认识人，交朋友，了解情况，听取意见，也听到一些尖锐的争论和一些反复多年的争吵……

这样，在我的头脑中逐步形成了一个看法，就是：要树立一种比较宽容的文化精神，建构一种协调融洽的人际关系，形成一种宽松和谐的文化氛围和社会政治环境。不然，人们相互之间，或怒目相视，圆眼睁睛，或疑虑重重，坐卧不宁，或左顾右盼，不知所云……那日子怎么办？怎么能互相对话，切磋琢磨，相互理解，互相信赖……那就更不要去谈什么社会的“长治久安”了。

到1986年了，我开始讲了点话。就像我们今天这种小座谈会样，即席发言，随便讲点，交换意见。在上海看望电影创作会的朋友，讲一点；在天津约见几位作家，主要请他们谈，也讲一点。大概是3月8号，听说中国音乐家协会的全国理事会在万寿路开会，我约了文联、团中央和文化部的同志一起去看望他们，在中组部的餐厅里见面，他们让我说，我也讲了一点。后来见出版界、发行界，什么报纸的记者会，……也都讲一点。因为都是即席发言，个人随便讲，属于征求意见的性质，我都不叫大报发表，连地方新华分社的内参稿我也扣下了没有让发。只有全国文联的《文艺报》和三联的《读书》登过两篇要点。

在各省市委宣传部长座谈会时，参会同志们的讲话与材料，我们只作为参阅材料，而不发会议文件，把摘要记录发给省市委的宣传部长们，继续征求意见嘛。

但是不久就听说有一位领导人在地方批评指责。那时领导人到地方视察工作，地方都有记录上报。我们收到记录看，又没有指责内容。而且我们还是几乎每周都见面的，也从没有向我说过。可是以后越传越多，越传越神，不知是怎么回事。

以后，文化部开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约我去听座谈发言。高占祥同志让我讲点意见，我就联系文化厅局长们座谈中提的问题，正面重申并进一步阐述了我上半年讲过的对文化问题的那些意见。

当时我说：

今年（1986年）是“双百”方针提出三十周年；“五一六”通知发布二十周年；“文革”结束十周年。把这三者叠加在一起，好像有点荒唐，但实际生活确实是这样的，我们的路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这使我们看到，生活不像长安街一样笔直，它是曲折的。而这个曲折道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信心，就是真理终究会战胜谬误，人们终究会从具有某种盲目性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即经过实践和反思，走向自觉，达到更加成熟。

我着重地说：

文化要发展，各行各业要发展，推而广之，要使一个社会充满生机、充满活力，有一件事情恐怕值得引起我们注意，就是：对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与传统的东西有差异的观点，不要急急慌慌做结论；同时，对积极的探索、开拓和创新，要加以支持。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不注意，恐怕不仅是思想文化的发展，其他方面要发展也是难以想象的。

有篇文章，讲到宽厚、宽容和宽松。三个“宽”字，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于我们原来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观点，是不是可以采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宽厚一点；整个空气、环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宽松、有弹性一点。

完全刚性的东西是比较容易断裂的，它不能抗冲击。而社会生活中的冲击随时都会有，会从各个方面来。介质一点弹性、柔性，不但有利于发展，也有利抗“冲击”。多少带一点弹性、柔性，这对于处理我们的思想文化问题，经济政治问题，小至家庭、夫妻、父子、母女，大至国家大事、民族关系，都会好一点。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可以把握得更妥善一些。

这些话说了以后，发生过一些什么事情，许多人都清楚，我今天不说了。

从说这些话到现在，又是二十二年过去，我早已经年老离休了。

今天，年轻同志们又在这里开会，讨论创建中国新文化。你们再让我说，我说什么呢？

如果允许用简单的语言表达，我仍然感到：

我们的古老民族，我们的现实社会，我们的当今时代，需要建设一种宽容的精神文化。或者说需要一种宽容的文化精神。

只有宽容的文化精神，才能容许并激励文化艺术的繁荣、思想学术的探索、科学的发现、技术的革新、经济的发展、制度的创新。并使人权得到尊重，人性得到发扬，人格得到提升。从而在人类祖先长期进化的基础上脱离野蛮，一步又一步地穿越蒙昧，朝向永无止境的文明。

（2007-11-03即席发言录音稿，摘录重整）

（本文作者系中共中央宣传部原部长）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8年第5期 改革把“工具”重新变成“人”　作者：冯东书

有人在八十年代初曾对我说，中国在极左路线年代生产力所以发展慢，主要原因是“人”太少。当时我挺纳闷，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怎么能说生产发展慢的原因是“人”太少呢？他说，“人”是思维的动物，会创造工具，会使用工具，全国只有领袖在那里动脑子，在那里“创造”。从“人”的本义上来说，中国当时不是人太少太少了吗？因此当时的中国是活“工具”多，而“人”太少。一个国家只有个别领袖能动脑子，能发挥“创造性”，社会生产力怎么会发展快？

这话有些尖刻，但细想起来，有点道理。

我们这些跑农村的记者们，在改革以前，千方百计地宣传报道如何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期农民能提高劳动效率，能提高劳动质量，能提高农业产量，解决中国的吃饭、穿衣问题。但是，年复一年，我们的宣传报道总见不到效果，农民就是不好好干，出工不出力，干活不讲质量，种地不种满，不种足，犁地时不犁透，锄地时不锄净草，收获时节，产量本来不高还到处抛撒，不收净。

怎么回事呢？那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认为这中间的根本问题是阶级斗争的问题，是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是一部分地主、富农和他们的子弟，以及不愿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富裕中农对人民公社不满，在那里作怪。毛泽东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于是大家都以为这下抓住了解决问题的要害了。可是，大家年年、月月、日日抓阶级斗争，抓了好多年，还是不灵，生产仍然上不去，吃饱肚子成了全国的一个最难解决的大问题，简直使人有点悲观了。

改革完全打破了我们过去思想上的枷锁，我们的思想解放了才恍然大悟。原来过去我们搞了二十几年，解决不了吃饭问题，关键的问题是极左路线对“人”的态度不对，在农村就是对农民的态度不对，得罪了农民。在1955年到1956年办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强制全国农民“自愿”入社，1958年又强制农民“自愿”入人民公社。经过这两次强制“自愿”，全国农民就从有自主人格、自主生产、自主经营权利的人，变成了简单劳动工具。当时报纸上没完没了地说他们是人民公社的“主人”，有这个权利，有那个权利。但是他们自己觉得自己除了有听从指挥去劳动的义务以外，没有感觉到自己这个主人有什么权利。

他们要一切行动听指挥：早上去哪里干什么活，上午去哪里干什么活，下午去哪里干什么活，都是分派的。新媳妇想回娘家，队长不让，自己走了，回来要挨批判，说这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有时检讨了还要扣工分。小伙子没准假，上街办私事去了，回来也要检讨自己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人民公社社员干完活，记多少工分，有的地方还评一评，大多数地方评不了，干部说给谁记多少分就记多少分，经常是干多干少干好干差，记差不多的工分。到收获季节分粮、分油、分菜，干部掌着大权，分多少，吃多少，分什么，吃什么，社员没自由选择权。社员养猪养多了，养羊养多了，是在搞资本主义，要割资本主义尾巴。晚上他让你早睡就早睡，不让早睡就开会。“选举”干部，叫社员选谁就选谁，民主形式都有，民主的权利没有。山西省沁县有一个老县长对我说：“什么民主选举！村里干部都是我们定的。”农业生产是从上一级一级计划下去的，什么作物种多少，什么时候种，怎么种，生产队长也没多少权，作不了主，他也是执行上级计划的工具。原来社员家里还允许保留一小块自留地，“文化大革命”中也收归集体了。这样，农民就只剩下了服从命令去当劳动工具的“权利”了。

中国农民过去最高兴的一段时期，是土改以后，合作化以前，他们认为那是他们最痛快的时期，是黄金时代。因为那时，他们是自己经营在土地改革中分得的土地，有自主经营的权利，劳动产品是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因此干起活来好像不觉得累。现在一下子把他们变成为简单的服从命令干活的劳动工具，当时的农民虽然文化不高，但他们毕竟是“人”，他们觉得当劳动工具很憋气，上地的时候互相说：“（下转第2页）（上接第3页）走，给人家干去！”意思是给干部们干去。他们在阶级斗争的压力下，不游行，不示威，不吭气，但是他们有自己的一手，出工不出力，人没到齐，大家都在地头站着、坐着、等着。干部不去，大家就提前在地头晒太阳或歇凉休息。

过去有个很天真的想法，以为全国都按统一指挥去干，生产不就搞好了吗？其实不然。你越不尊重人，想通过阶级斗争，用强制的办法统一大家的行动，最后是只会有形式上的统一，千百万群众自有办法对付你。

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全国着实宣传了一阵让人当驯服工具的道理，不仅农民当劳动工具，工人、干部，包括领导干部都要自觉当工具。就是叫你干啥，你就好好干啥，不要胡思乱想。当时有些人不理解，不服劲，认为工具就是工具，人就是人，人是创造工具，人有自主意识，有人格的，怎么说成是工具呢？都是工具了，谁是使用工具的人呢？那时还扎扎实实作了一阵“思想工作”。好在那时任何人都没有自由择业的权利，自己端不住自己的饭碗，再加上思想上的批判，不服也得服，大家也就“想通”了。

农民不想当简单的劳动工具，他们可是厉害得很。一个农民的力量是十分有限的，全国几亿农民的合力就不得了。他们是全国人民的衣食父母。他们放出自己的“原子弹”——磨洋工，软磨硬泡，搞得全国生产上不去，结果是粮也紧张，油也紧张，肉也紧张，菜也紧张，搞得全国人民的肚皮受不住了。毛泽东有一句名言：“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一下子，是农民教育了我们共产党。这种紧张现象时间长了，党内的有识之士就看出来了，再按极左那一套搞下去，实在是不行了，只好被迫改革。改革都是被迫的，被人民群众所迫。舒舒服服过得好好的，要改革干什么？农村改革的核心，就是尊重农民意愿，把土地分到户，联产承包，让农民有自主经营的权利，让农民自己为自己生产，让农民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农民也可以经商办企业。农民觉得饭碗端在自己手里，这才感觉自己当了主人。这一下，我们才真正找到了发展生产力的关键。农民成了自己的主人以后，干劲大得不得了，个个都活了起来，磨不推自转，不仅两只手解放了，几亿人的脑子也转动起来了。他们的创造性发挥出来了。北方过去一亩地打400斤小麦就很不错了，现在在普通的地方也要打七八百斤，好的地要打一二千斤。他们养虾也会了，养鳖也会了，养蟹也会了。马上，全国的粮也多了，肉也多了，水产也多了，油也多了，菜也多了，果也多了，以至多得卖不出去，没库房放了。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时，中国大地上有两句话：“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改革以后，又有两句话：“极左路线把人变成工具，改革把工具重新变成人。”

极左路线把人变成工具以后，在改革开放中可暴露了极大的副作用。改革了，开放了，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放手让人自由投入市场去干了，这时有的人痛苦了。原来当了二十年工具，脑子退化了，现在没人指挥，没人开动，他们竟不会自己走路了。

（本文作者系新华社高级记者）

（责任编辑 杜 晋）

2008年第5期 “迎丰公社反革命事件”始末　作者：戴安林

四清运动为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创造了条件。在四清运动中，湖南是表现最积极的、也是开展运动最早、时间最长的一个省份，特别是运动期间在益阳县发生的“迎丰公社反革命事件”，对全省四清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波及全国。为此，本文试对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作一番述评。

一、背景

1963年5月2日至1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了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讨论四清运动。会议期间，毛泽东高度评价湖南省前一段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向与会者推荐中共湖南省委写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第二次报告》、《关于树立贫农优势和建立贫农、下中农代表小组问题的报告》和宁乡县花明楼公社党委写的《花明楼公社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文件。毛泽东赞扬说：“这几个文件很好，看到了问题，抓起了工作，正确地解决了大量的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敌我之间的矛盾，政策和方法都是正确的，因而大大地推动了农业生产，可以作为各省、地、县、社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的光辉的榜样，应当组织干部学习这些文件。”这次会议还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前十条》列举了9种“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的表现，指出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地主、富农，总是企图复辟，打击贫农、下中农，拉拢腐蚀干部，篡夺领导权，进行恢复封建的宗族统治的活动，利用宗教和反动道会门欺骗群众等等，“有些社、队的领导权，实际上落在他们手里，其它机关的有些环节，也有他们的代理人”；反动分子的各种破坏活动（破坏公共财产，盗窃情报，甚至杀人放火）多处发现；在商业上投机倒把的活动很严重，有些地方这种活动很猖狂；雇工剥削、放高利贷、买卖土地的现象也发生了；“在机关中和集体经济中出现了一批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同地主富农分子勾结一起，为非作歹。这些分子是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一部分，或者是他们的同盟军”。《前十条》引用中共湖南省委一个报告中的话：“政治上和平共处，组织上稀里糊涂，经济上马马虎虎，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进而得出结论说：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阶级斗争，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决定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根本问题”。《前十条》强调“依靠贫农、下中农，是党要长期实行的阶级路线”，并且“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一直到进入共产主义以前”都如此，强调要“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前十条》规定“团结95%以上的群众，团结95%以上的干部”，以教育为主，以惩办为辅，实行“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的方针。规定干部要认真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因为“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来说，是带根本性的一件大事”，认为不这样，“势必出修正主义”。《前十条》还特别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多少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5月22日至6月5日，中共湖南省委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学习讨论《前十条》。会议对全省的阶级斗争形势作了不切实际、过分夸大的估计，并决定按照《前十条》部署开展四清运动，先进行试点，取得经验，然后全面展开。

二、酝酿

按照中共中央《前十条》的精神，1963年8月，中共益阳地委组建四清运动工作队，抽调地委、行署各系统干部400余人进行集体学习，要求工作队队员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前十条》的精神，到益阳县迎丰公社开展四清运动。

迎丰人民公社地处资水北岸，距益阳县城15公里，位于沅江、益阳、汉寿三县交界之处，公社管辖20个生产大队，224个生产队，4658户，20254人，全公社一共有干部1072人，党员307人。

8月30日，以地委书记为队长，地委办公室主任为副队长的四清工作队进驻迎丰公社，益阳县委也派出政府办主任带领20名干部协助工作队开展工作。四清工作队一到迎丰公社，立即组织干部群众学习《前十条》，成立贫协组织，层层清理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帐目、仓库、财务、工分。工作队清理的结果，认定100%的公社干部、94%的大队干部、86%的生产队干部有经济问题。被干部利用职权，多吃多占，贪污的粮食有181611公斤，现金有75369元，另外还有一批实物票证等。被认定有严重问题，是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的干部有394人，占干部总数的23．7%。被认定有严重问题，是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的党员一共有135人，占党员总数的44%。

工作队完全凌驾于公社党委、大队党支部之上，一杆子插到底，访贫问苦，扎根串联，成立了贫协小组、贫协会组织。然后，工作队利用贫协组织对公社、大队和生产队干部的工作进行协助和加强监督，发动群众开干部的批斗会、算帐会。工作队运用土改对待地主的办法来对待干部，开展所谓对敌斗争，严重混淆了敌我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工作队还利用贫协组织作为打击干部的工具，而有些贫协组织成员的思想素质极低，揭发出来干部的许多所谓“问题”，往往无不纠缠着个人的历史恩怨、意气和成见，甚至还有弄虚作假，夸大事实，无中生有，捕风捉影的，但却被工作队上纲上线，一律以阶级斗争问题来对待处理。造成了基层干部和群众、工作队、贫协组织的尖锐对立。这种对立情绪的积累和加深，就孕育形成了后来的“迎丰公社反革命事件”。

至同年11月30日工作队撤离，整个运动历时了3个月。在运动中被行政开除的干部有15人，受到其它各种行政处分的有3人；被开除党籍的有46人，留党察看的有7人，撤销职务的有14人，受到其它党纪处分的有1人。受到党纪处分的党员占党员总数的22%。

工作队离开后，在运动中积聚起来的矛盾开始激化，有些被整过的干部对贫协组织进行报复，实行“反清算”。这进一步加剧了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对立，为“迎丰公社反革命事件”的发生埋下了伏笔。

1964年1月，中共益阳县委召开县委扩大会议，部署全县学习中共中央的《双十条》。根据县委扩大会议的精神，迎丰公社于2月19日至20日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的预备会，公社党委书记匡爱国传达了县委指示，会上，公社党委委员黄月藻为他在前一段四清运动中挨过整的问题发了一通“牢骚”，许多有过同样遭遇的大队支部书记在会上也出“怨气”。匡爱国批评他们说，有意见、有怨气，只能讲到今天为止，明天在大会上不要说了。

2月21日至26日，连日大雪纷飞，地冻天寒，迎丰公社三级干部会议召开。参加人员有公社三级干部、全体党员和在四清运动中建立起来的贫协会负责人一共有360人。会议的主题是：进一步学好中共中央《双十条》，巩固四清运动成果，掀起春耕生产高潮。会议由匡爱国主持。这次会议是在传统的春节期间召开的。由于前一段搞运动留下的后遗症，会议开始时普遍存在着几种思想状况：一是厌烦。听说这次会议是学习中共中央的《双十条》，大部分人感到厌烦。二是盲目乐观。有的人认为通过运动，已经一劳永逸地把一切问题解决了，可以高枕无忧了。三是有怨气。少数干部对工作队在四清运动中的所作所为有意见，满腹牢骚。四是对会议有误解。一些干部怕又要“洗澡”，放“包袱”，故意躲避。例如：柏荫村大队烟墨塘生产队队长龚雪枚，听说公社要开会，就躲到岳母家里。他说：“去年开会搞四清，这次开会恐怕会搞八清，当家三年狗都嫌，从今后我不当队长了，任你九清十清。”五是怕困难。一部分党员干部，看到大雪纷飞，天寒地冻，有畏惧情绪，不想来开会。

在会议讨论发言中，一些干部纷纷指出四清运动中出现的偏差和问题。意见最多的是认为在运动中对干部大搞逼供信，整狠了、过头了、经济退赔多了。有几个生产大队的干部，在讨论中发了一通牢骚，认为干部是运动中挨整的对象，因此，不愿继续当干部了。而参加会议的贫协组织负责人感受到会议的气氛对自己有压力，认为是针对自己来的，抵触情绪也很强烈。讨论中双方形成了严重的对立局面。匡爱国为了完成县委领导交待的任务，达到搞好团结的目的，分别做了干部和贫协负责人的思想工作。24日，匡爱国被县里抽调去李昌港公社进行四清运动，26日的大会总结，由社长张锡祺主持，他在总结报告中说，会议开得很好，会议期间大家的情绪越来越高，思想越来越明，干劲越来越大。

三、形成

中共益阳地委和县委了解到在迎丰公社三级干部会议上有一部分干部、党员和群众在思想上对四清运动存在强烈的不满情绪和抵触情绪，于是得出结论，认为迎丰公社的四清运动是不成功的，是一次严重的翻案事件。5月下旬，中共益阳地委、县委联合组成“迎丰事件”专案组，进驻迎丰公社，开展大规模的调查，搜集整理材料。

6月上旬，一位中共湖南省委候补书记来益阳，听取中共益阳地委有关迎丰公社四清运动情况的汇报，汇报中反映迎丰公社四清运动后出现阶级斗争新动向，劳动力外流；赌博、投机倒把现象猖獗；少数干部不挑担子；有些人对四清工作队有意见；个别干部反攻倒算翻案等情况。他认为这一问题十分严重，必须严肃查明处理，并指示把情况报告省委。6月中旬，迎丰公社四清工作队队长赶快写出一份《益阳县迎丰公社社教运动后出现的问题》的调查报告，由地委办公室打印出几份，供领导人参考。一位地委副书记将一份调查报告邮寄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份调查报告于6月12日送到中共湖南省委。7月21日，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和一位省委候补书记，路经益阳沙头，中共益阳地委书记和县委书记向两人汇报迎丰公社四清运动后出现的问题，两人当即指示，迎丰公社的问题实际上是对四清运动的反扑，一定要严肃处理。责成地委、县委继续调查。这时又传来了刘少奇7月“郑州讲话”，说反扑四清的事件要作现行反革命案件处理。这就使迎丰公社发生的事件的政治色彩越来越浓，阶级斗争之弦也越绷越紧。中共湖南省委将刘少奇“郑州讲话”的原文印发给中共益阳地委。地委认真学习领会刘少奇讲话的精神后，派出一名地委监察委副书记和益阳县监察委的干部共同组成地、县联合调查组，到迎丰公社进一步展开调查。他们调查后认为，这是一起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的反扑四清运动的严重事件，并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公社党委书记匡爱国，将他打成是“一个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反扑的典型”。

8月8日，刘少奇偕夫人王光美到长沙，留湘期间，专门听取了中共湖南省委领导关于“迎丰事件”的汇报，并且看了相关的材料。10日晚，刘少奇在接见省委常委时，对“迎丰事件”作了明确具体的指示，认为“迎丰事件”是一起现行反革命事件，是对四清运动的反扑，因此，必须反击。省委第一书记随即对益阳地委书记说，“迎丰事件”是现行反革命事件，刘少奇已经点头，并要求益阳地委书记以地委名义向省委写报告，益阳地委书记当即要求有关部门将报告赶快写出来。8月11日，《中共益阳地委关于处理益阳县迎丰公社以匡爱国为首的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大反扑的反革命事件的决定》和《关于益阳县迎丰公社以公社书记匡爱国为首的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大反扑的反革命事件的调查报告》，送到中共湖南省委。中共益阳县委听取地、县委联合检查组的调查报告后，县委常委会进行了3次讨论研究，写出《中共益阳县委关于迎丰公社党委书记匡爱国反党、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报告》，送给地委和省委，并且对“迎丰事件”中的当事人作出严厉的处理。

匡爱国：原公社党委书记，是这次反党、反社会主义革命的首要分子，给予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并定罪法办。黄月藻：原公社党委委员，是混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在运动前办了许多坏事，运动中表现不好，运动后又进行了反革命活动，现巳开除党籍，开除工作，还应追究刑事责任，定罪法办。张锡祺：原公社党委副书记兼社长，参与匡爱国、黄月藻的反党活动，支持他们翻案倒算，并且擅自撤换运动中培养组织起来的革命队伍，让坏人重新当道，运动后又搞新的“四不清”，新的男女关系，影响极坏，予以开除党籍，行政上撤销社长职务，工资级别降一级。周建秋：原公社党委委员，公社武装部长，积极主张在三级干部会上大出“怨气”，到处煽风点火，捏造是非，诬蔑工作队，是这次反革命活动的成员之一，予以开除党籍、开除工作。廖长生：原公社党委委员，公社副社长，参与匡爱国、黄月藻的反党活动，支持投机倒把，支持翻案倒算，企图复用运动中清除出去的地主分子，不受理贫农、下中农正当的申诉，品质恶劣，予以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工资级别降一级。廖伏生：原公社党委组织监察委员，对匡爱国、黄月藻等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革命的言行，不但不斗争，不向上级反映情况，反而企图混水摸鱼，为自己的儿子翻案，这次检讨较好，予以撤销公社党委组织监察委员及贫农下中农协会主任的职务。

在中共益阳县委对匡爱国等人作出处理决定的同时，益阳县公安局向被隔离审查的匡爱国、黄月藻签发拘留证。

8月14日，中共益阳地委向省委写出了《关于益阳县迎丰公社以党委书记匡爱国为首反扑社教运动的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8月15日，中共湖南省委以题为《迎丰公社反革命事件的严重教训》一文，将益阳地委的报告转批全省，并报送中共中央。9月2日，中共中央在《关于转发湖南迎丰公社反革命事件的严重教训和江苏淮阴地委张景良同志在省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两个文件的批示》中指出：益阳县迎丰公社“是进行过社会主义教育试点的公社，在运动中，初步地发动了群众，也解决了一部分问题，是运动搞得较好的地区。但是工作队和地、县委都没有彻底革命的精神或不够坚定，贫下中农和其它农民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运动搞得不深不透，必须处理的干部问题没有完全处理，因此，在工作队离乡后，发生了很大的乱子，留下了很大的后遗症。以公社党委某些负责人为首，纠集那些犯过严重错误的干部及其坏人，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疯狂的反攻，实行倒算，对许多贫下中农和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进行严重的打击报复，企图摧毁上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成果，并且严重地妨碍和破坏了生产。湖南省委批语说得对：‘益阳迎丰公社所发生的事件，是一个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必须按现行反革命事件来处理”。中共湖南省委的批语指出：“益阳县迎丰公社所发生的事件，是一个严重的反革命事件。这个公社以匡爱国为首的反革命集团，有计划、有组织地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了疯狂的反扑。他们对广大贫农下中农和积极分子，进行反攻倒算和打击报复，对党中央和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进行恶毒的诽谤，对工作队大肆谩骂污蔑，他们的反革命活动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他们利用所窃夺的公社党委的领导地位，召开一系列的会议，进行组织准备和煽风点火，从而在全公社范围内形成了疯狂的反攻倒算、打击报复的反革命逆流，蜕化变质分子和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出笼，疯狂地向社会主义进攻。省委认为，迎丰公社事件，绝不是什么‘思想认识’问题，也不是什么一般的出‘怨气’的问题，而是一个严重的反革命事件。这一事件告诉我们，迎丰公社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不彻底的，广大群众，特别是广大贫农下中农，没有充分地发动起来，敌人没有真正被打倒，蜕化变质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照旧把持着党的领导权，并且受到他们的根子从上下左右而来的同情和支持。这一事件告诉我们，越是革命不彻底，就越有可能出大乱子，奉劝那些不敢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彻底革命的同志们，认真研究迎丰事件的教训，仔细想一想：如果我们不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让大大小小的匡爱国把持我们各级党委的领导权，会搞成一个什么样子？他们把持一个公社，这个公社就改变颜色；他们把持一个县，这个县就改变颜色。由此类推，将会出现多么危险的情景！”“省委批准益阳地委对匡爱国的处理意见。在处理以匡爱国为首的反革命集团事件时，应召开全公社的贫农下中农代表大会，表明党和政府的立场，给贫农下中农撑腰，充分发动贫农下中农，团结广大群众，反击反革命势力。为了有力地组织反击，建议益阳地委派出强的工作队，到迎丰公社重新发动群众，整顿干部队伍。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对于公社和基层干部中有反攻倒算、打击报复行为的人，作深入地具体分析，实事求是地重新处理；对于支持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根子，一定要追查清楚，作出处理。”

由于“迎丰事件”已被中共湖南省委和中共中央定性为现行反革命案件，中共益阳地委和县委同意将匡爱国等人逮捕法办。9月10日，匡爱国、黄月藻二人被捕入狱。

四、扩大

为了彻底搞清楚“迎丰反革命事件”，中共湖南省委派遣一位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率省委调查组来到益阳，并且指示中共益阳地委将以前参加迎丰公社四清运动工作队的干部抽回来再搞一次运动，对迎丰公社“反扑”四清运动的反革命事件进行全面“反击”。

9月12日，以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为队长、地委副书记为副队长的四清运动工作队一共有510人，浩浩荡荡再次进驻迎丰公社，开展声势浩大的“反击”。工作队广泛搜集迎丰公社三级干部“反扑”四清运动的“罪证”，对所有干部采取既进行背靠背的酝酿，又展开面对面的揭发批判，在调查取证时，采取高压政策，实行跟踪看管，搞逼供信。

10月13日，新组成的迎丰公社党委会在驻社四清运动工作队包办授意下，向中共益阳县委递交了《关于对迎丰反革命事件有关人员的处理问题的请示报告》，当天，中共益阳县委向益阳地委呈送了《关于对迎丰反革命事件中公社有关人员的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10月14日，益阳地委向县委发出《关于对迎丰反革命事件有关人员的处理批复》，对有关人员重新加重了处罚。原公社党委副书记、社长张锡祺，是以匡爱国为首的反革命集团的重要成员，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建议法办。原公社党委委员、武装部长周建秋，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建议法办。原公社党委委员、副社长廖长生，开除党籍，行政开除留用察看，降低工资，下放劳动。原公社党委组织监察委员、贫协主任廖伏生，撤销贫协主任，留党察看两年，下放劳动。

11月20日，益阳县人民法院在迎丰公社公开审理“以匡爱国为首的现行反革命集团反扑报复案”，认定匡爱国为反革命集团首犯，判有期徒刑7年；认定黄月藻为反革命犯，是混入党内的坏分子，两罪并罚，判有期徒刑10年；认定张锡祺为反革命集团要犯，定为反革命分子，判处管制3年，交公社执行；认定周建秋为反革命分子，交群众监督生产。

省、地、县委四清运动工作队从1964年9月重新进驻迎丰公社进行“反击”，到11月底，历时两个月，12月初进入复查，一直到1965年4月底，又历经半年之久，才“得胜回朝”。经过复查“反击”所获“战果”如下：

彻底铲除了匡爱国、黄月藻、张锡祺、周建秋等“反革命集团”，全公社三级干部清查出利用职权贪污多吃多占的粮食有316570斤，人民币有118666元。除公社一级干部全部定罪法办和查办外，146个大队干部中，问题很多和性质严重的有80人，占55%；1213名生产队干部中，问题很多和性质严重的有267人，占22%。在大队，生产队的干部中，有3人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64人被定为蜕化变质分子。在“反击”中，全公社1072名干部党员，受处分的有70人，其中法办23人，党纪处分31人，行政处分13人，团纪处分3人。

为了进一步扩大“反击”战果，省、地、县委还成立了“追根组”，对于凡是在1963年迎丰公社四清运动后，去过迎丰的各级干部(大约100余人)，一律进行追查，写出交待材料。其中的一些人在捕风捉影、上下株连中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处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拨乱反正中，根据“有错必纠”和实事求是的原则，中共益阳县委和地委于1979年2月，公开为“迎丰公社反革命事件”彻底平反，凡是因这一事件受到牵连的人员一律恢复名誉。

(本文作者是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教授)

2008年第5期 毛泽东号召“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作者：阎长贵

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被总结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按照文化大革命的实际进程，即按照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言、所行，其内容，可概括为：开展全面阶级斗争，进行全面夺权，实行全面专政。这“三个全面”（或曰：“三全”）是文革灾难的思想理论的根源。何谓“全面阶级斗争”？何谓“全面夺权”？何谓“全面专政”？本文先来讨论关于“全面阶级斗争”的问题。

毛泽东号召“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全面阶级斗争”的概念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1967年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中。这篇社论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王力、关锋二人根据毛泽东1966年12月26日生日家宴上的谈话写成的，或者说，这篇社论是传达和宣传毛泽东生日谈话的精神的。被邀参加这次生日家宴的有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江青也在场），而没有林彪、周恩来、陶铸、康生。在这次生日家宴上，毛泽东讲了一大篇话，主要内容有：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苏联（资本主义）复辟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苏联的教训说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能不能保持住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新的中心课题。问题出在党内，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阶级斗争没有完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量，这种较量从夺取政权开始就存在。……中国现代史上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开始，发展到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才有结果。这是客观规律。五四运动就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参见《王力反思录》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693-695页）吃饭时，毛泽东举杯祝酒：“为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干杯！”（注）就是根据这个精神，元旦社论提出：“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号召“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工人阶级同贫下中农和其他劳动者联合起来，一切劳动者同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联合起来，各族人民联合起来，展开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请看，这就是毛泽东的生日家宴！它简直比一次中央会议还重要。就是在这里毛泽东发出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应该和必须“开展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最高指示！中央文献研究室2003年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说：“这样的重大决断，只是由他个人来决定和宣布。”（见1462页）这确实是毛泽东把自己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的一次突出表演和表现。

到这时，即到1966年12月底，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半年多了。在此以前，文化大革命主要在党政机关和文教部门进行，毛泽东所以在这时要提出“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就是要突破这个范围，向城乡更广的领域推开，即“将阶级斗争搞到全国”；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他希望和企求的全国“大乱”，说文雅点，就是所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元旦社论传达毛泽东的声音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要从机关里、学校里和文化各界里，发展到工矿企业和农村，让毛泽东思想去占领一切阵地。如果运动停留在机关、学校和文化各界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会半途而废。”

十分显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毛泽东为了防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半途而废”，毅然决然地自作主张地号召“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开展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矛头指向谁？

“开展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社论的号召，针对性很强。其矛头指向谁？形势表明，明显地指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和还没有被公开宣布打倒的陶铸；因为到这时刘少奇、邓小平已经作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头面人物被打倒了，林彪虽然是接班人和唯一副主席，但他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社论说：“一切抵制在工矿企业和农村中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论调，都是错误的。”“工矿企业和农村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一切阻挡这个潮流的论调，一切阻挡这个潮流的人，都将被革命群众送到垃圾堆里去。”这两段话，显然不是空穴来风，不是无的放矢。那是指何人？当然是指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有抵触情绪的从上到下的广大的各级领导干部，其领军人物，则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周恩来和陶铸。据社论起草人之一的王力回忆，毛泽东说，“我同陶铸争论的实质就是这个”。(参见《王力反思录》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第696－697页)

周恩来和陶铸反对在工矿企业和农村搞文化大革命吗？也不是。但他们认为在工矿企业和农村搞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慎重，要有步骤，要“抓革命、促生产”，千万不能影响和妨碍生产——这是他们最担心的，“民以食为天”，生产搞乱了，经济基础动摇了，七亿人民“喝西北风”？！正是基于这种思想，他们布置和指示谷牧、余秋里召开工业座谈会，搞一个工矿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文件，谷牧、余秋里听取各方面意见，搞的“汇报提纲”（《十五条》）否定和推翻了陈伯达、王力在“安亭事件”后奉命起草的这方面的文件，——用陈伯达批评谷牧的话说：“你们把我们的稿子改得体无完肤”，毛泽东对谷牧等搞的“汇报提纲”不满意，又叫陈伯达、王力重搞，这就是12月9日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这个文件的下达，使文化大革命正式扩大到全国工交财贸各部门。12月15日，中央又发布《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在1966年12月，毛泽东和中央一方面发布文件决定把文化大革命扩展到工矿企业和农村中去，同时开会批评陶铸，要陶铸检讨，从此陶铸也就靠边站了，其后，不到一个月，陶铸就被江青、陈伯达在群众中点名，公开打倒。这是毛泽东1966年12月26日生日谈话和提出“开展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主要历史背景。

毛泽东提出“开展全国全面阶级斗争”不是偶然的，是他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推向极端和绝对

毛泽东在1966年年底提出“全面阶级斗争”的概念不是偶然的，一方面是他发动和进一步扩大文化大革命的需要，同时，也是他长期以来坚持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的极端和绝对化。“全面阶级斗争”的观念，使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思想和阶级斗争理论达到了登峰造极和荒谬绝伦的地步。

多年以来我们有个习惯说法，叫做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按照这种说法，仿佛在八届十中全会以前，毛泽东有一段时间不重视或不提阶级斗争了。事实似不是这样。“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毛泽东头脑里阶级斗争的弦，无疑会有时紧些，有时松些，但从来没有断过。毛泽东说他早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就是从马克思那里拿来四个字：“阶级斗争”。此话不假。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思想、阶级斗争理论，正确地找到了中国积贫积弱的症结，成功地指导了中国革命，取得了政权，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国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毛泽东继续不断地、甚至变本加厉地、并且运用政权的力量进行这样或那样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认定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结果造成了一次又一次的灾难，诸如1957年反右派，1958年的大跃进，一直到持续了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几近把国民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毛泽东，也就是我们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教训很多、很深。这教训之一，概括地讲，1957年前，我们搞了不少阶级斗争扩大化，而从1957年起，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搞的都是主观制造的人为的阶级斗争。关于毛泽东在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对阶级斗争的论述，在《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毛泽东自己有个说法，叫做：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的决定”——而这个决定恰恰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出的，我觉得，这样说，即“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可能比“重提阶级斗争”的说法更好些，更符合实际些。

从1957年起，毛泽东多次论述中国的阶级斗争情况，论述他的阶级斗争理论。

1957年6月，毛泽东在公开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1956年9月召开的八大一次会议正确指出：“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建立先进工业国的要求同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要求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仅仅一年的时间，毛泽东在1957年9—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就推翻了这个论断，重新提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

1958年，毛泽东不仅重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又提出了中国现在有“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资产阶级右派、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这些都写进了1958年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作为全党的共识昭示于众。

1959年，毛泽东在错误地批判彭德怀的庐山会议上，指出：“庐山出现的这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消灭，斗争才会止息。”

1962年，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制定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内容为：“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的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

1963年，毛泽东在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口号。他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认为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提出“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阶级斗争，不可忘记无产阶级专政”。在9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并被写进了《后十条》，即《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

1964年12月15-28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召开了主要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全国工作会议，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布这次会议讨论纪要：《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二十三条》明确规定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认定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十几年来我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这些当权派的，有在下面的地富反坏分子，有在上面的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

1966年12月21日，毛泽东同波兰客人杨力谈话时说：“单反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是不够的，还要反对我们党内的修正主义，不然的话，再过多少年，中国的颜色就会变了，到那时候就会晚了。过去做了一些，只是修修补补，没有当作整个阶级斗争去做。”又说：“先从学校的学生和机关的干部作起，再到工厂、农村中去，把工人、农民组织起来。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这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版第1459-1460页）

以上，是文化大革命前和开始后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几段重要论述。可以看到，毛泽东在1966年底提出“全面阶级斗争”的概念是同他以前的阶级斗争的观点一脉相承的，是他以前的阶级斗争观点的继续和发展。毛泽东在提出“全面阶级斗争”的观念后，又提出《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夺权，实际上，是指整个上海的夺权，“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85页）并用这种观点，解释整个文化大革命，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85页）

毛泽东在建国后，特别是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完成后的社会主义时期，关于阶级斗争的估计和观点，大体就是这样。在建国后，特别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说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还存在阶级斗争，是可以的，但毛泽东不这样看，反对这样看。顺便说一句，到现在还有人认为，承认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存在，“实质上是一种变相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参见2007年9月17日170人签名的《对党的十七大的献言书》)按照毛泽东的观点，阶级斗争，不仅党外有，党内也有，更重要的是党内；下层有，上层有，更重要的是上层，特别是中央；农村有，城市有，更重要的是城市；阶级斗争贯穿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包括社会的各个方面。总之，处处都有阶级斗争，时时都要进行阶级斗争，“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就是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观—— “全面阶级斗争”观。毛泽东的“全面阶级斗争”观，既违反马克思主义，又不符合中国实际，用它指导行动和运动怎能不制造一个又一个灾难？！

毛泽东提出和号召“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这个最高指示一落实到行动，诉诸狂热的造反群众，也就把文化大革命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全面夺权”的阶段——文化大革命最灾难性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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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关锋生前，有一次跟我说：“毛主席当时讲的是：‘为开展全国全面的内战干杯！’我听到后都怔住了，觉得不好理解，在起草《红旗》杂志元旦社论时把‘全面内战’改成了‘全面阶级斗争’。”关锋这个记忆可能是对的。当时在场的戚本禹1967年1月10日在总政话剧团接见部分革命造反者时说：“现在形势一句话，概括地讲，全民的全国的阶级斗争，各个战线，各个地区，用火药味的话来说，就是全面展开内战。”（参见1967年3月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首长讲话》第1本第84页）我认为，这可以看作是关锋记忆的一个佐证。显然，如果毛主席没这样说过，戚本禹是不能也不敢这样讲的。徐景贤在《十年一梦》又提供了一个佐证。他说，1966年12月27日姚文元给他打电话说：“昨天晚上我们中央文革的几个人都到毛主席那里去了，祝贺主席生日，给主席敬酒。……主席和我们碰杯的时候说：祝全国全面内战开始！这一期《红旗》杂志将要根据主席的指示发表元旦社论，你们要很好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徐景贤问姚文元：“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可不可以在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范围内传达？”姚文元说：“不要开大会，你们先在小范围里吹吹风吧！”接着，徐景贤在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骨干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并提醒与会者思考：“毛主席说的全国全面内战开始了，究竟有什么样的深刻含义？我们应该怎么做？” （参见《十年一梦》，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2月第2版第7-8页）看来毛泽东在生日家宴上确实说了“全国全面内战”。惟当时在场并参加起草《红旗》杂志元旦社论的王力说，我从来没听毛主席这样说过（参见《王力反思录》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第696页）。

（本文作者系中央办公厅干部，曾任江青秘书）（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8年第5期 李政道同江青的一次辩论　作者：施宝华

发现·忧虑·建议

1972年9月，李政道偕夫人秦惠归返阔别了近三十年的祖国。那时，祖国处在“文革”时期，李政道参观了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发现教学和科研院所的工作秩序很不正常，基础科学研究被严重忽视，科学人才培养的路子不对头。他对此颇为忧虑。

1974年5月，李政道夫妇再次踏上祖国故土，他看到祖国各科研院所、高校的基础科学研究和科学人才培养的状况比两年前看到的情况更令人不安了。他在上海复旦大学参观时，发现学校的科研活动实际上处于停滞状况，物理系唯一的“研究”活动是测量一种电灯泡的性能。绝大多数师生都被下放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了，留校的少数“工农兵学员”，虽然政治热情很高，可是，他们的科学基本常识都十分欠缺，有的近乎是“科盲”。

李政道的心情十分沉重。但在参观、座谈等交流活动或与各级领导会见时，碍于自己的身份、情面，不能把看到的问题向领导、同行直抒己见，只能从正面提出希望重视基础科学研究、重视基础科学人才的培养。作为一个深深热爱祖国，希望祖国强盛的科学家，如果不把自己发现的问题和改进的建议提出来，真是于心难安啊。几经考虑，他决定趁这次回国的机会，向中央领导人写封信，郑重建议祖国要大力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和基础科学人才的培养工作。

李政道白天忙于参加各种会见、参观和进行讲学，晚上回到住地提笔就赶写建议。在写建议的过程中，李政道提出一个观点：基础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应从娃娃抓起，要从十二三岁的少年中选拔优秀学生进行重点培养。为了阐述这个观点，李政道希望找到一些例证，最好是国内已有的例证来说明。但是，他一时苦于不了解国内的情况，无法找到合适的例子。

这时，一心关注李政道事业的夫人秦惠（竹下加君）女士想起了一件往事：1972年，李政道夫妇首次归国访问时，周恩来总理曾设宴款待李政道夫妇。当时，秦惠女士与江青相邻而坐。她记得，在席间，江青曾向她夸耀上海芭蕾舞学校培养年轻演员的成功经验，说他们在十来岁的少年中选拔有培养前途的孩子，到芭蕾舞学校既学文化，又学芭蕾舞技艺。并说这是一条很成功的经验，云云。秦惠把这件事说给了李政道听，李政道兴奋不已，并向接待部门提出，今天不去观看上海芭蕾舞团演出了，希望能安排去上海芭蕾舞学校参观，看看他们是如何培养芭蕾舞演员的。

5月中旬的一天，李政道夫妇来到上海芭蕾舞学校。他们仔细向学校领导和教师、学生询问了学员选拔的标准、程序，教学安排、学生专长、成才情况，观摩了芭蕾舞教学，看了学生们表演的节目。李政道兴致极高，他认为，芭蕾舞学校，在少年中选拔尖子培养芭蕾舞演员的做法很好，培养基础科学人才也可以参照芭蕾舞学校选拔、培养芭蕾舞演员的做法。

李政道在以《参观复旦大学后的感想》为题的建议书中，阐述了这样几个观点：祖国应从现在起就重视基础科学研究和基础科学人才的培养。要培养建立一支少而精的基础科学队伍，这支队伍只要占人口的千分之一或万分之一的比例即可。如果现在不抓基础科学的建设，十年以后将出现严重后果甚至是危险。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没有基础科学就不可能有科学创造。李政道提出，完全可以参照选拔培养芭蕾舞演员的办法来培养基础科学人才。李政道说，选拔十三四岁的孩子集中培养，到十九岁就能达到独立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水平。当然这些孩子必须具备：（1）有极高的理解能力；（2）敢于提出问题，敢于怀疑已有结论，富于斗争精神；（3）有过人的记忆力。李政道说，这些选拔出来的少年在六年的学习生活里要接受严格的训练。学生既要学习数、理、化，也要学语文、外文、历史、体育，并适当参加劳动。这种培养尖子人才的学校，应当配备优秀的师资和适用的教材和教学设备。李政道最后说，他考虑中国的社会制度有条件这样做，所以才下决心提出这个建议。

建议书写好后，他并没有马上送给中国有关部门。5月下旬，他到达北京后，特地找了老朋友、著名医学家黄宛教授，请他看看行不行？黄宛教授看了认为，李政道先生提出建议是很好的，意见是中肯的，建议的思路是值得研究的。

黄宛的看法使李政道很受鼓舞。当晚，他在北京饭店的住处，又用中文认真眷写了建议书，并写了一封给周恩来总理的信。在信中，讲述了写建议书的动因和酝酿经过，并希望周恩来总理阅后如认为“有可取之处”，敬请转呈毛泽东主席，请他批评指正。

第二天，即1974年5月22日，李政道就把自己在西南联大的老学长、一同赴美国留学的朱光亚先生请来。把建议书和致周恩来的信一并交给他，请他呈报给周总理。朱光亚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是中国方面指定接待李政道的官员之一。

人民大会堂西厅的“争论”

周恩来总理很快看到了李政道的信和建议。他极为重视，在5月24日晚，他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就主持了对李政道夫妇的高规格大型会见。

参加会见的有刚刚复出的邓小平、郭沫若以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

陪同会见的有著名科学家吴有训、周培源、钱学森、朱光亚、王淦昌、张文裕、周光召以及黄宛等近20人，还有迟群、谢静宜，以及王海容、唐闻生等。

周恩来主持会见。他首先告诉李政道，你写的信和建议书已经呈报给毛主席了。“今天，还是请您先讲讲你的想法好不好？”

李政道听说他写的建议和信已呈报给毛泽东主席，感到很高兴。

他遵照周总理的要求开讲了。他从什么是基础科学，什么是应用科学，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关系，基础科学与国家、社会、科学发展的关系讲起，又介绍了他在参观上海复旦大学和上海芭蕾舞学校的观感，还阐述了他提出的从少年中选拔、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建议内容。

在李政道阐述自己观点时，在座的江青就显得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她对李政道讲话本能地显出反感、抵触和不耐烦，忍不住想“批判”他几句。

当李政道提出可以像上海芭蕾舞学校那样在十三四岁的少年中，选拔培养基础科学人才时，江青反问说：“五十岁就不行了？”李政道当即回敬：“舞蹈人才不是从小开始训练的吗？”江青见李政道“顶”了过来，马上又打断李政道的话：“舞蹈，是有持续性的。”李政道迅即针锋相对顶了一句：“基础科学也有持续性。研究效率最高也是在年轻时候。所以，也应该在年轻时开始训练，也许在十三四岁，或更早一些。”

李政道接着就选拔培养基础科学人员少年的标准作了解释，提出了三个标准：一个是要有较高的理解力，二是要有斗争性，敢于提出问题，敢于怀疑，三是记忆力。……这时，江青回敬说：“你讲的选拔标准有一条叫要有‘持续斗争性’，这有点道理。就是要有持续斗争性！理解是一个条件，但持续斗争性应该放在前面。如果没有持续斗争性，什么都干不成。当然，更重要的是社会制度和主席思想领导的党。”

李政道对江青的说法未必同意，但考虑这不是原则问题就没有反驳。不料江青突然又拔高嗓门嚷起来了：“意识形态的问题很复杂，我就不相信科学比意识形态更难！在座的都是搞科学的，都是二三十岁才出来的，十六年寒窗啊！”江青显然反对要用培养芭蕾舞演员的办法培养基础科学人才，反对从少年中选拔培养基础科学人员。江青看看会场上没人响应她，也发现自己失态和太霸气，于是，她故作轻松地问：“是不是在这个问题上顶了牛啦！小谢，你讲啊！”

谢静宜受宠若惊应声上阵，一本正经地说：“我认为首先要解决为谁服务的问题。”李政道不知道这位“小谢”是何许人也，便直言与之相辩：“为人民服务，这不错。问题是用什么、怎样为人民服务？怎样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没有基础科学，就没有将来的应用科学，也就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谢静宜辩解：“这和社会制度有很大关系，科学要为社会制度服务。主席讲过，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

谢静宜这种牛头不对马嘴的辩解，连江青都听不过了，对谢静宜说，“你领会错了，他（指李政道）讲的是只有在我们这个国家才做得到。”江青的指斥，使谢静宜低下了头。

主持会见的周恩来总理也许觉得一个会见华裔美国科学家活动的谈话氛围弄得如此紧张有失大国风范，他出来讲话希望调整一下谈话气氛，他说，“毛主席在一次党的会议上曾讲到，一机部搞过一个41个科学家、发明家的小传。这些科学家、发明家中有些是社会地位很低的，不少都是穷苦的工人。它告诉我们（对人才问题）要破除迷信。”他接着对坐在第一排的几位科学家们说：“你们有什么意见？（李政道的建议）可不可以试验一下？”

在场的科学院负责人周荣鑫见没有人说话，便表态：“可以研究、探讨。”周恩来总理打断他的话说：“让他们（科学家）先说。”

在江青面前，科学家们知道要是吭了气必将大难临头，他们又看到江青对来自美国的世界闻名的大科学家李政道都如此骄横霸气。他们哪还敢吭气。周恩来点科学院副院长、著名物理学家吴有训的名：“吴老先说说吧。”吴有训不吭气。

在扯了一些与李政道建议无关的话题后，周恩来正式表态了，他对李政道说：“你的建议我们要研究，重视，方法可以不同。”周恩来还没说完，江青又强调“我们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言外之意仍是不同意李政道在少年中选拔尖子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路子。周恩来则进一步明确对李政道说：“你说的完全可以试验一下，只是千分之一嘛！”

周恩来看江青一而再的“顶”李政道的建议，但又不好再跟江青“顶”起来，他很机智地问李政道：“（从少年中选拔培养基础科学人才）这个问题你看有没有阻力？”李政道很理解周恩来问他这个问题的含义。今天会见中江青等“顶牛”不是充分说明了阻力的存在嘛。所以，李政道也会意地回答说：“我想阻力是会有的。”

会见结束，李政道一行回到北京饭店住处后，他发现人们对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概念、范畴以及它们相互关系的知识了解太少，这也许是一些人对他的建议不理解或不置可否的原因吧。为此，李政道取消了原定当晚去天安门漫步观赏的安排，用中文写了一份《关于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补充说明》。这份说明用通俗、简练的文字阐明什么是基础科学、应用科学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李政道说：“什么是基础科学？就物理来讲吧，宇宙间自然界中一些事物的演变都有它们的规律。星球、星云的变化过程是有一定规律的，原子分子间的相互作用是有一定规律的。核和基本核子的构造反应，也是有它们的规律的。可是，这些不同事物的规律又基于一组共同的基本规律。要了解和掌握这组共同的基本规律就要去研究基础科学。

“掌握了自然界的基本规律，就可以将这些规律反复地、螺旋式地循环应用，这就产生了应用科学。今日的应用科学是基于过去的基础科学的成就。现在觉得有用的应用科学项目，如激光、电子计算机、核反应堆，在二三十年前是没有的，它们的产生是由于我们过去在电动力学、量子力学等基础科学上的成就，而目前有用的应用科学不见得在二三十年以后，还都有同样的用处。

“要有将来的应用科学，就得有今日的基础科学。所以，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问题恐怕是不能忽略的。”

李政道用了一个晚上撰写这份《补充说明》。他第二天一早就把《补充说明》呈报给周恩来，同时，给参加5月24日会见的所有人员都印发了一份。他想把道理尽量说清楚，让中国领导人更理解他希望祖国科学和基础科学教育迅速健康发展，使祖国早日更强盛起来的真诚心愿。

毛泽东当“裁判”

在北京逗留的几天中，他虽然忙于各种参观、座谈、讲学活动，但心中时时记挂着他这次回国为振兴祖国科学教育提出的第一个建议的命运，能否被中国政府接受并付诸实施？

5月30日，也就是李政道夫妇拟结束北京访问的那天早晨6点钟，李政道还未起床，就接到一个令他意外的通知：毛泽东主席即将接见他和他的夫人一行。

不到8点，李政道一行来到中南海毛泽东主席的书房，毛泽东已坐在沙发上，看到李政道一行来了，就起立与李政道握手。落座后，毛主席知道李政道在上海长大，就幽默地问：“有上海，有没有下海？”李政道虽说在上海长大，但从未听说过下海，便回答说：“不知道。”毛泽东说：“有上海就有下海，不然就不对称了。下海是一个镇子。”李政道对毛泽东知识渊博而深感钦佩。

毛泽东很快切入了正题：“你提的培养人才的建议我是赞成的。但是，你的那个理论没有讲清楚。”

李政道听毛泽东说赞成他提出的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建议非常高兴，担虑多天的建议能否被采纳的问题有了最权威的答案。但是，毛泽东又说“理论没讲清楚”又使他心中泛起不安。

毛泽东接着说：“理论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从应用科学来的，然后又指导应用科学。”李政道听了断定，毛泽东没有看到他的《补充说明》。由于自己在建议书中，对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及其相互关系问题的阐释不够充分清楚，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同科学上的阐述是有差异的。

于是，李政道向毛泽东阐释了自己对基础科学、应用科学以及它们相互关系的观点。李政道说，从科学上看，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不是一个简单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基础科学有自己的理论与实践的体系，应用科学也有自己的理论与实践体系。基础科学研究的对象是自然界的基本规律，应用科学是以基本规律为指导进行创造发明。基础科学的研究成果可以启示或为应用科学的理论和实践提供理论依据或规律性指导。

同毛泽东这次的会面和交流，使李政道深受鼓舞。他知道，毛泽东对他提出的从少年中选拔培养基础科学人才建议的肯定，不仅对发生在人民大会堂的与江青的争论作了结论，也为中国政府采纳实施这项建议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在当时的中国，有了毛泽东主席的“最高指示”，那是必定会得到贯彻实施的。

在周恩来主持人民大会堂西厅的接见时，郭沫若、吴有训、周培源等老科学家对他的建议不吱声，李政道当时也困惑不解。因为，这些老科学家都深知基础科学的重要和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重要和急迫，但是为什么不表态呢？

接见以后，李政道和夫人秦惠（竹下加君）先后从老朋友和在祖国的亲属交谈中，他们才知道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尤其是在江青等人面前，科学家都属“臭老九”，都是要被揪出来的“反动权威”斗倒斗臭的。仅仅因为中央的保护才免遭批斗。“你是美国人，又是应邀来访的贵宾，顶了江青没事，那些老科学家要是像您这样同江青‘对阵’，早就被揪出来‘斗倒、斗臭’了，弄不好还得坐班房呢。”

李政道夫妇听了，连连“呃，呃”若有所悟，他们很理解这些老科学家的处境和心情。

后来，他们还知道，就在周恩来主持接见他们的时候，国内正在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四人帮”蓄意将矛头指向周恩来。周恩来是在承受巨大政治压力的困境中，对他的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建议表示支持，提出“完全可以试一下”是冒了政治风险的，是很不容易的。幸好毛泽东也表示“赞成”，才算以“建议被接受”而告终，要不，不知会生出什么风波来。

李政道听了惊愕咋舌，感到不可思议。

最后还要交代：由于有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李政道提出的从少年中选拔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建议终于得到贯彻，但是，也拖了近四年时间，其间遇到的困难与阻力可谓“山重水复”。直到1978年，经过拨乱反正，在方毅同志担任副总理、主持科学教育方面的工作后，贯彻落实李政道的建议的工作才放到了议事日程。这年三月，在中国科技大学开设了“少年班”，这是我国开辟的“第一个少年大学生集中培养基地”，第一期招收了21名学生，平均年龄14岁，最小的是11岁。

在美国的李政道得到消息后欣喜不已，他特地发来贺电：“人才代出，创新当少年；桃李天下，教育数科大。”

少年班从1978年开办以来情况相当好，到2002年已经招生26期共999名少年大学生，毕业767人。1985年，在“少年班”的基础上又开办了“教学改革试点班”，到2002年已招收18届共727人，毕业432人，据统计，在“少年班”毕业的学生中，80%考取了国内外的硕士研究生，其中三分之一的硕士研究生攻读了博士学位。许多人成为科技领域的拔尖人才和各种科学奖项的得主。

长期在李政道身边工作的季承先生对我说，李政道教授提出在少年中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建议，是在“文革”动乱的特殊时期，那时，他先后于1972年、1974年来到中国访问，亲眼看到中国教育事业在“文化大革命”中陷入了被破坏的困境，教学陷于停顿，教师被打倒靠边，优秀学生去“接受再教育”了，基础科学和基础科学人才培养被否定、受歧视。科学事业，特别基础科学面临人才断档、后继无人的危境。李政道先生建议是希望经过他的呼吁能拯救中国基础科学事业和基础科学人才的培养工作，冲击“极左”派对基础科学事业和基础科学人才培养的破坏。而不是仅仅强调从少年中选拔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看来，李政道教授的这个目的是达到了的。事实上，后来，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李政道教授再次归国访问时，他一再强调要重视和振兴基础科学，应采取多种途径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特别是他主张派优秀青年到美国名牌大学去深造，倡导并亲自参与“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CUSPEA）”培养中国基础科学人才的活动，在十年中培养了千名中国科技精英。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本文作者系新华社高级记者）

2008年第5期 推进民主是第一要务　作者：彭　迪等

编者按：2008年3月人大、政协“两会”以后，新一届政府提出了进一步推进民主政治的设想，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引出了很多专家、学者的议论，本刊摘选了其中部分内容发表，以飨读者。

落实两会精神应从改革宣传开始

●彭迪

胡锦涛主席代表新一届国家工作人员讲话很好，他强调“坚持民主法治”得到人民的拥护。作为一个60多年的党员和记者，我觉得落实胡锦涛的承诺，应该从改革党的宣传工作开始。宣传工作不改革，将成为中央一再号召的“解放思想”的禁锢，禁锢不开，思想就不能解放；思想不解放，中国就不能前进。

我们党的宣传工作历史悠久，为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很大成绩，本人参加共产党主要是读到党出版和秘密传阅的进步书刊。毛泽东早期关于抗日战争和号召建立独立富强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的著作，使我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愿冒生命的危险追随共产党闹革命。据我所知，像我这样的人太多了。可见宣传工作威力之大。

“宣传”这个词汇我们用得很频繁广泛，但“宣传”的涵义是什么，有哪些规则，这些规则的利弊如何，是通过什么程序和由什么人定的，有什么法律和理论依据，可不可以探讨改革，如此等等。对这许多问题，过去都没有深究，因为探讨本身就可能触犯禁区。现在领导倡导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应该是打破这个禁区，探讨改进宣传工作的时机了。

先从字面的意义谈起。“宣传”是个中性的词汇，意思是向公众传送信息或发表意见，本来应该反映客观事实和揭示传播真理。但事在人为，它可以用来传播事实和真理，也可以散布谬误和谎言。作为一种政治手段就不免被滥用为政党或个人的主观意志服务而失去或损害其客观性和科学性。

在我国，“宣传”是一种官方的政治权力。这种传统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开始的，共产党执政后也如法效仿，两家大概都是从苏联学来的，除了各自的机关报纸杂志等以外都有统管全民的官方宣传机构。台湾早已取消了这种制度，而在中国大陆，这种官方宣传领导机构的权力越来越大，问题也比较多。

第一，我们宣传工作中最大问题是宣传权由权力垄断，要求全国“舆论一律”，和最高权力保持绝对的一致，不许发表不同政见，违反者报刊书籍被没收查禁，编辑作者被警告处分撤职，甚至被拘留查办。传递信息发表意见交流思想是每个公民应有的权利，不应该成为特权，只许一家独占。国家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并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将某些物质的东西收归国有，但不可以随随便便由权力机关将人民的精神权利尤其是思想言论自由收归国有或党有。

然而，要求十三亿公民只有一种声音，不仅违反宪法，而且听起来有点荒谬，实际上也办不到。

第二，中国传统思维中缺乏平等的观念。官本位、等级制普及各行各业，宣传领域也不例外。现代文明国家的新闻传媒的社会地位不比党政工作低，只有社会分工的不同，在真理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它们受到国家的保护和社会的尊重，可以充分发挥传递信息、发表评论、批评官员、监督政府的功能。美国《纽约时报》揭露国防部扩大侵越战争的计划促进了这场侵略战争的结束。《华盛顿邮报》两个记者揭发白宫违法的“水门事件”，将美国总统拉下马。可见媒体的积极作用不可低估。中国新闻传媒地位很低，没有自己的独立性，传媒工作者也失去了独立的人格，成为权力的工具。宣传主管部门的官员可以不讲法，往往不讲理，一个秘密电话就可以封杀文章和书刊。这是很不正常的。

第三，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是实事求是，宣传报道的基础是事实，应该客观全面如实反映真实情况。但实际上我们的宣传在许多时候，并不严格恪守这个原则。

本人在新华社总编室处理稿件时，深有体会。二战后西方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民生，从恢复到发展，突飞猛进，而我国被远远地甩在时代的后面，正处在十分困难时期。但我们那时的宣传方针是大喊东风压倒西风，我们一天天好起来，西方一天天烂下去，竭力夸大近代文明国家的缺点和问题。美国宇航员首次登月这种人类破天荒的创举和轰动一时的新闻，我们没有报道；由两个基层美国记者对白宫违法活动的揭发导致尼克松总统下台的“水门”事件，我们不予报道。对这些重大新闻的处理，都是根据中央指示照办。对外国的工会组织我们斥之为“黄色工会”。对一些反对独裁专制受到世界尊敬的民主领袖人物如波兰的瓦文萨，捷克的哈维尔等，在宣传上受到中国的冷落。苏联东欧的解体明明主要是由于那些国家的人民对专制统治的反抗斗争的胜利，我们的宣传报道不但不站在各国人民的立场表示欢迎，反而硬说是美国干涉的结果。

第四，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优良作风，但在媒体上往往是党领导不欢迎批评。许多独立思考，对人民和国家的利益高度负责的好心人，发表不同意或不完全同意党的观点政策的意见，反而被划为阶级敌人、戴上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甚至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受到打击迫害。

改革开放已三十年，各方面的工作都有很大的进步很大的改进，但我个人认为，我党我国意识形态领导部门的基本思路与基本做法变化不大。胡耀邦执政那段好了许多，1989年夏以后差了许多，近几年又好了一些，我们的一些宣传管理部门，至今公开宣传和谐社会，秘密推行阶级斗争为纲，对不同意见如临大敌，不便公然出手，内部指示务必消灭于萌芽之际，不敢明文传达，就用口头通知。对互联网的信息也不惜国家财力，利用先进技术，加以封杀。

第五，宣传自己的信仰主张是正当的，但任何理论或主义都不是唯一的绝对真理，需要在实践中检验修正和发展，不能禁止讨论批评质疑或否定，更不能动用国家专政手段强加于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胡耀邦领导和邓小平的支持下，确认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理。这个历史性的转化来之不易，它为中国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我们宣传部门对理论问题的态度还没有多大改进，还不断地反复。

根据有关资料，1896年中国出版的《强学报》就提出民间办报有助于“广人才，助变法，增学问，除舞弊，达民隐”。1902年梁启超指出“学生日多，书局日多，报馆日多乃影响中国前途至关紧要的三件大事”。1912年孙中山认为“言论自由，各国宪法所重，从善改恶，古人以为常师”。邵飘萍办的《京报》以“探求事实，不欺阅者”为第一信条。国民党的元老于右任1910年也指出有独立之言论，然后才有独立之国。这些历史资料表明在这方面，我们的先辈们早有许多好的见解。

美国对外的霸权主义不得人心，对内民主制度也远非完善，但他们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也不是偶然的。仅举一例。美国宪法1788年被国会批准后，在人民广泛的抗议和强烈要求下，1791年增补的第一条修正案就明确禁止国会制定妨碍人民言论和信仰自由的法律。这一条很厉害。它防止了美国走向专制并为美国人在解放思想、发展自然和人文科学开辟了宽广的道路。

应该老实承认我们的差距和弱点。公道地说，这种情况并不完全是意识形态管理部门之过，但它确实很不得人心。中国要迎头赶上时代，这些意识形态管理部门必须改变职能，从思想警察转为文化园丁，爱护和培育中国大地上的思想文化园地，让百花盛开。

“要让人民讲话”

●袁鹰

2008年3月18日胡锦涛同志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闭幕式上发表再次当选国家主席就职宣言，讲了四条，第一条是“坚持民主法治”。五年前的同一天，2003年3月18日，他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闭幕式上发表当选国家主席的就职宣言，也讲了四条，第一条也是“发扬民主，依法办事”。两次就职宣言，都将民主法治放在首位，使我们感到欢欣和兴奋，表明了民主法治在最高领导人心中的分量和坚定不移，坚持不懈的决心，也表明真正实现民主法治的道路漫长而不平坦。

从上世纪初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先进仁人志士在古老的神州举起民主、科学两面大旗以来，已有九十年。如果更早一些，孙中山先生倡导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呼号共和，推翻封建专制王朝，更已过了悠悠百年岁月。一代又一代的先行者，为民权、民主前仆后继，殚精竭虑，抛头颅，洒热血，用生命写下无数可歌可泣的史页，使后来者想起他们就热血沸腾，心潮起伏，在百代都行秦政制、封建专制思想观念根深蒂固的中国大地上，民主步履进程的每一步都需要用多少人的血汗以至生命去换取。不禁使人又想起老一代革命家陆定一同志弥留之际还留下沉甸甸两句遗言：“要让孩子上学，要让人民讲话。”

没有民主，便没有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今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而“让人民讲话”，则是民主政治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内容，也是民主政治一项突出的标志。孙中山早就说得很清楚，他倡导的民权主义，“要使人民都能够说话，的确是有发言权，才是真民国，如果不然，就是假民国。”人民本来就应该有发言权，不是谁恩赐的，更不是谁想给就给，不想给就不给。“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一条，历来都列入宪法，明确地保证了的。主管党的宣传工作几十年的陆定一同志到生命最后一息还念念不忘“要让人民讲话”，不能不让后来人在心灵震撼的同时引起深深的思索。三十年来，高层领导人都曾经再三告诫全党尤其是处于领导岗位上的党员要让人民讲话，要倾听群众批评，要听得不同意见甚至反对意见，强调到“让群众讲话天不会塌下来”的地步。不允许任意以言定罪，更不允许再兴文字狱。胡耀邦同志曾经疾言厉色说过：“我们的党要发誓：坚决不许对文艺作品妄加罪名，无限上纲，因而把作家打成反革命！”

就在不断发生侵犯人民言论自由、压制舆论监督、殴打媒体工作者甚至某县委胆敢派警察越县境到外地抓捕记者这种胡作非为、无法无天事件的同时，也能看到不少地方党政负责人欢迎媒体舆论监督因而受到赞许的报道。例如重庆市政府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发言人引用的一句话就是：“让媒体说话，天塌不下来。”“用外交辞令来回答群众提问，是不负责任的。”有一位县公安局长在说到群众的监督时，也引用了“让群众说话天塌不下来”这句话，此话出自一位公安局长之口，尤为难得。懂得这条真理的人越多，民主政治的建设就越得人心，越有力量，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越能尽早实现。

“为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七品芝麻官曾经传为美谈，封建时代有那样的官员诚属不易。到了今天，人们对真正“为民做主”或“代民做主”的各级干部叫好，更渴望能逐渐做到真正的“由民做主”。因为，你不是封建时代老百姓的父母官，而是人民当家做主时代老百姓的儿女和公仆。你手里的一切权力，都是老百姓给的，作为儿女和公仆，只有天经地义听从父母和主人的义务和责任。若是有人拿了人民给他的权力，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颠倒了位置，不仅不克己奉公、兢兢业业依法秉公办事，反而肆意横行、为所欲为，甚至践踏和损害了人民的利益，岂不是对国对党不忠、对父母不孝，成了不忠不孝、违宪犯法之徒？作为父母和主人的老百姓，岂能纵容这样的不肖儿女和公仆而不加劝诫，批评以至谴责呢？

说得多么好啊：“让群众讲话，接受舆论监督，天塌不下来。”是的，天是不会塌下来的，永远不会！

鼓励对重大问题发表不同意见

——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杜导正

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当然也有问题：官员腐败、贫富悬殊、治安不好、道德滑坡。左翼的朋友们夸大了这些问题，要走回头路。这是找错了病因，开错了药方。十七大开的药方是：继续解放思想、继续改革开放。我们拥护十七大的主张。

当前国家最大的问题是：改革跛足前行，民主政治没有跟上。上述四大问题主要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造成的。

政治民主要前进，前提是解放思想。各种教条和框框还控制着我们的头脑。解放思想是前进的第一步。进一步的问题是：思想解放之后，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如何突破？

现在开始形成了上下互动的格局。下边，民众在动，若干地方报刊在动，网民在动。个别地方官员也有一些响应，但是比较弱。上边也在动。胡锦涛在人大闭幕式上的讲话，做了四项承诺，发扬民主是第一条。温家宝在人大闭幕后答中外记者问时，引用了王安石的名言，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表明了破除迷信大胆改革的决心。据传，胡锦涛在十七大后还说，允许对重大问题发表不同意见，2月17日在中央组织工作会议上更公开发出号召：在党内，特别在干部队伍中，营造一种鼓励探索、支持创新、宽容失误的环境和氛围。总之，这种上下互动，互相促进的形势有利于我们小步前进，打破框框和教条，推进民主政治。

如何选择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蒋经国先生选择的突破口是开放党禁、开放报禁。这在大陆不好学，不会学。有朋友建议，我们可否从允许党内存在多派制入手。也有人建议，先在党内建立三权相互制衡体制。总之须建立以权力制衡权力的体制。现在我们是以教育以道德制衡权力，效果甚微。历史经验证明，只有权力才有力量真正制衡权力。

当前中国民主政治往前推进最可行的方案，我以为就是响应胡锦涛号召，放宽言路，营造一个宽松的舆论环境。宽松还不是放开。首先营造宽松的舆论环境，然后逐步放开。在这个过程中，媒体有责任，意识形态管理部门负有更大的责任。

放宽的第一步，是提高意识形态管理部门的公开度和透明度。意识形态方面的管理规则，出台前应该公开讨论，出台时应该公开颁布，执行过程要公开，处罚要公开，给被罚者申辩的权利。国务院信息公开化条例即将实施，政务公开是合法的，政务不公开是非法的。在政务信息公开方面，温家宝总理说，没有任何部门可以例外。可是，我国连公检法部门现今都有了新闻发言人，公检法的政务一步步的公开了，但是管理书报刊的部门现在仍很不公开，很不透明，用大众的话说，仍在暗箱操作，暗箱管理。各个部门都在动，意识形态管理部门也应该立刻动起来。

媒体也要动起来，自我松绑，自我改革，自我完善。这是媒体方面的责任。1988年，中央曾出台过有关报刊批评权的一个正式决定，报刊有批评报道的许多权利。这个规定现在不提了，但是并没有作废。媒体可以行使1988年那个决定的权利，把批评报道首先搞起来。

在报刊管理方面，党在建国前做得好，文革期间做得坏。粉碎“四人帮”后好，1989年后不好，最近一段时间又有了一些进步。在今天我国民主管理上下互动的局面中，意识形态管理部门和中央各大媒体我认为是比较后进的。宽松一些，透明一些，操作起来并不困难，问题是要解放思想。思想实在换不了，那就建议该换换人了。

2008年4月7日

表达权实现需要制度保障

●资中筠

我现在对研究领导人报告中的某个提法兴趣不是太大。只抱一种态度：看实践的情况。有一些好的话，有的时候不管用。我记得几年前有一个杂志组织了一个座谈会，那个时候刚提出“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我在会上发了个言，还根据这个发言写了一篇文章，说“以人为本”要讲人权。还说好的口号，好的提法，要依靠社会的健康力量来落实。对健康的力量加以压制，再好的口号也落实不了。后来这篇文章哪也发表不了了。有人说，领导人的这些好的提法是对人民作了“承诺”。我觉得，他们讲话中这么一些提法，不能当作说了就要兑现的承诺。例如，说给民众表达权，实践中照旧在压制表达权，到现在为止我个人还没发现有允许和支持表达权的切实行动。连南方最开放的报纸，也常受黄牌警告。有没有言论自由，是个试金石，你再讲民主没有用。过去我们早就讲民主了，但一直没有落实。

要落实言论自由，落实表达权，不允许民间办报、办刊不行。说是可以“依法”批评，这个“法”也掌握在领导者手里。南方的一些报纸已经市场化了，不吃皇粮，但上面依然可以撤换主编和社长。还有出版社，他也不需要公开的说不许你出这本书，那本书。他少给你点儿书号你就受不了。限制表达权的手段非常多，根本不需要公开说压制言论自由，或者不许你说什么。跟主编、社长打个招呼，打个匿名电话，不敢不听。真的不听，就没饭吃了，主编可以自己不在乎，手下的人就没饭吃了。到目前为止，言论没有放松的形势，只是控制手法变了。

我觉得言论自由的问题也不全在中宣部。中宣部长得听党中央的。中宣部长和中央不一致，那就换人。我们直接感受到的是中宣部的压力，实际上还是总的方针问题。要分析现在好多好话，像这次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七大报告里面有很多好的话，究竟是准备落实的，还是说给外国人听的，或者是为安抚舆论。我以为这个很难分辨。

另外，还有一个我不是很乐观的，就是有一批精英受到利益的影响，不再坚持原来的理念了。我最近碰到一些学者，原来思想很不错的，进了政协和人大了，或者有了一定的地位，自以为有机会受到咨询，就说现在已经很自由、很民主。至于下面是怎么样的情况他就不太关心了。现在很多教授收入非常高，有别墅。要他放弃这些利益不可能。如果他的言论和主流不一致，只要停他几堂课，一年不让他教课，或者是没有课题，或者是哪些会不请他了，他就受不了。他的收入就降低了一大块，社会地位也降低了。当然还有一批人为了坚持真理不顾这些。但是，能够贫贱不能移的，是少数。

我们有没有进步，一个是要竖着比，当然比改革开放以前好多了。但这个要求低了一点，现在我们还要横向比较。现在是二十一世纪了，周围有很大的进步。中国人对美国大选研究的非常细，但是十七届人大政府换届应该算是我们的“大选”，而我们却稀里糊涂，对号称选出来的领导人，我们对他们的知情权和表达权到底有多少？大家只能从小道消息猜。我们周围东南亚这些国家，包括越南，都已经走在前面了，韩国原来那么专制，这个坎已经越过了。俄罗斯，不论有多少问题，或者有人说普京在往回收权，但是不可能回到过去，这个坎也已经过来了。我们民主这个坎还没过。现在很难往前推，就算有一个非常英明的领导想要推的话，都很困难。因为那么多既得利益者在那里挡着，下面也有阻力，横的竖的都有阻力。我觉得唯一的就是放开舆论，让健康的力量表达出来，而且可能还会有一些牺牲，像孙志刚事件，《南方都市报》为揭露孙志刚事件，一个人撤职了，一个人进了监狱。这样还算是平稳的，如果不能够及时放开舆论监督，下一步真的不知道会怎么样。

自由是民主的前提

●何方

在刚刚闭幕的十一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胡锦涛主席代表新一届国家机构工作人员，向全国人民作出了履行职责过程中的四项庄严承诺，其中头一项就是“坚持民主法治”。这说明，党中央已经越来越认识到，实行民主法治是中国人民的迫切需要和治国的当务之急，不能再让实际上的专制和人治长期拖下去了。而且在去年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中，就曾专辟了一节谈“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口气提了十来项要求：“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这确实都说到了点子上。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落实。这就涉及必须尽快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否则那些承诺很难实现。例如在实行干部委任制（或变相委任制）和暗箱操作的情况下，那“依法（即使指宪法而不是其他内部规定）实行民主选举”也只能是走走形式，真正反映民意的民主选举还是不会有的。又如，在坚持舆论一律、媒体不独立、言论不自由、遇事发“通稿”的情况下，人民怎么享受知情权？不知情，又怎么参与和监督？没有言论自由，哪来的表达权？由此可见，没有自由就根本谈不上民主。为了“坚持民主法治”，首先应该开放言路，尽快制定和实施新闻自由和媒体独立的立法。

今年的两会，不论是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答记者问，还是代表委员的发言和讨论，都强调解放思想。说老实话，对这个问题我还有些闹不清楚，究竟是要破除什么约束和迷信，最终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因为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我们在一个长时期就一直强调解放思想，但破和立的目标还是比较明确的。那就是：破个人迷信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经过拨乱反正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破搬过来的建设模式和闭关自守，实行改革开放；破“姓资姓社”，实行市场化和混合经济。过去这些还主要限于经济方面。如果这次所提，是要解决政治上的民主法治问题，那就可真是合乎时代潮流，适乎人群需要了。实际上这也是党和政府实行“物归原主”，把长期代人民行使的知情权、表达权、选举权、参与权、监督权交还给人民。要党政机关和干部做到这点，是极不容易的，不但要大讲解放思想，而且要允许和鼓励广大群众起来争取，进行斗争。但这首先得有自由。没有自由，根本谈不上解放思想。以党史研究为例，在遇到许多不得逾越而又违背史实和不讲道理的框框、限定许多重大问题只能说假话、必须为尊者讳、还规定许多历史事件如反右派、大跃进、三年饥荒、文化大革命等，根本不能多谈，在所有这些情况下能谈得上思想解放吗？所以，在控制言论、遍设禁区的情况下，谈思想解放，只能是无的放矢。

今年的两会期间，不但谈思想解放，据说谈得最多的还是民生问题，诸如物价上涨、看不起病、住不起房、上不起学，以及相关的权钱交易、腐败盛行、官多成灾，两极分化等等，造成社会矛盾加剧，隐藏极大危机。例如一个明显事实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二亿一千万农民工至今仍然属于二等公民，绝对大多数过不上作为人的家庭正常生活，还要处处受欺侮，讨不回工资，谈不上社会保险，无论是公安、城管、工商等机构，都可以随便找个理由把他们赶来赶去，动辄罚款。他们只能逆来顺受，得不到保护，没处讲理，既不准组织起来，也不准集体自卫，作为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就只能听天由命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的倒还不是没钱，而是没权。中国的农民没有结社自由和迁徙自由，占人口三分之二左右的农民，至今还被置于一盘散沙的境地。连在救灾、扶贫等社会活动中起着重大作用的非政府组织（NGO），在我国也得不到鼓励和帮助，主要还是着眼于防范。所以至今已有三十多万NGO(以占人口比例论，这个数量可能是世界上最少的)，百分之八十还处于非法状态，没能通过社团登记这一关，虽然它们已自发地为社会做了不少好事。一切这些情况都说明，民生和民主是分不开的，要解决民生问题，在当今主要的还是要实行民主，尽快进行民主改革，把属于人民的权交还给他们。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已经使世人刮目相看了，但政治上却依然落后，缺乏民主。在谈到一些属于人类进步指标的普世价值，如自由、平等、博爱、人权、公正、清廉等，我们总有点不够理直气壮。环视全球，许多比我们贫穷落后得多的发展中国家，都早已实现了选举民主和言论自由，我们这个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国和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在这一点上竟然不如它们，只能和少数很孤立的国家为伍，这就不像话了。所以，摆脱政治落后状态，落实胡锦涛主席还权于民的指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站立在时代潮流前头的民主法治国家，是我们所有活着的人，对祖先、后代和人类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给自己的历史定位。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必须努力！

完善党内民主制度，推进政治民主

●杜光

十七大以来，思想解放与政治民主已经成为媒体舆论和社会上的最热门的话题，党内民主问题也被许多文章提及。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党内民主是增强党的创新活力、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保证。要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我认为，除此以外，党内民主还是克服党在当前所面临的危机的最佳选择。

说党当前面临危机，恐怕不是危言耸听。近几年来，由于党风败坏，贪腐盛行，贫富悬殊，民风日下，群发性事件层出不穷，因而党群关系、官民关系严重恶化，人民的不满都集中在党的身上，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许许多多的不良现象，归根到底都是政治权力不受限制、贪官恶吏滥用权力的结果，而这个权力不受限制的政治体制，又是处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所以大家当然便把责任统统算在党的头上。党只有加速改革，完善自身，成为一个真正民主的、开明的、公正的、清廉的政党，才能挽回群众的信赖和拥护。要达到这一点，最好的道路就是实现党内民主。

胡锦涛同志说的“要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是非常必要的。中国共产党是现阶段中国的唯一的执政党，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在相当一个时期内，没有一个政治力量可以取代共产党。我们要实现政治民主化，首先，或至少是同时，也必须实现党内的民主化。只有一个民主的政党才能领导国家走上民主的道路。很难设想，一个不民主的政党，怎么能够领导国家和社会实现民主化呢？

党内民主的实质，包含两个主要内涵：一是党员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真正成为党组织的主人，使党成为一个民主的、开明的政党；二是杜绝权力的滥用，建立健全的制约权力的机制，使党成为一个清廉的、公正的政党。要实现这两方面的要求，应当采取两项具有根本性的措施：加强党员的民主权利，健全制约权力的机制。

党员的民主权利，包括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简要分述如下：（1）保证选举权利，完善选举制度，加强选举的民主性，杜绝形式主义，使选举真正成为党员行使权利、表达意向的民主形式。为此，需要建立一系列民主程序，首先是各级代表大会代表和各级党委会委员的候选人，除组织部门推荐外，还应有一定比例由党员或代表推举；其次，实行差额选举；第三，当选者须定期向选举人或选举单位汇报工作情况；第四，选举人和选举单位有权撤换不称职的代表或委员。（2）各级党组织应当通过简报、公报、通报以及在党报党刊上发布消息等形式，向党员报告工作情况，使党员能及时了解党组织的运作过程和是非得失。特别是领导干部个人的收入情况，更须定期公开。（3）党员要关心党的事业和活动，对党的工作和担负领导工作的党员提出批评建议，这既是党员的权利，也是他们的义务；党组织应创造条件，吸引或动员党员参与党的活动。（4）党员有权表达自己的观点、意见和要求，党报党刊应当向广大党员开放，成为他们表达意见的园地；推行新闻出版自由，让每个党员和公民都可以利用舆论出版工具，表达自己的诉求。（5）党员行使监督权利的方式很多，可以直接或越级提出批评，可以向监督机构反映情况，还可以通过报刊揭露不良现象。党组织应保护党员行使监督权利的积极性，严禁对监督者实施报复的行为。

建立党内的制约机制，实际上就是实行党内的三权分立。三权分立是国家权力相互制约的一种原则，它既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政治制度，也不是一种固定的政治模式。美国和欧洲民主国家的政治结构各不相同，有总统制，有内阁制，还有君主立宪制，但他们都奉行三权分立的原则。我们把三权分立的原则应用到党内，就是使党组织的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相互独立，相互制约，改变长期以来的执行权独大而决策、监督两权萎缩的现象。为此，（一）要确立党的代表大会作为党的决策机构的最高领导地位，成为名副其实的最高领导机构。一方面要加强代表选举的民主性，提高代表素质；同时从制度上加强代表的责任，建立常任制、常委制、年会制和撤换罢免的制度。这样，就可以大大增强代表大会的活力，使代表大会足以担负起决策和监督的重任。（二）弱化执行机构的权力。在党政不分的情况下，党委第一把手享有无限的权力，可以不受制约地行使他的特权，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在组织结构上，作为中央委员会的常设机构，书记处下可设政治局、组织局、宣传局，分别负责贯彻代表大会的决策，处理党内的日常组织业务，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和理论见解。解除宣传部门的统管意识形态的任务，废除书报检查制度，杜绝文化专制主义。（三）强化党内监察机制，扩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职能，改为监察委员会，各级监察委员会与同级党的委员会处于平等地位，党委对同级监委没有领导或指导的关系，无权干预监委的工作。与此同时，开放舆论监督，把新闻媒体作为了解民情民意的、听取批评建议的主渠道，建立党同群众的密切联系。

加强党内民主，既是完善党自身的需要，也是当前深化改革的关键。不论是进一步改革经济体制，攻克垄断堡垒，还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行党政分开，都需要一个民主的、开明的、公正的、清廉的政党来领导、来推动。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加快实现党内民主化，真正作到“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

2008年3月24日

期盼铿锵落实

●冯健

胡锦涛主席在本次人大闭幕会上发表讲话，提出了新一届国家机构工作人员履行职责要切实做到的四条。这是决心，也是承诺，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列四条之首的是，坚持民主法治。“坚定不移地维护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定不移地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由此联想他在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所讲“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使国人对多年盼望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又一次看到了前景和希望。

记得在2006年底，一篇题为《民主是个好东西》的文章，被人们争相传阅，多家媒体跟进转载，当时确实让人有“空谷足音”的感慨。而今，会堂、坊间，报刊、网上，谈论民主者大有人在，它已成为人心所向，改革应有之义了。人们从这里看到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渐进（也有识者趣称为“碎步前进”）的步履。

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最近著文，为中国民主开列了一个公式：党内民主＋人民民主＋宪政民主。文章说：“中国民主模式已经呼之欲出，跃然纸上”。

郑永年提出的中国民主模式的三个元素，与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相比照，颇有一些契合。其中“人民民主”，二者相同；另外两个元素“党内民主”和“宪政民主”，则不尽相同。怎样解读呢？我的猜度是：在郑氏看来，依中国国情，党内民主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人民民主；宪政，意味着民主、法治和人权，具有普世价值，而且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

现在，最重要的是落实——采取坚决措施，把纸上的决定和会上的许诺，掷地有声地铿锵落实，使人民得到实惠，成为他们生活中实实在在的权利。

但是，令人感到忧虑的是，落实尚存梗阻。据媒体近日报道，陕西省某县，一名校长为了学生的助学金问题，追着县长索取签字，发生争执，竟被停职并行政拘留。更有甚者，湖北省某市，城管人员与村民发生冲突，被一个过路人看到并进行录像，录像者竟被城管人员群殴致死。另据一家媒体调查，近两年一些地方发生过多起“因言获罪”事件：有人或因在报上、网上写稿，或因写材料、发短信，批评基层领导人员，就获罪被拘留、逮捕以至判刑。

这些事件或属个案，但是，一个老鼠要坏一锅汤！像这样目无宪法，目无政纪、党纪，公然跟“执政为民”理念和十七大顶牛逆行的公职人员，怎么会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又怎么能指望他们依法治国？这类事件如不加以整饬，谈何令行禁止？

有一种称为之“木桶理论”的，是说一只桶的容积，决定于围成这只木桶的木板中最短的、而不是最长的那块木板。借此打个比方，那些目无法纪、对老百姓作威作福的公职人员，对于我们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这项伟大工程，不就是那块最短的木板吗？

加快政治体制改革，

完善中国民主模式

●高放

近三十年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已经取得了举世公认的重大成就，但是政治体制改革相比之下显得滞后，因此导致党政官员腐败加剧，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社会深层潜在的危机加深。所以政治体制改革成为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瓶颈，只有突破这一瓶颈，我们才能满盘皆活，走向通途。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的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3月18日他在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又重申要实现民主法治，“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可见，当前我们国内存在着推进民主的好气氛。

中国的民主不能照搬西方那种三权分立、多党争夺的模式，中国自己独特的民主模式几十年来历经周折，已经初步确立，但是很不完善。当务之急是大力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促使中国的民主模式尽快完善。

对于中国民主政治模式的完善，我认为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即党内民主、党际民主以及人民民主，这是目前切实可行的具体方案。

首先是完善党内民主。从1980年开始，我就多次写文章建议修改党章，完善党内权力结构，从而有利于发扬党内民主。党章关于党的权力机关的设置还是不够合理的，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中共党章历来都把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并列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或者最高领导机关。从1922年二大制定第一个党章到十七大党章为止，总共有十七部党章，都是这样表述。实际上按照马列主义党建理论，党的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中央委员会是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党代会既然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那么就必须实行年会制和常任制，这样才能把党的权力中心从党中央转移到党的代表大会。另外，按照马克思建党理论，要使中纪委成为与党中央平行的机构，使中纪委监督党中央。此外，我还希望党的十八大能像1956年八大那样，充分发扬民主，中央委员预选名单能先由各代表团自下而上提出，希望通过扩大差额选举淘汰一些不合适人选；还希望从十八大起，在公布中央委员会当选人时候，能按照得票多少排列而不要按照姓氏笔划排列。

党际民主，指共产党与八个民主党派实行多党合作制之间的民主。这方面也有待完善。

现在八个民主党派总共只有71万党员，中共却拥有7300多万党员，只有民主党派得到更大发展，才能更充分发挥参政与监督作用。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进一步完善才能从根本上克服苏联模式“一党专政”的弊病，只有社会主义多党制的进一步完善才能最有效抵制西方资本主义多党制的消极影响。

完善共产党党内民主和多党合作的党际民主，都是旨在完善人民民主，都是为了领导人民真正实现人民自己当家作主。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又强调要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胡锦涛同志最初在2003年初提出的这一经典名言被誉为新三民主义，我认为要贯彻落实这新三民主义，最重要的前提就是要首先做到权为民所授。现在各级人民代表和主要官员大都认为自己的权力是党、是上级领导授予而非人民授予的，因此心目中就只有党和领导人，而远离了人民。当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基层政权的民主选举也需要完善。我认为县以上的人民代表应该通过直选和差额选举来产生，乡镇和县政府领导人应该通过直选、差额选举来产生。我认为人民代表和政府领导人应该按宪法、选举法的规定和精神，采取民主选举方式产生，而不能采取协商民主方式产生。关于选举方式的改革，我们可以借鉴1942年延安参议会的做法，当时在选举边区政府第二届参议员时，不同单位提出了三个著名共产党员为候选人，即徐特立、周扬和郭化若，他们之间各自发表演说展开竞选，结果郭化若当选。可见从多个共产党员候选人中选出代表或领导人，这样就能保证共产党的领导权。因此我建议县以上人民代表和乡镇县级的领导干部可以采取这样的方式来进行直接选举。

目前全国已有十多个省份在实行民主选举的改革试点。当前的任务是要认真总结这些地区的试点经验，进一步在全国更大范围内推进民主选举。形势逼人，时不我待，我们应该加大加快民主选举的步伐，务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追赶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在完善选举民主的同时，也要完善协商民主。从1949年起我国就开创了人民政治协商制度。如前所述，建国初期我国的人民政协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1954年人大制度确立之后，政协变成统一战线组织。今后应该考虑把政协改为国家权力机关，这也是我们解放思想的一大体现。政协是各党派、各团体、各行业人士组成的，它和按照地区组成的人民代表大会恰好构成了我国两个权力机关，这样有利于权力结构的平衡，权力的相互监督与制约。一院制并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特征，两院制也并非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特征。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两院制也有好处。

党内民主、党际民主和人民民主，这三个部分的构建顺序是我们社会主义民主得以顺利实现和完善的渐进步骤。这个顺序也突出了我们民主模式的重心和落脚点是人民民主，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和归宿。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归根到底是要实现人民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

谢韬同志说“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我把他的话改为“只有社会主义民主才能救中国”。因为民主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世界各国社会党的指导思想，社会党是要利用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多党争夺去争取选民，上台执政，逐步实现它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中国只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借鉴民主社会主义（例如争取选民支持，执政后不搞以党治国，不搞官僚特权，廉洁奉公，杜绝腐败），这样才能建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只有把人民放在心里，

人民才能让你坐在台上”

●钟沛璋

在中共十七大之后，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也顺利召开。民主与民生是两个大会的主题。两个大会对改善我国农民状况，改善民生，都予以很大的关注。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组成部分，对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也迈出了新的一步。这一切说明，我国继续在改革中前进。这是顺历史潮流，是得民心、党心的。

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只有把人民放在心里，人民才能让你坐在台上。”这是一句语重心长的话。人们看到，一些国家经济情况好了，那里的官员们就考虑怎样“还富于民”，给人民发“大红包”，不光是新加坡这样做，我国香港、澳门也都这样做。特别值得深思的是，与我们紧密相关的近邻俄罗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强大的苏联突然自动瓦解。“休克疗法”的激进改革，导致国家经济一落千丈，横扫全国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使俄国政局陷入混乱。俄罗斯人民痛定思痛，特别是普京上台后，采取一些有力措施，坚决惩治敢于觊觎政治权力的经济寡头，坚决打击恐怖主义，俄罗斯的经济迅速恢复连续增长，去年增长率达到8.1%，成为仅次于中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外汇储备国。俄罗斯居民的实际收入高于GDP的增长率，每年以两位数增长，人均达到9000美元，退休金也增加了近9倍，人均购买力已跃居世界第7位。

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一位西方记者对俄罗斯的总统竞选尖锐提问：“为什么俄罗斯不存在政治竞争？”普京回应：“这里的工资以16%的速度增长，这就是对你的回答。”这个回答明快，深刻。正因为是“还富于民”，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在俄罗斯经济上升中得到切切实实的利益，普京和他的官员才能稳稳坐在人民给他们的领导位子上。

还有值得深一层思考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经济今天还停滞在靠廉价出口外销上，而迟迟唤不起国内强大的购买力？为什么美国人的购买力总是高居世界首位？原因是美国政府基本没有生产性资产，也只有少量的土地，不像中国政府那样拥有76%以上的资产（经济学家陈志武：在中国，多于76%的资产是政府拥有的，民间只有不到25%的资产）。美国的内需这样旺盛，因为美国的资产基本上都是民间所有，政府也不会与民争利。我们看到美国人总是把每个月的工资花光而不存钱，储蓄率为-1%。同时，许多美国人都拥有股票或基金。美国人能够只靠资产升值来使自己的财富上升。

因此，不能迷信这样“本本主义”的教条：只有国有经济强大，国家才能富强。世界上没有哪个富有国家还维系大规模的国有经济，也没有哪个国家真正靠国有制富起来。为人民谋利益，除了要“还富于民”，还应“藏富于民”，放手发展为民造福的民营经济。

政治改革的突破口

●辛子陵

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最大的意义是脱离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空想社会主义道路，逐步汇入世界主流文明，按国内生产总值计，2007年，中国成为世界第四经济大国，实现了毛泽东倾全国之力而没有实现的超英的梦想。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财政收入大增，国家经济实力增强，民生大为改善。近几年，国家财政进一步向民生倾斜，2007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资金达到4318亿元。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得到落实，得到人民普遍拥护，新一届高层的年轻领导人威信大为提高。这是进行政治改革的最好时机。

改革开放是对空想社会主义的全盘否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实质上恢复了新民主主义。与其从实质上恢复，不如干脆打出新民主主义旗帜。毛泽东在创立新民主主义理论时说，新民主主义就是新资本主义。（1944年3月22日，毛泽东《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从这里接轨，向民主社会主义前进，就彻底解决了改革开放的合法性和正统性问题。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奠定了基础。如果继续维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那只能证明自己三十年来搞错了，不能加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只能削弱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能给改革开放带来合法性，只能给反对改革开放的政治主张带来合法性。对中共的执政地位形成挑战的，不是远在天边的西方势力，是“萧墙”之内把毛泽东的错误当作旗帜挥舞的持极左看法的朋友们。他们发表的《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一文说：“不是文化大革命错了，而是邓小平把文化大革命全盘否定了。……他的继承者搞的是一套修正主义货色，而这正需要再发动文化大革命以革除之。”邓小平1992年说：“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具有深邃的历史眼光。

由于政治改革没跟上，贪污腐败不能有效遏止，社会出现不公正现象，老百姓意见很大，群体事件不断增加。左派朋友们利用群众中的不满情绪，说改革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鼓吹回到毛泽东时代。使反对改革开放和对改革开放不满的人数迅速增加。如果民众被左派朋友煽动组织起来，把解惑和寻求出路的视线投给毛泽东晚年的继续革命理论，并且以毛泽东教给的方式去发泄自己的不满，打起有些领导干部不敢反对还作秀支持的毛泽东旗帜，揪斗“资改派”，局面就不好收拾了。这是中国未来十年最大的隐忧。只有实行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政治改革，包括意识形态的改革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才能避免一场新的浩劫。

历史的教训是，政治改革的“机遇期”是不容易抓住的。有的执政者在他们认为自己有力量控制局势的时候，或是顽固地拒绝改革，或优柔寡断掉以轻心，直到大势已去，才想起政治改革来，但这时危机已经爆发，他们已失去了主导政治改革的资格，只能被历史洪流席卷以去了。例如戊戌变法，是清朝的机遇期。如果慈禧太后顺应历史潮流，实行君主立宪，清朝可能会走上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而不致灭亡。1945年下半年至1946年上半年是蒋介石国民党的机遇期，蒋如抓住国共两党共商国是的机会，不打内战，进行政治改革，与共产党组织联合政府，实行民主宪政，则不致被赶出大陆，中国就此建立起了良性循环的民主制度。

在机遇期内必须采取的一个重大步骤是客观地、科学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承袭“毛泽东晚年的思想”搞改革开放，必然阻力重重，反对声浪不断。承袭毛晚年的意识形态，改变毛的经济政策，政治上的“左”凸显了经济上的“右”。今日如果真要以毛晚年的是非为是非，各级领导干部现今可都是“正在走的走资派”。在意识形态领域必须确立改革开放路线的正统地位。必须彻底与困扰改革开放的极左理论体系告别，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回顾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如用毛泽东晚年思想去回顾和总结，必然得出“糟得很”的结论。

客观地、科学地评价毛泽东的是非功过，是意识形态领域一场深刻的革命。这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留给第四代领导人的伟大历史任务。完成这个历史任务，年轻的中央领导人才能够从毛晚年的巨大阴影下面走出来，摆脱那种瞻前顾后、谨小慎微的状态，占据历史舞台的中心，不卑不怯地拿出自己的理论、政纲和路线来，放开手脚，有所作为，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开创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一段太平盛世。

改革就是战胜自己

●章立凡

温家宝在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结束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引用了王安石的名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媒体上一片叫好声，我却感受到一种隐隐的不安与悲凉。从商鞅到光绪，中国历代变法领导者的命运都是悲剧性的，天变（自然灾害）、祖宗（僵化的意识形态）和人言（对改革的抨击分别来自左、右阵营），恰恰反映出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困境。

中国未来的希望在民间，改革必须有人民支持，在体制内阻力重重的情况下，执政党与民间的互动是非常必要的。改革应以建设公民社会为目标，没有公民起来监督，政改就只是一种体内循环，关门改革不会成功。

1949年以后模仿斯大林一套，消灭了传统的民间社会和地方自治，将党的管制渗入社会的每个细胞。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车轮未能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结果出现了势力庞大的特殊利益集团，也从党政体制内部形成与之大体配套的权力寻租机制。政治体制改革的最难点在于：改革阻力首先来自执政党内部，有人说今日政治改革，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目前从中央部委到省地市县甚至基层，都有各自的特殊利益，它们不仅与中南海博弈，同时还相互博弈。体制内耗严重削弱了中共的执政能力。

中共的民主宪政承诺，是抗战结束前开出的远期支票，超过一个甲子仍未兑现。邓小平在80年代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好，可惜因种种因素被长期搁置。有的中共元老曾经强调说，我们的执政地位是我们流血牺牲换来的，这显然是一种陈旧的血酬史观。这些中共元老的思想，可说没有走出中国王朝更迭的周期律。

中国在君主专制时代，百姓只须供养一家一姓的政府，如果这种血酬供养超出了负担的极限，就会发生农民起义和改朝换代。而君主立宪设计的高明之处，是在承认“万世一系”的前提下，用宪法限制君主权力，改为依法永享血酬。

按照1949年新政协通过的大宪章《共同纲领》规定，政协是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将来须移交权力给“普选产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一目标历经58年仍未实现。《共同纲领》是共和国立国的法理依据，而自1954年迄今，全国人大代表的产生方式仍是“遴选”，不符合建国初期的共识。这种方式产生的人大，和我国现行人大制度的诸多不完善密切相关，人大很难监控政府预算，当然极难解决这么多严重的冗员和公款消费的积弊。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回顾1956年提出的“两院制”，当时是中共与民主党派领导人通过互动讨论，想让政协变成上议院并行使监督权，但1957年这个方案被否掉了。当今政协既是政权的一部分，又不是权力机构，还号称统一战线组织，究竟是“gov”还是“org”？是一个地位很奇怪的机构。数十年来，两会未能对政府实现有效监督，可说有亏职守。

我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腐败也是一种历史动力。解体是从内生腐败开始的，当腐败发展到一定程度，偶然的外力触发，也可能导致突然的崩溃。

腐败恰恰是寄生于政权命脉上的血瘤，随着宿主的发展而膨胀，危险系数也与日俱增。

我以为我们现在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仍在螺丝壳里做道场。可是历史的进程，往往不以个人或团体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我国政治体制现在仍在权力与财富的欲海中沉浮，极左的幽灵四处游荡，渐进式改革前景我以为是迷茫的。

《老子道德经》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如果中国的执政党能够战胜自己，接受普世价值观，加速实现政治体制改革，则中国社会有望健康转型。这里容我说一句忧心但不中听的话：历史留给我国政改的时间，恐怕不会很多了……

2008年第5期 红卫兵运动兴起亲历记　作者：刘　晋

“红卫兵”最早起源于北京清华附中，当时我是清华附中的工作组长，我亲眼看到了红卫兵运动的兴起。

1966年6月1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批判学校教育路线的大字报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北京市各大中学校的文化革命出现了高潮，学生自动罢课，领导组织瘫痪。

1966年6月3日，在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的主持下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有北京新市委书记吴德和团中央书记胡克实参加，决定领导文化革命的八条政策，并把领导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的任务交给团中央。当晚在北京市委礼堂召集有关各单位领导参加会议，传达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

中央团校决定由我和滑隆同志参加这次会议，听取吴德和胡克实传达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报告。第二天6月4日上午，通知我和滑隆同志到团中央去参加紧急会议。胡克实同志讲：根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团中央决定成立领导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总团。他和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惠书昌任总团正、副团长，每个区成立分团。海淀区有六十六所中学是重点，也要成立分团，并决定由周杰、刘晋、滑隆为领导小组分任分团正、副团长。

进驻清华附中建工作组支持革命

1966年6月4日中午，我即带领中央团校五位同志到达19中，了解了情况后，建立了工作组。经过几天的工作控制了局面。第五天6月8日中午，我接到总团胡克实同志的紧急电话。他说：海淀区清华附中部分学生已自发组织了革命组织“红卫兵”起来贴大字报揭发、批判学校领导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但学校当局也组织学生保护学校当局。因为保学校当局的是多数，所以“红卫兵”受压制，处境困难。他要我立即带人去清华附中建立工作组支持文化革命、支持红卫兵、支持全校师生起来揭批学校领导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胡克实同志强调，清华附中是一个有影响的中学，是他亲自掌握的两个重点学校之一（另一个是城里的师大附中）。他要我每天晚上九点用直线电话向他汇报清华附中的情况。

我感到任务紧急又重要，立即带领五人直奔清华附中。我把带来的五位工作队员撒下去，要他们看大字报，找不同年级、不同观点的人谈话，了解情况。我自己在学校也转了一圈看大字报，找校长万邦儒问了问情况，然后又找“红卫兵”的头头了解“红卫兵”组织的情况。据他们讲：五月份校方要发展一位学习用功的、家庭出身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学生入团，而王铭、卜大华、张小宾、邝滔生、罗小海等七个人（家庭出身都是高级干部）认为共青团组织应该执行阶级路线，不应该发展这个学生入团。为此，他们提出了批评意见，认为这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学校当局召开全校学生大会宣布：谁继续把矛头对准学校，谁就是反对校党支部，也就是反党。

当时这七个人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在夜里跳墙出学校到圆明园开会，并决定成立一个组织，起名为“红卫兵”，并以“红卫兵”的名义在6月2日写了一批批判学校当局执行“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的大字报。学校当局开紧急会议，组织学生写大字报进行反击。因此，几十个同学组成的“红卫兵”组织处于孤立状态。

6月8日，我进驻清华附中了解情况后认为，这种混乱的局面不能再继续下去。当即决定让学校通知在大操场开全校师生大会，我以海淀区中学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和工作队名义，宣布成立清华附中文化革命工作组，负责领导清华附中文化革命工作，我兼任组长。我传达了北京市委“八条”并作报告，报告主要强调两条：（一）支持文化革命，支持揭批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二）要有领导地进行，要讲政策，即“八条”。我的报告受到欢迎。

群众运动起来之后，我立刻发现了一些违反政策的过火行为：①对一位女体育老师的批斗；②要批斗一位高中二年级的女同学。因为她是北京市一位局长的女儿，她父亲被打成“黑帮”；③初中三年级的同学要批斗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的女儿。我立即召开大会宣布：第一，不准冲击学生；第二，不准冲击老师；第三，对学校领导万邦儒只准动口不准动手。

清华附中的运动开展得比较正常。6月下旬，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文化革命的指示，主要精神是逐步引导学生“复课闹革命”，对各大中学校普遍成立的“红卫兵”要采取消化、溶合的方针，即把“红卫兵”中的头头，表现较好的，吸收到共青团领导机构中来。

“红卫兵”写“造反有理”的大字报

当时中共中央对大中学校文化革命的方针政策与“红卫兵”的那种革命精神是相抵触、相矛盾的。不过，我当时还未清醒的认识到这一点。

我正在教学楼的走廊上看大字报，“红卫兵”的头头卜××和邝××拿了一张他们写的大字报给我看，并征求意见。根据记忆，大体内容是：我们要敢于造旧制度的反。要像孙悟空拿起金箍棒一样，敢于造旧制度的反，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使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有人说我们过火了，我们不怕，我们就是要把这火药味搞得浓浓的……我看了后，当即表示了几点意见：一是，造不合理制度的反，揭发批判不合理的资产阶级教育制度是对的，中央也是支持的，但要讲政策，不能乱来。二是大字报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我要他们去读毛选，看看毛主席在这方面有什么论述，用毛泽东思想分析问题。

当时，这张大字报并没有引起我的重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对我要他们讲政策不能乱来不满意，并说工作组保守了，后退了，他们开始与工作组有矛盾。本来这种大字报也是针对工作组的，但是我建议他们读毛主席著作，按毛主席指示办这一条，他们接受了。

6月24日清华附中出现了一些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后来知道，他们在1966年6月5日《人民日报》上，从一篇并不太引人注意的短文《汉弗莱的哀叹》中，找到了一段黑体字，即毛主席在延安庆祝斯大林诞辰60周年大会上的一段讲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经他们修改后，把“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张贴出来。我看到了，还是没有引起重视。真想不到，这张“造反有理”的大字报是那样符合中央文革的要求，并神通广大地经中央文革江青之手送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不仅对这些大字报加以赞扬，而且给“红卫兵”小将写了回信，这是后话了。

工作组和红卫兵发生矛盾

根据中共中央统一的布署，7月中旬以前各个学校要转入正规，因此胡克实同志要求我尽快解决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问题。我的方针是，让“红卫兵”头头中的两个人参加团委领导工作，张小宾为团委副书记，马某某为团委委员。这样一来，与“红卫兵”的矛盾就公开暴露了。

7月中下旬，陆续听到工作组被赶出学校，不少大中学校又失控。后来我们才知道，毛主席7月18日回到北京，批评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是束缚群众的革命手脚，这话又由特殊的通道传到高干子弟那里。但我们却蒙在鼓里，即使是团中央领导人也不知晓。我遇到的一件事足以说明。

那时我们还是想说服“红卫兵”的。我们去家访，通过家长作这几个红卫兵头头的工作。7月27号的夜晚，我们先到张小宾家，工作进展比较顺利。接着我们去×××家。×××父亲是解放军××学院副院长。我还是介绍了清华附中文化革命的情况，并希望家长帮助我们做工作，我的话还没讲完，这位副院长就打断了我的话，并神气十足地讲：“工作组为什么不能反？！团中央为什么不能怀疑？！你们派到101中学的工作组副组长讲毛泽东思想可以一分为二……”用这种口气讲话，真使我大吃一惊，话是谈不下去了。

告辞后，我让车子立即开到团中央。我感到问题很严重，怕是中央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找到总团副团长惠书昌同志，向他汇报了××学院副院长说的话，并说出我的看法。惠书昌也感到问题严重，立即拨通克实同志家里的电话，让我汇报情况并说出我的忧虑。克实同志回答说，不会有问题，我们派工作组是少奇、小平同志亲自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的，会后还飞到杭州得到毛主席的首肯，你放心大胆地工作。

周杰被“罢官”

第二天7月28日我回到清华附中，晚饭后正在院子里看大字报，约晚上十点钟左右，突然院子里一帮学生高呼“周杰罢官了”，中央文革今天晚上在北京展览馆大会上罢了海淀区分团团长周杰的官。这消息一传到清华附中，学校一下又热闹起来。一些学生把我围起来让我表态。我说我们执行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的方针和政策。我们工作组到学校里来，支持同学革命，我们工作组在清华附中的工作你们有目共睹。至于为什么中央文革派王力去罢周杰的官，我没有去参加会，不了解情况。我也是刚才听你们说的。我理直气壮地回答。

我把工作交代给副组长回到团校，只有马石江同志在。他也莫名其妙，也在等消息。大约十点多钟，北京展览馆的会开完了，周杰、滑隆二人回来。他们讲了一下情况：周杰正在作报告，突然某某中学的学生代表站了起来说：“我们学校工作组压制群众起来革命……”接着又有几个中学学生代表也站了起来提意见。但是有的学生代表不同意这种作法，也站起来说：“你们有不同意见可以，但让周杰讲完嘛。”周杰同志赶快表态说：“先让提意见的学生代表把话讲完。”正在这时，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带着一些随从赶到北京展览馆会场，神气十足地走到台上，不问情况立刻宣布：“海淀区中学文化革命工作队队长周杰，压制群众起来搞文化革命，压制革命小将。我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宣布，撤消周杰海淀区中学文化革命工作队队长职务，让群众自己起来革命，自己解放自己。”他还宣布，明天还在这里继续开海淀区中学文革学生代表大会，对海淀区文化革命工作队周杰进行批判，各中学作好准备。这就是所谓的“周杰罢官事件”。

后来我们知道，当天晚上北京师范大学在操场开大会，揭发批判校领导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江青、王力、关锋都去参加。这时在北京展览馆参加会的某中学学生代表跑到北师大操场主席台上对江青说：北展正在开海淀区师生代表大会，海淀区文革工作队队长周杰压制民主，压制革命群众。江青听后立即派王力去北展会场罢周杰的官，还要搞什么“揭盖子”，矛头对准团中央，要通过罢周杰的官打开缺口。

在胡耀邦住处开会

7月28日夜里11点多钟不断传来消息，十九中学、八一中学、十一中学等学校开始打、撵工作组，说工作组是‘黑工作组’。胡克实同志让马石江、周杰、我和孙英立即去他那里。胡克实同志要我们到胡耀邦那里汇报情况。

我们有一年多没有见到耀邦同志了，1964年中央调耀邦同志去西北局任第三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但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还未免去。他回北京看病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开始，虽然胡克实同志是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总团团长，但遇到这种大事，他还是带我们到耀邦那里听听他的意见。

周杰把会上的情况汇报完后，耀邦同志开口了，谈了几点意见：“克实要立即把这情况向邓小平同志汇报。要坚信党中央，克实是在少奇、小平同志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接受任务领导中学文化革命的，派工作组也是中央决定并请示了毛主席。我看现在这种情况（指罢周杰官）很不正常，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要观察观察再说……”

“中央文革小组明天决定开大会继续揭发批判周杰，怎么办？”

“周杰同志继续去听听意见再说，团中央可以派一位书记去表示同意撤周杰的职务的决定。”

这时马石江说：“他们为什么这样胆大？谁是他们的后台？”

克实同志愤愤不平地讲：“他们，几个拿笔杆子的，懂得什么群众运动！”

我说：“这后果很严重，有几个工作组的同志被打，被撵的还要多，我怎么向工作组的同志们回答？”

“除了克实同志向小平同志汇报外，你们也可以把情况向中央反映嘛。”耀邦同志最后讲。

这后来被称为“关东店黑会”，没有开出什么结果。

第二天7月29日，周杰、滑隆照样去参加大会，站在那里被学生代表一个一个批判。团中央还派了书记处书记王照华表了个态：同意中央文革罢周杰的官。这次批判会规格很高，中央文革顾问康生、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还有王力、关锋都参加了。我因为头天的会议没有参加，所以不用去挨批斗，在团校“坐镇”，不断接到各工作组被批、被围攻、被打的电话，团校的工作人员也非常气愤。

向毛主席写信告中央文革王力的状

马石江和我商量，写一封反映工作组现在被围攻、被打的信，送给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中央领导同志。信写好后由我和另一位同志送到北京展览馆，当时康生、陈伯达、江青正在那里开批判周杰的大会。我们天真地送到康生手里，希望他转给毛主席。

这封信不仅没有起到改变工作组被打被撵的作用，而且情况越来越严重。我把那封信打印成几份，由我带着工作组的几位同志到处去反映情况，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华北局、北京新市委。反映情况的目的是要求制止打、撵工作组。我坐车整整跑了两天，却如石沉大海，而中学生打人、撵工作组已发展到打“黑帮”（学校的当权派）批斗老师和出身不好的同学，局面进一步混乱。

后来我也被“罢官”，关牛棚三年。罪名是：

一、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二、参加了“关东店黑会”；

三、向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写信，告中央文革王力的状，实际上是告中央文革的状。

（作者系原清华附中工作组组长）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8年第5期 山西分社“清查”厄运追记　作者：马　明

近日，我在宿舍的书房里，翻阅多年积存的历史资料时，看到30年前打倒“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以后，山西省委主要领导同志召见新华社山西分社全体职工，发动清查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的讲话复印件，不禁使我想起当年山西分社被列为清查重点单位的那段颠倒是非的史实，今天把它追记下来，为的是作为一面历史镜子，避免日后重复过去类似的错误教训。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阴谋集团，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动乱。全国人民欢天喜地，奔走相告。“文革”中被打倒的山西省委领导班子恢复了工作，并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清查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的指示，在全省发动了揭批和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的斗争。

在这欢庆之际，令我高兴地想到的是，“文革”中强加给我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罪名，该纠正了，停滞10年的正常工作，也该恢复了。但是，出乎预料，事与愿违，不但前期劫难未了，反而又在清查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中，成了“清查”对象，陷入厄运困境。

运动一开始，由于当时的山西省委主要领导同志捕风捉影，偏听偏信，在未经调查核实的不真实情况下，就在全省不少部门单位发生了清查扩大化的问题。其中，新华社山西分社被列为清查重点单位，深受其害，就是一个例证。当时的省委把山西分社确定为省委直接领导的清查重点单位，把包括我在内的7位领导干部和记者当作清查对象。

1976年11月14日和12月16日，省委主要领导同志兴师动众，亲自发动，先后两次把山西分社全体职工召集到省委常委会议室，他本人在长篇讲话中，点人点事，把分社通过正常渠道向上级反映情况的《内部参考》稿，说成是“按‘四人帮’的要求另搞一套”，是“利用列席省委常委会的方便，搞特务活动”，指责分社记者“插手社会，为‘四人帮’提供炮弹，以山西的材料打击山西”。并把“反大寨”列为清查的一项内容，还把分社活跃报道思想开展多年的业务民主活动（后叫成“群众议政”），硬说成是“裴多菲俱乐部”、“海德公园”，属“资产阶级的东西”。

接着，置中央关于新华分社领导体制的规定于不顾，按中央规定：分社由总社和省委对分社实行双重领导，是以总社为主的。分社领导班子一般由总社提出，征求省委意见商定。但是省委没有征求总社意见，就将原有的领导班子成员一律靠边站，另行指定了临时领导小组主持分社工作，又专门派由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陈新兰（原任大寨人民公社妇联主任——作者注）带领的清查联络组进驻分社指导清查运动，还违背有关规定查阅了一部分“内参”底稿。这样一来，山西分社成为山西省委直接领导的清查重点单位，这在全国省、市和自治区中是独一无二的。

在被清查的对象中，程度不同地涉及到分社领导干部和记者方言、马明、田培植、刘玉等7人，一次次地逼迫他们说清楚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其中，有的同志是因为采写发往总社的“内参”客观地反映了各种不同意见和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而被视为给“四人帮”提供了整省委主要领导人的炮弹；有的是被扣了莫须有的反大寨的帽子。

追查我的第一件事是，怀疑我给“四人帮”转过来信。事情的真相是，“文革”后期，有一段时间指定我在分社值班室，临时接待处理群众来信来访。有一次从邮局寄来让转给江青的一封来信，信的内容是，看了《沙家浜》等样板戏的观后感。我按照当时的规定，把来信连同信封按照正常渠道，一起转寄总社国内部分社管理组处理。这件事的经过就这么简单，并不复杂。

当时江青是中央“文革”领导成员，加以“文革”十年我被夺权靠边站，对中央上层复杂多变的内斗情况知之极少，这样处理这封来信，完全是在情理之中，应该是无可挑剔。但是“四人帮”粉碎之后，突然就把这件事硬和清查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拉扯在一起问罪!

追查我的第二件事是，我和所谓的王体诬陷省委事件的关系。实际情况是，有一天，我在省煤管局附近的街上，偶然遇到省地矿局局长白天，相互寒暄之后，他顺便告诉我：王体在省委常委会议上，向省委和第一书记提了些基层群众的批评意见。因为白天是听说来的，没有说清楚具体内容。我回到分社后，无意中转述了这一情况。

不料被省委派来的清查联络组和分社临时领导小组召集人知道后，就被抓住不放，要我说清楚与白天、王体的关系和活动。我只能如实地说，白天是抗战后期和我在中共晋西南工委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王体我不认识，只知道他是全国煤矿战线上的劳模和省革委会副主任，至于他的其他情况，我不知道，也就无法说清楚。

1976年12月16日，省委召见分社全体职工时，讲到“王体他们说（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全面执行了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刮了右倾翻案风，全面复辟资本主义”。这一情况，我是第一次听到的，难怪我无法说清楚。不过这和我听到白天说的情况不一样。今天回想起来，一个文化水平不高的煤矿劳模，能不能如此高度概括出这样上纲上线的“三条”来？而且我想如果硬说“王体他们”说过这“三条”，也会是“文革”初期说的，不可能是在打倒“四人帮”后才说的。这是不是假借“清查”的机会，对“王体他们”编造算老帐呢？事态的发展正是这样，王体成了“清查”的重点批判对象，被关进看守所近三年。山西省委领导班子调整后，才为王体彻底平反了这次冤案。

另一件事是，上述省委主要领导同志把山西分社“群众议政”的好传统，硬说成是“裴多菲俱乐部”、“海德公园”，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这是不实事求是的歪曲和误解。实际情况是，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我主持山西分社工作时，为了学习上海分社活跃记者报道思想的经验，在山西分社记者中开展了业务民主活动。实践证明，采取这种办法，曾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加强先进人物典型经验报道等方面，对调动记者的积极性和深化报道主题思想，都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文革”期间，我虽然“靠边站”，但是知道记者们为了准确地向上级反映派性武斗等复杂多变的事态发展，仍然通过召开情况分析会，开展业务民主活动，也就是“群众议政”。具体办法是，遇到需要经过总社向中央反映的突发事件，记者们分头深入第一线采访，从多方面调研。回来后，集体汇报，各抒己见，集思广益，求得共识。在这个基础上，由掌握情况较多、观点比较明确的一两位记者执笔写出内参，大家补充修改后发出。通过这种办法，采写的100多篇内参和赴京口头的汇报，对中央了解和解决山西多次武斗等事件帮助很大。

这样为集中大家智慧发扬民主的“群众议政”，和我国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当家作主，是顺理成章，一脉相承的，不应和西方的“裴多菲俱乐部”、“海德公园”相提并论，等量齐观。

对山西分社颠倒是非的清查，还表现在省委主要领导同志听信流言蜚语指责记者。1976年12月4日，在听取分社“清查”情况汇报会上，把总社从辽宁分社正常调到山西分社的记者廖由滨说成是（同“四人帮”有牵连的）“毛远新派来的”。记者冯东书曾在分社研究报道会上说过“不能提永远学大寨”。实践证明这话是正确的。但是，就在这次清查汇报会上，也被翻腾出来，直面问冯东书：“你说过‘不能永远学大寨’，你考虑过吗？为什么说这个话？是不是与不学大寨联系起来。”因为当时山西把对大寨的态度和不照搬大寨“左”的一套经验，列为清查的一个问题，于是冯东书那句正确的话，也就成了问题了。

尤其是对待社长方言，给他罗列了几条罪状，未经调查落实，也没有与总社联系，就动用公安机关，搜查了他的住宅和办公室，并把方言关进太原市公安局看守所，长达近两年之久。这种情况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是绝无仅有的。当时的总社副社长刘敬之和干部处负责人肖彦专门两次来太原，找省委商谈释放方言（下转第9页）（上接第36页）的问题，没有取得效果。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在中央领导同志打招呼的情况下，于1978年11月21日方言才被释放出来，恢复了分社领导工作，撤销了省委指定的临时领导小组。

随着中央对山西省委领导的调整，由霍士廉、罗贵波主持省委工作后，根据方言同志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宣传部提出的申诉意见，进行了复查，省委于1981年2月17日，向党中央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呈报了《为方言同志平反的报告》。《报告》中说：“省委认为，方言同志不属于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对方言同志进行隔离审查、关进看守所，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使身心上受到了折磨，清查方言是错误的，应予彻底平反。在省委举办的《‘四人帮’及其伸向山西黑手罪证展览》中和在报刊等批判中，强加给方言同志和新华社山西分社的‘四人帮的御用文人’、‘反动文痞’、‘四人帮’控制的新闻单位、‘搞特务活动’和‘为四人帮提供重型炮弹’等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一律推倒，为方言同志和新华社山西分社以及分社被错误清查、受株连的其他同志恢复名誉。”

山西省委采用正本清源的这一措施，为方言同志和山西分社以及分社包括我在内被错误清查、受株连的多位同志，解除了一切诬蔑不实之词，恢复了名誉。

（责任编辑 杜 晋）

2008年第5期 我知道的翼社和中国托派　作者：汪文郁

遭逢全国性的“肃托”大搜捕

1952年我是上海《解放日报》文教组的一名二十岁刚出头的年轻记者，那年冬天，因病正在职工休养所疗养。12月22日星期一晚上8时左右，突然有两个公安人员出现在我面前，顷刻间我被双臂反剪戴上手铐押上了一辆小吉普车，旋即又直驶新闸路我母亲家进行查抄。他们什么也没有抄到，一小时后，只拿了一条薄被子回到车上。午夜时分，当小吉普停下我被押下车时，在强烈的灯光照射下，只见眼前一片很大的操场上，正攒动着许多持枪的武装人员。操场的一边有座大楼房，敞开着大门，大门口也站着成群身着灰蓝色棉制服的便衣人员。一辆又一辆大大小小的吉普车陆陆续续驶来，一批又一批的人被押进这楼房。我在大门口被卸了手铐，拿上被褥，被押进楼房。

事情发生太突然了，没有想到我会被拘捕。在牢中，我思绪纷乱，坐卧不安，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又被突然叫出牢房。当我挟着被褥出牢门时，只见日光高照，已经是第二天的上午了。操场上仍站着不少武装人员和便衣。我和十来个年龄相仿的人被先后押上一辆中吉普囚车，在警笛声中离开眼前的大监狱。囚车过了白渡桥后，并未驶向提篮桥上海监狱，而是沿着杨树浦路直驶，然后在上海发电厂附近拐入一条小巷，进入有武警守门的一幢小洋楼前停下。事情已明白：这是一次有计划的“肃托”行动。当时我以为只是发生在上海，并不知道实际上是准备周密的全国性统一大搜捕。这里，和我在一起被关押的大约有一百多人。其中大部分是高等院校的学生、中学教师、医院小护士、青年工人和几个失业人员。年龄都不满三十岁，有不少是温州人。他们中有的尚未进入社会，有的和我一样涉世不久，现在都当作托派嫌疑犯了。

不久，我们被集中在一间空房中。一个已记不清姓什么的班主任，语气平和地对大家说，政府办这个训练班是为了挽救一批人。要求大家在这段时间中认真学习，坦白交代问题，彻底与托匪划清界线，以取得政府和人民的谅解。今后还可以回到各自的岗位工作，回到学校读书。如果有人想蒙混过去，拒不交代，可以去提篮桥继续交代，直到交代清楚为止。每个人还发了一本名为《肃清帝国主义间谍托洛茨基匪帮》的小册子。

人民政府并没有像苏联斯大林那样滥杀无辜，而是网开一面，宽恕了一批人。被关押在学习班，与翼社有关的有五人。我暗暗地计算一下，可能还有五、六个人被关押他处。这样，在托派一案中被拘捕与翼社有关的竟有十多人，占全体社友的半数左右。令人吃惊的是，翼社中还出了俞硕遗这样的托派中央委员。

翼社本是一个自发的友谊性青年团体

翼社原是纯友谊性社团。在1946—1949年中国革命的激烈斗争中，曾先后两次被卷入政治漩涡。1948年11月，翼社中“托派问题”的发生，使不少社友迷失方向，失去了投奔革命的机会，并在这一次肃托中身陷囹圄。

我是翼社社友，曾亲身经历了前后两次灾难。

我在1946年就读于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夜校部，同时在校长顾执中办的民治通讯社当记者，半工半读。在国共两党激烈斗争中，曾和广大同学一起参加了反蒋、反美、要和平、争民主的学生运动。1946年10月，民治通讯社被国民党淞沪杭警备司令部查封。同年11月，经同学介绍，被上海《学生日报》聘为特约记者。仅仅时隔一个月，这家报社也被查封了。以后，《学生日报》总编辑鲍敬文进了《文汇报》当文教版编辑，曾打算介绍我到那里工作，不料1947年5月，《文汇报》也被查封停刊。经过多次往来，我与鲍敬文、蔡大雄等开始熟悉起来。1947年5月，我被同学选为全校学生级联会夜校部主席，积极地投身到火红的学生运动中。不久，我突然胃出血病倒，贫病交迫，无钱就医，幸亏得到鲍、蔡两人的帮助，被送进医院治疗。事后知道，为我支付医院住院费和医药费的是翼社社友羊聪。他与我并不认识，单凭蔡、鲍两人相求，就伸出了援助的手。

这时，我才开始知道翼社的名字。翼社是由一群青年人自发组织成立的纯友谊的小团体，它的发起人和主要成员鲍敬文、蔡大雄、羊聪、沈一全、姚轶群、俞硕遗原是东吴大学附中的同学，他们都酷爱京戏，喜欢在课余时聚在一起哼几句。以后大约有了二十多个社友，都是这些发起人的朋友、亲友和同事、同学。其中还有些社友是蔡大雄执教各中学的高中生，都是当时学生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大多数社友倾向了反美反蒋的民主运动。1947年5月，我由同学韦以群和蔡大雄介绍，经过社友大会通过，参加了翼社。

1947年8月，因家庭困难，我与蔡大雄和蔡的学生、老家在扬州的社友夏中瑞3人住进威海卫路587号富通印刷公司内原《学生日报》经理部的一间空房内。这里存放着《学生日报》的上千册图书。其中有不少是文学经典著作，也有解放区作家赵树理、李季、丘东平、刘白羽等的著作。这里也就成为翼社社友间图书流通和朋友们相聚的地方。

9月19日下午5时左右，我在愚园路上海幼儿师范学校参加学联集会回到住所时，只见我们的房内已一片零乱，蔡大雄、夏中瑞和俞硕遗、余裕明、韦以群都呆坐在一起。国民党“中统”特务在秘密逮捕二楼富通印刷公司人员时，竟将我们也同时逮捕了。这就是当时震动上海的“富通事件”。这一案件涉及翼社被秘密逮捕的有十三人，是翼社第一次被卷进了政治旋涡。我一生中也第一次戴上手铐，被当作共产党嫌疑，投进了大牢。

1948年初，我们陆续出狱后，翼社发生了变化：原来的社长鲍敬文及和他一起的社友与翼社断绝了联系；社友潘秋月、程亦凤是中共地下党员，由于“富通事件”，她们出狱后就去了解放区；蔡大雄仍被关在特务机关牢内；翼社的发起人之一的俞硕遗就成了这个小团体的核心人物。我们几个被逮捕过的人，出狱后都想找中共地下党的关系，投身革命。俞硕遗也曾与余裕明、岑小昀和我商量过，准备将翼社转入地下，通过电话簿上的地址，从邮局散发油印传单，进行反蒋的革命活动。第一期传单的内容拟定为《翼社的9·19事件教训》，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专制、残酷统治，希望从中找到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关系。这种想法是很幼稚的，翼社是个无名的小团体，有什么地上地下的。

我走出国民党特务机关牢狱，就被民治新专校方开除。当时父亲已五十多岁，因为失业，只身飘洋过海去太平洋美国关岛基地做苦工。母亲仍以女红收入为生。我处于失学失业状态，生活艰辛，精神困惑，我急切地想找到中共地下党的关系，可是人海茫茫如何寻找？这年11月间，我发现俞硕遗与社友羊聪、姚轶群、孙一全，还有俞的外甥邹一德常在一起，听说他们想翻印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这引起我的好奇和兴奋，以为他们已找到中共地下党了。有一天见到余裕明时便问起此事。余悄悄地告诉我，他们在搞托派活动。

这之前，我从未听到过“托派”两字，不知道托派是什么。余裕明就告诉我，托派是苏联共产党内的一个派别。托洛茨基是俄国十月革命中的红军总司令，也是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列宁去世后，他被斯大林打成反革命。不仅被斯大林派人暗杀了，而且连他的妻子和儿女也不放过。

如此骇人听闻的事，使我大吃一惊，没有想到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会发生这样的事，于是我找到俞硕遗想探问一个究竟。因为他在翼社中是一致公认的诚笃忠厚的正派人。他的回答是：托派是好是坏，历史会做出公正的结论。只是斯大林把一切都弄颠倒了。托洛茨基领导了1917年的十月革命，以后又担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建立起一支红军，在两年半的内战中粉碎了英、德两国支持的叛乱部队，拯救了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托洛茨基应该是捍卫和拯救苏维埃政权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英雄，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带头人而不是反革命。大家和我一样，对苏联共产党内的斯、托两派之争，弄不清谁是谁非，谁对谁错，对托洛茨基的理论也是半信半疑，只是对托洛茨基的不幸遭遇产生了一股同情之心。

托派人士的讲话使我们迷失方向

那时，人民解放军已在辽沈、平津及淮海战役中相继取得重大胜利，1949年初蒋介石宣布“下野”退居幕后指挥，李宗仁上台同意以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一时间，国统区内出现了一些政治和缓气氛。明眼人清楚，这是国民党反动派的一种虚伪的政治欺骗。翼社中有人想不通了，俞硕遗就组织了一次时事座谈会。一个星期日下午，岑小昀借用圆明园路基督教青年会学生救济会三楼会议室，为座谈会提供了既清静又安全的场所。开会那天，大部分社友都冒着被国民党反动派捕捉的危险前往参加。

俞硕遗请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据说曾留学苏联，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因坚持自己信仰被开除出党后来到上海的托派负责人之一的王先生。他大约四十岁上下，中等身材，面容清瘦，鼻梁上架着一副玳瑁架的近视眼镜，西式分头的两鬓已显露几丝华发。他身着一套浅灰色西装，裤子的臀部留着一个小小的补丁，神态自若，有学者风度，看上去是一位清贫自守、信仰坚定的革命志士。我从未见过人们所说的职业革命家。现在能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中见到虽与中共政见不一、但却共同信奉马列学说的托派领导人，心情十分激动和崇敬，也十分好奇，一心想听听这位革命者对当前政治形势的一些看法。

俞硕遗简单介绍后，王先生开口了，他的谈话带有浙江口音。讲得比较分散，不成系统。归纳起来，大致是这样：

他认为，当前的国共和谈有可能达成某些协议，这跟中共长期在农村搞革命有关。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久了，就会有大批贫下中农涌进党内，他们会把农民的落后意识，落后习俗带进党内，共产党就会农民意识化，革命就会像历史上农民起义，没有胜利的希望。他说，1853年马克思对中国的太平军起义，曾经寄予期望，可是十年之后，太平军攻下南京后，他了解了太平军的事实真相后，失望了，就曾在书中写道：除了改朝换代，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因此，王先生认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应该走十月革命的道路。

谈到鲁迅，他认为作家是要有自由的，也是独立的。鲁迅在广州时就不受哪个党、哪个组织的指挥。如果他还在世的话，相信他绝不会写出歌功颂德的文章来。

他的话一下子把我们全都弄蒙了。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使我们的思绪顷刻间变成了跳跃不停的浪花，扰乱了我们对当前中国革命的原有认识和向往。难道中共领导的革命真的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可是事实又否定了我的一些疑问，因为全国各大城市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中掀起的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等群众反蒋的爱国运动，不都是由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我与翼社的许多社友一样，没有否定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也没有肯定托派的理论。我们都被牵进了思想迷宫，分辨不清东西南北了。

我们中有人认为，中国革命如果按托派的说法要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话，那就涉及到一个重要问题，当前中国社会性质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大家争论不休。俞硕遗就组织大家分甲、乙两组进行理论学习。甲组学习的是邓初民的《社会发展史》；乙组学习的是《辩证唯物论》。据说，参加甲组学习的社友，在对当时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上争论得很厉害。多数人认为，中国社会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而俞硕遗却说中国早在明朝时就有商业资本的存在和发展。经过商业资本的长期侵蚀，加上国际资本主义入侵中国后，资本主义不但在城市替代了封建残余，而且已深入到了农村，商业经济已支配了农村的经济构造。他又举例说，中国农村过去照明用的是灯草和桐油、灸纸。自从使用了火柴、煤油和汽油后，工业产品进入农村，农村也就随着城市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他的这种说法，令人感到滑稽，但似乎谁也说不清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生、发展、渗透和作用。大家只是相信俞硕遗为人，相信马列学说，才半信半疑地接触了托派的一些理论。这两个学习小组，大约相聚了三四次就自动散伙，谁也不想在桐油灯和煤油灯之间钻牛角尖了。

1949年1月间，俞硕遗准备召开翼社社友大会。会前，余裕明告诉我：俞硕遗想通过社友大会，以翼社名义去参加托派即将在上海举行的统一大会。据说托派内部有多数派和少数派两派。我们接触的是少数派。而托派中两派的形成，是由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家在对中国抗日战争性质的重新认识上产生了分歧，便有了两派。又说托派是讲民主的，允许有不同意见的存在和争论，以通过争论来达到内部的团结和统一。当时，俞硕遗的这一想法，使翼社多数社友感到意外。因为翼社的多数社友当时对托派虽有同情，但并不等于相信，更不清楚什么多数派少数派。如果以翼社名义去参加托派的会议，显然不能代表全体社友的意志，因此，我们都向俞提出劝阻意见。俞硕遗接受了大家的意见。

托派问题的发生，使这个社团又经历了一次思想分歧的变化。当时，一部分社友对托派不理不睬，保持距离；有的已跟着俞硕遗开始热衷于托派的理论；我和姚轶群、袁旭等则始终半信半疑，主要是看不到托派的群众基础和它的革命前途。翼社从此也就名存实亡了。后来，由孙一全的透露，我才知道：1949年2月俞硕遗没有以翼社名义去参加托派的统一大会，而是与羊聪、邹一德、孙一全、严西成五人以“革命马克思主义派”参加了这一会议，其他人全被蒙在鼓里。

摆脱了影响，却走不出阴影

1949年5月，上海的解放使我精神振奋，压在我们头上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统治，终于被共产党推翻了。眼前的事实使我认清一个问题：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是中共不是托派，托派所说的一套完全是不切实际的空谈。这样，我理所当然地投入了向往已久由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洪流，报考进华东新闻学院。同年12月，我被分配到《解放日报》工作，是共产党将我这个一无背景、二无靠山，已沦为社会贫民的穷学生送上工作岗位，我感受到翻身的喜悦。

1951年镇反运动开始后，托派问题成了我的心病。我经过严肃认真的考虑，将自己与托派和翼社的关系和盘托出，毫不保留地向报社党组织作了交代。镇反运动过后不久，有一次见到余裕明时，他告诉我：翼社社友、托派成员严西成因为勾结国民党反动派一些残余武装分子，企图在某地建立武装根据地而被公安部门抓获，镇压枪决了。这一消息使我十分震惊。托派是信奉马列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现在竟沆瀣一气，企图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托派问题既已由党内问题成为反革命问题，那么我与翼社中托派的关系岂非由朋友变成“匪帮同伙”了吗？

1953年7月3日，我终于在报社人事科长带领下走出公安局学习班大门，从此处在千夫所指的逆境中讨生活。尽管我只是个托派同情者，没有被判刑坐牢，但已等同社会上的刑释分子，到处受人歧视。我像一名脸上刺着金印的发配犯，永远不能抬头见人。虽曾一度由报社机关学校的文化教员调到报社编辑部工作，但在“反右”斗争结束后，还是被精简下放到农村劳动，先是在上海郊区，继而被支边去青海。从此被赶出了上海城市，也被清洗出了新闻队伍。对此，我并没有什么很大的情绪波动，因为经过拘捕审查和现实生活中的羞辱和歧视，我已经渐渐失去个人的欲望和追求，甘心从事长期的劳动了。

几年以后，翼社中的余裕明被释放了。他告诉我，翼社社友中因托派问题被判刑的有：他本人被判五年；孙一全被判五年，后加十年；岑小昀被判十五年：俞硕遗已当上托派中央委员，没有判刑，和托派领导人郑超麟一样，被监禁。羊聪去了台湾，邹一德去了国外。以后又听说，俞硕遗因神经错乱被送进医院。

五十年来，“托派问题”如同梦魇一样缠身，使我失去了青春年华、远大理想和向往革命的追求，而是变成了一个时刻想到有罪在身的小人。“文革”浩劫后，头脑渐清醒。我感悟到斯、托之争，归根到底是苏共内部的权力之争，让成千上万的无辜者牺牲在斯大林的屠刀下。1988年8月，苏联最高法院为托派冤案平了反。几个月后，苏联解体了。对此，我没有喜悦而是感到悲哀。因为如果没有这一场血流成河的大惨剧，苏联的历史可能不会如此写法。

中国的托派是一场时代悲剧，长期受到种种诬蔑、中伤和残酷地迫害。它的成员在十分险恶的处境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向往中国革命的前途。只是他们往往是书生气十足，不切实际、坐而论道的空谈。我这个平凡的人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悲剧中，成了一名无辜的受害者。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党委2004年9月29日给我此前供职单位的公函中，明确写明“经查阅，档案中没有关于托派成员的定性和处理”，这么轻轻的十几个字，却是我至今也并没有完全弄清楚是怎么回事的梦魇，沉甸甸地缠了我五十年。

（作者为上海离休干部，上海市作协会员）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8年第5期 夏明翰就义八十周年祭　作者：汤益民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这首气吞山河的壮丽诗篇，是我党历史上著名的革命烈士夏明翰同志，在英勇就义前留下的。夏明翰是我党早期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的卓越领导人之一。80年前，他留下的这首就义诗，是他大无畏革命精神的生动写照，也是他留给后世的宝贵精神财富。

夏明翰，字桂根，湖南省衡阳县洪市镇礼梓村和家组人。1900年农历八月初一日，夏明翰出生在他父亲任知县的湖北省秭归县。夏明翰有四个兄弟和四个姐妹，他排行第三。夏明翰的童年是跟随祖父、祖母在湖北、江西等地度过的。夏明翰12岁时，全家回到湖南衡阳，由他祖父高价租住在今衡阳市湘江东岸一座古色古香的深宅大院里。

当时的夏家，书香门第，世代为官。祖父夏时济是清光绪壬辰（1892年）科进士，曾任京官。外祖父陈嘉言曾中进士，任过翰林院编修。夏明翰的父亲夏绍范，衡阳县学优增生，以优贡入仕，1901年钦加三品衔，任州、县一级官吏凡13年，清廉正直。他1903年，东渡日本，考察政务，思想开明，拥护变法维新，向往科学民主，参加了伟大的辛亥革命，1914年不幸因病壮年（终年45岁）早逝。夏明翰的母亲陈云凤，能诗善文，武艺高强，1922年当选为衡阳县参议员，成为衡阳县历史上第一个参政的女性，不仅是才女，也是巾帼英杰。她支持儿女们冲破封建传统网络，让儿女们自己选择人生之路。夏明翰在开明慈爱的父母身边长大，童年、少年时代就养成了善良、刚强、自立、向上的优良品质和性格，养成了爱读书、勤思考的习惯。他不以“夏府少爷”自居，经常做些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情，比如扫地、挑水等等。

1917年春，夏明翰考入湖南省立第三甲种工业学校（校址在今衡阳江东区湖北路）机械科第一班。他满怀“工业救国”的理想来这里学习，但目睹军阀统治下的黑暗政治和民不聊生的景象，心中充满愤懑情绪，组织了革命团体“砂子会”，并用诗歌和绘画，揭露军阀卖国贼的丑恶嘴脸，宣传反帝爱国思想。一次，同学们在一起作画，夏明翰铺开一张纸，挥动画笔，几笔便勾出一个凸眼阔嘴，长臂矮身，身着军服，佩着短剑的奇形怪状的人跪在地上，高托一个装有“大好河山”的盘子，向一只黑手送去。同学们不解其意，他挥毫写出一首讽刺诗：“眼大善观风察色，嘴阔会拍马吹牛，手长能多捞名利，身矮好屈膝磕头。”标题“军阀形象”。这一张诗画把军阀丑态刻画得惟妙惟肖、淋漓尽致，同学们不由得一起放声哈哈大笑。他同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校址在衡阳江东岸晏家坪）学生蒋先云等组织“衡社”、“湘滨诗画社”等进步团体，以诗歌漫画揭露军阀政客的丑恶嘴脸，成为学生运动的带头人。

1919年“五四”运动波及衡阳后，夏明翰、蒋先云等联络教育界和工商界，以衡（阳）、耒（阳）、郴（州）、桂（阳）各界人民名义通电全国，声援北京学生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斗争。他带领一个演讲团，经常到各地演讲宣传。他们的演讲宣传，常常是“讲者声泪俱下，听者掩面而泣”。6月17日，湖南学生联合会在衡阳成立，夏明翰当选为湘南学联第二任总干事，主编和发行《湘南学生联合会周刊》。

在查禁日货的斗争中，夏明翰首先发动自己的弟妹夏明震、夏明霹、夏明衡等，把祖父藏在夹墙中的日货都搜出来烧掉；然后，与同学们一起，商同各界人士，到各处清查日货，并把查到的日货，特别是那些大奸商的日货，集中到湘江边的空坪上，举行声势浩大的焚烧日货大会，用纸捻点火，把日货付之一炬。当时称火柴为“洋火”，故点火不用火柴，而用纸捻。

夏明翰这些活动，触怒了一些富商绅士，他们纷纷要求夏明翰的祖父对夏明翰严加管束。为此，夏明翰被爷爷关到一间小屋里。爷爷声称：夏明翰一日不悔过，一日不准见天日，如果再不老实，就把他沉潭。后来，夏明翰在母亲和弟弟夏明震的帮助下，破窗跳出，然后砍倒后院的一棵桂树——这棵树被爷爷看成是象征官运亨通、家庭兴旺的宝树。从此，他离开了夏府，再也没有回来，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1920年秋，在何叔衡的帮助下，夏明翰来到长沙，认识了毛泽东，先后在通俗报馆、文化书社、船山学社等处工作，并进入毛泽东等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学习，兼任《湖南学生联合会周刊》的编辑。1921年，夏明翰经毛泽东、何叔衡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2年9月，夏明翰任湖南自修大学补习学校教务主任。10月8日，夏明翰发动了长沙人力车工人的罢工斗争，并取得了完全的胜利。1923年长沙发生日本水兵枪杀中国工人、学生的“六一”惨案，夏明翰与郭亮以“外交后援会”名义在省教育会坪召开了有6万人参加的抗议大会。因此，湖南军阀、省长赵恒惕不仅通缉夏明翰等人，还于1923年11月，以自修大学及其补习学校“所倡学说不正，有碍治安”为借口，查封了湖南自修大学及其补习学校。中共湖南省委为掩护革命活动的开展，遂在长沙创立一所正规中学——湘江中学，校长何叔衡、夏明翰名义上任数学教员，实际上任湖南省学生联合会干事长和《湖南省学生联合会周刊》第一编辑。

1924年，夏明翰担任了中共湖南省委委员，负责农委工作。他经常深入农村调查研究，了解农民的生活情况。1925年，夏明翰又兼任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长、农民部长、长沙地委书记。他很注意农运干部的培养，在各县开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县、区培养了成千上万的农运骨干。他还选送了一批革命青年到广州“农讲所”学习。为了加强基层的农运工作，他动员自己的弟弟夏明震、夏明弼和妹妹夏明衡回家乡衡阳县开展农民运动，使衡阳县农民运动很快蓬勃地开展起来。

1926年农历二月初四日，夏明翰与长沙湘绣女工郑家钧结婚。郑家钧心地善良，性格文静，但又非常正直坚强，敢作敢为。她非常钦佩夏明翰的学识和胆略。在这一对新婚夫妇的房里，仅摆着一张床、一张方桌和几条长板凳。这天，李维汉、何叔衡、谢觉哉等同志前来道贺，他们在帐帘两边挂一副别出心裁的描绘他俩至诚相爱的对联：“世上唯有家钧好，天下只有明翰强”。这是因为夏明翰平日提到家钧时，总是连声说：“家钧好，家钧好”的缘故。

1926年12月，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和工人代表大会联合召开，会议由夏明翰和郭亮共同主持，请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到会指导。

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夏明翰陪同毛泽东，步行1400多里，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五个县的农民运动情况，并承担了大量的组织协调、调查研究、文书起草等工作。同年2月，夏明翰接到毛泽东的信，到武汉担任了全国农民协会的秘书，兼任毛泽东的秘书和毛泽东举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秘书，并在农讲所授课。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夏明翰怀着满腔悲愤的心情，挥笔写下了“越杀胆越大，杀绝也不怕。不斩蒋贼头，何以谢天下”的短诗以明志。夏明翰遂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第二次北伐的革命军，在邓演达主持的政治部里任宣传部长，并随军开到了河南前线。

1927年6月，党又将夏明翰调回湖南工作，继续任省委委员兼组织部长。这时中共已被迫转入地下活动。为了保守党的机密，做好党的工作，夏明翰夫妇不得不经常变动住宿地点。在同年的七、八两个月中，他们先后搬迁住房十几处。

党的“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从武汉赶回湖南。8月16日，夏明翰参加了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秋收起义计划的沈家大屋湖南新省委会议。在震撼全国的秋收起义中，夏明翰主要负责联络工作，他经常装扮成农民、商人，向党的基层组织宣传、组织秋收起义。他还鼓励自己的亲人，参加武装斗争的行列，征得党组织的同意，他派七弟夏明霹到衡阳，五弟夏明震到郴州，四妹夏明衡到衡山，组织领导起义。后来，他的这三个弟妹均在起义中先后英勇牺牲。

10月，中共湖南省委派夏明翰兼任平（江）、浏（阳）特委书记，他又组织了平江、浏阳暴动。

1928年初，党中央调夏明翰去湖北省委，参加省委领导工作。3月18日，由于叛徒告密，夏明翰不幸在武汉被捕。当时，敌人以为这个共产党要人的住处一定会有大量的金银财宝，一个个争先恐后地到他住处搜查，结果仅仅找到一只手电筒、一块怀表和一副近视眼镜。

夏明翰被捕后，只两天就遇害了。在狱中，他同审讯官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敌人假惺惺地劝夏明翰不要固执，要他为自己年轻的生命、贤慧的妻子和可爱的孩子三思。他放声大笑，回答说：“我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已不是三思而行，而是百思已定的了。”他在狱中受尽酷刑，但未向敌人透露半点党的秘密。他用半截铅笔，分别给母亲、大姐和妻子写了三封遗书。在给妻子郑家钧的信中写道：“我一生无愁无泪无私念，你切莫悲悲凄凄泪涟涟。张眼望，这人世，几家夫妻偕老在百年？抛头颅，洒热血，明翰早已视等闲！‘各取所需’终有日，革命事业代代传。红珠留作相思念，赤云（夏明翰的女儿）孤苦望成全，坚持革命继我志，誓将真理传人寰！”郑家钧没有辜负丈夫对她的期望，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她对革命毫不动摇，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解放后，她也一直过着俭朴的生活，从不向党和国家要求照顾。她逝世前，还在遗嘱中写道：“死后不收圈，不收祭帐，不要浪费国家一分钱。”

1928年3月20日清晨，武汉上空乌云密布，烟雨，江风阵阵，敌人押着夏明翰来到汉口余记里刑场。面对敌人的枪口，夏明翰昂然而立。敌人问他：“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夏明翰大声说：“有，拿纸笔来！”他用带着镣铐的手，拿起毛笔，饱蘸浓墨，在一张雪白的纸上，写下了本文开头所述的四句气壮山河的就义诗。

（责任编辑 吴 明）

2008年第5期 王若水在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争论中　作者：张显扬

若水先生离开我们（2002年1月9日）六年了。一想到若水先生，我眼前就浮现出20多年前那桩惊心动魄的真理与权力抗争的公案。今天，我们回顾这桩公案，再现当年的情景，从中吸取一些教训，也算是对若水先生的一种纪念。

一

若水先生作为哲学家，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这倒主要不是因为他参与了建国以后几乎所有的哲学论争，甚至也不是因为他那篇著名的《桌子的哲学》，而是因为他在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并因此而与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意识形态总管的胡乔木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是他一生哲学生涯中最重要、最辉煌的篇章。王若水之成为王若水，成为不畏强权、坚持真理的楷模，就在于他在那场冲突中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镇定自若的智者风范。

在对10年文化大革命和此前17年历史的痛切思考中，若水先生深刻地领悟到人道主义的价值，决心把长时期来被所抛弃、践踏的人道主义思想，从马克思、恩格斯尘封的著作中发掘出来,给它以应有的地位，并把它作为一种价值标准，应用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他呕心沥血，连续写出了《谈谈异化问题》、《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等文章。为此，被胡乔木视为离经叛道，而大加挞伐，直至撤职罢官，从中国共产党内除名。

整个斗争，可谓相当激烈。

凡是亲历过那场斗争的人都清楚地记得，那远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一边是手握上方宝剑、对理论界拥有生杀予夺大权的胡乔木，一边是单枪匹马、无权无势的若水先生。除了真理，一切可以用来斗争的手段，都在胡乔木一边。胡乔木1984年1月那篇错误百出的文章《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一发表，全国上下，立即掀起了一股吹捧的狂潮。一时间，胡乔木成了理论圣人，只准顶礼膜拜，不准说半个不字。与此同时，那些专看上司眼色行事的御用文人，就像马克思当年痛斥过的“无聊的下流作家”一样，肆无忌惮地对遭到冷遇的人们百般侮辱。可以想象，当时若水先生要承受多大压力。可是，他不但没有屈服，反而抖擞精神，写出了《关于革命人道主义》和《我对人道主义的看法》两篇雄文，进行了英勇的反击。这样的斗争态势，只有五十年代马寅初先生的“人口论”对毛泽东的“人手论”的抗争可与媲美。

胡乔木从送审稿中看到了若水先生的反击，恼羞成怒，亲自揭去了自己信誓旦旦地许诺过的“欢迎讨论”的虚伪面纱，下令不准发表若水先生的文章。后来，胡乔木得知若水先生的文章在香港《镜报》发表以后，认为这是“严重政治事件”，不惜动用国家安全部门进行追查，甚至要把若水先生与所谓“地下组织”联系起来，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很难想象，在一个多少讲点民主法治的国家，会出现这样荒唐和残酷的文字狱。

二

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二十多年，若水先生去世了，胡乔木先生也早已作古。重提这桩公案，主要不是要褒贬什么人，而是要明辨是非，以便从中吸取教训。我向来认为，胡乔木的所作所为，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事情，而是我们这个制度所固有的机制使然。作为意识形态总管，胡乔木十分自觉地扮演着“现实社会主义”的卫道士的角色。他的使命就是不顾一切地从意识形态上捍卫这个制度，不使它有任何闪失。至于他这样做，实际上起了什么作用，那就只有天知道。

由于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角色使命，胡乔木在上峰面前赢得了忠诚的美名，再加上所谓理论权威的外观，每每使得最高方面附和并支持他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判断，他便俨然成了中央在理论方面的代言人。毛泽东在世的时候，他没有多少发言权，还比较谨慎，毛泽东死后，随着政治地位的蹿升，他的卫道士的角色感越来越强烈。他无时无刻不在搜索意识形态方面的“敌对分子”，随时准备抽出他那自诩“锋利”的“宝剑”。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个“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会使他如此大动干戈，滥施挞伐，从而酿成一起震惊中外的公案。

胡乔木在给若水先生罗织罪名的时候，冲口说出了一句极有分量的话，叫做“离开马克思主义方向，诱发对社会主义的不信任。”这句话言简意赅，道出了胡乔木发动这场斗争的秘密。原来，在胡乔木看来，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是不能相容的，说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说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就是“离开马克思主义方向”。异化只能与资本主义相联系，说社会主义社会也有异化，提出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化问题，就是“诱发对社会主义的不信任”。既然问题如此严重，他当然不能丝毫宽容。

事有凑巧，若水先生在揭露胡乔木的蛮横行径时，不经意间也说出了一句极有分量的话：胡乔木“虽然没有掌握真理，可是掌握了权力”。这句话同样言简意赅，道破了胡乔木把理论论争变成政治迫害的秘密：手中没有真理，又要战胜对手，只能滥用权力，以势压人。

三

为什么主张马克思主义包含人道主义，就是“离开马克思主义方向”呢？道理在于，胡乔木所理解和奉行的马克思主义，的确不包含人道主义。在他们那里，辩证唯物主义等于斗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等于阶级斗争，除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概念，既没有“人”这样的族类概念，也没有“个人”这样的个体概念。而人道主义在理论上的立足点，恰恰就在这两个概念上面，离开了这两个概念，就没有人道主义可言。胡乔木看到有人说“人”，就指责为抽象的人。在他看来，不能说人，只能说社会，只有在社会中人才是具体的。殊不知离开了人，社会也是抽象的，社会就是人的活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和社会、社会和人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怎么可以把人和社会对立起来，又把社会和人对立起来呢?这样明白的道理，号称理论权威的胡乔木竟然不能理解！如果他有幸活到今天，到处听到人们说“以人为本”，并且还堂堂正正地把它写进了党和国家的正式文件，宣布为重要的指导思想，不知道他又该怎样痛心疾首！

把人道主义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剔除出去，当然不是始于胡乔木，也不是始于毛泽东。第二国际的时候，正在形成中的列宁主义就把人道主义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排挤出去了。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结构界定为“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即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根本没有人道主义这个价值论的地位。从纯学理的观点看，列宁的定义，充其量只是粗略地概括了“作为科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而完全没有涉及“作为价值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一个“价值体系”，然后才是一个“科学体系”。马克思毕生追求的目标，就是通过无产阶级的解放，达到全人类的解放，以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什么呢？共产主义是“十九世纪的伟大经济运动所引向的人道目标”，其具体内容，就是“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发展的同时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或者，如《共产党宣言》所说，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围绕着这个崇高的人道目标建构起来的，至于这个理论体系究竟是否合乎实际，是否可行，那是另一个问题。这里谈的是，这个理论体系本身的内容和结构。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来看，完全可以把它界定为这样“三个组成部分”，即崇高的人道目标，彻底的批判精神和作为社会改造方案的社会主义。如果拿基督教的圣父、圣灵、圣子的“三位一体”来取譬，那就可以说，崇高的人道目标处于“圣父”的位置，彻底的批判精神处于“圣灵”的位置，社会主义处于“圣子”的位置。崇高的人道目标具有永恒的价值；彻底的批判精神是理性推动社会进步的杠杆；社会主义是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的“新世界”，它是从属于崇高的人道目标和彻底的批判精神的。“旧世界”变化了，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的“新世界”也必然不同；但是，不管怎样不同，社会主义必须服从于崇高的人道目标。由此可见，马克思本人的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从俄国送来的马克思主义即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际就是列宁主义。马克思本人的马克思主义是包含人道主义的。若水先生所说的，正是这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早年说得更加直白，“共产主义是以扬弃私有财产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可惜，许多人，其中包括胡乔木，记住了“扬弃私有财产”，忘记了“人道主义”。

重复地说，马克思主义究竟是否包含人道主义，这要看你说的是哪一种马克思主义。如果说的是马克思本人的马克思主义，那么，毫无疑问是包含人道主义的，因而真理在若水先生一边；如果说的是胡乔木们所奉行的马克思主义，那的确不包含人道主义。但是，人们不免要问，究竟是胡乔木的马克思主义正宗呢，还是马克思本人的马克思主义正宗，谁是真正的“王麻子”？事情很清楚，胡乔木之所以要给若水先生加上“离开马克思主义方向”的罪名，就因为若水先生请出了被他们封杀有年的正宗的马克思主义，对他们的冒牌货构成了威胁。这种冒牌的没有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正是“现实社会主义”在天国的辩护。

四

为什么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有异化，就是“诱发对社会主义的不信任”呢？道理在于，这个看法揭穿了现实社会主义的谜底：现实社会主义确有异化。个人崇拜、专制独裁、官僚主义、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等等，都是异化的表现。在胡乔木看来，承认这些事实是一回事，把它们说成异化则是另一回事。承认这些事实，可以用社会主义在发展中难免有缺点来辩解。而承认这些事实是异化的表现，则意味着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这岂不是要诱发对社会主义的不信任吗？若水先生从事实出发，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异化，目的是为了从这个社会的法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高度上，去阐明这些事实的本质，从而引起人们的警觉，在实践中自觉地予以克服。胡乔木从概念出发，断言社会主义没有异化，因而无视（确切地说，掩盖）现实社会主义存在种种异化的事实。在他看来，只有回避异化这个概念，才能维持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建立起信任，否则就会诱发信仰危机。因此，他一听说异化，就像一听说人道主义一样，神经就紧张起来。

人道主义和异化，历来是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费尔巴哈批判宗教异化的反人道主义的本质，得出了“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人道主义结论，从而在文化主义的范围内达到了无神论的高度。正如马克思所说，“无神论是以扬弃宗教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从费尔巴哈出发，又超越费尔巴哈，他要消灭的是劳动的异化，而劳动的异化是与私有制联系在一起的。要消灭劳动异化，就要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因此，如上所说，共产主义就是“以扬弃私有财产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事实上，人道主义也好，消灭异化也好，说的都是一回事，就是要改造违反人性的社会环境和思想理论观念，以便改善人的生存状态，提高人的生命质量，使人活得尊严，活得幸福和快乐。

因此，凡是否定人道主义、无视异化的人，其中包括胡乔木这样的大人物，一无例外地，都反对把人当人，即当作大写的“人”。在胡乔木看来，人不过是一些特定的阶级身份：工人、农民、地主、资本家，等等。离开了阶级身份，他不知道人还是别的什么。大写的“人”，对他来说，是根本不存在的。既然不把人当人，不承认人首先应该是大写的“人”，当然也就谈不上人道主义和人权了。在这里，“人”、“人道主义”、“人权”，也是三而一、一而三的。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那专制主义盛行的年代，既没有人道主义，也没有人权，更不承认人就是人。可见，胡乔木不准说“人”，不只是他所奉行的那套反人道的意识形态在作祟，更是此前几十年反人道的社会状况的反映。

五

若水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方兴未艾的时候，把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一并提出来，予以认真的研究，希望引起广泛的讨论，目的就是要从理论上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人们都知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是为改革开放提供认识论指导的。但是，未必都意识到，以若水先生为主要代表而发动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是为改革开放提供价值论指导的。不从理论上肯定人道主义的价值，不指出现实社会主义存在异化的事实，并进而揭示其经济、政治制度上的根源，改革就没有价值方向。人们历来只是从经济政治结构上去理解社会主义，似乎社会主义就是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等等。实践表明，只从结构上着眼的社会主义没有生命力。邓小平看出了现实社会主义的弊病，强调要从功能上去界定社会主义，讲“三个有利于”，并且根据功能的需要去改革原有的结构。但是，这还远远不够，还必须把人道主义的价值目标补充到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中去，否则，还不能保证改革的成果真正能改善人们的生存状态。从理论上指出这一点，正是若水先生的巨大功绩。他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研究，正是为此而进行的。只有把价值、功能和结构三重规定一体化，才会有值得向往的社会主义。可是，胡乔木却把这样的研究和讨论指为“反现实倾向”，足见其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是多么僵硬，多么落伍，对改革的理解是多么肤浅。

若水先生说，胡乔木有相当固定的保守倾向，这是非常正确的。这个保守倾向往往使他在理论上站在改革的对立面。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他指责认为中央有不同看法的人是“分裂中央”，给这场意义重大的讨论横加罪名。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他认为这是引导人们关心个人利益，千方百计阻止这场讨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讨论，他更视之为反社会主义的逆流。在所有这些关系改革命运的重大理论问题上，他那时都站在保守势力一边。不能否认，他帮中央起草和修改过一些有利于改革开放的文件，但那都是在中央改革开放的既定决策下完成的。凡属他以中央代言人自居，独立地对意识形态问题进行判断的时候，他的反改革的保守倾向都暴露无遗。若水先生同胡乔木的分歧，说到底，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同，更重要的是对改革的立场和态度不同。这就是胡乔木制造这桩公案的实质所在。

六

从这桩公案的回顾中，至少可以得出如下一些教训。首先，思想理论界发生的讨论和争论，必须本着学术自由的原则进行，不能由上面来钦定是非，从政治上横加干涉，更不能对不同观点者加以迫害。这是老生常谈了。可悲的是，文明世界公认的这个不容否认的原则，至今未能全面的确实实行。其次，在一个号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家里，讨论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是理所当然的，不应该设置障碍。只有经常进行这样的讨论和争论，才有可能对马克思主义作出有利于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的解读。不许讨论，是违反言论自由原则的；而更严重的是，一旦对这个指导思想发生误解，往往难以纠正，从而不可避免地会在实践上造成灾难。这样的事情，已经难以计数了。没有人可以垄断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必须看到，过去思（下转44页）（上接48页）想理论界发生的一切冤假错案，尽管都是某些掌握了权力的个人所为，但本质上是个制度问题。几十年来，意识形态总管换了一任又一任，这样那样的文字狱仍未间断过，就是证明。要想杜绝或减少这类事件，只有认真地进行政治改革。中国的事情，只有彻底根除人治的祸害，而实行真正的民主法治，即实行宪政民主，才有希望。否则，说得再好，都不过是假话、大话、空话、废话而已。

如果能从这桩公案和其他种种冤假错案中，多少吸取一些教训，使理论界、知识界不再发生文字狱，使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这些基本的人权和公民权逐步得以实现，那么，再做周年纪念的时候，我们就有可能带着会心的微笑，告慰若水先生的在天之灵了。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8年第5期 杨立三的经济实践与经济思想　作者：李　琴

人们通常认为，共产党领导经济工作不按经济规律办事，不承认个人的物质利益，不重视科技人员。然而，在革命根据地并不完全是这样。肩负八路军后勤保障和根据地经济建设重任的杨立三的实践和论述足以证明这一点。

杨立三，1900年12月生于湖南长沙，从井冈山到延安到北京，一直从事军事后勤保证工作，建国以后我军第一任后勤部长。1954年逝世时，周恩来、彭德怀为他执绋送葬。

“一要吃饱饭，二要打胜仗”

1939年4月初，杨立三由延安来到太行八路军前方总司令部任职。当时，太行地区经济十分困难。杨立三一到任即参加由总部和北方局召开的全面研究根据地建设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等领导人。会议决定大力发动部队垦荒种地，建纺纱厂、织布厂、制鞋厂、兵工厂，办合作社和银行，以解决部队吃饭穿衣，武器弹药供应，发展根据地经济，开展与敌经济斗争的问题。

会后，杨立三即主持由彭德怀同志挂帅的华北财经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委员会成员有：杨尚昆、彭真等，该机构于1941年晋冀鲁豫财经办事处成立后结束工作）。当时，部队缺粮情况严重，他一到任，除了调查研究之外很快组建了后勤职能部门：供给部，部长周玉成；卫生部，部长孙毅之；军工部，部长刘鹏；兵站部部长由他本人兼任。确定发展农业生产，开办合作社，筹建银行，帮助军工部研发军工生产，均由他负责。

党中央十分重视根据地经济建设，抗战伊始，毛主席就指出：“长期抗战中最困难问题之一将是财政经济问题。”“（如无财经支援）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朱德总司令提醒杨立三：“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就要搞好自己的家务，要建兵工厂，生产武器弹药。”彭德怀副总司令告他：“今天谁有了粮食，谁就会胜利。‘战斗力系于胃’！”邓小平一语中的指出：“敌后的经济战线的尖锐程度，决不亚于军事战线。”刘伯承师长言简意赅，说：“部队的要求就是：一要吃饱饭；二要打胜仗。”

老百姓能养活多少兵？

杨立三常提醒后勤干部：“不但要保证部队之所需，而且要估计到人民负担问题。农民负担减轻一分，部队力量即增加一分。”

1940年，根据地的社会财力很弱，可八路军这时已发展到40万人，国民党政府按4.6万兵员拨发的军费由于克扣还时而停发。老百姓究竟能养活多少兵？这是个严峻的问题。彭老总把这个问题提交给了杨立三。这正是杨立三所考虑的（在他的日记中可查到他对根据地人口、兵员，农副业生产收入、财政收入的核算情况）。

根据杨立三提供的情况，彭老总和他算了一笔账，认为：按当时的生活水准和物价，每个军人一年约需470元左右（包括武器消耗）；以民众的负担计算，每人每年约需10元左右，合50人负担一个兵员。根据计算，彭老总认为八路军的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应不超过根据地人口的2%，党政人员不超过1%，根据地全部脱产人员不超过人口的3%。党中央在1941年发出的精兵简政号召中，采用了这个“军民比”，对密切抗日军民关系，共度艰苦岁月，起了重要作用。

合法收入“准许私有”

上世纪40年代初是晋冀鲁豫最困难的时期。为渡过难关，杨立三决定在后勤部门将由集体掌管全部生产收入的做法，改为由集体与生产者个人按一定比例分成的办法，以激发每一个人的生产积极性。

新分配办法包括：在完成生产定额后个人多生产的粮食和蔬菜，由伙食单位按市价收购，收购之款，70%付给个人，30%抵消个人生产定额；业余打毛衣、毛袜、毛手套，所需原料和成品销售，由公家代办，所得价款，70%付给个人，30%抵消个人生产定额；食堂节约烧煤，节余部分折价，折价之款，20%付给炊事员，80%抵消个人生产定额；开荒镢头，超过规定使用时间的，每把奖10元；交回脱落破旧马掌的，付给新马掌价的10%，帮食堂运粮的，运费全部归个人；业余养鸡喂兔等的收入全部归个人；收入可存银行生息，可入股合作社分红。考虑到大家对“私有”普遍有顾虑，杨立三特别申明：“由劳动所得来的分红和节约的代价，不是非法所得，准许私有。”

新分配办法实行后，后勤部门的生产越来越红火，既解决了公家的困难，还使个人有了积蓄。总部特务连战士有银行存款达千元以上的。但引来的却是沸沸扬扬的议论：“个人生产分红会引起部队不巩固”；“允许私有是有害于共产主义的纯洁的”；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彭老总支持杨立三的做法，他写信给邓小平介绍情况，指出：“这样不恰当的批评，必然会阻碍集体与个人生产的发展。”小平同志完全赞同后勤部门的做法，强调：“必须建立赏罚制度”。后勤部门的做法受到鼓励，杨立三和滕代远很是兴奋，便将新分配办法整理成《滕参谋长、杨副参谋长手订总部伙食单位生产节约方案》（简称《滕杨方案》），于1944年4月1日印发各部队。《方案》得到各地部队的积极响应，被誉为“生产运动的新方向”。

《滕杨方案》在前言中旗帜鲜明地宣告：

“我们提倡劳动，奖励劳动，只要是劳动所得，自己就有权享受，你生产得越多，你所得的也越多。

“我们提倡节约，奖励节约，只要是合理的节约，你节约得越多，所得的也越多。

“我们提倡私人积蓄，只要是劳动所得的代价，你越积蓄得多就越好。”

《滕杨方案》得到地方党政部门的积极响应。中共太行区党委和太行军区政治部于1944年4月13日联合发出指示，号召全区党政军民学校按照《滕杨方案》的办法组织生产，指出：“实际证明，旧的东西，对于发展生产极其软弱无力，新的东西，是可以充分发挥每个人的生产积极性，发展整个生产的。”“《滕杨方案》，就是指导我们从旧的道路上跳过来，走向毛主席‘公私兼顾’的道路上去。”

《滕杨方案》突破极左思潮的羁绊，把毛主席提出的“公私兼顾”原则落实到每一个生产单位和每一个生产者个人，把所有人的生产积极性都调动起来，《滕杨方案》根据科学管理的要求，将原则量化，细化到便于操作的具体规定。

调动了直接生产人员的生产积极性之后，杨立三把思想转向调动部队领导的管家理财积极性。经同供给部部长周文龙研究，并征得小平同志的同意，决定将传统的经费供给制改为经费包干制，于1944年开始实行。在供给工作会上，杨立三郑重宣布：“包干经费按当时的物价一经核定，无论物价涨跌，都全年不变。”他要求部队领导开动脑筋发展生产保证生活，“实行大家管理家务”。新办法实行后，部队收入迅速上升，干部管家理财的意识和能力普遍提高。

个人生产分红制和部队经费包干制的实施，晋冀鲁豫生产获得空前大发展。抗战八年，1944年是军民生活最好的一年。总部驻地麻田镇及其周围的村镇，集市贸易火红，小饭馆增多。

“与商人竞争不能以权力”

因政策鼓励，1939年下半年，太行地区合作社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其中，群众集资办的最多。群众集资办的合作社负责人多是旧时商人，他们长于活跃市场，却常违法乱纪，中饱私囊。引起群众不满。单位办的合作社竞争不过，纷纷要求对商人采取制裁措施。

杨立三说：“合作社与商人竞争不能以权力，而应以我们的经济政策，我们的工作去竞争。我们不能消灭商人。”“除对少数违法严重者绳之以法外，对一般违法人员应采取教育方针，以继续发挥他们在缉私，收集山货，活跃市场等方面的作用。”

合作社兴办初期，发展最多的是利润高的运销合作社。为扭转这一偏向，杨立三大力鼓励职工投资开办生产合作社。到1941年，在棉纺、麻纺、毛纺、席编、制鞋等领域都相继办起了一批由职工投资的生产合作社。投资合作社可以分红，一些公营工厂和商店也都吸收职工投资，将公营企业改成为合作社性质的企业。统计资料表明，1947年，太行区共有大中小型工厂约6000家，其中，合作社性质的最多，2800多家，其次是私营的，2100多家，公营的只有500多家。

八路军的企业制度

“太行山上小天津”，这是人们对散布在太行山上的兵工厂区的爱称。为坚持抗战，八路军在太行山崇山峻岭中创办了10多个兵工厂，聚集着一批留学德、日、英，毕业于清华、北大、天津北洋等国内名牌大学的科技专家，还创建一套相当完整的工厂管理制度和办法。

“土八路”办工厂能有什么章法？其实，八路军领导的科学管理意识相当强。彭老总要求兵工厂应按管企业的办法管理，强调：“工厂不是军队，工人不是战士。”杨立三既理解又尊重科技专家，他强调：“要重视技术人员的个性和意见”；“召开技术人员座谈会不要用什么‘非党干部座谈会’之名”；“要帮助技术干部做研究改良工作，给以一切便利与工作环境，不能因研究试验失败而苛责”；“要采取各种技术人员乐于接受的方式加强他们的政治生活”；“要接近他们，密切同志感情”；“专门人才要求入党，只要政治上没有问题就可以接受他们入党”。

杨立三提出工厂要“坚决建立厂长负责制”，“反对以‘民主’和‘党的领导’为借口来妨碍生产”。并强调：“企业化管理是最有效率的办法”。在他主持下，工人待遇从1940年4月起由供给制改为工资制（服装仍由公家供给），并从这年8月起，对适合计件的实行计件工资，对不适合的增设专项奖（超额奖、节约奖等）。

杨立三认为，实行计件工资，固定工资加专项奖，“才能将全体工人，先进的与落后的，均发动与组织在劳动的热情之中，”他还主张开展立功竞赛活动，说：这项活动可使“人人立功，不抹杀功绩。”

实行计件工资，必须制定原材料和工具的消耗定额，有工时考核、成品和半成品收发记录及质量检验制度，还必须适时、无间断地供应燃料和原材料，确保均衡生产。为此，军工部于1940年当年赶制出一整套制度和管理办法，单是这年6月份就出台了6项，其中：

《军工部集体合同》由刘鼎部长（厂方代表）和工会主任（即主席）张士杰（工人代表）签订。内容包括：生产定额、劳动纪律、工资待遇、工作时间、劳动用品等。（刘鼎，留德科技专家，被誉为“军工泰斗”，1940年5月调任军工部部长，原部长刘鹏改任副部长）

《军工部各项管理办法》，内容包括各种工资的发放办法（粮食工资、固定工资、计件工资、加工工资、病假工资、休假工资等）；奖励类别（创造发明奖，保卫工厂奖，教学成绩突出奖，工作积极起模范作用奖）；奖励标准、处理干私活职工的办法以及学徒晋级的规定等。

杨立三要求：“（工厂）应有非常精确的计算，其内容是生产有计划，以全面工资制（指工厂全部职工），严密的检验产品制，完善的工务制，精确的器材制及订货投资制等方式来合理地管理企业。”

兵工厂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后来也被引进到被服、制药等军需工厂。杨立三在1942年6月××日（日期原文不清）的日记中记的唯一一件事是：“创造了一套制度和办法！”流露出他对制度的重视和任务完成的喜悦。

刘少奇在以中央工委名义发给中央军委参谋部和各中央局关于军工生产的电报中说：“太行管理制度已走上正规，亦有帮助各区的义务。”

为保工人工资造“”字

上世纪40年代初，太行地区遭灾，“扫荡”频繁，物价飞涨。1942年年初，小米每斤0.58元（冀钞），年底涨到每斤2元钱，食盐、西药等物资的价格更是狂涨。为保工人工资不受物价上涨影响，经杨立三倡议，将工人的货币工资改成为实物工资，按6种生活必需品价格的总合计算。杨立三还根据他对文字学的研究造了一个“”字作为计算单位。

“”（读作xī），一“”等于：中等小米2斤，中等小麦1斤，油盐各5钱，中等白土布1方尺（土布面宽1尺），中等家用煤1.5斤。实物价格以每月15日中午的市场价为准（因早市贵，晚市贱，中午价居中），由党政工会组成三人小组调查确定。按“”发工资，职工生活有保障，已离厂回乡的职工又都携眷回来了。

为稳定部队供应，军费后来也以“”为单位计算了。这种计算办法，一直沿用到建国后1950年物价稳定后才取消。“”也称作“实物分”或“分”，1950年发行的《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就是以“分”为单位计算的，共发行二万万分。

今天，“”字已被多部字、词典收入。《新华字典》对“”字的注释是：“（xī），老解放区一种计算工资的单位，一等于几种实物价格的总和。”

创建冀南银行

经过4个月紧锣密鼓的筹备，冀南银行于1939年10月15日宣布成立，开始发行晋冀鲁豫区货币——冀钞。银行成立了董事会，由杨立三任董事长，有关部门负责人任董事。厦门大学经济系肄业的高捷成被任命为银行行长（高在反“扫荡”中牺牲后，赖勤任行长，赖病逝后，胡景任行长）。

银行一成立就投入与敌的经济斗争，首战告捷，敌伪货币—联银卷被驱逐出晋冀鲁豫市场，冀钞的信誉节节上升。银行第一年的发行全部用于军费和行政开支，解决财政困难，是纯粹的财政开支；第二年开始贷款发展工农业生产和商业。由于有银行支持，晋冀鲁豫区经济发展加快，到1944年，党政军透支便已还清，银行发行全部贷给工农业生产和商业。为此，杨立三曾发电北方局报捷。

1942年，敌后根据地秋收即将开镰时，总部忽得情报，敌人要到山西西部产粮区—上党盆地抢购粮食。杨立三闻讯当机决定抢先行动，快速组织起一支“购粮大军”抢先购进20多万担粮食，一举粉碎敌人抢购粮食的图谋。购粮成功，不仅弥补了太行地区的粮食缺口，还因以工代赈付运费给运粮民工，缓解了农民的生活困难。又由于商人被组织起来合法赚钱，减少了走私活动。尤为重要的是，银行和工商部门在行动中配合密切，取得一石数鸟的成效。通过将低价从晋西购得的粮食，以低价卖一部分给粮价高的平汉铁路东侧的日占区群众，既赢得日占区群众的支持，又赚取了粮食差价；既增加了银行外汇储备（日伪联银券），又将冀钞推行到日占区（群众用冀钞购粮有优惠）。

杨立三最关注货币发行和物价。在他掌管下，晋冀鲁豫的物价始终保持相对稳定。当地日占区和国统区的物价没有不暴涨的。而此期间，冀钞币值也由最低升到最高。1939年冀钞发行之初，1元冀钞相当2至1角日伪联银券，到1945年3月，1元冀钞可换15元联银券。为帮助银行建立实物准备金，提高抵御风险能力（银行成立之初，以法币为准备金），杨立三还商同各地区拨部分粮食给银行，使银行建起以粮食为主，加上部分银元、白银和黄金的实物准备金。

1942年冬，当一个地区的法币币值跌到一元只相当二三角冀钞时，冀南银行总行电告支行趁机收买些法币，却因当地党政领导阻拦未能实现。三四个月后，当该地区必须用法币购买粮食时，因手中没有法币而坐失良机。杨立三发现后，即提出“行政与经营分开”的主张，建议：“沟通各战略区的物资交流，行政与经营分开，起相互制约作用。”杨立三注重市场，银行和工商局在他的建议下都成立了资料室，加强了对市场的研究。

力主健全审计制度

杨立三十分重视审计工作，他举例说：“一些单位米袋子一年补发两次”（浪费）；“一个单位300人领700双鞋子”（以少报多）；“一个单位做10床被子贪污9丈布（面宽一尺的土布，10尺为1丈）（贪污）”。

他认为，对掌管财物的机构和人员，必须加强监督，否则，必然会发生浪费、滥用职权、管理不善等问题。

杨立三一到总部任职就成立了审计处，并在此基础上于1941年制定出我军第一部《审计法规》。《法规》颁布后，各战略区、各部队都建立了审计组织，并由野战供给部制定了《会计工作实施细则》和《出纳工作实施细则》等配套规定，还增设了后勤部巡视组，负责实地监察。较为完备的审计体系对防止贪污浪费，提高军费使用效益，培训财务干部，起了很好作用。当年，边区政府的整治贪污办法规定贪污500元即枪毙，边区政府副主席戎子和说：“那时党和军队干部的思想比较纯洁，因贪污被枪毙的只有很少几个人。”

伴随1943年以杨立三为主任的八路军总审计委员会的正式成立，《审计法规》的贯彻执行，以及一大批经过培训的财会人员的上岗，1945年，晋冀鲁豫在各根据地中率先成立了会计学会，开展会计理论研究和会计职称评定。当年发展会员1176人，授予胡景（冀南银行行长）、黄同（总部会计科科长）等4人会计师称号。全国解放后，许多部门的财经干部都来自晋冀鲁豫区。

提出“八一”面“九二”米建议

全国解放后，中央军事委员会后勤部（1948年5月成立）改称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后勤部，部长仍由杨立三担任。与此同时，经周恩来总理提名，由毛泽东主席任命，杨立三兼任政府食品工业部部长。

解放初期，全国城市物价猛涨，粮价影响最大。杨立三研究提高面粉厂和碾米厂的出粉率和出米率，以增加城市米面供应。

根据调查，全国面粉厂共计547家，全年面粉产量约为8600余万袋，销售量约为5000余万袋。碾米厂华东共有3831家，全年加工糙米27亿斤。面粉厂每百斤小麦一般出面76斤，碾米厂每百斤稻谷一般出米88斤。杨立三和食品部的工作人员考虑，如每百斤小麦多出5斤面出到81斤，每百斤稻谷多出4斤米出到92斤，则投放市场的400多亿斤粮食，就可多出米面几十亿斤，够300万人全年的食粮（每人每天按一斤半计）。食品部遂向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八一”粉和“九二”米制造规定的建议。

这个建议经中财委和政务院通过后，于1950年4月2日颁布执行。各地群众对“八一”粉和“九二”米普遍表示赞成。

在对渔业、糖业、烤烟、米面和油脂五大行业进行初步调查之后，食品部的干部上下一致要求接管企业，提出渔业接管大连中苏渔业，油脂接管大连油脂，糖业接管广东糖厂，面粉接管天津面粉厂，等等。杨立三对政府部门直接管理企业的做法持否定态度。他认为，食品部只能搞宏观管理，不能插手企业经营，更不能接管企业。他的看法得到陈云、李先念和薄一波同志的赞同。据此，政务院于1950年9月撤销食品部，同时免去杨立三食品部部长职务。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8年第5期 解决三峡工程遗留问题还任重道远　作者：鲁家果

世界瞩目的三峡工程，历经12年的建设，将于2008年全面完工。2007年11月27日，三峡建委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对世人所关注的若干重大问题作了回答。他们的看法十分乐观，认为库区淤积、地质灾害、生态、气候影响、移民等问题都已解决或正采取有效措施解决中，防洪效益明显，等等。

作为一个长期关注三峡工程的社会公众，衷心期望三峡建成后能经受实践的检验，安全高效运行，发挥防洪、航运、发电三大效益。但愿望不等于现实，几位负责人的回答还不能令人释疑，他们乐观的看法与严峻的现实相去甚远。我认为，三峡遗留的问题是严重的，影响是深远的，绝不能掉以轻心。有些问题早已预见，但至今仍未找到解决的办法；有的尚待作出缜密的科学评估，制订对策；有的才初露端倪，需要历史的检验。现就会上涉及的几个问题，提出商榷。

一、三峡淤积有自身特点，其危害将远远大于三门峡

答问称，在2006年和2003年对入库泥沙量进行观测，原预测为每年5亿吨，实测仅2亿吨，说明来沙量减少，而排沙功能已达到设计要求。认为“三峡水库是淤不满的”，“三峡水库绝对不会成为第二个三门峡水库。”似乎确认三峡水库淤积问题已经解决。窃以为这一结论下得过早。长江三峡的淤积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它造成的危害也远远大于三门峡。三峡库区的淤积风险，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1．长江及其支流的沉积物。与黄河不同，黄河河床是黄土，造成三门峡淤积的是随河水入库的悬移质黄沙。长江上游河床的造床质则主要是砾卵石和底沙推移质，悬移质则为泥沙。悬移质可以测得，推移质则不易测得。建坝以前，长江三峡段有120米的落差，重庆寸滩库尾只是微淤，而三斗坪坝址的覆盖层有35米之厚，说明建坝前推移质的淤积主要在坝址。建坝后，流速大减，悬移质入库，推移质卵砾石和底沙将全部沉积于库尾重庆港。黄万里根据部分实测资料估算，重庆以上长江卵砾石夹底沙的年输移量约有一亿吨。这些推移质沉积物将随洪水堆积在库尾，形成拦门坎，不仅会造成库尾的洪水灾害，而且淤塞航道，给重庆港造成永久性的破坏。1991年张光斗也指出：“看过清华大学重庆港区的模型试验，淤积问题较复杂，整治工程量很大，不很落实，希望抓紧研究工作。”研究结果如何，以后未见下文。

2．三峡库区自身产生的淤积亦不容忽视。据统计，1990年库区水土流失面积达3.46万平方公里，占土地总面积的58%，库区年均土壤侵蚀量达2亿吨。这些流失的泥沙绝大部分将进入水库，形成淤积。

3．水库建成，库岸的崩滑体及易发泥石流，体积将达34亿立方米。其中有的正在活动中，有的将因水库蓄水水位变动，每年将数以亿吨计的岩体、巨石、块石、泥沙涌入水库，将成为水库中的永久沉积物，不是用“蓄清排浑”的方式可以除掉。

由于长江上游已建在建一系列大中水库，减少了悬移质泥沙数量，但对三峡影响为何？尚有待历史验证。2003年水量偏枯，2006年是枯水年，四川、重庆大旱，水库又正在蓄水，如以这二年观测数据来推断今后入库泥沙量，难免以偏概全。只有经过一、二次较大洪水，我们才能较确切地判断河床推移质卵砾石及底砂对库尾淤积的严重程度。

三峡不会像三门峡似的被泥沙淤满，但不等于说三峡淤积问题已经解决。650公里长的水库，库尾是港口大城市重庆，一旦发生严重淤积，水位提高，洪水泛滥，后果不堪设想。库区地质灾害形成的堵塞，将造成碍航，乃至断流。上述问题，我们应该预为之谋，不能高枕无忧。

二、库区地质灾害难以控制

对于库区的地质灾害，发言人的评价是：“得到了有效控制”。是否已经得到“有效控制”？且看事实：

据长江综合勘察局提交的调查报告，需要关注的库岸干流15段长132.1公里，支流157段长253公里，泥石流易发支流8条15处；崩滑体1190处，面积135.9平方公里。如万县至云阳、奉节一带，崩滑体规模为4000～6000万立方米，秭归境内的范家坪滑坡体积达1亿立方米，万家坝古滑坡体的涵盖范围达10平方公里，估测体积为2亿立方米以上。蓄水后，由于水位变动，坡面侵蚀和重力侵蚀，可能引发崩滑体的复活。在三峡库区650公里狭长地带上，如果某一地段发生大面积的滑坡崩塌或泥石流，可能导致大江断流，危害极大。

史载库区发生岸坡塌崩体积超过千万立方米的就有40余处，不下百余次，其中5次堵江断流。1523年西陵峡瓦岗发生一次大崩塌，山裂石滚，堆积江中，大江断流，形成新滩，即今青滩。1998年的一次大滑坡，竟把青滩填夷为平地，幸事前有预报，千余居民得以平安转移。

地质灾害仍是现实的威胁，如上述青滩滑坡体积3000万立方米，可能复活；对岸上游1公里处的链子崖危岩体，正处于持续的变形中，极可能以块体分离崩落。三峡工程论证报告中曾假定新滩滑坡按1000万立方米土石体以每秒100m滑速入江，链子崖假定临江的250万立方米危岩整体崩落入江。据说其涌浪传至坝址也不致危及大坝安全。姑且不谈涌浪的危害，如果在长宽都不过1公里的范围内堆积1000万立方米的滑体和250万立方米的岩石，加原滑入江的青滩340万立方米滑体，总体积将达1590万立方米，堆积物可能高达数十米至百余米。形成巨大的水中坝。三峡大坝混凝土浇灌量不过1492万立方米，在大坝上游有一个超过三峡大坝体积的水中坝，对水库的危害可以想见。如果距坝址66公里处的黄腊石滑坡体复活，又有2000万立方米的滑体滑入江中，又将形成另一个大于大坝体积的水中坝。那时，水库还能正常运行吗？

三峡地质灾害的监测、预报和治理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三峡水库175米蓄水位岸线长5972公里，水库蓄水后的库岸再造过程是复杂多变的，暴雨、洪水、地震、水位变动可能使库岸再造演变为多发的巨大地质灾害。目前尚未可预卜。现在三峡库区尚未达到175米正常蓄水位，1998年以来，长江尚未发生流域性的洪灾，真正严峻的考验还在后面。现在说“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还缺乏科学根据和实践的验证。

三、三峡库区的生态环境形势严峻

答问称：三峡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结论指出“生态环境问题不影响工程可行性，总的来说，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利大于弊”。查阅当年两次论证报告书，均未见此结论。

中国科学院于1987年提交的《长江三峡对生态环境影响的论证报告》基本结论认为：“三峡工程对生态与环境将产生广泛复杂，深刻长久的影响。这种影响利弊交叉，相互制约，但综观全局，系统分析，综合评价，工程对生态与环境的影响，作出弊大于利的结论是明确的，无疑的。”与上述答问的结论恰恰相反。1991年经三峡论证领导小组审议通过的《三峡工程的生态与环境问题》论证报告中也指出：“三峡工程对生态与环境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各因素之间，应从流域全局出发进行系统分析和综合评价”。结论是“有利影响主要在中游”，“不利影响主要在库区”，此外还有“潜在或目前难于预测或定量的影响”。指出“库区移民环境容量是工程决策中比较敏感的制约因素”。并对工程论证决策和规划设计提出六项建议。报告并未得出“利大于弊”或“不影响工程可行性”的结论。可见，在三峡论证及建设过程中，生态环境问题引起了高度的重视。“生态环境影响利大于弊”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造成库区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来自上游城乡污染物的排放、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等等，但不能否认水库蓄水加速了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蓄水后流速减缓，大量污染物沉积库中；35.69万亩农田被淹没，大量有机物入库，加速库水的富营养化。625个厂矿淹没，120万城乡人口搬迁，大量建筑毁后沉积库中，估计工业固体废弃物及建筑垃圾将达数亿吨。其中有害化学物对库区水质的污染亦不容忽视。水库淹没632平方公里陆地面积，多为库区较富饶的地区，因而大大压缩了库区环境容量。

为了控制污染源，国家拨了专项国债资金392亿元，在库区建了50多座污水处理厂和40多座垃圾处理厂。建厂以后，能发挥多大效益，还有待观察。不少地方建了厂，由于缺少管网配套设施建设资金，不能正常运作，甚至长期闲置。所以，不能说投资建厂就解决了问题。要真正发挥效益还有待完善配套设施，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市场化污染物处理的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同时还需大量后续资金的投入。

水库及上游的污染和环境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有关省市和部门通力协作，才能逐步解决。专家认为，三峡水环境保护治理应分三个层次：一是库区，包括重庆市主城区22个区、县以及湖北省4县、市。库区应继续加强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完善管网等配套设施，坚持实施库区退耕还林还草的政策，防治水土流失。这方面还需增加资金投入。二是库区影响区，包括宜宾以下长江干流及重要支流岷江、涪江、沱江、嘉陵江等42个区县市，这一区域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及生活污水处理率均低于全国水平。这也是水库的重要污染源，需加强治理。三是上游区，主要是在金沙江及其支流雅砻江、岷江及其支流大渡河上游建设生态屏障。自上世纪末以来，国务院决定实施长江上游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在水土流失重点县开展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开始取得初步成效。为了确保环保工程建设的投入，应依法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完善补偿机制，使这一工程的实施具有可持续性。

总之，三峡库区的生态环境恶化的形势是严峻的，保护和治理任务十分繁重，希望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不要当作无关轻重的“一只小猫”。（答问者告诫人们对待库区污染“不要把一只小猫当成一只老虎”）。

四、重庆400万移民与三峡库区密切相关

当记者问及重庆400万移民问题时，负责人答称：“重庆有400万移民的说法，这不是三峡移民概念，三峡移民规划除国家批准的以外，没有其他的提法，而地方政府为统筹城乡发展，将来调整产业结构，有一个就业结构的调整，这和三峡工程移民完全是不同的两个概念”。

这一回答并不否认重庆将移民400万的事实，只是在“提法”和“概念”上做文章，认为与三峡移民是两回事。现在让我们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来考察重庆库区（不含湖北库区）的移民问题。

截至2006年底重庆库区计划移民95.13万人，其中城镇63.6万人，乡村31.5万人；实迁人口102.3万人，其中城镇67.88万人，乡村34.47万人（以上均不含安置人口）。如加生产安置20万人（乡村已安置8万人左右）与2007年及以后移民15万人，仅重庆库区移民总数将达137万余人，超出移民计划42万余人。

资金不足大大制约了重庆库区移民的经济发展。截止2006年底，移民资金投资381亿元，移民人均3.72万元。1993～1999年坝区搬迁安置移民8.23万人，移民资金投资85.25亿元，人均10.35万元，不计物价因素，相当于重庆库区人均移民资金的2.78倍。显然重庆库区移民资金偏紧。

三峡论证报告认为“农村移民的环境容量是够的”，“城镇移民基本上不需要重新安置就业。”实践表明，由于库区土地资源严重不足，原有土地人口容量已经超限。淹没区人口更为集中，平均每平方公里高达1150人。受人类长期活动的影响，这个地区原生自然环境已基本消失。原定“就地后靠”的方针无法落实，政府才采取多渠道移民的方针，至2006年底已外迁乡村移民17.34万人。城镇移民的安置就业也困难重重。由于库区工业基础差，设备技术落后，交通不便，市场容量有限，发展二、三产业难度极大。

由于上述原因，库区经济发展步履艰难，新迁城市经济呈空心化趋势。2006年库区人均GDP7741元，城市人均收入9573元，乡村人均收入2520元，分别占全国人均的48%，81%及70%。由于经济发展滞后，库区县区财政赤字逐年增加。1996年库区财政赤字为13.2亿元，至2006年上升至136亿元，10年间重庆库区累计财政赤字为628亿元。

重庆作为长江上游现代化经济中心城市，近10年来经济总量不断扩大，经济综合实力不断加强。成渝经济区的发展为重庆市的崛起提供了新的契机。但重庆市仍面临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发展不协调，区域及城乡经济差异突出等问题。占全市人口50%的三峡库区，GDP只占全市的29%。在这一背景下，重庆市提出以一小时经济圈带动库区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调整第一、二、三产业结构，统筹城乡发展。其中当然包括就业结构的调整。目前库区农业人口850万左右，耕地有限，不可避免会有一个人口转移的问题。重庆400万移民（新华社2007年10月11日报道），当然和三峡库区有关。任何“提法”也好，“概念”也好，都不能否定两者密切相关的事实。

五、三峡工程防洪效益毋庸置疑？

防洪是兴建三峡工程的三大理由之首。确切地说，对于长江中游，三峡能够起相当的防洪作用。据负责人说，“今年武汉市的汛期，江滩可能让老百姓去休闲了，这是最好的事实。”2007年，三峡水库正处于蓄水期，长江中游航道变窄，甚至有船只搁浅，洞庭湖、鄱阳湖都处于历史最低水位，都不是好消息，都不能证明三峡的防洪作用。大型水库对防洪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它有利于水库下游的防洪，却不利于水库上游的泄洪。2005年嘉陵江洪水，造成重庆市的洪灾，库尾开县等县区被淹没。2007年，水库上游局部地区的暴雨，也造成重庆市库尾的洪灾。自1998年长江洪水后，至今尚未发生流域性的洪灾，三峡对中游的防洪作用，还都未经受真正的考验。现在还不能说“防洪效益毋庸置疑”。三峡水库建成后，重庆市受到洪水淹没的可能性和淹没程度如何？这是人们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三峡论证防洪组专家方宗岱认为：“长江日后增沙，库尾的干扰淤积及库尾岩崩和库尾糙率等项，尚未定论，暂不计算在内，仅设计误差一项，重庆最高水位约高达206米，比1981年洪水高出12.6米，高出历史最高水位约8.4米。这种情况，令人不寒而栗。重庆和上下游一些城镇，将成陆沉之势”。12如果重庆市的洪水位达到206m，（超过朝天门码头7米）重庆大部分市区将被淹没，所有的铁路线都将被淹没（重庆菜园坝火车站铁轨标高196米）；分布在长江、嘉陵江沿岸占重庆工业80%的企业及大部分码头将被淹没，这对重庆市及其上下游地区来说无异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

三峡工程的防洪效益，还有待历史的检验。不能因三峡建成放松对长江上游及中游两湖流域洪水的防治。

三峡工程是中华民族的千秋大业。三峡工程的建成，对我国特别是长江流域经济、社会的建设和发展带来重大机遇和深远影响。但现在还不是摆庆功宴的时候，要让三峡的效益充分发挥出来，把它们负面影响缩到最小，还有不少工作要做，诸如河床淤积、地质灾害、生态环境、移民安置、库区上游防洪等问题，都应切实加强调查研究，制订治理方案，逐步实施，确保这一世纪工程的长治久安，永远造福人民，泽及子孙。

三峡是全国人民的三峡，希望主持三峡工程的负责人，一如既往虚心听取社会各界不同乃至逆耳的声音，积极慎重处理好三峡遗留的问题，不留重大后患。则三峡幸甚，长江幸甚，全国人民幸甚。

（作者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8年第5期 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大饥荒　作者：任彦芳

2000年的5月7日在郑州河南省省委宿舍。

八十一岁的张申细言慢语地向我讲了他的历史和他在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经过，他的老部下74岁的周化民在一边听着，有些是他们共同的经历。

张申，1953年后任中共开封地委书记，是焦裕禄的老领导，离休前任河南省委秘书长；周化民在1958年任开封地委工业部部长，1965年任兰考县委书记。离休前任商丘地委副书记。

下面是访谈实录。

张申：

1955年上半年，郑州地委改名开封地委，原地委书记张健民调任河南省委组织部长，我继任开封地委书记。

从我当了地委书记就失去了平静的日子。

原来农村合作化工作比较顺利，1953年，被称为“农民运动专家”的邓子恢出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他提出的基本思路是坚持群众自愿入社的原则，步骤要稳；合作社规模宜小些，不同地区区别对待，不要一刀切；农村合作社不仅要发展，更要巩固。

从我实际工作中体会，这是正确的。

可我错了！毛主席开始批邓子恢是“小脚女人”，1955年下半年就实现了合作化。大大加快了速度。我有些担心。可新乡地委书记耿其昌成了风头人物，我不想当“小脚女人”也跟着跑吧，省委一些领导已认为我“右”了。

1958年，毛主席想游黄河，到了兰考东坝头，省委副书记史向生陪着，到兰考，也让我上了专列，兰考县委书记程约俊同时上车，拿来兰考出的西瓜、葡萄让主席尝。

我上车，见毛主席穿白大褂（睡衣），正看三国呢。

毛主席要在这儿游泳，罗瑞卿考虑安全，没有同意，便从这儿去了商丘。

这之后便是我领豫东几十万人到巩县、密县去大炼钢铁。

周化民插话：

1958年，党中央提出要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为在第三个五年计划中进入共产主义而大干特干，人们提出口号：

“眼熬烂，腿跑断，连轴转，活着干，死了算！”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脚蹬地球手托天，要把产量翻几番！”

当时头脑发热到了极点呀！说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叫岈山人民公社，就在河南信阳。……

张申：

新乡地委书记耿其昌陪毛主席到七里营人民公社视察，由毛主席肯定的名字：“还是叫人民公社好！”一下子，全国就全是人民公社了。

周化民：

到处办食堂供给制，吃饭不要钱，过的是“共产主义”生活。我去黑龙江省参观，看到有“无人售饭处”、“无人售货处”；到处放卫星，发“号外”，捷报满天飞。强迫农民说谎话，报高产量。通许练城公社常庄有个50多岁的老农叫常木林，过去给地主当长工，他对本村回家探亲的杞县老县长说：“现在逼着叫报产量，报不了还得挨打，一说就是党中央的决定。他妈的‘党中央’这个人恁坏，我不相信，连毛主席也管不了这个‘党中央’！”他是个老实农民，把“党中央”误认为是个人了。

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开扩大会议，决定1958年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1070万吨。当时开封地区西部5县是山区，有些铁矿石，可以炼铁。我当时兼任地委大办钢铁办公室主任，要到炼钢铁前线去，我去参加省的大办钢铁会，省委书记问：张申到了没有？你回去告诉他，书记要挂帅上……

张申点头说是，张申接着说下去：

我挂帅，坐镇前线指挥部，各县委书记也都既挂帅又出征了。按省委指示，开封地区动员35万人到巩县、登封、密县、新郑、荥阳西5县就地安排，组成各级指挥部，人山人海，人们自带行李，推小车、带口粮，没有煤，就砍树、运树。建小高炉需要头发，便让女孩子剪辫子，小女孩剪了辫子就哭。高炉需要引铁，便把群众家的锅、门锁……全砸了。

周化民：

那场面也真壮观，白天人海如潮，夜间一片灯火。不管是山区、丘陵，城乡上下，大小炼铁炉，一个个，一片片，长形的，方形的到处皆是，一眼望不到边。长的有十米甚至上百米，叫做土炉。小的是木制风箱炉。炎天暑热，汗水和烟尘，每个人脸黑黝黝积满灰尘，很熟的人见面都不认识了。

登封当时是全省大办钢铁的“先进县”。这是从除“四害”（苍蝇、蚊子、麻雀、老鼠）和大搞卫生开始的。《河南日报》登照片，叫农民为驴刷牙，带上口罩，让人啼笑皆非。

张申：

登封在大办钢铁前，曾用土法炼过铁，这时，登封成了典型，全国都来参观，哲学家艾思奇也来过。他下放到这儿挂职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是蔡振中。蔡振中虚报产量，搞形式主义，我批评他，他不吭气。由登封提出“四无”县后，他让群众在厕所里刨蛆，打苍蝇，给牲口、羊刷牙……省里以此典型推广搞四无专区。我不赞成不行，少数服从多数，地委的领导都同意，我没办法。毛主席来河南搞农业40条，蔡振中回答毛主席提问说：三年可以进入共产主义。

1958年冬天，大炼钢铁进行不下去了。

1958年12月，中央批准取消商丘地区建制并入开封地区，原开封地区西部5县划入郑州市，新开封地区共辖21个县，1100多万人口，我任地委第二书记。

1958年冬，粮食没有了。那年粮食丰产没丰收，浪费惊人。商丘就更为严重，上边还不知道真情，冬天在郸城还开粮食丰收现场会，是“反瞒产”。可我看到大大的粮食囤，只在上头有一层粮食，下边全是麦秸、麦糠呵，可“反瞒产”却越反越厉害。

这年春节以后开始饿死人了。

周化民：

商丘地区五风严重，原地区专员任秀铎和地委组织部长马振藻两人一同指挥修“潘口水库”，毁灭了几十个村庄，组织男女劳力几万人，在数九寒天挖此水库，还组织几十个女孩子参加“秧歌队”扭秧歌，穿着裙子跳舞。大批庄稼被毁，大块土地荒芜，生活极端困难，劳动强度又大，造成了成百上千人死亡。1958年，他们在商丘北郊挖了个“东风湖”，是马振藻带着医护人员、设计人员到苏州、杭州参观回来后亲自指挥搞的。全湖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桥和假山。三九天里，北风刺骨，马振藻住在离“东风湖”不远的医院里疗养，逼着机关干部、工人、农民，跳到齐腰的水里，挖湖抬泥，结果也饿死、冻死、累死一些人……

张申：

这年冬天，副省长赵文甫和地委书记陈冰之一人带一个秘书到下边私访，到禹城杜集，一进村口，就见人们浮肿厉害，老百姓哭着说：再不来粮食，就都饿死了。陈冰之从村西头走进一家，见一老人在草窝里睡，看不见粮食，见屋里有个小缸，淹着一缸肉，问：是什么肉哩，狗肉？猫肉？老人哭了，说那是我孙女的肉哩！

饿的人吃人肉了！陈冰之再也呆不住，便找到赵文甫，一块看了看那淹女孩肉的小缸！……

我想说一点真话，讲了点真实情况，还没敢说多严重，可59年8月，我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那时，我是分管工业的地委第二书记。

1959年8月……

周化民的叙述，比张申本人记得具体。

1959年8月，中共河南省委召开工业会议，通知各地、市的分管工业的书记和工业部长参加。我和当时地委第二书记张申同志出席了会议。会议本来是研究如何组织工业大跃进问题，但后来变成“反右倾”了……

一天上午，省委常务书记主持会议，说是要“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如实反映一下大跃进中的缺点和问题、困难，对省委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对当前形势有什么看法也可以讲……

参加会议同志都经历过1957年的“反右派”，大多心有余悸，但听省委领导启发，也便你一言我一语的提了一些问题，说了一些看法和建议。张申同志比较系统而如实地作了概括发言，我记得你发言内容大概是：上去几十万人大办钢铁，也炼出了些铁，但质量不高，问题很多。平原群众到山区很不习惯，不断发生逃跑，有几个群众逃跑时掉进水库淹死了；赔钱很多，我们财政上也解决不了，要求省委给我们弥补一些。

农业形势本来很好，但像去年（1958年）一样，丰产了没有丰收，粮食浪费很大。人民公社建立是不是太快了？很短时间就发展为公社化了。步子要稳些就好了。……

在张申说到大办钢铁的问题时，我补充了许多事例：登封县“卫星号外”是假的，是将煤田地面的表皮一剥离，根本就没有往下挖，更没有见煤，就报成产量发出“卫星号外”了。铁的质量很差，中央物资部来一处长调我们的钢铁，我把他带到登封县现场一看，他嘴里不敢说是铁的质量差，因有顾虑怕说是“右倾”，但拒绝按计划调拨……我还谈到大办钢铁中有许多问题……

我们发言后的第二天下午三时许，一位副省长和一位省委副秘书长来到我们驻地。他们说张申的发言有错误，让他明天在省委北院礼堂作检讨。

第二天下午，省委常务书记，二把手杨蔚屏主持会议，他说：“今天召开这个会议，是安排开封地委第二书记张申做检讨，他有‘大炼钢铁得不偿失论’，还有人民公社搞早了，搞糟了等一系列错误言论，下面由张申做检讨。”

张申上台做检讨，他讲了些思想情况，承认思想“右倾”，承认发言中有错误，他讲到犯错误的阶级根源时说：

“我是信阳人，出身于小土地出租者，这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劣根性在党内的反映……”

主持会议的杨蔚屏立即打断说：“张申，你把那个‘小’字给勾喽！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

张申讲完，杨蔚屏便让各地市发言批判，看来批判的人思想也认识不上去，水平不高，都是软绵绵的。

主持人杨蔚屏做总结讲话，他说：“现在正在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彭德怀给毛主席上了万言书，他跳出来了。中央这次会议正批判他们！张申的思想和彭德怀一样，也是大办钢铁得不偿失论，和彭德怀遥相呼应。张申也反对人民公社、大跃进……这是一场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要坚决与张申划清界限，斗争到底……”

从省里开会回来后，省委立即派书记处书记李立，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张健民到开封地委坐阵，亲抓反右倾运动。将开封地区的反右倾作为全省的典型，首先从张申的“右倾”开刀，批判张申，是在地直机关召开各部门负责干部会议，组织对张申的揭发检举，接着是批判斗争。再接着就是批判续凯（副专员）、杨体泽（副专员）、王向明（地委组织部副部长）三位地委常委的“右倾”。

不久，地委副书记耿化武找我谈话：“经地委研究决定，省委批准你要停职反省，老实交待，彻底揭发检举张申，接受批判斗争，争取从宽处理。从此后，在地委机关工业交通系统召开大会，对我进行无数次批判斗争。

开封地委二十一个县，批了我们半个多月，回地区轮流批，上挂下联。

从1959年9月到1960年3月，约半年的时间，对我进行批判斗争，多少场次则不计其数，而且还有人看管，当然没有什么人身自由……

地委常委1960年元月31日批准，划周化民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其地委工业部副部长职务，工资待遇降两级。

批斗结束我在等待处理时，曾令我随一个救灾工作组到永城县检查灾情，安排群众生活。我们一行8人到永城后，县委书记韩某安排我们到县委小灶吃饭，被我们拒绝了。这时小灶上吃的是精粉，生活非常特殊，这个书记终日花天酒地，大吃大喝；他的办公案子很大，玻璃板下放着很多模仿毛主席姿势的个人照片，看起来叫人恶心。

当时永城县60万人口，已活活饿死10万之多，韩书记决定：不准群众外流要饭，不准叫喊无粮无款。他向我们封锁消息，隐瞒实情，说永城群众生活没有问题，拒绝国家发放粮款。我们亲眼在城北一个小村的小庙里见有8个人饿死在那里，回县要向他反映，他死不承认是永城人，说是安徽人到永城来饿死的！他瞪着眼说：“那是冒充我们永城人，给我抹黑！你们不要谎报灾情！不要上当受骗！不要右倾！”

我顶着“右倾”帽子，回来还是如实报告了实情！

1960年2月20日，地委行政科长将我叫去，责令我：“你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下放劳改要将“工作证”和“公费医疗证”一两天内送到行政科，以后不能享受国家干部待遇，不能享受公费医疗！”

第二天我将两个证明，将这两件关系我的政治生命和身体健康的证件交给他了！

3月25日，通知我去巩县孝感钢铁厂劳动改造，整整一年零九个月……

张申：

我被批斗之后，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从行政10级降到12级，然后去杞县付集农场劳动改造。

个人的挫折痛苦算不了什么，最痛心的是：从此在党内没有了民主，不敢再说不同的意见，和57年反右之后，知识分子再不敢说话一样，整个国家沉默了，人民因此受到更大的灾难，这才在我的家乡信阳出现了骇人听闻的“信阳事件”，因为说天大的谎言，造成天大的灾难。

我的老父亲夏佑铭是民主人士，原来跟我住一起，反我右倾机会主义，他便回到了家乡信阳，成了这事件的目睹者。1961年，我平反后，他又回到开封，是开封市文史馆馆员，民主人士开会，他提出信阳事件就激动不已：死的人到处都是啊！比我们解放信阳市打国民党兵团司令张轸时两方死的人都多得多呀！

据当时统计，光信阳一地，饿死百姓一百多万！

张申说到这儿，说不下去了，他眼里含上了泪花，虽然这已是四十年前的往事，说来还历历在目，如在昨日！

我听着，心里很沉重，我向老周说：谁能详细说说信阳事件吗？我要写谎言的悲剧，应该不忘这民族的大悲剧。

老周说：住在我楼上的是开封市纪检委书记姚学智，已离休，他最了解。回去，我们去访访他，他也很愿把这情况告诉别人，让人们记住这段历史……

回到开封，老周领我认识了原开封市纪检委书记姚学智，他80岁，身体好，腰板直挺，满面红光，说话膛音很大。他在1944年参加工作，当过“愚公移山”移动的王屋山地方的小学校长；1955年任省委农村工作部生产处处长兼办公室副主任。

姚学智的职务，使他亲眼目睹、亲自调查了河南信阳所发生的那场历史大悲剧的前前后后…

提起那段往事，这位80多岁老人记忆犹新。

姚学智：

信阳遂平县山人民公社，是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也就是在这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放出的中国第一颗小麦高产“卫星”！

1958年6月的一天下午，管农业的副省长彭笑千、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赵定远让我去省政府谈生产问题。我到后，见在遂平山人民公社蹲点的信阳地委秘书长赵光手拿一把麦穗正汇报哩：“这是山公社韩楼大队的麦子，两亩9分地亩产3800多斤哩，这千真万确，没有错的！”

我听到这数字大吃一惊：咱整天和农业打交道，平时一亩地麦200多斤就不错，咋会冒出个三千八百斤？所有人都表现吃惊，可谁也没说“不信”！

赵定远说：“老姚，你把赵光同志安排在省招待所，让他写个报告，明天早上交卷。”

我领赵光去了招待所，安排好，他写报告，我走了。第二天，我把他的报告拿来交给了赵定远副部长。第二天，就在《河南日报》头版头条登出来了！

这就是全国放出的第一个小麦高产“卫星”。

1958年秋天种麦，省委组织工作组，我是组长，去新乡检查生产。人们去大办钢铁了，麦子种不上，越说谎话越要表扬，叫“气可鼓不可泄”！大食堂的馒头扔的到处都是。我问生产队长：“这么吃，能吃几个月？”生产队长说：“吃三个月。”“吃完后咋办哪？”“有国家管哩，都要共产主义啦，还能叫饿着吗？”

我到济源县王屋公社，见县委书记，我问：“你这劳力都大办钢铁了，没人种地，你还吃饭不吃饭？”

他不吭气，后来，他小声告诉我说：省里点他的名字，我不去大办钢铁，行吗？

新乡获嘉县委书记看到劳力情况严重，把大炼钢铁的劳力调回来了。地委书记把他叫去。问他为何这么办？他说：吃不上饭，不种地，吃铁疙瘩能行吗？地委书记让他写检查，他说：中啊！只要让老百姓吃上饭，咋让我检查都行啊！

这在当时可不容易呀！

1958年夏、秋两季的粮食征购，让山区的老百姓们大难临头，惊恐不安！遂平县实际粮产2440万斤，可下来的征粮任务是9000万斤。因为县账面上是100279万斤，比去年增长3.1倍。

这能怪谁呢？这数字不是你们吹出来的吗？产量人均粮食已达1565斤，根本吃不完，你不交给国家干什么？

这个9000万斤的征购指标是河南省委召开的征购会议定的。省委书记吴芝圃主持会议说：今年全省粮食放了卫星，人均粮食超千斤，已向中央报了数，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表扬。所以要下大力搞好粮食征购，在征购粮食中要大放“卫星”，加强领导、书记动手，政治挂帅，大辩论开路，对任何迟疑、畏缩、瞒产、耍滑的行为，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逼着县委表态报高产量，规定不能低于亩产500斤。谁报低，路宪文便组织人辩论，这一斗，把产量斗上去了。县委书记蔡中田和同来开会的人商量：报低了过不了关，报9000万斤，说不定还过不了关哩。可把粮征光，老百姓吃啥？蔡中田说：先过今天这一关再说吧。

和兴乡十一分队队长吴国祥是硬汉子，会计问他咋办，他说：“先留下种子和口粮，其他的都扯淡，有多少交多少！”完不成任务咋办？他说：“天塌下来我顶着！让老百姓饿肚子，没门儿！”他硬是留下万把斤种子和口粮，上级一次次催交粮，他只说没有，上级急了眼带找粮队半夜里偷袭进村，挖出存粮，把吴国祥五花大绑带走了。他临走对含泪的乡亲们说：老少爷儿们！我对不起你们啊！

天啊！是谁对不起父老百姓呢？

老百姓被逼无奈，交粮掺假，把当年对付日本鬼子的办法都使出来了！

终于9000万斤任务完成，家家户户家徒四壁，在县大礼堂鞭炮齐鸣庆胜利时，老百姓啼饥号寒，抢地呼天！

1959年8月，在山食堂喝着越来越稀面汤，人人脸上浮肿之时，没想到远在天边的庐山开个什么会，之后，莫名其妙开展反右倾运动，更使人心神不宁了！

山公社先是集中开会。开始，人们互相打听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是哪村人，怎么犯这么大错误，后来才知是朝廷中的大臣，激怒了天子，所以要全民共诛之。

可批判会总不热闹，干部着急，便要每个小队找出个“小彭德怀”来站在中间，联系实际。遂平县委高度评价这做法。山有361名大小队干部，莫名其妙被当成“小彭德怀”，斗个鼻青脸肿；有458名群众因偷吃牲口料被当小右派斗。

从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上，信阳地区在反右倾追逼粮食中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1774人，36人死在狱中，拘留10720人，死在拘留所的667人，处处都有阎王殿，只见活人去，不见活人还。

1960年冬，我参加信阳地委领导在驻马店参加县委第一书记会议。我和正阳县委书记住一个房间，他说：“老姚呀，不得了啦，你不知道下边饿死的人厉害得很哪，光正阳县就死了几万啦……”

我回来问蔡中田：山公社饿死多少人？他回答说：死300人。我回到岈山问陈炳寅书记，他也回答：死300人，原来是县里布置统一了口径。

省委副秘书长打来电话问我：山公社死多少人？我回答：我听县委书记、公社书记说300人。晚上，省纪检委书记焦祖涵来电话也问我：山到底死多少人？我还是做如上回答。他说：一定要搞确实。

我看省委如此重视，我不能只听汇报，要亲自去调查。

我先到一个村，村干部说：俺村就死二人，还是老头，该死了。我出了队办公室，在路上遇到一群妇女，却哭着诉说他家里饿死人，这一统计就是四五十人哪！

我又去了一个村，也死了几十个人。

这样全公社估算要在三四千人以上啊！

我回公社专门叫各村支书来汇报死亡人数，可支书却不在了！

这个公社的南尧大队，一家老人饿死了，只剩下两个哥，一个妹妹，冬天晚上烤火，哥问弟：饿不饿？饿了咋办，咱不能等死啊！两人一商量：吃了妹妹吧！便把小妹打死，在火里烤着吃。当家叔叔闻到烤肉味儿，过来一看，哥儿俩正烧妹妹的大腿撕着嚼呢。便大骂他们，他们像没听见，还撕着吃，把啃完的头骨放在窗台上，叔叔报告了，公安局来人抓他俩，弟弟跑了，哥哥被抓去，又送回来了——在路上死了。逃走的弟弟也饿死了。

我去调查，有两个村已死绝了，尸体倒在街头，没人掩埋，真是惨不忍睹哇！

我跑回省里，向省领导做了汇报。先找到副秘书长王秉璋，他问山死了多少人？我说：根据我独自调查，死人在3000以上。他说：已给中央写报告，报了300人，这咋办？

在省常委会上，我汇报山死人实情。

杨蔚屏感到问题严重，派管农业的副秘书长崔光华跟我一块再去山调查；让我先写个情况，由机要室打印了。把我写的情况上报中南局。

那天我住在遂平招待所。第二天，中央来了陈正人、陶铸、吴芝圃、李立副书记，从信阳乘大轿子车直奔山去，我也到了那里。

陈正人问县里干部：这个公社死了多少人？

回答说：一千多人。

陈正人说：工作组报告三千多人，怎么回事？

这是指我写的报告，到底是谁说假话，欺骗中央？我说召开全公社各村的贫下中农代表会，一个村一个村的报，就把死人的盖子揭开了。不是3000多人，而是4000多人哪！我让会议延长一天，把死的人名单拉出来，看着这厚厚一摞密密麻麻的父老乡亲死者的人名，那些想隐瞒真相的人还有什么话说？

（选自任彦芳著长篇纪实《焦裕禄身后纪实》）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8年第5期 我打谷志有　作者：王克明

为了让自己觉得打一个被批斗者没错儿，我曾经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警惕他，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疏远他，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不敢面对他。三十多年来，我十几次回我插队的余家沟，想靠帮村里做些事，来减轻心底的负罪感。但这种罪责压着卸不掉，一直沉重。直到我觉得必须清算自己，才走进他的窑洞，为了那一拳，向他道歉。

到陕北插队的第二年，我们已从饥饿中走过来，但还没从文革江湖的习气中走出来，还没成为人们记忆中破衣烂衫的一代知青。我那时不爱劳动，日工分只给7分，头一年下来挣了700多工分，大部分时间都换了衣装歇着或串队去了。偶尔听说哪儿杀猪了，无论远近，一律去吃。那时，最舒缓情绪的事情是唱歌，最兴奋情绪的事情是打架，甚至跟同学纠集一起翻沟越梁几十里去夜袭别人。1970年头上，劳动仍然是件痛苦的事，理想的状态还是在山沟里游手好闲。但每遇人家收工回来，总有点儿无地自容。

忽然有一天，来了个“一打二反”运动，没多久改叫了“一打三反”。每个生产大队都得至少指定一个人，用于批斗。我们村没地主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富农有一个，但生活太贫苦，人又太本分，没人想起来去斗他。于是，惟一算得上有问题的“四清下台干部”谷志有，就不幸被选中了。

谷志有是我们余家沟的一个普通农民，那会儿也就三十多岁。他小时候随娘老子逃荒到这深山沟，住进了一个破旧的古窑洞，开荒种地，打粮为生。人民公社化后，他入党当了大队书记。那时候余家沟吃糠咽菜，他同样家徒四壁，却不知为什么在“四清”时被开除党籍，当不成队干了。这成了“一打三反”他入选批斗的天然理由。而当时他的“现行”只是说了句“天上三环套，地上人脑（pào，落下很多）”。这是句很像谶语的谚语，在山上集体劳动时，他聊起了。大意是出现一种三环相套的天象时，地上要死很多人。具体预言什么，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可能是指旱灾——那年夏天陕西旱了两个多月，放在古代就该死人了；也可能是指杀人——“一打三反”是文革期间的一个死人高潮。当时我只知道，这是谷志有猖狂攻击毛主席和文化大革命的反动言论。

运动一来，我压力骤减。因为，第一，要没完没了地开会。我最喜欢白天开会，不上山干活儿就给记工分，最适合游手好闲者。第二，游手好闲者也不能少了对毛主席无限忠诚。拉下表情，喊响口号，就解决了，可不像上山劳动那么累。第三，插队前，因为亲属里被打倒的人太多，我没能参加红卫兵暴力造反，在一边儿失落着。眼下，能实践一下革命“是暴烈的行动”了，我“痞子”般地跟着哄，有了点儿人上人的感觉。第四，刚到农村时，曾立刻寻找地富反坏右，想看敌人什么样，没找着，又失落了。饥饿和劳苦让我们觉得这革命没啥意思，突然弄出个敌人，马上恢复了解放全人类的激情。

天天开会确立了谚语的反动性质，组织者便把谚语作为阶级斗争成果汇报给了公社。公社在我们邻村万庄组织了一次集中批斗会，这条大山沟里的几个生产大队，各出一个批斗对象。我们余家沟出的就是谷志有。

那天全山沟里的农业生产全停了。只要参加会，就给记工分，包括谷志有。因此，没人不来。婆姨女子们换了干净衣裳，娃娃们也跟来了，热闹得很。有人笑问谷志有：“今儿斗争你？”他笑：“噢嘛，运动嘛，要有个斗上的。”开上会，批斗对象被押到前面，低头站好，大家就静下来了。各村运动组织者发言批判自己村的人。我们村儿的发言主题是谷志有恶毒攻击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死了很多人。然后，安排角色质问谷志有。不管他怎么回答，角色都做愤怒状，用这样的办法来煽情。我和众人便一起严肃地跟着喊口号。

一散会，队干让把谷志有带到旁边一处树阴下，坐在个磨盘上歇歇。有社员端来水给他喝。我和几个男知青却意犹未尽，起哄般围了上去。

“谷志有！”

“哦……”

“‘天上三环套’是什么意思？”

“哎——没意思嘛……”

“你他妈不老实！”

“我咋咧不老实了嘛……”

“你他妈反毛主席反革命！”

“哎呀，我不反咧嘛……”

“你他妈老实交待！”

“哎——受苦人——交待甚了嘛？”

坐在磨盘上的谷志有，是个头戴白羊肚手巾的陕北庄稼汉——受苦人。可是这会儿在我脑子里，他只是一个反革命、一个敌人，应该卑躬屈膝地面对我这个高高在上的革命者。他老实本分的答话，我听着都是对抗。你还不服？我心说，对敌人绝不能温良恭俭让！于是，我突然喊了一声：“你他妈还敢狡赖！”便跨前一步，扬起右臂，抡圆开来，照着他的脸就狠狠一拳！

周围社员大惊，围上来挡住我。队干也赶过来：“咋能打人咧！”把我拽开了。我扭头看到“敌人”一声不吭，缩头靠倒在磨盘上，鼻子、嘴那儿一片鲜红，心里一紧：把人打出血了！但马上告诉自己：他是敌人。只要他是敌人，就能打。于是我喊：“他不老实！”

那以后，在小小的山村里，我和这位陕北庄稼汉一起耕种锄割、背打扬场，又共度了八年多。他从没跟我提起过挨斗挨打的事儿，却常帮我，磨镰擦锄、盘炕垒灶什么的。有点儿好吃的，常记着我。我常肚痛难忍，他每听说，都来我窑洞里，耐心地给我按揉肚子，总是有效。我卧病时，他用三角针给我指尖放黑血，让婆姨煮好白面条，卧上鸡蛋，端到我炕前——那时他们自己根本不敢吃奢侈的白面面条。他对我说，你一个北京娃娃，娘老子不在跟前，落难到这乡里受苦，实在不容易。我忽然心酸，扭过脸去，悄悄地任泪水流下。

但是，我对他的敌意曾经弥久不消，总提醒自己：他“有问题”。什么“问题”？挨过斗。其实，我压抑感激之心、相处之情，固守这么个论断，就是怕把我打他说成是错的。我那是革命呀！我是革命的，他就一定得“有问题”。这是在不可理喻地否定他人，为的只是收获自己的高傲。所以，问题根本不在于他挨过斗，问题只在于我打过他。任何时候，我见到他，跟他一搭儿，都会想起我那一拳，想起他脸上那片血。梦魇一般，摆脱不掉。但是，一个现成的借口，能让我随时给自己免除责任，那就是：我是为了革命。因为毛主席教导说：“他们在革命期内的许多所谓‘过分’举动，实在正是革命的需要。”直到后来想起那谚语只觉得幽默时，我还要对自己说：我是为了革命。

这就是“以革命的名义”。这种名义承自苏俄，祸及中华。整个文革，以革命的名义，我就有理由指定敌人；以革命的名义，我就有理由对人施暴；以革命的名义，我就有理由决不道歉；以革命的名义，我就有理由说自己永远正确。

仅这一拳，就决定了我是文革参与者。对此，不是一个道德愧疚可以了得，而是应该对文革承担点儿政治责任。因为，在文革政体中，我参与了“一打三反”那种有组织的政治活动，分享了利益——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平安自保”、“政治可靠”。文革中的“无限忠于”，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反动。我们“三忠于四无限”了，专制极权才可能肆无忌惮。

说起来，我曾经狂热拥戴。对江青那种人的厌恶和仇恨并没影响对文革发动者的热爱。那虽然不是民选产生——对此谁都没有投票责任，但从众的拥戴行为支持极权不法化，支持破坏国家制度，因此成为政治行为。拥戴者是躲不掉这种责任的。

我曾当积极分子。积极分子就是罪过参与者。在那种有组织、有计划的迫害运动中，我出手打了谷志有，就成为事实上的积极分子。

“四人帮”审判后，文革发动者不用对文革承担责任了，在文革中无限忠于文革发动者的我们，也不用对文革及其罪过承担责任了，全一笔勾销了，全轻装前进了。但是，不会对反文明负责的话，怎么能学会对文明负责？我如果用年轻的真诚来为自己辩护，就永远不会知道自己曾经良知泯灭。我如果不用对罪过负责，就永远可能再次拥戴罪过。

那次运动中，我们村儿还批判过一个受苦人郝祯有，也是因为他有反动言论。一句是“万寿无疆，挣断驴缰”，一句是“毛主席万岁，农业社倒灶八百辈子”。不过运动没完，他就迁出余家沟了。三十二年后，我找到郝祯有，问他当年挨批判是怎么回事。他说那是另一老汉诬告所致。当年老汉们常相聚赌博，时日久了，另一老汉欠他赌资高达十几元钱，他索要多次未果。一天见那老汉出售自制粉条，他便上前说买一大堆，扛上肩转身就走。那老汉追他要钱。他说，你欠我的钱比这多。那老汉便无奈。适逢“一打三反”，那老汉告密于组织运动的知青，说在山上劳动时，郝祯有说反动话。组织者喜，审郝祯有，令他坦白。他本不曾说过，审之茫然，数次未果。组织者便诱其女儿：让你爸承认就没事儿了。她们教他女儿记住“挣断驴缰”这句话，回家教会她爸，明儿来承认。女儿答应，但一进家门，就忘了那词儿，急得哭起，导致她爸“拒不交待、顽固不化”。这件事当时组织者也汇报上去了，也是余家沟的阶级斗争成绩。

三十多年，我一直以为郝祯有真的说过幽默可笑的“挣断驴缰”，真的说过远见卓识的“倒灶八百辈子”。没想到，跟谷志有那事儿一样，更是当年构陷。那年头儿，打倒别人，成为自我荣耀和获取利益的唯一途径。

也是那年，一天夜晚，我们村儿饲养员在牛圈角落里发现一个黑影，紧张地告诉了我们男知青。我们便“抓”到了一个天然的“敌人”。天上掉下个敌人来，我们兴奋莫名，把他带到村外小学校土窑洞里，严加审讯。他是个南方的农民，顶多三十来岁，头发蓬乱，面目黢黑，身形瘦小，形容枯槁，黑衣破旧，双眼恐惧，一口方言，我们一句也听不懂。我们听不懂，就等于他不交待。于是，我们用绳子把他捆住，拳打脚踢。他声嘶力竭，大哭大叫，听得出来——其实看都看得出来，他冤屈、痛苦，更恐惧。而我们却为捡到个敌人而兴奋，沉浸在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之中。最后大体弄明白，他在牛圈里偷吃牛饲料。

队干赶来，看我们太不像话，就说县里有个遣送盲流的遣返站，明儿一早送去得了，现在赶紧休息。这才止住了我们的殴打。队干给那个人弄来些水和吃的。见了吃的，他紧张地环顾周围每个人的眼睛，确认允许，就像没遭过拳脚一般，一扑上去，狂吞狂咽，旁若无人。他太饿了。看着他吃，我不自觉地冒出一个念头：这人真可怜。但是，不能忘了他是“敌人”。我们怕这个“阶级敌人”夜里逃跑，就把他牢牢捆在一张小学生双人课桌上，让他这样睡了一夜。

第二天，队里派我和另一个男生送他进城。给他吃了早饭后，我俩学电影和“小人书”里的样子，把他五花大绑，猛推一把，厉声说道：“走！”就押送“敌人”上路了，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向山外走去。他双手捆在身后，个子又小，我们嫌他走得慢，就推搡：“快走！”走到一条小溪面前时，他突然双腿一弯，扑通跪下。我俩大惊：“你干什么！”却见他低头就水，咕咚咕咚喝了起来。山里溪水很浅，一碰就泛泥，我们那儿社员都不喝。我站立在旁，俯视他双手反绑、身下跪喝泥水的样子，心里忽然别扭，又冒出“这人真可怜”的念头，随口说：“这水哪儿能喝！”那男生也说：“太他妈脏了。”等他喝够自己站起，又往前走，我俩才随后跟上。进城路走了四五个钟头，他灰心木讷，一句话没说过，我俩没再推搡，没再催促。送到遣返站，我们问：“这人怎么处理？”答：“送回原籍。”把人交进去，取了收条，我们找食堂吃肉粉汤，坐下无语，半天，几乎同时说：“这人真他妈可怜。”

后来我总想起这事儿，总想起那人真可怜，总想起我们对他的虐待。这件事情上，我早已对自己嗤之以鼻，觉得那简直就是“以革命的名义”的青春施虐狂。但是，当我近年看到介绍南方文革屠杀事件的资料时，我忽然惊恐不已，又想起了他。那个人的方言，恐怕就是广西、湖南什么地方的。而那会儿的他，能千山万水，远上陕北，昼伏夜行，潜入深山，远避人烟以隐身，偷吃饲料以果腹，可想而知，一定是面临着极为严酷的死亡威胁。我的天，他该不会是1968年屠杀的幸存者吧？或者，是“一打三反”镇压的幸存者？如果他是1968年就开始逃亡，那他就是灭门屠杀对象，被送回原籍，必死无疑。如果他是1970年才开始逃亡，那他就是“一打三反”枪毙对象，被送回原籍，也必死无疑。那是在文革杀人高潮期呀，而且可能他的故乡在屠杀。如果是这样，他极端艰辛，极度恐惧，便仅仅是为了苟延生命、残喘呼吸。可是，余家沟却成了他逃亡的终点。这时，我才惊问自己：我们做了什么？

谷志有还住在那个破旧的古窑洞里，白羊肚手巾还系在头上，已经沧桑老态、步履蹒跚。但他总算等来了我的道歉。等了半辈子，他终于听到了我对他说：“对不起”。他笑了，说：“嗨！运动嘛！你们那则会儿娃娃家，解下（懂）个甚！”他知道我喜欢陕北，就把年轻时婆姨给他细纳的一双精美遍纳鞋送给了我。50年了，一直贫穷的他，从没舍得穿过。

可是那个人——那个被我遣送的人呢，你在哪儿呢？你还活着吗？你还能听到吗？一个在你的逃亡终点虐待过你的人，一个最后指定了你的“敌人”身份的人，一个可能把你押送上了死亡之路的人，三十八年后，在向你道歉，向你谢罪。遣返站里也没人能懂你的方音吧？不知道该往哪儿送你吧？你就这样躲过劫难，至今安度晚年了吧？你有这种幸运吗？你该不是早已死于屠杀，成了冤魂饿鬼，听不见我的谢罪了？那么，只能等来世了，来世我们还会相遇。哪怕是地久天长，我也一定要你听见：对不起！

我们同样是人，为什么一定要划分敌我？多年以来，在否定自己有害他人的不道德行为时，我实际上一直回避这些事儿，对过错羞于启齿。直到明白人性的原则高于一切，我才懂得：必须道歉。回避过错，实际上还是在漠视曾经的人间苦难。以人性反思，我才觉得，我们每个人的忏悔都可能成为人类文明的经验。

文革年代，我也“忏悔”过。但那不是面对人性的忏悔。“灵魂深处闹革命”的结果，是决心献身。经过时间证伪，那成了说谎。那时，人们面向专制的忏悔，有无知洗脑的感恩，有极权高压的被迫，也有趋炎附势的自觉，因为任何非毛泽东思想都可以成为罪行。在初识思想之光时，我也差点儿成为“反革命小集团”一分子。那时，忏悔是专制统治的工具。

面向人性的忏悔也使我知道了我们不得不承担的历史责任。这种责任就是建设一个限制暴力、诬告、陷害行为，使它们不能发生严重恶果的制度。和平年代里，用夸大阶级仇恨来制造敌人，用继续革命来迫害同类，用迷信和崇拜来挑起鄙视人权的自相戕害。这是为了什么？又为什么能搞成？忏悔和反思，才能找到并杜绝政治制度、社会价值和政治文化层面上的灾难根源，避免灾难重复。一个人性的、文明的制度应该是：毛泽东主席有权认为他身边出现了修正主义，但是制度能制约他的行为，能保证他以人类文明的方式进行他的战斗。

我问自己，为什么我可以几十年不认错儿？几十年后才想起来道歉？我想，是因为制度不需要我道歉。而在积极建设民主制度的今天，个人的忏悔反思具有反抗非民主的人性价值。

面对后代，我不愿意自己被看成精神侏儒般的长辈，不希望自己被看作害怕历史的矮人。我们不再“以革命的名义”了，但是能换成“以真诚的名义”吗？即使那会儿我真的只是被洗了脑，只是理想主义、革命狂热，我也应该把那种失去自我的行为恶果告诉孩子。让孩子思考：那是为什么？让孩子警觉：不要那历史重复。让孩子清醒：惟有一个文明的制度才可以避免发生那些事情。如果孩子们记住了，我们的个人经历就成为历史的经验了，我们曾经的青春才能有点儿价值。我对孩子说，不要放弃对灾难的记忆，否则灾难会降临于你。

我们从自己的历史中找不到回归之路，只能选择新事物的诞生。民主是所有人的共用，人权是所有人的共享，包括谷志有、郝祯有、那个人，和我。

人过中年，我明白了：没有敌人。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8年第5期 列宁时期党内民主是如何被破坏的　作者：尹　彦

俄国共产党原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它的“民主”、“社会民主”并非有名无实。后来走向斯大林个人“拥有无限的权力”（列宁语），列宁逝世后，又进而走向个人独断专行，列宁时期党内民主被破坏殆尽。大致勾画它的历史过程，当不无好处。

一、民主的历史民主的设计

十月革命前的十七年里，列宁有十五年是侨居于西方的，有很高的民主素养、作风、习惯。所以终列宁的一生，虽然起初他强调党的集中制，但是党内民主的发展，基本上实现了“十二项可以”：

1、可以在党代表大会上作观点不同的副报告。

2、可以在适当的场合提出自己的动议、议案，发表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可以按党纲选举党代表。

3、可以将重大的分歧及疑而难定的问题交付全党讨论表决。

4、领袖、领导层可以和最高领袖争论并可以批驳他，向他提建议。

5、可以讨论和批评党的错误。甚至在激烈战争时期也要“创办报刊、争论专页等来更经常、更广泛地批评党的错误和开展党内各种批评”。（《列宁全集》第39卷，第288页。）

6、在党代表大会和党中央未作出最后决定时可以否定最高领袖的提案。

7、可以宽容那些曾经激烈反对过自己的同志，并与之亲密合作共事。

8、在可能发生决策重大失误时，下级党组织可以通过不信任中央的表决。

9、可以在党代表大会上及各种会议上递条子、提问题、提出质询、批评领袖。

10、普通党员也可以在规定的形式范围内和领袖辩论，维护自己的观点。

11、可以由党代表大会选出的专门委员会检查党中央委员的财务收支，并向大会报告审查结果。

12、可以而且必须监察、检查党的最高机关与高层领袖。中央及地方监察委员会，与同级党委委员会平行；中监委要监督中央的决策、决定；同时对总书记到各中央委员，都有质询权，检查文件权。

而俄国二月革命后和临近十月革命前，列宁所设计的政治体制，也可以说是“比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千百倍”的。比如：《四月提纲》、《国家与革命》就提出了：

1、直接民主制，官员选举产生，并能随时撤换。请注意“直接”二字。

2、官员的工薪不得高于工人的工资。

3、集中制丝毫不排除广泛的地方自治，这种地方自治一定可以消除任何自上而下的命令主义。因此必须取消由国家任命的一切地方和省的政权机关的官员。

4、甚至军队也彻底民主化，由选举产生自己的指挥员。

5、废除常备军，设想无产阶级所建立的国家是“立即开始消亡，而且是不能不消亡的国家”，因而成了“半国家”。

6、这个“半国家”要“使所有的人变为官僚，因此任何人都不可能成为官僚”……

但事实很快证明，列宁这些设想是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相反，为了保住刚刚得到的政权，他不得不解散自己曾力争得来的立宪会议，镇压社会党人与孟什维克的反抗与叛乱，并且坚决采取一系列严厉的恐怖手段。这样一来，党外民主一再收缩，乃至于无法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只能体现于党内民主上了。尽管如此，党内民主已经面临巨大危机，但大致还属基本正常，尤其是党的上层是实行高度民主的。但是党外的非民主必然传染给党内民主。党外的恐怖有移植于党内的危险，何况还有客观局势对民主的种种限制呢？所以，列宁时期党内民主隐患严重。

二、从集体领导到个人拥有“无限权力”

列宁根本没有想到，要将无限权力集中到某个人手中，但斯大林却无意与有意地做到了这一点。

俄国二月革命前的俄共（布）前身——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从未设主席。在中央全会闭会期间，一切工作由全体会议选举的中央局领导；在国外活动的则由中央委员会委派的、由五个中央委员组成的国外局领导。这“中央局”、“国外局”，看来就是后来政治局的前身了，它也没有设主席。那时没有什么书记处，更没有总书记。如果说有的话，那么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就是全部“中央书记处”，它的任务是：①担负通讯任务；②负责来往文件；③党的财务，分发党费；④为来访同志办理假护照，寻找住处等等。也就是“秘书”，在俄语中秘书与书记是一个词。二月革命后，有了正式的书记，即另一个老布尔什维克妇女斯塔索娃担任书记。她的主要任务依然是事务性的。

1917年8月举行六大，它所制定的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从自己的成员中“选出核心组处理日常工作。”这时还没有组成政治局。但是根据局势发展的需要，1917年10月23日，中央委员会选出了7人组成的武装起义政治领导局，但并未起作用。起义之后的第三天，又成立了党中央的“四人小组”，成员为列宁、斯维尔德洛夫、托洛茨基、斯大林，他们有权在其他中央委员不在斯莫尔尼宫时，决定“一切紧急事务”。这就是最早的“政治局”——不过这是革命起义后的临时机构，并非常设机构，并且那时中央全会几乎三五天就举行一次，“仅在革命前三个月，中央就举行了三十多次会议”，所以十月革命前后，一直到1922年，俄共实行了地地道道的集体领导，不存在个人独揽领导权的现象。那时，党的领导人在党内没有任何官衔。中央全会和后来的政治局会议以至党代表大会，均由列宁主持。列宁不在时由加米涅夫主持，当时他们没有任何党内职务。

俄共七大（1918年3月）之后，党中央的直属机构只有一个，即书记处，它由五名中央委员组成：斯维尔德洛夫、斯塔索娃、捷尔任斯基、越飞、穆拉诺夫（前三人是列宁原追随者，后二人是托洛茨基原追随者）。其负责人为斯维尔德洛夫，应当说，这也就是“总书记”。此时书记处的职权大大扩大了，除了负责秘书事务外，还兼管组织工作，这就是总书记、书记处也掌管人事组织大权的由来。这里无意间为斯大林以后集无限权力奠定了基石。此为第一步。

按照十月革命前的设想，苏维埃包括各政党，自然布尔什维克党只是其中之一。十月革命后，也曾设想过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乃一切权力之本。或者如列宁所想的：“……全部政权归人民委员会。苏维埃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监督它的活动，它们有权罢免各委员（部长）。”但是这些设想是多党制苏维埃或多党政府条件下的设想。由于解散立宪会议，确立一党制，苏维埃及人民委员会的领导职务统统由党员担任（个别例外），党员又必须执行中央的决定，因此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实权在党的中央委员会，而地方苏维埃又完全听命于同级党委会。最后权力自然集中在党中央和政治局。有人责备俄共（布）一党专政，1919年7月31日列宁回答说：“是的，是一党专政！我们就是坚持一党专政，而且我们决不离开这个基地……”（《列宁全集》第二版，第37卷，第126页。）后来季诺维也夫对“党专政”作过解释：“党的中央委员会也是苏维埃、工会、合作社、省执行委员会和全体工人阶级的中央委员会，它的领导作用就在于此，这就是党专政”。（《马、恩、列、斯研究》中央编译局，1999年第四期，第145页。）这就是“党管一切”的由来，也许“专政”二字用在这里太刺耳，姑且说是“加强领导”吧。这里为斯大林集权推进了一大步。此为第二步。

为了完成上述领导任务，党中央机构必须扩大，八大（1919年3月）根据季诺维也夫的建议，对建立党的机构作出重大决定：“设立1，政治局；2，组织局；3，书记处”。（《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一分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66页。）在代表大会上，曾有一些人反对成立政治局。奥新斯基说：“请允许我谈谈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提案……政治局……有权决定一切紧急问题。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每月才开两次会，而且，如季诺维也夫小心地提到的，是为了讨论一般政策问题，……换句话说，中央委员会只不过是讨论讨论而已。这一切的实质是，由五人组成的政治局决定所有重要的问题，而全会只进行一般性谈话，讨论。这样一来，其他的14个委员都降为次要委员了。”这样，政治局会议取代了中央全会。“政治局后来不仅决定紧急问题，而且决定一切问题，只不过把决定通知中央委员而已。”同时十七大之后，中央委员会“不再是每月开两次，而是两月开一次；再则，全俄党代表会议不是每季开一次而是半年开一次。这就使政治局成了党的、因此也就是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国际的实际主宰机构。”（以上引文出自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第484、485页，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同样组织局五名成员，有三名成员持托洛茨基观点，另两名是斯大林、李可夫。1920年3、4月，用列宁的话说：“我们党每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由大会选举出的十九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领导全党，而且在莫斯科组织日常工作的则是更小的集体，即由中央全会选出的所谓‘组织局’和‘政治局’、各由五名中央委员组成。这样一来，就成为最地道的‘寡头政治’了，我们共和国的任何一个国家机关没有党中央指示，都不得决定任何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列宁选集》第三版，第4卷，第157页。）由此可见“寡头政治”在向“掌握无限权力”又进了一大步。此为第三步。

列宁及其战友异常重视党与国家机枢所在的人事组织工作。八大的组织局也由五名中央委员组成，斯大林同时进入政治局与组织局，兼管组织局。原来由中央书记处兼管的组织工作，现在转由斯大林为首的组织局专管了。“指导党的全部组织工作”，“组织局至少每周开会三次”。（《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一分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66页。）这是斯大林集权的第四大步。

1920年4月的九大，决定“由三名中央委员担负书记处的日常工作”。这三名书记都持托洛茨基的观点。由于1920、1921年，俄共党内接连发生一系列争论，而在工会问题上，托洛茨基与列宁发生激烈争论，工人党员也不满托的“工会国家化”的主张，所以在党的十大，这三名持托洛茨基观点的书记都落选了，不再担任书记。书记处改由紧紧追随斯大林二十岁才出头的莫洛托夫负责。组织局的成员也发生了变化，再也没有托洛茨基的追随者了。这一来斯大林事实上不仅兼管组织局，而且也兼管书记处。到了1922年4月俄共十一大后，斯大林不仅同时进入政治局、组织局，并正式进入书记处，还成为书记处的总书记。此时，列宁早已抱病在身，很少工作。斯大林此时已经集三要职于一身，此外还另外兼任六部委的负责人。同时，党外的报刊已被查封。党内的批评自由也受到控制。斯大林的权力几乎不受监督、制约。所以，此事引发了列宁的忧虑：“斯大林掌握了无限的权力”。斯大林正向“个人独裁”走去。

三，直达独断专行的通道——任命制取代选举制

官员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为人民服务，随时可以撤换。这是《四月提纲》《国家与革命》一再强调的“四部曲”。可是解散立宪会议后，否定全国实行的普选，而叛乱、内外战争、灾荒遍野、经济崩溃，此时谈何选举？相反，必须实行极端集中制。委派制取代选举制势所必然。只有在有限的范围内，比如列宁患重病前的几次党代会，还实行某些选举，其它则一律用委派制代行。列宁时期，委派了20—40万干部（计划60万）。九大时根据加米涅夫动议，“组织局有权毋须经过政治局批准决定有关组织方面的问题及有关不高于省一级干部人事调动问题……”，即从1920年开始，斯大林实际上得以任意指派他的心腹去担任州委书记而不受政治局其他委员的干涉。1921年1月23日列宁说：“我们既不放弃委派制，也不放弃独裁制。”（《列宁全集》第二版，第40卷，第249页。）这个“独裁”是指共产党的独裁，并非个人独裁。当时人们小看了斯大林主宰人事大权与党中央机关这件事。集革命家、军事家、著作家于一身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更不用说托洛茨基了，他们看不上这种掌管党中央各部委这样的“机关事务”，不愿多管这类“小事”。他们忙于准备演说，写小册子。其实，人事权是党和国家机关和整个党国运行的机枢中心。不谙权术的托洛茨基当时他还热衷于研究文学，过了许多年后才总结出：“从潜在力量上看，他（斯大林1919年之后）成了政治局，也就是党和国家的最强有力的统治机构中的最强有力的委员。”（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485页。）而热衷于权力的、自认为是列宁的接班人的季诺维也夫首先清醒，马上试图改变，他提议托洛茨基与他自己进入书记处，但为时已晚，斯大林羽毛已丰。1919年书记处的工作人员只有30名，1920年达到150名，1921年增加到600人，还不包括警卫、通讯人员、勤杂人员。下属的机关有组织分配部、宣传鼓动部、新闻出版部、妇女工作部、农村工作部、情报部、特别处、斯大林秘书处……书记处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实权机构了。按照党章规定，书记处从属于政治局、组织局，而这三者又都是由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也就是受制于党代表大会。但是，党代表大会、政治局、组织局，开会时成员们来，散会后又回到了各自的单位中去，只有书记处是实实在在无时不在的存在。政治局的议程、决议草案、以至处理方法，事先已在书记处的有关部委和书记处讨论、草拟了。因此名誉上书记处服从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组织局，实际上实权在书记处及其之上的总书记。斯大林运用庞大的书记处下属机构，利用任命、提名、审批权，选拔出有利于自己的地方党组织，在此基础上再选拔出容易听命自己的党代表大会的代表，进而取得中央委员会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大多数。“任命制”，作用神奇巨大，它是制造唯上是从的绝妙机器。形成层层依附群与强大的利益集群，他们绝对不会惟民是从，而是看提拔者之眼色行事，尽讨好、逢迎、吹捧之能事。环环相扣、相互依靠、互相利用、造神造假、神通广大。俄共十二、十三大的代表产生，都是在没有差额的情况下选出的，即根据省委书记的推荐选出的，而省委书记又是根据书记处推荐选出来的，实际上是任命制。斯大林就是在十三次代表大会上，联合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否定列宁关于调离斯大林总书记职务的提议，击败托洛茨基，免去他的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此为第一步，1925年俄共十四次代表大会斯大林联合布哈林、李可夫又战胜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并通过亲信伏罗希洛夫，有效地控制了军队与保安机关，此为第二步。1927年俄共党的十五大，斯大林不费吹灰之力，打败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的联合反对派，逼使他们自啐自弃，尽力向自己脸上抹黑抹屎，也想方设法给斯大林脸上贴金贴银，承认他的正确、英明、伟大。此为第三步。最后则在1937至1940年把他们以及那些可能反对自己的潜在“敌人”统统送上断头台，一概斩草除根。它的起因在1932年至1933年，斯大林搞的农业集体化，700万人死于非命，因而1934年在俄共十七大选举中，斯大林得票最少，一些老布尔什维克代表纷纷议论列宁生前建议将斯大林调离总书记职位的建议，所以有300多人没有投斯大林的票，如果实行差额选举，斯大林连中央委员也选不上。斯大林与卡冈诺维奇合谋，隐瞒了300张选票。当时斯大林虽然不便发作，过了不到两年，十七大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中的98人和1966名党代表中的1108人被枪毙，或者关进了集中营。连潜在的“敌人”也加以消灭。被驱逐出境的托洛茨基，也派人暗杀了。被处决的3.5万名红军指挥员中不少是托洛茨基的故旧。到了此时，政治局取代中央全会、书记处取代政治局、总书记斯大林取代书记处，成了权力中心之中心。斯大林成了高居于党、国家、军队之上的神，不受监督，不能批评与议论。其权威是任何专制沙皇的权威也难以想像的。（《马列研究》1998年，第三期，第137页。）用毛泽东的话说：“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暴虐的统治”。

四、“令人气愤地背弃民主主义”

列宁之前与列宁之后，迄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放弃委任制，但这委任制必须是有前提有制约的，并且必定是依法的，而其总的委任者必须是经过普选选出、负责的、有任期的、能随时撤换的。如果不是建立在普选基础上的，受到种种限制的委任制，那就是中国古代的郡县制，就成了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再说列宁早期设想的委任制、独裁制，仅仅是权宜之计，并非基本国策，绝不等同于斯大林的委任制、独裁制。在战火纷飞的1919年3月的八大，通过了党纲，其中有一段：“苏维埃国家要实现广泛的、无处可与之比拟的地方和区域自治，没有任何一个政权机关是由上级任命的”，（《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一分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32页。）“苏维埃政权保证工农群众有更大的可能用最容易最方便的方式来选举和召回代表”。（《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一分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33页。）这些虽然当时还无法兑现，但它的诚恳、真实的初衷是不容怀疑的。俄共十大更明确了“排斥一切委任制度”。可惜的是在列宁时期，它只能是一纸空文。而斯大林则将列宁时期的这一权宜之计固定化、恒久化、基本国策化。其变味也就势所必然了。如果说1918年1月5日解散立宪会议，党外民主宣告结束，那么联共（布）党的党内民主在俄共十七大之前，也就已经彻底宣告寿终正寝了。早在1918年10月革命刚完成夺取政权的时候，卢森堡就向列宁及其党人敲响了警钟：“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合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这使人想起陈独秀所说的：“是独裁制产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有了斯大林才产生独裁制。”这话，对不对？值得认真思考。

（本文作者系中共厦门市委党校教授）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8年第5期 裴多菲俱乐部真相　作者：侯凤菁

中国有不少人将裴多菲俱乐部误认为是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罪魁祸首”。实际上，那个事件是匈牙利社会矛盾长期积累爆发的结果，而裴多菲俱乐部只不过是个很普通的学术团体，其领导成员都是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根本没有能力发动和组织那样一次全国性的行动。不过，历史也让它在那个事件发生前的特定时期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

苏联军队在1945年解放了匈牙利，长期在苏联流亡的拉科西·马加什等人回国领导匈牙利共产党。在此后几年由各政党联合执政的人民民主时期，国家政治生活比较民主，战争创伤迅速恢复。1947年斯大林改变了政治主张，要求东欧各国共产党尽快将国内其他政党排挤出联合政府，加速共产党一党执政的进程。匈共1948年取缔了其他政党，本身与社会民主党左翼合并建立了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独掌政权。拉科西·马加什取得了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权，“拉科西主义”在很短时间内形成并得以发展。

所谓“拉科西主义”，其实就是“斯大林主义”在匈牙利的翻版。其本质是在奉行个人迷信的条件下强行“全盘苏化”。它在政治上破坏民主与法制，将阶级斗争扩大化；在经济建设上不顾本国具体条件，机械地效仿苏联；在思想和文化上实行专制。“拉科西主义”的主要具体表现如下：

一、大搞个人迷信，独断专行；宗派主义严重，残害干部与群众。

拉科西这个具有丰富斗争经验和曾在反革命的法庭及监狱里大义凛然的共产党人，在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榜样面前失去理智。他被吹捧为“英明领袖”、“匈牙利伟大的儿子”、“人民的领袖”、“杰出的思想家”和“斯大林最好的学生”等等。党和政府的文件、新闻媒体及文艺作品对他的歌颂达到肉麻的程度。这从为他歌功颂德的两句诗中可见其一斑：“风儿停止了喧哗，好让人们听清拉科西的讲话”；“最好的父亲拉科西，劳动人民热爱你”。

在那个时代，拉科西的指示在匈牙利就是圣旨。他伙同格罗、雷瓦伊和法尔卡什结成“四人团伙”，主宰着党内外一切事务的决定权，党的政治局、书记处形同虚设。后来拉科西还兼任总理，政府工作也在他的掌控之中。

“四人团伙”在清除了社会上的“阶级敌人”和制造了一系列冤案清洗了前其他政党的领导人之后，根据莫斯科的指示又把斗争矛头转向党内。他们首先清洗战时在国内坚持地下斗争的共产党领导人，捏造各种罪名把他们投入监狱。著名的“拉伊克案”就是这样的代表作。

拉伊克·拉斯洛曾是战时在匈牙利坚持斗争的地下共产党总书记，解放后曾任政府内务部长、外交部长等职，在民众中颇有威望。拉科西为消除对自己地位的威胁，1949年选中拉伊克作为打击对象，以提高全党的“警惕性”。拉伊克及其他几个“同案犯”在狱中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只能出庭承认被指控的罪行。据史料记载：“拉伊克站在扩音器前，脸色苍白，毫无表情，嘴里不停地念着捏造出来的口供：他是美国的代理人，也是为旧警察工作的告密者和‘南斯拉夫法西斯分子’的走狗；他准备搞政变，要谋杀共产党领导人。”其实早在1938年苏联就有过同样的场面，布哈林在法庭上也是这样“承认”自己是帝国主义的间谍。

审判的结果是拉伊克以“间谍”、“铁托代理人”和“托派”罪名被处死。斯大林的私人代表、苏联秘密警察头目费多尔·别尔金中将直接参与制造此案。拉伊克的妻子拉伊克·尤丽奥在这次审判中也被判处徒刑，直到1956年才获释。“拉伊克案”结束后不久，卡达尔·亚诺什等一批党的领导干部相继被捕，军队中一大批将领和中级军官也未幸免于难。

拉科西一伙还大肆制造群众性恐怖。当时告密风盛行，窃听成为掌握群众思想动向的重要手段。许多有不同政治见解的人被关进“古拉格群岛”式的“拘留营”强制劳改。一些“阶级异己分子”被强行举家搬迁到荒凉的霍尔多巴吉草原去居住。首都的“不可靠分子”被赶往外地，往往只是因为他们有国外社会关系。在农村，富农是主要打击对象，共有7万户人家被列入“富农名单”，处处受到歧视，然而其中至少有2.2万户人早已失去土地。警察和地方干部对不肯入社的农民随意殴打。对一般群众进行惩罚的最常见的形式是罚款，1950—1953年夏天，法院共审理了65万起案件，对其中38.7万人课以罚款。1953年6月之前，在这个共有950万人口的国家，竟有150万人受到过起诉。

二、急于实行工业化和追求高指标。

按照斯大林“没有重工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思想以及即将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预想，匈牙利从1948年起加快了工业化的速度，提出在5年内将这个农业—工业国发展为工业—农业国，进而将匈变为“钢铁国家”。于是，正在执行的三年恢复计划成了雄心勃勃的工业化的开端。1950年开始执行的一五计划指标在1951年2月平均提高了一倍。原定工业增长86.4%，改为增长200%；重工业生产从原定增长104%提高到增长280%；采矿业从原定增长55.2%提高到增长142%；冶金业从原定增长15%提高到增长162%。为了实现这些计划，生产中不顾产品质量，只追求数量达标。这种高速工业化的项目还往往匆忙上马，普遍缺少必要的准备，其结果可想而知。

三、投资过度。

原定一五计划的总投资为280亿福林，1949年春天追加到350亿福林，同年底追加到510亿福林，1950年又追加到600亿福林。在工业投资中，90%的资金用于发展重工业，用于发展采矿业和冶金业的资金占工业总投资的2/3。用于轻工业和农业的投资则少得可怜，影响了食品和日用消费品的生产，造成市场供应紧张。与此同时，由于冷战加剧，军费开支大大膨胀，国防费用达到民用投资费用的一半以上。

四、急于改变生产关系。

从1948年起，国家对所有100人以上的工厂实行国有化，国营企业职工在工业部门所占比重很快达到83%以上。1949年12月又颁布国有化法律，对10人以上的企业也实行国有化。对小手工业进行的改造使小手工业工人的人数由1948年的18.7万减少到1950年的2.9万。在农业上则急于实行集体化，确定在3—4年内完成这一任务。由于缺乏物质、社会和思想准备，只能依靠行政命令和暴力强迫农民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到1953年全国10%的耕地荒芜，农产品的市场供应量减少20%。

五、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1948年秋到1951年初，由于投资不断增加，使国民经济的资金积累比重达到35%这一世界罕见水平，而匈牙利在战前1919—1939年经济平稳发展时期，最好年景的积累比重只有8%。这样，国民收入的大部分资金被国家积累所吸吮，人民生活状况不断恶化。一五计划规定居民生活水平提高50%，但到1953年工人和职员的人均实际工资反而降低20%以上，农民1952年的实际收入不足1949年的2/3。到1953年，居民的消费总额已由原来占国民收入75—80%下降到只占58%。

城市居民居住条件恶劣。1941年停止的民居建设解放后一直没有恢复，许多工人、职员家庭蜗居于斗室，有的甚至住在简易的棚户房。在这福利条件很差的情况下，工厂、企业还大力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任意提高劳动者的生产定额，使劳动者的利益受到损害。

六、在意识形态上严加控制。

拉科西一伙除严格控制新闻报道、文学创作和文艺节目外，还经常对不同于官方立场的学术观点展开批判，思想界长期处于压抑状态。为了加强“匈苏友谊”，当局进行许多不真实的宣传。例如，小学生们在学校里被告之，从蒸汽机到电灯泡和电话都是俄国人发明的。为了“全盘苏化”，当时匈牙利连国徽都改为苏式图案、取消了国庆节、军服采用苏联式样，大大刺痛了人民的自尊心。这样的思想禁锢、虚假宣传和崇苏媚外，是具有浓厚民族意识、求实精神和争取自由传统的匈牙利人所难以忍受的。

拉科西等人就是这样追随莫斯科，把一种陌生的斯大林主义制度强加在本民族头上。到1953年斯大林死后，“拉科西主义”已使匈牙利全国民怨沸腾，社会危机不断加深。在首都布达佩斯和外地的一些工厂、农村，反抗事件频频发生：工人企图罢工、农民抵制交售农产品。这时东欧其他国家也局势不稳，在东柏林、布拉格和比尔森都出了麻烦。为了稳住匈牙利的政局，马林科夫、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在1953年6月亲自出马，撤销了拉科西的政府总理职务，只保留他作为党的首脑的职务，同时将具有改革思想的纳吉·伊姆雷扶上总理的宝座，要求他尽快恢复国民经济和消除社会危机。

纳吉上台后大力推行称之为“新阶段”的经济、政治改革，使“拉科西主义”受到严重打击。改革很快取得了一定成果，受到全国人民的普遍拥护。然而，拉科西等人不甘心自己的权势被削弱，抓住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向莫斯科告状。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出于领导集团内部权力斗争的需要，苏联领导人这时又转向支持拉科西。纳吉虽然得到匈党多数中央委员的支持，但在政治局势孤力单，1955年3月被迫辞去政府总理的职务。此后，由于他坚决拒绝做自我批评，先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后又被开除党籍。此后，“拉科西主义”又得以复活。

然而，这时的纳吉并非孤立无援。他的周围集结了一大批支持者。他们主要是党内一些作家、记者、科学家、艺术家、社会科学工作者等知识分子。其共同特点是都具有道德勇气，对“拉科西主义”不满和赞同纳吉追求的“有人性的社会主义”。他们大多是老共产党员，几乎都进过纳粹的监狱或曾被关进死亡集中营，也有些人是刚从拉科西的监狱释放出来的。这批党内知识分子把自己的命运同纳吉联系在一起，决心挽救“新阶段”改革。至于普通百姓，他们虽然不懂那么多深奥的道理，但对纳吉与拉科西之间的政策差别全都心知肚明。

苏共二十大加剧匈党分裂

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 揭露斯大林生前种种错误和罪行。这次大会以后，苏联反对个人迷信、“左倾极端主义”、“宗派主义”、“斯大林主义影响”的火力越来越猛，直接催化了波兰、匈牙利事件的发生。

赫鲁晓夫的这个报告不仅对苏联国内，对全世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国外受它冲击最大的要属东欧各国，因为斯大林的错误在这些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重复过。特别是匈牙利被推到了非斯大林化的前沿，因为过去在“全盘苏化”和迫害无辜共产党人方面拉科西都冲在东欧其他国家的前头。拉科西的处境很艰难，因为他既要完成莫斯科交给的贯彻苏共“二十大”决议的任务，又要保全自己的威信和地位。苏联领导人也想保住拉科西。因此，匈牙利在贯彻苏共“二十大”决议方面一直迈不开步子。人们看到拉科西一伙不愿纠正过去的错误，仍想把国家固定在原来的轨道上，使反对派的阵营更加扩大。

当时反对拉科西的党内反对派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团结在纳吉周围的那些怒气冲冲的党内知识分子。他们不仅公开揭露“拉科西主义”的罪行，还曾打算向莫斯科甚至向联合国告状。另一部分人是以卡达尔·亚诺什、卡拉伊·久洛和麦泽·伊姆雷为代表的党的领导干部。他们也坚决反对拉科西的政策，但主张通过党内斗争解决问题，反对把矛盾闹到街头上去，被称之为“民主反对派”。苏共“二十大”一方面坚定了反对拉科西的人的信念，另一方面也动摇了那些曾经顽强捍卫“拉科西主义”的人的意志，进一步加剧了匈党内的分裂，对拉科西政权形成巨大的威胁。这时，匈牙利已形成全国性的“民族对抗”。“对抗”的一方是党内反对派和奋起响应的广大人民群众，另一方是以拉科西为代表的匈牙利领导集团。

反对派阵营在日益壮大之时，极需要有一个可供他们公开发表政见和揭露拉科西一伙的错误与罪行的讲坛。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裴多菲俱乐部应运而生，登上了历史舞台。

裴多菲俱乐部的活动

裴多菲俱乐部原是一个知识分子学习小组，成立于1954年底，归属相当于共青团的劳动青年联盟领导。它的前身是解放前地下共产党控制的一个从事资助工农子弟上大学的慈善团体。将其改建成裴多菲俱乐部的原本目的是想在现行制度允许的范围内为党内年轻的知识分子提供一个讨论问题的讲坛。这个团体日常既研讨青年联盟的工作，也讨论一些社会所关心的问题。它只有一间办公室，设在劳动青年联盟中央。

党内反对派为推翻拉科西的统治而进行的斗争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裴多菲俱乐部的活动成为在社会上进行舆论动员的有效手段。

从1956年3月中旬开始，裴多菲俱乐部活跃起来。劳动青年联盟中央甚至做出决议，要求扩大裴多菲俱乐部的活动和在外地也建立这样的俱乐部。在这以后的日子里，裴多菲俱乐部先后举办了一系列大型研讨会，讨论经济、哲学、历史、新闻等专题。参加这些研讨会的有全国知名的经济学家、作家、历史学家、教育工作者、科学家、哲学家等学者和社会名流，也有年轻的知识分子甚至还有人民军军官。很多解放前参加过党的地下斗争和抵抗运动的老战士也到会倾听和发言。

这些讨论会的会场总是挤满听众。座位不够，他们就站在走道、窗外或干脆在主席台上席地而坐。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裴多菲俱乐部的领导成员绝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全都主持和参加过这些研讨会。这不仅说明裴多菲俱乐部并非乌合之众，从中也反映出当时党分裂的严重程度。

5月以后，裴多菲俱乐部的活动更加活跃，发言者在研讨会上提出的问题越来越尖锐，情绪也越来越激动。

5月9日，裴多菲俱乐部举行研讨会讨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和匈牙利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导原则。许多人就这些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在会上发言。由于要求发言的人太多，研讨会不得不在5月20日再次举行，重点讨论在国民经济生产中如何正确利用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

在5月20日研讨会上做重点发言的都是一些在青年知识分子心目中享有威望、熟悉经济工作和有改革思想的党内代表人物。他们是国家计划局的司长萨波·道马什、著名经济学家纳吉·道马什和刚被恢复名誉的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多纳特·费伦茨等。做自由发言的也无一例外地都是党员，其中一些人解放前就已加入地下共产党。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认为社会主义经过认真改革，仍有振兴的希望。

在上述两次关于经济工作的研讨会上，与会者对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制订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们认为这个计划的制订缺乏民主，其指标不切实际和无法完成。他们指出拉科西一伙片面发展工业造成的许多恶果，并要求当局不加掩饰地如实公布经济统计资料和改变现有的工资政策、福利制度等。

5月30日晚和6月1日晚，裴多菲俱乐部连续举办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研讨会。与会者严厉批判当局编写历史的教条主义做法和官方的历史观，同时谴责斯大林主义伪造历史的行为。他们指出，现政权不是把历史当作一门科学对待，而是将其变为政治宣传的工具及“实现政治目标的辩护词”。有些人在会上提出，匈牙利闻名于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卢卡契·捷尔吉1928年起草的所谓“勃鲁姆提纲”是正确的。卢卡契当年为匈牙利共产党起草的这个文件指出，匈牙利的迫切任务不是要搞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实行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卢卡契因这个观点与匈共的正统观念相背离而多年受到压制。发言者们认为，卢卡契当年的观点已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

会上还有人提出1948年是匈牙利历史的一次错误的转折，因为国家从此抛弃了民主社会主义而建立了“独裁制度”。

匈解放后的党史编写工作和学校的历史教学工作受到批评。也有些人就自己过去的历史著作的观点进行了检讨，表示从此将在新思想的指导下从事历史研究工作。

时任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科学和文化部长的安迪寄·伊丽莎白作为对立面在会上也发了言。匈牙利的历史学是她的管制领地，因此，她在发言中极力为党在历史学领域的工作辩护。

会后有报道说，在这次研讨会上，匈牙利历史学家们内心燃烧多年的要求民主与公开性的烈火“喷发”了出来。

6月14日晚研讨会的题目是《苏共二十大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有1200多人参加。由于会场实在容纳不下如此众多的听众，会议不得不临时改换到经济大学的礼堂去举行。

71岁的卢卡契·捷尔吉也出席了这次研讨会，因而引起极大轰动。这是他多年来首次在公开场合露面。这位参加过1919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斗争的老共产党员因与斯大林主义的哲学观点相对立，被视作“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老牌修正主义分子”。他1949—1950年受到系统地批判后被逼迫进行检查，从此在哲学研究上无所作为。在这次研讨会上，卢卡契与中央党校教员鲍洛格·埃莱梅尔和哲学家塞盖蒂·约瑟夫一起先后做了重点发言，他们的观点受到听众广泛的赞同。从而，匈牙利哲学界的状况明显地展现出来：在这个学术领域存在的两个学派中，卢卡契派将哲学研究当作思想创造，将目光聚集在哲学的根本问题上；而教条主义派则将哲学混同于日常的宣传、鼓动工作，将哲学庸俗化。许多人在会上诚恳地表示将改变自己以往对待哲学的教条主义态度。会议参加者还强烈要求为卢卡契“彻底平反”和为所有受到迫害的无辜者平反，从而在会场上激起一片经久不息的掌声。

这个关于哲学的研讨会也触及到文学界的状况和作家们受压抑的境遇。与会者尖锐地指出，1948年以后，匈牙利的文化界专门对有进取精神的打棍子，对无所作为的则温情脉脉。

裴多菲俱乐部6月27日在人民军官俱乐部举行的那场研讨会使它的影响达到最高潮。这天是1953年纳吉据以进行改革的“六月政策”确立3周年。那天晚上研讨会的题目是《新闻和报纸问题》，听众从下午开始就在会场外的街道上聚集。这次会议通宵达旦地进行，从下午6点半开始一直持续到次日早晨4点，共有6000多人参加。刚被释放出狱的拉伊克的夫人拉伊克·尤丽奥在会上要求为她的丈夫恢复名誉。她披露了自己在6年监狱生活中受到的非人待遇和拉伊克被处死前所遭受的骇人听闻的摧残。身为《匈牙利民族报》主编、优秀国际法学家的洛松齐·盖佐最后发言。这位戴着眼镜、别具学者风范的老共产党人面请公众谅解他过去犯的过错，然后讲述了所谓“纳吉事件”的真实经过。他说：“就在我们大谈党的民主、言论自由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时候，纳吉·伊姆雷却根本无权为对他的指控进行辩护。”听到纳吉的名字，听众自动起立又喊又唱，要求纳吉回到党内和政府中来，同时要求解除拉科西的职务。

裴多菲俱乐部这个时期举行的这些活动的影响远远超出在场听众的范围。听众将他们耳闻的事情向工作单位的同事和外地的亲友们广为传播，从而产生了连锁反应。甚至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几个奉命每次去会场监视裴多菲俱乐部研讨会的秘密警察有一天向上级表示，他们已无法再去执行任务，因为他们自己也赞同发言者们的见解。

首都以外的各大城市也纷纷效法裴多菲俱乐部，建立了类似的论坛，劳动青年联盟中央委员会还号召青年们参与这样的活动。在纳吉的故乡考波什瓦尔，春天就组织了以匈牙利历史上抗击外来侵略的军事家兹里尼命名的俱乐部；索姆鲍特海伊市组织了沃什瓦尔俱乐部；维斯普雷姆市成立了鲍特沙尼俱乐部；德布勒森市有科苏特俱乐部。南部的佩奇市行动较晚，但后来也成立了当地的裴多菲俱乐部。这样，首都和外地的这些俱乐部的活动促进了反对派力量的迅速壮大，反对“拉科西主义”的活动虽然还没走上街头，但已扩展到党外。苏共领导人米高扬这个时期到匈牙利考察政治局势后写给苏共中央的报告说：“政权日益从同志们的手中丢失，敌对分子的平行中心正在形成……”拉科西也忧心忡忡地说：“我感到自己像坐在一只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上”。

就在裴多菲俱乐部6月27日最后举行的那次讨论会结束几个小时之后，波兰发生了波兹南事件，采盖尔斯基工厂的1万多工人罢工，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这使裴多菲俱乐部6月27日研讨会的性质显得更加严重。时任苏联驻匈牙利大使、后来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安德罗波夫事后在向莫斯科递交的外交报告说，裴多菲俱乐部的这些研讨会从本质上看已演变成对党的领导的示威，超出政权的容忍限度。他认为匈牙利这个时期的局势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发生的事情在性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帝国主义向社会主义进攻的一部分。

6月30日，拉科西召开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会议，谴责裴多菲俱乐部的活动“反党、反人民民主制度”，并且断定是“主要由纳吉·伊姆雷周围所形成的集团所指挥的”。7月1日，内务部下令禁止裴多菲俱乐部继续活动。这样，裴多菲俱乐部的活动便告一段落，直到9月在新的形势下才又恢复。届时，全国的政治危机已一触即发，以“拉科西主义”为特征的那个时代已经躺在墓穴中。不久后的10月23日便发生了匈牙利事件，布达佩斯的数十万群众举行示威游行反对拉科西政策并很快发展为武装暴动，最后被苏联出兵镇压下去。

总的来看，裴多菲俱乐部虽然不是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组织者，但对这个事件的发生起到了舆论动员的作用，就如同匈牙利1848年革命之前科苏特主办《佩斯新闻报》发动群众一样。它通过举办各种研讨会向民众指出社会面临的危机，使人们有机会公开表达不满和提出民主要求，从而匈牙利党内的反对派与广大民众汇合到一起，猛烈地冲击了拉科西政权的基础。与此同时，那些主张对社会进行实质性改革的人还全面阐述了他们的理念与设想，为国家勾画了社会主义改革的蓝图，鼓舞人们努力去争取实现它。

发挥了历史作用的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就这样留在世人的心目中。

（作者系新华社驻匈牙利原首席记者）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8年第5期 读者来信摘登（五则）　作者：马国征等

关于“人定胜天”、“自作孽，不可逭”及其他

《报刊文摘》今年2月25日转载《炎黄春秋》第2期杨慎的文章：《人是不能胜天的——任仲夷同志的一幅墨宝》，文中引用了任仲夷写给作者的一段话：

“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何乐之有？到头来还是其苦无穷。从根本上讲，人是不能胜天的。天——大自然，大宇宙，只能与之和平共处，与之适应，绝勿做违天之事。违天，即违背自然规律和客观规律，违天，是自孽，古语曰，人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我说的自做孽是指做违反客观规律之事，教训太多了。”

任仲夷这段话有精辟的见解，如说人要与大自然适应，勿做“违天”之事。但也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对“人定胜天”的理解、诠释有一定的片面性，二是引用古语错了两个关键性的字。现分述于后：

一、“人定胜天”一语出处甚多：《史记·伍子胥列传》：“人众者胜天”。《逸周书·文传》：“兵强胜人，人强胜天”。宋·刘过《龙洲集·襄阳歌》：“人定兮胜天，半壁久无胡日月。”金·刘祁《归潜志》：“人定亦能胜天”。清·梁启超《新罗马》六出：“小生每念物极必反，人定胜天”。毛泽东有“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与天斗”、“与地斗”实际上都是指大自然，“人”，可以理解为阻碍社会发展、压迫人民大众的统治者、阶级敌人。在“奋斗”中是十分艰苦的，甚至会遇到挫折和失败，但只要人们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坚忍不拔，一往无前，就可能取得胜利，享受苦尽甘来的欢乐。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是能胜天的。但它又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对它的诠释要适度、准确，不能超越一定的极限。如人们抗拒各种自然灾害，由于树立了“人定胜天”的信念，领导有方，尊重规律，顽强拼搏，往往能战胜自然灾害，缩小和减轻灾害造成的损失。但有时面对百年不遇的灾害，虽经主观努力，却未能取得理想的成果，造成不小的损失。不能因此就否定“人定胜天”的精神。“人定胜天”，从个人角度说，还可以理解为：树立坚强的意志，克服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与坎坷的命运抗争，不屈于邪恶势力，争取条件转化，达到预期的目的。

任仲夷告诫人们不要做违反自然规律和客观规律的事，本意是好的，但如果说过了就会导致片面性和绝对化。如认为与天斗与地斗“何乐之有”，“到头来还是其苦无穷”，容易理解为曲解毛泽东的论述，对亿万战天斗地、征服自然的人民产生“泼冷水”的作用。对“人定胜天”讲过了、超过一定的极限，会产生负面影响；同样，批评“唯意志论”过了，断言“人是不能胜天的”，同样是片面的，也会产生负面影响。

（二）关于任文引文的错误

“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语出《尚书·太甲中》，“孽”，邪恶、罪恶；“违”，抗拒；“逭”，逃避。意谓天（大自然）造成的罪恶和灾难，人们可以抗拒；但人为的罪恶就难以逃避其带来的惩罚。由于“逭”字比较冷僻，其发音huàn与“活”huó近似，故往往容易误写为“不可活”。任文将“活”印成“治”，可能因为“活”与“治”字形相似造成的。《报刊文摘》转载时将“治”改为“活”也是不对的。任文还将“天作孽”错为“人作孽”，这一字之差就会产生歧义，与“自作孽，不可逭”相矛盾。

江苏读者马国征

《炎黄春秋》2008年2月号刊登了题为《奥斯特洛夫斯基：“我们所建立的，与我们为之奋斗的完全两样”》一文，在读者（多数是早年参加革命的老人）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在短短不到一个月当中，就有10多位读者主动对作者表示支持、赞同。其中，熟悉作者的朋友们、同事们通过电话、电邮，与作者交谈感想、感触、感动；素不相识的读者则寄信给作者致意。为了使更多人读到此文，他们有的将此文上网，有的将此文扫描后加以复印，送给没有订阅《炎黄春秋》的朋友。

新华社老记者戴煌说：读了此文深受感动。这是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彭迪写道：“你的文章写得很好，对大家很有启发。”冯东书说：这篇文章影响很大，写出了一代人的心声。

作者的老友熊永年（《人民日报》老编辑）写道：“你的文章写得很好，观点鲜明，内容深刻、亲切，文字简练。我完全支持你！”

一位与作者无甚交往的友人自成都来信说：此文使我感到激动和敬佩。特别是文章最后一段“写得何等的真诚、动人和勇敢！”他举出李慎之、韦君宜、胡绳和健在的李锐、胡绩伟等这些领军人物，说“坚持追求真理的人总是这么纯朴、无畏的，即使年老了，仍然是年轻的，只是更理性了。跟随者浩浩荡荡，正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之谓也。”

安徽大学原副校长的老伴给编辑部打电话说：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是靠理想活着的，想不到我们奋斗多年而造就的现实与我们的理想距离那么远。这篇文章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我们老俩口共140多岁，我们一边读这篇文章一边老泪纵横。

（本刊讯）

我是贵刊的忠实读者，我之所以爱读贵刊，是因为贵刊实话实说，敢于直言。作为一名从事编辑工作多年的老人，我钦佩贵刊有错必改，决不文过饰非的求是作风。贵刊虽办得好，但却偶有千虑之失，即使这样，仍然是大醇小疵，瑕不掩瑜。

2008年2月号《阎锡山的最后岁月》中说：阎锡山于1950年3月6日辞去“行政院院长”，“离职前，‘行政院’召开了一个小型茶话会，为阎锡山辞行。会后，有人将老子《庄子·取筮》里的两句话‘绝圣弃知，大盗乃止’送给阎锡山……”（2008年2月号54页）

该文以上这段话有三处讹误，其一，阎锡山离任时，“行政院”举行的茶话会，不是为阎辞行，而是为他送行。辞行是指行者辞别亲友，送行则是送者送别行者。其二，《庄子》一书，系战国时庄周及其后学所著，并非春秋时老子李耳所著。其三，《庄子》中没有《取筮》篇，该文所引“绝圣弃知，大盗乃止”，系《庄子·箧》中语，而“绝圣弃知”，则系庄子引自《老子》十九章语，其“知”音义同智。

此外，该期《张申甫：“我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人！”》中说：“他来欧洲时，陈独秀已经让他全权负责招收党员。”（2008年2月号37页）招收应改为吸收。因为，这里所指的是党组织接受其人成为自己的成员，不是用考试或其他方式接收学员或学徒等，所以应该用吸收，不应该用招收。

湖南读者胡渐逵

官员申报私人财产是反腐倡廉的一个好办法，许多年前就提出过，为何不见行动。对此，街谈巷议，意见不一。

愚见以为，要制定法规，规定官员必须申报个人财产。制定这个法规，会有些困难，但比制定物权法和别的法律要简易得多。从官员个人来说，申报个人财产也很简单。之所以未能实行，是不为也非不能也。

反腐倡廉事关党风政风的重大建设，党员和领导干部把申报个人财产开展起来，是顺理成章的事。

我指望，绝不是奢望，尽快制定相关法规，早日实行官员如实申报个人财产，并形成风气。

北京读者李志国

贵刊登了不少宝贵的史料性的资料，使大家了解了许多历史的真实。文化大革命中，北京很多机关有一段时间也抓“5·16反革命集团”，整死了人，整病了不少人，最后也没有听说抓出来多少“5·16”分子。当时，正式文件把萧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列入了后台。此事的真相如何？最后也没有给出一个说法。希望贵刊能刊登有关此事的文章，让大家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

北京一读者

2008年第6期 教育投资体制：从过去看未来　作者：思　源

中国提出教育改革，从1958年算起，已经半个世纪；从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发布以来，也有15年了。应当说，工作做了不少，争论也不少。其中有一个问题似是而非，却又争论不休，每每令人欲说还休——请问：是教育部办学还是学校办学？

当今中国除了13万所学前教育机构以外，大中小学共有42万多所。这42万多所学校都由教育部办？简直是对教育部的莫大讽刺。似乎毫无疑问应该是由学校办学。然而大学、中学、小学，如今都在抱怨没有办学自主权。在这遍及城乡的校园呼声后面，反映的是目前中国教育体制的一个主要弊端：高度集权、高度垄断和单一化。针对这一主要弊端，现代中国教育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应当是教育多元化。这是人类社会生活多元化的需要，是满足人们多样化教育需求的必然途径。也可以说，没有多元化，现代教育便难以发展。

教育多元化的内容十分丰富，简单罗列一下，就有十多项，诸如教育投资多元化、办学主体多元化、办学体制多元化、办学目标多元化、办学方式多元化、教育供给多元化、教育需求多元化、教育领导体制多元化、学校内部管理体制多元化、教育效益多元化、教育发展途径多元化、教育发展策略多元化、考试制度多元化、招生制度多元化等，不一而足。

纷繁之中，何为关键？关键在教育投资多元化。这是因为，投资所有权不仅可以决定投资的性质，而且往往决定教育事业的特点。一个国家教育投资如果全部或大部分由政府负担，那么，与此相应，整个教育事业就难免会由政府垄断包办，教育多元化及其他多元化便没有生存基础。

据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2005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共计5161亿元，是社会团体、公民个人办学经费（不包括学杂费）以及社会捐资、集资办学经费总和545亿元的9.5倍。正是这么多的国家投资，使公办学校占据了学校总数的95%，这就是高度集权和单一化的雄厚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部就是每年几千亿元国拨教育经费的监护人，你叫他放手不管，不行使决策权，行吗？

根本出路在于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和调动社会团体、企业和公民个人投资教育的积极性，一方面减轻国家财政的压力，另一方面提高非国有教育投资的比重，使之达到三分之一乃至二分之一左右，真正开创一个教育投资多元化的局面，其他的多元化也就水到渠成。

国家有责任将义务教育延长到12年

教育投资多元化主要包括两个问题：一是国家要负全责保证全体适龄少年儿童都能享受免费的义务教育；二是鼓励社会团体、企业、公民个人投资参与兴办大中小学和学前教育机构。我们不妨先从义务教育谈起。

多年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不断有人呼吁，建议将中国义务教育的年限由9年延长到12年。2007年秋季开始，珠海市中小学已在全国首开12年免费义务教育之先河。2008年的“两会”一开幕，12年义务教育的呼声再起。

3年的高中或职业高中教育对于初中毕业生来说，可能会改变他们一生的命运。用法律的强制性把义务教育延长3年，对提高下一代公民的素质、提高国家的软实力、强化发展后劲，意义实在是太大了！

面对“议员”们的动议，教育部长断然拒绝。据《北京青年报》2008年3月8日报道：教育部部长周济明确表示，目前不会考虑将义务教育时限延长到12年，目前这种建议在我国没条件实现。义务教育意味着政府要对整个教育阶段负全责，目前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实现了在高中阶段义务教育，但这不符合目前中国的国情和政府的财力。我们不能对教育的实施水平目标过高，我国的教育能力还是相对比较低的，因此提出将义务教育延长到12年，目标过高，很难实现。

周部长没有具体说出12年义务教育究竟如何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和政府的财力，但世界上现已实行12年义务教育的并不仅仅只有日本、韩国和我国的台湾，而是遍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像拉丁美洲的古巴，经济发展远不及中国，他们也实行12年免费义务教育。不但学杂费全免，连校服费也全免，还免费提供午餐。目前全球90%以上的国家都实行了全部免费的义务教育，连亚洲一些知名的穷国，包括人均GDP只有中国三分之一的老挝、柬埔寨、尼泊尔等国也是如此。据2003年9月8日《望东方周刊》报道，缅甸联邦军政府也实行了12年义务教育。学龄少年儿童入学，不但不用交学杂书本费，还解决吃饭、穿衣及住宿等。来自外邦的穷人同样能享受如此待遇，以致于中国云南临沧边境地区不少孩子跨过国界去求学，直至高中毕业才学成归国，成了小小的“海归派”。让我国同胞不能不脸红心跳。

2006年3月20日人民网曾报道，中国教育部周部长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还说到，普及9年义务教育的奋斗目标，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就已提出来的。60年了，各项事业都在与时俱进，义务教育的奋斗目标为什么偏偏不能与时俱进，不能由9年前进到12年？！

众所周知，政府是人民的公仆，政府办义务教育，不能随心所欲，随意而为，这是政府对人民应尽的义务和职责。正因为如此，世界上100多个国家都将公民受教育的权利在宪法中作了详细的规定。

如日本宪法规定：一切国民，按照法律规定，都享有同等受教育的权利。一切国民，按照法律规定，都负有使受其保护的子女接受普通教育的义务。义务教育为免费教育。如白俄罗斯宪法规定：每个人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保障免费接受普遍中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这些国家宪法的教育条款，对于我国颇有借鉴意义。

中国有个口号叫做“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可惜至今为止这还只是一句口号，并未落实。1991年世界平均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为5.1%，其中发达国家为5.3%，发展中国家为4.1%。我国1993年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规定：这一比例要在2000年达到4%，却迟迟没有实现，2003年还只达到2.84%，2004年更降到2.79%。据专家计算，仅1993──2003年间，全国财政对教育经费的欠账高达9391亿元。

国家教育经费欠账的后果有二：

一方面使老百姓的学费开支增加，不堪重负，以致全国失学儿童高达2000万人。中央电视台2005年6月18日介绍：一位老实巴交的农民，为了让孩子能上学，铤而走险搞起了贩毒，最后梦想破灭。另据报道，宁夏银川市13岁的小学毕业生秀秀，因不忍心让家长背上沉重的择校费，而悄悄地离开人世，她留给父母的遗书里有一句话：“我死了可以帮您节约10万元”。此话叫人如何不心痛！

另一方面，教育经费不足，使许多学校教学场地和设施短缺，导致老师带着学生在马路上跑操的情况，在全国各地相当普遍。正因为如此，2005年11月14日早晨6时，山西沁源县第二中学师生在马路上跑步被一辆货车撞倒，21条鲜活的生命暴亡，哭声震撼山河。尤为可怕的是，此类悲剧的隐患至今尚未消除。据《北京青年报》2008年4月3日报道，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委托独立研究机构对全国12个省（区）的34所希望小学进行了体育运动状况的抽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没有专门运动场地的学校高达47%！

目前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义务教育公共投资的主体是中央或地方高层政府，而我国却恰恰相反，把包袱压在低层或基层政府，甚至是以乡镇为主。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全国义务教育中，中央财政负担2%，省地财政负担11%，县财政负担9%，乡镇财政负担78%（其中大部分负担实际上又转嫁给了农民）。由于各地贫富悬殊，对义务教育的重视程度也各不相同，这种以基层财政为主的义务教育投资结构，必然导致各地义务教育经费多寡不均，学校面貌大相径庭，以致于有媒体戏曰“城里学校像欧洲，乡下学校像非洲”。

针对此弊，中国的义务教育要真正实行免费并不难，关键是要在提高义务教育投资总量的前提下，改变投资结构。我建议乡镇财政承担5%，县财政承担5%，省地财政承担10%，中央财政承担80%。其中义务教育经费的最大部分即教师工资，应由中央财政全额保证，以避免发生某些地方长期拖欠教师工资，西部地区50.6万代课教师20年拿40-80元月薪之类的悲惨事件。

财政性教育经费，中央财政应承担50%以上

中共中央、国务院早就明确提出“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然而中央财政的支出结构却并没有体现这一点，请看下表。

中国财政总收入与教育经费统计分析表:（见附表）

通过此表我们发现四个重大问题：

1.在全国预算内教育经费中，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二者所占比重极不相称。1996-2005年间，中央财政的教育经费投入一直十分低下，并且从11.6%降到8.1%，地方财政的教育经费则从88.4%上升到91.9%。可以说，我国教育经费匮乏之责，主要在于中央财政表现不佳。

2.中央财政总收入中，预算内教育经费所占比重历年都没有超过4.1%，并且自1996至2005年十年间，每况愈下，在2005年竟然降至2.3%！鄙人斗胆请问中央财政：这能说是“优先发展教育”吗？

3.中共中央、国务院1993年提出的公共教育经费达到GDP4%的目标至今未能实现，使国人蒙羞。究竟原因何在？2008年3月27日《北京青年报》报道，财政部教科文司司长赵路近日表示，是由于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偏低。言下之意还要提高财政收入！我说此言差矣！上列“中国财政总收入与教育经费统计分析表”有力地证明：主要拖后腿的因素，恰恰是中央财政预算内拨付的教育经费太少！2005年才区区378亿元，只及地方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4287亿元的8.8%，实在是太可怜了，在现有财政总收入不变的情况下，中央财政只要舍得拿出1984亿元，公共财政占GDP的比重4%的老大难目标就能一举实现了！

4.中央财政如果能以身作则，增拨教育经费4084亿元，总金额则为4462亿元，就能在全国预算内教育经费（8749亿元）中雄踞51%，为地方财政投资教育作出像样的表率。而此举确有现实可行性。因为以上财政总收入与教育经费的统计分析十分直观地告诉我们：即使中央财政为教育投资4462亿元，也只占中央财政总收入的27%，略略超过四分之一，还有几乎四分之三的财力可以用于其他领域，可谓绰绰有余！

以上四个问题概括起来就是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应当由中央拿大头，中央有此责任，也有此财力；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4%的目标并不难实现，也不难超越，关键就看中央财政的实际行动。

教育券，公民受教育权的有效凭证

我国宪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公民受教育权利落实在经费上，应是公民有平等享受国拨教育经费的权利。但是，实际情况却是千奇百怪。例如，据《羊城晚报》2007年7月25日报道，2006年度广东省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情况显示，广东上年享受免费义务教育的1000.8万名农村学生中，有25万多名属于“子虚乌有”。25个县（市、区）以及省农垦系统的6个农场，凭借虚报免费义务教育学生数量，多获得省级财政补助资金1027.9万元。农村免费义务教育资金的使用方面，除了虚报学生数量多获省财政补助上千万元外，还发现有20个县（市、区）的220所中小学校，挤占补助资金611.1万元，用于发放教职工工资福利500多万元等。

2001年出台的《长兴县教委关于教育券的使用办法》标志着长兴县开始实行教育券制度，《办法》规定，发放扶持民办学校和职业学校的教育券，由学生交到职业学校或者民办学校，抵充相当面值的学费；2002年秋季，长兴县开始发放扶贫助学教育券；2003年发放补助薄弱高中和民办高中的教育券；2004年，劳动力转移培训经费的划拨也开始采用教育券的形式，农民凭券选择培训基地，培训基地凭券向政府领取经费。

“教育券”最初是一些美国学者目睹社会中弱势学生教育机会不均等与不公平的状况而提出的改进措施。1962年，弗里德曼（FriedmanM.）在其《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首先提到教育券制度。其要点是：政府发给每位学生一定数额的有价证券（即教育券），以此支付部分学费。这样，家长可为子女选择任何学校就读，不再受到学区的限制。而学校将所收集的教育券向政府兑换现金，用以支付办学所需费用。于是，学校间将会为了争取学生和经费而互相竞争，努力改善教育质量，以符合教育消费者的需求。

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了对“教育券计划”的论证和可行性研究。90年代初，一些地方便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教育券制度。后来这一制度逐渐被不少西方国家接受，并根据自己的情况作了灵活的调整。

教育券政策有不同的“版本”。西方国家在实行教育券政策时，根据各国的国情和实际需要作了不同的选择和调整。我国香港地区的教育券制度则被称为“学券制度”。

许多教育专家都认为，教育券政策是一个好政策，它具有以下优点：

1.家长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可以因此而更加关心教育，也更加了解教育的本质；

2.通过教育的开放和引进竞争机制，刺激教育机构和教育工作者更加努力地改善教育环境、提高教育质量，并积极发挥自己的优势，促使教育的多元化，以满足社会的不同教育需求；

3.通过家长的选择，自然地筛选、淘汰那些不合格以及不符合社会需要的教育机构；

4.更加有力地支持那些质量优越、管理良好的教育机构，使得教育及学校行政人员能无后顾之忧地致力于办学。

我建议分两步走，全面推行教育券制度。

第一步，在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中实行教育券制度。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部门、教育行政部门在联合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共同制定本行政区划范围内小学、初中、高中的国拨教育经费的标准。譬如说，每年每个学生的平均教育经费标准分别如下：

小学500元（北京市已定为800元）

初中1000元

高中1500元

教育券可按以上标准相应分成三种，均由省级财政和教育部门共同审定、编号制作。学生凭录取通知书领取相关教育券。

财政部门派员到相关招生学校或学校附近设点，按录取通知书，记名颁发教育券。教育券的含金量就是国家核拨给该学生每年的教育经费。学生领取教育券之后，相当于得到了一份国家拨给的教育经费持有券。他或她可以选择就学的学校，并将所持教育券交给学校。学校则将所收到的教育券向政府财政部门兑换成经费，用于办学的各项开支。

第二步，在高等教育中实行教育券。具体做法及其意义，与中小学基本相同，只不过国拨高等教育经费由国家财政部负责，大学教育券也应以财政部为主，会同教育部监制、颁发。这里就不赘述了。

鼓励社会集资办学,发展民办教育

不言而喻，教育投资多元化意味着：一方面国家投资要足额到位、保证公平；另一方面社会集资要广开门路、鼓励多元化。而教育券制度恰恰把这两个方面联系起来了。

在我们的设想中，财政部、教育部颁发的高等院校教育券，按院校专业特点制作。相同专业的大学生，其教育券每年的含金量是相同的，大家一视同仁；而由各省市自治区财政部门、教育部门颁发的中小学生教育券，在省市自治区范围内，含金量也是相等的。这就保证了每位学生所享受的国拨教育经费是大体相等、大体公平的。

由于国家对义务教育范围内的初等教育、中等教育负有全责，国拨教育经费只要完全到位，便足以保证初等、中等教育的顺利完成，全国绝大多数中小学生应该是能满足于国立中小学的免费义务教育的。与此同时，由于人们对于教育的需求客观上存在着差别，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鼓励个人或企业、社会团体集资打造私立学校或曰民办学校，以满足一部分人对于教育的更高需求。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教育私营化的比例已经达到70%甚至80%，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水平。

在普遍实行教育券制度的情况下，民办学校的学生毫无例外也应当享受教育券所体现的国拨教育经费。譬如说，民办小学的学生在将教育券交给学校，由学校向政府财政部门兑换成500元现金用于办学的同时，又缴纳500元额外的学费，这家民办小学便拥有生均1000元教育经费，可以进一步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学质量，满足这部分学生及其家长更高的教育需求。

对于民办中小学的学生来说，平等的、免费的教育券保证了公平地享受国拨教育经费，在此之外自己交付的学费则是实现差别化教育需求的必要条件。二者相辅相成，这就是集资办学的民办中小学校合理合法的生存、发展空间。

对于高等教育来说，由于它完全不属于义务教育的范围，高教经费由各方分担是理所当然的。据教育部规定，北京高校普通专业每年收费一般在5000元、5500元、6000元三个档次。若按5000元计，约占高校生均经费两万元的1/4左右。余下的15000元，假设国家财政投一半，为7500元，凝聚在大学生教育券中；另外的7500元，就成为社会集资的空间。

社会集资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只出资而不参与学校管理，如给大学捐赠钱物；另一类是出资同时享受股权，行使股东权益。如此，则大学如同股份公司，社会集资达到控股地位时，该大学便可称为民办大学了。股份制大学不仅可以减轻国家投资高校的财政压力，而且可以增加社会及个人投资办教育的积极性、创造性。同时，将教育成果与股东自身经济利益挂钩，也有利于调动各方资源，切实监督教育经费的利用效率和教学质量。

2002年底，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规范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和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面向社会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规定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国家保障民办学校的办学自主权，鼓励投资办学。

民办教育促进法第37条规定：“对接受学历教育的受教育者收取费用的项目和标准由学校制定，报有关部门批准并公示”。

民办教育促进法第49条又明确规定：“人民政府委托民办学校承担义务教育任务，应当按照委托协议拨付相应的教育经费”。

以上两条规定显示，民办学校在一定条件下既可以使用国拨教育经费，也可以使用社会集资和学生缴费。这实际上也就是民办教育投资渠道多元化的法律根据。而多元化投资的比例结构，则因地制宜，因校而异。

民办教育促进法颁布已经5年多，各项配套法规和政策也陆续出台，对民办教育的促进作用不小。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年公布的教育事业统计公报，截至2006年，全国已有各级各类民办学校、民办教育机构9.32万所，比2002年增加3.2万所。其中各类学历教育在校学生达2313.02万人，比2002年增长1197.05万人，规模已经翻了一番。

民办教育顽强的生命力体现为民办学校办学规模扩大，教育质量明显提高，涌现出一批办学水平较高、特色较为鲜明、社会信誉较好的学校，得到学生及其家长的追捧。据《北京青年报》2007年7月2日报道：6月30日，广州15所民办初中联合招生考试，尽管只有3000个名额，却有两万多名小学毕业生前往赶考。与如此热闹相对照，公办初中却显得出奇的安静。一位资深的省一级公办初中校长对记者透露，“说实话，民办初中抢走了不少好生源，公办初中现在只能坐等电脑派位生”。

一些民办学校教育理念先进，课程设置、教育内容全面，教学手段多样，教育方法灵活，卓有成效。从根源上看，这一切都是教育投资多元化带来的局面。从前景上看，开创新的局面，还需要在进一步维护民间投资、民办学校的合法权益上做工作。譬如说，目前民办学校被定性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直接影响了教师的身份和与公办学校教师的平等待遇问题，阻碍了教师流动；民办学校建设用地、信贷融资及其他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教学科研和经营活动都无法享有与公办学校同等的政策待遇，制约了民办教育的发展。亟需将民办学校确立为自收自支的事业法人单位，从根本上解决民办学校的法人属性问题。

教育投资多元化除了表现为民办学校如雨后春笋之外，也表现在企业家捐赠和教育类基金会的快速发展。此外，还可引进外资，以合作方式办学，或由外国在华独资办学，等等。教育投资多元化的潜力是无穷的。

社会力量在资助教育的同时，也在改变着传统的教育模式，主要包括推进教育理念的转变、教育模式上的创新、引进新型课程等等。

例如：由江苏长江平民教育基金会捐助建设的安徽德胜鲁班（休宁）木工学校和德胜（休宁）平民学校，就倡导“诚实、勤劳、有爱心、不走捷径”的价值观，强调了在中国农村有许多读不起书、生活毫无着落的穷苦孩子，通过对他们的持续化、体系化的学校教育，将爱的教育、感恩的教育、独立自主的教育，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有关孩子生活方式的转变方面的教育等结合起来，把一个传统的农家孩子转变为一个具有现代文明素养的合格公民的成长过程。经过这个转变，这些孩子不再是现代文明的被动接受者，而是现代文明的体现者，以及现代文明的传播者。其价值来自于多元化的教育，其影响则远远超出教育领域。

许多忧国忧民之士，面对我国教育界问题重重而忧心忡忡，都在思索出路何在？我以为，教育改革与经济改革在某一点上是相通的，那就是都要走所有制结构多元化之路。

在所有制结构问题上，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工业和教育，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国有制；三十年之后的2006年，中国工业总产值中的国有工业只占31.2%，生龙活虎的非国有工业已达68.8%（见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第501页），而教育界的国有制仍然僵持在90%的高位上，这就是教育改革落后的综合标志。如果未来若干年之内，中国民办的大中小学能达到50%以上，真正实现多元化了，神州的学堂就将满园万紫千红！

这个未来“若干年”，究竟是五年、十年还是二十年，就看国人的努力了。

2008年第6期 我们写信告迟群　作者：唐少杰

2005年8—10月是原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惠宪钧、柳一安、政治部主任吕方正两次联名给毛泽东写信反映清华问题30周年。我采访了四位当事人之一的惠宪钧。

惠宪钧，男，1932年生，原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副书记、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总务长，现已退休。

唐：惠老师，在1975年11月初至次年9月，这短短的十一个月所经历的变化中，你是怎么过来的？你当时有无失望过？

惠：其实，我们作为个人无所谓，作为我们的国家才是重要的。我先大致把自己的情况给你说一说，完了以后看你有什么提问的。

我是1947年参加人民解放军的，是四野八纵队独立团。参军以后，我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因为我过去在家乡读过私塾，学过的东西，我都背下来了。读书有五、六年，所以在部队我算是有文化的。解放天津后，我们算留守了，就留在天津公安局了。1951年我调到了中央警卫师。一开始中央警卫师有一个团负责中南海，其余的团负责别的地方，其实8341是在“文革”前从中央警卫师分出来的。中央警卫师曾负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警卫工作。“文革”之前，8341成立，就把中央警卫师编为北京卫戍区第一师，我曾在该师四团当过作战股股长。我们团负责从王府井到西城区的警卫工作。我在部队期间，表现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我过去在战争年代立过两次功，到清华之前做警卫工作也立过四次功，一共立过六次功。部队为了培养我，又送我去了步兵学校，所以我在部队，总的还是比较顺的。我来清华工作时才36岁。那时我是我们师重点培养对象之一。我来清华的时候，我们的师长、政治部主任都来了，我是师作战科科长。那天不是（1968年）“7·27”嘛。当天，我参加了组织指挥。解放军一共有三百多人，有海军的，有8341的，一师的是我负责，一百多人。在清华平静了以后，我们师长和政治部主任不同意我回去，我就留下来了。我在部队这阶段，我感觉自己从参军到成长，都是毛主席思想培养的。

到“文革”期间，自己思想上就有些变化，是什么呢？就是“文革”期间，虽然我对于毛主席没有任何可以怀疑的，但我总感到国家搞得这么乱，那么多老同志都被挨斗、下台，非常不理解。对我影响特别深的、感到思想上波动比较大的有几个事件：一个是在首都体育馆斗“走资派”，以彭真为首的，一一揪出来。斗的时候，我作为警卫部队领导人负责组织警卫。到了那里，造反派把彭真、安子文等圈到厕所里去了，我说为什么这样啊，他们说你不要管，我说我该管的就得管，我说不许这样。还有一个就是彭真同志渴了，我说给弄点开水去，造反派他们说不行，渴了喝凉水去，把厕所的凉水管打开喝就行了。我当时感到特别难受，我说把这些领导人闹成这样，在万人大会挨斗，还关到厕所里喝凉水，很不理解。还有一件事，对我印象很深，贺龙元帅那时被关押在西山，那里也归我们团管，我有一次晚上去看警卫战士。我问执勤战士，首长现在有些什么要求，战士反映首长想要吃点辣椒，专案组他们不让给。我说，想吃点辣椒有什么不让给的，怎么这样呢？战士说，咱们没办法。那时候，贺龙身体也不太好，一两个礼拜，不是老吃窝窝头，就是在生活上受到虐待。贺龙这样堂堂的军队缔造者、国家领导人，落到这种地步，多么心酸呀。还有一件比较突出的事，就是罗瑞卿跳楼。罗瑞卿的住地也是我们团管的。那时候罗瑞卿天天挨斗。一次挨斗完后，一个警卫战士当天晚上就向我反映，首长昨天晚上回来情绪不好，我嘱咐说，你们注意点，要保证绝对安全。第二天我就去检查。我到时大致十一点多，十二点罗瑞卿跳楼了，我正在现场。唉！罗瑞卿是中午正十二点跳下来的，他住的是一个楼，有三层，那个时候，他日夜睡不着觉。他把衣服脱到二楼，从三楼往下跳的时候就穿了一个衬衣跳下去。他是直着跳下来的，就是站着跳下来的，腿一下子就完了。最后我们工作人员和警卫班就往屋里抬，把罗瑞卿抬进屋里去，然后一层一层报告，向军委报告，向中央报告，你得治呀，还得请示批准，上哪个医院，一直拖了四个小时没人管。跳下去四个小时没人管啊！这几件事，我现在想起来，真难受啊。我就想到，咱们的国家怎么这样呢，罗瑞卿这样一个元勋怎么受到这样的待遇，遭受这样的结果呢。

我写信的思想初衷，我就感觉这几件事对我挺有影响。所以，就是说为什么要写信，这首先就有一个原来的思想基础。再一个，我们写信的事，这件事不是刘冰提出来的，是我们三人提出来的。从提出写信来讲，有好多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就是说迟群、谢静宜紧跟“四人帮”，因为那时候“六厂二校”是他们的大本营。为什么对迟、谢有这种看法，就是迟、谢接触的这些人大都是“四人帮”那条线上的。那时候我们不是很确切地知道，但知道江青、姚文元、陈伯达，他们来清华，不管是深夜还是清晨，迟、谢都积极接待。可是，朱德总司令到清华参观，迟群不接待，他对我说，你接待去吧。我说，哎呀，朱总司令来清华，让我负责接待，这合适吗？你这个清华党委书记，你不去接待，让我去接待。迟群说，他是“老右”。朱总司令来了以后，迟群不见，我想在朱总司令走时你总可以见一见面吧，也不见。迟群说，走就走了呗，“老右”有什么可见的。迟群那个时候说，他和谢静宜是毛主席的两个“兵”，开始时还和主席有联络，后来越变越不是这个状况了。后来，他们主要同包括毛远新在内的一些人经常打电话，还经常给我们这些人发什么这个材料、那个材料，一大堆。

第二个呢，就是迟群这个人野心勃勃，没有当选上中央委员，狠狠闹了一通。平时，迟群和谢静宜关系比较好，谢静宜当选上了中央委员，他没选上，一闹差不多就是胡作非为了，前前后后，连哭带闹，大概有半个月。他不是一般的闹，有时是喝酒乱闹，有时是和谢静宜吵骂。有一次，在夜间，迟群为了找谢静宜闹事，竟在谢的门口撒尿。最后，刘冰跟我们说这个怎么弄？我们为了避免这样的事对教职工的影响，我们找人把迟群干脆看住，不许他出这个门，只能在工字厅东院，让他在那里睡觉，他闹完了就睡，睡起来再闹。他当时认为，谢静宜没有在主席面前给他说好话，所以他没有当上中央委员。一次抽烟，把被子烧掉了，还有一次撞门把头撞坏了。他闹的时候，对我们说，你们给我召集人，他还想开大会，我们说不能给你召集，你有事我们可以给你去做。这些都暴露了他的野心。他当时是国务院科教组组长，他原想当教育部部长，下一步呢，他是想当副总理的。他当不上中央委员，副总理也当不上了，教育部部长也没份了。再一个就是对教职工，比如有一次在二教楼会议室的会议上，他一口气点了几十位清华教职工的名，把他们都打上了反革命，点了建筑工程学系的何家辉，说这个人是想一口气吃掉社会主义；点了邢家鲤，说他是“养猫反党论”，等等。他一点到谁，被点名的人就由所在的系的人带出去。

还有对待柳一安同志的问题。那个时候，柳一安带着一个组进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柳一安回来后，迟群不给安排工作。正好有一次，吕方正、刘冰、我几个人商量说迟群现在这种状况怎么办，我们决定，把柳一安叫回来。回来以后，吕方正、柳一安和我，三人商讨，没有让刘冰参加。我们说，迟群现在大吵大闹，对工作不管不问，另外他这么闹下去，我们怎么工作？对学校的影响怎么挽回，这样下去是个什么结局。听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情况后，柳一安说，我们要想办法了。这事得解决，我们对解决的办法作了考虑。一个办法是让迟群离开清华这个地方。我们决定，干脆给毛主席写信，我们通过党组织来反映。后来，我俩跟吕方正说，不行，咱们先跟迟群谈一次话。所以，有一次，吕方正、柳一安和我就到国务院科教组迟群住的地方，跟他正式谈了一次。我们说，你跟谢静宜这么闹，对学校影响很大，这样就造成我们在工作上非常被动，这样下去是绝对不行的，所以你必须注意这事。当时跟他谈，他还听得进去，他也说，我就出不了这口气，我为什么当不了中央委员。最后，迟群还在他那儿请我们吃了顿饭。其实，他以后还照样，他心里对我们已经有看法了。有一次，我们决定干脆找刘冰，我们四个人干脆把迟群和谢静宜召在一起，咱们正式谈一谈。我们还真去了，因为到一定时候有碰头会呀，去了以后，迟群他也闹得出来，我们跟他说，咱们的碰头会，要注意些什么东西，教职工对我们有反映，就是说你们两个关系不好，这以后对全校可是全局问题；再一个，我们这些人多少在行动上若是不注意，一个是我们讲错话，一个是我们做错事，教职工就会有反映；另外就是说，你迟群对谢静宜有意见，你们可以交换意见嘛。谢静宜当时说，我做得不对，但是我不是要干预你当什么，这不是我的事，你这么闹，这不是我愿意的，也不是我告你的状，我们工作这么长时间，你还不知道。最后，他们两人又火了，又当面吵起来了，最后我们没有办法。迟群没有悔改的表现，他也不想认识自己的错误，他不认为他这样做是错的。其实，这个事我们为什么考虑谢静宜，谢静宜本人应该对迟群的行为向主席或者是向杨德中反映，因为你们都是8341的，你可以反映，你却不反映，而且把这个矛盾都暴露在清华园，暴露在教职工面前，让我们领导班子跟着倒霉。所以，这个正式集体谈话也没有奏效。最后，干脆吧，咱们向毛主席反映吧。这在当时是柳一安建议向毛主席反映的，他说咱们直接向主席反映，我们讨论后认为可以，作为一个党员向党的主席反映情况是正常现象，我说我同意，吕方正也同意。但是，我个人认为，向主席反映，咱们三个人可能在威力、影响面上还差点儿，因为我们不知名啊，我们想来想去，还是找刘冰同志吧。刘冰同志在对迟、谢的看法上跟我们是相通的。另外，就是刘冰同志这个人呢，他整个的聪明才智呀，老实呀，心胸呀，道德呀都比较好，而且他当时对“四人帮”、对迟、谢是敢怒不敢言。为什么写信一事不是刘冰同志提出来的，而是我们提出来的呢？这个问题，我就想，现在我们这三个同志都提出来了，你让刘冰同志提出，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刘冰他本身被打成过“走资派”，他是有“前科”的，“带罪之身”的，他怎么能提出来呢？就是他本人有这个想法，也没这个胆量提出来。我们提出来，我们没有“前科”，起码不是“走资派”，我们该怎么提就怎么提，我们没有这个压力。

唐：但是你们一提出来，想没想到，刘冰会不会拒绝呢？

惠：我们有把握，他会同意的。但是，我们得先征求他的意见。有一次，我们去政协礼堂开会，休息时，我们就把他拉到一边长谈。我们把迟、谢的那些行为，以及当前清华教职工的一些反映，作了概括。作为共产党员，所以我们想把这些事向主席反映，请你刘冰同志参加，他欣然说“我同意”。

唐：我在一个材料上看到，迟群说，1973年，周恩来总理要调他到国防科委去当副主任，他不去。有过这事吗？迟群说，我哪儿都不去不去，我就在清华待着。迟群还说，能当省长、部长的人不一定能当了清华校长。

惠：他说过这话一点也不假。他说副总理有什么了不起的，连“走资派”都能当，我为什么不能当？这些话，他在我们跟前经常说起。他说的话，那简直是毫不隐瞒。

唐：有一个问题，当时你们写给毛主席的第一封信，为什么只提到迟群而没有涉及到谢静宜呢？为什么在第二封信上，你们把迟、谢连在一起呢？是否可以说，毛主席对迟群可能还不像对谢静宜那么熟悉，毛主席收到你们的第二封信，一看到提及了谢静宜，因为毛主席比较了解谢静宜，所以他对你们的这封信大为不满。你觉得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惠：不是这个情况。为什么我们第一封信要告迟群，因为闹的是迟群，但是他有好多在学校的做法以及在政治和经历上，跟谢静宜都有关系。我们在写第一封信之前，我们还想，我们写这封信能不能征求一下谢静宜的意见，让她和我们一起向杨德中反映情况。我们当时还有这种想法，怎么会在第一封信里涉及谢静宜呢？还有一个想法。我们把迟群搞掉，谢静宜也就无关大局了，因为她不是政治决策者，而是顺从者，就是迟群说什么，她就同意什么，她就是这么一个人。

唐：谢静宜是不是能力比较差？

惠：能力比较差。凡是出头露面的，政策决策的，出点子搞坏事，都是迟群提出来的，谢静宜她是举手者。所以，在第一封信中，我们主要是反映迟群问题。另外，我们考虑现在也不能把两个人都弄上，谢静宜毕竟是主席的联络员。我们写那封信，我们是从一般的意见谈起，好让主席派人来清华调查，我们再谈深层次的。我们准备由浅入深，深层次的问题，我们等着派人来找我们面对面地谈，因为我们要是把信写到深层次、写得广了以后，这个东西可能就说不清楚了，主席就可能产生很大的误解，所以我们在第一封信没有涉及谢静宜，主要是反映迟群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在第二封信又写了谢静宜问题呢？就是我们的第一封信上去以后一个月，没有回音。一个多月以后，在北京，有些人告诉我们说主席收到信了，还没有表态。这第一封信还引起了李先念、纪登奎等副总理以及吴德等在有关会议上的议论，说清华有几个副书记写信告迟群。我们还感到，这些人挺支持我们的。但是，这封信到了主席那里，谢静宜知道以后，她就对我们采取了很多措施，就派人监视我们，在领导班子有关会议上指使人反对我们，派人跟踪我们。我们就不能工作了。那时候谢静宜出面要为迟群“打抱不平”了，谢静宜把一些人组织起来，对付我们，因为她知道我们写信了，就把我们基本上控制起来了。最后我们实在是没法工作了。这事儿，我们本来是在这第一封信给她留着面子呢，其实很多决策是你和迟群两个决策的，好多做法你们是同心同德的，我们没有告你，就是我们还有一个主次问题，所以这次我们写第二封信就考虑，不把这两个人连在一起不行，要反映就同时向主席反映。不反映谢静宜的问题，我估计主席是不可能派人来的。所以，我们基于这个原因，才反映谢静宜的问题。也就是说，她对我们采取措施了。实际上，这些都是迟群暗中布置的。

唐：那时，迟群也知道了？

惠：迟群知道了，他们都知道了，所以就采取了措施。写第二封信，我们也没有敢写深了，我们也是大致从思想作风、工作作风谈起，每一句话都不要写得太重。我们想了，如果主席知道了，如果主席要是能客观一点儿，能派人过来了解，我们会把详细情况，向主席全面地、实事求是地做个汇报。那个时候，至于主席怎么断，我们都心服口服了。我们告迟群的信，摆在主席的床头上很长时间，主席看了一次又一次。这个信，现在看来，主席把它与邓小平同志搞的整顿联系起来了。第二封信上去后，主席看了就重视了。毛远新等一些人经常同迟群、谢静宜联系，几乎是天天电话联系。毛远新的干预作用很大。

唐：在我看到的有关材料中说，1975年11月3日下午，吴德来清华口头传达毛主席让清华就你们的两封信进行辩论的指示精神，当时你们没有想到吧？

惠：没有想到。

唐：当时还设了个圈套。在这次会上，先让大家辩论，先让你们表态，迟群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这次会议故意没有公布毛主席对你们的信的具体批评。

惠：第一次辩论会，传达了主席指示精神。参加会议的总共有三四十人（实为53人，——唐少杰注）。他们挑好了地点，事先做好准备。我们一看就知道了。我们认为，这既是好消息，又是坏消息。好消息是指主席看到我们的信以后，有说法了；坏消息呢，那我们可能要倒霉了。我们当时就感觉到，一看吴德来了，他们兴高采烈地通知我们，下午开会。吴德没有讲什么，他传达完了以后，说主席让大家辩论，宣布这次会议由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主持。辩论开始后，我们发言。我们首先就说，我们说的这些事，实事求是地讲，是不是真事儿？我们发言时，一帮人在那儿有组织地起哄，喊撒谎，你们说撒谎，你们知道谁撒谎？再一个，对吴德，我们说，吴德同志，你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写信有什么不对？我们作为清华大学的领导班子成员之一，我们有权向北京市委、向主席写信，这封信也给你这位市委书记了。我们写信同时两份一起送的。我们就问，吴德同志，这封信我们也给你送去了，你知道不知道？他一声不出。我们说，我们要是不对，你为什么不说？在这次会议上，有人看那个劲头，又哭又闹，好家伙，说你们四人反对毛主席，我们看错人了。原来一些人还是对迟、谢有看法的，但是一经鼓动，什么上当了啦，“走资派”啦，“投降派”啦，全来了。他们说，刘冰是“走资派”，你们三个是“投降派”。

唐：还有就是公布并指责你们写信一事，从那时起一直到毛泽东去世之际，批斗你们，这个人际关系及清华文革方方面面的问题，你当时都有什么看法？

惠：挨斗，我是最多的，因为拿我做典型，我没有什么思想负担。为什么呢，我当时考虑，第一个你撤我的职，撤我的职没关系啊，这对我是无所谓的事儿。

唐：军籍还有吗？

惠：有。你要是开除我军籍，你得报中央军委，我不怕。你撤我职，我无所谓；你开除我，就开除我。我当时死都不怕，还怕什么，我是思想有准备的。批我反对毛主席，我就没有什么可顾及的了。我没有什么可以愧对毛主席的。你们说我反对毛主席，那是你们的事，对我后人自有评论。所以，那时候斗我们，我的态度最强硬。他们把我弄到清华农场斗我，我在那儿站着。他们说，你给我坐下，我就不坐下，把我摁下。一会，他们又说你给我站起来，几个人抬我，我也不起来，就不站。我说为什么斗我，他们说你说瞎话啊什么的，我说你们胡说八道。反正我不服，我们给毛主席写信有什么，我们犯什么错误了？我不服。折腾到最后，又拉回去斗，弄到清华后勤系统来斗。他们让我背诵毛主席语录，我说背诵毛主席语录我不反对，但大家要一起背，你指着我背，我也有权利指着你背。

唐：当时，你挨打了吗？

惠：没有。那时候他们不敢打我。还有，那时在胡健（当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唐少杰注）主持的一次会议上，他问我，斗你，你有什么收获？我说，我收获大了。什么收获呢？我说，你斗我一次一小时，你得准备一个星期，而我就听一个小时，我占便宜，我说这就是收获啊。他们说，不行，决定连夜斗我。我说，你们连夜斗我，你们还得准备夜餐。我是不怕死的，看你能把我怎么着。你们叫我一讲，就说我是反对毛主席的。我反对毛主席吗？不反对。我反对迟群吗？反对。难道反对迟群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谢静宜就是反对毛主席，或者说，反对毛主席就是反对迟群，反对毛主席就是反对谢静宜？我说，这些都是你们说的。每次我都这样，挺有意思的。

唐：1975年11月18日，在清华、北大万人参加的有关大会上，才正式公布了毛泽东对你们写信所作的批评。你听到毛泽东的这段批评以后，你当时有什么想法？

惠：当时，我不相信。很长时间，我一直不相信。我因为对主席一直怀着感恩之情，即使对主席感觉到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你比如说“大跃进”的时候有人批评他，我都是从客观上积极地评价主席。我想，即使一时出现误判，主席也是可以改正错误的。所以，我认为我们是对的。我还认为那不是毛主席批的，有可能是“四人帮”捏造的。

唐：很有可能，这个批评是由毛主席口述的，毛远新或别的什么人记录下来的。毛主席对你们的信有一句批评在当时是很厉害的，即你们写信告迟群，“矛头是对着我的”，你怎么看？

惠：有可能，我们写的这两封信还没个结局，总得有个结局呀。主席考虑来，考虑去，“四人帮”这些人吹吹风，主席可能说几句，他们就记下来。但是，我完全可以说，我从不反对毛主席。我们对主席的感情有什么可怀疑的？

唐：你现在对毛主席的感情也是依然如初吗？

惠：是的。但是，我现在看文革那时候的事，是主席一个非常大的错误。“文革”是主席晚年的错误所在。你再肯定主席，“文革”这个事儿都在。不管怎样把主席一生功过各分为“七开”和“三开”，那“三开”都是存在的。我现在都认为，“文革”是把国家搞乱了。

唐：对评价历史上杰出人物而言，功和过是不能相抵的。

惠：对，不能相抵。不能说，我有功我就可以杀人。“文革”这个事儿，你对主席再崇敬，他也是有错误的。跟着你出生入死、共同战斗的一些老帅，你都把他们打倒了，你不知道吗？把这个国家搞到这个地步，头脑还清醒吗？

唐：“四人帮”倒台以后，给你们平反等了一年多的时间，那时候把你们怎么处理的？把你们放在哪儿了？

惠：让回家休息了，但很快又让我第二次回清华农场劳动。这时，因为“四人帮”倒台，迟群、谢静宜被逮捕，我再次回农场，很有意思，你到哪个班，哪个班都不要。人家说“四人帮”倒台了，你又什么了；我说我也不是什么，你们不要怕我说你们什么。我到农场劳动，就是来老老实实劳动的，什么活都干。

唐：当时你们看到了希望吗？平反大约是什么时间？是在邓小平复出后吧？

惠：反正我们知道“四人帮”倒台了，迟、谢倒台了，平反不平反，我们心里踏实。那时候迟、谢刚倒台，清华还有人来到我们面前，他不敢斗我们了，说你们等着吧。我们与他大吵，就指着他，我们的案子你能说了算吗？谁让你说了算的？吓得他赶紧跑了。

唐：就在你们给毛主席写信的前夕，在社会上流传着对“四人帮”的不满，什么毛主席点名批评了江青呵，什么毛主席指责了“四人帮”呵，当时你们能知道这方面的消息吗？因为当时有些材料说，你们听到了关于所谓中央首长的“谣言”，就说你们也参与了所谓攻击中央首长的“坏话”，你们当时知道毛主席对于“四人帮”的不满吗？而且这些和邓小平1975年的整顿正好是非常吻合的。

惠：当时我们知道的并不多。你说知道太多深层次的东西，我们从未有过。我们只能从现象上看。迟群、谢静宜经常不断地在清华一些会上议论中央上层的事情，不仅议论“四人帮”的一些事情，就连毛主席的以及教育部的等等事情，都大加议论。再加上江青还不断给他们来电话，内讧的东西，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似乎都见怪不怪了。

唐：当时清华一些人，尤其是工宣队的一些人，对你们四人的批判和迫害非常卖力，到最后甚至令人觉得他们比迟群、谢静宜还积极，挺可悲的。你是怎么看的？

惠：这批人呢，感到大局对他不利，要保护自己，除了像清华政治部吴××是想出人头地之外，其余的人都是为保护自己。所以，在我们写了第二封信以后，迟、谢给他们的人打了招呼，我们也打招呼，因为有些人，迟、谢一给他打招呼，我们就知道了。迟、谢给他打完招呼，我们接着给他打招呼，迟、谢说我们不是好人，我们也说他们不是好人。一些人是不负责任的，我感觉他们都是为了保护自己。我总结过，一开始斗我们的时候，他们就给我坐过“喷气式”，即两个人按着我的脖子，让我竭力低头弯腰，还让我把双手高高向后伸。在清华西主楼阶梯教室里斗我，他们是高凳子上再加高凳子，让我站在上面，“高高在上”。还有“坐飞机”，就是四个人把我抬起来往地下扔。还有“站电线杆子”，等等。我想得开，你怎么斗我吧，反正你让我站着的时候，我就让你搀着。你怎么折腾我，你折腾到最后的时候，许多群众也看不下去。我特别难过的就是1976年7月底大地震之后，一些人斗我，让我在防震棚外“喂蚊子”。别人在外面搭的防震棚都挂有蚊帐，却不让我挂蚊帐，让我只穿衬衣。那蚊子咬得可真厉害。整你什么花样都有。还一个就是吃苦，“吃苦思甜”，让我吃饭的时候不能吃好的，不能给打好饭好菜，只能吃窝头咸菜之类的，就得吃这个。

唐：这就是说，你吃饭的时候，自己不能去买，是看守人员给你打的？

惠：他们给打的。人家告诉我不许吃好的。平时，喝水也没有开水，没开水，我可以上厕所，拿水壶打凉水，我也能喝，也没出事。

唐：就是来大地震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减轻对你的批斗，比如说，现在是地震时期，可以减轻批斗？

惠：没有，斗得更多了。他们没事儿，好家伙，在防震棚外面斗。他斗一次，我画一道，一共斗我214次，这就是结果。

唐：你还真不错，挨完了这么多次的批斗以后还能在清华继续工作，你有什么想法？

惠：“文革”结束后，原来我是想回部队的。清华新的一把手是刘达同志，他说，不行呀，你留下来是党的需要，因为你们四人写信给毛主席这件事就发生在清华，所以你们总得有一个人留在清华这儿。柳一安同志回原来的单位去了，吕方正同志也回去了，刘冰同志调走了，所以你写的回部队申请，我不能批准。我原来所在的部队本来打算我回去就给我安排新的工作。

唐：在迟群、谢静宜被逮捕之后，你见过他们吗？

惠：与谢静宜没有见过面。迟群出狱后不久，就病死了。

唐：审判迟群的时候，让没让你作证？

惠：作了。我发言了，那时迟群在场。

唐：那就是审判会的证人发言了。我问一句，迟群个人的工作能力如何？

惠：迟群这小子有能力，有点才能，在8341担任过宣传科副科长。迟群是毛主席派到清华来的，在那种环境下，他太狂，太骄傲，把握不住自己。他写字模仿主席的字体，还模仿得特像。他大会讲话，好多时候不用稿子。这个人还是有点才。谢静宜没有什么能力，她也没什么特殊经历，就是中央机要局的一个给主席送信的机要员。她没有迟群那样的能力，客观上，我们写第一封信时不考虑她。

唐：但是，谢静宜的机会太好了，那时任过许多职务，如中共中央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北京市团委书记，还有清华党委副书记，等等。

惠：人家就是看主席的面子嘛。有主席，她行，没有主席，她什么都不是，她懂什么呢，你让她出点子？出不了。你给她出点子，她半天还不理解呢。迟群就聪明。反正她没有。

唐：你的家人或亲属在当时受到什么牵连吗？

惠：我的家乡在辽宁。毛远新当时不是在辽宁吗，这回我出名了。毛远新说，辽宁出了一个“投降派”，所以他的亲属，你们都要把他们监视起来。我的一个妹夫就被抓了。在辽宁呢，我的事，辽宁各区、县都知道，辽宁出了这么一个人物，毛远新亲自下指示要监视他的亲属。

唐：1975年11月3日开了第一次关于你们写信的辩论会后，你们四人的表现有所不同。当时，刘冰处在你们当中的第一位，迫于巨大压力，他很快就承认“错误”了，这对你们三人是不是有影响？

惠：主要是因为让他参加了中央政治局的有关会议。在政治局会议上，“四人帮”大加指责、批判刘冰同志。还有其他一些人也批评刘冰同志。还有列席的几位所谓犯错误的老同志也很快承认了错误。当时，他也没办法。

唐：当时让刘冰列席政治局的有关会议，告诉过你们吗？

惠：没有。

唐：刘冰回来也没有跟你们说？

惠：没有，也不可能。那时我们不能见面了，我们四个人，每个人被分在一个地方，每个人都由好几个人看管。

唐：你们写给毛泽东的两封信的原件，你知道现在存放在哪里吗？应该在中央档案馆吧？

惠：信的原件在哪儿？我也闹不清楚。反正这两封信是历史文物。

唐：我很长时间找不到你们两份信的全文。我在清华档案馆看过一回，那是当时清华党委副书记周家悫在1975年11月18日会议上对你们的信一边念一边批的记录稿，我不知道哪些是你们写的，哪些是他批的。不但清华档案馆、图书馆、校史馆等都没有收藏你们的两封信的原文，而且清华当时绝大多数人也从未看过你们两封信的原文。这真有些遗憾。我后来从198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余习广编集的《位卑未敢忘忧国——“文化大革命”上书集》才看到了你们两封信的全文，并复印给清华档案馆收藏。

惠：那个信，总的来说，我们是从侧面写起，浅写深谈，我们采取这个策略。我们希望主席派人来，我们要全面汇报深层次的东西。

第一封信是吕方正起草的，我们讨论、修改；第二封信是刘冰起草的。第一封是我送去的，第二封信是刘冰托教育部的一位叫李琪的同志，通过邓小平办公室转送的。

唐：1973年夏季开了中共“十大”、1975年初开了第四届全国人大以后，迟群没有爬上去，对于你们的关系来讲是个关键点。

惠：对！关键点。他的本质暴露也是在这个时期，就是说他当不上中央委员、当不上教育部部长，别的台阶他又上不去，他的要害就在这里。迟群跟谢静宜的关系是又和又反。和的时候，他想利用谢静宜跟主席说他的好话；反的时候呢，就是说他没当上中央委员，跟谢静宜有关系，要不怎么是你当上了中央委员，我怎么就当不上呢？就是说，你谢静宜当上了以后把我挤掉了。他怀疑谢静宜在主席面前没有给他说好话。就是这个事儿。迟群说，清华大学的地位和作用，非常重大。谁能领导清华大学呢？他大会上说，下来也经常跟我们说，这是他的名言，出口就来，“我的能力是超强的”。“我能领导清华大学，我就可以当一个副总理”。

他的野心支配他好多的言论。有的言论呢，是他表达能力强。还有些呢，是他嘴上把不住门。他要是心血来潮以后，什么都可以说。你说他水平高，那他跟谢静宜闹矛盾后，在谢住室的门口小便，那算什么？就因为这个事，我们还专门找过他，批评他。

唐：我的采访差不多了。非常感谢你！

（作者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萧 徐）

2008年第6期 朝鲜停战协定签署仪式和战俘谈判　作者：阎稚新

年前，当年参加朝鲜谈判的林戊荪战友告诉我，1953年在西方出版的书籍中有两张我的照片。翻开这历尽沧桑仅存的孤本，半个多世纪前参加朝鲜谈判的日日夜夜恍若昨日。同人亦发现，在我国出版的正式文献上有彭德怀签字照片，我也在后排见证。从1952年到1954年，我是以板门店联合红十字会中方代表的身份参加朝鲜谈判的。当时也只有国际红十字会代表才可以进入对方占领区。

赴朝前我曾接收毛岸英遗物

我还没到朝鲜，战争的残酷就透过前线的硝烟传到北京。最使我感到震撼的是接收毛岸英烈士的遗物。

1950年11月25日，美机疯狂轰炸大榆洞志愿军总部时，在志愿军总部担任俄语翻译兼秘书的毛岸英，在美机几十枚凝固汽油弹的火海之中，不幸牺牲。不久志政组织部将毛岸英的遗物，送来总政组织部。

我那时在总政组织部兼管志愿军的优抚工作，亲手检点过这包烈士遗物。这是一个普通的包裹，里面只有几件洗干净的衬衣、内裤和鞋袜。最大的发现是遗物中夹着毛主席写给毛岸英的一封信，是四十年代从延安托林彪捎到苏联的。这是毛主席在三四页泛黄的麻纸上，用毛笔行书写的一封亲笔信。可惜过了五十多年，对信的内容已经淡忘。印象中只记得毛主席谆谆嘱咐儿子毛岸英：要好好学习苏联经济工作，将来为新中国建设做贡献。

看着这一件件遗物，我不禁想起1950年春和毛岸英偶然相邻的情景。当时我在太原战役前线被子弹击中胸膛，从心脏和脊椎间斜穿而过。九死一生后转到北京治疗养伤待命，住在中组部前门外利顺德饭店招待所。当时毛岸英的岳母张文秋大姐也住在那里，同在一个小灶餐厅就餐。毛岸英和他的新婚妻子刘思齐，每逢假日就来招待所看望张大姐。我初次看到毛岸英时，他穿一身朴素的蓝布中山服，体型修长，相貌英俊，和年轻时的毛泽东有几分相像。那时他刚二十多岁，但显得很稳重。和不苟言笑的毛岸英相反，刘思齐笑容甜美，背着一个帆布书包，一身学生装扮。他俩是1949年开国大典后结的婚，那时还在新婚蜜月之中。

毛岸英夫妇和邻居们一样，进进出出，也逗一下我两岁的儿子。这个四合院顶棚下的天井里，摆一个乒乓球台子。毛岸英和刘思齐常在一起打球，有时我也和他打两盘，不计输赢。巧合的是，毛岸英1948年从苏联回国后，还曾经到我老家临县搞过土改。作为毛主席长子，毛岸英牺牲时年仅29岁，也没留下一个后代。战争的残酷和命运的莫测可想而知。

这包遗物经我检验后上报总政首长，按要求应该交给家属。不管经历了怎样的周折，它肯定要经过毛泽东的手。最高领袖把儿子放到彭德怀身边，除了对总司令“唯我彭大将军”的信任，还有对湖南同乡个人的托付，彭德怀的压力可想而知。

不久，我就受命作为国际红十字会板门店小组的中方代表前往朝鲜三八线高丽古都开城。当时《人民日报》还发了消息。

亲历朝鲜战争停战协议签字仪式

1953年7月26日，朝鲜持续三年之久的大规模战争，经过上千次的艰苦谈判终于达成停战协议。我作为板门店联合红十字会中方代表，首先参加了双方首席代表的板门店签字仪式。

7月27日9时30分，出席签字仪式的双方人员，分别由大厅的西门和东门入内就座。大厅东部、西部作为双方出席人员的席位，各有一排排可坐300人的长条木凳。西部第一排就座的有中朝方面的杜平、曾思玉、张明远、李呈瑞与张香山、王焰等领导人。我坐在他们身后的木凳上，等待着庄严时刻的到来。

这座签字大厅规模很大，双方商定共有一千多人参加，每方各有300名代表，各国记者数百人，大厅需要占地1000多平方米的面积。根据双方协议，签字大厅及内部设备，由朝中代表团提供和布置。这是一个关系全球观瞻而又极其紧迫的繁重任务。有的美国记者说：“摊子铺的这样大，要修到何年何月呀？”不料，朝中方面早已从全国各地把预制配件紧急调运到开城，经过通宵达旦的设计和施工，只用了一个星期，就奇迹般地矗立在板门店了。

上午10时整，我方首席代表南日大将与对方首席代表哈里逊中将，从南门走进大厅会议桌前，各自在事前准备好的朝、中、英三种文字的9本朝鲜停战协定上，用了不到10分钟时间，就顺利地完成了签字仪式。唯一的插曲是，美国首席代表哈里逊中将一反翻译常例，坚持把中文译名改成“海立胜”。看来，这是美式的阿Q精神。

随后在汶山的一个帐篷里，“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陆军上将克拉克，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了字。他在签字后说：“当我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时，我知道这件事并未结束。”接着他又沮丧地说：“敌人甚至较以前更强大，更具有威胁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停战谈判和签约中，一方为朝鲜和中国，一方为美国代表的联合国，但没有当时南朝鲜的代表。据我的记忆，这一方面是由于朝鲜方面的坚决不承认李承晚政权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也是美国和南朝鲜当局在战和问题上产生裂痕，担心坚决反对停战的李承晚影响和谈。而我方则对朝鲜政府给予了最大的尊重，由朝鲜人民军南日大将出任朝中方面首席代表。

彭德怀用毛笔一笔一划地签下自己的名字

我怀着喜悦的心情走出签字大厅，在回开城的一路上，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街道上的扩音器里，传来了金日成元帅和彭德怀司令员停战命令的声音。夜幕降临，板门店中立区的探照灯光柱，骤然升起，划破天空。这是双方代表签署停战协定后12小时起立即生效的标志！

7月27日下午，已在北京主持军委工作的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到达开城，下榻来凤庄。当天晚上，彭总出席了志愿军代表团庆祝停战的晚会，还高兴地观看了由著名越剧演员徐玉兰、王文娟主演的《西厢记》。当时越剧团隶属总政归志愿军建制。余兴未尽的彭总还走上后台勉慰演员说：“你们这些小鬼不容易呀，从老百姓一下子变成志愿军！”

7月28日上午，我又有幸在开城参加了彭德怀司令员签署《朝鲜停战协定》的隆重仪式。彭德怀在代表团李克农、杜平、乔冠华及李呈瑞、张明远等领导人的簇拥下走进松岳堂，腰杆笔直旁若无人，一派大帅风度！几十个中外记者蜂拥而上，镁光灯闪成一片。

彭总从容地戴好老花镜，看着摆在面前的《朝鲜停战协定》，拿起毛笔。和前天“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在纹山用钢笔率性潦草的签名相比，彭总端握狼毫一丝不苟地签了彭德怀三个大字。在双方悬殊的火器停歇以后，两种文化的差异越发凸显。

看着彭总倔强的棱角，这是一个东方男子汉的形象。我想起1939年在山西沁源县支角村第一次听他讲话的情景。那时我是抗日决死队的年轻教导员，第一次听作为八路军副总司令的彭德怀训话。他身穿普通灰色军服戴着“八路军”臂章，也是这种不屈必胜的表情，在龙王庙用那铿锵的湖南话一气讲了几小时。

彭总签字那天也是普通军装，那时还没有军衔。那年他55岁，短短的平头已看见白发，但他的每一个字都震动着世界。他在签字后谈话说：“朝鲜战争证明，一个觉醒了的爱好自由的民族，当它为祖国的光荣和独立而奋起战斗的时候，是不可战胜的！”

后来身陷逆境的他在《自述》中可能更真实地表现了他的军人个性：“我在签字时心中想，先例既开，来日方长，这对人民来说，也是高兴的。但当时我方战场组织，刚刚就绪，没有充分利用它给敌人以更大打击，似乎有一些可惜！”

在彭总签署朝鲜停战协定的珍贵照片上，也有我在后排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

烟火舞会不夜天

当晚，在彭总签过字的会议厅里举行庆祝舞会，总政越剧团上海姑娘们化妆伴舞。我们以往驻地相邻，曾有来往。在庆祝停战胜利的舞会上相逢，再也不用怕飞机的轰炸防空警报的干扰，格外尽兴，直至东方欲晓。

彭总不跳舞，但酷爱京剧，最喜欢的剧目是“失、空、斩”。陈赓喜欢的是“贵妃醉酒”。那些天，代表团驻地成了欢乐的中心。志愿军文工团和人民军协奏团，在可容二千人的开城人参厂大礼堂轮流慰问演出。记得朝鲜著名舞蹈家崔承喜的女儿安圣姬，也作了精彩表演。

演出刚刚落幕，桌椅板凳立刻搬走，那时探照灯划破夜空烟花腾空而起，大型交谊舞会开始了。安圣姬和朝方女演员浓妆艳服，主动邀请我和中国战友跳舞。作为大家推选的俱乐部主任，我带着刚从舞台下来的安圣姬跳了一曲。还没卸妆的安圣姬非常漂亮，飘起的长裙飘飘欲仙。我们严守规矩，保持距离，一曲终了礼貌地把舞伴送回座位。而朝方官员与舞伴脸贴脸、胸贴胸的作风，比较开放。那时朝鲜人民军苏式建制军装笔挺，营以上军官都配备一辆吉普，除司机外同车还有警卫和女秘书。

在会仓的岩洞大礼堂，著名越剧演员徐玉兰、王文娟，主演了《西厢记》和《梁山伯与祝英台》。在炮火连天的战场硝烟还未消散，那些天长地久的爱情故事更显得情意绵绵令人陶醉。

西方书籍的两张照片引起的回忆

1952年至1954年，在停战谈判代表团领导下，我作为板门店国际红十字会的中方代表，先参加了联合红十字小组交换战俘的筹建工作，又参加过解释代表团战俘解释工作的攻坚战。这两张西方书籍中的照片，一张是在战俘交接区，我和各国代表一起接收伤病战俘。一张是在中立国印度代表的主持下听受虐战俘的控诉。

当时双方的根本分歧是：我方认为应按《日内瓦公约》“战争结束后战俘应该毫不迟延地释放并遣返”回国；美方认为应就地释放由战俘自己选择去向。双方进行了艰苦的谈判，因为这不仅关乎战俘的命运，也关乎两大社会制度的政治形象。最后达成的协议是有中立国主持，由交战各方向本国战俘集中进行甄别解释工作，最后在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主持下，逐一由战俘本人决定去留。这就是战俘“解释代表团”的由来。

当时曾有指示争取全部战俘回国，但一进入实际操作遇到的困难难以想象。战俘交接在一个200平方米的帐篷里，中间是中立国代表，一侧是中方代表。战俘集中在东场里交接区几十个这样的帐篷里。战俘从一侧门进来，在中立国的监督下，听取中方代表的解释后当场表态。愿意回国的从另一侧门出去，由我方接待和医务人员接收，不愿回国的从原门折回。

当时我担任板门店交接组（中组）的中方代表。面对一个个战俘，我的心情是十分复杂的。很多战俘由于在战俘营的威胁充满恐惧，当他们折回原路时眼睛里是诀别故乡的绝望。决心回国的战俘也是充满疑虑，他们有的写过拒绝回国的声明有的被迫纹身。有时遇到当场指着你大骂和把唾沫吐到你脸上的战俘，虽然明知他是受人驱使，但也要表现出极大的耐心和定力，这时所有的镜头都在对着你。

我们接收的战俘状况凄惨，我曾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元老主持人齐越主持的座谈时，介绍了朝战双方交换战俘和解释工作的艰苦斗争。我们也组织战俘在记者招待会上揭露战俘营里的虐行。包括印度总理在内的各国舆论，都对联合国军违反日内瓦公约的行径进行了谴责。两个西方左派记者，根据调查和我们提供的资料写出了《巨济岛真相》和《背信弃义》。

我见过这两个西方的左派记者。贝却敌（WilfredBurchett），澳大利亚人，法国巴黎《今晚报》（CeScoir）记者。阿兰·魏宁顿（AlanWinnington），英国《工人日报》记者。他俩都个头不高，体型瘦长，看样子三十多四十来岁。贝却敌虽少言寡语，可跳起“华尔兹”来舞兴甚浓，满场旋转。

谈判桌外的美国代表

实际上由于美方的重重阻挠，原定90天的解释工作只进行了10天就被迫中断，85%的战俘没有得到见面。当时有案可查的中方战俘有1万4千多人。最后只有440名战俘申请回国，12名申请去中立国，15名在看管期死亡，14，235名被裹胁到台湾。

这件事现在的学者可能难以理解，美方为什么花这么大代价背上安置上万战俘的包袱。但在当时这是甚至高于战场胜负的两种制度两大阵营的政治较量。在板门店我方的彩色牌坊上写着“祖国怀抱”，对方也竖起一座牌楼写的标语是“奔向自由”。

从战场的较量到会场的对峙，双方在谈判桌上的冷战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在双方上千次的谈判中曾创下了双方一言不发“静坐”132分钟的记录。但在联合红十字会，由于是以人道主义为宗旨，相对沟通容易些。

双方在帐篷里工作会谈时，隔着一张铺着绿呢子台布的长桌。有意思的是，代表东方阵营的中朝代表坐在西面，而作为西方的联合国美国代表坐在东面。双方轮流担任主席，互相不握手、不递烟，表情严肃。我记得我作为轮值主席时要整个班子连夜开会，准备大量文案。而美方则显得比较有个人色彩，常常随意提出议题或建议休会。这时我们的英文翻译尤为重要，他们在同声翻译的同时，往往在条子上写上几个字给你提出建议。

在谈判桌上虽然也是唇枪舌剑，但相对比较务实。对明显违反日内瓦公约的事例，美方也能表示歉意。我的对手记得是美国的奈德琳和英国的纳托。在冬天，我们穿着新发的毛料军装和大衣，皮鞋皮帽。美国代表会在会下摸摸你的衣襟说料子不错，但接着耸耸肩膀说可惜样子难看。

那张在朝中方面扎起的“祖国怀抱”下的照片，就是双方红十字代表的合影，右边分别是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南朝鲜代表。牌楼两侧分别写着：“朝鲜民主共和国万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这在当时拒绝承认中国的敌对的美国也是很难得的。

当然，我们深知，对手对你的尊重首先取决于战场上的胜利。但外交领域的斗争艺术无疑也是难以替代的。在这里，我们领略了留着八字胡的李克农和才华横溢的乔冠华的风采，不少人都由此走上了外交舞台。

55年过去，斯人多已作古。我也过了88米寿，所幸顽躯尚健，笔耕不辍。友人都劝我撰写回忆。但正式文献权威回忆高山仰止，我只能以亲历亲闻，或可缀以边角，留给后人。

（责任编辑 萧 徐）

2008年第6期 好一个“小兵”金敬迈　作者：李南央

父亲李锐1966年7月9日的日记中记有：“至下午四点半，将《欧阳海之歌》<读毕>。此书值得多次翻阅，可学之处甚多，完全崭新的品质。”父亲那时已近知天命之年，且是戴罪之身，在看此书。我的同龄人中就更是无人不读“欧阳海”，无人不知它的作者——金敬迈了，除非他从来不知“书”为何物。金敬迈笔下的欧阳海与同时代的雷锋不同，他不是党要我们学的“样板英雄”，而是个有血肉，有性情的战士，让我们这些少男少女们由衷地爱，由衷地效仿。

后来，金敬迈这个名字在“横扫一切”的年代曾被列入了报纸上那已经缩得很短、但能领导我们“继续革命”的耀眼名单中，只是时间不长，便无声无息地消失了。现在若在大陆的街头做个调查，能够答出金敬迈何许人也的，怕是上不了两个百分点。

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的老总送了我一套“九思实录书系”中已经发行的书，其中有一本《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哪》，作者居然是金敬迈。我把这本书放到了聂元梓、徐景贤这些当年名气更大些人的回忆录的后面，但这最末读的一本却让我记下了一万多字的摘记，写了这篇文章：请读读《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哪》，这本书厉害！

“不知从哪年开始，说清楚、说实话成了难题。……你要谈‘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这件往事，别说别说，说不得；你要提到‘四人帮’的什么什么，别讲别讲，不能讲。不说不讲行吗？这是对老百姓造下的孽、欠下的债，因为你不好意思，它就不存在了？这么糊弄下去，哪年是个头？”

一

几十年过去了，尤其1989年夏后几年，“文化大革命”在大陆成了个不能碰的禁区，其真实面貌已经模糊得十分可以了，要不在纪录片《MorningSun》中将面孔隐在黑暗中的宋彬彬，怎么会不再忌讳让自己给毛泽东带袖章的照片和博士像一起堂堂正正地印在2007年师大女附中的《知名校友》册上？要不编辑怎么会把正是在毛泽东的一句“彬彬？要武吗！”的激励下被打死的校长卞仲耘和宋放在册子的同一面上！纽约百老汇也有了音乐剧《江青》。弄得我女儿这一代中的一些孩子，以为江青与阿根廷前总统夫人艾薇塔·贝隆一样，虽然是影视演员出身，靠姿色手腕当了主席夫人，却是个给国家做过不少好事的悲剧人物。

而江青是与林彪搅和在一起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在1980年的11月20日由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判的。当天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写着：“林彪、江青一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罪行最重、为害最烈的反革命集团。他们为了篡党篡国，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包括国家主席（按：刘少奇）、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按：朱德）、国务院总理（按：周恩来）、中共中央总书记（按：邓小平）在内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一批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没有死于敌人的监牢和炮火，却被林彪、江青一伙折磨致死。”

金敬迈在书中先引了江青在文革中接见红卫兵时讲的一段话：“革命小将们，我也是个很普通的人，普普通通的人，只不过为党为革命多做了些工作罢了。这也是应该的。你们不要把我看成个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不是。首先，我是个共产党员，其次，我是主席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第三，我才是他的老婆……”

金敬迈然后说：

堂堂中华，如今只剩下八出戏了。八个样板全都没有了作者，都是首长一个人“磨”出来的“剑”。谁要是提个意见，谁就是反革命。……不就是对待一部文艺作品吗？样板戏成了人人必须信奉的“圣经”，它比圣经还神圣。世上还有什么事情能比这个更荒唐？

面对这个荒唐，谁都不敢吱声。八亿人民都懂得：她是碰不得、沾不得、惹不起的。黎民百姓懂，当官的也懂，而且官越大、地位越高，说话越算数的官，懂得的越具体：她的可怕不在于她“第一”是什么什么，也不在于她“第二”是什么什么，她的可怕、她的碰不得沾不得，她的惹不起，在于她“第三”才是个什么什么。

首长不是自称：我只是谁谁谁在文艺战线上的一个游动哨兵吗？哨兵，你手里拿的是一支步枪，还是一颗原子弹？怎么威力就这么大，把全国的老百姓，不，岂止是老百姓，把全国全军全党的各级干部，包括中央领导人在内，都给震住了？

据称中国有八亿舜尧，假定男女各半，都是四亿，那为什么单单她这个“四亿分之一”是如此神圣、如此不可侵犯，如此至高无上呢？她凭的是什么？她仰仗的是什么？

金敬迈谈的不是什么理论问题，是“浩劫”中人人尽知的事实。

问：她仰仗的是什么？

二

感谢香港让金敬迈发出了声音，让我们知道这个曾短暂地“混进”领导队伍的人眼中所看到的“文化大革命”是个什么东西。金敬迈字字滴血，他让我们必须面对、必须审视、必须承认那场运动过后沉淀在中华民族心底的是些什么样的污垢，扪心自问：不把文化大革命留给我们的耻辱说清楚、洗刷干净，我们的民族还有希望吗？我们的后代还有未来吗？

金敬迈如此写道：

一场“史无前例”把人们心底最丑恶、最肮脏、最狠毒、最惨酷的一面搅翻了……小时候，我知道日本鬼子很坏，长大后，在这场“非常及时、非常必要”的创举中，我才明白，中国人当中的有些人并不比日本鬼子更好。

作为一个人，没有什么比尊严更值得珍贵的了。哺乳动物中……只有癞皮狗才不要尊严。我们则动不动就侮辱人，以侮辱人为乐，以侮辱人为革命。我们把自尊、清高、独立的人格，都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反倒以不怕丑、不要脸为荣。斗争会上，谁最会污辱人，谁就最革命；谁能变着“花样”作贱人，谁就是积极分子；谁肯下狠心，谁就是我们重用、依靠的对象——几十年来，我们培养造就了这样一些“基本群众”。不管你犯的是什么罪，也不管你有错没错，只要“上边”说话了，就谁都可以往你脸上吐唾沫。吐唾沫的人革命最坚决、革命性最强，是好人；被吐的人，稍有不满，就是对抗无产阶级专政，只有让唾沫挂在脸上，仍然满面笑容，这才表明你是可以“挽救”的。……我们到底要怎样折磨我们的人民，怎样来糟蹋我们这个民族呢？难怪敌人咒骂我们，骂我们是“痞子运动”！

“中国赫鲁晓夫的臭婆娘”在挨斗时，胸前挂着一长串乒乓球，……为什么要这样来作贱污辱一个人，特别是污辱一个女人呢？因为首长说了：她出国以前来请示过我，我嘱咐她说，衣着打扮要得体，你是代表社会主义中国出访的。但是，革命小将们，她不听我的，她把我的话当成耳边风！她居然像资产阶级的贵妇人似的戴了一串项链……这就犯下了滔天大罪了。大学生们、红卫兵们心领神会，于是，我们在污辱人的招数上又开创了一片新的天地。乒乓球加入抹黑脸戴高帽的行列，成为我们这个黑铁时代的又一标志性的象征。历史会记住这一“创举”的。创举发生在那个全国著名的大学里。他们玷污了自己的光荣传统。我不知道他们痛不痛心。但是，历史不会把这件事忘记。受污辱的不是哪一个人，也不管他是好、是坏。受污辱的是我们的整个民族!

三

我们这个民族有一个传统，管你是当爹妈的、还是当领导的，从来都只喜欢听话的“乖孩子”，“乖下级”。“听话”、“乖”是晚辈和下级为人的首要条件，是一切被肯定的品德中最优秀的品质，是诸多美德中最关键最美的美德。“乖”，家长气顺，家庭和睦。“听话”，领导放心，天下太平，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

听组织的话叫做“进步”，是向组织“靠拢”，是被赞扬、被肯定的；而保留自己的看法，坚持自己的信念，被当成是“顽固”、“错误”，和组织上“分道扬镳”，不走一条路。这算什么标准？这正是被马克思批得头破血流的那个“柏林小市民”麦克斯—施蒂纳的观点！正确与错误、好坏是非的标准如此荒谬，只因为多年来，我们以什么“立场”的名义，“阶级”的名义在提倡背信弃义。我们从“阶级斗争”出发，鼓励落井下石。我们根本不谈人性，我们不承认有人性，我们完全无视人性中的正直，无视品德中的善，无视人间的美，用“斗争”用“立场”来掩盖一切假、恶、丑，借斗争弘扬假恶丑，以至假的、恶的、丑的人和事，四处泛滥，上下泛滥，无处不泛滥。人性泯灭了，道德沦丧了。这是我们做的孽！我们种下的这颗苦果是肯定要发芽的。

一个丧失了自信、自豪、自尊的民族，一个毫不计较人格、人品的民族，一个挨了一拳连哼都不敢哼哼的民族，必将被淘汰。世界民族之林中，没有它这么一棵歪脖树赖以扎根的土。

四

金敬迈是以“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图谋政变”为由被抓的。刚进秦城的头几年，没有人发给他如当年延安知识分子们整风必读的“学习文件”，而且不像那时多人关在一孔窑洞，是单人监禁。他与外界唯一的连通，是高高镶在墙上被铁栏分割成32块的一扇小窗。他要求看书，要求看马克思、恩格斯的书：

我要看书，我不能光听你们是怎么说的，你们说的这些我已经听够了，我还想知道“世界五百年出一个”、“世界一千年才出一个”之外的其他人是怎样认识世界、评价历史、理解人生和预期未来的。……我要的这点“自由”也不能给吗？你们怕什么呢？

无人理睬，他只能日日枯坐在那张直接放在地上的硬床板上，盯着那32块小天苦思冥想。他想出了眉目：

害怕犯人看书的所谓专政，是弱不禁风的专政，是不堪一击的专政，是野蛮之至的专政。

后来有马列的书读了，他如饥似渴地看，看得那一双被打坏了的眼睛瞧什么都模糊一片，他只好放下书又开始想呀想啊：

我是个人，一个活人，我不仅仅是个读书机。作为人，我要求得到人应有的起码待遇。在无法证明我罪当枪毙之前，你就得把我当成一个人来对待。即令我罪恶万端，早该五马分尸，那在您“分”我之前，也得把我当成一个人。……早在几百年前人们就已经确认：“人权天赋”。……当然，也可以像我今天这样，一切做人的权利都被剥夺了。这又怎样呢，这能说明您伟大，您有力量吗？不。这只能说明您的虚弱，您的害怕和您的毫无自信以及这个时代的无比黑暗、无比野蛮和无比荒唐。

金敬迈在受难中思考，这思考让他的精神升华：

岂止是被关在单身牢房中的我？所有被抹杀了人的个性的人，都不是一个完整的人，都不是一个真实的人。什么“工具”，什么“齿轮和螺丝钉”？“工具”能是人吗？“齿轮”、“螺丝钉”能是人吗！几千年来，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就集中在对“人”的解释上，对“人”的日益尊重成为人类进步的尺度。人类是逐渐把人当成人的。只有奴隶主才一直把奴隶当成工具……

金敬迈悟出了自己是“人”而不是“工具”；认识到把人当作人，对人日益的尊重才是进步，而把人当成工具则是倒退到奴隶社会了。在这一点上，他比秦城监狱中关押过的许多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要了不起得多。回归人性！有多少共产党的干部悟到了这点？

我知道母亲在文化大革命中揭发了父亲几乎所有的朋友，写了很多负面的外调材料。后来在整理父亲的旧日信件和日记中，又知道父亲在文革中也被要求写了很多的外调材料。虽然他要求自己实事求是，但是从未拒绝过写材料、有求必应，尽管有时实在无甚可写，搜肠刮肚地也要应付差事。而金敬迈不然，当中央专案组的外调人员让他在秦城写揭发陈伯达的材料时，他拒绝了：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除亲自发动、亲自领导者外，还有“文化大革命小组”，组长就是陈伯达。如果组长是骗子，那怎么看待这个“文化大革命”呢？揭发陈伯达，会不会误伤“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的“文化大革命”？揭发陈伯达，会不会成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我不能揭，太危险。再说我也没有什么可揭的。硬要我揭发，我觉得他这个“骗子”比有些“中央领导人”还多少强一些呢。

……中央领导人、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和骗子之间究竟有多大的区别？如果能一夜之间就变过去，那说明他们如果不是同一流货色至少也相差无几。这就有点麻烦了。陈伯达“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混进党内少说也“凡四十年”了。这么长的时间全党也没能识破他的真面目，那说明要区别一个中央领导人是不是骗子，非常困难。是他隐蔽得太深，我们不易察觉呢，还是他们之间的区别本来就不大，或者说他们本来就是一回事？还有没有别的“中央领导人”也是尚未被识破的骗子呢？往后平民百姓们怎么看待“中央领导人”呢，是先把他们当成骗子免得上当，还是宁愿上当，姑且先把他们当成中央领导人再说呢？或是既把他们看成是中央领导人又把他们看成是“刘少奇的一类骗子”呢？“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出现，确实带来一系列问题：骗子和领导人穿的是连裆裤，已经难解难分了。

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今后还将时时遇到的一个十分具体的问题。遭罪的是真正的“小小老百姓”。从今往后，他们还能信得过谁呢？把骗子当成了中央领导人，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把中央领导人当成了骗子，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照样没有好下场。反正老百姓啊，完了。

这是何等上乘的黑色幽默佳作！金敬迈参透了！

……我们现在正借反对资本主义、反对修正主义为名，大肆复辟封建主义。你就看看现在的“一言九鼎”、“唯我独尊”、“天无二日”，就明白我们在干什么了。

……什么“脱了裤子割尾巴”，什么“竹筒倒豆子”，把最见不得人的事“抖落”出来……都是主张人们不要尊严，不要脸的。……当你连自尊心都不要了，当你连脸面都不顾了，那么好了，你已经“脱胎换骨”了。这该是多么荒唐。

……硬要把人往死里逼、往疯里逼、往坏里逼，这算什么本事呢？重新做人？怎么重新做人？重新做鬼吧！

金敬迈拒绝做鬼，他要做人。他认为：“一个由连自尊心都没有了的人民所组成的民族，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吗？这样的民族能被世人瞧得起吗？”他在书中记述了如何为做人而抗争，他以命相拚，让那个将烟灰弹在他牢房地板上的“领导”用手帕擦净它；他喂养过一只小老鼠，一只后来因天天放在“红宝书”上由绿变红的蚂蚱，两只跌落在放风夹道的地上凄凄待毙的小麻雀，他从这些小生灵的身上体恤着灵物的温暖和情感，让自己像个人一样地活下去，而不变成鬼！金敬迈了不起啊!还有什么比从“狗洞”中“走”着出来，保持了“人”的尊严和情感更让人敬佩的事呢！

五

刚解放时，金敬迈是个文工团的小演员，他说除了想演好英雄人物，对自己的一生没有太大的奢望。一本《欧阳海之歌》把他身不由己地推进了政治的漩涡，在里边蒙头蒙脑地跟着转了四个月零三天，还没找着漩涡的流向就灭了顶。他说：

我还是老实交待一下吧：我从未反对过谁。我是从基层来的一个小兵，我有什么理由，有什么根据去反对谁呢？原先我以无比钦佩无比敬仰的心情把您们看得无比神圣，后来，特别是这七年多来，当我明白了“伟人们之所以看起来显得伟大，只因为我们自己正跪着。站起来吧！”这个道理后，当我冷静地想了想后，我倒是很瞧不起一些人了。从我那还没脱掉的胎，没有换掉的骨子里瞧不起一些人：凡夫俗子，不过尔尔，既不伟大，更不神圣。

这不是学者之言，这是个曾经被“伟人们”翻手招入近侧、又被他们覆手推入大狱，经过了“思考着”这一美丽境界的“小兵”，用双腿支叉起大写的“人”之后的实在话。这个觉醒了的小兵的认识质朴而彻底：

一个人水平的高低，取决于他的觉悟、修养、道德、学识，情操等等，而不是由他担任什么职务而定。人，如果不和他屁股底下的那把“椅子”分开，世界就麻烦了。世上还没有这样的椅子，谁一坐上去，水平马上就高了。

金敬迈在这里道出了一个真理：一个知耻的民族，方能爆发出“后勇”的精神；一个由“人”而不是“工具”组成的自尊的民族建立起来的国家，才会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强大国家！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8年第6期 请理解老一代　作者：刘志琴

今年是李慎之先生逝世五周年，时间早已远去。我与他既不是深交，也不是同辈，只是因为他的言谈风貌光照后人，尤其是他一篇《国庆独语——风雨苍黄五十年》感动过无数人，有一件事至今难忘，我想应该公示于众，以告慰崇敬他的读者。

李先生晚年萌生了口述自传的想法，但这要有一些花费，虽然为数不多，但对一个两袖清风的长者来说，也是一项额外的开支。这时有个朋友对我说，有一个李先生的崇拜者愿意提供资助，不要任何报偿。这个朋友50年前在新华社工作时，曾经奉命监督李先生劳动改造，虽然并没有过分为难李先生，但为此他一直心怀内疚，总想有所报偿，因此就这机会引来了邹先生。

记得那是在一个秋天的午后，从广州出差来的邹先生来到我家，丢下一万元托我转交，我说，李先生住处不远，我带你去见见他，他说不用了。我说：“那我代表李先生谢谢你。”他说：“不！你应该代我谢谢李先生，是他的文章使我看到了共产党的希望。”就这样，他连地址也没有留下。其实闻讯要予以资助的不止他一人，我的老同学复旦大学教授汤纲，多次提出他可以资助李先生出书，都被李先生拒绝了，唯有这素昧平生的邹先生，是我说服李先生收下的，因为他一句“谢谢李先生”，也使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5年前，李先生去世后我写过一篇悼念文章《不是谢幕，是序幕》，发表后收到一些年青人的来信，我就其中一些共同性的问题作了回答，5年了，有些问题尚未过时，因此照录如下：

丹冰：

看到你的来信，就有一股想说些什么的冲动，这可能在我心底早有与隔代人相互沟通的愿望，虽然我每周上班都与年青人交谈和争论，但学术问题与两代人经历的体会并不一样。

怎么说哩！我与李先生相比是晚辈，但比起你们来就是前辈。我是处在上下两代人的中间地带，中间也是中介，所以我很想在老一辈革命者与新生代之间做个媒介和桥梁。这是因为我看到老一辈与新一代之间理解问题的差异，或者说我体会到老一代的苦闷、辛酸和无奈，这是不容易为年青人理解的，若能充分理解这种境遇和心态，才能真正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

我这样说，是因为看到网上有人批评李慎之是圣人的说法，在这以前也看到对周总理的责难，这些都不无道理，但这都是在当今环境中的质疑。殊不知，在社会大变革之际，隔代如隔山啊！有一则传闻说，李敖对一个大陆的知识分子说：“我敢在总统府前骂李登辉，你敢在中南海门前骂毛泽东吗？”使他哑口无言的回答是：“我敢到台湾骂李登辉，你敢来北京骂毛泽东吗？”其实，毛泽东早已断言鲁迅若活在建国后的大陆，不是下牢狱就是沉默，不可能有第三种选择，鲁迅历来被认为最有硬骨头精神，连最有骨气的中国人只能不成功即成仁，又有谁能超越其外哩？

“圣人”是早已消逝的词汇，到21世纪又召回这一用语，只是用来表述此乃人中之杰，这样极品式的歌颂，只为一个非常简单的理由：敢于说真话。说真话算什么圣人？！这在哪国、哪代也只是普通的道德操守，任何一个教徒都要以说真话为虔诚的起码原则，可在这里竟然成为圣人，又有谁能理解呢？

是的，在中国说真话之难，难于上青天。这不单单是出于对严刑峻法的畏惧，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不怕死的中国人也不少见，重要的是有各种理论，消解你说真话的愿望和信念，一种可怕的精神慑服，使你自我瓦解。

人们往往从品节上评论中外人士的差别，比如说布鲁诺受到宗教裁判，宁死不屈，当他遭受火刑时，仍然高呼：“你们烧死我，地球仍然在旋转！”在中国很难找到一个像布鲁诺那样，为追求知识而献身的勇士，但却可以找到很多为道义、民族而英勇就义的英雄豪杰，所以个人的品节不单是性格，更是一种信仰。

一般来说，宗教和科学容易开发出个体的超越性，因为上帝是凌驾人类之上的力量，不受人间约束；科学是探索未知的世界，它可能受到人类的干预，并不受人世的支配，自然规则远比社会规则更为深不可测，不是人类所能左右的，可人们为什么又去孜孜以求？靠的是信念。信念是比生死存亡更高的意识，具有此种情怀，才有不畏死的行为。传统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和独立的科学精神。宗教是出世的，中国的佛教和道教都被儒家化了，他们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入世情结，为现实的人情世俗所左右。科学在古代中国主要表现在技术层次，靠的是经验积累，师徒传授，缺少独立自主的科学精神。在中国只有道义能超越生死，这道义是以伦理为本位，伦理又是以家、国、民族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家庭、国家和民族都是复数，是群体，个人只有附着家、国和民族，才是有价值的存在。个人附着群体，那群体就消解了个人的意识，以群体的价值为个人的价值。因此人与人的差异，除了背景、环境、生理不同外，大多是性格特征，在价值观念上不外乎儒、佛、道三家，佛、道很少进入主流的意识形态，儒家则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的最高境界，这种价值观主导中国数千年。持有这种人生信仰的，根本不可能出现为了说明地球绕太阳转而献身亡命的有志之士，这是古代中国不能产生布鲁诺的重要原因。关于这点我在《公私观念与人文启蒙》一文中就中国人缺少个体意识的传统，作了初步的分析。

在群体价值消解个体意识的土壤中，很容易滋长脱离实际和造假的作风，而且还以“义正词严”的姿态出现，包括撒谎者本人。有些不讲真话的人未必有品质问题，因为在政治运动中撒的谎，往往是受到党国利益的驱动，自己也可以原谅自己，诸如顾全大局；个人事小，国家事大；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不要只看一个指头，要看到九个指头云云，只要持有这种理由，说了弥天大谎，也可以面不改色心不跳，不必受到良心谴责，这种状态很难有个人的自悟，也没有诚信可言。所以中国不讲诚信是群体道德的缺失，是在“正义”掩盖下的非正义行为，这是制度的塑造，并不完全是个人责任。试想，当一个人的内心有这“道义”的驱使，周边有超强的压力诱导，其结果只能是彻里彻外的投降，而且还心甘情愿。

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有一部《欧阳海之歌》在中国发行三千万册，这是按真人真事写作的纪实小说，作者如实写出欧阳海出身贫困，哥哥被国民党拉了壮丁，本人当过乞丐的经历，可在审查后，传出江青的指示说，怎么能写他哥被拉壮丁？这不成了反动军人的家属！乞丐也不行，这是游民不是贫农！小说写他临终时对生命的依恋，也成了修正主义。接受这批示就不得不篡改历史，而且有理可据，振振有词。办雷锋展览也是如此，雷锋那件皮夹克，上了撤，撤了上，反反复复，不以事实为根据，一切按宣传需要而转移，为了表现他艰苦朴素，非撤不可。小事尚且如此，大事大谎者不知有多少。从上到下提倡这种风气？弄虚作假怎能不弥漫全社会。

说真话的是什么后果，有时是祸患无穷啊！我有个品学兼优的同班同学，安徽人，大跃进中回家探亲，发现他一家活活饿死了5个人，只剩下2个嗷嗷待哺的小孩，但他是纪律性很强的复员军人，回校后并未声张，只向组织作了汇报，并私下向同学要了一些粮票，就这些横遭批判，变成内控对象，毕业后发配到边远地区。六十年代中国近代史所有个出名的才子沈元，他在北大读书期间因为翻译了赫鲁晓夫报告被打成右派开除，摘帽后因为一篇出色的论文被调到研究所，在那个年代他是唯一在《人民日报》整版发表学术论文的青年学者，名气很大。文革期间遭了殃，被近代史所扫地出门，到街道又被赶走，投奔亲戚，没人敢收留，他无家可归，吃住无着，为了活命投奔苏联大使馆，被抓回，定成叛国罪，发回本所讨论，全所同仁一致通过给他以极刑，包括当初赏识他的黎澍。后来我到所后，私下打听，发现有许多同情者，但当时没有一个人敢为他说话，可见许多人是违避良心的。这怪他们吗？不！文革中我在信阳农村干校劳动，才知道三年困难时期这里饿死上百万人，有的全家死绝，到了易子而食的地步，令人惊诧的是，事态发展到这一步居然没有发生动乱。事实并不如毛主席所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在极端的高压中，是无人反抗的，信阳也有不怕死的，至多也是准备到北京告状，但走不出县界，就作为反革命被处治。后来因为李先念回家乡蔡县探亲，发现邻县信阳的灾情，才被纠正。据官方统计在这时期全国饿死的有二千万人，民间统计有三千万，比八年抗战死的人还要多。

暴政猛如虎时百姓是噤若寒蝉的，这是中国的民族性，我起先认为这与中国文化传统有关，并就这个问题请教过李先生，他的一句话真可谓言简意赅，他认为，是制度造就民族性，这是很有道理的。

在这种情况下，说真话怎能不成为道德的最高品节哩!这是中国的国情，不会为外国人理解，也不会为现代年青人理解。有一次朋友聚会，有一位年青作家当着许多学者的面指责说：“你们这一代人太没有骨气了，难道就不会辞职？”这句话问得我们是哭笑不得。

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可怕的是人的异化，其中最可怕的是自我异化。在1959年的交心运动中，人人都把最切忌的隐私全都晾出来交给党，比天主教徒向神父忏悔还彻底，因为宗教并不要求你说自己没有的东西，可交心运动，要把自己说得最坏、最丑，还要公示于众，才是对党的最忠心。因此你说你自己坏，我说的比你还要坏；坏得还不够，那就再添油加醋，要知道这不是对别人，是对自己，是自己给自己贴小字报、大字报，就这样在年青的大学生中展开了一场践踏自己的竞赛，弄得人人面目全非，最后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我有一个同事甚至编造出在朦胧中想谋害毛主席的一闪念，把自己妖魔成罪大恶极的反革命来显示忠诚，发疯一样地扭曲自己，真是不可思议，后来我成为他专案组的成员，才弄清真相。自己坑害自己，人成为非人，后人又怎能理解这鞭入骨髓的精神戕害啊!

中国人为什么这样疯狂地践踏自己和同类，这也许是后人永远不理解的谜团。不进入这特定的历史境遇，感同身受这一代人的苦难和精神残缺，又怎能找到答案？

圣人不是天生的，李先生也是。他本名李忠，参加革命时化名李慎之，名为心声，由此可见，他是以谨慎言行的自勉投奔共产党的，并没有天生的反骨。他也软弱过，被打成右派后，一度想自杀，有时他对着镜子伸出舌头，恨不得一剪子把这惹祸的舌头剪掉。这样的苦痛、惶惑、动摇，是由于全身心地献身他信仰的事业，而又被他追求的信仰无情地抛弃。所谓的“错误”是他遵循党的教导说了一点真话的结果，那足以使人遭受灭顶之灾的右派帽子也是他崇拜的毛主席一手钦定的，这怎能不为一颗赤子之心所痛苦。

众所周知，他的再次被贬，是因为说的一句话：“我不在刺刀下做官!”这时正当国家用人之际，他也不是没有晋升的可能，只要稍示悔意，完全可以再上青云，可他抛下这句话后就义无反顾，直至被封杀，依然为忧国忧民殚精竭虑，披肝沥胆。

他从五十年代的彷徨到九十年代的坚定不移，经过了信仰的动摇、幻灭和重新组合，以半个世纪的风霜刀剑，写就了这篇《风雨苍黄五十年》的传世之作，充分表明，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有一件事，你也许不知道，他曾经是那样坚决表示“不在刺刀下做官”，这是非常难得可贵的，为此被罢了官。时过十年以后，有一次他对朋友表示，他对当局的断然措施也是有同情的，否则国家可能会大乱，改革也可能会毁掉。这似乎不像他说的话，他也从未在这问题上做过检讨，但这确是他的心里话，在高压的情况下不屈服的，为什么在疾风骤雨之后却作了这样的反思？其实李先生并不为过，彭德怀是个硬汉子，可他向毛泽东做检查是诚心的；顾准是自由主义的先行者，但他多次表白自己拥戴社会主义，以至有真假顾准之说；张志新难得可贵，可她是以毛泽东思想批判文化大革命；不少老干部在文革中被整的死去活来，还口口声声拥护这是冲击灵魂的大革命，这就是中国特色的共产党员!党的兴亡盛衰已与他们的生命融为一体，不管当初有多么强烈的反叛精神，最终仍然以党的利益为重，党的利益一旦被高度抽象化，那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解释，最终也使党的利益异化，这种价值的悖论，经常报以党性强，识大体、顾大局的表彰，消解有可能发生的疑问，最终连怀疑也无从产生。

政治道义的言词不管说得多么美妙，如果没有个体只有群体，那就有可能通向专制主义，所以忠于党的都有可能在不同程度，不同时段上接受专制主义。自我往往就在这泛化的道义中萎缩而至泯灭，这是共产党员的悲哀，也是民族的悲哀，因为从传统的公私观念到党的以大局为重，都是以公灭私，在这方面是一线相通。从这里可以理解不屈服于压力，不是共产党员的梁漱溟，晚年出的书却表示衷心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党，这是以群体为本位的中国社会，必然导致的结果。民主制度是以个人为本位，但有群己界限，有公民教育和公德，并以法律为保障，首先保护每个人不受侵犯，也不侵犯别人，这就保护了社会的整体性。整体利益是以个体利益为基础，立私为公也为私，奉公不克私，得到公私两利。晚年李先生说他要为个人主义翻案，这是他对这问题的新体察，有人指责李先生说过，三十年后还要加入共产党，反对你那个“共产党”。其实这才是李慎之的本色，真正的党内改革派。所以从这意义上说，李先生并不能说是自由主义的思想家，但可说是自由主义的首席发言人，是他首先在改革大潮中举起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自由主义尚无立足之地，所以自由主义者就以李先生为领军人物，这是时代造就的错位。

有的朋友对我的《思想者不老》颇有微词，认为刘大年学术思想是左的，也整过人，有什么值得称赞的。其实我主要是想写出老一代学者的治学精神，虽到垂暮之年仍然笔耕不辍，这种精神在当前尤为可贵。要知道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的时代，你整我，我整他，他又整你，整得人们团团转，又有哪个人前不整人，哪个人后不被人整？文革期间流传一首顺口溜说：“表不完的态，站不完的队，写不完的检查，流不完的泪。”真实地再现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痛苦和无奈。然而，不管铺天盖地的运动是多么雨骤风狂，不管时代和境遇给知识分子留下多少创伤，他们都在学业上孜孜以求，在一个求知世界里忘情地跋涉，这就值得为后世留下他们的剪影。至于学术观点的分歧和差异，这不该是评价的标准。即使有人整过人，只要不是品质问题，都应该给予宽容和谅解。其实，若用现在的眼光看那个时代，会发现人人都标榜自己是左派，不论是大左、小左，在主观上大多数也是真诚的，这是传统观念和党长期熏陶的结果，凡人常态又哪能超然物外。

在那种大张旗鼓地整人运动中，过后也有人留下内心的不安，但这也是在环境变化后的心情。改革开放后第一任中国检察院检察长关山复，文革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第一把手，在干校中他对我们说过，土改时他是东北一方土改的负责人，杀了许多地主，现在想想，有的也不该杀，那时的情况就这样，抓到地主，召开群众大会，在会上一呼，该不该杀？大家喊杀，立即镇压，不用经过法律程序，就像李自成起义一样。从他的言谈神色中我感受到他的隐隐内疚，类似这种心情的也不在少数。

李慎之先生也说过一件事，他对郭沫若在文革中的表现不满，认为有些事不可原谅。可他听说，文革中郭老的儿子被抓，郭夫人要求郭老向周总理说情，郭老没有听从，可天天抄录他儿子的日记，直到他儿子被迫害致死，也没有说一句求情的话。李先生为此深有感触地说，他要用多大的毅力抄录儿子的日记来排解内心的苦闷，作为一个父亲，这是刻骨铭心的伤痛，由此他理解并原谅了郭沫若。对于郭老这种行为，你尽可以指责他愚昧、盲从、虚伪，可知道在他心目中有一个比他儿子更重要的党国利益压在他的身上，这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也不是胆小怕事所能解释的。1999年姬鹏飞的儿子出卖国家利益，受贿二千多万，事发被判死刑，姬出面要求以自己的功劳减少儿子的罪责，被拒绝后自杀，这种行为又哪能与郭老相比，所以李先生原谅了郭老。

走近那个时代，设身处地为其人其事想一想，还能选择什么路，也许可以心平气和地理解他们。其实刘大年的内心也不平静，我听他女儿说，晚年的他经常陷在矛盾和烦恼中，我想这可能是他追求的信仰与现实的冲突而带来的痛苦。只不过中国没有忏悔的传统，制度也不允许他这样一名老干部擅自表态，一个人为了所谓顾全大局，宁可牺牲自己的儿子，像这样的老革命、大才子都这样，一般人又能怎样!只有理解他们竭尽真诚的心，才能感受这刻骨的痛苦和无奈。

我们有幸生在梦魇已逝的年代，但我们能理解这一代人旷古未有的悲哀吗？

善待这些无告而忠诚的一代人，这是我由衷的想法。

（责任编辑 萧 徐）

2008年第6期 走在艰难平反路上的一年　作者：何　方

(一）要求平反我的案情

1978年，我是在艰难平反路上走过来的。平反什么呢？这就得稍微谈一下有关情况。

1959年庐山会议后，全国掀起声势和规模都超过1957年反右派的反右倾运动。由于我跟被毛主席在庐山封为“军事俱乐部”副帅的张闻天工作过十多年，所以经过批斗被定为外交部张闻天反党宗派主要成员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撤职、降级和留党察看处分，随即长期下放。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才从农村回到外交部，就被部党委作为重点抛出，交“群众专政”，接受批斗和从事打扫厕所等劳动。半年后，毛主席发动了批判“资反路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为了免得外面学生们冲击，周恩来总理、陈毅部长和部党委也支持外交部群众起来“造反”。于是由青年干部带头，很快就成立了一个二千多人的“造反联络站”，由毛主席、周总理授权他们“领导运动、监督业务”。本来只允许他们“火烧(限于批判)陈（毅）姬（鹏飞）乔（冠华）”，可他们在1967年“二月逆流”后竟自行提出“打倒陈姬乔”的口号。这些本来都与我这个专政对象无关，但我还是被运动卷了进去。联络站一要我对“打倒陈姬乔”表态；二要我写揭发陈姬乔的材料，因为我当过党组秘书。经过两三个月，知道和领会到毛主席、周总理都反对“打倒陈姬乔”的口号后，立即改变态度，也再没写过揭发材料。等到1967年8月，在王力发表对外交部运动的谈话而被打倒，周总理宣布他对联络站的支持只到八月底，联络站也就随之垮台。部党委又收回了运动的领导权，并结合反对“打倒陈姬乔”的无革派（无产阶级革命派，以别于执掌运动领导权一年左右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开始清算和镇压造反派以及与之相关的人。这一来，对我的专政也更加重了。经过一年多的批斗，又押送干校，劳动改造九年，并在此期间被开除党籍和行政再降级。直到1978年春，我才自行离开干校回到北京，要求对我的问题重新审查，特别是恢复党籍。

外交部不谈平反

文化大革命中制造了那么多冤假错案(加上以前的就更多了)，文革结束和揪出四人帮以后，对冤假错案进行平反应该是天经地义，全国从中央到地方也都是这样叫和这样做的。但外交部却显得特殊，把涉及到上千人的这一庞大的甄别平反工作给取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名称，叫做复查。为什么呢？因为直到1978年6月20日外交部在给中组部的报告中还肯定，“外交部没有发现冤、错案，不存在昭雪平反问题。”因为他们认为，文革中外交部所做的一切，都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有周总理直接领导，哪能错呢？既然没错，还谈什么平反？这一基本认识还成了外交部一个长期传统。这就是外交部的甄别平反工作始终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拖的时间特别长的原因；也是对文革结束前的外交部干部一直要分站队正确还是错误，在干部使用上存在派性的原因。

正是由于这一特殊情况，使我多参加了两三年文革，住了九年五七干校，走了一段艰难的平反路，并长期受到负面影响。新任外交部政治部副主任的朱霖同志，在她的回忆录中就说，外交部领导在文革后对干部问题上的拨乱反正极不重视，1978年政治部成立了一个复查办公室，只有一间房子和两名刚调来的干部。后来由于形势所迫，复查办公室才加强了力量，工作人员增加到二百多人。

等待复查

1978年初我拒绝外交部领导的动员再回干校，就是为了争取平反，解决恢复党籍和分配工作问题。部领导虽然不得不准备对我进行复查，但是同我的想法却相差甚远。他们的作法，基本上还是传统的暗箱作业，没有什么变化。具体说来，就是复查工作不和本人见面，由他们安排几个人查阅档案，并按领导规定的框子写出复查结论。一般的都要比原结论减轻，例如原来是“五一六”分子，现在给你摘掉帽子，算成犯了严重错误；原来定为敌我矛盾，现在改为人民内部矛盾；原来开除了党籍，现在恢复党籍，只给予留党察看处分，等等。但绝不承认原来处理错了，而是说成党的宽大。照例要写上根据党一贯执行的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精神和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教导，以及鉴于本人已有悔改表现，决定从宽处理。还有一种情况是，有的人不同意结论措辞甚至处分，专案组也可在不大变动领导意图的条件下，作一定的松动、缓和甚至改变。多年来这已变成一种办案八股，而且在多数场合还是有效的。它使受处分的人感到宽大，以至于产生感激之情，顶多也只是在签字时作点更正事实或表示心迹的说明，附在结论后面，这样就算结案了。作这类复查工作应该说并不困难，一般干部都可以胜任。

但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我个人的思想和态度却有了很大变化，就是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弄清是非，不再吃那老一套了。我曾跟人开玩笑说，经过文化大革命，我的一个重要收获就是多少学会了运用“斗争哲学”，不合理就斗，决不再逆来顺受，不想再受一些人的摆弄和欺侮。一句话，豁出去了。这也是形势逼出来的。

应该说，参加革命以后，我就心甘情愿做党的驯服工具，服从命令听指挥，对分配的工作一直是积极、认真、拼命干，在物质待遇和职务安排上从不向组织伸手，但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无端挨整。延安整风中硬被打成特务，最后上面不认错，反而说是由于本人思想意识有毛病。1959年受张闻天牵连，被毫无根据地定为反党宗派成员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这一定性和处分，陈毅部长还让韩念龙部长助理找我和徐达深谈话，把这说成是党的宽大，否则无论按哪一条（不知指的是什么）都可开除党籍。好容易从下放农村和饥饿线上挣扎过来，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又被领导上当作重点对象交付群众专政。怎么这革命老是往自己头上革？但我仍然抱定了逆来顺受的态度，接受一些人的欺侮和凌辱。不想1972年以姬鹏飞为首的部党组竟下令开除我的党籍。即使这样，我也没有灰心绝望，还是适应党内老一套作法，在表示不同意处分决定的同时，承认错误和提出留在党内的要求。此后又不断苦苦哀告，提出申诉，要求保留党籍，或将我的问题提交中央重新审理。这些书信和申诉，有写给部核心小组的，有写给党组转中央的，但是全都石沉大海。既然老一套作法根本没用，我就不能不采取新的做法，这就是，进行面对面的说理斗争。为此，1978年春就坚决留在北京，没再按部领导要求重回干校。不过呆在北京也没用，领导上还是坚持老一套暗箱作业的作法，由专案组（对外称复查办公室）背着本人在那里查档案改结论。

临时工作

等了好几个月也没动静，我只好三天两头地打电话给政治部主任也是我当年在办公厅的老同事林中，要求他自己或派人找我谈话。林中和政治部后来倒是没有再动员我回干校，但又一直借口工作忙。我虽然一家四口人在招待所十三平方米的小屋可以独成一统，但不解决党籍问题又没有工作，总觉得烦闷。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就向政治部提出了“哀的美敦书”。我说，“如果你们总是借口忙，拖延不决，那就表示外交部不打算解决我的问题了。那我以后就不再找外交部，而去直接找中组部。”林中听后说，等他们商量一下，然后约我谈。下午就来电话，请我到政治部去一谈。我的“斗争哲学”算是初步见效了。去后，林中态度倒是挺友好，先寒暄了一阵。我请他有话直说。他表示，我的问题正在复查，总得要点时间。现在《世界知识》正在筹备复刊，还在招兵买马。我在这方面是轻车熟路，是否先到他们那里帮助工作，等复查完了再谈今后的安排。我听后一想，终究胳膊扭不过大腿，党内形成的这一套解决干部问题的暗箱作业，我只能遵守，无力改变，因此先去《世界知识》打工也行，一则总算有了工作，二则可以恢复一下业务。所以当场就答应了。

（二）复查的交锋——第一次交锋

在《世界知识》打工不到半年，专案组以中共外交部政治部的名义，于1978年7月24日给我写出了复查结论。外交部党组于同年8月25日批准。10月20日政治部负责复查工作的三位主要领导同志（两位政治部副主任和一位干部司副司长）约谈，拿出决议稿让我看，如果同意，就签字，有意见也可以提出来附在后面。态度还算温和。

我一看结论是新账老账一起算，总的精神还是以前的老框子。题目虽是《关于何方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的复查决定》，但内容却从延安抢救算起，说“何在1943年延安整风审干时，曾因受过组织审查而对党不满”，1959年“因犯严重错误而受到处分”，1962年甄别时又“乘机翻案”，由于“翻案企图未能得逞，因而耿耿于怀，对组织更加不满”，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跳出来，“采取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手段”，“支持‘外联’头头打倒陈毅、姬鹏飞等同志，妄图混水摸鱼，借机翻案，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因此1972年给予开除党籍等处分。经复查，何“所犯错误属实，情节严重”，但考虑到“他受处分后，对所犯错误有一定的认识，本人又多次要求给予留在党内改正错误的机会。根据党的‘十一大’精神和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原则，决定对何方同志的错误从轻处理，将开除党籍的处分改为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留党察看的时间，自本复查结论之日算起；将行政处分改为由11级降为13级（已扣发的工资不再补发）”。

我也是有备而来，看完结论后表示完全不能接受。我说，先不谈旧账，就说给我定的文革中的错误吧，主要是支持联络站（外联）所提打倒陈姬乔的口号，和应联络站要求写了所谓揭发陈姬乔等同志的材料，时间在一两个月以内。我承认支持打倒陈姬乔的口号是错误的。但是第一，陈姬乔为什么可以完全错误地两次打倒我（一次是1959年，一次是文革一开始），而且后果极为严重，使我受了二十年的迫害，几乎送命，陈姬乔不但没有受处分，而且可以不负责任，至今还被认为是正确的。我支持打倒陈姬乔，对他们毫发无损，不起半点作用，怎么就变成了严重罪行？我们不是经常说，在宪法面前，公民人人平等；在党章面前，党员人人平等。为什么外交部的党组织就“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第二，如果由于一时支持打倒陈姬乔的口号犯了错误，就受这么严重的处分，那么长期高喊打倒刘邓陶的口号，又当何论？这两个打倒究竟哪个更严重？我就亲自看到陈姬乔和包括你们在内的外交部各级领导不但喊打倒刘邓陶的口号，而且一直用它教育干部，进行工作，影响恐怕要比只在内部表态支持打倒陈姬乔严重千万倍。对这些人又应给什么处分？第三，外联得到毛主席、周总理和部党委的支持，并授权它领导运动。我同它的关系是一个专政对象和正式组织的关系。它要我开会和写材料，我只能服从。为什么周总理和部党委支持联络站就是应当的，不算错误，一到我这里就算犯了天条？第四，想不到外交部党组织怎么这样落后和保守。现在已经到了1978年10月，去年12月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长，开展了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中央也在酝酿为刘少奇（邓小平早已出来工作）、彭德怀平反，你们还坚持打倒刘邓陶和1959年反右倾的立场，难道就不怕犯错误？

她们三位听了倒没生气，只是提出要我把意见写出来由他们转交党组。我说，我知道这是你们结案的一种办法，把本人意见附在后面，决定就算生效了，因此我不会写一个字。只是请求你们把我的意见报告党组，如果党组坚持原有决定，那我就要求将我的问题提交中组部审理。

由于她们也不打算说服我，对我的问题又不十分清楚，所以双方没有辩论就结束了第一次谈话。

后来听张闻天夫人刘英说，也是她们三人于同一时间（1978年10月27日）去找她，要她对1959年的复查结论签字。刘一看结论上还留了一条“态度不好”的尾巴，就当即打了回去，表示根本不同意。接着，刘将这件事报告了时任中组部长的胡耀邦。胡表态说，“态度不好就是立场稳，做得对嘛！”过不久，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刘英当选中纪委委员。第二天又是这三位，登门拜访，转告刘英，党组决定她的问题完全平反，一风吹了。

——“讨价还价”

在既要坚持原有观点，又不能不适应形势变化的条件下，外交部党组织对我采取了讨价还价、逐步后退的办法。1978年10月28日和11月6日，又由政治部三位领导同志两次找我谈话。详细经过和具体内容现在记不清楚了，但印象是结论修改得一次比一次宽，而且态度始终是友好的，用的是商量的口气。例如对错误的严重性就在不断降低，太勉强的提法也可去掉。例如第一次复查结论中说我有严重泄密行为，在给外联写的材料中，从我“非法保存”的十七本工作笔记中摘抄了大量“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并为外联所扩散。我的答辩是，第一，我没有那么多笔记本，即使保存的那些笔记本也根据有关规定和过去教训，除必须记的工作安排和向下传达的事项外，不再记其他内部资料。加之我受处分后的工作处境，根本接触不到党和国家核心机密，因此谈不上什么严重泄密。说是“非法保存”，更是不讲道理的诬陷。第二，外联是中央和周总理承认和支持的领导运动的合法组织，我奉命写不涉及机密的内部材料，即周总理和部党委提倡的所谓小字报，因此谈不上泄密。何况中央和总理授权他们监督业务，插手当时的高度外交机密。与之相比，我写的材料对他们根本无秘密可言。这条罪状，在后来第二还是第三次复查决定的修改稿中，好像就给去掉了。

随着错误性质的下调，处分也一再减轻。第二次是把留党察看的时间换成了过去式，行政降级也有减少。第三次的稿子又把留党察看改成了严重警告，行政上不降级了。对这两次修改，我都作了说明和反驳，也决不接受他们的决定。三位女同志还是使用以前的策略，提出让我写出书面意见。当然又遭到我的婉言拒绝。我还最后提出，部党组批准对我的复查决定和这两次修改，说明外交部党组织在掌握党的原则和处理干部问题上也太不郑重、太不严肃了。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三变对一个干部的处分，难道党组真的竟为我的问题开了三次会？这当然是不会有人相信的。

第四次谈话是1979年1月26日。决定草案提出，本人虽在文革中犯有严重错误，但基于党的宽大政策，决定取消1972年开除党籍和行政连降三级的处分。这就是说还要保留1959年因受张闻天牵连给我的处分。对这个草案我自然不能接受。因为第一，如果说我在文革中支持打倒陈姬乔，就算犯有严重错误的话，那全国应作为错误处理的当以千万计。想想看，从打倒彭罗陆杨起，全国有多少人参加了这些“打倒”行为。单是我参加的一些大会上直接听到中央和领导同志带头喊要打倒的就有：彭罗陆杨、刘邓陶、贺龙、谭震林、杨余傅等十多个。这些都是打倒错了的，算不算犯了严重错误？相比之下，我那点子“打倒”实在算不了什么。第二，我不但不能接受给我安的文革中的错误性质和处分，而且还强烈要求对1959年给我的批判和处分迅速进行平反。我说，现在中央对那次庐山会议和反右倾运动的态度已经非常明确，希望外交部党组织不要老是落在形势后面，处于被动。

——《审改决定》

又过了一个多月，1979年3月1日，三位女同志又找我谈话。表示根据新的精神，文革中的问题就不算了，有关档案材料一律销毁。关于1959年的处分也决定取消，并且重新做一个审改决定，如果同意，就请签字，我的问题就算从此结束了。我拿过文件一看，题为《关于何方同志问题的审改决定》。除前面简历和以前的处理情况外，结论写道：

“经复查，我们认为，何方同志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积极参加了张闻天在外交部的反党宗派活动’，并给予党纪和行政处分是不对的，应予纠正平反。1962年8月，虽对何方同志进行了甄别，但仍给予何方同志以党内严重警告和行政上降职的处分，也是不当的。现决定撤销中共外交部委员会1962年8月《关于何方同志的甄别结论》，取消给予何方同志党内严重警告和行政上降职的处分。

“有关何方同志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的材料（包括1962年的甄别结论），一律从其个人档案中撤出。

中国共产党外交部党组1979年2月28日”

我看后，觉得对1959年的问题能写出这样由党组织承担责任的复查结论就相当不错了，能做到这点，当然不是外交部党组织认识的进步，而是由于不得不适应全国平反冤假错案的形势。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不再提，也是根据中央精神，特别是胡耀邦的指示和干预。虽然我对外交部的处理并不完全放心，但也认为自己的问题只能这样结束了。因此于3月20日签字“同意”后，交还了政治部。

我的不完全放心有两点。一是，外交部是否会根据中央统一规定全部销毁文革中有关我的材料，会不会留几件作为以后必要时用的把柄？例如中央规定应归还文革中查抄的本人的物品和资料，外交部政治部竟以“找不到了”为由，至今没有交回我一件。而这些东西是按组织系统收缴的，并不是红卫兵随便抄走的，怎么会丢个精光？二是外交部对我的那种处理显然是迫于形势，而不是出于思想认识的转变。否则，在那两三个月的时间里怎么可能会发生那样大踏步后退的变化？外交部由于坚持文革中是否站错队的派性观点，所以即使给你取消了处分，也还会控制使用，或像在湖南那样，事后给用人单位打招呼说此人有问题。我就看到不少有为的青年干部，只因参加了几个月造反派的活动，一直被控制使用到退休，不得提职，不得出国等等。其中许多人（包括被错误地当作外交部头号“五一六”分子批斗、关押的姚登山）就是一开始在外交部政治部那种表示“宽大”的结论上签了字，或者附上了保留意见和说明的。而这个结论也就放在本人档案袋中长期保存和跟着本人走一辈子。

根据我对外交部的估计和看法（事后不但在我，而且在许多人的身上，都证明了这种估计和看法并没有错），在问题得到平反后，我就已下决心离开外交部了。

（三）几点思考——历经三次甄别

在我参加革命后的短短40年中（1938-1978），已亲身经历过三次甄别。而且每次都是在大运动中挨整，又在大运动中甄别的。至于甄别结果，有的得到平反，有的只是减轻处理。第一次是在延安整风抢救运动中被打成特务。当时延安的脱产干部约三万人，被打成特务的占一半。经过两年多的甄别，据说一个特务也没查出，包括许多带有特务嫌疑尾巴挂起来的，以至被当做特务枪毙了的如王实味等，最后也都查明并不是特务。那次给我作的甄别结论，不是说党组织搞错了，而是说由于本人思想意识有些毛病，所以受到审查，结果没有发现有政治问题。对这一推卸责任和极不实事求是的结论，我拒绝了签字。

第二次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运动中，我被打成反党宗派主要成员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受到党内和行政上的严重处理。这次运动的打击面也极宽。据1962年中组部的统计，全国的批判重点和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的党员干部为365万人，而当时全国的党员也还只有2600万人。三年困难使得大跃进的牛皮破了产，全国饿死三四千万人，得浮肿病成为普遍现象。后来不得不对反右倾运动中被整的人进行甄别。但是从中央到各级领导，也都是不愿公开认错和作点自我批评的。所以这次甄别，地方上县级以下是被趁势基本上一风吹了，但到了省市特别是中央机关，进行起来就难得多，能拖就拖，能不平反就不平反。对我的甄别，由于外交部党组织的一拖再拖，直到1962年8月才作结论。而这时正是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大讲阶级斗争和大反“翻案风”的时候。在这种气氛下，外交部对我的处理既没有作实质性的改变，反而将我实事求是的申诉算成了翻案。于是文革一开始，又把我打成牛鬼蛇神交群众批斗。

文革后的平反也很不顺利。在经过十二年的专政和监管后，对我的复查还进行了几个月的讨价还价。我了解的外交部情况大都是这个样子。由于是领导和积极分子进行批判和处理错的，他们又不愿承担责任，所以都不愿给整错者完全平反，总要设法留个尾巴。如果处理公正，没有派性，胡耀邦也不会干预，外交部也不会改换专案组的人。所以我经历的这第三次甄别，虽然走了一段“艰难平反路”，但总还算从“复查”走到了平反。如果没有当时的大气候，那对我的处理很可能是三位女同志第一次拿出的那个“复查结论”，甚至连“复查”也都不会“多此一举”了。

经过三次挨整和三次甄别，特别是这最后一次“复查”，使我考虑了很多问题，涉及到党的性质和章程。我在党内生活只差一年就整七十年了，经过和看到的政治运动实在不少。每次运动都有大批人挨整，现在看来绝大部分都是整错了的。完全整错的就有延安的抢救运动、建国后的抓胡风分子、反右派、反右倾和文革中的抓“五一六”（抓了两三千万）。其他如解放初期的镇反、紧接着的三反五反，1955年后的肃反和文革前的“四清”，恐怕大部分人也是被整错了的，经不起全面的甄别和复查。但是非还是应该分清，而且是能够分清的。例如文革初期那半年左右的所谓资反路线，就是由中央和省部级党组织公开点名批判和逮捕了一大批干部群众，包括高级干部和知名人士如周扬、李达、田汉等（外交部也有孟用潜、王炳南、陈家康），派出工作组镇压迫害机关学校的大小知识分子。后来执行这一“路线”的中央和各级领导大部分被打倒了，还受到各种迫害。于是在作有关文革的决议时，这段历史就不算了。难道这称得上实事求是吗？从道理上讲，应该是各有各的账，不能用“宜粗不宜细”的办法把是非搅混，连文革初期那半年被整的成千上万的人，也笼而统之地归罪于林彪、四人帮。这说得通吗？

对于我们党这种先整一大堆人，然后搞甄别平反（还不算有好多没有得到平反），而且整人容易平反难，我在以前就有些想法，经过文革后的这次“复查”，更感到问题严重，所以也想在这里简单谈一下对其他几个相关问题的看法。

——整错了人要不要负责

过去的作法是，整错了人不但不会受到批评处分，而且还会受到表扬和重用，这就是保护政治运动中的积极分子的政策。要搞政治运动，没有积极分子不行，正像在农村搞土改需要勇敢分子一样。每次运动，在发出号召和进行动员后，一个首要工作就是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由他们首先响应号召，冲锋陷阵，才能把群众“发动”起来。其中有些确实是出于认识问题，但也有不少是基于个人利害得失的考虑，故意表现“左”和挟嫌报复的。在运动中，组织上不但要相信和依靠积极分子，而且往往事后还要加以表扬和重用。于是一些积极分子也就越来越“积极”，出现逼供诱供和各种严重违法行为，直到草菅人命。到甄别阶段，党仍要坚持保护积极分子的政策。而被整错的人，除一小部分检讨“好”和表现“好”的外，一般都会留点尾巴，影响到此后的使用。因为你挨过整，总要怀疑你会对党有怨气。过去领导上对保护积极分子政策的解释是，如果批评和处分他们，下次运动谁还敢当积极分子？这一保护积极分子政策长期执行的结果是：第一，使历次政治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在党内的比重越来越大，地位越来越重要，成为各级的领导骨干；第二，使政治运动中总是犯极左错误，逼供信得到不断重复和发展，制造出大量冤假错案；第三，造成弄虚作假特别是说假话的风气。

因此，不但不应该无条件地保护积极分子，而且在批判和处理人的问题上应该实行一定的透明度和“问责制”。也就是对人的处理不能总是暗箱作业；凡是政治批判，事后证明错了的，批人者也应该检讨和认错。不能一些人老是批评者，而且一贯正确，批错了也不负责；另一些人老是挨批，即使被批错也得不到个说法。外交部1959年批斗张闻天的领导人和积极分子，至今没有一个人出来认错，而且还要表示一贯正确。所以张闻天的平反在外交部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好像平反和不平反一个样。这是很不合理的。过去由于整错了人不负责，所以不但整人不慎重，而且还夹杂派性和私心。因此，为了防止乱整人整错人，不光是要平反冤假错案，而且必须查清责任，找出冤假错案的制造者和积极追随者，该批评的批评，该处分的处分，该绳之以法的也不应例外。对高级领导人也应说清原委，不能由于为尊者讳连名字都不能提。只有这样，才能杜绝专门整人的运动，防止乱整人和乘机报复的现象。

——党内讲不讲平等

我们常说的“党章面前党员人人平等”，不但没做到，大概也没想做到。大的方面不去谈它，就说甄别平反吧。在我们党内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时，好像有个分工，一些人是专门批评别人的，一些人是一直受批评的，一搞起政治运动就被抛了出来。每次运动完了，照例是整错一大批，于是就要由整人者给被整者进行甄别平反。想想看，这能公平吗？

再就是处理问题有不同标准，不但分上下，而且分亲疏。例如我们上面说的，陈、姬、乔主持打倒我两次，事后证明他们打倒错了，可是他们连责任都不负，更谈不上受批评和处分了。我只是跟着摇旗呐喊，丝毫作用不起地打倒了一次陈姬乔，就算犯了必须开除党籍和行政降级的处分。又比如，最近看到胡乔木在文革末期揭发批判邓小平的全文，真可谓淋漓尽致，但没有听说有什么处分。我对陈姬乔受命写了一些所谓揭发材料，就罪不可赦。这也说明在党章面前只有尊卑之分，没有平等可言。再如文革后过了好久由党中央发动，有的领导同志再三强调不要手软，搞了五六年的“清查三种人”运动（所谓三种人是指“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对于文革初期在北京搞打砸抢很著名却因为有许多高干子弟参加的“联动”和“西纠”成员，就网开一面，还说指望这些人接班呢，因为他们起码不会挖祖坟。而受到清查的，主要却是文革初期响应号召起来反对所谓“资反路线”和冲击各级领导的造反派。主持清查的正是这些受过冲击的领导人和支持他们的积极分子。在外交部就是这样：违法乱纪、逼死好多人命的一些领导人和无革派，被说成一贯正确；既没有打砸抢，也没人命案子，但提出打倒陈姬乔口号的造反派，却永世不得翻身。

还有个话语权问题，也就是发言权和辩护权。这在党内，特别是在政治运动中更被弄到了蛮不讲理的程度。本来在平时，已经往往是领导人讲话，下级听话；领导人批评，下级检讨。驳领导人的话，一般是没有好下场的。根据我的体会，这种不民主、不平等的体制，大约从延安整风后就逐渐加强，经过后来的各种政治运动，更进一步完全巩固下来了，在运动中，不但挨整对象被剥夺了申辩权，稍作解释，还会被指责为态度不好。而且其他一些人也只能墙倒众人推，不准为挨整者作点辩解或说句公道话，不然轻则自己也变成批判对象，重则被打成挨整者的同伙，什么分子或某反党集团成员。这样就必然在党内建立起严格的等级制、宗法制和专制主义。

——平反是否表示党的宽大

过去经常的说法和人们的理解都是：对你进行平反，这是党对你的宽大。一些长期受苦受难的挨整者，一旦得到平反，如同拨开云雾见青天，顿生感激之情，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认为，这是颠倒了是非，带有浓厚的封建性。因为当年整错了你，那是党组织，具体讲，就是有关领导人和积极分子的错误。他们现在给你平反（往往还是出于不得已，为形势所迫），是改正自己的错误，是完全应该的，并不是出于宽大，更不是恩赐。由于他们的错误，使你受到委屈，应该是他们向你道歉和检讨（胡耀邦就是这样做的），而不是你感谢他们。过去那种把党说得很神秘，连个人的一切都是党给的，也属于封建传统,是颠倒了党员和党的关系。殊不知党是由党员组成的，没有党员哪来的党？党的一切都来之于党员的贡献（在党政不分和以党代政的情况下，非党员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也得作贡献）。至于贡献的大小，则取决于个人的能力、机遇和入党时间。一次社科院有位新领导，批评一个爱提意见、要求民主的老干部，说他吃着党的饭还对党不满，简直是忘本。这位老干部后来对人说，没有我们这些老家伙奋斗牺牲，他哪能当成什么领导？他吃的饭倒有我们大家的贡献在内。这也是对那种故意把党神秘化、便于以党压人的一种回答。

对整错了的人进行平反，不但不是宽大，实际上还缺少应有的补偿。这不仅是个工资和其他物质待遇问题，而且主要是精神和时间的损失。光是平反，这些能得到补偿吗？应该认识到，得不到相应补偿的平反，终究是不会公正的，是党组织对整错者欠的账。这里只谈点近年常听到的一件小事。据说中央领导为了照顾老干部制定了一项政策，规定文革后的司局级干部，凡文革前为正局级的都可享受医疗上的某种优待。这对文革后才得到平反的人就有点不公平了。难道得到平反的那几百万正局级以下的干部，都是水平低、能力差，不会有人在二十多年中得到提升？可见，制定这种以文革前的任职设槛的政策本身就带有歧视性。

（责任编辑 萧 徐）

2008年第6期 恳请不任内蒙古区党委书记　作者：孙　奇

1987年，我在任中共辽宁省委常务副书记期间，曾有一件对我后半生有重大影响的事儿。

当时党中央决定调我去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这对我是重用，是提升，金榜提名。人生之大幸，上可光宗耀祖，下可荫及子孙。

我经过慎重考虑，自知文化知识水平有限，担此重任，唯恐有误内蒙古2000万人民，恳请中央不任命我内蒙古区党委书记职务。

往事转眼20年，现离休在家，翻阅当年工作日记，感慨颇多，故整理成文，以飨当年很多曾经关心过此事的同志和朋友。

1987年7月13日，星期一。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校，共同在锦州市召开地方党校职称改革会议，中组部副部长刘泽澎同志到锦参加会议。我时任中共辽宁省委常务副书记兼省委党校校长，前去锦州看望与会同志。

午后我陪刘泽澎同志到笔架山参观，休息时他告知我说：“中央干部小组已讨论决定，调你去内蒙古区党委任书记，接替张曙光同志。”我听后一怔，是不是我听错了？他接着说：“中央要找全树仁同志去北京先谈，即做他工作，辽宁省再调出一个干部，也让他先和你谈谈。”听到这个消息，令我十分惊喜。惊的是，我脑海里从没想到这么快又要提拔我，我1983年春从朝阳地委调至辽宁省人民政府做副省长，1985年10月又到中共辽宁省委任常务副书记，这才一年半多时间，又要提拔我到内蒙古区党委任书记？！喜的是，我从基层一步步成长至今，经过文化大革命九死一生，又经过朝阳地区八年艰苦工作与磨难，终于得到组织上了解和认知，这是我精神上的最大安慰和鼓励。

7月15日，星期三。我从锦州返回沈阳。当晚，全树仁同志找我说：“我刚从北京回来，紫阳、宋平同志找我去谈：中央干部小组已讨论，调你去内蒙古任区党委书记，征求辽宁省委意见并让我做你本人工作。”我问：“你怎么说的？”全树仁说：“我向中央两位领导谈了，不赞同再从辽宁调人了，这几年辽宁人事变动很大，再调也不利于辽宁工作；再者内蒙那里也较复杂，孙奇去那里要搞好也有困难……”全又说：“宋平同志让我先和你谈谈，听听你本人意见，并给中组部回话。”我说：“你已经代表省委谈了，不同意调我走，我自己也不大愿意离开辽宁，那就最好不调我了。”

要调我去内蒙古自治区任党委书记的消息很快在省直机关传开，一些关心的同志在问询，有的同志支持鼓励去内蒙工作；也有知道一些内蒙情况的同志说，那里人际关系比较复杂，前几任书记不太愉快地离开那里，能不去就不去……这促使我认真思考去不去内蒙工作的事。那几天真有些心潮起伏、翻来覆去。回想自己从小孤儿，贫困家庭出身，靠哥哥抚养长大，靠共产党培养当了干部，从来未敢想当“大官”，现在已经是副省级干部，“官”已经不小了；自己小时只念了六年书，这些年虽在工作中努力学习，但已深感知识不足，再挑重担，唯恐难以胜任；自己升迁事小，内蒙古二千万人民事大。人应有自知之明，回忆我从政多年，在县、地都担任过要职，“文革”中险些人亡家破，任地委书记期间也遭诬陷。除客观原因外，就个人性格来说，自认刚毅，但柔韧不足，不善于处理官场里复杂的人际关系。再三思考结果，能不去内蒙任书记就不去了。但同时也查阅了一些与内蒙古有关的资料，了解一些那里的情况，一旦中央不改变原意，就要服从决定，愉快的去工作。

8月6日，星期四。刚上班，中办秘书局北戴河值班室王景中同志电话：“中央通知，孙奇明天到北戴河，宋平同志找谈话。”

8月7日，星期五。我乘12次快车到北戴河，中央机关事务管理局服务处杨德信同志接站，住在北戴河中央机关事务管理局招待所。原定8月8日宋平同志找谈话，后因他8日有其它事，改为9日再谈。8日上午中办服务处王德军同志陪同福建省胡平同志和我，一同去山海关游览，参观“老龙头”、“天下第一关’’、“孟姜女庙”等名胜古迹。

8月9日，星期日。宋平同志找我谈话。他开门见山地说：“已找全树仁同志谈过，准备让你去内蒙古自治区任党委书记。中央领导已经议过几次，内蒙那里急需解决人选，张曙光同志急于退下来，认为你去比较合适。你在东北工作多年，与内蒙相连，还了解一些民族工作，不会很难。蒙古族很憨厚，好合作，要多和他们接触，多谈心。你去后，先把班子建设好，团结好。现在相互间有些疙疙瘩瘩，存在一些矛盾，一是蒙汉干部间，因为是民族自治区，同样条件要优先选用蒙族干部，有些汉族干部有才能，但当不了正职，有些人不大安心；蒙族干部内部也有矛盾，主要是东部和西部之间，认为东部干部在上层领导里少……那里地域广阔，资源丰富，很有发展前途，你去把这副重担挑起来……”他又介绍了那里主要干部的情况，鼓励我把那里工作做好。宋平同志谈了大约一个多小时，后问我有什么想法？

我说，中央调我去内蒙任书记，对我个人是莫大的信任。我深感担子很重，责任重大，由于本人能力知识有限，恐难胜任，怕辜负党的重托。来北戴河之前，曾反复考虑过想法，向宋平同志如实的汇报了。我诚恳请求，请中央考虑，最好不让我去内蒙任书记。宋平同志又鼓励、动员我接受去内蒙的重任。我说，我讲的个人思想，是经过再三考虑、发自肺腑之言，当然中央决定不变，我会服从组织决定，去内蒙尽力工作。

8月10日，星期一。上午，中组部副部长孟令琨同志，又继续找我谈话，除动员我去内蒙古工作外，并较详细地介绍了内蒙区党委11名常委每个人的情况，并概括的介绍了自治区政府5位副主席、自治区人大7位正副主任、自治区政协9位正副主席的情况。我把向宋平同志讲的个人要求，也向他做了汇报。他说，宋平同志跟我说了，还是动员你去内蒙工作，你要做好去的准备。他说，准备把辽宁省委及你个人意见，再向中央报告一次，最后再定。

午后，我从北戴河乘火车返回沈阳。照常进行工作并进一步查阅一些有关内蒙古自治区的有关资料。

8月14日，星期五。夜晚，宋平同志亲自从北戴河把电话打到家里告诉我说：“我们把辽宁省委意见和你本人要求，又向中央人事小组做了汇报，中央经过研究就不再调你了，决定调湖北省委副书记王群同志去内蒙任党委书记。”我说：

“谢谢宋部长。”

回忆往事，心境坦然，无怨无悔。

（责任编辑 萧 徐）

2008年第6期 胡耀邦谈“反对精神污染”　作者：魏久明

“反对精神污染”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当时无论在党内或党外对“精神污染”具体内涵和如何“反对”、“清除”的做法都有不同的看法。听说时任党的总书记的胡耀邦在这个问题上受到“非议”。1983年，反对“精神污染”的那一年，我亲自听到胡耀邦同志就这个问题的一次讲活。他全面、清晰和针对性很强的论述，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来难以忘怀。最近我找到笔记，并和当时一道听讲话的同志核对了记录。现记述下来，以飨读者。

“精神污染”的概念

1983年10月11日至12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党的十二届二次全会。会上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邓小平同志在这次会上作了题为《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的讲话。他着重讲了整党工作要防止走过场和思想战线、主要是理论战线和文艺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要加强思想战线领导的问题。他说：“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他指出：无论在理论界或文艺界，主流还是好的或比较好的，搞精神污染的人只是少数，问题是对这少数人的错误言行缺乏有力的批评和必要的制止措施。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祸国殃民。十二届二中全会后，各地迅速地传达贯彻了会议精神。在层层动员开展整党工作的同时，“清除”精神污染“它在人民群众中间混淆是非界限，造成消极涣散、离心离德的情绪，腐蚀人们的灵魂和意志，助长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思潮泛滥，助长一部分人当中怀疑以致否定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的思潮”。当时“清除精神污染”的声势很大，报刊上发表了很多有关言论、评论、文章和“清除”的消息。人们的思想很紧张，过去多年来搞政治运动的影响使很多人心有余悸。

团中央于十月十九日发出了《关于认真贯彻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精神的通知》，团中央第一书记发表谈话，号召团员、青年积极抵制和清除精神污染。各地共青团的组织在正面向团员、青年进行“三热爱”教育的同时，也在青年中搞“清除精神污染”活动。本来，邓小平同志是“针对理论界、文艺界存在的相当严重的混乱，特别是存在精神污染的现象，强调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的，但是，一旦把“清除精神污染”搞到群众里面去，不少地方就针对青年日常思想、生活中一些“看不惯”的穿戴、或者“标新立异”的现象进行“清除”。比如当时流传：“反对打扮、穿花服；剪掉长发、喇叭裤；不准烫发、抹口红；活动不能搞跳舞。”把这些当成“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来加以反对。这些做法，引起很多青年和群众的不满。

胡耀邦的两次谈话

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结束后不久，胡耀邦同志在抓传达贯彻中央全会精神的同时，关注各地开展反对精神污染的情况。这年11月10日晚，耀邦同志在中南海勤政殿和团中央几位干部谈话。这几位同志向他反映了反对精神污染的情况和问题。耀邦听了以后认为：反对精神污染问题，需要正确引导，及时指明方向。他说：小平同志本来是说“不能搞”精神污染，而且是指思想战线、理论战线、文艺战线，中央发文件时有人把“不能搞”改写成了“清除”，我审稿时没有把好关，文件发出后，各地纷纷表态，把大家吓了一跳。他接着说：我就担心这个，不要一说反对精神污染，就不让人家穿花衣服、搽香水，不要把美化生活搞掉了。当时他对在场的中国青年报社长佘世光同志说：你们《中国青年报》写一篇评论员文章，题目就是《污染要清除，生活要美化》，先在青年报上发表，然后请《人民日报》转载。一个星期后，11月17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污染须清除，生活要美化》。文章指出：“把青年美化生活的正当愿望不加分析地当作‘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精神污染’来反对，这样做法是有害的。第一，它会引起青年的反感，从而影响他们生产、工作和学习的积极性。第二，它会在人们中混淆是非界限，甚至可能过去某些‘左’的做法重又出现。第三，它也会妨碍人们特别是青年对真正的精神污染的斗争。”由于这篇文章切中时弊，《人民日报》和全国各地报纸都很快加以转载。

这年的12月8日至12日，团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二中全会。会上传达学习和贯彻了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精神。会后，团中央专门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团委书记会议，进一步讨论安排共青团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清除精神污染中的工作问题。13日，胡耀邦同志在中南海接见了与会同志。

在一个小会议室里，耀邦同志热情地和大家握手。与会同志围他而坐，面对面交谈。耀邦同志以他常有的对人真诚的微笑问大家：“你们的会开得好吗？”有几位团省委书记回答：“我们的会开得很好。听了中央精神传达很受教育，回去我们一定把工作做好。”耀邦同志满意地点点头，又说：“你们看还有什么问题、困难需要帮助解决的？”大家看到耀邦同志坐椅边放着笔和纸，想听取大家意见，这样有多位团省委书记依次讲了本省对青年进行反对精神污染教育的情况。他们谈了各地团组织通过多种形式对青年进行理想、信念教育，帮助青年把个人的前途和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联系在一起，积极投身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去的情况。也讲到不少地方“清除精神污染”工作中某些过头的做法和扩大化的偏向。比如有的工厂工人上班时，要进行衣冠检查，有的青工蓄了长头发、穿喇叭裤的，必须剪成短发、剪掉喇叭裤腿才能进工厂，等等。耀邦同志对大家谈的情况和问题，不时地作了记录。他见大家讲得差不多了，就即席讲活。

他首先问：“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你们学习了没有？”这时团中央第一书记回答：“我们传达了，大家都认真学习讨论了。”

耀邦同志说：“小平同志关于反对精神污染的讲话很好，很重要，是中央同志都同意了的，都拥护他这个讲话。”

耀邦同志接着说：“什么叫精神污染，精神污染指的是什么范围，小平同志这篇讲话讲得非常清楚的。”他加重语气说：“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反对精神污染，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件事情我们是要坚决做到底的。”

他针对与会同志汇报中所反映的问题，他说：“小平同志讲了以后，在执行中，有的地方走了样子，就是说没有按照小平同志讲活去做。小平同志明明讲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但是许多地方搞到普通群众中去了，小平同志明明讲主要是理论战线和文艺战线，许多地方搞到经济战线的政策上去了，甚至搞到人民群众生活方式中的纯属个人兴趣爱好上面去了。这就不好。如果不注意，照这个样子走下去，我们就可能发生偏差，要走偏方向，引起思想混乱，使我们的工作受到损失。”他分析：“为什么会走样？走样子的实质在什么地方？就是用‘左’的东西或者用守旧的观点，用封建主义的观点，去对待反对精神污染。这是万里同志提出来的，我觉得他提得很对。一个‘左’的东西，一个封建主义的东西。在前天书记处会议上，尚昆同志说，我们许多东西一做起来就采用了‘文化大革命’那个破‘四旧’的办法。破‘四旧’造成了多少损失，把文物古迹都扫光了。‘文化大革命’后，经过拨乱反正，已经过了五年，怎么还搞‘左’的东西？还有封建主义的东西。封建思想的东西，对现代世界各国文明的东西看不惯，还要把社会生活拖到一百多年以前去，拖到封建的秩序方面去。六、七十年前男的都梳辫子，辛亥革命后就开始剪辫子。男的留长头发当然我们不提倡，但是，人家要留点长发有什么关系？我看没有什么关系，你管人家的头发干什么嘛！”

讲到这里，他突然笑了，想起过去一件事，他说：“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我到河南登封县。当时他们看到团中央第一书记来了，中央委员来了，把七、八个女孩的头发剪得很短。我说你们把头发剪了像个什么女孩子，你们两个月内把头发蓄起来好不好？一搞名堂就从头发上做文章，从头上革命呀，头发遭殃。鲁迅写过的，你们从鲁迅全集上找。清除精神污染，先搞头发，这不是落后嘛！”

胡耀邦同志针对会议和各地开展“清除精神污染”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接着讲了要注意的八个问题。

他说：“第一条是服装问题，穿衣服的问题。现在穿的衣服情况是好还是不好？我看不好，包括你们今天穿的。现在我们的衣着还不行，一个花色，一个品种，着衣并不好。什么奇装异服，这个话不好。外国人看我们的女同志总是穿长裤子，也认为是奇装异服。日本女的穿和服，我们看来有点像奇装异服。现在我们穿短袖子衣服，不是很好吗！两千多年前，你们看我们先人衣服的袖子那么大，长袍马褂。战国时期，有个赵武灵王，提倡穿短衣紧裤的骑服，这样好射箭、好打仗。服装也是要发展的嘛。我觉得在可能条件下，衣着搞好点是应该的。衣着搞干净、整洁、式样多一点，适当提倡一下是必要的。至少规定一条，不许干涉人家穿什么衣服。

现在我们的布积压大概是五十亿米吧！今年我们生产的棉花是八千万担，就是四百万吨，是世界第一。美国是三百一十万吨，苏联大概是三百三十万吨。美国没有我们多，苏联也没有我们多。化纤我们也多了。所以适当提倡穿着，也就是适当刺激人们的消费，是我们推动生产不可缺少的措施。要弄清楚生产和消费的辩证关系，消费可以推动生产。同时，人们看我们的面貌，第一是环境卫生好不好，第二是衣着好不好，所以适当提倡一下注意衣着是关系我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当然精神文明建设主要还不在衣着上。

第二个问题是歌曲。允许唱什么歌曲，允许听什么歌曲，现在搞得很严！我前天看了你们青年报星期天版登的《前进吧，青年》这首歌，萧华作的词。我看词做得不错，曲子是不是稍差一点？第一要适当提倡唱一点革命歌曲，包括好的进行曲和抒情曲；第二不要禁止那些无害的歌；第三，要禁止唱的歌只是极少数、极个别的，应该有一个单位来审查批准。让各个单位自己决定，那还行？第四要鼓励作曲家、歌唱家创作一些好的歌曲。时代在不断前进，歌曲也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增加新的内容。比如，延安时代的八路军进行曲，当时你不要他唱他也唱，那是时代的需要。现在唱延安时代的八路军进行曲、纺线线，那就没有多少人唱了。青年都是爱唱歌的，应该让青年放声地唱。歌曲这个问题是一大政策。

第三个问题是文艺作品。前天书记处讨论，所有中国的、世界著名的、称得上是文艺作品的都不能禁止。哪怕它里面有恋爱的情节，有一些男女关系的描写。比如《红楼梦》，还有《被开垦的处女地》、《静静的顿河》等作品，你禁止它干什么？国内国外公认的著名的作品，不能禁止青年阅读。有些没有文艺价值的作品不叫文艺作品，就是现在人们讲的“手抄本”，什么《少女之心》之类，这样一些书对青少年危害特别大，对青少年要进行教育引导。

第四个问题是绘画、雕塑。也要适当划点界限。中国古代女人穿的衣服手指头都不露，就像嫦娥奔月，脚也不露出来。我出国不多。在日本看到裸体雕塑、裸体绘画并不是很多的。但是欧洲的传统，裸体像就很多。流行了几百年，大人小孩，天天接触，习以为常，司空见惯，没有什么神秘感。我们现在还没有开放到那一步。我们总有一天，也许二十一世纪下半世纪，要更多开放一点。我觉得对人体结构的绘画、雕塑，究竟要禁到什么程度，必须研究清楚。适合中国的情况，可以在多少年之内稍微比外国搞紧一些，但如果完全禁得死死的，说女人的裸体像不能画，这就不恰当了。我觉得根据我们国家的国情，这个问题慢慢开放好一些。

第五个问题，电影、电视也要规定几条。第一，要多创作一些好的电影、电视片；第二，要提倡多放映一些好的，能够鼓舞人民、青年革命精神，干四化的影片；第三，一般没有什么害处的，我看也不要禁止。一部电影片里面插一点爱情故事、接吻，这个怕什么？”耀邦同志讲到这里，有的同志插话说：一阵儿是八个样板戏，不能有爱情的内容，一阵儿是无爱不成书，电影和文学作品里好像没有爱情不行。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耀邦同志听了点点头，说：“这个要注意啊！”他说：“有的同志说，有的地方随便禁止电影，这是犯法呀。我前几天看了《不该发生的故事》、《被控告的背后》这两部片子，小平同志都看过了的，是称赞的。他的警卫参谋通知我看，我看了觉得好得很嘛，为什么禁呀？”耀邦同志讲到这里，有的同志插话说：有的地方，原来排好了节目，舞台上一个管灯光道具的工人，说是精神污染不能演，这个节目就删掉了。谁都有否决权，这怎么行呀？

耀邦同志接着说：“第六个问题是跳舞。在节、假日里，要允许青年人、特别是少数民族同志跳集体舞。我们只禁止那些伤风败俗的所谓舞蹈。对少数民族可要注意哟，汉族没有什么舞蹈，把少数民族的舞蹈一禁，就糟糕得很了。我说的是节日、假期允许。用‘允许’两个字嘛。

第七个问题关于清查、禁止淫秽品。淫秽物品限制到什么范围，也要把它搞清楚。采取什么办法禁止？光靠收缴，你怎么收缴得到吗？他不交给你，怕交了，你把他记录在案，也不解决问题。我看要号召人家自己毁掉。不许抄家，也不要限令收缴。开个团支部会、党支部会，让人家自己毁掉嘛！淫秽物品也要规定范围。前几天，余秋里主任讲，有的单位收缴淫秽照片，有的战士把他姐姐、妹妹、未婚妻的照片也交了。人家穿得好一点嘛！不许搜查哟，搜查就乱套了。对一些所谓淫秽品，人家愿交就交，不愿交就让人家自己毁掉。”这时有人插话说：流氓团伙犯罪那是另外一回事。

耀邦同志说：“第八个问题是从高中开始，要有计划地讲点人体结构、生理卫生方面的知识，破除人们对生理卫生知识的无知、愚昧和封建思想。生理卫生、人体结构，讲开了就没有什么神秘了。这是关系到民族的健康问题。”

胡耀邦同志讲完八条后，作了小结式的讲话。“我讲了八条。总而言之，反对精神污染决不许在小平同志讲的范围之外去任意扩大。反对精神污染的问题，小平同志讲得很清楚，是散布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形形色色的腐朽思想，散布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不信任情绪。重点又是党的干部。我们这一代人要有一个好的精神状态，建设起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青年中要提倡生活上丰富多彩，可不能把生活上的丰富多彩搞掉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不能建设一个穷的、贫困的、苦行僧式的社会主义。如果那样就糟了。工作（包括劳动、读书）紧张认真，生活丰富多彩。要明确地提出这个要求来。我主张，青年团要搞正面教育，少搞清除呀、斗争呀，多搞点文体活动。青年人应如何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搞得热气腾腾？比如夏天游泳，冬天滑冰，体育方面的、文艺方面的、科学方面的，要搞群众性的、小型的、多样化的、生动活泼的活动。”耀邦同志进一步强调：“你们少搞一点这里清理什么东西，那里斗争什么东西。用积极的东西去代替那些不好的东西嘛！把社会搞得凄凄惨惨、冷冷清清，这不好。青年团明年准备一年，后年开个会，主要解决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问题，找出一套办法。”最后，耀邦同志说：“党的二中全会上，小平同志的讲话是很正确的，但我们不能用‘左’的东西，用封建主义的东西去反对精神污染。我们要防止出现‘左’的偏差，可能有的人又会说‘清除精神污染又要收了’，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大家一面聚精会神地聆听，一面紧张地作记录。当时耀邦同志的深入浅出、针对性、指导性很强的讲话，使很多同志对“清除精神污染”的紧张、担心和困惑的心情，突感茅塞顿开，对今后如何进一步开展工作心里更托底和有信心了。当耀邦同志讲话一结束，大家热烈地鼓掌。耀邦同志多次举起双手，示意大家不要鼓掌，微笑地问：“还有什么问题吗？”大家继续鼓掌，表示没有问题了。

二十多年后的反思

会议结束以后，我连夜把记录整理出来，回到单位向干部作了传达，并按照耀邦同志讲话精神，调整了编撰和宣传计划。

会议结束后一些日子，我参加中直一个工作会议。在开会前，一些同志正在议论开展的“清除精神污染”情况和问题，其中好像也提到胡耀邦同志在一个什么会上的讲话。我以为就是胡耀邦同志在团省、市、自治区委书记会上的讲话，于是我把他讲话的要点、主要是八条内容讲了。有些同志听了兴奋地说：耀邦同志讲得好呀！他强调反对精神污染要坚决按照小平同志讲的要求去做，同时又强调要注意政策界限，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当时有的同志要我重述八条内容的要点，他们作了记录。但是，也有的同志怀疑说，你讲的不对吧！听说耀邦同志讲的与中央精神不一致。此言一出，在场的人都目瞪口呆，大家想总书记讲话还能“与中央精神不一致”吗，难以置信。我连忙说：耀邦同志讲话除我以外，还有三四十人在场听了，不会听错的。那位同志欲说而没有再说，这样大家也就不作声了。此后我一直为此事感到茫然。

现在事隔二十多年了。那时发生的事不过是历史的一个浪潮，或者是浪花。现在我们再看看当年胡耀邦同志讲话的内容，他讲的依然是正确的。其中有很多观点、论述以及对待具体问题的政策界限，现在大都是这样做的，不成什么问题了，但是当年却属于“思想解放”的范畴，或者是“讲过头了”、反对“反精神污染”的言论。

2005年11月18日，我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党中央举行的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九十周年座谈会。我看到许多熟悉的脸孔，和曾经在一起工作的战友。那种亲切的情感，好像我们昨天还在一起工作，现在不同的是两鬓斑白了，已经老了。纪念座谈会举行着，中央有关部委的领导同志和胡耀邦同志家乡的代表依次讲话，畅叙胡耀邦同志的历史功绩和崇高品德。我边听边时而回顾往事，茫然的心境依然笼罩着心头。当曾庆红同志代表党中央讲话，说到胡耀邦同志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一生是光辉的。倡导要学习他忠于党的事业、鞠躬尽瘁的献身精神，学习他锐意改革、勇于创新的思想境界，学习他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的优良作风，学习他顾全大局、光明磊落的高尚道德。这些话深深地印在与会同志的脑海里，在当时庄严的氛围中，大家虽然没有什么明显的表情，但内心却响起了掌声。

（此稿写于2007年3月30日）

注：

（一）陪同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接见团中央及各省、市、自治区团委书记会议的有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文中插话人为胡启立。

（二）参加胡耀邦这次接见会议的有团中央第一书记王兆国，团中央常务书记胡锦涛，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延东、李海峰、克尤木·巴吾东、李源潮、宋德福，候补书记张宝顺、李克强等。

（三）主持这次接见会的是团中央第一书记王兆国。

（四）1983年12月23日中宣部的《宣传动态》上，刊登了胡耀邦同志这次讲话不准确的摘要。文中引叙讲话的内容，基本上是胡耀邦同志讲话的全文。

（责任编辑 萧 徐）

2008年第6期 《译林》事件始末　作者：施　亮

原译林出版社社长李景端先生是先父的挚友，父亲病逝后他还与我家保持了亲密联系。他曾经赠我两本书《波涛上的足迹》和《如沐清风》，书中回顾了他编辑生涯数十年见闻感受，尤其《译林》创刊伊始，因一封告状信引起的风波，颇能反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外国文学特别是西方通俗小说出版的几经波折历程。这也表明了，改革开放过程实质也是思想不断解放的过程。我得到他同意，对此事件一些资料经过编辑整理，概述其始末。

《译林》创刊

《译林》创办于1979年。时任江苏省出版局的局长高斯说，那时由于文革灾难而造成了全社会的“书荒”局面。江苏的出版事业刚恢复，为应急重印了一批中外文学名著，文化部出版局决定的外国文学图书目录中，依然仅限于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狄更斯等名家作品。但是，这些名著毕竟只反映的是历史社会生活，与现实有一定距离。可广大读者经过长期文化禁锢，迫切需要打开窗口，了解当今世界。于是，江苏省出版局审时度势，决定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创办两种大型文学期刊，一是刊登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钟山》，再是介绍外国文学翻译作品的《译林》。

筹办《译林》的任务，交给了李景端。他原在大学学的是外贸和俄语，1975年才进入出版界，与外国文学界可称是隔行如隔山。但是，他凭着满腔工作热情，白手起家，团结一大批外国文学翻译界的专家学者，创办起了后来在海内外文化界有着巨大声誉的《译林》杂志。一次，李景端从报纸上看到著名翻译家戈宝权是江苏人，便给戈老去了一封信，说明江苏正筹划创办《译林》外国文学杂志，希望能得到戈老的指教和帮助。不久，戈老复信表示积极支持，寄去6首罗马尼亚爱明内斯库的译诗，供创刊号刊用，信末还表示如有困难尽可以去找他。戈老后来在文章里自豪地说：“在外文所里，可以说我是第一个支持《译林》的人。”《译林》受到挫折时，戈老在第二期写了一篇文章《把“窗口”打开得更大些吧》，结果有人嘲讽他说：“窗口再开大，蚊子、苍蝇就全进来了。”可见得，当时对改革开放的态度，在知识分子中也是看法不一致的，有人欣喜欢呼，也有人徘徊疑虑。李景端在戈老的帮助下，还聘请一批著名外国文学翻译家担任编委，帮《译林》出点子。其中有钱钟书、杨绛夫妇和杨周翰、周煦良等人，都是他费尽周折，再三“蘑菇”，好不容易才请来的。这些学者专家以后都真诚地关心与支持《译林》，在李景端的《如沐清风》一书中就刊有数十封他与钱钟书、杨绛夫妇及萧乾、黄宗英等人的通信，可以见证他们与《译林》的亲密友情。

当时，北京已有《世界文学》，上海也有《外国文艺》，《译林》在外国文学界将如何定位？他们经过一番征询调查，为了有别上述两本刊物，《译林》决定以“打开窗口，了解世界”为宗旨，以介绍外国当代文学、特别是健康的通俗文学为重点。1978年夏天，全国影院正放映英国侦探影片《尼罗河上的惨案》，受到广大观众们欢迎。李景端灵机一动，若把该片小说原著译出，就能使观众们更进一步了解影片疏漏的许多细节。于是，他很快约请了上海外语学院的3位英语教师翻译，赶在《译林》创刊号上全文登载。1979年11月，《译林》第一期推出了，首先以本刊编辑部发表文章《打开“窗户”，了解世界》，明确指出：“创办《译林》外国文学丛刊，就是为读者多开辟一个了解和研究世界的‘窗口’。”同期发表了著名学者范存忠、陈嘉、袁可嘉等人的文章，尤其在这期登载了《尼罗河上的惨案》的全文后，使得长期受到文化专制禁锢、多年未读西方当代小说的广大读者们引起不小震动，初版20万册，很快售完，立即又加印了20万册。据邮局的人说，南京邮局每天外地邮购的汇款单要用大邮袋装，汇款员们因工作量顿时增加好几倍而叫苦不迭。甚至，还出现一个有趣的小插曲，《译林》的原定价1元2角，而黑市小贩卖一本则要2元，还外加两张香烟票。这说明广大读者是渴望了解外部世界的，是欢迎《译林》的。《译林》第一期出刊后，就收到了读者来信1万封。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昌同志还在一次大会上推荐了《译林》刊载的作品，此外广东省徐闻县勇士农场林伟等6名青年，及黑龙江涤纶厂与贵州凯山467信箱的一部分青年，还自动组织了读评《译林》的活动。

读者们的反映如此强烈，使《译林》编辑部的人们既感到欣喜，也感到意外。但是，更出乎意料之外的是接踵而来了一场风波。

一封告状信引起的风波

1980年4月中旬，主持《译林》编辑部工作的李景端听说，北京有某位领导人的讲话传单，上面点了《译林》的名。那时有不少小道消息，多是通过这种油印传单先传出来的。李景端打电话向消息比较灵通的《钟山》一位编辑打听，那位编辑说是有这回事儿，是中央负责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人胡乔木在一次讲话中点了《译林》的名，说是“现在有些杂志只顾赚钱，南京《译林》就是这样的杂志”等等。这使编辑部的人们有些不安，他们怎么也猜不到，一本刚出刊的《译林》，究竟犯了什么错误，竟会惊动了这么高的领导人？

直到4月下旬，才进一步明了情况。原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所长冯至先生，在1980年4月7日给胡乔木同志写了一封长信，对江苏的《译林》刊登了《尼罗河上的惨案》和浙江出版了《飘》表示不满，信中说：

“目前有关翻译出版外国文学作品的某些情况，觉得与左联革命传统距离太远了。近年来有个别出版社有片面追求利润的倾向，当前我国印刷和纸张都很紧张，他们却翻译出版了些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作品。如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文学丛刊’《译林》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用将及全刊一半的篇幅登载了英国侦探小说女作家克里斯蒂的《尼罗河上的惨案》，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同一作家的《东方快车上的谋杀案》，这些书刊被一部分读者争相购阅，广为‘流传’，印数达到数十万册以上。

侦探小说也有优秀的、启人深思的作品，但是大多数都没有什么教育意义，有时还能造成坏的影响，根本谈不上对于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学、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有任何好处。

克里斯蒂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已开始写作，三十年代已大量生产，我见闻有限，过去却很少听人提到过她，为什么现在忽然这样‘时兴’？从这点看来，我们读书界的思想境界和趣味，真使人有‘倒退’之感。

我国自从‘五四’以来，翻译介绍外国文学，对于新文学的建设和革命事业是起过积极作用的。回想三十年代，我国进步的出版界，出了许多进步书刊，为革命事业做出不能磨灭的贡献。现在为什么有的出版社置自己的责任于不顾，出那些‘惨案’、‘谋杀案’之类的书籍而沾沾自喜？自‘五四’以来，我国的出版界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堕落过。

去年八月，美国文学研究会在山东烟台开会，江苏人民出版社在会上散发了三种他们新出版的美国小说（按：指《钱商》、《珍妮的肖像》、《医生》）。一位美国专家说，这样的小说，在美国都是供人在旅途上消遣，看完就抛掉的书。据我所知，就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比较正派的出版社和书店，也很少出版出售红红绿绿只供人旅途上消遣的书籍，想不到我们社会主义的中国，在党的领导下的出版社，却有人对那样的书趋之若骛，这真有失我国文化界的体面。还听说，浙江人民出版社把解放前傅东华翻译的《飘》印了几十万册，大为倾销。既不问《飘》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也不问翻译质量如何，这种行动，除去为了赚钱以外，我得不到任何别的解释，可是‘社会主义’不知随风‘飘’到哪里去了。

当前出版界和读书界之所以有这样混乱现象，可以说是对十多年极‘左’路线广设禁区的一种惩罚。希望出版界多出些好书，不要趋‘时’媚‘世’，多想一想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版者应负的责任，把不良的风气扭转过来。

以上只是个人的感想，可能很不恰当，但我感到有向你陈述的必要，请你指教。”

冯至先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著名诗人，也是享有盛誉的学者。他当时还担任学部委员，出版过《杜甫传》和《歌德论述》等多种著作。但今天看来，他的这封长信显然带着那个时代的痕迹，有些观点看法是有着局限性和偏见的。这是由于一些老知识分子受到长期以来文化禁锢政策的影响，被那些教条主义的僵化观念所束缚，对改革开放初期的纷繁文学现象存有某种疑虑。其实，这正充分说明了人们的思想解放确实是一个逐步渐进的过程，也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胡乔木同志收到冯至先生这封信后，很快加批语转发给中共江苏省委和浙江省委研究处理。以后，李景端心有余悸地说，此事倘若发生在文革期间或在这之前，像这样一种由中央负责同志批转给省委“研究处理”的文件，少不了要当成一桩“案子”对待，甚至会将刊物停刊整顿，主持工作的李景端也难免隔离审查。幸好，此事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内民主空气浓厚起来，因此，江苏省委对此事处理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当时的省委负责人在来信上做了大意如下的批示：……《译林》还是应该办下去，但选稿应当坚持党的文艺方针，要办得更好，要认真做到为社会主义四化服务，这方面建议认真总结改进。还应开展文艺评论工作。接着，江苏省委政策研究室在《调查与研究》上转发了胡乔木同志批转冯至先生的长信，并加了语气缓和的按语，认为“对一些可资借鉴而内容不怎样健康的作品，可内部发行，主要供文艺工作者参考，而对于广大群众，则应当努力提供有益于心身的精神食粮。”并对《译林》提出期望，希望能够通过这封信，总结自己的工作，进一步把刊物办好。

在接到了省委转下来的上述文件后，江苏省出版局党组也进行了多次讨论。时任局长和党组书记的高斯同志态度鲜明，他认为在电影公开放映《尼罗河上的惨案》之后，《译林》将其原著加以翻译出版，更有助于使读者全面地认识这部作品，这不是什么错误。如果要算是“大错误”的话，我作为局党组书记，当然应负其责，撤职、党纪处分我都接受，但是，我还是要提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局党组经过一番严肃认真的讨论，尽管个别同志也有不同意见，但最终大家还是赞同高斯局长的观点，强调对《译林》应该实事求是，不要轻率地采取组织处理措施。随即江苏省出版局党组责成《译林》编辑部对照党的文艺方针，认真全面进行自查，并向省委写出自查报告。

《译林》编辑部在自查报告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认为《译林》的办刊编辑方针还是正确的，得到广大读者和翻译工作者赞同和支持。《尼罗河上的惨案》既不诲淫，也不诲盗，《译林》登它没有错。唯一缺点是，在当时纸张紧张的情况下，印数多一些。对于冯至先生在信中批评的“三种美国小说”，《钱商》、《医生》和《珍妮的肖像》，也都是比较健康的文学作品。外国著名作家及国内外国文学专家其中一部分人认为，那些叙述故事情节为主的畅销小说、推理小说、科幻小说，甚至民间神话，都是属于通俗文学，不值得加以介绍。但也有很多人，包括一些著名翻译家则认为，“通俗文学”是文学中的一种体裁，也是外国现实社会的某种反映，具有题材广泛，情节生动，通俗易懂等特点，能够吸引更多的读者，因此，有选择地介绍一些外国比较好的“通俗文学”作品，也是符合党的“双百方针”的。对外国“通俗文学”有不同看法，是一个有待探讨的学术问题，可以展开讨论，但以此就说《译林》“追求利润”，“倒退”，“堕落”，“有失体面”，“趋时媚世”，甚至把外国人抛掉的东西也捡来翻译等等，这些指责是不是之词，他们难以接受。

这份自查报告上报以后，《译林》编辑部仍然处于等待处理的状态，虽然编辑工作未受到很大影响，也颇有些忐忑不安。如高斯同志所说，“在内部，有关人员遭到不同意见者的追究；在外部，则传闻很多，指责纷来，甚至外省市有人散布江苏《译林》犯了路线性错误的说法。内外交迫，压力很大。幸好，《译林》的创办是取得省委负责人同意的，这是一个‘底’；李景端等办刊同志工作认真，殚精竭虑，保证了刊物的品位与质量，有刊为证，又是一个‘底’；这时候，敢说真话、直话的人更多了，尤其是许多德高望重的翻译家对这场风波做了公正的评判，给《译林》以有力的支持，发表了要全面看待外国通俗文学的正确意见，也是一个‘底’。”他们心中有“底”，决定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来反映真情，同时也向左右上下做好解释及化解工作，以期使刚创刊的《译林》渡过难关。

中宣部做出了结论

冯至先生写信的一月之后，1980年5月上旬，中国作协在北京召开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译林》作为刚创刊的新刊物，也被指名邀请参加。江苏省出版局决定派副局长陈立人和《译林》编辑部副主任李景端出席这个会议。他俩报到后领取文件，发现每人文件袋里都有一份冯至先生所写的长信，听说会议日程中还准备安排他在大会上发言。他俩都预感到了《译林》仿佛成了会议中的热门话题，颇有“备受关注”的某种压力。但是，经过认真的自查，他们又确信自己没有什么问题。有了这样的“底”，陈立人与李景端商量好，头两天他俩注意倾听与会者们的意见，态度冷静谦虚，只听不说。到该说的时候，也要理直气壮地表明他们的观点。

会议中，外国文学研究所的一位代表，先在分组中做了发言，他也认为当时全国各刊物和出版社，介绍外国通俗文学尤其是侦探小说太多了，已形成一种倾向。他还认为群众并不懂得艺术，年轻人欣赏能力低，前一阵报刊上宣传“文艺的最后评定者是群众”，这个提法不妥。但是，与会的许多文艺界人士在发言中，并不同意冯至先生长信中对外国文学出版工作的看法，也不赞成介绍侦探小说太多“已形成一种倾向”的估计。著名学者作家冯亦代、陈登科、于浩成、黄伟经等，更直率地针对那封信的观点发表自己的见解。时任《读书》副主编的冯亦代说，他是研究英美文学的，去年他参加过烟台召开的美国文学研究会议，也看到江苏出版社送请代表们提意见的3本美国小说，这些书的作者是严肃的，书的内容也反映了当前美国社会现实。这几本书都是我国著名翻译家推荐的，译文质量也是好的，把它们介绍过来是好事，为什么要借一个美国人的话，来指责这些书是“红红绿绿”的、“随手抛掉”呢？他还说，《读书》杂志下一期就要登一篇怎样看待外国侦探小说的文章，大家争鸣嘛。在会上，还有人半开玩笑地说，浙江出了一本《飘》，难道就能把社会主义“飘”掉吗？

在活跃与民主的会议气氛感染下，李景端也做了一个坦诚的发言，认为估量当前外国文学翻译出版工作的形势要实事求是，不能因为出了一两本有争议的书，就认为出现了什么倾向，更不能因此把出版界、读书界都说成是“倒退”。有人对外国通俗文学、侦探小说有不同看法，这是学术问题，应当提倡争鸣和讨论，不要简单地下个“堕落”的断语。此外，他还说，“左联”时期的革命精神要发扬，但时代已经变化了，今天介绍外国文学的视野，应当比50年前更有发展，这正是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需要。李景端还在会议上澄清了《译林》是否惟利是图的问题，并介绍了编辑部自查的结果。

参加会议的新华社记者听了李景端的发言后，认为这方面实际情况与冯至先生长信中反映的不一样，觉得有必要让更多的领导同志了解。于是，散会后记者又约李景端专访，并连夜编发了一篇专稿，刊登于新华社1980年5月8日的《国内动态》上。这篇专稿的题目是《江苏省〈译林〉编辑部副主任李景端谈当前出版外国文学作品的状况和意见》，文中介绍了李景端在会议上发言的那些观点，首先他认为当时外国文学作品出版得不是太滥，而是远远还不够，已经介绍的不过是“九牛一毛”；其次，他解释了出版那些外国文学作品和创办《译林》并不是单纯为了赚钱；紧接着，他对发扬文艺民主，繁荣艺术和学术，鲜明提出自己的看法：“文艺现象十分复杂，尤其是外国文学更加复杂，经过‘四人帮’的长期的禁锢，可以说我们所知还有限。因此，更有必要允许不同意见、不同做法的交流和讨论，实事求是地来提高大家的鉴别能力和欣赏水平。即使社会上出现了一些不该提倡的现象，光靠‘堵’恐怕不是唯一的办法，更重要的是引导，要用更好的东西去代替它，战胜它。”他还充满感慨地说，“我们很赞成耀邦同志讲的，对文艺问题不能性急，要慢慢来。要允许不同的实践，实际上，有些问题只要领导在一定范围打个招呼，点一点，下面就会注意的，最好不要轻易用行政命令的办法来处理。”

会议上多数人发言所形成的基本共识，会议主持者也感受到了，后来通知，原定冯至先生的大会发言不讲了。那位来自外国文学研究所的代表，也主动地找陈立人和李景端诚恳交换意见，说他们在北京呆久了，对下面的实际情况不够了解。那封信只是冯至先生的个人意见，他年纪大了，难免有片面性等等。这时，陈立人和李景端已经隐约感觉到，会议刚开始他们所面对的压力有所减轻，领导人的看法也在发生改变。到了5月9日下午大会闭幕，时任中宣部部长王任重同志做了大会总结报告，他在讲到不能认为党委领导同志过问文艺界的问题就说是粗暴干涉时，特别举出了《译林》做例子。他讲了冯至先生给胡乔木同志写信，后来批转给了江苏省委，以及江苏省委非常慎重予以处理的经过情况后，特别指出：“这些信和江苏省委转发时的按语，我和耀邦同志都看了。耀邦同志要我说一下，这件事就这样处理，就到此结束。同志们，这样的态度，这样的处理方法，对不对呢？《尼罗河上的惨案》印得多了一点，这一件事，要追究责任？要进一步处分？不会嘛！及时指出工作中的某些缺点，是为了引起同志们的注意，以便今后改进工作，这叫做打棍子吗？不能叫打棍子。至于冯至同志的信，这位老同志七十多岁了，他的用心是好的，是为了文艺事业搞得更好，信中有些话可能说得过于尖锐一点，个别论断不够适当，但出发点是好的。我们认为，江苏省委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是妥当的。”

至此，关于《译林》创刊号所登载的《尼罗河上的惨案》而引发的告状信风波，算是画上了句号。李景端后来回忆此事说，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耀邦同志，中宣部，江苏省委对这一次风波采取了实事求是和关心爱护的态度，对学术问题切实坚持了“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揪辫子”的三不政策，既允许冯至先生有批评权，也允许我们《译林》有辩护权，还允许其他人有反批评权；而且把对学术的不同看法，与对刊物和人的处理严格区分。这样，才使新创刊的《译林》被保护下来，在文艺界的知名度还大大提高了。这样的处理方法，不仅未使《译林》与冯至先生之间产生了严重的隔阂与矛盾，还促使了他们互相间的谅解和团结。会议结束当天，冯至先生特意派车接陈立人和李景端去他家做客，时任上海译文出版社副总编、《外国文艺》主编汤永宽也随车同往。进门寒暄之后，冯至先生首先对陈立人与李景端说，“由于我的那封信，给你们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对此向你们表示歉意。信里有些地方是有片面性，有些提法不太妥当。”见这位享有盛誉的文学界老前辈开门见山即做自我批评，不禁引起了大家对他的敬意。陈立人说，有些情况由于不沟通，难免有些误会，不过这次中央、省委处理这件事的方法非常好，这对我们今后的工作也是一种促进。李景端向来直爽，有话在心里憋不住，他还是用较委婉的口气对冯至先生说：“您是外国文学研究界的老前辈，如果您对《译林》有什么意见，写信批评我们，甚至把我们叫来，当面训斥一顿，我们都会诚心接受。只是用向中央负责同志写信，并批转省委处理这种方式，似乎太严重了一点。以后我会按期把《译林》寄给您，您有什么意见，只管直接向我们提。”这样一聊开了，谈话的气氛更加融洽亲切了。冯至先生还向在座人们提出很好的建议，希望北京、上海、南京三家外国文学刊物更好地分工：《世界文学》主要介绍名家名作，《外国文艺》主要介绍外国流派，《译林》可以多介绍一些有社会意义的外国通俗文学；他还主张，适当时候可以在江苏召开一次外国通俗文学讨论会。以后，《译林》与冯至先生也建立起日益增强的友好关系。冯至先生家的地址变更，他主动给李景端去信，要求按新的地址仍然给他寄赠《译林》。冯至先生1987年亲自主编一套“德语文学丛书”，指名要李景端牵头负责与其它几家出版社合作出版事宜。当这套丛书的第一本书由译林出版社率先出版后，他非常高兴，特地写了一篇书评文章，发表在《译林》杂志。接着，又将冯至先生撰写的这套从书总序也发表在《译林》上。冯至先生逝世后，听说他女儿打算出版冯至先生的文集，李景端当即表示，译林出版社决定接受出版。后来因为冯至先生是河北人，遂由河北教育出版社来出版。

1981年5月1日至4日在扬州召开了《译林》的首次扩大的编委会，大约有著名作家和学者40余人参加。著名翻译家王佐良和戈宝权寄去了书面发言。钱钟书、杨绛夫妇也特地向会议写来一封见解精辟、饱含深情的贺信，信中说：“《译林》这一年来不断改进，在我们接触的青年人里，有很好的‘口碑’。”与会的著名专家学者也纷纷赞扬《译林》这一年的成就，实现了“打开窗户，了解世界”的办刊宗旨，他们祝愿这个刊物办得更有特色。

回顾与思考

《译林》杂志渡过了这一场难关后，在广大读者和翻译界的影响日益扩大，发行量一直居同类刊物的首位。但是，它在发展过程中仍然不免历经坎坷。1983年，在宣传舆论中提出在文艺战线要“清除精神污染”的口号。但是，就像以往多次发生过的那样，总有某些领导人喜欢接过这些堂而皇之的口号，来诠释其属于教条主义的僵化观念。因此，《译林》又得经受种种压力了。那些看《译林》不顺眼的人，又把它划入“精神污染源”，进行横加挑剔与肆意指责了。李景端回忆道，当时曾在西安召开的一次外国文学会议上，有人指名批评《译林》是主要传播西方商业化的小说，发行量又那么大，对读者是很大的精神污染。还有人在那时组织了省研究机构的几个人，对《译林》创刊以来的各期，逐篇逐句进行审查。也许未查出问题，最后不了了之。可是，有人却向他们打招呼说：“《我的茉莉花》那篇日本短篇小说，讲了妓女的身世，最好不登或者删掉。”甚至连一篇作品提到妓女的身世都看成是精神污染，也真是“左”的可以了。可能当今年轻人很难理解这一段历史。《译林》因此而无缘无故受到排挤和冷遇，他们曾在当时与翻译界的一个组织提议联合举办几项活动，却都遭到了谢绝。事隔多年后才得知，这个组织一位负责人，曾经指示不要同《译林》合办活动，要同《译林》保持距离。

在上世纪80年代初，也就是改革开放伊始，大家对外国通俗文学的不同看法，既是学术问题之争，其实也有一个对改革开放的态度问题，也就是要不要“打开窗户，了解世界”，要不要打破教条主义僵化的封闭观念，要不要解放思想的问题，这才是争论的实质。当时，负责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胡乔木同志是存有保守偏见的，从最初对“《译林》事件”发生后的态度，以至于后来对外国文学界及整个文艺界的干预，他都起到了某种消极、负面的作用。2005年，我曾拜访过著名翻译家傅惟慈先生，他说在80年代初曾经为某出版社编选一套外国现代惊险小说，第一卷已经打出了校样，但也是在那种社会气氛的影响下，加上出版社又更换一位思想比较僵化的领导，斥此书为“不良倾向”，竟然与他毁了约。傅先生不忿，找到另一家出版社又签订合同，同时还给周扬同志写了一封信，此事才得到完满解决。由这些事情即可看出，在改革开放初期，要想真正打开窗户有多么不易！

我还记得，也是上世纪80年代初，文艺界思想活跃，作家们开始注目欧美的现代派文学，彼此的一些通信还发表在报刊上。这些作家认为，应该借鉴现代派文学的某些技巧，吸收精华，扬弃糟粕，丰富自己。但是，也有些理论家秉承那位意识形态大总管的意思，对现代派文学横加批判，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思想腐朽没落的表现，是以形形色色个人主义世界观来歪曲现实，是精神污染，要警惕对其盲目吹捧，注意批判抵制云云。有一次，我与先父施咸荣闲谈，问他对这场争论持怎样看法？父亲对我说，这些思想明显都是从胡乔木那里来的。所以，这不是一场学术争论，而是又一场大批判。你发现没有？讨论的是外国文学研究的问题，却很少有外国文学的专家参加。现在批判现代派的那些理论全是苏联文学界教条主义的老一套。50年代时，苏联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日丹诺夫就说过，西方现代派文学是资产阶级的一堆破烂，采取的态度是一概打杀。父亲生气地说，这种粗暴态度哪里是文学批评，简直是村妇骂街。现在实际上又恢复教条主义的那一套，根本不是学术讨论。他一直认为，西方现代派文学是一种错综复杂的文艺现象。对意识流、黑色幽默、荒诞派等，许多学者将它们视为文学流派，而他却认为只是一种写作技巧，它们在思想上既有左翼的，也有右翼的。有些人忘记了，苏联十月革命后的“拉普派”，其中很多左翼作家就信奉现代派，例如布洛克的长诗《十二个》，就是采用象征派手法；还有被公认是无产阶级诗人的马雅可夫斯基，其作品是采用未来派手法；那些现象又如何解释呢？总之，对西方现代派文学应该具体作品具体分析。我问他，这些观点挺新鲜也挺深刻呀，为什么不写成文章发表呢？父亲摇头苦笑说，写文章势必卷入那场争论，人家现在是搞大批判，我何必去纠缠不清呢！我倒不如脚踏实地多翻译些作品。当时他告诉我，他正准备将《麦田里的守望者》的黄皮书译本修改出版。此书先在漓江出版社印行，以后又转到了译林出版社，如今已印近百万册了。

抚今追昔，回忆起外国文学出版的那些曲折经历，实际上也是人们思想解放充满了反复却又逐步渐进的历程。可以说没有开放，也就没有改革。而没有思想解放，要打开窗户也是不可能的。从《尼罗河上的惨案》引发的波折，再看以后的那些艰难坎坷，从这些事物的对比中，也照射出我国改革开放前进的历史步伐。

（责任编辑 赵友慈）

2008年第6期 集体世袭与“权力场”　作者：杨继绳

当今，那些父兄是高官的人，进入官场，就会飞黄腾达；进入商场，就会财源涌进。政府机关，外国公司，大型的国有和私有企业，也争先恐后地吸收高干子弟，并给予高位高薪。有人说，当今，高干子弟是集体世袭。

平心而论，“集体世袭”的说法有点以偏概全。高干子弟千差万别、良莠不齐，有依赖父兄权力的纨绔子弟，有出类拔萃的优秀人才。就是已进入高位的，也不全是靠父兄权力的荫护。高干子弟向上流动的机会超过平民子弟，也是任何社会难以避免的现象。不过，在民主国家，家庭背景只给他一个起点，他的上升是依法的，是按程序的。小布什能当总统，与他的家庭背景不能没有关系，但显然不是出于“让我们的子女接班，不会挖祖坟”的意愿。他是按程序选举上来的，不是老布什或老布什的朋友提拔的。

领导干部不可能不让自己的子弟当官、经商。高干子弟也是独立的公民，他也有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当官、经商，是不是借助了父兄掌握的公共权力。不能限制高干子弟进入市场和官场，但必须限制公共权力进入市场。一旦公共权力进入了市场，借助权力升官发财就不可避免，高干子弟就有近水楼台之便利。

在公共权力不受制约的条件下搞市场经济，权力就会进入市场交换领域。两千多年的专制社会，在中国形成了权力至上的传统。在权力崇拜的社会，权力一旦进入市场，就会成为极其昂贵的商品。我是主张搞市场经济的，但我反对公共权力进入市场。在中国将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目标的时候，我发表了一篇评论：《权力不能进入市场》（载《经济参考报》1993年2月11日），我写道：

搞市场经济并不是什么都能进入市场的。权力就绝对不能进入交换领域。我这里说的是公共权力。公共权力应当在更高的层次上体现大多数人的利益，它应当公正地对各种利益个体进行管理，监督，协调，不能参与到利益个体之中。权力一旦进入了市场，它就失去了公正，也就失去了管理社会的合法性，社会就会出现极大的混乱。设想一下，如果球场上的裁判员一边吹着口哨一边踢球，球场会乱成个什么样子？权力进入市场以后，权钱交换，权权交换，权色交换，必定腐败丛生，民怨沸腾，这还能搞什么市场经济？

很不幸，我国现实的发展和我的期待不一样，进入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权力真的进入了市场。经济市场化了，公共权力的运作方式还基本保持计划经济时的状态。权力高度集中，政企不分，大量的经济活动需要官员们审批。办公司，申请营业执照得审批；向银行贷款要审批；进口商品要审批；地皮需要审批。审批的权力掌握在官员手中。对经营者来说，需要审批的是发财机会。得到了批文就得到了财富。所以，手中有审批权的官员如果没有高尚的情操和坚强的意志，就无法抗拒“糖衣炮弹”的进攻。何况，我们的审批有相当大的随意性，他可以批给这个人，也可以批给另一个人。这样，没有认真改革的政治权力，在市场上可以兑换成大量的黄金白银。市场化的过程是利用政治权力聚敛财富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在这种情况下，与高官有关系的人，是接近审批权的通道，他们就成了一种极为宝贵重要资源。有了他们的帮助，就有了贷款，就有了订单，就有了地皮。高干子弟最接近权力。高干子弟亲自出马经商，很快就成亿万富翁。商人们有高干子弟参加他们的商业活动，也会日进斗金。经济权力部门在权钱交易中获得了实惠，党政权力部门也不能“守着大饼挨饿”，官员任免权也随之进入了市场，成为高度垄断性的“商品”，卖官鬻爵频频发生。高干子弟不需要花钱买官，人家会送给他官帽子。今天我送给他官帽子，明天他父兄会给我更大的官帽子。给高干子弟送官帽子是风险最小，收益最大的买卖。

因此，只要权力参与市场交易，只要干部选拔缺乏民主制度，高干子弟即使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也会有人千方百计地找上门来。于是，高干子弟依靠权力升官发财就有了一种利益机制：公共权力参与市场交易——要升官发财必须亲近权力——拉拢高干子弟，让高干子弟升官发财——让高干子弟升官发财者，自己升更大的官发更大的财。20多年前，身居高位的一位老人曾经有过“让我们自己的子女接班，不会挖祖坟”的说法，这一说法对世袭当然会起作用。但是，如果仅有这句话，没有利益机制作为动力，世袭现象不会普遍、持久。有了这种动力机制，不仅是高干子弟，连高干的跟班、司机、情人，也有了升官发财的机会。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社会出现了不公平问题。社会不公平的主要表现是，对改革成本的承担和对改革的收益分享不对称。获益最大的是各级掌权者及其亲属和朋友，收益较小的是工人和农民和中下层职员。而对改革的成本的付出，工农和中下层职员比官员大得多。产生不公平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市场交易不公平。交易不公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权力参与交易。我曾提出过“权力场”的概念。像“物理场”一样，“权力场”也是一个能量场。在这个“场”的每一点的能量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生活在“权力场”的某个位置。中国的改革还没有破除计划经济时代的“权力场”。在原有的“权力场”的基础上建立了经济市场。这样，处在“权力场”高能位置的人与低能位置的人进行交易，必然是前者胜，后者败。不公平的交易就是这样发生的。一个有趣的例子，有一项技术成果多年无人问津，某公司得到这个技术之后，声称这是某公子的专利技术，结果订单如潮。为什么能产生这样的效果？因为这家公司把这一商品从“权力场”的低能位置移到了高能位置。与这商品搭上关系的买主，就有可能和某公子搭上关系，就有可能接近公共权力的高端。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批评“红顶商人”（《市场经济不需要“红顶商人”》，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7年第2期）。我说的“红顶商人”是指用行政权力发财的商人。他们有的没有“红顶”，而是与“红顶”有亲密关系。“红顶商人”是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不完善的市场交媾的怪胎，是权力和金钱的私生子。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要防止“红顶商人”破坏市场经济，必须改革上层建筑，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即尽快建立民主政治体制。没有民主政治的市场经济会发展成为“权力市场经济”。

1998年，印尼苏哈托下台，当时的报道说，苏哈托家族在全国1247家公司中拥有重大股权，这些公司分属20个财团。苏哈托的三子三女、女婿、儿媳、孙子、异母弟弟及其它亲属都各有财团，业务遍布全国，涉及公用事业、金融、地产、通讯、交通运输、石油化工、建筑、传媒、超级市场，等等。苏哈托家族在许多外国公司中也拥有股权。苏哈托家族带头，印尼“廉洁官员凤毛麟角，要找一个手脚干净的官员难似大海捞针。”苏哈托政府自身不干净，怎么能站出来清除腐败？退一步讲，即使印尼中央有廉洁的人站出来反腐，下面谁来执行？法不责众，腐败就成了常态。这些腐败官商们还是国家商业活动的主体，打击他们，商业活动就要停顿，经济就要遭受损失，没有人敢下这样的决心。想清除腐败，还要涉及到很多外国投资公司。在苏哈托家族聚敛财富的过程中，外资公司起了不少作用。苏哈托家族在这些外资公司中拥有大量股权。没收苏哈托家族财产，就要影响这些外国公司的利益，外资就可能退出。苏哈托家族的公司有一些是上市公司。如果将这些上市公司清盘，就要涉及一大批小股民的利益。这也为反腐败增加了难度。

我借苏哈托下台的机会，发表了一篇题为《权力市场经济的教训》的文章（载《方法》1998年第8期）。我写道：

苏哈托家族聚敛财富的手段主要不是贪污，而是利用权力经商。他们的公司可以享受种种优惠政策，可以取得政府合同，可以取得某些紧俏商品的进口权。印尼经济市场化了，但政治并没有民主化。苏哈托搞的还是铁血政治。在这种情况下的市场经济只能是扭曲的市场经济，即权力市场经济。权力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权力进入市场，权力可以转换成金钱，金钱可以买到权力。权力大的人不仅自己很容易成大富翁，他的亲属也可以分享权力之惠。

还应当说，苏哈托执政时期，印尼经济发展还是比较快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66年的70美元增加到1996年的1160美元。谁是经济发展的最大受惠者？是各级大大小小的掌权者，其中以苏哈托家族为最。随着经济的发展，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矛盾也越来越尖锐。老百姓生活比原来是提高了，但不满情绪也增加了。亚洲金融危机引起社会矛盾总爆发，老百姓的怒火烧毁了苏哈托的王冠，也烧毁了他的金权王国的漂亮外部装饰，把一切丑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印尼表面上是法治的。苏哈托下台的权力过渡，虽然是在群众风暴中进行的，权力交接却还按照法律程序。但是，印尼民主化程度低。权力不受制衡。看来，没有民主的法制只不过是掌权者的程序游戏。民主和法治，二者不可分，在某种意义来说，只有有了民主，才有真正的法治。

时间又过去了10年，被腐败官司缠绕的苏哈托逝世。只要靠他升官发财的人还有势力，他的官司肯定是打不清的，为他举行国葬也不会出人意料。此时中国改革进入了第30个年头。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国民经济的蛋糕已经做大。与此同时，一方面市场化加速，一方面原有的权力体系没有大的改革，甚至更加强化。在权力政治加市场经济的格局下，权力和金钱往往私下结盟，权贵资本急剧膨胀。结果，改革中造就的既得利益群体形成了强势，强势群体不仅占有了蛋糕中最甜美的部分，还吞噬了改革前劳动者创造的、以国有名义存在的大量财富。他们还企图利用这种强势左右改革的政策，企图在改革中得到更多的利益。“改革目标部门化，部门利益政策化”，就是既得利益者们扭曲改革的一种形式。党和政府一些有损既得利益者的改革，出台都是困难的；而有利于既得利益者的改革，出台就相当快。以公车改革难为例。上世纪90年代后期有一个统计数字：当时有350万辆公务用车，每年耗费3000亿人民币，这些公车消耗高于当时国家财政对国防、科研、农业、公共卫生、教育等方面的投入。而这些公务轿车只有1／3用于公务，1／3被官员家庭私用，1／3被司机私用。所以，党和政府1996年就提出了公车改革的问题。1998年国家正式启动公车改革。但是，公车改革喊了十年，试验了近十年，没有进展，到新世纪，公车继续大量增加，2005年我国公车轿车保有量超过了500多万辆，每年为此消耗6000多亿元。而据国家统计局数字，2005年“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为6104亿元，“社会保障补助支出”为716亿元，国防费用为1817亿元。为什么政府推动的公车改革这么难？主要是触动了乘车官员的利益。公车改不动是因为“公权”没有改革。住房改革又是一例。住房商品化是中国住房改革的目标。1996年政府硬性规定，到1998年7月1日止，停止福利性分房。但是，到了截止日期，不少单位还没有吃完“最后的晚餐”，新世纪过去了几年，福利性分房还在进行。1998年以后，按每平米1480元出售给个人（北京价格，当时市场价格平均6000元左右）。2007年，北京市盖了一批档次很高的住宅，市场价格在15000元左右，却以“经济适用房”的名义，以4000元的低价卖给中直机关的高级干部。“经济适用房”本来是照顾穷人的，买“经济适用房”必须对其家庭收入经过严格的审查。人们无奈地说，说房改是“吃不完的最后晚餐”。

邓小平以后，强人政治转化为常人政治。进入中国高层领导的是普通人。他们能走上高层是因为机遇、性格、能力和人品。常人政治的一个特点是，他不能按照自己的既定的理念行事，只能按照社会现实需要行事；他不能凭借自有的政治强力来推行某些主张，他只能在各种政治力量合力的推动下作为。而在社会合力中，强势群体的力量有着更大的权重，它常常左右着社会合力的方向。如果按这个社会合力的方向走下去，社会就更加不公平，社会危机就更加深重。常人政治既不能违抗社会合力，又要防止强势群体左右中国的发展方向。这是常人政治的困境。常人政治的领导人要走出这个困境，必须建立宪政民主制度，用民主来制衡强势群体。

（责任编辑 杜 晋）

2008年第6期 能反省历史的民族才有光明的未来　作者：资中筠

有一则消息称英国电视台近日对3000名观众进行了一项关于历史名人的调查，有23%的受访者竟认为丘吉尔是虚构人物，却有58%的人认为福尔摩斯确有其人。还有其他一些历史人物如甘地等也有不少人以为是虚构的。读到这一消息当然令人惊讶。我已见到我国不止一家报刊以不同的方式刊载此事，语气调侃者有之，生发感慨者有之，上海《文汇报》刊登一篇短文提到“忘记历史就是背叛”，还举一反三联系到日本人不知道“东京审判”，我国《三国演义》掩盖了正史《三国志》等等。并提出要引起教育界的反思。

英国人不知道丘吉尔固然出人意外，只是这受调查的3000人是什么年龄段，什么文化背景，有无代表性，我们不得而知。在讥笑他人，或联系国人的古代历史知识之余，不妨反思一下我国当代人对当代史的了解或态度如何？在我脑海中立即浮现出一件近事：

就在几个月前，著名的北京师大附中（实验中学）大张旗鼓举行90周年校庆，竟然把“文革”中最初起来造反的红极一时的红卫兵头头宋彬彬作为“知名校友”奉为上宾，甚至还把当年毛泽东接见她的那张照片，与被她们残酷虐杀的卞仲耘校长的照片同时展出。为此，卞校长还健在的丈夫写了致在任校长的公开信，提出抗议。可以想见，这种抗议照例是没有下文的，而且也是无法公然见诸媒体的。此事可不同于一家电台普通的随机调查，而是北京名牌学校正式的、大张旗鼓的行动。所涉及之事的性质也不可同日语。这家中学的这场校庆组织者是无知还是有意？宋彬彬女士后来有什么杰出贡献，因何现在成为母校为之骄傲的“知名校友”，我不得而知。对国人而言，宋彬彬最“知名”的就是那张领袖接见的照片，以及钦赐名字“要武”。从此，“要文斗不要武斗”只是一句空话，全国掀起人格污辱、肉体折磨乃至武力虐杀“批斗”对象的狂潮。不但打死卞仲耘校长之事无形中得到默许，又不知多少校长、教师死于他们曾经精心教育、呵护的学生之手。当然“文革”的冤魂决不止于教育界。

尽管可以说，当时的“红卫兵”千千万，在“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鼓励下，做出丧失理性之事何止一人，这是特殊历史背景的产物，不必苛求个人责任，特别是少不更事的青少年。但是当年北京师大附中的特殊性就在于卞仲耘校长是全国第一个被本校红卫兵群殴至死的校长，那第一拨兴起的红卫兵是以“血统论”为基础的。他们之所以成为“好汉”就因为老子是“英雄”。宋彬彬本人当时是否直接参与，我本人没有考证，也无意讨论她的个人责任，应该说她本人及其同伴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受害者。但是她是该校红卫兵的领袖，当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更重要的是她在此以后得到了领袖的接见和鼓励。宋彬彬女士个人的心路历程我无从知晓。她后来放弃了“要武”之名，看来并不以此为荣。作为个人，在那以后的道路各自有所不同，但参与残害无辜的经历终归是一段耻辱，无法以后来的任何“光辉业绩”抹杀。稍有良知的人总会良心不安。至于这批人中有些后来又经过曲折的命运然后再飞黄腾达，那是高层政治斗争的结果，与千百万被剥夺健康成长的机会的同代知青属于两个世界。个人的良心道德千差万别，无法强求。这不是本文的主题，如果没有今之校庆事件，宋彬彬其人也不会进入公众视野。问题是师大附中（今之“实验中学”），几十年来总该培养出一些在各个方面有成就、对社会做出有益贡献的人才，为什么非要在此次隆重校庆中抬出这样一位“知名”校友？是趋炎附势，还是另有背景？如果此人确实在以后的年月中有正面的、特殊成就，为什么不突出那些成就而“哪壶不开提哪壶”，要高调突出其“文革”经历，展出那张象征性的照片？今天的校领导对自己校史中那鲜血淋淋的一页，对被污辱、被残害致死的卞仲耘老校长，大而至于对整个中华民族所遭受的那场浩劫是如何对待的呢？

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尽管得了诺贝尔奖，终于还是以某种形式披露了早年不光彩的历史。对他最后的坦白，公众可以有不同的反应，或谴责其隐瞒太久，或欢迎其良心未泯，或原谅其年少无知，但没有人会认为那是值得宣扬的光荣事迹。德国曾出现过祸害人类的法西斯，但是德意志民族仍是有希望的优秀民族，正因为其从上到下有自省和忏悔精神，能从灾难的废墟中获得新生。

对于毛泽东的全面历史功过可以有不同评价，恐怕要争论一百年。但是对他发动的“文革”，党中央早已做出否定的结论，其祸国殃民，特别是对青少年灵魂的摧残，现在尚健在的五十岁以上的人都有切身体会。那张著名的照片，以及“赐名”之事，正是有象征意义的见证。联系到长期以来，在不论是宣传还是教育中对“文革”的历史多所回避，而或隐或现为“文革”翻案之风却此伏彼起，最近甚至有人点名要为“四人帮”翻案，鼓吹需要再来一次“文革”。这些立论的根据一部分是谎言，掩盖或歪曲历史事实；一部分是利用当前存在的社会弊病，完全否定改革开放，因而对无知青年和普通百姓有相当的欺骗性。众所周知，昔之北京师大附中今之实验中学在北京享有特殊地位，师资、设备、生源都是一流的，一方面集中了高素质的优秀生，一方面也是权贵、富商子弟云集之处，其毕业生以后变成“知名”校友的机会也较大。正是这样一间学校，如此蔑视历史，挑战良知，不论校领导的主观意图如何，这次校庆所发生的事件客观上起了与为“文革”翻案风相配合的作用，因此不能等闲视之。如果一代高智商的青少年对于在他们父母师长辈身上所发生的历史真相都全然无知，被传授的都是谎言和颠倒的荣辱是非观，我国教育将走向何方？

最近又见消息称：教育部规定在九年义务教育的音乐课程中增加京剧以弘扬国粹，先在少数学校试点，然后准备全国铺开。而选定的15个剧目中有近一半是“文革”“样板戏”选段。姑不论强制全国青少年学京剧之不足取，这八个“样板戏”恰好是当年新老文化传统一概被铲除，文化专制导致文化荒芜的象征。对我们说来全国人民被迫学唱样板戏与语录歌的记忆犹新，那是怎样的灾难岁月？记得一位老文化人说过，他们一听样板戏就联想起“文革”中挨斗受辱，备受摧残的经历，为之不寒而栗。以此来弘扬传统文化岂不是南辕北辙？如今选剧目者在如此丰富的京剧艺术中偏偏对“样板戏”情有独钟，更加令人忧虑，不知方今掌握文化教育权力的当政者自己对中国文化有多少知识，对当代历史如何认识，让青少年接受什么样的熏陶？

小至个人，大至整个民族，只有能正视历史，有反省的勇气，才有光明的前途。因此面对这事件和这股歪风，我心有所忧，心有所危，为下一代，也为民族前途。了解历史，更应了解当代史。

与其讪笑他人癣疥之疾，不如关注自己心腹之患。（鼠年初一于芳古园陋室）

2008年第6期 继承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遗产　作者：李　忠　叶向忠　马　句　杨卫和

2008年1月11日是蔡元培先生诞辰140周年，5月4日是北京大学校庆110周年。在两个纪念日之际，我们建国前在北京大学就读的许多老校友，缅怀蔡校长对北京大学的丰功伟绩。今天，我们要把北京大学建设成为国内外一流大学，应当发扬蔡元培先生倡导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蔡元培出掌北大

1916年9月，北京黎元洪政府的教育总长范源濂给在法国考察欧洲教育的蔡元培先生发电报，请蔡先生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是前清翰林，留学欧洲，富有学术修养和民主精神，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的骨干会员，参加辛亥革命，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建立时，曾任教育总长，对旧制度教育进行过改革。蔡先生接到电报后对是否回国就任曾有两种考虑，一方面顾虑在北洋军阀统治下，改革北大困难重重；另一方面考虑，北京正需要传播民主革命思想，培养人才。在孙中山先生劝导之下，他毅然决定回国就任。1916年12月回国，1917年1月就任校长，首先对大学定性，他给大学下了定义“大学也者，研究学问之机关”；“大学生，当以研究学识为天责，不应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的阶梯”。蔡先生认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他赞成《礼记》、《中庸》说：“万物并育并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鲜明地提出了“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主张，对不同学派实行百家争鸣。北大改革千头万绪，文科改革摆在首位，文科学长长期缺人，需要一位有学识、在思想教育界有威望的人士来担任。为了聘请一位思想新颖的文科学长，他请教汤尔和先生和沈尹默教授，两人都推荐陈独秀，并以陈独秀在上海编辑出版的十本《新青年》相赠，称赞陈独秀是在“青年中最有影响的指导者”。陈独秀参加过辛亥革命、反袁世凯的“二次革命”，是一位激进的民主革命者，1915年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一年之后改为《新青年》，以民主、科学为旗帜，向传统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宣战。蔡元培认识他，很快接受了汤、沈的建议，亲自三次到前门外一家旅馆登门拜会，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同时聘请李大钊为北大图书馆长，不久又聘请了胡适、刘半农、周作人、马叙伦、陈垣、鲁迅等到北大任教，汇同原已在北大任数的钱玄同、沈尹默、王星拱等，文科教师焕然一新。在法科、理科，聘请了马寅初、陶孟和、王世杰、周鲠生、夏元栗、李四光、丁燮林、何杰、翁文颢、丁文江、朱家骅、李书华等名流，一时名师荟萃，人才济济。对校内领导体制、系科设置、课程内容各方面进行了改革，推行教授治校和教授会制度，实行思想、学术、言论、出版、结社自由，支持师生组织社团、出版刊物、探讨真理。当时建立的著名社团有哲学研究会、新闻研究会、道德会、地质研究会、少年中国学会、平民教育讲演团等。在这种教育方针指导之下，北大很快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一扫过去暮气沉沉、万马齐喑的旧局面，出现了名流云集、学派林立、人才辈出、鸢飞鱼跃，蓬蓬勃勃，生气盎然的新景象。

在蔡校长支持下，随着陈独秀来北大，《新青年》编辑部也迁到北大，它的编辑、作者群体主要出自北大师生。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在1918年创办了《每周评论》。邓中夏、许德珩、周炳霖创办《国民》。傅斯年、罗家伦创办了《新潮》。他们大力宣传新文化，使北京大学很快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新文化运动提出两大口号：民主和科学。它提倡民主，反对独裁；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提倡个性解放，反对封建礼教；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实行文学革命。胡适首先提出《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接着提出《文学革命论》，蔡元培赞成推广白话文运动，撰文称：“白话派一定占优胜”。他们推广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成为中国语文的主要表达方式，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受惠于广大人民的深远影响，对在广大人民中普及文化和新思想起到了巨大作用。

新文化运动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进行了坚定、勇猛的冲击，有力地打击和动摇了中国两千多年以来封建思想的正统地位，对广大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和青年进行了一次民主和科学的洗礼，打开了新思想、新文化的大门，形成了中国一场空前未有的思想启蒙运动，是一场空前深刻、生气勃勃的思想解放运动。

蔡元培在五四运动中

1919年5月，以北京大学师生为先锋的北京青年学生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五四爱国运动。

1919年上半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协约国召开了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在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走外国在中国的军队和巡警，归还租界，撤销中日签订的“二十一条”及换文等正义要求。这些要求在和会上都遭到拒绝。在讨论德国殖民地问题时，中国代表提出战前德国在山东攫取的各项特殊利益均应归还中国，而日本竟然提出它在大战期间强占德国在胶州湾的租界地、胶济铁路以及德国在山东的其他权益应该无条件地让给日本，英、法、美三国竟完全支持日本的无理要求，出席会议的中方代表提出抗议，而北洋军阀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竟准备在这个丧权辱国的和约上签字。

5月2日，蔡元培校长将这一消息告诉北大学生许德衍、罗家伦、段锡朋、傅斯年等。消息传来，引起各阶层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强烈愤怒。5月3日晚，北大一千多名学生和北京十几所学校的学生代表，在北大三院法科礼堂开会，商讨进行抗议的活动。当场决定联合各界一致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通电巴黎和谈代表坚持不要在和约上签字，通电各省市在5月7日举行游行示威，定于5月4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推傅斯年、许德珩等20人组织。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十三所大中专学校的学生三千多人到天安门前集会，傅斯年是游行总指挥，许德珩在大会上宣读宣言。散发了由罗家伦起草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集会群众高呼“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强烈要求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接着，游行前往东交民巷日本驻华使馆抗议，被军警阻挠，游行队伍转奔东单赵家楼胡同的曹汝霖住宅，在愤怒之下冲入曹宅，没有找到曹汝霖，痛打了正在曹家的章宗祥，火烧了曹宅。游行队伍遭受到军警镇压，北大许德珩等32位学生被捕。5月5日，北京市大中专学生25000人实行罢课。5月6日北京市中等以上学校联合会成立，要求释放被捕学生。

5月6日蔡元培校长亲自到教育部、警察所，对被捕学生保释营救。北京的爱国运动迅速得到全国各地学生的声援和社会舆论的支持。5月7日被捕学生被放，蔡元培校长率领北大教职员、学生在沙滩广场集会迎接。北洋军阀虽然释放了被捕学生，但对学生的正义要求却置之不理，而且逼迫爱护学生的北大校长蔡元培离校，下令禁止学生干预政治，扬言要严厉镇压学生的爱国行动。5月19日，北京学联发动总罢课，6月1日，北洋军阀政府连下两道命令，一是表彰被学生斥为卖国贼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另一道是取缔学生的一切爱国行动，这更加激起学生的愤怒，在北京学联领导和号召下，6月3日、4日、5日，几千名大中学生走向街头演讲抗议，有870名学生被捕。在高压之下，学生不屈服，继续坚强斗争，6月6日有多达5000人上街抗议。

北京的爱国学生运动一直受北京各大学爱国教授，特别是北大的爱国教授的支持和鼓励，陈独秀、李大钊等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同许多社团组织和进步学生密切联系，积极指导、推动运动的发展，成为五四运动的著名领袖人物。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报告称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在斗争的关键时刻，6月11日，陈独秀、高一涵到前门外新世界游艺场，向市民散发他们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声称：“中国民族乃酷爱和平之民族，今虽备受内外不可忍受之压迫，仍本斯旨于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如下：一、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二、免除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三、取消步兵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四、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五、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达此目的，倘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特此宣告，敬求内外人士谅解斯旨。”会场上立刻轰动，群情激愤。陈独秀被逮捕，监禁了三个月。

上海工人从6月5日起举行罢工，全国工人相继支持。迫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压力，特别是工人的罢工压力，北洋军阀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于6月上旬释放被捕学生，宣布罢免曹、章、陆等。在巴黎和约签字的前一天，6月27日，旅法华工、留学生、华侨数百人找到中国和谈总代表陆征祥，要求拒签和约。第二天，中国代表没有出席巴黎和约的签字仪式，爱国五四运动的要求获得了胜利。

北大成为传播马列主义和中共建立的根据地

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蔡元培先生的支持下，北大成为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

李大钊是最早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先行者，他主张向俄国十月革命学习。1918年，他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阐述了俄国十月革命与法国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本质区别，强调俄罗斯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之革命，是世界新文明的曙光。接着又发表《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赞扬十月革命是世界历史的潮流。1919年10和11月，李大钊分两期在《新青年》上刊登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在此期间，《新青年》、《每周评论》、《民国日报》、《建设》等期刊共发表了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达200多篇，其中很大部分是马克思、恩格斯论著的译文，掀起了介绍社会主义新思想的高潮。陈独秀在《新青年》第9卷第3号《社会主义批判》一文中，回答了为什么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走哪种社会主义道路。他说：“在生产方面废除了资本私有和生产过剩，在分配方面废除了剩余价值，才可以救济现代经济的危机和社会不安的状况。这就是我们所以要讲社会主义之动机”。“中国不但有讲社会主义的可能，而且有急于讲社会主义的必要”。

在北京最早建立的马克思主义学术团体是李大钊倡导的。他于1920年3月在北大建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始是秘密组织，为了扩大影响，1921年10月决定公开。经蔡元培校长批准，1921年11月17日在《北大日刊》上刊登了成立启事，发起人是北大学生邓中夏、罗章龙、高君宇、何孟雄、朱务善等19人。蔡校长批准在西斋拨给他们二间房作为活动场所，成立之日并亲自到会致词祝贺。成立后报名参加者很踊跃，1922年2月达到63人，后来发展到近200人。

毛泽东1918年从长沙到了北京，渴望在北京大学边学习，边工作。蔡元培从杨昌济、李大钊处得到信息，知道毛泽东是一位有见识、好学的青年和他的处境。毛泽东原来只想谋一个校工，蔡元培亲自安排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满足了毛泽东的愿望，不但解决了他的生活问题，还给他提供了一个结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著名教授，在北大旁听，参加北大社团活动的机会。这为他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回到湖南长沙建立新民学会，筹建共产党组织奠定了思想基础。毛泽东在回忆中对蔡元培的这一帮助终身不忘；对陈独秀、李大钊对他的影响铭记在心中。

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在上海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李大钊听到这一消息后，先派张申府，后派张国焘到上海同陈独秀商议在北京建党的问题，得到陈的同意。张国焘在上海还向蔡元培校长报告了筹备在北京建党的情况，蔡元培明确表示赞成，蔡讲：“看来，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者要有作为，就应该赶快组织起来。”张申府、张国焘在八月底回京后，将情况向李大钊汇报，三人在9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北京小组，11月改称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

上海、北京建立党组织之后，在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前，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在武汉，毛泽东、何叔衡在长沙、王烬美、邓恩铭在济南，谭平山、谭植棠在广州，都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张申府在北京入党后到巴黎，在巴黎建立旅欧支部。王效廷、黄文一在《北大校史上光辉的一页》一文中讲：“中共一大前，在8个地方建立了党组织，共有党员53人。其中6个地方党组织中的负责人都是北大的老师和校友，53名党员中有北大21人（包括当时在校入党的师生11人和在北大学习、工作过已离校的校友10人），约占党员总数的40%。参加中共一大代表12人，有北大的学生和校友4人，占1/3。加上陈独秀指派的一名代表包惠僧共13人中，有北大的学生和校友5人，占代表总数的38.5%。从这几个数字可以看出北大在建党时期的重要地位和重大作用。北大在建党过程中作出了突出贡献。”（《战斗的足迹——北大地下党有关史料简编》第632页）。

蔡元培的教育思想泽被后世

从以上对北大校史的简要回顾中可以看出，蔡元培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对北京大学的发展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他在北京大学推行的教育方针最重要的是贯彻兼容并包、思想自由。蔡元培主张大学应当是独立和自主的，应当具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而这种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需要有相应的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这是他总结了国内外大学的办学经验得出的正确结论。（见蔡元培1919年6月15日《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

1929年6月北京大学正式复校之后，蒋梦麟先生任北大校长。蒋先生继续贯彻蔡元培先生倡导的教育思想和方针，聘请李四光、江泽涵、丁文江、汤用彤、钱端升、周炳琳、马叙伦等一批著名教授，并聘请年轻教师傅斯年、许德珩、侯外庐、千家驹到北大讲课。蒋先生贯彻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实行学术民主，提倡爱国、民主、科学，亲自规定马克思的《资本论》是经济系的必修课，提倡和实行校内的思想、言论、结社、出版的自由，支持师生的爱国抗日救亡运动，使北大在1937年“七七事变”前成为全国文、理、法的著名学府和一二·九爱国民主学运动的坚强阵地，并为党和国家培养了一批杰出骨干。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京大学同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迁到长沙，后移到昆明，建立了西南联合大学。蒋梦麟先生为三个主任委员之一，同梅贻琦、张伯苓先生共同商定继续坚持蔡元培先生的办学方针，坚持学术独立、思想民主、对不同学派兼容并包，校方不干预师生的政治思想，支持师生的抗日爱国民主活动。在这一方针的贯彻下，作为大后方的最高学府，集中了全国文、理、法、工的许多著名教授，为国家培养了闻名世界和国内的著名科学家——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朱光亚等。为国家造就了一大批科技尖端人才。据1995年统计，西南联大师生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共有153人。在社会科学方面，1955年选出的54名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联大教授就有11名。西南联大发扬了五四、一二·九爱国民主学生运动的优良传统，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坚持爱国、民主、抗日，成为大后方的“民主堡垒”。冯友兰教授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赞称：“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楷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1946年6月西南联大结束，三校迁回平津复校。北京大学迁回北平复校，由胡适担任校长。当时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在美国的支持下，实行独裁、内战，叫嚣“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公然撕毁政协决议，向解放区发动全面内战。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这种倒行逆施，受到了要求独立、民主、和平的广大青年和人民的反对，为了控制北京大学师生的爱国民主活动，蒋介石派国民党青年部长陈雪屏到北京大学当训导长，在校内组建国民党区党部、三青团、进行各种阴谋活动，挑拨学生团结，阻挠学生的爱国民主活动。具有五四、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光荣传统，长期受蔡元培、蒋梦麟倡导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薰陶，富有民主、科学精神的北大师生当然不能不奋起斗争，保卫思想、学术、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保卫师生的民主权利。1946年11月一开学，许德珩教授在《社会学》开讲时，就大声疾呼：“我是蔡元培先生的学生，坚决保卫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传统。我是五四运动的参加者，我继续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内战。”五四运动的老战士、国民党著名人士钱端升、周炳琳教授多次在集会中声言：北大师生一定要高举民主科学大旗，发扬北大蔡元培先生的光荣传统，捍卫思想自由、政治民主。在广大北大师生的斗争下，胡适校长一再重申，坚持蔡元培校长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延请了不同学派的教授自由开课，保障校内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阻止军警到校内捕人。由于北大师生的坚决斗争，保卫了北大的光荣传统，不同学派的教授自由讲课，允许校外自由旁听，校园里呈现了蔡元培当校长时期的情景：进步社团纷纷建立，壁报贴满校园，课堂内外讨论、辩论，师生共同斥责内战、专制、独裁、贪污、腐化，追求民主，探讨真理的欣欣向荣的景象，使北大成为解放战争时期全国爱国民主运动的坚强阵地。1946年底，北大校园里喊出了“驻华美军滚出中国去”，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抗议美军暴行的全国大游行。1947年5月20日，北大同北平、上海、南京、天津等大城市的学生一起举行了“反内战、反饥饿”全国大游行，开辟了第二条战线，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促进了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迎接了北平的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

思想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物，有相对的独立性，有它自身的产生、发展、消亡的自然过程。世界上有180多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不同；在一个国家内、民族、地区不同，因此文化意识形态是多元的。文化、艺术、学术、不同学派，相互争论，相互渗透，正确的发展，错误的淘汰，其发展有一个复杂的扬弃过程。历史上凡是以权势压制，以行政命令禁止、打击取缔学派者，都是不成功的。这种错误作法，不利于文化、艺术、思想理论的发展。

苏俄共产党执政后，由于没有实行言论、出版的自由，以权势、行政命令禁止、取缔不同的学派，不仅障碍理论、学术的发展，而且最后落到共产党丢权，苏联解体。我们在建国的头二十多年，效法苏联共产党，同样没有实行言论、出版自由，以权势压制不同学派，以行政命令取缔了社会学、政治学，发生过胡风案、反右派、反右倾、吴晗案、文化大革命等严重错误，究其原因，都是没有正确对待意识形态问题，没有平等地按照意识形态的发展规律办事，犯了左倾的严重错误。这是沉痛的历史教训。国内外的历史实践证明，蔡元培主张对文化思想采取学术民主、百家争鸣、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是正确的。

实践证明，没有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不可能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曾经担任过多年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同志在平反之后的晚年，在20世纪80年代，总结了苏联和我们的经验教训，赞成蔡元培先生倡导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个好方针，认真执行将使我国受益无穷，不执行就会吃亏。听了李四光的地质学说，我国由无油国变成了有油国，不用马寅初对人口的意见吃了亏，都是例证。”他讲：“争取人类的自由解放，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核心价值部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其革命和建设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实现人的自由和社会及自然的和谐发展。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这是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已被界定了的。”“社会主义，是在一切社会的、科学技术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我们应该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对社会发展，对人类文明，应当继承发展。这个继承，是在兼收并容基础上批判地吸收和继承；这个发展，是在人类文明的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见陆德：《陆定一晚年的几点反思》刊登在《炎黄春秋》2007第4期）从陆定一上述讲话，可以看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不仅是繁荣文化、科学的方针，而且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方针。

温家宝总理2006年11月13日在《同文学艺术家谈心》第二部分讲：繁荣文学艺术要解放思想，贯彻双百方针。他强调双百方针是党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文艺事业发展的基本方针。贯彻这一方针，对于建设和谐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实行双百方针，“就是要保障学术自由和创作自由，鼓励解放思想、提倡兼收并蓄，尊重客观规律，为探索真理，勇于创新，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和学术土壤。他总结国内外历史经验，指出：“判断学术上是非得失和艺术的优劣高下，都不能靠行政命令，而要靠艰苦的学术探索，艺术实践和民主讨论，最终由实践、历史和人民来检验和批判。实行双百方针就是要鼓励创新。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也是社会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创新与解放思想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思想解放是因，创新是果。创新的源泉和本质是独立思维、解放思想。离开解放思想就不可能创新。倡导创新，就必须首先解放思想。人类的思想史、科技史、文化史、艺术史以至整个社会发展史早已充分证明，一切新的思想、新的理论、新的发明、新的创造，它的产生、发展和完善，都需要思想解放作为必要条件。”

2007年4月28日，北大许智宏校长在北大校友会上作了报告，介绍近几年北大的巨大发展，要开展多项工作，迎接北大建校110周年。他强调把北京大学办成世界一流大学，应当贯彻和发扬蔡元培老校长倡导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在场的三百多老校友热烈鼓掌，表示支持和赞成。我们许多北大老校友相信在蔡元培先生倡导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指导下，在广大师生努力下，北京大学一定会与时俱进，越办越好，早日把北京大学建设成为站在国内外前列的世界一流大学。（责任编辑 赵友慈）

2008年第6期 怀念爸爸李斌　作者：李　静

沧海桑田，世事如烟。我们亲爱的爸爸——李斌离开人世已经整整四十一年了。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他在一个男人一生中智慧最充沛,经验最丰富，最应该生活得自如，事业大有作为的年华,却在倏忽间成了党内斗争的牺牲品。为了不陷害同志，不制造混乱，不连累家人和对得起良心，他在混沌的1967年初春，断然以结束自己年仅51岁的生命为代价，退出了那个混沌的政治舞台。假如他还活着，如今应该是九十多岁的幸福老者，他会看到中国的发展与强盛，而这正是他作为新中国经济界第一代领导人呕心沥血，孜孜以求的目标。亲爱的爸爸，要是您活到今天，那该有多好啊。

投笔从戎的高才生

爸爸李斌原名李绶宝，安徽合肥市人。1938年2月,在燃遍全国的抗日烽火中，爸爸不顾南京金陵大学对他这名机电系高材生三番五次的挽留，毅然投笔从戎奔赴皖西，以国民党皖西地区货物检查处长身份作掩护，秘密为新四军筹集军费，机智地从过手的税款中抽取一部分送到新四军部队。被国民党察觉后，他逃脱通缉追捕，将所有在管的货款全部带回新四军江北指挥部。1939年3月爸爸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春，日军向淮南津浦路东地区大肆“扫荡”。爸爸奉新四军二师罗炳辉师长的命令赶赴被日寇四面包围的淮阴、淮安、宝应一带建立抗日政权和武装力量。如今的淮宝县就是由那时成立的抗日联防办事处而来，爸爸是办事处主任，也就是县长。淮宝县东临宝邮湖，西靠洪泽湖，南濒淮河，境内小河纵横，稻田密布，盛产稻米，是淮北“粮仓”。开辟淮宝地区就打通了华北八路军与华中新四军的汇合之路，扫清了八路军主力向苏北进军的障碍。爸爸领导群众减租减息，筹集军粮，团结争取开明的村绅乡贤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迅速发展和壮大了抗日根据地。1941年初，日军对淮北进行了连续33天的大扫荡，爸爸领导抗日武装和群众反扫荡。他有勇有谋，在分析了淮宝地区处于日伪军几部分敌人的接合部是个薄弱环节后他果断出击，率县独立团成功伏击了高良涧出动之敌，然后乘胜追击，全歼闯入岔河的日伪军，成功保卫了根据地。此时的爸爸已经从一介书生迅速成长为英姿飒爽的抗日将领。爸爸的这些故事在淮安地区党史和中共党史中都可以找得到。

由于爸爸是从南京金陵大学走出来的高才生，新四军非常缺乏这样的知识人才。虽然他所学专业是机电，却并不妨碍他为了党的需要而将金融、经济和财贸类专业从头学起，并迅速成为内行。从抗日战争开始，党就委派他做经济和财政工作，为大军筹集粮食、药品、武器和金钱。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岁月里，爸爸担任过皖东北行署粮食局局长、淮宝县县长、苏皖地区工商局局长等职务，为党和党的武装提供了尽可能好的物资保障。上了年纪的人应该还记得当时风靡中国的电影《南征北战》、《51号兵站》和《东进序曲》，里边就有爸爸和他的同志们的身影。

1946年，爸爸担任华中财经干校校长。这一年国民党撕毁国共协定，大举进攻解放区。为了保住解放区宝贵的经济人才，爸爸受命率领大批财经干部从苏北撤到山东。不料国民党又向山东解放区猖狂进攻，特别是在胶东施行了残酷的梳篦政策，以十路纵队的密集队形，由西向东扫荡。爸爸在威海和烟台之间组织船只，护送这批干部向旅顺和大连转移。这时威海已经被国民党军队四面合围，爸爸随时都可能牺牲。他临危不惧，镇定指挥，直到所有人员都撤退到了东海边的石岛，他才在敌人的四面夹击下趁夜突围与大部队汇合。

奋战在经济战线上

淮海战役打响后，爸爸受华东局委派任豫苏皖边区七专署专员，参与解放战争中规模空前巨大的后勤保障工作。他日以继夜地辛劳，组织运输队和担架队，紧紧跟随突击前进的部队，送弹药，送给养，出色完成了支前任务。1949年4月南京解放，爸爸在刘伯承任主任的南京市军管会班子里担任金融贸易部部长。他深入调查研究，多次邀请地下党的同志和工商界人士开座谈会，摸清南京工商业的情况且留意从中总结和提出一些方针政策性的意见，为接管和改造国民党政府的银行和商业机构，掌握粮食、药品、布匹棉纱等重要物资，打击投机倒把和囤积居奇，筹建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支机构等工作中殚精竭虑，废寝忘食，几次因疲劳过度昏倒在办公室里。

建国以后，爸爸历任西南财经委员会秘书长、国家计委城市建设计划局局长、国家建委副主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等建设新中国的重要职位，担负城市基本建设的重任。1953年我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开始了。城市基本建设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艰难起步。经验缺乏，装备陈旧，技术人员严重不足，建筑材料品种少产能低，现代工业基本上就是一张白纸……面对山一般重重的困难，爸爸和他的同志们一腔报国和建国的热血澎湃。在这一群年轻的领导者面前，困难反倒成了他们接受挑战的巨大动力。爸爸日以继夜地工作，一面深入实际调查，一面刻苦钻研业务。我们只记得那时的爸爸和他身边的伯伯叔叔们虽然每天都非常辛劳，却个个干劲十足，兴致盎然，就连对我们小孩子都常常谈笑风生。等长大了我们才懂得，这就叫做为理想而工作，这才是真正的身心舒畅。

那时不少基建单位对占用农田和拆迁民房毫不在乎，爸爸几次陪同邓小平同志视察西北数省时都察觉了这一情况。根据邓小平指示，从我们国家人多地少，一穷二白的实际情况出发，爸爸提出“节约用电、少拆民房，标准不要过高，定额不要太大”的建设性意见，受到中央重视并被采纳。这也许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征地和拆迁提出的战略性意见。

1958年中央机关抽调精兵强将支援地方。爸爸被调任四川省副省长、西南协作区副主任。虽然此时我们全家已在北京百万庄申区中央机关舒适的大院里安家了多年，但爸爸二话不说就带着全家去了四川。西南局成立后，爸爸任经委主任、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委员。就这样爸爸在国家的经济和金融领导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埋头苦干了30多年，要不是那场所谓的“史无前例”，爸爸一定会在这个他擅长并热爱的岗位上痛痛快快地干到再也干不动为止。对他来说那将是多么辉煌的人生！

“你们要永远记住，你们的爸爸决不是反革命”

然而命运是无法抗拒的。1966年夏，那场极为荒诞的“文化革命”开始了。8月，一群身穿绿军装的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趾高气扬地跑到西南局大院来“革命串联”，气势汹汹要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西南局的高级干部会上，他们手举“红宝书”，大喊大叫地朝台上的爸爸冲去。这帮在别处都“全无敌”的年轻人没想到在这里碰到了对手。没有人号召也没有人组织，西南局机关的干部们迅速而沉默地手挽起手肩靠起肩，一道厚厚的人墙刹那间就立了起来。他们将爸爸死死围在中间，坚决不允许有人侵犯他们的李主任。后来还是爸爸说服了干部们，自己走出圈外。那些蛮横的后生们看到众怒难犯，撇下“走资派”自己倒先撤了。

因为造反派把西南局所有的办公室都占领了，正常的经济工作根本无法开展。但是再革命也得吃饭，生产的事总得有人来管。爸爸就在这样的环境中，不得不经常把干部们叫到自己家里开会，研究生产计划。有一次，大姐李昭从学校回到家，一推门迎面是一大屋子人，那是爸爸的又一次工作会议。大姐因为刚在学校被人骂做“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狗崽子”，正气不打一处来，头脑一热就冲着爸爸大喊大叫“你都被打倒了，还在这里开什么破会……！”从来是最宠爱大姐的爸爸脸色陡变，用从未有过的愤怒指着大姐怒吼：“你给我滚出去！这是我的工作！滚出去！！！”现在已经60多岁的大姐每当回忆起这一幕都禁不住愧悔的泪水。

如果只是文革初期的混乱，爸爸还是有足够的能力和经验来对付的。然而命运在他50岁上开了一个荒唐苦涩不堪的玩笑。文革一开始爸爸就被指定为西南局文化革命委员会领导小组副组长，所有来到成都，来到西南局串联，造反，外调，揪斗的团体、帮派、个人都由爸爸去面对，去应付。在这个艰难而荒诞的位置上，像很多知识分子出身的高级干部一样，他很快就在这场既无谓又肮脏的所谓“文化革命”中迷失了，然而高度的党性又使他不能不硬着头皮工作，很快他就陷入了对运动的怀疑和对党的高度忠诚这个极度冲突的漩涡中无法自拔。1966年11月，例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爸爸作为唯一的西南局负责人到会。会上林彪代表中央向全体到会人员宣布当时任西南局书记的李井泉为三反分子。但紧接着又说“这句话只在这个会议上说，不要传达，这句话消灭了。”爸爸完全蒙了，这样的事情中央岂能开这么大的玩笑？回到四川他非常苦恼，百思不得其解。他问妈妈怎么理解？怎么办？如果传达，整个四川省以至西南地区必定大乱，既违背了林彪“不传达”的指示又因为还没有给李井泉同志通气而陷入不仁不义的境地；如果不传达，红卫兵很快也会知道（这种事情在当时太多了，中央再绝密的会第二天会议内容就上大字报了），那可就是李斌封锁党中央的声音，欺上瞒下，和三反分子李井泉同流合污。爸爸没有参加过延安整风之类的党内政治斗争，不知道在这样的政治是非场中每分钟都会出现变数。他忐忑不安，身心俱疲。终于，“李井泉就是三反分子，是李斌封锁了党中央的声音”的滔天罪名两个月后还是落在了他的头上，接下来就是我们永远都不愿意再回忆起来的批斗会，爸爸那与生俱来，高贵的，作为人的尊严在泥淖中被践踏。在理想和现实，良心和潮流的残酷碰撞中爸爸累极了，也惶惑极了。这个可以和日寇血拼，可以和国民党肉搏的战士，当他面对的都是同志时却傻了。像中国历史上许许多多骨子里还是文人的将领一样，他们可以在真正的战场上纵横驰骋，叱咤风云，却往往在和平时期残酷的政治厮杀中成了弱者。在清白与肮脏，抗争与苟且之间，他们常常选择前者，而这是需要以付出生命为代价的。我们勇敢的爸爸，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有传达那个似是而非的所谓“中央精神”，他对妈妈说的最后的话，其中有一句就是——“看来我和李井泉是划不清界限了”；我们可怜的爸爸，这个金陵大学的高才生，他什么都懂却不懂变通，不懂作假，不懂推诿，不懂陷害……这些政治场上的惯技他统统不会。这个只知道“整工作”，不知道“整人”的人，这个只知道工作和困难会“整”他，不知道还有“自己的同志”也要“整”他的人，爸爸，爸爸，你怎么挣扎得出来？

1967年3月17日，这是我们全家刻骨铭心的凶日。爸爸就在这一天永远的走了。在这短短的4个月里，他承受了多大的压力，遭遇了多大的恐惧，忍受了多大的屈辱，凡是过来人都知道，那是怎么形容都不会过分的。

爸爸的死是我们五姐弟终身难忘的痛。四十一年前那个痛彻心腑的夜晚更是我永远的噩梦。1967年2月，爸爸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整晚整晚睡不着觉。我就要返校，去向他告别。爸爸一而再再而三地拉住我的手，想让我“再坐五分钟”，“再坐五分钟”。一贯粗心的我，此时也看到了爸爸眼里盈盈的泪光。我至今一个字也不曾忘掉爸爸说的最后几句话：“我过去做了许多好事，也犯过不少错误，现在造反派说我是反革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们要永远记住，你们的爸爸决不是反革命！共产党我是跟定了，毛主席我也跟定了。要我，我跟，不要我，我爬也爬在后面跟。”我跨进列车的一刹那，心脏好像突然被一只巨手猛击了一拳，疼出了一身冷汗。我难受得要命，只想呕吐，突然就痛哭起来。一个列车员好心地上前询问，我却浑身颤抖说不出一个字来。我预感到怕是再也见不到爸爸了。果然，20天后预感成了现实，那封晴天霹雳般的电报至今还被我保留着，却从来不敢拿出来再看。我们都相信就在我在火车上痛哭的同时爸爸的心也在痛哭。他那时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他是在向亲爱的孩子做最后的诀别啊。爸爸！

爸爸的外号叫“问不倒”

爸爸爱读书，和很多党内外高级知识分子是好朋友。孙冶方伯伯、李人俊叔叔都是他最好的朋友。爸爸的头脑里随时装着各种数据，不论是上级、同事还是我们小孩子，谁问到什么问题，他都能用数字清晰地回答，大家因此给他取了个外号叫“问不倒”。爸爸从不耍小聪明，总是那么勤奋，那么努力。他说头脑身体都不能偷懒，否则就会聪明反被聪明误了。1956年，中央提出在民用建筑的设计上要提倡经济而实用，在可能的条件下尽量讲求美观。爸爸当时分管城市基本建设。他翻阅大量的建筑书籍，对具体的设计方案进行反复的研究和修改，力争做到实用、美观又节约。对设计人员他总是悄悄地鼓励：“别怕，尽管放手干，我支持你。”在“一五”期间，为了节约木材，国家决定推广混凝土轨枕。爸爸深入基层，研究和寻求木枕、防腐木枕和混凝土轨枕的大量数据作为分析对比的科学依据。他广泛地宣传推广，终于实现了西南数省枕木混凝土化。爸爸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有一个解放初期从美国回来的化学家对人说：“我从美国回来，一点也不了解共产党，我接触的第一个共产党高级干部就是李副部长，他平易近人，尊重知识，我就是从他身上开始认识共产党的。”1960年中央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由四川省生产印刷用纸供应数省的需要。当时的造纸原料尤其是化工原料十分紧张。爸爸组织力量回收大量的废纸，在那个天灾人祸最剧烈的年代不仅超额完成了任务，还从此建立起了一整套“节约资源，变废为宝”的机构和制度，有些甚至沿用至今。就在这段时期爸爸敏锐地发现四川的经济已经严重比例失调，钢铁和煤炭指标都定得过高，农业受到轻视。爸爸提出必须有科学的经济观，农轻重，积累和消费，必须按比例发展，注重平衡。在编制1959年计划时，爸爸和计委的同志们熬更守夜，亲自计算和整理出大量资料作为依据。他坚决主张降低钢铁和煤炭指标，缩短基本建设战线，搞好综合平衡。他再三说要实事求是，不平衡就是不平衡，比例失调就是比例失调，我们不能回避问题。有的人有顾虑，不敢讲老实话，怕犯“右倾错误”，怕当“算账派”。爸爸却说做经济工作就必须按经济规律办事，否则就会给国家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他一笔一笔的给干部们算细账，用数据说话，使大家真正从思想上认识了“三高五风（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和‘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的危害。在参与《工业七十条》的制定和试行时，爸爸特别留意工矿企业的管理制度。他到重庆水轮机厂、重庆钢铁厂、花果山煤矿、重庆杨家坪机器厂蹲点，常常是会议一结束便直接回工厂而不是去机关。他从不凭听来的第二、三手材料向中央和西南局汇报，而是凭着坚实的数据说话。他严谨细致，对信口开河深恶痛绝，特别讨厌“大概、可能、差不多”这类模棱两可，不负责任的汇报。爸爸一直认为干部要懂技术，熟悉生产流程，掌握生产规律，他在大会小会上都不断地强调这一点。爸爸的书架上堆满了各种专业书籍，《统计学》、《车工知识》、《电焊入门》、《建筑工程预算定额》，五花八门什么都有，他甚至一直跑到车间和工人们一起干活以了解工艺流程。爸爸一直认为外行领导不了内行，要尽快变外行为内行才谈得上领导生产。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是多么的不容易啊。

那时孙冶方伯伯，李人俊叔叔也在北京，他们都在新中国经济建设的第一线，孙伯伯是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李叔叔是石油工业部副部长，爸爸是国家经委副主任。他们三个人都正当壮年，对新中国充满信心，大家又志同道合，聚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爸爸常常对人说孙冶方是共产党的大学问家。孙伯伯在50年代就提出了利润理论，是中国最早提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家。为坚持自己的观点，他不惜丢官被斗，文革中曾在秦城监狱坐牢7年。在孙冶方（下转74页）（上接64页）研究中国经济现状过程中，李人俊给他送去很多部门的统计资料和数据，为他的市场经济理论提供了大批实证依据，李叔叔也因此在文革中受到巨大的冲击。1965年我们从李叔叔给爸爸的信中知道孙伯伯被调到郊区劳动去了，孩子们不明白爸爸常挂在嘴边的大学问家为什么不去做学问而去做农活。由于无法向孩子们解释，爸爸只能一味叹息，摇头，说“他可真是老天真！可他是真正的理论家，是真正的大学问家呀。”

爸爸尸体上的八件衣服

爸爸死前的一段日子非常苦闷，烟抽得很凶。爸爸妈妈的工资在那个年代算是很不少了，但是为了能给我们多留一点钱，就在那样绝望的时刻他竟然改抽当时九分钱一包的香烟，这是事后弟弟李嵩和小川在他的衣袋里找到残留的烟盒才知道的。在爸爸去世的那个阴冷的下午，西南局那些可敬的叔叔阿姨们全然不顾将会受到什么样的牵连、谩骂甚至殴打，他们哭红了眼睛，喊哑了嗓子，一个个脱下自己御寒的大衣覆盖住爸爸的身体，一件、两件、三件……整整八件！他们这是想用带着自己体温的衣裳护住李主任尚未冷却的身体，拉回他尚未远去的灵魂呀。爸爸的司机谭叔叔难过得三天三夜吃不下睡不着，他泣不成声地对妈妈说：“我是再也遇不上这么好的首长了。”（王晓林对此文亦有贡献）

（责任编辑 赵友慈）

2008年第6期 托派老人刘平梅　作者：段　跃

一位气质高贵的老人

2007年11月9日傍晚，我接到黄先生从香港打来的长途，他告诉我，刘平梅老人在昨天的晚上故去了。黄先生是刘平梅的女婿，消息不会有错；而一年多以前我已得知，刘平梅患上老年痴呆症，记忆全失，生活不能自理，恐怕不久于人世了。对他的过世，应该说我早有心理准备。然而，那一天，电话中传来的消息依然令我感到意外，面对电话，竟无语。

我第一次听到刘平梅这个名字，是在2000年采访上海的托派老人熊安东时。从熊安东老人口述中，我获知关于刘平梅的三个信息。

首先，他是信仰托洛茨基主义的中国人中，在1952年以后被处以无期徒刑者之一。第二，他是少数坚持不认罪、态度强硬者之一。第三，他在被释放后曾经从银行里取出他在上海青浦劳改农场7年的积蓄，但没有取走利息，理由是，利息是剥削来的，分文不能取。三件事联系起来，足以使我对这位老人产生好奇，我设法去采访他。

熊老先生说他已多年没和刘平梅联系了，他推荐我去找上海的另一位托派老人周履锵。不久周履锵老人给我回信，说刘平梅同意接受我的采访，并随信寄来一张便条，是刘平梅亲手画的地图。为了减少我的寻找之累，刘平梅把他家的住址以及乘车路线一一绘出、标明，地图画得非常仔细，字迹清秀，位置明确。虽未见面，我已感受到老人的慈祥与细腻了。

2006年4月，我终于来到广州，依图索骥，在一条老街上找到了刘平梅的住处。他给我开门的时候，动作有些缓慢，我可以透过防盗门近距离观察到他：满头白发，面部轮廓清晰，神情平和，动作从容；一袭浅色居家便装，整洁朴素。观察所得，我对这位老人的第一个印象是：超凡脱俗，气质高贵。

在以后7天的采访中，每天我都和他谈4个小时左右。像以往的采访一样，谈话以他为主，我只是倾听，偶尔提些问题，或确认他提到的人名、地名。口述时，他使用普通话，语速缓慢，时而夹带出广东口音。与我所采访的其他托派老人一样，他出口成章，思路清楚。可以想象，他在风华正茂之年，曾经才华出众。

托派路线忠实的奉行者

刘平梅1920年出生，他的祖籍在广东中山，其家族是当地一个破落的地主。父亲很早就到上海去做生意，所以他是在上海出生的。出生一年后即回到广东。学龄期曾在上海读过一年小学，此后，他的生命故事几乎都发生在广东一带。

他加入中国托派组织的时候正在读高中师范。他在初中时已读过很多书，先是无政府主义的文学作品，然后是马克思和托洛茨基的著作。他在回忆参加托派的过程时说：“一天我的老师高擎宇对我说：‘我已参加了共产主义同盟，为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他问我是否愿意参加。我回答，‘这样的大事，让我考虑三天后答复你’。三天后，当我把决定告知高擎宇后，高擎宇带我去见黄静波。黄静波向我讲述了共产主义同盟的历史，组织系统，及党员应该遵守的纪律。我表示愿意参加组织，服从组织纪律。自此我就成为共产主义同盟的党员。那时我还不知道共产主义同盟是托洛茨基派，也不知道托派和共产党有什么不同。后来我逐渐知道了托派的革命路线、政策、战略与策略。自此，我就忠实地奉行托派的革命路线。”

那一年是1938年，刘平梅18岁，自此一直到死，他没有放弃过这个信仰。

刘平梅加入托派后更加热情地投入到广东中山县青年战时服务团的抗战工作中。1937年他就和他的老师、同学们一起成立了服务团，其主要工作是，向民众宣传抗日，抵制日货，帮助前线士兵写家书，组织战场救护等活动。一年多后青年服务团被当地政府强行解散，他和同志们散发了一份“告中山民众书”，提出：“人民有集会结社自由，抗日自由，反对镇压抗日的群众团体。”为此他遭到政府通缉，东躲西藏，潜行于广东、澳门与香港之间。期间他冒着危险继续在青年学生与工人中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他也经历了托派组织内部的分裂和整顿。1941年初，他总算把工作稳定在香港一家印钞票的工厂里。

1941年12月8日，日军攻占香港九龙，18日从湾仔到筲箕湾分4个地方向香港岛登陆。刘平梅一家及工友们避难的茅屋遭到登陆日军的搜查，老弱病残被放走，青壮年男工被留下，他亲眼看到一些人被捆起来带走，一些人当场被砍死。他也没有逃脱砍头的厄运，他说：“日军举起刀就向我砍来，我用左手一挡，刀把我左手砍伤，我站不稳，倒在地上，日军用指挥刀从我颈后插进去，刀在颈骨上发出沙、沙的声音，血涌流出来，淋到我脸上，血是暖暖的，我还没有感到疼痛就昏过去了。”他醒来后，日军已经退去，他被当作死人丢在一片死寂中。在历尽一系列生命的冒险之后，他终于从屠刀下捡回一条性命。他说，他的头几乎被砍下来，刀入最深处离颈动脉只有一指之遥，如果再多用一点力，脑袋就掉了。

我用相机拍下了他的伤痕：臂上一处，颈上两处，刀痕深深凹陷。

抗日战争胜利后，刘平梅拖着伤病的身体在广东、广西一带做工、教书，同时宣传托洛茨基主义思想。期间经常因国民党政府的通缉、追捕颠沛流离，生活贫困不堪。

“我不是反革命，托派不是反革命”

1949年新政权建立前夕，广州托派组织几乎瘫痪，他出面主持这个时期广州托派的工作。他在生活艰难、政治环境紧张的压力下，设法维持广州托派组织的活动。当时的所谓组织活动，无非是在青年学生和工人中恢复读书会，讨论形势，学习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著作。刘平梅的想法是，“在组织处于低潮的时候应该有人出面担当责任”。他说，“从那时开始，我做好了准备，早晚有一天我会被捕”。

1952年12月22日，他回家吃过冬至饭，然后返回学校宿舍。那天晚上他在学校宿舍被捕了。刘平梅的前妻也是托派，我采访她时，她讲述了那天晚上家里发生的事情：她正在家中带孩子睡觉，孩子当时还不足三个月。有人敲门，她打开门，几个公安人员闯进门，用枪对着她说，你被捕了。她问：孩子怎么办？回答：抱着，一起走。刘平梅回忆：“几天后，我在牢房里听到婴儿的哭声，我听出那是我女儿的哭声”。“这时我明白了，我的妻子和女儿也在这里”。

在采访的第三天，刘平梅拿出一份判决书来。判决书共两页，是那种印有红色竖格的、很软、很薄的纸，纸已经发黄，字是用蓝色钢笔手写的，很多字迹已经模糊。抬头写着：“广州市人民法院判决书，市字第476号”。判决书简要地历数了刘平梅的三个罪状。末尾处写道：托匪刘平梅“捕后无悔改表现应予严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特此判决罪犯刘平梅无期徒刑”。落款处印有广州市人民法院的大红印。时间是1954年。据刘平梅回忆，他收到这份判决书的时间已是1956年。

老人向我一一说明了三个罪状的不实之处。他回忆，审判期间没有经过任何取证、申诉、辩护等法律程序，只是在收到判决书后，公安人员曾对他说：如果你不服此判决，可以继续上诉。刘平梅没有上诉，他说“我心中已经明白，这个罪不是针对我一个人的，是对整个托派的。”从被捕的那天起，不论是审判还是谈话，刘平梅都没有认过罪，他反复重申一句话：“我不是反革命，托派不是反革命。”

从1952年到1979年的27年中，他因为认罪态度不好，思想顽固，受过刑具之痛、重刑关押之苦。他的妻子也因此被判刑10年，他的妻子告诉我：“出狱后我看到孩子生活得太困难了，我提出离婚”。刘平梅说：对于离婚，就像当年等待被捕一样，我早有思想准备。

文革期间，他又作为不思悔改的典型，在监狱中被批斗。根据熊安东和王国龙老人的回忆，文革中监狱里有三个托派被拉出来批斗，郑超麟、蒋振东和刘平梅。蒋振东被强迫跪在地上，刘平梅也被强迫下跪过。

1972年，监狱在押的托派们暂时被安置在上海郊区的劳改农场管制。据说毛泽东开恩下了指示，要对这批人宽大释放，因为尚在文革中，社会秩序混乱，即做此处理。就在那一次，别人都走了，唯独把刘平梅一个人丢在监狱。他被送到上海郊区青浦劳改农场的时间比别人晚了很长时间。原因是他不认罪，态度强硬。

1979年，在劳改农场管制的托派们被正式释放，每人收到一份裁定书。刘平梅的裁定书全文如下：

“刘平梅，男，五十九岁，广东省中山县人。因反革命罪，于一九五四年被广州市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在服刑期间，有悔改表现，已于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宽大释放，现决定给予公民权。”

时间，一九七九年六月五日，

印章，“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刘平梅回忆，当他接到裁定书后即找到管理人员，他说：“你们有没有搞错？我不是反革命，托派不是反革命，我没有认罪，没有悔改。你们可要想好，如果一定要认罪才释放我，我宁愿回到监狱。”大概管理人员把他的态度向上级做了汇报。第二天答复他说：上级的意思是“不论态度如何，一律释放”。

刘平梅的女儿回忆道：“1979年，公安局的几个人找到我，动员我把父亲接回来，我想，既然政府都给他出路，我怎么能不给他出路呢？”

从出生三个月，女儿就离开了父亲，12岁之前她曾和祖母一起探监见过父亲两次，以后父女俩再没有见过面。她对父亲的记忆除了因反革命家属而备受社会歧视，生活异常艰辛外，就是听奶奶说：“你的爸爸是个好人。”1979年，她已28岁，她拿不准自己是否能够认出父亲。她是带着公安局提供的一张照片去上海接父亲的。

“我不会因为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而改变我的信仰”

回到广州后，刘平梅开始了他对中国托派史的研究工作，在他的房间，几只高大的书柜，排满书籍。他说，那几年他的生活费除了吃饭都买书了。我浏览一番，书约在千册以上。可分为三类，一类是马恩列和托洛茨基的原著；一类是中共党史、俄共党史、国际共运史；另一类是有关托派的理论、历史资料，包括六十年代出版的供批判用的内部读物灰皮书。我问他，那些灰皮书很珍贵，怎么搞到的？他说，都是在旧书摊上一点一点淘来的。

在他的晚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研究中国革命史。2003年，他的《中国托派史》在香港出版。他说：“唐宝林先生的《中国托派史》，我们是不满意的。我想，不满意不如自己也写一本，用我们所掌握的事实说话。”在我结束采访的几个月后，他把这本书寄给了我。客观地说，这部《中国托派史》作为史书，还有许多缺陷，其学术价值也有待商榷，但是作为非专业学者，能做到此，谈何容易！何况这部《中国托派史》在一些史料和史实的掌握发掘上也有新的进展，对研究中共党史和托派史具有参考价值。

他在总结自己人生经历时说：“我决不后悔，在信仰问题上，我的思想一直是稳定的。”

我问他：“据说中共胜利后，中国托派在思想上发生了混乱，你当时有什么想法？”他说：“这个事情，主要在香港，而不是在大陆。大陆的托派，在当时的最大问题是生存，是怎样在新政权下立足；香港的托派确实比较集中地思考托派本身的问题。”就个人而言“我不会因为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而改变我的信仰。”

我又问：“判无期徒刑时，怕吗？”“他说：“不怕！这个准备早就有了，加入托派的时候就准备好要为革命牺牲。”我问：“当时的革命目标是推翻国民党政权，现在推翻了，而逮捕你的，不是国民党是共产党。”他笑了一下说：“是呀，没想到，最终，我坐了共产党的牢，这一点我没有想到，想错了，没有想到会是共产党。”

我问他：“苏联的解体，是否意味着社会主义理想的破灭？你的信仰没有因此而动摇吗？”他说：“没有，这是托洛茨基早就料到的。苏联问题的主要教训是党的专制，党本身变质了。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不是一两次革命能够成功的，要有多次的斗争，要不断革命。”

我问他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看法，他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对的，但中国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是错的。因为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都是自己同志之间斗，是群众斗群众，方向错了。无产阶级专政应该是对敌人的专政。但在中国成了党内的派系斗争，成了文革的武斗。”

结束采访的那一天，我在街上买来一大捧鲜花送给他，他看到花，脸上绽开童稚般的笑容，那个笑容令人感动，我不由地想起他对自己名字的解释：“刘平梅这个名字，是我参加托派后自己改的，我喜欢梅花，因为它高傲、耐寒，有坚强的品格；最初我想用‘铁梅’二字，又觉‘铁’字太硬，就改为‘平梅’了，取‘和平’、‘平和’之意。”

我和刘平梅老人相处的时间虽然只有7天，我却和他一起穿行于他85年生命的往事中，受益匪浅。我有幸与这样一位陌生而传奇的老人相识，记录他生命的轨迹，被感动，并产生深深的敬意。

我相信，老人走的时候，一定是带着遗憾的。因为，在我们中国，法制还没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来维护个人，尤其是持不同政见者的信仰自由、思想自由；我们的政治文明还迟迟不得前行，所以在老人活着的日子里，听不到一个郑重的声音：“托派不是反革命，你们不是反革命！”

我相信，老人走的时候，一定是从容而坦荡的。因为就个人良心而言，他不会留下明末清初士大夫吴梅村式的万古惭愧。在他从1952年至今的55年中，不论遭遇怎样的处境，他都没有停止过作为一个生命的申辩：“我不是反革命，托派不是反革命！”

思其人，悲其遇，感其志。尽管我和刘平梅老人之间的信仰不同，政见不一，作为生命，他永远值得我去尊重。如果抛开特定历史环境，对刘平梅老人选择信仰和坚持信仰的方式还有重新审视的空间，但万变不离其宗的是：尊重个人的信仰，确保个人思想的自由，却是我们永远要坚守，要捍卫的原则，我期待着那个时刻的到来。

作者近期从老人女儿处获悉，根据刘平梅生前遗嘱，他的遗体已捐献给广州市中山医科大学，用于教学。（责任编辑 萧 徐）

2008年第6期 “带病提拔”症结何在　作者：谷　翔

“带病提拔”这个词，是近些年才出现的一个新词汇。它的意思并不是说提拔了身体不健康的人，而是指提拔了在德才方面都有问题，甚至有严重问题的人。比如，对一些贪腐分子(即有病患者)不仅未能按党纪国法予以查处，反而提拔升迁，予以重用了。“带病提拔”这个词汇好像几年前首先出现在中共中央组织部一份关于对干部提拔任用的管理条例的文件中。这是因为近些年来，随着党内和社会上贪污腐败风气的蔓延发展，“买官”“卖官”的市场也在党内党外出现了。这种市场，对我党一贯以来“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选拔干部的标准，产生了极大冲击。许多地方或许多单位，在对任用干部的选拔上虽也履行了考察、调查、公示乃至民意测评等程序，但几乎成了形式，只是作作样子。而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并非被考察者的“德”或“才”条件如何，而是他们能给对提拔有直接或间接有决定权的人，提供多少钞票或多大经济利益！这就是“买官”和“卖官”。这样一来，想当官或想升官者，不论他们的德和才的条件是否够格，甚至是个严重的贪腐分子，即患有严重的“疾病”者，往往也会照常被任用，被提拔，甚至破格重用！因此，近些年来，党中央、中组部在许多会议上，在许多文件中，都把杜绝和严防“带病重用”，作为一个必须严肃对待的重大原则问题提出来了。

令人意外的恶性蔓延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尽管近些年来，党中央、中组部以及国家人事部门，对严防“带病提拔”问题,下了很大决心，三令五申，而“带病提拔”的现象，不仅没有减少，却反而发展得更严重了；不仅基层有，上层乃至高层也有；不仅企事业单位有，党政机关也有；不仅经济或文化系统有，司法、纪检系统也有。

笔者近十年中走得比较多的一个省，有人提供了该省的一个不完全的数字，近十年来，这个省先后被提拔的地(市)和厅局以上领导干部近三百名，其中有经济问题、有生活作风问题(主要是包二奶)的竟占到一半以上！其中，由于为省上大官(包括其亲属子女)牟私利作出过贡献并还在继续作贡献的就有近百人！还有一个特征是：不论是一个地区还是一个单位，只要主要领导(特别是一把手)是个贪官或是个掌握人事大权的贪官，那这个单位选拔任用干部的实际标准就是贪腐能力如何，是对他牟私利的虔诚度如何，等等。凡是这些地区或单位的贪官不是成“伙”就是成“窝”；凡是这些地区或单位的纪检监察部门、组织人事部门的职能也变了：由对贪腐行为的监督变成了庇护，变成了保护伞。我所熟悉的那个省在前几年的情况就是这样，省委的组织纪检部门，宣传系统的省报、广播电视单位，省司法系统的公安、检察、法院等单位，以及信访部门等等，几乎多数被省的“一把手”的亲信所掌控，以致于这位“一把手”十年来在这个省所做的大量严重违法乱纪的行为，被封锁得几乎滴水不漏，难以向上反映，以致于这位“一把手”敢于在调离该省前夕，同他的一位也将调离的“志同道合”的组织部长一起，私自突击提拔了40多名德才条件差而能效忠他们的人，成为厅局级的“高干”。此事虽在该省引起公愤，但由于通往北京的信息渠道，皆被“一把手”的亲信所把持，无法向上反映。而且，在被这些贪官把持的地区，经他们多年经营，不仅腐败者互相利用互相保护的机制己经形成，而且党风社会风气也向着有利于贪腐势力阶层转变。诸如：“贪官有能耐有本事”、“举报者是傻子”、“被打击报复是自找的”等等这类混淆是非的流言蜚语，在这个省的许多地方颇为流行。就在这个省的一个省辖市，原来的一个先任市长后是市委书记的人，受到该市一位副局级的共产党员的举报，虽由于得到中央一位领导同志的支持，而受到省纪检委的调查，发现该市委书记的问题确实严重，正准备采取进一步审查措施时，该省的一把手竟公然出面阻挡，把这个面目真相已暴露的贪官，搞成省一级的领导干部！于是，这个贪官又继续把那位举报者的官职免了。然而，这位铁骨铮铮的共产党员，继续坚持举报，终于中纪委出面调查，现已把这个贪官送交司法机关。按道理，原市委书记的贪腐罪责被查处后，因举报而被错误撤职的副局长的职务应该恢复，却迟迟无人过问，直到中纪委有人出面说话了，才勉强同意恢复。可是却不想让他回原单位，提出的理由竟然是“爱举报的人是不安定因素”；更令人可气又可笑的是，这位举报者官复原职后即送市委党校学习，学员们一致推选他当学习班长，可是党校领导竟不敢同意，理由是“不敢重用爱举报的人”。

透过窗口看究竟

这个窗口，就是那个省的一个城市。这个城市，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到今年初的十几年时间里，出现了一位“从小贪到大贪，从小官到大官”的被“带病提拔”的著名人物：他是从中央机关的一个副处长的岗位上，下放到这个城市中心的一个区当区委书记的。他在这次下放后的工作安排中，初显了他善于钻营的能耐。不长的时间，他就与当地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八大金刚”结为团伙，滥用职权，以“国企改革”的名义把国有资产无偿交给那帮团伙去糟蹋，自己也私吞了四百多万巨资。就在这位区委书记贪腐“政绩”堪称显赫的时候，却被晋升为市委常委、副市长了。就在他晋升后不久，他当区委书记时一手提拔的一个区检察长的杀妻案发生了，而且还进一步暴露了这个区检察长的官位是花15万元向这位贪官买来的。就在这位人物贪贿嫖赌等新问题不断暴露的同时，还暴露了一起令人发指的事件：还在他当区委书记期间，区法院一司法人员向省上写信举报区法院院长和区委书记贪赃枉法的问题，他竟然勒令区公检法机关把写举报信者打入冤狱，对此新闻媒体通过调查，在公开和内部报道中都先后揭露曝光了，中央领导也要求对事件主要责任人“严肃查处”,可是“查处”的结果，他却又被晋升为市长、市委书记！

这位贪腐分子的“带病提拔”并未到此为止。就在这个贪官从小贪到大贪,其官位也随之从区委书记到副市长、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之后，手中权力愈来愈大了，胡作非为的胆量也愈来愈大了：他不但要求全市各县区各部门必须以高薪聘用他的老婆当法律顾问（年收入达数百万元），而且他还可以不顾企业职工的死活，强行把一个又一个好端端的可以持续生产的工厂，让他的“八大金刚”和他的老婆，勾结开发商，拆厂建房搞房地产；他甚至还把价值近两亿的一个区的党政机关的房产和数十亩土地，仅以五千来万元的低价“转让”给中央一位部级官员的儿子搞开发，转手就让那位公子赚到过亿巨资。也许就是这些堪称已是大贪官的“新政绩”，又让他的官位晋升了一大步：在全国各省换届前，他竟成了那个省的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候选人！此消息一传出，那个省就像发生了大地震！反对声、责骂声响彻全省。尽管如此，这位大贪官，只是到了另一个省，还是当上了省高级人民法院的院长！

这样一个可以说已经“病入膏肓”的贪腐分子，不仅是一般的“带病提拔”，而是“病”愈重，提拔得愈快，“病”愈大，晋升的官位愈高,为什么？问题究竟在哪里？还是透过这个窗口来看看吧！

中国工人出版社不久前出版了一本《检察官手册》，是一位资深检察官长期从事反贪腐斗争经验的总结和论述。他在这本著作中提出了我国近些年来虽然反贪腐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有一些地区由于权力失控，由于对权力的监督体制失效，使贪腐势力得到恶性发展，从而变成了贪污腐败的灾区或重灾区。而在这些灾区或重灾区，一个突出的象征就是“买官”“卖官”的市场几乎公开化了，“带病提拔”比比皆是。这些现象在我长期考察的那个省和那个城市，几乎全都存在。不过最突出的有以下几点：其一，上层领导大权为“一把手”为首的贪官团伙所把持；其二，对权力的监督体制已基本失效或失灵；其三，贪腐势力互相保护互相支持的网络机制也已基本形成。在这里，不仅“带病提拔”比比皆是，而且到了“无病难提”、“无钱难上”的严重地步。

具体分析这个城市那个区委书记“小贪变大贪”的案例，有这样几个直接原因：一是，当事者善于钻营，他从北京某高级机关下放前，就巴结上了一个亲如父子式的高官，他正是依靠这个高官，在自己因犯错而下放的情况下，谋得了一个区委书记的好官位；而且还靠这位高官疏通了同省上“一把手”的关系。二是，对省上“一把手”的拉拢卓有成效：他一面抓住与“一把手”的“老校友”关系作文章，一面滥用职权，利用城市财政的资金、人力、技术等资源，到“一把手”的家乡，为“一把手”的弟弟搞项目，办企业。三是，他又利用北京那个高官，为庇护“一把手”及其团伙的违法乱纪的贪腐行为出力服务；四是，不断滥用手中的权力，把过亿的国有资产奉送给北京高官的儿子，让那个高官也分享了他的贪腐成果；这样，这个贪官，就把北京高官和省上的“一把手”拉上自己的船，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了。这样，这位贪官，就给自己打造了两把特别有力的保护伞：一把是对官位有决定晋升大权的“当地的一把手”，另一把是北京高官。正是在这两把“保护伞”的保护下，这个贪官，才能在小贪变大贪的同时，也由小官成了大官，由一个县处级的区委书记，仅仅十年左右时间，就成了亿万富翁，同时也成了一个副省级的省高级人民法院的院长了。

失去监督的权力真可怕

应该说，不论党内党外，大多数党员和干部群众，对包括“带病提拔”在内的贪污腐败行为是恨之入骨的。也应该说，近若干年来，我们党领导的反腐败斗争也取得了很大成就，像成克杰、胡长清、田凤山、王武龙等“带病提拔”起来的大贪官，一个一个受到党纪国法的严厉查处之后，最近，那个显赫一时的上海大贪官陈良宇，在当区长、秘书长、副市长直到市长、市委书记时期的贪腐行为都按党纪国法清算查处了。但是也不得不面对的是，眼下，我们党内外的贪污腐败情况仍然十分严重，在干部选拔中的买官、卖官、“带病提拔”情况也还十分严重。何故？简单地说，就是近些年来，许多地方党内党外的监督体制被大大削弱了，甚至失效了，失灵了！就以我们所透视的那个城市为例，那个市的纪检书记就是几年前花几十万元向省上那个“一把手”买来的；那些公检法司法机关和报刊电台等舆论机关的许多当权者，也都在贪腐势力的严密掌控之下。几年前，一个媒体记者通过秘密采访调查，揭露了那个区委书记打击迫害反腐斗士的情况和一个区检察长杀妻案的实情之后，省市领导是如何面对的呢？他们首先，一面通令全市各地区各单位，一律不准接待媒体记者采访，一面又让公安系统严禁中央某媒体入境，严禁干部群众外出上访，等等。随后，凡在这次反揭露、反监督中庇护贪腐分子有功者，几乎都得到了提拔。

大量事实表明，贪腐势力与反腐败正义力量之间的较量斗争，其焦点集中在加强监督与反对监督上。而反监督的目标，一是严控舆论媒体的采访报道，特别是严控揭露性、批评性的报道；另一是想方设法削弱甚至企图瓦解反贪纪检机关的监督力度，甚至收买和拉拢反贪纪检的办案调查人员。这些，在那个省，都相继发生过数次，而且拉拢乃至收买的对象竟是北京的一个高层纪检机关！看来贪腐势力坚持搞“带病提拔”的用意，显然是为了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不断扩大自己的阵地呵！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8年第6期 样板戏进课堂有感　作者：王海光

前几天，友人来告，说是教育部要搞样板戏进中小学课堂了。笔者半信半疑地打开电视，果不其然，正播一群孩子咿咿呀呀学唱样板戏的镜头，唱的是《红灯记》选段，李铁梅的“都有一颗红亮的心”。这个场面，我们这些从“文革”过来的人可是再熟悉不过了，谁都有过那段大唱革命样板戏的经历。“文革”过去三十多年了，样板戏再度回到课堂上，抚今追昔，真还是有些感慨，更是有些诧异。

教育部关于“京剧进课程”的文件中说：“为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部决定将京剧纳入九年义务教育阶段音乐课程之中”，并指定了15首京剧经典唱段，先在部分省市试点。所指定的15首教学曲目，大都是“文革”中独行全国的“革命样板戏”。难怪社会舆论为之哗然。网上，“愚蠢的决定”，“不得人心”之类的斥声不断。看来出师不利。反对意见主要是两类。一是对京剧进课堂提出质疑：京剧能进，昆剧、豫剧、越剧及其他剧种为什么不进？戏剧能进，琴棋书画、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为什么不进？其二，是对选用样板戏进课堂提出质疑，优秀的传统京剧剧目很多，为什么偏偏看好江青一手搞出的“革命样板戏”？反对者言之凿凿，并不无道理。

笔者认为，教育部此举，确有着贯彻十七大“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的精神和弘扬“主旋律”相结合的考虑，积极表现之心可嘉。但是，“革命样板戏”并非是“中华优秀文化传统”，而是“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文化标识。八个“样板戏”从出台，到独霸文艺舞台的“一花独放”，记录着中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化专制主义的发展史。所以，以行政手段在中小学生中推广“样板戏”，不但做法上是草率的，政治上也是孟浪的。于雷厉风行“贯彻”之中，似有把“助兴”变为“添乱”的味道。

“革命样板戏”的出台，是上世纪六十年代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极“左”思潮发展的一个标志性产物。六十年代初，在文艺政策调整的背景下，戏剧舞台出演了一批优秀的新编历史剧。如孟超编写的昆剧《李慧娘》、田汉编写的京剧《谢瑶环》、吴晗编写的京剧《海瑞罢官》等。这些出自名家手笔的新编戏曲剧目，继承传统，“推陈出新”，堪称佳作。这些剧目表现了惩恶扬善的传统戏剧主题，受到广大观众欢迎，评论界誉声不断，但却被认为是涉嫌影射“大跃进”的现实。1963年12月12日、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接连发出两个批示，对文艺工作进行严厉批评，在文学艺术界开展了一场政治大批判。上述“李剧”、“谢剧”、“海剧”等一批优秀新编历史剧目，悉数成了这场大批判的反面典型，是为“文化革命”的滥觞。在文艺大批判的连天烽火中，不但优秀的古典传统剧目不能再登舞台，连改编历史剧和新编历史剧的做法也被尽数否定，大演京剧现代戏成为时代潮流。作为江青包办的大讲阶级斗争的革命文艺代表作，“革命样板戏”得以粉墨登场了。

“革命样板戏”的特点是“革命”，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反映了那个大搞“阶级斗争”时代的需要。在江青手里，样板戏的“革命”特点被发挥到极致。她不仅移花接木，利用特殊权力把别人的劳动成果据为己有，而且还对原主创人员、编导和演员加以迫害。通过搞样板戏的“功劳”，江青获得了指导“文化革命”的权威，开始露出“峥嵘”，在政治舞台上频频“亮相”。1965年，她组织搞出了对吴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剧的批判，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1966年4月，她与林彪合谋，炮制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提出了“文艺黑线专政论”，成为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性理论。江青本人也因此戴上了“文化革命的旗手”的桂冠，成为祸乱天下的罪魁。

“革命样板戏”不仅迎合了大搞“阶级斗争”的需要，还成为了实施“文化专政”的一根棍子，是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的一个强硬的政治符号。江青给样板戏规定了一套程式，即所谓从政治需要出发的“主题先行”，所谓突出正面人物、突出英雄人物、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的“三突出”。英雄人物必须是“高、大、全”，出场要“红、光、亮”，唱腔要高亢、激昂；反面人物则以“短、小、缺”，“蓝、阴、暗”来衬托。这套脸谱化、概念化的艺术表现程式，在“文革”的意识形态中，成为无产阶级新文艺创作的金科玉律。不仅奉为圭臬，推行到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其他的艺术表现方式俱被一概否决，“假、大、空”充斥于世；而且视为“禁脔”，定为“天条”，不允许有丝毫的触动和冒犯。无论各地方的演出，还是其他剧种的移植，对样板戏的一招一式，一言一行，都得原样照搬。稍有不同，就是破坏样板戏的“阶级斗争”。一些创作新剧目的企图，更是被视为对抗样板戏的图谋不轨。因“破坏”样板戏而遭到迫害的人士不计其数。在样板戏大行其道的年代，给我们留下了一段铭心刻骨的记忆。记得前几年曾有一个老作家著文说，一听到电台里播的《红灯记》中李铁梅《仇恨入心要发芽》的高尖唱腔，他就会想到批斗和牛棚岁月，神经就受不了。“文革”十年浩劫，伤及上亿人。闻样板戏之声，触“文革”受难之境，情动而潸然泪下者，应是不乏其人。

当然，“革命样板戏”虽然出身有“左撇子”的问题，但毕竟是举倾国之力，集众多戏剧精英搞出来的，也还是有着较高的艺术水准。既有对传统艺术形式的套用，也有对现代艺术形式的借鉴。近来戏剧舞台上演出的一些样板戏的段子，受到不少群众的欢迎。电台和电视台也时有样板戏曲目的播出，说明还是有不小的受众群。但是，这很难说是传承了传统京剧文化的衣钵。试想，现在五六十岁的人，有几个接触过真正的古典传统戏剧？笔者对传统古典京剧的知识，只知道《四郎探母》是歌颂叛徒的，《游龙戏风》是下流淫荡的，《恶虎村》是宣扬地主阶级走狗的。在最需要文化滋养的成长时期，大家接受的都是大搞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文化，哪里知道传统文化为何物。在“文革”整个十年间，全国八亿人民的文化生活，颠来倒去，倒去颠来，反反复复，重重叠叠，就是这八个“革命样板戏”。在这种无微不至的大功率强行灌输中，我们的音乐细胞中，早已浸透了这些样板戏的音符。所谓“八亿人民八台戏，人人会唱样板戏”是也。时至今日，一谈起京戏，过来人哼出的总是几段样板戏。这与其说是对“革命样板戏”的喜好，不如说是一种怀旧情怀，一种生活的惯性作用，或者说，是当年长期“一花独放”的后续效应——再也不会别的东西了。

在文化生活丰富多彩的今天，人民群众的文化欣赏取向早已是多元化个性化了。土洋古现，酸甜咸辣，生旦净末丑，老虎狮子狗，可以各取所好。作为人民群众的文化喜好，样板戏的演出，在电视广播的播出，都是无可厚非的。这是人们文化选择的自由，谁也干涉不着。但是，作为一项政府行为，将学唱“革命样板戏”纳入九年义务教育体系，则是一种在我们的孩子中强行灌输的做法，是让他们从小接受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洗礼，实在大为不妥。在这里，可以试析一下他们的决策思路：弘扬传统文化，即发扬国粹；京剧是国粹，即发展京剧文化；革命样板戏是革命京剧，即要重点继承；继承要后继有人，即要从孩子抓起；从孩子抓起，即要教育灌输；要教育灌输，即要行政干预，于是，就纳入九年义务教育体系，就有了京剧样板戏进课堂。虽然，“京剧进课程”只是某些官员拍脑袋的产物，实践上注定是行不通的。但当下一些官员价值观念的混乱，历史常识的匮乏，行为方式的陈旧，也由此可见一斑。有道是“时过境迁”，须“与时俱进”。唐人刘禹锡有诗云：“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毕竟中国改革开放已有三十年，物是人非了。

笔者行笔至此，也许是头脑中的旧音乐细胞作祟，总是缭绕着《红灯记》中“都有一颗红亮的心”唱段的旋律。忽然间，一个怪念头闪现了出来：心“红”是因为流淌着生命，如果“亮”了出来，失去了生命的流动，那不就变成紫的了吗？

（责任编辑 萧 徐）

2008年第6期 经济发展随想三则　作者：杜润生

农民在中国

一位领导同志说过：新中国是用了3000万人头换来的。由于通过乡村包围城市战略取得胜利，所以3000万人中农民占大多数。

国家转向经济建设时期，农民努力耕种，粮食产量由3200亿斤提高到10000亿斤，避免了从外国大量进口。农民认真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同一时段少生了4亿人口，减轻了人多压力。农民还创造出公有土地家庭承包体制，有助于全社会生活达到温饱水平，正向小康阶段挺进。农民已摆脱天高皇帝远，生死无人知的命运。可见9亿人力资源闲置不用是大包袱，一经开发，潜力无限。

勤劳的农民面临人多地少的困难。

土地不能再生，人口可以转移。工业发展要求相互聚集，提高城市化水平，若城市人口的比重提高到50%，形成人口转移，减少农民、富裕农民。

矿难

过去几年，发生多起矿难，死伤矿工多人。这些今天的矿工，就是昨天的农民。领导上曾主张有水快流，工人提着脑袋下矿，为了生计，不顾生死。

矿难，并非不可避免，只要认真去办，一定能办好，要争取一个好的开端。

能源问题

国家工业化，必须有充足的能源不断供应。我国资源缺乏，大庆之后再无重大油田发现，形成发展瓶颈。现在需要发展新能源，太阳能，潮汐能，风能，我国地形高山低谷，北风、西风、南风，连续不断，风能可作为优先选择，国外技术成熟，可以引进。

煤矿可作为后备资源。现在从国外购进能源，代价过高，不能持续，可增加若干核电站，从中掌握安全技术。据说，法国主要靠核电站推动经济运转，我们还可以在较大的规模上利用核能。

2008年第6期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的文学史定位　作者：鲁　煤

初读《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还不禁胆战心惊，忐忑不安，攒一把冷汗。这是它的特殊题材与主题所引发的。

书中的男主角白刚，少年时候参加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地下革命斗争，被捕入狱，在反动派严刑拷问下顽强不屈，表现出高尚的革命品德。蒙冤成“右派”后，在新中国的劳改农场服苦役，依然坚持实事求是，决不屈服“认罪”，同样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崇高品质。这同一位白刚，在新旧两个时代，经受两种社会制度的专政、镇压，前者来自真正的敌人，而后者却来自自己的党和国家的专政机关！伏案思之，怎不令人痛不欲生？而自己的专政机关在客观上竟变成反人民的工具，何其荒诞、可笑、可恨而可悲！

“文革”结束，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右派”及其他各种冤假错案得到平反。随之，一批表现“右派”苦难历程的优秀电影、文学作品涌现。但这些作品有局限性：有的主要靠艺术虚构创作，有艺术真实性，而没有史料、文献价值。有的是受难者的个人回忆录，有史料价值，但限于个案，视野狭窄，信息量小。鉴于此，作者白石、冯以平夫妇决心构筑宏伟工程：以白石十二年在劳改农场、十年在农村，和冯以平类似的亲历、亲见、亲闻、亲感为依据，多视角、全方位、全过程，立体化地、更大范围、更深程度展示这一段历史的悲惨与荒诞，给国人留下那个时代的真实证言，以便党和人民永远记取历史教训，促进思想解放，尽快完善以法治国的大业。但是，这是对长期以来不准写社会阴暗面的习惯势力的挑战，尤其表现公安、劳改机构的错误、阴暗面，更是极敏感的禁区，作者是要闯关冒险的。但作者认定，科学、全面的历史观，绝不可隐瞒我们国家的社会生活光明面背后的阴影与悲剧。于是他们运用自己拥有的最丰厚的资源，以在劳改中坚持真理、决不屈从的顽强意志，“十年磨一剑”胜利完成了这一部煌煌巨著，尽到了责无旁贷的神圣使命！

我和作者白石同志是解放战争年间华北联大文学系同学、老战友。自1948年睽别三十多年后，于1979年他为落实平反政策来京，我二人偶尔相会。我问他，是否需要找中央负责文艺界落实政策的领导人帮助解决，并调到北京来工作，我可代为向上反映。他表示还是回河北省去解决。1984年春又在京相会，知他已升任河北省委书记，我为他庆幸，但并未予以特别关注。而这次读此书，正沉溺于主人公血泪悲情中不能自拔时，忽然读到这一情节，我却马上感到“石破天惊”般震撼与狂喜。我从中感悟到进入新时期党的组织工作路线、干部政策彻底抛弃了过去的某些陈规陋俗，实现了180度大转变。第一，白石对各级领导强加给他的错误决定，从不认错，绝不奉行“组织服从”，而是抵制到底。而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党中央和河北省委的组织部门，不但不责难于他，反而连提四级——从副处级提到副部级，破格任用，近乎“一步登天”，这实是认同、赞扬、表彰他敢于坚持实事求是的共产党人的硬骨头精神了。

白石从劳改农场放出来后，又在农村劳改十年。他从在农村最底层艰苦谋生的生产实践中，深感人民公社制度阻碍了农民生产生活的出路，认为允许农工商各业同时发展，才是唯一正确出路。他在刚平反后，在参加中科院召开的农业改革研究会上发言，大胆讲他对改革走向的科学预见，一鸣惊人！于是他被调到河北省委能参与高层决策的岗位上来。这最有力地彰显出，新时期的党中央和省委组织部求贤若渴，任人唯贤，决不再搞论资排辈、压制人才那老一套。

这是一本写从错误中汲取教训，走上正路、走向光明、走向辉煌的书。

2008年第6期 一把手更需制衡　作者：肖　荻

如今，反腐败斗争力度不谓不大、斩获不谓不多。但，贪腐案件发生率居高不下，一些硕鼠巨贪的惊天大案此起彼伏，成为举国上下最大的内忧。在监督机制上，我们有党内监督、纪检监督、媒体监督、人大监督、政协监督、民主党派监督、群众来信监督……但，为何仍难强有力地遏止腐败呢？最近作家出版社出版白石的新作《上任以后》，以一系列起伏跌宕、扣人心弦的情节，对上述问题给出一个深层次的回答。

这本书里的主人公，依然是前卷《从囚徒到省委书记》里的白刚。不过他再也不是那位无辜被错划、被侮辱、被损害的老右，而是在“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光辉照耀下，党中央赏识白刚在农村改革上的真知灼见，不拘一格用人才，经省委严格审查和筛选，他被越级提拔任命为省委副书记、省纪检委书记，省委第五把手了。命运的铁锤强化了白刚俯首甘为孺子牛、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坚强、坚韧和坚定，在纪检岗位上面对腐败链里的魑魅魍魉，他具有疾恶如仇、洞烛其奸的冲击力。他的对立面倒也不是什么三头六臂的大人物，一个省辖市的市委书记官世通。此人身上有三件宝：“壮阳药、避孕套、上上签、佛光照”。他一贯滥用权力，贪财贪色，到处玩弄妇女，敢在路边车内野合鬼混，长期霸占女电话员，情妇争风门前厮打，臭名远扬，人送外号“大叫驴”。他拉帮结派，勾结黑白道构成横行霸道的腐败链，与奸商沆瀣一气借房地产开发狂吞暴敛。罪行暴露，为消灭罪证，设计杀人灭口，疯狂对抗检查。就是这样一个劣迹斑斑、臭名远扬、人人唾弃的败类，竟能边腐边升，即便兵临城下，也总能化险为夷，原因就在于他精通官场人脉的运做，在省委最高岗位上，拥有一堵抵挡正义审判的影壁墙、一把遮风挡雨的大黑伞！

《上任以后》打破了“大黑伞”总由“副书记”担当、一把手一旦归来漫天云雾散的老套路。滨海省省委一把手平哲，是一位习见不鲜的“权力迷恋狂”，在筛选信息上其特征是“选择性失聪”。白刚率纪检人员通过“三贴近”掌握其亲信严重违法乱纪的铁证，他均不屑一看。相反，凡是官世通对白刚凭空捏造的诬告，他却视若珍宝，待人处事上实行赤裸裸的双重标准。他紧紧盯住白刚的莫须有的“问题”，但当白刚带领纪检、公安坚持深入查办坏人时，他则认为没必要，甚至勃然大怒。当官世通罪证如山无可辩驳时，他则质疑“你们没搞错吗？”“够了，不要说了，散布这些干什么？”“坏人要处理，但也要顾及省委的形象吗？”省委会议上他垄断话语权。在“顾全大局”的神圣口号下，他巧舌如簧，硬把罪行累累的官世通从县级干部“一步到位”提到省级岗位上来，常委会上有异议，他则动用书记权威“就这样吧，散会！”最后他指使亲信来一个恶人先告状。如果不是中纪委及时分清是非，拿下罪行昭彰的官世通，曾因错划右派劳教，如今刚正不阿反腐败的白刚，就不仅是在反腐斗争中被横生枝节左拦右挡，即便已难以叫你重尝铁窗滋味，也会微笑拍板逐你出局。有些一把手工作创新虽然常交白卷，但整起人来招法很是老道。白刚最后的艰难取胜，令人感慨万端。

这一系列尖锐复杂的冲突，悬念丛生，波谲云诡，紧张得使人透不过气来。作者的艺术提炼和概括，令人警醒：在我国政治生活中，一把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甚至“不怒而威”，人说“十个副省也顶不了一个正省”。但，大权独揽、缺乏制衡的权力是把双刃剑，可为善，也可为恶。高风亮节、公道正派的领导干部，可以发扬正气，为民造福。但，像本书中那位高高在上、惟我独尊的省委一把手平哲就是人民之祸了，一呼百诺的权力使他发生了可怕的异化，曾经在他们头脑中“闪存”的“这主义”、“那理想”，早已掏空，如今其生存意义100%就是“保住权力、养尊处优”。对己有利，坏蛋也是好人；对己不利，忠良也成叛逆，他亲小人远君子，爱则欲其生，恨则欲其死，全然情绪化行事。从表面上看，是平哲保护和指挥亲信官世通，从实质上看，为他谋私利、“知道他很多事”的官士通，也在牵着（下转68页）（上接76页）他的鼻子走向悬崖。这就突显出一个重大课题，在政治改革中，一把手更需要制衡和分权，更需要“灌水”和“拍砖”，这不是对谁的不敬，而正是其尊严所在。

人们常说，监督难就难在上级太远、同级太软、下级不敢，但就白刚而言，作为省纪检委书记，监督起一把手来来既不远、也不软，但面对一把手平哲种种悖逆原则的行为，曾在国民党监狱和右派改造流放地誓死不屈的白刚，竟囿于长期缺乏党内民主的僵硬框框，在斗争中难以放开手脚，似乎有许多明规则和潜规则捆绑着他，动作失据就会授人以柄、自我倾覆，起码会被认为是“破坏团结”。他的监督意志难以到位，内心十分痛苦，包括那位年事已高、世事洞明的徐书记，明知不对也只能“圆通”行事，不见锋芒。读这本书没有廉价的快乐，但会体认人生的艰难。本书令人看到政治体制改革开步的必要性、紧迫性和起步的艰难性。作者白石虽已年届八旬，但笔力纵横。由于他在省纪检委书记岗位上博弈多年，积累深厚，在他笔下的高官们，语态、心计各有鲜明个性，在文学创作中最难摆布的会议场面，也写得色彩纷呈、活灵活现。读罢掩卷沉思，如是种种，在现实生活里不都似曾相识吗？

（责任编辑 赵友慈）

2008年第6期 朱元璋为何要把孟子清理出孔庙　作者：陈　虎

洪武五年（1372）的一天，对于亚圣孟子的神灵来说并不是一个安静的日子。这一天，盛怒之下的朱元璋，想把孟子的木主牌位从孔庙四配的位置上撤下来，取消他配享的待遇。这一事件的发生，不仅对孟子本人，而且对儒家的传统信仰均将产生极为强烈的冲击。要了解这一事件的原因，我们首先要弄清楚孔庙中四配的渊源。

四配的由来

旧时中国的孔庙（或称文庙），多以颜渊、曾参、子思、孟轲配祀孔子，其中颜渊、子思居孔子的右边，曾参、孟轲居孔子的左边，统称四配。孔庙的配享制度，与历史上孔子地位的不断提高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三国以前，在文献记载中还不见有孔门弟子的任何人配祀孔子。三国魏齐王正始二年（241）“春二月……使太常以太牢祭孔子于辟壅，以颜渊配”（《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孔子最得意弟子颜渊开始配祀。

一直到唐朝初年，孔庙中也一直只有颜回一人配祀。贞观二十一年（647），唐太宗诏令以自左丘明、子夏、公羊高至晋杜预、范宁等二十二人配享孔子庙中，配祀人员也是不固定的。总章元年（668），唐高宗命赠颜回太子少师、曾参少保称号。唐睿宗太极元年（712），加赠颜回为太子太师、曾参为太子太保，皆配享（以上见《新唐书·礼乐志五》）。孔庙中的配享者增加为颜渊、曾参二人。一直到唐玄宗时期，孔庙中的配祀方式才有了较为明确、具体地规定。玄宗开元二年（714），“司业李元上奏曰：‘先圣庙为十哲象，以先师颜子配，则配象当坐，今乃立侍。余弟子列象庙堂不豫享，而范宁等皆从祀。请释奠十哲于上，而图七十子于壁。曾参以孝受经于夫子，请享之如二十二贤。’乃诏十哲为坐像，悉豫祀。曾参特为之象，坐亚之。图七十子及二十二贤于庙壁”（《新唐书·礼乐志五》）。

五代后周显德二年（955），“别营国子监，置学舍。宋因增修之，塑先圣、亚圣、十哲像，画七十二贤及先儒二十一像于东西庑之木壁”，宋太祖赵匡胤还亲自撰写了《先圣赞》、《亚圣赞》（见《宋史·礼志八》）。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立孟轲、扬雄像于庙庭，仍赐爵号”，“诏封孟轲邹国公”。元丰六年（1083）冬十月，“封孟轲为邹国公”。七年五月“壬戌，以孟轲配食文宣王”（见《宋史·神宗本纪三》）。徽宗大观二年（1108），从通政郎侯孟请，绘子思像，从祀于左丘明二十四贤之间。……又诏改封曾参武成侯。“政和三年（1112）……以兖国公颜回、邹国公孟轲、舒王王安石配享殿上”（以上见《宋史·礼志八》）。南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春正月“戊申，帝诣太学谒孔子，行舍菜礼。以颜渊、曾参、孔、孟轲配享”（《宋史·度宗本纪》）。“诏封曾参国公，孔沂国公”，配享的秩序为：兖国公、国公、沂国公、邹国公居正位之东面，西向北上，为配位。冉损、冉雍、端木赐、仲由、卜商，居殿上东面，西向北上；冉耕、宰予、冉求、言偃、颛孙师，居殿上西面，东向北上；为从祀。此为十哲（见《宋史·礼志八》）。

综上所述，孟轲的配享起自宋朝。但当时，孟轲的配享地位并不是没有争议的。北宋神宗熙宁年间，诏封孟轲为邹国公。当时任晋州州学教授的陆长愈奏请于春秋释奠孟子应与颜子并配享之时，就曾引起不小的争议。“议者以谓凡配享从祀，皆孔子同时之人，今以孟轲并配，非是”，提出质疑。礼官们据理力争，说：“唐贞观以汉伏胜、高堂生、晋杜预、范宁之徒与颜子俱配享，至今从祀，岂必同时？孟子于孔门当在颜子之列。”一时争论激烈，只是由于宋神宗亲自下诏裁令“以孟子配食……自国子监及天下学庙，皆塑邹国公像，冠服同兖国公”，才最终平息了这场争论（见《宋史·礼志八》）。

元朝仁宗延三年（1316）“秋七月，诏春秋释奠于先圣，以颜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封孟子父为邾国公，母为邾国宣献夫人。……至顺元年（1330）……（加封）颜子，兖国复圣公；曾子，国宗圣公；子思，沂国述圣公；孟子，邹国亚圣公”（《元史·祭祀志五》）。至此，四配的名位、名号、封爵等已基本完备。历经数百年的波折、反复，孟子才最终确立在四配中的地位。谁曾料到，至明太祖朱元璋时期，孟子的配享地位又一次受到了冲击。这次可是来自封建皇帝的冲击，看来孟子的配享地位真得要难保了。这其中的原因何在呢？这恐怕要从朱元璋和孟子两人身上去找根源了。

朱元璋为何如此恼怒孟子

首先，这要从对儒生首鼠两端的朱元璋身上找原因。在朱元璋一生的政治生涯中，既重用佛、道，又时而杀戮和尚、道士。对儒家、法家等也是如此，虽然他经常大骂李斯、韩非等法家，但他治国思想的精髓又多是从法家著作中生吞活剥而来的。他一向标榜孔、孟，言必称三代，儒家思想似乎是他的惟一旗帜，但他在骨子里又实在看不起儒生。如他命令“有司造成均，凡士人肄习案座，皆以独木为之”，人问其故，朱元璋回答说：“秀才顽，使之坚厚，毋败吾案。”（见《明朝小史》卷1）此虽小事一桩，但可以看出读书人在朱元璋心目中处于什么位置。明朝建立之初，不仅治理地方需要大量人才，而且南京中央政权也需要一批文人学士，朱元璋对于罗致治理天下的贤才包括元遗民，还是曾表现出相当的耐心与真诚的。对于一些早期投奔他的读书人，如宋濂、刘基、陶安等，他也一度都非常信任。建国前后，对他们也曾给以特殊优待。如把刘基看成是自己的诸葛亮、张子房(良)，从不直呼其名，而尊称之为先生，这算是皇帝所能给予的最高礼遇了。洪武初年，在制定处州府税粮时，朱元璋还专门为刘基的故乡青田县减免五合亩税，说是要“令伯温乡里世世为美谈”（《明史·刘基传》）。四先生之一的宋濂，更是一个标准的儒生。他曾做过朱元璋长子朱标的老师，并为朱元璋讲解经史和治国平天下之道。后来任起居注、翰林院学士、知制诰等官，主持修纂《元史》，被称为明代开国文臣之首，是朱元璋的文学、儒学首席顾问，相当长的时间之内，君臣关系相当融洽（见《明史·宋濂传》）。很早就跟了朱元璋的陶安，也同样受到礼重。朱元璋还亲自为陶安的府邸撰写“国朝谋略无双士，翰苑文章第一家”的楹联，使其门楣生辉，文士与荣。

但其他读书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尤其是攻陷大都后从元朝廷转投过来的那些读书人，最为朱元璋所鄙视，最突出的代表人物要推号称元朝“国史”的危素了。危素在元朝曾参与编修《宋》、《辽》、《金》三史，纂写《后妃》等传。明军入大都，“兵入府藏，垂及史册，公（危素）言于镇抚吴勉辈而出之。由是累朝实录无遗缺者，素之力也”（《玉堂丛语》卷4）。“危学士素以胜国名卿事我太祖，年既高矣，上重其文学，礼待之。一日，上燕坐屏后，素不知也。步履屏外，甚为舒徐。上隔屏问为谁？素对曰：‘老臣危素。’语复雍缓。上低声笑曰：‘我只道是伯夷、叔齐来。’”（见《前闻记》）如此学富五车之人，尚且受到如此轻慢，其他人就不用说了，动辄惨遭杀身之祸（见拙文《农民皇帝朱元璋的血腥文字狱》）。

朱元璋对历朝历代所给予各路神仙、名人的各种封号也不甚感兴趣。洪武“三年，诏革诸神封号”，只是对孔子还算宽容，“惟孔子封爵仍旧。且命曲阜庙庭，岁官给牲帑，俾衍圣公供祀事”（以上见《明史·礼志四》）。洪武元年（1368）二月“丁未，以太牢祀先师孔子于国学”（《明史·高祖本纪二》）。又遣使到曲阜致祭，使者临行前，朱元璋谆谆告诫说：“仲尼之道，广大悠久，与天地并。有天下者莫不虔修祀事。朕为天下主，期大明教化，以行先圣之道。今既释奠成均，仍遣尔修祀事于阙里，尔其敬之。”（《明史·礼志四》）但当孔子的后人应诏不赴朝时，朱元璋又龙颜大怒。据史料记载，洪武元年(1368)三月，大将军徐达攻克山东济宁，至圣先师孔老夫子的故乡曲阜正属济宁路，朱元璋便传令孔子第五十五代孙元国子监祭酒孔克坚到南京去朝见。孔克坚犹豫不决，称病不出，只派他的儿子孔希学前往。朱元璋疑心这位袭封衍圣公看不起他这个出身微贱的皇帝，感觉受了莫大污辱，虽再三压抑，终是恼怒难消，便拟一诏书，快马送给孔克坚，说道：“吾虽起庶民，然古人由民而称帝者，汉之高祖也。尔言有疾，未知实否。若称疾以慢吾，不可也。”孔克坚这才感觉大事不妙，便日夜兼程地赶到了南京。孔克坚的到来，使元璋转怒为喜。洪武元年(1368)四月初八，元璋在谨身殿态度亲切而温和地召见了孔克坚。八月壬申，诏“衍圣公袭封及授曲阜知县，并如前代制”（《明史·高祖本纪二》）。从此，明清相沿，对袭封衍圣公便只“养之以禄而不任之以事”。朱元璋还赐给孔府土地约60万亩，并钦赐洒扫户115户。如此而已。

但极度自尊、刚愎自用的朱元璋，对于“至圣文宣王”孔子这么一个高高在上灵魂的存在，是一百个不情愿。洪武二年（1369），他就曾下诏说：“孔庙春秋释奠，止行于曲阜，天下不必通祀。”诏令一下，朝野大哗。如时任刑部尚书的钱唐就“伏阙上疏言：‘孔子垂教万世，天下共尊其教，故天下得通祀孔子，报本之礼不可废。’”侍郎程徐也上疏劝谏说：“古今祀典，独社稷、三皇与孔子通祀。天下民非社稷、三皇则无以生，非孔子之道则无以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皆圣人也；然发挥三纲五常之道，载之于经，仪范百王，师表万世，使世愈降而人极不坠者，孔子力也。孔子以道设教，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道也。今使天下之人读其书，由其教，行其道，而不得举其祀，非所以维人心、扶世教也。”（见《明史·钱唐传》）经过大臣们这么一闹，朱元璋也觉得实在说不过去，只得极不情愿地收回了命令。但他一直又心有不甘，于是几年之后，便把这一腔的无名之火发在了孟子老先生的头上了。

其次，要从孟子的思想中找原因。在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中，“民本”思想在孟子那里表现得最为突出。他有一句名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孟子认为，“土地、人民、政事”是国家的“三宝”，谁能保护人民，那他就一定能称王。因为“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如果残害百姓，就是孤家寡人的“一夫”，这种人是不配得天下的，即使得到天下，也应该被打倒。推翻这样的天子，不是犯上作乱的弑君行为，正如周武王“诛一夫纣”推翻殷纣王的统治一样，是为民除害。孟子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孟子·离娄上》）得到天下的人，如果失去了人民，那就一定会失去天下。反之，没有天下的人，只要得到人民的拥护，那就一定能得到天下。“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孟子·尽心下》）。就是说，丘民即人民比天子更重要。所以，汉代的赵岐在注“民为贵”一章时所说的“言得民为君，得君为臣，论君民社稷之轻重也”（《孟子注疏·尽心下》），深得孟子的旨趣。

天子若不能保民，天下之人就可以得而共诛之。所以，孟子并不主张天下百姓效忠于一姓一人。孔子曾说过：“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那么，如果君使臣不以礼，臣将如何办呢？孔子并没有继续往下说。而孟子却接着孔子的话进行了进一步发挥。他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也就是说，在孟子的心目中，根本就不存在绝对的天子权威，君臣关系也是相对的。他说：“说大人则藐视之，勿视其巍巍然。”（《孟子·尽心下》）若“天子不仁”，则“不保四海”（《孟子·离娄上》）。这里孟子所说的“仁”，主要是对“民”来说的。为了得到天下，保有四海，天子就必须实行仁政，爱护人民。

那么，怎样才能得民呢？孟子认为，要为民所想，不要把人民厌恶的东西强加给他们。“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即为民兴利和为民除害，孟子把这种“以德服人”的政治称之为“仁政”、“王道”。与此相反，“以力服人”而丧失民心，孟子称之为“霸道”、“暴君”。比较这两种政治，孟子进一步认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天子若“以德服人”，就是“仁者”，而仁者则是无敌的（见《孟子·梁惠王上》）。“仁者”为什么会无敌于天下呢？孟子说是因为“得道”，“得道者多助”，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人和”，当然也就会所向无敌了。以力服人的暴君，企图用武力征服别人，就不断地发动战争，“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这样就犯了大罪，应该“服上刑”（《孟子·离娄上》）。生活于战国战乱不休、杀人如麻这种乱世之中的孟子，能有这些超越时代的思想，是难能可贵的。但这些思想火花，对正欲通过强权建立朱家千秋大业的朱元璋来说尤其刺眼。再加上朱元璋本来就对孟子那个时代异说纷呈的各种学说很反感，还在洪武元年的一次与儒学之臣讨论学术问题时，朱元璋就曾说过：“战国之时，纵横捭阖之徒，肆其邪说。诸侯急于利者多从之，往往事未就而国随之以亡，此诚何益？”“邪说之害道，犹美味之悦口、美色之眩目”，“夫邪说不去，则正道不兴，天下焉得而治！”（《明史纪事本末》卷14）基于这种心理，政暇之时，经常翻阅作为儒家经典著作之书《孟子》的朱元璋，看到这些内容就不高兴了，因此厄运也就必然地降落到孟子的头上了。

事件的始末和结果

罢全国普遍祭祀孔子的问题最终没能执行，朱元璋本来就一直耿耿于怀。洪武五年的一天，朱元璋不经意之中又在翻看《孟子》，见那“民贵”，“君轻”，“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以及“霸道”、“暴君”、“一夫”之类的话，更觉得如芒刺在背。一边读，一边骂道：“如此荒谬之言，哪里像臣子说的话？”“倘此老在今日，岂可免我一刀”。当天就命令将孟子逐出文庙的殿外，不得配享。并发狠地说，诸大臣“有谏者以不敬论，且命金吾射之”（《明朝小史》卷2）。看到这个圣旨，满朝文武，惊恐不知所措。这时，刑部尚书钱唐挺身而出，抗疏直言，为孟子鸣冤。朱元璋当然是愤怒异常，内侍把皇上动怒的情景描述给钱唐。钱唐说：“臣为孟轲而死，死有余荣。”（《明史·钱唐传》）说罢，让人抬着事先准备好的棺材，袒着胸，抱着必死的决心，直向奉天殿方向走去（见《闲中今古录摘抄》卷1）。朝堂的大臣都为钱唐捏了一把汗。内侍们也飞跑进去禀报。只见朱元璋果然命“金吾”卫士杀气腾腾地引满弓，正等着钱唐的到来。见到钱唐视死如归的模样，气头上的朱元璋更加恼恨，便真的让“金吾”卫士连射了好几箭，钱唐的左臂、右肩、胸部都中了箭，被射倒在朝堂上，但仍然挣扎着向皇帝座前爬去。看着钱唐痛苦而坚毅的样子，朱元璋终于退缩了。此事之后，朱元璋不仅没有因此而治钱唐的罪，还命令太医院的太医仔细地为他治疗箭伤（见《明朝小史》卷2）。第二年，冷静下来的朱元璋，就下了一道谕旨说“孟子辨异端，辟邪说，发明孔子之道，配享如故”，算是极不情愿地把孟子的牌位又请了回去（《明史·礼志四》）。如此说来，钱唐对亚圣孟子可谓居功至伟，难怪后人对其赞不绝口了，后人有诗云：“引棺绝粒箭当胸，拼死扶持亚圣公。仁义七篇文莫蠹，冕旒千载绘仍龙。批鳞既奋回天力，没齿终成卫道功。那得洪恩遍寰宇，泮宫东畔置祠宫。”（见《闲中今古录摘抄》卷1）

但朱元璋觉得这个孟老头实在有点讨厌，什么“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什么“草芥”、“寇仇”；什么“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什么“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也”；什么“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等，这些真有点像是指着鼻子在数落自己。特别是《孟子》又是官定的《四书》之一，各级学校用来做教本，科举考试用来命题，这岂不把天下的学子们都教坏了？至洪武二十七年，朱元璋最终还是没有放过孟子。既然配享不能动，我动你的书应该可以了吧。于是，命令翰林学士刘三吾对《孟子》进行删节。82岁的翰林学士刘三吾奉命后战战兢兢，经过反复揣摩，共删掉85条朱元璋感到刺眼的内容，保留170余条，成《孟子节文》一书。朱元璋立即下了一道诏书，规定“自今八十五条之内，课士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一以圣贤中正之学(指《孟子节文》这部书)为本”（刘三吾《<孟子节文>题辞》）。孟子配享的这段公案，到此才算结束。

（作者单位：中华书局《文史知识》编辑部）

（责任编辑 徐庆全）

2008年第7期 社会进步还要制度保障　作者：资中筠

汶川地震，举国震惊，伤亡惨重，全民哀悼。此时此刻，自己觉得特别无力、无奈。但是心有所系，心有所忧，来自各种渠道的信息引发悲伤、焦急、鼓舞、敬佩、忧虑、愤慨、叹息，五味杂陈，百感交集……从万千思绪中升起希望：这是否可能成为社会转型的拐点；改革途中的里程碑？

留住“民气”需要制度保证

在重大灾难降临时，人的悲悯之心容易被激发出来，凸显人性善良、崇高的一面，汇集起来，可以释放出巨大的力量，这次震灾中这一现象表现得特别充分。人们常与1976年唐山大地震比较，那次因为完全封锁信息，宣传仍以“阶级斗争为纲”，“继续批邓”，就在余震波及的北京，居民只经历了暂时在室外生活的不便，却没有激起对唐山受灾同胞感同身受的关怀，也无从关怀，根本谈不到全民救灾。差可比拟的却是同一年初周恩来总理的逝世，举国同哀。我清楚地记得那一段时期，人与人之间距离忽然拉近，感情似乎升华，社会秩序空前良好，经常发生的因挤车、排队、自行车相撞而吵架之类事一时绝迹，连大声叫嚷都少。有人刚要发作，旁人说一句，“都什么时候了！”就可以立刻化解。似乎在这种时候吵架就是亵渎逝者，大家正面临共同的重大灾难，个人间的摩擦都微不足道。这种情绪固然由于周总理的人格力量，更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特殊的政治背景，人们多年压抑无告的痛苦、悲愤和对国家前途的深刻忧虑都喷发出来，寄托在对周总理的哀思中。此事与当前的事件性质当然不同，只是说明“国殇”有时能成为一种民族凝聚力。

但是，这种感情，这种“民气”，无论多强烈，多高尚，如没有其他条件，是难以持久的。灾难过去后，一切恢复正常，各种矛盾，各种劣根性，各种陋习也随之恢复，也许还会引发出新的矛盾，新的恶行。温总理题词“多难兴邦”，是古训，也是有历史依据的经验，此时以此鼓舞民气十分恰当。但是在现实中“难”不会自然而然通向“兴”，从前者转到后者有许多条件，这条件需要人为地去创造，其艰巨的程度不亚于救灾，而所需要的胆识、智慧、韧性和毅力则过之。在当前我国特定的情况下，归根结底，就是要把在灾难中涌现出来的善心、善举以及各种创新成就用切实的措施、法律和制度给予保障，使之持续下去，使人的善意能有畅通的渠道尽情发挥，当然包括废除一些阻碍“兴邦”，甚至造成“多难”的旧制度、旧法规，乃至旧的思维方式。也就是来一次“除旧布新”。

“多难兴邦”，人所共祷。见到报刊有“凤凰涅”、“浴火重生”等各种提法。这是一种浪漫的夸张。这次灾情虽然严重，还是局部的，并非全民都“浴火”。我只希望这次能在社会转型中标志着一个新的拐点，伤痛过去后不再回到老路，想到了几点，或许可以作为漫长的“兴邦”道路上的几蹬台阶。

为媒体松绑

这次令人耳目一新的是媒体的报道，至少有下面几点新意：

关注和展现了苦难：一场严重灾害的直接后果首先是相关人群受难，是公众最关注之事。但是直到不久前的雪灾，我国媒体对各种天灾人祸一贯的做法是本着报喜不报忧的原则，只让公众在事后看到已经解决的景象（有时实际并未解决），着重在各级领导如何重视，镜头上出现的多是受惠者的感激、满意的笑脸，而看不到受难者的不幸。甚至灾难尚未完全过去，就急忙奏凯歌，表彰功臣。这次则有所不同，从一开始，灾情的惨状、灾民的苦难得到了现场真实的展现；救援的手段、过程比较透明，既公布已有的成绩，也坦诚说明尚待解决的难题，对全国人民的关怀和疑虑有所交代，尽到了新闻媒体名副其实的职责。

新闻渠道多样化：除了指定的主流媒体外，许多报刊都及时派出了自己的记者到第一线采访。实际上我国相当多的报纸和期刊已经拥有一批训练有素的优秀记者、编辑和作者，这次得以一显身手。尽管电视现场采访权仍为中央电视台所专有，但纸质媒体出现了丰富多彩的第一手报道、精彩的摄影和多视角的评论。在这种情况下，无形中形成一种良性竞争。凡是有条件的报刊都不甘炒别人的冷饭，既然大家都报道同样的题材，就必须争取有自己的特色，挖掘自己的故事，发挥所长，表现出独到之处。以我经常收到的多种报纸、期刊来看，的确都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内容：或是本刊记者、评论员自己的稿件，或是外部作者的文章，有特别感人的纪实和抒情，有对关键人物的采访，也有视角独特的评论。此时能够发挥广泛的社会联系，约到好文章，也是报刊的一种功夫。总之，这一次的媒体（包括期刊）避免了千人一面，真是百花齐放。我读着一个个可歌可泣的真实故事，为之唏嘘泪下，同时看到我国媒体人的高度敬业精神、胆识和专业能力，欣慰和钦佩之情油然而生（这钦佩也包括对中央电视台在一线的记者）。只要有机会、有条件释放出来，我国新闻媒体的实力和才干是可以赶上国际水平的。可以说：“给点阳光就灿烂”。作为一名老人，我羡慕这些年轻人的朝气和活力，同时看到民族的希望。

问责和揭短稍有突破：天灾固然非人力所能左右，但是伤亡的程度与人为因素的关系是公众心中不可避免的问题。往日的惯例，这些都是不可言说的“敏感话题”，是新闻的绝对禁区。这次则有所突破：例如震前预报问题、学校建筑质量问题、救灾物资和钱款的发放问题，等等。当然，公开见报的只是冰山一角，远非全貌，但是抓住个案不放，向纵深挖掘，已经触及带有普遍性的问题的本质，足以引起警觉，增加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难度。

必须承认，这次新闻报道中所表现的新气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某些不合理的成规、禁令被冲破、被弃置不顾的结果。事实证明，在灾难来临时，透明度越大，越有助于消除疑虑，释放善意，从而也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否则老百姓就只能依靠“出口转内销”，或小道消息满天飞，坏事成倍地放大，谣言不胫而走，只能造成人心惶惶。然而这样明显的道理“有司”不察。我国新闻管制的习惯路数是：一事当前，首先想到的是统一口径、“编辑”、过滤，或封锁真相，设立各种禁区，束缚媒体手脚，最后想到（或根本不想到）的才是老百姓的知情权。这一次，灾难太深重了，举世关注，中国媒体人的良知和责任感，还有难以控制的互联网的冲击，突破了预设的种种禁区，不可阻挡。这是一种非常时期的非常现象。

灾难的高潮过去后，这种“非常”能否持续下去变成“正常”，还是又退回原来的旧轨道？我希望前者，担心后者。最低的希望是不出现“秋后算账”的恶劣行径——例如现在暂时“法不责众”，危机过后，伺机以其他借口，选择一些对象进行报复。进一步希望是使这次的“非常”持续为“正常”。这单凭“良心发现”是不足恃的，需要一次实质性的改革，用法律固定下来。改革的方向应该变“内部”为公开，“政府信息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人民日报》4月30日文章标题）。与限制新闻报道相反，是限制新闻官和有关部门的权力。记得改革开放之初，“跑批件”、“买卖批件”成为经济领域的一大公害，是扰乱正常市场经济和腐败之源。解决之道无他，就是放开经济自由权，缩小审批范围，许多经济活动不需要“批件”了，市场本身的规律就可发挥作用，从而大大解放了生产力。诚然，在经济领域这个问题至今没有完全解决，权与钱的关系还没有理顺，但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已经有很大的进步。而宣传领域则至今未见有任何进展。这一次媒体的集体冲刺是一个难得的契机，放开管制，天下不会乱，这一事实应该为更多的执政者所认识，如果能乘势促成早已滞后的新闻改革，以新的思维建立新的法律制度，解放媒体，则国民的“知情权”、“表达权”以及“监督权”，可望落到实处。

为NGO和志愿者鼓劲

众多志愿者活动在灾区，是这次的新事物，套用一句时下流行语：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据说人数有百万之多。他们是十万正规解放军和近百万有组织的医护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的巨大的补充。一次灾难过后，有无数可预料和想不到的需求，专业队伍终究力量有限，志愿者刚好见缝插针，不论在人力、物力和精神上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大大增加了救援力量。但是其意义远不止此：对于受难者来说，得到了更多的温暖，体验到人与人之间不带功利色彩的关系，所谓“天灾无情人有情”；对于志愿者本人来说，也是一次极为宝贵的人生经历，特别是其中大部分是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见识了深重的苦难，也体验了最美好的情操，自己得到了磨练，增长了才干和自信。正如许多报刊所说：“80后、90后”的独生子女作为志愿者的表现，令人刮目相看，连父母都感到惊奇。对于全社会来说，在物欲横流，人们哀叹道德滑坡之时，志愿者的行动促成了一种集体道德的提升和公民意识的觉醒，其长远意义将在今后不断显示出来。

这一次，由于灾情严重，也由于我国政府以人为本，对一切国内国际援助采取开放政策，因而短期内收到了大量的捐赠。灾后重建还将继续收到钱与物。现在募捐不难，而难在救灾款和物资最有效的分发。这项工作艰巨而复杂，需要大量的人手和高效的组织能力。单靠各级政府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何况有些重灾区政府人员本身已成救援对象。在这方面政府与民间力量相配合，可以成倍增加灾后救援的效益，使钱、物尽其用。

志愿者若是完全单个人分散行动，有许多不便处，多数有一定的组织，不论大小。形形色色的民间团体，亦即NGO，是志愿行动的主体。这些组织五花八门，并不都是公益性质，有许多就是娱乐性的俱乐部，也踊跃参加到救援行列中来。“NGO”、“志愿者”开始进入国人语境大约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进入21世纪，更是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这是大势所趋，是社会的需要，也是人道主义的普及，公民责任感的加强。只是我国有关法规相对滞后，还是沿袭改革以前的旧思维，防范多而鼓励少，严重妨碍其正常发展，使得“做好事”的渠道不畅通，反而取不到“合法性”。近年来虽然出台了一些新的法规，有一定的进步，但仍有许多限制，赶不上形势的需要。这次空前规模的志愿者活动是可喜的新现象，也意味着政策的开放。当然，志愿者在我国是新事物，在这次行动中难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有些地方一拥而上，或缺乏专业训练，反而“添乱”。同样的，林林总总的NGO也会有良莠不齐，甚至有犯罪诈骗的。但是任何事物都不可能百分之百的纯洁，不能因噎废食。我希望这次的开放不是出于实用主义的权宜之计。本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精神，应以新的眼光对待NGO，变防范为鼓励，从而研究和通过新的法规。NGO的发达，在近期，可调动社会积极因素，多一分化解社会矛盾的力量，成为政府部门有力的补充；在长远，对提升公民觉悟，促进社会进步有重大意义。一个好的社会应该是做好事的渠道畅通，而做坏事非常困难。总之，以积极的法规鼓励NGO健康发展，结果必然利国利民。

无论是平时还是灾时，无数社会需求不可能靠政府全包，这是大势所趋。早日制定积极鼓励、有利于兴利除弊、促使民间组织健康发展的法律法规，此其时矣！

整顿吏治为当务之急

从不久前的雪灾到当前的震灾，我们都见到温家宝总理风尘仆仆赶赴灾情最严重的第一线，慰问群众，指挥救灾。有时同一地方去不止一次，不畏艰险，不辞辛劳。赢得了公众的拥戴，也获得了国际赞誉。以至于有外国报刊文章说“中国总理不可复制”。我也心怀感佩。但是感佩之余，又不免想到，一国总理这样事必躬亲，恐怕有不得已处。中国政府有世界最庞大的科层机构；无论纵向比（历史），横向比（外国），当前我国的“公仆”与人口的比例数都是最多的。这种官吏古称“吃皇粮”，今称“纳税人供养”，还有自古有名的箴言曰“尔奉尔禄，民脂民膏”。于是我想到一连串的假如——

假如这么多官吏都能各司其职，各级行政机构都运转无碍，还需要统领全局的国家主席和政府总理这样辛苦地推动，亲自督战么？中央领导慰问灾民，亲自了解灾情和救援情况，都是必要的，是起精神的鼓舞作用，也能建立亲民形象。但是在第一时间、第一线行动，具体部署救援措施的应是当地各级“父母官”。从省到乡，这一官吏群体克尽厥责了么？

假如他们平时都廉洁奉公，以本乡本土的子弟教育、福祉为念，以对“形象工程”、办公大楼的同样心力关心教育，包括校舍，会有这么多学校建筑坍塌吗？有多少学童可以幸免于难？

假如赈灾物资、钱款从来都能全部、有效地分发到最需要的灾民手中，而没有截留、挪用、贪污现象，可以有多少真正需要的人得到实惠？假如财务过程都能透明，捐助人还会那么不放心？例如著名演员慈善家李连杰坚持他的“壹基金会”的捐款必须看到收款人按手印的收条，这样的捐赠者不止他一个，曾有慈善家专门雇人追踪他的捐款落到何处。这是平时。在当前的大灾面前如何呢？以成都高级住宅区占用地震帐篷的事件为例，千百万人生命所系而又如此紧缺的物资，竟敢“走后门”，截留挪用，群众愤慨理所当然，如果发生一些不理智的行为也可以谅解，至少举报有功。但是据说有关部门不致力于惩罚真正的罪犯，却以扰乱秩序为名拘捕揭发举报者。这种颠倒是非又是惯性作用在作怪。

假如平时各级官吏没有作威作福的习惯，有尊重百姓人权的观念，还会发生殴打志愿者的事件么？那一记耳光打得那么顺手，那么不假思索，足见已成为本能的条件反射。这次是在非常时期，打的又是救灾志愿者，所以引起舆论大哗，不得不道歉，还是辩解甚多，不是痛快情愿的。而且还责怪媒体曝光。可以想见平时对待其治下的乡民是何态度。“顺手”打了老百姓，会有人问责，会道歉吗？

目前公众的知情权、表达权、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无法落实，越是优秀的报刊“风险”越大，除了主管部门的旧思维之外，各级政府文过饰非的本能汇集成强大势力是主要原因之一。实际情况是倒过来，不是媒体监督政府，而是地方官监督媒体：凡发生对自己“政绩”不利之事，首先想到不是追究“坏事”的起因、责任，而是岌岌于封锁和抵制媒体报道真相，无所不用其极。有所谓“防火、防盗、访媒体”之说。对于不在自己管辖内的媒体，则施展“告状”手段，以借助高一级的压力，或用官场潜规则，互相打招呼，牺牲的是社会正义之声、本地百姓的利益。也许一时有利于某些人的仕途，但最终受损的是该地方政府的集体“政声”，因为在方今之世，防民之口是很难做到的。

所有这些都指向“吏治”非整顿不可。当然，懈怠、渎职（姑不论贪污腐化）的只是一部分，即使平时表现不如人意的，在这非常时期冲向第一线，尽心尽力，公而忘私的基层干部，乃至像林强那样以良心战胜官场规则的当不在少数。这里讲“整顿”，主要是制度层面的改革。治本之道路阻且长。总的方向不外乎从人治到法治；从对上级负责到对百姓负责；“政绩”的考核标准和手段彻底改革，等等。还有一条更重要的，就是舆论的监督。变“闻过则怒”为“闻过则喜”只能期待于极少数人，重要的是剥夺其“泄怒”于揭发他们的媒体的权力，从而保障舆论监督权。还有一种集体痼疾很难治愈：例如重形式，轻实效；重官轻民，以及已成为本能的按等级办事（从建筑质量到分发救灾物资都按官位）；对上虚报成绩，对下封锁信息（说得不好听就是“欺上瞒下”），等等。这种习惯思维和行为方式甚至很难责备具体的个人。这些问题众所周知，议论不断，来自朝野的各种改革的建议、方案也已很充分，只是举步维艰。现在机会难得，借强震之力，借民族凝聚力最大之时，迈出一大步，应是阻力最小的。治标的措施则包括对个案的处理，对已经群情汹汹的事件，不再敷衍掩盖，问责、奖惩越认真，越公正，越透明，则越能安抚受伤的心灵，越能维护社会的稳定。

（作者系社科院美国所原所长）

2008年第7期 文革的三次地震与汶川之震　作者：雷　颐

汶川地震，举世同悲。灾害无情人有情，如果将“文革”时期三次“抗震救灾”与这次汶川抗震救灾略作对比，不难看出政府执政观念、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进步，因为突发性事件、灾难，往往最能反映一个社会、时代的特点。

“文革”时期的三次大地震，将那个时代的特点暴露无遗。

1965年11月，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公开发表，拉开了十年“文革”的序幕；到1966年3月8日河北邢台地震发生时，文教界的大批判已经十分激烈，杨尚昆、陆定一、罗瑞卿等一些高层领导人已被渐次打倒，“序幕”已近尾声，第一幕即将开始。

地震发生后第三天，3月10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新华社关于邢台地区发生地震的消息。3月11日的《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邢台发生地震的消息，标题是《党和政府领导人民大力救灾》；据3月12日《人民日报》报道，由中共中央委员、内务部长曾山率领的中央慰问团，十日分成五路到达地震中心地带，对灾区人民进行亲切慰问。以后，又陆续报道抗震救灾情况。但对周恩来总理在第一时间赶往灾区慰问视察，当时却并未公开报道。

当时的报道，已开始显示“文革”特点，强调“突出政治”、强调“只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就一定能战胜灾害等等。3月14日《人民日报》一篇题为“天津上海支援邢台地震区”的报道，必须加上“以深厚的阶级感情关怀受灾人民”这个副标题。因为，当时特别强调“阶级”，反对、批判抽象、普遍的“人”，强调对“阶级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不能提“爱心”、只能提“阶级情”。

但此时毕竟只是“文革”的“序幕”阶段，针对那种畸形的“突出政治”，周恩来批示赴邢台“救灾宣传”的解放军某部：“一个月救灾宣传工作，要同时帮群众搞生产，在春耕春播、追肥浇水间隙中进行宣传教育，决不要停止生产来参加学习，以致延误农时。”（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第28页）如果对当时的背景缺乏了解，则很难理解周恩来此“批示”之不易。此时已开始提出“政治可以冲击一切”、“一定要保证政治学习的时间”，而且罗瑞卿被打倒的一大“罪状”就是在军队搞“大比武”、反对“空头政治”。周恩来仍“批示”前去专门做“宣传”工作的解放军要在生产的“间隙”进行宣传教育、“决不要停止生产来参加学习”，是有相当风险的。

虽然电台和报纸对邢台地震的报道时断时续，并很少上“头版”，但毕竟时有报道，还是起了相当的动员作用，一时全国支援邢台灾区蔚然成风，甚至有60多名藏民星夜兼程，从遥远的西藏高原送来了240匹良马！

1970年，“文革”仍处高潮，1月5日，云南通海发生7.8级大地震。1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消息，标题为：《毛主席林副主席亲切关怀受灾人民，当地军民信心百倍地进行抗灾斗争》。这则消息只是笼统地说“我国云南省昆明以南地区发生了一次七级地震”，没有地震发生具体地点，对灾情只字不提，而且将震级调低为“七级”。邢台地震时，新华社消息的标题的主语是“党和政府”，此时的标题主语则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标题的主语之变，也从一侧面反映“文革”的个人崇拜。以后，《人民日报》便再也没有登载有关通海地震的消息。因此，当时通海地震几乎不为全国人民所知。新华社这则消息，也是外国有关机构测得地震、作出报道或询问后，周恩来在外交部上报的有关材料上批示要由新华社发一简要消息，以便回答各方好意的询问后，才不得不发。在四川省革委会、成都军区关于派团前往灾区慰问、救灾的电报上，周恩来批示：“重点应放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鼓舞士气，加强医疗（五十余人少了，四川可派出得力医疗队二百人，并带药、械），自力更生，重建家园。”（《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第343页》）此时已是“文革”高潮，他的批示也不能不首先说“重点应放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然后才是增派医疗人员的具体指示。

1月9日的《云南日报》的头版头条是《人民日报》没有刊登的中共中央慰问电，但通栏黑体大标题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亲切关怀我省灾区人民”，当时突出的不能不是“个人”。同版还刊登了新华社消息。以后断断续续有关于地震报道，但版面位置并不重要、突出。突出的仍是诸如“清理阶级队伍”、“镇雄县各族人民家家有《毛泽东选集》”、“彻底批判反动影片《五朵金花》”等等。而不多的救灾报道，也充满了这样的“话语”：“千条万条，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灾区革命人民的头脑是第一条。地震发生后，省革命委员会派专车专人，星夜兼程把红色宝书《毛主席语录》、金光闪闪的毛主席画像送到了灾区群众手中。还组织了许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帮助灾区群众开展抗震救灾工作。”“力量的源泉，胜利的保证。受灾地区广大群众从毛主席语录中汲取无穷无尽的力量，争取更大的胜利。”“千支援，万支援，送去毛泽东思想是最大的支援。战斗在抗震救灾第一线的昆明部队广大指战员给受灾地区群众送去最强大的武器，用毛泽东思想宣传群众，武装群众，热情向群众宣传党中央的慰问电。”

2000年1月，云南通海县举行大地震30周年祭集会，回顾那场惨痛的劫难，并在事隔30年之后首次在正式场合披露了地震中的死伤人数和财产损失情况，通海地震才广为人知。尤其应当感谢的是云南通海县作家杨家荣，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收集有关史料，采访许多当事人，记述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使发生在西南一隅、人们知之甚少、不被人关注的这一段悲剧进入了“历史”，避免了被遗忘的命运。在《大劫难的回眸：通海7.8级大地震30周年祭》（《边疆文学》2000年第1期）一文中，杨家荣详述了当时的种种情景，许多举措，确令后人难以置信。在灾民最缺乏食品、衣物和临时住房的时候，灾区向国家提出三不要：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自力更生重建家园。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秘书组1月9日电话通知：不搞捐献活动，已捐献的物品全部退回，集体的退给集体、个人的退给个人。源源而来的是各种“精神食粮”：数十万册“红宝书”、数十万枚毛主席像章和14万封慰问信，与邢台地震时全国各地捐钱捐物形成鲜明对照。时代、社会的荒诞于此可见一斑。

杨家荣曾采访多位指挥通海抗震救灾领导人，询问当时伤亡具体情况，一位原昆明军区领导人对他说：当时“关于死了多少人，是绝对不能问的，谁问谁犯错误，只能按照地震波及面积派兵抢险。”虽然他是抗震救灾的核心指挥人员，也不知道具体伤亡情况。事实上，直到“文革”结束后数年，1982年民政部委托云南省民政局调查统计此次地震人数，才得到了15621人死亡的准确数字。

通海大地震中，还规定新闻记者不准进入灾区，只允许科技工作者进行拍摄，对灾情只能拍物，不能随意拍人。这些规定，在以后的唐山大地震中被沿用。《唐山大地震》的作者钱钢在唐山地震时还是军人，曾随部队参加过唐山的抗震救灾，他的回忆证实此点。他说，进入灾区时严禁带照相机，如果带了，不仅照相机会被没收，人也会被抓，“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地震的照片，它不是由当时的记者拍的，是科学工作者在日后去考察拍的。所以，大量的是同一类照片，叫做‘地震造成的建筑物破坏’，人呢？那些死去的人、受伤的人的照片呢？几乎是找不到的。我花了很大的功夫，找到了一幅起重机从废墟里把死者搬出来的模模糊糊的照片。不知道是谁秘密地拍下来的，在当时那是犯法的”。（钱钢：《唐山大地震》，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第221页）

1976年7月28日凌晨，河北重要的工业城市唐山发生强烈地震，这时，正是“文革”“批邓”、批所谓“右倾翻案风”的高潮。从当时的“主流”媒体（那时其实只有“主流”、根本没有“非主流”媒体）报道、宣传中，便可了解当时的“执政观念”。为对那段历史的体味、感悟更加生动、真切，恕我详引当时文章。

地震发生第二天，《人民日报》采用新华社通稿对这一灾难进行报道，其标题为：《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这则权威报道全文的重点是毛主席、党中央和各级领导如何关怀灾区人民，如何带领灾区人民抗灾救灾等等，对灾情只用“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这样轻描淡写的话一笔带过。长期以来，灾害的破坏程度、伤亡人数、影响范围等不仅讳莫如深，而且属于“国家机密”。且看随后几天《人民日报》的重要报道：7月30日的头版头条竟是与“抗震”无关的《是毛主席的光辉指示照亮了共大前进道路——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在斗争中成长》；8月1日，也是第二版才有“抗震”，但却是《十二级台风刮不倒，七级地震震不垮——小靳庄人民在抗灾斗争中胜利前进！》，标题前半句的“十二级台风”，是指一年前的所谓“右倾翻案风”，报道说小靳庄人民“正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搞好抗震救灾工作，大震，大干，促进大变化！”8月5日，《深入批邓促生产支援灾区多贡献，河北、辽宁广大干部和群众以实际行动支援唐山、丰南地区的抗震救灾斗争?》；8月12日，《抗震救灾的现场也是批邓的战场：红九连和唐山郊区人民一起以批邓为动力做好抗震救灾工作》；8月15日，《同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解放军某部‘红一连’和灾区人民一起深入批邓》，文章说：“抗震救灾工作决不能只管粮和房，不管线和纲。”8月27日，《抗震救灾现场的一次批邓会》，提出“抗震救灾任务重，工作多，还要不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地震震倒了房子，但不能震断我们思想上阶级斗争这根弦。”8月28日，《深入批邓是战胜震灾的强大动力》；9月7日，《抓批邓促生产》，文章写道：“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摆正批邓、生产、抗震的关系。用批邓带动生产和抗震。”“二十多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但是在同阶级敌人，特别是同党内资产阶级作斗争中，而且是在同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现在，个别地区发生了地震，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唐山地震造成的那么巨大的财产损失、尤其是二十多万人失去生命，在“那个年代”却只是“多少一点困难”！

1976年8月号《红旗》杂志发表的短评《人定胜天》写道：“严重的地震灾害确为我们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自然灾害及其所造成的困难和一切‘乱子’一样，具有二重性，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向对立面转化的。”此处用“乱子”一词颇有深意。原来，1956和1957年，国外发生了匈牙利事件、波兰事件，国内也有一些集体性事件发生，毛泽东这期间的许多讲话、包括著名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多次将这些事件称为“乱子”，认为“乱子”不可怕，可以变坏事为好事。唐山地震三个多月前，群众抗议、反对“文革”的“天安门事件”被他们称为“乱子”，是“中国的匈牙利事件”、“邓小平是中国的纳吉”。此时再提“乱子”，一是强调“抗震不忘批邓”，二是强调“坏事变好事”。这篇短评结尾写道：“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动力。当前正在深入进行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已经和正在推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前进。我们一定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继续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发扬人定胜天的大无畏革命精神，警惕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团结起来，奋发图强，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向严重的自然灾害进行斗争。”

《学习与批判》是当时地位仅次于“两报一刊”的杂志，有“小《红旗》”之称，但比“两报一刊”要多一些“文化味”、“文史味”。这次也不例外，9月中旬出版的本年度第七期，发表了颇有“文史味”的《地转实为新地兆——读洪秀全的〈地震诏〉》一文。原来，就在太平军建都“天京”后的第二个月，江苏突然发生地震，“天京”震感明显，一时人心惶惶，且不久前发生过叛逃事件，为稳定军心民心，“天王”洪秀全颁布一道诏旨，内有“地转实为新地兆，天旋永立新天朝。军行速追诰放胆，京守严巡灭叛逃。一统江山图已到，胞们宽草（心）任逍遥”之句。由于太平天国避讳“心”字，此诏以“草”字代之。《学习与批判》此文声称，洪秀全的《地震诏》是对旧世界的“声讨书”，是新世界的“宣言书”，“庄严地宣布地震是摧毁旧世界，诞生新世界的征兆”，借洪秀全的《地震诏》中“地转实为新地兆，天旋永立新天朝”、“一统江山图已到”这种“山崩地裂若等闲”的“伟大气魄”来隐喻“地震”/“文革”造就的是一个有天道合法性的新世界、新时代。

对“自力更生”的宣传也比比皆是。由于长期片面宣传“自力更生”，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可以战胜一切困难、可以创造任何人间奇迹”，所以当国际社会纷纷伸出援手时，中国却对世界说“不”，拒绝了国际社会提供的任何援助。7月28日，美国驻华联系处主任盖茨表示愿意提供中方所希望的任何援助；29日，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致电中国总理华国锋，表示准备援助灾区；英国外交大臣在下院宣布，愿意向中国提供紧急援助；7月30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外相建议，迅速运送大批救灾物质的方针，外相还指示驻华大使向中国政府转达一俟中国方面做好接受准备立即发送……对国际社会这些人道主义救援，中国政府统统拒绝。7月30日，中国外交部正式谢绝日本政府愿意提供援助的表示，并告知日本驻华大使中国不接受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外国的任何援助，以此告知世界中国不接受任何国家的援助。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散发了《人民日报》社论《英雄的人民不可战胜》，以此方式委婉谢绝了瓦尔德海姆提出的由联合国提供援助的建议。据前国防部长、时任北京军区副政委、北京军区抗震救灾指挥部领导成员的迟浩田将军回忆，有位中央领导人率领中央慰问团到灾区，说：“外国人想来中国，想给援助，我们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用不着别人插手，用不着别人支援我们！”（詹奕嘉：《唐山大地震后30年：中国接受救灾外援的历程》，《世界知识》2006年第14期）在接受钱钢采访时，迟浩田将军曾痛心疾首地感叹：“那是我们的失策啊！”“多少年后才知道是干了大蠢事！自然灾害是全人类的灾害，我们每年不也都向受灾国家提供那么多援助么！”（施昌学、钱钢：《开放：国际视野的大国胸襟》，《中国质量万里行》，2008年6月号）

一句话，当时“抗震救灾”的纲领是“以批邓促抗震”、“不能以抗震救灾压革命、压批邓”，要以“抗震救灾”来证明自力更生。这种观念，是执政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必然逻辑。在这种观念和逻辑中，生命被漠视；生命必须从属于“政治”、“政权”、“斗争”。

三十余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在这三十年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将“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展到顶点的“文革”终于破产，执政者的执政理念发生了重要变化。1979年末，在唐山地震三周年后，终于公布了死亡人数。以后，每当重大灾情发生，救灾就是压倒一切最重要的任务。而且，在接受国际社会救灾援助方面，一些观念也渐渐发生变化。80年代初，改革开放使国门初启，开始被动接受国际援助，即不主动提出和要求国际救灾援助、并有限接受援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对国际救援的认识也更深入。1987年大兴安岭火灾，中国红十字会终于首次向国际社会提出受援请求。此后，在重大灾情时接受国际社会的款、物援助已成惯例。

三十年的许多转变、变化，在这次抗震救灾中更明显表现出来。

在这次抗震救灾中，媒体、网络的报道之及时之充分，超过以往；以往最为敏感的死亡人数，这次也即时报道；电视、视频传出的那一幅幅或惨烈或动人的画面，更为直观地将真实情况展现在人们面前。从一开始，媒体就对各类救灾物资的发放进行监督，如5月22日《南方都市报》“救灾帐篷惊现成都市区”报道，及时给人敲响防止腐败的警钟，深获民众好评。这一切，不仅没有像以前的执政理念所担心的那样，会人心浮动、引起社会不稳，甚至会动摇政权基础，反而前所未有地激起了人们对灾民的同情、对救援者的敬佩和感动、对执政者举措的高度赞扬，反使人们更加积极地以各种方式参加救援活动。事实证明，以前几乎对所有信息都不公开、都采取保密措施，是对人民的不信任，对公民知情权的无视，更是对生命的不尊重。现在超过以往的信息公开，是对人民的（下转第13页）（上接第8页）信任，对公民知情权的尊重，更是对生命的尊重。

这次地震，还允许一些国家和台湾地区的专业救援队入境救灾；5月19日，又宣布将接受部分外国医疗队来华协助救援。这些，更是1949年建国后的首次，意义确实重大。接受包括允许境外专业救援队、医疗队入境在内的国际救灾援助，不仅是国际社会人道主义的体现，更是国内抵御灾害、减轻损失的需要。表明了中国政府重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借助一切力量减轻灾害对民众利益的损害，也表明中国政府积极主动参与国际合作、融入国际社会的开放姿态。

这次大地震，大量非政府机构、组织（NGO）积极参与，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超过以往。表明这三十年间民间社会的从无到有，由小渐大。在今后的社会活动中，民间社会将与国家良性互动，获得社会更大的尊重，得到政府理解，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事实说明民间社会、NGO等能有效弥补政府公共服务的不足，是国家与个人间的中介和缓冲器、减震器，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因此，那种对民间社会、NGO的防范甚至敌视态度，委实落后于时代和社会的发展。

以前，只有领袖去世才设哀悼日，才降半旗，才汽笛、警报呜鸣。唐山地震时罹难者几十万人，没有哀悼日、没有降国旗。一个多月后，毛泽东病逝，从9月9日到18日为全国哀悼日，全国各地和驻外使领馆及其他驻外机构一律下半旗致哀，同时全国停止一切娱乐活动。这次汶川地震全国哀悼日的设立，人民共和国的国旗第一次为死亡的平民降半旗，汽笛、警报第一次为死亡的平民呜鸣，标志着对生命和普通人的尊重。

这次抗震救灾的几项“第一次”，是三十年社会发生深刻进步的标志，更是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的具体体现。将“文革”十年的三次抗震救灾与此次汶川抗震救灾略作比较，使人对历史发展的曲折、对时代与社会的巨大变化能有更加直观的感受。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2008年第7期 启动善的竞争　作者：郭宇宽

有多少善行“涉嫌违法”

一张照片引起了多少人的感动，当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人，来到募捐点，投入自己的一天乞讨所得时，很多人在这样的善行前显得渺小。

而就在几天之后，一则新闻在网上激起了热议，“部分专家认为，中国法律规定个人不得从事募捐组织活动，这位老人涉嫌非法募捐，应予以制止，数额巨大可追究其法律责任。”笔者看到网上的跟帖，大多数都是对专家的人身攻击。但遗憾的是，从法律的角度判断，专家的意见并没有错误。已经有新闻证实了，各地都有一些自发募捐的行为受到有关部门的叫停，比如据《京华时报》5月16日的消息“两男子自发募捐被警方叫停”，据说两名男子来到大兴区兴华园小区门口，以赈济四川地震灾区名义向小区居民募捐，“清源路派出所民警赶到，称两人自行募捐涉嫌违法，将两人带回派出所调查。”

类似这样“涉嫌违法”的募款行为，在灾后的这些日子里，不胜枚举。为了“非法募集捐款”最出风头的大概就是牛博网。灾后的第一天，在网站上就公布了“牛博网友为四川大地震捐款捐物的方案”，作为一个没有在民政部正式注册为公募慈善基金的网站，他们这么做可以说是知法犯法。发起者们都是一批铁杆的牛博网友，如果牛博网友的善举真的被“叫停”了，“另开一个驴博网，组织驴博网友做好事”。笔者的邮箱里保存有一封牛博网发起人罗永浩的来信，介绍5月16日，他们在建设银行的募捐账户就“被上面冻结了”，而且在成都的志愿者“由两名威龙猛探冲进办公室把人架走”，稍后组织者之一的黄斌也被叫到成都市公安局问话。公安局的建议是“把善款转交给政府部门或是政府认可的慈善机构”，但遭到了拒绝。直到21号，在各方面的交涉下，账户才被解冻，而这个双方的妥协，似乎是暂时的，根据《南方都市报》的报道：“成都市公安局向黄斌、杜桥等人指出，向灾区捐款，应通过正常渠道，并希望他们妥善安排处理。”换句话说这样的公民自发筹款，依然不是被法律认可的“正常渠道”。

按照民政部的说法，“目前有权接受捐款的机构只有各级民政部门、中华慈善总会及各地慈善会、中国红十字会及各地红十字会。其他任何部门、社会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募集社会捐助。”但在全国高涨的救灾热潮中，很多法律都已经被自发的突破了，从矿泉水到卫生巾，很多公民都在以自己信赖的方法募集善款，直接向灾区运送物资。甚至一些民间组织还在灾后第二天联合起来组织起了“NGO四川地区救灾联合办公室”，到目前为止已经筹集了600多万元的资金和物资直接向赈灾一线输送。他们都努力做到账目公开透明，连办公室管理费用每天的需求，也都贴在网上，公开向社会募捐。笔者和“NGO四川地区救灾联合办公室”的负责人张国远联系上时，原来是攀枝花市东区志愿者协会秘书长的他刚刚回到成都，25号他被攀枝花公安局刑侦大队的两名干警带回攀枝花调查了一整天，据说他有非法集资的嫌疑，当时办公室的朋友们都非常担心，因为“联合办公室”不是一个法人机构，所有捐款都是走张国远的个人账户。最后的结果是有惊无险，他有些自豪地告诉笔者：“什么问题都没查出来，我们对委托人负责，每一笔钱都很清楚，比红十字会管理水平高得多，连一瓶水的去向都有记录。”据张国远说陪他回来的警察对他都很佩服，对他表示歉意，还说“咱们也是执行公务”。但毕竟他们的“联合办公室”还是一个不受法律认可的“黑户”，包括救灾的筹款活动，严格地说也没有受到法律的保护。

对于这么多公民的自发“私自募捐”，有律师把这一现象解释为“善意违法”。

众人质疑的“正规渠道”

当一些民间组织和公民个人，作为“慈善黑户”，在暧昧的状态下为救灾奔波的时候，对于有合法募集善款权力的组织，日子却并不很好过。中国红十字会作为这次民众募捐的主渠道，被各媒体和赈灾晚会广为宣传，据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江亦曼在强国论坛的介绍：截止到5月23日晚9点，我们红十字会系统一共接收到的款物达到59个亿，截至22日18时，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及地方各级红十字会就已接收到来自境内外捐赠的款物达50.6亿元人民币。

质疑也随之而来，5月14日，门户网站网易宣布停止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合作，改为与廖冰兄基金会合作。该网站公布的原因是：通过在线捐赠系统在方便网友捐赠的同时，也可对网友捐款总数有明确记录，并可以起到全程监控的作用，“而合作方‘中国红十字总会’则不愿意接受此方式”。这之后一系列针对中国红十字会的质疑就在捐款者中被酝酿了起来。

恐怕历史上的红十字会新闻官员还从来没有这么大的压力过，网上传言，中国红十字会某官员在接受CCTV-4采访时表示，将送往灾区价值1300万元的1000多顶帐篷。经计算，每顶帐篷高达1.3万元，一时网上怀疑、指责声不断，中国红十字会20日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回应网上质疑帐篷价格“1174元，这几乎是全国价格最低的帐篷”。

恐怕没料到的是，这个解释招来了更多的质疑，一些好事网友，启动人肉搜索技巧，列出了一批在600-1000元之间符合标准的帐篷生产企业报价单。并且质疑为什么红十字会这么大宗的采购不搞公开招标。一个网友说“如果和供应商砍砍价，我相信像红十字会这样的大买家，哪个厂家也得给个面子的，如果是我做采购，我完全有信心把价格压到750-800的样子。一顶能为红十字会省下近400元的开资。我想象我这样的采购红十字也不敢要我的：）”在此之后没有看到红十字会新的解释。除非在制度上做到事先公开透明，很大程度上采购价格中假如蕴藏猫腻，也是一个天地良心的事情，即使事后审计也无法澄清。

而对于红十字会管理费用的争论，也是一个让其尴尬的问题。据中国新闻网消息，5月24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应急办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平向公众作出解答：“项目支持费是在资金项目过程中为了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所发生的一些费用，也叫‘项目管理费’，是客观存在的，在执行任务和开展任何任务时，都存在一定的配套支持问题，例如在发放救灾物资过程中产生的相关支持费用。”还强调“在这次抗震救灾工作中，中国红十字会规定，项目支持费不会超过6.5%”。

但接下来也许是出于公众的压力，又有很多这样的新闻标题出现，红十字会“未从救灾款中留取管理费”；“善款全部用于灾区”。包括王平还说：“全国红十字会系统今年接收的‘5·12’地震灾区捐赠款物将全部用于抗震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不会提取任何管理费。”

这里存在一个偷换概念而且逻辑混乱的问题，善款全部用于灾区并不代表不留管理费，救灾的物资需要钱，当地的协调统筹也不可能不花钱，事实上恰恰在灾区的救灾及重建工作需要大量的管理费用。

恐怕很少有慈善组织会向中国红十字会现在这样尴尬，世界各国的慈善组织，包括各国红十字分会都会大大方方地公布自己的管理费用，10%到15%的管理费用是一个通常可以被接受的标准，为什么中国红十字会不能理直气壮地说出，“我们需要百分之多少的管理费”呢？

“慈善垄断”惹的祸

根据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中国红十字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的红十字组织”。“人民政府对红十字会给予支持和资助，保障红十字会依法履行职责，并对其活动进行监督；红十字会协助人民政府开展与其职责有关的活动。”红十字会不仅在主要人事任命上从属于政府，内部有“科级”，“处级”，而且享受“人民政府的拨款”。

这样有较强政府背景，但是又以民间组织面貌出现的，在研究公民社会问题的学术界，被称作“GONGO”（governmentorganizedNGO）。这样的组织在一些转型国家比较有代表性，占有了大量的资源，并且掌握了民间募款的渠道。甚至在我国有的时候，比如赈灾中，地方政府会直接替代民间组织，通过政治动员成为募集善款的主渠道。更为严重的是在一些地方，某些组织打着政府旗号进行募捐，或者政府直接出面向企业和个人募集捐款，因为其掌握的权力，往往有严重的摊派性质，违背了公益事业的志愿精神。这类募捐，往往捐款目的不符合雪中送炭的原则，往往并非用于紧要的公益项目，比如为城运会募捐、为某文化节募捐，捐款使用也极不透明。并且这样的GONGO在中国民间慈善的任何一个领域都是以垄断性的姿态出现。中国红十字会，就像共青团、工会和妇联这样的官办民间团体一样，在全国各个行政区的各级政府都有分支机构。而另一方面根据1998年的《社团登记管理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在同一行政区域内已有业务范围相同或者相似的社会团体，没有必要成立”“登记管理机关不予批准筹备”。这个规定被归纳为“一个地区，一个领域，一家机构”。这也就意味着，红十字会在全国各地所占据的空间，从法律上阻止了任何希望从事救死扶伤工作的民间组织合法注册的空间。在1998年颁布实施修订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后，民政部门就曾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社会团体清理整顿工作，特别是“合并了一批宗旨、业务范围相同相似的社会团体。”所以目前中国像红十字会这样被注册的社团，一方面享受政府拨款，一方面垄断了社会捐款渠道，成为了像股票上市企业指标一样的“壳资源”，任何组织用红十字会的名义，就要向他们交管理费。

这些年来中国民间社会发育的宏观环境取得了很大改善，但在实际运作中民间非政府组织依然会遇到许多体制性障碍，他们坐在一起抱怨最主要的主题往往就是“注册难”，当前的政策还规定，社团注册必须在广义政府系统的事业单位挂靠，而被挂靠单位既不能从社团中提取利益，又必须为社团的任何问题负责任，如果社团的工作触怒了政府，弄不好挂靠单位的领导就会影响乌纱帽，所以虽然《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结社自由是公民的一种政治权利，但实际上这项权利必须在政府的允许下才能落实。这造成中国大量致力于社会公正、维护人权、公正政策研究等方面的非营利组织，无法按照其宗旨注册为正式社团。结果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被迫到工商局按照企业来注册，比如前面提到的一些“民间非营利组织”，绝大多数从法律上都不被认可。被迫以企业形式注册，这意味着不能合法接受捐款，而且需要按照企业的标准纳税。还有一种是笔者接触过不少NGO组织索性从此成为“黑户”，其工作人员的名片上印着基金会、联合会的头衔，干脆在中国大陆不登记、不注册，自行其事地开展工作。

笔者接触这些组织的成员，都有一个普遍的情绪，就是对红十字会这样垄断性“GONGO”的不满。回到前面社会舆论对红十字会的种种质疑，很多人把矛头焦点对准它收了多少管理费，害得红十字会只好玩文字游戏，不敢承认自己收管理费。这在笔者看来是非常可笑的一幕，关键不在于红十字会收取管理费，一个组织的运行乃至发展不可能没有管理费，而且在救灾这样调动统筹非常严峻的领域，即使10%的管理费在专业的角度来看也并不算多。问题在于，背负垄断的原罪的中国红十字会无法证明，自己提取10%的管理费，在救灾方面的工作，就能比其他组织做得更好，而这恰是他们“凭什么收管理费？”的关键。

比如前面那个没有正式注册的“NGO四川地区救灾联合办公室”的负责人，就敢于拍着胸脯告诉笔者，他们的效率和管理水平，包括透明度，都要比红十字会“水平高出不是一个数量级”。他们理直气壮把每天需要的误餐费、电话费、人员津贴等管理开支都在网上公布出来。这就是为什么，一些组织和个人，明明知道给这些“黑户”捐款不是合法渠道，而且不能享受免税，面临被二次征税，还是愿意把钱捐给他们。因为这些组织的公益属性，虽然没有被中国目前的法律认可，但他们已经通过口口相传，在民间一定范围内建立了口碑和公信力。给他们捐款的人，相信100块钱到他们手里能比在其他组织手里产生更大的公共效益。

所以目前红十字会的承诺要把每一分钱用在灾区，几乎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因为同样使用钱，只有在这样竞争而不是垄断的情况下，才能透明地反映效率和成本。台湾灾害管理研究专家丘昌泰先生告诉笔者一个故事，让人感慨良多。台湾921地震后，慈济功德会就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因为在灾后重建中，政府的一些组织要花很大一笔钱才能重建一所学校，而慈济功德会的人因为有信仰支撑，很多专业人士参与都尽心尽力，而且不计报酬，花一半的钱就能办起来，甚至房子盖的质量更好。就怕货比货，大家看到同样把钱都花在救灾上，但钱到了慈济手中就能发挥更大的效率，所以以后都愿意把钱捐给慈济。

这种竞争也会使社会理性的看待民间组织的需要。一个组织收取一定比例的管理费，会用自己的工作证明，自己的公共服务是值这个管理费的，而不会向中国红十字会这次这样可笑地站出来，辩白自己不收管理费。

竞争已经启动

尽管还有不尽人意之处，但2008年的这场大灾，已经激活了很多人的思考和梦想，也深化了人们对于慈善的理解。

一些私募基金已经走在了前面。中国民政部的统计数字显示，自2005年放开私募基金会的申请以来,中国已经有300多个私募基金会出现,大量资金业已由此从企业或个人进入公益、慈善领域。红十字会与慈善总会相比，那些私募基金不能公开向社会募捐，大多由企业或者企业家发起。虽然募款方面尚不能体现和“GONGO”们的竞争，但在慈善理念方面却展现了让人耳目一新的风采。

南都公益基金会的发起人周庆治先生平时就经常强调，“慈善并不只是在捐款支票上签个字那么简单，而要保障每一分钱花出效率和质量来”。他认为有人捐出一笔很大的数字，就觉得很光荣了，媒体一报道，接下来的事就不管了，觉得已经尽了心，是不对的。用自己的智慧盯住钱是怎么花的，怎么更大的实现社会效益，更加重要，这样才能在更高的层面上体现负责任的慈善态度。

在这次灾后的第三天，南都公益基金会就宣布：“紧急安排1000万元专款，用于资助民间公益组织利用自身专业技能开展救灾和灾后重建的公益服务。”而且专门用于“专业人士和专业志愿者的人力资源服务成本，原则上不提供物资、硬件购置的资助。”换句话说，与红十字会不承认自己收管理费相反，南都公益基金会专门资助一些民间组织“管理费”，资助领域包括医疗救护、信息平台、家庭重建、疫病防治、儿童救助、孤残帮扶、抗灾减灾知识普及与教育、环境保护、老人救助、心理辅导、志愿服务、社区重建、研究、咨询与培训等。

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告诉笔者：“这一千万比起动辄几十个亿的红十字会来说不算什么。但我们的目地就是为了帮助民间组织成长，并发挥作用，我们的第一笔资助都不超过5万，就是要鼓励和激活大家竞争，我们看哪个组织做得好，花钱效率高，就再提供第二笔，第三笔的资助。”

有一些企业家更是直接把企业家能力运用于慈善事业中，5月24日笔者在北京见到了刚从什邡和都江堰灾区考察回来的上海证大集团董事长戴志康，他痛心地看到这么多学校倒塌，而政府大楼或居民楼倒塌没那么严重。他认为不能光怪建筑商偷工减料，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长期对这类公共设施投资不足。所以他在灾区就当场决定要参与学校的建设，他准备筹集6000万，用于灾区学校建设。笔者问他，有没有考虑捐给哪个机构来做，他非常自信地说：“用不着，我们直接来干，盖房子，搞建设，我们企业就是专家，而且效率高，那些政府的机构都没我们专业。”而且他告诉笔者，当地政府对此非常欢迎和支持。

最让人感到高兴的是，在这次灾害中，各级政府普遍对民间团体和公民的自主参与，带有善意乃至鼓励的态度。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对各国志愿者团体表达感谢的镜头，通过CCTV传遍了全国。如果回到20年前的中国绝不会是这样。记得2005年笔者在采访全国政协副主席、爱德基金会名誉董事长丁光训大主教的时候，他提到在爱德基金会成立之初，举步维艰，政府中有一些左的思想认为，一个有宗教背景的组织搞慈善是“收买人心”，接受国外团体的捐助和志愿者是“丧失中国人的尊严”。为此丁老感慨，这样的观念太狭隘了，“只要是慈善，就该大家一起来做，比谁能做得好。”他说：“真正爱的精神也包括宽容别人，为什么不可以让各种人可以有自己的方式显示出爱呢？对于所有的真善美我们都应当欣赏，我们在做好事的时候，如果一个佛教徒看到了，他一定也会很高兴，决不会说，因为你的信仰和我们不一样，你所做的事情就没有价值……我们基督徒也绝不认为因为自己的努力和上帝联系在一起，就有权要求别人也这样，比如雷锋、比如白求恩，他们不信基督，他们有另一种信仰，但同样表现出博大的爱，不相信上帝的人也可以作出让上帝喜悦的事情。”

丁老那时的忧虑已经成为了过去，今天在地震的废墟上，甚至在未来的5—10年，一场竞争正在自发展开，这和我们以往所熟悉的竞争不一样，笔者把它称作“善的竞争”。30年前的改革开放启发了赚钱的竞争，过去计划经济时大量政府所扶持的工厂，效率低下，濒于倒闭，而在竞争中一批民营企业却脱颖而出，壮大了中国经济的力量，没有这一次开放，就不会有今天中国这样的经济腾飞。

这一次的灾难却自发地在促进中国的第二次开放，笔者把它称作“社会治理”的开放。在这次开放中，社会意识到，慈善和关怀及一些公共品的提供，并不是，也不该是任何机构和组织的特权，任何有志愿的公民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直接参与。这场竞争，竞争的不是如何赚钱，而是如何花钱，竞争谁能最有效、最明智地运用资源造福社会。在这场竞争中，一定会有一批民间组织和公民，脱颖而出，获得社会的尊重和公信力。张国远就向笔者表示，由于这次他们的工作虽然是“黑户”，但是各界都很信赖和认可，这次地震过后，他会考虑辞去原来的工作，专门成立一个专业与灾害危机管理的公益组织。而中国红十字会也会在这种竞争中产生反省，就像它这次表现出的难能可贵的危机意识一样。

这一次“善的竞争”将促进中国社会的强大。

(责任编辑 杜 晋)

2008年第7期 以历史进步补偿灾难　作者：杜润生　等

地震有感

●杜润生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合心合力，同舟共济。

实现“多难兴邦”。

四川大地震

●李锐

这次抗震救灾中，各方面表现都好，胡锦涛、温家宝同志表现很好。我在病中有感，赋诗一首：

无限爱心悬震灾，神州朝野紧关怀。

和谐社会人为贵，三大文明晓色开。

（注：三大文明，即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

开放公开是正确方针，万万不可摇摆

●杜导正

温家宝总理总结汶川地震救灾的基本经验，讲了八个字：以人为本，开放公开。我认为，这是两条根本性经验。5月24日，温总理在灾区接受中外记者的联合访问，有记者问：公开透明开放的方针会不会变化？温总理说不会变，既然是好方针，为什么会变呢？他的回答斩钉截铁，很郑重，代表了我们党和国家的主流意见。当然，有主流就会有支流，不同看法总会存在。

先说以人为本。

这次救灾，政府完全随着灾情走，灾区需要什么，灾民需要什么，政府就给什么，就做什么。要人给人，要钱给钱。在谁服从谁的问题上，政府真正成了公仆，灾民真正成了主人。到底谁服从谁，这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在抗震救灾过程中，党和政府用实际行动给出了答案：党和国家与人民的关系，是公仆与主人的关系。这是非常好的答案。对比唐山地震和非典报道，我们党和政府完成了一个重大转变。我希望大家明确意识到这种转变，维护这种转变。

以人为本的提法，是对党和政府在抗震救灾中的表现的总结提炼，是很准确的。大家都同意这个提法。可能有分歧的地方是：究竟是通过“执政为民”的方式坚持以人为本呢，还是不为民、不坚持以人为本，就不许可执政。我认为，执政地位并不是天然的，并不是不可动摇的。执政者必须以人为本，必须听从人民的选择。这种区别，说到底，就是“为民做主”还是“由民做主”。以人为本是否可以实现，前者要碰运气，后者是有保障的。

再说开放公开。

关于地震救灾的报道，这次不仅对内开放，也对外开放。结果，公开透明，准确迅速多样，效果非常好。国际国内方方面面都根据报道做出反应，连决策者也要依靠传媒提供的信息。国际国内对这种进步给予了高度赞扬。值得注意的是，开放公开这几个字，最近又不大提了，开始淡化了。在执政公开、开放、透明这个重大问题上，我们近几年尤其在此次抗震救灾中，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进步，千万不可摇摆，不可淡化，更不可后退。

为什么要淡化“开放公开”这条绝对正确、绝对成功的经验？到底有什么顾虑？可能有些同志害怕影响稳定，某些既得利益集团则害怕黑幕曝光。如果是前者，我觉得不必多虑。媒体和民众的绝大多数是善意的，通情达理的，在此次抗震救灾中表现得感天动地，淋漓尽致。因为他们是稳定的受益者，也是稳定的维护者。应该相信媒体和公众的判断力。如果是后者，为了个别利益集团的利益限制舆论监督，这样的稳定绝不可能持久，这样的利益也无法长期维护，害人终会害己。

总而言之，以人为本，开放公开这八个字，应该持续宣传，贯彻到底，万万不可淡化，更不可摇摆后退。这是一条正确的路，我们应该坚定地走下去。

划出媒体的权利边界

●吴思

一

这次关于地震的报道，在开放程度上，不仅远远高于唐山大地震时期，也明显高于非典时期。于是，中国和世界都得到了比较充分的信息，并且根据这些信息做出了各种反应。这些反应，从总体上看，对抗震救灾大有益处。灾民、政府以至全中国，都从媒体开放中受益。中国政府进步了。

二

媒体开放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这次依然有争议。我们看到的开放程度，超出了有关管理部门最初划定的边界。但是，我们看到了出界犯规的动作，却没有立刻见到黄牌和红牌，我猜这背后有一番利害计算。

大灾突发，把灾情传出去，既合乎灾民的利益，也合乎救灾组织者的利益。限制灾情传播，灾民不高兴，救灾组织者不高兴，有同情心的中国人不高兴，全世界都不高兴。再说，地震是天灾，不是人祸，怪不得政府，也怪不得任何既得利益集团。因此，媒体即使越界，也是可以容忍的。压制他们的成本太高。

但是，媒体一旦开始深入追问，譬如追究学校高比例倒塌的原因，追究救灾款项管理中的问题，追究这些问题的体制背景，就难免触犯某些利益集团，双赢的时代便结束了。

顺着这个逻辑说下去，追究越深，冲突越大，出黄牌甚至出红牌的可能性随之增大。我们正处于这个拉锯地带。天灾可以放开说了，这是进步。但是人祸未必容许放开说，这要看闯祸的人有多大来头。那么，多大来头就不许说呢？也不好一概而论，还要看说的一方有多大来头。这是一个潜规则众多的模糊地带。

三

其实，设身处地替管理部门想一想，在模糊地带工作也不容易。他们所维护的未必都是自己的利益，还往往闹得里外不是人。我统计分析过近十来年报刊受到顶级处罚的原因，第一大类，就是触犯某些地区、部门和个人利益，这一类的比例高达30%多。第二大类，20%多，因触动某些历史问题受罚。由此可见有关部门的压力来源，他们主要为谁做嫁衣裳。我们在这次地震中还能看到一些冲突，例如对立的思想见解，不同群体的情绪，某些群体还希望借助政府权力打击对手，这种期待也构成对管理部门的压力。

陷入这类困境，历史经验表明，最圆滑也最稳妥的解决办法，就是立一个规矩，公开颁布出来，让各方有所遵循，把难以协调的矛盾推给规则，缩小管理部门和个人的操作空间，同时减轻管理部门和个人的责任。

订出规则之后，进步可以巩固，管理可以超脱，吃力不讨好的事可以少做。即使大小和尚们少了一些寻租机会，对寺庙和方丈来说也未必不是好事。

规则有不同的层次。立法的层次最高，但在这个多变的改革时代，很难指望短期内订立一部各方都能接受的新闻出版法。不妨退而求其次，颁布一个暂行条例，划出媒体的权利义务边界，然后，一切按条例办。任何一方违反条例，都有办法公开问责，消解被迫暗箱操作的压力。

四

扩大媒体开放的空间，比上述计算所涉及的利害关系更加重大。

如果把当代中国想象成一种优胜劣汰的机制，那么，我们可以看出三类环境。一是市场，二是官场，三是社会舆论。市场环境中优胜劣汰的选择机制，构成了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制度基础。官场的选择机制也是大家熟悉的：对上负责，统一思想，不听使唤就换人。这套规则自有存在的理由。可怕的是，官场规则大肆扩张地盘，侵犯甚至吞并市场和社会舆论。

社会舆论环境的存在和扩展，意味着公众了解社会上发生的情况，并且根据自身的利益做出评价和反应。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公众支持的，就容易发展。即使公众支持或反对的手段还很有限，千夫所指，威慑作用总是有的。倘若官场吞并了舆论，统一思想，舆论一律，一切以官场是非为是非，我们就很容易走错路。连统一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都出过大错，谁还有勇气宣称：统一到我这里不会错？

有了社会舆论发挥作用的空间，有了彼此竞争的不同声音，我们这个社会就能对各种危机做出相对适度的反应。人心自有一杆秤。这是保证中国在顺乎民意的道路上健康发展的选择机制。制订并颁布一套界定媒体权利义务的暂行条例，可以创造并维护这种机制。同时，也可将公民的知情权和表达权落实到可操作的层面。

从观念更新、逐案权衡到制度约束

●展江

中国官方在四川大地震中的媒体政策，外国媒体形容为“前所未有的新闻开放，令人惊讶的秩序井然”（《泰晤士报》北京分社社长马珍语），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许。

我认为，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情况，首先是中国经过30年的发展，尤其是相对于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对天灾人祸事件的信息公开政策思想有很大进步；其次是面对这次空前严重性的灾害，隐瞒是难以想象的；第三是开放这种大灾害的报道一般不会导致官员被直接追究责任。

20世纪80年代，虽然与今天的说法不同，但是中共十三大提出的“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的目标反映了当时执政党的一种主导意见。进入90年代，突发事件中的媒体开放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其间不乏重大事件所产生的深刻教训，1994年的千岛湖事件应该是一个起点。

1994年3月31日，台湾长风旅行社一旅游团24人乖游轮在浙皖交界处千岛湖游览时，浙江淳安县3名歹徒登船抢劫并纵火烧船，导致24名台胞、2名导游和6名船员全部遇难。此即令台湾岛内舆论哗然的“千岛湖事件”。4月2日，台“陆委会”宣布停止两岸文教交流，并停止民众赴大陆旅游。一时间两岸关系和交流蒙上了阴影。在大陆有关部门向对方披露案情后，事件才逐渐平息下来。5月中旬以后，台“陆委会”取消旅游限制。然而在此期间，尽管两岸有关机构互动不断，大陆媒体却不见任何报道。

这个事件促进了关于媒体开放的观念变革，使中国官方初步意识到，在全球化和媒体发达的今天，有意无意地封锁突发事件（尤其是涉外突发事件）的信息后果可能严重到难以收拾局面。

但是，尽管进入新世纪以后互联网已经成为一种新的信息来源，以“发展地方经济”为名形成的不少地方官——商利益共同体成为信息公开的新的压制力量，同时这种力量与一些媒体管理官员“开放媒体会影响稳定”的习惯思维相结合，造成了一种复杂局面。也就是说，利益权衡经常取代观念之争，成为新的制约因素。因此直到2003年以前，媒体能否报道突发事件，成为一个不确定的问题。

这种不确定很可能是决策者利益权衡和利益博弈的结果。以2001年为例，2001年4月1日发生了中美撞机事件。事后中国媒体以空前的规格予以报道和评论，持续近一个月之久，媒体的一大宣传主题是中国对人权的高度重视。而恰恰在这个月，山西和陕西共发生三起灾祸（两起矿难和一起踩踏事故），造成超过百人死亡。可是在媒体上没有任何反映。

2001年7月17日，广西南丹发生矿难，81名矿工丧生。事件首先由互联网披露。全国各地媒体冲破阻力得以跟进报道，发现这是一起典型的官商勾结所致大灾难。正如2002年3月13日《人民日报》的评论“假如媒体缺席”所言：“南丹特大事故，通过记者的努力，被某些人极力掩盖的铁幕才撕开了一角，引起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使事故的调查处理步入正常轨道。”原南丹县委书记万瑞忠犯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被判处死刑。

而真正的突破发生在2003年。人们耳熟能详的孙志刚事件和“非典”事件，具有分水岭的意义。但不无遗憾的是，正像这次大地震一样，这种进步是以许许多多鲜活的生命为代价所换得的。从此，政府信息公开和突发事件的政府应对提上了立法和立规的议事日程。于是就有了2007年11月实施的《突发事件应对法》和今年5月1日生效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我们因此看到了今年年初雪灾和4月份胶济铁路火车相撞事故中的及时报道，以及媒体就安徽阜阳手足口病对当地政府的质疑。

当然，近期的信息公开也有限制。例如，在《突发事件应对法》生效前后的2007年10—12月，沈阳发生与“蚁力神”公司150亿元集资有关的数万人表达诉求的风波，当地政府没有披露任何关于风波的信息，即便是在互联网上，相关信息也被删除得干干净净。

这就给逐案权衡的媒体管理办法造成了挑战。实际上，国际舆论还是比较常态化的，只要我们开放，人家就认可，反之亦然。因此我们希望我国新闻公开成为法律制度保障下的常态行为，而不是权宜之计，万万不可从已有的进步倒退回去。来之不易的成果是多少人的努力和牺牲换来的啊。

（作者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主任）

努力去谋取有所补偿

●于光远

1966年邢台地震和1976年唐山地震发生时，我都曾赶到现场。地震所造成的惨痛景象令我至今难以忘却。这次汶川大地震，我无法前往，只能每天坐在电视机前关注着灾区的情况。我看到这次地震所造成的破坏和损失是非常惨重的，救援工作也极为艰巨困难。然而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党和政府对这次地震的救援工作高度重视，不仅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第一时间亲临现场指挥、慰问受灾群众，而且各级各部门反应速度之快、救援队伍集结之迅速、救灾物资供应之充足，媒体报道之及时透明，各界和人民群众的爱心捐助之踊跃……都是前所未有的。这些工作都有效地使地震所造成的人员伤亡和损失在最大程度上有所降低，同时也使我们国家对这次灾害的救援工作赢得了国际舆论的一致好评。

地震是破坏性极大的一种无法抗拒的自然灾害，至今人类还无法准确预测。然而在这样的灾害面前，人类并不是完全无所作为。除了加强地震预测的研究之外，在城市规划、房屋建筑质量、地震知识的普及、应急预案的制定实施，包括地震发生后的救援等方面，人们是完全可以有所作为的，即可以在防灾减灾上下功夫，尽最大可能地减少灾害带来的损失。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曾提倡在我国建立一门“灾害经济学”。这门科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就是如何减少不可抵抗的灾害给社会经济效益带来的破坏和损害，如何在灾害发生的损害已经造成之后，努力去谋取有所补偿。"我希望我国的经济学家能在这方面研究中有所作为。

我相信，有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有全国人民与灾区人民共度难关，灾区的重建工作和灾区人民的生活保障一定会做得很好，灾区的明天也一定会更加美好！

以改革公车制度支援抗震救灾

●何方

标题上的两件事似乎互不相干，其实有着密切的联系。

汶川地震，引起全国悲痛，招来世界同情。这次大地震，造成的灾区之广、灾民之多、损失之重，在中外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单是重灾区就有10万平方公里，累计受灾人数4500万。无论按面积还是人口计算，都超过世界上许多中小国家，人数就相当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两个大国的总和。经过半个多月抢救伤员的“黄金救援期”后，现在还面临着灾民安置、防疫、处理次生灾害隐患如堰塞湖等一些紧急的重大问题。这都说明，抗震救灾的严峻时期并没有过去，甚至还会出现不断反复。所以在思想上和物质上都必需作长期打算，准备连续作战。据国际红十字会修正后的估计，单是当前的救灾安排，就需要5000亿欧元（约合人民币5万亿还多点）。至于说到灾后的恢复和重建，那更是任重道远了。仅以居民住房来说，地震造成的倒塌和不能再住的就有347万多户，1476万多间。不少灾民讲，要恢复到灾前的居住条件，少说也得十年，超过了当年打日本的“八年抗战”。以前唐山重建，起先计划五年，结果还是用了十年（不过再建起来的已经是一个“新唐山”）。这次震灾涉及川陕甘渝，恢复和重建的任务自然会更重更大得多了。

无论抗震救灾还是恢复重建，都不仅需要时间，更需要资金。特别是长达十年的重建，需要的资金定不在少数。这次地震，振奋起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团结凝聚精神，也已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同情和支援。半个多月来，全国人民和海外华人华侨，为抗震救灾，自觉自愿地捐钱捐物，其情景实在感人。截至5月28日，国内外社会各界捐款捐物，总计已达348亿元。今后当然还会不断有捐献和承诺，不过应该承认，高潮已经基本上过去了，而大量和长期的资金需求还在后头。这除组织灾民生产自救外，主要恐怕还得靠政府投资。中央也已看到这点，国务院决定，中央国家机关公用经费支出一律比预算减少5%。上海更进一步，决定市级机关经常性预算削减10%，还停止新增公务用车。市长号召全市机关公务员厉行节约，把节约下来的每一分钱都用来援助灾区人民。

古人云，“大难兴邦”。这次汶川地震也为我们提供了一次振奋民族精神和兴利除弊的改革良机。例如从救灾重建需要钱和上海不买新车的措施，就使我联想起不久前在今年第四期《炎黄春秋》上读过的一篇思源谈民生财政设想的文章。特别对他提到压在中国人民头上谑称“三座大山”的“三公”（公费用车、公费吃喝、公费出国）之害，我早有同感。单这“三害”相加，每年达9000亿元，对灾区重建所需资金就可解决不小问题，还不烦周处，自己除掉“三害”。这“三害”，社会舆论和两会代表、委员在年年讲，但就是拖了几十年也除不了。道理很简单，谁也明白，因为这影响到享受这些特权的人的利益。所以过去，有意见、不满意、甚至背地骂娘，也一概任你为之，享受决不丢掉。但那是平常时期，可以既往不究。而现在却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作为人民公仆，难道就不能和人民共体一下时艰？何况这“三害”连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没有，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怎么就一定要保持这一并不体面的“特色”？所以我想来想去，觉得这些问题并不难解决，关键是看领导上的决心和气魄。只要上面下决心改变，绝大多数干部是会照章执行的。如果有些人思想不通，那就组织他们学习如何防止由人民公仆变成社会主人的异化问题。党中央不是早就倡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吗？那就先从马列著作如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中编选一本如何做公仆的“干部必读”，让大家活学活用、理论联系实际。对于以立党为公为主旨的中国共产党来说，难道对正气能够压倒邪气都缺乏信心？当然，也许会有人坚决反对、进行抵制，那也好办，用赞成的人去取代他们的位子就行了。

据思源所引材料，中国的行政费在国家财政支出中所占比重，是大国中最高的。以2000年为例，中国是百分之25.7%，而其他几个国家是：印度6.3%，俄罗斯7.6%，美国9.9%，德国2.7%（为1998年），更不用说北欧那些社会民主主义国家了。中国的行政费这么高，就包括着“三公”用费。所以这是一种腐败的象征，对于为人民服务的党和政府，是极不光彩的，早就应下定决心，加以改革。现在全国人民正紧密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为支援抗震救灾和重建家园，在尽一切努力。利用这个时机做一些反腐倡廉、兴利除弊的事，阻力应当不会太大，政府却可从中筹措出一定赈灾资金。这里单谈被思源称为“公车腐败”的一项，就可看出节省费用并不是小数目。每年全国公车支出约4000亿元，如果进行废除公车制度的改革，例如只保留现任正职省部以上领导干部的专车，省部以下干部取消专车，因公用车实行实报实销，一年就可节省3000亿元，而且丝毫不会影响公务。据财政部报告，截止5月28日14时，各级政府投入抗震救灾资金195.27亿元，还远不到可能省下来的公车费的十分之一。

应该指出，无论现在的抗震救灾还是今后的支援重建，自然都应主要由政府负责。因为政府的钱是直接间接取之于人民的税收，拿来救灾，正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应有之义。中国老百姓大多过分老实，对于政府的救济和支援总是千谢万谢，感恩不尽。一些政府工作人员，也往往以施恩者自居，混淆了纳税人与公仆之间的关系。没纳税人的供给，政府不但无法进行救灾和做其他事，就是工作人员连饭也没得吃。继续救灾和准备重建，中国政府还面临诸多严峻的考验，不能不统盘考虑和统筹兼顾，其中最大的问题恐怕是筹措更多的资金。实行公车制度改革，既是一项解除腐败和缓和干群矛盾的盛举，也是克服困难、筹措资金的一个来源。这样的好事，为什么不能干呢？多年来，包括每年面对两会的批评建议，党和政府从来没有给予过正面答复，更提不出站得住的理由和有说服力的解释。现在到了应该实际解决问题的时候了。

末了，我还想说，在这次空前大灾难面前，我们除了响应号召做好本职工作外，还应心怀灾区人民、支援抗震救灾、想灾民所想，急国家所急。要人们不关心国家大事、只说好话、只知感恩，那是对舆论的误导。经过这次大灾，如何痛定思痛，总结经验教训，是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开放，还是进一步退两步、继续弄虚作假、实行官官相护，这可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前途和建设和谐社会的大问题。在这次抗震救灾中，是否对干部就可以根据现在和过去表现，实行问责制和奖优罚劣，该提升和表扬的及时提升表扬，该批评处分的决不包庇掩盖？也不应限制群众和传媒只能作正面报道和说好话，不得进行揭发和批评。这样做就把灾后出现的好气氛给葬送掉，又回到了老路上去了。又如对那些总是指手划脚、拉人后退、规定说话框框、干扰工作前进的人和机构，是否也应当作些限制，让他们从暗箱中走出来见见阳光？总之，我认为，此国难当头之时，不应限制人们说话，而应鼓励大家献计献策，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有什么不好？正是根据这种精神，我建议改革公车制度，供领导参考，供大家讨论。

2008年5月30日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名誉学部委员、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公开透明彰显政治文明和民主进步

●冯健

2008年5月12日下午2时28分，四川汶川发生8级特大地震。新华社记者随人民解放军乘冲锋舟，而后又登陆徒步跋涉，甚至像“壁虎”一样爬过山体滑坡的滚石，进入地震中心汶川县映秀镇，向全国和全世界发出了第一篇地震灾区的文字新闻和第一张照片。紧接着，中央电视台中断了正常节目，开始24小时不间断的关于抗震和灾情的直播，新华社昼夜滚动播发关于地震的新闻。随后，国内各媒体，国际许多媒体，纷纷派出记者奔赴灾区。中央政府和四川省政府有关部门也开始了每天的新闻发布会。由此，“中国媒体对受灾实情上演了一场新闻大战”（《日本经济新闻》语）。

国际媒体对汶川地震报道及信息传播的快捷、透明、客观、全面，无不刮目相看，同声称赞。他们说，“中国政府反应迅速，媒体报道及时，信息更加公开”（美国之音），“在中国地震报道中，外国记者获得前所未有的报道自由”（美联社），“中国政府已经准备好迅速、灵活应付，且出人意料地开诚布公”（英国广播公司），“信息公开的做法为中国政府赢得了广泛好评”（《日本经济新闻》），“记者不是受到控制而是得到了很多帮助，快速准确的官方信息通过新华社源源不断地传出，各路记者也到现场采访，接受采访的人也直言不讳……这一切表明中国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文明社会”（《悉尼先驱论坛报》）。

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分社社长马珍，在汶川地震的第二天就飞往成都，中午又从成都租车奔赴都江堰灾区。她在灾区见闻中写道：“前所未有的新闻开放，令人惊讶的秩序井然。”5月24日上午，她和路透社、美联社、美国CNN与NBC，日本NHK等共13名外国记者，受邀乘军用飞机从成都飞往汶川县映秀镇，在那里参加了温家宝总理在一片废墟近旁举行的一次特别的记者见面会。温家宝在会上说：“这次救灾从一开始我们就采取以人为本和开放的方针”，“我们欢迎世界各国的记者前来采访，相信大家会用你们的良知、人道主义精神，公正、客观、实事求是地报道震情、灾情和我们所做的工作”，“我们将坚持以人为本的方针永远不会改变，坚持对外开放的方针永远不会改变。”

汶川地震公开透明的新闻报道，是对中国党和政府“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急人民之所急，解人民之所难的执政理念最具体有力的诠释，这种理念像春雨一样，已经点点滴滴滋润了千万灾区人民的心田。公开透明的新闻报道，也使中共十七大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许诺，成为千万灾民心感身受的体味，也使多年来舆论机关倡导的“三贴近原则”真正落到实处，党心和民心真正贴近了。可以概括一句话：这次公开透明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播，彰显了中国的政治文明和民主进步。

这是新闻工作者们在地震灾区的生死场上，突破长期以来惯性管制的条条框框，解脱自身的种种无形绳索，解放思想，夙夜匪懈，打拚出来的一片新天地。当那山崩地裂、血肉国殇的一刹那，灾情就是命令，废墟下面的呻吟就是召唤，他们义无反顾地奔赴灾区前沿，用手中的笔、话筒、照相机、摄像机、手提电脑、海事卫星电话，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壮怀激烈地传送着党和政府的号令，领导人的贴心话语和亲民形象；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淋漓酣畅地高歌人民军队和灾民的骨肉亲情，描述全国人民、全中华民族坚强不屈、顶天立地的魂魄，以及人性至真至诚的大爱。而这些报道，反过来又变成感动、激励人民众志成城、战胜灾难的伟力。

面对汶川地震，40岁以上的新闻工作者都可能难以忘却一种刻骨铭心的记忆，并且从这种记忆中幡然觉醒。32年前唐山遭受7.8级大地震，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在一个黎明前顷刻倒塌，变成废墟。当时把持舆论大权的“四人帮”，只准发布简短消息，严禁透露灾情。直到3年后的1979年，才公布了这次地震死亡24万人的惨烈事实。5年前，“非典”肆虐中国大地，同样是因为瞒报迟报已如烈火延烧的疫情，多少鲜活的生命无奈地冤死；两名高级官员因此被免职。面对灾害，有良知的新闻工作者无不怀着双重伤痛：一是痛悼逝者，二是作为新闻人束手、无为，职业的使命感使自己心里在滴血！

历史的教训一再证明：在重大事件面前，公权部门隐秘的信息越多，暗箱运作越是盛行，公众受到的损害就越大，而官员们寻租谋利的缝隙也就越多。现在，人们有理由提出：汶川地震报道中的公开透明，应当成为今后的常态，而不要今天涨潮明天又退潮。要有一种机制来保障这种常态。其实，这也是保证十七大提出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落到实处所必需的，也是医治腐败、渎职的良方之一。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老皇历不足法，这也不报、那也不能说的蒙昧主义不可取。公开透明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播才是弥足珍贵的好东西。有关领导部门不悉能够看重这次抗震报道中的重大创举吗？看来真的需要想一想过去于国于民的得失功过，换一换新思路新章法了。

（作者系新华社原副社长）

历史的里程碑

●彭迪

2008年5月12日在四川发生的8级地震给中国人民造成了难以忍受的苦难和悲痛，它也触发了全国人民和国外华人生死同心休戚与共的民族情感和爱心。

一夜之间，亿万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地的炎黄子孙，为灾区人民家破人亡的大难悲伤流泪，默哀祈祷，烛光祭奠。人人都想为灾区同胞伸出援助之手。全国到处看到人们踊跃捐输，排队献血，报名志愿奔赴灾区救死扶伤。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命运的感情和企望把大家凝成一体，谁也不要想把我们分离割裂。

国家领导人表现了非凡的果敢和效率，以珍惜和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命和幸福的人道主义精神，率领组织和调度全国的力量投入抢险救灾。地震发生两小时后，政府总理温家宝已奔赴灾区，立即成立紧急救灾总部，一连五天，日日夜夜，在前线指挥这场艰险的战斗。他的号召是：“时间就是生命”，“只要有一线生机，就要用一百倍的努力”，不惜一切代价，抢救人的生命。胡锦涛主席先是坐镇中央，后是深入灾区，指令党政军民，全力以赴，抗震救灾，打胜这场攻坚战。十几万解放军官兵、武警、民兵和来自各地数以千计的医生护士，通宵达旦，争分夺秒，奋不顾身。投入战斗，涌现了许多无名英雄，创造了许多救死扶伤的奇迹。人们似乎回到了民主革命战争年代那种领导和群众、军队和人民之间的鱼水深情。

抢险救人的阶段告一段落。但善后工作更加复杂艰巨，是另一场长期的攻坚战，还需要全国军民尤其是领导以深厚的爱心，坚强的意志，科学的态度和民主的精神，继续团结搏斗，直至全胜。一个既有领导又是自觉的全国全民性的支援灾区规模巨大的人道主义工程正在中国全面展开，为灾区人民医治创伤，渡过难关。全国有关的工厂企业，交通部门，各行各业都在突击生产，陆运空投，加快速度，源源不断给灾区运送急需的食物、饮用水、生活用品，临时安身的帐篷，卫生防疫治病养伤的药品和医疗服务等。灾后重建家园的工程也在规划和开始动工。神州大地，一片紧张忙碌的气氛。负责这项艰巨工程的温总理一再回到灾区部署检查工作进程，心连心地为灾民排忧解难。胡锦涛总书记也到各地检查督促有关工厂支援灾民的工作，不时回到灾区慰问和视察，表达党中央对灾民的关心和众志成城战胜灾难的决心和信心。

在这次大地震中，中国政府从一开始就采取开放的方针，欢迎、感谢和信任世界各国真诚慷慨的物质技术援助和派出的许多勇敢的抢救组和医疗队到现场参加救灾，而且打开大门让许多外国媒体，深入内地，自由采访，不怕暴露自己的问题和弱点。特别明显的是温总理5月24日站在重灾区山坡上举着扩音话筒用显然已经过度疲劳的声音向上百名中外记者坦诚地介绍灾情现状，说明解决了哪些问题，还需要做什么，困难在哪里，还有什么危机，特别关注防疫防洪等次生灾难。这次讲话反映了中国政府和人民面对严重挑战敢于面向世界开诚布公和战胜灾难的信心与决心。正如温总理指出：地震灾害是全人类的灾害，“相信国际媒体会用你们的良知，人道主义精神，公正客观，实事求是地报道震情灾情和我们所做的工作”。他向全世界再次宣布中国坚持以人为本和对外开放的方针永远不会改变。

中国新闻媒体的工作者这次打破清规戒律，独立负责，千方百计，深入现场，不畏艰险，争分夺秒，以最快的速度，真实透明地记录和反映了这场惊心动魄感人肺腑的拼搏。每天24小时的电视把全国人民和国外视众带到现场，左右着人们的喜怒哀乐，鼓舞着人们夺取胜利的斗志和信心。过去，对这种重大事件的报道，少不了事前由宣传部定调子，划框框，报什么，不报什么，强调什么，用哪些套话，如此等等。这一次，管制宣传的要员们远离灾区，鞭长莫及，记者们有了独立负责，自由发挥才华的机会，在反映这场斗争的实况中起到了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国内受到高度评价，在国外也誉满全球。

通过中国的这种放手开放的方针，世界目睹中国领导高度负责，和人民同呼吸共患难的人道主义和民主精神，指挥若定的能力和反应迅速的效率，中国各阶层人民特别是军警战士坚强不屈舍己救人的高尚品德，以及中国媒体深入采访和放手报道所体现的忠于事实和自由开放的新面貌。许多国家对中国开始刮目相看。他们中间有人原来以为中国共产党人是不讲人道主义的政治动物。现在他们正在探索如何重新认识中国。一贯被某些高傲的西方人士妖魔化的中国人也开始多少感到一点安慰，少一点委屈感。这点安慰来之不易，是我们中国人在苦难中用我们的血汗生命在拼搏中得来的。

很久以来，在中国没有看到像这次应对地震灾难时表现出来的这种上下一心，全民团结，共赴国难的局面了。在这种非常时期，大家的感情是相同的，利害是一致的，思想是沟通的，行动是各尽所能互相配合的，关系是平等的，作风是民主的。领导坚持以民为本的指导思想和广大群众公民意识的提高相结合，反映了中国的软实力与日俱增，正在改变着中国国内的政治面貌。

最具深远意义的是这次特大地震灾害发生在中国改革开放正在深入的关键时刻。经济上改革开放已取得巨大成就，显示中国的硬实力的增强。但象征着软实力的政治改革还处在准备阶段。这次大地震，逼上梁山，不仅显示了中国应对紧急危机的硬实力，而且无意中反映了中国人软实力的潜力不小，让我们感到欣慰。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软实力往往是在面临巨大的自然灾害或外国的侵略欺凌的情况下逼出来的，要这种软实力变成全民族自觉的公民意识还需要花很大的力气在政治改革中培育建立和增长。回顾中国的历史和现状都有力地说明这个规律。例如，在抗日战争中，中国的硬实力大大不如日本，最后取得胜利主要是靠民族觉醒，国共团结，浴血奋战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坚决抗战到底的勇气和毅力。又例如，在30年改革开放中，前一阶段的经济改革，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比较顺利，而下一阶段的政治改革要一部分人分权让利就遇到既得利益的权贵集团和贪污腐化分子公开的和暗藏的阻力。他们害怕反映国家和人民软实力的普世价值观如民主法治平等自由等，尤其害怕新闻开放言论自由。

问题是，新闻报道实事求是和言论出版自由开放是衡量一个政府是走向民主还是保持专政的最明显的试金石。它表明政府尊重和相信人民，至少让人说话，欢迎人民提供各种信息，发表各种意见，可以对政府诉苦，求援，表扬，批评，建议，监督，揭露渎职无能的官员，而不致受到限制打压。它也是解放思想，发挥人民的智慧潜力和改革创新的必由之路。中国迟迟没有实行这种开放政策，已成为许多国家疑惧和见外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次中国媒体对地震报道的自由开放，国内国外反应热烈。但愿这是中国领导的长远方针，不是非常时期的权宜之计。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都以期待的心情，拭目以待。

《芝加哥论坛报》5月18日的一篇文章指出，中国政府必定已经看到，信息自由流通并不会导致混乱，它有助于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一位德国记者语重心长地指出：“中国必须让人相信它的经济，相信它的政治，相信它的媒体，相信它的文化的世界性质。”

地震强烈摇撼了世界，也惊醒了中国。中国人民没有屈服。“中国！加油！”的呐喊，响遍神州大地。这应该是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战胜地震灾难，继续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并因势利导，开始推进政治改革，充满信心地大声向全国和世界正式宣布开放舆论的良好时机。

果能如此，我国这一代领导将作为中国解放以来最杰出的政治家而载入中国和世界史册。而这次造成中国苦难的地震可能成为改变中国面貌和影响国际格局的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

（作者系新华社高级编辑）

警惕以悲情压制反思

●张鸣

无疑，政府在此次抗震救灾中，表现不错，体现了温家宝总理所说的“以人为本，开放透明”。抗震救灾，给中国政府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改善政府形象，改善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我在一篇文章里提到，如果中国政府能抓住这个机会，借抗震中跟群众和外国媒体的良好印象，唱一出借东风，进一步推动自身的改革，自身良性发展的可能性非常大。但是，另外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那就是仅仅把救灾时的“以人为本，开放透明”，作为一个特例，事情过去，则一切照旧，甚至后退。

从目前的种种迹象上看，后一种的可能性还相当大，具体表现为某些部门利用人们在地震灾害中的悲情，利用人们对救灾过程中涌现的感人事迹的感动，压制不同意见，尤其是抵制对灾害和救灾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的反思。当然，前些天，在抗震救灾最紧急的时刻，救人要紧，反思可以放一放，但是，到了今天，进入灾后重建过程了，依然不许对在灾害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体制弊病，以及各种负面因素进行反思，显然是不应该的。可是，我们看到，不仅有的部门禁令三申，而且对于某些媒体的所谓犯禁行为，进行批评处理，依然只许感动，不许反思，人们对灾情的悲情，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变成了压制意见表达的最好借口。

事实上，开放透明的基础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不是像我们某些领导人说的那样，是以人民为本，而是以个人为本。因为人民是抽象的，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的，如果以人民为本，而抽掉具体的个人，那么所谓的人民，就变成了一种没有具体内容的符号，最终很容易导致借人民的名义，牺牲掉一个个具体的人，那么人民也就等于没有了。在中国近代的历史上，这样的悲剧，实在太多了。开放透明，必须尊重每一个人的发言权，不仅顺耳的话要尊重，有道理的话要尊重，不顺耳、没有道理的话也要尊重，其背后，就是以人为本，否则，就无所谓开放透明。我们可以批评那些我们认为不适当的言论，但不能封杀，只要允许以某种标准，封杀不顺耳或者说没有道理的言论（有意造谣除外），那么就意味着部分的不开放，不透明，时间一长，最终会导致整体的封闭。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以历史进步补偿灾难

●钟沛璋

一、生命至上，人民至上

我们有世界上最多的生命。怎样善待每一个生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使我们明确了必须“以人为本”。在实践中我们做得怎么样？为什么西方国家总质疑我们的“人权”？在这次大地震中，中国的国家主席和政府总理迅速奔赴灾区，喊出了“只要有一丝生存希望，我们就要付出百倍努力”。人们从电视和照片中看到，拯救每一个普普通通的生命，国家倾全国之力，十数万解放军和武警战士、无数白衣天使和志愿者，历尽艰险，奋力挺起了生命方舟。这就是大灾难中，今日中国的回答。

生命至上，人民至上，这是沟通全世界各国人民心的普世价值的世界语言。在中山陵前，我们看到中国国民党主席举起八个大字：“天下为公，人民最大”。这表明我们两岸同胞的语言和心是相通的。这使我们看到祖国统一的希望和途径。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年代就说过：“我们要统一，不是统一于专制，而是统一于民主。”生命至上，人民至上，正是民主的核心。

二、把信息公开透明坚持到底

可以把近三十多年来三次大的灾害作个比较。一次是唐山大地震，到底死了多少人，外国记者是七年之后才被允许到唐山采访。因为封闭，世界各国对唐山地震援助也无能为力。

第二次2003年的“非典”，最初因为不敢公开透明，出现谣言和混乱。一些地方为防止“非典”向自己地区漫延，甚至割断了公路交通。

第三次“5·12”大地震，信息的高度公开、透明，人们看到至少有四大好处：

1、激发全民奋起抗震救灾，迸发强大的民间力量和公民意识。

2、人民对党和政府的信任空前增强，党心、民心，结成一心，形成政府与社会的对接互动，高度的和谐、团结。

3、使世界看到了一个自信、开放、有高度人道主义爱心和成熟的公民意识的大国，增强了对中国的尊敬。

4、消除了谣言，保证了社会安定。

事实表明，保证人民有知情权的民主权利，是激发公民意识，形成现代文明社会不可缺少的基础。

这次大地震中信息公开透明的良好局面是国家领导的正确决策。温家宝总理邀请中外记者乘军用直升机到灾区山谷，接受采访提问，表明中国领导人对公开透明的坦诚态度。

这次信息公开透明的良好局面也是我国新闻工作者冲破种种限制的主动精神形成的。许许多多中央和地方的记者，直奔灾区。哪里有不畏艰险的战士，哪里就有不畏艰险的记者。在电视台和电台连线直播中，记者提供了大量感人的报道，迅速准确地把真实情况报告给全国人民和世界。中国的记者、媒体工作者在抗震救灾中立了大功。

三、加强和完善监督机制从此开始

抗震救灾以来，收到了国内外大量的救灾物资和捐款，能否保证这些捐款和物资用到灾区和灾民身上，切实做到廉明赈灾，是当前国内外共同关心的一个焦点。政府和有关组织部门，都已采取了一些监督措施。毛泽东在1945年著名的“窑洞对”中，就对黄炎培说过：“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建立切实的监督机制，一直是政治体制改革尚未完成的一个焦点。人们强烈要求，从廉明赈灾开始，把我国的监督机制切实完善起来。完善的监督机制是消除腐败的保证。“人人起来负责”，就要有公开的舆论监督。不能要求报纸、新闻媒体总是“报喜不报忧”，把“悲剧演成喜剧”。揭露救灾帐篷被非法挪用，不正是对廉明赈灾的有力推动吗？

恩格斯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进步为补偿的。”明天，太阳将重新升起。在新升起太阳照耀下的中国，一定是新的更美好的中国。

（作者系中宣部理论局原局长）

一切一切，都是为了——人！

●袁鹰

2008年5月19日下午2时28分。全国响起了震人心弦的警报声。全国旗杆上的国旗冉冉降下半旗。

中华民族五千年青史上空前一次伟大的行动：全国人民为平头老百姓的大苦大难致哀。从帕米尔高原到东海之滨，从漠河边城到南沙群岛，从中央领导人到幼儿园儿童，五十六个民族十三亿人，同时肃立低头。无论是车水马龙的繁华都市或是人烟寥落的山寨荒村，无论是机器轰鸣的矿山工厂或是书声朗朗的中小学课堂，无论是波涛万里的海疆舰艇或是冰雪覆盖的边防哨所，这三分钟里，都将所有的爱心飞到灾区，都将滚滚热泪洒向灾区，洒向我们的血肉同胞，我们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

两千多年前的伟大诗人屈原曾经哀伤地吟唱：“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我们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在悠长的发展史上，曾经遭遇过数不清的天灾人祸，正是在数不清的劫难中，前仆后继，百折不挠，磨砺出团结一致、众志成城的伟大的民族精神。七十年前，强敌入侵的危急关头，我们全民奋起慷慨悲歌共赴国难。今天当又一次山摇地动的大灾来临的时候，苦难的同胞没有倒下，我们民族没有倒下！

巍巍昆仑，傲然屹立。我们看到：哀悼三分钟刚过，自动聚集天安门广场成千上万的人群齐声高呼：中国，加油！中国，加油！这正是全民族的共同心声！霎时间热血沸腾，斗志昂扬！我们中华民族又一次以惊天地泣鬼神的大无畏气概，结成一道新的万里长城！一声令下，解放军立即千里驰援，奔赴灾区，武警救险部队、公安消防部队、空降兵直升飞机到一处处满目疮痍的瓦砾堆中，去搜寻营救幸存的遇难者；战士们民警们扶老携幼，沿着阻塞的山路和已经没有人烟的村寨一步步下山；在连续发生的四、五、六级余震和风雨阴霾的多变气候中，冒险修复被阻塞的山路。成都军区抗震救灾队一架运输直升机，送一批专家和救援人员去理县返回途中遇到突变的恶劣气候不幸失事，坠落深山荒谷密林中，虽经仔细搜寻，终于发现全部遇难。使我们沉重的心又增添一份铅一样沉重的哀痛。他们身上，又一次体现我们民族不怕牺牲、视死如归的凛然正气。“是气所磅礴，凛然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文天祥《正气歌》）

莽莽神州，蕙风和畅。人道主义精神得到最广泛的发扬，最强固的凝聚，最美好的闪光。几天之内，四面八方伸出手臂，敞开胸怀，捐款捐物，慷慨解囊，上自白发老人，下至幼小儿童，远及海外赤子，万众一心，义无反顾。近一个月来，我们每天从电视荧屏上看到数不清催人泪下的场面，每天从报纸上读到数不清感人心弦的故事。子弟兵连续奋战十几甚至几十小时，从瓦砾堆中抢救被困的乡亲，只要发现一个孩子、一位老人，还有一分希望就决不住手。老师在楼倒房塌的瞬间，顶住门框，争分夺秒掩护学生撤离险地，救护人员发现一位老师的遗体时，他还张开双臂伏在讲台上罩着生还的学生。白衣战士们细心地救死扶伤，还给过生日的小病人送鲜花蛋糕。自动赶到现场的志愿者，冒着余震，奋不顾身救人搬物，送饭递水不留姓名。人人真情流淌，人人沐浴在温馨和谐里，浩浩荡荡，大爱无边。

绵绵细雨，润物无声。“以人为本”的信念得到最充分、最生动的体现，成为每个党员干部行为的基本准则。党中央总书记在大震袭来的第一时间，就作出立即全国动员抗震救灾、确保灾区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指示；国务院总理几小时之后就出现在震中现场，号召全力救人是所有抗震救灾行动中重中之重；举国上下，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各行各业，心向灾区，情系灾区，奔向救灾第一线，救人，救人，救人！人的生命无价，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一切号召和安排，一切行动和规划，一切心血和汗水，都是为了人！为了人，总书记和总理几次深入灾区察看灾情；为了人，基层的支部书记和乡长、村长日以继夜指挥乡亲转移脱险，全不顾自己的家人还埋在废墟中；为了人，火车、汽车、飞机昼夜兼程将各种物资火速运往灾区；为了人，数不清的帐篷、木板房争分夺秒地在废墟上建立，让灾民尽快有了安歇地；为了人，科学设计人员日夜辛劳，仔细为重建城镇选址；为了人，军民抓紧时间抢种抢收，运出能收到的农产品，为灾民增加收入；为了人，一批批受伤同胞运到重庆、昆明、济南、上海、天津、广州最好的医院治疗，一批批中小学生送去外地最好的学校继续上学；为了人，一批专业心理医生细心地为家破人亡的父老和儿童抚平心灵的创伤，守住生命，守住希望……我们虽然不能去到抗震救灾第一线，但是时时处处都能感受到“以人为本”那高亢的、激昂的声音。人的情义，人的价值，人的信念，人的力量，是至高无上的，有了人就有了一切！生命的力量无穷无尽！

遥望川西北、陕南、甘南抗震救灾战场，我们衷心地向成千上万排除万难为抢修道路、从陆路、水路和空中抢救伤员、运送食品衣被药品和日用品、安装建简易住房、安排受灾同胞生活让他们重新有个温暖的家、架起帐篷小学的解放军指战员、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医护人员和四面八方来的志愿者，向为孩子们能继续得到书声笑语的老师们，谨致深深的敬意。我们会永远记住你们的形象。尽管根本不知道你们绝大多数人的名字，但是我们天天为你们热泪盈眶、心潮起伏，为你们的英雄行为感动、感奋，因为你们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你们个个都无愧于大写的——人！

（作者系《人民日报》文艺部原主任）

比较唐山地震与汶川地震的报道

●张广友

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唐山地震发生。我骑自行车六点到了新华社，发现记者们正四处打听消息,搞不清震中在哪里。当时新华社的文教记者顾迈男是专门负责跑国家地震局的，她在早上6∶20从国家地震局发回来消息：据沙河地震大队从河北蓟县来电话说，唐山市基本上已经成为废墟，90%的人被压，这才知道震中可能在唐山。地震发生近三个小时后，新华社才发了内部消息。

知道震中后，我赶紧向领导报告，要了一辆小轿车，和几位同事一起就出发了。当时也就是早上7点钟吧。到唐山是当天下午6点多钟，属于最早到唐山的那批记者之一。但是，我关于唐山地震的见闻，1982年才发在新华社内部刊物《新闻业务》上，顶多算是半公开发表。1986年，这个报道才公开发表，当时我已经调到《农民日报》工作，是以纪念唐山大地震10周年的名义发表的。题目叫《抹不掉的记忆——唐山地震当天见闻》。

5月12号四川省汶川县发生强烈地震之后，新华社在地震发生一个多小时后就发布了消息。当时我就感慨，这和唐山大地震比起来，政府通报消息快多了呀！

唐山地震时，我们国家是一个外援也不要。当时的地震我们报了7.8级，有人说是8级。去唐山慰问的领导就讲：“外国人想来中国，想给援助，我们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用不着别人插手，用不着别人支援我们！”那个时候强调自力更生，因为长期受阶级斗争观念的影响，给人道主义救援也打上了阶级烙印，把人道主义分为资产阶级的和无产阶级的。过去老怕外国人进来刺探情报、搞颠覆，有灾情消息也不敢发。

这次大地震不但接受了国外的物资援助，还允许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救援队进来。接受外来援助是出于一种人道主义的考虑。面临灾难，首先考虑的是人的生存权，这才是对待生命的态度。

这次四川地震的震级从7.8级修订为8级。在整个报道过程中，基本上保证了公开透明，得到了国人的拥护和世界的好评。

唐山地震之后，记者发稿有很多限制，不让说死人，死伤数字也不让说，只让说救灾。而且，主管宣传的姚文元明确指示，关于地震的公开报道在总量上不要超过15条。当时还提出一个口号，叫“抗震不忘批邓”，还要在救灾前线搞阶级斗争。当地老百姓好不容易找了纸板，写上批邓的标语，拍了照片后发回北京。

不光唐山大地震，那时有很多自然灾害不允许公开报道，比如1975年的淮河大水灾，不但不允许公开报道，还不让飞机飞过灾区上空。就是为了瞒住灾情。

很多时候，这些做法容易掩盖问题的根源。唐山大地震的伤亡数字，是1979年第一次全国地震工作会议时，才公布于世的，死亡24万多人。这时，地震已经过去了三年。

这次四川地震中的信息发布很及时，每天都有灾区的最新信息，每天都公布死伤人数。这都显示了我们社会的进步。

（作者系《农民日报》原总编辑）

2008年第7期 毛泽东与反右派斗争　作者：李　锐

1957年发生的反右派斗争，是一场整肃知识分子的运动，也是一场整肃民主党派尤其民主同盟（其中多数是知识分子）的运动。毛泽东发动这一场斗争不是偶然的，有其深远的历史根源。

从早年开始，他就对知识分子特别是大知识分子带有很深的成见了，这同他的家庭环境和早年生活有关。1919年到北京时，他在北大图书馆当一小职工（月薪八元，属工人工资）时，曾受到当年学校教授和学生的冷遇。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中反映过这种心情：“我的职位低微，人家都不理我。”《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原文中，就有将知识分子看作反革命或半反革命的论述。收入《毛选》时已作过大量删改，面目全非了，这是当年统战环境促成的，1939年党中央还有过“大量发展知识分子”的决定。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原刊1925年12月出版的《革命》半月刊，《中国农民》1926年2月号和《中国青年》1926年3月号都予转载，随后在广州、汕头出了单行本，可见当年此文影响之大。原文说：“无论哪一个国内，天造地设，都有三等人，上等、中等、下等。详细分有五等：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文中“大资产阶级”是指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和反动派知识阶级，而以“反动派知识阶级”为重点。原文如下：

“反动派知识阶级——上列四种人附属物，如买办性质的银行工商业高等员司，军阀政府之高等事务员，政客，一部分东西洋留学生，一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的教授和学生，大律师等，都是这一类。这一个阶级与民族革命之目的完全不相容,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乃极端的反革命派。其人数大概不出一百万，即四万万人中四百分之一，乃民族革命运动中之死敌。”

原文将以下社会群体称为“中产阶级”：“高等知识分子——华商银行工商业之从业员，大部分东西洋留学生，大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和学生，小律师等都是这一类。这个阶级的欲望为欲得到大资产阶级的地位，然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不能发展。”毛泽东将这类知识分子分为右翼和左翼：即“以小地主子弟的资格在国内专门学校、大学校读书，受着那半土半洋回国留学生的熏陶”的知识分子，划入“中产阶级右翼”，认为只要国民革命的争斗加紧，他们“一定会站入帝国主义一边，一定变为完全的反革命，一定会成为我们正面的敌人。”他甚至认为，中产阶级的左翼，“即与帝国主义完全无缘者”，“也包含许多危险成分，断不能望其勇敢地跑上革命的路。”关于中产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右翼属于反革命；左翼有时可参加革命，然易与敌人妥协，全体看来是半反革命。”原文的结束语中这样说道：“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应该把他当做我们的敌人——即现时非敌人也去敌人不远；其左翼可以把他当做我们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不要让他乱了我们的阵线！”最后说：“我们真正的敌人有多少？有一百万。那可友可敌的中间派有多少？有四百万。让这四百万算做敌人，也不枉他们有一个五百万人的团体。”可以看出，毛泽东是把“中产阶级”看做敌人的。

原文对“小资产阶级”归纳为：“如自耕农、小商、手工业主、小知识阶级——小员司、小事务员、中学学生及中小学教员、小律师等，都属于这一类。”又以这些人的家庭状况分为右中左三部分：第一是富裕部分——右翼，平时近似中产阶级之半反革命，战时可附和革命；第二部分是恰足自给的，平时中立，绝不反对革命，约占小资产人数的一半。第三部分，属于生活下降的，颇有推动革命的力量，约占小资产人数的百分之四十，乃左翼。

我是从日本人竹内实编的《毛泽东全集》中读到这篇原文的（编者将《毛选》每一篇同原文做了删改的对照）。上述引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从政治生涯的开始，就对中国知识分子有很深的成见了。

延安时期必须同国民党争夺知识分子，毛对知识分子的说法略有变化。1939年，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承认：“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这篇文章在分析中国革命的动力时，对“农民以外的小资产阶级，包括广大的知识分子、小商人、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作了这样的解释：“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并不是一个阶级或阶层。但是从他们的家庭出身看，从他们的生活条件看，从他们的政治主场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

延安时期毛虽然说法有了某种改变，但实际上从1942年“整风”运动开始和接着的“抢救运动”，知识分子仍被当作“异端”惨遭迫害，乃至都有“原罪”感。王实味的罪名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和“组织五人反党集团”。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各种学校、党政机关单位，共打出一万五千个特务；各抗日根据地也都开展了这种“抢救运动”；大后方许多省的地下党组织，曾被认为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红旗党”；甚至“一二·九运动”也曾被视为国民党“红旗政策”的产物。我在延安时也曾有过被人诬陷为“特务”身份，关押一年多，受过刑讯逼供的经历。可是，1950年我从《唐纵日记》中查到（唐是戴笠的二把手，《日记》已由群众出版社出版），当年国民党并无一个特务打入我们党内。直到1962年，毛泽东还说，王实味“是个暗藏的国民党探子”，只是认为把他“杀了不好，应让他劳动去”。直到1982年，所谓“王实味五人反党集团”才得到平反；1991年，蒙冤近半个世纪的王实味才得到彻底昭雪。

大家知道，1949年革命胜利之后，历次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成为“教育、改造”以及整治和打击的对象。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宣称，今后国内的“基本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知识分子历来被视为资产阶级的附属物，乃“皮上之毛”；从“阶级斗争”的理论出发，知识分子的这种待遇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当时界定的知识分子，包括大中专学校的教授、教师、作家，文学艺术界人士，新闻、出版界的编辑、记者、翻译，科技界的科学家、研究人员，学者，理论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以及医药卫生界的医生，专业人士和大学生等，全国约有500万人。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发言中指出：“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中的反动势力反对我们，这些都是我们的敌人。”又说，“知识分子中的一个相当多数，与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崇洋媚外、媚美，与我们格格不入，必须进行思想改造。”

1951年5月，毛泽东发动的批判电影《武训传》，揭开了“改造知识分子”的序幕。由于报刊上已有43篇赞扬武训和《武训传》的文章，涉及48位作者，毛泽东撰写的《人民日报》5月20日社论（列出这些文章题目、报刊和作者名字），痛斥这种赞扬，将评价历史人物的学术问题变为政治批判运动，称武训是“劳动人民的叛徒”。接着10月23日，在政协会议上他提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11月30日，党中央发出内部文件《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所有大中小学的教职员和高中以上的学生中开展“思想改造工作”，并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从而清理“反革命分子”和消除“反动遗迹”。于是“思想改造运动”迅速从教育界扩展到整个知识界。时值抗美援朝战争，曾经在欧美留过学和在国民党统治下工作过的知识分子，都成为整肃重点。以致许多有名望的学者、专家都被迫在报纸上发表指责自己的文章。自咎曾“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过”。例如建造钱塘江大桥而闻名于世的茅以升，都未能摆脱此劫。同批判《武训传》类似的，借山东大学李希凡、蓝翎《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的发表，又发动了对红学家俞平伯等人“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运动”，也伤害了一批知识分子。

在内战期间，胡风一直被认为是“党外进步作家”，但他有自己独立的文艺思想。1955年5月至6月，《人民日报》分三批发表了胡风同朋友之间的往来信件，标题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毛泽东亲自写了“序言”和“按语”，诬指“胡风分子是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是以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反动军官、共产党的叛徒为骨干组成的反革命派别”，“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除胡风夫妇入狱外，在全国清查“胡风分子”，逮捕上百人，涉及两千多人。6月10日《人民日报》社论《必须从胡风事件吸取教训》中说：“在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建成社会主义的伟大运动中，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反革命分子必然要更加进行破坏活动”。随后在全国开展了“肃清反革命运动”，许多在以前运动中有“历史问题”的知识分子，又都成为“肃反”对象。当年我曾对“反胡风”持过怀疑态度，跟同事们谈过；1959年庐山会议后挨批斗被开除党籍，这是“罪证”中的一条。

对知识分子来说，1956年是比较平静的一年，有人说已迎来“早春天气”。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报告中认为，经过“思想改造”的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会后又号召“向科学进军”。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了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之后，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表示他愿意从苏共批判斯大林一事中吸取教训，有意对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主要由知识分子组成的政治团体）实行比以前宽松一点的政策，给他们较多的发言权和较大的活动空间。

可是这一年在波兰（6月）和匈牙利（10月）所发生的事件，使毛泽东受到很大的刺激。他认为知识分子（裴多菲俱乐部）在匈牙利动乱中起了很坏的作用（1964年6月27日他在一个批示中还说到裴多菲俱乐部，可见印象之深）。从这时开始，他就着意考虑怎样避免中国发生同类事件的办法了。于是，“早春天气”悄然消失，一场后来被称为“引蛇出洞”的大悲剧“反右派”开幕了。

前面已经说过，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是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波匈事件之后，他的说法就不同了。在1957年3月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也就是发动反右派斗争的前三个月，他两次谈到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一次是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中说的：“有人问资产阶级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区别，我就分不出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属于一个范畴。”“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光看出身，我指的是他们接受的是资产阶级学校教育，而资产阶级是按照它的利益来教育人的。”（《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52页）

几天之后，毛泽东在大会上又把这意思说了一遍：“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同上书，第273页）

在当年举国党化教育即阶级教育的形势下，这种定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将知识分子划归资产阶级范畴，就是划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也就是划入需要加以打击的社会成分；这也就为开展一场整肃知识分子的反右派斗争奠定了理论基础。后来“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更列为“臭老九”了！

1956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最重要的一项议程，就是讨论波匈事件。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显然这是以此作为避免发生波匈事件的一项重要措施。这“整风运动”是怎么一回事呢？毛在全会中的讲话说得很清楚：“你要搞资产阶级大民主（即将匈牙利那样的工人、学生上街游行称为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风，就是思想改造。让学生们统统发动起来，批评你。每个学校设一个关卡，你要过关，通过才算了事。所以，教授还是怕无产阶级大民主的。”

这里他说的是：“整风，就是思想改造”。接着说的“每一学校设一个关卡”，发动学生批评教授，几年前的思想改造运动，岂不正是这样做的吗!可见，毛泽东是这样计划开展整风运动的，随后的反右派斗争也正是这样做的。这也就是他所说的“无产阶级大民主”，属于“新民主主义”思想。

1957年1月，毛泽东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交了底：“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么一些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他们不搞什么大民主，不到处张贴标语，还不晓得他们想干什么。他们一搞大民主，尾巴就抓住了。”同时，他还泄露了所谓“双百方针”的天机：“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处在被统治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33－350页）为了鼓励大家鸣放，讲心里话，一个月后，毛发表了长篇讲话《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讲话四个月后在《人民日报》发表时，改名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内容作了根本性的改动）。3月12日，他又发表了“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声称“双百方针”“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号召“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向共产党提批评意见。从3月16日到20日，他在京沪等地对各级干部讲了多次类似的话，并批评多数老干部对双百方针有抵触。4月30日，他还对各民主党派领导人说：大学里如果对党委制有意见，可以考虑取消；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因此，1957年5月出现了知识界空前的“大鸣大放”的局面。

以上这些引用和说明，有助于消除人们长期以来的一个误解，说什么“从整风运动转变为反右派斗争”。当年广大知识界以为整风运动真是反对党内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特权思想，方法是和风细雨；没想到却来了一场暴风骤雨的反右派斗争。他们哪里想得到，后来的事态发展早已在毛的设计安排中。1957年6月8日，毛在一份党内文件《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中说：“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利益极大。”这一指示是宣告反右派斗争正式启动的发令枪。它说得很明白，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是一回事。期间并没有发生“整风”向“反右派”“转变”的问题。

反右派斗争又是一场整肃中国民主同盟（以及其他民主党派）的运动。已经有研究著作指出：当年毛泽东一再加以谴责的“章罗同盟”，其实只是以章伯钧、罗隆基为主要代表的中国民主同盟的简称。在苏共二十大后所出现的较为宽松的政治空气之下，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鼓舞之下，民盟表现出了参与国是的空前积极性，他们两人为主的民盟成员，提出许多善意的、可行的改善党的领导的意见。谁能料到这正是触怒毛泽东的“党要扩大，政要平权。”《人民日报》当时以醒目的大字提出：“可注意的民盟动向”。

反右派斗争中对民盟等民主党派的彻底摊牌，其意图可以追溯到1945年党的“七大”期间。1947年初在冀热辽分局迁到林西时，我听到分局负责人欧阳钦（杨清）作报告讲过，“七大”时毛泽东在口头报告讲过这样的话：我们战胜蒋介石，革命成功之后，主要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党派了。毛在《论联合政府》中说得很明白，他所主张的联合政府，是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和民主同盟的。《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中，收有毛在“七大”作的口头政治报告和几次讲话，其中并没有欧阳钦传达的原话，却也找到了一些可资印证的材料。

在《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中有这样一段话：“这个报告，蒋介石看了最不高兴，中间派看了又高兴又不高兴。中间派是有前途的，外国人在蒋介石不行了的时候会扶他们，他们的壮大现在对我们是无害的。但他们是动摇的，蒋介石让步了他们就会拥护。三月一日蒋介石发表讲话，罗隆基就写文章欢迎‘还政于民’；二日我们广播了新华社记者对蒋介石讲话的评论，民主同盟在十日又发表谈话反对国民党包办国民大会。所以，他们是听我们的，但需要我们加强领导。”（第274页）这里说得很清楚：“他们的壮大现在对我们是无害的”。那么，到了“将来”，即共同的敌人蒋介石不再存在了的时候，民盟的“壮大”对“我们”就必然是有害的了。

毛泽东文集内《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毛还说了这样一段话：“自由资产阶级也同我们争领导权，不要以为自由资产阶级就革命得不得了，同共产党差不多。自由资产阶级也有它独立的意见，有它独立的政治团体，现在就是民主同盟。民主同盟里有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但主要的是自由资产阶级，它有它的性质。最近《参考资料》发表的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先生的一篇声明，同志们不知道看了没有，那就是他们的立场，他的独立的政见。最近左舜生在招待外国记者的会上，又发表一个声明，也有他独立的立场。现在，民主同盟在联合政府的主张上与共产党是一致的，国民党说民主同盟是共产党的友党，我们要团结它，联合它。但是它有它独立的意见，它现在是‘左右开弓’，区别于两方面，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方面是不赞成国民党一党专政；另一方面也不完全同意共产党，它说它是站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中间。这个话说得很透彻，是对的，它自己规定了它的性质，属于中间派。”（第306页）

民主同盟确实像毛泽东指出的那样，是一个有自己的独立的政治主张的团体。他们有怎样的政治主张呢？请注意毛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自由资产阶级有更大的动摇性，但自由资产阶级现在要民主，他们要他们所想的民主，因此他们是我们的同盟军。自由资产阶级在我们坚决的影响下，是能够中立，以至于跟我们一道走的。比如对联合政府这个口号，他们是赞成的。”（第318－319页）毛心中十分清楚，共产党同民主同盟双方所要的“民主”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并不是一回事。《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中，毛就把这两种民主的区分讲得十分明确了。他说：“民主同盟是旧民主主义，我们是新民主主义，这是基本的区分。民主同盟可以跟我们联合。”（第386页）当年章伯钧、罗隆基自己也明白这一点。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章伯钧在检讨中还表示，他所向往的是比苏联多一点的民主制度。

从上面这些引文中可以分析到，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中，确已预示中共同民盟的最终分手是必不可免的。关于以民盟这样的民主党派为下一个敌人的字句，在两年之后1947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必须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反对刘航琛一类反动计划的指示》中，终于出现了：“等到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经打倒，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即应转到使自由资产阶级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六册，第512－513页）这个指示中有这样两段话是毛泽东审稿时加写的：“在蒋介石打倒以后，因为自由资产阶级特别是其右翼的政治倾向是反对我们的，所以我们必须在政治上打击他们，使他们从群众中孤立起来，即是使群众从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但这并不是把他们当作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一样立即打倒他们，那时，还将有他们的代表参加政府，以便使群众从经验中认识他们特别是其右翼的反动性，而一步一步地抛弃他们。”（《毛泽东文集》第四卷，第312页）

从发出这个指示开始，到反右派斗争爆发，在这十年里，党就是照此指示处理同民主同盟（以及其他民主党派）的关系的。开始是一步一步地或一个一个地抛弃，例如张东荪、周鲸文等等。到了1957年，出现了“可注意的民盟动向”，“党要扩大，政要平权”，“章罗同盟”就成了黑云乱翻的罪魁祸首。于是就不再采用“一个一个”的手工业方式，而改用机械化施工，用推土机将民盟夷为平地了。反右派斗争之后的民盟，自然就不再是有独立政见的政党了。

关于革命胜利之后，下一个打击敌人是民盟为首的民主党派，还可以找到旁证材料。《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一期刊有《毛泽东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三十日给斯大林的电报全文》，向斯大林通报了当时中国的政治军事形势。其中有这样一段：“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期，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所有政党，除中共之外，都应离开政治舞台，这样做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

从上面引证的文献和电报中这一段决策性的话，可以说明，毛泽东在革命胜利之后就要让原来的盟友民主党派离开政治舞台了，这是他多年来一贯的思想，也是他对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上层知识分子的一贯看法所促成。当年他并没有立刻这样做，一个重要原因是斯大林复电中表示了异议。复电中有这样的话:“要考虑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胜利后的中国政府，按其政策，至少在胜利后的时期（这个时期多长现在很难确定）将是民族革命民主政府，而不是共产主义政府。”

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一篇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将四个月前向党内高级干部交的底，告诉党内一般干部。他将鸣放中“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赞成民主”等类政见的人，统统称为右派。“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这就是军事上他惯用的“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

在“大鸣大放”的五月一个月内，有人统计至少有三万知识分子提出各种批评和建议。最引起毛泽东震怒的是罗隆基的发言，牵涉到中共领导就是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罗认为，文教机关中青年党员不应该也不能够领导老年的旧的高级知识分子，“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同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是个矛盾。”（见谢泳编《罗隆基：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第311－312页，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毛泽东听到统战部这样的汇报后，就决定将“鸣放”“收网”了。6月8日开始，全国开展了“反右派斗争”。

现在公布全国被打成“右派”的共55万多人，占当时知识分子总数的11%。他们全被“劳动改造”，有的还发配边疆，一部分还被关进监狱。受打击最多最重的当然是上层知识分子。此外，在农村干部和小学教师中也打了不少“右派”，估计人数也达50万；后来决定不在这类人中划“右派”，于是他们被戴上“坏分子”或其他帽子，境遇同样悲惨。

今年是反右派斗争五十周年，如何评价和善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又一次提到国人面前。关于“扩大化”的说法，人们意见最大。1980年我曾参加《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讨论（我是国家机关能源组的组长），许多人不同意这种提法。回忆当年，我们这些参加讨论的人，可说大都没能摆脱长期禁锢我们头脑的意识形态习惯势力的影响。经过这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对世界形势的了解，再来回顾反右派斗争这类历史事件，就可以有更清楚更深刻的认识了。当年那些“右派分子”，从上到下，发表了一些什么意见呢？现在出版了许多有关著作和回忆文章，我没有看到一条要推翻共产党政权的主张，相反，都是怎样改善党的领导的中肯的各种各样的建议，也就是我们今天已成为国策的要讲民主，要讲法治，使我们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以及更加重视知识分子的建议。如果当年采纳了这些建议，怎么会发生接着而来的“大跃进”、“三年灾害”和“文化大革命”呢！怎么会死几千万人，最后将知识分子打成“臭老九”，说“知识愈多愈蠢、愈反动”呢！回顾起来，1949年到1979年走的这30年，正是20世纪世界科学和经济发展最快最大的时期，从而走向知识经济的时代，可我们却完全背道而驰，国家几乎崩溃，走了一段痛苦的弯路，想起来，真是让人痛心不已。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召开了划时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党我国逐渐认识到，人类社会、历史的进步，主要不是靠什么“阶级斗争”、“阶级专政”，而主要是靠知识、科学知识即人的智能，这才是主要的根本动力，而它们的载体是知识分子尤其是大知识分子啊！

（责任编辑 杜 晋）

2008年第7期 “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指示的来历　作者：靖　鸣

这是一件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极其重大和敏感的新闻史事件。1953年3月4日，中共广西省宜山地委机关报《宜山农民报》在一篇社论中批评宜山地委，在报社内部以及报社与地委之间引起激烈争论。党报能否批评同级党委（严格地说党报与领导它的党委不是同级）？广西省委宣传部就此请示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和中共中央宣传部。3月19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批示，党报“不经请示不能擅自在报纸上批评党委会，或利用报纸来进行自己与党委会的争论”，这就是新闻界惯称的“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的来历，这条规定成为我国新闻媒体必须遵守的“铁律”，一向为理论界和党政、立法、司法界所关注，然而事件本身却鲜为人知。

《宜山农民报》批评宜山地委事件涉及到舆论监督有无禁区、舆论监督面前是否人人平等的问题，关乎政治体制改革、民主监督、政治文明、惩治腐败、国家长治久安等重大政治问题。这一事件当时受到周恩来、刘少奇、陆定一等高层领导的注意和批评，对1954年《中共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推翻1950年《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建立的批评报道事后追惩制，起到了直接的影响，导致中央改变了对新闻批评的态度和政策。

笔者通过调查考证发现，这一已作定案处理的历史事件，当时在调查处理时，有些情况有出入，有的定论有偏差，比如该报在刊发社论前是经过请示的，并非“未经请示”。这就有可能存在中央宣传部是在广西省委宣传部提供的不准确事实和不正确结论之下，未作调查匆忙作出指示的问题。这一事件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了，那么其内情到底怎样呢？

一、《宜山农民报》事件的时代背景

中共中央1950年颁布《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这一《决定》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让记者编辑（实际是编辑部——笔者注）负独立责任，放弃了过去的批评报道刊前预审制，确立了批评报道的刊后追惩制，给新闻批评提供了一个舆论空间和有利条件。这是1950年下半年至1953年初这段时间新闻批评开展得相对较好的重要因素。在全国的报刊广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运动，由于中央的高度重视，一些领导人还就此发表讲话。《人民日报》刊发多篇社论，并不断检查督促各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1953年元月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和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中央指出：“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党和政府中是一个大问题，各级领导机关要在1953年结合整党、建党及其他工作，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分子的情况，并向他们展开坚决的斗争。”

二、《宜山农民报》批评一县委书记及在相关社论中批评宜山地委

《宜山农民报》响应中央的号召，在报纸上开展了比较广泛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该报为周三刊，每期都辟有《读报人来信》专栏，刊发数篇读者来信，还经常将重要的批评稿件另发在显要的版位上，记者也采写少量批评报道。尽管如此，批评报道开展得仍然不理想。据统计该报从1952年9月到1953年1月，共收得批评稿350篇（批评农民的不在其内），在报纸上发表了34篇，来信检讨的只有14篇，转有关机关处理的316篇，来信答复的只有138篇。这些情况说明报社批评稿发表得太少，犯了软弱病，放下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没有好好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为了改变这种情况，该报编辑部决定加强这一工作，并且在编辑部干部中作了初步的思想检查。

宜山农民报事件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发生的。这一事件是由当时的宜山专区象县县委书记祖××违法乱纪事件（因事件发生在象县的罗秀圩，事件又由祖××引起的，所以史称“罗秀事件”或称“祖××事件”——笔者注）引起的。这里以中共广西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1953年6月23日《关于处分前中共象县县委在罗秀整干会议中严重违法乱纪压制民主侵犯人权的决定》（以下简称《处分决定》）所作的案情介绍和结论为据，简略介绍“罗秀事件”的经过。

1952年3月29日，前象县县委响应上级整党整风号召和部署，将县里干部集中在本县罗秀圩，开始复查干部问题。30日，县委组织部部长秦×作大会动员，号召大家开展反右倾斗争，提出“从县委开刀，层层下水”，“大胆提意见，敢提的，可以酝酿串连”。

县委书记祖××在有关会上“严厉指示”：“哪一中队哪一小组意见提不上来，就是领导不力，要撤换领导。”第一次公开检讨时，他号召：“大胆揭发领导上的错误，坚决向错误作斗争！”但由于祖自我检查不深刻，特别是检讨到他的个人问题，“小声小气连说带哭”，谈了几句就过去了，与会基层干部一致不满，要求其再检讨。4月1日祖再作检讨，但仍通不过，与会者要求其作第三次检讨，并要求其他县委委员也要作大会检讨。归纳与会者对县委的意见共四点，主要是个人婚姻和生活作风问题：1、祖××与刁××谈恋爱，与原妻张××闹离婚，违反《婚姻法》，影响复查工作。2、县委无原则，互相包庇，如互相批准对方离婚等。3、祖工作“不艰苦”，下乡借贫雇农棉被说“有虱子”不盖。4、罗秀会议上，祖宣布不准下乡干部吃米粉，但县委却吃面加荤。与会者提意见的动机，“主要是响应县委号召，整顿领导改进工作，也有写批评县委稿件被压制打击而夹杂个人意见的，加上祖检讨不深刻，平时对干部冷酷无情，长期积压，有了机会，就爆发出来。”

4月2日，组织部长秦×在一次会上提出要扣押坏分子。4月3日，县委委员李××在一个会上提出，“有坏分子要打垮县委，要打垮共产党，号召大家起来斗争坏分子。”秦×在另一会上宣布：“有坏分子在内破坏我们的党。”有人主张逮捕法办有“历史问题”的两个人，县委当即同意。当场将两人扣押起来。会上又揭发另一人，也当即被绑起来。县委随即号召大家有受骗上当的把名字报上来，宣布要将提意见的“积极分子”管制起来。于是各中队提供名单，有15人被认为是地主阶级家庭出身，有“反党活动”。连续三天，采取农民斗地主的形式，将其管制起来。被管制的15人中有12人是党团员。被怀疑为“特务”的20人中，有17人是党团员。其中被打击最厉害、管制最严的，就是对县委特别是对祖××提意见最多的县妇联组织部部长黎瑞芳。她被当场捆起来，押在戏台下的牛栏里，和十几头牛放在一起，后改押到别处。共押两夜一天半，黎被逼得几乎自杀。另一被认为最反党的，是常写批评县委和祖××稿件的通讯员林荣章。祖××四次与其谈话，逼林承认反党。林写了承认“反党”的反省书后，4月7日上午被解除管制。这次会议，共扣押4人，管制15人，报“受骗上当”者达与会者总数的70%，有一人被判处劳改，两人因特务问题搞不清，扣押到1952年8月才“解放”。被管制的，反省后仍有4人被处分，但“反党活动”帽子未摘，档案中还有“反党”材料。

这一事件在当地反应强烈，由于当时的柳州地委认为事件没有反映得那么严重，仅派与案件查处无关的组织部组织科科长谢之雄调查过此事，且与犯有错误的该县县委商量如何处理此一事件。此前宜山农民报副社长刘国正也从编辑部得知了一些祖××违法乱纪问题的情况，便安排群众工作组副组长杨炎下去调查采访。杨炎经过调查，写出长篇报道，题为《对前中共象县县委书记祖××的离婚和因而产生的种种事件的调查报告》（以下简称《调查报告》）。

刘国正看了《调查报告》，愈发气愤，他认为地委存在包庇祖××等人的问题，不会认真处理此事，觉得祖××问题之所以迟迟得不到解决，与地委包庇和官僚主义有关，既然这样，按照1950年《中央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精神，以及中共中央当年1月《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和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精神和《人民日报》当年2月12日“报纸工作述评”的精神，根据新闻总署办公厅1951年11月编印的《联共（布）高级党校新闻班讲义选译》首篇文章《州级报纸编辑部工作的组织》一文的精神，必须以言论的方式提出来加以批评，以引起地委的重视，促进问题的及时妥善解决，便决定为这篇报道配发社论，于是安排过伟执笔撰写社论。

过伟是写社论的快手，他根据刘国正的意见，很快撰写了题为《把不能见天的事情拉到太阳底下来》的社论。

社论和《调查报告》的布局一样，首先批评祖××违反《婚姻法》的错误，与此同时，还点名批评前象县其他县委委员的错误，接着，辛辣尖锐地批评祖××及县委委员们压制民主、打击报复提意见的干部群众的严重违法乱纪行为，社论最后两段对祖××事件迟迟得不到解决，加以评论：“那么这些情况，领导上是不是不知道呢？不是的！前中共柳州地委是知道的，今中共宜山地委也知道，只是没有很好进行调查处理。不论地委在主观上有没有姑息犯错误的干部，在客观上是纵容了干部的错误的。本报今天发表的《调查报告》和张××同志的《祖××为什么和我离婚》两篇文章，并且发表社论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敦请领导上重视这个事件，地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专署人民监察委员会和人民法院应进行调查、严肃处理，并在报纸上公布处理结果。一个是公诸人民群众，使大家了解此一事件之真相及其原因。这样严重而恶劣的现象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与发展，除了上级领导机关之官僚主义，还因为自下而上的群众性的批评与监督没有展开，在报纸上公开的批评没有展开，没有把这些坏人坏事拉到太阳底下来！”

三、《宜山农民报》刊发的批评宜山地委的社论经过审批

《宜山农民报》事件有个关键性的细节需要考证，就是该报刊发批评地委的社论是否请示了地委。这涉及到后来地委、省委宣传部和中央宣传部对“宜山农民报事件”的事实认定和定性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共有六种说法：

第一种是刘国正本人的说法。刘国正在被打成右派后的一份辩驳材料中说：“当时所以敢于这样做是苏联的《州级报纸编辑部工作的组织》一文的精神影响的，再说这篇社论在版样上经过代表地委审查版样的地委办公室的同志王升阶同意了，所以没有给我处分。”他在另一份材料中说：“王升阶代地委处理日常事务，社论经王审过，又请示过阮庆（地委宣传部部长），阮未反对付印。”这种说法，得到副总编辑杨树森和这篇社论的撰写者过伟的印证。听了王升阶和阮庆的意见，刘国正认为地委已同意刊发，遂刊发长篇《调查报告》和社论。关于这个问题，离休前曾担任广西区政协副主席和广西区党委组织部部长、当时任宜山地委副书记的区济文对笔者说，这类事情不会拿到地委会集体讨论，宣传部长代表地委行使职权。刘国正是经请示的。如果阮庆认为决定不了这件事，他可以向地委书记汇报。地委并未接到阮庆或王升阶的请示汇报。

第二种是地委委员、宣传部部长兼宜山农民报社社长阮庆的说法。事后，阮庆在给广西省委宣传部部长的信中说：“当时地委委员都不在家，只有王升阶同志（代处理地委日常工作）在家，王听说要发表这个消息后才问了一下刘国正。但刘说已排版准备付印。王听了这个问题，即电话告诉我。我同王讲，这个问题地委已了解一些材料，但不全面，下面反映材料据陈专员说事实还有些出入，并请王转告刘要同地委纪检会联系一下，必要时请示一下石堂同志（宜山地委书记——引者注）再发表。但刘认为报社已派人去调查，事实没有出入，仍决定排版付印。”当晚，阮庆“又用电话直接同刘联系，但刘认为没有什么，可以发表。”这是阮庆反映的情况，至于阮庆本人是否同意刊发，信中未交待。但从事后广西省委纪检会的调查处理决定看，阮庆的信是推卸自己的责任。

第三种是广西日报社的说法。广西日报社在一份调查报告中说：“当宜山农民报社编辑部向阮庆请示可否发表这一新闻时，他说：‘现在发表是早一点，但你们自己处理吧，不然我怕会是压制民主。’而当报纸刊载之后，又来批评他们无组织无纪律。”

第四种是中共广西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说法。该委员会在后来的《处分决定》中说：该报“在社论中错误地批评了地委，并在处理这一严重事件中不够严肃缜密，也未很好地向地委请示，以致事实有些出入，个别论点有些武断等。”说明刘请示过，只是“未很好地向地委请示”而已。

第五种是中共广西省委宣传部的说法。该部1953年11月4日在向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汇报宜山农民报事件时说：“王（升阶）得知农民报要发表这一调查报告与社论后，觉问题牵涉太大，打电话往乡下报告地委宣传部长阮庆同志。阮即在电话上与副社长刘国正同志谈，叫对此事要慎重些，发表要全面，并说农民报下去调查的材料可能与地委纪检会的材料有出入，叫向纪检会要材料来对，必要时还可请示地委书记石堂同志，但没有肯定可发或不可发。刘请示阮意见，阮答说：‘我可不敢压制批评。’就这样，报社（1）认为下去采访调查得来的材料很充分，与纪检会的材料无甚出入。（2）为了配合运动在报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3）平时地委没有看大样的制度，报社自编自发已成了习惯，社论是否应给地委审查，也不明确。于是没有很好请示与研究便在三月四日发表了。”这里“未很好地向地委请示”也表明报社还是向地委代理负责的同志请示了的。“未很好”大概是指请示的方式、程序不正规、不符合要求，以及未得到合法的书面认可。

第六种是笔者多次向该报原副总编辑杨树森同志调查了解的情况，据他回忆，社论经编委会讨论修改过。他同意社论观点，并同意刊发。他记得很清楚，当时尽管中央有决定，报社有权处理批评报道，刘国正还是将社论送审了。

经以上考证，笔者倾向于社论是经过请示并同意刊发的。并且在地委没有看大样的制度之下，请示地委，是一种组织性、纪律性强的表现。

四、批评报道和社论发表后的分歧意见

《调查报告》和社论发表后在当地引起不小的震动，该报原总编辑沙君涛向笔者回忆说：“报道和社论在专区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当时专区有些干部对他说：‘你们这样搞是不是太猛了？’但大多数干部表示支持报社的做法。”报社在短短几天，收到40多封读者和通讯员来信，他们选了两封信于3月13日刊发。然而报社党委和一部分干部之间对此存在着不同的意见：“报社党委”意见以宣传部长兼农民报社社长阮庆和社论作者过伟为代表，认为《宜山农民报》不能批评地委，但可以批评地委的部门和成员；第二种意见以刘国正和副总编辑杨树森为代表，认为地委确实存在官僚主义，根据中央有关精神、《人民日报》述评和苏联《州级报纸编辑部工作的组织》精神，认为批评报道和社论可以批评地委和地委成员，何况他们还是经过地委审查的；第三种意见以沙君涛、杨晓雄等人为代表，认为《宜山农民报》既不能批评地委，也不能批评地委部门和成员。尖锐对立的是第一种意见和第二种意见。

与此同时，阮庆将报社在家的采编人员集中到宣传部，严厉地批评报社无组织无纪律，报社的人大都心里不服。宜山地委宣传部通过电话向省委宣传部反映了《宜山农民报》刊发批评地委社论的情况。

从一些档案材料看，地委在文字上是支持报社揭发祖××事件的，但不同意报社对地委的批评。3月11日，地委在“弄不清同级党委和同级报纸批评问题”的情况下，决定在《宜山农民报》上先作一个“简单检讨”，全文如下：

中共宜山地委对祖××事件的意见

一、关于祖××同志的婚姻问题与处理反党事件，过去已经柳州地委派人调查处理。

二、柳州区与宜山区合并后，我们收到关于此问题的一些反映，并已作了一些调查，由于我们存在官僚主义作风，故未及时处理。

三、为了贯彻中央反官僚主义、反命令主义、反违法乱纪的指示，我们已继续派人深入调查处理，并望大家起来大胆揭发、批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事件。

中国共产党宜山地方委员会

三月十一日

同日，中共宜山地委宣传部部长阮庆以个人名义，给广西省委宣传部贺亦然部长和史乃展副部长去函，汇报《宜山农民报》关于祖××问题的报道和社论在报社内部的不同意见。信中谈到过去的柳州地委和现在的宜山地委都调查过祖××的问题，“没有及时处理，这里地委是存在有官僚主义，处理问题不及时”。并从个人的角度出发，反映报道和社论采写刊发经过，以及报道和社论存在政策法律的问题。

五、广西省委宣传部《关于党报批评同级党委问题的请示》与中央宣传部的《复示》

广西省委宣传部接到宜山地委宣传部关于《宜山农民报》批评地委的汇报后，未对事件本身进行进一步的了解，仅从党委会与机关报组织关系的角度出发，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党报不应在报纸上批评同级党委，但可以批评同级党委的部门和党委成员。然而他们又找不到中央的明文规定，吃不准有关政策问题，于是决定向上级党的宣传部门请示。

3月12日，广西省委宣传部就《宜山农民报》的问题以《党报批评同级党委的问题》为题，发电文请示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和中央宣传部。全文如下：

党报批评同级党委的问题

中南局宣传部并中央宣传部：

《宜山农民报》写了社论，在揭发一县委书记错误时批评了地委，这样做有的认为不恰当，也有人认为是允许的。因此我们认为在报纸上展开自下而上的批评，如同级党委会有错误，同级党报是不应该直接在报纸上进行批评的，而应该向上级党委或党报编辑部控诉，如同级党委委员个人，或同级党委部门，如组织部、宣传部等是可以在报纸上直接批评的，这样是否恰当，请指示。

广西省委宣传部

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二日

一个星期后，中央宣传部对此作出批示，题为：《复党报批评同级党委的问题》。函头为：“广西省委宣传部并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委宣传部”（这一《复示》收入《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标题变为《中宣部关于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问题给广西省委宣传部的复示》，去掉了函头，另外，内文上稍有变动，但意思不变。这里引用《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的文件），全文如下：

中宣部关于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

委问题给广西省委宣传部的复示

关于宜山农民报在报纸上批评宜山地委一事，我们认为广西省委宣传部的意见是正确的。党报是党委会的机关报，党报编辑部无权以报纸与党委会对立。党报编辑部如有不同意见，它可在自己权限内向党委会提出，必要时并可向上级党委、上级党报直至中央提出，但不经请示不能擅自在报纸上批评党委会，或利用报纸来进行自己与党委会的争论，这是一种脱离党委领导的作法，也是一种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党委会如犯了错误，应由党委会用自己的名义在报纸上进行自我批评。报纸编辑部的责任是：一方面不应在报纸上重复这种错误，另一方面可在自己权限内向党委会直至上级党组织揭发这些错误。报纸编辑部即在上述情况下亦无权以报纸与党委会对立。这是党报在其和党委会的关系中必须遵行的原则。

中央宣传部

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九日

六、人民日报社广西记者站和广西日报社对宜山农民报事件和宜山地委、广西省委宣传部的意见

4月8日，人民日报社广西记者站曾以书面形式对《宜山农民报》报道祖××事件提出意见，认为：“《宜山农民报》根据群众的揭发和记者的调查，发表祖××违反婚姻法而引起的侵犯人权事件是对的。”认为点干部的名字过多不妥。指出中共宜山地委“在事件发表上也不是积极支持报纸开展批评，中共广西省委宣传部仅是抓住《宜山农民报》报道祖××事件宣传中的某些错误给予通报，指出宣传中的缺点是必要的，但对该报敢于在报纸上批评、揭发祖××等违法乱纪行为这主要正确的一面，毫无支持。”“中共宜山地委、中共广西省委宣传部这种态度实际上是一种压制批评，听任批评者遭受报复迫害的表现。由于领导上这种态度在过去助长了祖××错误得以发展。在现在（《宜山农民报》批评报道和社论发表后）助长了祖××不作迅速公开的检讨。”

次日，广西日报社编委会就宜山农民报事件向省委宣传部、省委、省纪检会陈述自己的意见，认为《宜山农民报》对祖××“展开斗争是必要的，正确的，但有些问题却是错误的，宜山地委对《宜山农民报》的领导是有缺点的。”广西日报社编委会在“意见”中说：“省委宣传部的通报指出宜山农民报在祖××事件的报道中，关于婚姻问题部分的错误是正确的，但没有同时指出，揭发祖××的违法乱纪却是正确的。”“宜山地委对《宜山农民报》领导是有缺点，不但对报社编辑部没有经常的政治和业务的指示，而且在遇到像揭发祖××严重犯法的重大事件中，地委宣传部长阮庆采取完全自由主义的态度，当报社编辑部向他请示可否发表这一新闻时，他说：‘现在发表是早一点，但你们自己处理吧，不然我怕会是压制民主。’而当报纸刊载之后，又来批评他们无组织无纪律。”

七、广西省委纪检会对祖××、宜山地委、《宜山农民报》刘国正问题的定性及处理

中共广西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在1953年6月23日作出的《处分决定》中指出，《宜山农民报》“在社论中错误地批评了地委，并在处理这一严重事件（指祖××事件——引者注）中不够严肃缜密，也未很好地向地委请示，以致事实有些出入，个别论点有些武断等。”在分析其错误根源时指出：“地委对报社政治领导薄弱，宣传部长兼报社社长阮庆不看大样，报社自编自发已成习惯，社论是否应给地委看，也不明确，加上片面理解1953年2月22日《人民日报》的报纸工作述评中，严肃批判各地报纸编辑部的软弱性一点——不敢独立负责发表批评稿件——因而造成刘国正同志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没有很好请示与研究的思想基础。”宜山地委的缺点在于：“对报社政治领导很差，看大样在3月4日前一直由刘国正负责，造成这次报纸在报道上的错误。”另外指出，阮庆在事前模棱两可，事后推卸责任的错误。《处分决定》指出，“地委在处理祖××问题上，有姑息迁就情绪。”“在第一次处理决定中，准备给祖以警告处分，并降为县委副书记，其他县委不处分；第二次处理决定中只给祖警告处分。对刘的处分存在过重的偏向。”

1953年7月8日，《宜山农民报》全文转载刊登在《广西日报》上的《处分决定》。

八、《宜山农民报》的批评报道取得了积极的效果

笔者认为：《宜山农民报》对地委存在包庇纵容犯错误的干部和有官僚主义作风的批评是正确的。报道和社论刊发后取得了积极的效果，致使违法乱纪的一批干部在较短的时间内受到了查处，一批被打击报复蒙冤的干部群众得以平反昭雪。

这一点我们从上文和本文中提供的几个事实可以说明问题。一是地委自己在“简单检讨”和“初步检讨”以及相关汇报中都承认、检讨自己确实存在官僚主义作风问题。二是对于如此重大的违纪违法现象，地委仅派不属于职责范围内的组织部去调查，仍然是不慎重的，且问题久拖不决，引起了民愤，也是不争的事实。三是中共广西省委纪检会在对罗秀事件的《处分决定》中也指出地委犯有官僚主义的错误。

批评报道和社论刊发后，地委很快承认错误，也在有关材料中指出地委支持报社批评。这一事件由于报社的及时揭露，致使地委和省委高度重视，在4个多月的时间里，就将罗秀事件彻底查清，并作出处分决定。如果没有《宜山农民报》的大胆揭露和舆论监督，罗秀事件和祖××的问题不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作出比较圆满的处理。另外，由于宜山地委被批评后，及时在报纸上检讨认错，进行自我批评，反而使它在群众中的威信得以提高，让群众感到党组织知错就改、光明磊落的优良作风仍在发扬，更加信任和拥护党组织。而且从宜山地委后来不服中共广西省委纪检会《处分决定》，要求重新处理来看，如果该报不进行及时的批评，没有引起上级党委的高度注视，祖××的问题就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妥善解决，许多人还将继续蒙冤。

九、余墨

就笔者目前掌握的一些情况看，党报批评同级党委，除“文革”外，效果一般来说是积极的。笔者认为，就目前从我国舆论监督的现状和政治文明建设的发展来说，继续实行“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的禁令，弊大于利，已不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发展的需要，目前已具备取消中宣部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的有利时机、条件和必要性。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200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要用时代的要求来审视宣传思想工作，用发展的眼光来研究宣传思想工作，以改革的精神来推动宣传思想工作，努力使宣传思想工作更好地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中央有关部门应该根据胡锦涛总书记讲话精神，按照十七大“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精神，考虑在适当的时候废止已经执行55年的“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的规定，使我国的舆论监督能够充分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作者系广西师范学院新闻传播系主任，教授）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8年第7期 “犯正确”与“紧跟错”　作者：冯东书

这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对过去的极左路线实行拨乱反正中，我听到的两个怪词。它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悲剧。

可怕的“犯正确”

有一次，我去看望新华社的一位老领导王康。1954年他从新华社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1955年5月，他在反胡风运动中任审查胡风集团的中央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经办具体事务和参加一些领导小组的会议。当年，他在确定胡风问题时因为实事求是了一下，就倒了大霉。主要一条是，他派搞胡风专案的同志到南京敌伪档案馆查阅了蒋介石国民党及其特务系统的机密档案。回来对他说，那里非但没有发现胡风与国民党及其特务组织有什么政治上的勾结和组织上的联系，反而证明胡风是国民党严密监视和千方百计打击的左翼文化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CC系特务头子张道藩还一再密令国民党图书审查委员会严格审查和严厉打击胡风出版的刊物，务必迫使其停刊。另外，他还听到参加审查材料的一位同志说，审查和摘录胡风集团第三批材料的“密信”有片面性，摘录时掐头去尾，不合原意。他心里就对胡风材料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对说胡风集团是个与美蒋集团有密切联系并以反对革命为目标的反革命集团这一结论，产生了动摇。这以后，别人问他胡风问题查证情况，他总是回答“材料还不够”、“反革命的根据还不足”，但不敢细说。1956年的下半年，他听说在一次“三长”（公安部长、最高检察院检察长、最高法院院长）联席会议上，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的领导同志也认为：把胡风集团定为反革命集团法律根据不足。他又把这一情况报告了中央领导小组组长、中宣部长陆定一，说：“党内对胡风问题有不同意见，是否开一次领导小组会议谈谈。”陆同意了，并确定了开会日期，发出了开会通知。但是会没有开成，原因是有人提醒：“胡风反革命案是毛主席定的，怎么能够讨论？”这个人就是周扬。“文革”时中宣部被毛泽东说成是“阎王殿”，他被打成“二阎王”，一直翻不了身。他被打得觉醒过来，成了反极左战士。

既然是反革命案，就要公审判决。但是因为各家看法不一，此事就拖得很长，一直到1957年打击知识分子的“反右派”都开始了，还没有定下来。这一年中央领导小组在毛泽东再次催促下不得不开会讨论如何审判的问题。中央领导小组副组长、公安部长罗瑞卿在会上说：“把胡风集团作为与美蒋密切联系的反革命集团是勉强一点，但这是毛主席亲自定的，大家看怎么办？”会上又有人说判定为反革命集团根据不足。最后罗瑞卿说：“还是按照毛主席的意见办吧。”这位副组长到“文化大革命”时，也成为最早以“莫须有”罪名被打成“反党集团”的成员，从那以后被打醒，后来也成为破除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的坚定战士。

所谓“胡风反革命案是毛主席亲自定的”，是指《人民日报》在公开发表第三批胡风集团的材料时，公布了足以给胡风反革命集团定性的“密信”，毛泽东在“密信”前加的编者按语说：“胡风和胡风集团中的许多骨干分子很早以来就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忠实走狗，他们和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机关有密切关系，长期伪装革命，潜藏在进步人士内部，干着反革命勾当。”其中，所谓“密信”中的最重要者，是1946年7月15日在国民党军队里的我方地下情报员阿垅（后来也打成了“胡风分子”），用国民党语言写的一份详细军事情报，寄给了胡风，胡风转给了廖梦醒（廖承志的姐姐，中共党员，宋庆龄的秘书），再由她转给了我有关方面。这件事，1955年廖梦醒和当过中共中央某部的一位副部长都有证明，证明阿垅是我方的地下情报员。

再有就是绿原（中宣部干部，也被打成“胡风分子”），1944年5月13日写信给胡风，说自己要被调到中美合作所去，他有点畏惧。胡马上告诉他，那些地方去不得。绿原就没有去中美合作所报到，躲到川北岳池县的中学当了中学教员。这样也就不是问题。

王康在党内研究胡风问题的高层会议上发表了一些希望实事求是的看法。按照中国共产党党章的规定，在党内会议上不要说发表正确意见，就是发表一些不正确的意见，也是允许的。可是他就是因为这些事，开始倒运。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开展“反右倾”运动，有大字报愤怒责问他：“胡风反革命集团是毛主席亲自定的，你为什么还敢怀疑和反对？”他又书生气十足地在检查中说：“当然毛主席决定的路线和大政方针都是正确的，但个别问题也会有主观主义。”这次运动给了他一个“实际上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翻案”的结论，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不宜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调到一个研究所当副所长，并内定为“控制使用”干部，即不能提拔，不能当一把手，不能出国。他是“三八”式干部，从此一直到改革开放，就再也发不了苗。应该说中宣部、公安部领导都知道他讲的话是有根据的，所以还是手下留情，没有把他一棍子打死。到“文化大革命”，陆定一、罗瑞卿在运动一开始就被打倒，他就更惨了，造反派把他的老材料又翻了出来，愤怒声讨：“三反分子王康，敢于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也有主观主义，砸烂你的狗头！”他的罪行就成了直接攻击毛主席了，当然被打倒。

毛泽东去世以后，1980年胡风问题平反，组织上给王康重新做了结论，认为他那时的态度是正确的。这时他已经六十多岁了，没有再提拔重用的机会了。

他的案子平反以后，有人对他说，他这样的干部在历次运动中太多了。他们所以受打击，受处分，当时的理由是说他们犯了错误，或犯了罪，实际正好相反，他们是因为“犯了正确”。当时，上面是伟大领袖要错，你非要实事求是，不整你，整谁？好多人就是因为“犯正确”，戴了“右派分子”、“反党分子”、“反对毛主席”的帽子，成了“反革命”、“阶级敌人”，甚至送了命的。

可悲的“紧跟错”

1968年10月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被打倒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在被关押的情况下，头上除了已有的“党内第一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最大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以外，又加了“叛徒”、“内奸”、“工贼”三顶更厉害的帽子，被永远开除出共产党。在会上表决永远开除刘少奇的党籍时，全场只有一个人不举手，不同意。她叫陈少敏，1928年的老党员。其他人统统举手同意。到了“文革”以后，刘少奇案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大冤案。事实证明，当时全场皆错，只有一个陈少敏是对的。

那时那么多人的心里一点不知道刘少奇之冤？不知道罪名是捏造的吗？我看除了少数人是盲目“紧跟”外，多数人是或不信，或有问号的，但怕“犯正确”，出于恐惧和无奈而举手的。因为参加会议的不是一般人，多数人是知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的。他们是犯了什么性质的错误了吗？人们称之犯了被迫不得已而犯的“紧跟错”。追起根来，责任不在他们。

“紧跟错”，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近三十年在党员、干部中越来越普遍的现象。其中当然也包括我这个新华社记者。

这么多的人犯“紧跟错”，就是那些在一次一次运动中、工作中，因为要实事求是而“犯了正确”导致支付了自己的、甚至子女亲属的终身代价而造成的。人们怕实事求是了，怕坚持真理了，怕讲真话了。陈少敏在那种场合敢不举手同意，是决心不要命了。她也确实倒了霉。

中央一位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在毛泽东征求他对胡风的看法时，他表示：“胡风的文艺思想应该批判，但把胡风集团定为反革命集团，证据不足。”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刚公布，他认为逮捕胡风不妥，影响不好。他发表了正确意见，后来看到对胡风集团那么严厉的打击，他吓坏了，以为自己的政治生命这下可要完了。这以后，他还敢实事求是吗？敢不处处、事事紧跟吗？

还有我们的一位新华社老领导，他1959年夏天上庐山参加会议，包里装的也是各地分社记者写来的有关毛泽东1958年发动“大跃进”和农村办人民公社在实际中造成严重问题的材料。在会上，毛泽东把对“大跃进”和办人民公社提出意见的彭德怀副总理等几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打成反党的“军事俱乐部”，一下把大家震蒙了（当时多数中央委员是彭德怀的观点）。后来又在全国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全国整了二百万对“大跃进”、人民公社中的问题讲了真话的各级党的领导干部。他吓得够呛。1962年1月，他又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有全国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参加的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在会上说，要让人讲话，“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指参加会议的大区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于是各路基层书记，纷纷放肆大讲“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反右倾”中的问题，刘少奇也讲了他同意下面来的同志讲国家“三年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并讲了“近几年来……有些说老实话，做老实事，敢于实事求是地说出自己意见的人，没有受到应有的表扬，反而受到了不应有的批评和打击”等等大实话。注这个会开得民主，大家很兴奋，我这位领导回来召集各分社领导人开会传达。他在传达中说：“人民公社看不出优越性，生产力受到很大破坏，还不如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还说：“经过1957年‘反右派’，把国家民主和党内民主冲得个稀巴烂。”他完全没有料到才过了八个月，毛泽东就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毛针对七千人大会，说党内刮起了“黑暗风”（尽讲问题）、“单干风”（支持农民“包产到户”）、“翻案风”（为“右派”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冤）。这一次一次的险恶惊吓，他以后除了小心紧跟，还敢再实事求是吗？

我记得20世纪50年代初对我们这些小青年的教育是要当有觉悟的战士。有觉悟的战士是要自己有科学分析能力的脑子的。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越来越强调都要当驯服工具，这就只要听话，不准自己动脑子了。到了1966年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提法就是要“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了，也就是要无条件的忠于，无条件的紧跟。

苍白的“实事求是”的教育

“文革”中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元帅，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党、全国、全军的副统帅。1971年9月13日，他谋杀毛泽东失败，坐飞机出逃摔死在蒙古国的沙漠里。这时候上面传来“最高指示”：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著作，提高识别林彪一类骗子的能力。山西有一位县武装部长在下面说，他不学了。他说他学了也识别不了林彪，不学也成不了林彪。他讲的是一句大实话。那时有一个《公安六条》，其中第二条就是谁反对林副主席谁就是反革命（第一条是谁反对毛主席谁就是反革命）。你马列主义学得再好，识别能力再强，你敢去识别在台上的林彪吗？山东烟台地区有过两位青年识别了一下林彪，结果判了重刑。

我们过去从没有间断过“实事求是”的教育，从小学到大学，对党团员，对干部，对普通老百姓，要坚持实事求是的道理都讲得很多很透。但是，由于存在着两种形式的教育，就使实事求是教育的作用在相互矛盾中抵销了。这两种教育形式一种是口头的，纸上的教育，另一种是实践的教育。口头的、纸上的教育是要人无论做人做事都必须实事求是；但是另一种实践的教育却是如前面提到的，刘少奇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讲的“近几年来……有些说老实话，做老实事，敢于实事求是地说出自己意见的人，没有受到应有的表扬，反而受到了不应有的批评和打击。”这样的事，一而再，再而三发生，连刘少奇这样高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打倒，并被整死。周恩来总理1956年正确的“反冒进”，也被毛泽东整得要辞职。而那些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批评“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县委书记们，“文化大革命”中基本上都没逃脱被打倒、斗争的命运，罪名就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是最刻骨铭心的教育，它关乎每一个人的生死存亡。世界上能像陈少敏那样的人也是极少数，多数人不能不变得乖起来。这就使那些口头的、纸上的教育越来越不起作用。人们不信了。由此造成的信誉危机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我们新华社有一位分社老社长叫冯森龄，也是“三八式”干部。他曾对我说：“谁说我们的干部不重视调查研究？我们不少省、地级领导很重视调查研究，但他们更重视调查中央，摸风头，而不调查下头。”使人不能讲真话也是大伤人心的。全国著名作家、1935年“一二·九”运动的参加者韦君宜在她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曾对她女儿说，她参加革命就准备牺牲一切，但是没有想到要牺牲的还有自己的良心。多么痛心啊！1978年6月2日，邓小平也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痛心地讲：“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

我们建国后极左路线为什么坚持的时间那么长？成为中国共产党历次左的路线执行时间最长的一次，造成了一场一场大灾难。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在不停的实事求是的宣传教育中扼杀了实事求是。实事求是的牺牲品太多了，实事求是就没有了。

物极必反

人们不敢实事求是，不敢讲真话，使全国工作长期造成一人错全国都跟着错的局面。这就使人们心中，从革命元老到老百姓心中产生了无数的忧虑和问号。“文革”中《人民日报》一位老革命问信得过的一位朋友：“中国还有希望吗？”日积月累，人们心中的思变思想越积越厚，终于造成物极必反。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去世，4月5日，清明节，猛然爆发席卷全国的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天安门广场，花圈如山，诗如海，其中就有诗说：“秦始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返了”，“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四五”运动成了一场反对现代封建专制主义的大示威，并有了磨刀霍霍之声。当时毛泽东还活着，把运动压下去了，但大概刺激不小。“四五”运动传出了一个重要信息：中国要大变了。到毛泽东1976年9月一去世，全国终于自发地爆发了一场势不可挡的破除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的思想大革命。“文革”中被两次打倒的邓小平马上支持了这场运动。这是一场思想大解放运动。吸引了从革命元老到广大农民的参加。“极左革命”得罪了全国人民中的绝大多数，成天斗、斗、斗，叫人不得安宁，造成冤案遍地。到1978年末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新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全国各个领域马上开展了“拨乱反正”，拨不实事求是之乱，返实事求是之正。在农村，农民首先打冲锋，起来拆了人民公社的囚笼。邓小平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大解放，起来把毛泽东从1957年起给他们头上戴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扔到了太平洋里。从中央到地方高速度的平反冤假错案，解放了广大受压干部。有了这批干部，国家马上打破闭关锁国，开始对外开放，学习国外先进经验。中国一下子进入了让世界惊奇的全新的大改革、大发展的时代。

毛泽东青年时在长沙师范的恩师徐特立，57岁参加长征，当过中共七届、八届中央委员，全党尊称“徐老”。他原来对自己有毛泽东这名大有作为的学生而自豪，新中国成立后，他却越来越为这位学生焦虑。上世纪60年代中期，毛泽东当年在长沙的老朋友周谷城从上海来北京看徐老。周谷城当年在长沙师范教英文和伦理学时，毛是师范小学部主事，两人很说得来，周还参加过毛领导的农民运动（周一直没有加入共产党）。解放以后，周参加了全国第一次政协会议。毛和周以后一直是好朋友，有机会总要找他一起聊聊（一般人不敢和毛随便聊，毛有一次对周说：“老是干巴巴的，有什么味？”）。周对徐老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只说对了一半。还有一半是：‘成功也可能是失败之母’。”徐老一拍桌子说：“完全对。成了大功，也可能招致大失败。”周问：“毛主席是不是可以例外呢？”徐老说：“谁也不能例外。”（见《北京日报》1994年1月16日《真挚的友谊》）毛泽东晚年的结果，被他们言中。这个失败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毛泽东只要不真的把自己放在说一不二的“万岁”位置上，真正重视调查研究，办事从实际出发，不要自以为真理只在自己手里，不要在党内搞“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按他过去对广大共产党员的教导，保持“三大作风”，“反对自由主义”去做，听得进自己同志的实事求是的建议就行，就至少不会发生那么多次重大灾难性错误。这太使人民失望了。过去打天下时，人民曾是能为他献身的啊！现在，他的错误做法，反而从另一面成全了不少因此受他打击的人成为坚持真理的硬骨头、英雄汉，如马寅初、章乃器、彭德怀、张志新，等等，等等。这批人受到人们尊敬，社会上出了很多赞扬他们的书。其中，胡风的文艺思想别人不一定都拥护，但是他的硬是不低头的硬劲，得到相当一部分人赞扬。这大概是毛泽东始料不及的。历史真是无情。

注：1959年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宣布自己退居二线，让刘少奇、邓小平到第一线代表党中央主持工作，刘少奇讲这些话带有代表党中央表态，对来自基层的批评承担责任做自我批评，不是批评毛泽东（毛说退居二线，但党的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大权仍抓在手里）。

（作者系新华社高级记者）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8年第7期 合成一个新东西　作者：辛子陵

社会主义在解决公平问题上有探索，资本主义在解决效率问题上有成就。两者必须结合，变成一个新东西，才能建成一个现实的、缺陷最少的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种伟大的实践。

混合经济是当代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的主要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混合经济，两者的经济基础是相同的。从微观上说，中国的混合经济包括个体户、私营企业、合作制企业、股份制企业、公私合营企业、国营企业以及港台企业、外资企业等。改革开放就是因为纯而又纯的公有制搞不下去了，要引进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成分。囿于意识形态，我们一直忌谈这一点。

当需要走出空想社会主义误区的时候，要像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那样，理直气壮地说服全党和全国人民，光明正大地回归新民主主义。改革开放以来，每推出一项有利于发展生产的世界通用的政策，必进行一层社会主义理论包装，开始还有减轻阻力的作用，越往后副作用越大，施政官员没底气，老百姓看不起，极左派批评打着红旗反红旗。如此怎样凝聚民心，树立对改革开放的信仰呢？！2003年年轻创业者陆煜章创办“上海资本家竞争力顾问有限公司”，因为违背了“能做不能说”的潜规则，把“资本家”三个字上了企业名称，注册时被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驳回。陆煜章不服，向徐汇区人民法院状告工商局，工商局官员拿着《辞海》对簿公堂，说“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资本家是工人阶级的对立面，与我国社会主义的本质相悖。”注1当时上海的资本家起码有几十万。工商局官员可以和张总、李总在大饭店里喝酒，没感到有什么“相悖”，一扭脸到了庄严的法庭，就“相悖”了，不承认中国有资本家。法院一审判决工商局胜诉。这个惶遽、尴尬的镜头是我们整个上层建筑领域的一个缩影。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三代领导人的持续努力，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对私有制和资本主义是兼容的。在中共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锦涛以巨大的政治魄力和理论勇气，抛弃误导中国几十年，给国家带来贫穷、动乱和专制，至今仍掣肘和否定改革开放的“左”的理论体系，郑重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构成。今后，指导改革开放兴利除弊的理论和衡量改革开放是非成败的标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不是别的主义和思想。改革派由此确立了自己的话语权。

当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已经居于主导地位，但宣传很不够，还没有压住极左思潮。要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权威。中国第三次思想解放，首当其冲的是直面私有制和资本主义，指鹿为鹿。承认当今社会中的资本主义的出现是改革开放题中应有之意，名至实归，不再指鹿为马。把改革开放以来可意会不可言传、能做不能说、要群众跟着走又不向群众说明白的问题说明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建设成功，这是不能超越的经济规律。

美国政治家舒尔茨（里根政府的国务卿）说：社会主义国家重视分配，资本主义国家注重效率。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是要激发效率，而资本主义国家的改革则开始追求分配的公平。有人将这种观点称作“趋同论”。注2

当今世界确是如此。资本主义吸收了社会主义政策而发生了自我改良，在所有制上走向了混合经济。社会主义通过改革吸收了资本主义的政策，也从单一的公有制走向了混合经济。混合经济并不是一种人为设计的制度，而是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互相影响演化的历史产物，历史自然形成的制度才是合理的和长存的。哈耶克说：好制度是无意产生的，人设计的制度不是好制度，所谓制度创新一定是创造一个坏制度。毛泽东早年倡导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原本就是混合经济。毛泽东建国后，要创新，急急忙忙搞所谓的社会主义，背离了新民主主义，搞出了一个饿死几千万人的坏制度。改革开放就是要把这个坏制度改回来，改到原先设想的新民主主义制度上来，还是要搞混合经济并且逐步完善它，发展它。现在，“在大多数发达国家，整个国民经济都变成了混合经济，以至看来已经成为一种特定的社会组织制度。”注3这种混合经济模式，美国叫新资本主义，社会民主党人叫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我们可以叫它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二战以后，老资本主义变成了新资本主义，这是世界最大的变化。我们长期不敢睁开眼睛看世界，孤陋寡闻，要去“解放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贻笑天下而不自知。经过一百多年的改良，20世纪的新资本主义与19世纪前的老资本主义，一个根本的不同点是：美、英、德、法、日以及斯堪的那维亚等国，都建立了一套成熟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一体系由政府财政为公民提供生老病死以及失业的最低生活保障，就其性质来说是社会主义的。新资本主义的“新”就新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因素，这是在工人阶级的长期斗争中，在巴黎公社那种暴力革命的压力下，老资本主义实现了和平演变。1848年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中描写的那种悲惨情况已不复存在。这就消除了发达国家发生暴力革命的根源。随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工人的劳动时间由十五六个小时普遍降低到每天8小时，工人的劳动报酬也已超过自己和家人的衣食所需。2006年美国人均收入为36276美元。工人有了花园洋房，有了汽车，有了电视、冰箱、空调等过去资产阶级才能享受的消费品，有了自己和家人从生到死伴随一生的社会福利保障。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一项调查表明，美国有40%的家庭拥有股票。根据美国全国职工持股中心提供的统计数据，到1998年，美国职工持股的企业有14000多家，有3000多万名职工持股，职工持股的资产总值超过4000多亿美元。工人在企业中的地位出现了新的变化。“像三角洲航空公司、摩托罗拉公司和福特汽车公司这样的公司正在发展这样的劳资关系：订立工作指标合同、利润分成、共同协商作出决定、改善劳动条件和捍卫雇员的权利。最引人注目的发展之一是，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南方航空公司、泛美航空公司和其他大约12家大公司被迫在董事会中设雇员席位（注：职工中选出的董事）——这在以前是不可思议的。”注4“新资本主义犹如一只从垂死的时代的灰烬中飞出来的凤凰”。注5在老资本主义灭亡和老式共产主义运动失败以后，传统式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过去了。世界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

混合经济是新社会主义和新资本主义共同的经济基础。两种制度趋同过程是经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发展——新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私有经济以激发效率，新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社会福利以实现公平——来实现的。这种趋同发展可能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其历史意义要经过长时段的发展才能看清楚。中国共产党人现在做的事情可能比俄国布尔什维克当年的“十月革命”有进步意义。“十月革命”造成一元世界的分裂，引起了两种制度的长期对抗。中国共产党人设计的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超越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制度”你死我活的旧意识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会融入世界，开辟一个由对抗变为融合，取长补短，和平发展的新纪元。

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什么好处呢？由于私有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国家财力大增。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全国财政收入从1978年的1132.3亿元升至2007年的5.1万亿元。近几年，国家财政进一步向民生倾斜，重点用于“三农”、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2007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资金达到4318亿元。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得到落实，全部取消了农业税、牧业税和特产税，每年减轻农民负担1335亿元。粮食生产首次实现连续四年增产，去年产量超过了1万亿斤。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140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已经扩大到全国86%的县，让7.3亿农民受益。全国财政用于教育支出5年累计2.43万亿元。农村义务教育已全面纳入财政保障的范围，对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全部免除学杂费、全部免费提供教科书，对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提供生活补助，使1.5亿的学生和780万名家庭经济困难的寄宿生受益。2007年在全国农村全面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3451.9万农村居民纳入了保障的范围。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到13786元。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不断完善，2007年参保人数突破了两亿人；做实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试点扩大到11个省份；从2005年开始连续3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标准。中央财政5年累计补助养老保险专项资金3295亿元。“胡温新政”得到人民普遍拥护，我国年轻领导人威信大为提高。注6

我国能有如此大手笔的财力物力办这些公有制时代想都不敢想的惠民仁政，主要是经济发展了，政府手里有钱了，这是民生财政的经济基础。拿“胡温新政”作纵向比较，在关心人民疾苦、改善人民生活方面，比我党领导的历届政府都做得好，比中国历朝历代政府也好得不能比拟；但作横向比较，和大洋彼岸的美国一比，才知道天外有天。原来我们想当然地以为：美国富有，发达，但在联系群众、为人民谋幸福方面，美国政府是没法跟我们比的，一较真才发现，在为人民谋福利方面，比起美国政府来，我们只能自愧弗如。据财政部长谢旭人介绍，2007年中国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为全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而在美国，去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政府总开支的61%，为美国GDP的11.5%，分到3亿美国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相当于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有人会说，中国还处于发展中阶段，没法跟美国比。但是，美国去年的财政税收占GDP的18%，而中国5.1万亿元财政收入占GDP的20%。所以，仅财政税收，中国政府的相对收入就高于美国，没有理由在民生上的开支比例低于美国。注7一个把61%的财政收入用在普通百姓身上，一个把财政收入15%用在普通百姓身上，在这个事实面前我们只能承认：美国政府比中国政府做得更好些。中国政府为什么不能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更多地拨款，这就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了。

中国讲为民做主。为民做主靠好官的天理良心，好官当政，人民的生活就好一些，所以人民盼望“×青天”；好官一下台，仁政就可能没有了。好官要想多为百姓福利拨款，体制内的势力就可能不容他。中国百姓有15%（福利拨款）就知足了，过去从没有见过政府拿出这么多钱来用在百姓身上，连连“感谢党，感谢政府”。在美国，“民有、民治、民享”不是体现在报纸上，而是体现在政治生活中。61%是天经地义。老百姓用不着感谢谁，眼睛不看官员的脸色，就盯着政府的财政预算。你不给我谋福利，你削减福利拨款，我选别人，叫你下台。这一手就把贪官、坏官、庸官全治住了。中国的一套叫人治，美国的一套叫法治。我们“纵”看要看到自己的进步，“横”看要看到自己的不足。中国没有制衡机制对财政预算分配和开支过程的强力有效监督，把钱用在官员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费出国以及其它形象工程上去了，这三项开支一年就1万亿。从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中国行政管理费开支增长87倍。这在美国是绝对不能允许的。美国纽约市市长布隆伯格、英国伦敦市市长利文斯通每天乘地铁上下班。注8与之相比的中国超级市长，前有陈希同，后有陈良宇，因贪污腐败双双落马。新资本主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多了。中国不学新资本主义，不学好资本主义，可能会变成老资本主义，变成坏资本主义，变成蒋介石在大陆统治时那样的官僚资本主义。中国必须加快实行政治体制改革，让人民能够行使言论自由、民主选举等重要权利，切实地监督、约束政府，才能制止官僚资本主义的掠夺和腐败。

一提资本主义，不论新旧，剥削是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对待剥削问题要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类社会剥削的起点是奴隶制。奴隶制社会在今天看来是一种最野蛮、最残暴的社会制度，但它的出现比起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来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所以恩格斯说，没有古代的奴隶制，就没有近代的欧洲，就没有近代的社会主义。注9剥削这种现象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它是伴随着历史前进的脚步来到世间的。在原始社会里，人们没有什么剩余产品，也不可能有剥削；生产发展了，人类社会有了剩余产品，才出现了私有制，为剥削提供了可能，产生了奴隶制、农奴制和使用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制度。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历史地改变着私有制的具体形式，同时也不断地改变着剥削的具体形式和递减着剥削量。20世纪初，在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各种因素中，劳力、资本占75%，科学技术占25%；到60年代，比例颠倒过来，科学技术占75%，劳力、资本占25%。注10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当科学技术已成为剩余价值的独立来源，生产的自动化、智能化在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不断扩大时，马克思关于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理论就逐渐缩小范围直至完全不起作用了。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前提下，剥削才能趋于消亡。所以，剥削是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历史现象，它存在的历史理由，就在于它对于历史的进步是一个不能超越的过程。

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这个历史时期，剥削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但在“量”和“度”上必须严格地加以限制。工会在维护工人合法权益的斗争中，必须摆脱官办工会维护资方的立场，资方的正当权益由政府来保护，工会就是要切实代表好、维护好工人的利益，组织领导工人为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而斗争，绝不允许野蛮资本主义时代残酷剥削工人的情况再现于中国。

“国退民进”的历史证明，民营企业对今日中国的繁荣富强、推动历史的进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截至2007年，我国登记注册的民营企业近600万户，注册资金总额超过9万亿元，从业人员达7100万人。解决就业方面，民营经济已成为我国就业主渠道，1992年至2007年的15年间，我国民营企业平均每年提供就业岗位达800多万个，占同期城镇新增就业岗位的80%，国有企业下岗人员中近70%在非公经济领域实现了再就业，沿海发达地区这一比重超过90%。2000年以来，我国民营经济税收连年保持40%以上的增长，根据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数据，2007年民营企业的纳税比重已经达到了整个国家税收的53%；从全国各省区数据看，非公经济的税收占当地税收比重均达50%左右，部分地区甚至达到75%。另据统计，民营经济提供了我国70%的技术创新，65%的发明专利和80%以上的新产品，成为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泉。今后，民营经济必将在优化我国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创造财政税收、促进广泛就业等方面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注11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也可以叫中国的新资本主义，是撑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厦的经济基础，是改革开放30年的光辉成就。

新资本主义这个词是毛泽东发明的。早在1941年，毛泽东就有了新资本主义和老资本主义的概念。他在1944年就说：“现在我们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的，但又是人民大众的，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老资本主义，是新资本主义，或者说是新民主主义。”注12现在我们正在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实质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回归与发展，理所当然地包括更多的资本主义。我们要套用毛泽东的话坦然告诉极左朋友：“现在我们建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是资本主义的，但又是人民大众的，不是苏式社会主义，也不是老资本主义，是新资本主义。”要区分新资本主义和老资本主义，不要一提资本主义就腰杆子不硬，新资本主义是个富民兴邦的好东西，是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脱离苏联模式，创立新社会主义，这个新社会主义可以叫做新民主主义，也可以叫做新资本主义，因为两者的经济基础是相同的。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人。把问题讲透彻，讲明白，极左朋友就没什么好攻的了，有利于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心明力定，共创美好的未来。

人类历史自然演进的趋势，在现今或预见的未来，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在解决公平问题上有探索，资本主义在解决效率问题上有成就。两者必须结合，变成一个新东西，才能建成一个现实的、缺陷最少的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种伟大的实践。

注：1《资本家冠名案二审》2003年11月13日《中国青年报》

2见香港《前哨》杂志2001年1月号第66页

3[法]让－多米尼克·拉费、雅克·勒卡荣著：《混合经济》（宇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版《引言》第2页

4[美]Ｗ·Ｅ·哈拉尔：《新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2月版第9页

5[美]Ｗ·Ｅ·哈拉尔：《新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2月版第8页

6温家宝：《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

7参见网上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文章：《中国的政府规模有多大？》

8《炎黄春秋》2008年4月号第14页

9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6页。原文说：“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的国家、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也就没有罗马国家，而没有希腊和罗马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近代的欧洲。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全部我们的经济政治和智慧的发展，是以这样的状态为前提的，在这状态中，奴隶制既为人所公认，又以同样程度为人所必需。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权说，没有古代的奴隶制，也就没有近代的社会主义。”

10张秋舫主编：《现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经济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页

11刘汉元委员：《客观看待民营经济的作用》“三农在线”网站2008年3月8日发布

12毛泽东：《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教育文化问题》（1944年3月22日）《毛泽东文集》网络版第3卷

（作者系国防大学教授）（责任编辑 吴 思）

2008年第7期 从反清筹款看另一种传统　作者：郭玉闪

革命历来是一群非常之人行的非常之事。近代辛亥革命建立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而成功促成此事的革命者在从事革命生涯时，所遭遇困难非常之大，也因此多有非常之事。重检辛亥前革命史，种种异常之事，俯拾皆是。

筹款，即为革命活动筹集经费，是辛亥革命前政治上反对力量面临的最大困难。当时，康有为的保皇派与孙中山的革命党在海外争夺华侨资源时甚至到了斯文扫地、大打出手的地步。国内的同志，也是无所不用其极。

大通师范学堂和筹款

大通师范学堂和秋瑾，是一段我们都耳熟能详的革命历史。事实上，创办大通师范学堂的是徐锡麟、陶成章等人，最开始也不叫师范学堂，而是大通武备学堂；徐锡麟创办武备学堂的目的，最初却是为筹款做掩护的，其后才慢慢发展成一个为起事做准备的准军事训练基地。

我们都知道，光复会在上海成立，蔡元培做了会长，不过蔡元培这个会长对于会党组织能力不算很好，而且醉心于学问，不耐烦人事，所以光复会在经费上一直很紧张。而徐锡麟野心大，能力强，在草根的威望也很高，于是，蔡元培就派了他的从弟蔡元康到绍兴找徐锡麟，商量经费的事情。这两人最后商量出了一个抢银行（钱庄）的方法来。

抢银行需要人和枪，这枪是当时徐锡麟的一个学生许克丞出钱买了，但还需要训练行动人员的开枪技术。这就要有个掩护。于是筹划设立武备学堂的想法就出来了。在武备学堂的名义下，可以用体育训练的名义把各地素有反志的会党招来训练。而且将来抢了银行，钱财也有地方放。

不过，这个计划最后并没有实施，原因是当时掌握射击技术的人太少，而且也没有通驾驶技术的人才，准备的难度太高。嗣后，徐锡麟等的念头又从抢银行转到了武装举事上，徐锡麟还曾设想过一网打尽的做法，就是在武备学堂成立大会上把绍兴当地官员都找来，然后一举歼灭；这个念头被陶成章打消了，陶成章认为浙江不是战略要地，举事没有意义，非得包括南京、安徽等各地呼应才行。而要实现皖浙大起义，就必须在人员、军事技术上做大量准备方可。

在陶的建议下，这个原来为抢银行准备的武备学堂终于变成了为起义准备的大通师范学堂。当时大通的人气相当旺：原来浙江的会党力量基本聚集于浙江嘉兴敖佳熊创办的温台处会馆，正好此时温台处会馆遭遇困难、无形解散，于是这些会党积极分子转而聚在大通之下。大通学校以体育专修科为主。一时浙江大量草莽英雄齐集，声势浩大。后来，徐锡麟为了从内部攻破清廷，离开大通，混入了清政府的武装力量里，而秋瑾则接手大通并和一众同志继续培养武装力量，最终，爆发了清末著名的丁未年安庆举事和浙江起义。

盗金佛和蒙汗药

革命党的筹款行动，除了徐锡麟的抢银行外，还有同盟会湖北分支的盗金佛。湖北分支的主要领导人有焦达峰、居正等。他们在武汉活动，最后闹得“坐食山崩，资金不敷”，于是在居正的启发下，焦达峰和居正一起去蕲州一带一个香火很旺的达城庙踩点，计划将庙里的金菩萨偷走，把金熔化了卖钱。开始踩了两次点都没有机会下手，最后一次终于下手了，还带了几个大力士和一应工具，兵分两路向达城庙进发；焦达峰那一路只有三人，先到了目标地，因为等不来另一队（当晚下暴雨），就先下手，在庙的后面打了一个洞，进去以后把金菩萨扳倒了，结果由于人手不够和有用的工具在另一队，这三人弄了一个晚上，只把金菩萨的一只胳膊卸了下来，天亮之后，挟着金菩萨就想开溜，可惜庙附近的农户（也是庙的信众）起的太早，没有机会了，只好把金菩萨扔到了水塘里，然后狼狈逃窜。路上停下喝水时队伍里的一个大汉还被闻风而至的粮差抓了，不过又被大汉借机逃脱了。至于焦达峰他们这支特殊的筹款队伍最后得以从粮差手里脱身，还则有赖于他们队伍里有人知晓会堂行话，和粮差能有另一层面的特殊沟通。

比盗金佛还要更离奇的，那就是下蒙汗药。当时有个湖南人叫邹永成的，刚从日本回来，去武汉看望革命同志孙武，见焦达峰叹息经费之事，于是提供情报说他的婶子有很多值钱的首饰。这群为了伟大事业献身的革命者，开始把眼睛盯到了这些首饰上。他们设法从新军里弄来了一些麻醉品，放到这位婶子的早饭里，想把她麻倒之后再从容取其首饰贡献于革命。结果，等到孙武、焦达峰一干人马按时行动时却发现这位婶子“立于堂前，言笑自若”：当然行动也就又一次宣告失败。

造反文化的传统

像这样的故事，常常使我们回想起水浒里的故事。即使水浒里的母夜叉孙二娘和菜园子张青在孟州卖的是人肉包子，即使它是无论哪种文明都无法容忍的残忍，他们依然成了替天行道的梁山泊好汉。这其实是我们国家一种悠远长久的造反文化：当天下被无道的昏君蹂躏备至的时候，揭竿而起、替天行道看来总是具有无比的合理性。

这种造反文化里的一个突出特征是：目的高于手段。只要目的合理，手段可以不论。革命造成的混乱、纷争甚至残酷，是通往美好社会的必需代价。对此发出哀叹的是妇人之仁，革命当然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么温良恭俭让，革命制造的各种牺牲不但是值得的，而且是如此的堂堂正正，以致革命的历史学家会不厌其烦、事无巨细的一一记录，以供后世瞻仰。

造反文化对吾国吾民的浸染，实在深远。无论王朝时代，还是近一百年来，卖人肉包子出身的梁山泊好汉比比皆是。我们常常说，我们的历史和传统被毁掉了；其实，当我们凑近看这些历史时，我们会发现，我们离传统实在近得很呐。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8年第7期 两次大寨之行　作者：田纪云

一九九二年春，山西大旱。作为主管农村工作的副总理，我于三月中旬去山西考察旱情，在山西省委书记王茂林陪同下顺便去昔日赫赫有名的昔阳县大寨村看了看。这时的大寨，已失去了昔日的光环，报刊上吹捧的文章没有了，来参观学习的也没有了，“文革”中建的旅行社门前也被冷落了。王茂林同志对我说，我是粉碎“四人帮”后去大寨的第一位高层领导人。我看了大寨的所谓“七沟八梁一面坡”，看了葬埋着曾任国务院副总理、政治局委员陈永贵的虎头山，看了大寨群众居住的窑洞，同一些村干部进行交谈，也听了刚从养路道班回到大寨不久的支部书记郭凤莲的汇报。这时的大寨还是以农业为主，除人均一亩多地外，还有150亩苹果园，但苹果树早就退化了，结的苹果比鸡蛋大不了多少。还有个小煤窑，但挖了煤运不出，因赔钱关闭了。一九九一年人均分配不到600元。省里的领导向我介绍说，大寨党支部的成员多系陈永贵时代的老同志，为了加强大寨党支部的领导，他们把粉碎“四人帮”后去养路道班工作的郭凤莲又调回了大寨。我看了听了大寨情况后，心里很不是滋味。改革开放十多年了，他们还在陈永贵的老路上挣扎。我在那里呆了个把小时就驱车回阳泉，只喝了大寨一杯茶。行前，我悄悄地向郭凤莲说：“老同志劳苦功高，要好好照顾，待遇可以优厚一点，但你们支部的成员要年轻化，要吸收年轻人进入领导班子，工作要有新的思路”，同时，我提笔为他们写了以下几句话：“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拓宽路子，同心协力奔小康”。

在离开大寨回阳泉的路上，我与王茂林商量要帮助大寨脱贫致富，我说，大寨如果继续走老路，老思想，老办法是富不了的。我动员王茂林把阳泉至大寨的那段路修一修，能让卡车通行。

回到北京后，我一直惦记着大寨的事。大寨在五十年代曾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变山区贫困面貌的一个典型，后来被“四人帮”利用，成为推行他们政治阴谋的工具，危害全国。但责任不在大寨，更不在大寨的群众，他们也是受害者。我决心让他们改弦易辙，摆脱贫困。我先是让大寨送50名劳动力去广东东莞打工，他们送40人，但不到一年大部分都跑回来了，他们受不了那苦，只剩下四五个有点文化的。随后我又动员泰国正大集团赠送大寨七台卡车，一汽赠送大寨两台卡车，共九辆大卡车，让他们成立个运输队，把小煤窑的煤能运至火车站。随后我又动员江苏淮阴市毛纺织厂帮助大寨建了衬衣厂和毛衣厂。鉴于大寨有石灰石想建个水泥厂，为了解决资金问题，我让老伴陪同郭凤莲去拉赞助（我去大寨时我老伴也去了，因此，结识了郭凤莲，此后郭凤莲有时来北京办事，也到我家看看，与我老伴熟悉了），山东沂蒙地区无息借给大寨400万元周转资金，所有设备、技术人员都由山东省提供。我又动员香港中策集团董事长黄鸿年先生投资在大寨建起了水泥厂。鉴于大寨盛产玉米，我动员四川省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在大寨建起了饲料厂。我老伴又趁去广东的机会，还动员广州市、佛山市、中山市等地给大寨提供100多万元的无偿赞助。

一九九四年五月，我在人大工作期间，在山西省委书记胡富国、省人大主任卢功勋等同志陪同下，我再次去大寨考察并参加他们水泥有限公司投产典礼。这时的大寨，在各方支援下，衬衣厂、毛衣厂和水泥厂都已投产，也有了自己的运输队，大寨至昔阳的路也已修建完成。大寨已不再是“以粮为纲”的大寨，而是贸工农结合，全面发展，逐步走向二三产业为主的轨道。我即兴为郭凤莲写了如下的话：“凤莲同志：我希望您率领大寨人，用新的思想、新的观念，在新的道路、新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大寨，重振当年雄风。”为大寨村写了“重振雄风”四个大字。到二○○一年，郭凤莲在北京见到我时，她告诉我，他们人均收入已超过6000元，集体福利大大增加，都住上了新房，不到十年，人均收入增加了九倍。这就是大寨逐步富裕起来的缘由。没有思想的解放，观念的更新，各方的支援，继续走“以粮为纲”的老路，就没有今天的大寨。当然，大寨的变化，和他们有郭凤莲这样一个好的带头人，以及大寨人的勤奋努力和拼搏精神是分不开的。

2008年第7期 高中生遭遇“模拟反右”　作者：李临雅

回顾1949年以后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1958年高中毕业生寒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应该是仅有的一次针对未成年人的“运动”，而且整个过程俨然是1957年“反右”运动的“浓缩版”，从全国来看，所涉及的人数也不少，而且极具典型性和代表性。这件事情不应该被历史遗忘。

1958年1月下旬，成都市各个中学的行政领导向高中毕业班的同学宣布：省市有关部门决定，将在全市高中毕业生中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

于是，全市19所中学的近3000名高中毕业班学生匆匆完成了期末考试，背着铺盖卷分别集中到四中、九中、十三中三个点（分别称为第一学部、第二学部、第三学部）。临行前宣布了纪律，学习期间一律住校，封闭学习，不得外出，不得向外泄密，不得携带任何报刊书籍（有的学校宣布可以带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这些大部分都还不到十八岁的学子们当然不知道，这是一场已经策划了几个月、精心组织和准备好的“运动”，更不知道，这将是他们一生中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很多人的命运将会由此而改变，很多人一生的磨难将从这里开始。

1957年11月中旬召开的四川省委第九次宣传工作会议上，出现了这样的说法：“在中等学校中曾不断发现极端反动的学生，他们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散布反动言论。”“大学中的许多右派分子，就是因为中学审查不严混进去的，这是应该记取的教训。”“有些高中生若是在大学就够右派了”“比大学的右派还毒”“要把反动学生清出来，不能升大学”，等等。会上传达了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关于在全省高中、中专、中师毕业生中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的几点指示：高中毕业生、中专、中师学生都要搞大鸣大放；放出的问题，要进行辩论，系统批判，但不搞反右斗争，不斗争本人；对于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反动言论，要列入政治操行评定内，作为考核内容；对其他年级的坏分子，除个别情节十分严重的需开除处理外，其余可留校考察,以观后效。

11月27日，《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关于中等学校继续深入开展整风运动的意见》出台，明确了寒假期间对高中毕业班学生进行为时两周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目的是“进一步摸清高中毕业生的政治思想情况，为升学就业安排做好准备，针对毕业生政治思想上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很快，成都市的这个文件被省委宣传部转发至全省各地、市、州宣传部，强调“学生的政治思想状况，应是评定学生操行的主要内容，操行评定和鸣放中的重要材料，应归入档案，作为本人升学就业考核的根据。”

事情一定下来，成都市委有关部门就给各学校党支部发了文，要求各校根据学生的一贯表现按进步、中间、落后、反社会主义四类进行排队（这是市委在工人中搞社教的排队标准）。1958年1月，成都市委宣传部《关于寒假期间集中高中毕业生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意见》制定了较为详细的社教计划，强调“政治排队应在鸣放过程中，不断进行审查订正，排列名单应由各校党支部进行审查。……不得向外讲或向下传，在排队的同时，应作好收集资料和建立档案的工作。”决定抽调高中毕业班的班主任或政治教师参加这一工作，大体上一个班配备一个干部。另外，在学生中“每班不超过三人，作为工作上依靠的骨干，集中学习前进行适当的训练，主要是给他们交待任务”。与此同时，以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肖菊人为主要领导，以成都市教育局副局长王玉珏为组长、共青团成都市委副书记章文伦为副组长的领导班子以及从各单位抽调的人组织的工作班子也建立起来了。

2月初，“社教”正式开始。三个学部的学生集中到十三中，由章文伦作动员报告。他首先传达了毛泽东在莫斯科大学接见中国留学生的讲话，分析了国际形势，他说，一些国家的共产党组织内部发生了分化是好事情……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受了坏人的煽动，用暴力反对自己的政府，结果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我们国内有的人也很高兴，以为那样很痛快。他还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营垒的人心向背和物资力量作了详细的分析，得出了令人鼓舞的“东风压倒西风”的结论。然后用毛泽东说的“你们青年人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来激励大家相信党，忠于社会主义，相信组织，抛弃一切顾虑，向党交心，自觉地过好社会主义关……

动员报告提出的口号是：“大胆地放、坚决地放、彻底地放。”并且说明“放的范围总的来说是没有限制的，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一闪之念的。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切问题，接受不了的问题，不满意的问题，过去的看法还是可以鸣放，改正了的看法不一定正确，可能由一个片面到另一个片面，即使改变对了，但还不彻底，应该放出来”“把看法、想法都摊开”“首先鸣放自己的看法、意见，如果知道别人有意见、看法，有顾虑，鼓励他尽可能自己鸣放”……除此而外，章还向全体学生保证，“不反右,不抓右派,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档案”“保证不影响政治分数，保证不影响考大学，保证不影响团籍。你们不相信，那每班教室门口都写上”……

接下来，就进入以大字报的形式向党交心的阶段了，但不知道是因为大家都年幼无知，还是因为“反右”刚过，有的人已得到了家长或亲朋好友“不要乱说话”的点拨，加之对共产党确实没有刻骨仇恨，因此刚开始时，都谈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来，都是些诸如“在校园某处还可以装一副双杠”、“暑期学校应组织高年级同学去农村增长见识”、“学校领导工作不深入”、“班主任偏听偏信”、“评助学金有不合理现象”……等等。另外一些提出“语言只是一门工具，全国不应一古脑儿地都学俄语”“大学理工科还是四年制好，不一定事事都照搬苏联”之类的大字报，后面签名很少或无人响应。于是，积极分子、工作人员被召见，作汇报。领导们再次鼓动同学们向党敞开胸怀，多写大字报，并在班与班之间、校与校之间开展写大字报比赛……但这些方式都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正如运动的《简报4号》中所言：“从大鸣大放和大字报的内容上看，属于方针政策性的问题数量比较少……为了继续解除学生中的各种思想顾虑，把鸣放引向深入，领导小组认为应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工作：1、在学生中反复强调要相信党，要下决心要求进步……2、抓积极分子带头鸣放，并对三、四类学生重点培养典型，个别发动，通过召开三、四类学生座谈会或个别摆谈，具体解除顾虑，对称病的三、四类学生,要关怀照顾，减少抵触情绪。3、鸣放可采取多种形式……4、在鸣放内容上属生活细节的……要尽力劝导不提……对方针政策、政治生活、社会方面的意见,应加以鼓励。”

章文伦再次出面重申“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辩子。”并说：“现在要大胆鸣放，这本身就是鉴别你是否与党一条心……”强调“要纸有纸，要笔有笔，要座谈，给房子，要讲演，给台子。”另外，运动领导小组还专门制定了辩论参考提纲，具体内容为：

一、关于党的问题

1、有人说现在大小单位都是党员做头儿,党团员一手遮天,到处马干吃尽,白丁就没眼,这不是党天下吗？这种说法对不对？

2、党的高级干部有特权思想,生活待遇特殊,仗势欺人,这不是新权贵是什么,难道这不是党正在腐化的标志吗？你的看法如何？

3、共产党只听好的,不听坏的,压制群众揭露阴暗面,群众敢怒而不敢言,党和群众的关系一天不如一天。这是不是事实？

二、关于党所领导的历次运动

1、土改、三反、五反、镇反、肃反等运动，是残酷无情，缺乏人道主义精神，冤枉了许多好人。这种看法对吗？

2、现实社会对剥削阶级出身的子女歧视,工农出身的子女前途光芒万丈,剥削阶级子女前途暗淡无光。这是不是事实？

3、“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共产党放长线钓大鱼的一个策略方针,是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手段。这种说法对不对？

三、民主自由问题

1、我们国家的制度是民主的形式独裁的内容,这话对不对？

2、我国选举制度是不是有不民主的地方？等额选举（候选人和提名数相等）是否不民主？事先提出候选人是否不民主？

3、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游行示威的自由是否是骗局？我们的国家是否不如资本主义国家民主、自由？

四、农村问题和经济生活

1、有人说“党不关心农民,城乡物质不合理,农民生活苦。”你的看法怎样？

2、有人说：“农村干部作风恶劣,与农民的关系越来越疏远。”这是不是事实？

3、统购统销是搞好了还是搞坏了？

其实，就是把1957年右派分子的一些典型言论和观点不加评论、不作分析地向同学们宣布（当时绝大多数同学并不知道这些言论是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右派言论”），然后要大家大胆地、自由地发表对这些言论的真实看法。

然后，又组织第二、第三学部的学生到“向党交心活动”开展得不错的第一学部（四中）去参观学习、受教育（四中那个点作为重点，提前了五天集中学习，以总结经验）。在那里，学生们看到了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指挥刀、军装、手枪套等。那是一位觉悟了的同学主动交出来的，他曾隐瞒了其父在解放前夕已是国民党高级军官和突然失踪的历史。组织者强调，党是最爱护青年的，抗日期间大量有志青年冲破国民党阻挠，奔赴延安，经过千锤百炼，如今都成了革命事业的中坚。他们中间许多人出身都不好，但能背叛自己的反动家庭……我们党的政策历来就是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表现……出身嘛，不是自己能够选择的，但革命的道路却是自己可以选择的。真诚地向党交心，大胆地鸣放，就是信赖党，就是革命的表现……

所有这些方法终于奏效了。几天以后，各个点上都开始有了一些“有分量”的大字报，诸如：《南共纲领之我见》、《达尔文主义的社会意义》、《评统购统销政策》等等，很多大字报的内容涉及到了前面公布的那些“右派”的观点，涉及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问题、斯大林主义问题、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问题、红楼梦的现实意义等等。写出这些大字报的同学受到了肯定和表扬，被派到各班介绍经验，于是又激发了更多的人写出更有分量的大字报。而那些被选出来作为运动骨干的学生则按照组织者的要求，每天废寝忘食地忙着摘录大字报，参加汇报会，听取领导的指示……忙完了这些以后，还要想方设法开辟“新战场”，夜以继日地去找棍子、钉桩子、牵绳子、搅浆子。几个学部的伙食都比平时要好得多……这一切，都是为了让大家更顺利地鸣放出高质量、高水平的东西来。

运动组织者所期望的鸣放高潮终于来到了，三个学部所在的学校都成了大字报的海洋。运动办公室整理的简报、大字报选抄等材料直接分送省委宣传部和市委。省委宣传部派人直接到各学部看大字报，了解情况。据运动后期“成都市高中毕业生寒假社会主义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总结中说：“学生大鸣大放的高潮来得快来得大来得猛……参加鸣放的2917人贴出了大字报32100张，提出了意见63443条，这些大字报和意见有三分之一左右是关于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政治生活方面的，其中多数意见是错误的和反动的，尤其是某些系统的反动言论和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疯狂仇恨的叫嚣，真使人触目惊心，不寒而栗……”而且，“真正鸣放深透的时候，也正是黑云乱翻、歪风上涨、西风暂时压倒东风的时候，这时进步分子孤立抬不起头，中间分子动摇向右靠，落后分子活跃，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大肆向党进攻，这时混入团内不坚定分子动摇叛变了，平时伪装老实不言不语的学生，也行动起来进攻党，这样一来，四类分子的面目彻底暴露，学生的阵营就分明了。”

鸣放已经深透，运动又转入了“辩论”阶段，也就是对鸣放出来的反动言论进行反击和“消毒”的阶段。先是由学部领导根据市领导小组部署，进行动员，大讲“反动言论为什么必须批判”，说服学生不要“讳疾忌医”“既然有病，为什么又怕吃药呢”……动员后，着手训练“骨干分子”，研究被批判对象的论点。接着，全市的参训学生连续几天集中在十三中的大礼堂进行了“正反”两派观点的大辩论。各个点上曾经受到表扬和夸奖的“高质量、高水平”的鸣放者，代表了“反派”观点，“正派”观点的代表则是经过上级重点培养的、早已做好准备的“阶级立场坚定者”。

辩论首先由一些被挑选出来的大字报的作者宣读自己的文章，其中有的经过了作者的再加工和政工干部的“点拨”。接着就是“正派”代表对他们的批驳，批驳者特别提到那些文章的作者的出身，不是反动的地主、官僚、资产阶级家庭，就是旧社会的文人家庭，要不就是与当右派的亲戚朋友有密切的往来……认为他们的狼子野心可谓昭然若揭，路人皆知。针对《评统购统销政策》的作者，“正派”代表义正词严地说：最令人吃惊的是，他竟然胆敢在大会发言时，把自己文章的题目改成了《抨击统购统销政策》，足见其反动本性之顽固，气焰之嚣张。

这个阶段进行了几天后，召开了一个总结大会，成都市委宣传部的一个副部长讲话，非常严肃地引用了毛主席的教导：“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接下来说“几天来的辩论，就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在我们青年学生中活生生的反映。有的同学受到批判以后，说自己是上当受骗了，说我们搞了阴谋。我坦诚地告诉这些同学，我们从来就没有搞过阴谋，我们搞的是阳谋。大家都很清楚，我们反复说的是要你们向党交心，要你们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剖析反动家庭对自己的影响，从来也没有要你们污蔑党，攻击党啊？！你们要利用大民主，利用言论自由来攻击党，这只能说是你们的反动本性的顽固表现，要你们不表现是不行的，有什么办法呢？……当然，对于你们这样一些人，我们党的政策历来是要给出路的，尤其是对于年轻人，包括那些还没有发表自己的见解的人，或者说那些有问题但还没有向党交心的人，只要你们端正态度，老老实实地把自己的错误思想亮出来，真诚地向党交心，而不是讳疾忌医，你们也是有救的。我们不是要在你们当中抓右派，你们放心。青年人大多数没有经历过阶级斗争的锻炼，你们当中的绝大多数的确有幼稚、不懂事的一面，这场运动就好比给你们‘种牛痘’，希望你们能够通过这场运动增强抵抗各种反动思潮、思想的侵蚀的能力……”至于运动前期再三强调的“不带帽子”等等保证，他说：“我们这里有无反动言论呢？有了怎么办？进不进行批判呢？要知道这是党在挽救青年，分析立场才能改变立场嘛！……我们说的不‘乱’扣帽子，帽子有何可怕，只要扣得合适。”

最后，这位部长再次强调，要求大家把“向党交心”的活动继续下去，以后不论到什么地方，什么岗位上，都要时时记住经常向自己所在的单位的党组织交心……

不平静的十几天过去了，学生们又回到了学校，继续他们中学最后一个学期的学习。而在上级部门，对学生的排队、划类也有了结果。实际参加运动的2657（不包括工农速成中学）人中，被划为第三类（落后）的493人（运动前划的是436人），第四类（反社会主义）的92人（运动前划的是66人），分别占总人数的18.55%和3.46%。这两类共是585人，占总人数的22.01%（有的学生至今也没弄清楚自己在这次“社教”中被划为几类）。有些人的材料中，还有诸如“反社会主义分子”、“反党分子”、“落后分子”等政治帽子。为什么没有公开给这两类学生戴上“右派”帽子呢？当时担任二学部负责人的王堤生道出了其中的奥秘：“在学生中的右派提法上不提右派只提四类,因为中学生不到法定年龄。”

很快，成都市在高中生中进行社教的经验在全川推广，少数民族地区也不例外。从二月中旬开始,各地、市、县纷纷出台有关社教运动的文件。富顺县将运动扩大到初二学生。内江市宣布：“师范还要搞肃反……重点人物在品行鉴定中评分，……取消学生资格。”内江运动的结果是三、四类学生实际定性从运动前预排的22.7%上升为25%……另外，由于中等专业学校的隶属关系比较复杂，所以运动开展较晚，但运动的惨烈程度与普通中学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粗略计算，全川被划为三、四类的学生达到了上万人。据现在所掌握的材料，像这样针对中学生的政治运动，当年在全国各地都搞了，而以四川、山东为最。

根据对学生分类的结果，学生们的政治课成绩和操行打分都有了依据。最严重的处罚是政治、操行不及格，不准参加高考，是团员的开除团籍。其实，有些所谓“出身不好”的同学并没有发表对党和社会主义“不满”的言论，也早已被“内定”为三、四类，被剥夺了进一步学习的权利。

然而，事情到此还没有结束。1958年全省普通中等学校未被高校录取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共有3200多人（占应届高中毕业生的三分之一），大多为被划为三、四类的学生，少数为其他原因没有参加高考的。对这批人怎么办？开始的意见是办一个大农场，把人集中起来，便于监督改造，后来又觉得不好管理，容易出事。而太分散不管也怕出问题。在1958年8月中旬的一次省委办公会议上，有人提出，各系统都要求把未录取的高中毕业生分给他们（当时正值1958年“大跃进”缺人之际，而这批学生绝大部分学习成绩都很优秀），是不是可以？但有人认为，这些人中大多数是被划为三、四类的学生。“有相当一部分是家庭出身很不好的，有海外关系的；有本人表现很不好的，如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的，甚至有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嫌疑的。”总而言之是“危险人物”。后来由李井泉拍板：“到企业去没关系，反正当劳动力嘛。”会议把对这些人的使用定了两项原则：一是不能当干部，二是把试用期放长，经过改造，对表现好的再个别吸收为干部。3200人，省上和各地市各分一半，好坏搭配，坏的要当成政治任务接受。

于是，打破了以往的惯例，对这批高中毕业生进行了统一的工作分配，去向是冶金、森工、林业、建筑等系统……虽然不能上大学，但同学们仍然满腔热情地奔赴工作岗位，想为祖国建设做贡献。他们绝对不会想到，在背着自己的铺盖卷儿的同时，还背负着“政治落后”、“思想反动”等等沉重的无形的“帽子”和档案里记载的“反社会主义”言论。各个系统的上级部门事先都给基层单位下了文件，强调对这批学生的使用原则：分配不要过于集中，应适当分散，便于管理教育，不规定试用期，一律叫试用人员，或雇用人员。“绝对不能做党、团、人事工作”、“不宜选送学校培养和培训当技术人员”、“不宜作为国家培养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干部的对象”、“不能提拔或有意个别培养”、“政治上应随时对他们提高警惕”，列为组织上经常“清理的对象”……这批人在长达3年以上的“试用期”中，没有工资，只有生活费，最低的每月13元。比1957年由国务院颁布的《国务院关于高等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中反对社会主义分子及其它坏分子在工作考察期间生活补助费的规定》所规定的最低工资还要低2元。而且，不管他们表现得再好，始终被视为有问题的人，受到歧视、批判，他们中，有被投进监狱的，有被强奸的，有愤而自尽者、沿街乞讨者，还有的至今仍穷困潦倒，继续着苦难的人生历程……由于没被“戴帽”，这批未成年人享受了“右派”的种种待遇，而又无权享受那些戴了帽的“右派”所享受的平反改正。他们离开校门以后的遭遇，足以写成一篇大文章，成为“1958年高中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续篇。

如今，这批当年的学子都已经是年近七十的人了，他们和新中国近几十年来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中受到迫害的人一样，磕磕绊绊地走到了今天，想起当年的情景，不少人仍感慨万端，唏嘘不已，泪流不止。

（作者系退休编辑）

2008年第7期 不为君王唱赞歌　只为苍生说人话　作者：李　钧

2008年4月29日凌晨，柏杨（1920-2008）先生病逝。

“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这是他在封笔之作《柏杨曰》序中的两句诗，可作为他一生的写照。

这位“反思旗手”、国民劣根性的批判者去了，但他的著述却永远是中国人自省自励的一面镜子。

一、作为文学家的柏杨

柏杨在1984年作《丑陋的中国人》演讲时说：“我在台湾三十多年，写小说十年，写杂文十年，坐牢十年，现在将是写历史十年。”后来有人总结柏杨从1950至1990年代的人生历程是“十年小说、十年杂文、十年坐牢、十年通鉴、十年人权”。但无论如何作结，有一点是不容质疑的：柏杨首先是一个文学家，然后才是文化学者和历史学家。

柏杨小说具有很高的艺术和思想价值，却多被其杂文的光芒遮蔽。柏杨小说集有《秘密》、《莎罗冷》、《旷野》、《凶手》、《怒航》、《天涯故事》，长篇小说有《异域》等。这些小说多取材于1950年代台湾底层人民的愁苦生活，状写他耳闻目睹的怪现状，手法多近于纪实。其中《异域》1961年以《血战异域十一年》的题名连载于《自立晚报》，笔名邓克保。小说描述了1949年底从云南溃退到缅甸的一支国民党军队在极度艰苦、腹背受敌、失去后援的情势下所作的卓绝挣扎；他们最终为了活命而被缅军收编，充当炮灰，自相残杀，从而谱写了一曲时代悲剧；小说以曲折的情节、异域的题材、特殊时代的“亚细亚的孤儿”群像，交织成一部悲壮感人的战争文学作品，可以说是至今为止表现这一题材的滥觞之作，也是最优秀的作品。《异域》不仅在1999年香港《亚洲周刊》评选的“20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中列第35位，而且早在1990年还被拍成电影并赢得了界内好评。此外，柏杨的另一篇凄美的爱情小说《龙眼粥》也在2004年由导演李行改编拍摄成电影并于次年公映……这一切都表明了柏杨小说具有超时空的艺术魅力与独特的社会价值。

读者都喜欢柏杨的杂文。柏杨自己也最喜欢杂文写作，因为这种文章针砭时弊、痛快淋漓，“杂文像匕首一样，可以直接插入罪恶的心脏”（柏杨《丑陋的中国人》）。正是由于这种文体自觉，所以他的杂文创作形成了鲜明的特点：“①富趣味性：柏杨杂文善用妙喻，文字灵活，文白夹用，变化无穷，故能吸引众多读者来阅读。②富社会性：勇于揭发社会的黑暗面，对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敢于也勤于猛烈抨击。③富教育性：有时是举例，有时用反讽的笔法，但主要是反复说明或教导民众一些正确的观念。柏杨的杂文善尽了作家对社会大众的教育职责。”（应凤凰语）读者很容易从柏杨的杂文中读出鲁迅风。柏杨也自承：“我自少年时代，便尊敬鲁迅。我认为鲁迅是中国近代最伟大的作家，即令不是唯一，也是之一。我佩服他对恶势力的战斗精神，和对社会问题的坦率检讨精神，以及‘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赤子精神，就是在台湾警备司令部军事法庭上，我也没有掩饰这份尊敬之情。”①读者能从二者的文章中发现某些相近的主题，比如鲁迅提出了“染缸”这一理念：“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鲁迅《两地书·北京四》）柏杨则在《丑陋的中国人》中将中国不思进取的旧文化指为“酱缸文化”；鲁迅指出中国人的狭隘，柏杨则批判中国人的“窝里斗”；鲁迅指出中国人的“瞒和骗”，柏杨则警告人们远离传统的“谎言文化”；鲁迅清理国粹，柏杨则重读“资治通鉴”……在两岸意识形态对立的时代，大陆看重和引导人们读柏杨的杂文，是因为这些杂文对台湾专制政治的黑暗腐败多有批判，而柏杨因言获罪入狱九年似乎更印证了台湾白色恐怖的罪恶。这当然是意识形态的意图。而在今天看来，柏杨杂文所揭出的病苦却并非台湾所独有，正如鲁迅笔下的阿Q不只画出了浙东流氓无产者的神形。

柏杨的文学成就还包括他的诗歌。尤其是他坐牢十年留下的“牢狱诗”，更成为1970年代台湾人权文学、牢狱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进台湾的民主化进程起到了重要的鼓呼作用。其中《读史》、《囚房》、《冤气歌》、《邻室有女》、《家书》、《梦回》、《我来绿岛》、《我在绿岛》、《我离绿岛》等都是绝佳的文言诗。在我看来，柏杨的这些乐府体、歌行体的牢狱诗庶几只有流沙河的《故园九咏》堪可比拟，只是流沙河的诗作多了些怨气却少了些坦然。柏杨的牢狱诗除了对狱制酷刑的控诉，更多的是对于命运苦难的承受、对自由的渴望、对未来的憧憬和对亲情的珍惜。如那首《家书》写道：“伏地修家书，字字报平安。字是平安字，执笔重如山。人逢苦刑际，方知一死难。凝目不思量，且信天地宽。”再比如1976年7月柏杨女儿佳佳探监两日离去后，他挥泪所作的《嘱女》长诗：

千里来探父父迎乍邂逅

茫茫两不识迟迟相视久

父惊儿长大儿惊父白首

相抱放声哭一哭一内疚

父舌舔儿额儿泪染父袖

睹儿思往事利刃刺心薮

旧创初结痂新创再毒殴

痴痴望儿面父心泪中抖

环岛踏胜迹汗湿裳衣透

儿或挽父臂父或牵儿手

温泉洗双掌绝壁听海吼

高崖攀灯塔佛洞卜神佑

缠父打乒乓父女大交斗

笑声彻屋宇又如旧日友

儿居招待所窗外萌椰柳

诸友屡邀宴率儿起敬酒

明月照小径父女并肩走

喁喁儿时事指天询北斗

儿卧酣酣睡父傍彻夜守

听儿呼吸匀喜儿不解忧

儿虽已长大仍是一孩幼

睡时仍踢被不能自察纠

乘车惧颠簸嘱儿紧抓绶

饭桌用饮食嘱儿垂双肘

坐时儿弓背嘱儿挺胸钮

食罢不刷牙嘱儿勤加漱

隐镜疑伤目嘱儿另选购

琐琐复絮絮惹儿嫌父朽

二日匆匆过留计苦无有

儿自凌空去父自归窗牖

再视儿睡处抚床泪如漏

小径仍似昨父影独佝偻

重见尚无期念儿平安否

自爱更自重莫贻他人口

柏杨1982年出版了《柏杨诗抄》，这部诗集在1991年为他赢得了“国际桂冠诗人奖”，评语说他的诗是“一个天赋作家根据真实经验的监狱文学，其中充满坚定的指控和历史研究。”而柏杨则在答谢词中说：“中国的优秀作家和诗人，跟世界上对人类文明有贡献的其他国家的作家和诗人一样，总是走在时代的前面，不愿牺牲自己的良知、不愿屈服于权势、不愿为世俗的荣耀或利益，甘心在专制独裁者之下，当一个被阉割过的宦官。这些作家和诗人常常惊世骇俗，写出由性灵转化而成的作品，每一个字都是智慧的火花，强烈而耀眼，在人们脑海中产生震荡，于是不可避免的，冒犯了专制独裁者，或者虽无意冒犯，而只是不屑于奉承，但得到结果却都一样。作家和诗人心目中只有博爱与和平，追求的只是平等，从法律平等到人格平等。然而，这种特质却是专制独裁者最畏惧的炸弹……”②

柏杨的创作实绩证明着——他是一个真正的文学家！

二、柏杨在文学史中应居于什么位置

柏杨的文学成就早已引起了海内外广大学者的关注与研究，海外的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曾多次召开柏杨学术讨论会：1999年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曾举办“柏杨思想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03年台湾中央大学中文系举办了“柏杨文学史学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2007年台南大学举办了“柏杨国际学术研讨会”等会议。这些会议的重要议题就是柏杨的文学成就和文学史意义。进入1990年代以后，有关柏杨文学评论的著作也开始出现，如台湾中央大学教授李瑞腾的《爱情挣扎——论柏杨小说解析》1994年由台北汉光文化公司出版，广西师范大学教授雷锐、刘开明合著的《论柏杨式幽默》1994年由台湾星光出版社出版，雷锐的《柏杨评传》也在1996年由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柏杨的文学史地位正随着意识形态的解冻而渐成人们关注的一大焦点。

但是目前大陆编写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或专门的港台文学史，对于柏杨作为文学家的地位却重视得不够。由于给本科生、研究生讲授港台文学史的缘故，我常翻看港台文学史，发现其中几部90年代出版的港台文学史，不仅不谈柏杨的小说诗歌，连柏杨的名字也只字不提，这让人好生奇怪。我想，作者绝非不知道柏杨，其中一定另有隐情。后来才想到那几本文学史不写柏杨，一定与以下几件陈年往事有关：

首先，柏杨50年代创作的《蝗虫东南飞》等小说具有“反苏”言论，从而株连了他的其他小说一并不能进入大陆编的文学史。但是柏杨后来说：“我当时并没有想搞什么影射，但在潜意识中却有不满蒋家父子的东西。刚到台湾时，官方提倡反共小说，我也写过反共小说。但我跟别人不完全一样。四十年来，我从来没有称共产党为‘匪’。我觉得应该尊重人家。我从来不认为共产党奸淫烧杀，反而认为共产党军队的军容风纪，超过了当时国民党的部队。……”历史无可避讳。如今随着档案的揭秘，自沙俄到前苏联当局对中国的觊觎和分裂行径已广为人知，柏杨那时的小说创作不能不说也是一种“纪实”，有着深沉的爱国情结在里面。

其次，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曾于19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大陆引起过轩然大波。台湾林白出版社1985年8月出版了《丑陋的中国人》，在台湾立即引起轰动。当年任花城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王曼先生1986年在内地率先“内部发行”了《丑陋的中国人》，一时洛阳纸贵，一下就销售了几十万册；湖南文艺出版社和时代文艺出版社也在下半年推出了《丑陋的中国人》。到北京作家出版社1988年出版《柏杨妙语》时，大陆掀起了空前的“柏杨热”。这一年柏杨回故乡河南辉县探亲，故乡人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特意请雕塑家李学塑成一座柏杨的高大胸像。但是大陆对《丑陋的中国人》的接受却并非一帆风顺，它一进入大陆即引起了广泛论争，《文汇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作品与争鸣》、《红旗》、《文艺理论与批评》等报刊卷入了争论，这些论争在1989年1月由华侨出版社结集成为《〈丑陋的中国人〉风波》一书。而1991年《解放日报》发表的批判文章则将批判推向了高潮，不仅柏杨的书在大陆全面禁售，河南辉县也拆除了3年前为他树起的那座高大胸像……

我想，正是由于当时意识形态的影响才使得柏杨没能进入“重写文学史工程”中产生的“新编文学史”，这使得“柏杨在文学史中应居于什么位置”这一问题仍悬而未决，也让人对“重写文学史”工作提出了质疑。今天想来，我倒不会再谈“这事件再一次证明了学术的奴婢地位”这类不证自明又大而无当的话题，只是产生了一个荒诞的想法：希望当年大陆对柏杨图书的禁售是因为反对“盗版”，要知道直到2004年8月苏州古吴轩出版社出版的《丑陋的中国人》，才是柏杨第一次正式授权的大陆出版他的著作。

三、柏杨：当代中国的一面镜子

喜欢柏杨，是因为他标出了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在20世纪下半叶所应有的精神高度，也因为他是当代中国社会文明进步的一面镜子。

他首先是台湾民主进程的一面镜子。柏杨入狱的罪状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如同笑话，却从反面证明了专制政制的讳疾忌医、色厉内荏与外强中干。柏杨曾两度入狱，第一次入狱是1950年因为收听“匪区”广播被判刑六月。第二次则是1968年1月2日《中华日报》“家庭版”刊载美国连环漫画《大力水手》（PopeyetheSailorMan）时的短小译文：译文中提及Popeye父子流落至一个丰饶的小岛后“乐不思蜀”，两人还各自为竞选“总统”而撰写文宣。问题就在于柏杨将“Fellows”(伙伴们)翻译为“全国军民同胞们……”于是国民党情报单位就曲解为暗讽蒋介石父子，罗列罪名将其逮捕，判处12年徒刑；后虽获减刑，但是自1968年3月7日被捕至1977年4月1日释放，总共度过了九年零26天的牢狱生涯。柏杨说：“我在蒋经国领导的‘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服务过，切身感到蒋经国神经过敏得很。那时有一部西方影片，描写拿破仑被囚于一个海岛，他的情人去探监。男演员好像是马龙·白兰度，女演员是索菲娅·罗兰。蒋经国征询我们对影片的意见，我们说看不出有什么问题。蒋经国说：‘这是在讽刺我们退居海岛呀！’这部影片于是就被禁演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家天下”的专制者惶惶不可终日的脆弱心态。柏杨被构陷入罪，险些被枪毙灭口，他自己也曾绝食21天企图自杀，但是他最终还是活了下来，而且在监狱里开始转向文化和历史研究，因此柏杨说：“我的新生从被投入监牢那一天起。”至2004年1月17日“政府”正式对每位政治犯颁发恢复名誉证书，1月29日，“监察院”公布一本《郭衣洞叛乱案调查报告》，指出柏杨十二年刑期系未审先判，罗织罪名。这份平反距事件的发生已去36年。柏杨的这段经历，实在是对于台湾民主政治的一段最好的人证。其实，1950年代以后的台湾，雷震、傅正、柏杨、殷海光、陈映真、李敖等人都因言获罪成为政治犯，在在说明了当时台湾政制的集权专制。但是他们为“自由中国”而付出的心血也换来了巨大成就：蒋经国87“解严”结束一党独统，从而使台湾走向了真正的民主道路。

其次，柏杨是中国人反思中国文化和国民劣根性的镜子。柏杨1979年1月出版了狱中著作《中国人史纲》，这是一部反思中国文化的力作，1985年在台湾被评为“对社会影响力最大的十部书之一”。他1983年开始写作《柏杨版资治通鉴》，刚刚出版的一册即在1985年被评为“最有价值和最畅销的一部书”；这套古文今释的著作到1993年出齐72册，完成了近千万字浩大文化工程，完成对中国历史的剔梳和反思，对中国民众来说是一部重要的“启蒙”之书。他1985年出版的《丑陋的中国人》集中批判国民劣根性，继承和发扬了鲁迅杂文精神，与大陆的新启蒙运动一起推动了中国“人的现代化”进程。《丑陋的中国人》2004年被上海《书城》杂志票选为20世纪最后20年影响中国最大的20本书之一，说明了它恒久的魅力，而中国人今天能心平气和地接受这部著作，并将其当作自我反思与精神疗救的一面镜子，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人心态的成熟与自信。

让学界感到高兴的是，学界的历史观念正在发生着悄然转变。2007年11月29日《南方周末》载朱强等人的《摆脱“土匪史观”跳出“内战思维”》、《日记里的蒋介石》等系列文章，谈蒋介石日记的公开可能对近代史研究带来的影响。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张玉法教授早在1995年就把中国人互称为“匪”的情形总结为“土匪史观”，并指出“多年来的中国近代史贯穿了土匪史观”，双方历史学家都在努力证明对方是“匪”，而不像今天国共两党和解后的“贵我两党”。在这种“土匪史观”基础上所产生的一些基本结论必然是错误的，比如大陆曾经称国民党为“大地主、大买办、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甚至最近几年还有人说“国民党和蒋介石都是假抗战，不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而是受英美帝国主义主子的指使”。这种史观导致出很多荒唐、谬误的观点也就不足为奇了。比如对蒋的评价，有些人说他是“头号战犯”、“千古罪人”和“民族败类”等等，可蒋介石在抗战期间一度被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称为“民族统帅”和“伟大领袖”……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前言中说，历史研究的出发点不是原则，而是客观存在的历史。原则应该服从历史，而不是历史服从原则。这才是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胡锦涛同志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讲话中说：“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这个概括就很公正、公平，符合历史真实，摆脱了过去的“内战思维”。我想，随着历史观念的转变，随着中国社会的文明进步，柏杨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一定会有较理性公允的评价。

注①陈漱渝：《他在争议中保持自我》，《团结报》1991年4月27日。

注②柏杨：《诗人的祈福——一九九二年八月五日于美国凤凰城国际桂冠诗人联合协会致词》，原载1992年9月台北《文讯杂志》。

（作者系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萧 徐）

2008年第7期 实践标准讨论中新闻理论界的人和事　作者：余焕椿

中国又到了一个历史拐点上。上个历史拐点，始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史学家和研究者则称之为“大转折”。历经30年，我们国家实现了三大转变：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封闭半封闭式社会向全方位对外开放社会转变；人民生活从温饱转向小康。在世界上，中国的影响力也大大提高：我国生产总值（GDP）跃居世界第四；购买力（PPP）居世界第二；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一位。这都是“大转折”带来的大变化。

变化中各种矛盾也随之而来。经济上投资与消费增长失衡，产能过剩，分配不公等等，都是大家公认的。那些本来对改革开放持怀疑或反对态度的人，把矛盾归罪于改革，认为是改革造成的。这是不公正的，恰恰相反，这些问题是改革不够，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带来的后果。

最近，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相比，同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新要求相比，我国政治体制还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需要进一步加以完善”，发出“必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号召，目的就是要通过深化改革解决这些问题。

在这个新的历史拐点上，不由得使我们想起“大转折”开始时那场实践标准大讨论，想起在那场讨论中为之付出智慧和心血的新闻理论界前辈，他们当中有的已离我们远去，有的已是耄耋之年，但他们的思想、智慧和勇气永远是鼓舞我们的力量。我们永远怀念他们，追随他们的步伐继续前进。

“两个凡是”与“两个不管”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同志和汪东兴同志有两句用来指导人们思想行为的“名言”：“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逾地遵循。”人们称之为“两个凡是”。本来人们对华国锋、汪东兴两位领导同志怀有好感，因为他们在关键时刻同叶剑英站在一起，粉碎“四人帮”有功。万万没有想到，此时起来反对思想解放，维持那套极“左”路线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心目中的有功之臣。

“两个凡是”出自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名为两报一刊社论，但两报一刊的总编辑事先并不知晓，连负责宣传口的耿飚都不知道。社论是李鑫领导的中央理论学习组起草的，思想是华国锋、汪东兴的，最后也是他们审定批准交宣传部发表的。耿飚看过社论说：“发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按‘两个凡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它的出现，理所当然要遭到全国人民最广泛的反对。

首先起来挑战“两个凡是”的是老一辈革命家。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叶剑英、陈云、王震都郑重提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恢复邓小平工作。邓小平则用“准确完整”来批驳“两个凡是”。随后，他在十届三中全会的闭幕会上对什么是“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了详细说明：“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的讲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

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与众不同，他不指望什么“指示”、“语录”、和“文件”，他要找的是客观标准，是“实践”，他相信只有“实践”才能驳倒“两个凡是”。1978年9月，中央办公厅召开全国信访工作会议，胡耀邦针对“两个凡是”提出“两个不管”：“凡是不实之词，不管什么时候，不论什么情况下，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事实求是改正过来。”中办副主任张耀祠对此进行无理批驳，并坚持要将它从文件中删除。

胡耀邦是得人心的，你可以删除文字，但删除不了思想。“两个不管”并非一时心血来潮，早已是他深思熟虑的一条重要原则。1977年3月他第二次复出，先后担任中央党校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校长，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宣传部长。“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不管到哪里，他始终把思想解放，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放在第一位。短短一两年时间里，解放了那么多“文革”中被诬陷的“叛徒”、“特务”、“走资派”、“阶级异己分子”；推倒了历史遗留下来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为沉冤莫白20余年数十万“右派分子”改正……他的勇气、胆略和速度简直无人与之相比。胡耀邦曾说过：“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真可谓“超埃尘以贞观，何落落此胸襟”。

两位老报人激烈交锋

读过《实践论》的人都知道：“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靠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毛泽东选集273页）实践是个常识，为什么还发生问题呢？只能一个解释，那就是维护既得利益。

曾有人说，如果几何公理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自然历史理论触犯了神学的陈腐偏见，引起了并且直到现在还在引起最激烈的斗争。既然人们可以反驳几何公理这样人人承认的数学常识，为什么不可以反驳并不见得人人承认的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呢？所以有人反对不足为奇。

但这关系到思想解放，拨乱反正，关系能否顺利开展四化建设的大事，不能不辩清楚。《人民日报》早在1978年初就开始组织实践问题的讨论。1月，发表《文风和认识路线》，3月，发表思想评论《标准只有一个》，文章只有一千字，却是人民日报理论部负责人何匡、汪子嵩和编辑张德成的精心之作。文章强调检验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真理，但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文章发表后，有人赞同，有人反对，认为真理标准应该是两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是检验真理的标准。6月，发表邢贲思的文章《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回答了一些糊涂认识。但这还不是大讨论的开始。

真正揭开实践标准大讨论序幕的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下称《实》文）一文的发表。这篇文章引起的轰动，是很多人始料不及的。当时，人们对文章的认识只停留在理论学术层面上，还没有把它当政治问题看待。更不曾想到会在全国掀起一场思想解放运动。等到两位老报人吴冷西同胡绩伟发生激烈交锋之后，情形就大不一样了。

《实》文发表当天，吴冷西给胡绩伟打电话，批评胡绩伟，责问他怎么能发表这样的文章？并说“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吴冷西说："文章提倡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对真理不存在，真理在开初提出时不是真理，要经过实践检验以后才是真理。这是原则错误。“吴冷西说，”文章在政治上很坏很坏。作者认为‘四人帮’不是修正主义，而是教条主义。”“文章结尾以为当前要反对的就是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教条上，甚至拿现成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革命实践，就是要反对所谓教条主义，要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他说，文章用很大篇幅讲马、恩、毛如何修改自己的文章，“作者的意思就是要提倡我们去怀疑毛主席的指示，去修改毛泽东思想，认为毛主席的指示有不正确的地方，认为不能把毛主席指示当僵死的教条，不能当圣经去崇拜。很明显，作者的意图是要砍旗。”

吴冷西说，这是他个人的意见，不要外传。胡绩伟回答说，“你既然在政治上提得这么高，我必须和别人讨论你这些意见究竟对不对。”

胡绩伟同吴冷西的关系非同一般。吴冷西当人民日报总编辑时，胡绩伟是副总编辑，是他的主要副手。“文革”开始时，胡绩伟保吴冷西，提出有名的“保旗论”，结果“引火烧身”，为吴吃了不少苦头。“文革”后期，胡绩伟关进“牛棚”，吴冷西推荐胡绩伟到国务院政研室参加编辑毛选五卷工作。粉碎“四人帮”后，吴冷西又向华国锋推荐胡绩伟回人民日报。吴与胡两人关系不说很深，至少可以说是相互信任和了解的吧。可是，到了思想上“两军对垒”的时候，一个坚持“两个凡是”，一个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各不相让。当然，这不是个人意气上的冲突和个人利害的纷争，而是从理性高度，考虑到做人的责任，朋友是朋友，原则是原则，谁也不拿原则做交易，只好分道扬镳。

这一交锋立刻将《实》文的重要性提升了起来，掌权的，在野的都十分重视，形势一下变得严峻起来。华国锋在胡耀邦面前点了杨西光、胡绩伟、吴江的名。胡乔木在社科院一次会上说，如果说中央领导在实践标准讨论中有分歧，那就是分裂中央。如果因此而退却，变得鸦雀无声，那么，讨论有可能夭折。

新闻理论界在政治上是敏感的，他们为了扭转不利局面，决定组织文章用正确舆论反对错误舆论，争取主动。党校仍然高举实践旗帜，走在前面。第二篇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又是吴江、孙长江写的。文章不指名地回答吴冷西那些批评意见，说某些人拘守旧的口号，“其原因，除了人们的思想往往落后于实际这一点以外，还因为有一部分人的利益或多或少地同这些旧口号联系在一起的缘故”。

这篇文章得到《解放军报》总编辑华楠、副总编辑姚远方的支持。更关键的支持是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大将，他非常赞赏《实》这篇文章，并对文章立刻提了许多很重要的修改意见，并同意用特约评论员名义在《解放军报》（1978年6月24日）上发表。新华社也非常支持，立刻在当天全文向国内发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当天转载，各省也陆续刊登。这场大讨论才真正在全国开展起来。

这时吴冷西正在住院。7月底的一天，胡绩伟到医院去看望吴冷西，吴冷西说，“我看了军报特约评论员那篇文章以后，更认为我那天晚上向你提出的意见是正确的。”胡绩伟说，“你可以写文章进行答辩和批判嘛。”吴冷西还坚持说，“我认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根本不应该提出这个问题，根本不应该讨论这个问题。”

新时期的“大众哲学”

中央高层的激烈争论，一定会影响地方。因为地方上一些同志也在考虑这个理论问题。1978年下半年开始，各省市党政领导纷纷通过新华社亮相和表态，但发展不平衡。最早起来表态的是黑龙江省委书记杨易辰，他以极大热情支持实践标准大讨论，提出五不怕（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在全国开了个好头。湖南是最后一个表态的，他们的态度是“不急”“先看一看再说”。最糟糕的是山西，那里甚至提了个地方性“两个凡是”：“凡是大寨已有的先进纪录不得超过，凡是大寨已有的经验都要照着去做。”直到中央理论务虚会上，那位来自大寨的副总理陈永贵还不止一次地影射胡耀邦是胡乱帮。

1979年1月，时任中宣部长的胡耀邦，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长会议，提出要大力推进关于实践标准问题的讨论，要面向基层，加强对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宣传。中央新闻单位积极响应，加大宣传力度，引导舆论，推动这场讨论。

新华社国内部地方编辑组本来是一个负责向地市级报刊广播发布新闻的部门，他们的任务是将新华社的大广播经过缩编，变为小广播，供地市级报纸和广播电台采用。这回他们策划了一个重大行动，提出要像当年艾思奇写《大众哲学》那样，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写成通俗讲话，让亿万工农兵和广大群众能够读得懂，听得清，了解大讨论的重大意义。新华社国内部地方编辑组决定请专业理论工作者参与通俗讲话的写作。地方组组长赵慎应、编辑蒋涵箴走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邀请夏澍、蒋国田、陈中立等同志商议，根据地方广播特点，确定编写24篇讲话，社科院哲学所为此抽调13人组成写作班子。全部稿子由蒋涵箴负责编辑，赵慎应负责审定，通俗讲话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总题目，每篇不超过1500字，全文近4万字。

三位老总一篇短新闻

1976年天安门事件，是"文革"遗留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之一。这件事直接关系到邓小平能否重新出来工作，关系到能否真正开展对“四人帮”的揭批查，能否迅速平反大量冤假错案。可以说，平反天安门事件是解决这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突破口。粉碎“四人帮”后，社会各界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呼声最高。

人民日报在报道天安门事件时，秉承“四人帮”意志，做过许多不实报道，反映过许多歪曲事实的情况，有责任尽快查清真相，给社会一个交待。1976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给中央写了一份清查报告，详说“四人帮”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的阴谋活动。宣传口耿飚看了报告高兴地说：“天安门事件可以平反了。”可是过了一年多，报告石沉大海，渺无音信。

人民日报记者余焕椿不甘心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1978年2月，他将清查报告拿到政协会上去发言，呼吁政协为平反出力。结果遭汪东兴训斥：“明明是毛主席说的，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他不是反毛主席是反谁？”

“两个凡是”阴霾仍笼罩一切，平反一事又搁浅了。随着实践标准讨论步步深入，阴霾也渐渐散去，人们重新看到希望。

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北京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会上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无限怀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心愿。广大群众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北京日报》对常委扩大会作了详尽报道。

正在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首都新闻界几位老总，胡绩伟、曾涛、杨西光，看到报纸很兴奋，同时又觉得决议关于天安门那段话湮没在长篇文字中，不能引起普遍关注，十分可惜。凭他们的新闻敏感、工作经验和社会责任，决心写一条专讲天安门事件的新闻。此时新华总社国内编辑部的同志们，同样敏感地觉察到这件大事，已从《北京日报》发表的北京市委会议公报中摘编出这条新闻。《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看到新华社编的这条短新闻后，送给了新华社社长曾涛，提议做个鲜明醒目的标题。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说干脆标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曾、杨都赞同，并且确信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标题。

但是，北京市委只宣布广大群众悼念周总理是革命行动，并没有宣布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是不是文不符题？也无把握。于是，他们请于光远来一起商量。据于光远回忆当时情况说：“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新闻稿的标题和北京市委会议上的那几句话不完全对得上号”，“但我转念一想：市委会议关于‘天安门事件’那段话，与我记得很清楚的1977年3月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的话相比，有很大的进步，甚至可以说翻了过来。市委的那几句话虽然没有写明‘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如何如何，实质上是为事件平了反。只是因为中央没有表态，不敢明白地写出来。现在新华社发出一条新闻，加上他们拟的那个标题，把市委几句话的实质点破，也许可以促使这个问题得到彻底解决”。“决定对他们的做法投一张赞成票”（于光远：《大转折》74页）。就这样，事情定下来了。1978年11月15日，新华社发通稿，16日首都各报以及地方报纸都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这条新闻，大大振奋人心，震动世界。读者反映，新闻表达了绝大多数人的共同愿望。《人民日报》这天头版上方通栏刊登的新闻版面是这样的：

引题：中共北京市委宣布

主题：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

副题：对于1976年清明节因悼念敬爱的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两个司令部两支队伍

行文至此，突然想起两个司令部。“文革”中说两个司令部，那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是虚拟的，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用来排除异己的，刘少奇、邓小平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下转67页）（上接66页）司令吗？当然不是。实践标准大讨论真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两个凡是”司令部，以华国锋、汪东兴为首。一个是实践标准司令部，以邓小平、胡耀邦为首。前者是实权派，党的主席和副主席。后者是实力派，拥有优势的理论队伍。实力派的理论队伍较强大，有中央党校、《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解放军报》。

而“两个凡是”队伍显得单薄，主要是毛泽东著作办公室吴冷西，红旗杂志总编辑熊复，阵地《红旗》。除“两个凡是”那篇社论外，就未见过有什么给人留下印象的文章。倒是谭震林一文掀起一阵波浪，让人记忆犹新。

毛泽东诞辰85周年，《红旗》杂志约请谭震林写纪念文章，谭说：“文章不能只讲历史，要从现实着眼，要我写文章，我就要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明毛泽东思想是从实践中来，又经过革命实践检验的科学真理。”熊复主张删去这部分，派人向作者说中央明确《红旗》不介入实践标准讨论。谭震林大为恼怒，说“文章中材料可以动，但观点不能动。实践标准的讨论是全党的大事，有谁来辩论，找我好了。这篇文章我想了两个月，想出了两句话：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要坚持；凡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要改正。”熊复无奈，只好将谭文送中央审定。邓小平看了文章作如下批示：“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我改了一下，如《红旗》不愿意登，可转《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意见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就是卷入。”熊复又请示汪东兴，汪告知“只好如此”，文章才得以在《红旗》上发表。

这两方面的争论，没有排斥异己问题，只有排斥错误。没有抓辫子、打棍子、扣帽子，只有打破思想禁锢。更有意义的是，这次讨论结果是真理战胜权力，开创了新中国有史以来思想斗争的新局面。

（作者系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兼海外版主编）

（责任编辑 杜 晋）

2008年第7期 贾植芳：黑色幽默的人生　作者：彭小莲

胡风分子、诗人冀的女儿殷殷给我打电话，她说：“贾（植芳）伯伯去世了。”“什么时候？”“就刚才。”我一下被吓住了，就在几天前，我刚去医院看望了他，进门只听见贾叔叔大声地说：“小莲，你怎么没有给我带水果来啊？”顿时引得边上的人都哈哈大笑。

在任何时候，贾叔叔都是要让大家快乐的人，他像一个做脱口秀的演员，随便你怎么笑，他就是虎着一张没有表情的脸。笑声依稀还在，可是人怎么已经走了？

记得，第一次去看贾叔叔的时候，他在赠送我的书上，题签的是：贤侄小莲留念。那是80年代初。那时我还不大明白我怎么成了他的侄女。后来，殷殷跟我说，你到全国随便什么地方，只要有胡风分子的地方，说你是“分子”的子女，你去任何人家，都会被接受，都会让你好吃好住。他们这些人，即使在上个世纪，互相之间不称呼“同志”，他们称呼为兄弟，于是我顺理成章地成为贾叔叔的侄女。后来，我去了全国各地的“分子”家，果真被招待得像侄女一般，我被这一份温暖和亲情折磨了很久很久。

我爸爸彭柏山比贾叔叔年纪大六岁，我称他为“叔叔”。贾叔叔跟我说：“我没有跟你父亲说过话，我只听过他作报告。他是当官的，我们这样的小民，就坐在下面老老实实地听吗。不过，你父亲还不错，还是一个读书人。”

我看他给我父亲做的补充语，哈哈大笑，这算是他给我父亲很高的评价了。贾叔叔一下也领会了我的笑声，朝我眨了眨眼睛，又对我说，“我在日本当流亡学生的时候，在书店看见你父亲的小说翻成的日文，鲁迅先生给他写的序。”

除了胡风先生，我父亲和“分子”们都不认识，其实他们互相之间，大部分的人也都不认识。这是一群很奇怪的朋友。一直到文革结束以后，这群因为戴着“胡风分子”帽子的人，都很想看看，被打成一个集团——胡风反革命集团里的都是些什么人。

现在，回想这些事情，年轻的一代几乎不能相信，所有的罪行和证据，竟然是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舒芜交出他与胡风的多年通信，构成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同时再加上断章取义地上纲上线的分析，及一篇《人民日报》编者按语的评论，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在全国展开了。胡风先生信中涉及到的诗人和作家，后来都成了“分子”。当时，谁都不知道编者按语是毛泽东主席亲自撰写的，但是按语中的“雷霆万钧之势，绝不可等闲视之”的气氛，已经笼罩了整个国家。1955年6月至7月一月之间，《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作为单行本的小册子，仅仅在上海就印刷达八次之多，数量为60万册。官方正式文件公布的数据是：1955年5月之中，92人被正式逮捕，以后63人被隔离监禁，73人停职审查；2100多人被影响受株连。

直到1965年，这个案子才被送上法庭。这时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都已经被关押了十年之久。但是最后只有三个人正式判刑：胡风先生14年，诗人阿垅12年，贾植芳叔叔12年。其他“分子”被免于起诉。我们认真审视这个事件的时候，荒诞出现了。原来他们不是在一个等同的对话条件下论争现实的。陷害是一上来就被确定的，这完全是超越了法律之外的认定。有意思的是，这样违反法律的事情，却又用法律的形式来解决。正式开庭，依然出示证人，而证人的供词是被事先审查过，并且指定证人必须背诵证词。阿垅先生在天津出庭的时候，如临大敌，警察全部出动，因为阿垅先生坚持自己无罪，坚持认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是人为的，是捏造的。胡风先生双手拢在自己的袖子里，站在北京法庭的被告席中，他还想保持一份人的尊严，因为他不愿意让人看见，他戴着手铐！面对着荒诞，贾叔叔竟然用黑色幽默，用自己的生命面对它，开了一个玩笑。

他最后用插科打诨的方式向我描述被拉出去判刑的那一天：“1965年的一天，他们在叫1783号……原来上午那个老法警来了，他跟我说：就是你，你还不结案啊？你不懂规矩，你上去。我后来到了车子上，他们问我，你吃过饭了吗？我说我没吃，他说那我给你拿一碗饭。青菜一碗，还有一个豆腐干，一个米饭，我把他都吃了，他问我吃饱了吗？我说没有，没有再拿一份。他说要吃饱。只有死刑犯才让你吃饱，我想死都要死了，那就吃他个饱，不要做个饿死鬼。后来他说你在这里等一下，不到两点钟，来了两个青年干警。他们说，走，走。他们把我送到一个武警大厅，一到里面，已经坐满人了。里面一个审判长说，把这个老反革命贾植芳带上来……电视里照相的都来了。

“胡风应该是1965年11月26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14年，他们跟我说：‘罪犯服法……’我听成‘伏法’，把胡风听成枪毙了。因为过去说伏法……就是杀头的意思。所以，我以为是枪毙，我想怪不得不枪毙我，把胡风给枪毙了。我想胡风都枪毙了，我不要听了。我想多少年了，搞了这么一个结果。于是随便他们讲，然后他们问我，上诉不上诉？我说不上诉！判决书要我签名，我看都不看，就签了。他妈的这个混蛋，我们过去为了追求共产党，监狱进进出出，饿肚子。后来宣判完了，就把手铐给我戴上。我感到蛮光荣。”

“为什么感到光荣？”

“我不是舒芜，我没有背叛朋友。蛮光荣。”

2003年春节，我去给贾叔叔拜年，正赶上“分子”何满子叔叔夫妇、小顾（征南）叔叔都在那里。我一进门，贾叔叔就说：“怎么不拍拍你爸爸的事情，这不比什么故事都好看吗？”“没有你这样的人物在里面，还会有什么好看的？”“那就把我和这些‘分子’都拍出来啊。”于是，边上的“分子”都笑了。

可是我却笑不出来了。我知道，贾叔叔的幽默里面总是含着太多的思考。后来，我和朋友魏时煜一起把摄像机对准了他们。

“我嫂子去世了，她是李大钊的女儿。那时候，文革刚结束，我的问题还没有最后解决。我到北京开比较文学会议，去见我哥哥，他说要去买骨灰盒，我说就买一个最贵的。工作人员来汇报，说是，最贵的是120块钱，那是部级干部才能买，李新华同志是个处级干部，只能买80块钱的。我哥哥心里很难过，说‘就买80块钱的吧。’我跟我哥哥讲，我死了，3块钱都不要。我哥哥马上脸就板起来了，‘你改造了20多年，头上还戴着帽子，讲话这么随便。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北京！’这个中国，活着有等级，死了都有等级。我跟我哥哥讲，我的身份三块钱都花不了。我就不要到北京了。”

贾叔叔又吸了口烟，稍微变得严肃一点：“斯大林也好，希特勒也好，你不听话，我就把你杀掉，我们这里叫群众专政，叫你自己寂寞自己，寂寞得叫你受不了，就自杀吧，就说你是畏罪自杀。所以我就不自杀，自杀洗不干净，还留个名，他说你畏罪自杀。不然他挽救你，你拒绝就是畏罪自杀。所以不能死。我天天脖子上套着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贾植芳’。小孩子围上来问我，人家牌子上都只写一个名字，你上面怎么写了两个人的名字？我说，他是我朋友就一起写上去了。大家都一出校门，就把牌子摘下来，他们带着包包去学校，摘下牌子就放在包里。我从来不带包，提在手里也重，我就挂着牌子往宿舍走。工宣队说，‘你还挂出瘾来了！’‘你们给我挂的呀。’‘拿掉了！’其实，是后来上面说不要挂了，影响不好。我也不知道影响谁了。”

于是，他又继续说他的笑话：“刑满释放，我回复旦监督劳改。每天回家我绕校园一大圈走出去。我绕过毛主席老人家的雕像。现在这个雕像还在，你可以拍拍。他很高大……”

突然，贾叔叔嚯地一下站起来了。“我绕着走啊，因为我发现他一只手背在身后，手上拿着一顶帽子，那一定会在你走他跟前，乘你一不留神，呼地一下，把帽子盖到你头上了，我戴了一顶够了，不能再戴一顶了。”说完，他背在身后的手，敏捷地在你眼前一晃。天呐，我怎么就没有看见过比他更生动的演员了?

20多年过去了，从我踏进贾叔叔的小屋那天起，他就再也没有搬迁过。一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水泥的宿舍单元楼，几乎所有的“分子”都是这么生活着。不论他们的著作在书架上排了多少，不论他们得到多少这个那个国内和世界的文学奖，不论他们在国外留学以后，建树了多深的学问，他们的生活依然是简单、朴素和淡泊的，没有一件值钱的家具和摆设，贴墙是一大排书橱，里面塞满书籍。贾叔叔把我的书也放在显眼的位置上，那不是因为我，而是因为我写了那个时代，写了他们的故事，写了一本他认可的书。

有一个教授离开上海调往北京的时候，他说，即使在上海的大学里，大家见面不是谈股票和买房子，就是谈自家的孩子，没有什么学术气氛，不像北京。真的很遗憾，上海就是给人这样的印象。但是，我是幸运的，因为父亲的朋友，这些“分子”给了我一份很珍贵的馈赠，那就是他们的追求，他们的精神境界。他们都生活得很清苦，他们除了做学问、谈政治，还是在那里做学问、谈政治。

我有很长很长的时间，不愿意说我在谈政治。可是，你去思考这些“分子”的命运的时候，政治就在那里，他像一件湿透的衣服，贴在身上。你一次一次想脱掉他，可是就脱不下来，就是脱下来了，会变得赤身裸体。于是你不得不站在一个炎热的光照下面，面对着他，把他改变成原来的面目，重新感受到，衣服真实的质地和用途。在采访他们的时候，是被一份灼热煎熬的过程，我一次一次跟自己说，不要害怕，不要哭泣。要坚强点！我必须做一次零距离的记录，我要保持思考，我要坚守住我的理性。可是，我一边跟自己说，一边咬着嘴唇，眼泪还是往下淌，因为我看见了他们生命的消失，消失得那么无谓，那么残酷；最残酷的是，他们是那么清醒/明白，却无能为力。因为，我自己的软弱，我在残酷面前更是束手无策。

2003年夏天，我和魏时煜带着贾叔叔和何满子叔叔去回访提篮桥监狱。天，很热，那时候我还不意识到重新面对关押过他们的监狱，他们是什么感受。我想的是他们命运的戏剧冲突。那天气温38度，两位80多岁的老人，居然一直走在炎热的大太阳下，他们显得那么冷静，四下看着。

监狱的政委对我们说：“监狱里面不能拍摄，不能参观。”

贾叔叔问：“能看看我当年关押的地方吗？”

政委说：“不行！但是我可以带你去看看我们的展览厅。”

贾叔叔微笑着问道：“那里有我的照片吗？”

政委说：“没有！”

“那就不看了吧！”

政委有点尴尬，这是在监狱啊。我这才体验到贾叔叔的幽默，体验到他个性中的力量。但是我紧张得不敢对他的幽默发出笑声。

2002年的春天，我去看（王）元化叔叔，他非常感慨地跟我说：“你要去看看老贾啊，他现在退休工资只有一千多一点点，还不如一个技术工人。我托人给他送了西瓜去，听说他感动地都要流泪了。”我赶紧去找何满子叔叔，我说，我们一起去看看贾叔叔吧。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何叔叔坚决地说：“不去，我春节刚去看过他，他很好！”于是我把元化叔叔的话转述了。何叔叔更加是一脸不屑的表情。

“不可能！你想想，这是老贾的性格吗？什么都要流泪了，胡说八道。不去，不去！”

但是，我还是去了。一看，贾叔叔依然坐在他那把破藤椅里，双脚搁在另外一张条凳上，拿着一本纪德写的《从苏联归来》，他看见我走进去，只是扔下书，连姿势都没有改变，问我：“小莲，要喝水吗？不要，那就随便找个地方坐吧。”

“贾叔叔，你退休工资只有一千多块钱啊？”

他奇怪地看着我，似乎怀疑我不能是为了这样一个问题，从大老远的静安寺跑到复旦来吧。他几乎没有反应过来，我着急了，再追问他：“是吗？”

回答很简单：“是的。”

“凭什么？”

“因为我坐了25年牢，教龄不够，只能算一般教师退休，所以大家都是这点钱，我怎么办？”

我完全愣住了，他身边的学生解释说：“是贾先生自己不要的。因为他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解放前一直帮助共产党，坐过日本人监狱，还坐过国民党监狱。学校要给他作为离休干部办理，那待遇完全是不一样的。他不要！”

我大声地质问贾叔叔：“为什么不要，你跟钱有什么好过不去的！”

这时候，我看见贾叔叔显得有点不耐烦了，显然是太多人这样问过他。他连看都不看我，这时候我这个侄女有点不像他认可的自家人了，第一次看见他真有点不太高兴了。他管自吸着烟说：“我不是干部！我从来没有当过官，我是读书人！”

“读书人也要吃饭的呀！”

贾叔叔回答我的话，何叔叔也曾经说过：“我们不要做官。我们是读书人，我们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意味着什么？没有权，没有钱。但是，我们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和思想！”

我没有说话，也许对别人我会摆出我的实用主义经来念一念，你管这个，先拿钱再说。但是在贾叔叔面前我不敢，我知道，他的幽默，他的插科打诨是有原则的，他的原则是最简单又是最有个性的。在贾叔叔去世几天以后，我看见有人写他的回忆文章说，贾先生在生活困难的时候，是靠给人家写序，得来有限的稿费维持生活的。天呐，竟然有人会这样去理解贾叔叔。

这位写序专业户，一定又是跟谁开了个玩笑，于是人家就把这当真了。听贾叔叔说话，即使听他的笑话，也要用点脑子。他带着他太多的真诚和幽默，可他不是红尘里的人。你要是用世俗的价值来评判他的话，他真的就会被解释为“眼泪都快出来的人了。”只有何叔叔，他们这一代人，才会从根本上理解和意识到他的价值。他的眼泪，在1955年被捕坐牢以后，只流过一次，那就是他夫人任敏阿姨去世的时候。满满的大厅里，拥满了几代贾叔叔的学生，大家在为师母送行！贾叔叔在学生的搀扶下走进来了，走到夫人的遗体面前时，谁都没有想到，这个八十多岁、一辈子都是浑不吝的老人，突然不顾学生的坚持，“啪”地一下在夫人面前跪了下来，大家拉都拉不住他，老人哭了。他说：“你跟我苦了一辈子啊……”

我把对贾叔叔的采访提问修改了，原来里面有一个问题：你对自己成为胡风分子后悔吗？我知道，他永远不会后悔，即使在文革中间，那么多人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着胡风这个名字，但是贾叔叔还会对那些讥笑他的孩子说，胡风是我的朋友。这份黑色幽默里面，沉淀下多深的思考，也体现了多么强大的人格力量。

其实贾叔叔对胡风先生是有认识了，他知道胡风先生书生气太甚，政治上幼稚，容易被伤害。

“冯雪峰在开国前在上海的，后来北京打给电话叫他到北京去。后来他回来跟我们讲，‘毛泽东同志把我叫去，问上海文化界的情况。’后来冯雪峰说，‘毛问他，听说胡风他们有一帮人？’冯雪峰听这个话觉得很奇怪的，就来对我们讲。我一听这话就警惕了，我想怎么把一个文学现象看成政治现象，把文学社团看成一个政治集团？所以，后来小莲啊，你不知道，后来就变成一个社团流派……我编一本现代文学的社团流派，所以他把文学上的一个社团流派看出一个政治问题。他看问题和我们不一样，他都是从政治权术方面看问题，不是从文化方面看问题，是把一个文学现象看出一个政治现象。那时候，一直不给胡风安排工作，胡风很苦闷。我就劝他，你不要和他们争什么了。我买了一本英文版的《十日谈》，我劝胡风就翻译一点书，好好写一本鲁迅传，不要去管他们。”

贾叔叔的幽默原来是建立在他政治上的成熟，他的敏锐和深刻，我只能用大智若愚来描述他。你完全不会想到，他那么轻松的笑声里面，积蓄了准确地观察和思考。

可是，说了那么多的贾叔叔以后，我觉得还是没有描述出他这个人来。

“因为我的关系，我们的学生受株连有二十几个。从前，清朝的文字狱是株连九族，现在株连十族。凡是我们认识的人，都受到株连。连我夫人任敏的哥哥，是个买卖人，是做生意的，也因为和我们认识，把他抓起来，关一年审查。是株连无边。把任敏送宁夏去劳改，后来我平反了，她才平反。”

贾叔叔的故事，从东讲，可以说他是一个知识渊博的教授；从西讲，他又可以是一个“22条军规”的作者；但是就是他，我们还要从北，从南都来讲。只是，讲不清楚。只有让他自己讲了。

“跟我一起劳改的有一个右派，叫潘石慈，从前圣约翰大学的一个校长，他老婆是美国长大不懂得中文，只懂英文，家里很有钱。他和我一块劳改。下午啊，革命群众有紧急通知，我们两个是不准开会的，我们两个在地下室写思想汇报。我跟潘先生讲，你写我打扫卫生，我把那个围裙穿上，拿个畚箕，拿个扫把，我把楼上楼下都打扫了。预备去倒垃圾，路过历史系，唉，外面喇叭响了，奏哀乐，我说哀乐一奏就是大人物了，我就站在那里，一个手拿着畚箕，一手拿扫把站在那里，这时候就听到一个中年男子非常沉痛的声音在说，中国中央委员会沉痛地宣告，我们伟大的领袖敬爱的导师离开我们了。我一听，噢毛泽东死了，我把垃圾也倒了。我回去的时候，楼上传达完了，有的人就在那里哭。潘先生还在那里写：我是一个洋奴，是一个买办，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我说潘先生不要写了，红太阳落下去了。

“我跟你讲啊，我是苦大仇深的老贫农，25年啊，先坐牢11年，劳改13年。我中年就是在牢监里，我抓进去的时候38岁，我平反的时候60几岁。中年就没有了，不是监狱就是劳改。毛主席万岁！”

说着，贾叔叔高呼着口号，学着文革时候的样子，猛地站立起来。我肆无忌惮地大笑起来，再也顾不得我的同期录音了。

我终于忍不住，要问一个问题，我要贾叔叔亲口告诉我。

“你跟胡风做了这样一个朋友，你后悔吗？”

“我不后悔！”

“如果没有这个朋友，你的生活会是怎么样的？”

“不会比这个更好。文化大革命刘少奇都打倒了，老革命都打倒了，周扬四条汉子也进了监狱，我说毛主席，1955年把我们抓进去了，1966年我们差不多都出来了，把四条汉子抓进去。文化大革命以后，把四条汉子放出来了，把四人帮又抓进去，监狱大家轮流坐。我们是劳改第一期毕业，是老资格了。你说，我怎么会感到幻灭？人生就是游戏，我说我中学念书的时候，是美国教会学校，只想回家Mary（结婚），就是想回家娶个媳妇。这个时候，人就很容易感到幻灭，这叫虚无。后悔没有后悔……小莲，我大学也没有念完，我在日本上大学，我在高中念了三个月就开除了，我只有初中文凭。我那个不安分，我在“一二·九”运动被抓进去，但我不是党员，我和他们没有关系，我当初就是要争取民主自由，反对封建统治、封建法西斯。到抗战的时候，在流亡，我在日本是流亡学生，我流亡到日本的时候，受日本警察监视。后来，抗战回来参加抗战，国共合作。可是地下党突险，在国民党那里当个编辑。后来逃难，内战的时候，我又给国民党抓进去。终于解放了，你都看见了。”

生命就像贾叔叔对我诠述的那样，有一天，他不会再感受到幻灭。在他92岁高龄，在他思维依然那么敏捷的时候，2008年4月24日他的游戏结束了，结束得那么残酷，却是那么漂亮。我记住了贾叔叔跟我说的话：“不要哭泣，站在我的相片面前，不要哭泣，这个地方就是平等的，每个人都要到这个地方来的。”

我不会哭泣。我知道贾叔叔是带着他的幽默去见任敏阿姨了。我知道，我还没有完全了解你，再给我点时间，让我完成你的故事。

（责任编辑 萧 徐）

2008年第7期 一月剧变：超过十月革命的大事件　作者：金　雁

俄国历史进程中的“新纪元”问题

1917年革命对于俄国与世界的巨大影响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对这一过程中的关注点，不同时代的人们有不同的看法。1990年代初“剧变”发生时，由于容易理解的原因，俄国人的关注点在于“十月”，而且对“十月”的看法明显地两极化：旧体制的维护者仍然认为它是“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人类历史新纪元”，而变革的推动者则认为它是布尔什维克搞的一场非法“政变”，给俄国和世界带来了长远的灾难。实际上，后者同样认为“十月”是个“新纪元”，只是负面意义上的新纪元而已。当时的资料披露水平与人们的心态还不足以使对这一事态的研究具有长时段大纵深的水平，无论作为开创社会主义美丽新世界的“革命”还是作为毁灭民主乃至毁灭俄罗斯文明的“政变”，“十月”是否真就那么重要？1917年前后俄国历史的转折点真是在于那“阿芙乐尔的一声炮响”吗？

在以后的年代里，随着研究的深入与人们心态的冷静化，人们逐渐倾向于在纵深层次上看待俄国历史的宏观变革，同时在更为精细的层次上考察那一年俄国的具体政治进程。

“革命宪政”与二月民主

立宪会议，按今天的通常译法即制宪议会或宪政议会。建立在政治自由、多元竞争、分权制衡、民主选举基础上的这套制度源自西欧，被认为是“自由主义”的制度。从词汇上使用“立宪会议”而不是用“杜马”反映出“西化派”与“传统派”的区别。在近代俄国，这种主张不但被保守的沙皇专制主义者拒绝，而且也曾被宣传“人民专制”理论的俄国革命民粹主义激进派攻击为“富人的骗局”和“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与这种“反对政治自由（据说这会使政权落到资产阶级手里）的彻头彻尾的民粹派观点”决裂的一批左派人士，形成了俄国最初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当年布尔什维克也曾积极要求国家民主，而且非仅“阶级民主”，今天所说的宪政民主也是他们当年强烈要求的。早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中就要求“推翻专制制度并召集由全民自由选举的立宪会议”。

因此，是主张宪政民主，还是反对宪政而鼓吹“人民专制”，成为那时区分俄国马克思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界标。普列汉诺夫曾明确地说：“‘自由主义者所忙于争取的’‘抽象权利’正是人民发展所必需的条件”；西方式的议会政治“不仅‘是’资产阶级的‘组织工具’，而且也是另一阶级（按：即无产阶级）的‘组织工具’”。在普列汉诺夫看来，无产阶级应当比“资产阶级”自由派更积极地追求宪政民主；而民粹派鼓吹的“人民专制”则不过是一种“反动”的“政治畸形现象”，“有如古代中华帝国或秘鲁帝国，即一个在共产主义基础上的革新了的皇帝专制”，是“皇帝－国王的‘国家社会主义’”政治垃圾。

普列汉诺夫的这些话构成其名著《我们的意见分歧》的基本观点。而更早些时候的《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也表述了类似主张，这两部作品加上哲学著作《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是普氏为俄国马克思主义奠基的“老三篇”，被列宁说成是“教育了俄国整整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文献，其影响十分深远。从这些观点可见，在追求宪政民主的问题上，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不但一开始就与反宪政的民粹主义者相对立，而且曾经比自由主义者更急迫。换句话说，在此之前社会民主党人与自由派在政治上有意义的区别就在于“激进立宪”（革命立宪）还是“渐进立宪”。尽管在斯托雷平时代开始有所变化：社会民主党内以列宁为首的一派（即布尔什维克）越来越“民粹主义化”乃至“超民粹主义化”，但是俄国马克思主义“革命宪政”的传统感召力和对民粹派“人民专制论”的传统厌恶还不可能完全消失。正是在斯托雷平时代，列宁一方面说了不少（过去很少说）议会民主“虚伪”的话，另一方面仍然在反驳那种认为“虚伪民主”不如专制好的极左极右论调。他认为：尽管多党竞争下的政党宣传“带有广告欺骗性质”，但这一点决不能说明议会民主“根本无益甚至有害，像顽固的反动分子、议会制度的敌人极力要人民相信的那样”，恰恰相反，没有这样的多党制，欺骗“会多得多，而人民揭穿骗局、查明真相的办法也会少得多。”“一个国家的政治自由越多，它的代议机构越健全，越民主化，人民群众就越便于……学习政治，即越便于揭穿骗局和查明真相。”

通常所说的1917年“二月革命”正是“革命宪政”的实践。由于“斯托雷平反动”断送了俄国在1905－1907年间曾经一度大有希望的、通过君主立宪建立议会民主的机会，而斯托雷平改革推动的市场经济发展又掏空了传统皇权主义的基础，并因对传统农村公社实行掠夺性的专制私有化而积累了巨大的民怨，因此当对外战争冒险失利触发了社会危机后，全俄便急剧地卷入革命漩涡。随着貌似强大的沙皇专制似乎完全“出人意料地”突然崩溃，君主立宪的前景已不复存在。在“雪崩”的冲击下，不用说比斯托雷平更保守的传统保皇党已无踪影，斯托雷平体制下得势的专制市场经济改良派如十月党、进步党等自由主义右翼派别也很快被革命潮流冲垮。只有自由主义左派，即1905年事变中因领导激进宪政民主运动而在斯托雷平时代受压制的立宪民主党，成为唯一还有政治号召力的自由主义党派。但它由于担心被斯托雷平改革激起的民粹主义反弹浪潮难以控制，更担心战争时期（立宪民主党是支持参战的民族主义者）后方剧变会瓦解军事，这时反而主张放慢立宪步伐。这样一来，以“立宪”为党名的这个1905年时的政治改革激进派，在1917年却把“立宪会议”的大旗拱手让给了“社会主义者”。

而当时被革命形势推向前台、成为俄国最强大政治势力的，是两大左派（当时通称两大“社会主义政党”）——社会革命党和社会民主党。这两党内部都有明显分化：社会革命党传统上本是以搞“革命恐怖主义”推进“人民专制”起家的极左党，但这时它的主流已经在斯托雷平时代发生了“社会民主党化”，只有其坚持原教旨民粹主义的支派，即所谓“左派社会革命党”还带有“人民专制”色彩。至于社会民主党本是传统的“革命宪政”主张者，其中的孟什维克此时仍然持有俄国马克思主义正统的革命宪政理念，而布尔什维克尽管已经在“超民粹主义化”的路上走得很远，但仍然保留有社会民主党传统的“革命宪政”话语，其“激进”主要表现在不断指责别人拖延宪政进程。列宁本人当时就一再抱怨“政治自由”太少，认为“在自由的国家里，管理人民是通过政党的公开斗争以及它们之间的自由协议来进行的”。

在二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列宁指责临时政府拖延立宪会议选举，但并没有要求“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在苏维埃中的影响也不大。后来他两度提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但其含义只是1：苏维埃取代临时政府来承担筹备召开立宪会议的责任；2：排除以立宪民主党为代表的自由派左翼，建立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主导的“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亦即左派多党联合政府。他并没有说要用苏维埃取代立宪会议，相反他仍然强调苏维埃只应该在立宪会议之前临时掌权——正如他在“七月事变”后所说：“在立宪会议召开前，除了苏维埃以外，国家不应该有任何其他的政权存在。”而被其指责的对手中，除立宪民主党是担心民粹主义浪潮难以控制而真的希望放慢民主步伐外，社会革命党主流派和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派的“革命宪政”热情本不下于布尔什维克，只是考虑当时德国正大举进攻，基于“革命护国主义”立场不愿把太多精力投入竞争性选举，更不愿在这个不但君主派早已消失、连自由派都已靠边的“左派民主”大好形势下一味激化矛盾使局势失控。

因此，经过斯托雷平时代的政治分化与重新定位，到二月革命后，传统的社会民主党与社会革命党（即俄国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之分野已经完全模糊，取代它的是新的、十分戏剧性的分野：两党的各一部分（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派与左派社会革命党）结盟，反对两党各自的另一部分（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派与社会革命党主流）。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前者更多地体现了当年以民意党为代表的原教旨民粹主义或超民粹主义传统，而后者更多地体现了当年普列汉诺夫开创的俄国马克思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正统。但是在1917年内，双方都还没有脱离“革命宪政”话语。

并不“震撼”的冬宫之夜

在二月革命后直到1917年年底的整个期间，包括所谓“十月革命”的前后，俄国政坛上的斗争焦点除了对外关系上的“和平”与经济上的“土地”外，政治体制上就是尽快召开、还是推迟召开立宪会议的问题。虽然苏联时期的官方史学声称那时出现了“无产阶级的苏维埃”和“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两个政权并存”的状态，然而实际上，不但二月以后相当时期内布尔什维克并未在苏维埃中占优势，也并不主张“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而只是强烈指责临时政府拖延召开立宪会议。甚至就是在他们控制了彼得格勒苏维埃并据以发动推翻临时政府的“十月革命”时，虽然提出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但也只是把它作为革命措施，而并未宣布苏维埃是永久性政府。相反，当时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明确宣布：“工人和农民的临时政府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掌握国家政权”。他们继续指责临时政府终于宣布的立宪会议选举日期是靠不住的，宣称只有苏维埃才能保证立宪会议选举如期举行。在十月革命前两周，列宁指示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军队要给士兵放假，以便组织他们回乡进行“关于立宪会议的鼓动工作”，争取农民选票以便“在立宪会议中获得多数”。而在十月革命前夜，布尔什维克的机关报《工人之路》以通栏标题向人民发出号召：“把唯一彻底的和坚忍不拔的革命党——布尔什维克选进立宪会议”！

就在俄历1917年10月26日，即打下冬宫、夺取政权后的次日召开的第二次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大会上，列宁不仅重申临时政府不愿召开立宪会议是它被推翻的理由之一，而且强调即将召开的立宪会议才是唯一有权决定国际问题的机关。他并且信誓旦旦地保证，即使布尔什维克在选举中失败，他们也将服从“人民群众”的选择。

可见正如“土地”（废除斯托雷平改革恢复农村公社）与“和平”（退出世界大战）一样，“立宪会议”在当时的俄国实际也是众望所归无人反对。各方争论的似乎只是“快慢”问题。

而且更重要的是：苏联时期被描绘为连续体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其实并不存在。从二月到十月，动荡中的俄国实际共经历了五届党派构成不同的短暂政府，其主导力量从右翼自由派、左翼自由派到“社会主义者”，总的趋势是一个比一个更“快”的主张者轮番得势。十月之变产生的苏维埃政府似乎只是第六个更“快”的主张者上台。

实际上，这个变化就在“十月革命”的前一天已经开始：俄历10月24日，各党派召开的共和国预备议会上，社会主义者已占多数但尚容纳了几个立宪民主党人的克伦斯基联合政府受到抨击，两大社会主义政党提出议案要求“通过一项法令把土地移交给土地委员会”、“坚决支持建议与盟国宣布和谈条件并开始和平谈判的对外政策”，这两项要求与苏维埃政府次日提出的“土地法令”与“和平法令”几如出一辙。此议案战胜立宪民主党的反对以123票对102票被预备议会通过。此举相当于对联合临时政府的不信任案，如果没有当夜的冬宫事件，它也将导致出现一个排除自由派的“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而仅在两周前这正是布尔什维克追求的主张。

由于列宁的坚持，尽管中央委员会中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卢那察尔斯基、李可夫等不少人反对，布尔什维克党还是在此前退出了预备议会，并赶在“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出现前抢先夺取了政权。虽然采取的是类似军事政变的手段，可是当时俄国处在非常时期，前五届政府也并非经过全民选举，而且期间还有“四月危机”、“七月事件”、科尔尼洛夫兵变等非常事件，与之相比，十月冬宫之夜“水兵与士官生的冲突”也不算多么激烈。其实，在传统上农民出身的俄军普通官兵往往具有皇权主义和保守倾向的时代，“士官生”，即有文化而又并无军官特权的“军人知识分子”曾是俄军中最富进步精神的力量。自十二月党人事件以来他们一直是倾向民主的，而二月革命后他们中多数还倾向社会主义——自然是民主社会主义。在反沙皇、甚至反对右翼自由派方面他们与布尔什维克并无矛盾。而在二月革命后初期自由派主导临时政府时他们还与布尔什维克关系良好。当时彼得格勒军事学校社会主义者士官生联合会经常请布尔什维克人士在他们举办的“社会主义理论讲座”上作演讲。只是在社会主义党派主导联合临时政府后，由于不满布尔什维克的“暴力倾向”，他们才成为“冬宫之夜”的“反革命”力量。而且这天晚上夺权与被夺权的双方其实还多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党内同志”——都是社会民主党与社会革命党人，只是被夺权的最后一届临时政府成员多为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派和主流派社会革命党，而夺权的是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派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在一般人看来，双方的差别还不如前几次政府更替的双方差别明显。

所以，尽管当时在彼得格勒的美国记者约翰·里德后来对“十月革命”的报道以《震撼世界的十天》为题而闻名于世，但在当时，这场变革不要说对“世界”，即使对彼得格勒人而言也并不是多么“震撼”的。起义当晚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发布《关于临时政府被推翻的通告》称：起义“未流一滴血就取得了胜利。”而军事革命委员会任命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政委别雷舍夫事后报告说：军舰“在彼得保罗要塞打出信号弹之后发射了几发空弹，准备视情况决定是否需要打实弹。结果无需如此，因为冬宫很快就投降了。”

中国人在后来的长期宣传中妇孺皆知的所谓阿芙乐尔“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所谓武装起义，其实不过如此。事实上，20多年后拍摄的电影《列宁在十月》中“攻打冬宫”的冲锋陷阵场面是斯大林一再指令加码后改拍而成，1927年“十月革命”十周年时问世的爱森斯坦的著名影片《十月》尽管已经受斯大林权力的影响，还没有这样的场面。而当时的真相是：士官生的抵抗很快就停止，在水兵与赤卫队涌向冬宫大门时，由冬宫的防卫长官帕里琴斯基亲自打开宫门，并把他们带到了临时政府部长们正在开会的地方。一直反对暴动的温和派布尔什维克党人卢那察尔斯基在当时的家信中也不无宽慰地记道：“事变竟轻易实现”，“暂时牺牲极少。暂时。”显然，这场“暴力革命”几乎是波澜不惊地就成功了。

而成功者当时也相当低调。苏维埃政府当晚成立时自称是“工人和农民的临时政府”，人们也将其作为“第六届临时政府”来接受。应当说，支持布尔什维克当晚行动的人并不多，而反感者很不少。如前所述，就连布尔什维克党内都有相当一批人反对以这种方式夺权。他们当然支持以一个对苏维埃负责的政府取代临时政府，但既然以苏维埃的名义做这件事，总应该由苏维埃授权。不能先造成既成事实，“在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前夕就夺取政权，这一点我想谁也不知道。”于是正如卢那察尔斯基所言：“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甚至连国际主义者，都断然抵制我们。市杜马对我们十分恼火。市民、知识分子，乃至所有人，所有人都是这样，……”“目前是可怕的令人胆寒的孤立”。

但尽管如此，并没有什么人想采取实际行动与布尔什维克对抗。当时俄国人普遍相信，二月以来的革命形势在动荡中持续发展，而其目标就是立宪会议。立宪会议代表的选举和会议的召开，将意味着“革命宪政”大功告成，俄国将出现一个全民选举产生的、因而是有权威的而非“临时”的民主共和宪政政府。到时俄国的政局就会走上正常轨道。可以设想，如果布尔什维克当时不是以召开立宪会议为号召，而是公然提出取消立宪会议，那它的夺权必然会“震撼”得多，而能否成功也就未可逆料了。

“震撼世界”的1月5日

真正令人“震撼”的剧变来自两个月以后。

原来列宁一直认为，选举时谁执政，谁来召开立宪会议是至关重要的。显然，他相信在自己大权在握的情况下，加上卓有成效的宣传鼓动工作，“革命宪政”会批准他所做的一切。

然而事态发展出乎他的意料，就在布尔什维克掌权的条件下，选举按期于11月12-15日进行，25日大致的得票结果，布尔什维克获得23.9%的选票，在703个席位中，只获得163席，远远低于社会革命党所获40%的选票。到了1918年年初立宪会议召开前最终结果揭晓：在总共707个席位中，布尔什维克得到175席，占24.7%，只略高于最初结果。而社会革命党得到410席（其中左派社会革命党占40席），孟什维克16席，立宪民主党17席，各民族政党86席，其余几个席位属于几个小组织。这就是说，布尔什维克在他们主持的这次选举中只得到不足四分之一的议席，即使加上与布尔什维克结盟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列宁方面也只占有30%的议席，而主要的民粹派政党社会革命党，即使不算它的左派，仅其主流派就占有370席，已经明显过半。

显然，布尔什维克输掉了这次选举，而且输得很惨。其惨还不在于它的得票少，而在于这是在它当权条件下、由它组织的选举。它没有理由、而且的确也并未指责这次大选有什么舞弊、贿选一类的污点。当时布尔什维克反对的理由只是说立宪会议的选举是根据临时政府的法律进行的，而这个法律现在已经过时。这个理由显然太牵强了：既然这次选举本来就没有合法性，你为什么又组织了这次选举呢？

其实布尔什维克在选举过程中已经感到不妙，并通过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法令，授权那些选出的代表不符合其意愿的地方的苏维埃可以暂停选举、召回已选出的代表并组织改选。然而，受到“革命宪政”思维影响的各地苏维埃并没有行使这一不得民心的权力。于是列宁的人民委员会政府又在立宪会议预定开会日（11月28日）前，以到达的代表太少为由宣布推迟会期。当天一些立宪民主党人示威抗议这个决定，要求“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结果遭到严厉镇压。立宪民主党事实上被取缔，其当选代表或被杀被捕，或逃亡。

直到一个多月后，立宪会议才在排除了立宪民主党人的情况下于1918年1月5日召开。会前列宁政府便宣布在彼得格勒戒严，并调集忠于布尔什维克的军队进入首都。开会当天，布尔什维克代表建议立宪会议按人民委员会要求把权力交给苏维埃并自行宣布解散，多数立宪会议代表拒绝了这个蛮横的要求。布尔什维克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代表遂先后退出会议。其余多数代表在暴力的威胁下一直坚持到次日凌晨4时，终被布尔什维克调来的军队驱散。当天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即宣布解散立宪会议。

这一天，已被严厉镇压的自由主义者——立宪民主党人不可能发出什么声音。但在左派（即社会民主党人与社会革命党人）阵营和劳动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农民的不满是后来才浮现的）中却发出了愤怒的吼声：

这一天，两个首都发生抗议解散立宪会议的工人游行示威，参加者可能多达数万人。布尔什维克军人向和平的游行队伍开枪射击，“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街道上洒满了工人的鲜血”。在彼得格勒，示威工人是“举着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红旗走向塔夫利达宫（按：立宪会议所在地）”的，而杀手们不仅未经警告就从埋伏的暗处开枪，而且还“从工人们手中夺过革命的红旗，用脚践踏它们，把它们投入篝火中”。

俄国最大的行业工会“全俄铁总”宣布政治罢工，以抗议立宪会议被驱散。许多工会纷纷支持。罢工被镇压后，全俄铁总和其他非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工会被取缔，俄国工会从此逐渐“官方化”。

这一天，主要由孟什维克组成的（联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发表《致全俄公民书》，这个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开头、以“社会主义万岁！”结尾的声明指出：“立宪会议被以武力驱散了。……甚至早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打算做出解散立宪会议的决定之前，立宪会议就已经被解散了。布尔什维克一如既往，首先用武力解散了立宪会议，随后便关闭了塔夫利达宫不让任何一位立宪会议成员进入。只是在这以后，才要求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关于解散的命令。因为自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以来，苏维埃的全部作用归结为在‘人民委员会’的决定上盖上一个印章。没有任何‘苏维埃政权’，有的只是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权，以及追随他们的那些武装队伍的政权。”

这一天，除布尔什维克以外的各社会主义党派，即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和人民社会党还联合发表传单，指出：“1905年1月9日，尼古拉·罗曼诺夫和特列波夫枪杀过要求召开立宪会议的工人。今天，当劳动人民经过12年斗争之后，立宪会议已由人民选举产生，而彼得格勒的工人又一次为立宪会议而遭到自称是工人阶级代表的那些人的枪杀”！从此，“沙皇专制式的黑暗时代开始了。”“公民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被剥夺了。”“工人的旗帜被撕毁、被烧掉了。”

与这份传单类似，沙皇时代素来同情布尔什维克的左派作家高尔基，也在这一天激愤地写下了《1月9日与1月5日》一文，严厉谴责布尔什维克的暴行。他也把当天发生的惨案比之为点燃1905年革命烈火的、沙皇屠杀和平请愿工人的“流血星期日”，并悲愤而又绝望地说：布尔什维克的“来复枪驱散了近百年来俄国最优秀分子为之奋斗的梦想”！

显然，1月5日事件给俄国社会造成的“震撼”远远超过上年10月25日黎明前的“冬宫事件”。10月事件基本上是2月以来“革命宪政”进程的延续。而斯托雷平改革的失败就注定了自由派的失势和社会主义者的上台，事实上这个变化也是在7月和9月两次临时政府更迭就基本完成，10月末如果没有冬宫事件，自由派彻底下野和“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的出现也是势在必然。尽管布尔什维克的夺权手段招人非议，但既没有马上激化社会矛盾也没有导致什么反抗。克伦斯基政府已在冬宫事件前一天的预备议会上遭到实际上的不信任投票，产生“第六届临时政府”并不出人意料。十月之夜逃出冬宫的克伦斯基等一些临时政府领导人曾试图组织反夺权，但因没什么响应者而不了了之。社会革命党与孟什维克控制的全俄铁总等工会组织曾对布尔什维克的“政变”持异议，并威胁要罢工，但在立宪会议选举如期进行后即宣布与苏维埃政权和解。由于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的主要政治力量都宣称俄国前途最终取决于立宪会议，人们也就在等待立宪会议结果的心态下大体平静地接受了既成事实。这两个月因而在传统上被称为苏维埃政权“凯歌行进”的时期。

但驱散立宪会议就不同了。它把“革命宪政”进程完全倒转过来，成了革宪政的命，堪称是二月革命后俄国历史进程的又一次剧变：按后来“列宁主义”的说法，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粉碎了“资产阶级民主”。而按布尔什维克以外的其他社会主义党派的说法，则是“民主革命”的毁灭和“专制黑暗”的重返。不管哪一种说法，这一变化作为“民主”与“专政（专制）”的对决都可谓超级“震撼”。你可以说它是革命，也可以（按反对派的立场）说是反革命，但唯独不能说这变化的意义比十月事件小。

实际上，甚至“土地与和平”这两个据说是由十月革命解决的主要问题，当初的争议主要也不是要不要议和、要不要分配土地，而是要不要由立宪会议来决定这两者，或者即便苏维埃造成了既成事实也要不要立宪会议来承认其合法。主导最后两届临时政府的社会主义党派实际上是赞成议和与分地的。社会革命党领袖切尔诺夫作为临时政府部长颁布的土地法曾得到列宁的赞许——他甚至起来驳斥“资本家对切尔诺夫进行无耻的诽谤性攻击”。但切尔诺夫们认为应当由立宪会议来做这两件事。而像全俄铁总等一些民主组织虽然认为苏维埃政府可以做这些事，但还是应当由立宪会议来认可。“一月剧变”使这些人与苏维埃政权的矛盾变得不可调和。

总之，与十月冬宫事件相比，布尔什维克废除“革命宪政”的一月事件无论就当场造成的流血，就事件给俄国人带来的“震撼”，还是就事变内容的社会深刻性和历史影响来看，都要大得多。没有十月事件，俄国肯定也会出现社会主义者政府。当然民主竞选制下谁也不能保证她永不下台，但十月事件中产生的那个“永不下台的社会主义政府”如今又安在哉？而如果没有一月事件，宪政下无论左派还是右派政府就如其他民主国家的社会党政府与保守党政府一样，不会让“近百年来俄国最优秀分子为之奋斗的梦想”惨遭破灭，让俄国陷入惨烈血腥的内战，更未必会在俄国历史上造成70多年的极权时代。

事实上，1917－1918年间俄国并不是发生了两次、而是只有一次革命，它的开始与终结则成为震撼世界的两大事件：它于1917年2月发生时不仅是“民主革命”，而且当时就终结了斯托雷平的资本主义改革，在逻辑上开始了导致社会主义者执政的“向左一面倒”进程。换言之，它是民主革命，却不是“资产阶级革命”，按如今人们习惯的政治光谱，毋宁说它更像是“民主社会主义”革命。而1918年1月社会主义者（尽管并非布尔什维克）占压倒优势的立宪会议被武力驱散，意味着这一革命的终结，它结束了民主，开始了“专政”（但未必是“无产阶级”的专政）。而两者之间的十月事件，既不是社会主义的开始也不是民主的结束，只是“不稳定的民主国家”中常见的一次政变而已。

后来人们用来称呼“十月革命”的“开辟人类历史新纪元”之说，考诸历史，这话最早出自托洛茨基。他下面还有一句话：“开辟了铁与血的新纪元。”后来人们却不提了。但他是在二月革命后从国外侨居地回国时说这番话的，那时还未发生十月事件，他指的就是二月革命，但是“铁与血的新纪元”真正到来，却是“一月剧变”后的事了。

一月剧变与内战：

“苏维埃政权反对‘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选举的斗争”

事实上，所谓十月革命后相对平静的政局，即苏维埃政权“凯歌行进”的局面，正是在这场“一月剧变”后被打破的。俄国的国内矛盾自此迅速尖锐化，不久就爆发了大规模的残酷内战。关于这场内战各种“官书”上有着许多定义，但是列宁1919年致罗日科夫的一封私人信件有个坦率的说法值得一提：列宁认为当时的内战是“苏维埃政权反对‘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选举的斗争，即反对反革命立宪会议的斗争”，“这是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议会制的世界性大崩溃，无论在哪个国家，没有国内战争就不会有进步。情愿者命运引着走，不情愿者命运拖着走。”

“十月革命”后最初两个月苏俄实际上没有军队，似乎也不需要军队。马克思以来的社会主义者都一贯反对“常备军”，民兵代表革命，常备军代表反革命，这种理念甚至可追溯到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但1918年1月15日，在“一月剧变”后仅十天，苏俄政府即颁布了建立红军的法令。法令仍许诺“在不久的将来实行全民武装代替常备军”，但很快这个“不久的将来”就被证明无限遥远。二月革命以来布尔什维克最积极提倡的“士兵民主”立即被严禁，托洛茨基直言不讳：“红军的组织原则与沙皇军队的组织原则是非常相似的”。而实际上前者比后者更严厉，包括推行残酷的人质法和什一法。用当时的话说，民主已经过时，现在是“对信奉过的一切要憎恨，对憎恨过的一切要信奉”。的确不这样也不行，“一月剧变”后各地的小规模叛乱很快蔓延升级，到5月间捷克斯洛伐克战俘叛乱和萨马拉“民主反革命”合流，全面内战的局面形成了。

一般认为，直接导致内战的原因有三个：废除立宪会议导致民主派的反抗，对德和约引起“爱国主义者”的抗争，以及余粮征集制激化与农民的矛盾。但实际上，布列斯特和约的问题在几个月后即随德国战败、苏俄废约而不复存在，余粮征集制虽有深刻的思想背景，作为一项具体政策它应当说是内战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虽然它引起的农民反抗导致了内战延长。因此，解散立宪会议，亦即废除宪政，实为导致内战的首因。

从某种意义上讲，内战是一场围绕“立宪”的战争，列宁政府的反对派最著名的口号就是“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而内战中出现的许多反苏维埃势力也都以民主立宪为旗帜。包括大量的左派势力，也在“既不要列宁也不要高尔察克”的口号下成了反对派，他们要求在“左派”专政与右派专政之外选择道路，回到1917年9月前的民主政府甚至“一月剧变”前的苏维埃。“专政”与“民主”的冲突如此尖锐，以至于布尔什维克方面当时抨击“民主”常常连“虚伪的”、“资产阶级的”等限制词都不用，干脆流行起“民主反革命（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аяконтррев-

олюция）”、“立宪反革命（Кадетская

контрреволяция）”的说法，并由此衍生出“民主反革命时期”、“民主反革命缓冲地带”、“民主反革命政治派别”等一系列术语。“专政”是“革命”，“民主”就是“反革命”，一月前后的剧变乃至于斯！

这当然不是说后来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力量都是立宪会议的支持者或所谓民主派，而是说：二月革命以来人们期待的宪政民主前景在1918年1月的消失引起了空前的震动，打破了俄国社会当时已十分脆弱的平衡，使各种矛盾都集中爆发出来。不仅各支民主派（后来被称为“资产阶级民主派”，但当时布尔什维克更常称之为“民主反革命”）打出立宪会议的旗号反对布尔什维克，先后在伏尔加河流域的萨马拉、乌法等地形成很大势力，在格鲁吉亚等地还建立了孟什维克领导的民主共和国。更严重的是在二月革命后慑于当时人们对民主的认同而一时蛰伏的各种旧俄势力，现在随着宪政民主前景的破灭也堂而皇之地出来抢夺江山。他们显得非常理直气壮：既然不搞民主了，沙皇的遗产凭什么就是你的？“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局面于焉形成。

事实证明：从二月革命到一月政变期间，俄国政局在民主预期下的日益左倾并未受到右翼反民主势力的多大抗拒，像科尔尼洛夫兵变那样的个案转瞬间也就平息了。不仅“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本已水到渠成，就是布尔什维克抢先夺权后，在许诺尊重立宪会议的70天内全俄局势仍然基本稳定。正是在布尔什维克摧毁宪政后，右翼反民主势力起而效尤：继“一月剧变”布尔什维克驱散立宪会议后，4月乌克兰哥萨克首领斯科罗帕茨基驱散了二月革命后出现的乌克兰议会（中央拉达），12月初军阀高尔察克驱散了从伏尔加河迁移到鄂木斯克的立宪议会委员代表大会。二月革命后昙花一现的民主权威至此荡然无存。而二月革命以来对“混乱的民主”不耐烦的人们，在混乱变成内战后也就各立山头“收拾残局”。加上乘乱而起的民族分离运动、外国支持的势力，俄国一时陷入了空前残酷的兵燹战祸中，数百万人死于非命。……

历史是由长时段因果关系决定的还是“偶因”造成的？应该说两种因素皆有。笔者曾指出：1905年俄国曾经有过自由市场经济与政治民主化进程互相促进的强大势头。如果不是那场风波中各方之不智造成“双输”之局，俄国完全可能在君主立宪框架下完成政治、经济的现代化改造而避免1917年的局面。但是斯托雷平政治专制下为权势者对传统农村公社进行“警察式私有化”积下民怨，加上后来又唐突发动世界大战而失利，“不公正的改革导致反改革的革命”便在所难免。而且这种“革命”天然具有反对“腐败的经济自由”和重建“公社世界”的性质，自由主义成为输家几乎是注定的：临时政府难免要社会主义化，立宪会议即便不被驱散，也没有几个自由派当选。

但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者”中谁能得势、以及得势后具体会导致什么后果，则是不确定的。主要在政治侨民中活动的布尔什维克最初并无优势，长期流亡后在1917年4、5月间才回国的列宁、托洛茨基也不被看好。国内反斯托雷平运动的主力社会革命党和在工会中影响巨大的孟什维克都曾经很有希望，但是阴差阳错的权谋较量使列宁最终胜出。1917年2月开始的进程本来是由传统专制向宪政民主的转型，结果到1918年1月后演变成“专制”到“专政”之间一场改朝换代式的战乱。继1905年后俄国历史上又一次宪政民主大实验，就这样以更惨痛的内战以及内战后的“专政”告终了。

现在我们可以评价90年后俄国人如何反思1917：“二月民主”无疑是俄罗斯现代化转型的重大事件，但它之后的历史进程也无疑发生了“断裂”，这断裂并非发生在当年的十月，但更不是在列宁到斯大林之间，而是发生在1918年1月。其内容也不是从“姓资”的民主革命转变成了“姓无”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废除民主（很大程度上废除的正是社会主义者即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当时也为他们所主导的民主，而非“资产阶级民主”），代之以专政（一开始就是开枪屠杀工人、封闭工会、取缔社会民主党的专政，即“对无产阶级的专政”而非所谓无产阶级专政）。

如今的保守主义者（包括索尔仁尼琴与普京今天也基本属于这一翼）认为过分“民主”会损害自由乃至导致专政，这并非全无道理。像德国人在魏玛末期民主选举出希特勒就是例子。就俄国而言，1917年底在立宪会议选举中获胜的民粹派如果执政，他们以后会不会以转型期混乱为口实而改变其此前“社会民主党化”的方向、重返“人民专制”的民粹派老套，也是难以预断的。

但无论如何，后来俄国实际发生的进程并不是这些民主选举出来的政治家废除宪政，而是列宁们推翻民选议会、实行极权并镇压了民主。因此说“二月民主”就会导致“一月极权”是没有根据的，把二月革命与列宁极权在“西化”、“激进”的概念下混为一谈，也是极不严谨的。

事实上，在两次大战之间的那个时期，凡尔赛框架下建立的宪政民主在欧洲大部分国家都未能坚持下来，而难免被颠覆、为专制极权所取代的命运。但由民选领袖废除宪政的，也就仅德国一例。其余包括俄国在内，都是通过军事政变、战争或强制性“革命”等非民主方式推翻宪政的。因此过分夸张民主对于宪政的威胁、甚至把民主看得比帝制离宪政更远，是没有道理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1991年的苏联东欧“剧变”的确可以说是继承了“二月民主”的事业。但是时代毕竟大大进步了：今天“剧变”后的所谓“阵痛”如果与那一波民主潮相比，无论与俄国“二月民主”的短命及民主被废除后的惨烈内战、与德国整个魏玛共和时期的动荡，还是与欧洲多数国家当时的“魏玛化”危机相比，都可以说微不足道。不仅如今东欧各国都已渡过阵痛，确立了稳定的宪政民主，就是宪政之路最为坎坷的俄罗斯，也没有重蹈“二月民主”的覆辙，尽管其民主体制并不完善而且近年来还有所“倒退”，但也已持续了十多年，根本性的逆转不大可能。今天普京再“保守”，哪怕是对斯大林时代的“大国”还有某种“怀旧”，但只要他们不想学列宁，不愿重演“一月”的悲剧，那就如民主化以后的法国人对拿破仑、德国人对俾斯麦的“怀旧”一样,是无伤大雅的。（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8年第7期 就“机制”一文答客问　作者：李树桥

《炎黄春秋》今年第4期发表了拙文《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决策机制》，受到比较广泛的关注。不少朋友打来电话提出一些问题。该文在网上转载后，网友的跟帖评论中也有一些提问者。现将朋友们的提问和我对相关问题的看法综合答复如下：

问：您为什么要在《炎黄春秋》上发表这篇文章？

答：首先是受到去年党的十七大和今年“两会”的鼓舞。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健全民主制度，保障人民的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温家宝同志在今年“两会”结束时的记者招待会上提出：要有比大海还要宽广的包容。我体会，这些都表示我国的文化政策已经有了新的调整，体现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待思想文化问题抱有宽松、宽容、宽厚的时代精神。我也就产生了一个想法，亲身试探一下到底能够给我们一个多么宽广的表达空间。于是就大胆地把自己思考多年的问题写成文字，发给《炎黄春秋》编辑部。

其次，是为了参与总结、纪念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还总结了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巨大成就和基本经验。很长时间以来，我都觉得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中有一条宝贵的经验，就是形成了党和国家最高决策层、学界、部门、地方、基层的良性互动机制。那时候对于学界、部门、地方、基层干部与群众的意见都很重视，充分吸收，对于正确决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既然现在大家都来纪念，报刊上已经发表了不少同志的纪念文章，一种强烈的参与欲和自我加压的历史责任感激励着我用了一天的时间就把这篇文章写出来了。我还觉得，回忆和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特别是讲到那段艰难破冰的八十年代，谈到当时党和国家最高决策层，邓小平、叶剑英、陈云、胡耀邦、赵紫阳一个都不能少。当时改革开放当中的不少具体方案和实施步骤是由赵紫阳组织研究和谋划，然后提交中央集体决策的；不少新的理论观点如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等，是经过他的精心运作获得党内高层一致认同并写入中央文件的。回忆和总结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如果只说邓小平、叶剑英、陈云，少提胡耀邦，不提赵紫阳，那就不是客观的历史。那样的总结必然误导后人。尊重历史、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继承和发扬这个传统，书写那段历史，就不会禁止人们也写写赵紫阳。

其三，是出于对《炎黄春秋》这份杂志的信赖。《炎黄春秋》是纪实性综合刊物。其鲜明特色是对古今中外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依据翔实的史料，秉笔直书，求实存真，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它是一个党和国家认可的讲真话的园地，是一份敢于求实、勇于担当的媒体。邓小平同志说过，党内要有一大批敢于思考问题、敢于说话、敢于处理问题的干部（转引自《胡耀邦思想年谱》上卷第241页）。现在正大力推进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需要倡导这种精神。而在培育这种精神方面，《炎黄春秋》我以为堪称模范。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它，我也同样。所以有了稿子首先想到《炎黄春秋》。

问：既然您认为在八十年代改革开放进程中邓、叶、陈、胡、赵的作用都很重要，那为什么你的文章讲赵的篇幅那么大，讲邓、叶、陈、胡的篇幅比较小呢？

答：这主要是由我当时的工作岗位、活动范围和观察视野决定的。因为我个人掌握资料的局限，我只是对赵紫阳的工作细节有一些近距离的观察，对邓小平、叶剑英、陈云、胡耀邦的工作细节知之甚少或者基本不了解，所以在写作此文谋篇布局时繁、简、略的安排自己也觉得有点失衡。这完全是因自己所掌握材料决定的，并不反映我对邓、叶、陈、胡、赵几人在改革开放中所起作用的评价。

问：您这篇文章的基调符合中央精神吗？

答：三年前，赵紫阳同志遗体在北京火化的当天，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奉命发出通稿，其中讲到：“在改革开放前期，赵紫阳同志先后担任过中央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过有益的贡献。”按照一般人的理解，这段话表达了当时党中央对赵紫阳所做的评价。我在文章中所讲的故事，就是对“有益贡献”所做的一点诠释，完全符合中央的精神。

问：这样的文章在国内杂志上公开发表，是否一个重要的信号？

答：有人会误以为这篇文章的发表（下转62页）（上接80页）可能是一个什么信号，正是长期以来我们对思想文化、新闻出版管得过死带来的后果。好像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上所有报刊、图书上发表的文字，都代表党中央的声音，传达的都是党中央的信号。这就把我们的作者、编者搞得非常紧张和拘谨，迫使他们把主要的精力和智慧都用到与上方对口径和消极防范方面，从而扼杀了作者、编者的创造性思维，窒息了思想文化、新闻出版事业的生机与活力。这是与中国共产党在当前促进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方针背道而驰的。如果我们能够按照十七大的精神，给公众表达自己的思想一个比较广阔的空间，作者所写都是自己想说的话，传达的只是个人的信号，言论自由成为社会舆论的常态，那么报刊上所发表的文章就不会引起那样的误解和猜测了。

其实，我在《炎黄春秋》上发表这篇文章，没有任何复杂的背景，就是围绕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决策机制问题发表一点自己的认识，举了那么一个例子，讲了那么一段故事。其中讲到赵紫阳，讲的完全是我个人了解的情况和长期形成的个人看法。文章初稿已经找过几位当事人反复核对，我可以为文中讲的所有细节的真实性负完全的责任。现在赵紫阳已经过世三年多了。他已经成了一位历史人物。对于他一生特别是改革开放中的功过是非，完全可以作为一个历史学术问题，各抒己见，从容讨论。谁的论据充分、可靠、有力，谁的论点符合客观实际、符合时代和世界潮流，谁的论断就能够被社会所接受，被历史所铭记。对于历史问题和历史人物的评价，依靠行政力量强制推行某一种看法、排斥另一种看法，古今中外从来没有成功过。凡是不符合客观事实、违背时代和世界潮流的意识，最终会被历史所清除。我在这篇文章中谈了自己的看法。对于其中的事实与论点有质疑的，欢迎摆事实、讲道理，进行讨论。赵紫阳毕竟是一位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有过较大影响的人物，社会上对于赵紫阳的生平、思想研究有兴趣的学者也会有的。我很高兴就这方面的问题与大家一起讨论，向大家请教。4月15日稿

2008年第7期 读者来信摘登三则　作者：李光羽　等

《炎黄春秋》2008年2月号71页，刊载了一张光绪与康有为、梁启超的合影照片。这张照片是伪造的。

首先，中国近代史的记载中，只有康有为曾蒙光绪召见过一次，而梁启超则从未见过皇帝。如果说史料记载或有缺失，则君臣如此并站，也大违纲常礼仪，即使是晚清，皇权式微，也不会这么不合规矩。再有，拍这张照片的可能是谁？怎么保存下来的？实在无法想象。惟一的来历是照相的拼接技术。

《炎黄春秋》在我所读刊物中，无可比肩者，望在这类细节上，亦能自珍。上海读者 李光羽

《炎黄春秋》今年第4期刊载《波尔布特：并不遥远的教训》一文，全面地记述了柬埔寨红色高棉（柬共）头目波尔布特的发迹史、他执政三年多在柬埔寨疯狂残杀150万人民的滔天罪行以及他最后的可耻下场。

细心地阅读两次了，每次看毕，心情沉重，想到：一个独裁者专制的政体，人民的生存权是毫无保障的，更谈不上自由、民主等其它权利了。

这篇文章一处有错：第71页右栏第5行：毛泽东向波尔布特推荐姚文元写于1974年的两篇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据我所知，前者是以张春桥名字发表的，而不是姚文元。

《炎黄春秋》是我的良师益友，祝它越办越好！

云南读者农天培

我读了《炎黄春秋》2008年4月号所载《中国财政支出结构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建立民生财政的设想》一文，使我大开眼界，了解真相。文章指出了政府官员损公肥私、奢侈浪费国家巨大的公帑的根子所在，是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不合法造成的。因此，希望贵刊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反映，通过全国人大立法，真正建立“民生财政”。从根本上、法制上解决腐败、贪污、浪费这个国人皆极大痛恨的大问题，才能真正贯彻十七大精神，实行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向全面建设小康迈进！广东读者唐汉基

2008年第8期 从“阶段风波”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作者：于光远

在1979年2月举行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的一个分组会上，苏绍智、冯兰瑞作了题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的联合发言（以下简称苏、冯文章或《阶段》一文），博得了与会者的好评，整理后在《经济研究》1979年第5期上发表，却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并由此而引发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提法的最终确立。以下讲述的就是我所了解的这段历史情况。

为了便于读者了解苏、冯文章的基本观点，我在这里对这篇文章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这篇文章分做三个部分：前言和第一部分讨论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和列宁著作中写的“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那个“过渡时期”时的“共产主义”究竟是指“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作者认为应是后者而非前者。文章的第二部分作者提出在这个过渡时期应不应该再分做若干阶段。在这个部分中他们发表了引起风波的那一段有关当前中国属于社会哪个阶段的言论。文章的第三部分是论述按照他们的见解，在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承认中国还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必要性。

这篇文章的第二部分中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作者是怎么论述的呢？

首先他们在引用列宁和毛泽东的论述后写道：“我们认为，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可以分为这样几个阶段：一个就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这里又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就是从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个时期的特点是还存在着多种经济成分，相应地存在着多个阶级，因而是进行激烈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的时期。这就是过去我们所讲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那个‘过渡时期’。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就进入另一个时期，即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然后进入发达的社会主义。以后才进入到共产主义阶段。”

作者认为，马克思列宁所讲的社会主义社会就是这里说的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是存在着公有制的两种形式，还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基本消灭，但是还有资本主义残余和资产阶级分子，甚至封建主义的残余，还有相当比重的小生产者，工农之间还存在着由于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和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而存在着的阶级差别，小生产者的习惯势力和心理仍然泛滥，生产力还没有大发展，产品也未能较大丰富。这时，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但是还有阶级斗争，还需要无产阶级专政。因而，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还没有结束。”

同时认为，“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完全可以的。但是，还不能说我们已经建立了马克思列宁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我们还存在着资本主义，甚至封建主义的残余，小生产还占相当地位，小生产者的习惯势力和心理还泛滥着。这说明我们还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不能认为我们的经济制度已经是发达的或者完全的社会主义。”

我想读者看了上面所引的那些段落，一定会觉得他们所提出的只是我国当时处在社会主义的哪个阶段的问题，并非讨论中国是否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不料却招来了激烈的批评。对这场风波的开始，冯兰瑞曾写过一个材料，大致内容是：

1．胡乔木、邓力群布置对《阶段》一文的批判

他们的文章发表后，6月11日，胡乔木在社会科学院大楼的过道里遇见于光远同志的秘书，对她说了几句话，大意是，苏、冯文章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中国现阶段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而是处在过渡时期。这个观点他们在理论务虚会上讲过，但是公开发表，问题就比较严重了。最近，我和耀邦都收到了一些读者来信，反对这种提法。我本人也坚决不同意这种观点。这是从书本出发，而不是从实际出发。按照苏、冯的说法，有两种公有制并存，有商品生产、有阶级存在，就不能说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那么我国再过一百年后也不可能进入社会主义。不能认为这个阶段里什么都存在，下个阶段什么都没有了。这种一刀切的想法只是一种幻想，是乌托邦。关于阶段划分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要认真研究。简单地做出结论并公开发表，可能会被国内外的阶级敌人所利用。说得再严重些，会引起公愤，全党会反对，全国人民会反对。

他对于光远同志的秘书说：你跟光远同志讲一下，希望他能运用自己的影响，改变这种研究问题的方法。

大约也是6月份，胡乔木写了一个字条给《经济研究》，指示该刊组织文章，对苏、冯的文章进行批判。

7月5日邓力群在社会科学院召开一个小会，布置批判《经济研究》第5期上关于《阶段》的文章。邓力群说，这篇文章提出中国是否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不是学术问题而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中央对这个问题很重视，正副秘书长专门开了会，中宣部要说话。邓力群指示发表文章商榷，要尽量快一些。反批评的文章不能发表，不能印。公开的报刊不能印，内部的也不能印。科学无禁区，但这个问题要划一个大界线。

2．中宣部三次会议上讨论《阶段》一文的情况

7月6日，星期五，中宣部开会，党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胡耀邦主持。参加者除中宣部五位正副部长外，有首都思想理论宣传战线各部门负责人。这次会议主要讨论纪念国庆30周年大会上叶剑英讲话的宣传提纲。提纲最后部分是对当前一些错误观点的批评，包括发表在《经济研究》第5期上的《阶段》一文，引了其中一句话。中央编译局局长王惠德看了宣传提纲后提问：这个提纲是否发出去了？答“还没有发出”。王说，这个提纲还要研究一下；《阶段》一文观点没有什么错。于是，引起与会者纷纷发言。有的说，《阶段》一文实质是说中国不是社会主义；有的说该文提出了中国是不是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能讨论，不可以讨论，不允许讨论。一些同志发言激动，表示要写文章批判。也有个别同志表示同意苏、冯的观点，认为不应组织批判。由于意见不一致，胡耀邦同志决定下次会议再讨论。

7月11日，星期三，中宣部例会，胡耀邦主持。参加者仍是上次会议的那些单位，不过有的单位换了人。会议仍讨论国庆30周年讲话宣传提纲，自然又谈到苏、冯那篇谈阶段问题的文章。会上压倒的多数仍持要批判的意见，理由是说文章认为中国不是社会主义。王若水（《人民日报》副总编）力排众议，提出：冯兰瑞他们的文章并没有讲中国不是社会主义，可是会上许多同志说文章讲中国不是社会主义。我想请问几位部长、副部长是否看过这篇文章？胡耀邦答：没来得及看。四位副部长：廖井丹、张平化、朱穆之、张香山都回答：没有看。于是，王若水建议几位部长、副部长先将他们的文章看看，再讨论。胡耀邦接受了这个意见，说看了文章下次再谈。这次会上，王惠德、王揖（他也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也讲了不同意批判的意见。

7月13日，星期五，中宣部继续开会，先谈了关于宣传提纲的一些别的问题。在谈到《阶段》一文问题时，王若水询问：几位领导看了他们的文章没有？胡耀邦说还没有看，两位张副部长和廖副部长都还没有看。只有朱穆之看了。朱说，文章是没有中国不是社会主义的话，但是有一句：中国还不是马克思列宁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朱说完，王若水立即拿出一本小册子《坚持贯彻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即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署名特约评论员的文章，这篇文章经胡乔木审阅后，念给邓小平听了两遍，邓小平点头后才发表的），翻开小册子第8页，念道：“诚然，我们现在的社会还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王接着说，苏、冯他们的文章是有胡乔木参与审查后的文章为根据的。听了王若水的发言，满堂惊愕。胡耀邦当机立断，亲笔勾掉宣传提纲要批苏、冯文章中的那句话，中宣部对此问题的讨论告一段落。

3．邓力群、胡乔木再次布置批评，不许反批评

7月10日前后，邓力群在科学院召开各经济所负责人会议，散会后让党员和经济研究所的几位负责人留下，再次布置写批判《阶段》的文章，再次说明不许反批评。孙冶方当场提出异议，说这样不是与文化大革命时一样了吗？邓力群说，这是中央决定，党员要守纪律。

胡乔木在国务院研究室组织了几个人整理马恩列关于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的材料，准备亲自写文章。一天，在举行研究收集材料的会议后，丁树奇（政研室党委书记）在走廊上碰见林子力。丁对林说：要批冯兰瑞了。林说：谁批谁要臭。研究室整材料的事一直保密。

从1979年7月初到7月中旬这十天左右的时间，中宣部、胡乔木、邓力群频繁召集会议，布置批判《阶段》一文。紧锣密鼓，声势吓人。一场大批判眼看就要开始。消息传出，震惊了全国思想、理论界。苏、冯分别接到一些慰问电话。中宣部第一次会议后，有同志建议苏、冯给邓小平写信申诉。他们认为，这种做法不符合党中央三中全会精神。而且他们的文章并没有否定中国是社会主义。但是否马上写信，他们还拿不定主意。这时，政研室的林涧青因病住院，对外面的情况不了解。根据冯说的情况，劝告“不要作出反映”。冯很同意这个意见。于是，他们就保持沉默。

冯兰瑞同志告诉我，在7月下旬之后胡乔木对自己的行为表示道歉，并说要“设法补救”。

7月24日，朱佳木（胡乔木的秘书）向冯兰瑞转达胡乔木的话，要她不要误会，他不过是看了你们的文章后很着急。

7月底，冯兰瑞的老伴李昌到北京医院看病，遇见胡乔木。胡对李说，他很忙，没有来得及找冯兰瑞同志谈话，很抱歉。其实他对冯的文章只有两点意见。一是方法问题，不应将马列的话一条一条的来套。马列那个社会主义一千年也实行不了。第二，这样一写，同另一些文章就混在一起了。有十几篇文章，讨论中国是不是社会主义，很凶的。李昌答复他两点：①用简单的办法不能解决理论问题；②你说马列说的不对，实行不了，怎么说才对，你们要拿出个说法来。以后，胡乔木在北京医院又一次见到李昌，再次表示对冯兰瑞的抱歉。时间大致在当年9月。

8月25日上午，马列研究会学术部举行会议，传达前几天胡乔木在马列所、文学所、哲学所、法学所、历史所五所汇报会上的讲话。在回答文学所提出当代文学史如何编法之后，胡乔木说：我顺便作一些自我批评，对苏冯的文章看得太严重了，认为不适宜讨论。对问题本身我的观点没有变化。我不应采取行政办法，提出意见之前没有先征求苏冯二人的意见，很抱歉。看了《经济研究》第8期（载有朱述先写的与苏冯商榷的文章）后，要想办法补救一下。在这种气氛下，很难进行认真的学术讨论。

8月份《经济研究》发表了朱述先与苏、冯商榷的文章。之后，《经济研究》接到胡乔木电话，大意是说，你们登了朱述先的文章，是受了我（胡）的影响，要设法补救一下。可再找人写文章与朱商榷。据知，与此同时，胡乔木给《经济研究》写了一个意思相同的字条。两年后，冯向《经济研究》当时的负责人提出借阅胡乔木给他们的两个关于《阶段》一文的字条时，答复说，这两个字条都被社科院调走了。

《经济研究》根据胡乔木指示，找了几位同志请他们写文章同朱述先商榷，均被拒绝。于是又打电话请苏、冯写与朱商榷的文章。苏、冯也婉拒了。

后来，不知道胡乔木又看到了什么形势，重新回过头来要批苏、冯，并捏造了有一个“中国是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讨论”。研究建国以来经济学界讨论的历史的人——我也应该算做一个——写过不少书，从来也没有听说过有过这么一个讨论，可是他硬说有，并且把苏、冯的文章作为最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列在首位。

接着胡乔木把这个问题提得越来越高。他利用自己是《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主要起草者的便利，把苏、冯的观点作为不承认我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代表，不点名地写进这个历史决议中去。我也是参加这个决议起草工作的人，在1981年四、五月间看到决议稿中有这样一段话之后，我特别找到胡乔木对他说，你这样做非常不对。这次谈话，我因为很生气，表现得非常激动。我对他说，“你至少要承认我国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讲我的意见时嗓门越来越高，激动得都拍了桌子。在我的强烈抗议下，他实在没有理由一字不改，不得不在《决议》中加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

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放在一个陪衬的地位，着重点还是放在批判“任何否认中国是社会主义”这个基本事实的观点。他只承认“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

过了几个月，到1981年8月，中央召开“思想战线座谈会”。这时候中央有一个思想工作领导小组，它的成员有胡乔木、周扬，也有我。这个座谈会的宗旨是纠正思想战线领导涣散和软弱，抓的典型事例是白桦的作品《苦恋》拍成电影《太阳与人》上演引起了非议。但是这个会要解决的不仅是文艺界的问题，还有理论界的问题。理论界的问题是什么呢？胡乔木举不出来。会议分文艺界、新闻界、理论界三个分组，理论界的小组就由我和孙冶方作为召集人（冯兰瑞也是理论界小组成员之一）。我们组不承认理论界有什么领导涣散软弱的问题。而胡乔木说的“许多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话都出自社会科学院”的话，我们这个组的同志都认为是院长造的本院的谣，大家都不承认。而且在会上大家反对不指名道姓批评这种或那种所谓错误观点的做法。关于这些，说来话长了。

在这个会闭幕的那一天，胡乔木作了一个讲话，这个讲话整理出来之后编入了在胡乔木主持下编成的《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其中有这样一段：“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一些同志在长时间内抱着怀疑的态度。他们不顾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胜利实践，不顾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后的一系列论述和二十世纪以来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新的发展，教条式地宣传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并且必须消灭商品生产，认为中国经济落后，不应该也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他们不愿意承认我国在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已经消灭了剥削制度，建立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尽管这些刚建立的制度还需要完善，但毫无疑义，它们已经在我国扎下了根，并且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这些同志既然不愿意承认我们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也就不愿意看到二十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不愿意看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连一些外国资产阶级公正人士也不能不称道的优越性。极少数人甚至荒谬地宣称中国应该回过头去发展新民主主义，发展国家资本主义。这种极端错误的观点的宣传，不但本身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一种表现，而且还给这种思潮以一种‘理论’的依据。”

从这段话可以看到，胡乔木认为，1957年以后，包括反右派、“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三年困难时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整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都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邓小平曾多次指出，这二十年我国经济发展停滞不前。胡乔木却不顾事实，并又把矛头指向提出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的理论工作者。他这次讲话时我应该在场，冯兰瑞也在场。那时我的耳朵不像现在这样背，他当时如果说了这样一篇话，我会立即作出反应，会去批评他。冯兰瑞当时也没有听见他的这篇话，她的笔记本上也没有这方面的记录，因此很可能是胡乔木以后改上去的。这段话我直到1998年才发现。1981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第一次写进党中央文献之中。

1982年我参加了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文件的起草仍由胡乔木主持，在他为胡耀邦报告起草的第三部分“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特别使用了在我国已经“建立起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那样的句子。我一看就明白他是针对苏、冯的《阶段》一文的观点写的。我还是想在胡耀邦的这个报告中写进“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但不想跟他在起草组内又冲突起来。我决定在胡耀邦亲自参加定稿时提出。那一天在读到文件的第三部分时，我提出要写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而且我已想好这话写在什么地方，基本上编好了句子。我刚把话讲完，胡耀邦立刻表示应该写，当时就作了决断。胡乔木也就没有再吭声。我建议在报告稿写进的这段话开头一句是：“我国的社会主义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物质文明还不发达。”下面还有一段是想对这话作一点发挥的，不过胡乔木还是用“但是”这个转折词又转上了他的观点。然而这次在“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前，“尽管”两个字还是加不上去了，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再是一句陪衬的语言了。

从1982年十二大后，党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有了很大的进步。

1984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第二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日方委员会代表团时发表了很重要的谈话。谈话的一部分后来整理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同日本的大来是这个中日民间人士会议经济组的召集人，邓小平发表那个谈话时有幸在座。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讲：“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不是完全清醒的。”就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强调“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四个月后，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中提出“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问题，指出“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要为城乡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扫除障碍，创造条件”。只是还没有敢提私人经济。还说了“决不是退回到建国初期的那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尚未在城乡占绝对优势的新民主主义经济”那样的话。

历史发展到1986年9月十二届六中全会。这次全会的主题是专门讨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这次中央没有要胡乔木主持会议文件的起草工作，而把我请去担任起草小组的顾问。胡耀邦亲自主持文件的起草，就在这个会议上，把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树立和发扬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重要依据。在全会决议中有这样一段重要的文字：

“道德是经济基础的反映，而不是脱离历史发展的抽象观念。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不但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和竞争，而且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还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份，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全民范围的道德建设，就应当肯定由此而来的人们在分配方面的合理差别，同时鼓励人们发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相结合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发扬顾全大局、诚实守信、互助友爱和扶贫济困的精神。社会主义道德所要反对的，是一切损人利己、损公肥私、金钱至上、以权谋私、欺诈勒索的思想和行为，而决不是否定按劳分配和商品经济，决不能把平均主义当作我们社会的道德准则。同时必须指出，社会主义是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前进的历史运动。我们社会的先进分子，为了人民的利益和幸福，为了共产主义理想，站在时代潮流前面，奋力开拓、公而忘私、勇于献身，必要时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种崇高的共产主义道德，应当在全社会认真提倡。共产党员首先是领导干部，尤其要坚定不移地身体力行。总之，在道德建设上，一定要从实际出发，鼓励先进，照顾多数，把先进性的要求同广泛性的要求结合起来，这样才能连结和引导不同觉悟程度的人们一起向上，形成凝聚亿万人民的强大精神力量。”

这是在党中央文献中第一次把“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论断作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指导思想的依据。决议用这一点，从实质上来批评不顾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现实，而只强调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左倾空谈。在起草党中央六中全会决议时，胡耀邦说，在这个决议中我们还只是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写到树立道德风尚里，但这个提法应该对我们党的工作有重大的意义，仅在道德风尚问题上写是不够的。好在十三大马上要召开。他说在起草这个决议之后，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把它写进他在十三大要做的政治报告中。在六中全会后，他决定原来的起草小组不解散，继续考虑十三大报告的起草。起草小组的成员还同他一起去上海做一些调查研究工作。我和一些同志先去，胡耀邦后到。我们当时都住在上海虹桥西郊宾馆里。

后来党中央不要胡耀邦做十三大政治报告了，十三大报告交由赵紫阳去做。1987年3月26日关于草拟十三大报告大纲问题赵紫阳写了一封信给邓小平。信中写道，他认为“全篇拟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立论的根据。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般地泛指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初级阶段，而是指由中国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决定的必须经历，而不能逾越的初级阶段”。他说，“以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立论，有可能把必须避免的‘左’、‘右’两种倾向这个大问题说清楚，也有可能把我们改革的性质和根据说清楚。如能这样，对统一党内外认识很有好处，对国外理解我们的政策的长期稳定性也很有好处。”

赵紫阳对于上面我写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写进中央文件的情况了解得很清楚，因而在他给邓小平的信中写了上面三段之后，写道：“‘初级阶段’的提法，在党的文件中已三次出现（历史问题决议、十二大报告、精神文明决议），但都没有发挥。如您（邓小平）同意，报告的起草工作就准备循着这个思想加以展开。”

从后来赵紫阳做的十三大报告来看，邓小平同意了这封请示信。

在十三大报告中的第一部分“历史性成就和这次大会的任务”之后，第二部分便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党的基本路线”。在这一部分中开宗明义：“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问题，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根本依据。”接着就写了这样几段：

“对这个问题，我们党已经有了明确的回答：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在近代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不承认中国人民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机械论，是右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以为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可以越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空想论，是‘左’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

“我国原来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从上个世纪中叶以来的一百多年间，经过各派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经过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多次失败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唯一的出路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也正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

“经过三十多年来社会主义的发展，我国当前的情况是怎样的呢？一方面，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已经确立，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已经消灭，国家经济实力有了巨大增长，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有了相当发展。另一方面，人多、底子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于世界后列。突出的景象是：十亿多人口，八亿在农村，基本上还是用手工工具搞饭吃；一部分现代化工业，同大量落后于现代水平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工业，同时存在；一部分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同广大不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同时存在；少量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技术，同普遍的科技水平不高，文盲半文盲还占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状况，同时存在。生产力的落后，决定了在生产关系方面，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必需的生产社会化程度还很低，商品经济和国内市场很不发达，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占相当比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还不成熟不完善；在上层建筑方面，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必需的一系列经济文化条件很不充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在社会上还有广泛影响，并且经常侵袭党的干部和国家公务员队伍。这种状况说明，我们今天仍然远没有超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那末，我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阶段呢？它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我国从五十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既不同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尚未奠定的过渡时期，又不同于已经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我们在现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会长期存在，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为了解决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就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并且为此而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

“总起来说，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贫穷、摆脱落后的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多数的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国，逐步变为非农产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的工业国的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变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发展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阶段；是全民奋起，艰苦创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

接着又写了“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我们应当确立的具有长远意义的六条指导方针。

然后还写了一条概括性的语言，表述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出发的党的基本路线：“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到现在应该说已完全确立。

而胡乔木、邓力群对《阶段》的批评也就再也提不出来了。

最后我想还讲讲我本人对苏、冯《阶段》一文的看法：我对苏、冯的文章给以充分肯定的评价，这篇文章一开头我就表明了这一点。但我并不完全同意这篇文章中说那时中国还处在“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这个说法。

我认为马克思、列宁对“过渡时期”已有明确的论述，不宜扩大到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社会。《阶段》的作者之所以把这样的社会看做过渡时期，估计是受到毛泽东关于1956年后还存在阶级斗争的看法的影响。其实这种看法在当时理论界中大都也接受。我是同意他们的“不发达的社会”或者后来我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看法的，不主张同“过渡时期”的说法挂钩。

（本文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8年第8期 铁托与华国锋互访　作者：朱　良

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后，我国的对外交往仍很少，重要的代表团的来往更少，对外部世界的情况很闭塞。1977年南斯拉夫总统铁托访华和1978年华国锋主席回访南，是当时最重要的外事活动之一。

经过50年代到60年代的10年国际反对修正主义斗争，中国同苏联决裂了（在1991年以后，有70多年历史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解体为15个独立的国家），中共同全世界近80个被称为“修正主义”的共产党断绝了关系，只同朝鲜、罗马尼亚和东南亚几个共产党有较好的关系。同为数不多的在反修斗争中产生的“马列主义左派党”也保持联系。

1977年做出

邀请铁托访华的重要决策

1977年5月24日，华国锋（没署头衔）致电铁托祝贺他85岁寿辰。中央随后决定邀请南斯拉夫总统、南共产主义联盟（南共联盟）总书记铁托访华。（1990年底开始，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开始解体为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等独立国家。）铁托曾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反对德国法西斯侵略的英雄，他坚持独立自主，不愿按照苏联模式建设社会主义，南共联盟因而被苏联共产党开除出1947年成立的欧洲“九国情报局”（类似小型的1943年解散的“共产国际”）。1958年，南共联盟又是第一个被我党戴上“现代修正主义”帽子和第一个中断了两党关系的共产党。在1963年9月，我党在国际反对修正主义大论战中发表的《九评》中的第三评，即《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一文中，严厉地指责南斯拉夫“铁托集团”是美帝国主义的附庸，美帝国主义的反革命别动队，南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已蜕化为资本主义经济，从无产阶级专政蜕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具体罪名有：南宪法肯定了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政策；资本主义在农村泛滥；取消国家统一的计划经济，实行追求利润的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政策；取消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制；接受美国等西方国家54.6亿美元的援助，使南斯拉夫成为帝国主义的投资市场；出口重要矿产品，使南成为帝国主义的原料基地；进口材料、零部件和半成品搞加工，使南斯拉夫的工业成为西方垄断资本的装配车间。“三评”除谴责“铁托集团”充当反华的急先锋，还谴责“铁托集团”打着“不结盟”和“积极共处”的幌子，破坏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指责“工人自治”制度是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统治下的一种残酷的剥削制度。

发展不结盟运动和“工人自治”是南斯拉夫两项基本政策。铁托是不结盟运动的主要发起者和推动者。1961年9月，在南首都贝尔格莱德举行了首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后来它的成员发展到超过100个国家，因此铁托在国际上特别在发展中国家有很高的威望。

我们在1958年中断了同南共联盟的党的关系后，在外交、国际事务中长期采取孤立南斯拉夫，排斥南斯拉夫参加国际活动的政策。但是南斯拉夫在联合国仍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1968年，南斯拉夫反对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中国则谴责苏联为“社会帝国主义”，两国共同点增加了。

粉碎“四人帮”不久，中央就对南斯拉夫政策180度的调整，邀请铁托访华。所以能做出这样大的决策是因为：毛泽东主席1975年会见南斯拉夫总理比耶迪奇时，赞扬“铁托是铁，不怕苏联压迫”，并问候铁托总统；改善中南关系符合毛主席联合一切反对苏联霸权主义力量的“一条线”战略。但是铁托访华，这就涉及要不要恢复中共同南共联盟的党的关系的问题。当时我们内部有一种意见认为，我们过去反对南共联盟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不能否定。耿飚、李一氓等同志的思想比较解放，中央领导同志的思想更加解放。

铁托访华，两党恢复关系

铁托率代表团于1977年8月30日至9月8日访华。中方给了铁托一行破格的、热烈的欢迎。华国锋，7月刚恢复职务的邓小平，李先念等领导人去机场迎接。天安门广场欢迎人数由原定四千人增加到十万人。华国锋在正式会谈一开始，就称呼铁托“同志”说：“过去我们吵过架，党的关系中断了，现在要公开称同志，恢复党的关系，有一个转弯子的问题。对国内、国外都需要做些工作。两党可以先恢复内部联系，经过双方努力，再正式恢复关系。”会谈中双方各自介绍了本国情况，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和发展双边关系交换了意见。中方赞扬并支持南斯拉夫坚持不结盟政策，反帝反霸，支持发展中国家反对侵略、掠夺和争取独立的斗争。铁托虽然已85岁，头脑非常清晰，介绍了许多中方不了解的国际情况，特别是不结盟国家的情况。李先念副主席同南共联盟中央书记多兰茨，就国际问题和两党关系进行了会谈，并陪同铁托一行去外地访问。铁托在访华期间，情绪非常高涨，在杭州同随行人员一起在宾馆客厅放声高唱游击队歌曲，直到深夜。铁托的访问获得圆满成功。铁托访华后，我们出现了一个去南斯拉夫访问的高潮。从中央到地方有30多个代表团、考察组访南。

1978年3月，中央批准中联部副部长李一氓为团长、社科院副院长于光远和中联部副部长乔石为副团长的中共党的工作者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三星期，全面考察了南的政治经济制度。代表团给中央的访问报告，基本上否定了大论战中“三评”指责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罪状，肯定了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南共联盟是马列主义政党。报告还就正式恢复两党关系的方式和华国锋回访南斯拉夫的时间提出了建议。中央向省、军级转发了这个报告。1978年6月，南共联盟成了第一个同中共恢复了关系的“修正主义党”。应该说，“党的工作者代表团”能提出这样的考察结果报告，思想是很解放的。

1978年8月华国锋回访南

1978年8月14日起，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正式访问了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伊朗（伊朗当时的国王政权正摇摇欲坠。毛主席的“一条线”战略就包括伊朗，伊朗的战略地位重要，因此华国锋还是去了）。主要陪同人员有政治局委员、副总理纪登奎，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和黄华、张耀祠、乔石、余湛、陈洁、张友渔等。

华国锋这次出访，是毛主席1957年访问莫斯科之后，我党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出国访问。在南斯拉夫受到特别热烈的欢迎，首都三四十万人夹道欢迎。86岁高龄、身体不好的铁托同华国锋一行进行了四次会谈、两次单独会见。双方就各自国内的情况、国际形势、两国两党合作，包括经济合作坦诚地交换了意见。铁托详细介绍了欧洲和不结盟国家的情况，他在这方面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华国锋强调中国既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也要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要向南斯拉夫学习，努力发展两国的经济合作关系。

国际上对华国锋这次访问南斯拉夫反应很强烈，说中国领导人跑到苏联的“软肚皮处去了”。除了苏联很紧张不安，欧洲、美国和日本等国反应都很积极。访问达到了预定的扩大反霸统一战线的目的。

中南互访对后来改革开放的积极作用

中南友好关系的发展，两国最高领导人的互访和大批代表团、考察团的互访，对我国后来的改革开放，应该说是起了积极的作用。华国锋同陪同人员在内部议论了这次访问的收获。根据一位主要陪同人员回国后的传达，“印象很深”的有以下几点：

（1）华国锋说，南斯拉夫的基本制度“工人自治”有好的一面，发扬民主，调动地方、基层工人群众的积极性。但另一方面，各共和国权力过大，联邦中央的权力分散。在铁托威望很高的时候不会出问题，如果一旦没有这么高的权威，可能会出事。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如果权力太分散，搞诸侯割据，就不得了。

（2）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对外经济合作完全开放，搞补偿贸易，吸收外国投资，合作经营，生产协作等等，看来也没有损害国家主权。

（3）南斯拉夫认为，吸收外国贷款有利，因为利率低，归还期限长，而且美元贬值很厉害。我们为“既无内债又无外债”而自豪，南斯拉夫同志很羡慕，说“中国信用那么好，我们想借外国贷款都借不到，而你们不想借”。华国锋说：看来我们吸收外国贷款“似无不可”。

（4）南、罗同中国同类的工厂、企业，它们的规模、设备都不如中国，但效率比中国高很多，企业还挤出一部分产品出口换外汇，而我们中国企业的权力太小，经营管理有问题。我们关门自己搞，既不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又由国家垄断出口，企业产品不能进入国际市场去接受外国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裁判。

（5）南、罗方面几次谈到，除了在战争状态或其他特殊情况，对外国搞无偿援助的做法不好。我们一直强调不做“军火商”（当时是指责苏联），白送人家军火，连成本也不要。

（6）在访问期间参观的许多单位中，大家印象特别深的是南首都贝尔格莱德的农工联合企业（后来在中国也很出名，企业的中文译名为“背靠背”）。它不仅搞农、牧、畜（奶牛、家禽等）业，还搞加工，从粗加工到最后成品，还有自己的销售网点。华国锋要赵紫阳到四川搞一个“背靠背”，北京搞它几个。

华国锋认为这次访问很大的成果，是开扩了眼界，有助于解放思想，找到了在经济建设方面的差距。我们要争取时间赶上去。另一方面，也增强了到2000年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信心。他说：我赞成省委书记们出去多看看。他还要纪登奎在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时，把访问中看到的、听到的和议论的，什么都谈。

在这次访问后，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又出现了一次访问南斯拉夫的高潮。

1980年5月4日，约瑟普·布鲁兹·铁托逝世，享年88岁。华国锋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南斯拉夫参加5月8日的葬礼。这是唯一的一次中国最高领导人参加外国最高领导人的葬礼。

（本文作者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部长）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8年第8期 毛泽东在文革初期就厌恶见到江青吗　作者：阎长贵

有人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毛主席就厌恶见到江青。”这话白纸黑字明白无误地出现在一本很有影响的出版社出版的名为“口述历史”的书中。他这样说，人们能够相信吗？如果这样，谁叫江青当的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即便别人提名，毛泽东能批准吗？在江青身边工作人员一次聚会时，我说：我们作为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可以证明这不是事实。我们很多人都看到了，当时（指文革初期）江青主要住钓鱼台，下午只要不开会，她几乎每天都要去看毛主席，即到毛主席那里去。我还说，江青去看毛主席，或到毛主席那里去，和别人（包括周总理）不同，因为她是回家啊。至于毛泽东不让江青到他那里去，有些厌恶见她，那是70年代以后的事情。据汪东兴告诉我们，到1970年代，即文革进行好几年后，毛主席觉得江青经常来看他，对他的休息和工作是一种打扰，不愿意让她来。有一天毛主席问汪东兴，谁能挡住江青不让她到我这里来？汪回答：“只要你下命令，我就敢。”此后，江青去看毛主席确实受到警卫战士的阻拦。江青的司机李子元说，有一次，江青要到毛主席的住处中南海游泳池去，当车行至游泳池附近的一个路口时，被值勤的警卫战士挡住，江青说：“你看我是谁？我回家你怎么挡？”警卫战士理直气壮地说：“这是上面的命令！”气得江青要打警卫战士，警卫战士仍然坚持不让车过，江青无奈，不得不让汽车改道，取消了这次“回家”之行。当然对这件事（即毛泽东限制江青到他那里来）究竟怎么看？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我们认为说毛泽东文革初期就厌恶见到江青不是事实，是瞎编，这是因为它不符合文革发动的实际进程，不符合江青在文革中的地位和作用。谁都知道，江青是协助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革的干将和先锋——急先锋。文化大革命的引火索和导火线即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是毛泽东“允许”和“建议”江青去组织的。我们看看毛泽东和江青自己的说法。

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了她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过程，她说：“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现代京剧汇演以前，作了调查研究，并且参与了艺术实践，感觉到文艺评论也是有问题的。我那儿有一些材料，因怕主席太累，没有给主席看。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看。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哪！当时主席就驳我说，他要看，而且还说要保护几个历史学家。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彭真提出的，他说我把整个历史学界看成一片黑暗，毫无是处。这真是委屈了我了。我说我能保留我的意见吗？主席说，你保留意见可以。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保留意见，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一次北京，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

毛泽东在1967年2月和5月两次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都谈到了组织批判《海瑞罢官》文章的情况。

2月3日接见时，毛泽东说（大意）：多少年来，我们党内斗争是没有公开化的。1962年七千人大会，那时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不斗争，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或几十年，我们就可能变颜色。这篇讲话没有发表，不过那时已看出一些问题。1961年到1965年期间，为什么说我们有许多工作没有做好呢？说的不是客气话，说的是真话。我们过去只抓个别问题，个别人物，1953年冬到1954年斗了高（岗）、饶（漱石），1959年把彭德怀、黄克诚整下去了。此外，还搞了一些文化、农村、工厂的斗争，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你们也是知道的，但没有解决问题，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的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所以这次要搞文化大革命。对文化大革命也进行了一些准备。1965年11月，对吴晗发表批判文章（指批判《海瑞罢官》），在北京写不出，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这个摊子开始是江青他们搞的，当然事先也告诉过我。文章写好后，交给我看。她（江青）说：只许我看，不能给周恩来、康生看，不然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也要看。刘、邓、彭（真）、陆（定一）是反对这篇文章的。文章发表后，全国转载了，北京不转载。那时我在上海，我说把文章印成小册子，各省翻印发行，就是北京不翻印发行。彭真通知出版社，不准翻印。北京市委水泼不进，针也插不进。

5月接见时，毛泽东又说：“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从1965年冬，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被修正主义分子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江青同志组织一下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在这个红色城市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本上可以，让江青同志拿回去发表。我建议再让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看一下，但江青建议：‘文章就这样发表，我看不用叫恩来同志、康生同志看了。’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以后，全国大多数的报纸都登载了，但就是北京、湖南不登，后来我建议出小册子，也受到抵制，没有行得通……”

从毛泽东这两段相当坦率的叙述中，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他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他怎样发动文化大革命。而发动文化大革命，只有他和江青两个人知道，中国共产党的第二号人物刘少奇、第三号人物周恩来以及总书记邓小平都蒙在鼓里。按照毛泽东、江青自己的说法，文化大革命确实——如有人所说——是他们夫妻二人鼓动和搞起来的。我们这样断言并不是说，文化大革命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没有深刻和深远的原因。同样我们说，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对发动文化大革命都“蒙在鼓里”，是指毛泽东说“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从1965年冬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对这一点他们谁都不知道；还指他们没有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念头，而当毛泽东提出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们——不管想通还是没想通，都是积极表示赞成和支持的。其证明，就是在1966年5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时，他们举了手（会议是刘少奇主持的）——当时他们，特别是刘少奇、邓小平大概没有想到会搞到自己头上，因此他们不仅没有沉默、反对，而且以他们自己的理解和方式（实际上，也是“左”的）积极参与和领导了初期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也是他们在文革中被更“左”的毛泽东视为犯错误和被毛泽东反对、批判与打倒的原因（当然是“近因”，现实的原因）。

原来毛泽东发动批判《海瑞罢官》，本想旗开得胜，一呼百应，结果遇到顽强抵制，这种“出师不利”，对一向强调“慎重初战”的毛泽东，不能不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这个时候，说“刺激”也许更好些）。于是他又出新招，指示江青请“尊神”，去找林彪。江青解释说，这就是要借助和依靠军队的力量“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见江青在1967年4月12日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结果在1966年2月搞出了一个《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注意：“林彪同志委托” 6个字是毛泽东修改《座谈会纪要》时加的），第一次明确发出了进行文化战线上社会主义大革命的号召，又提出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即“黑线专政”的概念。这个文件（1966年4月10日作为中共中央文件批发）是江青走上政治舞台的宣言书。

1966年4月，江青积极参加了（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主持”或“部分主持”了）第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通知》的起草，如上所说，此通知5月16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被称作《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除了批判彭真主持制定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的观点外，还宣布：撤销彭真领导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宣布：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等。在这个通知上，连候补中央委员都不是的江青排在候补中央委员王任重之前，即做第一副组长，这其中的深意即谁的旨意应该说是不言自明的。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又亲自给江青写信，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有些反党分子……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还讲了几乎跟任何人都不便说的许多“黑话”（毛泽东语）。

1966年7月20日，江青从外地回到北京，住进中央文革小组的大本营钓鱼台，公开地以毛泽东代表的身份，同陈伯达、康生等人，风风火火、马不停蹄地到学校、到机关……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风，点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之火。

1966年8月18日，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即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陈伯达主持大会。关于这次活动，新华社的通讯说“毛主席和林彪、周恩来、江青等同志分批地接见了他们”——不仅正文这样说，还上了提要，在这里居然把江青和毛、林、周并列起来，这说明什么和意味着什么。

1966年8月，由于陈伯达生病住院，中共中央于8月30日发出通知：“陈伯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次日，即8月3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就是江青主持的。

1966年11月28日，首都举行“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江青在大会上的讲话是主报告，而江青的讲话毛泽东做了认真和仔细的修改。谢镗忠在会上宣布：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江青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化工作顾问。

1967年1月11日，中央军委发出改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通知：中央军委决定并经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批准，改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成立新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在中央军委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组长：徐向前；顾问：江青……在这里江青和徐向前元帅并列。

下面讲一件我亲历的1967年“五一劳动节”那天的事情。到1967年5月1日，按照毛泽东说的“文化大革命应该从1965年11月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开始”，文化大革命进行已经一年半了，就是从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开始，文化大革命也进行快一年了。姑且不论这算不算“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我们只看看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这一年纪念“五一”是在中山公园举行游园会，中央领导人（包括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参加。5月1日上午（可能是9点钟），当中央领导人的车队要进入中山公园时，受到参加游园会的群众队伍的阻拦，通不过。没有办法，毛泽东、林彪等中央领导人到劳动人民文化宫休息。这时江青的护士许春华觉得这是工作人员和毛主席照相的好机会。于是她就跟江青说：“江青同志，我们想和主席照张相。”江青说：“那我去问问主席。”当江青向毛主席提出这件事情时，毛主席爽快地回答：“好，照吧。”在这一次，不仅毛主席和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包括那个写《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的李志绥）和毛主席照了相，据记忆陈伯达的两个秘书好像也参加了。就我自己说，真是太高兴了，和毛主席照相，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遗憾的是，我后来被江青打成“坐探”、“反革命”，这照片也被勒令销毁了。不去说这些，而我们从这件事情看，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是很亲密的。如果不是这样，即不是很亲密，江青会向毛泽东提出工作人员要和他照相的事情嘛，同时，毛泽东怎么会爽快地答应呢？!

再从文化大革命的实质讲，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打倒的头号敌人是刘少奇即所谓“中国的赫鲁晓夫”、“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江青是刘少奇专案组最主要的负责人，在制造刘少奇这个全国最大的冤案上，江青态度最坚决，花的精力最大，用的时间最多，调门也最高——不消说，这些都是符合毛泽东的心愿和要求的。

面对着这样大量的尽人皆知的事实，说什么毛泽东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就厌恶见到江青”，明显地站不住脚。连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毛泽东传（1949—1976）》也这样写道：“‘文化大革命’初期，出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对江青是信任和重用的。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在那几年能够到处兴风作浪，没有毛泽东重用是不可能做到的。”（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83—1684页）

（作者单位：求是杂志社）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8年第8期 文革样板：北京二七厂清理阶级队伍　作者：夏俊生

二七机车车辆厂是文化大革命中著名的“六厂二校”之一。所谓“六厂二校”，是指北京新华印刷厂、二七机车车辆厂、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北京针织总厂、北京北郊木材厂、北京化工三厂等六个工厂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两个学校，由于“六厂二校”的军宣队是由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派出的，这些单位被称为毛主席的试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的一些老帅、副总理和省部级的老干部都在这六个工厂里参加过劳动，“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

毛泽东主席当年曾批转了“六厂二校”的许多“经验”，指导全国文化大革命。像清华大学落实可教育好子女（指被打成“走资派”的领导干部的子女）的政策、二七机车车辆厂整党的经验等等。这些经验在当时看起来好像是纠左的，但现在看来，只是左了100步往回纠正几步而已。比如，有的人本不是反革命，却被打成反革命，来一个不戴反革命的帽子，竟也算执行了政策。

二七机车车辆厂的前身是长辛店机车厂，是1897年在建设京汉铁路时建立的。早在1920年12月，李大钊和中国共产党的北京地方组织就派邓中夏、张国焘、张太雷等共产党人到二七厂开展工人运动，1921年冬在工厂建立了共产党的党小组。1923年二七厂的许多工人参加了“二七”大罢工。当然，共产党把二七厂当作开展工人运动的据点，国民党也必然在这里与共产党争夺工人。工厂里解放前也有国民党、三青团以及其他政治组织。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厂在军宣队的领导下，“深挖阶级敌人”，不少老工人被打成特务、叛徒、反革命。

1969年5月27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向全市转发了由二七厂革委会、8341部队驻厂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新华总社记者联合署名的《北京二七厂关于认真落实毛主席的对敌斗争政策清理和改造阶级敌人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之前曾在新华社的内部刊物上发表，二七厂革委会和军宣队曾向当时来厂参观的“九大”代表和全国各地来学习取经的人们做过多次介绍，也在当时的不少会议上介绍过“经验”，成为全国“清理阶级队伍”（以下简称“清队”）的样板。在1969年4月25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主席为了说明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大量引用了《报告》中有关二七厂在文化大革命挖出了不少隐藏很深的阶级敌人的材料。毛主席在讲了“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一段话之后说：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刘少奇那种路线走……但是，工厂里确有坏人。比如二七厂，就是长辛店铁路机车车辆修理厂，是一个大工厂，8000工人，连家属几万人。过去国民党有9个区分部，三青团有3个机构，另有8个什么特务机构。

粉碎“四人帮”以后，二七厂在“清队”中被整错的许多老工人要求落实政策，但由于这里是“毛主席抓的点”，政策迟迟得不到落实，引起工人的不满。1978年7月，铁道部派出工作组，与北京市工交办的领导一起，帮助二七厂落实政策。经调查核实，1969年影响全国并被毛主席引用的这个《报告》里的许多材料，竟然是假的。

打倒一切怀疑一切

《报告》说：解放前，这个厂残留下来的反动势力相当庞杂，线多、面广、根子深。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有国民党区分部9个；三青团分队4个；有“中统”、“军统”等特务组织8个，包括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计划潜伏下来的特务组织。此外，还有叛变了的地下党员，有日本特务、几十种会道门的大小道首，以及一批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等。这些反动组织交织在一起，遍布全厂各个车间、科室。

事实是：解放前，二七厂内确有9个国民党区分部。但4个三青团分队是长辛店地区的，并不都在厂内。所谓的8个特务组织，有的根本不是特务组织，有的完全是无中生有搞出来的大冤案。涉及全厂278人（连同厂外计500多人）的所谓军统特务组织“戡乱救国潜伏小组”根本不存在，更不是什么“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计划潜伏下来的特务组织”。二七厂解放前的地下党支部不能定为“叛变了的地下党支部”，地下党员没有一个能定为叛徒。至于所谓的里通外国分子和进行间谍活动的天主教骨干分子，都是没有的。

在解放后进行的镇反和肃反中，二七厂的反革命组织都早已基本查清，一些骨干分子也都已逮捕法办。“清队”的结果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在“清队”中新挖出来的历史反革命，只有8个国民党区分部候补委员、1个伪保长和2个特务分子。绝大多数为了保饭碗而参加国民党等反动组织的老工人，在解放后都主动作了交代，许多人还参加了共产党，被提拔为领导干部。《报告》却说，“解放后，在大叛徒刘少奇及其二七厂代理人的庇护下，这些阶级敌人不但没有被揭发出来，有些竟窃据了厂和车间的领导岗位。”

《报告》说：在全厂155名中层以上干部中，已查出有各种政治历史问题的49人，占31.6%，其中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其他反革命分子24人，占15.5%，他们窃取了党委书记、副厂长、监委书记和副总工程师等重要领导职务，把持了全厂党、政领导大权。叛徒当上了干部部长，一贯道坛主当上了组织部长，保卫科3个科长有2个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全厂27个车间中20个车间的领导权和17个科室的领导权也大部或全部落入这些人手中。

事实是：二七厂在“清队”中因历史问题被审查的中层以上干部有97人，其中被定为敌我矛盾的有42人。经过1975年落实政策的复查，只有1名副厂长能不能定为叛徒还有待进一步复查（他的问题过去已经交代并按一般历史问题作了结论）。其余41人的问题，全是假的或搞错的，有些人根本没有任何问题。《报告》中所点的党委书记、副厂长、监委书记、副总工程师、干部部长、组织部长、2个保卫科长，除了上面说的那位副厂长的问题有待进一步复查外，没有一个人是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其他反革命分子。所谓全厂27个车间中20个车间的领导权和17个科室的领导权也大部或全部落入反革命分子手中的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

《报告》说：全厂已清查出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其他反革命分子215人，清查出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国民党特务外围组织和其他反动组织的一般成员373人，基本上弄清了全厂敌特组织的系统和关系，清出了一些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破获了解放以来发生的几起重大纵火、放毒、破坏生产等无头案件并掌握了潜伏特务组织等若干重大线索。

事实是：“清队”中定的215名反革命分子，1975年复查时，只有12人仍定为敌我矛盾，其余203人的问题全是假的或搞错的。至于373名国民党员等反动组织的一般成员，多数也是假的，即使是真的，也只是一般历史问题，大多数早已主动作过交代。所谓掌握了“潜伏特务组织”的重大线索，纯属靠逼供信搞出来的假案；所谓“清出了一些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当时没有一个能落实；所谓“破获了解放以来发生的几起重大纵火、放毒、破坏生产等无头案件”，也多是冤案或错案。如，工人许彬被揭发为一起火灾的纵火犯，可是他当时参加抗美援朝根本不在厂内。《报告》说的制材车间两起大纵火案，其实当时只烧了点刨花就被扑灭了。在“清队”中，工人党员王玉被逼供认是这两次火灾的纵火犯后上吊自杀，现在也无法证明是他放的火。所说煤水车间的投毒案，是工人杜某怀疑他的老婆与人有不正当关系，杜某在这个人喝的酸梅汤中放了巴豆霜。所说的破坏生产案，多是生产事故，不是故意破坏。

二七厂“清队”扩大化，完全是“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产物。为了“挖得深，战果大”，肆意扩大敌情，制造冤案，把二七厂说得似乎到处都是阶级敌人，领导权根本不在共产党手里，老工人和绝大多数从老工人中提拔的干部受到严重摧残。在“清队”中被错定为“历史反革命”的，几乎都是解放前入厂的老工人和从这些老工人中提拔的干部，其中一半是共产党员，中层以上干部有60%受到审查。这些人被定为“反革命”后，党员都被开除出党，干部全部监督劳动，其亲属和子女也受到株连。

从几例冤案看二七厂“清队”的真相

《报告》说：二七厂在“清队”中“强调突出一个‘准’字，防止扩大化，对他们（指审查对象）交代的问题认真调查，反复核实，对他们检举的问题不轻易相信，没有确凿的证据不定案。”事实却完全相反。请看下面几例冤案：

铸工车间1944年入厂的老工人康长，出身贫农，解放后一直表现很好，1960年加入共产党。解放前，康长曾替国民党员、情报组长刘某通知人开会，但本人并未参加过刘召集的会议。这个问题入党时已向组织作过交代，此外历史上再没有任何问题。“清队”中，据此怀疑康长也参加了反动组织，给他办学习班进行审查。在压力下，康长被迫承认参加过国民党、情报组，但又否认，先后反反复复了多次。同时，在逼供和指供下，刘某等12人证明康长参加了国民党、情报组。1969年10月，康长因“历史问题”和“现行问题”（指清队中“态度恶劣”，先后“翻案”100多次，“不交代问题”等），被开除党籍、厂籍，全家遣送原籍。1970年5月，康长在几次来找军宣队负责人申述都被拒之不见的情况下很生气，打破了门上的玻璃。军代表找人把康长扭送到保卫科，康进行反抗，双方动起拳脚。康长被殴打一顿后被捆在暖气管上，趁看管人员吃饭时挣脱绳索，拿起屋内一枝气枪准备自卫。军代表和保卫人员发现后，夺过气枪，将康长五花大绑送到公安分局。当年6月，康长以“打骂军代表、革命群众，行凶闹事，进行阶级报复”等罪名，被判处15年徒刑。直到1978年7月，北京市委第三书记贾庭三作了批示，康长才被无罪释放，恢复厂籍、党籍，全家返回北京。

原动力车间工人王敬贤，河北完县人。在“清队”中，军代表从一个人的档案中发现易县岭西村一个姓孔的日本特务的口供说：“我们村的王敬贤是日本特务。”本来，只要稍微细心一点，就可判明这是同名不同村也不同县的两个人。但当时却张冠李戴，认为厂内的王敬贤就是易县岭西村的日本特务王敬贤，马上给王敬贤办了隔离学习班，并派人到家里交底，让家属帮助“政策攻心”。结果，王敬贤被逼自杀。人死后，车间还开批判大会，说他“畏罪自杀”。王敬贤被逼死后，其夫人脑溢血加重，1975年去世，剩下的3个孩子都因受到刺激精神不正常。历史清白的王敬贤，就这样被搞得家破人亡。这样明显的冤案，二七厂1973年复查时却对王敬贤作了个“因对清队不理解自杀，按非因工死亡处理”的结论，不给彻底平反。

工人党员马永是个转业军人。一次在学习班上同军代表争论问题，说除了毛主席，没有一贯正确的。军代表说，那江青呢？对江青“文攻武卫”那一套早有不满的马永说，江青也不见得一贯正确，也值得怀疑。就这一句话，马永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实现群众专政一年多，整党中被开除党籍，并不准重新入党。

根本不存在的所谓军统特务组织“戡乱救国潜伏小组”，完全是靠逼供信搞出来的大冤案。1948年5月，蒋介石政权于覆灭前夕曾在全国逐级成立戡乱建国动员委员会。北平的委员会只存在一个多月就因无经费停止了活动。当时，二七厂有的工人参加了铁路的戡乱建国动员委员会进行反动宣传的训练班。从公安机关掌握的材料看，戡乱建国动员委员会并不是特务组织，在二七厂也没有其下属组织。但在清队中，二七厂却捕风捉影地搞出了个“戡乱救国潜伏小组”，说这是个解放后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潜伏特务组织”，而且内部纪律森严，订有“攻守同盟”，其成员还有不少兼有中统、军统等多种特务身份。为了攻破这个“顽固堡垒”，选择了老工人和林作为突破口。其实，厂里并没有掌握和林有历史问题的任何材料，只是认为他形迹可疑：一是每逢政治运动他就歇病假；二是他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是当时工会负责人的女婿。据此，就怀疑他是特务，给他办了隔离学习班。和林不承认，就采取车轮战“政策攻心”，每天只让他睡三四个小时的觉。日子一长，和林受不了，只好交代。交代特务身份以后，又追问同案人、组织活动和潜伏活动。在办案人员的指供、诱供、逼供之下，和林只好胡编了一通“内幕和罪行”，并检举了103个“特务分子”。《报告》中所讲的铸工车间副主任康治，也是在这种逼供、诱供之下，被迫承认是“戡乱救国潜伏小组”的特务分子，1962年开过会“准备迎接蒋介石反攻大陆”，还往香港送过情报，并检举了不少同案人。就这样你揭发我，我揭发他，“特务”越来越多，“特务组织”的活动越来越玄。

二七厂在“清队”时规定，不管本人承认不承认，只要有三个人揭发就可以强行定案。所谓人证物证旁证“三证俱全”，其实都是没有任何证据的假口供。

以“政策攻心”为名大搞逼供信

二七厂“清队”中有一条很重要的“经验”：“调查组办案与群众办案相结合，以群众办案为主；查档案、搞外调与发动群众、政策攻心相结合，以发动群众、政策攻心为主。”这两个为主，实际上就是不要证据和调查研究，靠捕风捉影和逼供信搞假口供。工人们说，二七厂的“清队”不是突出一个“准”字，而是突出一个“狠”字，不是政策攻心发挥了威力，而是逼供信发挥了威力。

所谓“以群众办案为主”，就是把群众中一些捕风捉影的传说、怀疑、猜测，作为“活档案”提供的线索，又不认真分析核实，就作为办案定罪的依据。《报告》说，有一个解放前参加四个反革命组织的反革命分子，调查组调查了20多次，问题也没有弄清，后来群众中有人认为他四个孩子的名字连起来是反动口号“建立中华民国”，就抓住这个问题对他展开“政策攻心战”，终于使他“坦白交代”了自己的“反革命身份和罪行”。这个人指的是劳资科的张洪儒。其实，他的四个孩子的名字按顺序是建华、建国、建中、建民，根本不是什么反动口号。他本人也没有加入过四个反动组织。所谓“坦白交代”完全是逼供下的“顺杆爬”。

所谓“以政策攻心为主”，就是在没有任何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先定性，后逼供。“政策攻心”时，常常是三班轮流“熬鹰”，不交代问题就不让睡觉，不让回家，或者白天劳动，夜里被“攻心”，甚至搞变相体罚。这样搞上几个月，身体再好也顶不住，只好“坦白交代”。还有被隔离审查的老工人，家中上有老，下有小，家务事无人管，为了能够回家料理家务，只好“缴械投降”，争取“从宽处理”。

二七厂的“政策攻心”还有树立“宽严样板”和“发动家属参战”两种做法。

所谓宽严大会实际上是引供、诱供大会。被从宽处理的人在大会上发言说，“参加特务组织的还有同我在一起的张某某、王某某，你们赶快交代吧！”会后，被点名的人只好赶快去“坦白”。

所谓“发动家属参战”，就是把要审查对象交代的问题告诉其家属，要家属做审查对象的工作。家属怕审查对象被从严处理后停发工资只给生活费，造成生活困难，又影响子女分配工作，只好苦苦劝说审查对象去“坦白”，有的甚至下跪哀求，搞得全家不得安宁。有的车间让家属办家庭学习班，帮促审查对象交代问题，什么时候“帮出来”什么时候结束，家属不能上班就减少了工资收入。还发生过审查对象“交代问题”后车间敲锣打鼓向家属“报喜”的笑话。审查对象受到家庭和工厂内外夹攻，精神压力很大。二七厂在“清队”中有20人自杀，大多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有些人死前无任何证据证明本人有问题，完全是在死后才想法“取证”的。

8341部队进厂前，二七厂曾搞过一段“清队”工作。那时，对审查对象严刑拷打，有的被活活打死。8341部队进厂后，武斗逼供的现象确实大大减少了，但这种“政策攻心”对审查对象的精神折磨和政治压力更大了，乱供乱咬的情况十分严重。有的一人就“交代”了几百人的中统和军统特务名单。不少人被揭发参加了中统、军统等七八种反动组织，当时只有14岁的小徒工也被揭发为“中统特务”。有的人被迫咬了别人之后，就找到这个人打招呼：“对不起，我投了你一票。我知道这样不好，可是没有办法。如果找到你，你就说吧。”全厂职工中1949年前入厂的老工人占58%。当时，二七厂各个车间把1949年以前入厂的老工人集中在一起办大学习班，让每个人都交代历史，搞得老工人人人自危，胆战心惊。底架车间1949年以前入厂的老工人54人，53人被整了材料，36人受到审查。

据调查，这个厂当时的一些外调人员采取武斗逼供、诱供、指供的做法，从反革命分子那里搞来许多假证明材料。外调人员对刑满就业人员、原二七厂锻工车间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张某拍桌子，搞体罚，让张在解放前二七厂锻工车间的人员名单上标出哪个人参加了哪些反动组织（比如，参加中统的打叉，参加国民党的划勾），张某一下子就证明解放前锻工车间的100人中，有80人参加了反动组织，其中32人参加了5种以上的反动组织。找原二七厂机械车间历史反革命分子、在押犯齐某的外调人员，拿着解放前二七厂机械车间的一张图（每台机床设备的位置及操作人员名单），强迫齐交代特务组织情况，齐就照着名单乱咬，出证164人参加了中统等反动组织，全部是假的。

1975年，二七厂对“清队”中处理的人员进行了一次复查，“清队”中定为敌我性质的246人（历史反革命215人，现行反革命31人）中，仍定为敌我性质的有24人（历史反革命12人，现行反革命12人）。被搞错的222人中，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有40多人根本没有任何问题，被强行戴上特务帽子。二是反对林彪、四人帮被打成反革命。三是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对军宣队有意见，或存在一般的思想政治错误，被无限上纲，打成现行反革命。如《报告》中说的徐振海，是在大家猜谜语“东门外失火，内里烧死二人，一男一女，酉时三更”时，随手把谜底繁体字的“烂肉好酒”四个字记在一本刊有周恩来总理和江青讲话的小册子封面上，便被以“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的罪名定为现行反革命。四是把责任事故、技术事故当成故意破坏。五是本人早已交代并做过结论的一般历史问题，翻出来炒回锅肉，或无限上纲，或妄加莫须有的新罪名，打成反革命。这一类人有100多人，占绝大多数。

另外，毛泽东主席批示“照办”、1970年5月29日中央下发全国的《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工厂整党建党情况报告》，里面引用的材料也都是按照“清队”搞出的问题做依据，也有许多地方不符合事实。比如，《报告》中说：“二七厂党员85%以上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有严重错误的有5%左右；隐瞒重大政治历史问题和其他坏人有10%左右。”这个事实和分析显然不符合实际。《报告》后面所附的对19个党员组织处理的案例，由于他们的问题都是按“清队”中确定的性质处理的，大多数人的处理都是错误的。从1970年到1972年，二七厂因“清队”搞出的问题，全厂有99名党员被开除党籍（“清队”定为敌我矛盾的一律被开除党籍），9名党员受到党内处分，大多数都搞错了。

我在1978年8月到二七厂采访，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在分社领导的支持下，写了题为《二七厂清队的经验是假的》的内部情况反映，1978年9月1日在新华社内部刊物上发表。有的人当时曾对我说，“你的胆子真不小，把毛主席批转的经验都否定了”。正因为如此，这篇供各地领导干部参阅的情况反映对于全国解放思想、促进平反冤假错案起了积极的作用。

（本文作者系新华社高级记者）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8年第8期 毛泽东和林一山谈三峡水库　作者：顾迈男

1956年6月，毛主席发表了《水调歌头·游泳》。词中吟道：“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

在这首词发表的三年前，1953年2月19日，原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突然接到中共中央中南局的通知，要他随毛主席外出并汇报工作。

这天，林一山备齐了一切必要的资料，从下榻的杨森花园与毛主席一行来到长江边，在武汉关附近临时搭起的一个专用码头上，登上了“长江”号军舰。

从这时起，林一山在毛主席身边开始了三天三夜的航程。

军舰刚一起航，毛主席就派人把林一山找去汇报。林一山带上随身带来的一本《申报》地图，来到二楼毛主席的卧舱里。这时，毛主席已在等候他了。这天，毛主席穿一件绿色的军大衣，头戴军帽，脖子上随意系着一条方格围巾，满面红光，看上去不像已年逾六旬的人。他见林一山来了，立即快步迎上来，笑容满面地紧紧与林一山握手，并请他靠近自己坐下。毛主席很随便地问他说：“你过去见过我吗？”

“见过几次，那是西安事变放走蒋介石以后，1937年春天中央召开全国党代表会议，我是白区代表，到了延安，主席曾参加我们的小组会……”林一山说。

“真对不起，你认识我，我不认识你。”毛主席说。

毛主席谈话很温和，平易近人。使林一山紧张的心情，渐渐放松下来。

“你这本地图是从哪儿弄来的？”毛主席指着林一山手里拿的为纪念《申报》创刊60周年出版的《中国地图》说。

“是在东北打仗时，从汉奸那里弄到的。”

“这本地图还是不错的，长征开始时我路过湖南、广东边界时，也弄到过一本，以后打仗行军经常用它，长征时，它给我帮了不少忙。”

随后，毛主席又注意到林一山的右手，关切地问道：“你的手是打仗时受伤的吧？”

“是的，是七七事变后我在胶东第一次跟日本人作战时受的伤。”

“你打了多少次仗？”

“较大的战斗有十次，小规模的游击战就数不清了。”

“好，打一打仗有好处，可以减少主观主义。”

随后，谈话进入正题，毛主席开始详细地了解有关长江建设的问题。

首先，毛主席向林一山了解长江洪水的成因，他问长江流域的气象特点是什么？暴雨区怎样分布？林一山打开随身带来的长江流域图，着重介绍了长江流域的两个暴雨区。一个是从南岭向北流水的地区，如赣江、湘江、资水、沅水，时间大概是4、5、6三个月。暴雨的发展，是从江西到湖南，由南到北，由东到西逐步发展；另一个暴雨区是四川盆地西部、北部、东部和三峡区间，也包括秦岭以南的汉水流域，时间是在7、8、9三个月。这两个暴雨区一般情况下，在降雨时间上是相互错开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长江不会发生大的洪水灾害。

毛主席听了，频频点头。

林一山又讲了引起长江洪水灾害的降雨情况。他说，如果这两个大暴雨区同时降雨，这些暴雨区的洪水汇合在一起，长江的河道不能安全下泄，就会发生水灾。这种全流域性降雨的天气，一般5—10年可能发生一次。另一种暴雨在较大的地区发生，即区域性暴雨，因暴雨强度太大，也会形成罕见的特大洪水。这种情况在长江有历史记载的1000多年间，就有3次（分别是1860年、1870年、1935年）。

“长江流域暴雨最大的强度是多少？”毛主席又问。

“根据历史记录，1935年7月间的一次暴雨的降雨中心在湖北五峰县，这次降雨总量达到1500毫米，比两湖地区通常年份一年的雨量还多。这次暴雨造成的灾害使汉江中下游一夜之间就淹死了8万余人，澧水下游死亡4万余人。川西的峨嵋山青衣江流域，因地形的关系，每年的降雨总量都可达到2000毫米以上，所以叫做‘川西天漏’。”

毛主席听了，笑着说：“真了不得！”说完，转身问公安部长说：“罗瑞卿同志，你这个高个子有多高啊？”

“大约有一米八几。”

“呵，长江真能下雨，有的地方降雨深度比你罗瑞卿这个子还要高啊！”

随后，毛主席又以极大的兴趣多次询问了有关气象、水文和洪水成因的问题。

林一山根据自己所了解的情况一一作了回答。

“长江”舰日夜破浪前进。

毛主席站在窗前，望着奔腾不息的长江说：“要驯服这条大江，一定要认真研究，这是一个科学问题。”

林一山又回答了毛主席提问的长江的水文资料情况。

“你不要走，我请你吃饭！”个把小时汇报之后，毛主席说。

当云雾缭绕的庐山在天边消失的时候，毛主席又继续与林一山交谈起来。这次，毛主席把话题转入了长江流域和水资源的开发利用这个更大的题目上来。

林一山向毛主席简要地汇报了他们已经做的关于长江平原防洪工程的规划工作。

当汇报到治理长江的第三阶段是修建山谷水库时，林一山展开了一张长江流域水利资源综合利用规划草图。图上的干支流上标着许多兴建中和规划中的大大小小的水库群。林一山说，我们计划兴建一系列梯级水库，来拦蓄洪水，从根本上解除洪水的威胁，同时开发水电，改善航道，发展灌溉，最大限度地进行综合利用。

毛主席边听边凝视着中国的万里江山图，从青藏高原的长江源头，莽莽昆仑、金沙江、大渡河、岷江、嘉陵江、乌江、湘江、汉江、赣江……直到上海长江口。然后在图上比划了一个大圆圈，说：“太好了，太好了！”

接着，他将目光移向群峰竞立的三峡河谷，低头沉思片刻后，突然指着三峡以上地区，对林一山说：“修这样许多支流水库，都加起来，你看能不能抵上三峡这个大水库呢？”

“从长江致灾洪水的来源说，这些水库都加起来，还抵不上一个三峡水库的防洪效益。”

毛主席听了，指着三峡东口说：“那为什么不在这个总口子上卡起来，毕其功于一役？就先修这个三峡水库怎么样？”

毛主席的话说出了林一山酝酿已久，但未敢贸然提出的想法。他心想：毛主席不愧是大战略家，竟如此准确地掌握了长江的洪水规律与其他水库的相互关系。林一山随即兴奋地回答说：“我们很希望能修三峡大坝，但现在还不敢这样想。”

“都加起来，还抵不上一个三峡水库，你不是也这样说了嘛！”毛主席笑着说。

林一山见毛主席兴趣正浓，便又谈了美国人萨凡奇在解放前提出的关于开发三峡的“Y．V．A计划”。

毛主席问林一山当时的造价，林一山说，萨凡奇提出的造价是13亿美元。毛主席又派人找罗瑞卿来，了解了人民币与美元的比价，然后，掐指一算，认为造价不算高。此外，又问了工期和地质基础条件等方面的问题。

随后，毛主席又请林一山吃饭，这次与上次一样，仍是两菜一汤，主要是辣味。毛主席边吃，边问林一山：

“你有多少工程师？”

“有270位工程师。”

“你的工程师讲百啊？”

“那你有多少技术员？”

“有1000名。”

“啊，技术员讲千啊！”

过后，毛主席回到北京，就找水利部长傅作义，讲了他与林一山的这段谈话，要傅作义加强水利方面的技术力量。

天亮以后，军舰驶向南京，在甲板上毛主席要与全体水兵们合影留念，毛主席向林一山等人招手说：“我们也合一个影吧！”不久，这张合影便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了。

次日，毛主席又和林一山谈了南水北调的问题。

军舰快到南京时，毛主席叮嘱林一山说：“三峡问题暂时还不考虑开工，我只是先摸个底，中央分管这项工作的同志，你也暂时不要跟他们讲，但南水北调工作要抓紧。”

船到南京后，毛主席亲切地握着林一山的手，说：“好，我算是了解了长江，了解了长江的许多知识，学习了水利，谢谢你！”

林一山回忆说，为了实现毛主席的宏伟理想，他们从此以后同时抓三峡和南水北调这两大项工作，由于他们迅速组织力量布置南水北调工作，同时进行三峡工程的各项科研工作，才在1958年中共中央成都会议上通过了《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决定兴建丹江口工程，从而也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奠定了基础。

1954年11月的一个晚上，林一山又接到通知，要他到汉口车站汇报工作。他上了火车以后，才知道是毛主席的专列。火车上，除了毛主席，还有刘少奇和周总理。简单的问候之后，周总理要林一山汇报三峡工程问题。

汇报都是问答式的，汇报一开始，毛主席就提出三峡工程在规划设计上的一些重要问题。在谈到三峡工程的建设时，毛主席问林一山：不靠外国人，我们自己能不能解决？

林一山回答说，这个问题就看中央怎么考虑。如果给我们一段时间，我们完成丹江口工程以后，我们的科研水平已达到世界水平，到那时，我们应当可以建设三峡工程，因为丹江口工程在世界上也属于一流工程。

随后，毛主席又问林一山三峡的地质条件怎样？

天亮以后，毛主席又通知林一山到他的房间里用早餐。进去以后，林一山才发现，他的对面坐着江青。当江青问林一山是山东哪个县的人时，毛主席对江青说：“你们是老乡，你还不知道，他是文登县，在半岛的东面；你是诸城，在半岛的西边，相隔很近嘛！”

党中央决定此时将治江大事提上国家议事日程，是事出必然。林一山心想：1954年洪水的大破坏，荆江分洪工程在危急时刻所发挥的作用，以及我接连两次向毛主席的汇报和多次汇报信，对中央决心根治长江、开发长江，显然起了很大的作用。

1956年夏天，毛主席发表了《水调歌头·游泳》这阕词后，同年夏天，在武汉东湖第三次接见了林一山。

这是一次集体接见，接见的是武汉地区一批有代表性的人士。王任重主持接见。毛主席见到林一山后，说：“你这个‘长江王’来了。”

毛主席与众人合影后，就上楼到他的房里去了。接着，林一山被告之到楼上去见毛主席。

林一山走进毛主席的房间，见李先念同志也在场。这天，毛主席很高兴，见面后开玩笑说：“你看能不能帮我找个人当主席，我给你当助手，帮你修三峡大坝好不好？”

“这个大坝长我都想当噢！”李先念凑趣说。

这次接见的时间虽然短暂，但是，毛主席向林一山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中央决定修三峡大坝。

林一山回忆说，长江水利委员会从1955年起，便开始做长江流域规划与三峡工程的准备工作。同年末，林一山组织了大型的“长江查勘团”，请中苏专家就嘉陵江、岷江、乌江的三江下游建坝拦洪与三峡拦洪进行了比较，并得出了三峡建坝不可代替的结论。并在《中国水利》上就此撰文，不料文章一发表，就为李锐同志反对。现在，毛主席和中央都表示支持，林一山当然很高兴。

林一山回忆说，《水调歌头·游泳》，对当时争论之中的三峡工程，真可谓推波助澜。第一次掀起全国性的三峡热。但对三峡工程持不同意见的同志，认为这只是一首美丽的诗篇，是毛主席的浪漫主义作品，于工程之可否并无实际意义。林一山不赞成这种看法。他说：“只要看看此诗发表的前后几年，毛主席一再向我了解三峡问题，恐怕也大多不会同意这种看法。”

1958年1月11日至22日，毛主席在广西南宁主持召开了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后来所说的“南宁会议”，这次会议除讨论1958年的国民经济计划预算、批判“反冒进”外，再就是听取有关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问题的汇报。

会议开始前，毛主席派飞机把林一山接到了南宁。

据说，当时有人向毛主席反映说“还有人反对三峡工程”。

“那好，把反对三峡工程的人也接来。”毛主席说。

因为林一山在1956年的《中国水利》上，发表了一篇有关长江流域规划与三峡工程的文章后，李锐同志便在同年的《水利发电》上对三峡工程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因此，林一山听说毛主席点名要听与他相反的意见，便知道必定是李锐同志。

在南宁会议上，林一山和李锐分别向会议作了汇报，私下并未交换意见。

会上，首先讨论了三峡工程的造价问题。南宁会议前夕，林一山要长江委的施工造价人员经过仔细推算，从苏联专家估算的200亿人民币，降到72亿人民币。这个数字与林一山在“长江”舰上向毛主席汇报的美国专家萨凡奇报的造价不谋而合。

“如果少装机，装机500万千瓦，50个亿够不够？”周总理问林一山。

“够了。”林一山回答说。

参加会议的其他同志见林一山回答得很干脆，人们估计他还留有很大余地，就问25亿行不行？林一山说：那不行。有人说，答应了算了吧，林一山坚持说不行。

毛主席见林一山坚持50亿的造价，就说：“那好吧，就算你说的这个造价，少装机，先把大坝修起来防洪。”

三峡工程问题讨论过后，毛主席问林一山说：“你能不能写篇像样的文章？”接着又说：“让王任重给你当政治委员帮助你好不好？”

“好，省委第一书记当政治委员当然好。”林一山说。

毛主席又对林一山和李锐说：“你们俩竞赛，看谁把文章写得好。”

“我不行，我不会写文章。”林一山说。

“为什么？”毛主席问。

“我只能用我的国语水平，勉强地表达我的工作经验。”林一山说。

过后，林一山写了一篇题为《长江流域规划与三峡工程》的文章，交给了王任重。王任重阅后，交给他的秘书梅白帮他修改。梅白修改后对林一山说：“你的文章内容很有鼓舞力量。”

过了一两天，毛主席在会上拿出了林一山和李锐两人写的文章，称赞李锐文章上的一张地图说：“这个办法很好，一目了然。”

林一山写的文章，后来经过周总理的仔细修改，作为《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要点报告》的总论部分而传了下来。

1958年夏天，毛主席在武昌东湖主持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

一天拂晓，林一山接到电话，要他向毛主席汇报。

从与会人的谈话中，林一山得知，毛主席通宵未眠。因为太困了，就在会场上睡着了。直到中午，毛主席才听了林一山的汇报。他问的主要内容是三峡水库的寿命问题。

林一山对此并未作准备。只是一般地回答说：“至少可以运行200年到300年。”

他这是根据三峡以上干流在300年内不修任何水库的情况而作出的估计。

毛主席听后，思忖片刻，说：“这样大的工程，千年大计的工程，二三百年就淤死了，那太可惜了！”

过后，林一山就此和技术人员对水库泥沙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并就水库寿命问题，于1964年到东北、内蒙古、西北十几条河流调查水库淤积问题。由于有了感性认识，又有了实际资料，使这个问题不到半年时间，就取得了突破性成果。半年过后，他向周总理作了口头汇报。后又写成书面报告《水库长期使用问题》，周总理阅后，对报告的印刷和制图都作了具体规定。这份报告，直到1966年春“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才交给周总理转送毛主席。

“三门峡改建工程完工之后，经过几年的调度试验，库区泥沙达到了进出平衡……三门峡水库的改建成功等于给以后兴建的葛洲坝工程，作了一次近似1∶1的模型试验。为后来解决葛洲坝库区泥沙淤积问题，提供了可靠依据。葛洲坝工程建成后的运行结果，再次证明：水库可以长期使用。”林一山说。

1958年9月11日拂晓，湖北省委办公厅通知林一山去武昌东湖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毛主席单独接见了他，这次毛主席主要向林一山了解三峡水库的泥沙问题。

接见后，毛主席约林一山陪他游长江。他随毛主席乘车从东湖来到长江大桥的桥头下，稍停片刻，换乘一艘早已候在江面上的专船。上船后，林一山发现张治中先生早在船上。毛主席邀他和张治中下水，均婉辞。但见毛主席如鱼得水般地在大江里健臂划行，甚是壮观。

当天晚上，毛主席又请林一山和王任重到汉口惠济路的“老通城”吃晚饭。在场的有十几个人；毛主席、王任重和林一山一桌；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七八人一桌，再一桌是三个孩子。

“是你的孩子吧？”毛主席指着孩子们问林一山。

“是的。”其实，有个孩子是司机的。

毛主席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们只顾自己吃，也不管管孩子。”

于是，有两个工作人员便到了孩子们的那一桌上。这是一家以湖北著名小吃闻名的老字号餐馆。毛主席在“老通城”吃饭的消息很快传开。顿时，餐馆外面的马路上围满了人。

过后，《人民日报》刊登了毛主席在武汉接见林一山的消息。林一山看后仔细一想，这次毛主席接见他是他对过去有关长江的事要告一段落，从这以后，便把长江的事交给了周总理。

（本文作者为新华社高级记者）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8年第8期 五马公社“帅旗”背后的悲剧　作者：梁志远

安徽省亳县（今亳州市）焦城区五马公社（今五马镇、阎集镇、张店乡），1958年建立人民公社以后干出了一系列残害农民的勾当，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中共安徽省委根据群众反映，1960年秋派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吴文瑞带工作队进驻，列为省委整风整社的重点。作者当时先后是县人委（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和县生活办公室负责人。现以亲见、亲闻、查阅历史资料和本人的工作记录，将这个公社大跃进刮“五风”的经历，作一记述。

放“卫星”得“帅旗”国务院颁奖

1958年，县委第一书记亲自挂帅，县委书记处书记坐镇指挥，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具体负责，成立“卫星田”专业班子，创“卫星田”的各项工作日夜进行。他们在泥店大队选了一亩多水源充足，土壤肥沃的田块，进行打梗、施肥、深耕、灌水、活田，打上横竖成行，距离相等、高矮一致的硬杂木桩。在木桩上紧紧牢固地缠系上涂醋（速生锈——以免被人认出是新并棵的）的铁丝。把一百零几亩黄熟前期的水稻，移栽到木桩铁丝网成的“卫星田”里，并在田埂上移栽青草，以表真实。

在“特大卫星”造好以后，县委请地委负责人视察并通知各社队和县直机关组织参观，我带领县直单位负责人按时前往，亲眼看到有不少人站在稻穗上合影留念。为使“特大卫星”放在其他各县前面，抓紧收获脱粒，县长到场，县委书记处书记肖国玺亲自过磅。这块1.389亩水稻，总产56683斤，亩产40808斤，及时向省地委报喜。县委在稻谷场上召开了庆祝大会，再次大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县委第一书记亲自为《亳县报》写了社论，县报号外发表了《稀罕稀罕五马水稻亩产超过四万大关》的长篇通讯，《阜阳报》和《安徽日报》都及时发布了消息。

之后，五马公社又放出了各种作物的“特大卫星”，全公社粮食总产又大吹上报，又居全县第一。在县委四级干部大会上，被命为“帅旗公社”，大“帅旗”在城中心广场飘扬。

粮食高产的“帅旗公社”，在高征购粮食入库高潮时，又放出一个又一个“卫星”，以致把不少农民的口粮、种子、饲料购空。两三个月后出现饥荒，大部分食堂停伙，集体生产停顿，人口外流。至此，粮食征购仍未完成，从而出现“打假象”，斗干部私分瞒产，对农民实行搜家挖粮交征购。继之，农民因饿浮肿，饿死人的情况同时发生。直至1959年3月地委派人检查，弄清事实真相，给予粮食回销，情况才稍有缓解。

全面饥荒出现，“帅旗”已经暗淡，无人再提。然而中共中央庐山会议以后，“帅旗”的“光辉”又重新出现。1959年冬亳县以五八年粮食高产，泥店大队以水稻“特大卫星”出席了全国群英大会，国务院给亳县和泥店大队颁发了奖状。

“共产”风登峰造极

该公社从1958年9月至1960年10月，经公社党委统一部署，全公社统一行动而损失严重的共有24阵“共产”风，其中：

一、1958年10阵：1．大并庄、大搬家，农民财产合大堆，不分你我他，天下农民是一家，吃饭不要钱，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行动战斗化；2．卖统购不给钱；3．全民投资（包括金、银、铜、铁、锡及一切易售物资），大炼钢铁；4．青年、妇女捐款，大办“三机”“三站”（拖拉机站、抽水机站、电灌站）；5．大兴土木，建公社大戏院；6．社员投资集款，大办社队工业；7．集中社员的猪羊家禽，大办饲养场；8．大办集体福利事业，占用社员房家具；9．大搞河网化调社员工棚材料、工具；10．生产大兵团作战、大轰隆、田间搭棚吃住。

二、1959年8阵：1．1959年春生活紧张，搜粮食，扒社员房子；2．收作物代金，群众卖猪羊、卖树、卖柴草一律折款归公；3．乱调红芋秧子大支援；4．没收社员自留地和收入一律归公；5．粮食不给钱；6．修建涡河大闸乱要材料，不计资不给钱；7．发展社有经济，变私有为公有；8．调整土地耕畜，大搞土劳畜“平衡”。

三、1960年6阵：1．大并庄、大搬家、实行“四大”（大搬家并庄，大办幸福院、办大食堂、劳力大集中）“一消灭”（消灭家庭）；2．大兵团作战，大协作搞夏种；3．生活紧张，乱拆房子，安排生活；4．调生产队红芋秧子，支援缺秧队；5．再次没收社员自留地，一切作物全归公；6．收购生产队棉花不给钱。

这24阵风，一阵接一阵，有时几阵一齐刮。1960年春人死多了，劳力少了，生产难以为继，就大搬家、大并庄，消灭家庭。这种雪上加霜的办法，使人死得更多。经县委书记处书记兼公社党委第二书记宋××批准，把10个生产队变为10个农场，办6个敬老院，10个幼儿园，3个学校并为1个。实行劳力集中到农场，老年人集中敬老院，幼儿集中到幼儿园，学生集中一个学校，搞一个所谓“全民组织化”。实行集中住宿，集中吃饭，集体劳动，形成一家分居几处，父不见子，夫不见妻，搬家出来的空房随便乱扒，东西到处乱丢，从而造成农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

公社党委在这个大队召开大队书记现场会，宋××在会上总结几大好处，要求各大队学习推广泥店大队的“经验”。现场会后掀起了共产风高潮。据20个大队（缺2个）的调查统计，搬家的共20个大队，130个村庄，占村庄总数的32%，4120户13441人，占总人口24.8%。其中搬一至两次的129个庄3666户10880人；搬三至四次的5个庄553户732人；搬五至六次的2个庄77户332人。并掉庄子29个，因搬家拆扒和倒塌的房子44167间。调查时三代同堂的194户677人，无房居住的227户511人。

除24阵风以外，到处是“一平二调三收款”，根本不存在三级所有制。群众说：“东西是谁的？都是人民公社的！”还有的说：“那时刮的飞沙走石，晕头转向，真像个无政府的社会。”生产队的土地、牲畜、劳力、农具、粮食、现金等一切东西都可以随便调走，社员的财物生产队更可以随便没收。总之，哪个单位没有资金，都可以向生产队和社员收款。1958年，公社成立火箭营，向各大队调劳力420人，牲畜30头，主要农具60件；1959年公社建立园林场、饲养场等向生产队调劳力200人，调五马大队土地1300亩，调集各生产队社员的猪、羊1000余头只，因管理不善很快死掉650头；公社成立搬运站，调架车79辆，马车3辆，牲畜6头，劳力80多个；公社建大戏院，调劳力60余人，工料全由各大队负担，其中仅树木就有1000多棵。戏院建成后，又向群众要板凳400多条，桌子200余张。。1960年春，孙庄大队赵曹生产队社员的房子被学校扒7间，敬老院扒3间，幼儿园扒4间。社直九个单位，没有一个不刮生产队和社员的。

不仅社队平调，而且县直机关单位，也向社员伸手。1960年6月亳县中学师生到孙庄大队李集生产队扒社员房子11间。亳县化肥厂，在工作队进村前几天，拿一张白条调走草寺大队红芋3000多斤。

据对全公社调查统计：自1958年公社化以来，县、社、大队、生产队共乱调劳力3958人，土地6619亩，耕畜292头，房子3926间，主要农具2948件，运输工具389件，粮食434032斤，家具10893件，木材67383棵，猪羊13995头，家禽26930只，社员自留地作物（主要是白芍、棉花、菜类）折款18069元，现金470381元，加上其他物资共折款631.9万元，人均100多元。

“共产”风，给很多生产队和社员经济上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不少农民倾家荡产或家破人亡。“共产”风已刮得农民极端贫困，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变成了“一大二空”，全社一片凄凉。

高举“帅旗”大反右倾

五马公社，由于“五风”严重摧残，1958年底即发生全面饥荒。中共中央庐山会议以后，反右倾运动全面开展，对敢于坚持实事求是抵制“五风”的干群，又高举“帅旗”大反右倾进行无情的打击。1959年11月，在县委四级干部千人以上大会上，批斗公社社长王效思，王效思的“罪行”是：

一、反对人民公社。1958年王在张店大队检查工作时，看到大队占用群众房子建立的“党员之家”、“团员之家”、“民兵之家”、“妇女之家”等，他批评大队说：“这个之家，那个之家，社员之家哪里去了？”

二、下令解散食堂。1959年，王到泥店大队检查农民生活时，实际是集体无粮，没有人敢叫停伙。王说，“没有粮就停伙”，他一个命令，一上午40个食堂解散38个。

三、反对大跃进，否定1958年成绩。王说：“做一点工作就报喜，不要报。”有一个大队去公社报喜，王不叫去。

四、破坏人民公社。王主张“借地给社员种麦”，“妄图破坏人民公社”。

县委四级干部会议以后，王效思被撤销了职务，并以王为活靶在全公社批斗。反右倾运动全面展开，先后召开全体党员会、干部会、贫下中农会，以批王为中心掀起大鸣、大放、大字报的反右倾高潮。一大批说真话的农民受到摧残。

在这样的严峻形势和反右高潮中，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群英大会。县委和泥店大队负责人，“光荣”地出席了全国群英大会，国务院向亳县和泥店大队颁发了奖状。当他们北京归来广泛传达会议精神时，全县上下更是一片凄凉。在五马全社上下已是没有一个人敢说实话，农民因生活浮肿，外流大量发生。全社22个大队共建立50个劝阻站，调专职人员150余人，日夜查缉农民外流，使饥饿无门，在家等待的却是一场惊人的死亡。而浮夸反右和“更大跃进”有功的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李××，于1960年2月选上了县委候补委员。

干部违法乱纪严重

在农民大批饿死的时候，干部都贪污浪费。

全公社贪污行为的干部479人，占干部总数的37.9%。贪污总计25700元。其中500元以上的9人，1000元以上的4人。而浪费方面仅大小队两级统计共14474元。其中：搞遍地红旗化买彩旗2723元，吃喝招待费1974元。窃取享受布票118尺、粮食22700斤、酒527斤、糖352斤、油873斤等总计折款8000余元。

从1959年秋至1960年秋，全公社统计有严重违法乱纪的干部433人，占干部总数的34.2%。他们对“吃青”的农民（因饥饿无奈到地里吃没有成熟的庄稼）施行吊、打、捆、冻、晒、罚、关、饿、封门、活埋等十余种刑罚。因打致伤而死的54人，打伤打断肢体的75人。被捆67人，被吊361人，被打的2442人。其他被训骂、扣饭、砸锅等则无法计算。

在违法乱纪严重的罗庄大队，生产组长以上的干部103人中，违法乱纪有74人，被打441人。大队书记董××一人，就吊打农民16人，其中打后死亡3人。治安大队长张维先共打83人，其中死伤3人。孙庄大队洪庙分支书记李文辉1960年共打48人，并在瓜园里私设公堂，把许多吃青的农民弄到瓜园里审打。群众反映说：“瓜园就是阎王殿，李文辉就是活阎王。”

人亡政息耕地荒芜

基于上述情况，全公社农民死亡惊人。据原公社党委副书记薛俱坤和原公社党委办公室主任孙振华等同志的反复回忆：全公社两年农民死亡约有二万七八千人。

1960年12月，我派县委生活检查组王心离等同志前往五马公社征得新公社党委选定一个生产队进行人口调查。到李吉楼大队李吉楼生产队后，通过逐户排查，这个生产队1958年原有505人，调查时仅有194人，而1958年秋外出当工人8人，外地上学4人，当时外流未归的105人（不计客死他乡的人数，共死亡194人）。占原有人口38.4%。

另据调查吴小阁大队，吴×庄生产队，原有38户178人，死绝9户，下余实有人口95人，占原有人口的53%。

据市技术监督局退休干部，中共党员杨心宽在其家庭所在的泗合大队杨庄逐户调查，全村原有68人，到1960年底除有4人外流未归外，实有18人，两年死亡46人，占原有人口的67.6%。

据县委1960年7月25日，在三级干部大会上批评的泗合大队副书记兼某分支书记焦××，对所管辖的四个庄中的一个小庄，丢掉不管，到会前这个小庄30口人没有了（外流人口不明），房子光了，树砍光了，80多亩耕地全部荒芜。

与此同时，还有许多令人难以想象的情景：

1960年初春，公社党委在罗庄大队，召开全社大搞代食品扒茅草根现场会。会前把病重者关锁在屋里，把因饥饿浮肿和干瘦的农民病轻者驱赶到远外荒野里，待会议结束，被关和被赶的人已有近十人冻饿而死。

之后，在草寺大队彭小庄归国华侨彭广胜夫妇，于1960年3月先后饿死。彭在法国侨居40年，享受养老金生活，听说祖国农业合作化，农民生活提高了，费尽周折，于1957年5月回到祖国。回到县时，我在县人委办公室接待了他。1960年初，他给法国友人去信说生活困难，但接友人回信时，彭夫妇已饿死数月。

据县委生活检查组蒋祥勇等在泗合大队五庄检查发现，有一年仅6岁的孤儿住在食堂，满身污垢，骨瘦如柴，正在驴屎蛋里剥未消化完的红芋片渣子吃，发现一点渣子连驴屎一起吃到肚里。

全公社地土荒芜，到1960年夏季荒地约占50%以上。其中罗庄大队耕地16500亩，荒芜在万亩之多，孙庄大队10000亩土地，6000余亩成为草荒，粮食亩产仅有65斤，其中黄豆亩产仅13斤，棉花亩产籽棉仅16斤，泥店大队后张阁生产队1800亩耕地，由于死人多，每个劳力负担耕地200亩，加上牲畜和农具损失严重，地没法种了因此抛荒1566亩。顺口溜说：“抬头四处看，荒草成大片，骑车来检查，丢掉车子看不见！”

在一个人畜死亡严重，土地大面积荒芜的公社，其主要领导在想什么？他们想的是吹大牛，保帅旗，骗取表扬，特别是公社党委一二把手毫无党性良心。当1960年2月饿死人已进入高峰期，他们将2月份县委拨给公社农民人日均不足四两的口粮，扣留4500斤未向下拨。在3月上旬县委召开的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上，他们汇报是如何做好工作的，二月份口粮节余4500斤上交。从而当场受到县委的表扬，要学习五马“经验”，同时对其他强烈要粮食的公社进行批评。五马的“经验”不仅危害了本社农民，而且殃及了全县。

退赔走过场吃亏是农民

在整风整社中，对“共产风”平调农民的物资财产等进行了全面清理。农民表示热烈欢迎，对退赔抱有很大希望。但至此人民公社已是三级所有三级空，只能是高调低赔走个过场而告终。县委调查组在孙庄大队与“清账兑现委员会”研究，经新的公社党委同意，拿出了极不合理的退赔处理办法，例如：

平调的款物，原则上不予赔偿。有原物者即退还原物，原物损毁者即不予退还。

平调地主、富家的棺材，树木，中、大型家具，家畜家禽，现金及农副产品等一律不予退还。

平调死绝户的财产，一般不予退还。

全县对“共产风”的退赔，全面走了过场，给极端贫困的农民留下了久治难愈的创伤。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8年第8期 普世价值：作为驻外记者的感想　作者：彭　迪　钱　行

1956年，我们在伦敦当记者时，全世界以惊奇的眼光看到中国共产党似乎是一夜之间就把一个专制独裁贪污腐化，被美国人贬称为“坏政府”当权的中国变成一个倡导独立民主、廉洁奉公，能团结全国人民振兴中华的新中国。我们结识的著名的英国工党议员迈可·福特（MichaelFoot）还特别表示对毛泽东的钦佩。他对我们说：毛泽东的著作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合情合理，常识满篇章（full of common sense）。福特先生的话当时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重温毛泽东论持久战，论新民主主义，论联合政府等著作，读到那些号召全国团结，强调民主自由，娓娓动听的见解，不禁心向往之。抚今思昔，感触良多。

事隔一年，反右派运动，席卷中国大陆。人们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就国事提了一些批评或建议，竟遭到无情打压。神州大地又是一夜之间，从大家满怀激情，生动活泼，力图发扬民主的局面变成鸦雀无声。中国在世界的威望，一落千丈。我们在伦敦又遇见福特先生，他坦率地对我说：“我真不理解，对你们自己的人民何必如此敌视。你们威望很高，又有强有力的政权，怕什么呢？”当时我们对国内这场政治运动，也不理解，只能支支吾吾，解释几句。从此以后他再没有来找过我们。

在中国这样封建落后的大国向现代化前进的过程中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是难免的，改了就好。问题是中国没有言论自由的传统，没有独立的民办的媒体，政府不能通过媒体集思广益，全面地反映情况和人民不同的意见；公众不能利用媒体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议论和监督国家领导人。不仅忠心耿耿、为国为民、敢于直言不讳的中国人受到打击，连一些外国朋友对中国提了一些意见也不例外。例如，在抗战前期和延安时期曾为中国做出贡献的燕京大学教授林迈可（MichaelLindsay）因此受到冷落，不受欢迎。直到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才再次来访，对中国还是热情不减。建国前夕英国共产党派来帮助我国对外宣传工作多年的阿兰·魏宁顿（Alan Winington）也被排斥，遗憾地回到英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我们在观察分析世界如何看中国这个大命题的时候，无法否认或回避文革前中国的历史背景和直至今天还留下的后遗症的阴影。时至今日，像中国这样严格控制新闻报道和言论自由的国家，在文明世界实在是屈指可数。说它是人权问题，不为过分吧。在这方面，中国要同国际接轨，差距还不算小。

我们在西方国家工作多年，上至高官，下至平民，交了不少朋友，包括一些有影响的知名人士如美国总统安全助理基辛格博士和《华盛顿邮报》老板格雷厄姆夫人等。我们谈天说地，主要是讨论国际大事，中美关系和美国国情。他们对中国人民和中国领导表示尊敬，有的还津津乐道讲他们同中国领导人建立的个人感情。总之，我们的话语范围很广。可是，他们似乎有意回避谈论中国的国内问题。他们有很多途径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也很熟悉中国官方的观点和宣传方针，无需向我们“请教”，更不想引起争论。

美国政客，包括许多国会议员对我们不讲客气，看到中国一些他们认为是人权问题就公开批评。其实，这些批评即使提得不对，我们听听也无妨，可以参考，不必发火。问题是他们好为人师，盛气凌人，“以我为主”超过限度，甚至在国会通过决议，企图以他们的价值观和法律，强加于人，干涉中国内政，反映了美国对外的霸权主义。我们在美国常常写评论对这种反华行径进行反击。美国政府将我们的文章散发，供美国政要，国会议员和各大图书馆公众阅读研究。我们同卡特总统的安全助理布热津斯基博士交谈中对美国国会表示不满。他说：“我也不同意国会议员中的某些看法和他们通过的这类决议。不过，我告诉你们，他们的讲话和通过的决议未经参众两院通过和总统签署，根本没有法律效力。”他讽刺说：“这些议员甚至可以通过决议说，月亮是奶酪做的。我们（政府）不管也不理它。”说完哈哈大笑。里根总统的安全助理里查德·艾伦是有名的亲台官员，我们同他也有来往。在他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我们当面质问他，美国制定的《对台湾关系法》是干涉中国内政。他说：“不是呀。”我们追问说：在《对台湾关系法》中，美国威胁要在台湾海峡动武，这不是干涉中国内政吗，你难道没有看过？他说，“我当然看过，不是这个意思呀”。我说：“你最好再仔细看一遍吧!”这段对话在记者会上引起哄堂大笑。

美国的媒体更是五花八门，什么观点都有，对中国议论纷纷，当然有许多偏见，包括一些恶意攻击和干涉中国内政的言论。我们在美国期间，影响很大的《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系列支持两个中国的社论。我们针锋相对，他们每发表一篇反华社论，我们也回敬一篇评论反击。他们有一篇社论，骂美国政府对中国让步，标题是“软骨头外交”，对中国说了一些坏话。我们当天赶写一篇评论，标题是《〈华尔街日报〉的背脊骨有多硬？》一家美国报纸把这两篇评论在头版同时全文发表，外加按语说《华尔街日报》的社论用了许多冷战语言，新华社记者的评论火气也不小，本报将两文同时全文发表，供大家欣赏。这样一来一去，公开论战了好几个回合，历时几个星期，引起美国各方关注。最后，《华尔街日报》给我们两次来信，邀请我们从华盛顿到纽约同他们会见和共进午餐。我们两人作了参加“鸿门宴”的准备，应约赴宴，但会谈的气氛比较缓和。虽然意见不同但双方都彬彬有礼。在这以后，我们注意到他们社论的内容和语调也比以前克制。可见对话比对骂效果更好。

当然，完全不讲道理，蓄意歪曲事实甚至破口谩骂中国的西方媒体也有，例如不久前CNN的那位名叫杰克·卡佛蒂的评论员。但这种低品位的言论还是少数。总的来说，我们认为多数西方记者对中国的报道基本上是根据他们所了解和关心的事实，造谣谩骂的不多。但事实取舍，观察角度，分析观点因人而异，和我们的立场不可能完全一致，何况我们的工作也并非无懈可击。今年3月在西藏发生少数藏民闹事，西方记者的片面报道偏袒闹事者，责任不能完全归咎于这些对西藏问题无知的记者。它更多地反映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成见和傲慢，加上各地藏独分子幕后策划，公开煽动，以及西方敌对势力的支持。在这种背景下，这些记者是不是也可以说是受蒙蔽者？西藏问题十分复杂，我们一般的中国人都不很清楚，何况那些年轻的外国记者。5月四川发生特大地震后，同样是西方媒体根据事实对中国作了大量积极正面报道。

顺便指出，我们在英美等西方国家当记者和做研究的20多年中结交的朋友，就有不少出色的记者，评论员，电视和口语新闻的主持人，专栏作家，出版人和总编辑。他们的专业才华，机智敏锐，特别是坚持正义、忠于事实的新闻品德，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典型的事例如《华盛顿邮报》的两位记者在该报的出版人和总编辑的领导支持下，深入调查，坚持揭发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违法活动，最终把他拉下马。《纽约时报》的记者和领导以同样的精神和勇气揭发五角大楼扩大侵越战争的证据，推动了越南战争提前收场。这种敢冒政治风险，通过新闻报道，揭露和纠正高层领导的重大错误而取得胜利的事情，在中国目前大概是做不到的。

从以上亲身经历的片断往事中，我们深感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除了从国家利益和地缘政治层面观察外，还有更深层、更基本的，特别是两国人民之间的问题需要双方探索反思，不是单方面的问题，更不是顶牛可以解决的。

从表面看，美国人和中国人似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动物。美国是个多元化和相当开放的社会，除了很少数原来的印第安人外，美国人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其中多数是来自欧洲。他们的祖先经历了反对皇权、教会和封建贵族的政治和思想统治的斗争，包括英国大宪章运动、法国大革命、欧洲文艺复兴的思想启蒙等。虽然几经波折，受到右的复辟和左的干扰，他们终于建立了一系列民主立宪的共和国家。而且在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基础上，培育了一整套维护人性尊严，以民为本的人道主义价值观，包括对每个公民的平等、自由、民主、独立等基本人权的保证。

这些价值观具有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普世性，不因人们主观愿望或人为制定的这种或那种主义或制度而消失。实践证明，重视这些普世价值的国家发展得快，也比较好。在那里，生命、人性和独立人格受到尊重，民主自由的权利受到法律保护，人际关系也比较平等和谐，尤其是人类的思想智慧，不受压抑限制，为国家和社会的全面快速发展，扫除了人为的障碍。

得天独厚的美国人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后，没有什么历史包袱，更不受什么书本上现成的主义的约束。虽然他们多数人信奉新教或天主教，但宪法规定不许在学校传教。我们看了他们中学和大学里一些教科书和供学生阅读的参考书。他们的课程里没有“政治课”，有政治科学，对许多有争议的问题，把对立的意见都摆出来。例如，《圣经》的上帝创世论和达尔文的进化论的观点在书本上同一页并列刊载；共产主义主义和资本主义各有什么特点，也同时介绍，内容相当客观，供学生讨论，鼓励大家独立思考，不强行灌输。学生们应付考试，远没有我国那么紧张，因为他们的考试不强调死记硬背的标准答案，而是着重学生平日的学习底蕴和独到的创见。我们的外孙女在高中上学，临考试头天晚上，她要出门。我们问她去干什么。她说“看电影去呀”。考试结果，她的成绩很好。这件小事对我们很有启发。

美国人不重视背教条。如果说教条的话，我们看来，在美国只有两条。一条是独立宣言开宗明义宣告，所有的人生来就是平等的。另一条是美国宪法明文规定，国会不得制定任何剥夺人民言论出版和信仰等自由权利的法律。这两条很厉害，它防止了美国走向专制并为美国人在解放思想，发展自然和人文科学方面开辟了宽广的道路。

当然，美国也有阴暗面。它对外推行霸权主义，劣迹昭著。对内虽然推崇普世价值，但在政治经济社会的实践中，这些普世价值往往在财团政客台前幕后的操纵蒙蔽下被扭曲削弱，远非完善。但美国人的公民意识很强，不迷信权威，对领导暗箱操作、蒙蔽人民、贪污腐化、种族歧视等问题，经常公开批评揭露，法律保护公民不被打击报复。反映各种情况和不同意见而且敢于揭发问题的新闻媒体起到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中国解放以来，一贯强调这种给社会带来透明度和公正的普世价值观只适用于西方，不适用于东方，特别不适用于中国。这种观点，违反事实，不是人民的意见，实际上是对中国人意愿的歪曲。回头再想想中国专政的历史，看看中国的政治现状，从解放前到解放后，中国人民的人身安全、家庭幸福、平等自由等人权不断受到摧残剥夺。难道中国人对不断被灌输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其他名义的专制主义情有独钟、真心拥护，不想享受自由平等、当家做主的民主权利吗？如果中国遵照国家宪法，实行言论自由，让人民作出选择，可以断言，中国人定将突破禁区，明确表示，他们最迫切需要和渴望的是以普世价值观治国兴邦，取代种种违反人性、压制个性的专政理论和专制政体。

最近发生的特大的四川地震可以见证，中国人不需要什么违反人性、人道的专制主义。他们自动自发地选择了反映普世价值观的人道主义和民主精神。无需上级指示，地震就是命令，生命至高无上，救死扶伤第一。全体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党政军民，不分上下，来自四方，以忘我的勇气，冒生命的危险，万众一心，分秒必争，投入抗震救灾的工作。大家响应胡锦涛、温家宝的号召，只要有一线生命的希望，就要作百倍的努力。数以千计的男女老幼被无数无名英雄抢救而起死回生。新闻媒体摆脱了平日上级的清规戒律，以独立负责精神，深沉厚重的感情和最快的速度，冒极大的风险，奔赴最危险的灾区，忠实、全面、生动、透明地报道和反映了这场既令人悲痛又感人的情景和中国军民的勇气和智慧。每天24小时的电视把全国人民和国外视众带到现场，牵连着亿万人民的心弦，鼓舞着人们夺取胜利的斗志和信心。这里没有什么等级区别之感，人人都是真情实意，听不到那些铺天盖地的套话空话。

中国领导历来担心泄露“机密”，尤其怀疑外国人居心叵测，每逢重大事故灾难，就急忙关门闭户，封锁新闻。这次大不相同，一开始就相信外国记者的良心，欢迎到灾区深入采访报道，也相信各国人民和政府的诚心好意，衷心感谢他们派遣救灾和医疗队来救死扶伤，接纳外国捐赠的药品、物资、食物、饮用水等援助。又是一夜之间中国成了一个充满人道主义和国际友情的地球村。它有力地证明，尽管各国具体情况不同，但人类的基本基因是共同的。普世价值观不仅属于西方，它同样属于中国。

在这个复杂和多元化的世界上，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观点、看法、做事的方法不同是正常的。外国看中国，中国看外国，都有不顺眼的事情。但只要各国都怀着人类是一家人的感情，平等对待、相互尊重、和平协商、求同存异、加强交流、互相学习，就能争取同舟共进，异曲同工，达到双赢或多赢的胜局。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更应该虚怀若谷，从善如流，欢迎各国善意的批评，虚心学习先进的文明，充分发挥东方文化的亮点，胸怀大志，勇敢面对世界，在普世价值的基础上重新认识自己并与世界心灵沟通，不要为了维护高度集权难舍难分的政治制度和盘根错节的权贵集团的既得利益，借口中国特色，对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采取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态度。但愿人为的意识形态的差别和冷战思维的对立逐渐从地球上消失，使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观，殊途同归，井然有序地覆盖全球。

彭迪、钱行早年就读燕京大学，1944年同赴延安，都在新华社工作，1946年开创英语广播，钱行是第一个播音员。建国后他们在新华社担任要职，又是新华社最早和最久的驻外记者，写了大量有影响的国际评论和通讯。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8年第8期 论孔子学说　作者：吴　江

今有“论语热”，探讨孔子学说，宣扬传统文化，善事也。究竟什么是孔子之学？兹从旧作中摘出一些段落，供“百家”评议。

——作者注

孔子学说是儒家学说的开创学说。我说“开创学说”，是说孔子本人的学说并不包含我们现今所讲的儒家学说的全部，甚至也不包含战国时代儒家学说的全部。两千多年前的韩非就说过：“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后世之学乎？”（《韩非子·显学篇》）韩非是研究过孔子及孔门各家学说的，他的这个问题提得有道理。战国时代几个大儒，取舍已很不相同，如孟子取“仁”；荀子取“礼”；子夏居魏地，为魏文侯师，他是传经大师，又和法家关系密切。看来，他们同是儒家，同传孔子之学，但各有侧重或创新。战国以后就更是这样了，像董仲舒、程朱陆王，他们的学说距孔子的原始儒学尤远，尽管他们都自称孔门嫡传，都表示虔诚地拜在孔子的门下。

对原始儒学，即孔子本人的学说，现时代的人认识也不同。有人认为孔子是为奴隶说话，有人认为孔子是为封建立言。有人说孔子贵“仁”，有人说孔子重“礼”。有人把六经看做孔子的学说，有人不以为然，以为那不过是周的旧籍，如此等等。两千多年前的事，或全亡无征，或其征不足，或有征而解释不同。看来，不仅孔门后学难以考订，就是孔子学说的有些内容也难以考订。有些问题已经打了一二千年的官司，恐怕还要继续打下去。不过困难虽然有，我们还是要勉力来做这场官司的一方。因为关于孔子的学说，剔去种种超时代的增饰，毕竟还有线索可寻。

一

研究孔子，根据什么？无非是根据有关书籍记载和所处的时代。孔子十五志于学，二十四岁葬母时就有门人帮忙，但他的著述生涯却开始得较晚，根据周卜官和史官积累的材料整理出六经时已近七十岁了，修订《春秋》是在他死前的两年。有人说，六经即孔门儒学。六经为古籍古事，经孔子删定，孔子当然是立意宣扬并有所寄托的；有的可能是作为珍贵的掌故文献保存下来。《列子》记杨朱的话说：“太古之事灭矣，孰志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觉若梦。”六经以前，无复书记，夏殷无征。周籍在平王东迁时丢失一大部分，春秋时所剩无几。加之，原来在王室掌管书籍的缙绅先生们这时多已离散，各自找饭吃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孔子删定六经，为我们民族保存了大批有价值的古文籍，实属难能可贵。

现在我们研究孔子，主要根据四部书。一是《春秋》。孔子用鲁史官所记《春秋》，上起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下至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凡242年。《春秋》这部书对于孔子来说与其他经书大不相同。孔子自命为“继周者”，且自命为下一代的“新王”。“新王”之礼就寄托在《春秋》里面。孔子说：“吾志在春秋。”孟子也曾转述孔子的话：“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孔子在周道衰微时通过修《春秋》以拨乱反正，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不是著作，也是著作。历来人们公认孔子修《春秋》的目的在于正名分、立名教，有褒有贬，使乱臣贼子惧。所谓“正名分”，就是要求君臣、父子、夫妇、贵贱尊卑等各符其名，各守其分。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就以《春秋》为最高标准。古代中国一以贯之的宗法等级思想，以及奴隶制宗法等级思想与封建制宗法等级思想的一致性，都充分地表现在《春秋》一书里。

二是《论语》。关于《论语》的源流尚有争论，但一般认为《论语》系战国时孔子的再传弟子（据说是曾子、有子的门人）编纂而成，非孔子亲笔。康有为认为，《论语》虽出自孔门弟子之手，战国时儒分为八，则难免“各尊所闻，各明一义”，就难免有战国儒者的一些观点掺杂其中。因此，《论语》尚不足以尽孔学的全貌。

三是《易经》。据《史记》载，《易经》的一些卦象辞、爻象辞是孔子亲作。孔子的重要哲学思想反映在《易经》这部书里。这里附带说一下，《易》一般认定是殷末周初的作品，但后来郭沫若提出新说，认为《易》是战国初年的作品，姑存疑。

四是孔子删定的《仪礼》十七篇及其他礼学著作。孔子生前大声疾呼以“复礼”为己任。孔子关于“礼”的思想、正名分的思想，在《春秋》中已有充分表述，《春秋》不妨说就是一部礼学著作。《仪礼》十七篇，其中最重要的是《丧服礼》一篇，孔子弟子卜子夏特为之作传，其中亲亲尊尊长幼男女有别那一套规定得最具体清楚。此外，阐明孔子礼学的，还有汉时儒生所编的《礼记》一书。此书有些篇目如《中庸》、《礼运》，记载孔子一些言论，其价值不低于《论语》，可以补《论语》之不足，明《春秋》之未尽。

从以上的介绍我们可以明白：孔子自己确实没有专著，孔子多借整理古籍或史料寄托自己的思想；再就是孔子后学追记下孔子的一些语录，片言只语在所难免。凭书籍研究孔子，由于根据不一，理解各异，见仁见智，发生争论是极正常的。因此，要研究孔子，弄清孔子所处的时代是十分重要的。

二

孔子所处的是怎样一个时代呢？孔子生当春秋末期，周王室已衰微，成了名义上的“天下共主”。礼废乐坏，旧的等级名分被破坏，宗法秩序被搅乱，尊王之风殆尽。这就是孔子所谓“乱臣贼子”的时代：天子失政，诸侯互攻，大夫争国，私门斗公室，弑君弑父之事时有发生。孔子所亲见亲历的就有：周王子朝攻逐敬王；鲁季氏逐昭公，阳货囚季氏；卫灵公父子争国，太子蒯聩出走，后来又是蒯聩与其子蒯辄争国；齐崔杼、陈恒先后弑君；楚平王弑灵王；吴阖闾弑王僚。此外，各诸侯尚有不少篡乱。《春秋》二百多年就记载“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三”。其时还出现诸多“百工暴动”，就是下层群众起来造反。在郑国就有耕奴为“盗”，太叔兴兵，尽杀之；鲁国有匠人“皆执利兵”，进攻公室；晋国人民不服从国君的命令，听到命令就像遇见强盗似的纷纷逃走；齐国由于公室加重剥削，人民受不了饥饿，纷纷逃到待遇较好的陈氏家中去，等等。这些事件反映了时代的大变动，即所谓“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

这种情况在旧统治者眼中自然是礼崩乐坏，“上下失礼”。礼制被破坏，是当时统治者最头痛的一件事。“礼，王之大经也。”（《左传·昭公十一年》）“无礼必亡。”（《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旧统治者自然要竭力维护礼，力挽礼的颓势，使反叛作乱者复归于礼。

其时，法家学派尚未形成，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已提出不能单纯靠“礼治”，也要有点“法治”。所以，郑国子产制刑书（有条文的法律），邓析制竹刑（竹法）。接着，晋国的范宣子铸刑鼎，把贵族秘而不宣的法度公之于众，这种行动在当时有利于“私室”而不利于“公室”。这就引起了一场关于礼、法之争。有人对这场争论采取超然的态度，如管子。《管子·枢言篇》说：“法出于礼，礼出于俗。”意思是，俗间的习惯便是礼，礼加上强制力便是法。孔子则明确地站在“礼治”的立场上而反对“法治”。他认为“法治”就是破坏了周礼，他说：“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按：晋国最初受周封的君主是唐叔，他从周天子那里带来了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对于范宣子的铸刑鼎，孔子表示十分不满，所以说话颇有些慷慨激昂。

孔子是不是完全否定“法”呢？也不是。孔子有几句格言式的话：“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孔子是主张“齐之以礼”的，因为在他看来，“礼者禁于将然于前，而法者禁于将然之后”（《大戴礼记·礼察篇》）。就是说，礼能事先禁止不法行为的发生，法只能在不法行为发生后消极地予以惩罚。这就是孔子主张“礼治”而反对“法治”的主要理由。

我以为，从这场争论可以引出关于孔子学说的主旨或中心内容究竟是什么。孔子是中国古代的一位大政论家和大伦理家，也是大教育家。他的学说以政治和伦理为主，是积极用世的，竭力为统治者立言。他的学说，礼、乐、仁、义均包含于其中。礼、乐属于制度、名分范畴，仁、义属于伦理、道德范畴。礼、乐、仁、义四者当中，孔子究竟以何者为重，即以何者为其学说的中心内容呢？对这个问题，现代学者看法各异，取舍不一。郭沫若取“仁”，范文澜取“礼”。其他学者也是非“仁”即“礼”，或者如蔡尚思昨日取“礼”今日取“仁”，昨日取“仁”今日又取“礼”。有人甚至说，孔曰“仁者人也”——这就是“人的发现”，这个发现要早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者云云。此外，关于孔子学说的主旨，还有“仁礼统一”说，“忠君”说、“仁恕”说等等。

若问我的看法如何，我的看法是：孔子之学以礼为首。孔子本人的论述甚广泛，针对不同问题所说的话，其侧重点往往不同，“贵仁”也是事实。但是，就孔子在他那个特定时代所采取的立场和态度来说，我以为，提出孔子本人的学说的着重点在“礼”，孔学主要是礼学这个看法，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下面我就来谈谈为什么说孔学主要是礼学，并说明孔子如何处理礼与仁的关系。

三

首先，当然需要弄清关于“礼”的含义。据查，“礼”在《诗》、《书》中并不多见。礼字从从，大概从祭器出来，最早是古代宗教的一处仪式。所以，《礼运》说：“礼所以傧鬼神。”后来逐渐衍变成一种行为规范了。这种行为规范又是根据名分即宗法等级来确定的。统治者将这种行为规范编成一代的礼，就出现所谓“夏礼”、“商礼”、“周礼”等。三种“礼”不相同：夏“礼”已难考订；殷人是“先鬼后礼”，即先鬼神后人事；周人则“以礼为先”，先重人事，对鬼神则敬而远之。《左传·隐公十一年》引孔子的话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这可以认为是“礼”的质的规定性。所谓“经国家，定社稷”，就是维护凭血缘宗法关系建立起来的国家及其制度；“序民人”，就是分等级，别尊卑贵贱；“利后嗣”，就是维护世袭制。所以，“礼”是指社会制度（主要指宗法等级制度）、各等人的行为规范（即名分）、社会秩序等上层建筑而言，其含义要比作为伦理道德观念的“仁”宽广得多。君臣、父子、夫妇以及“上”“下”之分，“君子”（统治者）“小人”（被统治者）之分，都在“礼”内。下面关于“礼”的话都摘自《左传》：“夫礼，所以整民也”；“礼，国之干也，礼不行则上下昏”；“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利也”；礼是“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使“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等等。概括说来，礼是为了分别贵贱尊卑，各守其分，不得逾越。这种“礼”的法度，藏在尊爵彝器的神物中，名曰“宗庙社稷之重器”，亦称“宗礼”。“礼”只属于统治者。《仪礼》中说：庶人见君不行什么礼，因为“礼不下庶人”，礼不为庶人而设，统治者对庶人只用刑。《荀子·礼论篇》也说到，“恃手而食”的劳动者“不得立宗庙”，因此用不着行“宗庙之礼”。周代还用“礼”来区分夷夏：华夏地区称周礼地区，亦即所谓“礼仪之邦”；不行周礼的少数民族，则称夷、蛮、戎、狄等等。

如果我们不把孔子的学说看成单纯的伦理道德学说，而首先是一种社会政治学说，其伦理道德也是为了挽救礼废乐坏的颓势。那么，承认孔子的学说以礼为首，他是以礼治或德治为经世之道，我想是没有什么困难的。

孔子学说的实质归根结底是维护宗法等级制度，其理论基础是中庸之道。中庸就是“允执其中”，就是要抓住两端之“中”，要“适中”，既不可过，亦不可不及。这个“中”当然是指行为的“度”，或行为的“标准”。那么，这个“度”或“标准”又是什么呢？《礼记》载子贡问孔子，怎样可以称为“中”？孔子答：“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礼记·仲尼燕居》）。就是说，礼是一切行为的度。仁、孝、忠、治国、外交、军事、经济、教育、音乐、敬神事鬼等，都要以礼为标准。人的一举一动，饮食、衣饰、乘车、谈话、交友、见贵夫人等，都要合乎礼。《礼记》还记载孔子下面这些话：“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交也”（《哀公问》）；“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曲礼》）；“敬而不中礼谓之野，恭而不中礼谓之给，勇而不中礼谓之逆”（《哀公问》。请注意：在孔子看来，道德仁义也要以礼为标准）。孔子有时讲“道”，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这个“道”，据冯友兰解释，就是“中”，也就是“礼”。我看这一解释是对的。总之，孔子讲的“礼”是千古不易之道，是“天下之正道”“天下之定理”（朱熹语）。孔子对他的独生子孔鲤说过两句话：“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孔子自称“三十而立”，是说他到三十岁才“立于礼”，才有了“立身之本”。

孔子认为周礼是最完美的礼，“周监于二代（按：指周借鉴夏商二代的礼以制定自己的礼），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从周”即从周礼。孔子生当灭礼僭乐之世，以复礼即恢复西周之礼为己任。他认为，夏殷周三代的礼是相沿袭的，虽各有所损益，但根本的东西是百世不变的。孔子说过他希望“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也就是，他希望当时已比鲁国进步的齐国向落后保守的鲁国看齐，而又希望已够保守了的鲁国再恢复到文武周公那个时候的状况。由此看来，我们实在很难说孔子不是在搞倒退。孔子修《春秋》，其目的也在此。孔子说：“吾志在春秋。”就是说其志在复礼，即复西周之古，复文武周公之道。

礼学为孔学的要旨，这一点也为孔学的反对者墨子所紧紧抓住。墨子生于孔子卒后十多年，是鲁国人。少时也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淮南子·要略》）。墨子对孔学的了解，大概要比两千年后的我们多得多。墨子认为，孔学“其礼烦扰，伤生害事，糜财贪民”（同上）。墨子集中反对孔学的等差森严，亲亲为大，礼节繁缛，久丧为害等，都是针对孔子的礼教而发的。墨子非礼，亦为封建统治者所不容，这是墨学后来过早终绝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起来说，孔子为维护宗法等级制度所创设的关于礼的学说，以及孔子之后许多儒学大师发挥的礼论（首先是荀子的礼论），为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礼教打下了基础，其影响之大、之深是人所共知的。

四

在孔子那里，不论礼、乐、仁、义这四者在哪一场合被强调，都是围绕着礼，并最终服从于礼。关于礼和乐，孔子认为，礼不能离开乐，以乐配礼，礼才易于为人所遵守。因为，乐是从感情上协调人与人的关系，有求和、求同的作用；而乐、感情也必须受礼的节制，要合于礼、止于礼，做到“思无邪”。《孝经·广要道》引孔子的话：“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孔子津津乐道的乐经早已亡佚，一说《周礼·大司乐章》就是儒家所传的乐经。仁义属于伦理道德范畴。孔子所说“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这里的“德”广义而言便是指仁义。孔子讲义，是要求人们的行动合乎礼。“义者，宜也”，要合乎礼方算是宜。所以，孔子说“仁近于乐，义近于礼”（《礼记·乐记篇》）。对以上所说，我想大概不会有什么争议，有争议的还是仁与礼的关系。因此，对这个问题我不免要多说几句。

我谈中国古代社会的深层结构时，特别对殷周奴隶社会为什么产生“仁”的概念作了一点探讨。“仁”只有“君子”，即统治者才能有，只有他们才能做“仁者”。“小人”是没有份的。“君子”、统治者互相间要按照礼的标准，对别人表现出一定的真情实感、忠恕之道，“知礼贵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按：如果离开时代，这几句话是颇有伦理价值的），以安定统治者内部，这就是所谓“仁”道。但此外，“君子”也要对“小人”表现出一定的“仁心”，即从宗族立场，晓谕“小人”们要懂得“亲亲为大”，对主人的侍奉要尽心竭力，畏天命，畏大人，畏祖宗，畏刑罚，知尊卑贵贱之大防，遵“礼不下庶人”之至理，决不做一点逾越规矩的事。这就是孔子关于“仁”的立场。至少在孔子的时代，在孔子本人，“仁”作为最高的道德规范，是服务于礼的，并被礼所规定。礼义不可以无仁。但“仁”的实质内容是“礼”。《论语·颜渊》有一段：“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左传·昭公十二年》也记载孔子的话：“古也有志（按：古代也有记载），克己复礼，仁也。”

顺便说一下，后儒也是这样看待仁、礼关系的。例如，唐柳宗元说：“儒者以礼立仁义。”宋张载说：“仁守之者，在为礼也。”明末清初的王夫之说：“礼者，仁之实也。”

有人把孔子所说“仁者人也”，“仁者爱人”，解释为“仁”在这里有超等级的意义，是“人的发现”，有相当高度的人道主义精神等等。持这类看法的，前者有梁启超，后者有郭沫若。梁启超赋予孔子的“仁”以超等级的意义（参见梁启超《孔子》一文）。郭沫若则认为孔子的“仁”表现了“牺牲自己为大众服务的精神”（见郭沫若《孔墨的批判》一文）。哗然从之者也不少。他们大抵从宣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出发，用心是好的。我不否认二千五百年以前提出这些命题的文化价值，但我认为，这里的探讨应从当时的实际可能出发。

春秋后半期已使用“人”字，我们且不追究这个“人”究竟是单指“君子”，还是“君子”与“小人”都在其内。先说《中庸》所引孔子关于“仁者人也”这句话的含义（孟子也说过“仁也者，人也”这类话）。这话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以“人”训“仁”。仁从二人，表示两个人才能显示出仁的意义。汉郑康成（玄）解释“仁者人也”是说这里的人是“相人偶”的“人”字，偶即是耦而耕的耦（参见《礼记·中庸注》）。这就是说，“仁者人也”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人与人发生相互关系才能称之为“仁”。这种解释自然是不错的，但这只是一般的解释。问题在于“仁”的关系究竟发生在何等人之间？我们已指出，孔子在当时是认为只有“君子”之间才有“仁”的关系；“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宪问》），这就再把“小人”排队在“仁”的关系之外了。梁启超对于这里的具体的人与人的关系（相人偶）倒有一种解释。他认为，人与人的关系指的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之间的关系：君要尽君道，臣要尽臣道，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这里全是相互关系，这就是“相人偶”。我觉得，梁启超对“相人偶”的解释是可取的。而这里的一切关系都要根据礼，用礼来做标准，就是要合乎名分。

对“仁者人也”的另一种解释，就是认为这里的“人”是将“君子”与“小人”，奴隶主与奴隶（庶人），一律当做人看待。这就是近代意义上的“人的发现”，认为这里的人已经成为“理性的主体”，有独立的人格等等。我以为，这种解释过于牵强，是把古代的东西“近代化”了。西方资本主义发生时期，人摆脱封建等级关系成为有独立人格和平等要求的人，成为自由理性的主体（即使劳动力成为商品，可是人是自由的），这是一个摆脱黑暗中世纪的全新时代的开始。而我国春秋时代的“人”尚远未成为这样的自由理性主体，他们仍然在等级制内的牢笼内，必须循礼“安身立命”。《礼记·冠义》说：“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人不能离开礼，任何人都具有等级规范性，只能委身于上下尊卑的服从关系，这样何来人的主体性和独立人格呢？所以，“仁者人也”的“人”，也只能是依等级安身立命的无理性的存在物。不但“小人”是这样，“君子”也是这样。因为那时“君子”也是具有等级规范性的，各等“君子”人物既不会有平等的权利与义务，更不可能有独立的人格，都有严格的从属关系和依附关系，这就是等级社会之所以为等级社会。一般“君子”拜见王公大人须循礼而行，自不必说，就是“子见南子”难道能够随随便便平起平坐乃至眉目传情吗？

再说“仁者，爱人”。《论语·颜渊》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这个“爱人”是什么意思呢？古来讲“仁之法，在爱人”，“仁者恻怛爱人”，可谓比比皆是。只有朱熹所说“仁主于爱，而爱莫切于事亲”（朱熹《四书集注·孟子卷四》），这句话较合真义。这里的“爱”只能是等级之爱，宗法之爱。我们不可忘了，“仁者人也，亲亲为大”这两句话是连在一起的，这一点很重要。根据“亲亲为大”的原则，这里的“爱人”主要是爱父母，爱宗亲，以爱父母、爱宗亲为仁。孔子讲“仁”包括恭、信、忠、恕、惠、敏、智、勇、孝、悌等。其中，孔子以孝悌“为仁之本”，也可以为“爱人”作注释。那么，“君子”又如何爱人呢？韩非子有一个解释，他的解释又是引用孔子的话，“夫礼，天子爱天下，诸侯爱境内，大夫爱官职，士爱其家。过其所爱，曰侵”（《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这就是说，爱不可逾越等级，要循礼而爱。士只能爱其家，不能爱官职；大夫只能爱其官职，不能爱境内；诸侯只能爱境内，不能爱天下。若过其所爱，即爱其所不当爱者，如士觊觎官职，私室觊觎公室，诸侯觊觎王室，那就是野心分子，就是破坏礼制，就是不仁。

那么，能否将“仁者爱人”解作“君子”爱“小人”呢？

大概与孔子同时的人没有提出过这个问题。孔子卒后才出世的墨子，是以讲“兼爱”著称的，有人甚至把墨子的“兼爱”精神誉为“小基督，大马克思”（梁启超语）。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墨子的“兼爱”究竟是怎样的呢？《墨子·兼爱上》阐述其兼爱的理论，说天下之乱皆起于不相爱，“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而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而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盗爱其家不爱异室，故窃异室而利其室；贼爱其身而不爱人，故贼人以利其身；……大夫各爱其家而不爱异家，故乱异家以利其家；诸侯各爱其国而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墨子的“爱”的理想世界是：子爱父，弟爱兄，臣爱君，而不是只知自爱自利。这里丝毫没有废除等级之意。特别是他提到盗贼应当爱异室、爱人，而不可窃异室、贼人，大夫应当爱异室而不可乱异室，诸侯应当爱异国而不可攻异国等等。由此看来，墨子似乎也难逃反对“乱臣贼子”，甚至反对“百工暴动”之嫌。不过墨子的特点在于，他尚同，但又承认天子、三公、诸侯、卿大夫的尊卑等次，所以墨子的“爱”其实也是“等差爱”；此外，他还劝告统治者学大禹过勤劳艰苦的生活，甚至放弃剥削，这自然是一种空想。墨子的学说自相矛盾处甚多，这大概是儒墨争论中墨家敌不过儒家的一个原因吧！

当然，我们也不能将孔子在讲“仁”时提到的“人”和“爱人”这件事看得不重要。孔子这样说至少表示他在调节当时的复杂的社会关系方面采取了相当灵活的态度，“和而不同”的态度。孔子重“人”而不重“神”。孔子的确不愧为“时髦圣人”（圣之时者）。但孔子对于他所说的“人”却是不折不扣的礼本主义者，一切以礼为准，而非近代意义的人本主义者。

孔学“立于礼”，礼源于宗法。孔子贵仁，仁本乎“亲亲”。只要宗法等级制度不变，社会制度虽变易，封建制代替了奴隶制，礼学照样有生命力。“圣王之道莫善于礼”，诚然是百世不易之论。

以上是孔子时代的“礼”“仁”关系及“仁”的含义。在孔子那里，“礼”是全部行为的规范，“仁”属于伦理道德及内部性情的显露。到了距孔子一百七十年后的孟子那里，“仁”在儒学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了。“仁”的含义也不同了。庞朴同志根据1993年湖北省荆州市郭店村一号楚墓出土的一批竹简，考定孟子开拓一条儒家向内求学的为学之路，着眼点不是外在的天道或天命，而是天进入了人心，形成人性，直接给人以命令和命运。这就是“仁”。这个“仁”包括三个方面，即性与命、性与情、性与心。这也就是孟子的所谓“心性”之学，亦即“仁”学，它使儒学进入了一个新境界。这也是孟子继承和发展孔子之学的主要之点。

五

现在回到礼学本身来。六经（诗乐合一又称五经）中的礼，原只是孔子删定的《仪礼》十七篇，后来才有《周礼》《仪礼》《礼记》三种。《周礼》并不是相传周公制作的旧典，它是战国时候才出现的，战国儒者将夏商周各时期的官制（这些官制在甲骨文中可以看到，可知并非捏造）汇编在一起，加上儒家的政治理想（如井田制），才成此书。孟、荀都不讲《周礼》，可见此书出现在孟荀之后，或者在汉时才开始流传。后世人的托古改制，多从《周礼》找根据。王莽的“王田”，就是根据《周礼》的井田制。张载也重视《周礼》，认为治天下不用井田，即不会太平。王安石更发挥《周礼》，作《周礼新义》，作为变法的根据。直到太平天国、康有为，还是这样。《礼记》则是西汉儒生戴德、戴圣两人博采孔门后学所记关于礼的文字（孔子、荀子的居多）编纂而成，共一百三十九篇。《大学》、《中庸》就是其中的篇章，被宋儒抽取出来独立成书。

孔子之后，礼学有三变，或者说经历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我在此约略做些说明：

第一阶段。战国时期有两位儒学大师，其中如上所说孟子发挥了关于“仁”的学说，对发展儒学影响极大，其中还有不少“民本”思想；荀子发挥了关于“礼”的学说。荀子（荀况）是先秦儒家中最后一位大师，他继承并发展孔子的礼学，集中表现在：在进入封建社会后，他第一个将西周之礼加以损益，在旧的等级名分破坏之后，建立起新的封建的等级名分。为此，他将礼、法两者结合起来，礼还是第一位。

和孔子一样，礼是荀子学说的最高范畴。荀子为礼提出了一个理论根据，他说：“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术，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篇》）。接着，他提出“礼有三本”：第一本“祭天地”，第二本“尊祖先”，第三本“隆君师”。这第三本就是确立封建君主的绝对权威和独尊地位。孔子作《春秋》是为奴隶制正名，荀子作《礼论》是为封建制正名。《荀子·富国篇》再三申述：“礼者，贵贱有序，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所称也。”“少事长，贱事贵，不肖事贤，天下之通义也。”荀子特别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农农、士士、工工、商商”，都要各安本分，这是万古不变之秩序（《荀子·王利篇》）。孔子最重视丧服礼，荀子也主张“三年之丧”，并严格规定丧礼的等级制度，如天子棺椁十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等等。

荀子主张礼法并用。他提出“圣人以明礼义而起法度”的命题，认为人主要图治，第一要“明礼”，第二要讲“法度”——“法者，治之端也”。但用礼用法，荀子是有区别的。他认为，制礼的是圣人，行礼的是王公大人。所以，天子至尊至贵，握最大权力。故自天子至士，按礼分禄，是合理的；众庶百姓不知礼，必须用刑法来制服，使之出力生产，以供养长上，这也是合理的。所以，荀子说：“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度制之。”（《荀子·富国篇》）。

总之，荀子的礼论是直接继承孔子的，而又有所发展，卓然自成一家，开启了此后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的纲常礼教。荀子之后，像范文澜所说，儒家的礼学就不再有什么新发展了，汉代编纂的《礼记》不过是对荀子的《礼论》做点注疏而已。

西汉独尊儒学，董仲舒制定“三纲、六纪、五常”，将荀子的封建礼论在实践中具体化、制度化，这是儒家礼学的第二阶段。

所谓“三纲”，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六纪”，指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六种纳入宗法系统的关系；“敬诸父兄，六纪行，诸舅有义，族人有序，昆弟有亲，师长有尊，朋友有旧”（《白虎通义》）。

为什么称“三纲”？《白虎通义》解释道：“君臣、父子、夫妇，六人也。所以称三纲何？‘一阴一阳谓之道’，阴得阳而成，阳得阴而序，刚柔相配，故六人称三纲。”这是用神秘的阴阳刚柔相生相克之道来解释“三纲”，是董仲舒这位兼擅阴阳五行学的孟派儒生的特色。关于“三纲”究竟是谁提出来的，对这个问题有争论。梁启超曾说，“三纲”是董仲舒独创，本非孔子所有。蔡尚思在《〈礼记〉思想体系》一文中说，孔孟有“三纲”之实，而尚无“三纲”之名。孔子原就有所谓“三正”之说：“夫妇别，父子亲，君臣严，三者正，则庶民从之矣。”后来荀子常讲儒者重君臣、父子、夫妇三者。荀子的弟子韩非则把这三者概括为“三顺”说。西汉董仲舒才把“三顺”改称为“三纲”。（蔡尚思《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论》第355页）这说明，儒家历来以“三纲”思想为礼教的核心。

“五常”指仁、义、礼、智、信（诚），亦称“五性”。孔子也是讲这五个字的。但五字连用，并把“仁”放在首位，则始于孟子。《白虎通义》解释道：“仁者不忍也，施生爱人也；义者宜也，断决得中也；礼者履也，履道成文也（按：履行正道成为礼文）；智者知也，独见前闻，不惑于事，见微知著也；信者诚也，专一不移也。”这种解释本来没什么独特的地方，但《白虎通义》却又以“五性”附会于“五行”、“五气”乃至人的“五脏”，说五行之气形成“五性”，甚至说“五性”是从人的五脏六腑出入的。这正是儒家的特点——把儒学阴阳化、神学化了。

封建统治者有系统地施行礼法，自汉代始。叔孙通定朝仪，定君臣之礼，从此臣子们不敢再在皇帝面前撒野了。过去曾溺儒冠的刘邦，这才认识到儒家礼学的重要性，所以在他死的前一年亲用太牢祭孔子，开皇帝祭孔的先例。汉末大乱，魏晋倡玄学，“礼”一度被冷落。南北朝时期，纲常礼教更趋沦丧。隋唐以后，渐渐又有起色。到宋朝重振纲常，皇帝带头表彰“孝悌”，宋明道学家们更是编织出严密控制人们思想、生活的封建礼教网，这才使礼教重新大倡起来。所谓“道学”实即礼教之学。这就是我所说的儒家礼学的第三阶段。

在中国封建礼教史上，因为荀子将礼纳入封建轨道，礼法合一，竭力为封建宗法制度明礼，所以后世有些学者把礼教的罪恶统统归到荀子头上。晚清的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就是这样。梁启超说：“孔门之学，后为孟子、荀子两派……汉代经师，不问为今文家古文家，皆出荀卿。”（按：这是不对的，毋宁说汉代经师多出孟子。）两千年间，宗派屡变，一皆盘旋荀学肘下（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谭嗣同则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仁学》卷下）谭嗣同是晚清的激烈维新派，但他只反礼教而不反孔，所以把礼教的开山祖孔子开脱了。这固然是偏见，但也足以证明荀子的礼论对于封建之世的巨大影响。

绵绵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礼教，开创者孔子，增益者荀子，大倡者董仲舒和宋明道学，他们各有千秋，但有的已超出了孔子儒学的开创范围，使之更加适合封建统治者的需要，礼法愈来愈严密。所以，说起封建礼教的罪恶，后来这些人（尤其是董仲舒和宋明道学家们），“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本文作者为著名哲学家，中央党校原教务长）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8年第8期 追溯中共初创时期的历史　作者：李　锐

交给我的这部书稿《中共创始人访谈录》，就它的原始材料而言，已经搁置了整整半个世纪。采访者、整理者、编辑者是同一个人，近现代史专家王来棣先生，她让我写篇序言，乐意为之，是自己也可增长见识。

上个世纪50年代起，来棣先生就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近代史所工作，从事现代史研究。她被指定研究中共初建时期的历史。由于文献资料极少，研究困难很多，她从口授资料的搜集入手。那时，经历过中共初创时期历史的当事人，还有不少健在。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时，来棣先生请求所长、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介绍她采访有关的外地代表。范老热情相助，介绍她采访了李达、冯白驹、曾希圣，以后又介绍她采访了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到1957年，她先后采访了二十多人，还包括陈望道、施复亮、沈雁冰、邵力子、杨之华、丁玲、王一知、徐行之、董锄平、朱务善、刘仁静、于树德、邓颖超、刘清扬、贾石亭、马馥塘、黄秀珍、吴德峰、夏之栩、萧三、陈公培等。整理出来的访谈录稿，受访者大都作了仔细修改、补充和订正。她还搜集了不少文献资料。

研究刚刚有些进展，来棣先生的家庭突然遭遇了一场“横祸”：1957年那个“急风暴雨”的夏天，夫君许良英先生因仗义执言，被打成“极右分子”；她本人因此受到牵连，被开除党籍，研究中共历史的资格也被取消。访谈计划不得不中止，采访记录连同搜集的文献资料全部交公。后来所里倒将资料退给了她保存。然而，1966年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一来，造反派威逼她交出材料，“在极度恐惧和愤怒的情绪下”，她不得不忍痛将可能引起麻烦的资料付之一炬。所幸的是，大部分文章的原始记录保留了下来，这才有了这部书稿。

时间过去几十年，有关中共初创的历史资料，如今有了较过去远为丰富的发掘。但是再丰富的发掘，像来棣先生这样的访谈，肯定是不会再有了。当年访谈的对象都已作古，无一在世。当年受访者为尊者讳，或在整理稿中直接删节，或叮嘱采访者删节，隐去不少史实；此次编书，来棣先生将原始记录稿和修改稿一并收入，以便读者对照阅读，既反映当事人对历史叙述的原貌，也能使人感受极左意识形态和专制政治给人们带来的局限和恐惧。唯其如此，这部书稿更显出研究的价值。

我有过与来棣先生类似的经历。50年代初，在湖南省委宣传部工作，曾费力搜集过毛泽东早年的生平资料，同毛泽东早年的师友亲属周士钊、李达、毛宇居、易礼容、陈书农、蒋竹如、田士清、薛世伦、王季范、张干、罗元鲲、杨开智、李醒安等人作过交谈或托人收集过资料，向当时被关押的相关当事人彭国钧、熊梦飞做过了解；还在图书馆积满灰尘的旧报刊中、在准备送造纸厂化纸浆的废纸堆中，翻找出不少难得的史料。经过整理，编成了一部《毛主席旧作辑录》，印了50本。但招来严厉指责：“有害无益”，并要求全部上交。我当年三十多岁，血气方刚，索性发愤著书，写出一部《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90年代再版时改名《早年毛泽东》）。书正是来棣先生罹祸的1957年出版的，其时我已“金盆洗手”、不事文字、转行水电，投笔从工了。两年后，我也遭遇“横祸”，在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反党集团的追随者”，开除党籍，发配北大荒；“文革”中更是被关进秦城监狱，二度坐牢（延安“抢救运动”时曾关过保安处），直到1975年出狱，“文革”结束后才平反复职。

来棣先生的书稿，追溯的是中共初创时期的历史。近些年来，我一直主张要搞清楚三个问题：党、理论、历史。因为这个党、这个党所奉行的理论，对于20世纪的中国历史，乃至今天的中国现实，已经发生、仍在发生或许还将发生至深且巨的影响。这部书稿正是探究这三者的源头，一如作者在后记里所说：“访谈录的中心内容是学习十月革命，建立布尔什维克式的中国共产党，‘走俄国人的路’。”

中国人学习十月革命、“走俄国人的路”、建立共产党，是20世纪最初二十来年的事情。20世纪初叶的中国，处在一个思想激荡的年代。辛亥革命打倒了最后一个皇权，却没有摇动专制主义的基础；建立了中华民国，却远没有实现真正的宪政。先是帝制复辟，后有军阀混战，一片乱象和衰象。思想界、知识界开始寻求新的救国济民的良方。一时间，党派林立，异说杂陈。各种学说、主义中，“社会主义”成为最时髦、最新潮的一种。所谓“社会主义”，其实包含了诸多流派。瞿秋白说过一段为研究者广为援引的话：“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19世纪40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中共早期创始人原来大多信奉无政府主义，在“纷乱”的各种社会主义流派中，最终选定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

促使中共早期创始人做出这个选择的，是俄国的十月革命。我们最熟悉的说法，就是毛泽东那句名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就中国人知道马克思而言，毛泽东所说并不准确。有充分的文献证明，俄国十月革命前，中国就有人知道马克思、恩格斯了。甚至有零星的中译文马恩著作。就对中国人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的作用而言，毛泽东又没有说错。中共早期创始人几乎都是十月革命以后，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不必说了，来棣先生访谈的林伯渠、沈雁冰、邵力子、邓颖超、刘清扬、夏之栩、陈公培等人都回忆了十月革命对自己的影响。十月革命到底什么地方吸引了这些中国的知识分子呢？从他们的自述看，大致有以下几点：第一，十月革命后，俄国苏维埃政府宣布放弃在华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第二，十月革命从制度上解决了俄国的问题；第三，十月革命采用了动员群众、组织军队、武力反抗的手段；第四，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被描绘成是一个“没有阶级、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凭着对十月革命的这些传说，他们心中的天平开始倾向苏俄，选择了“走俄国人的路”；又在共产国际来人的直接催促下，建立了中国的共产主义政党。

对十月革命，中共早期创始人终究还是“隔着纱窗看晓雾”，并“不十分清晰的”。参与筹建上海中共早期组织的陈公培在访谈录里就坦陈：“当时我们对十月革命的认识是很模糊的”。岂止“模糊”，今天看来，应该说是蒙蔽。单说所谓放弃不平等条约，苏俄除了一纸空文并无任何实际行动外，甚至连“放弃”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中国政府“能在国际事务方面同苏俄合作”；还要求中国政府通过与苏俄的谈判，使它在外蒙驻军“合法化”。无怪乎今天有学者指出，这是在宣布“放弃”不平等条约的同时，又在增添新的不平等条约。（朱正：《解读一篇宣言》）可是当年的中国人却被蒙在鼓里，还“无任欢喜”。

重要的还在于十月革命本身。有学者指出，今天披露的大量历史文献表明，那场被称为“震撼世界的十天”的攻占冬宫起义，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只是发射了一颗信号弹，用彼得格勒军事委员会当天通告的说法，是“未流一滴血就取得了胜利”。所谓“震撼”，无从谈起，即便起义发起者也相当低调。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其实是十月革命只响了一炮。倒是两个月后，1918年1月5日，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政府调集军队进入首都，强令解散立宪会议，要求将权力交给苏维埃，这个事件真的是震撼了俄国，引起除布尔什维克以外各种政治力量的强烈不满甚至愤怒。连左翼作家高尔基都悲愤地说，布尔什维克用“来复枪驱散了近百年来俄国最优秀分子为之奋斗的美梦”！这场所谓第一次“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毁坏了“二月革命”的成果，中断了“二月革命”开启的由专制传统转向宪政民主的进程，革了“宪政”的命，演变成了一场从“专制”到“专政”的改朝换代的战乱。（金雁：《十月革命的前因后果》）对此，当年中国人竟有“酷爱自由、真理和主持人道正义”的赞誉。十月革命事实的真相从一开始就被掩盖了，连后人都是今天才知晓，遑论当年的知识分子。更重要的是，从俄国传入的马克思主义，是俄化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后来还加上斯大林主义）。毛泽东那句名言，说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这是耐人寻味的。列宁主义，特别是斯大林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原典有许多相异和相背，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变种。比方说，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容纳不了生产力时，才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几个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才能胜利。恩格斯明确说过，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国建成。而列宁偏偏要在欧洲经济最落后的封建帝国俄国发动社会主义革命，斯大林偏偏要说一个国家也能建成社会主义。还比方说，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就把它变成共产党专政；斯大林则将党专政干脆简化为领袖专政，实际上转化为他个人专政，而且是不受任何制衡的个人专政。于是，中国人接受苏俄的观念，以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苏俄革命和俄化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被神化了。中共党人不仅对它的动员手段和暴力手段情有独钟，而且对它后来建立的专制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严酷和铁腕的党制无比向往。过去不是有一句话吗：“我们就是一边倒”，还说过“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无论是苏俄革命的经验，还是苏联的专制制度，无论是列宁主义，还是斯大林主义，都是对自由、民主、公正、法治等人类普世价值的背离。十月革命74年后，苏共下台、苏联解体。事实证明，背离人类普世价值自由、民主、科学和法治，脱离人类文明依靠科学知识即智能发展的规律，任何制度、任何意识形态都只能为自己敲响丧钟。这个结果，是中共早期创始人始料不及的。

但是，中国人选择“走俄国人的路”，并不全是外界因素使然。中俄两国国情相近，产业落后，基本上是农业国度，农民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比较起来，中国更加落后，更加缺乏民主与科学的传统。两国都有长久的专制主义的政治传统，又没有经历像西欧那样的思想启蒙运动。同样，比较起来，中国三纲传统的专制主义历时更长，国民处于蒙昧状态，普遍存在奴隶主义的人格心态，根本不具人权、自由、民主、宪政等等近世文明理念。中国与俄国又有不同，近代以来中国受外国入侵，是在被动的条件下开始发展产业，从农业社会向工农业社会转型的。这种社会转型不仅费时（到现在也没有完成），而且畸形（既受到外国资本的驱动，也受到外国资本的挤压），付出的社会代价极高而鲜见成效。从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先进的中国人步履维艰。因此，中国知识分子中滋生出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毛泽东1921年元旦说的一段话，极有代表性：

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大概有以下几种：

1．社会政策；

2．社会民主主义；

3．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

4．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

5．无政府主义。

我们可以拿来参考，以决定自己的方法。

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毛泽东文集》第一册）

在毛泽东看来，议会、自由等等这些是“走不通”的路子，只有列宁的“激烈共产主义”才能“根本解决”中国的问题。

上述这些，说明中国有着移植俄式革命的适宜土壤和气候。专制主义的政治传统，民智未开的蒙昧状态，奴隶主义的国民人格，加上乌托邦式的绝对平均主义的“大同”想像、激进主义的心态，使得苏俄革命和苏联模式很快就在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中产生共鸣，并且浸润到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其结果是，具有启蒙意义的新文化运动昙花一现，转瞬即逝。五四时期高扬的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倡导人权、自由、公正、宪政，都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欺人之谈”而抛弃，尤厌恶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在价值取向上，中共早期创始人转向崇尚革命而鄙视改良，崇尚突变而鄙视渐变，崇尚暴力而鄙视和平，崇尚对立而鄙视妥协，崇尚群体而鄙视个体，崇尚党性而鄙视人性。刚刚朝人类文明主流接近的中国，再次脱离人类文明主流的轨道，并且渐行渐远，完全背道而驰。

毛泽东们选择的“俄国人的路”，帮助中共党人经过共产革命，取得了执政地位，但是终究没有“根本解决”中国的问题，迟滞了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进程。执政以后，毛泽东和中共完全按照苏联斯大林模式，建立经济上垄断、政治上专制、意识形态上舆论一律的制度。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要充当国际共运的领袖，要把中国建成国际共运的新样板，不仅把“苏联的今天”变成了“中国的今天”，而且使“中国的今天”大大超过了“苏联的今天”。从镇反、肃反、合作化、反右派到“大跃进”、公社化、“反右倾”、“四清”，直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不已，生灵涂炭，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上亿人受到牵连，上演了一幕幕愈演愈烈的人间悲剧，使得国家、民族和社会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迟滞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80年代以来，中共实行改革开放，将经济发展作为国家建设的重心，走向市场经济道路，举世公认，物质成就斐然。但是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依旧禁锢重重，始终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钳制异端，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得不到真正维护。所有这些，反思起来，都要从上个世纪“走俄国人的路”追根溯源。

我们应该感谢来棣先生。她的书稿，提供了回顾历史的资料，有助于人们反思。经过八十多年起伏不已的共产革命历史，特别是经过五十多年劫难相继的当代历史，我想，今天的反思不会再是“隔着纱窗看晓雾”了吧。

2007年12月9日

（本文作者为中组部原副部长，曾任毛泽东秘书）

（责任编辑 杜 晋）

2008年第8期 亲历农村改革的几场风雨　作者：季　音

我国的改革开放，是以农村改革为序幕展开的。30年前，亿万农民以非凡的勇气，奋起冲破“左”的重重壁垒，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包产到户）。我在人民日报农村部工作，对此进行了多次采访与报道。我作为一个记者，见证了这场深刻变革的一些风风雨雨。

向计划经济射出的第一枪

乡镇企业的崛起，是农村改革的前哨战。乡镇企业过去叫社队企业，它是70年代中期开始在农村出现的一个新事物。这个新生儿一降世就遭到重重围攻。国家计划部门指它“以小挤大”，大即国有工业企业。国有商业系统指责它“破坏社会主义流通渠道”。一些国营大厂由于人才流失到乡镇企业而指责它“挖社会主义墙脚”，还有人指责它搞不正之风，等等。在农业部门内部认识也不一致，有些抱着传统保守观念不放的人，认为搞农业就得“以粮为纲”，发展乡镇企业是“不务正业”。总之，各种批评纷至沓来。可笑的是，这场争论也反映到了人民日报社编辑部内部，工商部有些编辑记者，受到经济管理部门一些干部反对乡镇企业论点的影响，也指责农村部不该支持发展乡镇企业，有时双方争论得面红耳赤。

当时，江苏无锡是乡镇企业发展最快的一个县，各方面对它的压力也特别大。他们给报社来信，迫切希望得到舆论界的理解和支持。农村部的同志经研究认为，面对这场关系农村发展前途的大争论，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支持乡镇企业这个新生事物。我们的看法，得到了编辑部领导同志的认可。

1978年3月，我奉命来到无锡县，由县委的同志陪同，到全县一些公社和大队（当时还是人民公社体制）作了比较深入的调查，我看到乡镇企业确实为这个人多地少的江南农村，找到了一条全面发展经济的路子。我们去采访了安镇公社。这是全县闻名的困难社，粮食生产在全县倒数第二，社员生活困难。困难是因何造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单一的“以粮为纲”，只抓粮食生产，不准搞工业，副业也很少。这个公社地面上耸立着一座胶山，有丰富的石灰石资源，却长年沉睡，无人敢动。贫穷压得他们走投无路。后来几个大胆的干部带着社员向胶山发起进攻，开采石灰石，办水泥厂、水泥制品厂，生产石英砂……围绕着胶山大做文章，工业越办门路越多，公社办，大队也办，同时又大办副业。前后3年时间，这个出了名的穷社开始富裕起来了。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公社正修桥铺路，建造了8座新桥，还建起了农机站，一派生机。3年里农田基本建设的投资，超过了过去二十几年的总和。乡镇工业开始显示出它的威力。

我们还去调查了玉祁公社的民主大队。这个大队人均只有5分多耕地，过去叫它“三靠队”，即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吃粮靠供应，国家每年给这个大队统销粮食30万斤。这个大队的穷根也是人多地少，单一抓粮食。这两年，他们兴办起不少乡镇企业，开办磷肥厂、粮食加工厂、大型养猪场……使生产大队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工业收人跃升到总收入的50%，副业收入占20%，农业收人占30%。结果，“三靠队”变成了“三贡献”队，向国家贡献工业品、农产品、副产品。

我来到无锡县的时候，正是江南春寒料峭的三月初，我冷得披着棉被在县委招待所写稿，写出了一篇调查报告和一篇社论的初稿。1978年4月5日，《人民日报》在一版显著位置发表了我执笔的题为《社队企业要有个大发展》的社论，和无锡县的调查报告《农业高速发展的途径》。这篇社论在送审时得到了党中央有关领导人的肯定。

社论和调查报告发表后，受到各地农村干部的普遍欢迎，他们纷纷给报社来信，表示支持。无锡县的干部和农民更是兴高采烈。当然，我们也听到了一些批评意见，认为报纸的报道背离了“以粮为纲”的大方向。

乡镇企业的崛起是我国农村走向市场经济的第一步，也是向计划经济体制发起的第—次冲击。在这次冲击中，射出第一枪的是无锡县农民。

“可以”与“不可以”之争

1980年春天，我再度来到江苏省采访。

那时，正是农村改革初期，围绕着包产到户，全国正展开一场激烈的全民大辩论。这是真理标准讨论在经济领域的直接反映，双方壁垒分明。一方主张按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农村推行受到农民普遍欢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方主张继续实行人民公社制度，反对农村改革。由于种种原因，开始时国内不少省市领导干部，站到了反对农村改革的一边。

江苏省就是其中的一个。

我来到江苏后，受到了不正常的冷遇。这是毫不奇怪的。当时《人民日报》编辑部旗帜鲜明地支持农村改革，受到了不少省市领导人的指责。因此到那里采访的《人民日报》记者，就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在有些省市，不但拒绝接见记者，甚至连凳子也不让坐。江苏省领导机关向全省发出一个紧急呼吁：“坚决堵住西大门！”我到了江苏后，听到这句话甚为不解，这是何意？后来一打听，才知道是要坚决顶住从西边邻省安徽传来的包产到户的意思。原来，安徽凤阳县农民最先搞起包产到户，得到了省委书记万里的坚决支持，很快就在全省推广了。西边的邻居包产到户搞得热气腾腾，生产迅速发展，东边仍处在贫困中的农民就坐不住了。可是有些领导干部却坚决不许苏北农民学习安徽的办法，推行包产到户。

我来到江苏时，正逢省委召开全省县委书记以上的干部大会，讨论农村问题。我要求列席旁听，被对方婉言谢绝。大会秘书处工作人员对我说：“我们领导上经过研究，你还是不参加为好。”我是《人民日报》记者、报社农村部副主任，应邀参加会议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我却被拒之门外，这在过去还没有遇到过。

怎么办？我想，记者活动的天地大得很，不参加会议，仍然可以在会外进行采访。我利用会议间隙，找了几位县委书记座谈，并进行了一些单独访谈。这些来自基层的领导干部，不赞成“堵住西大门”的主张。泗洪县委书记李洪来在座谈中给我介绍了泗洪县农民瞒着上级偷偷搞包产到户的情况。泗洪县是一个著名的穷县，多年来社员每年人均分配水平只有40元左右，糊口都很困难，一些年轻人出生以来就不知道白面馒头是什么味道。这个穷县有个上塘公社，更是穷中之穷。人们被逼得走投无路。1978年，有几个生产队干部壮着胆子在花生地里搞了“包种”（当时他们还不知道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词，就简称“包种”，即包产到户）。这里的沙质土壤适宜种花生，过去也有种花生的传统。由于多年来搞“大呼隆”，产量低，浪费大，到后来生产队连种花生的成本（每亩约30元））也拿不出来了。干部狠了狠心，把花生地包给社员种。这一包立即见效，负责承包的社员看到地里有了草，就立即去锄。下雨天，全家老小戴着斗笠，披着塑料布下地干活。收获时更是深刨细捡。李洪来给我说了个有意思的数字。有人调查，过去搞“大呼隆”的时候，一平方米左右的花生地里，要丢弃花生五六十粒。实行“包”的办法后，只找到了几粒。过去收花生，社员一边收一边吃，少数人还偷偷往口袋里装，从地里到村头，沿路都是花生壳。如今地头路边干干净净，很难看到花生壳，社员家里的花生囤却堆得满满的。有好几个生产队过去花生亩产只有六七十斤，现在增长到200多斤和300多斤。

李洪来说，上塘公社这两年悄悄地搞包产到户，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都有明显起色。过去没钱买化肥和农机，现在有钱买了。社员的分配水平和口粮都有较大幅度提高。这个饱受穷困之苦的农村公社，出现了多年来未曾有过的勃勃生机。

可是，天下就有这样的怪事。上塘公社农民开始吃饱了肚子，消息传到淮阴地委（泗洪县属淮阴地区），地委主要领导人竟着了急，先后派出三批工作组来到上塘公社“纠偏”，他们批评县委和公社党委“犯了方向性严重错误”，“脱离了社会主义轨道”，责令立即纠正，并报告了江苏省委。所幸，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气候变了，农村基层干部不再一味“唯上”、“唯书”，他们口头上作检讨，行动上仍然我行我素，坚持包产到户，并逐步推广到全县。

苏北建湖县县委书记说，看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非搞不可。他举了本县近湖公社两个生产队种棉花的例子。这两个生产队是紧邻，生产条件几乎完全一样。一个生产队种了20亩棉花，长得差，虫子多，1979年亩产皮棉86斤，1980年下降到60斤。边上的南庄生产队，将18亩棉花包给了社员，又追肥，又捉虫，棉花拾掇得如同绣花一般细，1979年亩产皮棉100多斤；1980年雨水多受了涝，依然实现了增产。

包产到户不但在泗洪那样的穷县有效。比较富裕的吴江县县委书记说，他在本县摸了一下底，全县有183个生产队悄悄地推行了包产到户，凡是这样做的队几乎队队显著增产。

包产到户究竟是资本主义的洪水猛兽，还是兴农良方？这个争论其实已经延续了20年。60年代初的所谓三年困难时期，安徽农民就创造了包产到户。当时党中央的最高领导人斥之为“单干风”与“黑暗风”、“翻案风”并列，凡支持包产到户的干部皆被打倒。不料，“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春风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围绕着包产到户的新争论，是从1979年开始的。党中央农业文件里关于“包”的提法，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最初是提出“也可以”允许包工到组，联产计酬，超产奖励。以后明确提出边远山区和落后贫困地区，长期三靠（即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可以”包产到户。中央的农业文件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但农民们把“也可以”改成了“更可以”。而江苏有些领导干部，包括省级领导干部，把“也可以”改成了“不可以”，矛盾就是这样尖锐。

这次的江苏之行，我根据采访的所见所闻，写了篇通讯，题目就是《可以与不可以之争》，发表在1980年12月24日的《人民日报》二版头条。我在文章的最后说：“在实际工作中对某些问题认识暂时不一致，是难免的，也是正常的。解放思想，统一认识，是一个实践的过程。真正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思想，虚心地、诚实地对待千百万群众的实践，敢于否定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错了的东西，我们的思想和工作，就能不断地前进。”

一场惊动中央的鱼塘风波

“食无鱼”！这是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一个长时间里人民生活的一个叹息。社员家庭养鱼，被指斥为“搞资本主义”。生产队的集体鱼塘，“吃大锅饭”，管理不善，不可能给市场提供多少商品鱼。当年在北京想要吃上淡水活鱼，是非常困难的。

1981年，广东一个叫陈处兮的读者给编辑部寄来一篇调查报告，调查报告说：广东高要县沙浦公社沙一大队第六生产队社员陈志雄，是个养鱼能手，他和妻子从1979年开始承包集体鱼塘，专业养鱼。他承包后的变化可归结为三个大，即鱼产量大增，本人收人大增，生产队集体收人大增。1979年，陈志雄的年纯收人3100元；1980年，他的纯收人增加到7250元。与此同时，生产队的收人也显著增加。沙一大队第五生产队有33亩鱼塘，过去派几个劳力管理，一年最多收鱼6000斤，扣除成本和各项开支，年年亏本。1980年下半年，陈志雄承包了这33亩鱼塘，仅半年就产鱼1万余斤，生产队不花一分钱，不出一个工，就净收入承包金4500元。

调查报告还说，对这件事，人们看法不一，发生了争论。许多基层干部和农民赞成陈志雄承包鱼塘，认为应当让这样的“养鱼能人”大显身手，这对集体对个人都有好处；也有一些人反对，认为这是“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争论的具体问题有两个，一个是雇工问题，一个是跨队承包问题，其中又以雇工问题为争论焦点。这位广东读者希望能够得到报纸的支持。

当时我在农村部主持工作，编辑黄彩忠同志把这篇调查报告给了我。我读后感到文中反映的情况很重要，又感到有些棘手，因为它涉及一个非常敏感的“边缘问题”，即雇工问题。怎么办？最简单的处理办法就是把它丢进纸篓，不发表，天下太平。但我不甘心，既然实际生活中存在着这样一个重要而又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什么不可以端到报纸上，让读者自己去鉴别，去思考，去讨论呢？我决定在报上组织一次读者讨论，并请示编辑部领导，得到同意。5月29日，我在二版头条地位发表了一篇题为《一场关于承包鱼塘的争论》的调查报告，并写了一个编者按语。按语说，这篇报告里所提出的问题在其他地方也有，确实值得议—议，“新情况给我们提出不少新问题，需要我们按照党的三中全会提出的方针、政策，在实践中认真探讨，求得正确解决”。接着，我们就以《怎样看待陈志雄承包鱼塘问题》为总标题，开辟了一个讲座专栏，摘要发表读者的来信来稿。这个讨论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读者来信来稿之多超出我们预料，多数对陈志雄承包鱼塘的方式表示赞同或基本赞同，有少数持否定看法。我们选了其中22篇，陆续在报上发表，基本上把两方面的意见都摆了出来。

没有想到，这个讨论也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就在讨论开始后不久，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与华南师范学院有两个工作人员受到讨论专栏的启发，专程跑到陈志雄所在的沙浦公社作调查，用“左”的观点写了篇调查报告，报告依据的具体事实与5月29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报告基本相同，但这篇报告的观点是“陈式承包以雇佣劳动力为基础，脱离集体统一经营，已不属集体经济内部责任制性质，而成为资本主义经营，弊多利少，应予限制”。两位作者对人们称陈志雄为“能人”也持否定态度，总之，他们认为“陈志雄的经营方式同旧社会（资本家）实在没有什么差别”。不待说，这份调查报告所提出的问题，用过去习惯的语言来说，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不可等闲视之。

不久，由国家农委在昆明召开的全国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讨论会上，《人民日报》讨论专栏提出的问题，成了会议上热烈争论的问题之一。会上散发了广东社会科学院与华南师范学院两位工作人员写的指责陈志雄承包鱼塘是“资本主义经营”的调查报告。一位显然同意这个观点的新华社记者，根据这个调查报告，写了一份“内参”，在新华社的“国内动态清样”上发表了出来。这就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几位领导同志都作了批示。胡耀邦同志看了“内参”后当天就作了如下批示：“请润生同志注意并提醒广东省委。”国务院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的批示是：“瑞芝并仲夷同志，此事请酌处。”两个批示都是温和、商讨的口气。赵紫阳同志的口头批示说得更明白：“承包鱼塘可以么，多收点鱼税银子就是了。”可是胡乔木同志的批示却尖锐而吓人。他给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写了封信：“仲夷同志：附上材料一份（按即‘国内动态清样’），不知确实性如何，如果属实，不知省委怎样看法？我个人认为，按这个材料所说，就离开了社会主义制度，需要作出明确规定予以制止或纠正，并在全省通报。事关农村社会制度的大局，故提请省委考虑。”他还把这封措词严厉的信，同时抄送给了胡耀邦、万里同志和国家农委。这个批示无疑是对陈志雄式的鱼塘承包，下了—道讨伐令。

这封信下达后，顿时掀起了轩然大波，中央高层领导的意见岂能轻视？于是由省到地，由地到县，一层层讨论。省委书记任仲夷责成农委组成调查组，再赴陈志雄所在地进行调查，地委、县委也纷纷派出专人，前往查明真相，当地生产队干部与陈志雄本人，一时间几乎应接不暇。广东省农委调查组写出了一份《高要县承包大户陈志雄的情况调查》，报告列举的事实与过去的调查基本相同，但与广东社科院那两位写的调查在观点上却明显不同：报告说，“陈志雄这种以雇佣劳动为主的大面积承包带有一些资本主义因素，但不能和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完全画等号。因为在陈的经营收入中，大部分作为承包金交给了集体。这种经营方式就其经济效果来说，比原来吃‘大锅饭’要先进得多。”

广东省农委的调查报告最后归纳了公社党委、县委和地委的意见说：“对推行专业承包生产责任制中出现的问题，大家认为应当从总结经验教训上去解决，并从政策上加以引导和限制，不宜采取通报批评的办法。”这就是说，他们不同意胡乔木同志在信中提出的“予以制止和纠正，并在全省通报”的做法。广东省委同意了农委的意见。

围绕着陈志雄事件而掀起的这阵风浪里，我看到了一个非常可喜的现象，即许多干部吸取了自50年代后期以来的沉痛历史教训，他们不再一味地盲目“唯上”、“唯书”，而是从实际情况出发，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判断。基于这种认识，一场风波被顶过去了，人们没有按照胡乔木同志那封信的要求去“制止”和“纠正”承包鱼塘的这件新事，他们勇敢地保护了陈志雄。

《人民日报》这次讨论持续了三个月，于8月30日结束。讨论结束时没有作讨论总结，只在最末一期专栏上，发表了北京读者余大奴、黄克义写的题为《进一步解放思想，搞活经济》的一篇文章，我写了个编者按语。

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吴象同志以后又专程去广东高要县，访问了陈志雄，带来喜人的新信息。他在一篇报道里说：“前年，《人民日报》曾经开展过一场陈志雄承包鱼塘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提高了人们对专业承包责任制的认识，坚定了陈志雄对‘包’下去的决心，他经营数百亩鱼塘，4年来向集体上交了承包金14.1万元，向国家交纳税金2900多元。4年中，陈志雄还扩散了他的捞鱼花、育鱼苗等技术，有5个社员被他培育成了养鱼能手，他光荣地被选为高要县的劳动模范。”

开发荒山的突破

中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山地面积大约占国土面积的70%，其中有不少荒山在不破坏生态的前提下是可以开发利用的。上个世纪80年代初，包产到户的推行，主要解决了农田问题，荒山如何有效开发，仍然没有闯出一条路。

1981年秋，我来到闽南的穷县仙游，听朋友陈金添说，那里有个农民个人大面积承包开发荒山，在当地引起了争议，我和我的朋友连同新华社记者林群英，一起赶去访问了这个敢于向荒山进军的开拓者。

这个农民名叫李金耀，他精干强壮，是个典型的闽南农民。他承包的荒山名叫马山，山地面积有1200多亩，坐落在仙游县境的东南方，属于盖尾公社莲井大队所有。马山离大队所在地莲井村有10里，地处周围5个大队的交界处。十多年来，大队无钱去经营，只是每年派6个社员轮流看管，每人每年补贴150元和100斤粮食。管山人员年年更换，还是没有把山管好，他们回村过节，山上的树木就被偷砍光。社员没有从山上得到一点好处，却年年要分担管理费。大队干部束手无策，一座好端端的山，就这样荒芜了。

54岁的莲井村农民李金耀，眼看好好一座山长年荒废，于心不忍，便挺身而出，在1979年年初，向大队提出承包这座荒山。大队召开干部会和社员代表会讨论，会议整整开了两天，最后一致同意让李金耀承包，并于1979年6月的一天，正式签订承包合同，全队32个大队和生产队干部，都在合同书上盖了章。

反对李金耀承包荒山的争议，首先发生在他的家庭内部。山荒在那里，天下太平，你跑到山上去栽树，不是招惹是非吗？何况开发荒山还要大量投资，此事既有政治风险，又有经济风险。因此，李金耀的妻子和子女一致反对。在外地工作的儿子闻讯特地赶了回来阻止。李金耀生气地说：“你们懂啥！别看是座荒山，满地都是银子，你们却看不见。”全家只好依着他。他把坛坛罐罐统统搬上山，在山上安了家，并动员两个女儿也—起上了山。他多方筹集资金，拿出家里多年的积蓄，卖掉妻子的首饰，以及老夫妻的两副棺材板，共得款8000余元；又向亲戚借款27000元；经大队介绍，向银行贷款25000元。总算筹集起6万余元的办场资金。接着，李金耀又经大队党支部批准，招聘了20名青壮年当林场工人，每月工资44元，比原来大队付给看山员的补贴费多30元。

李金耀开发荒山的事业，就这样开始了。他们没日没夜地苦干，盖起了30间简易房子，修筑了两条共3公里长的盘山土公路，在山上栽了大量树木和各种作物，从1979年到1981年秋，不到3年时光，昔日的荒山居然变得一片葱绿。

一天，我由朋友陪同，走上马山，去参观李金耀经营的林果场。李金耀带着我们一边观看满山翠绿的各种树木，一边介绍情况。他说，近3年间，山上共栽了杉木7万多株，柠檬桉7万多株，柑橘、芒果、香蕉等3000多株，还培育林、茶苗200万株，林地里套种杜仲、玖瑰茄等中药材15万多株，另外还采取抚育、移苗等办法，补植了30多万株马尾松，现在这些马尾松普遍长到了2米多高。同行人说，过去这座荒山，被砍伐得光秃一片，早已飞鸟绝迹，山泉干涸，现在树林里又听到了啾啾的鸟鸣，山洞里又流出细细的泉水，山活了。

别看李金耀没上过专科学校，他对林业相当内行，林场的生产组织得井井有条。经过近3年的投资建设，他的6万多元资金已基本花光。林业生产周期长，单靠营林不可能在近期有大量收益，他就采取“以短养长，以山养山”的办法，在幼林地里大量套种各种中药材，与县医药公司签订收购包销合同。又在向阳坡开辟苗圃，培育林、果、茶苗，向其他社队出售。在成片的幼杉林里，套种速生快长的柠檬桉，这是本地香料厂急需的原料。此外，李金耀还在山脚下包了一些耕地，种植甘蔗等经济作物，在山上办起了采石场、养猪场等副业。以上各项事业，使林场每年可有几万元收入。可是林业建设投资大，目前林场仍处于亏损状况。但李金耀很乐观，他说，再过三年，林场就能做到收支平衡，再往后，这座宝山的财源将滚滚而来。

有意思的是，我发现与马山一路之隔的对面，也高耸着一座不小的山。李金耀告诉我，那是属于另一个大队的，他们没有实行承包，只见满山荒草萋萋，树木稀疏，与林木葱笼的马山，形成鲜明的对照。这是很耐人寻味的。

李金耀对我们前来参观林场，异常兴奋和激动，他泪流满脸。这是为何？他家人告诉我，李金耀自开发荒山以来，因为得不到当地领导干部的支持，困难重重，这个倔强的汉子背地里曾哭过多次。但这次流泪不同以往，这回是高兴的眼泪，因为他终于看到了北京《人民日报》记者和新华社记者来到了马山，我们是第一批走上马山的国家干部。过去李金耀日日夜夜渴望他开发荒山的事业能得到本县领导干部的理解和支持，但他失望了。近3年来，只来了一些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县一级的领导一个也没有上过山，分管林业的县委副书记就住在离马山不远的地方，却执意不上马山，因为上山就意味着批准。这种个人大面积雇工承包荒山的做法是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吗？党的文件上没有说过，他可不敢擅自做主。

李金耀承包荒山的事，在当地引起广泛议论。多数基层干部和社员表示支持，认为李金耀为家乡办了一件好事，既为社会为集体增加了财富，也为村里的多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那时人们对发展林业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的意义还认识不足）；一些公社和县干部则反对。分歧主要发生在：李金耀虽然全家参加劳动，但他又聘了20个社员帮工，这是不是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算不算雇工剥削？

采访基本结束，我与同行的林群英、陈金添两同志合作写了篇通讯《开发荒山的大胆试验》。

这篇通讯于1981年12月8日在《人民日报》二版头条发表。通讯发表后，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项南要《福建日报》立即全文转载。他还亲自来到新华分社看我（我当时住在新华分社招待所）。对这篇报道给予鼓励和肯定，说对福建工作有很大帮助。

不几天，项南同志专程来到仙游县，登上马山，视察林场，表扬了李金耀的大胆开拓精神。接着，县委书记、公社书记也纷纷跟着上山了。冷落了3年的马山林场，登时变得热闹非凡。

项南不只是一般地参观了林场，当他了解到大队与李金耀签订的承包合同，对李过于苛刻，便帮助李金耀，与大队干部一起，重新修订了承包合同。原来合同的有些规定很不合理，比如，规定林木投产后杉木收人90%归大队，李金耀仅得10%；马尾松收人全部归大队，李金耀不取分文；等等。项南对大队干部说：“李金耀觉悟高，不计较个人得失，这种精神是好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越要讲政策，绝不能损害先进人物应得的利益，必须保证李金耀有合理的收入，这样才有利于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合同修订后，各方面都表示满意。这件事在当地传为美谈。

后来项南同志再度去视察了马山林场。他所以如此重视这件事，因为福建是山多平原少的省，发展林业振兴山区经济，对福建至关重要。不久，李金耀承包开发荒山的经验在全省推广，到1982年，已有2800户农民，承包了16万多亩荒山。国家林业部后来也肯定了李金耀承包荒山的做法，并在全国推广。大面积承包荒山的“禁区”，就这样被突破了。

（作者为人民日报社原农村部主任）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8年第8期 感受1978年历史转折　作者：汪澍白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溘然长逝，10月6日“四人帮”束手就擒，“文化大革命”的空前祸乱，至此宣告结束。由于继位者华国锋在指导思想上因遵遗训，各项工作便只能在徘徊中龟步前进，但是，党内外的进步力量强烈要求变革，到1978年便在思想领域出现了真理标准的热烈讨论；在组织上也迅速推进了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在政治上，更通过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并在初步清理“左”倾错误和解决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的基础上，进而实现了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向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决策。

1978年对党和国家来说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对我个人的命运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联系这两方面来追怀往昔，有几点感念特深。

（一）一场热火朝天的真理标准大讨论

“四人帮”被一举粉碎时，我正下放在益阳橡胶机械厂。益阳地区人民同全国各地人民一样喜出望外，举行了盛大的集会游行。游行队伍载歌载舞，有舞狮子、耍龙灯、踩高跷的，还有人演出了笑骂“四人帮”的活报剧。老百姓争相燃放鞭炮，它的残屑堆积在街头都有几寸厚。这种历史性的欢庆场面，我有生以来，只有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和1949年南京解放时亲身经历过。遗憾的是，在这一热烈欢庆之后，接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却在讲话中强调在揭批“四人帮”的同时，还要继续批邓。并提出：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新任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又于11月18日主持召开宣传工作会议，强调揭批“四人帮”要在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前提下进行。稍后，省委召开全省宣传工作会议，我作为益阳橡胶机械厂的宣传科副科长参加了那次会议。会上传达了汪东兴的讲话，他强调要宣传“华国锋有内秀”、“邓小平那两下子已经试过了，不行嘛！”至于揭批“四人帮”，他不提批“左”，说重点在于批右。我原先期待粉碎“四人帮”以后召开的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一定是一次思想解放的会议，不想汪东兴的讲话大开倒车，让我乘兴而去，败兴而归！

1977年2月7日，全国各报刊发表了由李鑫（原任康生秘书，此时为中央理论学习组负责人）主持起草、汪东兴批发的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这篇文章以最权威的方式明确提出：“凡是毛主席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被称为“两个凡是”的经典表述，它实质上是要把毛泽东生前的最高指示和决策延续到当下以至今后。这样一来，人民群众热烈要求为天安门事件与历来的冤假错案平反昭雪，要求将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解放出来，要求纠正极“左”路线，发扬民主精神，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进行改革，等等美好愿望，都将化为泡影。

就我个人来说，只因坚认1957年《新湖南报》的反右有问题，30年来头顶上已先后被扣上“中右分子”、“右倾反党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等多种帽子，总是抬不起头，直不起腰来。粉碎“四人帮”时，原指望有一个解放思想和平反冤案的新时期，谁知又抛出了“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气得我七窍生烟。

面对“两个凡是”的压力，幸好理论界、新闻界的先觉之士早就在摩拳擦掌，酝酿进行批驳。1978年3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张成所写的《标准只有一个》，文章不长，也没有排在重要的地位，但作者的观点很鲜明：“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这是批判“两个凡是”的牛刀小试。

接下来，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该报特约评论员的长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二天由《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转载，并由新华社向全国播发全文。

按照平常的习惯，如由《光明日报》转载《人民日报》的特约评论员文章，那是很平常的事，现在由《人民日报》在显著地位转载了《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这就不同寻常，令人刮目相看。我反复阅读了几遍，深感此文理论上很深刻，政治上很准确，是一篇能够冲破“两个凡是”精神枷锁的重头文章。我又联系自己的思想，试作了一篇题为《破除宗教迷信》的文稿，但因多年没有练笔，自觉此文理论苍白，文词晦涩，不敢把它投给报刊，只好暂时束之于高阁。

随着真理标准讨论的深入，我越来越想回到理论工作岗位去。为此，下决心去省委组织部找干部处长赵培义申述我的愿望。他很痛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并且提出要我到湖南各大学去了解哲学系与马列教研室的情况，自己作出选择，然后再由组织部进行安排；这同1974年他和我谈话时所采取的僵硬态度是一个180度的大转弯。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变化呢？主要是形势变了，赵的思想跟上了形势的变化。特别是胡耀邦出长中组部以后，把解决积案如山的冤假错案当成火烧眉毛的当务之急，他那种疾恶如仇和“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精神，对各地组织部门干部的确产生了广泛和深刻的影响。

按照赵培义的意见，我首先去湖南大学找校党委成员涂西畴了解情况，他认为湖大的领导班子思想“左”倾僵化，劝我不要去那里。第二站我去了湘潭大学，哲学系的卢枫老师表示学校还属草创阶段，但有可塑性，希望我去哲学系共同奋斗。卢枫又陪我去看望了哲学系主任沧南和经济系主任尹世杰，两人都表示欢迎。再回省委组织部汇报，干部处就于1978年8月12日正式把我的关系转到湘大哲学系来。（卢枫看到介绍信上我是行政13级，职务一栏又是副科长，他很气愤地说：如果对我这样不公正，我就坚决不接受。我说：我的态度是“追求真理，不计名位”，现在能让我归队做理论工作就算是不错的。）

哲学系主任沧南根据我的学历和经历，建议我今后担任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这门新课程。由于这门课程在国内还没有哪个学校开设过，也没有出版过这方面的专著，便派我去找北京大学向行家求教。1978年12月我从长沙乘伊－14飞抵北京，通过原任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时任《红旗》杂志副总编方克的关系住在《红旗》杂志社的招待所里。然后去北京大学找1946年由我安排在爱晚亭边住过的西南联大哲学系同学邓艾民，他这时是北大中哲史教师，对我这个当年的山涧邻居（我当时也住在爱晚亭旁）很热情。但他表示自己对马哲史并不懂行，便介绍我去找在这方面有相当基础的黄楠森请教，黄先生送给我一本由苏联人编写的有关马哲史的小册子，他表示：这一课题在中国还刚刚提出，一切要从头做起。

在住宿《红旗》杂志招待所期间，方克与我联系比较密切，他拿出一篇准备参加真理标准讨论的大文章，要我毫不客气地动笔修改。当时《红旗》的总编辑熊复是从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调来的，他于1978年5月到任时，就宣称《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是有问题的；两个月后，由于全国各地和各界对真理标准的讨论十分热烈，熊复忽然打破沉默说：“关于实践标准的文章，要写，但要注意现在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应强调发展与创新，不应强调新结论代替旧结论，而应强调坚持和维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他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要以坚持原教旨主义的态度写出一篇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相抗衡的文章，这一任务交给了副总编方克。

方克遵命作文，拟题为“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经熊复请示汪东兴，汪提出标题要改成《〈实践论〉的认识论》，只讲一般的认识原理，不专门讲实践标准问题。方克觉得避开实践标准这个大家关心的问题不好，后来调和一下，将标题定为：《重温〈实践论〉——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

初稿开篇有几句肯定真理标准讨论的重大意义的话：“我们认为，这次讨论不仅有利于弄清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本观点，而且是关系到我们党的整个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汪东兴认为这样估计太高了，不是什么关系国家命运前途的大事，这段话被迫全文改写。

初稿原来有一部分着重批判“四人帮”的所谓“阶级标准”，熊复表示反对。他的依据是《五·一六通知》中关于真理阶级性和批判“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话是毛泽东亲笔所加，批这两句话就是批毛泽东。由于有这个障碍，便避而不谈真理有无阶级性。但对彭真讲的“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还是违心地开展了批判，这实际上还是屈从于“两个凡是”和权力真理论的压力。

方克在湖南工作时，有两三年因住地相近，我们过从较密，他上调到《红旗》这个“左”派老根据地后，被迫撰写同实践标准唱反调的文章，我仍有一些同情他的处境困难，但却无法同意他在汪东兴等人指挥下写出的文章。故此，捧卷踟蹰数日，没有增删一字，终于原璧奉还给作者。

(二)右派翻案的胜利

我1954—1955在《新湖南报》大约工作了一年时间，1955年调往省委高干自修班当理论辅导员，也是这个班的实际主持人。1957年自修班放暑假，我搬到慎恒在报社的宿舍来度假。报社的编委从1956年关于办报方针的争论到1957年的整风鸣放，斗争都很紧张，我为了避免卷入漩涡，平时杜门谢客，不上两派朋友家门，但为了要看北京上海的报纸，便趁星期日到编委办公室去。也许是鬼使神差，当我正在阅读6月8日人民日社论《这是为什么》时，傅白芦和蔡克诚双双走了进来，老蔡劈头就问我对老官（官健平）来报社当总编的看法。我说老官解放前在《国民日报》只当过校对，1954年在治湖工地共事，我看他政治文化水平都不行，讲话还脏话连篇。但他在益阳时就讨得周惠的欢心，周惠提为省委书记以后，在各部委都安插他从益阳和常德地委带来的亲信，报社也是他要掌控的部门，便早有选派老官来主事的意思。1954年在治湖工地，老官同我谈到省委有意安排他到报社来当总编辑。我说那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你何必挤到那里去？留在部委或下到地委去当头不是很好吗？他没有听我的劝告，报社便从此多事。

6月8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实际上是反右派斗争正式开打的信号弹，此后几个月，报社便成了湖南省反右派斗争的主战场，编委中除主持反右的官健平、孟树德是坚定的左派以外，邓钧洪、苏辛涛、傅白芦、蔡克诚、张雨林、柏原、李冰封、袁家式等8人都划成了右派，整个编辑部，打出右派54人，我的妻子慎恒因不肯落井下石，也未能幸免于难。我因6月8日那一席话惹了大祸，幸亏省委书记李瑞山原来主管审干时，对我的历史情况已有透彻了解，现在他兼管自修班的事，对我的现实表现更十分清楚。他不赞成拿我开刀，于是便将高干自修班与党校合并，由党校召集中层以上党员干部会议对我的右倾思想与自由主义言论进行批判，定性为“中右”分子。

“中右”是一顶隐形的帽子，平时戴上去不痛不痒，一到有事时，就像孙悟空头上那顶无形的金箍帽一样，只要唐僧一念紧箍咒，孙悟空就会痛得在地上打滚。从1958年到1978年的二十年间，这个紧箍咒害得我痛心切骨也有过多次。1959年周惠在庐山反水，回湖南将我这个小萝卜头也定为右倾反党分子，进行了极为残酷的斗争。这个问题平反以后，1964年从流放地上调省哲学所，所里又大搞所谓“机关革命化”，指责我与“摘帽右派”妻子没有划清界限，慎恒被逼得破指血书表示自愿离婚。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我被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批斗，然后押往福田五七干校“专政班”劳改，爱子枣枣独居长沙，被迫害成精神分裂症。1974年冬，省委组织部干部处长赵培义找我谈话，我在回答问题时，明确表示：第一，我在“专政班”主要是劳动改造，谈不上有什么思想上的收获。第二，我1957年就认为“新湖南报反党右派集团”是一场错案，“文革”期间官健平的历史反革命面目被彻底揭穿以后，进一步认清那是一场特大冤案。为此，干部处认为我改造世界观的问题没有解决好，需继续下放锻练，但他们安排我去千山红农场和矿山通用机械厂都被拒绝收容，最后只好分配到益阳橡胶机械厂去。回想我1945年投身革命，那时走南闯北，都还能打开局面，两次被捕在狱中的英勇表现，在会师大会上还受到表彰。自1957年6月8日直言招罪以后，到处遭到欺压、排挤、凌辱，粉碎“四人帮”松了一口气，不料“两个凡是”的枷锁还是紧紧套了上来，今后的斗争势必会更为曲折复杂！

然而，从长远来看，陵谷迁变，时异势殊的转折在自然与社会历史上都是有规律地发生的，进入1978年就的确出现了这种历史转折的征兆：其一是通过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迅速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连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和亲自拍板的《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都已在实际上被突破，否则，邓小平就出不来，拨乱反正也进行不下去。其二是胡耀邦出主中组部以后，他在信访工作会议上针对阻挠平反冤假错案的“左”倾观点提出“两个不管”：“判断对干部的定性和处理是否正确，根本的依据是事实，经过对实际情况的调查核实、分析研究，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后来《组工通讯》全文刊载了这篇讲话，对解决包括“右派”在内的冤假错案，起到了势如破竹的推动作用。

1978年6月，由中央统战部、公安部牵头在烟台召开有五个部门参加的会议，来解决“右派”的遗留问题。会议拟定的文件提出普遍摘掉“右派”帽子，个别完全搞错了的可以作为特例予以改正。起初我耳闻有这样一个会议专门研讨解决“右派”问题，感到格外高兴。稍后又听到别人转述的文件精神，便有空喜一场的失落感。

胡耀邦在听取参加烟台会议的中组部副部长杨士杰的汇报以后，认为这个会议没有解决问题，他安排中组部政策研究室以中组部的名义向中央写报告要求复议。到同年9月，中央决定由五大部在北京开会，复议如何认真解决“右派”改正问题。这次会议拟定的五十五号文件增加了《关于改正问题》的新内容：“对不应划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经批准予以改正的人，恢复政治名誉。”这几句话，才真正为沉冤莫白二十余载的“贱民”放开了一条生路。

五十五号文件发出以后，“右派”改正迅即成为新闻报道的热门话题。中央党校、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等单位错划右派全部改正的消息首先见报，民政部、各大专院校等其他单位也紧紧跟上，形成了一股改正“右派”的热潮。

《新湖南报》反右时，整个编辑部不过143人，打出的“右派”54人，其中党员占29人。而主持反右的官健平在“文革”中被查明是一个伪造全部履历、混入党内的历史反革命分子，他的姓名、籍贯、年龄、学历、工作经历全是假的，唯有性别一栏没有造假。由于揭露出了这些惊人的材料，那些蒙冤十载的“右派”们从1967年起就有人在编印专刊进行申诉与翻案活动。我因对他们表示过同情与支持，多次受到过批斗与惩罚，前文略有记述，这里不再重复，只是有一件事要作补充，就是1972年夏干校宣布我获得解放和恢复组织生活时，还附加了一句话：“有遗留问题需另作处理。”我猜想所谓遗留问题，恐怕还是1957年《新湖南报》反右那桩冤案。现在中央的五十五号文件已经下达，我得要趁热打铁，解决这个纠缠不清的难题，便赶快跑到石佳冲省五七总校政治处去查档。值班人员从档案柜中反复翻检，找出省委组织部发出的一个机密文件，内容涉及右派翻案问题，并决定给我以严重警告处分。我立马把这个文件抄录下来。回家便向省委写申诉信，提出省委组织部的这个文件有几项错误：第一，根据（1978）五十五号文件精神来衡量，1957年《新湖南报》的反右明显是一大冤案，当年我同情和支持这个右派集团翻案没有错。第二，凡属省委所管的党员干部，如有违犯党纪的错误行为，应由省纪律检查委员会进行核查并报省委作出处分决定。组织部对党员干部作处分决定是一种越权行为。第三，对党员干部作出处分决定，应与有关党员干部见面，给我以严重警告却对我进行封锁，岂不荒唐之至！这封申诉信没有得到及时答复，但后来省委经过慎重研究，终于下文，撤销了省组那个机密文件。我一时感到十分高兴，但高兴之余，又不免有些疑虑，根据长期上当受骗挨整受罪的经验，我的确有几分担心，谁知省委新近发来的文件所解除的是不是套在我脖子上的最后一根绳索呢？！

慎恒听到我转告五十五号文件的内容，感到很称心快意，她连忙赶到报社去催促落实政策。政策落实办的干部便向她提问：你认为哪些人可以改正？哪些人不可以改正？据告，“右派”中便有人提出朱正与钟叔和是真正的右派，不宜改正。慎恒表示，朱正与钟叔和同其他人同样属于错划，只是他俩更有才学，更加值得珍视，怎么反而要排除在外呢？

慎恒回家便把在报社遇到的情况和问题同我谈了，我也抒发了一些个人的感慨。我说1957年的反右不是个别有错或部分有错的问题，而是从总体上错了；当年我同情和支持“《新湖南报》反党右派集团”翻案，实际上也是要通过突破这个特大冤案来推动右派翻案的全局。现在中央的五十五号文件，并没有从总体上否定1957年的反右，却为在实际上解决反右造成的全部冤假错案开辟了宽阔的道路。然而每一个问题的具体解决，往往还会有曲折复杂的斗争，朱正与钟叔和都是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先进分子，他们提出的独立见解，在“舆论一律”的社会里，很可能被人们视为异端邪说，为了要肯定他们是错划的，必要时，还可以进行一番真正的辩论，把被颠倒了的是非重新颠倒过来。另外一种情况是有的人改正得不彻底，龙英华是一个很老实的人，解放前在湖南省立一中与慎恒同学，那时慎恒就介绍他入了党。1957年他在北大哲学系打成右派，1978年得到改正，但不准他恢复党籍，他自己也毫无办法。后来慎恒动员他直接写信向胡耀邦申诉，很快就解决了问题。事实表明，五十五号文件是以胡耀邦为代表的改革派与“凡是派”反复斗争所取得的胜利成果，在执行和落实文件精神时，“右派”朋友们还得以自求解放的精神，努力去打破所在单位强加在自己身上的枷锁，为获取人权而进行韧性的斗争。在这样有利的形势下，一定要努力争取右派翻案的全面胜利，不要留下死角，留下遗憾。

(三)令人感念难忘的一次中央全会

我这次到达北京时，中央工作会议正在紧张进行，但当时我一点都不知道，直到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接着举行时，40年代在湖南大学的老同学、老战友杨翊赶到《红旗》杂志招待所来看望我。他从1946年起就长期在新华社国际部工作，消息比较灵通，一见面就将中央工作会议振奋人心的消息详细见告。

在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华国锋等原来打算在不触动“两个凡是”指导思想的前提下实现工作重点转移，但以邓小平、陈云为代表的老同志认为只有首先清理“左”的错误，才能实现工作重点的真正转移。陈云在延安时担任过中组部长，他对“文革”期间把许多老同志整得那么惨，感到十分痛心。因此，他在东北组开头炮，提出清理“左”倾错误要从平反冤假错案入手：首先要解决薄一波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问题；对“文革”中错定为叛徒的同志应进行复查；陶铸、王鹤寿的材料，应由专案组移交给中组部复查，彭德怀的名誉应得到恢复；天安门事件应肯定是一次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

陈云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共鸣，聂荣臻、萧克、胡耀邦、杨得志、万里……争先响应，提出诸多历史遗留问题，要求切实解决。11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全体会议，由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解决有关“文革”和历史上的九个遗留问题。

从11月26日起，会议接着就党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进行讨论。由于杨翊本人并没有亲身与会，又知道我最急切关注的是清理“左”倾错误和平反冤假错案，因此，他没有详细介绍关于工作重点转移的讨论情况。

杨翊走后，我不久就从报纸上看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我感到最高兴的是全会高度评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在此基础上做出了党的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向现代化建设转移的战略决策。公报还指出：为了推进重点转移，对内要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对外要吸取各国的先进经验，这样才能打破长期在“左”倾思想统治下所造成的封闭状态，开辟出广阔的前进航道。

全会公报还郑重宣告撤销了“文革”期间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关于天安门事件（即四五运动）的错误决定，为领导核心的转移扫清了障碍。全会还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为在全国范围内平反积案如山的冤假错案树立了榜样。同时，全会还增选陈云为中央副主席，胡耀邦等三人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黄克诚等九人为中央委员。读到这段话时，我立即想起白居易的两句诗，“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才须待七年期”。陈云、胡耀邦、黄克诚等都是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最能坚持独立思考，敢于同错误路线作顽强斗争的老同志，让这些久经考验的老同志多参与领导工作，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都会为此感到欢欣鼓舞。

在几十年的“左倾”路线，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自相残杀中，我对党和党的领袖几乎都丧失了信心，十一届三中全会使我基本上恢复了对党的希望和信念，但是全会公报对毛泽东功过的表述，我还有一些不同意见。比如说，公报第一节写道：“毛泽东同志在建国初期，特别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就再三指示全党，要把工作中心转到经济方面和技术革命方面来，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领导我们党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后来被林彪、‘四人帮’打断了，破坏了。”这段话，我看就不切实际。第一，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已决定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其后主要是由于毛泽东发动反右和其他一系列阶级斗争，打断了工作重点的转移。第二，周恩来因1956年反冒进不断挨批，他的总理职权也遭到削弱，实际上难以展舒长才，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重大成就。第三，从发动“大跃进”开始，毛泽东走上经济第一线，亲自领军。但他依靠的“政治挂帅”、“土法上马”、“人海战术”一类马上打天下的经验，同现代经济发展规律并不合辙，其结果是导致百业凋蔽，哀鸿遍野，饿死几千万人的惨痛失败。第四，开国以后，林彪在长期养病，通过1959年的庐山会议，他取代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但并未兼顾经济建设方面的任务；至于“四人帮”，谁都知道那是“文革”时期扶植上台的一股邪恶势力，50年代他们并无权势，甚至还互不相识，哪有力量来打断工作重点转移和破坏经济建设呢？联系以上四点，我感到公报还是在多方为毛泽东文过饰非。为什么要这样呢？也许是在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的历史转折关头，他们认为，将一些暂时难以定论的问题搁置起来，留待日后从容计议，逐渐达到认识上的一致，更为有利于党的团结和社会的稳定吧！

不管党中央何时能安排时间来论定毛泽东的功过，我总认为从现在起就多有一些人来认真探讨这个问题，对明确今后的方向和道路会有好处。作为一名哲学工作者，这时候我便下了决心，要以后半生的主要精力来研究毛泽东这个课题，并给自己定下了两条规矩：第一，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第二，坚持独立思考，秉笔直书，不媚上，不媚俗。

岁月易逝，30年匆匆过去，回首前尘，这些年总算遵守自订的规矩，老老实实地在从事这一课题的研究，但成绩却不大理想。究其原因，在主观方面，主要是1984年我到厦门大学以后，躲进小楼成一统，同学术界缺乏交流，对本身浸染很深的教条主义也没有自觉地加以清算。从客观方面来看，十一届三中全会过后，中央对经济体制改革抓得很紧，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从苏联引进的，在我国扎根不深，向市场经济转轨遇到的阻力不大，进展相当顺利，现在我国的经济实力同30年前相比，已猛增60多倍，令举世为之惊羡。政治思想领域的变革，却相对滞后。因为我们的政治体制，除了仿效苏联的一套以外，还有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主义传统在发挥作用，这一“洋”一“古”的结合，使我们始终没有能从革命年代高度集权的专制型政体转变为依靠民主和法制管理国家的现代型政体。1978年的真理标准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曾经打破“两个凡是”的枷锁，带来一个思想解放和政治清明的八十年代。但是，1989年的北京风波之后，思想言论失去了自由，政治权力失去了制衡与监督，而结党营私、违法乱纪、贪污腐化之类的问题则层出不穷愈演愈烈。什么时候能再来一次像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那样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样旋乾转坤、改变历史的中央全会呢？我现在常常想念的，就是要争取看到这么一天。我今年86岁了，也不知在有生之年，能否实现这一美好的愿望。

（本文作者为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8年第8期 安排境外机构救援要有预案　作者：阎明复

5月12日下午四川汶川大地震的消息传来，我感同身受，心急如焚。当天傍晚，台湾佛教慈济功德会证严法师令人打电话给我，急切关注震区灾情，表示要立即派出救援队奔赴灾区参加救援，希望阎部长协助向大陆主管部门转告，得到他们的同意和支持。我因病不能亲自联系，便当即请韩全永同志向民政部救灾司报告。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民政部上上下下立即投入紧张的救灾工作，当天全永同志打电话找到救灾司负责人，答复震情尚不十分清楚是深度还是浅表地震，已发出二级响应；家宝总理通知赴灾区升级为一级响应。第二天，即13日早上，我给百忙中的中华慈善总会范宝俊会长打电话，通报台湾慈济功德会要求派人去灾区救援的信息。范会长当即表示支持。接着我又请韩全永设法找到民政部救灾司负责人转告台湾朋友的要求。在当天（5月13日下午4时）国务院新闻办召开的发布会上，民政部救灾司司长王振耀正式宣布中国欢迎境外国家、地区派救援人员到地震灾区参加救援，并说当前震区山体滑坡，交通中断，前往灾区十分困难（大意如此）。我再次请全永同志同王司长联系或发短信转告台湾慈济功德会要派人到灾区参加救援，并说“早来还来得及救人，晚来只能找到遇难者遗体”。此时救灾司负责人亦奔赴灾区，不知后来有没有收到我的意见。

据四川省新闻办5月18日下午称，5月15日至5月17日12时已有日本、俄罗斯、韩国、新加坡四个国家，香港、台湾地区共七支救援队在四川灾区进行搜救工作。

其中，日本救援队于16日抵达灾区，16日、17日两天在青川、北川搜出遇难者遗体共15具。

俄罗斯救援队于16日下午17时抵达成都，随即赶往绵竹汉旺镇实施搜救，在勘察没有生命迹象后前往都江堰市实施搜救，17日21时成功救出一名中年妇女。

韩国救援队于5月16日晚抵达什邡灾区，到18日下午搜救出16具遇难者遗体。

新加坡救援队于5月16日晚抵达灾区，在德阳什邡红白镇实施搜救，未发现生还者。

香港救援队于5月17日抵达成都后，赶往绵竹汉旺镇，目前（即到18日下午为止）搜出17具遇难者遗体。

台湾救援人员5月16日到达成都，到18日下午，在绵竹汉旺镇实施搜救，搜出6具遇难者遗体，未发现生还者。

从四川省政府新闻办发布的信息来看，境外的救援团队都是在5月16日抵达灾区，也就是在5月12日下午2时28分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第4天，也就是96小时后实施搜救遇难者的。尽管这些境外救援团队克服难以想像的困难，在余震不断的险境下，不顾自身的生命安全，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在废墟中搜救遇难者，但因错过了最初72小时的最佳时机，而未能救出更多的生还者。

地震等自然灾害的发生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怎样在地震发生后争取救援队伍争分夺秒尽早尽快地到达灾区开展救援工作，必须成为应急预案的第一要素。

从这次汶川地震发生后的情况来看，12日下午发生地震，13日下午民政部声明欢迎境外救援队伍到灾区参加救援，这个开放的声明是及时的，而震区交通中断的确影响了境外救援队伍的开进。为了争取时间，似可以安排境外救援队伍先行到达中国国内邻近灾区的地方，然后视交通情况再进入灾区。不要等交通恢复后再通知他们启程来华。这些应急措施都应有预案。正像温家宝同志在灾区庄严宣称的，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用百倍的努力，去抢救生还者。

2008年6月20日

（本文作者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8年第8期 我在海城地震时采访　作者：周保华

1975年2月4日19时36分，辽宁省南部海城、营口一带发生了7.3级强烈地震。此时正是十年浩劫的后期，新闻更被严密控制，社会公众是难以了解灾情、灾区真实情况的。2月5日，即地震发生的第二天，新华社才播发了一条发生地震的简讯。3月12日，播发了《国务院通报表扬辽宁省南部地区地震预测预防有功单位》的消息，同时还播发了我和辽宁分社几名记者共同采写的《辽南地震灾区人民泰山压顶不弯腰、重灾面前不低头》的新闻稿。

在上述数量少得可怜的稿件中，没有人员伤亡数字，也没有房屋倒塌的统计。稿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向国内外透露出“我国地震工作队伍对这次强烈地震做出了预报”，“使这次地震在这个人口稠密地区所造成的损失大大减轻”的重要信息，但也仅限于这两句干巴巴的话。

33年前，我是新华社辽宁分社派出的第一位采访辽南地震的记者，而且参加了持续一个多月辽南地震报道的全过程。最近，我找出当年保留的资料，写出这篇迟到的报道，掀开蒙在海城、营口地震长达33年的面纱。

地震办里度过难忘的一夜

1975年2月4日晚上，我吃过饭后，来到分社办公室，向领导汇报情况。突然间，办公楼剧烈地摇晃起来。我立即意识到发生地震了。分社领导当即派我到辽宁省地震办公室了解情况。我二话没说冲到楼下，坐上分社老掉牙的苏式吉普车赶往省地震办公室采访。

地震办灯火通明，走廊里人来人往，打电话的喊叫声接连不断。从地震办同志口中得知，地震发生在辽南地区，震级超过了七级，有人员伤亡。我用电话将这些情况报告分社值班员，他们再用长途电话向北京新华总社报告，最后由总社根据电话记录铅印成内参稿，直接送中南海。在当时通讯设备极为落后的状况下，这已是最快速最有效的办法了。就这样，有了新情况，我就马上打电话向分社报告。

大约在夜里12点左右，辽宁省委秘书长来到了地震办，这是当天夜里到地震办级别最高的领导。他得知我是新华社记者后，当着我的面指示地震办的领导：在简报没有送省委之前，情况一律不能向记者提供。我立即表示反对，说：“通过内参渠道如实向中央反映情况，是党中央交给新华社记者的光荣任务，任何人都没有权力干扰新华社记者对地震灾情的采访。”秘书长见我态度坚决，换了个口气说：“你要考虑到省委给中央的报告总比新华社晚，对省里的工作不利。咱们商量一下，能不能等省委向中央报告之后你再发稿。”在这人命关天的时刻，听了这种话，我非常气愤，明确地告诉他：“我是新华社记者，也不归你领导，你指挥不了我。”说完，我转身又去了解情况，忙着继续发稿了。好在秘书长一行呆了一会儿就走了，对我的工作没有带来什么不利的影响。但事情并没有结束，这位秘书长后来就此事专门向辽宁分社社长孙铭惠同志狠狠告了我一状。我把当时的情况如实做了汇报，老孙略加思考说：“你没有错。当新华社记者就是要对人民负责，对党中央负责。但今后你要学会处理问题的方法，不能授人以柄。”

1975年2月4日的那一夜，我和辽宁省地震办的同志们都熬红了双眼，喊哑了嗓子。也就是在这一夜，我学会了吸烟。

全世界第一次成功的地震预报

海城、营口地震发生之后，中央派出了以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为团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素文为副团长的中央慰问团前往灾区慰问。同时，国家地震局局长也率大批地震科技工作者赶赴灾区，监视震情，并进行科学考察。分社领导把随国家地震局专家采访的任务交给了我。

瓦砾，废墟，残垣断壁。震后的海城、营口及其周围的广大地区，都是一片凄凉的景象。坐在飞机里向下观望，地面上房屋受损程度呈现出波浪式，即一片废墟之后，紧接着却是一片受损程度不同的房屋，接着又是一片废墟……同行的国家地震局专家告诉我，地震发生时所产生的巨大力量像海浪一样，有高峰也有低谷，于是就产生了这种现象。

辽南是东北最为繁荣的地区，人员稠密，地震发生时正值寒冬腊月的夜晚，这些因素无疑都会增加人员的伤亡。按建筑物遭到破坏的严重程度估计，海城、营口地震所造成的死亡人数至少应在10万人以上。但事实上，这次地震所造成的伤亡人数并不大，遇难者共有1328人，而且主要是行动不便的老人。随着采访的深入，我搞清楚了出现这一奇迹的原因：国家地震局和辽宁省地震办对这次地震做出了成功的中期和短期预报。

海城地震预报的前期工作始于20世纪60年代。1966年邢台地震以后，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以著名科学家李四光为首的一批科学工作者投入到地震科研工作之中。李四光教授根据地质力学的理论和地震活动迹象，明确指出“京津唐张要注意”。地震科技工作者也明确将东北的辽宁列入地震危险地区，给予了重点关注。根据邢台地震以后国家确定的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依靠群众，做好预测预防工作的方针，辽宁城乡广泛建立健全了“群测群防”地震预测预报网。这些都为后来的中短期预报获得成功，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1973年内辽南地区小震活动增强，前兆异常出现；1974年6月全国地震会商会确认了辽宁提出的1至2年内可能发生破坏性地震的中期预报意见；1975年1月国家地震局又确认了辽宁提出的短期预报意见。

时间一天一天地接近2月4日，辽南地区各地震观测网点不断向省地震办报告临震前的种种迹象，其中营口市石硼峪地震台、旅大市（现大连市）地震台金县观测站、盘锦地区地震台、海城县地震观测站等众多的观测点，在第一时间陆续向上级报告出现明显地震前兆现象。2月4日0时，辽宁省地震办把临震预报意见送达了中共辽宁省委。2月4日上午，辽南地区临震的前兆更为明显，省地震办领导心急如焚，想尽办法找到了主持省委日常工作的省委书记（当时设第一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李伯秋。李伯秋是到地方“三支两军”的军队干部，时任沈阳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伯秋听完汇报后立即下达了命令：全省各市，特别是辽南地区各市、县、公社、大队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迅速组织群众撤离房屋。在农村要动用民兵逐户劝说群众离开房屋到院子里暂住，有条件的地方可采取组织群众到场院看电影的办法，把大家吸引到屋外。李伯秋的这道命令是2月4日上午10时30分发出的。海城、营口一带的群众，在干部和民兵的劝说下，纷纷在屋外搭起草棚居住。有些年纪大的人根本不信有什么地震，硬是不愿离开，最后是被民兵强行抬出去的。但也有犟的，就是不出屋，也有的年老体弱者不能出屋，后来的结果表明，死亡者中主要是后面的两种人。当日，即1975年2月4日19时36分，7.3级强烈地震发生了。

由于事先有预报、有预防，灾害大大减轻。其实，早在1974年夏海城中期地震预报发布后，辽宁省就动员各行各业，在抗震普查的基础上，对一些无抗震措施和年久失修的重要工程设施进行了应急设防。例如用钻孔注入环氧树脂的办法，加固了太子河中游浸窝水库业已裂缝的水泥大坝，使其经受住了7.3级地震的袭击，保护了下游辽阳、营口及两岸几百万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这是一次成功的地震预报，也是根据临震预报采取措施最得当的一次。据专家估计，海城地震预报成功至少拯救了10万人的生命。在极震区，无一人死亡的有493个村，占总数686个村的72%。我在采访本上飞快地记录着这些数字，心情格外的兴奋。以李四光教授为代表的我国地质地震科技工作者功不可没，同时有我国鲜明特色的“群测群防”网络也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我挥笔写下了反映这一重要科技成果的内参。随后又在此基础上改写成了公开新闻。新闻稿发到北京后，新华总社国内部领导格外重视，作了精心的修改。然而，当时的舆论被“四人帮”牢牢控制，这样重要的稿件必须送姚文元审。其结果可想而知，此稿被他“枪毙”了。

表扬地震预报有功单位的争论

我和国家地震局的几位专家驱车跑遍了辽南大地的各个地震观测台站,收集到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与专家们朝夕相处,我学到了更多的有关地震的科学知识。作为一种自然现象，人类对地震还处于不断认识的阶段，并未完全认识它。尤其是地震预报，可以说长期、中期的好办一些，临震预报还是非常困难的。海城地震临震预报的成功，有其必然性——从1966年邢台地震以后，我国加强了地震震情的分析和预报工作；也有其偶然性——海城地震震前的地质水文、物理及动物异常等征兆十分明显，特别是辽宁省当机立断，采取了非常的、强有力的措施。总之，我们既不能抹杀科技工作者的成绩，又不能盲目夸大这一成果，更不能以此得出我国已攻克地震预报难关的结论。这些知识对于后来正确处理“表扬地震预报有功单位”的事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以华国锋副总理为团长的中央慰问团在听取营口市石硼峪地震台同志的汇报时，高度赞扬了这个台在辽南地震预报中的作用。华国锋当即表示要以国务院名义通报表扬石硼峪地震台，并征求在场的国家地震局局长的意见。这位局长是一位老干部，对于地震临震预报工作的难度，他应当是心知肚明的，但此时他却点头称是。

中央慰问团回到北京后，在国务院秘书长吴庆彤主持下，组织有关人员开始起草表扬营口市石硼峪地震台的通报，中央慰问团随行记者、新华社国内部李国锐同志也参加了起草工作。性格豪爽直率的李国锐在起草小组会上反映：海城、营口地震预报工作是国家地震局和辽宁省地震工作者共同努力的结果，只表扬一个石硼峪是不妥当的。但他的意见没有得到起草小组的认同。

与此同时，我们几个在灾区的记者，听到李国锐同志在电话中说的情况后，十分着急。于是我们立即采访了在灾区考察的几位知名地震专家，想通过内参渠道反映情况，从正面支持一下“掌握真理的少数人”李国锐同志。

我们赶到新华社鞍山记者站的驻地，匆匆忙忙地把稿件写完，打长途电话念给总社的编辑。在稿件中突出说明，在地震临震预报面前，人类还没有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靠一个地震台或靠一种技术手段是不可能做出准确的地震临震预报的。显然通报一个石硼峪地震台，不仅不符合客观事实，而且将在国际上造成不好的负面影响。

此时此刻，在中南海的李国锐得知有一篇支持他观点的内参稿，马上打电话告诉编辑部别铅印了，赶快将电话记录稿火速送进中南海。后来李国锐告诉我，电话记录稿刚交到他手里，华国锋同志就来到了会议室，准备听取通报起草的汇报。李国锐赶忙报告说：有一内参提出不同意见，云云。华国锋同志听完李国锐的汇报，笑着说，这个意见好嘛，那么就表扬一批，上到专业地震台，下到群众业余测报组。1975年3月12日国务院正式发出通报，表扬了营口市石硼峪地震台、旅大市地震台金县观测站、盘锦地区地震台、海城县地震观测站、营口县虎庄公社邮电支局业余地震测报组和辽宁冶金地质勘探公司102队业余地震测报组等一批在辽南地区地震预测预报中有功的单位。第二天，全国所有报纸都刊登了这一新闻。

（作者系新华社高级记者）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8年第8期 瞿独伊忆父母瞿秋白杨之华　作者：孙维熙

瞿独伊是革命老前辈瞿秋白杨之华的爱女。现今87岁。她虽然一生历尽坎坷，但乐观豁达，晚年在北京市中老年交谊舞比赛中获冠军；在新华社老年组模特表演赛中获头等奖。直到今天，她还坚持每周两三次的游泳。经过多次交谈，这位不愿张扬的老大姐同意记录下她讲的故事。

（一）

瞿独伊的生父是浙江闻名的开明士绅沈玄庐的儿子沈剑龙。他同杨之华结婚后，决心不依赖家庭自谋生活。但是，当他和朋友一起到上海谋生之后，经不起十里洋场的引诱，政治上不求进步，生活上甚至不检点，这使杨之华怨愤之极。独伊说，妈妈于1921年生下我之后取名独伊，意思是说，我只生你一个，决不再生。1922年，杨之华在上海参加了妇女运动。1923年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当年上海大学的校长是于右任。经向警予推荐作为社会学系的系主任瞿秋白认为他的学生杨之华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坚强女性”，决定做杨之华的入党介绍人。后来两个人感情日益加深。

杨之华对瞿秋白也十分倾慕，但考虑到自己结婚生子，左思右想，不知如何办好。她决定回浙江萧山老家暂时回避一下。在此情况下，瞿秋白认为，既然沈剑龙已经背叛了杨之华，为什么我不能去爱她？于是赶赴萧山杨家。杨之华的哥哥和沈剑龙是同学，干脆把沈剑龙也请到家里一起商谈。于是，他们三个人开始了一场认真的、戏剧性的、奇特的“谈判”。谈判结果同时刊登在当年邵力子主办的上海《民国日报》上：一是瞿秋白与杨之华结婚启事；二是沈剑龙与杨之华离婚启事；三是瞿秋白与沈剑龙结为友好启事。1924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这一天，瞿秋白和杨之华在上海举行了结婚典礼。瞿秋白亲自雕刻了一方“秋之白华”的印章，留作纪念。为了纪念他们的结合，瞿秋白在一枚金别针上刻上“赠我生命的伴侣”七个字送给杨之华。

独伊回忆说：“在我模糊的记忆中，我的父亲瞿秋白话不多，很温和，戴着眼镜，很清瘦。母亲不让我简单地叫‘爸爸’。让我叫‘好爸爸’，我就一直这样称呼的，而他就亲切地称我‘小独伊’。在我的心目中，瞿秋白就是我的慈父。”

（二）

1927年，大革命失败，中国革命进入了低潮，在此情况下，中共召开了“八七会议”。会上选举出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

1928年6月18日—7月10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郊区的一座乡间别墅中召开。当年参加“六大”的正式代表有：瞿秋白、任弼时、周恩来、罗亦农、杨尚昆、陆定一、苏兆征等第一代革命领导人。7岁的瞿独伊也随父亲进入了“六大”驻地。今天，唯一到过“六大”驻地尚活在人世间的只剩下瞿独伊。

1928年4月，参加“六大”的代表分别从上海登程。瞿秋白和罗亦农同志属首批从国内出发赶赴莫斯科负责会议的筹备工作。不幸的是，罗亦农同志尚未启程，就被叛徒出卖，惨遭枪杀。1928年4月29日瞿秋白打扮成商人前往莫斯科。

杨之华时任中央委员，也是“六大”的代表。组织上决定，杨之华同另一位代表，即罗亦农烈士的妻子李文宜为伴一起从上海动身。在那反共势力十分嚣张的情况下，杨之华不知把独伊放在何处为好，只好带上她随行。杨之华和李文宜一身贵夫人的打扮携独伊从上海外滩秘密登上苏联的货船。经过三天三夜的海上颠簸抵达大连。然后乘火车经哈尔滨到满洲里。在哈尔滨期间，为了掩护“六大”代表分批出境，杨之华经常带着独伊陪同男同志外出活动。每次外出之前，杨之华都一再嘱咐独伊：“如果遇到盘查，有人问起叔叔，你就大声喊‘爸爸’，一定要记住。”独伊乖巧地点点头，也真的照办了。次数多了，独伊不禁好奇地问：“妈妈，我为什么会这样叫‘爸爸’呀？”

中共“六大”自1928年6月18日开幕到7月10日闭幕共22天。会议期间瞿秋白承担大会领导工作，负责起草《政治报告》和《政治决议》，并代表中央作了政治报告，批评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同时在批评“左倾”盲动主义时，瞿秋白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诚恳地希望代表们对他犯的错误予以批评和帮助。会上，瞿秋白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向忠发成为中共总书记。会后，瞿秋白留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杨之华进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瞿秋白、杨之华工作学习太忙，只好把独伊送进一家孤儿院。1928年年底，独伊被转到莫斯科郊区“森林学校”读书。1930年7月，瞿秋白和杨之华奉命回国工作。考虑到国内白色恐怖严重，带着孩子从事秘密工作很不方便，只好忍痛将独伊留在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并委托国际友人鲍罗廷夫妇代为照顾。

独伊拿出了一张保存了70多年的明信片。是从德国柏林寄出的。明信片上面印有一束美丽的“勿忘我”花，用中文写的独伊的名字，背面用俄文写的“送给独伊”，落款是妈妈、1930.8.1、克里米亚。独伊看得出中俄文所写都是爸爸的笔迹。此刻，独伊才明白父母并非到南俄执行任务，而是远离莫斯科另有使命。到底到何处去了，独伊是全然不知。她并没想到父母是回国参加革命斗争，更没想到接到这张“勿忘我”明信片之际是和爸爸永远的离别。这张明信片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保存到今天，成为瞿秋白和杨之华留给女儿的一件最为珍贵的纪念品。

（三）

独伊在谈到鲍罗廷夫妇时激动异常，她说，她毕生都不会忘记“这两位老人对我们全家，尤其对我的关爱和帮助。我不记得我的亲奶奶和爷爷，鲍罗廷夫妇犹如我的亲奶奶和亲爷爷！”

鲍罗廷是共产国际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中国大革命时期，他曾担任孙中山先生的政治顾问，是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1924年5月，鲍罗廷夫妇受孙中山委托到上海考察。杨之华代表中国共产党向鲍罗廷夫妇汇报中国妇女运动的情况，瞿秋白当时任翻译。鲍罗廷对瞿秋白、杨之华印象深刻。从此，他们之间结下了难以分割开的友谊。

瞿秋白和杨之华于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苏联工作学习期间，除了抽时间到独伊所在的学校探望自己的女儿外，就是到鲍罗廷夫妇家探访。第一次带独伊去拜访鲍罗廷夫妇时，两位老人就把独伊认作“中国孙女”，独伊成了鲍罗廷一家颇受宠爱的孩子。

独伊回忆说：“在鲍爷爷家生活是那么愉快，感觉那么亲切。晚饭后，鲍奶奶就放唱片听音乐，尤其是来到鲍爷爷家的孩子多的时候，大家就伴着音乐翩翩起舞。鲍爷爷的儿子、媳妇都参加，又唱又跳，热闹的很。鲍爷爷和鲍奶奶对各国的革命前辈的孩子都十分热情。我国革命前辈苏兆征的子女苏河清、苏丽华，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日本共产党领导人的女儿米季达，以及美共领导人的后代黑人尼利等都到鲍爷爷家玩耍。”

1935年秋的一天，独伊和儿童院的同学到乌克兰的德聂伯彼特罗夫斯克旅游。就在这一天的《共青团真理报》上独伊读到瞿秋白英勇牺牲的消息。独伊顿时一阵强烈的头晕目眩，失声大哭，当即昏倒在地。老师和同学急忙抢救，独伊慢慢从深沉的哀痛中苏醒过来。回到莫斯科后，鲍罗廷夫妇将独伊接到家中给以无微不至的关照。

独伊回忆说，鲍罗廷爷爷与美国记者安娜·路伊丝·斯特朗创办了《莫斯科新闻》的英文版。为此，1948年，在苏联的肃反运动中，苏联当局以莫须有的“间谍”罪名将斯特朗驱逐出境。鲍罗廷被发配到西伯利亚，惨死在牢狱之中。50年代初独伊和她的爱人李何在新华社驻莫斯科分社工作时，曾在街上见到过鲍奶奶。在遍地克格勃监视的情况下，相互都不敢打招呼。后来，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对独伊说，那一天，鲍奶奶在街上看到了你，却不敢相认。回家后哭了一场。独伊听后哽咽无语。1956年，苏联政府为鲍罗廷平反昭雪。独伊说，1956年夏天，我和妈妈去拜会了鲍奶奶。

1957年元旦，周恩来总理访问莫斯科，独伊陪同做翻译。访问结束后，周总理特邀鲍夫人到下榻的克里姆林宫做客，并赠送了邓颖超为之准备的一份珍贵礼品。鲍夫人手捧礼品，老泪横流。临别时，周总理紧握着鲍夫人的双手，满怀激情地说：“对于帮助过中国革命的外国友人，中国人民都不会忘记。我们永远铭记鲍罗廷！”

（四）

独伊说，30年代初爸爸和妈妈回国后不久，就遭到刚刚回国的王明等的迫害。瞿秋白离开了领导岗位，杨之华当年所担任的中央妇女委员的职务也被撤销。经济上也予制裁，使之生活艰难，瞿秋白只好转入文学艺术领域，与鲁迅等结为亲密战友，以笔杆子为武器，为中国革命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1933年9月起始，在全党开展对瞿秋白的批判，污蔑瞿秋白为“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不久，又指派他到中央苏区。临行前，患有严重肺病的瞿秋白请求让妻子杨之华同行，竟遭到拒绝。

瞿秋白、何叔衡、邓子恢带领一支小分队在福建闽西山区游击转移的紧急突围的战斗中，何叔衡因年老体弱中途不幸光荣牺牲；邓子恢冲出包围幸免遇难；瞿秋白因长期患肺结核，翻山越岭难以支撑而被敌人逮捕。独伊回忆，按蒋介石密令给父亲照相以验明正身的人曾很感慨地说：“瞿先生与行刑者走在一起时全然不俱，竟分不清谁是即将杀人者，谁是即将被杀者！”在父亲就义前夕，中统特务头子陈立夫曾派了中统局训练科长王杰夫到长汀监狱去劝降，企图用亲友之情打动父亲。父亲回答说：“事实上没有附加条件是不会允许我生存下去的……这条件就是要我丧失人性而生存。我相信凡是真正关心我，爱护我的亲属，特别是吾妻杨之华，也不会同意我这样毁灭的生存。这样的生存，只会给他们带来长期耻辱和痛苦。”1935年6月18日，父亲就义的日子。据当年天津《大公报》的报道，瞿秋白来到行刑前照相地——福建长汀中山公园，“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见酒菜四碟，美酒一瓮，彼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然后，瞿秋白慢步走向刑场，他手挟香烟顾盼自如，缓缓而行，沿途用俄文高唱《国际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共产主义万岁！”到达刑场后，瞿秋白盘膝坐在草坪上，对刽子手点头说：“此地很好。”独伊谈上述情况时，眼眶里一直汪着泪水，一再说：“我十分敬佩爸爸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我的‘好爸爸’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1935年秋，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上，杨之华当选为国际红色救济会常务理事，留在莫斯科工作。会议结束后，她立即去拜访了鲍罗廷一家，以谢两位老人对独伊的关爱之情。接着到国际儿童院看望独伊和其他中国革命老前辈的后代。离别五年之久的母女终于团聚了。但是，这种略微有些欣慰的日子过了不久，杨之华母女的灾难又临头了。王明等“左倾”宗派集团的头头们又回到了莫斯科，重掌共产国际的大权，捏造罪名，污蔑杨之华有“政治问题”，撤销职务，停止党的生活，没收医疗证，停发生活费，宣布隔离审查；禁止杨之华同女儿独伊见面。杨之华母女在这种政治迫害中熬过了两年。

几年以后，党中央在延安清算了王明宗派路线的错误，任弼时同志被派往莫斯科任驻共产国际领导，为杨之华平反，恢复了组织生活，安排她到东方大学边工作、边学习、边治病。独伊这才见到了自己的母亲。

（五）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中共决定部分留苏人员回国参加抗日战争。杨之华携小女独伊离开莫斯科路经新疆回国。到达迪化，竟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投入监狱（其中包括我党应盛世才之邀从延安来在新疆帮助工作的人员和一些在新疆养病的红军伤残员共150名干部及子女）。中共领导人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惨遭杀害。

杨之华当时没有暴露身份，化名杜宁。她不止一次地教育和叮嘱独伊：“被捕，在革命是难免的，反真理的敌人不配审判为真理而斗争的人。到那个时候，真理要审判反真理的敌人！”独伊亲眼目睹了敌人押着杨之华去受审讯的情景。独伊说：“妈妈迈着坚定的步伐，昂首挺胸，无所畏惧地走出牢门。审讯时，妈妈大声揭露盛世才出尔反尔迫害共产党人的阴谋，敌人竟然拍桌子大叫大喊，扬言要枪毙。妈妈冷眼相对，明确地对审讯者说，我们从信仰共产主义那天起，就准备掉脑袋，决不改变信仰！”

敌人除派来一个姓黄的叛徒监视被关的同志外，另外一个姓张的来到被敌人隔离开的周建、刘志云等人中间进行策反：“你们年纪轻轻的，现在若出去，可以和丈夫团圆，共产党嘛，出去以后还可以再加入的。”朱旦华（毛泽民的夫人）和杨之华等耐心给妇牢的同志们做工作，敌人在审讯中未能获得他们所需要的材料，策反也未成功，于是，就盯上了“囚徒”中年纪最小的独伊。在一次审讯中敌人以诱惑的口气说：“你还年轻，只要答应我们，出狱后会很快给你找一份工作。”独伊愤怒地回答说：“我决不单独出狱，决不会为你们工作，我们无罪！你们必须把我们全体无罪释放，并把我们送回延安！”在狱中，独伊和大家一起参加静坐绝食的斗争，要求改善牢狱生活；参加悼念难友牺牲的纪念和抗议活动等等。

独伊说，在狱中生活确实十分艰苦。患有严重肺病的乔国贞、吴茂等同志由于缺少营养外加精神上的折磨，不幸在狱中病故。为了长期斗争的需要，必须创造条件锻炼身体。独伊说：“在牢狱的几年中，都是我负责带领难友做早操。早操后大家一起高唱林基路烈士生前创作的《囚徒歌》。

独伊说：“妈妈患有肺病，在狱中病情加重。狱方不得不派人陪她外出到医院看病。医生是苏联人，妈妈用俄语同医生交谈，希望医生能通过苏联领事馆向共产国际通报中国革命者在新疆被捕的情况。不久，妈妈再一次看病的时候，苏联医生悄悄地塞给妈妈一张小纸条。回到家中，妈妈打开纸条一看，原来是共产国际给大家发来的鼓励电话：‘同志们，你们要坚持！’落款是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这张小纸条极大地鼓舞了难友们开展斗争的士气。”

1946年，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要求蒋介石释放在新疆囚禁的共产党员。蒋介石同意放人，指示张治中将军负责办理。张治中临行前，周恩来、邓颖超专程为之送行，请他务必救出被关的难友，并派人护送他们回延安。之后，周恩来和邓颖超又单独找到当年曾任迪化市市长的屈武（原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的女婿），委托他找到杨之华以营救被关在牢狱的难友出狱。屈武市长在女子监狱找到了杨之华的下落。然而，新疆警务处处长胡国贞却不允许杨之华与屈武见面。屈武当即点名要见瞿独伊。

屈武对独伊说：“我是于右任的女婿，认识周恩来，也认识你父亲。我是同情共产党的人。周恩来很关心你们，问你们有什么困难。”

接着屈武又说：“张治中将军到过延安，现在来新疆任职，你们快要被释放了。”

不久，张治中再次派屈武到狱中探望杨之华等，并带了一些钱慰问大家。难友们唯恐上当受骗，拒绝接受钱财。当时屈武解释：“张治中主任派我们来为大家办好事的。这些钱不是国民政府的钱，是张治中主任受周恩来委托，给大家改善生活用的。”经过研究收下了这些钱，同时，牢中的党组织决定，由杨之华亲自给张治中写信，要求恢复自由以及关于何时回延安事宜。张治中接信后，亲自会见并宴请杨之华母女、陈潭秋的助手吉合、朱旦华等六位中共难友代表，并说：“你们要赶快准备，越快越好，不能先宣布释放，更不能先见报再走。否则，会有危险。”

他对杨之华说：“师母（张治中在上海大学学习时，是瞿秋白的学生），请你相信，我已三次到过延安作保证，保证把你们安全送到延安。”

不久，张治中安排交通处长刘霖哲少将带队，调动了十辆美式大卡车，配备了通讯、医务、军需人员等护送我们130名蒙难人员离开新疆牢狱，历经一个月长途跋涉，终于回到了延安。

党中央为新疆蒙难人员的归来召开了盛大的欢迎会。不久，毛泽东又特邀杨之华、瞿独伊、朱旦华、毛远新到家中做客。后来，毛主席单独请杨之华母女到家中做客。毛主席郑重地说：“瞿秋白同志的问题解决了，中央已作了一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对瞿秋白的冤案，党中央有了明确、公正的结论。独伊笑着说，难怪我们从新疆回到延安时，康生一改常态，亲自爬到汽车上高喊：“欢迎同志们胜利归来！”

1946年，用独伊的话来说，是她一生中少有的幸福岁月，走出了牢狱回到了延安；爸爸的名誉得到了恢复；妈妈担任了党中央妇女委员和晋冀鲁豫中央局妇委书记；她自己由张子意（新疆牢狱领导人之一）、严振刚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独伊在牢狱中表现突出，入党时免后补期。这一年，独伊和她的丈夫李何一起被分配到新华通讯社工作。

（六）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独伊说，是她一生中“永远的骄傲”。她受组织委派陪同以法捷耶夫、西蒙诺夫为首的苏联文化友好代表团登上了天安门前的观礼台。当毛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一种民族自豪感使我激动不已，我是含泪向苏联友人翻译解说大会的盛况和自己的感受的。”

开国典礼的消息是由新华社著名记者李普撰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宣言译成俄文是独伊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通过电波播送到全世界的。独伊说：“那一天十分繁忙、劳累而紧张。但是，那种为祖国而兴奋，那种光荣却成为我毕生回味无穷的自豪和骄傲。”

1950年3月，作为新中国第一批驻外记者，独伊和她的丈夫李何受命赴莫斯科组建新华社驻莫斯科记者站，李何还兼任《人民日报》驻莫斯科记者。

独伊先后多次为周恩来、宋庆龄、郭沫若等革命老前辈任翻译。建国初期，俄语翻译人才少，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时，经常要请她出任翻译。

独伊说，当我刚刚感到工作有成，能以享受到人世间的快乐和幸福时，灾祸相继而来。1962年，丈夫李何不幸早逝。随后，儿子克林于1963年也离世而去。

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造反派在“文革”某些领导人的煽动之下，到八宝山烈士公墓挖了瞿秋白的坟，砸了周总理手书的“瞿秋白同志之墓”的墓碑，批判瞿秋白在监狱写的自传性文章《多余的话》。紧接着，康生亲笔批示将杨之华列为“重点审查对象”。造谣说，40年代被盛世才关押在新疆监狱时，杨之华、瞿独伊等“接受敌人的钱财作为活动经费”，同国民党的代表张治中“合伙欺骗我们党，投敌叛变。然后和国民党人一起潜伏在我们党内”。于是，当年被关进新疆监狱的同志们均被污蔑为叛徒集团成员。杨之华被关进牢狱达六年之久。瞿独伊作为苏修特务、军统特务、国民党员和叛徒，备受折磨。独伊的女儿晓云被赶到内蒙农村。杨之华的一家老小统统被扫地出门，北京的户口被注销，住房被占。

1971年，独伊的婆母亡故。借吊丧的机会，她从劳动改造地河南干校前往福建，后又到北京看病。同时在京打听妈妈的情况。她向有关单位提出探望母亲，遭到拒绝。本想回河南干校，正巧林彪“9·13”事件发生，形势有了新变化。独伊决定留北京了解妈妈的情况。茅盾、胡愈之等老前辈在京，他们是独伊父母30年代患难与共的老战友。独伊说：“就在这一年见到了茅盾等几位老前辈，他们惊喜不已，热情接待。患难中见真情，永志不忘。”

“在了解妈妈情况过程中，有一次专案组突然交给我一封妈妈写来的信。信中说犯病了，监狱里缺少‘脉通药’。”

独伊看出这是双关语，提示她寻找渠道给中央写信，“通天”反映情况。茅盾、胡愈之一边帮助寻找药品，一方面积极支持独伊给周总理写信。独伊说，她是在茅盾同志家写的信，要求看望妈妈，并能允许妈妈到医院看病。之后，专案组告诉独伊，你给总理的信收到了，你妈妈已经转到医院治疗，但独伊作为叛徒集团同案人禁止探视。独伊再一次上书周恩来，终于在1973年秋的一天获准首次探视。独伊说，当我看到离别多年的妈妈，瘦骨如柴地病瘫在床上，心如刀割。妈妈说：“没有想到还能见到你。”

临别时，妈妈依依不舍地说：“我有好多话要对你讲啊。”一向反对泪水的妈妈，禁不住掩面哭泣起来。1973年10月16日，离探视期还有6天，专案组突然通知我可以探视，我匆匆赶到医院，妈妈已奄奄一息。两天后，远在上海的小姨杨之英也赶到医院，全家含泪在妈妈的床前。妈妈拉着家人的手说：“你们来了，很好，不要难受了。”独伊很清楚，妈妈在人世间的时间不多了。她电话告知30年代同妈妈共同战斗过的胡愈之、周建人、周扬等老朋友。第二天下午，胡愈之、沈兹九夫妇和周建人的夫人先后赶到医院。妈妈见到久别重逢的老朋友，脸上呈现愉悦的微笑，还很幽默地说，“今天，人真多，正是老中青”，还说了一句，“我和独伊是母女加同志。”胡愈之老人强忍心酸插话说：“我们和你，是同乡加同志加同学。”周建人的夫人临走时说：“华姐，你在医院没有什么可吃的，我给你炖一点鸡汤吧。”杨之华微微地点点头感谢，最后一字一顿地说：“我还想吃西红柿。”次日凌晨，她还没来得及品尝鸡汤和西红柿就含冤而去，终年73岁。临终，给独伊留下如下几句话：“独伊，你和小女要永远乐观！永远跟着党干革命，要准备迎接更大的考验！”

（七）

1978年，独伊和妈妈杨之华的历史冤案终于平反昭雪。而瞿秋白的名誉一直未得恢复。独伊她先到中央专案组查问，得不到明确的回答。她拜访了原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又走访了中组部原部长安子文和廖承志。廖承志主动给独伊出主意：“独伊，你应该写信给党中央要求给你父亲平反。”陆定一同志在医院抱病亲自执笔给陈云和黄克诚同志写信，要求党中央为瞿秋白同志平反。信件原文如下：

陈云、黄克诚同志并转中央纪委检查委员会：

说瞿秋白是叛徒，我很怀疑，现向中央纪委检查委员会提出，请求复查此事，理由如下：（一）瞿在被捕之后写了《多余的话》，情绪消沉。这篇东西，因周总理看过，确是秋白所写。但以此为据，判定秋白是叛徒，则证据不足。因为它究竟不是自首书或反共宣言。（二）定秋白为叛徒的，是以谢富治为部长的中央公安部，时间在文化大革命之后。谢富治人很坏，当林彪、“四人帮”走狗，诬陷了很多好人，对瞿秋白的叛徒也拿不出可靠的证据，值得重新检查，不能轻率相信。（三）秋白被枪决，国民党曾发过消息，登过报。如果秋白叛变了，国民党必须大肆宣传，但这种宣传并未发生。

专致

革命敬礼！

陆定一

1979年2月1日于北京医院

独伊立即动手给党中央写信要求为父亲平反。

为了弄清瞿秋白被捕后的情况，独伊寻访了当年国民党在福建的高级官员宋希濂。宋对独伊说：“当时，我直接审问过瞿先生。蒋介石还派了两个中统特务到福建长汀找瞿先生劝降。但他们没有得到任何东西。他除了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并没有出卖任何共产党的组织和任何一个共产党员。他写的《多余的话》，我印象很深。这篇文章是瞿先生对往事的回顾和剖析，从文字上看情调伤感低沉，但不是对从事革命事业的忏悔。”

“瞿秋白问题复查组”起草了为瞿秋白平反的文件，提交给中共五中全会批准。遗憾的是，中共五中全会只通过了为刘少奇平反昭雪的文件，而对瞿秋白的平反文件未予通过。独伊给时任中宣部的部长王任重挂了电话：“为什么五中全会未能通过给我父亲瞿秋白平反的文件？是不是因为‘文革’期间毛主席批发的关于十次路线问题的文件中瞿秋白在狱中写的《多余的话》是叛变自首的原因？”对方回答说：“是的。”独伊明白了“两个凡是”还在起作用。

独伊继续为父亲的正式平反而奔波。在一批老干部的支持下，她向中宣部写报告，请求由中国文联、作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举办一次纪念瞿秋白同志就义45周年的座谈会，书记处很快就予以批准。

1980年6月17日，座谈会在人大会堂召开。茅盾刚刚做了眼睛手术，竟然坐着轮椅赶来出席会议。他建议把他的政论由文献编委会负责编辑成册。谭震林说：“邓小平同志不久前说过，我们党内领导同志只有瞿秋白同志不搞家长制，他是最讲民主的。”李维汉说：“我们党内从陈独秀到毛主席都搞家长制，惟独瞿秋白不搞。秋白同志‘八七’会议后接替了陈独秀的领导，他还是尊重陈独秀作为一个学者，尊重他的人格。会后还去看望他，与他谈话。瞿秋白犯盲动主义错误是认识问题，与王明的错误完全不一样。”

1985年7月18日，中央在中南海召开了瞿秋白就义五十周年纪念会。邓颖超、杨尚昆、胡乔木出席。杨尚昆代表党中央高度评价“瞿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独伊回忆说：“那一天，激动、兴奋的心情难以言表。我含泪默默地告慰九泉之下的爸爸、妈妈：安息吧！女儿深深地怀念你们！党和人民永远怀念你们！”

（本文作者为新华社高级记者）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8年第8期 陈独秀旧居怅想　作者：操凤琴

2007年仲冬，在重庆采访之余，我特地来到距城区百余里之外的江津区（原江津市），拜谒陈独秀先生旧居。

1937年抗战爆发，国民党政府将关押了五年的陈独秀从南京监狱提前释放。此时的陈独秀已是家破人亡——乔年、延年壮烈牺牲后，陈独秀的前后两任妻子高晓岚、高君曼和长女玉莹都因悲伤过度而陆续离开了人世。

带着患难少妻潘兰珍，陈独秀出南京，奔武汉，颠沛长沙，流落重庆，在江津的鹤山坪安顿下来，清苦自持四年，最终在穷困和孤寂中客死在这异乡的土地。

独秀旧居离城区尚远，蒙蒙细雨中车子在泥泞的盘山道上九拐十八弯，停在半山坡上一座石墙围合的院落前。

这是幢青竹环抱的三进平房，占地约五亩，围墙由一块块巨大的条石砌成，故被称为“石墙院”。上世纪90年代，江津市委市政府出资把居住在这里的几十户居民陆续搬迁出去，整修后将其辟为“陈独秀旧居”。

一遍遍，我徜徉在这冷清安静的院落里，沉思，怀想，除了我，没有一个游客。故居的看门人是当年收留了陈独秀的杨家后人，一个朴实的中年男子，他对我介绍了当年“陈老先生”在这里的一些情况：

陈独秀夫妇避难到重庆前，他的世交好友邓仲纯（“两弹元勋”邓稼先的伯父）在江津开了一家诊所，邓力邀独秀先生来他家居住，但邓仲纯的悍妻却担心受陈独秀牵连而拒客于门外，进而恶语相向（陈独秀写给三子松年的信中也如此记载：“幸亏你们与祖母未同来。竟遭邓太太拒之门外。”）。

一生傲气的陈独秀哪里受得了这种侮辱？“若不碍于行李拖累，定然马上重返重庆”（陈独秀致松年信）。幸有江津乡绅杨学渊仰慕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旗手、五四运动总司令”的名声，盛情邀请他于地处鹤山坪的祖屋石墙院居住，他担心陈独秀无功不受禄，就以修订杨氏家谱、整理先人遗稿之名相邀。

在石墙院里，我久久伫立在陈独秀生前居住的两间偏厢房里，室内光线昏暗，泥地面潮湿阴冷，只有一床、一桌、一椅，简陋之极，隔壁的耳房里陈设有他们夫妇躬耕垄亩的农具，一如当年……

好在历史并不永远都是政治的婢女！近年来陆续解密的前苏联档案表明：1923至1927年间,苏共（联共（布））政治局就中国共产党的各种问题开了122次会,作了738个决议,平均两天半一个决议！事无巨细遥控指挥年幼的中共。在斯大林眼里，中共不过是个胎毛未净的“中国支部”，而陈独秀以“支部书记”之低微，一次次与以斯大林为核心的共产国际进行抗争！大革命期间，陈独秀曾抵制共产国际的决定，反对加入国民党，主张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1925年10月）在北京召集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我在政治决议案委员会提议：……我们应该即时退出国民党而独立，始能保持自己的政治面目，领导群众，而不为国民党政策所牵制。”（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危急关头也曾部署反蒋计划，但一再被斯大林压服——“国际又电令我们将工人的枪械埋藏起来，避免和蒋介石军队冲突，勿以武装力量扰乱租界等。”（《告全党同志书》）。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一败涂地。一切责任却都推向陈独秀，一切错误也都给了陈独秀。

中国“托派”元老王凡西在其《双山回忆录》中写道：“陈独秀这个人，不管他有怎样的弱点，但他毕竟是一只雄狮，人家可以打败他，甚至可以杀死他，但你休想叫他乖乖做替罪的羔羊。斯大林……将全部责任往陈独秀头上一推。陈独秀如果肯和斯大林合作来串演这出悲喜剧，自认全部错误，以来洗清斯大林的罪过，那么，陈独秀不仅可以在共产国际当要人，而且多半还能重坐中共的首把交椅。”

偏偏陈独秀不是个软骨头的政客，偏偏他撞得头破血流还要独立思考探求真理，终于陷入被多方夹击的困境，不，是绝境！

悲剧拉开帷幕。

陈独秀一生东奔西走，反满清，反封建，反帝国主义，反“老子党”，反法西斯，反“托派”……八次被通缉，四次坐监牢。1937年最后一次获释时已是一身疾病，心上有“无数伤痕”的老人。

他去往何方？

去延安？不能！出狱流落到武汉后，董必武代表党中央出面，让他写份书面检讨，就可重新安排回中央，陈独秀傲然：“回党工作是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确难从命。时至今日，谁有过，谁无过，在未定之数，有什么好写呢?”后很快被康生等诬为“日本人每月给300元津贴”的汉奸（延安《解放》杂志1938年1-2月号）。

去苏联？不能！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命令陈独秀到莫斯科反省，陈独秀坚拒：“中国的问题为什么要去请教外国人？苏联的问题斯大林为什么不来请教中国人？要反省，我在中国反省，绝不去莫斯科！”恼火之下的斯大林亲自在办公室里约见张国焘咨询对策，甚至担心陈独秀会筹钱另办报纸另行组党（张国焘《我的回忆》）。

应邀到国民政府做高官？“蒋介石杀害了我的许多同志和两个儿子，我与他不共戴天！现在国共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陈独秀这样答复奉蒋介石之命来拜访他的戴笠和胡宗南。

回家乡落叶归根？安庆已落入日寇的铁蹄！

江津人民以博大的胸怀收留了陈独秀。“何处乡关感离乱？蜀江如几好栖迟。”——贫病交加的陈独秀在石墙院里这样抒怀。

在这个院落里，陈独秀抱病写下《小学识字课本》这部近代史上的文字学杰作，用科学的方法将中国文字重新分类（“小学”指文字学，类似于《说文解字》）。他也为外面的书馆编书，挣点稿费糊口，“馆中倘能信任，必有与钱相当之稿与之，不至骗钱也。”（陈独秀致台静农信）

但生活实在太艰难了！他“家徒四壁，只有几张破桌椅和耕种生产的一堆土豆”（包惠僧回忆录）。在给四川友人杨朋升的信中，陈独秀多次写道：“一年半前……一斗米价只三元，现在要七十元，长此下去，实属不了！……弟尤为困难”；“老病之异乡人，举目无亲，惟坐以待命耳！”

在这个院落里，陈独秀宁可典当度日，也断然拒绝达官显贵们送的钱物：“你们做你们的大官，发你们的大财，我不要你们的救济。”而面对北大同学会寄来的三百元钱，他“且感且愧”；面对共产党员刘伯坚从互济会经费中拿出的一百元钱，他热泪盈眶：“这些钱应该用来营救狱中的同志，照顾烈士的遗孤。”

在这个院落里，陈独秀“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奋笔写下多篇政论：《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被压迫民族之前途》、《我的根本意见》……在这个院落里，他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最终形成了以民主为核心的“最后见解”！

他石破天惊，宣布“我们不能轻率宣布资本主义已到末日”，而且“资本主义是中国经济发展必须的过程，要来的东西，让它快点来”。

他反对斯大林，但更多是剖析产生斯大林的独裁制度，他提出“社会主义也要借鉴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要民主化”，“最浅薄的见解，莫如把民主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如果工人阶级国家不比资产阶级国家更加民主，工人阶级奋死斗争又为了什么呢？”

是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六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把现实与陈独秀的预言相对照，不能不惊叹他的判断是多么准确！

但是，如果仅仅是惊叹于这位思想家的前瞻，敬慕于这位革命家的执着，后人是否依然只流于把栏杆拍遍的浅吟低唱？

如果悲剧谢幕后，观众仅仅是掏取红巾掩翠袖，为主人公的坎坷命运一把英雄泪，曲终人散，任清泪随风而逝，那最具价值的怅想还有什么意义呢？

历史应当有回声。

“陈独秀……不是搞阴谋诡计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3页），邓小平同志回忆党内路线斗争问题时评语铮铮。蔡元培先生的称赞也重又荡在人心：“近代学者人格之美，莫如陈独秀！”

坦荡磊落，是人性的光辉，是灵魂的高贵，而在铁血的政治斗争中，莫非褊狭阴鸷注定成为党的领导人置自己于灭顶之地的阿基琉斯之踵？

如果说，一个政党在走向壮大和成熟的过程中，一定要有这惨痛的人生做“药引”，至少现在我们希望能把这苦难的普罗米修斯铸成一座永恒的雕像，警示我们在陈独秀毕生高倡的民主和科学大道上少抛点锚，少走点岔路，更快地驶向理想的目的地。

(作者为《参考消息》报主任记者)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8年第8期 五个不幸早逝的人　作者：赵友慈

《炎黄春秋》今年第1、第3期先后刊登了《被迫自戕的我的七位老上级》和《我们连里的七个“反革命”》，读后感触颇深。不禁使我联想起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我在五七学校短短的三四年中，我们仅有百十人的连队，竟有5个人凄惨地离开了人世，实在令人痛惜。为了缅怀故人，激励生者，忆往鉴今，现凭记忆所及，将彼时的景与情记述于后。

老红军邱兰标

邱兰标，长征时在红四方面军，解放后长期在中央机要部门工作，文革前是我们机关的负责人之一。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机关另两位负责人被中央点了名，上了红头文件，罪名是“窃取中央机密”，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邱没被点名，有人猜测：传说长征途中叶剑英得悉张国焘企图谋害毛泽东，叶要将此信息告知毛，那时邱兰标在红四方面军当通讯员，此信息可能是邱传递的，立了功，中央现在要保他。可是随着运动的发展，邱的处境艰难了：一些人要揪，一些人要保，争论不休，形成对峙。到了1967年初，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小组来到我们机关，在大会上宣布：邱兰标是杨尚昆的人。一句话给邱定了性，成了“三反分子”，对他未来的命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69年初，机关全体人员来到江西五七学校。邱已年过五旬，经过了两年“黑帮分子”的生活，身体已很虚弱，又经两天两夜的旅途劳顿，到干校后的第二天就到寒冷的筑堤工地参加劳动，回来就病倒了。他卧床两日，病情加重，急送南昌医院，但为时已晚，加之医生得知他是“走资派”，不尽力抢救，当日就停止了呼吸。这位十几岁参加革命，经过出生入死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洗礼，经过千难万险的考验，对革命事业做出过贡献的老红军，就这样凄惨地离开了人世。临终时，他身边没有一位亲人。

部主任吴善昌

吴善昌，50岁上下，身体结实，为人正直，生活俭朴，口碑很好，过着单身生活，是我们机关一个部门的主任。文化大革命他在劫难逃——既然机关负责人因“窃取中央机密”被打倒，他作为保管中央机密部门的主任，自然是“帮凶”了。

在小组批斗会上和写交待材料时，吴不说假话，不乱“咬”人，不承认“罪行”，因而遭到严厉斥责。他顶住巨大压力，不低头，不屈服。在当时情况下，这种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实在难能可贵！从他身上我看到了彭德怀的影子。

到五七学校后，吴仍过着“黑帮分子”生活，没有行动自由。约1972年冬，突然听说吴善昌死了。情况是：某日夜，吴突患急病，未能及时抢救，遽然去世。我们连队地处农村，方圆几十里一所简陋的医院也没有，去县城或南昌，每天只有一次火车，连队唯一的交通工具是一台手扶拖拉机，去南昌要颠簸几个小时。得了急病，束手无策，只能听天由命。严重的缺医少药和长期的精神折磨夺去了这位本应受到人们敬重的老干部的生命。

壮年木工老李

李某，30多岁，木工，身体健壮。原来我们不是一个单位，由于我住他们单位的宿舍，经常看到他提着工具箱到各宿舍院修理门窗。来五七学校一年后我们两个连队合并，但对他的情况知之甚少，连他的名字现在也想不起来了。在连队，他主要做木工、瓦工活儿。可能是1971年春，某日，突然听说：李××死了！又是穷乡僻壤，交通不便，缺医少药，造成了这一悲剧。噩耗传到北京，他爱人急来江西，料理后事，在五七学校住了很长时间。

高材生罗敬贤

罗敬贤，1965年中山大学历史系毕业，分配到我们机关。当时我们机关选调干部条件高、审查严，各高等院校也首先将优秀毕业生输送到中央机关。小罗来机关仅半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到五七学校后，我们曾同住一个宿舍。他给我的印象是：思维敏捷，敢于发表意见，生活节俭，对家庭情感很深。后来知道，他幼年丧父，家境贫寒，全靠母亲含辛茹苦把他抚养成人，又不知克服了多少艰难困苦，供他上学直至大学毕业。约1972年夏，听说小罗怕干重活，还经常请假。又过了一段时间，得知小罗病了，腿都肿了，得的什么病也不清楚。某日凶讯传来：小罗死了！小罗的死在连里引起很大震动，因为他太年轻了，才二十六七岁，太可惜了！不祥之感笼罩着连队，小罗这么年轻，说走就走了，这种厄运不知哪一天会落到谁的头上。

噩耗传到广东罗家，罗母、妻子携一岁多的幼子火速赶到五七学校。婆媳二人整日泪水洗面，悲痛欲绝。在追悼会上，婆媳哭得撕心裂肺、肝肠欲断，站立不住，要两个人架着。这是我参加过的追悼会最悲惨、最让人难以忍受的一次。事后很长时间，人们还在谈论：罗家孤儿寡母，祖孙三人今后的生活出路在哪里？他们在未来的生活道路上要渡过多少道难关啊!

小姑娘冯元秀

冯元秀，小名小六儿。来五七学校前，我和她家同住一个宿舍院。那时，我们每周回家一次，周六下午，小六儿和她的哥哥姐姐与我的两个孩子结伴，到公交车站接她的爸爸和我。见到我们，孩子们高兴极了，簇拥着我们回家。我对小六儿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今天想起来犹如昨日，历历在目。

一件是：某年“六一”，机关组织各家属院的孩子联欢，小六儿和我女儿（她们同龄，当时约四五岁）报名参加演出，合唱《太阳照在金山上》。联欢会那天，我带着六七个孩子，很早步行前往。一路上孩子们蹦蹦跳跳，有说有笑。联欢开始，轮到小六儿她们演出了。二人从未登过台，当她们看到台下黑压压的一片人时一下就蒙了，张口要唱却忘了歌词。越紧张，越想不起来，呆呆地站在台上。我十分焦急，在台下又无能为力，多想主持人能提醒一句，她们就会顺利完成演出。遗憾的是，尴尬的局面持续了几分钟，主持人说：“那你们就下去吧。”两个孩子垂头丧气走下了台。回家的路上，没有了欢笑，听不到歌声，真是偃旗息鼓、铩羽而归。

另一件是：我们到五七学校两三年后，在北京没有工作的家属陆续来江西安家落户，小六儿一家也来了，全家团聚，其乐融融。她大哥元松到我们排当小“五七”战士，与我同住一个宿舍。某日午休，只见房门轻轻地开了，小六儿蹑手蹑脚走到哥哥床前，用小手抠哥哥的脚心。元松被弄醒了，睡眼惺忪地寻找恶作剧者。小六儿躲在门后，作着鬼脸，得意地笑了。此时她那俏皮、天真、活泼的样子，好像定格在我的脑海中。

过了些日子，我去冯家串门，一进屋，就感到屋内被悲凉、凝重的气氛所笼罩，全家人都在，只是不见小六儿，我不禁问道：“冯嫂，小六儿呢？”没想到，经此一问，冯嫂再也无法控制心中的悲痛，放声痛哭。原来，前几天小六儿被蚊子叮咬，得了急性脑膜炎，由于附近没有医院，去县城、南昌又没有交通工具，没能及时抢救，病魔无情地吞噬了她那不到7岁的生命。

小六儿如果还在，该是四十多岁了。

今天重提这些令人伤感的往事，不仅是悼念逝者，也是让人们知道，这些不幸的人都是在那史无前例的年代逝去的，且很有代表性：既有为革命做出过贡献的老红军、老干部，也有刚刚走上工作岗位、才华未展的青年知识分子；既有正值壮年的普通工人，也有花朵般的小姑娘。可见那场浩劫的危害之广，灾难之深。中国人永远不要忘记那段历史，并从中吸取教训。从这些不幸人的遭遇，也暴露了我国长期构建的城乡二元社会的严重弊端：广大农村缺医少药、交通不便，……因而造成种种不公、歧视甚至悲剧。庆幸的是，国家已决定花大力气解决这个问题，以使曾对社会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亿万农民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权利。

2008年第8期 齐奥塞斯库之死　作者：张汉文　周荣子

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是前罗马尼亚党政领导人。他曾多次访华，为中国人民所熟悉。1989年12月罗马尼亚刮起一场政治风暴，几天后齐奥塞斯库及其夫人埃列娜竟倒在本国人的枪口下。我们是新华社驻罗马尼亚记者，亲历了这场政治风暴，见证了齐奥塞斯库之死。

山雨欲来

齐奥塞斯库在执政后期实行个人专制，压制民主，不顾百姓生活，引起社会上的不满。

1979年在罗共十二大上，罗共创始人之一、前罗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康斯坦丁·帕伏列斯库即席发言，批评齐奥塞斯库摆脱党的领导、凌驾于党之上。他反对齐奥塞斯库连任党的总书记。当时，这件事被西方媒体称为“一颗政治炸弹”。

1987年11月15日，罗马尼亚中部工业重镇布拉索夫市工人群众举行了大规模的反对齐奥塞斯库的示威游行，示威者以全国著名的“红旗”卡车厂的工人为主。

1989年3月，6名罗马尼亚前高级党政干部通过外国电台联名发表一封给齐奥塞斯库的公开信，指责他造成国民经济崩溃，践踏人权，使社会主义名誉扫地。这6名前领导人是：前党中央第一书记（1954年4月至1955年10月）、前政府副总理格奥尔基·阿波斯托尔，前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亚历山德鲁·伯尔勒德亚努，原外长科尔内留·曼内斯库，罗共创始人之一、前罗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康斯坦丁·帕伏列斯库，罗共党报《火花报》前总编西尔维乌·布鲁坎，和罗马尼亚前驻美国大使馆政务参赞米尔恰·勒强努。

由于《自由欧洲电台》等西方等广播电台的传播，此信在罗马尼亚家喻户晓。罗普通百姓对此信给予称赞，认为说出了他们心里的话。许多人说，面对齐奥塞斯库的独裁统治，连老干部都无法忍受，站出来说话了。

广大群众对齐奥塞斯库十分不满，但由于当局的严密控制，人们无法发泄，就编了许多政治笑话讽刺、挖苦齐奥塞斯库。当时罗马尼亚政治笑话很多，流传很广。下面选笑话两则：

一次，在一家肉铺前许多人排长队等候买肉。一大清早人们就来排队了，十分辛苦，能否买到还是未知数。一个人骂骂咧咧地说：“市场供应这么糟，全是齐奥塞斯库搞的。现在我去把他干掉！”说完便走了。过了一会儿，此人返回，继续排队。其他人就问他是否把齐干掉了。他一言不发。大家就骂他是胆小鬼，放空炮。此人实在忍受不了了，就大声说：“那里的队伍排得比这儿还长！”

在布加勒斯特，许多申请出国的人正在排队领取护照。其中一人回头看到他身后的人不是别人，而是齐奥塞斯库。齐奥塞斯库看到他吃惊的样子便说：“既然大家都要出国，那么我也走。”此人立即对齐奥塞斯库说：“如果你走的话，我们还有什么必要出国呢！”

十二月风暴

1989年12月的政治风暴是从罗马尼亚西部的蒂米什瓦拉刮起来的。蒂米什瓦拉是罗马尼亚西部最大的城市，它距离罗马尼亚和匈牙利边界只有40多公里。城市居民除了罗马尼亚族人外，还有匈牙利族、日尔曼族和塞尔维亚族。在这里人民打开电视机就能看到匈牙利、南斯拉夫的电视节目。

1989年10月匈牙利政局发生剧变，执政的社会主义工人党改建为社会党，匈开始实行多党制。罗马尼亚的匈牙利族人对近在咫尺的匈牙利政局变代十分敏感。1989年12月间，匈牙利电视台多次播放罗马尼亚匈牙利族牧师特凯什·拉斯洛批评齐奥塞斯库的言论。对此，齐奥塞斯库十分恼火。12月15日晚，几名罗马尼亚警察打算强制匈牙利族牧师拉斯洛从这座城市迁走，结果遭到200多名匈牙利教徒的强烈反对（罗马尼亚是多民族国家，罗马尼亚族占全国人口的89%；匈牙利族是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匈族人占这个国家人口的百分之6%—7%）。第二天（12月16日）下午，这个城市爆发了有上万人参加的游行，其中多数是罗马尼亚族人，他们的要求已从反对让匈牙利族牧师迁居变成反对齐奥塞斯库专制。16日晚，齐奥塞斯库在布加勒斯特连夜召开党中央会议，商讨对策。17日在齐奥塞斯库的指令下，罗马尼亚军警在市内开了枪，抓了一些闹事者，平息了骚乱。18日齐奥塞斯库按原计划出访伊朗。20日下午齐奥塞斯库结束访伊回到布加勒斯特。

12月20日晚，飞扬跋扈、过于自信的齐奥塞斯库决定21日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群众大会，支持他在蒂米什瓦拉采取的镇压行动。他万万没想到，这次集会恰恰给愤愤不平的群众提供了上街闹事的良机。21日中午在布加勒斯特市中心的共和国宫广场上，数万名布加勒斯特市民出席了这次群众大会。12时15分齐奥塞斯库走上设在罗共中央大厦阳台上的主席台，开始讲话。但没过多久，群众便开始起哄，会场上一片混乱。齐奥塞斯库未讲完话，便退进室内。与会的人们很快汇成几支队伍在布加勒斯特的大街上开始了游行示威，他们高呼反对齐奥塞斯库专政的口号。在布加勒斯特市中心，军警同游行示威者对峙。

12月22日上午10时，即在布加勒斯特爆发示威游行的第19个小时，支持齐奥塞斯库的罗马尼亚军队开始倒戈，罗马尼亚军人从布加勒斯特市中心撤走。罗马尼亚防暴警察再也挡不住游行队伍的冲击。示威群众立即汇成几股洪流向齐奥塞斯库所在的党中央大厦聚集，并向党中央大厦冲击。一些人打破一层楼的窗户，把齐的著作和画像扔了出来。齐奥塞斯库夫妇看大事不好，下令调来直升机，从大厦的顶部平台逃走。12时10分，直升机起飞后向首都布加勒斯特北部郊区飞去。

12月22日一个新的政党——罗马尼亚救国阵线成立。它是群众自发行动起来后由一些罗马尼亚头面人物组成的，也是当时在罗马尼亚发生的一系列重大行动的策划和组织者。

救国阵线的主要领导人伊利埃斯库，他原来是罗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因与齐奥塞斯库意见不一，1971年被齐奥塞斯库解职。齐奥塞斯库死后他当选为罗马尼亚总统（1990—1997年）。

1989年12月罗马尼亚刮起的这场政治风暴，其势头之猛，风速之快，出乎众人的意料。它最终使这个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罗马尼亚共产党失去了执政地位。

途中变故

直升机向何处飞？齐奥塞斯库拿不定主意。他决定先到布加勒斯特以北几十公里处的总统别墅——斯纳戈夫别墅。12时30分直升机抵达总统别墅。齐奥塞斯库夫妇下机后，匆匆走进别墅，把一些物什装进两个蓝色的大提包里。在一个提包里他们还放了一些面包。

直升机载着齐奥塞斯库夫妇和他们的两名保镖再次起飞。飞机起飞后机长瓦西里向空军指挥部通报了情况。他试图掉转直升机飞往离首都不远的一罗马尼亚空军基地，但在齐奥塞斯库保镖的威胁下，他只得向西北方向飞行。瓦西里偷偷向基地报告了自己的方位，并尽量升高，使雷达便于跟踪。最后，他对齐奥塞斯库说：“地面雷达已捕捉到我们，几分钟之后防空武器有可能使我们粉身碎骨。”齐奥塞斯库一听大为吃惊，要求立即降落到地面。直升机降落在布加勒斯特西北52公里处的一条公路上。

现在齐奥塞斯库一行只剩下4个人：齐奥塞斯库夫妇以及卫队长内亚戈耶和保镖马利安。这时，马利安拦住一辆驶过的罗马尼亚国产达契亚小轿车。马利安拿枪对着车主说：“快下车，把车钥匙给我！”车主是位医生，他看到是齐奥塞斯库夫妇，感到十分惊讶，但他非要自己开车。齐奥塞斯库上车后便坐在车主身边，他的夫人坐在后排。汽车狭窄，后排坐不下三个人，齐奥塞斯库夫人和卫队长上车后，保镖马利安未上车，便留在公路边。齐奥塞斯库下令把车开往夫人埃列娜的老家——登博维察县的首府特尔戈维什泰市。下午2时，汽车出了故障。卫队长劫持了另外一辆小汽车，并让车主继续前行。由于沿途多次被当地示威的群众阻拦，汽车便开往特尔戈维什泰县警察局。18时15分他们从后门进入警察局。这时，县警察局局长正同在政局剧变中成立的政党——罗马尼亚救国阵线的两名代表进行交谈。他们看到齐奥塞斯库和夫人后，立即对齐夫妇进行了搜身检查并通知了当地的兵营领导。当地的兵营的指挥官马雷什少校把这一情况向罗马尼亚国防部最高领导作了汇报。国防部命令把齐夫妇转移到兵营里，严加看管，绝不能让齐的亲信把他们救走。齐奥塞斯库夫妇当即被送进了兵营。这个兵营是主管罗马尼亚中部布加勒斯特、布拉索夫和特尔戈维什泰三市空防任务的防空基地。

秘密处决

自齐奥塞斯库夫妇被关进防空基地的兵营后，亲齐奥塞斯库总统的罗马尼亚保安部队人员闻讯后开始向兵营打枪，企图救出这对逃难的夫妇。为了防止齐奥塞斯库被人救走，罗马尼亚军方向该兵营调集了坦克、反坦克炮、装甲车和山地作战部队，当时兵营里共有驻军1200人。

齐奥塞斯库夫妇在兵营里被关了三天三夜，从未出过兵营的大门。走出大楼进院子有几次，是在专人监护下上厕所。有两次齐夫妇被关入装甲车里，是为了防止“保安部队”进攻兵营后被救走，也为了确保齐夫妇的人身安全。

12月24日罗马尼亚救国阵线领导人在布加勒斯特开会决定设立特别军事法庭审理和处决齐奥塞斯库夫妇。

12月25日是圣诞节。下午1时，罗马尼亚救国阵线组建的特别军事法庭在兵营内开始对齐奥塞斯库夫妇进行审判。审判团由7人组成。齐奥塞斯库夫妇完全否认这一军事法庭的合法性，并在审判时拒绝回答法官提出的问题。辩护律师问齐奥塞斯库夫妇是否要求上诉。被告如提出上诉，罗马尼亚最高法院要予以审理，即使驳回上诉也要一周时间；被告不上诉，判决便是终审判决，处决立即执行。齐奥塞斯库对此不予理睬。由救国阵线指派的辩护律师还问齐奥塞斯库夫人过去和现在是否有神经病。如果埃列娜说有，那法庭也不能对她进行判决。军事法庭必须把她送到医院进行检查。这种检查一拖就是好几个月的时间。但埃列娜说没有。特别军事法庭是以下述罪名判处齐奥塞斯库夫妇死刑的：屠杀罪（有六万多人是殉难者）；破坏政权罪；破坏公共财产罪；损坏国民经济罪；在外国银行存有10多亿美元并企图逃往国外（事后，事实证明在国外银行存款这一罪名是无中生有）。

审判结束后，齐奥塞斯库夫妇一先一后被捆绑着押送到室外。兵营里没有刑场，厕所前的空地便成了执行枪决的地方。从楼房到刑场约有30米远。厕所有两扇窗子。齐奥塞斯库被带到了两扇窗子之间的墙下，面对着持枪的士兵站好。当押解他们的士兵走开后，齐奥塞斯库高呼：“自由和独立的罗马尼亚万岁！”随后而来的埃列娜则唱起了《国际歌》。这时，持枪的士兵在行刑队指挥官尚未赶到的情况下，便开了枪。齐奥塞斯库中弹后跪倒下，后脑勺撞在了厕所的墙上。他死后仍睁着双眼。齐奥塞斯库夫人头部中弹，颅骨开花，脑浆外溢。

齐奥塞斯库夫妇被处决后，法医对他们的尸体进行了验证。然后让士兵们用毛毯把尸体裹起。当晚，审判团成员乘直升机返回布加勒斯特，顺便也把齐奥塞斯库夫妇尸体带到布加勒斯特。直升机停在了罗马尼亚武装部队的体育俱乐部——《星》俱乐部的体育场上。参加审判的人把两具尸体抬下直升机后就急忙去吃饭了。他们返回时，直升机已飞走，但放在地上装有齐奥塞斯库夫妇尸体的包裹却不翼而飞了。人们大吃一惊，天色漆黑，伸手不见五指，齐奥塞斯库夫妇的尸体到哪里去了？

第二天（12月26日）清晨，护送尸体的官员在运动场的一大土堆后面找到那两个大包裹。原来，25日晚有手球运动员到过运动场，他们看到有两个长包裹放在那里，觉得很不雅观，便把它们般到大土堆的后面。他们哪里知道包裹里是齐奥塞斯库夫妇的尸体呢。

四天后，即12月30日下午傍晚，装有两口棺材的冷藏车在军人车队的护送下抵达布加勒斯特西南郊的根恰公墓。这时天色已黑，雪花纷纷扬扬地自天而降。车队穿过市区向根恰公墓驶去。

在根恰公墓，军人把两口棺材放在相距二三十多米远的已挖好的两个墓穴中。埋葬时没有举行任何宗教仪式，也没有任何围观者。坟墓的十字架是第二天才放上去的。齐奥塞斯库的十字架上写着：“波帕·达恩上校1920—1989年”，埃列娜的十字架上写着：“埃内斯库·瓦西里上校1921—1989年”。罗马尼亚当局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掩人耳目，不把事态扩大。也有人说，这是为了防止有人掘墓毁尸。

随着政治风波的平息，罗马尼亚当局觉得再在齐奥塞斯库坟头上弄虚作假已无任何意义，于是派人把齐奥塞斯库夫妇的姓名写在了墓碑上。1996年年初布加勒斯特一家大企业的工人在齐奥塞斯库坟地四周竖起了铁栏杆。

从革命者到专制者

齐奥塞斯库1918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在青少年干过鞋匠和铁路工人，年轻时就积极投入了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统治和法西斯势力的斗争。1936年他18岁时加入当时处于地下的罗马尼亚共产党。从1934年起他就多次被捕，曾被关押在有“罗马尼亚巴士底”之称的多夫塔纳大狱达五年之久。1944年8月罗马尼亚共产党协同罗马尼亚军队中的爱国人士和包括当时的罗马尼亚国王在内的皇室成员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亲法西斯德国的政府，并向德国军队开战，之后苏联军队进入并解放了罗马尼亚。

1965年3月前，齐奥塞斯库是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书记处书记。1965年3月罗最高领导人乔治乌·德治生病逝世，47岁的齐奥塞斯库被任命为罗共中央第一书记。齐上台后工作是小心谨慎的，注意坚持集体领导。1968年苏联出兵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对此，以齐奥塞斯库为首的罗马尼亚共产党和政府采取了坚决反对的态度。罗马尼亚本身也受到严重的威胁。齐奥塞斯库不妥协，加强了军事准备，并在全国成立了大规模的民兵组织——“爱国卫队”。齐奥塞斯库坚持独立、反对外来干涉的立场受到全国的拥护，在国际上也得到了赞许和支持。

从上个世纪70年代起齐奥塞斯库逐渐变得居功自傲起来。1971年，当时的罗共中央书记伊利埃斯库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提出了与齐奥塞斯库相反的意见，结果被贬到地方，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1974年罗实行总统制，齐奥塞斯库作为总统拥有了直接颁布法律、任免政府成员的大权。在此之后一直到他在1989年12月下台，齐奥塞斯库一人兼任了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共和国总统、国防委员会主席兼武装部队最高统帅、经济和社会发展最高委员会主席等所有党政最高职务。齐奥塞斯库本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成了主宰一切的绝对权威。其他领导人对他必须俯首帖耳、恭敬从命。不听话，提出不同的意见的人，就被解除职务。在国内、国际重大问题上，齐奥塞斯库都是一人说了算。

个人迷信越搞越烈，齐奥塞斯库走到哪里，都要组织群众的盛大、隆重的欢迎。群众必须提前几个小时到场，即使风吹雨淋、烈日暴晒也要参加。甚至当着齐的面还要高呼“万岁”。这种状况持续了近二十年时间。每次举行大会，罗官方都组织一批保安部队成员坐在会场的头七八排，即一种政治“拉拉队”。齐奥塞斯库讲话时，每隔二三分钟这些人都站起来鼓掌、叫好。这时出席大会的其他人也不得不站起来鼓掌。齐奥塞斯库每讲一次话，大家不得不站起几十次。

20世纪80年代，齐奥塞斯库的夫人埃列娜在政坛上上升到仅次于她丈夫的地位，成为党内最高决策机构的成员，并掌管罗党内人事大权。在政府里，名义上她是副总理，但实际上她是“超级总理”。罗马尼亚各级官员都习惯地称齐奥塞斯库为“一号”，其办公室为“一号办”，埃列娜为“二号”，“二号办”。齐奥塞斯库的3个弟弟也担当了罗共和军队的要职，他的小儿子尼库也当上了罗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即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在罗马尼亚形成了齐奥塞斯库家族统治的局面。

经济决策的失误

在齐奥塞斯库执政的头十年头里，罗马尼亚经济是上升的，人民的生活也有了明显改善。后来他提出了一项雄心勃勃经济发展计划，要在短期内在罗马尼亚建立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优先发展重工业，重点发展化工、机器制造和钢铁工业。为了发展重工业，罗政府从西方大量贷款购买较为先进的技术设备。高积累、高速度、高指标是齐奥塞斯库经济政策的核心。国民收入的积累率每年都达30%以上，有的年份竟达33%。齐奥塞斯库不顾本国国情，建设了一批耗能高、经济效益差的大工厂、大企业。本国缺乏铁矿和焦煤，却建设了两座年产量各为1000万吨的钢铁联合企业；罗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本国原油年产量只有1000万吨，却建设了年加工能力在3500万吨以上石油加工企业。20世纪70年代中期国际市场原油价格猛涨，罗马尼亚不得不花更多的钱进口原油。而罗加工的石油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卖不出好价钱。在经互会（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组织）范围内，罗出口的本国部分原油和石油产品换不回自己急需的现汇，只能换回低档次的工业品。在收入少，支出多的情况下，外债猛增。20世纪80年代是罗马尼亚的还债高峰期。齐奥塞斯库执意要在1990年以前还完全部外债，为此采取了最大限度限制进口和增加出口的方针。结果罗本国大量的食品、肉类、电力出口运到国外，以换回罗本国急需的外汇，结果造成本国市场上农副产品的严重短缺。

对经济问题不内行的齐奥塞斯库却在经济建设方面独断专行，结果是决策连连失误。现举以下几个事例。

万吨水压机：罗马尼亚东北部的雅西市是著名文化名城，齐奥塞斯库决定要在这里建设一座重型机械厂，并下令安装一台万吨水压机。他不考虑这台万吨水压机的造价和大型钢锭的运输问题（每个钢锭重450吨），硬让工程上马。罗方决定从中国购买一台万吨水压机。水压机运到雅西后，请中国工程技术人员负责安装。万吨水压机在安装期间，齐奥塞斯库就要前来参加工厂落成典礼。这急坏了当地的领导，他们要求中国专家设法救急。中国专家设法把水压机装上，但警告说只能按一次按钮，如按两次就会把机器搞坏。齐奥塞斯库进厂后，厂领导向他汇报说，按照他的指示工厂已全部投产，请他启动万吨水压机。结果，齐奥塞斯库在众人的欢呼声中高兴地站在水压机前用右手食指按动了电钮，水压机咔嚓一声轧了一下。齐奥塞斯库十分得意并发话再装一台万吨水压机。齐奥塞斯库走后，已“投产”的万吨水压机被拆开，重新安装。

斯洛博齐亚化肥厂：斯洛博齐亚市位于罗东南部多瑙河平原地区，是农业区。20世纪80年代初，齐奥塞斯库夫人埃列娜到此访问时“灵感一动”，下令在此建立一座大型化肥厂。尽管这样的化肥厂在罗马尼亚已有不少，化肥产量能满足国内需求并有出口能力。斯洛博齐亚化肥厂第三期工程是1984年第二季度开工的，投产总额为23亿列伊（20世纪80年代罗马尼亚的外汇比价约为：1美元兑换12—14列伊）。花外汇买来的设备安装完毕也无法开工，因为缺少天然气。工厂领导只好请求上级调拨天然气。结果一等就是5年。机器设备闲置不动，就会损坏。厂方只好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对设备进行维修、保养，为此他们白白花费了10亿列伊。由于解决不了天然气供应问题，这座化肥厂就“自生自灭”了。

核电站：建在多瑙河畔的切尔纳沃德核电站是罗马尼亚第一座核电站，这里计划安装5台发电能力各为70万千瓦的机组，设备从加拿大进口。在第一台机组从加拿大进口后，齐奥塞斯库擅自决定其余的机组由本国自行制造，而且每台的造价不得超过100亿列伊，即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发达国家所报价格的一半。罗工厂企业只得自己动手制造。但罗本国工业尚不具备生产核电设备的水平，投产期只得大大向后推迟。该核电站第一台机组是在齐奥塞斯库死后第七年，即1996年才投产的。

小型轧材厂：齐奥塞斯库作出了让全国40个县每个县工业年产值达到100亿列伊的决定。罗经济界人士认为，这样做没有考虑每个县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强行把各地的工业产值拉平。罗西南部的梅赫丁茨县虽已建成一座大型化工联合企业，但工业产值还上不去。县领导决定根据齐的指示建设一座年生产25万吨轧材的轧材厂，1979年开建，1987年建成。1988年全年只轧了17630吨小型钢材。齐奥塞斯库得知后十分高兴，下令再建一套轧制20万吨钢材的生产线。第二年新生产线投入使用。1989年全年该厂只生产了48626吨钢材，即实际生产能力的10.8%。

错误的经济政策，使老百姓生活水平不断下降。在20世纪80年代，罗农副食品供应的紧张程度是这个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所未有的。群众日常所需的鲜肉、熟肉、奶制品、蛋类、食油供应极为紧张。人们需要排几个小时的队才能买到。许多妇女和老人凌晨就开始在副食店前排队希望能买上一些肉，但不少人排了数小时的长队，结果还是什么也买不到。咖啡是罗马尼亚人的必须饮料，但商店一直无货。走后门能搞到，但价格要翻几番。从1987年下半年起，市场上的药品供应也开始紧张起来。药店门口，人们也排起长队，许多药品长时间无货。

罗马尼亚冬季严寒，冬季民用煤气、暖气和电力供应不足也给百姓生活带来更大的麻烦和问题。老人、孩子受冻，生病。医院的病房、产房、手术室因得不到适当温度而无法进行正常的医疗手术。燃料的短缺也使公共交通受到影响。

弄虚作假成风

在20世纪80年代，罗马尼亚党政机关自上至下浮夸、作假成风。

齐奥塞斯库宣布1989年罗全国粮食产量是6000多万吨，实际只有1823万吨。小麦每公顷的实际产量为3170公斤，虚报的产量是8160公斤；玉米1913公斤，虚报16500公斤；大豆440公斤，虚报8100公斤等等。弄虚作假竟成了时尚，如实反映情况会遭到批评和排斥，甚至会丢官，而说假话会受到表扬和重用。齐奥塞斯库每到一工厂参观，事先都要作充分的准备，全厂提前三天停工，打扫卫生，装点门面，张贴标语，还要挂出反映生产成绩如何“蒸蒸日上”的报表。布加勒斯特“八月二十三日”工厂是齐奥塞斯库常去的地方。齐奥塞斯库指示该厂要实现发展生产的“高速度”，每年生产1万台电机。实际情况是当时的所有东欧国家加在一起，一年才能生产1万台这种电机。齐奥塞斯库在一些工厂还要参观职工的食堂。从电视上看，所参观的食堂饭菜花样比饭店还丰盛。实际情况是，由于市场副食供应极差，多数工厂的食堂已关了门。1987年前苏联领导人葛罗米柯在访罗时曾参观布加勒斯特一家国营食品店，看到商品丰富，购物者装满了塑料袋。苏联人一走，这些购物者立即把自己手中的塑料袋交给站在一旁的罗内务部军官。原来，排队的人都是内务部指定的人，商店里丰盛的蔬菜和食品也是在苏联客人来之前临时摆上去的。

在罗马尼亚本国的经济困难、市场供应十分紧张、群众生活水平下降的情况下，齐奥塞斯库却大言不惭，谎话连篇。1989年4月19日在为庆祝罗马尼亚还清全部外债的群众大会上，齐讲话说：“罗马尼亚是在确保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还了外债的。”还说，到2000年罗将成为一个“在各个方面都十分发达的国家”。他甚至说，在本世纪末（指20世纪末）罗马尼亚将开始实施共产主义的工作和生活原则。听了这些，罗马尼亚人真是哭笑不得。

1988年齐奥塞斯库70大寿时，罗马尼亚报刊大肆宣传齐奥塞斯库著作在国外出版的盛况，罗报刊报道说在维也纳、纽约，以及在加拿大、土耳其等国都出版发行了齐的著作。知情人说，这是罗马尼亚派人出了重金买下了出版权。

1989年10月8日他在未通知手下人的情况下到布加勒斯特几个大的副食商场视察，看到那里的货架上空空如也。他十分生气，批评了有关部门。两天后，他在打了招呼的情况下再到这几家商场视察，看到那里的鲜肉、熟肉、奶制品花样繁多，十分丰富。他认为是他的“视察”使市场供应发生了变化。但他走后，农副食品又从货架全部撤掉。

（本文两位作者先后为新华社驻罗马尼亚首席记者）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8年第9期 改革初期我们的闯劲来自哪里　作者：沈祖伦

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也是农村改革三十周年。今天，又逢杜润生同志九十五岁华诞。我有幸参加这个活动，感到高兴。高兴的是能够来看看杜老，也会一会当年共同参与农村改革的友好。

活动主持者安排，要我作一简短发言。我遵命说几句。我想说说改革的动力和领导对于推动改革的热情问题。

我觉得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特别是农村改革最蓬勃开展，中共中央连续发出五个一号文件那段时期里，有一些很值得我们提倡和发扬的东西。这个东西是我们党的宝贵传统，对于今天的改革尤为显得重要。

为什么要改革，改革的动力来自哪里？这个问题从农村改革看得很清楚。我们不是为改革而改革。而是看到农民的苦难，知道在当年实行的一系列农村政策下面，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不改革不行。

1977年，浙江省委派我到绍兴主持县委工作。这年冬天，全县年终分配报表汇总，我听了心情非常沉重。基本核算单位人均年净收入84.2元人民币。扣除口粮、柴草等实物分配和平时预支，一个农户分不到什么东西，许多户要倒挂。社员一年辛劳盼年终分配，原来是这么一个结果！我心里愧疚，觉得对不起老百姓。我们党领导人民打天下，暴力夺取政权，一切资源都控制到我们手中，一切由我们说了算。农民除锄头、铁耙是自己的，什么生产资料都没有，也基本上没有什么自由。“磨洋工”也要天天出工，出远门要经过干部批准。那么，既把一切资源垄断在我们手里，能搞得好也罢了，但是结果老百姓日子不太好过。那还是江南鱼米之乡。全国集体经济搞得比较好的地方，尚且如此！怎么不令人深思？那时看到农村两大问题，一个是“吃大锅饭”，平均主义，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一个是生产经营单一，只准搞粮食生产。绍兴有许多高产穷队，亩产接近吨粮，但工分值每个劳动日只有一包“大红鹰”（香烟），当时的价格是一角几分钱。这种情况，农民不找出路怎么行？知道农民苦难的人，怎么不思索，怎么不寻找改革的路？这是从我切身经历说的。要知道，我们原来都是维护集体经济、公有制立场很坚定的。为什么后来投身改革，就是这么来的。因为知道老百姓苦。为了让农民从苦难中摆脱出来，不怕与党在农村的传统政策相违逆，不怕去探索当时上级不允许做的事，不怕丢“乌纱帽”。

我国整个农村改革，我想大体上也是这么来的。在中央，先有邓小平、胡耀邦，及后来的赵紫阳、万里（他们俩在地方工作时即大力推动农村改革）这些深知农民苦难支持农村改革的领导人，有最关爱农民又足智多谋，被我们一些地方农村工作同志称为“农村改革总参谋长”的杜润生同志。杜老说过一句话，“爱人民就要爱农民”，这话我不会忘记。还有，杜润生同志在他的农研室里，汇集了一批来自农村的优秀分子。这些人许多还当过插队知识青年，他们知道农民疾苦。他们对党在农村的政策心里自有一杆秤。

由此联想我们现在各级组织和干部的状况，我个人就觉得远不如那时候。刚开始改革开放时，我们各级组织和干部，许多人都是自发地思考老百姓的利益，千方百计想使老百姓的困苦情境能得到改善。现在可不一样了，一些干部说的比过去好听，但做起来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却不如从前了。领导干部脑子里，真正想老百姓的苦难，不考虑个人仕途、不计较既得利益的人虽然还是有，但比过去毕竟少了。我个人总的感觉，各级领导层对于推进改革的热情，已非当年。

这个情况与改革的氛围也有关系。现在的改革氛围与上世纪80年代不同。那时经过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解决“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问题，包产到户后全国出现意想不到的大好形势；后来又有整党，确实在全党形成了思想大解放的局面。许多干部是，只要对老百姓有利的事，就敢想敢干。而现在不少干部的精神状态，遇事是首先看上级的态度，不看对老百姓有没有利；重“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而轻脚踏实地帮助群众解决难题。不要说中下级干部，就是一些地方高层领导，一遇改革敏感话题就不敢问津，反要让你不要去碰。其实，改革的氛围也要靠领导去营造。要靠领导自身对于改革的热情地带动，再加上认真做好思想工作。改革初期年代的干部，都能记起胡耀邦同志慷慨激昂地作过的公开号召：中央没有想到的事你们可以想，中央政策规定没有的事你们可以探索。他的那种激情和为改革不怕牺牲的精神，感染了当年的多少改革者！

所以，把今天的改革与我们至今记忆犹新的那个时期作比较，虽然有某些有利的条件，但我们的干部特别是我们指望去推动改革的各级领导层，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对于改革的动力和热情不如那个时期。这是一个大问题。这是很不利于改革的。我看今天改革的领导问题，首先就是改革的动力和领导对于改革的热情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大声疾呼，从中央以至各级领导，要多深入到下层，到第一级，了解老百姓的困苦情形和要求。同时健全社会各种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使之能顺畅地反映群众的利益诉求，进一步从人民群众中吸取改革的原动力。

这次抗震救灾，我们取得的阶段性的胜利，给了我们很重要的教育。说明只要坚持“以人为本”，真正关爱人民，而且从中央起至各级领导都率先垂范，相信人民，依靠人民，那末无论多大的困难都可以为我们所克服。我想，我们应该从抗震救灾拓展延伸到其他方面的工作，到改革开放。也像抗震救灾一样，各级领导都不怕艰难险阻，深入了解老百姓的苦难和呼声。把那种应对灾害性突发事件中体现的对人的关爱，拓展延伸到各个方面。特别延伸到当前和今后的改革。现在都说“多难兴邦”。我想“多难兴邦”也是有条件的。现在老百姓在相当大程度上还受到旧的不合理的制度的压抑，迫切要求建设新的制度。我们如果不能体会老百姓在这方面的苦痛和要求，不重视改革，恐怕多难未必兴邦。

为了深入了解老百姓的情况和要求，有一个全党进一步加强调查研究的问题。抗震救灾，弄清楚灾害情况固然不易。而要弄清在繁杂的日常工作中，特别是生活在旧的不合理的制度下面的老百姓的困苦，更不是能一眼看穿。改革中面临的许多情况，很容易被既得利益的部门和人群所掩盖和歪曲，导致领导决策的困难和失误。

再是，今天说老百姓的苦难，要从单纯着眼于缺吃少穿、私人消费品供给匮乏的老概念中跳出来。现在说老百姓的苦难，不只是说老百姓温饱问题。老百姓的温饱，在有的地方、有的人群确实还是问题，不可忽视。但总体说，中国老百姓缺吃少穿、私人消费品极度匮乏的状况已经根本改变了。现在说老百姓的问题，一方面是大量的民生问题，如对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供给的保障和均等化，以及某些资源应该真正为民所用、为民所有的问题。再一方面，民生问题也是民主权利问题。除了民生，老百姓还有更广泛的民主要求。如老百姓要求真正有权管干部、管党政官员，以及法律赋予他们各种应有权利的兑现落实等。真正了解今天老百姓的深层情况，他们中间不知有多少无奈、无助的事！他们心里深怀维护自身利益的迫切愿望和强烈追求。而我们相当多领导干部，对之却了解很少，体会不深。甚至有的人还以为“国家”“政府”就有权侵害群众的利益和权利。这正是我们多少年来信访问题处理不好的重要原因，也是一些地方群体性事件恶性爆发的根本性因素。

这里要强调，高层领导对于人民群众的情况，必须定期或不定期地亲身作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调查研究这个词现在用滥了。人们都把领导人视察指导称作调研。看媒体报道，好像领导天天都在调研。实际上这种走马观花的调研，得到的信息十分有限，甚至多为假象。我们说全党要进一步加强调查研究，着重是要求高层领导对人民群众的情况亲身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这种调查研究是领导向实践者、向下层的求教，是为了知道真情，探求真理，获得科学决策的依据。那必须是自己动手，舍得花时间，放下架子蹲下去，而且更重要的是必须使被调查者打破顾虑、开动脑筋，敢讲真话实话。这样的调查研究才会对领导有较大的帮助。这是作为真诚信奉党的基本理论的领导人所不可或缺，也是党培养各级领导干部所必须具备的基本功。我们要大力倡导这样的调查研究。特别希望中央和省部两级领导，真正下功夫做这种调查研究。

说到这里，联系说说中共中央连续五年制定五个一号文件那个时期，中央领导和农研室，以及各省市区领导，在农村工作方面的调查研究，确实是做得非常出色的。很值得今天借鉴。

中央制定五个一号文件的五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我都参加了。大概每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之前半年或更多的时间，中央领导就要调查研究下一步农村工作。他们下来都不是只几天时间，至少是一星期、十天半个月；都不是浮光掠影，而是系统地听取下面的意见，总结下面的经验。中央同时要求各省市区领导也进行思考和调研。我们在省里搞农村调查，都是一出去就半个月不回机关。唯一的是为了得到真知。杜润生同志他们和农研室的调查研究，则更有针对性和紧紧围绕要解决的问题，工作更为具体深入。所以，那时期中央领导和各省市区同志对于农村工作情况，基本上是每年都亲自动手作深入的调查研究。

每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既是进一步调查研究的过程，也是发扬民主科学决策的过程。最令我们感兴趣的是，每次会议都安排有让各省市区同志面对面地与中央领导对话的机会。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田纪云等同志都到会直接听各省市区同志意见。我们在会上发言，基本上不是唱赞歌，也不是只一般地表态。因为这不是中央开会的目的。我们发言，都是开门见山地反映情况和提意见，说真话实话，而且常常不乏尖锐的言辞。那时，确实没有怕得罪领导或引起领导印象不佳的考虑。我们从内心里感觉得到，中央领导是真诚地喜欢听我们的意见，所以我们提意见的积极性也高。这中间，杜润生同志起着鼓励支持的作用。所以，当时我们兄弟省市同志背地里议论，很钦佩杜老的高超的领导艺术。我们提意见，有的时候难免有片面或偏激，中央领导从来没有怪罪过，有时只是耐心地做些解释。

制定五个一号文件的每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都开得非常成功。每个一号文件都大大推动了农村的改革和发展。这非常值得总结经验。我以为，这中间中央、省市区的领导和农研室的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工作，以及在一定范围形成的良好气氛，能通畅地把老百姓的呼声反映到中央决策层，从而也不断地使领导获得改革的原动力。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

现在的改革所面临的情况，比过去要复杂和困难得多。特别是改革的深化，涉及一些部门和人群的既得利益。这种情况就更加要求中央和省部两级领导重视亲身进行深入的调查，而不是单纯地依赖部门和助手获取信息。不然就很难避免受制于某些部门和某些人群，而为他们的立场所左右，自己缺少主心骨，以致对重大改革下不了决心，延误改革进程。

（本文作者系浙江省前省长）

（责任编辑 萧 徐）

2008年第9期 中国农民有财产吗　作者：高亮之

问题的提出

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这句话使许多中国人的眼睛为之一亮。

到文革结束之前，大陆的中国人都不敢，也不愿谈到“财产”二字。因为，谁有财产，似乎就是资产阶级，日子不会好过的。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到了21世纪，不说那些大小老板，即使是工薪阶层，突然发现自己也有了财产。例如自己的住房，居然有了房地产证，那就值几十万，甚至百多万了；有人还有股票等等。他们想，自己百年之后，还有一些财产可以留给子女，因此感到高兴。

中国古代圣人孟子早就说过：“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滕文公上》）

的确，人民有了恒定的私人财产，才会有恒定的心，社会才能得到稳定和发展。

可是，中国人中人数最多、贡献巨大的广大农民，他们有财产吗？

如果这里“财产”指的是农民家中的桌椅板凳，那么，这个问题不难回答：农民是有财产的。

但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农民最为看重的土地，是农民的财产吗？这个问题在人们（特别是各级官员，也包括农民自己）的认识中，以及在实际生活中，事实上并没有解决。

有人会说：“中国农村的土地是集体所有的，农民只有使用权，不能算是农民的财产。”由于有这种认识，许多地方都发生过农民的土地承包权被任意剥夺的事件。

有的地方承认农民有长期的土地承包权，但是当需要征用农民的承包地时，即使当地的地价很高（可能达到一亩地几百万元），而给予农民的补偿费却很低（可能只是一亩几千或几万元）。这时谁（包括农民自己）也说不请：承包地究竟是不是农民的财产。

因此，农民承包的土地究竟是不是中国农民自己的财产？是一个并不明确的问题。本文将探讨这个问题。

马、恩的所有制观点

财产权是和所有制直接相关的。一谈到所有制，就出现一个令人顾忌的紧箍咒：私有制。新中国建国以来相当长时期中，人们认为私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所不容许的。谈论农民的财产问题，首先需要破除这个私有制的紧箍咒。因为，如果不承认私有制，农民个人（而不是集体）就不可能有财产。

社会主义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建立的。那么，马克思主义的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究竟对所有制是什么观点？

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这句话成为苏联共产党和改革前的中国共产党在所有制上的根本指导思想。他们的一系列经济政策，总的目标就是要消灭私有制。

但是，马、恩在同一本书中又说：“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

上述论述非常清楚地告诉人们：即使到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共产主义），马、恩都没有主张消灭一般私有制，而只是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

至于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即中国的当前阶段，根据中国的现行政策，还要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即民营或私营经济；因此更不会要求剥夺农民的私有财产权。

什么是马克思指出的未来的、理想的所有制结构呢？

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版，第874页）

这句话有深刻的含义。它说明，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结构应该是：社会占有和个人所有的综合。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谈到股票时，就认为，股票这种占有形式，体现了社会所有和个人所有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630页）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要求完全消灭个人所有制（私有制）；相反，他们提倡的是社会所有和个人所有的综合，或公有制和私有制的综合。

家庭经营和社会经营的结合是农业的最佳机制

上世纪80年代，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考察了美国的农业。使我惊奇的是：美国在工业、服务业中都以巨大的企业集团为主体，而在农业，却始终是家庭经营。美国的家庭农场（即私人农场），2006年时，平均是466英亩（约2800亩），许多农场在2000英亩（约12000亩）以上。即使农场规模这样大，依然是家庭经营。

不仅是美国，所有西方发达国家的农业，都是家庭所有、家庭经营。西方不少国家的农民生活都很富裕，使我们一些老革命、老领导（如王震等），在访问西方国家的农民家庭后，大为感慨。

相反，凡是实行农业集体化的国家，农业都不成功。苏联1929年开始，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30年代初期农业产量降低了30%以上，农村出现了严重的饥荒；直到1953年苏联的谷物产量仍低于1913年。新中国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推行农业集体化，直到1978年，我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达到2.5亿人。

农业集体化为什么失败？农业的家庭经营为什么成功？这个问题不能不从农业的特点来探讨。

农业是和工业、服务业不同的一个特殊的产业。农业有以下几个特点，使它不适合于集体经营，而只适合于家庭经营。

（1）自然性：农业的生产原料主要来自于大自然，即二氧化碳、氧气、水和土壤养分；农业的能源主要也来自于大自然，即太阳辐射。农作物在田间是在自然力的推动下自己生长的，并不需要人力的过多参与。自然性是农业的根本特点，它派生出其他特点。

（2）季节性：农作物随着自然季节而生长，从播种到收获，一般需要几个月（3—8个月）。农田中所需要的操作，如整地、播种、施肥、治虫、收割等，都有季节性，在一定面积的土地上，只能由个别农民按季节而完成。不可能像生产汽车那样，分为许多零件，在同一时间内由许多人分工生产，再来总装。因此，农业的集体生产根本不能提高效率，而只能降低效率。（我这里讲的农业的集体生产，是指许多劳力在一小块田中劳动。至于农业的规模生产，即很少劳力经营较多土地，则肯定能提高效率。）

（3）整体性：农作物的收益由许多因子（天气、地力、投入等）决定，而不是由单项劳动决定，因此，农业无法实行计件工资或按劳取酬，集体化生产无法调动农民积极性。

（4）多业性：由于农作物生长不需要人力的过多参与，因此，如果土地面积不大，农民家庭就可以同时经营农、林、牧、副、渔等多种产业。家庭中的部分劳力，也可以从事其他职业（兼业）。集体化生产将农民都束缚在土地上，必然是劳动力的极大浪费。

农业的上述特点，决定了农业只适合于家庭经营，农业集体化必然要失败。

当然，在自给性的社会中，依靠家庭经营，农业就能维持并发展。但是在市场经济的现代化社会中，农业只依靠家庭经营是不够的，需要有社会经营的支持。农业的生产资料（化肥、农药、农业机械等）需要有农业工业的支持；农产品的加工和销售，需要有食品工业和商业的支持；农业也需要金融、科技、教育、信息、运输等部门的支持。个体农民的力量有限，需要有合作经济组织的支持。

但是所有各种社会支持，必须以农业的家庭经营为基础。

家庭经营和社会经营的结合，是农业的最佳经营结构，这是被世界各国农业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所证明的事实。

物权法的重大意义

家庭经营必须与家庭占有相联系。农民的土地（或农场），如果不归他占有，不归他收益，他是不可能有积极性的。

中国农民在1949年前后，在土地改革中，分得了属于自己的土地，这是中国农民从几千年的封建压迫下得到的解放。中国共产党能取得政权，与其土地改革政策是分不开的。然而，在中共领导人对于马克思所有制理论的错误理解的思想指导下，在1955—1958年间，强行推行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实际上剥夺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加上统购统销的剪刀差和“大跃进”的盲进政策，形成1959到1963年间的大饥荒。直到文革结束时，农民生活一直非常贫困。

1978年底，安徽小岗村18户农民冒死实行了“包产到户”。直到1982年，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肯定了专业承包联产计酬、包产到户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联产承包制在全国得到推行。

联产承包制的推行，是中国农民的第二次解放。农民得到了在承包地上自主进行家庭经营的权利，同时也得到对自己的劳动力自主支配的权利。

但是，农民与承包地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比较模糊。一般的认识是：农村的土地是“集体所有，农民使用”。即农民只有使用权（或经营权），而没有所有权。

2004年通过的《土地管理法》中第6条规定：“国有土地和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可以依法确定给单位或者个人使用。”农民对承包地的权利，依然是“使用”。

在法律上和人们认识上，农民对承包地只有“使用权”，而没有“占有权”。按照这种认识，承包地很难说是农民的私人（或家庭）财产。近十多年来，是我国城市化或城镇化的大发展时期，全国各地发生无数次农民承包地被任意（或低价）侵占的事件，全国到处发生土地纠纷，甚至发生基层政府和农民的严重冲突，其基本原因就是：农民承包地的产权不明确！这是我国农村和农业发展面临的又一次严重挑战。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认为，2007年《物权法》的出台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步骤。《物权法》的通过，是我国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全面地落实了我国宪法（2004年）第13条所庄重宣告的，“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和继承权”。

《物权法》的通过与我国经济和政治改革的进展、人们对马克思“所有制”理论的理解的加深、人们思想的进一步解放，都分不开。

《物权法》对于我国的农村政策有很重要的关系，但是至今为止，对于这个问题，在我国的解释和宣传工作，还做得很不够。我在本文中不得不多说几句。

首先，什么是“物权法”？我国著名法学家郑成思教授解释（他曾两次为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授课）：“作为古拉丁语，罗马法中的‘res’既有‘物’的含义，又有‘财产’的含义。它在法国民法中发展为‘财产权’，在德国民法中发展成‘物权’。”[1]他还说，财产权的含意比物权要广一些，它还包括无形的物权，例如知识产权等。因此，如果只指有形物权，物权就是财产权，按郑教授的意见，用“财产权法”来命名“物权法”更合理。

其次，我国去年通过的《物权法》，包括哪几种物权呢？

《物权法》的第2条明确地说：“本法所称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权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

在《物权法》第三编“用益物权”中只谈到四种用益物权，即①土地承包经营权，②建设用地使用权，③宅基地使用权，④地役权。

什么是“用益物权”呢？

按《物权法》117条的规定，“用益物权人对他人所有的动产或者不动产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

这里讲得很清楚，“用益物权”（土地承包权是其中之一）是包括“占有权”的，而不只是“使用权”。

某人（A）对某个物体（B）有“使用权”，并不一定能说：A对于B有财产权。例如你在旅馆中住了两天，这两天中，你有权使用你房间中的家具和卫生设备；但不能说，这些设备是你的财产，也就是说，你对于旅馆中的设备，并没有“用益物权”。

但是农村土地的承包，情况完全不一样。法律已经规定，农民对所承包的土地，是有“用益物权”的，不仅有使用权，更重要的是有排他性的占有权。“用益物权”是一种财产权。因此，农民所承包的土地，根据《物权法》，就有一种排他性的财产权。

至于承包地的所有权，法律规定是集体所有的。但是并不能说，它不是农民个人（或家庭）所有。因为所谓“农民集体”，是由单个农民组成的，是包括单个农民在内的。

《物权法》60条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因此，集体组织并不是高于或脱离于农民个体的组织，它只是农民集体的“代表”。

集体所有权中包含了各个农民的一部分所有权。每个农民在集体所有权中占有一定份额；其所占份额，就是单个农民（家庭）所承包的土地。

这与股份公司和股民的情况是相似的。股份既是公司所有（公司可以支配股份资金的使用），又是股民所有（股民可以用手中的股票进行交易）。

中国农村的土地承包和各国的股份公司，都符合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的原则，即：社会所有和个人所有的综合。

总之，根据《物权法》，中国农民承包的土地，农民既有排他性的“占有权”，农民又有与集体共享的“所有权”，因此，它肯定是属于农民的财产。

正因为如此，《农村土地承包法》32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你对于你所住的旅馆房间，有这一系列权利吗？

按《物权法》130、131条的规定，在承包期内，发包人（即集体组织，或村委会）“不得调整承包地”，“不得收回承包地”。体现了农民对土地的排他性的占有权或私有权，这同股份公司不能没收或变卖股民的股票一样，因为股民对股票有排他性的占有权或私有权。

如果谁任意地剥夺农民的承包地的排他性的占有权或私有权，谁就是违法！既违反《宪法》，又违反《物权法》！

以上讨论回答了本文一开始提出的问题“中国农民有财产吗？”答案是：根据《物权法》，农民承包的土地，肯定是属于农民自己的财产，受到国家法律的严格保护。

可以认为，《物权法》的制定和通过，在中国，从法律上基本上解决了“耕者有其田”的问题。这是1982年实行联产承包制以后，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重大步骤。只是还有许多官员和农民自己还没有认识到这个事实。

当前，我国有的学者提出“土地私有化”的主张，要求承认农民对土地的完全所有权。他们关注农民根本利益的意愿，我是理解和支持的。但是要实现土地的完全私有，必须修改国家宪法和一系列法律，在我国目前的大环境中，很难实现。此外，我们农民的基本特点是人均占有土地极少（一亩左右），这种超小型的农业规模，即使私有化，其发展能力也是有限的。保留农民集体一定的所有权，有利于发展合作经济，开展双层经营、进行社会性服务等（但目前村一级组织的工作，以行政性为主，自治性、服务性很不够，应当改进）。因此，我的主张是：在现有国家法律的框架内，在保留集体对土地一定的所有权同时，论证并充分强调农民对土地的私有权（排他性的占有权和部分所有权）和财产权。这是目前就能做的，也必须做的事。

承包土地的价值和补偿问题

根据以上分析，农民对于承包地具有财产权是肯定的。接下来的问题是：土地承包权的价值是多少？或者说，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值多少钱？

这个问题在我国当前有特别的重要性。据报道，近10年来全国有1亿多亩耕地被征用，大约有4000多万农民失地者。预计在今后二三十年内，仍然是中国城市化的高峰时期。根据安邦[2]估计，2000—2030年还将需要占用耕地5000多万亩，失地农民将达到8000万人到1亿人。

几千万农民失去土地，他们得到多少补偿呢？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前景如何？不得不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

下面分几个问题来讨论：

⒈城市郊区的昂贵的地价

由于高额利润的吸引，近年来全国各城市房地产业快速发展，引起地价的猛涨。城市地价的涨势必然带动城市郊区原来农用土地的价格急增。上世纪80—90年代，南京郊区的地价一般是几万元一亩。到2007年，南京江南郊县江宁区的楼面地价在1000元／平方米以上，江北的六合县在500元／平方米，即每亩分别在66万元和33万元以上。[3]我所在单位（江苏省农科院)位于南京市东郊，附近基本上是农业用地，现在地价已达到100万—200万元/亩。上海郊区青浦区赵巷镇的一幅14.4公顷的地块，挂牌后，最后以15.42亿元的“天价”成交，即10000元／平方米，一亩地在666万元以上。[3]

地价的高涨是城市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从国家经济发展的角度讲，应当说是一件好事，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但是成果的受益者是谁呢？城郊农用地的承包者或农民得到了受益吗？

⒉农民得到的微薄的补偿

现在的事实是，农民不但没有受益，反而受害不浅。大批农民成为种田无地、就业无岗、社保无份的“三无”农民。

不能说，失地农民完全没有得到补偿，但是补偿所得和地价的差距非常大。

农民承包地转化为其他用途，如住宅、工业、商业或公共设施，根据现有规定，必须由政府征收，变为国有土地，由政府有关部门（国土部门）招标拍卖。土地需求单位（如房地产开发商）要向政府交纳土地出让金。各地所谓的地价，就是土地出让金的价格。

政府要从所得的土地出让金中，拿出一部分作为对承包土地的农民的补偿。现行的补偿的政策是怎样的呢？

国家的《土地管理法》（2004年通过）47条规定：

“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

“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

“征收耕地的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到十倍。

“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计算。……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产量的四到六倍。但是，每公顷被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得超过被征收前三年平均产值的十五倍。”

“被征收土地上的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

“按照本条第二款的规定支付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尚不能使需要安置的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增加安置补助费。但是，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综合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三十倍。”

我在这里较详细地原文摘录《土地管理法》的有关规定，因为这一些规定对于失地农民太重要了，是决定他们失地后生活和前途的，是决定他们后半生的命运的。

如果读者对于上述文字还不能有明确的概念，我举例用具体数字来说明。

如果城市郊区一个失地农民，一家承包了5亩地。当地地价（土地出让金）是50万元／亩（南京市南北郊区的平均地价）[4]，5亩的出让金是250万元。根据上述规定，他们这一家能得到多少补偿呢？

农民的房屋按拆迁费补偿，这里暂不讨论。本文只讨论土地的补偿。

所谓土地附着物和青苗费，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一亩水稻的平均产量一般是500公斤，一公斤按2.5元计算（2008年南京杂交米2.5元／公斤），一亩稻谷的总收益是1250元，青苗费不会超过这个数。

耕地补偿费，按上述的规定计算如下：如果是水稻、小麦一年二熟（这是长江流域最普遍的种植制度），水稻一般亩产500公斤，小麦一般亩产250公斤。按南京2008年物价局公布的价格：水稻一公斤2.5元，小麦一公斤1.5元，则水稻亩产值是1250元，小麦亩产值是375元，两者合计是1625元。

根据《土地管理法》，耕地补偿费上限——10倍计算，是16250元，不到2万元。

安置补助费是按人计算的。2007年全国人均耕地面积是1.39亩，全国有666个县（区）人均耕地低于0.8亩。农民的人均耕地按1亩计算，大体是合理的，即1亩耕地安置1个人。据《土地管理法》，1亩地的安置补助费上限——被征收前三年平均产值的15倍计算，是24375元（1625×15），不到3万元。

二者合计，不超过5万元。

即使在省政府批准下的最高限额的30倍计算，是48750元（1625×30），也不超过5万元。

该耕地一亩的出让金是50万元，承包农民所得的补偿，1亩是5万元。按该户农民家庭共承包5亩地计算，这5亩地的出让金是250万元；而该户农民家庭得到的补偿费加安置费不超过25万元（许多地方实际所得都低于此数）。

以上的办法是所谓“一次性买断”。后来有一些地方认为，这种办法使失地农民今后的生活得不到保障，而改为“土地换保障”的办法，即给于失地农民长期的生活保障。由劳保部门与农民签订安置协议，对被征地人员，设立社会保险个人账户；到退休年龄的，按月发放养老金。

江苏省的办法是：将未进入基本生活保障的被征地农民的征地补偿安置费用和16周岁以下人员的生活补助费按规定足额支付；将进入基本生活保障被征地农民的不低于70%的农用地土地补偿费和全部的安置补助费划入同级财政部门在银行设立的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资金财政专户。[5]

所谓“基本生活保障”的生活补助费是多少呢？

该省根据经济水平，将全省分成4类地区。在最好的一类地区（南京、无锡、苏州等），其规定是：生活补助费140元—160元／月，养老金200元／月。按一年计，生活补助费是1800元，养老金是2400元。

我们可以估算一下，假定该农民是中年（50岁），生活补助费发10年（到60岁）合计是18000元；到了老年（假定活到80岁），养老金发20年，合计是48000元。二者相加,预计是66000元。在4类地区（徐州、淮安、盐城等），以上两者合计预计是40000元。

总之，按“土地换保障”的办法，农民失地后的终身所得也只有几万元。这个办法和农民承包土地的面积没有关系，而与各户的人口有关。因此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多人少（人均土地大于1亩）的地区，按每亩所得计算，是少于一次性补偿的。当然，其优点是农民可以得到长期的生活保障。

我们再以南京地区为例，一亩耕地的出让金是50万元，而农民的所得是5万—7万元，只占土地出让金的一个很小的部分（10%—14%）。土地出让金的绝大部分（86%—90%)归各级政府所有。

⒊各级政府的所得比例是合理的吗

土地出让金的很小部分归农民所有，绝大部分归政府所有，这样的政策合理吗？

土地出让金的一定份额归政府所有，不能说完全不合理。问题是，多少比例归政府所有才是合理的？

《土地管理法》55条规定：“新增建设用地的土地有偿使用费，百分之三十上缴中央财政，百分之七十留给有关地方政府，都专项用于耕地开发。”

后来随着财政体制的改变，土地出让金的绝大部分归各级地方政府。

土地出让金中需要由政府支出的费用，除应当给于农民的补偿费和安置费外，还需要的合理开支是：

1）耕地开发费。为保持耕地的动态平衡，耕地被占后，需要开发新的耕地。

2）农用土地在出让前的土地整理费（四通一平）。

3）土地出让业务费（这一项很有限）。

前两项究竟需要多少钱？

据报道，河南省的耕地开发费是3000元—5000元／亩。黑龙江省增加新耕地，每亩需要3000元—4000元，要求较高的每亩需要7000元—10000元。

关于土地整理费（即达到四通一平），各地的费用有差别。按甘肃省东乡县2007年发布的优惠招商办法[6]，对固定资产投入300万元—500万元的工业项目，已达到四通一平的最低土地出让金是7000元/亩；未达到四通一平的是3000元/亩。因此，四通一平的开支大约是4000元/亩。在经济发达地区(可能要求五通或六通一平)，会高一些，但估计不会超过1万元。

以上估算，政府得到的土地出让金，除给予农民的补偿金外，需要自己开支的部分，宽打宽算，一亩地不会超过5万元。如土地出让金一亩是50万元，则不超过出让金的10%。这个比例随出让金多少而变。

现在的问题是：政府出让农村土地，必要的开支不超过出让金的10%，但它实际分得的却是86%—90%。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这是一笔很大的收入。据安邦的介绍：“土地出让金数额巨大，已成为地方政府财政预算外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在一些大城市，土地出让金可以占地方财政预算外收入的50%—60%；到了基层县市，就成了60%—80%。地方政府赚钱的路子，就靠卖地。”

有些地方政府（如淮安市）规定：市区国有土地“出让金净收益主要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土地复垦、国有企业改制、工业项目发展、社会保障、补充储备资本金等。”[7]

如果是市区国有土地的出让金，上述这些用途，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问题是：许多地方将农民承包土地的出让金，也用于城市建设或工业发展，这难道是合理的吗？国家法律并没有这样的规定(《土地管理法》只说专项用于耕地开发)。农民没有义务来承担城市建设和工业发展的费用。这里且不说将这笔收入用于盖楼堂馆所、搞形象工程、公款吃喝、公务员福利等方面的问题。

⒋现行政策质疑

现行的承包地的补偿政策中，最大的问题在于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有两个方面需要质疑：

（1）现行政策基本上是计划经济和城乡二元结构政策的思路，过分地压低给予农民的补偿费。

《土地管理法》(2004年)规定：“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

目前征地补偿的不合理都和这一条规定有关。

什么是“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当然是农业生产。

《土地管理法》上述规定的依据，可能是：农民承包的土地只能用于农业生产，因此，国家只能按农业生产的价值予以补偿。

而《物权法》128条说：“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有权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互换、转让等方式流转。流转的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未经依法批准，不得将承包地用于非农建设。”

现在既然是政府征用土地，当然是“依法批准”的。那么，根据《物权法》的上述规定，承包地就可以转让而用于非农建设（这是政府的要求，而不是农民自己的要求）。

城市化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城市化的过程中，郊区的农田必然要改变用途，从农业生产改变为用于住宅、工业或商业，这是谁也阻挡不了的发展趋势。而现行政策的规定，却按照郊区农民的土地永远是农业用地来计算补偿金，那就等于强制地假定郊区土地永远地只能搞农业生产。这难道不是计划经济和城乡二元结构政策的思路吗？是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背道而驰的。

举一个例子。某人（甲）有一张新中国建国初期的“开国大典”的纪念邮票，票面价值是1元。50多年后的今天，该邮票的市场价已经是10元。现在政府要强制收购这张邮票，再向邮票市场出售，得到了10元；但政府只付给甲1元钱，其理由是此邮票的原来价值只是1元。多余的9元归政府所得。

试问：这样的政策合理吗？

（2）现行政策否定了农民（土地承包人）的财产权利，不符合宪法和《物权法》。

只有一个理由可以解释在土地出让中，政府得大头，农民得小头的政策，那就是认为，农民承包的土地并不是农民的财产，而是政府的财产；给农民一个小头，已经是对农民的照顾。于是就将郊区农村的集体所有、农民占有的土地，强制性地变为政府的财产，这样的做法符合宪法吗？

也就是说，现行政策是否定农民对承包土地的财产权的。因此，这样的政策不符合《物权法》，也不符合宪法（宪法严格区分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也要求保护私人财产权）。

国家或政府为了城市发展或其他公共事业的需要，征用集体和农民的土地，是允许的。但是国家或政府给予的补偿必须合理。

如果承认农民对承包土地的财产权，今天某农民家庭所承包的5亩土地，市场价已经是250万元。政府强制性地从中取得225万元（90%），只付给该农民家庭25万元(往往更少)，这样的10%的补偿比例是合理的吗？我国现在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补偿的标准应当基本符合市场经济的法则，而不能任意剥夺农民之应得。

合理的土地补偿政策

根据以上分析，农民承包地被征收后的土地出让金，其合理的安排应该怎样？

山西省在《征收征用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征地补偿费分配使用办法》（2006）中规定：“土地补偿费以不低于80%的比例支付给被征地农户；其余20%留给集体经济组织。”[8]

上述政策由省一级政府制定并发布，应该是得到国务院有关部门同意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有农民承包土地的所有权，从这个角度讲，土地补偿费中有20%留给集体组织，是合理的。集体所得可以发展集体经济，加强社会服务。

因此，土地出让金的合理分配按如下比例分配，应该是比较合理的，即：

政府（或有关部门）得10%；

集体经济组织得20%；

承包土地的农民得70%。

或者是：政府取得出让土地的合理开支（开垦新耕地和土地整理费等，这几笔开支的总数估计不超过出让金的10%），将所余出让金的20%给农村集体组织，将80%给予承包土地的农民。

分配农民的部分，是一次性补偿，还是解决农民的安置和社保，可以根据各地情况和农民的意愿而确定。可能比较合理的安排是：取出一部分解决农民的社保（包括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生活保障等），其余大部分支付给农民，作为农民的财产所得。这样的安排可以称为“保障加支付”的政策。

新政策的效益预期

这种合理的承包地补偿政策，很可能得不到许多地方官员的赞同。因为他们将失去一大笔地方预算外的收入。但是从国家和人民利益考虑，新政策必将带来以下的巨大效益：

⒈将使几千万失地失业农民大军成为创业大军

现行的土地补偿政策已经并正在造成一支人数达到几千万之多的农民失地失业大军。一次性补偿的办法，由于补偿金很有限，大批农民几年后就将失去生活保障。采取“土地换保障”的办法，由于每月的生活补助费非常低（100—200元），大批农民只能勉强地艰难度日。据我在农村亲自见到，许多很有经验的40—60岁的农民，现在只能在分得的住房中，过着最低水平的生活，天天打麻将消磨时间。这实在是农村优秀劳动力的极大浪费。农民失业大军是我国当前及今后长时期内，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

如果实行上述“保障加支付”的政策，每个农民家庭，不但能得到各种社会保障（医疗、养老、基本生活等），大约还能得到100万元以上的财产收入。农民依靠这笔财富，完全可以发展个体经济、民营经济，或合资建立股份公司。具有农业经验的农民，可以从有土地的农民手中得到土地转让，发展规模农业经营；或建立股份制的农业公司。因此，新政策必将加快我国的规模农业和高效农业的发展。

总之，我国将会出现一支庞大的农村创业大军，成为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生力军。

⒉将加速地方经济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现在我国国家领导人特别关心三农问题，千方百计帮助农民能富裕起来。那么，明确并落实农民对承包地的财产权，调整承包地征收的补偿政策，给予农民本来应该属于他们的财产所得，无疑是使大量农民致富的一条最有效的途径。

我2006年去台湾访问时，特别注意台湾的农业经验和农民生活。由于台湾在土地改革后实行农民土地私有制，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土地价格急增，使得台湾的农民都富裕起来。农民的经济收入超过一般的城市工薪阶层。台湾经济繁荣的重要基础，就是农民经济。

郊区农民的富裕，必然会带动广大农村农民的致富，亿万农民的致富必将拉动我国经济的基本动力——内需。

新的土地补偿政策，暂时地确实会使地方政府减少收入。但是从较长时间看，又会使地方政府增加收入。因为大量的以农民为主体的个体经济、民营经济和股份制经济发展起来后，地方的税收肯定是会增加的。现行政策实际上是“杀鸡取蛋”，而新政策是“养鸡生蛋”。

富裕的农民和地方民营经济的发展是地方经济和国民经济的最大希望之所在。

⒊将有效地遏止农业用地的过多丧失

现行的土地补偿政策（政府得大头），必然使得地方政府对于土地出让有很高的积极性。这种积极性必然导致全国耕地的过快过多地丧失。中央提出的关系子孙后代利益的确保18亿亩耕地的重大目标，事实上很难落实。

新的土地补偿政策，地方政府从土地转让中直接所得有限，会有效地抑制政府对出让土地的冲动。这个情况对于中央和省二级政府控制耕地的目标和任务的完成，无疑是有利的。

⒋将使城市化得到有序发展

城市化是我国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方向。但是城市化需要有序地发展。如果房地产业发展了，而人民收入没有相应提高，房产必然滞销，很容易导致房地产业的泡沫化。新政策将使大量的失地农民富裕起来，使民营经济得到发展，带动更多人民的就业和致富。也就是说，可使城市化和国民经济得到同步的有序增长。

本文作者相信，本文所提出的农民土地征收补偿的新政策，虽然会遭受不少人的反对，但它对于国家，对于人民，特别是对于农民都是十分有利的。

本文主要是从理论观点上讨论土地权益的归属和土地征收的补偿政策问题，提出政策调整的大的方向。至于政策的具体变动、新政策的具体制定，还有待各方面专业人士的慎重研究。

注：

[1]郑成思，物权、财产权与我国立法的选择，中国民商法律网，2003

[2]安邦，中国面临新一轮城市土地改革运动，和讯网，2006

[3]地价也疯狂，新华网，2007

[4]2007年南京地价报告发布，龙虎网，2008

[5]江苏省政府正式颁布征地补偿办法，扬子晚报，2005

[6]东乡县招商优惠办法，每日甘肃网，2007

[7]淮安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管理暂行办法，房地产法律网，2002

[8]山西省征收征用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征地补偿费分配使用办法，中国法制信息网，2006

其他重要参考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2002）

（作者曾任江苏省农科院院长兼党委书记，江苏省省委委员，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徐庆全）

2008年第9期 启蒙在中国的百年遭遇　作者：董　健　王彬彬　张光芒

“启蒙”，就是去掉蒙蔽，叫人明白。从语义学上说，作为一个带有普遍性的、一般意义上的人类精神现象（或曰文化现象），“启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合乎人性的文化欲求，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但作为一个引起了精神领域的革命，推动了人和社会之现代化的思想文化运动的启蒙，却是指18世纪欧洲以法国为中心那一次。“启蒙”一语，本为中国所固有。《易经》有“发蒙”（发者，启也）之说，汉代应劭《风俗通义》曾提到“祛蔽启蒙”，《三国志》里叫“启”更加形象，都是去掉蒙蔽、叫人明白的意思。但我们今天在现代思想文化运动意义上所使用的“启蒙”这一概念，同“革命”、“经济”、“政治”、“文学”等众多用语一样，又可以说是一个从日本输入的外来词。当日本明治时期的学者遭遇英语的Enlightenment含有“照亮”之意的概念时，日本学者想到了汉语中的“启蒙”二字，于是便将这个西方概念译成“启蒙”。应该说，这个翻译是颇为传神的。

作为西方概念译语的“启蒙”，又从日本输入中国。日本学者把这一过程称为“逆输入”。“逆输入”中国的“启蒙”，当然具有了与汉语原有的纯工具性“启蒙”不同的意义。与西方意义上的“启蒙”同时输入的，是欧洲启蒙运动中确立的“理性”与种种现代意识和文化价值观念。于是，启蒙之火，也开始在这块有着两千年专制史的老大帝国的土地上燃烧。最先从日本盗火者，是梁启超那一代人。梁启超们是第一代盗火者，也是第一代在中国的土地上放火者。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等，则是第二代盗火者和放火者。启蒙之火，在第二代盗火和放火者手里，燃烧得更其熊熊。五四时期的冲天烈焰，就是第二代启蒙者的杰作。两代启蒙者也许太褊狭，对人类的经验事实往往也会判断失误，但是他们是伟大的解放者。他们试图把中国的老百姓从恐怖主义、蒙昧主义、狂热盲目以及其他荒谬绝伦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他们反残忍，反压迫。他们跟迷信无知以及许许多多败坏人们生活的勾当进行了一场殊死的战斗，并且取得了可观的胜利。因此，我们站在他们一边。

欧洲启蒙运动尽管当初也不乏阻力，但毕竟以不可阻挡之势，在西方世界大获全胜。而中国的启蒙运动，比起欧洲来，要艰难曲折得多。从梁启超那一代人开始的启蒙努力，尽管取得了这样那样的成就，但还远远不能与欧洲启蒙运动所取得的成就相提并论。时间虽然过去了百来年，但在最基本的方面，启蒙先驱者心目中的目标，还仍然是一种朦胧的最最美好的理想。启蒙之路在中国之所以远比在欧洲要崎岖坎坷，与启蒙思想是一种外来之物当然有重大关系，但这不是惟一原因，甚至也不能说是决定性因素。而且也不能笼统地说中国全无与西方启蒙相通的文化资源。我们认为，中国政治专制的历史特别漫长，专制的机器经长期锻造而特别牢固、细密，专制文化特别发达而善治人心，以致人的思维方式也相应形成了某种“惯性”，这才是使得启蒙在中国特别艰难的关键性因素。有位中国当代学者说，中国专制的历史漫长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专制是我们的生活方式”，这话是十分精确的。

专制的历史特别漫长，专制的根基特别深厚，使得中国的启蒙特别艰难，这是客观事实。但如果启蒙运动开始之后，便能克服一个个困难而持续地进行，百来年过去了，成效当然也会很可观的。但不幸的是，百来年间，启蒙真正得以持续进行的时间并不算长，它动辄被阻断，其中教训多多，值得总结。最值得记取的一个教训是：统治者阻断启蒙浪潮、扑灭启蒙火焰的最佳武器是“国家至上”与“民族主义”，尤其是在国家遇到外敌威胁时，这种武器使用起来更加顺手而轻便——人谁不爱国！人谁不怕种族灭绝！上述启蒙理性的一切原则和价值，均可在“民族大义”的召唤下暂时搁置或抛弃。只有在这一“逻辑”之下，“救亡”才可以压倒启蒙。1949年以前，尤其是日本在30年代入侵我国时，不能不说“救亡”对启蒙运动是会构成冲击的。最早敏锐地觉察到“救亡”将会给统治者冲击启蒙提供“合理逻辑”的是鲁迅。1936年秋，救亡运动正风起云涌，各种各样的“救国会”在上海滩上活跃着。而鲁迅却于此时写下了这样一番话：“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半夏小集》）让大家明白“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是“民族大义”，是救亡；让大家明白“做自己人的奴隶”之苦，是呼唤自由、民主，是启蒙。这二者本来不必构成冲突，而且站在启蒙立场上看，应该是高度统一的——中国的现代启蒙运动本就是为了民族自救，为了面对西方现代化强势不落后而掀起的，而且由启蒙了的公民组成的“人国”当然比奴隶组成的“沙聚之邦”更有抵抗外侮的力量。胡适说得更直白（也更为彻底、理想化）：“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选〉自序》，着重号为原有）但当“人国”未立、外敌已来之时，“国家至上”、“民族大义”就是一切，救亡与启蒙就悲剧性地冲突起来了。在此之前，鲁迅这一类启蒙者孜孜不倦地想让大家明白“做自己人的奴隶”之苦。而当救亡运动兴起后，铺天盖地的文章和此起彼伏的演讲，都在告诉大家“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鲁迅分明感到，在这救亡声中，“做自己人的奴隶”之苦不但被忘却、被抹杀，而且不知不觉间，让大家产生了“做自己人的奴隶好”的意念，从而不惜以血的代价换来“做稳了自己人的奴隶”的时代。在救亡大潮中，鲁迅是执着地坚持启蒙的。当然，这时间很短暂，因为鲁迅不久即与世长辞。在救亡大潮中坚持“五四”启蒙精神的，当然不仅是鲁迅，陈独秀、胡适等，很多人都没有因救亡而放弃启蒙。

救亡对启蒙的冲击虽然强有力，但毕竟不能对“五四”启蒙精神构成致命打击。从价值理念上与“五四”启蒙精神根本对立的是与国家权力之争直接联系着的右的和左的两股政治势力。右的方面是国民党中的顽固守旧派和复兴儒学的文人，如蒋介石、陈立夫1934年发动所谓“新生活运动”，王新命、何炳松等十教授1935年联名发表宣言，提倡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但这股势力反启蒙的理论和实践均收效甚微。左的方面是共产党的陈伯达、艾思奇等人在救亡声中发起的所谓“新启蒙运动”，它才从价值理念上对“五四”启蒙精神进行了有效阉割和否定。1936年9月，正当鲁迅因“五四”启蒙精神被救亡所冲击而忧心如焚时，陈伯达在《读书生活》第4卷第9期上，抛出了《哲学的国防动员——新哲学者的自己批判和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议》一文，呼吁：“当着目前民族大破灭危机的面前，哲学上的争斗，应该和一般的人民争斗结合起来，我们应该组织哲学上的救亡民主的大联合，应该发动一个大规模的新启蒙运动。”并强调，“新启蒙运动”的第一步，是“整理和批判戊戌以来的启蒙著作”。紧接着，陈伯达又在《新世纪》第1卷第2期上，发表了《论新启蒙运动——第二次的新文化运动——文化上的救亡运动》，强调：“我们的新启蒙运动，是当前文化上的救亡运动……五四时代的口号，如‘打倒孔家店’，‘德赛二先生’的口号，仍为我们的新启蒙运动所接受，而同时需要以新酒装进旧瓶，特别是要多面地具体地和目前的一般救亡运动相联接。”在这篇文章中，陈伯达特别指出“新启蒙运动”与“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差异之一，是二者有着不同的“哲学基础”。“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的“哲学基础”是“形式逻辑”，而“新启蒙运动”的“哲学基础”，则是所谓“动的逻辑”。陈伯达将“新启蒙运动”的喇叭吹响后，张申府、艾思奇、何干之等人纷纷撰文响应。于是，所谓“新启蒙运动”就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夕，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陈伯达们之所以认为自己有资格发动所谓“新启蒙运动”，是因为自己乃“新哲学者”。而所谓“新哲学”，就是所谓“辩证唯物主义”。至于陈伯达张扬的所谓“动的逻辑”，则是所谓“辩证逻辑”。1949年前，“新哲学”指导下的“革命”与人民的民主要求是同步的，所以他们打出“新启蒙运动”的旗帜时，仍宣称是对“五四”启蒙运动的继承。但从根本的价值观上说，他们是要对“五四”启蒙运动进行清算，是要以一种新的理念全面取代“五四”启蒙理念。在他们看来，“五四”启蒙运动是以资产阶级思想“启”所谓“封建主义”之“蒙”，因此，是把人们从一种“蒙”带入了另一种“蒙”。而“新启蒙”则不但要“启”所谓“封建主义”之“蒙”，还要“启”那“五四”启蒙运动所造成的资产阶级之“蒙”。

值得注意的是，“五四”启蒙和陈伯达们发动的“新启蒙”，与其时的救亡运动有着不同的关系。“五四”启蒙坚持“个人”价值，与群体的、政治化、军事化的救亡，的确有着内在的冲突。当鲁迅满怀忧虑地写下上述那番话时，他分明感到了面对这种冲突的无奈。而陈伯达们的“新启蒙”，就“新”在非“个人”，尚“集体”，无视启蒙固有的价值理念，当然就毫不费劲地与救亡运动结合起来了。甚至可以说，不是他们的“新启蒙”来救国，而是“救亡”的历史机遇“救”了他们的“哲学”。这就是他们所说的以“哲学”的方式“救亡”，即巧妙地把救亡运动变成一场宣传和普及“新启蒙”的运动，而且做得极为成功。当救亡的强风吹起时，陈伯达们不失时机地点燃了“新启蒙”之火。于是，这“新启蒙”之火，便乘救亡之风而熊熊燃烧。当救亡之风与“新启蒙”之火相拥抱时，“五四”启蒙的精神和思想，就被打入冷宫。所以，正是救亡与所谓“新启蒙”联手压倒了“五四”意义上的启蒙。这从抗日时期文学思潮的变化，就看得非常清楚。当然，“五四”意义上的启蒙与陈伯达们的“新启蒙”还有一个十分重大的差别：前者仅是觉醒了的知识分子对国民进行文化心态塑造的一种思想文化活动，是精神领域的一种“先觉觉后觉”，启蒙者所使用的“武器”只是“笔和舌”。而后者，则可能成为一个武装了的政党对民众进行政治导向的意识形态建设。

1949年以后，“启蒙”的话语，在中国无论新旧，也就全被抛弃了。1949年以后，执政的中共在思想文化领域发动了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进行了没完没了的“思想改造”，要他们“交心”，“脱裤子，割尾巴”，让“新启蒙”的一整套理念全面占领人们的头脑和心灵，直至发动“文革”，在20世纪的东方复辟了黑暗的中世纪。

“文革”结束后，“五四”启蒙思想和精神，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才又开始复苏。1980年前后在哲学界、文学界冒头的人道主义思潮，可视作“五四”启蒙思想和精神复苏的一种突出表现。但这种复苏并非一帆风顺。1983年，以“清除精神污染”命名的闹剧，就意在对这种复苏的“五四”启蒙思想和精神进行再一次的“清除”。在这一闹剧中，周扬之所以成为牺牲品，就是因为他想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下稍稍向真正的“五四”启蒙精神回归一下（譬如他指出，社会主义的“异化”，在政治领域使民主变为“主民”即专制，在思想领域使个人迷信、奴才哲学盛行，“人”的价值和尊严被抹杀）。胡乔木的署名文章《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是强暴的一根大棒，是30年代陈伯达“新启蒙”在80年代的新表演。胡乔木在文章中极力批判了“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这种观点，极力批判了“人是目的，人是中心”这种理念，对“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自由”、“人的需要”等种种说法予以了粗暴的否定。按照胡乔木的逻辑，中共现今的“以人为本”这句治国口号，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都是“精神污染”的严重表现，都是在“搞资产阶级自由化”。

改革开放以来，复苏后的“五四”启蒙思想和精神，当然不只受到胡乔木所代表的政治守旧力量的打压。现代新儒学以及中国式的“新左派”、“后现代”、“后殖民”等，都在质疑和否定着“五四”启蒙思想和精神。细致地辨析这些理论和思潮,是颇为繁难的。这里只想指出，这种种与“五四”启蒙思想和精神相抵触、相格、相对立的理论和思潮，互有交叉、纠葛，充满复杂的矛盾，不可一概而论，亦不应简单地加以否定。有的不无价值（如“后现代”指出传统的启蒙思想过于强调人对自然的战胜，主张以“生态主义”来矫正这一偏颇）；有的则纯属新蒙昧主义，毫无可取之处（如“新儒学”、“后现代”将“五四”启蒙与“文革”反启蒙混为一谈，把鲁迅的“改造国民性”与1949年后的“思想改造”说成是一回事，并以此证其“启蒙的陷阱”之说；“新左派”说1958年“大跃进”是“现代化”建设，“文革”是“民主精神”的表现；“后殖民”理论说“启蒙”是“殖民话语”，并以此对“五四”启蒙思想和精神进行种种指责）。“五四”启蒙思想和精神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被质疑、被拦截、被歪曲、被压制。它的对手曾不惜一切地想要彻底铲除它，但最终只做到长期令其沉默，而一旦有可能发声时，它又将号角吹响。可以肯定地说，只要“五四”启蒙思想和精神想要完成的历史任务还没有完成，就没有一种力量能真正扼杀它。既然它已经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诞生，只要中国还需要它，它就不会从中国的土地上真正消失。

（作者为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

（责任编辑 萧 徐）

2008年第9期 文革后期我与四川省委书记的交往　作者：孙　振

改革难，要想在乱时谋改革更难。身为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赵紫阳同志，在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后期，临危受命，心系民生，为解决城乡人民的温饱，冒着被打成反革命的政治风险，运用巧妙迂回的方法，谋求农村的经济改革。以后，“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的民谣在中华大地流传开来。

一

我原本不认识紫阳同志，几年以前，我任新华社江苏分社社长时，在一次江苏省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最初听到赵紫阳这个名字。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同志可能是初次见到赵紫阳同志，把赵紫阳看做是一个年轻有为的干部，也可能是在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为了活跃会议的气氛，饶有兴趣地问起赵紫阳的出生地。赵紫阳回答说是河南滑县人。毛泽东同志当场兴致勃勃地说：“滑者水之骨也。”

我见到紫阳同志，纯属巧合。在上世纪70年代初，可能因“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需要在省际之间交流干部，我从新华社江苏分社调到四川分社任社长，紫阳同志不久也从内蒙古自治区调广东省委，又从广东省委调到四川来做省委书记兼成都军区政委。

由于四川省的“文化大革命”中派别争斗极为严重，“文革”成了“武革”，除了飞机以外，大炮、坦克、机枪、步枪、地雷、手榴弹等等各式武器，全都用上了。就连我们四川分社的办公楼墙壁上，都是弹痕累累。我曾经开玩笑地说，这些武斗留下的弹洞，不要抹掉，可以用做警示后人。我曾在去四川的船上写诗一首，诗中写道：“不管翻腾千里浪，唯思处乱写新闻。”

赵紫阳同志虽在1932年加入共青团，但正式加入中共是1938年初，所以基本上属于“三八式”干部。就是在20世纪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于1938年底前参加革命工作的干部。不过他开始便任县委书记，很快连任多地多届地委书记，接着任省委书记。这在当时省市以上主要领导干部中，还是以红军时期出身的干部为主体的年代，赵紫阳便也是后起之秀了。就是这个后起之秀，一方大员，在那动乱年代的四川，也是困难重重！

这时候“文革”武斗的硝烟虽然已经渐渐散去，但是，成都市的大街小巷和机关大院仍旧贴满了大字报，矛头直指周恩来总理和省市主要领导同志。“造反派”仍然随便关押和批斗省市领导干部，四川省仍是极端无政府状态，机关、学校、工厂涣散瘫痪。工农业生产日渐下降，人民生活极端困难，连在四川最普通的辣椒粉也要凭票供应。

紫阳同志刚刚来到四川，他的两位主要助手，省委书记段君毅和赵苍碧，立刻被“造反派”绑架关押起来。这可以说是对刚到四川的紫阳同志当头一棒。

“文化大革命”争斗的核心问题，是谋权夺位。半路来了个赵紫阳，官高位重，出现了一道谋权夺位障碍，自然成了四川各路造反派“英雄”的众矢之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赵紫阳到四川不满一个月，成都市的大街小巷，就出现了反对赵紫阳的巨型横幅标语：

“赵紫阳是哪路人马！”

“以生产压革命，没有好下场！”

“谁反对文化大革命，谁就是死路一条！”

面对争权夺位疯狂的四川、面对极端无政府状态的四川、面对工农业生产濒临崩溃的四川，紫阳同志虽然主持工作，实际上也无法运用他手中的权力，想干什么，也干不成。这是他从小参加工作以来，不曾遇到过的难堪局面。

他整天忙于应付“造反派”的纠缠，难得安心开会研究问题，难得安心吃一餐晚饭，难得安心睡一夜好觉。他也不知哪天突然会被“造反派”关押起来。经过战争磨练的人，不怕关押，不怕受苦，不怕折磨。怕的是因他而造成更大的混乱，怕的是他在四川一事无成，有负于四川人民！

二

一天傍晚，我刚吃过晚饭，接到省委办公厅的电话：“今天晚上，紫阳同志请你和他一起出去。”据我所知，全省上下，包括驾驶员在内，都亲切地称呼赵紫阳为紫阳同志。

“有什么事情吗？”在那个动乱的年代，省委是经常在晚上开会的。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事情，紫阳同志要你准备好洗漱用品晚上十点在家里等他。”这时候我已经完全明白了，紫阳是要约我一起住到金牛坝招待所去。当年，紫阳同志曾多次约我住到远离市区的这个招待所去，目的是为了避开造反派的干扰。

金牛坝招待所是四川省委的一个小招待所。四川人将川西平原称为川西坝子，作为对平原的爱称。许多地方，也将本乡本村的一块平坦的地方，爱称为坪坝。金牛坝更不是一般的坪坝，传说在夜晚时候，有人见过一条金牛，金光闪烁，在这里的田间奔跑。这个故事，反映了当地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于富裕农村的憧憬。

金牛坝招待所是毛主席曾经住过的地方，各路造反派的“英雄”，一时还不敢骚扰。当晚，脱离了“文化大革命”的噪音，紫阳和我都睡了一夜好觉。

第二天中午，当紫阳同志和我步入食堂的时候，只听见服务员大声地喊叫：“吃干饭的首长，请坐到右边，吃面食的首长，请坐到左边！”

听到服务员这样喊叫，我和紫阳同志都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紫阳同志当然也很明白“吃干饭”的意思，他风趣幽默又轻声地对我说：

“我们都是吃干饭的，走，吃干饭去。”

又是一个深夜，紫阳同志没有和我预约，就来到了我的家里。他见到了我，拉住我的手说：“到你家来坐坐。”

这时正是全国人民哀悼周恩来总理的时候，窃夺中央领导地位的野心家竟然制造清华大学的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新闻，叫嚷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紫阳同志用手擦了一下沾满雾气的眼镜，心情沉重地说：“看样子还要乱一阵子哩！”“再乱下去，四川受害，全国人民受苦。”“再乱下去，还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

紫阳同志摇了摇头继续说道：“你还记得吗，金牛坝招待所的服务员，叫喊我们吃饭的时候，说是吃干饭的首长坐在右边，我当时就说，我们是吃干饭的首长，坐到右边去了。什么事情都干不成，当然就是吃干饭的了。”

他继续说道：“最近我是反复想过了，困守在成都，整天应付那些麻烦事情，一事无成，还不如到农村去走走，也许可能发现一些问题，解决一些问题，做一点对人民有益的事情。”

“你这个主意太好了，我也想跟你一起走，行吗？”

“好啊，就这样说定了，我们一起走。你就等电话通知吧。”他学着半像半不像的四川腔音，又含有浓厚的他家乡韵味，高兴地对我这样说。

这天晚上，他在我家里一直谈到十二点以后，才悄悄地离开。紫阳和我的谈话内容，在当时是绝对违禁的。要是泄露出去，我们都会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锒铛入狱。在“反革命”这三个字之前，还可能要加当时的流行用词，就是“‘走资派’还在走”，“策划于密室”，妄图“点火于基层”的罪名。

三

1976年的一天上午，紫阳同志乘了一辆白色小型的面包车，连驾驶员在内可以乘坐七人。我上车以后，看到车上有紫阳同志和他的秘书、驾驶员三人。我和紫阳同志一起出行，但是，我不是他的随员，紫阳也没有把我看做是他的随员。我是一个新闻记者，我有我的新闻采访工作任务。

他每到一地，从来不准地方党政机关派人迎送，实际上是微服私访。他常常是到了一个地方，直接插入田间地头与广大农民、基层干部交谈，了解他们的心声和想法。紫阳同志的所作所为使我强烈地感觉到他是一个善于联系群众的人，处处为群众着想的优秀领导干部。

紫阳同志这次出行，一共走了十多个县市，到过绵阳、广元、绵竹、西充、广安、南充、郎中等地。他每到一地，就直接访问当地基层干部和农民，和他们一起走到田间地头，亲切交谈，了解情况。

他在成都平原的水田地区，听到当地农民说：

“三三见九，不如二五一十”。

紫阳参加革命工作以来，长期做县委书记和地委书记，对农村情况相当熟悉，后来担任中共省委和中央局的领导工作，他仍然经常到基层去，不仅了解农村和农业生产情况，而且对农民怀有深厚的情感。现在他到四川农村，听到了农民提出的问题，其实他心里早就十分明白农民所提这些问题的内容，但是另一方面有鉴于当时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正在追究他是“哪路人马”的时候，他不便于明白表示反对学大寨种植双季稻的意见，这就是领导干部乱时谋改革的难处，他还得徉作饶有兴味地问道：

“你们说的是什么意思？”

当地农民告诉他，这几年来，上级号召农业学大寨，要推广种植双季稻，再种一季小麦。双季稻加一季小麦，就是一年种三季。可是，这样做并不高产，每季平均亩产三百斤，就是说“三三见九”。如果只种两季，每亩稻子可产五百多斤，每亩小麦也可产到五多百斤，这就是“二五一十”。种两季比种三季庄稼，多产一百斤，这样一算，就是“三三见九，不如二五一十”了。

紫阳同志继续亲切地问道：

“种三季的工本怎么样呢？”

当地农民说：“种三季的人力和肥料，至少也要增加五分之一。为了种三季庄稼，必须抢季节，争时间，起早摸黑，忙得昏头昏脑，鸡飞狗跳。如果能够多种多收，多花点劳力和肥料，我们农民不在乎，可是，现在是多种多亏多吃苦。”他们看了一眼紫阳同志，继续说道：“看样子，你这位同志像是外地人，我们没有顾虑，说句实在话，要我们学大寨，越学越穷，这种事情，谁愿意干呢！表面上大家天天上工，实际上大家天天磨洋工！”

成都平原是四川主要产粮区，紫阳同志深知成都平原水温低，日照少，不能因为要学大寨就强行推广种植双季稻。他又向农民问道：“三三见九，不如二五一十。这笔账，你们自己已经算得清清楚楚了。为什么不改过来呢？”

在场的基层干部和农民，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不行啊！”

“为什么不行呢？”

基层干部说：

“上级号召我们学大寨，推广双季稻，要是改过来，不种双季稻，上级要批评我们是倒退了。”

“中国农民真好啊，他们相信中国共产党，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可是我们不能滥用人民对我们的信任，不切实际地要求农民种双季稻，伤害了人民的积极性。一定要实事求是，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我想紫阳同志的内心一定是这样想的。

紫阳同志坚定而委婉地对大家说：

“学大寨，是学大寨的精神，就是要苦干实干，努力增产粮食。可是大寨并没有种双季稻，也没有种三季庄稼。成都平原多阴雨天气，日照不足，灌溉用水的温度较低，可能不适合种植双季稻。你们已经有了实践经验，三三见九，不如二五一十。我看，不管是种两季，还是种三季，只要能够增产粮食就好。粮食增产了，用事实来说话，你们的底气就足了。”

“请问你贵姓？”生产队的干部，感到刚才这位领导干部的言谈，说到农民心坎上了，但是他们还不知道，这位领导干部是谁，能不能依着他的意思去做，表现出有点不安。

紫阳同志的秘书笑着回答说：

“他是赵紫阳同志，是我们省上任不久的省委书记。”

“紫阳同志，你刚才讲的太好了，这样我们的手脚就放开了，今年就依着你说的来做。”

四

紫阳同志还走访了几个山区的农村，因为紫阳同志长期关注农村工作，对发展农业生产很有经验，发现了山区农民学大寨，不讲具体条件，不从实际出发，只管深翻土地的情况。他说：

“深翻土地，也要因地制宜。在土层厚的地方，可以深翻，也应该深翻，有利于保墒，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但是也不是越深越好，要看种植什么庄稼，水稻和小麦，根须长度差不多，深翻四五寸左右就可以了，翻得太深了，把生土翻上来，也不利于庄稼生长，还浪费了劳动力。”

有的农民问：“种玉米呢？”

“种玉米，就要翻得深一点，因为玉米的根又粗又长，杆子也高，土地就要翻得深一点，玉米才能充分吸收营养和水分，杆子也才能站立得稳，不易倒伏。”

有的农民问：“要是种红薯呢？”

“种红薯也要深翻土地，因为红薯生长在地下，薯块大，深沟高垅，薯块在土里才能伸展开来，才能丰收。”

“像我们这个山区，要不要深翻土地呢？”

“这要看土层深浅，土层浅的不能深翻。如果深翻，那就会造成水土流失，粮食反而要减产了。”紫阳同志想了一想又说：“你们提的这些问题，其实你们都懂。你们都是种地的能人里手，哪有不懂这些道理的呢！我刚才说的这些道理，也都是从农民朋友那里学来的。”和他一起蹲在田埂上的干部和农民，听他这么说，几乎一起轰然笑了起来。

紫阳同志继续说道：

“从你们的笑声里，可以听得出来，我说你们是种地的能人里手，说对了吧！可是你们懂得的问题，为什么又偏要在这里提出来呢？”

生产队干部压低了声音，吞吞吐吐地说：

“上级号召我们学大寨，有一项要求，就是深翻土地，我们能不做吗！”

紫阳同志叹了口气说：

“学大寨，是学大寨的苦干实干精神，可是大寨人并没有说，在你们这里怎样深翻土地。从今以后，翻不翻地，怎样翻地，翻深翻浅，都由你们这些种地的人做主，一定要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努力增产粮食。你们看，这样行不行！”

大家异口同声地说：“行！”

这是在场的基层干部的回答，也是千百万农民的回答。

走访中，紫阳同志听到最多的是自留地的问题。一般地区的农民，由于“共产风”的不良影响，对于耕作集体所有的土地，缺乏积极性，但是，他们把自留地看做是命根子，千方百计冲破极左思潮的障碍，还是要把自留地种好的。紫阳看到当地农民自留地种得不好，其中的原因，他也是十分清楚的。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被推到了顶点，把农民的这一点自留地，看做是资本主义尾巴，强迫农民把资本主义尾巴割掉，把自留地收归集体所有，农民流着眼泪，忍痛把自留地也抛荒了。这种情况完全是“人祸”！

紫阳同志说：“中央多次发布的关于农村工作的文件，都说农民要有自留地，这些文件并没有收回，就说明文件中的有关规定仍然有效。再说自留地，大多是门前地，门前地都是最好的地，也是耕作最方便的地，应该种好。”

“对，对，对！这位同志说得对，既然是门前地，就不是尾巴地，应该种好。”这个农民的话又引起了一阵轰然大笑。

在那个年代，别说是农民，谁也搞不清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都是跟着起哄。紫阳同志不便直说割资本主义尾巴不对，就用了个“门前地”的名字，而农民就把“门前地”与“尾巴地”对立起来说了，虽然不通，却很生动有趣。

当地的干部农民，见到气氛活跃，又有人说：

“我们这里还有一户人家单干，也受到了批判。对是不对呢？”

“你们说说，这户人家是个什么情况呢？”

“这户人家单门独户，一家孤零零地住在一个山凹里，距离我们生产队（村庄）三里多路，他不愿意来回走路，不到生产队来劳动，他就单干了。”

“是呀，那么远的路，怎么能叫人家到你们这里来，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呢，既耽误了劳动时间，也浪费了劳动力，人家单干有人家的具体情况。如果人家增产了，生产队就要派人去调查研究，总结人家的经验；如果人家单干，生产不如你们，他就会自愿跑来，要求参加你们的生产队；他高兴，你们也高兴。我看你们生产队，如果人数太多，都挤在一块地里劳动，也不方便，也可分成若干小组，便于管理，也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各组之间还可以开展劳动竞赛。你们看这个办法好不好？”

紫阳同志关于农村工作的意愿已经这样明白表示出来了。在场的基层干部和农民连连齐声回应说：

“好，好，好！”

五

1976年8月15日至16日，四川省松潘地区发生三次七级以上的强烈地震，造成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的严重损失。距离地震中心数百公里的成都市，也有明显的震感。紫阳同志连夜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布置了抗震救灾工作。省委紧急布置抗震救灾工作的消息，第二天就在成都市传播开来，可大街上却贴满了造反派们刷写的“反对用抗震救灾压革命”的大字报。紫阳同志心系灾区，心系农村，他不顾喧嚣的杂音干扰，第二天一大早就奔赴松潘地震灾区。

在地震中心地区，紫阳同志深入到一户农家观察。四级左右的余震发生了，他立即藏到身边一个木制的桌子底下，屋顶上残存的瓦片，叮叮当当地塌落下来，因为有桌子挡着，他才没有被瓦片砸着。他兴奋地对我说：

“刚才我说的情景，可以说是我在地震灾区亲身经历的故事。在地震灾区，要告诉广大人民，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空间，作为应急的藏身之处，是个可以减少伤亡的好办法。我在地震灾区发生的故事，现在还只可对你讲讲而已，不可对外言传。否则，不知又要制造出什么流言蜚语来了。”

我理解地说：

“我知道，那天在省委开会，讨论抗震救灾，突然来了较大的余震，会上有几个一向坚持‘以革命为中心’，而反对在灾区以抗震救灾为中心的所谓‘英雄’，狼狈逃跑了。现在，要是听说你在地震灾区，藏在桌子底下的故事，犹如捞到了救命稻草，定会攻击你是贪生怕死。我向你保证，现在绝对不会说出去。不过若干年以后，我要是说出去，可能就是一段脍炙人口的美谈哩！”

紫阳说：“后来的事情由后人评说罢。”

六

我真正听到“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这个民谣，是我在1980年从四川省调到北京新华通讯总社以后。当我一听到这个全国人民都盛传的民谣时，打心眼里为紫阳同志高兴。他在“文革”动乱的年代，曾经深入农村，半公开地进行调查研究，为了改善农民生活，直接向农民宣传他自己关于农业生产的意见。早在“文革”前他与陶铸在广东省就试验过“包产到组”，宣扬过“包产到组”的好处。因此在“文化大革命”终结以后，他自然地也可以说是顺理成章地执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关于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与安徽省一起，在四川省大力推行类似“包产到户”的政策，使四川省农业生产迅速得到了恢复。

紫阳同志向来反对和厌恶那种道听途说、人云亦云的思想作风，在“文革”那个特殊的历史年代，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他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始终怀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尊重他们的首创精神，从实际出发，敢于改革，在广大农村改革的早春时节，唱响了广为流传的音韵。“要吃粮找紫阳”的民谣，也是人民对紫阳的最为美好的赞誉！

2008年7月26日，写于北京皇亭子

（作者孙振，1942年16岁时加入中共，曾任新华社党组成员、摄影部主任）

（责任编辑 杜导正）

2008年第9期 我成了学部“五·一六”政委　作者：孟祥才

作为经历“文革”全过程的过来人，如果有人问我，“文革”中最大的冤案是什么，我会这样回答：对于各级领导干部来说最大的冤案是抓“走资派”。因为在这场运动中，除了毛主席钦定的屈指可数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几个人（这几个人也会随时被踢出“无产阶级司令部”）外，从国家主席刘少奇，总书记邓小平，到一般“公社”干部以及工厂、学校等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差不多无一例外地都戴上了“走资派”的帽子。对广大群众来说，最大的冤案是清查“五·一六”运动。因为从1967年夏至1975年初断断续续达8年之久的清查“五·一六分子”的运动中，几乎将“文革”中与造反派沾边的群众一网打尽了。牵连在内的人究竟有多少，被逼自杀和被惨杀的人究竟有多少，恐怕永远是一个“历史之谜”了。

“文革”中我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即后来的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工作，经历了该单位清查“五·一六”运动的全过程。现在回忆起来，其中虽不乏黑色幽默，但更多的是血和泪，值得反思的问题太多了。

清查“五·一六”的背景

1967年5月16日，“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在中国的权威报刊上发表，不消说引来一片欢呼声。但不久，就传出北京钢铁学院张建旗组织了一个“五·一六”兵团，将矛头指向了周总理。不过，这个组织旋即被宣布为反动组织，旋即垮台了。事后查明，这个组织的成员不过数十人，不仅没有在社会上扩展成大的组织，在钢院也是个小而又小的短命组织。然而由于它反对周总理，就自然引起很多人的愤怒和关注，因而在当时的北京很有点臭名远扬。该组织很快风流云散。当时，谁也意识不到，后来由它引发的全国范围的旷日持久的清查“五·一六”运动，竟成为“文革”中涉及人数最多的一桩冤案。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文末加上了与该文本身毫无关系的警惕“五·一六”组织活动的内容。事后得知，这一段话是毛主席加上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这是“五·一六”组织第一次公开见诸报端。与此同时，传出了林彪的讲话，其中说：“宁可饭不吃，觉不睡，也要把‘五·一六分子’抓干净。”按当时的习惯，人们认为林彪的话传达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于是，北京市各单位立即行动起来，掀起了一个清查“五·一六分子”的高潮。

当时我所在的学部主要有三大群众组织，即红卫兵联队、红卫兵总队以及由红卫兵联队分化出来的“革命大批判指挥部”（简称“大批部”）。我参加的“大批部”也兴师动众地抓了一阵子“五·一六分子”。主要目标是与王力、关锋有牵连的一派组织潘梓年、吴传启、林聿时、周景芳、洪涛、王恩宇等红卫兵联队的骨干分子和头面人物。由于这些人都进了监狱，所以最后只抓了经济所的周慈敖。据有人揭发她整了周总理的材料。因为没有找到像样的原始证据，这次抓“五·一六分子”的运动也就不了了之。由于大批部是从联队分化出来的，所以到1969年下半年开始在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领导下大规模清查“五·一六”时，大批部这次清查“五·一六”就被定为“五·一六抓五·一六”，套用江青的话，就是第二套班子“五·一六”抓第一套班子“五·一六”。

1968年底，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军宣队）进驻学部，先搞了一阵子大联合，批判“走资派”。1969年下半年开始全国规模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学部成为重点单位。由于除钢铁学院外其他地方根本就不存在“五·一六”组织，所以，由此开始的全国性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也就只能是“莫须有”的大冤案了。

学部莫须有的清查

为了指导清查“五·一六”，中共中央至少发了两个红头文件。学部的清查运动开始不久，当时中央的一个重要的负责人就接见了学部工军宣队的主要领导。他根据学部上呈的有关“五·一六”案情的那些编造的材料，明确指出：“学部是‘五·一六’的大本营，黑据点，潘梓年、吴传启、林聿时、周景芳、洪涛、王恩宇、傅崇兰是‘五·一六’的操纵者、组织者、黑后台、骨干分子。”这番话对学部清查“五·一六”无疑起了定性和导向的作用。只要承认这个假前提的存在，学部的联队和大批部两个群众组织的人谁也脱不掉“五·一六”的干系。

按照当时的思维定势，既然中央下发了清查“五·一六”的文件，又有某重要领导人对学部“五·一六”问题的明确指示，学部肯定有很多“五·一六分子”。工军宣队于是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清查“五·一六”。原联队和大批部两个组织的所有参加者，尤其是大小头头们都成了重点审查对象。因为我隶属大批部，又曾担任过历史所革委会筹备小组的副组长，自然在重点审查之列，很快被单独关押审查。清查运动尽管轰轰烈烈，声势浩大，但因为学部压根就不存在这样一个组织，自然也找不到真凭实据。怎么办？好办，拿出历次搞运动使用过的驾轻就熟的老法宝：逼供信。此法还真灵验。于是，“五·一六”组织机构，按军事编制，设司令、政委等职；参加手续，按入党入团的办法，填表，交照片，宣誓；“罪行”更是大量编造：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凡是钦定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即指称个个都反，整黑材料，乃至搞反革命武装政变，推翻无产阶级司令部，重新将当时已经打倒的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力、关锋、戚本禹等扶上台，等等。其实，只要领导运动的人，尤其是专案组人员还具有起码的良知，只要认真审查同一个所谓“五·一六”组织的分子们所写的交代材料三份以上，就能判定此案纯属子虚乌有。因为所谓的“案情”人人言殊，矛盾百出。关键是找不到任何可以定罪的原始材料，什么表格、照片，整领导人黑材料等，一件也找不到。清查运动进行到1970年初，清查者和被清查者心里都明白，所谓“五·一六”组织根本就不存在。然而，上级仍然督责加紧清查，清查积极分子更乐得借此机会整垮自己的对立面，工军宣队又要出“成果”向上级交代，所以，明知“五·一六”不存在也还必须煞有介事地清下去。后来哲学所的一位朋友告诉我，一次哲学所一个审查对象翻供，说被逼交代的材料都是假的。一个清查积极分子说：“什么真的假的，给你戴上‘五·一六’帽子就是真的了。”

由于学部“五·一六”组织根本不存在，专案组自然也不掌握所谓“五·一六”的组织和“罪行”的任何原始材料，他们手中所掌握的也就是逼供信得来的那些互相抵牾，凭良心即可判定其假的交代材料。唯其如此，假的“五·一六”也就是没有边际的了。原来对学部情况一无所知、两眼抹黑的工军宣队只能将逼供信的交代材料作为主要依据，牵连到谁就是谁。正因为如此，所以历史所几个所谓“五·一六分子”就给工军宣队开了点玩笑：指认专案组某负责人和几个清查“五·一六”的积极分子是“五·一六”，于是工军宣队的领导就要这几个人交待自己的问题。由此搞得人人自危，谁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被别人交代成“五·一六”。

我成了“五·一六”第二套班子的政委

在这场清查运动中，我被定成了学部“五·一六”第二套班子的政委，我至今也不知道这个头衔是谁最早给我安上的。运动开始，我心地坦然，反正我没有参加“五·一六”，自然也不知道谁是“五·一六”。后来听了工军宣队传达的中央文件特别是中央某重要领导人的讲话，我就意识到在劫难逃了。因为只要承认学部有“五·一六”组织这个假前提的存在，我就逃不掉“五·一六分子”的噩运。专案组对我的逼供信就充分发挥了这个假前提的威力。他们问：“×××说学部是‘五·一六’的大本营，黑据点，潘、吴、林、周、洪、王、傅是‘五·一六’的操纵者、组织者、骨干分子，对不对？”我明知道不对，但当时却只能回答：“对。”又问：“既然对，那么，傅崇兰是光杆司令吗？他一定要发展组织，在历史所，他第一个发展对象是谁？”因为在历史所的造反派中，我与傅崇兰的关系非常密切，他任“革筹”小组长时，我任副组长。于是我回答：“依照逻辑推理，他第一个应该发展我。可是奇怪的是，他确实没有发展我。”我的回答自然是“负隅顽抗，态度恶劣”。于是，对我用车轮战术，分两组人马，轮流进行逼供，不让我有休息机会。我在极度疲惫，极度绝望的情况下，只得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分子”。可一旦承认了自己是“五·一六分子”，就必须交代自己的组织关系、职务和“罪行”。通过他们几天的逼供，我隐隐感觉到他们已经掌握了别人“交待”的关于我的所谓材料，肯定给我安上了重要职务。凭我在大批部组织中的地位，大概应该是“部长”之类。我于是交代自己的职务是“宣传部长”，他们说我“不老实”，我又说是“作战部长”，还说我“不老实”，我想干脆说大一点：“参谋长。”仍然斥责我“不老实”。我就再给自己升一级：“副司令”。谁知还对不上号。这时我只得说：“你们认为我是什么就是什么吧。”我这种态度自然又被斥之为“十分恶劣”。可是我实在不知道他们要我当个“五·一六”的什么官，就只能以沉默对抗了。这时，他们启发说：“你们‘五·一六’不是按军队编制吗？军队里边两个最大的官是什么？”我说：“一个是司令，一个是政委。”他们说：“对。傅崇兰是司令，你就是另外那个最大的官。”我心里既好气又好笑，你们早告诉我是“政委”，这连夜“熬鹰”的罪不就免受了么。我于是当上了“五·一六”的“政委”。在我以后的交代材料中，我就一直写着他们硬派给我的职务：学部“五·一六”第二套班子政委。面对这个不伦不类的职务，我自己有时心里也直发笑，我们“大批部”中就是真的有“五·一六”这个组织，我们也不会自我矮化为“第二套班子”，这个头衔本身不就证明这个组织是不存在的么！更为可笑的是，他们一定要我交代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政变成功后如何安排中央的职务，仿佛我就是政变成功后的中央组织部长一样。我只得将当时被打倒的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各安排了相应的职务。最后，他们一再追问我担任什么职务？一开始我说自己在大学期间就是走“白专道路”的，只想成为专家学者，从来没想当官。他们说形势变了，有了做官的机会，你肯定也想做官。我当时想，历史所所长就是司局长级的官，我就交代当历史所所长吧。他们说：“戚本禹是副总理，你同他的关系那么好，他怎么会仅给你个所长干呢？再说，你当时的野心也已经不是小小的所长了，肯定给你的官比所长大。”我于是交代我政变后的职务是部长，这次他们满意了，说：“这还差不多。”其实，当时在我的头脑里，当所长的念头也压根不存在。所谓当部长云云，不啻梦呓。可是，他们一定要将梦呓变成现实。

在干校中的清查运动

1970年夏天，大概是6月底或7月初，我已经在单独的门窗封闭的监房中度过了9个月。此时，清查“五·一六”的运动仍然在热火朝天地进行，学部处在一片恐怖中。突然，上级指示学部全体人员到河南息县办五七干校。为此，工军宣队宣布清查运动暂告一段落，在召开了政策宽严大会后，就匆匆忙忙地奔赴干校了。我因运动中受刺激，大病一场，未能同大队人马一起下干校，暂时留在北京养病。直到10月份我才同军宣队一位姓金的副队长一起到了干校。到干校后，由于我是重点审查对象，为防止我同其他审查对象串供，就不让我同历史所的大部分人住在一起，临时要我住在东岳公社所在地历史所租用的三间库房中，安排历史所以前参加过“反动会道门”的一位师傅看管我，不准我同专案组无关的人员，主要是其他审查对象接触。此后，我单独住了约两个月，任务是同张政先生一同喂猪。尽管规定不准我同其他人接触，但因为我参加劳动，有时需要与别人合作，如为猪圈拉土，到田间送粪之类，不可避免地同与我一样成为“五·一六分子”的人接触。他们透露，自己在被逼供时承认是“五·一六”，也给我编造了职务。他们给我编造的职务自然是五花八门，大概一支军队设置的司、政、后机关的官儿编了个遍。我参加过农村的“四清”运动，明白互相矛盾的交代材料是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于是嘱咐他们说，关于我的职务，再交代时也不要改口。加给我如此多的职务，只能表明案子是假的。在我们紧张劳动的时候，专案组仍在夜以继日地工作，准备农闲时再进行清查运动。当时专案组设在距我住的房子不远的三间平房中，有一天夜里大约12点了，我出屋小便，走过专案组窗下，他们正在热烈讨论如何给“五·一六分子”定案。我驻足偷听。其中一个人提出同一案件交代材料一人一个样，根本无法定案时，一专案组负责人出主意说：“下一步再搞，我们找一个交代好的人领着交代，让其他人跟着交代，用这种办法使他们的口供统一起来，这样案子就能定下来了。”

1970年冬天，干校无活干，于是又开始清查“五·一六”。此时的工军宣队和专案组大概也明白，仅凭那些矛盾百出的交代材料无法定案。但是，因为清查运动是党中央下文要求搞的，不定上一批“五·一六分子”，他们无法向上级交代。再说，反正这些审查对象都是“文革”中的造反派，管它真假，定上一批就是成绩，就是胜利。所以，又一轮清查开始后，他们企图通过大会交代的办法将审查对象的口供统一起来。然而，这一企图未能实现。因为绝大多数审查对象未能按照他们的要求交代，口径依然统一不起来，大概我的“五·一六”政委的职务在审查对象的重新交代中也未达成“共识”。

在这轮清查中还闹了不少笑话。有个坚持实事求是的审查对象叫王真，是位军转干部，他坚决不承认自己有什么“五·一六”罪行，成为顽固典型，一直被关在北京。1970年冬天被专案组二人押解来干校。途经信阳火车站、汽车站时，他看到不少乞丐，就咕哝了一声：“不是说农村形势大好吗？怎么还有讨饭的？”来干校后，组织了对他的批斗会，押解他的那个专案组成员发言说：“王真这个人真是反动透顶，不仅不交代自己的‘五·一六’问题，而且还恶毒攻击农村大好形势，胡说农村还有讨饭的。农村哪里有讨饭的？”会后，有个审查对象对我说：“刚才那位专案组的人不是睁着大眼说瞎话么！农村有讨饭的，人人都看得见，他硬说没有。还有比这更恶劣的，秋天收玉米的时候，在场上揭批‘五·一六’，研究太平天国和洋务运动史的著名学者牟安世交代自己的‘五·一六’罪行，他坚决不承认，并据理驳斥那些诬蔑不实之词。一个清查积极分子气急败坏地将一把玉米硬塞到他的嘴里，不让他说话。”

1971年春天，上级忽然又来了指示，学部五七干校停办，全体队员到河南明港的一个军营集中进行清查“五·一六”的运动。这一次，先是传达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五·一六”不能一风吹。还传达了一个中央文件，内容是过去运动走了些弯路，只重视清组织，忽视了清罪行，这次重新开始的清查主要是抓罪行；只要将“五·一六”的罪行一桩一件搞实了，他们就翻不了案。同时，又传达了中央某重要领导人接见学部工军宣队领导的指示。大概工军宣队领导在汇报中谈到所谓的“五·一六”组织和罪行只有交代材料，没有原始证据，定案难度大，这位领导人要求集中力量抓罪行，并强调“群众参加就是证据”。学部军工宣队领导、66军参谋长余震在动员报告中列举学部“五·一六”的所谓“罪行”，依然是什么“阴谋搞反革命政变”，“进攻中南海，绑架毛主席，扶刘、邓、陶上台”之类天方夜谭式的内容。不过，从毛主席和某重要领导人指示以及中央文件的内容看，近两年的全国性的清查运动遇到了困难。因为根本不存在全国性的“五·一六”组织，用逼供信的办法只能搞出一大堆矛盾重重，漏洞百出，经不起推敲的交代材料。如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清查运动应该停止了。然而，既然有“‘五·一六’不能一风吹”的最高指示，当时谁也不敢否认那个根本不存在的假前提，所以清查运动还是硬着头皮搞下去。因为前提是要搞出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学部“五·一六”组织和罪行，重新开始的清查运动还是只能用逼供信的老办法，逼使审查对象交代如何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如何反对毛、林、周、康、江等的“罪行”。不过，与以前不同的是，这次不再追查如何反对陈伯达的“罪行”了。原来在前不久召开的庐山会议上，毛主席与陈伯达决裂了。陈伯达这个“天才理论家”因为天才问题遭到毛的批判和抛弃。不久，报刊开始不点名地批判陈伯达，定位是“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由是，前不久还是“五·一六”重要“罪行”的所谓“反陈伯达”就不在逼供之列了。

“九·一三”事件使清查运动乱了套

因为要给每个审查对象定案，就必须用逼供的办法给他们安上几桩“反党乱军”的罪行。工军宣队对追查“五·一六”反对“林副主席”的罪行特有兴趣。大概此时毛主席对林彪的态度变化只有党内少数人知道，林的影响在军队还是无所不在。军宣队成员在讲话时引用林的语录比引毛的还要多，开口闭口都是“林副主席教导我们”。因此就不断逼迫审查对象交代怎么反对林彪。1971年9月，正当学部清查“五·一六”的运动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九·一三”事件发生。由于此事是高度机密，先在党内层层传达，10月份方才传达到一般群众，事件的真相至少到10月上旬下层群众还不清楚。但是，当时的人对政治都非常敏感，阅读报刊十分仔细。“九·一三”事件后，大家先是发现经常在报刊上出现的林彪不见了，他的语录也不再刊载，特别是，不久前极力追查的所谓“五·一六”反对林副主席的“罪行”再也不加追问了。这使我们这些重点审查对象也意识到林彪出了问题。然而，由于没有向我们这些重点审查对象传达林彪问题，我们中的有些人就故意在大会小会上继续交代“反对林副主席的罪行”，这使宣传队和专案组非常尴尬。10月下旬，除了我们这些重点审查对象，一般群众都听到了林彪问题的传达。一天，一个清查运动的积极分子找重点审查对象周绍泉谈话，他们的私交甚好。因为我与周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他很快将他与该积极分子的谈话内容告诉了我。那人问周：“你们‘五·一六’真的反对过林彪吗？”周回答：“你们找到我们反对毛主席和林彪的真凭实据了吗？我们所谓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那些‘罪行’，还不是你们硬逼我们编造的么？要说反，还不是你们让我们反的么！”该先生无言以对。

“九·一三”事件使清查运动乱了套。11月初，为了阻止有些重点审查对象继续交代反对林彪的“罪行”，于是专门召开了这部分人的会议。我记得那天去礼堂参加会议的重点审查对象超过百人，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学术界知名人物，如吴敬琏、吴远迈、兴万生、伍昆明、李惠国、张德信、张海鹏、郭永才等。历史所参加会议的有白钢、周绍泉、王戎笙、王真和我。我们这些彼此处于隔绝状态的“老朋友”分别在监管人员的带领下进入礼堂，彼此间不敢说话，只能用眼神打个招呼。大家都不知道会议内容，只是忐忑不安地等待着。会议开始后，66军一个师的副政委宋义代表工军宣队讲话说：“今天召集你们这些‘五·一六’重点审查对象开个会，内容是传达有关林彪事件的中央文件。”宣读文件后，他接着说：“你们这些‘五·一六’骨干分子，交代了二三年，连你们的黑后台都还未交代清楚。今天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们，你们的黑后台就是林彪！你们必须老实交代与林贼的黑关系！”我的天！不久前还凶神恶煞般逼使我们交代如何“反对林副主席”，怎么转眼之间，这位林副主席又成了我们的黑后台？听了这位副政委的高论，我们这些重点审查对象彼此递个眼神，发出了会心的苦笑。至此，我们这些重点审查对象心里更明白，“五·一六”根本不存在！所谓“五·一六”的参加者和“罪行”都是没有边际的。在逼供信的魔杖挥舞到的地方，说你是“五·一六分子”你就是“五·一六分子”，说你有多大罪恶你就有多大罪恶，说谁是你的黑后台谁就是你的黑后台。

“九·一三”以后，尽管林彪又被指定为“五·一六”的黑后台，但清查运动基本上停了下来。这是因为，花了如此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根本就找不到像样的“五·一六”的组织和罪行材料。这使参与清查运动的绝大多数群众不能不产生疑虑，热情慢慢冷却下来。而有些积极分子甚至专案组成员也良心发现，认为清查运动不能再这样搞下去了。只有少数企图将“五·一六”定成死案，使他们锁定的目标永世不得翻身的人，如个别运动领导者和专案组成员，还以百倍的热情叫嚣着“五·一六”不能一风吹，继续千方百计地进行威胁逼供、罗织罪名的无耻勾当。然而，由于大背景的变化，学部工军宣队只能将清查运动停下来，等待上边的指示。这样，从“九·一三”以后，除我们这些重点审查对象仍然由监管人员单独看管外，其他人则转入读书学马列了。1972年7月，我因重病送回北京入协和医院治疗，当时我患上慢性多发性肌炎，7月初已瘫痪在床，口张不开，几乎不能进食。历史所清查运动领导人向学部工军宣队汇报，还认为我这样的重点审查对象不应该送回北京治病，应该留在明港继续交代问题。军宣队领导余震说：“人如果死了，问题也就交代不清了，还是先送回北京治病。”余震的指示救了我的命。以上这个情节是当时在场的一个学部机关的同志后来告诉我的。为此，我至今对余震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住进协和医院后，尽管历史所专案组向医院说明我是“五·一六”重点审查对象，并记录在病历上，但我仍然得到了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并恢复了健康。对此，我一辈子心存感激，永志不忘。1972年8月，上边一纸命令，学部大队人马由明港返回北京。此后，既不搞运动，也不搞业务，大家的日常活动就是读书。我们这些重点审查对象虽然仍处于被管制状态，不准回家探亲，出机关大院要报告，节假日要接受“必须老老实实”之类的训话，但是，毕竟没有了逼供和批斗，个人生活的空间增大了，可以安心读点自己感兴趣的书了。就这样到了1974年，“四人帮”又掀起了批林批孔运动。除了我们几个重点审查对象外，其他人都去听报告，组织学习，布置写批判文章。过了些日子，历史所军宣队一位负责人召集我们七八个重点审查对象开会，传达批林批孔文件，同时要我们结合批林批孔批判“五·一六”的罪行，深挖孔老二与“五·一六”的思想联系。我们都觉得好笑。王戎笙憋不住了，就问：“‘五·一六’与孔老二有什么联系？”那位负责人回答得很干脆：“思想上是一致的，都是倒退复辟！”对于此类匪夷所思的高论，我们当时只能洗耳恭听。训话结束后，王戎笙对我说：“林彪垮了，林彪成了‘五·一六’的黑后台。这次批孔老二，想不到两千多年前的这位老人家也成了‘五·一六’的黑后台。这样找下去，还不知道要给‘五·一六’找多少黑后台呢！”

1974年底，又一轮新的工宣队进驻学部，军宣队撤走。这一次，工宣队的主要任务是给清查“五·一六”运动中的审查对象落实政策。结果是，“五·一六”组织没有了，“罪行”没有了，被审查对象几乎都以“经过审查，没有问题”的结论宣布解放。因为学部作为钦定的“五·一六”大本营、黑据点，都没有找到“五·一六”的一兵一卒，这场无中生有，牵连数百万人，死亡不计其数的全国规模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也就宣告结束。谁的责任也未追究。最后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八个字轻轻地搪塞过去了。

痛定必须思痛

在这次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整个学部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究竟有多少人？我没有确切的统计，估计不会少于一千人，即总人数的一半以上。近十人死于非命。历史所被牵连在内的也在百人左右。具有较深厚理论素养和研究能力的研究人员杨超被逼自杀，才华横溢的赵国华自杀未遂。由于逼供信越搞越邪乎，在清查者眼里，凡跟造反派沾边者都是“五·一六分子”。例如，已故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梁启超之子）的夫人李福曼女士是历史所资料室的工作人员，当时已经年过花甲。她根本就不是什么造反派，仅仅因为给当权时的造反派抄过几张大字报，也被打成“五·一六”。面对花样百出的逼供信，有些人为了获得解脱，就不断编造和提高自己在“五·一六”中的职务。有个也不是造反派而仅仅是跟着活动的老实巴交的书呆型的年轻人，被逼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分子”后仍不能过关，他于是交代自己是“五·一六”的“主席”。有一个自诩能辨别真假交代材料的清查积极分子后来还得意地说：“某某交代自己是‘五·一六’主席，我们就不信。就他那水平，‘五·一六’能让他当主席吗？”为了迫使某些“态度恶劣”的审查对象就范，宣传队和清查专案人员甚至宣布他们犯了死罪，要他们交行刑的子弹钱。军转干部王冶在被逼交子弹钱时，很痛快地拿出五毛钱给他们，使他们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显得异常尴尬。

作为清查“五·一六”运动中的亲历者和受害者，痛定思痛，我认为我们对历史上的一系列“清”“抓”的运动都还缺乏认真的反思。仔细想来，由清查“五·一六”运动上溯“四清”运动、“反右倾”运动、“反右”斗争、“三反五反”运动、抗日战争中的“抢救运动”和发生在各地的“肃反”“肃托”斗争，直至十年内战时期的抓AB团、“肃反”“肃托”等一系列运动，其指导思想，方针路数，方式方法，几乎一脉相承：宁肯错抓一千，不放一人漏网，案子越大越好，罪行越重越好。为此，大胆假设，逼供求证，无视常识，泯灭良知，制造假案，草菅人命。最后真相大白，则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好心办坏事”搪塞。谁也不承担责任。即便承担责任，也不过敬个礼，道个歉了事。更有甚者，则以“母亲错打孩子”为自己开脱。不要说“母亲错打孩子”的比喻根本就不恰当，就算这个比喻是恰当的，人们不禁要问：你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错打孩子而无丝毫愧疚之感？更令人不解的是，每次运动过后，那些在运动中心狠手毒，肆无忌惮，大搞逼供信，明目张胆制造假案的心术不正的人，那些犯下命案的打手，有几人受到惩罚？更值得深思的是，几十年来，从抓AB团，到“抢救运动”，再到文化大革命，这种血雨腥风，视人的生命为儿戏的窝里斗，自相残杀，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我们时刻将实事求是挂在嘴上，可实际上又屡屡办最不实事求是的事；尤其在大小运动中，许多违背常识，泯灭良知，荒唐透顶的案件一再制造出来。如三反五反时打“老虎”，将一个学校的会计打成“老虎”，刑讯逼供，使这个会计“交待”贪污的钱款超过国家给这个学校拨款的数倍，仍不罢休。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学部一个重点审查对象被逼写下了数万字的“反革命政变计划”，其中说考古所“五·一六”的任务是从考古所挖地道到中南海，历史所“五·一六”的任务是冲进中南海绑架毛主席，这样离奇荒诞的“交待”，任何正常理智的人都会判定其为胡说八道，然而领导运动的军宣队竟然作为“五·一六”的重要罪行加以宣扬。铁道兵两个师在北京修地铁，以现代化的施工机械，数年时间才修成几十公里的地铁，考古所“五·一六”以考古工具要挖洞偷袭数里外的中南海，这不纯粹是梦呓嘛！再说，只要看一看8341部队对中南海警卫之严密，连行人都不能在红墙附近驻足，凭历史所几个文弱书生能冲进去吗？我们数十年来以运动方式残酷摧残自己人的教训太多了，看来只有理清事实，找出深层次的特别是制度上的原因，真正实行民主和法治，并建立起强有力的制度保证，才能避免此类事件大面积和长时间的发生。

（作者系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萧 徐）

2008年第9期 1948年减轻老区战勤负担的背后　作者：庄　重

一个偶然的机会，一名记者反映的情况，形成滕代远将军的报告，引起毛、刘、朱的严重注意，党中央迅速发出指示……

中央这一指示内容是，减轻老区战勤负担。

事情要从头说起，多说几句。1949年9月6日，我被任命为新华社特派记者，随陈粟大军转战于华东战场，从事前线军事报道。1947年7月，刘邓大军突破黄河天险，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我军大反攻——大进攻序幕。

八、九月间，陈粟大军于全歼敌王牌军整编74师，粉碎敌在山东重点进攻之后，分路包抄敌军后方。挺进豫皖苏大平原，与刘邓大军、陈谢大军在江淮河汉之间广大地区，紧密配合作战，扫荡中原之敌。1948年，我军在全国各战场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大量歼灭敌人，深入国民党统治区。新解放区迅速扩大，在新解放区的解放军部队食粮和装备等后勤供应就成为一大问题。

1948年3月，我军首次攻克洛阳，全歼守敌青年军206师之后，我随军西进途中，接到新华社总社的调令，说有重要任务，要我速去总社。临行前，“华野”首长令我将107名俘虏军官顺道押送给在太行山的滕代远将军，派兵一个连护送我们过黄河。“华野”政治部主任唐亮将军对我说：“黄河以北就是太行山老区——晋冀鲁豫解放区。我们已电告滕代远同志，请他通知沿途各兵站负责接送你们，派民兵看管俘虏。”我从洛阳西的新安北渡黄河，在济源西北邵源附近，跨过王屋山天井关，登上太行山，步行数日，经晋城、高平、长治、潞城、黎城，抵达目的地涉县。

我经过的这几个县城，都有兵站，负责人是县团级干部。他们都很忙。许多老百姓向兵站运粮运草。有的老汉，满头白发，忍着饥饿，背着军粮，翻山越岭，步行几十里，到兵站交了军粮，连一碗水也不喝，就赶忙回家。城镇乡村都很整洁，但是空荡荡的。在田地里劳动的，大多是老弱妇女儿童，当地人叫他们“三八六一部队”。年轻人哪里去了？原来，在革命战争年代，太行的“八路”，每次扩军，一声号召，万众响应，欢天喜地，敲锣打鼓，成群结队，报名参军，入伍多年，不见有复员回乡的。另有一些青年参加民兵或组织担架队，也随军出征了。因此，全国解放初期，到处可见太行人。太行老区人民为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

新华社总社早已从延安迁至晋冀鲁豫解放区中心区，与滕代远住地相距不远。我必须先向滕移交俘虏。滕对我很亲切，像老朋友一样。这时候，我才知道，滕代远将军在解放军总部负责黄河以南新解放区几十万解放军部队的后勤工作。他一再向我询问太行老区人民的支前情况，我将所见所闻的情况和问题如实地向他汇报了。他并没有说他要转报党中央。因为事先毫无准备，我只好照我笔记本上记的讲，讲的没有条理。他转报中央的摘要，是对杂乱无章的材料，经过整理，分A、B两个层次，条分缕析，简洁精练。

4月13日，滕代远将我汇报的情况摘要报告毛泽东、刘少奇和朱德（这时候，毛、刘、朱等中央领导同志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毛、刘、朱认为，我反映的情况很重要，须立即采取措施，减轻老区战勤负担。毛主席在滕代远报告前面写上批语，作为党中央的指示，转发各中央局和各野战军前委。

中央这一指示，题为《中央转发滕代远关于群众战勤负担情况的报告的批语》。中央指示：进入新解放区的我军各部队必须执行“将战争负担尽量加之于敌的战略方针”，才能有利长期战争和取得最后胜利。

中央指示：“望陈谢及各前委和各中央局严重注意此项报告，严格检查部队中浪费人力物力的现象，迅即订出制度办法，加紧纠正。尤其要将前线依赖后方，不愿尽一切努力就地解决困难，一遇困难，就向已困难之后方（许多地方已尽了超过其可能的努力），作过分之要求，忘记了必须将战争负担尽量加之于敌的战略方针这一类错误思想，加以检讨，彻底纠正。并将滕代远卯覃电及中央这一指示，发给各纵队讨论，从思想上彻底解决问题，才能有利于长期战争和取得最后胜利。”

在此之前，河南某部进入新解放的某城市之后连发三个电报给党中央，要求中央从老区调运粮食去解决粮荒。为此，中央于4月17日发出一个文件，题为《中央关于解决新解放城市粮荒问题的指示》。中央指示：新解放城市“解决粮荒的主要办法决不能依靠我老解放区远道运粮，而应将主要注意力放在就地筹划上面。”要求老区远道运粮，这是极不适当的。这个指示中还提出了解决新解放城市粮荒的七项原则办法。而刚过两天即4月19日毛、刘、朱读了滕代远的报告之后，便立即发出指示，把这一问题提高到一个坚持长期革命战争和争取最后胜利的战略方针的高度，要求全党全军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检查，纠正错误，统一思想，坚决执行这一战略方针。

中央转发的《滕代远关于群众战勤负担情况的报告》全文如下：

毛刘朱：

华野新华社庄重同志，于寅马北来，谈及沿途亲自目睹和调查的一些情况。特摘要报告如次：

A．济源全县七个行政区，二百一十七个行政村，廿万六千人口。三分之二是女人，一万二千家属（约四万人）。去年麦收，全县好的有五成，有的则毫无收成。秋收二成，种子都不够。现在，很多的地，都荒着。其原因：⑴是连年灾荒；⑵是缺劳动力；⑶是战勤负担太重；⑷是某些地方侵犯了中农利益，生产情绪不高。现在百分之五十以上已没饭吃。从去年底到现在，靠野菜、谷糠充食。该县王屋山区，灾情最严重，很多村庄，断垣颓壁，田园荒芜。许多贫雇农，以至富农，均出卖儿女，换三四斗粮食渡荒，讨饭的更多。东竹村群众，曾集体请愿，要求政府免差，并予救济，群众负担极重。负担有以下几节：

第一，公粮负担，平均占农民总收入五分之三。

第二，劳力负担，全县全劳力二万人，去秋参军四千五百人，实有一万五千五百人。去年陈谢大军南下，迄今，共出修船工二万个（四百个全劳力）。运一百五十万斤粮（缺劳力统计）。六七两区，运柴草八百四十万斤（其余五个区无材料）。去临汾担架二千四百人。为陈谢运弹药，及担架等，达一万零七百六十人（以上均是全劳力出差）。只邵源一地，平均每个全劳力，每月二十五天出差。此次运粮给郑洛作战，均是妇女儿童，老汉背一斗粮食走八十里，空着肚子来回。群众普遍反映，“支前到是好，可不能光是紧着裤带去支。”“在家不如出去，出去还可以动弹”（即到外乡去讨饭吃）。

第三，划了二十个村子为野战医院，二十个行政村群众不出差，专招呼医院。但二十个村男女老幼及小学校全体师生看伤员都忙不过来。如作看护，洗血衣，磨面，割草做铺草，每天从晋城专运五十辆大车的煤，许多果木树都砍烧了，并开始有拆房子作柴烧的。而伤员蛮横，纪律很坏。曾打过民兵营长，缴了一个民兵连的枪，打了银行等。

第四，军鞋负担。如以太岳四专署晋城、高平、阳城三个县，去年六十九万人口中，有七万个妇女作了七十五万六千双军鞋。平均每人作十五双。共合米八万四千六百七十二石，均为群众负担。

第五，社会负担，包括劳军，村公所办公费，剧团费用，扩军费用等，超过公粮负担数很多。

第六，招呼来往军人及医院，出席子、碗等费用。只济源一县，去年群众买了四千张席子，合二十八万元，七千个碗，或借被子给伤员用。

B．这次看到南运粮食感到很惊奇。南边部队，生活很好，一天不吃肉，都会提意见，改善生活。每个连队，两辆小车，拉粮食及拉猪，吃不了的，便开仓济贫。南面除芦（卢）氏等县较困难外，伏牛山边产粮很丰富。华野部队进入豫西南作战以来，没有吃过杂粮，差不多两天吃肉一次。仅野战新华分社一百二十人，就有牲口二十六匹。上次洛阳搞到很多大米，均没搞走，仅华野一敌工干部在洛阳分发五万斤粮。并云：缴获有军鞋子很多。弹药弃地，没有人要。他认为军鞋与粮食，可以不由老区前送，因为新区负担，只加在地主身上，故负担面很小。又比老解放区更富些。在前方浪费民力现象，还很严重。不看后方，如此奋不顾身的支援前线，是不会体验到前方的浪费。

庄重同志在南京代表团与我认识的，现被调到粟裕同志处工作。我听了庄重同志的汇报，认为他调查的材料是真实的，使我们更进一步的了解下层，正尽最大努力，减少该区战勤负担，全力组织生产，并拨给部分救济粮，以渡春荒。

滕代远

1948年4月13日

最后，我还要说一件事——大约10年前，《二野史话》副主编刘备耕同志（我不认识他），打来电话告诉我，刘伯承元帅当年看到上述的中央指示和我反映的情况，十分感动，几乎下泪，说：“太行老区太穷太苦了，还要养活80多万军队，多难呀！我们中原各部队一定要执行中央的指示，就地筹粮，自己动手，开荒生产粮食。”《刘伯承军事文集》第一篇题为《中原我军斗争策略和今后行动》一文的开头，概括地摘引了我向滕代远汇报的情况。刘备耕要我就这件事写篇回忆录。他还告诉我，许多中央文件已经解密，编辑成册出版，滕代远的那个报告中央的指示，刊登在《中共中央文献集》第××册上。可是，我连遭不幸。首先，我眼底出一次血，连五指也分不清，不能看书写作了，就把刘备耕嘱我写回忆录这件事搁置起来，直到今天（听说《二野史话》已经出版）。我很对不起刘备耕同志给予我的一番热心帮助，感到内疚。

再说，这篇文章也不能说是个人的回忆录。光是题目，就让我煞费苦心。我认为，还是应该老老实实地记下历史事实。世人看了事实就明白，原来如此，在历史上，中国人民就是英雄人民。今日中国来之不易。

写成于2008年6月20日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8年第9期 我的外公孙冶方　作者：徐庆全

今年是举世瞩目的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也是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诞辰100周年。在左祸深重的年代，孙冶方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身陷囹圄达7年之久。改革开放大幕拉开，孙冶方又以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得到国人的崇敬。回顾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既是对改革开放的最好纪念，也是对孙冶方的最好怀念。为此，笔者采访了孙冶方的外孙，云南省政协常委、著名企业家武克钢先生。

革命的外公和资本家的外公

徐庆全（以下简称徐）：克钢，我看到的材料表明，你是一个拥有两个外公的人，孙冶方还不是你的亲外公。你还是先介绍一下这里的关系吧。

武克钢（以下简称武）：我母亲生于江苏无锡。那时，无锡有两个有名的家族：荣家和薛家。荣家，就是今天大家都知道的荣毅仁家族；薛家，就是我母亲的家族。薛家与荣家一样，都是从事实业救国的大家族，而且两家关系密切。三十年代，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被绑架，我母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的亲外公薛明剑，代表青帮去和绑架方谈判，并同时通过吴铁城报告蒋介石说，江南富商被绑架了，要求派军队。我亲外公的谈判很顺利，救出了荣德生。荣德生离开10分钟，绑架者就全部被杀了。

我的亲外公薛明剑兄弟四人，最小的是薛萼果，也就是后来的孙冶方。他参加革命后，为免连累家人改名，从母姓孙。薛明剑有子女16个，而薛萼果则无儿无女。南方有这样的传统，兄弟之间如果有的没有孩子，另外兄弟的孩子多，就要过继给没有孩子的兄弟。薛明剑就把我的母亲过继给了孙冶方，所以我是孙冶方正嫡的外孙。在我眼里，他就是我的亲外公。

徐：薛明剑是大资本家，又和国民党有联系；而薛萼果也就是孙冶方，则后来参加革命，成为反对国民党的人。你有一个属于大资本家的亲外公，又有一个属于颠覆资本家制度的外公。很有趣啊。

武：的确，兄弟俩相反。薛明剑走的是富民强族实业教育救国之路，孙冶方走上的是世界大同，共产主义之路。虽然今天人们只知道弟弟而对哥哥知之甚少，但70年前情况却正相反。薛明剑做过国大代表、立法委员，是当年南方民族工业界举足轻重的人物，被孙中山和蒋介石器重。从现在留下的他的遗稿看，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经济学家，企业管理家。他甚至可以把一个纱厂按照我们现代企业的管理方式来经营。

徐：薛明剑比孙冶方大14岁，“长兄如父”，按理说，孙冶方也应该成为国民党的一员，可他为什么却选择了共产党？

武：孙冶方是有些书生意气、书呆子气的人，因为他是兄弟中最小的老四，所以大家都很照顾他。其实，他后来走上了与薛明剑不同的道路，也是很偶然。他晚年几次跟我讲，人生都是很偶然的，如果那时他再大两岁，就会被薛明剑带去投奔国民党。14岁那年，孙冶方考取“无锡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在这里，他遇到了老师张效良（张志和）。据外公讲，张效良是中共最早期的党员，曾东渡日本追随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后他感觉理想破灭，就只身奔赴南洋在槟榔屿群岛华侨中学任教。1922年春，因组织华侨抗争新加坡英国殖民当局者侮辱中国，干涉华侨教育的条例，被驱逐出境。回国后中共上海地下党派他到孙冶方就读的“无锡县立第一高等小学”，以教员身份为掩护，发展组织，宣扬革命。就是这位张先生在薛萼果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共产主义是人类最完美存在方式，共产主义必定要在中国和全世界实现的意识形态种子。这成了薛萼果——孙冶方一生再也没有动摇过的信仰。不仅如此，受外公的影响，薛明剑家里的5个孩子也都投奔了共产党，包括我母亲在内，后来都成为共产党优秀的高级干部。

徐：薛明剑、孙冶方都是你的外公，而且这两个外公所走的道路又是那样的不同，在你与他们交往时，是不是会有一些不同的感觉呢？

武：当然有了。解放以后，薛明剑是被改造的对象，而孙冶方则是共产党内的高级干部，两个人的地位天壤之别。薛明剑住在上海，小时候，我到这个资本家的外公家里，也感觉很气派，他住在很漂亮的石库门一大栋小洋楼里，但常常牢骚满腹，因为他是被改造的对象嘛。不过，外公对我们孩子的教育很重视，他让我们背诵古书，诸如《论语》、《三字经》等等，要求是非常严厉的。外公有很深厚的国学修养，毛笔字写得非常漂亮。他逼我学写毛笔字，并一笔一画地教我。我现在还能写点多少像样子的书法，就是得益于外公的启蒙。

孙冶方在北京，政治地位很高，住得也很好。我到北京外公身边感觉很风光，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由于他的革命经历，与周总理、陈毅、朱德等关系很密切，他们之间经常串门，我也成为他们眼中的小宠儿。周总理喜欢抱我，邓颖超大姐给我拿糖吃，那时候糖是非常珍贵的。外公和陈毅都是新四军出来的，所以关系更熟悉一些。陈毅抱我，喜欢用胡子扎我。我8岁那年，参加八一建军节活动，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回来和同学讲我见到毛主席，他们还认为我在吹牛。那时候，我虽然不是很懂事，但也知道，北京的外公是革命的。他对我要求也很严格。我上小学时，有一门功课不及格，母亲最严厉的训斥就是：“你这样的成绩怎么交给外公？”她说的是北京的外公。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也十四五岁了，开始懂事了，但我两个外公却都从我生活中消失了。母亲警告我不准在外头讲任何一个外公，好像要把我童年这一段回忆抹掉似的。因为上海的外公作为资本家被抄家揪斗；北京的外公作为反革命也被打倒了。

徐：那你呢？文革初期是不是也很狂热？有没有参与揪斗你的两个外公？

武：狂热是肯定的，但没有参与对外公的揪斗。“文革”时我们家在武汉，虽然文革的风暴让我很狂热，也积极参与，但也没有想到我两个外公应该揪斗。不过，说起文革的经历，我也是很有意思的。今天一些有记载的文革中的大事，鬼使神差的我都在场。1966年，毛主席在武汉横渡长江，现在还有一幅照片，除了保卫毛主席的人之外，还有一些孩子围在主席身边，其中就有我。这是当时王任重让他儿子王世龙安排几个同学来，那是我第二次见到毛主席。还有，因为我和王任重的儿子王世龙是同班同学，我也是第一批到北京参加“8·18”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学生，住在中南海里。我采了好多中南海的松柏，回到武汉给同学每人发一枝，让他们也沾点北京的“仙气”。上海王洪文带人冲击车站的“安亭事件”，我就在场。那时，我上海的外公还没有被揪斗，我去上海外公家，火车走到上海就被困了，在车里待了整整三天三夜。我到外公家后。外公一连串地向我发问：你是不是红卫兵呀。我说是呀；他问，你抄人家呀？我说，抄过。他严厉地说：不可以的，不对的。其实，解放以后，外公对共产党的政策是非常拥护的，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时，他也是积极参与者。但对于“文革”，他开始就是极力反对的。他认为这样做完全没有道理。

改变我家命运的是武汉“七·二○”事件。不仅我父亲被抓，我也被通缉。我是通缉令名单上年龄最小的一个，通缉令和红卫兵袖章还都在。父亲被抓前，给了我一张纸条，要我带着它去南京找许世友伯伯保命。这样，我才参了军。我父亲也是老红军，革命历史非常清楚，所以，虽然被抓但很快被解放了。我母亲是属于知识分子家庭长大的，恪守着“好铁不打钉，好儿不当兵”的信念，因此，父亲一回家，她坚决地又要父亲把我弄回来，宁肯让我去插队。插队时间不长，我就到大冶钢厂当工人，在钢厂入团后，表现特积极，还当过大冶钢厂的团支部书记呢。

徐：你这样积极，是不是觉得你的两个外公，的确应该被打倒？

武：对于上海的外公，我觉得他本来就是资本家，揪斗也是应该。对于北京外公，由于他坚持社会主义经济也要遵循市场规律，很早就对苏联的那一套提出批判，他在1964年就遭到了批判，而且这场批判还是康生发动的；文革中，他被继续批判并被抓进监狱，我也没有觉得特别不好理解。当然，我当时也不懂他的观点。说他们的确应该被打倒，那也不至于，因为他们毕竟是我的外公呀，但让他们接受批判，我也的确觉得应该。不过，后来我就不这么想了。

在北京与外婆相伴，接外公出狱

徐：你说这个“后来”，是什么时候？

武：就是“九·一三”事件。“九·一三”事件对我有一种晴天霹雳般的震动，傻啦、害怕啦，开始觉得不对头了。那时，我就有些思考了。我掰着手指头数，毛主席身边的人，除了周总理，简直没有一个好人啦。我小时候觉得和蔼可亲的杨尚昆、陈毅等人，都是坏人，我难以理解，肯定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推而广之，我的已经关在监狱里的北京外公和正在劳动改造的上海外公，我也觉得他们根本就不是坏人。我把这个想法和母亲说了，母亲四十年代末在武汉读书时，就参加了共产党，当然看得比我更远一些，只是她不说而已；母亲这才给我讲了北京外公的学术观点，并把他的书找来给我看。我越看越觉得，北京外公真是了不起；越看越觉得，对他的批判是必然的，因为他的观点，与毛主席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路，简直是南辕北辙。

徐：你是不是这时候才觉得，有这样的外公应该真正感到自豪？

武：确实感到自豪。同时，也觉得，应该与外婆洪克平联系。母亲也说，等你到北京上大学，一定要看看外婆。

徐：等你到北京上大学？你那时要到北京上学？

武：那是1972年，是推荐上大学。我经过了工人推荐、党组织选拔几道关口，就等着录取了。但是，到最后我的名额被大冶钢厂军管会负责人的女婿顶了，我就没上成大学。这对我刺激非常大。我也不想沾父亲的光，就到长江航运厂当了一年水手，1973年才被推荐到北方交通大学。

母亲特别高兴。临行前，她把我叫到跟前谨慎叮嘱我：“到了北京想办法去看看外婆，外公被抓起来了，他是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罪名被抓的。他是反对林彪的。现在林彪都死了，他也可能会很快被放出来。他是个老共产党员，他是个好人。”母亲先让我向在北京的大姨妈打听情况，如果情况不好，就先不去。

徐：你去了吗？

武：当然去了。那时，外婆住在三里河一个筒子楼里，早就不是我小时候印象中漂亮的四合院了。自外公被抓后，外婆一个人独居，基本上不和任何人来往，我敲了半天的门，也没有人应声。后来，外婆说，她就想不到会有人到家里来的，以为是敲错门了。外婆见到我后，一把就把我抱住，老泪纵横，哽咽着说：“没有想到你会来，你外公也不知被抓到哪里了，这么多年都没有音信了。”然后，又急切地问：“你母亲还活着吗？你家里人还好吗？”都有些语无伦次了。后来，我经常来，帮外婆做家务，帮她劈柴、烧煤、做饭。

徐：你跟外婆都谈些什么？

武：谈的最多的还是外公。我虽然从小就知道外公很不简单，与中央领导同志关系那样密切，读了他的书后我又觉得他最有学问，更了不起；但是我对外公的历史了解很少，我和外婆谈的最多的，就是关于外公的历史。从外婆那里我才知道，原来外公是这样了得：老共产党员，还和王明、杨尚昆、张闻天等人一起在苏联留过学。外公因为江浙同乡会事件，当年还差点被共产国际枪毙，因为蒋经国的缘故才保了一条命。邓小平、叶剑英从法国回来到莫斯科学外语，学政治经济学，外公就是他们的老师——后来，外公病重邓小平看望他，称呼他为“孙老师”就是这么个来历。

徐：了解了外公的历史，是不是对外公就更加崇敬了？

武：不是崇敬，就是觉得外公的骨气特硬。那时，外婆最担心的是外公的生死，她想知道外公是否还活着。外公抓走后，既没有人来通知过她什么，也没有人叫她送过衣服，她也不知道去找谁去问。我就到外公所在中国科学院学部经济研究所去打听。可是，经济所早就乱七八糟了，不知道谁是谁了，根本问不出来。

徐：但不管怎么说，有你常来看外婆，外婆毕竟要比一个人独居要好多了。

武：那是啊，不过，后来外婆就更高兴了，因为他们的养女李昭也来了。这时候已经是1974年了，周总理病重，邓小平复出，大刀阔斧地整顿文革的混乱局面，对老干部的监管也逐渐放松了。这一年的10月，有人通知说，外公还活着，可以去看他。我立刻陪外婆到秦城监狱去看外公。但到秦城监狱门口，我却不能进去，只让外婆一个人进去。外婆出来就哭了，告诉我：“老头子太可怜了。”外公倒没有诉苦，只是向外婆要草纸，后来才知道他是用来写东西；要被子，说这里冬天很冷，被子太薄了。他告诉外婆，在监狱六年，他就做两件事：一是写外调材料，一是读马恩、毛泽东选集，他把《资本论》都快读烂了。

徐：其实，当时孙冶方在监狱里也没有停止过思考，他还在写作，只不过是靠打腹稿而已。

武：是的，但是他还不能和外婆说这些。后来，我又陪外婆去过几次，但都不准许我进去。1975年初的一天，外婆突然打电话到学校找我，留言说有事。我就赶到外婆家，原来外公要被放出来了，要我陪她一起去接。那天，学部的军管会也来人了，陪我们一起去秦城监狱。外公走出监狱大门后，我看他有点迷茫有点糊里糊涂的样子，可能因为他在没有任何精神准备的情况下，就被放了出来的缘故。这是我10年后第一次见到他。他有些茫然地盯着我，后来才如梦方醒地叫了声“沙沙”，那是我的小名。没有意外的惊喜，平淡得一塌糊涂，而我却忍不住泪水。

徐：大概由于军管会的人在，外公也不好说什么吧。

武：是的。不过，这次放外公出来，我们感觉很突然，并且也不知道放他出来以后怎么安排。在路上，军管会的人也没有说。接到他以后，车子就直接把我们拉到学部军管委员会去了。等了片刻后，来了一个军管会的什么人，趾高气扬地和外公谈话：你的罪行是严重的，你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是记录在案的；党的政策是什么什么等等。外公沉静地说：“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坐牢，我也不知道你们为什么把我放了，既然你代表组织跟我谈话，那我就谈三点：我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观点。对我的学术观点，可以讨论，可以争论，可以批判，但我还没有认识到我错在哪里。”军管会只好自我解嘲地送外公回家。

徐：回来以后，有关部门有没有再找麻烦？

武：没有。中国的事就是这么奇怪，说复杂就复杂，说简单就简单。外公回来后也没人管他，也没人发给他工资，也没人找他谈话，起码三个月没有一个人来看他，他成了被“遗忘”的老人了，他也不敢和人家联系。当年抄家时，把外公家都抄遍了，书全部搬走了，就有一样东西被外婆保护下来了，一台20寸的苏联产的黑白电视机，这在当时是稀有的东西。外公就靠它解闷。外公回来后，我天天去他家，大姨妈和小阿姨李昭就礼拜天偷空来。那时只靠外婆一个人的工资，生活过得很拮据。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风浪中

徐：对于一个在监狱都思考的人来说，不会这样只靠电视机解闷吧？他有没有和你详细聊监狱里的生活？

武：聊过，他详细地给我讲了为什么他会很早就被抓进监狱。他告诉我，至少从1958年开始，中央的一些人就对他很不满意了。

他说，1958年大跃进时，“一大二公”之风盛行，张春桥在《解放》杂志上发表文章，鼓吹供给制，“我坚决反对，由此我提出了‘价值论’。张春桥不满还在其次，因为那时他还构不成对我的威胁，当然，后来文革时就另当别论了，主要是中央有些人对我不满。1962年6月到8月，陈伯达邀请我每天去《红旗》杂志编辑部参加‘座谈会’，康生也几次约我去‘座谈’，让我讲我自己的学术观点。其实我知道，那是他们‘钓鱼’，以便收集我的‘修正主义罪证’，以后再将我一棍子打死。有些好心人劝我不要参加，我坚决要参加。我对他们说：‘我不需要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只要有答辩权，允许我反批判就行。帽子总是要戴的，不是戴这顶，就是戴那顶，可是答辩权最要紧。’1963年底，那时候已经是‘反修防修’了，我在哲学社会科学部一次扩大会议上还是讲了我的关于利润问题的观点。一些朋友到我家里劝我，我还是认为，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比什么都重要，谢绝了朋友的关心。”

徐：孙冶方的朋友后来对这次会议的情况有回忆。朋友对孙冶方说：“现在风声很紧，还是不要再讲利润问题。”他回答：“什么是风声，我不是研究气象学的。”这样掷地有声的回答，说明他对学术严重的“风派”行为是深恶痛绝的。他的老朋友、经济学家平心死后，他感念平心的风骨，发议论说：我憎恨那些文化专制主义及其卵翼下的恶霸、恶棍，但我也讨厌那种闻风而动的风派人物。这些人并不是不懂马列主义常识，而是有私心，因而东风来了唱东调，西风来了唱西调，经常变换脸谱，完全丧失了一个科学工作者起码的品质即诚实。所以，我们在反对文化专制主义的同时，也应该反对为个人私利出卖原则的恶劣学风。

武：是啊，他不会做风派人物，仍然坚持写这方面的文章，公开刊物发表不了，他就在内部刊物发表。用当年康生的话讲，简直是“死不改悔”了。到了1964年，康生、陈伯达就根据外公在内刊上发表的文章，给他戴上“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的帽子。有一次他们指定他去参加会议，讨论一篇在他指导下，由几个年轻人写的有关生产价格的论文。他挺身而出，把火引向自己。他说：“不必批判年轻同志，这些观点是我的。”就这样承担了政治责任。在会上他阐发了价值规律的作用和资金利用效益的重要之后，严正声明说：“要解决几十年的疑难，是要冒点风险的。尽管人家在那里给我敲警钟，提警告，说这是修正主义观点，我今天还要在这里坚持自己的意见，以后也不准备检讨。”在重重的压力下，有的人放弃了原来的观点，有的人灰心失望准备改行。可是他在会上公开宣布接受挑战。他说：“对我来说是遭遇战，我应战。”他还说：“你们没有把我打垮，现在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不是我，而是别人！”从此对他的打击一步步升级，直到“文革”开始，1968年4月4日夜间他被带上手铐，关进秦城监狱以后，人们才再不能够听到他的声音。

不过，他进了监狱还跟管理人员“叫板”。他对管理人员说：“死不足惜，声誉毁了也不要紧，我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所形成的观点决不能丢，我要为真理活下去，要在死前把它留下来，让人民去作公正的判决。”老头子他坐了七年的牢，在牢房中他一直坚持写他的“论战书”。这些理论经过了二十年的“反思”，因而他是有充分信心的。狱中没有纸，没有笔，他就打腹稿，反复背诵，达八十五遍之多。他长期患肝病，居然熬过了极端苦难的七年铁窗生活。真是奇迹！

徐：老人家是靠信念活着的，要不然也不会刚过上几年好日子就去世了。

武：是啊。据当年被关进秦城监狱后两三年就放出来的人到我家说，在那里是单人监禁，没有人说话，人很容易被关疯的，犯人们都盼望提审，好有说话的机会。外婆一听，就哭着对我说，老头子被关了好几年了，你说他会不会被关疯了。在一旁的徐雪寒爷爷说：你放心，老孙不会疯的，他是个有信念的人，他会好好的活下来的。的确如此。外公谈到这一点时说：“我要感谢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救了我的命，我的观点是我的精神支柱。”

把他从监狱接回家不久，他好像从迷迷瞪瞪的状况中醒过来了。他对我说，他要看书，让我到我们学校图书馆给他找书找报纸。我们图书馆也没有什么书，就把这几年报纸给他借回来，他翻看了一遍。然后，让我到学部去找他被查抄的书。我求爷爷告奶奶地费了半天劲，才知道书的下落——都放在学部的地下室了。但是，军管会的人不让我搬走。我与他们大吵大闹，他们做了让步，说，要搬也可以，但要经过检查，把反动的书留下来，不反动可以搬走。他们检查了半天，给我留下的大多是马恩列斯毛的著作。我和同学顶着大风，蹬着板车给拉回来。就是这样，外公也高兴坏了。

徐：有书可读，他当然会很高兴了。那时候他是不是整天读书研究？

武：也不是。那一段时间，他同时干四件事情。第一件是读书。其实，他在监狱里就把《资本论》、《马恩全集》从头到尾咀嚼到了烂熟于胸的程度，又重新读。那时候，张春桥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叫《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认为价值和商品，造成资产阶级法权，引用了很多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话。外公读后，说，这是断章取义。他查马克思恩格斯原著，写了一篇驳斥文章。我帮他抄写后，他写上“送中国科学院学部”。我和外婆担心，要是送上去会不会又被抓进监狱啊。他坚持要送上去。后来，江青在大寨的讲话又点他的名说：“孙冶方又要翻案了。”与这事是有关系的。他不但不怕，还坦然地说：“我有什么案可翻？至于经济学问题，我可以同她争论。他们把经济搞成了这个样子，难道也是我孙冶方的罪过吗？”

第二件事，整理他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纲要》。这是他在监狱里默诵几十遍的一部书稿。他口授我帮他记录，一部分一部分地来，也只完成了一小部分。粉碎“四人帮”以后，经济所专门安排助手帮他整理。

第三件事，是与一些“老右派”们串联。1975年下半年，这些“老右派”们活跃起来，互相串联。外公家里常常门庭若市。陈翰笙、阳翰笙、徐雪寒、梅益、方毅、宦乡、汪道涵、张劲夫等等，我在报纸上常看到的“反革命分子”都来了。他们来，只要我在，都是我做饭。外婆常对来人夸我：沙沙能做一桌子酒席呢。他们在饭桌上什么都说。你还别说，这些人还都挺“猖狂”，议论国家大事，那真是放言无忌。我印象很深一次，这些朋友在家里议论毛泽东，外公声音特别大。他指着墙上的毛主席像说：“老毛啊，老毛，你可把我们国家害苦了。”我听了感到非常震惊。虽然“九一·三”事件后我对文革有所反思，但毛泽东的形象在我心里还是很伟大的，陡然听到外公这样说，还是有些接受不了，但那些老人们却点头称是。

第四件事是：写各种各样的材料。外公经历比较复杂，他说，现在有很多人因为历史问题被关进监狱，遭受审查。有些事情我是知情者，一定要如实写出来，交给组织，不然，有些人会一直被冤枉下去的。他是抱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来做这件事的。他写过有关“二十八个半”的材料，江浙同乡会的材料，关于上海地下党、关于潘汉年和扬帆的一些事情。这些材料都是我帮他抄写的，由此，我也知道了很多历史上的一些事情。外公对扬帆和潘汉年遭遇不幸常常感到不平。他在材料中专门写了这个问题。后来，我陪外公到上海见过扬帆，他的眼睛都瞎了，外公和他见面就抱头痛哭。我帮外公抄写后，外公仍然要很正式的写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认真的报上去。“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江青说“小小孙冶方胆大包天，竟敢直接攻击毛主席”，就是冲着他送上的那些材料来的。

徐：“反击右倾翻案风”已经是1976年了，“四人帮”一伙占了优势，对孙冶方有没有实际行动？

武：没有了，1976年的形势眼花缭乱，我想，江青他们也顾不上了，只是口头批判而已。

徐：1976年年初总理去世，接着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四五”事件。外公和总理感情很深。那时候，他是怎么看的？

武：总理去世后，外公一天没吃饭，唉声叹气、烦躁不安，时不时地老泪纵横。我才知道总理在外公心中的分量。”四五“悼念总理的活动中，我真是积极的参与者。从3月底广场上开始摆放花圈开始，一直到4月5日被镇压，我都在广场。最后一个花圈是我们学校的，我扛进去的。镇压天安门事件的是首钢和长辛店的工人民兵，正好有一个带队的人是我们学校毕业的师哥。他告诉我们，已经下了镇压令了，外面封了你们出不去了，跟我们在一起吧。我就跟他们一起混出去了。

那段时间，外公到处打听消息。来家里传消息的人也多。传邓小平的话、毛主席的话。我记得学部原来的党组书记梅益来，还跟外公开玩笑说：这次“反击右倾翻案风”跟你老孙也有关啊，江青就说过，“小小孙冶方竟然敢反毛主席，这样的右倾翻案我们不打倒行吗？”外公哈哈大笑。

我每天从广场回来，就向外公详细汇报。外公常常很兴奋，说，人民开始觉醒了。有一天，他对我说，你带我去看看吧。可外婆坚决不同意，甚至同外公和我吵起来了。外公和我无奈，就趁外婆睡午觉时，偷偷溜出去。我和我的同学用自行车把他从三里河推到天安门广场。外公长得很像外国人的，穿着五十年代的呢子装，又拄着拐棍，很洋派地在广场来回看，在总理遗像前鞠躬。很引人注目，据说还被当时监控人员拍下来了。悼念活动被镇压后，外公非常愤怒，情绪都有些崩溃了，觉得国家又将陷入深渊，他也会被再次抓起来。他甚至精心地安排后事：他要我少到家里来，怕他的身份牵涉到我；把他的经济学的手稿交给李昭和我保存，希望将来有机会发表。这一切安排妥当以后，才又像无事人了。

改革开放政策的推手

徐：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对于这两件大事，你外公是怎么看的？

武：毛主席逝世，我和外公都没有过度的悲伤。那时我们思想已经变了，总理、朱德去世非常痛苦；因为受身边发生的事情的感染，毛主席“神”的光环已经消失了。那时，我很关心毛主席逝世后的政局。我和外公仔细看参加毛主席追悼会的长长的一串名单，煞有介事地讨论政治局人选，分析邓小平还有没有机会，谁能帮邓小平，谁和江青等人站在一边。

“四人帮”倒台的消息，我在10月6日下午就知道了。我们学校高干子弟比较多，消息也比较快。华国锋的女儿的男朋友在我们学校，他傍晚就告诉我们了。当时主持铁道部工作的郭维城的女儿，是我同班同学，郭也参加了西山会议，7日上午，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的女儿。消息得到了确证，我非常兴奋，也不管上课不上课的，就直奔外公家告诉他这个好消息。外公兴奋得像小孩一样，用拐杖顿地，大喊大叫。然后，他就到处散布这个消息。而我给大姨妈报信时，大姨妈根本不信，一把抓住我说：天安门事件你就把我吓个半死啊，你现在又搞什么呀！不准再胡说八道。

徐：粉碎“四人帮”后，国家面临着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自1958年以来，经济建设开始走上迷途，到“文革”更加陷入崩溃的边缘，而“四人帮”在经济界的流毒格外深。因此，经济界拨乱反正的任务格外艰巨了。

武：是的。这时候的外公，仿佛焕发了青春，无所顾忌地投入了拨乱反正洪流中去。他撰写了好几篇文章，肃清陈伯达、张春桥的“供给制”、“资产阶级法权”等谬论，他的批判文章影响广泛。外公以他的理论勇气和人格魅力，在打破迷信、解放思想方面，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徐：我采访经济学家赵人伟时，谈起这一段历史，他十分推崇孙冶方的理论勇气。他说，对传统体制弊端的分析和解剖，孙冶方的贡献甚至超过了顾准。

武：“文革”后，外公快七十岁了，仍努力学德文，作调查研究，写文章，读书作笔记。他的思考也十分活跃，并对中国的体制作了深层次的思考。他在1977年11月16日的日记里，记载他通过读书和思考，认识到权力的腐蚀作用。这对他来说是一重大发现。还有一件事：1978年6月下旬，他从外地讲学回来，对于“唯上”的学风提出批评。他以马寅初的人口论为例，十分赞赏马老在1959年遭到围攻时说的一段话：“我虽年届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些批评者们投降。”

徐：中国历史上本来就有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的传统。

武：1979年9月，外公检查身体，发现胆囊附近有黑影，医生从他腰部抽出了淤血，于是立即剖腹检查，发现是晚期肝癌。他开刀不久，就支撑着伤口未痊愈的病体，为多年未得彻底平反的老战友沙文汉向中央写报告。这报告是他用两条长纱布拴在床上，拉着纱布强坐起来写成的。

动手术后，外公休养了一个时期，又开始各种活动了。他照常读书写作，参加会议，不断地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用他的话来说，是“放炮”。在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他的讲话很尖锐，引起一些人的震惊。会后，他遇见李先念就问：“我是不是有些过了？”李先念说：“孙老你又放炮了，不是过了而是轻了一点，要多放几炮支持一下小平。”外公这些人是全力支持邓小平的。

外公尽管身体虚弱，但他还是继承三十年代的传统，搞调查研究。他经常拖着病弱的身体，到处走。他到四川时，我陪同他一起去。赵紫阳热情地接待他，并和他就一些经济问题进行探讨。此外，他还到云南、山东等地考察，写了大量的文章，论述改革开放政策。

徐：其实，你外公不仅关注经济问题，还常常“管闲事”，对文艺界的事情也不平则鸣。王元化先生生前我曾采访过他，他与孙冶方在上海沦陷时期就在一起工作。他提到你外公为电影《天云山传奇》写文章的事。

武：对这件事，我也认为他在“管闲事”。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好像是1982年放映的，放映不久就被某些报刊斥为“完全歪曲了反右斗争的真相”，认为它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文化上的反映”。外公在医院里看到这些评价后，就对我说：想办法给我找来看看。我费了半天劲才找到一个录像机和带子，在病房里放给他看。看完后，他说，这种指责完全没有道理：第一，反右派题材的东西不能禁止；第二，和资产阶级自由化也不沾边。我要写文章对这种无理的指摘进行抗争。他给夏衍和张光年打电话，说要写文章。夏衍和张光年虽然对外公的支持表示感谢，但都不同意他写文章，因为他的身体已经不行了。我也反对，要他爱惜自己的身体。但他还是坚持要写，以分明的是非和热烈的爱憎，投入了这场论争中去。文章发表后，反响很大，对这部片子基本上肯定了。

临终前仍念念不忘自己的使命

徐：你1979年到蛇口去工作了，与外公的接触也就少了吧？

武：我1979年到蛇口，只是短期考察。1980年才正式到蛇口工作。蛇口是“特区”，一切都在试验。我虽然见外公的时间少了，但我们经常联系。对于蛇口特区这个新生事物，外公极为关注，经常写信或打电话给我，要我告诉他蛇口的情况。1981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时，刚上马的特区就被攻击为是资产阶级的温床。有些所谓的理论家，还酝酿写了一篇《租界的由来》，广为散发，挑起了姓资姓社的争论。外公很关注。他特意给我写信，要我把对香港经济发展的看法，我在蛇口的感受，实事求是写给他。我给外公写了一封长信，谈到蛇口生气勃勃的景象，对那些挑起姓资姓社争论的理论家们表示了自己的不满。这封信外公修改后，变成了我写的一篇文章。外公送给了胡耀邦。耀邦批示给有关部门参照，并将附件给了外公。后来，我才知道，这篇文章还起过一些作用的。

也是在这次争论中，原来派我们到蛇口的交通部，担心又犯路线错误，把我们全部调回来，规定：全部干部撤回，一个不留，谁留下党员开除党籍、科技人员开除工职。两百多干部都撤回，等于让蛇口这个新生事物陷入困境。我对此坚决反对，我坚持要留下来。我和外公谈了自己的想法，外公坚决支持我，并鼓励我在那里作出一番事业。这样，在北京，交通部找我谈话时，我明确表示：留在蛇口，在哪儿都是为党工作。结果，交通部就留下我们三个人。我告诉外公后，外公很高兴，并鼓励我，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风浪，一定要坚持住。

徐：我看到有关蛇口特区的著述中，多处提到了你。后来，你还当官了。看来你没有辜负外公对你的期望。

武：是的。1984年，我被提为蛇口区的副区长，我来北京公干时，我的交通部的老领导苏宁见到我说：“鼻子一犟还犟出名堂来了，如果留在交科院你还当副局级？连课题组长都通不过。”不过，那时外公已经去世一年多了。

徐：你在蛇口期间，外公已经因病住院了。想必你也没有时间常来看他吧？

武：我虽然在蛇口，但回北京的机会非常多。每次回来，我就要在外公身边待几天，等到他1982年癌症住院时，我在北京的时间更多了，常常陪伴着他。1979年，在得知外公得癌症后，小平同志有一个意见：一定要把孙老的经济观点留下来。中央为了抢救外公的经济思想，在青岛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参加这个班子的人，现在都成了叱咤风云的经济学家了。

1982年，外公病势转危，住进了医院。不过，他对中国经济的思考一刻也没有停息过。这一年，十二大召开，他作为中顾委委员、大会代表，在会上做了一个发言，认为党中央提出的从1981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内，争取全国工农业生产年总值翻两番的奋斗目标，是有充分把握实现的。但是也有人信心不足，认为速度定得太高，又要犯浮夸与冒进的老毛病。中央领导同志从简报上看到了这个发言，便想请他写篇文章详细地论述一下这个问题。接到通知后，他一刻也没放松，总是念叨着：“这是中央交给我的任务，我一定要把文章写好。”

赵紫阳看到他的发言后，专门到医院来和外公商讨，我正好在。赵紫阳刚当总理，就经济管理问题征询外公的意见。外公说：“总理，要管好经济工作，记住一点：统计要独立。我们吃统计的亏太大了，统计不独立，统计就不真实，经济就会出问题。”后来《人民日报》发表了《统计要独立》的文章。谈到经济20年翻两番的想法，赵紫阳问：我们到底有没有把握？有些人有不同意见。外公说：我经过思考，认为有把握。我正在写文章阐述这种思考。这次谈话后，外公的意见被写进了赵紫阳的《政府工作报告》。后来，外公就写了他生命中最后的一篇文章：《二十年翻两番不仅有政治保证而且有技术保证》。

徐：这是一篇当年反响很大的文章。它的意义不仅是经济上的，而且是政治上的，对那些迈不开改革开放步伐的人，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武：是啊，现在来看，意义更加凸现。你不知道，那是外公在病床上写的。那时，他的身体已经不行了。他让人把一大摞子的书和参考资料都拿到病房里，他自己看，也让人们给他读。我还专门请人给他做了一个床桌，把床摇起来后他就可以俯在床桌上写东西。这篇文章，他先给我讲，我就记录，有一个稿子后，他再讲，助手记录。最后他修改。助手把稿子给他逐字逐句地念了一遍，他边听边提出修改意见。晚上，他又让我再把稿子一遍又一遍地念给他听。我念的都已经口干舌燥了，他还是倾注全神在谛听、在思考、在推敲。次日一大早，他一遍一遍地修改着。打印后，晚上，他又让我再把稿子一遍一遍地念给他听。

稿子见报当天，下午两点，赵紫阳总理办公室打来电话，告诉他，总理已经看了他的文章，认为写得很好，对于当前的国民经济调整和2000年远景目标的实现，都有很好的作用。而且还告诉他，胡耀邦同志看了，陈云同志看了，都认为写得很好。后来，姚依林、陆定一、薄一波、伍修权、周扬、薛暮桥、于光远等都打来电话，祝贺他为党、为国家写了一篇很好的文章。

外公听后，一阵轻松，对李昭和我说：“这是我最后的一篇文章了！”我们自然心情很悲凉。

徐：看来，外公对自己的身体状况还是了解的。他这是奋力一搏了。外公去世时，你在他身边吗？

武：在。外公在弥留之际，提出一个非常怪的要求，想吃红萝卜皮cheese，也就是奶酪。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东西，但我知道。因为外公给我讲过。当年，外公在去莫斯科留学的火车上，每人发几个面包和两个红萝卜奶酪。有一天，苏联的列车长冲进中国留学生所在的车厢，大喊大叫大骂。后来才知道，有人嫌红萝卜奶酪不好吃，扔到厕所里被苏联人发现了。这位列车长很愤怒，叫嚷说：全苏联人民都吃不上的东西，优待你们这些学生，你们居然给扔了。后来才知道，是王明扔的。外公说，他们不喜欢吃，可我喜欢吃。所以，当外公一提出这个要求，我就明白了。可是，当时条件有限，到哪儿找呢。后来，还是梅益通过关系找到外交部才弄到的。外公躺在病床上，一片一片的削着吃，一脸陶醉。他削一片给我吃，我一尝差点没吐出来，一点都不好吃。外公说我是“土包子”，洋东西你不会吃的。

外公其实挺洋的。1949年上海被接管以后，外公在上海财委工作。办公地点是原来日军侵华司令部。当时要把资产阶级的东西全部清走。外公突然发现，有留声机和一柜子唱片。他就把这些搬到了办公室一直保留到他去世，现在都在我这里。外公一辈子喜欢听音乐，而且听到了很高的境界。在他住院时，留声机拿到了病房，他就在这音乐中与病魔抗争。我在陪伴他的过程中，听懂了贝多芬《英雄交响曲》等等。他不会弹琴但他会听音乐。古典音乐，曲子一响他就可以讲出音乐表现的意境。所以，追悼会时，我自作主张：不放哀乐，放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因为这是他生前最喜欢听的。

徐：我看到过外公的遗嘱，其中一条是不开追悼会。可是后来还是开了。

武：外公的遗嘱是这样写的：“死后尸体医学解剖，不举行告别仪式，不留骨灰，不开追悼会。对我的经济学观点，开个评论批判会，正确观点，广为宣传；错误观点，加以批判，以免贻误社会。”以外公的贡献和级别，如果按照遗嘱不开追悼会、不发讣告，中央不好办。后来，还是搞了一个小型遗体告别仪式，不算是追悼会。这个仪式是我一手操办的，我不要一个花圈，但是满屋子布满了鲜花。杨尚昆、李先念、王震、谷牧、姚依林、方毅、张劲夫、汪道涵等，都来了。王光美阿姨一直在现场陪伴着我们。

徐：这个告别仪式是别具一格的。

武：外公一生特立独行，我想，如果他在天有灵，一定会喜欢这样的送别方式的。告别仪式结束后，把外公送进火化场，我才陡然感到失去外公的痛苦，（下转第76页）（上接第39页）失声痛哭了两个多小时。

徐：你外公去世前，由薛暮桥、徐雪寒等55位著名经济学家发起成立了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薛老提议：孙冶方搞了这个基金会，以后我们其他人就再别搞了，我自己表态，以后绝不搞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经济学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已经25年了，推出了一批一批经济学家，像现在著名的李克强、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等等。

武：其实，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除了推出新人的作用，还有团结“旧人”的作用。

徐：什么意思？

武：我这里说的“旧人”，是指一些老经济学家。你知道，改革开放30年了，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学界观点分歧相当大，“左”、右之争在经济学界表现得更强烈一些。不同观点的经济学家，很难坐在一起。可是，每当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或开会或评奖时，不同观点，甚至是针锋相对的人，也能聚在一起，共同商讨问题。我作为理事，看到这一幕都觉得很好玩。一位经济学家曾感慨地对我和李昭说：如今的经济学门派很多，有些会你出席了，他就不出席，也只有在纪念孙冶方的旗帜下，才能把这么多不同门派的经济学家聚到一起。

徐：谢谢你接受采访。

（责任编辑 吴思）

2008年第9期 市场经济理论：广东创新的背后　作者：王启军

改革开放呼唤市场经济理论的创新

王启军：在中国改革开放十周年即将来临之际，我们党于1987年召开了十三大，并在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中确认为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这与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相比，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您当时是怎么思考的？

王利文：是的，十三大的政治报告中对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新提法与此前党的系列文件精神相比，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在承认商品经济的基础上向前又推进了一大步。但是我当时认为还不够，还存在着很多的不足。比如，既然已经承认了商品经济，干吗不直接承认市场经济呢？既然已经认可了市场调节，干吗不承认市场配置呢？所以我认为还是有些遮遮掩掩。也就是人们经常说的“不解渴”。

王启军：那么不足的客观依据是什么呢？

王利文：这些主要是来自于广东、广州改革开放的实践认识。作为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前沿阵地——广东在实践中遇到很多新的问题，迫切需要理论研究者回答。这就要求理论研究面向现实、面向实践，迎接挑战。1983年春节期间，一位当时的地方负责人向邓小平同志汇报，市场经济占那个地方的一半，愈到基层，市场化的比例越大；实行这种做法不到6年，产值翻了一番。邓小平听到后说：“看来，市场经济很重要！”据可靠消息证实，“那个地方”就在我们广东。如果说，1983年前后，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在广东、广州是平分秋色的话，那么到了1987年前后，市场调节已经占到了80%左右，也就是说市场调节完全左右了经济局势的发展。我因为担任过领导同志的秘书，又在农业、政策研究等部门工作多年，对此是深有体会的。

王启军：一方面珠江三角洲地区自开启市场化改革以来，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束缚，导致了很多问题，可以说生产关系已经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这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王利文：是这样的，这就像硬币的两面一样，一面是坚持市场化改革的取向，另一面是坚持“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就带来了很多的问题。政府的行政配置与市场配置经济资源同时并存，而它们各自又都有自己的一套运行机制，这样两种机制的“双轨制”，造成了许多的“两难”问题。承认商品经济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不承认市场配置，还是不彻底。一方面承认商品经济，一方面又不彻底，搞得基层同志很是茫然不知所从。强调走市场的路子，就应该明确市场的地位。

这方面我们广州有一个深刻的教训。1986年，根据国际风扇市场行情的新变化，顺德县北镇“美的”风扇厂和广州市一家老牌的国营远东风扇厂，不约而同地发现了风扇制作材料从金属转向塑料材料的新趋势，并且同时想到了要转产的问题，这是国际风扇市场变化的客观需要。结果怎么样呢？被排除在“计划”外的“美的”风扇厂，立足于国际市场的最新变化，以市场为中心，主动求变，从国外引进了先进的技术装备，从这家国营风扇厂挖掘了一些技术人才，通过消化吸收，不断改进生产工艺，仅仅用了半年的时间，就把产品成功地输送到了国际市场的顶端销售场——北美市场，而且实现了利润翻番的可喜变化。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时过三年，我们广州的那家国营工厂还在“计划”的程序中转圈呢！准备转产的层层报批的程序还没有办完！这就是市场的活力和市场的残酷。活力是对“美的”说的，残酷是对我们广州的国营远东风扇厂说的，在活力与残酷中实现价值的唯一条件就是遵守市场规律。

这个案例对我们当时的政策研究界和经济理论界是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对比，所以我一直强调：改革开放中碰到的问题，只有在进一步改革开放中寻求解决的办法。也就是后来我们的一句比较经典的“发展中的问题需要在发展中解决”所概括的。因此形势的变化迫切要求广东的经济体制不能停留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中了。

王启军：客观形势要求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要求为市场经济正名，但是理论能不能创新却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经过几年的争议，商品经济才刚刚开始形成共识，能不能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大踏步地走上市场经济，受制于很多条件，这就需要一次上下的互动，才有可能实现。而1987年的全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会议正是提供了这样的契机？

王利文：是这样的。可以说正是带着这些思考，我参加了1987年夏天在四川乐山召开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讨论商品经济。因为国务院发展中心的许多专家、学者等都参加了十三大政治报告的起草或者材料整理等工作，所以对于中央最新动态的把握是比较准的，因此与他们的谈论和座谈使我进一步打开了思路。现在印象比较深的是与当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李伯溪主任的讨论。她当时也是国务院研究中心的一个学科带头人，思想很解放，也是全国人大代表。她也认为即将召开的十三大的政治报告上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提法“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尽管这与《中共中央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相比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但是还是感觉意犹未尽。听起来觉得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很不解渴。当时改革很不彻底。

更为重要的是她告诉我，中央部门中一些主张市场化改革的专家、学者如马洪等也是这个观点。听到这个看法后，我觉得很振奋，这说明我们广东的探索与思路跟中央职能部门的思考是一致的，我们广东是完全可以“先行一步”的。这样，我就把我的想法向李伯溪和盘托出。我说我想回去后，根据广东改革开放的实践，进一步探讨如何放开手脚、怎么样进一步加快发展的思路。她说我这个思路很好啊，并告诉我一些人尽管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所在，但是不敢搞，不敢明目张胆地讲出来，因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刚刚经过几年的争论，形成初步的共识，现在就讲市场经济的话，有点太超前了，不很放心。她认为广东是改革的试验区，应该可以冲一冲的。同时我还邀请她们等广东筹划组织好开研讨会的时候来广东交流、指导。实际上，从我回来筹备到市场经济系列研讨会的召开都得到了她们的大力支持。

王启军：四川乐山会议让您把握住了中央的“脉搏”，回来以后又是如何筹备的？

王利文：回来以后，我立即着手开始准备。一方面我给市委副书记邬梦兆汇报四川会议的情况。他听了我的汇报后很是支持我们，说：“你们放手大胆地搞就行了，开会的时候，我到会讲话，给你们支持。”果然，当我们开会的时候，邬梦兆到会致辞，并提交了《建立与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将广州综合改革推向新的发展阶段》的论文，围绕着市场体系的问题进行了理论的思考，并对我们经济理论界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在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中，也确实遇到多方面的具体困难和问题，迫切需要在理论的指导下制定总体配套实施方案，通盘地筹划解决；加快建立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促进商品经济发展，更有赖于正确的理论指导。改变理论研究落后于实践的现状，是全市人民、全体实际工作者对理论界的殷切期望。”另一方面，我向广州市经济发展中心的全体同志进行了传达。经过大家的讨论，一致认为，应该组织进行大规模的、大范围的理论讨论，这样才能造成声势，形成共识。按照这种思路，我就找到了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书记、省经济学会长曾牧野，跟他商量具体怎么来搞这次研讨活动。我因为是1987年评上经济学的副研究员，同时加入了省经济学会并担任了常务理事，所以跟曾牧野比较熟悉。曾牧野也很支持，当时省社科院在越秀北路，我从广州市委过去讨论事情比较方便。我跟曾牧野等商量几次后觉得光我们发展中心一家搞的话，可能是组织一场就结束了，这样形不成规模，影响可能也比较小。当时我们正好有六家单位，有省社会科学院、省经济学会、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广州市发展研究中心、广州市经济研究所、广州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广州市社科院的前身）。我就说要搞的话，发动大家都来承担，轮流坐庄。这六家单位的主要负责人通过几次会议碰头形成了初步的共识，在1988年连续组织搞了六次“双月理论研讨会”。主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每一次的会议又都有不同的侧重点。这样我们就分头准备了。

王启军：组织起同一个主题的六次研讨会，在全国来说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有些媒体称这系列研讨会是市场经济理论探索的“渡江战役”。

王利文：今天看来这六次系列研讨会之所以成功，我认为主要是得益于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对政治大气候摸的比较准，也就是你说的我们把握住了中央的“脉搏”。起码来说当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是支持我们的，后来在我们的研究报告上，赵紫阳同志还给我们作了重要批示：“这是一个可以和应该深入探讨的理论问题。”尽管在党的“十三大”上已经有所突破，但是我们还觉得不够，中央一部分同志感觉还是有所保留，所以我们摸准了全国的总气候。另一方面，因为当时广州、广东走的是市场化改革的路子，所以省市领导同志都是很支持我们的研讨会。省委林若同志是大力支持我们的。因为林若同志本身就是商品经济的“信徒”，他曾经就商品经济的问题请卓炯去给主要领导同志讲课，即使在“六四”事件后，极“左”思潮又一次抬头，经济理论界一些人大批广东关于市场经济系列研讨会是在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之时，还是十分坚定地对我们说：“你们搞理论研究，不要管那些杂音，不要受那些东西的干扰。”市委副书记邬梦兆同志不仅仅是支持我们，还围绕着我们的研讨会的主题作了致辞，致辞的内容也是市场经济的论文，而不是官话的致词。

“三人团”撰写总报告

王启军：六次研讨会，产生了一个向中央的报告。召开研讨会，为什么要向中央提交报告呢？

王利文：向中央提交研究报告主要考虑到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我们认为这个报告很重要，大家认为，我们讨论的问题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性问题，应该让领导人知道，通过影响领导人来影响决策，进而推进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这个主意主要是我的观点，我认为理论创新的目的是为了指导实践，否则为理论而理论就失去了理论的价值，而在中国能发挥理论作用的最佳途径就是通过政策的制定来发挥作用。我们常讲“理论一旦为群众掌握，就能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其实，理论一旦为领导人掌握，又何尝不会变成巨大的政策力量呢？

二是党的十三大对商品经济的肯定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还没有形成突破，还有很多未解决的问题，因此我们认为应该进一步向前推进。当时从整个的氛围来看，不管是中央领导层还是广东省、广州市领导层都是开明的，很乐意听取理论界的建议和主张，这种宽松的氛围也是当时能够进京递交报告的重要原因！

三是1987年广东省组织专家、学者和政策部门调研起草关于广东省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报告，1988年2月10日国务院原则批准广东省1988年1月7日《关于广东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经济发展的请示》，指出：广东省作为综合改革试验区，改革、开放继续先行一步，要在实践中积极探索、总结经验，正确处理好新旧体制转换中的矛盾。要按照党的十三大的要求，实行全面综合改革和全面开放。要以加快培育和发展国内外、省内外市场有机结合、相互协调的市场体系为中心，相应进行宏观经济调节体制和企业经济机制的配套改革，争取在三五年内，建立起有利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新体制框架。因此借助这次机会，我们想通过递交报告的形式，请求中央同意广东、广州实行更为彻底的市场经济体制，为进一步加快和加深广东、广州改革开放的步伐，发展经济，组织新的经济起飞提供体制保障。

王启军：请你详细地讲讲报告的起草过程。

王利文：1988年早春，第一场双月研讨会由广州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负责筹备召开，中心议题是对市场经济的理论问题进行综合探讨。我当时是市委政研室副主任兼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根据与曾牧野等的讨论，我与郑炎潮、张向荣三人组成了起草《广东、广州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报告》的小组，后来有些媒体将我们三个人的小组称为“三人团”。我们三个就住在白云山制药厂的招待所，当时的白云山制药厂可是风头正健。他们是改革的实践者，当时这个招待所开始实行了自助餐的就餐模式，这在全国也是比较早的。我们三个人研究讨论了该研究报告的协作框架、大纲小目、中心思想和应注意的问题，分工由他们两个先起草，我参加最后统稿和修改，他俩封闭了一个星期，集中研究资料，集中写作。在与郑炎潮、张向荣的讨论中，我们就切实感受到了理论上的束缚了。一方面党的十三大的“红头文件”是“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另一方面，又是基层的改革呼声：市场!当时我们广东的一些领导同志更是公开与不公开地宣称：广东就是要搞市场经济的“一统天下”。这就是现实生活与“红头文件”的“对不上号”。起草人之一的郑炎潮对“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提出了比较尖锐的批评：“这种模式把国家凌驾于市场之上，将国家排斥在市场法规之外，仍未能彻底摆脱传统模式的阴魂。”经过讨论，我们认为：“传统的理论将市场经济作为资本主义专有物是错误的，作为一种资源配置的方式，市场经济既能为资本主义所运用，也能为社会主义所运用。”同时，我们所收集到的资料也显示了同样的问题：广东、广州放开市场、放开价格的9年实践，使经济资源由政府单一配置初步变成政府、企业、劳动者多元配置，初步改变了过去那种靠官员管理经济的模式，逐步形成了社会全员管理经济的模式，这极大地改变了资源积压、浪费的现象。而且根据当时的统计：到1988年广东省竞争性价格放开已经超过了87%。而作为改革开放窗口的深圳更是在1984年8月1日起就放开了竞争性价格。取消购销价格倒挂和财政补贴的同时，实行新工资制度等都获得了成功。这都要求将资源配置全面推向市场！经过我们的讨论，我们认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出路，就是和我提交给研讨会的那篇论文的题目一样：“出路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王启军：这个总报告可以说是凝聚了当时整个广东省内经济理论界的心血，也是集体合作研究的产物，我看到这个报告主要有三部分组成：对市场经济的再认识，广东、广州综合改革实行市场经济的客观必然性，改革的目标模式、过渡问题及对策。请您谈一下对市场经济的再认识。

王利文：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相联系的资源配置方式，这就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进行了脱钩处理。因为市场经济是资源的有效配置方式，所以我们还专门就资源配置方式的多种选择进行了论述。从理论上，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的市场经济，既可以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相结合，从而为资本主义所运用，也可以与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相结合，为社会主义所运用。社会主义社会不应该也没有必要以是否实行市场经济，当作与资本主义的分水岭。在实践上，资本主义国家中也曾出现过计划和行政调拨配置资源的统制经济，社会主义国家中亦有市场经济的实践。针对当时认为市场经济必然会导致社会生产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的观点，我们也进行了驳斥。同任何一种资源配置方式都存在着利弊两面一样，市场经济也有其消极方面，但是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并非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而只不过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的阶段性现象。在当前资本主义发达阶段，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加大政府的干预力度，社会经济的无政府状态已经有所改善。我国近40年的经济建设经验说明，一个无所不包、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体制，并不能克服比例失调、资源浪费等问题。

王启军：因为刚刚获得了国家批准的综合改革试验区的资格，所以当时广东、广州上下都在讨论如何就综合改革试验区进行深刻改革、扩大开放的问题。而您的报告中对这个问题开出的药方是市场经济，请详细谈一下这个问题。

王利文：1988年2月，中央原则上批准了广东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区的方案。这对广东是一个很大的推动。而广东经济理论界早在1987年参加起草改革方案的时候，就开始思索广东能不能更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为全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突破性的探索。当时大家普遍认为应该是实行市场经济。这样，在起草这个报告的时候，就围绕着贯彻落实这个综合试验区的方案进行了论述。我们认为经过几年的改革、开放以及经济的发展，广东、广州已经进入了综合改革、全面开放、高速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这要求广东、广州必须做出新的决策：实行市场经济。

王启军：我注意到这个报告的起草时间是1988年早春，而这次系列研讨会的第一次会议是在1月底，而到了2月份的时候，这个报告已经送到了北京，从这个时间的角度来看，是否这个报告并没有完全反映系列研讨会的主要精神呢？

王利文：并不能这样认为。我们起草这个报告的过程确实是早于这个系列研讨会的全部召开，却是在第一场（综合性）研讨会吸收专家、学者意见之后。实质上这个报告不但是反映了这个系列研讨会的精神而且是这个研讨会精神的总的概况。起草这个报告前，六家单位的相关人员进行过讨论，已经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路，而报告的初稿形成后，又通过召开内部小型座谈会对稿子进行修改和讨论。1月底召开会议后，我们又将会议的一些新看法吸收到了这个报告中。可以说这个报告既是对这六次研讨会精神的高度概括，又通过研讨会的形式，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精神实质宣传出去，形成比较大的声势。

递交报告，赵紫阳批示

王启军：一个省的学术会议报告要递交给中央相关领导同志，要通过相关人才能送进去吧？

王利文：第一次研讨会结束后，我们根据与会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对总报告进行了适当的修改和调整。在2月份，春节前夕，我和张向荣就“趁热打铁”，赶到北京，将我们的报告提交给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请他转交中央领导同志。为了随时方便联络，我们住在了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较近的空军第四招待所。住进去以后才知道中央政治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也在这里临时办公，这样倒是便于与他们的一些人进行适当的交流。

马洪这个人是比较慎重的，他先请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的吴敬琏、胡季对我们送去的这个报告进行再推敲并写了点评。当时吴敬琏是国务院发展中心的常务干事。在他们的这篇点评《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中，吴敬琏、胡季认为“市场经济是与命令经济、统制经济相对论的一种社会组织方式的概念，它突出市场机制对社会资源配置的作用”；“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用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换句话说，我们要通过改革建立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不是别种类型的商品经济，而是采用有宏观管理的市场配置方式的商品经济，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把它叫做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样，通过他们的点评就委婉地点出了市场经济，但是这个时候他们还不敢“明目张胆”地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是婉转地表述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马洪对后来被称为“吴市场”（吴敬琏）的点评是十分欣赏的。这样，我们的总报告，吴敬琏、胡季的点评和马洪的亲笔信一起送到了中央领导赵紫阳同志处。不久，我们就收到了批示。

王启军：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我们广东、广州方面并没有看到，听说您是通过赵紫阳同志秘书李树桥同志了解到的？

王利文：是的。1988年4月24日，我接到了赵紫阳秘书李树桥同志的电话。他告诉我赵紫阳同志已经作出批示了。这样他就在电话上边念，我在广州这边记。接到这个电话的我很兴奋，觉得既然中央领导同志都能支持我们，既然“这是一个应该深入探讨的理论问题”的话，就说明我们是可以搞的，而且应该是可以大规模地进行的。这样，我立即给当时一起搞研讨会的各个单位进行了通报，大家都很高兴。

我和李树桥认识，得益于《红旗》杂志的联络员制度。李树桥曾经是《红旗》的编辑，他后来调到了赵紫阳同志办公室。当时《红旗》在每一个省都有联络员，因为广州当时是单列市，所以也设置了一个联络员，就是我，从1984年就开始了。为了扩大影响，我还利用担任《红旗》联络员的身份，把这个总的研究报告，送给《红旗》编辑部。后来这个报告在4月份以《红旗》杂志“内部文稿”的形式全文转载，摘要内容同时刊发在新华社给中央领导同志参阅的“动态清样”和“内参”上。

“政治风波”倒春寒

王启军：正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大讨论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的时候，一场政治风波来临了，您是否感受到了压力？

王利文：其实，这场变动的压力并不是始自1989年6月，早在1988年秋季的时候，我们就感受到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88年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一些通货膨胀、“抢购风”等失控和混乱的现象，随着，国家开始采取治理整顿的调整部署。以此为契机，原来那些计划经济的顽固保守观念乘机兴风作浪，开始了对“市场化”改革的批评。很多人开始含沙射影地批评我们，而且这种批评日趋尖锐。1989年“六四”事件后，极“左”势力抬头，全国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风潮，经济理论界极左派更是冲锋在前。在批判的过程中，很多人将“市场经济”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等量齐观，甚至将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等同于取消公有制，个别的人还上纲上线地把“市场经济”上升到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的高度。

我给你讲个事例：1989年6月9日，邓小平同志在接见戒严部队干部时的讲话精神，这个实况当时在电视上进行了报道。我当时就坐在电视机前认真地看电视。他宣称“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但在第二天的新闻报道上则改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我们将信将疑，也有许多议论和期许，后来整理的内部印发的原整理稿中，确实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而不是“市场调节”相结合。可见，这股否定市场经济的风潮是来自上面的。

批判广东经济理论界是思想上的自由化、经济上的市场化、所有制上的私有化，这“三顶大帽子”，像三座大山一样压在了我们的头上，当时广东经济理论界到外地开会的学者总是被人家批评的。但我们跟他们进行了很多的辩论，通过辩论一方面使我们认识到改革每走一步都面对着巨大的阻力，改革来之不易，使我们更加坚定地推动改革开放和发展；另一方面，通过辩论也宣传了我们的主张。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方式也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尽管有很大的压力，我们还是有信心的。

王启军：广东有这样的底气，我想恐怕主要是来自广东、广州省市委的支持，来自广东、广州改革开放的实践。

王利文：是这样的，面对着全国的大批判，广东省委、广州市委等顶住了压力，更确切地说是他们自己承担了压力，而给学者们提供了宽松的环境。当时为了统一党内的认识，中宣部于1990年5月发行了一个内部材料《关于社会主义若干问题的学习纲要》。这个材料不仅是强调了要坚决反“和平演变”的问题，在经济体制改革上要划清两种改革观的界限，还提出这两种改革观表现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还是私有化；坚持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还是实行完全的市场经济。这就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划上等号。这些都是来自上层的压力。但是广东自“政治风波”以后，就针对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了适当的部署。当时的省委书记林若对我们说：“你们不要管那些争论，你们按照研究规律，继续进行经济理论的探索，不要受那些东西的影响。”1989年10月，广东省委宣传部召开社科联座谈会，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肖如川明确表示：“对学术问题不要随便扣‘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也不要与‘自由化’挂钩。”当时与会的省社科院副院长、省经济学会会长曾牧野听出了弦外之音：广东这是高高的挂起“免战牌”，这实质上保护了一大批进行超前理论探索的学者。如果按照某些地方进行“反自由化”的做法，广东经济理论界可能要进行彻底的“清算”，那对于改革开放的大业来说，无疑是一个釜底抽薪的破坏。

广东在改革开放的几十年中一直都是“多做少说”，甚至是“只做不说”，所以有人曾经嘲笑我们“只会生孩子，不会起名字”。其实，“退一步，进两步”，以干为主，不搞争论，不搞辩论，这可能是广东迅猛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试想一下，什么事情都要争出一个子丑寅卯来之后再干，那可能就要极大地延误发展经济的契机，这也不符合邓小平同志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思路，毕竟没有经验可以借鉴，改革开放在发展的过程中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都是正常的，只有在进一步发展中才能解决发展中的问题，才是正确的态度，否则可能什么都干不成。小平自己也说：“不搞争论嘛！”

市场经济“上户口”

王启军：“政治风波”持续了较短的时间，广东就迎来了春风：小平同志南巡。这对于广东经济理论界的探索者来说，无疑是一个喜讯。

王利文：是的。随着邓小平南巡，我们都感受到了风气要变了。我们都密切关注着、兴奋地等待着。事实上，在批判自由化的过程中，我已经从一些字里行间感受到了“变”的可能性。尽管那几年上下对市场经济的批判是一浪高过一浪，但是改革者也没有停止，广东的经济理论界在积极研究产权问题，筹备召开产权问题研讨会，认为这是市场经济中的关键。另一方面，最明显的是邓小平本人。他在1990年12月24日，在十三届七中全会前夕，在同一些领导同志谈话中就指出：“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否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计划和市场都得要。”1991年1月，邓小平在上海过春节，我注意到署名“皇甫平”的文章《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强一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等。这股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舆论先导风潮迅速为国内外捕捉到了。尽管这个时候还没有完全读懂文章背后的内幕与信息，但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信号已经告诉我们：要变了。果然到了1992年1月，小平的武汉、深圳、珠海、上海之行，已经明确的显示出，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而且他老人家也已经考虑成熟了，即“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至此，“市场经济”这个“异教徒”终于迎来了登上社会主义圣殿的时机。

王启军：经过小平南巡提出了对市场经济的再认识，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在党的文件上正式给市场经济上户口，仿佛也只是一个对程序的执行过程。

王利文：“十四大”报告让市场经济第一次登上共产主义的殿堂，是给市场经济上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户口。在政治报告中无论是对市场经济的内涵的把握，还是对市场经济与所有制、分配方式、宏观调控、保障体系、市场体系的培育，对外开放上的部署，都跟我们在1988年进行市场经济讨论中的思想是一致的，看到这个政治报告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我们的六场系列研讨会大讨论没有白做，我们的辛苦是值得的。我们“自发”地进行了几次对中央政治报告的学习讨论。大家都很受鼓舞。用卓炯老的话说：“我们终于跟上了中央的节拍。”

王启军：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王利文：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广东省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广州市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经济学研究员）

（责任编辑 萧 徐）

2008年第9期 参与改革开放的第一港商　作者：杜明明

有香港“毛纺大王”之称的港商曹光彪，不但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出资成立香洲毛纺厂，成为“参与改革开放的第一港商”，其后又发展航空业务，创办第一家由港人自行管理的港龙航空公司，写下了一生传奇的篇章。

在举国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时，在改革开放列入国家根本大法之际，改革开放像一个巨人把中国举到了世界强国的高处。改革开放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而且也是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变革的必由之路。今天，外商企业、私营企业撑起了中国经济的半壁河山，成为改变中国影响世界的重要力量。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改革开放的巨人又是怎么迈开历史性的第一步呢？

今天，人们把头一个吃螃蟹的人称作勇士，那么，我能够采访到三十年前第一位直接参与改革开放的“勇士”，实在是幸运。因为在港当记者十多年里，都知道曹光彪老先生十分低调，不见记者。

在香港九龙一个大气恢弘、古色古香的居所里，一位老人正坐在客厅里读报，他抬起眼，慈祥地看着我，那目光沧海桑田而又聪慧异常。我马上明白，他就是我要采访的人——香港永新企业有限公司主席、“港龙航空”创办人曹光彪先生。

荣获沃顿院长勋章

在曹光彪先生的书房里，我看见那枚著名的“沃顿院长勋章”。

我知道，这是他在2004年6月获得的。当时，美国著名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院长贺克教授专程飞往上海，隆重地把这枚“沃顿院长勋章”颁授予他。

众所周知，“沃顿院长勋章”是一项十分特殊的荣誉，只有对推动全球经济与世界和平作出杰出贡献的人，才有可能获得这个奖项。在曹光彪获得这殊荣之前，中国人得到这个“沃顿院长勋章”的，只有内地的汪道涵先生和台湾的辜振甫先生。

贺克院长在颁奖致词中以真诚的语句褒扬了曹光彪，他说：“曹光彪先生是中国企业界的先驱，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第一个在中国境内创办企业的港商，他树立了海外投资的典范，凭其远见卓识和领导能力，克服了无数困难，为更多的人创造了工作、价值和财富。”

曹光彪先生还荣获过香港银紫荆勋章、荣获过上海市荣誉市民、宁波市荣誉市民、珠海市荣誉市民等称号，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还将第4566号小行星命名为“曹光彪星”呢。

办香洲毛纺厂是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事

当我把目光从“沃顿院长勋章”收回，曹光彪先生对我谈起1978年创办和经营香洲毛纺厂的历史。

当曹光彪回忆起当年头一个“吃螃蟹”的经过时，兴奋激动让他的眼睛炯炯有神，他说：“我今年快九十了，如果要说我这一辈子做过什么有意义的事，我自己认为，开办香洲毛纺厂，参与国家的改革开放，是我一生中做过的最重要、最有意义的事。”

那是1978年十载“文革”动乱方止，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内地对于外商仍是“重门深锁”。当时的中国，不要说“文革”极左阴影和保守思想仍然存在，事实是1949年开始，私人资本已经被彻底赶下了历史舞台，资本家也成了“罪大恶极”的名词。曹光彪还清楚地记得，那时，没有一个香港商人在内地有投资，就是连返回内地看看也都要视为畏途，要鼓起很大的勇气，壮起胆子。有次他带秘书出差，步过罗湖桥头，填写“介绍信”、检查行李时，秘书被吓得出了一身冷汗。

“那么，在一种如此隔膜、封闭、紧张的氛围下，投资开设香洲毛纺厂的决定，到底是如何做出的呢，您的勇气从哪来的呢？”我问。

“事隔了三十年了。”曹光彪的眼睛眯了起来，透过岁月，仿佛回到了当年，他回忆道：

那是1978年5月23日，我去北京拜会老朋友，时任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公司总经理陈诚宗。陈诚宗一心希望为国家多创一点外汇收入，一再要求我代向外国市场推销国产毛衫和其它纺织成品。但是老实说，当时的国产毛衫花样陈旧、质量欠佳，很难推销出去；而内地的工厂生产、管理落后，工人积极性不高，产品出了次货也无人负责，要想改变谈何容易。一个“补偿贸易”的念头在我心中萌生。于是，我就对陈诚宗说，国内工厂生产不出国际市场需要的产品,代销是不行的了，还是让我来到国内办一个工厂试试吧！当时这个想法是够胆大的了，但陈诚宗认为是个好主意，不妨一试。陈诚宗要求我回港后立即起草一份建议书，由他负责向上级呈报。

我返港后，经过一周详尽思考，亲自执笔拟写了计划，由香港永新企业有限公司引进先进的设备和技术，负责提供厂房图纸、建筑材料，培训管理人员和操作工人员，企业投产后，原料全部由“永新”进口、产品全部由“永新”外销，专门为“永新”加工生产纺织兔毛混纺纱、羊绒纱及羊仔毛纺，厂址设在广东珠海。合作期为五年，所有厂房建设与生产设备费用以人工费作为补偿。我于6月15日把全套设厂计划书寄给北京。

陈诚宗将计划书报送中央，不到一个月时间，7月6日即收到答复，基本上同意我的建议。

“这么快就决定了？”

“是的。”曹老露出了笑容。

1978年8月31日，“筹办毛纺定点厂协议书”签订仪式在澳门南光贸易公司举行，甲方为中国纺织品进出口总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乙方为香港永新企业有限公司，见证人为南光贸易公司。工厂选址在珠海，命名为香洲毛纺厂。

据报载，曹光彪内地开设香洲毛纺厂的消息传出后，在香港社会引起了极大的轰动，香港各大报章纷纷采访报导。1978年9月，香港大公报、文汇报、星岛日报等用显著篇幅报导了有关新闻，其中，大公报的标题是：“永新企业内地设厂，曹光彪畅谈互惠互利计划”；文汇报是“永新公司珠海设厂，生产高毛级纺织毛纱”；星岛日报更在标题中称“中共可获得外汇年达三百多万，加工纺毛纱更可吸收经验”……。

就这样，中国第一家境外人士开办的工厂——珠海香洲毛纺厂诞生了。工厂的原料从境外运来，成品也销往境外。香洲毛纺厂开创了新中国建国以来港商以“补偿贸易”投资内地的先河。曹光彪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中国外资的“带头羊”，为祖国内地改革开放的启动走出了第一大步。

在访问中，曹光彪还谈到了香洲毛纺厂开幕典礼的一段插曲。

那是1979年11月7日，香洲毛纺厂正式落成、隆重开幕。为了扩大影响、吸引更多中外人士前往内地投资，曹光彪邀请了五百多位中外工商界知名人士、外国驻港领事以及中外记者前往珠海出席开幕仪式。

但是，请柬发出之后，问题来了。当时内地经过“文革”冲击，尚未恢复办理外国人士的签证手续，香洲毛纺厂的外宾又如何出入境？事态紧急之下，曹光彪派遣长女曹其真（按：现任澳门特区立法会主席）前往广州求见时任广东省省长杨尚昆。杨尚昆与曹其真作了亲切交谈，称赞永新公司投资兴建香洲毛纺厂是爱国之举，曹光彪的“补偿贸易”是个创举，首肯了邀请外国朋友和港澳台人士参加庆祝酒会，欢迎他们到中国内地投资。杨尚昆也很干脆，在半个小时后就作出批复：以特殊方法处理，特别安排有关人士出入境而毋须签证。于是，外宾出席开幕仪式时，只需在入境时交出护照、出境时发还，大大地简化了出入境手续。仅这一“创举”已可见香洲毛纺厂是如此的“超前”和“快人一步”了！

曹光彪说：“我当时作了最坏的打算，决心以数百万美元，来试验一下国家的决心。结果，香洲毛纺厂投产后，效益比预计的好得多，原定五年收回投资，结果仅用了两年就收回了。”1984年，曹光彪又与该市签订新协定，扩大投资规模，使该厂生产能力再提升百分之五十。

1978年是难忘的一年。这一年，曹光彪成为1948年以后第一位重返中国经济舞台并颇有建树的香港资本家。其时，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未召开。曹光彪由于一举投资数百万美元，在珠海开设了香洲毛纺厂，并由此而开创了“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一系列先河，被誉为“第一个吃螃蟹的（勇敢的）先行者”。

由于曹光彪在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这种形式上进行了大胆的实践，取得了意料不到的示范效应，国务院于1979年9月颁布了《关于开展对外加工装配和中小型补偿贸易办法》，补偿贸易在全国正式推广了。曹光彪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香港工商界，补偿贸易的热潮风涌大地，“三来一补”为中国沿海省份发展积累了宝贵的原始资金。有了香洲毛纺厂的“先例”，中外合资企业从此雨后春笋般在内地开花。曹光彪本人又在内地投资30多个项目，主要是纺织、染整、成衣以及电子、化工等行业。

最令曹光彪先生感到欣慰的，是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在生前一次电视访问中提到，“改革开放刚开始，有一位香港资本家给中央写了信，表示要到内地来投资设厂，我们同意了……”邓小平在电视里提到的这个资本家就是曹光彪。

曹光彪回忆到：那是1984年1月29日，邓小平南巡到了珠海，专门提出要到行程以外的香洲毛纺厂去看一看。邓小平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毛纺厂的洗毛、混合、梳毛、走锭、纺纱、合股、成件、包装等各个工序，不时连声道好。离开珠海时欣然命笔，写下了“珠海经济特区好”的题词。

曹光彪率先在内地出资创办的香洲毛纺厂影响极大，波及面广，全国各地、境外有关方面都派员参观考察，大家各述其见，众说纷坛，这使国内不少同志一时搞不清方向，直到邓小平实地考察了香洲毛纺厂后，才使同志们理解和肯定了香洲毛纺厂的历史性功绩。

1997年8月29日，时任国家主席、总书记的江泽民在中南海亲切会见曹光彪及其子女一行，江泽民高度评价了曹光彪先生爱国爱港、积极支持内地经济建设和科教事业所作的贡献，再次肯定了曹光彪是真正第一个到国内投资的香港商人。

随着改革开放的迅猛发展，今天的中国，经济实力乃至国际地位，已非昔日，“三来一补”已从纺织业扩展到更多行业。但是，“饮水不忘掘井人”，我想，当我们为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而感到自豪的时刻，决不能忘记当年敢于创新、敢于实践的“勇士”曹光彪先生。

港龙是我今生遇到的最大挑战

1997年7月，香港结束了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重返祖国怀抱。香港走出了一条令世人叹服的路，以其自身的繁荣与活力证明并诠释着这个奇迹。这其中，一批爱国港商为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曹光彪回忆道，1984年夏天，他正在东北考察洽谈期间，他接到电话，邀请他即赴北京。挚友邹家华先生约见了他。邹家华分析了当时民航现状，转述了时任总理的赵紫阳的意见，要求进一步开放中国民航事业，提升民航服务水平，引入竞争机制，多渠道开办航空公司，打破中国民航独家经营的局面。邹家华的介绍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84年9月，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公布后，曹光彪大受鼓舞。他意识到，香港在1997年后保持原有制度五十年不变，香港原有地位不变，随着它与中国内地关系的更加密切，将继续加强其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桥梁和窗口的作用。这样，香港与世界各国的联系也愈加密切，其航空运输事业前景看好。他本着长期养成的开拓创新精神，联想到赵紫阳总理对航空事业的希望，决心打破外国人在香港航空权上的垄断。曹光彪意识到，香港自通航的那天起，航空权一直在外国人的手中，我们是龙的传人，为什么不能在香港的航空事业上有所作为呢?他曾对子女说：“我知道，这个第一不好当，如果这个第一来的很容易，我还不干呢!难就难在要打破外国人的垄断，要为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争口气，要显示一下中英联合声明发布后，给香港同胞在事业上带来的希望和动力。”

1985年4月1日，一家由香港人经营的航空公司正式成立了，公司取名为“港龙航空”，象征着中华民族的巨龙在蓝天上翱翔。“港龙”打破了香港航空业由英资财团垄断的历史。曹光彪凭着坚定的意志和爱国激情，从筹备到试飞成功，仅用不到半年的时间，这在世界航空史上是少见的。

“港龙”成立之初，困难和阻力也是数不胜数的。港英殖民政府知道曹光彪开办“港龙”后，立即推出“一条航线、一个航空公司经营”的政策，以保护英资国泰航空公司的既得利益，企图把弱小的“港龙”扼杀在摇篮中。当年港英政府财政司长再三询问企业背景，曹光彪只说：“我希望你们帮我忙。”并直截了当地表示：“我办港龙航空是得到了国家最高领导的支持，也符合内地和香港同胞的利益，有利于促进两地的经济交流。”曹光彪一方面揭露、抨击港府不合理的偏袒政策；一方面又默默地承受着沉重的经济压力，积极地行动争取更多的航线。尽管“港龙航空”的成立，曾得到了中国民航总局领导的支持，也得到多位中央领导干部的直接关心和过问，但在具体办事中，特别是涉及某些行业的经济利益时，办事绝非容易。曹光彪为港龙航线的经营权奔波于北京香港之间，度过了多少食无味、寝难安的日子，甚至经历了16天无法洗澡的纪录。回想起那些日子，曹光彪慷慨地说：“创办港龙航空，是我经商创业以来遇到的最大挑战和考验。”

1990年，注有中资和英资背景的香港两大公司——香港中信泰富和国泰航空，加入港龙航空。如今的港龙航空已不是被当时称为“天上有，地下无”，仅租有一架737型飞机的小型航空公司，而是拥有三十多架新型客机，航线遍及国内许多大城市，并发展到日本、泰国、孟加拉、尼泊尔、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航空公司。

曹光彪为了创办港龙航空，呕心沥血，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超越了生意上的经纬，为香港回归期间经济稳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现在，出访和旅游，大家都以乘坐港龙航班为荣，都为曹光彪的壮举而骄傲。

1992年，时任国防部长的张爱萍将军，在出访香港期间，得知曹光彪创办港龙航空的经历后，挥笔写下“龙腾”二字送曹光彪，以赞扬其功绩。曹光彪将此珍贵的墨宝，装裱成轴后，挂在他办公室的墙上，他说：这作为老将军为我老骥伏枥、再闯千里的一个动力。

从香洲毛纺厂到港龙航空，从全国改革开放前夕第一家外资企业到第一家由港人开办的航空公司，曹光彪先生的成就和贡献，在三十年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洪流中激起过层层浪花，发射出耀目的光芒。三十年前，曹光彪先生率先参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三十年后，在改革开放征途上曹光彪先生老骥伏枥，壮志凌云。

今天，当人们在隆重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这一重要时刻之际，曹光彪先生并没有沉湎在昔日的辉煌之中，他继续扩大在内地的光学仪器、棉纺、百货以及房地产业的投资，业务不断创新蒸蒸日上。

为远程教育事业呐喊助威

“曹老，我从清华大学原常务副校长杨家庆那里，获悉您为清华远程教育呕心沥血，摇旗呐喊。杨家庆曾对我说，曹光彪不仅是一位成功的爱国企业家，也是一位令人敬仰的远程教育开拓者。没有曹光彪的支持与努力，可以说就没有远程教育的蓬勃发展。您能介绍一下当时情景吗？”我颇有兴趣地问道。

曹光彪谦虚地说，“这是我应该做的。当时国内教育经费短缺，邓小平不是说过，再穷也不能穷孩子？教育乃立业兴教、强国之根本。我能为教育事业的发展略尽绵薄，是我的光荣。”

曹光彪讲述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我国远程教育起步于清华大学。1996年2月，清华大学在原校长王大中的领导下分析了国内外教育发展的形势，在校务委员会提出了基于现代信息技术基础上建立远程教育系统的设想。会议认为这符合中国国情，这是一项优秀教学资源社会共享的有效措施，合理解决了国内各地区教育资源与质量不平衡的矛盾，满足了广大干部群众继续教育的愿望。但是建立这套远程系统需要150万美元资金（按当时汇率折合人民币1200多万元），而靠学校当时的财力是很困难的。当时会上争执不下。最后决定上还是不上，取决于能否争取到社会的捐款。

那是1997年3月的一个中午，负责远程教育筹款的杨家庆四处奔走，不得已赴港找到了我。我在九龙香格里拉饭店日本餐厅招待了他。

杨家庆以急迫和期待的心情讲述了远程教育的总体设想，包括办学层次、招生规模、传输技术模式；强调了远程教育对提高全民教育，尤其在职干部素质的意义；分析了清华大学运作中的技术优势与资金匮乏状况。杨家庆还提到一次校长办公会议，与会干部曾为增加区区5万元人民币的科研经费而闹得面红耳赤，学校经费拮据之极可想而知。

“这件事有意义，远程教育不能不办。需要多少钱？”我仔细地听取了他的介绍。

“大约需要150万美元。”杨家庆回答。

“我捐一半，75万美元。”我沉思片刻后，果断地告诉他。杨家庆非常高兴，连声说谢谢。

当杨家庆回到酒店还不到四点，我又打电话通知他：“既然这件事意义那么大，150万美元，我全包了。”杨家庆接到电话后，激动得几乎跳了起来，兴奋地说：“谢谢！谢谢！我不用再找其他人了。”

我了解到学校订货需要资金很急，只用三天时间，150万美元一次性汇到了清华大学。从现在看来，这可能不算大资金，然而在国力还不那么强大、教育还不那么重视、经费还不那么充实的时代，这笔经费对清华可是一笔巨款。

然而，新的问题又来了，远程教育遇到了个别上级领导的阻挠，一时停滞不前。我在香港接到学校通报后，焦急万分，专程赶赴北京，求见当时分管教育的李岚清副总理。李岚清在中南海紫光阁亲切地接见了我，听取了我要求李副总理关注的陈述后，他说首先感谢曹先生对祖国的教育事业的关心，远程教育是新生事物，它的诞生一定是不平坦的；他表示一定会关注这件事情的。事后，李岚清亲自去清华大学实地视察，听取学校汇报后对远程教育给予了充分肯定，并作了重要指示。这个问题在政府层面得到了圆满地解决。

远程教育就这样开展起来了。学校迅速组织精干力量，完成了卫星上行站设备订购、直播教室改造，及设备制作、卫星信道租用等工作，并开展系统联试。

1997年9月清华大学远程教育系统初步建成，成为国内第一个实施远程教育的普通高等学校。

1999年1月在国务院批准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明确地提出了“实施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形成开放式教育网络，构建终身学习体系的行动计划”，“实施现代远程教育工程，有效地发挥现有教育资源的优势,是在我国教育资源短缺的条件下办好大教育的战略措施，要作为重要的基础设施加大建设力度”。1999年初教育部首先批准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四校进行现代远程教育试点。2000年7月教育部又批准31所高校建立“全国高校现代远程教育协作组”，清华大学当选协作组组长单位。从此，远程教育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

我听完这段故事，再次体会到曹光彪先生的卓异的胆略和前瞻的眼光。曹光彪先生在支持科教兴国上还有许多说不完的故事，他孜孜不倦地赞助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宁波大学、杉达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院校以及上海教育发展基金会，捐款金额高达2亿多港元。他鼎力支持学校和科研单位的学科建设与科研工作，支持世界级顶尖人才的引进工作，加强了高新学科建设，推动了高科技发展。曹光彪先生造福桑梓的盛德义举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和高度赞扬，宁波大学校长聂秋华称：“曹光彪先生的英名光耀星汉，彪炳史册，与天地永恒，同日月齐辉。”

我怀着敬意道别了曹光彪先生，站在维多利亚港旁，夕阳西照，海风扑面。我抬头仰望，大海两岸的高楼大厦，处处呈现出香港的社会繁荣、民生昌盛，内心感慨万千，正是有了曹光彪先生这样一批成功的企业家，才有了香港的文明世界；有了曹光彪先生这样一批爱国的企业家，才为祖国源源不断地引进人才、技术和资金，推动了祖国的改革开放事业。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路线以来，祖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改革开放的硕果来之不易，其中也包含着境外像曹光彪这样的无数企业家荣辱与共的爱国爱港情怀和对祖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卓越贡献。当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时，我们要永远牢记他们！

（责任编辑 萧 徐）

2008年第9期 张季鸾笔下的临沂之战　作者：丛彩娥　杨世谷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鲁东南的临沂地区，中国军队与日本侵略军进行了一场血战，是为临沂之战，时任第五战区总司令李宗仁认为出乎意外“竟打了一个惊天动地的胜仗”。这是研究和描述抗日战争不可漏缺的一场重要战役，是国民党正面战场少有的几场胜仗。然而，长期以来，由于诸多原因，临沂之战成为一场令日军震撼，却被国人遗忘的战役，它“惊天动地”的光环被随后的台儿庄大捷的胜利所隐去。今人多以揭开“台儿庄大捷”或“徐州会战”的序幕之言概之，显然对临沂之战历史意义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在抗战胜利半个多世纪之久，偶然读到上个世纪40年代出版的《季鸾文存》一书，其中一篇《临沂之战》的社评引起笔者的关注。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记述临沂之战最早的文字，是在临沂战役进行中的第一阶段战事稍停，见诸报端的第一篇文章，对于我们准确地从宏观上把握临沂之战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中的历史地位提供了重要的资料，而文章的作者就是我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巨人——张季鸾先生。

张季鸾（1888～1941）原名炽章，字季鸾，生于山东邹平。从《民立报》到《大公报》，三十年中写下不少于3000篇社评，几乎每篇皆笔锋犀利、见解超迈，一贯以“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为使命。抗日战争前后，任《大公报》总编，标榜“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八字办报方针，主持《大公报》笔政十五年，将其历史影响推上巅峰，成为抗战期间发行量最大的民间报纸。张季鸾逝世后，周恩来在唁电中称其为“文坛巨擘，报界宗师”，蒋介石则将其誉为“一代论宗”。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张季鸾凭其对日本问题的关注与了解，已开始察觉到日本对中国的野心。1931年7月12日，他发表《读日俄工业参观记感言》，文中忧虑地指出：“日本一切能自造，而中国一切赖舶来；日本且叹‘不景气’，中日前途更是何等结果？此吾人所大感危惧者一也！”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他的著名社评《国家真到危重关头》（1931年11月22日），对“九·一八”后两个月间的国内、国际局势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分析，进而提醒政府和国民：“盖日阀行动，证明其志在灭中国，不止在并三省，其行动之范围，常以国际形势所许之最大限度为限度，而求以最小牺牲，得最大效果？中国至此，已非国耻问题，而真为存亡问题。”直至1941年9月去世前，对于战争局势的关注，对于政府和国人抗战精神的激励，一直是张季鸾社评的重要内容，一篇篇犀利昂扬的社评文章，激励了无数中华热血儿女奔赴抗日前线。

1938年3月21日张季鸾为《大公报》写的题为《临沂之战》社评，全文如下：

临沂之战，是抗战开始以来可以特书大书的一件事，乘此愿对全体卫国将士致其谢忱，述其感想。八一三以来，无论南北战线，我们主要的念头，是坚守，是撑持，不少的人们以为火力悬殊，不易取胜。同时有些人专想倡游击，以为主力对峙的正式战很困难，只有游击。又有一种议论，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其意以为不妨败，只要能续战。综上所述，可知无形中殆有不易克服的一种观念，是因为火力悬殊之故，我们只能牺牲，能拚命，而不容易胜利。这种观念，到现在确实推翻了，这就是临沂胜利的最大收获。中国军事危机，以南京初陷时为最甚，自入本年，敌军再开始攻击以来，我全体国军的精神逐渐坚固化，活泼化。大家已不谈守而谈战，不求撑持而求胜利。浙东浙西，淮南淮北，鲁东鲁西，河南河北，晋东晋西，这蜿蜒万里的战线上，我们军队都活跃着，人民都协助着，各部队联合动作，也敏捷了，游击组织，也确实了。敌军残虐越暴露，我们军民决心越坚强。这两个月敌军实在拚命攻，但其成效不过南得蚌埠，北占临汾，此外完全未达到目的。我们军队这才发扬了真正统一作战的精神，这才表示了真正长期抗战的决意。淮上之战，敌人战略大受顿挫，这已经是我们的胜利。山西之战，敌人数路猛攻，特别从道清路入晋的一股，得了便宜，沿河几百里，被敌人冲到整个山西，一时呈危险之象；但他未料到我们在晋的部队，坚强奋斗，决不退却，这些日子沿河又转危为安。而山西东中西北各路，我们部队无一部不勇，无一地不战。现在不但敌人渡河的阴谋打断，且在晋敌军已有立足不稳之势。当此之时，敌人又急急围徐州，同时猛攻我右翼之临沂，临沂若失，我们津浦正面将大受影响；当正在吃紧之时，而我们在临沂线得到重大胜利。

敌人攻临沂的是板垣师团。大家知道板垣是日阀少壮派的领袖，是关东军的灵魂，是中国最凶猛的敌人，但此次战事，我军确实把他击破击走，消灭其劲旅几千。当然，战事还在进行着，我们不容自满，不容大意，但确实证明一点，就是我们只要决心，只要运用得宜，尽可以消灭敌军的精锐。换言之，火力纵然悬殊，但依然可以消灭他，可以战胜他。

参加临沂战的部队，我们知道有张自忠部，庞炳勋部，大概还有缪澄流部，其外不详。我们感谢并赞扬这些部队的将士们为国家建树了这样战功。并且要特别声明，这些部队都是久战部队，而武器都是平常的。特别是张自忠部奉命赴援，大概去了还不久。

我们并不铺张这胜利的效果，但确切相信这个胜利更增加了全国将士的自信心，有这一胜利，就可能的有无数胜利。我们同时也并不专赞扬临沂线的部队，我们对晋豫鲁皖苏浙各线勇敢的部队以及在后方待命紧张备战的各部队，同样感谢与赞扬。并且知道近来各线部队大得民众组织的助力。我们大江大河间广大的平原，以及苏浙晋各地，正有无量民众为国家为自己奋起参战，雪耻复仇。我们对于这无量的同胞民众之感谢赞扬，同对于军队一样。特别我们对于津浦正面孙震部邓锡侯部最近的重大牺牲表示敬悼。

全军将士们注意！中国业已有了胜利的确实途径。就是全军整个的决心，整个的善战。就是照这两月来的样子，都纪律好，决心坚，严遵军令，善为运用。我们全军只要都这样做，准定能随时随地给敌人重创，准定能有消灭敌人的机会，临沂战就是榜样。

八一三以来，我们军队得到世界不少的赞扬。特别如上海三个月的勇敢战斗，如南口之役，如平型关之役，如淮上之役，此外还有许多可歌可泣的局部胜利。但在去冬大家自信心还不够，虽勇敢牺牲，但不能尽免于悲观心理，入本年后，悲观心理打碎了，今天以后，更完全要成为乐观心理了。从此大家全不必管国际形势，也不必问敌国内情。就是这样全军决心，敏活动作，专心致志的战斗求胜利，这就能够逐渐消灭敌人，逐渐达到最后胜利！

无论如何，敌人的侵略力量是有限的，而我们的抵抗力，战斗力，应当是无尽无穷。现在已有确切把握，断定日本不能吞中国。今后的问题，只在我们怎样胜，几时胜。敌相近卫昨天在东京议会已经承认作战困难，劝日本人民隐忍，这就是敌人色厉内荏的证明。世界上那有以硬灭邻居国为国策者！日本要走这死路，只有看他走！敌人前途，实在一片漆黑，我们全军全民，要一致认识自己力量的伟大，要继续努力，消灭板垣之流。光明荣誉，就在我们的面前！

《临沂之战》社评千余字，张季鸾先生却以洞察时事敏锐的眼光，不仅注重对临沂战役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而且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事态的发展及其前景作出合乎逻辑的预测。尽管文章已经对临沂之战在抗日事业中的功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事至今日抚卷深思，为了这段历史不再被世人忘却，让更多后人了解临沂之战，记住临沂之战，笔者还想赘述三点：

其一，临沂之战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序幕战和外围战的范围。它打乱了日本侵略军的战略布置，日军板垣师团在临沂战场损兵折将，被阻不能西进，津浦北段日军，左臂被砍断，其原两路会攻台儿庄的计划也随之破产，从而促成了3月23日正式打响的台儿庄会战中，李宗仁围歼孤军深入台儿庄的矶谷师团的契机。李宗仁从军事上分析说：“临沂一役最大的收获，是将板垣、矶谷两师团拟在台儿庄会师的计划彻底粉碎，造成尔后台儿庄血战时，矶谷师团孤军深入，为我围歼的契机。”由此可以说，临沂之战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序幕战和外围战的范围，临沂之战是独立于台儿庄方面的另一个主战场。

其二，临沂之战成就了张自忠抗日名将的英名，是张自忠个人命运的转折点。七七事变前，张自忠原为宋哲元第二十九军中的师长兼任天津市长，日本一意使华北特殊化，张自忠与日军周旋，忍辱负重，外界不明真相，误以为张自忠是卖国求荣的“汉奸”。七七事变后，张自忠仍在华北与日军交涉，当时舆论界指责张自忠是汉奸，正如美国著名战地记者史沫特莱女士所言“受尽同人皆曰可杀的唾骂”。背着汉奸罪名的张自忠奉命率部参加了临沂保卫战。他以爱国的宽广胸怀，抛弃与守卫临沂的第三军团军团长庞炳勋的前嫌，亲自率领五十九军三次增援临沂，与庞炳勋互相配合，联合作战，腹背夹击，重创日本“精锐”第五师团（板垣师团），取得了三次临沂保卫战的胜利。庞、张两支队伍以劣势的装备挫败日军的连续进攻，这对全国抗日战场是一个鼓舞。时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李宗仁将军回忆临沂之战时，说：“此次临沂之捷，张自忠的第五十九军奋勇赴战之功，实不可没。”白崇禧将军回忆临沂之战时也说：“张将军在徐州会战之临沂战役，与庞炳勋将军将敌精锐第五师团击溃，减轻徐州会战之压力，使台儿庄获得抗战以来第一次胜利，于战史上占有辉煌的一页。”

经过临沂之战，张自忠名震中外，再也没有人说他是汉奸了。当时国民政府中央明令嘉奖，4月张擢升为二十七军团军团长，仍兼第五十九军军长，10月又升任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旋兼任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从此，张将军驰骋抗日疆场，与日军浴血奋战，直至殉国于宜城境内十里长山。张自忠将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50多个同盟国中殉职最高的将领，也是抗日战争期间为国捐躯的唯一的国民党上将级军官，被誉为“抗战军人之魂”。

其三，临沂之战大捷，对中国军队官兵的心理和士气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卢沟桥事变后，北平、上海相继沦陷，一般用丧师失地来概括这一时期国民党的抗战。这是就这一时期抗战总的结果而言的。事实上，空前的国难，使中华大地到处燃起了抗战的硝烟与烽火，国民党中除极少数败类临阵脱逃、畏敌畏战之外，绝大多数爱国官兵，为中华民族的独立生存，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悲壮搏斗。他们用自己的血肉身躯筑起了一道钢铁长城，去弥补武器的劣势，与日寇展开了殊死的抗争。正如毛泽东所说“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临沂之战振奋了全民族的抗战精神，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念，成为“我抗战以来克敌制胜之始，而开台儿庄大捷之先路”；笼罩全国的悲观空气，至此一扫而空，抗战前途露出一线新曙光。

张季鸾作为一个报人，天天在评国内外大事，真是欣喜若狂，这种乐观的态度在随后的“台儿庄大捷”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1938年4月26日，在汉口《大公报》社评《这一战》中，张季鸾先生说：“这一战，当然不是最后决战，但不失准决战。因为在日军军阀，这一战就是他们的挣扎。”“这一战，我们胜了就可以得到这样的证明，从此以后日阀在精神上失了立场，只有静待末日的审判。”张季鸾这种估计不仅过于乐观，也缺少冷静的思考。毛泽东在他的《论持久战》一文，将此观点称为“速胜论”。张季鸾先生很快领悟到自己的失误，在后续几篇社评中大力宣扬持久战的思想，积极支持抗日爱国，主张联苏抗日，主张抗战到底。

团结御侮，自强不息，这从来就是中华民族不灭的灵魂。张自忠和临沂战役的将士就是一座永远矗立在人民的心中的丰碑，不应该因为历史的流逝而被忘记！

（责任编辑 萧 徐）

2008年第9期 刘建章在“太行整风”中的遭遇　作者：李春明

刘建章（1910.3—2008.2），河北省景县人。1926年在北京香山慈幼院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吉林省珲春县、河北省景县县委书记，中共北平市委市民工作委员会书记，华北人民抗日联军第九军区政治部主任，冀南、冀中行署副主任，石家庄铁路局局长，华北人民政府交通部副部长、华北军运司令部司令员。建国后，历任郑州铁路局局长，铁道部车务局局长、新建铁路工程总局局长、运输局局长、副部长、部长、顾问；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主席；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顾问等职。

1983年10月，党中央召开十三届二中全会，做出关于整党的决定，开始全面整党。杨献珍同志作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出席了这次会议。会后，他联系整顿党的作风问题，对自己过去在政治运动中所犯错误进行了认真反思，其中在太行山根据地整风审干运动中，北方局党校在“抢救”刘建章时，他犯的错误尤其使他感到不安。为了忏悔自己的错误，1983年12月24日他让秘书与中顾委委员张策同志联系，约张策一起去刘建章家中要当面向刘建章赔礼道歉。不料刘建章得知杨献珍要到他家去的消息后，却约张策抢先赶到杨献珍家中，看望了杨献珍。这天，三位革命老人见面后，个个心情激动、感慨万千，共同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

1942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明确提出了整风运动的内容、方针、任务和方法，在延安的近万名干部普遍参加了学习。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又发出在全党进行整风的指示，即《关于在党内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决定》。从此，全党全军范围内的整风逐步展开。

1943年1月，中共中央太行分局在太行山涉县的温村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该分局所属的军政首长都参加了会议。邓小平在做会议总结时要求，1943年全区要把整风运动深入开展起来。

根据中共中央和太行分局关于整风学习的决定，时任冀南行署副主任的刘建章奉命离开冀南，到太行山北方局党校集中学习。这个党校，设在山西太行山区麻田镇附近的柴城。中央对北方局党校整风学习很重视，校长由在延安的朱德同志兼任，党校的实际领导工作由在前方的彭德怀同志负责。党校没有正规的校舍，只有借用的几间民房，校领导和工作人员也很少，教务长是杨献珍同志。

稍后，刘建章担任了北方局党校的组织科长并辞去冀南行署副主任职务。下半年即参加了由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的整风运动。

当时党校的整风学习，有一个“进行准备；开展思想运动，系统反省；学习总结”的三个阶段安排。刘建章和同期学习的同志一道，以毛泽东同志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为主要文件进行学习，认真钻研文件的精神实质，逐步深入检查自己的思想。由于认识有了很大提高，觉得整风学习很有必要，大有收获，心情自然也很愉快。

这年的11月，冀南地区又集中了一批县、区级和部队团、营级干部共约700余人，编成六个大队，统称为“后梯队”，到地处太行山根据地山西省偏城西峪的冀南党校进行整风整党。由中共冀南区委书记李菁玉、北方局的宣传部长李大章等人具体领导。整风学习开始时一切都很正常、进展顺利。

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指出，“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与我党大量发展党员以来，日寇与国民党大规模地施行其特务政策，我党各地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大批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其数量至足惊人”。《决定》规定：“整风的主要斗争目标，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封建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4月9日至12日，在延安召开有两万多人参加的中央直属单位工作人员大会，动员开展反特斗争。7月15日，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又作了煽动性的“抢救失足者”的动员报告，错误地掀起了对所谓“失足者”的“抢救运动”，大搞“逼、供、信”，召开“坦白”大会，号召大家检举揭发，同时向中央反映假情况，在10多天时间里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毛泽东、党中央及时发现和纠正了“抢救运动”的错误。1943年8月15日做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公开提出了审干工作包括“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九条方针，严厉批评了“逼、供、信”的错误做法。接着又发出了一系列关于甄别工作的指示，对冤、假、错案进行甄别。但由于当时各方面条件所限，中央的这些指示没能及时传达到太行山根据地，致使在延安整风期间曾一度出现而被及时纠正了的“抢救失足者运动”的错误，又在太行山北方局党校的整风学习中重演。

1943年8月，北方局向太行山根据地发出除奸反特问题的指示，要求发动群众，进行广泛的政治揭露，开展群众性的除奸运动，并对一切“失足者”进行说服教育工作，使之“悔过自新”。这年年底，由于康生鼓吹的“抢救”歪风的影响，在偏城进行整风的冀南后梯队，将审干、除奸、反特等运动和整风学习搅在了一起，出现了严重的“左”的情绪。当时，后梯队笼罩着恐怖气氛，各单位普遍采取罗织、逼供、诱供、诈供、污辱、打骂、株连，以及“车轮战”、不让睡觉和各种刑罚进行审讯，号召“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在一两个月之内就把百分之六七十的干部打成了各种各样的“特务”，有所谓“单料的”（即一种身份的特务，如日本特务或国民党特务）和“双料的”（即具有两种身份的特务，如国民党特务兼日本特务），还有所谓“三料的”（即具有三种身份的特务，如国民党特务兼日本特务还兼托派特务）等，使冀南的一大批好同志，受到了不应有的对待。刘建章得知此情况后既感到震惊又十分茫然，他生长在冀南景县，参加革命后，又在冀南地区工作多年，对冀南干部队伍的基本情况是了解的。不少同志还是与他多年战斗在一起的亲密战友，他们经过党的长期培养教育，并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经受过考验，理应在政治上得到党的信任和依靠才对，怎么一夜之间就成了自己人的“敌人”、革命的对象？

很快，冀南后梯队出现的情况波及到北方局党校，党校里也出现了“左”的情绪，一片恐怖气氛。在群众性的所谓检举、坦白中，株连到一些与后梯队“揭发”出来的“特务”有关联的干部。当时，北方局组织部向党校转去材料，说后梯队有人反映刘建章有问题，是托派特务；党校的负责人信以为真，刘建章就被莫名其妙地株连进去。党校随即召开群众大会，叫他上台坦白交代自己的“罪行”，并号召大家检举揭发他的问题。

“刘建章是‘托派特务’。”有人在会上检举，并质问他，“你在敌人监狱中发展党，发展的是什么党？”“你与党失去联系那段时间，搞了些什么活动？”“你在景县建立的党组织，是什么党的组织？是谁叫你当县委书记的？”等等。

面对诸如此类莫须有的罪名，刘建章当然不会承认，这时又说他“拒不交代”、“抗拒坦白”，是问题最严重、态度最不老实的头号“抢救对象”。

那时所谓的“抢救”，其实就是审讯人员采用各种刑讯手段制造骇人听闻的恐怖气氛，逼迫“抢救对象”承认自己是“特务”，并继而供出所谓的“特务组织”和“同党”。

当时在北方局党校，对刘建章搞“逼供信”最厉害，对他施用了拘押、刑讯、坐“喷气式”等逼供手段。他被单独囚禁在一个小房间里，审讯人员轮班逼迫他交代“罪行”，不让他睡觉；刑讯人员用绳子将他吊起来抽打，他身上流出的血与内衣都粘在了一起。他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在这段时间，因刘建章被隔离审查，党校规定，不许他与才来团聚不久的妻子刘淑清和其他同志随便接触。同时动员刘淑清劝说刘建章坦白交代问题。

刘建章和妻子1932年结婚，新婚不久的刘淑清为了支持丈夫从事的小学教育工作并掩护他开展革命活动，毅然卖掉陪嫁在本村办了个小学，不但使穷苦人家的孩子能上学了，而且王任重、赵等同志都曾在该小学以教书为掩护，开展中共津南特委的工作。1934年，刘淑清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她不但为丈夫传递、保管文件，替过往的革命同志做饭、洗衣，还协助丈夫在北平和家乡建立交通站和秘密联络点，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开展党的地下工作。

千里迢迢来到太行的刘淑清，想不到刘建章成了北方局党校的头号“抢救对象”，并被整得如此凄惨。十多年共同战斗、生活的经历，使刘淑清对丈夫的为人有十足的把握，她确信刘建章是好人，对革命事业是忠诚的。但她仍旧对刘建章说：

“你是一个共产党员，应当对党忠诚老实，自己的情况，应当实事求是地向党说明。你在吉林延吉坐牢的情况，我听你讲过，我不认为你有什么问题，如果真是这样，就不能胡乱承认；如果你有什么其他问题，就应当如实地向党组织交代清楚。”

“你放心，在政治上我肯定对得起你，就是把我烧成灰，我也对得起你。”刘建章斩钉截铁地对妻子说。刘淑清听后，心疼地流下了热泪。

这时，负责“抢救运动”的同志，看到刘淑清并未按照组织的意图劝说丈夫坦白交代问题，担心她和刘建章继续住在一起可能还会起反作用，就将她和不到三岁的儿子送到在偏城的冀南后梯队，参加那里的整风学习。临行前，刘淑清含泪对刘建章说：“我和孩子你不用挂念！只要你自己多保重，我就放心了！”同时，她对送行的同志说：“我相信建章的问题会搞清的，党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不久以后，由于刘淑清离开麻田去冀南后梯队时就已经怀有身孕，后梯队又以即将分娩为由，派人将她送到河南省辉县，寄居在一户农民家中等待分娩。按照当地习俗，寄居的外人不能在居室里生育，刘淑清只得在临产时搬到农家场院旁边的草棚中栖身。太行山区的初秋寒气逼人，面对四处透风的草棚，刘淑清只能用破棉被当门帘作些遮挡；没有接生婆，只好自己剪断孩子的脐带；奶水不够，就用玉米面糊糊为初生的婴儿充饥；新生儿的尿布也是她自己到冰凉的溪水中去洗……一个女人在最需要亲人照顾呵护的时候，丈夫却在异地挨整，生死不明，刘淑清只得独自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和生活上的困苦。

刘建章虽然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大众，可现在，却受到党组织和部分同志的怀疑，遭受如此不公正的对待，自然不免感到委屈，心中十分苦恼，尤其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要忍受多久，曾经产生轻生的念头。一个风雨之夜，他因为实在受不了残酷的折磨，悄悄离开党校，躲到一个山沟里，想从山崖上跳下去了却此生。经过反复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他终于转过弯来，想到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意志坚定，自己在敌人的铁镣、酷刑面前没有低头，在日寇子弹穿胸和疯狂追捕下都挺了过来，难道在党组织和自己同志的审查中受些折磨就趴下？扪心自问，一个共产党员应该经得起血的考验，不管这考验来自敌人，还是来自自己人，都要挺住，挺过去了，前头就是曙光。于是刘建章准备返回党校，是死是活交给党处理吧。

当时一连下了几天大雨，山洪暴发，水流湍急，刘建章在荒山野岭上躺了两三天，饿了就摘些核桃、野果充饥。后来，他晕倒在上口村一户山民家门口，被老乡背进家中救治。苏醒后他向老乡说明自己是山下面党校的人，请老乡转告党校，随后正在四处寻找刘建章的杨献珍等人把他接回了党校。

回党校后，刘建章继续接受审查。不久以后，情况开始有些缓和，他虽继续被关押，但已不再遭受严刑逼供和人身虐待。他想那些不符合事实的指责和诬陷，可能就会得到澄清，自己的所谓问题就会得到正确解决。

刘建章后来得知，当时北方局保卫部曾提出要将他定为死罪，就地枪决，已经上报党中央等待批复。幸好那时有了毛泽东亲自制定的“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党内审查干部的九条规定，他才幸免一死。

1944年初，中共中央关于纠正“抢救运动”错误，甄别平反冤、假、错案的指示从延安传到太行山根据地，在中共北方局的领导下，北方局党校和冀南后梯队的领导随即对受冤枉的同志逐个进行甄别平反，陆续做出正确结论，恢复名誉。有的同志返回原来单位，有的同志则重新分配了工作。

在“抢救”阶段，由于刘建章始终不承认有问题，负责审查的同志又找不到任何能真正给他定罪的证据，只好将他送到离麻田不远的上口村拘押。不久，中共北方局代理书记邓小平同志找刘建章谈话。从刘建章的住处到邓小平办公的麻田镇虽然只有七八里路，但刘建章因长时间被拘押、刑讯，身体非常虚弱，看押人员只好让他骑了一头骡子，赶到麻田镇见到了邓小平。

向邓小平同志申诉自己的冤情，是刘建章求之不得的事。他一走进小平同志的办公室，就像一个受委屈的孩子见到亲人一样，直想哭。邓小平拿出中央关于纠正“抢救运动”错误的文件叫他看，并鼓励他要实事求是。邓小平干脆而严肃地对他说：“你的问题，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并再次询问：“审查你的那些问题到底有没有？”刘建章坚定地回答：“没有。”邓小平又说：“没有就好，回去吧。”并告诉刘建章，他的问题一定会得到正确解决。

邓小平同志的话语虽然不多，但使刘建章深受感动，他感到压在心头几个月的那块“大石头”就要卸掉了，心里顿觉很是畅快。随后，党校和北方局便对刘建章的问题进行甄别，并将他解除拘押，送回麻田总部，恢复了人身自由。同时还让刘建章搬到邓小平同志居住的村子里，给予住单间房、吃“小灶”、配备勤务员的待遇。

这次整风，对刘建章来说，是一次生死考验，也是他对党内斗争认识的一个提高过程，同时也促使他清醒地认识到要请求组织尽快对自己的问题做出结论，以免背着历史问题包袱干革命，今后可能还会遭受精神折磨、皮肉之苦，甚至断送自己的政治生命。他急切地向组织表示，希望去延安彻底解决自己的问题。北方局负责甄别工作的同志也认为刘建章有被敌人抓捕、坐牢的经历，太行山根据地处于抗战前方，在战争环境中处理这样的问题十分困难，应该到延安去请中央有关部门处理，于是，同意刘建章去延安。

1945年春天，刘建章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离开麻田前往延安，出发时组织上安排了几匹毛驴供他们骑用和驮载行李，还派了两名警卫员护送。那时，沿途有我党设立的兵站，间隔为60里一站或90里一站。刘淑清是幼年时期裹脚后又放开的“解放脚”，走远路很困难，但最多时她仍能坚持日行90里，从不叫苦叫累。遇到敌占区，刘建章跟游击队夜晚行进，刘淑清则由地下武工队员乔装日伪人员在白天赶着大车护送，然后在约定地点汇合。一路经武乡、蒲县、祈县、灵石，再过黄河经米脂、绥德等地，跋涉一千多里，经过一个多月，终于在当年4月到达他们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

到达延安之后，刘建章被安排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居住，后又迁往总政组织部招待所。当时总政组织部部长是胡耀邦同志，他曾特意到招待所看望刘建章夫妇。

总政组织部招待所离中央所在地枣园很近，刘建章便去枣园见了兼任北方局党校负责人的彭德怀同志，彭德怀耐心劝慰了刘建章。随后刘建章到中央组织部报到，请求中央尽快解决自己的问题，以便早日恢复工作。这时正值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部长彭真同志正在参加七大，接待刘建章的是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同志，他要刘建章再耐心等待几天，问题一定会得到圆满解决。七大会后不久，彭真同志找刘建章谈话，明确告知他的问题已经全部审查清楚。随即由安子文同志主持召开了一个由有关人员参加的小型会议，公开为刘建章平反，做了刘建章“没有政治问题”的结论。这时，刘建章才如释重负，真正感到全身心的轻松愉快，刘淑清为丈夫的冤案得到昭雪也十分高兴，他们共同接受来自熟识同志的由衷祝贺。

后来，刘建章在回忆“太行整风”这段经历时说，从加强党的建设角度看，这段历史确有许多值得吸取的经验教训，但就个人被错误对待以及经受的精神折磨和皮肉之苦，他始终心无芥蒂。他与当时曾经参与“抢救”他的同志个人之间也不存在什么恩怨。他认为当时所发生的这些错误，并不是这些同志个人的问题；当然也有极少数搞逼供信、搞残酷斗争的人，是想借运动之机来表现自己。因此，他对当时无论以什么方式与自己“相处”的同志，事前事后都是抱着同志的情谊，并没有对这些人产生反感。1983年底，当杨献珍提出就在太行整风时错整并动手打了刘建章，要向他当面赔礼道歉时，刘建章连忙请张策转告杨献珍：“不必了，老账还提它干什么，我早把它丢开了。”随即，刘建章去杨献珍家探望时，再次向杨献珍表示，“过去了的事，不要再提了”。这次会面之后，杨献珍为了表示对刘建章到访的敬意，1984年元旦他又约张策一道去刘建章家中回访，看望了刘建章和夫人刘淑清。至此，长期压在杨献珍肩上的这个历史包袱才算卸了下来。胡耀邦同志知道这件事后，赞赏地说，老同志就是要从大局出发，过去彼此之间，有些什么疙疙瘩瘩，宜解不宜结，要吸取教训，团结一致向前看。

刘建章在延安期间，由于自己的“问题”获得满意解决，又和妻子、孩子同在一起，生活较为安定。每天除了继续学习有关文件和党的七大报告外，还和刘淑清在窑洞顶上种了一些蔬菜，不但改善了生活，也亲身体验了“延安精神”。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全中国人民浴血奋斗，付出极大代价的八年抗战，终于胜利结束。消息传来，延安一片欢腾，刘建章一家也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不久，经组织安排，刘建章又以轻松愉快的心情奔赴新的工作岗位，去迎接新的战斗任务。

（责任编辑 萧 徐）

2008年第9期 日本战犯沈阳受审前后　作者：高　建　王建学

1956年6月至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开庭审理日本前陆军第117师团师团长、中将铃木启久等36名日本侵华战犯，至今已经半个世纪了。审判遗址是坐落在沈阳市皇姑区黑龙江街旁的一座融中国古典与苏联风格于一体的古老建筑。审判结束后改做北陵电影院，最近经有关部门正式决定建立纪念馆。

沈阳审判日本战犯的历史背景

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是东京审判的继续。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等国参加的开罗会议宣言指出：我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的目的，就是要“制止与惩罚”日本的侵略。德国投降后，日本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在这种情况下，全世界人民不仅要求对德国法西斯进行正义审判，同时也强烈要求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因此，盟军在纽伦堡审判德国战犯之后，于1946年5月3日，组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了正义的审判。其中东条英机等7人被判处绞刑，16人无期徒刑，2人有期徒刑，另2人狱中病死，1人因病终止审判。新中国成立后，在沈阳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正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的继续，是代表盟军，代表全世界人民对日本战犯进行的审判。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之后，对其他日本战犯也分别在各国进行了审判。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后俘获及受降了大批日本高级军官，因此苏联组成军事法庭，在苏联境内的伯力对这些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盟军还在菲律宾的马尼拉开庭审判太平洋战场投降的日本战犯。国民党政府在抗日胜利后，分别在南京、上海对一部分侵华日军战犯也进行了审判。南京、上海、伯力、马尼拉四次审判，共有日本乙、丙级战犯5416人被审判，其中937人被判处死刑，这些审判为新中国审判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中国成功地对日本战犯的改造，为审判日本战犯作了思想准备。根据中国和苏联协议，1950年7月20日在绥芬河接收了苏军俘获的侵华日本战犯(包括伪满洲国战犯)969人，接着又将在中国俘获的日本战犯，以及伪满洲国、国民党战犯，分别关押在抚顺、太原、北京、济南、内蒙古等五处战犯管理所；其中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的日本战犯人数最多，规模最大。中国政府在6年多的时间里对日本战犯的改造中，倾注了大量的物力和人力，管教人员运用真理、正义、人道的力量，通过教育、参观、学习等多种多样的形式，使日本战犯心灵受到了巨大的震撼。

沈阳审判日本战犯的过程

⒈审判日本战犯的准备

1956年4月25日，由毛泽东签署的审判日本战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犯罪分子的决定》公布。主要内容有：

现在在我国关押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战争期间，公然违背国际法准则和人道原则，对我国人民犯了各种罪行，使我国人民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损害。按照他们所犯的罪行本应该予以严惩，但是，鉴于近年来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发展，鉴于这些战争犯罪分子在关押期间绝大多数已有不同程度的悔罪表现，因此，决定对于这些战争犯罪分子按照宽大政策分别予以处理。

《决定》对处理日本战犯的具体原则和相关事宜作了如下规定：

①对于次要的或者悔罪表现较好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可以从宽处理，免予起诉。对于罪行严重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按照各犯罪分子所犯的罪行和关押期间的表现分别从宽处理。在日本投降后又在中国领土内犯有其他罪行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对于他们所犯的罪行，合并论处。

②对于日本战争犯罪分子的审判，由最高人民法院组织特别军事法庭进行。

③特别军事法庭使用的语言和文件，应该用被告人所了解的语言文字进行翻译。

④被告人可以自行辩护，或者聘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机关登记的律师为他辩护。特别军事法庭认为有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指定辩护人为他辩护。

⑤特别军事法庭的判决是终审判决。

⑥处刑的罪犯在服刑期间如果表现良好，可以提前释放。

《决定》的基本内容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待日本战犯的一贯政策，体现了中国人民的宽广胸怀，宏伟气魄，更体现了高瞻远瞩的长远目光。这个《决定》为审判日本战犯奠定了政治基石。

接着，又组建了审判日本战犯的组织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并任命了特别军事法庭的组成人员：

庭长贾潜(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庭庭长)

副庭长袁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审判庭庭长)

朱耀堂(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

审判员：王许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审判庭审判员)

牛步东(中国人民解放军审判庭审判员)

徐有声(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

郝绍安(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

殷建中(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剑(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庭审判员)

张向前(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

杨显之(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

与此同时，抚顺战犯管理所也在进行审判前的准备工作。1956年4月，战犯管理所召开战犯“应诉动员”大会，开展教育、谈心、座谈工作，向战犯们交代政策，交代原则，打消顾虑，迎接中国人民对他们的审判。战犯管理所制订了有针对性的教育原则，这就是让他们在审判中能够较老实地认罪，敢于在法庭上当面作证，正确对待中国政府的宽恕。通过管教人员的大量细致工作，战犯们思想认识提高，情绪稳定，达到了预期效果。在一次全体战犯大会上，一位战犯含泪表示：千百万无辜善良的中国民众遭到野蛮的侵略屠杀，他们永远不会再起死回生，我们应该受到中国人民的严厉制裁。众多战犯声泪俱下地说：中国人民宽大的胸怀和教导，“我从鬼回到了人”，我们这些罪人“将在中国人民的法庭上，无条件地接受正义的审判”。经过深入地对战犯进行教育，有28名战犯写了请罪书，有的还写了血书，他们要求中国人民根据其罪行处以死刑，在请罪书中表示：“如果刚来中国时被处死刑，我们会喊‘天皇陛下万岁’，‘大日本帝国万岁’，今天被处死刑，我们要喊‘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主席万岁’。”这些认罪的实际表现，为日本战犯接受审判铺平了道路。

审判前，特别军事法庭做了大量的审判准备工作，为战犯请了辩护律师，做了长期、细致的侦讯工作。每一位检察员大约分担10名战犯检察材料的侦讯任务，足迹遍及十几个省区，收集有关证据26000多件，以及补充证据1000多件。

⒉审判日本战犯主要经过

1956年6月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开庭对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

设在沈阳市皇姑区的审判庭威严、肃穆。审判厅入口处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的白底黑字的长方形醒目牌匾，门口有威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守卫。法庭内，在正中央高高悬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国徽下面正中前排坐着三位审判长，审判员、书记员、证人、辩护律师、翻译等人位列两旁，正对审判长的是被审判的日本战犯的位置，在其后则是来自各界的代表和群众。整个审判庭布置威严有序。

据亲身经历并参加日本战犯审判相关工作的原沈阳军区前进报社社长冯荆育老人回忆：在审判时，面对证人的血泪控诉，在中国人民庄严起诉面前，被告席上的日本战犯们捶胸顿足，痛哭流涕，或深深鞠躬，或跪倒在地，对自己在中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供认不讳，严厉进行谴责，深感死有余辜，一再要求中国人民严厉惩处，没有一个否认侵略罪行的，没有一个要求减轻或免除惩处的。宽宏大量的历史判决，战犯们洗耳恭听，感动得立即匍匐在地，泣不成声。战犯们一致称赞，没有判处无期徒刑和死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大恩典。

在起诉过程中，战犯们真诚地领罪。战犯岛村三郎在让其领罪时，他就地扑通一声双膝跪倒在法庭上，声泪俱下地说：“在这块洁净的地毯上，留下了我真诚悔罪的眼泪和手掌的痕迹。”在法庭宣布判决后，审判庭长向原日本中将师团长滕田茂问道：“对判决有什么话要说？”滕田茂：“我在胜利了的中国人民的法庭面前低头认罪。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把我变成了吃人的野兽，使我的前半生犯下了滔天罪行，中国政府教育我认识了真理，给了我新的生命。我在庄严的中国人民正义法庭上宣誓，坚决把我的余生，贡献给反战和平事业。”岛村三郎与滕田茂对待起诉与审判的真诚态度是整个审判的缩影。

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在沈阳、太原两地开庭。从1956年6月9日至7月20日，历时50余天，分四批对45名战犯进行了审判。其中以沈阳为主审判了36名日本战犯，太原审判了9名。沈阳审判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从6月9日至6月19日，审判了铃木启久、滕田茂、上坂胜等8人，分别判处13年至20年有期徒刑。第二阶段从7月1日至7月20日进行，审判了武部六藏、古海忠之、斋滕美夫等28名战犯，分别判处12年至20年有期徒刑。除上述45名被审判的战犯外，其余1018名战犯，在调查、取证确认其战争犯罪行为的前提下，根据他们认罪态度，做出宽大处理的决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宣布免予起诉，全部释放并分三批遣返回国。至此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全部结束。

沈阳审判日本战犯的深远影响

史学界普遍认为，纽伦堡审判、东京审判是对发动侵略战争的德国与日本法西斯的战争罪行的最后审判与惩处，标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终结。但是，新中国沈阳审判的史实表明，1946年东京审判只是对28名甲级战犯进行了审判，而大量的乙、丙级战犯，特别是作为抗日战争主战场的中国战场上的日本战犯主要是通过沈阳审判来惩处的。所以东京审判不能算是二战落下了帷幕，而1956年新中国沈阳审判日本战犯的结束，应该受到正义审判的日本战犯全部受到了惩处，才算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真正意义的彻底结束，沈阳审判日本战犯为二战史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新中国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是日本侵华史中不可替代的法理证据。日本侵华期间，留下了大量的反映其侵略罪行的人证、物证，这些只能从一个方面证明日本的侵略罪行。能够在法律上证明其犯有战争罪、反人类罪，并按照法律程序，判处其有罪的，当属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审判。这些战争罪犯在审判台上获罪，就是以法律的形式将其侵略中国的罪行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它是任何人无法抵赖和抹掉的法理证据。

沈阳审判是包括东京审判在内的历次审判日本战犯中效果最好，也是最成功的一次。东京审判的权威性在国际上应该得到维护，但是包括伯力、南京、上海、马尼拉审判，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实际效果也不尽如人意。以东京审判为例，受审的28名甲级战犯中没有一个人低头认罪，前日本首相、发动并策划侵华战争的主要罪魁东条英机在处绞刑前，还大言不惭地表白：“我的责任是战败的责任，这场战争是‘为了自存自卫是不得已’的，作为首相来说，我没干错事，而是正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东京审判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也是不太彻底的一次审判。而新中国沈阳太原审判日本战犯，45名受审战犯全部认罪，没有一个悔罪，相比之下可见一斑。沈阳审判后，日本及国际上一些权威人士评论说：“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创造了国际审判战犯史上的一个成功的奇迹。”

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也为中日关系的长远发展提供了一个最好的历史范例。日本战犯诚心诚意认罪，中国人民以宽广的胸怀从轻处理。沈阳审判之后，以滕田茂为首的日本战犯回国后于1956年在东京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由滕田茂任会长，制订了会章，在会章第二条规定了“中归联”的宗旨：“本会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加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并犯有多种罪行的人，站在人道反省立场上，反对战争，贡献于和平和中日友好为目的。”中归联开展了许多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否认侵略战争，以及增进中日友好的活动，一时间成为中日之间沟通和友好的桥梁，对日本人民了解中国，对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鉴于中归联的突出作用，周恩来总理曾于1972年亲自接见了中归联会长滕田茂。这些史实表明，日本战犯认罪，中国待以宽大，他们承认了这段侵略历史，就会为发动那场罪恶的战争而痛悔，就会主动为中日永不再战，世代友好而努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中日正确对待历史，面向未来的一个最好典型。

（责任编辑 萧 徐）

2008年第9期 早期陈独秀是社会民主主义者　作者：盖　军

为了参加安庆市“陈独秀的社会主义思想研讨会”，实现参观我们党的创始人和第一任总书记故居和墓园的宿愿，我阅读了《陈独秀文章选编》第一卷，对1915年9月——1920年5月陈独秀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有一些新的认识。

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这个阶段陈独秀认识社会主义，有一个这样的历史背景：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流派，在恩格斯逝世后发生了分歧。事实上，恩格斯在世时，这种分歧已经初露端倪，只不过尚未激化而已。恩格斯逝世后，伯恩施坦从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诸方面，对马克思的学说提出批评或曰“修正”；考茨基、卢森堡、李卜克内西在第二国际内部，同伯恩施坦展开了激烈论争。到20世纪初叶，这个论争的最终结果，是第二国际的分化，建立了第三国际，形成社会民主主义和列宁主义，其实现社会主义的途径等问题，是双方分歧的焦点。

陈独秀正是在这个分化过程中，开始接触和接受社会主义学说的。回过头来看当时的文献，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就是陈此时的一些观点倒是倾向于社会民主主义的。如果再把观察的目光往后延伸，就会进一步发现，陈在接触和接受社会主义时的最初认识，也是他在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和作为中共总书记的八年以及以后他对在中国搞社会主义的思想认识渊源。

执政者谋资本劳力之调和是人类的幸福

从19世纪末欧洲关于社会主义学说通过多种途径传入中国以后，许多知识分子从关注中国命运的视角，都在积极了解、研究社会主义的学说，联系中国的实际，探索救国图存的出路。到20世纪初，中国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追求、阐释，已经成为一种时尚。但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途径和方法的主张上，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分歧的焦点在于是以暴力的手段还是以和平的手段，或者说是用革命的办法还是用改良的办法实现社会主义。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中，首先介绍了社会主义学说。指出：社会主义学说“始于法兰西革命时，有巴布夫（Babeuf）者，主张废弃所有权，行财产共有制（La communaute desbiens）。其说未为当世所重。19世纪之初，此主义复盛兴于法兰西。圣西孟（Saint-Simon）及傅里耶（Fonrier），其最著称者也。彼等所主张者，以国家或社会，为财产所有主，人各从其才能以事事，各称其劳力以获报酬，排斥违背人道之私有权而建设一新社会也。其后数十年，德意志之拉萨尔（Lassalle）及马克斯（Karl marx），承法人之师说，发挥而光大之”。这段阐述虽不够确切，但说明陈独秀已经初知并关注社会主义的学说及其实践。

接着，他指出：“资本与劳力之争愈烈，社会革命之声愈高。欧洲社会，岌岌不可终日。财产私有制虽不克因之遽废，然各国之执政及富豪，恍然于贫富之度过差，决非社会之福；于是谋资本劳力之调和，保护工人，限制兼并，所谓社会政策是也。晚近经济学说，莫不以生产分配，相提并论。”

然后，他表明了自己的观点：“继此以往，贫民生计，或以昭苏。”[1]在他看来，贫富悬殊绝不是社会之福，而保护工人、限制兼并、实行劳资调和，这才是“人类之幸福”。

这正是当时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以经济改良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主张。众所周知，20世纪初，伯恩施坦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有了相当广泛的影响。法、德、英、意、比利时等国的不少领袖和工会领导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倾向于实行改良主义。可以说，陈独秀写此文章时伯恩施坦主义已成为第二国际所属多数社会民主党的主导思想。因为接受伯恩施坦主义的一些社会民主党，在其执政或参与执政的过程中，确实提出了改善劳动人民生活状况的政策主张，并在为改善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状况和推进社会生活进一步民主化等方面做出了一些成绩。其中包括劳动、就医、养老、残疾人的福利、儿童的保护、家庭维持补助金、平等的教育机会、失业保险、社会保障等。

站在劳动人民立场，熟悉巴黎公社失败教训的陈独秀，认为欧洲各国执政者实行劳资调和的改良主义政策是“人类的幸福”。这是他根据形势把暴力革命和改良主义对比后得出的结论。他的认识反映了20世纪初欧美一些国家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资本主义面对社会矛盾也在进行自我调整的实际情况。可以说这是他与时俱进的思想亮点。

通过协调资本“个人社会间利益两全”的办法发展大工业

陈独秀早期不仅有通过劳资协调实现社会主义的思想，还针对当时中国出现的劳资矛盾事件，提出了解决的路径。特别是他对经济落后的中国提出了发展工业的思路，很有创意。集中反映在1920年5月1他写的《我的意见》一文中。这篇文章总的来说是他运用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的理论分析工人的工资，对资本主义持批判的态度。

1920年春，上海厚生纱厂在湖南招募女工。招工简章规定每天工作12小时，工资仅够维持一个人最低生活，伙食、医药、卫生等待遇很差，引起舆论界强烈反响。其中有长沙、上海等12家报纸与厚生纱厂经理穆藕初之间的批评、答复、再批评。《我的意见》对事件中反映出的各种观点进行了分折，提出了个人的看法及解决劳资矛盾办法。

文章指出：“穆先生或者可以说，我们中国纱业底势力，漫说英、美了，就是比日本还不及四分之一；现时纱业虽有点利益，正要少数的资本家垄断这种利益，才能够把资本聚住，才能够叫他们乐于投资而且便于投资，才能够使这资本有再生产的效力，若是分配给工人，这资本不但分散了，而且都用在消费上，失了再生产的效力，因此营业不能够推广，岂不是社会的损失吗？穆先生倘若说出这个理由，恐怕有许多旧式的经济学者都要点头称是；就是我也以为这个理由含有一半真理，不能全然否认；但是我以为也有一种法子，可以免除这个人和社会问题底利害冲突。这法子是什么呢？就是采用Co-operativeSociety底一部分制度，一方面承认工人都有得红利底权利；一方面规定所有股东，经理，以下事务员，工人等应得的红利，一律作为股本，填给股票，以便推广营业；如此工人都可以渐渐变到资本家地位，个人方面比现在卖劳力而得不着全工值总好得多；资本都用在再生产上，社会方面工业也因此推广了；这法子似乎可以使个人社会间利益两全。”[2]

陈的思想其有价值之处，至少有以下几点：

第一，批判资本不等于消灭资本，资本的产生、积累和发展与工业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是一致的，这正是穆藕初所言“含有一半真理”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保护资本，就是推进社会进步和工业发展。

第二，保护劳工的合法利益是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陈独秀认为“中国底资本固然还没有集中到工业上，但是现在已经起首了；倘然仍旧走欧、美、日本人的错路，前途遍地荆棘，这是不可不预防的”。[3]这里讲的欧、美、日本人走过的错路，应是指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阶段，即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对广大劳动者、工人残酷地剥削与掠夺，给广大劳工带来无限的痛苦和灾难，社会严重两极分化，周期性经济危机不断爆发，整个社会付出惨重代价的状况。这条老路、错路不能再走。他呼吁人们“要有预防社会前途危险的大觉大悟……那才是社会的大幸啊！”这些肺腑之言，在时过87年后的今天，仍具有重要的警示作用。

第三，要害是协调各方利益关系。文中提出的办法就是实行合作社的一部分制度，即给工人分红，使其转化为企业股票，既可防止削减企业积累的后劲，又可逐渐改变工人一无所有的地位，从而体现资本、工人及社会利益“两全”。“两全”即双赢和多赢的意思。这是企业内部劳资利益协调的一种办法，在西方资本主义实践中已有实行，在当代I T产业中，以这种办法激励员工积极性的企业很多。此外，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北欧诸国，通过政府在社会范围内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险，推行社会福利制度，都取得了好的社会效果。

中国产业未兴，实行社会主义可缓于欧洲

社会主义学说传入中国后，中国是否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问题，自然会被提了出来。早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前的1917年初，陈独秀就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一个颇为爱戴《新青年》杂志的名为褚葆衡的读者，曾写信给陈独秀。他说：“近代文明之真谛，最新之思潮，仆以为当推社会主义。此种学说，为政府及资本家专横之反应，大足为我人研究之资料。我国于此种主义，输入未久，鼓吹乏人，故信仰者寡，是以强权者势愈甚，而贫民乃愈陷水火之中。贵报素主输入世界新理，独于斯类学说，乃未多觏，足下如以社会主义实可为救世之良药，则阐扬之责端在贵报矣。仆愿望如此，不识足下以为如何。”[4]

陈独秀1917年1月1日写信回答说：“社会主义，理想甚高，学派亦甚复杂。惟是说之兴，中国似可缓于欧洲。因产业未兴，并兼未盛也。”[5]寥寥数语，看出他对马克思关于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的学说，理解是相当准确的。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大工业生产基础之上的，消灭了阶级和阶级差别，消灭了商品货币关系，实现很高水平的统一的全社会的公有制，社会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其理想确是很高的，而当时的中国并不具备这样的客观条件。

社会主义产生的经济条件，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充分暴露。19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欧的英国、法国、德国等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经过工业革命，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逐渐实现工业化。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发展为公开的对抗，工人阶级形成了独立的政治力量，才有可能爆发社会主义革命。而半封建半殖民地、小农经济占优势的中国，“产业未兴”，即现代工业数量极少，规模小，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所以，陈独秀才有社会主义之兴“似可缓于欧洲”的见识。他认为中国需要进行的是在经济上“发展生产事业、发达生产技术”，政治上推翻封建专制主义的民主革命，而不是急于搞社会主义。陈独秀此时的认识，比之当时孙中山曾经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作为他实现社会主义的路径设计，比之梁启超主张限制个人竞争、实行国家干涉的社会主义，都更为接近中国实际。

1919年4月，即五四运动前夕，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文章说：“英、美两国有承认俄罗斯布尔塞维克政府的消息，这事如果实行，世界大势必有大大的变动。十八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做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6]他对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对在俄国搞社会主义革命，承认是人类社会变动的大关键。但是也就在同一天，陈独秀在另一篇文章中又指出：“中国资产社会和劳动社会都不很发达，社会革命一时或者不至发生。”[7]他依然坚持两年前的一些看法：认为中国无论在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都不具备搞社会主义的条件。

实现民权自由和立宪共和

在国家政治制度方面，陈独秀极力主张仿效欧美国家的民主政治。1919年2月15日，他在《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一文中，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即表明自己是“信仰共和政体之人也，见人有鼓吹君政时代不合共和之旧思想……虑其谬说流行于社会，使我呱呱堕地之共和，根本摇动也”。共和政体，即他所指的“民权自由，立宪共和”；“所谓民权，所谓自由，莫不以国法上人民之权利为其的解，为之保障。立宪共和，倘不建筑于国民权利之上，尚有何价值可言？此所以欧洲学者或称宪法为国民权利之证券也。”

民权，即人民的民主权利。当“东方杂志”记者称，“民视民听，民贵君轻，伊古以来之政治原理，本以民主主义为基础。政体虽改，而政治原理不变，故以君道、臣节、名教、纲常为基础之固有文明，与现时之国体，融合而会通之，乃为统整文明之所有事”，陈独秀立即驳斥说：“呜呼！是何言也？夫西洋之民主主义（Democracy）乃以人民为主体，林肯所谓‘由民’（by people）而非‘为民’（for people）者，是也。所谓民视民听，民贵君轻，所谓民为邦本，皆以君主之社稷——即君主祖遗之家产——为本位。此等仁民爱民为民之民本主义（民本主义，乃日本人用以影射民主主义者也，其或径用西文Democracy而未敢公言民主者，回避其政府之干涉耳），皆自根本上取消国民之人格，而与以人民为主体，由民主义之民主政治，绝非一物。倘由‘东方’记者之说，政体虽改，而政治原理不变，则仍以古时之民本主义为现代之民主主义，是所谓蒙马以虎皮耳，换汤不换药耳。毋怪乎今日之中国，名为共和而实不至也。”[8]陈独秀指明了“由民”和“为民”之根本不同，可见他对民主的实质认识之深刻。

此后，陈独秀进一步思考了在中国如何真正实行“由民主义”的问题，他认为由民作主，就要实行民治。1919年12月1日，他在《实行民治的基础》一文中，根据中国政治的具体情况，认为杜威博士关于政治的民治主义的主张“还有点不彻底”。“单靠‘宪法保障权限’，‘用代议制表现民意’，恐怕我们的生活必须的几种自由权，还是握在人家手里，不算归我们所有。我们政治的民治主义的解释，是由人民直接议定宪法，用宪法规定权限，用代表制照宪法的规定执行民意。换一句话说就是：打破治者与被治者的阶级，人民自身同时是治者又是被治者。老实说就是消极的不要被动的官制，积极的实行自动的人民自治。必须到了这个地步，才算得真正民治。”[9]

陈独秀认为，“中国现在政象不佳”，没有实行民治主义的缘故是：改建共和未久，以前把建设共和看得太容易，革命以前宣传民治主义太少，共和军全由军人主动，一般国民自居在第三者地位，拥护共和的进步、国民两党人，都不懂得民治主义的真相等原因。他主张：“我们现在要实行民治主义，首先要注重民治的坚实基础”，把上述“几层毛病通同除去，多干实事，少出风头，把大伟人、大政治家、大政客、大运动家、大爱国者的架子收将起来，低下头在那小规模的极不威风的坚实的民治基础——人民直接的实际的自治与联合——上下功夫。”他认为：“没有坚固基础的自治，即或表面上装钸得如何堂皇，实质上毕竟是官治，是假民治，真正的民治决不会实现，各种事业也不会充分发展。”

陈独秀进一步设想了由“地方自治和同业联合两种组织”以实行真正民治主义。例如，最小范围的组织，人人都有直接议决权，执行董事不宜专权久任，注重团体自身生活的实际需要，断绝军人官僚政客的关系等等，都是针对当时政治制度上存在的问题的一种治理办法。他在这篇文章的最后说：“我所主张的小组织好叫人人有直接参与权，似乎是打破一切寡头制度的根本方法；这种思想倘然能够成为事实，成为习惯……将来较大的政治方面经济方面的大组织，自然也不会有寡头专制的事发生，真民治主义才会实现。”“我们不情愿阶级争斗发生”，“我心中所想说的话，不愿说出，恐怕有人误作调和政策，为一方面所利用，失了我们的本意。”

世界上没有包医百病的学说

1920年3月1日，陈独秀在《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一文的开头有一段精彩的论述，我全文抄下：

“我向来有两种信念：一是相信进化无穷期，古往今来只有在一时代是补偏救弊的贤哲，时间上没有‘万世师表’的圣人，也没有‘推诸万世而皆准’的制度；一是相信在复杂的人类社会，只有一方面的真理，对于社会各有一种救济的学说，空间上没有包医百病的良方。我对于马尔塞斯的人口论，就是这种见解；不但马尔塞斯人口论是这样，就是近代别的著名学说，像达尔文自然淘汰说，弥尔自由论，布鲁东私有财产论，马克斯唯物史观，克鲁泡特金互助论，也都是这样。除了牵强，附会，迷信，世界上定没有万世师表的圣人，推诸万世而皆准的制度，和包医百病的学说这三件东西。在鼓吹一种理想实际运动的时候，这种妄想，迷信，自然很有力量，价值；但是在我们学术思想进步上，在我们讨论社会问题上，却有很大的障碍。这本是我个人的一种愚见，是由种种事实上所得一种归纳的论断，并且想用这种论断演绎到评判各种学说，研究各种问题的态度上去。”[10]

这段长达380字的引文，鲜明地体现出陈独秀身上那种不事盲从、追求科学的真正知识分子的品格。他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长文批判，说明他的才智不只是某个领域的专家，在许多方面都反映出他渊博的学识和创造的活力，本文不在这里详加阐述。

值得推崇的是，年仅41岁的陈独秀，依据书本上、实践中，国际、国内“种种事实上所得一种归纳的论断”，提出“世界上没有万世师表的圣人、推诸万世而皆准的制度和包医百病的学说”的至理格言，今天读起来实在令人敬佩！

上述论断中，他提到了包括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学说也不能包医百病，虽然没有专门展开论述，但他当时对马克思学说的态度已跃然纸上。

这时已经是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有了广泛的传播。马克思在19世纪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他以唯物史观学说和《资本论》巨著所阐述的剩余价值学说，奠定了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马克思主义是将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有机结合起来的严谨的学说，是人类思想发展的极大成就。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中国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都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早期的共产主义者。按照传统的说法，在五四运动后期陈独秀已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且在一个月后，俄共远东局维金斯基率代表团来华，在上海与陈独秀商谈组建中国共产党问题。而陈独秀此时认为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包医百病”的学说，这说明了什么？

我以为，这正反映了他观察事物的一种科学精神。任何理论，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条件的变化，一度适合当时情况的理论，就会部分地或全部地变得不适合新的情况，从而需要加以补充、修正。马克思的学说也同样如此，不可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经之万世都灵验、包医百病的绝对真理。他“相信进化无穷期”，既然发展不会停止，斗争的形式也要随着斗争的条件有所变化。《共产党宣言》在19世纪上半叶末（蒸汽机工业时代）的出现是必然的，也是正确的。因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达到了从来没有达到的程度，“欧洲社会岌岌不可终日”。但到19世纪末电力工业出现，生产力有了巨大发展，形成了新的生产关系，劳资间的斗争将按新的方式进行。恩格斯1895年在《资本论·导言》就曾经说：“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种幻想”，“当时欧洲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11]

极力推崇以科学和民主精神救中国，关注欧美等先进国家形势的变化和国际共运的分歧的陈独秀，尤其敏锐地注意到20世纪初期在欧美一些国家，由于工人阶级和城市贫民的斗争，统治者不得不调整社会政策，以缓和日益尖锐矛盾的情况。在1919年4月27日的《贫民的哭声》一文中写到为什么会发生社会革命，他说：“在欧美各国，他们贫富悬隔的原因，乃是有钱的人开设工厂，雇用许多穷人替他做工，做出来的钱财，大部分进了他的腰包，把一小部分发给工人，叫做工价。工厂越大越多，那少数开工厂的资本家越富，那无数做工的穷人仍旧是穷。”“渐渐造成那无产阶级对于有产阶级的社会革命，这就是现在各国顶紧急顶重大的问题”。“所以欧、美、日本连政府也都在那里赶紧讲究什么贫民生计，保护劳工，劳工组合，劳工教育，分配公平，遗产归公等等政策，好预防那社会革命。”[12]同月的另一篇文章中也说：“欧洲各国的社会主义学说，已经大大的流行了。俄、德和匈牙利，并且成了共产党的世界。这种风气恐怕马上就要来到东方。日本人害怕得很，因此想用普遍选举、优待劳工、补助农民、尊重女权等方法，来消弭社会不平之气。”[13]他这里强调的是面对尖锐的社会矛盾，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富豪和执政者都在进行自我改良，以缓解劳资之间的矛盾。

一个多月后，在以列宁为首的共产国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领导下，德国、匈牙利爆发的革命很快就失败了，说明完全按俄国十月革命的办法换一个国度就不灵。两种解决矛盾的策略和方法，两种结果。因此在陈独秀看来，马克思的学说“只有在一个时代里是补偏救弊的贤哲”，“只有一方面的真理”，不可能包医百病。

他不愧为五四运动时期的思想领袖，始终坚持以科学民主的尺度衡量一切事物。他的远见卓识同他此前五次去日本学习、考察不无关系。明治维新后开放的日本，对他开阔视野，根据中国实际情况，思考救国救民之路大有裨益。

很长时间以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里，对社会民主主义一直持批判态度。社会民主主义被视为“修正主义”，被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中国也是如此。在历史研究中，当历史人物最初接受或认同社会民主主义时，就认定其思想还不成熟或者还处于模糊状态，甚至说成是“倒退”；而一旦放弃了社会民主主义，就认定其成为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如今，对社会民主主义的评价，在我国学术界已经有了很大不同。社会民主主义在欧洲、北美特别是北欧的成功实践，使得研究者不仅对它的理论、学说做出客观分析，甚至主张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也应该借鉴。因此，对于陈独秀早年接触和接受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也应该重新评价。当我们回顾中国1949年以来的历史，特别是回顾中国铲除一切非公有制经济、实行“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导致经济发展停滞徘徊的历史的时候，陈独秀早年的那些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和主张，不正好是一面镜子吗？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退休教授）

（责任编辑 徐庆全）

2008年第9期 洪君彦章含之政治语境下的非正常生活　作者：丹　晨

一

洪君彦写的《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终于出版了。这本写于三年前的回忆录，曾在报纸上刚刚公开发表几小段，就应他女儿的要求停止连载即所谓“腰斩”了；现在又因女儿的理解和鼓动，作了修改和补充，得以与世人见面，连书名从一开始也是这位女儿拟的。君彦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还历史本来面目……留一些史料给后人”。仅此一番苦心和委曲求全，即可看出蒙羞忍辱、沉默了数十年的洪君彦是一位老实人！

本书顾名思义是讲述作者和章含之的婚恋旧事，但从“文革”乱世中这对夫妇仳离悲喜剧看到的，却远远不仅是一个私人化的话题，而是可以感受到历史的巨大投影，社会的人情世态，两位知识分子的不同人生道路。

20世纪后半期，中国知识分子走过了一段崎岖困顿的历程。凡是1949年前走上社会的教授学者专家，上面一概称之为“旧知识分子”，那些已经卓有成就的更被视为旧社会以至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服务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了这样的原罪也就成了万劫不复的改造对象。至于此后出现的大学生业务骨干，曾被认为是党自己培养的新型知识分子。洪君彦、章含之就是属于这新一代的青年知识分子，理应有一个美好的前程。然而，读了洪君彦的书，当然也读了章含之写的许多书，出乎意外的是，我们看到的却是两种迥然不同的命运际遇。

二

笔者和洪君彦曾是解放前上海沪新中学高中同班同学，对他略有所知。他父亲是当时银行业巨子，家里有一座大花园洋房，花园里有假山、溪水、甬径、亭子、树木、花草，还有一座大活动室，可以在里面举行派对、舞会等。君彦虽是富家子弟，学业很好，但与同学却也不分彼此。所以我们常去他家玩，在那活动室里高谈阔论，唱歌，听唱片，几乎是可以随意而为。但我们从来语不涉邪。那时的少年也爱玩，也注意时尚，但视野却很开阔，趣味比较雅一点。唱的歌多数是民歌，如管夫人（喻宜萱）、周小燕、盛家伦、蔡绍序唱的歌，听的唱片西乐居多。秧歌舞，“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等，我都是在那个活动室里最早看到听到的。有时，沪新地下党也借这些活动联络同学。有一次联系了七八位同学讨论组织人民保安队，迎接解放。后来还把那些标语旗子留存在他家里。君彦是位心无芥蒂的人，对同学一向坦率热情，所以这样“危险”的活动也能在他家里举行。我觉得他们家很开放自由，对孩子很信任，从来不干预我们这些事。

这样的“好事”，君彦从不提及，不当做自己少年时的进步历史。近年说起，他笑呵呵地说：“你记性好还记得，我全忘记光了！”1955年，我入北大中文系读书，再遇君彦时已相隔六年，他是老师我是学生。谈起他们家的大花园洋房，我说：“走过你们家门口，看见挂着一个剧团的牌子。不知怎么一回事？”他乐呵呵地说：“败忒了，全败忒了！”原来是被公家在五反运动中没收了。他那副襟怀坦荡开朗的样子，我一点感觉不到他有什么困惑和遗憾。那时的人一心要求进步，就没把这些财产等当回事。“文革”时，我们多年没有交往，但他的情况却有所闻。“文革”结束不久，我在公安部礼堂看完电影散场时遇到君彦，相见甚欢，叙谈间，我问及章含之情况（那时听说章已受审查），他没有半句非议怨言，只说：“现在看她怎么办了！”问及他女儿将从国外回来，他说：“看她跟谁了！？”他仍然还是那样厚道实在！

三

1949年中学毕业后，洪君彦考入燕京大学，后随着并入北京大学。北大占了燕大的校园，所以他就没有动窝，一直在此读书、任教，直至退休，几乎一生在燕园安身立命。50年代前半期，国家兴起经济和文化建设高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整个社会出现一派生气勃勃的新气象，尽管也存在许多问题和不尽如人意事。像他那样才华出众、思想积极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很自然地脱颖而出，成了经济学界后起之秀，受到上面的重视和信用，27岁就当了教研室主任，评上了讲师。这在当时论资排辈严重情况下是不多见的。有一次，我去未名湖畔全斋宿舍看望他，正好碰上外语学院学生章含之也在那里。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是：这是一位大家闺秀；他们真像一对金童玉女，非常美好。我从心底为他祝福。这也正是他事业、爱情丰收的时期。

但是接踵而来的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和残酷斗争，以及那些祸国殃民的极端思想，使那些本应有大作为的科学文化技术人才不仅不能再在专业中作出贡献，反倒受到无穷的打击和迫害，沉沦在苦海中。像君彦那样被认为党培养的青年知识分子，竟然也无例外地被列入“革命对象”。他先是因“反右派”时软弱右倾，被下放门头沟斋堂劳动。“文革”时，更被莫须有的罪名如“漏网右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资本家”等等，强加在头上，饱受极其残忍的摧残。笔者都不忍在此引述这些骇人听闻的暴行。这在当时的北大不过是千百个例子之一，也正是北大建校百年历史上最耻辱的一页。君彦宽厚，在书中只提这些施暴者是所谓“红卫兵”“造反派”，其实大多数是正儿八百的北大老师和学生。知识分子整知识分子，“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什么古怪的暴虐残忍手段都使了出来。就像纳粹暴行最早传闻西方世界时，人们都不相信这是真的。君彦也指出：“七十年代后出生的一代又一代人根本不知道文化大革命为何物。他们听到红卫兵打老师，给老师‘坐喷气式’的情节，如同听天方夜谭般新奇。”这是中国教育史、北大校史中闻所未闻的，也是不能不正视、反思、研究的课题。洪君彦希望人们将从他的“亲身经历”中，“窥见十年浩劫之一角”。这样的第一手资料，这样的信史是值得人们重视的。

这时的洪君彦，有一段自我心理剖白：

我自问为人处事一向光明磊落，对红卫兵的欲加之罪，心中很坦然，虽然曾因为忍受不了种种虐待有过自杀的念头，但终于挺过去了。如今与我相恋八年、结婚十年的妻子竟然红杏出墙这等于在我背后捅了一刀。这等羞辱让我无地自容，一颗心像撕裂般痛。所以对我来说，家变比政治迫害更加惨烈。妻子的不忠加给我的痛苦、羞辱比红卫兵加给我的沉重千倍。

人们从这样锥心泣血的记述中，看到在大的历史劫难下一个优秀知识分子的悲惨遭遇。关键是妻子的不忠就是从“文革”开始而开始。是从洪君彦在北大最早被当做校长、党委书记的黑帮同伙，揪出批斗、监督劳动而开始。也就是说，当年洪君彦作为燕大高材生，北大出类拔萃的青年教师，名门世家子弟，英俊帅哥，许多女生追逐的对象，章氏慧眼识英雄，十四岁起就紧追不舍；现在，洪君彦一下子跌落万丈深渊成了阶下囚，管他八年恋情，十年夫妻，说变就变。“文革”期间，多少家庭亲情爱情就这样破灭碎裂了！特别是这一切都是在神圣的革命名义的包装下出现的；据章记述，洪章婚变竟然还惊动了伟大领袖，章是在受到圣眷隆恩关照下才“奉旨离婚”，这就更增添了一层光环和传奇性。

这使我想起沙俄镇压十二月党人起义，把大批党人流放到西伯利亚。赫尔岑严厉批判了当时贵族中的“道德堕落”，没有人敢站出来表示同情，反倒“出现了野蛮的狂热拥护奴隶制的人，有的是由于卑鄙，有的却不是出于私心，这就更坏……”这时“只有女人不曾参与这种抛弃亲近的人的可耻行为”（《往事与随想》第一卷，中文版第67页）。她们或是站在断头台边，或是跟随丈夫流放，放弃贵族地位和生活。诗人涅克拉索夫为此写了长诗《俄罗斯女人》歌颂了这段动人的历史故事。我相信中国女人一样也是忠贞坚忍的，为维护真理、亲情、爱情宁可牺牲自己的一切；当然，在“文革”特殊环境下，可能更加艰难。但是，我们不能不感到悲哀的是洪章故事却是另一种情况。

追求快乐和幸福，大概是人类心灵的一种本能吧！但是如何获得快乐和获得什么样的快乐却有着很大的不同。洪君彦走的是一条普通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以自己的才华、学识和能力，兢兢业业在教学、科研岗位上作出创造性的贡献；这些专业上的成就在“文革”前后都已为人们公认和为事实所证明了的。他又是一位重情义、重信诺的人，对于家庭、妻子、女儿充满着爱，担当着责任。他不是那种热衷于追名逐利之徒，正如他女儿笔下和我所知，他恰恰是一位慷慨侠义的性情中人。所以，“文革”的无妄之灾固然使他痛不欲生，但心爱的妻子的背叛使他从感情、心灵、尊严上受到加倍的羞辱和伤害，也使他百思不解：他曾经拥有过的快乐和幸福竟是那样虚幻！他虔诚付出过的热烈真挚的爱和对理想的追求就这样被鄙弃了？我想这是洪君彦深埋在心底已久的伤痛和疑问，也是他写本书寻求历史之谜的原因所在。

四

章氏则走了另一条人生之路。她也是一位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也执着地追求自己的幸福和快乐。显然，她更看重家世、门第、声望、权力……这些外在的物化了的，又非自己作了什么贡献的，被英国哲学家休谟称为“虚荣”的情感带来的快乐，更擅长于攀附于外力达到或满足自己的欲望。例如章氏自称有一种“大红门情结”，但远不是像她所宣传的有什么“凝重历史感”（章含之：《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代序》，倒是有点飘忽不定，随着情势忽爱忽恨，此一时也，彼一时也，都是着眼于对自己的利害。在阶级斗争日日讲的岁月里，她积极主动多次向党的上层领导表态，对“旧官僚”章士钊相当不屑，要划清界限，无非表示自己革命的坚定性；如今“大红门”大大升值了，成了又一个光环时，却被无限放大充分利用，至今成为“名门之后”“最后的贵族”的标签，甚至夸张成“我们家这一百年中的三代人似乎浓缩了中国社会的进程”（同前）。

攀附确实给她带来无限风光和荣誉、快乐和幸福。譬如：“走后门”把女儿“塞进”一个特殊的外语学校；后来又把十二岁的女儿弄成外交部官派的第一批小留学生；连离婚都是由公家打通关节。这些都是小菜一碟，但无疑都是攀龙附凤的成果，是那些芸芸众生的草民想都不敢想的，包括洪君彦。所以连女儿都惊呼她妈妈的“本事太大了”，做这类事时自己都不在北京，更不用动手出面；女儿从她妈妈进外交部后，看见她就感到“由衷的自豪”，“身边似乎有一个光环，她比别人都亮”（洪晃：《我的非正常生活》第154、122页）。

章氏故事的传奇性在于攀附到了最高领袖，也是通过“大红门”这个神奇的阶梯，“从此我生活中一系列重大转折都离不开毛主席的决断”（见章含之著：《风雨情》），把自己的后半生与毛泽东紧紧连在一起了，还有比这更荣耀更幸福更了不起的神话！？不仅攀上了高层权力圈子，还攀上了权倾一时的部长做丈夫，真个是像大观园里的宝姑娘的诗言志：“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这些本来都是章氏个人的光荣经历，就如她写的《十年风雨情》，一个动人的哀感顽艳的爱情故事，都无须旁人置喙。然而，人们关注的是，攀附过程中，荣耀极致的时候，欲望也极度膨胀，不免会做出违背良知和人格，踏着别人的肩膀爬上去的尴尬事。这才有了攀附了领袖还嫌不够，还去攀附有权势的乱臣贼子企图分一杯羹。当万家墨面没蒿莱，一亿人受迫害株连，包括洪君彦这个倒霉蛋正受尽苦难挣扎在生死线时，却是章氏春风得意马蹄疾，集荣耀、快乐、幸福于一身，突然成了璀璨眩目的当红明星。这一切与她的知识、专业、能力似乎都已无甚关系了。

五

这就是党培养的两位知识分子的命运，他们从同一个起点出发后的不同人生选择，不同的荣辱浮沉，不同的幸福和快乐，却又无情地折射出各自的个性、心灵和品格。现在他们又已各得其所：洪有了一个安定幸福、平淡又平静的晚年；章既是名作家，又为女儿及其友朋们呼为“美人妈妈”，簇拥如“众星捧月”，在“大红门”里依然风光无限（均参见《我的非正常生活》第228页等）。他们各自叙述自己的故事，但都强调与“历史”密切有关，或称有“凝重的历史感”，或说“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就在这页历史中，人们看到了诡谲和荒诞，真情和虚伪，爱和背叛，诚实和谎言，荣誉和污秽……特殊时代的众生相，人世的百态，人性的变异……仿佛在已逝去的历史隧道中，重新唤起记忆，对世事有了新的憬悟：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该有怎样的正常生活呢？

（章含之已于2008年1月26日去世）

（责任编辑 萧徐）

2008年第9期 郭沫若的政治家品格　作者：张毓茂

郭沫若是诗人、剧作家、小说家、翻译家，也是书法家、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他在文化领域中取得了多方面卓越成就。但人们却忽视了郭沫若作为政治家的品格层面。我以为，这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考察角度。从这个角度研究郭沫若，能够拓展视野，有利于全面把握郭沫若性格结构的多重层面和复杂矛盾。也许郭沫若的诗人激情和才华过分鲜明夺目，以致把人们的目光强烈地吸引在这一层面上；或者是同时代的毛泽东、周恩来等革命巨人的政治才干的无与伦比，致使郭沫若很难进入人们视野的中心？不管怎么说吧，反正郭沫若的政治家的品格层面，被不同人不同程度的忽略了。

那么，郭沫若政治品格中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呢？

我以为，首先是他的政治嗅觉很锐敏。苏洵在《辨奸论》里说“月晕而风，础润而雨，见微而知著”，是以观察自然气候来比喻及时把握政治现象。这是一个政治家应当具备的预见政治风云变化的能力。郭沫若在这方面有很强的政治预见性。他往往从一些端倪和预兆中预见大的政治风暴和革命运动的来临。五四运动爆发时，郭沫若虽然远在海外，但对这个揭开新民主主义革命序幕的伟大历史事件，他的反映也是极其锐敏的。他雀跃欢呼：“万岁！万岁！万岁！新生命——万岁！新少年——万岁！新中华——万岁！万岁！万岁！万岁！”（《解剖室中》，载《学灯》1920年1月22日，集外佚文）他及时而准确地把握了五四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并且以诗集《女神》诗化了五四精神。当国共第一次合作，中国的革命高潮即将兴起的时候，郭沫若预感到革命风暴即将来临，号召青年“向前猛进！”“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漩涡中去！”在北伐革命战争的高潮中，蒋介石集团策划阴谋，准备兵变。开始的时候他们的阴谋活动相当隐蔽，蒋介石精心制造各种假象来作掩护，当时确曾欺骗了许多善良的人们，连一些革命家一时间也弄不清这个集团的真面目。但郭沫若却从他们活动的蛛丝马迹中，觉察到问题的严重和复杂，预见到革命面临危机。正因为郭沫若有这样敏锐而深刻的认识，所以他才非常清醒，百倍警惕，在蒋介石一伙面前，佯作不知，不动声色，麻痹了蒋介石，才能打入蒋介石集团之内，摸清了情况，写出了沉重打击蒋介石的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如果郭沫若认识上稍有迟疑，那就一定会被蒋介石发觉。只要蒋介石发觉郭沫若是政治上的异己者，他不但要对郭沫若严加戒备，而且会毫不犹豫地杀掉他。郭沫若在那样瞬息万变的政治厮杀的险境中，不仅安然脱险，还胜了蒋介石一筹，凭的就是他政治嗅觉的锐敏。

其次，郭沫若政治家的品格，还表现在勇于实践的精神。早在少年时期，郭沫若就勇猛地投身学生运动，开始显露出勇于实践的斗争性格。郭沫若也同郁达夫等作家不同，他并不满足于作为一个文艺战士，他渴望工农暴动，渴望投入火热的实际斗争，他表示：“别了，否定的精神！别了，纤巧的花针！我左手拿着《可兰经》，右手拿着剑刀一柄！”他不但在文章中号召青年“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漩涡中去”，而且自己身体力行，投笔从戎，参加了北伐战争，担任北伐军总政治部的领导职务，显示了他在实际的革命政治工作方面的才干。蒋介石背叛革命后，郭沫若在革命危急关头，没有惊慌失措，没有消极颓唐，而是以实际斗争，反击蒋介石集团的背叛罪行；在周恩来等共产党人领导下，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并在此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种勇毅，那种实干，那种拼搏，绝非单纯的文艺家所能有。比如郁达夫，他可能有许多郭沫若不具备的长处，但他缺少郭沫若作为政治家的实践精神。他和郭沫若都到了广州革命策源地，而结局却是那样的不同，郭沫若像个弄潮儿投入革命战争的洪流中，而郁达夫却被革命过程中的“污秽和血”所吓退，畏难却步，失望地离开了广州。不仅如此，还以“曰归”的笔名在《洪水》上发表《广州事情》为题的文章，过多地渲染革命策源地广州的污秽和黑暗。分不清哪些情况是革命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哪些是由于革命者的不成熟而出现的缺点，哪些是属于革命内部异己分子的破坏活动，因而对革命大失所望。实际上，郁达夫虽然到了广州，却没有同革命结合。举出郁达夫，当然不是把他同郭沫若做全面的比较和评价，只是就实践精神这个角度加以比照，以便对郭沫若性格中这一特点看得更清晰，更分明。

同敏锐的政治嗅觉和勇于实践精神相联系，郭沫若作为政治家的另一性格特点，是他对眼前呈现着的复杂政治形势和错综的事件关系，往往具有非凡的洞察力。恩格斯为《法兰西内战》一书写导言时，就曾高度评价马克思在书中表现出的惊人的政治洞察力：“在伟大历史事变还在我们眼前展开或者刚刚终结时，就能正确地把握住这些事变的性质，意义及其必然结果。”在广度和深度上，郭沫若的洞察力当然比不上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但作为政治家的一种宝贵品格，郭沫若无疑是具备的。从作品看，郭沫若这种政治品格不是表现在诗歌里，主要表现在传记文学和历史剧中。他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脱离蒋介石以后》《革命春秋》《洪波曲》《南京印象》……等作品，其中所写的历史事变，或则还在“眼前展开”，或者“刚刚终结”，而郭沫若却大体“能正确地把握住这些事变的性质，意义及其必然结果”。如写四川保路风潮，处处又照应武昌斗争形式的发展，揭示出两个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从日本“二·二六”事件后东京政局的变化，揭示了中国持久战的不可避免等等。郭沫若对各种社会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对历史发展的固有规律，都把握得相当准确，显示出郭沫若精明的政治智慧和判断力。在文风上，与这种政治内容相适应，体现为议论纵横，气势磅礴，挥洒自如，有时慷慨激越，却又蕴含睿智深邃，有时犀利辛辣中透出风趣和幽默，把郭沫若作为政治家的品格和风貌，展示得相当充分，淋漓尽致。

当然，这种“淋漓尽致”中也把郭沫若性格的弱点暴露出来了。

不错，郭沫若政治目光敏锐，富于激情，可是这个优点往往又同偏激性和摇摆性相扭结。这个性格弱点，不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文艺方面，都很突出。鲁迅当年对此做过尖锐的批评。郭沫若的夫人安娜也指出，他的“性格不定，最足耽心”（郭沫若：《由日本回来了》）。后来的论者出于对郭沫若的尊重，也是一种为尊者讳的传统习惯吧，很少再形诸文字，但许多熟悉郭沫若的人，心里是有数的。就以对待浪漫主义来说吧，郭沫若早期是公认的浪漫主义者，他自己也以此为诩，可是当他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时候就竭力推崇现实主义，不加分析地把浪漫主义同“包含帝王思想宗教思想的古典主义”视为一路货色，一并加以摒弃（《文艺家的觉悟》）。这显然失之偏颇。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最高领袖提倡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之际，郭沫若又转了回去，说：“我自己，在目前就敢于坦白地承认：我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了。这是三十多年从事文艺工作以来所没有的心情。”（《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载《红旗》1958年第3期）对鲁迅的态度也如此。他曾攻击鲁迅是“封建余孽”，是“法西斯蒂”，是“二重的反革命”。（杜荃：《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后来中国共产党高度评价鲁迅，他赶快改变了看法，特别是在鲁迅逝世后，郭沫若热情歌颂鲁迅，表示自己要“负荆请罪”。这，当然是可贵的自我批评精神，但出语过分夸张，说什么“鲁迅生前骂了我一辈子，但可惜他已经死了，再也得不到他那样深切的关心了；鲁迅死后我却要恭维他一辈子，但可惜我已经有年纪了，不能恭维得尽致。”（《告鞭尸者》）甚至说自己是以鲁迅徒孙的资格追悼鲁迅（据《鲁迅先生纪念集》卷首《逝世消息》）。这不是过于矫情吗？更有甚者，在“文化大革命”中纪念鲁迅时，郭沫若竟然说“鲁迅如果还活在今天，他是会多么高兴啊！他一定会站在文化革命战线的前头行列，冲锋陷阵，同我们一起，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踏出前人所没有走过的道路……”在这里，郭沫若简直把鲁迅说成是造反的红卫兵。鲁迅地下有知，该当作何感想？人们不能不为郭的这些迎合上意以鲁迅邀宠的言行感到汗颜。抗战时期，蒋介石在党和全国人民的逼迫和推动下，终于有了抗战的表示和行动，这时期当然不宜于再写《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类的揭露、抨击蒋介石的文章；按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国共合作中，同蒋介石讲团结抗日完全必要，但郭沫若的某些言论和文章，比如《蒋委员长会见记》之类，就显然有失分寸，说什么蒋介石的一个“眼神”就“充分地保证着钢铁样的抗战决心”，而蒋介石身体的健康，竟“充分地保证着钢铁样的抗战持久性”。这样的文字，竟然出自《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作者郭沫若之手，暴露了郭沫若政治上的偏激性和摇摆性。建国后的三十年中，尽管郭沫若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贡献，但由于他的偏激性和摇摆性，失误也是很多的。在每次政治运动到来时，郭沫若非常锐敏，闻风而起，立即投入运动，于是在对待某些重要问题时他基本上被“左”的思潮所左右；又由于他的地位和影响的不同凡响，在为“左”的思潮推波助澜方面，起着令人痛心的作用。郭沫若本来很了解胡风，可是当胡风同志被冤枉时，郭沫若不但没有主持公道，反而层层加码，无限上纲。先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一文。不管胡风同志的意见正确与否，他是有权向中央提建议的，如果认为意见不正确，不采纳就是了，怎么能说是“反社会主义的纲领”呢？接着郭沫若在文艺界的大会上大声疾呼要“严厉镇压胡风反革命集团”，再接着在《人民日报》发表《依法处理胡风》的文章。在此之后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中，郭沫若也直接和间接地伤害了许多人。其中不少人曾是他的亲密同志和战友。1950年代后期在我国开展的所谓“大跃进”，历史已经证明是一次严重的失误，当时反对这一失误的以彭德怀同志为代表的党的各级干部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郭沫若却对“大跃进”相当狂热，他不但自己写了“养猪今日不用粮”、“太阳当成一个红皮球”之类的“豪言壮语”式的诗歌，歌颂那个严重的失误，而且在《〈大跃进之歌〉序》里说：“目前的中国真正是诗歌的汪洋大海，诗歌的新宇宙，六亿人民仿佛都是诗人。创造力的大解放就像火山爆发一样，气势蓬勃，空前未有。”这是对历史的嘲弄，理所当然地受到历史无情的惩罚。1966年4月14日当石西民同志在人大常委会上传达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报告时，许多人还惶恐莫解，郭沫若立即检讨“没有把毛主席思想学好，没有把自己改造好”，认为拿“今天的标准”来讲，自己“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看，郭沫若的反应多么锐敏，而且“全部把它烧掉”也成了一句谶语！与此同时，郭沫若又写诗歌颂所谓“亲爱的江青同志”，对江青肉麻地恭维，而对“文革”中落难的如邓小平等同志，郭沫若也看风使舵，大张挞伐，落井下石，说什么“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说什么“复辟罪行怒讨”。有人说“在政治恐怖的条件下，人能变成完全预想不到的东西”（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郭沫若这些糟糕至极的政治表演，固然与极“左”的政治恐怖狂潮分不开，但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在同样政治恐怖条件下，不是仍然有陈寅恪、梁漱溟、马寅初、彭德怀、胡风、顾准、萧军……这样一批坚持真理不畏强权的民族精英吗！退一步说，郭沫若即使达不到上述人物的境界，他也大可不必拼死拼活地跟“风”，随着权势的变化摇来摆去，像个弄臣似的令人不齿。当时，不是有一些与郭沫若地位、处境相近者保持了沉默吗。

应该说，郭沫若作为现代著名的政治家，其政治品格确是卓越超群，但其局限和失误，也不应掩饰，都应做深入探讨和认真总结，从中引出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责任编辑 萧 徐）

2008年第9期 寻找“个人”　作者：罗晓静

人的发生、发展的历史，就是个人观念在人的全部存在领域里展开的过程。近代欧洲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迄启蒙运动的文化转型，可谓一部“个人的发展”的精神史。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也可以从“个人”的曲折遭遇中窥得一斑。寻找“个人”，或许是人类永恒的理想之一；没有“个人”，我们甚至不能解读自己乃至历史。

对此，西方思想界有比较自觉的认识。如布克哈特将文艺复兴归结为“精神的个体代替种族的成员”的过程。他说：“在中世纪，人类意识的两方面——内心自省和外界观察都一样——一直是在一层共同的纱幕之下，处于睡眠或者半醒状态。这层纱幕是由信仰、幻想和幼稚的偏见织成的，透过它向外看，世界和历史都罩上了一层奇怪的色彩。人类只是作为一个种族、民族、党派、家族或社团的一员——只是通过某些一般的范畴，而意识到自己。在意大利，这层纱幕最先烟消云散；对于国家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作客观的处理和考虑成为可能的了。同时，主观方面也相应地强调表现了它自己；人成了精神的个体，并且也这样来认识自己。”（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143页）从此，“个人的发现”，就一直被视为现代社会和古代社会在精神气质和价值理念上的分水岭。如耶利内克指出：“在古代，人从来就没有被明确认为是某个个人……只是到了19世纪，‘人就是个人’这一原则才获得了普遍胜利。”（乔·萨托利《民主新论》，第289页）哈贝马斯亦认为：现代性是用新的模式和标准来取代中世纪已经分崩离析的模式和标准，现代性这样一个时代，“深深地打上了个人自由的烙印”（《现代性的地平线——哈贝马斯访谈录》第122页）。

但在中国，人们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愿意，或者不敢建立以“个人”为核心或原点的理论阐释框架。这是因为，“个人”所经历的苦楚、悲哀与恐惧，在中国人心中留下了难以抹除的阴影。所以，即使谈到“个人”，也都是遮遮掩掩，不那么堂堂正正、理直气壮。最近十多年来，随着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变化，社会上“个人”的自主空间开始扩大，并要求取得相应的权利和责任；理论上“个人”及个人观念的研究引起重视，并很快在学术界得到回应且取得了一些成果。有学者甚至呼吁：“中国今天正在经历的，并需要人们进一步加以推动的，是把中国的立国之本，由抽象的集体转换为具体的个人，从而实现由集体主义社会向个人主义社会的转向。”（刘军宁《五四新论》，第211页）但相对于成为显学的“民族国家”理论来看，有关“个人”的言说仍旧是微乎其微，而且也没有从总体上实现理论视域的突破。其实，每次思想文化的昌盛，都离不开对“人”尤其是“个人”的思考与认识。如果无视或遮蔽这一事实，将直接影响到我们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文学的发展过程和呈现状态的体认与阐发。

一般说来，自有文化文明以来，任何时代和社会都有自己关于“个人”或直接或间接，或含混或明晰的观念。因此，个人观念亦就有了“古代”与“现代”，或“传统”与“现代”之别。传统社会尤其是传统封建社会中，作为个体的“个人”往往遮蔽、淹没在“非个人”的其他存在，如“天”、“帝”、“教会”、“国家”、“群体”乃至集合意义上的“人”之中。从这种意义上讲，具有个体自觉意识、本位意识尤其是权利主体意识的独立的“个人”并未真正生成。在传统神权或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意识形态中，也没有产生把个体的人看成是权利的主体和社会的基本单位的观念。因此，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以“个人”为价值之源、公开宣扬个人本位的个人观念的产生只能是一个“现代性事件”，它是现代社会、现代思想文化转型的产物。

就古代中国主流和体制性话语而言，“人”基本上是被形形色色的“天”统驭的。或者说，“人”的存在与合法，只能向“天”契合或索取。“人”不是独立的、自由的、具体的、个体的存在，而是从属于或受制于“天命”、“天意”、“天理”的傀儡 。中国人心中的“天”，是最高不可知的境界，是一切现实可知世界的最后主宰。也就是说，一个无所不在的“天”成为“人”的主人，具有绝对的权威和普遍的意志；而“人”永远是匍匐于“天”之下的奴隶，并努力通过种种自律方案向天趋同。

同样的，在古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中，没有“个人”自主、自足的地位。个体的人作为一种最真实、最具体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被有意无意地架空，泯灭于人伦社群；或者被扣上沉重的包袱，成为道德的载体、礼仪的规范对象、等级制中的组成部分。就连新儒家的著名人物梁漱溟也承认：“中国文化最大之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的机会，多少感情要求被压抑，被抹杀。”（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259页）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以及“个人”的缺失，是古代中国主流文化最大的积弊之一。

这种“天主人从”、“个人缺席”的状况，一直延续到晚清。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传统中国社会、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动摇，作为其合法性来源和表征的“天”的神圣性和权威性渐次被消解，而“人”的独立性和主体性方得以逐步确立。

“天道”由于外来的打击受到动摇，“外夷”证明“天命”已不再授予这个朝廷 。“天朝上国”这一自我形象的破灭绝不是一个单纯的事件。一个由世界中心的地位降为文化边缘与落后的国度，自然产生文化失落感。中国对外国人的妄自尊大受到严重损害，并且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北京皇帝的中央集权、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正统观念以及由士大夫所组成的统治上层等事物，一个接一个被破坏或被摧毁（参见[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4页）。这便意味着，以“天”为核心建构起来的古代中国社会，进入了全面危机的时代。一切社会秩序，包括政治制度、社会礼俗、道德规范、价值观念等等，均已显现新旧脱节现象。

最直观、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中国近代思想体系中，“天”的分量减轻，“人”的分量加重。一方面，“天”逐步丧失其形而上的尤其是彼岸性的规定，越来越成为经验对象的自然之天；“天道”也不再具有绝对的、本体的意义，只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人”逐步加强主体性、本体性的色彩，成为有意志、有独立价值的存在；“人道”遂摆脱“天道”的制约，形成以“人”为内在依据和肯定价值的话语体系乃至人间秩序。总之，在鸦片战争以后的思想文化视域中，“天”一步步退让，“人”逐渐浮出意识地表并越来越清晰。从龚自珍、谭嗣同，到早期改良派乃至康有为，我们看到的正是这样一种情形。

因此，“人”与“天”的分离，以及“人”由此获得主体性和独立性，是中国现代个人观念发生的逻辑起点。

戊戌维新后到新文化运动发生这一段时间，中西文化进入一个全面接触、交流、融合的阶段。此时，西方“个人”话语以及西方现代个人观念的一些基本要素或理念，都先后被引入中国。目前人们一般认为，“个人”作为一个现代词汇，是1884年在日本定名，然后由日本传入中国的。1908年，鲁迅曾说到“个人一语，入中国未三四年”（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50页）。最早使用现代意义上的“个人”一词并作出解释的是梁启超。1902年梁启超在《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中说“国家不过人民之结集体，国家之主权，即在个人”，并在“个人”这个词下注明“谓一个人也”。

中国用于翻译individual的词从一开始就多种多样。也就是说，individual的中文对应词在一开始并不是单一的，有“人”、“个人”、“身”、“独”、“私”、“己”、“小己”、“人人”等等。就词汇所属的话语系统来看，“身”、“独”、“私”、“己”、“小己”属于古汉语词汇系统，带有浓郁的传统文化色彩和深厚的传统文化内涵；“人”、“人人”虽然是古代汉语中的常用词，但就表达“个人”这一意义来说，已经成了一个新词汇；“个人”，则是作为一个外来词被引入中文的话语系统，与古代诗词中的“个人”基本没有任何关系。这说明，中国知识分子在引进西方的individual及现代个人观念时，将之与中国传统有关个人或个体性的理念，做了相当程度的有意组合或无意混同。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密不可分地交织在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情感与理性之中。从术语、概念及观念的接收和形成过程来看，这必然产生一种全然不同于其源头的新灵感和新思想。

另外一个同样值得重视的情况是，现代意义上的“个人”一词进入中国之前，与之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群”的观念已经领先一步在思想界普遍流传。当西方的individual及现代个人观念进入中国之时，迎面遭遇逐渐白热化的关于“群”的讨论。“个人”与“群”，其地位孰高孰低、其价值孰大孰小，正是衡量中国个人观念之古典与现代的标尺。所以，“个人”与“群”的关系，自此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个中心话题。或者可以这样说，中国现代个人观念的发生，基本上就是围绕着“个人”与“群”之关系的讨论而展开的。这同时也说明，当西方“个人”话语进入中国之初，就受到了强大的传统文化的规约与塑型。尤其是在中国现代个人观念的起源阶段，这必然会引起西方“个人”话语的中国特色。

西方近代思想启蒙首先并始终关注的是人性的解放和个人的权利，中国近代启蒙运动一开始最关注的便是民族危亡和国家制度问题。国家思想、民族主义和爱国情操是20世纪中国人（不管是上层或下层）思想中最突出的质素。他们在争取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大力倡导国民思想，主要目的是培养适应近代政治制度（包括君主立宪制度和共和国制）的“国民”。这个“国民”尽管也有西方所提倡的各种个人权利，但更强调政治人格和道德修养，更关注国民的觉悟与国家的存亡之间的关系。对民族、国家的忧患意识大大冲淡了终极的个人关怀。因此，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首先是发现了个体的“人”和个体的“公民”，而中国清末民初的启蒙思潮则是发现了国家的“国民” 。

“国民”，是一个处于“人”与“个人”之间的话语表达，它成为中国现代个人观念起源的基本命题，也是中国现代个人观念发生过程中不可跨越的阶段。

“五四”前后，人们开始旗帜鲜明地提出以“个人”为价值之源，公开宣扬个人本位。由此，揭开了“个人”和“个人观念”以现代性的姿态在现代中国出场的大幕。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个人观念的变革由于知识精英的进一步推动，不仅逐步扩大了社会影响，而且其形态和性质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化。具体表现为：一方面，个性解放思潮渐涨渐高，“个性”、“自我”等在“五四”前后一度成为时代的流行词汇；另一方面，明确提出了个人本位，个人主义在“五四”前后一度成为主流的思想倾向。简单地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作用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告诉人们：个人是独立的存在，独立的自我最有力量（参见李泽厚、刘再复《个人主义在中国的浮沉》，《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第160页）。胡适在《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一文中指出：“无疑的，民国六、七年北京大学所提倡的新运动，无论形式上如何五花八门，意义上只是思想的解放和个人的解放。……我们在当时提倡的思想，当然最显出个人主义的色彩。”

新文化运动中最有影响的发言人，包括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周作人、鲁迅等等，都无一例外地表达了关于“个人”的看法。《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等五四时期的重要刊物，都展开了关于“个人”的讨论。新知识分子正式打出“堂堂正正以个人主义为前提”的旗帜，拉开对“个人”的再发现运动，在中国思想史上掀起一阵飓风。这一次“个人”的再发现运动，使得现代个人观念在中国确立。它为了将“个人”凸现出来，主要进行了三个方面的努力。第一，将“个人”从家族、国家、社会等群体关系中分离出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个人主义、个性主义，是以自身的人格独立、人格尊严为前提，不以国家、民族、社会、家族为前提和目的。第二，扩大“个人”的指称范围。近代以来，“个人”虽然逐渐浮出意识地表，但它指称的范围却在有意无意之中被框定于一个特定的群体。首先是精英，也就是“人才”，获得自身的个性内涵。然后是男性，也就是“国民”，获得独立的人格意识。直到新文化运动发生，妇女最终也被纳入“个人”的范围，得到普遍的关注和承认。第三，为“个人”注入新的内涵。个性独立、自我实现和个人本位，成为“五四”前后个人观念的核心要素。

从强调人的尊严和自立、自主，到主张个人之自由、平等，再到推崇个性独立、自我实现和个人本位，现代个人观念的确立在“五四”前后成为事实。

从“天”到“人”、从“人”到“国民”，再到“个人”，与中国漫长的思想文化史相比，现代个人观念的出场真像一个短暂而苍凉的手势。随着“五四”高潮期的过去以及《新青年》同仁的分化，个性解放和个人本位的呼声在一瞬间就被集体主义所淹没。即使还有人坚守“个人”的立场，但都陷入了无可奈何的困境。而当后人回顾“五四”时，更多人会想到民主、科学甚至爱国，很少人把“个人”的凸显作为五四时期的主旋律，直到近年来这种局面才开始有所改变。胡适曾把中国现代思想划分为两个时期：“（一）维多利亚思想时代，从梁任公到新青年，多是侧重个人的解放。（二）集团主义（Collectivism）时代，一九二三年以后，无论为民族主义运动，或共产革命运动，皆属于这个反个人主义的倾向。”（胡适《日记·1933年12月22日》，《胡适全集》第32卷第244页）这表明，“五四”高潮之后“个人”的追寻虽然未曾止步，但主流话语很快趋向于构造一个新的“天”。这个“天”，它可以有不同的所指，如民族、国家、阶级、大众、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这个“天”，它又有着单一的能指，它作为新的框架结构，在不断被充填的过程中始终保持“天主人从”的基本模式。因此可以说，我们始终未能挣脱“天”的束缚，未能真正走近“个人”。

从新时期开始，特别是当下，随着社会、思想、文化、文学等领域开放性和多元性格局的形成和发展，现代个人观念及其相关价值重构再次得到彰显。无论是思想文化界自由主义的出场，经济领域里市场化、私营制的改革，还是文学创作中个人化写作、身体写作的流行，都是一种反集体化、反普遍性的姿态，都是为了将人还原为“人”并进而还原为“个人”。如林白在《记忆与个人化写作》中说：“个人化写作建立在个人体验与个人记忆的基础上，通过个人化的写作，将包括被集体叙事视为禁忌的个人经历从受到压抑的记忆中释放出来，我看到它们来回飞翔，它们的身影在民族、国家、政治的集体话语中显得边缘而陌生，正是这种陌生确立了它的独特性。……个人化写作是一种真正生命的涌动，是个人的感性与理性、记忆与想象、心灵与身体的飞翔与跳跃，在这种飞翔中，真正的、本质的人获得前所未有的解放。”（林白《林白散文》，第104页）因此也可以说，我们始终未曾放弃对“个人”的追求，未曾真正走出“个人”。

当然，笔者无意于构筑一个新的“个人”的神话，用它去解释、容纳、规范一切，最终变成一条“通往奴役之路”。因为这与“个人”的初衷都是相违背的。“个人”，是要把习惯和成规的羁绊都打破，自成一统，自成中心，相互成为鲜明对照的人。对“个人”来说，任何凌驾于“个人”之上的权威，都会构成对“个人”的威胁和压制。因此，“个人”也不能成为“个人”之上的一种秩序。为此需要时时刻刻警惕着这一可能出现的矛盾和背离，谨守“个人”的基本内涵和精神实质。笔者所要做的和希望达到的目的，是将“个人”从长期被遮蔽的状态中剥离出来，赋予其独立的意义和价值，使其成为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的核心范畴之一。它与其他的范畴之间，是一种“相在”的关系。它们相互生成、互相表征，共同参与到对中国文化、文学的解释之中。（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

（责任编辑 萧 徐）

2008年第10期 1976年，华国锋和叶剑英怎样联手的　作者：熊　蕾

没有华国锋和叶剑英的联手，就不可能有粉碎“四人帮”的历史举动。然而，记述当年粉碎“四人帮”过程的文章有很多，对华、叶是如何走到一起来的，却都语焉不详。

今天我可以告诉大家，促成这段历史的那个人，是老爹熊向晖。

此外还有叶帅的侄子叶选基和女婿刘诗昆——对，没错，就是那位钢琴家。

而我和家兄，也是这段历史的见证。

在1976年那个非常年代，我们早已走上工作岗位。老爹对我们的政治态度很放心，也知道我们嘴巴比较紧，因此好多事情不再像对我们小时候那样守口如瓶了。

华国锋是谁？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

在人们为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位总理去世而悲痛的时候，心中也压着巨石般沉重的未知：谁来接替总理的位置？

本来，这个问题很明了：当时众望所归的邓小平。

然而，明眼人都能看出，从1975年秋开始，邓小平已经再次地位不稳。他在一些重要场合的讲话中毫不隐讳地否定“文革”，引起了毛主席的不满，并招来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些党内极左派头面人物的批判。这些人前些时候虽然也因被毛主席批评沉寂过，但是周恩来病重辞世以及邓小平反“文革”的一些言行，给了他们再次兴风作浪的机会。

这次“批邓”的势头很猛。宣传机器本来就掌握在极左派手里，加上他们善于造势，评《水浒》批宋江的运动很快就矛头直指“党内那个最大的走资派”了。不久，“最大的走资派”升级成为“不肯改悔”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连篇累牍的批判文章加上北大、清华校园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在这样的形势下，邓小平接任国务院总理，除非是奇迹出现。

邓小平既出局，按当时国务院副总理排位的顺序，很可能就是张春桥了。

很多人在揪着心，看张春桥这个阴沉极左的人会不会登上总理的位置。

那可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人哪。果真他上来，老百姓就不会有好日子过。

在人们的悬念中，毛主席提名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经政治局同意，在1976年2月3日公布。

这个任命，出乎所有关注此事的人们的意料。这不仅因为华无论在国务院副总理的排序还是党内的排序中，都在张春桥及其他好几人之后，而且也因为在北京的高层干部几乎没有人认识他。

老爹们在庆幸大权没有旁落到张春桥这样的人手里的同时，心中也升起一个大大的问号：华国锋是谁？他是什么人？

最关键的是，他“是不是他们那一伙的”？

谁也说不上来。

初识华国锋

从简历上，可以知道时年55岁的华国锋是山西省人，1938年参加革命，解放后一直在湖南工作，1970年“文革”高潮中开庐山会议，之后从湖南省委书记、“文革”后的省委第一书记任上调到中央。1972年谢富治死后接任公安部长。1975年，升任国务院副总理。

但是，这个简历却无法表明华国锋的政治态度：他是倾向江青那一伙的，还是反对他们的？

这在1976年的中国政治格局中，非常重要。

由于文革的原因，当时中央领导层形成了两个泾渭分明的派别：以江青一伙靠文革中造反上来的极左派，和被封为“保守势力”的务实派。务实派，主要由那些在文革中起起伏伏的“老家伙”们组成。极左派总是靠冲冲杀杀来谋求并扩大他们的权力，搞得民不聊生；而务实派比较关心国计民生，希望国家稳定。

周恩来病重不能视事后，邓小平成为党内务实派的核心人物。可是他的政治地位不保之后，极左派的气焰就嚣张起来。

现在上来了这个大家都不认识的华国锋。他的政治倾向，自然令人关心。

在老爹们的疑惑中，时间进入了4月。

首都群众利用清明节，自发去天安门广场送花圈，表达对周总理和其他先烈的哀思，发泄对极左派们的不满，惊天动地。最后的结果，是邓小平的彻底下台，和华国锋的再度擢升：国务院总理不再是“代”任而是实职，同时成为党中央的负责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这个1976年4月6日公布的任命，再次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批邓”已经公开。中央和国家机关都要批——当然有很多是认认真真做样子，基本只限于自己的机关大院之内。唯有时任外交部长的乔冠华，率领外交部人员到王府井游行，高呼“打到邓小平”，让很多人大跌眼镜。

就在这个时候，杨振宁要来北京。

就是那个得过诺贝尔奖的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杨振宁博士。

周总理生前非常重视这些美籍华人科学家的工作。他们来，总理都要尽量安排会见谈话。

如今，总理不在了，这个工作如何做？

杨振宁的来访，早在1976年1月就由几个部门做出了计划，并已请示中央同意。当时华国锋是主管科学院的副总理，杨振宁来了自然由他见；杨还提出见毛主席和邓颖超，中央当时也同意了——几个月前另一位得过诺奖的美籍物理学家李政道来时，毛主席曾见过他并谈了话。

短短两个多月，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华国锋已经成为国务院总理。如果按原来的安排见，那杨振宁就成为他担任国务院总理和中央负责人之后所见的第一位客人。而杨既不是国家元首也不是政府首脑，华第一个见他是否合适？如果华不见他，又该谁来见他？同时，毛主席还能不能见杨？

负责接待杨博士的老爹就这些问题，给华国锋的秘书打电话请示。

按照安排，4月15日，邓颖超见了杨振宁及杨母和妹妹。对那次见面，老爹有专文记载，题为《邓颖超向杨振宁谈周恩来》，收入其所著《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这里不再赘述。

4月16日，华国锋的秘书打来电话，要老爹当晚10点去汇报杨振宁来访情况，并提出陪见人员名单以及主席是否见杨的意见。

晚10时，老爹到了人大会堂。但是政治局还在开会，直等到17日凌晨2时许方才开完，华国锋才能过来。老爹向他汇报了邓颖超会见杨振宁的情况。也谈到杨来北京前，先到上海，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文革时取消了市长的职务，市政府都为革委会取代）的徐景贤见了他，跟他大谈“批邓”，并送给他上海复旦大学“批邓”大字报选。杨振宁不收，说，我的箱子装满了。他对“批邓”也不表态。

这时，华国锋开腔了：何必送那些东西呢，不能强加于人嘛！

关于他见不见杨振宁的问题，他也谈了自己的意见：原来安排是我见，如果我不见，谁见呢？——按照新的排位，华国锋的下面，就是张春桥。显然华国锋不倾向让张春桥来见杨振宁。

关于陪见问题，老爹说他不参加。华问为什么。老爹说，如果他参加，科学院方面势必就会让核心组的一个造反派参加，此人在科学家中的名声很不好，肯定是杨振宁不愿意见的人。老爹不陪见，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华于是问杨振宁跟哪些人熟？

老爹说，科学院的吴有训、张文裕，北京大学的周培源。

华说：那就是吴有训、张文裕、周培源，吴有训是科学院的副院长嘛！

确定了这些科学家陪见之后，老爹参加陪见就没有障碍了。他和这些科学家也都很有感情。

参加接待的还有外交部。华问杨振宁和外交部什么人熟？老爹说，那就是乔冠华了，1971年乔冠华去联合国时，请杨振宁吃过饭。华于是确定乔冠华也参加陪见。

华同时决定，考虑到毛主席的身体情况和工作情况，这次毛主席就不见杨振宁了。为此，华当即提笔，起草了一个给中央的报告。

当晚9时30分，华国锋在人大会堂新疆厅会见了杨振宁，谈话至11时20分许结束。将近两个钟头的谈话，没有谈一个字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只有一处谈到了天安门事件，却完全没有按当时的主调说邓小平是后台。他只是说，抓起来的人里，有一个“文革”时期外交部造反派的儿子；这个人其实是反总理的。

初次和华国锋的接触，给老爹印象深刻。虽然两人并没有做任何推心置腹的交谈，但是老爹从这次短短的接触中已经做出判断：华国锋不是极左派一伙的！

叶帅请病假

这之后，又经过几件事，老爹对华国锋的印象更加清晰。

1976年5月底，叶帅的侄子叶选基来找老爹，老爹把自己对华的印象告诉了他。

老爹和叶帅的交情，始于1969年。当时他奉周总理之命协助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这四位老帅研究国际形势。那次研究的结果，成为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也使老爹和四位老帅结下刎颈之交。

1976年1月，周总理去世后，邓小平眼看地位不保，叶帅心情非常不好。1月21日下午，叶帅来电话约老爹到他那里谈心。

在谈话中，叶帅讲到，周总理的追悼会，是他提出让邓小平致悼词，以此再给他一个在全国人民面前亮相的机会，想再扶他一把。现在看来还是不行。而政治局“批邓”，越批越凶。江青已经几次在叶帅不在的场合讲，她有两个敌人，一个是四川——指邓，一个是广东——指叶。她要先打四川，再打广东。现在四川已经不在话下，就剩广东了。

叶帅感到政治局的“批邓”让他很为难：参加吧，没话好说，不说话呢，又不好办。家人建议他到南方，到广东去休息。叶帅自己想去广西。他征求老爹的意见。

老爹问叶帅，江青的讲话是否确实。

叶帅说，确实，就是在政治局讲的。已经有几个在场的人向他透露。

老爹又问叶帅，如果他去广西，军委怎么办？

叶帅说，军委他还可以掌握。

于是老爹说，叶帅你征求我的意见，那我看，他们要整你，你到广西也逃不掉。他们要的不是你这个人，而是你的位置。我建议，你就学三国时刘备的韬晦之计，请病假，但是不要离开北京。这样，可进可退。

叶帅深以为然，说，这个意见好。

有些记述叶帅在1976年的文章说，叶帅是奉命“休息”。这不符合事实。当然，从当时的宏观政治形势来说，叶帅请病假是出于无奈，但是请病假本身，确实是叶帅自己提出的。

2月8日晚，叶帅再次找老爹去他那里深谈。他说，他接受了老爹的建议，跟聂帅商量以后，就打了报告给毛主席，请病假。已经得到了政治局的批准。关于华国锋为代总理的任命，叶帅说，这个措施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虽然王洪文告诉他，毛远新传达毛主席关于人事安排的指示时，说这是暂时的，但是叶帅认为，可以肯定的是，毛主席不想让江青、张春桥和王洪文他们接班。他虽然不了解华，但是已经给主席写信，拥护对华的任命。

4月2日晚，叶帅又一次找老爹去谈话。叶帅说，他请病假以后，杨成武、王尚荣还经常向他汇报工作，叶帅告诉他们不要来了，恐怕他们不方便。近来，已经很少有人看他了。叶帅说：你现在还信任我，我很感激。说着就流出了眼泪。

老爹说：叶帅，你不能这样讲，首先是你信任我啊！老爹跟叶帅讲了王震的牢骚：关键时刻，元老、重臣都不讲话了。老爹说，虽然他讲得有些片面，但是这说明老同志对叶帅是非常尊重的。老爹告诉叶帅，他和王震一起去看聂帅时，聂帅说：决战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场决战在什么时候发生，以什么形式发生，现在还不知道。不过聂帅也希望叶帅给毛主席写信。这表明在元老、重臣中，大家是以叶帅为首了。

叶帅说，这些意见都对，但是我担当不了啊！

老爹说，现在就要用到毛主席当年给隐蔽战线制定的方针：精干隐蔽，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这两次见面时，老爹还没有接触到华，没有跟叶帅谈到这个方面。叶帅认为在这个非常时期，老爹到他那里会引人注目，多所不便，以后还是让他的侄子选基到老爹这里来，沟通消息。

向叶帅挺华

老爹在5月底和叶选基谈过他对华国锋的印象之后，6月4日晚，叶选基和刘诗昆一起再次来找老爹。选基说，华国锋现在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叶帅长期在家里休息也不好。希望老爹向叶帅提出见见华国锋。

老爹说，这个意见很好，你们是不是向叶帅提过？

选基说，这个话我们不好提。如果熊叔叔认为可以，请你向我伯伯提。我们说话没分量。

老爹答应约个时间去跟叶帅谈。

6月7日晚，选基来接老爹一起去叶帅在西山的住地。

在谈了其他问题之后，老爹把话题扯到华国锋身上。他对叶帅说，选基和诗昆的意见很好啊！

叶帅说，华国锋长期在地方工作，调到中央以后，他和华不过是在开会时点个头，对他不摸底啊！

老爹说话，从来不是仅凭个人印象，一定要有根有据。这次要向叶帅挺华，更是有备而来。他特地带了两个材料给叶帅看。

第一个材料是1975年9月26日，邓小平等听取胡耀邦关于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的说明。这是1975年11月，老爹向他当年清华的同学、当时在科学院担任领导工作的李昌要来的一份打印件。老爹主要想看看邓小平听汇报时，都说了些什么——这是汇报的记录稿，有很多人的插话。老爹那时并没有注意当时作为主管科学院工作的副总理华国锋也有一段插话。华国锋担任总理后，老爹想起这个茬，把这个记录稿又找出来看。一看，果然有收获。

他把这个记录稿交给叶帅，特别请他注意华国锋的这段插话。

这段插话中，华国锋讲了三大革命、四个现代化都要靠科学技术现代化，科学院整顿很有必要；讲到依靠工农是对的，可是把专业队伍搞得一塌糊涂，有些人不得不离开实验室。他特别对批判基础理论研究的事表示不满，说，毛主席对李政道、周培源讲了，周培源写了文章（关于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的文章），《人民日报》不发表，《光明日报》发表，跟着就批。这种批判基础理论研究的风，搞得科学家都不敢搞基础研究了；科技人员不敢看外国书，思想有顾虑。他还对当时极左派鼓吹的上海经验提出质疑：他们搞“三突”，学上海的经验，学那个？！

老爹跟叶帅说：你看，这些话很尖锐啊！

第二个材料，就是4月17日华国锋和杨振宁的谈话记录稿。这个记录稿是华自己改定的。

老爹说，华国锋刚当总理不久，和杨振宁谈了近两个钟头，没有一句“批邓”，也没有说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后台，只批了外交部那个造反派的儿子。这就不简单了。

然后老爹给叶帅讲了两件事。

一件是公安部副部长李震死亡的定案问题。李震是1973年10月21日在家中死亡。对他的死因，有两种意见。公安部门勘察认定是自杀，王洪文以及公安部另一负责人却认为是他杀，是谋杀。当时，很多认为李是自杀的公安干部遭到整肃。华国锋主持国务院工作之后，这个事情还没有结论。老爹参加了华主持讨论这个问题的国务院会议。他发现，作为主持人的华，不是坐在那里听，而是谁发言，他就站在发言人的后边听，既不插话，也不问话。有人说自杀，有人说他杀，就这么说了一夜。之后，他问，还有人要说吗？没有，散会。第二次再开会时，他把两边的意见归纳几点，说他杀的有几点什么理由，说自杀的有几点什么理由。然后，他让主张是他杀的人再讲讲他们的理由，接着让主张是自杀的人反驳这些理由。结果，他杀的理由都被驳倒。最后，华国锋说：这样看来，是自杀吧。还有什么意见？谁也说不出什么意见来了。

另一件事，是在关于李震死因问题的第二次会议散会之后，大家在往人大会堂外面走时，华国锋叫住老爹，问：怎么好久不见老罗了？

老罗是指罗青长，周总理时的总理办公室副主任，时任中央调查部部长。他是老爹的老战友。

老爹说：他病了。——罗叔叔本来心脏就不好，天安门事件后，他在七机部工作的大儿子和大儿媳双双被隔离审查，更加重了罗叔叔的病情。

华问罗叔叔住在哪里。老爹说，在阜外医院。华问：怎么不住北京医院呢？老爹说，文革调整了他们的医疗关系到阜外医院，想住北京医院，可住不进去。

这时，他们已经走到大会堂外面。听了老爹的话，华国锋站住，说，要住北京医院。说着，就在人大会堂外面的台阶上坐下来，从公文包中拿出一张纸，写了个条子：北京医院并报（卫生部）刘湘屏部长，安排罗青长同志住院。

就这样，罗叔叔住进了北京医院——他至今还健在。

老爹对叶帅说，他这个作风也很好啊！

叶帅听了以后，颔首说，这个人是含而不露。

老爹说：我觉得华不错，不过他立足未稳，所以叶帅是否帮他一下。

叶帅表示，他会去见见华国锋。

听了老爹对华国锋的介绍，叶帅决定去见华。1976年7月里的一天，他们见了面。

“九亿人民的元帅”

转眼一个月过去。传来的消息，毛主席身体时好时坏，反反复复。但是已经不能讲话了。党内的局势，依然表面上云山雾罩，下面却暗流汹涌。

7月28日，唐山地震。当天下午，叶选基来告诉老爹，叶帅已经和华国锋见过面——具体时间他没有讲，想来是7月间的某一天。

选基说，叶帅见过华后，说老爹“说得对，看得准”。叶帅说，华很稳重，应该支持。

叶帅要约个时间和老爹面谈。8月15日下午，老爹得到叶帅通知，到西山他那里见面。

地震之后，北京家家户户都搭起防震棚。叶帅那里也没有例外，院子里一东一西搭了两个帐篷，叶帅在东边那个帐篷里办公会客。

叶帅对老爹说：你对华国锋看得对。叶帅讲了7月1日政治局开会研究毛主席病况的事。当天近夜时分，叶帅接到通知去参加这个会。极左派们，主要是江青，起草了一个下发各省部委关于毛主席病情的通知，其中说，毛主席病情比较稳定，不久就可以康复，主持工作。汪东兴反对写这句话，叶帅也认为不能用这句话。这就和江青他们发生了争论。争到凌晨1点，一直没吭声的华国锋说话了：争得差不多了吧？散会。叶帅有些纳闷。可等到叶帅看到那天凌晨两点钟发出的电文，乐了。他不同意写进去的那句话，电文里没有。

叶帅说，我经过观察了解，这个同志（指华国锋）确实好，应该支持。我已经告诉王震了。

这之后，叶帅决定去见华国锋。他跟老爹详细讲了见面经过和他们谈话的内容。

打电话联系的时候，叶帅说，我想看看华总理。

华国锋说，我应该去看叶帅。听说叶帅患病，我也不好打搅。

叶帅说，你忙，还是我来看你。

争了半天，最后还是叶帅说服了华，去看他。因为叶帅觉得华出行的目标比他更大，还是他去华那里更为妥当。

华国锋住的地方，车不能开进院里。叶帅到时，华已经等在门口——那时候可还没有手机对讲机什么的，华只能估计时间提前在门口等。这个举动，令叶帅很欣慰。华国锋亲自为叶帅打开车门，然后扶着他走进院子，到客厅就坐。

叶帅对华国锋说：你现在担子重啊！我年老有病，帮不上你什么忙，很惭愧。

华国锋说：您是九亿人民的元帅，怎么能这样讲啊。主席让我挑这个担子，我负担很重，推辞不了，只有兢兢业业。因为怕影响叶帅养病，所以没有打搅。今后还望叶帅指点。

一句“九亿人民的元帅”，颇让叶帅动容。

寒暄之后，叶帅问了华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你现在治国的方针是什么？

华说：举一纲抓两目。

——举一纲，是阶级斗争为纲，抓两目，就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安定团结。在那个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提出“阶级斗争为纲”，是势在必然；而提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安定团结，却常常被认为是右倾。

听华这样讲，叶帅说，好。

第二个问题是：周总理逝世了，董老、朱老总也都逝世了，中央人事安排你怎么考虑？

华说：除非主席有指示，人事问题一概不动。

叶帅说，好。

——要知道，当时极左派们正在紧锣密鼓，要从上海向中央各部委的领导岗位安插人员，人事问题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华明确提出人事问题一概不动，叶帅说好，是由衷的。

华国锋向叶帅请教应该注意的问题。叶帅告诉他，要注意民兵。解放军的传统是，指挥只能是一个，不能多中心。

——当时军委还在老帅们的掌握之中，四人帮动不了军队，正在抓紧搞民兵。

叶帅对他和华国锋的这次见面和谈话，非常满意。他觉得华说话做事很得体。他对老爹说，毛主席一下子把华国锋提为中央第一副主席，这是“非常之时，非常之人”，“还是毛主席巨眼识英雄啊！”——叶帅原话就是“巨眼”，而且他不止一次说过这话。

当天晚上，叶帅留老爹在他院中西边那顶帐篷里共进晚餐，还喝了茅台。

决战临近

1976年9月9日0时10分，毛泽东主席逝世。

中央高层领导开始治丧活动，中央各部委和各地党政军领导继天安门事件后，开始又一轮向中央的表态。而中央高层的斗争，更趋激烈。

9月10日晚，老爹听我的在清华大学任教的表哥讲，清华大学负责人迟群在学校讲话，说要准备“更尖锐的斗争”，要“五不怕”，并命令民兵随时听候调用。

老爹立即打电话给叶帅，报告这个情况。叶帅说，这是一个信号。他们要动手。

9月18日，为全国追悼日。当天下午3时，在北京天安门召开了有百万人参加的追悼毛主席的大会。

此时，叶帅连日去政治局开会，也不用销假了。9月20日，选基来找老爹，告诉他一些新的情况：一次政治局讨论治丧的会议上，江青突然提出，第一，开除邓小平出党；第二，华国锋批林（彪）批孔（夫子）不积极，“批邓”更不积极，领导中央不得力；第三，暂时还团结在华国锋周围。叶帅当即表示，不同意江青的第一点意见；不开除邓小平党籍，是主席的意见，主席提议，政治局通过，叶帅虽然没有参加这个会，但是认为主席的意见是正确的。叶帅说，主席说的是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主席刚逝世就翻过来，这不行。但是叶帅赞成江青的第三点意见，就是仍然要团结在华国锋周围。叶帅一说完，其他政治局委员都赞成他的意见，只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这四个人不表态。

选基说，这也是个信号，是一次短兵相接的测验。如果在适当时机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应该也是这样的一种结果。

9月22日，选基和刘诗昆再次来找老爹谈。老爹问到叶帅究竟什么主张？他们说，叶帅要等主席治丧告一段落，再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准备批那四个人。早在1974年，主席与总理和王洪文在长沙谈话时，就指出江青有野心，后来指示要批“四人帮”，但是小平没有批下去。

在老爹与叶帅和选基的所有谈话中，一直都没有使用过“四人帮”的提法。提到他们，都是用代号：江青是“三点水”，张春桥是“眼镜”，姚文元是“文痞”，而王洪文则没有代号。偶尔也会用“上海帮”来说他们，但多数时候还是用代号。在很多谈话中，他们也探讨过最后处理“四人帮”的办法。大体上，都是设想通过政治局扩大会议，把他们选下去，然后把张春桥等调到外地，把江青架空，让他们没有实权。但是，具体何时操作，如何操作，后果如何，都是很大的问号。

正如聂帅所言：一场决战已不可避免。虽然这场决战在什么时候发生，以什么形式发生，大家还不知道，但是人们感到，决战已经临近。

叶帅说，“英明领袖华主席”，是我提的。他当之无愧。

一举除“四害“

在老爹们对决战的焦急期待中，人们度过了一个没有欢庆活动的国庆节。

1976年10月6日晚10时许，选基给老爹打来电话，说：四个坏蛋抓起来了，伯伯要你注意动向，现在不要告诉别人。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老爹心里还有点疑惑，马上又给叶帅的秘书王守江打电话。他说：选基不是告诉你了吗？老爹说，他讲的四个坏蛋，是谁？王说：就是王、张、江、姚。老爹说，不要叫他们跑了。王说：跑不了啦！叶帅现在到玉泉山了，忙得很，可能过几天才能见你。

虽然还不知道是否大局已定，但是我们全家都兴奋得不行，好像长久压在心头的一块大石头被搬去了，感觉就是一个字，爽。

10月7日，有驻京部队机关总部开始传达“四人帮”被逮捕的事情。尽管中央和国务院系统还没有正式传达，但是这个消息还是迅即在北京不胫而走。

10月8日下午，邓颖超的秘书赵炜打电话给老爹，说邓大姐看了蔡大姐，似乎有什么重大新闻，究竟怎么啦，大姐让问你。老爹说，大姐还不知道吗？“四人帮”被逮捕审查了。赵炜告诉了邓颖超，又跟老爹说：大姐说，是除了“四害”。老爹说，对，“除四害”，妙极了！

10月11日，选基打电话让老爹去王震家里。在那里，他和刘诗昆讲了逮捕四人帮的经过。

选基说，主席去世后的一天，李先念突然来访问叶帅。从周总理去世后，叶帅一直期待着李先念的造访。老爹每次去叶帅那里，叶帅都提到，李先念还没有来，同时，也对李的处境表示理解。

终于见到李先念来访，叶帅问：是哪阵风把你吹来啦？

李先念说，是东风。

叶帅问：哪股东风啊？

李答：华总理。

叶帅说，我就知道，你这个人哪，无事不登三宝殿啊！没有人叫你来，你不会来的。让你来，什么事呀？

李说，是国家大事。他说，毛主席去世以后，他多次问华国锋，是不是开中央全会。开始华不表态，后来说，有他们四个人在开不了，就是开也开不好。李问，那怎么办？华国锋开始没有讲，后来就说，有人提议把他们四个人隔离起来。李说，这是好主意啊！华国锋说，这事太大，要请示叶帅。华要李先念亲自去请示叶帅。

叶帅听了，想了一想，说，只能如此，事不宜迟，要绝对保密。

选基说，这之后，叶帅与华国锋秘密商量，同时也有汪东兴参加（阎长贵按：汪不止一次讲，他们三个人也没一起开过会，都是单线联系——一个逢年过节去看汪的人），预先布置。首先是军队。陈锡联赞成这个行动。叶帅又亲自找军委三总部和各兵种可靠的负责人，如杨成武，分别交底。部队完全没有问题。公安部和警卫中南海的8341部队由汪东兴掌握，也没有问题。情报部门更没有问题。对“四人帮”掌控的广播电台、报纸，则准备了妥当的人接管。10月6日，一切就绪，采取行动。分别通知四个人来中南海开会，叶帅和华国锋坐镇，汪东兴负责实施，来一个抓一个。除了江青说有病不能来，其他三人都先后来到，都被抓起来。当晚，汪东兴又带着部队去江青处把她也抓了起来（阎长贵按：汪未去，是张耀祠去的——一个问过汪和张的人）。

选基说，叶帅认为，现在“四人帮”在北京的爪牙已经关起来了，目前的方针是缩小打击面，扩大团结面。对各地已经打了招呼。叶帅认为，国不可一日无君，所以，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华国锋任中央主席，是新的领袖。

党内和社会舆论对这次除“四害”之举，高度一致：果断、干净、利落、漂亮。正如郭沫若那首诗的劈头一句：“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

叶帅的希望

大局初定之后，10月31日，叶帅把老爹找去，做了一次长谈。

叶帅说，“英明领袖华主席”，是我提的。他当之无愧。

叶帅谈到要帮助华国锋：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华主席需要帮助。谁帮啊？首先是毛主席，巨眼识英雄。他没有挑别人啊，就挑了他嘛！毛主席说他有工作经验，忠厚，不蠢。“不蠢”这两个字很妙啊！大智若愚啊。稳重。第二是我们这些老家伙，要坚决支持华，特别是军队。第三是基层干部群众。粉碎“四人帮”，受到全体人民的欢迎。

在这“三个帮”中，叶帅认为，关键还是“我们这些老家伙”，要承上启下。

老爹和当时很多老家伙一样，希望邓小平早日出来工作。他跟叶帅讲了大家这份心情。

叶帅说，小平是要出来工作，不过要晚一点。车子转弯转得太急要翻车的。小平这个事是毛主席提的，政治局通过留党察看、以观后效的，现在一下子马上出来不行，要一个过程。不然真成了宫廷政变了。

另外，叶帅说，小平晚一点出来，也可以显示华主席的能力。现在粉碎“四人帮”很得人心，但是他在其他方面怎么样呢？还要让群众看一看嘛。

叶帅希望“我们这些老家伙们”帮助树立华国锋的威信。叶帅说，我不说别的，华国锋五十几岁，我们都快八十了，小平也七十多了，选择这个人不容易啊！大浪淘沙，沙里淘金啊！

不过叶帅还是说，小平晚一点出来，总要出来的。他说，你看，（华国锋主持正在编辑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一反原来的编辑方针，原来凡是涉及、讲到刘少奇、邓小平、林彪好话的地方全删；现在反过来，凡是讲邓小平好的地方，一概不删，保留。保留了十几处。将来大家看了，知道毛主席赞扬过他。这其实都是在为邓小平复出做铺垫啊！

1977年7月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

（作者为新华社高级编辑）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8年第10期 听华国锋谈几件大事　作者：张根生遗稿

1999年3月9日上午10时20分—11时50分

地点：北京西皇城根南街9号院华国锋家中

问：从上次（1997年11月）见面至今已有二年多没有见面了，再来看你，身体怎么样？现在社会上出现一些书，专门写粉碎四人帮的经过，有的是有事实根据；有的是互相传抄；有的则是胡编乱造、歪曲事实、添油加醋，弄的真假难辨、混淆听闻。特来看看你，并澄清一些重要事实，以正听闻。我并从书店买了两三本书送给你看看，就可看出这方面情况。去冬纪念三中全会20周年以来，有些书讲的比较符合实际了，例如于光远写的这本专讲三中全会前中央工作会议的经过，是从实际出发的，特送你一本看看。当然，他对你也有批评，但基本上是肯定的。

华国锋（以下简称华）：我身体还可以，糖尿病天天打针吧，高血压好了，但心脏有些问题，有时心绞痛，所以不能多外出了。毛主席1976年因病逝世，我们全党都很悲痛，但是四人帮不顾全党全国人民的意愿，在这一时期他们更疯狂地进行阴谋篡党夺权活动。这一年周总理去世了，朱总司令去世了，邓小平又被打倒了。他们认为我是他们夺权的主要障碍了，他们没把我放在眼中，又拉又打。我心中很明确，绝对不能让他们一伙夺取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但要把握好时机。

政治局常委只剩四人了，王洪文、张春桥占两人，叶帅和我也是两人。而且在七六年（1976年）2月7日，毛泽东又决定让他（指叶帅——编者）养病休息，由陈锡联代替负责军委日常工作。当时谁也不理解毛主席为什么在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任命我代国务院总理的通知中加了上述这么一句。我估计这和江青四人帮和毛远新造谣污蔑叶帅反对文化大革命有直接关系。在政治局委员中，除四人帮外，大都是反对他们的。

我和叶帅比较熟悉。在1970年林彪搞的第一号命令时，把叶帅分散到长沙住了较长时间。我与他接触较多，1975年8月，叶帅接见（广东省）梅县地区县委书记时，专门叫我去参加见面。他是我们党德高望重的老帅，在部队有极重要的影响，所以我对他非常信任。在这紧急关头，和四人帮势不两立，我早已考虑很久，下决心要搞掉他们一伙。9月10日，先找先念同志交谈当前形势、四人帮动向，认为与他们的斗争要早日解决，这是没法避免的，早比晚好。请他去看看叶帅交换交换看法。9月13日，先念去参观植物园，顺便去西山看叶帅，开始叶帅对李来的意图搞不清楚，也不敢多说。二人互相问候后，便说到院中走走，看看园林。边走边说，回到屋中交谈，主要谈了四人帮的情况、看法，没深谈（有的出版物上竟说叶帅在10日曾到华国锋处商谈粉碎四人帮问题，是无中生有的揣测而已）。

华：四人帮大肆宣传“按既定方针办”是毛主席临终嘱咐，是别有用心的。乔冠华要在联合国大会上（9月2日）发言，稿子上也有这句话。我在审查稿子时，改为“照过去方针办”的原话了。张春桥不让向下传达，怕引起震动。实际是怕暴露他们篡改毛主席指示的阴谋。

这以后我亲自和叶帅取得联系，交换看法，做准备工作。我们一致认为要采取非常手段解决，我与汪东兴几次研究，叫他做准备，挑选可靠人员。我也和吴德、吴忠（卫戍区司令员）谈过，叫他们防备迟群、谢静宜利用学生闹事。叶帅和聂帅、王震、杨成武等部队同志，也有酝酿准备。

后来发现张春桥的弟弟张××是总政宣传部副部长，到坦克六师进行活动，促使我们早下决心，在10月6日，通知晚8时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毛选五卷定稿问题，通知姚文元也参加。坐在怀仁堂内会议室中的只有我和叶帅，汪东兴具体指挥行动。抓住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时，是我亲自分别向他们宣布中央决定隔离审查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妄图篡党夺权的罪行。

江青是在中南海住处抓起来的。同时抓了毛远新，北京卫戍区抓了迟群、谢静宜。事后便立即通知政治局委员到玉泉山开会。我叫叶帅主持，他要我主持先讲，我宣布了四人帮已被隔离审查，并且着重讲了四人帮阴谋反党夺权、疯狂活动的罪行。为了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不被他们篡夺，不让他们的罪恶目的得逞，因此必须采取坚决的措施，粉碎他们的阴谋，严惩他们的罪行。叶帅介绍了对四人帮逮捕的经过，而且着重讲了全党、全军都坚决反对他们一伙的反党罪行。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对他们采取非常手段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宣传舆论部门都被他们控制了，还有上海一伙反党分子已经发了大批枪炮，为了避免流血伤亡，稳定全国局势，被迫采取的特殊手段。这是正常情况下绝不可采取的办法。

我先提议请叶帅担任党中央主席，他德高望重，两次挽救了党，叶帅则起来说提议要我担任中央主席、总理、军委主席。他说这是毛主席指定你当接班人的，我已经79岁了，你年青比我小20多岁，你有实际工作经验，为人实在讲民主，尊重老同志。后来一致通过叶帅的提议。

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怎么确定的？

华：1977年11月10日，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中央政治局决定，从明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根据揭批“四人帮”运动的发展状况提出的。1978年11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更明确地宣布“把工作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当时，是认为揭批四人帮斗争已取得伟大胜利，应该结束了。还有工农生产和整个经济建设急需加强，人民生活必须改善，吃饭问题要早日解决。所以中央政治局一致决定工作重心的转移。

问：建立特区是怎么决定的？

华：当时，先是中央几位同志商定，派一个由谷牧为团长，七八个部长参加的去西欧几个国家考察的“国务院经济考察团”。大概是1978年6月底。考察回来向中央汇报时提出，有的国家建立加工区，把周围封闭起来，吸引外商投资办工厂，不收税，产品直接出口，可引进技术、设备、资金。大家听完汇报后，就议论办加工区的事。赵紫阳、谷牧、登奎等都赞成。就确定由谷牧进一步研究考虑此事。此后征求广东、福建省委意见。习仲勋、项南都很积极。由谷牧牵头酝酿提出建立特区，经政治局讨论同意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建立四个特区。

这事以后，辽宁省委书记任仲夷主动提出要求把大连建成特区。日本专家大赖也提出要对外开放、大连搞特区的建议。我叫谷牧去沈阳与仲夷商量，并到大连看看。都同意了，正准备提交中央讨论决定。这时胡乔木从深圳回来说，深圳什么都变白色了，只有国旗还是红色的，因而只好暂时缓办。

问：洋跃进是怎么回事？

华：1978年9月国务院同意国家计委报告，决定再追加48亿元基建投资，到年底共完成投资395亿元，比上年增加100亿元。在出国考察团汇报后，整个精神是搞改革开放，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引进技术设备，石油部提出再建十来个大庆，电力部、煤炭部提高了指标，加快了引进国外设备。当时是新建上海宝钢参照日本鹿儿岛建钢铁厂的做法，可以进口澳大利亚的富铁矿，因为鞍钢等铁矿多是贫矿。

再是新建江苏仪征大化纤厂。只8000万亩棉花不能解决全国穿衣问题。

现在这两个企业都建起来了，还是成功的，还有一些进口较大的项目，自动化采煤机组、电力设备、大化肥厂设备，就是余秋里负责引进的那一批设备项目，现在看大部分是好的。12套大化肥还是周总理生前定的。当然也有不成功项目，主要原因是考察、论证不够，有盲目性。

1976年7月计划座谈会上四人帮猖狂进攻，目标是想攻击国务院几位副总理和我。是王洪文、张春桥幕后指挥，黄涛为主要活动者，觉得光批“条条专政”不能解决问题，直接提出国务院务虚会、计划会有问题。

问：许多问题你是比较清楚的，为什么不写写以澄清原来的情况？

华：我这里还有原来的报告、简报、文件，是要弄清楚的。看时机吧。

北京对出版控制很严，李先念文集的序言中，写了我和他谈话找叶帅的事，人民日报还不让写，要改为小注才发表。

（作者系吉林省前省长）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8年第10期 关于三峡的一场“御前辩论”　作者：韩　磊

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历经12年的建设，将于2008年全面完工。但作为一个由来已久的天字号“热门话题”，“三峡热”不会因三峡工程的完工而转冷，仍将在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持续热下去。

《炎黄春秋》2008年8月号登载了《毛泽东和林一山谈三峡水库》一文，对上世纪50年代的“三峡热”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但对当年决定三峡工程命运的南宁会议却叙述得较为简单。本文想将那次会议关于三峡工程的一场“御前辩论”，做一扼要介绍。

中国历来视治水为大事，有“治水如治国”之说。上世纪50年代，毛主席、周总理都非常关心洪水的问题。毛泽东当年的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等，反映了这一史实。

1953年2月，毛泽东视察长江，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向他汇报了修建三峡工程的设想。当听说即使修一大批梯级水库拦洪蓄水，也还是抵不上一个三峡水库“毕其功于一役”时，毛泽东也想快点上马。

1954年，长江遭遇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武汉被围困四五十天之久。洪水过后，林一山再次向中央提出要尽快修建三峡工程，他的出发点是要解决长江的洪水问题。1954年长江洪水堤防防不住的水量大约有1000亿立方米。林一山就想让三峡这个水库把这1000亿立方米水装起来。

1956年，“三峡主上派”在毛泽东面前再次力促三峡工程上马，这一次老人家真的动了心。这年夏天，63岁的毛泽东在饮了长沙水、食了武昌鱼之后，又在武汉畅游长江。富有诗人气质的毛泽东欣然命笔，写下了“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磅礴诗篇，高峡平湖似乎立马可就。

同年9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便醒目地刊出了“长江流域水利资源查勘工作结束”的特字号标题新闻，副题为：开始编制流域规划要点，争取年底确定第一期开发工程方案，解决三峡大坝施工期间发电、航运问题的研究工作即将完成。

当时的神州大地，到处热气腾腾，蒸腾着冲天的干劲。但此时，也有很多人对三峡工程的上马却持怀疑乃至反对的态度。李锐，就是这为数众多的对三峡工程上马有不同意见的人中的一位。

中国有句古话叫“既生瑜，何生亮？”本来，中国有一个积极主张上三峡工程的林一山就够了，可偏偏又有一个与之叫板且“顽固不化”的李锐。

水利水电专家，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潘家铮在其所写《我所知道的李锐》一文中说：谈到三峡工程，不能不提到李锐同志，他是数十年如一日的反三峡派的骨干和统帅，没有他，三峡之争绝难如此“波澜壮阔”。此言不虚！

关于三峡工程是否上马的公开争论，最早发生在1956年夏。当时，林一山在水利部主办的该年第五、六期《中国水利》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约两万字的长文，主张要尽快修三峡。认为只有三峡才能解决长江的洪水问题。其中谈到发电只有500字。李锐至今仍认为，林一山那时候提的方案是很荒唐的。他所设想的水库蓄水高度是多少呢？是235米，比现在即将建成的三峡水库的蓄水高程175米高出60米！李锐告诉笔者，蓄水235米会是什么结果呢？重庆要淹到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碑，大半个重庆城要被淹掉。另外还要迁移人口200多万，将淹没四川沿江十几个城市。为什么非要235米呢？林一山认为这样就可以有1100亿立方米以上的防洪库容，就可以把长江1954年堤防挡不住的洪水全部装起来。

这篇文章公开发表后，水电系统许多技术干部都看到了，认为这样的方案太离谱了。当时李锐主政的水电建设总局也有一个技术性刊物《水力发电》，李锐就组织了一批老水电专家写文章批驳林文。9月份出了一期“长江规划专号”，全面地论述防洪、发电、航运等方面的问题，以及有关经济、淹没损失和地质等种种技术上的问题，共有10来篇文章，其中包括李锐亲自撰写的一篇字数也达两万多字的长文章。

这些文章的核心内容是，不能为了免除武汉多少年一遇的洪水威胁而牺牲重庆等十来个城市，认为这是以邻为壑。防洪应该采取综合规划原则，要注意加强堤防、湖泊洼地蓄洪排涝、支流水库和干流水库4个方面的协调发展，而堤防的作用自古相沿，中外如此，尤为重要。文章还认为，我们只能根据国家经济技术发展条件，逐步提高防洪标准，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地去解决最高标准的长江防洪问题。至于要求在当年建成三峡这样大的水电站，同国民经济包括电力的发展更是远远不相适应，并且将遇到一系列世界上未经历过的技术问题。因此，这一组文章认为，防洪有其他可靠办法，当时三峡决不能上！当然，这种发行量较小的学术刊物，影响有限，毛泽东无缘过目。

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主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几个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委书记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后来所称的“南宁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讨论1958年的国民经济计划预算、批判“反冒进”。这是毛泽东为在全国掀起“大跃进”高潮进行思想理论准备和具体部署的一次会议。会议后期，毛泽东提出修建三峡工程。薄一波反映说，此事有反对派，有个李锐是搞水电的，同林一山在这个问题上有争论。毛泽东说，那就把两个人都找来当面谈一谈。于是，就有了随后发生的决定三峡工程命运的一场精彩的“御前辩论”。

笔者曾先后就此事采访过李锐和林一山，两人对事情的叙述稍有出入，评价也不尽相同，但主要史实大致是一致的。

1958年1月17日，时任电力工业部部长助理兼水电总局局长的李锐突然接到中央办公厅通知，要他第二天乘专机去南宁，讨论“三门峡”问题。还说专机在武汉停留，接林一山一起去。李锐知道电报多了一个“门”字，其实是要讨论三峡。

关于三峡问题，李锐成竹在胸；为了借此机会呼吁优先发展水电，他请专家画了一张中国水电开发示意图，做宣传之用。

李锐回忆说，飞机18日上午在武昌机场着陆时，林一山已经在等着，他的秘书提着一口沉甸甸的大皮箱；而李锐是“单刀赴会”，只带了这张图纸。李锐同林一山不算很熟，1948年在沈阳东北局开会时见过面；1952年参观荆江分洪工程时，他也领教过林一山的口才。然而，此次见面，两人只打了个招呼，在飞机上也没有交谈。

载着一对“冤家”的专机，当天中午到达南宁。李锐刚刚住进宾馆，他的好朋友、毛泽东秘书田家英就找上门来，急切地向李锐介绍会议形势：主席大批“反冒进”，认为“反冒进”给当时大干快上的大好形势泼了冷水，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并点名批评周恩来、陈云，大家紧张得很，有的人睡不着觉。田家英对李锐表示严重的担心，说自己和胡乔木（中宣部副部长）、周小舟（湖南省委书记）都为李锐捏了一把汗！

18日晚饭后，李锐和林一山“两个冤家”参加了接近尾声的南宁会议。李、林坐在毛泽东的正对面，对面左右是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柯庆施、李井泉、欧阳钦、张德生、刘仁（代林铁）、史向生（代吴芝圃）、陶铸、王任重、杨尚昆、周小舟、刘建勋等；中央各部有王鹤寿、赵尔陆、黄敬等；还有陈伯达、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

大家都坐定后，毛泽东问林一山：你要讲多少时间？

林答：要两个小时。

毛泽东又问李锐，李锐说只要半个小时，并请林一山先讲。

林一山曾就学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识丰富，口才出众，在水利系统很有名气。

林一山长篇大论，从汉朝贾让治水谈起，两千多年间，长江洪水为害，平均10年一次。辛亥革命以来的40年中，平均5年一次，可见长江洪灾愈演愈烈。1931年水灾，死14.5万人；1935年大水，死14.2万人；1949年大水，死5700人；1954年特大洪水，虽采取紧急分洪等措施，保住了武汉和荆江大堤安全，仍淹死了4900人……

林一山强调：长江洪水主要来自宜昌三峡以上，至少占汛期干流水量的50%以上。因此，三峡枢纽对长江防洪有决定性意义。林一山认定：只有三峡才能控制川江洪水，解除荆江大堤的严重威胁和洞庭湖区的洪灾。倘若荆江大堤决口，将直接威胁江汉平原几百万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关于水库的正常蓄水位，林一山这时改变了235米方案，提出“210—200方案”；关于装机容量，认为至少可达1340万千瓦，年发电量1000亿度以上；关于工程技术，林一山称：已选好几个比较坝段，有三个方案；施工难度和强度同国外类似工程相比，也没有什么不可克服的困难；关于投资，林一山估算约为72亿元；关于水库移民，林一山没有谈及。

李锐发言，首先强调长江不同于黄河，自古以来是条好河，轮船从上海可直达宜宾，是世界大河中数得出的黄金水道，最好的通航河流；泥沙远不如黄河严重；水量为黄河的20倍，洪水量为50倍；最大与最小流量之差，黄河为200多倍，长江只25倍。

李锐认为：三峡只能控制长江流域面积的50%，即只能管住西水（川水），而对南水（湖南四水及赣江等）和北水（汉江）都无能为力。

李锐强调防洪的堤防作用，他说：堤防是我国自古以来也是世界各国行之有效的最好的防洪措施；无论有无三峡工程，必须搞好堤防。1870年所谓长江干流千年一遇的大洪水，主要是川江洪水，四川灾情极重；洪水过三峡后，向南冲开松滋口（南岸四口最上位），并未冲破荆江大堤。因此，说什么荆江决口要死上百万人，是一种危言耸听的不实之辞。他感慨发问：难道我们的能耐还不如蒋介石时期？

李锐特别强调移民问题：如按坝高200米方案修建三峡水库，估计移民至少在100多万人，这是一个极其严重、极为困难的问题。

李锐特别谈到三峡主要是一个发电站：1957年全国用电的总需求只有190亿度，而三峡一个大电站就要发电1000亿度以上，即使按当时预测的15年后全国用电量达到2000亿度，这个电站的发电量占全国发电量的比例也太大，并将严重影响电网的运行，因为一个电站的发电量在一个电网中所占的比例一般来说是不应该超过20%的，一个地域广大的国家总有好几个电网。讲到这里，李锐打了一个比方：在一座城市里，总不能只有一个百货商店吧，尤其大城市，需要多少个商店啊！中国什么时候需要三峡这样一个大电站，我说不清楚。这个比方使得毛泽东和与会人员频频点头。

李锐接着谈到，国防也是问题，同世界形势有关系。此话大概言中了毛泽东的心事，他插话道：这样的工程当然会吸引敌人注意，决不能遭敌人破坏。

李锐最后说：三峡工程技术问题很复杂，根据自己搞水电建设的经验，弄清三峡的地质情况就需要多年时间。多级船闸、电站装机容量（至少60万千瓦一台）以及施工等问题，都是超世界水平的。

据与会人员讲，这一场由毛泽东导演的精彩的“御前辩论”，口才颇佳的林一山似乎发挥得不够好：从内容看，讲理想多，而分析理想与可能之间的关系很笼统，时常离题较远，听来显得驳杂，缺乏系统；从技巧方面看，他引用了许多外行不易明白的数据，“行话”、“术语”过多。

而学识和口才一点不逊于林一山的李锐的发言，显然引起了与会者情绪上的呼应。特别是他带到会场铺在桌子上的一张全国水电开发示意图，令人一目了然，引起了毛泽东和其他与会者的极大兴趣。毛泽东当时就说了话：中国应当优先发展水电。因此李锐发言结束时，几个小时前还为他“捏一把汗”的人们，神态都宽松了下来。

两人都讲完之后，毛泽东没有当即评判，却说：“讲了还不算数。你们俩各写一篇文章，不怕长，三天交卷。”

1月21日晚上，仍在原处开会。与会者已将印发的两篇文章看过了。毛泽东先讲，说李锐的文章写得好：意思清楚，内容具体，论点可以服人。特别赞赏李锐文中关于电站容量跟电网及全国电力的比重关系，以及坝址地质条件的说明。批评林一山的文章“文理不通、大而无当”。其实，实事求是地讲，林文作为一份长江流域远景规划的概要，虽有不足，但也是很有见地和价值的。对于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对自己的赞扬，李锐是持保留态度的。他认为自己在这场三峡之争中所以取胜，主要是因为对水电建设与国家经济发展的关系，做出了正确的分析。因此应当受到称赞的是符合实际的科学态度和正确的经济观点，而不是词章。毛泽东呢，“但说文章好，未言经济长”（李锐诗《三峡》三首之三）。

当天晚上的会议只开了不到半个小时，会议结束时，毛泽东明确宣布：中央并没有要修建三峡的决定。还说他对三峡还是有兴趣的，如果今后15年能建成，那是赶上美国的问题。

说着，毛泽东指着李锐说：“我们要有这样的秀才。大家都要注意培养秀才。”同时宣布：李锐当我的秘书。李锐当即回答说，这个恐怕不行，水电业务太忙了。毛接着说：兼职的嘛。

毛泽东还很风趣地对林一山说：谁要是想睡好觉，听林一山讲一顿。会后，薄一波和胡乔木还狠狠批评了林一山：以后不要向中央乱建议！

南宁会议以三峡议题结束。会后，毛泽东将三峡问题交给周恩来负责，并嘱咐，一年抓4次。50年代这桩三峡“公案”至此告一段落。

就这样，在“大跃进”的紧锣密鼓声中中央做出的关于三峡问题的决议，是当年唯一的一份不符合“跃进精神”的决议。这份题为《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枢纽工程和长江流域规划意见》的正式决议，是在南宁会议两个月后那个掀起中国全面“大跃进”的成都会议上做出的。李锐列席了这次会议并参加了这个决议的起草。毛泽东在这份决议的草稿上做了“积极准备、充分可靠”的八字批示。因此它成了成都会议上通过的39个“跃进”决议中，唯一没有给那场即将爆发的国民经济重大灾难火上浇油的决议。

1958年底，长江水利委员会曾提出三峡初步设计要点报告，建议三峡工程1961年开工，1965至1966年发电，1967年完工。但中央未予考虑。此后，不管水利部和林一山怎样催促三峡工程上马，毛、周始终没有点头。

三峡工程现已基本建成，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领导小组负责人、三峡工程验收专家组组长、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技术委员会主任潘家铮，在回答“谁对三峡工程的贡献最大”的记者提问时说：“那些反对三峡工程和提出了许多不同意见的人贡献最大。”此话应该是一句实话。潘家铮2007年9月27日在致李锐的信中，虽然对李锐“在二十一世纪反三峡”有不同看法，但他却承认：李锐“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反对上三峡有功，且其功至伟”。

时至今日，发生在广西南宁的那场关于三峡上马与否的“御前辩论”已经过去了整整50年，亲历其事者只剩下了李锐一人。当世界科技水平已有了和当年不可同日而语的发展，当国内外修建巨型水利水电工程已有了丰富经验和惨痛教训，当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已大大深化从而发现三峡这一超巨型工程原来竟还有那么多难题没能解决，而且至今解决起来依然让人头痛的时候，许多人感叹：如果1950年代三峡工程就上马的话，对于中国将是一场可怕的灾难！

值得万分庆幸的是，中国阻止了那一场灾难。

（作者系《水利水电工程报》记者）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8年第10期 我的右倾罪：青海农村调查　作者：王志敏

1959年7月，由庐山会议发起的反右倾运动，已经过去49年了。这场运动大大加剧了由大跃进引起的全国性大饥荒，造成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惨剧；也是继“反右派”之后，把阶级斗争由党外引入党内，进而导致文革历史悲剧的重要转折点。我当年由于工作的关系，也被卷入这一运动，成为“因言获罪”者之一，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由纠“左”陡然变为反右

1959年2月底到3月初，中央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纠正大跃进中“左”的错误。当时青海省委第一书记高峰因病不能出席，改由省委常务书记张国声参加，我作为秘书随同前往。会议是逐步扩大的，我们与新疆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同机到达。会上，从毛泽东的讲话可以看出，他对纠“左”是非常坚决的，强调我们党同农民的关系相当紧张，必须从解决所有制和分配政策上纠正“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为此甚至说，他要代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

从郑州返回青海后，省委立即召开常委会，传达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具体贯彻措施。因春耕在即，决定先抓东部农业区的几个县。我随同张国声到青海产粮大县——互助土族自治县，从调查研究入手，会同县委一个公社一个公社地解决大跃进中的“共产风”问题。

1958年大跃进时，我们的头脑都很热，整天喊的是“一天等于二十年”、“后来者居上”（青海属后进地区，要在短时间内超过先进地区），文章、讲话都少不了这些语言。那时对农村的实际情况很不了解。此次下去一看，真是触目惊心。几乎每个公社、每个生产队都存在高估产、高征购问题，农民口粮十分紧张，食堂已维持不下去。有的生产队连春播的种子都吃掉了，牲口更是饲料不足，地里看到的净是人拉犁。因饥饿而浮肿的病人几乎村村都有，到农民家里看见那些脸上蜡黄发亮坐在炕上低头不语的老人，实在惨不忍睹。在此期间，毛泽东不断以《党内通信》的形式严厉督促各地认真纠正“共产风”，坚决对平调财物实行退赔，不要“善财难舍”。这更让我们感到心急如焚。我们在互助县把各个公社基本上都走了一遍，传达了中央精神，初步安顿了群众的生活、生产。之后，由于省委一把手有病，急需张国声回去主持日常工作，决定让我留下来继续就农村政策性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我在省计委、省统计局干部的协助下，用将近半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两项调查，一个是《关于农村征购粮任务过重的调查报告》，另一个是《关于农村经济死滞的调查报告》。

青海是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大跃进不仅造成农村问题突出，牧区问题更加严重。在牧区由于实行“一步登天”（直接由农奴制进入“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和实行“高指标”、“瞎指挥”，大量毁草原开农田；与此同时，又有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发生叛乱，而在平息叛乱中又采取了一些过激的行为，从而导致民族关系紧张。在此情况下，青海的纠“左”任务更加繁重，若不尽快纠正“左”的错误，将会导致灾难性后果。因此，张国声几乎逢会必讲纠“左”。他是个急性子，尽管有时言辞重些，但确是为了扭转危难的局面。

不料，中央七月召开的庐山会议却由于彭德怀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被认为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因而形势急转直下，由纠“左”陡然变为反右。而在青海则更是亦步亦趋，使反右倾运动大大加码。

省委第一书记高峰从庐山开会回来，在简要传达会议情况之后，就说道，青海的右倾风刮得也不小。他不仅认为前一段贯彻郑州会议精神方向有问题，甚至连在庐山会议前期张给省委打电话，要求按照“成绩讲够，问题讲透”的精神，召开厅局级干部座谈会，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也被认为有否定成绩，向党进攻之嫌。于是，气氛立刻紧张起来。会议刚开完，张国声就告诉我，要按照庐山会议文件好好对照一下这个时期他的讲话、报告，看有什么问题，准备一个检查提纲。

哪里想到，还没来得及准备，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就开始了对他的批判斗争，而且火力非常猛烈。一上会就给他定了调子，说他完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有目的”地利用贯彻郑州会议精神，大刮右倾翻案风，反对中央、反对省委、反对三面红旗。接着就召开三干会（省、州、县三级干部会），并由三干会扩大为“万人大会”，用高音喇叭在全省范围内“消他的毒”。第一书记讲话说，“张国声的张，就是张牙舞爪的张，国就是国民党的国，声就是国民党在大陆的声音”，“张国声就是彭德怀在青海的代理人”，“必须批倒批臭”。当时差一点把张搞成彭德怀死党，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只是未查出什么历史问题，也未查出在一野期间与彭德怀有什么特殊关系，最后才以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一切职务了事。

回忆这段历史，让我想起了所谓“第一书记制度”问题。记得在反右派之后，省委第一书记从中央开会回来向常委会传达时，曾几次提到，毛主席说：我们党实行的是第一书记制度，你们是各省的第一书记，我是中央的第一书记，第一书记要挂帅。我当时还以为是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后来才渐渐明白，正是由于这个从上到下的“第一书记制度”，使本来象征集体领导的职务名称变成了“一把手专政”，使一把手的权力神圣不可侵犯，其他人只能顺从，否则就被认为是对其个人权力的挑战，被怀疑有“篡党夺权”的野心。青海省1957年把当时的省长孙作宾打成右派，接任的省长袁任远又在1959年几乎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按袁本人的说法，只因“投鼠忌器”而幸免于难，结果只搞了一个张国声和一名主管财贸的副省长张毅忱。这几个人被整都是由于对一把手有不同意见导致的。这就是由“第一书记制度”造成的恶果。当然，更大的恶果还是人民的不幸。由于大跃进中的浮夸和瞎指挥，使青海这个人口小省发生大量非正常死亡。结果“物极必反”，两年后青海省委的一把手也因此而被免职。历史就是这样无情，不受约束的个人绝对权力，既给别人带来灾难，最终也将危害自己。

因农村调查而受批判

随着反右倾运动的扩大，在揭发张国声的同时，各部门陆续揪出一些所谓张国声反党集团成员，有省委宣传部部长聂景德、省委工交部部长李兴旺、省委副秘书长王静先、省统计局局长解伯淳、新华社青海分社社长程光远，还有省计委、省经委的有关负责人。这些人多半都是由于对青海的浮夸风有所抵制。

此时，已是草木皆兵、人人自危。但省委第一书记还一再强调“要斩草除根，不留后患”。他说，“我们反孙作宾，就是只削了个蔓菁头，这次一定搞彻底。”听了这些话，我自知“在劫难逃”。这时省委已决定我调省委统战部，拟接替一中层干部。我想，既然“在劫难逃”，与其被人揪回办公厅，不如“自投罗网”，也许处理还能从宽一些。因此，我主动向统战部长（省委常委）冀春光提出回办公厅接受教育。他表示同意，并且说省委一些人认为我的思想一贯比较右，应当借这个机会好好清理一下。

回到办公厅，一上会主持人就说，让你检查并非由于你是领导的秘书，而是有你自己的问题。接着就让我交代为什么在互助县贯彻落实郑州会议精神，还要搞“关于征购粮任务过重的调查”和“关于农村经济死滞的调查”？是不是为了向党进攻，为了否定“三面红旗”？面对这些问题，我详细交代了调查的起因和经过：

中央郑州会议以后，我们在互助县张进仁（土族）县长陪同下，有一天到了1955年合作化时我担任工作组组长的广化乡所在地。先去原该乡的纳家生产大队，见了支书苏成福（土族），他泪流满面向我们讲述了由于去年（1958年）粮食产量报得太高，征购粮任务过重，使乡亲们饿肚子。又见了几个过去熟悉的农民，都说食堂吃不饱，日子太苦了。随后，我们夜宿公社，我与张县长同屋。躺下后，他问我：“你听外边有什么声音？”我说，“一片寂静，什么也听不见。”他说，“是的，现在农村是‘鸡不叫、狗不咬、娃不哭’，哪里来的声音？”“人都没吃的，哪有粮食养鸡、养狗？妇女哪能生娃？”“去年让群众上北山大炼钢铁，粮食没收上来，产量还报得高，再加上吃食堂浪费大，现在缺粮严重。公社化后，农民除了每天到食堂打点稀糊糊，手里一没粮食，二没副业收入，把人都困死了。我在县委会议上说过这些意见，但吴书记（吴正夫，长征干部）不听。我是个少数民族干部，说多了不好。这些问题只有你们省上来的人帮助解决。这不是一个公社的问题，是全县的问题。我们可得给老百姓一条活路呀！”我听了他这些话久久不能入睡。开始产生搞调查的念头。我也知道当时做这种调查会有风险，但不搞，又觉得良心上过不去。于是第二天，向顶头上司建议省计委、省统计局来两名专业干部，一起就农村粮食征购问题和农民副业与集市贸易问题作调查。他同意后，我们用了半个多月时间完成了这两项调查。

我在会上谈了这个过程之后，纷纷质问我为什么不调查大跃进的成绩，专找问题？要我首先端正对反右倾的态度，从思想深处检查动机和目的，检查自己的立场。开始，我强调这些问题是当前农村实际存在的问题，而且数据都是经过核实的，是实事求是的，决不是为了给党抹黑，为了反对大跃进。但人家说我是用“实事求是”掩盖自己一贯的右倾思想，说我是抽象承认、具体否认右倾，大帽子底下“开小差”。要求我好好用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和他批的《机关枪和迫击炮》（刘澜涛的助手们汇编的有关马恩列斯论对待群众运动的语录）来检查自己的思想、立场、观点。经过多次反复的批判，我终于怀疑自己的立场是否真有问题？不然为什么我总是看农村的问题多？于是，我开始“投降”，用马列毛语录“对号入座”，承认自己右倾。之后，尽管我作了多次自我批判检查，但上了会，人家还是说你不深刻。于是我挖空心思地每晚回来写检查，力求深刻一些。

我当时之所以那样“痴迷”地检查自己，主要是有过关思想，因而在严厉的批判压力下失去了自我。在紧张的批判停顿几天后，省委办公厅一位副主任，也是批判会的主持人，突然找我谈话，开门见山对我说：“你的问题原打算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现在看矛盾性质变了，你要好好考虑在互助县调查期间都找了哪些人，他们向你反映了什么问题？然后在会上老老实实交代清楚，争取从宽处理，否则后果自负。”还要求我把笔记本通统交上来。

我一听就知道事情不妙，一定是与我在互助县调查时和原青海日报在那里下放的两个“右派分子”雷廷梓、王立道见过面，并向他们了解农村情况有关，而这一情况我在检查时并未谈到过。因此，回到办公室一边整理笔记本，一边向妻子讲了人家跟我谈话的情况。并告诉她，还有前两天雷、王寄来的材料在抽屉内。她说笔记本不交不行，但寄来的材料无论如何不能交，交了，你和他们都不得了。开始我有些犹豫，后来觉得还是要烧掉，否则万一搜出来，的确不得了。于是，她帮我在里间卧室很快销毁。

第二天上会，会场上气氛大变，主持人刚发话，发言者争先恐后，纷纷质问我：“为什么专找右派调查农村的阴暗面？”“前几天说你调查是为了向党进攻，你还不承认；不是为了向党进攻，为什么找右派调查？”“既然你心里没鬼，为什么不早作交代？”……

面对这一连串的质问，我只好如实交代找这两个“右派分子”调查农村问题的原因和经过：

在我们到达我在农业合作化时工作过的互助县广化乡时，公社干部对我说，这里还有两名下放的右派记者，并说了名字。于是我主动提出要见他们，并说过去认识他俩。为什么要向他们调查？是因为当时有些农村干部不敢讲真话，而他们是下放劳动改造的，对农村情况会有一定了解，也许他们能提供一些真实情况。实际上，他们向我提供的情况也并没有夸大不实之处。但批判者根本不顾事实，咬定我与右派沆瀣一气。

这时我最害怕的是，问他们俩给我提供过什么材料没有。好在未涉及。

接着就问我对反右派的看法。我不由得脱口而说：我认为我们定的有些右派分子并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而是对我们领导工作有意见，对领导作风有意见。又问我：你指哪些人？我说：咱们办公厅李咨就是这样的。这时有人说：怪不得批李咨你不说话，那时就看你态度不对头（李曾是第一书记秘书，1957年因对领导作风和特权问题提出过意见而被定为右派，当时省委秘书长杨西林曾向我的顶头上司告状，说我对反右派态度有问题）。

又问我对镇反、肃反的看法。我说：我认为镇反、肃反有扩大化问题。有些本已无现行活动，而仅仅是历史问题，我们也硬是镇压了，有的案子一牵连就是一大串人。前几年复查中曾遇到这类情况。

又问我对农业合作化的看法。我说：农业合作化中有过急的情况。1955年，当时我在工作团负责互助县一个乡的合作化，我们还正在搞规划，做发动群众的工作，县委就宣布全县实现了合作化。又问我：那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合作化搞早了，搞糟了？”我说，搞得过快，当然也就有早了、糟了的问题。

我这一谈，会场上几乎沸腾起来了，都说我不仅在一个问题上反党反社会主义，而且在一系列问题上反党反社会主义；不是一般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是彻头彻尾的漏网右派。主持人最后也是下的这个结论，并说要对我新账老账一起算。

不久传来消息：互助县的土族县长张进仁因积极配合我们搞所谓“反党”活动，而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又有消息说：原来向我反映情况的青海日报在互助县下放改造的两名右派分子，其中的一名雷廷梓被判了刑，另一名已“摘帽”的王立道重新戴上帽子下放改造。这使我大为吃惊。后来得知给雷判刑的原因是，他曾经将寄给我的农村问题的材料又抄寄当时《青海日报》总编辑乔迁一份，企望在宣传报道上加以注意。不料乔将该材料上交给省委第一书记，随即作为“反面教材”印发省三干会，雷本人也从此由右派变为囚犯。

这就是那个年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命运。两个因为帮助党整风提了点意见而被打成“右派”的人，下放期间，凭着自己的良心反映一些农民的疾苦，这本是进步的表现，却被视为反党，由此重新戴上帽子，甚至判七年之久的重刑。当我1979年再次和雷廷梓见面时，他与二十年前判若两人，面目清癯，老的多了。他告诉我在狱中时，妻子是靠拉架子车度日的。多年来，每当想到这一幕都让我异常难过，深感内疚。因为他们的“祸”来源于我的调查。而他们却说不怪我。

艰难的下放生活

自从最后一次批判会开完，我就在家等待处理。大约将近年底时，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张俊贤要找我谈话（当时他是省委反右倾办公室负责人）。他说，省委研究了办公厅对我的处理意见，认为我的问题是严重的，但考虑到我当时所处的位置，决定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只给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下放劳动，行政上原定到统战部的任命就不再宣布了，等于免予行政处分。

他的这些话，使我非常感激。我原以为，按原来办公厅定的调子，至少要开除党籍，说不定还要送去劳教。现在给的这个处分实在出乎意料，下去后一定好好改造自己，争取早点回来。当时最担心的是“有去无回”，这个想法一直支配我整个下放过程。

在经过短暂的准备之后，我就踏上了下放劳动的路程。此时虽然严冬即将过去，但青海的天气依然寒冷，大地一片萧瑟。我坐在卡车上，迎面来的寒风如刀割。当汽车行至青海南部产粮大县——化隆时，看到路边有三三两两讨饭的行人，而田间却空无一人，往年那春前备耕的忙碌景象一概不见了。约中午时分，汽车停下来，我们走进路边的一个饭铺，展现在眼前的是一个个在桌子下面爬着拣饭粒的乞讨者。这让我顿时感到，不到半年的反右倾，农村竟变成这种光景。但我并未把碗里的饭分给桌子下面的农民一点。我当时麻木了，也许是由于自己饥饿，也许是由于怕别人看见。事后想，无论如何这件事都不应该发生在我身上。每当想起这一幕，我都后悔不已，都要问自己：你的同情心哪里去了？

傍晚汽车到达下放目的地——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晚饭后，我过去的一位同事（当时任州上的局长）来看我，他似乎对我并无戒意，约我次日早饭后同他一起去看青海南部的著名寺庙——同仁隆务寺。我答应了。当我们走进这个寺庙群时，一片空空如也，一个僧人也不见。寺院内的壁画——属藏族著名的热贡画派，被破坏得一片狼藉。我的同事告诉我，平叛前的喇嘛寺香火鼎盛，而今一去不复返。

这天下午，经中共同仁县委组织部联系，由我下放的同仁县城关公社苏乎瑞（藏语名称）生产队派人把我接走。

这是一个有几十户人家的藏族聚居村庄，属牧区中的小块农业区。生产队将我安排在一户藏族老太太家，家中只有她和一个十多岁的孙子。我怀疑她家是否有平叛中被镇压者，因她们祖孙见我都从无笑容，尽管我竭力帮助她们干些扫院子、提水等杂活，但从不跟我说一句话。至于为什么安排在这一家，可能是因为住房宽敞一些。而村内其他藏人，见面也都低头不语，解放初期下牧区藏人那种热情好客的表现，再也见不到了。我当时把它归因于生活困难和平叛过激，但从未敢跟懂汉话的藏人交谈过这事。

下放的生活开始了。比起纯农业区来，这里的生活要算稍好些，但吃粮标准每人每天也只有半斤粮，后来一度下降到四两，实际上，七折八扣，真正吃到嘴里的还没有那么多，油水则根本谈不上。我每天拿着下来前为自己准备的特大号搪瓷缸子，与社员一起到生产队食堂的大锅前排队打稀糊糊，它是用少量的粮食和蚕豆秆子、青稞秆子等磨成的代食品做的。开始，生产队食堂的大马勺给我盛上半缸子就够喝了，以后一顿喝一大马勺（每人只给一勺），肚子坠的走不动，但还觉得不饱，心里空荡荡的。我每天和藏人一起蹲在墙角喝糊糊，喝完了先休息一会，然后再回到住处，等待上工干活。在地里拔草的活本不重，但也觉得很费力气。由于吃代食品大便困难，我每次都要蹲很长时间，故大便时尽量跑到村外去，免得占用房东的厕所。

夏天到了，生产队的几棵杏树杏子熟了，队长发布命令：社员可以在下边帮助队上拣杏子，同时可以就地吃，但不能带回。我也加入其中。心想这回可以饱餐一顿，边拣边吃，因为太饿了，我也不知吃了多少，大概有好几十个，回到住处就受不了啦，躺在炕上难过地来回打滚，吐也吐不出，拉也拉不下。心想，这回可要“杏（李）子树下埋死人”了，我非把命送到这里不可了。过一会，房东老太太给我端了刚熬的半茶缸浓砖茶水，让我喝下去。果然滞胀消解，这缸子浓茶把我的命救了。这是我一生最难忘的一刻。但我事后并未报答这位老太太。这是个遗憾。

困难时期领导人的一大发明是用代食品填肚子，叫做“瓜菜代”。本来秋天到了，应当让老百姓吃几顿饱饭，但公社书记却下来布置，要大找代食品。于是，我跟上一些较年轻的藏人到十几里外的山上采摘一种叫“染布籽”的代食品，这是一种颗粒大一点的草籽。大约去了十几天，因受凉拉肚子不止，回来后躺在炕上思忖着：是否我的劫难又到了？好在队长还算照顾我，病稍好后让我去看场；也许因为农民吃不饱，偷粮厉害，让我看场，比较放心。

时间已进入冬季，食堂的糊糊还是那么稀，浮肿病人越来越多。有多少人因饥饿死亡，我不得而知。我不懂藏话，又是“戴帽子”的人，不便打问，但从食堂打“病号饭”的人不断增加是可以看出些问题的。这个“病号饭”是由食堂里面另一个小一点的锅做的，无非糊糊中的粮食比例大一点而已。而我自己，此时更觉得浑身无力，上一个高坡，每走一步都觉得脚底下有吸引力似的，要一步一步地拔着向前走。当时还以为是由于这里海拔高的关系，后来才听别人说是严重缺乏营养的表现。在下放的后期，我靠着妻子托人带来的“馍干”和食堂的糊糊勉强地维持生命。妻子晒的“馍干”，是从她每月十八斤口粮中抠出来的。

正在这时，州里我过去的同事来看我，并告诉我：西北局来青海检查浮夸和饿死人的问题来了，你们的问题也许有希望了，还听说省上有人打听把你下放到什么地方去了。此后不久，通知我返回西宁——终于盼到了这一天。

曲折的平反及思考

回到家后，见到久别的妻子和初生不久的女儿，自然高兴。妻子一见面就问我：你咋变成这个样子了？我走到镜子跟前一看，脸肿得像皮球，简直不认识自己了。随后便上医院查体，一查，肝肿大，胃下垂，三度浮肿，体重只有九十二斤（减少四十多斤）。这时我才有点后怕，如果再回来晚一点，说不定就命丧黄泉了。

不久，传出消息说，省委根据西北局“兰州会议”精神，召开有县委书记参加的省委扩大会议，检查饿死人的问题。这时全国首先爆发的河南信阳严重饿死人事件（简称“信阳事件”），也已传达下来。由此，人们议论纷纷，说青海按死亡的人口比例不亚于河南，饿死人严重的民和县等有些全家死光，甚至发生人相食的惨剧。有的说省委领导太“左”了，明明粮库还有好几百万斤存粮，不拿出来救济老百姓，如果早点拿出来，也不至于问题发展这么严重（后在省长袁任远动议下解决）。在议论这些问题的同时，自然涉及：1959年反张国声等人右倾机会主义是否对？这时有人却放出风说：“高峰错了，不一定张国声就对”，“不能搞一风吹。”

看来，省委“左”的盖子是很难揭开的，又出现了纠“左”和反纠“左”的斗争，一些人要揭，另一些原来搞“左”的一套的人又在竭力捂。当时把这叫做“揭盖子与捂盖子”的斗争。只是后来中央派了一个省委第二书记王昭（新任第一书记杨植霖后到），情况才开始变化（他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因而深得人心，可惜文革中被整死）。在新省委的领导下，直至1962年张国声等人的错误问题才得以平反。

我的问题比张的问题简单，因而提出甄别的时间较早些。但在甄别的过程中并不顺利，依然是一波三折。

总要给你留点尾巴，以证明现在给你平反是对的，过去整你也是对的。这又是当时的普遍做法，因此也还得想的开。

我在反右倾运动中的思想经历，是一个充满困惑、恐惧、彷徨、无奈与扭曲的过程。事后曾不断责问自己：当时为什么那样愚昧、软弱，那样缺乏理论和道德的勇气？在经过较长时间的思考后，才觉得这不仅仅是个人问题，而是一个制度问题。在一个全党都要服从领袖个人意志的体制下，任何个体都是无能为力的，否则就无法解释当年庐山会议在一夜之间人们由称赞彭德怀的信转而口诛笔伐，就无法解释像彭德怀这样的“民族脊梁”最后也被压弯，就无法解释一声号召全国上下齐向“左”转，从而几百万敢讲真话的人被打成右倾分子，几千万人因饥馑死亡而不能及时披露。痛苦的记忆告诉了我：没有真正的民主，就必然会有权力的肆虐，由此真理就会被践踏，事实就会被歪曲，真相就会被掩盖，人性就会被扭曲，“因言获罪”就不可避免。作为有幸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深感民主和自由的可贵，深知为人们提供一个能讲真话、敢讲真话的制度环境的重要。这既是我晚年的一点反思，也是一个期盼。（作者系陕西省政协原秘书长）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8年第10期 绕航黑瞎子岛　作者：吴广权

最近中俄双方举行领土交接仪式，俄将174平方公里的土地交还中国，同时中国还收回阿巴盖图洲渚。这标志着中俄东段边界已最后勘定，也是继香港、澳门之后，我国又一大片失地得以收复。这一消息使我高兴之余，也引起我对一段边陲往事的回忆。

那是1968年8月底至9月初的事：我参加了绕航黑瞎子岛的斗争。

当时中苏关系已经非常紧张。苏军不断在我东北边境制造事端。苏联政府还声称，包括黑瞎子岛在内的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中600多个岛屿约1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统统为苏联所有。

黑瞎子岛位于黑、乌两江汇合处的中国一侧，是由两江共同冲击而成的三角洲，正式名称为抚远三角洲，由93个岛屿组成，总面积350平方公里。该岛自古就是中国领土。如按1689年相对平等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以外兴安岭为界的规定，黑、乌两江均属我国内河，根本不存在领土争端问题。但是后来清政府由于内忧外患，无暇顾及北方领土，以致沙俄乘虚而入，迫使清政府1858—1860年相继与其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瑗珲条约》、《中俄天津续约》和《中俄北京条约》，最后形成以黑、乌两江为界的边境，黑龙江以北60余万平方公里和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沙俄占领。不仅如此，沙俄还在兴凯湖以南陆界勘界后单方面绘制了一份地图，并在地图上划了一条附图红线以表示边界的具体位置，但这条红线不公正地划在了两江我侧的岸上。后来的苏联政府不仅没有纠正占领中国领土的政策，还在1929年我国东北地区发生中东铁路事件时，派兵占领了黑瞎子岛，并逐步在岛上建了农场、修船厂、教堂、别墅群和军事设施。但是中国政府从未承认过所谓“附图红线”，一贯坚持通航河流以主航道中心线为界的国际惯例和主张，也从未放弃过对黑瞎子岛的拥有的主权。中苏关系变坏之后，苏联政府竟然继承沙皇的衣钵，强占黑瞎子岛甚至两江所有岛屿，中国人民理所当然地不答应。

1968年8月下旬，时逢黑龙江枯水期，抚远水道不能通行大船，只有绕航黑瞎子岛走黑龙江主航道才能进入乌苏里江。这既是船只航行的需要，也是借绕航行动表明黑瞎子岛是中国领土的最佳时机。但由于苏军阻挠，评估绕航行动时认为“会有一定风险”，因此决定由佳木斯航运分局有组织地实施一次绕航黑瞎子岛的斗争。

这次绕航任务是由一艘“红星”601号货船实施的。船长姓马，是一位有多年航行经验并与苏联人打过交道的老船长。黑龙江省航运局与合江地区革委会各派一名干部登船参与领导，我被调任翻译。合江日报社派一名摄影记者参加。红星601是一艘自动驳船，载重约600吨，时速6—8节；有船员20人，加上我们4名支援人员，船上共有24人。

至8月底，我们已经做好了各项准备工作。9月2日下午出发，佳木斯航运分局赵副局长率队送行。晚上，船停靠富锦县码头过夜，第二天上午经同江口入黑龙江。这天天气很好，秋高气爽，云兴霞蔚。沿江放眼望去，碧水青山，景色十分壮丽。船在赫哲人居住的八岔村和边防要地街津口两次停靠卸载后，便直向抚远县城驶去。傍晚抵达县城码头，县航运部门人员登船办理相关事宜，并介绍一些当前情况。在甲板上，一位船员告诉我，东边11公里那个拐弯处便是黑瞎子岛，右侧那条小河子就是抚远水道。

9月4日清晨我来到甲板上时，有几个船员正在船尾处忙着“起钩”收鱼，所获颇丰。原来，船员习惯在夜晚停船后于船尾处放下去几条长线（底钩）钓鱼，这样早餐时便可以吃到鲜鱼了。

早晨8时，船员们精神抖擞，各就各位，马船长一声令下：“开船！”红星601马达轰鸣，直奔黑瞎子岛而去。船上挂的那面五星红旗迎风招展，格外耀眼。很快我们就看到对岸的苏军斯巴斯克哨所和江中停放的几艘炮艇。这些炮艇是二次大战期间苏军阿木尔区舰队用过的旧炮艇，但马力大、速度快、性能仍然较好。

大约9时左右，我船已行至黑瞎子岛外侧的黑龙江主航道上。可能因为长期没有中国船只从这里经过，苏炮艇上面官兵有些麻痹大意，似乎没有注意到来船是一只中国船，有几个光着膀子的士兵正忙着冲洗甲板。当我船行至与炮艇平行时，他们好像才发现“敌情”，艇上艇下顿时一片慌乱，士兵跑来跑去，有忙着穿衣服的，有急着收拾甲板上东西的，也有从艇里出来向我船观察的。不一会儿，艇上响起了警报声，甲板上已经无人，随后有两只炮艇向我船追来，并一直尾随我船观察。

大约一个小时以后，从伯力（今哈巴罗夫斯克）方向驶来一只小指挥艇，对我船观察了一会儿后，靠在了一艘炮艇边上，一名海军军官跳上了炮艇。这时，后边又赶上来两艘炮艇，苏艇增加到5艘，我们估计，总兵力应该在80人左右。

红星601一直照常航行。苏军也忽前忽后地一直对我观察。没过多久，一艘炮艇的扩音器响起，一人对我船喊话，说我们进入了苏联水域，让我们立即停止前进，并调转船头离开这里。对于苏军喊话，船长决定不予理睬，我船照常航行。苏军见我们没有反应，便又开始喊话，仍然要求我船立即停止前进，并发出警告说，如果继续前行，他们将采取行动，后果要由我们承担。船长决定仍然不予理睬，但要求船员按预定方案做好战斗准备。如果苏军强登我船，坚决予以阻止。

又过了一段时间，在我船行至距伯力大约还有30公里的地方，苏军炮艇开始了新的行动：4艘炮艇迅速在我船两侧展开，指挥艇拖后，对我船形成包围态势，并与我船同速前行。十几分钟后，4艘炮艇突然加大马力，一齐靠到我船两侧（前后各两艘），各艇士兵头戴钢盔手持枪械蜂拥而出，企图登上我船甲板。这时，马船长一声令下，船员们抄起生产工具和棍棒之类的东西，分头迎上去阻止苏军士兵登船。甲板上发生了激烈的打斗。与此同时，我在驾驶室里打开扩音器，开始用俄语广播喊话，反复要求苏军官兵立即停止登船和殴打我船员的野蛮行动。警告他们，登船就是侵犯中国领土，他们要为自己的侵略行为负责；指出黑瞎子岛是中国领土，两国国界是主航道中心线，他们武力阻止我正常航行的船只是违反国际法的；还劝告他们不要受其领导人的蒙蔽，做破坏两国人民友谊的事情，等等。同在驾驶室的合江日报社记者老纽也忙个不停，隔着玻璃照了许多照片，记录下苏军的野蛮暴行。

甲板上进行的是一场“不对称的战斗”。武器、装备、人数均占绝对优势的苏军虽然没有开枪，没有用刺刀，只用枪托打击就很快完成了登船占领行动，并打伤我船员多人，其中重伤5人。随后，他们开始对全船进行搜查，收走了一些生产工具，相机、胶卷、胶鞋，并破坏了船上的无线电天线。

与此同时，有两个士兵冲进驾驶室，没容分说便把驾船的大副推到一边，夺过方向盘，把船调转90度向苏岸开去。随后进来一个海军少尉，看我还在广播，便来到我跟前把麦克风移开并关掉。然后拿起我的广播喊话材料看了看，问道：“这是谁写的？”我说：“谁写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必须明白，黑瞎子岛是中国领土，我们有权绕岛航行，你们武力劫持我船是违法犯罪行为，你们必须立即离开我船，放我们过去。”苏军少尉没有再说什么。这时只听咣当一声，我船船头插进苏岸的泥土里。苏军少尉急忙下船，向岸上一辆军车走过去。

这天，一共有5名尉级军官相继登上我船，主要是了解情况，察看船只，马船长一面照看伤员，一面应付这些军官。不管谁来，马船长都要提出抗议，并把“黑瞎子岛是中国领土”宣示一遍。

下午，苏军士兵大都撤离了我船，船上电报员乘机修好了电报天线，马船长把船上情况向上级做了报告，后收到回电，电文中有“向受伤人员和全体船员表示慰问”和“坚持就是胜利”等内容。

船长正与几个同事议事的时候，一个苏军上尉匆匆上船说：“你们可以走了，返回抚远去。”船长当即拒绝了苏方的要求，指出：“你们打伤我们的人，伤员需要治疗，我们不能走；你们强行把我船开到你们岸边，并造成船体搁浅，我们无法走；你们的劫持行动给我航运业务造成损失，我们需要继续前进，而不是返回。”苏军上尉说声“那是不可能的”，便悻然而去。

太阳西斜的时候，船上岸上安静了下来。晚饭后我来到甲板上时，有十几个苏联士兵正围在一起议论上午登船的情形。一人说：“多亏头上戴了钢盔，不然我的脑壳就被打碎了。”另一人说：“不过他们也被打得很惨。”士兵们看到我出来，便跟我打招呼。我说：“你们应对上午的行为感到惭愧！”一个士兵说：“我们是在执行任务。”接着士兵便七嘴八舌地问些不着边际的问题：“你们是没有粮食吃而吃青蛙吗？”“你们的穷人是两个人穿一条裤子吗？”我很生气地说：“这简直是胡说八道，你们受领导人蒙蔽太深了。事实胜于雄辩，你们不是有人翻看了我们船上的厨房吗？在那里大米、白面、猪肉、蔬菜应有尽有，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士兵们相互看了看，有一个可能翻看过厨房的士兵点了点头，表示同意我的说法。“你们是在准备和我们打仗吗？”一个士兵又问。我说：“毛主席教导我们，‘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中国是爱好和平，同时也是维护和平的国家，从来不无缘无故地同别的国家打仗，但中国人是不怕侵略者的。”又一个士兵问：“中国人民是如何看待苏联的？”我说：“苏联曾经帮助过中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帮助过中国搞建设，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切。中苏两国人民曾经长期友好相处，希望一如既往地友好下去。”

这时来了一个边防军上尉，把我叫到一边说：“你的俄语讲得不错。”我说：“中苏友好嘛，我国大中学校都开俄语课，会讲俄语的人很多。”他又说：“我们下船一起走走怎么样？我请你吃饭。”我立刻意识到这是个克格勃的人，不能让他纠缠下去。我说：“谢谢！我已经吃过晚饭，吃得很饱。”这时，恰巧从抚远方向驶来一只挂着中国国旗的小船。他说：“你看，又有事了，我得过去看看。”我说声“对不起”后，就回到船舱去了。

这只小船是抚远航运部门经边防站与苏方交涉后派来送医药和给养的。随船来的医生给受伤船员进行了包扎治疗。来人告诉我们，边防部门已经同苏方会晤，提出谴责和抗议，指出这是绑架我正常航行船只和人员的行为。外交部也在与苏交涉，准备提出强烈抗议。现在苏联政府压力很大。希望你们继续斗争下去，坚持就是胜利。

来船返回后，船长向大家转述了上述精神，要求大家晚上一定要好好休息。第二天早晨我醒来时发觉船在移动，我到外面一看，水手们正在抛锚。原来当天晚上黑龙江水上涨，搁浅的船漂了起来。并向下游漂流，为防止出现危险，不得不抛锚。这时我发现，一夜之间周围多了几个大马力船头。我们分析，调来船头是想把我搁浅的船拖出来，如果我船不返回，也不排除连拖带顶硬把我船赶出黑瞎子岛附近水域。

我船抛锚后，双方船艇一直僵持在那里。快到中午的时候，终于有一炮艇靠近我船，走出一个自称是边防机关代表的中校军官，找我船长说话。马船长和省航运局的那位干部（以副船长身份）共同出来对付这个中校。中校说：“现在你们的船已经不搁浅了，受伤人员也得到治疗，你们该返回抚远去了。”我两位船长除再次提出抗议外，又全面阐述一遍前面讲过的基本观点，突出黑瞎子岛是中国领土的主题，表示要继续前行，绕航黑瞎子岛。对于这次事件给我们造成的损失，保留进一步提出赔偿的权利。

在船长长时间的阐述过程中，苏军中校并没有插话反对，只有到最后讲到苏军士兵抢走我生产工具等东西时，他对旁边的士兵说：“你们拿了他们什么东西，都还给他们。”两个苏军士兵抱些钩竿棍棒放到我船上，船长说：“还有其它东西。”一士兵说：“当时都扔到江里了。”这时苏军中校说：“现在东西也还给你们了，至于塔曼斯基（即黑瞎子岛）属于哪国领土，那是两国政府的事，与你们无关，两国政府将进一步交涉。但现在你们是不能通过这里的，你们必须返回去，走你们以前走过的航道。”说完，他钻进艇内，炮艇就开走了。

午饭后，马船长召集全体船员在甲板集合，讨论下一步怎么办的问题。讨论结果认为：“第一，进一步前行是不可能的。第二，我们已经反复表明黑瞎子岛是中国领土，原定绕航目标已经达成。第三，继续呆在这里意义不大，说不定他们会强行把我们拖走。与其如此，还不如我们表明有继续航行的权利后自行返回。”

上述意见通过电波传了回去。大约下午3点，船长下令起锚，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我船回到抚远。岸上欢迎人群敲锣打鼓把我们迎进了县政府礼堂，马船长简单介绍了绕航情况。第二天返回了佳木斯。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8年第10期 我看党与国家和人民的关系　作者：应克复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实现国家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这就需要以民主的原理阐明党与国家，党与人民以及党与党之间的关系，以现代民主制的要求，重建上述三个方面的关系。本文仅就前两个方面的关系作一理论分析。

国家不是从属于党的机构，党不应该凌驾于国家之上

中国革命胜利之后，鉴于长期以来实行“以党代政”的政治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党有极高的权威，相比之下，政府的权威则要逊色得多；在这样的政治实践中，人们的意识中便形成了“党高于国家”的观念。

中国的革命，是在社会极其缺乏民主的条件下进行的。在中国，专制政体绵延两千年之久。在这种政体下，社会失衡与矛盾冲突总是以起义、战争这种非改良、非妥协的暴力形式求得缓和或解决。起义成功，天下便是起义者的天下。共产党领导革命所面对的社会条件仍然是这种政治上的专制主义，无民主的合法的和平的斗争方式供你利用；武装斗争、暴力革命的方式成为唯一可供选择的道路。这两种方式，就一般而言，前者是在保障公民的民主自由条件下，通过政治上的合法斗争，依靠争得选民多数的支持而取得掌握国家权力的机会。这种政治斗争（也可称为“政治竞争”）的方式虽然也是颇为激烈，但，是和平的，而非战争、非流血的；是依靠民众的选择，而不是凭借武力之大小；是通过竞争挤掉自己的对手，而不是打倒对手、剥夺对手任何政治权利登上国家权力的基座；只是获得一次性的执政机会（连选连任除外），而不具有永久性执政的特权。后者的方式固然也需要民众的支持，这是任何一次革命和任何一种革命方式成功的社会基础；但这种方式取胜的直接原因毕竟是主要依靠武装力量的大小和斗争策略的是否正确。这两种国家权力的获得方式，前者是运用民主制，或者说凭借民主的权威；后者则凭借枪杆子的权威，继而以枪杆子夺得并掌握政权的人便成了权威。两者的客观目的虽然都是达到取得国家权力，但在他们的主观意识中却产生了极不相同的结果。前者对获得政权的成功，除估计到主观条件，更意识到社会民众的支持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后者对革命斗争之成败，往往主要归结为革命党主观方面的原因（因为与民众直接关系较少）。与此相关联的，在执政之后，前者运用民主制操作国家权力的运行，后者则往往依赖执政者的权威运用国家权力。

中国革命成功地采取了武装夺取政权的方式。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成了整个革命过程中最权威的东西。但是，党与枪杆子，是党指挥枪（武装部队），而不是枪指挥党。因此，党比枪杆子更有权威。用枪杆子夺取的政权同枪杆子一样，自然都必须服从党的指挥。也就是说，党，枪杆子，政权三者，党才是权威。在战争年代党指挥枪，在革命战争胜利后就顺理成章地转化为党指挥政。或者说，党指挥政是党指挥枪在和平执政年代的继续。这是中国革命的逻辑，也是中国近代史的主线条。由此可见，“以党代政”这种政治体制的出现并能延续较久而难以改变，一个重要的奥秘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的这种方式。

按照社会主义民主原则，党虽然是国家生活的领导者，但应当服从这个国家政权，服从国家政权的法律法令。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特点是，这种革命不是像以往任何一次革命那样，把国家权力从一个集团转到另一个集团的手中，把国家权力的获得看成是最终的胜利品；而是把国家权力从少数人手中夺回归还给社会，让人民来管理国家，控制国家权力，即所谓“还政于民”。作为革命向导的共产党，无非是领导革命群众去实现这一目的。从此，国家是人民的国家，而非某一集团的私物。因此，所谓“党高于国家”，既不符合一般民主原则，也不符合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

从社会的一般结构来看，政党是社会的一个政治团体，它是社会的一部分而不可能是社会的全体，它的思想观念和利益诉求不能不带有某种倾向性或局限性：革命的，或保守的；代表这部分人的利益，或代表那部分人的利益。政党不是国家，不是国家机关，而是从属于国家、服从于国家机关管理的一个组织。虽然它的成员可以在国家机关中担任某种重要职务，从而领导国家机关。但这不等于说，党就是国家。

有人说，如果党不高于国家，怎么保证党的领导？关于这一点如果从思想上去理解，则是正确的。就是说，党要领导得正确，应当比国家、比一般国人站得更高一些，看得更正确一些。但这还是“应当”，而非事实上已经做到了的。事实上是否正确，则有待于实践的验证。如果把“应当”改换为“总是”，那么政治上就会产生优越感，思想上就会产生盲目性，从而导致瞎指挥，强迫命令，家长制，导致领导工作的各种失误。党在民主革命，特别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些重大失误证明，党的认识难免有局限性，它可能与客观实际、与全体人民的意志不完全一致。承认这种局限性，可以减少盲目性，提高党的领导的正确度。有时候真理不在或不完全在共产党一边，而在党外某些人或某个人一边这是可能的事。人口问题的真理就在马寅初一边，黄河三门峡建坝问题的真理就在黄万里一边，如此等等。所以要使党的认识比国家、比社会的认识更高一筹，不是轻而易举的。在这个问题上，切勿陷入“权力真理”论的误区，以为有权就有真理，权力越大拥有的真理就越多，享有最高权力就拥有一切真理了。为了使党的正确意见，也为了防止某些不成熟的意见转变为代表国家意志的法律法令，应当使这种转变通过严格的民主程序。也就是说，党的领导应当通过国家民主的程序来加以实现。

“党是人民的代表”，这只是党的宗旨，并非是绝对的现实

中国共产党党章誓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如果对这一原则做简单、肤浅的理解，就可以成为“以党代政”的根据，并抑制民主权威的形成。

党章中所规定的党是“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党为自己确立的立党为公、立党为民的宗旨，表示党以及每个成员不具有自己的私利，他们的言论和行动必须符合人民的利益。这是党的组织为党和党员确立的一条自我约束的原则。因此，这种“代表”同经过一定民主程序选举的那种代表的差别是：前者是党的组织对自己党员的要求，是党员言论和行动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后者是受选举人委托的执行选举人意志的享有代表资格的人。前者是广义的意义上借用“代表”这一概念，后者是本义上的“代表”概念。

党的组织要求每个党员成为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但在事实上，党组织与每个党员是否都能达到这一要求呢？这里存在着可能性与现实性之间的矛盾，存在着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由可能性到达于现实性，由理论转变为实践，其间是一个充满着复杂的矛盾的过程。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一点，以为反正党章上已规定党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因而可以无所顾忌地决断一切，指挥一切，干预一切，那么其结果往往会做出一些不符合人民利益的事情来。

事实是，要代表人民的利益，即使主观上很想把人民的事业办好，也会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

譬如，要代表人民，就必须了解人民，了解社会各阶层的生活和劳动，了解他们的愿望和要求。这一点，在未取得国家政权因而同人民群众处于同一社会地位的时候，相对地说，比较容易。但是，即使在这种条件下，党的工作也会发生或大或小的错误。不过，直接地受到这种错误损害的还不是全国人民，而是党以及党所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发生错误的原因，一般地说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这种错误比较容易发现，也比较容易纠正。但是，党成了执政党之后，党的地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只要直接掌握着国家的权力，那么党与人民在同国家政权的关系上就始终存在着显著的差别。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党的支撑点是什么？是广大的人民还是手中的权力呢？在某些人看来可能已经不是人民，而是手中所握有的权力了。是的，权力可以指挥千百万人移山开河，改造自然。权力也可以驱使人们服从你的意志，甚至可以损公肥私，谋求特殊利益。权力有这样的功能和魅力，于是当林彪喊出“有权就有了一切”的口号时备受一些人的赞赏和奉行。尽管我们不止一次地批判过这种“权力拜物教”，但只要掌握着无限的国家权力，并且在运用这种权力时不受任何力量的制约，那么其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就会发生以下两种情况：一是谋求自己的特殊利益，由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逐渐蜕化为追求自己特殊利益的社会主人。这是历史上的常见现象。只要不改变产生这种现象的土壤，那么把权力作为谋取私利的手段和良机总会伴随权力的运转而被权力占有者所利用。二是由要求群众支持转变为驱使群众服从。理由很简单：既然党是代表人民的，你还有什么理由不服从呢？不过，我们能否假设，这种服从包括以下两种可能：一、或者是服从包括服从者本身在内的整体利益，或者服从的仅仅是少数人的利益；二、或者服从正确的意见，或者服从错误的意见。在这两种可能性中，有什么根据证明，我们所服从的一定是人民的整体利益，一定是集中人民的意愿和智慧的正确意见呢？当服从成为一种习惯，是不会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的。可以想一想，当这种服从成为一种高尚的道德训条，或成为许多人的思维和行为的习惯时，人们还怎么能去思考服从的是什么呢？可想而知，在这种社会氛围下，我们民族的创造精神怎么会耀光四射呢？而某些领导者的专横武断、滥用权力等恶劣作风又如何能得到制止呢？

要代表人民，还要通晓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这就要熟谙各方面的专业知识，要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要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在这方面的困难也不少。特别是对社会规律的认识，有很大的困难。人们对社会规律的认识开始往往只能是科学的假说和预见，至多也只能随着社会过程的推移逐步地认识发展的某些规律。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传统社会中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多少中外历史经验可供借鉴，更是一个复杂的创造性工程。如果把某种意见当作绝对真理加以推崇，并且通过权力系统强令推行，都会妨碍人们接近客观真理；由此造成的种种失误和挫折足够使人们痛定思痛的了。

总之，从广义上说党代表人民，始终是一个可能性与现实性、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运动过程。可能性可以转化为现实性，但可能性也并非都能转化为现实性。由可能性到现实性之间的桥，有时候是畅通的，有时候则堵塞着。理论与实践的情形也大抵如此。因此只在党章的条文中宣布一下，党是人民的忠实代表，并没有保证党在事实上一定是人民的忠实代表。这一点需要现实性、实践来证明，由人民来裁决。另外，党在某一历史阶段或某一问题上代表了人民，也不能推论在另一历史阶段或另一问题上也理所当然地代表了人民。因为旧的过程完结，便进入了新的过程，新的过程又产生了新的矛盾。党只有正确把握并善于处理这个过程提出的种种新的矛盾，党才能继续代表人民。

正确地认识党是人民的代表这一问题，对执政的共产党来说，是一个关系到党如何才能正确处理好党与人民关系的大问题，也是一个关系到党自身建设和党如何运用党的权力的大问题。

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以党代政”、国家权力集中于党的领导机关这种政治体制，思想上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认为党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既然党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那么国家的重大决策，大政方针，法律法令，人事安排，内务外交，乃至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争论，理所当然地应由党来提出、决定、安排、管理和裁决；党所制定的方针、政策，一旦颁布，就具有国家意志的性质，甚至比政府制定的法律法令具有更大的权威性。而且，既然党是忠实地代表人民的，人民对党的每一个决定和每一项指示，自然只能无条件地表示拥护，于是言路只能被堵塞，舆论只能是一律的；既然党的意志也就是国家的意志，也就是人民的意志，因此，党、国家、人民一体化的观念就孕育而成了。有时候也会发生这种可悲的情况，即人们不能以人民的真实情绪与愿望作为判断人民意志的根据，否则便会像彭德怀那样大祸临头。惨痛的教训使人们只能有一个选择：以党和党的领袖的意志作为国家、人民意志的根据（如果党内的民主不充分的时候）。然而历史早就启示我们，党、国家、人民一体化的观念和实践原则，在理论上是经不起推敲的（最明显的一点是，它否认了三者之间的差别和矛盾）。实际上，人民（包括党自身）已为此付出了重大的代价。

除了“以党代政”，还存在“以党代民”，在思想上两者同出一辙。所谓“以党代民”，就是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应该由人民自己来讨论和决定的大事，应该由人民自己来选举和罢免的代表（或国家公职人员），基本上由党在代替做了。人们经常谈到党与人民代表大会的关系问题，包括代表的选举产生，代表的职责和权利的实现，代表机构功能的发挥等，之所以难以实实在在地起到人民代表机构的重要作用，因为人们还从未讨论和解决过党与人民代表大会到底谁是人民真正的代表机构。这种讨论或许并无必要，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早已宣告，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自己权力的机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可是宪法这一庄严宣告同党章中所规定的党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又如何作统一、协调的理解和处理呢？难道可以并行不悖、井水不犯河水吗？社会中只需要一个最高的代表机构，如果人民在选举产生自己的代表机构之前已经有了一个可以信赖的代表机构，那么人民再去组织自己的代表机构确实再无必要。人们常在议论我国干部制度的弊端，最根本的问题是，称之为人民公仆的政府机关各级领导，企事业单位的大批管理者，不是由人民普遍、平等地选举产生和及时更替，而基本上由党代替人民物色，委托，调换，更新。虽然有的干部并不都需要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和更换，但每一个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公职人员，应当都无例外的受到人民的切实监督，只要其中有不称职者，甚至以权谋私、滥用权力者，人民就有权免去他的职权。实现公民的这些民主权利自然不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但在实践中之所以难以实现，是因为“党管干部”这一原则有一条不可动摇的根据：党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

“以党代政”和“以党代民”是一种政治体制，也是一种政治关系。政治关系是社会经济关系的集中表现，并且是维护一定经济利益最重要的保障。因此，改革政治体制不仅要摒弃僵化的观念，还要涉及到调整整个社会的利益关系，使社会经济利益的分配趋向新的合理的构架。

党要实现其领导必定要有相应的权力，但这种权力不是国家权力

党可以领导国家的，但必须通过法律程序，通过政府机构中党员的活动。虽然党和它的成员可以参与或掌握国家权力，但是党的领导权还不能认为就是国家权力，还不属于国家权力的范畴。最根本的是，国家权力是人民所委托的权力，这是国家权力的权威性、合法性和强制性的根据。而党的权力作为领导权只是一种引导性、影响性的力量。从内容看，国家权力由三部分构成：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如果党的领导权是一种国家权力，那么它是国家权力中的哪一部分呢？是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哪一种也不是。是否可以在这三种权力之外，再加上一种党权呢？可是问题来了，党权在国家事务中的职权是什么呢？是立法，行政，司法？或者再发明一种新的国家职权，或者把国家职权一部分（如立法或行政和司法）转让给党？但是，党所具有的这种国家性质的职权是受谁委托的呢？因为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下，或者说，在一切民主制国家，国家职权都是以不同的形式——直接的或间接的受选民委托的。这些问题都使我们陷入困境。还有，作为国家权力的党的领导权同其他国家权力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如果党的领导权转入到国家权力的范畴，那么它势必居于其它国家权力之上。这样，在国家权力中产生了这样一种权力，它是指挥着其它三种权力的运行的权力，或者说，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党的权力。这在理论上，法律上又遇到了难以克服的矛盾。首先是使人民代表大会失去了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宪法要改写。二是党的性质变了，它不再作为一个政党，而是成了国家机关，而且是最高的国家权力机关。遵照社会主义民主原则，这样的权力机关必须有民选产生，可是哪有民选产生的政党呢？由此可见，党的领导权如果是国家权力将会引起多大的混乱。

但是，我党我国长期的情况是党的领导权比国家的其它三种权力更具有权威性。应当说，这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就是列宁所说的，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一个无产阶级不充分发展的国家，在革命之后只能是“党实现着无产阶级专政”。但这不是永恒凝固的政权形式。一定条件下是合理的，并不等于在另一条件下也是合理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家做主、人民自理的国家。如果人民还不具备这种条件，由党暂时地代替人民来掌握国家政权，管理国家，这是可以接受的。但应当同时看到，这具有历史的暂时性。历史已有力证明，由一个党长期包揽国家权力决不是理想的政治形式。

从理论到实践，把党的领导权转变为国家权力的是斯大林。虽然斯大林也阐明过列宁的某些思想，譬如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中，他详尽地分析了为什么在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领导之间不可以划等号。但在他的实践中所推行的实际上是另一种理论。

1920年，斯大林对工农管理国家发表了这样的看法，他说：“真正管理国家的并不是那些在资产阶级制度下把自己的代表选入国会或者在苏维埃制度下把自己的代表选入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人。不是的。实际上管理国家的是那些真正通晓国家执行机关事务和领导这些机关的人。如果工人阶级真想掌握国家机关来管理国家，它就应当不仅在中央，不仅在讨论和决定问题的地方有自己的有经验的代理人，而且在贯彻决议的地方也有自己的有经验的代理人。只有这样才可以说工人阶级真正掌握了国家”（《斯大林全集》第四卷第324页）。斯大林一方面不主张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人民的代表来管理自己的国家，另一方面认为工人阶级及其国家的命运决定于是否有自己的代理人，试问这些代理人是谁呢？虽然斯大林没有直说，但是，除了党的精英，除了斯大林，还能有谁呢？可见，斯大林是主张由党来包揽一切国家事务，由党的领导权转变为国家权力的。至于人民行使民主权利，由人民管理国家，完全不在斯大林的视线之内。

斯大林的“代理人”理论在以后更有发展，他在1925年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演说中，把党的领导与发挥苏维埃机关和社会团体的作用对立起来，认为后者“作用愈增大，它们对党的压力就愈显著，它们就愈顽强地力图削弱党的领导，它们对党的反抗就愈猛烈”（《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142页）。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党的权力成了国家至高无上绝对无限的权力。

党的领导权如果不是一种国家权力，那么共产党员是否还能掌握国家权力、是否还能在国家机关中担任重要职务呢？回答是肯定的。问题在于弄清了党的权力不能代替国家权力之后，一些党员担任国家领导职务不应再由党的组织指派，而是通过一定的民主程序选择录用。由上级党委委任转变为民选，由共产党员具有优先享有国家权力的特权转变为同广大人民一起经过民主选择（这是一种政治竞争，而竞争的前提是竞争者机会均等），才能有资格担任某种国家行政职务，这将是我国权力体制的重大变革，也是“还政于民”的重要内容。（作者系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8年第10期 怎样选择突破口　作者：辛　宇

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改革开放从经济体制改革入手也是可以的。但是，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应当大体同步。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不得已的埋单，大多与不同步紧密相关。1982年邓小平尖锐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每推进一步，都深感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26年过去了，此前的摸着石头过河，可以走过浅水区；面对重点难点，我们已经绕了四分之一个世纪，政治体制改革的攻坚战已成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继续再绕，既无空间，也没时间。

因此，政治体制改革并非一定要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作为突破口。党的领导制度，主要是党内权力结构的改革应当通过试点先行。在此基础上，再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则会事半而功倍。否则将欲速则不达。

其实，我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从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的领导制度改革起步的。30年前，叶剑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引了列宁的一句话：“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它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

实践反复证明：民主与素质是间接关系，与利益是直接关系。民主与其说是理论问题，不如说是实践问题。经济体制可以通过特区来试验，政治体制也可以通过特区来试水。特区成功，成就了特色理论的成熟。特区即是样板间。新的伟大工程，需要各种不同类型的样板间。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尤其需要这样的样板间。

三中全会功绩有三：一是党内权力进行分解，重建中央纪委（集体分权）；二是在党的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加强民主（个人限权）；三是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很多人只从工作层面解读，因而对前两大功绩评价严重不足。其实30年来，我们还一直受惠于前两项重大改革举措。当然，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也正在于没有及时深化前两项改革。

一重要环节≠突破口

1.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但却不是当前的突破口。

重要环节、重要内容、结合部、瓶颈都不能直接等同于突破口。金门是海峡两岸的重要环节和结合部，但却不等于祖国统一的突破口。收复金门，可能更难统一。毛泽东很早就明白这一点，因此虽有象征性的炮击，却无实质性的攻占。

我以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真正难点有三。一是核心目标难以实现。计划经济下的政治体制不改革，难以长成市场经济需要的行政管理体制，更遑论转变职能。二是改革动力严重缺乏。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动力来自包产到户的农民，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动力源却始终未能看清楚。三是综合效果难以发挥。30年来，平均每五六年一次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虽然多次牵过这一发，却未见能有效地带动全身。

2. 难点之所以成为难点，是因为解决的思路和举措远离源点。

察举比不了科举，科举抵不了选举，专制赢不了法治，君主胜不了民主，官本让位于民本，此乃历史潮流。中国半个世纪的农业发展史也证明：学大寨跨不了“黄河、长江”，“八字宪法”保不了农业上“纲要”。邓颖超同志因此才在30年前放胆直言：学大寨不是方向，农业现代化才是方向。

3. 既然还权容易，减权难，改革为何不先易而后难！

30年前，安徽、四川两省将种田权先还给农民，而不先减生产队长、大队和公社的权。于是，虽然严重违宪却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农民，以“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个性化语言，为改革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教育体制和科技体制改革，将考试权还给学生，把科技发明权还给专家，中国的科学技术于是走在了发展中国家的前列。20多年过去了，重温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的论述，深感其远见卓识。

4. 突破口重要标志是能迅速扩大战果。

一旦撕开口子，就能向两侧（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或科技体制、教育体制）和纵深（政治体制）发展。五次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突破口，成效不尽如人意。

行政体制改革方式、方法，多被动地由经济体制改革所拉动，以国家赶超战略为导向。这些年的机构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职责权限几经变迁，权力多次下放和上收，几乎没有来自下面的试点和推动。

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各部门及公务员的利益被强化是一种必然趋势。如果没有制度上的隔离措施，每一次行政体制改革只可能导致其与市场经济利益更紧密更隐蔽地结合，从消费资料到生产资料，生产领域到金融领域，从能源到金融，再到金融衍生产品。而制度上的隔离措施，在我国通常来源于政治体制改革。

5. 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增加活力。

1986年11月9日，邓小平在同外宾谈话中提到，“第一个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第二个目标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第三个目标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我以为，完成第一个目标，必须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以保持政治活力；完成第二个目标，必须坚持发展就是硬道理，以保持经济活力；完成第三个目标，必须增强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以保持民主的生命活力。十六大提出了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的重要论断，十七大提出了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生命的重要论断。“生命论”的提出，使民主的理念，不仅超越了过去的“工具论”和“目的论”，而且有利于激活以人为本的深化和科学发展观的践行。

二脚痛≠只能医脚

表现于执行层面的问题，其根源多在决策层面。政府职能多年难以转换，根源于不少党委的“党”不管党并以党代政。

1. 我国各级政府职能转变，仅靠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很难完成的。

改革之初政社合一的职能转变，是在一没修宪，二没给政策的情况下，靠着三中全会精神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推动力完成的，而不是靠县、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完成的。当年学大寨，解决不了出工不出力这个老大难。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也牵不了转换职能的牛鼻子。原因有二。一是无上涨空间。在党委领导制度未有实质性改革的情况下，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压力过大而空间过小。二是无下跌动力。来自国务院及其所属部门的机构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很难直接推动村、乡、县的基层民主进程。20多年前，来自农民自发性的村民自治，是以农民个体为本位的民主实践活动，现已经普遍完成六七届村委会选举，平均参选率80%左右，五六亿成年农民参与自治和海选。村委会是自治组织而非行政机构，因此来自国家级机构改革的力量，缺乏中间层级，很难传导于基层。不仅如此，而且从严格意义上讲，政府职能的转变、关系的理顺、结构的优化、效能的提高，不仅取决于政府，而且更取决于党委。

2. 仅靠经济体制改革的拉动力，成本太高；仅靠行政体制改革的推动，阻力太大。

经济体制改革进城后，基本上是靠投资拉动而非消费拉动；政治体制改革大多是靠危机推动而非民主推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常常是上面想动而非下面愿动。

深入剖析我们的每一次行政体制改革，透过机构、人员、数量增减的表面，实际折射的却是权力格局的划分和利益格局的调整。

利益的刚性，决定了单从技术层面，难以破解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如果政治体制不作实质性改革，如果党内权力不能科学分解，即使再搞多少次行政体制改革，政府职能也难以转换。前五次的行政机构和管理体制改革，之所以只能限于机构精简和调整，是因为这种改革还缺乏政府职能切实转变的坚实基础。

3.深化改革应以党内权力科学分解为突破口。

重视制度建设（监察制度和科举制度）使中国封建社会走在世界前列；忽视制度建设，使我们被动挨打；提出改革制度，开始走上复兴之路。

30年改革历程，有这样一种现象：经济上大多放权于基层，政治上往往收权于高层。于是形成一种哑铃式结构。村民自治面广量大，各部委权重钱多。但乡、县两级却已经中空。如果我们能通过强化县级政权的权力，并加大其自治和民主的分量，或许就能变哑铃式为橄榄式，就能找到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路径。

三看似容易≠实际容易

1. 行政三分，看似容易其实很难。

一是不充分的权力，还权后还得再分；二是在执行权上搞三分，必然叠床架屋；三是利益的刚性，决定仅依靠自身的力量，职能转换实难到位。

2. 党内权力三分，看似很难其实相对容易。

民主既是党的生命，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专制下无民主。通过制衡，民主才能产生、成长、巩固和发展。因此，实现社会主义民主，需要从党内分权入手，进行权力的监督制衡。党的领导制度改革了，真正建立健全了党内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制衡的权力结构，就能有效地推动吏治的改革，以及行政机构和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而多年的党代会常任制已经为党内权力三分，作了必要的准备。

3.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功夫看来还得在诗外。

“大部制改革”、行政权力三分等改革当然需要也可以做。但作为先进性战斗堡垒的各级党委，如何先理顺与人大的关系再理顺与政府的关系，先改革党委领导制度转变自身职能再转变政府职能，先优化自身的结构再优化政府的结构，先提高自己的效率再提高政府的效能，是否更好一些？

因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权力结构和制衡的改革，而非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始于52年前的党代会常任制如何深化改革？从十六大的权力运行机制到十七大的权力结构，从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从党内监督的制约到胡锦涛总书记首次提出监督的制衡力，进行党内权力三分的试点已经刻不容缓，理顺党委与人大的关系也呼之欲出。

真正的机遇通常难以反复出现。一百年前立宪的教训需要深思。改革需要渐进，但却不允许不进；改革需要矛盾导向，但屡屡为次要矛盾导向，却难免贻误战机。改革也需要危机导向，但如果总是被危机所导向，最后将痛失转机。

其实，30年改革开放，在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腐败的问题，两极分化的危险也在不断累积和加大。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正在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致使在不少地方和单位的主要矛盾，越来越表现为权力的代表性滞后于人民日益增长的权利意识。最近发生的贵州省瓮安事件，从一个侧面再次给我们敲响警钟！

贴近问题的源点，我们就能全面、科学地认清问题，准确地抓住问题的主要矛盾，并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和正确路径。在深化改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我们不仅要加快体制改革的智库建设，而且必须积极主动地开辟各类体制改革的试验田，启动新一轮的特区（特别是政治体制特区）建设。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8年第10期 一篇更重要更全面的“窑洞对”　作者：阎长贵

“窑洞对”是怎么回事，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情。它通常所指的是，毛泽东和黄炎培在1945年7月的一次谈话。本文为便于说明问题，特再把它重复叙述一下。

1945年7月1日，中国民主同盟常委黄炎培与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等6位国民参政员接受中国共产党邀请，从重庆飞抵延安。他们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吴玉章等人的热烈欢迎。在短短三天内，毛泽东同他们多次倾心交谈。7月4日，毛泽东邀请黄炎培到杨家岭他家里叙话。在窑洞客厅里毛泽东问黄炎培对几天的考察有何感想。

黄炎培深感延安朝气蓬勃，抗日胜利之后定将赢得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遂借此机会坦陈心中的远虑，他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亲眼所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微笑着严肃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个“窑洞对”，人们耳熟能详了。然而，还有一个发生在同一时期的毛泽东书面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其价值与这个“窑洞对”相较，要超过它。但这个毛泽东答路透社记者问仿佛还不为人们所深切知道，没有引起重视，没有得到广泛传播，其影响远逊于名闻遐迩的“窑洞对”，即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窑洞的谈话。须知，在当时，毛泽东这个书面答路透社记者问那可是上了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的重要位置，甚至头版头条的。且看，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二十七日《新华日报》在第二版头条刊登这篇答问，标题是：《毛泽东同志答路透社记者中国需要和平建国》；10天后，即在民国三十四年十月八日，《解放日报》的头版头条以“本报重庆讯”的名义，用同样的标题全文转载这篇答问。不容置疑，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报刊是非常重视这篇答问的。顺便指出，哈而滨东北书店1948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也收录了这篇答问。这篇答问内容非常多，有十二条，我们只看看它不论对当时，还是对现在都具有重要意义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内容：“建设自由民主的新中国”的理念。

1945年9月，英国路透社驻重庆记者甘贝尔书面提出十二个问题，请因国共两党谈判逗留重庆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回答。甘贝尔提的第十问：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概念及界说为何？十一问：在各党派的联合政府中，中共的建设方针及恢复方针如何？十二问：你赞成军队国家化，废止私人拥有军队吗？对这三个问题，毛泽东做了如下回答：

——“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按：指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出的“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以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除了军事与政治的民主改革外，中共将向政府提议，实行一个经济与文化建设纲领。这个纲领的目的，主要是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实行土地改革与工业化，奖励私人企业（除了那些带有垄断性质的部门应由民主政府经营外），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欢迎外人投资与发展国际贸易，推广群众教育，消灭文盲等等。这一切也都是与孙中山先生的遗教相符的。

——我们完全赞成军队国家化与废止私人拥有军队，这两件事的共同前提就是国家民主化。通常所说的“共产党军队”，按其实际乃是中国人民在战争中自愿组织起来而仅仅服务于保卫祖国的军队，这是一种新型的军队，与过去中国一切属于个人的旧式军队完全不同。它的民主性质为中国军队之真正国家化提供了可贵的经验，足为中国其他军队改进的参考。

这个毛泽东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虽然不是在延安窑洞做的，但也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即住窑洞时期的思想，和人们普遍称为“窑洞对”即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窑洞的一次谈话，在时间上，仅相距两个多月：一个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一个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然而，不论在抗日战争胜利前，还是在胜利后，中国都面临着建立新中国的问题，但究竟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国共两党的主张不同，这也就是毛泽东在“七大”开幕词中所说的“两种中国之命运”，因而，毛泽东这两篇东西，在内容上，也是相同或相通的，即它们都讲到或讲的是中国共产党“建设自由民主新中国”的治国或建国方针，并且毛泽东答甘贝尔问比被称为“窑洞对”的毛泽东和黄炎培谈话内容更丰富。——为了联系和比较，我们把这个毛泽东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称为：“一篇更重要更全面的‘窑洞对’”。

这两个“窑洞对”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都十分明显，本文不做展开论述，只提几个问题。我们把这两个“窑洞对”对比一下建国后的现实，会作何感想？在我们中国，“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何以体现？“建设自由民主的新中国”的理念和现实怎样相统一？进一步问，这两个“窑洞对”对我们今天的思想和行动，特别对改革开放有什么启示？我们经常到处找“坐标”，找“参照系”，而我们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所提出的以及所实践的基本纲领和路线不也是我们今天纲领和路线的最切近的“坐标”和“参照系”吗？……常常听到有人责骂“背叛”和“数典忘祖”，请人们认真研读一下这两个“窑洞对”，究竟谁——谁在“背叛”和“数典忘祖”？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8年第10期 共和国历史上的柯庆施　作者：方海兴

1950年7月，当曾任石家庄市长的柯庆施拟任南京市委书记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及华北局书记聂荣臻等曾联名致电华东局，称他“在团结干部及履行工作任务方面是有缺点的”，望华东局“随时注意加以帮助”①。而这之前，柯庆施的个人履历上已经有着不良记载：1933年中央派他赴满洲省委执行任务时他因畏惧敌情中途脱逃却谎称已去，延安整风中曾给他这一问题的结论是“犯有在危险时刻动摇并欺骗组织的错误”②。

按理来说，这样一位“问题官员”不会太得重用。然而到华东后的柯庆施却是仕途青云直上。他于1950年8月任南京市委书记，两年后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1954年接替陈毅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上海局（当年大区撤销后唯一组建的中央局）书记，1958年八届五中全会上并非政治局候补委员的他擢升政治局委员，同年还兼任上海市市长、华东协作区主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1960年任重建的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1964年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升任国务院副总理。

在那个时期的共和国历史上，柯庆施的如此官运亨通实属罕见，个中缘由也就耐人寻味。固然这与时代氛围、党内制度有关，但最主要者应是他坚持曲意逢迎最高领袖、窥测风向而动的为官准则。正如1980年陈云谈《历史决议》中如何写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时所说：“毛主席的错误，地方有些人有相当大的责任。毛主席老讲北京空气不好，不愿呆在北京”，“他愿听意见的首先是华东的柯庆施。”③

一

翻检史书可见，柯庆施琢磨毛泽东喜好行事者，最早当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后期。他对毛泽东的一次看似漫不经心的谈话，曾经深深地打动过毛泽东，且对当时共和国历史的某些方面不无改变。

众所周知，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在1955年夏党内开展的对所谓“小脚女人走路”批判前，步伐一直是比较稳当的。但是在这年夏毛泽东视察南方后，5月起，这一工作陡然间被毛泽东加快了，短短数月内一蹴而就，因要求过急，改造过快，工作过粗，形式过于简单划一，遗留了不少问题。近年来，不少人探询毛泽东“五月变化”的原因。薄一波在其《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指出，最主要者是柯庆施向南巡的毛泽东所讲的一个情况所致，“说他经过调查，县、区、乡三级干部中，有百分之三十的人反映农民要‘自由’的情绪，不愿意搞社会主义”。薄一波认为，柯庆施的这几句话“故作危言耸听，以打动领导”，“恰在这时，在党外高层人士中，替农民说话的多了，有的还说了一些类似一九五三年梁漱溟先生讲的‘农民苦’一类的话。毛主席是不大愿意听‘农民苦’之类的话的。当时他得出这么一种印象：这些讲农民苦的人，自以为代表农民，其实他们并不代表农民，只是不愿搞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早在40年代初，毛泽东就提出了中国革命“两步走”的经典公式。从新中国成立之日起，他就一再号召全党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努力过好社会主义关。因此不难想象柯庆施的这个情况汇报的高超和妙谛所在。恰如薄一波所说：“柯把毛主席的思路和喜爱琢磨透了，他的这几句话给毛主席留下的印象很深。毛主席立即想到：这种‘不愿意搞社会主义的人’，下面有，省里有，中央机关干部中也有。”（三年后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再次提及柯庆施的这次汇报，可证薄此言不虚）。所以，南方视察回京后的毛泽东就带着怒气与忧虑走上前台，开始力排众议，大刀阔斧地推进农业合作化；不知底里、主张合作化步伐应当稳妥的邓子恢，自然就被他斥为“小脚女人走路”。而对于所谓“小脚女人走路”的批判，不仅带动了整个社会主义改造的急速前进，也导致了1956年共和国经济建设的冒进。因此有论者指出：“在当代中国历史中，这是用虚伪事实欺上瞒下，致使党的方针误入歧途的首次记录。”④

柯庆施的这次向毛泽东进言，无疑是为自己博得了头彩。他更加事事紧跟最高领袖，以抢得风气之先为能事。也许正是由于柯庆施的缘故，从这时起毛泽东对华东地区格外青睐。1957年底，二次访苏归来、正在酝酿大跃进的毛泽东曾来此停留了近一个月。薄一波后来说：“毛主席认为那时北京的空气沉闷，华东的空气活跃，想以地方来促北京。”正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对于毛泽东在发动大跃进之际批评反冒进、改变八大路线方针的想法，及“十五年赶超英国”的雄心壮志，当时党内在言行上跟得最紧者当数这位上海党的领导人。这年底，柯庆施便在中共上海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一篇急躁冒进味道浓烈的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他在报告中猛烈地抨击了1956年的反冒进：“曾经有些人同党的看法相反，他们把这种革命态度、革命气概和革命速度，看作冒进，看作是‘好大喜功’。他们总是说这也办多了，那也办快了，这也冒进了，那也冒进了。他们就是不看一看到底是社会主义前进了，还是资本主义前进了；到底是社会主义多了、快了，还是资本主义多了、快了；到底是‘好’社会主义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还是相反。试问，经过一番努力能够使社会主义前进得快一些多一些，这难道是错误吗？”⑤

柯庆施这篇升虚火的文章无疑是及时地支持了毛泽东批判反冒进、准备大跃进的想法。自感“曲高和寡”在北京找不到知音的毛泽东，在这里找到了。他指示《人民日报》刊登柯庆施的这篇文章。次年一月的南宁会议上，柯庆施便成了唯一不断被毛泽东点名表扬的明星。毛泽东说柯庆施把中央许多同志比下去了，北京不出真理，真理出在上海出在地方；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没有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强烈激情，是写不出这样的好文章的。讲到激动处，他甚至拿出柯庆施的这篇文章对周恩来说：“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会议期间的多次讲话中，65岁的毛泽东屡称56岁的柯庆施为“柯老”，据说这是当时党内唯一被毛泽东尊称为“某老”而实际年龄比毛泽东小的人。在3月毛泽东继续酝酿“大跃进”的成都会议上，据吴冷西回忆：“柯庆施很活跃”，当会议发言总结1956年的所谓“反冒进”的教训时，“连插话讲了三次，总是带着教训人的口吻”。⑥而他的上佳表演，则当数他提出的这句类似当年周佛海吹捧蒋介石的经典名言——“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这句名言会后在全党作了传达，他也从此博得了“毛主席的好学生”的美誉。多年之后，胡乔木在一次讲话中谈到这件事情时曾心情沉重地说：“这是在正式的会议上公开提出来的，不是几个人在私下谈话，更不是任何人编造出来的。”⑦

1958年5月，正式发动“大跃进”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毛泽东继续号召人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果然，在大会的发言中敢说敢做、敢想敢干的呼声压倒一切。而最为离奇者当数柯庆施关于文教卫生大跃进浪漫前景的发言：

——以多快好省的方针进行文化革命，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时间内，我国的小学教育、中学教育早已普及，不但每个专区、每个县都办了大学或专科学校，在广大乡村中也都办了大学或专科学校，人人知书识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理），个个都有比较高的科学文化知识，大家都能够读《资本论》，都懂得高等数学，什么天文学、地质学、农业学、机械学、化学、物理学、电子学等等，都会变为普通人的常识。

——到那时，人们将过着极为文明、卫生的生活。苍蝇、蚊子、臭虫、老鼠、麻雀等早已断子绝孙。孩子们读到书中关于这些东西的记载，就像谈到希腊神话里的怪物一样神秘。他们听到老一辈的人说起，几千年来人们曾忍受过这些小东西的毒害，将视为奇谈。人们将在博物馆里看到这些东西的标本，正如现在人们看恐龙化石一样感兴趣。

——到那时，新的文化艺术生活，将成为工人农民生活中的家常便饭，每个厂矿农村都有图书馆、文化馆、歌咏队、演剧队，每个生产队、组都有自己的李白、鲁迅和聂耳，都有自己的梅兰芳和郭兰英。

——到那时，共产主义的道德风尚已经基本驱逐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习惯，领导和群众、群众和群众的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关系，早已成为社会的新风尚，随着集体劳动和集体生活的发展，人们的集体主义精神将大大加强，全国真正变成一个亲密、和睦的大家庭。

这位“柯老”还说：“这样设想合不合乎实际呢？只怕我们的眼界还是小了些，想得还不够远大。”

据李锐说，柯庆施的这个发言“看来是张春桥的手笔”，在成都会议时柯庆施“似乎受到冷淡，他大概觉得这同没有交出一篇文章有关。于是这位柯老找到我，要我为他写一篇文章。他的主要意思是在工业和农业大跃进的同时，也要同时做到教育和文化的大跃进、大革命，但谈不出多少具体内容，印象深的记得他谈了一条：十五年之内，全国人人都成为大学生，到处都办起大学。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非常勉强写了一二千字交了卷。结果此文没有印发出来。后来田家英告诉我，柯对他说：李锐的文章没有写好。以后中央开会，他就必带张春桥了”。其实，柯庆施的这番对未来社会图解式的描述并不是他的发明，而是他对这一时期毛泽东有关未来社会设想作的具体阐发。果然，南宁会议以来屡屡得彩的他在此次会上再次受到了毛泽东的表扬，紧接着召开的八届五中全会上，他便和西南局的李井泉作为地方党委负责人一同被增选为政治局委员。

自从成为政治局委员，柯庆施与毛泽东接近的机会就更多了，他也能更便利地从领袖的言论中领悟其意向和思路，然后以得风气之先的果敢予以鼓吹和阐发。因而在随后的“大跃进”岁月中，柯庆施的长于琢磨、进而逢迎更是蔚为壮观。

八大二次会议后，大跃进运动便在全国各条战线铺开。高指标和浮夸风首先空前泛起。柯庆施自然是这万马奔腾中一马当先、睥睨一世者了。6月，由他主政的华东协作区在农业口率先放“卫星”，说华东五省市去年粮食总产715亿斤，今年夏收203亿斤，加上秋季将有1200亿斤，比去年增长近70%。华东区还规划到1959年华东五省市（不含山东）钢的生产能力达到800万吨。薄一波说，这对毛泽东最终下1958年炼钢“一○七○”万吨的决心有决定性的影响，“我可以断定，毛主席受了他的影响。这有毛主席后来多次的谈话为证”，是柯“促使他闯下这个乱子”。⑧而1958年炼钢“一○七○”的目标对当年及其后共和国经济建设的危害则是众所周知的。1959年庐山会议前期，周恩来曾说去年的1070万吨钢，主席本来是提出来问问的，我们没有经过多少调查研究，全党就行动起来，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与会的谷牧后来回忆说：“总理讲这番话的时候，神情很严肃，也显得很激动。”

在当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柯庆施还别出心裁地首创了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的口号。据说，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刚成立时，柯庆施就派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去参观，张发现那里搞吃饭不要钱，回去后向柯作了汇报，柯就把这个口号宣扬出去了。所以当时党内盛传“吃饭不要钱”是柯庆施的“首创”。李锐则说：“吃饭不要钱”的口号柯庆施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就提过了，报纸上一宣传，就普遍推开。因此，英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麦克法夸尔指出：“免费供应膳食的问题显然是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提出来的。”柯庆施的这个口号显然又极得毛泽东的欢心，在随后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曾多次谈到“吃饭不要钱”。于是，8月23日会议讨论农村工作时，柯庆施就正式提议“公社实行吃饭不要钱”，不少人立即赞成，只是最终由于毛泽东、刘少奇等的明确否定，会议制定的人民公社问题决议才没有写入。“吃饭不要钱”的提议没有正式获准，柯庆施则把毛泽东在会上关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讲话牢记于心，9月初回沪后讲给了自己的“军师”张春桥，张立即写出了一篇在当时谁也想不到的文章——《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文章认为“资产阶级法权的核心是等级制度”；在举了鲁迅小说中的赵太爷骂阿Q不配姓赵的例子后，张文说，在旧社会，从配不配姓赵，到穿衣、吃饭、住房子、走路、走路的快慢、抽烟的姿势，“处处都有资产阶级的法权”；进而文章否定建国后改供给制为薪金制的必要，认为这个改革“保护了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打击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果然，看到了此文的毛泽东很是欣赏。根据他的指示，《人民日报》10月13日全文转载了张文，毛泽东代写的编者按说：“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从而引发了一场连续两三个月的大讨论，为当时平均主义和共产风蔓延进一步制造了舆论。

二

喧嚣一时的大跃进并没能持续多久。1958年秋冬之际，发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乱子出了不少的毛泽东率先开始纠“左”。但是这位大跃进的得力干将柯庆施却并不服输。在1959年初的上海会议上，据时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鲁笳回忆，当他在会上说四大指标都定得过高时，柯庆施就说要有雄心壮志嘛！共产党员不说三分大话不算数，有三分大话，七分可靠就行了嘛。而在另一个场合，柯庆施则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在果园摘苹果，当够不着时就要跳起来摘。在7月共和国历史上著名的庐山会议前期，面对“大跃进”的沉痛教训，大多数与会者都能冷静地剖析问题，反思经验教训，说由于自己缺乏经验，头脑发热，向中央反映了一些不确切的情况和资料，感到心情沉重，而柯庆施却屡屡护短。亲历此次会议的李锐后来在《庐山会议实录》中称他是“左派”司令部的挂帅者，说以他为首的一部分人始终是在窥测风向，对上年的兴风作浪、迎合抬轿不仅没有丝毫内疚，反而犯阿Q之病：触动不得，一触即跳，过于护短，过于保护自己。在16日彭德怀的上书被毛泽东批示印发后，柯庆施以他特有的政治敏感立即领悟到了领袖的意图。因此在毛泽东表态之前，他就已称彭德怀的信为“毒草”。他批驳彭的“得不偿失”说：就得失关系，不仅不是“得不偿失”，也不是“有得有失”，而是“得多于失”；正如上海工人说的，“不要说当这个大家不容易，我当这个小家也不容易，还经常买葱忘了买姜。”21日，当张闻天在小组会上发言支持彭德怀信中的意见时，柯庆施不断插话责难。次日，毛泽东找人谈话。柯庆施说，现在很需要主席出来说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人都被彭德怀拉过去了。这就促成毛泽东的主观武断，认为彭德怀是在“挂帅反毛”，“魏延反骨”作怪。正如2003年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所指出：“如果说，彭德怀的信触动了毛泽东，对改变毛泽东着力纠‘左’的初衷起了主要作用，张闻天的发言更进一步影响了这个变化；那末，柯庆施等人对毛泽东的进言，则直接促使毛泽东下了‘反右倾’的决心。”在毛泽东23日讲话之后，柯庆施在随后的发言中立即说彭信的整个内容“应当肯定是错误的”，是实际上否定了大跃进，否定了总路线的正确。这是小组讨论中最早批彭的“画龙点睛”之笔。在30日的发言中，柯庆施进一步攻击彭德怀在历次革命的紧要关头都是动摇的，总是站在错误路线方面，这次为首反对党的总路线，决不是偶然的。于是，“神仙会”最终演变成了“护神会”，中国继续被推向大灾难之中。

共和国的建设从1961年起进入了一个艰难的调整时期。但是对于困难形势和成因的估计，党内看法不尽相同。一些推行“大跃进”不遗余力者坚持认为困难并不大，形势仍然是好的。这不仅严重影响着调整工作的深入，也逐渐生成了中央领导核心内毛、刘的分歧。在这方面，柯庆施则是典型代表。这年初，毛泽东号召本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一个调整年。2月初，急于了解农村真实情况的毛泽东在杭州召集地方党的负责人听取关于纠正“五风”的汇报，柯庆施仍然在大讲特讲食堂办得怎么好，吃食堂有多少好处。所幸的是，毛泽东从其他渠道得悉公共食堂的极大弊端后，1961年底顺从了农民停办食堂的意愿。在次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柯庆施则对刘少奇代表中央提交的报告中关于形势的分析和提出的任务极为不满，提出了一连串的质问：“《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要不要？多少年解决吃穿用？十五年赶上英国要不要？……干劲还要不要？用什么方法鼓干劲？……指标要不要？”并且说，“越看越没劲”。对于这一时期周恩来、陈毅主持的文艺政策的调整，柯庆施也颇为不满。1961年6月，中宣部、文化部在京召开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柯庆施指示上海代表：“只带耳朵听，不要带嘴巴，上海的路线是正确的。”周恩来在会上批评文艺界的一些错误做法为“五子登科”，柯则不准在上海传达这一讲话。以至于周恩来在后来的一次会议上气愤地说：“你算老几？”原全国文联副主席、著名导演谢晋后来回忆说：我坐在第一排，看得很清楚，吓了一跳，周总理脸涨得通红。大家都在猜他讲谁，实际上他是在讲柯庆施，只是没有点他名。

三

1962年后，随着反对苏共“现代修正主义”的展开，毛泽东的注意力从“大跃进”的挫折中重新转向了阶级斗争，意识形态领域首当其冲成了他审视的重点。意识到最高领袖兴奋点转移的柯庆施也立即跟进，开始频频瞩目文坛。

这年底，毛泽东在上海的一次谈话中首先对戏剧工作提出了批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多起来，有点西风压倒东风，东风要占优势；“梁山伯”不出粮食，“采茶灯”不采茶，旧的剧团多了些。于是，并不熟悉文艺创作规律的柯庆施立即标新立异地提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口号。他在翌年初上海文艺工作者联欢晚会上的讲话中说：今后在创作上，作为指导思想，一定要提倡和坚持“厚今薄古”，要着重提倡写解放后十三年，要写活人，不要写古人、死人；只有写十三年的现代题材，才能帮助人们树立社会主义思想；也只有反映建国十三年来的生活，才能是社会主义的文艺。他甚至还说，只要是写十三年的，我就带老婆孩子买票来看，不是写十三年的，请我看我也不看。

1963年1月6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报道了柯庆施的这个讲话。“大写十三年”这一奇怪提法立即招致了文艺界的强烈批评，但是却和当时正欲染指政坛，却在北京无人理睬的“流动哨兵”江青的想法不谋而合。2月下旬，江青来到上海，欲借此地建立她的“文艺革命试验基地”。柯庆施则早已从毛泽东注意力的转移中领悟到了江青的重要性，于是双方一拍即合。由于江青是打着“文化”的旗号而来，柯庆施就把上海市委分管文教的候补书记张春桥正式介绍给她。4月，中宣部召开的文艺工作会议就柯庆施提出的“大写十三年”的口号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周扬、林默涵、邵荃麟等在发言中都指出这个口号有极大的片面性，不符合“双百”方针，而上海的张春桥、姚文元则根据柯庆施的旨意，编造了“大写十三年”的十大好处。北京和上海的对立之势由此形成。会后不久，有了具备特殊身份的江青的支持，柯、张就在上海动起了真格。5月6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由江青、柯庆施组织人写的《“有鬼无害”论》，对昆剧《李慧娘》和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展开了政治批判，从而拉开了60年代中期文艺界愈演愈烈的批判运动的序幕，也标志着在上海建立“文艺革命试验基地”后，江青与柯庆施、张春桥开始“协同作战”。中国的文艺舞台遂日益变成了政治舞台。几年后，身为中央文革要员的江青曾不无感激地说：“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是在上海柯庆施同志支持下，由他组织人写的。”

此后，善于揣摩的柯庆施再出新招：他在上海推动开展故事会活动，用讲故事的方式对工农兵进行阶级教育。12月9日，中宣部《文艺情况汇报》报导了他的这一新举措：柯庆施同志亲自抓曲艺工作，一个是抓评弹的长篇新书目建设，“柯庆施同志提到，有没有更多的在思想和艺术上都不错的长篇现代书目，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文艺能不能占领阵地的问题”；另一个是抓故事员，故事员配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讲革命故事，起到了红色宣传员的作用，很受群众的欢迎。很快，看到这则材料的毛泽东特地批示要北京市领导彭真、刘仁一阅，此中的深意显然是批评北京迁就文艺界、墨守成规，不如上海抓得紧、有新招，看来他后来指责北京“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念头这时即已生成。也就是在这则材料上，毛泽东作出了他在“文革”前关于文学艺术两个著名批示的第一个：“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因此，有人指出：“柯庆施的这个新招直接引发毛泽东对文艺界特殊的感慨，导致文艺界最终跨进灾难的门槛。”⑨

无疑，柯庆施是很快就获悉了毛泽东的这个批示的，这可由他在12月25日华东地区话剧观摩会开幕式上指责戏剧工作的这一席话证得：“十五年来成绩寥寥，不知干了些什么事。他们热衷于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戏剧，热衷于提倡洋的东西、古的东西，大演‘死人’、‘鬼戏’……所有这些，深刻地反映了我们戏剧界、文艺界存在着两条道路、两种方向的斗争。”就在这次用当时的话说——柯庆施亲自“领导”下、江青亲自“关怀”下召开的话剧观摩会上，特地赶来参加会议的中国剧协主席田汉连遭恶意轻慢，当他得知闭幕会主席台上竟没有安排自己的位置时不得不悄然离开了上海。

1964年初，柯庆施被发现患有肺癌并住院治疗和休养。延至翌年4月，病死于成都，终年63岁。在他死后，北京及上海都举行了隆重的悼念活动，中共中央的讣告中还称他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可谓哀荣备至。这一时期，江青则频繁地往来于北京和上海之间，点燃后来十年“文革”之火的那篇奇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正在沪上秘密炮制之中。“文革”大幕即将拉开，柯庆施没有赶上那个时代，是不幸？抑或幸也？斯人已去，但看来是难以盖棺定论。时至今日，柯庆施仍然是“文革”前的20位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唯一没有个人传记传世者。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注释：

①陈丕显：《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0页。

②陈丕显：《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0页。

③《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8页。

④凌志军：《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4页。

⑤肖冬连等：《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红旗出版社1999年版，第287页。

⑥吴冷西：《忆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65页。

⑦《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5页。

⑧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493页。

⑨陈晋：《文人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540页。

2008年第10期 通渭问题　作者：杨继绳

在1959年到1961年的大饥荒期间，甘肃省通渭县发生了与河南的“信阳事件”同样惨烈的事件。虽然通渭饿死人数比信阳少，但通渭饿死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接近三分之一，远远高于信阳八分之一的比例。事情曝露以后，中共中央和中共甘肃省委将这个事件称之为“通渭问题”。

一场掩盖了四十多年的悲剧

通渭县大量饿死人的事，除了高层以外，对外严密封锁信息，直到几十年以后的今天，外面的人还不知道发生了这样的事。

2000年8月，我到通渭县采访。完成工作任务之后，我就“通渭问题”召开了老干部座谈会，并找了一些当事人个别交谈。事后，又在定西和兰州的有关部门找到了“通渭问题”原始资料。新华社甘肃分社老社长林田也向我提供了一些资料。通过多方努力，我终于弄清了解被掩盖40多年的真相。

从1990年出版的《通渭县志》第146—147页上记载的“通渭县历年人口状况”中得知，1961年全县人口比1958年减少了78462人，减少人数占1958年总人口的28.1%。1956—1958年三年的人口平均自然增长率是2.67%，1958年的平均人口为276742人（即1958年的年末人口和1957年年末人口的平均数），按这个增长率计算，如果没有大饥荒，1961年应有人口299506人，而1961年实有人口只有201255人，比应有人口少了98251人，相当于应有人口的32.8%。这98251人包括饿死人口、少生人口和外逃人口。据资料记载，1960年2月外逃未归人口只有3892人。地处大西北的一个小县，在两年时间内，人口减少如此之多，其惨烈程度可以想象。

事过五年以后的1965年7月5日，中共通渭县委才就此事件写出报告：《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这个报告称：“全县人口死亡60210人，死绝了2168户，1221个孩子失去了亲人成了孤儿，外流11940人，土地荒芜36万多亩，牲畜死亡33000多头，羊被宰了40000多只，猪、鸡、猫、狗等几乎绝了种，拆毁房屋5万多间，砍伐树木27万多株，农业生产停顿，学校工厂关门，社会动荡不安。”（《中共甘肃省委文件》甘发[65]347号：《甘肃省委关于报送“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报告》）

当时饿死多少人叫“病”了多少人，不能说饿死人。县里指示：“要把他们全部埋掉，‘病’一个埋一个。”县委还指示，只能说这是打扫卫生，不能说是掩埋死人。

2000年8月9日，在本书作者召开的通渭县的老干部座谈会上，几位亲历者讲述了当年的惨状。他们说，通渭县向中共西北局汇报的数是缩小了的，实际是饿死了三分之一。当时，70%以上的家庭有死人，有的全家都死绝了，大量尸体没有人掩埋。

参加座谈会的敬根年老人退休前是县人大主任，当年是省冶金厅干部，是派来解决通渭问题的工作组成员，他说，1959年秋天，他们来这里看到炕上，路上，田间，地头，都躺着人，死人活人不分。工作组给还活着的人灌汤抢救。当时不怕死人怕活人。死人太多了，不怕。活人要吃人，害怕。人吃人的事发生不少。1960年2月，他到中林大队(属城关公社)抢救人命，大队长刘廷杰把他们领到王家庄，看到一家烟囱里冒烟——那时候几乎家家是见不到炊烟的。他们进去的时候看锅里正煮着啥，大队长刘廷杰揭开锅盖的时候，他们看到锅里煮的是人肉，记得吃人肉的那女人是个麻眼儿（方言，指眼睛不好）。敬根年强调说:“这是我亲眼看见的。”

当时人吃人的现象不是个别的。1980年，新华社记者傅上伦、胡国华、戴国强三人到通渭采访，陇阳公社王书记对他们说：“三年困难时期，我家那个村里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妇女，把自己女儿的肉煮了吃了。她男人从新疆回来找女儿，村里人都替她打掩护，瞒过去了，因为村里吃人肉的不少。那时人饿急了，饿疯了，提着篮子出去，看看倒在路边的死尸上还有可吃的肉，就割回家去。你们去看看公社门外晒太阳的人，他们中间有一些人是吃过人肉的。”王书记当年在引洮工程上劳动，回家一看，老婆、妹妹、孩子都饿死了，全家一共饿死五口人。（傅上伦、胡国华、戴国强：《告别饥饿》，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第26页）

2000年8月，我到通渭召开座谈会时，通渭县政协文史办公室副主任张大发在坐，他是《通渭县志》副主编，对这一段历史比较熟悉，也有研究的意愿。我建议他抓紧时间，抢救资料。2005年，我收到了张大发寄来的他的30多万字著作：《金桥路漫》，这本书是用县档案馆的资料写的，还访问了很多当事人，书中记录了很多人吃人的事件。

全县开展共产主义大辩论

1958年，通渭县的县委书记是席道隆，山西人，时年35岁，早年参加革命，坐过国民党的牢。县长是田步霄，陕西人，为人忠厚，办事认真，工作实事求是。由于席道隆“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工作积极”，省委对通渭县的工作很满意。1958年5月5日至23日，他以“先进县代表”的身份，列席了中共中央八届二中全会。这对一个小县的县委书记来说，是无上的光荣。中共八届二中全会是决定搞“大跃进”的会。席道隆在会上得到了“真经”，回来以后工作更积极了，立场更坚定了。

1958年，他们响应毛主席“还是办人民公社好”的号召，把全县原有的169个高级合作社合并为14个人民公社，全县为一个联社。在一个月之内办起了2759个食堂，男女老少都得到食堂吃饭。农村管理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在全县组织一个民兵师，各公社成为战斗团，大队为战斗营，生产队为战斗连，连下设排，排下设班。“出工一条龙，干活一窝蜂”。在生产上提出了“千斤元帅升帐（粮食单产），万斤洋芋上天（洋芋单产）”的口号。公社化虽然得到了大部分人的支持，但阻力也不小。有些农民抢收自留地里的庄稼，杀羊杀猪，他们说：“看着啥都成公家的了，趁早弄完得了！”

为了清除阻力，全县开展共产主义大辩论。辩论的题目是：什么是共产主义？怎样建成共产主义？显然，对这样深奥的问题农民是说不清楚的。但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共产主义是全国人民的共同理想，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通向共产主义天堂的“金桥”。谁反对组织人民公社，谁就是反对共产主义，谁就要受到批判、斗争。有不同看法的人就是“白旗”，要“拔掉”（即开斗争会）。仅1958年，全县共“拔白旗”565人。这是定西地委组织部1959年复查时的统计数，实际“拔白旗”的人数要多得多。有的公社下达“拔白旗”的指标，生产队为了完成指标，谁开会来晚了就“拔”谁。在“拔白旗”的同时，对那些积极跟着跑的人“插红旗”，即表彰，这使一些青年人更加狂热。中共通渭县委1965年7月5日《关于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中指出，从1957年到1959年，在大辩论、拔白旗、批判富裕中农冒尖人物中，共批判斗争农民10360多人。

为了迎接共产主义，全县大平大调，大刮共产风，使农民受到很大损失。从土地、劳力、畜力、农具、树木、房屋、家禽家畜，以至盆盆罐罐及其它财物，平调总价值990多万元。

在生产上集中指挥。种什么，不种什么，不根据农民的意愿，不顾自然条件，随意改变种植结构。与此同时，把大量劳动力调离农业生产战线。1958年春，抽调劳动力17900多人（占总劳动力的19.7%）大搞工业。5月，又抽调18000多个劳动力投入引洮水利工程。8月正当庄稼成熟在地，不顾收割，为迎接中央水土保持检查团的检查，以10多天时间，集中5万多劳动力（占全县劳动力总数的51.4%），从刘家岭到华家岭公路沿线，摆了60公里的长蛇阵，扎彩门，飘红旗，大字报满山，锣鼓喧天，突击水土保持工程。10月，又抽调25000多名劳动力，大战华家岭、史家山。1959年，又调5万多个劳动力兴办水利工程。一个仅有20多万人口的县，如此大规模抽调劳动力，使得耕地荒芜（年底荒芜耕地11万多亩）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1957年粮食总产16423万斤，1958年11576万斤，1959年8386万斤，1960年3632万斤。（《中共甘肃省委文件》甘发[65]347号：《甘肃省委关于报送“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报告》）

一方面粮食大幅度减产，一方面向上级浮夸粮食丰收。1958年计划总产38000万斤，秋后上报数为26000多万斤（相当于实际产量的2.25倍），征购任务定为4360万斤（实际入库4154万斤，占实际总产量的36%）。1959年计划总产24000万斤，秋后上报数为18000万斤（相当于实际产量的2.15倍），征购任务为5400万斤（实际入库3958万斤，占实际总产量的47.2%）。（《中共甘肃省委文件》甘发[65]347号：《甘肃省委关于报送“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报告》）

“完不成征购任务，提头来见！”

在粮食产量逐年下降的情况下，征购任务逐年增加，只好让农民勒紧裤腰带。其实，早在1957年粮食征购入库中，有些地方粮食就很紧张。农业社分配时只分现金，不分粮食。1958年春季，碧玉、第三铺、义岗等地就出现饿死人现象。到1959年情况就更严重了。当年冬季，全县162个大队中，就有102个大队三个月没给社员分过口粮。有些地方社员40天没有吃过粮食，以草根、衣草、树皮充饥，还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中共甘肃省委文件》甘发[65]347号：《甘肃省委关于报送“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报告》）

1959年8月开始“反右倾”斗争，有1169名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因反映农村真实情况而被说成是“右倾”，遭到批判斗争。10月18日，县委召开扩大会议，重点揭发批判县长田步霄等“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10月29日，田步霄自杀。田死后，县委以“彻头彻尾、顽固不化的右倾机会主义首要分子”为罪名，上报中共定西地委批准开除党籍，并组织机关干部批判尸体。

大批农民因饥饿而死，中共通渭县委却不承认现实。他们认为，“没有粮食是思想问题，不是实际问题”。谁要求供应粮食，就给谁扣上“以粮食问题攻击县委，是富裕中农，是怕死鬼”、“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坏分子”、“动摇人心”等等政治帽子。县委认为，“当前粮食赶不上去，主要是富裕中农和五类分子（注：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在一起搞鬼，要进行打击。”“闹粮凶的地方，查了一下，都有反革命集团。”县委召开全县电话会议，要求公社召开“万人斗争大会”，生产队召开“千人斗争大会”，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批斗要求政府供应粮食的农民和说真话的基层干部。还提出，“对富裕中农要来个双倍打击、加倍赔偿，把他们压在泰山底下，叫他几辈子翻不过身来。”

通渭县委这么做，是上级逼出来的。高征购指标是国家定的。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是一位只对上级负责不对群众负责的官员。在他的高压政策下，干部不敢讲实际情况，不敢讲（饿）死人，不敢讲粮食征购指标高，不敢讲征购粮食任务完不成。定西地委书记窦明海说：“党的历次斗争的胜利，都是反右倾的胜利”，“防左容易，防右难”，“在反右倾斗争中，不怕姓左的，只怕姓中的，要革姓中的命。”在征购粮食时，窦明海在电话会议上说：“公购粮入库时，是非常时期，要采取非常手段。”农村断粮时，窦明海说：“宁饿死人，也不能向国家要粮食。”窦明海是省委书记张仲良十分看重的干部，是全省有名的“积极分子”“先进人物”。

1959年7月2日到8月16日，张仲良参加庐山会议，由省委副书记霍维德在家主持工作。7月15日，霍维德召集在兰州的省委常委开会，讨论安排群众生活问题，并以中共甘肃省委名义，向中央写了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经过认真检查，甘肃粮食问题确实很严重……严重缺粮的七个县（市），即武威、民勤、通渭、陇西、岷县、静宁等县和张掖市。”这个报告还说严重缺粮的地区，人均一般吃不到半斤粮，因缺粮和浮肿致死的现象和人口非正常外流的现象已严重存在。但不久，这份报告在中共中央庐山会议上被认定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提供炮弹”。（《甘肃省志大事记》）张仲良从庐山回来以后，联系到甘肃的“马鞍形”，把霍维德、宋良成打成了“右倾反党集团”，地、县都揪出了霍维德、宋良成的“代表人物”。

一方面闭眼不看饿死人的事实，一方面向上级说假话。碧玉公社赵河生产队已死亡50多人，生产已经停顿，席道隆等却在向上级报告中写道：“社员情绪饱满、牲口体力壮，生产搞得较好。”在陇川公社召开了一次整社征粮的千人现场会，席道隆到现场讲话说：“要继续反右倾，鼓干劲，特别是在粮食问题上，无论阻力有多大，困难有多少，粮食征购任务一定要完成，对于那些顽固不缴的要想尽一切办法迫使其缴出来，必要的时候，我还是那句老话，要政治挂帅。政治就是革命，革命就不是请客吃饭，不能文质彬彬，要有革命的铁的手腕和铁的行动。”县里向公社下达命令：“完不成粮食任务，提头来见！”

会后，县里成立了“万人整社团”，到各生产小队和农民家里搜粮食，挨门挨户，翻箱倒柜，普遍搜查，斤两不留，有的地方挖地三尺。搜查中见什么拿什么，连妇女的针线包也拿走了。农民说，“万人整社团”实际是“万人搜粮团”“万人抢劫团”。

在搜粮食过程中，对群众采用各种残酷的刑罚。当时的口号是：“宁欠血债，不欠粮食。完成粮食任务就是血的斗争。”“决心要大，刀子要快，哪里挡住，哪里开刀。”“向小队长要粮食，向资本主义要粮，为全县争光，为公社争光。”为了搜粮食，把生产队干部集中起来算账，逼着他们交待粮食藏在哪里。他们提出“一个会议，十个战场”的口号，把逼粮食会当成对敌斗争的战场。有的公社开万人斗争大会，民兵带上机枪、步枪、马刀警戒助威。在这些斗争中，对被斗的干部群众实施各种酷刑：竹签子插指头、站冰块、雪里埋人、打夯、拔胡子等120多种。在全县大搜查中，搜出粮食1100多万斤（大部分被千人社团的人吃喝挥霍掉了），打死、逼死1300多人。群众将这些恶行比为“秦始皇”、“活阎王”、“黄世仁”、“狼狗”等。搜粮活动一共搞了40多天。

1959年11月3日，席道隆向各公社发布指示：“凡被批斗的人，一个也不准回家，编入劳教队，配备干部民兵持枪看管。”全县以公社为单位，组织了14个劳教队，集中劳教1637人。这些人白天劳动，晚上斗争逼审，遭受到种种折磨。（甘肃省人民检察院定西分院：《关于对通渭搞劳教队的情况检察报告》，[60]检二字第054号，1960年3月30日）

1960年春天省、地委工作组据揭发材料统计，全县50个公社党委书记当中，有11人有人命案件，共打死、逼死了79人。42个公社主任中，有3人有人命案，共打死、逼死22人。他们的口号是“立场稳”，“心狠”，“手快”，“刀子利”。陇阳公社党委书记李生荣打过53人，打死逼死12人。马营公社书记张学圣主持召开了千人斗争大会，民兵和学生，架起轻机枪12挺，步枪50多枝和土枪助威。他在会场主持斗争、拷打群众160多人，其中，当场被缚送劳教的66人当中因伤致死4人。（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60]364号：《中央批转甘肃省委关于通渭县委完全变质的情况报告》，1960年4月）

在农民大批死亡的时候，干部却大搞特殊化。据定西地委扩大会议1961年1月13日的简报记载，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到临洮县店子街搞试点，不吃农民的苜蓿饭，从兰州饭店用专车送吃的。定西地委书记窦明海仅1960年就从商业、粮食部门要去肉339.7斤，油23斤，鸡蛋260多个，粮食473斤，糖及糕点62斤，红枣320斤，还有火腿、鸡、罐头、粉条、茶叶、水果等。

席道隆也不是完全不顾农民死活的干部，在大批人饿死的时候，席道隆开始允许农民自找生路；将一部分土地分给农民，实行谁种谁收；将牲口分户喂养，给生产小队下放权力等。1960年1月上旬，随着饿死人数的增加，席道隆连夜去地委汇报粮食情况和人口外流、死亡等问题，受到批评而回。

省委工作组继续反右倾

通渭县大量死人，当时有一些人冒着风险向中央写信。经中共中央指示，甘肃省委对通渭采取了措施。1960年2月8日，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务副省长王秉祥率领100多人的省、地委工作组到通渭，还带了一些粮食。从工作组留下的文件来看，他们到通渭不是反左，而是“反右倾”。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去通渭正是庐山会议之后，全国正处于“反右倾”的高潮之中。

1960年3月1日，由省、地委工作组主持，在通渭文化堂召开大会，宣布省委决定：“通渭县委是一个现行反革命集团。”并当场逮捕了以第一书记席道隆为首的17名县委、县政府领导人，说他们是现行反革命分子。3月3日县委扩大会议结束的当晚，立即召开全县广播大会，向全县宣布“以席道隆为首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严重违法乱纪分子，勾结一起所造成的恶果。号召全县广大群众和干部，一起起来向坏人坏事作斗争”。

工作组负责人王秉祥当时给省委写的《关于通渭问题的报告》中说：“通渭问题之所以如此严重，总的根子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反革命勾结一起，严重地破坏了‘三个万岁’。”“三个万岁”即“三面红旗”。

工作组负责人之一的李坤润2月19日给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的报告中说：“县委第一书记席道隆为首的县委领导，在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上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如在所有制上实行四级制，以包产小队为核算单位，1959年春耕时提出小队种不完的土地由社员谁种谁收。”

包产到队、让农民开荒种小片土地，本是摆脱饥荒的重要措施，而工作队把这些作为资本主义大加批判。李坤润上述报告中批评这个县1959年以来的“反右倾斗争”不彻底：“县委几个主要领导成员本身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们怕运动深入，将自己的错误露出来，因此在去年10月县委扩大会议上，只解决了以田步霄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问题后，就草草结束了会议，企图将他们的问题遮掩下来，混过关去。”

据通渭县委1960年3月10日电话报告，他们发动群众对“有严重问题的”78人进行揭发批判。说这些人“千方百计地推行了席道隆为首的反革命纲领”。这个电话报告中列举他们的罪行，主要是划小核算单位、解散公共食堂、任用阶级成份不好的人等。

1960年4月6日，《甘肃省委关于通渭县委完全变质情况报告》中说：“这个县不是一般的落后县，而是全县溃烂，问题的性质是非常严重。以县委第一书记席道隆为首，包庇重用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把持了县委领导权。从上到下，彻头彻尾地推行了一套完整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这个报告也列举了席道隆的“四级核算小队为基础”“牲畜分散到户”“种子分散到户”“谁种谁收”等“一系列复辟资本主义的政策”。

省委工作组对制止打人抓人方面起到了一些作用，也发放了一些粮食，但未能扭转形势。通渭问题本来是左倾错误造成的，省委工作组却大反右倾，这加剧了人口死亡。1960年通渭县的死亡人数相当于1959年的3.86倍。

省委工作组除了加大了反右倾的火力以外，还以阶级斗争眼光对全县干部施行了分类排队，排队的结论是：“从通渭县的领导核心和基层干部政治情况看，问题是很严重的。该县历年来在镇反、审干、肃反、反右派斗争、整社、整党等一系列政治运动都搞得不彻底，五类分子没有从干部队伍中和党内清查出去，仍然进行隐蔽活动，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他们就乘机大肆破坏，现在敌人已露出水面，这次必须乘此机会，由内到外，内外结合，狠狠打击，否则通渭的面貌不会改变。”1960年4月6日，甘肃省委认为“通渭县委完全变质”。1960年4月21日，中共中央批转《甘肃省委关于通渭县委完全变质情况的报告》（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60]364号）。中共中央的按语中写道：“甘肃省通渭县委完全烂掉，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篡夺和反对县委领导权，公开实行一套复辟资本主义的政策。”

揭盖刨根运动

通渭形势继续恶化，死人越来越多。1960年12月在西北局兰州会议以后，中央、省、地委，派了250人的工作组和128人的医疗队。调来粮食3370多万斤，救济金330多万元，药品136吨，还有棉布、棉花等其它物资。工作组用这些物资安排群众生活，把濒临死亡的8万多人抢救过来了。并成立孤儿院，收养孤儿1200多名。在抢救灾民的过程中，医疗队员王俊、刘春华（女）付出了生命。在安排群众生活的同时，还组织恢复生产。为此，国家先后发放各种贷款和补助款142万元，无偿投资270多万元，购买了牲畜4700多头，添置修补农具4万多件。工作组还在口粮、棉衣供应，疾病治疗等方面做了安排。这些措施对扭转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而真正解除饥饿的是1962年的好年景。《通渭县志》记载：“是年，风调雨顺，夏秋作物全面大丰收，缓解了全县人民的吃问题。”这一年，为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给社员增加自留地，并允许社员租借集体的熟荒地，耕畜、羊只分槽分圈，下放私人饲养。这些政策也是农作物大丰收的重要原因。

在中共中央西北局留下的文件中，认为西北局的兰州会议是扭转局面的一次会议。兰州会议是1960年12月开的，正是在毛泽东批示信阳事件之后。毛泽东在对信阳事件的批示中认为信阳的问题是“民主革命不彻底”，要搞“民主革命补课”。兰州会议认为，通渭问题的出现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阶级敌人破坏所造成的。1965年9月9日，中共甘肃省委报送西北局的《甘肃省委报送“通渭历史经验教训”的报告》中写通渭问题有原因时认为：“有许多部门和公社的权落到了坏人手里。152名公社主任以上的领导干部中，有敌伪党、团、军、警、宪骨干，特务，一贯道等24名，占15.2%，30名县委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种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8名，占22.6%。”这些就是民主革命不彻底的根据。因此，将大批基层干部当作民主革命补课的对象。

通渭的民主革命补课是以整风整社的名义进行的。在整风整社过程中，开展了全面的夺权斗争。1961年1月19日，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提出“要进一步揭开‘通渭问题’的盖子，把大根、小根、毛毛根一齐拔掉”的口号。接着，全县开展了“揭盖刨根”运动，当时的口号是“拔席道隆的根”；对各级干部进行“集训”和“特训”。除原来逮捕的县级干部以外，又对360多名县以下干部进行了处理。

由于1962年2月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在各地饿死人问题上减轻了地方干部的责任。1962年5月13日，据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省地委决定，释放席道隆等17名县级干部，并重新安排工作。2000年，作者到定西采访时，得知席道隆从地区水利局副局长位置上离休在家养老；2005年作者到定西采访时得知，席道隆已去世。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8年第10期 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　作者：王洪起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中国与阿尔巴尼亚是1949年11月23日正式建交的。建交后的头10年里，两国关系发展正常。应阿尔巴尼亚政府的请求，中国政府从1954年开始向其提供一定数量的援助。

1960年6月，在由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召开的会议上，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散发了苏共中央6月21日给中共中央的通知书，宣称列宁主义若干原则已经过时，指责中共是教条主义，从而拉开了围攻中共的序幕。会议期间，惟独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阿党内第三把手希斯尼·卡博态度坚决，他力排众议，发言表示不同意苏共批评中共的做法。

正是因为卡博代表阿尔巴尼亚维护了中国，赫鲁晓夫便对阿打击报复：撕毁协议，撤走专家，停止一切援助，并于1961年12月同阿断交。中阿两党在反修斗争中走到了一起。当时，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里，阿尔巴尼亚是惟一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随着反修斗争的深入，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对一系列国际问题有着更多的共同点和相似点，双边关系不断加强和发展，两国领导人互访频繁，中国对阿的礼遇规格和舆论宣传突出拔高。来访的阿重要代表团都要安排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接见。

1966年11月，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举行第五次代表大会。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康生，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参加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11月2日，康生向大会宣读了由毛泽东10月25日签署并署名的致阿党“五大”的贺电。

贺电说：“以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光荣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重重包围中，坚定地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红旗。”“英雄的人民的阿尔巴尼亚，成为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

贺电说：“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一切形形色色的叛徒和工贼集团，比起你们来他们都不过是一黄土，而你们是矗入云霄的高山。他们是跪倒在帝国主义面前的奴仆和爪牙，你们是敢于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敢于同世界上一切暴敌战斗的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贺电还说：“在苏联，在南斯拉夫，在那些现代修正主义集团当权的国家，已经或者正在改变颜色，实行资本主义复辟，从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英雄的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顶住了这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逆流。你们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采取了一系列革命化的措施，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你们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独立自主地建设自己的国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你们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经验。”

贺电满怀激情地说：“‘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阿两国远隔千山万水，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是你们真正的朋友和同志。你们也是我们真正的朋友和同志。我们和你们都不是那种口蜜腹剑的假朋友，不是那种两面派。我们之间的革命的战斗的友谊，经历过急风暴雨的考验。”“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在我们一边。国际无产阶级在我们一边。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在我们一边。全世界90%以上的人民大众在我们一边。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我们不怕孤立，也绝不会孤立。我们是不可战胜的。一小撮反华、反阿尔巴尼亚的可怜虫，是注定要失败的。”

贺电指出：“当然，我们前进的道路不会是笔直的、平坦的。请同志们相信，不管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两党、两国人民，一定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康生在大会上宣读后，霍查立即敞开手臂，同他热烈拥抱、亲吻，并拿起贺电，让与会者观看，会场里爆发出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毛泽东—恩维尔（霍查）”的口号声不绝于耳。从此，“世界上两只雄狮，一只在欧洲，一只在亚洲。恩维尔—毛泽东，哥俩同根生”的歌声响遍“山鹰之国”的四面八方。

中国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世界上表示支持的惟一执政党。当时，毛泽东每每接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都离不开“文革”话题，并由此变成了“最高指示”，在国内各单位下达“不过夜”，中央机关人员纷纷敲锣打鼓，以示庆贺，而阿尔巴尼亚驻华使馆的外交官也上街游行，表示欢迎。人们当时对这种不正常的方式私下里称为“出口转内销”。

中国对阿援助基本情况

自布加勒斯特会议以后，对“欧洲伟大的社会主义明灯”，中国竭尽全力地进行经济援助。上世纪50年代，中国对阿援助主要是以贷款形式向阿提供一些物资。1961年春，苏联中断了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中国除了向阿尔巴尼亚提供了几十万吨粮食以外，还提供了2.5亿元外汇人民币的援款，承担了19个成套项目，帮助阿实现了濒于夭折的第三个五年计划，解决了阿的燃眉之急。

1966年，阿党政领导人对“文革”公开给予高度评价和大加赞扬，并频繁地派高级代表团访华，一再要求我增加援助。1968年春，苏联武装占领捷克斯洛伐克，阿党坚决谴责并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同时，阿也积极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为此，中国大力支援阿的“革命”和建设，从经济到军事，从物资到现汇，给予了全面的、大量的援助，并使这一援助达到顶峰。这一期间，阿政府经济代表团两次来华商签了两笔巨额贷款协定（协议金额共16.5亿多元外汇人民币，承担成套项目49个），帮助阿进行了第四个五年计划（1966—1970）和第五个五年计划（1971—1975）的建设。

概括起来，自1954年至1978年，中国向阿共提供援款75笔，协议金额为100多亿人民币（其中一般物资占28%强，军事物资占43%强，成套项目占25%强，现汇占2%强），阿成为我对外援助受援国人均数额最多的国家。中国援阿成套项目共计142个，其中已经建成的91个，基本建成和正在建设的23个，已经考察和进行设计的17个。中国为阿尔巴尼亚兴建了钢铁、化肥、制碱、制酸、玻璃、铜加工、造纸、塑料、军工等新的工业部门，增建了电力、煤炭、石油、机械、轻工、纺织、建材、通讯和广播等部门的项目，大大提高了阿的工业化水平。应当强调指出的是，中国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的大量援助，正是在中国“三年困难时期”，以及后来在粉碎“四人帮”和遭受唐山地震，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中国尽了最大的努力，把自己最新最好的设备、机械、拖拉机、车辆等提供给阿，仅粮食就达180万吨。同时也应承认，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中国的经济和技术还比较落后，有的援阿项目超过了中国的经济和技术负担能力，上马显得颇为吃力。为了完成阿的复杂项目，中国在无实践经验的情况下不得不先在国内进行大量试验和试制工作，甚至动员了全国26个省市的100多个单位参加，并建立专门的实验工厂。为此，中国还有两人牺牲了生命。

阿在国际市场上卖不出去的一些劣质商品，如香烟、童装、纺织品等都强行塞给我们包销。人们可能还记得，一毛二一盒的“钻石”牌香烟，就是阿尔巴尼亚的。价格虽然便宜，但人们并不喜欢，就连他们自己的最高领导人霍查，也不吸本国烟，而吸的是筒装的“大中华”（霍查称“天安门”香烟）。记得那是1974年的一天，中国使馆突然分给使馆和分社每人两筒中华牌香烟，说是“赠品”。后来大家才知道，这些香烟是中国为霍查专门制造的，而且根据霍查的要求，香烟虽不带过滤嘴，但对尼古丁做了专门的处理。1973年，霍查心脏病首次发作，医生建议他戒烟，他才断了43年的吸烟历史，而由中国运去的最后一批香烟也就不要了，使馆便分给了使馆人员。

中国人节衣缩食、勒紧裤带，万里迢迢，很不容易运去的大量钢材、机械设备、精密仪器等，阿方随意堆放在露天地里，常年风吹雨打。我们的专家看到这样严重糟蹋，心疼得直掉眼泪。有些援阿专家（在援阿年代里，先后有近6000名工程技术人员远离家乡，赴阿尔巴尼亚工作）对当时对阿的援助不理解，私下里说了一句“打肿脸充胖子”，却遭到了批判。当我人员向阿方提醒不要随便浪费时，阿国人竟毫不在乎地说：“没关系，坏了，没有了，中国再给嘛。”阿的胃口越来越大，什么都想要，数额一次比一次加码，几亿几十亿的要，填不满的无底洞。阿以小欺大，强我所难，把向我索要援助看做是理所当然，认为援助是中国天经地义的责任。

在上世纪60年代初，为了缓解饥饿，中国挤出极其宝贵的外汇，从国外进口一些粮食。但只要阿尔巴尼亚说需要，中国就把进口的粮食送给他们。1962年，阿驻中国大使雷兹·马利列到中国要求粮食援助，找到外贸部部长李强，无果；后来还是找到刘少奇解决了问题。恰巧当时，缺粮食的中国向加拿大进口了大批小麦，几艘载满小麦的中国轮船正在大西洋驶往中国，接到中央的命令后，立即改变航向，调头驶向阿国的港口卸下了全部小麦。

耿飚大使如是说

1969年5月16日，老资格的外交家耿飚赴阿任中国驻阿大使。他是中国共产党九大后派出的第一位大使。

耿飚大使通过与阿领导人的接触和实地调研发现不少“异常”情况，正如他在回忆录中所述：“我从阿领导人的谈话中发现，在他们对我国的赞扬中，也包含了一些不值得赞扬的事情，特别是‘文革’中的‘极左’思潮和做法。例如，对于造反派、红卫兵严重违反我国外交政策的错误行为，也在赞扬之列。开始时我以为这是由于他们不了解中国情况的缘故，就把我国政府对这种错误行为的看法和处理情况，向他们作了介绍和说明。但是，后来我进一步察觉阿方领导人对有些国际问题的观点同我们中央的观点之间，并非如原来所认为的那样一致，而是隐含着深刻的分歧。”

耿大使强调说，“特别令我感到忧虑的是我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问题。我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一直是在自己遭受封锁、存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从1954年以来，我们给阿的经济、军事援助将近90亿元人民币（协议金额100亿），阿总人口才200万，平均每人达4000多元，这是个不小的数字。我们援阿的化肥厂，年产20万吨，平均一公顷地达400公斤，远远超过我国农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数量。而军援项目之繁多，数量之大，也超出了阿国防的需要。霍查曾经毫不掩饰地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谢胡还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李先念副总理访阿时，曾问谢胡，你拿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他说，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

耿飚同时指出：“阿还存在一种向欧洲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看齐的思想，如他们在向我们提出援建电视台时说，要做到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而当时在我国，连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黑白电视机的拥有量都少得可怜，更不用说农村了。我们帮他们搞了纺织厂，但他们没有棉花，我们还要用外汇从埃及买进棉花给他们。他们织成布，做了成衣，还硬要卖给我们。在援助物资的使用上，我看到：马路边的电线杆，都是用我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的。我们援助的化肥，被乱七八糟地堆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类似的浪费现象不胜枚举。这种情况，引起了我的思考。我想，对友好国家进行援助，这符合国际主义原则，但必须注意两点：一是要按照我国的能力，量力而行；二是要根据对方实际需要和运用援助的能力。像现在这样‘有求必允’的援助法，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对阿方来说，只能养成他们的懒惰和依赖心理，而无助于他们的经济建设。”

中阿关系出现裂痕

应当承认，阿尔巴尼亚在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上，是出了大力的。对此，中国人民始终牢记在心。另外，中国还首先从阿尔巴尼亚引种了油橄榄，谢胡总理作为给周总理的礼物赠送的油橄榄树苗迄今仍在中国茁壮成长，成为“中阿友谊”的象征。然而，中阿即使在上世纪关系最好的时候，双方也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存在分歧。霍查白天对我大谈友好，夜里写日记时却发泄不满，甚至大骂中国。他于1962年初至1977年底期间的有关中国的“政治日记”以《中国纪事》为书名分两册出版，于1978年1月党内发行、1979年9月公开发行，同时还翻译成外文发行到国外。也不知道这些日记是他当时写的，还是后来补写的。因为有例在先，阿党历史及霍查的其他言论集再版后许多事实和内容就被颠倒或是面目全非了。比如：《霍查言论集（1963—1964）》（1977年地拉那出版）中发表的他在阿国庆节前的讲话中的一段是这样讲的：

“修正主义在中国共产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其他兄弟党所进行的坚定的、英勇的和原则性的斗争中遇到了顽强抵抗。”而在该选集1980年再版时改为这样：“修正主义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其他兄弟党所进行的坚定的、英勇的原则性的斗争中遇到了顽强抵抗。”

又如，原来的说法是：“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其他兄弟党和所有马列主义者都英勇地进行了反对修正主义分子的背叛政策的斗争。”而新的说法是：“我们党、其他兄弟党和所有马列主义者英勇地进行了反对修正主义分子的背叛政策的斗争。”

霍查把“中国共产党”统统删掉了！

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毛泽东和党中央果断抓住机会，争取扭转中苏关系恶化的趋势。毛泽东提议并经党中央讨论决定，由周恩来率代表团祝贺十月革命47周年，以了解苏联新领导的真实动向，寻求团结对敌的新途径。阿尔巴尼亚不同意中国的做法，他们决定：决不去莫斯科，同赫鲁晓夫的继承人勃列日涅夫决不和解！

1969年9月，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逝世，阿尔巴尼亚应邀派代表团参加葬礼。霍查任命政治局委员马尔科为团长。马尔科抵达河内后即同率领中国代表团的李先念副总理联系。李先念告诉他，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将前来参加胡志明的葬礼。马尔科当即问李先念：“如果您和柯西金打照面怎么办？”

“如果他向我伸手，我也向他伸手，因为我们两国有外交关系……尽管我们两党之间存在意识形态分歧……我们已经邀请柯西金在从河内返回莫斯科时在北京停留，他已经接受了邀请。”李先念回答说，而马尔科则神色茫然。他在琢磨：是不是要和柯西金握手？虽然他事先知道该怎么回敬柯西金，但为了不出事，他还是用密电向霍查请示：如果遇上苏联总理怎么办？

霍查命令：不！

马尔科还转达了李先念的问题：恩维尔同志是否愿意于10月份参加中国国庆20周年庆祝活动？

地拉那又发出一个大字：不！

这是霍查对邀请柯西金去北京的反应。

柯西金和李先念在河内是否见了面、握了手，不得而知，但肯定未与马尔科握手。

柯西金在北京逗留期间发生了什么？霍查命令阿尔巴尼亚所有媒体绝对不予报道，就好像没有那么回事。霍查却掌握每一个细节。通过阿通社发给他的内参告诉他，周恩来总理用双手握着柯西金的手。霍查感到十分不快。

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阿同我在国际共运、意识形态、全球战略、向我索要援助等方面，产生严重分歧和碰撞越来越多。1971年7月到8月，霍查异乎寻常地在亚得里亚海滨的都拉斯避暑胜地呆了很长时间。他在准备定于当年11月召开的阿党“六大”报告。回到地拉那后，他继续写报告，几乎不公开露面。但是，3条机密消息从秋天起就扰乱了他需要的平静。这些消息使他十分不安，尤其是这些消息都是通过阿尔巴尼亚信使从北京紧急送来的。

第一条消息：阿尔巴尼亚驻北京大使罗博被告知，中国共产党由于国内原因，将不派代表团参加阿党“六大”。

第二条消息：林彪从公众生活中消失，中国压根儿不再提他的名字，就好像他已不存在。罗博大使说，所有这些消息是从他的同行——其他国家驻华大使那里听到的。据他们说，林彪谋害毛泽东和企图发动政变未能得逞后，乘军用飞机逃跑，飞机起火，坠落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无疑，他的飞行方向是苏联。

霍查很不高兴，因为他没有从中国政府那里得到关于这一极其重要事件的消息。他一直等到1972年7月，才从中国领导那里得到期待已久的信件。这时全世界都已知道了林彪完蛋的真情。

第三条消息：在美国总统特使、国务卿基辛格1971年7月秘访北京后，确定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2年2月正式访问中国！霍查气炸了，他惊讶得无法沉默。

当人们在北京证实关于“毛泽东与尼克松会晤”的突如其来的消息后，霍查于8月上旬，以阿党中央名义致中国共产党中央毛泽东主席一封上万言的长信，全面阐述了阿的立场，指责中国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事先同阿商量?霍查在当时属于绝密的信件中说：“我们认为，你们要在北京接待尼克松的决定是不正确的、不受欢迎的，我们不赞成、不支持你们这一决定。我们坚信，其他国家的人民、革命者和共产党人不会接受已宣布的尼克松对中国的访问。”因为中国的做法“在原则上和策略上都是错误的”。

从此，中阿之间政治分歧日益严重。起初，阿主要领导人对我方先进行内部指责，继则公开影射，进而阿媒体发表不点名批判文章。阿方不仅把反对的矛头指向中美关系的改善，说中国共产党搞机会主义，而且公然批判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1977年7月7日阿党报根据霍查“七大”报告的论调撰写了长篇编辑部文章《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文章虽未点名，但目的很明显，就是试图公开挑起中阿论战。它说三个世界理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革命的”，是国际共运中的“机会主义变种”，旨在熄灭阶级斗争，否认当代基本矛盾；说“三个世界理论是宣扬和推行种族主义，要统治全世界，奴役全人类，是反革命和沙文主义的理论”；说不结盟国家的理论主张是“中庸”路线，是“调和矛盾的路线”，“不结盟国家的理论和三个世界的理论，是帝国主义的两头怪物”，说“中国要当第三世界的领袖，坐不结盟的第一把交椅”。

就在中阿关系处于低谷的时候，中国驻地拉那大使馆新馆发现了窃听器。

1983年，我新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郗照明抵达地拉那。刚下飞机，前去迎接的阿外交部礼宾司长就迫不及待地对他说，阿方已为中方修建了新馆，希望在3日内搬迁。我驻阿原使馆址靠近阿党中央和部长会议，阿方即使在两国关系好时也一直对我起疑，担心我对它搞什么动作，老早就想把我馆迁走。根据原来的计划，新馆址在拉纳河北岸，与新华社分社、专家宿舍同在一个区域，以便于对中国人统一管理。新馆实际上已经建成，在当时的外国使馆中当属最大、最好的，但两国关系一坏就泡汤了，改做别用。

考虑到两国关系冷淡，以及阿方要我尽快搬迁的情况，全馆人员于1984年内自行搬迁。自阿礼宾司司长提出要我搬迁馆舍之时起，我方就预感到阿方对新馆舍可能做了一些手脚，便请求国内派安全保密检查组来新馆进行检查。检查组人员在使馆墙体的深处，发现了用高标号水泥和钢筋包裹着的窃听器装置，而这种有线窃听装置竟是“MADEINCHINA”！安全保密组的人员轮流作业，顺藤摸瓜，循着窃听缆线挖下去，先后在机要室、研究室、商务处、会议室、大使官邸等处总共发现了35枚窃听装置，几乎覆盖了全馆，等于使馆全天候都处于被窃听状态。我驻外使领馆中发现这么多窃听装置，是罕见的。

邓小平叫停援阿

自那以后，阿尔巴尼亚不顾后果地日益恶化两国关系，反华调子日高，两国关系愈益紧张。国内有的同志认为，对阿宁可忍耐一些，不要太急，不要像苏修那样，造成我对阿报复的印象；这在政治上对我有利。时隔不久，复出后执掌党和政府全面工作的邓小平同志在外交领域采取了第一个重大决策和断然措施，就是指示外交部，对阿尔巴尼亚停止援助，撤项目，甩包袱，果断地摆脱中阿关系的畸形状态。

我外交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精神，由余湛副部长主持，苏欧司和外经部的有关同志起草关于停止对阿援助的报告和照会。1978年7月7日，即阿发表批判“三个世界”理论的编辑部文章《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正好一年，我公布了外交部照会。报告指出：一个时期以来，阿领导集团出于内外需要，对我由影射攻击发展到公开反华。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仍继续向阿提供了大量援助。但阿以怨报德，对我援阿工作不断刁难，设置障碍，明明是阿方不负责任造成的过错，反诬我“怀有损害阿经济的蓄意图谋”。阿采用各种手段，妄图压我多给东西，快给东西。由于阿在反华道路上越走越远，双方的合作基础已被阿方破坏殆尽，迫使我再也无法履行协议。针对上述情况，我应抓紧时机，撤回专家，停止对阿成套项目、一般物资、军事装备和现汇的全部援助。报告经国务院批准后，外交部协同各援阿职能部门，对停援和撤回工程技术人员的实施办法进行了周密安排。同时，对我撤援后阿的走向也做了估计，并制订了应对方案。

作为对中国外交部1978年7月7日致阿尔巴尼亚大使馆照会的答复，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和阿部长会议于1978年7月29日致函中共中央和中国国务院（即公开信）。该信标志着中阿关系的公开破裂。在后来的岁月里，两国关系就是霍查所说的“只是形式上的外交关系了”。其时，霍查开足舆论工具的马力，他本人甚至不顾带病的身躯，亲自披挂上阵，对我国当时的内政外交进行全面攻击、全盘否定。对我国主要领导人指名道姓地批评和攻击说“中国是最危险的敌人，比苏联更危险，因为中国打着反修的旗帜，而实际上是真正的修正主义”，“中国从未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也没有建立社会主义”，“中国搞四个现代化是想当超级大国”。说邓小平1978年访日，“是为加强日本军国主义者和中国修正主义者的联系服务的，邓对中国人民的刽子手提出了友谊的保证”；邓小平访问东南亚“是为帝国主义在这一地区的帝国主义战线服务的”。诬蔑我同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发展关系是在巴尔干和欧洲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指责我停止对阿援助是“反革命、反动行径，是中国对阿的出卖”。

1978年年底，霍查向地拉那区选民发表讲话，竟公然把中国列为“主要敌人”。他在随后出版的《中国纪事》一书中则全面反华，甚至号召推翻中国现领导，同时为“四人帮”鸣不平。“四人帮”倒台后的4个月里，阿尔巴尼亚一直对这一消息严加封锁，只字不提，而阿通社的《内参》却做了充分及时的报道，转载了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有关社论和文章，并在党内下发了通报、进行了传达。阿国朋友私下对我们说：“领导有指示，关于反映中国国内情况的外国电视节目可以看，但不许评论，更不能同中国人谈论。”

霍查对中国的攻击面之广，就连我驻阿大使及其他人员都不放过，胡说什么中国武官和新华社记者都是“中国间谍”，居然诬蔑中国驻阿大使馆的大部分人都是特务部门派过来的，等等不一而足。至于许多对华友好的人士，那就更没说了，统统“定性”为“中国间谍”，重则被投入监狱，轻则被解职后下放劳动。

对于霍查疯狂反华，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指示说：“大人不见小人怪。”随之，中国对阿采取了“四不”方针，即不过于重视、不予置理、不与之论战、不主动恶化关系，赢得阿国百姓的同情。

（王洪起，新华社高级编辑，前驻地拉那分社兼驻斯科普里分社首席记者）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8年第10期 1984年胡耀邦中苏边境行　作者：张持坚

1984年8月11日中午时分，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悄然出现在了中苏边境的黑龙江边。

这条界江的两边，已然对峙了二十多年。

这里是军事前沿。苏联的炮舰就横陈在江的对岸。胡耀邦乘坐的直升飞机只能降落在离边境城市黑河还有几十公里的一片空地上。驱车一到黑河，顾不上一路颠簸，胡耀邦就匆匆来到黑龙江边。环顾黑河市，眺望一江之隔的苏联边城布拉格维申斯克，想着彼此二十多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冰封”局面，胡耀邦禁不住陷入了沉思：这里应该怎样打破僵局，怎样跟上全国改革开放的步伐？这里的人民应该怎样尽快富起来呢？

作为随行的新华社记者，我注视着总书记的举动和神情。

胡耀邦是从北戴河赶来的。时值盛夏，中央安排在一线工作的同志“半工作，半休息”。可他说“歇不下来”。他无时不在想着他的祖国和人民。警卫人员告诉我，他在北戴河躺在胶皮圈上一边划水，一边唱“我的中国心”。年前，他去了趟深圳，看到改革开放给这座边陲小镇带来的巨大变化，真是满心欢喜。然而，对比一片沉寂的北国边疆，又不免焦虑起来。多少年了，中央领导没有到那一带去过。他决定到那里走走。他深信，改革开放的春风一定能消融黑龙江上那厚厚的冰层！

“突破口”

胡耀邦第一站来到黑河。在中苏边境绵延数千公里的边境线上，黑河和布拉戈维申斯克是唯一两座隔江相望的城市。他选定这里作为“突破口”。

在江边，登上解放军边防某部八连高点观察哨，胡耀邦举起望远镜，仔细望对岸，布拉戈维申斯克高耸的电视发射塔、整齐的街道、新建的十几层的楼房、宽敞而又漂亮的广场，一一尽收眼底。他把望远镜转过来，看了一遍我国的黑河市，陈旧矮小的房子，狭窄的街道，看不到新的建筑。“不行，破破烂烂的，和人家比差远了！”他不由得摸了一把脸，说：“这里搞不好，脸上无光！”

黑河的同志告诉胡耀邦，五六十年代，两座城市的情况差不多，差距是60年代以后拉开的。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政府增加投资，把布拉戈维申斯克当做摆在中国面前的“橱窗”来建设。而我们，一方面是“文革”动乱耽误了，另一方面是担心中苏两国会打仗，总觉得一旦开火，黑河首当其冲，建设好了也没用。就这样，黑河的建设拖下来了。

当天晚上，胡耀邦和黑河地区的领导同志座谈，反复探讨怎样尽快改变黑河这个“窗口”的面貌。一张边境地图铺在地上，胡耀邦拿出眼镜戴上，蹲在地图前，边看边问黑河地区的情况，询问到对面参加过“会唔”的部队的同志布拉戈维申斯克的情况、苏方军队的情况和苏联中下层军官对我们的态度怎么样，等等。

长期的封闭，使这里成为“死胡同”，交通闭塞，信息不畅；然而这里又是“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的第一线”，人们思想紧张，时时要保持警惕，事事要请示上面。经年累月，不仅严重影响经济的发展，也使人们的思想观念趋于拘谨和保守。

胡耀邦边听边思考边发表见解。他明确地说：“中苏之间的仗打不起来。”他要求边境地区的干部群众放下这个包袱，想办法把建设的速度加快一点，“建设好了，仗就更打不起来了！”

他强调，两国人民之间要讲友谊，中下层的工作要放开手脚干，“越做工作，苏联人民就越怀念两国友好的时候，反之，越不做工作，感情上就越淡薄。”他问大家：是解放思想放开手脚做好呢，还是不放开好？大家都说：放开好。

怎样把建设搞得快一些，胡耀邦要求下放权力，不要统，要搞开放政策，聘请专家，发展专业户，开展边境贸易，把群众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

座谈持续到11点多钟。胡耀邦回屋后，灯光又亮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在准备明天在黑河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南有深圳，北有黑河”

第二天，8月12日，天气很好。早晨7点多钟，当地大约二百来名干部，聚集在一间简陋的会议室里。前面放一排桌子，算做主席台。没有配话筒，以防对面苏联能接收到。胡耀邦坐下，从兜里掏出一张纸，上面有几行铅笔字。他微笑地望着大家，一开口说了八个字：“南有深圳，北有黑河。”会场一片寂静。谁也没想到，总书记一上来会把沉寂闭塞的黑河和热火朝天的深圳相提并论。他解释说，“这是我的一个题目。两个地方大体上意义差不多。”

停顿一下，他说：“来到这里，首先向为开拓边疆、保卫边疆尽了力，做出过贡献的同志们问好和致敬！”

接着，他提了个问题：“我国和十二个国家为邻，那么我们的边境上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方针呢？”

环顾了一下会场，胡耀邦说：“守卫在边疆的同志，包括地方的干部、军队和公安的同志，应该明确我国与邻国关系的总的方针，归纳起来主要是四句话，三十二个字。第一句话，争取长期睦邻友好。不要打仗嘛。第二句话，坚决反对任何侵略。假使有人要来侵略我们，我们不怕，坚决斗争到底。第三句话，不要别国一寸土地。第四句话，不给别国一寸土地。”

胡耀邦把思路拉到眼前一江之隔的苏联——

从60年代开始，70年代，80年代，苏联领导者一直反对我们，有个时期好一阵子，但没根本好转。

他搞老子天下第一、搞老大哥，谁都要听他的，其实就是搞大国霸权主义……

当然，六七十年代我们有些对策也不十分妥当，有些事也不该那么做。比如，批评人家的对内政策。粉碎“四人帮”，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改过来了，因为我们讲不准，议论不好，就要犯主观主义和干涉人家内政的错误。

在中苏边境工作的同志，要拿出许多生动的理由来教育干部、群众，中苏之间仗打不起来。和邻国，我们的原则是争取同人家长期友好相处，这也包括苏联。

还有一个问题要区别开来，就是不能把苏联领导人错误的对外政策，同他下面的干部混为一谈，这不是一码事。他下面的干部有跟着错误政策走的，也有不少人怀疑的。上层斗，下层不要斗。人民之间要多讲友谊。

会场静静的，大家听得很认真，也很仔细。多少年来，中苏边境地区的人们盼的就是来自中央的新精神、新声音！

讲了三十二字方针后，胡耀邦设了一问：“边疆的同志怎样创造性地执行好这个方针呢？”

没等下面的同志回答，他“霍”地站了起来，打着手势，说道——

一，把经济搞上去。军队也要协助地方把经济搞上去。黑河地区土地肥美，产粮多，木材多，条件很好。怎样发挥自己的优势，明年怎么办，1990年怎么办，大家想办法，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同心协力干。把经济搞上去，国防、边防也就巩固了，和苏联和平友好的可能性就更增强了。

二，必须把黑河市建设好。近几年你们有成绩，工作辛苦了，我向你们鞠躬。但对黑河市现在的建设，我只能摇头，这是讲实话，讲真话。二十多年来，我们轻视这个地方了。改变这里的面貌，要求你们太急了办不到，但三年不行五年，总要变个面貌，不是一般地变，而是要敢于和对面比。现在深圳人扬眉吐气，没有人往香港跑，而是前些年跑过去的人往回跑。深圳人说：“回来可以，但要写个把检讨。”总之，你们大家想办法，大家出力，军队要出力，地方要出力，国家、中央、省上都要出力。把黑河这个地方搞好了，有国际意义。要办好我们这个“窗口”。

三，对苏联人民、苏联中下层干部，要有正确的态度，要解放思想，大胆工作，要讲友好。人民军队总是主张友好的，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永存的。苏联是列宁的故乡，他们广大干部对中国人民、对中国党是有感情的，正如我们的广大干部、我们的军队、我们的人民对苏联有感情是一样的。要好好地讲清楚，从各方面来改进。对苏联领导人的错误政策我们要抵制，要反对，混进特务来捣乱要坚决查处，但对他们的干部、人民要好好地尊重，欢迎他们来参观，接待好，招待好，介绍好情况。这些工作要放开手来干。我总觉得我们现在不放手，太拘谨。我们的优势，第一是政策对头；第二是轻工业、农业生产比他们好得多。介绍情况嘛，热情欢迎嘛，热情接待嘛。这不会犯什么错误。相反，只会有助于他们了解中国情况，提高他们的辨别能力，究竟中国党的政策是正确的，还是他们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重要。我们现在正发愁嘛，大豆、玉米积压严重，都拿出来嘛。他那里每年缺二三千万吨粮食，肉也缺，水果也缺，西瓜就更不消说了。所以要很快地准备，你们的工作做得好，他们地方干部要求同我们贸易的积极性就高。所以要好好地做工作，大方一些，大胆一些，出不了乱子。他们那边出了什么事，遭了什么灾，什么抢险啦，我们这边要主动过去帮助。总之，中苏友好关系从下面搞起，这要当做一件重大的政治任务来办。

最后，胡耀邦把话题又拉回到开头的八个字，又把黑河和深圳联了起来。他微笑地望着大家，说：“南有深圳，北有黑河，能不能比翼齐飞？”

安静的会场，一下子响起了一片兴奋的议论声。

“五年不行，八年行不行？”胡耀邦大声地问大家，“不要怕困难，把黑河建设好，有可能和南面的深圳媲美！”

他的话音刚落，会场上立刻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这是发自中苏边境地区干部内心深处的掌声啊！

这些长期在中苏边境这一敏感地区工作的干部，思想上是背了一些包袱的。这里是“反修”第一线，不能出事，出点事就是大事，就是通天的……因此，他们处处谨慎，想的就是怎样维护好现状。进入80年代，改革开放使黑河外面的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这里的气氛仍然是沉闷的，甚或是压抑的……

今天总书记给他们带来了清醒的风！

与会干部们的脸上都露出了久违的、爽快而又会心的笑容！

开放搞活兴边富民

这以后的四天里，碰到下雨我们坐火车，天晴就乘直升飞机，昼夜兼程，沿着边境线到了伊春、同江、虎林、密山、绥芬河、牡丹江等县、市。紧靠乌苏里江边的抚远县闹水灾，车辆进不去，就乘直升飞机在空中盘旋了一圈。中苏界湖兴凯湖是冒雨去的。胡耀邦还坐吉普车去了一趟乌苏里江畔的虎头镇。那儿离苏联边境小城伊曼市只有6公里。站在江岸可以看见苏方的建筑和火车的运行。途经地处边境地区的国营农场，胡耀邦和农场的领导同志作了交流。

自从中苏关系恶化以后，中央领导同志很少到这一带来视察工作。这次胡耀邦来考察，受到干部、群众和驻军指战员的热烈欢迎。座谈会上，大家向他反映了不少情况。

绥芬河是中苏边境上又一个重要口岸城市，它和苏联陆路相联。和它相对的是苏联沿海边区的格罗捷阔沃镇，两座城市有两条公路和一条铁路相通，两个火车站相距25公里。

胡耀邦先是登上边防部队某部605高地上的观察哨所，了解边境地区的情况。随后和绥芬河领导座谈。绥芬河市委书记回顾了这座边境小城的兴衰史，得出了边境开放就“活”，发展就快，经济就繁荣的结论。他对胡耀邦说，1922年绥芬河边境开放时，居民达五六万人，店铺有250家之多，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商人来这里做买卖，一度被称为“国际商业都市”。1933年日本侵占绥芬河，实行封边闭关政策，国内外资本和居民纷纷转移，人口下降到两千多人，变成了闭塞的死镇。现在党和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但是，由于受中苏关系这个大背景的影响，绥芬河还没有活起来，没有繁荣起来。

边境的同志还向胡耀邦介绍了中苏边境贸易的历史沿革和现状。算年头的话，中苏两国边境贸易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和黑龙江省接壤的苏联远东地区，远离苏联中心区域，这里森林、矿藏等资源丰富，原材料工业比较发达，但农业和轻纺工业落后，不少日用品和食品供应短缺。而黑龙江省则与之相反，农业和轻纺工业比较发达，短缺的正是对方比较丰富的那些原材料。这就使双方成了十分理想的贸易伙伴。在贸易形式上，主要是简便易行的“以物易物”，即你用这堆东西来换我这堆东西，大家平等互利，互通有无。新中国成立后，这种贸易形式依然保持了下来。1958年5月12日，两国贸易部长换文，达成广泛开展两国边境贸易的协议。随后，两国交通部又达成协议，规定在黑龙江、松花江、额尔古纳河、乌苏里江、兴凯湖上，两国的商船为了贸易和其他商务活动，可以互驶对方水域和港岸。这两个协议的实施，使边境贸易更趋活跃。然而9年后，到了1968年，根据中苏关系恶化的现状，双方销账，边境贸易往来就此中断。

胡耀邦听得很仔细，和大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他赞同“开放就活，封闭就死”的观点，赞同“把政治和生意分开”的观点。他指出，中国和苏联除了两国政府间的贸易外，要大力发展边境民间贸易。边境上成千上万的专业户，都可以搞对苏贸易。他要求绥芬河市的贸易公司主动行动，恢复和对方的边境贸易。他说，现在，我们的蔬菜、水果、饮料等副食品和日用工业品很多，和他们以物易物，换回我们需要的东西。他强调，这件事你们自己定就是了，不要老是向上请示；和海关、边检打个招呼，让他们支持。他说，他最担心的就是有些人把什么都“把得死死的”。他几次提到，我们有些事没办好，就总怪天老爷，其实问题不在天老爷，而在官老爷，省里的官老爷，北京的官老爷。他还说，中央的规定不能太具体，中央只能规定一些大框框，你的工业怎么搞，农业怎么搞，不结合实际可能抓不到点子上去，总之，中央的大框框必须结合你的具体特点，你们要有创造性。他讲到了江苏省长顾秀莲，说她有创造性，敢想敢干，她能干，你们也能干。他算了笔账后说，苏联远东地区三个州有500多万人口，要能做到每年同他做一千万吨的生意就好了，黑龙江的经济就活多了。

为了消除隔阂，营造融洽的气氛，胡耀邦希望边境的同志在同苏方交往中，要表现出大方、热情，多谈家常，多交心，多交朋友，不要板着脸做生意，不要以为只有板着面孔才是坚持原则，也不要直接谈政治，可以在谈生意中带政治。他说，多送点礼品没有关系，犯不了错误。他还指出，做生意要从长远利益出发，讲信誉，不要老想着占便宜。对苏方人员提出到我方人员家做客和邀请我方人员到他们家做客，我们不敢答应的问题，胡耀邦明确表示：有什么不敢答应的，这方面的思想要解放。他说，邓小平访问美国，到基辛格家做客，反映很好嘛。

胡耀邦对军队支持边贸和开展双边友好活动也提出了要求。他在多个场合讲到，边疆要保卫，警惕性要高，这是必须的，但也不要老是怀疑苏方人员一来就是搞情报的。现在双方往来太少，要多交往，要把友好交往的权放开。友谊比任何导弹的威力都大。

一路上，胡耀邦对改革分配制度、推行家庭农场、加强科研工作、发展粮食和木材深加工等，也讲了许多重要意见。

小平在南方画了一个圈，耀邦在北方画了一条线

和随行的黑龙江省委的领导同志一样，听了胡耀邦一系列振聋发聩的讲话，我的心情很激动，也很舒畅，如沐春风。我长期在黑龙江从事新闻工作，知道笼罩在冰冷的中苏关系阴影之下的边境地区，随处可见的是沉闷和贫穷的状况，也了解那里的干部群众思变、求富的迫切心情。我深感胡耀邦讲话的重要，也深感有责任把他的讲话传到北京的高层，以引起更多的中央领导对中苏边境地区改革开放的关注。我写了几篇内参发了出去。没想到，随行的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委婉地批评了我“擅自行事”。事后我想，可能对胡耀邦的讲话有些不同的看法？但我深切地感到，胡耀邦讲出了边境人民的心里话，讲出了边境改革、开放和发展之道，对调动边境地区人民的积极性、改变这里的面貌和改善中苏两国之间的关系，必将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作为随行采访的新华社记者，我应该也必须传播他的讲话精神。

至于公开报道，鉴于当时中苏边境还处在敏感时期，中央办公厅决定，对胡耀邦此行只发简单消息，有关中苏关系和边境开放等内容不公开宣传。8月17日，胡耀邦回到北京。18日，新华社向国内外播发了我写的一条只有一个自然段的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8月10日到16日由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李力安陪同，到黑龙江省嫩江、黑河、伊春、密山、绥芬河、牡丹江等市县进行了视察。视察期间，胡耀邦同志就边防工作、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工作同当地的地方和部队同志进行了座谈。他还到一些边防哨所慰问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共计134个字。虽简短，但依然醒目，因为它来自神秘而又特殊的中苏边境地区。国内外许多报纸都将它刊登在第一版。它引起广泛关注是理所当然的，尤其是邻国苏联。

不久后的一天，中苏两国边防人员会晤。一见面，苏方军官就小声地试探着问：“你们总书记来过了，有什么指示？”

胡耀邦考察结束后，黑龙江边境地区迅速发生变化的情景是可想而知的。受到极大鼓舞的边境地区的干部、群众立即行动起来了。绥芬河、黑河和同江三个口岸，首先邀请毗邻的苏方官员来访。绥芬河还主动送过去500多公斤西瓜，让苏联边区的“邻居”分享中国朋友西瓜丰收的喜悦。黑龙江省中苏友协也把苏联远东三个边区、州的政府领导请到哈尔滨，欢度我们的十一国庆节，安排参观考察，介绍经济建设和生产发展的情况……

一连串的“主动进攻”，使苏联边境地区的干部感到很诧异，“中国边境地区怎么说开放就开放了呢？”他们感受到了中国在变，在积极而又蓬勃地向上；同时，感到自己被动了，意识到长期以来在“苏中对峙”状态下形成的“僵化”的观念不变不行了。和我国边境地区的干部群众一样，他们也同样怀念两边和平往来、贸易上互通有无的美好时代，尤其是看到中国琳琅满目的商品和他们仍然在实行的凭“卡”配给那些有限的物资所形成的巨大反差，他们再也坐不住了，纷纷向上反映中国边境的“最新情况”，要求改变政策，下放权力，和中方多来往，发展友谊，开展边境贸易。苏联上层显然受到了震动，急忙召开会议，改变政策，扭转被动局面。之后，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来到苏中边境一带视察，并在边境城市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发表讲话，提出可以在边境地区和中方合作，设立“联合企业特区”。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两边的步子终于渐渐地协调起来了。苏联《真理报》为此发表题为《在河的那边有伙伴》的长篇报道，形容两（下转第46页）（上接第57页）边的关系是“面团往一块揉”。

黑龙江上沉积了那么多年的厚厚的冰层，就这样轰然间崩塌了！由中方主动而影响苏方，由下层启动而促动上层，由边境开放而推进两国多方面恢复交流，中苏之间冰冷的关系出现了解冻的曙光！

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中苏边境地区的人民迎来了建立新中国之后的第二次解放，这里重又出现了和平、繁荣的景象。

以后，苏联解体。巨大的动荡没有扰乱边境地区平和的氛围。中国和接壤的俄罗斯以及独联体其他国家之间的边境贸易依然健康地发展着，不仅以货易货，其他诸如劳务输出、技术协作、工程承包、旅游和文化体育团组的交换等等，也都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它给边境地区带来了活力，带来了繁荣，带了人民的思想解放，边境地区不再是“死胡同”，而是对外开放的第一线了……

二十多年过去了，现在黑龙江省中俄边境地区已然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回望变迁的轨迹，和当年胡耀邦所构想和期望的一样。他审时度势，顺应潮流，是极富远见的。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时候，人们自然又想起了他当年的考察，想起了他一路上的讲话，想起了他对边境建设寄予的厚望……

“南有深圳，北有黑河，能不能比翼齐飞？”胡耀邦的这句话一直在我的耳边回响。我的脑海里常常会情不自禁地浮现出这样一副图景：邓小平当年为寻找突破口建立经济特区在南方画了一个圈；若干年后胡耀邦为打破中苏关系的僵局，改变中苏边境地区的落后面貌，在北边从黑河、伊春、同江、抚远、虎林、密山到绥芬河画了一条线——两位伟人南北遥相呼应，共舞改革开放的大旗——这是一幅多么宏伟而又壮观的画卷啊！

边疆变了，边境地区的干部群众多么希望胡耀邦再来看看啊！

他来不了了。但我想，他的精、气、神留在了那里，他从没有离开过那里，他关注着那里每一天的变化，当年考察的时候，他肯定预见到改革开放之后的边境地区会有今天的！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8年第10期 一项改革建议的提出和采纳　作者：陈　力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如何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怎样起步？这是面临的首要问题。1980年12月10日我写了篇《试论全民所有制企业实行多种经营管理办法》，因题目长达19个字，其核心内容是按企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高低不同，分类管理，抓大放小，被简称“抓大放小”、“分类管理”，亦被简称为“一个建议”。这份建议被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发改委主任马洪所赞同和采纳。现回忆之，以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

我写这篇文章纯属偶然，因我当时在四川大学经济系给研究生开经典著作课。当课程结束后，经过系办公室，看见系主任在给秘书交代，说因病不能去参加在重庆召开的全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问题讨论会，让秘书去把会议上的论文带回来。我要求道：“您不去，我去行吗？”“只有一个名额，你去就得带篇论文！”当天是1980年12月5日，距离12月15日开会还有10天。我说：“可以！”因为，我的观点已形成，只须查10年的经济数据。于12月10日交稿打印好，却得知会议延期，我随即将论文给了川大学报。谁知，被平时欢迎我的文章的川大学报退回，还特别声明说：“陈老师，此文没看，退给您！”显然是被文中的新观点吓坏了。因在当年，如出了事，除了作者挨整，编辑也受株连。回到家里，被老伴大声斥责：“讲讲课就行了，写什么建议？！前车之鉴还嫌少吗？！……”我只得作罢。但是，事又凑巧，次日，即1980年12月31日，四川省委党校请我给地级计委主任及副主任学习班讲课，当讲到“抓大放小”的建议时，竟然全场鼓掌，高呼“请送党中央！”我被深深地打动了，我的爱国心使我瞒着丈夫，以便有难我一人承担。随手撕张过期日历，起草道：“紫阳总理”，连个“尊敬的”都未加，“我是川大经济系讲师，我国领导人有许多智囊团提出各种不同的建议，供领导人参考。您日理万机，时间少，我利用业余时间，作了些调查，写成此文，仅供参考，但求无过而已，此致敬礼！陈力上1980.12.31”第二天，1981年元旦，我在信封上写上“北京，国务院，赵紫阳总理亲收，川大经济系陈力寄”。用挂号发出后，仍投入忙碌的工作中，忘了此事。因为，在我看来，我尽了一个群众关心国家大事之责，怎么可能奢望总理的回音？！即使被采纳，也是领导走群众路线好，没有必要告诉群众本人。至少我未听说过有国务院总理给群众写亲笔信肯定群众的建议的。谁知到了3月中旬的一天，经济系总支呼我去签收赵紫阳的亲笔回信，用传统的红色封条。“紫阳同志处”“密封”，将信封的两头封上，编号是“北京机要通讯7563”，由内部邮局直接送到川大经济系党总支签收转交，信的全文如下：

陈力同志：

你的论文我已阅过。我认为你提出的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尤其在改革初期阶段，更应该区别不同企业，实行多种经营管理办法。

你的论文，我将批给中央财经小组所属的经济研究中心（负责人薛暮桥同志）进行讨论，讨论的意见可由他们告你。

近两个月，因我出外地两次，加上出国等原因，你的文章看的晚了，至今才给你复信，希谅！

此致

敬礼

赵紫阳三月六日

据总理的秘书任涛对我说：“总理从南斯拉夫回来的当天晚上看了您的论文，很高兴！立即给您写了这封回信。”

在“文革”中被造反派乱批乱斗打成臭老九的同事们，看了总理的信后，确认是他的亲笔（因他当过四川省委书记，很多人认识他的笔迹），并感到欣慰，能用书信方式肯定一个普通臭老九的成果，这是承认“知识产权”啊，表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果然，中央财经小组所属的经济研究中心在北京组织两次讨论。第二次参加的人更多，我在成都接到许多来信，第一封信竟是母校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老系主任、国务院博士点评审组组长宋涛教授。我在读三年制（1952年—1955年）研究生时，他亲自教过我，在分配工作时，他曾打算分配我去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当他得知经济研究中心组织两次讨论的论文作者竟是陈力，作为老师能不高兴吗？！几乎同时收到同窗好友吴树青（后来任北大校长）来信说：“这么多年来不知您到哪里去了！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宋涛老师在我们面前夸您有见地，能研究问题。”苏星（红旗杂志副主编）、肖秧（北京市经委主任）、徐禾（人大经济系老副主任）、胡钧（人大经济系老教授）等均来了赞同信。

1981年4月16日，原定在重庆召开的全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问题讨论会改在成都召开。我正打听能否去旁听，却接到国务院作为特邀代表的电话通知。当我刚进锦江宾馆的大门时，即有人向站在会议大厅门前的任涛同志（紫阳的秘书）说：“这位就是陈力同志！”他吃惊地说：“原来您是女同志！今年三十多岁吧？！”我说：“我今年50岁”。大会一开始，马洪同志在台上问：“陈力同志来了没有？”我起身致意后，他说：“请她作主题发言。”我上台后，马洪小声对我说：“讲20分钟。”我看了一下表，就开讲了，不多不少正好20分钟讲完。大会结束后，马洪立即见我，说：“你的建议，紫阳同志很欣赏，你的工作有何考虑？……”我这人钻研点问题还可以，在人与人关系上不行，竟立即拒绝道：“还是在基层，搞点调查研究方便些。”堵得马洪半天说不出话，停了一下，他问了我的简历。事后，我很恨自己不会说话，肯定得罪了马洪。但是，他宽宏大量，仍邀我同游都江堰，在鱼嘴上，马洪请中国社科院工程所副所长吴家骏给我们照了张相（当时，大家都很穷，我们都没有相机）。现在，令我敬爱的马洪主任已过世，这张相片更珍贵了。

在1981年4月16日成都开会期间，国务院来的同志（恕我忘了他的姓名）在紫阳总理亲民形象的影响下，对我们参加会议的同志均十分热情，竟然主动替我们抄来紫阳总理亲自主持国务院讨论的情况，供我们学习研究，现抄录于下：

关于体制改革问题座谈会的纪录稿

主持人：赵紫阳

参加人：杜星垣、袁宝华、薛暮桥、马洪、廖季立、刘明夫、吕培俭、顾明、刘毅、费开龙、李飞、许纲、田纪云、刘卓甫

时间：1981年3月18日下午3：00—6：10

紫阳：……四川陈力同志写了一篇文章，我看很有道理，我批了至少在目前可以采纳。……陈力同志把企业分成三种类型，一种是固定资产很多，产品单一，不搞扩权、自负盈亏，因为这些企业不能依靠自己扩大再生产，如大庆、川化，不能让他们自己再搞一套石油、化工设备，对这些企业更宜于计划指导，不搞所得税。第二种，是中等企业，要坚持简单再生产，同时还要搞设备更新，可以拥有部分扩大再生产的权力。这部分企业也不能搞自负盈亏。第三，固定资产小，产品复杂，情况变化大，是小企业，可以通过搞自负盈亏解决许多问题。要把扩权试点企业分三种情况。我看在改革的初期，这种办法可以行得通，也能办得好一点。就是说，对不同的企业采取不同的办法，对少数大中型企业实行计划控制，对大量小企业，国家计划不能包罗万象，让他们自负盈亏……从1956年开始，我们就习惯于对大、中、小企业大包大揽那一套，要改变过去的企业试点，转为小企业试点……

经过反复讨论研究，紫阳总理吸收各方意见，最后做出决定，反映在当年11月31日—12月1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付诸实施。紫阳总理很谦虚地说：

“我们设想，根据企业在国计民生中所占地位的不同，根据企业所有制的不同，根据企业产品的重要性和种类、规格的多少不同，可以分别实行不同的管理方法。大体上有四种类型：一是按照国家指令性计划进行生产的。这是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骨干企业或关系国计民生的主要产品，他们的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大部分，但品种不是很多。二是按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的范围内生产的。这是品种繁多的小商品，分散在许多小企业和个体劳动者中生产，不可能也不便于统一计划管理，它们的产值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小部分。在这两大类之间，还有两类产品和企业。一类是大部分按国家计划生产，小部分由企业自行组织生产，这一类基本上接近前一大类，但又有所不同；另一类是大部分由企业按照市场变化组织生产，小部分按照国家计划进行生产，这一类基本上接近后一大类，但也有所不同。这样一种管理体制，既不同于过去我们那种统得过死的体制，更不同于资本主义那样的市场经济。它可以把国家的集中统一领导和企业的积极性结合起来，真正做到管而不死，活而不乱，提高经济效益，按照社会需要组织和发展生产。”

实施到1985年10月，拙文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优秀论文一起，被国家教委编入《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选编》第一辑第74—83页。

五年后的1986年马洪还亲笔写了证明信，肯定我的工作。全文如下：

四川大学经济系负责同志：

一九八○年底你系陈力同志曾写过一篇《试论全民所有制企业实行多种经营管理办法》的文章，提出将全民所有制企业按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低，分为大中小三种类型，区别对待，采取不同的经营管理办法。这篇文章受到赵紫阳总理的重视，曾在几次会议上，当讨论到改革问题，提到过陈力同志的观点，认为她的观点有道理，应当采纳。

一九八一年四月在成都召开的全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问题讨论会期间，我在大会上介绍过陈力同志的观点，和赵紫阳总理对陈力同志文章的重视。

我同样认为，陈力同志当时能够写出那样的文章是很有见地的。

谨此证明。

马洪

一九八六年十月十四日

与此同时，《经济学动态》1986年10期再予肯定：

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诸问题中，可以说所有制的改革是最为艰深的课题。尤其是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改革，这是所有制改革的重点，采取什么思路关系极大。

1981年四川大学的陈力在一份建议中提出，我国全民所有制的各种企业，情况、条件极不相同，采用一刀切的统一的经营管理办法、统一的分配制度，矛盾很多，不利于正确处理国家、企业、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难以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而且也影响宏观经济中积累和消费之间计划比例的实现，影响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因此，他主张对全民所有制企业，划分不同类型，区别对待，实行多种经营管理办法。这就是分类管理的基本思想。

1981年，在我国农村经济改革取得了明显效果，城市改革刚刚起步的时候，陈力的建议是很有建树的，他提出了改革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新思路，这对推动整个改革具有一定的意义。

回顾建国以来前后各30年，我国从票证满天飞到令世界吃惊地和平崛起，除了邓小平拨乱反正的功劳外，在经济上如何正确起步？赵紫阳总理及马洪主任功不可没！至于我，一个微不足道的“臭老九”，写了一篇“没人敢看”更“无处可发表的‘废物’”，只有在紫阳、马洪这样的领导下，才能变“废”为宝！令我非常感激！非常佩服。特如实记录下来，以告慰二位在天之灵，并以此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8年第10期 我要说话　作者：蒋燕燕

妈妈于2008年3月5日晚9点38分在家中去世，享年九十一岁。

在医院里，妈妈因肺部感染呼吸困难被戴上了呼吸机，还用胶布封住了嘴。妈妈在纸上写：“我要说话，快把管子拔下来，来不及了。”她有些字写得摞在一起看不清楚，她又用另一张纸写上“我要说话”。她当时头脑清楚，明白撤掉呼吸机就等于放弃生命。蓉蓉姐姐对妈妈说，拿掉呼吸机，你就要去见马克思了！新新哥哥说，不！是去见爸爸！妈妈瞪大了眼睛，激烈地点头。我们根据妈妈的意愿，请求医生撤掉了呼吸机，但是妈妈没有来得及说话就离开了我们。

妈妈喜欢说话。临终前一天早上，我到医院妈妈见到我第一句话是：“我早晨3点半以后就没睡着觉，一直在瞎想。我想文化界应该有一个领军的人物，比如鲁迅，可以把握文化方向，宣扬民主自由，引领文化起到更大的作用；大学校长是蔡元培，学校充满自由、民主的良好风气，培养独立思考，有创造性的学生……”她边说边气喘，脸皮发烧似的泛着红晕，我马上制止她：“你喘得太厉害，少说点儿话，说这些也没用，不可能实现。”“我知道没用，只是想着好玩儿。你听我说嘛，从小学起就要人人都能上学，从小就受到民主、自由、平等的教育，了解人的基本权利是什么……” 妈妈又在讲演，气喘嘘嘘，同病房的人都静静地听她讲她的梦想，直到医生来查房。

妈妈九十一岁，一点儿也不糊涂，关心时政，喜欢看书，思想活跃，对什么事都有独到的看法。我每周回家，总是要跟我说她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有时阿姨不在，我得干些家务，她就不高兴，说：“坐下来好好跟我说说话，别干活。”她把她看到的有兴趣的文章——无论是报纸上的，杂志上的，书上的，还是朋友送来的，她都做上记号，专门留着给我看；还要议论，发表她的看法。

妈妈喜欢请朋友们到家里来聊天。朋友们来，她总要准备好茶，一些小吃，有好菜时还要留朋友在家里吃饭。这些八九十岁的老人在一起，政治生活，经济文化、天南地北，大道小道，过去现在未来，无所顾及，全聊。妈妈每次都很兴奋，每次又都很疲倦。然后会把听来的各种新闻一一说给我听。

在我眼里，妈妈开明开朗宽容豁达，事事想得开。她虽然生活经历曲折，受过很多苦，但她只记得那些帮助过她的好人和发生过的有趣的事，几乎没听到过她抱怨或诉苦。这使我们对她所经受的苦难知之甚少。妈妈去世后，整理她的东西，看到她在10年前（那年她八十一岁）写的《右派生涯五记》，才多少了解了一些她的右派及文革时期的经历。《右派生涯五记》写得比较简单，有些方面缺少细节，还有些调侃的味道。可能事情过了40年，有些言论、感受、痛苦、屈辱、激烈的情绪、片刻的平静，都已经忘却了，淡化了，不太在意了，只记下了一些事件的过程。遗憾的是我们当时都在上班，没有看到这篇文章，没有跟妈妈详细地谈论过那些事情的细节，深入地了解她在那些非常时期的真实感受。我们更多的是在生活上照顾她，还经常劝她，少谈些主义，多注意身体。

过去我们认为妈妈被划成右派，就是因为说话，言多必失，错就错在一张嘴上。我看了这篇文章，对她有了新的认识。妈妈是个本分，正统，没有城府，对工作认真负责的人。在1957年之前，她是新华社对外部副主任，对外报道的业务工作由她负责。她对自己的工作不满意，感到“心烦意乱”。源出于“在我所做的对外报道上，搞得很糟。糟在宣传多，新闻少，对自己的百姓下诏，对外国读者就不行”；“我部的英、美专家以及友好人士如格林、韩素音都表示过我们的对外报道需要大大改进”；“对外报道大部分稿件是由对内稿改写的，其难处可想而知。我部有个英国专家是个有经验的记者，因此对我们直言批评，对我颇有压力”。（郑德芳《右派生涯五记》）妈妈一心想把工作搞好，但当时对外报道受到很多限制，以苏联宣传为模式，条条框框很多。工作搞得糟，又有压力，所以心烦意乱。

妈妈作为对外部中共八大（1956年9月召开）报道组的一员，报道党的八大，“相当喜欢”。“希望我党从苏共二十大汲取教训，能开民主化的先河，走出一条新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八大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和加强民主、法治建设，认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建设。当时妈妈在会议现场编写稿件，可想工作难度之大，但是“心情舒畅”。

另外在新闻界也有新气象，例如，当年北京电车公司试行职工代表大会，据说是南斯拉夫的工作经验。因是工会工作的新鲜事物，经过电车公司党委同意，对外部派了记者采访。妈妈对这样的新鲜报道“毫不犹豫就签发了”。由于外电转载，引起“上面”的注意，结果受了批评，搞得妈妈“更加心烦意乱”。对这件事情后来又说“不再追究了”。

形势在不断变化。1956年9月召开八大提出双百方针，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到12月份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重点又有所改变，突出反对修正主义。1957年2月毛泽东召开最高国务会议，讲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妈妈听到了传达，印象深刻。“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强调学术、文艺的自由创作和讨论；是非对错由实践来解决，或者待时间来解决，再不会有什么人以绝对真理的界定人自居。这篇讲话不仅是妈妈听了欢欣鼓舞，全国各界人士都认为一个民主光明的时代就要来了。但是，两个月以后，1957年4月份开始整风。

整风，妈妈作为党员不得不说话，也不能不说话，当时她也是反右领导小组成员，要有明确的态度。她不相信通过运动这种形式能改进日常工作。于是就说些“虚”的，“远”的。主要有：一、新闻与宣传不分。新闻为读者服务就要客观，新闻要像新闻，要有新鲜事实，要叙述清楚，有根有据，而且要快；记者要平等待人，切忌居高临下地教训外国读者；扩大报道面，其中应有天灾、事故的报道，这是世界性的，哪个国家都有。二、选人大代表候选人从不与选民见面，不知道他能为选民做什么。三、人权问题：在“三反五反”“肃反”时，没收认为有错误人员的出入证，关在机关里搞逼供信，还打人，是侵犯人权。妈妈大概记得有这三条言论，行为是那件原本说“不再追究”的，签发有关职工代表大会稿件的事。这样既有右派言论又有右派行为，在1958年初被划成右派。

原以为反映问题“远而虚”不会得罪人，提意见也是为了改进工作和改进工作作风，由此划成了右派，妈妈感到奇耻大辱，被“打了一闷棍”，像踩了“地雷”，被炸得面目全非。地位由共产党的中层领导，成为“非人”，还要牵累家人。这下惊吓不小，一时竟难以转过弯来。

反右时，我八九岁，在上小学，住在机关大院里，对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还有印象。宣传中说右派分子是一些要“推翻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磨刀霍霍”要“杀共产党的头”的“妖魔鬼怪”。我不明白一向待人温和工作忙碌的妈妈为什么与他们为伍？妈妈划成右派，我有时会被一起玩的小朋友骂“臭右派的孩子”，感到抬不起头。新新知道有些小孩儿欺侮我，怒不可遏地抄起木棍冲向他们，但又觉得无可奈何，只得放弃冲动。上中学时，和一个要好的同学对“时事”有些与宣传不一样的看法，又由于好奇我们偷偷去了教堂，就在学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被当做“问题学生”。班主任老师说我，“你是不是像你妈呀？”意思是满脑袋右派思想，使我惊讶和紧张。

多年以后，妈妈的老同事告诉我们，说妈妈是个敢讲真话的人。后来看了许多有关右派的文章，知道他们就是因为讲了真话，才被打成右派。

妈妈划成右派后，送去劳动改造。妈妈从来没有从事过体力劳动，刚开始劳动肯定是吃了不少苦。1958年下半年开始修建十三陵水库，这是一个完全用人力修建的水库。妈妈是修建水库的十几万人之一，不过她是被改造对象，待遇不同。劳动主要是挑沙石，每天要挑着担子走四五十里，加上从住处到工地来回路上的十六里，“累得够呛”。碰上掌锹人知道他们是右派分子，要表现自己的立场，妈妈的担子还要加码。她从来不说在劳改时受的苦，常说在柏各庄劳改农场能吃到小站米，生活还可以。三年困难时期，妈妈从劳改的地方回家，人又黑又瘦，还浮肿，为此补发了黄豆。受苦的事她从来不说。

新新提起1962年他即将初中毕业，妈妈到育才学校参加家长会，他说：在众多家长中，妈妈是那样扎眼，衣着简朴，面孔黝黑，头发灰白。我觉得自己特别难堪，因为妈妈是从劳改农场回来的。可是没有想到，同学的家长里面有跟妈妈认识的，见了妈妈又搂又抱，嘘寒问暖，很是亲热，根本不在乎她现在的身份。我很惊讶。之后我们的班主任老师还跟我说，你妈妈真是个好人，还很有水平呢。我听了非常感动，也为自己对妈妈的态度感到愧疚。

妈妈由“说”戴上了右派帽子，一戴就是20年。尽管在1962年妈妈已经摘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但社会上还称他们为“摘帽右派”，除了不再劳动改造，所有的处分还都背着，没有实质性的改变。戴着这顶帽子，随时都有被批被整的可能。更可怕的是文化大革命，看到别人被批斗，受皮肉苦，一向达观的妈妈，也不免害怕，紧张。文革又使妈妈从“黑五类”（地富反坏右）中的“右”变成了“现行反革命”。

1966年是最疯狂的“红色暴力”年。那一年，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被一群女生打死。卞仲耘是妈妈的老朋友，她们在延安时就认识。随之北京市1700多位中小学校的老师校长被他们的学生打死。1967年是全国大规模打派仗的武斗年。妈妈在行动上受到限制，“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尽管派性斗争很严重，但她没参与，也勉强过去了。1968年，妈妈被她的小学同学出卖了。从心里，我并不恨那位阿姨，她原本就是一个胆子很小的知识分子，根本承受不了“红色恐怖”带来的威胁。怪只怪妈妈因“说”得祸。妈妈划成右派后，有些老朋友就不再来往，新交的多半是右派朋友，在文革这样的非常时期是不能随便来往的，所以心里有话就和这位既不左也不右的朋友说了。那个时代，没有“出卖”这个词，只有“对组织老老实实坦白交代”；人们道德缺失，几乎没有朋友，不敢交朋友，甚至有可能被自己最亲的爱人、家人“出卖”。

妈妈不知道被人“揭发”后如何“蒙混”过关，也记不起跟别人到底说了些什么。她带着忧思，怀着满腔的积怨，不计后果，彻底坦白了她想说的话。妈妈说“文化大革命没有文化只有武化”，说了对当时敏感人物——江青、陈伯达、康生、林彪、毛泽东……的看法。

妈妈成了“现行反革命”。她说自己是幸运的，没有触及皮肉。因为军代表说，妈妈的言论极度“反动”，不能在批判时进行扩散，所以不开批判会。妈妈戴着“现行反革命”帽子，去了河南明港干校。我们后来跟妈妈谈起这个事情，还是有点不解，为什么那个军代表没有把她送上批判台，妈妈说，“那个人也许是个好人，有点儿水平。总之我没有受罪。”

因为反革命的身份，妈妈和我们子女没有任何联系。在我插队期间从1968年到1973年，从来没给妈妈写过信，甚至都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弟弟东东在插队时给妈妈写过一封信，寄到新华社外训班。信转到爸爸手里，姐姐给他回信说不要再跟妈妈联系了，没有说明原因。妈妈一个人在干校，唯一的联系就是外婆。妈妈的文章中对干校生活写得很简单：“不能回北京”；和一些“思想有问题”的学生在一起劳动，“劳动不比修十三陵水库更累”；“从不参加任何会议”；“我未被批斗，因为任何一点交代都会成为扩散‘反动’言论”。

妈妈不大记得那些痛苦的事，只记得那些好事和那些帮助过她的人。妈妈曾跟我说，在干校她干不了重活，就派她看田，有些农家的小孩儿到田里捉鱼摸虾，她就送给他们一些空罐头盒，小孩子们帮她干农活。林彪1971年“九·一三”摔死在温都尔汗，是一位和妈妈素昧平生的青年教师告诉她的，“有一天休假，她约我去镇上，路上她告诉我这一爆炸性新闻。她还告诉我北京已经在卖四大古典名著，说她一直在读《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法文本，我说我也在读英文版的《莎士比亚全集》。我们在镇上小馆里吃了炒猪肝。我们的交往仅此一次，以后也不敢再来往，现在我仍很想念她。” 妈妈和那些有问题的学生 “结成了忘年交”，直到“文革”结束，至今仍有来往；离开茶淀农场那天，“下着雨，我的小友们为我推车把大箱子送上大轿车，还为我占了座位。我想有朋友真好，似乎五七战士就没有这样的友情。”

父亲去世后，我们兄弟姐妹对妈妈更加孝顺，经常去看望她，而且顺从她的意愿。现在回想起来，在妈妈最困难最需要我们安慰和支持的时候，我们几乎和她断绝了联系，没有给她更多的关爱，甚至不去了解和理解她，不知那些艰难的岁月她是怎么熬过来的。妈妈从来没有过一句怨言，从来不提我们离她远去。她最大的担心是牵累爸爸和我们。“文革”期间，姐姐回家看望父母，要一起拍照留念，爸爸和妈妈都表示拒绝。

“文革”结束了，右派改正了。人们期待着一个真正平等、民主、自由的社会到来。妈妈从新华社调到《中国日报》，姐姐至今清楚地记得近七十岁的她，为了捡起那荒废的业务，半夜里仍在拼命工作。

在胡耀邦的领导下，乘改革开放的东风，妈妈在《中国日报》痛痛快快地工作了五年，这五年是她最满意最开心最符合她的意愿的。她说他们那时是“右派办报”。报社的领导大多是“改正右派”。他们不再把宣传当做“新闻”，不再把国内的消息翻译成英文，而是让所有的记者自己采访，自己用英文直接写作，而且是用外国人看得懂的英文写作，没有禁忌，没有说教。这样就大大提高了《中国日报》在国内外的影响，同时也大大宣传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让更多的外国人了解中国。可惜年龄使她没有干得更多。

这几年与妈妈的接触多了，对妈妈的经历有了较多的了解。我的外公是个自由职业者，是擦笔画第一人，画月份牌和广告画，当时在民间颇有名气。外公思想开通，有个性，虽然是靠画画维持生活，但也 “不为五斗米折腰”；既不趋附权贵，也不为钱作假。家庭氛围比较自由，又宠爱妈妈。因为外公的身份和收入，使得妈妈从小学到高中毕业一直在上海最好的教会学校中西女中上学，受到西方教育。中西女中是富家子女的学校，她说从这个学校出来的学生，后来参加革命的寥寥。高中毕业后，当时家境不太好，妈妈就在学校任职员，准备自己挣钱上大学。在学校的图书馆看了一些进步书籍和有关苏联的书，因为想更多地了解苏联去学习俄语。在此期间认识了爸爸和一些进步人士，受到共产党的影响。为了抗日，为了向往苏联的美好，向往国家的民主自由，抛弃了上海的生活，与爸爸一同从南京转到西安，又从西安徒步走到延安，在1937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这一天，到了延安，参加了革命。

妈妈在成为“摘帽右派”劳改结束后，调回新华社外训班教英文。这期间，妈妈看了一些反对极权主义的“内部”书，对她有极深的影响，“使我对‘异端’改变了态度，不必怕之如触电。一则是所谓见怪不怪，其怪自败。二则是不接触‘异端’就不免闭目塞听。封闭得久了，就会夜郎自大起来，肯定落后挨打”，“好在现在我们已经走出了封闭”，“走向了原本以为应该是千疮百孔的‘垂死世界’，却发现它原来是多元的世界，既不全好，也非全坏。而且在我们忙于运动群众，干了罄竹难书的恶事、蠢事之时，外面的世界却有了飞速的发展。”

人，可能最难改变的是思想。思想与生俱来，与性格、遗传、本质有关，又在所处的环境、社会、教育、群体中逐渐固化，形成明确的带有个性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怎么可能通过简单劳作或在统一的洗脑下改变呢？就像人类不能改造动物的本能，不能征服大自然，不能制造一个同样的太阳，也不能使千百万人只有一个思想。

妈妈有一次跟我聊天，说她这辈子有几件事情值得庆幸，我把她的话记了下来：

我庆幸

1. 我庆幸生在上海。因为上海是以鲁迅为首的左翼文化人的集中地。

2. 我庆幸在上海中西女中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3. 我庆幸在上海遇到了我的丈夫蒋齐生，一个勤奋而有才能的进步青年。（注：蒋齐生1997年去世，享年八十岁。新华社摄影部新闻摄影理论研究员，离休后为创建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尽心尽力，对中国新闻摄影理论颇有建树）

4. 我庆幸在延安参加了共产党。那是一个积极抗日，为争取建立独立、民主、自由、富强国家而奋斗的政党。

5. 我庆幸在一九五七年当了右派，没有资格参加大炼钢铁，没有资格参与大跃进的过激过火的破坏行为。

6. 我庆幸在文革期间我已是“死老虎”，不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还可以全身而退。

7. 我庆幸文革结束后，到中国日报社痛痛快快地干了五年，直至离休。那个时期胡耀邦是总书记。

8. 我庆幸离休后，跟着蒋齐生到全国各地，看到他为事业而奋斗,并得到众多的有识之士的支持和认可。看到当时新闻摄影事业的发展。

9. 我庆幸从“八九风波”之后，对中国风雨苍茫的几十年有所警悟和关注。从此关注时政，主张民主自由，在九十岁时成为彻底的民主主义者。

妈妈走了，带着她不屈的自由的灵魂，到了可以自由地思想，自由地说话，自由地做事，无所顾及的地方去了；那里有她想要的一切：没有专制、没有空谈，真正的民主自由独立平等。那个地方在哪儿？就在大海的前方，太阳从那里升起，给地球给人类给所有的物种带来光明。人们与黑暗斗争，与狂风暴雨搏击，用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的时间去努力去寻找去拼搏去奋斗，一直朝着那个方向前进，那个看得见走不到又充满希望的地方——地平线。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8年第10期 回忆父亲胡耀邦对我的教诲　作者：胡德平

我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1983年9月，给我授过课的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先生送给我他的一本新著——《岳飞传》。他对历史编撰的两种倾向有一评论：官史偏于溢恶，家史偏于溢美。此话用在岳飞身上十分公正。它的普遍意义，则提醒人们书写历史一定要真实客观。

陈模同志为先父胡耀邦写的专著，用了七年时间。他是团中央的老同志，最后在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位置上退休。他执意反映父亲生平的拳拳之心和笔耕不辍的辛勤劳动，让我感动不已。他嘱我写点感想，我就试试吧。请读者随时指出我的溢美不实之处。

1971年9月29日，远在河南潢川团中央干校劳动的父亲给我回了一封信，信中谈了很多问题，其中重点谈了我国的农业问题。他先从不久前《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对遵化县机械化的报道谈起，接着娓娓谈到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历史，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的苏联农业，最后他讲述了他对我国农业今后发展的设想：

（一）要依靠两个积极性……

（二）实行社县自办中小型工业……

（三）全面规划，逐步施行……

（四）国家工业进一步面向农业，为农业提供大量廉价的技术力量……

如果一个全面的农业技术改造计划实现了，那真是农村一切面貌都大大变样了，什么耕地不够，什么低产作物，什么穿、吃、用困难，什么各种灾害，什么就业门路不够，什么农业劳动太苦太累，什么政治教育、文化教育，医疗已些（注：原文如此）难以开展一系列问题，都会起根本的变化。

当时父亲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共党员，一名“五七”战士，即便如此，他仍是一个“特殊人物”。在干校，他作为五级高干三百多元的工资已如数照发。一位朴实的农民，特意从几十里外的家中跑来看他，想看看一个月薪三百多元的干部，究竟是个什么样；拿这么多的工资，为何还要干农活；他究竟和常人有何不同？这时他虽然已不能发号召，作指示，也无一群人围着他，对他的讲话作记录，但他仍在信中对我们这代青年人提出他的鼓励、希望和要求：

这的确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艰巨而伟大的工程，你们这些青年人能不动心吗？！

以我当时的觉悟，实在达不到父亲的要求。那时，轰轰烈烈政治运动的后面就是无数家庭凄惨悲痛的灾难，公开场合下的表态、强作欢颜的背后就是一幅愁眉不展的哭脸，谁还会想到农业，农业的机械化，更不要说什么耕地够不够，就业门路了。这是当时中国的一种现实。还有一种情况，随着文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没完没了地继续，人们开始怀疑了，厌烦了！嬉笑怒骂情绪下的调侃话语悄悄出现了，当时虽不敢对文革公开指责怒骂，但嬉笑怒骂自己的生活现况总可以吧；互相开玩笑，在对方身上取乐子总管不着吧？父亲就给我讲过，在干校只要谁出一个偏离正轨的歪点子，谁说一句不明显犯忌的俏皮话，就有人学着《地道战》中的汉奸汤司令，把大拇指一翘，脑袋一晃，说声“高！实在是高！”引出周围一片哄笑，但父亲从来不笑，总显得非常特别，和随波逐流的潮流格格不入。父亲理解同情干校中人们的心情和情绪的发泄，同时他也深感痛心和悲哀，难道这就是文革前团中央机关干部追求的趣味和形象吗？

父亲写信的刹那，似乎想到以上两种情况，他关心他的四个孩子和他们的妈妈这时在想些什么，生活怎样？母亲的坚强他十分清楚且自信，父亲一直认为母亲的经历太简单了，“她能有什么问题？”倒是对孩子们能否接受他的思想有不少担心。他写道：

我长篇大论同你谈这个问题，你可能大吃一惊。因为他同你现在的工作岗位，地位风马牛不相及。我不这么想。一个青年如果只埋头自己的业务那就太可悲了。应该把踏实的日常工作和广阔的政治视野结合起来，把自己细小的贡献和国家伟大前程连结起来。古今中外，多少革命家、发明家、科学家对社会有较大的贡献，不大多数都是在三十岁左右的时候，就善于开动机器吗？

当时我虽然惊叹赞美父亲“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也不相信今日的中国会永远是这个“德性”，但归根到底，还是离父亲的要求太远太远了。父亲所以给我回信，是因为我先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虽然也写了些自己的豪言壮语，独特想法，想以儿子的身份感染他，但最终还是想给他传递一些小道消息——“谁不能用了，谁只能做一般工作了”。父亲的回信对此非常不以为然，并且正色告诉我，对此类事，“值不得多大高兴，更不应该津津乐道。”

他对农业的考察和思考，六年以后为迎接、推动我国农村改革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这年的深秋，他从河南干校回到北京富强胡同6号的家中。我们事先已得到消息，后门的门铃一响，外婆和我兴冲冲、急匆匆地奔向门口，打开小门。父亲和随行的一位同志站在门外。我记得太清楚了，父亲理了一个平头，脸色微黑，他离开军队已经很久很久，似乎有意学着军人坐立行走的模样，站得很正、很直。“爸爸……”心头一热，我不由自主地叫了一声。他看了我一眼，很快转头面向外婆，晃了晃肩膀，仿佛事先有准备似的，他一板一眼地说道：“外婆！我回来了！”父亲一段跨越五个年头的家居生活就此开始。

（此文为陈模著《胡耀邦传》一书的前言）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8年第10期 “万岁”故事　作者：雷　颐

在乍暖还寒的上世纪70年代末，那在全国上下早已响彻云霄，终在“文革”十年达到狂热顶点的“万岁万岁万万岁”虽正缓息，但余音未尽，“声”犹在耳，此时历史学家王春瑜先生在《历史研究》1979年第9期发表了《“万岁”考》一文，对“万岁”一词追根溯源。此文虽引经据典，却毫无所谓“方巾气”，所指紧扣现实，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这篇文章不长，却是功力、学识与才情皆具的佳作，而作者的胆识和勇气则更令人钦佩。当然，不是“过来人”恐怕很难想像当年发表这篇短文所冒风险之巨，大概也很难理解为何如此一篇短文彼时竟能引起那样的“轰动效应”。

“万岁”是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据王先生考证，在汉武帝之前“万岁”字眼虽也常从帝王和臣民的口中出现，却不是帝王的专称。是汉武帝巡幸嵩山和芝罘山时，制造了“山呼万岁”的神话，“万岁”始成封建帝王的专称。不过，皇帝“称万岁之制”及相应的“大不敬律”却不载历代律法条文，是用不成文法固定下来的。“而无数历史事实证明，不成文法比成文法更厉害百倍”，偶有“大不敬者”，自是“严惩不贷”。百姓当然深晓此中利害，“甚至供上一块‘当今皇上万岁万万岁’的牌位，以表示自己对皇帝的所谓耿耿忠心，就是明证”。

一

及至辛亥军兴，共和肇建，“万岁倒地”。

1947年，著名作家张爱玲创作了电影剧本《太太万岁》，文华影业公司将其拍成电影上映。这部讲述小市民生活的喜剧，初映即大获成功，赢得了票房的肯定。小市民男男女女的庸俗生活，竟然也可冠以“万岁”，“万岁”已失去其“神圣性”。

不过，喊了两千年的“万岁”毕竟传统悠久，影响仍大，并不会轻易绝迹，所以数十年后才又复燃。当然，形式并不完全一样。此即“新儒家”所谓“传统的现代性转换”欤？这种“转换”是如何发生的？又带来何种后果？在在均令人反复琢磨。

曾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兼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李雪峰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管、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主办的《百年潮》1998年第4期回忆说，1966年4月“第二杭州会议”（亦称“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彭真受到点名批判。会后，由他与宋任穷将彭“押送”回京。不久，中共中央就正式通知由他接替彭真的工作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主持北京市工作。在5月11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彭真已经知道是我接他的工作，他交代我去后应注意的事。他站在那里俯身对我说：‘你去了之后……’刚开始讲，听见有人在后面拿着什么材料念。彭真一听就火了，态度激昂，回过身朝着后面大声说：‘谁是第一个喊叫万岁的！’证明历史上是他先喊主席万岁的。”尽管是他第一个喊“万岁”，但此时无济于事，终未能摆脱首批被打倒、惨遭十年残酷迫害的命运。

不知彭真这第一声“万岁”是何时、何地，在何种情况下喊出的，他很可能不会想到以后可能产生的种种后果；这“第一声”为何能迅速传播开去，引起强烈共鸣，不仅持续数十年之久，而且“愈演愈烈”，达到全民必喊，甚至一天数次的程度，否则就是“忠不忠”的态度、立场问题，直接关系到身家性命；而且，如此重要之事却也是“不成文法”，且比许多“成文法”更加“厉害”……这些都是值得认真研究、思考的问题。看来彭真后来深知此中利害，所以在遭到陷害的最后时刻，只能以历史上是他最先喊“万岁”来辩诬，表明自己的忠诚，证明自己的无辜。

被拿来为“文革”祭旗的老共产党员邓拓，1966年5月17日夜以死解脱之前，在给“组织”的遗书中写道：“我对待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和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心甘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一场大革命中经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都发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但是，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当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再一次高呼：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邓拓全集》第五卷，花城出版社2002年版）

1968年年末，中央专案组之“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逼迫“文革”一开始就被批判、打倒的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副校长翦伯赞交代所谓刘少奇勾结国民党CC派特务“阴谋消灭苏区、消灭红军的反革命勾当”。因为翦在1936年曾参与国共两党“南京和谈工作”，而指导共产党方面和谈代表的，就是时任中共华北局书记刘少奇。“打倒刘少奇”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动机之一，只要按“专案组”的要求“交待”，翦就能“立功”、获得“解放”。翦氏知道，“专案组”所要“证明”的完全不是事实，只是为打倒刘少奇罗织“罪证”。他当然忠于“伟大领袖”，但另一方面，他又具有一位真正的历史学家所应有的良知。这样，必然陷入“忠于领袖”与“忠于事实”的矛盾痛苦之中。最终，他与夫人一同服药，双双自尽而亡。人们在他的右上衣袋中，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实在交不出来，走了这条绝路。我走这条绝路，杜师傅完全不知道。”杜师傅是位照顾翦先生生活的退休工人。在翦先生的左上衣袋中，发现了另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翦伯赞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历史证明，彭真的这第一声“万岁”的意义实在非同小可，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内“政治文化”的某种变化抑或某种新型“政治文化”的产生。此后，“万岁”在不短的时间内曾是“全党”“全军”乃至“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个中原因，肯定非常复杂深刻。若对此做一番认真细致的考证爬梳，搞清其来龙去脉，并从党史、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学、社会心理学等方方面面加以研究，定会取得引人入胜、意义深远的成果。

期盼着读到有关专家们的《新“万岁”考》或《“万岁”新考》。

二

对独具“中国特色”的“万岁文化”，一些外国人确实无法理解，因此险些闹出后果严重的“笑话”。

周恩来会见外宾时，中联部工作人员齐锡玉先生曾当过几次翻译。据齐锡玉先生在《中共党史资料》第81期《为周总理作翻译的点滴回忆》一文中写道，1952年5月1日，中华全国总工会邀请各国工会代表团参加五一节观礼，并列席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齐锡玉负责接待澳大利亚工会代表团，其中有位比尔·加德纳先生，是煤矿工会代表。在大会闭幕那天，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集体接见全体代表和外国工会代表团。当中央领导出现在主席台上的时候，掌声和“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成一片。这时，毛泽东离开中央其他领导人向前走了一步，向人群挥手致意，“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更加震耳欲聋。

这时，加德纳不解地向齐锡玉问道：“为什么只喊毛主席万岁，不喊周恩来万岁？”对此提问，齐锡玉心里暗自怪他“怎么会提出这样没有常识的问题呢？”但碍于领导指示，于是耐心向他解释说中国的制度不同于澳大利亚，总理不是第一把手，主席才是全国的领袖……不想加德纳却不客气地打断齐锡玉说：“这些我知道，我的经历你却不知道。”原来在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时，澳大利亚工会发动罢工声援中国，抗议澳大利亚政府卖生铁给日本，加德纳积极参加了这次罢工。他说，之所以参加罢工，是因为当时看了一部新闻片，里面有很多反映日本侵略军暴行，让人毛骨悚然的镜头。而这部新闻片最后是周恩来答记者问，“周恩来的镜头很短，但是他的眼神和声音却充分表达了他的义愤和决心。从那时起，周恩来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中国人民反侵略的象征！”

会见结束时，外宾分成三队同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握手告别。加德纳在同周恩来握手时用英语说：“向你致敬。”周恩来直接用英语回答：“谢谢你。”但谁也没想到，紧接着加德纳竟用英语喊出“周恩来万岁！”的口号。周恩来立即摆手示意，不让齐锡玉翻译。

的确，加德纳很可能以为“万岁”“longlife”只是向自己敬重的人表示一种美好的祝福、愿望，所以他很“不常识”地不顾“常识”，一定要喊“周恩来万岁”，表达自己的心愿。他不知道“万岁”在中国政治文化中代表至高无上的神圣性和权威意义，不知道错用“万岁”有可能引起何等严重的后果。

三

彭真的罪名之一是包庇长期担任北京市副市长的明史专家吴晗。其实，1965年秋发动的对吴晗的猛烈批判，其锋芒的真正所指可谓“意在彭公”。正是对吴晗的批判，揭开了历时十年的巨大灾难的序幕，因此，吴晗又先彭氏几个月成为这场大灾难的最先受害者。

与“久经考验”的“老一辈革命家”彭真不同，吴晗是“学者从政”。他的学术才华曾深受胡适的赏识，从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即留校任教，埋首故纸堆，过着典型的学者生活。40年代中期，时在“西南联大”的吴晗由于种种原因突然左倾，走上激烈革命之途，参加民盟，并任中委。此后他直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事统战工作，冒着危险在学者间奔走串联，鼓动、支持学运，不遗余力，颇有成效。1948年10月，他为躲避国民党的逮捕进入“解放区”。“解放区”的许多事物都使他感到新鲜、激动，但以前数十年所受的教育和经历使他对某些事情，如喊“万岁”之类却感到难以理解，很不习惯。但只经过几个月的时间，前此数十年的教育就迅速被当成“包袱”扔掉（其速度之快令人惊讶），他对这些事物就完全理解、适应、习惯，并对以前的不理解、不习惯深感愧疚。在一篇“自传”中，他对这一过程有较为细致的描述。

吴晗的这篇自传大约写于1956年，当时47岁的他担任北京市副市长、民盟中央常委兼北京市主任委员、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学部委员、全国青联秘书长等多项职务，正是春风得意之时，这篇“自传”也写得非常自然、坦诚。谈到自己思想、感情的转变时他写道：“在蒋介石统治区生活的日子里，对蒋介石的以党治国，独裁专政，万岁百岁，极端厌恶，听了恶心。初到解放区，听到专政，拥护共产党，毛主席万岁，很不习惯，心里以为好是好，何必搞这套形式……其实是我当时还没有和解放了的人民感情完全在一起，还没有体会到解放了的人民的真实感情。一句话，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感情，而不是解放了的劳动人民的感情。但是，这种错觉很快就纠正了。经过学习，我用自己眼见的亲身的感受，纠正了自己的错误。不多日子以后，我从心坎里喊出毛主席万岁了，衷心拥护人民民主专政了……”（《吴晗自传书信文集》，苏双碧主编，中国人事出版社1993年版）他的转变无疑是真诚自然、发自内心的，以后确是一心一意，指向哪里，就走向哪里，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路跟着走，一边扔包袱”（同上）。一些年后，当他辗转听说毛主席在某次谈话中说要发扬“海瑞精神”，便积极主动发挥自己“明史专家”的专长，急忙赶写了《海瑞骂皇帝》和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响应号召。他万万不会想到，这在几年后反成为他“反对毛主席”的“罪证”！

吴晗的这种激情，这种真诚，决非少数，当时绝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满怀激情与真诚高呼“万岁”的。季羡林先生回忆说，建国之初“我一下子像是变了一个人。觉得一切的一切都是美好的，都是善良的。我觉得天特别蓝，草特别绿，花特别红，山特别青，全中国仿佛开遍了美丽的玫瑰花，中华民族前途光芒万丈，我自己仿佛又年轻了10岁，简直变成了一个大孩子。开会时，游行时，喊口号，呼‘万岁’，我的声音不低于任何人，我的激情不下于任何人。”他对自己此前没有参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夺取政权的斗争充满耻辱感，甚至，一种深深的负罪感。他自责自己为“摘桃派”，“当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时候，我却躲在万里之外的异邦，在追求自己的名山事业。天下可耻事宁有过于此者乎？我觉得无比地羞耻……”（季羡林：《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下〉，《东方》2001年第2、3期合刊）而曾经“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浴血奋战”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则更是自豪、真诚地高呼“万岁”。参加了共产党夺取政权斗争的老共产党员李慎之先生在《风雨苍黄五十年》中写道，1949年10月1日，他在天安门广场的西观礼台上参加了开国大典。此时此刻此情此景，回想起夺权道路的艰难曲折、血雨腥风，他不禁百感交集，其兴奋激动之情难以用语言表达，大有“万感填胸艰一字”之叹。然而：当大学生们“涌向金水桥、向城楼上高呼‘毛主席万岁’时，我心中的上述感受达到了顶点。以前我曾长期不能理解‘毛主席万岁’这样的口号，但在此时似乎已理解了、接受了，而且自己也想跟着喊了。”

吴、季均毕业于美国人创办的清华大学，季先生还长期留学德国；李曾在教会学校燕京大学和圣约翰大学学习，他们都曾如此彻底地转变观念、发自肺腑地喊“万岁”，遑论他人！

这种孩子般的透明、单纯、纯净，憧憬着一个同样透明、单纯、纯净的未来。然而，正因为所有人都如孩子般的透明、单纯、纯净，丧失了对“万岁”的权力警惕，未来才会是那样地不透明、不单纯、不纯净。

四

十年浩劫，彭真备受迫害，终于在“文革”后平反复出，走上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这一重要岗位。

一位曾经在全国人大工作过的工作人员回忆说，他曾多次参加彭真委员长主持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等会议。“彭真在每一次讲话的开场白都要郑重其事地翻开《宪法》，抑扬顿挫地宣读第57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那铿锵的声音，试图给与会者以法律至高无上的信念和信心，然后才开始他的各种切中时弊的宏论。”“每次开会，彭真总是不厌其烦地重复这个单调的动作，犹如十年‘文革’期间，人们习惯在开会时先翻开《毛主席语录》读一段，然后再谈其他。”（《炎黄春秋》2006年第11期）

在“文革”中受尽磨难的彭真在1979年6月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被补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并兼任新成立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年已七十有七的彭真夜以继日地致力于立法，三个多月就主持制定了1949年以来的第一部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七部重要法律，结束了一个“泱泱大国”成立三十年竟然没有刑法的历史。1980年，他任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并担任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持宪法修改工作。在1983年6月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他领导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宪法、国家机构、民事、刑事、诉讼程序、经济、涉外等方面的基本的重要法律，为我国的法治建设奠定了基础。

所以，彭真曾对人感叹：“解放前，我在国民党监狱坐了6年牢；解放后，我在自己人的监狱里坐了9年半牢。这是我们党不重视法治的报应啊！”正是这种刻骨铭心的痛苦经历，使他对法治格外重视，对宪法格外重视。他的亲身经验说明，当年“喊万岁”并未能使他的基本权利得到保护，依然使他身陷囹圄；只有真正重视、遵守宪法，包括像他这样的国家领导人在内的所有公民的基本权利才有可靠保障。从彭真强调自己“喊万岁”到每次讲话的“开场白”都认认真真“读宪法”，确是中国政治生活、政治观念、政治文化发生巨大变化的象征之一。

事实说明，当年加德纳的“没有常识”恰恰更符合当代文明的“常识”、“常理”；而我们习以为常的“万岁”，才真正违背了文明发展的“常识”“常理”。正因为违背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常识、常理，才会发生“文革”那样巨大的浩劫。或许，悲剧在当年第一声“万岁”和从“不习惯”到“习惯”的真诚转变中便已铸就。当然，这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而是一个时代、社会的悲剧。因为这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声音”，而是具有极大代表性，确确实实曾经是千百万人的“心声”，是“时代的最强音”，但惟其如此，悲剧、冤狱便更难避免。因为一旦全社会自觉自愿地尊奉一人为“万岁”，“万岁”的权力便不受任何监督与制约。权力一旦摆脱监督与限制，必然造成巨大的灾难，绝无例外。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8年第10期 “布拉格之春”四十周年祭（上篇）　作者：赵启强

一

1968年8月20日晚11时，距捷克首都布拉格市中心仅6公里的鲁津机场，值班人员突然接收到一架刚刚飞临的苏联民航客机发出的信号：由于机器故障，要求允许紧急降落。机场人员准许了这一要求。

客机安全降落后，直接开到机场指挥塔附近。值班人员惊讶地发现，从飞机上下来的不是被事故吓坏了的旅客，而是几十名挥动着手枪的突击队员。

机场指挥塔被占领了。仅过了几分钟，装载着坦克的苏联安东诺夫式巨型运输机群的第一架，在突击队员的指挥下降落了。

这支空降坦克部队，在苏联驻捷大使馆小车的引导下，以35英里的最高时速冲进了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包围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驻地党中央大厦。

此时，已临近午夜，捷共中央主席团正在开会。占领军冲进捷共党中央大厦，扣押了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捷共第一书记亚·杜布切克，国民议会主席斯姆尔科夫斯基；政府总理切尔尼克也在政府所在地被捕。

8月21日早晨，当布拉格人走向街头时，这个城市已经掌握在外国军队手里。这种情况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也同样发生，捷克斯洛伐克在没有任何反抗的情况下被全面占领了。

占领军是由苏联国防部副部长、陆军司令巴甫洛夫斯基将军指挥的华约部队的24个师。它由5个国家的部队组成——16个苏联师，3个波兰师，两个东德师，两个匈牙利师，一个保加利亚师。

全世界的焦点都投向了捷克斯洛伐克，并得知苏联军队是为“布拉格之春”而来；于是，全世界都在追问，什么是“布拉格之春”？捷克斯洛伐克人在1968年春天到底干了什么？

二

在东欧，几乎每一次动乱都是在斯大林式的统治松动时发生的：1953年斯大林去世，有了东德的造反；1956年，斯大林被赫鲁晓夫批判，则有了波兰和匈牙利的动乱。这很说明问题：动乱和造反是针对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的！

只有捷克斯洛伐克是平静的、稳定的。在那里，一个斯大林式的统治，在斯大林去世之后还能相安无事地继续了10多年：布拉格有世界上最大的斯大林塑像，在赫拉德强尼城堡（总统府，历代波希米亚国王的王宫）仍然居住着捷克的斯大林——诺沃提尼。

这位兼任着总统的捷共第一书记，是斯大林的真正崇拜者。他处处模仿斯大林：给自己设计了一套和斯大林一样的元帅服，经常拿着一个斯大林式的大烟斗。这位锁匠出身的总统能占据这样的高位，是靠他在50年代初的大清洗中的积极和狂热。

政治清洗是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和支柱。就像斯大林以枪毙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开始，然后将政治恐怖遍及全国一样，东欧各国也是从党内最高层的清洗开始，以全国性的政治恐怖为最终目的。捷克斯洛伐克从1950年开始政治清洗，到1952年12月3日以捷共总书记斯兰斯基、外交部长克列门蒂斯以及其他9名政府部长被绞死而达到高潮。

诺沃提尼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步是在这个时间迈出的：他得到了被绞死的斯兰斯基留下的空缺——捷共总书记。

诺沃提尼才疏学浅，但他统治这个国家并不困难，在政治恐怖之后，他可以任意推行各种政策——正确的或是不正确的——而不用担心有人反对；再说，一个庞大而健全的官僚机构已经构建起来，要操纵这个机器只需要权力而不需要能力。这个表面上安定的国家，没有游行示威，没有大规模的罢工，没有颠覆政权的反革命活动；所有的舆论工具都宣传着令人放心的内容——党和领袖的英明和取得的伟大成就。

可是在这种稳定和太平盛世的宣传声中，没有受到反对和监督的官僚政权的腐败和特权所造成的灾难却是巨大的。

极端的官僚政治和集权式经济管理，已经使诺沃提尼政权脱离了社会主义目标。20年的极权统治之后，官僚的腐败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围绕在诺沃提尼这位总书记周围的已经不是马克思主义信徒，而是权力的信徒。在这个权力结构中心，起作用的不是能力和党性原则，而是取决于当权者在下面有多少亲信，在上层有多大的靠山。

这些人过着贵族式的腐化豪华生活，他们的月工资可以高到2.5万克朗，相当于全国平均工资的20倍。而工资还不能说明问题，因为他们的几乎所有开销——香烟、食品、饮料、汽车、别墅、出国旅游都是由国家开销的。

非法的贪污腐败和合法的特权等级所造成的政权危机已经十分深刻，但对于政治感觉迟钝的诺沃提尼来说，算不了什么问题。经济衰退才是诺沃提尼能感觉到的伤痛。

官僚主义国有化，使捷克这个在战前就是工业发达的国家每况愈下：效率低下，技术落后。1963年工业生产总值较上年下降3％，农业生产总值下降7.5％，生产性国民收入下降2％；同时，由于忽视农业、轻工业，造成消费品供应不足，并导致通货膨胀。它的灾难性后果是农业生产水平低于战前，工人实际收入下降，人民普遍不满，工厂出现骚动。

在这种形势下，连最不愿意承认问题、最害怕破坏了政策稳定性的诺沃提尼也感到了头疼。于是他采取了这样的策略：抓紧权力，放开经济。

三

诺沃提尼要实行经济改革还有另一原因：他是崇拜赫鲁晓夫的——就像他曾经崇拜过斯大林一样。

斯大林搞政治恐怖，他也搞政治恐怖；赫鲁晓夫搞平反，他也搞平反；赫鲁晓夫搞经济改革，他也不妨一试……

诺沃提尼的改革严格地限制在经济领域。

1964年，45岁的希克教授是被选中来拯救濒临崩溃的经济的主要人物。这位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学会主席是一位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经济学家。在“布拉格之春”期间，他是改革的主要设计人之一，曾任改革派政府的副总理。苏联出兵后，他流亡国外。

在既要进行经济改革，又不能对现有的政治体制有任何触动的两难处境中，经历了两年的犹豫、拖延，希克教授于1967年1月将自己起草并由主席团通过的“新经济模式纲领”正式实施。

在诺沃提尼时代，希克教授可以做到的，仅仅是扩大企业权限，更多地运用市场机制。纲领的重点是“建立市场经济，自发调节供求关系而不是人为地去规定供需；对工业实行分散管理；对企业实行物质刺激”。

这些措施即便在当时来说，也无多少新意，赫鲁晓夫这么尝试过，而南斯拉夫一直就遵循着这样的经济方针。

除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层层阻挠，改革措施大多没能实施外，即使得以实行的部分也适得其反——扩大了的企业自主权，只是加大了国企领导人权力，而没能改变工人的处境、提高工人的主人翁地位和生产积极性；另外，有了自主权的企业片面追求利润，盲目生产，使一些获利多的产品大量积压，而某些人民需要的产品却因获利少而减少了；有的企业利用价格下放，趁机哄抬物价，牟取暴利。

工厂仍然是老样子：“冷漠的工人不听领班工长，领班工长不理厂长，而厂长则用谎言来欺骗布拉格的部长们”。

几年的折腾和失败使捷克斯洛伐克人明白了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改革设计不能交给官僚去执行，因为这些人关心的不是社会主义，不是社会利益，而是自己的权力和利益。

希克教授等人也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经济改革没有政治上的改革配合，就不能发挥作用！”于是，希克教授等学者开始将注意力转到政治解决上，呼吁政治改革的迫切性。

这一切都发生在“布拉格之春”之前，可以说，“布拉格之春”不是因为保守和拒绝改革所产生，而是一场不彻底的、失败的改革所引发出来的更深刻的革命。

四

从1964年改革开始，捷克斯洛伐克人就焦急而又理智地关注着改革形势。他们愿意将信任交给学者，让他们有时间精心设计，他们愿意将耐心给予官方，让政府有时间稳步实施。这是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成熟——1956年的匈牙利悲剧记忆犹新，他们不希望狂热、暴力、流血来干扰他们的目标。

捷克斯洛伐克人认真地了解希克教授的改革思想，也仔细地阅读科学院28位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统计学家、历史学家和物理学家联合发表的关于改革的意见书《处在十字路口的文明》。这份报告是在科学院哲学所拉多万·利赫塔博士领导下，对捷克社会各方面的问题进行综合调查研究的结果。

学者们为确立新的目标而忙于改革设计。作家们则带着人民的不满和焦虑去批判旧的政治体制。

1967年6月27日捷克斯洛伐克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召开，有400多名作家出席。党的代表团也相当庞大，它由捷共中央主席团成员、负责宣传和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亨德利赫带领。代表团成员包括了教育部长、文化部长和新闻部长。加上强烈的政治情绪和政治性极强的会议议程，这次作家代表大会的政治影响不低于一次党代会。

率先发言的是党员作家昆德拉。他选择了自由与专制、人道与非人道的题目。昆德拉对坐在主席台上的文化官员说：

“当我们谈到自由的时候，有些人就会感到不舒服，他们会说：任何自由都是有限度的。当然，任何自由都要受到种种限制。但是没有哪一个进步的时代曾经为自己的发展规定过限度……只有在我们这里则不同，把维护禁区看做是比冲破禁区更大的美德。”

昆德拉还对斯大林主义的虚伪性和它的反人道实质作了深刻的思考。他说，他不把法西斯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相提并论，前者并不存在道德问题，它没有人道主义的面具，我们很容易对它加以识别和反对。但斯大林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继承者，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道主义运动的继承者，它保留了这个运动的许多理论、观点和口号。而实际上，“这样一个人道主义运动正在走向相反的歧途，正在摈弃人类的种种美德，正在把爱护人类改变成残害人民，把爱好真理改变为指责真理……”

正因为作家们能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对人道主义原则给予肯定和呼唤，在后来的“布拉格之春”中，政治家才能勇敢地把人道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把实现“具有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作为改革的目标。

接着，一位作家在大会上宣读了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上个月写给苏联作家代表大会的信。

索尔仁尼琴的信主要是控诉审查制度的。他说 ： “审查制度像石头一样压在我国头上，迫使我们的作家服从那些不学无术的官吏的胡作非为……”

他也指责苏联作家协会说，“它自己就是最大的毁损者之一，它怯懦地将600名无辜的作家置之不顾，这些作家遭到迫害，被放逐、监禁、关进集中营，甚至死亡。”

冲破的禁区越来越多了。反专制主义，要人道精神；反审查制度，要文化、新闻自由的呼声成了这次大会的主旋律。

捷共代表团团长亨德利赫上台发表了一篇尖锐谴责的讲话，训斥这些越轨、造反的作家。然后，团长愤怒地拂袖而去。

大会继续进行，并达到高潮——尤其是国家文学奖金获得者，41岁的党员作家卢·瓦丘利克的大会发言。

瓦丘利克一开始就把政治恐怖和专制统治所造成的社会现实描绘出来，并痛心地宣称在这个社会里已经没有公民了。

他说：“政府倒下去，公民就重新站起来。反之，在政府长期站立的地方，公民就倒下去。”

瓦丘利克认为，一些平庸无能的人能行使权力，并构成这个社会的权力中心。他说，“得到信任的人是那些俯首帖耳的人，那些不会制造麻烦的人，只要当局不提问题，他们也不会提任何问题的那号人。在选拔各级人才时，被选中的总是些庸才。那些头脑复杂的人，特别是那些品德高尚，成绩卓著，因而成了衡量公共道德的标准的人则从舞台上消失了。”

瓦丘利克尖锐地批判了现存制度对人和人的价值的冷漠：

“20年来，任何一个关心人的问题在我国都没有得到解决：从满足人的基本需要起，如住房、教育、医疗卫生，一直到那些在当今世界不民主的制度下不可能得到满意的更高级的需求为止。例如：人在社会中的充分价值感，政治决定要服从道德伦理准则，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等。”

瓦丘利克批评当局对自由的压制：

“只有在不需要谈论自由的地方，自由才真正存在。人们谈论他们看到的现实，这使当局生气。可是它不去改变客观现实，却想改变人的眼睛。与此同时，我们正在失去唯一有价值的理想——一个自己管理自己的公民的理想。

“我站在这儿说话时，并没有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自由感，而这个自由感是每个公民都应该有的。我倒是感到我正在胆怯地利用公民和当权者之间的某种休战状态，我感到我正在犯罪……统治集团本身、政府和政府成员，他们自己有公民权利的保证吗？没有这种保障，就不能有任何创举，甚至连一个政策也创造不出来。”

瓦丘利克是一位作家，他的力量在于他的背后有整个民族正在悄悄地诉说着同样的话题；同时，他也是一位共产党员，他的讲话只是一个共产党员对一个伪社会主义的批判。瓦丘利克的深刻在于他具有马克思主义立场以及与马克思主义绝不矛盾的人道主义精神。

在这次发言的最后，瓦丘利克严肃地声明了这一立场：

“当我批评当局的时候，我并不是批评社会主义，因为我相信，在我国发生的事情并不是不可避免的。我并不认为，当前的统治制度就等于社会主义（可是统治当局却总是这么说）；前者的命运并不等于后者的命运。”

瓦丘利克因为这次大会发言而被开除出党。这个决定是在3个月后召开的捷共中央九月全会上做出的。

在这次中央全会上，诺沃提尼对“传播对社会主义有害的、与共产党格格不入的意见和思想”实行全面反击。

这次中央全会取消了作家杨·普洛哈磁卡党中央候补委员的资格，因为他在作协代表会议上发出誓言：“只要世界上还有一个作家，还有一个统治者，还有一个读者”就要为民主自由斗争到底。

和瓦丘利克同时被开除出党的还有作家克利马、利姆、姆尼亚奇科；作家昆德拉受到严重警告。

捷共中央还决定将作协机关报《文学报》划归文化部和新闻部直接领导，该报的19名编辑被开除；成立新的编辑部。

这次反动是全面的，连经济改革也要停下来——限制在报上讨论改革，不准希克教授再召集改革委员会会议，不准他公开讲话。

五

科学家、作家以及整个捷克斯洛伐克民族为呼唤春天已经有了那么多的思考、设计和艰难的斗争之后，政治家才出场，这似乎晚了一点。但这并不重要，当人民的意志已经明确表达出来，当人民的力量已经被某一具体的目标团结和调动起来的时候，能代表这种意志的政治家是杰出的政治家，能顺应这股力量的政治势力会陡然壮大起来；同时，有了优秀政治家的加入，人民的力量会更加凝聚，目标会更加清晰，接近目标的希望会更加增大。这种政治现象在1967年的捷克表现得十分明显。

首先站出来支持改革的政治家是杜布切克。

1967年，这位年仅46岁的斯洛伐克人，担任着斯洛伐克党的第一书记和捷共主席团成员。他毕业于莫斯科党校，是一位职业政治家。

从个人气质上讲，他文静，在公众面前讲话时，常常用微笑来掩饰他的紧张和慌乱。在个人品质上，杜布切克“不是权迷心窍的人，也不是想利用权力来谋求个人私利的人”。对这一点，公众当然知之甚少，但人们都知道，杜布切克夫妇和3个孩子一直住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过着很简朴的生活：他自己开车，并且常常到公共游泳池游泳、跳水，到体育馆和老百姓一起看冰球比赛……

在九月中央全会上，杜布切克对新的文化专制和镇压浪潮表示反对，他不同意开除作家们。杜布切克的反对未能改变主席团的决议，但他以一个公开的、积极的反对者的面目出现在党的最高层。九月全会后，杜布切克与诺沃提尼的关系严重恶化，诺沃提尼下令掐断他在布拉格办公处通往党中央的专线电话，甚至还派秘密警察对他进行盯梢。

10月底，党中央再次举行全会。会上，诺沃提尼指名道姓地说杜布切克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说如果杜布切克对中央的民族政策提出异议，那么捷克和斯洛伐克的经济可以分开，斯洛伐克别再指望得到中央的帮助。

杜布切克没有退让。他说要讨论经济分立，就必须先讨论政治分权；要分，就先从上面分起，从党政分起！

问题涉及到了整个政治体制，涉及到诺沃提尼集党、政大权于一身的这个最招人怨的敏感问题。开始，斯洛伐克的官员站在杜布切克一边；当矛盾进一步激化，问题进一步扩大到党在人民中的威信以及政府机构的权力职能、政治体制的根本改革等一些更重大的问题时，一些捷克领导人也支持了杜布切克的立场：要求党政分开，要求诺沃提尼辞去第一书记的职务。

诺沃提尼采取了拖延战术，他宣布因意见分歧太大，一时无法统一，全会暂时休会到12月继续召开。

改革派共产党人在等待12月的中央全会，诺沃提尼则寄希望于他的苏联老大哥。全会休会后，诺沃提尼去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50周年的庆祝活动，更主要的是去谋求莫斯科的支持。然而，勃列日涅夫决定抛弃诺沃提尼，因为诺沃提尼把捷克斯洛伐克搞得一团糟，他看出来诺沃提尼的统治已经不能有效地控制这个国家了。

勃列日涅夫非常了解诺沃提尼的无能，并且不喜欢他。这位总书记却不了解杜布切克是怎样一位政治家，不了解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已经兴起的改革浪潮具有什么样的性质。

当诺沃提尼失去了苏联支持这张王牌后，剩下的只有阴谋和暴力了。

1967年12月中旬，捷克斯洛伐克部队举行大规模的冬季演习。这是诺沃提尼在演习对布拉格的军事包围。他的计划是，一旦12月16日中央全会可能撤销他的职务，就把军队开进布拉格，逮捕以杜布切克为首的改革派。

对改革派领袖和进步人士的逮捕证已经准备好，只等负责保卫工作的党中央第八部部长马穆拉签字了——其中有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这样的政治家，也有瓦丘利克那样的作家、知识分子。

这些军事行动被军队的总政治部主任普尔赫利克中将察觉了，而这位将军又是倾向于改革的将领。这个阴谋尚未实行便流产了。

1968年元月2日，捷共具有历史意义的全会继续召开。此时，中央的派别斗争已经传到社会上，新闻和公众舆论开始对政治家施加压力——要求诺沃提尼下台。

被逼急了的诺沃提尼突然把自己装扮成改革和民主的捍卫者，同时准备牺牲他的亲信亨德利赫，让此人为他的错误政策承担责任。

诺沃提尼的挑选非常高明，亨德利赫是60年代诺沃提尼政策的主要制定人，也是这两年为诺沃提尼应付困难局面的关键人物。亨德利赫长期主管着党的意识形态部门，对新闻、作家和整个文化界作过许多公开的、不得人心的干预，他一直为诺沃提尼政权充当恶人。

那是在全会期间的一次主席团会议上，诺沃提尼突然向亨德利赫发问：“亨德利赫，你知道你女儿在干什么吗？她向《证据》提供了材料！”

《证据》是捷克斯洛伐克流亡分子在巴黎办的杂志。几个月前，31岁的作家贝奈斯因为为《证据》提供材料而被判处7年徒刑。在对贝奈斯的审讯中，发现了亨德利赫的女儿兹杰娜参与了此事。兹杰娜确实将国内的材料秘密地送给了流亡分子办的这份杂志。

亨德利赫愤怒地顶了回去：“安托宁，你休想把我变成另一个巴拉克，那是决不会得逞的！”

巴拉克是原政治局委员、内务部长，因向诺沃提尼个人权威挑战，1962年竟被安上贪污罪、判处15年徒刑。西方称这次判决“结束了捷共最高层中进步分子的第一次造反”。

亨德利赫的反戈打破了平衡，诺沃提尼的总理列纳尔特也跟着风向的转变而把票投到了杜布切克一边。

l月4日，主席团进行表决，诺沃提尼以4∶7的劣势，被迫交出了第一书记的职务。1月5日，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诺沃提尼辞去第一书记并由杜布切克继任的消息。诺沃提尼保留总统的职务。

六

在杜布切克周围，一些重新回到政治舞台上的改革派政治家和作家们敦促杜布切克拿出更大的勇气。短短两个月的时间，杜布切克的政绩是值得称道的——

为防止改革受到来自外部的干扰，他对邻国进行了访问：1月29日访问苏联；2月4日与匈牙利的卡达尔会晤；2月7日与波兰的哥穆尔卡会谈；撤消了九月全会对作家们的惩治，给瓦丘利克等3人恢复党籍，给昆德拉恢复名誉；《文学报》复刊，改名为《文学通讯》，这个刊物在整个“布拉格之春”期间成了政治改革运动的一面旗帜；让作家们在不受政府干预的条件下，召开了代表大会并民主选举了新的作协领导；为50年代大清洗中的政治冤案做出更彻底的平反……

杜布切克上任后，阅读了党的档案材料，当他详细地了解了20年来的迫害、暴行和血淋淋的冤案情况后，这位共产党的领袖失声痛哭了，他发誓决不让这样的悲剧在他的国家重演。

对日益活跃的民主气氛，杜布切克不但没有摆出最高统治者的架子给人民规定什么是允许的、什么是不允许的，相反，他大胆地将民主与人民行使权力等同起来。他说：

“民主不仅是一个人有权利、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是人民“对国家大事负有共同的责任并能共同做出决定。”

在1月以后的几次公开场合，杜布切克还谈到“人的自我发挥”，谈到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和关于人的自由和解放的主张，谈到阶级斗争只是初期的手段，而绝非社会主义的目的。

杜布切克不仅谈论民主、人道，同时还在公众集会上对一些反民主、反人道的机构和个人进行了公开的、指名道姓的批评。紧接着，这些被杜布切克批评过的捷共中央书记、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内务部长和总检察长被撤了职。

杜布切克利用他所得到的权力做了一些激动人心的事。他面临的重大考验和选择是——对权力本身将如何处置，尤其是他将如何对待处于统治权力另一端的人民的民主权力。

1968年初，编辑部和播音室成了人民心目中的圣殿。人民倾听着、阅读者、思考着，对民主改革表示了令人激动的热情和关注。

此时，在政治生活中得到崇拜的，已不再是那些占据着高位、操纵着官僚机器的人，而是那些与人民贴得最近，又能抓住听众注意力的人。他们除了学者和作家们，还有党和国家的一些新领导如斯姆尔科夫斯基、克里格尔、姆林纳日也成为风云人物。其中，斯姆尔科夫斯基是1968年最受群众爱戴的演说家和改革派首领。

斯姆尔科夫斯基57岁，斑白的头发使他像一位充满智慧的长者，修长的身躯蕴藏着巨大的激情。他是50年代政治恐怖的受害者，坐过8年监狱，不久前平反出任农业部长，“布拉格之春”期间被任命为国民议会主席。他是最坚定的改革家，是杜布切克最亲密的合作者，他把自己的改革思想坚持到苏联出兵之后。

斯姆尔科夫斯基最早是在报纸上撰写文章，呼吁“坚决纠正和克服对社会主义的歪曲”。在政治生活中，他强调“必须恢复民主精神，必须创造一种自由交换意见和互相争鸣的气氛，让最有价值的先进思想战胜保守落后的思想”。

3月下旬，面带笑客、满怀激情的斯姆尔科夫斯基在布拉格市中心的“卢米尔纳大厅”向青年党员演讲时，只能容纳3000人的大厅，挤进了6000多人。斯姆尔科夫斯基的演讲给青年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并将他们的政治热情转化为对改革进程的思考。

一次进行了6个小时的会议，通过了一项提交国民议会的决议：一、 要求诺沃提尼离开总统府；二、 正式取消新闻检查制度；三、 实行迁居自由；四、 实行有效的政治、经济改革；五、 对一切事情都应向人民说真话；六、 捷克斯洛伐克仍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七、 与苏联建立平等的关系。

报纸、刊物、电台空前活跃，人民对改革空前关心，人民的意志迅速反映出未，并对政治家的活动产生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对这种政治现象是害怕而加以排斥，还是大胆顺应并组织引导这股力量去实现人民的目标？刚上任的杜布切克就面临着这样的考验。

面对这股强大的、完全不为官方控制的民主浪潮，杜布切克说：“让我们不要害怕这个浪潮，让我们从中学习吧！党应该分析和领导这个浪潮。”

杜布切克对民主力量的爱惜和重视，竟被当时和后来的一些人说成是优柔寡断、不能控制局面。实际上，一个政治家不依靠专制权力实行领导，那是需要更大的魄力和政治天才的。

杜布切克是“布拉格之春”得以顺利诞生的助产士。这是捷克人民的幸运，也是杜布切克的幸运。在此之前，杜布切克并没有表现出他具有一个杰出领袖的品质——马克思的渊博深刻，列宁抓住历史时机的敏锐和勇气，拿破仑的意志；但因为他在人民爆发出智慧和力量的时刻，能大胆地投身到人民的行列，而不怕被人民的力量所淹没，他才成了20世纪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

联系这一点，我们便不能接受个人在历史上无所作为的观点——正是有了杜布切克在1968年头几个月的勇气，姗姗来迟的春天终于降临到布拉格……（作者系省级电视台导演）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8年第10期 读者来信　作者：于俊沂　吴　镕

《炎黄春秋》今年第7期发表李锐同志《毛泽东与反右派斗争》。该文有理有据地论证了反右派斗争的前因后果。正本清源，无懈可击，令人信服，消除了误解。这个反面教训，对今后工作必将产生深远影响。难能可贵的是，李锐同志已是九十高龄（去年）的老革命，为了评价和善后反右派斗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他奋不顾身地查阅了那么多的史料，耗费如此巨大的精力，写出近万言的大作。这种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实属罕见，不能不令人敬佩。文中提到“今年是反右派斗争五十周年”，这是不对的。今年是反右派斗争五十一周年。由此可见，该文可能写于2007年，发表于2008年。对此，编者应加以注明，不然读者会认为李老写错了。

天津读者 于俊沂

《炎黄春秋》2007年第4期夏永安同志的专文《三峡工程论证中的“插曲”》一文，讲述了许多被掩盖的史实，读后很受启发。其中第20页讲到1992年全国人代会表决情况（《插曲之五》），我想再补充一点。

当时我们江苏省的一些稍稍懂点科学和水利的代表，均对三峡工程持怀疑态度。南京水科院院长窦国仁是“泥沙组长”，他对工程后泥沙淤积和排放也讲不清楚，只是说做了“模型试验”；浩浩长江，要用一个小型模型来做试验，确也难以服人。当时代表团里议论纷纷，中央派人来团做正面宣传，然对代表们的提问（包括气象、地质、移民、海水倒灌等等）均答不出来。后来匆匆付诸表决。在表决前，人大台湾代表、全国人大常委委员黄顺兴离座起立大喊：“万里委员长，这么重大的事不能随便决定，要多做科学论证，让专家来讨论！”但会议根本不听，匆匆表决；对那次计票，也有许多代表有异议，认为误差很大。我们江苏省的大部分代表都投了弃权票（因是中共党员，在当时情况下不敢投反对票）。四川、上海等许多代表，都在会议期间表示了不满和遗憾。故第20页图片说“绝对多数”也不够准确。在决议案修改稿中，记得当时曾加了会后要进一步调查论证的语句，但却未执行，就仓促上马了。而且还绕过人大，成立了三峡省筹备组。一些同志“走马上任”，新省长也准备好了。后来总算在人大的反对下，才中止了建三峡省的进程。这也从另一角度说明未充分征询民意而匆忙决策。历史的发展终将澄清孰是孰非，孰功孰过。

江苏读者 吴 镕

本刊更正

本刊2008年8月号《瞿独伊忆父母瞿秋白杨之华》一文中从新疆送杨之华到延安的“刘霖哲”少将应为“刘亚哲”少将。同8期12页右栏第2行“9月接见时”应为“5月接见时”；15页左栏倒数第6行“三清团”应为“三青团”；45页14行“指责农村”应为“指责农村部”；53页右栏倒数第9行“三十年间”应为“二十年间”；56页右栏第2行“拔乱反正”应为“拨乱反正”，倒数第12行“两个凡时”应为“两个凡是”；57页右栏最后一行“统部部长”应为“统战部长”；65页右栏倒数第8行“1946年”应为“1945年”。

第9期第29页左栏第5行“1949年”应为“1946年”。

2008年第11期 包产到户提出过程中的高层争论　作者：徐庆全　杜明明

胡耀邦与农业改革

记者：1979年初，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国家农业委员会成立。农委作为国务院指导农业建设的职能机构，同时兼理党中央委托的农村工作任务，并指导各省、市、自治区农业委员会和中央相关部门的工作。中央任命王任重为农委主任，您担任副主任，您算是又回到农口了。中央调您有什么考虑吗？

杜润生：农委刚成立时，我是副主任之一，另外两个人是张平化、张秀山，后来又加上李瑞山、何康，其他委员多是兼职。

为什么调我回归农口呢？我想可能是毛主席逝世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要加强农业，纠正过去“左”的东西。新任命的农委主任王任重曾和我在中南地区一起工作过，相处关系较好，对我的印象不外是熟悉农村情况，敢于替农民讲话。你们知道，1955年，我犯了所谓的“右倾”错误，当时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批评我说：农民观念数你强，了解情况材料数你多，就是政治上弱，看不清大风向。现在风向在变，也许因此而调我到新成立的农委工作。

记者：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安徽、四川的农民开始了自发的群众性的包产到户，在万里和赵紫阳的支持下，对既往的农业管理体制进行了划时代的冲击。当时，中央怎么看？你们农委对此的看法又如何？

杜润生：华国锋和时任党中央副主席、副总理的李先念都很重视农业，他们办了几件好事。如：让农民休养生息，贫困地区减免了各种税收，进口了将近200亿公斤粮食;重视“社队企业”，同意增加农业和农用工业投资，搞水利、化肥、机械等。这对农村群众情绪的转变是有帮助的。但唯独对改革人民公社体制、推行包产到户持反对态度，难以一下子转变过来。我刚到农委工作时，也面临着如何看这一问题的局面。一些关心我的同志对我好言相劝，要紧跟党中央，接受邓子恢的教训，不要搞包产到户。但相反，也有一些同志则说，包产到户势在必行，只是个时机问题。看来，在包产到户问题上的争论，是难以回避的了。

记者：在这种情况下，农委的工作是不是就陷入到两难的境地？一方面要遵从当时中央的总体意见，拒绝包产到户，另一方面，的确应该支持农民这一伟大的创举。

杜润生：农委的确是两难的境地。农委是国务院的机构，自然应该和中央保持一致，但是，一些有志之士的意见，则对农委支持农民的行动提供了依据。比方说当时胡耀邦的意见。

记者：胡耀邦当时有什么意见？

杜润生：农委要替中央、国务院起草一个农村工作的安排意见，涉及落实中央增加对农业的投资，以体现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精神。华国锋和李先念召集开会，我和水利部长钱正英参加。结果很容易地争取到几十亿元投资，主要是搞水利。会后起草了一个文件，重点讲发展农田水利建设，以解决粮食问题。先念看后表示同意，但让我去征求胡耀邦的意见，当时耀邦任党中央的秘书长。

耀邦看过文件，提议重视多种经营，不要只强调水利，不要“以粮为纲，全面砍光”，要加上种树种草、发展畜牧业。我对他的意见表示赞成，并说，“民以食为天”这句话成为历来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历代朝廷都提出“重本抑末”。人多地少不免过度开发坡地、林地、湖面，环境会造成破坏。这个问题关系重大，需要另行讨论，发出专门文件。此次所发文件只能就水利投资问题做文章，看来水利也不能忽视，现时要靠它提高单产。

耀邦同志同意给文件加点内容，转给中央政策研究室修改后发出。这时他很兴奋，说：要立志从现在起，改弦更张，首先把“农业”内涵说明白。

记者：由于胡耀邦在拨乱反正中的重要贡献，在全党威信很高；现在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他的意见分量很重的。

杜润生：是的。这期间，胡耀邦对植草造林、发展畜牧业、发展多种经营和经济作物、发展小工业，不断提倡，不断宣传，不赞成投资大搞水利。因此水利部门对此有些意见，并引起李先念的不满。一方面，我对耀邦说：灌溉和防洪不能不搞，问题是如何搞。另一方面，我提醒水利部门同志：新搞大水库要慎重，北方水库不出几十年变成泥沙库，要搞科学论证。当前应重视改善和提高现有设施的效益，实行有偿用水，节约用水。现在看来，耀邦同志对过多的水库设施提出质疑，是有一定道理的。至今，这仍然是一个待明确的大问题。

我借机谈到另一个问题，就是“责任制”问题，这是保证农村经济运行的必要条件。我提出：生产责任制到人、到户，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试验得不错，可增产粮食，减少开荒砍树。可不可以由中央说话，把1979年9月28日后提的“不要包产到户”，改成“准许包产到户”。耀邦说：决议才通过，中央不好立即出面修改。在耀邦所处的位置上，时机不到，处理像包产到户这种带有政治敏感性的大问题，还受着某种约束，是可以理解的。但他是个思想很开放的人，是最积极推进农业改革的领导人。

同一时间，内蒙古的书记周惠也请中央同意把土地借给农民，让他们包种。我批复周让小农经济恢复是不利的。内蒙古不能借地，后来就搞“口粮田”。1979年6月，农业部张根生、余国耀等人去内蒙古、甘肃、宁夏考察，回来向李先念汇报，谈到这个问题。我问李：中央对此事可不可以认可？他考虑片刻后说，为了渡荒搞“口粮田”可以同意，不要提包产到户，但没有说禁止。

包产到户的酝酿

记者：1979年3月12日至24日，刚成立不久的国家农委召开了七省三县农村工作座谈会。七省为广东、湖南、四川、江苏、安徽、河北、吉林，参加会议的都是农口负责人。三县是安徽全椒、广东博罗、四川广汉，都是进行过农村改革的县。这是一次专门讨论责任制的会议。我们看到许多谈包产到户过程的记载，很少有人提及这次会议。您能讲讲吗？

杜润生：这次会议就是由我主持召开的，当然可以讲的。为什么要召开这个会议？是因为这几个省县都有农民进行包产到户的尝试，那么这几个省的领导对包产到户，有的支持，有的反对，有的观望。开个会来讨论一下。

会议由我主持，我的开场白很简短：这次会议主要是集中讨论生产责任制问题，希望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通过讨论，取得共识。

记者：从时间上看，这次座谈会召开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之间，正处在政策大转变的时期。全国平反冤假错案，地主摘帽，“右派”甄别，干部落实政策;经济方面提出三年调整方针，同时准备经济体制改革。许多认识问题很不一致，会上是不是争吵很厉害？

杜润生：是啊，当时的确是老办法不行，新办法不明，大家思想准备又不足，会议争论得非常激烈。会上有人提出：阶级、阶级斗争还讲不讲，阶级路线还要不要，学大寨还搞不搞？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为避免分散精力，仍按会前的决定集中讨论责任制问题，希望以此为突破口，带动其他。

对于生产责任制的讨论，又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包产到组”实行什么制度安排？“包产到户”究竟应采取什么态度？

对于包产到组，三中全会关于农业问题的决议草案曾提到“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会议围绕这个问题发生了争执，分歧主要在于是否允许把劳力、农具、土地、牲畜“四固定”，常年包到组。有的主张不能固定到组，认为那就是分队，是“三级所有”变成“四级所有”。有的认为不固定到组是行不通的，怎么联系产量？

记者：你们在会上进行争论的同时，社会上也在争论，当时《人民日报》就发表了张浩来信，对包产到户提出指责。

杜润生：张浩来信能成为一个事件，当然代表一种倾向了，但能刊登在人民日报上，还是由于王任重的批示。张浩是甘肃的干部，他到河南出差，在洛阳地区看到某些情况，给《人民日报》写信：认为“包产到组、包产到户都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的”。王任重批示报社：态度要明朗，号召大家不要搞包产到户，已包的说服引导，回到集体经济。这个批示，正好在会议期间，于1979年3月15日以编者按语的形式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因而对四川、安徽的试验起了泼冷水的作用。

记者：这对你们会议的讨论有影响吗？

杜润生：有影响，但不大。我们还是照样进行自己的讨论。经过争论，在“会议纪要”中提出：现在存在的包括“常年包工包产到组”在内的几种办法，“只要群众拥护，都可以试行”。这样就确定了对包产到组的共识。

关于包产到户，会上由安徽省农委副主任周曰礼介绍了安徽的经验。他说：省委的态度是，责任制不能“一刀切”，要允许由群众决定、选择。年初，省委在肥西县山南公社实行了多种责任制形式(包括包产到户)的试点，群众说到组不如到户。包产到户在全县很快就推广开来，已占生产队总数的11%。周曰礼整整讲了一天。

发言中，赞成包产到户的人占多数。吉林省农工部部长史林琪、广东省农工部部长杜瑞芝，都极力主张对包产到户“开个口子”放开一点，尊重群众的选择。也有人怕口子一开就控制不住了。会议经过讨论，大家意见趋向要把口子开得更大一点。

记者：这次会议中讨论的内容，你们是不是都及时地上报中央？中央对此怎么看？

杜润生：在会议期间，王任重从上海回来后，在会上讲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特别强调统一调配劳动力的优越性。

3月20日下午，华国锋约见会议代表。华从农村形势讲起：党的三中全会文件是正确的。当前突出的问题，是对毛主席的评价问题，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对历史问题的看法。现在既有“思想不够解放的问题，也有不符合三中全会精神的问题”。对于包产到户，他举了湖南洞庭湖“双抢”的经验，证明组织起来分工合作可以提高新的生产力，集体经济还是优越的，但他也讲不要“一刀切”。

华国锋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对一个十几人的小会讲了2个小时，按常规是不多见的。3月22日，王任重又到会讲话说：合作化几十年了，到底是好是坏？基本上是好的。

记者：看来，他们两位的态度还是好的，提倡多讲道理，允许自由讨论，并没有上纲上线。

杜润生：但是，在当年，包产到户是个触及体制的问题，即使允许讨论，以中央文件的方式明确肯定，是很难的。因此，最后，会议产生的文件不得不妥协，说包产到户，不是统一经营，从这点讲接近单干，但不同于单干。对于群众搞包产到户，“如果一时说不服，也不要勉强去纠正，更不能搞批判斗争”。

记者：这句话等于批准既成事实了，也算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

杜润生：是啊，最后，华国锋有个意见就更好了，他同意“深山、偏僻地区的孤门独户，实行包产到户，也应当许可”。1979年4月，中央批转了这个会议《纪要》，这是中央文件里第一次提出在一些特殊地区应当允许包产到户。并把它写入三中全会提出、经四中全会审定的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决定中，从而为农村政策的进一步转变奠定了基础。

会议结束时我做了发言，说一些重大问题会议讨论不充分，只能求同存异。《纪要》按华国锋、王任重的讲话精神修改，宣传集体经济的优越性，责任制形式不搞“一刀切”。但春耕大忙在即，搞了责任制的不再动了，“包产到户”也不同于单干，要纠正不可上纲，更不可搞批斗。

包产到户的激烈争论

记者：七省三县座谈会是“文革”后首次把包产到户提到中央来讨论，从结果来看，满意的解决尚需时日，但思想已经解冻，禁区已经打开。

杜润生：此后，华国锋又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央会议，邓小平、李先念等出席。会上，我说明了一些农村现存的问题：有些地方包产到户，生产很好，群众欢迎。也发生点问题，像河北赞皇县一带实行包产到户，因对林业政策缺乏事先安排，农民怕今后政策有变，先下手捞现货，砍了一些树，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像安徽全椒等地生产有发展，农民积极性高涨，社会安定，是很好的。李先念说：包产到户不宜提倡。中国单干了几千年，还是没粮食吃，还是受穷嘛!华国锋再次用他在湖南“三夏”抢收抢种季节必须互助、合作的事例来说，非集体化不可。邓小平当场没有就此问题表态，他说：农村问题很多，一大堆，应该抓住主要的解决。他还说：贫困地区总得放宽政策。这为他尔后支持包产到户留下伏笔。

记者：既然七省三县座谈会把禁区打开了，进一步突破也就指日可待了。

杜润生：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争论还是很激烈的，要松口是很不容易的。

1980年1月，国家农委召开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这是继七省三县座谈会后的又一个重要会议。

王任重在会上讲话，再一次讲集体经济的几大优越性。会议开始，分组进行讨论，让大家放开思想。我安排周曰礼发言，介绍安徽的情况。他说：到1979年底，安徽实行包产到组的生产队占总数的51%，包产到户的占10%。增产效果明显。群众评价，组比队好，户比组好。一些地方，特别是占l/4比例的后进地区，迫切要求实行包产到户。结果周曰礼讲了两个多小时。大会分组讨论时，争论极为激烈。华东小组几乎等于围攻安徽，让我很为难。周曰礼对我说：安徽包产到户，是万里书记主张试验的，问我怎么办？我说：要沉住气，不能不让人家讲话;你们试验结果有利生产，就继续试。其他小组也争论激烈，赞成任重讲话的人占多数。轮到我在大会讲话，我讲了对包产到户要允许地方试验。

记者：那您的讲话就和王任重的形成了两个声音了。中央怎么看？

杜润生：1月31日下午，会议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情况。参加的有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余秋里、王任重、姚依林等。华国锋等人讲话后，邓小平最后讲了话，他说：对于“包产到户”这样的大问题，事先没有通气思想毫无准备，不好回答。他讲了一个大决策：就是本世纪末实现温饱，下世纪初实现小康，分两步走，要确定目标。他说：“这是个战略思想，定出这个目标是不容易的。我们要按照一千美元这个目标，考虑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考虑农村经济的发展。现在不定出规划，不确定目标，四个现代化是没有希望的。”

会前，王任重将他和我的讲话稿一起送李先念。李认为王的讲话很好，内容、文字均好。但指出任重和我两人讲话的精神应统一，不能两个调子，一致起来才好。任重把先念所讲“几千年来都是小农经济，已经试验过了还要试验什么”这句话，加到我的讲话里，把“准许地方试验”一句勾掉了。王任重要求两个讲话一起送中央批转。

记者：这就有点僵持了，您怎么办？

杜润生：我的确有些为难。怎么办？我和刚从四川省调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赵紫阳商量，怎么处理。他说：国外发达国家都搞家庭农场，解决农业问题很成功。他在省里工作的时候，是搞包产到组，没有更多地支持包产到户，用扩大自留地的办法，满足农民的这种要求。他认为：包产到户这类问题，可以让大家试，不宜堵死。先念、任重他们有意见，文件还要发，可不用国务院名义，以国家农委名义下发。于是把问题淡化了。好在会议纪要中仍保留了：对自发包产到户的，不要硬性扭转，更不可搞批判斗争。

我的讲话修改稿，未经校正，被一位同志拿走，发表在《农村工作通讯》上，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我应该负责。

记者：王任重后来调任中央宣传部部长，是不是因为他不支持包产到户？

杜润生：恐怕不完全是。其实，王任重这个人聪明干练，好读书，对新事物敏感，工作能抓住重点。在不少问题上他是属于思想开朗、能倾听不同意见的人。在农村问题的许多方面，我们也有共同语言，相处和谐，但对包产到户，却存在难以消除的分歧。不过他允许和他争论，不歧视我们这些观点不同的人，平等对待，一如往昔。

1979年，有一个时期王任重在上海养病，把张平化叫去，说：包产到户，你们为什么不纠正？张赶紧回来传达，让农委纠正。

我说：七省三县会议的文件，是中央通过的，讲了群众要包产到户，不要批，不要斗。

张说：但不能放任自流，不做工作。

我说：做工作可以嘛，但不宜硬纠。

还有一次，是在甘肃召集农业农村工作会议，王任重在会上又提反对包产到户，宣扬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报纸上也发表了。甘肃省委书记宋平本来是赞成包产到户的，据说此时又有了变化。

以后，王任重调离农业部，任中宣部部长。离任时，我俩恳谈了两个小时，最后他表示：作为过渡形式，他同意包产到户，前提还是应坚持集体化。他的认识此时已有变化，但已离开农口。

记者：当时，包产到户虽然没有在全国推开，但是，安徽、四川、内蒙、甘肃等地的经验已经证明，这是切实解决农村问题的新创举，为什么有些人要反对？

杜润生：华国锋、李先念、王任重对包产到户持反对意见，很大因素是忠于毛泽东思想。先念同志是红军第四方面军领导人之一。我和他相处是在中南地区期间，他任湖北省委书记、省长，一度兼任武汉市市长。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我帮助邓子恢搞些具体工作。武汉市“三反”中搞出贺横夫大案，贺自己承认运集桐油出口，不但偷税，而且掺假以水充油，使国家损失无法计算。贺是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过去和我地下党有联系。原地下党一位同志向我反映，此案不实。我着手调查，确实存在逼供事实。旋即向李汇报，他立即派人调查，证实水油不相溶，掺水于油是不可能的，而偷漏税也莫须有。他摸摸脑袋说：我们受骗了。从而举一反三，纠正了不少冤案。他敢于实事求是，敢于纠错，用人放手，南下干部对他多有尊敬赞赏之声。来北京后，我找他解决农村出现的一些难题，他无不尽可能予以解决。他的群众观点很强，但和任重一样就是在包产到户问题上和我们谈不拢，记得有一次写篇纪念邓子恢的文章请他署名，他打电话来说：要写得平稳些，包产到户，不能说毛主席错了，邓子恢是正确的。

80年代，有一次他约我谈武汉市一个老案子（纪凯夫事件）。然后转到闲谈，他表示不赞同耀邦否定水利的讲话。

他问我：包产到户真的增产那么多吗？

我说：确实。包产到户是农村家庭经营，农民就靠种几亩地养家糊口，不能偷懒;加上环境变了，政府随着国家工业化，能为农民提供化肥、农药，信用社给贷款，苛捐杂税减少，又是和平环境，劳力富余，多产多留，政府实行价格保护，增产不奇怪;光水利建设，国家出了多少钱，还能白费？

他说：你把我说服了，我是老观念，只记得“小农经济跳不了三尺高”。

记者：看来，李先念也不是像外面所传的那样，一直是反对包产到户的。

杜润生：是的，他的观念后来还是转变了嘛。

记者：中央领导人有这样的意见，也势必影响到下面，因而，下面的一些人反对包产到户也就不奇怪了。

杜润生：这种情况应该分开来看。下面很多同志持不赞成态度，主要是由于包产到户仍然不合法。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是规定“不许包产到户”的。1979年9月，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这个决定。其中提出，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不要包产到户。把原草案“不许”改成“不要”(因为大家已按照早已发出的草案学习过文件，这个不大的修改变动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记者：可是，后来的实践在推动着你们这些决策者，当时是形势逼人强嘛，恐怕不变也得变呀。

杜润生：你们说得很对，当年形势的发展在逼迫人们思考、决策。像包产到户这样的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说服党内领导干部。再跨一步，只有破除多数同志原有的思维定势，才会引起决定意义的变化，这要靠实践深化。

记者：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责任编辑 杜 晋）

2008年第11期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论稿　作者：吴　江

一

中国今天似乎人人都在谈民主，谈政治体制改革，希望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但究竟什么是政治体制，看来并不是人人都弄懂了的。所谓政治体制，就是权力集中的一种形式，并由此组成政府。权力的集中有专制的集中与民主的集中之分。在世界上，从十七十八世纪起，民主政体代替专制政体而起，国家现代化开始了。我国的政治体制就是民主权力的集中，其形式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组成的政府。

自从民主代替专制，又有民主与自由之争。欧洲一些启蒙思想家对于民主是不是一个好东西，民主与个人自由孰重，是要民主还是要个人自由，一直争论不休，直至如今。其集中表现就是从批判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杰出代表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开始。卢梭在国家问题上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他的民主理论是：每个人都是主权者，都应当获得应有的权利，包括自由和平等；但他同时认为，由于人们在自然状态下生活会遇到各种困难，所以应当组织起来，即组成为国家，国家由普选产生，每个人把自己主权交给国家，构成共同意志，即“公意”或“总意志”（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民主决定”），每个人都要服从“公意”。所以“公意说”是《社会契约论》的核心。但卢梭同时指出，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仍有他做人的自由权利”，因此他主张将国家的立法权和行政权分开，反对有行政权的人拥有无限权利。为了防止行政权盗窃人民的意志和自由权力，他提出必须由人民经常监督行政者，例如定期召开人民会议审查行政权是否执行适当，有没有权力私用或违反“公意”的行为，否则应予撤换。这里要说，关于民主政治的这种理念并非自卢梭始，在卢梭前一位荷兰著名启蒙学者斯宾诺莎（17世纪人）就提出这种观点，认为“民主政治是最自然，与个人自由最相合的政体”。他的观点更为极端，认为人民应当将自己的天赋之权完全转让给国家，这样国家就有唯一绝对政治权，每个人必须服从，而且“国家统治权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这就是向专制政治妥协了。注意：卢梭等人没有从同时代人孟德斯鸠那里吸取他的分权制衡思想，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思想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才逐渐确立起来的。

但也就是从18世纪开始，民主主义思想受到了批判，认为民主与个人自由是相冲突的。这种批判的触发点，就是法国大革命追及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思想。因为法国大革命期间发生了雅各宾专政和“暴政”，革命党内部也互相残杀；而卢梭的思想则被认为是法国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卢梭死于法国大革命前十多年）。这种批判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和平主义者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一书中就《社会契约论》所说的一段话，我且把它抄录在下面：“这本书在民主政治理论家中间重新造成讲形而上的抽象概念的习气，而且通过‘总意志’（即‘公意’）说，使领袖和他的民众能够有一种神秘的等同，这是用不着靠投票箱那样世俗的器具去证实的。他的哲学有许多东西是黑格尔为普鲁士独裁制度辩护时尽可能利用的。他在实际上的最初收获是罗伯斯比尔的执政；俄国和德国（尤其是后者）的独裁统治一部分也是卢梭学说的结果。”（《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大家可能想不到，在我国，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大倡科学与民主之后，也有人（北京大学教授张奚若）同样对民主主义者卢梭发起批判，其观点基本与罗素相同，认为民主必然产生“多数暴政”，也就是说它也是站在民主与自由相冲突因此否认民主价值的立场上的。

西方学者关于民主与自由之争，一派认为民主是通往个人自由之路，一派认为作为国家形式的民主权可能产生“多数暴政”，因此企图通过民主道路来保证个人主权和个人自由不受侵犯只能是一种幻想。后一种思潮的影响曾很大，例如，当美国于1776年从殖民地获得解放并发表《独立宣言》之后，迟迟没有正式成立国家，直到1789年才成立中央政府，选出总统并制定宪法，这就和上述思潮有关。马克思恩格斯也深受这种思潮的影响，他们主张无产阶级获得胜利、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之后，国家和民主应当消亡，他们不承认有所谓“自由的人民国家”之说，认为人民如果有了自由，民主国家也就不需要存在了；他们将作为国家形式的民主，与个人自由同样看成互不相容。其实这也是一种空想。正由于此，马克思主义没有提出一个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完整的学说来，而以无确切含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让人任意操弄，结果伤害人民的民主和自由，这未免是一件憾事。

在我国，听说目前也有自由主义派，不过并不涉及国家问题。在国家问题上，我们几乎是清一色的民主主义者，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几个世纪的历史事实（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证明，我们能预想到的社会确实还不能超越民主，确实不能不以民主政治来代替专制政治。从民主和自由的关系来说，民主（国家）不仅包含一定程度的自由（从专制解放出来的自由），而且是通向自由的必由之路，自由程度的扩大依靠民主的进步和完善。即使从社会主义观点看，民主和自由的统一是国家问题上不可避免的立脚点。

二

现在，我们可以来谈民主和民主的集中本身了。民主是国家的主体，它承认国家的“公意”是人民主权的集中，不是少数人所得而私。人民管理自己的国家，主要运用选举制，经选举产生自己的代表，组织代表大会（或议会），因此产生国家权力机构——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司法机构以及各种监察机构和权力制衡机构等。国家首脑有的经全民直选产生。以上是就一般而论，民主的实施和民主的集中的形式因各国不同条件和历史传统而千差万别，民主无统一的形式或统一的路径可言。但是民主确实能够显现人民捍卫自己主权的能力。

对待民主，有两个问题必须加以注意，第一，民主政体代替专制政体是一种社会的进步，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民主政治本身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东西，例如，民主虽然承认保护少数人的主权和意志，但它毕竟依多数人的意志做出决定；选举是比较公正的，但选举的结果并不是完全公正的。因为社会总是分别为不同的阶级阶层，不同的利益集团，也有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别，如果选举因种种原因（包括掌握的资源不同）被欺骗被操弄，选后又无有效的权力制衡力量，则确实有可能出现“多数暴政”，他们自诩为民主国家，但对内专制，对外侵略，无恶不作。这种例子在历史上所在多有，如希特勒也是经多数人选举上台的。一位美国政论家揭露美国民主的虚伪，说美国统治者是“对内讲自由，对外搞法西斯”，而美国的人权组织只是充当颠覆别人国家的工具而已。

第二，民主的道路、民主的模式以及民主的操作方式，并不是千篇一律的，而是千差万别，多种多样的，包括同类国家在内。在历史上，一定的民主政体取代专制政体而起，因各国的历史条件与传统不同，往往各走各的路，有的激进，有的渐进，有的迈大步，有的迈小步，或民主与专制此起彼伏，不断磨合，或互相交叉，互相包容，或复辟与反复辟往复循环，等等。英国从1688年光荣革命后，民主代替皇权，一直是一条妥协的、改良的路，直到l837年开始的维多利亚时代才稍有些头绪。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采取激进的方式，催生出的民主政权长期处于动乱、暴政和专制复辟当中，到1946年的第四共和国还没有稳定下来，有人统计，其间经过了三个民主政府，三个皇室政权，两个帝国，一个法西斯政权，这些政权又都是以暴力告终。所以法国的民主革命最为人所诟病，被看做是“多数暴政”的样板；如前所述，首倡“主权在民”的法国著名民主主义者卢梭也因此不断遭受批判。我们的近邻日本，从1868年的明治维新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天皇仍一直拥有最高权力。立国不久的移民国家美国，好像天生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但它保留奴隶制的时间也最久，其民主则一直受资本霸权的支配。此外，还有一种情况不能不在此说一说，就是大国与小国实施民主的道路很不相同，人口众多地域广阔而文化素质不高的大国比起人口较少的小国来，民主改革的难度要大得多，稍有不慎，极容易造成乱局。例如印度这个大国因实行多党政治被西方人誉为东方民主国家，实际上，其政局时呈乱象，国内麻烦不断；当然印度仍有它发展的特色可供我们借鉴。

根据以上种种情况，所以最近有人向我们提醒：民主改革不能靠理想主义，也不能靠照抄照搬。这确是警策不易之论。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这是当前中外都关注的问题。总的说，这种改革应有利于保障人民的主权和自由，以“法治”代替“人治”，应有利于民生的改善与国家的富强，尤其应有利于民族的团结与国家的统一稳定。依照中国国情，中国的民主改革首先要处理好集中或集权的问题。

中国的社会长期是宗法等级社会，两千多年来都是一个中央集权大国。世界上有过几个大帝国，为时都不算太长。纪元前建立的罗马奴隶制大帝国和13世纪建立的奥斯曼封建制大帝国，为时都不过500年；18世纪沙皇建立的俄罗斯帝国连同后来的苏联，合起来也不过300年；还有一个1867年建立的奥匈帝国，其存在时间则只有半个世纪。惟独中国这个东方大国已存在了两千多年之久，而且将继续存在下去。早在1959年，有一位欧洲女政治家华德（R.Word）曾预言：苏联必将因民族问题而瓦解，而中国则本质上是一个辽阔而统一的国家。这实属惊人预言。其所以如此，盖因各国集权的历史条件、途径有所不同。中国众多的民族部落同处于一个大陆版图内，中心为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中原地区，其地土肥民稠，有较高的文化和生产力，率先进入农耕社会。先秦以来逐渐融合形成的汉族首先据中原，其他落后地区的民族纷纷向中原地区靠拢，彼此互相往来，杂居，冲撞，争夺，战争频繁，有时汉民族战胜入侵的少数民族，有时少数民族战胜汉族入主中原，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最后互相同化融合，以文化融合和生产力趋同为基础，在中央集权制度下，形成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统一的中华民族，中央集权制度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16世纪以前，中华民族无论在文化上、在生产力上，都处于世界先进地位。16世纪以后落后了，于是列强欺凌，丧权辱国，割地赔款，接踵而来，中华民族面临着被瓜分的危险。辛亥革命后仍是如此。但即使如此，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并未见削弱，这一点最遭外国列强之忌，外国列强因此倡“分块论”之说，认为中国太大，人口太多，因此欲征服之，必先分裂之。这种“分块论”由日本人首倡，他们公开论述中国只有分成“七块”或“十二块”即分成“七国”或“十二国”，才能够治理好（近期日本防卫大学和东京日本语大学的教授学者们就公开发表过此类谬论，台湾的李登辉是积极应和人物之一）。无疑，对于这种“分块论”凡我中华民族都必须高度警惕并坚决驳斥之。所以从中国几千年历史看，国家的统一和主权的完整有赖于国家一定的集中或集权制，无集中就无以谈国家的统一。

但是，什么样的集中，什么样的统一，才适合国家发展的需要，要视不同时代而定，要根据时代的转换而转换。过去封建时代，基础是宗法等级制，建立的是封建专制政体，此种政体以集权为主体，无民主可言。现在时代变了，民主占上风，民主社会需要建立民主政体，实现“主权在民”的理想，而民主政体的主体是民主。集中是必需的，必不可少的，但这个集中是民主本身的集中，是为民主、为实现“主权在民”服务的，同时也要实现社会平等，排除封建等级制（这种等级制和宗法性家族势力在我们的社会和政体中还到处存在着，有时还受到某些改革者的宽容和支持）。这个问题辛亥革命以来一直没有解决，中国共产党当政后也没有解决好。孙中山先生曾将民主政体的建立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共产党当政以后建立起来的民主政体称为“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种所谓“民主指导”实际上等于“训政”。训政者，即人民交出自己的主权由党和政府来指导你学会民主。这是将民主和集中的地位倒置：集中为主体，民主是集中指导的产物。这恰恰违背了民主政体的原旨。

说到这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便呼之欲出了，我们可以用八个大字来概括：发展民主，改造集中。

三

根据我国国情，要先说一下将专制的集中（或过分集中，或处于指导地位的集中）改造成民主本身的集中的问题。“专制”两字不免有些刺耳，换句话说“过度集中”，这相对于民主的集中而言，还是符合共产党当政后所实行的“集中制”的实际情况的。毛泽东其实也没有回避这个问题，他不是说过“百年犹行秦政制”吗?两千多年后他还称颂秦始皇的专制集中制，并主张将“马克思和秦始皇结合起来”。但现在必须有所改变，因为过度集中或专制使国家落后，人民受难。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首先要使“集中”民主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们早已有了全国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设置，而我国宪法庄严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这就是民主的集中。但这在相当程度上仅仅是形式上的。因为我们又规定，共产党是国家无可争议的领导力量。这样，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和党的领导在权力运用上形成矛盾，以至形成积重难返的“以党代政”，而党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少数人乃至个别人之手，因此甚至出现如“文革”时期个人专权，即个人拥有像帝王一样的无限权力这种历史倒退现象。这个问题使我们的政治体制严重扭曲。我们试图对这一问题作些分析，并探寻是否有哪怕是权宜的妥协的但至少可使政体有些民主气息的办法，或者将党的领导方式加以改变，以便使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不仅有其名而且有其实。

首先应当指出，这对矛盾是由历史形成的，它产生于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解放，并进行社会改造使民族和人民有捍卫自己主权的可能。这个历史功绩是不能抹杀的，中国共产党因此在人民中间获得了极大的信任和极高的声誉，其成为国家的领导力量是必然的，无可替代的。共产党成为全国人民的核心力量，也成为不怀好意的外国列强的眼中钉，他们为了削弱和支配中国，百般污蔑中国共产党，可以说，他们“亡我之心不死”。但是，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自身的限度或局限性，党的领导也不例外。历史条件变了，特别是已建立了行使国家最高权力的人民代表大会。在这种条件下，党的领导虽不可少，但其怎么领导，领导的思维与领导方式必须改变。主要的是，党不能凌驾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上形成以党代政，党的领导只能渗透于其中，以自己的正确主张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说服（而不是指令）人民代表以实现自己的主张。循此逻辑，可以选择的合理办法，就是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通过人民代表中的党员在人民代表大会中设置党组进行工作，依法行政，依理服人，依此实现领导，而不是直接取代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人民代表大会所产生的行政机构同样设置党组以进行工作，但是国家最高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则不设党组，而直接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负责，以保持两机构的独立性，使其不受任何外力影响而独立执行职责。

这里要说明，在人民代表大会中设置党组以具体实行党的领导，并非是我个人的意见，这一主张是开国初期由一位革命前辈（同时也是一位老法学家）董必武所提出，可惜当时我们一切“学苏联”，走上了“以党代政”这条路，设置党组之议未被采纳。现在重提此议谨供当政者参考，我想也是可以的吧？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本身是立法机构。代表大会中设置的党组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保障我们的国家最终摆脱“人治”或“党治”，而实行“法治”，使之成为真正的法治国家，而“法治”属于民主范畴。党本身的活动也必须限制在国家法律范围之内，任何党的组织和党的领导人都不能“无法无天”独行其是，他们的违法行为和平民一样都要受国家监督机构和司法机关的处理。在这方面党不能拥有任何特权。

私意以为，采取上述办法，并不是取消党的领导，只是改变党的领导思维与领导方式，使党的领导居于第二线，突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这种党的领导思维与领导方式的转变，可能促使党政适当分开，也可能为增强党内民主提供条件，并有利于精简党的机构。

人民代表大会是集中人民主权的机关，它的职责是代行人民主权，所以，人民代表大会本身是为人民服务的机构，人民代表及人民代表大会所产生的各机构的工作人员，都是服务于人民的，称之为“公务员”，其性质与“服务员”、“公仆”相等。现在“官员”的名称流行，“公务员”即“官”，而“官”者，牧民之谓也，自视高居于人民之上。这种情况应当改变。虽然各国皆有“官员”称谓，但社会主义国家应当避免这种称谓，共产党人更不应以称“官”为荣。

四

其次，谈到发展民主。就政治体制改革而言，发展民主就是使集中真正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之上。而民主又重在实行真正的选举。在既有的领导格局下，民主可以重渐进，迈小步，以小步积大步，应避免足以造成政局动荡的“激进民主”或“过度民主”。在这方面，我们的关切点主要是以下四项：

1．发展党内民主，这是第一位。由于党在国家中的特殊领导地位，发展党内民主是发展人民民主的关键一步，等于是一架民主的发动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七千多万人的大党，这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在长期战争时期，党内生活难免受军事化影响，在成为执政党以后的和平时期，党内生活须经重大的改造，民主化提上日程。所谓党内民主，除了党内应有真正的选举，并依照党章和宪法保障党员的自由权利（所谓党内“思想统一”只是对党章和党的决议而言，并非消灭党员个人的思想自由，思想天生是自由的）以外，重要的是依法治党。依法治党有二：一是党的活动应限制在国家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二是党自身的政治生活应有法律性的规范，以约束党员的活动，如严格防止权力的过度集中，制止“个人说了算”，防止有权势的领导人任意整人等。过去党内曾有“关于党内政治生活若干规定”，那是“文化大革命”后痛定思痛的产物，但只是原则性规定，而无具体执行的条例及细则，因此不足以称“法”。如拿任意整人来说，这是党内长期存在的一个恶习。这种现象在战争时期有些情况下难以完全避免，但和平时期必须制定法律严加制止。必须保障党员的申诉权利，必要时进行法庭式的公开审理。试想，如果党内没有法律制止权势者任意整人，冤案频发，“莫须有”罪名随意制造，致使党内外《乌盆记》唱个不停，则必使党无宁日，党心离散。试问上世纪70年代末如果不平反大量冤假借案，改革开放搞得起来吗?总之，惨痛的历史教训必须记取，制定党法，此其时矣!特别当此腐败横行、卖官买官等丑行在党内恶性发作之际，“清党”之举亦属情理中事。

2．改善党际关系。中国不是多党制，也不是一党制，而是共产党主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共产党为执政党，各民主党派为参政党。因为依宪法共产党在国家中居于领导地位，因此多党合作以共产党为主导是理所当然的，但各党应是独立的，这是政治学常识，否则就无所谓“政治协商，互相监督”。在历史上，多党合作曾处于不稳定不规范的状态，至今多党合作仍被淹没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这个“汪洋大海”之中。为了改善党际关系，作为发展民主的重要一环，当务之急是将“政治协商”和“互相监督”两者法制化、规范化、程序化，制定章程，条条分明，有实际操作性。有关国家人事安排，则可考虑开国初期的合作模式，各民主党派的领导成员及专业人士经选举或协商担任政府领导实职。

3．民主重在选举，无选举就无所谓民主。中国共产党当政，中国开始有选举制度。但无可讳言，除某些基层选举外，许多领域的选举，包括人民代表的选举，多以“内定选举”或“指名选举”，辅之以“协商选定”。近年来有些地方开始采取“差额选举”，效果明显，但举办者总不免战战兢兢。总之，中国要有真民主，必须有真选举。中国之大，国情之特殊，选举制只能逐步、逐区、逐级推开，既不能冒进，也不能畏首畏尾。世界上，以民主组成的国家一般采取代表选举制。我国民主有一大特点，即代表制选举和基层直选相结合。直选产生基层群众自治，包括农村居民自治和城市居民自治，都有法律和特定的组织法保证。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内容的城乡居民自治，已基本实现制度化、规范化，直选的范围正在逐步扩大。据统计，目前中国农村已有61万多个村民委员会和8万多个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全国已有85％的村建立了民主选举的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从基层起步，这是中国民主发展的一个特征，可说是丰富了世界民主政治的内容和形式。

4．在中国这个大国，中央直辖市、省、县以及各个民族自治区的地位十分重要，为保持国家统一，这些地区直属中央管辖。但中央与地方应适当分权。尤其对民族问题不可掉以轻心。应当懂得，由于现代化的推进，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文化提高，必将唤起其民族觉醒和民族自尊，因此会珍惜其民族自治权。为保障国家统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似应考虑设置较高层次的机构专事处理民族问题。各直辖市、省、县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则应由民主提名、民主选举产生。其主要领导人可考虑由自下而上提名和上级委派候选人相结合，而以差额选举产生之，然后报上级领导批准。为慎重起见，地方民主建设可仿效设置经济特区的办法设置政治特区作为试验区。

本文到此结束。最后还想特别提到一点：本文强调“改造集中”，目的之一是为了消除过去“过度集中”的弊病，为此必须有适应我国国情的分权及权力制衡制度。这个问题这里未专门涉及，但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的应有之题，应当专门加以研究。

（2008年7月）

（责任编辑 杜 晋）

2008年第11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外政策的调整　作者：朱　良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内政策开始了根本的调整。中央没有就过去的对外政策做过较全面的总结，但是，对外政策是不可能不做重大调整的。

对外政策为什么必须调整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战略。14个社会主义国家结成了以苏联（1991年底苏联解体为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等15个独立国家）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毛主席于1957年曾宣称：“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力量对于帝国主义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经过十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也就是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中苏决裂了。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国的对外工作的极“左”达到了顶峰。同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提出：当前世界正处在世界革命的一个新时代，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我国对外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用当时另一种说法就是“外交服从革命”）。我们公开支持东南亚一些国家共产党的武装斗争，这就违背了中国倡议的国与国之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69年4月，林彪《在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引了列宁“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帝国主义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的论断，还引了毛主席的指示：“关于世界大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九大通过的党章还写上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现代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的奋斗目标。1969年中苏之间的紧张关系到了战争的边缘。中国和美国都调整了对外战略。1973年毛主席同美国基辛格谈话时提出“一条线”战略，即“搞一条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1974年，毛主席又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了“三个世界”的思想，作为“一条线”的理论根据。

1977年8月12日，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强调了“三个世界”的对外战略。同年11月1日，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了六整版的《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文章指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依据关于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理论，关于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帝国主义必然要用战争重新瓜分世界的理论”，断言“苏联复辟了资本主义并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苏联叛徒集团把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变成高度集中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它的集中程度是美国所无法企及的”。文章的主要结论有：苏联和美国这两个帝国主义超级大国是第一世界，“它们的争夺必然导致新的世界战争”；当前，战争的因素正在明显地增长，世界战争可以推迟，但是不可避免，要立足于早打大打；在愈演愈烈的美苏两霸的争夺中，美帝国主义在总的战略上不能不处于守势，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这个争夺中处于攻势，因此苏联是“比美国更危险的世界战争策源地”，“第二世界（注：指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是反霸斗争中可以联合的力量”，“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是反帝、反殖、反霸的主力军”，为建立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以打击主要的敌人，要按照列宁的教导，“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

《人民日报》这篇文章发表后，我们加快了落实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战略部署。

调整对外政策需解决哪些问题

我党没有全面总结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和以后的对外工作，但是要调整对外工作，以下几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

（1）我们的时代是不是仍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当代世界的根本问题是不是“战争与革命”？战争的威胁是不是迫在眉睫？这涉及到是备战还是加快现代化建设，要不要高举维护世界和平旗帜的问题。

（2）要不要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要不要同大国结盟，联合一个反对另一个？

（3）要不要坚持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要不要改变支持外国共产党武装斗争的革命外交路线？

（4）要不要同全世界近80个被称为“修正主义”的共产党恢复关系？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因为我们后来改革开放的步伐大大超过了我们批判的“修正主义”。

1989年4月22日，中央对胡耀邦生平有一段评价，谈他对新时期对外政策调整的努力：“他为恢复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同其他一些国家共产党、工人党的关系，为发展我党同外国社会党、民族主义政党及其它政党的关系，为增进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为我国对外政策在新时期的重大调整，做出了努力。”

恢复我党同“修正主义党”的关系

1978年我们已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恢复关系。当时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国共产党也希望同中共恢复正常关系。但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仍认为：尽管这些党有要求独立自主、摆脱苏联控制的倾向，但是这些党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仍然跟苏联跑，我们同他们没有恢复关系的基础。我们仍称这些党为“修党”。

恢复同70多个“修党”的正常关系，是从意大利党开始的。

意大利共产党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实力最强大的第一大党，拥有160多万党员，1000多万张选票，与意大利社会党等在一起控制了近60％的地方政府，还掌握着全国最大的工会和合作社组织。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时，意共发来了唁电，总书记贝林格和主席隆哥到我国驻意使馆吊唁，意共的各级党部下半旗志哀，我们都不领他的情；1978年4月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巴叶塔，要求同我驻意大利大使进行非正式秘密会晤，我们也拒绝了。在国际共运大论战中，我党发表的重要反修文章虽然只有二三十篇，但是，点名批判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的文章就有两篇，其中一篇竟长达十万字，实际上是指桑骂槐，全面系统地批判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

经中央批准，1979年3月，中联部副部长吴学谦，应邀到罗马同意大利共产党就恢复两党关系进行内部会晤，以后经过了长达一年的交换意见，1980年4月，贝林格总书记应邀访华。胡耀邦总书记去机场迎接，华国锋主席会见。胡耀邦同贝林格举行了5次深入的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在完全平等、独立自主、互相尊重的基础上，恢复和发展两党关系（后来，胡耀邦在会见荷兰共产党代表团时，又加上“互不干涉内部事务”，作为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写入了十二大党章）。

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时说：“这次我们两党恢复关系，我去见马克思也好交代了。”“过去许多争论，并不是我们讲的都是对的，我想你们认为自己讲的也不一定都对。”“我要说三句话：一是过去的一切一风吹；二是当时有些问题我们看得不清楚，甚至有错误；三是我们双方统统向前看。”过了一年，邓小平会见原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的遗孀约蒂议长时，又说：“1963年我们写了篇文章，对不起陶里亚蒂同志，那篇文章丢到纸篓里去吧！”

同意共恢复了党的关系后，接着同一些对苏共有独立性的“欧洲共产主义”类型的共产党如西班牙共、法共、希腊共（国际派）、荷兰共恢复了关系，后来逐步同其他共产党都先后恢复了关系。

共产党能不能同社会民主党建立联系

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前后，欧洲社会民主党曾被指责为“背叛国际主义”、“工人阶级叛徒”。

1951年，欧洲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工党（以下统称为“社会党”）成立了“社会党国际”，其前身是1923年成立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它自称其历史始于1864年（即第一国际）。自1976年西德社会民主党主席勃兰特任主席后，又吸收了第三世界一些接受社会民主主义的民族主义政党参加。社会党国际有正式成员党49个，咨询成员党17个，党员总数达到1600万，选民9000万，在19个国家处执政地位（2008年已有159个成员党，在近50个国家执政）。因此，同各国社会党来往，对促进国家关系、增进人民间友好、维护世界和平，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不少社会党主张缓和同苏联的关系，这同我国主张“一条线”战略是有分歧的。因此，1977年法国社会党邀请中共参加其代表大会，我未予置理。1978年西德社民党主席勃兰特表示愿以党的主席身份访华；1980年英国工党领袖卡拉汉访华时，表示英国工党愿与中共建立“密切关系”；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马耳他等国社会党，也表示愿与中共建立党的关系，我们均未予置理。

1981年2月，应胡耀邦总书记邀请，密特朗率法国社会党代表团访华。密特朗当时辞去了法国社会党第一书记的职务，准备竞选总统。我党对密特朗给予了很高的礼遇。他抵京后，胡耀邦前往国宾馆拜会了代表团，又在客人离京前会见了代表团并设宴饯行。李先念副主席同代表团举行会谈。邓小平会见了代表团，他在谈到国际局势时指出：“战争危险依然存在，战争的策源地是苏联。当然美国也是一霸。能够打世界大战的只有两家，美国和苏联。但美国在战略上处于防御地位，苏联处于进攻地位。我们大家要联合起来，才能维护世界和平和推迟战争。”

密特朗回到法国3个月之后竞选获胜，当上了法国总统并连续担任了12年总统。法国社会党领导人后来见到我党领导人时，不止一次地感谢中共在总统竞选前邀请密特朗访华，给他带来了获胜的好运。

邀请社会党国际的领袖，西德社会民主党主席、前总理勃兰特访华，是我党同社会党关系中最重要的决策，他不仅在各国社会党中有很大威望，在第三世界中也有很重要影响。但是我们在近十年左右时间中，对勃兰特奉行的“与西方合作，与东方（苏联和东欧）和解”、支持美苏裁军谈判等政策持否定态度，认为他对国际形势缓和有幻想，对苏联有幻想。中共和西德社民党的国际事务主要负责人，经过一年半的接触、相互访问，才达成了勃兰特访华的协议。

1984年5月，勃兰特应我党邀请率团来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双方举行了多次会谈。胡耀邦最重要的讲话是欢迎宴会上的祝酒词。他首先赞扬勃兰特“多年来为缓和欧洲和世界紧张局势，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南北对话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他接着讲：“什么是当前最重大的国际问题呢？在我们看来，当今世界上最根本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维护世界和平问题；一个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问题，也就是通常所讲的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问题。”胡耀邦这样说，实际上是否定了我们过去关于世界最根本的问题是“战争与革命”的论点。邓小平1985年3月同日本外宾谈话时说：“再从经济角度来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这个谈话实际上肯定了胡耀邦的观点，中央后来又概括成“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

胡耀邦在欢迎宴会上还讲到，中共愿同其他国家社会党在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友好关系，他说：“中国人民将同欧洲和全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坚持不懈地为缓和国际局势、制止军备竞赛和防止核战争而努力”，“在这些与世界各国人民命运攸关的重要问题上，我们同勃兰特为主席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工党有不少共同点或相似点。我们愿意在共同点或相似点上同它们进行对话、交往与合作。”“我们认为，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归根到底，应当由各国人民自己来选择，分歧和差异不应当成为谋求这种合作的障碍。”胡耀邦还说，中共在同社会党的交往中，恪守“四项原则”。这就把我们同各国共产党关系的四项原则，扩大到适用于其他各类政党。

勃兰特来华前，对我党将如何接待他一行，多少有点捉摸不定。在事先拿到胡耀邦的祝酒词稿后，他迅速对自己的祝酒词和会谈稿作了相应的修改，做出了积极、友好的反应。

邓小平礼节性会见并宴请勃兰特一行，使勃兰特甚为兴奋，称这是给他的荣誉，表示要从邓小平的智慧中汲取一些精华。

勃兰特的访问获得了圆满成功。两党的接触和联系不断深入发展，中共同其他各国社会党的来往，大大加快了。1985年10月我党应勃兰特当面向赵紫阳发出的邀请，派代表团参加了在维也纳举行的社会党国际第二次裁军与发展会议，开始了同社会党国际的联系。

坚持五项原则，革命不能输出

中共十二大对调整支持革命的外交路线起了重要的作用。

共产党必须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必须支持世界革命，这在三十多年前是天经地义的事。“我们不惜最大的民族牺牲”，抗美援朝、支持越南抗法抗美，并且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中苏大论战时，我们批判苏共不支持革命，说马列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的根本分歧是要不要革命、要不要反帝。到了文化大革命，我们就公开地支持东南亚国家的武装斗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们从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战略出发，继续实行支持革命的政策。

作为共产党，当然应该同情各国人民的正义事业，但是，支持外国共产党反对政府的武装斗争，是同国与国之间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改善同邻国友好关系有矛盾的。1975年7月，毛泽东主席对泰国总理克立说：“我们支持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但是不支持修正主义。我很赞成你在香港讲的那一篇话，国家是国家关系，党是党的关系”；“拉扎克（马来西亚总理）要求我，不要跟他们国家的共产党往来。我说不行呢，因为我也是共产党。哪里有共产党不支持共产党革命的？！”“至于你们怎么对付共产党，我们不干涉。无非是一骂，二打，三杀。我们不管，管不了啊!不能干涉别国的内政。”1978年，我们对泰国总理江萨重申了毛主席关于“国家是国家关系，党是党的关系”的论点，“我们反对苏联，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它背叛了马列主义，我们不能背叛马列主义。不支持（革命）是不可能的。这个问题极大。如果我们改变了这个原则，就等于在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面前放下了武器，连在意识形态上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资格都没有了，会受到全世界人民的谴责。”

1982年9月1日，中共十二大报告讲对外政策时强调，“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用以指导自己同各国发展关系的一贯原则。报告说：“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相信共产主义最后一定会在全世界实现，但是革命决不能输出，它只能是各国人民自己选择的结果。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十二大公开提出“革命决不能输出”后，我们加快了调整支持东南亚国家共产党武装斗争的政策。调整工作包括不再邀请这些党的领导人参加国宴，不再上天安门观礼；停止播发有关这些党的活动的新闻，撤销在中国境内的广播电台；停止军事援助，逐步减少直到终止经济援助；撤销这些党的在华机构，人员回国或转到第三国，愿留中国的可以留下，不再按党宾对待，年老体弱的可在中国养老，但都要遵守中国法律，不从事反对其本国政府的活动。

整个调整工作过程经历了六七年的时间，尽量稳妥、逐步地进行，给有关党充分时间转变思想和政策。胡耀邦等领导同志对有关共产党领导人做了耐心的思想工作，对我们过去支持这些党照搬中国的经验，搞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的错误做法作了自我批评，说明各国革命必须从本国实际出发，依靠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进行；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口头上说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在行动上输出革命，不仅会损坏社会主义形象，对有关共产党形象也不好。

东南亚有关国家政府对我们调整工作的每一个动作都密切关注，并且能够理解。中国同东南亚国家在五项原则基础上的睦邻友好关系得到改善、加强。

党的十二大提出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内外本着邓小平“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精神，思想很活跃，不少人对苏联是不是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对“一条线”、“三个世界”战略有不同看法，并且向中央写信提出了意见。

中共中央秘书长胡耀邦，在1979年7月第五次驻外使节会议上讲话，对会议讨论中涉及的问题，提出了四点“体会”。他说：第一点体会，我们平常说的社会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是指苏联所奉行的政策，不是指它的社会制度。过去，我们说苏联变成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变了。现在回过头来看，可能我们那时候研究得不成熟，提出的理由不充分。这个看法必须重新考虑。第二点体会，苏修集团是我们的主要敌人，这一点不能含糊，但是说“苏联亡我之心不死”，是不是它要搞“亡我之战”，侵略我们呢？苏联要把我国占领，我看500万军队不行，至少得1000万军队。苏联人民对我友好之心未灭，相当一部分干部，也是希望同我友好的。有此两条，我觉得苏联要打我们，搞大规模的反华战争，不是一般的难，而是难上加难。第三点体会，对苏联广大干部和人民必须放开手做工作。第四点体会，对苏联和东欧等国家要很好地区别，对他们也是很可以做工作的。这次会议的总结报告强调：战争的因素在继续增长，我们要立足于它对华，立足于它早来，立足于大打。对中国威胁唯一的危险来自苏联，来自社会帝国主义，所以我们采取“一条线”的思想，就是国际反霸统一战线。所谓反霸，就是侧重反“一霸”，联合两霸中间的“一霸”。按照列宁的教导，美国起码是间接同盟军。

1981年3月，胡耀邦总书记在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对外工作讲话中提出，我们对外政策应该奉行“完全独立自主的方针”，为此“任何时候不依附任何外国的外交政策。也就是说，我们不跟着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指挥棒转”。还提到，我们坚决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霸权主义实质上包括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

1981年3月起，政治局常委李先念（1983年起任国家主席）担任了六年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他主持的第一次会议，就讨论加强第三世界工作问题，并强调我们坚决支持发展中国家捍卫民族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的斗争，不能以它们对苏联的关系好坏来划线，不能只反对苏联霸权主义而丢掉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旗帜。他多次强调，外交上一定要坚持独立自主，不要强调中美有“战略关系”；“一条线”的提法不要再讲了，“一边倒”对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也不好。李先念为新时期对外政策的调整做了很多工作。徐向前元帅在1982年7月，再次表示不同意“一条线”的战略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提法。

1982年8月10日，外交部苏欧司司长奉命启程去莫斯科，向苏联提出：改善两国关系要从消除三大障碍入手。经过了一年两个月的谈判，8月15日，中美达成关于美国售台武器问题的“八·一七”公报协议。

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会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胡耀邦在十二大的报告第五部分，以“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下转18页）（上接16页）策”为题，强调我们坚持执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者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在1984年5月18日欢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主席马尔科维奇一行的宴会上，胡耀邦作《中国独立自主对外政策的实质》的讲话，进一步阐述了：“‘独立自主’就是中国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也不同任何大国结盟。对我们来说，同大国结盟有两个不好：第一，中国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交往，而同大国结盟可能妨碍，或者至少影响我们广交朋友；第二，它会妨碍我们抵制对方可能有的越轨行动，甚至还有可能给对方利用去反对另一些友好国家。”

我国在新时期对外政策的重大调整，经历了很长的复杂过程。

1983年3月，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以前总是担心打仗，每年总要说一次。现在看，担心得过分了。我看至少十年打不起来。”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讲话中，谈到国际形势问题时指出，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实现了两个重要的转变。第一个转变，是改变了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第二个转变是对外政策，改变了“一条线”的战略，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1989年5月1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应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尚昆邀请访华。邓小平同戈尔巴乔夫会谈时宣布了中国和苏联两国两党关系正常化。

1989年至1991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危机，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剧变、苏联解体，国际形势和格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1989年6月起，美国带头对中国实行了多年的制裁，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和所谓“人权”问题，越来越成为遏制、西化、分化中国的武器。

（作者系中共中央联络部原部长）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8年第11期 李锐对改革开放的个人回顾　作者：李　锐／口述　王建勋／整理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回顾往事，自然离不开邓小平、陈云、胡耀邦和赵紫阳四个人的作为，因为改革开放的成败是同他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中关键人物是邓小平。

邓小平在历史上是被毛泽东同志器重的。早在上世纪30年代的江西，邓小平就因追随毛泽东而挨过整，被撤职。随着毛泽东在中共党内地位的不断上升和稳固，邓小平在战争年代就更受到重用。1949年后，毛泽东发动的“反右派”运动，邓小平是积极的。但在经济建设等方面，他基本站在刘少奇、周恩来一边。文革伊始，“打倒刘邓”。毛泽东对刘少奇是一定要打倒的；而对邓小平则是打而不倒，并不同意开除他的党籍。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又起用了邓小平。一年后，由于邓小平反对“四人帮”反对“文革”，再次被打倒。

1978年，冲在改革开放第一线的先锋人物是胡耀邦、赵紫阳等人。耀邦首先干了两件大事：一是批“两个凡是”，发动真理标准讨论；二是平反冤假错案。这就把毛泽东的文革，并把他的历次整人的政治运动基本否定，毛泽东晚年织就的意识形态网络也被撕开了一条缝儿。那时，批“两个凡是”、平反冤假错案，陈云是赞成的，邓小平坚决站在胡耀邦一边。1980年，邓小平接受了李维汉关于要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意见，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著名长文。可惜刚起步，又被胡乔木利用波兰发生的团结工会事件腰斩。这是很令人遗憾的。

邓小平与陈云，这两位政治老人的关系，按邓小平的话说，是有时候有些“谈不拢”。改革开放，邓小平在经济上是坚定的，如成立“特区”等等，这是壮举；而陈云仍坚持“鸟笼经济”。这是原则性分歧。在意识形态上，邓小平“不问姓资姓社”，“不管黑猫白猫”，“摸着石头过河”，不被既往的正统理论所限制，敢于突破，这是有极大功劳的；而陈云仍没有完全跳出旧框框。1989年，中顾委发了个“一号文件”，是陈云谈学习哲学问题的，刊载了陈云同赵紫阳、胡启立、李瑞环1987年以后的谈话。陈云说：“列宁《帝国主义论》没有过时。”

邓小平多年领导过胡耀邦，也早就熟知赵紫阳和万里，启用他们三人是完全正确的。上世纪80年代中，对这“三驾马车”，邓小平都是大力支持的，给予积极肯定。

除开一些小事外，胡、赵二人合作得是好的，都赞成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全面改革。但邓、陈两位老人对全面改革却有不尽一致的看法。又有几个人在邓小平、陈云两位老人中间穿梭，经常送材料；他们看不起胡耀邦，对赵紫阳也有意见。如1983年，陈云要批胡耀邦，就是这几个人从中兴风作浪，后被邓小平制止了。以后这几个人又先搞“清除精神污染”，后批“资产阶级自由化”。前者只搞了28天，被胡、赵联手制止。

1989年风波，中顾委的四个人——杜润生、李昌、于光远和我赞同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处理学运。后来批斗了我们几个月，准备开除我们的党籍，是陈云把我们四个人保下来了。陈云说：“这种事不能再干了，否则以后还要平反。”

1992年春天，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挽救了我国改革开放可能夭折的危机局面。现在，邓、陈两位老人已不在了，“左王”的干扰也不存在了，这是一种便于与世界同步前进的形势。第二个“历史决议”，对中共建国后的历史经验教训，包括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做过总结。现在改革开放30年了，我们总的说，取得极大成功，但也有教训需要总结。邓小平同志功绩赫赫，但他也不是神，不可能句句正确，事事正确，所以，我建议也做一个历史问题决议。这样，我党我国进一步全面改革开放的路就更好走了。

经过3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的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四位，但代价也大，单位能耗和对资源、环境的破坏也居世界前列。更可怕的是贪污、腐败愈演愈烈，且呈难以遏制的势头，大大小小的腐败分子上下其手，互相勾结，如此下去，会使中国共产党沦为一个利益集团，构成新兴的权贵资本主义或官僚资本主义。近几年来，党中央领导陆续提出了“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物质、精神、政治三大文明”等正确的治国方针，这些善良的愿望明显优于30年前的“四个坚持”，但要真正落实，前提是不能再走专制的老路了，必须按照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普世价值规律，即民主、法治、宪政来治国理民。这就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这个老大难的问题了，不能再犹豫不决了。

政治体制改革千头万绪，我建议首先从开放言论自由、实行舆论监督，和县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个人收入、家庭财产申报、公示入手。为了早一天启动20年前党的十三大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党政分开，政企分开，以法治国，实施宪政。我曾在十五大、十六大和十七大召开时，连续三次上书中央，敦促开启这一战略举措。现借此文，再次呼吁，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的合法性计，为中共的兴旺发达计，为国家、民族和天下苍生计，政治体制改革迫在眉睫，时不我待！

（责任编辑 杜 晋）

2008年第11期 我的“理论工作者”经历　作者：李洪林

我现在是一介平民，退休以前的职业是所谓“理论工作者”。在当代中国，被称作“理论”的，只是马克思主义。其他人文学者和社会科学家都要冠以本科的帽子，只有研究或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才算是“理论工作者”或“理论家”。

在共产党当政的国家，马克思主义享有特权，是君临一切科学、裁判各种是非的普遍真理。它直接为当局的政治服务，因此“理论工作”便有一种特殊的地位。

但是同一件事情还有另外一面：正因为直接为政治服务，所以便有特殊的风险，稍有不慎便会犯“政治错误”。这比“思想错误”严重得多。“思想错误”只是“认识”问题；“政治错误”便是“立场问题”了。

我怎样用理论为政治服务

我上大学时接触马克思主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做地下工作。后因工作暴露，遭国民党追捕，1948年进入解放区。

我一到解放区就做理论工作，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教学、研究和宣传。那时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是解放全人类的学说，共产党就是为人类有史以来最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的大公无私的政党。作为这个党的一分子，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使我充满了自豪感，并且热爱自己的事业。这种热情一直延续到1959年春天。

这个时期，我是无条件地相信党，我的理论工作就是全心全意为党的政策做出理论上的说明，从马恩列斯毛那里找出根据，证明党的路线是正确的。1958年那种疯狂的“大跃进”，我也是坐在办公室里鼓气煽风的“理论家”之一。我最尖端的作品是1959年给《红旗》杂志写的一篇社论：《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这个题目便已说明一切。1958年为了钢产量翻一番（从535万吨升为1070万吨），发动9000万人上山，砍光森林烧炭，砸了铁锅炼“钢”，庄稼熟了烂在地里没人收，还叫农民“放开肚皮吃饭”：这种“革命浪漫主义”已经斫丧了国家元气，弄得人困马乏并且开始挨饿。在这种困境下，1959年中共中央又订出个1800万吨的钢指标，这在当时是绝对不能实现的空想。然而胡乔木还叫我写出上述这样一篇“鼓劲”的《红旗》社论。我在五八年“大跃进”高潮中从未到下面走走，哪里知道生产第一线的艰辛！所以接到这个任务，丝毫也未感到有什么不对，而是兴致勃勃地在稿纸上把那“十分”、“十二分”和“二十四分”的“辩证关系”演绎得头头是道。虽然这篇文稿又经胡乔木修改之后才作为中共中央权威刊物的社论发表出去为害全国，但我毕竟是它的起草者，至今想起来都心中有愧。

反映真实情况，却犯了错误

作为理论工作者，为政治服务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调查研究。我当时工作单位是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它实际上是直接为毛泽东服务的一个小小的秀才班子，主任是陈伯达，副主任是胡绳和田家英，他们都是毛的大秘书。这个单位虽然“级别”很高，但并不是中共中央的职能部门，没有行政性的任务，也没有下级对口单位，只接办毛所交代的社会调查和理论研究方面的任务。当时它编印一个只向毛和中央反映情况的半月刊，叫做《思想界动态》，由我负责编辑。有一次中央办公厅转来一个材料，是武汉华中工学院一个学生张治水写给毛泽东的一封长信。此信全面批评了“三面红旗”（即“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反映了民不聊生的情况，并对毛略有微词。信写的很恳切，希望中央能够纠正这些错误。

我因脱离实际，对外面的情况并不了解，而这封信所陈述的严重情况，和公开报道的“大好形势”截然相反，所以引起我高度重视。我觉得必须让毛和中央看到这封信。尤其毛一贯重视调查研究，这个材料他不会置之不理。于是我把它登在《思想界动态》1959年第14期（7月下半月）上。谁知那时中央正在庐山开会。这一期《思想界动态》送到庐山，正是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给毛泽东写信批评“大跃进”，而毛借机发起“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时候。真是无巧不成书，这一期《动态》来到庐山，正好撞到枪口上。

我因刊登张治水这封信，被指控为“配合”彭德怀反对三面红旗，“向党进攻”。所以我经历了参加革命以来第一次狂风暴雨般的批判。批判完就被“下放”到农村去“劳动锻炼”了。

现实使我更加右倾

1960年和1961年，我分别在北京和河北的农村中度过。党把我“下放”，是为了改造我的右倾，不料我却被可怕的现实教育得更加右倾了。我亲眼看到了农民怎样在人民公社的囚笼里痛苦地备受煎熬。这还不说，1962年春天我参加田家英领导的湖南调查，使我和党那时的政治路线离得越发遥远了。

田家英是奉毛泽东和刘少奇之命，到他们两人在湖南的老家做农村调查的。我被分在宁乡调查组，去一个炭子冲大队，这是刘少奇的老家，其特点是饿死的人最多。尚未饿死的人也不过是苟延残喘，在死亡线上艰难地挣扎着。所有的农民，可以说都是家徒四壁。我们在一家农民的锅里看到的“饭”是米糠煮青杏，所谓“米糠”乃是粉碎了的稻谷壳，并不是碾米时的副产品米糠。他的小孩们围着桌子，仔细找寻稻壳中偶然遗留下的谷粒，剥出一颗生米粒，连忙放在嘴里，像含一粒糖果一样慢慢咀嚼。看了这些可怜的孩子，真叫人心酸。

炭子冲大队的调查报告是我执笔的。对我右倾的批判言犹在耳，但我已顾不上这些指控，而是如实地把这种人间惨状都写了出来。我认为，这是真正为政治服务，只有让党了解这种可怕的情况，才能改变政策，得到人民的谅解。

田家英很欣赏这篇调查报告，因为那上面写的都是他也亲自看到的。我们回到北京以后，田把调查材料交上去了。我很高兴，能让毛直接看到这些第一手材料。

谁知我又错了。毛泽东看了调查报告以后大怒。田家英把毛的责备独自承担了，从而使我躲过一劫。但我的思想却开始彷徨了，说实话倒是“犯错误”，究竟怎样才算政治正确呢？换句话说，党的政治究竟是什么？要怎样才能跟得上，怎样才能不犯错误呢？

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猛烈批判“三风”（“黑暗风”，认为形势不好；“单干风”，认为人民公社搞糟了；“翻案风”，认为反右倾反错了），号召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就让我明白了：党的政治是左比右好。

理论和政治的蜜月结束了

事实上自从中共建国以来，一直是左比右好。八届十中全会不过是“三面红旗”失败之后，拒不认错，反而重申左的方针，决心更加坚定沿着这条绝路走下去罢了。

我作为这个党的“理论工作者”，在下乡以前，从未接触实际，只在办公室里，紧跟党的步伐，按照党的要求写这写那，因此“理论”和“政治”完全一致，配合默契。可是一旦接触实际，“理论”和“政治”的蜜月就结束了，从此就陷入彷徨的痛苦之中。

让我感到彷徨的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社会主义优越性”。从《共产党宣言》问世起，搞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人无不信奉一条天经地义：私有制是万恶之源。要改造社会，就必须消灭私有制而代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因为私有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只有公有制才能解放生产力。

然而我在农村做的两次调查，却无情地使我从根本上怀疑马克思主义上述原理了。

1961年我在河北省新城县孙家漫撒大队，1962年我在湖南省宁乡县炭子冲大队，都做了该大队从土改后到公社化以后历年的粮食产量调查，可惜这两份调查材料都已遗失，但是那结论当时把我们调查组惊得目瞪口呆的景象，至今都历历在目，因为那历年产量表上清清楚楚告诉我们：公社化不如合作化，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初级社不如互助组，互助组不如单干。但是这些调查并不是上边交办的任务，而只是我们私下“业余”进行的，所以调查报告也没有往上送。但它已从根本上动摇了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社会主义路线的信念。

我实在没有能力为这种政治服务。在这种心情的支配下，我宣布“洗手不干了”，正式提出要求调动工作。至于想到什么地方什么部门去做什么工作，根本也没想过，只求不再做理论工作了。结果，“洗手不干”之说挨了批评，据说只有土匪强盗改邪归正，才称为“洗手不干”，怎能把党的理论工作和强盗相比呢？至于调动工作，也不批准，还得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干下去。我虽然心情忧郁，但党员个人必须服从组织，这一点我还是牢记并且认真履行的。不过此后的“工作”已无“理论”可言，上班只是应卯而已。至于十年浩劫期间，连“工作”都谈不到，更不可能和“理论”沾边了。

《理论风云》的命运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是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时期，也是我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东山再起”的时候。回顾一生，“参加革命”逾六十年，只有这短暂的几年，才不曾虚掷年华，总算做了一点有意义的事情。然而这几年也是在风霜雨雪中度过的。

那时我的本职工作是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筹备中共党史展览。不过在党史上，我的作用却很有限，因为官方早已有了框架，况且党史和国史的档案都深藏在中央档案馆倚山而建的钢筋水泥库房里，原子弹都炸不开，中央委员都不能随便进去，普通人更无从问津了。在它解密之前，谁能知道真相？

我的兼职是参加中央文件起草小组，那倒是个美差，因为它是一座平步青云的天梯。但是能不能平步青云，要看你“党性”如何而定。我的“党性”本来就不够格，况且后来又和胡乔木闹翻了，自然不是“通天”的材料。而我真正有兴趣的是按照自己的心意写文章，自己命题自己写，最惬意了。

那两三年，是我写作最密集的时候，经常收到大量读者来信，给我热情的鼓励和支持，使我就像生活在他们中间一样。另一方面，这些文章也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和中伤。

1985年，三联书店出版一套《研究者丛书》，第一辑是我的文集《理论风云》，收录了这个期间我发表的文章。因为这些文章和它的作者早就受到最高层的“关注”，所以此书刚一出版，就被陈云办公室从三联书店要去五本。后来传出来的权威评语是：“没有理论，只有风云。”

这句评语倒也中肯。这本文集确实谈不上有什么“理论”，因为所谈都是常识，并无创见，只不过别人尚未说出来的时候，我把它说出来罢了。而在当时，要想说出常识，就得突破禁区；说出常识以后，又须防备暗箭。其所以只须防备暗箭，不必抵御明枪，是因为我的这些文章发表之后，从来没有人公开和我论战，而都是背地里向上诬告。不论突破禁区还是防备暗箭，都是一种战斗，它可以说是在当代中国仅有一次的“思想解放运动”风云际会中产生，又在“反对自由化”的风雪交加中遭到禁锢，所以取名“理论风云”。这本书第一版卖光了之后，三联书店又重新进行装帧设计印刷了第二版，但是不久就“奉命”收回，化为纸浆了。对于这种现代化的“焚书”（实际是“煮书”），我曾有意循法律途径讨个公道，为此询问三联领导人：封杀此书的命令来自何处？封杀的理由为何？均遭避而不答，使我打算起诉都找不着被告人。然而我又不能把三联书店告上法庭，因为正是由于三联的关爱，这本书才能面世，我怎能恩将仇报呢？想当初三联敢于在我落难之时出版此书，已属石破天惊，如今被迫收回，显然有难言之隐。我不忍强人所难，只得作罢。

被目为离经叛道的《理论风云》，可以说是完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而且被我用来作为论据批判“左祸”的，有些还是毛泽东的“思想”。这也正是官方始终拿不出一篇像样的文章对它开展正面批判的原因。如果用“左”和“右”来衡量的话，官方认为它太右，而我现在却认为它有许多地方都太左了。这本书创见虽然没有，倒有三点新鲜之处：一是把毛泽东还原为人，直呼其名。二是介绍所选文章的写作背景和所引发的明争暗斗。三是选了文化大革命前我写的两篇党气熏人的文章，以反省自己曾为极左的路线涂脂抹粉并曾充当党棍蛮不讲理批判别人的劣迹。

提出“现代迷信”

1978年春，我写了一篇《科学和迷信》寄给人民日报，文章是批评毛的错误的。社长胡绩伟和副总编辑王若水主张发表，但当时的总编辑不赞成，这篇文章就退给我了。正好，这一年夏天，文化大革命中停刊的《中国青年》杂志准备复刊，找我约稿，我就把它改写成《破除迷信，掌握科学》给了他们。文章批判了对毛泽东的迷信，我把它叫“现代迷信”。胡耀邦很欣赏这篇文章，要《中国青年》杂志作为“本刊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发表了。

当时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很恼火，但又抓不住文章的辫子，所以就找些别的理由，什么“没有突出华主席”呀，等等，把这一期《中国青年》给查禁了。但这期杂志已经发行了很多，还有人把它拆开，一页一页贴到“西单墙”，所以“现代迷信”就成为流行词汇之一了。

这一期《中国青年》出版之后，不记得是哪一天了，忽然有一个身材矮小，十分瘦弱的青年人到中国历史博物馆来找我。他是从云南来的，刚从监狱里放出来，并给我看他的两只手腕。

天哪！他的两个手腕整整一圈没有完整的皮肤，因为在狱中长期戴着收得很紧的手铐，勒得手腕子整个溃烂了！溃烂治好之后，皮肤再也不能复生，就落下像手镯一样可怕的伤疤。说它像手镯，因为是环形的，但那面积比手镯还大。

我摸着他那没有知觉的伤疤，问他为什么被折磨成这样。他告诉我：是“现行反革命罪”，因为他“攻击毛主席”。

我又问他，现在怎么又放出来了呢？

他手里拿着一本《中国青年》复刊号，告诉我说，他的“罪行”和《中国青年》上那篇“评论员文章”的观点一样。他在狱中读到这篇文章，就据理申诉，他的罪名果然被推翻了，人也就放出来了。他一放出来就到北京找《中国青年》杂志表示感谢，并要求见见文章作者。杂志编辑部告诉他，那篇文章是我写的，所以就找到历史博物馆来了。

可惜我当时实在是太忙了，没能和他多谈谈心，他也还有别的事情，又匆匆走了。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不知他瘦弱的身体现在可健壮些？

多么好的青年，居然被摧残成这样！

不敢忘记受难者的嘱托

打从1978年起，我就不断收到报刊编辑部转给我的读者来信。因为我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的频率较高，又都是批判“左毒”的，所以不少来信的内容都是“左毒”受害者希望我帮他们伸冤的。我对这千里之外伸过来的求救之手，不敢有丝毫怠慢，因为每一封信都寄来一颗受难者期待的心，他们的遭遇使我感同身受。所以我把每一封信都附上我的信，一起寄到所在省委去了。我印象特别深的是黑龙江一个人，他1959年因为给彭德怀鸣不平而被判重刑，给我写信时仍在狱中，家中只有老母一人，因思念他而病倒，他害怕今生再也见不到她了，所以请我搭救。

我一边看他的信一边掉眼泪，因为我母亲此刻也正在病床上呻吟。她早已卧床不起，自知来日无多，每天看着床头的马蹄表，等待我下班回去看她。我立刻写了一封信和他的信一起寄给黑龙江省委。一两个月后，奇迹出现了！他来信告诉我，他已出狱回家，和老母团聚了。狱方告诉他，是我的信使省委给他平反的。这使我得到极大的安慰。

另一次使我得到更大喜悦的是我一封信促成二百多个冤案受害人重见天日。

《人民日报》在1980年把我在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发言《领袖和人民》正式发表了。这篇文章一下子传遍全国，结果许多因为所谓“恶毒攻击罪”而被判重刑入狱的“左毒”受害者纷纷通过各种途径给我写信，要求我帮助他们伸冤。从这些信上可以看出，其实他们直接反对的不过是林彪和四人帮。这些信都是寄到《人民日报》转给我的。他们在监狱里或劳改场，没有通信自由，都是通过千辛万苦偷偷写下，又通过千辛万苦辗转带到监外投递到邮局的。那些由于躲避搜查而时时藏匿的破旧信封，被揉得乱七八糟的信纸，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寄托着他们多么殷切的希望！我没有想到，自己写的文章和会议发言竟引起这样大的反响。过去我虽然也常接到读者求助的信件，都是零星寄到的，我也就零星转寄，如今这一大堆信件，都是已经定案并在服刑的“反革命罪犯”，显然不是我这种普通干部转一转申诉信就能解决问题的。最后我有了主意；把信件集中起来，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简要地介绍一下信中所反映的问题，即现在有不少人因反对林彪四人帮而仍在服刑。然后把那些申诉信附上，一起送去了。

这封信果真起了作用。邓小平阅后批了几个字：“请胡耀邦同志处理。”胡耀邦雷厉风行，马上指示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普查一次，凡因反对林彪四人帮而入狱者，一律平反，并限期报告处理结果。几个月后，结果出来了，全国有二百多桩这类冤案都平反了。其实这事的处理过程，我一点都不知道。当时我在中央宣传部工作，胡耀邦有一次到宣传部来，才告诉了我，并且说：“你做了一件大好事。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救了好几百人啊！”我才知道那封信起了那么大的作用，真觉得不虚此生。当然，这也幸亏是邓小平亲眼看到这封信并且批给胡耀邦处理，胡耀邦又明确指示平反并且限期报告结果，所以才如此顺利地把那样多的人解救出来了。否则，凭我一介书生，怎能有回天之力呢？

《读书无禁区》的故事

在《理论风云》中余音袅袅久而未衰的当推《读书无禁区》。直到去年《读书》杂志撤换主编，人们还在谈论这篇文章。

1979年春天，三联书店创办《读书》杂志，找我约稿。我写了一篇《打破读书禁区》。这篇文章引起《读书》编委们的兴趣，决定把它当做《读书》杂志创刊号的开篇文章。他们还嫌题目不够有力，杂志创办人范用就把它改成掷地有声的响亮口号：《读书无禁区》。果然一炮打响，在知识界引起强烈共鸣。这五个字一直都是《读书》杂志的旗帜，成为这本杂志的骄傲。其实这个著名的口号并非我的原创，他们改题目时也没有告诉我。我起初曾有恢复原题之意，因为这个新题容易被好事者纠缠不休，不如原题之无隙可击。但后来又决定认可这个新题，不往回改了，这是因为：

第一，改题目的编委陈翰伯、范用等出版界元老，与我虽非至交，却属知己。他们改题，与文章主旨完全一致，而且更加铿锵有力，读起来也容易上口。我应当尊重和欢迎这种修改，并引以为荣。

第二，更重要的是，此文一发，立刻引起强烈反响。这里有两个“烈”：一是热烈欢迎，一是猛烈反对。知识界是热烈欢迎，因为它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而道学家和主管思想控制的官员则猛烈反对：读书无禁区，这还了得！“小学生能看《金瓶梅》吗？”这是义正词严的神圣讨伐令。《读书》杂志专门为此展开讨论。在这篇文章激起如此轩然大波的情况下，我必须义无反顾地独自承担《读书无禁区》从内文到标题的全部责任，所以更加坚定地捍卫“读书无禁区”这个口号了。

其实那篇文章本身的逻辑是没有漏洞的。文章的主旨是反对把禁书作为政策，决无鼓励文化垃圾之意，更不曾提倡小学生去读《金瓶梅》。白纸黑字俱在，那些一看题目就兴师问罪的十字军，不久也就偃旗息鼓了。

正因为《读书》杂志经过《读书无禁区》这场风浪，名气更大了，读者更喜爱了，所以这个口号已经成为《读书》杂志的标帜。一回顾《读书》，就要谈到这篇文章，所以有一次这个杂志多少周年纪念时（我已忘记年份，好像是二十周年），中央电视台决定拍一个专题节目，我作为这篇文章的作者，也被编入这个节目，中央台到我家来见过面，准备拍一些电视访谈。我倒是有自知之明：我这个著名的“自由化分子”，“六四”后蹲过铁窗的人物，能在党的电视台上露面吗？难道中国的政局真要解冻吗？

果然，对我的“电视访谈”最后泡汤了。结果电视播出的画面只有别人在谈《读书无禁区》，而这篇文章的作者却不能露面。那原因当然是一露面就会危害国家安全。这也算是我那本《理论风云》中余音萦绕最久的一则故事吧，前后经过了二十多年！

此段回忆写罢，偶然上网搜索一下“读书无禁区”，看看这个词是否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一点痕迹。结果“百度”搜出一万三千条，“ＧＯＯＧＬＥ”搜出二万七千条，第一条就是“水木清华”在2000年1月9日“读书心得版·精华区”上贴出的《读书无禁区》原文。转贴者在原文前面写道：“现在来读这篇二十年前发表的宣言级文章，真是感慨良多。”又在原文末尾写了一句读后感：“我把琴盖合上，此曲已成绝唱。”

在流行风尚转瞬即逝的今天，我在上个世纪的一篇文章，至今仍有知音实在出乎意外。那位从未谋面的读者“感慨良多”，我这个作者回想起自己坎坷的命运，尤其感慨良多。网上许多条目写的都是“犹记《读书无禁区》”，直到最近，仍然有人“犹记”。我不知道这篇文章还能被人“犹记”多久，但仅从我所能看到的这些点滴来说，已使我得到很大的安慰。对于一个作者来说，还有什么能比被人“犹记”更加珍贵呢？

后记

“宜观星辰辨南北，勿随萤火逐东西。”这副对联，是我从自己的理论活动中得到的经验教训。我做了一辈子理论工作，现在既说不清“理论”的定义，也说不清“政治”的定义。但我对理论和政治的关系却有一点重要心得，这就是：理论不应该为政治服务。

不管理论的定义是什么，它应该是探求真理的。真理是客观规律的反映，是稳定的，不会随着人的意向而变化。而政治则以人的立场和意向为转移。政治总是和政权分不开的。随着掌权者的更替，政治风向也就变了。即使掌权者没有换，他的意向变了，政治风向也要变化。作为理论工作者，只能本着科学良知，执着于真理的追求，而不应“为政治服务”。

当然，在现实生活中，谁也脱离不了政治，理论也不是处在真空当中。但是理论追求的是真理，而政治追求的是权力。在政治角斗场上，是强者胜，而强者未必“真善美”，也可能是“假恶丑”。特别在曲折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在策略上常常需要兵不厌诈，纵横捭阖，声东击西，变幻无常，理论怎能跟得上呢？即使能够跟上，这种“理论”也就不成其为理论了。

因此，要处理好理论和政治的关系，唯一的办法是超脱于政治之外。理论工作者必须用自己的头脑独立思考，应该把政治本身也作为一个客体进行观察和研究，而不应当跟在后面亦步亦趋。例如《孙子兵法》就把最为变化无常的战争作为客体进行研究，探求那纷纭复杂现象背后的本质。

在这个过程里，最不可取的是为现实的政治“量体裁衣”，用理论给当权的政治进行包装。这种做法，即使从执政者本身的利益来说，都是有害无益的，因为听不到不同的声音，有了错误将失去纠正的机会。

这样反省的结果，如果用一句很简单的话来说，就是“讲真话”。真话不一定是真理，但假话一定不是真理。用在理论工作上，就是“凭良心，讲真话”，而切不可昧着良心讲假话。

理论研究不是设计政治方案。政治设计可以有步骤，有妥协，有过渡。因为各个政治主体的立场不同，力量强弱也不同，彼此的诉求都不相同，要找到一个结合点十分不易，很难痛痛快快，常常是拖泥带水。这需要政治家的智慧和技巧。讲理论就要抛开一切利害得失，剥去所有外衣和偶然因素，把问题说透。讲理论只问真不真，不必考虑谁看了会怎样，尤其不能考虑当权者看了会怎样。事实上你即使想打动当权者，也是把问题说得越透，越有可能打动他的心。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我曾有短暂的时间活跃于理论界，这也是我这一生中仅有的几年，此后即销声匿迹。其实平心静气想想，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我在理论园地里耕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需要，也总能涌现出它所需要的人才。封锁资源，箝制思想，固然会扼杀人才，造就奴才，但也会磨练出人才。在网上和书报刊物上，经常可以看到犀利的政治评论，深刻的思想探讨，以及资料丰富功底扎实的理论研究。它们的作者当中也有“宿儒”，但更多的是后起之秀，这正是理论界的希望之所在。

面对理论园地的新气象，我得老老实实承认：自己的知识结构，以及对现实的观察和分析能力，已经大大落后了。所以这些年已经不大写什么东西。偶尔和友人相聚，除了翻翻陈年老账之外，也谈不出什么新的见解。虽然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有些新的想法，但是由于功底不深，讲不出多少道理。去年座谈谢韬文章时随便说了几句，不料被贴到网上，有的地方还不太准确。既然如此，索性结合个人理论活动的经历，把那些粗浅的想法写出来，算是对自己的“思想史”做个反省吧。

（作者系离休干部）

（本文摘自作者《往事回忆》）

2008年第11期 我在头脑发热年代写发热文章　作者：袁　鹰

今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创刊六十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考察人民日报社，发表了一篇重要讲话，提出新形势下的新闻宣传工作，要高举旗帜，围绕大局，服务人民，改革创新，坚持正确舆论导向，营造良好舆论环境。锦涛同志说：“舆论引导正确，利党利国利民；舆论引导错误，误党误国误民。”这二十四个字，从事新闻宣传工作的人，不论职位高低，都该牢牢记住，时时引以为戒。

我作为在《人民日报》工作多年的一名编辑，感受尤深。由于《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它所担负的舆论导向，不论是“利党利国利民”还是“误党误国误民”，影响和威力都特别巨大而深远；尤其是后者，造成的危害和恶果，常常无法预料。中年以上的人都不会忘记，“文革”大乱开始之时，跟着那份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全党发出的“五·一六通知”，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以前所未有的通栏大标题发表一篇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这篇举起“文革”黑旗的社论，其实同报社编辑部毫无关系，是陈伯达率领进驻人民日报社的中央工作组带来的），开始了大疯狂的十年黑暗历史。从这一天起，《人民日报》被林彪、江青一伙及其党羽所控制，后来又增加《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被篡夺了党中央领导大权的“中央文革”严密控制的“两报一刊”，十年中“误党误国误民”的舆论导向，造成的危害罄竹难书。现在倘若去翻翻那十年的报纸合订本，从内容到版面，常会让你心惊肉跳。这些年来，已经有不少文章和出版物，详细揭露，记录在案；将来一定还会陆续出现。历史上凡是危害人民、危害国家的事实，无论用什么借口、什么方法去掩饰或者曲解，都是不得人心的。

这类大事暂且按下不表。我在这里仅就五十年代后期头脑发热的年代自己所写的发热文章，作为错误舆论引导一例，呈现于读者之前。

如今，若是同一些中青年人士讲起五十年前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高高飘扬的年代，讲起全民大炼钢铁、全民写民歌、亩产万斤稻、农村吃饭不要钱这类事，他们一定会目瞪口呆，以为是编造中国版的《天方夜谭》，不相信竟有这样的事。但是，对年过花甲古稀的老年人，肯定会引起一连串辛酸苦涩的记忆，难以忘怀。那几年，来自中央的一个号召接着一个号召，一个口号接着一个口号，从上到下，从南到北，从城市到农村头脑发热，狂潮汹涌。不论最初的动机如何善良，愿望如何美好，结果是导致三年困难时期全民族的空前灾难，三四千万人饿死，工厂不冒烟，商店货架没有存货，全民饥饿，浮肿消瘦，国民经济严重失调。国家主席刘少奇引用他湖南家乡人民的一句话“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纠正当时来自最高领导人、流传甚广的“七分天灾，三分人祸”的错误估计，是符合实际状况的总结。也许这样的“倒三七”估计还是轻了些，因为那几年并未遇到特大的水旱灾害，而是由于领导人头脑发热，不了解实际情况，不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又听不得不同意见，做出了许多错误的决策，形成了几乎遍及全国的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谎报风、命令风和种种违反了多年的实事求是优良传统的做法，严重地脱离人民群众，严重地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

作为党的喉舌，报纸在那几年起了相当巨大的宣传鼓动作用。《人民日报》的元老之一、曾任总编辑的李庄后来做过简明扼要的概括：典型多、栏目多、观点多；气魄大、嗓门大、标题大、照片大。刘少奇同志后来在总结经验教训时说过：这几年的教训，中央要负一半责任，《人民日报》也要负一半责任。这个批评相当严厉，也符合事实，并不过分。那个时期特别是1958年下半年，《人民日报》上几乎天天都会出现让读者眼花缭乱、惊心动魄的新闻、通讯、言论和标题。从要闻版、工业版、农业版直到文艺副刊，都是如此。随便举个例子：1958年8月22日河北徐水县制定了一份《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人民日报》为此在第二天发表了长篇报道，其中就有这样的字句，“徐水的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时期，把社员们带向人类历史上最高的仙境，这就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时光。”这里所说的“仙境”，就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个许多共产党人从参加革命、入党的第一天起就孜孜追求的理想社会，到1958年竟然似乎指日可待；“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那时也时常能见到。

在这样如火如荼的气氛下，《人民日报》副刊自然不敢后人，尽力配合，发表了不少热气腾腾的稿件，精心安排了不少擂鼓呐喊助威的版面，我在新近出版的拙著《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一书中有所述及，此处不赘。使我后来常常成为一块心病、长怀愧疚之情的，是自己也写了不少的散文、杂文、随笔和诗歌，不遗余力参与了这类发热浮夸的大合唱。五十年过去了，总觉得对善良的读者欠了一笔债，“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对他们说了许多不负责任，甚至强词夺理的假话，做了许多不符合实际、过分夸张的叙述，描写了许多虚幻的彩色泡沫。

现在摘录一些当年的文字，作为例证，请今天的读者审视一下我干过些什么傻事，写过些什么发热的文章。用另一种字体排，并不是因为它们如何重要，而是因为它们如何可笑。

1958年秋天，我和文艺部一位同事去四川组织宣传“大跃进”的副刊稿件，在川东万县地区，看到大巴山人民大炼钢铁的热烈场面，写了一篇题为《巴山铁水》的散文，其中写道：

大巴山最早迎接上山来的，是一群天不怕、地不怕、勇敢又细心的人。不管赤日炎炎，还是连天阴雨，他们总背着口袋，拿着钉锤，到处敲敲打打，寻找矿苗，你道他们都是勘探专家么？不，他们大都是有生以来头一回同矿山打交道，有许多人从来也没看过铁矿是啥样子。忠县有位乡党总支书记，背着口袋上山找矿，看见有点异样的石头，就采一块，这样采了一口袋，背下山来找人辨认。忠县洋渡乡金台农业社的监察主任老谭，在金台山找到一处矿苗，挖了四天，就没有了。老谭心里发急，全乡都在等着他的消息哩！他回家吃了一顿饭，又进入一片没有人烟的老山密林，下几百丈到沟底，上几百丈到对山，他就在这里找了七八天，饿了就吃麦耙耙，渴了就喝河沟水，老虎就在附近咻咻吼，他也不管，终于在一个深岩洞里找到矿……

找到了铁，山上便响彻了火药爆炸声和钻头的震击声，直上直下的山壁上便出现了蜿蜒的羊肠小路，便出现川流不息的挑运矿石的队伍。于是，两三个月里，小高炉、土高炉便一个个、一群群地出现了。

我们曾在奉节县深山里的一个炼铁厂里住过一夜。那里，有一个二十一立方公尺的高炉，现在正在日夜赶建另一个同它一样大的高炉。那里，焦炭要从十多公里外运来，没有公路，就用人挑，用兽力车运，反正一分一秒也不能耽误。工人们有时连着干十多二十个小时，有一个翻砂工人告诉我，他已经连着干了十六个小时了，可是一点不觉得累。……

大巴山里的深夜，并不安静。除了高炉在歌唱，到处都能听到清脆的电话铃声，这是地委或者县委在召集电话会议；这是区里、乡里在询问今天的出铁数字；这是钢铁指挥部在调动队伍，从这个区去支援那个区；这是每一个前沿阵地的指挥员在向上级报捷……

全民大炼钢铁的1958年，不仅农村，连北京各个机关都参加了，几乎每个机关后院，都是日夜炉火熊熊。我的爱人将家里的旧铁锅、旧菜刀、蜂窝煤炉以至旧缝纫机搜罗在一起，坐一辆三轮车送到机关去。那些东西就是铁制品，有的还淬了钢，不知扔到土高炉里能炼出什么。

沸腾的1958年过去，1959年又是一个“大跃进”的年头。我写了一篇《第十个春天》，其中有这样的字句：

我们刚送走了给我们伟大的祖国带来辉煌胜利的一九五八年。一九五八年，是我们历史上空前灿烂的一年。……这一年，我们的工农业主要产品钢、煤、机床、粮食、棉花的产量，不是百分之几、百分之十几的增长，而是百分之几十地增长。我们创造了世界罕有的速度。这一年，在亚洲东部广阔的土地上，出现了一轮初升的太阳——人民公社，只经过短短的三四个月时间，我国广大的农村除了个别地区以外，遍地树起了人民公社的鲜艳夺目的红旗。这一年，六千万人参加了炼钢的行列，热火朝天，餐风饮露，响亮地完成了党中央的伟大号召，提前把一○七○万吨钢拿到手。这一年，我们在每个战线上都有火箭一样的速度向前飞跃。这一年，我们的共产主义思想、共产主义精神、共产主义风格大大发扬……

在另外几篇文章里，这一类的语句，比比皆是：

当严寒的风雪呼啸着的季节，人们就说过：大跃进的年代没有冬天。果然，在工厂、矿山，人们丝毫没有停过脚步，在农村，积肥备耕的战鼓敲个不歇，就这样热热闹闹地迎来了又送走了今年的第一季度。如今，春潮汹涌，万马奔腾，红旗招展，群情振奋，上下一心，左右逢源，正形成一个轰轰烈烈大搞增产节约的局面。（《春潮汹涌》，1959年4月）

最近一个时期，光从报纸上看，确确实实显示了在全国范围内社会主义跃进高潮的无限美妙的景色，使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也使人心潮起伏，振奋不已。

看吧，甘肃决心苦战三年改变全省面貌；广东澄海县争取十年内亩产二千七百三十五斤；河南舞阳县先锋社三年治山规划，四十天就完成。……这些只是随手拈来的几个例子，如果仔细看看报纸，真是万紫千红，五彩缤纷，不仅是眼睛上，而且是思想上、心理上，每天都感到赶不上新形势了。

张张报纸上都是“大跃进”、“比干劲”、“快马加鞭”、“力争上游”的字样。这一片千军万马奋勇前进的脚步声，合成了一曲庄严雄壮的交响乐；这一片气势磅礴的干劲，组成了规模宏伟的社会主义建设图景……

（《好大喜功和小试锋芒》，1959年春节）

1958年秋天，报上几乎天天都有“放高产卫星”的报道。天津郊区某大队亩产十万斤水稻的“卫星”震惊全国，去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我们文艺部全体人员由部主任袁水拍带领乘火车去参观这个“新生事物”，只见那块高产田密不通风，为防止过密造成腐烂，在田埂上放了多架吹风机，向稻田里吹风。大家看了，嘴上说“这倒是新鲜事”，心里却都认为是弄虚作假。我爱人的机关也组织干部去天津参观这个大队，同去的有一位同事的老母亲，老人家一看就直说“完全是骗人，根本不可能的”。

其实那几年我出差到外地，也都亲眼看到亲耳听到“大跃进”年代给老百姓造成的种种艰难困苦，说大话的浮夸风更是比比皆是。1959年5月，我陪同朝鲜新闻代表团访问四川，在成都郊区某县一个生产大队部，朝鲜同志看到门口高悬“××红专大学”招牌，十分诧异地问：“这是大学？”摇头表示不明白，他们心里一定想到这怎么能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或者平壤的金日成大学是一回事？我当然知道那只是一间向社员作政治宣传、传播农业技术的屋子，根本不是什么大学。至于百货公司没有多少商品，橱窗空空，想买点特产都找不到，更是随处可见。1960年到浙江富阳八一大队，正遇中秋节，大队食堂给我们的菜就是一碗煮芋头，这已经是照顾我们“北京客人”的佳肴了。第二年春天到京郊怀柔县汤河口，大队食堂中午每人只吃到两只窝头和一碗盐水煮大葱，食堂优待我们，每人给一大碗堆尖的大葱，而我们三个人一起只吃了小半碗。看到老百姓家徒四壁，面有菜色，小孩个个骨瘦如柴，我们心里都很难受，但是，一写到笔下，就必定走了样。上面这类虚张声势、空洞浮夸的文字，在那几年的文章里时时可见，它们都分别发表在《人民日报》和其他报纸杂志上，有的还在版面占有显著地位，当时不免有点沾沾自喜，自以为努力完成一件宣传任务，为“三面红旗”擂鼓助威。今天再来摘录的时候，却只有脸红心跳，有点像一个小偷。小偷乘你不备，摸了你的钱包、手表，我们这种从事报纸工作的人，却是依仗读者对报纸刊物的信任，自觉或不自觉地向读者说了那么多大话、空话、假话，还以为是在向他们介绍大好形势，鼓舞人们的斗志，歌颂群众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用现在时髦话是“高唱主旋律”。冷静想一想，却是加入了刘少奇同志批评的“人民日报要负一半责任”的行列，辜负了读者的信任，对他们犯有罪责。《人民日报》和共产党领导的报纸刊物，历来在群众心目中都占有很高的位置，中国老百姓有相信党报党刊的传统，凡是报上说的，大多都被认为是党的声音。党的号召一般都是深信不疑的。

然而，读者毕竟不是傻子，不是随随便便就听凭愚弄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句大白话，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他们从亲身实践中明白报上讲的并不全是事实，甚至完全不是事实，就不再轻信盲从了。1958年冬天，我有一次从武汉回北京，在火车硬席卧铺车厢，听到下铺两位中年干部模样的乘客在议论。火车夜过河南大地，铁路两旁一片红光闪闪，大约连夜摆开大炼钢铁的战场。这两位乘客从窗外的情景，谈到近日在省报上看到一篇报道那里各行各业大炼钢铁的通讯，以内行的口吻很不以为然，认为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一位摇摇头说：“报上总是吹，吹，把蚂蚁都能吹成大象。”另一位说：“碰到这种文章，我只有一个办法：不看，也不信。”前一位又说：“你不信，有人信呀，这不明明是害人吗？”过了一会，他又叹口气说：“其实也不能全怪报纸，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样的大事，报纸自己能做得了主吗？”我躺在上铺，静听他们的尖锐批评，面红耳赤，不敢发一言，那个尴尬场面，到今天还记得很清楚。撇开报纸上常见的那些按宣传需要编写的所谓“读者热烈反应”、“大家一致认为”……这才是人民群众对那个发热年代舆论导向最真实的反应、最公允的评价，短短几句话，抵得上万语千言。

（作者系《人民日报》文艺部原主任）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8年第11期 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专政　作者：阎长贵

中央文革小组是毛泽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所成立的一个组织，是文化大革命的指挥机构，因而也是“十年浩劫”的具体制造者。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地位是怎样的？这是讨论文化大革命应该和必须弄清楚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这里，我用“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专政”的题目谈谈这个问题。

毛泽东成立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中央书记处乃至中央政治局，这为走上政治舞台成为文化大革命急先锋的江青提供了呼风唤雨的平台。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是陈伯达，江青是副组长，但在中央文革小组执牛耳者是江青。陈伯达是傀儡，是“刘盆子”。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中“独裁”和“专政”，这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心知肚明的事。当年的红卫兵说“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这是很到位的说法。陈伯达和其他一些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他们作为当事人，也都这样或那样地谈过这个事情。

陈伯达回忆说，“江青是文革第一首长”，她“在小组中横行跋扈”，“瞎想瞎说，并且说了就算”，“把小组当作她独立的领地”，实行“独裁”，“胡作非为”。（《陈伯达遗稿》，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09、81、87页）

王力回忆说：在中央文革小组中陈伯达“不过是个傀儡”，“在文化大革命中陈伯达是听江青的，陈伯达是常委、文革小组组长，地位很重要，但在常委会上陈伯达就讲：‘我不过是刘盆子。’”（《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第889、712页）穆欣对陈伯达自称“刘盆子”做了明确的解释：“陈伯达之所以这样讲，无非是让人知道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是江青当家，他这个组长不过是个傀儡而已。”（《劫后长忆——十年动乱纪事》，香港新天出版社，1997年10月第2版第259页）

关于江青控制中央文革小组，在中央文革小组实行“专政”，穆欣还有更全面、更详细的说明，他指出：陈伯达虽然身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但他是江青眼中的“刘盆子”，是其他成员心目中的傀儡；凡事他都得看江青的眼色行事。江青这个女人，她依仗第一夫人的名分，狐假虎威，假传“圣旨”。每逢开小组会，不管原定几点钟开会，只要江青还没到会，陈伯达这个组长和其他小组成员就得耐着性子等候；开会时，经常由江青包场，“哇啦哇啦”地说个没完，从不顾及别人的想法；一旦她与陈伯达发生了分歧，江青就叫大家休会，把陈伯达拉到隔壁房间去“打通思想”，其他人，包括“顾问”康生，都只好耐着性子原地“休息”，直等陈伯达被“打通”回来继续开会。江青心胸狭窄，喜怒无常。得意时，胡侃神聊，一不如意，怫然大怒。夏天她怕冷气，别人再热，也得把空调关掉；她讲话发言时，不怕别人震耳欲聋，可是，她却不许别人出大声……在小组里江青俨然就是凌驾全组之上的“女皇”。（穆欣《劫后长忆——十年动乱纪事》，香港新天出版社，1997年10月第二版第368—369页）

在中央文革小组里，确确实实是江青说了算，“一言九鼎”。我们工作人员也看到，小组成员对组长陈伯达的话似可听可不听，指示可执行可不执行，而对江青的话和指示那可是说一不二，一点折扣都不能打，一句话，江青对小组成员颐指气使，小组成员对江青毕恭毕敬。

1966年8月，由于陈伯达生病住院，中共中央于8月30日发出通知：“陈伯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这使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中的言论和行动，更有法理根据，更名正言顺。

江青对陈伯达很不客气，疾言厉色，经常像训小孩那样训他。陶铸在文革中曾对他夫人曾志说：“你不知道，江青对我们，经常像训孙子那样的训斥，总是用命令的口吻，真让人受不了！”（《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下〉，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4页）如果说江青对陶铸都这样，那她对陈伯达就更是这样。兹举几例。

王力讲到江青骂陈伯达要自杀的事。1967年1月4日江青和陈伯达公开宣布打倒陶铸，对此，毛泽东1月8日肯定，到2月10日又批评陈伯达“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并说：这件事就是你和江青二人搞的，他要文革小组批评陈伯达和江青。吓得陈伯达要自杀，他说：“江青逼得我活不下去了。那一天（按：指公开宣布打倒陶铸的1967年1月4日），我都吃了安眠药了，是江青硬拉着我去的。”康生也说：“这都是江青搞的，要开会就批评江青，伯达让她逼得都要自杀了。”康生在王力、关锋“顾全大局”的劝说下主持开会，江青借口身体不好不参加，会议只批评了陈伯达，没有一个人批评江青，而对陈伯达的批评也是轻描淡写——因为陈伯达都要自杀了，谁也不好再说很硬的话。后来江青知道陈伯达要自杀的事，指着他的鼻子骂：“你给我自杀，你给我自杀，自杀就开除你的党籍，就是叛徒，你有勇气自杀吗？”（《王力反思录》第976—977页）

我（时任江青机要秘书）亲耳听到江青数落陈伯达自称“小小老百姓”的事。一次，在十一楼（江青住的楼）的会议室，不知江青和陈伯达商量和争论什么问题，忽然听到江青劈头盖脸地数落陈伯达：“你张口‘小小老百姓’，闭口‘小小老百姓’，你是什么‘小小老百姓’，你是政治局常委！你自称‘小小老百姓’，不是谦虚，是推脱责任！”没听到陈伯达说什么，只听到他“唉……”长叹一声。“小小老百姓”确实是陈伯达的口头禅，不论见了谁——包括普通工作人员，他都双手一抱拳：“我是小小老百姓！我是小小老百姓！”不过，我倒觉得，江青这个尖刻、辛辣的数落，确实抓住了陈伯达的一个致命弱点，即：好推脱责任。

我还碰到一件事情，就是1967年1月的一天，我到在十六楼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的值班室去，看到江青和陈伯达并排坐在沙发上，陈伯达哭丧着脸，低头不语，江青对着陈伯达说：“看你那熊样，这么怕，这有什么了不起……”听到江青这样说，我心头一震，赶忙退了出来，我不知道江青为什么对陈伯达用“熊样”这样不雅又伤人自尊的语言。后来知道是这么回事：1967年1月19日，陈伯达在军委召开的一次会上批评肖华，说：“肖华不像个战士，倒像个绅士。”陈伯达的话马上传到北京军区，北京军区的造反派立即行动抄肖华的家，抓肖华，肖华从后门越墙逃走。毛泽东说肖华还要保，陈伯达吓坏了。江青这次教训他，是给他打气、鼓劲。

江青对陈伯达的态度这样，也影响到其他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最突出的，就是我看到王力、关锋、戚本禹对陈伯达也不尊重。在公开宣布打倒陶铸后，一次在十六楼的会议室里，王力、关锋、戚本禹公然奚落陈伯达，冷嘲热讽地说他接受陶铸的礼物；陈伯达也不说什么，最后竟冒出这样一句：“请本禹同志替我在主席、江青同志面前多美言几句。”听到陈伯达向戚本禹这样求情的话，我感到很惊讶！这“求情”的话我觉得有两个含义：一是他知道戚本禹和毛主席、江青的关系好；二是希望，也是告诫戚本禹不要在毛主席、江青面前说他的坏话，打他的小报告。关于陈伯达收受陶铸礼物的事，后来我问了陈伯达的秘书王保春、王文耀，他们说，是陈伯达托陶铸从香港买的一个收音机，根本不是陶铸送的什么礼物。

谈到江青对陈伯达的态度，也当顺便说说江青对陈伯达妻子刘叔宴的态度。1967年11月中旬我在《解放军报》上发表了一篇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刘叔宴11月底或12月初的一天给我打电话，对我的文章夸了一番，什么理论性强啊，水平高啊，等等。我说：“叔宴同志，您有什么事啊？”她说：“我想请您跟江青同志说一下，麻烦江青同志给我安排一个工作。我原来是搞《红旗》杂志副总编辑范若愚专案的。我想进一步研究一下知识分子演变的规律。江青同志有什么指示，您写个条子转给我就行。”我说：“好吧，我帮您问问江青同志。”——陈伯达的夫人交给我这么一个任务，我怎么办呢？我当然要告诉江青，要问江青。有一天晚上，从十七楼看完电影回十一楼的路上，江青坐在椅子上休息时，我向江青报告了这件事。江青气狠狠地说：“陈伯达的老婆怎么叫我给她安排工作？他的工作应该由汪东兴安排。这个地主婆不好好干事，还叫我给他安排工作，别理她！”江青叫我“别理她”，我当然不能给她传递什么信息，但我感到没法交代——因为她毕竟是陈伯达的夫人啊！在一段时间里我很怕碰到刘叔宴……

中央文革小组还有一件奇事和怪事，这就是开会不做记录。为什么？江青不让记。开会不让做记录，这也是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专政”的表现之一。为什么开会不让做记录呢？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穆欣说：“开会她从不让记录。避免留下任何痕迹。”又说：“按照常理，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时，应做记录，可是却从来不准。她以‘机密性’为托词，行逃避责任之实。她认为，这样，她就可以信口开河，咒天骂地，就可以大搞阴谋诡计，谁也不会在记录本上留下她的罪恶言行。后来，周恩来经常主持中央文革的碰头会，他要求每次开会要由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和他的办公室派人做记录。头一次由矫玉山、周家鼎来做记录，‘平安无事’，江青也没有什么反对意见，但在第二次，当王广宇做记录时，江青一见，立刻神经过敏,怪腔怪调地责问：‘我们开会还要做记录么？是谁叫你来的？’周恩来回答说：‘是我叫来的！’转身又对王广宇说：‘今天不用记了！’尽管是总理的决定，也遭到了江青粗暴的践踏。”（穆欣《劫后长忆——十年动乱纪事》，香港新天出版社，1997年10月第2版第280、385页）

林青山在《江青和她的机要秘书》（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一书中反复说“小阎”（即指我）做文革小组会的记录。如第220页说：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江青办公室召开紧急碰头会，“由小阎做记录”。第234页说：“陈伯达抬头望望正在紧张地做记录的小阎。”第305页说：“好多中央文革小组会”，小阎“都做记录”。这纯粹是胡编乱造。我从来没参加过中央文革小组的会，当然也没做过记录。林青山一点也不了解中央文革小组开会的实际情况。

江青为了能顺利地在中央文革小组作威作福，实行“专政”，她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办事机构——办公室（1966年底她指示改称“办事组”）很“关心”，很在意，以便这个办事机构能很好地为她服务。这是一个拥有近200人的机构，其成员都是按照那个年代崇尚的德才标准，从一些中央单位，特别是军队，选拔来的。现在一谈到中央文革小组就是那日益减少其人数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而到1968年1月王力、关锋、戚本禹相继倒台（实则被相继抛出）后，则只剩下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五个大人物，其职务：一个顾问、三个正副组长、一个组员，绝大多数都被剔除了（不算四大行政区派来参加的成员，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包括陶铸，共14人，其中：顾问2人，正副组长5人，组员7人）。应该说，谈中央文革小组光看到他们是不全面的，也就是说，把中央文革小组的办事机构忽略掉不妥当。这个办事机构的前两任负责人都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第一任是穆欣，副的有戚本禹、曹轶欧，江青不满意曹轶欧，就以照顾她年纪大的名义拿掉了。第二任是王力。第三任是宋琼，他原是《解放军报》记者部的主任，李讷（江青和毛泽东的女儿）1967年1月中旬在《解放军报》造反，把宋琼揪回去了。第四任是王广宇，他是马列主义研究院的干部，随着王力、关锋在1967年8月底被抛出，他被退回马列研究院，翌年3月以“莫须有”罪名投进监狱。第五任是我，副的是矫玉山，我们时间很短，1967年12月上任，到1968年1月，大概连一个月的时间都不到，都以“莫须有”罪名投进监狱，差不多与我们同时被诬陷入狱的还有中央文革小组党总支书记王道明，工作人员张根成、周占凯，他们都是军队的基层干部。接替我的是李讷，她是第六任，也是最后一任，也是“稳坐钓鱼台”、善始善终的一任。当我被任命为办事机构负责人的时候，还是江青的秘书。她为什么要我当办事机构的负责人？就是因为她当时还信任我，其目的是要我帮她或替她控制办事机构。我因“莫须有”的“坐探”罪名投进监狱后，江青又叫她女儿接这个位置，这清楚不过地表明她要她信任的人控制这个办事机构的良苦用心。她的目的达到了。李讷当了中央文革小组办事机构的负责人，——按照陈伯达的说法：“除了江青是文革第一首长外，她的女儿当了文革秘书，事实上一度是第二首长。”（《陈伯达遗稿》，第109页）江青不仅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进行这样或那样的斗争，清除了一个又一个，最后剩下他们五个大人物。其情况比较复杂，我不妄加评议。而她把中央文革小组办事机构的十几个一般工作人员（我这里没把名字都列出来）投进监狱，关押多年，没有一个不是错的，没有一个不是冤案！这也是她在中央文革小组“专政”的“业绩”……

（本文作者系中央办公厅干部，曾任江青秘书）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8年第11期 王府井亮起来背后的故事　作者：张颂甲

破题

王府井是首都北京的一条主要商业大街，这里白天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夜晚灯烛通明，火树银花，完全可以与美国纽约的时报广场、法国巴黎的拉迪方斯广场和日本东京的银座相比美。

然而，二十多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白天顾客还比较多，每到黄昏，沿街商店便纷纷关门谢客。入夜，整条大街除路灯外，一片漆黑。只有行色匆匆的过客，没有欢声笑语的交易。这种状况自60年代相沿至80年代初。

那是计划经济年代，王府井主要是国营商业的天下，商业职工八小时工作制是不容突破的，再加上吃“大锅饭”，职工的积极性得不到发挥，以致每到华灯初上时，商店和企事业单位一样同时下班。这种情况全国各城市概莫能外。难怪许多访华的外国友人诧异地问道：中国的城市为什么没有夜生活？

1984年2月，刚刚创刊一年的我国主要经济报纸《经济日报》编辑部萌发了借助舆论，改变这一落后状况的想法。报社当时就在王府井大街办公，于是想从王府井夜间购物困难为切入口，开展一次批评建议性的报道，促使王府井首先亮起来，进而推动北京市亮起来，以方便群众，繁荣商业。倡议和主持这一宣传报道的是时任副总编辑兼记者部主任的我，赞同并支持这一计划的是总编辑安岗。

提出倡议：让王府井亮起来，延长营业时间，服务广大群众

1984年3月15日，《经济日报》一版右上方显著位置发表了由我撰写、安岗总编辑审阅的本报评论员文章，题目是《让王府井大街亮起来》。文章在介绍了王府井大街的现状后，提出“让王府井大街亮起来”这一呼吁。

当天的报纸同时发表了题为《王府井大部分商店晚间关门过早，广大顾客希望适当延长营业时间》的新闻，配发了本报记者在王府井实地调查的情况：从王府井南口到灯市西口一公里长的大街上，当时共有130家商店，其中26家在下午5时到6时太阳还没落山时就关上店门，78家从6时30分到7时30分先后关门停业，有21家营业到8时或9时，只有5家小门市部营业到10时，占商店总数的4％。特别是经营日用百货、家用电器、服装、鞋帽、书籍和修理、服务业等92家较大的国营店铺，全部在7时30分前闭门停业。

是不是在晚7时30分以后商店就没有顾客了呢?答案是否定的。3月14日晚，本报记者在采访中看到，百货大楼规定晚8时关门，还没到点，大门就关了一半，开始送客。人们蜂拥着从半扇门往外挤，而一些还想购物的人又心急火燎地往店内拥，互相碰撞，狼狈不堪。当日8时过3分，一位家住北京站附近的大娘领着小外孙，由姑娘陪同，急匆匆地来到百货大楼，可惜晚了一步。原来，这位老大娘想给小外孙买顶帽子，吃完晚饭就奔赴王府井，先到儿童用品商店，吃了闭门羹，又急忙赶到百货大楼，没想到也关门了。

那时每到下午和晚间，在王府井吃饭也很难。记者于3月14日下午4时多来到百货大楼南边的地下餐厅，只见售货窗口高悬“面条售完”的通告，玻璃柜内只剩几盘花生米，十几张餐桌空无一人，服务员已经把店堂清扫干净，准备打烊了。

这位记者当天还看到，有些商店不到规定的停业时间便提前关门。精工牌钟表专修店不到6时半就有人提前把门看住，许出不许进；不少商店虽然开着门，但不再往货架上进货；全素斋餐馆到下午5时多就只剩下一种豆制品菜了；懋隆外宾服务部、东华门供销经理门市部、王府井家具店等于下午5时或5时半关门；云峰皮鞋店、北京照相机厂修理部等在下午6时也关了门。对上述情况，报纸都做了如实报道。

这一天《经济日报》一版显著位置还刊发了由摄影记者李保国、王正桂拍摄的一张王府井夜景照片，说明是：“一到晚上8时以后，王府井大街店门紧闭，行人稀少。”从中可以看出，入夜后王府井街道两侧漆黑一片。

《经济日报》的这组批评报道见报后，立即得到众多读者的共鸣和欢迎。

上级斥责：事关全国财贸职工的工作安排和生活问题，宣传前为何不请示？

改革和突破一些旧事物，每前进一步都会遇到阻力。3月16日下午，报社编辑部接到上级领导机关国务院财贸小组主要领导同志的电话，指问这组报道是谁让发表的？事前为什么不请示？事关几百万财贸职工的工作和生活问题，你们解决得了吗?你们如此轻率地提出批评，如何收场……

安岗总编辑接电话后，立即嘱我停止发稿。对上级的命令，我们只有服从。自3月17日起，《经济日报》有关让王府井大街亮起来的报道立即停止。读者不知出了何事，有的打电话询问：“这方面的报道以后还登不登？”半个月过去了，报纸始终保持缄默。

对于这一组批评报道不仅报社的上级领导有意见，北京市商业部门的某些领导也有一大堆意见。一时间，对报社的批评意见铺天盖地而来：

“八小时工作制是法定的劳动时间，为什么财贸职工要加班加点？”

“不搞夜市，可以大大节省电力消耗，符合勤俭节约精神。”

“不搞夜市，可减少一些青年的生活腐化行为，有利于培养第二代。”

“不搞夜市，不给宵小提供活动场所，可减少偷窃案件，有利于治安。”……

对这些似是而非的批评，我们无法作答，只能啼笑皆非地倾听。

一天夜晚，本报北京记者站副站长李志贤悄悄告诉我：有人在调查主抓这个报道的张××是什么人，为什么给北京市添乱……？

中央支持：总书记九个字的批示改天换地

1984年初春，安岗总编辑和我商量，要我把有关情况直接反映到党中央。于是，由我执笔并署名的一份《内部情况》很快绕过了报社的领导机关，直接送进中南海。当时有同志劝我不要冒这个政治风险，我认为一个共产党员有权利直接向党中央总书记反映情况。

令我没想到的是，这组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新闻报道很快惊动了党中央，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看到我所写的材料，当即于3月24日批示给时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段君毅同志：“可否从王府井先改起？”总书记的批示，力量无穷，对后来全国亮起来起了决定性作用。

与此同时，邓小平同志这一时期对新创刊的《经济日报》表示出很大兴趣，其后不久，他亲笔为《经济日报》题写了报头，以示支持。

陈云同志专门让他的秘书朱佳木同志给报社打来电话：“这张报纸办得不错，方向明确，敢于碰硬，面对实际，很有生气。”陈云同志明确表态：“王府井搞夜市，这个宣传抓得好。”

曾任北京市委书记、常务副市长，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万里同志，也让他的秘书打电话给报社支持让王府井亮起来的报道。

就在王府井大街亮起来稿件停发的当天（3月17日），曾任北京市第一常务副市长，时任人大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的张友渔同志在接见本报记者庹震、李洪波时指出，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和政府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商店关门过早给群众生活带来许多不便。他说：公私合营前，人们晚间在王府井大街要吃点啥、买点啥都还很便当。直到建国十周年前夕王府井大街的商店也通常在晚上9点以后关门，甚至更晚一些。二十多年过去了，首都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市区人口增加多了，二是就业水平提高了，三是国际交往频繁了，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外国客人大量拥来，内地群众来首都办事、开会、旅游的也与日俱增。白天，国内群众要上班、开会、办事，海外来客要谈生意、赴宴会、会朋友、游山玩水，只有晚上才能抽点工夫来逛马路。因为商店关门早，往往要吃“闭门羹”。为什么群众批评我们有“官商”作风？“官商”就是商店机关化，人家上班你上班，人家下班你下班。白天拥挤不堪，晚上关门大吉，这合适吗？

谈到延长营业时间的可能性时，张友渔具体建议，通过合理调配劳力，使商店的营业时间方便消费者购买，市场自然繁荣起来。至于由此增加的费用，则完全可以从延长时间而增加的收入中得到补偿。

张友渔对《经济日报》这组报道给予充分肯定，他说：王府井开夜市是方便全市、全国、全世界的好事，凡是方便群众有利国家的事，我们都应该努力去办。

宣传受挫：王府井亮起来第一天，春雨潇潇，顾客寥寥

有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过问和支持，国务院财贸小组收回成命不再干预了。报社同志以更大的热情投身报道工作中来。有关报道在停摆了半个月后，于3月30日以更大的规模和声势重新开始了。

当中央领导同志重视繁荣首都市场的信息传到了北京市后，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段君毅立即向北京市委、市政府有关领导转发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批件，并要求有关部门迅速研究延长王府井大街等商业区营业时间问题。

在各级主要领导同志过问下，北京各城区财贸部门和几个大百货商店（场）的负责人连夜对有关问题作了研究，多次听取基层干部、职工的意见，最后作出决定：从4月1日起，包括百货大楼和东风市场（东安市场）在内的王府井大街商业区的大部分商店，延长营业时间半小时到1小时，城区其他商业区商店也根据具体情况，延长半小时或1小时。

北京市有关部门还要求各区、局、公司提前和交通、治安、环卫等部门相互通气，协调工作，对职工的福利、小孩入托、倒班吃饭、上下班乘车等实际问题要尽可能解决好，以便能更好地坚持下去。

凡事开头难。用行政命令每天仅延长营业时间半个到一个小时，就费了这么大的周折，以后繁华商业区发展成为不夜城，是当时人们难以想像的。

报纸的批评终于有了着落，4月1日王府井就要开办夜市了，负责这项采访任务的本报记者都在摩拳擦掌，准备报道王府井延长营业时间第一天、开启夜市的盛况。

但是天公不作美。4月1日下了一天雨，入夜雨势更大。春寒料峭，冷风刺骨，再加上是第一天，许多市民还不知道这个新规定，外出的很少，虽然夜晚的王府井大街灯火齐明，但前来购物的顾客并不多，营业员站在那里无所事事。

夜晚10时多，负责探访夜市的记者陆续冒雨灰溜溜地归来，各位记者的笔记本上几乎都没有记录到多少素材，编辑部夜班一位一直不大同意搞这组报道的负责同志带着嘲讽口吻说，要发新闻，标题只能标：“王府井夜市第一天（肩题）春雨潇潇，顾客寥寥(主题)”。

我说，当然不能发这样纯客观的新闻。我们既要按照新闻报道必须实事求是的原则，又要善于从积极的正面去引导，既然破天荒地开放了夜市，就需要写新闻来加以介绍。于是，我们坐下来，由《经济日报》北京记者站站长郭仲义执笔，字斟句酌地写出了下面的新闻，刊登在4月2日《经济日报》第一版上：

王府井商业街即景

延长营业时间第一个夜晚不少顾客冒雨进店买东西

本报讯4月1日，是北京王府井商业街延长营业时间的第一天。傍晚，恰逢第一场春雨，街上灯火通明，不少顾客冒雨进店购买东西。据记者观察，八时以后仍然营业的商店，有王府井百货大楼、东风市场（东安市场）、新中国儿童用品商店等二十多家。这些商店的营业员都坚守工作岗位，直到规定的停业时间。在百货大楼食品部，虽然已到八点半下班时间，三位营业员仍热情地替一位冒雨前来的老太太挑选盒装糖果。

这天晚上，北京市财贸部门的领导也到王府井巡视。第一商业局一位领导看到满街商店灯火通明但顾客不多的情况，愤怒地拍案：“今晚的电费让张××出！”

春潮涌动：王府井夜市人流熙攘，顾客盈门，财源茂盛

次日（4月2日）阳光灿烂，温度上升，我们对第二天的夜市抱着希望。果然，王府井办夜市的信息一传十、十传百，人们像春节赶庙会一样蜂拥赶来王府井，于是，这一天夜市与昨晚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本报记者在4月3日《经济日报》二版以《昨晚王府井大街人流熙攘商店顾客盈门群众称赞商店延长营业时间确实好，要是再延长些时间就更好了》为题如实做了报道，介绍了顾客购物的踊跃、购物人数和商店营业额增长的幅度及大多数顾客对进一步延长营业时间的愿望。

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也赶到王府井拍摄了电视新闻，王府井商店适当延长营业时间的情况在电视屏幕上和广大观众见了面。王府井办夜市后，顾客日益增多，销售额逐日猛升。北京市西单、前门等主要商业区见到这个景象，也不约而同分别延长了营业时间。

借势推动：在加强宣传的同时，邀请全国人大代表逛夜市，向全国推广王府井的经验

王府井亮起来转瞬已七天，这一周的营业情况如何？商业从业人员有何想法？有何新的矛盾与问题，又是如何解决的？作为连续报道，我派出记者分别走访了百货大楼、东风市场、新中国儿童用品商店和春元楼饭庄四家大型商店(场)的领导，进一步交流情况，以便推动这一改革举措更好地向前发展。

4月9日本报一版摘要报道了各店场负责人的谈话，针对他们提出的问题发表了《编者按》。

……王府井部分商店适当延长营业时间以后，广大群众无不拍手叫好，相形之下，有的商业人员却显得有些被动，甚至积极性不高。何以如此？主要是经济利益还没有同企业和个人挂上钩，不能把人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同时，强调自身困难多，考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少，看来，商业要继续进行必要的改革，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继续坚持和完善零售商业和服务业的经营承包责任制。……改革势在必行。我们希望王府井以亮起来为起步，在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进行有关商业的有益探讨，力争开创一条新路子，做到“三兼顾”“四满意”，更好地为广大消费者服务。

王府井亮起来一个月后，我又以编辑部名义在报社主持召开了王府井十五家商店负责人的座谈会，反映了他们的强烈要求：上级应给企业“松绑”，让商店经营有自主权。

基层商业部门在媒体的呼吁，很快有了回应。5月6日下午，北京市委、市政府召开了有商业、服务、轻工、税务、财政、物价、银行、工商管理等部门的领导以及王府井十五家商店负责人参加的会议。市委第一书记段君毅、市长陈希同和分管财贸的副书记、副市长都到会。这是一次带决策性的重要会议。与会人员一致表示：“《经济日报》的报道，是对北京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现在，改革商业势在必行，我们一定要从‘亮起来’破题，给商业企业‘松绑’，抓好城市经济改革。”同时指出：《经济日报》刊登的“王府井十五家商店负责人座谈会对商业改革提出了好意见，我们完全支持。”商业部部长刘毅也到会，表示完全支持《经济日报》的宣传报道，赞同北京市的改革意见。

就在王府井亮起来之后不久，全国六届人大和政协会议在北京举行。为了扩大亮起来在全国的影响，并征求“两会”代表和委员的意见，我派出采访两会的记者汪洋、赵健、姜波等先后邀请并陪同安徽、广西、湖南、陕西、四川、山东等省的部分人大代表在夜晚来王府井浏览、购物。其他省、市、区的代表也纷纷闻讯前来观光。

代表们边逛街，边称赞，纷纷表示回去后一定要促进本地商业区也尽快亮起来，以美化城市面貌，繁荣经济建设；与此同时也热情地向本报记者提出不少意见和建议：

要真正把夜市办得热热闹闹，光国营商业不行，要国营、集体、个人一齐上；许多商店的商品还不够丰富，反映了目前商品流通渠道不畅，基层商店没有进货的自主权，以致消费者和商品见不了面；办好夜市的根本出路在于彻底打破“大锅饭”，不折不扣地实行经济责任制，明确每一个职工的责、权、利，认真做到物美价廉，童叟无欺，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送给顾客……

各地的代表和委员们期望王府井商业大街的改革有新的突破，为全国带一个好头。在记者的努力下，这一时期的《经济日报》充分反映人大代表的意见。对集体前来参观的代表，我在经济日报社附设的王府井茶馆内设茶款待。

面对这些热气腾腾的议论，北京市代表团的代表们坐不住了。他们认为，外地代表们的意见提得对，提得好，北京市一定要以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为动力，以延长营业时间、方便群众、克服“官商”作风为突破口，认真改善商业工作，更好地为全市、全国人民和外国友人服务。一些代表主动找到本报记者提出不少具体意见。北京大学副校长朱德熙说，在商业改革中，各个商店、饭馆都要建立责任制，保证服务质量，认真贯彻食品卫生法，尽量使顾客满意。清华大学名誉校长刘达说，过去北京的风味小吃很多，像爆肚、炒肝、炸丸子、老豆腐等等，既便宜，又方便。现在这些小吃大为减少，而且吃饭排队。人们呼喊“吃饭难”。相声大师侯宝林看了《经济日报》后说：我觉得北京的商业和工业改革都比较落后，有人就是愿意保持现状，不思改革；有些事集体、个体可以干的，可是不让人家干。他认为，商店延长了营业时间，增加了经济效益，就应发加班费，多劳多得嘛！六届人大常委、全国侨联副主席洪丝丝转达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的要求：王府井延长营业时间只是小改革，算不上大改革，多数商店应延长到晚十点左右，夜宵店还应延长到午夜以后。

后记

王府井亮起来的连续报道自3月14日开始，到6月15日大体上告一段落。除开始时中间被迫停止宣传十三天外，在其余的两个半月内，几乎天天发消息，版版见报道。根据总书记的批示精神，我们组织和采写的数以百篇计的新闻、通讯、速写、评论、文章、专论等形成强大的宣传声势，引起各地各级领导和广大读者的关注，立竿见影地扩大了宣传报道效果。

乘着党的改革开放的东风，在王府井亮起来的推动下，北京市各条商业街道争先恐后地都亮起来，而且营业时间一延再延，市民们晚上逛街购物不再困难了。与此同时，不用发红头文件，不要开会传达，不必层层布置，不须作出规定，由新闻媒体一竿子插到底，全国各大中城市主要商业街区不约而同地纷纷自动亮起来了。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从王府井发展起来的各地夜市又有了新的发展。北京天安门十里长街、上海外滩及浦东、天津海河两岸、重庆整个山城以及其他大城市都有了自己的特色景区，每逢节假日的夜晚，都是灯明如昼，光辉璀璨，色彩斑斓，晶莹剔透，形成了一道道美轮美奂的风景线。今年奥运会期间，北京和各协办城市的灯饰更增加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等内容。庆祝奥运的花坛造型，在灯光照射下，绽放出欢乐祥和的异彩。

斗转星移，春去秋来，转眼间二十多个年头过去了。每当回忆起耀邦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有力的支持与鼓励，为改革开放的报道指明了方向，心情便激动不已。亮起来虽然只是改革开放大潮中激起的一朵浪花，但它是在党中央英明正确指引下，解放思想，做出的一个毅然的抉择。亮起来，让我们伟大祖国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给中外人士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作者系《经济日报》原副总编辑、《中国建材报》原社长兼总编辑）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8年第11期 中国的地震预警史　作者：钱　钢

预警简史

汶川8级地震，震动世界。这场在无预警状况下发生的浩劫，引起公众质疑：汶川地震为什么未能预报？汶川地震为什么没有预防？

汶川地震，也使我心中充满疑云。汶川地震发生前，到底有没有与地震发生实况接近的短期预测或临震预测意见？更重要的是，汶川地震前，地震界和政府到底曾有过什么样的沟通和互动？这一地震，是否完全没有预警的可能？

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破坏性最大的12个地震和相关地震预报情形如下：

本文将论及科学范畴的“地震预测”，但探讨的中心，是须由政府、科学界、社会三方合力达成的“地震预警”问题。在最终能够使用确凿数据，准确判断汶川地震前设防决策的得失之前，笔者从灾害史和危机管理研究的角度，梳理与地震预警有关的史料与观点，作为深入探究的预备。

69号文件：国家级预警

1950年察隅8.5级大地震发生在中国和印度边境地区，烈度高达12度，印度称为“阿萨姆邦地震”。因信息闭塞和科技水平落后，中国政府将它看作异国地震，还曾援助大米给印度。

1966年，距北京不足400公里的河北省邢台发生强烈地震，8000多人死亡。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指示科学界提前解决外国从未解决的地震预报问题。地震预报工作在邢台仓促上马，年轻的科学工作者在震区调查前兆现象，产生朦胧的认识，并立刻应用。在7.2级地震发生后仅仅4天，竟然成功预报了一个6级强余震。

自1966年始，中国进入为期10年的强震活跃期。1970年初，云南通海发生了7.7级大地震。这个完全没有预警的地震，导致15000多人死亡。地震工作加速发展，国家地震局开始筹组（1971年8月正式成立）。

中国政府当时对地震预报的成功抱有急切期待，计划三五年内在重点地区实现5级以上地震短期预报。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填西江月词四首，献给全国地震工作会议，其中有“当作帝修看待，大家擦掌摩拳。集中力量将敌歼，敢向地球开战！”的词句。

1972年，第二次地震工作会议召开，提出“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多兵种联合作战”的地震工作方针。形势逼人。1973年2月，四川炉霍发生7.9级地震，2000余人死亡；1974年5月，云南永善发生7.1级地震，1500多人死亡。两个地震均无预报。与此同时，华北的东北的地震前兆观测，发现了令人警觉的迹象。

1974年6月，国家地震局在一片报警声中召开了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会商会议。中国科学院根据会商意见，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的报告》。1974年6月29日，国务院下发第69号文件，向若干省市通报震情。

这实际上是一次空前绝后的国家层级的地震中期预警，预警地域包括了首都圈在内的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辽宁。当时中国地震预报起步不久，依据李四光的构造理论和地震活动现象，地震工作者判断华北及渤海地区正在孕育大震。对一二年内可能发生地震的估计，有一定准确性。虽有人提出“华北已积累七—八级地震的能量”，但并没有人预测到会接连发生海城、唐山两个强烈地震。这种情况下，文件依据多数人“今明年内有可能发生5—6级地震”的分析，要求七省（自治区、直辖市）“防备6级以上地震的突然袭击”，提出“要立足于有震，提高警惕，防备6级以上地震的突然袭击，切实加强几个危险地区的工作”。决定加强地区间协作，成立北京、天津、唐山、张家口（简称“京津唐张”）协作组与渤海地区协作组，共同监视近一二年内可能发生的大地震。

有人根据地震科学的“时间、地点、震级”三要素标准，认为69号文件转述的地震预报意见，水平并不高：地域太宽，对震级的估计偏小。但从危机管理的角度看，69号文件启动了有巨大减灾实效的预警。它下达后，华北及渤海地区的大地震活动确实活跃起来，七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强烈地震的袭击或波及。

较大范围的中期预警达到三个效果：各级政府开始应急准备；专业地震工作者和群测群防队伍开始密切监视地震前兆信息；公众开始接受广泛的地震和防震知识宣传。海城地震的预报和预防，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产生。

三种命运：海城，唐山，松潘

1974年底，渤海地区协作组工作范围内，出现地下水、动物行为等多项宏观异常。辽宁省委决定，防震工作由省委直接指挥。1975年1月16日，震前20天，国家地震局提出了“辽东半岛地区，特别是辽宁南部，可能孕育着一次较大地震”的短期预报。

据海城地震当事人回忆，69号文件下达后，仅辽宁南部地区就建立了群众测报网点2600多个，参加测报的人员4000多人，放映地震知识电影600多场，发放地震知识小册子15万册。在海城地震发生前的三个月，辽宁全省有1800多起宏观异常现象被报告，为地震工作者的判断提供了极有价值的信息。

2月1日后，营口、海城两县交界处出现了类似邢台地震的小震密集现象。2月4日凌晨，省地震办公室向省委、省政府提出明确的临震预报意见。2月4日上午10时30分，省政府向全省发了电话通播，发布了临震预报。工厂停工，集会取消，救援队待命。当时正是严冬，政府命令“人离屋，畜离圈”。当晚7时36分，强烈地震在海城发生。根据当地人口密度和邢台、通海、唐山三个地震的平均伤亡率推算，如不设防，地震将造成5万人以上死亡。而海城地震实际死亡1300多人。预警大大减轻了人员伤亡。

辽宁省委在1975年2月4日早晨的地震报警决定，是在民众已有一定思想准备，地震的前兆信息特别是前震活动比较明显的情况下做出的，但仍不无冒险性质。成千上万百姓在寒冬被动员出住所，而大地震竟果然在数小时后“准时”到来。

海城式的地震预警，不是孤例。1976年5月29日，发生在云南龙陵的强震再度被成功预报和预警。

也就在龙陵地震被准确预报之时，地震界正在全力捕捉另两个可能的大震——即此后三个月之内发生的震惊世界的唐山大地震和松潘、平武大地震。

唐山地震预报和松潘、平武地震预报，两者有密切联系。69号文件启动中期预警后，包括唐山在内的华北地区有过广泛的防震宣传活动。但在地震发生前数月，地震工作者判断与争论的焦点却集中在北京这个高度敏感的地点。1976年4月，内蒙古和林格尔、河北大城先后发生6.3级地震，使关注华北震情的科学工作者陷入困惑，对“京津唐渤张”地区地震形势的判断出现分歧。与此同时，四川震情紧张。国家地震局调集包括北京、河北在内的地震观测队伍入川，捕捉临震信息。这在客观上削弱了“京津唐渤张”的监测力量。而四川发布短期预报后出现的地震恐慌，又使首都圈的地震短临预报变得十分棘手。

唐山地震前，“唐山”这个地点确在地震工作者监视范围内，但他们监视的焦点是北京。1976年五六月，北京以东地区异常日趋明显。7月初，一系列异常引起北京市地震工作者警觉，做出了“从今年下半年起，发生5级以上地震的趋势背景正在加强”的判断，并向国家地震局告急。7月26日，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人员与北京市地震队会商，未形成一致意见。在首都圈地区，能否公开发动群众防震，成为问题关键。会商时有人以四川已经出现的动荡为例，认为北京的预报要慎重。7月27日，国家地震局领导听取预报人员汇报，决定用一周时间做准备，圈出危险区，派队伍去“抓地震”。仅十几小时后，7.8级地震在唐山发生。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与唐山地震有关的监测、争论，乃至“告急”（包括唐山当地几位业余观测人员的预报），都没有产生正式的预报意见送达政府。唐山地震没有预警，只有距唐山市115公里的青龙县是例外。

在唐山地区的一次地震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上，青龙县领导听到一些地震工作者关于“7月22日至8月5日京、津、唐地区可能发生5级左右地震”的预测意见，决定“以预防为主，有备无患”。防震抗震的部署传达到所有群众。地震发生时，有准备的群众及时逃生，虽然有7300多间房屋倒塌，直接死于地震的却仅有1人。震后5小时，青龙县派出第一支医疗队赶赴唐山救援。

青龙的案例，使许多地震工作者痛心疾首：既然青龙可以在震情预测尚不明朗的情况下采取预防措施，并收到效果。那么，唐山地震前，在京、津、唐这个更大范围，地震工作者是否可能在犹疑焦虑之际及早向政府报告，而政府是否可能在难以决断之际以“打招呼”的方式开始临震阶段的预警设防？

未能预警的唐山地震，结局极为惨烈。24万余人死亡，16万余人重伤，一座工业城市毁于一旦。

唐山地震未能临震预报和预警造成的震惊世界的惨烈后果，遮蔽了北京、天津因中期预警而减轻损失的事实。从1974年下半年到1976年上半年对“京津唐渤张”的中期预警，对北京和天津这两座重要的大城市，是有极大减灾作用的。69号文件下达后，中央机关和北京、天津两市均建立了抗震防震指挥机构，除广泛宣传外，还进行了建筑物的普查、鉴定和加固，尤其是对电力、煤气、石油、铁路、交通、通信、供水和容易产生次生灾害的单位的建筑物做了重点加固。天津市在1975年2月和1976年5月两次部署应急准备，包括疏散方案、医疗救护准备、救灾物资储备等。天津是唐山地震的严重波及区，破坏烈度高达八度，如果没有中期预警，这座城市的人员伤亡和建筑物破坏将倍增。

当唐山地震发生时，已经发布预警的四川地震却迟迟未至，成都平原动荡加剧。

1976年初国家地震局召开的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肯定了川、青、甘交界地区，特别是松潘、茂汶在1976年可能发生6级或6级以上地震的意见，将其列为全国重点危险地区。4月，四川省召开地震工作会议，部署松潘、茂汶地震危险区和其它重点区工作。绵阳、阿坝、温江等地区先后召开地震工作会议，地震局派出大批专业人员在松潘、南坪、茂汶、汶川、黑水、理县、江油、大邑、邛崃等县协助当地加强群测群防工作。

6月14日，四川省地震局发出该年度第2期地震简报，提出龙门山断裂带中南段，茂汶、北川至康定在一两个月内，特别是在6月下旬可能发生6级左右地震。这个短期预报意见，引起各级政府的极大重视。但社会缺少成熟的应急措施和精神准备。

当四川省和成都市的防震抗震指挥部在6月22日和24日相继成立时，动荡随之出现。24日凌晨，成都市近郊一家工厂的锅炉放气，人口密集的生活区一片混乱，一些人跳楼致伤。当晚，成都火车站地区警报器误动，又引起市民恐慌，数万人冒着大雨上街避震。省地震办公室接到各种各样的问询电话，从水库是否需要放水、电影院是否可以开映到医院的手术能否进行。

人们紧盯着预报所说的“6月下旬”。22日，国家地震局和四川省地震办公室在成都举行“南北带中段地震趋势会商会”。有专家判断，灌县（今为都江堰市）与汶川县交界的映秀湾一带（即本次汶川地震的震中），可能是发震地点。而人口集中、工矿企业较多的灌县，是危险区中的危险点。消息迅速传到灌县。县政府决定，县城的5万人全部撤离。市民搭汽车、火车，或是在大雨中步行，撤向成都。26日，灌县已经成为一座死城。月底，地震没有发生。省政府正式发布的地震短期预报，预计发震时间推迟到“8月底前”。

7月，成都气氛稍缓和，月底唐山地震爆发，恐慌再起。人员外流、哄抢仓库、砍伐树木、干部带头撤离家属等事件连连出现，满城遍布防震棚，停工停产。中共中央为此发电报指示四川稳定局面。8月初，地震部门发出临震预报。这个预报所圈定“13日、17日、22日前后”3个时间点。8月16日，为贯彻中央指示而召开的20万人大会结束不久，松潘—平武7.2级地震发生。22日、23日再接连发生6.7级、7.2级两个强震。震后，地震部门又发出虚报，成都警报拉响，一度陷入半瘫痪状态。

8月27日，在政府已撤销警戒后，四川省安县秀水镇红光村发生61人集体投水41人死亡的奇异事件。两个月来，有线广播里频频发布的地震警报，使公众绷紧的神经几近断裂。风声鹤唳，许多自然现象和动物行为，都被当做异常报告，有的公社的业余观测员，也可以向全社发布地震预报。地下的“一步登天道”在这时散布“四川要沉为汪洋大海”，“毛主席讲的天翻地覆，就是要发生地震，要赶西山塞东海”，“大难临头了，善人要收一半，恶人要收完”，“只要进佛门，赶快做功，祖师爷就会派慈船来接你们到仙山，回到西天躲劫难”等传言，致使61人连续4日聚集，念咒发功，最后集体投水。

松潘—平武地震的预报是在小震活动不明显的情况下做出的，具有相当高的水平。但它没有带来成功的预警。它不像海城等地震的预报那么“幸运”，短期、临震预报发出后不久地震就发生；松潘—平武地震对发震时间的判断几经调整，预警持续了较长时间。公开发动群众防震的有利之处，是宏观异常可能被迅速报告，地震短临预报的准确性大大提高；弊端是社会要承受动荡压力。

地震科学：进步？止步？退步？

地震科学是地震预警的基础条件。从唐山地震到汶川地震，其间32年，中国地震科学界做了什么？地震预报研究有什么进展？遭遇了何种困难？

“1966—1976”、“1977—2007”，对中国地震预报是迥然不同的两个历史单元。前一个单元，为20世纪中国大陆的第四个“高潮幕”，恰与文革重迭。后一个单元，地震从平静期走向活跃期，正逢“改革开放”。

文革后，总结唐山的惨痛教训，人们一度把原因归于政治，认定“四人帮”及其党羽严重破坏干扰了监测预报。这以后“唐山地震未能做出短临预报，根本的原因是，我们对地震规律的认识还很差”，才成为改革开放初的官方表述。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高新技术在地球科学中的应用，特别是空间对地观测技术和数字地震观测技术的发展，地震科学水平有了可与天文学中望远镜的使用和生物学中显微镜的使用相比拟的飞跃。国家数字地震台网于2000年通过国家验收。总投资近23亿人民币的中国数字地震观测网络工程，在汶川地震一个月前的2008年4月11日刚刚通过验收。

从唐山地震到汶川地震的32年中，中国地震工作的方针和地震预报体制也进行了调整。除了地震预报，地震部门加强了工程地震工作，承担了大批建设项目的工程地震任务，“取得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

文革十年期间发展起来的群测群防地震预报工作，受到大规模“整顿”。唐山地震后，全国有群众测报点3万余个，业余测报人员20万人。在1979年后群测群防队伍被认为“科学性不足”，开始整顿，到1980年底，群众测报点降到5000多个，业余测报人员锐减到2万人。文革期间，四川堪称群测群防大省，有业余测报人员1.4万人，文革后迭经整顿，到1985年已剩下不足千人。

“法制”，“科学”，是这一时期的主题，此前许多事物成为“改革”的对象。然而，究竟应当如何评价1966—1976年的中国大陆地震预报？那一个地震“高潮幕”所累积的经验和教训，对此后的地震科学发展有何种意义？

唐山地震后的30余年中，中国地震预报陷入混沌的状态。它的某些方面在迅疾发展，某些方面裹足不前，某些方面在退步。

1988年云南澜沧、耿马地震，被认为是新的地震活跃期到来的标志。1990年，国家地震局强调“90年代很可能是我国大陆强震多发的时期”。实际情形是，上世纪90年代的地震活动，远未达到1966—1976年的强烈程度。影响较大的地震分别是：1996年发生在云南丽江的7级地震（死亡309人），1996年南黄海6.1级地震（上海有震感），和1998年张北6.1级地震（死亡41人）。这三个地震均无临震预报。

从1996年起，盖勒（Robert J.Geller）等人在《自然》、《科学》等杂志上连续发表文章，认为地震不能预报。随即有人针锋相对发表反驳文章，在国际地震学界爆发激烈争论。许多人认为，即使能对地震做出正确的中长期预测，短期和临震预报还是不可能的。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唐山地震后的30年来，中国地震工作者仍做出了20余次较为成功的短、临预报。这本是地震界的成就，却基本上没有被大众传媒报道——有关地震预报的任何信息，无论正面负面，似乎都受到控制。

笔者核实，这些震例包括：北京小汤山1990年9月22日4级地震；青海共和1994年2月16日5.8级地震；云南孟连中缅边境1995年7月12日7.3级地震；四川甘孜白玉—巴塘1996年12月21日5.5级地震；新疆伽师1997年4月6日6.3级、6.4级地震；云南宁蒗1998年10月2日到11月19日4次5级以上（最大6.2级）地震；辽宁岫岩—海城1999年11月29日5.6级地震；四川绵竹1999年11月30日5级地震（震中在汉旺镇）；云南大姚2003年7月21日6.2级地震、10月16日6.1级地震；甘肃民乐2003年10月25日6.1级地震；最近的事例，是2007年6月3日云南宁洱6.4级地震。其中小汤山地震，在地震界亦称“亚运会地震”，震中距亚运村仅10公里，发生在亚洲运动会开幕式前数小时，对它的预报，意义非同小可。前国家地震局局长方樟顺回忆：

我记得9月18日下午，在门头沟开会，当时有十几位同志发言，他们讲得都非常朴实，比如这个地段目前出现了什么异常现象，与这个地区历史上一些中强震的关系，据此提出了近期的判断意见。所以回来以后我们报告了国务院，而且对地震可能产生的影响都讲得比较客观。若发生4到5级，不会造成什么伤亡、破坏等，要求亚运会保持冷静，否则人踩人就可能带来伤亡，这样，组委会基本上做到了心中有数。结果，开幕式当天上午11时02分就发生了一个4级左右的地震，恰好又离亚运村那么近。

这就是中国地震科学的现状：高新技术的运用，尚未显示奇效。唐山地震32年后，地震预报仍在摸索前行。有时，地震的踪影被发现并捕获。更多的时候，预报者和大地震擦肩而过。包括在20世纪认定的中国主要强震危险区的概念、发现的强震高潮幕起落规律，似乎都要被改写。2001年11月14日，在人们认为的强震平静期内，在传统认定的地震高烈度区外，昆仑山口西发生了8.1级强烈地震。科学家们正在讨论“21世纪，在我国是否会发生死伤10万人以上的地震”，汶川大地震降临。

政府：有效预警的困境与可能

中国的各级政府面对两难抉择：地震科学研究困难重重，却无法放弃；现有地震预测还只是概率性预测，却必须在许多时刻做出有效预警。20世纪，美国7级以上地震总共只有20次，总死亡人数1380人，而中国在20世纪直接死于地震的人数高达50万人以上。中国别无选择。目前世界上除了日本仅对东海地区继续开展负有减灾责任的预报，只有中国，在科学研究尚未过关的情况下，承担地震预报任务。

如果我们把地震的术语“漏报”、“虚报”套用到预警，称为“漏警”和“虚警”，那么可以大致概括：唐山地震后的10年间，余悸未消，地震部门最怕“漏报”，政府最担心“漏警”。而1986年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对“虚报”和“虚警”的担心则上升到主要地位。

1976—1982年，广东、贵州、山东、江苏、四川先后发生多起地震虚报。地震预报开始被越来越严格地管理和控制。在“把地震预报纳入法制轨道”的理念下，从1977年颁布《国家地震局关于发布地震预报的暂行规定》，1988年颁布《发布地震预报的规定》，到1998年颁布《地震预报管理条例》，对地震预报做了一系列约束。1988年的规定甚至要求“涉及地震短期和临震预报水平的宣传报导、写实的文艺创作，在发表前应征得国家或省级地震部门的同意。”

从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中国大陆经济高速发展，地震活动却相对平静。各级政府高度重视本地的稳定，对任何可能“影响投资环境”的负面信息都严加控制。唐山地震后对地震的“过敏”，变成对地震谣言、地震误传和一切“不安定因素”的“过敏”。如海城地震和松潘地震前的大规模发动群众公开防震，在这一时期已然绝迹。一些成功的预警，都可以称之为“秘密预警”。

1999年，一个类似海城地震预报的事件，在同一地区重演。在有正确中长期预报的基础上，辽宁省地震局在这年11月27日向省政府发出了海城—岫岩将发生5.5—6级地震的临震预报。但当时他们仍无完全的把握，提交给省长办公会议的分析意见，一是“临震”，二是“进一步看变化，也可能发展成一般的震群活动”。辽宁省地震局前局长徐心同写道：

我们这样的不确定的分析预测意见，提交到省政府常务扩大会上，实际上是给省政府的决策者们出了个难题，在看到省长们决策时为难的样子，而我们又无能为力，处境真是十分尴尬。政府的决策者们面对的是把我们的不确定的预测意见变成是否发布预报、采取预防措施的确定性行为，这是典型的风险决策。

辽宁省政府决定发布临震预报，但采取了周密的实施方案：按内紧外松原则，各级领导和关键部门做好应急准备，不惊动更大的社会面；在省地震局圈定的最危险的两个镇，动员居民和师生撤离危旧的住房和校舍，通知井下人员停止作业。政府的预报发出不到两天，29日中午，5.6级地震在岫岩—海城交界处发生。

地震以及其它重大灾难的预警，政府必须有决策。决策不能闭目塞听而作；但也不能期待握有充分信息后才出。获得专业部门的概率性预报后，政府要做的，是对涉及社会、经济甚至国防的诸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对“警兆”和“警度”做出判断，发出不同级别的预警讯号。政府的判断，依然是概率性判断。事实上，无论恐怖袭击、化学灾难、疫情爆发，还是可监视性已经很强的洪汛、台风，政府即使尽最大努力预先获取准确信息，决策的盲区仍将无可避免地存在。

显然，当前各级政府的灾害预警能力很低。尤为奇缺的，是先进的危机管理思想。

地震界把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震级”称为“三要素”，在预测预报中全力追求“三要素”的精确性。但“三要素”的精确性，并不是政府预警的先决条件。例如，就所释放的能量而言，一个8级地震是7.8级地震的2—3倍，是一个6级地震的900倍，差别巨大。但是政府预警的最基本举措，却未必一定要有这种精确的“级差”。当政府对一个可能震级为6级、破坏烈度为7度的地震进行预警时，就应该撤离、疏散人群。这个举措完全覆盖了震级和烈度更高的地震。

人们希望政府的预警能做到如海城地震的“大震大防”（或判断准确的“无震无防”），不再重蹈唐山和汶川一类的“大震无防”。但现有科学水平和政府预警能力，使“大灾小防”和“小灾大防”不可避免。

文革时期数次成功的地震预警，除了地震科学工作者的贡献，“备战备荒”年代广泛发动群众捕捉异常信息的特有方式、政府“不计后果”的拍板，都是重要的原因。那时的地震工作和战备、人防实行统一领导。而在新历史时期，海城预警模式、青龙预警模式，或者更宽泛地说“69号文件预警模式”，已难以复制。从唐山到汶川，32年间，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格局发生了深刻演变。面对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和全新的信息流通方式，政府的危机管理，某种意义上说更为困难。

面对巨灾：需要一个更成熟的社会

汶川地震发生后不久，许多北京市民都收到一条短信，短信称，据人民网报道，北京市今晚22时到24时将发生2到6级地震。短信引起很大恐慌，直到汶川地震的确切消息传来，经地震部门澄清，谣言方消。

这一事件具有警示意义：我国对地震信息的社会应对能力还相当脆弱；无论是政府的地震预警，还是空穴来风的不实信息，都可能引发动荡——这是有效实施预警的严重障碍。

1980年春，山东烟台地区流传本地将发生8级大地震和海啸的消息。其依据，有人说是日本地质学家勘测出的，有人说是美国卫星测出的，有人说看到了内部文件，中央已知道，故意不告诉。伴随地震谣言的，还有各种迷信故事。消息蔓延到两万多平方公里、两个市十余个县，据调查，全烟台地区700万人口，相信的人达20%，半信半疑者达50%，本地经济和民众生活均受到严重影响。

另一起发生在广东的地震谣言，起源于1980年香港《明报》的一封读者来信。该信称，“勘探石油发现地下是空旷大洞闽南地区盛传大地震”。次年，广东海丰地区发生小地震群活动，当地民众的海外亲属联想起报纸信息，纷纷致信、致电、汇款。民众大惊。3月29日，汕尾渔民吹响螺号，次日下午，近200条渔船载着6000多男女老幼，逃离家乡。其中有106条，载着4000多人到达香港，被香港当局拦截。

历史的吊诡在于，文革时期信息封闭，但在那一时期，地震信息却曾有过公开的传播；文革结束至今，社会逐渐开放，地震信息却被牢牢控制，防震知识的普及也大大减少。公众对地震的反应，仍处于幼稚阶段。中国大陆的“地震恐慌”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在汶川地震后还有愈演愈烈的可能。

1995年9月20日，山东苍山县发生5.2级地震。震害不大，却有许多人惊慌外逃，因摔倒挤压、跳楼造成伤残，其中99%是中小学生。原因是大多数人缺乏地震知识和避震常识，尤其是部分教师率先外逃，引起学生极大恐慌（这一事实显然不曾传播到四川）。2002年12月14日甘肃玉门5.9级地震，间接死亡的两人，亦因惊恐。有350人，在惊慌逃离住宅时拥挤压伤或摔伤。更严重的是，恐慌的人群在严寒中滞留户外，8000多人冻伤患病。

一些论者认为，唐山地震后，中国公众中存在着严重的恐震心理。事实上，政府的恐震心理，确切说是政府因“稳定压倒一切”而怕地震信息引起社会动荡的“恐乱心理”，更为严重。与其责怪百姓蒙昧，不如首先反省现行的信息传播和社会控制体系。因为信息的过度控制，独立媒体缺位，使单一管道释出的官方信息公信力日减。因为社会体制的僵硬，民间社会不发育，政府和民众间缺乏有弹性的中间层，民间缺乏自我调适机制，无法参与灾害预警。政府与民间，表现为管制与被管制的二元分立状态。公众对地震预报，存有对气象预报同等的期望值。未能预报的破坏性地震，常会引发公众对地震部门和政府的追究诘难，导致“人祸说”流行。而政府则因此越加谨慎，严控舆论，形成恶性循环。

中国地震预警的现状是：地震预报水平虽领先各国，却仍处于“荆天棘地”的摸索前行时期；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应对灾害的社会素质，均亟待提高。中国地震预警的历史研究，可以帮助人们更清醒地反思汶川地震未能预警的严重教训，共同面对巨灾的威胁。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8年第11期 中国环境保护的现状与前景　作者：思　源

小学识字课本告诉我们，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但是，最新信息告诉我们，在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的重重侵袭之下，我们这960万平方公里遍体鳞伤，完好的肌肤所剩无几，生态环境脆弱区已占国土面积的60%以上。如果不奋起救治，国将不国！

一、灾难就在前头

我国的生态环境灾难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1. 沙漠可能吞没中国

土地沙化是我国特别是西北地区当前最为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不断加剧的沙尘暴、不断扩展的沙化土地使得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给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了极大危害。建国以来，我国沙漠面积已由15亿亩扩大到25亿亩，全国已有66.7万公顷耕地、235万公顷草地和639万公顷林地变成流沙。荒漠化年均扩展速率达4％以上。由于风沙的影响，许多地方人畜已失去生存条件，农牧民被迫迁往他乡，成为“生态难民”。

现在我国从西北、华北北部到东北平原的西部，分布着沙漠、戈壁和荒漠化土地200多万平方公里，已是国土面积的1/4。而且土地沙漠化面积还在继续扩大，上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每年扩大1560平方公里，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后期每年扩大2100平方公里，90年代末每年扩大3460平方公里。绵延万里的沙漠正在向中华腹地进军，最近的沙漠距天安门仅70公里，以致一些人发出了迁都的呼声。

近几年来，我国对荒漠土地治理工作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总的形势依然非常严峻，每年新增的荒漠化面积相当于丢失一个中等县，几乎每分钟就损失4.5亩寸金之地，许多生态性灾难频繁发生。过去几十年里，国家对沙漠化防治工作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但研究显示，仅有约10%的沙漠化土地得到了治理，12%的沙漠化土地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恢复，“局部治理，整体恶化”的状态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最近在对40年来中国681个气象站气象实测资料综合分析后，中国科学家发现，青藏高原已成为新的风沙策源地。青藏高原荒漠化土地已达到50多万平方公里，占青藏高原总面积的二成，比上世纪70年代净增近4万平方公里，增长率超过8%。青海湖已在日渐浓缩，趋向干涸。如不能采取有效措施阻止整个青海湖干涸，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和整个青藏高原乃至大半个中国全变成沙漠就指日可待了（2006年6月《科技中国》第6期）。可以说“沙漠正在包围中国”决不是危言耸听！

2. 水资源缺乏且严重污染

虽然中国水资源总量居世界第二，但人均占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33%。中国面临着水资源的严重缺乏，特别是北方地区，其农业占全国的66%，而水资源供给的80%却在南方，主要在长江流域。

中国的粮食生产严重依赖水资源，大约80%的粮食产自水浇地（这一数据在美国是20%，在印度则是60%）。从1982年到2000年，黄河每年有2／3的时间干涸。

与20世纪50年代初相比，全国湖泊面积减少15%，长江中下游的湖泊数量减少一半以上，天然湿地面积减少26%。全国每年平均消失20个天然湖泊。建国以来，已有1000个湖泊干涸。

中国北方的蓄水层被消耗的速度要快于它能得到补给的速度。海河流域的水位线下降了50至90米，许多城市，如天津和济南发生了严重的地表沉降。

中国水资源使用效率很低。有专家估计中国用来灌溉的水资源的60%由于种种原因而浪费掉了。

中国也长期受到洪水的困扰。2003年7月的洪水影响了中国南方、东部和中部的一亿人口。对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森林的过度采伐加剧了洪水的发生。从20世纪80年代起，这些流域森林覆盖率减少了30%。

据《2006年全国水利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6年全国水资源总量25567亿立方米，比上年减少8.9％；全年总用水量5716亿立方米，比上年增加1.5％。这一增一减之中，不难看出我国水资源的严重危机。

据环境保护总局发布的《2006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全国近14万公里河流的水质评价：近40%的河水受到了严重污染；全国七大江河水系中，劣五类水质占41%。在被统计的我国131条流经城市的河流中，严重污染的有36条，重度污染的有21条，中度污染的有38条。污染率达到总水系面积的87%。

淮河是中国投入最多、开展污染治理最早的河流，但如今仍是受污染最严重的河流。淮河在评价的2000公里河段中，78.7%的河段不符合饮用水标准，79.7%的河段不符合渔业用水标准，32%的河段不符合灌溉用水标准。10年前，淮河还生长着60多种鱼类资源，如今这些鱼类几乎绝迹。当地有句民谣：“五十年代淘米洗菜，六十年代洗衣灌溉，七十年代水质变坏，八十年代鱼虾绝代，九十年代身心受害。”淮河流域许多地区癌发病率比正常地区高出十几倍到上百倍，一些村庄2／3的人肝肿大，让人闻之莫不心酸。

全国地下水资源与环境调查评价显示，我国地下淡水可开采资源为每年3530亿立方米，但却有一半地区的浅层地下水遭到不同程度污染，其中城市最为严重。

海洋的污染状况也不容乐观。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的调查结果表明，珠江口海域有95%的海水被重度污染。曾经是我国富饶“海上粮仓”的东海，却在每年4月到6月赤潮频发。专家指出，全国的污染通过河流向沿海集中的结果，是中国水污染的“最后一道防线”已被无情撕破。

水污染直接危害的是百姓饮水安全。国家水利部披露出一组令人惊心的数字：目前全国有3.2亿农村人口喝不上符合标准的饮用水，其中约6300多万人饮用高氟水，200万人饮用高砷水，3800多万人饮用苦咸水，1.9亿人饮用水有害物质含量超标。

据中国科学院发布的国情研究报告称：我国符合饮用水卫生标准的水仅占10%，基本符合标准的占20%，不符合饮用水标准的达70%。以地下水为饮水的城市，90%以上的地下水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而且污染逐年加重。

3. 大气污染会杀人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国际通行的衡量空气污染的标准，是测量每立方米空气中所含的悬浮微细粒子。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是20微克。中国只有1%的城市居民生活在40微克的标准以下，有58%的城市居民生活在100微克标准以上的空气中。

近年来“灰霾”这个词在各种媒体上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雾主要是由水滴组成的，而霾主要是由干粒子组成的。现在雾和霾已纠缠在一起形成了灰霾天气。仅2007年12月，广州的灰霾天就达到22天。2006年，深圳灰霾天气是164天，2007年已达231天。深圳灰霾天气不是单独的，珠三角城市都受到了这种区域性灰霾的影响。

工业发展超过环境负荷，珠三角从机械污染、化学污染过渡到多种污染并存局面。世界发达国家完成这一污染过程花了200年，我们只花了30年。

城市密集成群，减少了以前存在于城乡结合部的空气污染缓冲区，一方面造成污染物不易扩散，另一方面也把很多城市连成污染的整体。

灰霾的形成会对各种传染疾病的流行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长期生活在这样的大气环境中，人的机体抵抗力必将大为减弱。

我们人每天需要呼吸15立方米空气，城市里的人就相当于吸尘器，每天要过滤15立方米空气，这样持续下去，细粒子污染对身体的危害要比切尔诺贝利核辐射严重。影响最大的是人类生理年龄的两端——孩子和老人。

大气污染对北京市民的呼吸系统疾病和心脑系统疾病造成的死亡率影响，分别为每天增加41和59人，过早死亡的经济损失分别为2550万元和3691万元。大气污染引起的居民健康经济损失不容忽视。2004年，中国城市由于空气污染共造成35万多人死亡，约64万人因呼吸和循环系统疾病住院，25.6万人新发慢性支气管炎病，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1527.4亿元。国家环保专家进一步证实，“近年的数据与2004年大体相似”。

1952年12月伦敦“雾都劫难”，有4700多人因呼吸道病而死亡，灾后几个月，又有8000多人死于非命。当时英国雾中烟尘颗粒物浓度是每立方米4毫克。2007年12月28日我国北方某特大城市个别测站的小时峰值浓度已经达到了每立方米1毫克。伦敦雾中的污染物以燃煤产生的硫化物为主，我国城市空气中的污染物成分更复杂了，污染状况甚至还要严重。我们要警惕伦敦雾灾在中国重演，不能等到出现事故以后再被动地应付。（2008年4月3日《南方周末》）。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经过18个月在中国的实地调查研究，于2007年7月17日公布了关于中国环境政策的报告书《OECD中国环境绩效评估》，并在北京与中国政府签订了备忘录。报告认为，中国政府在环保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中国的大气和水污染状况仍然十分严重。

经合组织的报告预计，中国的空气污染每年将导致2000万人患上呼吸系统疾病。到2020年之前，污染会导致中国“60万城市人口过早死亡，每年发生2000万例呼吸系统疾病、550万例慢性支气管炎和健康受损病例”。这可能使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损失13%。

报告认为，虽然中国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但中国的环境标准，常常更接近某些最贫穷的国家。

我国的生态环境危机之深重，可以概括为“经过多年累积，中国现在已经形成了世界上范围最广、程度最深、影响最大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越来越逼近环境安全的底线。”（2008年3月《绿叶》月刊第3期第71页）即：灾难就在前头。

环境问题在中国已不是单一的经济问题，随着民众环境意识的觉醒，环境问题正在变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并且很可能演化为有损社会和谐的社会危机。更为严重的是，如果环境污染在中国造成的危害过大，很可能全面颠覆中国多年改革获得的小康成果，而成为一个具有爆炸性的政治问题。

二、软约束难治硬污染

自有环境污染以来就有环境保护工作，环保工作也并非没有一点成就，但生态环境形势整体上却在恶化，每况愈下。生态保护的速度与生态破坏的速度之比，犹如龟兔赛跑。原因何在？说透了，就是我们抓生态环境保护的这一手很软，谓之“软约束”；而人家搞破坏生态、污染环境的那一手却很硬。软约束碰上了硬污染，哪有不败之理？

“软约束”主要表现在5个方面。

1. 行政处罚上限太低

当前我国环保立法存在的首要问题，是法律上设定的行政处罚上限太低，致使环境违法成本低，守法执法成本高。

有关部门统计，我国环境违法的平均罚款不及治理成本的l0％，不及危害代价的20％。一个每天排放5000—6000吨废水的中小型企业，按照每吨水处理费用2元的标准计算，一年就需花费污水处理费300多万元，而有的大型企业治污设施每天运行费用就在10万元左右，一年则高达3000多万元。对污染大户来说，闲置污染防治设施一天就可以节省几万甚至十多万元。但是，按水污染防治法规定，对于擅自拆除、闲置水污染防治设施，排放污水超标的，最高只能罚款10万元，远不如一天偷排所节省的运行费用。

据报道，前不久广州的一次强制查封排污企业的过程遭到违法者的抵触，一家工厂负责人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宁可继续生产也不愿治污，大不了继续受罚，反正环保罚款的钱远远不如停业整顿的损失和环保设备的购置维护费多。”

2007年吉林石化发生爆炸案后，国家环保总局对中石油吉林石化分公司处以100万元的行政罚款，并没有要求公司承担修复受损生态环境的责任。而国家却投入了大量的物力人力对松花江水质实施实时监测、消除污染对流域的影响。

2. 一事不再罚原则造成违法漏洞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24条规定：“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一事不再罚款原则”。但该法却没有规定什么是“一个违法行为”，即什么是“一事”。是违法一天构成一个违法行为，还是违法十天、一个月或者一年构成一个违法行为?因此，在环境行政执法中经常出现这种情况：环保部门发现企业违法，依法给予了责令改正和罚款处罚，但几天后或者一个月后再去检查，该企业丝毫未改，照样违法。如果环保部门再给予处罚，该企业就认为环保部门违反了一事不再罚款的原则，诉讼到法院，法院也往往支持企业。这样，环保部门对企业处罚一次以后，就不敢再进行第二次处罚。

其实，在西方发达国家，法律很少对罚款的次数及上限作出明确规定，而是依据污染环境所造成的实际经济和社会损失，测算出具体的处罚额度，此举意在增加违法者的经济成本和心理成本，从而提高威慑力，迫使公民和企业严格遵守法律。

比如，美国根据《综合犯罪控制法》起草的《判决指南》规定，造成水体污染、大气污染、有毒废物处置等7个方面的环境犯罪的等级及其刑事责任，可以处以每天2.5万美元(后又改为2.75万美元)的罚金，这种罚金根据违法天数而定，并没有最高限制。除了罚款还有更严厉的监禁处罚，最高是违法一天判一年监禁，对再犯者还将加重处罚。这一规定在现实中得到严格执行：美国最大的煤炭电力公司——美国电力公司，由于发电燃烧煤炭排放的废气长期以来制造环境污染，被告上法庭，被判支付高达46亿美元罚款，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将近七成。（2007年12期《上海经济》第44页）

面对如此天文数字般的违法成本，哪怕是实力强大无比的大企业，也都会胆战心惊，这就是巨额惩罚的威慑力量。

3. 限改令变成“保护令”

据《新京报》2007年6月26日报道：长江荆州段多家造纸企业长期违法将生产废水直排长江，严重威胁下游取用水安全。今年3月，荆州市要求这些企业限期实现达标排放，否则将被强制关停。然而，“限改令”发出后，这些企业利用“限改令”大限之前的时间抓紧生产公开排污。一名纸厂老板直言，出台“限改令”其实还不错，起码这一两年生产排污没人干扰。

其实，地方政府对一些严重污染企业，应敢于实施“立刻死亡”。即使限期治理，给出的时间也应具可操作性，否则企业在期限内无法完成整改，必然以“末世心态”恶意排污。

国家环保总局环境检察局长陆新元也表示，目前一些地区对污染事件处理过轻、过慢，成为中国环境保护工作的瓶颈。

4.一些地方政府对一些重点企业实行所谓的“挂牌保护”，规定执法部门不准检查

确立“挂牌保护”制度，本是地方政府出于治理乱罚款、乱收费、乱摊派的考虑而采取的一种行政保护。但地方政府的“好心”并没有被企业“领情”，一些企业想的却是借这块“金”字招牌，从事违法活动，赚取非法利润。地方政府的“挂牌保护”实际上成了企业违法的“保护伞”。

河南新安县洛新经济工业开发区的100多家企业中绝大多数没有污染防治设施，园区生产生活废水多年来直接排入黄河支流涧河。据国家环保总局和监察部调查，新安县政府2002年以来多次出台有关政策，明确规定对工业园区实行封闭管理，进区企业实行“挂牌保护”，拒绝环保部门的监管。

这种行政手段将法律放在一个“虚置”的位置上，严重削弱了国家法制的作用。

5 .司法部门阻挠司法服务

2004年2月11日到3月2日，四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化公司）违规技改，设备出现故障，导致未经处理的废水直接进入沱江。废水先污染了沱江下游的资阳、简阳、内江等地后流入长江，造成近百万群众饮用水暂停供应、工厂暂时停产、电站水库被迫放水、农作物大量受损、鱼类大量死亡的严重后果。据核查认定，沱江污染直接经济损失为2.19亿元人民币，生态环境恢复需5年时间。但是，长江流域水污染事故民事责任追究普遍不到位，流域生态损失更是少有人提及。为什么呢？我们从沱江水污染事故处理中可以发现问题的症结。

据2004年9月24日《天府早报》报道，沱江污染事故发生后，资阳市雁江区司法局下发了《关于办理涉及沱江特大污染事故赔偿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区司发［2004］19号）。通知要求：区内“各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不应受理涉及沱江特大污染事故索赔一方的委托代理；推辞不了的委托代理，只能代理其非诉讼活动，不准收取代理费。”这一官方文件公然非法取消了司法服务机构的正常工作，间接侵犯了受害者的环境诉讼权，保护污染制造者逃避经济赔偿责任，引起了四川省社会各界和人大代表的纷纷质疑。

三、制度变革救河山

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低效率再一次证明了，只有制度变革，才能救我河山。在此，我提出4点意见：

1. 决不允许吃污染饭

从国家环保总局到地方各级环保局，作为政府部门，理应“吃财政饭”，由财政拨给经费。但是现在的离奇景象是，环保部门大部分人员工资和办公经费要靠“自筹”。2007年7月31日《人民日报》报道：据安徽省灵璧县环保局纪检组长刘团结介绍，现在环保局有干部职工94人，其中公务员编制的有8人，他们的工资由县财政全额发放；财政差额拨款的有13人，他们的工资县财政发70％，另外30％由环保局自己解决；剩下的73人都在环境监察大队，他们的工资全部要靠环保局自己解决。

环保局自己如何解决？“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环保局就靠征收排污费了。灵璧县环保局的有关人员介绍，环保局去年收上来的排污费为99万元，这些钱25％上缴省、中央财政；40％由市、县调控统一安排使用；剩下35％归县环保局支配，环保局基本上把这35％的排污费用于发工资。于是乎，环境监察大队的很多人整天在外面收取排污费，以便给自己发工资。征收排污费，或曰“创收”，成了他们最主要的工作。

接下来，问题就麻烦了。如果各排污单位经过整改、污水都作了有效处理，不再排污了，那环保局就收不到“排污费”，就没有钱给大部分干部职工发工资。为了保护“财源”，就只好保留一部分污染源，以便于“污染饭”可以持续地吃下去。只有污染源长盛不衰，环保局才能香火不断，所谓“治污”就无非是演戏而已，纳税人的钱则在这里消耗以尽。

不过也有人说，环保部门的人员工资和办公经费即使100%到位，在现行政治体制下，也不能杜绝用环保监控权作钱权交易以及滥用职权。如华北某省调查发现，有56个市、县环保部门将国拨污染治理资金3457万元挪用于本部门的经费支出，占财政拨付环保部门污染治理资金总额的50％。

问题看清楚了，要解决并不难。关键在于这里需要触动财政制度改革和干部人事制度及选举制度的改革。

2. 公众参与要制度化

公众是环境的最大利益相关者，世界环保事业的最初推动就来自于公众。我国环境保护多年来效率不高，后果严重，与公众参与权利得不到保障有关。

报载位于贵州省铜仁市龙田村的泰源铁合金厂污染严重，为了降低成本，生产时经常不开治污设备，任由污染物向周围大量排放。村民多次抗议无果而断水源，迫使该厂停产。结果是反污染的四位英勇村民杨光均、杨光华、杨国平、罗来富居然被市公安局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刑事拘留，并于2006年8月10日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北京青年报2007年6月10日）。类似案件不时见诸报端。

但是，历史毕竟在进步。厦门市围绕“PX项目”建设的风波，就是一例。

腾龙芒烃（厦门）有限公司拟在厦门市海沧区兴建“对二甲苯”石化项目（简称PX项目）。因为该项目所处位置敏感以及存在极高的污染危险性，引起了全国政协委员和厦门市民的极力反对。成千上万市民为此上街“散步”，表达心声。2007年5月30日，厦门市正式宣布缓建“PX项目”。此后福建省和厦门市政府顺从民意，决定该项目停止在厦门市海沧区兴建，迁至漳州古雷半岛兴建。（环境绿皮书《中国环境的危机与转机[2008]》第13页）

当今世界任何一个法治国家都在其宪法中明文规定了保护公民的健康权。而健康权离不开环境权。环境权是公民要求其所置环境具有基本生态功能的权利。

单个公民以散兵游勇的方式行使环境权、参与环保工作，自然势单力薄。如果形成合法的民间团体（NGO）开展工作，效果就大不一样。国务院2006年4月发布《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也号召“发挥社会团体的作用，鼓励检举和揭发各种环境违法行为，推动环境公益诉讼”。

中国民间环保组织近年来逐渐走上社会前台，日趋活跃。中国NGO的数量正在急剧上升，社会团体由1978年以前的6000多个猛增到2001年底的13万个，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环保组织。民间环保组织的规模日益庞大，其组织性、科学性也不断完善。中国民间环保意识的觉醒，正是从零星的个人自发举动，演变为集体性的家园维护行为。而公益诉讼等一系列法规的逐步健全，也使民间的环保意识与行为，逐步获得法律支撑，形成法律与民众的良性互动。

3. 信息公开化要落实

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环境信息要公开化。其实这也是一个现代国家的普遍原则。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切权力，当然包括知情权。宪法同一条还规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公民不知情，如何管理？不知情，如何评价委托管理者即国家机关公务人员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水平？

基于这种认识，笔者曾于1989年5月5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集的知识分子座谈会上郑重提出关于制定一部信息公开法的建议：要求各级国家机关按照一定程序将信息公开的范围对外公布，并检查执行情况；对于违反《信息公开法》的机关及其主要负责人，应像违反《保密法》一样给予必要的处分。这样才能改变公开化措施不规范、不稳定的状况，形成有法可依、违法必究的制度。

我这条建议当时已通过正规渠道上报中共中央，不过回声则在遥遥的十来年之后。1998年国务院开始酝酿制定信息公开条例；2003年的“非典”又为这项立法加了一把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终于在2007年4月公布，并定于2008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

在环保工作中，一些地方政府往往立足于“家丑不可外扬”，本能地捂盖子，还美其名曰“污染的信息不能随便传播，以免公众恐慌”。以至于2007年松花江污染事件中，在长达8天的时间里，地方政府都没有向社会公布真相。后来在记者的追问之下，一位堂堂的省长居然自我解嘲说是“善意的谎言”。国家的主人可不希望公仆来这种“善意”！

促使政府切实执行信息公开条例的真正动力在很大程度上要靠每个公民、NGO和新闻媒体的广泛参与，包括对违背信息公开条例的机构和官员进行揭发、批评和追究。姑息，就会惯坏了我们的公仆！

4. 加快林业私有化，提高森林覆盖率

众所周知，森林是生态环境保护的绿色长城。森林可以涵养水土、调节气候并在光合作用下吸收大量的二氧化碳，减缓全球变暖。因此，积极植树造林、切实保护森林、努力提高森林覆盖率，并不仅仅关系林业工作，而且关系人类生态环境的全局。

我国森林覆盖率在半个多世纪以来大幅下降、损失惊人、后果惨重。原因何在？根本原因就在于长期以来集体林业产权归属不清、权利责任不明、利益分配失调。在那种情况下，广大林农的思想是“林不归我，我不爱林；利不连我，我不管林”，林农没有经营林业的主体地位和发展林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不法分子对于形同“无主”的集体山林进行乱砍滥伐倒是肆无忌惮。历史已经沉痛地宣告：这种荒唐的“集体所有、人人没有”的林业体制，使中国林业生产力受到了空前严重的破坏。

截止到2000年底，中国森林面积只剩下15.8亿公顷，森林覆盖率16.55%，仅相当于世界森林覆盖率27%的61.3%，全国人均森林面积0.128公顷，只相当于世界人均0.6公顷的21.3%。

全国各地的林农们有着共同的改革需求：希望产权到手，盼望林地回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国数浙江分田最快、最坚决、最彻底；同时，浙江还坚决、彻底地分山林。浙江分山林，使用权、经营权、处置权、收益权一步到位，老爷子置下的林产，儿孙可以继承。如此情势，谁家还上山去乱砍滥伐——森林覆盖率咋不会年年新增呢？上世纪80年代分山林前，浙江森林覆盖率排国内倒数几位，短短20多年时间浙江全省披绿，中国统计信息网统计显示2000年浙江省的森林覆盖率达54.6%，2006年高达60.5%，2008年已达62.9%，一切能种树的地方皆为绿色覆盖。

实践再次证明：必须让耕者有其山，还山于民、还林于民。惟有实行林权改革，林业才有希望。

以浙江为榜样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在江西也拉开了帷幕。2004年9月试点，2005年4月全省全面铺开。2006年6月，全省转入配套改革阶段。截至2006年底，全省林地总面积的85%以上已通过改革明晰产权，其中分山到户率达到80%以上。以前全家年收入不过几千元的林农，而今收入翻了几番，农民造林的热情空前高涨。山区农民正在实现“由绿起来到富起来”的跨越，林业进入了良性发展的轨道。森林覆盖率达60.05%，由于产权明晰，人心稳定，林区秩序井然，全省没有出现一起群体性乱砍滥伐事件。

可喜的是，中国各地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试点，得到了高层领导的认同。

2008年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会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在认真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依法明晰产权、放活经营、规范流转、减轻税费，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中国林业私有化改革的成功开展，不仅救了25亿亩林地，救了数亿林农，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能挽救整个中国的生态环境。

（作者系北京思源兼并与破产咨询事务所所长）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8年第11期 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的艰难历程　作者：李维民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先后参与《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和《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的编辑工作，历时10多年。在这期间，我国史学界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在拨乱反正、还历史本来面目方面取得很多成就。现在把我参与上述编辑工作时，亲历、亲闻的几件事写出来，求教于有关学者和读者，也作为对改革开放30周年的纪念。

中美合作出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

1979年，著名学者姜椿芳，从秦城监狱出来不久，就向中央提出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建议。百科全书被称为“没有围墙的大学”。近代西方国家早在200多年前就开始出版百科全书，但中国一直没有出版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春潮涌动，姜椿芳的建议很快得到中央的重视。邓小平决定首先翻译出版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的中文版。消息一传出，首先在理论界引起不少议论：美帝国主义一直是我们的敌人，他们的观点我们能接受吗？属于意识形态方面的条目怎么处理？中美双方能达成一致吗？种种议论通过胡乔木反映到小平那里，但小平不为所动，决心不变。根据他的指示，1979年11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和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的代表，就合作出版开始进行会谈。邓小平先后接见了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和总裁斯旺森。他说：“全世界都知道《不列颠百科全书》在学术领域内具有权威性的地位。我们中国的科学工作者把你们的百科全书翻译过来，从中得到教益，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这部百科全书的第一版1768年首创于苏格兰的爱丁堡，以后各版在伦敦及剑桥出版。20世纪初，该书版权转让给美国。1974年前已出版了14版。从1960年开始，该公司对原书体例进行革新，历时15年，组织4000多名各国专家撰写，1974年编成面目一新的第15版。1980年8月12日，我国与美方达成协议，规定美方向中方提供第15版的最新修订稿；中方承担翻译（对原文只译不改）、出版等任务，并负责撰写纯属中国的条目；成立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负责编审工作并协商解决编译中出现的问题。

联合编审委员会的中方主席是刘尊棋，他是1931年入党的老党员。1939年曾以中央社记者的身份，和《扫荡报》、《新民报》记者一起在延安访问过毛泽东。1949年后曾任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副局长、外文出版社总编辑。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后又多年遭受牢狱之苦，也是三中全会后才出狱的。两位中方委员，一位曾是全国著名“右派”钱伟长，另一位是翻译家周有光。

协议规定中方重新撰写所谓纯属中国的条目，主要是指属于社会科学方面，特别是与我们党史、军史有关的条目。这些条目多数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撰写，属于军队方面的，由解放军总政治部和军事科学院撰写。当时我在总政的编研室工作，所以参与了这项工作。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按照中美双方都能接受的要求，作了一些具体的规定,如在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条目中不使用“伟大”这个词;按照不列颠百科全书人物条目的惯例，每个人都写婚姻和子女状况，《邓小平》条目中写了“和卓琳结婚后生有两个儿子，三个女儿”。在这些具体问题上争论并不大，难题是涉及对某些人物的评价。

纠正对项英的片面评价

根据双方的协定，对于原书中已有的条目，只增不减，例如十大元帅，原书中收得不全，我们补齐了。《项英》是原有的条目，需要重新撰写。军事科学院的同志先写了一个初稿。一共七八百字，光项英的错误就写了300字。因为过去有规定，凡是有中央文件的，就按中央文件的口径写，起草的同志是根据1941年1月15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写的。这时（1982年1月），中央档案馆编的《皖南事变》资料汇编，刚刚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收集了皖南事变前后的文电共201篇，我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关键的电报读了好几遍。我感到：1941年1月15日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是没有经过深入调查仓促作出的。皖南事变发生于1941年1月6日夜晚，双方激战到14日，叶挺军长下山谈判时被扣。新四军军部与中央的电台联络12日就中断了，15日这天中央与皖南事变中所有的领导人都还没有取得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作出的决定，显然过于匆忙。

这个决定把皖南事变失败的责任，完全推到项英身上，是不公正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虽然项英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缺乏警惕，在皖南事变中处置失当，对新四军遭受的损失负有责任，但从一系列的电报看，毛泽东对当时形势的估计也过于乐观，缺乏警惕。1940年10月，新四军在苏北取得反击韩德勤的黄桥战役胜利后，冯玉祥在重庆通过周恩来提醒我们注意蒋介石的反共阴谋。1940年11月13日，毛泽东在致周恩来的电报中说：蒋介石“只有吓人一法，对日本是吓，对我们也是吓，除了这个流氓手段外，他是一筹莫展的。……冯玉祥的估计是不正确的，所谓惹急了他会撕破脸皮乱打，这是被蒋之流氓吓倒了的话。其实蒋是精于计算的人，他的流氓只用以吓人并不用以决定政策。”同一天，在致叶挺、项英的电报中也说：“苏北动作不碍大局……顾（祝同）韩（德勤）会要叫几声的，你们敷衍一下就完了……以大势判断，蒋顾是不会为难你们的，现在开始分批移动，十二月底移完不算太迟。”1940年11月15日，毛泽东指示：“要求彼方保证华中各军停止行动，以为我方撤退皖南部队时彼方给我之交换条件。”1940年11月21日，中央给叶挺、项英的指示还说：“你们可以拖一个月至两个月（要开拔费、要停止江北进攻）。”这就是说，我新四军北移是有条件的，你不停止江北进攻，不给开拔费就不走。但国民党不肯答应这些条件，双方僵持不下。如果拖一个月是12月21日，拖两个月就是1941年1月21日了。1940年12月25日，就是在新四军军部北移前一周，毛泽东还在通报中说：“蒋介石内外情况只能取攻势防御，大吹小打，故复电以拖为宜，拖到一月底再说。……只要蒋不投降，大举进攻是不可能的，始终不过是大吹小打而已。”虽然第二天（12月26日），毛泽东等接获周恩来从重庆的来电，得知蒋介石的态度后，中央给新四军军部发了严令北移的电报，项英接电后作出不顾一切按中央指示立即北移的决定，但为时已晚。因此，把迟迟不北移的责任，完全推给项英是很不公正的。

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给项、袁罗织了一大堆罪名，例如“丧失共产党员的立场”，“对于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从来就没有领导过斗争，精神上早已作了国民党的俘虏”，“对于中央的指示一贯的阳奉阴违，一切迁就国民党，反对向北发展与向敌后发展，反对扩大新四军，反对建立根据地，坚持其自己的机会主义路线”，“踏上了与张国焘相类似的覆辙”等等；把项英说得一无是处，把这两位革命家的功绩一笔抹煞了。

还有一个问题，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指出：“在全党全军的高级干部内宣布中央决定，开展反项、袁的斗争，但暂时不得向下级传达，尤不得向党外宣布。”最后一条写的是：“将项、袁错误提交党的七次代表大会讨论议处。”但是在党的七大直至以后的历次党代表大会上，对项、袁错误都没有进行议处。那么，当年那个决定还算不算数呢？

以上这几个问题，起草《项英》条目的同志，也认为很值得研究。但是这些观点当时无法得到多数同志赞同，更难得到某些权威的认可。因此，1982年春天在一次讨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有关问题的会议上，我向主持会议的胡绳同志提出了这个问题。我记得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李琦，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和姜椿芳、刘尊棋等20多位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军队方面有军事科学院的胡兰芝、蒋凤波和我三人参加。我原以为《项英》条目如何写的问题不容易解决的，但出乎我预料，经验丰富的胡绳同志，只用几句话就把这个难题解决了。他说：“我们编的不是《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吗？那就简明一点吧，后面这一段就不要写了。”就是把关于项英的错误完全删去。我很乐意采纳这一方案，与会其他同志也没有反对的意见，这种改法就算通过了。

但是项英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不久，我们接着编《中国大百科全书》。项英以前在党内、军内一直担任很重要的职务。他在刘少奇之前担任过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在朱德之前担任过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在毛泽东之前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少不了《项英》的条目。这回不是“简明”的了，到底应该怎样写项英呢？按当时的分工，总政治部干部部的编研室负责编写《人民解放军人物》条目，我是这个分支学科的副主编；南京军区编研室负责编写《新四军军史》条目，王辅一是《军史》分支学科的副主编。他对新四军的研究比我更深入，我与主编周之同商量，约请他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撰写《项英》这个条目。王辅一不但欣然同意，而且从此一头扎进关于项英的研究中，后来他写出了48万字的《项英传》，对项英的一生作出公正的评价，受到新四军许多老同志和广大读者的称赞。

王辅一撰写的《项英》条目，肯定了项英在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做出的重大贡献，同时指出了他在皖南事变中缺乏警惕，处置失当，对新四军的损失负有责任。这个评价与当年的决定差别很大，为慎重起见，我们送请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审阅。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对条目的每一段都写了肯定的批示，他在关于皖南事变的一段旁批注：“这个评价看来可以了。”他看后又转给胡绳，请他再“仔细斟酌一下”，胡绳召集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研究后，认为“这一条总的说来是写得恰当的”。与此同时，杨尚昆、余秋里等也表示同意这个条目。但是，1987年胡耀邦辞去总书记后，有些人又出来说胡耀邦的批示是错误的。有个知名的作家，还写了一本《皖南事变》小说，沿袭当年决定的调子，而且虚构了许多情节，在项英身上泼了许多污水。这本小说在北京、上海两地同时出版，广为发行，引起新四军许多老同志的愤怒。在舆论压力下虽一度停售，但仍在上海获奖。

1998年5月13日，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央党史研究室，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项英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吴邦国、曾庆红、张震等出席会议，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讲话，高度评价了项英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所建立的历史功绩，称颂“项英同志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党和红军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抗日战争的名将之一”。迟浩田是代表组织讲这番话的，到此应当说对项英有了一个实事求是的公正评价。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结束。此后拍摄的《新四军》等电视剧，仍然按当年的片面决定，歪曲和贬低项英。我与王辅一向中宣部和广电总局反映意见，听取意见的同志表态很好，但《新四军》等电视剧依然丝毫未改，继续上演；《皖南事变》小说也继续重印。

为被错杀的红军将领立传

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我军人物条目，第一个难题就是如何确定收入人物的标准。经过多方征求意见，反复讨论，最后订了一个标准，就是收入建军初期武装起义和革命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和各个历史时期人民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员，即解放后授予上将以上军衔及职务相当的人物。我们邀请了数十位专家学者，经过多次讨论，层层审查，最后选定了199人。

在我们党和军队的历史上，曾错杀过许多高级将领。有些比较知名，也正式平反过；有些因为早就被错杀，长期被埋没，乃至还没有正式的平反决定。但他们在建军初期，都担负过很重要的职务，做出过很重要的贡献。我们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严格按照标准，从199人中选定了25名被错杀的高级将领。他们是（按牺牲年代先后排列）：参加过南昌起义、黄麻起义的豫东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徐其虚（1906—1929）；1926年入党、参与发动宁冈暴动、最早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袁文才（1889—1930）；与袁文才一起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王佐（1888—1930）；曾入黄埔军校，参加过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的皖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徐百川（1901—1931）；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领导商南起义的豫东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周维炯（1908—1931）；曾被誉为北伐战争中的“虎将”，与邓小平等领导百色和龙州起义，率部千里转战，到江西兴国与红一方面军会合的红七军军长李明瑞（1896—1931）：参加过北伐战争和上海三次武装起义，1925年入党的皖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创建人姜镜堂（1902—1931）；1921年入团、1924年入党，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在北伐战争中任团长的红军第一军军长许继慎（1901—1931）；1926年入党后曾领导黄麻起义的鄂豫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创建人曹学楷（1898—1931）；1921年入团、1926年入党，曾在日本留学，领导过六霍起义的皖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领导人舒传贤（1899—1931）；1926年入党，1927年率领农民武装参加黄麻起义的鄂豫边革命根据地创建人徐朋人（1903—1932）；1927年入党，曾领导创建东固革命根据地，积极策应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的赣南红军和苏区创建人，红二十军军长、政治委员曾炳春（1901—1932）；1926年入党，参加过南昌起义，曾积极策应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的赣南红军和苏区创建人李文林（1900—1932）；1924年入党，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在叶挺独立团当过营长的红三军参谋长孙德清（1904—1932）；1924年入团、1925年入党，曾领导黄麻起义的鄂豫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创建人戴克敏（1906—1932）；1924年入党的湘鄂西红军和苏区领导人，红三军政治委员万涛（1904—1932）；1924年入党，长期从事农民运动，曾任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红六军政治委员的柳直荀（1898—1932）；早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入党，1923年回国后在鄂北领导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的鄂北革命武装和根据地创建人程克绳（1893—1932）；1925年入党，黄埔军校毕业，北伐战争中任师政治部主任，曾介绍彭德怀入党的红军第六军军长段德昌（1904—1933）；1926年入党，曾任红六军军长，红四军军长，红二十五军军长的旷继勋（1895—1933）；1926年入党，曾任红二十八军军长、红二十五军副军长的廖容坤（1903—1933）；参加过南昌起义的湘鄂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创建人王炳南（1892—1933）；早年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任师长，领导著名的宁都起义后任红五军团总指挥的季振同（1901—1934）；毕业于黄埔军校，参加过北伐战争，从苏联学习归国后曾任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四军政治委员的曾中生（1900—1935）；长期在鄂豫皖苏区坚持斗争，曾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领导红二十八军经历极其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的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1901—1939）。

这25位被错杀的高级将领，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每人设了一个条目，虽然字数不多，但不少人是第一次在全国性、权威性的书中刊载他们的小传。我们的编写工作还没有结束时，解放军出版社就根据我们拟定的199人名单，约请各有关方面撰写内容更丰富、字数更长的《解放军将领传》，一共出了十几本，共约四五百万字。有些在原籍很少为人所知的人物，其遗属从此得到了当地政府的优待、照顾，党史、史志部门也为他们写传出书。

为了编写这些人物条目，我们搜集、查阅了大量资料。这些历史档案，反映了极“左”思潮在我党我军历史上造成的极为严重的后果。过去我们只知道张国焘在鄂豫皖，夏曦在湘鄂西肃反中杀了许多人，其实，在中央苏区错杀的人更多、时间更早。1930年开始的反AB团斗争，在不到4万人的红一方面军中，竟抓了4400多个AB团分子。

这场斗争是当时总前委的主要领导人亲自发动和领导的。由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派到红二十军搞肃反的人，抓了二十军的一批干部，二十军的一部分人被迫发动了“富田事变”。当时，有两个观点不同的代表团，先后从江西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这件事，要求中央表态。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雷利斯基认为“不写路线和事实正确与否较为合适，因为不能根据表面消息做判断”。而当时在上海的米夫，则持相反的意见。1931年1月项英到达中央苏区后，经过初步调查，于1月16日发出《苏区中央局通告第二号》，在批评“富田事变”的同时，强调要纠正在反AB团中的缺点错误。2月19日，项英在第十一号通告中更明确地说：“不能得出一个唯心的结论，肯定说富田事变即是AB团取消派的暴动。”但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3月28日作出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认定“富田事变”是“反革命的实质”；“在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总前委坚决反对阶级敌人的路线实质上是正确的”。“这一决议除发给江西中央区外，并发给各苏区”。在这个指示之后，中央苏区的反AB团斗争更加疯狂地进行，红二十军的副排级以上干部全部缴械关押，大部被杀害；赣西南的地方干部百分之九十以上被杀害或被撤职监禁。我们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只收了在反AB团中被错杀的李文林、曾炳春两个人，还有大批被杀害的高级干部没有列进去。如赣西南特委书记王怀，后任二十军军长的萧太明，曾任二十军政委的陈冬日，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江西省苏维埃常委兼军事部长金万邦，少共赣西南特委书记、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常委段良弼，赣西南特委秘书长李白芳等等。鄂豫皖和湘鄂西的肃反，就是在中央这个决议之后开展起来的。

过去我们常说，我们党的肃反扩大化，是受苏联大规模肃反的影响。但是看过大量历史档案之后，我们发觉，苏联的大规模肃反是1934年以后才开始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等都是在1934年以后才被错杀的，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等高级将领被错杀，更晚几年。而我们的反AB团，早在1930年就开始了。上述被错杀的25位高级将领，有22人都是在1933年以前被错杀的。而且我们搞的肃反，不是共产国际或苏联的指示，是我们自己提出来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军事负责人盖利斯，在1930年12月3日的一封信中转述了毛泽东1930年10月14日写的一封信的内容：“他在这封信中谈到了江西党组织的危机，秘密的反革命半恐怖主义组织‘AB团’成员不仅钻进了基层组织，而且还钻进了党的领导机关，党组织处在富农、地主和豪绅的影响之下，依靠地方力量来改善党组织是极其困难的，应该从上海派人去。”从共产国际档案中还能看到：1930年6月江西省委举行第二次全会时，“没有讲加强苏区，而是讲占领大城市。毛反对这个路线。他就此写信给全会，证实这个路线是错误的。他建议首先清除苏区的一切反革命组织，并且建议吸收广大农民群众参与这些事。他说，现在去大城市，会使现有的根据地变得不巩固。”

有一次，萧克同志向我们讲述他亲历反AB团斗争的情况。他指着桌上的一个茶杯说，如果这桌上有一个茶杯，你说成十个，可以说是扩大化；如果一个也没有，是什么扩大化？他叮嘱我们，要好好写一写那些被错杀的同志，让后人永远不要忘记用这些同志的生命换取的历史教训。

编完《中国大百科全书》后，我们又继续编《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我军人物收入的范围更宽了。我们拟定了一个名单，送给各有关领导同志征求意见。洪学智看到名单后，特地打电话要我到他的办公室。他着重介绍了1923年入团、1924年入党，从苏联学习回国后曾任红四方面军参谋长的李特，和曾任川陕苏区政府与军委秘书长、红五军政委的黄超的情况。他们两人都参加了西路军的艰苦作战，到达了新疆，但不久即失踪，若干年后人们才知道他们是被错杀的。洪学智认为应当把这两位烈士收入《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之中。后来，经中央军委批准，正式发了平反文件，李特和黄超载入了《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之中。

客观书写历史的进步与局限

由于“左”的思想影响，长期以来，在历史著作中，对许多人物和事件的评述，存在很大的片面性。例如，对伟大的人物不能说缺点、错误，对有错误、有问题的人物不能说好话，几乎成为惯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史学界的同志都力图在这方面有所进步，总的看进步不少，但阻力也不小。

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中，《毛泽东》是特长条，全文7000多字。其中要不要写他的错误，意见很不一致。当时“文革”结束不久，中央在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中也写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多数同志认为应当写到条目中。但是也有不少同志反对。最后经过胡乔木亲自动手修改，保留了75个字，即：“1966年，错误地发动‘文化大革命’，这场‘革命’又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所利用，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人民解放军在这场浩劫中也受到严重损害。”接着说明：“他对中国革命建立的不可磨灭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著名的十六字诀，过去一直说是毛泽东的创造。在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时，撰写《朱德》条目的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组组长陈友群等同志，有根有椐地提出，朱德1925年在苏联学习时就提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的战法，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总结出十六字诀。《毛泽东》组也拿出老同志的回忆，说十六字诀是毛泽东总结出来的。经过反复讨论，最后在《毛泽东》条目中是这样写的：“在坚持井冈山斗争中，同朱德等总结游击战争的经验，概括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关于《毛泽东》条目的概括评语，和《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一样，也没有用“伟大”的用语，这应该说是一个进步，尽管还是有限的一步。

对于犯过错误或有问题的人物，过去一般是不收的，甚至连名字都不准出现。我看过20世纪50年代编写的一本战史，因某人犯了错误，在序列表中连他的名字都空缺了。我们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时，撇弃了过去的一些不合理的框框，列入了《林彪》、《高岗》的条目。因为他们都是人民解放军历史上有影响的人物，也为革命做过贡献。但是对他们在历史上的功绩写不写，怎样写，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最早是陈云在1983年8月9日曾说过：“林彪作为四野的司令员，在当时正确的地方，我们也不必否定。”我们按照这种精神写出《林彪》条目的初稿后，与其他一些重要条目一起，送给一些老同志征求意见。

黄克诚看了《林彪》条目释文后，叫秘书打电话，说要当面找我们谈一谈。1985年2月21日，我与周之同、姚夫同志一起到了玉泉山，黄老亲切地接见了我们。他说：“你们写人物志，要学习司马迁，他在史记中写了一大群历史人物。你们现在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用历史学者的态度，去评价历史人物。不要用过去党内斗争中开斗争会的那种过火的语言，揪出一个人就把他的历史功绩一笔勾销了。不能只看一面，要看两面，要全面地观察，做出全面的评价，写出历史的真面貌。……林彪死了十几年了，对他也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写他的历史。……他在历史上对党和军队的发展、战斗力的提高，起过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后来他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严重破坏，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黄老还逐段逐段地谈了他的意见。

黄老的意见给我们很多启发，我们努力按他说的精神去写历史人物。但是，我们也深深感到，司马迁不是那么好学的，真正做到全面的观察，做出全面的评价绝非易事。首先要有敢于打破种种局限，敢于直面历史的勇气，还需要有允许全面观察、全面评价的氛围。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回顾走过的历程，我以为距真正达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要求，依然任重而道远。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史学领域拨乱反正取得的成果很多，就是在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中解决的疑难问题也不少。例如为西路军正名和关于“密电”的争论，其过程更为曲折和复杂，由于篇幅所限，在此文中从略。

（作者系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副部长）

（责任编辑 萧 徐）

2008年第11期 舆论监督对防腐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作者：谷　翔

不久前，党中央建立了一个面向全国的以预防腐败为主要职责的重要机构。同时发出一个反腐防腐的重要文件。在这个文件中非常明确地提出了最容易发生官员腐败的五个领域，即：管理干部人事的领域，行使司法权的领域，掌握行政审批权的领域，掌控财政资金和金融的领域，还有就是国有资产管理领域。据我了解，在我国当前，在这五大领域工作的政府官员，能“干净”从政的，即与贪腐行为不沾边的人，已是难能可贵得很了！不久前，我又走了一趟我工作过的一个地方，碰到了一位市报总编。他说，这些年咱这里因有石油有煤炭等资源，经济快步发展了，掌实权的大官小官可也都跟着发财了。他曾估算过，那些管人管钱管物的头头们的非法收入大都有几百上千万以上！不少人都在省城买了好几套房子，子女们开的是高级轿车。吃了亏的就是普通老百姓哦！他激愤地说：腐败不反不得了呵！但是他又说：到了这个地步反也不顶事了。他说“不顶事”有点过于悲观，他产生悲观情绪的依据是：大官干了那么多坏事丑事，贪污上千万的巨款，被告到中央了，不但没被查处，反而又升了更大的官，谁还愿意去反什么腐败！？

看来，这位朋友的牢骚道出了一个道理，要防范惩治腐败，必须依靠了解当地贪官实情的干部群众；而要把知情的干部群众真正发动起来，积极投入反腐斗争，必须让他们有反腐必胜的信心。这种信心从何而来？很显然，必须使那些被干部群众既熟知又痛恨的贪官们受到党纪国法的惩处，那干部群众“反腐必胜”的信心才会大增。

在中央不久前颁发的文件中，提出了不少防范腐败的措施，比较集中的是对几个关键环节上的权力的监督。这些当然都是必要的。不过，根据我的亲身体验，对防范贪污腐败最有力最快速的监督，要属新闻媒体的监督了。因为，媒体有把贪官们见不得人的事曝光的阵地，也有向上通到党政最高领导那里的“通天”渠道。贪官最怕的无非就是这两条，一是曝光，二是通天，让最高领导知道，这两条的威力正是其他监督组织监督方法不可替代的。

意外的震撼所产生的巨大遏制力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还刚刚起步，在党政领导层中，贪腐情况还不太严重。尽管如此，党内党外的干部群众对少数当权者的以权谋私行为已很警觉，也很不满。也就在那个时候的某年春天，某一个军区的首长率领数十位高级部下来到某革命老区考察座谈：如何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问题。他们不到50人，占了一个可容纳几百人的较高档的宾馆。当地政府按贵宾接待。几天的日程安排，都是上午开座谈会，下午参观考察，有时乘直升机到野外打猎，晚上或是舞会或是招待演出，中餐晚餐均是酒宴。这在当时农民温饱尚未解决，全地区农民平均年收入不到50元的革命老区来说，就显得奢侈过分了。这也就引起了当地干部群众的不满。我将这情况向记者站领导电话汇报后，写了一篇《来自某革命老区的一张报销单》，如实反映了这个军区领导人这次活动的情况和群众的反映，发到了北京的编辑部。稿件发出后，没两天就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邓小平亲笔就领导干部廉洁和抵制贪腐问题写了很长的批示，通报全党全军，引起很大震动，对遏制在党内军内刚刚露头的贪腐苗头起了一定作用。这应该算是一种舆论监督的成效吧！

很显然，像这样的舆论监督作用，对那个大军区当时那种活动的监督不是其他监督所能代替的。群众虽对那种借开会搞吃喝玩乐的情况有很大不满，但无能为力，只能是发发牢骚而已；上述大军区领导人在当时那种情况下的那种作为，既谈不上违纪更谈不上违法，纪检监督或司法监督也无可奈何。对于这种苗头性问题，只有新闻媒体能承担起具有警示作用的职责。可惜，类似这种可以对防范腐败起很大作用的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权现在被限制殆尽了，连群众恨之入骨的贪官们的丑恶卑劣行为，也被视为报道禁区，甚至连内部报道也少见了。在这样情况下那洋洋万字的防范腐败的五年规划，又如何落实呢？！

舆论监督对“一把手”有特殊功效

谈起反腐防腐，无论是同朋友们的议论，还是报刊或网上的文章，有一个共识：党政一把手是焦点。不论是一个省、一个地区、一个单位还是一个部门，只要一把手是清廉的，必然对所在地的反腐防腐非常重视，那里的反腐防腐和廉政建设也必然比较出色；相反，如果一把手是贪官，那里的反腐防腐就难上加难了。比如，几年前沈阳承办的“慕马”案，涉案的17个部门和单位的党政一把手都是贪官，这样，那些一把手就成了“一霸手”，决策一言堂，权力一把抓，用人一朝臣，花钱一支笔，反腐自然就要走过场了。

在若干年前，上世纪80年代初吧，我所在的新闻媒体，还能按党中央的要求正常行使党和人民赋予的舆论监督权，记者有权对所在地发现的新闻线索进行采访调查，写成稿件由本媒体负责人签发，无须交地方或省级领导审查。这样，记者对所在省就能够做到有喜报喜，有忧报忧，敢讲真话，实事求是。如发现了问题，不管涉及谁，哪怕是当地的党政一把手，只要是应该报道应该反映的问题，就采访调查，就及时发稿。在那几年我和同事们所反映的涉及省、地、县一把手的稿件有十来篇。如：当时正是农村生产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由于一把手思想保守，阻挡改革，反对包干到户，我们都如实采写了诸如《小麦登场见分晓》《“包干到户”在抗洪救灾中发挥了优越作用》等好几篇用事实批驳一把手错误观点的通讯。有一个在“学大寨”工作中犯了一些错误受过党纪处分的党员干部，下放到农村劳动，肯吃苦，事迹突出而被当地农民评为县劳模。没想到县里一把手竟为此事大发雷霆，认为“犯过错误的人就不该当劳模”。虽然当时在领导层中许多人有不同看法，但因是一把手的意见，不敢顶撞，要下去“纠正”。一位记者在人民日报上发了一篇文章《这朵红花该不该给他戴》，这篇文章在当地引起很好反响，后来一把手收回了自己的不当意见。还有，在我们反映了当地广大群众要求调换省一把手的意见后，以胡耀邦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决定，由省委把全省县长县委书记召到省上，同省委委员一起投票，用这种民意测验的办法来“选”一把手。投票结果，绝大多数票希望一位思想解放作风正派的副省长当一把手。可是此人不合“老一把手”的意，他私自准备更改票决数字，换另一个人作为新一把手的对象报中央。可是由于我们在投票当天就把票决结果如实向中央反映了，使老一把手的企图未能如愿。

从上述情况，也可以看出舆论对官员的监督，特别对一把手的特殊监督作用。之所以当年能有那样的作用，无非是因为媒体的报道一能曝光，二能通天。再大的官员，干了见不得人的事，当然害怕曝光于天下，当然害怕党中央知道丢乌纱帽甚至掉脑袋。可是当今的新闻媒体，包括可以“通天”的中央媒体，现在的监督作用，特别对各省一把手的监督作用，我个人以为均已大大削弱了，基本不存在了。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据我了解，最直接的原因可能是几年前对中央媒体来了一条过去几十年都没有的限制，即：凡涉及省上工作特别是省领导层问题的内部报道稿件，必须经过有关省的省领导审查。这一条规定就把对一把手的内部监督通道堵死了。尽管在规定中规定了各省领导对送省稿件有不同意见可提出，但不得扣压，可是请想想，有谁愿意把反映省上问题的稿件送给省上的当事人去审查呢！这显然是在限制舆论监督，而根本不是什么鼓励！其实有“文责自负”这一条就足够了嘛！这样限制的结果又怎样呢？

近些年来我常去的那个地方，随着党内外监督体制的日益削弱，贪腐势力也从上到下日益蔓延。上世纪80年代初，只要在各级领导层中有越轨行为，只要有与党中央要求不一致的动向，很快就会见诸报端，或通过内部渠道反映到中央领导的案头，哪怕是大军区大首长的不当作为，哪怕是省委一把手那样高官的错误决策，都能得到及时制止或纠正。可是现在，党委的监督、党内的监督完全失效，一切大小决策，包括领导层人事的安排，重大项目的取舍，对上的报告，对下的表态，等等等等，都由一把手说了算；即便有不同意见，也没人敢吭一声。中央被封锁着，下边被隐瞒着。如果还像上世纪80年代初那样，新闻媒体的“通天”渠道畅通，能发挥应有的舆论监督作用，那个地方也不至于腐败到今天这个地步啊！

把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放开吧，把敢讲真话报实情的渠道放开吧！把这些年已造成严重后果的限制舆论监督的机制，改成鼓励机制吧。对掌管监督大权的监督者，也亟须对他们加强监督啊！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8年第11期 闻陆铿辞世感言　作者：施　亮

海内外华人新闻界享有盛誉的老报人陆铿先生于今年6月21日晚病逝美国旧金山。他的遗体6月26日上午11时在当地火化，骨灰由其子女带回国内安葬。依其遗嘱，归葬于昆明市金宝山的名人园，墓碑上镌刻：“中国一记者陆铿葬于此。”

陆铿先生必定是中国新闻史上留下影响的人物。但虽然近年来也有一些报刊介绍其人其事，国内却较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他出身云南省保山县的世家大族，年轻时即担任缅甸《仰光日报》的特约记者，后来听从萧乾先生建议，抗战中奔赴大后方重庆，就读于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班，毕业后即开始了职业新闻记者生涯。他当过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又与友人办报纸。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时，他赴欧洲采访，在柏林见到已经被盟军关押至监狱的纳粹元凶之一戈林，还受邀拜谒了天主教的教皇庇护十二世。回国后，他曾经担任《中央日报》采访主任，又升任副总编辑，可说是当时国统区新闻界风云一时的当红记者。陆铿不畏强权，敢在权势面前说真话，甚至有一句名言：“不坐牢就不是好记者。”他为调查国民党政坛黑幕真相，想方设法在庐山偷看陈布雷的机密文件，惹得陈布雷大为恼火。他还在报刊上公开揭露宋子文、孔祥熙大量贪污外汇的事实，蒋介石大发雷霆召见他，喝令他交代此事的消息来源，而屠刀架在脖子上他也拒绝说出真情，并向蒋介石痛陈国民党官僚腐败贪污的种种劣迹，预言如不改弦更张，必定导致大崩溃局面。他的一番坦言，竟然使蒋介石动容，终于轻饶了他。不过，他的犀利笔端自然会触痛某些权贵，就在国民党在大陆政权覆灭前夕，这些人仍然对陆铿必欲除之而后快，当他在广州创办《新闻天地》时，国民党给他扣上“通敌”罪名，将他逮捕坐了几个月的监狱。这也是陆铿的初入囹圄，因幸得欣赏其才华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阎锡山营救出狱，暂时由广州避往香港。他又从香港返回昆明，拟接出家眷到香港定居，恰遇昆明解放，因此滞留于大陆。新中国诞生后，陆铿也曾经以“战犯”身份两度入狱，直至1975年人民政府实行大赦，他才被释放回家。后来，胡耀邦在中南海接见他时，曾对他表示抚慰之意，说是让他吃苦头了，受委屈了。此时，陆铿已经迁居香港，担任《百姓》半月刊社长，美国纽约的《华语快报》发行人。

最近，我读到了《作家文摘》转载《凤凰周刊》所发表贾葭先生的文章，专门提到了陆铿采访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之事。那是在1985年5月10日下午，他们坦诚地交谈了两小时。采访时，陆铿曾经要求带录音机，碍于有关规定接待部门不同意，最后还是胡耀邦亲自批准了。此次会谈中，涉及了台海关系、对毛泽东的评价、高层人事动态、新闻自由及对人权的看法等等在当时极端敏感的政治话题。陆铿将这篇访谈《胡耀邦访问记》全文发表在香港的《百姓》半月刊上。“由于陆铿在发表时拒绝胡耀邦的删改建议，导致胡耀邦关于中国政治的一些看法曝光，引发北京高层震动。”这篇访谈竟成为一个政治事件，是胡耀邦同志蒙冤受屈而辞职的重要起因之一，据说“陆铿在回忆录中对此深为悔恨”。我也曾经有幸拜读过这篇访谈记，并且反复读过几遍，由此深为钦佩耀邦同志的远见卓识及开明的政治风范。说实话，倘若未能设身处地感受上世纪80年代当时的历史氛围，现代青年人一定极其讶异，党的领袖讲一讲这些真话怎么会引起高层那么大的“政治震动”呢？他们不会明白，如今我们在报刊上司空见惯的那些名词，譬如以人为本，人文主义，甚至包括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观念，当时怎么都被某些人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被看成是异端邪说呢！抚今追昔，我们亦可从中感受到整个社会在艰难坎坷中改革开放的前进步伐。因此，我觉得完全有必要将当年这篇访谈记全文在国内公开刊布，其实这对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会是颇有助益的。

1994年10月，我随团中央的一个访问团去香港时，顺便向带队人请一天假，特地与美籍华裔作家陈若曦会面。我们随意交谈时，也谈及陆铿先生的一些逸事。我久闻陆铿先生大名，也很仰慕他的节义风骨。陈若曦说，陆铿访问胡耀邦前曾经与她通过一个电话，因为此前她也受过胡耀邦接见。他们对胡耀邦是很敬仰的，尤其是崇敬胡耀邦坦诚磊落的胸襟及人格风范，认为这样的政治家就是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少有的。有品格的文人最重求真，但是求真也往往须付出代价。陆铿即因为直言付出许多代价，国共两党曾经都不喜欢他。他因为1985年采访胡耀邦惹祸，直至去年才被允许回内地探亲。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还有人谣传，他曾经帮助过某大人物由香港潜逃美国定居：此事纯属臆测，《中国论坛》社长陈有为先生已经在《联合早报》廓清事实了。陆铿在上世纪80年代初撰文说，蒋经国身体欠佳，不适宜连任“总统”，遭致蒋经国震怒，因此台湾当局曾将其列入不受欢迎人的名单，直至1990年才解禁。在“江南事件”中，陆铿亦为作家江南惨死而大声疾呼，仗义执言。他明白讲真话会有各种麻烦缠身，甚至讲真话也会像江南一样遭遇不测，但他绝不放弃“讲真话”的精神，因为讲真话，揭真相，求真理，才是一个真正新闻记者的社会价值所在。他的棱棱风骨让人敬佩。

（作者系北京作家）

（责任编辑 李晨）

2008年第11期 《红色大院的女儿们》后语　作者：叶维丽

“我”是谁，是从哪里来的？十几年前，这是个十分困扰我的问题。

100多年来中国和世界的沧桑剧变，造成了我们中国人巨大的认同困惑。身在海外，我的困惑尤甚。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和马笑冬着手做这个口述成长史时，不绝于耳的是“历史的终结”的胜利宣判和全球资本主义充满自信的进军步伐。在它大步的践踏之下，我个人的历史一时变得支离破碎、面目皆非。“我”是谁，不再是不言自明的，而是需要自己去艰难求证的。做口述成长史的初衷，即源于我的认同危机。

十几年后的今天，这个世界并没有因为冷战的结束而变得天下太平，而是充斥着血腥的种族残杀，激烈的宗教冲突，帝国主义改头换面的复兴，资本全球性的横行，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女性地位的继续下降和触目惊心的环境危机。这是一个令人不安、十分不确定的世界。“历史”并无终结的迹象。

十几年来，我们两个人的生活也分别发生了很大变化。因为一些变故，我曾不得不将口述录音的整理一度搁置。再将它拿起来时，进行这个工作本身成为我生活中的巨大支撑。在梳理个体经历的过程中，我寻找着一种历史叙述的方式，将自己的生命与延绵不绝的中国人的历史“链接”在一起。我奶奶临终前给“太太”下跪，我母亲在延安窑洞前晒她的病腿——这些画面在我眼前变得栩栩如生。通过奶奶和妈妈，历史和我有了骨血的联系。这联系是个体的，同时却有着宏大的、关乎众生的意义，折射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和中国人身上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做“二姨太”的奶奶，到投身“一二·九”运动，成为共产党员的妈妈，到今天的我，仅仅三代人，我们跨越了多少路程！将“小我”置于不息的生命长河中，使我获得了某种“历史感”，我的经历也具有了某种“历史性”。我不再感到那么孤立无援，没着没落。

同时，梳理个人往事，使我一步一个脚印，逐步将自己过往的经历捡拾起来，细加审视，从中找出脉络、逻辑和关节处；重要的是，我在我们这一代中国人从“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的“红卫兵”到改革开放之初各个领域的促进者这一巨大角色转变中看到了希望。毕竟人是可以获得历史主体性的，不会总是任人拿捏的工具。尽管这很难，但不是做不到。

回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是个不断自我考问而又自我肯定的反复求证过程，它是开放式的，不断提出问题的，而不是断然做出结论的。

今天，我可以说：

我是我妈妈的女儿。这不仅仅是因为她生育了我，更因为她的精神在继续滋养着我。从小，是她告诉我：做女人，要争气。

我生命的“底色”奠定于“文革”前的五六十年代。作为一个孩子，那个时代教给我的，是相信光明，追求上进，凡事要认真。

“文革”前后的经历，让我对这个世界多了几分怀疑；在内心深处，我开始抵触绝对的权威、一统的精神和违反人道的政治。

农村五年的生活，让我的脚跟站在了中国的“大地”上；从此我多了一份对“受苦人”的认同，少了一份城里人的轻狂，做人有了一些根基。

这“有根”的感觉，是我到美国后才体会到的。在那个陌生、奇异而又富足的环境里，我没有迷乱张皇，妄自菲薄。

同时，在美国的学习、生活和经历，也让我逐渐对世界采取一种开放、理解、分析和批判的态度。我眼中的事物，也开始呈现出它们的复杂、多面、矛盾、悖论和变动，呈现出它们的“赤橙黄绿青蓝紫”，而不再仅仅是黑白两色。对于我这样一个受过“十七年”正统教育，从小就被告知历史的发展具有“必然规律”的人，一个经历了十年“文革”，总被强迫用非黑即白、你死我活的眼光看待世界的人，这个变化是深刻的。我出国时国内的思想解放运动方兴未艾，我到美国后所经历的视野的开拓和观察事物方式的改变，也算是我个人的一场小小的思想解放吧。

二十多年过去了，我早已从学生变成了在大学教书的教员。每日耳濡目染，对美国社会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曾经令我不解、近年来却让我见怪不怪的是，那种非黑即白、“一面倒”的思维方式，却在一个号称自由、多元的国家颇有市场，我原以为它只是信息封闭国家的特产呢。慢慢地我意识到，如果说中国在80年代以来解构了许多革命时期的价值观念，那么美国作为冷战胜方，非但没有经历反思，反倒在一些人当中强化了“道德拥有者”、真理化身的倾向。

而我，已再无法接受唯我独尊、意识形态化的思维方式，不管它是“中国式”的，还是“美国式”的，不管它是以什么名义，披着什么样外衣。

正是基于这种立场，我质疑西方某些人所代表的傲慢、绝对的“冷战胜方”的历史观。

我对它的回答，就是认认真真地梳理中国人自己的历史；坏的摒弃，好的留下。

对我来说，求证仍在艰难地进行中。

我下一步要做的，是想通过梳理父母那一辈抗战初期参加中共的“三八式”知识青年的经历，来反思中国革命复杂的历史遗产。

细心的读者会记得，我曾在1998年去过一次延安，踏访1941年重病中母亲的足迹。从那以后，我陆续访问了数十位那一代的革命者，其中大半人今天已经辞世。我曾经十分健壮的父亲如今也已严重中风失语。很快，那一代人就将彻底离别我们而去。我这个当年在别人眼中不那么“革命”的人，在“告别革命”的今天，倒是不想轻松地道别，而是想要好好清理一下革命的是非功过。毕竟，那是一段我们中国人非常重要的历史，在包括我们这一代人的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梳理个人的历史，也使我更加意识到全面认真清理中国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遗产”的重要性。我和马笑冬所作的成长史应该属于这个范畴。清理工作是一个全方位的、复杂浩大的思想工程，却是我们中国人不能回避的。对待自己的历史，我们不应似是而非，一笔糊涂账，而应勇敢直面，不管它会勾起多少难堪甚至痛苦的回忆。

有笔债在我心中日益沉重，那就是作为“老三届”一代人，我们对“文革”初期“红卫兵”暴力进行的反思和清算还远远不够，以至于我们的子女对那段不该被遗忘的历史几乎毫不知情。也许这样的集体失忆背后有重要的政治原因，与“文革”结束后形成的为了经济发展一切“向前看”（向钱看）的国家“历史政策”有关。但对历史终究是无法欠账的，越不勇于正视，就越容易导致对历史“非黑即白”式的全盘抹杀、全部否定。到头来，恶果还是要自己吃。

值得欣慰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们这代人已经开始正视自己“文革”初期的历史，开始反思，认错，道歉。据我所知，在一些原师大女附中“老三届”同学的聚会上，出现了当年伤害过同学的“老红卫兵”向被伤害同学沉痛道歉的场面。与此同时，“文革”初期女附中师生代表会的负责人，也在仔细回忆和认真思考女附中“文革”初期的历史，并问自己：为什么“文革”中北京市第一起恶性暴力事件会发生在一所有名的女校？我们当年所受的教育出了什么问题？她提出的问题也正是我们在书中问的。这位当年的学生中的负责人还多次拜访8月5号被打的5位校领导中唯一的幸存者梅树民老师，倾听梅老师压抑多年的愤懑，反复地、真诚地为当天没有保护好老师们向梅老师道歉。

去年（2007年）是师大女附中（现名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成立90周年。值此大庆之际，以老三届为主的一些校友们提出不该忘却卞仲耘校长“文革”初期被学生毒打折磨致死的惨剧。为了记住这一女附中历史上的奇耻，更为了警示后人，校友们特别是众多的老三届学生们，纷纷捐款，为卞校长建立一座雕像，以志永久的纪念。

从1966年算起，42年过去了，卞校长的老伴王先生已是87岁高龄，这一天等得太久了。但我们毕竟没有忘记，我们又岂敢遗忘！

几乎每个国家的历史上都有污渍，都有不堪回首之处。近年来，不论是用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方式，还是用加拿大总理（向原住民儿童）道歉的方式，一些国家的政府和民众纷纷直面历史上遗留的问题，寻求真相，并就过去践踏基本人权的行为向受害者或其后代公开表达遗憾和悔恨之意，承诺不容历史悲剧重演的决心。

个人的反省不能替代国家的道歉。我们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国家的行为也不能代替我们每个人的态度。众人拾柴火焰高，民众的推动可以对国家起促进作用。一个有“清洁的精神”的国家，它的良知应该根植在每一个公民的心上。这良知不仅体现在此次四川大地震后举国上下所显示出的仁爱之心，也应体现在一个民族勇于面对自己历史的真相、敢于承担道义的责任。在这个基础上达到的人与人之间的谅解，是一个和谐社会坚实的基石。这，才是一个国家真正的“软实力”。

今天，我们这代人已经鬓发灰白，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已经退居历史舞台的边角。该是我们静下心来，仔细清洗历史的伤口，认真偿还历史欠账的时候了。于无声处，聚光灯外，我的校友们，我的老三届的朋友们，正在实实在在地这样去做。虽然这一切才刚刚开始，但开始了就好。我深受感动。

我自己说了这么多，该讲讲我的合作者马笑冬了。她在重病中。她的病已不可逆转，她的生命在一点一滴中被销蚀。想到当年她是那么一个要强、出类拔萃的女性，我的心中只有悲哀。

马笑冬1999年从美国回国后，在上海复旦大学教授社会学，同时投身于对贫困地区妇女婚姻和生育健康的研究。她选择的“点”，恰恰是她在本书最后一章中提到的，她当记者时采访过的陕北某贫困县。在美国生活10年，她未敢忘怀那块土地。她对女性问题的关心和她与中国农村的不解之缘，已在本书中充分表达。实际上，她在美国写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中国农村妇女的。回国后，她多次在陕北的村庄里和老乡共度春节。她对我说，在他们中间，她感到“自在”；谈起“她的”两个村子和那里的婆姨娃娃，她的眼睛发亮。她上海的同事们大惑不解：她为什么放着大城市舒适的生活不过，总是往最穷的地方跑。看过这本书，读者们也许会对马笑冬多一点理解。在病倒之前，她正着手写一篇关于陕北的文章，题目是《黄土地，我对你说》。她还有很多话要说，可惜再也无法说了。

妇女问题、性别问题、城乡二元社会等一系列问题，贯穿在本书若干章节中。它们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仍然至关重要。我们过去的经历，给我们认识这些问题提供了基本的参照。马笑冬回国后，身体力行，继续着对它们的探索。“过去”和“今天”用这样一种令人感动的方式承续着。在马笑冬身上凝聚着我们这代人美好的品质：“不可悔改”的理想主义，对社会正义的执着追求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奉献精神。在商业社会的今天，它们已不合时宜；唯如此，更凸现出它们的真诚和可贵。

近乡情怯。献上一本由两个在海外生活多年的中国女性讲述自己成长经历的小书，令我心情紧张。比起同代的很多人，我们的经历（尤其是我的）实在平常，既没有轰轰烈烈，也没有大起大伏。我深知，由于出身、背景和经历，我们的认知受到诸多局限。只是因为我们身在海外，和中国的事情有了一定的距离，也有着一些格外的感触，才由此生出仔细梳理过去的想法。我等待着读者的批评，更希望这本书能够抛砖引玉，引起大家，特别我们这一代人，从不同的背景、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立场，对过去的历史进行全方位的、多元化的回顾和反思。这样出来的历史，才能较为接近我们所经历的大千时代，它也将是我们能够留给后代的最好礼物。

（叶维丽系美国马塞诸塞州州立大学波士顿分校教授、马笑冬系复旦大学教授）

2008年第11期 饥不择食的阅读记忆　作者：袁小伦

翻阅《读书》2007年第12期耿占春《一个孩子的阅读史》，想起我小时候的读书生活。耿说他“刚上小学三年级‘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这就是放了长假”，而我的“假期”更长，“文革”爆发的时候我上小学二年级。“文革”的一个印象就是，课本突然变薄了。我是“老六届”，“文革”爆发前在校的小学生，1965年上的小学，记得课本厚厚软软的，文字插图感觉很温暖的，而第二学年“文革”爆发，发下来的课本很没劲，硬硬粗粗的，标语口号漫画蛮横刺眼。当时真的很伤心！

耿文中开列的当年所读到的禁书中的第一本《百鸟衣》我也读过，是先听父亲用近似于抒情的吟咏后自己摸索读懂的。今天还依稀记得，《百鸟衣》是一首句子有长有短的诗歌，有两个名字古卡和依娌。美丽的依娌被土司抢掠走，古卡用射一百只鸟的羽毛做成了百鸟衣，借献衣之机杀死土司，救出依娌，然后双双跨上骏马，自然驰骋而去。当年我是在中学某个年级的语文课本中读到《百鸟衣》的，篇名可能就是《古卡和依娌》。读《百鸟衣》的记忆，激活了那段饥不择食且引起胡思乱想的阅读史。

我出生于全民中邪和大饥荒中的一年，属猪。饿肚子饿慌了，做梦都想吃猪肉。看着母亲喂养的一头猪而发奇想：如果今天在它身上挖出一块肉，明天又长回去，那么就天天有肉吃了。一个生长在岭东潮汕偏僻乡村，父亲是教师母亲是农民的家庭的孩子，是不能感受朱学勤经历的“民间思想村落”那样的读书思辨气氛的，也几乎读不到沈展云《灰皮书，黄皮书》中说的印着“供批判使用”的那种“灰皮书”的。不过，我还是觉得童年的阅读尽管的的确确是饥不择食却同时也是津津有味的。

在那个抓到篮子里就是菜的年代，物质产品和精神粮食非常匮缺，什么都吃，什么都看，不论是否合适是否有营养。

大约在小学快毕业的时候，我读过一本书名叫做《我们夫妇为什么破裂？》的讨论恋爱婚姻家庭的文集，内容讲中共夺取全国政权之初的一对夫妻——一位革命干部和一位教师的婚姻生活的破裂过程。是女主人公的一篇文章，似乎有批判和揭发丈夫的意味，不过不像早些年一些被丈夫抛弃而到妇联哭哭啼啼到丈夫单位嘈嘈闹闹的妇女那样，而是通过文字来保持一个女教师的尊严和正义。书中还有包括对第三者的看法等十几篇报刊的说理、评论文章，其中绝大多数是批判革命干部的喜新厌旧见异思迁的，也有个别文章是为革命干部辩护的。革命干部爱上比妻子年轻漂亮的新部下，革命干部说了一句“女孩子两条辫子一甩就动人心”的话。

开始上初中的时候，反复读了一本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小开本，比今天的小三十二开还小，十分残旧接近破烂的小册子，繁体竖排，书中有线条简练而生动的插图，印刷质量略好于手工油印，封面印有作者长头发的画像，当时弄不清这个人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更不知道什么左联五烈士之一了。

小说的故事震撼人心而文字朴实冷峻，写了一个没有名字的乡村妇女被丈夫典出即被出租几年到地主家做传宗接种的工具的悲惨遭遇。书中有几个片段我一直记得。一个是父亲亲手把刚出生的女儿烫死的十分恐怖的情节。女人的丈夫一看妻子生的是女儿，便提了一桶开水到女婴的旁边，用粗暴的双手将呱呱叫着的女儿，投进在开水中。躺在床上的母亲再也听不到初生生命的哭声了，只听到开水的溅声和皮肉吸纳开水的嘶嘶声。二是这个女人到地主秀才家生下儿子秋宝，等到秋宝会说话的时候，管这个女人即亲生的母亲叫“婶婶”，而却叫秀才的大妻为“妈妈”。还记得这女人丈夫的一句话。出典期满后，女人被迫离开秀才家回到原先丈夫家里。她拖着万分疲惫的身子准备做饭却找不到米可以下锅时，丈夫冷笑地说：你还真大户人家生活过惯了！米装在那只香烟盒子内。

这些东西能大体记住，现在想来，除原作的生动刺激外，我也曾耳闻目睹相类似情形。读这篇小说的时候，乡下的孩子很少叫自己的母亲为“妈妈”的，多数叫母亲为“阿姨”“阿姆”，叫“妈妈”的孩子的父母一定是干部教师等吃商品粮的。米缸空空而把粮食当做珍珠一样盛在香烟盒、小药罐的更是常见了。杀掉新生的女婴的事没见过，但歧视女孩、歧视没有男孩的家庭的现象是到处可见。不过，对于“为奴隶的”这个定语当时是弄不清其确切涵义，因为那时是高喊“为革命学习”、“为人民服务”的年代，我把“为奴隶的”的“为”错读成第四声。我喜欢《为奴隶的母亲》甚于后来读到的鲁迅的《阿Q正传》。

我有幸读过几乎是全套的文革前的中学语文课本。四叔一九六二年考上中山大学物理系，父亲把他的语文课本留了下来放在抽屉里，而数理化课本据说被祖母当成包糖果的纸张慢慢地消费掉。除《百鸟衣》外，记得还有《百合花》、《黎明的河边》、《党员登记表》、《铸剑》、《反头税（税头？）的斗争》等。

《反头税（税头？）的斗争》一文选自梁斌的长篇小说《红旗谱》，写的是民国时期某年河北蠡县农民过年杀猪反“割头税”的造反行动。县衙、豪绅、地主勾结密谋，横征暴敛，农民兄弟，忍无可忍，上街游行示威，砸烂征税所，冲进县衙，县长眼见势不可挡，只好被迫宣布免去当年的“割头税”。至今我对文中“割头税”的数字依然可以脱口而出，因为我曾将它与公社社员养猪对“公家”的“贡献”做过比较。这种比较是一种本能，因为当时不可能读到如“革命在事实上成功宣告了革命在理论上的失败”之类的东西。

小说中春兰的父亲老驴头说：“街上又出了一宗割头税，杀一头猪要一块七毛钱，还要猪鬃、猪毛、猪尾巴、大肠头。一头猪的税，值二三小斗粮食。我要是有这二三小斗粮食，再掺上点糠糠菜菜，一家子能过一冬天。”我读小说时，亲身经历的人民公社社员养猪的“贡献”也不小。社员可以养猪，但不能杀猪，私宰牲畜是犯法的。公社党委规定社员杀猪事先报告公社食品站，经同意后将猪运到指定的地点屠宰，按“购六留四”比例作“贡献”。

所谓“购六”，就是“公家”统一收购每头猪的百分之六十的分量，价格约低于“牌价”三角，当时的“牌价”猪肉每斤八角，这种“牌价”是定量供应给吃商品粮的。所谓“留四”就是每头猪的百分之四十由养猪的社员留下自由处理，可以高于“牌价”的“议价”卖给“公家”，也可以拿到市场卖“自由价”，当然也可以自己吃掉。“议价”相当于“批发价”略低于“自由价”，“自由价”猪肉每斤一元六角，是“牌价”的两倍。我曾多次目睹母亲辛辛苦苦喂养大的猪被人用绳子捆绑吊起运走！早些年看到媒体上报道高级领导人物感叹说“我们的人民太好了”时，我不明白他们到底想说什么，如果是说革命成功后农民非常听话，那么他们说的算是真心话；与此同时，猜测他们当中也可能有一些是当年领导类似反“割头税”的农民暴动领袖。

我与许多同龄人一样有那个特定时代的局限，将时间消磨在所谓的“红色经典”中，如沉迷《红日》、《保卫延安》、《野火春风斗古城》、《林海雪原》、《青春之歌》、《铁道游击队》、《苦菜花》、《迎春花》、《三家巷》等。许多当年阅读过这些所谓的红色经典的中老年人，由于先入为主的记忆，总觉得后来根据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是胡编乱造因而非常失望。我大体也是这样，而且觉得越到往后就越差劲。我认可的有两部，王心刚、王晓棠、王润身主演的黑白片《野火春风斗古城》，浓缩了原著的精华乃至超越了原著；李琳主演的电视剧《迎春花》也很不错，片头的主题歌好像采用了《苏武牧羊》的一段曲调，好听极了。

整整一个暑假，月光如水，我都在晒谷场纳凉兼反复阅读《林海雪原》，开头结尾和所有篇目我至今不看书也可以说出来了。而且比较阅读了两个版本，该小说的初版开本较大，可能就是大三十二开吧，再版开本较小，可能就是小三十二开吧。记得再版中“少剑波雪乡萌情心”一章有少剑波赞美白茹的抒情诗：“万马军中一小丫，颜似露润月季花。万绿丛中一点红，晨曦仙女散彩霞……”而初版则没有这首诗。

小说中的少剑波小白鸽成为多少少男少女的偶像！少年的我当然也羡慕少剑波的英俊潇洒、足智多谋、文武双全，不过我更喜欢他身上的三件宝贝：手枪、钢笔、金壳表，尤其是钢笔。那时我非常想拥有一支钢笔。我的第一支钢笔价格一块二毛，其中六毛钱是自己割草卖给生产队的鱼苗场挣来的，另外六毛钱是父亲给的。少剑波的钢笔和金表是奖励品，是他出色深入烟台敌后执行紧急任务后上级奖励的（《青春之歌》中北大教授儿子罗大方可以在家中父亲的抽屉随意翻拣出一块手表送给卢嘉川或江华的细节也看得如痴如醉）。

小说“李鲤宫前对手交锋”中一个情节看得我心惊肉跳。丑陋凶恶的女匪首蝴蝶迷从腿上拔出匕首，咬牙切齿地吼叫：“小共产丫头，黄毛丫头，你姑奶奶临死也要抓个垫大腿的。”锋利的匕首直插向白茹的心窝。在这万分危急中只听大喊一声：“蝴蝶迷看刀！”随着喊声，蝴蝶迷从右肩到胯下，活活的劈成两片，五脏六腑臭血满地。“子荣，”小白鸽像个受惊的小孩子，扑到杨子荣的怀里（《苦菜花》中王柬芝杀死妻子与长工私通而生的杏丽，则是当年阅读中最感残忍和痛心的事件）。蝴蝶迷的肝胆皮肉都是臭的，体现了作者是多么爱憎分明啊！但当年是不理解的。类似的不理解还有看电影《英雄儿女》中王芳所唱的“敌人腐烂变泥土，勇士辉煌化金星”，同样是死，为什么结果是那样的不同呢！

当年读《林海雪原》有好多问题至今也没有弄明白。例如，为什么叫“少剑波”，中国有姓“少”的吗？小说开头写到他的姐姐“鞠县长”，姐姐姓鞠弟弟也应该姓鞠，但小说没有一个地方写有“鞠剑波”的。又如，小分队智取威虎山之前白茹十八岁，在威虎厅过大年之后，为什么小说依然写白茹是十八岁呢？难道作者真是希望白茹永远停留在美丽纯洁的十八岁吗？——行文至此的想法，并非当年疑问。

一本大概叫做《我国哲学战线的新论战》的书，白底色红色仿宋字书名，收入了好多关于“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论战的文章，今天回想起来，可以说是我哲学启蒙读物，尽管读得似懂非懂，尽管先入为主清楚一分为二是毛主席的观点是正确的，合二而一是杨献珍的观点是错误的，但阅读的过程中总觉得两者讲的是一个道理，却又不敢讲出来给人听。该书的几行文字成为我考倒小朋友的武器，因而也曾洋洋得意过。这几行字大意是明清之际思想家方以智著《东西均》讲到对立统一问题，如“尽天地古今毕二”、“合二为一”等等，并认为古人把世间万物各种各样的“物件”叫做“东西”形象生动地体现了辩证法。几年前，试图寻找这本旧书，去了几家图书馆，结果无功而返，找来对“一分为二”有很深研究的庞朴注解的《东西均》，可惜再也没有当年的阅读快感了。

我与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两度相逢，少年读的是初版，米黄色的封面，可能是印刷于大饥荒时期，纸张质地很灰暗。记得是听了哥哥说了句“读了这本书你就什么都懂了”，然后硬着头皮、断断续续、跳读倒读、似懂非懂地读到哪里算哪里的。记得书名和内文既有繁体字也有简体字，封面或是扉页还印有“供高等学校选择试用”的字样。回想起来，初读艾著的收获是不少的。对立统一、量变质变、否定肯定，人人都懂，人人都讲不清，大道理就是那些东西，就是讲法不同用意各异罢了。青年时读的是第三版，那是大约在一九七九年大二的政治课教材，封面或扉页的“供高等学校选择试用”的谦虚字样不见了，其他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连封面的设计都一样。读的是同样的书，感觉却如霄壤之别。这时读书有了功利性，因而只是划杠杠记要点应付考试，毫无求知的意思。对照今日一些在封面印着“全国优秀”、“获奖”、某某权力机关“指定”而错别字连篇、软硬伤遍体的大学教材，不得不敬佩当年学者的态度谦虚严谨认真。

小时候读过的少儿读物其实很少，上面这些其实大多为成年人的读物。我曾在一本书的引言中说到的少年阅读的至爱《成语故事》第一集才是真正的少儿读物，也是至今我读过的最好看的书。这是一册有难字注音有生动插图的小册子，平装本，翻阅简便，手感轻轻很舒服。它的制造者是上海的少年儿童出版社还是北京的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记忆确实模糊了，但封面的“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字样还是有印象的，同时封面的一幅画一直深深地印在我脑海里。根据成语“杞人忧天”意思画着一个因担心天会坍塌下来地会崩裂开陷而消瘦发愁的人，画着他那既弯着腰拄着拐棍又很艰难地抬头看天的样子。也许时代前进了而我幼稚依旧吧，儿子小的时候我曾经几乎跑遍广州的大书店，想为儿子挑选一本类似当年阅读过的成语故事，结果让我十分失望，那样纯朴廉价的启蒙读物再也找不到了。这本小册子是我少年精神上的快乐和智慧的主要源泉。后来读《左传》《论语》《孟子》《庄子》等，常常又和那些典故人物图画相遇，感觉很开心很温暖。

我的悟性和智商其实都停留在少年阅读的水平上。少年时的阅读记忆就是一句话，饥不择食而又津津有味。想找回做一个少年阅读者的感觉，眼下似乎是不允许有这样的福气的，可能还要等待若干年，等到“老人如小孩”的时候，等到“返老还童”的时候。做一个阅读的“两头真”，期望那时是随心所欲而又兴趣盎然。

（作者系广州体育学院历史教研室教授）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8年第11期 值得纪念的光绪皇帝　作者：王也扬

今年是光绪皇帝逝世100周年。光绪皇帝是值得我们纪念的。他有两点突出的事迹为历代帝王所不及。其一，他充当了把古代中国和平改造成为现代中国的尝试——戊戌变法的领导人，甚至可以说他就是一个维新党人。其二，在变法中，当大学士孙家鼐提出“若开议院，民有权而君无权”时，光绪回答：“吾欲救中国耳，若能救国，则朕虽无权何碍？”即为了国家而不惜自己的权位，说明他是一位真正无私的爱国者。

笔者曾撰文认为，110年前的戊戌变法，是近代中国最有希望获得成功的改革，其中一条论据，就是为政者在对改革的认识与决心方面，戊戌时期的中国皇帝光绪实际上超出了作为现代化改革成功者的俄国沙皇彼得一世和日本天皇明治。当年俄国沙皇彼得一世通过游历国外，见识了先进事物，产生了学习外国达致富强的愿望；日本明治天皇在倒幕志士的帮助下从幕府手中获得了权力，于是顺从了他们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而中国皇帝光绪对变法的觉悟则来自民族危机和国家存亡的千钧压力，其教训刻骨铭心，其认识达到相当的高度。甲午战败，一直主战的光绪“愤极愧极”，为了“不做亡国之君”，他通过老师翁同接触到了康有为的上书，进而又以各种途径“大购西人政书览之”，“考读西法新政之书，日昃不惶”，逐步认识到学习西方应“毋徒袭其皮毛”，必须进行根本制度的改革。这样他就从思想上与维新派渐趋一致，最后成为心心相印的同志。光绪对变法有横下一条心的决心，他曾当着慈禧面表示，甘愿“坏祖宗之法”，也要推进新政。而以中国保守的传统，触犯“祖宗之法”即可指为“大逆不道”。在百日维新中，光绪下达的一系列“上谕”，从政治改革到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改革等等方面，几乎都突破了“祖制”，也突破了张之洞等人把“西学”、“西法”限制在“中体”框框内的主张，从而在国内形成了“除旧更新”的令人振奋的改革大潮。

最让人感佩的，还是我们前面提及的，光绪皇帝有一种为了改革、为了国家利益而不惜自己权位的精神，这是十分难能可贵和了不起的。在中国几千年君主专制制度下，皇权历来是为君者的命根子，所谓有了它便有了一切，失去它便失去一切。为了得到这东西，人们可以杀得血流成河，让亿万生灵涂炭。改革如要触动这东西，对不起，须拿万千人头来换！110年前的光绪皇帝，能够说出“若能救国，则朕虽无权何碍？”这样的话，非为一时冲动之言，而应该看做是他对传统政治的一种反叛，这反叛只能基于其对西学及中国现代化改革性质的觉悟。百日维新中，光绪接受康有为的意见，决定采取“广开言路”，给民众一定的政治参与和言论自由的政策，允许普通百姓直接上书中央政府甚至皇帝。要知道，清王朝以往是连下层官吏都没有奏事权的，光绪把向皇帝上书言事的权利直接下放给包括“野民”、“鱼人”在内的平民，并且强调“总期民隐尽能上达，督抚无从营私作弊为要”。这不啻是一场革命，从而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士民，却引起权贵阶层的强烈不满。张之洞愤然说：“变法者，清廷之事也，何为而与士民言？”有官僚抓住一些平民因不懂呈文规矩，称“皇上”未抬头等纰漏，认为是对皇权的亵渎，欲大加问罪。光绪却“一笑置之”，指示说：“当广开言路之时，不必有所谴责以塞之。”仿效西方“兴民权”、“设议院”，本是康有为等维新派早就确定的政治改革目标，但后来见阻力太大而放弃。变法中，“设议院”问题仍讨论不断，有人提议建立一个评议国事的常设机构，“事虽议于下，而可否之权仍操自上”。但即使这样的举措，对于清廷来说，也被认为是有碍皇权至上的根本体制，光绪“若能救国，则朕虽无权何碍？”的话便发自讨论中。康有为建议，鉴于“今守旧盈朝”，此事现在“万不可行”；光绪虽然同意了康的建议，仍表示“待后数年乃行之”。可见他对“兴民权”、“设议院”的政治体制改革有坚定的决心。

相比之下，慈禧就是另一副嘴脸了。慈禧并不反对学习西方的改革。最先为中国带来新生产力的洋务运动，就是在她同意下搞的。光绪主持的戊戌维新也是在她授权下才得以进行的。但改革一旦威胁到她的权位，她便要毫不犹豫地扼杀改革。在光绪筹划改革大计的时候，慈禧谋划的却是如何巩固自己权位之计。她首先把翁同、文廷式等“皇上所亲信之人”，从光绪身边“遣逐”，又要求“凡二品以上大臣授新职”，“具折到皇太后前谢恩”；收紧了高层人事大权。接着任命亲信荣禄署直隶总督，统率京畿董福祥部、聂士成部、袁世凯部三支军队，从而把军政实权牢牢控制在手。后来光绪免去抵制士民上书言事的礼部六位堂官，慈禧则视为皇上竟敢动了她的人，遂对光绪破脸怒骂，萌酿政变杀机。1898年9月19日夜，慈禧突然提前两天从颐和园急返紫禁城发动政变。决定这一行动的直接原因，是她获悉光绪皇帝第二天要会见日本元老伊藤博文，于是慈禧第一个反应便是光绪欲“勾外国谋我”。政变发生后，有人上弹章追究李鸿章与维新派的关系，慈禧问李：有人说你是康党。李答：“臣实是康党……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李敢于这样回话还在怒气中的西太后，因为他知道慈禧发动政变在乎的是最高权力而非反对变法。几年后，慈禧复推新政，许多政策力度超过戊戌维新，但和平改革的历史时机已经错过，清王朝终于无可挽回地覆亡了。

戊戌政变后，光绪被囚禁于周围环水的小岛瀛台，直至他去世，过了整整十年失去人身自由、饱受精神折磨的囚徒生活。但他一直坚持学习外语，关心和研究国内外时事，始终怀抱着“有意振兴中国”（光绪私下对即将离开清宫的德龄语）之志。1908年11月13日，在慈禧患病多日之后，光绪也“疾甚”（《清实录》语），次日便亡故于瀛台涵元殿，终年仅37岁。过了不到一天，慈禧病死。对光绪皇帝如此蹊跷之死，百年来人们不能不怀疑他是死于谋杀。因为年纪尚轻的光绪平时身体虽不大好（有神经衰弱、结核等病案记录），但并无突然致命之症。给他看病的西医师屈桂庭见其“忽患肚痛，在床上乱滚”且“面黑，舌黄黑”，也认为“此系与前病绝少关系”。近年，有研究者取光绪墓中的头发等遗物进行化验分析，发现砷（俗称砒霜）含量超出常人数十倍，更为光绪“非正常死亡说”增添了证据。如果光绪皇帝确实死于谋杀，那么也可以说，他是为中国现代化的改革事业牺牲的。我们应该怀着敬意，纪念这位历史人物。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8年第11期 “布拉格之春”四十周年祭（下篇）　作者：赵启强

七

1968年2月底，捷克斯洛伐克国防部的报纸上，发表了佩比赫少将的文章，第一次公开了去年12月未遂军事政变的丑闻。文章发表后，政变的两个主谋，国防部党组书记谢伊纳携儿子叛逃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杨科上将自杀身亡。

在这次突如其来的打击下，诺沃提尼终于在3月22日向国民议会提出辞去总统职务的辞呈，搬出了他呆了12年之久的总统府。

新就任的总统是72岁的斯沃博达。这个名字在捷克语中是“自由”的意思，然而在50年代的大清洗中，他曾遭监禁并未保住个人的自由。

他仍将改革作为掌权后的头等大事，靠着改革上台的捷共领导人，在一个月内就拿出了全新的政治改革设计——捷共的《四月行动纲领》。

这份长达60多页的《行动纲领》是杜布切克提议，由专家们起草完成的。希克教授主要负责改革的经济部分；曾经组织过《十字路口的文明》调查报告的里赫塔博士和后来成为捷共中央书记的姆林纳日则起草了政治体制改革部分。

在经济体制改革部分，除了以前有过的扩大企业权限、加强市场机制，最值得一提的，是“成立工人委员会、实行工人自治和民主管理”,“企业职工选举产生的职工委员会有权任免企业经理、决定企业方针和计划”。

《行动纲领》的最大成就在于对政治体制作根本性改变。

纲领首先承认，捷共已从为全体人民服务的政治组织蜕变成凌驾于社会之上、对人民实行统治的特殊利益集团。为改变这一状况，纲领指出：

“共产党依靠的是人民的自愿支持，它不是靠统治社会来实现自己的领导作用，而是靠忠诚地服务于社会的自由、进步的社会主义发展而赢得它。”

纲领表示，“党的目标不是当社会的‘总管家’，不是用自己的指令捆住社会的手脚，对生活的每一步都加以限制。”

对实行镇压职能的安全部门进行整顿和彻底改革，把它们的权力严格地限制在保卫国家安全，对付外国敌对势力的范围内。纲领强调，要坚决制止公安机关对公民政治信仰和思想意识观点的干预、限制。

纲领指出：

“没有犯罪的每一个公民可以放心地看到，他的政治信念和观点，他的个人信仰和活动，不会成为国家安全机关注意的对象。党明确宣布，不允许这个机器用来解决内部政治问题和社会主义矛盾。”

纲领没有仅仅满足于对政治生活中的集权专制进行批评，它确认了国民议会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和唯一的立法机构；而国民议会通过直接普选产生。

纲领将确保公民的权利、自由以及人民能监督政府、参与管理国家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础。它指责过去的体制把“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一马克思主义原则弄颠倒了，所以不仅妨碍了个人的发展，也阻挠了整个社会的发展。

纲领对民主、自由作了十分具体的规定：

1. 要由法律保证公民有建立自愿组织、兴趣组织和社团的可能性，不要以官僚主义加以限制；

2.公民有讨论和影响国家决策的自由，“不能通过任意解释、依靠权力规定允许他们知道什么和不允许他们知道什么，他们哪些意见可以公开讲、哪些意见不可以公开讲……必须系统地研究舆论，研究的主要结果应公布于众”。

3. 实行新闻报道自由，取消新闻检查，“排除实际上存在的事先进行新闻检查的可能性……在报刊中要把国家的官方立场、党的机关报和新闻评论加以区别”。

4．迁徙自由，“法律要准确地规定行动自由，特别是公民到国外旅游的自由；主要的是公民有权在国外长期或持久居住，不许把人们无根据地置于流亡者的地位”。

社会主义如果牺牲民主，受损害的还是社会主义自己。改革派共产党人呼唤民主政治正是为了重建社会主义。所以，纲领称这次伟大的运动为“社会主义事业复兴”运动。

1968年4月1日，杜布切克在中央全会上发言，论述《行动纲领》。他宣称，人是社会主义思想中占中心地位的因素。杜布切克所说的中心地位，是指社会主义应该将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放在中心地位，而民主则是实现这个伟大思想、走向人的解放的第一步。

在这次全会上，捷共的某些领导成员曾担心《行动纲领》的实施会使共产党在民主力量的压力下失去对局势的控制，担心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发展会危及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对这种担忧，杜布切克镇定地表示，“公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关心国家大事”是好事，党必须采取灵活的适应性以便能接近人民。他认为，共产党应该在人民的支持下实行自己的职责，而不是用暴力进行统治。

杜布切克建议：“今后，捷克斯洛伐克的任何组织——不管是军队还是体育组织——都不要再做为共产党服务的顺从的传送带。”

1968年4月5日，经过几天的大会讨论和排除了保守势力千方百计的阻挠之后，捷共中央委员会批准通过了《行动纲领》。“布拉格之春”全面地登上了历史舞台，它宣告了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了整整20年的斯大林主义统治结束了；同时，新的组织在这个经过了重大手术的国家肌体上生长起来。

4月6日，即中央全会通过《行动纲领》的第二天，列纳尔特总理代表政府向总统斯沃博达提出辞职；4月8日，改革的倡导者切尔尼克被任命为总理，并着手组建新内阁；4月18日，改革派政治家、“人民代言人”式的人物斯姆尔科夫斯基被任命为国民议会主席；4月下旬，切尔尼克在国民议会提出施政纲领：保证贯彻四月《行动纲领》，沿着人道的社会主义路线前进。在新施政纲领中，切尔尼克提出一条原则：“今后政府将主要向国民议会负责，而不是向党负责”；5月13日，国民议会通过一个法律草案，为所有1948年到1956年遭非法审讯的牺牲者平反；5月27日，政府成立一个委员会，检查安全、司法部门侵犯公民权力的“非法行为”，为投诉秘密警察的违法行为开辟了通道……

5月底，民主化进程达到高潮，从人民中写来的信件和电报雪片般地飞向捷共中央，对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切尔尼克等改革派领袖表示支持，同时要求在即将召开的捷共中央全会上，把阻挠改革的保守派撵走。

八

1968年5月29日，也就是捷共中央全会将诺沃提尼等6名中央委员开除的当天，华约部队总参谋长、苏联将军卡扎科夫率代表团抵达布拉格，宣布华约部队将在捷、波境内进行军事演习。

保守派反守为攻，在以后几天的全会上，对杜布切克进行猛烈的攻击。党内的派别斗争明朗化了，反改革的图谋也公开了。

改革派领袖希望在9月所召开的“十四大”，能够选出一个进步的中央委员会的计划又一次受挫。改革派不能坐等“十四大”的召开，于是也激烈地投入了战斗。

全会闭幕的第二天，杜布切克便来到改革的根据地布尔诺。在有6000人参加的党员干部大会上，杜布切克对保守派进行了回击。他称保守派是民主化进程的“最大危险”，并且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把这些人称为“反动派”。

改革派的其他领袖斯姆尔科夫斯基、切尔尼克等人也分赴全国各地，到工厂、到基层党组织去宣传改革。

由克里姆林宫指挥的华约国家合唱队首先喊出了对捷克改革的干预。仍在掌权的邻国斯大林主义者：东德的乌布利希、波兰的哥穆尔卡，公开干预捷克内政，对杜布切克施加压力。他们惟恐捷克的民主化运动会蔓延到他们国家。

除了舆论和外交的压力，还有赤裸裸的军事威胁：苏军总政治部主任皮谢夫将军在苏共中央全会上说，“只要有一个捷克政府要求援助，苏联军队随时可以采取行动。”

5月17日，当苏联高级军事代表团访问布拉格时，代表团刚走下飞机，布拉格电视台美丽的女记者哈弗利奇娃迎上前去。她绕过代表团团长、苏联国防部长格烈奇科元帅，径直走到皮谢夫面前，把话筒举到将军挂满勋章的胸前。

这位漂亮的女记者迷人地一笑，非常有礼貌地问道：“您是否确实提议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干涉？”

于是,所有的电视观众都看到了这样的场面：一阵难堪的沉默之后，这位将军非常艰难地微笑了一下，用俄语说，“这是一件蠢事。”

政府也是用冷静的、富有理智的行动对苏联的粗暴干预作出回答——

5月中旬，由切尔尼克总理和希克副总理主持了一个由东西方记者参加的记者招待会，切尔尼克重申了新政权的指导原则是“强调公民民主权利和自由”；并宣布正在准备通过一个保障新闻自由和集会自由的新法律；同时新的选举法也正在起草。

5月13日，国家电台就国外对捷克民主化运动的攻击进行反驳说：“这20年来的实践使我们相信，没有民主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

九

“布拉格之春”期间，许多深刻的改革思想不是出自理论家，而是出于作家笔下。作协的《文学通讯》上发表的许多文章，成了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为“布拉格之春”增添了许多绚丽的色彩。其中最著名的是由作家瓦丘利克执笔的《2000字宣言》。

这份宣言发表在1968年6月27日的《文学通讯》上，距他在1967年6月27日的作协会议上发表那篇著名演说整整一年。

除了捷共的《行动纲领》，没有任何文件在“布拉格之春”比瓦丘利克的《2000字宣言》影响更大。因为这篇宣言，瓦丘利克于1969年被又一次开除出党；因为这份宣言，苏联找到了出兵的理由。要了解“布拉格之春”，必须了解《2000字宣言》。

宣言首先从历史检讨开始：

领导上的错误路线，使党从一个政党和思想上的联盟，变成了一个权力组织，使得它对那些权欲熏心的自私自利者、可耻的胆小鬼和心怀鬼胎的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他们渗入党内，影响了党的性质和作风。

统治者的主要罪恶和最大骗局是，他们把自己的专横说成是人民的意志。

然而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不会相信，人民没有这种罪过。人民实际上什么事都没有决定过……实际上是党和国家机关的干部阶层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统治。这些人实际上占据了被推翻了的阶级的地位，自己成了新的贵族。

宣言指出，改革是共产党拯救自己的最后机会：

我们正处在民族文化的复兴之中。它是在共产党内开始的。当然，需要补充的是，这一过程也是不可能在别的地方开始的。因为整整20年来，只有共产党人能过某种政治生活，只有共产党内的反对派才具有同对手接触的优越性。因此，民主共产党人的首创精神和努力，是偿还整个党由于把非党人士置于不平等地位而对他们欠下的债的惟一办法。

削弱了共产党的权威的，并不是人民的批评和反对意见，而是这个制度本身。

《2000字宣言》阐明了这样的立场——改革只能是社会主义性质；改革应争得共产党内改革派的支持：

我们必须反对这种观点：说可以在没有共产党人，甚至在反对他们的情况下进行某种民主复兴。如果这样，既不公平，也不合情理。共产党有很好的组织，必须支持他们中进步的一翼。他们有经验丰富的干部；归根结底，他们手中握有决定性的杠杆和按钮。公众面前摆着他们的《行动纲领》，这也是第一次解决最大不平等现象的纲领，任何其他人都没有提出任何同样具体的纲领。应该要求他们在每一个县、每一个村镇向公众提出自己的行动纲领。

捷共正在召开他们的代表大会，这个大会将会选举出新的中央委员会。让我们要求它比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更好一些。如果共产党现在说它希望依赖于公众对它的信心而不是使用暴力，那就让我们尽可能信任它。

宣言强调，民主不仅是在法律条文上写出权利属于人民，更重要的是，生产资料属于谁？社会的经济命脉是否掌握在劳动者手中：

今后民主制度的实际质量，取决于工厂的命运和工厂内部会发生些什么。尽管我们讨论了这么多，经理们还是可以要挟我们。因此必须找到一些好的经理，并且支持他们……

工人们作为生产者可通过把什么人选入企业管理机构和企业管理委员会来对这场斗争施加影响。他们能为自己做出的最好选择，就是把天然的工人领袖，有才能和廉洁的人，作为自己的代表选入工会机构，而不管这些人是否党员。

《2000字宣言》号召人民运用冷静而合法的民主力量，迫使阻挠改革的官僚辞职，但绝不采用暴力，以免造成混乱：

让我们要求那些滥用权力、掠夺公共财产、行为不正或残暴的人辞职。必须找到迫使他们离职的方法，比如：公开批评，做出决议，游行示威，组织示威性工作队，为他们退休征集筹募捐款，罢工，抵制他们上办公室等等。但我们必须拒绝采用不合法的、无礼的、粗暴的方法，因为有人会利用这些去影响杜布切克……

宣言请政府放心，当它面对强权的威胁时，它身后有整个民族作为后盾：

最近时期，外国势力干预我们国内的发展的可能性引起了很大的不安。面对着优势力量，我们只能有礼貌地保持坚定态度，而且不去触犯别人。我们可以让我们的政府知道，只要它遵照我们的委托办事，我们就支持它，甚至可以拿起武器来。

《2000字宣言》在《文学通讯》上发表后，工会的《劳动报》，青年联盟的《青年战线》，以及《农业报》立即转载了。

在瓦丘利克这份宣言上签名的有70人，几乎包括了所有的社会阶层：艺术家、科学家、体育工作者、教授、工人、工程师、教师、律师、经济学家，甚至还有农庄饲养员和个体农民。这些签名者中不仅有共产党员，还有几位捷共中央委员。

《2000字宣言》在4家报纸发表后，布拉格和其他一些城市的大街上都摆上了桌子，征集签名。数以万计的捷克公民在声明上签字，支持这份宣言，支持改革。宣言打破了僵持，给静静等待的捷克人带来了新的希望和狂热。“布拉格之春”达到了高潮。

十

《2000字宣言》发表后几小时，莫斯科就得到了宣言全文。当即，勃列日涅夫打电话给杜布切克，抗议这一“反革命”宣言，并要求捷共当局公开谴责这个声明。

也是这一天，国民议会主席斯姆尔科夫斯基到党中央大厦去，在大门口的台阶上碰见了苏联驻捷大使。这位以殖民地总督自居的大使板着面孔，一句问好的话也没有就直截了当地问他：准备如何对待《文学通讯》上的这篇文章？

斯姆尔科夫斯基当时还不知道报上发表《2000字宣言》的事，但他不喜欢这种不加掩饰的干预，就冷冰冰地说：“那是作家们的事，他们有权力说受他们的良心所驱使的话。”

这位大使指责说：但你们的报纸无权发表反革命号召书！大使同时要斯姆尔科夫斯基解释“甚至可以拿起武器”是什么意思？

当天下午，捷共主席团召开会议。保守派首先发言，他们说《2000字宣言》是反苏挑衅，说国内正面临着反革命内战的危险，说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就要在捷克重演。保守派还强烈地谴责杜布切克，指责他听任局势发展到能让这样一个宣言出笼的地步。

在这种内外夹攻的压力下，杜布切克和他的改革派，为了避免12年前的匈牙利悲剧在捷克重演，“悲哀地同意应该谴责《2000字宣言》”。几小时后，捷共中央主席团发表特别声明，谴责《2000字宣言》是“对当前整个民主化进程的明显威胁”。

在中央主席团表态之后，国民议会主席斯姆尔科夫斯基要求切尔尼克总理，让政府出面反对《2000字宣言》的结论。一直拖到深夜一点，总理切尔尼克打电话告诉斯姆尔科夫斯基，他“说服不了政府，政府不想表态”。斯姆尔科夫斯基连夜赶到政府驻地，以国民议会主席的身份出席政府会议。他讲述了局势的严峻性，警告说：“议会明早9点钟或10点等着你们总理的报告。”

28日早晨，总理在国民议会讲话，公布了政府对《2000字宣言》的谴责声明。然而这种妥协真能为改革争得进一步发展的条件吗？

十一

当捷克斯洛伐克政治体制改革的影响跨过国界，扩大到整个东欧和苏联时，对改革的围剿才真正开始了——

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展开了宣传攻势，说类似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反革命势力”正在捷克斯洛伐克蔓延。7月初，华约部队在捷境内及邻国的军事演习搞得热火朝天。

1968年7月8日，勃列日涅夫及东欧四国的首领，东德的乌布利希、匈牙利的卡达尔、波兰的哥穆尔卡和保加利亚的日夫科夫分别电告杜布切克，要他7月1日去华沙参加华约国家最高领导人会议，讨论《2000字宣言》对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事业的威胁。

7月9日，捷共中央主席团讨论五国首脑的邀请信，并拒绝这一命令式的会议邀请。7月14日，华约条约最高级会谈，在捷克斯洛伐克缺席的情况下召开。7月16日，华约会议通过了与会五国给捷克斯洛伐克的联名信。这封最后通牒式的联名信，公开表示对捷克内政的干预。

联名信说：

反动势力利用了捷共领导的软弱，滥用了“民主化”的口号蛊惑人心，发动一场反对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及其忠诚可靠的干部的运动，其目的显然是要取消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

反社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势力把黑手伸向报刊、广播和电视中去，把它们变成攻击共产党的讲坛……这正是反动派能够利用《2000字宣言》的形式向全国发出号召，公开自己的政治纲领的原因。这个声明直言不讳地号召反对共产党和合法政府，煽动罢工和骚乱。

因此我们相信，坚决击退反共势力的进攻，保卫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制度不仅是你们的任务，也是我们的任务。

捷共中央立即召开了中央主席团会议。会议决定拒绝五国联名信，并拟定了反驳这封指责信的复信。7月18日，杜布切克通过广播电视，向全国人民宣读捷共主席团对华沙条约五国的复信：

我们党新的、民主化的政策在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威信日益提高，绝大多数人民关心国家大事。我们认为，这是当前局势中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方面。我国各阶级各阶层人民中的绝大多数赞成废除书报检查制度，赞成言论自由。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正在努力证明，它是能够用一种不同于（过去的）声名狼藉的官僚主义警察统治的方法来实现政治领导和管理的。

苏联向捷共提出邀请，请捷共中央主席团全体委员去莫斯科、基辅或其他城市与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谈。捷共拒绝了这次邀请。他们熟悉东欧的历史，他们记得1948年铁托正确地拒绝了斯大林的会谈邀请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同时也记得纳吉的几次失败的、悲剧性的谈判。

最后，谈判地点选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小镇切尔纳。它距苏联只有3公里，是一个很难在地图上找到的小镇。

1968年7月29日，一辆专列从苏联开到切尔纳，载来了苏共11名政治局委员中的9位。克里姆林宫的三驾马车：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总理柯西金、国家元首波德戈尔内都在其中。同时，另一辆专列从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发开来，送来了斯沃博达总统和捷共中央主席团的全部11名成员。

会谈是由勃列日涅夫怒气冲冲地将一捆剪报扔在谈判桌上开始的。剪报是从最近几个月来捷克的报刊上剪下来的。

勃列日涅夫逐一引用这些剪报作为捷共已失去控制、反革命在捷克泛滥的证据，其中一条是某工厂党支部，在报上招聘党支部书记的广告。

杜布切克承担着大部分责问。他温和而耐心地解释，同时也坚定地宣称，捷共在这场改革中的惟一目标是建立真正的、最好的社会主义。

勃列日涅夫却采用了另一种发言方式，他甚至愤怒地向杜布切克咆哮：“你们的政策居然让所谓‘自由作家’们来发号施令，这简直是发疯！”

勃列日涅夫的粗暴激怒了坐在杜布切克身边的斯沃博达总统。这位72岁的老人气得满脸通红。他说，如果苏联以这种方式谈判，他宁愿辞职！他说，他本来就是一介农夫，他任何时候都可以挂冠归田。

会谈室的温度稍稍降了一点。苏联提出了非常具体的要求——那是一份要求捷共“非撤换不可”的人员名单。名单上有捷克党政负责干部，甚至还有作家和报刊电台的工作人员。这个名单上有250人。

即使要捷共自己开出这种包括基层人员的详细名单也是有困难的，可见苏联对捷克内政的关切和熟悉程度；也可见苏联的情报部门的工作效率。

第一次会谈进行到晚上10点也没谈出结果。

第二天的会谈，俄国人开始对捷克展开了更加激烈的攻击。乌克兰党中央书记谢列斯特严厉地指责捷共搞反革命修正主义。他的态度简直像一个发脾气的农庄主席在训斥工作中出了差错的农庄庄员。

谢列斯特一坐下，杜布切克马上站起来说：“假如您继续使用那种措词的话，即便继续进行这次会谈也不会有什么意义。”

斯姆尔科夫斯基也站起来说：“如果再这样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领导人举行会谈，我将不再参加这种有失尊严的侮辱性会谈。”

说完，捷方全体代表起身离开了会场。

后来，勃列日涅夫带着波德戈尔内、柯西金和谢列斯特登上了杜布切克的卧车，表示了歉意之后，会谈才重新恢复。

切尔纳会谈期间，《文学通讯》发表了由作家巴维尔·柯霍特执笔的呼吁书。呼吁书指名道性地写给以杜布切克为首的几位改革家，将人民的信任交给他们，也委托他们在会谈中将捷克人民的意志宣告出来。

呼吁书写道：

同志们：在你们同苏共会谈的前夕，我写这封信给你们……正如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过的那样，少数几个人将决定千百万人的命运。情况是很困难的，因此我们想以表示支持的方式对你们有所帮助……

同志们，你们的历史性使命就是要说服苏共领导人，要他们相信，根据我国的利益和全世界进步力量的利益，我国的复兴过程必须进行到底……

我们努力奋斗的目标可以用4个词来表示：社会主义、同盟、主权、自由。

请你们用无数的实例来说服对方，向他们表明，现在我们党的威信和社会主义阵地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稳固得多，请你们转告对方，我们需要自由、和平……

请你们代表我国人民来说话，在这些日子里人民已不再是一个抽象名词，他们变成了创造历史的力量……

希望你们行动起来，进行解释，但一定要团结一致地捍卫我们已经选择，并且只要一息尚存就坚决走到底的这条道路。我们将每时每刻地关注着你们的工作。我们焦急地等待着你们的报告。我们时刻想念着你们，希望你们也时刻想着我们。

呼吁书发表仅仅几个小时，全国就掀起了一个支持呼吁书的签字运动。在布拉格和其他城市的街头都张贴着这份呼吁书，摆在街头的桌子随处可见，人们排着长队，等候着在呼吁书上签名。

呼吁书的结尾是这样写的：

请为我们写下捷克斯洛伐克历史上命运攸关的一页，请谨慎地写！但要鼓起勇气来写！失去这个千载一时的机会，那是我们的不幸，你们的耻辱。我们信赖你们。

几百万捷克斯洛伐克人在呼吁书上签了名，有的甚至写下了自己的地址。捷克共产党获得了它成立以来最令人激动的拥护。

然而，4天的艰苦会谈之后，精疲力竭的领袖们在深夜返回布拉格时，却没能给人民带回希望。领袖们不能把令人忧虑的前景披露给忐忑不安的人民，只是要求人民镇定，希望大家回家安心睡觉。

布拉格人不能入睡。人们聚集在国会广场，不愿散去，他们要知道会谈的真实结果。群众要求杜布切克出来报告会谈情况。

斯姆尔科夫斯基来到现场，他登上一个阳台，对近万名群众说：“我请求你们让杜布切克同志休息一会儿……他一天只睡3个小时，他的脑子要考虑很多问题。他肩上挑多重的担子，这是别人无法想象的。”

于是群众和许多记者拥到他的身边，向他提出了许多问题。

开头，他坦率地回答了：他理解人民的心情，也深知祖国正面临着历史上最严峻的时刻。到后来，当问题越来越触摸到武装干涉的危机时，他难于说下去了。

会场一片期待的沉寂、一片庄严的肃穆。许多人流下了眼泪，感到了自己的存在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

他向群众保证，领导人绝不会背叛改革事业，改革必将进行下去。有的群众固执地要知道会谈细节，甚至直截了当地问：是否存在军事干涉的危险？斯姆尔科夫斯基断然否定了这个问题，并批评说这种假设是危险的、不负责任的！

有了更多的问题，有了更嘈杂的喊声。会见继续了两个多小时，人们仍然不愿意离去。斯姆尔科夫斯基终于精疲力尽，他鼓起最后的力量喊道：“你们所有的问题我都回答了，你们还要求什么？”

于是上万人的声音像一个人那样整齐地在广场上升起：“说实话！说实话！”

此刻，斯姆尔科夫斯基被不堪承受的重负压迫着。他无法将这副担子交出来，因为他很清楚，有时候甚至整个民族也难以承受一副历史重担。

十二

进入8月，几次谈判都未能扼杀“布拉格之春”，勃列日涅夫终于失去耐心，苏联军队于1968年8月20日深夜，开始了本文开头已经描写过的那场入侵。

在苏军入侵的8月20日晚上，捷共中央主席团正在召开一场马拉松式的会议。这是莫斯科导演计划中的一部分：在卡什帕尔的发言之后，将由保守派的比拉克和英德拉提出一个谴责国内反革命势力，要求杜布切克辞职的提议。

保守派知道入侵的具体时间，他们得将会议拖延到那一刻，然后，利用占领的消息通过这个决议，并立即成立新政府。会议在争论中拖延下去。总理切尔尼克几次离开会场去接电话。

23时40分，总理最后一次回到会议室时，他面色惨白地向全体与会者宣告：“那五个国家的军队越过了我们的边境，他们要占领我们的国家。”

除了保守派，其他人被这个消息吓得惊慌失措，说不出话来。

中央主席团立即做出几项紧急决定：任何人不得辞职；所有领导人应坚守岗位；立即起草捷共中央主席团对入侵的抗议声明。8月21日凌晨2时，捷共在得知入侵消息两个多小时后，中央主席团的告全国人民书在布拉格广播电台播出了。

告全国人民书宣告：五国军队越过了捷克斯洛伐克边界，“共和国总统，国民议会主席，政府总理和党中央第一书记对此一无所知。”

干涉军“应邀”而来的政治欺骗破产了，但军事和暴力的征服仍然成功地按计划进行。

凌晨3时，一排伞兵端着上了明晃晃刺刀的步枪冲进了政府所在地。那里，从党中央大厦赶来的切尔尼克总理正在他的办公室召开政府部长会议，他要表明捷克斯洛伐克的合法政府仍在行使权力。政府官员全部被捕，被迫脸朝墙壁站成一排，切尔尼克总理却被押上一辆装甲车带走了。

凌晨4时半，一队装甲车，一队坦克车和几卡车伞兵在苏联大使馆的小轿车带领下，包围了捷共中央大厦，士兵封锁了这座建筑。一些军官和便衣人员冲进去扣押了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和民族阵线主席克里格尔。

一个政权被异国的军队逮捕了，但是捷克斯洛伐克人并没有在霸权面前表示屈服：从凌晨2时起，电台反复播出中央主席团告全国人民书；6时，广播了杜布切克的个人声明。杜布切克从凌晨4时半被扣押到11时被正式宣布被捕，14时押解出党中央大厦，其间不断地用电话或便条与外界保持联系；6时30分，电台要求人民“保持平静，实行消极抵抗”；7时，苏军进攻布拉格电台，几千名群众奋起保卫电台，用电车、汽车筑成街垒；7时15分，女播音员呼吁：“希望大家保持平静和克制……武装抵抗是行不通的……我们的播音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我们的时间很紧迫……广场前面的群众正用自己的身体阻挡占领军的车辆……”；7时18分，电台又播出了杜布切克的一封信：“我要求大家保持平静。在当前的局势下要保持尊严。”播音员又补充说，“我们也将这样做。”播音员的语词是平静的；7时30分，在缓慢而悲哀的乐曲声中，女播音员说：“当你们听到捷克斯洛伐克国歌的时候，捷克斯洛伐克电台的播音就结束了，这就是说，电台被占领了。以后如果电台节目里出现了你们不熟悉的声音，请不要相信他们的话！”

听到这里，成千上万的听众热泪倏倏而下……之后，收音机沉默了，接着响起了捷克斯洛伐克国歌。

布拉格电台被占领了。但仅仅隔了10多分钟，电台又通过郊区的发射台继续播音——

8时15分，布拉格电台播出了斯沃博达总统的告全国同胞书；8时20分，播出了科学院对入侵的抗议声明。

之后，布拉格电台又一次沉默，但库拉维亚、俄斯特拉发电台接过了这个任务。然后是几十个地方电台继续了这场战斗，这样布拉格电台的技术人员就有时间建立地下播出网。仅布拉格，就有十几处秘密播出点。

占领军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土，却未能割断这个民族的咽喉，不能窒息她的声音。

捷克斯洛伐克的新闻工作者不愧是人民的喉舌，不论在“布拉格之春”期间，还是被占领的现在都是如此。他们喊出了人民绝不屈服的意志，又有效地组织号召了对占领军的抵抗，长达两个星期之久。

杜布切克和斯姆尔科夫斯基、切尔尼克、什帕切克在自动步枪的押送下，坐装甲车到机场，再乘运坦克的运输机和没有座位的军用飞机到达莫斯科。已经沦为囚犯的改革家们，面对的是一份早已拟好了的、请求苏联出兵的“邀请书”。

杜布切克和他的战友当然不签字，他们宁愿选择自杀。然而他们无权为整个民族选择死亡。后来，从国内来的代表提醒他们，说国内尸体堆积如山，说他们有责任不惜一切代价结束这种状态，应该让这个弱小的民族生存下去，应该把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的流血、死亡减少到最低限度。

他们问自己，他们相互询问：应该签，还是不应该签？

要是可以选择个人的死亡就好了，要是可以回避这样的选择就好了。然而他们必须选择，必须为整个民族作生死攸关的选择。

他们犹豫了很久，还是在协议书上签了字；他们思考了很久，还是无法肯定该不该这样做。一直到1974年，当斯姆尔科夫斯基临近生命终点之际，还在深深的痛苦中继续着这种痛苦的思考：“我做对了，还是出卖了祖国？我不知道……”

杜布切克和他的战友被责任心和良心压迫着。1968年8月27日的黎明尚未到来之际，杜布切克和他的战友回到了布拉格。从照片上，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些春天的明星们低垂着头。

8月27日下午5时，布拉格电台播放了全部的贝多芬第五交响乐《命运》之后，杜布切克发表了8月21日悲剧以后的第一次广播电视讲话。

他的讲话断断续续，并且常常停顿下来，有时是在痛苦地追忆，有时是极力地克制。他向人民报告，已经有了一个让五国军队分期撤出的协议。他说，为了这个协议，我们“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我们不得不采取若干临时性的特殊措施来限制我们所取得的民主和自由……”

杜布切克说：“我们将坚决地和始终如一地捍卫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政策……”

他突然停顿下来，他无法欺骗人民。他被沉重的现实压垮了。

收音机里的声音沉寂下来……而电视机前的人们看到他们的领袖为强忍眼泪而无法讲话……

1分钟，2分钟，3分钟沉寂之后，杜布切克继续演说，“亲爱的听众们，在这临时决定的讲话中，如果时而出现停顿，我请求你们原谅我……”

在大街上听广播的人失声痛哭起来……这一刻，领袖和人民的感情完全交融在一起了……

这次广播电视讲话还没结束，许多电报和信件就寄到电台、电视台。很快就有了一句口号在当天和以后的日子里流行开来，那是人民对杜布切克的谅解、安慰和支持：“我们跟你在一起，请跟我们站在一起吧！”

“布拉格之春”给政治家留下这个礼物之后，便匆匆从布拉格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斯姆尔科夫斯基、克里格尔等最激进的改革家被开除出党，许多编辑、作家和电视台评论员被放逐到工厂、农场劳动，有的进步人士甚至被逮捕关押。

对杜布切克的迫害要晚一步，他在“布拉格之春”期间迸发出来的伟大力量尚有余威，新的当权者只敢偷偷摸摸地、一点一点地对他进行剥夺——

1969年4月，他被撤销第一书记职务；9月，被解除中央主席团职务；年底，被任命为驻土耳其大使，实际上是被放逐到异邦；1970年元月，被停止党籍；1970年5月，被召回国；1970年6月26被开除出党。

这位18岁就加入共产党的政治家，离开了他为之奋斗了30年的共产党。此时，他年仅48岁，棕色头发过早地变得灰白。他带着顽强的沉默离开了布拉格，到斯洛伐克的一家工厂办公室去工作了……

（责任编辑 吴 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