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第1期 坚持邓小平理论毫不动摇　作者：本刊编辑部

2006年3月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参加上海人大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说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温家宝总理在“人大”结束后记者招待会上，重申了胡锦涛的讲话，指出“尽管中国目前的改革有很多困难和问题，但是只能向前进，倒退是没有出路的”。这是中央对前一段时间以“反思改革”为名否定改革思潮的最好的回应，表明了中央坚持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毫不动摇的信心和决心。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邓小平理论成为指导中国的思想武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把“共产党的哲学”从“斗争的哲学”调整为发展的哲学，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实现全党全国人民工作重心的转移。随着改革的深入，一些人用“姓社姓资”的问题阻遏改革。面对诘难，邓小平在1991年底就指出，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根本的一条是改革开放不能丢。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中，他告诫大家，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这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这是针对当时企图动摇改革开放思潮所作的明确而有力的回答。

今天，由于改革的不断推进，也使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深层矛盾开始暴露，出现了不少新情况新问题。马克思说过，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改革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鲜明的特征，是需要我们不断认识、探索、实践的重大课题。

温家宝总理在2006年国庆讲话中，再一次阐明坚持改革毫不动摇的态度，并把改革的方向系统地提升到“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层面。

改革是全面的改革，既包括经济体制改革，也包括政治体制改革以及科技文化教育等其它方面的体制改革。在诸多方面的改革中，经济体制改革带有基础性，在整个改革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是，政治体制改革不仅与经济体制改革具有特殊的相关性，而且经济体制改革对政治体制改革具有相当大的依赖性。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必须有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合、支持。早在20年前，邓小平就高瞻远瞩地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子政治体制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64页)今天，改革攻坚进入新阶段，更加凸显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提出了具体要求；实质性地推进政府转型直接依赖子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构建和谐社会、保持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也在于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从这个意义上说，温总理的讲话，顺应了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的现实需求。

在中国改革推进近30年的历程中，不管是“居庙堂之高”的决策者，还是“处江湖之远”的黎民百姓，每个人都是改革的直接参与者。换句话说，改革是每一个人的事情。经济改革，我们每个人都参与了，否则不会产生这样大的成就；政治体制改革，更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参与。

诞生子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大背景下的(炎黄春秋)，走过了15年的历程。15年来，不论社会大环境如何起伏，我们当年创刊时所奉行的宗旨——坚持邓小平理论毫不动摇——始终没有改变，作科学的、民主的改革促进派是我们自然自觉承担的责任。我们一直坚信：社会进步，改革深化，是每一个人的事情。

新的一年自然会有新的气象，但我们办刊的主旨绝不变，格调绝不变，责任绝不变。我们仍与我们的读者一起，为进一步推进改革而努力！

2007年第1期 温总理跟我们谈心我们也和总理谈谈心　作者：佚名

[编者按]2006年11月13日，温家宝总理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经济形势的报告，其中关于文学艺术工作的部分，经整理和文字修改，以《同文学艺术家谈心》为题，11月28日由新华社发出电讯通稿，次日刊载于全国务大媒体。

温家宝总理这个讲话，反响强烈。我刊一些读者在其它媒体读到后，纷纷来电、来函提出建议：希望《炎黄春秋》转载这个讲话，让我刊的读者都能读到。同时，一些读者在来函中还写来热情洋溢的读后感。我们这里转载温总理这个讲话，并摘选部分读者来信、来诗刊载于后。

同文学艺术家谈心(2006年11月13日)

温家宝

我没有稿子，准备了一点素材，主要是一些重要的引证。一篇没有稿子的报告，人们不会求全责备，说错了，大家批评就是了。今天我是来跟大家谈心的。我一直要求自己用心思考，用心讲话，用心做事，用心写文章。对于文学艺术家来讲，可能还要求你们用心创作，用心演出。许多老的文学艺术家，是我的前辈，应该说我是读着他们的作品长大的。许多比我年轻的文学艺术家，看到他们的成长，我心里又感到非常高兴。在座的许多文学艺术家，你们的许多作品我读过，有些人认识，有些人未曾谋面，有些人还通过信。但是，你们不一定很了解我对文学家、艺术家的感情。记得那年冰心老人去世的时候，我在夜里赶到了北京医院，向老人作最后的告别，她的女儿拿出一个笔记本让我签个名。我非常尊敬老人的为人，喜爱她的作品。她是一个有风骨的人，同时又是一个有爱心、有感情的人。2003年，我到上海看望巴金先生的时候，他已经不太清醒了。我过去读过他的不少作品，那本《随想录》出版后，我读了受到极大的震撼，感到那是一部写真话的著作。吴祖光先生病重期间，把新凤霞先生画的一幅牡丹送给我。我不懂得画，但也觉得好，画如其人，她是人民的艺术家，永远活在我们心里。这两年，季羡林先生因病住在三○一医院，我每年都去看他。他非常博学，每次谈起来，对我都有很大的教益。中国像他这样的大师，可谓人中麟凤，所以我非常尊重他。在今年的谈话中，他对我说，和谐社会除了讲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还应该讲人的自我和谐。我说，先生，您讲得对。人能够做到正确处理自我与社会的关系，正确对待荣誉、挫折和困难，这就是自我和谐。后来，我们俩谈话的大意，写进了十六届六中全会文件。有一次，我写了一首诗，通过范敬宜求教李瑛老师，请他不吝赐教。当时，他问范敬宜：“总理还知道我?”范敬宜告诉我后，我立即给他回了一封信，说“先生的诗作和为人，我早已景仰，今日相识，引以为豪。”很多老文学家、艺术家经常把他们的著作寄给我。比如，周巍峙先生、王蒙先生、乔羽先生、冯其庸先生，等等。我从他们的著作中学到了知识，得到了启迪，受到了鼓舞。

和文学艺术家的相处，使我感到心情非常愉快。前年，戴爱莲先生还在世的时候给我写了一封信。她说，家宝同志，在50年代的时候，我曾跟周总理照过一张照片，至今还挂在屋里，我很想再跟你照一张照片。我说，那好。在教师节那天，我来戴先生家，她约了几位舞蹈家，记得有贾作光先生，在她的家里，谈舞蹈艺术，谈舞蹈史，谈舞蹈教育，谈舞蹈事业的发展。老人侃侃而谈，大家非常愉快。就在今年春节前夕，她病危了。我赶到协和医院的时候，她神志还清醒。因为她的英文比中文还好，所以她一会儿说英文，一会儿说中文。我拉着她的手，她本来就非常清瘦，疾病折磨后，显得更瘦弱了。她的声音依然很大。她说，中国这么大，人口太多，需要共产党的领导。我知道，就在前几天，她在病房里举行了入党宣誓。

我也曾收到一些现在已经不在世的作家的作品，是他们的家属给我送的，这常引起我对他们的怀念。比如，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严文井文集》，严文井同志的爱人康志强同志给我寄了一套。我过去读过严文井同志的作品，这次收到新出版的文集后，再次重读了多篇。我给康志强同志的回信中说：“他的作品和人品就是一个燃烧的火种，留给人们，特别是孩子们用来点燃希望的明灯。他应该为此感到快乐，因为他已经尽到了自己应该尽的责任。”最后这一句，是他作品里的话——“我应该感到高兴，因为我已经尽到了自己应该尽的责任。”

前不久，访问欧洲前，我接受欧洲几大媒体记者的采访。其中，英国《泰晤士报》记者问到，你晚上经常读什么书?掩卷以后，什么事情让你难以入睡?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很困难。我说：你实际上是在问我，经常读什么书，思考什么问题，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那么，我引用下面的六段诗章，来回答你的问题。我引用的第一例是左宗棠23岁时在新房门口贴的一副对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第二例是屈原《离骚》中的诗句：“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第三例是郑板桥的《竹》：“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第四例是宋朝张载的座右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第五例是艾青1938年写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第六例是德国哲学家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里的话，后来作为他的座右铭，死后刻在墓碑上：“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我没有想到，记者把这六段诗章，连同采访内容用两个版登在《泰晤士报》上，而且中国的五段诗句全部用中文，把作者、文章、年代都注释得清清楚楚，还用半块版登了一幅屈原的水墨画像。在英国居住的华侨告诉我说，《泰晤士报》用中文登中国的诗作，还很少见。

今天，我想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谈谈心，谈谈我对文艺工作几点不成熟的意见，希望同大家一起讨论。你们是老师，我是你们的朋友。我过去向你们学习，今后还要向你们学习。

第一，文学艺术要追求和弘扬真善美。

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现阶段面临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里所说的“人们的需要”包括物质和文化两个方面，物质是基础，文化也是不可或缺的。要满足物质需要，就要集中精力搞好经济建设；要满足文化需要，就要切实发展文化，包括文学艺术。

我们讲，社会主义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同时，社会主义还要发展先进文化，丰富群众的精神生活。发展文学艺术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就要“为生活而艺术，为发展而艺术，为人民而艺术”。文学艺术的主要功能是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激励人们的向上斗志，陶冶人们的道德情操，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从而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文艺要实现这些功能，就要追求真善美。真善美在哲学、美学和伦理学上都是重要范畴，我们这里不来讨论。今天我要说的是，从当代中国文艺功能和文艺家实践活动的层面上，追求真善美。我们讲“真”，就是要反映真实，表现真情，追求真理；就是要认识客观事物的本质，认识世界发展的规律。真理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五四”运动高举“科学、民主”的旗帜，就是追求真理。中国要有光明的未来，必须发挥全体人民追求真理的积极性，让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在更为自由、民主的学术气氛中，探索自然界的奥秘、社会的法则和人生的真谛。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最终要靠实践的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文艺界要提倡讲真话，反映真实的社会情况，鼓励人们去追求真理。

我们讲“善”，就是要在为了中国的光明未来而追求真理的进程中，与人为善，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爱护人。“德为善政，政在养民”，这是《尚书》里的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论语》里的话，都是讲“善”。我们今天强调“善”，就是要求人与人之间友善相处、团结互助、讲信修睦；就是提倡每个人要为他人、为社会、为人民谋利益，树立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的道德规范；就是鼓励充分发挥人的自由意志，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讲的话。为此，必须发展民主与法制，实现公平与正义，保障人权与自由。文学艺术家要积极反映和大力弘扬那些善的事物和行为，这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我们讲“美”，就是要在真和善相统一的基础上，满足人们对美的追求和需要，给人精神上的愉悦。对美的追求，既是人的本性，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象征，是人类长期进化和社会不断进步的综合产物，是人的主观和客观的综合产物。中华民族自古就是追求美的民族。早在3000多年以前形成的《诗经》，是世界上最早的抒情诗。我们说“诗言志、歌咏声、舞动容”，就是说要给人以美。中国文化中的诗歌、绘画、音乐、舞蹈、戏剧、雕塑、建筑等，在世界上是毫不逊色的。我们当代的文学艺术家应该不断地发现美、创造美，带给人们美的享受。赵丹在他的遗言中有这样一句话，“人活着，或者死了，都不要给别人增添忧愁。艺术家在任何时候，都要给人以美、以真、以幸福”。他的遗言和他的艺术一样，长存在人们心中。

第二，繁荣文学艺术要解放思想，贯彻“双百”方针。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我们党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文艺事业发展的基本方针。今天，贯彻这一方针，对于建设和谐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实行“双百”方针，就是要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保障学术自由和创作自由，鼓励解放思想，提倡兼收并蓄，尊重客观规律，为文学艺术家探索真理、勇于创新，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和学术土壤。

实行“双百”方针，就是要在艺术创作上提倡题材、样式和风格的多样化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不同学派之间、不同观点之间要相互尊重、相互切磋、取长补短、共同发展。

实行“双百”方针，就是要充分发扬学术民主和艺术民主。无论是提高学术水平和艺术表现力，还是判断学术上的是非得失和艺术的优劣高下，都不能靠行政命令，而要靠艰苦的学术探索、艺术实践和民主讨论，最终由实践、历史和人民来检验和评判。

实行“双百”方针，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为人民和国家而努力工作的文学家、艺术家，放手让一切有利于创新的智慧源泉充分涌流，让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创造活力竞相进发，真正形成百花争妍、万紫千红的大好局面。

实行“双百”方针，就是要鼓励创新。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也是社会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创新与思想解放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思想解放是因，创新是果。创新的源泉和本质是独立思维、解放思想。离开解放思想就不可能创新。倡导创新，就必须首先解放思想。人类的思想史、科技史、文化史、艺术史以至整个社会发展史早已充分证明，一切新的思想、新的理论、新的发明、新的创造，它的产生、发展和完善，都需要思想解放作为必要条件。

据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芦荻回忆，1975年6月18日，毛主席在谈到魏晋南北朝时有一段很深刻的话，他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大动乱、大分裂，这不好，但当时的另一个方面是，南方的广大沃土，全面地得到了开发，生产技术普遍提高了。这是经济上的发展。许多少数民族，纷纷人主中原后，战乱频仍，南北对峙，这不好，但民族大融合，大家庭在新组合中稳定了，文化也交流了，丰富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结果汉代只有僵化的经学，思想界死气沉沉。武帝以后，汉代有几个大军事家、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到东汉末年，儒家独尊的统治局面被打破了，建安、三国，出了多少军事家、政治家啊!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说：“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个思想解放的时代，道家、佛家各家的思想和文化艺术都得到了发展。正因为思想解放，才出了那么多杰出的思想家和作家。这段话，值得我们深思。

第三，文学艺术家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文学艺术家要对国家、人民和社会有强烈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最重要的表现，是他们的作品应该促进国家变革创新和社会开放包容，鼓舞人们刚健自强、艰苦奋斗，给人以真善美的启迪和享受；应该反映社会的现实、人民的意愿，歌颂先进事物，鞭挞丑恶现象，鼓励人们团结向上，把国家建设好。

文学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来源于对国家和人民深切的了解和深沉的热爱。只有了解得深、爱得深，才会自觉担当起社会的责任。一些伟大的文学艺术家，他们之所以产生不朽的作品，除了他们具有非凡的才华之外，往往与他们特殊的经历有关。大家都熟悉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一连举了八件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中国最早的大诗人屈原，是战国时代楚国人。《史记》记载，屈原“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他力主革新政治，举贤授能，除残去秽，励精图治。他接近人民群众，不满黑暗现实和政治腐败，终因政治理想无法实现，投汨罗江而死。所作《离骚》，反复陈述自己的政治主张，表现了他对国事的深深忧虑和为理想献身的精神，是我国古典文学中最长的一首政治抒情诗，也是“可与日月争光”的浪漫主义杰作。

林则徐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民族英雄，而且是一位杰出的诗人。鸦片战争后，他被流放，途经河南，时逢黄河大水，道光皇帝责令他留在那里治水。他本来就深谙黄河水势，并有一套治水的办法。相传他为治理黄河，每天骑马在黄河两岸奔跑。当地的老百姓非常感动，一位民间画家把他骑马奔跑的形象画了一幅画。他在河南近一年，水患治理后，仍然被发配往新疆，夫人因病留西安。他独身西行，从西安到伊犁要走几个月时间，在从西安至兰州的路上，他写了那首著名的诗《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其中就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那两句至今广为传诵的名言。

我还想起清末的著名诗人，也是外交家的广东人黄遵宪。他曾做过清朝驻日本的公使。《马关条约》签订后，台湾割让给日本，黄遵宪写给梁启超的那首诗，至今读起来依然感人肺腑。2003年，我到香港期间，曾在演讲时读了这首诗：“寸寸河山寸寸金，侉离分裂力谁任?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他死了以后，梁启超为他写的墓志铭是“明于识，练于事，忠于国”。这种对国家和人民的爱，是建立在对民族文化和社会历史深切了解之上的。

今天，我们的社会与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不相同了。但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让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生活，依然是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的庄严历史责任。惟有科学的精神，民主的作风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才能促进中国的发展。因此我们强调作家的作品和作家人格的统一，或者知与行的统一，言与行的一致，做到“言有物，行有格”。

作为一个人民的文学艺术家，要关心人民疾苦，反映人民生活，并为社会公平正义而奔走呼号。亚当·斯密是一位经济学家，他写了著名的《国富论》，这为世人所知，但他还有一部名著《道德情操论》，在这部著作中，他强调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他说，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里，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毫无疑义，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努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效率和效益。同时，我们又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公平与正义，关心群众的利益，让每个人都享受改革和建设的成果。对人要有爱的感情。我们讲和谐，就是要讲友爱。当前，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特别重视和加强道德教育。要提倡爱人民、爱祖国、爱科学、爱父母、爱老师，爱惜自己的人格和荣誉。同情心是爱的表现，也是道德的重要基础。《孟子》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我们必须尊重和同情别人，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和同情。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树立这样高尚的品德。

第四，希望我们的文学艺术界多出精品、多出人才。

去年，我看望钱学森先生，给他汇报科技规划，他说过一段话对我很有启发。他说，你讲的我都赞成，但是，我想的是，现在的学校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然后，他就很有感触地说到科学与艺术的结合。他说，希望搞科学的学一点文学艺术，搞文学艺术的学一点科学。他特别语重心长地说：“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钱老有绘画的历史，年轻时画的一些画，现在流传在国外。我常想，要把我们国家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或者说要建立一个国家的形象，不仅要靠经济发展、生活改善，而且要靠民主法制、精神文明、国民素质和道德力量，靠科学技术界、文学艺术界多出杰出人物，多出伟大成就。由此，我想到经济社会发展与文化的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发展是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也是文化艺术繁荣发展的内在动力，社会经济发展必然会促进文化艺术发展。古今中外的历史充分证明，经济的大繁荣往往会带来思想文化的空前活跃，并且对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

欧洲文艺复兴从意大利开始，“在14和15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马克思语)。这些城市的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为文艺复兴提供了物质基础。文艺复兴时代是一个百花竞放、硕果累累、群星灿烂、人才辈出的光辉时代。文学艺术的成就是文艺复兴最重要的内容。文艺复兴分几个时期，开端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文学家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和美术家乔托，历史上称为文艺复兴的“三颗巨星”和“欧洲绘画之父”。文艺复兴盛期的主要代表人物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被称为“文艺复兴三杰”。文艺复兴晚期还出了三位杰出的科学家和思想家：布鲁诺、伽利略和康帕内拉。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高度评价文艺复兴所说：“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

唐代是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中最强盛富庶而又最文采斑斓的时代。唐代不仅经济发达，国力居世界首位，而且文化之繁荣也是世界公认的。唐代在不到三百年的时间中，产生了两千多位各具风格的诗人，留传下来的诗歌多达五万余首。李白、杜甫，更是整个古代诗歌史上两座并峙的高峰。中唐时期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兴起了声势浩大的古文运动，创造出古代散文的典范精品。在小说、音乐、舞蹈、绘画、建筑、雕塑等方面，也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涌现出许许多多具有很高造诣的文学艺术大家。

同志们!我们这个民族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上半叶的时候，正在经历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大飞跃。这是一个全民奋起、艰苦创业、摆脱贫困、实现小康，进而从不发达国家转变为中等发达国家的历史大飞跃。这个进程是伟大的，是复杂的，光明面是基本的，又有某些黑暗面。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同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一样，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我们已经具备了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良好基础。广大文学艺术工作者要珍惜这样的好时代，理解这样的好时代，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只要我们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加强先进文化建设，努力为繁荣创作提供良好的条件，一个繁荣昌盛、欣欣向荣的文化艺术局面就一定会出现。

(这是温家宝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经济形势报告中关于文学艺术工作的部分。发表前作者根据记录整理，作了文字修改。)

(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

也向总理谈谈心

袁　鹰

中国作家协会从1953年9月到2006年11月先后举行了七次代表大会，我有幸都参加了。第一次是作为《人民日报》工作人员列席，后六次都作为代表。每次大会，都有中央领导同志致祝词或者做报告。我印象最深、感受最强烈的有四次：第一次是1953年周恩来总理对文代大会的报告，热情鼓励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参加社会主义祖国的文艺建设。第二次是1979年经历了十多年政治运动加上十年大动乱之后的第三次代表大会，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致祝词，祝词中说“斗争风雨的严峻考验证明，从总体上看，我们的文艺队伍是好的，有这样一支文艺队伍，我们党和人民是感到十分高兴的。”话不多，却使广大文艺工作者在多年受屈受辱受残之后顿时有解放感和温暖感。小平同志会上那句关于对文艺创作“不要横加干涉”的话，更是传诵一时。第三次是1984年底的第四次“作代会”，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代表以胡耀邦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所作的祝词，再次强调要保证文艺工作者的创作自由，批评许多党组织在领导文艺工作中干涉太多、帽子太多、行政命令太多等等错误做法。他的话引起广泛的热烈的欢呼，有人称之为“第二次春天”。可惜那个春天太短暂，不久就被寒风冻雨驱散了。

第四次就是今年这次“作代会”上新一代中央领导人胡锦涛同志和温家宝同志的讲话了。本来是请温总理向大会作国内经济形势报告的，他却敞开心扉，以相当多的时间，同文学艺术工作者谈心，使到会的几千名代表意外地惊喜，顿时缩短了台上台下、领导人与普通文学艺术工作者之间的距离，因而会场气氛自始至终温馨和煦，掌声不断。温家宝总理讲话开始就提到他同一些文艺家的交往和对几位老文艺家的问候。他说曾有一首诗向诗人李瑛同志请教，还问：李瑛先生今天到会了吗?李瑛连忙站起身来向温总理招手，温总理在台上也起立致意，全场上又为这场面热烈鼓掌。那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联欢晚会，中央几位领导人应邀出席。我的坐位正好在第一排的圆桌边，家宝同志同我握手时，我说了一句“非常感谢您今天下午精彩的讲话”。这是发自内心的，不是客套话。中央领导人对文学艺术界这种有真情实感而又平和亲切的讲话，大家许久没有听到了。

温家宝同志援引了自屈原、司马迁到近代的一连串仁人志士忧国忧民、舍生取义的诗篇和警语，激励文学艺术家们加深对民族对人民的热爱和责任感，特别使大家受到鼓舞和启迪。讲话中很有针对性地说到他对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几点希望，头一条就是追求和弘扬真善美。将真善美列在对文艺工作者的希望和要求的第一条，要反映真实，表现真情，追求真理。他说：真理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五四”运动高举“科学、民主”的旗帜，就是追求真理。中国要有光明的未来，必须发挥全体人民追求真理的积极性。他特别指出：“在文艺界要提倡讲真话，反映真实的社会情况，鼓励人民去追求真理。”这几句话含意深刻，但是冷静想一想，要真正做到也并不容易。当今社会上，包括文坛艺苑，不少地方滋长蔓延着令人民群众厌恶痛恨的歪风邪气：物欲横流，道德沦丧，浮躁成风，斯文扫地，假大空的文字时时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报刊上，真正的民声民意遭到漠视和扼杀，真实情况被掩盖、隐瞒、歪曲，遇到这类事，自然就会引起老百姓的不满和愤慨。文艺工作者要反映真实、表现真情，追求真理，讲真话，就需要坚韧的胆识，需要极大的勇气。凡是有良心、党性强的正直人士，包括报刊电台记者和作家艺术家，对此都会有切身感受。例如：揭露大小官员违法乱纪、贪污腐化、钱权交易、欺凌百姓的种种大案，揭露不断发生、愈演愈烈的矿难，绝大多数都会受到重重刁难、打击、恐吓、诬告，甚至暴力。但是这些记者编辑和文艺家仍然冲破阻力、冒着危险，怀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深入细致地采访、调查、核实，写成通讯、调查报告、报告文学或者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继续公之于众。也就是温总理说的“关心人民疾苦，反映人民生活，并为社会公平正义而奔走呼号。”这类情况，不胜枚举，温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想必是都能了解的。讲真话，反映真实，表现真情，本不该成问题，理所当然而且应该得到帮助、受到保护的事，实践上却要经历千辛万苦。温总理的这次讲话，给文艺工作者撑了腰，打了气。对广大文学艺术家是极大的鼓舞和激励，但是不知道对那些玩忽职守、漠视民生、损害国家利益以至草菅人命的贪腐官员和不法奸商企业主们是否能得到警示，有所触动，引以为戒，我实在不敢乐观。因为，对那些严重违法乱纪的人，依靠党纪国法、舆论监督、群众举报也许更有效些。

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温家宝同志，心平气和地同文学艺术家像知心朋友那样说古道今，在当前举国上下、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候，特别令人兴奋和欢畅。他开了一个好的头，倡导了一种真诚、团结、宽松、祥和的风气。文艺工作者，像所有正直善良的知识分子一样，都是衷心拥护党、衷心愿为国家民族献身尽力的。多一点尊重，少一点漠视；多一点宽容，少一点限制；多一点温暖，少一点冷酷；多一点帮助，少一点棍棒，不是更好吗?在真正的和谐社会里，文学艺术必然会繁荣，人民群众满意的文艺精品和人才也必然会不断涌现，百花齐放的灿烂春光也一定会到来。和谐和谐，“和”字从禾从口，“谐”字从言从皆，就是人人有饭吃，大家能发言。就是要在平等祥和的气氛中发扬民主，尊重和保护宪法赋予每个公民言论自由的神圣权利，真正地在行动上而不是口头上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四句话我们听了好多年，说了好多年，期盼了好多年，已经耳熟能详了，可是亲身体会到的，却常常是知不能言、言不能尽、言者有罪、闻者不戒。如果民主受限制，法制不落实，言论自由成空话，何来和谐社会与和谐文化的建设呢?

温总理讲话的题目是《同文学艺术家谈心》，我作为一名普通的文学工作者，也算是对他讲话的一点反馈，向他交交心吧!

含着三个字“真”字

冯　健

看到报载由新华社播发的温家宝总理《同文学艺术家谈心》，连读了两遍。我以为，这篇“准备了一点素材、没有文稿”的谈话，蕴含着三个“真”字：

一个是真诚：他真诚地向作家艺术家袒露胸臆。

再一个是真情：流露出他爱国爱民、忧国忧民的真情，把作家艺术家视为朋友的真情。

第三是真知：宣示了他在国务政务工作中的一些理念以及实践中获取的真知。这些，正是人民群众所思所想的。

欣喜之余，不免又生出几点感想：

其一，关于执政为民。

温家宝总理日理万机，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都得去操心。与此同时，他还为农民追讨工资，到传染病医院去看望艾滋病人，去幼儿园给幼儿喂食防治小儿麻痹症的糖丸。既抓国家大事、天下大事，也关心草根黎民的安危冷暖，这说明，他真正在践行中央提出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理念。这理念是一把尺子，在工作岗位上执掌着各种权力的公仆们如若都能以这把尺子来度量自己，奉为圭臬，身体力行，则国之幸也，人民之幸也。

其二，关于“双百”方针。

谈话中说，解放思想，贯彻“双百”方针，要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保障学术自由和创作自由，要充分发扬学术民主和艺术民主，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要解放思想、倡导创新等等。

“双百”方针的提出，盖多年矣。不知怎的，此番听来，却有些新鲜感。纵观我们现今的文化艺术领域，宣传思想领域，有多少执行了“双百”方针，有多少是有条件地执行“双百”方针，又有多少已经把“双百”方针淡忘甚至抛到了九霄云外?恐非一切尽如人意。

其三，关于监督工作。

新的一年到来了。今年1月1日开始实施2006年8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监督法。这部历经多年讨论、十几遍修改而后制订出来的重要法律，执政需要，人民需要。

加强人大监督、政协民主监督、党政专门机关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并使之形成合力，这有利于惩治贪腐，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利于推进依法治国，有利于维护群众利益，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总之一句话，通过加强监督，把权力的运行置于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之下，这是执政要务中不可或缺的一项。

北宋力主改革、推行新政的宰相王安石说过：“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监督法是一部善法，企盼在新的一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那一套不再盛行，而能以“令出惟行”、“法不阿贵”的决断，从严执法，以期国治民安，社会和谐。

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当务之急是发展党内民主

高　放

温家宝总理《同文学艺术家谈心》，我读后心情非常激动，深感他其实也是同我们社会科学家谈心，备受鼓舞。只可惜我国迄今尚未建立中国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中国社会科学家协会这样的全国性学术机构，否则中国社科联、中国社协的全国代表大会，也就有机会亲聆温总理的亲切教诲。

温总理谈古论今，说洋道中，高瞻远瞩，语重心长。他谈到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个思想解放的时代，唐代是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中最强盛富庶而又最文彩斑斓的时代，“五四”运动高举“科学、民主”的旗帜，就是追求真理。他说：“中国要有光明的未来，必须发挥全体人民追求真理的积极性，让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在更为自由、民主的学术气氛中，探索自然界的奥秘、社会的法则和人生的真谛。”“实行‘双百’方针就是要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保障学术自由和创作自由，鼓励解放思想，提倡兼收并蓄，尊重客观规律”，“实行‘双百’方针，就是要充分发扬学术民主和艺术民主。”他把我国的学术繁荣与学术自由、学术民主紧密联系起来，主张要在更为自由、民主的学术气氛中，“放手让一切有利于创新的智慧源泉充分涌流”。我以为这是总结历史经验、切中当今实际的真知灼见和指针明示。魏晋南北朝以后我国为何难以再现思想解放时代?唐朝之后我国为何难以再现最文彩斑谰的时代?“五四”以来为何难以持续高扬“科学、民主”旗帜?看来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国以往历史上长期盛行专制统治，缺少民主政治，思想和创作自由也就缺少保障。当今只有彻底清除封建专制主义余毒，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民主政治建设，防止用行政命令手段和党同伐异办法来对待不同学术观点，来评判学术上的是非得失，才能真正为学术繁荣创造更为自由、民主的学术气氛。社会主义先进民主政治是全体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亲自掌权的民主政治，是维护全体劳动人民权益，以人为本的民主政治，它理应是比维护资本家阶级统治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更高类型的民主政治。在劳动人民之间，依据每人独立研究和思考，存在不同的学术观点，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正如温家宝同志所说：要“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不同学派之间、不同观点之间要相互尊重、相互切磋、取长补短、共同发展。”“要靠艰苦的学术探索、艺术实践和民主讨论，最终由实践、历史和人民来评判。”在当今我国，可以说如果不加快完善先进民主政治体制，就难以形成更为自由、民主的学术气氛，学术自由与学术民主就缺少先进民主政治体制的切实保证。可见，大力推进先进民主政治建设正是当务之急。

温总理博闻强记，视野宽阔。他在“谈心”中还说到：“欧洲文艺复兴时代是一个百花竞放、硕果累累、群星灿烂、人才辈出的光辉时代。”他列举了文艺复兴的“三颗巨星”、三个英杰以及三个杰出科学家和思想家，还引用恩格斯的话盛赞了这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14至15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是顺应当时资本主义商品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一场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正是这一场思想、文化革命，促进了16世纪以来的经济革命，17世纪的科技革命(以牛顿力学与达德利用煤炼铁为标志)，18世纪的政治革命(以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为标志)，到19世纪完成了社会革命。正是这场持续约六个世纪的六大领域的革命，使西欧北美诸国率先实现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完成了从封建主义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其中文艺复兴的思想文化革命起了先导作用，而政治革命所建立的社会民主、多党竞争的共和制度则是从政治上巩固了这场社会制度大变革的成果。然而资本主义现代化又造成了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的矛盾和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矛盾等等。为解决这些新的社会矛盾，社会主义思想与社会主义运动应运而生。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形成，为人类指明了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的新前景。20世纪社会主义首先在较为落后的俄国取得胜利，开创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是列宁第一次提出并且初步实现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它包括共产党党内民主、苏维埃民主和多党合作民主。由于俄国经济文化落后，列宁曾经指望依靠先进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依靠苏维埃政权来加速实现俄国的工业化、电气化、科技革命、经济革命和文化革命，另辟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然而天不假年，1924年他才54岁就病殁!随后在斯大林时期破坏党内民主与苏维埃民主，实行一党专政、以党代政，大搞个人崇拜，形成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指定接班制、官员特权制等等，加强指令性计划经济和文化专制主义，使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带有众多严重弊病，社会科学界一味阿谀奉承，死气沉沉。我们中国党汲取了苏共和苏联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实行改革开放，逐步由传统计划经济转轨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发展民主政治，贯彻“双百”方针，重新焕发了社会主义的青春活力。正如温家宝同志所说：“我们这个民族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上半叶的时候，正在经历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大飞跃。”“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同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一样，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我想，社会主义先进民主政治建设也会受到党和政府同样重视。只有以先进民主政治建设为先导，才能加速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建设的健康发展；只有先进生产力、先进民主政治与先进文化三者全面协调发展，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推进先进民主政治建设，当务之急是发展党内民主。要按照党中央规定，做好各级党委领导班子改选工作，加强对各级领导人的监督和制约，做好党的十七大代表差额选举工作，争取党的十七大能够规定全国代表大会实行年会制和常任制。因为坚持党代会年会制这是十月革命后列宁实现党内民主的生动实践，规定党代会常任制这是1956年我党八大党章对马列主义党建理论的新发展，当今亟待恢复。只有以党内民主来推进人民民主与多党合作的党际民主，才能避免重蹈苏共败亡的覆辙，促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全面成功，完成列宁当年开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当为此胜境竭智献议。

关于文人以及艺人

章诒和

可以想象，当在座的两会代表听温家宝总理的一席“谈心”话时，内心当有怎样的感动。因为很久以来，国家的领导人极少有这么无拘无束、促膝长谈般的讲话了。我们比较习惯的是聆听教诲和指示。

我现在写信给你们，也是想谈谈自己的阅读感受。这个感受涉及到关于文人以及艺人的问题。

啥叫“文人”?有人说：文人就是舞文弄墨者。我认同这种看法。那些有大学文凭，有硕士，博士文凭的人，那些官员，教师，工程师，科学家，经济师等等，他们也都会写文章，有的甚至有作品，但他们本质上不一定是文人。

我以为文人原本就地处边缘，是可有可无的一群，自由是他们的底色；追求自由是他们的特性。所以，他们可以放浪不羁，可以胡言乱语，可以傲视权贵，可以纵情酒色，可以一掷千金，某些颓唐行为为正人君子所不齿，但并非堕落。只要你接触的文人、艺人多了，就会知道：在其放浪形骸的内里，也有着传统道德的支撑。像张伯驹的收藏，叶盛兰的脾气，马连良的摆弄小玩意，言慧珠的钻戒、一百多件的毛皮大衣。他们中有人还有恶习，如抽大烟。总之，“台上风流，台下也风流。”他们这种生活状态，风姿样式，人生观，价值观都自然而然地反映在他们的文字里、歌咏里、表演里、画作里。梅兰芳一生崇尚的是“美”，他在家，从早上起来就是皮鞋光亮，头发光亮，一派雍容华贵相。所以，他扮演的杨贵妃，才是贵妃。张伯驹说是金融家，其实不会理财。天天游东逛西，应酬唱和，戏院堂会，一生只懂、只会、只爱三件事：文物，唱戏，诗词。但就是这么个散淡之人，在这三个领域都搞出了大名堂，为国家做出了杰出的文化贡献。他们都去了，却是我们永不消歇的话题，难怪孙郁(学者，鲁迅博物馆馆长)称民国人物为“狂士”，都那么地耐人寻味。的确如此，张爱玲就比丁玲有着更多的“味道”。

五四以后，特别是1949年以后，以上所说的事往往为我们一些同志所不容、所不齿。有时说文人是落后的，戏班是封建的，科班是反动的，生活是腐朽的。于是清算，批判，扫荡，下放，斗争，戴帽，在被强制化、规范化，驯化的同时，文人艺人自己也开始不得不学着“自查”，“自律”，直至“自觉”。比如，程砚秋在1957年9月20日的入党申请书里对自己一辈子扮演的女性角色居然觉得是在忸怩作态，甚至觉得干戏曲艺术无意义，向党要求去做有意义的事——这就是说自己一生从事表演艺术是无意义的。读着这样文字我非常心痛。

那时我们国家的文化行政领导，也有例外，比如彭真。他担任北京市市长、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对他全部工作业绩，我不清楚。但对北京的几个京剧名角，的确网开一面。批准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几大头牌继续可以“抽”，但严格控制。1958年大跃进，所有的演员无一例外下到郊区干农活，彭真知道后，让他们陆续回城。并说，把手指弄坏了，今后还怎么演戏?北京市文化局和宣传部向他汇报马连良爱钱。彭真在一次北京市宣传工作会议上说：“管文艺工作的死命骂马连良，市委有个资料，也骂马连良，演一场戏900多万元(旧币，折今币900元)不干，非要1000多万(旧币，折今币1000多元)不可，好像马连良的思想问题不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就完不成。从这里也可看出我们同志们的思想。其实，马连良既不是党员、团员……就是唱戏的。就是‘我唱戏，唱得好，你给我钱。’所以对马连良的要求不要那么高。你老人家又不给人家创作，又不许人家演这个、演那个。我们要去管大的思想，管政策。很多事不去管，非去改造马连良的思想不可。马连良思想能否改造，我有点怀疑……马连良的思想最好是共产主义，但落点后也不很重要；只要他演戏、卖座，大家喜欢看，看了解闷就行了。”显而易见，我以为当年的彭真，对文艺，对文人、艺人的了解比我们现在的宣传文化部门一些领导干部深刻得多。在彭真的领导下，北京京剧团演出和创作了一批不错的戏。张君秋也在这个时候形成了自己的流派——张派。这是1949年后唯一形成的京剧流派。

半个世纪以来，我们管理文人、艺人，其方法是把他们纳入“单位”，由“组织”管着，每一个人的头上有中宣部、文化部、省委、省文化厅、剧院、院长、党委书记等层层叠叠且相互关联的各级官员领导着。你的思想，你的工资，你的写作，怎么写，能否出版，你演什么，能否公演，怎么演，谁站当中，谁站旁边，谁给你拉琴，都往往由领导研究，批准。这样管理的结果，首先是人文气息，艺术气息的丧失，是文学家、艺术家身上散发的随意，温润，自然，悠然，超然的文化状态的丧失。什么叫文化状态，说穿了，就是一个人的生命状态。所以，想把中国的文学艺术搞得有点样子，恐怕不是出什么“经典”，(我们早已没有经典，原来的经典也快消亡)，而是尽可能去还原文人、艺人的生命状态。

能否有探索真理的更大空间关系到中国未来是否光明

雷　颐

温家宝总理的这个谈心确实是在跟大家谈心，很久很久没有读到这样好的文章了，许久许久都没有看到这么贴心的文章了。读了以后有些想法，写给你们。对这讲话，我体会最深的是他谈到的五四运动，要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要追求真理。中国要有光明的未来。因此，必须发挥全体人民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的积极性。目前，中国文化影响力很弱，大家都很关心。

中国怎样才会有光明的未来?我是搞社会科学的，主要是要求真，这就要有更宽松的环境，例如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针鸣，这样才可以调动研究者的积极性，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文化才可能繁荣。

现在经常提到一个词叫“软力量”。现在中国的经济实力比较强，但文化影响力比较弱，大家都很关心这个问题。如何提高文化影响力呢?现在中央的政策一是加大投资，二是加大对外宣传。这都是好的。但是，这还是不够的，因为更重要的一点是要让文艺工作者／社会科学工作者有更自由的创造空间，宽松的创作环境，这样，文化才能有所发展和创新，才有生命力。

比如说韩流，韩流是韩国的流行文化，而过去日本是看不起韩国的，但是现在韩流在日本的影响都很大，这是因为韩国在经济腾飞后，有一种鼓励文化创新的政策，给文学艺术家们一个宽松的创作环境，文艺创作者有一个很大的空间，一下就上来了。

如果不创造这么一个民主自由的空间，探索真理的积极性受到压抑，中华民族的文化不仅不能够发展，而且必然会萎缩。因此，我以为温家宝总理深刻感觉到这个危机，于是才这样语重心长。他的谈话，表现了他内心深处的担忧，也可以看到他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感。千万不要扼杀中华民族的创造性。这关系到中国的未来是否光明。

魏晋都是中国思想史上少有的繁荣时期，魏晋南北朝的文学艺术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发展，是少有的丰富多彩，其中的规律很值得探讨。创造一个更民主自由的空间，给人们一个探索真理的空间，这是关系到中国的未来是否光明的大问题。

国家的理想形象与金规则

吴 思

我认为我们国家很久以来缺少理想。毛泽东时代有理想，向共产主义过渡甚至跃进，解放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等等。过渡失败了，理想也破灭了。

毛泽东时代之后当然有追求，温饱、小康、实现四个现代化，这属于穷人或穷国的梦想。一个人整天想着吃饱穿暖，不挨饿，不挨打，能算有理想吗?这些追求都属于物质层面，而且是防御性的，努力达到及格标准的。四个现代化就是物质方面的，富强梦也是如此。在人际交往中，我们看到满脑袋这种梦想的人，一门心思赚钱，甚至不择手段，抓紧时间学习各种赚钱本领，再练练武，以免被人打，我们会觉得他有点粗俗，近似经济动物，恐怕不会认为他文化水平高，不好说他有理想有抱负。

温家宝总理这次和文艺界谈心，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温家宝总理有理想。他说：“我常想，要把我们国家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或者说要建立一个国家的形象，不仅要靠经济发展、生活改善，而且要靠民主法制、精神文明、国民素质和道德力量，靠科学技术界、文学艺术界多出杰出人物，多出伟大成就。”

类似的话，我不知道是否已经在官方文件中出现过。我听官话套话感觉非常吃力，于是就不愿听不愿看，所以就不知道。即使在文件中出现过，我也不会太当真，不会太往心里去。不太拿官话当真，这也是我们中华文明的悠久传统。但是温总理这段话给我的感觉不同，他在和大家谈心，用平等友好的态度，说我们日常的语言，于是我就听进去了，就当真了。我想，他至少表达了他个人的理想。在物欲和权势横流的世界，这种理想非常可贵，让我感到很温暖，如沐春风，带着春天温馨的气息。

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我们认识一个人，他非常体谅人，尊重人，经常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就会认为这是一个很有教养的人。用老话来说，这是一个仁义的人，厚道的人。所有文明教化，最终都体现在对人心人性的深刻理解和同情之中。政治关系也是一种人际关系。民主法制就是对民众的尊重，就是对每个人一视同仁的尊重，就是现代的大仁大义。

所谓精神文明、国民素质、道德力量，这些东西的标准是什么?如何衡量其品级高下?这条标准，其实早已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我们将心比心就能找到这些标准。孟子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同情心就是仁的发端。王阳明把内心的仁义标准称为良知。温总理这个讲话提到康德的名言，头顶的星空和我们心中的道德律。在康德看来，道德也是刻在人们心底的东西。这些说法，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人心自有一杆秤”。无论古今中外，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希望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要怎样对待别人。这是人类文明中的普适性“金规则”。遵守这条规则，就要像尊重自己一样尊重别人，给你爱的人以自由和各种平等权利，尊重和保护这些权利，让人民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等等。顺着这条路走，就是顺着人类历史发展的潮流走，这样的理想可谓顺乎天、应乎人。世界各民族的文明都尊重这套道理。反过来，不尊重这个道理，不仁不义，说破天也别想得到人们发自内心的尊重，心悦诚服的尊重。

总之，我认为，温总理这个讲话表达的立国理想，是可以得到世界各民族理解和尊重的理想，也是可以得到中国每个人发自内心的理解的理想。我认为这也是分寸恰当的理想。如果理想再伟大一些，伟大到需要人们牺牲的程度，需要剥夺人们的自由和权利，这种分寸恐怕就过了，或许这可以成为某个自我要求很高的团体的理想，却不适宜成为全社会的理想。

民主法制不仅是目的，不仅是构成一个文明的国家形象的核心，还是促进文化繁荣的有效手段。

温总理引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总结了东汉至魏晋南北朝的经验：“正因为思想解放，才出了那么多杰出的思想家和作家。”思想解放是对作家头脑的要求。对政府的要求，温总理说，“要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保障学术自由和创作自由，鼓励解放思想，提倡兼收并蓄，尊重客观规律，为文学艺术家探索真理、勇于创新，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和学术土壤。”我认为，这两方面的条件，一内一外，正是文化繁荣和创新喷涌的必要条件。

中国历史上最富于创造性的时代有什么特点呢?魏晋南北朝是乱世，统治集团的控制能力下降，思想解放有了可能。春秋战国时期也是如此，于是有百家争鸣，而不是罢黜百家，一家独尊。

强汉盛唐的控制能力并不弱，但汉朝的文化创造，最精彩的不是铺陈张扬的大赋，而是民间的乐府和无名氏的古诗十九首。唐朝最伟大诗人也不是官方御用的。诗仙李白不断在正统之外寻找生活的意义，“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杜甫的三吏三别更是所谓的“批判现实主义”，毫无阿谀奉承之色。官方容忍或忽略了这种行为和作品，最伟大的诗人因此有了诞生的可能。

北宋苏轼时代，官方的控制力也不弱，我细读过每一首苏词，这位诗词成就极高的豪放派大家，有一段时间的作品却惨不忍睹。那就是乌台诗案之后的挨整时期，风格委琐，近乎谄媚。这就是说，如果没有自由的保障，中国历史上最具天才的创造精神也会被权力和小人联手扼杀。

作为一种科层组织，政府的优势在规范，不在创新。政府从事文化活动，主要成就也是工程性的，体现在可以发挥组织优势的领域，如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紫禁城，颐和园，御窑的陶瓷，精美的丝绸等等。而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的文化地位，哪里比得上元曲、明清小说如三国、水浒、西游记、红楼梦以及三言两拍这些民间创造?再往前说，《诗经》的精华，就是国风和小雅中的民歌民谣。孔夫子也是私人办学的首创者。

中华民族有伟大而强盛的创造力。一旦思想解放和对创作自由的法律保障结合起来，再加上强大的物质基础，以及中国社会沧海桑田般的历史变迁，中国文化创新将获得千古难逢的好条件。我们的理想是有可能实现的。

以上这番话，是我作为炎黄春秋杂志社一个编辑，读了温总理的讲话，又读了许多作者的来信来稿，冒出来的一些想法。

2007年第1期 让子孙后代记住任仲夷这个名字　作者：杜瑞芝

任仲夷同志离去，失去一位最真挚的同志，一位最敬重的良师益友，我感到很孤独，很失落，很悲痛!回顾过去我们之间无话不谈，开怀交心，使我获益匪浅。如今失去最可信赖的兄长，内心的痛楚，谁人知晓?!惟一能做到的是按照任仲夷同志的忠告，多读各家的书，多听各家之言，多想问题，继续发挥余热，又不患痴呆症。一年来，我正是这样度过的。

在纪念任仲夷同志逝世周年之际，让我再次倾诉我对师长的敬仰和怀念之情。

让子孙后代记住：任老是“立德”、“立言”、“立功”三立的楷模

在任仲夷同志病逝前两个多月的2005年9月初，广东省顾委联谊会，组织原省顾委部分老同志去华东参观学习，原定仲夷同志带队，我陪同前往。未料，仲夷同志患病住院，我成了领队。临行前的9月8日，我特地到医院看望仲夷同志。在华东各地十二天，我天天挂念着仲夷同志。9月22日下午返穗，23日和月底，我又两次到医院看望仲夷同志，彼此亲切交谈。我还和仲夷同志夫人王玄，一起听医生讲述病情与治疗方案。10月18日我第三次去看望仲夷同志，他已转到重症监护室，谢绝探望了。据医生介绍，已请专家会诊，还看不准，在观察。11月12日，我和老伴李秀文去看望仲夷同志。医生说，他病情严重了，仍在观察。此时，我还在想，仲夷同志那么乐观豁达，相信他会像以往那样战胜病魔，康复过来，我们又能天天见面，晚上一起散步聊天的。我万万没想到，过后三天，仲夷同志竟然驾鹤西去，从此永别了。

在仲夷同志家，协助王玄同志办理丧事时，我无法克制住自己的情感，痛哭了一场。也就在这时，我接到《南方都市报》记者来电，要求专访，介绍和任老交往的详情和感受，我当即答应。然而，没过两天报社同志告知，采访任老的报道都不让发表了。对此，我深感遗憾。

仲夷同志说“我的一生很平凡”，这是他的谦虚，事实决非如此。可以这样说，打从1935年参加“一二·九”抗日救亡学生运动算起，仲夷同志长达七十年的社会经历，可歌可泣。他长期担任地方领导职务，为党为国家和人民做了很多工作与贡献，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特别是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来这个阶段，是仲夷同志人生历程中最辉煌的一段乐章。在拨乱反正的年代，仲夷同志就充分显示其在政治上、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不移，态度鲜明果断的大智和“舍得一身剐”，敢为人先的大勇。早在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要文章，揭开思想大论战帷幕第三天，仲夷同志便着手撰写，随后发表题为《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这篇深刻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批判“两个凡是”的文章。同年，他还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是伟大的历史潮流》这篇针对性、战斗性更强的文章，提出与华国锋针锋相对的“两个凡是”：“凡是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东西，就要坚持；凡是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东西，就要坚决纠正。”正因为如此，仲夷同志成为参加全国思想大论战，批判“两个凡是”，“跻身于地方大员领先集团之‘三甲”’。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在我国处于两个历史转折关头，仲夷同志均被赋予重任：一是在粉碎“四人帮”不久的1977年2月，他从黑龙江调任到被毛远新把持多年的辽宁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期间，他冒着政治风险，伸张正义，为当代奇冤张志新平反昭雪，震撼全国。二是在1980年11月，他从辽宁调任到作为全国改革开放前沿和先走一步的广东担纲、领航，历尽艰辛，顶住压力，排除干扰，为坚定地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思想基础，并开始搞活经济，为全国的改革开放带了个好头。我把仲夷同志的生平业绩，概括为“三立”，就是立德——树立良好的道德风尚；立言——敢于和善于独立思考，坚持与时俱进，常有富于哲理和深度、令人信服的理论观点的创新；立功——千方百计为人民多办实事好事。仲夷同志是“三立”的楷模。

给“包”字划上句号

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则以“包产到户”突破。因此，对“包产到户”态度如何，是检验我们对中国改革态度的一块试金石。全国如此，广东也不例外。广东当时的情况怎样呢?应当说，相当复杂。主要是各级领导班子，特别是省委领导班子，对“包产到户”的认识分歧很大。在省、地和农口部门领导中，往往形成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对农民，主要的、更多的是采取硬纠硬扭，越扭农民越不接受，越纠搞“双包到户”和所谓单干的就越多。作为主管农口的省委领导，我在1980年省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说：“同农民打了两年的拉锯战、消耗战。”因为我支持农民“包产到户”，曾受到某些领导的责难，是有压力的。好在到了1980年11月，仲夷同志到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众所周知，仲夷同志思想解放，很能坚持实事求是。仲夷同志到广东还不到两个月，在1981年1月22日省委召开的地市县委书记会议上讲话，用搞了“双包到户”增产增收、经济发展、市场活跃等大量事实，说明农村形势的主流是好的，党同农民的关系更密切了；已实行“双包到户”的地方，只要群众满意，能增产，对国家贡献增多，就不要硬改过来。他强调对农村出现的新问题，要分清主流支流，不要把问题看得过重，甚至夸大，走回头路；又不要不重视解决，放任自流。仲夷同志的总结，为在省、地、市、县领导层中对“包”字之争，总算打上了句号。诚然，此时仍有个别领导思想不通，甚至很不满意。据说听了仲夷同志的讲话后，有位县委书记忿忿不平地说：“原来任仲夷和杜瑞芝是一丘之貉。”这不奇怪，因为长期受到“左”的思潮影响，有人一时很难消除。但是，如要继续反对“双包到户”，已不成气候。

此后，争论还很多。“包”字之争解决后，到争一个“富”字即允不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争一个“商”字即允不允许农民务工经商；到争一个“股”字即允不允许农民搞股份制；到争一个“雇”字即允不允许农民雇工等等。其焦点是姓“社”还是姓“资”，是前进还是倒退，是战略措施还是权宜之计。在这些重大问题上，仲夷同志和我的观点不谋而合，完全一致。例如，在1982年时，广东对鱼菜果等已放开市场经营，部分专业户开始富起来了，“万元户”成为议论的热点，被患“红眼病”的人责难。仲夷同志和我都认为，专业户靠勤劳致富，完全正常，应当给予支持。因此，在省农委召开的一次专业户座谈会上，仲夷同志特地赶来讲话，他说：“‘万元户’不算富，富了还要富。”一语惊人，流传甚广，影响很大，给带头搞商品经济的专业户吃了“定心丸”。又如，关于冲破“雇工”这个禁区，更是令人难以忘怀。农民搞了包产到户，解决了温饱问题后，部分能人带头拓展生产领域，扩大经营规模，追求生活富裕，这样就在种植业、养殖业乃至加工业方面，出现了十分活跃的搞雇工经营的承包大户。他们在千家万户中起了推动商品生产、繁荣市场经济的示范带头作用。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段时间的红头文件，如1980年中央75号文，还规定“不准雇工”。而承包大户都有一定的生产规模，当时“生产技术科学化，生产工具机械化，生产服务社会化”的程度很低，基本上靠手工操作，不准雇工，就不能扩大经营规模，承包大户也就很难存在了。所以，如同包产到户一样，对于“雇工”这个“不准”，更是一个严重的“禁区”，甚至可以说是个“雷区”。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继包产到户后出现的另一场姓“社”还是姓“资”的尖锐论争。就因为这样，仲夷同志和我在支持承包大户发展过程中，曾遭受到现在看来完会没有必要的责难，但在当时却是不可避免的麻烦。我们碰到最棘手的一件事，就是如何对待陈志雄这个闻名全国的承包大户问题。

陈志雄“雇工事件”引发的一场姓“社”姓“资”大争论

从仲夷同志和我当时的想法看，对雇工问题看得并不重。因为我们懂得，寻求生产要素的最佳组合，必须允许土地、资金、技术、劳力等多种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必然会出现各种形式的联合，会出现各种形式的雇工；这个雇工，是在农民人人占有集体土地使用权的前提下进行的；是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出现了大量剩余劳动力以后出现的；这同旧社会农民的破产被雇，不能相提并论。据当年部分到经济特区的外来工反映，在这里干活一个月能赚几百块，比在家里不知要好多少倍。“你说雇工剥削不好，我情愿受其剥削”。这就是我国农村生产力不发达，而且各地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客观现实。不能只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而无视这个活生生的现实。

那么，陈志雄的承包经营状况是怎样的呢?这位高要县沙浦公社沙一大队第六生产队社员，从1979年起搞承包经营，当年他承包8亩鱼塘放养鱼苗出售，没有雇工；1980年他跨越两个大队，投标承包鱼塘141亩，除放养鱼苗，还养大鱼、种茨实，夫妻俩参加劳动，雇请固定工一个，临时工400个工日；1981年他继续投标扩大承包，全年承包面积共497亩，有部分是别人投标转包给他经营的，主要是种茨实和养鱼，自身投劳两个，雇请固定工5个，临时工1000个工日；1982年他跨越四个大队，继续大面积投标承包，承包面积354亩，计划搞“茨实——水稻——鱼苗”轮作，拟雇请固定工两个，临时工1500个工日。

对于陈志雄这样搞承包经营，敢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高要县委和肇庆地委的主要领导，向来采取热情鼓励和积极支持的态度。省委有关部门以及省委领导，总的来说也是采取肯定态度。早在1981年初，肇庆地委办和高要县委办调查组，联合采写了《关于陈志雄承包鱼塘三百多亩的情况调查》，认为陈志雄这样做，“集体增加了收入，承包者也有所得益”。同年2月26日，省委办公厅将此调查材料加按语打印上送省委领导同志参阅。

既然如此，为什么陈志雄这样一个承包户会在全国引起激烈争论，而且惊动中央一位领导同志出面要广东制止、纠正，并通报全省呢?起因是1981年5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一场关于承包鱼塘的争论》一文，介绍陈志雄承包集体鱼塘的情况后说，此事有人赞赏，也有人提出疑问。争论的焦点是：“雇工算不算剥削”?“能不能跨队承包”?为此，《人民日报》开辟《怎样看待陈志雄承包鱼塘问题?》专栏，开展讨论，至同年8月30日，历时3个月，共发表21篇讨论文章，最后以发表北京读者佘大奴、黄克义题为《进一步解放思想、搞活经济——对陈志雄承包有争论的两个问题的看法》的文章，作为讨论总结。该文对“能不能跨队承包”问题，作了肯定回答。对于“陈志雄雇工算不算剥削”，认为“陈志雄的收入比其他人高，主要是多劳多得的表现，是无可非议的”。

但是，事情并非到此了结。1982年1月，在昆明召开的全国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讨论会上，印发了广东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两位同志写的一份调查报告，认为陈志雄的大户承包已经不是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经营，而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大规模经营，其资本主义性质是明显的。而且，随着这种经营的发展，出现了一系列值得注意的问题：一、社员之间的关系逐渐起变化。大户承包一发展，其他社员就被挤在一个越来越小的空间劳动，有些农民甚至被迫失去土地，只得外出谋生，或者当承包大户的雇工。承包大户则借此发了财。二、生产队收入的性质起了变化。随着这种包金收入在生产队总收入中的比重越来越大，按劳分配就失去了基础。三、冲击粮食生产。对这份上了“资本主义性质”大纲的调查报告，新华社记者以《广东沙浦公社出现一批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承包大户》为题，于1982年1月17日登在《国内动态清样》上，引起中央领导重视，作了批示。耀邦同志在“内参’’登出当天，即1月17日作了如下批示：“请润生同志注意并提醒广东省委。”润生同志1月19日批示：“瑞芝并仲夷同志此事请酌处。”一个是“请注意并提醒”，一个是“请酌处”，这种温和、商量的语气，有利于下面实事求是地对待问题。然而，在1月18日，XXX同志所作的批示，就大不相同了。他给仲夷同志的信抄送耀邦、刀里同志和国家农委各一份，是这样写的：“附上材料一份，不知确实性如何。如果属实，不知省委怎样看法?我个人认为，按这个材料所说，就离开了社会主义制度，需要作出明确规定予以制止和纠正并在全省通报。事关农村社会制度的大局，故提请省委考虑。”下发这个批示，无疑是下了一道讨伐“雇工”令!

这些批示信发到仲夷同志和我手里，虽然我们对XXX同志批示中吓人的话不以为然，但一方面作为下级要遵守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另方面为了进一步弄清事实真相，由我组织人下去作调查，并于同年4月22日，我签发了以广东省农委致省委并报国家农委《关于陈志雄承包经营的情况报告》。报告通过摆事实、讲道理，首先肯定陈志雄开创了专业承包先例，对承包双方均带来好处。强调“这种承包方法和经营方式，就其经济效益来说，比原来‘吃大锅饭’的集体经营要好，这是发生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效益。”其次，对省社科院经研所两同志所说的沙浦公社“出现了一批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承包大户”，作了重要更正。值得庆幸的是，仲夷同志和我自始至终对农村雇工经营未作出任何规定予以“制止”和“纠正”，更未向“全省通报”，因而也就未对全省专业大户承包经营和农村商品经济蓬勃发展带来任何负面影响。

先行一步改革开放的广东省，面临非常复杂的种种难题。中央一领导同志甚至问“任仲夷是共产党员吗?”任老“一进宫”“二进宫”顶风前进

身为同一届省委领导班子成员的我，感到仲夷同志处理广东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面临的棘手问题，得心应手。但是，对于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重大决策，仲夷同志和广东省委“一班人”驾驶着这艘“先驱号”航船，开辟一条前人从未驶过的航线，做到改革开放真正先行一步，并非一帆风顺。因为遇到上下左右压力很大；同级告状，左右干扰，特别是来自上边的压力。所以，仲夷同志差一点过不了关。这是从我于1982年2月参加中央召开的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我把它叫做“一进宫”会议)，以及后来仲夷同志和我多次交谈中，所得出的真切体会，使我深深懂得仲夷同志为改革开放用心良苦，懂得作为“班长”的他工作艰辛。

这是仲夷同志调任广东后，面临着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一次冲击。1982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在全国开展严厉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犯罪行为。起因是中央一位领导同志看到中纪委一份报告，反映广东省的一些干部甚至担负一定领导职务的干部，有极其严重的走私贩私的犯罪行为。这位领导同志随即在报告上写了极为严厉的批语。并且认为，中央纪委的报告反映的问题，是严重毁坏党的声誉，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全党全军全国必须极端地重视，雷厉风行地加以解决。通知虽然是向全国发出的，但事因广东而起，广东当然首当其冲，是重点之重点。同年2月，我有幸参加了中央召开的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听到了会上严厉地批评广东，也听到了对广东的改革开放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看法和非议。由于对会上的议论，别人已作过详细介绍，我就不必赘述了。这里只略举仲夷同志会后给我说的二三事，也足够了。仲夷同志对我说，耀邦同志让我“二进宫”，“讲清楚”问题，说中央政治局常委对广东还不放心。其实，主要就是对我不放心。有位中央领导同志在中央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责问：任仲夷是不是共产党员?仲夷同志说，我身为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难道他还不知道我是共产党员吗?他是故意这样问的嘛!仲夷同志还告诉我这么一件事：中央确定增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有我的提名。名单送给这位中央领导过目，他把我的名字划掉了。仲夷同志还问我，知不知道我给中央写过检讨信?耀邦同志劝我，对我说：“我和紫阳同志都做了检讨，你不做检讨行吗?”我当时听到仲夷同志说的这些事，吓了一大跳，心情非常难过!后来，我仔细琢磨，便逐渐想通了，感到毫不奇怪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问题，总不能离开当时的社会背景，不能离开所处的时间、地点、条件，而在那时，恰恰是处于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转轨的起步阶段，多年形成的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传统观念，还在人们的脑海里作祟哩：思想观念不同，对人对事怎么会有共同的语言呢?正如当年仲夷同志所说：“见怪不怪不对，少见多怪也不对，更多的还是有人自己少见多怪，对一些新人新事看不惯，接受不了，横加指责，干预过多。”看来，这是个要害!

就在这种极为复杂的形势下，在广东的改革开放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看法和非议中，仲夷同志是怎样正确传达贯彻“一进宫”和“二进宫”中央领导的指示精神的呢?原来，仲夷同志早有思想准备。他对我说，在中央召开第一次两省座谈会后，我就深感如何传达会议精神的为难。如若是不将上头各位说的都传达，会违反组织原则；如若是把上头各位说的和盘托出，那就很有可能造成思想紊乱，后果严重。究竟怎样传达好呀?他向耀邦同志作了请示。请示时，他特别向耀邦同志汇报说：“现在，就在珠海码头附近‘文革’中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大字标语还未刷掉，澳门那边看得清清楚楚。如果我们这次又提出这一个口号，恐怕更会引起港澳和海外的疑虑，也会引起内地的人，怀疑我们的政策变了。”耀邦同志回答得很干脆：“哪些话可以传达，哪些话不可以传达，由你自己定。”我认为，仲夷同志真明智。明智之一在于他这一步棋走的实在好：因为有了耀邦同志的尚方宝剑，他就获得了如何传达的选择权；明智之二在于具有“特区情结”的他，非常珍惜上级特许的这个权力，懂得传达的内容如何“扬弃”。正因为如此，在1982年3月20日至4月3日，省委用15天召开的省、地、县三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会议上，仲夷同志传达两省座谈会精神时，对那些不利于广东改革开放，不利于在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甚至容易引起党内外思想混乱的话他都没有传达。当时有中央领导建议要对存在问题进行大辩论，以统一认识，广东省委也没有采纳：因为仲夷同志经过慎重考虑，认为搞一次大辩论，就会出偏差，弄不好就像过去政治运动一样，上纲上线，乱抓辫子，乱扣帽子。他认为，既要清醒地认识到经济犯罪问题的严重性，又要清醒地看到执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成就。在这期间，他还果断地提出“三个坚定不移”，即打击经济领域中的严重犯罪活动，坚定不移；实行对外开放和搞活经济，坚定不移；执行让人民群众富裕起来的政策，坚定不移。为避免“一活就乱”、“一管就死”的恶性循环，仲夷同志在这次会上，将过去提出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越活越管，越管越活”的16字方针，改为“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思想先行，管要跟上；越管越活，越活越管”的24字方针。也就在这期间，仲夷同志还提出了著名的执行“排污不排外”的方针。在全省三级干部会议前，有不少干部估计这一定是“杀气腾腾”的会，许多县委书记都准备在会上作检查，挨批评。而仲夷同志在这次会议的开场白就说：这不是一次杀气腾腾的会，而是热气腾腾的会。他在代表省委做的报告中说，广东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省委要承担责任，我作为第一书记，更要承担领导责任，并且检讨了自己的失误。对下面的干部，强调只要不搞违法乱纪的犯罪活动，工作上还是允许犯错误的；对干劲足、闯劲大的干部应予鼓励。结果，广大干部担心出现的像过去搞政治运动那样人心惶惶、“杀气腾腾”的状况并没有出现，而是保持着“热气腾腾”、“朝气蓬勃”的局面。仲夷风趣地对谷牧说，我只改了一个字，把“杀”字改为“热”字，结果就热起来了。仲夷同志这样做，保护了一大批干部，并在打击经济犯罪与实行对外开放、搞活经济两个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

实践充分证明，具有政治远见和坚定信念的仲夷同志，紧紧依靠省委领导班子和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克服种种艰难险阻，乘风破浪，终于把改革开放“先驱号”航船，驶向胜利的彼岸，为广东的改革开放史写下了极其辉煌的一页，并为推进全国的改革开放树立了榜样。仲夷同志能在复杂多变的形势下，审时度势，从容面对，敢于和善于“扬弃”，既不“偏听偏信”，又不“矫枉过正”。仲夷同志的头脑总是那么清醒，思想总是那么解放，态度总是那么坚定。故此，仲夷同志没有辜负耀邦同志书赠武侯祠联，特地将“蜀”字改为“粤”字，寄语“后人治粤要深思”的期待，没有辜负小平同志提出的“要杀出一条血路来”的重托，不愧是一位慧眼独具、胆识过人的改革家和政治高手!

任仲夷离休后二十年，与我交谈最多的是中国的民主与法制，说“我是三句话不离本行”

退居二线和离开工作岗位这二十年间，仲夷同志和我的交往更多了。除了外出，只要在广州，我俩几乎天天接触，晚间在河边散步聊天。仲夷同志见多识广，能指破迷津，和他常在一起，感到很充实，成了我精神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仲夷同志也乐意和我交谈，因为我直肠直肚，实话实说。记得2004年2月10日，我的老秘书给《秋光》杂志写了一篇专访《杜瑞芝：一个从来说话不拐弯的人》，我让仲夷同志审阅。大约个把钟头，仲夷同志就退回来了，他在稿上作了如下批示：“我认为写的很好，‘说话不拐弯’这个词也很好，‘直来直去’之谓也，亦即‘敢说话’的意思。‘敢言’、‘敢说’话，都是褒词。‘敢放炮’则带有‘贬’的意思。”仲夷同志对敢说真话的人最尊重，对口是心非的人最反感。

我们的交谈，海阔天空，但最感兴趣、聊得最多的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也就是民主与法制问题。除了交谈，有时彼此看到有什么珍贵的材料，还相互传递，提请阅读，扩大视野，拓展思路。例如，2003年11月17日，我看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文化研究中心邓英淘对水利界泰斗林一山关于长江、黄河、淮河和汉江的治理问题的四次访谈录，谈的很好，关乎民主决策、科学决策问题，而且是“涉及子孙后代的大事”，很有阅读价值，便推荐给仲夷同志看。仲夷同志阅后批曰：“杜瑞芝同志：这份材料很值得保存。”2004年9月1日，仲夷同志给我推荐一批材料，他在信封上郑重其事地写着“要件”，“妥交杜瑞芝同志亲收”。在信上写着：“瑞芝同志：费了好大劲，把网上材料找出来了，送上十一份请你阅参……阅后请退我。”我认真看了，在这些材料中，有作为一个公民、党员，向国家和党的中央领导机关提出建议，本来合理合法，后来却传来不幸消息，说他因此失去自由的；有告诫掌管宣传的领导机关，不应以新闻自由为敌，公然践踏最起码的文明准则的；有揭发其主管领导“小题大做”，“杀鸡给猴看”，限制办报言论自由的；有对当局关于现在正是“中国人权状况最好的时候”，提出种种质疑的，等等，都是关乎民主与法制的大问题。

以思想型、学者型领导著称的仲夷同志，平易近人，脾气很好，待人笑容可掬，说话斯斯文文的。然而，近几年我却先后三次见到他发起脾气。第一次是在2001年初，北京某权威院校的一位常务副校长，特地来广州约请仲夷同志谈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仲夷同志应邀赶到鸣泉居宾馆相会，准备开怀畅谈自己对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认识和见解。岂料，来者只顾自己滔滔不绝地“高论”一番，却毫无倾听仲夷同志发言之意。因此，仲夷同志感到大失所望，愤愤不平，扫兴而归。第二次是在2002年5月24日，仲夷同志作为“特约代表”，应邀出席广东省委召开的党代会，他给大会送来一份书面发言材料，谈了自己对如下三个问题的认识和理解：(一)关于“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问题。“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都是为了把国家治好，这是两者的共性，是一致的。但是又决不可把两者混为一谈，特别是对两者的认识、理解和实施方法上，必须有所区别。“依法治国”是具有强制性的，而“以德治国”则只能采取教育、启发和引导的方法，决不可采取强制或各种变相强制的办法。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曾有过深刻的教训，今后不应再重犯。我曾为一位作者写的有关“法治”与“德治”的书上题了两句话：“依法治国，以德育人。”意思就是应当把两者结合起来，而又有所区别。(二)关于“法治”和“法制”。过去人们常用“法制”这个词，不少人以为“法治”和“法制”并无什么区别，其实“法治”和“法制”的含义是有很大差别的。实行“法治”是针对“人治”而言。我国要实行“法治”，是在党的十五大首次正式提出的。自此以后“法治”一词为广泛使用起来。实行“法治”，反对“人治”，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但要真正实行“法治”，就必须使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各项法律、法规、制度，包括领导的“指示”和“批示”，都必须符合“法治”的原则，而不能有所违反。更重要的是，对于“德治”的内涵，也必须“与时俱进”，作出新的解释。不然，从“人治”改变为“法治”仍会遇到很多阻力，甚至成为空谈。(三)关于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问题。对于什么才是中国真正的先进文化及其正确的前进方向，其说法不一。对这个问题，我也说不很清楚。但是，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判断，我认为凡是符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文化，才是先进文化；凡是符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前进方向才是正确的前进方向，这是我们要努力争取和认真实践的。根据同样的标准来判断，凡是“一家独唱，一花独放”的文化都不是先进文化；因此，凡是“一家独唱，一花独放”的前进方向都不是正确的前进方向。这是我们必须善于识别和坚决反对的。上面谈到的几点认识和理解，对或不对，供同志们参考。奇怪的是，仲夷同志这个言简意赅且针对性、说服力极强的发言，大会简报组当天即印出，却未见发给与会全体代表。何故?仲夷同志十分关心，让我打听打听。随后，我问了好几位有关领导，都说不清楚。仲夷同志又问会议主持人，他也说不清楚。这样，推来推去，最后不了了之。仲夷同志愤愤不平，又一次发了脾气。第三次是在2004年初，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仲夷同志接受采访，强调对这位伟人最好的纪念就是继续更自觉地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准确、与时俱进地贯彻落实他的理论。仲夷同志根据邓小平理论，紧密联系实践经验，就深化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和探索。这篇访谈录，在几家杂志发表后，受到读者广泛好评。然而，两家杂志的主编却受到批评甚至被免职，采访者还被追查是不是他主动找任老采访的。诚然，仲夷同志对此种种所为十分不满，他愤愤不平地说：要问就来问我嘛，为什么不找我来谈呀?!也因为如此，他辞去该杂志顾问职务。

对于仲夷同志这三次发言的遭遇，从不让他讲，到讲了不让发表，再到发表后整人，我也愤愤不平，但又感到无可奈何。因此，我对仲夷同志半开玩笑说：“你不要‘半夜鸡叫’了。”我的意思是，人家把你的诤诤之言当成政治杂音，是半夜里发出的影响他安静睡眠的噪音。你越讲人家越反感!仲夷同志却对我说：“我是三句话不离本行。”他的态度很坚决，语气很有力，意思很明确，就是要继续坚定不移地为政治体制改革鼓与呼。正因为中国的改革仍未过大关，仲夷同志语重心长地说：“改革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对政治体制改革，仲夷同志非常执著。仲夷同志说过：对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党的议事日程上来的十三大报告，小平同志关于“对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也不能改”的教导，不要忘记!

(作者是中共广东省原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珠江三角洲即原佛山地委第一书记)

(责任编辑 杜 晋)

2007年第1期 赵树理怎么成了“贫下中农的死敌”　作者：赵德新

赵树理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作家。他熟悉农民，热爱农民，一生扎在农村写农民。他的作品有着浓厚的乡土味，吸引着各个层次的读者，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他能写出各种形式的文章，通晓民间的吹拉弹唱。毛泽东誉他为“人民作家”，胡耀邦把他同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老舍并列，称为“中国近代的大文豪”，“语言艺术的大师”。可悲的是，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作家，却在“十年浩劫”中历经摧残，蒙冤去世。而他离开人间时，竟然还背着一个“贫下中农的死敌”的罪名。

扎根农村获得创作不尽源泉

赵树理1906年9月24日出生于山西沁水县尉迟村一个农民家庭。父亲赵和清在农业上是把好手，还是村里“八音会”的拉弦能手。赵树理小时候放过牛、驴，挑过炭，拾过粪，跟着大人参与村里的婚丧大事，走亲戚拜年，参加“八音会”活动。这使他从小就了解农村各个阶层的经济生活，懂得农村各方面的知识，熟悉农民的各种语言，把根深深扎在农村这块土地上，是赵树理以后进行文艺创作的不尽源泉。

1925年，老赵考上了长治师范。在这里结识了王春、王中青、史纪言等进步青年，接触到了党的组织，看了不少进步书刊，受到革命思想的启迪和新文化的影响，思想有很大提高。他开始写新诗，新小说，成了新文艺的爱好者。但这时候写的东西，还是欧化句子、“学生腔”那一套。

1926年，山西的形势有了大变化。阎锡山大抓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老赵不得不跑来跑去，被捕、坐牢、受审，又四处流浪。生活无着落，就写点小文章糊口。他一面和文艺青年来往，一面和农村老百姓接触。从这两方面文化生活的对比上，他看出了新文艺还是停留在少数知识分子中间，而广大人民群众和新文艺一点不发生关系，还被封建迷信、武侠、淫秽等读物笼罩着。许多文艺作者不屑去理他们，他们也攀不着文艺的门坎。这时候，赵树理认识到，要使文艺为广大群众接受，非通俗化不可。于是，他开始实践用农民的语言写东西，提倡大众化、通俗化。在这里，王春给了他很大帮助。王春是当地较早的党员，老赵的同学、挚友和入党介绍人。他同老赵一样对旧社会农民所受的痛苦怀有义愤，对农民如何得到新知识充满热情。这样，他便同老赵一起研究、实践通俗化、大众化的道路。赵树理把王春称作自己 “从事革命文艺事业的头一个启蒙老师”，“自己创作上的精神支柱”。

几篇经典作品使他名扬四海

抗日战争爆发后，赵树理先后在《新华日报》华北版、《黄河日报》路东版和《中国人》报工作。这时候他一改过去的风格，开始写通俗化的作品。《黄河日报》路东版和《中国人》报副刊，整个版面二三十篇文章经常出自他一人之手。仅1941年，他在《中国人》报发表的文章就达150多篇。他用多种笔名写言论、小说、诗歌、快板、民谣、笑话，揭露敌人残暴、丑恶，号召人民起来抗日救国。报纸办得通俗易懂，有声有色，很受群众欢迎。

1943年1月，赵树理调到中共中央北方局研究室工作。因为有了比较充分的时间下乡调查研究和进行创作，又由于平时老赵对各个阶层人物的深刻观察和自身生活的积淀，他一年之内便写成并出版了《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这两本小说，是赵树理的成名之作，是写新农村、新农民的经典之作，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划时代之作。

以往作品中的农民，是悲惨、痛苦的农民，甚至是被污辱、丑化的农民。老赵笔下的农民，则是获得解放、当了主人、扬眉吐气的农民。他们在为争取婚姻自由和减租减息同封建恶势力进行斗争。

以往写农民的作者，用的是知识分子的语言，农民看不懂，听不懂。老赵则是用精炼的群众语言，干净、利落、生动、幽默。他处处考虑农村读者的习惯和需要，不写长句子，不用生僻的字，使粗通文字的人能看懂，不识字的能听懂。

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号召作家创造出“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的作品”，赵树理以实际行动贯彻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虽然由于解放区通讯不便，他这时候还没有看到这篇讲话)。1946年1月赵树理又出版了《李家庄的变迁》。

他的小说一出版，立刻震动了解放区文坛，受到农村读者的热烈欢迎。在人口不足500万的太行区，《小二黑结婚》就销售四五万册。彭德怀副总司令题词说，“像这种从群众中调查研究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他的小说在其他解放区也相继出版，甚至在当时的蒋管区也引起了很大反响。解放区农村剧团还把小说改编成各种戏曲演唱。一时间，小二黑、小芹、二诸葛、三仙姑、李有才等成了人们田间地头、街头巷尾议论的热门话题，赵树理的名字也几乎家喻户晓。美国作家杰克·贝尔登在《中国震撼世界》一书中说，赵树理“可能是共产党地区中除了毛泽东、朱德之外最出名的人了!”

新的作品，新的人物，新的语言，新的风格，使赵树理像一棵参天大树，立于我国现代作家之林。他和他的作品还成了许多国家的研究对象。

这是赵树理人生中最为辉煌的时期。他被公认为写农民的伟大作家，文艺创作的方向，贯彻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典范。不过，赵树理把“作家”看得很淡，他看重的是为群众服务。赵树理表示自己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他说：“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小唱本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这是我的志愿。”

坚持实事求是，抵制“左”倾思潮

1949年初赵树理进了北京。进城后，他常到天桥一带去，看到许多小戏园里人总是满满的，而上演的内容基本是“神仙托梦”、公子中举那一套，感到很惭愧，便东奔西跑找有关方面，想组织更多的人创作大众需要的新作品，改变这种局面，但效果不大。1950年起，他同老舍等人开始办《说说唱唱》杂志，也很不顺手，而且还屡屡受“批评”，多次作“检讨”，颇有动辄得咎的味道。例如：

《说说唱唱》第三、四期发表了一篇名叫《金锁》的小说。内容讲一个流浪的难民，流落在恶霸地主家，地主欠下他的工资不给，又骗来一个女难民，说要给长工娶妻。后地主强奸女难民未遂，要将二人一同治死。不料长工未死，投奔了解放军。小说发表后读者提出批评，有人甚至说“是对劳动人民的侮辱”。于是，赵树理在《文艺报》上两次做了检讨。1951年6月，赵树理在《说说唱唱》写了一篇《武训问题介绍》，7月，鉴于当时反对电影《武训传》的大气候，他也做了检讨，说文章“没有划清革命和反革命思想的界限，因而失掉了正确的立场”。1952年1月，《说说唱唱》登了一篇介绍种棉花发家的文章，也受到读者批评，赵树理又检讨说，文章是“用单纯经济观点宣传种棉”，没有“给农民以更高的政治教育”，没有“宣传无产阶级在国家中的领导作用”。

进城不久，胡乔木就批评赵树理，说他“自入京以后，事也没有做好，把体验生活也误了，如不下去体会群众新的生活脉搏，凭以前对农民的老印象，是仍不能写出好东西来的”。老赵也感到自己对城市的人物不太熟悉，写农村更有优势，便毅然离开生活条件比较优越的北京，再回到比较贫穷的太行山老区，继续写农村，写农民。1955年，出版了小说《三里湾》，发行近百万册。但是由于全国范围内“左”倾思潮越来越严重，农村不顾生产力发展水平不断变革生产关系，赵树理看不惯，接受不了，因此他后半生没有写出更多好作品来。他说：“自己没有看透，就想慢一点写。”他还检讨说：公社化前后“我的思想和农村工作的步调不相适应”，“我的最大错误是思想跟不上政治的主流。”这不是“检讨”，而是赵树理自觉地抵制“左”的一套东西。

1957年开始的“整风反右”，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以及以后的“反右倾”、“拔白旗”，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越来越严重。这时候，从中央到地方不少领导头脑发热，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严重泛滥，“超英赶美”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工农业“卫星”一个接一个。

难能可贵的是，赵树理没有跟“风”，而是自觉地顶住了这种歪风。在“大跃进”的年代，他的家乡发现了一个“典型”，让赵树理写。他一了解是个假典型，便说：“吹牛英雄我不写”。1959年，“大跃进”推向高潮，赵树理的家乡竟然也修了一条“土铁路”，但火车跑不动。县里的小报拍了照片，让赵树理“支持新生事物”。赵树理没写文章，却写了几句讽刺诗：“东村有人放卫星，西村有人放火箭。老夫屈才无用处，水佛岭上推火车。”这个时期赵树理不写吹牛的东西，却写了歌颂先进人物和实干精神的小说《实干家潘永福》和《套不住的手》。

在大抓阶级斗争的年代，赵树理下乡写不出太多东西来，回城市，作家协会也不断在内部“批判”他：批他“跟不上时代”，批他只会写“中间人物”。这种批评显然是站不住脚的。第一，老赵并非“只会写中间人物”，他写了不少正面人物、英雄人物；第二，写“中间人物”的确是老赵的“强项”，也是他作品中的突出特点。但“中间人物”都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不仅多种多样，而且是群众中的大多数，为什么不可以写呢?

对当时文学创作指导思想上强调写阶级斗争、强调写先进人物“高大全”等倾向，赵树理多次提出过不同意见。1956年6月，赵树理在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座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说：

我感到创作上常有些套子束缚着作家，如有人对我的《传家宝》提意见，说我没给李成娘指出一条出路。也有人批评我在《三里湾》里没写地主的捣乱，好像凡是写农村的作品，都非写地主捣乱不可。

过去我们写东西，要求各种人物都要有——党员、团员、群众等——结果一个也没有写好。我认为不必照顾那么多，只写一个人物也可以，能写好就行。

1962年8月，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赵树理还谈了自己对共产主义思想写法的意见。他说：

《小二黑结婚》没有提到一个党员，苏联写作品总是外面来一个人，然后有共产主义思想，好像是外面灌的。我是不想套的。农村自己不产生共产主义思想，这是肯定的。农村的人物如果落实点，给他加上共产主义思想，总觉得不合适。什么“光荣是党给我的”这种话，我是不写的。这明明是假话，就冲淡了。

因为许多东西不能写，赵树理以后就把主要精力拿去研究戏曲了。

“文革”期间，赵树理自然更不好写东西了。在去世前不久，他不胜感叹地说：“这些年来，我几乎没有写什么，因为真话不能说，假话我不说，只好不写。”

“文革”惨遭迫害，品德永留人间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使赵树理和他的作品受到了致命的摧残。

当1966年“文革”开始时，老赵在晋城挂职当县委书记。他到河南兰考搜集素材，正在写剧本《焦裕禄》。

6月以后，晋城开始给他写大字报。7月中，地委召开会议学习《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一封信》，在会上赵树理开始受到批判。

7月20日、21日，由晋东南地委书记等署名，接连贴出了两张很长的大字报，对赵树理进行了全面的“揭发”，批判。文中说：赵树理是一个披着“人民作家”的外衣、“干着反党反社会主义勾当的资产阶级文艺家。”

对于突如其来的“批判”，赵树理自然没有思想准备。他在一份揭批他的大字报上写道：“尘埃由来久，未能及时除。欢迎诸同志，策我去陈污。”他在一份书面检讨中，对自己和自己的作品进行了严格的解剖，对各种诬陷不实之词进行了驳斥。他的检讨材料还幽默地说：“我以为这过程可能与打扑克有点相像，在起牌的时候，搭子上插错了牌也是常有的事，但是打过几圈来，就都纠正了。我愿意到最后洗牌的时候，再被检点”。

但是，赵树理太天真了。

7月下旬到8月初，赵树理接连被造反派拉出去揪斗。8月8日，由山西省委宣传部召开座谈会进行批判，说赵树理是“周扬黑帮”树立的“标兵”。从此，开始了对赵树理的公开批斗。赵树理被戴上高帽子，挂上“黑帮”牌子，轮番被游街、批斗。8月，“揪”到长治，顶着烈日批。11月，“揪”回晋城，冒着大风在广场上斗。

1967年，全国性的报刊开始批判赵树理。姚文元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诬蔑赵树理是“资产阶级权威”，《光明日报》发表了《赵树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标兵”》的文章，《解放军报》发表文章说“赵树理是反革命复辟的吹鼓手”。与此同时，造反派对老赵的批斗也升级了。在太原批斗他时，一个造反派竟把他从主席台拉下来向他胸部猛击一拳，老赵倒下后，再向他胸部猛踏一脚，赵树理三根肋骨被打断。1969年再揪回晋城时，造反派别出心裁地摞起三张方桌，让赵树理站在最顶上接受批斗。批斗中，有人故意将下层的桌子推倒，老赵摔下来跌断了髋骨。肋骨断了，刺入肺部发炎。髋骨断了，直不起身子。从此赵树理成了残疾人，生活不能自理。他经受着人间最残忍的折磨，但造反派依然不放过他。

1970年6月，山西省成立了“赵树理专案组”，老赵被押进省高级人民法院军管组，进行隔离审查。7月中，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以晋革发[1970]第185号文件，发出《关于批判反动作家赵树理的通知》。接着，“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大批判写作小组”写了《把一贯鼓吹资本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作家赵树理彻底批倒批臭》的文章，《山西日报》发表了《赵树理是贫下中农的死敌》等五篇文章(从7月到年底，《山西日报》发表批判赵树理的新闻、文章达70多篇)。

在“文革”中，赵树理坚持实事求是，不讲假话，不怕淫威，顶住了造反派的诬蔑，并且针锋相对地同造反派进行斗争。造反派让他低头认罪，他说：“我没有罪。”造反派问他：“你是什么人?”他说：“是有益于人民的人。”造反派让他交代怎样反党的，他说：“我自己是共产党员，怎么能自己反自己的党呢?”又说：“我就是党一手培养出来的，说我反党，反掉了党，我往哪里摆?”造反派让他交代写了多少“毒草”?他说：“我一生写的那些东西都是豆芽菜，连西红柿也够不上。要说毒草，我真不知道是怎样种呢?”

赵树理早就患有心脏病和肺气肿，到1970年他的病更严重了。他由儿子搀扶着到医院看病，医生说“没有床位”，将他推出门外。他的病情继续恶化。

1970年9月18日，造反派在太原“工农兵会堂”(湖滨会堂)对赵树理进行了最后一次批斗。他儿子赵三湖这样写道：

70年9月18日，父亲被转押到省高级法院已几个月。这时候，病很重了，生活几乎不能自理，连走路也得扶着桌子、墙壁。走一步，喘一口气。这天早晨，突然又接到参加批斗的通知。我见父亲成了这样，忙找到军代表说：“我父亲病的厉害，不能参加批斗……” 军代表不屑听我的话，冷冷地说：“不能站着批，坐着批也得去!”

8点半钟，父亲被押到湖滨会堂。偌大的大厅里，挤满了黑压压的人。见父亲进门，马上呼起雷一般的口号：“打倒……”我搀住父亲一步步走上台，扶他坐到椅子上，口号不响了，批判开始了。每一个批判者，雄赳赳踏上讲台的第一句话就是：“赵树理，站起来!”接着“抬头示众”，“低头弯腰”。听到一声声呐喊，父亲条件反射般地立起来，困难地弯下了腰……一次又一次“示众”，一次又一次“认罪”，父亲支持不住了，突然倒在台子上……

20日左右，赵树理开始拒绝进食。对于任何人的劝说，都报之以无声的闭目和摇头。22日，老赵在狱中一脸苍白，浑身颤抖，口吐白沫，嗓子呼噜呼噜说不出话来。但军管组仍不给他请医生治疗。1970年9月23日，这位伟大的作家、我们敬爱的老赵终于在“四人帮”及其在山西的爪牙残酷迫害下停止了呼吸，终年64岁。

老赵去世前不久，向自己女儿说：“孩子，我们党，现在可就坏在一文(指江青)一武(指林彪)手里啊。”他还忍着打断肋骨的疼痛，抄下了毛主席诗词《卜算子·咏梅》，对女儿说：“如果将来有一天你能看到党的领导，就帮我把它交给党，党会明白我的……”后来，他女儿把父亲写的字交给了周扬。

他留给老伴和儿女们的遗言是：“回乡当个好老百姓，自食其力为人吧。”

“文革”夺去了赵树理的生命，但他的高尚品德永远留在人们心中，他那200多万字的作品是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自然，人们更不会忘记摧残赵树理致死的那场悲剧。

1978年10月17日，粉碎“四人帮”两年以后，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赵树理骨灰安放仪式。周扬主持，刘白羽致悼词，为赵树理彻底平反昭雪。以后，他的生前好友还在沁水县尉迟村他的故乡为他建了墓碑。

(责任编辑 致 中)

2007年第1期 1975年湖南省委工作队纪事　作者：陶　涵

我原在外交部和人民日报社工作，文化大革命前下放到湖南农学院，曾任该院英语讲师，文化大革命十年都是在农院度过的。1975年，邓小平复出后，一上来就迅速整顿各条战线，包括政治、经济、文教、科学、内政、外交和军队，无不立竿见影，全国各方面重新萌发了生机。在这一形势鼓舞下，中共湖南省委决定向农村派遣工作队，我也奉命参加了。成立工作队的原意是要贯彻邓小平的一系列“整顿”指示，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不料下去不久，形势突然逆转，工作队被迫接受“批邓”任务。这个弯子是怎样转的，当时干部群众心态如何?本人根据亲见亲闻，择其中有史料价值的一些事情，简述如下，作为历史的留念。

成立省委工作队的背景

1975年9月，我在讲授英语三周后，接到通知，要我进城听报告，并准备参加省委工作队，到农村开展工作。

9月30日，报告会在省委大院内一个礼堂中举行，到会800多人。省委一位负责同志说，邓小平同志复职以来，今年上半年抓了军队、工业、铁路等方面的整顿工作，成效显著。前几天，小平同志在全国农村工作座谈会上指示说，“农业要整顿”，并说这项号召是毛主席同意后作出的。省委连夜讨论贯彻问题，决定采取几项措施。其中一项措施是成立30个省委工作队，分赴全省12个最穷县，帮助县里把农业搞上去。下去的时间是一年。下去后各项工作都要管，但最重要的是抓好公社和大队两级领导班子的整顿。这项工作如做不好，或走了过场，以后工作队一撤走，一切又恢复原样。他还宣布了工作队出发的时间安排。

到最穷的公社去

到辰溪后，10月6日，工作队负责人与县委常委一道开会，讨论工作队如何开展工作问题。10月7日，召开工作队全体会议，宣布了一些事项：中共湖南省委驻辰溪县工作总队的总队部设在县委大院内，总队长由湖南农学院院长张明义担任。下设三个省委工作队，其中之一是由湖南农学院教师和干部组成，队长由副院长翟定一担任，副队长由政治课教师魏泽颖担任。下设四个工作组，由魏泽颖和3名中年教师任组长，我也是其中之一。这个工作队要下到离县城最远也是最穷的一个公社去。其他两个工作队由几个省直机关干部混编而成，都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下乡以后，我们4个组长自然要住进4个最穷大队中的4个最穷生产队去。我住定后一了解，该生产队1974年人均口粮300斤，劳动日值4角，即每个工分只有4分钱。这个数字令人吃惊。300斤是原谷，碾成米后只有210斤。看来，全村300多户中，能吃饱肚子的怕是没有几家了。

面对如此贫穷落后的局面，大家信心都不足。但我们很快打开了局面，改变了当时面貌。我们做了以下几件事：

(一)挨家挨户宣讲邓小平整顿农业的精神，同时了解情况。访问中要宣读毛泽东和邓小平语录，了解当地情况。我们工作队员心里都明白，宣读毛泽东语录只是起个“保护伞”作用，而宣讲邓小平语录，才是能否与农民沟通，能否了解真实情况的关键。听过宣讲的农民，都反映如果照邓小平所说的去做，改变农村面貌是大有希望的。农民对省委工作队员，也从敬而远之改为主动反映情况。

(二)调整大队领导班子。我们进驻时，支书已被调走，大队长50多岁，工作不得力，但无多吃多占等劣迹。经我们调整后，支书和大队长换为30多岁的青年，原大队长仍任支委。调整后大队领导班子的工作效率明显提高。

(三)减轻农民负担。我住进的生产队3名干部，即队长、会计、记工员向我反映的第一个问题是负担太重。县、社、大队三级领导向生产队下达的摊派任务一年数千元，另外无偿调用生产队劳动外出的情况，也一年比一年严重。我向工作队长报告后，召开大队和生产队两级干部会，传达工作队的意见。凡县里下达的筹款和派工任务，经工作总队和县委研究后调整。凡公社下达的任务，由工作组调整。我随后表示，大队以前的各种摊派，从今天起一律停止。派工任务中，保留大队抽调修水利民工的权力，其余派工今后一律停止。

(四)恢复生产队长的指挥权。生产队长向我反映的第二个问题是，他实际上没有生产指挥权。大队任何干部都可以命令他改变原生产计划。我随即召开大队和生产队两级干部会，重新划分了各自权限。大队干部有权按生产队上报的年度生产计划检查生产队执行情况，但无权改变生产计划。生产队长根据年度计划作出的具体安排，大队干部无权干涉。

(五)将工匠户组织起来挂牌营业。我们工作组进驻不久，就发现全村最穷的并非农民，而是有手艺的工匠。例如裁缝和竹编工匠。合作化后允许他们挂牌营业，每年上交大队和生产队若干现金后，收入全部归己。裁缝的年收入为大田壮劳力的五至六倍。文化大革命一来，这些人被认为是企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被取消营业资格，赶至大田劳动。然而这些人虽然长在农村，种田却不内行，因此工分甚低。我将情况了解清楚后，要大队干部通知裁缝和竹编工匠开会。宣布允许他们恢复裁缝和竹编工匠职业，但要走合作化道路。他们听后都很高兴，说没想到工作组如此“开明”。两个组挂牌营业一个月后，收人现金3000多元，3个月后得现金超万元。

(六)落实子女政策。该大队有地主富农20多户，其子女中的男青年全部流亡在外。流亡的原因有的是不愿受歧视，有的是有特殊技能，只有外出才能发展。工作组了解到流亡男青年每年回家过春节，还要大队出面召集他们开会。我在会上宣讲毛泽东有关“可以教育好子女”的几条语录，然后宣讲政策说，歧视你们或歧视另一部分青年，都不是党的政策，过去你们流亡在外，不怪你们，刚才大队干部已作了不再歧视的保证，你们今后就不要在外流浪了。十多名男青年都发了言，对党的关怀表示感谢。有一名青年说，没有想到共产党还在关心我们这些 “新中国的贱民”。

形势逆转——批邓消息传出以后

1975年冬，我们听到北京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消息，工作队员对这一消息都很不安。诚然，以前也发生过180度大转弯的事，如林彪事件中，对林彪的称呼一夜之间由“副统帅”变成“林贼”。但那毕竟是中共党内高层斗争的事，地方和基层干部对此并不关心。这次却不同，省委工作队本来正是为了贯彻邓小平一系列指示而成立的。有一位队员半开玩笑地对我说，如果来自北京的批邓之风刮得太猛，你们这些当队长、组长的都会变成“邓小平的黑爪牙”。

1976年1月，工作队员回长沙休假，我利用这短暂的机会，到图书馆查阅《人民日报》。该报从1975年12月起，就连续发表批邓文章。对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三项指示为纲，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翻案不得人心”、“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的含义分别作了阐述。几篇文章都没有点邓小平的名，但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看得出，文章的矛头是对着邓小平的。为什么不点名，这就不是我们这些干部所能推测的了。

春节过后不久，省委召开全体工作队员大会，开了一整天。会后我作了以下判断：1、大会安排十多人发言，都是驻各地工作队长、组长和队员介绍他们如何打开局面改变当地面貌的。所有发言都避开邓小平，既不说成绩的取得是贯彻邓小平指示的结果，也不在发言中批邓。这表明工作队员中无人赞成批邓。2、省委一位负责同志在总结发言中提出工作队下去以后要抓紧工作，圆满完成任务，并无撤离之意。关于批邓，只说回县以后工作总队与县委共同决定。根据以上情况判断，省委对批邓不积极，调子甚低。我联想到自己今后的处境，估计不会有变。

下去后，县委和省委工作总队将公社一级干部的批邓活动安排在3月，有工作队进驻的公社由工作队正、副队长主持这项工作。我未与会，因而不知详情，事后我曾向副队长魏泽颖问批邓情况如何。魏的回答是：“货真价实走过场”。

要我领导大队批邓

1976年4月的一天，魏泽颖召集工作组长开会说，凡有工作组进驻的生产大队，都要开一次批邓大会，大会由工作组长主持。

文化大革命十年来，我虽然处境不佳，但未说过违心的话。我不赞成的事，保持沉默也就过去了。这次却要说违心话做违心事了。我和其他工作组员几个月前还在卖力宣讲邓小平语录，而今又要我们带头批邓，这个反差太大，我们都难接受。然而，如果公开反对批邓，或摞担子不干，无异拿鸡蛋往石头上碰。为此，我几夜睡不好觉，陷入心理失衡状态。

后来我想通了，由我领导批邓也有一个好处，我可以将批邓造成的消极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如果由别人领导批邓，情况会更糟些。我之所以很快恢复心理平衡，得归功于从已读过的鲁迅著作中得到启发。鲁迅笔下的阿Q，不正是我学习的榜样吗?当然我也知道，鲁迅对阿Q是“怜其不幸，怒其不争”，三分同情，七分批判。然而阿Q的“精神胜利法”在那个特殊历史时期却非常有用。

当时我还决定，批判会由我一个人设计，大会哪些人发言，每个发言内容是什么，都由我通知当事人，并不征求副组长和组员意见，为是避免有人出歪点子，使我左右为难。

搁置推行政治记工制

1976年6月的一天，工作队长翟定一来到我住地，要我转告大队干部，通知社员晚上开大会，有重要事情传达。人到齐后，翟定一作了调子很高的讲话，要点如下：(一)批邓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要拿出实际行动来。(二)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法权。文化大革命至今已十年，到了对这一制度进行改革的时候了。(三)大寨人这次又给全国农民做出榜样。他们改革了现行记工制度，除按照每人的劳动数量和质量记工外，还加上按政治表现记工。表现好的多记工，表现差的少记工。(四)县委已作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实行大寨式记工制。本大队是有工作组进驻的地方，更要率先实行这一制度。

他讲完后，我问他，按政治表现记工行得通么?他王顾左右而言他。

第二天，我主持召开工作组员和大队干部联席会，讨论执行县委决定问题。7名大队干部都在会上发了言，而且都表示了反对意见。反对的理由是：(一)县委虽规定今后记工要看政治表现，但未具体说明表现好和表现差的衡量尺度是什么，下面执行起来很难掌握。弄得不好，就会将工作勤奋的人认为表现不好而少记工分，又会将干活偷懒的人说成表现好而多记工分。(二)工作组进驻后，大队工作有起色，外流劳力的多数已返回本村。如果实行这一制度，这些人将再度外流。

对县委的决定，基层干部通常是顺从的，而这次却表示了激烈的反对意见。这使我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在会上作了以下表态：(一)工作队是受省委托付帮助当地干部工作的，当地干部是主体。大队干部认为行不通的事，工作队不会强迫你们去做。(二)政治记工制在本大队暂缓执行。(三)此事不向上级请示报告。如果县里来人查问，就说是我决定的，要他们找陶组长。

我为什么敢于搁置县委决定呢?当时的考虑是：(一)我是省委工作组长，在县干部面前，我是钦差大臣，逢官高一级。我不担心县干部会找我的麻烦。(二)工作队长翟定一曾私下向我表示过对极左思潮的不满。而这次这个明显反映极左思潮的政治记工制他却又摆出一副慷慨激昂的架势。我断定他是在逢场做戏，不必认真对待。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按照省委规定，派驻各地的所有工作队将于9月底全部返回长沙。在离开前，工作组要将本大队各生产队1976年预分方案制定出来。我住地的生产队，1974年的人均口粮只有300斤，劳动日值只有4角钱。工作组进驻后，1975年人均口粮增到350斤，劳动日值增至7角钱。1976年预分方案达到人均口粮400斤，劳动日值1元，还有人均100斤口粮储备。工作组进驻仅一年，我们又都是外行，能取得如此成绩，也就算不错了。

我们返回长沙不到10天，江青“四人帮”就被捕了。农学院召开党员大会，传达中央逮捕“四人帮”的文件时，事出突然，全场只有一个党员起立鼓掌，满座骇然。可见十年文革全面专政为害之深，比北京消息一传出即几百万人上街的反应慢多了。

我当时自然也很兴奋，而且将前后情况作了比较。记得文革初期，流行过三句话九个字的／顷口溜，叫做“穷则变，变则富，富则修”以表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后来不知谁加了六个字，顺口溜变成“穷则变，变则富，富则修，修则革，革则穷”，以表示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从我下乡一年的体验清楚地表明，按照“文化大革命”那一套搞下去，只能是越革越穷。

1975年批邓这件荒唐事，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了，但确是一件值得研究和回味的今古奇观。你看，举国上下，党内党外，报纸刊物，洋土喇叭，中华大地无处不是一片批邓声，舆论导向更极其张扬。可除极少数四人帮分子外，人人口里批邓，会上批邓，心里却都痛心疾首地反对批邓，批邓成了文革中最突出的、最大规模的政治异化和人格异化运动，可笑复可悲，时间虽短，不可忘也!

(责任编辑 萧 徐)

2007年第1期 我对美国的“困惑”与“释惑”　作者：张　彦

1979年1月1日，唇枪舌战敌对了30年的中美关系，由于两国政府的正式宣布建交，终于正常化了。中国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也划时代地访问了美国。就在这时候，我被任命为中国第一大报《人民日报》的首任驻美记者，任务是向国内读者报道美国。从此，我们两大国之间、影响波及全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我个人的生活和命运也随之出现了一系列与之息息相关的演变。自两年多的旅美记者生涯以后，我又采访过中国总理对美国和加拿大的国事访问、应美国政府新闻总署之邀作为福布赖特学者(FulbriShtScholar)在美国匹茨堡大学(UNI-VERSITYOFPITTSBURGH)里讲过一年半学、随后又多次赴美探亲、访友、开会。我似乎与美国和美国人结下了不解之缘。

其实，中美关系的正常化距今不过二十几年。但是，在此期间，世界变化如此之大、之快，今天说起它来竟已有“隔世”之感了。回头看去，不能不承认，在这一不平凡的历史段落里，我一直生活在“困惑”与“释惑”的不断交替之中，而且往往由于一些小事引发我不得不去思考许多一直困扰着我的带根本性的问题。

初到美国的感受

今天，中美之间的空中交通已经如此便利，北京至美国西海岸的洛杉矶飞机12小时直达，单是我们中国的班机就有几家航空公司任你选择。不久，北京与华盛顿之间也将直航了。今天，你恐怕很难想象，我们1979年去美国当记者是怎样走的。由当时《人民日报》国际部主任王飞带队、连同我和青年司机贾梦醒一行三人，头天乘法国航空公司飞机到巴黎过夜，第二天又换乘美国TWA公司飞机绕地球一周才到达美国首都华盛顿。我们第一次在飞机上看了电影，巧的是TWA那天播放的片子正好是《中国之梦》，讲一个美国佬辛辛苦苦凿通地球中轴线的故事。这个美国人好不容易从中轴线爬出来以后，他才意外惊喜地发现：那一端竟是一个偌大的中国!

到华盛顿的第一天，我就闹个笑话。走进大使馆为我们准备的卧室，我惊喜地发现已经有一盆鲜艳的郁金香在等待着欢迎我。原来，这是我35年前在昆明结识的飞虎队的美国老朋友们送的。当时，他们还身在几百公里以外的纽约。我多么想马上就告诉他们：“我已经来美国了!”我向站在身边的使馆同志们打听：“邮局在哪里?我想打一个长途电话。”因为，我的思维方式还停留在中国。那时，在国内，除了机关单位，私人很少有电话，打长途就必须上邮局。没有想到，这竟引起了周围的人哄堂大笑，笑我这个“土包子”，指着桌上的电话机对我说：“邮局就在这里!”于是，我立刻拨通了长途电话，对方听了欣喜若狂。我说：“将来出差去纽约时，一定去看望你们。”回答却是：“不行，我们已经等了35年了，不能再等了!我们明天就来看你!”果然，这两个曾经于1945年在重庆受过毛主席接见的美国大兵贝尔和海曼以及他们的夫人露西和诺玛，一早就从纽约搭乘一小时一班的穿梭飞机来了。在上空飘扬着五星红旗的中国驻美大使馆里，我们终于圆了共同拥有了35年的一个“重逢梦”。我们之间颠扑不破的国际友谊，又展开了新的篇章。

初到美国，首先使我最吃惊的是，我们两国之间在物质上的差距竟如此之大。少说，当时的中国与当时的美国相比至少要差50年以上!仅仅以交通为例，美国自40年代就已建设的公路和高速公路网已经遍及全国城乡，几乎家家都拥有汽车作为主要交通工具，就像自行车在中国一样普及。飞机四通八达，连小城市也有机场，甚至还有专门供私人小型飞机起降的机场。贯穿东西南北的火车，此时在美国已经显得很落后了，以至必须想出各种招数来争取旅客，才能维持它的正常运营。其次，商品是那么丰富多彩琳琅满目，跨进超市什么都能买到。而且，服务态度非常之好，把顾客当作“上帝”对待，买了东西不喜欢几天以后还可以拿去退或换。与刚刚走出“文化大革命”阴影、物资还相当匮乏的中国相比，对照实在是太强烈了。当时已经接近崩溃边缘的中国经济，改革开放还刚刚起步，计划经济的垄断思想依然统治着一切领域，对商店里的服务态度怨声载道。

更深入地了解美国

历来的政治学习教导我们，要牢记列宁的教导：“帝国主义是垄断的、寄生的或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临出发前，报社为我们制订的《华盛顿记者站工作方案》，第一句话就是：“美国是个高度发达的垄断资本主义和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但是，它早已越过鼎盛顶峰，开始走下坡路。”“它在经济上……由于制度原因，身患痼疾，面临一系列无法根本解决的严重问题。”然而，现在，我眼前展现的这个活生生的“美帝国主义”，不仅没有“垂死”，而且还在继续向上发展。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又怎么去向国内广大读者介绍美国呢?国内报社的审稿人能通得过吗?这是我们面临的第一个大问题。我们决定坚持实事求是的报道原则，一切以事实为依据，让读者自己下结论。两年多下来，证明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我们的报道很受广大的读者欢迎，他们认为是大大开阔了眼界。

美国城市里的十字路口，即使没有红绿灯，也往往在路旁立有STOP!(停!)标志。不管是谁，汽车开到那儿都会自动停下来，经过左顾右盼以后才继续往前开，这已成了每个开车人的习惯。如果遇上红灯，那就更不用说要停下来等候了。一次，一个城市的教育局官员开车带我去参观学校。走到一个僻静的十字路口，正巧遇上了红灯。当时，前后左右，空无一人，而定时的红灯却老不变。干嘛要这样傻等呢?我有点想不通，建议我们何不闯过去。没有想到，这位官员反倒给我上了一课。他说：如果我这样做，明天我的名字就可能上报，因为红绿灯会给你留下录像，而报社跑社会新闻的记者天天都会上警察局查记录。当官的闯红灯，岂不正好让他捞了“一条大鱼”，没准还能成为“头条新闻!”这位官员还告诉我：他经常告诫自己的儿女一定要严格遵守交通规则，因为如果他们有违规行为，也会因为父亲的关系而引人特别注意。

区区小事，却发人深思。这个例子说明：第一，法治的观念已经深入美国人心，一般地说，他们是在自觉地守法。第二，特权思想不为美国一般人所接受、所认可，甚至引以为耻。他们为什么能这样?追溯得更远一点，这也许与美国人背上没有封建历史包袱有关，他们的《人权宣言》上第一句话就是：“人人生来平等”。二百多年前，来自欧洲的这些移民是通过革命手段赶走了英国殖民主义者才建立起“美利坚合众国”(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的，所以他们一直把7月4日自己的国庆节称为“独立日”。建国伊始，他们就崇尚自由、民主。与此同时，他们又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舆论监督体制，使任何违规行为都受到限制，在法律面前真正做到人人平等。总的来说，美国社会虽然问题很多，但能一直保持相对比较稳定，这大概是根本原因之一。

美国是一个信息高度发达的国家，报刊电视的新闻报道无不争先恐后。本着“狗咬人不是新闻，只有人咬狗才是新闻”的原则，杀人放火抢劫案件往往可以成为头条新闻。媒体的确大胆自由，对什么事都可以发表意见，而且往往造成很大影响，当官的也怕它几分。不过，有时自由得过火了，它也得低头认罚。它果真这么自由吗?也不尽然，至少它必须受两条约束：一是法律，报道没有准确依据，构成诬陷就要负法律责任；二是，冒犯了老板，就有可能被炒鱿鱼，而且其中往往涉及这些媒体所属财团的利益，这已经不乏其例。

舆论监督威力之大，一个十分突出的例子就是《华盛顿邮报》记者揭发的“水门事件”丑闻，竟把尼克松拉下了堂堂总统宝座。但是，在这里，并不因事废人，否定他在任期间的所作所为。尼克松1972年访华破冰之旅改写了历史，至今仍是世界公认的丰功伟绩，美国人至今以此自豪。在今日加州的“尼克松图书馆”里，他当年访华的各种记录(包括图片、录像、录音、文字)最引人注目。尤其是“世界伟人”这一屋的等身雕塑，更成为这个图书馆的最大亮点。在满屋尼克松打过交道的世界级人物中，在中央沙发上赫然坐着的就是他所十分敬佩的毛泽东和周恩来。

美国的权力机构，都是经过选举产生的，上至总统下到地区学监无不如此。竞选、投票已成为美国人的家常便饭，一年到头，没完没了，更不用说是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我采访过1980年总统选举从头到尾的全过程，如果从竞选的锣鼓敲响算起，前后长达一年，活像一场马拉松式的大戏。虽然经联邦选举委员会承认申请竞选总统者已达112人之多，但是最终还是由共和民主两党包办。其实，这两个党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上是基本一致的，只是倾向、方式方法上有所不同而已。总统大选耗费之大，都是些天文数字，除了一小部分由国家明文规定予以补助外，就看支持你的财团愿意拿出多少钱来为你夺得这个宝座了。说什么穷小子也能当上美国大总统，那纯粹是神话!每次的大选竞争都是那么激烈，因为厌倦了旧总统的人们都期望换个新人来试试，虽然明知道他们的后台将决定他们的大方向。不过，总统任期四年，一般只能连选连任一届。所以，人们手中这一票投给谁是自己可以决定的，能起多大作用就是另一回事了。当然，在三权鼎立制度下，总统是不允许独断专行的，不可避免要受到国会和最高法院的牵制。我看，这可能是美国社会能维持长期稳定不乱的根本原因，许多重大错误正因为有这种相互的监督而得以避免、制止，或者暴露以后加以处置。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美国也有雷锋?!》。这并不是什么主观臆断，而是基于亲身经历的有感而发。我在马路边拿着地图东张西望，就会有人主动过来问我：“MAYIHELPYOU?”(需要帮忙吗?)有的热心人甚至亲自带我一起去寻找我要去的地方。据我所知，许多中国人都有同样的经历。一次，我的儿子开车送我去一个小城市看老朋友，已经快到了，因对当地路不熟就向路边一个妇女打听。没想到，她跳上自己的汽车说：“跟我来!”。她引导我们拐弯抹角到达我们要去的那地方时，只是伸出手来做个手势表示：“到了!”然后就开车扬长而去，至今我们也不知道她姓甚名谁。这不正是“学雷锋，做好事，不留名”吗!在美国大学讲学期间，我和老伴是租房子住在学校以外一般居民区里，和美国老百姓抬头不见低头见，对他们的为人处世有了更多的感性知识。初期，我们因为不开车，只能步行到附近一个小镇去买东西。正发愁找不到超市在哪，只好向从一家诊所走出来的一个白发苍苍老太太打听。这位和蔼可亲的老人不仅详尽地回答了我们的问题，还豪爽地说：“上车，我送你们去!”于是，她把我们送到了另一个镇上的一个大超市。一小时后，我们购物出来，意外地发现她还在那里等我们，并把我们送回家。一路上，才了解她叫格蕾斯普丽斯特，已退休多年，一直热心于社会服务。从此，我们结成好友，常通电话，她一再表示愿意为我们义务开车。她常说的一句话是：“能帮别人的忙，是我的乐趣。”圣诞节前夕，她开车来接我们去参加教堂的圣餐会，上车才发现已经有两位老太太在座，也是她沿途接送的。在盛大的聚会开始之前，牧师在祷告祝福之后，还热情洋溢地表彰了一大批教友造福社会的先进事迹。使我们惊喜的是我们的格蕾斯也在其中，而且名列前茅，她助人为乐的桩桩事迹感人至深。当她在热烈的掌声中走上讲台领奖的时候，她只是平静地说了一句话：“这都是上帝让我做的。”在美国住久了，就让人越来越感受到基督教文化在构建一个和谐社会的威力无处不在。

美国是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两极分化非常悬殊，富的可以花天价上太空旅游，穷的无家可归只能靠救济过日子。在这里，人人都可以拥有枪枝。吸毒、强奸、洗劫银行、校园枪击，已经是不是新闻的新闻。初来乍到，无不恐惧三分，不知自己掉入了什么可怕的深渊。但是，慢慢你会发现，这里大多数人都有是非的共识和助人为乐的习惯。大小城镇都设有各种提供援助或慈善救济机构，专门从事援助贫困家庭和惨遭不幸的人们。我讲学的大学所在地约翰城，是个只有十几万人口的小地方，竟也有“救世军”、“妻子行动委员会”、“妇女援助中心”、“妈妈之家”、“老年人活动站”、“受害者服务处”、“残疾人协会”……都是人们自发组织起来的民间团体，为的是通过互助来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它们的经费主要都是来自各方的捐献，有的可以按法律规定得到政府的补贴。人力主要靠志愿者的义务劳动，即使常规任职的也只是拿半义务性质的低工资。为所有这些社会慈善事业撑腰的是一个专门为民间团体筹集资金的机构：“联合基金会”，全国各地都有。它拥有一套训练有素的人马，一年四季举办活动，吸引各界人士通过他们赞助公益事业。它和许多大公司、大企业保持友好关系，使之成为长期的赞助人，甚至让他们说服职工从每个月薪金中自动扣除一个很小很小的百分比作为捐献。这样一来，既为社会慈善事业开拓了一个长期性的财源，又使这家公司及其参加捐献的职工，按照美国法律可以享受一定比例减税的优待，一举而两得。所有民间团体都可以向“联合基金会”申请补助，至于能分得多少，决定于你的活动性质、规模和效益。

拥有两亿多人口的美国，已经是一个老年化的国度。老年人处处受到优待，福利措施比比皆是。看电影、上剧场、乘公共汽车、火车、飞机，都享受特殊优待。对此，我和老伴深有体会。只要出示证件证明你是62岁以上，在大小城市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不是免费就是半价，还受到特殊照顾。“老年活动中心”也是我们爱去的地方，在那里可以和当地老年人一起喝茶聊天，健身学艺，有说有笑，令人有返老还童的感觉。中午，这里还供应只收一美元成本费用的营养午餐。这种不以盈利为目的的“老年活动中心”，除了能从政府民政部门得到一定补助以外，主要是靠各方的捐献和众多志愿者的义务劳动或半义务劳动。我们认识的朋友中，有许多是来自中国的移民，有老移民也有新移民。他们取得永久居留证(即“绿卡”)后，就可以享受廉价租屋、医疗优惠、每月领取最低生活补助等权利。据我们所知，不少华裔老人就因此长期留下来了。至于许多人留学不归，甚至设法转换身份而长期居留，这样的人大有人在。他们这样做，也许都有各自的理由，不一定就是不爱国。

美国和中国

根据我的亲身感受，生活在这个移民国家的美国人，一般地说，对于将近二百万来自亚洲的中国人似乎有一种特殊的友好感情。这不仅是因为大批的华工曾经为美国东西大动脉铁路的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因为中国人以勤劳和重视家庭教育著称，他们的后代往往是获各种学科奖项的佼佼者。一般地说，美国人往往只关心自己国家，国际知识较差。但是，他们对中国这个东方古国特感兴趣，开始出现学中文的热潮。不过．由于生活在西方媒体笼罩之下，因而脑子里有的只是好奇、困惑、疑问，有的甚至极其偏见，缺乏正确认识。他们最常问的一个问题是：你们的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特别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了飞快发展以来，中美关系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到八十年代中期，可以说是进入蜜月时期。1987年，美国三大电视台之一的NBC(国家电视台)曾经派来大批精兵强将来中国做了一周的现场直播《变化中的中国》(CHANGINGCHI-NA)，向美国观众介绍今日中国的方方面面，对中国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倍加赞赏。连我这样与美国有过来往的人也被请到长城上去接受NBC著名主持人耿宝(BRIANGUMBLE)的采访。但是，自1989年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政治风波以后，中美关系出现了剧烈转折，一落千丈到了冰点。

从此，中美两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大转弯。其间，甚至发生过美军弹击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恶性事件以及美国大型侦察机被迫降海南岛的异常现象。所有这些严重问题，无不是经过漫长而又复杂的谈判才得以解决。但是，中国近十多年来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和中美之间经济贸易关系的日益密切，又逐渐地缓和了政治上的紧张关系。特别是在2001年的911事件以后，由于中美又共同站在反恐战线上，两国关系开始出现明显的好转。近年来，特别是国际关系日益复杂化的形势下，在中美的峰会上都显示出良好关系的趋势：中美双方都在努力运用求同存异的智慧，以增进合作减少对抗，朝着维护和平与共同发展的方向前进。

回顾往事，从26年前踏上华盛顿土地的第一天起，经过这么多风风雨雨到今天，我脑子里挥之不去的一个问题仍然是：究竟应该怎样去认识美国?我没有对美国进行过学术研究，只能以有限的感性认识来解释自己脑子里存在过的一个又一个“困惑”。如果套用国内凡事总爱问姓“社”还是姓“资”的习惯，该怎么看美国呢?当然，毫无疑问，美国是全世界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且是在外交上目空一切的唯一超级大国。它的经济不仅没有“垂死”，依然还影响着全世界，科技创新往往居于领先地位。就其国内社会秩序而言，一般比较稳定，事事以法律为依据，制度不容许特权的存在。美国人个性自由解放，能说自己想说的话，能干自己有兴趣的事，有时可能自由得过了头。他们享有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的自由，这是宪法上明文规定的，不容侵犯。社会矛盾当然不少，工人罢工和群众示威是常事。每届总统，为了保住宝座并争取连任，都不得不讨好选民，不得不重视社会福利，在税收、失业、养老、救济、福利、公共医疗和教育等方面，政府都予以相当的补助。按照规律，资本主义国家必然会产生经济危机。但是，不能不承认，它通过采取种种手段可以缓解危机，甚至解决了矛盾，又继续前进。有人认为，这种现象说明：民主可以促使资本主义滋生社会主义因素。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政府要存在下去就不得不照顾大多数的利益。也有人说，这是市场的自由原则与社会均衡原则相结合。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正是社会主义的理念和做法挽救了资本主义走向崩溃。

但是，谁又不能不看到，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当政，都摆脱不了财团势力的笼罩。每届政府政策的差异，除了因为国内外的客观环境条件，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这些财团的利益所在，特别是在外交政策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当今的布什政府，目前正处于严重的外交困境。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实行企图凌驾全球的单边主义政策，在海外部署兵力，扩大军事存在，妄图以枪杆子打出一个个美国式的“民主自由”政权，听从它的使唤。这样完全违反客观规律的倒行逆施，自然引起全面的反弹，使美国陷入前所未有的外交孤立。美国统治集团内的有识之士，将此称作“超级大国疲劳症”，早已对他们的朝野敲起了警钟。如果一意孤行下去，其前途实在堪虞。

当今世界，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具有快速发展的最大市场；美国是实力雄厚的发达国家，具有领先的经济与科技优势。二者之间，在根本利益上，谁也离不开谁。中美两国的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都具有善良勤奋、热爱和平的优良传统，彼此业已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两国之间，取长补短，相互学习，必然互利互惠。当然，两国之间，不可避免还会出现磕磕碰碰。但是，我深信，我们两国的高端会运用他们的智慧，经过协商达到解决。两国人民都万分珍惜我们之间已经结成的伟大友谊，不会容许它受到伤害。

(责任编辑 萧 徐)

2007年第1期 申伯纯与西安事变的情结　作者：申晓亭

“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史的一个转折点，它结束了十年内战，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实现民族解放奠定了胜利的基础。英国记者勃脱兰，在写中日战争时，第一句话就说：“中日战争的第一枪是从骊山的华清池边响起的。”

当年西安事变的参加者，如果活着，差不多都是过百岁的老人了。我父亲申伯纯就是一个西安事变的亲身参加者，如果活着，今年108岁了，可以说父亲的一生都与西安事变有着密切的关联。

亲历西安事变

父亲192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怀有报国志向，毕业后赴广东汕头参加大革命，1927年因不满蒋介石的反动政策，离开广东，投奔西北军，受到杨虎城的信任与重用，授予少将军衔。1934年春，在日本侵略中国的危难时刻，父亲认为要想抗日救国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毅然决然排除一切困难，参加了革命，为党做地下工作。1934年秋，父亲曾向南汉宸提出加入共产党的要求，南汉宸说：“你已经是共产党员了。”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11月初，父亲奉南汉宸之命去南京见杨虎城，首次向杨虎城介绍了“八一宣言”的内容，并提出与红军建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的问题。12月，父亲将南汉宸有关停战合作六条协议的亲笔信示与杨虎城，杨虎城表示同意。

1936年2月，杨虎城与党的代表王世英、汪锋在西安就两军停战、合作抗日、建立交通站等问题正式交换了意见，从此杨与陕北中央建立正式关系。

此后，父亲一直在杨虎城身边，1936年2月，杨虎城成立绥靖公署交际处，委任父亲为交际处长，开展对东北军的联络工作，同时进行秘密联共抗日的活动。这一年，父亲在取得党的联系下，为推动杨虎城反对内战，联共抗日，祛除张杨间的猜疑，形成张杨间的联共抗日合作，以及掩护党的交通，向党供给重要情报等方面做了许多有价值的工作。

12日清晨，捉到蒋介石后，在新城大楼，张学良对高崇民和父亲等人说；“我这个人胆大包天，现在我把天捅了个大窟窿，这件事究竟怎样收场，你们要想办法。现在全中国的命运在我们手里攥着，我们不能胡闹，我们要对全中国人负责!你们马上要组织一个设计委员会，负责研究一切善后问题，对我和杨先生两人负责。你们就去开个名单来，送给我和杨先生批准后，马上就开始工作。”

为了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杨虎城又任命我父亲为十七路军政治处处长。

12月14日，西安各界在南苑门大礼堂召开群众大会，到会群众有两千多人，由父亲代表设计委员会作报告，宣讲这次事变的经过和意义，到会群众反应非常热烈。父亲还向十七路军驻西安部队连排级以上官佐作过几次同样的报告。

继25日张学良送蒋回南京后，29日，在西师大礼堂，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召集学生开会，到者约千余人，要求当局对放蒋介石回京一事进行解释，军委会(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特派身为绥署政治处长的父亲参加。父亲即席讲演，根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宗旨解释了抗日大局的需要和放蒋的保障条件，稳定了群众的情绪。

之后，蒋介石背弃信义，调遣大军威胁西安，围绕着是战是和，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内部发生了日益激剧的分歧和斗争。父亲遵循党的指示，坚决主和，反对战争，因此几遭极端者的暗害。

当年的父亲，英俊潇洒，激动起来，面色白里透红，一口纯正的北京话，声情并茂：“我们为什么要捉老蒋呢?就是因为他不抗日……”洪亮的嗓音牵动了数万人的心。父亲在西安事变中能有所作为，做出贡献，他总是归功于时代的造就和党的引导，他说自己是“时代的幸运儿”，庆幸自己“在歧路彷徨的时候，总是走比较光明的路。”其实这一切跟父亲的性格也有关系，父亲是个有志气、有勇气、有魄力的血性男儿。“当亡国奴我是绝对不干的!”正是这种强烈的民族意识，促使父亲完成了思想政治的转变，而一旦皈依革命，“便对党和革命事业绝对忠实，在任何危险的时候都没有动摇过”。

西安事变后，1937年3月，叶剑英找我父亲谈话，中央批准，父亲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西安事变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也是父亲人生的转折点，从此父亲在革命的道路上开始了新的征途。

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曾任八路军总部秘书长、高级参议、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议长、八路军总部情报处副处长、华北局国军工作部副部长、军调部八路军驻北平办事处副处长等职。

一直没有忘记西安事变

194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十周年纪念，在延安召开的纪念大会上，周恩来说：“历史应该公断：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己逼成的，蒋介石抗战是张杨两将军顺应人民心意逼成的……这段公案，人民会起来给以正当裁判。”父亲也在大会上作了报告，讲述张杨被逼上梁山，逼蒋抗日的经过，写文章《回忆双十二》，由新华社发到各解放区报纸登载。

全国解放以后，父亲曾任政务院秘书厅主任，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政协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兼副秘书长，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顾问等职。

父亲亲身参加西安事变，一直感到有责任把自己亲知亲闻的有关情况如实地记录下来。只是长期的战争环境使他没有时间从事这项工作，开国伊始，也是工作繁忙，无暇及此。直至1955年，父亲到政协工作，公余有暇，才开始着手实现这个多年的宿愿。

1956年6月父亲向组织提出申请：“两年以来我有一个志愿，就是想以西安事变作题材写一本长篇的统一战线小说。我想这在统战工作方面和文艺工作方面都是需要的。但是这一工作是极艰巨的。为了准备做这一艰巨工作，两年以来我曾读了不少中外文艺的书籍。我也曾就我记忆所及写出了一些有关的西安事变的史料和搜集了一些有关的资料。这个工作我准备作三年五年十年八年的长期打算，也准备作为我一生有价值的贡献。不过我现在担任的事务性工作相当多，使我构思写作的时间太少，因此感到相当吃力。希望组织上今后对我的工作安排上能够适当地减少一些事务性工作，帮助和鼓励我完成最后的志愿，这是我衷心迫切的请求。”

1956年12月12日，在纪念西安事变二十周年的座谈会上，周总理称张学良、杨虎城“大有功于抗日事业”是“千古功臣”，号召有关同志写文章。在总理的支持下，父亲更是不遗余力。他在自己的回忆的基础上，寻找当年的知情人进行采访，随问随记。在那两年他采访西安事变亲身经历者就有：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罗青长、南汉宸、徐海东、高崇民、郭增恺、刘多荃、王菊人、王卓然、洪钫、于学忠、应德田、李维城、赵彦青、卫立煌、邵力子、李志刚等。其中许多人已经陆续不在了。父亲还大量查阅并记录了当时的新闻报道以及档案资料，如：《西京民报》、《上海大公报》、《中央日报》、西安和延安之间信件来往、张杨之间的信件来往、有关人士发表的文章等。

1959年夏《西安事变记》初稿完成，父亲将其送交领导和相关人士审阅，征求意见。

1959年8月，叶剑英元帅谈：“．这是一件大事，张学良对党有功，现在写出来很有好处。如不出版，还可以多写一些，有些情况还可以写详细些，如：张学良曾向我谈过要求入党的问题……”范长江说：“第一手资料，权威资料，搜集这样多的资料真不容易，真是内幕核心的资料，可以藏之深山，垂之永久。”张奚若说：“两天的功夫，全部看过，一个字未忽略过。看了以后增长了许多知识，纠正了过去许多不正确的认识。”

也有人提：《初稿》不够突出政治，叙述人事往还的多，从阶级分析，用阶级观点看具体问题少，因此不够深刻等。

1960年至1962年，父亲根据各方面意见，对《西安事变记》进行第一次全面补充修改，1960年12月1日记：“这次修改西安事变记的目的有三：1、落实，将虚假的去掉，将空虚的填补起来。2、求平，将歪的邪的去掉，求正求平，去掉一些杂质，使它内容更纯正。3、更好地组织起来，如设章。这次修改拟完成下述三点：1、更深刻正确的论断。2、把偶然的事件从内在的联系找出它的必然性来。3、尽量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观点去分析这个事变。”经过两年的努力，1962年5月《西安事变记》二稿打印出稿。

文化大革命中，《西安事变记》也成为父亲阶级立场有问题、阶级观点不清、成名成家、个人野心的罪状。虽然身处厄境，但父亲不忘自己的历史责任，于1972年至1973年，进行第二次全面修改。1972年12月12日记：“为了纪念西安事变，我今天下决心，从明年(1973年)1月1日开始，着手对《西安事变记》进行最后的修改，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修改，务期使它成为一本像样的历史书，预计在西安事变四十周年(1976年)前完成，以偿我的夙愿并纪念我故去的朋友们!这是誓言，不死决不改变!”

父亲此时已是74岁的老人，经历了那么许多的坎坷和曲折，又是病痛缠身，但他心中想到的是：一定要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父亲说到做到，从1973年1月1日到2月6日，日日伏案改稿，新年、春节，两个节日，均未休息一天。本来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在指导思想上有了一些框框，但在实际修改过程中，父亲仍推翻了教条主义的框框，本着再现历史的实事求是的精神，秉笔直书，真实地记录了瞬息变幻的历史真相，热情歌颂了两位将军的不朽功绩。之后，他又根据李克农、刘鼎、南汉宸，高崇民、王炳南、王菊人、孙铭久等各位西安事变的参加者和知情人所提供的情况和意见，反复作了补充和修改。特别是刘鼎，在最后的审定出版工作中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自1959年初稿完成，大的修改两次，小的审查和修改不计其数，到1976年，三稿基本完成，定名《西安事变纪实》。

1976年4月下旬，父亲因天安门事件的刺激，突发心肌梗塞和脑血栓病，造成口喑手颤，难于行动。右手不能写字，他练习用左手写，坚持修改《西安事变纪实》。1978年，人民出版社同意出版《西安事变纪实》，他用颤抖的手艰难地最后地写下了“编写说明”。1979年，身患癌症生命垂危的父亲，在病榻上看到《西安事变纪实》校样时，终于露出了满意的微笑，他终于实现了多年的夙愿。

《西安事变纪实》于1979年11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出版后成为重要的党史研究资料。《西安事变纪实》也许没有像有人预言的那样“风行一时”，但确实是“难得的史料、非常宝贵”，可以“垂之永久”。

《西安事变纪实》的影响不仅在历史还在文艺

在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西安事变就被编成话剧，登上舞台。根据父亲的记录，1959年2月18日晚，在南汉宸家，父亲曾与吴雪、曾凌等谈西安事变话剧剧本问题，对于剧情设计，人物性格把握等方面都提了许多有益的建议。

1981年上映并轰动一时的电影《西安事变》是著名导演成荫的作品，而成荫是父亲的女婿，经常听岳父讲起西安事变。1975年10月17日父亲记：“今天想到一个问题，想写一出西安事变剧本。因想到近来看《车轮滚滚》和《万水千山》两出剧，一个是侧写，一个是由下边写。西安事变剧本也可以由侧面写、下面写。想到这一点，心怦怦然动。立即打电话找成荫同志去看他。见面后我讲了我的意见。成荫认为很难写，因主要人物周恩来、蒋介石、张学良、杨虎城均不能出场。问题又太复杂，从侧面、下面写困难也很多。他对我泼了冷水。我还不死心，还要继续想。九时回家，十时寝。”

文化大革命后，电影《西安事变》终于问世，而且一举成功，获得1982年第二届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文化部1981年优秀影片奖。这些，可以说也是《西安事变纪实》成就的折射。

主持西安事变史料整理小组

1959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倡议下全国政协成立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由历史学家范文澜任主任委员，父亲任副主任委员，主管全面日常工作。父亲全身心地投入此项工作，贯彻总理“把亲身经历留下来，传给后人”的指导思想，广征博采，充分调动了各界人士的积极性，稿件如潮水般源源涌来。仅在父亲工作时期就出版《文史资料选辑》55辑，并留下了3亿字的文史资料原始文稿。《文史资料选辑》不久就显示了它的特殊作用，在国内外久负盛名。

1961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纪念二十五周年之际，周总理在北京饭店宴请西安事变参加者，宴后决定成立九人小组和七人小组编写西安事变史料：(九人)李维汉、林枫，(七人)刘鼎、申伯纯、高崇民、阎宝航、赵寿山、南汉宸、杨明轩。七人小组以申伯纯为召集人，由刘鼎负责审查。从此西安事变史料的征集工作被正式提到日程上来。

1962年4月30日父亲召集七人小组开会，讨论西安事变史料的征集方法和七人小组的活动方式。决定着手整理已有稿件，号召有关人士写稿，并邀请专人来写尚未弄清楚的具体问题。到文革时已收集有关西安事变的史料约200万字。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7月，全国政协第一个被揪出来的“走资派”就是主持文史资料工作的父亲。文史资料工作被批判为美化“帝王将相”，为反革命“鸣冤叫屈”，所编辑的《文史资料选辑》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父亲被打成“走资派”、“大右派”，遭遇批斗、专政、下干校劳动等不公平待遇，西安事变史料的整理工作也因此整整被搁置了十年。

父亲在被审查期间，念念不忘西安事变史料的整理工作。1971年2月20日记：“张*同志来同我谈话，先问我有什么活思想。我讲了三件事：第一、希望问题能早日解决。第二、腿疾未痊，是否还去沙洋(干校)，什么时候去沙洋。第三、西安事变材料的整理。张说：……第三个问题他可以反映。”1971年9月1日记：“今年8个月又过去了，我的问题的解决仍杳无音信，不禁令人焦急。最近人民日报社论看到‘将功补过’这句话，又不禁引起我从新整理西安事变材料和文史资料的想法，这两项工作是需要做的，也是我‘将功补过’的机会。我过去曾向李代表提过这个问题，李代表也表示赞成，但又事隔半年多，一点消息没有，我得不到解放，这个问题我也不好再提。眼看我一天天地老了，没有多长的时间要我补过了，想到这里，焦急万分!”

1972年12月14日父亲给总理写信说：“……西安事变史料征集工作，已征集了一些零散资料，约200万字，我也写过一本《西安事变记》草稿，约20余万字。这些材料都需要审定、修改和补充。我现在除读书外，闲着没事干，决心以衰老之身(患腿关节炎已不良于行)对这些材料进行修整提高，务期在1976年(西安事变四十周年)前将这一工作做好，完成您的委托，留备历史参考。”

1973年4月父亲恢复组织生活，在父亲的积极争取下，1975年12月正式恢复西安事变史料的整理工作。1975年12月16日召开西安事变史料工作会议。首先的工作是清查稿件，因为经过文化大革命稿件有所丢失，然后计划编辑出版几个专辑，要求“工作限明年上半年整理完竣，下半年印刷、归档。”

1976年，父亲78岁，他不顾身体衰弱，不辞辛苦，每日亲自审阅西安事变稿件，每星期开一次整理西安事变史料工作会议，父亲想在自己有限的生命内把西安事变的史料整理出来。

1月8日周总理逝世，父亲极度悲痛，1月14日记：“夜四时半以后再睡不着，默念七律一首：《在整理西安事变史料中悼念总理》：西安事变四十年，史料编写近周全；为挽民族危亡劫，暂抛阶级血海冤；旋乾转坤成枢纽，掌舵撑篙仗巨拳；一部统战模范史，未蒙鉴定竟长眠。”

不料，三个月后，父亲悲愤成疾，也病倒了，终未完成在西安事变四十周年出版西安事变史料集的心愿。

可以告慰父亲的是：1986年西安事变五十周年之际，文史资料委员会将所征集的西安事变史料编辑出版了《西安事变亲历记》、《西安事变简史》两本书，三亿字文史资料存稿也成为巨大的历史文化财富，在被开发利用，父亲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

“双十二”纪念日

父亲的一生都与“双十二”有联系，因此，父亲也更加关注这个日子，即使没有公开的纪念活动，他在心里也要纪念这一天。这是父亲的日记：

1963年12月12日：“今天是双十二，是西安事变二十七周年纪念日。在到政协办公批文件时，才想起今天是一个有意义的纪念日，否则简直就忘却了。周总理不久前对特赦人员讲话时，曾告诉徐冰同志西安事变三十周年时(即66年)要开一个纪念会，我这几天曾同有关人士研究这个纪念会如何开法，并印几本西安事变史料，画几张油画，在西安筹办一个纪念馆等等。我是最关心西安事变的人，但今天这个日子连我几乎都忘记了，可见记载、图片、实物纪念展览的必要。

我对张汉卿先生还有一个幻想，就是台湾问题在二三年内能有和平解决的希望，如蒋介石病死，蒋经国继承，美国地位在国际形势日趋衰落，台湾返回祖国怀抱，那时张汉卿还健在，以他做代表返回大陆讲条件，那将是多么好的事情。我更幻想这个美梦能在西安事变三十周年时实现。”

1970年12月12日：“今天是西安事变三十四周年纪念日。当着这个日子，我不禁感慨万端，原计划三十周年的时候，开一个大规模的纪念会，文化大革命的兴起给冲掉了。现在转眼又过了四个年头，明年是三十五周年，不知会有什么纪念活动……过去几年征集到二百多万字的史料稿件，现在还乱放着，没有最后整理，我写的《西安事变记》一书，经过文化大革命迫切需要改写，但这些事我现在因为尚未解放，也无从着手，心中未免焦急。”

1971年12月12日：“今天是西安事变三十五周年纪念日，原想找几个有关人，如米暂沉，在一起聚会一下。后来想我刚刚从干校回家，这样搞不方便，怕有不好影响，所以作罢。”

1972年12月12日：“今天是西安事变三十六周年纪念日，抚今追昔，不胜感慨和兴奋!感慨什么呢?不但杨先生牺牲了，张先生的苦难到现在还没有结束。就以西安事变史料九人小组来说，五个人去世了，三个人还关着，就剩我一个尚能勉强地自由自在地活着，怎能不使人感慨!兴奋什么呢?西安事变毕竟伟大胜利了，成为现代历史的转折点，从此以后，打垮了日寇，驱逐了蒋匪，建立了新中国，国家日益昌盛，怎能不使人兴奋!……”

1973年12月12日：“今天是西安事变三十七周年纪念日，我每逢这一天总是心情激动，浮想联翩。特别是今年这一天是《西安事变记》第二次修改稿最后完工的一天，使我更有无限的感触和无比的高兴。今天清晨五时醒来，我就考虑今天这个日子我怎么过呢?先想为了纪念这个日子请几位熟朋友，如王炳南、米暂沉、吴波(他那时也在西安)到展览馆餐厅去吃西餐，聊表纪念……”

1974年12月12日：“今天是西安事变三十八周年纪念日，中国新闻社向我征稿，又看到台湾中央日报蒋经国发表的《张学良西安事变反省录》，不管写出来的稿子是否有用，我竭力写了《忆往事》一文，以纪念西安事变三十八周年。写了好几天，今天整天抄写，算是写出来了。文章写好，感到轻松高兴。”

1975年12月12日：“晚上刘鼎来，我们二人共同纪念双十二纪念日。可谓冷落极矣。”

1976年5月父亲罹病，没有再留下记录。1979年7月，父亲怀着没有见到两岸统一的遗憾溘然长逝。

2006年是西安事变七十周年纪念，我感到父亲那颗炽热的心仍在跳动，好像在对我说：“每年我都要纪念这一天……”

我想告诉父亲：“现在许多人都在纪念这一天，您梦想统一的那一天不远了。”

(责任编辑 赵友慈)

2007年第1期 侯外庐给世间留下了什么　作者：刘仰东

花十年心血几译而成的《资本论》(第一卷)，穷二十年精力完成的六卷本《中国思想通史》，大量学术著述，和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并称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五老”，大体就可以概括侯外庐先生留给学术界的遗产。但是，和其他一些名家不同的是，侯外庐这些成就背后的人生阅历，记载寥寥，更非广为人知。正因如此，前些时候我走访了他的长孙、如今也已学有所成的侯且岸教授。

结识李大钊

侯外庐1903年生于山西一个著名的地方——平遥。相对其他几老，他要年轻10岁上下。侯且岸认为，爷爷的经历在同辈学者中，是颇具典型性的。即生在世纪之交，幼年受私塾教育，启蒙于五四时期，求学于二三十年代(接受新学、出洋留学)，成就于三四十年代。这就导致后来出现了一个看上去有点不近常理的现象：被视为对文化事业是一种摧残的战火年间，却成为国内一代学人成果叠出的时代。侯外庐的四部力作——《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船山学案》，都诞生于抗战年间。从事学术史研究的侯且岸说，祖父的个案绝非孤证，而是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规律，因而没有理由忽视抗战期间的文化建设与思想启蒙。

说到祖父的学术之路，侯且岸特别提到了李大钊。也可以说，李大钊是侯外庐一生为之献身的学术事业的引路人。上世纪20年代初，年轻的侯外庐从家乡进京赶考，被政法大学和师范大学同时录取，一般考生此时面临的是选择哪个学校或哪个专业的问题，侯外庐则断然决定，同时就读两校，在政法大学攻法律，在师范大学攻历史。可见他的求知心情有多么迫切。苦学期间，他最早接触到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字，便是李大钊所写的文章。

1924年，经早期共产党员高君宇介绍，侯外庐结识了时任北大教授的李大钊。此后，侯外庐经常就对中国前途的认识、对各种理论的见解等问题登门向李大钊讨教，并借阅一些相关著作。直至晚年，他还清楚记得向李大钊借过的书中，有一本是布哈林写的《唯物史观》(英译本)。李大钊几次向侯外庐提到《资本论》，抱憾中国还没有一部较为完整的译本，他曾反复说过：“拼上半生功夫研究《资本论》，也不一定能得其要领。”李大钊又介绍侯外庐认识了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另一位北大教授陈瀚笙。后来，侯外庐和几个朋友筹办刊物《下层》，但资金短缺，便向李大钊求援，李自己的生活也很清苦，但仍帮忙从邻居李石曾家借了一笔钱交给侯外庐，并嘱咐说：“这是李石曾太太的钱，你一定要还。”《下层》问世后，尽管很受读者欢迎，但麻烦也随之而来，由于刊物宣传的是进步思想，很快被军阀政府取缔。《下层》遭查禁后，侯外庐为还那笔借款，又去见李大钊，这是他和李大钊的最后的一面，也是最难忘的一面。当时正值“三一八”惨案后，李大钊遭通缉，已避难于俄国使馆的兵营。

见面地点约在东交民巷道升洋行。侯外庐后来回忆，李大钊是登梯子越过一堵矮墙过来的。侯外庐向李大钊表示，“很想先在理论上追求真理”。李大钊说：“先从理论下手也好。”他强调，应从马克思恩格斯原著入手，并赞同侯外庐提出的翻译马克思原著的打算。正是这次谈话，用侯外庐晚年的话说，“决定了我一生的方向和道路”。

1927年4月，李大钊遇害。此时，侯外庐已携妻离开北京，到哈尔滨寻求赴法勤工俭学的机会。李大钊虽然牺牲了，但他的境界、学识、人格和操守，一直激励着侯外庐，几十年而不变。

初译《资本论》

1927年夏天，侯外庐夫妇登上驶向巴黎的火车。此前，在哈尔滨等签证的时候，他意外地在书摊上买到了《资本论》等数种经典著作的英、日译本，于旅馆中连日研读，想起李大钊生前的嘱咐，侯外庐决定，把翻译《资本论》作为赴法求学的目的。

到法国后，侯外庐只在巴黎大学挂了一个名，就从字母开始学习德文，为直接翻译德文本《资本论》作准备。1928年，他正式动笔翻译经恩格斯审定的《资本论》德文第四版。同年，经成仿吾介绍，侯外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翻译《资本论》，并非只是一个简单的语言转换问题，因而过程之艰苦，是可想而知的。各种学科障碍重重，每遇难点，侯外庐往往不得不停下笔来“补课”，西方古典哲学、哲学史、政治经济学、经济史、莎士比亚戏剧、歌德诗歌、数学、机械学……都在侯外庐的“补课”范围。由于必须倾注全部精力，勤工俭学之“工”已形同虚设，基本经济来源被切断，侯外庐夫妇只能靠家里寄来的一点钱维持生活，渐而由坐吃山空终至囊空如洗。大体马克思写《资本论》时遇到的困境，侯外庐在翻译时也体验到了。几十年以后，侯外庐曾这样回忆那段时光：

在法国，我每天工作十六七个小时，除了上图书馆，除了为党做一些必要的工作，几乎足不出户。巴黎是西方文化荟萃之地。我在巴黎附近生活了三年，一次不曾参观卢浮宫、凡尔赛之类的名胜，一次没有进过剧场去欣赏法兰西的戏剧和音乐。我只有远望埃菲尔铁塔，而从未得闲去登临其巅。我把在法国享受到祖国享受不到的自由，全部献给了学习和翻译《资本论》的工作。付出如此代价，换来的成果是，两年试译，译完第一卷二十章。

实际上，早年译读《资本论》的艰辛，又何止这些笔墨所能形容的点点滴滴呢!我翻译《资本论》十年中，文字上最难进展的时期，是旅法试译的两年。这两年中译得的二十章，我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啃下来的。每一段文字的突破，都要费九牛二虎之力。十几年后在重庆，郭沫若曾告诉我，梁启超形容自己的能力时说过：点起一盏油灯，日文就学会了。而郭老自己，则一星期就学会甲骨文。这番话虽说是趣谈，却让我感慨不已；我没有梁启超、郭沫若那样的天赋，对我来说，早年翻译《资本论》，从来不曾体验过走一步捷径的滋味，只是全心全力地啃着坚果，而乐在其中。

当时，精通日文的廖梦醒也在法国，她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拿侯外庐的译稿和日文版《资本论》进行核对，然后告诉译者：和日文版比较，中文意思表达得可以。这简单随意的一句话，侯外庐却感到胜过任何褒奖，信心也因此倍增。

1930年，因一贫如洗，实在无法维持生计，侯外庐不得不收笔，带着妻儿和《资本论》前二十章译稿动身回国。去莫斯科转接组织关系时，途经柏林，侯外庐特意在此停留了两天，找到正在柏林的成仿吾，希望通过他转告正在莫斯科的张闻天，为自己争取一个留在莫斯科继续翻译《资本论》的机会。成仿吾随即给张闻天写了一封介绍信，并建议中共驻第三国际代表团把郭沫若从日本请到莫斯科，和侯外庐共同完成《资本论》的翻译。离开柏林时，为避免麻烦，侯外庐把二十章译稿暂存在成仿吾处。在莫斯科，侯外庐尽管受到张闻天的热情接待，但这个计划终因被中共驻第三国际负责人张国焘否决而未能实现。

此后，侯外庐又几次从零开始，再译三译四译《资本论》，其间，存在成仿吾那里的手稿失而复得，托续范亭带到延安的手稿则不幸毁于战火。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可以告慰译者的是，1932年，国际学社出版了他和王思华合译的《资本论》第一卷上册。直到1938年，听到王亚南、郭大力合译的三卷本《资本论》即将出版的消息，侯外庐才放弃了这长达十年之久、花费了不知多少心血和精力的努力。他后来总结说：

《资本论》是凝结马克思四十年心血的一部煌煌科学巨著。我从这部巨著中所得到的，不仅在于其理论，而且在于其超群出众、前无古人的研究方式。《资本论》的理论和《资本论》本身所体现的方法论，是应予同等重视的。我个人在逐字逐句推敲中苦下了功夫，才得领悟此中意义。翻译较之一般的阅读，其益处即在于它更严格地要求我们去理解，去重达理论的全部由来，更深入地要求我们去领会理论的阐述过程，乃至理论本身的逻辑构成。在我年轻的时候，想做学问，身为中国人而要摆脱中国传统思想方式和研究方式的束缚，是非常难的，何况我这个蒙馆读经出身的知识分子。我常自庆幸，十年译读《资本论》，对于我的思维能力、思维方式和研究方式的宝贵训练。这方面的收获，决难以任何代价换取。

重庆交游

抗战爆发后，侯外庐于1938年辗转来到重庆。侯且岸说，爷爷在重庆生活了八年，此期间，他开始涉足历史学研究，并自1939年起一直担任《中苏文化》主编，和各界人士(包括国共两党高层人物及文化界名流)有广泛的交往，他本人也对他们有所记述和评论。

在重庆，侯外庐结识了郭沫若、翦伯赞、周谷城、杜国庠等同行。他与郭沫若的第一次见面，是在郭沫若所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所在地——天官府。侯外庐后来回忆说：

一见面，我急不可待地告诉他，1930年成仿吾曾有设想，建议中共驻第三国际的代表团出面，把郭沫若从日本请到苏联，和我共同翻译《资本论》。郭老向我披露，他在日本时，确有翻译《资本论》的心愿，只是由于没有地方出版才作罢的。所以，他一向注意国内《资本论》的译况……那天，我对郭老说，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对我启发极大，我的兴趣已经转向史学，正在继续他做过的工作，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史。郭老非常高兴，虽说他的名望那样高，我感觉他是真心诚意地欢迎我这个小兄弟，自告奋勇地前来与他为伍的。

此后，用侯外庐自己的话说，他在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中，“得到过郭老不同寻常的帮助”。例如，郭沫若清楚侯外庐对中国古代生产方式的认识和他很不相同，因此对一些共同注意的材料的理解和处理，和他也很不一样。他明知侯外庐会用他提供的材料来佐证侯自己的观点，甚至对他提出异议，却仍把他亲手搜集的珍贵而丰富的材料全盘端给了侯外庐。

在重庆时，侯外庐和翦伯赞既是同事，又是邻居，“过从最密”。因而侯外庐和翦伯赞的交往，不止于学术上。在侯外庐的印象里，“翦伯赞才思敏捷，性格活跃，善于结交，谈吐幽默，个性鲜明”。翦伯赞的生活很有规律，他是个忙人，社会活动多，教学任务繁重，但生活很讲节律，事事都有计划，例如写文章，他规定自己每天必须完成一定的字数，有条不紊。两家夫人也常在一起聊天，翦伯赞夫人告诉侯外庐夫人，翦晚间工作常过午夜，她每晚必陪侍灯下做针线，从不离开一步。1942年，翦伯赞大概因为《中苏文化》的工作安排问题对侯外庐产生一点误会，侯并未察觉。有一天章伯钧请客，周恩来把翦伯赞和侯外庐拉到一起，说：“你们那个《中苏文化》的问题，应该解决了。来，一起喝一杯!”翦伯赞应声端杯一饮而尽。侯外庐则不明所以，把酒杯轻轻一推，说：“没有的事。”周恩来抓住侯外庐说：“外庐为什么不喝?好，你不喝，再罚一杯。”侯只得从命。周恩来又说：“来，伯赞也来陪一杯。”翦伯赞和侯外庐一起干了第二杯酒。周恩来说：“好了，现在和好了。”侯外庐最终也没弄清事情的究竟。但翦伯赞显然解除了误会，此后对侯外庐格外亲热。翦伯赞就是这样一个个性鲜明的人。侯外庐晚年曾说：“在一系列学术问题上，我和伯赞的分歧一辈子都没有解决，不能说由此没有产生一点隔阂，但是，可以说，他和我，一辈子都是相互了解的。他了解我的论点的特点，了解我的为人和脾气，就如同我了解他的思想方法，了解他的品格和个性一样。我们确乎是真正认识对方价值的。”

侯外庐到重庆不久，曾寄居郊外的白鹤林“冯家洋房”，一度与鼓吹“乡村建设运动”的著名学者晏阳初为邻，住上下楼。有意思的是，这一年里，两家之间的关系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侯外庐说，他和晏阳初甚至“不曾有一次正面相遇的机会，不曾有过一回颔首之谊”。晏阳初虽然致力于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过的却是地道的西化生活，侯外庐后来回忆说：

在白鹤林，晏阳初维持着相当高的生活水准。他的家庭雇有两个满口京腔的女佣，一个西餐厨师。据其家人说，他在家里很少说中国话，基本上不吃中国饭。相反，他的中英混血的太太却肯于说中国话，也肯于吃中国饭。晏阳初刚搬来时，我的孩子们兴奋异常，因为晏家也有几个孩子，他们以为从此有伙伴了。但不久，他们就失望了，因为晏不允许两家的孩子来往。尽管如此，孩子们之间还是偷偷地建立起友谊，直到晏家搬走，他们还秘密来往了好几年。是晏阳初不识童子之心吗?恐怕不是的。晏阳初拒人千里的态度或非偶然，因为他的生活标准、格调是远离百姓的。

在重庆的八年，侯外庐交游甚多，社会活动频繁。他与周恩来时有会面，曾三次应邀出席欢迎毛泽东到重庆的不同场合的宴会，拜访过出狱不久的叶挺；他和孙科(中苏文化协会会长)多次发生工作接触，他曾和李约瑟纵论《老子》，和杜国庠、陈家康等人拟定《中国思想通史》的写作计划，他也是“小民革”的发起人之一；他和冯玉祥、王昆仑、邓初民、吕振羽、覃振、谭惕吾、吴茂荪、张友渔、萨空了、陶行知、李公朴等各界名流都有过这样或那样的过往。总之，他的生活是充实而繁忙的。

遨游“历史的天空”

侯外庐作为著名历史学家，真正涉足历史研究领域，是在1939年，这年，他36岁。按常理论，起步不可谓不晚。但一个看似反常的现象是，他翻译《资本论》，历十载而未竟，研究历史学，则一发而不可收。谈到这个话题，侯且岸引用了爷爷说过的一句话：“我曾用两个星期写出一本《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半年完成一部《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一年写一部《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两年写一部《近世思想学说史》。”抗战期间在重庆，侯外庐一方面和各界人物进行广泛的交往，一方面著述立说，不出几年，侯外庐的学术成果已蔚为大观，并且思维之新、理论之厚、学识之博、视野之开阔，都走在了当年学术研究的前列。

侯且岸说，祖父的成就并非从天而降，历史也不是一门可以一蹴而就的学问。此前的二三十年，无论是幼年读私塾(接受传统文化熏陶)，还是青年时期攻读法律、钻研理论，以及用十年之功翻译《资本论》时涉猎的各门学科，对侯外庐后来的学术研究，都起着这样或那样的推动作用。一旦进入历史研究领域，必然会呈现一个厚积而勃发之势。侯且岸举另一位《资本论》的译者王亚南为例，他和侯外庐年龄相仿，以研究经济学见长，但他的一本《中国官僚政治研究》，虽不过十几万字，至今就认识中国社会特殊性问题而言，仍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门槛。从两人知识和研究背景的某些巧合(都是在用《资本论》的方法研究中国社会)背后，我们可以看出历史研究本身的某些规律，对一个专题的突破和创新，不仅在于对专题本身所下的功夫，还必须具备开阔的知识面，特别是要掌握科学的方法论。所谓“功夫在诗外”，不仅适用于文学创作，同样适用于学术研究。

在世人心目中，侯外庐的本业是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但翻翻他的论著目录，就会发现，他的学术视角绝不是这个“本业”所能限量的。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以及大量人物、个案和专题，都在他的研究视野之内。而在其业内，侯外庐同样很看中对中国近代思想的研究，为之倾注了大量心力。他1944年出版的《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中关于章太炎思想的论说，至今无人能超越。他的上溯到17世纪的近世观，至今仍自成一说。

校长和家长

建国之初，侯外庐出席一届政协会议之后，1950年从北京来到西安，出任西北大学校长。上世纪50年代，著名大学由著名学者当校长，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诸如马寅初(北京大学)、王亚南(厦门大学)、陈望道(复旦大学)、李达(武汉大学)、竺可桢(浙江大学)、杨石先(南开大学)等等。六年后，因拟议中的陈寅恪不愿出任中国科学院第二历史研究所所长，侯外庐又调回北京，任该所副所长(所长由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兼任)。

在西北大学，侯外庐同样倾其全部的精力。他为学校制定了“求实创新”的校训；他大力发展工科建设，尤其是他一手建立起来的西北大学地质学专业，后来有“中国石油工作者的摇篮”之誉称。他离校后，对西北大学仍怀有着很深的情感，“文革”中最痛苦的岁月，他还惦记着学校，想着学生，念叨着要回学校看看，但终没能如愿。去世后，他的一半骨灰长眠在西北大学的校园里。学校对老校长也感情弥深，如今校园里伫立着侯外庐铜像。上世纪90年代，侯且岸到西北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很多西北大学老人向他表达了对老校长的怀念，他们告诉侯且岸，当年节日游行时，西北大学曾有学生自发打出了“侯外庐万岁”的标语，可见侯外庐在西北大学的威望和口碑之高。

侯且岸告诉笔者，他出生时，爷爷50岁。因为父母援越，他从小是和爷爷奶奶在一起长大的，名字也是爷爷给起的。当时家里的条件已远非昔比了，冰箱、电视机等一应俱全，住房很宽敞，书房和工作间是分开的。爷爷工作起来精神非常专注，他和弟弟常在爷爷脚下的地毯上爬来爬去，但丝毫不影响爷爷的注意力。爷爷吸烟，经常是烟头烧到了手指也没反应。除了专注，侯外庐治学的另一个特点是记忆力极强。侯且岸说，爷爷讲课通常是只带粉笔，不带讲稿。

谈到自己的名字，侯且岸说，爷爷对“名学”向有偏好，也爱给人起名字。他自己原名玉枢，“外庐”是后来改的，出自苏东坡诗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取走出来看庐山之意。他还爱研究别人的名字，曾认为鲁迅之名的“迅”可解为“狼子”、“母亲生的大力士”，并在一次宴会上问过许广平，许笑而不答。侯且岸自己的名字，后来也经常被人猜问，不少人觉得这个名字有宗教含义，揣测他是佛教徒。其实这是一个带有政治含义的名字。侯且岸出生的1953年，正值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出台和中国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始，社会生活面临着巨大的变化。“且”寓意为“新生命的开始”，“且岸”则意为“一个新生命终将会达到彼岸”。作为长孙，侯且岸深得爷爷的呵爱和培养，但世事无常，侯且岸正当读书年纪，“十年动乱”骤起，他不得不随大流插队务农。侯外庐后来已不指望长孙能继承自己的事业，作一个学术传人，虽然愿望还在，这是他的一大憾事。1994年，侯且岸在取得博士学位之后，专门带着毕业论文和学位证书，来到八宝山，用自己的成功告慰祖父的在天之灵。

(责任编辑 萧 徐)

2007年第1期 《历史研究》的片断历史　作者：李　妍

“这是《历史研究》对年轻作者的态度”

《历史研究》与新中国历史学及新中国的历史学者一起走过了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原中国史学会会长金冲及先生的第一篇史学论文《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就发表在1955年第2期《历史研究》上，那时刊物刚满一周岁，最近的文章是2005年第4期发表的《抗战前夜中共中央战略决策的形成》，前后整整50年。这在刊物作者队伍中是不多见的。

在经历了土改、思想改造、院校调整之后，新中国历史学刚刚起步、真正起步的时候，《历史研究》于1954年创刊了。为创办《历史研究》，毛泽东提出了“百家争鸣”的办刊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新创刊的《历史研究》发表了胡绳、侯外庐、翦伯赞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论文，也在第一、二期连续发表声称“不宗奉马列”的陈寅恪先生的论文，在学界引起巨大反响，给学者留下了难以忘却的记忆。

那是1955年。过完24岁生日的复旦大学青年教师金冲及注意到《历史研究》在创刊号发表了胡绳的《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一文，又在第6期发表了东北师大孙守任的商榷文章。正是这种百家争鸣、学术平等的氛围鼓舞激励了刚刚教授中国近代史一年半的金冲及，他利用春节放假写就了《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这篇文章。文章对胡绳和孙守任的观点不完全赞成，胡、孙纠缠的是阶级斗争作为历史分期的标准。金文认为，历史时期，应该用社会经济的标准与阶级斗争的标准两方面结合起来划分。《历史研究》在发表这篇文章时没有做什么修改，只删掉了“胡绳同志是我尊敬的前辈”几个字。可能是尹达主编、刘大年副主编觉得，既然是学术讨论，就不要讲“前辈”了。50年以后，金先生在回忆这段往事时用“初生牛犊不怕虎”来形容当时的自己，并由衷称道《历史研究》给予了“牛犊”与“虎”平等言说的权利：“这是《历史研究》对年轻作者的态度。”

《历史研究》这种对待青年作者的态度被继承和发扬下来。新时期的《历史研究》是一幅多姿多彩的画卷，着力培养青年作者仍是其中可圈可点的一页。这些青年作者在老编辑左步青、章鸣九的记忆中，印象最深的就是叶晓青。

叶晓青原是上海一家银行的职员。

1980年第6期《历史研究》发表了姜铎的文章《要恰当地评价洋务运动的积极作用》，重点是强调洋务运动负面的作用。姜文发表以后，编辑部收到了叶晓青寄来的文章，与姜铎商榷，洋洋洒洒，有两万多字。责任编辑章鸣九一看就估计到作者是个年轻人，整篇文章尚未达到发表的水准，但他发现其中有一段是谈科技的，讲洋务运动中引进科技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和作用，观点比较新，于是回了一封长信，建议作者专就科技问题展开讨论。叶晓青根据编辑部的意见撰写了《近代西方科技的引进及其影响》，又改了两三遍，发表在《历史研究》1982年第1期，在学界引起很大反响，并获得《历史研究》第一届优秀论文奖。后来叶晓青又送来她的第二篇文章《西学输入和中国传统文化》。编辑部将这篇文章打印出来，分别寄给李时岳、章开沅、林增平、李侃、陈旭麓、夏东元、胡滨、唐振常等等十几位近代史学界的著名学者，请他们提意见。这十几个人都回信了，对文章予以肯定，也都提出了意见。叶晓青根据这些意见作了修改，文章发表在1983年第1期，反映甚佳。这两篇文章改变了一个青年人的人生轨迹，叶晓青从一位银行职员变成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专业研究人员。二十年后，笔者采访就职澳洲某大学的叶晓青，她说：

是《历史研究》帮助我把研究历史变成一种职业。在这之前，研究历史在我是一个非常私人的事情，职业且不说，发不发表都不要紧。由于我和《历史研究》这段关系，使我走上可以以此谋生的道路。《历史研究》起了很关键的作用，没有《历史研究》，没有《历史研究》发表几篇文章，社科院怎么可能调我呢，因为我是没有学历的。我一直对这个过程感到惊讶，这种惊讶现在还没有克服。

“我真是有一点受宠若惊”

已是耄耋之年的著名史学家李埏先生至今仍清晰记得在《历史研究》发表第一篇文章的经过：

解放初期那几年，运动不断，根本没有心思写什么论文，也不敢写。我们都要参加思想改造，自己骂自己，把自己骂得体无完肤。后来《历史研究》创刊了，我看到上面有陈寅恪、侯外庐、范文澜几位先生的文章，感觉到《历史研究》还不是否定一切，不是对过去的一切全否定，于是我也想写点东西。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中，我对侯先生的文章特别感兴趣，因为他涉及的专题和我有关系。看了他的文章后，我就想写点笔记、读后感之类的。刚好不久学校要评职称，需要每人提供一篇论文，于是我就写了一篇文章，这就是后来关于土地所有制的那篇文章。

文章写好后我就投给了《历史研究》。不久，就收到了编辑部的回信，说文章太长了，问是不是能砍掉一些。我改成了23200字。寄去后不久，上面派我到北京，开教学大纲的会议。

到北京后我先去见了向达先生。向达先生说我的文章写得不错，我问先生怎么知道啊。向先生说，有一天，侯外庐先生到历史所二所开会，二所即现在的历史所，当时属于中国科学院。侯先生平时来得很早，从来不迟到，但那天侯先生迟到了一刻钟还多。侯先生到后赶忙说，对不起，今天我迟到了，因为我修改一篇文章，我对那篇文章很感兴趣，一口气把那篇文章看完，结果就迟到了。这篇文章我们要用。有人问是谁的文章，侯先生说，我也不知道，是从昆明寄来的，名字也很怪，叫李埏，不知道是何许人也。

《历史研究》编辑部知道我来北京开会，于是他们通知我说，最好到编辑部来一趟。一位编辑拿出稿子对我说，你看上面有很多批语，是侯先生审的稿，侯先生批了很多意见，希望你拿去看一看，你是后辈，虚心一点。于是我把稿子就拿回去看，第二天我就送回到编辑部。编辑问，你怎么改得那么快?我说，我自己的文章，很容易看，当然看得快了。编辑问，你认为侯先生的意见怎么样?我说，侯先生主要有三条意见，但第一条意见我不能接受。侯先生希望我从农村公社讲起，从商周讲起，这个我现在做不到，因为商周我没有研究过。侯先生的意见很好，但如果照侯先生的意见做，我只好三年以后再把文章寄过来。编辑说，不行不行，可不能拖那么长时间。我说，文章要是现在登，侯先生的第一条意见我只好保留，其他我都能照侯先生的意见改，你们要是不同意，那就算了吧。编辑说，这个事情你自己看着办，不过你是后辈，应该虚心一点。

看来编辑部是尊重了我意见，文章不久后就发表出来了(《论我国的“封建的土地国有制”》，1956年第8期)。

李先生这篇成名之作的意义不仅仅在学术上，也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他的家庭生活状况。文章发表后，《历史研究》编辑部支付了460元稿费，《新华月报》、《社会科学战线》又支付了400多元的转摘费。

那时我的工资才120多元，一下子收到800多元，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还人家钱。债还掉以后，我又带着小孩到商店里买了三件棉大衣，我自己一件，大儿子李伯重一件，女儿一件。儿子说，穿大衣真暖和啊。那时确实很穷，有了《历史研究》这笔钱后，生活大为改善了。《历史研究》稿费这么多，是出乎我意外的。那时《历史研究》稿费分为12个等级，第一个等级是郭沫若、范文澜他们的文章，我的文章被列为第二等级，是很高的，我真是有一点受宠若惊。

“沈元风波”

回望五十年《历史研究》，并非都是如此阳光灿烂的故事，也有令人心悸的往事，其中最甚者莫过于“沈元风波”。

沈元原是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时只有17岁，后来下放劳改，回来后学部副主任刘导生将他推荐给时任《历史研究》主编的黎澍。沈元是个才华横溢的青年学子。顾颉刚1962年7月2日日记云：“近代史所沈元同志前年毕业北大历史系，年二十余，而学问根柢已好，予所作《大诰今译摘要》付《历史研究》，得其细读，指出若干不妥处，乃得修改一过，可爱也!”能得顾颉刚先生的赞赏，看来确非等闲之辈。黎澍爱其才情，怜其命运，先后在《历史研究》发表过沈元四篇文章：《(急就篇)研究》，1962年第3期；《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革命》，1963年第1期；这一年第3期又发表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和历史研究》，《中国历代尺度概述》，1964年第3期。其中三篇文章被《人民日报》转载。一个史坛无名之辈，更重要的是一个曾戴过右派帽子的青年一连四登龙门，不啻巨石投海，引起轩然大波。有写文章批驳沈元的，有到学部状告《历史研究》重视右派的。中宣部通知学部和编辑部：以后要注意影响，少发表沈元的文章。

1960年代初，黎澍受到毛泽东应该鼓励青年上进讲话的启发，撰写著名的《让青春放出光辉》一文。此文打磨数年，反复推敲斟酌，可谓字字珠玑，于1964年3月2日在《光明日报》以“本刊评论员”名义发表。对这样一篇颇受好评的文章也有人说三道四，指摘黎文反对政治挂帅、鼓吹“白专道路”。联系到所谓沈元问题，黎澍再一次遭到学部、中宣部的批评。文革期间，黎澍挨斗时，沈元陪斗。

1970年，沈元以“里通外国”的罪名被枪毙了。顾颉刚先生1970年5月3日日记写道：“今日在医院看布告，知沈元以扮黑人期逃出国，日前枪决，年32。”寥寥数语，布满悲凉。一个年轻而睿智的大脑就这样停止了思想。

“有些刊物为什么不恢复，像《哲学研究》、《历史研究》”

如果就发行量和“影响”而言，五十年《历史研究》最“辉煌”的岁月恐怕应该是“文革”期间了。30万份的发行数量，今天全国历史学专业期刊发行量的总和也难以望其项背。“文革”期间的《历史研究》是一本书的题目，这里只想讲一讲它在“文革”“有幸”复刊的历史。

1966年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及“史绍宾”的文章《吴晗投靠胡适的铁证》，矛头直指《历史研究》和黎澍：“《历史研究》从一九六一年第一期由一位新主编接手以后，逐渐成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史学领域内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阵地。”这实际上已经宣判了刊物的“死刑”。《历史研究》在完全失去生存空间的形势下，被迫于1966年第4期停刊。这一“死”就是八年。

1973年5月19日，驻学部军宣队传达《毛主席关于恢复一些刊物的指示》：“有些刊物为什么不恢复，像《哲学研究》、《历史研究》，还有些学报。不要只是内部，可以公开。无非是两种：一是正确，一是错误。刊物一办，就有斗争，不可怕。”

听了传达，黎澍马上准备复刊工作。1973年6月5日，黎澍拟就了《<历史研究>杂志概况和复刊计划》。“计划”中说：“在听了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恢复刊物的指示的传达以后，我们立即对《历史研究》杂志复刊问题进行了研究，作了一些初步的考虑。”这份计划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情况，二是复刊的条件，三是复刊计划，四是对上级提出的要求。复刊时间定在1974年1月，仍为双月刊。1974年3月黎澍再次提出《关于<历史研究>杂志复刊问题的报告》。6月18日学部发出《关于恢复<历史研究>等刊物(给国务院科教组并请转报中央)的请示报告》。未见批复。

与此同时，国务院科教组已经在紧锣密鼓地筹划复刊事宜了。也就是说，复刊与《历史研究》原来的主办者学部无关，除了学部已基本陷于瘫痪状态这个重要因素外，也不排除含有不信任的成分。1974年8月1日，科教组将《关于出版(历史研究)杂志的请示报告》送给姚文元，8月18日，姚批示同意。8月30日，国务院科教组下发了(74)科教办字220号文件《关于出版(历史研究)杂志的通知》。粉碎“四人帮”以后，黎澍对这份《通知》作了若干批注。这里将《通知》及黎澍批注摘录如下，以飨读者。

遵照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为适应批林批孔和国内外阶级斗争的需要，在斗争中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队伍的建设，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占领史学阵地，决定出版《历史研究》杂志。

黎：下面应加一句：“兹将编辑出版计划通知如下”。

开口便是小偷的语气。“中央领导同志”，是少数还是多数?是个人意见还是代表中央意见?非常含糊。是偷梁换柱手法。

一、指导思想和编辑方针

黎：是二是一?

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理论联系实际，“古为今用”，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黎：头二句重复，文理不通。

“破字当头”。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批判孔孟之道，批判唯心史观。

黎：没有讲研究历史，破与立缺乏联系。

开门办刊物。大力组织工农兵写稿，提倡专业理论工作者与工农兵相结合。

黎：不真实。

文章力求准确、鲜明、生动。

黎：没有做到。

二、任务和主要内容

黎：何者为任务，何者为内容?

(一)宣传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科学的基本原理，研究历史上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规律，总结历史研究，肃清修正主义路线在史学领域的影响。

黎：还有资封是否也要肃清?

(二)批判林彪用孔孟之道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批判尊儒反法思想，研究儒法斗争史，评注法家著作，对法家的进步作用，给予必要的历史的肯定。

黎：如果仅仅为了给法家以必要的历史的肯定，何须如此大书特书?前面讲批判唯心史观，这里又加以提倡。一二两点暗藏篡党夺权的阴谋。

(四)开展中国历史(包括各民族史)和外国历史的专题研究，以近现代史为重点，重视家史、村史、厂史、连队史的研究。

(五)讨论重要历史问题，评论中外历史著作，介绍重要史料，报道国内外史学动态

黎：四、五是对的，但是没有实行。

《通知》的第三部分是编辑机构，要求“编辑人员从工农兵理论队伍、高等院校和历史研究部门选调，要老、中、青三结合。”第四部分是出版计划，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国内外公开发行，印数暂定40万册。1974年10月出版试刊号，印发3000本。11月11日，科教组给姚文元写了《关于<历史研究>试刊号修改后正式出刊的请示报告》，13日姚文元批示，张春桥、江青圈阅。12月20日正式公开发行第1期。因印刷和征订原因，第1期发行255450册，到1975年第1期发行289150册。编辑部拟定了一份《全国工农兵及专业理论队伍联系单位》名单，其中重点单位12个，包括红星公社、首都钢铁公司、大连红旗造船厂、承德军分区；一般单位33个，北大历史系、北师大历史系、复旦大学历史系、辽宁大学历史系、武汉大学历史系等“榜上有名”。这份名单还印有“密件”二字。

黎澍是原《历史研究》的主编，复刊时也征求了他的意见，但并没有让他负责。1974年四届人大召开，组成新的政府，周荣鑫出任教育部长。周认为，《历史研究》不应该在教育部，应该交回学部。1975年8月学部领导小组组长林修德正式通知：《历史研究》将交回学部，准备接收。9月4日晚，《历史研究》编辑部领导小组组长拜访黎澍说：经7个政治局委员批准，《历史研究》交学部接办。9月8日，正式向学部领导小组办理交接。就这样，刊物回到了学部。学部决定由黎澍负责。

“我的顶头上司是李琦，不是迟群”

由上述可见，“文革”期间复刊的《历史研究》可以说是在“四人帮”的一手操控之下，成为“四人帮”实现乱党乱军乱国目的的舆论工具之一。我们看几篇论文的题目，大概不会怀疑这个判断：《必须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1975年第1期)、《必须限制资产阶级法权》(1975年第2期)、《道家与西汉儒法斗争》(1975年第3期)、《利用<水浒>识别投降派》(1975年第5期)、《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1976年第1期)、《资产阶级民主派为什么会变成走资派》(1976年第3期)。此外，还有江青亲自送芒果可为物证。当年编辑部党支部书记的回忆却展示了另一个历史“现场”。

1974年8月24日，急如星火地把我调到历史研究编辑部。为什么《历史研究》要急于恢复?背景是什么?表面一个背景，实际上有另一个背景。表面的背景是批林批孔，实际的背景主要是跟苏联辩论中苏边界问题，三北边界，东北、西北、华北，当时这个背景是不能讲的。领导同志交的底以及后来我们组稿的重点、配备的顾问，让我主抓什么，都跟这个背景有关系。

当时要我限期出刊。出刊前重头文章已经组织好了，余绳武(史宇新)的文章，讲中苏边界问题，那是重点文章，别的都是临时凑的。为了配合外交工作，必须在国庆节前出来，这是给我的任务。

当时有两条线，“四人帮”是一条线，李琦是周总理这条线，组织上针锋相对。我的顶头上司是李琦，不是迟群。另外，为了保证重点任务完成，李琦亲自出面，给我配了两个部长级顾问，一个余湛，分管苏联东欧的外交部副部长，一个罗青长，中联部副部长。我单独去见外交部的余湛，单独去见中联部的罗青长，都是讲国际斗争的事，这跟批林批孔没有关系，这些人都是周总理的班子。

《历史研究》即将出刊的消息，新华社广播了，《人民日报》也做了报道：“这一期刊登的《驳谎言制造者》、《“新土地的开发者”，还是入侵中国的强盗?》、《历史的见证》三篇文章，就中苏边界的一些问题，用无可辩驳的确凿史实，有力地揭露和批判了苏修的种种谎言和谬论。”重点介绍了余绳武的文章。我们当时在前门饭店办公，苏联大使馆、各国家的大使馆都在找《历史研究》在什么地方，因为刊物上没有写地址。

这是跟苏联的关系，是国际斗争，不能讲。编辑部其他人不知道这个背景，只有我清楚。表面上周一良也是顾问，两个部长顾问只有我知道，李琦给我写介绍信，让我去找他们。重要的稿子表面上是我审查，实际上是送两个部长看，他们从外交口径上，从斗争策略上把关，史实问题他们不管。虽然每期稿子也送梁效大批判组审查，但梁效根本不知道这个背景。

批林批孔，要办这么个刊物干什么，到处都在批林批孔，除了《人民日报》，各地方大报小刊都在批林批孔，还要《历史研究》干什么，而且不惜重金，住在和平宾馆(开始住在前门饭店)，四菜一汤，集中了一批教授。李琦是周恩来办公室副主任，如果是批林批孔不会让李琦来抓。再看看那时候的《历史研究》，批林批孔也很热闹，但没有什么重头文章，没有什么特色，都是大路货。没有人交代应该批什么，不要批什么。急于在1974年底恢复《历史研究》，就是为了配合当时的反修斗争。表面上也搞批林批孔，所以我说有点“两面政权”的味道。

上述说法，到目前为止没有找到任何文字材料来佐证，也没有任何当事人做出旁证。换句话说，这个回忆目前还是一个孤证。但其中不乏逻辑的合理性。

这一出历史剧，落幕不过三十载。两个历史场景，哪一个更接近历史真实?笔者力所不逮，一时无法判断。个中所展示的历史复杂性，大概也正是历史学的魅力所在吧。辨清这一历史真相的任务也许有待后人来完成了。

粉碎“四人帮”以后，《历史研究》陆续发表了一批题目新颖、思想深邃、理论缜密、文字清新的文章，拨乱反正，肃清“四人帮”在历史学界及其他领域的罪行，许多文章被《人民日报》转载，其影响早已溢出史学的边界。编辑们到上海出差，上海市委宣传部的人奉为上宾，设法从其口中打探理论动态。人们是把《历史研究》当作政治刊物来读的。就在很多编辑部成员陶醉在这“无限风光”的时候，时任社科院院长的XXX指示：到了一定阶段，应该把政治色彩淡化，不能老靠批四人帮立足，应该搞学术问题。无论今人后人如何评价政治生活中的这位院长，我们不能不说他的指示，是一个具有深厚学术素养的共产党理论家的卓见。揭批“四人帮”是特殊年代的特殊使命，《历史研究》在出色完成这个使命以后，很快将办刊重心转向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讨论。

300期刊物连缀了《历史研究》的文本历史，她是新中国历史学发展演进的一个表征；而这些文本背后的“故事”，从不同的侧面告诉人们，《历史研究》的文本历史是如何写成的，以及她何以呈现如此的样态。这些“故事”与《历史研究》的文本历史“骨肉相连”，也与无数历史学者的治学生涯息息相关；可以说，《历史研究》发表的每一篇文章都有其背后的“故事”。

(责任编辑 萧 徐)

2007年第1期 父亲楚图南和几位老朋友的交往　作者：楚泽涵

《一》

吴晗(字辰伯)是父亲在上个世纪40年代初在昆明就认识的朋友。当时吴晗叔叔任教于西南联大的历史系，父亲则在云南大学任文史系主任，与吴晗是同行；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父亲和吴晗又担任民盟云南省支部的领导工作，吴晗负责联系青年学生的工作，两人又成了同志，父亲称呼吴晗为“辰伯”，吴晗则称呼父亲为“图南”，这个习惯一直沿用到新中国建国以后。

1946年，吴晗随清华大学复员回到北方。父亲则在当年七月李公朴和闻一多两位同志被暗杀后处理一些善后事宜，并在美国驻昆明领事馆“避难”一段时间后去了上海。1948年底父亲取道天津和静海到了河北省平山县的李家庄，此后不久，吴晗也到了李家庄。这段时间，父亲和胡愈之伯伯、沈兹九伯母、周建人伯伯以及吴晗等朝夕相处，后来又在1949年3月随齐燕铭叔叔一起进北平，参加北平军管会的工作，一起接收了当时在北平的北大、清华和辅仁等大学。父亲和吴晗又成了朋友。

1949年3月，随国共双方在北平进行“和平谈判”，北平和上海的邮路开通，我们接到父亲从北平寄来的平安家信，母亲和当时在上海的我和弟弟、妹妹等四人，得到父亲的消息，当然十分高兴，我母亲立即给父亲回信。考虑到在上海的母亲和孩子们的安全，按父亲的安排，寄到北平的回信不能写父亲的名字，嘱咐母亲将回信写到北平的某个地址，收信人则写“吴辰伯”。母亲考虑到她的笔迹容易被辨认，因此信封是由当时还是小学生的我来写，这也是我和吴晗叔叔的一点“文字之交”吧，而且我从此也记住了这个和父亲联系在一起的名字。

在父亲和吴晗一起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期间，吴晗送给父亲一本他写的《朱元璋传》(是该书的最早版本)，这本书我家的兄弟和妹妹都看过，甚至在文革期间，也只是撕去封皮，换了一个书皮保留下来，一直到父亲去世以后。这本书写的是朱元璋起家和做皇帝的史实故事，给我留的印象很深。上世纪60年代，当时提出了一个口号：“广积粮，不称霸”。我们马上想起这个口号似曾相识，并在《朱元璋传》中找到其出处：朱元璋打下安庆以后，某个后来被他“赐”为“国姓(朱)”的宿儒给他出的主意：“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在文革后期，基本上没有新书可看的时候，这本《朱元璋传》被我们时时翻阅，一方面是怀念书的作者，另外对书中记述的朱元璋在起兵后，一面抗元，一面对处心积虑的对付与自己不是一个方面军的张士诚、陈友谅辈，开国后所制造的株连几万人的胡惟庸、蓝玉等案件的种种故事颇多感慨。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和吴晗各自忙于不同岗位上的工作，来往比过去少了，但是由于都在民盟担任职务，也还有机会见面，工作中也或许有些歧见，但是仍然是同志和朋友。1959年国庆10周年前夕，有较长一段时间吴晗没有来参加民盟中央的活动，当时担任民盟秘书长的胡愈之伯伯很注意内部的团结，担心吴晗对民盟的工作有什么意见，于是约了过去和吴晗比较熟悉的父亲去看他。在和吴晗的交谈中了解到，吴晗是在1959年春季得到胡乔木传达的毛主席的指示，大意是，要学习海瑞的精神，敢说话；又说吴晗是研究明史的专家，想请他写点有关海瑞的文章。吴晗说，这一段时间，他摈弃了一切活动，收集资料，研究海瑞，写文章。后来在1959年国庆节前不久，吴晗的文章《论海瑞》在《人民日报》发表，据说文章还经过胡乔木修改。后来在1960年初，又写成了历史剧《海瑞罢官》，而且还演出过几场。

1965年11月，上海《文汇报》发表了题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文章，这在文艺界产生了不同的反应。当时担任民盟秘书长的胡愈之已经意识到是一场运动的开始，而且民盟又首当其冲，鉴于1957年民盟机关许多同志被打成右派，使机关工作都难于维持的前车之鉴，因此不免有些焦虑，于是找到父亲商量和交换看法。父亲当时刚公开共产党员身份不久，正忙于人民外交工作，和文艺界联系相对少了些，情况不是很清楚。两人有过这样一次对话：

父亲问：“写批评《海瑞罢官》的文章的姚文元是什么人?”

胡愈老说：“是上海滩上的姚蓬子的儿子。”

由于知道姚蓬子过去的叛变行径，父亲很不以为然：“吴辰伯再有不是，也轮不到姚蓬子的儿子来骂嘛!”出于对朋友的关心和信任，还说过：“胡乔木应该出来说话嘛!”

当时这些话只能在两个人间说说。胡愈之主持的民盟工作，在批评吴晗的问题上只是应付：拖一段时间，然后开几次“座谈会”，批评批评“学术观点”；甚至到了1966年5月16日，那个有名的“五一六通知”传达后，民盟中央在五月底才有个“关于停止吴晗在民盟中央和北京市职务的决定”。也就是并没有罢免和撤销吴晗在民盟的任何职务。实际上，当时的民盟中央在胡愈老主持下，基本的办法是静观待变的应付；而且民盟的老同志中没有任何人对吴晗落井下石。可惜的是直到后来，也没有听到过胡乔木出来对吴晗写有关海瑞的文章一事的说明。——这是后话。

吴晗在新中国建国后主持编辑过一套《中国历史知识丛书》，每本是32开本的很薄的小册子，每一本记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或一个重要事件，历史资料比较翔实而且容易记忆是这套丛书的优点。父亲陆续买齐了这套丛书，放在书柜中最容易取出的位置，不仅他阅读，而且将其规定为孩子们必需阅读的书目，说是让我们增加和记住一些历史知识。到现在为止，我的许多历史常识除了中学课本中有限的内容外，很多是得益于这套丛书。我现在之所以没有被荧屏上穿着古装的大辫子和小辫子给“忽悠”了，在颇大程度上得益于这套丛书。

谢谢吴晗叔叔!

《二》

胡愈之是父亲从1948年冬季在河北平山县的李家庄认识后的终生的、真正是肝胆相照的同志和朋友。

“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一次父亲看到小报，提到造反派在北京邮电学院批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胡乔木”，陪斗的一批人中还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胡愈之”，并附有这些“反革命分子”胸挂黑牌的照片。而据小报上的批判材料则是建国初期，胡愈老担任出版总署署长，出版了一大批“坏书”。其实父亲明白，当时宣传出版舆论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主要负责人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秘书长胡乔木。

虽然有被批斗的经历，但是胡愈老仍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没有被完全“打倒”的少数知名人士之一。当时民盟被解散，担任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胡愈老，则因为相当多的委员、甚至副委员长都被“打倒”，人大常委会根本没有任何活动。胡愈老只是偶尔出现在某些迎来送往的活动或是红白喜事的名单中，说不上有什么正式的工作。但是胡愈老并没有消极，据我所知，有几件事情是和胡愈老分不开的：

1972年，串联周士钊和杨东莼向毛泽东上书言事：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要求“广开言路”，“关心青年”，“注意教育”；

向当时统战部的军代表反映沈雁冰的意见和要求，后来在胡愈老的一再追问下，沈雁冰在1974年恢复了部分名义和活动；

瞿秋白同志的夫人杨之华在“文革”期间惨遭迫害，直到在病危时才被解除“监护”，胡愈老闻讯后立即赶到医院，看望慰问这位老朋友，老战士；

“文革”期间，冯雪峰同志在遭到多年迫害后逝世，按照当时的规定，只可以在八宝山开一个严格控制人数、不发讣告、不致悼词的“冯雪峰追悼会”，胡愈老据理力争，将会标改成“冯雪峰同志追悼会”，为冯雪峰争得了“同志”的称呼，而且私下动员了许多同志去向这位老同志告别；“文革”结束后又是胡愈老和其他同志努力，重新开了一次冯雪峰同志的追悼会，则是后话。

这一类的事情还很多，我后来听许多老同志提起胡愈老，都认为他不避风险，能够抓住时机，锲而不舍，做了很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甚至是别人想不到的事情。真是一位可敬的长辈!

“文革”结束后，胡愈老开始撰写回忆文章，有一段提到，1949年他从南洋回国到了解放区后，曾经表示过希望专门从事自己喜爱的出版工作，而不再搞“麻里麻繁”的党派工作了。为此周恩来同志和他谈了一个通宵，说服胡愈老继续参加救国会和民主党派的工作。就是在“文革”结束，胡愈老回忆这些往事前后，重新负责宣传出版和意识形态工作的胡乔木表示，希望胡愈老能够出来协助他，担任出版方面的领导职务。胡愈老后来说过，胡乔木对他从来都“很客气”，但是胡愈老还是婉言辞谢了，但也趁此机会要求胡乔木同意由民盟负责办一份杂志，并定名为《群言》，这是新时期以后由民主党派主办的第一份杂志。

后来，胡乔木写了一篇关于人道主义的文章，此文先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后来又由人民出版社印成小册子。胡乔木在文章中将包括爱因斯坦、卓别麟在内的一批20世纪的外国科学家和文化人、作家都加冕为“共产主义者”或是“共产主义的同情者”。该文在《人民日报》发表时，将卓别麟说成是美国人；后来出小册子时．胡乔木加了一个注释，意思是根据某个读者的来信，说明卓别麟是英国人，后来侨居美国，50年代迁居瑞士，并对来信表示感谢。父亲从这个注释中看出和联想到一些问题：将卓别麟“定性”为“共产主义者或共产主义的同情者”不够妥当。因为卓别麟是1947年拍了电影《凡尔杜先生》得罪了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在50年代被逼离开美国的，1957年卓别麟的影片：《一个国王在纽约》因为讽刺了美国众议院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而被指责为“亲共”，卓别麟对此还有过某些抗辩。现在如果将卓别麟“论定”为“共产主义者或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则等于在逻辑上承认了美国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对卓别麟的迫害是正当的。“卓别麟如果泉下有知，也不愿意带这顶红帽子”，“给麦卡锡帮忙，给卓别麟帮倒忙”。

当时，父亲正在应《我们的周总理》一书的编辑者邀请，写一篇纪念周总理领导人民外交的文章，于是父亲特别将他所知道的，有关周总理在参加日内瓦会议期间，接待卓别麟，请卓别麟看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后，指示父亲以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的名义邀请卓别麟访华，以及父亲和卓别麟通信联系的经过。父亲特别记述了卓别麟的回信的主要内容：语句恳切的感谢邀请，并请理解他由于认识、特别是处境方面的原因，目前没有条件接受访华的邀请。父亲在这篇文章中还加了一句：“近年有人在文章中将卓别麟等列为共产主义的同情者，我认为，这或多或少反映了对历史知识的无知，也缺乏对卓别麟本人的尊重。”这段文字在《我们的周总理》一书中被删去，在父亲去世后，编辑《楚图南集》收录该文时，根据父亲在世时的意见恢复。我作为知情者，仅录以备考。

呜呼，此胡非彼胡!要求位高而权重者，不“唯上”，难，能够做到不“唯唯上”就算不易。据说有一种学科叫“比较文学”，即将不同民族的文学作品的思路、故事加以比较，并探索各民族文学活动的规律。能不能也发展一种“比较闻人”学科，将某些“名人”或“闻人”的“行状”也做些比较。已经有文章将彭德怀与朱可夫做过比较，今后能否将胡乔木和陈布雷加以比较，写一篇《胡乔木、陈布雷优劣论》，以使后来有志于“齐家、治国、平天下”者得到某些启示?

《三》

大约是1962年至1963年期间，父亲的另一位老朋友王昆仑在《光明日报》的副刊《文学遗产》专栏连续两期发表了题为《论晴雯》的长篇文章(是其《<红楼梦>人物论》中的重头文章)，而且配了一幅晴雯的画像(我记得是蒋兆和先生画的，待核实)：一个留长辫子的姑娘，瞪着眼睛望着读者，十分传神，画像上还题了几句：“心比天高，人为下贱。风流灵巧惹人厌。”文章对大观园中的这个俏丫鬟的天真和无邪、心灵手巧、心直口快做了刻意的描绘，对晴雯后来被“主子”寻莫须有的“风流罪过”撵出大观园最后惨死夭亡，表示了无限惋惜和同情。

王昆仑在此前后还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过对《红楼梦》中另外几个人物的评论，但是，浓墨重彩的、倾注了作者感情的华彩乐章无疑是《论晴雯》。当时，报纸上关于国际问题的主题是“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国内问题则是“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一时在中国的主要报纸上竟出现了《红楼梦》中的一位俏丫头，而且文字又活泼传神，使人有一种清新的感觉。我当时刚大学毕业，留在学校(北京石油学院)当助教，我记得我的同事们也和我一样，在宿舍和饭厅，有机会总要议论几句。后来王昆仑将《论晴雯》改编成剧本，并交给当时由韩世昌和白云生主持的北方昆剧院排演。在初次演出时，父亲和母亲都受到邀请去看戏，那天邀请和去看戏的主要客人是周总理。

我母亲彭淑端和王昆仑的夫人曹孟君是同乡，而且从小又是湖南长沙周南女校(在古稻田)的同学，以后又是多年的朋友，而且知道曹孟君当年和我母亲的妹妹彭慧等一样，是抱着当时有正书局出版的石印本《红楼梦》，可以不吃饭、不睡觉的“红迷”。到了剧场，母亲见到曹孟君，两个人拉着手，就到一旁说话去了，看戏时又在一起，曹孟君边看边给母亲讲，好不亲切。据母亲事后回忆，“戏是演得真好”，演员是“真认真”，尤其是晴雯挑灯抱病补孔雀裘，“硬是把个晴雯演活了”。演出结束，周总理在休息室和王昆仑夫妇，还有我的父母等少数几个人谈话。据母亲后来回忆，周总理对王昆仑说：文章写得好，戏也写得好，演也演得好。但是周总理突然话锋一转，语重心长地说了一句：“昆仑啊，听我一句劝，戏不要再演了，文章也不要再写了!过去的就算了。”母亲后来对孩子们回忆时，还表示过，“多可惜”，“这么好的戏让大家多看看嘛”!父亲则没有说话。这以后，报纸上和舞台上，晴雯和大观园里的小姐和丫头们都销声匿迹了，我也就没有机会看这个戏。

王昆仑也是“文革”期间没有完全被打倒的少数知名人士之一，多年担任北京市的副市长，据当年曾经在北京市政府工作的朋友告：王副市长是组织每年“五一”、“十一”游行庆典等活动的专家。所幸的是，《论晴雯》和昆剧后来也没有遭到像《海瑞罢官》一样大规模的批判。因此上述的对晴雯故事的解释是本人的理解和体会。按惯例，写书的人和读书的人的理解往往有所不同，如果对原作者的本意有所唐突，还请在泉下的长辈见谅。

我还要说一句：谢谢昆仑叔叔和孟君阿姨，是他们有意或无意中教会我看懂了晴雯，学会了看戏!祝二老安息，或可在那个世界里和我的父母一起分享读书和看戏的乐趣。

《四》

丁西林伯伯比父亲年长几岁，也是父亲多年的老朋友：1954年成立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父亲担任会长，丁西老是副会长；1958年国务院设立了对外文化交流委员会，父亲和丁西老都被周总理任命为副主任，一直到“文革”期间这个单位被撤销。丁西老的夫人叫李逸，是云南边疆一个少数民族头人的后代，父亲和丁伯母，又有一层同乡关系。

丁西老早年留学英国，学物理的，说话做事情都很严谨，衣服仪表总是十分整洁，在机关里面，丁西老说话做事都很谨慎，从不多说话，也不过问与他工作无关的事情。1961年夏季，机关安排丁西老夫妇和我的父母去青岛休假，我的弟弟和妹妹也因正值暑假，就一起去了(我当时因学校安排，在大庆参加石油会战，没有去)。丁西老一家和我们一家被安排住在同一幢楼里，两家的伙食也在一起。丁西老对我的弟弟妹妹，就像对他家的孩子一样，要求很严格：吃饭不能出声，搬椅子不能有响动……由于朝夕相处，父亲和丁西老的交往多了起来，而且两老很投缘，逐渐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

在此以后，放过一部电影《刘三姐》，里面的对歌很精彩，而且是彩色片，风景和演员都很漂亮，年轻人看了都很痴迷。而且当时提出时时事事都要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念，因此这部电影还被当作是批判地主阶级及其豢养的“秀才”的教科书：灵牙俐齿的刘三姐通过对歌把地主老财请来的手拿褶扇、脸上贴膏药的一群酸秀才讽刺挖苦，骂得一无是处，好不热闹，真是体现了“念念不忘阶级和阶级斗争”；体现了领袖的教导：“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剥夺那些翘尾巴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资本”。因为这部电影还要介绍到外国去，因此父亲和丁西老都参加过对这部电影的审查，结果当然是通过。

但是在事后，私下，一向出言谨慎的丁西老对父亲说过他的看法，大意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可能由于出身和环境的关系，有毛病，应该也可以教育，何必要由一个黄毛丫头来骂得那么难堪呢!过去“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虽然不对，但是现在读书和读书人总还有点用嘛。这表明丁西老对这部电影所表达的倾向性问题是有相当保留的。而且在谈话中丁西老还敏锐地感到：是不是又有什么运动，要批判什么人了。丁西老是个好心肠：刚吃饱肚子，大家好好做点事情嘛。父亲则向丁西老表示，对这部电影，他也或多或少和丁西老有同感，总让人感到有点让人不舒服，但又不容易说出来。父亲还劝丁西老，不就个电影嘛，看看就算了。也表达了一种理解和保护的意思。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现在的人们看电影《刘三姐》大概不会有当年丁西老这一代人的紧张和忧虑，“阶级斗争的弦”也不会绷得那么紧了，电影作为阶级斗争的教科书的作用已经逐渐被淡化，人们对某个电影或文艺作品的评论也用不着再提心吊胆了。社会上的普遍观念或多或少演变成“万般皆上品，赚钱品最高”，为了赚钱，就要读书，读书人好像也不那么可憎了。荧屏上的“高级知识分子”们又西装革履，神气起来，似乎也不再担心被骂成“翘尾巴”了；而某些来自农村的大嫂和婶子们则忽然成了挖苦的对象……新版的刘三姐至少不再为批判地主老财、知识分子打先锋了，而还原为热爱生活、热爱家乡、善于打情骂俏的泼辣村姑……

丁西老于1974年4月清明节前去世，终年72岁，父亲当时还没有恢复工作，没有机会充分的表达对这位老朋友的怀念。

近日，看到刘三姐故乡——广西宜州来的少男少女们表演的《刘三姐》的歌词，兹录一段：

哥莫嚣，妹是山顶朝天椒；赌你试来咬一口，包你辣得眼泪飘。

谨以此告慰丁伯伯和丁伯母：刘三姐还是原来那个泼辣多情的村姑，是人们希望美好生活的象征。

(责任编辑 赵友慈)

2007年第1期 薛禹谷《微生驻痕》读后　作者：张劲夫

2002年4月份，薛禹谷写了一本书，叫《微生驻痕》，送给我。书中讲了她在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的经历，讲了她的父母，特别是讲了她与小叔孙冶方的关系。孙冶方原来姓薛，后来到前苏联留学改成姓孙。

书前的序言这样写道：“我是一个希望从科学救国出发，能为祖国繁荣富强添砖加瓦的知识分子，也是一个向往民主自由，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共产党员。十年浩劫几乎把理想变成了梦幻，改革开放又展现出希望的曙光……但又意想不到的阴云出现。社会进步终究要遵循自身发展的规律，但愿从实践中能把真理寻找，期待着明天比今天更明亮。”这代表了众多知识分子的心态，代表了像她那样从科学救国出发，然后参加共产党的一批人的心理。字里行间熔铸了对党、对人民、对祖国无比的忠诚和深沉的爱恋……包括《微生驻痕》中的若干文章，用十分简洁明快的语言，朴实无华地记录了她光彩夺目的人生。

这使我想到：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一个知识分子，无论职位高低，无论是男是女，只有将自己融入历史，融入人民之中，始终和工农大众结合在一起，才能成为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才能创造出光辉的业绩。

神秘的中共女地下党员

解放初，我当杭州市副市长的时候就与薛禹谷认识了。我知道她是一位神秘的中共女地下党员，有着传奇式的革命经历，因此，她被推选为杭州市第一届人大代表。

薛禹谷学生时代就参加了共产党的工作。1948年8月下旬，她收到父亲薛明剑——荣氏家族(共和国副主席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的大管家，也就是孙冶方的长兄来自无锡的一封信。这是在震惊全国“五二○”惨案后，复旦大学整个校园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她当时是助教，父亲担心女儿思想左倾(并不知道当时她已经是中共地下党员)，怕她在复旦大学有危险，想调女儿去江南大学任教。薛禹谷及时向中共南方局上海分局领导请示，经组织上研究，考虑到形势发展的长远需要和她在无锡有有利于做党的工作的社会关系，决定叫她立即应聘去无锡。组织给她的任务是，除做好江大的教学工作外，要通过家庭的社会关系，做好无锡工商界上层的统战工作，并在我军渡江前后协助安排护厂护校等任务。

荣德生与兄长荣宗敬出身农家，经历过艰苦的学徒生活。但他们都胸怀大志，救国利民，晋身实业，在市场不利的逆境中，敢做敢为，知人善任，终于从一个乡下小企业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庞大企业，到20世纪30年代，已成为中外有名的“粉纱大王”。荣德生是申新公司的总经理，薛明剑则是该厂的厂长，两人互相信任，关系十分密切。薛禹谷作为中共无锡临工委委员，在中共无锡临工委书记高山的领导下，曾陆续把我党关于工商业政策的文件给她父亲阅读，特别是我党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文件，他不仅自己认真阅读，还都转给荣德生看。荣对我党“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指导方针十分重视，反复研究并仔细询问。1948年底，她介绍高山到家中直接与其父面谈。希望转告荣德生先生，谈明政策，不要迁厂，继续搞好生产。临近解放，她曾和父亲多次去荣家，把最新的政策文件及时送给荣看，逐步解除了他的最大顾虑——“共产党来了，能不能继续开厂做生意?”并为迎接家乡的解放，组织了人民自卫队，在护厂、护校、护市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9年4月23日夜11时，无锡解放，荣德生所经营的工厂一天也没有停产，并得到了人民政府的贷款和提供原料等多方面的帮助，生产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不久，荣德生被邀请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工商界代表，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并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苏南人民行政公署副主任。他对能参加人民政权建设感到无上光荣，不过仍把主要精力放在自家创办企业的生产发展方面，主要任务是，积极发展生产力借以克服困难。

当时，薛禹谷的家就在学前街江苏省工业协会会址的楼上，常有机会和前来的无锡上层人士接触和交谈，如商会主席钱孙卿、立法委员孙翔风、县参议长李惕平、《人报》主编华洪涛等。薛禹谷身为长女，从小就比较懂事，学习成绩又好，深得父亲的钟爱和器重。她的意见或建议常受到父亲重视，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父亲的看法和做法，父亲始终只以为她女儿是共产党的同情者，不是共产党员。一直到无锡解放，她参加无锡地区南下干部和地下党员会师大会时，才告诉父亲自己是共产党员。其父备感惊讶，深深地凝视了女儿片刻，又似高兴又似无奈地说：“家中都有了共产党，共产党哪能不胜!”

我国微生物科学的传承人

解放后，薛禹谷当了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所长戴芳澜的助手。戴老退休后，她作为副研究员、研究员，将科学救国的动力，转化为科学强国的实际行动，在微生物学领域刻苦学习，努力钻研，撰写科学论文50多篇。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她临危受命，挑起了副所长、所长的重担，亲自组织整顿被破坏了的科研秩序，收拢涣散的人心，把握微生物科研的大方向，并多次出国访问，参加国际学术活动，把我国微生物科学带到国际科学的前沿。

在薛禹谷八十大寿的时候，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专门出版了《薛禹谷文集》。中国遗传学会理事长、我国遗传学的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谈家桢，为薛禹谷教授的《薛禹谷文集》写了前言，客观地评价说：

薛禹谷教授，1945年毕业于国立浙江大学，她从事科研工作50年，取得了一个一个骄人的业绩。

在20世纪50年代，她在中科院微生物所选育了糖化酶和蛋白质高产菌株，特别是在“文革”以后，她率先在我国开展链霉素质粒遗传和链霉素基因工程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研成果，为我国开展链霉素分子遗传和基因工程研究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该工作多次在国际会议上进行交流，获得国际同行的重视和好评。

在20世纪80年代末，她又率课题组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对产生的一种天然食品防腐剂——乳链菌肽进行了高产菌株选育，发酵条件研究和分离纯化，为该产品的中试和工业化生产试验奠定了基础。目前，乳链菌肽已在我国投入大规模工业生产，其产品远销国内外。

她在担任微生物研究所所长期间，对科研成果应用开发工作十分重视，例如二步法发酵生产维生素C项目，不仅在全国应用，使我国一跃成为维生素C的生产大国，而且在1985年以550万美元转让给瑞士Roche公司，成为当时我国最大一宗技术出口项目。

薛禹谷离休以后，仍然关心和支持所里和课题组的工作，为多种报刊撰写科普文章，继续为科教兴国出力。她如今视力明显下降，请家人给她读报和学术论文……生命不息、学习不停、工作不止。她一个瘦弱的人，用她自己的话说，一个“微生物”，在许多人看来，也和她小叔孙冶方一样，不知道哪来的那么大的能量。

伟大而平凡的中国女性

薛禹谷也是一个平凡的、普通的中国女性。她不但事业上成绩斐然，同时也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她有五个子女，个个有出息，个个成才，个个孝顺。历史这样记录着她的成长经历：

薛禹谷的父亲薛明剑，是一位社会改革家，个人生活十分节俭，粗衣淡食，对公益事业则积极慷慨。幼年时给她印象最深的是父亲刻在家中大厅柱上的两句话：“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母亲李钟瑞，是蚕桑专家、妇女活动家。母亲说过“人既来到世间，总要或多或少地做点好事留在人世”，“女孩子对家务事不用专门去学，需要之时再学也来得及，但读书则要抓紧，过了时间则不易读进去了”以及“交友要注意，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1937年抗日战争时，薛禹谷随家避难到重庆，在迁川的国立二中女子部读书。她也曾和同学们常喜欢在北陪嘉陵江边洁净的沙滩上，凝视着天空变幻无穷的白云，悠悠地编织着一个少女对未来的憧憬。只有当远处传来拉纤船工有节奏的劳动号子时，才惊醒了她的好梦。眼看着成排的纤工弯着几乎和沙滩平行的腰背，吃力地与江涛搏斗的情景，思绪万千，想到祖国还有无数苦难的人。

薛禹谷在合川蟠龙山下度过三年高中，那时候经常响起敌机将临的空袭警报。一次，敌机在蟠龙山上进行了密集的机枪扫射，她亲眼目睹有位新来的同学，在宿舍里被穿过屋顶的一颗子弹打中胸部死去了。当解除警报后，只见防空洞前空旷的田野上，横七竖八地躺着不少受伤的老乡，鲜血染红了大地，有的断臂残肢竟然挂在树枝上。

她18岁考入以“求是”闻名的国立浙江大学，竺可桢校长说：“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这语重心长的话语，如警钟一样回荡在她的耳畔。她在心里回答，到浙大来，就是要学习科学技术，报效祖国，造福人民。将来毕业后一定要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实现了当年许下的诺言。

无锡解放不久，1949年薛禹谷调到杭州，先后在浙江省农科所、省农业厅工作。1954年调北京中国科学院学部，直到1957年调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从事工业微生物、放射微生物和分子遗传学等方面的研究工作，主要致力于分子遗传学、基因工程和遗传育种方面的研究。1965年作为访问学者曾去英国进修。

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薛禹谷同样受到冲击。“文革”结束后，薛禹谷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她拼命工作，努力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1993年她离开了科研第一线，一生奔忙，开始有了歇息，但仍关心课题组的科研工作，致力使实验室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自然规律是谁也不能违背的，她也不由自主地进入了老年行列。在生活上可以放缓步伐，抛开几多烦愁，抖去一身风尘，放眼上下，悠然安排晚年时光了。但一颗革命者、爱国者、科学家的良心，仍驱使她一如既往，执著地关心着党的命运、祖国的前途和百姓的冷暖。

(责任编辑 萧 徐)

2007年第1期 读和凤鸣著《经历——我的1957年》　作者：朱　正

在我近年读过的书里，和凤鸣的《经历一我的1957年》(敦煌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二版)，是最使我惊心动魄的一本。作者与我有着相似的经历，她是在甘肃日报社工作时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在这本书里，她把她在从1957年到1961年几年间的遭遇细细写出，这几年，正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极其重要的一段，包括了正史上所说的反右派斗争、大跃进、自然灾害这些史事。这本书提供了理解这一段历史的具体个案。

反右派斗争在全国反出了55万多名右派分子。他们是怎样成为右派分子的呢?且从这书里举几个例。

作者所在的甘肃日报社反出了11名右派分子。为首的一名是作者的丈夫王景超。他的两篇杂文和会上的一些发言，成了他最重要的右派罪行。而这两篇杂文，一篇1957年5月26日见报，已在决定反右派的党内秘密指示下达12天以后了。一篇1957年6月5日见报，3天之后反右派斗争即公开发动。可以知道，发表之时就已经内定为“毒草”，为供批判的靶子哩。可是为了麻痹他，还给他发了甲等稿费，领导还满脸堆笑的动员他多写，多发言哩。

总编室有一个小青年杜绍宇，平时同王景超有些接触。领导上找他谈话了：“我知道你这个人心里也没啥，你嘴里一滑，随便啥话就都说出来了。王景超那个人，和你有本质上的不同，你要端正态度，改变立场，和王景超划清界限，彻底揭发他。你自己到底有些啥问题，我还不清楚吗?”杜绍宇以为这是领导上对自己的信任和开脱，于是即按照领导的要求写了些材料。这一下好了，甘肃日报社揭发出了一个以王景超为首的“黑社”，而杜绍宇呢，就是这个“黑社”的主要成员!

编辑杜博智是个年轻的党员，每开会都积极发言，表现出跟党跟得很紧。他在整风学习会上说：“机关党团支部领导是选举的，但行政领导却不是选举的，如果行政领导叫选举的话，那些脱离群众、不按党的政策办事的人就选不上。”汇报上去，变成“杜博智提出选举总编辑”。再上纲上线，就是反对党对报纸的领导，要办同仁报。他就这样成了右派分子。

和凤鸣被送到农场去劳动，在那里，接触到一些外单位的右派分子，他们又是怎样成为右派的呢?张掖市医药公司的右派分子石天爱，是军阀石友三的女儿。尽管她在“鸣放”中没有什么右派言论，还是因为这个家庭出身被划为右派了，她自己说，她是“天生的右派”。

地质勘探队145队的徐福莲，一个才二十岁的年轻母亲，硬给正在哺乳的女婴断了奶，送来农场改造了。她成为右派，是因为有人揭发她同意储安平“党天下”的观点，还有“教授治校”等等。其实，那时她生过小女儿不久，心都放在小女儿身上，很少看报，不知道“鸣放”是怎么回事，更不知道“党天下”、“教授治校”是怎么回事。她问和凤鸣：“我们都是因为右派问题才受处分到这儿劳动的，可我到现在也没弄懂，右派到底是个啥问题，干了什么才叫右派，你是报社来的，你说说看!”和凤鸣告诉她：右派就是资产阶级反动派。这个答复吓得徐福莲的脸色陡地变了，喃喃地说：“我们都是反动派……”

这徐福莲还不是这书中写的最年轻的右派分子，安西县的小学教员王桂芳，才十八岁。她看到单位上公布的选民名单没有自己的名字，就去问。领导上说：“你还不到十八周岁，怎么有选举权?你没资格。”她回答说：“我不到十八周岁，为什么要定我的右派?当右派我就有资格了吗?”领导上虽然无言可对，还是把她送到农场来劳动了。

书中写的诸如此类的个案还不少，引不胜引。看到这些个案，我就想到，当年只划出五十多万右派分子来，是受到了中央最高领导人所编预算的限制，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确定的指标是“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在当年五百万知识分子中划出五十多万，已对“百分之十”的上限稍有突破，够了。假如没有这样一个限制，采用诸如此类的手法，要再多划两三百万也是完全可以办到的。

这一大批人，给戴上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从此成了政治的贱民。他们本人，又是以一种怎样的心态面对自己身份的这一变化呢?和凤鸣说：“此时，由于整个社会舆论的强大作用，我和我的难友们有时也真觉得自己灵魂深处有不少污垢，遇到大风大浪未能站稳立场，所以才陷入了右派的泥坑，而劳动人民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确实也想诚心诚意地通过艰苦的劳动把自己改造成新人，改造成中国共产党所需要的人。”具体地说，就是争取摘掉头上的右派帽子。劳动中的也好，生活上的也好，精神上的也好，什么困难什么压力都得咬着牙顶住，不这样就怕“表现不好”，影响“摘帽子”。和凤鸣说：“为了摘去头上那道可恨的‘金箍’，我也得像孙悟空那样，事事顺着唐僧。而我面前的‘唐僧’就多了，包括那个要用绳子捆我来场部的某场长——以后我才得知他是个副场长，还有杨振英、张振英、王会计、以及来到财务科闲谝的所有的股长们，我都得在他们面前低眉顺眼，显出一副恭顺的样子。在上世纪90年代的今天，我动手写这段文字的时候，为当时我人格和灵魂的扭曲，还真想大哭一场。”

盼到1959年10月1日，作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周年国庆的应景文章，宣布给第一批改好了的右派分子摘帽子。使这些在改造中的右派分子们产生了希望，可是结果呢，她所在的这个中队里，四五十个右派分子只给一人摘帽，实际上只是对这些人的戏弄!在她经历了更多苦难之后，终于想清楚了，她说：“我们当时竟还那么执迷，错把地狱当成了通向人间正道的必经之途。我们的忠诚被无情地戏弄。我们作为阶级敌人被残暴地打倒在地之后，自己竞还那么执迷，真是可悲之至!”

在右派分子投入改造之后不久，“大跃进”又发动了。和凤鸣说：“我们一个个不明不白地因‘反党反社会主义’而获罪，在受苦受难中连做梦都想着如何争取早日回到人民的怀抱，对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的号召，在内心深处谁也没想过可以打个问号，绝对地只是响应号召，绝对地只是跟着党走。这样，我们在劳动改造期间又成为‘总路线’、‘大跃进’的热情宣传者。”

大跃进对农业的大破坏，造成了遍及全国持续3年的大饥荒。各地都出现了成批饿死人的惨案。究竟饿死了多少人，我看见过好几种不同的数字，这里只引一个最少的数字。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说：“许多地区因食物营养不足而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省份农村人口死亡增加。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区，1960年有9个县死亡率超10％，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

遇上荒年，灾区的农民常常是扶老携幼外出逃荒，以图逃出一条活命。被改造的右派分子却是剥夺了人身自由的，没有外出逃荒的可能，面对饥荒，就毫无躲闪的余地了。王景超这时，正好在酒泉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关于这个农场，和凤鸣说：“在反右派斗争之后，从省上到地区领导，他们对于在全省新出现的开除了公职的极右分子的惩罚与改造，是选择了一个在全省首屈一指严酷与艰苦的所在，以夹边沟的土地面积、气候与生产条件，是否能让极右分子们凭靠劳动做到养活自己，并无人想及。夹边沟的极右分子从未吃过饱饭，贫瘠而严重盐碱化的土地其收获物无法使终年劳动的人果腹。饥饿，成为对他们的主要惩罚手段。”

这本书以很大篇幅描绘了右派分子在饥饿中挣扎的情形。他们想尽一切方法寻找任何可以吃的东西。有的人把手表、好一点的衣服卖掉，高价向农民买点吃的；有的人寻些野果野菜，或者抓些老鼠昆虫来吃；有的人趁机偷一点菜，如果被发现那可不得了，就有人因为偷一点菜被吊打致死的。一些管教干部，不但不为这些人提供维持生存最起码的口粮，还不许他们自己动手寻找可以吃的东西。甘肃日报社财贸组组长罗舒群，这时也在夹边沟劳动教养，一次，饥饿的他偷吃了一个胡萝卜，被批斗了一顿，还被关进了“严管班”。批斗会上，王景超没有发言，后来他们一次相遇的时候，王见旁边无人，竟很认真地说：你怎么也成了这号人?可敬的王景超，你怎么这样迂，到这份上了，你也不知道必须放弃一些过去的人生准则来适应一下这个太不正常的环境了。摩西十诫之一是不许偷盗，在这种情形之下偷点吃的，上帝也会允许的呀。你不信，可以去问上帝，他甚至会说这是他鼓励的哩。结果是罗舒群得以生还，而王景超却以36岁的壮年活活饿死了。和凤鸣可不像她丈夫这样迂。为了求生，她和石天爱、徐福莲合作，偷棉子、偷面粉弄来吃了。一个难友对她说：“现在，我们要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这话说得真好。和凤鸣把它记在书上，接着补充了一句：“应该说，威胁我们大家生存的那一切才是最大的犯罪。”

他们，为了生存，什么东西都找来吃，连从来没有出现在人类食谱中的东西都见到就吃了。你吃过贴标语用剩下的肮脏的浆糊吗?有人把一桶清漆误以为是可以吃的东西，抢着吃了，中毒死了两个人!更说明他们饥饿程度的，还不是他们吃了些什么，而是他们是怎样吃的。一些蔬果，例如萝卜胡萝卜之类，本来是可以生吃的，可是没有听说过牛肉也可以生吃的，而杜绍宇和一个难友方正儒一次在半夜里偷了农家的一头小牛犊，方正儒先生吃了牛脑，再分吃牛脊椎上的里脊肉，杜绍宇觉得鲜嫩非常，略带咸味，十分可口。和凤鸣、石天爱她们，也是把偷来的面粉拌到从伙房打来的饭菜中生吃的，煮熟吃怕被发现啊。在人类文明史上，发明用火是一大关键，使人类最终的脱离了动物界。而现在，这些右派分子们，放着火不用，倒退到和野兽共处的那个蒙昧时代了。

一批又一批的人饿得不能动弹了，于是把他们送到农场设立的“医院”中去。和凤鸣被派到“医院”去烧炕。她在书中说，“我没有见到医生进病房，也没见到给哪个病号吃药，病号们的真正需要是吃饭而不是吃药。”所谓“医院”，只不过是把那些饿得垂死的人集中起来等死罢了。在这里，她每天都看见死亡，那个请她把炕烧得热一点的年轻人，那个请她帮忙把满是虱子的绒裤晒一晒的老头……都一个接一个地死了。

这本书深刻的地方还在于它不是把右派分子和管教干部简单地当作两个对立的群体来写。在管教干部中，当然有不少比雨果在《悲惨世界》中写的沙威更可怕的人，他们从肆意折磨那些落到他们手中的不幸者中来找到乐趣，无动于衷地看着他们饿死，累死。但她的书中也写了些颇有人性的人，在自己职权范围之内也给这些不幸者一些照顾。像安西十工农场的场长吴玉璋，副场长邹士杰，在大会上作起报告来，当然是声色俱厉，义愤填膺，但是具体到对待农场里的右派分子，却是很富有人情味的，想办法让他们吃得饱一些，过得好一些。就说在传达文件的时候，遇到说“地富反坏右”的地方，常常把这个“右”字省去不念。这使在场聆听的右派分子们多少感到了一点宽慰。和凤鸣在书中说：“我又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各种不堪忍受的厄运时，我常在心里默默地回忆起在十工农场曾经度过的好时光。在那阶级斗争常抓不懈动荡不安的年代里，十工农场曾是我心灵深处的一方乐土，它常引起我种种温馨的回忆。”

右派分子也并不是人群中的一个品牌，个个大同小异，他们之间的气质、德性等等，差别可大哩。特别是在那种不正常环境之下，人格全被扭曲了。托尔斯泰在《复活》中论监狱：把一些无辜者关在这里，折磨他们，并且使他们堕落。他说得多么中肯啊。事情难道不正是这样吗?把一大批右派分子集中起来，用苦役和饥饿折磨他们，于是，也不可避免的“使他们堕落”!于是，就发生了一些右派分子为了表现自己欺负难友的事情。书中写了一个原来在公安厅工作的右派分子，表现积极，被委任为小队长，不过是劳教人员中的一个小头目吧。可是，“他自从当上了小队长后，自认为摘帽有望，原来的难友，在他的眼里便成为他表现自己的目标。他个子高大，相貌堂堂。这天，他看见了张汝云吃胡萝卜，便怒不可遏地走过去，拿起张汝云手中正在吃的胡萝卜，猛戳进张汝云的嘴里，并使劲把胡萝卜在张汝云的嘴里摇动，使张汝云的嘴里立即鲜血流出，血污沾得满嘴都是。”和凤鸣评论说：“半年多来，我的这些担任了小队长之类职务的同派，大部分人自认为得到领导的赏识，摘帽有望，便不惜出卖灵魂，时时捉摸管教干部的意图，处处仿效，对原是难友的同派横眉怒目，由张口斥骂，逐渐发展到拳脚相加，完全是一副为虎作伥的架势。此人在胡萝卜地里的表现，只是其中的一例。”她还谈到自己身受的一件事：调到四工农场之后，管教干部要求他们相互之间经常揭发告状，石天爱原来和她相处不错，竟也去告她的密了。她说：“她肯定也是得到领导上的鼓励，也许还是有谁指名要她揭发我。这样，大家作生之挣扎，为了在这个特殊的环境里作旷日持久的斗争……冷漠自私，成为人们为保护自己采取的最审慎的处世原则。我们的性格、心灵再一次被重新铸造……我们的灵魂都够肮脏的了，这里的一切已严重扭曲了我们原来正直纯净的灵魂。”这才是真正可怕的事情。

正如作者自己说的，她是用整个生命来写这本书的。她说，“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我认为我对人民对历史，尚可做出我特殊的奉献，这就是用笔墨把我经历了的这一段沉重的历史，把我经历了的苦难的奋争，一代知识分子经历了的苦难和奋争，以我独特的视角将它真实地再现在读者面前，写出我对人生的感悟，让苦难和奋争成为一笔精神财富警示后人，使这段沉重的历史永远勿再重演。”

我们这些读者都感谢她写了这本书。感谢她为反右派斗争，为大跃进，为三年自然灾害留下了一部信史。至于说，要使这段沉重的历史不再重演，那就需要我们读者跟她一道努力了。

(责任编辑 萧 徐)

2007年第1期 回忆红二十八军一次未完成的长征　作者：朱国栋

坚持鄂豫皖边区游击战争的红二十八军，继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先后长征之后，又于一九三五年五月初，开始实行新的战略转移，西征陕南找红二十五军。这主要是从当时的处境考虑的。一是红二十八军长期同上级领导和友邻部队失去联系，孤军奋战在大别山；二是敌军多于我军数十倍乃至百倍；三是无根据地，无后方，过去鄂豫皖有二十多个县的大片苏区，自遭第四、五次围剿后，完全丧失了。红军部队都被迫拉到敌占区打游击，物资供应、兵员来源、伤病员医治等许多问题难以解决。如能找到红二十五军，我们部队能得到壮大和发展。但是，有许多问题难以解决，如到陕南有多远路程，红二十五军是否还在陕南，与他们既无电报也无书信联系，对他们情况的了解，只能从国民党的报纸上分析。当看到敌人同徐海东部在陕南地区作战的报导时，我们就分析红二十五军应该在陕南，不管他们是否还在陕南，我们也要循踪追迹找到他们。

桃岭伏击敌受挫，准备西征始成行

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日，长期跟踪追击我军的敌人王牌二十五路军三十二师一九○团，在皖西岳西县桃岭遭我军伏击，一举歼灭该团两个营。敌团长被击毙，俘敌400多人，缴获迫击炮两门，重机枪两挺，轻机枪十余挺，步枪400余支，给敌人以沉重打击，迫使敌人停下来整顿。其他各路清剿的敌人也都忙于调整部署，准备更疯狂地对我军进行清剿。此时我军政委高敬亭，审时度势，抓住这个可贵的片刻同在霍山县黄尾河相会的中共皖西特委会书记徐成基率领的特委会机关和随同行动的246团的干部与红八十二师及手枪团的干部一起开会，研究讨论红二十八军实行战略转移去陕南找红二十五军以及特委会及246团留在皖西坚持斗争的任务方针问题。

五月九日拂晓，红二十八军告别曾生死与共的皖西人民，从霍山县黄尾河镇悄然出发，踏上艰苦跋涉的西征路。与乡亲们依依难舍的指战员们迈着坚定的步伐向西北挺进。经六安、霍邱、固始等县继续向西进发。在固始县的五尖山，遭敌一○六师堵截，尾后的敌人一九五旅也跟着追击上来，敌九十六旅一九二团从右面围攻过来，敌人企图在五尖山会歼我军。我军乘夜色突围，急行军进到河南商城南面的赤城县游击区，同中共赤城县委会和商北游击大队会合。五月十五日，我军进到商城北面三里坪，与堵截的敌人，河南省保安一团激战，全歼敌一个营，缴重机枪两挺，轻机枪三挺，步枪二百余支，子弹二万余发。随后部队进到罗山县杨万店，与阻击的敌人东北军一一二师六三六团激战，歼灭敌人第三营两个连，缴获轻机枪六挺、步枪二百余支、子弹万余发。5月中旬，在罗山县长岗乡白石山与中共鄂东北道委会及鄂东北独立团会合。军政委高敬亭向道委会领导同志传达了皖西黄尾河会议的决定，将鄂东北独立团和特务营部队，补充到红二十八军。这时红二十八军已达到二千五百余人，实力得到补充和增强。

深夜越过平汉路，打破敌人清剿梦

平汉铁路是敌人的一道天然而重要的封锁线，敌人虽然精心修筑了很多碉堡据点，但线路长，供我军选择的突破口很多。我们于五月二十三日夜晚，选择了从湖北礼山县杨平口附近敌人的一个薄弱点，惊险越过平汉铁路，从而打乱了敌人的清剿部署。敌人在慌乱中加紧调兵遣将，敌二十五路军独立五旅编为两个追剿支队，跟踪追击我军，同时骑六师和一○五师骑兵团沿河南沁阳、唐河方向对我军进行探踪迎截，敌一二○师五六团又往随县境内待机阻击我军。我军为进一步打乱敌人的清剿部署，越过铁路后，先向西面应山县前进，迷惑敌人，后又转向北面，向唐河、随县、桐柏、泌阳等县疾进，将尾追的敌人甩掉。五月二十八日晚，我军顺利到达沁阳县并在县东南五道岭西北的一个大庙及周围村庄宿营。当晚即进行动员和战斗准备，次日拂晓出发通过沁阳至陕南地区的一道300多里的大平原进陕南。前卫部队、手枪团的便衣班及尖兵排，走出山口就撞上正面而来的敌人，刚一接火，双方都向后撤退了一段距离。此时，我军发现敌人后面的大路上尘土飞扬，当即向从那方向过来的老百姓询问：“从那面过来的是什么军队?”老百姓回答是“奉军”，由于河南口音“奉、红”发音不清，我们把“奉”误听为“红”，以为是红军，立即向师政委方永乐汇报，方政委说根本不可能是红军。随即要手枪团便衣侦察班，迅速深入敌人后方，将情况侦察清楚，并命令部队撤退到后面山上去待命。敌人虽未向我军攻击，但不停地向我山上打炮，还有一架飞机，在我们上空盘旋。中午手枪团便衣侦察班回来汇报，称他们在敌人后方抓到一个俘虏兵，查明了敌人是奉军即东北军，有五个师，是从西安开过来的，专门来堵截我军的。

下午，军、师、团首长开会研究，确定部队行动的方针。认为前有敌人五个师堵截，后有敌人二十五路军独立旅跟踪追击，还按原来的路线西进已不可能，如果不改西进的方针，就要选择新的路 线，但选新的路线，困难也很多，首先是我们没有熟悉这方面地理情况的人，也没有河南、陕西省的地图。这新路线怎么选得出来呢?于是将参谋处的作战、侦察、通讯参谋都找来，让他们在选择新路线上提意见，经过思索，他们都表示提不出好的意见，讨论研究持续了一个下午，没有结果。最后，军政委高敬亭作出决定，说：“如果选不出适当的新路线，我们也不能瞎闯，使部队遭受损失。我看现在暂时就不过去了，打回大别山，打我们的游击去!”军政委的话刚一落音，大家都一致表示同意。

杀回大别山打游击

傍晚部队集合，军政委高敬亭讲话指出，西进陕南找红二十五军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敌人有五个师在前面阻截，不让我们过去，若强行通过，牺牲将很大，所以我们要改变计划，不去了，还是再打回大别山，打我们的游击去。当晚，部队急行军，绕开尾追的敌人独立五旅，进到随县固镇宿营做饭吃，接着到桐柏县以东二十多公里的淮河店，碰巧遇到了东北军，他们从信阳开过来的一支运送物资的骡马车辆大队。我们毫不客气缴获了骡马五十多匹及全部车辆物资，装备了自己。随后，部队继续东返，经桐柏山脚，新玉皇顶，到桐柏山东麓的桃花山分水岭。这里山高坡陡，很有利于打伏击战，于是决定在这里痛击尾追的敌独立五旅，打一场伏击战。我们部队进入设伏阵地后，果然不出所料，敌人就乖乖地进入了我们的伏击圈，我们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烈的炮火狠狠地射向敌人，敌人几次集中兵力妄图反扑，但都被我们打退。敌人伤亡惨重，计击毙敌200余人，击伤300余人，缴获轻机枪三挺，步枪二百余支。为我们回大别山送上一份厚礼，士气得到极大鼓舞。

接着，我军迅速通过桐柏、唐河、枣阳、信阳等县，于六月九日从信阳广水镇以北武胜关南面越过平汉铁路，进抵大别山的罗山县彭新店地区。在这里同分别一个多月的中共鄂东北道委会会合。部队在此短暂休息，军政委高敬亭召集道委干部开会，听取他们汇报和布置工作。并应道委会的要求，留下数名军政干部，重建鄂东北独立团。至此，部队即向皖西进发。六月十三日，到达光山县南面王园宿营。此时，驻光山县、潢川县东北军的三个团向我军围攻上来，其中的一○九师六二七团(仅一个营)在前面，直向王园我军驻地攻来。我军占据有利地形，与来犯敌人展开战斗，敌抵挡不住，惊慌撤退，我即趁势猛烈冲锋，手枪团则迂回到敌人后面，向溃退的敌人迎头痛击，顿时敌阵大乱，我军即大喊口号：“东北军的士兵兄弟们，快放下武器，不要为蒋介石卖命，我们红军是穷人的军队，缴枪不杀，你们放下武器就受优待，给你们发路费回家……”正面的敌人，听到喊话，果然停止了抵抗，缴枪投降。共俘敌800余人，缴获迫击炮两门，重机枪三挺，轻机枪十八挺，步枪五百余支，毙敌50余人，敌六二七团团部及两个营被全部歼灭。我军伤亡30余人，我二四四团团政委张生先同志英勇牺牲。

当晚打扫完战场，处理好缴获的武器，将炮和重机枪以及多余的步枪全部炸毁后埋掉。然后处理俘虏兵，给他们吃好饭后，集中训话，宣传我党我军政策，然后给每人发一元“袁大头”作路费，当晚就释放了他们。不少俘虏兵感动得流泪，说“今后再也不打红军”了。

这一仗打得好，消灭了东北军两个营，大杀丁东北军的士气，提高了我军的军威，扩大了红军的影响，为我军回师鄂豫皖边区，开展游击战争奠定了胜利基础。

部队次日拂晓出发，经过经扶县进入到大别山腹地，经湖北麻城、罗田、英山、皖西、霍山、潜山等县抵达太湖县店前河地区，即与中共皖西特委书记徐成基率领的特委会及二四六团会合。此时，不期而至的豫东南赤城县委书记石裕田同志率领的赤城县委会和二路游击师也“游击”到了太湖店前河，三个部门欣然会合，欣喜异常，军、师领导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尤其是注意听取他们怎样打破敌人清剿计划的主要经验。随后，军、师领导肯定了他们的成绩和经验；同时讲了红二十八军西征陕南找红二十五军受挫的情况，以及重要经验。军师领导说：我们没能实现到达陕南，找到红二十五军的目的，当然感到遗憾，但是也取得了不少成绩和经验。首先是在此次西征往返途中都是一路“过关斩将”，粉碎了敌军数十个团的围追堵截，还歼敌六个营计3000余人；二是部队受到很大的锻炼，实践证明，我们部队是一支能拉得出去，打得赢，拖不垮，打不烂的军队。尤其是在过平汉铁路后，每天都要行军打仗，有时还要夜行军，连续走150至160里路，很苦，很累，但没有人oU苦叫累；三是作战都很英勇顽强，在桐柏县桃花山分水岭的伏击战和光山县王园的反击战，都是打得很猛烈顽强，指战员都表现得英勇机智，奋不顾身，以极小的伤亡，换来较大的胜利；四是我军群众纪律严明，发扬了红军的光荣传统。我军所到之处一路上都非常重视宣传，发动群众，尤其到平汉路西，红军未曾到过的地区，宣传发动群众的效果很好，用红军的性质、任务、纪律等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诬蔑，用行动粉碎了国民党说共产党、红军是“红头发、绿眼睛”、“面貌狰狞可怕”、“共产共妻”等无耻之言。加上我们的每个战士，不打骂群众，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调戏妇女，买卖公平，还把驻地室内室外打扫得干干净净。行动前为百姓挑满水缸，老乡逃走后，我们用了他的东西或吃了他们的小菜，把钱放在碗柜或灶台上等等严明的纪律，都教育启发感动了老百姓。老百姓异口同声地称赞说，“红军真是我们老百姓自己的军队，从来未看到过这样好的军队。”只是有一次部队到唐河县某地宿营，那天早晨，二四四团三营营部一理发员，严重破坏群众纪律，他强拿了老乡一双新布鞋，一位中年妇女紧跟在这个理发员后追着要鞋，不少老百姓围观看热闹。军首长看到后，问清情况，当场将这个理发员逮捕并就地枪毙，以挽回我军的政治影响。围观的老百姓议论纷纷，有的说，“活该，谁叫他拿人家的鞋呢”；有的说“处理的太重了，为一双鞋死人，太过了，他娘老子把他养到20多岁不容易”；还有的埋怨那个跟着后面要鞋的农家妇女，“太不应该，一双布鞋，没什么了不起，结果害了人家一条命”。军领导指示我们宣传队，去向老百姓解释清楚，同时将死者的尸体埋葬好。此次西进，虽未达到预期目标，但部队在往返途中除战斗外都做了大量周密细致的群众工作，增强了党和红军在群众中的影响，提高了党和红军在群众中的威望。

军领导就这次西进作战并联系过去作战的经验，高度概括为三条经验：一是“四打四不打”，即“敌情不明不打、地形不利不打，伤亡太大不打，缴获不多不打”的作战指导原则。二为根据各部敌人的战斗力，装备好坏的特点，采取不同的战术策略，即“拖垮二十五路军，相机打十一路军和东北军，向保安团要补给(武器装备)”。三为在作战形式上，以游击战为主。

回师鄂豫皖克敌致胜

红二十八军回师鄂豫皖边区后，斗争形势更加严峻。一是敌人又新增加了兵力，从云南、贵州调来一○二师和一○三师，总兵力一度达到56个团，外加鄂、豫、皖三个省的20多个保安团和数十县的保安队及地方民团，加大了“清剿”的力量；二是重新调整了“清剿”的部署，它以二十五路军三十二师担任全程跟踪追剿任务，二十一路军及一○二师、一○三师以及其他各部敌军，除负责分区划片驻剿、包围、堵截的任务，还配合协助各县保安队、地方民团在封锁区域之间建立封锁线，修碉堡，木栅栏等；三是在我便衣工作队及红军经常行动出没的地区，实行并村，把小村庄合并成大村庄，并修筑围墙、炮楼，驻扎敌人，控制老百姓与便衣工作队和红军接触；四是加强保长、甲长制管治，实行户籍连坐法，如有一户通共，九户受株连。

针对敌人的清剿措施，我即采取针锋相对的对策。

首先是我主力部队，采取相对的集中与大分散的方针，看准机会集中优势兵力，摧毁薄弱的敌人力量。在高度分散时，以营或连为单位，大胆插进敌占区开展活动，使敌人摸不着我们的踪影；二是积极发展便衣工作队，秘密教育争取群众，还把工作做到保长、地主、富农和民团、炮楼里面去，使他们成为两面政权人物，把红军伤病员安置到他们家治疗休养，还要他们帮助红军筹集一部分急需物资等。采取这些有力的措施，使红二十八军能在极其艰苦的困境中得以生存、战斗和发展，使革命红旗在鄂豫皖边区，在大别山上高高飘扬，一直坚持到1937年秋同国民党谈判，实行国共合作，改编为新四军四支队，挺进皖东抗日。

(责任编辑 赵友慈)

2007年第1期 我的大学母校——莫斯科航空学院　作者：周　密

在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生活

1955年夏天，我结束了留苏预备班一年的学业后，赴苏联读大学。开始分配到基辅建工学院学构件制造。57年二年级读完时，正赶上专业调整，我被分到莫斯科航空学院五系(现三系)电气设备专业。开学前一个月赶到莫航报到才得知，转学生因专业变化，都要补足莫航科目的学时。一般人都转入二年级，我和从基辅一同转来的徐振渠同学不想留级，学校同意，但必须开学前补考并通过本专业的基础课——电工原理基础，其它科目(共七门)允许在三年级第一学期补完。这个条件虽然很严，但我俩决心一搏。那时的想法很简单，我们知道培养一个留学生的花费相当于培养4——5个国内大学生，两人相互帮助鼓励，一定行。

于是我们请了三系三年级的高材生张志鸿同学帮我们补电工。张志鸿毕业后分到航天部二院总体部，也是技术尖子，做过某地空型号的总设计师，现在年届七十，仍在科技委工作，此乃后话。那时他每天给我们讲2——3个小时，我们自己看书复习。匆匆十几天过去，我和徐怀着忐忑的心情去老师家补考。老师给我们每个人出了一张试卷。在客厅准备了二十多分钟，到里屋由他口试。纸上四个题，我只勉强算对了一半，老师又问了几个问题，我也没答好。老师说：“本来应该给你打两分的(不及格)，但这样你就上不了三年级，所以给你个三分(及格)，你先试读一个学期吧。”我的心一下凉了半截。徐的情况也不比我好，也是三分。

当时听说，苏联的大学，如果毕业时全部考试成绩为五分，可获金质奖章。如果75％以上为五分，其余为四分，毕业证书上可盖有“学习优秀”的印章。我俩在基辅时学习都不错，二年级结束时，十九次考试中，我有十七个五分，两个四分。这下拿了个三分全完了!考完，老师还给我们一人一个苹果，真是一口也咽不下去，当时是手脚冰凉、浑身发软。我回到宿舍上床蒙头哭了一场，一天都没吃饭。人们说，人老了以后只记得自己当年“过五关斩六将”，想不起“走麦城”了，但这次考试算是我这生最惨也是记得最清楚的一次。

三年级上学期是我念书以来最艰苦的半年。七门一、二年级的功课要考试或考查。为了补齐机械制图，有时一个人在学习室画一通宵。为了补齐金属工艺实习课，和那些一年级的学生在车间完成车工、磨工、铸工等作业。钳工作业是锉一把钢锯，徐是男同学，他干什么都比我快一些，早就交活了。我第一次没干完，第二次又去，在那充满机油味儿和嘈杂声的车间，一个人孤零零地锉呀锉，我的手那么没劲儿，觉得真是无望了，禁不住一面哭一面锉，鼻涕、眼泪一大把，那个样子一定很滑稽。被一个师傅看见了，他走过来，一声不吭，二话没说，拿过我的加工件，噌噌几下，就基本成形了。我再打打光，很快就交了活儿，当时我真恨不得跪下给这个师傅磕个头。

这个学期末，我们总算完成了全部补考，本学期的电工基础也都考了五分，老师很满意，我们也很高兴。我的体重也由54公斤降到49公斤，恢复了中学毕业时的体态。有人回忆，说我们过着“披星戴月”的生活，这话一点不过分，特别是在北方漫长的冬天，往往是早上七点多离开宿舍，天上还有星星。在学校大楼转一天，若最后一节课(常常是实验课)在六点以后结束，出校门时天已黑了，或月亮高挂在天上，或路灯下飘着闪亮的雪花。一个人疲倦和孤独地走回宿舍，最易勾起思乡之情，没有坚定完成学习任务的信念，实在是很难熬的。

当时的外国留学生中，中国人学得最好。有个别同学甚至在准备考试期间能给苏联同学上答疑课。我的上课笔记借给苏联同学用也是常有的事。我国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向苏联派出了近9000名留学生，他们以“学习刻苦、品德高尚、热爱劳动、组织性纪律性强”而享誉全苏。九十年代我多次重返原苏联，只要说起是五十年代在这里学习过的中国留学生，无不受到热情友好的对待。同时，也接触了不少现在的中国留学生、进修生，其中不少是自费的，他们的学习态度、努力程度与我们大相径庭，得到的评价也截然不同。俄国人常开玩笑地用五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中国出口俄国的商品质量比喻两个时代留学生的质量。我觉得，这也不完全怪中国学生，现在一代人所受的教育、奋斗的目标和我们当初不一样。

当然，现在年轻人中也不乏非常努力和学得相当好的，我们那时也有个别吊儿郎当、不努力学习被中途送回国的。而且，当年学习最优秀的同学，往往因为缺乏应对中国政治运动的经验，回国后遭遇坎坷，大都没有出人头地。

莫航的老师们

和中国大学老师相比，我个人现在的看法，苏联大学老师的专业基础面更宽一些，实践和动手能力强得多。

我最敬佩和喜欢的有三个老师。一个是给我打了三分的电工老师库柏良，亚美尼亚人，四十多岁。他讲课条理清晰，不说费话，考试时也要求你回答简要明确。另一个是四年级讲电传动的包里索夫，四五十岁，他曾到北京航空学院讲过课，所以常常用中国学生的刻苦用功来训诫那些上课不专心听的苏联同学。他说一次在北航上大课，后排一个同学的计算尺突然掉在地下，在安静的教室里“啪”的一声响把他都震了一下，可听课的一百多个中国学生没有一个回头看一看的。他对中国学生特别和蔼可亲，就是走廊里碰到也必是笑容满面地打招呼。第三个是五年级教电气自动化的科涅夫，三十多岁，讲课分析透彻，一句多余的话不讲，一双灰色的眼睛从不扫视同学，而是看着教室的天花板上某个地方，表情严肃，少见笑容。五年级结束，1960年我回国实习前，他答应做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并把他著的《半导体应用》书稿交给我，叫我先看看。还嘱咐：“过海关时收好，别叫我倒霉。”当时也没想到我们被留在国内参加工作。60年代初我在同事手中发现了这本书的中文本，老同志们说这是当时对晶体管应用分析得最清晰透彻的书。在图书馆很难借到，且都已被翻得破烂不堪。九十年代初我又回到莫航工作，库柏良和包里索夫已去世，科涅夫已是七十岁的老人，仍在工作，担任306教研室主任，是搞机载电源的专家，参与或指导过好几种飞机上的二次电源设计工作。

莫航是1931年从包曼高工航空系独立出来的。苏联航空航天的创始人中，不少在莫航任教、进修或学习过。如导弹之父柯拉廖夫，飞机设计师依留申、雅可夫列夫等都曾在莫航担任过教研室主任；潜地导弹设计元老、现国家导弹中心的创始人马克耶夫，导弹控制系统设计元老、现自动仪表研究所的创始人别留金及其继任拉佩金，现俄罗斯航天局局长科波切夫等都是莫航的毕业生。翻开航空和航天系统所有设计局、研究所的历届正副总设计师名单，几乎都有莫航毕业生。莫航还出了三四个宇航员，后来成了某些部门领导。五六十年代中国派往莫航的留学生和进修生共有100位，回国后基本上都分配到了七机部和三机部(后来的航天部和航空部)。他们很快都成了技术骨干，若干年后，不少人做了技术领导，或成为各级设计师。

我的莫航同学

80年代中苏关系恢复正常后，莫航是较早与中国建立联系的高校之一。1991年4月，为纪念莫航60年校庆和参加人类第一次太空飞行30周年的庆祝活动，莫航通过中国宇航协会邀请中国校友返校，航天部和北航合起来组织了一个30余人庞大的返校代表团，其中有五位莫航校友：王壮(一系)、陈志坚(二系)、张明瑞(四系)、董世杰和我(三系)。第一次回到阔别31年的莫斯科和母校莫斯科航空学院，回到那即熟悉又陌生的校园和宿舍，以及周围的街道环境，我们的兴奋激动之情自然是难于言表。组织接待工作几乎全都由我们这届(61届)的苏联同学承担，他们都是原来一系的，和王壮最熟，我也借此机会结识了几个原来并不认识的同届校友：阿列克、艾力克、托里亚、维加、尤里，等等，他们在我以后的工作中都给予了不少的帮助。在活动期间，通过这些老同学的关系，我们参观了宇航员培训中心、航天测控中心、“和平”号空间站总装厂等。这些单位的头头中，都有莫航毕业生，大都由他们接待，倍感亲切。是年秋天，通过这些老朋友的邀请和联系，我们研究所的考察团一行五人又一次访问了苏联。一个月后，苏联解体了。等我再度去莫斯科时，那已是俄罗斯了。

1992年5月，航天部教育司派我(一院)和冷冰(五院)去莫航的中国进修生班工作，该班进修的内容是载人飞船技术，由各院抽调的中青年技术人员组成。进修班教室就设在六系(航天器设计系)展示大楼的二层。大楼约五六层高，中央大厅展示着不少苏联各个时期的导弹和运载器、东方号飞船、登月舱等，有的是做过例行试验后不能再飞行的模型产品，有的就是空间返回的实物，真正是一个航天博物馆，大厅两面环绕三层走廊、教室、办公室，艾力克是六系601教研室实验室主任，他工作的601教研室就在此楼三层。讲课人员基本是在各设计局工作过的莫航或包曼的老师。莫航现在的老师，大都出自本校，他们毕业后分配到设计局、研究所工作十几二十年，老了，又回到某个教研室任教。某些有特殊贡献的，同时兼任教研室主任。如当过柯来廖夫设计局总师(后名“能源联合体”)的米申院士，他1969年卸职后就回莫航办起六系，即从原一系中分出航天部分，自己是系主任兼601教研室主任(总体设计)，直至前几年去世。九十年代初，他已年届八十，还来过中国几次。又如著名的“应用力学研究所”(后名“转子”联合体)是以院士库兹涅佐夫命名的，后者是原五系陀螺教研室主任，老头退了以后，还常回到莫航辅导工作，甚至仍然坐在过去那间老办公室里。我前面提到的几位校友中，阿列克、维加、尤里都曾在不同的设计局工作过多年，都是他们专业中的优秀人才。

1992——1993年，尽管国内各类考察团蜂拥俄罗斯，大多参观之后没什么结果，公费旅游而已，但俄国方面对中国还抱有好感和希望，尤其是航天领域，中国也偶有些技术引进。我和冷冰常被国内来团拉去当义务翻译，成天忙得不亦乐乎。据说国内对我俩的工作还算满意。有一次回国碰到刘纪原部长，他说：“听说你俩干得不错，可是要注意安全啊!”人们说我忒胆大，其实我心中有数，对能推心置腹的人，坦诚相待，打开窗子说亮话比打官腔或藏藏掖掖拐弯抹角好得多。俄罗斯人一般都很直率，肚子里没有中国人那么多心眼儿，这还正合了我的性格，不会客套，不会讲外交辞令，反而多了几个朋友，他们对我也常敞开肺腑，什么都讲，包括他们的家庭、苏联时期的历史、对时局的看法等等。

阿列克是我最“铁”的朋友，当年和王永志同一宿舍，是全班年龄最小的一个。1941年夏天苏联反法西斯战争开始不久，他的父亲就牺牲了，阿列克当时还不到三岁。他的刚刚20出头的年轻母亲拿起枪奔赴战场，当了一名陆军战士，从士兵升到军官，得过勋章，直到战争结束，1968年去世。阿列克念书时就学习优秀，毕业后分到设计局工作了25年，成为一名优秀的强度专家。1991年秋我们所考察团去苏联，主要通过他帮了我的忙。九十年代他到中国工作了近一年。

艾力克是王壮大学时的挚友，当时这两位常在一起的高大英俊的小伙子就十分引人注目。艾力克毕业后留校工作，他妻子与我同系同届，也是一位控制方面的专家，在一个著名的研究所工作。我在莫斯科工作期间，国内有些团想去他们展厅参观，我都找他，每次他都亲自办手续、亲自讲解。我也受国内单位委托，通过他介绍过几位专家到中国讲学，反映都不错。艾力克办事认真负责，做人实在。办不到的事他绝不肯允，能办的，他一定尽力而为。今年一月我偶然听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RI)介绍这个展厅，听到艾力克那熟悉的、有点嘶哑的嗓门讲了约3-4分钟，我倍感亲切。

尤里是一名弹道计算专家，格鲁吉亚人。他专业精通，对人十分诚恳，九十年代初他回家了一趟，回来我问他情况，他沮丧地说：“从来没这么糟糕过!”他的同学、同事有各个民族的人，都相处得很好，亲疏也不以民族来分，现在搞成这样，他和父母兄弟及不少亲友成了两个不友好的国家的公民，其伤心可想而知。2001年我去莫航，听说他已离开莫斯科到欧洲什么国家工作去了，真可惜。

在培训班常因工作和我争执的托里亚，是诚心诚意希望学员们学到更多东西的，他与我和冷冰的私交都不错，我们也去过他家，吃过他家花园中 的草莓，又香又甜，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的草莓。2001年我去莫航见到他，已病得叫我几乎认不出来。这些老师们，几乎都同时身兼两处工作，压力很大。托里亚家中只有老母、妻子和一个正念书的儿子，全靠他供养。前不久得知他去世，没能为他做些什么，我觉得十分难过。

有几个朋友是有“中国情结”的，例如维加和柯里亚。601教研室的维加，是我在1990年北航交流会上认识的第一批朋友之一，他父亲原是克里姆林宫保安队的一名中校，1957年奉命负责中国代表团中毛主席和宋庆龄的安全，家中至今留有合影和不少纪念品。他本人有点爱吹牛，讲话随便得很，来过几次中国，对我们十分友好而无保留。2001年我去莫斯科还上维加家作客，他很想到中国工作1-2年，可惜事情没办成。前不久得知他也去世，十分难过。

强度实验室的柯里亚，是我去找阿列克时认识的。他父亲在20年代内战时期是著名的布琼尼骑兵师团的军官，这个师团下属还有个中国旅，所以他父亲认识不少中国人，还会讲几句中国话。1938年斯大林搞军队大清洗时，把布琼尼师团连级以上军官几乎全部枪毙或流放，只留了布琼尼。他父亲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那儿结识了随父亲流放的一位姑娘，就是柯里亚的妈妈。柯里亚1939年生，人长得干瘦，身体不太好，这与他从小受苦有关系。苏共20大以后，父亲平反，柯里亚才有可能进莫航学习，毕业后分到工厂，最后在莫航强度实验室叶落归根。他性格内向，不爱说话，但一谈到中国，就很兴奋，和我一聊起来就没个完，对中国这几十年来的历史，什么长征、抗日、文革、“四人帮”等等，比现在中国年轻一代知道得还多。我俩说，六十年代初中国反赫鲁晓夫最激烈的时候，也正是他最感激老赫的时光，老赫给不少人平了反，还盖了一些居民住宅。老百姓都是很讲实惠的。我从他那儿还学了不少俄罗斯的历史，偶尔在一些工程师朋友们面前卖弄一番，还真能唬唬人。可惜1993年夏天培训班结束后，我再没见过他，也不知现在是否还活着。

我用这么多笔墨介绍了几位朋友，因为我觉得，凡为我国航天事业做了贡献的外国人，就不应该忘记。上面我只列举了几位与我相熟的莫航校友，实际上，原苏联对我们有过帮助的老一代航天专家多得是。当然，我们更愿意赞美自己，强调“自力更生、没有外援”，“自行设计、自行研制”等等，可事实终归是事实。我觉得承认别人的帮助与评介自己的成果一点也不矛盾。日本人向国外学习的先进技术不比我们少，谁也不会否认日本民族自强自立的拼搏精神和他们本身的聪明才智。

事实上，我们培训班出来的十几位中国年轻专家，这几年都很有出息，就拿航天部一院派出的三位学员说吧，现在已是副院长、某重要型号的总师、某研究所的副所长。看着这些已步入中年的“年轻人”，我们心中也深感欣慰。中国航天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里面也有我的母校——莫航的一份功劳。

(责任编辑 赵友慈)

2007年第1期 1925年：加拉罕清华演讲引起的风波　作者：金富军

1911年，清政府用美国退回的一部分庚子赔款创办了清华学堂。同年，辛亥革命爆发，帝制覆亡。次年，民国成立，清华学堂改称清华学校，是为清华大学前身。早期清华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每周有很多演讲，邀请国内外各行各业名人来校演讲，借以开阔学生视野、陶冶学生情操、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1925年4月，清华学校曾邀请苏俄驻华大使加拉罕来校演讲。由于加拉罕是社会主义苏维埃国家的外交官，在当时资本主义国家合围苏俄的背景下，这次演讲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

加拉罕其人

十月革命的胜利，宣告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苏俄甫一成立，各帝国主义国家即采取联合干涉行动，企图将苏俄扼杀在摇篮之中。在列宁领导下，苏俄挺过了艰难时期，走上了迅速发展的道路，并在外交上打开了新局面。

1923年7月，苏联政府决定派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为全权代表前来中国，同北京政府继续举行建交谈判。派出如此高级别的外交官，显示了苏俄对中俄关系的重视。

加拉罕是亚美尼亚人，本姓加拉罕尼扬，全名列夫·米哈伊洛维奇·加拉罕。1889年2月2日出生于第比利斯。早年积极参加俄国革命运动，曾两次被沙皇政府逮捕流放。“十月革命”胜利后第二年，任副外交人民委员并负责东方司的工作，是苏俄政府中有名的“东方通”。

中国人对加拉罕并不陌生。1919年7月25日，加拉罕以苏俄“代理外交总长”的名义发表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即通常所说的苏联第一次对华宣言，亦称加拉罕第一次宣言。宣言“宣布废除与日本、中国和以前各协约国所缔结的秘密条约”，把沙皇政府“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废弃一切在华特权，并明确宣布放弃中东铁路的一切要求。1920年9月27日，加拉罕代表苏俄政府发表了包括八项具体主张的内容广泛的第二次对华宣言，其内容是第一次对华宣言的重申和具体化。1923年9月4日，加拉罕向报界发表了苏联政府第三次对华宣言，声明前两次对华“宣言的原则和精神仍然是我们对华关系的指导基础”。这三次宣言，与各帝国主义国家对华外交截然不同，明确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放弃在华一切侵略利益，赢得了深受帝国主义侵略之害的中国人民的好感，在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响。加拉罕作为苏俄政府代表，连续发表对华宣言，其声名也随之在国内广为传布。

加拉罕来华后，受到中国政府官员以及各界人士的热情欢迎，收到了大量民间团体，工、商、学界的贺信，擅长外交的加拉罕也广泛地接触中国社会各界，为他在华使命做大量宣传。对于加拉罕的各种外交活动，作为苏俄对手的英、美、日等国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与密切关注。

清华演讲

受清华学校邀请，加拉罕于1925年4月21日晚8点，在清华对三四百名师生发表题为《苏联政府与远东人民之关系》(也有报道题作《苏俄与东方民族》)的演讲，简要阐述苏俄外交政策要点及与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外交政策的区别。加拉罕用俄文演讲，由俄文专修馆教习译为中文。

加拉罕指出，苏俄的内政制度及外交政策，均由列宁创造。列宁详审世界政策发展历程，根据苏俄国内实际情况，制定了切合国情的内政与外交政策，创立了崭新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俄的使命是联合被压迫民族与国际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

加拉罕指出：“帝国主义一词，在中国已常引用，中国革命的人民，用以代表各种压迫侵凌掠夺之意义，诚属恰当。近日中国进步分子，莫不以争自由除恶魔为目的，若能了解何为帝国主义及其侵入之形式，可愈有成功之望矣。”他又指出：“帝国主义乃一种经济制度的现象，资本主义已成弩末，进一步即人于社会主义制度。”帝国主义不能长久，社会主义继之而起，从而创造出新的时代，新时代第一页即苏维埃共和国。“苏维埃共和国之成功，非仅表示被压迫之工农阶级之胜利，非仅表示前俄帝国中被压迫民族之成功，更表示此及世界被压迫民族争自由之发端。”这些内容基本上与当时苏俄国内的理论相一致。

据考察，现代意义上的“帝国主义”一词，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日本传人国内。但传播范围有限，影响并不大。到20年代后，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兴起，帝国主义被列为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之一而逐渐为人熟知，并成为中国现代革命话语系统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1925年前后，正是中国共产党宣传社会主义革命如火如荼时期，也是“帝国主义”被国内各界认识并接受的时期。加拉罕所宣讲的，正是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内容。他认为社会主义新时代第一页即为苏维埃共和国，演讲结尾称，“苏维埃政府对东方各国及中国所持之政策，皆一本其友善之态度”，明显具有宣传色彩。

演讲中，加拉罕还称赞“清华学校现在的教育方针，是提取外人特长之点，而予学生在国内有明白本国情形的机会，这是极好的。”这种评论符合清华的实际特点，但以点睛手法托出他人的优点，也显示出一位外交家广交朋友、善结人缘的干练。

舆论风波

当时的清华学校虽属外交部管辖，但相关重大事宜，最后还得听从美国驻华公使馆。或许是顾及到清华本身在这种隶属关系中的特殊性，加拉罕在言语之间对帝国主义更多的是分析，而不是激烈的批判，所以清华学生亦认为“前次加使演讲，并未含有过激意味。”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阵线分明的国际形势中是不多见的。

尽管如此，由于加拉罕本人的特殊身份与清华的特殊背景，这次演讲还是引起了很多关注。4月23日，英文京津《泰晤士报》发表社论《清华之过激主义》，称：“俄使加拉罕在清华演讲，以其过激主义，煽动学生。清华为美国赔款所设立，美政府既不承认苏俄，当根本不承认其所持之主义，更不容其主义之宣传于清华。清华学生，皆专心求学，预备留美，过激主义之侵入清华，将妨碍彼等留美之权利云云。”

对《泰晤士报》的无礼指责，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依据实际情况，立即致函力驳其非，指出：“清华学校之目的，在求完美的教育，在造就眼光远大、判断力强之人才。清华学生，年龄虽不甚大，然对于种种思想之优劣，皆能切实判别。故不论俄使所讲之正当与否，适宜与否，清华学生各人皆能作精审之考虑，以判别其价值。且清华邀请各方面人才演讲，以明白现今世界思想之潮流，加拉罕演讲，不过千次中之一次耳，与学生学业，决不会发生任何影响，可毋庸顾虑。”况且，加拉罕演讲“并未含有过激意味”，因此，《泰晤士报》的指责，“诚出人意料之外也!”言下之意，对方大惊小怪，实在是毫无由头。

但是《泰晤士报》并不理会清华的反驳，仍固执己见，认为美国政府并未承认苏俄政府的合法性，清华不应该邀请加拉罕来校演讲，更不应该听任过激主义宣传于清华。意思无非是，清华由美国退款开办，理所应当应与美国保持一致。

面对《泰晤士报》的再次指责，曹云祥校长、谭唐教授复函批驳。谭唐即GeorgeH．Danton，此人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学士、博士学位，历任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教员，哈佛大学德文导师，巴特勒大学德文教授，纽约大学交换教授等职。1916-1928年在清华教授德文。谭、曹信中强调，清华乃中国之学校，独立办学，以养成适用中国之人才为宗旨。美国不承认苏俄，那是美国政府的事情。中国既然已经承认苏俄，则清华邀请苏俄驻华大使来校演讲自然是中国内部事情，不属于国家问题。曹云祥信中还指出，加拉罕在清华演讲仅是现代文化班的一种副课，其目的在比较当今各国政治问题，苏俄问题不过其中之一而已，《泰晤士报》的反应未免小题大做。

《泰晤士报》对这次演讲的无礼指责，在社会上招致了不小风波，也引起了美国公使馆的注意。公使馆向清华提出质问，希望了解此事。曹云祥校长向董事会详细汇报了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董事会又向美公使馆汇报。美国公使馆可能觉得无需大惊小怪，没有再追究，此事遂不了了之，一场风波随之平息。

加拉罕的这次清华演讲，本来是一次非常普通的演讲，一经《泰晤士报》聒噪，立刻变成一桩牵涉中、苏、美的国际性事件，其中固然有新闻报道为追求轰动效果而刻意夸大、故意渲染的成分，但也反映出当时中国内政不能自主、教育不能独立的窘况。

(责任编辑 赵友慈)

2007年第1期 说文解字话和谐　作者：雷　鸣　谭举正　王　谨

金秋十月，中共中央作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决策；广东省委全会审议通过了实施意见。为了让广东的老干部更好地理解中央和省委的精神，11月21日至23日，广东省委老干部局和本报联合组织了省级老领导，在梅州召开专题座谈会。广东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主任毕德博士作了辅导报告。三天的座谈，老领导们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说文解字话“和谐” 中央决策“很周全”

原广东省委书记、省人大主任林若首先对和谐进行了妙解：“‘谐’字由‘言’和‘皆’组成，意思就是人人都有发言权。‘和谐’就是要充分发扬民主，靠民主、靠制度、靠广泛征求大家的意见，着重在民主法制建设上来解决存在的问题。我们提倡的和谐社会、建设和谐社会，首先应从这方面入手。”

原广东省委常委、纪委书记王宗春也有一番高论：“和，左边是禾苗、庄稼，右边是口，指人人有饭吃。谐，左边是言，右边是皆，意为大家都敢说话。人人都有饭吃，都可以说话，这样很好。现在中央的决策，我认为很正确，想得很周全。”

广纳良言听意见 党内和谐是根本

原广东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方苞在座谈会上头一个发言：“和谐社会的构建，既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又是今后四大建设，即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一个纲领性指导原则。”

林若，这位曾为广东的经济社会发展做过突出贡献的老省委书记，先回顾历史，又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角度分析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提出了精辟见解：“要构建和谐社会，我的理解就是对存在的社会问题要采取和谐的办法来解决。和谐就是讲理、论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然后择其善者而从之。”林若话锋一转：“再者，现在既然是实行市场经济，允许各种不同经济成分的存在，就应该理解和允许各种不同经济成分所产生的思想存在，并通过和谐的办法加以解决。这样才能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和统一，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原广东省顾委主任、老红军寇庆延双眼几近失明，但心里依然亮堂：“构建和谐社会关键在党内要和谐，只有党内和谐了，干部和谐了，人民群众内部也就和谐了。”

原广东省政协副主席肖耀堂则提出搭建三大平台，建立公平、公正和公开的体制，才能更好地建设和谐社会。一是社会平台，强调效益又要大体平衡，现在当务之急是要解决好垄断行业和垄断企业的突出问题。二是政府平台，要强调和体现公平，要解决好再分配问题。当前尤其要解决好公共产品的布局和公共财政的透明度问题。三是富人平台，又叫慈善平台，搭建起来让富人出钱救灾济困，发展慈善事业。让财富分配更加合理，整个社会更加和谐。

清除腐败才和谐 监督要走法制化

说起民主与法制建设、反腐问题，老同志的话也特别多。王骏深切地回忆说，中央曾要求广东人大先走一步，当立法、实施监督的试验田，当好排头兵。历届广东人大也是按中央的要求兢兢业业地工作。“广东经济发展迅猛，民主和法制建设也要快些。各种监督，人大这个最高层次的监督不可或缺。”

原省人大副主任程里说：“现在应从制度上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真正做到少数服从多数。”

原广东省人大副主任张汉青感慨道：“延安时代，毛泽东回答解决‘人亡政息’执政周期问题时说得很清楚，靠人民的监督。现在很多问题都是出在没有监督，特别是对一把手的监督。”

在谈到反腐败问题时，老同志个个义愤填膺，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原副省长、省人大副主任范希贤直言道：“有些干部汽车一辆还不行，出差公干一辆车，出去游玩一辆车，一人三四辆车，这不是腐败吗?”他希望国家制订严格的《制度法》。

方苞建言道：“如何清除腐败，最根本的，还是民主和监督。民主要制度化，监督要法制化。搞民主不能像西方那样搞，但还是要有所作为。比如在选举方面可以扩大差额选举的范围，比如在县一级可推行一把手差额选举，一把手有什么问题的话，老百姓看在眼里，明在心上；一把手差额选举乱不到哪里去。”

(原载《羊城晚报》2006年12月16日All版，标题为本刊所拟，略有删节)

2007年第1期 谁的红色　何来经典　作者：张　鸣

八个“样板戏”和文革中诞生的一些文艺作品，被称为“红色经典”，已经很有些日子了。前一阵某些“红色经典”被网上“恶搞”，还引起了不小的风波，有劳有关单位，下令禁止。也不知是国人记性太差，还是这个时代变化太快，在20年前，这些作品还几如过街老鼠，即使不是人人喊打，至少也没有人敢公开拿出招摇。记得那时候许多老干部和老资格的文艺工作者，一提到样板戏就头痛，偶尔哪个电台如果不小心放了一段样板戏的唱段，马上就会招来一阵讨伐。有的老人回忆说，文革时他们受迫害，被造反派严刑拷打的时候，经常伴以样板戏的唱段。

当然，这种事无疑是有的，笔者当年就见过。不过，打人用样板戏来伴奏，倒不能说是戏的错，当年纳粹用毒气室杀犹太人，如果用莫扎特和贝多芬的音乐来伴奏，恐怕也不能说是这两位音乐家的过错。显然，问题不在这里。凡是从文革过来的人都知道，样板戏跟文革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它们有一个算一个，都是文革“旗手”江青精心培育的产儿。尽管后来有的创作者说过，是江青劫夺了样板戏的成果，但是不容否认的是，这位“旗手”劫夺过来后，还真是下了大功夫，一句台词、一段唱腔地推敲琢磨，以至于在每个戏上都印上了鲜明的“江青记”的烙印。样板戏不仅对文革的发动有着独特的作用，而且几乎伴随着整个文革十年的进程，八亿人民，八个戏，既起到了给烦闷之极的人们消遣的作用，也给各种急风暴雨的斗争伴了奏。那个年月，有多少人仅仅因为唱错了词，而遭到批判，甚至丢了性命。文艺界的人体会应该更深，对他们中的多数人来说，样板戏不是戏，而是棍子、棒子和刀子。在样板戏的所谓创作原则的大棒下，多少作品和作者遭殃，样板戏的繁荣，意味着中国文学艺术界的百花凋零以及栽花人的倒霉。

即使这些陈年老账都不作数，样板戏以及文革后期的作品，诸如《龙江颂》、《杜鹃山》、《平原作战》、《闪闪的红星》之类，也由于那个特殊的岁月，不可避免地自身有着严重的缺陷。里面的“三突出”原则，高大全的人物形象，自不必说，所有的正面人物都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人的情感，所有人别说男女之爱，就是正常的婚姻，都谈不上。《红灯记》里的李奶奶还没出场，老伴就已经死了；李玉和根本就没有谈过婚嫁；而李铁梅年龄18，自然不能早婚。《杜鹃山》里的柯湘，据说跟丈夫关系不错，然而在柯湘露面之前牺牲了；至于《海港》里的方海珍和《龙江颂》里的江水英，干脆是“妾身未明”，不知道single，还是doubl‘；好容易有个有丈夫，而且还活着的阿庆嫂，结果还让人家丈夫到上海跑单帮去了，连面都没让露。这样的形象，很难说是一种英雄塑造，只能说是造神，即使对中国革命的宣传，也不一定能起到正面的作用，当然，更不能反映中国革命的真实历程。这种概念化、脸谱化、为我独革的革命文学、普罗文学，当年的鲁迅就很反感，曾经告诫人们，辱骂和恐吓不是战斗。不是说写了工人，歌颂了革命，就一定是革命文学，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我们很多人还是拿着那些陈腐的货色当旗帜，兴高采烈地挥来挥去。

在我们一般人的习惯里，红色代表革命，而在某些人的习惯里，只有最高大、最纯洁、完美无缺、最不可思议的英雄才配称革命人物。这样的人物，从出生的第一声啼哭开始，就应该是政治正确的，一路走来，都完美无缺。只有这样的人，才可以称为红色，这样的人物描写，才可以称作红色经典。即使这些所谓的经典的来路，很有问题，而且参与了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灾难的政治过程，身上带着无论如何都洗刷不干净的污点。这些人们还是觉得，只有这样的东西，才是好东西，纯货。批了多少年的极左，但在某些人眼里，依然是左比右好，宁左勿右。只要是左的东西，哪怕不近人情，不可思议，走到极端，也是可爱的。好像唯有如此，才是革命的正宗，标准的红色。

现在社会上有一股暗流，暗流上往往漂着革命的浮萍，在革命的名义、人民的名义下，大张挞伐的纵队开出来了，改革好像从开始就错了，改革所有的成果都是灾难，好像只有他们才关心人民的疾苦，但在革命的成败问题上，人民疾苦好像又不在话下了。在似是而非的道德制高点上俯瞰，从前的一切，都有了正确的依据，已经做出的历史决议，仿佛都不算数了，改革初期所深恶痛绝的货色，似乎又有了可爱的颜色(据说是大红的)。“江青同志”炮制的垃圾，堂而皇之地变成了红色经典，红色与革命，在不知不觉中，甚至可以被偷换成“文革”的同义词。

难道，还真的让文革回来吗?

(责任编辑 萧 徐)

2007年第1期 “学而优则仕”传统之功过说　作者：张绪山

中国是重视“传统”的国度。在数千年历史演化进程中，许多东西被作为“传统”保留下来，演化为国人文化心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学而优则仕”作为这样的“传统”之一，既是一种有形的习惯，又是一种无形的信仰。这种传统支配中国人的生活观念达两千余年而长盛不衰，至今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对我民族社会政治的影响可谓深远且巨大。

“学而优则仕”一语，出自《论语·子张篇》，原作：“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这句话的本意，各家注释不尽相同。有人解作“做事有空闲时应该学习，学习有空闲时应该做事”，将“仕”训为“做事”。但我们知道，主张人世的儒家的根本理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子夏所谓“做事”显然不可能脱离这个根本前提。况且，不管子夏的本意如何，两千余年以来的事实是，“学而优则仕”是作为以学至仕的信条被读书人奉行不逾的。在中国传统中，“仕”的概念从未超出“仕途经济”这个范畴。

子夏强调“仕而优则学”，将它置于“学而优则仕”之前，似乎说明在孔子及其弟子辈的时代，“学而优则仕”就已经是很流行的习俗或传统了，所以子夏要反其道而行之，以矫正时弊。但历史演化的轨迹是，子夏刻意强调的“仕而优则学”似乎完全被后人忘记了，而“学而优则仕”则印进了所有士子的脑海，浸入了血液。尤其是隋唐科举制度形成以后，“学而优则仕”的信条与科举制度融为一体，互为里表，成了土子生活的金科玉律。作为孔子的弟子，子夏的学问与孔子那高墙万仞，不得其门而入无以窥其美的学问相比，无疑不可同日而语，但就历史影响而论，子夏的这句“学而优则仕”却丝毫不逊色于孔子的任何教诲。

“学而优则仕”传统在历史演化中对中国社会产生过积极影响。首先，它确立了学问作为政府取吏的标准。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经典成为士子为学的主要内容。以学取士将大部分饱读儒家经典的读书人吸引到官员队伍中，保证了政府运作始终处于接受过儒家道德教训的文吏手中。虽然中国历史上对旧王朝发难、完成王朝更迭者，大多是刘邦式的无赖之徒，但每一个新王朝建立之后，管理国家的任务几乎毫无例外地重新归于文吏之手。历代草莽英雄出身的开国皇帝不得不接受叔孙通的名言“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承认“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的训诫，并视之为治国要诀，对书生保有相当的尊重，得源于此。文吏统治造就了“士”作为无冕之王的优越地位，也促成了“士为四民之首”的观念。《三国演义》塑造了名士祢衡裸体痛骂曹操而为曹操所宽宥的形象，并非没有文化心理依据。近代文化名人章太炎以大勋章作扇坠在袁世凯的总统府门前大垢袁氏包藏祸心，而被袁氏所容忍，个中原因固不止一端，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士子对世道民心的巨大影响，无论是是治世英雄，还是乱世奸雄，都不能不有所忌惮。而在另一方面，读书人坚守位卑不忘忧国的信条，以天下为己任，希望将平生所学贡献于国家民族，都与学优而仕传统有关。两千年来士子们秉持以学问介入世事的信念，直到近代的“公车上书”、康梁变法、新文化运动，乃至丁文江辈以科学家之资历鼓吹“好人政府”，其脉络仍然清晰可见。

“学优而仕”传统对中国吏治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其重要特点：它对全社会所有等级的开放。唐太宗看到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鱼贯而人时，情不自禁地发出“天下英雄尽人吾彀中”的慨叹，反映的是一代雄主对天下英雄为我所用的得意之情。“学优而仕”传统鼓励士子接受科举制度，将接受过儒家道德教训的士子源源不断地吸收到官僚机构中，成为传统宗法专制制度下吸收人才最有效的途径。这种选才制度，对于以门第血统为依据的唯亲任用制度，及包含极大偏私之嫌的“举孝廉”制度，其优越性显而易见。尽管“史无前例”的文革时代还有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以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可鄙且滑稽的血统论沉渣泛起，但“学优而仕”传统下的文吏选拔制度的有效性是无法根本动摇的。

其次，传统社会在本质上是等级社会，其等级结构是很难打破的，但中国社会等级制度与印度式种姓制度的不同之处在于，各等级的个人可从“学优而仕”的途径上改变个人的等级地位。中国历史上，所谓“贵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文化概念，并不是完全由血统决定。对社会各等级的人而言，通过以科举制度为体现的“学优而仕”途径跻身于士大夫阶级之后，可以加入孟子所说的“劳心者”之列，由“治于人”而变为“治人”，从而由“贱”人“贵”，成为“贵族”，改变自己的等级命运。虽然“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种命运的大喜剧只发生在极少数的幸运儿身上，但庞大的官僚机构的存在，足以使众多有才华的穷人子弟得到相应的官位，因此读书人抱定“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的信念，头悬梁，锥刺股，发奋苦读，也有很多得遂其愿的机会。正是由于“学优而仕”传统为读书人提供了改变自己命运的出路，整个中国社会各等级之间的划分才不像种姓制度那般僵死。

第三，“学而优则仕”传统绵延两千余年而为中国社会所有等级接受，还在于它确立了一个超越各等级而能为所有人接受的原则：学问面前人人平等。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并没有创造出多少“平等”观念，但各等级一视同仁地享受“学优而仕”的权利，却也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在西方基督教世界，现世之人可以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宗教观念中获得基本的“平等”意识；对于本质上不信教的中国民众来说，“学优而仕”传统则可以使他们享受到以“学优”而“至仕”的平等。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信众以信教而为自己争得了平等地成为上帝“仆人”的权利，而中国的土子们则由“学优而仕”获得了参与政治的平等权。虽然上帝权威之下的“平等权”施于所有信众，使皇帝(或国王)与一般信众成为平等之“人”；而“学优而仕”是以皇权至尊为前提，所谓“平等”不过是做皇帝奴才的“平等”，而且仅仅及于为学的士子。

“学而优则仕”传统对中国社会的负面影响，从根本上，是源于以“仕”为“学”之鹄的这个既定前提。在“家”“国”一体的宗法专制时代，以“学”而达至仕途，最终结局只能是以“学问”服务于帝王的家天下；“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成为士子们的必然归宿。在帝王家天下附庸关系的等级网中，主仆关系的确立意味着对主子的物质和精神的依附，于是，以帝王之是非为是非，成为越两千余年不变的通例。被“学而优则仕”信念和科举功名诱人帝王彀中的天下士子英雄，在主子面前只能“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诺诺”；在“食君俸禄，为君分忧”的附庸伦理支配下，为帝王的“家天下”的长治久安耗尽心力，以便在等于帝王将相家谱的所谓青史上留取功名，博取“忠”、“贤”、“能”的赞辞。

另一方面，进入附庸罗网的士子们也成为专制君主轻慢、侮辱乃至虐杀的对象。这类事例在历史上可谓司空见惯。如刘邦动辄对士吏自称“尔翁”(用今天的话即“你老子我”)，会见士吏多以戏侮为乐，取其冠以为尿器，或者傲慢地一边让女人洗脚一边会见士吏。在主仆伦理之下，士子的任何独立意志，在帝王那里都会遇到天然的敌意。游方和尚出身的朱元璋在夺取皇帝宝座后，下令将孟子牌位逐出孔庙，原因是孟子反对君主的绝对权力，主张君臣关系的契约式依存：“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与西方中世纪知识人遭受教会迫害不同，中国文人往往成为专制君主淫威的牺牲品。士子以文(或以言)致祸的事例不绝于史书，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道大景观。从秦代的“焚书坑儒”，到满清王朝的大兴文字狱，以至几十年前全民族的知识人被集体诱入“阳谋”而几被一网打尽，似乎都可以从“学优而仕”传统造就的专制君主的“封主”心态得到解释。

其次，“学而优则仕”传统确立了一个原则，即以“仕途”的飞黄腾达作为“为学”成功的标志，于是对“学优”的追求转化为对仕途经济的追求。由于至仕之途费尽千辛万苦，成功之后必得报偿方为心甘，所以“升官发财”遂成为士子耗尽心力的永恒追求。这追求中，“升官”是问题的关键，只有升官才有可能掌握更多可以支配的资源，才有可能“发财”。于是，巴结逢迎、欺上瞒下、结党营私，精于“厚黑”之术，成为官场上必须具备的本领，官场之道成为倾轧和整人术的代名词。

更重要的是，士子个人仕途的成功与否不仅关乎读书人个人的前途命运，也攸关家族的兴衰成败。供养子弟读书成为每个家族的头等大事，最大的投资，所以规劝子弟刻苦读书成为整个家族成年人义不容辞的义务。“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吃得苦中苦，方做人上人”之类俯拾即是的“劝儿语”，遂成为千载流传的民众最熟悉的教子格言。在整个家族所寄予的改变现状的重望之下，“升官发财”演化为士子们的永恒追求。受此动机支配，仕途得意的士子要成为两袖清风的廉吏，真是难乎其难。于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成为官场通例。官场上不愿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和“难得糊涂”的郑板桥就只有归隐田园，没有其他道路可以选择。这就可以理解两千余年中国历史上，何以老百姓对“青天”的期盼犹如大旱之望云霭，呼唤之声响彻云霄，但“青天大老爷”终是千载之下难得一见的“稀有之物”，因为“学优而仕”的目标就是“升官发财”，不发财岂不有违初衷?

对于“学优而仕”的妙用，历代关心政治的人都是一清二楚。孔夫子骂问稼穑的学生樊须为“小人”，是因为这小子似乎不明白在孔子看来很浅显的道理：只要做了官就有“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矣，焉用稼!”宋真宗赵恒的《劝读诗》：“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女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更将读书至仕成功带来的一切美好前景(包括食、居、婚、行一切方面)赤裸裸地勾画出来。中国社会两千余年以来的所谓“学问崇拜”，其实质是对“荣华富贵”的向往，绝不是真正的学问崇拜。在“学而优则仕”传统中，如果有人说读书是为了求知，简直就是痴人之语，会让人笑破肚皮。

因此，“学而优则仕”传统使读书人丧失了两个最重要的人格品质：一是读书人的独立人格和思想自由。二是“为学”应有的形而上学的不懈追求；“学术”以追求真理为目标的应有之义成为不可能之事。它与古希腊形而上的爱智传统之间差别不啻天壤。在古希腊传统中，为发财而追求知识是愚蠢而可耻的想法。柏拉图创办雅典学院，他的弟子中有人学了一些数学公理后，问老师学这样的学问是否可以赚钱，柏拉图听后让人给这个学生几个钱让他赶紧滚蛋，原因是这样的人根本不了解求学的目的，也不配成为学者。这种传统在千载之后的文艺复兴时代再次复活，成为近代科学产生的重要前提。而在中华大地上1905年的废除科举之制，曾使许多士子惶惶不可终日。

再次，“学而优则仕”传统虽然承认各等级土子的“平等”参与权，但官僚政治的等级结构使成功“人仕”的士子的最终归位却是等级性的；仕途的升迁成为衡量“学优”的标准，因此，“官大”也就意味着“学优”，“官大学问大”成为一个不言自明的“真理”。近代以前学问范围有限，“官大学问大”大致还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帮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管仲，负经天纬地之才的诸葛亮，自信“不为浮云遮望眼”的王安石，以及主张“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张之洞，都是历史上官高学问也好的显例。但是，近代以来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社会分工日益发达．各种学问已成“分科之学”，任何一门学问都足以使一个人耗尽毕生精力而难以窥其全貌。政治家(包括创立了所谓理论体系的政治家)除了在其专精的政治学及其政治实践方面具有较多的发言权之外，在其他领域都不具备任何知识优越性；他的理论不可能是统领一切、包罗万象的绝对真理。在这种情况下，“官大学问大”是至为显然的谬论。但我们看到，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中将政治权威混同于学术权威、科学权威，以政治权威的结论为终极真理；甚至将政治权威置于学术权威和科学权威之上，以政治权威干预学术研究的现象，已是见怪不怪、习以为常，其荒谬性时至今日仍未被充分认识。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学而优则仕”传统中的“学”，是服务于礼制秩序的道德哲学，其基本载体是所谓圣贤的“经典”(如“四书”、“五经”)，学习的目标和至仕之途的衡量标准是对这些圣贤经典的熟悉程度，其必然后果是，正心修为治国平天下的学问成为正流，被视为学问的正宗，与仕途经济无直接关系的自然研究被排斥在“学问”的范畴之外；对千变万化的自然现象，除了以阴阳五行加以附会臆说外，绝少认真地探索。两千余年的传统治学方式，就是“代圣人立言”，“为往圣继绝学”，以所谓四书五经为立说根据，专事冥想，不求实验。在整个古代社会以实用技术为主要内容的发明中，除了一部分(如四大发明)被改造后服务于统治秩序和实际生活外，绝大部分被视为“奇技淫巧”而得不到重视；自然研究则被视为不务正业。中国历史上的所谓“科学家”如张衡、宋应星其实都不是以科学探索的成就为官府重视。直到清末，作为西方文明具体体现的铁路建设传人中国后，仍被当作破坏风水的怪物，受到上至官方下至百姓的敌视。时至今日，我们仍然看到，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才，面对昔日同窗共读、衣锦还乡的官员同学，还往往不禁产生自惭形秽的感觉；而在政府方面，对于那些在学术研究上做出突出成就的学者，通常的做法往往授之以某个级别的官衔以示尊重。所有这一切都使人清晰地看到“学而优则仕”传统的旧形，使人不得不惊叹于这个传统的顽强生命力及其于我民族心态和官场思维的巨大影响。

(责任编辑 萧 徐)

2007年第2期 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　作者：谢　韬

20世纪是人类理论的高峰。各种思潮、各种主义都有一批信徒和追随者，打着他们所信奉的旗号登上历史舞台。这是一场评选最优社会制度的“模特大赛”，供人类在较长时段内，听其言，观其行，通过理性的比较作出判断和选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西斯主义灭亡了，帝国主义衰落了，世界上剩下三种社会制度展开了和平竞赛。第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第二种是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制度，第三种是以瑞典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制度。竞赛的结果是民主社会主义胜利，既演变了资本主义，又演变了共产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正在改变世界。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而不是推翻和消灭的关系。这个真理已经为西欧民主社会主义的闪亮崛起和前苏联暴力社会主义的黯然消失所充分证明。

20世纪末，社会民主党以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竞选执政、使欧洲和平进入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性成就，告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天之灵。欧盟十五国中英国、法国、德国、瑞典、芬兰、奥地利、葡萄牙、荷兰、意大利、丹麦、希腊、比利时、卢森堡等13个国家是社会民主党或工党执政。社会党国际以红玫瑰为徽记，世人惊呼欧洲红潮涌动。2003年4月16日，欧洲各国首脑云集希腊雅典。在卫城遗址见证下，欧盟成员国以及十个新成员国的国家首脑共同签署了一项入盟条约。从此，捷克、爱沙尼亚、塞浦路斯、拉脱维亚、立陶宛、匈牙利、马耳他、波兰、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加入了欧盟大家庭，宣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西欧分裂局面的终结。一个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的新欧洲的出现，给纷扰的世界平添了几分亮色。全世界那些企图保留他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前途的改革者们，都把目光转移到民主社会主义运动上来。

社会民主党人对人类文明的历史性贡献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化解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不共戴天的仇恨，化解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不共戴天的仇恨，使社会主义运动成为和平的、理性的进化过程。社会民主党人成功地创造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框架内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过去我们局限于暴力革命的狭隘经验，指责他们是“修正主义”，现在看来应给这个修正主义恢复名誉。因为社会民主党人不是对资产阶级没有斗争，不是单方面让步，不仅“修正”了社会主义，而且“修正”了资本主义。

1965年，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学习社会主义国家的长处，克服自身发展的困难，曾聚集美国费城召开过一次震撼全球的“世界资本主义大会”，并发表《资本家宣言》提出：“借鉴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的经验，实现股份制的人民资本主义；借鉴社会主义福利制度的经验，实行从生到死包下来的福利资本主义；借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经验，实行国家干预的计划资本主义。”（卞洪登：《资本运营方略》，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第227页）

我们习惯称之为发达资本主义的西方国家，都已成为新资本主义，不同程度地民主社会主义化了。20世纪20年代以后，英、德、法、瑞典、挪威和美国纷纷出现全国性的劳资协调，以阶级妥协取代原先誓不两立的劳资对立，若干人士开始提倡用公共建设来解决失业问题，也就是说以国家的积极介入来解决市场经济失灵的危机。领导美国走出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罗斯福总统就大胆引进了民主社会主义政策。

以英国工党首相布莱尔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为代表提出的“第三条道路”是修订版的民主社会主义。2000年6月3日，克林顿参加了在柏林召开的第三条道路（第三次）首脑会议，他在会上说：“我们要经济增长又要社会公正。我们不相信自由放任主义，但我们也不相信单靠政府能解决这些问题。”会议公报强调：“我们相信市场经济必须同社会责任相结合，从而创造长期的经济增长、稳定和全面就业，而国家必须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维持稳定，支持健全的公共财务措施，坚决制止通货膨胀；国家也应促进金融市场稳定，提高透明度和提倡公平竞争。”

最近点算结果，美国参众两院有61名议员（全属民主党）是“美国民主社会主义”的会员。美国民主党的经济理念，植根于马克思和凯恩斯的经济思想，主张政府引导市场经济，适度的国有化，实行全民医疗保险，政府办学校，减免穷人税收，提高福利，提高最低工资，更多地关怀弱势群体。共和党上台也不改变民主党的社会政策。民主社会主义把美国“赤化”了。

民主社会主义最大的成就，就是在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生产力的大发展和调节分配，基本上消灭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体脑劳动的差别，铸就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辉煌。这一成就使苏联模式的暴力社会主义黯然失色。这是促成苏联和东欧国家“和平演变”的根本原因。社会民主党人用团结资产阶级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办法，实现了差别日益缩小的共同富裕。在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没有农村和农民了。据2003年9月一位旅行者随机采访的资料，在法国小城波尔多市，70%以上的普通市民月收入约1500欧元（欧元与人民币的比价为1∶9），在郊区和乡间工作的人（原来的农民）月收入为1000至1200欧元，白领阶层月薪为1800至2000欧元，医生、律师、教授更高些，有的月薪达8000欧元，大企业的股东、上层管理人员、葡萄庄园主的收入则远远高于这个水平。随着知识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产业队伍的构成也在改变，主要表现在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蓝领阶层急剧缩小，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白领阶层迅速扩大。21世纪初，德国蓝领工人只占工薪阶层的6%。被《共产党宣言》当作革命主力军与资产阶级对峙的工人阶级变成少数了，这少数人的生活水平也超过了罗马尼亚总统。工人阶级用不着起来革命，随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就这样“解放”了。三大差别的缩小，不是寄托在资本主义的彻底灭亡上，而是寄托在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上。

中国没有在苏东巨变中垮台，这要归功于邓小平在这之前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当改革开放路线得到大多数人支持取得主流地位以后，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邓小平和他的主要助手胡耀邦等同志顶住“复辟资本主义”的指责，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包产到户，废止近乎单一的公有制（1978年公有制比重占99.1%），实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把资本家请回来了，把先进生产力请回来了。读者可以看到，这一系列新政策属于民主社会主义，但为了避免“修正主义”之嫌，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在江泽民主持下，又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废止计划经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02年加入WTO，与世界经济接轨。胡锦涛主政伊始，2004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保护私有制的重要条文载入宪法，这标志着中国踏上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领导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这是足以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思想的“硬道理”。温家宝总理在世界扶贫大会上宣布：“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从1979年到2003年，国民生产总值由3624亿元，增加到116900亿元，扣除价格因素，增长了8.4倍；同期，全国居民消费水平年均增长7%；按现行汇率计算，2003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90美元，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

2003年，创造了高于1978年33倍的劳动生产率（据国家统计局计算，1978年一年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2003年11天的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归根结底是新制度战胜旧制度、正确路线战胜错误路线、民主社会主义战胜暴力社会主义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

无庸讳言，改革开放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贪污腐败、国资流失和分配不公。特别是分配不公导致的两极分化，闹得沸沸扬扬，人心浮动。由此引发了对改革开放的回顾和检讨。大多数人是怀着珍惜改革开放成果的善意献计献策，以期纠正偏差，发展大好形势。值得注意和警惕的是，党内“左派”空前活跃起来，他们利用部分群众对改革开放不满的形势，从根本上否定改革开放，鼓吹回到毛时代去。像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样，先把知识分子推上祭坛，点名批判一些对改革开放建言献策、作出过贡献的“主流学者”，说他们推动市场经济的主张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又把领导主持改革开放的各级领导干部分成“资改派（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派）”和“社改派”，鼓吹在党内外开展一场大斗争，向“资改派”夺权，打倒“资改派”。他们对国内政治形势是这样表述的：“即将到来的这场决战，实质上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资改派掌权还是社改派掌权、作美帝国主义附庸还是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生死搏杀。”

“左派”的外交主张更骇人听闻：“必须以社会主义国家为小核心，以中国、巴西、委内瑞拉、伊朗等第三世界国家为中核心，以中、俄、印为大核心，结成在某种程度上包括欧盟、加拿大等在内的最广泛的反霸统一战线，同霸权主义进行不可避免的斗争，是我们党和国家外交路线的基轴。”（2005年10月张德勤网文：《庸俗发展观是“百病之根”》。以下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见此文）

当胡锦涛向世界宣示对内建设和谐社会，对外实行和平崛起的战略构想时，“左派”要通过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改变中央的内政外交路线。他们认为现在的改革开放是改变社会主义方向，是和平演变，“是受到了老修正主义的‘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新思维’之类谬论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理论上的失误，是没有分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究竟在哪里。“反修防修”的极左理论时时回潮，干扰改革开放，逼得执政者只能采取“打左灯，向右拐”的策略，改革开放是在政治上受保护、意识形态上受非议的状态下推行的。“不争论”的政策只是取消了自己的答辩权，“左派”对改革开放的攻击和非难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今日极左理论大回潮，“左派”要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夺权，我以为这是27年来在意识形态上我们妥协退让的必然结果。

正当我“杞人忧天”之际，老友陈叔平教授（他是研究欧洲社会民主党的专家）向我推荐辛子陵的一部书稿。这书稿我读了一些重要篇章，特别是画龙点睛的理论部分《导言》和《结束语》，兴奋不已。我们两个共同认为，无论在历史事实上，还是在意识形态上，这是一部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彻底完成拨乱反正的书。作者以精湛的马克思主义学识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为改革开放争得了历史正统地位，建立了改革派在马克思主义领域的话语权。

首先，作者以令人信服的历史考证说明，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这部书稿的《结束语》指出：

1866年爆发世界经济危机。危机过后，资本集中有了惊人的发展。大规模投资银行和股份公司的出现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随着一个新的银行制度的出现，资本积累不再依靠企业家个人的节俭、储蓄来自我筹集资金了，而是依靠全社会的储蓄。吸收社会的资金办企业，股份公司就应运而生了。在欧洲大陆，首先是钢铁工业，接着是化学工业、机器制造业和纺织工业，一个部门接着一个部门变成了股份企业。马克思非常看重这一变化，认为股份公司“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把资本主义的私有产业实行扬弃”。“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以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会自行扬弃的矛盾，那显然只是作为一个过渡点，以便进入到一个新的生产形式中去。”（《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2版，第504页）

资本家不再拥有私人企业，而只是拥有私人财产，这份私人财产是用货币量化的企业资产的一部分；他们不再是企业主，而只是企业的股东、公司利润中一定部分的合法债权人。股份公司造就了组织和指挥生产的经理、厂长阶层，使企业的所有权和管理权相分离。管理者阶层掌握着企业的经营权，使资产阶级的统治虚幻化。这一项分离是一场和平“革命”，使和平过渡到一种新制度成为可能。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

“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和资本所有权分离，劳动也已经完全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一个必经的过渡点，以便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所有，不过这时它已经不是当作一个一个分立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当作共同生产者共有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

资本主义就这样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资本论》第三卷推翻了《资本论》第一卷的结论，不再需要“炸毁”资本主义的“外壳”了。马克思心目中的曼彻斯特资本主义（原始的资本主义）灭亡了。其后资本主义在《资本论》的冲击下逐渐社会主义化。《资本论》第三卷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皓首穷经研究资本主义几十年的最终结论，经恩格斯十年的编辑和修订，于恩格斯逝世的前一年——1894年6月出版。

马克思1883年逝世后，恩格斯继续领导国际工人运动达12年之久，并于1889年成立第二国际。恩格斯具体指导德国社会民主党进行合法斗争，强调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获得成功对整个国际工人运动有很大的意义：“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3页）

1895年3月6日，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进行了最后的反思和修正：

“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引者注：指《共产党宣言》中说的暴力革命），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的程度……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袭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如果说在国家之间进行战争的条件已经起了变化，那么阶级斗争的条件也同样起了变化。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被采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原来，在资产阶级借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可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开始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仲裁法庭的选举；他们开始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职位，只要在该职位换人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在罗曼语国家里，人们也开始愈益了解到对旧策略必须加以修改了。德国所作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的榜样，到处都有人模仿；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

说完这些话不到五个月，1895年8月5日他就去世了。如果盖棺论定，这是恩格斯对欧洲各国革命策略问题的最后意见。他期待的是通过工人阶级的合法斗争取得政权，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应该说，这是恩格斯对欧洲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后遗言，是对《共产党宣言》“旧策略”的重要修改。

由此可见，不是伯恩施坦（1850—1932）“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理论，提出了和平过渡理论，伯恩施坦只是重复恩格斯的话，继承和发挥了恩格斯对马克思和他共同创立的革命理论的反思和修正。倒是列宁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共同胜利的思想，提出了在落后的东方国家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列宁主义是布朗基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布朗基（1805～1881）是十九世纪法国秘密社团领导人，第一国际内的暴力革命派，巴黎公社的军事领袖。布朗基主义的要义是坚信：不管生产力的发展处于什么水平，只凭革命暴力就可以创造出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世界。

我们中国共产党许多领导人没有读过《资本论》，没有读过恩格斯晚年的著作（恩格斯晚年最重要的著作《〈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1930年才在苏联出版，1956年才在中国出版），他们读得比较多的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是列宁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他们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武装夺取政权，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完全正确的；但建国以后，不顾中国生产力非常落后的国情，便放弃新民主主义即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坚持要搞共产主义，凭借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布朗基主义——列宁主义对他们的影响。我们曾经走上暴力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

在马克思恩格斯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承认1848年的错误以后，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才是《资本论》的最高成果，才是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这个正统叫做民主社会主义。

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社会民主党就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从事社会主义运动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列宁标新立异，1918年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改名为共产党，成立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分裂了国际工人运动。斯大林等人才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他们把恩格斯摈弃的“1848年的斗争方法”当作旗帜挥舞，从“左”边修正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是生产力的发展是整个社会进步的基础。差别、贫富和社会分化是生产力发展、社会财富增加的结果，因而总体说来是社会的进步；但同时又包含着退步，出现了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社会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统一体，这是人类告别野蛮时代进入文明门槛社会存在的发展的形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着眼点是前者，这是唯物史观的基石；过分强调后者的是空想社会主义流派。

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等，是调动社会成员积极性、推动社会进步的杠杆。操纵这个杠杆，有一个合理的“度”（现代经济科学称之为“基尼系数”），超过了这个“度”，社会就要爆炸；消灭了这个“度”，社会就失去了活力和前进的动力。其结果都是矛盾统一体的破裂，让位给新的王朝或新的制度。领导者或统治者的全部艺术就是掌握好、调控好这个“度”。苏联、东欧（包括中国上世纪一段时间）共产党人为理想社会奋斗几十年，政策上最大的误导就是企图消灭这个“度”，用“大锅饭”的办法“均贫富”，只要公平，不要效率，甚至以“均贫”而自豪，造成几十年来生产的停滞和衰退，所谓“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老也发挥不出来，砸了“社会主义”的牌子。

在小生产占优势、工业不发达的前资本主义国家，用变动生产关系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列宁以来共产党人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错误。列宁在晚年认识了这个错误，并提出了新经济政策，他说：“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道路、方法和方式。”（《论粮食税》，《列宁全集》第32卷第342页）

我们党在1956年12月完成了引为骄傲的“三大改造”之后，也迅速认识到了这是个错误，提出过我们的新经济政策。毛泽东同志就说：“上海地下工厂同国营企业也是对立的。因为社会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三个月，合作工厂做的衣服袖子一长一短，扣子没有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做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两年，退却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足。我们保留了私营工商业职工250万人（工业160万，商业90万），俄国只保留了八、九万人。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定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共和国走过的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汇编》[1953—1956年]第308页）

这是我们认识到了但没有勇气实行的一项政策。这些对自己错误的反思还仅停留在嘴上，正确思想的火花一闪很快就熄灭了。现在我们要把我们当时认识到但没有勇气改正的错误改正过来，实行新经济政策。不要因噎废食。看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蓬勃发展，就惊呼：“大事不好，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了！”没有古代的奴隶制，就没有近代的欧洲。没有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社会主义永远是空想，永远是“大锅饭”的水平。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各种生产力的发展，更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更有利于一个高级新社会形态所需的各种要素的创造。”（《资本论》第一卷，1966年人民出版社第962页）

如果把第二国际（社会党国际）和第三国际（共产国际）所建立的社会制度比作两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实验的话，后者的失败是必然的，因为它没有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这样一个条件，而且连资本主义的萌芽都消灭了。正如辛子陵所说：“一场以消灭私有制为结局的革命，一种以排斥先进生产力为特征的社会制度，无论以什么堂皇的名义，都是没有前途的。”由此可见，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都是“左”倾修正主义的失败，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而社会民主党人所作的那个实验，以瑞典模式为代表，影响了整个西方工业国家，改变人类历史的方向。我们要更加重视、更加尊重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成果——民主社会主义。

其次，辛子陵这部书稿以令人信服的历史考证说明，恩格斯晚年放弃了所谓“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书稿《导言》里指出：

没有什么“共产主义”大目标，这是一个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年提出来晚年抛弃了的命题。1847年10月恩格斯写了《共产主义原理》一文，勾画了这位27岁的青年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憧憬。1893年5月11日恩格斯73岁时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发表谈话，否定了年轻时设计的未来社会模式。

恩格斯说：“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

前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发表回忆录，其中谈到，勃列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前苏联领导人的错误不在于放弃共产主义目标——一旦发现这是不能实现的空想自然应该放弃——而在于拿自己不再相信的理论继续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欺骗人民。一个带领人民前进的政党必须像恩格斯那样与时俱进地对自己的奋斗目标作出调整，并郑重地告诉人民。

设置终极奋斗目标是基督教的文化传统。相信耶稣基督降生后一千年，基督要复活，要在世界上建立天国。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是从这里衍化而来，是基督教天国理念的现代版。黑格尔和马克思、恩格斯都相信，人类社会的进化不是无限连续，永无止境，而是要达成一个终极目标，完成一个社会形态。在这一点上，黑格尔和他的弟子马克思、恩格斯都违背了辩证法。对黑格尔而言，这是自由国家；对马克思、恩格斯而言，则是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成了乌托邦的旗帜。当伯恩施坦主张扎扎实实地改良社会，切切实实地为工人谋福利，提出“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的时候，他理所当然地成了高举共产主义旗帜的列宁的敌人。

建立天国的想法，表现了科学尚不昌明时代人类对具体地改善处境、提高生活质量的无奈，把现实中实现不了的事情推向遥远的未来。所谓“共产主义”大目标在各个历史时代是不同的，是具体的，变化的。马克思说“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时候，不会想到人人需要一部电脑；恩格斯曾说人人都住上有暖气的房子就是共产主义了。我们在延安时代理想中的共产主义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事实上，我们今天所拥有、所享受的物质文明，早已超过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想象，超过了他们所制定的共产主义标准。

用所谓“长远利益”否定“当前利益”，用未来共产主义天堂的幸福生活安抚人民，叫人民忍受现实的饥饿、贫穷和苦难，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欺骗人民的把戏。这一切都应该收场了。

反“右派”以后仍然没有停止思考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顾准说：“我对这个问题琢磨了很久，我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

我常常想，德国人是不是应该比我们更懂得马克思，俄国人是不是应该比我们更懂得列宁，就像我们比外国人更懂得孔夫子一样。为什么德国人扬弃了的马克思主义不适合现实生活的部分，为什么俄国人抛弃了的列宁主义，我们要当作神物供奉着？当作旗帜高举着？

民主社会主义剔除了马克思主义中的空想成分，使马克思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现实。作为活着的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生根的马克思主义，是给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带来高工资、高福利的民主社会主义，而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乌托邦。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上写的是民主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人既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又代表全社会的共同利益，有广泛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不是挑起阶级冲突，激化社会矛盾，而是把社会各阶级团结起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在社会财富总量的不断增加中，调节分配，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共同富裕不是让有产者变成无产者，而是让无产者变成有产者；不是让富人变成穷人，而是让穷人变成富人。这是社会民主党人治理国家的总的思路。这个崭新的思路比我们曾经奉行的“阶级斗争”劫富济贫的思路高超百倍，前者是共同富裕，后者是共同贫穷。

就在暴力社会主义走到山穷水尽的时候，民主社会主义在西北欧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富裕+专制腐败也不是社会主义。普通民众的富裕和政府官员的廉洁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两大亮点。民主社会主义寄托着人类的希望。

辛子陵这部书稿从历史大视角回顾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为批了多年的所谓“修正主义”翻案，为民主社会主义正名，为中国共产党向民主社会主义转变扫清了障碍。他指出，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执政经验对我们渡过难关、解决面临的棘手问题有重要参考价值。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瑞典虽是小国，瑞典社会民主党虽是小党，但它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典范，它的经验具有普世价值，是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在民主宪政框架内，瑞典社民党依靠自己政策的正确，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得以连选连任、长期执政的经验；在经济建设中把效率和公平统一起来，实现同向分化、共同富裕的经验；正确处理劳资关系，调动工人和企业家两个积极性，实现劳资双赢的经验；有效地防止特权阶层出现，杜绝官员以权谋私、贪污受贿，长期保持廉政的经验，为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构成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是民主宪政、混合私有制、社会市场经济、福利保障制度。民主社会主义核心是民主。没有民主的保障，其它三项都会异化和变质。

晚清以来，中国学习西方文明有一条祖训：“西学为用，中学为体。”学工业，学科学，学教育，这是所谓“用”的部分；至于“体”，即这一套体制，那是祖宗家法，不能变的。祖宗传下来的这一套，是最好的政治体制，改进一下都不行。

孙中山创立民国，有了宪法，有了国会，但蒋介石强调一个党，一个领袖，党在宪法国会之上，领袖在党之上，还是专制独裁。

有人说我们的制度好得很，决不学西方民主。一个制度好不好，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个实践问题。实践是检验真民主和假民主的唯一标准。我们的制度不能阻止把五十多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不能阻止公社化和大跃进的疯狂发动，当法西斯式的文化大革命废止宪法、停止议会活动的时候，我们的制度没有任何反抗。

2004年胡锦涛在法国国民议会的演讲，郑重昭告世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我们明确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制度，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权利。”这些说法给中国的民主政治带来了新的希望。

如果实行了这个转变，我们的党就会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欢迎，就一定会赢得世界近百个国家民主社会党的欢迎，与欧洲各国及美国民主势力共建社会主义的统一战线。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就会成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同盟军。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将加强而不是削弱。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我们将举得更高，举得更有力。中国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就会开辟世界历史发展的新航道。

政治体制改革再也不能拖延了。我党我国如只在经济上改革开放，而不使政治体制改革紧紧跟上去，说重点的话，我们真可能重蹈蒋介石国民党在大陆走向灭亡的官僚资本主义道路。只有民主宪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执政党贪污腐败问题，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我的入党介绍人张友渔在1994年弥留之际曾对我说：“抗战胜利后，我们目睹国民党专制独裁贪污腐败，最终失尽人心丢掉政权。我们这些老同志无论如何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党也走上这样一条路。”当时相对唏嘘，并无良策。读了这一部书稿，兴奋之余，写下了上面一席话，算是执行张老的临终嘱托。耿耿救党之心，同志朋友亮察。

（2006年2月）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7年第2期 “总起来看我还是比较乐观的”　作者：笑　蜀

苏联的社会主义，那时我们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主义

笑蜀：李锐老，在2006年10月14日央视播出的“纪念长征七十周年文艺晚会”上看到你的镜头，很高兴。

李锐：我也算老资格。抗战以前入党的党员嘛，抗战以前的党员都属红军那一代。

笑蜀：长征迄今已经七十年。作为抗战前入党的老一辈革命家，今天你能不能谈谈，你对自己为之奋斗了一生的社会主义，到底有什么样的思考？早年你参加共产党，肯定是向往社会主义的，那么你当时想象的社会主义是个什么样子？

李锐：我那时参加共产党，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日本侵略，就是要救亡。

“九一八”那一年，我正读高中一年级，学校的爱国主义氛围很浓厚，社会上的影响也蛮厉害。我读小学、中学都在长沙。那时湘江江面上就有英国、日本的军舰。长沙发生过“六一惨案”，大概是1923年，日本兵上岸，在岸边开枪，打死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小孩，重伤九人，轻伤三十多人。1928年济南又有更大的“五三惨案”，日军进攻中，我军民伤亡三千多人，有十多个外交官被惨杀。当年5月7日，也就是日本强迫中国签订“二十一条”那一天，被定为国耻日，年年学校都要纪念的。这些事件对我们都是很大刺激。

再就是家庭影响。父亲李积芳1905年赴日留学，刚到日本就碰上孙中山第一次到东京演讲，父亲听了以后就把辫子剪了，参加了同盟会。他在早稻田大学与宋教仁是同级同学，同黄兴、秋瑾是朋友，民国二年当选众议员，所以我同两个姐姐都生在北京。他后来追随孙中山，到广东参加“非常国会”。不久回到长沙，1922年去世。

笑蜀：你那年几岁？

李锐：不满5岁。母亲李张淑是清末平江启明女子师范毕业的，受父亲影响很深，很有文化，夫妇间能诗词唱和。我年幼的时候就听母亲讲，日本对中国野心很大。比如橘子好吃，日本的老师就教导小孩，最好的橘子都在中国，要吃橘子就要去中国。父亲给我留下一个书桌，书桌里就有宋教仁、黄兴、秋瑾的《荣哀录》、《饮冰室文集》等。所以我从小就知道日本要灭亡中国。

高中时我就写过一篇左翼小说，我们班上还办墙报，宣传爱国主义，在同学中影响很大。1934年高中毕业时，由于理科基础好，也受科学救国的影响，上大学考的是工学院。“一二·九”运动后，就全身心投入救亡运动。

笑蜀：你的整个学生时代受的都是左翼影响。

李锐：都是左翼影响，尤其是鲁迅的影响。鲁迅的书看了很多，书店都能买到。

还有一个家乡关系。我的老家是湖南平江。平江很早就有共产党组织，有大革命留下的基础，有彭德怀起义，红白斗争非常激烈。我家跟共产党的渊源也很深。我父亲的两个同乡知交都是党早期的关键人物，方维夏是毛泽东第一师范时的老师，另一个叫李六如。他们两个在北伐时，都是谭延第二军的师党代表。李六如写过小说体自传《六十年的变迁》，内中提到我母亲——“李家媳妇”的。

方维夏也是日本留学的，回来是湖南省议会的议员，跟我父亲年龄差不多（我父亲是1882年生的）。李六如比我父亲小六、七岁，参加了辛亥革命，1913年才去日本留学，受河上肇的影响，在长沙办学校，在家乡办工会、农会，结识了毛泽东。1922年经毛介绍入党，抗战时期做过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长。他的原配夫人跟我母亲是同班同学。当年毛泽东经常去李六如家里。李六如夫人告诉我母亲：毛的长褂子，我不知道帮他洗过多少次，毛不讲卫生。我父亲去世后，灵柩从水路运回平江时，方维夏曾抚棺痛哭。1934年，方在湘赣边区被国民党杀害。

一个是社会影响，一个是家庭影响，我母亲就跟我讲过，父亲认为，将来天下是共产党的。所以我从小就左倾。主要对蒋介石不满，日本侵略蒋介石不抵抗，而且搞独裁，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我就认为中国要民主，要强盛，希望就在共产党。

“一二·九”运动时，我是武汉大学闹事的头头，随后是武汉秘密学联的负责人。在学校有公开的学生救国会，我们四十多个进步同学，还成立了秘密的“武大青年救国团”。因为有助教参加，不完全是学生。

当年武汉找不到党的组织，我们八、九个最信得过的秘密学联中的人，于1936年下半年，自发成立了共产党组织：“中国共产党武汉临时支部”，并在1937年2月，在谢文耀家中举行了一个很庄重的入党宣誓仪式。谢文耀是解放战争时在河南牺牲的，时任中原《七七报》副社长。

笑蜀：你们当时不知道当共产党危险吗？

李锐：知道危险。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被蒋介石追杀。长沙“马日事变”时，我在街上看见过被杀害的尸首。每杀共产党人，背上插着木标，由军队带领从街上拥过，还吹冲锋军号，有的头颅还悬挂在闹市。鲁迅在《铲共大观》中写的“革命被挂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就是讲这种事。他写了很多关于政治犯的文章。他的很多青年朋友被蒋介石杀掉了。

当时对蒋介石是恨透了。东北丢了，冀东自治，蒋介石不抵抗。所以那时候顾不得危险，在武汉大学闹的厉害，上街游行我是头头。

1937年5月，为了接上党的组织关系，我就离开学校到了北平，先后同去的有谢文耀和杨纯（杨已去世，离休时任卫生部副部长）。从此，我就完全变成了职业革命家，我们那一代进步青年多是这样。

笑蜀：当时除了读鲁迅的书，你还读过哪些进步书籍尤其是马克思的书？

李锐：那个时候读的进步书籍影响最大的就是《西行漫记》。完全是从救亡思想出发，要亡国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那时其实没有多少马克思的书可读，主要读左翼的书。马克思的书武大图书馆有，但那是英文版的。毛泽东的书根本就没读过，哪里有啊？

笑蜀：你们当时理解的社会主义主要是哪一种？

李锐：就是苏联的社会主义。那时我们认为那是世界上最好的主义。

笑蜀：为什么？

李锐：因为苏联强大。当时我们认为，苏联强大是计划经济的成就，对计划经济是正面理解的。苏联那时候被我们看成是人类未来的样板。

笑蜀：胡适那样的知识分子对你有没有影响？

李锐：他们对我没什么影响，那时我还骂过胡适。

笑蜀：为什么？

李锐：当时胡适办《独立评论》，我们也看，但是他对学生游行持批评态度。认为学生游行是可以的，但要遵守法律。他在《再论学生运动》文中说：“凡大规模游行，都应该在事前将路线和目的地通告警察机关，然后可以责成警察机关维持秩序。我在民国四年看见纽约市‘妇女参政’的五十万人大游行，民国廿二年看见过纽约市‘兰鹰运动’五十万人大游行，都没有丝毫的纷扰。”那时武大学生救国会办了一个刊物《救中国》，我就在《救中国》上发文章回应胡适。文章开头就问，胡先生写文章时“是在纽约还是在北平？”是否“将这两次运动的纷扰之罪加之于学生？如真是这样，那么，‘中年人’的心未免太毒了。”文章标题叫《胡论学生运动》（这篇文章已编入《李锐诗文自选集》，题目改为《胡适论学生运动》）。

笑蜀：那时你很讨厌胡适。

李锐：对，很讨厌。而且不止我讨厌，可能当时进步学生普遍如此。当时支持学生爱国运动的在社会上占优势，武汉大学的教授和学校当局，对学生是同情的。当年对蒋介石闹革命是无可厚非的。现在有一种历史观，说这个革命到底应不应当搞还需要考虑。但当时没办法考虑，历史就是这样的，历史有它的必然性。

因受难而大彻大悟

笑蜀：你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解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在到延安之后？

李锐：到延安之后也只有一些很粗浅的书可读，那时我们接触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联共党史》，这本书是1938年出版的。毛泽东也是相信这本书的，尤其是《布尔塞维克化十二条》，这是当年的干部必读书。

笑蜀：看来你们那时接受的社会主义，都是《联共党史》说的那种社会主义。整个延安时代，除了读《联共党史》，你还读了哪些书？

李锐：有毛泽东的书，有《共产党宣言》，列宁的《论“左派幼稚病”》、《帝国主义论》大概也读过，还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陈伯达的几本小册子影响很大，即《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内战时期的反革命与革命》、《关于十年内战》、《评“中国之命运”》、《中国四大家族》。他被毛泽东赏识，七大时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被认为是党的理论权威，他的书是当时解释社会主义、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最好的书。

笑蜀：系统钻研马列原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比如读马列全集。

李锐：那时谈不上。那时马列全集还没有，马列选集也是50年代以后才有。

笑蜀：那么整个延安时代，经典作家的著作你基本上没有接触到？

李锐：接触很少。从整风运动起，主要任务就是学习六大以来党的文件，清除党内的错误思想，确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

笑蜀：这方面起主要作用的是刘少奇。

李锐：不止刘少奇、陈伯达，还有一个张如心，你知道吧？

笑蜀：不太熟悉。

李锐：他是马列学院的教员，在延安做过毛泽东的读书秘书。那时他写了“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两篇文章，发表在《解放周刊》。《解放日报》是1941年办的，之后《解放周刊》就停办了。最早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就是张如心的功劳，比刘少奇早。但张如心这个人脾气古怪，后来毛泽东不要他了，要陈伯达当秘书。

笑蜀：那么总结起来可以说，其实在整个战争年代，在1949年以前，你们并没有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

李锐：没有系统的，那时只有零星几本，也没有在党内广泛传播。

笑蜀：当时你算党内的大知识分子了。

李锐：也可以这样说吧。当年党内老中青三代，大学生很少。

笑蜀：像你这样的大知识分子读过的马列原著尚且如此之少，其他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可想而知了。

李锐：一般人只是读读通俗读物，接触的都是二手的。主要原因是原著太少，毛泽东是好读书的人，但恐怕也不例外。

笑蜀：那么你系统接触经典著作是从50年代开始？

李锐：也谈不上。50年代我们一直在工作，没有时间读，也没那么多书读。马恩选集、全集都是50年代才开始出版的，先是选集，然后是全集。全集直到七十年代都没有出全。所以我最先读的马列选集。

笑蜀：那你什么时候开始系统地读原著呢？

李锐：在秦城监狱。最后几年开放了图书馆，可以借读马恩全集了，尤其是读了《资本论》。

笑蜀：那你读了马列全集、读了《资本论》之后，你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跟原来读《联共党史》接受的社会主义概念有没有什么不同？

李锐：基本上还是传统的。

笑蜀：社会民主主义的书有没有接触？比如第二国际主要理论家伯恩斯坦的书？

李锐：没有。考茨基的书也没接触，只知道列宁写过一本书：《无产阶级的叛徒考茨基》。这在我的秦城诗词集《龙胆紫集》中有反映，其中“温书”一节。狱中读过的书有：《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马恩书信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资本论》、《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传》等。其中的《资本论》辞约四百句，记得这首长辞还在八十年代的《读书》杂志上发表过。

笑蜀：那就是说，文革以前，你对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主义一点印象都没有？

李锐：也不是。知道一点李卜克内西，还有卢森堡。

笑蜀：对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主义的认识仅限于此？

李锐：对。

笑蜀：那你的思想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化的？

李锐：在延安我就有了问号。

笑蜀：什么原因？

李锐：我投奔共产党主要是为了救亡，但也要民主。但延安的实际情况不那么如意。对一些等级制度和落后现象看不惯。其实我们并不同意平均主义，领导人都是老前辈，受过那么多苦，吃好一点，穿好一点，生活好一点没有意见，有意见的主要是民主问题。大概是1940年到1941年间，中央青委一些同志办了一个杂文性的大墙报《轻骑队》，批评一些认为是封建性落后的或不顺眼的现象。我也是积极分子之一，最初几期写过文章。

再就是抢救运动。被逮捕后，定要承认自己是特务，怎么可能呢？不承认就受刑逼供，如不让睡觉，眼睛都不准你眨，24小时盯着你。我有过五天五夜（有长到半个月的），你受得了吗？

没有民主，不讲法治，曾深受其害。第一次是抢救运动，第二次就是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开除党籍，流放劳改。尤其是文革期间关在秦城八年。

笑蜀：第二次受难，更让你大彻大悟。

李锐：1959年之后我变化很大。从自身经历来看，我同意邓小平讲的一句话，社会主义是什么，我们还说不清楚。但无论如何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社会主义不能没有民主，不能没有法治。现在提出和谐社会，和谐的前提之一就是民主，没有民主，没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哪来和谐？

笑蜀：在这个问题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走了弯路。这是不是揭示了一个规律性的东西？

李锐：的确如此。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走了弯路，说明不仅有后人的问题，经典作家的理论，从经济、政治到意识形态，也有些问题。比如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等等主张，就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有问题，不够科学。恩格斯晚年对这些问题实际上是有反思的。

在上一个世纪，第三国际领导革命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东欧已红旗落地，而第二国际传统的欧洲有社会党的国家，社会主义都在生长和发展中。现在看来，搞社会主义不能性急，社会主义不是强制推行的产物，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自然演进的结果。马克思讲过，只有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阶段，再不能发展了，生产关系才能改变。所以发达国家最有资格搞社会主义，现在看来也是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元素最充分。我看过一个材料，瑞典没有明显的贫富分化，个人收入差异本来高达300多倍，但经过国家税收的平衡，下降到4∶1，基本实现共同富裕。也没有腐败，30多年没有贪官。不止瑞典如此，北欧其他国家也是类似情况。

笑蜀：你这种思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李锐：50年代去过苏联两次。1979年后，去过美国两次，去过巴西，去过瑞士，经过日本、法国、比利时，还去过澳大利亚，这使我大开眼界，启发思考。可以说，80年代以后，开始有国际视野，关注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关注社会民主主义，思考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我现在的想法是，社会主义就是大家过得好一点，共同富裕，生活有保障；社会生活讲平等与公正，人权有保障；真正实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

还有就是人与自然要和谐。我懂一点自然科学，从事过十一年水电建设，我懂这个道理。所以社会主义概念进一步发展，就涵盖了环保。人与人和谐相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社会主义应该是这样一个完整的整体。

倒退不是出路，出路在与时俱进

笑蜀：现在北京思想界很多人在谈论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它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李锐：你这样提出问题，还是一种老观念。按照传统思维方式，所谓“新民主主义”是有别于“旧民主主义”的一种民主主义，而社会主义则是较之新民主主义更高的一个社会发展阶段。通常的说法是，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或发展到社会主义。几十年来，我们已经很熟悉、很习惯这种阶段论了。其实，已经有学者指出，民主主义就是民主主义，并无新旧之分，把民主主义加上一个“旧”字做状语，再给它作一些限制和增补而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已经不是民主主义了。

以“社会主义”自命的，理论有多种，实践也有多种。如果你问的社会主义是指苏联模式或曰斯大林模式的那一种，也就是我们多年来习惯和实践过的那一种，那种“社会主义”才正好同“新民主主义”配套。实行了“新民主主义”，终究要发展到那种“社会主义”的。

至于并无新旧之分的真正的民主主义，在我看来，它并不是社会主义之前的一个发展阶段，而是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本质和内容，因为民主与专制的斗争，追求自由和人权，是人类社会历史进步的普世规律。我们不能设想能够有一种不民主或反民主的社会主义。甚至可以把这作为一个分水岭：只要不实行民主主义，它所宣称的社会主义就是假的。

这里我将陈独秀晚年对民主的思考做点介绍，这对我们今天了解民主也是很有益的，因为我们过去的糊涂观念或错误理解太多了。

陈独秀在晚年著作《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中说：“民主主义是社会进步的一种动力。”“最浅薄的见解，莫如把民主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如有人反对或鄙薄资本主义的民主，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法西斯主义；这不是反对资产阶级，而是帮助资产阶级更凶横地、更露骨地迫害无产阶级。”他反复讲：“民主不是哪一个阶级的概念，而是整个人类几百年斗争才实现的。”他在《我的根本意见》文中称：“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文中还谈到：“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他指出：“不是斯大林产生了独裁制，而是独裁制产生了斯大林。”“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有国有大工业、军队、警察、法院、苏维埃选举法，这些利器在手，足够镇压资产阶级反革命，用不着拿独裁来代替民主。独裁制如一把利刃，今天用之杀别人，明天便会用之杀自己。”五四运动的主帅真是何等英明的历史预言家。

笑蜀：但提出“新民主主义”，总还是有部分继承“民主主义”的意味吧。这种部分继承在当时是策略还是诚心？

李锐：这个问题很难简单地回答。毛当年提出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有复杂的历史原因和当时同国民党斗争的需要。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后，一直存在革命的性质和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争论。同国民党第一次合作时，曾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为合作的政治纲领。到1927年合作破裂后，又将三民主义视为“完全是一部资产阶级反革命的理论”。这也是左倾教条主义统治时期的一种理论认识。抗战爆发后，第二次国共合作时，《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再次提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1939年12月，毛泽东发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长文时，已将“三民主义”视为“旧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论》是1940年2月发表的，正式提出，中国的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要建立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以完成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在宣传上或者说策略上确实取得很大的成功，使得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减少了对共产党的疑虑，在国共两党的殊死斗争中愿意站在共产党一边。这对于这场斗争最后胜败的结局是大有关系的。

笑蜀：那么当时提出新民主主义，党内有没有分歧？如果有，大致是怎样的分歧？

李锐：《新民主主义论》是1940年2月发表的（在刊物上刊登时原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那时还在整风运动之前，毛还没有取得“定于一尊”的地位，他提出这一主张，党内还是有分歧的。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说，当《新民主主义论》的草稿交给政治局的几个人看的时候，王明即表示，这书稿在中国革命的所有问题上，都同列宁主义是矛盾的，“新民主主义”实际上是反列宁主义、反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行动纲领。据王明这本书中说的，当时任弼时对新民主主义论也是持批评态度的。

大家知道，王明是共产国际的忠实代理人，他当然把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看作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真理，他必须持反对的立场。我是1939年最后一天到达延安的。当时刊物上看到这篇文章，大家都是认真学习的，因为1938年的《论新阶段》，已是学习的文件了。党的上层的分歧情况，我们都不知道。整风之后，批判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七大以后，毛泽东更成为党的精神领袖，就更谈不上分歧了。

笑蜀：现在很多人尤其是很多革命老人怀念新民主主义，认为需要回到新民主主义，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李锐：为什么提出这样的问题，需要对过去的一些历史关节做点回忆。

1949年9月，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当时中国经济很落后（工业仅占10%，农业和手工业占90%），同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相距甚远。这个过渡时期到底有多长，一般认为是“相当长的时期”。毛泽东在政协二次会议上讲：“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要在“很远的将来”。1951年3月，刘少奇在党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讲了三句话：“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在将来要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最后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而斗争。”1953年初，周恩来、邓小平主持起草的一个文件说：“我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已经确立。”大家知道，就在1953年6月，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严厉批评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指出：“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的错误。”随即进行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和农业的合作化。1953年4月时，中共中央关于干部理论教育的文件中，还规定高、中级干部学习《联共党史》的重点是，反映苏联恢复国民经济、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历程的第九章到十二章。这就是斯大林强调的发展重工业、追求单一国家所有制的斯大林模式。

历史是不走回头路的，走过来就回不去了，历来都是这样。当有人表示，希望回到某一时代（古人也说过唐虞盛世之类），不过是表示他对所处现实环境不满罢了。如果说，把1949年以前解放区的情况，或者说把1949年到1952年那短短三年间的情况，叫做实行了新民主主义，其实也不是什么理想的天堂，不用说回不去，就是能回去也没有什么意思。倒退决不是出路，出路在与时俱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真正民主的、法治的、富裕的现代化国家。这些前面我已经说过了，这就是我的看法。

笑蜀：这样一个真正民主的、法治的、富裕的现代化国家，你认为中国有希望达到吗？什么时候能达到？

李锐：现在中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这是个很好的提法，并且定义为六个目标，民主、法治列在首位，既符合全国人心，又顺应世界潮流。因此民间立即传出“拆”字之说：民以食为天，有“禾”入“口”；民主首靠言论自由，人“皆”能“言”。如果按照过去斯大林的理论，这个提法必定会被批判为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今天谁还在乎这顶帽子呢？这就是历史的进步。只要经济上不出现大问题，政治改革，社会转型慢慢来，就有希望。中国的事着急没用。一代人跟一代人总会不同，而且大环境在变化，整个世界形势在变化。所以总起来看我并不悲观，还是比较乐观的。

（责任编辑 杜 晋）

2007年第2期 我在七千人大会上写了封匿名信　作者：明　朗

1962年1月11日“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规定各省由省（市）地（市）县三级党委书记参加。我当时被下放到四川省梁平担任县委第一书记，因而也参加了会议。四川参加会议的人住前门饭店，我和万县地委书记燕汉民同志住一个房间。大会首先由刘少奇作报告，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报告提到“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倾向有了严重发展。”“从全国讲恐怕不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有些地区缺点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也可能是七个指头。”讨论报告时，采用大小组会结合的办法。小组会以地（市）为单位，地（市）委书记是当然的组长；大组会以省为单位。万县小组讨论时，多是联系本地实际，阐述对报告的体会。有人发言也涉及到对省里工作的看法，说：四川恐怕属于倒三七哟！有人甚至说恐怕十个指头都烂了。燕汉民立即制止道：“全省的情况咱们不了解，不要乱估计。”会后，我对燕汉民说：“到中央来开会，你制止县委书记们发言，可不大对哟！”燕汉民说：“你在省里工作，还能不知道省委主要负责人的脾气，任他们这样瞎估计，要是传到省委主要负责人的耳朵里，那还了得。我们到省里开会，都准备了两本账，看省委主要负责人的口气，该掏哪本掏哪本。对省的工作的评估，还是听省委主要负责人怎么说，咱们就怎么跟。”

开第一次大组会，省委主要负责人说了几句，大意是：先体会报告精神，不要急于联系实际。开了几天，该联系实际了，又说：各人检查各人的，不要上推下卸。于是，大家坐在那里磨时间。省委主要负责人大概觉得老是没有发言不大好，便拿出在省里开会惯用的办法，指定人发言。被指定的人不得不联系本地区情况，讲一番自己的经验教训。

我于1958年“大跃进”时下放到德阳县任书记，亲身体会到省委主要负责人那些“左”得出奇的瞎指挥，特别是收回毛主席的“党内通讯”，不许贯彻执行的行为，十分恶劣。1959年下半年我率川剧团出国，躲过了反右倾的灾难。回国后，知道省委主要负责人把许多反映真实情况和对他有意见的地厅级干部都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边层层如法炮制，人数就更多了）1961年我又被下放到梁平担任县委第一书记，目睹农村的惨状，到处是浮肿病人，到处是新坟累累，家毁人亡，心中十分难过。只能和几个信得过的同志私下议论。如今到中央来开会，还是这个情景，人人噤若寒蝉。我气愤不过，于是决心向中央写信，反映四川的真实情况。写的时候勇气十足；写成之后，寄与不寄却犹豫不决：很怕这封信万一转到省委主要负责人手上，后果就严重了。犹豫再三，便去找弟弟明吉顺商量。（他是1938年到延安的，这时在中央劳动部工作）弟弟很支持我，但不主张用真实姓名，而且信由他代抄代寄，以免被人查笔迹查指纹。于是，就这样办了。原信如下：

毛主席、刘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并党中央：

我是在四川工作的一个干部，第一次到中央来参加会议（中央工作会议）。来的时候抱着很大希望，希望把肚子里的话都说出来，回去愉愉快快地工作。现在会已开了十几天，看起来这个希望是不能实现了。

中央提倡说实话，所以我想写这封信，把我知道的情况反映给中央。

这次开会，头几次叫我们体会文件精神，不联系实际，后来允许联系实际了，但又叫各人检查各人的，不要把责任往上推、往下推。这几天有人向省委提了点意见，又说发言要端正，于是又像在四川开会一样，大家坐在那里磨时间。

不许讲话，不许讲批评省委的话，这大概就是四川省委领导这次会议的方针，这不过是省委主要负责人闹分散主义的一个表现罢了。

在四川工作的干部，上上下下不敢讲话，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只举几个闹分散主义的例子：

一、毛主席的六条党内通讯，四川省委不准传达，不准贯彻，叫下边从积极方面了解。

二、毛主席反“左”的八句话，四川省委改成三把刀子，变成反右。

三、中央关于自留地私人养猪的五条紧急指示，四川省委顶住没有执行。

四、四川自作聪明提出“一个样”、“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等政治口号，助长强迫命令和瞎指挥风。

五、不执行中央甄别干部的指示，泸州地委第一书记邓自力的错误，是划自留地、解散食堂、毛猪下放。甄别的结果“批判基本上正确”，直到现在省委并没有承认措误；邓自力也没有复职，对其他人的处分，当然也都是“基本正确”。

六、四川省前几年规定农民的口粮标准是八两，不久以前规定四两、五两、六两（十六两秤），有的执行下来，农民一人一天只能吃二两、三两，现在还在饿死人。

七、中央关于改变基本核算单位的文件，没有发到县，不许县里试点，现在中央作了决定，又规定一个公社保留一个大队不变。

八、最近中央指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四川省委改成“打击投机倒把贪污盗窃活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规定万分之几逮捕法办，千分之几斗争打击，百分之几批判，硬说干部中有百分之几十的人搞投机倒把，还规定县委书记要到成都交账，哪个交不出不准来北京开会。

省委主要负责人这样搞分散主义，结果是怎样呢？结果大量死人、死猪、减产，（下转15页）（上接17页）有的县饿死人将近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十，不少县都在百分之十以上，四川省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还要饿死多少人，谁也不知道。像这样严重的问题，省委主要负责人怎么敢叫下面讲话呢？

中央如果要反分散主义，就应该反反这种人的分散主义。

一个四川干部

一九六二年一月

（此信中共中央办公厅是1962年1月25日收到的）

信发出后，隔了不多几天，毛主席就发表了那篇著名的讲话，强调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有些话就像是针对省委主要负责人的。人们私下议论，这一回要是能把省委主要负责人撤了，或者调离四川，那就好了。主席讲话后召开的四川大组会，竟是省委主要负责人作检查，这真是出人意料破天荒的大事。省委主要负责人作检查时，对他的错误虽然是轻描淡写，但也流了眼泪。主持会议的是邓小平，邓最后说了几句，话不多，却让大家清清楚楚感觉到保护过关的意思。

第二天的大组会，省委主要负责人未到会，由李大章主持，说是听取对省委主要负责人检查的意见，中央机关还派了两个人来记录。可是，没有人发言。李大章启发了几次，仍旧静悄悄的，大约有一个钟头之多，达县地委书记李香山同志才站起来讲话。他只字不提对省委主要负责人的意见，却自己检查起来，说自己的工作没作好，连累省委主要负责人作检查，非常痛心，觉得对不起省委，以致也流了眼泪。他这样一带头，便有人跟着检查起来。后几天的大组会竟成了为省委主要负责人鸣冤屈、表同情、献忠心的大合唱。我注意到几个资历较深的地委书记如李林枝等同志始终未发言。

大会结束前，省委主要负责人召集了一次小组长汇报会，燕汉民告诉我，省委主要负责人号召大家团结起来犯错误。（可能是犯了错误，大家仍应团结的意思）并且询问各小组里有哪些人情绪不正常。（指对省委不满意）我却想到省委主要负责人的检查内容怎么只限于那封匿名信的范围，莫非这封信真的转到了省委主要负责人手中，心里一直忐忑不安。

到了“文革”时期，李大章揭发省委主要负责人错误，曾提到七千人大会有这么一封信；中央当时就印发给各常委。红卫兵竟然到中央机关去把这封信抄了出来，刷大字报到处张贴。我当时被关押在川大学生宿舍，今天被这个单位拉出去挂黑牌子游街，明天被另一个单位揪出去坐喷气式批斗。造反组织那时到处查问匿名信是谁写的？问到我头上，我见省委主要负责人已被打倒，（中央报刊已把他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便承认是我写的。想不到一夜之间，我便从“省委主要负责人”的“黑干将”、“文教新帅”、“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变成了响当当的“革命干部”，免却许多皮肉之苦。不料“文革”后期省委主要负责人复出，我又遭到他的打击报复，应了“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古训。

（责任编辑 杜 晋）

2007年第2期 王庭栋谈“潘杨王事件”及其历史教训　作者：王庭栋　李仁安　姚监复

姚监复（以下简称姚）：1958年河南的“潘、杨、王事件”，杨珏同志和你都曾向我简单谈过事件过程及教训。这次来太原，希望能听你再详细讲讲当代中国农史的这个重要事件。

王庭栋（以下简称王）：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河南省委第二书记吴芝圃在大会发言，题为“右倾机会主义是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公开点名批判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同志：“1957年上半年，当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时候，河南党内一时也产生了一种有利于资产阶级不利于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倾向，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同志是当时这种倾向集中的代表。”对第二书记吴芝圃突然发难，批判第一书记潘复生的发言，毛主席鼓了掌。1958年5月18日到20日，把因病未参加会议的潘复生从医院叫到会上，揭发批判他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1958年5月18日，中共中央通知河南省委，免去潘复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由吴芝圃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河南省委于1958年6月6日至7月1日召开第九次全体扩大会议，集中揭发批判潘复生、杨珏（省委书记）、王庭栋（省委副秘书长）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

批“潘、杨、王”的背景是：在1958年初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1957年反冒进的右倾“错误”，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有的领导同志再次作了检讨。各省也都在点名反右倾，毛主席说：“献宝了！”

姚：原来潘杨王同吴芝圃有不同意见吗？

王：原来确实有不同意见。吴坚持“自留地统管，牲口集体饲养，农业高级合作化越快越好，”有的高级合作化一两夜就完成了，农民还不知道，就成为高级合作社的社员了。吴芝圃想在合作化上抢先。我们不同意他的意见。

姚：吴芝圃批潘复生，为什么又批潘杨王“反党集团”？

王：河南省委1958年6月6日至7月1日召开第九次全体扩大会议，传达八届二中全会精神，先批潘复生十多天，后来又批斗分管农业的书记杨珏，以后又批斗我。杨珏和我同潘复生一起是党中央从原来的平原省调到河南的。在批判杨珏前，吴芝圃找我（当时任省委副秘书长）谈话，吴说：“你年青，思想能力强，对我帮助很大。你对农村工作熟悉。”他还给我倒茶、接送我，似乎没有反对我的意思。但是，过了十几天，在批判我时，吴又说：“王庭栋的观点同潘杨一样，他起草的文件都是潘杨的观点。”吴芝圃对潘杨王定性拟划为“右派分子”，“极右分子 ”，中央未同意。他就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并说潘杨王三人不是孤立的，是一个“反党集团”。潘杨王被戴上帽子后，潘复生官大，是中央委员，被下放到国营西华农场任副场长，生活条件好点，能吃饱，还可以吃点蜂蜜。杨珏下放孟县任县委委员，长驻公社。我官最小，就下放到生产队当社员，接受劳动改造。地点是许昌地区襄城县孙祠堂公社孙祠堂大队柳林生产队。由一位公安人员送我去，把我交到生产队后，他就回去了。安排我住的一间房子是一个社员家里喂牲口的房子，里面有一头毛驴和驴槽，地下是驴粪、草。在一扇小窗户下面放着一张床和一张小桌子。床只有木头框架，框架上有洞，从洞中穿过绳子，上面再放一个草垫子。床单、被子都是自己带去的。吃饭在队里公共食堂。我是从1958年下半年起被批斗半年后，1959年1月下放当社员的。我爱人住医院生孩子，第三天被认出来，就被撵出医院。

姚：对你们的批判是作为党内斗争吗？

王：批判开始时，是在省委会议上的批判。批斗中，在我们宿舍内外贴满大字报，窗上高挂“潘家黑店”大牌子。省里有什么集会，都要到省委大楼，并且到我们宿舍批斗一场，无非是喊口号、骂几句、打几拳、踢几脚、唾一脸。规定我每天必须去大院和大门外看大字报，我也正好每天到外边去，早出晚归，以免引祸到家，吓坏老人小孩。

姚：省委开会内部批判后，很快就公开批判了吗？

王：邓小平在八大二次会后指示“对潘复生的批判只能在党内进行，不能扩大到社会上”。省委九次全会结束后第二天，吴芝圃就在河南报刊上公开批判“潘杨王”。7月1日《中州评论》创刊号登了吴芝圃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右倾机会主义是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公开点名批判潘复生右倾机会主义，把河南左倾蛮干推向极左的危险深渊，这是造成河南百万人以上非正常死亡的催命符。

《河南日报》从6月24日到9月2日陆续发表11篇社论，系统地点名批判“潘、杨、王右倾机会主义”。7月8日起报上辟“插红旗、辨方向、为彻底肃清潘复生的影响而斗争”的专栏，刊登批“潘杨王”的文章。河南人民广播电台，不断地播送批判“潘杨王”的内容。向群众摊派的大字报遍及全省，铺天盖地。

姚：这种大批判的斗争方式实际上成了文化大革命的“预演”。吴芝圃这样批潘杨王是不是必然地直接导致“信阳事件”的出现？

王：批判斗争“潘杨王”之后，河南干部不敢说真话了，政治气氛的压力很厉害。我自己心里想，很冤枉，从小干革命，对党忠心耿耿，我绝不能容忍这种污蔑！1962年平反时，吴芝圃找我谈话，我质问他：“你说我‘反党’，我反了什么党？我怎么反党了？你说我们是‘反党集团’，潘复生是省委第一书记，怎么就成了‘反党集团’？不就是反对你的错误意见吗？我们只是要求为农民留下自留地、留下活命的口粮，不要让牲畜死亡，这咋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吴芝圃支支吾吾地说：“都过去了”。“算了”。“当时戴帽子错了”。

姚：你下放当社员劳改，农民对你怎么样？

王：农民很实在，通过大批判的具体内容，知道了“潘杨王”的观点，农民说：“这些人是为咱好，是好人。”从省委直接下放我到生产队劳改，从1959年到1961年这三年最困难的时期，我吃队里的公共食堂，每顿饭每人两大勺，每一勺有两块红薯干，多盛一点也不敢，剩下的就是野菜和红白萝卜，后来萝卜也吃不上，基本上没有粮食吃。河南省吴芝圃规定4斤红薯顶1斤粮食（其它省是5∶ 1，可为农民多留点），我下地劳动，日夜连轴转，干上一小时重活，出汗多，再尿上一泡，肚子空了，饿得站不起来。黑夜还得下地，拉一条席子去，轮流躺一会儿。我有手表，估计公社干部快来检查了，就把社员喊起来干一阵。我住的地方窗外窗台上常常在黑夜里有农民放不少小瓶瓶，里面装着些盐腌的树头芽。社员说：“王秘书，你跟咱们社员不一样。你过去在城里当干部，不习惯这劳动。怕你身体顶不住。真没啥可送你。就送树头菜给你，要保住身体！”

姚：历史是公正的，人民是公正的。但是，毕竟当事人和家人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和牺牲。

王：我只知道：我调离河南三十多年后，偶尔去河南参观，遇上的干部和农民听说是“潘杨王”来了，还有热情，没有骂我们的。也听到，河南老百姓评价：“跟着吴芝圃，受了三年苦”，“跟着潘复生，粮食吃不清”。

姚：吴芝圃在河南大量农民非正常死亡以后，是否真心认错了？

王：老百姓在地里对我说：“咱农村情况，毛主席他老人家真不知道，要是真知道了，他绝不会让这么干。”“下边干部和你们这些人，真知道情况，你们真没办法！是中间出奸臣了！”老百姓绝对没有反对毛主席的意思，河南国家粮库是安全的。我劳动改造所在的襄城县情况比较好些，农民坚持了集体生产。但由于干活那么厉害，又只吃那么一点东西，说浮肿就大量浮肿了，慢慢就干瘦了，肝炎不少，劳动力干不动了，女劳动力发生闭经、子宫下垂。老百姓同我说：“上面要咱劳动，咱愿意劳动。可是，现在一个个这样了，今后靠谁劳动？”

姚：对于河南“潘杨王”事件这段历史，有哪些历史教训值得我们铭记？

王：我感受深刻的有以下三点：

1、以我党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为指导，正确对待农民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问题。

河南农民对农业合作化运动政治上是拥护的，热情跟着共产党走。但是对合作化违背自愿、互利、民主的原则的做法是不接受的，这种表现当然不属于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当时有些村庄发生闹社、退社现象，经过调查研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能作为对抗性矛盾看待和处理。不能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扩大化。河南在左的政策下一意孤行的死官僚主义，不顾农民兄弟的死活，不惜严重破坏农业生产力，尤其不能容忍。

2、“‘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的习惯性说法。

在党内有一种习惯性的说法，认为“‘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党内有一些人，包括有的领导人，争当左派、极左派，可以“假话说尽，坏事做绝”，在一个省为官一任，竟然使老百姓达到非正常死亡百万人以上的程度，而对于这种对人民犯有重大罪行的人，最后仍然说成是“对党忠心耿耿”，将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的忠心对立起来。我认为，应该反思“‘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的说法在党的历史上所起的作用，给以实践的检验。

3、维护农民利益，就要讲真话。

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中国共产党能真正代表农民的根本利益。在不同时期，党在农村工作中，都用了极大精力，关注农民的切身利益，我们也有十分深刻的历史教训。因为对党的每个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来说，维护农民利益，不是只有一个宗旨式的观点就行。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必须和农民同生死共患难，不然就没有生存和发展的余地。建国后，长时期我们依靠农业为工业提供积累、农村支持城市、农民做了重大贡献。粮食供应紧张时，冒出了一个同农民争口粮的问题。吴芝圃左倾蛮干、大搞浮夸，只顾自己出风头，当左派，疯狂抢夺救民私粮。在这种情况下，谁为农民说几句真话，维护农民利益，谁就大难临头。只有跟着左倾蛮干，说尽假话，就重用升官。封闭了说真话的环境，恶化了干群关系。敢不敢说真话，是对干部品质严肃的考验，也是干群关系能否改善的关键。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7年第2期 我对右派的内疚　作者：段仁汉

一提到反右运动，都认为在县以上单位的领导机关、科研单位和各类学校搞得轰轰烈烈，波及面广，反响也大。其实，这场运动波及到全国的每个角落，县以下基层企业单位也不能幸免。不过这些基层企业单位的右派分子，都是些普通职工，无名小辈，他们苦难的一生，无人回忆反映。下面就是我1957年亲自在县属企业参加反右运动的亲身经历，亲身感受，实录如下。

1956年，我和贺武清同志同时从湖南省吉首州直机关调往湘西最边远的县——龙山县工作。他调任龙山县邮电局局长。因他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解放后一直在州委组织部工作，对邮电业务不太熟悉，所以把我这个业务干部从州邮电局调去当副手。那时龙山县连县城都没有通公路，我们从吉首搭木炭客车到永顺县城。从永顺雇了一匹马和一个挑夫，步行两天才到龙山县城。龙山县委书记李晓田同志是个地地道道南下干部。县委副书记是梁敏政同志，是个干劲十足、意气风发的知识分子领导（文化革命初期被迫害致死）。因他俩原来都在州委组织部工作过，对贺武清同志既熟悉又亲切，一开始就交待说，现在我们这里不光是邮电局缺领导，我们县委政府很多重要部门都缺领导。这样吧，贺武清同志先到邮电局报个到，挂个名，马上到县委监察委（就是现在的纪委）来上班。邮电局的日常具体工作就交给小段负责吧。我听后感到诚惶诚恐而又万分激动，我虽一直在州直领导机关工作，但还从来没担任过领导职务。这一下要我单独负责一个单位，心里真有点慌。但对党和领导对我这样信任，我又万分激动。

1957年3月，毛主席在全国宣传会议上号召全国人民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并郑重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党的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县委根据省委州委的统一布置，马上成立了县委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专抓县属各单位的整风。

龙山县邮电局本来是个县属单位，当时全局只有二十来人。大多是普通职工，每人每天都有一定的业务工作，不可能放下业务工作天天开会提意见。但我一点不敢马虎，利用早晚大会小会的反复发动，号召大家向党提意见，但局面还是冷冷清清。

1957年4月，毛主席在《1957年夏季形势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党现在确实存在很多问题，通过这次整风，要达到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县委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马上召开各单位负责人会议，深入学习毛主席的上述指示，我从内心佩服毛主席这种伟大光明的胸怀。县委整风领导小组又在县文教局召开现场会，介绍文教局的经验。原来他们首先发动党员骨干带头提意见，所以现在运动搞得轰轰烈烈。不但局里一般干部提了意见，而且学校老师也纷纷提了意见。回局后我如法炮制，首先召开党员和班组长会议，要他们带头提意见。其中有个专管投递员的职工叫叶叔筠，是解放初期从长沙分到龙山县工作的。她长期在农村工作，因为人一贯正直孤傲，和她同时参加工作的都当了领导，只有她还是一般职工。后来看她一个女同志长期在农村确有不便，才调到县邮电局担任这个不疼不痒的职务。但她很负责，经常深入农村帮助农村投递员解决实际问题。这次鸣放开始，她也默不作声，抱着观望态度，后经再三动员发动，她终于忍不住了，对领导提出两条纯粹是工作业务上的意见：

一是，有少数乡已修通公路，可农村投递员仍用两脚步行，建议给已通公路的乡村投递员买辆自行车，使他们工作起来方便快捷。

二是，乡村投递员每天的午餐补助费是两角，而当时到食堂买一碗面都要两角伍分。建议把乡村投递员的午餐补助费增加伍分，提到两角伍分。

这两条意见既中肯又合情理，受到广大职工，特别是乡村投递员的欢迎，大家纷纷写出大字报表示支持，并要求局领导很快研究解决，一时间大字报贴满了全局内外，鸣放总算搞起来了。

一天我们支委研究整改方案，初步决定：准备先购买两部自行车解决已通公路的乡村投递员步行问题，至于午餐费的标准，我们认为确实连买一碗面也不够，同意每天增加到两角伍分。因是全州统一标准，所以要报上级局批准才能执行。会议还没开完，突然接到县委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电话：马上召开各单位领导紧急会议，传达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到会后我才知道，毛主席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这篇重要文章，明确指出当前整风主题已由鸣放这个内部矛盾转向对敌斗争，由党内整风转向反击右派向党进攻。6月8日，《人民日报》根据毛主席的上述指示，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号召全国军民向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进行无情的反击。会议还决定从即日起，县委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改为县委反右领导小组办公室。各单位的整风领导小组也一律改为反右领导小组，要求各单位要由党内到党外，层层发动，把所有右派分子一个不漏地揪出来，斗倒斗臭！

散会后我的脑子一片空白，这个弯子转得太突然了。但一想起会上学习毛主席的指示和《人民日报》的社论，又觉得自己的渺小与无知。

按照县委反右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具体布置，我马上召开职工大会，学习《人民日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和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号召广大职工投入到反右运动中来。

可是接连几天，大家只谈空理论，不联系实际，个别职工甚至说，右派是上面掌握的事，我们基层企业单位整天忙业务都忙不过来，上面公布的右派那些反党的话我们这里从没听到。所以反右一开始，运动又陷于停止不前。后来县委反右领导小组办公室又在县文教局召开现场会。一进县文教局，那种场面够吓人的，光右派分子抓了二三十个，全关在三间屋里反省。全局到处贴满了揭发右派分子反党、反人民的大字报。在现场会上，县委反右领导小组的领导大声动员号召：右派分子是客观存在，不论单位大小，只能说有，不能说无。至于一个单位要抓多少右派，没有界定。只能说凡是反党、反人民的右派分子，有多少都要一个不漏地揪出来斗倒斗臭！

最后，这位县委领导还深有体会地说，原先在鸣放阶段，我们有很多单位领导还担心这样下去场面不好收拾，现在你们应该明白了吧，这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布署。我们应该深刻领会，坚决贯彻执行。假若在鸣放阶段你们显得很不得力，还只是思想跟不上毛主席的问题，现在反右运动中再跟不上，不得力，就是违背毛泽东思想，违反毛主席的伟大战略布署，这就是方向路线问题了！

话已说到这个份儿上，谁还敢在反右运动中消极，谁还敢说你单位没有右派分子？

回单位后我马上召开本单位反右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吸收了一些青年积极分子参加，传达了县委在文教局召开的现场会议的精神，特别是县委领导的讲话。大家感到，现在不是有没有右派分子的问题，而是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到底哪个是右派分子的问题。

以后接连几天，县委反右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一天一个电话，询问我们右派分子确定了没有，并说很多单位都报了右派分子的材料，只有少数单位还没报。以后电话询问就变成责问，说我们单位拖了全县反右运动的后腿。我内心感到十分紧张而又惭愧，决心迎头赶上。

但是，因我才从州直机关调来不到一年，我个人在这个单位确实没有什么个人积怨和成见，哪个是右派确实心中没有底。为了稳妥起见，我电话请示县委领导，请求派一得力干部来帮助我们分析、研究反右情况，以便确定右派分子材料。县委马上派县委反右领导小组办公室的一个科长老杨来局。老杨是才提拔的中层领导，阶级觉悟高，斗争能力强。他全面了解我们前段整风鸣放情况后，帮助我们分析说，有些问题不能看表面现象，要透过表面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就拿叶叔筠来说，在鸣放阶段她提的那两条意见虽然都是业务上的，实际上她是和党争夺群众。你们回想在鸣放阶段，那么多群众写大字报支持她，把党组织放在哪里了？这不是典型的利用整风煽动群众对党不满嘛！

经过他这样一分析，大家一回想鸣放阶段的情况，觉得分析很深刻，确实是这样！原来写大字报支持她的职工也后悔地说，想不到叶叔筠利用整风骗我们当枪使。

另一个就是赵洪钧。他是旧社会邮局留用下来的一般职工。从整风鸣放到现在反右运动，他始终一言不发。但大家分析说，看事情不要看表面，要看本质。正是他一言不发对抗运动，对抗运动就是反对党、反对毛主席，是货真价实的右派分子。

他们两人的材料经整理上报到县委反右领导小组办公室，很快接到县委反右办公室的电话批示，确认他两人为右派分子，虽然没有接到正式批文，我却大大松了一口气，总算没有拖全县反右运动的后腿。

从此，他两人的命运跌落到苦难的深渊。特别是赵洪钧，不但是右派分子，再加上伪职留用人员，留在单位怕他搞破坏，决定开除公职回家交群众监督劳动。临走那天，他一家人拖儿带女的困苦情形，特别是他那双哀愁而又无可奈何的眼神，至今还不时闪现在我的眼前。他一家人拖儿带女悲苦的困境，不时在敲打我的良心。本来他在全局是最精通业务的，双手可同时拨打算盘，一贯兢兢业业地工作，从来开会不敢多说一句话。这次运动他始终不发一言，大字报莫说写，连看都不敢看。但最后还是被划为右派分子。听说他回到家乡县城后，全家人靠他一人拉板车生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已死在拉板车的途中，竟没有看到后来的平反。

叶叔筠的处境比他稍好一些，一直留在单位监督劳动，只发最低生活费，身体生活上的折磨她均挺了过来；但精神政治上的歧视使她变了另一个人。你想想，二十多年只有老老实实，不敢多说一句话，随时随地都要迎合每个人鄙视的眼光，再坚强、高傲的人，也经不住二十多年七千三百多天的摧残！我1986年曾在吉首碰到过她，我满脸真诚地微笑迎上前对她表示我的慰问和内疚。她却规规矩矩地低着头听我讲完，临别时我主动邀请她到我家去玩，并主动伸手她才反应过来，双手捧着我的手摇了又摇，口里连说，谢谢领导关怀，谢谢领导关怀。我一阵心酸与内疚。右派的阴影现在还在她心里笼罩着，一想起她，一个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正直热血女青年，自愿离开繁华的都市（她是长沙市人），解放初期就投身到偏远的湘西山区工作，只因为有点文化，为人正直，有点傲气，提了点意见，就被打成右派分子，受到二十多年的摧残，直到现在，身心还没有恢复过来。我不禁扪心自问，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真正为右派分子改正、昭雪，恢复名誉（以前虽摘了帽，内部掌握叫摘帽右派，要限制使用）。特别对那些知名的右派分子，几乎都召开了大会，对他们坚持真理、敢讲真话的精神，加以宣传，以启示今人，这是非常必要的。

但是，全国知名人士中的右派，在全国55万“右派”中毕竟是极少数。而一般干部、一般职工、一般教师、甚至平头百姓被打成“右派”的，是“右派”的绝大多数。这几十万“右派”，有的身心受到极大摧残至今没有恢复过来（如叶叔筠同志），有的没有得到改正已悄悄地死去（如赵洪钧同志）。只有他们的亲人和了解他们的同事和朋友，对他们正直平凡的一生嗟叹不已。

为此，我专写此文，对那些不出名的“右派”表示我的敬意和内疚。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7年第2期 我组织反苏游行的经过　作者：张世惠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告无条件投降。消息传到陪都重庆，全市鞭炮轰鸣，彻夜不息。当时笔者正就读于重庆小温泉国立政治大学，校园里上千名师生员工闻讯后，从山头宿舍到校区各个角落，欢呼声震天动地。

与此同时，苏联政府下令在我国东北地区的苏联红军，抢运在该地区的大型工业基地设备至苏联境内，充作战败国——日本的赔偿。消息传来，大陆后方的同胞特别是知识分子、大学生气愤填膺，在小温泉政大同学乃有发动南岸区大中院校学生爱国反苏游行之举。

1946年2月23日，重庆各新闻单位就此前发生在市区的一次游行失序发表评论报道。我作为当年政大学生会主要负责人，认为有必要再次组织发动游行示威，但应该作好严密的准备，明辨大是大非，力求在秩序严谨的前提下进行。要向广大的市民群众宣传我们是二战的战胜国之一，是在二战中受苦受难的时间最长、遭受损失最为惨重的国家，我们理应享受同盟国家间已签订的宣言、协定中一切有关权益；我们祖国的一草一木更不允许受到半点侵犯，更不能容忍将我东北地区大量重型企业工厂的重要设备掳掠以去作为战争赔偿的无理行径。

就在当天上午，政大各系科班级选出代表组成“国立政治大学爱国示威游行筹备委员会”，互推法政系学生张世惠、经济系学生黎燮熙为正副主任委员。又鉴于南岸区除政大外，尚有交通大学、中华大学等十余所大中专院校，经联系后扩大组成“重庆市南岸区大中专院校学生反苏示威大游行筹备委员会”，研议大会宣言、向国民政府呈送的《请愿书》内容等。

25日上午，各职能组集中讨论了全区上万名师生游行途中的各种具体问题及可能产生意外情况时的应变措施等。

当天下午，教育长办公室突然传出消息：“校务委员会陈立夫校委衔当轴令来校视察”。陈到校后，召见游行筹委会负责同学，我与黎君应召前往。我俩向陈立夫校委、程天放教育长就筹备这次游行的全部情况如实汇报后表示：铁定于明天（26日）上午九时在市内校场口广场集合,举行誓师大会后，开始在市区范围内游行，包括大会主席团全体成员向国府呈送《请愿书》，预计下午二时游行进行至南区公园解散返校。

陈立夫校委在听取我俩汇报后，竟是一顿严厉的训斥：“一，你们尚在求学期间，不应分散精力，移心旁务。二，反苏游行，兹事体大，必将引起政府外交困难。三，你们自己组织还不算，竟把范围扩大全南岸区，拉出上万人游行队伍，未经校领导审查批准，实属胆大妄为。四，上万人游行队伍，将给陪都人民带来紧张激动气氛，其后果不堪设想；最后，即使安全返校，学生心情岂能立时平静，影响学校正常教学，遭致家长责难。因此，我要求你们现在就向政大全体同学宣布——立即退出此次游行。”

听完陈立夫校委训示后，我俩就所训各点婉转作了申辩；并表示此次游行示威活动不能变动，这是由南岸区万余师生代表共同商定的，不能由我政大单独提出更改。政大学生肩负着将来“管理众人之事”的重任，我们办事作决定可以朝令夕改，今后用什么示诚信于人民。人无信不立，如果我们退出，让其他院校学生去游行，那将是政治生命中的失德，我们政大学生绝不可能办到。

说话至此，食堂开晚饭的钟声响起，同学们因见我俩应召久久未归，产生误会，纷纷拥至教育长官邸墙外高喊“还我同学”口号。此时，教育长以眼示意于我，劝阻同学们注意克制。我遂乘机站到窗口，大声对学生群众说：“明天游行的午餐馒头按原计划准备，宁多勿少，不用备菜，甜馒头即可，明天中午送到市内，不得有误。”

此话既出，陈校委大为不满，厉声指着我俩说：“你们负责，立即通知在大礼堂召开全校师生大会，我给大家训话。”

在大礼堂，陈校委先是以平静的语气对政大学生的爱国热情表示赞美，对游行示威运动的选择与安排，给予适当的肯定与表扬。但在说到明天在市内游行的决定时，却又出现令人大出意外的训示：关于你们决定明天走出校门游行的事，其实，我也是同意的……此时，台下师生纷纷举起双手准备鼓掌，却又听说：“但是我所同意的明天，不是日历上的明天，而是历史上的明天……”

耳闻此言，我急不可待地冲向发言讲坛，拿起麦克风走向主席台正中前沿，向在座的师长同学们说：“刚才陈校委已经说了，关于明天游行与否的问题，现在我代表筹委会要求大家表决，请注意听清：‘凡是同意陈校委的指示，我校明天不参加游行的，请举手’……”经过好一阵子沉默，全场千余师生竟没有一个举手，没有一个同意明天不去参加游行的。此时，只见陈立夫校委、程天放教育长匆匆拂袖离去。

1946年2月26日凌晨五点，重庆小温泉国立政治大学师生反苏示威游行队伍沿校门外简易公路向海棠溪进发，在离长江不远处会合南岸区各校队伍准备乘轮渡江。此时一辆轿车急驰而来，程天放教育长下车，径直找到我与黎君。他说：“现在只要队伍不过江，还来得及，我们按原队形向后转回小温泉可好？”我俩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九时整，南岸区万余师生游行队伍齐集校场口广场，誓师大会后，队伍行进在两路口至国府间，一辆车头插有苏联国旗的轿车穿过马路靠近主席团成员前导卡车时，司机伸出头，面带嘲讽的冷笑，操着夹生的川腔说：“还游哇？啷格游个没完没了哟！”对于他的挑衅，我们没有理睬。

游行队伍行进在去国府途中，传来新任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先生将接见游行主席团全体成员，并负责接受《请愿书》的消息。接见过程非常顺利，吴文官长信心十足地表示：必将即时转呈当轴，作出可让同学们满意的外交措施，以副国人的爱国愿望与诉求。

下午二时，游行队伍按预定时间到达终点——南区公园解散。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7年第2期 任仲夷“政改”思想值得重视　作者：周瑞金

任仲夷是人们较为熟悉的一位老党员、老领导。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主政广东期间，思想解放，政绩显赫，频出新招，为全国改革开放作出表率，颇获邓小平的赏识。离开权力舞台后，还能经常看到他在媒体上议论风生，依旧思想敏锐，见解深刻，对邓小平理论领悟运用得颇为精湛。最近，我从2006年第11期《炎黄春秋》杂志上读到关山先生撰写的《任仲夷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一文，感到是一篇触及时弊、发人深思的好文章。文章详细记录了任仲夷同志自2001年1月至2005年11月逝世前，谈论有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见解、思想和看法。

任仲夷同志出生于“五四”时代，参加过“一二·九”运动，他是满怀为国为民求民主、求自由、求民族复兴的热情而加入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的。他有近70年党龄，饱尝革命风霜，历尽党内斗争的煎熬。因此，他在晚年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必定是他一生阅历、思考的积聚和表达，决非一般的泛泛而谈，浮光掠影。晚年，他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话题，那么专注，那么执着，决非偶然，而是他积一生体验和思索的一次集中迸发，是他对民族命运、国家前途高度关切的深刻感受和政治交代。因此，任仲夷同志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值得重视，应当视作一位老共产党员、老革命干部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坦言，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的一部分。

为让更多干部群众了解任仲夷同志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我拟从关山先生文章中，简明扼要地摘出他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精彩的思想部分，供大家领会、参考和思索。

1. 经过20多年的改革，经济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市场化，而政治体制还基本上是计划经济时的那一套，因此，必须启动政治改革，实现“计划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使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2. 邓小平在他一生最辉煌的18年中，在中国造就了一个比较富裕的社会，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但也留给了我们一个尚未解决贫富悬殊问题的社会，一个未能彻底解决腐败蔓延问题的社会。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政治改革滞后。当今中国的政治改革严重滞后，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成为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到了不得不改的时候了。

3. 政治改革必须从根本上、体制上去理顺，切忌用高压政策压住、捂住，否则，终究会因为一件小事，引发积压已久的社会矛盾，后果不堪设想。只能用改革来求稳定促稳定，舍掉改革来求稳定，那无疑是“缘木求鱼”。稳定压倒一切，最后就压倒了稳定。

4. 政治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建立民主的政体，这是毛泽东当年在延安回答黄炎培时向人民庄严的承诺。这是中国共产党还未完成的历史任务。民主是由民作主而不是为民作主，权为民所授，要保证人民有权以有秩序的方式选举官员、罢免官员、监督官员，使各级官员必须对人民负责而不是对上司负责。

5. 权力必须以权力制衡。权力相互制衡，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在和平环境下，对人民造成伤害的不是杀人的强盗，也非不可抵抗的天灾，而是不受制约的权力。绝对的权力就会导致绝对的腐败。

6 .什么叫和谐社会？和谐社会就是“人人都说话，大家有饭吃”。言论自由对于社会的和谐发展非常重要。现在有人一提“言论自由”，就说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东西，就是不坚持马克思主义。其实这些人不是无知就是明知故犯。只要读过马克思著作的就知道，第一卷第一篇就是马克思的《论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通篇都体现了言论自由精神。

7.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的民主化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这是改良，不是革命，是社会进步代价最小的最佳选择。只有中国共产党牢牢地把握改革的主动权，这样的改革才能是成功的有意义的改良。政治改革的最佳途径就是“内外结合、上下互动、有序改良、和平转制”。不能前怕狼后怕虎，优柔寡断，停滞不前，错失改革的良机，使体制外改革的力量超过体制内改革的力量，民间的力量超过政府的力量，下层的力量超过上层的力量，激进的力量超过理性的力量。

8. 政治体制改革要像经济体制改革那样，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政治文明。政治就是管理，管理就有共性、工具性和普遍性。虽然民主制度源于西方，但它是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具有普世价值。不能用简单的“西化”、“自由化”这种帽子整人。简单地批“西化”难以服人，马克思是哪里人？科技是从哪里来的？现在我们的衣食住行有多少只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自由有什么不好？马克思不是说共产主义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吗？

9.我们在意识形态方面还没有做到与时俱进，基本上还是计划经济时期那一套。80年代，报纸传媒还是活跃公开的，政治改革不像今天那样敏感，是可以公开讨论的，经常能看到和听到不同的声音。而现在，往往是有一点出格的议论，就禁书、封报、拦网。这是解放思想还是禁锢思想？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一个政党，一个领导人，如果听不到批评的声音，是很危险的。

10. 一个不善于吸取历史教训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建国以后，不但是“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犯了大错，就是改革开放后，我们也有失误，我们都要实事求是，正本清源，拨乱反正。80年代我们党的两任总书记，尤其是胡耀邦同志，为改革开放呕心沥血，作出了重大贡献，功不可没，但有关改革开放历史的宣传报道中，鲜见他的贡献，这样的历史怎样向后人交代？

11. 政治改革一定要自始至终坚持小平同志提出的“警惕右，但主要防止‘左’”，这一原则。我们党历史上犯的错误绝大多数都是“左”的错误，因此，我们今后的政治体制改革要特别注意防范“左”的干扰。

12.政治体制改革最需要的就是勇气。过政治改革这一关一定要有勇气、胆识，横下一条心，杀出一条血路来。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经济改革要有勇气，政治改革更要有这样的勇气。政治体制改革是得民心顺民意的好事，会得到中国多数人的拥护，有这样的民意基础，改革不会乱。

以上十二条，当然概括不了任仲夷同志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全部，但可以说是他“政改”思想的闪光点，是集中他毕生从事政治工作的体验与感受，经过晚年比较客观超然的深思熟虑，所提出的真知灼见。从中，我们看到一个老共产党员的政治良心，看到一个老革命领导干部对国家和民族的崇高责任心和一片赤子之诚。在中国共产党正筹备召开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之际，任仲夷同志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对全党是有现实的启迪意义的。

（本文原载《改革内参》）

2007年第2期 《大国崛起》引发的思考　作者：钟沛璋

2006年岁末，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五周年。中国为加入世贸组织曾经长期艰苦的谈判，而现在这事似乎平常而过。引起轰动的，却是一部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的播放。十二集的电视纪录片，没有安排在央视一套，也不是在黄金时段，首播就达到很高的收视率，之后又一再重播。与此同时，一套8本的同名系列图书，也成为热销书。媒体和网上对《大国崛起》评论不断。人们有种种猜测，以至纪录片的编导郑重声明，要求大家不要误读，并没有什么政治背景。但这的确是一件值得深思的事情。

思考之一是能否放眼看世界

自从1840年帝国主义的炮舰轰开长期闭关锁国的古老中国大门后，原来自以为是天朝上国，周围都是番夷之邦的人们，如何看外面的世界，从皇帝、大臣到普通老百姓，一直是个大问题。林则徐是一位比较开明的大臣，他感到必须认真了解外面的世界。他让人收集各国报刊和书籍，他的好友魏源根据这些资料编了一本名叫《海国图志》的书，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当时各国的状况。此书一出，却遭到朝廷上下和士大夫们（当时的知识分子）的强烈批判。认为这是长番夷的威风，灭我中华的志气，岂非有卖国之嫌？相反的，《海国图志》一书传到日本后，却受到日本的普遍重视。几年之内，《海国图志》竟翻刻二十几版，对日本的明治维新起到很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

时隔一个半世纪，我们高兴地看到《大国崛起》所受的重视，比当年《海国图志》的遭遇已有很大不同。据纪录片编导介绍，此片的缘起是中央政治局的一次集体学习，请北京大学历史教授讲“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的发展历史”，从中得到启发，派出7个摄制组，到9个国家进行实地拍摄，并遍访各国上百位著名教授、学者进行探讨，前后花了三年时间，采用先进的电视技术，从数百盘带子中，精心编制了12集纪录片。这样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纪录片，受到普遍的重视，就不足为怪了。

但是从各方面反映中，不能不看到，尽管中国已是世界贸易大国，已是美国、西欧和日本的主要出口国，中国对世界的过去和现状还是知之甚少。有的青年说：“没有人告诉过我外国是这样的。”因为教科书灌输给他们的，资本主义就是贪婪、残忍、掠夺、原始积累，而不知道资本主义还有冒险精神、追求科学、鼓励市场竞争的一面。传统教育灌输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就是“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2006年年初，《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登载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的文章《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就被认为是为帝国主义侵略翻案。一篇学术探讨性的文章，竟然引起一场轩然大波。现在播放《大国崛起》，有些人所以会猜到有什么政治背景，因为大家多年来已习惯于中国媒体上公开宣传的都是官方的立场、官方的意图，而看到比较客观，有点不同声音、不同角度的报道，就感到奇怪了。同时，电视纪录片普遍受到欢迎，说明人民的需要。虽然在50分钟一集的时间中，要浓缩一个国家的兴衰史，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大家还是非常需要这既有历史眼光、又有全球视野，既有知识性、又能引发人们思考的报道。有人甚至建议中央电视台是否也像美国那样，为大家专门设个历史频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迅速发展，已引起世界的震惊和重视。国外人们也用各种不同的眼光来看中国。2006年3月，我就曾评价过一本法国资深记者埃里克·伊兹拉莱维奇写的畅销书《当中国改变世界》。这本书是一个生动的调查报告，用大量的信息和材料，向人们展示了正在崛起的中国对世界发生的影响。书的结尾说：“20世纪，闯进世界经济瓷器店的只是几只老鼠（日本韩国等），它们不会造成多大损失。而今天，则是一头可能造成惨重损失的大象进了商店。为了给大象腾出地方，人们需要对瓷器店重新进行改造。为了使大象找到自己的位置，还需要对它进行驯化。任何操之过急都是危险的。古老富国和复兴的帝国都需要重新学习。”现在我们又看到三十年间始终关注着中国的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用几个月的时间，与访问的记者合著成一书《邻居——中国》。他认为，近几十年来，由于现代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世界各国一下子缩短了距离，又由于现代经济关系的不断加深，中国变成了美国和欧洲的一个邻居。施密特说：“经济上的竞争绝对不可以遮盖或者排挤对别国的尊重，（德国的）政治家、企业家和工会领导人必须承担起这个责任。我们自己的政治判断力和理性会告诉人们：中国在重新崛起的过程中将会走自己的路。”说得好，既然成了邻居，就需要互相了解、互相学习。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们是否要认真考虑，怎样创造条件，让在中国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从小就能以健康的心态放眼看世界，学会独立的判断和理性的思考，学习别人的长处，能够承担自己的责任，为创建人类的新世纪作出贡献。

思考之二是为什么风从西方来

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课题是“15世纪以来世界上主要国家的发展史”。《大国崛起》纪录片拍摄的是五百年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德国、法国、日本、俄罗斯和美国9个国家的历史。这500年是什么历史？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十本书之一，已经出版了第7版并翻译成多种文字的，著名已故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写的《全球通史》告诉我们，这500年是西方崛起的世界，是西方据优势地位的世界，是西方衰落与成功的世界。一句话，是西风吹遍全球的500年。

为什么风从西方来？

是因为西方国家发现了新大陆，地理大发现使人类开始了全球化的历程。

是因为西方国家用兵舰和贸易把他们的势力扩张到世界各地。英国就曾有“日不落国”之称，凡是太阳照到的地方，都有插英国旗的殖民地。

是因为西方国家发明了蒸汽机、电器化，进行了工业革命，开创了现代文明。1848年《共产党宣言》说，西方国家“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西方国家是现代化的发源地，东方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就得认可西方吹来的风。

中国对西方的认识却是经过漫长、反复、痛苦的过程。在《大国崛起》的纪录片中，也曾几次出现过中国的镜头。五百年中，中国曾是有很大实力的东方大国，但是因为闭关锁国，不重视与外国的贸易交往，逐渐走向衰落。鸦片战争使中国开始惊醒，感到应该向西方学点什么。于是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全盘西化的争论和徘徊。毛泽东在一篇文章中说：“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再看我们的东邻岛国日本，从渴望主宰自己的命运到渴望成为世界的主角，在如同海浪激荡起落的现代化过程中，日本一个不曾改变的命题就是：面对西方世界进行一场为超越而进行的最彻底的学习。1968年，明治维新100年后，日本成为世界排名第二的经济大国。而中国得到的教训是：落后就要挨打。于是中国终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大决策。尽管比西方落后了几百年，也要迎头赶上，中国开始走向繁荣富强。

但是争论还是不断。改革开放初期，就有一部影响很大的电视纪录片《河殇》，说蓝色的海洋文化正在超过黄色的黄河文化，就引起了很大争论，这不是鼓吹全盘西化吗？邓小平说，对改革开放不要争论，摸着石头过河。二十多年后，中国终于跃为世界贸易大国，“中国制造”的产品已畅销全世界。但是，这是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不是“资本主义复辟”，是不是“和平演变”？这样的阴影，从没有在中国人的头上消除过。看来，如何对待西方，对中国人来说，还是一个长久的命题。

思考之三是向西方学习什么

学什么？《大国崛起》纪录片和它同名系列书引人入胜之处，不是要大家急功近利地去求得一些表面的答案，而是引导人们首先去揭开一些问题的谜底：葡萄牙、西班牙，这两个国家拉开了真正世界意义上的大国之旅的序幕。是什么让它们在16世纪初迅速强大又迅速衰落？为什么大国之争一开始就是争夺海权？海洋是大国崛起的决定因素吗？

荷兰，一个时常面对海潮威胁的国度，为什么能在17世纪成为世界的中心并以自己的名字标志整个世纪？

英国，是无意间打开神秘的崛起之门吗？它在18世纪、19世纪称雄世界近两百年的基础到底在哪里？

法国，这个充满激情与浪漫的国度，凭借什么始终能够引领世界风潮？独特的法兰西精神究竟源自哪里？

德国，这欧洲大陆民族国家中的姗姗来迟者，在极短的时间一举站在巨人的行列中，原因何在？

日本，这个曾在欧美列强的逼迫下打开国门的小小岛国，是怎样迅速摆脱被奴役的地位的？

俄罗斯，在15世纪之后，已没有人能够用武力使它屈服，为什么却经常从内部崩溃？它为什么总是集强大与羸弱于一身？

美国，一个国民来自全世界的移民国家，它的立国之本是什么？一个仅有200余年历史的新国家，凭什么执牛耳近一个世纪？

随着谜底的揭开，就可看到人类的先进经验是怎样创造和发展起来的。比如荷兰，由于贸易的需要，他们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经济组织——公司，为了把公司的股票换成现金，在阿姆斯特丹成立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股票交易所，由于资金空前的速度循环的需要，就进入了现代经济的核心领域——建立银行。由于荷兰人将银行、证券交易所、信用，以及有限责任公司有机地统一成一个相互贯通的金融和商业体系，由此带来了爆炸式的财富增长。直到今天，荷兰这个商业帝国所开创的商业规则，仍在影响世界。

再看英国，这个大海包围的岛国，为什么称雄世界二百年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英国最早确立了现代国家制度，如内阁制、君主立宪制、两党制、政府对社会负责制，都是发祥于英国。现代国家制度保障了英国长治久安。清末到英国考察的大臣，就曾这样写到：“至其一国精神之所在，虽在海军之强盛，商业之经营，而其特色实在地方自治之完密。”地方民主自治是保障公民自由的重要制度。公民自由得到保障，公民的创业积极性就高涨，就推动了国家现代化。

再看美国，爱迪生的发明，使美国率先站在电器化时代潮头，美国极其重视对发明专利的保护。在美国商业部的大门口，就刻着林肯总统的一句话：“专利制度就是利益的燃料添加到天才之上。”美国还把专利权写进了宪法，用国家根本大法来保护发明创造。今天美国又率先站在信息时代的制高点，成为21世纪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就不是偶然的了。这一切表明，发展中国家都应该重视向西方学习，重视科学、民主、教育，重视新的思维方式和竞争制度的建立。半个世纪前，我们的前辈就高举科学、民主的旗帜，倡导向德先生（democracy）学习，向赛先生（science）学习。今天无论是科学或民主，我们都还要很好地学习，都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思考之四是世界正处在新的十字路口

《大国崛起》的结尾，有一些格言性的话：

忽视过去的人，在未来行程中只是缺乏思想准备的匆匆过客。

忽视过去的国家，面对世界变局将不会有成熟的选择，甚至有迷失方向的危险。

让历史照亮未来的行程。

对未来的行程，可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世界正处在新的十字路口。

一方面物质生产正向极大丰富发展；另一方面生态环境破坏，污染日益严重，人类生存条件日趋恶化。

一方面世界富人越来越富；另一方面世界穷人越来越穷，贫富差距急剧加大，社会矛盾日益严重。

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与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使全球变成一个相互为邻的地球村；另一方面民族国家和宗教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四分五裂，恐怖活动的威胁遍及各地。

一方面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人类可以用自己的智慧创造财富；另一方面人类发明的科技也正把人类引向毁灭。21世纪可能有15个国家拥有核武器。核武扩散正在失控。核武器总量已足可毁灭几个地球。

中国改革开放后二十多年来，一方面经济高速发展，另一方面高消耗的生产经营，已严重破坏了中国的生态环境，污染日益严重，贫富差距扩大已达警戒线，社会矛盾越来越突出。从中央领导到社会各方已形成共识，不能继续走西方国家工业化的老路，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和谐世界的理念。

中国的智慧老人季羡林先生在上世纪末曾预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东方文明能否重领世界风骚？

在我们诚心诚意向西方国家学习的同时，是否也要认真思考怎样正确对待自己的传统。向西方“一边倒”，丢掉自己的传统 ，如有人主张取缔中医、否定自己是龙的传人等等，还是扬其精华、去其糟粕，重作新的阐发，给传统的东方文明以新的生命力？和——和平、和解、和睦、和谐、和乐、和气、和合、和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面对矛盾重重的世界，能否以东方智慧通过沟通、谈判、协商、妥协，达到和而不同、双赢，走出十字口，达到和谐世界？

中国人要自信，自尊，自强，担负起自己的历史责任。（2006年12月15日）

（责任编辑 杜 晋）

2007年第2期 新闻永远是一面镜子　作者：冯东书

有人也许认为我是在说昏话。真实的新闻是一面真实反映客观实际的镜子，难道假新闻也是真实反映客观实际的镜子吗？

我要说的正是假新闻也是一面反映客观实际的镜子。这是我干新闻工作几十年的体会。这也正是新闻的一个谁也无力改变的特殊功能。

现在的年轻人要想了解我国1957年反右派，1958年的“大跃进”是怎么回事，用不着去查内部机密档案，也用不着去看有关的专著，那些专著因为加入了作者的主观因素，倒不一定能十分客观公正地反映当时的实际情况。你只要去大致翻一翻1957年和从1958年6月到秋收时节的旧报纸就可以了，无论是中央的报纸，还是省报（当时报纸不多，都是官方的权威报纸、公费订阅），只要翻一家就行。你愿意细查也行，不愿细查，只翻翻标题也可以。那时经过1957年的“反右派”，是“舆论一律”的，各家报纸上的报道极相似，不敢有个性。“大跃进”时报纸上天天登“反右倾”、“鼓干劲”、“敢想敢干”、“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等等豪言壮语；批判“保守派”、“促退派”、“观潮派”、“秋后算账派”等等所谓右倾保守思想的帽子满天飞。再就是报道工农业争取达到的高产指标。中央提出的奋斗指标本来就高，下面的高产指标一个比一个更高，而且不断向高修正。那一年入夏收麦子、油菜就开始放高产“卫星”。1957年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卫星飞得高，所以我们当时在新闻报道中就把工农业高产纪录称之为放了“卫星”。入夏，湖北开始报道一亩小麦亩产5000多斤。河南发了一篇《观潮派服输记》，说麦子长得密长得好，成熟时“这边推着那边动”，保守派服输了。到秋收时，那些夏收时的“卫星”就飞得太低了。南方的水稻“卫星”喷泉似的喷了出来，从亩产1万斤、3万斤，一直放到13万斤。湖北一株芝麻说收了21斤。山西1亩红薯收113万斤。那一年秋天全民大炼钢铁，七八千万从没炼过钢炼过铁的青壮年农民开进有铁矿的大山里。河南鲁山县开始报道农民用土办法，一天炼出二千吨铁。马上广西一个没有炼铁基础的县报道农民一天炼铁20万吨。真是“卫星”的喜报满天飞。这是真实的吗？当然是百分之百的假货，假到连起码的常识都不顾了。一亩地产113万斤红薯，那要在一亩地堆上一米高。红薯是长在哪里的呢？如果是长在土里的，那一米厚的红薯加上它生长需要的土壤，红薯要长多深啊！一株芝麻收21斤，那必须是一棵芝麻树，农民在地里种的芝麻，单株产量都是以“两”计的。那麦子在一大片地里密得这边推着那边能动，庄稼还能通风透光吗？还能生长吗？不都要闷得烂掉吗？一伙从来不知道怎么炼钢炼铁的农民上了山，马上就能一天炼出几千几万吨铁来，一下子都成了冶金专家，那还要花那么多钱办大学培养工程师干什么？还要建现代化的大钢铁厂干什么？为了使各种假报道让人相信，我在中央报纸还看到过一张新闻照片，是几个小孩坐在还没有收割仍长在地里的稻穗上，安徽还发了一篇大通讯，讲各地派人当场开镰收割验收一亩水稻的“目击记”，验收结果是产了一万几千斤。

这种满天的纯假新闻能像一面好镜子那样反映真实吗？

当然它是反映真实的，但反映的是另一种真实。这就是新闻这东西的奇特之处，无论你怎么折腾它，它都会真实反映当时的实际，不是这种实际，就是那种实际。如果只有一条新闻是假的，它这面镜子照出的就是这名记者的品德、水平、作风的真实形象。这就是“文如其人”。如果是一张报纸上充满了假新闻，那就不是个别记者的问题了，而是那里的社长、总编辑成心指挥其手下的记者去制造假新闻，反映的是那位社长、总编辑的品德、水平和作风或别有企图。而一个国家的报纸、电台都在那里没完没了发假新闻，那也就不是哪一家新闻单位的问题了，而是说明了当时那个国家是一个不准讲科学、不准讲真话的国度，它反映的是那个国家的决策者和社会制度的形象。这不是很真实吗？

你冯东书不也是记者吗？你那时干什么去了？我很幸运，当时我因为在“反右派”前的“大鸣大放”的号召下，在一篇墙报中讲了正确的“错话”（1979年新华社山西分社党支部书记在退回我“反右派”时的档案材料的信中说：“他当时的观点是对的”），受了处分（万幸，山西分社一个“右派”没打，我没有戴“右派”的帽子），被下放到山西文水县刘胡兰公社（我们去时还是乡）劳动去了，我不用写报道了。

那么多记者为什么不能坚持真理呢？下面那么多干部、群众为什么不向报纸写读者来信反映这种胡闹的情况呢？后人不好理解。我下去劳动时是和新华社山西分社另一名记者及《山西日报》18名同志一起下去的，他们中大多数也是记者编辑。我们的劳动锻炼大队长是《山西日报》农村部主任，他下去是挂职当刘胡兰公社党委书记，是公社的第一把手。文水县的县委书记是《山西日报》总编辑，是县里的第一把手。那一年山西为了加强县里的工作，抽了20名厅级干部下去当县委书记（在本单位仍是原职领导人）。文水县还有一名副书记是《山西日报》的编委，县委办公室主任是《山西日报》农村部副主任。这么一支浩浩荡荡的新闻大军下去都是瞎子、聋子？当然不是，我们比谁都清楚。但自从“反右派”获得伟大胜利以后，“舆论监督”已荡然无存，科学技术工作者都三缄其口，周恩来总理和陈云副总理在1956年反对毛泽东的冒进以后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也不好讲话了。我们面对那场“人祸”，都无可奈何，连内参都不敢写，也没人敢说。我后来知道，有些报社自己就在机关院子里炼钢铁，他们心里是亮堂堂的，炼出来的都是渣子。当时的新闻是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荒唐和疯狂，也就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昏暗。不是吗？这面镜子照得准确得很。

现在的青年人要了解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也不用找什么机密档案，也不用去读什么专著，也只要用这个办法去翻翻1966年6月1日以后的报纸就行了。翻哪一张中央报纸或省报都行。那时的新闻被后人总结为假、大、空和“千报一面”，因此“看报只看题，看书只看皮”。其实不光是假、大、空，像原《人民日报》领导被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组长陈伯达夺权以后，发表的《欢呼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里面就煽动无知青年起来“造反有理”，摧毁“黑帮、黑组织、黑纪律”。“黑帮”者，各级党、政领导人也；“黑组织”者，各级党组织也；“黑纪律”者，党员的党性也。这一摧毁就不得了啦，各地党、政组织停止了活动，无政府主义大泛滥，全国大乱。《人民日报》还发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号召无知青年起来“破四旧”、“立四新”（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为“四旧”，反之为“四新”），于是全国各地到处乱抄家，砸寺庙、砸文物、烧戏箱，撕字画，乱批判。过去的老戏、解放以后的新剧不能演，火车不能正点，工厂不能正常生产，学校当然不能上课。全国还对毛泽东大造其神。报纸上的新闻里没有一篇不大量用黑体字印着毛泽东语录，每天的报纸上都有毛泽东的像。向毛泽东的致敬电抬头中最多用到五个“最”字——“最最最最最敬爱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革了一辈子命，他是按宪法程序选出的国家主席，却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被捏了个“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稀里糊涂地整死。其他人就不在话下了。宪法、法律、道德成为废纸。那时报纸上充满了“打倒”、“砸烂”、“横扫”、“批判”、“斗争”这些词，弄得社会上什么坏事都敢干，什么假话都敢说，人人自危。中国进入了一个无法无天、无道德的时代。

这种新闻反映当时那个实际太真实了。

新闻的功能很多，传播信息，引导思想，暴露黑暗，激励斗志，批判错误，表彰先进，制造混乱等等。其中还有一个大功能，而且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控制的功能，这就是它永远是一面如实反映实际的镜子。它是新闻制作者、新闻工作领导人、国家决策人、社会制度和时代的镜子。这面镜子还很特别，它不仅在当时就是一面镜子，随着时间的推移，镜子里的形象还会越来越清晰，越来越让人看得真切。原因是，新闻说到底是人的主观意志的产物，总是特定社会制度、特定决策和特定时代的产物。因而它就必然地反映出那个特定的人、决策、制度和时代的特色。全世界的新闻都无法例外。

新闻的镜子功能是由新闻这件社会事物的运动规律决定的。新闻的运动分为两个阶段，前一段是生产阶段，后一段是效应阶段。新闻生产出来不能束之高阁，存入档案馆，必须传播到广大受众中去。新闻受众各式各样。包括各行各业的广大人民群众。他们是社会的主人，自然也是新闻的主人，在新闻这一点上是绝对的主人。世间不管什么样的新闻单位，不管是哪一位记者、编辑，发布新闻的权力尽管在自己手里，但是新闻登了报，上了广播，还只是走了一半路程。新闻传播出去，还要接受受众的严格检验，直到被受众认可了、接受了，对受众的认识和实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才能算实现了新闻的价值。新闻的这后一半路程，受众的检验是谁也控制不了的。如果受众对看到、听到的新闻不爱、不信、不理，甚至反感，那就白费了力，甚至比不发还坏，受众会反过来宣传你的新闻不可信。可见，最终决定新闻命运的还是人民群众，不理会他们是不行的。官僚主义者办新闻，总是一厢情愿地去做事。而新闻受众分散于各行各业，都具有一定的知识和社会实践经验，他们手里有一把尺子，那就是社会实践。他们看了报道，会以自己了解的情况和经验为依据来判断衡量。“文革”中，有一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联播节目中，广播了“四人帮”批发的河南灵宝县精兵简政的经验，说整个县革命委员会精简得只剩下三四十人，还照样能做好工作。我在山西省的一个县革命委员会办公室里，许多人一听就炸了，都说：“不可能，那是假的。”因为大家都有这方面的经验。后来证明，那个报道确实是假的。这说明，新闻受众不仅愚弄不得，也愚弄不了，“舆论一律”的新闻在生产阶段是可以做到的，在效应阶段是做不到的。

所以，任何人对新闻一定要善待之，既要依法（我国现在还无新闻法）管理，又不可戏弄它，小心它把你原原本本地照出来，自己捉弄了自己。

天下事糊弄一个人是容易的，糊弄广大群众的大多数是不可能的。“文革”开始不久，我们新华社山西分社的一位“三八”式老干部（他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参加了贺龙领导的八路军120师）就气愤地对我说：“我现在谁也不信了。”当时《人民日报》编辑部一位“三八”式老干部也对我说：“现在的报纸要正面文章反面看，反面文章正面读。”那时的新闻多惨呀！现在和今后的群众懂得更多，信息更灵，我们更要小心。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7年第2期 雇工是怎样获得“准生证”的　作者：徐庆全

20世纪70年代末，经历了十年浩劫的中国，百废待兴，8亿多饥寒农民的生计，800万回城知青和城镇失业大军，像沉重的大山压在中国决策层的心头。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村土地大包干破茧而出。农民拥有承包土地权，农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经营空间。与此同时，回乡的知青自谋生路，个体工商业也在暗流涌动。中央高层顺应民意。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两个农业文件，宣布解禁农村工商业，家庭副业和农村集贸市场得到认可。197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第一个有关发展个体经济的报告：“各地可根据市场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者个体劳动。”以解决800万上山下乡的知青大军的就业问题。

是年底，全国批准开业的个体工商户约10万户。到两年后的1981年，统计数剧变为101万，翻了10倍。

开放个体户创业，解禁乡村家庭工业，恢复城乡小商品市场。中国私营经济怀胎不足月就诞生了——而获得了一张准生证还要等若干年。随着个体企业业务的扩大，“雇工”这个在以往被视为带有剥削色彩的词汇出现了。

自1956年中国实行工商业改造以后，“雇工”几近在中国绝迹，“雇工即是剥削”成为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固有认识。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初的改革年代，如果说私营经济（准确的表述：那时应该是个体经济）就像是封建社会传统大家庭的如夫人，而与之相伴随的雇工就是如夫人的庶出。从诞生之日起，就被笼罩在政治意识的阴影里，自然要引起一番争论。至于一张“准生证”的取得，则经历漫长的时间。

陈志雄挑起的争论

1979年，广东高要县农民陈志雄承包了8亩鱼塘，辛苦一年，稍有斩获，自然喜上眉梢。1980年，他扩大再生产，跨越两个大队，承包141亩鱼塘。承包范围扩大，夫妻俩干不过来，就只好雇人，雇请固定工一人，临时工400个工日。1981年继续扩大经营，承包面积达497亩，雇请固定工5人，临时工1000个工日。

在当年，像陈志雄的情况并不少见。广州第一批个体户之一的高德良，1980年4月下海创办“周生记太爷鸡”，做了不到半年就雇了6个帮工。而安徽著名的“傻子瓜子”年广久，自挂牌以后生意就很兴旺，也雇请了一些无业青年当帮手，到1979年底，雇工达12个。

陈志雄、高德良、年广久等人的举动，触动了当年意识形态最敏感的神经：在社会主义国家，是否应该有以往被视为带有剥削意味的“雇工”的存在。

而在当年，官方的说法是非常明确的。1980年中央75号文件明确规定“不准雇工”。陈志雄、高德良、年广久等人也遭到了空前的指责，“剥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乱飞。指责他们的人，除了以往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之外，其主要根据即是来源于这一文件精神。

于是，陈志雄的事情，一下子闹到了《人民日报》。1981年5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一场承包鱼塘的争论》一文，介绍陈志雄承包集体鱼塘的情况后说，此事有分歧，有人赞成，有人反对。争论的焦点是：“雇工算不算剥削？”“能不能跨队承包？”为此，《人民日报》开辟了“怎样看待陈志雄承包鱼塘问题？”的专栏，展开讨论。讨论历时三个月，至8月30日结束。这次讨论，发表文章21篇。最后一篇发表的是佘大奴、黄克义带有总结性的文章：《进一步解放思想，搞活经济》。文章认为，陈可以跨队承包，也可以雇工，雇工也不算剥削，因为他的“收入比其他人高，主要是多劳多得，是无可非议的”。作为我们最高级别的党报，集中用二三十篇文章来评议一个农民的行为，可以见出对此的重视，见出在特定历史环境里我们对“雇工”的成见，见出当时人们视资本主义为洪水猛兽的恐惧。

中国有所谓“六经注我”的传统，不管怎么做，总要与经典搭上关系。讨论中，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的经济学家林子力，从马克思《资本论》的一个算例推出结论：“8个人以下就叫做请帮手，8个人以上就叫雇工，8人以下不算剥削。”

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第九章《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中划分 “小业主”与“资本家”的界线。按马克思的计算，在当时(19世纪中叶)，雇工8人以下，自己也和工人一样直接参加生产过程的，是“介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中间人物，成了小业主”，而超过8人，则开始“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是为资本家。这就成为社会主义正统的政治经济学标准。在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理论中，“七上八下”是一条铁定的界线。由此，中央当时就出台文件，规定家庭专业户、个体经营户，雇工不能超过8个，超过八个就要限制，尤其是党员干部不能超过8个雇工。但毕竟允许它存在了。这个故事现在看起来有点可笑，但是在那个年代，林子力这种“六经注我”的做法，的的确确为个体私营经济的合法生存争取到了一个政策环境。(《中国经济学家贡献何在？》，《财经时报》2005年11月14日)

陈志雄恰恰没有越过这条界线。

不过，即使有“七上八下”的界线，在当年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下，陈志雄的行为注定还要有争论。

1982年1月，在昆明召开的全国农业生产责任制讨论会上，广东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两位与会者提交了一份调查报告，再次认为，陈志雄的大户承包已经不是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经营，而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大规模经营，其资本主义性质是非常明显的。这份报告罗列了应该引起注意的问题：（1）、大户承包一发展，有些农民会被迫失去土地，只能外出谋生，或去当雇工，承包大户则借此发财。（2）、包金收入在生产队总收入中的比重越来越大，按劳分配就失去了基础。（3）、冲击了粮食市场。

新华社记者以这份报告为根据，写成《广东沙浦公社出现一批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承包大户》一文，刊登在1月17日出刊的《国内动态清样》上，引起了中央的重视。时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杜润生在1月19日批示说：“瑞芝并仲夷同志此事请酌处。”1月18日，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乔木的批示与上述温和的批示就大不相同。他批示道：“附上一份材料，不知确实性如何。如果属实，不知省委怎样看法？我个人认为，按这个材料所说，就离开了社会主义制度，需要作出明确规定予以制止和纠正并在全省通报。事关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局，故提请省委考虑。”他把这个批示同时抄送胡耀邦、万里和国家农委各一份。

万里见到上述批示后，批转给中央研究机构一位分管农村问题的同志，并加上了一句话：“此事请调查研究，对农民发展商品经济的积极性要珍惜和保护，不可轻易用老框框来套。”（吴象：《中国农村改革实录》，213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广东省委对此有些不以为然，但对来自高层的这些批示还是要作出答复的。省委书记任仲夷和分管农业的省领导杜瑞芝经过商量，决定由杜瑞芝组织人到高要县调查。4月22日，广东省委将《关于陈志雄承包经营的情况报告》送到国家农委。报告通过摆事实、讲道理，首先肯定陈志雄开创了专业承包先例，对承包双方带来好处。认为“这种承包方法和经营方式，就其经济效益来说，比原来‘吃大锅饭’的集体经营要好”，报告同时强调：“这是发生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效益。”报告还对省社会科学院两位学者报告所说的沙浦公社“出现了一批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承包大户”作了重要更正。

稍后，广东省委专门开会讨论雇工问题。会议由农村工作部和省农业经济学会和佛山农经学会联合召开，马恩成和刘波主持，邀请北京和广东理论界、研究部门的专家，以及地、县人员参加。会议就农村当前雇工的利弊及产生的原因、两种社会制度下雇工的异同以及雇工的对策等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取得了基本上的共识。会议纪要及主要论文在北京报刊发表后，在全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以任仲夷为首的广东省委，不但对农村雇工经营未作出任何“制止”和“纠正”，而且一直在为其合法化而努力。广东的经济学家郑炎潮2004年接受访谈时回忆道，1982年，郑炎潮当时是华南师大研究生部的一名还没毕业的研究生，当时他在广东做了大量调研，断定个体经济蓬勃发展的趋势已是不可阻挡。但按照马克思的说法，雇工到了八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了。经过研究，郑炎潮认为需要一个新概念来定义和规范超过雇工八人的个体经济，但叫什么呢？就自己定义了一个概念，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但这个概念很敏感。论文答辩前夕，导师告诉他，关于私营经济那一章必须放弃，不放弃，他的答辩肯定不能过关。当时他很痛苦，到底是放弃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呢？郑炎潮将毕业论文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的一章用信件单独寄给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

在看到郑炎潮的论文之后，任仲夷亲自约见了郑炎潮。任仲夷说：现在对个体经济，只能扶持不能压制，但要扶持个体经济，首先就要给个体经济正名，如果个体经济头上始终悬着一把“资本主义”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个体经济还怎么发展？你的论文非常好，为我们的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我支持你。并且我们还要围绕着你的这些观点，制定一个政策，给它取个正式的名字，就叫做“私营经济”怎么样？让它发展，让它壮大。（陈敏：《郑炎潮经济理论的创新与遭遇》，《炎黄春秋》2004年第7期）

广东省委的态度，为私营企业的雇工政策撕开了一道很小很小的、却决定了中国私营企业命运的小口子。

高德良上书中央争“红色”

比陈志雄稍晚一点，广东的广州市又出现了一个个体户高德良。他的行为虽然没有在报刊上争论，但由于他给中央上书的举动，对催生“雇工”合法化有重大贡献，也值得记述。

高德良是广州“周生记太爷鸡”的老板，是邓小平推行改革政策后中国第一批个体户之一，第一个得到国家银行贷款的个体户，第一批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个体工商业者。

“太爷鸡”，上世纪初与“东江盐鸡”等并称为“广东四大名鸡”。他的创始人周桂生，清末任广东新会县的知事，辛亥革命后，这位县太爷丢了官，创办“周生记”，以卖熏鸡为业，“太爷鸡”由此得名。解放后“周生记”停业，“太爷鸡”由此消失。

高德良是周桂生的外曾孙，自幼得外祖母真传，十几岁就掌握了烹制太爷鸡的技术。1980年春，当时在国营工厂当铆焊工的高德良，躺在床上突然想起了祖传的“太爷鸡”。既然不甘心在国营工厂过平庸日子，被埋没才华，何不利用祖上留下的技术，为自己创造财富，开拓前程？这个兴奋的念头使他跳下床奋笔疾书，第二天就向政府递交了申请复办“周生记太爷鸡”的报告。在家人帮助下，他筹了500元，领了工商执照，1980年7月20日这天，将消失了30年的“周生记太爷鸡”在高家的楼下重新开档。高德良由此成为中国最早的个体户之一。

周生记生意兴隆，却很快招来了麻烦。他因为生意好而雇了6个帮工，结果被社会上指责为“资本家剥削”。当时政府对个体户征的税也很重，街道又要收取占营业额3%的管理费，个体户们普遍感到负担沉重，多做不如少做，做到“够钱”就行了，高德良的经营积极性也受到挫伤，第二个月营业额降至5000元左右，第三个月降至3000元。

面对个体户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年轻气盛的高德良不甘逆来顺受，于是做出了一件在当时极为轰动的大事——上书党中央领导人，为个体户“请命”。1980年10月，高德良在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一位领导的鼓励下，大胆给中央领导人写了一份报告。在报告中，高德良直截了当地提出了雇工问题：“目前是个体户，只能容纳家庭成员。如要扩大必须增加人手，但一增加人手，就是‘雇工’。”个体工商业者的地位也发生质的变化。算不算“资本家”？是“红色”还是“灰色”？法律上能不能保证“他”的地位？此外，高德良在信中还就当时国家银行对个体户贷款的限额和利息的不合理的状况，对个体户税收政策的不公平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这份报告中，高德良联系到建国以来许多以“社会主义”名义出现的“左”的思维和政策对个体私营经济的压制，提出一个十分尖锐也十分超前的问题：“我们三十年来所做的一切，是不是都是‘社会主义’的，我们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是否完善和能否跟得上历史的发展？”

当时的国务院领导接到信后，在1981年1月即作了批示，并把他的信转回了广州，引起了广东省、广州市领导的重视。广州市的有关部门对“太爷鸡”的经营情况作了专门调查。终于，政府部门决定通过试验的形式，着手研究该如何解决这些在实际操作中所遇到的问题。1983年，国家实施允许个体经营者贷款的政策，广州便是其中的一个试点。高德良成为了最先获得贷款的受益者。“太爷鸡”的经营得以扩大。（参见《民营经济报》纪念邓小平专栏“创业权回归小平改变我一生”，2004年8月21日）

“傻子”年广久惊动中央高层

几乎与陈志雄同时，在安徽芜湖，一个目不识丁、自称是“傻子”的小商贩年广久也对传统的意识提出了挑战。

那年42岁的年广久是为了生存无意识地进入 “雷区”的。年家很早就有个体经营意识。他7岁开始在街巷捡烟头卖钱，9岁做学徒经商，十几岁接过父亲的水果摊开始持家，1963年他因“投机倒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出狱后，同样为了生存，年广久学了一门炒瓜子的手艺，他炒起了瓜子。尽管是小偷小摸地进行，但足以让他衣食无忧。1979年改革开放之初，像他这样有“投机倒把”“前科”的人自然没有工作可做，于是仍操旧业：继续靠炒瓜子为生。这一年，他要给自己的瓜子起一个名字，想来想去突然想到，他的父亲被街坊称为“傻子”，他自小也被叫成“小傻子”，于是索性叫个“傻子瓜子”得了。

“傻子瓜子”的牌子挂出后，由于他炒出来的瓜子非常好吃，慢慢地出了名，竟引来一片叫好声。“傻子”的生意越来越兴旺，一天可以卖出两三千斤，他便请来一些无业青年当帮手，这些人一个个多起来，到这一年年底居然有12个。

按照“七上八下”的理论，在当时正统的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中，年广久的剥削性质是毋庸置疑的。“傻子”无意中成为了理论上的“资本家”。

相对于在报纸上热闹的陈志雄来说，雇工达12人、理论上已经成为“资本家”的“傻子”年广久，则不在报刊讨论之列。这大约是当年办报人的聪明之处：如果讨论年广久的行为，按照“七上八下”的话语体系，“雇工”这个新生事物也就被一棍子打死了。不过，“安徽出了一个叫年广久的资本家”、“年广久是剥削分子”的流言顿时传遍安徽，在政府官员中也广为流传。流传虽流传，但也没有人来禁止他的经营行为。

不过，年广久的行为，在一些会议上还是成为讨论对象。前述的广东省委召开雇工讨论会刚结束，全国农业经济学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在安徽召开。在广东会上支持雇工的马恩成和刘波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的组织者听说广东刚开完农村雇工的研讨会，就临时决定，让马恩成在会议上介绍会议情况。马恩成根据刘波带来的广东会议的几期简报临时成稿，在会上作了发言。广东的经验，无疑成为如何看待年广久行为的参照物。

中央高层也在关注着“雇工”问题，关注着“傻子”年广久。

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明确指出：“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邓小平的话顺应现实，一言九鼎，“傻子”和陈志雄等人从理论上摆脱了“资本家”的命运，获得了生存空间。

私营经济合法，雇工获得准生证

邓小平在1984年针对“傻子”所说的“放两年再看”的意见，此前已在中共中央文件中得到证实。1983年1月，中共中央对超出政策规定雇请较多帮工有了明确的说法：提出“三不”原则：“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

尽管如此，由于传统话语体系的影响，中央高层意见也不尽一致。

1983年8月，在“清除精神污染”的大背景下，“雇工”问题被一些人看成是“精神污染”在农村的表现。在这个月中央一次会议上，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汇报农村改革问题时，吞吞吐吐地说有人主张在农村“清除精神污染”。主管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万里说：“有人尽找农村的问题，而且散发材料。材料上那些事，我如果找，可以找出一百个例子。”书记处研究室主任邓力群先是否认散发万里所提到的材料，继而说：“作为研究室主任，我有权派人下去搞调查研究。材料内部登得很少。我们的老祖宗马克思讲过，有八个以上的雇工就算剥削，现在还是适用的。”胡耀邦说：“我看现在有些同志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还不清楚。”另一位国务院领导人同意耀邦的意见：“我看社会主义有点剥削也没什么了不起。”于是，万里的态度十分明朗：“我的意见是农村不搞‘清污’！”（秦川：《1983年风云中的胡耀邦》）

胡耀邦对于支持和鼓励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等非国有制经济成分表现出了巨大的热忱。他认为，在我们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生产力水平不高的商品经济社会里，放手让城镇人民群众兴办各种大大小小的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不仅会给人民生活带来极大的方便，而且大大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共同搞活经济，较快较好地发展各项建设事业；至于对扩大就业门路、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作用，则更为近几年来的实践所证明。因此，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优势的前提下，积极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应当是一项长期坚持的方针，而不是一项权宜之计。

就在这次中央会议的同月，胡耀邦和万里等人在中南海怀仁堂，亲切会见了出席全国发展个体经济、安置城镇青年就业先进表彰大会的三百多名代表，胡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讲话：《怎样划分光彩和不光彩》。他指出：从事个体劳动同样是光荣的，一切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劳动都是光荣豪迈的事业，凡是辛勤劳动，为国家为人民做了贡献的劳动者都是光彩的。他鼓励个体私营老板们要“干光彩的事，做光彩的人”。从此，个体经济劳动者有了一个“光彩事业”的美名。

胡耀邦的讲话经过广播传到了全国，在个体户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大连第一个从事照相的个体户姜维多年后回忆说，听到耀邦的讲话，他“一下子蒙了”。那个感觉他一辈子都不能忘：“昨天还说我们扰乱市容，今天总书记说我们是光彩的，一下子做人的尊严有了。第二天，我们一帮从事个体经营的哥们都拿着报纸，买卖也不做了，整整一个早上一边念一边哭。”“胡耀邦的讲话给我一种力量，让我有了新的生命和新的感觉。指出从事个体经济，为国家富强和方便人民生活做出贡献，同样是光彩的。”

1984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对于积极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尤其是对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明确的规定。胡耀邦要求各级干部进一步解放思想。10月25日，他在听取青岛市委汇报工作时说：要“让农民进城办企业，办旅馆，办旅游业，搞城市建设。”“让农民进城，不仅是允许郊区农民进城，还要允许本省其他地区和外省的农村一些有专长的人来沿海城市兴办各种各样的企事业。”在谈到“放手发展第三产业”时，他也强调要“鼓励个体户经营第三产业”。

尽管中央对个体经济的定位有了巨大的进步，但关于“雇工”问题，还是邓小平的话：“再看看。”

“看”了几年之后，中央1987年5号文件中，去掉对雇工数量的限制，私营企业的雇工人数才被彻底放开。“三不”原则改成了十六字方针：“允许存在，加强管理，兴利抑弊，逐步引导。”

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对“雇工”问题再一次发表了看法。他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中说：“现在我们国内人们议论雇工问题，我和好多同志谈过，犯不着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我们在‘动’，可以再看几年。开始我说看两年，两年到了，我说再看看。现在雇工的大致上只是小企业和农村已经承包的农民，雇工人数同全国一亿多职工相比，数目很小。从全局看，这只不过是小小的一点。要动也容易，但是一动就好像政策又在变了。动还是要动，因为我们不搞两极分化。但是，在什么时候动，用什么方法动，要研究。动也就是制约一下。像这样的事情，我们要考虑到不要随便引起动荡甚至引起反复，这是从大局来看问题。重要的是，鼓励大家动脑筋想办法发展我们的经济，有开拓的精神，而不要去损害这种积极性，损害了对我们不利。”

此后，历史的步履是这样走过来的：

1988年4月，第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私营经济”的提法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根本大法中。宪法第11条增加“国家允许私营企业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发展。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的内容。这是中国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消灭私营经济之后，首次在宪法上重新确立私营经济的法律地位。

1988年6月，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对私营企业的活动作了法律规范。这样，私营经济的“如夫人”地位终于得到了正式承认，结束了它将近十年的遮遮掩掩、躲躲藏藏、隐蔽活动的历史，正式走向公开化发展。而与之相伴随的雇工，自然也随之合法，获得了出生证。是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出台。次年底，全国第一次工商登记，私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一下子达到了9.06万户。而这之前，只有温州等地的6户私企进行过正式工商注册。

1998年党的十五大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要继续鼓励、引导，使之健康发展。这对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要，增加就业，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有重要作用”。据有关部门测算，1999年，全国非公有制经济(不包括股份制经济以及国有控股企业中的非公有制部分，下同)的工业产值已占当年国内工业产值的50.88%；非公有制经济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已占全国社会消费零售总额的52.1%；非公有制经济的出口创汇已占全国出口创汇总额的47.8%；非公有制经济的就业人数已占全国就业人数的2/5左右。

到2005年，中国改革开放已有二十多年了，已经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非公有制经济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全国有民营企业360多万家，个体工商户2350多万家，非公有制经济雇工及从业人员超过了8600多万人，非公有制经济占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已经超过三分之一。

（责任编辑 致 中）

2007年第2期 毛泽东与鲁迅的诗交　作者：冯锡刚

据鲁迅的挚友和学生冯雪峰回忆，1933年底，他因身份暴露不便留在上海，进入江西中央苏区，任中共中央党校教务长，与毛泽东有了交往。对鲁迅心仪已久的毛泽东了解冯雪峰与鲁迅的关系，在一次交谈中对冯雪峰说：今晚不谈别的，只谈鲁迅好不好？冯雪峰告诉毛泽东，鲁迅在读了毛泽东作于井冈山时期的几首诗词以后，认为有一种“山大王”的气概。冯雪峰虽然没有提及具体的作品，但可以推测是流传甚广的《西江月·井冈山》充满“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的自信。

“山大王”当然只是一种形象的说法。毛泽东性格中的主导面是“虎气”：藐视强权，对现存秩序的反抗。在毛泽东的诗词中，对于“山”可谓情有独钟。他的独创的“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的发展。中国革命离不开山。鲁迅以“山大王”气概来评论这位革命家诗人的作品，确是独具慧眼。毛泽东听到冯雪峰的转述，发出会心的大笑。1962年4月，毛泽东公开发表作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词六首》，特意为其中的《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结句“不周山下红旗乱”加了一个长长的附注。在引用各种史料之后，诗人一反旧说，认为“共工是胜利的英雄”。这种力翻陈案自标新论的取舍，在本质上是对破坏旧秩序的反抗精神的肯定。

对于“山大王”的评价，毛泽东还有过更为直接的认同。1973年5月，毛泽东召见新接班人王洪文，问及王之年龄，王答已38岁。毛泽东说，你比我强多了，我像你这样大的时候还在井冈山喝南瓜汤呢。王即称颂“主席那时已经是伟大的革命领袖了”。毛泽东笑道：“不，是山大王，落草为寇，杀富济贫。”

毛泽东读鲁迅诗，可以推测的是首先得之于《集外集》，那是在长征到达陕北之后，环境相对安定、物质相对优裕。据长期为毛泽东管理图书的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大量接触鲁迅作品，是在1938年8月《鲁迅全集》20卷本编辑发行之后。

鲁迅的七律《自嘲》是毛泽东最为推崇的作品。鲁迅在书赠柳亚子的条幅上有“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偷得半联凑成一律”的跋语，但毛泽东透过作者的自谦领悟到的则是展现诗人人格的严肃主题。所谓“偷得半联”，据郭沫若考证，出自宋人的诗句“饭饱甘为孺子牛”，经诗人对“孺子牛”这一典故的改铸，确实是起了质的变化。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高度评价出自《自嘲》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一联，认为“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如同鲁迅称毛泽东诗词有“山大王”的气概，毛泽东特别看重《自嘲》中的这一联，都是别具只眼。经毛泽东的弘扬，这一联已是公认的作者的人格自画像，是概括鲁迅精神的最为精辟的警语。郭沫若在60年代初这样评价此联：“虽寥寥十四字，对方生与垂死之力量，爱憎分明；将团结与斗争之精神，表现具足。此真可谓前无古人，后启来者。”毛泽东多次书写此联。1945年10月在延安时书写过，1958年12月在武昌应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红线女之请求，再次书写，现在传世的墨迹正是这一幅。

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对鲁迅诗侧重于政治上的阐发，是不难理解的。除了这首《自嘲》，毛泽东在1961年10月7日书赠日本访华的朋友们鲁迅七绝一首：

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

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毛泽东在接见日本朋友时说：“这一首诗，是鲁迅在中国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里写的。”这不是一般的书赠（毛泽东曾以曹操的《龟虽寿》书赠日本政治家石桥湛山），显然与当时的国际斗争相关。毛泽东不仅让陪同接见的廖承志授意新华社记者在采写新闻报道时介绍赠诗的内容，并且指名郭沫若将此诗译成日文以便于日本朋友的理解。郭沫若在《翻译鲁迅的诗》一文中介绍了鲁迅于1935年将此诗写赠一位日本的社会评论家新居格的背景及用意：“当时的中国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之下，民不聊生，在苦难中正在酝酿着解放运动：希望来访的（日本）客人不要以为‘无声的中国’真正没有声音。”

作为诗人的毛泽东，读鲁迅诗，不纯是革命家的心灵交应，也有诗人的意兴感发。例如他在读到鲁迅《湘灵歌》末句“太平成象盈秋门”后，即在旁边批注：“从李长吉来”。李长吉即唐代诗人李贺，其《自昌谷到洛后门》中有“苍岑竦秋门”句。李贺是毛泽东最喜爱的诗人之一，在他的作品中不止一次借用李贺的成句，足见其熟稔和倾心。鲁迅亦然，在致日本友人的信中说过“年轻时较爱读唐朝李贺的诗”。从现存鲁迅书赠友人的墨迹来看，写得最多的恰是李贺的诗篇，书写时间跨度最长的亦是李贺的作品，从1909年的“年轻时”直至1935年的晚年，几乎贯穿其一生。这种艺术情趣的一致也是心灵交应的触媒。

毛泽东对鲁迅诗的熟悉和赞赏，有时往往透露出机智和幽默，显示雍容的气度。1975年秋，一位名叫唐由之的眼科大夫为毛泽东作摘除白内障的手术。为着让大夫放松情绪，毛泽东与他闲聊起来，当问及姓名后即笑着说：你这名字是从鲁迅的诗句来的吧!随即以抑扬顿挫的湘音吟诵起来。唐大夫一时反应不过来，于是请求毛泽东将此诗写下来。在几乎失明的情况下，毛泽东在随手撕下的工作手册散页上用铅笔写下了鲁迅作于1933年的七绝《悼杨铨》：

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

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在场的工作人员无不为毛泽东的博识和风趣而感佩，唐由之更是将毛泽东书写的几张散页视为至宝。手术进行得很顺利。隔了几天，唐由之将精心裱装的毛泽东手书册页带去让毛泽东认辨。毛泽东很高兴地看清了几天前在几乎失明的情况下书写的鲁迅诗，并兴致勃勃地在册页的封面上写下“学黄鲁直”几个字，复在这行字下随手划了两条直线以示醒目。黄鲁直即宋代诗人黄庭坚，江西诗派的鼻祖。毛泽东由读鲁迅诗而想及“学黄鲁直”，足见其惊人的记忆力和读鲁迅诗的深入。

这种纯以诗人情趣主导的阅读和欣赏，有时还表现为毛泽东改写鲁迅诗句以表达自己的现实情怀。鲁迅作于1935年的七律《亥年残秋偶作》是一首感事伤时的压轴之作，毛泽东将其颈联“老归大泽孤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改写为“喜攀飞翼通身暖，苦坠空云半截寒”，意境迥异，只是反映出诗人读鲁迅诗时的感兴。

鲁迅和毛泽东诗格有别。鲁迅多作格律诗，沉郁深闳。毛泽东好为长短句，豪放雄阔。这种差异颇合乎“风格即人”的哲理。值得注意的是，两人在诗论方面（特别是诗体的流变及其发展前景）有着相当接近的见解。鲁迅在致友人的信中屡次表示：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给大家容易记，又顺口，唱得出来。诗须有形式，要易记，易懂，易唱，动听，但格式不要太严。要有韵，但不必依旧诗韵，只要顺口就好。他在白话诗的初期为着打打边鼓助威呐喊以壮声势，也尝试着写过几首白话诗，但后来坦率地表示：白话要押韵而又自然，是颇不容易的，我自己实在不会做，只好发议论。他曾夸张地说过：“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然而言行不能一致，有时也诌几句，自省亦殊可笑。”

无独有偶，毛泽东对于新诗的设想与鲁迅所述如出一辙，强调押大致相近的韵，易记，易唱。他在1965年7月致陈毅的信中展望：“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取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他在创作和理论上的“不一致”也与鲁迅颇为相似，说旧体诗“束缚思想”，“不宜在青年中提倡”，而现存的公开发表的五十几首作品中，除《八连颂》颇类民谣，其余多为格律严谨的旧体诗词。和鲁迅一样，表情达意还是旧体得心应手，但又能不囿于个人的喜好，冷静地评判诗体的流变及其发展前景。这也许正是“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一个方面吧，此中反映的不仅仅是对诗的见解，同时显示出观察和处理问题的思想方法，乃至处世的哲理。

“诗言志”，这是毛泽东屡次书写过的名句。鲁迅和毛泽东都是无心作诗人而“偶有所作，每臻绝唱”（郭沫若语）的真正的诗人。诗沟通了两位伟人的心灵。

（责任编辑 致 中）

2007年第2期 核工业404基地创业回忆　作者：周　秩

我们的戈壁生活

地处大西北戈壁滩的核工业404联合企业（原名800联合企业），是我国核工业重要生产基地和难得的后处理基地。

404厂在1957年确定厂址。1958年9、10月间建设队伍就开进了戈壁滩。厂址占地约100平方公里，没有一户人家，没有一株树，只有稀稀拉拉的骆驼草。二三十里地以外是茫茫戈壁荒无人烟，所以也没有征地移民问题。以后我们曾因工地孩子没见过树，便将他们用大轿车拉到玉门镇去看树。孩子们见到大树就高兴地喊起来：“好大的骆驼草！”

这里年降水量是50多毫米，蒸发量是2000多毫米，钻孔打到基岩都见不到水。气候这样干燥，人们初到很不习惯，口唇裂流鼻血，特别是内地人，到这里才真正体会到水的重要。风沙大，汽车的前玻璃大都打毛了。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凡是沙把脸打痛了，风就在七级以上。刮大风的时候，向前走路要弯着腰，脸朝着地面，否则就走不动。窗户上都可以听到沙粒打在玻璃上的声音。所以职工们提出的口号不是不怕“风吹雨淋”，而是不怕“风吹沙打”。这里自然条件虽然艰苦，但对从事放射性工业生产来讲，却是比较理想的环境，特别是不可多得的后处理基地。

最初施工生活用水都要靠火车、汽车从几十里地外拉到工地。一吨水的成本相当于一吨汽油的钱，真是“滴水贵如油”。生活用水少，只好定量分配，早晨用过的水留到晚上再用。52公里的正式输水管线工程量大，一时建不起来，便突击抢修临时水线和泵房。1959年初，初步建成通水，以后又经过改造才正式通水。

当时住的是帐篷和地窝子。经常刮风，人们形容是风不多一年刮一次，一次刮一年。饭里、菜里都是沙子。这里吃饭，蔬菜供应很少，一年有半年靠吃咸菜。刮起狂风，连饭也不能做，只好用饼干充饥。晚上帐篷里很冷，有的同志戴上皮帽，戴上口罩，穿上大衣，再盖上被子，叫做“全副武装睡觉”。火炉上的水，到早晨便结成冰块。

第一个冬天，我们为了抢工期，搭暖棚，将沙石红砖预热，水加温，挖土方采用盖浮土保温等措施，坚持冬季施工。厂里职工都参加义务劳动，仅用4个月时间，基本完成了4000平方米的住宅建筑。另外铁路、公路、输电线路等也陆续完工。这就为以后工程全面铺开创造了条件。

时过不久，又遇到了国民经济三年暂时困难的时期。1960年冬到1961年初，情况最为严重，连定量供应的20几斤粮食也无法保证。春节将临，在工地的几万人，只剩下几天口粮，许多同志陆续浮肿了，情况十分危急。为了保存好职工队伍，上级曾要求我们考虑及时撤离工地。经过多方面调查以后，基地党委决定咬紧牙关不撤退，坚守阵地渡难关。因为人员一撤损失太大，恢复不易。同时冬季撤离也有很多困难，又找不到合适的地点安置。我们将情况如实向部党组做了汇报，部里认为厂党委的意见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表示同意并积极协助解决生活困难问题。厂党委发出了“大搞代食品，节约用粮”的口号。当时许多人都有一个特大的搪瓷缸子，好用来盛稀饭，多喝点米汤也能充点饥。所以那时炊事员同志的“权威”很大。我们还发动大家到戈壁滩上打骆驼草籽，掺到饭里吃。同志们开玩笑说：“还有点羊肉味。”以后我们化验证明这种草含单宁太多，对人体不利，就不让大家再打了。由于我们及时向上级反映情况，在上级安排下，从各地调进一批青稞、玉米和黄豆，有些调拨任务是周总理亲自安排的。我们又分头到各地求援，有的同志对湖北较熟悉，求援后，武汉等地支援了一些肉、萝卜干和咸菜。新疆359旅的老同志较多，有的原该旅的同志便去请求帮助。他们问：“你们想要什么？”我们说：“凡是能吃的都要。”运回的奶粉、肉、葡萄干、饼干等，多数分给了医院和幼儿园。为了解决生活困难，厂里在1959年成立了农副处，建立农副业基地，生产粮油、蔬菜和肉蛋。还组织打猎队进祁连山打猎，运回四十卡车野羊肉等。1961年下半年全国经济形势逐渐好转，工地供应也有了改善，终于渡过了困难时期。1962年，特别是1962年下半年各项工程又全面铺开了。

我们的技术

苏联的技术援助，对我们基地的全面规划和起步建设是很有帮助的。许多苏联专家，特别是老专家，一些获得过斯大林奖章的老专家，对我们十分友好。他们认真负责地手把手地教我们，希望中国同志能较快地掌握原子能工业建设的技术。赫鲁晓夫之流不久便撕毁了合同、协议，在1960年8月撤走了全部专家，使刚刚铺开的建设工程，遭到了巨大的困难。这时各主要工艺厂大部分只完成了初步设计和部分技术设计，答应供给的设备仪表只到了很少一部分，关键设备大部分都没有运到，有的运到满洲里又被追回苏联去了。土建安装专家到了一部分，生产专家一个都没有来，生产工艺资料一份也没有到。所以赫鲁晓夫敢于预言：“再过几年已有设备也要变成一堆破铜烂铁。”认为我国的核工业离开他们根本建设不起来。可有的专家表现很友好，知道自己很快要撤走，主动找我们的同志，要他们有问题赶快提，资料赶快抄。有的专家接到撤退命令后哭了，把《真理报》撕得粉碎。这些真挚的友情令我们非常感动，也是不会忘记的。

在苏联专家撤走以前关系就逐渐紧张，因此我们是有预感的，在思想上、工作上做了些准备。工程尽量往前赶，以促使苏方多来一些设备和资料，千方百计地挖掘专家的技术和经验等。专家撤走后，部党组根据中央“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一贯方针，提出“自力更生过技术关，质量第一、安全第一”，并作了突击一线（铀235生产线）抓紧二线（钚239生产线）的部署；以便早拿产品。自此，404厂的建设进入全面自力更生的新阶段，开始了艰巨的技术攻关工作。

攻关开始时的条件非常简陋，如生产六氟化铀的工艺研究，从一根铜管开始逐步建立简法生产试验。铀化学冶金实验，由于防护条件差，绿色的四氟化铀粉末把操作同志的眉毛都染绿了。铀精炼工艺攻关，起初用一个旧钟罩、一台旧真空泵进行真空模拟实验，他们以后形容为“一口钟罩起家”。几年内在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援和协助下，经过上百次、上千次的反复试验，终于攻克了生产工艺的道道技术难关，并拿到了部分产品。在攻关的基础上，一年便设计建成18号厂房，包括铀冶金、精炼和核部件加工车间，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及时提供了所需的核心核部件。

我们的管理

由于核工业的性质，必须实行严格的科学管理，以确保产品质量、计划进度和生产安全。随着一线工程的建成投产，我们开展了工业学大庆活动，提出了要“远学大庆，近学兰炼”（兰州炼油厂是全国企业五面红旗之一）。加强以调度为中心的生产指挥系统，全面推进班组岗位责任制。如一分厂交接班十分严格，由班长带队背好防毒面具，列队交接，并规定了“七交七不接”的要求。努力按照大庆人“三老四严”（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四个一样”（黑天和白天干工作一个样、坏天气和好天气干工作一个样、领导不在场和领导在场干工作一个样、没有人检查和有人检查干工作一个样）的革命作风和科学态度，使工厂在科学管理上得到全面提高。

在“文革”动乱期间，出现了有章不循、纪律松弛、秩序混乱的现象，事故时有发生。三分厂投产初期由于缺乏经验和管理松懈，使安全稳定生产受到威胁。检修大厅出现所谓“红灯记”现象，即放射性超计量警告红灯经常亮。“地雷战”现象，即放射性污染地面，圈上一个个红圈，有的地方还用铅块围起来。

1971年以后，原有干部大部分陆续恢复工作，回到原岗位，企业面貌有了改进。1972年初总厂决定再次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由于以往有基础进展较快，建立了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八制一法”（岗位责任制、交接班制、巡回检查制、安全质量责任制、设备维修保养制、区域卫生制、经济核算制、考勤考核制、岗位操作法）。在班组建立几大员（政治宣传员、质量安全员、设备维修保养员、材料工具保管员、生活考勤员、经济核算员）形成群众管理网。接着又开展以“二见三无”，即沟见底、设备见本色，管阀无泄漏、厂房无破损、卫生无死角为主要内容的创一类岗位活动，推行了全面质量管理。经过这一段工作，情况有了根本的好转。出现了主工艺车间成为无泄漏车间，四不漏（即不漏水、不漏气、不漏油、不漏电）。水处理车间一百几十个阀门，六公斤压力，滴水不漏，誉为“管水不见水”。室外的大型变压器运行几年完好如新，外表看不到灰尘，下面的卵石一点油污都没有。1978年和1979年404厂被甘肃省和二机部命名为“大庆式企业”。

我们的员工

根据党中央、毛主席“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以及“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等一系列指示，部党组及时提出了“突击一线，抓紧二线”的部署，和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两年计划”。广大职工响应号召日夜奋战，并得到部内外数百个单位的大力协助配合。三机部北京西山六所甚至把安装好正在试车，全国只有两台进口的真空感应电炉拆下来调给我厂。

一分厂是六氟化铀——铀转化厂。铀线生产需要首先提供合格的六氟化铀产品。由于建设工期十分紧迫，工段长任德祥同志以身作则，60天不下火线。在庆功大会上被选为“五好标兵”。1963年11月厂开始第一次全线化工联动试车，1964年2月第一批六氟化铀成品便送往兄弟厂。

按照总体规划，四分厂应于1963年建成铀生产线，必须在1964年的上半年拿出合格的铀核心部件。由于四分厂规模大、要求高，有大批操作小室和运输通道，建设工期长。于是提出在技术攻关成果的基础上，先集中力量建设代号为小18号的实验厂房。当时土建、安装、生产三方做到了密切协调配合。大家都说：“从来没有过这样团结协作、步调一致的工程。”小18号工程和其他配套工程1962年9月18日破土兴建，经过大约一年时间，1963年9月底基本完成。3号车间于11月进行了模拟投料试验并拿出了天然铀锭。4号车间的核部件冶金加工于1964年3月前进行了大量贫铀模拟试验。

在紧张攻关的日日夜夜里，铸造班长张同星同志率领全班人员为解决铸件内部缩孔缺陷，一天进行二到三炉模拟试验，假日也不休息，夜间做梦也喊“气泡、气泡”。有关技术负责同志共同努力，终于采取新工艺，消灭了气孔，并按正式产品标准加工了四套贫料模拟产品，经使用单位检查，完全符合要求。张同星同志被总厂树为标兵，他带领的班组多次被命名为模范和先进班组，以后又被国家命名为“中央企业先进集体”。

原公甫同志是从上海选调来的优秀车工，因为他的政治素质好，技术精湛，组织上决定他参加铀核部件的加工。从这时起整整半年时间用模拟部件，在球面车床上反复进行加工训练，力求技术上精益求精，有时竟连续干20个小时，半年时间瘦了十多公斤。1964年4月领导指定由他负责加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核心核部件。他深感自己的责任光荣重大，决心不辜负组织委托，全神贯注、精心操作。成品要求光洁度极高，尺寸要求极为严格。特别是最后三刀，每进一刀都由专人测量检测，经技术负责人批准，再进一刀。三刀过后，产品全部达到设计标准，胜利地完成了铀核心部件的加工任务。因为原子弹的原字和他的姓是同一个字，所以同志们都亲切地叫他“原三刀”。

接着厂里又集中力量展开二线（钚生产线）工程建设。在这期间，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蔡畅等中央领导同志在省、市和部的负责同志陪同下，于1966年来我厂视察工作。

801生产反应堆，经过认真设计复查，重新开工，于1966年底建成并投入运行。10月20日18时首次达到临界，12月31日达0.5%额定功率，正式投入核燃料生产试运行。1969年1月反应堆发生了34—32工艺管元件烧结事故，现场由负责干部、技术人员、工人和干部组成抢险队，采取钻取方法处理事故。当处理工具从堆心孔道拔出时，工具头上火花四射，高强度的放射性射线使得墙上的警戒铃响声震耳。大厅班长周茂功等人奋不顾身，排除险情。经过20多小时奋战，终于在第二天凌晨6时排除了管道故障，保障了反应堆继续运行。英雄们奋不顾身的抢险事迹，受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周总理派飞机专门接他们到北京检查、治疗和疗养。二机部对抢险职工授予英雄集体光荣称号。在国庆20周年国宴上，周总理握着周茂功的手亲切询问：“小周，你的手怎么样了？身体怎么样了？”使大家都深受感动。

军用钚后处理厂，经过充分调研和试验，废弃了沉淀法，选定萃取新工艺，在国内研制加工了3万3千多台设备和仪表。建设中曾受“文化大革命”的干扰，有所耽误。但经部内外大力协同和广大职工的努力，于1970年4月建成投产，拿出第一批合格产品。

在1968年6月还由设计、科研、生产三方参加，密切配合协作，自力更生，建成氚的生产线。到此，核武器的各种装料我们都有了（包括兄弟单位生产的氘和锂）。

1964年5月1日凌晨3时，生产出第一个高浓铀正式核部件。5月14日第一套正式产品出厂，8月26日完成第二套备用产品，从而保证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1964年10月16日爆炸成功。相隔两年零八个月，于1967年6月17日又成功地爆炸了氢弹。1971年8月，我国自己建造的第一艘核潜艇试航成功，标志着我国已经掌握了核动力技术。

各厂投产后又开展科研革新，不断挖潜改造，以达到提高效率、提高产量、降低成本、安全运行的目的。经过多年的持续努力，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生产反应堆每年可节电3000（下转53页）（上接48页）万度，年产量达到设计值的1.2倍，1981年单位成本仅是1975年的60%左右。

我们的新绿洲

当年在福利区、厂区和马路两侧种植的大批杨树、柳树，已经陆续长大，两侧的防风林带也已形成。因为戈壁滩上光照充足，早晚温差大，只要有水，适宜农作物生长。我们开辟的农场，小麦亩产平均五六百斤，高的可达八百斤。这里土豆、萝卜、甜菜长得特别好。修建了塑料大棚，生产黄瓜、西红柿、茄子、大椒等细菜。还从全国各地引进果树优良品种，有香蕉苹果、国光苹果、莱阳梨、新疆葡萄、水蜜桃等万余棵，每年可收水果20万斤。

基地公园里有广西的猴子、青海的牦牛、东北的梅花鹿、狗熊、狐狸等，以及孔雀、鸿雁等各种鸟类。在南面挖了一个两百米长、一百米宽的水池。放水时真是人山人海，成了戈壁滩上一道新鲜的风景。水面上养了鹅、鸭。假日和晚饭后不少职工和家属来到池边喂鱼、散步，还可以划船。只是雪山下来的水太凉，鱼长得慢。由于多年的努力，在古丝绸之路上，又增添了一个新兴的绿洲。

二次创业

核工业第一次创业，胜利研制成功我国的原子弹、氢弹，打破了霸权主义的核垄断和核讹诈。

核工业第二次创业是努力开拓我国的核能和平利用，核心是建设强大的核电。核电是高效、安全、清洁、经济的新能源。目前，我国已经具备自主设计建造，自行运行管理，吸取国外先进技术，实现核电国产化的能力。404厂也是和平利用核能的重要生产基地和后处理基地。作为核工业先行企业之一，也有责任向国内核能研究、应用单位和核电企业培养输送大批技术和管理人材。最近秦山核电基地选出的工作模范李永江同志和陈曝之同志，就是从404厂调出的。

根据我国核工业需要大力加快发展的要求，404厂正积极兴建与筹建军用核材料生产科研、铀转化生产、同位素生产、动力堆乏燃料后处理、放射性废物处理处置等五大基地。我们将再接再厉，与时俱进，在军工民用两个方面创造新的业绩，成为我国核工业更为先进、更为完善的生产和后处理基地。（作者系核工业部前副部长）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7年第2期 两位总编把反映　作者：王忠人

杨西光、杜导正是《光明日报》前后两任总编辑，杨西光的任职时间是1978年3月至1982年2月，杜导正的任职时间是1982年3月至1987年3月。这两位总编辑领导《光明日报》共9年时间，这9年正是党和国家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起步时期，任务特殊，情况复杂。总编辑作为一张党报宣传政策的执牛耳者，他们的思想、理论、政策水平如何，是这张报纸发挥作用大小的关键所在。

那么，为什么谈他们与读者来信呢？

粉碎“四人帮”以后，长期“左”的路线造成的恶果，各方面问题成堆。教育、文化、科学领域是“文革”重灾区。以知识分子为宣传报道重点的《光明日报》，群众来访来信特别多，是《光明日报》历史上所没有的。这是一个新问题。报纸应持什么态度，是怕麻烦漠视不管和敷衍了事，还是体恤民情，认真对待，敢为群众鼓与呼？杨西光、杜导正两位总编辑属于后者。并且他们绝不是就来信登来信，而是通过登读者来信，抓思想上、政治上的拨乱反正。笔者当年是在他们领导下主持读者来信工作的，愿将他们出色的领导和我个人的一点体会写出奉献于读者。

杨西光到任伊始，便在机构上建立群众工作部（简称群工部），专门处理读者来信；当读者来信这部分宣传报道出现以表扬为主，还是以批评为主的争论时，他明确地支持以批评为主的方针。

1978年3月，杨西光调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他上任后第一件工作抓报纸改版，规定《光明日报》以宣传科学教育方面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主，国内政治经济新闻，除特殊重要者外，一般不刊登。在这个方针下，撤销了原国内政治部，新建群众工作部，专门处理与日俱增的读者来信。长期遭受压制、打击、迫害的广大知识分子有了一张为自己说话的报纸，可以反映自己的意愿和呼声，感到十分高兴。

群工部工作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不见报的工作，一部分是见报的工作。不见报的工作，包括接待群众来访，阅转来信，编写《读者来信摘编》内部刊物。来信来访所反映和申述的大部分问题，不适合见报。这样群工部就把这部分不适合见报的来信转到省市县或中央各部门，提出我们的意见，请他们处理。对于来信来访中反映的问题比较重要，或带有倾向性意义的事，我们就编入《读者来信摘编》中去，向中央和有关部门反映，提起重视。这部分工作，在拨乱反正中，对于配合促进各有关方面处理积案，落实政策，缓解社会矛盾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据统计，从群工部成立到1987年的10年中群工部共处理来信40万件，接待来访近万人次。可以说报社群工部的建立，是形势需要，应运而生。

群工部的另一部分工作，是通过选登读者来信进行宣传报道，这是部门工作的重点，也是报纸处理读者来信不同于党政职能部门处理群众来信的主要区别。群工部成立以后，开辟了《读者来信》专栏，每周半块版，同时也在一二版刊登重要的读者来信。这些来信的内容很多是申述个人过去所遭受不公正待遇，要求澄清问题或改正错案的，更多的是批评揭露不正之风的，诸如中小学教师受歧视，“文革”中校舍被占不归还，教育经费被挪用，学校危房无人管，干部打击报复，医疗事故，科技人员用非所长，从事业余劳动受处罚，文物被破坏等等。对一些有普遍意义的来信，群工部要派记者实地调查，写出“调查附记”，并表明自己的态度，公之于报端，督促合理解决。群众对这些做法非常满意。

正在此时，编辑部一位领导同志提出意见，认为读者来信稿件的报道中批评揭露问题太多，违反了社会主义报纸以表扬为主的原则。群工部同志认为这位领导同志的看法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当时实际情况是这部分报道中80%稿件是批评内容的，这正是“文革”后需要拨乱反正加以解决的，我们怎么能避开这些问题不管而去搞表扬呢？

在这次争论中，杨西光支持了群工部的意见，认为读者来信的宣传报道，不宜以表扬为主，报纸要反映读者的呼声。他很重视从读者来信中了解群众的思想脉搏。他经常叫群工部向他提供来信动态。他到中宣部开会前，多次让群工部写出来信动态分析。他要群工部多发一些批评性来信，不光在来信版，而且要上正版，上一版头条位置。1981年，他给群工部规定，每月要为一版提供10篇以上批评性来信，这些都说明这位思想解放的老领导，是十分重视读者来信宣传的。

有了杨西光的支持，我们的读者来信宣传报道就好做多了。1981年10月，笔者按西光同志的指示精神，在《光明日报》业务刊物《通讯》（对外）上发表了《以批评为主办好读者来信专栏》的文章，阐述了读者来信这部分宣传报道为什么要以批评为主；以批评为主并不是消极地暴露黑暗面，而是为澄清是非，落实政策，获得遗留问题正确解决；同时也阐述了读者来信以批为主同整张报纸以正面宣传为主并不矛盾的关系。在当时社会上还有“左”的影响存在的情况下，提出“以批评为主”，是有积极意义的。正因如此，《中国新闻事业简史》（方汉奇、张之华著）对《光明日报》成立群工部和确定群工部编发的稿件以反映读者呼声和批评为主，还专有记述。

杜导正突破常规，把小菜做成大餐。为了批判极左思想和社会上不正之风，他直接领导抓了多个重大典型，使读者来信宣传报道出现新的局面。

1982年2月，杨西光同志离休。杜导正由新华社调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杜导正更是非常重视读者来信，而且领导得非常具体。他认为报纸反映读者的声音，批评丑恶现象是一个天然的任务。他常说，过去我们比较习惯于自上而下地讲一种声音，而不善于反映和发表自下而上的多种声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亿万群众自己的事业，要动员和吸引广大群众投身改革开放，就必须广开言路，认真地反映群众的呼声。1982年群众来信来访特别多，对来信阅处还好说，对于络绎不绝的来访者，提出各种问题，需要当面应对，群工部编辑记者感到力不从心，负担太重。针对这种情况，杜导正鼓励大家说，一个报社，没有来信来访，冷冷清清，不是好现象。越是门庭若市，越是说明群众信任你这张报纸，“四人帮”时期，你这张报纸为什么没有这么多来信来访呢？他指示在报社大门旁专辟一个房间，摆上桌椅、沙发，挂上牌子，写明接待时间，注意事项，认真做好这项工作。

这还不算，他还让群工部每天送给他10封读者来信，亲自阅读。总编辑领导全报社的各部门工作，肩上担子很重，他这种作法也是对群工部工作的支持。

在杜导正直接领导下，《光明日报》群工部当年抓出了许多好的来信报道，有多个获得国家好新闻奖，下面举两个例子：

一、怀柔县殴打教师事件。1982年6月24日，《光明日报》一版头条发表《怀柔县黄坎公社王兴宽等人无理取闹殴打三名女教师》的读者来信，副题是“读者投书本报，要求对肇事者严肃处理”。在一版下半部配发《要造成尊师重教的新风尚》的本报评论员文章。从这天起，报纸运用各种新闻形式，连续报道一个月，发稿74篇，结束报道时，发表社论。大造尊师重教的舆论，谴责“文革遗风”，维护知识分子的权益。

多年来在极“左”政策的影响下，知识分子受到许多歧视和不公正待遇。粉碎“四人帮”后开头几年，还没有很大改变。《光明日报》收到读者来信，反映这方面的问题占很大比重。当时，中小学教师社会地位非常低。有一句顺口溜说：“先工商后财贸，哪都不要去学校。”更严重的是各地频频发生殴打中小学教师事件。1981年仅湖南一省就发生殴打教师事件700多起。这种状况的直接后果，就是中小学教师严重缺乏，师范院校招生出现困难。《光明日报》作为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的一张报纸，为他们讨回尊严，维护他们合法权益，责无旁贷。杜导正认为，一在北京，二人被打伤学校停课，三打人凶手逍遥法外，处理不下去，这个典型非抓不可。

怀柔殴打教师事件说明，“文革”的极“左”势头还不减。事件起因是三名女教师晚上去大队看电影，途中被几个年轻人拦住，先羞辱后动手，没有什么理由，就是看不惯她们之中有一人烫了头发。当场有200人围观，无人解救。夜里，学校又遭砖头石块袭击，玻璃被砸碎。三名女教师被吓成癔病，四五天昏迷不醒，有的住进医院，学校被迫停课40天。然而这件事就是处理不下去，打人凶手未受到任何惩处。

在杜导正的直接指挥下，怀柔事件报道是作为一个战役打的。群工部成立了专门报道组。记者五下怀柔，连续在怀柔和北京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刊登他们的发言。还发表全国妇联的文章，发表教育部长何东昌谈话，摘发北京市委号召全市人民尊重人民教师的通报，公布宣武医院对被打教师身体检查的报告等等，声势浩大。直至受到邓小平同志的关注，他指示办公室工作人员向北京市委转达他的意见：“怀柔事件性质恶劣，要抓紧处理，把打教师的凶手抓起来”。这样，经过北京市委多次研究，打教师的凶手终于被绳之以法。

怀柔事件的报道，狠煞了各地不断发生的羞辱教师事件，收效显著，同时也提高了《光明日报》在知识分子中的声望。报社来信陡然上升，由每天100封上下到300——400封。广大中小学教师从宣传报道中看到了党和人民对他们的重视和关怀，看到了教育事业的希望。有读者千里迢迢来到报社，表达自己的心声，感谢编辑部。在众多的来信中，天津的一位读者提出，为了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提倡尊师重教，国家应设教师节，时间可在每年暑假后开学第10天为宜。这就为后来设立教师节作了思想舆论上的准备。这也是怀柔事件报道的一大成果。

二、批评太原卷烟厂大量外送香烟的不正之风。1982年8月12日，《光明日报》一版发表《太原卷烟厂万条香烟送人情》的读者来信，揭露该厂领导慷国家之慨，从1979年到1981年批白条4600张外送香烟万条之多。杜导正认为事情很典型，应抓住不放，大做文章，狠煞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拉关系走后门的不正之风。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文革”刚刚结束，党风和社会风气一段时间仍然严重不纯。在干部队伍中纪律松弛、责任心不强、拉关系走后门等现象十分普遍。当时到商店购物，要看售货员的脸色；老人乘公共汽车，无人让座，老百姓说“雷锋叔叔不见了”；单位之间办点什么事得送烟送酒，送红包，没烟没酒，“研究研究”。凡此种种，群众反映强烈，中央非常重视。1979年11月，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高级干部会上专门作报告，号召党内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1980年2月，党中央颁发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同年，陈云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问题”。这些都是为了纠正党内不正之风，用党风纯正来影响带动全社会。

揭发太原卷烟厂外送关系烟的来信登出以后，群众热烈欢迎，于是杜导正又根据读者的要求指示，把白拿香烟的干部名单在报上公布出来。8月26日《光明日报》刊出《接受太原卷烟厂赠送香烟的部分单位和个人名单》的表格，表中开列姓名、单位、职务、接受香烟数量、品牌、时间，以及烟厂哪位领导批的白条，并限一个月内补交烟款。这种批评形式新颖，尖锐泼辣，不留情面。广大群众读后，耳目一新，拍手称快，夸赞《光明日报》敢动真格的。可谓开创批评报道的新路。

经过连续召开座谈会、刊登读者反映，有关领导人谈话，造成一个纠正不正之风的良好气氛。太原卷烟厂领导和白拿香烟的人纷纷检讨或退回烟款，《光明日报》为此又发表消息，附上一览表，把退款人的姓名、单位、职务、补交烟款数量一一公布，表示欢迎他们知错改错。

这次批评报道，得到有关领导部门积极支持和肯定。山西省委办公厅、省经委、省轻工业厅都下发文件，要求下属单位以太原卷烟厂为镜子，检查侵占国家财产的不正之风，督促白拿香烟的人限期补交烟款。国家轻工业部部长杨波在座谈会上说，《光明日报》的报道是对他们工作的支持和监督。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接见《光明日报》记者时称赞报道推动了全省反不正之风的斗争。

综合那些年《光明日报》读者来信的宣传报道，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旗帜鲜明，大胆泼辣，对错误和丑陋现象的批评不留情面。二是连续报道，深入人心。每个典型批评，都给足够的版面，不搞蜻蜓点水，务求解决问题。因此宣传效果极佳。不少报道，首都各报予以摘发。怀柔事件，中国记者协会还在《光明日报》召开现场会议，研讨批评报道问题。

特别值得提及的，有的报道还引起国外新闻界同行的重视。荷兰、日本的记者都专为读者来信报道访问《光明日报》，详细了解稿件来源，发稿过程和审批情况。苏联塔斯社记者则对《光明日报》批评13家单位侵占故宫建筑长期不退还感兴趣。情况是那13家单位长期占据故宫建筑，影响故宫开放，又有火警隐患，多家报纸呼吁解决不了。《光明日报》对这13家单位点名批评，以醒目的形式，一个单位列一行，有中央下属部门，也有部队单位，一视同仁，公开曝光。这种做法，塔斯社记者觉得不好理解，那些单位会接受你们报纸批评而改正吗？然而事实是最好的回答。当时的中央书记处书记陈丕显同志根据《光明日报》的揭露在书记处会议上提出讨论，责成文化部党组认真处理此事。此后那些进占的单位逐步从故宫迁出。

管中窥豹，可见一斑。上述读者来信的宣传报道，对杨西光、杜导正来说，仅仅是他们在《光明日报》工作的很小一部分，但这一小部分工作，却可以折射出他们全部的宣传报道的指导思想，那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敢于突破旧框框，敢于公开地向“左”的思想和错误现象作斗争。

众所周知，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文章，这篇文章的撰写和发表就是杨西光直接领导和指挥的，完全可以这样说，西光同志是一位思想解放的先驱。

同样，杜导正在主持《光明日报》工作期间，为充分地反映群众，特别是广大知识分子的呼声和要求，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反对“左”的思想，扶正祛邪，扭转社会不正之风方面，也抓了孙冶方、蒋筑英、张华、华山抢险英雄集体等重大典型人物报道。这些典型宣传的指导思想同抓读者来信的宣传是一脉相承的。

（作者是《光明日报》原群工部主任）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7年第2期 徐国民开仓放粮记　作者：周立义

徐国民1930年8月12日出身于贵州省铜仁县茶店区垢溪村一个农民家庭，读过老书，进过小学，写得一手好字。

1949年秋铜仁解放，19岁的徐国民因家庭经济困难，做点挑脚生意。当时全国尚未完全解放，动员农村青年参军，徐国民积极响应，到茶店区政府报名填表参军。茶店区长刘宗为见徐国民钢笔字写得工整，劝说徐国民到区里工作。徐国民在茶店区政府担任青年干事，以满腔热情投入各项中心工作，做出成绩，1954年调进铜仁县人民政府工作，1958年又调回茶店区任区委书记。

1958年创办公社食堂，开始群众尚能吃饱，由于一平二调加上高征购及自然灾害，农村粮食出现短缺，农民手中无粮，公社食堂供应减少，群众吃不饱的现象日渐加剧，部分农民浮肿，因饿致死的事接连发生。延至1960年春，问题越来越严重，作为区委书记的徐国民感到责无旁贷，即向县里李子荣书记、张德元县长报告，遭到批评：“讲怪话”，“站到富裕农民立场，造谣生事”。问题不得解决，徐国民回到区里，又与管财经的副区长王宗佑商量，王说：“饿死人了，还当什么官!放粮救群众，要犯法就大家犯法。”后来徐国民又到县委副书记张政洪家请示，张表示同情，支持放粮救群众，但未取得县主要领导认可，也无可奈何。

徐国民日夜不安，他为了进一步证实饥饿情况，亲自下到牛场坡、肖家坪、横山、梅花地、百果屯、老屋场等村寨，亲眼见到牛场坡的苟麻子饿死尚未埋葬，见到村寨冷冷清清，一片萧条景象。与饥民交谈，他们有气无力，危在旦夕，有的村寨饿死人了还无劳力埋葬，令人痛心。

一天茶店饭店负责人杨黑昌跑来区政府报告，饭店门口饿死了一个人，怎么办？徐国民说：“你们饭店立刻把死者埋下。”并交代今后若有类似事情发生，你们首先要救人，要钱要粮，找我负责。由于饿死人现象日益严重，徐国民出于爱民之心，作为一名地方小官，应保一方平安，决定开仓放粮救人。他召见茶店粮管所毛国才谈话，以茶店区委书记名义，要毛国才通知茶店区所辖粮店，开仓放粮救人，今后上级追究，一切责任由我徐国民一人负责承担。徐国民置个人前程不顾，一心救民，挽救了因饥饿垂危的三万多茶店人民。开仓放粮历时月余，放粮达130万斤(据后来查处各粮站统计数)。在放粮中有丁开江辖管片区，拖延半月才开仓放粮，致该片区饿死了许多人。徐国民得知，即撤了丁开江的职务，另派人开仓放粮，才挽救了未死的饥饿农民。

开仓放粮救人，茶店农民无不称快，说徐书记是活菩萨救人。此事震惊了铜仁地、县领导，1960年7月上旬以地委书记周国玺为首，组织地县干部30多人，成立专案工作组到茶店查处此事。令徐国民停职反省，把徐国民关在区政府二楼。专案工作组连日商讨裁处之事，军分区司令员韩国锦说：“徐国民开仓放粮，是否有贪污情节？若无贪污，只是为了救饥民，那重处了就不好收拾，当慎重处理。”

徐国民的通讯员黄政江闻悉要缴徐国民的手枪，还要逮捕下狱，在为徐送餐时哭泣告知，促使徐国民考虑。当时社会上粮食紧张，若入监粮食更为困难，恐遭非人待遇，可能有死无生。于是1960年6月13日出逃到老羊坪、老鸡坪等村寨避难，承得曾强权、康厚晓、徐承南等农民保护，多次转移躲避。四天后得悉，专案组已命令各乡村民兵组织，把守哨卡，缉拿徐国民归案。徐国民想久逃不是事，还要连累别人，自问心中无愧，放粮为民，颗粒无贪，有何畏惧，回到茶店区政府，接受处理。周国玺见徐国民能自觉回来，最后裁定撤销徐国民区委书记职务，保留区委委员，继续工作。到1960年12月13日调玉屏县工作。1982年调铜仁地区林业苗圃场任场长，直到1990年退休。

后来，冯天祥县长在坝黄长坪蹲点，了解该村60年代饿死48人。一次徐国民到他家拜访时他说：“茶店村要不是你徐国民果断开仓放粮，那么茶店村寨还要饿死一些人，你徐国民为茶店人民做了一件好事，传为佳话。”

徐国民这样的区委书记在当时可谓凤毛麟角。他事前虽与其他同志商量，并得到他们的同情和支持，但事出后他一人承担，毫不推卸责任，值得敬佩。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7年第2期 哭梁湘　作者：辛业江

1998年，我身陷囹圄。有一天，我看到12月21日的《海南日报》，在报纸第二版一个不起眼的地方，有一个“豆腐块”的消息，说梁湘去世了。一看标题，我的脑子一下子就蒙了，眼镜也雾了，我木然地坐了很久，待我缓过劲来，一幕幕往事，就像放电影一样，在我眼前展现。

我认识梁湘同志，是在1965年。那年夏天，我从中共中央中南局办公厅调到广州市委工作。那时，他是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主管全市的工业、交通和城市建设，我在市委办公厅当一个正县级的机要秘书。除在市委的一些重要会议和重要活动见面以外，有两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件是，朱森林、缪恩禄、邹尔康和我等一些同志，1965年下到广州钟表厂及其下面的分厂、配件厂，搞城市“四清”试点，有时为运动和生产上的一些问题，向梁湘同志汇报请示。我发现他对工业很熟悉，思路也很开阔。再一件是，1965年末，我们市委办公厅几位同志对几个老工厂的技术改造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写了个材料，送给他看。他看了很重视，又批请别的领导同志看，看后以市委文件转发，并上报到中南局和广东省委。很快省委又将此件批发全省，梁湘同志更为重视，在他的倡议和指示下，我们又组织了更多的同志，对全市工业内部的各行各业技术改造问题进行调查。当时，按工业内部的不同行业，按工厂的大中小和好中差等不同类型，挑选了一百来个工厂企业，名曰“广州百厂调查”。可惜的是，工作进展到三分之二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文革”刚开始不久，我奉调北京。在临走前夕，梁湘同志还专门听了一次汇报，并表示一定要继续搞完。

自此之后，我们各自南北，多少年也没有见面。在“文革”期间，我们都遭了罪。他在广州，听说先是被批斗，后来下放到工厂里劳动。恢复工作后，先在市革委生产组干了一段，后又到粤北的韶关地区干了一段。我在北京，先忙乎了一阵，后来被关押了一年，又去大西北劳改了四年。有人告诉我，梁湘同志曾几次打听我的下落和处境。在当时那种四周都是冷漠眼光的情况下，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是很热乎的。

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国实行了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政策。梁湘同志冲在前头，主政深圳市，干得挺不错，有一年还成为全国十大新闻人物之一。在那时候，有一件事情使我难以忘怀。1985年，我在国家林业部当办公厅主任，一位副主任有个亲戚大学毕业了，学的是无线电专业，想去深圳闯一闯。我麻着胆子，给梁湘同志写了一封便信。后来他们告诉我，梁湘同志看了信之后，说这种人才深圳要，不仅很快作了批示，还让秘书带着跑，直到把工作岗位和户口、粮食关系落实为止。我听了很受感动。

1988年2月，我调来海南省工作，才又见到梁湘同志。见面之后，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就是二十多年，过去叫你小辛，现在要叫你老辛了。

根据中央的任命，开头我只在省委做宣传工作。不久，梁湘同志郑重其事找我谈，说省政府这边人手少，文教工作没人管，你就一起管好了。所以有一段我是比较特殊的，既在省委有办公室，在省政府也有办公室。

他作为海南这个新建省的第一任省长，那种改革开放的思想，雷厉风行的作风，一往无前的气魄，给了我们很大的感染力。对于海南这个经济特区，中央发了文件，给了一些优惠政策，他认为一定要结合实际情况具体化，搞出能操作的具体条款，不然就是空中楼阁。为此，在他的亲自倡议和指导下，搞了个较为具体的若干规定，简称“三十条”，以省政府的名义颁布。在颁布的那一天，他作了热情洋溢而又慷慨激昂的讲话。

他来海南的时候，已是近七十岁的人了，但是他那股热情和干劲，仍然不减当年。他单身一人，住在招待所，不分白天黑夜，日程排得满满的，一直连轴转地工作。

对于群众生活，他是很关心的。我亲身经历的，有这样两件事。一是1989年元旦、春节快到了，政法战线的干警为了让大家过一个平安、祥和的节日，要加班加点。在当时工资收入很少的情况下，想给每个人连奖励带补助发一百元钱。为这笔钱的筹措，找省财税厅，被顶了回来，找分管财政的副省长，也不给批。我当时在省政府还联系政法工作，政法办的同志找到我，要我直接去找梁省长。我到了他的办公室，“将欲言而嗫嚅”。当他弄清了情况之后，很快就批了。他边批边说，政法战线的同志们很辛苦，刚刚建省，一下子来这么多人，社会秩序搞到这个样子，真不容易，补助点是应该的。我曾提出可能有个连锁反应的问题，他即说，出了问题，我担着好了。再一件是春节前夕，他专门把我找去，说这次过年我要出差，哪也不去慰问、拜年，就是环卫工人我放心不下。为此，他要我代表他专门去海口市的环卫单位，慰问环卫工人，并同他们座谈。我照办了，并把我诌的一首打油诗：“椰城何以清，环卫工人勤。宁以一人脏，赢得万人净。”抄给了他。他看了之后，十分高兴。在他临走前，他专门请环卫工人的代表吃了一次团年饭。在吃饭的时候，他向环卫工人一一敬酒。他说，你们是城市的美容师，为了城市的干净，自己干最脏最累的活，“宁愿一人脏，换来万人净”，社会上还有人看不起你们，这是不应该的。吃完团年饭，他就匆匆上路了。

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中，他被召到北京去谈话，过了几个月的“谈话”生活。那种“谈话”生活的滋味我是尝过的，不知道那几个月他是怎么挺过来的。然后，他被撤去了省长职务，先在海南闲住了一段，后来就到深圳闲居了。像他那种一辈子生龙活虎，忙惯了的人，一下闲下来，落差如此之大，其心情可想而知。

1991年7月，我和科技厅刘厅长去深圳参加国家科委召开的一个会。开完会，我和刘厅长去他家看望了他。他见到我们，那股高兴劲可热烈了。容不上我们插嘴，他问了我们好多海南的情况，对海南的一往情深溢于言表。接着，我们请他出去吃一顿饭，他很爽快地答应了。刘厅长是当过秘书长的，不到一天的工夫，他把所有在海南曾经做过负责工作的而当时又在深圳的同志，都请来了。里面有当过副省长的邹尔康，有当过三亚市市长的程浩，有当过华海公司老总的甄锡培，有负责过八所开发区的周宽等。长期当过深圳二把手的周鼎同志，刚从澳门工委书记岗位上退下来，也赶来了。那次吃饭，席设深圳国贸中心的顶楼上，坐满了两桌。顺便说一下，那一次请客的饭费是深圳一家公司的老总赞助的，没有动用公款。席间，气氛十分热烈。对于梁湘同志，除了我称梁湘同志，刘厅长称梁省长以外，其余的人都是亲昵地称之为老板，或者是梁老板。那种战友间的热乎劲，几乎到了忘形的地步。过后我听他老伴邝辉军说，那一天是他这两年来最高兴的一天。还说，老头子为了去吃这顿饭，一会儿刮胡子，一会儿系领带，着西装。还叫人把积了一层灰的汽车擦洗了一遍，忙乎了小半天。他一边忙着，一边喃喃地说，海南没有忘记我，还有副省长请我去吃饭。

后来就听说他病了，在广州住了院。1994年4月，我和文体厅陈克勤副厅长去浙江开会。我们路过广州，专门在广州停留了一天，去看望梁湘同志。他当时正住在第一军医大学的附属医院里，病得不轻，下肢行动困难，不能站立和行走。但是见到我们，笑着说病不重。看得出来，他那笑是费了劲的。陈克勤很机灵，买来了一束鲜花送给了他，他笑得更起劲了。现在，我这里还保留着他捧着鲜花，和我们在一起合影的照片。

以后，一会儿听说他病好了一些，一会儿听说又有些加重。1995年6月，我到深圳去开会，听说他在深圳的福田区人民医院住院，会后，我到医院去看他。刚走出他住的那层楼的电梯，就看到医护人员贴出的壁报，刊头的字赫然在目，很像梁湘同志的笔体，一问，果然是的。医护人员说，梁市长（他们还是那样称呼他）可好了，同我们像一家人一样。那次，我看他的病情比在广州时稍好一些，能够站立，并且能很艰难地走几步。我在他病房里，和他及他的老伴一起聊天，互相询问着，我问他的病情，他问我有关海南的省情。临走的时候，他一定要送我到电梯口，我见他那样艰难地一步一步地挪，几次制止，他都不干。到了电梯口，他又艰难地把手举起来，眼眶开始湿润了，我的眼睛也很快就雾住了。最后，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是怎样出的电梯，怎样出的医院。

我真没想到，梁湘同志会走得这样快。记得在深圳福田医院去看望他时，他对治好病还充满信心，并一再对我说：等病好了，我一定找个机会去海南看看，哪怕是自费旅游我也要去。现在，他的这个愿望再也不可能实现了。我离开福田医院的时候，尽管心情凄然，但我相信，我还会见到他，也希望能再有机会见到他。现在，这个希望，不可能实现了。

我听人说过，海南之所以能够建省，能批准办经济大特区，梁湘同志是功不可没的。1987年，他从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的岗位上退下来。一向关心海南开发建设的王震副主席，要他去海南看看，帮助出出主意。梁湘同志带了几位同志，很快就到了海南，实地进行考察。考察完后，他写了报告，送给王震同志并上报给了中央。他在报告中建议，将海南从广东分出去，单独建省，并像深圳那样办经济特区。中央对他的建议很重视，经过酝酿和研究，决定海南单独建省，并办经济大特区。随后就成立了以许士杰同志为组长、梁湘同志为副组长的海南建省筹备组，紧锣密鼓地开展了筹备工作。1988年4月13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便通过了海南建省和办经济特区的决定和决议。

想到这些，对梁湘同志过早地离开我们，深感惋惜。深圳市有一个拓荒牛的大型雕塑，我去看过。拓荒牛那种倔犟有劲的形象，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这个大型雕塑，是深圳的城徽，象征着深圳，象征着深圳人民。有人说，它也象征着梁湘同志，我看也是不过分的。

（1998年12月写于海口）

（责任编辑 杜 晋）

2007年第2期 父亲陶菊隐写北洋军阀　作者：陶　端

我的父亲陶菊隐先生，湖南长沙人，出生在戊戌变法的1898年。他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新闻记者和著作家。伴随他成长的岁月，是中华民族最多灾多难的一段近代史。他在当私塾教师的父亲影响下，自幼即流露出异于常人的写作天赋，11岁始向上海报纸投稿，发表过多篇短篇小说，14岁就参加报界任编辑。本该上学的年纪，就因为在学校写了一篇虚构的游戏作文“饭桶先生”，被他的国文先生对号入座，认为大逆不道，陶菊隐被学校劝退，从此被湖南教学界认为是麻烦学生而到处求学无门。在不得已的情势下，为了谋生，也是天赐良机，通过一位朋友的介绍，陶菊隐进入湖南的报界，从此开始30年的记者生涯。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大动荡的大时代。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各派军阀你方唱罢我登场。湖南人民深受拉锯式战争之害。皖系第七师师长张敬尧进驻长沙期间，湖南百姓苦不堪言。我的祖父，在一个月夜正在为族人守护陶家祠堂，张敬尧手下由土匪改编而来的“烂五团”突然闯宅抢劫，祖父正想上前阻拦，匪兵不问情由，就是一枪。遭此杀父之灾，痛心疾首之余，我父亲奋起用笔当枪，不断写报纸通讯对军阀的恶行大力鞭挞，以报杀父之仇。湖南在张敬尧的统治下，怎能发表反张的言论呢？他想出一种办法，利用日本帝国主义对侨民邮政通讯的保护政策，套上日文信封，贴上日本邮票，亲自跑到小西门外的日本邮政局去投信。表面是侨民家信，里面内容却是向上海报章投递的通讯稿件，当局对此类信件从来不敢检查。由自由投稿起家，父亲以生动准确的新闻报道终获《新闻报》中方董事长汪汉溪、汪伯奇父子的赏识。到1920年左右，父亲已正式被邀为上海第二大报《新闻报》的驻湘记者。

父亲在主持各类战地通讯以及时政通讯时，自有他的长足之处。他特别善于利用各种人脉关系向军政要员索要新闻。其实无论是督军也好，省议员也好，政海沉浮，谁也有需要向外界倾吐的时候，同时新闻也是统治者获取民心的工具。自1921年谭延治湘期间起，新闻记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可以列席军政会议，在会议期间记者能在第一时间以第一手资料向外报道。但是并不是每篇新闻报道都可自由发布的，必要时记者为当事人要隐匿部分实情，否则在武夫当国的时代，轻者会自断言路，重者会招惹杀身之祸。

1921年的湘鄂之战，我父亲全程亲历采访，为上海《新闻报》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新闻报道。在随后的几年，我父亲又在各地采访，他善用生动的笔触，鲜活的材料将北伐军血战汀泗桥、济南五三惨案等各时期发生的大事件报道得活灵活现。由于《新闻报》的国内新闻屡见佳作，报道生动，导致销路节节攀升，我父亲并自此得以正式进入大记者行列。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闻界已经盛传“南陶北张”一说。即北有天津《大公报》的张季鸾，南有上海《新闻报》的陶菊隐。两人齐名，均为名重一时的新闻记者。

我父亲在结束萍踪无定的战地记者生涯后，于1937年举家迁往上海。《新闻报》是上海第二大报，从办报定位来看，它虽不比《申报》的权威正统，但《新闻报》比较贴近金融商务，与市井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因此销路居上海各报之首。在商店柜台上往往摆放《新闻报》，而不是另一大报《申报》。多年以后父亲跟我说了一个笑话，有一次他邀朋友吃饭，往饭店里打电话订位子，人家问他贵姓，他说我姓陶，接电员可能文化程度比较低，他不知道陶字怎么写，他说是不是桃李的桃，说不是的，又问陶字什么边旁，最后说你是不是陶菊隐的陶。答：是的。这才挂了电话。为此父亲非常得意，他说我的名气连跑堂的都知道了。迁居上海以后，由于老板信任，父亲许多务新的举措均被报社采纳，读者几乎天天都能在报纸的头版见到父亲的时事述评。父亲在法租界租了洋房，学会了上海话，结交了上海滩的新朋友，很快便从一个湖南伢子变为风度翩翩的上海名士。这是他一生中最为怀恋的岁月，然而过不多久他的辉煌岁月便中止了，少年得志的心情变得郁闷。原来北伐胜利国民党占领上海，新闻开始受到检查控制。报纸上屡屡出现“天窗”，凡不利于国民党的新闻稿，都要被新闻局删剪。我父亲从北洋军阀时代开始写新闻稿，还没遇过每件新闻都要被政府检查的情况。这架势比袁世凯、孙传芳统治上海时厉害多了。《申报》主人史量才就是因为倾向进步，成了国民党特务的枪下冤魂。“四一二”政变之后，作为记者，我父亲赖以生存的时事新闻写作环境已一去不复返。想来想去，我父亲就此被迫改写国外新闻，当时国民党对国外新闻版块的控制相对松懈。太平洋战争前他负责编写《显微镜下之国际形势》专栏，以其独特视角、准确超前的推断及生动犀利的文风吸引广大读者，从此获有“专栏作家”称号。

与此同时，我父亲开始在报纸上发表一些国故旧闻、人物传记。在友人、时任编辑所所长舒新城先生鼓励力荐下，作者将往日在报章发表文章分类编辑出版成册，取名为《菊隐丛谈》共25册，其中包括国际问题、史料杂写等多种体裁文章，但丛书中最具影响的作品，也是销路最佳的还是跟他担任记者时采集资料有关的史料，有《六君子传》、《蒋百里先生传》、《吴佩孚将军传》等。由于事过境迁，传记的主人多已谢世，不少秘史又经好多知情者充实，加以父亲那支如花妙笔，这些传记一经面世，便大受读者欢迎。于是陶菊隐又被读者冠以“旧闻记者”的美名。1941年后，我父亲被迫离开被日本占领者控管的《新闻报》，从此结束30年的记者生涯。沦陷期间因受日伪秘密通缉而隐居上海，停止一切创作。光复后他受地下党及民主人士影响，积极投入反蒋运动，迎接解放。

解放后，我父亲已经成为了一名无党无派的民主人士，在政府机关里过着平淡而安定的日子。读者已渐渐淡忘了他的大名。常有人将他跟一位名叫焦菊隐的戏剧家联系在一起，身份经常搞错。建国初恰逢周恩来号召旧时代的过来人写文史资料，这时他渴望写作的强烈欲求再次被唤醒。

1957年始，取名《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的历史巨著开始酝酿出版了。出版社是父亲自己联系的，那时中国的文坛还处在相对百花齐放的兴盛时期，陶菊隐的名声在文化系统还是一块品牌。由于他出道早，他所亲历的北洋军阀时期虽已远去，他却还正当其时。当时的父亲虽已六旬，但身体健朗，文路清晰。他的未了宏愿，就是想把他在担任记者的30年间所见所闻，以及他数十年所收集的旧时内幕逸闻，整理出一段上至袁世凯朝鲜发迹，下至张作霖炸死皇姑屯，这段横贯中国33年军阀统治时期的历史书籍。这套书是以史料为基准的，许多素材借用当事人的口吻娓娓道来，他自己身历其境的耳闻目睹、采访记实都收纳其中。书名叫“史话”而不叫“史记”。为了考证史实，避免失误，凡事件发生的日期、地点，部队作战的路线等资料他都求证于浩如烟海的旧时报章，寻索线索，务求把最真实的历史还原给读者。上海徐家汇有一座藏书楼，是上海旧版书、旧报保存最完好的地方，我父亲除了自己家里一间十三四平方米的亭子间专门用来写作的书房外，徐家汇藏书楼就成为他第二间书房。这段历史不胜其数的人和事不是每个同时代的文人能够拿得起的，但我父亲能！从十几岁的早慧少年，到青春岁月的随军记者，再到上海滩著名的旧闻记者，他的生命里程乃至他的血液全都融合到这部历史中了。然而时代日历毕竟已经掀到新中国成立以后，问题来了。解放前我父亲写作从来不遵循什么章法的，读者都喜欢“菊隐丛谈”中活泼流动的带有一些海派风的文风，正所谓天马行空。解放后，历史学要讲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如果不用新的观点重新诠释这段他熟悉的历史，恐怕出版社就不可能付印。于是一部比较理性的迥别于夕日陶文的《史话》终于出版了。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第一版1957年3月出版。小32开，浅灰色封面，隶书体书名。当时觉得极其简朴，灰不溜秋的，毫无装帧可言。几十年后的现在回头再看上去倒觉得那一版封面设计得古朴文雅，与当年《菊隐丛谈》如同一辙。《史话》出版共计8册，写一册出版一册。个中艰辛是不足以为外人道的。那时没有今天这样的电脑文档软件，130多万字，没有助手，全靠自己手写笔录。写作的书房兼卧室是一间冬冷夏热的亭子间，写作条件并不理想。更令他不安的还是，这样的大部头写作没有通过组织，自己独自署名，搞自留地、出风头图名利，各色冷言冷语不断从背后袭来。然而，写作似乎是他与生俱来的本能，也顾不上那么多了。

《史话》一书的出版在五十年代的出版市场引起了不小反响，北洋军阀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对于一般读者是挺陌生的，在此之前，除了课本，还没有一部有血有肉的历史书本。对历史研究者而言，当然可资借鉴的资料就太多了。一万八千册的印数，供不应求。据各地的亲友亲眼所见，远在德国汉堡的图书馆，藏有 50年代版的《史话》，更遑论港台地区的收藏了。第一册出版后，读者来信非常踊跃，父亲封封来信必回，有外地读者抱怨买不到后续几册的，他还自费购书赠阅。在与读者的交流互动中我父亲感到了耕耘者的愉悦。老朋友读了久违的陶老大作，有的却并不怎么称道。1957年，知识界文化界的朋友还经常走动，时不时还聚个餐什么的。大翻译家傅雷先生，一次见了我父亲，打趣般地说了一句：陶老，你写的这本北洋军阀史话好是好，可怎么钉了那么多的红补丁呀？我看还是你老早写的书好。红补丁？我父亲一直都没忘记这句老友的调侃。

到了五七年的下半年，政治气候开始起了变化。反右整风，一个个运动接踵而来。鉴于当时形势，考虑出版这种军阀时代的史书，而且一出就是八册，政治上风险太大了。出版社想单方面中止合同，不待全书出齐，便草草结束，稿酬方面则可补齐。为此，父亲自然心有不甘，在万般无奈之际，他想到了求助于毛泽东主席。早年同为湖南人的父亲与毛泽东在“驱张运动”中曾有一段共事经历。张敬尧祸湘时期，长沙市民组织各界联合会，要求开放言路，改选省议会。时任教师的毛泽东是教育界代表，陶菊隐则是新闻界代表，在一次重兵把守的辩论会上两人都差一点被军阀逮捕。果然给主席去信还是起了作用。毛泽东并未亲自回信，处理来信的工作人员可能考虑到这段历史渊源，也有可能调查过这本书前几册没有问题，作者也并未打成右派，《史话》终于获准在1959年12月全数出齐。我清楚记得，当时得知全书大功告成，父亲完全是一副老夫聊发少年狂的样子。多么不易呀！光有天才而执着的作者，磨杵成针的功夫，要没有那一点点运气，《史话》惨遭腰斩的命运是无法逃脱的。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出版后，父亲只有零星的短篇文章发表在香港的《大公报》副刊上。当时主持副刊的陈凡先生，对我父亲非常推崇，他转达移居香港的老读者们对我父亲的怀念之情，通过统战部门找来约稿。从1962年至文革前夕，我父亲为香港《大公报》副刊提供许多旧闻连载。但那毕竟受众有限，而且所有资料在文革中均已丧失殆尽。

文革开始以后，所谓的破四旧群众运动，席卷到社会各个角落。一天我从学校回家，看见家里原先占据一整面墙壁的大书橱满满当当的《廿四史》还有各种旧时代的图书都不见了。最令我心疼的是，满蘸父亲心血的二十五册《菊隐丛谈》从它主人手中永远消失了。文革期间的种种磨难，是不堪回首的。难得的是，就在批斗稍平静的间隙，父亲还在偷偷撰写一部《袁世凯演义》。这部书在文革前已经有了全稿，也跟另一家出版社签订了合同。扫四旧时文稿化作灰烬，心有不甘的父亲在被迫停笔的“赋闲”岁月，还毫无功利之心地、甚至不抱会有面世可能希望地将他满腹的故事寄情于纸墨之间。

文革甫过，父亲是上海第一批恢复名誉的民主人士，文史馆副馆长的职务也恢复了。参加清算“四人帮”罪行、拨乱反正等一段短暂的政治活动期后，我父亲就将对社会活动的热情迅速转移到他为之耗费一生的写作事业上去了。那段时期，是我父亲第二个创作及出版的高峰。出版界在解冻后，首先计划立即恢复出版一批文学历史作品。其中就包括1957年版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当时出版社可能也是因为文革耽误太久，想限时出书，约稿很急，尽管父亲对1957年版内容中有诸多不满，但原著来不及大刀阔斧地修改，只把一些政治标签式的语句及明显谬误草草改正了。二十年后的《史话》用的版面还是从前8本头式样，只不过书皮颜色从鼠灰色调成亮色。此书出版恰逢其时，反响极好。出版社又马上考虑重印成大32开本，修订后为3册，要求父亲对全书进行一次全面修订，时间则不受限制。这对于我父亲真是天大的喜事。在他看来《史话》是他一生中倾注心血最多的一本宏著，是他一生中洋洋洒洒作品中最具系统性，最可能传世的著作。前两版的书迫于形势，有许多不足，现在正好可以勘误订正一下。1981年，我父亲找出旧版本，字斟句酌，一字一字重新在稿子纸上誊写一遍。为了负责起见，史料中一些传闻，从谁那里收集的都注上注脚。应该说，这一版的《史话》是作者本人较为满意的最终版本，他一口气向出版社添购了100套！当然，父亲如果还有更长的写作生命，他也许还有更满意的下一版。但是，人生有涯，1983年时的父亲已经85周岁高龄了。

四人帮倒台后，从1977年至1985年已届耄耋之年的父亲，奇迹般地又出版了《袁世凯演义》、《记者生活三十年》（新著）；整理出版《孤岛见闻》、《筹安会六君子传》、《蒋百里先生传》（原形均为《菊隐丛谈》丛书）；再版发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他续写了属于陶菊隐自己的传奇。

也许是知道自己来日无多，父亲对《史话》的第三次出版寄予了太多的期望。他很想再听听人们对书的评价，哪怕还有一位老朋友讲一声“红补丁”。可惜傅雷先生早早地去了……但在当时的文化界、报章对书的再版从未有过正式的反响，良好的文艺批评此时并未蔚然成风，而经济改革的大潮已经訇然可闻。八十年代，人们有太多的事要关心，一位世纪老人的历史巨著摆在书店里比不上考托福的资料抢手。他感到真正的落寞了。1989年10月，我父亲走完了他92年人生的里程。

父亲辞世17年后的今天，一本全新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冠以《武夫当国》的书名重新出版了。一群首都的年轻文化人博览群书以后，发掘了尘封二十载的《史话》，他们促成了再版，并加入了现代图书全新元素，提纲挈领，图文并茂，相信更能贴近现代的读者。在新书的发布会上，他们对我父亲的这部巨著以“现场感”的评价，最为贴切。对它史料价值的肯定完全超出我父亲所处的时代所能给予的。更令我震撼的是，各路专家以史为鉴，纵横古今，对这段历史有全新层面的剖析。源于经典， 又超越前人的局限。虽然我是一个文史研究的门外汉，但我能体味，这才是父亲的著作流传后世的真正意义所在。

世上真有如此的巧事，2006年10月14日，一再展期的新书发布会恰恰定在与父亲的忌日在同一天举行！我了解父亲，如果他在天堂的一隅听到有这么多中肯的美誉，更何况对他付出一生的北洋历史有如此精到的研究，后继者已像八月钱江的浪潮澎湃而来，此刻的他不会再感到落寞，他一定会发出惯有的、豪爽而痛快的大笑的。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7年第2期 马克思与“秦家店”　作者：尹振环

1974年1月27日江青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两首诗：“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以及“劝君莫骂秦始皇，焚书坑儒待商量，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制……”毛泽东说：“我们现在还是施行郡县制，就是多了人民公社。我们现在是中央、省、地、县、公社，基本上还是郡县制。”江青说：“主席年前看《十批》看了五遍，先头还看了，这次集中看了五次，下决心要批判。”于是这就有了1974年10月15日署名岸苗的文章：“今天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从政权组织形式方面来说，基本上是采取郡县制。可见，实行郡县制是维护国家统一，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维护这种统一，增强人民的革命团结，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需要，是发展当前大好形势夺取更大胜利的保证，是亿万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绕来绕去，实行郡县制乃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固然没有说“基本上采取秦政制”，但是，自认是秦始皇，又承认是郡县制。那么是不是“秦政制”也就无须多说了。

应该说马克思根本就不知道什么“秦家店”、“郡县制”，但是他却十分熟悉欧亚洲的类似政体，最能说明他对这种政体态度的是他的两部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前者是对类似郡县制政体的批判，后者则是对无产阶级第一次建立一种完全否定“郡县制”的新政权的肯定和赞扬。所以下面先来分析这两部经典著作。

一、从《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看秦政制

这里需要首先为这部书作点辩正。

1970年8月31日，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中，批判陈伯达的几段语录，说：“《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这个看法与恩格斯的看法正相反。这部著作早已经被译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不是《……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在此书出版三十三年（1885年）后为此书作序时，恩格斯不仅肯定“的确，这是一部天才著作”，而且还说它过了这么多年“还丝毫没有失去它的价值。”“这幅图画描绘得如此精妙……的确是无以伦比的。”又过了六年，即1891年，恩格斯又在为《法兰西内战》所写的导言中说：《雾月十八日》“初次显露出的惊人天才”，“即在伟大的历史事变还在我们眼前展开或者刚刚终结时，就能正确地把握住这些事变的性质、意义及其必然结果”，“二十年过去了，德国还不得不忍受马克思预言的这些事变的结果”。并说马克思的描绘“以致后来所有有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浩繁文献都望尘莫及。”可见恩格斯何等推崇这本书了！而照梅林的说法：它是马克思“少数历史著作的皇冠上最灿烂的宝玉。”（梅林著：《马克思传》，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24页）总之，这是一部大型的历史图画，读后如临其境。也许是迄今世界上还难有什么人能企及的、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的巨著。所以应当说它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要学历史唯物主义嘛，就非读此书不可。1971年毛泽东出于批判陈伯达的需要，不承认它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仅仅是一句话，既无列举理由，更无具体分析，并非学术定论。这是首先需要加以正名的。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主题是什么？简单说它是论述拿破仑第三如何恢复帝制，使波拿巴主义第二次统治法国的。马克思认为，这个主义有十大特征：

⑴ 波拿巴主义是一种统治形式。这是列宁的话。很难说它是哪一个阶级的专政。如果非要说成是阶级的专政，并且官吏、军队、警察是一个阶级的话，那它就是官吏、军队、警察这个阶级的专政，正确地说它是依靠这三大杠杆无限制的君主专政。

⑵ 波拿巴主义不仅对人民大众实行专制，而且也对统治阶级实行专制，在统治阶级内部也无民主可言。

⑶ 它也依靠一定的阶级，它代表一定的阶级利益，但却不是那么固定，“时而拉拢这个阶级，时而侮辱另一个阶级”。用马克思的话说，那就是革命被狡猾的骗子所葬送。本来革命消灭了君主专制制度，但结果发现被消灭的不是君主制度本身，而是从君主专制制度所夺来的进步。革命所夺得的民主主义成果，被消灭得一干二净。

⑷ 国家又回到了古老的状态，回到了“宝剑和袈裟的原始统治”，“革命遭受前所未闻的屈辱”，人民群众被奸污，被衣冠楚楚的骗子弄得措手不及，毫无抵抗，甚至高高兴兴和糊里糊涂当了俘虏。开始在形式上保存共和制度和代议机构，实际已变成个人专政的装饰品。“普选”出的议会是生存在斗争中并靠辩论来生存的，而波拿巴要求它的是：哑配角。议会的会议是不公开的。用不着担心议会的辩论会引起酒楼茶馆街头巷尾的辩论。议会不要妄想有什么立法权、监督行政权、部分军权，这一切都从属于波拿巴。议会仅有的权力是奉命表决、奉命执行。如果说，革命时期议会有眼、有牙、有耳、有手、有脚、有武器，那么波拿巴主要的任务是要把它变成“没有耳朵、没有眼睛、没有牙齿、没有手脚、它一无所有”。不过是一个装饰品。需要的时候拿出来点缀这灰色的单调。

⑸ 波拿巴可以随时任免高级官吏、将军、大使、法官。各种各级主要官吏都是任命的。

⑹ 作为“革命最强有力的杠杆”的地方的省区自治，波拿巴主义登台后立即取消。

⑺ 他绝对控制着大量的利益和人。这即数以百万千万计的官吏、警察、宪兵、军队。他们的生存与荣辱，家业与希望，一切都仰赖于一个集中的机器、一个人。而小拿破仑则靠的是对军队的贿买：高薪、香槟酒、腊肠、特殊的地位。其中提高军饷，增加饷银，贿买军队是波拿巴主义的法宝之一。

⑻ 军队、刺刀、马枪，周期地被宣布为社会的最高智慧和指导者。不听话的笔，要折断，乱说一气的嘴，要封住。压制和消灭社会上、学校中能讲话和能写文章的分子。

⑼ 彻底消灭出版自由，彻底消灭不同调门的报刊。绝大部分报刊勒令停办，剩下的全部官办，或是在警察官吏的绝对控制下。

⑽ 把讲坛上、报刊上的言论，变成一个音调，一样的面孔，一式的身材，一律的穿着。

这一切的社会基础就是农民占据了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民，由于他们是零散的、单独的、彼此隔绝的、互不联系的、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因此虽然有着相同的利益，却不易形成一个阶级，组织成一个力量。由于他们劳动条件最差，劳动时间最长，报酬最低，文化物质条件最坏，受的教育最少，对社会的负荷最大，贡献最多，而享受最少，总之，处于社会最低层，因而是一个愚民、谀民、骗民、欺民、奸民政策最理想的滋生土壤。正是“全能的和无数的官僚们的立足基地”。

这只是简单的几根粗线条。但足以说明马克思对波拿巴主义的鄙视与否定。这种波拿巴主义，岂不类似中国的“秦家店”、“郡县制”？自然它比郡县制现代化，有议会、有报刊、有近代的物质文化，而其“神”与中国之“秦政制”之“神”则大同小异也。

二、从《法兰西内战》看秦政制

如果说《雾月十八日》是马克思对类似郡县制政体的批判、揭露的话，那么过了十九年之后（1870年3月）所写的《法兰西内战》则是马克思对工人阶级新建巴黎公社政体的赞扬、肯定。用列宁的话说：“马克思对冲天的公社战士英雄主义感到欢欣鼓舞，而且还从这项群众性的革命运动中看到极其重大意义的历史经验，它比几百种纲领和议论更为重要。”（《国家与革命》）马克思认为巴黎公社虽然只生存了九十多天，但以下巴黎公社的精神将会永远存在于今后工人政权之中：

⒈“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也就是说不是钦定的、上面事先预定的，而是普选选出的，不是只对上负责的，而主要是对选民负责的；不是不能撤换终身在职的，而是可以随时撤换、任期有限制的。

⒉“一向作为中央政府工具的警察，立即失去一切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随时可以撤换的负责机关。其它各行政部门的官吏也是一样，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务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列宁说：“在社会主义下，公职人员将不再是官僚和官吏，原因就在于此。”（《国家与革命》）

⒊“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及支付给他们的办公费，都随着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了。社会公职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们的私有物。”

⒋“公社在废除了常备军和警察这两种旧政府物质权力以后，立刻着手摧毁精神压迫的工具，即‘僧侣势力’，方法是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并剥夺一切教会所占有的财产。教士们应当重新过私人的清修生活，像他们的前辈即使徒们那样靠信徒的施舍过活。”

⒌“一切学校对人民免费开放，不受教会和国家的干涉。这样，不但学校教育人人都能享受，而且科学也摆脱了阶级成见和政府权力的桎梏。”

⒍法官“也如社会其他公务员一样，他们今后应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并可以随时撤换。”

⒎“只要公社制度在巴黎各个次要的中心确立起来，旧的中央集权政府就得也在外省让位给生产者的自治机关……公社应该成为甚至最小村落的政治形式。”“公社的存在自然而然会带来地方自治。”列宁完全赞同这一点，他说：“集中制丝毫不排斥这样一种广泛的地方自治，这种自治在各个市镇和省自愿坚持国家统一的同时，绝对能够消除任何官僚制度和任何来自上面的发号施令。”（《国家与革命》）

⒏“常备军在农村地区也应由服役期限极短的国民军来代替”，“公社实现了廉价政府的口号，取消了两项最大的开支，即常备兵和官吏。”

⒐“设在专区首府里的代表会议，应当主管本专区所有一切农村公共事务，而这些专区的代表会议则应派代表参加巴黎的代表会议，代表必须严格遵守选民的‘确切训令’，并且可以随时撤换。”

⒑“旧政府权力的纯粹压迫机关应该铲除，而旧政府权力的合理职能应该从妄图驾于社会上的权力那里取过来，交给公社的负责公仆。用等级授职制去代替普选制是根本违背公社精神的。”

⒒“公社并不像一切旧政府那样，自以为永远不会犯错误。公社公布了自己的言论和行动，即把自己的一切缺点都告诉民众”，这就是公社的公开性、透明性，也是维护民众的知情权、参预权。

⒓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初稿中还有不少精彩的议论，下面只略取其一：“公社——这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这是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马克思常常用“社会”二字来代替“人民”二字，因为“人民”，被一些人挖苦得不像话了。巴枯宁写到：“德国人大约有四千万，难道这四千万人全部成为政府成员吗？”马克思针对这一点，在旁边写道：“当然啦！因为事情是从公社自治做起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96页）

上述十二条，大部分是已经付诸了实践，少数还是计划，个别则是马克思的设计。不容讳言，这里有的东西失之过急，也有某种空想成分。

恩格斯在为《法兰西内战》写的导言警告人们：“国家再好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以后所能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这个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掉为止。”在导言的最后，恩格斯又说：“近来，社会民主党的庸人们又是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就吓得大喊救命。先生们，你们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不同于斯大林主义的“专政”的，也不同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专政，可见，这种“专政”是不能与秦始皇、与“秦政制”，“郡县制”混为一谈的，它们哪里有半点相通呢？

三、另几则值得玩味的比较

马克思的确有时强调“最严格的中央集权”，所以人们往往引用他1850年中一句话：“目前在德国实行最严格的中央集权是真正革命党的任务。”但是我们别忘了这话的背景。1850年德国还未实行真正的统一，有人却要求以美国的宪法作为德国宪法的蓝本，而美国的面积等于整个文明的欧洲，而德国仅比我们河南省大不了多少，却分裂为三十九个各不相干的邦。当然马克思警告工人阶级，不要为那些空谈乡镇自治自由所迷惑，那只能更使中央政府陷于瘫痪，而不利于扫除中世纪残余。马克思说：“革命活动只有在集中的条件下，才能发挥出自己的全部力量。”（《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而到了1885年德国已实现了统一，情况已经大不同于1850年。恩格斯也许出于耽心这一点会引起什么误解吧，又特别为这个论点作了如下解释：

现在都已经知道的事实是，整个革命时期（指法国大革命）直到雾月十八日政变时止，各省、各区和各乡镇的管理机构都是由人民自己选出而可以在全国法律范围内完全自由行动的政权机关组成的，这种和美国类似的地方和省区自治制，正是革命的最强有力的杠杆，所以拿破仑在雾月十八日政变以后，立刻就把这种自治制取消而代以地方长官管理制，这种地方行政长官管理制到现在还保存着，自始就纯粹是反动势力的工具。（同上书，重点引者加）

可惜恩格斯不知道中国的郡县制，他使用的是“地方行政长官管理制”，它不仅“反动”，而且是“纯粹”的反动。岸苗先生是不是也将马、恩列为“反动”？反哪一家的动？只能说反秦始皇之动的吧！

马、恩虽是近代人，却不是中国人，所以还有必要将两个中国人请出来作证。恰巧孙中山先生与袁世凯与郡县制有一段因缘：袁世凯的嗅觉相当灵敏，他上台后不久就着手恢复孙中山先生所否定了的郡县制。下面是他修改后的宪法与孙先生的临时约法的有关条文：

孙：《临时约法》第三十三条：“临时大总统得制定官制官阶，但须提交参议院议决。”

袁：修正为“总统制定官制官阶”。“参议院议决”几个字没有了。

孙：《临时约法》第三十四条：“临时大总统得任命文武职员，但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大使须得参议院同意。”

袁：修改为“总统任免文武官员”。“须得参议院同意”没有了。同时“文武官员”伸缩性大多了。文字自然精简，但是另一个味。

中央一级的人事大权摆脱了任何约束，不久就是罢国会，散异党，武力索逼反对派议员交出证书和徽章。而对地方，则是取消地方自治。民国三年二月三日，袁世凯通令取消地方自治，通令说：“吾国古来乡遂州党之制，啬夫乡老之称，聿启良规，允臻上理（也是引古以据今的），要皆辨等位地进行，决非离官治而独立”。离了“官治”，那怎么能行？接着袁世凯引据了各省的所谓呈电，把自治称之为：“良莠不齐，平时把持财政，抵抗税捐，干预词讼，妨碍行政”。“由多数暴民专制，动称民权，不知国法”，“侵权违法，屡行自扰”，“非廓清更始，庶政终无清肃之时”。这列举的“罪状”，除一两条不确以外，其他各点稍加诠释，都是对的，看来中国人并不是胎里生就的不能自治的。“本大总统深维致治之道，贵在无扰……似此法乱纪之各自治机关，若再听其盘据把持，滋生厉阶，吏治何由而饬？民生何由而安”？因此“著各省民政长通令各属，将各地方现设之各级自治会立予停办”。好一个“贵在无扰”，两千多年的“无扰”，变成一潭死水，如若像春秋战国那样多少有些“扰”的话，中国何至于落在欧美与日本的后头。可想而知那省议会也自然是“暂时解散”，“议员一律停止职务”。司法部分自然也是“尽行裁去”，“并归县知事代管”了。皇权、行政权又总揽了一切。郡县制万岁！

无独有偶，法国大革命及拿破仑的上台，对于宪法也有类似修改，抄录于后：

1793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雅各宾革命专政时期国民公会所通过的《法兰西共和国宪法》，关于郡县制，有这么几条：

第七十九条：市镇官吏由市议会选出。

第八十条：地方行政官吏由省的和专区的复选人会议选任。

第八十一条：市镇政府和行政机关每年更换其成员半数。

拿破仑统统废除，把它变成了废纸。

（写于1974年10月29日，改于1977年1月14日，2006年9月上旬改定）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7年第2期 会馆演绎的官商故事　作者：张　鸣

官商之间的事儿，从来都是大事。自秦汉以来，封建制基本上见了鬼，皇帝要靠官僚来治理整合国家，从此以后，中国社会的两大最有势力的群体，一是官，其中包括候补和退休的，一是商，其中包括半农半商和半官半商，他们之间的事，小得了吗？不过，在一般人看来，官商之间，没有什么好事，提到“官商”后面跟着就是“勾结”，勾结之后，自然是坑害老百姓，损害国家利益。

官商勾结，是官主动还是商主动？谁是主犯，谁是从犯，这个问题，在有皇帝的年月，答案一向是清楚的，不管实际情况如何，大家都认定商家一方，是罪恶之源，就像亡国都怪那些倾城倾国的美女一样，板子不由分说，都打在老板的屁股上。即使到了今天，前几天刚看的一个黄纪苏写的话剧，《我们走在大路上》，依然是批官的时候，高高举起，轻轻落下，打商之时，乱棍齐下，既狠又黑。在这些人看来，世道坏，就坏在商人黑心趋利，把官老爷连带老百姓都带坏了。

尽管我不相信商人都是邪恶的逐利之夫，但在官商关系上，的确商显得要主动一些。问题是，商人为什么非要巴结官？道理很简单：在官与商之间，官是绝对的强势，不仅握有公共资源（可以通过商来分享），而且享有福人祸人的权柄，一个小小的七品芝麻官，也是百里侯，人称“灭门县令”。纵使富埒王侯，一个有权的小吏，也可能让你阴沟翻船，身死财空。反过来，商人，则处于绝对的弱势，不仅权势上无法与官抗衡，连自家的身份也带有道德上的污渍，在有“市籍”的时代自不必说，身份上就是准贱民，在有了正常的法律地位之后（明清），士农工商，商依然排在四民之末。

商人勾搭官府，到底是出于分享公共资源的动机多些，还是出于自保的动机多些？这还真是个问题。

不管哪个原因多些，反正只要做买卖，就得跟官府和官员打交道，赶集卖菜也就罢了，只要有个固定摊位，哪怕卖包子，也得对衙役老爷赔个笑脸，忍受人家时不时白吃几个包子。大一点的商人，跟官府打交道，途径当然有很多，但跟今天比起来，却有太多的限制，王朝政府对商人的道德歧视，无形中增大了商人与官员沟通的难度。官员接受商人的吃请，包括同赴妓馆青楼，都可能受到都老爷（明清之际的监察官）的弹劾，上门送红包，更是风险巨大，因为官衙就是官老爷的私邸（在任上的地方官，都住在衙门里），难保不让人看见，即使让自己的属下知道了，也大事不妙。这些书吏和衙役，原本就不是自己带来的，都憋着找正印官的茬，做成把柄，便于操控，为自家舞弊提供机会。因此，在那个时代，商人勾搭官员，双方必须是熟人，至少得经过熟人的介绍，这样做起来才保险。

一个新入道的商人，怎样结交官员呢？一则可以经过已经结交了官员的前辈商人做中介；一则可以通过资助家乡的儒生，看哪个有出息，是绩优股，先投资押宝；一则可以培养自己家的子弟读书，然后一步步考上去，为官为宦。除了这些一个比一个效率低的渠道之外，明清之际，官商之间，还存在着一种非常有效而且特别为官员（尤其是京官）所喜的交往渠道，这就是会馆。

那时的北京南城，是会馆的天下。大一点有以省为单位的，比如湖广会馆、山陕会馆、安徽会馆、江西会馆等等，江西会馆据说在民国还第一个备有发电机，建有西式洋楼。小一点的则以县或府为单位，如绍兴会馆、南海会馆、新会会馆等，感觉上都是地缘的圈子。

建会馆的都是商人，会馆的运作，也是商人支持，不过，会馆却跟商业关系不大。建会馆，目的是为本地进京赶考的举子提供吃住的——记住，是免费的吃住。北京的会馆，最早出现于明朝中叶，因为是为了给赶考的举子提供吃住的方便，因此也叫“试馆”。由于发现这种会馆（试馆）对于联络京官和培养举子（候补官员和正选官员）跟商界的感情特别有效，于是会馆越办越多，到了清朝，凡是本地商业稍有规模的府县，都在北京设有会馆。会馆的建设，有各地在京的官员参与，但资金基本上来自商家（因为明清两代，官员俸禄很低，京官捞钱的机会不多，不大可能有此财力，即便有，由于京城目标明显，也没有人敢公然露富）。

许多出身科举的名人，都有过在会馆居住的历史，比如林则徐、曾国藩、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乾隆年间的名臣陕西人王杰，就是住在长安会馆期间中的状元，这个状元，破了西北地区几百年的天荒。

直接帮助进京赶考的举子，比起从童生开始培养来，无疑是一项短线而且见效快的投资，因为所资助的对象，基本上处在科举台阶高端的人，步入仕途的概率相对较高（最差的也是参加顺天乡试的生员），即使考不上进士，也有可能从举人大挑和五贡出身。做了官之后，如果顾念资助之恩和乡谊之情，那么就有可能对商家有所回报。更何况，很多考中进士又做了京官的同乡，如果家底不太厚，考虑到京城消费的压力，往往就住在会馆里，为商家联络官员，提供了非常大的方便。

既然会馆是商家联络官府的由头，商家当然不会把注意力，仅仅投放在资助同乡考生和京官上。因此，像样的会馆，都设有戏楼。不仅省级会馆像湖广会馆、江西会馆的戏楼特别有名，连一些府县会馆，如洪洞会馆，平介会馆，也设有戏楼，不仅演各地的地方戏，而且大演昆曲，清朝中期以后，新兴的京戏开始占据各个会馆的戏楼，成为名角和看戏的商家跟官宦出没的所在。各地的地方菜系，也随之进京，有吃有看有听的，到了看戏的时候，原来的地缘规矩就不存在了，沟通无极限。

在没有广播影视等现代传播和娱乐形式出现之前，戏曲是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消闲娱乐唯一渠道（前提当然是戏曲已经出现），官员当然也不例外，许多人不仅喜闻乐见，而且还是“顾曲周郎”，比如汤显祖和孔尚任。尤其是清朝禁止官员嫖娼之后，官员对于青楼妓馆的兴致，全都转移到了戏园子上，加剧了官员对于戏曲演员狎玩的分量，一时间，逛“相公堂子”蔚然成风。这样一来，某些设施比较好，在看戏的同时可以摆宴招待客人的会馆，就成为商人联络官员的最佳场所。通过演员这个中介，官商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密，有的名角（尤其是旦角），往往跟大商人和王公贵胄、达官贵人同为腻友，彼此兄弟相称，乳名互唤，商人可以借机得到大批政府的订货，以及承包政府工程的机会，甚至直接变成官商，获取垄断性商机。明朝到清朝中叶的盐商（徽商），晚清的晋商的票号业，都是会馆的杰作。而徐润、郑观应，乃至胡雪岩、盛宣怀这样的富埒天子的官商或商官的产生，也跟会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胡雪岩是红顶商人，盛宣怀则是商人红顶，因为他最后变成了朝廷实任的邮传部尚书）。

官商勾结到了这般田地，以至于李鸿章和一些淮军将领在1872年兴建安徽会馆之后（估计资金也是商人报效的），一反会馆常规，特意规定，会馆除淮军将领之外，其他人员不得入内。这到底是欲盖弥彰还是故意遮人耳目，就说不清了。反过来，可以说明当时会馆官商勾结风气之盛。

当然，商人所要联系的，并不限于官府，一切有权的人，或者跟权力中心沾边的人，都是他们联络的对象。比如宦官，六部的书吏，军机大臣家的长随等等。甚至，八国联军打进来以后，各国占领军成为北京城实际的统治者，这种情况下，商人为了生存，同样要跟他们拉关系，联络感情。八国联军总司令、德国人瓦德西在日记里曾经记录过商人请看戏的情景，地点在湖广会馆。热情的商人将瓦德西迎到雅座，为看戏的洋人准备了红酒、咖啡和西式点心（不像中国人之预备瓜子和茶水），特地邀来名角，知道洋人喜欢翻跟斗打把式，所以把武戏的分量加得很重。可惜，瓦德西一听锣鼓声响，头就大了，半途退场，生生辜负了北京商家的一片盛情。

清末科举废除以后，会馆逐渐开始式微，进入民国之后，北京虽然一度还是首都，但由于中国政治呈现多元状态，地位开始下降。一部分会馆成为一些穷京官和来京读书的外地大学生的住所，依然起到联络官府的作用，一部分则逐渐被管理者霸占，成为他们的私产。会馆这种官商联系的平台，逐渐没入历史。

会馆这种官商联络平台的存在，是明清之际的商人挖空心思创造的一种隐形制度形式。这种制度形式格外清晰地表明，在传统的中国，官商两个群体之间，存在着极大的不平衡。商人群体，只有依附官府，包括官员个人，才可能求生存和发展。靠自身的经济力量壮大，行会的组织力量，最终通过市民运动的方式，染指政治权力的途径，在中国似乎根本没有市场，商人甚至不乐于做这个方面的尝试，他们更热衷于通过软性的贿赂方式，实现跟官府以及官员个人的结合，从而获得安全的保障，以及分享垄断权力。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不惜迂回曲折，通过地缘关系，借助资助举子的名义，转弯抹角地跟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搭上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商人群体的依附性，得到了他们自身行为的高度强化。

在当代中国，自从计划经济告别历史舞台之后，新生的企业家阶层，似乎依然无师自通地在袭承前辈商人的故技。他们对于依靠自身力量改造国家的法律体系和制度环境不感兴趣，对市民运动畏之如虎，反而特别热衷跟官府和官员个人的私下结合，从找保护伞到寻租，实际上最终可能仅仅是舔上一点官员吞噬国家和民众利益的余沥。为了在国家加大反腐力度的情况下，更好地跟官员拉关系，某些商人对上党校学习和参加某些重点高校的高级管理班特别有兴趣，其主要目的，无非是力图跟官员有机会接近，建立“同学”关系，最终在双方的交易中，加大保险系数，让官员更放心。不消说，从这些行为上，我们或多或少可以嗅出昔日“会馆”的陈年霉味。

历史告诉我们，尽管有会馆这种运转有效的沟通平台，但中国的商界并没有因此而得到真正的发展，明清的“资本主义”只好一直萌芽下去，从来长不成树。现代工商业只有在清末到民国的一系列法律和制度变革中，才赢来了自己两个黄金发展期（1914到1918；1927到1937），成长起新一代企业家群体。然而，在清末崛起的一代企业家损失殆尽之后，令人想不到的是，第二茬的企业家群体却重蹈会馆时代商人的覆辙，不能不令人感到悲哀。

事实上，腐败的官员并不是一个好的保护伞，基本上没有可靠性。而对公共物品的分享掠夺，官员往往占有更大份额，既不承担风险，也不付出成本，而且还有在大事不妙的情况下，反噬的可能。现在的官商合作中，官员的份额越来越大，贪欲会使他们变得非常疯狂，贪欲使合作的“诚信”荡然无存，只要有必要，他们毫不犹豫地吞掉合作伙伴，这样的事情，现在是越来越多了。官商结合，现代市场运作，资本运作的结果，使得今天的官僚阶层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充沛财力，手中的权力变得格外的强大，不仅可以方便地操纵政策的制定，聚敛社会资源，刮老百姓的钱，而且终有一天可以吞噬合作者，因为他们有这个能力，这个能力，部分来自于迷恋政府权力的企业家。一个老百姓都知道的真理：作茧者，终究是要自缚的。

在中国的企业家中，最令人诟病的是小煤窑主。各地的小煤窑主，都在做着一样的事情，在安全设施不具备的条件下招募工人下井挖煤，出了矿难则掩盖事故，转移尸体。但是几乎每个能运转的小煤窑，背后都有官员。官员平时分享着煤窑的利润，出了事，只要瞒不住了，前来查处的人中，也往往有昔日拿股份的官员。等于是婊子要做，牌坊要立，扫黄也要参加。小煤窑主固然可恨，但是这样的官员呢？我们看到，最大的利益，官僚拿走，最黑的黑锅，往往都是企业家在背，我们要问，你们还能背多久？

今天，北京城里，昔日残留的会馆还有孑孓，有的如湖广会馆，还重新修缮，再度开放，戏迷们依旧可以前去听戏。但是这些会馆留下的残墙剩瓦也许想不到，时间过了这么久，昔日的官商故事还在继续演绎着新的悲喜剧。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7年第2期 中日关系六十年的一些大事　作者：朱　良

中日关系是我国对外关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两国两千年交往的历史中，两国人民和睦相处，友好交流相互学习，对东方文明做出了贡献。日本1868年明治维新后，很快走上对外扩张侵略的道路，1894年发动甲午战争、占领了台湾，日本侵略中国半个世纪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苦难。

严格区别日本人民和军国主义

日本侵略军在侵华期间，凶恶、残暴地杀害了无数中国军民。但是中国共产党一直把日本广大人民同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加以区别，并且采取了有巨大魄力和深远战略眼光的政策，对日军俘虏非但不杀，相反给予优待，对他们进行教育改造。这样做不但对我国的军队和人民群众需要做繁重的思想教育工作，而且对深受军国主义毒害的日军俘虏也要做艰巨的工作。

日本共产党在国内英勇地开展了反对日本侵华的斗争。1940年日共中委野坂参三到延安，协助我党对在华日军俘虏进行思想教育。不少经过教育的人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发挥了应有的积极作用。

1948年的“反美扶日”运动

1945年日本投降后美国占领和控制了日本，公开庇护法西斯势力，保留军事工业，实行“资本美国、工业日本、原料中国”的计划，向中国倾销商品，竭力扶植日本成为美国控制远东的工具。1948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反对美帝国主义者扶植日本侵略势力复活”的号召，一场声势浩大的有学生、工人和文、教、工商各界人士参加的“反美扶日”运动从上海发展到其他国民党政府统治区。

1951年2、3月，各大城市集会、游行，4月全国3.39亿人投票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和片面对日媾和。

1951年9月8日，不顾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反对，美、英等国在旧金山签订了单独的对日和约。美国还同日本签订了安全保障条约，据此美国有权在日本长期驻军。1952年4月，日本政府不顾社会党、共产党等反对，又同台湾建立了所谓外交关系，签订了日、台和平条约。对美、日以上的做法，我国一再表示坚决反对，周恩来外长多次发表了声明。

1955年推动中日复交的尝试

新中国成立后，日本民间要求对华友好、开展贸易的呼声很高，日本成立了日中友协等一大批友好组织。毛主席决定对日本采取“着眼于人民、寄希望于人民”的战略思想，周恩来总理提出“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对日方针，并亲自出面做了大量日本各界人士的工作。这成为新中国对日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

1952年3月，日本帆足计等三位前国会议员不顾美国禁运和日本政府阻挠，绕道来到中国，双方签订了第一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金额3000万英镑，打开了中日交往的大门。

1953年起，中日工会、青年与妇女组织、友协、和平团体等民间交往蓬勃发展。缔结了民间渔业、文化交流等有关协议。

1954年10月，李德全、廖承志率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访日，向日本红十字会送交在华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的名单，并同日方商讨日侨、华侨回国的问题。这是新中国派出的第一个代表团。

195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分三批对1017名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免于起诉，即行释放。到1955年7月，已有2.9万名日侨回国。这些回国的侨民和旧军人中，不少人为日中友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新中国建立后，我们执行毛主席“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的方针，不急于同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建交。但对日本，中央采取了灵活性态度。1955年4月，万隆亚非会议期间，周总理同日本政府代表高崎达之助和各党派代表进行了谈话。1955年8月17日，周总理向日本记者说明：中国虽坚决反对对日旧金山和约，但这并不妨害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直至缔结中日之间和约。周总理还表示欢迎日本首相鸠山或者他的代表访华。1955年10月，毛主席在接见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时强调，中日关系很长，吵过架，打过仗，这一套可以忘记，应该尽一切办法，让美国人的手从日本缩回去，中日应该互相帮助，互通有无，和平友好，文化交流，建立正常关系。一直到1956年底，中国政府曾多次建议中日两国政府就促进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谈判。鸠山首相也多次表示过访华的意愿。但是当时日本政府由于受到美国压力，不敢同我国进行官方谈判。

1957年岸信介政府恶化日中关系

1957年2月，曾任东条英机内阁工、军需大臣和伪满洲国总务厅次官、战后被定为甲级战犯嫌疑人的岸信介在美国扶植下担任首相，他改变了鸠山、石桥内阁的积极对华政策，在政治上进一步实行亲美、敌视中国、制造“两个中国”的政策，四次破坏中日贸易协定。1958年5月2日，发生了在长崎举办的中国邮票、剪纸展览会上，怂恿暴徒撕毁中国国旗的事件，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我国决定对岸信介政府在政治上要孤立、打击，在经济上停止了1952年开始的中日民间贸易往来。

1960年起大力支持日本人民反美斗争

1960年1月，日美签订了新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美国继续有权在日本驻军并使用军事基地。日本社会党、共产党、工会组织、日本广大人民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对新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爱国斗争。中国也举行大规模群众集会和示威。1960年6月，毛主席发表谈话，提出：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人民的共同敌人；取消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取消美国军事基地，日本的独立与和平就会有保证。1960年10月12日，积极领导反对新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斗争、1959年访华时提出“美帝国主义是日中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的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遇刺身亡，中国人民强烈谴责了日本右翼的暴行。1964年1月26日，日本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示威，反对美国核飞机和核潜艇进驻日本、要求归还冲绳、废除新日美安全条约。毛主席发表谈话表示坚决支持，北京100万人举行声援大会。

日本人民的抗议运动，迫使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取消了原定对日本的访问，岸信介也不得不于1960年6月下台，让位给池田勇人。1964年11月，岸信介的弟弟佐藤荣作出任了近八年首相。

互设半民半官的备忘录贸易办事处

中日贸易关系中断后，1959年9月起，日本前首相石桥湛山和政界元老、自民党反主流派重要人物松村谦三、高崎达之助先后多次访华，探讨日中关系。周总理常常同每个日本友人进行多次、每次四、五小时长谈，包括陪同松村参观密云水库，在火车上同松村促膝谈心。

1962年11月，前产业通商大臣高崎达之助率日本政治家、大企业家42人访华，落实松村同周总理达成的共识，高崎和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签署了“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备忘录的内容是两国政府同意的，实际上已带有半民半官的性质。经过松村和高崎等的努力，池田内阁批准了使用日本输出入银行优惠贷款，向中国出口了第一套成套设备，即30万吨的维尼龙生产设备。1964年4月，松村谦三第三次访华。4月9日，中日双方就备忘录贸易互设办事处、互派常驻记者达成了协议，中方开设了廖承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日方开设了高崎事务所驻北京联络事务所。这条来之不易的半民半官的贸易渠道，为中日贸易和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965年8月至12月，应中国政府邀请，日本38个青年代表团共400余人分两批访华，参加首届中日青年大联欢活动，毛主席、周总理等亲切会见。这是中日民间友好交往史上的首次盛会。

以民促官，为中日建交做了准备

1968年后，日本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各界人民和各政党的有识之士急迫地希望改善日中关系，发展日中贸易。1970年11月以成田知巳委员长为团长的社会党访华团与中日友协发表联合声明，阐明了恢复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四项原则。

1971年三四月间，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周总理指定王晓云同志任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副团长赴日，借机同日本政界接触，推动中日关系发展。王晓云此行最重要的收获是中方第一次接触了后来担任田中内阁外相的大平正芳和第一次接触了日本第三大党公明党的委员长竹入义胜。不久，1971年6月，竹入委员长率公明党代表团访华，同中日友协发表了联合声明，公明党提出了在台湾问题上同我国观点一致的恢复日中邦交五项主张。竹入同周恩来一见如故，后来他与周总理和邓颖超大姐结成了至交。在访华后不久的1971年9月，竹入义胜被日本右翼暴徒刺伤。

1971年8月，周总理指示中日友协王国权副会长专程去日本吊唁8月21日因病逝世的中国的老朋友松村谦三，第一次接触了一贯亲台的民社党新当选的委员长春日一幸，春日向王表示，该党已放弃“两个中国”的政策。日本财界一些头面人物也主张迅速同中国复交，随后纷纷组团访华。

1971年后，有几件事给了日本不小的冲击。8月15日，美国单方面突然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征收10%的进口附加税，迫使日元升值，削弱了日本的国际竞争能力。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对日本这个盟国搞了越顶外交。这些都引起日本人民的强烈不满，要求同中国复交的呼声越来越高。

1972年6月，佐藤荣作首相被迫提前辞职。7月7日，田中角荣出任首相，组成了田中、太平、三木和中曾根四派的自民党新内阁。田中在就任后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时机已经成熟。中方马上做出呼应。周总理通过两条渠道推动实现田中首相访华，一条是来华的日本社会党前委员长佐佐木更三，另一条是正率上海芭蕾舞团访日的中日友协副秘书长孙平化和驻东京的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首席代表肖向前。7月25日田中委托竹入义胜来华沟通双方想法，经过竹入和周总理多次交换意见，双方对田中访华时将要签署的联合声明的内容，基本上达成共识。

1972年建交谈判体现了我策略的灵活性

1972年9月25日，田中角荣首相偕大平正芳外相访华，同周恩来总理进行了四次会谈。毛泽东主席会见了田中一行。9月29日，中、日总理和外长签署了两国政府《联合声明》，两国关系实现了正常化。

为了使中国人民理解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和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意义，外交部草拟了一份《内部宣传提纲》，由中央转发并口头传达到党的每一个基层支部。

田中访华前的1972年4月，春日一幸委员长率民社党代表团访华，同中日友协发表了联合声明，提出了中日复交三原则：（1）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2）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3）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以废除。从三原则可以看到，我们是把“一个中国”和台湾问题看作事关我国核心利益的问题。

在两国总理的会谈中，中方为了尽快恢复中日邦交，以便实现当时的共同对付苏联的战略目标，体现了在策略上高度的灵活性。例如，中方同意双方发表联合声明，而不采取签订和约的形式实现邦交正常化，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留待以后再谈判；又如，中方同意联合声明不触及日美安全条约；没有讨论钓鱼岛的问题，达成“以后再说”的谅解；联合声明前言中写上日方充分理解中方提出的“复交三原则”，但正文中不出现第三条原则即“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以废除”，而由大平外相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周总理在会谈结束时用中文写了“言必信，行必果”六个字送给田中首相，田中也用中文写了“信为万事之本”回赠。

从两国首脑会谈也可以看到双方对历史问题的分歧。田中首相在欢迎宴会致词中轻描淡写地说“过去几十年日本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麻烦”，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感。周总理和毛主席都对“添了很大麻烦”给予了批评。后来联合声明中写上“日本方面痛感日本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1973年中日友协代表团访日掀起友好高潮

中日关系正常化后，1973年4月起，以廖承志为团长的、有代表性的、由55人组成的中日友协代表团访问了日本32天，分组访问了47个都道府县中的38个。为了接待代表团，日本甚至是互相敌对的势力也联合起来，形成了两国建交后一次中日友好的高潮。代表团临行前，周总理特别强调要高举中日人民世世代代友好的旗帜；广交新朋友，不忘老朋友，“喝水不忘掘井人”。代表团除拜会各党各派各阶层的重要人士包括旧军人，对已经去世的许多老朋友，如松村谦三、高崎达之助、浅沼稻次郎、后藤钾二等，代表团或去扫了墓，或访问了遗属。

1978年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中日恢复邦交后，两国关系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但在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上遇到了困难，主要是日方不同意写入联合声明中已有的反霸条款。1973年特别是1974年，毛主席已直接向大平首相提出建立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一条线”战略思想。毛主席还多次劝美国改善同日本的关系，不要让日本被苏联拉过去。而日本则害怕得罪苏联；1973年发生世界“石油危机”，日本在石油问题上有求于苏联。因此，日方一直到建交五年后的1978年8月，才同中方就《和平友好条约》达成了协议，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签字仪式。

条约签订后，1978年10月22日至29日，邓小平副总理为出席条约批准书交换仪式对日本进行了一周的访问，受到隆重破格的接待，在日本又一次形成了“中国热”。关于钓鱼岛问题，双方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1984年10月，邓小平提出“把主权问题搁置起来，共同开发”。

1979年底大平正芳首相决定向中国提供第一批日元贷款3300亿日元。到2006年6月，日本政府累计向中国承诺提供贷款32078.54亿日元（约合300余亿美元）。这些贷款对中、日双方都是有利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日本对中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的回应。

1982年开始发生篡改历史教科书问题

1979年初中美刚建交，3月26日，美国国会通过了要向台湾出售武器的《与台湾关系法》来代替将要废除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正当中美就美售台武器问题进行紧张谈判时，1982年6月25日，发生了日本文部省在历史教科书问题上篡改侵华历史的事，把“侵略华北”改为“进入华北”，把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改为“全面进攻”，把南京大屠杀的起因说成是“由于中国军队的激烈抵抗”。田中角荣派系的要员江崎真澄等人在7月20日去台湾访问。日本的教员工会（日教组）和一些历史学家首先带头起来反对篡改教科书。7月2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提出：篡改侵华历史，这是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准备；我们今后对日本重整军备不要再宣传了，更不要表示支持；不要以为日本重整军备是完全对着苏联的。邓小平指示，这场斗争，一个是宣传上要展开舆论攻势，主要是打一场“笔墨官司”；外交上交涉，要求日方纠正文部省审定的课本。外交部和教育部多次同日方交涉，推迟了有些日本政要访华。邀请一批老朋友访华参加国庆。8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还发表了许多文章。隆重盛大地举行了中日合拍的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电影《一盘没有下完的棋》的首映式。9月1日，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提出了日本有些势力还在美化过去侵略中国和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史实，妄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问题。9月28日，铃木善幸首相访华时表示，关于教科书问题，日本政府将按照日中联合声明的精神诚实地进行纠正。

1983年2月18日，中曾根在众院回答质询时说，日本对中国的战争是侵略战争。这是历届日本首相中第一次公开承认对中国的“侵略”。

1984年三千日本青年参加大联欢

1983年11月，胡耀邦总书记应邀访日。中曾根首相倡议成立了日中友好二十一世纪委员会。胡耀邦在日本国会和各界青年集会上发表讲话，根据“着眼于人民，着眼于未来”的精神，按照中央批准的方案，代表中国青年和人民，邀请3000名日本青年在1984年9月至10月来中国参加中日大联欢。这次大联欢取得了很大成功。通过这次大联欢，中、日青年都受到很大的教育。团中央编发了《宣传提纲》，并通过各种媒体和渠道对团员和青年进行了一次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说明中日友好的重要性，要求广大青年“个个都做友好工作”，要热情、谦逊、文明、友好、讲礼貌，不做任何有损国格、人格的事。通过大联欢，加深了日本青年对中国的了解和友好感情，很多青年说：“要为两国世世代代友好努力”，参观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青年，主动举行了“日中不再战”的宣誓。很多日本青年说，“在中国就像在家里一样”。全团有91人在中国赶上过生日，东道主为他们准备了生日蛋糕。聂荣臻元帅派人把他在抗日战争中救活的日本小姑娘的女儿接到家里来共进晚餐。日本著名歌手芹洋子带着女儿亚美来参加大联欢，胡耀邦送给亚美中式棉袄、奶粉、巧克力等礼物。这些看来都是小事，但是充满着情谊。

1985年10月起，应日本200多个友好团体的回请，全国青联主席率由504名各族青年组成的中国青年访日友好之船，访问了日本。代表团访问了47个都道府县中的43个。日本200多个青年和友好团体、政府有关部门和各政党负责人，以及都道府县的知事、议长、市长都参加了会见或活动。全日本有几百万人直接参加了接待，形成了举国一致的欢迎阵势，中日友好又一次形成了高潮。

1985年日本首相第一次正式参拜靖国神社

1975年后，不少日本首相曾以私人身份参拜靖国神社。1985年8月14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藤波孝生宣布：中曾根将“以内阁总理大臣的身份”参拜靖国神社。他说，关于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有是否违反“宪法中所谓政教分离原则规定”和“有一部分人的意见认为，有与战前的国家神道及军国主义的复活相结合之虑”，因此政府于1980年11月17日表明，采取“慎重的立场，而把暂缓进行（正式参拜）作为一贯的方针”。藤波说：这次1985年进行了慎重的讨论，做出了判断，认为进行正式参拜“不属于宪法禁止的宗教活动”，因此“在一定限度内改变了政府向来的统一见解”。8月15日，中曾根首相首次以公职身份参拜了靖国神社，参拜时省去了按照神道参拜的仪式，事后发表谈话说：“绝对不存在恢复军国主义、超国家主义及倒退到战前那种国家神道的问题”。中曾根的参拜引起了日本在野党及一些群众团体和报纸的反对。

1985年8月21日，新华社发表评论，指出“日本政府成员正式参拜靖国神社，迎合和助长了日本国内妄图否定侵略战争性质，为日本军国主义翻案的一股思潮”。1985年10月10日，日本外务大臣安倍晋太郎（安倍晋三的父亲）访华时说，日本决不会重走军国主义的道路；1985年11月他又在日本众议院表示，“把甲级战犯作为正式参拜的对象有问题”。

1989年政治风波后日本带头放松制裁

1989年北京发生了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在这场风波中陷入很深的美国带头并压其他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制裁，中止了高级官员的互访，冻结了世界银行、亚洲银行和日本第三批日元贷款，实行对中国军火禁运。美国提出要取消最惠国待遇。当时我国的处境非常困难。打破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制裁，打破孤立，是我国面临的紧迫任务。带头放松对中国制裁的是日本。1989年9月，曾经担任过外相、代理首相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伊东正义，不顾国内外有人反对，率团访华。他回国后到处介绍：邓小平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和对日友好政策决不会改变。当时日本“泡沫经济”已暴露，日美之间的经济摩擦也突现。1990年6月底，日本自民党邀请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团访日，两党开始了来往。海部俊树首相对代表团说，他将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首脑会议上表明日本反对孤立中国的立场，并准备恢复日元贷款。竹下登前首相、小泽一郎干事长、公明党、社会党和社民联的主要负责人都作了同样的表示。日本亲台湾势力的重要支柱、前副首相金丸信，再三对中共代表团说他反对台湾独立，愿为中国统一做些事情。不久后他应邀第一次访问了中国。

1991年8月，海部俊树首相应邀访华，他成为北京1989年政治风波后第一位访华的经济发达国家政府首脑；1992年4月，日本又是第一个邀请江泽民总书记去访问的经济发达国家。应杨尚昆主席邀请，明仁天皇偕皇后于1992年10月访华，他成为有史以来踏上中国国土的第一位日本天皇。日中友好又一次出现了高潮。

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治力量出现重组

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出现了持续十年的低迷，政局也发生了重大变动。自民党和最大的在野党社会党都发生了分化和重组。先后出现了日本新党、先驱新党、新生党、新进党、自由党、保守党等一些政党。自民党一度下野。1994年6月至1996年1月，社会党与自民党、先驱新党联手组成联合政府，社会党委员长村山富市出任首相，他在1995年5月访华期间，参观了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发表了对日本侵略行为表示深刻反省的著名谈话。

一贯主张日中友好、坚持日本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社会党为参加联合政府，政治上也付出了代价。社会党改变了其传统政策，1996年改名为社会民主党，2005年它在众议院的议席减为6席，参议院5席（1984年分别为113席和43席）。民社党于1994年12月宣布解散，党员集体加入新进党。1998年4月成立的提倡“中道路线”、和平主义的民主党，到了二十一世纪成为日本第二大党。2002年12月成立了保守新党。中共及时地同新成立的政党建立了联系。1998年6月，中共同1966年后中断了关系的日共实现了关系正常化。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日本右的民族主义思潮发展

二战后，日本一直存在否认军国主义对外侵略历史的民族主义思潮。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出现过极右的民族主义思潮，代表性人物是自民党“鹰派”国会议员石原慎太郎。石原和日本财界首脑人物、索尼公司董事长盛田昭夫以两人谈话的形式出版了《敢说“不”的日本》、《日本就是敢说“不”》等几本文集，在日本发行上百万册，引起了美国的震惊。文集不仅宣扬日本民族的“优越论”，提出要抛弃二战后形成的“小国意识”，要修改日本现行和平宪法，为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南京大屠杀开脱罪责。文集重点是讲日本拥有的高科技特别是武器方面必需的半导体技术已经超过美国、苏联和西欧，日本不应该对美国惟命是从，要敢于对美国说“不”。

1996年7月，日本右翼团体成员连续四次登上钓鱼岛。1997年9月，日、美批准新的防卫合作指针报告，引进“周边事态”的新概念，把中国大陆和台湾纳入日美安全条约的范围。媒体不断散布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

1998年11月，江泽民主席对日本进行了国事访问，同小渊惠三首相进行了会谈，发表了《中日联合宣言》。访日期间，江泽民强调，日本军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正确对待历史是巩固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宣言》写道：“日方表示，遵守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和1995年8月15日内阁总理大臣（注：指村山富市）的谈话，痛感由于过去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和损害的责任，对此表示深刻反省”；“日方继续遵守日本在中日联合声明中表明的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重申中国只有一个”。这是两国联合发表的第三个正式文件。

中日之间没有像以前那样出现友好高潮。

小泉纯一郎上台日中政治关系跌到了谷底

2001年4月，小泉纯一郎以绝对多数票出任自民党总裁和内阁总理。小泉上台后，以“对外坚决维护民族利益，对内断然推进无禁区改革”的强人政治形象，独特的政治运营手法以及执政表现，提高了他在自民党内的地位和国民的支持率。日本社会的右倾化和民族主义思潮进一步上升。

小泉纯一郎任首相期间，日中经贸关系继续快速发展，到2003年为止，日本连续11年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日本对华投资也不断增加。日本连续五、六年经济复苏，同日中经贸关系迅速发展也不无关系。

小泉上台后，对外进一步强化日、美军事同盟。“9·11事件”后，日本政府全力支持美国的反恐行动，并通过或修正有关法律，允许对美国提供后勤支援。要修改1947年和平宪法和放弃“无核三原则”的声音不断。小泉政府大力开展“金元外交”竞选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这个企图由于小泉顽固坚持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反对。

2001年4月，日本文部科学省又宣布通过右翼炮制的历史教科书。2001年4月和2004年12月，日本政府为台湾李登辉赴日活动发放了签证。在钓鱼岛和东海油气资源开发问题上不断制造事端，出现紧张气氛。最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是，小泉纯一郎从2001年8月起强硬地不顾中国、韩国、朝鲜及东南亚国家的坚决反对，甚至不顾历任日本首相的劝告，连续六年参拜了靖国神社。中日高层互访中断了五年，两国政治关系跌入低谷，日本在亚洲陷入孤立境地。

另一方面，两国国民对对方的好感也急剧下降。根据日本“关于外交关系的舆论调查”显示，上世纪80年代前半期，日本国民对中国怀有近亲感的人超过了70%；1995年秋天降到了48.4%；2005年后，对中国没有近亲感的达到了63.4%。

2006年9月，小泉纯一郎下台，安倍晋三接任首相后，决心卸下小泉留下的沉重外交包袱，表示愿意访华。中日双方就克服影响两国关系的政治障碍和促进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健康发展达成一致。应温家宝总理邀请，安倍首相于2006年10月8日至9日访华，双方发表了联合新闻公报，为中日关系转圜打开了“希望之窗”。

对日工作有没有经验可以总结

本文作者不是日本问题专家，以上的看法和有些具体事实可能有错误。对日工作有没有经验可以总结?以下试做一些探讨。

（一）争取两国长期和平友好合作，争取实现中日人民世代友好的一条重要经验是以民促官，以官促民，官民并举。“民”不仅仅是各界人民，也包括在野党、包括过去当过“官”的民。几十年来，日本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友好人士。在日中关系出现麻烦时，他们从日本的根本利益出发，充分理解日中关系的重要性，从而挺身而出，排除困难，起到了特殊重要的作用。对“官”方，创造良好的条件，保持各个层面特别是高层的接触和政治对话的畅通，有利于彼此的了解和友谊，有利于构建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对两国关系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有决定性作用。

（二）加强中日青年一代的交流，大力培养中日友好事业的接班人，对实现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日本青年受美国文化的影响，不像老一辈比较了解日中两千年友好的历史，日本老一辈人亲身受过侵略战争的苦难，有的甚至有负疚感。日中青年交流有助于增进日本青年对中国的了解与友谊。对中国青年也有一个加强教育与正确引导的问题。如前面所述，中央与共青团多次下发过《宣传提纲》，传达到基层，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目前新闻很自由的情况下，各种媒体、互联网带有情绪化的报道不少。2004年和2005年中日足球赛和群众游行又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加上有些到日本去的人不注意自己的行为，也不利于日本人民对中国的亲近感。

（三）毛主席和周总理在各个不同时期，为了实现对外工作的战略目标，在策略上有很大的灵活性。周总理同日本朋友讨论问题，既坚持原则，又使人感到合情合理，感到体谅、照顾人家困难，有说服力；还注意“着眼于人民”，讲话分别不同对象和场合，尽量使日本人民群众能接受或理解。

2006年9月，小泉纯一郎下台后，中央从中日友好的战略出发，抓住出现的转圜动向，审时度势，敏锐、灵活地把握时机，做出了邀请安倍晋三首相访华的重要决策，打破了中日关系的僵局，受到了中、日两国人民的欢迎和支持。

（四）中日关系的发展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日本总有一些人不愿看到中国的发展，总想倚靠美国遏制中国，散布形形式式的“中国威胁论”，支持“台独”势力。但是对于所谓鹰派分子、台湾帮等日本政界人士，我们也要视情况接触和来往。经验证明，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和日本的利益，或迫于国内外的压力，有的人也是会不同程度改变原来立场的。即使像佐藤荣作这样亲美反华的人，正是在他任首相期间提出了“无核三原则”，实现了美国把冲绳复归日本；1971年8月曾竭力想同中国接触。对日本的民族主义思潮我们要做具体分析。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们曾大力支持过日本人民爱国反美、争取独立的正义斗争。

（五）有一支相对固定的对日工作的队伍。周恩来总理直接领导对日工作二十多年。他花费了极大的精力，用很多的时间，同数不清的访华的日本各界人士长谈，既尽量了解了日本的国情，又做了深入、细致的工作，日本友人都同周总理结下了很深的友谊。在他领导下，有廖承志、张香山两位三十多年从事日本工作的主要助手，和一大批长期从事对日工作的得力干部。他们都精通日语，扎实研究日本，比较透彻理解日本的古往今来，深交了许多日本各界友人。

（2006年12月）

（责任编辑 杜 晋）

2007年第2期 韩国向汉字文化圈回归　作者：詹小洪

几经沉浮：汉字命运在韩国

在文化上，韩国是与中国最相近的国家。他曾经是汉字文化圈的一员，甲午战争前的韩国重要历史文化典籍基本上是用汉语记载的。直至1945年朝鲜半岛光复前，朝鲜半岛南北方的报刊、政府文书都是韩、汉字混用，大约一半是方块汉字，就像日文还是汉字假名并用那样。就是在今天，汉字可以说仍无处不在：韩国上流社会人士出席会议时，前面摆放说明其身份的标牌、很多公司机关学校的名称、标志性建筑物上的标牌、商店的招牌、墓地的碑文、书店里韩文书的书和作者名、社交时互换的名片，还仍然用汉字书写。

1945年，朝鲜半岛得以摆脱了日本的殖民统治，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不幸的是，汉字成了民族主义的牺牲品。在朝鲜半岛光复后的数十年里，韩国自动脱离了汉字文化圈，为强化韩文的使用，中断甚至废止了对汉字的使用。尽管在现实中，有些官方文书尤其是法律法规离开汉字又无法理解，只得另加汉语附件或括号里加注汉字。其结果是，在新一代韩国人中，懂汉字者已经寥寥无几。

中韩建交后，恢复汉字教育是韩国各界的普遍呼声。这可以从纵向历史和横向现实两方面来分析其必要性：从纵向考虑，如不恢复汉字教育和使用，韩国人读不了自己的历史文化典籍，谈不上对韩国文化历史的传承。今天再读60年前的韩国出版的文献，中国人也许还能猜出意思，可50岁以下的韩国普通人就难解其意了。不懂汉字在日常生活中也十分不便，例如许多韩国名胜古迹的名字以及其中的匾额、对联，都是过去古人用汉字书写的。有个故事，说的是日本与韩国的游客到中国大陆旅游，当导游对诸如姑苏城外的寒山寺绘声绘色的讲解，日本游客会发出会心的微笑，而韩国游客却如坠云里雾里。

从横向现实来看，恢复汉字使用更有迫切性。中国目前是韩国最大的商品出口市场，双边贸易额由1992年的53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千亿美元以上，这样快的双边贸易增长速度在世界经贸史上是极为罕见的。韩国商品出口总额的近20%是输出到中国，40%（包括中国）输出到汉字文化圈国家和地区（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新加坡、日本）市场。而且中、日、韩三国之间的贸易额将越来越大。中国还是韩国最大的投资对象国，目前韩国在中国有几万家投资企业，最近三年，韩国是中国吸引外资的最大来源国之一。恢复汉字使用，回归汉字文化圈显然是韩国政府现实的考虑。

1999年，金大中颁布总统令，宣布在必要时得以在韩文中并书汉字，以确保公务文书能够准确表达。在交通标志等领域，恢复使用已经消失多年的汉字和汉字标志，让通晓汉字者一目了然。另外更重要的措施是在中学推行“1800个常用汉字必修教育”。尽管这以后的几年，在韩国国内始终存在汉字“存”还是“废”的激烈争论，但汉字汉语的使用却是越来越普遍了，并形成了一股汉语热。韩国已经走上了汉字广泛使用的不归路。

外语教学：汉语争座次席

小学及学龄前。2002年4月，以时任教育部长为首的共13位历届教育部长通过了《向总统提出实施小学汉字教育的建议书》，敦促道，“为解决目前严重的文化危机，恢复国语生活的正常化，希望从小学开始实施汉字教育”。时下在韩国，儿童学习汉字的热情最高涨，不用说上小学就学汉字，就是学龄前儿童学汉字的也不断增加。2002年韩国语文学会组织的“汉字能力考试”，有40万人参加，一半是小学生。到2004年同样的考试，参加人数飙升为104万，其中有71万名（68%）是小学以下的儿童。可见汉字热的源头是小学。韩国人认为，学汉字不仅有助于读书，对学习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课程也有很好的效果。一大学教授认为“学汉字能锻炼逻辑的、科学的思维能力，少时学汉字脑袋好的话，看来并非无稽之谈”。

出版商策划了“用汉字重新读的名著系列”，推出了韩国文与汉字混用的图画书《伊索寓言》、《奇怪的国家爱丽斯》、《少年王子》等少儿图书。这类韩汉文混用少儿图书受欢迎的原因是，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汉语地位越来越高，很多父母对汉字与中文的关注日益增加，他们认为早学汉字比较有利，从小就要让孩子们掌握汉字。

高中的汉语教育。在韩国高中外语教学中，英语仍然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外语。但在第二外语学习中，汉语有紧追日语之势。2004年中，韩国教育部对全国3100多所高中进行调查，2002、2003、2004三年选日语作第二外语的学校数分别是1397、1599、1715所。而学习汉语的学校数分别是351、523、631所。据报道，近两年将汉语作为第二外语的高中数目增加更快，可惜没见到具体统计数字。而传统的高人气第二外语语种德语和法语却江河日下，变成了“非人气专业”。2005年初，韩国最具影响力的《朝鲜日报》有篇报道，题目为《汉语教师炙手可热，德语法语教师备受冷落》，说不少德、法语中学教师不得不半路出家，到中国进修，恶补汉语后，回到韩国改教汉语了。

大学里的中文系概况。2005年底，韩国对113所四年制大学中的语言学专业的15619名学生所学语种进行了调查。结果是，113所大学中，有88所大学（占77.8%）开设了英语系，学生为5708人（占36.5%）。有45所大学（占39.8%）开设了中文系或汉语系，学生为2145名（占13%）。英语汉语系学生占了学习外国语学生总数的50.2%。接下来是日语（39所大学1804人）、德语（29所大学1231人）、法语（27所大学1129人）。至于韩国开设中文专业的两年制专科学院就更多了。难怪韩国驻华大使有一次反问中国记者，在中国开设韩语系的大学远远少于开设中文系的韩国大学，你说“韩流”猛还是“汉风”劲？

须知，在上世纪70年代，偌大一个韩国，只有三所大学开设中文系。其中就有我2003年至2004年曾任教过的韩国光州的朝鲜大学。我在韩国时，朝鲜大学中文系每年招生40名学生，前不久我再返该校访问，得知，现每年招生数是80人，翻了一番。通过读韩国报纸，我还得知，近年来，韩国最著名的首尔大学，其外国语学院的中文系的招生人数、录取分数都超过了该院的英语系。在目前韩国大学生失业非常严重的情况下，毕业于中文系的学生找工作相对容易些。

将来充当向韩国传输汉语知识的主力军应该是曾经在和现正在中国留学的“海归们”。中韩建交后，来中国留学学习汉语或其他专业的韩国人日益增加。2005年，中国共有外国留学生11万人，其中韩国留学生人数最多，5万多人，占40%。每年参加中国主办的“外国人汉语能力考试”（HSK）也以韩国人最多，2005年全世界共有88000人参考，其中有55000人（62%）是韩国考生。现在韩国各大学教授汉语或讲授其他中文课程的人，50岁以上的教授多数是毕业于台湾的大学，50岁以下尤其是三四十岁的教授（员）则绝大多数是毕业于中国内地著名高校的博士。

随着掀起学汉字高潮，学习刊物、参考书市场也热起来了。近三四年每年增长20%。相关业界估计要学汉字的人在2005年约有130万，市场规模可超过4000亿韩元（约4亿美元）。

韩国在仁川设立了经济自由贸易区，该区计划建一个“汉语村”，占地约27万平方米。村内不仅将建造语言教育设施，还将建有集展览、体验和生活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设施，营造学习汉语氛围。“汉语村”将于2008年竣工。

汉字热推手：韩国经济界

2001年中，韩国财阀们的组织全国经济人联合会曾组织了“中国经济考察团”，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五天的访问。他们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极为震撼，认识到，扩大与中国的经济交往将“攸关韩国的生死”，必须要更多更快地了解中国，培养“中国通”。首先要从认识汉字，通晓中文做起。

五大经济团体（全国经济人联合会、大韩商会、韩国贸易协会等）2003年底决定，从2004年起，积极建议所属会员19万家公司在招聘新职员时进行汉字考试，即以政府指定的1800个常用汉字为准，把《全国汉字能力验证考试》3级资格（指能认1817个汉字，能写1000个汉字）作为应聘条件，并根据资格证书的级别择优录取。

客观地说，国际化程度高的大企业的推广汉字、倡导中文的活动措施更加得力。这些大企业的掌门人多在五六十岁，甚至七十多岁，幼时都学过汉字，对汉字有种亲切感。排名在前十位以内的锦湖集团、SK集团在90年代初的中韩建交后，即开始在录用新职员时，引进了汉字考试。还规定，如果汉字达不到一定水平，就不能升职。五大经济团体发出企业录用新员工和员工升职应该增加汉字考试建议后，响应的大企业不断增多。连三星、现代汽车、现代重工、大宇综合机器等韩国主要大企业从2004年起都陆续引入了汉字考试。

如韩国企业的大哥大三星集团就规定，对具有汉字能力三级证书的应聘者加20分！也就是说，有没有汉字资格证书，有可能决定能否被三星录用，这对梦寐以求进入三星的大学生来说，是多大的诱惑啊。三星总裁李健熙先生对学习汉字的重视程度可以说无以复加。他说“如果想了解中国，首先应了解‘汉字’”。而且自己身体力行使用汉字。在他每个新年向集团职员的致辞中，汉字占了全部文稿的30%。总裁如此，下面则争相模仿。三星旗下所属的公司如三星电子、三星信用卡和三星生命保险等集团所有子公司编制的报告中，汉字都占大部分。三星集团还专门编了一本集团内部用厚达421页的《商业汉字》，三星职员人手一册。该书详细地介绍了诸如“经济指标、投资、消费……”等4000多个经济用语。三星集团从2004年起，对新、老职员增加每月两小时的汉字课程。

韩国企业还积极展开鼓励使用标有汉字名字名片的“运动”。具体来说，企业要求职员通过学习汉字，能够理解对方名片上的：姓名、来自的国家和地区、经营的行业、企业的位置及联络方法、所担任的职务。这对于一个曾中断了汉字教育达20多年之久的韩国来说，可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一位企业界权威人士说“汉字是将东北亚三国带入共同文化圈的唯一交流手段。汉字水平也是确保韩国企业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手段”。另一位财阀话说得更重，“如果连贸易伙伴的名片都看不懂，怎么成为商业家”。但是由于中断了汉字教育多年，在职场，大学毕业的新职员汉字水平普遍较低，在与汉字文化圈的贸易伙伴交换名片、建立人际关系以及搜集信息等业务时遇到太多困难，成了在与中、日等汉字文化圈的国家进行商务活动时的“绊脚石”。这个“名片运动”对促进汉字学习和使用无疑是强有力的。

翻检近年来韩国最具影响力的《朝鲜日报》，我不时被一些醒目的文章大标题所惊诧：如《高丽大学“不识汉字就不能毕业》、《汉城大学学生汉字实力令人痛心》、《大企业：不识汉字就休想就业》、《汉字考试不及格的应聘者将被淘汰》、《不懂汉字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企业看重汉字考试，大学生兴起学汉字热》。应该说，韩国经济界特别是大企业在录用新员工及老员工升职时对汉字水平汉语能力的强调，是韩国社会各界尤其是年轻人重视汉字汉语学习最重要的动力。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7年第3期 政治运动对学术研究的影响和教训　作者：刘导生

我在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工作了二十年，前十年即1956年8月——1966年5月，是开创和建设的十年，学部的建设有了相当的发展；广大科研人员甘坐冷板凳，埋头做学问，学术研究也取得了相当的成果。但是由于左倾错误路线的泛滥，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连续不断，严重干扰和阻碍了学术研究的进行；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各门学科，大都是为探究人类对现实社会认识改造的规律，几乎都与现实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中，往往混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区别，被冠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科研人员，几乎动辄得咎，学术研究陷于死气沉沉的局面。后十年赶上“文化大革命”，除去斗来斗去，就是全部被赶下乡去当农民或集中几年清查“5·16”，不论年长年少的知识分子都不得安宁，根本说不上坐下来读书。这些年的科研工作，陷于极大的困境。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一、百家争鸣还是两家之争

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在学术研究的漫漫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多种不同认识，形成不同的见解和观点。例如，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分期，封建社会起建于西周还是秦汉或者其他朝代，就有郭沫若、范文澜等多种不同观点。对于各种不同的学术见解，早于1953年，毛泽东同志就提出要百家争鸣，自由讨论。1956年9月党的八大确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繁荣文艺和科学的基本政策。这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出现了良好的学术风气。例如，在全国开展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论”运动期间，文学研究所领导贯彻执行了“百家争鸣”的方针，展开讨论。在讨论中坚持发扬民主，一再让俞平伯发表自己的意见。凡是他讲得有道理的地方，都充分予以肯定，决不否定一切。此后还鼓励俞平伯继续进行关于八十回校本《红楼梦》的工作。1956年晋升职称时，他也没有受批判的影响，仍被定为一级研究员。各研究所也都注意贯彻“双百”方针，形成了一个生动活泼的学术局面。

但是当时党的最高领导人在1957年又说百家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而且说知识分子中“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的，在没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就使得学术研究非无即资，百家争鸣变成了两家之争，实际上只是无产阶级一家对资产阶级一家的批判和斗争。一些大型的政治思想批判活动，无人敢提出不同观点来进行争鸣，使得学术研究领域一片萧条。无论是批判《武训传》，批判梁漱溟封建复古主义，批判胡风文艺思想，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还是批判胡适唯心主义等等，莫不是如此。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对“修正主义风潮”的批判，更是直接冲击了许多学科的学术研究。例如“中国近代史学术讨论会”，批判了苏联的“修正主义史学理论”，实际上使我国近代史研究陷于简单肤浅教条的泥坑。此后，哲学界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和冯定的《平凡的真理》、《共产主义人生观》；史学界批判翦伯赞的“历史主义”，以及农民战争史研究中的“让步政策”论；经济研究所批判孙冶方的商品生产要讲利润就是利润挂帅的修正主义经济思想，使得经济学界注重价值、尊重价值规律、重视成本核算和利润指标的学者都遭到批判，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

一般地说，对封建主义思想、资产阶级世界观以及其他错误思潮进行讨论和批判，是必要的、有益的，但是这种讨论和批判，应当是充分说理的，应当是对不同的学术观点和思想认识进行平等地讨论、批评和反批评。许多学术问题往往不可能通过一次讨论和批判就可以得出正确的结论，应允许继续进行学术研究和探索。

但是当时的批判，往往把思想认识问题拔高到政治问题，有的甚至望文生义，歪曲原意，把不同的学术见解妄断为“反党”、“反社会主义”，令人噤若寒蝉。二是把学术研究中的不同观点和认识，简单化为不是姓无就是姓资，不是唯物论就是唯心主义，进行生硬的甚至粗暴的批判；而且是只许一边倒的批判，不许别人解释、反驳，致使许多批判流于空泛，缺乏说服力，甚至混淆或者颠倒了是非，严重挫伤了研究人员探索求真的积极性。有些学者即使写出文章，也不敢争鸣，不敢或不能发表，只好压在箱子底下。而且一段时候批判的浪潮愈演愈烈，使人莫测高深，结果连范文澜也被迫进行检讨，郭沫若也说，“我的书完全可以烧掉”，由此，可见一斑。

学术研究只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社会科学才能创新，才能在探索客观规律上有新的发现和前进。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轻率地把有不同言论的学者视为异端甚至敌人。对科学家及其著作，不能乱扣帽子，乱打棍子。在学术思想问题上，即使涉及现行政策问题，只要不违背宪法和法律，我们都要提倡民主的讨论方法，有批评自由，也允许人家有反批评的自由。提倡不同的观点进行讨论，通过自由辩论，加深互相了解，促进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

在科学研究中，应当允许犯错误。无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在研究过程中，不许失败，不许犯错误，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恰恰说明持这种态度的人，不懂得科学研究的规律，不了解科学研究的艰辛。我们要发扬学术民主，坚持百家争鸣，允许自由探讨，对科学研究成果要做具体分析，不能求全责备，不能简单否定、“一棍子打死”。

哲学社会科学的许多学科，与现实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确把握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对于开展学术研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实践证明，一时分不清学术与政治界限的问题，应一律按学术问题对待，允许争鸣，是大有利于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的。记得有一次，我把熊十力先生的佛学著作书稿送郭沫若院长审阅，他当面对我说，人家以毕生之力写出来的书稿，总有一些资料可用吧。立即批示：“印五百本分送全国各大学各地方图书馆。”郭老深知作学问的甘苦，并没有因为唯心主义，加以否定，体现了一种爱护人才的思想和与人为善的态度，这给我很大的启示。

总之，几十年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已经有力地告诉我们：“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是发展和繁荣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正确方针。什么时候贯彻执行“双百”方针比较好，那个时期的科研人员，就思想比较解放，钻研思考的劲头比较大，研究讨论的风气比较活跃，学术成果比较丰富，科研事业就向前发展；反之，则人人自危，闭口缄言，万马齐喑，学术凋零。所以实行百家争鸣，发扬学术民主，正确把握学术与政治的界限，实在应当是发展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方针。

二、噤若寒蝉的科研人员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犹如一场暴风骤雨，我们党错误地判断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把广大爱国知识分子、民主爱国人士和党内外干部有益的批评、建议，断定为是向党向社会主义制度的恶毒攻击，因此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打击，将他们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学部各所的反右派运动，是在中国科学院党组的领导和部署下进行的，因为学部当时尚未建立党委，也没有政治机关。学部七个研究所一共划定了四十多名右派分子，其中知名的有狄超白、林里夫、徐懋庸等。这些都是完全错了的冤案，他们后来均得到平反昭雪。

在这场反右派运动中，有一件十分荒谬的事，就是把社会学这门学科判定为资产阶级社会学进行批判，于是知名的社会学家陈达、潘光旦等都遭到批判，被定为右派；进而连过去学过社会学的青年学者，也几乎都被划为右派，将学术问题一概作为政治问题定性。此前，费孝通曾找潘梓年和我要求搞社会调查，希望得到学部的帮助。我们请示中宣部获得同意，决定批给三千元作为活动经费，支持这位社会学家的工作。社会学被批判后，这在客观上对党造成了一种印象：出尔反尔，言而无信。每每想起此事，使我很感内疚。

对于被划为右派的很多人，后来了解发现，他们大都是很有才华、很有见解的人，只不过一些批评建议比较直率、尖锐而已。但是我不能违背中央部署和院党组的决定，只能在事后处理上“手下留情”尽量照顾。仇士华、蔡莲珍被划为右派后，原子能研究所不便收留这对青年夫妇，被介绍到考古研究所来，我支持考古所把他们留在所里继续从事研究工作，加以保护。此事口头报告了周扬同志，经他首肯。仇、蔡二人经过艰苦努力，日夜奋战，并自己到小摊儿上选购零件动手制作C14（即碳14）测量仪，终于获得成功。这种仪器，我们没有外汇，不能从国外购买，这一成功研制，对考古发掘出来的文物，可以精确测出历史年代，对考古学做出重要贡献。

六十年代初，我为一位已经摘除右派帽子的青年知识分子沈元安排了工作。这件十分平常的事，后来惹出了大祸。沈元原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学生，因出于好意，翻译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结果被定为“极右分子”，开除出校。后来在街道劳动改造，他表现得很努力，被摘掉了右派帽子。但是“摘帽右派”仍然没有工作岗位。他的姑母是医生，送来他写的文稿，托人来找我，我翻阅后了解到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青年，应当爱惜，就向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黎澍推荐，黎澍欣然允诺。沈元到近代史所后，勤奋钻研，安分守己，写出了一篇又一篇优秀论文，先后被《历史研究》、《人民日报》刊载，为学术界瞩目，但也为某些人所妒嫉，向中央宣传部控告。学部为此不得不专门派出一个调查组进行调查，结果证明对沈元的使用完全符合党的政策，他的文章没有任何政治错误，他在政治思想和工作上的表现也是好的。但告状的人不依不饶，一直告到党中央那里去。在“文革”中，这成了我“包庇”“重用”右派的一大罪状，被批斗不止。

反右派运动不仅使一大批很有才华的知识分子受到委屈，更有一个遗患无穷的后遗症，就是广大知识分子不敢说话了。因为在反右派运动中，有些人就是由于对党委和党的干部提出一些批评意见和建议，被上纲为向党猖狂进攻；由于对现实生活和社会现象中的一些弊端表示不满和焦虑，被上纲为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由于对肃反中一些缺点提出意见，被上纲为丧失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由于对马列著作尤其是斯大林著作中的个别问题提出疑问，被上纲为反对马列主义；由于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一些丑恶表现表示反感，被上纲为反苏；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还有的甚至捕风捉影，说某些文章某句话是“影射”，是“更恶毒的攻击”；说与某某交谈中的某句话是别有用心；等等。总之是混淆是非，无限上纲，许多人即因这些言论甚或只是片言只语而无端地遭到无穷尽的批判，最后被划为右派分子，顿即沦落为敌对阶级分子。他们的悲惨遭遇，使得每一个知识分子无不看在眼里、记在心间，以此引以为训，闭口缄言。往往是开起会来，你看我，我看你；如果要发言表态，就背那些书上有的、报纸写的、领导说过的话语；即使与同事、朋友交谈，也都谨言慎语，担心日后来个什么运动被揭发。照抄报纸说套话，昧着良心说假话，成了政治生活中的普遍现象。

一些青年知识分子竭力把自己的思想、言论纳入“左”的轨道，重复那些大话、套话、空话，而把独立思考放弃了。至于学术研究，许多人更是不敢钻研探究，写出的论文、著作也不敢见人。偶尔见诸于报刊的论文或著作，只是为领导人的言论、主张，作注脚、解释而已。一个有上百名研究人员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一年的科研成果只发表了两三篇影响不大的文章，可见一斑。回顾这些，深为反右派运动的遗患而痛心。思想禁锢，万马齐喑，学术研究死气沉沉，社会科学满目凋零。这为我们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人带来极大的困难，而又无力改变。回忆那些年，我经常处于无能为力和无可奈何的困惑状态。

反右派运动后，左倾错误几乎横行无阻。1958年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成了一个在全党发动大跃进的动员大会。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于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接踵而起，大炼钢铁热火朝天，“三年超英、五年赶美”、“大干快上”、“敢想敢干”、“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铺天盖地，行行业业，全国上下的干部好像被卷入了这股狂热的潮流。当时学部还对各研究所的科研计划采取了竞赛的方式，看谁家的指标是多少万字，造成了盲目追求数量不讲质量的不良倾向。在“全民学哲学”、“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等浪潮中，强调为工农兵服务，《文学研究》、《哲学研究》这些学术刊物几乎变成了通俗读物，丧失了它专业理论刊物的特色。

更有甚者，当时在农村和工厂企业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出现了一个在思想领域“拔白旗、插红旗”的运动，这种“拔白旗、插红旗”运动，1958年影响到学部各研究所，许多老专家遭到了错误的批判。

三、“经济所出了两个右派”

1959年，在江西庐山，发生了一场把彭德怀等人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斗争；并由此而把继续纠正左倾错误的严重任务，一改而变成发动全党全国猛烈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我们学部竟然成了一个反右倾的重点单位，原因是中央最高领导人在庐山会议上批斗彭德怀的讲话中说了：“经济所出了两个右派，反对人民公社办食堂。”事情是这样的：

1958年间，全国掀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左倾错误严重泛滥，使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遇到极大的困难。彭德怀到湖南老家作了实地调查后，在庐山会议上给领导人写了一封信，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过程中的工作错误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意见，其中包括公社的公共食堂问题。不料把彭德怀的信说成是对党的基本路线的攻击，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倾机会主义，还说党内有一个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进行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分裂活动。于是党中央作出在全党全国开展反右倾运动的决定。

还在彭德怀回乡调查之前，学部学术秘书、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董谦和同所的王绍飞作为“科学实践团工作队”挂职下放，到河北昌黎进行调查研究。他们发现在公社化运动中建立起来的公共食堂，浪费粮食严重，农民在冬季不能利用做饭烧火的余热取暖、烤小孩尿布等等，管理又很混乱，弊端甚多，因而认为只宜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办农忙食堂或小型食堂。这个调查报告，中宣部在《宣教动态》上摘要刊登后，中央最高领导人看了很不高兴，在庐山上说有个右派出来了：一个科学院调查组，到河北昌黎县，讲得食堂一塌糊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于是在批判彭德怀时，说：“经济所出了两个右派，反对人民公社办食堂。”

这个批评，我们在听录音报告中得知后感到十分突然。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当年，这当然是必须遵命奉行的最高指示。科学院党组决定要学部立即召开大会批斗董、王二人。我认为一个党员在调查研究中对某一个工作问题表示看法、提出建议，这是党员的权利，完全符合党章的规定，何况这些看法和建议是符合实际的，因此不同意组织批判。但是既是中央最高领导人定的性，又是上级组织的决定，只好组织服从，违心地主持批判。帽子大得很，“反对三面红旗”；但批判发言的内容无力，更没有逼董、王“低头认罪”之类。所幸董谦事后反映“导生同志是高高举起，又轻轻放下”。这使我本人尚感聊可自慰。

事实上，公共食堂的问题，全国到处都有反对之声，董、王之调查，也不过是在问题之肇端即已敏锐地察觉到而已。后来胡乔木、田家英到湖南、浙江调查，认为董、王调查报告所反映的食堂问题，在湘、浙也是如此，这才得到中央最高领导人的认可，指示胡乔木给董、王二人平反。以后在1961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上，明确取消了要办公共食堂的规定。刘少奇还在会上表扬了董、王的调查报告，指出要鼓励这种科学态度的调查，并说政策问题是可以研究的。在1978年3月社会科学界知名专家学者座谈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说这篇调查报告是“建国二十多年来，在理论研究工作中做出贡献的一篇代表作”，再次加以肯定。

1959年那场反右倾运动，按照中央的部署，学部各研究所也开展了揭露和重点批判了本单位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严重右倾思想”的人，以司局级以上党员干部为重点。结果有十五人受到批判，有两人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种批判和处理当然是十分错误的，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就得到了纠正和平反。

反右倾运动这场人为的政治斗争，又把反右派运动已经造成严重后果的左倾错误再向其深渊推进了一大步，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和组织上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四、张闻天被贬到经济所

人们都还记得，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张闻天因为对大跃进以来实际工作中的左倾错误提出了批评，被最高领导人错误地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并且被无端地认为是“彭德怀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调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的岗位，由中央分配到我们学部的经济研究所任“特别研究员”。这当然是一项非常特殊的人事安排。对庐山会议，我们只听到传达毛的讲话的最后的决议，并不了解会议真情和彭、张的具体“错误”，但是，仅凭对党史的大体了解，都知道他曾是我们党在遵义会议上选出的总书记（后来又说是“总负责”），一直到延安他都是党中央的领导人。这次虽犯了“政治错误”，我们学部党委和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等人商量，仍应当十分尊重他的人格，给予进行科研工作的一切方便条件，他可以什么也不做，也千万不要使他有什么压力。

但是具有卓越的政治品德修养的张闻天，并没有以“赋闲”的态度来对待这项徒有虚名、毫无实职的安排，而是立即开展了经济理论问题的研究。他参加了经济研究所的一个写作班子，也住到香山去，同大家一道研讨已经开始的《社会主义经济论》这部著作的提纲和书稿。所领导的意思是请他参加一些有兴趣的专题讨论即可，但他全神贯注，不知疲倦地同大家一道参加全部研讨活动。他白天看材料，参加讨论会，晚上研读《资本论》。他“学而不倦”，关于如何学习《资本论》的逻辑、结构、方法并用来指导写好《社会主义经济论》，他作了好几次精辟的发言。虽然他患有高血压病，又刚刚做过前列腺肥大切除手术，但他没有半点松懈或含糊，严谨的治学精神和谦虚谨慎的待人接物，使写书班子的每一个人都很感动。我听了孙冶方的汇报和介绍，敬佩之心油然而生。

张闻天此后以更大的精力，思考和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一系列现实问题，诸如在所有制问题上搞“穷过渡”，追求“一大二公”，急于实行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在分配制度上，刮“共产风”搞“一平二调”，破“资产阶级法权”，急于向“按需分配”过渡；在经济建设中，搞高指标，不讲经济规律，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不讲价值规律，等等。1961年后，他在青岛研究马克思主义精典著作，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剖析和阐述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现实问题，写出了政治经济学笔记六万余字。1962年，他到江苏、上海、浙江、湖南的二十个县市调查了两个多月，回到北京写出了《关于集市贸易等一些问题的意见》，分析了市场和物资方面的现状和趋势，建议集市贸易进行物资交流活动的成分、范围和商品，可以扩大，渠道应当畅通，管理要善于引导，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要起到领导和调节的作用，在价格政策上要灵活、主动，及时调整。张闻天还在一篇学习笔记中，对社会主义革命必须经过三个阶段这个马克思早已论述过的理论作了研究，指出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必须要通过取得政权、经济建设和实现全民所有制这样两个阶段来完成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进而在第三个阶段完成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第二个过渡。他这一“两个过渡时期”的理论，对于1958年毛泽东所提出的早日实现共产主义过渡和后来提出的长期历史阶段的“过渡时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回答；这也可以说是后来我们党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之滥觞。

张闻天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问题都有深刻的思考。他没有能够出席1962年9月举行的八届十中全会，但当他听到关于毛泽东说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传达后，就对以阶级斗争扩大化为主要特征的左倾思潮日益泛滥而焦虑不已。他在1964年2月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工、农、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矛盾——基本上不是对抗性矛盾，是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主要是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是阶级斗争，把它一律叫做阶级斗争，是扩大化。”此前在1961年他在两篇笔记中都谈到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问题，实在是对日益发展的左倾错误一语中的的深刻批判。

还有必要指出的是：在后来的十年浩劫中，张闻天虽然受到了残酷的揪斗和迫害，后来又被“监护”、“疏散”到广东肇庆去了，但他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他的理论思维。他在肇庆写出了十万余言的文章和笔记，内部出版了《肇庆文集》，其中1973年写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和1974年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内的公私关系》等文章，对恶性泛滥的左倾思潮从理论上作出透彻的剖析。好几篇文章和笔记对于经济建设如何坚持客观规律尤其是价值规律，联系我国实际工作的教训，作了创造性的阐述。他的著作是探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最早的科学论著。

张闻天不愧为我们党杰出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理论家、思想家，他独立思考，刻苦钻研，不为传统观念所束缚，不屈服于任何权力，坚持真理，务实求真的高贵品质，也是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楷模。他遭到的极不公正的批判和错误处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已经得到平反昭雪。他在经济研究所的十几年，应当说是我们的光荣和骄傲；使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对这位伟人在遭受磨难时，未能更多地给予应有的尊敬和照顾。

实事求是地说，学部领导当年对上千位高、中、初级科研人员，从主观愿望来说，都是十分珍爱并竭力保护的，因为他们都是经过反复挑选来到各研究所的，是很有才华和学问的宝贵人才。在生活待遇、居住条件等方面，我们竭力争取，尽可能为之改善；在科研的图书资料和调查考察方面，我们也向国家申请拨得专项经费。学部的发展，我国社会科学事业的兴旺，全靠他们的努力。事实也是如此：绝大部分研究人员都能自觉地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开展研究工作，思想感情发生重大变化，有些老专家逐渐由一个爱国主义者发展成共产主义者。但是，左倾错误之下的政治运动，使我们无法逃脱社会上刮起一阵又一阵批判的冲击，如批“白专道路”、“一本书主义”和批判成名成家等等，对于把我国传统思想文化和外国优秀文化一概批判为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思潮等，我们更无力阻挡。结果使得刻苦攻读、独立钻研、精心撰著的人被吓得如临深渊而不敢动弹，有的甚至被扣上“只专不红”、“白专道路”的帽子受到批判，实在令我们徒唤奈何。

六十年代初，中央调整知识分子政策，先后发出了《科研十四条》、《高教六十条》、《文艺八条》。我们借这股东风，在学部各研究所加以传达贯彻，鼓励大家解除顾虑，大胆做学问。只可惜好景不长，1962年9月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又大讲阶级斗争，重新刮起左倾之风，知识分子又陷入惶恐不安的境地。

五、康生诬我“贵族老爷态度”

1964年10月，我带领学部各研究所的两百多名科研人员，在山东海阳参加“四清”，历时一年有余。我在总结报告中有一条是帮助农村干部学习毛主席著作，不料竟被康生批为“贵族老爷态度”，令人匪夷所思。

说起“四清”，五十岁以下的人大概都不大懂得了。事情是这样的：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中央最高领导人对我国农村的政治形势，作出了极其错误的估量，在1963年5月杭州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说，当前我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我们要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把他们的反革命气势压下去。讲话还强调：如果不抓阶级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于是会议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通称“前十条），就是在全国农村基层干部中开展“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接着在9月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又讨论制定《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通称“后十条”），贯彻“前十条”的指导思想，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基层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方面的一些问题，都上纲为阶级斗争或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1964年8月，中央批转了王光美在河北抚宁桃园蹲点的经验，强调要访贫问苦、扎根串连，让基层干部靠边站，进行一个一个审查、批判和处理。中央要求全国广泛传达和学习这个经验。中央还要求北京的干部都要下去搞“四清”，正是在这样一种指导思想和桃园经验灌输下，学部二百多人由我带队去山东海阳；还有一支队伍去甘肃张掖；1965年又有两支队伍分别去山西永济和安徽寿县，要把一千多名知识分子都拉到农村去接受实际阶级斗争的锻炼和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虽然建国以后我进入城市，对农村的情况只在五十年代前期下乡调查时偶有了解，但在山东老区十几年的农村生活，使我对基层干部和农民还是有基本了解并有深厚感情的。如今说阶级斗争如何如何的严重，甚至三分之一以上基层政权已经不在我们手里，我是半信半疑的；对于桃园经验，我更觉得倒像是当年到敌占区似的，太玄了。

1964年10月，我带队到了山东海阳这个抗日根据地老解放区的朱吴公社，同黄县公社以上干部汇合，分别组成四清工作队下到各生产队。因为大家的头脑里都装了“阶级斗争”和“桃园经验”，进村后就把基层干部撇在一边，去搞访贫问苦、扎根串连那一套，专门搜集干部“懒馋占贪”的材料。然而经过初步了解，发现实际情况远非如此。但是山东省委主要领导比北京的调子更高，说基层干部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农村政权有八成不在我们手里，似乎绝大部分基层干部都已烂掉，沦为敌人了；海阳另外由两个中央单位负责的“四清”公社，又挖出了多少多少个敌对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而不断受到通报表扬。这对我们的压力是相当大的。但是老区1947年土改“搬石头”（即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干部）的教训记忆犹新，左倾错误的危害令人难忘，如今竟然又要把成千上万的干部当作敌人来清查、斗争，我在思想上不以为然，在行动上是下不了手的。

经过进一步深入了解一些村子的基本情况和典型案件，我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绝大多数的基层干部都是任劳任怨办实事的，同农民群众血肉相连；有少数人在前几年困难时候多占一些柴草，多分几斤玉米，上面来了干部陪着吃顿饭，出去开会多报销几角补助，如此而已，根本说不上贪污盗窃；交代了，检讨了，改正了，也就算了，何必大动干戈？有的“勇敢分子”向工作队举报时夸大其词，多半有泄私愤的情绪。但是有的工作队听信了这种举报，开会追查、检举、批斗；致使有些原本还是解放战争推小车抬担架过大江的支前模范，怀疑我们党的政策变了，要卸磨杀驴了。基层干部经受不了这种委屈，某一大队长甚至寻短自尽，使得大多数群众也心存疑虑和恐慌。为了防止这种不良后果出现和蔓延，我们立即给各村工作队发出只可“兵临城下，进行政治攻势”的信，停止对村干部进行大会批斗，要求对他们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自此全公社村干部的思想才得以稳定下来。县工作团部转了我们这一封信，对全县起了稳定的作用。

此后，我一再提醒大家要谨慎从事，要防止过火行为。但我也未能把问题说透，因为“革命”、“斗争”的调子实在太高了。坦白地说我也害怕“右倾”这顶帽子会随时扣上头来的。尽管问题发生在个别工作组的领导干部，我作为工作团的主要负责人，也是有责任的。

1965年春节，为了不扰民，也为了让大家与家人团聚，改善一下生活，我们都回到北京来过节。这时我们听到了中央召开的全国工作会议的传达，学习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通称“二十三条”），心里踏实了不少。因为“二十三条”中明白说了“我们绝大多数干部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规定“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要摆事实，讲道理，防止简单粗暴的做法，严禁打人和其他形式的体罚，防止逼供信等等。我在工作队员中强调了这些与“后十条”、“桃园经验”显然不同的精神，要大家回到村里大张旗鼓地宣传“二十三条”。其实“二十三条”还有把四清运动定性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走社会主义道路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重点是要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极“左”的结论，我只把它当作一种争论来看，虽有内心的忧虑，但未在工作队员中点明。令人庆幸的是，大多数工作队员后来都能按照我强调的去做。积极贯彻执行“二十三条”，劝说积极分子把隔离审查的干部放回了家，对揭发交代出来的问题进行细致核实，取消了那些没有确凿证据的材料；对落实下来的问题，让干部做出退赔计划，鼓励干部抓好生产，做好工作，将功补过。我们后期的工作显得比较顺利、省力，这是与前期没那么紧跟左倾思想“赶浪潮”有关的。

对于大量基层干部的缺点毛病，我与工作队的一些人作过分析研究。我们发现，那些年里，上级只是布置一个又一个任务，基层干部缺少工作方法，有的干部只顾完成任务而作风简单生硬，甚至强迫命令，造成干群关系有些紧张。其原因在于对基层干部缺乏教育，思想觉悟不高。我在蹲点的村子里试验组织基层干部学习毛主席著作，从“老三篇”入手，作些辅导讲解，帮助他们自觉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颇有成效。想到“四清”本来就是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让下去的党团员知识分子辅导、帮助农村基层干部学习毛主席著作，应当说是符合本旨的，而且也是一次根本性的思想建设。所以我在返回北京后写总结报告时，把这一条作为重要经验来强调。

出人意料的是，权位极重的康生，看到我的总结报告后，竟然批评是“贵族老爷态度”。言下之意你们不要自以为有点知识，有点文化，就去辅导基层干部和农民学毛选，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只配滚一身泥巴，低下头来拜农民为老师，改造自己这个臭老九的身份。我看了这个批语大为惊讶，第二天就和学部党委书记关山复一同去找康生，问他作何解释。他竟然轻描淡写地说：“我只是灯下随笔，你们不要紧张。”

好一个“贵族老爷态度”！翻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难道能说不是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刘少奇、彭湃这样的知识分子向工人农民宣传、讲解马克思主义？！难道能说他们都是贵族老爷态度么？！其实康生的这一“灯下随笔”，是居心叵测的。他是要把知识分子打成臭老九，“属于资产阶级范畴”，要愚弄人民，要制造工人农民与知识分子的对立，要对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已是箭在弦上了。果然，一年后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这位摇身一变成为中央文革顾问的大左派也如愿以偿，利用个人迷信，蒙骗幼稚无知的红卫兵，万箭齐发，掀起了一阵又一阵整肃知识分子的恶浪。有“贵族老爷态度”这顶大帽子，我自然在劫难逃。

一批又一批科研人员到农村去参加四清，对于科研人员加深对中国农村社会实际的了解，增强劳动人民的感情，不能说没有好处；但是硬要说经受了什么锻炼，提高了阶级斗争觉悟，接受了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等等，显然是牵强附会；尤其在左倾错误“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之下，这种四清在科研人员的思想观念上产生了许多混乱；至于对科研工作的耽误，更是不言而喻的。

1957年以后，我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已经基本消灭的情况下，发动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把在政治上思想上划为剥削阶级的知识分子作为“彻底革命”的主要对象，知识分子自然在劫难逃。显然，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都是严重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结果在神州大地造成的巨大灾祸，也就是必然的了！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原常务副主任，粉碎“四人帮”后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

（责任编辑 杜 晋）

2007年第3期 废除《六法全书》的缘由及影响　作者：熊先觉

《六法全书》被废除已逾半个多世纪，《六法全书》究为何物？为何废除？如何废除？后果如何？本文试探讨这些问题，作为引玉之砖。

《六法全书》本为法律汇编的名称，来自“六法”一词。而“六法”又从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的“五法典”发展而来。当年，法国陆续颁布了民法典、商法典、民事诉讼法典、刑法典、刑事诉讼法典，总称为“五法典”。后又颁布了宪法，仍沿用“五法典”之名。日本明治初年，箕作麟祥（1846-1897）将法国法典译为日文，宪法被列为首篇而成“六法”。自此，“六法”之称在日本流行开来。民国时期从日本引进“六法”之名，将其法律汇编称为《六法全书》，最初包括宪法、民法、商法、民事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六种法律。后来将商法拆散，分别纳入民法、行政法中，以行政法取代商法而为“六法”。再有以宪法、刑法、民法、商法、刑民诉讼法、法院组织法称为“六法”。通常将各种单行条例分别纳入“六法”中，如称为“宪法及关系法规”、“民法及关系法规”等等。在众多版本中，以陶百川编《六法全书》最为通行，其后有林纪东编《新编六法全书》较为别致，除“六法”外，增设一类“国际法”而成为“七法”，但仍沿用“六法”之称。而今还有主张增设社会法、经济法等类。总之，“六法”明谓六种法律，实则囊括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的一切法律。“六法”中的民法典，远溯自罗马法。中国的法律制度，原称中华法系，诸法合体，也源远流长。众所周知，自清末沈家本、伍廷芳受命修律，实为沈独自负责，他聘请日本法律专家来华协助，从日本转手引进德、法大陆法系国家的现代资本主义法律，使古老的中国法律制度发生了根本变化，面目为之一新。旋即清王朝覆灭，其新法未能实施，有的尚待颁布或未能完成编纂。国体和政体更迭后，由北京民国政府（即北洋军阀政府）继续编纂，完成了清末未竟事业，复经南京民国政府（即国民党政府）修修补补而集《六法全书》之大成。其中的“宪法”主要指1946年11月召开“伪国大”所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附加给《六法全书》的《戡乱动员令》、《紧急治罪法》等单行法规，的确是货真价实的反动法律法令；但就“六法”而言，实难称其为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法律。在现代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两次国共合作时期，《六法全书》曾为解放区司法机关所适用长达十二年之久，实践证明其定纷止争、维护解放区的社会秩序，有益无害。《六法全书》应属合伙制定，并非为国民党的专利。其内容主要是现代法律制度，如其中的民法典，主要抄袭德国民法典并对中国国情进行了调研，可以说是一部中西合璧的属于当时中国法律前沿的民法典，至今仍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称其为人类先进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亦当之无愧。

政权更迭，新政权对旧政权法律的态度，既可废除也可援用。如果废除，一般废除其相抵触的部分。民国政府就曾明令准予援用清末法律。即便新政权要废除旧政权的法律，通常是在新政权成立之后而罕有在此之前废除的。中华民国的《六法全书》被称为“反动的国民党《六法全书》”，之所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就被废除，那是因为蒋介石祈求和谈提出要保留其“法统”的缘故。即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新年文告》，提出谈判求和的“五项条件”，其中第三项是：“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由于蒋介石提出了“法统”问题，三天之后（1月4日）毛泽东便发表《评战犯求和》一文，针锋相对地逐条给予批驳而驳斥了“伪法统”；紧接着（10天之后的1月14日）毛泽东又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正式提出同国民党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其中第二条“废除伪宪法”，第三条“废除伪法统”。宪法是统治阶级权力的法律依据，通常认为只有根据宪法性法律的传统所产生的国家权力，才是所谓“合法”的“正统”的。其实，所谓“统治阶级权力”，不过是借“统治阶级”之名，行“统治集团权力”之实而已。蒋介石提出“法统不致中断”，其目的就在于以法统为护符，妄图继续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反动政权。当然，这是他的一厢情愿。所以毛泽东才强调必须“废除伪宪法”，必须“废除伪法统”，此乃政治策略。

王明对毛泽东提出的“废除伪法统”，如获至宝，反应神速。当时王明担任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主任，借此大做特做其文章，赶忙亲自起草“废除六法全书”文件，抢先于建国前的1949年2月22日以《中共中央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和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以下简称“废除六法全书”文件）由毛泽东签发了。大家知道，王明（陈绍禹）其人，以左倾教条主义扬名，曾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过严重危害。党的“七大”，为了团结王明，照顾他当中央委员，其后又安排他做中央法律委员会主任。王明深谙马列词句，撰写思想理论批判，驾轻就熟，一挥而就。从文稿的审批情况看，当时党中央对废除《六法全书》的观点，并非完全一致。王明原稿称：“应当把它（指国民党《六法全书》）看作全部不合乎广大人民利益的法律”，毛泽东删掉了“全部”二字，将其改为“基本上”。周恩来明确批示：“对于旧法律条文，在新民主主义的法律精神下，还可以批判地采用和修改一些，而不是基本采用，这对今后司法工作仍然需要。此点请王明同志加以增补。”尽管“不是基本采用”的观点颇为遗憾，但总比完全彻底否定它要好些。即便如此，王明敷衍塞责，毛泽东戎马倥偬，运筹决胜，且又不谙悉法律而签发了文件。经查阅原稿，朱德未圈阅，任弼时、董必武、林伯渠已圈阅。其观点如何，不得而知。可能是由于文件系王明起草，又经过了主席首肯，当然只划个圈圈而完成了审批手续。接着，华北人民政府为贯彻该指示于4月1日给所属各级人民政府发出了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及其一切反动法律的训令，华北老区司法干部反映强烈：“司法司法，所司何法？”有“旧法可用论”、“镰刀斧头论”、“零件可用论”，等等。对此，董必武曾提出“砖瓦木石论”，意即拆掉旧房的砖瓦木石，还可以盖新房。贾潜等老司法干部因赞成此论而将其简称为“砖瓦论”，后因此获“罪”，被划为右派。

王明炮制的“废除六法全书”文件，武断宣告《六法全书》是“反动法律”，“国民党全部法律”是“保护地主和买办官僚资产阶级”、“镇压和束缚广大人民群众的武器”，“决不能是蒋管区和解放区均能适用的法律”，“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不能采用国民党的反动的旧法律”。必须经常“蔑视和批判国民党《六法全书》及其他一切反动法律法令”，还必须经常“蔑视和批判欧美日本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反人民法律法令”；并号召“彻底粉碎那些学过旧法律而食古不化的人的错误的和有害的思想”。所谓“食古不化的人”是指那些坚持人类先进法律文化的法律与法学界人士；所谓“错误的和有害的思想”，正是人类的先进法律文化的精髓，诸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民主”、“自由”、“法治”、“司法独立”、“司法公正”、“罪刑法定”、“无罪推定”、“保障人权”、“契约自由”，等等。这个文件不仅彻底否定了《六法全书》，而且还彻底否定了人类创造的一切先进法律文化。

“废除六法全书”文件的错误，首先是它有悖于“七大”确定的政治路线，有悖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和“联合政府”的理论主张，也不符合解放区司法机关业已适用多年并仍在继续适用的实际情况，跟革命大方向背道而驰。它要求“蔑视和批判”《六法全书》及资本主义的法律文化而掩盖了批判封建主义，特别是反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新民主主义历史阶段的任务应当是继续反封建主义，彻底扫除封建专制主义的流毒。但是，王明炮制的这个文件却抛弃了新民主主义，奉行了一条反资不反封的错误路线，放过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政治思想和文化领域里的封建专制主义，而把斗争锋芒指向资产阶级及其法律文化。它所狠批的“旧法观点”，正是人类的先进法律文化的结晶；狠批的“旧司法作风”，是指“坐堂问案”、“不告不理”、“回避”、“合议”、“上诉不加刑”等等司法程序公正的诉讼原则和制度。它根本不批也不提反封建主义而把封建主义掩护下来了。更为荒唐的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来掩护封建专制主义。王明的这次错误并不亚于他过去所犯的左倾错误。

“废除六法全书”文件，从根本上歪曲和阉割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对法的论述有多处，除了一般谈及法的阶级性外，还深刻地阐述了法的社会性和共性。并且讲法的阶级性在前，而讲法的社会性和共性在后。即在《共产党宣言》中虽然讲过：资产阶级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资产阶级的意志”的话，但恩格斯随后在《论住宅问题》中就再没有这样讲。他只是说：“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在恩格斯看来，法是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共同规则，是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反映；法的作用，最早表现为规范生产、分配和交换的行为。在阶级社会里，虽然这种规范生产、分配和交换行为的法律不免带有某些有利于统治阶级利益的性质，但它毕竟是执行社会公共事务职能的法律，而这种社会公共事务是有利于全体社会成员的，这就充分显现了法律的社会性和共性。资产阶级法律是人类文化进程中的一次飞跃，它提倡平等与自由、民主与法治，着力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它是彻底反封建的产物，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代表了社会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和先进文化，具有重大进步意义，是人类社会的优秀法律文化成果。资产阶级的法律原则和制度构筑其法律体系，彻底废除了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特权，使义务本位的封建法律变成了权利本位的资本主义法律，使治民的法律变成了治权的法律，使广大民众摆脱了封建枷锁，获得了法律上的平等、自由和人权保障。

“废除六法全书”文件号召大批特批所谓“旧法观点和旧司法作风”，把法律和法学界人才推向灾难的深渊。如在1952年“司法改革”运动之前，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共有干部28000余名，其中有留用的所谓“旧司法人员”6000名，占总数的22%，他们大部分担任审判工作，在不少大中城市及在省以上人民法院的审判员中，其比重相当的大，而在极个别法院还占了多数。在这次运动中他们全部被清洗了，主要是因为他们学过“六法”，认为他们有“旧法观点和旧司法作风”，不能做人民司法工作。又如同年进行的大学“院系调整”，认为法学教授们划不清“新旧法律界限”，就剥夺了他们讲授法学的权利，迫使其转业改行或在家赋闲。其中有许多是法学造诣精湛的知名学者，如朝阳大学教务长、民法学家曾志时教授改教汉语，东吴大学教务长、国际法专家倪征噢教授不得已现学俄语。再如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法律界和法学界是重灾区，大批司法干部、法学教师、甚至还有部分学生主要因有“旧法观点”而被打成“右派”。其中有不少是对革命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的老干部、老教授和青年教师。如最高人民法院委员会委员、刑庭庭长贾潜，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王斐然，北京政法学院院长钱端升，人民大学刑法学青年教师孔钊以及曾参加接管北平法院的青年干部傅楫，等等。他们中有不少是老党员或在白区做地下工作的青年学生。再如厦门大学民法学教授李景禧被划为右派，受清洗回原籍，在“文革”中又把他定为现行反革命、特务，平反后是第一位以法学教授身份而当选为六、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颇孚众望，是称职的人大代表。有不少人士被错划为“右派”后，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如留美回国后被分配到司法部工作的青年干部李大光被打成“右派”后，造成全家惨死，其中有幼儿2人。这都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流毒使然。马克思说：“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司法部和最高人民法院两机关被错划的右派占全体干部的9.5%以上,大大超过了规定的指标。他们被充军北大荒、流放，过着非人的生活。经过历次运动，我国的法律群体被毁灭，有限的法律人才资源被摧残殆尽。

人类社会应当构建和谐的社会，而构建和谐的社会又应当是法治的社会。没有民主就没有法治，没有民主和法治就没有社会主义，也就谈不到和谐的社会。要构建法治大厦就必需拥有雄厚的法律资源，其中包括思想理论、人才和物质等软件和硬件。实践充分证明：搞人治，人存政举，人亡政息；只有搞法治，萧规曹随，才能长治久安。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7年第3期 说不尽的大国兴衰　作者：资中筠

大国消长如月之盈亏，是人间正道。而凡能继续立足的，本国人在国内基本上得到善待是必要条件。

最近中央电视台二套经济频道连续放映12集记录片《大国崛起》（以下简称“记录片”），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因而一再重播，可谓“热播”。两年前，几位主创人员向陈乐民（编者注：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前所长）和我就这一创意征求意见时，我们在表达钦佩的同时，不无保留和担心。首先对“崛起”一词有异议，更主要是担心是否会重复“船坚炮利”、“开疆拓土”的传统诠释思路，或者单纯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从而对当前把“崛起”挂在嘴边的国人产生误导。如今这部片子终于问世，总体而言，历史的主线在其中得到了相对客观的、综合的表述，脉络清晰，对“软实力”的重要性也给予了一定的关照。遗憾和缺陷当然是有的，估计大半不是由于创作者的不知和不能，而是形格势禁，只能有所不为。

大国兴衰是一个说不完的题目。人类从蛮荒进入文明，有文字记载的不过几千年，而进入“现代化”的历程就是这些大国相继兴起的500年。这几个国家各领风骚或长或短，其所以有资格作为“大国”在历史上占据一席之地，不在于其人口众多、幅员辽阔（事实上所谓“大国”，不少是小国），而在其有所创新，成就大事业，对推动世界文明进步做出贡献。每个国家兴起的过程各有其特色，但也有共性，要之，都不是事先设计好，而是顺应发展需要自然形成的。

从文明史的角度看

以荷兰为例：荷兰应算蕞尔小国，且地势低于海拔，得天并不算厚，其有利条件就是有海港，可以，也只能以贸易求生存。它的始发优势在于自由、平等、开放，特别是务实精神，最少虚荣的包袱。它是当时欧洲思想最自由，对各种宗教信仰最宽容的国家，因而吸引了各方人才。它在不经意中孕育出高度发达的商业文化，有诸多对后世影响至深的创新。例如别出心裁地发起全民集资办企业，是为股份制之滥觞；为代替分红发行证券，出现证券交易所，早于纽约100年；又因势利导建立信贷业，为银行的雏形，早于英国100年；它先有村民和社区自治，后有统一的王国，因而有最成熟的市民社会，最少森严的等级。证据之一是，作为其艺术特长的油画，不画神、不画王公贵族，而多画平民百姓日常生活。这一点即使在文艺复兴后的欧洲也属少见。我们看到那时的欧洲油画多半是拟人化的神，或是宫廷贵族肖像，而荷兰画以自然风景见长，人物则健壮的农人、农妇、胖乎乎的厨娘都是主角。当然作为航海国家，造船业也有独到之处，其独特的造型也是从实际需要出发——为了多装快跑。总之荷兰之强盛似乎是无心插柳，水到渠成，并非是先有一位雄心勃勃的君主，做出英明的规划和决策，然后成其霸业。

英国的历史就更加丰富。人皆知其曾为“日不落帝国”，实际上这一巅峰期只存在了不到100年，而奠定现代英国基础的《大宪章》，远在13世纪就已制定，贯穿其中的原则精神引领英国800年，直到今天。毋庸赘言，它同时也是对世界文明的杰出贡献。那位跨越16—17世纪，领导英国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而奠定英帝国霸业基础的伊丽莎白一世，正是由于恪守《大宪章》“王在议会中”，“王在法下”的原则，没有滥用自己的权力和威望，使英国得以在稳定、宽松的环境中繁荣昌盛。再传至查理一世，也正是由于反其道而行，企图越过宪章，扩大君权，实行专制，结果招来动荡和革命，把自己送上断头台。革命领袖克伦威尔以暴易暴，掌权后更加独裁，结果也被推翻。直到“光荣革命”之后，英国又回到《大宪章》的轨道，确立了几百年国内的长治久安。这段历史说明君权民授和法治精神已深入英国人心，形式上有一个国王，实质上决不能容忍任何专制。于是在这片国土上适时地产生了培根、洛克、牛顿、瓦特、亚当·斯密、凯恩斯……一连串光照世界文明史，推动历史前进的人物和创新。

17世纪以来，法国和德国思想家辈出，宗教革命、启蒙、理性、逻辑学、辩证法，法国大革命，响彻世界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人权宣言”……这些耀眼的珍珠缀成的链条在世界文明史上熠熠闪光。然而，路易十四的法国虽说与伊丽莎白一世的英国差不多同时臻于鼎盛，但是绝对的君主专制，没有留下一种类似《大宪章》那样限制君权的机制，还需要一场大规模的暴力革命，几经反复，才确立了法兰西共和制度，以《拿破仑法典》为保证。不过法国在文化艺术方面的辉煌成就在路易十四时期就已达到高峰。法语在历史上的持久影响力无与伦比，几百年中整个欧洲包括俄罗斯都以法语流利为文化修养的标志，直到上个世纪50年代，法语一直是国际场合主要语言，以后才逐渐为英语（美语）所代替。记录片最后一集给巴黎“先贤祠”以特写镜头，是画龙点睛之笔。先贤祠的正门上铭刻着：“献给伟人，祖国感谢他们。”这里安葬了72位法国历史人物，其中只有11名政治家，其余大多是思想家、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形象地表现了法国以文化傲世的特点。

对于德国作为后来者，记录片点出它的教育兴国，是抓住了核心。德国的高等教育有诸多创新，曾为世界的榜样，对美国20世纪初的教育改革都有影响。而其基础教育的质量和普及程度造就了素质极高的国民。除了众所周知的知识精英在哲学思想、文学音乐方面的贡献外，普通公民的敬业自律、劳动者的技术和一丝不苟的作风，也为世界之首，因此“德国制造”本身曾一度成为工业品的世界品牌。

事实上欧洲文明国家不论大小，都有尊重思想文化的特点，代表国家骄傲的多是文化人而不是王公大臣：西班牙的塞万提斯、丹麦的安徒生、挪威的易卜生、格里格……更不用说意大利、奥地利的人文荟萃了。记录片最后一集有一段旁白可圈可点：

一个懂得尊重思想的民族，才会诞生伟大的思想。一个拥有伟大思想的国家，才能拥有不断前行的力量。自由、平等、博爱，这是人类社会的美好理想。也许这是永远无法完全实现的愿望，但是人们可以在无尽的岁月中无限地接近它。英国首相丘吉尔有这样一句名言：我宁愿失去一个印度，也不肯失去一个莎士比亚……

近代欧洲发轫于13世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以但丁的《神曲》为标志，之后一段时期群星灿烂。这套记录片没有给意大利一席之地是不小的缺失。从文明史的角度，如果有一集把欧洲作为整体而不是国别来叙述，应该从意大利开始，可能弥此不足。

社会福利的创新

这一历史时期“现代化”的进程实际也是资本主义制度兴起和成熟的过程。《共产党宣言》中对资产阶级兴起中的革命作用和资本的威力有非常精彩的描述。资本主义以空前的效率促进科技进步，创建丰裕社会，同时必然造成贫富悬殊和阶级对立。《宣言》指出，这种社会矛盾终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而且马克思还曾预言这一革命将在英国发生。但是历史没有实现这一预言。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这些欧美国家都及时进行了改良，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现在的新名词叫“社会创新”。

英国是社会创新的先驱，早在伊丽莎白女王治下，1601年颁布了统称《伊丽莎白法规》的济贫法，是为政府用法律调剂贫富之始（事实上英国第一部济贫法出台是在1388年，不过范围甚小，此处暂不论）。到工业革命之后，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特别表现在城市条件恶化，英国最严重，同时又是城市改革的先驱。1845年恩格斯发表的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揭示伦敦工人的恶劣生活条件，到1892年恩格斯为此书德文第二版所写的“序言”中就承认：从那时以来，城市触目惊心的恶劣条件已得到改善，原著中所描写的情况很多方面都已成为过去。这一变化发生的半个世纪正是英国处于“日不落帝国”的全盛时期。在恩格斯的名著首发近百年后，就在反法西斯战争最艰苦的1942-1943年间，英国又出现了全面社会保障的“贝弗利奇计划”。这一计划尚未经国会通过就在国内发行50万份，大受欢迎，宣传部门印成小册子发给前线士兵，以鼓舞士气，让他们知道是在为怎样的生活而战。战争结束后，各政党都以这一计划为竞选的号召。1945年工党当选执政，第一批措施就是根据这一计划，通过一系列有关法律，付诸实施，延续至今。也就是说，英国不论在帝国盛时，还是在危急存亡之秋，改善本国人民生活条件的努力一直延续不断。

其他国家或先或后都建立了缓和矛盾、照顾弱势群体的各种制度，并根据各国国情百花齐放，逐步完善。事实上，人民福利也是各大国互相竞争的一个领域。俾士麦时期的德国，以国家为主导的各项社会保险和福利政策在欧洲处于领先地位；法国强调民间互济，政府为辅。英国在半个世纪中在改善福利过程中一直以德国为竞争对象。美国发现自己在“人道主义”方面落后于欧洲，以德、英为榜样急起直追，到罗斯福“新政”时确立了美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才停止向欧洲学习。如果从中找出共性来，那就是，“大国”之为“大国”，其国民的基本权利和生存条件也须得到保障，并一般优于同时期的他国。当然，这种社会创新并非都出自统治集团的自觉，劳动者有组织的斗争、大众媒体的批判和监督、各种改良和革命理论——费边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形成推动改革的综合力量。思想界的百花齐放从人文、哲学走向更实际的社会科学也是时代的需要。没有这方面的改革，没有全民的最低福利保障，作为现代化的“大国”是难以为继的。

至于高水平的福利又带来新问题，也难以为继，这是另一课题，不在本文探讨之列。

何必讳言民主自由？

见到本片的主创人员在接受媒体采访中竭力表白主要不是民主的问题。《南方周末》的采访稿特意把“主要不是民主”作为小标题。这令我有点滑稽感。民主何罪？民主何害？这些国家强盛之路难道与民主无关，反倒是专制独裁的产物？诚然，民主决非充足条件，不是灵丹妙药，但是从英国《大宪章》到光荣革命到美国制宪会议到法国大革命，难道不是确立民主的过程？欧洲从中世纪走向现代，是从神权走向人权，从专制走向民主（君主立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从等级特权走向平等法治的历史。这一切不仅是少数精英的觉悟，而且成为全体公民的共识，也就是全民从蒙昧走向启蒙的过程。这是一段渐进的、漫长的历史，同时也是对人类文明的宝贵贡献。各国的发展道路千差万别，民族特色十分鲜明，但又有其不可逾越的普遍规律，以及作为现代人的普适价值。当然不是只要有了议会民主和选举制度就万事大吉。德国希特勒被选上台常被那些贬抑民主选举制者作为反面例证。诚然，希特勒是通过选举执政的，但是一旦上台，他和他的纳粹党就把法治民主撇在一边，奉行极端的集权独裁，以残酷手段压制各种理性的呼声，煽动极端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之作为灾难的象征，难道不是对内残酷的集权专制？德意志民族的悲剧总不能算在民主头上吧？本片中有一个镜头重复两次，即著名的西德总理勃兰特在奥斯维辛犹太人墓前历史性的一跪，旁白是：“跪下去的是勃兰特，站起来的是德意志。”一个能够这样彻底反省的民族，正说明它还有从宗教革命以来与欧洲文明发展轨迹相吻合的传统，表现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自信，因而也是有前途的。

再以俄罗斯彼得一世为例，这是在俄罗斯历史上彪炳千秋的大帝。他目光如炬，为了俄罗斯的现代化，义无反顾地向西欧学习，不惜微服游学，亲自以学徒身份从工匠做起，这样的胸襟和虚怀可谓亘古一人，对俄罗斯的强盛功不可没。但是他唯独没有学来的是宪政、法治和民主的精髓。他求胜心切，企图借助绝对君权，用专制高压手段，以一己之力把俄罗斯强行推入现代社会，既不设法从其他王公大臣中取得部分支持，也没有触动以农奴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他的先进思想并没有成为俄国人的共识。表面上似乎效率很高，结果欲速则不达，连自己的儿子都未能说服。在其身后，许多措施人亡政息，俄罗斯又走了一大段弯路。从沙俄到苏联到现在的俄罗斯，版图几经变化，仍不失为横跨欧亚大陆的真正“大国”，但是其现代化的道路崎岖多难，少渐变而多突变。彼得大帝未能着手改变的专制基因，成为俄国前进道路上沉重的包袱，历经多次历史变革，乃至天翻地覆的暴力革命，仍难触动。

窃以为，记录片以荷兰和英国3集最为精彩，其它各集也各有所长。相对而言，俄罗斯下集有关苏联部分有诸多败笔，甚至具有误导性。首先把美国罗斯福“新政”与苏联计划经济相提并论，大谬而不然，二者本质上不同，这里不再赘言。片中提到20世纪20-30年代的资本主义大危机，使人们向往苏联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一个极短时期内确有此现象，但是紧接着就是斯大林的“大清洗”，使以自由平等为理想的进步人士希望幻灭。对此，我国通常的称谓是“肃反扩大化”，那是委婉语。实际上决不是“扩大”问题，而是方向问题、制度的本质问题。所“肃”者极少是真“反革命”，而是革命元老、知识精英、民族精华，而且此后高压和清洗成为经常性的政治生活的一部分，不断地摧残民族元气。诚然，最后战胜了法西斯侵略，是苏联人民的光荣业绩，这是以千百万红军的英勇牺牲和百姓的苦难为代价的。如果当初苏共大批精英以及包括图哈切夫元帅在内的大批优秀将领都未遭清洗，如果至少领导层还有正常议事的民主生活，苏联人民是否一定会遭此浩劫，反侵略战争开始时是否依然那么被动？这段极具警世意义的历史在记录片中完全不见。除了这一重要的缺失外，还给人印象，似乎严密的计划经济、以残酷手段镇压和剥夺农民、以牺牲农业为代价发展重工业，都是不得已的，要大炮只能不要黄油，甚至这些都是后来战胜法西斯侵略的条件。当然“误导”绝不会是编者的主观意图，只是重点的取舍，客观上就会造成某种印象。

其实我能够理解主创者的苦衷，从一开始就兢兢然、惴惴然，一再“自律”。例如关于英国的两集中有关洛克的内容、美国独立的口号“没有代表就不纳税”、美国《宪法》最重要的10项权利法案的产生过程……诸如此类精彩片断都割爱了。为了争取播出，其情可悯，其境可叹，不应加以苛求。

“兴”与“衰”的标准

这些大国都有殖民扩张的历史，以种种巧取豪夺占有他国财富充实自己的国库。它们在国际上奉行强权政治，它们善待本国人，却虐待他国人，其依据是“种族优劣论”。所以一方面在国内高举自由、平等、人权大旗，一方面可以心安理得地剥夺他国人的权利。不仅统治者如此，许多真诚信奉人道主义的进步人士也认为“劣等民族（或种族）”不配享受“文明”国人所享受的权利。到纳粹德国对犹太人施行种族灭绝政策，种族主义登峰造极，却也因此随着纳粹主义的灭亡而臭名昭著。二战结束后，种族平等、民族平等的观念确立为国际准则，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的潮流势不可挡，到20世纪60年代殖民地纷纷独立。从此，不论个人潜意识里还有多少残余，公开宣扬种族主义在文明世界已无法立足。今日的世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但是在新的平台上以另一种游戏规则进行。

大国消长如月之盈亏，是人间正道。从这些大国的历史来看，以竭尽本国人力、物力，剥夺本国人民基本权利为代价，穷兵黩武进行侵略扩张，尽管“船坚炮利”，只可得逞于一时，最终必一败涂地；而凡能继续立足的，本国人在国内基本上得到善待是必要条件。如荷兰和英国，迫于历史潮流，退出殖民地，版图大大缩水，从“霸业”角度看是“衰落”，但降为“二等”国，退居本土，照样繁荣发达，仍不失为乐土。现在欧洲国家创立了“欧盟”这样一种国家关系的新形式，是否能够成功，又成为一种推动历史的制度创新，还言之过早，但至少是历史发展到某种阶段的新的尝试。美国现在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正自以为“替天行道”，牛气冲天。能否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收缩，退居正常国家，尚待今后美国人的智慧。总之，从以人为本出发，以广大人民的福祉为标尺，“大国”排行榜的名次只能表现暂时的兴衰。例如北欧诸小国，廉政、福利都居世界前茅，小小芬兰教育高度发达，且国家全包，这不也是一种排行法？

是兴奋剂还是清醒剂？

此片一出，在国内外都引起某种躁动，普遍认为，这是中国为自己“崛起”、为下一个“大国”作准备。《纽约时报》有一篇专稿，题为《腼腆的巨人不再故作谦虚》有一定的代表性。文章说现在中国不再否认企图很快成为这样的“大国”了，要放弃邓小平制定的“韬光养晦”的策略了——“韬光养晦”的英译再翻回中文就是“藏起野心，掩饰利爪”（！）。通篇文章内容无甚新意，无非是列举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一些举措，暗示或明示“中国威胁论”。外人愿意如何评论，是他们的事；国人的心态和反应才是重要的。我没有做过调查，无法做出科学的评估。只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隐约感到在一些国人中有一股虚骄之气，与国外不论出于何种动机的夸大偏颇之论相呼应，似乎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下一个世界中心的大国已经在望。在这种背景下，当前这部片子可能起两种作用，一是作为兴奋剂加强了这种躁动的心态；一是作为清醒剂，启发国人深思文明发展的规律，从而客观地认识到我国前面道路崎岖而修远。我希望是后者。

我更希望的是，本片的观众先不忙着联系自己。多年前，在本人主持《美国研究》时就曾一再强调，以客观、全面、深入弄清楚美国为宗旨，切莫轻言与中国“比较研究”，因为这种比较只能是望文生义，牵强附会。而且一联系自己，就容易主观，根据自己的需要对研究对象的国情进行取舍。例如前面提到有些关键内容因“敏感”而回避。其实自己想不想要是一回事，不能因此不承认人家有此传家宝。且慢联系自己，不是永远不要反思，而是避免急功近利。中国人需要了解外国，特别是世界发展的历史，过去如此，在全球化的今天尤其如此，这点再强调也不为过。尽管有关世界历史的书籍，包括国别史，林林总总，但是耐心仔细阅读者日少。通用的教科书往往观点陈旧，取材偏颇，且常有不少误导，亟待改进。这部记录片，借助大众视觉传媒来表现15世纪以来先后在世界上称雄的9个国家兴盛的历史。跨越500年，覆盖两半球，可谓波澜壮阔，是壮举，也是创举。本文前面虽有一些求全之责，总体上还是认为值得大力肯定。它提供了新的视角，至少比传统的教科书有许多突破，单是普及知识就起到书籍所不能起的作用。如果进而启发出一批历史爱好者，以此为契机，就自己感兴趣的领域作进一步学习探讨，那就功劳更大。再要强加于它过于沉重、似是而非的使命，就是多余的了。

（作者为资深学者，原为中国社科院美国所研究员、所长及《美国研究》主编）

（转载自《南风窗》2007年1月总第326期）

2007年第3期 “五四”今年过米寿　作者：彭　迪

新年伊始，一阵强劲的春风化解了冰冻多年的神州大地。温家宝总理年前对文学艺术家发表的交心交底的谈话触动了人们的心弦，激起了强烈的反响。许多知名人士发表了同样激情的谈话，也推心置腹向我们的总理交底交心。这种上下一心互信互爱的政治空气在中国近代史上是罕见的，如果不是空前的话。我国传统的做法是，领导发表文告，全国各地纷纷表态支持，气势虽然磅礴，但人们看得出来，这种千篇一律的表面文章，大都是出于政治需要，甚至是由上级指示组织的。这次对温家宝谈话的反应完全不一样。关心国家大事的人们自发地发表评论感想。他们的一些真心话甚至是冒着触犯当局禁忌的政治风险说出来的。我国有影响的月刊《炎黄春秋》给这次历史性的上下思想交流提供了一个深得人心的平台，真是难能可贵。

温总理在谈心中表达的为民为国的崇高理想，治国安民、道德重振的精辟见解，尤其是坚持真理敢讲真话的勇气，已经有不少同志作出高度评价。这个谈话意义深远，需要继续领会和展开探讨。

他这篇谈心的第一句话，“我没有稿子”，就像闪电似的把我吸引住了。我一定要看下去，这不会是一篇书本上的教条训词或反复灌输的官腔大话。更使我惊喜的是，他紧接着说：“一篇没有稿子的报告，人们不会求全责备，说错了，大家批评就是了。”

好些年来，我没有听到领导人说这种欢迎批评的话了。现在我们领导人的讲话，常常是篇篇 “重要”，句句正确，只要求大家学习遵循，保持一致，似乎天下有什么绝对正确，能够垄断真理的主义、政党或个人，既不期待人民探讨质疑，更不容忍不同意见。温家宝不像是这样的领导人。虽然他身居要职，德才兼备，但并不自以为是。他主动申明他只是向大家提点“不成熟的意见”。对在座的老作家们，他称：“他们是我的前辈，应该说我是读着他们的作品长大的。”对于饱受政治摧残，至今还受到打压排斥，不许他们说话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温家宝总理这种语重心长勉慰之情令人感动不已。

温家宝这次讲话的重点是号召全体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以天下兴亡大业为己任，勇敢地站出来，无私无畏，坚持真理讲真话。他不是停留在一般号召，而是着重阐述“知识”（包括知识分子）在振兴中华的宏伟而艰巨的大业中所起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在今日之中国，这种作用还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更为重要的是，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虽然措辞委婉，但没有回避探讨造成这种反常局面的主客观原因，提到某些政治上敏感的问题，特别是解放思想和民主改革。

温家宝的谈话，有的放矢，切中要害。响应他的号召，我也想讲点我的真话，如果文不对题，就算是题外之音吧！我认为思想，特别是深层次的思想是区别人类和其他生物的最重要的标志。通过这种天赋的智商，人类征服了地球并且已经开始向宇宙进军。同样地，先进的民族也是运用这种本能占据了自然和人文科学的高地，建成了强大的国家。美国就是这样的典型之一。它的诀窍就在于对人民的思想以及表达思想的言论，很少限制，充分发挥他们的思想威力和创新。许多杰出的思想家和科学家都出自美国或是从外国跑到美国去安家落户的移民，在这个条条框框较少的国土，发挥他（她）们的聪明才智。落后的国家，不了解这个道理，甚至私心重重，唯恐人民自由思想的威力危及统治者的利益，千方百计限制和剥夺老百姓的思想和言论自由，其结果是作茧自缚，自我窒息。

不幸，我们中国从秦始皇开始，两千多年来实行的就是这种专政制度。虽然专政的强度有起有伏，专政的名义和方式也不尽相同，但压制言论自由，排斥外来思想的基本政策不变，直至晚清政府才开始发现闭关锁国有导致亡国之虑，必须励精图变。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康梁变法本应成为近代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开始，可惜不为笃信皇权专政的最高当权者容忍而失败。半醒半睡的清廷只醉心从外国引进坚船利炮而无心接纳欧美强国尊重人的个人价值和自由权利，逐步建立人民做主的政治制度，发挥人民的智慧才华的成功的建国经验。

晚清的这段历史教训至今还有参考价值。坚船利炮的洋务运动比较容易，改革政治制度比较困难，因为它涉及当权者的既得利益。特别在中国，厉行专政制度的传统观念，积重难返。这种残余影响甚至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后，也没有肃清。我们党领导，突破了一些传统的教条，做了很多开创性工作，成绩卓著，尤其是培育发展市场经济，容许人民有更大的自由发展经济，生活大有改善，国力也有很大加强。但是这种改革开放的重点还是放在引进外国的科学技术，略似晚清兴办工业，坚船利炮的洋务运动，比起旨在削弱君权的康梁变法维新运动来，我以为还有逊色。由于片面孤立地强调发展经济是“硬道理”而忽视甚至压制思想和言论自由的结果，我国现在的经济发展虽然无疑是远远超过秦始皇时代，但政治和思想领域恐怕还不如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活跃。

世界已进入高度活跃的以信息和知识取胜的时代。国际竞争的重点已逐渐从“硬实力”更多地转向“软实力”发展。除了经济和国防实力强大以外，国家政治民主，信息畅通无阻，思想言论活跃，科学文化繁荣，道德素质优良等等都是构成近代文明国家的要素，而且从长远看必将超过那些单凭硬实力取胜的国家。从朝鲜、越南到伊拉克，美国企图单纯以压倒性的硬实力压倒对方的企图，屡战屡败。如果没有强大过人的软实力作后盾，它将败得更惨。

爱因斯坦突破传统时空概念的思维和崭新的科学理念，打开了世人的眼界。这位伟大的探索宇宙真理的科学家也是一个热爱正义与和平的人道主义者。无意识地，他的研究成果为原子弹的诞生铺平了道路。他为此而感到懊悔。从他的一生，人们看到硬实力和软实力是如何相辅相成，而软实力也可以说是硬实力的基础。

由此可见，从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政治改革开始，带动我国的软实力的发展，是何等重要。对我的这些浅见，我们党中央的领导想必心中有数。稀罕的是温家宝总理肝胆相照，系统深入地向公众提出这些问题同大家探讨，并指明解决问题的道路是回到我们建党初期强调的“五四”精神——“民主，科学”。他强调说：这就是追求真理。

我发现，这是温家宝总理的一贯立场。但并不是所有的人对这个问题如此重视而且有这种迫切感。近几年纪念“五四”运动，领导召开大会，发表讲话，大报刊登文章，场面虽大但主要是宣扬爱国主义，很少探讨五四运动更加深远的意义——民主和科学精神。

拿去年“五四”运动的纪念日说吧！唯一的纪念活动是温家宝总理在五四青年节看望北师大学生。他没有准备做什么报告，同学生不拘形式自由交谈，在学校图书馆回答一位学生的提问时，即席发表了一些多年来包括学生在内的广大知识分子想说而没说的话，令人费解的是，各主要大报，不知是不约而同还是有意安排，将温家宝这段最重要最精彩的答问都登在第二版很不醒目的地位。我问了一些朋友，他们都漏看了这段简短的重要讲话。为了引起公众的重视和反思，我今日再将温总理那次谈话的原文介绍如下：

“五四”运动提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我们继承“五四”光荣传统，追求民主与科学的目标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没有民主与科学，就没有社会主义，也就没有现代化。我们今天讲民主，就是要让人民当家作主，保障人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就是要创造一种环境，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就是要让每一个人都能在平等公正自由的环境中全面成长；就是要把发展民主和完善法制结合起来，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

这段话的中心思想是“人民当家作主”。他还提出了一系列措施，以保证人民能真正行使国家主人的权利，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在中国，要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是一件天大的难事。因为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从来没有过这方面的知识和经验，从有文字记载时开始，中国只有皇权党权甚至个人专权压制民权的历史，不知人民当家作主为何物，“五四”运动标志着古老的中国走向现代文明世界的开端，可惜封建思想和专制势力根深蒂固，阻力太大，失此良机。这也不奇怪。包括许多文章史料和家喻户晓的古典小说，大都渲染帝王将相左右乾坤的作用。反抗专制统治的人民运动，不是被镇压失败，就是成功后又回到专制统治，成为一种恶性循环。胜者为王，自命为天子，所作所为，自认为是替天行道，而且代代相传，一坐天下就是几百年。当权者以此为乐，人民习以为常，而且信息闭塞，不知道许多国家别有洞天，可以考察借鉴。

共产主义运动本是人民解放当家作主的又一次机会。但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如苏联等，片面强调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地位，给党的领导提供了滥用权势、压制民主的条件，直至动用专制手段对付人民，实际上把人民排除在领导之外。我国共产党一向提倡“为人民服务”，但也过分强调党的绝对领导地位，高度集权，不免导致独断专行，甚至发生反右和文革那样违反人民意愿的事，犯了许多错误。现在我党领导提出“以民为本”，用意虽好，但我以为还没有超出“为民做主”的范畴。“由民做主”和“为民做主”，一字之差，天壤之别。我们的国家大事，从制定方针政策到重要人事任免，都由党领导“包办”，从中央到基层，掌权的大官，都是共产党员。虽然我们有许许多多优秀的共产党员，但在权力机构中，不少党组织成了名副其实的官僚权势和利益集团。在这种高度集中而缺乏监督的政治体制下，一般百姓和广大党员都没有多少当家作主的权利。许多人多次挨整挨批，如惊弓之鸟，不敢再对党领导提意见，讲真话。

我深知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的难度，不能急于求成。为改变观点，改变制度，需要创造条件，逐步推广。但我认为应该知难而上，不能因噎废食，却步不前。我不主张照搬外国的具体做法，但我认为也不应拒绝和蔑视外国比较成功的经验，一概斥之为邪教异端，更不应该过分强调中国人民觉悟程度太低，不会搞民主，一搞就要乱。每当看到一些不发达国家，例如南非、东帝汶等国的人民，在酷热的太阳下，光着脚丫，排着弯弯曲曲的长队，像十里长蛇，井井有条去投票选举他们支持的政党和领导人时，我不由得感慨万千。我国解放已经半个多世纪，我们的人民早应当家作主，享受宪法规定的各项自由和民主权利，过正常的民主生活了。

温家宝的谈话真诚地指出解决我国这个头等重要问题的必要。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亮点。但愿它能光芒四射，照亮我们前进的方向。

（责任编辑 杜 晋）

2007年第3期 没有民主就没有共产党　作者：吴　敏

民主是共产党成立的基本条件和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世界上的第一个共产党成立于上上世纪40年代末。为什么它能在这个时候“从天而降”呢？首先，这个时候，资产阶级民主关于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的思想已经在欧美成为一种主潮流（在实践中当然没有完全兑现），使得揭示无产阶级历史使命和劳动解放客观规律的马克思主义之创立和传播，以及无产阶级组织自己的革命政党，具备了现实的可能性。其次，这个时候，西欧国家的无产阶级已经由“自在”阶级发展成了“自为”阶级，在政治上基本成熟，能够明确地提出参与乃至主导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要求。再次，这个时候，原来实行“集中制”原则并具有秘密结社性质的工人政党“正义者同盟”，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要求将自己改组成为实行“民主制”组织原则的“共产主义者同盟”。这三个方面的实际情况，分别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民主和工人阶级政党自身的民主意识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如果不是民主思想、民主运动、民主组织原则发展业已奠定的这些必要条件和基础，世界上的第一个共产党是不可能在上上世纪40年代末成立的。

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的成立，同样与民主思想的传播和民主运动的发展紧密相连。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李大钊称之为“庶民的胜利”。李大钊的这个思想，意味着中国人自孙中山1905年提出“建立民国”以来，对民主思想和民主革命的认识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以及作为其重要铺垫的新文化运动，更是非常响亮地发出了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强烈呼唤。正是民主思想传播和民主运动发展的滚滚洪流，才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创造了条件，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条件。如果没有这些条件，中国共产党不可能在1921年横空出世。

中国共产党成立85年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两个最重大的成就，一个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还不是彻底胜利），一个是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还不是最终成功）。之所以能取得这两个最重大的成就，都同中国共产党坚持实行的民主思想、民主路线和民主政策有直接关系。中国共产党从1949年至今所拥有的执政合法性，就是以党所坚持的民主思想、民主路线和民主政策为根本基础的。简而言之，没有共产党坚持实行的民主，就没有共产党的今天。

有一首广为流行的歌曲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其实，这里所说的共产党，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坚持实行的民主思想和民主路线。如果对这首歌的题目作个具体解释，应该是：“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坚持实行的民主思想和民主路线，就不可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不可能建立新中国。”为什么这样说呢？众所周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依赖于毛泽东思想以及根据毛泽东思想制定的党的正确路线的指导。这里所说的毛泽东思想，当然包括毛泽东哲学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毛泽东文艺思想等内容，但最重要的应该是毛泽东民主思想；这里所说的党的正确路线，当然包括党的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军事路线等内容，但最重要的应该是以实现人民民主为根本目的的党的政治路线。解放区的天之所以是“明朗的天”，主要是因为这里正在升起着灿烂辉煌的民主的太阳；共产党之所以能得到广大老百姓的真心拥护，主要是因为它“实行了民主好处多”。毛泽东在1945年9月29日所作的《答路透社记者十二项问题》中，就非常明确地解释了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建立的“自由民主的中国”的具体内涵。他说：“‘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他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毛泽东选集》，第505页，哈尔滨东北书店1948年版）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高高举起了民主的旗帜，作出了建立“自由民主的中国”的庄严保证和允诺，才得到了各民主党派特别是全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才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这个客观的历史事实，是任何政治家、理论家、宣传家的任何辩解都不可能否认和改变得了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在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后召开的“遵义会议”，它把党和国家从当时“左”的指导思想的严重桎梏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悲怆灾难中解救了出来，开辟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这次会议之所以如此重要，就是因为它提出了两条“最重大”的“新政策”，“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实行改革”。（《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将近30年间所取得的所有重大成就，都同这两条“最重大”的“新政策”紧密相关。如果没有这两条新政策，党和人民就不可能得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得到的一切。而在这两条新政策中，“政治上发展民主”较之“经济上实行改革”又具有明显的前提性和格外的重要性。邓小平讲得很清楚：“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4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这意味着，不从政治上发展民主，就不可能解放思想。但如果思想不解放，仍然蜷缩在计划经济观念的藩篱之内，哪里谈得上什么经济改革？显然，从一定意义上说，如果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政治上发展民主”的新政策，我国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及其巨大成就，我们党就不可能得到最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就不可能有现在这样的执政合法性。

民主、自由决定着共产党的存在价值和前途命运

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的已有成果来分析，说“没有民主就没有共产党”亦有充分的科学根据，应该确立这样的认识和观念。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及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拟定的党纲，是马克思主义“袖珍式的百科全书”和“歌中之歌”，是将近160年来一切共产党人都高举着的伟大旗帜。在这部光辉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既为共产党规定了近期要实现的根本目的，也为共产党指出了最终要达到的宏伟目标。他们非常明确地说：“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在发展进程中，当阶级差别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手里的时候，公众的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末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4、272、27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从这些经典、精辟的科学论断可以看出，共产党之所以是共产党，决定于它领导无产阶级以及广大劳动群众所要实现的最近目的和最终目标。其最近目的，是要将无产阶级组织成为阶级，夺取政权，争得民主，使无产阶级以及广大劳动群众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其最终目标，是要运用国家权力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将社会改造成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共产党要实现的最近目的和最终目标是紧密联系、有机统一的，“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4页）。显然，是否为“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的最近目的而奋斗，是否在实现这个目的之后进一步为建立“自由人联合体”而奋斗，是否牢牢坚持这个最近目的和最终目标二者之间的有机统一，对于共产党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决定性的意义。如果忽视、忘却甚至丢弃了民主这个最近目的和自由这个最终目标，所谓共产党就不成其为共产党了，够不上共产党的资格了。假使有的人、有的组织在摒弃了民主和自由的目标之后仍然要打上什么“共产党”的旗号，那他们只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招摇撞骗而已。比如，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共产党（实际上只是党内的掌权者，不包括大多数的一般党员，因为一般党员在党内只是履行义务、执行中央政策的工具而已，基本上没有什么发言权和参与决策权）在其垮台之前，实际上已经完全抛弃了民主和自由的目标，蜕变成了严重脱离人民群众并同其根本对立的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他们虽然还自称是所谓“共产党”，但他们哪里还有一点共产党的味道呢？哪里还算得上是什么共产党呢？这种假冒伪劣的共产党最终被苏联人民抛弃，丧失了执政地位，这是由历史辩证法所决定的必然结果。

中国共产党人总体上说铭记着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谆谆告诫，对于自己要实现的目的和所肩负的使命有着清醒的认识。邓小平早在40年前就明确指出：“工人阶级必须依靠本阶级的群众力量和全体劳动人民的群众力量，才能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解放自己，同时解放全体劳动人民。”“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就是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胡耀邦在1981年代表党中央进一步特别强调说：“在革命胜利以后，人民就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党对国家生活的领导，最本质的内容，就是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生活。”这表明，在革命胜利之前，中国共产党所作出的一切努力和牺牲，根本目的是为了领导和帮助人民夺取政权，“争得民主”；在革命胜利之后，党的领导以及所做一切工作的根本目的，又是为了保障人民作为国家主人的地位和权利，实现民主。只有在人民当家作主并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基础上，才能建设好社会主义的新生活，为最终建立“自由人联合体”逐步奠定物质和文化基础。在现阶段，如果不重视甚至丢弃了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这个最本质的内容，不以实现人民民主为根本目的，所谓党的领导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和必要性，就不是共产党的领导了。套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共产党“自觉地认定”自己只不过是组织和支持人民群众争得民主、实现民主的“一种工具”而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果名为共产党，实际上发挥的却不是组织和支持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工具作用，而是自认为“有超乎人民群众之上的权力”，“向人民群众实行恩赐、包办、强迫命令”，“在人民群众头上称王称霸”，那么，这个党显然就“异化”了，不成其为共产党了，或者说共产党就名存实亡了，所谓社会主义也很难称得上是社会主义了。

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视共产党党内的民主和自由，恩格斯晚年还为此进行了多次坚定而严峻的斗争。恩格斯尖锐地指出：“党——需要社会科学，而这种科学没有发展的自由是不能存在的”。“在德国党和德国社会主义科学之间哪怕是有一点不协调，都是莫大的不幸和耻辱，更不用说分离了。”“在党内绝对自由地交换意见是必要的。”他还认为“在党内当然必须拥有一个不直接从属于执行委员会甚至党代会的刊物，也就是说这种刊物在纲领和既定策略的范围内可以自由地反对党所采取的某些步骤，并在不违反党的道德的范围内自由批评纲领和策略。”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报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其中一个颇有创造性的观点，就是认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为什么说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呢？

其一，党员是构成党组织的细胞，党员的活力决定着党的整个肌体的生命力。党内民主以保障党员权利为基础，党员权利的充分行使有利于激发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有利于促使党员经常保持旺盛的朝气、活力和进取心，有利于保障党员很好地履行自己的应尽义务，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党内民主保障了党员的权利，实际上就是保障了党的生命力。

其二，党组织的各级领导集体承担着党的工作的日常性决策职能，是党组织的中枢神经系统。他们的自身素质怎么样，能否按照党章的规定定期改选和换届，能否将德才兼备的优秀党员及时推举到党组织的各级领导集体之中，直接决定着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和生命力。而这些方面的状况，又直接决定于党内的民主状况。党内民主状况好，党组织各级领导集体能及时新陈代谢，党的生命力就旺盛；否则，党的生命力就要受到影响。

其三，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否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意志，是决定党的生命力的最重要的因素。要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真正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意志，惟一有效的办法，就是通过广大党员与人民群众经常保持密切的血肉联系，并充分发展党内民主，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自下而上、集思广益地来制定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其四，党组织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社会上的各种消极腐败因素不可避免地要渗透到党内来，侵蚀党的肌体，弱化党的生命力。要防止和抵御这种现象的发生，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发展党内民主。党内民主蕴涵着强劲的免疫力，能及时、有效地防止和抵御各种消极腐败因素对党的肌体的侵蚀，能最大程度地清除党的肌体上被腐蚀、被毒化的细胞组织，确保党的生命力长盛不衰。

显而易见，党内民主决定党的生命，党内民主就是党的生命。党内民主状况好，党的生命力就旺盛；党内民主状况不好，党的生命力就衰弱；如果党内民主遭到了根本性的摧残和破坏，完全没有了党内民主，党的生命力自然也就没有了，党组织就会成为一具僵死、腐烂的躯壳。在这种情况下，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共产党？哪里还有什么共产党？

克服和铲除党自身非民主、“非共产党”的成分及病毒

历史发展的实际走向和进程，决定于恩格斯所说的“平行四边形”形成的合力，不可能尽如人意。以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党确立的民主和自由目标来衡量，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方面虽然有了很大改进，成效显著，但其现在的自身状况和执政方式仍然存在着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其最主要、最根本的表现，就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中国化的不少重要成果尚未完全转化为实践，尚未完全实现认识的“第二次飞跃”。

邓小平在1941年就很尖锐地警示：“党的优势”“要表现在群众拥护上。把优势建筑在权力上是靠不住的。”“党权高于一切”的“以党治国”“是最大的蠢笨”，是“国民党的遗毒，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的最有效的办法”。但直至现在，相当一些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仍然把权力看得像贾宝玉脖子上的“通灵宝玉”一样至为重要，长期迷失在“最大的蠢笨”和“国民党的遗毒”中走不出来。他们崇拜权力，贪恋权力，追逐权力，僭越权力，滥用权力，名义上是要“加强党的领导”，实际上是在损害党的威信和形象的过程中谋取着自己的私利，有些人甚至堕入了腐败的深渊。

邓小平在1956年就说，共产党“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的“工具”。但是，迄今为止，相当一些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还没有真正确立这个认识，他们往往觉得自己拥有高于一般群众的地位和权力，尊重群众、服务群众的观点很淡漠，甚至几乎没有。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相当一些掌权者在实际行动上不仅没有把自己作为人民群众的工具，真心诚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反而把人民群众当成了自己的工具，让人民群众来为自己的某种意图和利益服务。党内目前之所以仍然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官僚主义现象，其源盖出于此。

胡耀邦在1981年就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共产党的领导最本质的内容是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又强调说：“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但是，直到现在，不少党员特别是一些党组织主要领导人竟然认为中国老百姓的素质差、水平低，不具备当家作主的条件和能力，不宜实行民主，需要由他们来“代表”（实质上是代替）老百姓当家作主，否则就会“天下大乱”，“危害社会稳定”。因此，在他们的影响力、作用力所能达到的范围之内，宪法赋予公民的选举权、罢免权、意愿表达权、政治参与权，赋予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选举权、立法权、决定权、监督权，在相当程度上还是停留于纸面上和口头上，很难真正转变为具体的实际行动。许多直接关系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事务，基本上都是由党组织主要领导人以“党的领导”的名义拍板决定的，法律规定的严格程序往往只是一个过场、一种仪式，没有多少实际意义。

邓小平在1986年就说，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但是，自1989年后半年以来，党政分开的改革探索实际上中止了，甚至成了被否定的对象，连邓小平关于党政分开的思想也几乎没有人敢提了。这样一来，不仅使得传统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现象进一步加剧，而且，一些新的“党政合一”方式和做法竟被冠以“改革”之名予以推广。现在，在有些地方，党委和政府两个“一把手”“一肩挑”的做法，就被作为正确的“政治体制改革模式”而大张旗鼓地贯彻施行。

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明确地将党内民主提到了“党的生命”的高度，并强调说“要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为重点，从改革体制机制入手，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十六大之后，党中央在发展党内民主方面又相继作出了一些重要决策。但是，近几年来，在相当一些领域和地方，党内民主的发展仍然相当艰难，实际状况远不能令人满意。比如，现在，“党八股”式的空话、套话仍然充塞于党报党刊和广播电视，各种媒体在娱乐性内容空前繁荣的表象下掩盖着思想性内容的单调、贫乏和沉寂，党内一些正常的不同认识往往被指责为“异己”、“敌对”的“杂音和噪音”而遭到封杀；广大党员反映意见的渠道仍然不通畅，“上访大军”有增无减（多数上访者当然不是党员，但如果党员反映意见的渠道畅通，很多社会性的问题就能比较及时地得到解决，党外群众的上访也会大为减少），动用行政手段乃至国家暴力“截访”和打击迫害上访者的恶性事件屡有发生；普通党员包括党代会普通代表实际参与党内事务、参与党内决策的机会和方式仍然很少，党代会代表基本上还是由有关领导和部门内定的，党代会的重要决议和选举结果基本上还是自上而下预先确定好了的；在相当一些党组织里，党委常委会以书记为权力中心，书记的权力很大，所谓集体领导和全委会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形式，这使得一些党委书记的“家长制”、“一言堂”作风比较突出，与此相伴随的人身依附、拉帮结派等现象也严重存在。而按照党章和准则的规定，“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之一”，党委常委会由全委会选举产生，在全委会闭会期间行使全委会的职权，其工作应向全委会负责，书记的“主要责任”仅仅是“组织党委的活动和处理日常工作”。

上述现象表明，我们党现在的自身状况和执政方式，同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及其中国化成果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同宪法、法律和党章、准则的规范也有很大差距。说得通俗和直白一些，就是在党的组织肌体和执政方式中，还存在着相当一些不符合共产党规格和标准的非民主、“非共产党”成分及病毒。之所以如此，追根溯源，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是苏共模式和斯大林主义的深重影响。中国共产党是在苏共前身俄共（布）的直接帮助下成立的，在成立之后的较长时期里又一直是苏共控制的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基本上照搬了苏共的一整套组织原则和组织建制。新中国成立以后，因为苏共是世界上第一个执政的共产党，具有无可置疑的示范效应，所以，中国共产党又在很大程度上参照了他们的执政方式。但是，苏共的党建和执政模式基本上是按照斯大林主义建立起来的，斯大林主义在相当程度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背离了共产党应有的基本规范。而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多种原因，我们党从来没有对斯大林主义及其负面影响进行过认真、彻底的批判和清理，致使苏共模式的浓重阴影至今仍然顽固地纠缠着我们。

另一方面，是中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残余影响。邓小平在1980年的一次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又说：“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这样一来，源远流长、基础深厚的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思想政治影响，势不可免地要侵蚀党的肌体，扭曲党的行为。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中国化成果向实践转化的过程中，封建专制主义残余影响屡屡要千方百计地以各种名义进行阻挠、干扰和破坏。尽管它往往要扯起一些冠冕堂皇的口号、旗帜来装潢和包裹自己，但人们只要认真地观察和思考，就能发现其“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遗憾的是，由于作为封建专制主义伴生物的奴隶主义、犬儒主义已经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了深层的社会心理结构之中，由于封建专制主义残余影响大都要依附于某种权势来借尸还魂，所以，真正去做这种观察和思考并有勇气对其进行揭露和抵制者往往寥若晨星。这样一来，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中国化成果付诸实践的过程中，封建专制主义残余影响的阻挠、干扰和破坏总是很容易得逞，致使党的组织肌体和执政方式中那些非民主、“非共产党”的成分及病毒很难从根本上被清理和铲除。

世界历史发展至今，虽然实现民主的具体道路和方式因民族文化的差异而有一定区别，但民主的基本内蕴和共性要求已经成为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全球价值，民主发展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大趋势。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一百来年的历史，实际上就是逐步融入世界民主潮流的历史。可以说，滔滔黄河无论经历多少曲折和艰难，终将通向浩瀚的大海；中国民主发展无论遇到多少阻力和困难，终将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民主中国。黄河入海是势所使然，民主中国崛起于世界的东方亦是势所使然。中国共产党要肩负和完成将中国社会最终改造成为“自由人联合体”的伟大历史使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只是实现这个历史使命的一个基础），必须积极领导和推动民主政治建设，坚决铲除自己组织肌体和执政方式中的非民主、“非共产党”成分及病毒。如果让这些东西继续在党的组织肌体和执政方式中存在和扩展，那无疑是非常危险的，它势必会从党的内部来腐蚀党、摧残党、毁灭党，使中国共产党不成其为共产党，最终导致苏联共产党那样的悲惨结局。党的十六大报告尖锐地指出：“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严格、准确地说，党内的腐败现象不仅是指索贿受贿、贪赃枉法等职务犯罪，还应该包括党的组织肌体和执政行为中非民主、“非共产党”的成分及病毒。此二者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后者较之前者更具有伪装性、欺骗性和讹诈性，对党的事业、党的命运的危害绝不在前者之下，必须高度警惕，坚决予以克服和铲除。

中国共产党成立85年来，为了实现《共产党宣言》所确定的民主和自由宏伟目标，已经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英勇奋斗，作出了难以估量的巨大牺牲，受到了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爱戴。这样一个伟大的党，怎么能容忍非民主、“非共产党”的成分及病毒恣意侵蚀党的肌体并最终葬送党的事业呢？那些凌驾于人民头上的特权者，那些以权谋私的腐败者，那些假“人民公仆”之名行个人专制之实的僭妄者，那些不尊重公民权利、不关心群众疾苦的官僚主义者，哪里有资格算得上是“共产党”？他们的颐指气使、主观臆断和专横跋扈，又哪里有资格算得上是“党的领导”？从李大钊、张太雷、邓中夏到董存瑞、江竹筠，成千上万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创立的新中国，岂能让一些蠹虫盗用“共产党”的名义为他们自己及其小团伙谋取特权和私利？不，不，7000万中共党员和13亿中国人民绝对不答应！人民民主的伟大事业正在呼唤着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正在呼唤着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既然能够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勇往直前，不断地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也必定能够通过根本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坚决地铲除自身存在的非民主、“非共产党”成分和病毒以及其他一切腐败现象，像浴火重生的凤凰一样变得更加英姿飒爽，飞得更加长久高远。

其实，在上世纪80年代，在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理论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人曾经对党的组织肌体和执政方式中非民主、“非共产党”的成分及病毒发起过一场全面而猛烈的冲击。其主要矛头，直指传统政治体制“权力过分集中”的“总病根”。这个“总病根”的主要表现，“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第一书记，什么事情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惟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对铲除这个“总病根”的政治体制改革作了全面的战略部署，并计划用十来年时间初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按照党的十三大部署所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搁浅了，进行不下去了。从此以后直至现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所有探索，都绕开了“权力过分集中”这个“总病根”，这使得党的组织肌体和执政方式中非民主、“非共产党”的成分及病毒不仅没有被克服和铲除，反而更加严重了。近十几年来，之所以出现了腐败现象加重、贫富差距扩大、公民权利屡遭践踏等严重问题，主要原因就是“权力过分集中”的“总病根”在作祟。民主缺乏，权力不受制约，出现这些问题势不可免。

怎样铲除党的组织肌体和执政方式中非民主、“非共产党”的成分及病毒呢？怎样铲除“权力过分集中”这个“总病根”呢？惟一正确的抉择，就是以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理论为指导，根据新的情况制定新的战略，重续业已中断了十几年的根本性的政治体制改革，真正、全面地“坚持改革不动摇”。这是人民的愿望、历史的必然，是共产党为之献身的人民民主伟大事业的热切呼唤。我们丢失的机遇已经够多的了，现在这个难得的大好机遇实在是不应该再错过了。

（作者系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山西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7年第3期 感谢巴金　敬仰巴金　作者：丁磐石

最先的指引人

世纪伟人巴金逝世，文坛巨星殒落，我亦痛悼，这是因为他一再指引我在险阻坎坷的人生道路上应如何行进。我感谢他，敬仰他。

与巴老相同，我也出生于四川成都的一个封建大家庭，时间是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我的子侄要我谈我们祖辈的大家庭时，我常说：“你们看看巴金的《家》，就可以大致知道我们封建大家庭的情况。”巴老的祖籍是浙江嘉兴。他的高祖父李介庵在清嘉庆年间入川为官后落户于成都，我家祖籍是江苏丹阳，我的曾祖父在清同治时到川做官后也定居于成都，且与巴老家多有交往而沾亲带故。

巴老在1957年《家》再版时所撰的《和读者谈〈家〉》的文中说过：川西盆地的成都正是官僚地主聚集的城市，“在这种家庭中长一辈是清代官员，下一辈靠父亲或祖父的财产过着奢侈、闲懒的生活……长一辈的人希望清朝复辟，下一辈不是‘关起门来做皇帝’，就是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年轻的一代却立誓要用自己的双手来建造新的生活。”我出身的封建大家庭的情况与巴老的家可谓大同小异。不过，到二三十年代后，我的家庭却逐渐资产阶级化了。我的伯父叔父多投资于银行、组建公司，经商了。但在家庭生活中仍恪守封建礼教，凡事都是家长说了算，讲究“三从四德”，还多包办婚姻，家人亲戚之间也多闲言碎语，是是非非，尔诈我虞。我父亲一直是个科级公务员，靠工薪生活。抗日战争发生，物价不断飞涨，我父亲养家发生困难，就常受到很势利的家人亲友的奚落。我少时生活在这样的大家庭里，感到压抑、郁闷。

我上初中了，许多同学都在看巴老的《家》，谈论《家》，我看这名著后大开茅塞，我觉得自己也应当学习觉慧，要多读新书，力求进步，将来一定要走出封建大家庭，走出四川，到外边的广阔天地去。

1944年冬，我高中毕业了，翌年春，我在成都考入由北平迁来的燕京大学。我一进燕大，就呼吸到许多民主自由的新鲜空气，还参加了爱国学生运动。抗日战争胜利了，1946年夏，在我四伯父的支持、资助下，我随燕大复员到北平继续学业。以后两年多，我生活在美丽的燕园，既多得名师的教导，又受到学生运动的更多的火热锻炼，我的知识大增，思想更有飞跃的进步，我入了党，走上了革命的光明大道。

就因为如此，我感谢巴老给我的指引。我渴望见到他。四十年代初，我也得知他两度回到成都，但少年的我，引见乏人。我从幼时起，在我们大家庭中，就和我的堂姐丁秀涓因为在学习上能相互砥砺切磋，所以感情最深。抗战胜利后，涓姐考入了重庆大学，在学运中与巴老的亲侄子、也在重大学习的李致结识，他们志同道合，彼此相恋，解放初结了婚，我家与巴老家更亲上加亲了。但巴老居上海，李致夫妇在四川工作，我在北京，天各一方，且均常遭受政治折磨，我仍然无法见到巴老。直到“文革”结束，我们都得到解放，1979年，巴老到京参加全国人代大会，我才能去拜访巴老，受到他的亲切接见。以后我两次出差上海，都去过他的家，得以面聆他的教诲。

1979年，我第一次在京见到巴老时，他已年过古稀，白发苍苍，但却精神奕奕。他告诉我，他打算写一长篇小说，反映这些年来知识分子所经受的巨大苦难。看来多半是时势的急迫需要，他就学习当年的鲁迅，改用便捷、犀利的“匕首”、“短剑”迅速投入了拨乱反正的火热战斗。这就是他在以后的几年里所写出的一篇又一篇的《随想录》散文。一共一百五十篇，四十余万字，共分五集。它有力地控诉林彪、“四人帮”的罪行，深入地揭露、剖析出“左”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巨大祸害，阐明我们所应吸取的惨痛历史经验教训。文化界称道此书是一部力透纸背、情透纸背、热透纸背的巨著，是一部代表当代文学界最高成就的散文杰作。

反专制主义的先驱

十年“文革”，给我们的国家、人民带来史无前例的浩劫，许多老革命家、领导干部、知识分子都被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被打翻在地。巴老是名满中外的大作家，竟也在劫难逃，而身受折磨迫害。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抗战时期，他是“身经百炸”，而这次是“身经百斗”。1966年8月，他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副团长出席并主持在北京召开的亚非作家代表大会。大会闭幕，他送走了外国作家代表团，一回到上海，就立刻被造反派揪斗，由“座上客”沦为“阶下囚”。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批斗会，家被抄，藏书被查封，作品成为禁止发行出售的“邪书”。他的家属也大受株连，他心爱的妻子萧珊更受尽红卫兵等的凌辱，不久就得了癌症，因缺乏治疗而不幸亡故。

万恶的“四人帮”被粉碎了，“文革”收场。不知有多少人痛定思痛，在反思我们祖国为什么遭此大难。“横扫—切牛鬼蛇神”，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空前盛行，人人都佩戴像章，手拿红宝书山呼万岁。凡此种种离奇古怪的现象，不得不使人深思，追本溯源。好些有识之士都悟出这是我国两千多年来所奉行的封建专制主义余毒作祟所致，他们大声疾呼应该批判、清除封建专制思想，巴老也是一位站在这场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斗争前列的先驱勇士。

巴老出身于旧社会的封建大家庭。他在《随想录》中说过：“有人断定《家》已‘过时’，可是我今天还看见各式各样的高老太爷在我们周围徘徊。”身受封建思想之苦的巴老对封建势力是有敏锐的洞察力的。早在1979年初，他在《随想录》第一集中就写道：“十多年来流行的那一整套，例如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剪忠字花，敲锣打鼓半夜游街，等等。这些东西是从哪里一下子跳出来的？我当时实在想不通。但是后来明白了，它们都是从旧货店里给找出来的，我们有的是封建社会的破烂货，非常丰富。”巴老又用自己在“文革”中的亲身经历说，他在每次被批斗之后，都有人找他谈话或要他写思想汇报，“总之他们要我认罪，承认批斗我就是挽救。”这时巴老就想起自己六七岁时候他的父亲在四川广元县当县官，他常去参观审案。被告人不肯讲就挨打，打完了还要给县官大老爷叩头谢恩。巴老指出：“那些在批斗会上演戏的人，他们扮演的不过是‘差役’一类的脚色……他们的戏箱里就是只有封建社会的衣服和道具。”

也正如巴老所说，中国封建文化有两千多年的深厚积累，搞封建专制主义的人都把它当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从西汉武帝时起，中国的专制统治者就一直是软硬兼施，表面上讲德治仁义，骨子里却使用暴力的统治。所以历史上称之为“亦儒亦法”、“儒法交融”，或者“儒表法里”、“阳儒阴法”。儒法合流，这是中国封建统治史的主线，但“四人帮”的写作班子“罗思鼎”等却大写文章篡改历史，胡说什么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着儒法两条政治路线的尖锐斗争，法家是“进步”的、“革命”的，儒家则反之，是保守的，落后的。据此他们大搞“批孔”、“批儒”，吹捧抬高法家，一味叫嚷要学习秦始皇厉行法家学说。这就表明他们要效法秦始皇，严刑峻法，焚书坑儒，“偶语者弃市”，“腹诽者诛”。他们要赤裸裸地对人民采用更加残暴的专政。在这个问题上，巴老也有清醒的认识、尖锐的批评。他说：“‘四人帮’打起‘左’的大旗，大吹批孔，其实他们道道地地的在贩卖旧货。”“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很大的收获，‘四人帮’之流贩卖的那批‘左’的货色全部展览出来，它们的确是封建专制的破烂货，除了商标，哪里有一点革命的气味！……他们为了推行他们所谓的‘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不知杀了多少人，流了多少血。”

巴老还沉痛地指出：“我常常这样想，我们不能单怪林彪，单怪‘四人帮’，我们也得责备自己！我们自己‘吃’那一套封建货色，林彪和‘四人帮’贩卖它们才会生意兴隆。”“封建毒素并不是林彪和‘四人帮’带来的，也不曾让他们完全带走。我们绝不能带着封建流毒进入现代化的社会。”今天我们还必须大反封建。

对“长官意志”的剖析

巴老对封建专制主义有很深入的批判还表现在他对“长官意志”问题上的有力剖析。唐代韩愈在其所著的《原道》一文中说过：“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财货，以事其上者也。”两千多年来，在实行封建专制的中国，封建皇帝就是靠其臣下，即官僚来役使平民百姓从事农业、手工业及商业以事其上，即供养皇帝和官吏，而平民百姓却不得违抗，否则就会受到严惩甚至诛戮。“民少官多，十羊九牧”，在专制的旧中国官尊民卑，官贵民贱，官管民称为“牧”，其意就是官吏把老百姓看作是羔羊那样来“放牧”的，老百姓得完全听从当官的驱使。遗憾的是这种封建残余在解放后还有不小的影响。巴老在《随想录》中把它称作是“长官意志”问题而加以揭露、批判。他指出，在很多场合、很多情况下，都是当官的，即长官说话才算数。比如“文革”时期，在“四人帮”及其爪牙的心目中，文艺也好，作家也好，都应当是他们的驯服工具。他们随便胡说什么，都有人吹捧，而且要人照办。巴老说，在我国，“小孩相信大人，大人相信长官”，对长官的信从，由来已久。“既然我们相信长官，长官把我们带到哪里，我们就只好跟到哪里。长官是江青，就跟着江青跑，长官是林彪，就‘誓死保卫’，甚至跳忠字舞，剪忠字花”。有人问：“难道这是一场大梦吗？”当然不是，这是活生生的现实。

在这样的风气熏染下，确使“一些人习惯了把‘长官意志’当作自己的意志，认为这样，既保险，又省事。”这样就出现了种种怪现象。一是长官讲话，做报告，本来是正常的事，但是却有些作家喜欢伸起头辨风向，伸出鼻子闻闻空气有什么气味，以便根据风向和气味写文章。巴老以自己为例说：有人也劝过他，说要他“下笔时小心谨慎，头伸得长些，耳朵放得尖些，多听听行情，多看看风向，说这样可以少惹是非，平平安安活到八十、九十。”二是“让人人都给逼上了这样一条路，不得用自己的脑筋思考。不能不靠贩卖别人下的结论和从别人处搬来的警句过日子。”许多人都成了人云亦云、鹦鹉学舌，或者是没有脑子的“留声机”、“录音磁带”、“机器人”，这确是很可悲的。

人们还常常看到，有好多长官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或荣升，总是好夸大自己的政绩而常文过饰非，撒谎骗人。把长官意志作为自己的意志，就必然会一味歌功颂德，阿谀逢迎，说假话，散布谎言。随着“文革”时专制主义的日益加强，上欺下骗更蔚为风气。为此巴老痛心疾首地慨叹：“在那荒唐而又可怕的十年中间，说谎的艺术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谎言变成了真理，说真话犯了大罪。”

但是无情的铁的事实总会把谎言戳穿。巴老就指出：“文革”中出现的种种事实，使他“早已不相信‘四人帮’那一套鬼话。我看见中国人民越来越穷，而‘四人帮’一伙却大吹‘向着共产主义前进’。报纸上的宣传和我在生活中的见闻全然不同。”所以他最后的结论是谎言就是谎言，“哪怕是给铺上千万朵鲜花，谎言也不会变成真理。”

“知识”是“罪恶”吗？

巴老在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时，也着重谈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问题。“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在旧中国，统治阶级实行专制主义时，必然会推行蒙昧主义，而用焚书坑儒、文字狱之类的手段来压制知识分子之事史不绝书。令人想不到的是，这类情况在社会主义新中国还时有出现。“知识即罪恶”，“知识越多越反动”，“九儒十丐”，知识分子竟被贬为“臭老九”。为什么这样对待知识分子？巴老指出：“思想复杂的人喜欢胡思乱想，思想会长眼睛，想多了，会看见人们有意掩饰的东西，会揭穿面具下的真容。”所以有些人“就是害怕知识分子这一点点‘知识’，担心他们不听话，惟恐他们兴妖作怪，总是挖空心思对付他们。”

巴老描述这情况时就指明，那些人采用的重要的办法就是学习《西游记》，给知识分子戴上“紧箍帽”。唐僧就向不听话的孙悟空说过：“当时只为你难管，故以此法制之。”巴老说：“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起，我就给戴上‘紧箍帽’……我所认识的那些知识分子都是这样。从此我就一直战战兢兢地过日子，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人念起‘紧箍咒’来叫我们痛得满地打滚，我们确实相信念咒语的人不会白白放过我们。”

果然不出所料。这也就是巴老所说的：“不管我如何虔诚地修行，但始终摆脱不了头上的‘紧箍帽’。”特别是“文革”的暴风雨袭来了，大革文化的命，大反“封、资、修”，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林彪、“四人帮”害怕知识分子容易看出他们的破绽，他们就更加仇视知识分子，更疯狂地摧残、迫害知识分子。“今天听说这位作家自杀，明天听说那位作家受辱，今天听说这个朋友挨打，明天听说那个朋友失踪……”对巴老这样正直而又很有影响的大作家，他们自然更恨之入骨。张春桥就咬牙切齿地宣称：“不枪毙巴金就是落实政策！”

巴老在《随想录》的《探索集》中还转述了一个外籍华人、一位知名的女作家的很感人的谈话。她说：“中国知识分子是很了不起的，他们是忠诚的爱国者。西方的知识分子如果受到‘四人帮’时代的那些待遇，那些迫害，他们早就跑完了，可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不管你给他们准备什么条件，他们能工作时就工作。”情况难道不是这样？但是“文革”的恶浪却夺去了好多这样爱国知识分子的生命，如巴老的知友老舍、冯雪峰等等。他们中不少人被迫害致死后，竟尸骨无存。在以后平反、举行悼念仪式时，放在骨灰盒里的只是他们生前用的眼镜或金笔。想到这些，巴老不禁重述老舍的名著《茶馆》里的常四爷所说的：“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们呢？”巴老认为，这也可说是老舍的遗言，值得我们深省。

严于解剖自己

巴老曾是多受鲁迅教诲的作家。他说鲁迅和卢梭都是照亮他前进道路的人。鲁迅“一生探索真理，追求进步，他勇于解剖社会，更勇于解剖自己，他不怕承认错误，更不怕改正错误。”巴老也以鲁迅为学习榜样，在《随想录》中他既解剖社会，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同时也在不断解剖自己，承认自己也有错误。他说：“我的文集里虽然没有‘遵命文学’一类文字，可是我也写过照别人的意思执笔的文章，例如批评过被张春桥诬为‘大毒草’的剧作《不夜城》。”巴老还告诉我们，1957年，他到北京参加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这次大会批判冯雪峰、丁玲和艾青，是要给这几个人戴上右派帽子的，巴老和作家靳以就在会上作了联合发言。在《随想录》的《纪念雪峰》一文中，他表示为此十分内疚、痛悔。他说：“这二十二年来，我每想起雪峰的事，就想到自己的话，它好像针一样刺痛我的心，我是在责备自己。我走惯了‘人云亦云’的路，忽然听见大喝一声，回头一看，那么多的冤魂在后面‘徘徊’，我怎么向自己交代呢？”

“别人‘高举’我就‘紧跟’，别人抬出‘神明’我就低首膜拜”。巴老在《随想录》的《探索集》中还说自己曾是个“歌德派”，“紧跟”过上边的“叫某国落后”、“叫钢铁听话”等豪言壮语。他说：“我当初的确认为‘歌德’可以鼓舞人们前进，多讲些成绩可以振奋人心，却没有想到好听的话越说越多，一旦过了头，就不可收拾。”“实践的结果证明空话没有用”，这就犹如开支票，支票要能兑现，“当然越多越好，越‘歌’越好，倘使支票到期不兑现，那就叫空头支票，这种支票还是少开为好。”

巴老在《随想录》的《真话集》中还谈到了专制主义所造成的奴隶主义问题。他引用民国初年名翻译家林纾(琴南)所译的英国小说中的一句话：“奴在身者，其人可怜，奴在心者，其人可鄙。”他说：“我也万万没有想到小说中的一句话竟然成了十年浩劫中我自己的写照。”他说自己在“文革”中挨批斗时，按时写《思想汇报》，引用“最高指示”痛骂自己，就反映自己是“奴在心者”，“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奴隶”。张春桥、姚文元之流的“青云直上”，就“是踏着奴仆的身体上去的，我就是奴仆中的一个”。

巴老为何这样自嘲，这样严于自责？1982年，他在《随想录》的日译本的序中说，日本读者也知道我们经历了十年的浩劫，但十年浩劫是怎么一回事，他们也可能讲不清楚。“我以为不是身历其境，不曾身受其害，不肯深挖自己灵魂，不愿暴露自己的丑态，就不能理解这所谓的十年浩劫。”所以他还要续写《随想录》，深挖自己的灵魂，虽然越往深挖，就越痛，也越困难，但“必须挖得更深，才能理解更多，看得更清楚”。

细读巴老的《随想录》，我们就会深深感到巴老理解最深，看得最清楚的，就是“哀莫大于心死”，最重要的就是需要解决“奴在心者”的问题。他在《随想录》的《探索集》中就指出：“张春桥、姚文元就要给押上法庭受审判了，他们会得到应有的惩罚，但他们散布的极左思潮和奇谈怪论是不会在特别法庭受到批判的。要澄清混乱思想，首先就要肃清我们自己身上的奴性。”这样，大家才有独立人格，才肯独立思考，这样的人“就不会让人踏在自己身上走过去”。

真话与真理

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巴老回家乡成都探亲，他给李致写的四句题词的后两句是“说话要说真话，做人要做好人”。他们叔侄情深，特别是在“文革”后期和“文革”后，李致更常去上海、杭州看望巴老，他们多作长夜谈。李致多得巴老教诲，对巴老的了解也很多很深。巴老一再对李致说：“人各有志，最要紧的是做人。”在《随想录》中，巴老也反复说过这样的话：“人类总是在探索中前进的”，“怎样做人，怎样做一个好人，我几十年来探索的就是这个问题。”在巴老心目中，要做一个好人，具体地说，就是不要再迷信、盲从，再唯唯诺诺，再人云亦云，再阿谀迎合，说假话，散布谎言，而要有独立精神，肯多动脑筋，独立思考，敢说自己心里的真话，勇于探索真理。我们就应该做这样的好人。

在这里，巴老更十分强调，应该学习鲁迅，“为了真理，敢爱，敢恨，敢说，敢做，敢追求”。而敢说则是重要的关键。巴老着重指出：“说真话才能认真地活下去。”

有人说：“真话不一定就是真理。”对此，巴老的解答是：“我所谓的真话不是指真理，也不是正确的话。自己想什么就讲什么，自己怎么想就怎么说——这就是说真话。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意见，讲出来让大家理解你，倘使意见相同，那就在一起作进一步研究，倘使意见不同就进行认真讨论，探求一个是非。”这样就会求得真理，所以巴老更进一步指出：“要把新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乐园，恐怕也得靠复杂的集体智慧，靠九亿中国人民。”这也就是说，只要大家都能有充分的言论自由，都能讲真话，发表自己的意见，就能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切磋琢磨，求得推进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种种真知灼见，也就可获得真理，使我们国家有更好更大的发展。

身体力行

在此，我们也应该看到，无私才能无畏，我们要敢于讲真话，敢于探求真理，就必须无私，富有爱国爱民的公心。而在这个问题上，巴老也是一个典范。他说真话，大力揭露控诉“左”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危害，就是为了避免“文革”那样的劫难重演，使国家人民、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再受折腾，不再受痛苦。他说他写作，就是“把笔当作火，当作剑，歌颂真的、美的、善的，打击假的、丑的，恶的，希望用作品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有所贡献”。“我只要一息尚存，我那一点微火就不会熄灭。是什么火呢？就是对祖国对人民的爱。”

“写作和生活是一致的，作家和人是一致的，人品和文品是分不开的。”巴老也学习鲁迅既重文品，更重人品，他爱祖国爱人民火热的心不仅反映在作品中、言谈里，也表现在实际生活上。他是一个说得到就做得到，身体力行、言行高度一致的人。他说：“一个人为自己服务的时间越多，他为人民服务的时间就越少。”他十分欣赏李商隐的诗句“春蚕到死丝方尽”，力求自己像春蚕一样，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丝也未尽，要尽量多为人民写作。李致在他的《我心中的巴金》一文中也告诉我们说：“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是索取。”法国大作家雨果的这一名言就是巴老的生活信念、守则，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巴老即患帕金森氏症，几次摔跤骨折，举笔重千斤，但他仍在坚持写作。他是不拿工资，全靠自己稿酬生活的作家，他向来对自己的物质生活要求不高，有了稿酬就常拿去帮助有困难的读者和亲友。仅1982年，他一次就捐了十五万元给现代文学馆，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数目。对“希望工程”和救灾，他也常请家属或工作人员隐名捐款。四川人民出版社出了他四本《巴金近作》和《巴金选集》(十卷本)，他拒不收稿酬。出版社为他翻洗照片，他亲自到邮局汇还用费四十一元一角。他的大量藏书也已多次分别捐赠给国家图书馆。

巴老也说过：“生的很美的人并不需要浓妆艳抹，而我的文章就像一个奇丑的人，不打扮，看起来倒顺眼些。”他就是一位不愿粉饰自己，炫耀自己，朴实无华的人。1981年，四川人民出版社拟用他的稿费设立巴金编辑奖，他很不赞成，只同意用来帮助青年作者。1994年，四川省作协拟设立巴金文学奖，巴老去信说：“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文艺工作者，写了六十多年，并无多大成就……设立‘巴金文学基金’，设立‘巴金文学奖’又使我十分惶恐，我一向不赞成用我的名字建立基金会，设立文学奖。”

希望理解

巴老曾对李致说过：“能够多活，我当然高兴。但我离开世界之后，希望更多的人理解我。”巴老对人真诚，总是把心交给读者，广大读者是理解巴老的。但由于种种原因，在大半个世纪中，巴老受到过一些误解，甚至是指责。这主要的就是指责巴老曾是“无政府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我也很同意李致的意见。是的，巴老早年信仰过无政府主义。那时许多知识分子也是如此，如毛泽东就是其一。应当说，无政府主义反对权威，反对专制，强调个性自由，它虽属空想社会主义，但在反对旧社会的专制统治中，起过积极的作用。巴老早年是无政府主义者，同时也是爱国主义者。他积极参加“五四”新思想启蒙运动，继而又坚决拥护抗日战争和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专制独裁，因此鲁迅在三十年代就称赞“巴金是一个有热情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

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一些评论家又指责巴老的作品只是揭露了旧社会的腐朽，但青年人离开封建家庭以后应该干什么，作者就没有给读者指明出路。我觉得这种指责也是值得商榷的。反帝反封建是我们在百年来，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所要完成的首要革命任务。巴老的作品深入揭露封建专制社会的黑暗，呼吁青年走出腐朽没落的封建大家庭，到广阔光明的新天地去。这就必然促使青年投向共产党领导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反对蒋介石反动政府专制独裁统治的人民革命洪流。这怎么不是给青年指明了出路？在这方面，不仅我自己是一个例证，而且有人还作过调查，当年很多奔赴延安、献身革命的知识青年，都是受了巴金小说《家》的影响。这种情况，毛泽东于1945年去重庆和谈时也亲自同巴老谈过。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建国以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遇到不少的坎坷、挫折。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这就表明还需要很好地进行探索。巴老这些年来也在探索，他着重探索的就是在社会主义时期应该怎样做人，做怎样的好人。再概言之，就是要清除自己身上的封建专制主义的余毒，好好净化自己的灵魂，为国家人民利益着想，敢说敢做，求真务实，不断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真理。做这样的好人，就会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站得直，走得稳，就会对祖国人民作出优异的贡献。

这又是巴老对我们的再次指引，而且是在根本问题上进行的很好的指引。因此我更理解巴老，“高山仰止”，我也更感谢巴老，更敬仰巴老！

现在，巴老走了，我特别赶写此拙文，聊作我的心花，敬献在巴老的灵前。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7年第3期 “六多”将军范明　作者：李敏杰　赵仕枢

老梅愈老愈精神，一树红花发早春。

不畏风寒不畏雪，暗香竦影伴松筠。

这是著名书画家宫葆诚赠给范明将军的一幅梅花国画旁款的铭诗。就在梅花吐红的季节，我们在古城西安南郊一干休所，拜访了一生传奇、坎坷的范明将军。

尽管老将军年过九旬，眉发皆白，但他耳聪目明，步履矫健，精神矍铄。看到老将军如此精神风貌，让我们想起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李维汉1980年在范明冤案大白天下之后接见他时，感慨地夸他“多才多艺、多灾多难、多福多寿”的赞语来。

毛泽东为他取名范明，为国民党三十八军起义尽心尽责

范明原名郝克勇，1914年12月4日出生在陕西省临潼县栎阳镇郝邢村一个耕读世家。父亲郝鹏程是西北军的创始人之一，曾在杨虎城麾下任特种兵营长。郝克勇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加上天资聪颖，10岁便能通背《四书》、《五经》和唐诗宋词数百首，还可以撰写叙事明理的短文，并将传统中医书《千金方》背得滚瓜烂熟，能为乡亲们开方子治病，由此在家乡成了有名的神童。

郝克勇的大哥郝克俊在大革命时期，由当时任中山大学政治部主任的邓小平介绍，同王炳南、张策一起加入共产党，毕业后被党派到杨虎城部任一连指导员。1928年杨虎城送郝克俊到上海政法大学上学，并成为该校共产党的负责人。1929年郝克俊把郝克勇接到上海考入建国中学上学。1932年上海“一·二八”淞沪事变爆发，郝克勇与同学沿街募捐，把市民捐献的慰劳品送到了十九路军驻地，并随大哥参加了十九路军的抗日义勇军。同年5月，他参加了共青团。1933年考入上海复旦大学，主修中文和哲学。1935年冬又考入国民党财政部开办的盐务税警官佐学校。这所学校的教官全是冯玉祥送到美国西点陆军大学的毕业生和张学良东北讲武堂的毕业生，其中还有一批共产党员。毕业后，郝克勇被分配到贵州天柱县当盐务税警分队长，因扣留了湖南省主席何键的走私盐船，得罪了何键，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何键乘机把郝克勇打成“小杨虎城”，迫使他于1937年3月返回西安，后考入东北大学政经系三年级继续学习，并加入了民先队，组织了抗日救亡团体“夏艺学会”，由他担任会长。1937年秋，郝克勇率领“夏艺学会”大多数学员，转到了安吴青训班，见到了冯文彬、胡乔木，沟通了与共青团组织的关系。

1938年初，郝克勇由共青团转入共产党。2月，赵寿山在陕西三原成立十七师教导大队（赵5月任三十八军军长后，改为三十八军教导大队），党组织因郝克勇与杨虎城和赵寿山的特殊关系，派他到教导大队任政治教官。

1939年春，中共陕西省委成立了三十八军地下工作委员会，由蒙定军、胡振家和郝克勇3人组成。郝克勇充分利用《新华日报》、《大公报》和《大众哲学》，以及三十八军出版的《新军人》等进步刊物，对部队进行政治教育，同时还利用电台收抄新华社来的消息、社论，以及毛主席的《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等，写出了《党的建设和三大法宝》、《中国走向何处去》、《莲出于污泥而不染》、《共产党员须知》等文章和教材，对党员和进步军人进行经常性的思想教育和政治培训。郝克勇始终坚持毛主席给抗大提出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开设了抗日政治工作、游击战术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课程。与此同时，他还在教导队建立了党的组织，秘密开展党的兵运工作。

1940年12月上旬，蒋介石侍从室通过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给孙蔚如发了一份绝密电报，指名三十八军蒙定军、郝克勇等37名军官为共产党的嫌疑分子，着令押送洛阳审讯处理。赵寿山得知后，当即让郝克勇装病即日请假离开教导大队隐蔽起来。1941年5月形势缓和后，赵寿山又委任郝克勇为第三期教导队队长。

这年秋天，赵寿山与共产党密往之事被蒋介石嗅出点气味后，即派其嫡系汤恩伯的6个军，将三十八军控制起来。为了使三十八军摆脱日益恶化的处境，1942年7月，毛泽东亲自给赵寿山发电报，点名要郝克勇到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

9月，工委派人将郝克勇护送到陕西，中共陕西省委交通卫平历经千难万险，于12月将他护送到延安。抵达延安后，郝克勇先向西北局的李维汉、贾拓夫等汇报了工作，紧接着毛泽东又多次召见他。在听取郝克勇的汇报时，非常仔细地询问了工委开展工作的情况，同时对工委提出的统战工作、对敌斗争策略以及应变方案，作了反复的研究和讨论，对三十八军工委作了全面的肯定和指示。当郝克勇向毛泽东反映赵寿山希望能加入共产党时，毛泽东同意批准了赵寿山的请求。

就在最后一次交谈中，毛泽东突然问起郝克勇舅家的情况：“你舅舅家姓啥子？”“姓范”郝克勇答道。毛泽东接着问：“是范仲淹的‘范’，还是樊梨花的‘樊’？”“是范仲淹的范。”

毛泽东说：“好，那就把你的名字改成范明吧！做秘密工作的同志回到延安，都应该改名换姓。”从此，郝克勇以“范明”应世。解放后，他曾申请改用原名，毛泽东在一次接见他时认真地说：范明这个名字现在名扬中外，还是不改为好。

在此之前，范明受周恩来、李维汉同志的领导，打这以后，他只与毛泽东单线联系。我们在采访范明时，还亲睹了他开展白区布点统战工作时毛泽东给他的100余份电函。

1943年，冰消雪融的时节，范明辗转千里从延安返回了三十八军，向工委和赵寿山将军传达了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根据中央指示，赵将军同意送蒙定军到陆军大学“镀金”，工委书记由范明担任。此时，这支部队的官兵尽管穿的是国民党的衣，吃的是国民党的饭，但实际上却是在党领导下的一支进步和爱国的军队。

在党中央、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从1938年2月至1944年4月，工委在国民党三十八军共举办了5期教导队，培养了约2000名干部，其中发展党员500余人。这批干部、党员，对改造旧三十八军和1944年的第十七师“七·一七”故县起义及1946年第三十五师的“五·一五”巩县起义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此后，范明即调往国民党第三集团军，以给赵寿山当营长的名义开展工作，随后与赵寿山同时离开三十八军，经西安到达延安，完成了对三十八军的统战工作。到延安后，范明被任命为西北局统战处处长。1945年9月日本投降后，西北局派范明负责进行西北5省以及河南和川北白区地下党的布点任务。范明经过周密细致的工作，共派遣了百余人，建立了108个武装据点。其中胡宗南的随身副官张德厂就是他一手安插进去的一个关键性人物。这种秘密的但又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的地下隐蔽工作，搞得国民党反动派焦头烂额，狼狈不堪。

进军西藏征服唐蕃古道，护送十世班禅顺利返藏

解放大西北的战争展开后，范明被任命为第一野战军政治部秘书长兼联络部长，经常撰写各种重要公文，彭德怀亲切地称他为“军中翰林”，有时还开玩笑地叫他“范大人”。

大西北是多民族聚居区，彭德怀指示范明搞好调查研究，对马家军在军事打击的同时，做好政治争取和民族宗教工作。范明在部队进军战斗的间隙，很快写出了《战时政治工作》、《心战》和《回族工作手册》等材料，加强了对部队的统战工作和民族政策教育。

还在兰州解放前夕，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关于解放西北方针的指示》电报中明确指出：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在青海的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藏族人，为解决西藏问题做好准备。于是，彭德怀便将争取班禅这一艰巨任务交给了范明。

辛亥革命后，英帝国主义乘民国中央政府初告成立，政局动荡不稳之机，挑拨西藏当局同中央政府的关系，唆使西藏统治集团驱逐清朝驻藏大臣，逼迫川军退出藏境。此时，正值十三世达赖和九世班禅在位。达赖住在前藏拉萨的布达拉宫，班禅住在后藏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后因达赖派兵驻扎后藏，致使两位活佛交恶，班禅于1923年11月15日出逃到青海，1937年12月1日在青海玉树含恨圆寂，终年54岁。十世班禅1938年2月3日出生于青海循化县温都乡,1941年被认定为九世班禅转世灵童。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于1949年6月3日颁发了承认青海灵童并“免于金瓶掣签”的命令，同年8月10日，在西宁塔尔寺举行了“坐床”典礼，后为避免战火，迁住海西香日德隐居。

范明受领任务后，前往西宁，配合中共青海省委、省军政委员会到塔尔寺，做班禅的工作。经过各方面的努力，使班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之际，向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及彭德怀副总司令发出了致敬电。1949年11月23日，毛泽东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复电班禅，赞扬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希望先生（班禅）和全西藏爱国人士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汉藏人民的团结奋斗。”

1950年8月25日，班禅在范明帮助下，在解放军的护送下，与行辕人员一同离开香日德，返回塔尔寺。

这年的10月初，彭德怀限范明在一个月时间内去迪化市（今乌鲁木齐市）任党委书记兼市长。就在范明准备进疆时，突然接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的通知，告诉他准备跟随彭总去抗美援朝。不几天，西北军区副司令员张宗逊又通知他，要他仍然负责进军西藏的任务。对“一月数变”，范明至今仍然记忆犹新，他笑着对我们说：“不管咋变，作为一名党员、一个军人，都要听组织的、听领导的。最后彭总抗美援朝去了，我仍然组织部队进军西藏，我和彭总就此分手了。”

1951年1月，范明被任命为西北西藏工委书记和西北军区进藏部队司令员兼政委，2月27日，西北军政委员会又根据中央的决定，任命范明兼任西北军政委员会驻班禅行辕代表。从此，他便与班禅结下了不解之缘。

这年4月，在周密安排下，时年13岁的班禅在范明等陪同下抵达北京，受到朱德、周恩来、李济深、李维汉，以及民族学院师生、北京市的居士、喇嘛和在京的藏族人士代表极为庄重热烈的欢迎。周恩来在与班禅互赠哈达后，紧紧握住范明的手说：“你为中国的统一立了一次大功，我代表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感谢你。”

“五一”国际劳动节，范明又与李维汉一起陪同班禅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在班禅向毛泽东敬献了哈达后，毛泽东很高兴地对班禅说：“在西藏，你比我说话管用，所以西藏的解放主要还得靠你！”同时，他对范明的精明能干赞赏了一番，并要求他用3年时间学会藏语。

从5月2日开始，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与西藏地方全权代表，经过十多天的会谈磋商，终于恢复了十世班禅的固有地位和职权，并于5月23日达成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

接着，范明又陪同班禅一行到天津、上海、杭州等地参观了一个多月，使班禅亲身感受到了人民翻身作主人的新中国蓬勃向上的新风貌。

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达成后，为了贯彻执行协议，促进西藏内部的团结，实现班禅荣返西藏，根据中央对班禅入藏工作人员先去、班禅后去的指示，于1951年7月组织了班禅行辕200余人，命名为“班禅行辕入藏工作委员会”，随范明率领的西北军区入藏部队（途中又改称十八军独立支队）入藏。

8月28日，范明率部及班禅行辕入藏委员会一行4000人，8000头牦牛、马匹，1000多峰骆驼，沿着当年文成公主进藏的唐蕃古道，踏上了进军西藏的征程，一路上经历了高原反应、严寒酷暑、山洪阻拦、缺粮少食、土匪袭击和强烈地震等艰难险阻。

历经4个月的千辛万苦，进藏部队穿越柴达木盆地，攀上终年积雪的昆仑山和唐古拉山，踏过黄河和长江的源头，行程3000多华里，于12月1日胜利抵达西藏拉萨，20日与张国华率领的第十八军在布达拉宫前的广场上举行了胜利会师大会。

“历史上部队进藏曾有过4次，一次是薛仁贵，三次是马步芳，但他们都在半道就全军覆没或返回了。从北路进军西藏取得胜利的第一支军队，就是我们！”范明对能够亲历半个世纪前的那段历史，始终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根据中央和西南局的指示，西南西藏工委和西北西藏工委合并，组成统一的中国共产党西藏地区工作委员会，张国华任书记，范明任副书记，还于1952年2月10日成立了西藏军区，范明被任命为第一副政治委员。1955年范明被授予少将军衔。

1952年6月，班禅一行近2000人离青返藏。抵达拉萨东郊胜利塘时，范明和西藏的党政军领导同志到驻地迎接和看望班禅，祝贺他荣返故里。

班禅进入拉萨时，一些反动分子暗中采用军事和政治手段对我党的政策和班禅进行攻击，散布谣言说班禅是毛泽东的三儿子，是假班禅。班禅住在大昭寺的第二天，其“人民会议”中的一些坏分子又暗中与藏军勾结，企图袭击大昭寺。范明迅速组织力量进驻大昭寺对面楼上，日夜守卫着班禅的安全。

班禅在拉萨共停留了43天，经过范明等人艰苦细致的说服工作，和堪布会议厅官员进行商讨安排，于6月9日，由仪仗队打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及宗教旗帜为前导，在我党我军领导人、噶厦僧俗官员和拉萨民众倾城出动的欢送下，班禅大师离开拉萨，于6月23日回到了日喀则，在扎什伦布寺历代班禅举行坐床大典的大殿内，隆重地举行了参禅仪式。

班禅荣返故里后，西藏人民群众爱国热情高涨，对范明等为班禅返藏做出过巨大贡献的汉族人士非常感激，一律呼之为“阿乡拉”（舅舅），以表示对毛主席、共产党的爱戴之情。舅舅这个称谓，是从文成公主时代传下来的，表达着汉藏民族之间的亲情。

在那极“左”的年代，范明和班禅都先后受到了不白之冤。直到26年之后的1984年4月，复出后的范明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时，才见到了日夜思念的班禅大师。班禅一见范明激动得连话都说不出来，紧紧地抱着范明大哭了一场，而后设宴款待了老朋友，后来又特意送他一张签名的标准相片。

因与彭德怀的特殊关系受尽折磨，又靠彭德怀精神鼓舞熬过寒冬

1991年6月，西藏和平解放40周年大庆时，当年赴藏党政军的主要领导张国华、张经武、谭冠三等同志都已作古，唯独77岁高龄的范明，千里迢迢赶回他的第二故乡拉萨。在庆祝盛会上，中央代表团团长李铁映拉着范明的手向大会介绍说：“这是我们的革命老前辈、解放西藏的唯一活宝——范明将军。”

范明老将军能够活下来，是与他对党和人民的无限信赖与坚韧不拔的毅力分不开的。

事情还得从50多年前说起。1956年初夏，张国华和范明一起被选为党的八大代表，从西藏绕道印度、新加坡和香港赶到北京参加会议。在首都逗留期间，范明忙里偷闲，看望了彭德怀、李维汉和张德生等老领导。范明向他们汇报了西藏的党政军建设工作，张德生给他介绍了苏联一本歌颂共产党人开展民族工作的小说《阿里泰到山里去》。彭德怀插话说：“‘范大人’多才多艺，也应写一部体现毛主席的民族政策在西藏胜利的小说。国际上不少人关注着西藏，要把和平解放西藏作为东方民族工作的典范来写，书名我看就暂定为《新西游记》，限你3年完成任务。不把进藏部队的英雄业绩写出来，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罪过。”

遵照彭德怀的意见，范明利用进京开会的机会，多次到故宫博物院等处查阅和搜集有关历史文献，开始整理进藏部队的事迹和自己的进藏日记。但是，由于他政务繁忙，迟迟没能动笔。直到1956年，他在百忙中坚持每天清晨4时起床，整理和撰写两个小时的材料，截至这年的11月底，终于写出了3万多字的《新西游记》的创作提纲，还写下了第一回的两万多字。

1958年4月，“左”的风暴翻过雀儿山、二郎山刮进了西藏，范明被打成了右派。在对他的100多天的大会批、小会斗中，为他抄写《新西游记》写作提纲的人又揭发了他写有“毒草”的这件事，于是把他的家抄了个底朝天，把他的写作“提纲”定为反党纲领，把和他同时进藏、当时担任西藏组织部长的白云峰，以及他1937年参加革命的妻子、时任西藏共青团委书记的梁枫等同志，一同打成“反党集团”。范明被撤销了党政军的一切职务，并被开除党籍、军籍，由行政7级降到18级。梁枫也被打成右派，由行政12级降到17级。夫妻两人被押到东北长白山劳动改造，后因病又被转到陕西大荔劳改农场。接着，又在西北军区进藏的干部中清理了范明反党集团的“毛毛根”，结果使600多名干部无一幸免。

1962年，党的7000人大会之后，范明受到的不白之冤经过多次向周总理和党中央申诉，得到了平反，全家搬回西安。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又飞来横祸：所谓的“彭德怀反党集团”案又牵扯到了范明。这年的9月19日，范明被戴上了手铐，锒铛入狱。不久，同白云峰一起被转到秦城监狱。范明的两个儿子和二哥为此也受牵连，两个儿子分别被判了8年和6年有期徒刑，二哥郝伯雄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母亲也被迫离家出走致死。

被关进铁窗的范明，开始又气又急。但此时，彭德怀对他的一些教诲便在耳边响起：“从某种意义上讲，血的考验、火的考验和胜利的考验还容易承受些；但蹲监狱的考验、委屈的考验和失败的考验，却往往使人难以承受。有的共产党人坐国民党的牢房还能想得通，但是坐共产党的牢房却想不通，受委屈不病而死，倒下了。”“我们国家正在进行史无前例的大革命，所以在革命中难免误伤一些好同志，委屈一部分人，这都是很正常的，就跟锄地一样，谁能保证每锄下去锄的都是草，而不伤到苗呢？”

每当想起彭德怀这些富于哲理的教诲，范明就增强了活下去的勇气。他决心要活到最后，笑到最后。他坚持以马列全集、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赠送他的中医书为伴，把牢房作为提高自己政治理论和医学水平的熔炉与课堂，使自己每天只有3个窝窝头的囚禁生活过得苦中有乐，分外充实。

1980年，中央组织部对范明的问题进行复查，范明终于得到了平反，被任命为陕西省政协常务副主席。

范明出狱后积极协助浦安修为彭德怀撰写传记搜集和整理资料。拍摄电影《彭大将军》，范明是总顾问，他不但为影片的拍摄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献，并且同浦安修一起在西北5省（区）筹款1200万元，保证了影片拍摄的圆满完成。

范明虽然每天门庭若市，社会活动繁忙，但他仍然锲而不舍地挤时间，重写了曾被焚毁了3次的历史剧《司马迁》，并在此基础上创作了《史圣司马迁》传记和广播剧。《史圣司马迁》由陕西省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后，受到了社会各界和国外广泛的好评。他撰写的《护送班禅大师荣返西藏》、《把五星红旗高高地插在喜马拉雅山上》等革命回忆录，成为今天人们研究解放西藏的重要史料。

二十二年囚禁面壁破卷，晚年成了古都西安杏林一杰

1980年，身为陕西省政协常务副主席的范明，与全国政协委员乔明甫一起，在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上，提出了关于振兴中医药的提案。同年7月，又与陕西省、西安市中医药界著名人士和热爱中医药事业的各界人士，发起成立了“西京中医药科技开发研究会”，范明被推选为理事长。

为早日实现振兴中医药的夙愿，范明在为研究会诸事奔波的同时，坚持每周抽出一天时间，到研究会创办的老中医门诊部挂牌义诊。此举在古城西安不胫而走，并波及全国各地，登门求医预约看病者络绎不绝，先后有数万人得到过他的诊治。

范明这位传奇将军，为何在中医学方面有如此高深的造诣呢？

1938年之后，范明到赵寿山将军率领的第三十八军开展党的地下工作，由于环境极为艰苦，教导队缺医少药，学员们患病的很多。于是，范明便利用自己小时候学的医术为一些学员治病，结果往往是手到病除。消息传开后，从此，不但教导队的学员，连三十八军的其他官兵也经常找他看病，有时附近老百姓也闻讯来求医。

1944年，范明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在哲学课学习中，范明因一个观点与同学们发生了激烈争论，毛泽东知道后召见范明，听了他的观点后说：“你的看法很有见地，不无独到之处，但论据还不够充分。我记得李鼎铭先生也和我谈论过这个问题，他举了很多中医内经中的阴阳、气运等学说，颇有新意，你不妨去拜他为师，学学中医理论，可能对你有所收益。”范明把自己少年学医的经历告诉毛泽东，毛泽东说：“你有这个基础就好，我给你写个条子，你拿去找李先生拜师学艺。”范明便当即拜访了李鼎铭先生，李鼎铭虽未收范明为徒，但两人进行了彻夜长谈，他告诉范明：“《黄帝内经》和《伤寒论》不但是中医的指南和经典，而且可说是中国古文化的集成，要好好一读。”还借了《黄帝内经素问》、《伤寒论》、《金匮要略》给范明阅读，并嘱咐道：“尔后再看八大名医之学，庶可触类旁通矣。”从而使范明在中医学理论上有了很大的飞跃。

建国后，范明曾用中医药为其父亲医治癌症，效果甚佳，他经常为中央机关的领导和家属看病，治愈了李维汉耳疾，还在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和男女不育症等疑难病方面取得了一些突破。此消息不知怎么又传到了毛泽东主席那里，引起了他老人家的重视。

1953年9月，范明与甘肃省（下转51页）（上接42页）著名中医张汉翔，应邀进京为毛泽东会诊，毛泽东曾饶有兴趣地对范明说：“从今以后，你用一半脑子搞政治、军事，用另一半脑子好好地研究一下中医学。”并说：“老医家们墨守成规，老框框很多。你则不然，你是从学习马列主义和古典哲学旁及中医的，再加上治医如治国的政治经验，完成这个任务是有希望的。给你10年时间，争取把癌症攻下来。”毛泽东还指示当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买了数百本医学书籍，装了一吉普车，赠给了范明，要他刻苦钻研，并指示卫生部要帮助支持他的工作。同时，还推荐范明向当时中医界四大名家之一的施今墨请教。受到主席的勉励和鼓舞，加之自己锲而不舍的勤奋努力，范明的医术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

进军西藏以后，范明在学习藏语藏文的同时，又接触了一些藏医方面的知识，还通读了文成公主出嫁时带到西藏，如今珍藏在布士仁达拉宫药王山的《皇宫内经》等著名医学经典。并利用工作之便，攀登到海拔4500米以上的雪山高地，采集和考察雪莲等名贵的中草药材。

从被强制劳动改造和关押监狱，直到1980年平反的22年间，范明所有的东西都被没收了，唯独当年毛泽东赠送给他的那车医书没人敢收，所以，在长年的囚禁生涯中，他总是与这数百本书相依相伴。他除了像别的犯人一样被看押劳作外，剩余的时间便全部用在了对中医药的研究上。他不仅熟读了毛泽东送的那些医学经典著作，翻破了厚厚的两本中国医学辞典，还在自己身上摸索了指诊（用指头代针）疗法和穴位按摩法。在农场劳改中，他获得了上山采药、行医看病的特权，不仅医治了近万人千奇百怪的疾病，还把中药学方面的知识用于小麦、棉花的增产，以及对牲畜的疾病医治上，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当我们问到范明几十年来共为多少人看过病时，他爽朗而豁达地一笑说：“多了，难以记清了。”可范老看病从来是分文不取，只要谁的病好后给他报个信就很欣慰。

采访归来，每当回想起范明那坎坷而充满传奇的一生，就不由想起了老将军客厅墙上挂的那首《观范老义诊有感》的诗来：

银丝两鬓一老翁，伏案斗室济世穷。

忆昔神弓杀九日，喜今妙笔救众生。

平生偏遭史迁祸，晚年深谙华佗功。

事虽无奇人却奇，谁信郎中是将军。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7年第3期 大饥荒中的县委书记王永成　作者：马钟嶽

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有一段被称为“三年困难”的时期，是指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三年大饥荒时期人们吃不饱饭，饿死了不少人，特别是农村更严重。

近年来，不同出版物陆续披露的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不尽相同，推算的口径也不尽一样：较早的推算说，“三年大饥荒，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为1700万”；之后有人推算，“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可能达到3471万”；有一本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纪实》的书中说，“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四千万人左右”；有媒体称，“中国人口减少四千万，这可能是上世纪全球范围的最大饥荒”；最近一本史学著作的计算表明，“1959—1961年，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为3250万”。

在那场大饥荒当中，全国平均每个县有一两万名农民兄弟被夺去了生命。但是，王永成担任县委书记的昌乐县却没有饿死人。

二

那是在整风、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以后的1959年，有人发现农村出了问题。当时山东省昌潍地委做出决定，把青州、寿光、昌乐三县定为“落后县”，派出三个工作组分别去“改造落后”，时任地委宣传部长的王永成被派到昌乐。

王永成是从村支部书记、区委书记和县委书记的岗位上磨练出来的，具有农村工作的丰富经验。他到昌乐后首先到人民公社化搞起来的大食堂去考察，这时的食堂里已没有多少可吃的东西；他到农民家里去访问，农民家里也没有粮食。王永成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个天大的事情，民以食为天，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便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保住农民的生命便是“重中之重”。王永成不顾个人的利害得失，舍掉包括个人“进步升迁”等具体利益，不顾一切地要确保全县十万户家庭的安全和四十万百姓的生命。

王永成立即向地委告急，他不顾当时接连而至的政治运动，没有顾及正在进行的“反右倾”斗争，也没有效法派往××县“改造落后”所搞的“扒两张皮”（逼富裕中农卖粮——认为富裕中农有粮食）等做法，而是呼吁上级尽快调来救命粮，解决百姓的燃眉之急

与此同时，王永成在县里提出“千方百计”救灾渡荒的要求：对那些绝粮的村子，号召群众千方百计自救渡荒；对那些没有自救条件的群众，凡是有亲友可投的都允许他们去投奔亲友以争得一线生路；实在没有亲友可投的，那就采取“破产渡荒”的断然措施：变卖家具物品，换回粮食，以保住生命为原则。

接着，王永成带领群众“生产自救”。在农村，解决农民吃粮的根本途径是生产，依靠种粮养活自己。但是，粮食生产周期长，解决近期吃粮有困难。调来的少许粮食仅能解决部分绝粮村的急需，来年夏荒是个大难题。于是，他们决定号召群众种红薯。红薯是高产作物，产量高、生长快，较早就能有收成。种红薯需要育秧苗，那年来了寒潮，下的雪很大，为了避免冻坏红薯秧苗，他带头并要求所有干部统统到育养薯苗的“火炕”去防寒。那年的红薯真作美，为全县农民救灾渡荒发挥了作用。

那—年越冬小麦长得很不好，预料来年产量肯定低，昌乐百姓来年麦收以后怎么渡过夏荒呢？王永成一班人想，昌乐的南瓜产量高、熟的早，可以以瓜代粮渡夏荒。于是，他们就号召群众种南瓜。也真巧，这一年又来了一个南瓜大丰收。最后收了多少南瓜呢，当时人们说平均每人有五六十颗，如果是四口之家一户就有二百多颗大南瓜。那年全县麦子收下来留足种子后，平均每人只有18斤，老百姓生活就靠这些南瓜了，于是老百姓把这些南瓜称为“保命瓜”。

南瓜保了老百姓的命，昌乐的百姓就编出了不少赞颂南瓜的歌谣。有一首歌谣是这样唱的：“背着南瓜上青岛，看了戏，洗了澡，来回路费使不了。”这首歌谣反映了当时昌乐农民不仅自己渡过了饥荒，还给城里人送去了大南瓜，对城市居民渡荒做了贡献。

昌乐在大饥荒年代，通过红薯、南瓜大丰收，闯过了最为艰难的第一年，保住了百姓的生命。到1960年秋后，昌乐的灾情有了缓解，农业生产逐步恢复了正常。

三

然而，一年没有饿死人，这仅仅是开始，是救灾渡荒的第一仗。如何闯过这场大饥荒，增产粮食才是根本的出路，这一直是王永成心中的一个大问题。经过深入思考后，王永成决心以“相信农民，依靠农民”作为一切工作的起始点，增产粮食救灾渡荒。他认为：第一，农民应该是自己的主人，我们是为农民服务的，尊重农民的意愿是理所当然的；第二，农民能够认识自身利益，也能够为实现自身利益而努力；第三，农民最懂得应该怎样种地，有能力种好自家的土地。

于是，王永成在增产粮食、保证多收的目标下，采取了一系列尊重农民意愿的作法：

首先把落实政策当成增加粮食生产的基本要领，当成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前提条件。在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年代里，大搞“一平、二调、三共产”，农民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劳动所得，被一哄而变成了“公产”，农民用血汗换来的财产被别人平调了，哪里还有什么生产积极性呢。因此，王永成首先一步是落实政策，坚决、彻底地搞退赔，认真把大跃进、共产风中平调农民的财产退赔给农民。

第二是划少小队的户数。当时在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下，他们尽量把小队划小。上边要求每个小队最少20户的情况下，他们做到了全县平均每个小队20户。

第三是扩大家庭自种土地的面积。上边规定自留地按土地面积的5%至7%的比例进行安排，他们就按7%这个上限留足，而且多是些好地；在房前屋后、沟边、路沿、山脚等处可以由农民种些农作物，鼓励农民种好管好“十边地”，以补充口粮的不足。

第四是尊重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当农民希望并提出由农户负担更多的生产管理承包责任的时候，王永成采取了支持的态度。由于上边反对“包产到户”的作法，他们就采取默认的态度，既支持了农民发展生产，又保护农民免受政治的冲击；既对下边百姓负责任，又与上边政策不发生抵触。

第五是爱惜民力，从来不搞劳民伤财的“大呼隆”。春节期间，有的地方提出“大干干到二十九，吃了饺子就下手”的口号。昌乐县没有那样做，而是让农民好好休息几天，主张百姓有劳有逸，休养生息，给农民一些自由的余地。

第六是鼓励工作上的积极创新和技术上的发明创造，王永成还身先士卒带头探索，在农业生产技术创新上投入不少精力。1961年天旱，为了保证种麦质量，王永成在找干部商议后发明出了一个“水耧”，既节省了水，又保住了墒情，效果很不错；为了提高植树绿化的效果，他还搞了个“绿畦”，改变原来栽柳树的传统作法，先把柳树条养在畦里边，等它生根成活以后再栽到山坡或路旁，成活率高且不损坏原有的柳树。

昌乐县在这场三年大饥荒当中，不仅全县没有饿死人，粮食还获得了丰收，除了完成统购统销向国家卖粮的任务外，昌潍地委还多次向昌乐提出加购任务，昌乐县先后五次向地区增加统购粮。

1962年冬，山东省召开各县粮食局长会，在会上安排统销粮食指标时，全省只有昌乐一个县不要国家统销粮，昌乐的吃粮问题已经在全县的每一个小队、每一户家庭都得到了安排和落实，这在全省是唯一的。

王永成除了领导农业生产外，还关心农村的物资交流和集市贸易。在那大跃进、刮共产风和“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集市贸易受到了冲击，有不少地方被强行解散了。王永成他们却尊重民意，顶着压力，恢复了农村的集市贸易，允许社员到集市买卖交易。这样一来，就形成了相邻各县的鲜明对照：一边是昌乐县的有买有卖人气十足高高兴兴，另一边是相邻县的物资贫乏互不交往冷冷清清，于是人们反映说：“一个地区，两种景象”。

四

1964年，王永成被陈少敏选中，以全国总工会组织部副部长的名义调来北京。陈少敏就是胡耀邦总书记在位时多次在大小会上提起的深受人们敬佩的那位刚正不阿的大姐，就是“文革”中在开除刘少奇党籍的中共中央全会上不举手、不同意开除刘少奇党籍、不认可“文革”倒行逆施行径的那位中央委员。

王永成来京后，不久带队去参加“四清”运动，很快“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在文革中，他到五七干校参加过劳动，之后被调到北京大学设在陕西南部大山地区的汉中分校。在汉中分校他仍然是关心群众、保护百姓，他以党委副书记的身份一次次保护教职工和学生免受四人帮的种种迫害，支持学校各种教学科研活动，调出陈佳洱等有作为的知识分子走上教学科研领导岗位。

1978年冬，全国总工会恢复工作时王永成调回全总，担任全总机关党委书记和全总书记处候补书记等职。当时党委工作中最突出的一项就是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处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种问题。全总那几年平反的各种案件（人）约1000余起，其中仅改正错定的“右派”就有91人，数量之多、难度之大、受害同志的安置工作之繁重是可想而知的。

王永成是一位诗人和书法家，更是一位朴实无华心里装着平民百姓的实在人，离休后还是有求必应，常常忙着给人们题诗写字，忙着他那部名为《绿化之计》的组诗。2006年春节后不久，王永成因病入院住在一个单人间。不久医院收了一位九十高龄的老人，需要一个单人间护理，但这时缺少单人间。王永成听说后主动提出给老人家让出单人间，经病房管理部门研究同意了他的请求。让房的美谈传出后，更增加了人们对王永成这位已逾八十高龄老人的敬佩之情。

三年大饥荒至今快有半个世纪了，昌乐百姓心里始终想念着当年同他们一起渡荒救灾的县委书记王永成。

附王永成诗作两首

种南瓜

设计度荒风，以瓜代谷粮。

明前先育种，入夏现花黄。

秋禾方齐藤，早瓜已硕长。

甘醇适口感，堪好充饥肠。

南社销青市，北区卖远乡。

虽云有所获，细论犹惶惶。

昌乐县六一年生产救灾记事

受命营陵负重任，救灾生产克时艰。

寒冰未解理瓜畦，飞雪护秧保大田。

作业推行责任制，自谋建设小家园。

购销不失民为本，天道酬勤喜过关。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7年第3期 傅斯年为梁思成兄弟写信求助　作者：耿　法

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中颇有一些“怪人”。其实这样的“怪人”无非是有着与众不同的独特个性的学者、教授和其他知识分子，构成了民国知识分子色彩斑斓的群像。傅斯年就是其中一位，是20世纪中国社会舞台上一个颇有影响的学者。

傅斯年字孟真，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他是北京大学学生，积极投入到学生爱国运动中，凭着出色的才干，成为北大游行队伍的总指挥，高举大旗冲在学生游行队伍最前列，堪称五四运动的先锋和中坚。后来他到英国留学，回国后应蔡元培先生聘请，以非凡的胸怀和魄力筹建创立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担任所长，工作极为勤勉而出色。因为他秉公直言，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被人称为“傅大炮”。抗战期间他是国民参政员，1944年9月7日在国民参政会上他抓住沸沸扬扬的“黄金公债案”，以咨询形式将孔祥熙的贪污罪行公之于世，震动朝野，舆论哗然，最终迫使孔祥熙下台。抗战胜利后，傅斯年又集中火力炮轰宋子文，他写下战斗檄文《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再次震动朝野，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宋子文不得不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傅斯年的性格十分刚烈暴躁，然而他对其下属和优秀人才又那样体贴入微，细心至极，既真诚给他们帮助，又不让本人事先知晓而感受难堪，他深深懂得维护知识分子自尊的重要。傅斯年从不轻易求人，但抗战期间为了危难中的梁思成、梁思永兄弟，他却给当时的教育部长朱家骅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求助信，留下一段现代史上知识分子真诚友谊的佳话。

抗战期间，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和中国营造学社等五个单位都搬迁到四川偏僻的李村，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和次子梁思永均困在李村，过着贫病交加的生活。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是个民间学术团体，没有正式编制，所以没有经费来源，好不容易向政府要到一点钱，也只够维持很短时间的开支，后经教育部和中央研究院等单位协商，将学社主要成员分别纳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编制内。这时，协助梁思成工作的主要助手、他的妻子林徽因身患严重的肺结核，常年辗转于病榻，缺医少药，又无任何营养，一方面要协助梁思成编写巨著《中国建筑史》，工作十分辛劳，一方面又要照料两个孩子，为维持一家老小的日常生计而操劳，处境十分艰难。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在中央史语所工作，此时也身患重病（由气管炎突转为来势凶险的肺病），虽然战胜了死神，度过了危险期，但由于工作劳累，营养不足，病体十分虚弱，每天连到山上史语所去上班都支撑不住。所长傅斯年在山上研究所院内腾出三间房，用担架将梁思永抬上山去居住，使他在床上可以晒到太阳，这在抗战艰难时期的内地可算是“天堂”了。

目睹梁氏兄弟的艰难状况，傅斯年忧心如焚，为了替国家保护人才，他于1942年4月18日提笔给当时的教育部长朱家骅写了一封信，信中专门谈及梁思成、梁思永兄弟的身体状况和生活状况，谈到他们的家世和学问人品，忧虑倘无外边帮助，梁氏兄弟将要出事，请求朱家骅代表政府为梁家兄弟拨款给予资助。全信如下：

骝先吾兄左右：

兹有一事与兄商之。梁思成、思永兄弟皆困在李庄。思成之困，是因其夫人林徽因女士生了T.B，卧床二年矣。思永是闹了三年胃病，甚重之胃病，近忽患气管炎，一查，肺病甚重。梁任公家道清寒，兄必知之，他们二人万里跋涉，到湘、到桂、到滇、到川，已弄得吃尽当光，又逢此等病，其势不可终日，弟在此看着，实在难过，兄必有同感也。弟之看法，政府对于他们，似当给些补助，其理由如下：

一、梁任公虽曾为国民党之敌人，然其人于中国新教育及青年之爱国思想上大有影响启明之作用，在清末大有可观，其人一生未尝有心做坏事，仍是读书人，护国之役，立功甚大，此亦可谓功在民国者也。其长子、次子，皆爱国向学之士，与其他之家风不同。国民党此时应该表示宽大。即如去年蒋先生赙蔡松坡夫人之丧，弟以为甚得事体之正也。

二、思成之研究中国建筑，并世无匹，营造学社，即彼一人耳（在君语）。营造学社历年之成绩为日本人羡妒不置，此亦发扬中国文物之一大科目也。其夫人，今之女学士，才学至少在谢冰心辈之上。

三、思永为人，在敝所同事中最有公道心，安阳发掘，后来完全靠他，今日写报告亦靠他。忠于其职任，虽在此穷困中，一切先公后私。

总之，二人皆今日难得之贤士，亦皆国际知名之中国学人。今日在此困难中，论其家世，论其个人，政府似皆宜有所体恤也。未知吾兄可否与陈布雷先生一商此事，便中向介公一言，说明梁任公之后嗣，人品学问，皆中国之第一流人物，国际知名，而病困至此，似乎可赠以二、三万元（此数虽大，然此等病症，所费当不止此也）。国家虽不能承认梁任公在政治上有何贡献，然其在文化上之贡献有不可没者，而名人之后，如梁氏兄弟者，亦复甚少！二人所作皆发扬中国历史上之文物，亦此时介公所提倡者也。此事弟觉得在体统上不失为正。弟平日向不赞成此等事，今日国家如此，个人如此，为人谋应稍从权。此事看来，弟全是多事，弟于任公，本不佩服，然知其在文运上之贡献有不可没者，今日徘徊思永、思成二人之处境，恐无外边帮助要出事，而此帮助似亦有其理由也。此事请兄谈及时千万勿说明是弟起意为感。如何？乞示及，至荷。专此敬颂

道安

弟斯年谨上 四月十八日

弟写此信，未告二梁，彼等不知。

因兄在病中，此写了同样信给泳霓，泳霓与任公有故也。弟为人谋，故标准看得松。如何？

弟年又白

从信中可知，素不求人的傅斯年为梁氏兄弟还同时给时任重庆国民政府经济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灏（字泳霓）写了信求助。信中在“恐无外边帮助要出事”一句下还专门加画了波浪线，以示情况重要而紧急。梁思成、梁思永兄弟对傅斯年为他们改善处境竭尽全力求助直陈最高当局之事毫不知情，如果事先得知一点风声，梁氏兄弟肯定要极力劝阻并谢绝的。

傅斯年的求助信起到了作用，时隔不久，他收到了朱家骅寄来的给梁氏兄弟的款项，代为写了收条，并将款项如数送到梁氏兄弟手中，这对梁氏兄弟无疑是雪中送炭。梁思成后来写信给费正清说：“我们的家境已经大大改善，大概你们都无法相信。每天的生活十分正常，我按时上班从不间断，徽因操持家务也不感吃力……当然秘密就在于我们的经济情况改善了，而最让人高兴的是，徽因的体重在过去2个月中增加了8磅半。”此信所说的“经济情况改善”，当和傅斯年的求助信起了作用直接有关。傅斯年在收到朱家骅寄来的款项后，为了使梁氏兄弟不致因事情突然而不知所措，特地将他致朱家骅的信的抄件寄给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告知事情缘由。梁思成当时不在家，由林徽因收阅并回了信。此信原件现存台湾傅斯年的档案文件中，娟秀流畅的字迹写在中国营造学社的信笺上，全文如下：

孟真先生：

接到要件一束，大吃一惊，开函拜读,则感与惭并,半天作奇异感！空言不能陈万一,雅不欲循俗进谢,但得书不报,意又未安。踌躇了许久仍是临书木讷，话不知从何说起！

今日里巷之士穷愁疾病，屯蹶颠沛者甚多。固为抗战生活之一部，独思成兄弟年来蒙你老兄种种帮忙，营救护理无所不至，一切医药未曾欠缺，在你方面固然是存天下之义，而无有所私，但在我们方面虽感到lucky终增愧悚，深觉抗战中未有贡献，自身先成朋友及社会上的累赘的可耻。

现在你又以成永兄弟危苦之情上闻介公，丛细之事累及泳霓先生，为拟长文说明工作之优异，侈誉过实，必使动听，深知老兄苦心，但读后惭汗满背矣！

尤其是关于我的地方，一言之誉可使我疚心疾首，夙夜愁痛。日念平白吃了三十多年饭，始终是一张空头支票难得兑现。好容易盼到孩子稍大，可以全力工作几年，偏偏碰上大战，转入井臼柴米的阵地，五年大好光阴又失之交臂。近来更胶着于疾病处残之阶段，体衰智困，学问工作恐已无份，将来终负今日教勉之意，太难为情了。

素来厚惠可以言图报，惟受同情，则感奋之余反而缄默，此情想老兄伉俪皆能体谅，匆匆这几行，自然书不尽意。

思永已知此事否？思成平日谦谦怕见人，得电必苦不知所措。希望泳霓先生会将经过略告之，俾引见访谢时不至于茫然，此问

双安

此信影印件因没有复印上最后的落款，无法知道林徽因写信的具体日期，但从信中所述内容看是收到傅斯年信后不久即回复的，信中充满感激之情，而又不失知识分子的自尊人格和谦虚风貌。从中更反映出傅斯年为梁氏兄弟的处境大声疾呼完全是出于公心，是为国家、民族保存精英，珍惜人才，因此他虽然“平日向不赞成此等事”，但为了使梁氏兄弟能及时得到救助，渡过难关，他才一反常态，分别向朱家骅和翁文灏两位政府要员写信求助，并在信中提出转请陈布雷先生向最高当局报告此事，以求得最迅速的答复和资助。回想傅斯年后来对权势炙手的孔祥熙、宋子文两人的无情揭露和炮轰，再看看他对无权无势的梁氏兄弟的体贴和照顾，他的大爱和大憎是何等强烈而鲜明！如果说梁思永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研究骨干，是他的下属，给予帮助和照顾尚属他的分内之事的话，那么梁思成和中国营造社并非他属下的人员和机构，梁思成的妻子林徽因则关系更远更边缘化，他完全可以不闻不问，但他却满怀深情为他们写信求救，信中表达的全是他的肺腑之言。

世上固然有所谓“文人相轻”的恶习，但更有知识分子之间惺惺相惜、患难与共的真诚友谊，这是中国优秀传统道德的体现，这种真挚的友情自古就留下许多佳话。傅斯年身上正集中体现了这一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但他的境界又远高于历史上传统的知识分子的私人友谊（尽管这种私人友谊也是很美好的）。他个人和梁氏兄弟的父亲梁启超并无任何私人渊源关系，甚至如他信中所言“弟于任公，本不佩服”，他和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也无很深的个人交往与友情，思成、徽因夫妇也非他主管的下属，但他的信中既能公允地评价梁启超在中国文化上的贡献和护国之役的功劳，又对并非他下属的梁思成及营造学社在中国建筑研究上的杰出功绩给予很高的评价，对林徽因的才华也十分推崇。他在信中强调“营造学社历年之成绩为日本人羡妒不置，此亦发扬中国文物之一大科目也”，在艰苦的抗日战争期间特别强调这点，更透着民族的自豪，傅斯年是把梁思成、梁思永的学术成就视作中华民族的成就和骄傲，如他在信中另一处再次强调的“二人所作皆发扬中国历史上之文物”。为此，他虽自认为全是他“多事”，但为国家计，为民族计，必须对处于困境中的梁氏兄弟伸出援手，否则梁氏兄弟“要出事”，这才是国家和民族的大不幸。可以设想，当时若无傅斯年的这封信，就不可能有外边雪中送炭的帮助，梁氏兄弟两家很难从困境中挣扎出来，尤其梁思永和林徽因当时都重病在身，极有可能真的“出事”，会在贫病交加中英年早逝，这样的惨剧在艰苦卓绝的抗战期间屡有所闻。倘若真发生这样的惨剧，梁思成也肯定无法独自完成巨著《中国建筑史》，简直无法想像这一切。傅斯年的信堪称及时雨，实在善莫大焉，功莫大焉！

傅斯年的信中突出的是梁氏兄弟的人品学问，“皆中国之第一流人物”。从“梁任公家道清寒”，说到“其长子、次子，皆爱国向学之士，与其他之家风不同”；从“思成之研究中国建筑，并世无匹，营造学社，即彼一人耳”，说到“思永为人，在敝所同事中最有公道心，安阳发掘，后来完全靠他，今日写报告亦靠他。忠于其职任，虽在此穷困中，一切先公后私”；最后得出结论：“总之，二人皆今日难得之贤士，亦皆国际知名之中国学人。今日在此困难中，论其家世，论其个人，政府似皆宜有所体恤也。”没有一点是出自私人的好恶和关系。他在信中还特别叮嘱朱家骅“此事请兄谈及时千万勿说明是弟起意为感”，正表明了他的无私和高尚的情操，决非用这种事来讨好学者，维持私人关系，拉小圈子，结朋党。

傅斯年最终究竟为梁思成、梁思永兄弟要到多少钱，由于当事人都已谢世，无法得知，只能期待日后相关档案全部开放才能真相大白。但金钱的数目不是主要的，关键是在苦难深重的抗战期间，中国的知识分子中有这样一段真诚无私、相濡以沫的情谊实在可贵，值得人们再三回味。无论作为知识分子自身，还是作为相关的领导和官员，都能从中借鉴到有益的精神财富，以使中国传统的优秀道德得以发扬光大。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7年第3期 刘半农在“三一八惨案”前后　作者：刘育辉

1925年6月下旬，刘半农结束了长达五年之久的艰苦卓绝的留学生涯，在国人中首获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后，冒着酷暑，自巴黎启程，经迢迢万里海路的颠簸，历时月余，终于抵达祖国的上海。

一上岸，刘半农即把在国外穿了多年的西服换成了中装，归心似箭地先返回故乡江苏江阴县省亲。见到刘家的老宅与庭院中的一草一木，不禁令人眷念不已。但这时已是秋风送爽，桂子飘香的季节，新学年也开学在即，在家中他没有久留，遂又择日登程，匆匆赶回他久别的北大校园。

在赴欧洲初期，他在伦敦创作的一首怀念祖国与故园的抒情诗《教我如何不想她》，经赵元任先生谱曲后，词曲珠联璧合，不胫而走；这时恰好已在北大等院校中传唱开来。在这一片美妙的歌声中，人们充满了遐想与憧憬，但美好的期盼往往与严酷的现实相背离。这期间正是北大自创立以来最艰苦的时日，北洋军阀掌权，政治腐败，社会黑暗，民不聊生。连北大教授也常被欠薪，甚至维持学校的经费亦无所出。水源断绝，冬无炉火，人们都冻得瑟瑟发抖。但半农先生不以为苦，他将在国外所学到的新兴的实验语音学知识，加上自己的创新与所发明的多种语音学仪器悉数贡献出来，因陋就简地在北大创立了我国第一个语音乐律实验室，并开设了相关的课程，填补了我国在这方面的空白。

在艰苦的条件下，人们总会默默地忍受。因为在他们内心深处，还盼望着将来会有“美好而晴朗的一天”。谁知这正是火山巨大喷发前的死寂，一场腥风血雨的灾难即将降临！1926年3月12日，冯玉祥所部国民军与奉系军阀发生战事。亲日的奉军依仗其主子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由日舰护航驶入天津大沽口，并炮击国民军，遭到守军迎头痛击。为此，日本帝国主义者竟恼羞成怒，勾结英美等八国于3月16日向当时的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提出撤除大沽口军事设施的无理要求，即所谓“八国通牒”。3月18日上午，北京爱国青年学生与群众5000余人，在共产党人李大钊等领导下，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抗议示威。会后游行请愿，坚决要求拒绝丧权辱国的“八国通牒”。当游行队伍行至执政府广场前，段祺瑞竟冒天下之大不韪，丧心病狂地下令卫队向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与群众开枪射击。顿时枪声大作，众人惊呼声、怒吼声、哭喊声响成一片，47名学生惨死在枪口之下。

事件发生那天，半农先生9岁的长女小蕙正在孔德学校上学，家里放心不下，连午饭都没敢让她回家吃。直到傍晚放学时半农先生才急冲冲去领回了自己的女儿。而这时社会上已是乱成一团，耸人听闻的谣言正在满天飞！人们街谈巷议都是围绕着段祺瑞执政府军警如何残杀群众的血腥事实。言者既惊恐万状，又都义愤填膺，无不对死难烈士充满着恻隐之心。半农先生心中更是难以平静，思绪万千，怒火中烧，不断地在书房中踱来踱去。掌灯时分，半农先生在书桌上摊开稿纸，他长歌当哭，边写边吟边击拍，挥泪写下那首战斗诗篇《呜呼三月一十八》：

呜呼三月一十八

——敬献于死于是日者之灵

呜呼三月一十八，北京杀人如乱麻！

民贼大试毒辣手，半天黄尘翻血花！

晚来城郭啼寒鸦，悲风带血吹！

地流赤血成血洼！

死者血中躺，伤者血中爬！

呜呼三月一十八，北京杀人如乱麻！

呜呼三月一十八，北京杀人如乱麻！

养官本是为卫国！ 谁知化作豺与蛇！

高标廉价卖中华！ 甘拜异种作爹妈！

愿枭其首藉其家！

死者今已矣，生者肯放他？！

呜呼三月一十八，北京杀人如乱麻！

这首诗以“范奴东女士”的笔名，很快于3月22日在《语丝》月刊上披露，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诗人面对着杀头的危险，公开对死难烈士与受害群众表示深切的同情，就足以说明他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先生当时年过而立，已成为一位在语言学等诸多领域中卓有建树而持重的学者，但诗中仍不失其早年在文坛上叱咤风云的新文化战士“活泼、勇敢”的锋芒。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军阀当局又连下通缉令，准备逮捕这次爱国行动的有关带头人与发动者。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李大钊，而刘半农与其挚友《世界日报》的进步记者成舍我亦在通缉之列。他俩只好东躲西藏，一时有家也归不得。将近三年以后，刘半农还没忘记这件事（而这期间先生教学、研究与社会活动，均成果累累，繁忙异常），遂又请语言学家兼作曲家赵元任先生将该诗谱了曲，于1928年冬发表在其二弟、国乐大师刘天华先生主编的《音乐杂志》一卷五号上。

今年3月18日是“三一八惨案”81周年祭，而刘半农永远地离开了他为之奋斗而献身的北大校园，静静地长眠在北京西郊香山之巅也有73个年头了，时光永是流逝！君不见那连绵起伏的香山满坡遍野似血的红叶，每逢秋风萧瑟之时依然灿若一片朝霞！这是何等美妙与永恒的境界！虽世间早已时过境迁，但人们是不会忘却过去的！犹记先生生前曾愤愤地说：“愿这空前的浩劫今后不再发生！”故笔者不揣浅陋，写此小文，以回顾历史，缅怀先烈，感念诗人。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7年第3期 重庆武斗与文革墓群　作者：庞国义

重庆沙坪坝有一座闻名遐迩的烈士墓，埋葬着三百多名在渣滓洞、白公馆牺牲的革命先烈。每年，特别是“11·27”纪念日这一天，有成千上万的人前来祭奠英烈，召唤忠魂。

离此不到3公里的沙坪公园，在文革中也形成了一个有名的墓群，集中掩埋着文革中因武斗而丧生的五百多名八一五派人员。文革早已灰飞烟灭，那场喧嚣的政治闹剧似乎已逐渐淡化，但伤痕不能抹去，记忆没有尘封，在这里静眠了近40载的冤魂时刻向我们昭示历史不能忘记。

山城重庆是武斗重灾区，1966年12月4日，全国第一次大规模武斗发生在大田湾体育场。当时这里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会议刚开始，“八一五造反派”和外地学生强行冲进会场，与保守组织“工人纠察队”搅成一团，双方数万人在会场上发生混战，用旗杆、标语牌、砖头作武器，撕打冲撞，双方伤者不计其数，谣传死亡多人。此后，保守组织迅速瓦解。

1967年“一月夺权”后，围绕“革联会”的合法性问题，造反派内部急剧分化，形成得到驻军支持的保派（原“八一五”派）和得到首都红卫兵支持的砸派（后称“反到底”派），双方从口头辩论发展到互相涂盖撕毁大字报，从互砸广播站到烧毁宣传车。5月23日两派在石油学校发生武斗，武斗开始升级为以钢钎、铁棒、大刀为武器。年仅19岁的重庆石油学校学生邹茂林倒在钢钎下，成为武斗以来第一个殉难者，“八一五”派抬尸游行，在小报上发表“12·4”事件后创作的一首《亲爱的战友你在哪里》的歌曲以示怀念。

6月5日-8日，西南师范学院两派群众组织发生武斗，全市两大派先后派出数千武斗人员前往支援，揭开了重庆市大规模武斗的序幕。前去制止武斗的解放军横遭毒打。

6月23日，两派在重医附小展开武斗，重医附小被烧毁，武斗中死4人，伤百余人，财产损失3万余元。

7月1日，两派在重医附一院武斗，使用钢钎、刺刀、自制燃烧瓶等，死2人，伤数十人。附一院门诊部医生护士全部逃离，全天被迫停诊。在互相冲杀中，在“火线采访”的重医66级毕业生、《东方欲晓》报号称“才子主编”的于可在撤退时落后，被追赶上的“暴徒”用钢钎刺死，成为第一名“以身殉职”的“战地记者”。

7月7日早晨，浓雾里的嘉陵江桥头有几声朦胧的小口径步枪声响，新六中陈乐洲等2人身亡。“七七”枪声被认为是重庆武斗再次升级的信号。果然，第二天两派就在远郊的红岩机器厂真刀实枪地摆开阵势大打出手，使用自动步枪和冲锋枪，打死黄习琨等9人，抓走近200人。

17天后化龙桥工业学校的“7·25事件”中，重庆大学采矿系张全兴、机械系唐世轩被小口径步枪击中额头死亡，该事件开创了枪战中大学生死亡的先河，此后，仅重大一校，就有25名大学生死于武斗，几乎都埋在本校松林坡。

两江汇合的重庆，路险山高，气候火辣，“巴人尚武”。进入8月后，山城武斗频繁，规模宏大，史称“八月战争”。由于抗战“陪都”的特殊背景，兵工厂特多，几乎所有常规武器都能生产制造。武斗双方各自突袭兵工厂，有的一次抢出1万多支半自动步枪，有的一次抢出100多万发子弹。因为有了武器支撑，武斗空前惨烈。双方普遍使用半自动步枪、冲锋枪、四联高机、三七炮、野炮等武器，出动了装甲战车、水陆两栖坦克、舰艇等设备，消耗子弹不计其数。

兵工厂在武斗中首当其冲，国营建设机床厂清水池争夺战死亡22人；国营嘉陵机器厂武斗中，双方直接参战人员五六百人，死亡数十人；国营空压厂被两派反复争夺占领，厂房设备大部被毁，该厂“八一五”派死亡人员埋在沙坪公园的就有31人；国营望江机器厂“长江舰队”沿江炮击东风船厂、红港大楼、国营长江电工厂及沿江船只，打死24人，打伤129人，打沉船只3艘，打坏12艘；潘家坪地区武斗双方死亡上百人，高干招待所遭严重破坏；南岸上新街武斗打死22人，伤数十人；北碚歇马场424部队驻地3000人参加武斗，双方死亡40人；杨家坪地区武斗参战人数上千人，激战一周，双方死亡上百人，昔日繁华街道房屋被毁过半。

“八月战争”中，重庆大学连遭嘉陵江北岸的国营江陵机器厂炮击，当时的制高点6教学楼被打得千疮百孔，幸喜此批炮弹未安装引信而不能爆炸，否则后果难以设想。后来学生们写了毛泽东词挂在墙上：“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更“喜剧”的是8月18日夜，一枚飞弹击中了该校电机系主任江教授的厨房，戳出一个37厘米的窟窿，江教授惊魂之余，无可奈何，也步主席词原韵，写了一首幽默诗贴在弹洞边：“通宵炮声急，弹洞灶房壁；可惜好钢铁，不分友和敌。”

1967年9月1日，周恩来总理听到国营空压厂武斗期间一夜打了1万发高射炮弹时，气愤地说：“在越南（指‘援越抗美’）1万余发炮弹能打下多少架飞机！这是国家财产，我想了是很痛心的。”1968年3月15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接见四川省革筹和重庆驻军的领导成员时再一次怒斥重庆武斗的“败家子”行为，而“文革旗手”江青当时则大唱反调，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小青年玩玩枪……”康生阴阳怪气地接着说“可以改进技术”，无疑是火上浇油，使武斗非但未能平息，反而从重庆市区向周边专县扩散，形成大规模的“剿匪”运动，直到1968年10月后才逐渐停息。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双方大小交战数百次，武斗直接死人上千，伤者上万，各大兵工厂及多个地区的厂房民房校舍毁坏殆尽。援越物资被抢，损失惨重。解放军正团职以下官兵数十名为制止武斗英勇牺牲。

“八一五”派选择沙坪公园埋葬死者，使之形成“文革墓群”，有着其特殊的历史背景。

其一，文革墓群所占地皮，解放前是爱国人士饶国模的地产，1939年，因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搞组织工作的黄文杰病故急需安葬，饶急办事处之所急，便把这块地皮让给办事处做墓地。后来，这里陆续埋葬过邓颖超的母亲、周恩来的父亲以及李少石等13名因公因病殉职的办事处干部、职员、战士、新华日报社记者以及3名南方局工作人员的小孩，因此，附近的人们尊称该处为“八路军办事处公墓”。解放后，国务院将上述人员遗骨火化后移葬红岩村内的红岩公墓。后来有几位部队干部葬在这里，大部分地皮便空了出来，成为文革中“八一五派”埋葬武斗死亡人员的首选佳地。

其二，沙坪坝是重庆市著名的文化区，学府林立，是“八一五派”的诞生地和大本营。而当时处于荒郊的沙坪公园后门周围是一片片农田，只有一条狭窄的机耕道可抵达墓地附近，地势相对僻静。加之文革期间公园无人管理，围墙倒塌、林木凋零、人迹稀少，便于挖坑修墓。笔者依稀记得39年前“燎原兵团”为阵亡的朱某某下葬时的情景：几名背着“牛鬼蛇神”头衔的街道清洁工，早在两小时前就被武装押来，用锄头挖好了一个大坑，待棺材从车上抬下置于坑中，垒成土堡，武斗人员一齐举起手中武器朝天鸣枪，两百多颗弹壳瞬间坠落在坟堡四周。

墓群究竟埋葬多少人？据公园公布的数据，有墓碑114座，埋有500余人。由于有的有坟无碑，有的坟被削平遭荒草掩埋，故此处究竟有多少坟埋多少人成为一个谜。而据民间热心人士曾钟先生详细考证，坟墓应不少于120座。

现存墓碑以死者单位当初实力差异而大小不一，有的墓仅1人，墓碑高大；有的10多人，占地宽却墓碑小,建设厂和空压厂的两个墓内各埋有30多人。林林总总、高低错落的水泥墓碑上，清一色的塑有由“815”三个阿拉伯数字变形为炬柄的火炬，同时刻有“八一五”派特有的口号：“头可断，血可留，毛泽东思想不可丢；可挨打，可挨斗，誓死不低革命头。”基座四周刻有“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飚为我从天落”等毛主席诗词语录，或“挥泪继承烈士志，誓将遗愿化宏图”、“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等警句对联。由于时间流逝，大多数已经风化，辨认困难。

死者大多数是武斗阵亡，也有少数被误伤死亡的人员，但必须是“八一五观点”的。有人称这是全国唯一的红卫兵墓群。这不准确，因为里面埋葬的人员超过半数是工人，如八一兵团、机械兵团、财贸815战斗团等工人组织成员，沙坪公园将其称之为“文革墓群”是比较贴切的。

需要说明的是，“八一五”派有不少武斗死亡人员是分散埋在各地的。埋葬死者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本派力量在单位或当地占绝对优势，另一派不敢动粗；二是本单位有空地可用。比如重庆大学松林坡、北碚东阳镇、朝天门街心花园、体育馆花坛、一中操场边、长安厂内、南山、汪山等几十处地方就分别集中或分散埋葬过武斗死亡人员。而最终完整保存下来形成墓群的只有沙坪公园一处。沙坪公园墓群在自然岁月和人为损坏中，在毁与留的争论中，被保存了下来，修筑了围墙，单独开门，形成园中园，成为独具特色的一景，也成为见证文革历史最直接的实物遗址。近40年来一直荒草丛生，人迹罕至。不知是谁在网上发帖，误传此处要开发拆迁，导致全国各地甚至海外人士络绎不绝前来踏访寻址，为“文革博物馆”摄像立传。

特别意味深长的是上世纪80年代初，墙外修建了一座天主教堂，弥撒曲每周悠扬回荡；墙内有一鸽岛，无数象征和平的鸽子安详自由地飞翔。碧湖边杨柳依依，桃林环抱，湖上小船悠悠，情侣对对，尽情享受着自由和安康，与40年前血腥恐怖的“内战”硝烟形成了强烈而鲜明的对比。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7年第3期 三年困难期间小姑一家的遭遇　作者：徐志坚　王海燕

徐志坚 口述

王海燕 整理

夫美是我的表妹，小姑的女儿，现在是武汉化工厂的退休工人。1960年，当她还是一个15岁小姑娘的时候，从安徽农村老家来到武汉市我父母的家中。那时我正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读书，姐姐徐舒和妹妹徐诚也在外地，家中只有父母和保姆三人。夫美在我父母家中一直住到1969年出嫁。夫美这次来北京是我邀请的，一是她退休后早就想来玩儿一玩儿，二是我正在搜集父母的资料，想退下来之后写点东西，夫美60年代与我父母在一起生活了近十年。

父亲是独子，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大姑早年守寡，待我的大表姐出嫁后她就死了。父亲将她的另三个孩子都领出来参加了革命。我的小姑徐清兰嫁给了邻村老实巴交的农民刘万一。小姑父5岁读私塾，写一手好字，又会制作豆腐和粉条，所以尽管家中地不多（土改时划为中农），但日子过的殷实从容。奶奶活着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地听她念叨：“你大姑命苦，小姑命好啊！”

我和表妹从“你胖了”“你也胖了”扯到了近几年得的这些“富贵病”，又从“富贵病”扯到了三年困难时期吃不饱饭。提起那段日子，夫美的神色立刻黯然，沉浸在遥远的记忆中。

小姑有5个孩子，夫美排行老四，上面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下面还有一个小弟弟。那时夫美和二哥上学，大哥和姐姐都已经结婚，还有了一个吃奶的小侄女。可是40多年前在那场大饥荒中，只一年多的时间，这个老少三代的大家庭就家破人亡了。在我的要求下，她讲述了自己一家的遭遇：

“……家中死的第一个人是我爹（家乡话音da上声），那是1958年底。这个时间是我后来推算出来的，在没有粮食吃不饱饭的时期，在我的记忆里就没有什么年和月，只是一天一天地过，上边说什么下边就做什么。

我爹那年50多岁，我大哥跟你一样，也属猪，那年该是二十三岁了吧？他们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他们干的活很重，天天跟着队长去地里干活，不是打井就是挖河挖沟，说是上边让干的，说是为了抗旱。有一次挖井，挖着挖着，上面的土突然塌了下来，差点儿把我爹给埋在井里。挖这些井啊河啊沟啊有什么用？什么作用也没起！以后我回家看见有的又给填平了。”夫美恨恨地说，“要不是挖这些没有用的东西，爹不会走这么早。”

“小姑父是累死的？”我问。

“说不清。肯定跟累有关系，但我看主要也是饿死的。”

“58年你们村收成不好？”我知道1958年是丰收年，在我的概念中，59、60、61这三年是困难时期，怎么58年就饿死了呢？

“好！怎么不好！可收的粮食都运走了！58年不是搞了人民公社了吗，6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说，河南省遂平县农业社小麦平均亩产2105斤……”

我忍不住问：“你那时才十多岁吧，能记这么清楚？”

“这不会错！这是我后来专门查了报纸的，不然我跟人家说都说不清楚。坚哥，你放心，我跟你说的一定都是事实！”夫美文化低，但显然是个有心人。

“当时我也不知道这是哪儿放了那么大一个高产‘卫星’，记得大人们都在说放‘卫星’的事，都很惊奇。还记得后来咱们安徽省咱们濉溪县还有我们那个杨庄村也都放了‘卫星’。咱们放的那些‘卫星’是亩产多少斤我就记不住了，光是记得那时为了完成放‘卫星’时说的高指标，我们村种的粮食、花生、红薯什么的都收了上去，都往外拉走了。红薯挖出来在地里就切成片晒，等不到晒干就用锅炒干，炒干了马上就拉走。”

这时我想起我家乡抗日战争初期出来的一位老干部曾告诉过我，1958年我们村（安徽省濉溪县徐楼村）大丰收，也吹牛放了“卫星”，但接下来按比例要完成夏秋粮的征购任务却是害得老乡们大难临头。这位老干部1960年回家乡一趟，他的母亲也饿死了。

我说：“是用去交公粮了吧？”

“嗯，可能吧。那时我小，也不知道送到哪儿交给谁了。只知道大跃进，要搞人民公社，要吃大锅饭，什么都得收走，铁东西，包括铁锅都得收上去炼钢，家里不准留粮食，都要去吃食堂。开始时食堂的饭很多，都吃不了，还说是可以‘撕开肚皮吃’，可后来就越来越少，到了冬天就只能喝稀饭，喝稀的也不管饱。娘当时偷偷藏起了一口小铁锅，一大家子人从食堂打回来的那点稀饭根本吃不饱，娘就煮红薯秧子给我们吃。

“那天下午，大哥和队长把我爹扶回了家，说是爹干着干着就突然晕在沟里了。大冷的天，我看他满脸是汗。爹对娘说，给我弄点吃的吧。可偏巧那天家里什么都没有，娘只好和点盐水先给他喝，叫我和二哥快去食堂弄回点吃的。可等我俩端着红薯干粥回来时，爹已经死了，老远就听见娘和大哥的哭声……”

“小姑父平时是不是有病？”

夫美摇摇头：“没听说他有病啊！……不过他就是有病我们也不知道，那时也不检查，爹也不爱说话，从来我们也没听他说自己哪儿不好。

“爹死后没有寿木，用的是我娘的陪嫁柜子。……

“我爹死后，村里的婶子大娘劝我娘，给武汉孩子他舅去封信说说吧！可我娘说，哥嫂他们不容易，一辈子流血革命，他们也有难处，别人能过，咱也能过！谁都不理解我娘，都觉得我娘太老实，太要强。后来我理解了她。57年她带着我小弟弟去过汉口，她看出我舅舅那时已经没有多少工作了。

“那时主要是我和二哥下了学去拾柴禾、挖野菜、撸树叶、捡红薯秧子，回来娘用小锅煮了给我们吃。娘出身在中医世家，她知道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她不准我们在外面吃生的，说吃不好有毒。可有一次我实在是饿得慌，一边挖一边吃，结果回家时浑身都肿了。娘知道很多偏方，她用好几种树根还有野菜一起煮了给我吃，就吃好了。

“我从小就很调皮，娘说我像男孩子，一点也不文静，让我向姐姐学习。我野跑惯了，不光挖野菜，也偷偷地把队里种的麦苗拔了回来吃。可是娘不准，不准我做给她丢人的事。

“娘总是说自己不饿，让我们吃，她只吃一点点，直到有一天她突然就躺下了，那是1959年底，姐姐也在家。我姐姐叫刘美荣，她丈夫在城里做工也不回家，她就回了娘家住。娘拉着姐姐的手说，你能把接印带大就好。接印是我小弟弟刘青龙的小名，意思是共产党掌权了，因为舅舅和我娘的娘家人几乎都是共产党员……再后来娘就好像说胡话了，叫我去给她买点酒喝。我到现在也不明白她为什么要酒喝。没给她买来酒，姐姐喂她水喝，她不咽。我把手放在她嘴里，她就咬。我说，娘，这是我的手啊，她就松了口。……”

夫美泪流满面，呜咽着说不出话来。

“……对门的韩嫂说，你娘不行了，穿衣服吧。……那时候的人也不知是怎么的，不会哭了，谁家死了人都不哭，都是不声不响地抬走就是。娘死后是韩嫂他们用高粱秆子把她裹起来埋的。

“记得是我娘死后不几天我二哥就死了。二哥叫刘夫青，只比我大两岁。那天，我从食堂打回来一碗豆饼煮的汤，那汤稀汤寡水的，只有一点豆饼在碗底。二哥躺在床上不起来，对我说，我不吃豆饼汤，我要死了，我想吃点好面条。我不知二哥怎么知道自己要死了，他躺在床上反复念叨着想吃点好面条，姐姐赶快去找队长，队长说，哪里来的好面条啊！姐姐回来喂二哥豆饼汤，他不吃，还是说想吃好面条，然后他就不再说话，就死了。二哥死后，大哥领着我们把他埋在了村东南的乱葬岗子。

“我大嫂熬不过，带着我的小侄女改嫁走了。我不知道她嫁到哪儿去，嫁给谁。只记得那天是一个人把她接走的，她说一声我走了，就跟那人走了。我大哥什么话也没说。我大哥大名叫刘夫康，小名叫克让，意思是什么事都要让着别人，大哥也真是这样一个人。

“家里还剩下大哥、姐姐、我和弟弟。大哥要到生产队干活，姐姐在家照顾小弟弟，只有我到处跑着找吃的。冬天，没有野菜，我就到地里去捡红薯藤子、高粱壳子，上树去剥树皮，这些东西吃不动，姐姐就把它们放在锅里炕，炕干了炕焦了再打碎了才能吃得动。

“弟弟吃这些东西拉不出屎来，他死的时候好几天没有拉屎，肚子胀得鼓鼓的，走不了路。那可能是60年刚开春，记得太阳已经有点暖和，是个中午头，我和姐姐把他架到院子里晒太阳，看他坐不住，头也抬不起来，姐姐就把他扶到墙根靠着坐，又给了我一点钱，说快去买点东西给接印做了吃。我到集上去买了几根小胡萝卜，顺路还拔了一把麦苗，回来后姐姐就烧火煮上了。这时我去叫弟弟，才发现弟弟已经坐在那里死了。弟弟属龙，算起来那年他是8岁，可是在我的印象中，他那么小，好像只有四五岁。

“弟弟死后，我们也把他埋在了村东南的乱葬岗子。可是第二天我走到那儿，发现埋弟弟的那个地方被人扒开，弟弟不见了。回来我告诉了大哥和姐姐，大哥什么话也没说，姐姐只嘟囔一声‘不知是哪家’……那阵子常常发生把死人挖出来弄走的事，主要是弄小孩……”夫美说得含蓄，还吞吞吐吐的。我听说过这种事，但还是问了一句：“弄走干什么？”

“吃了啊！……坚哥，我不是乱说，这是真的啊！我弟弟就是被村里的那个吃人的寡妇吃了！”

“吃人的寡妇？！”我一惊，“这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叫她婶子，我爹跟她家我叔是一个老祖父。她有三个孩子，老大是女孩，跟我同岁，我们挺要好，常在一块儿玩，下面还有两个男孩。婶子平时可贤惠了，脾气也好，可那时村里的人都知道她弄死人肉给她的孩子吃，说有人看见了。我弟弟也是被她弄去吃了，这是姐姐后来告诉我的，她在她家看见了我弟弟的衣服布片，那衣服是57年弟弟上汉口时舅母给他买的。”

“她家死人了吗？”

“没有。”夫美摇摇头。

我忽然想起了另一个问题，就问：“队干部家也死人了吗？”

“也死。队长的儿子59年底也饿死了。……嗨，那时候什么都没有，我看他比社员也多吃不到什么。

“弟弟死后，村里有个毛奶奶对我大哥说，把丫头给人算了，换点钱你俩都能活命。可是大哥舍不得把我给人家，就把我家的房子扒了卖木头，直扒得只剩下一间房留给我和姐姐住，他晚上去生产队装牛草的屋里跟几个没家的孤儿一起睡。他听别人的话，说姐姐已经出嫁，是人家的人了，卖木头的钱就没有给姐姐，只跟我俩分。大哥对我说，可以到集上去买点东西吃。我也不知道那是多少钱，我又都交给了姐姐管着，上集买东西时姐姐再给我。那时集上有粮食也不卖给我这样的乡下孩子，只卖给有点身份的人，我只能买回菜来。反正没有多久卖木头的钱我们就花光了。

“一天，住在生产队草屋里的一个孩子来我家对我说，你大哥死了。我到生产队的草屋去一看，大哥躺在草堆里，我摸摸大哥的手和脸，已经冰凉了。

“乱葬岗子已经没有空地了，大哥死后被埋在村东头的那片薄土之下，是妇女队长孙继英主持埋的。人死的多了，也不是正经埋，就是糊弄着用土把人能盖上就行。锄地的时候就能锄到死人的头骨。再往后，饿死的人就没有人去埋了。死的人多，活着的人也没有力气，抬出去随便一扔就是。60年麦收以后，我就看见地里有整个的死人骨架子。

“59年底到60年开春，饿死的人最多，因为是冬天，野菜都挖光了，地里剩下的红薯藤子也拣光了，没有什么吃的。只几个月的时间，我家就剩下我和姐姐了。

“开春以后，地里的野菜一长出来就给人挖走了，我也去挖。那时我也不知道害怕，白天去挖野菜，天黑了，我就到地里去拔麦苗拿回来跟姐姐吃。……有没有大人去拔麦苗，我没听说。有个大人我叫她婶子，有一回她叫我也给她弄点麦苗吃，我给了她两根，她接过去就连根吃了。等到麦子能去皮的时候，我又去弄麦子回来和姐姐吃，一直吃到收麦子。……想想我那时真是傻了一样，什么也不怕，到处找吃的！

“我们那个380多人的村子，连死的加跑的最后只剩下60多人。结果到收麦子的时候没有人了。为了抢季节，民兵就用枪赶着大人小孩还有临时住在村里的人去收。

“就在这时，舅舅托县里的为了写党史曾经采访过他的两个人，一个姓董的和一个姓陈的到我家看我和姐姐，说是舅舅听回家探亲的人去信说，家里只剩下我和姐姐了，要把我迁去汉口，并带给我们50元钱。这样我就没有被逼着去收麦。因为舅舅没说要姐姐也去汉口，所以姐姐还是被民兵赶去了。他们让姐姐给队里做饭，做完了饭还得去收麦子。

“谁也没有想到我姐姐能活下来啊！姐姐从小体弱，从婆家回来时又有病，现在我也说不清她那时候得的是什么病。只记得姐姐一直就特别瘦，有气无力的，很少说话，所以娘总是担心她命短。姐姐从婆家回来后，也和娘一样总说不饿，总让我们先吃，让我们多吃……”说到这里，夫美又是一阵哽咽。“……我想，姐姐那时一定很难过，都认为她是出了嫁的人，可困难时她的丈夫在城里根本没管她。后来姐姐就跟他离了婚，她现在的丈夫是秦古城村的。唉，姐姐一辈子也没有生育。”

“你姐姐那时有多大？”我问。

“姐姐比我大5岁，那年是20岁。

“虽然我娘活着时总说起我舅，村里的人也都知道我舅是个老共产党员，是在城里当干部，可我心里还是没底，不知道要去个什么地方。也舍不得姐姐，我要是走了，就只剩下姐姐一个人了，所以我就拖着不走。我们用舅舅捎来的钱给姐姐看了病，也买吃的，就这样一直到庄稼收完了也种完了。这时公社来人说，汉口来信问呢，又给你们寄来的15元钱收到没有？夫美怎么还没走？坚哥，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舅母寄来的15元钱叫什么人给收了！那时信是不怎么通的，出不去也进不来，小队、大队、公社层层都查得紧，听说是怕把村里的情况说出去。

“我不想走，可姐姐说，到舅舅那儿能吃上饭，去吧！又说，去跟舅舅说说咱这里的情况，叫舅舅向上反映反映，快来救咱们！然后姐姐就去大队和公社给我办了准迁证和转学手续，给了我她存着的路费。……我也不记得那是多少钱，拿着就上路了。姐姐把我送到村外，我拉着姐姐的手哭了起来。死那么多亲人我都没哭，可跟姐姐分手时我哭了。姐姐仍是没哭，只是说，到了地方来封信。

“我不知道怎样才能上汉口，就先到了姨家的大表姐家。我想，表姐的弟弟我的表哥是舅舅带出去参加革命的，表姐去过表哥在郑州的家，我只要能找到表哥就能找到舅舅！

“我在表姐家住了两天，表姐让我把她的小女儿也带着去郑州送到我表哥那儿。乡下的孩子以为就是乡下人走亲戚呢，也愿意有个伴儿，我就同意了。表姐把我俩送到了濉溪县城，我们就用舅舅捎来的钱，在濉溪县城买了车票，一起到了符离集。但去徐州的票就不好买了，在符离集，卖票的把表姐推到一边去不卖。表姐这才想起我的准迁证，赶快掏了出来，买了两张票。

“与表姐分手后，我们两个乡下丫头，一个15岁，一个10岁，一路就到了徐州。可徐州卖票卡得更严，有准迁证也不卖，说我们小。我急得没有办法，又换了个窗口再买，还是不卖。这时一个解放军，是个海军，就对我说，我来给你买吧。我把钱和准迁证给了他，他就给我俩买了两张去郑州的票，还说，路上小心点儿……坚哥，你说那时候我多笨，连声谢谢也不会说，接过票和准迁证就走了！

“我俩在车上不吃也不喝，剩下的钱不多了，不敢用。出了郑州火车站，我不知东南西北，不知怎样才能找到表哥。临走时表姐给了我一个信封，落款有表哥的地址，我还知道表哥的小名叫百合，知道他是空军，表姐说他住在飞机场附近，就这些线索啦！我那小外甥女更是除了知道她舅跟她妈一样都姓黄以外，别的什么都不知道。我问了好多人，都不知道信封上的地址，后来我俩只好花钱坐个三轮车去飞机场。到了飞机场附近，我知道表哥就离这儿不远了。我领着小外甥女的手，见人就打听：‘你认识百合吗？他姓黄，是我表哥，是解放军。’可谁都说不认识。这时已是中午，街上没有几个人，我俩又饿又渴又累又着急，可手里一分钱也没有了。后来我看见路边有个大坑，就和小外甥女跳下去躺着晒太阳。过一会儿街上的人又多了起来，大概是都吃完饭了。我推醒迷迷糊糊要睡觉的小外甥女，我俩从坑里爬出来，又开始打听。这次我长个心眼儿，专门找解放军打听。果真一个解放军看了看我拿着的信封上的地址，就把我们领到了一个大院子里，又进了一间屋。现在想那可能是个传达室。

“一会儿，屋子里进来好多人，围着我，听我讲。我急着找到表哥，赶快拿出准迁证给大家看，我不知从哪儿说起，我说我表哥叫百合，是我舅舅带出来参军的，我说我舅舅叫徐风笑，是老共产党员，我说家里的人都饿死了，我要到汉口找舅舅。我说得又急又乱，说着说着，有的人就听糊涂了，说你们的舅舅到底是在汉口还是在郑州啊？我就解释，她的舅舅在郑州我的舅舅在汉口。也有听明白的人帮着我说。这时一个人问，你们是从哪儿来？我连忙拿出了表姐给我的信封，那人看了看就对另一个人说，好像是黄图家乡的，你去把他找来！一会儿黄图哥就来了。黄图哥话不多，他让我重新讲一遍，然后就说了一句话：‘跟我回家吧！’”

夫美说的我大姑家的这位黄图表哥我也见过，1960年他在郑州空军后勤部当处长，是个少校。

“就这样，我在郑州黄图哥家住了一个礼拜，后来黄图哥托去汉口开会的人把我带到了舅舅家，那是60年的10月15日上午。

“我看到舅舅和舅母就哭了，舅舅和娘长得真像呀！只是舅舅的头发全白了。舅母先让保姆刘嫂领我去洗澡吃饭，还说不要一下子吃太多，别把胃撑坏了。

“吃过饭舅舅就问起了我们家的情况。我是个乡下孩子，不懂政治，也不知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反正我是从头至尾一五一十把我见到的记得的全部经过都说给了老舅父听。那时我坐在靠门口的一个小沙发上，舅母站在我旁边，舅舅在客厅里走来走去。当时他们只听我的，舅舅什么都没说，舅母只是递给我手绢擦眼泪，也没说什么。

“在舅舅家好长一段时间我的户口落不下，没户口就没有粮食，加上我这么个大饭量的人吃饭，舅舅家的粮食很紧张。记得当时舅舅为此还很生气，说我三个孩子都不在身边，这孩子已经没有家了，怎么就不能给落户口？

“我在家乡时名义上是读四年级，到了武汉，连三年级的算术也考不过，只好从二年级开始读。我那么大了，跟人家八九岁的孩子一起读书真别扭啊！

“不记得具体是什么时间，有一天舅母告诉我说，舅舅已经把我说的情况向中央反映过，可那封信给打了回来，市里领导还找舅舅谈了话。舅母还说让我以后不要再跟别人说这些事，我也就听她的话，再也不说家里的事了。直到‘文革’，我从政协大院里的那些大字报中才知道造反派说舅舅在三年自然灾害中专门搜集阴暗面，竭尽造谣诬蔑之能事，说他攻击人民公社和大跃进。

“坚哥，我真没想到，我一个乡下孩子的话也能给舅舅带来不幸！”

夫美的故事讲完了，我俩都久久说不出话来。

父亲给中央写信的这件事后来我也知道。母亲曾告诉我，其实夫美来之前已经有不少家乡人来找父亲谈到家乡的饥荒情况，特别是发生了老战友李景福的孙子的事，父亲就曾想写信反映。李景福是1926年的老党员，他留在家乡的小孙子因饥饿来投奔爷爷，爷爷却偏偏在机关分管后勤工作，为了避嫌也为了工作的方便，李景福与父亲商量着就把小孙子送到了我家，但两个月后机关里有人因我家向机关借30斤粮食的事对父亲提出了意见，还有知情人就这事儿向李景福提意见，于是李景福不得不又将小孙子送回了老家，回家不多久那孩子就饿死了。这件事使父亲不胜惋惜感慨和义愤，在一次机关的会上发了脾气。恰在这时又来了夫美，于是我的老父亲再也坐不住，奋笔疾书，连夜就开始给安徽省委和中央写信。这封信是否到了中央以及中央是什么态度我们都不知道，结局只是武汉市委找父亲谈了话。也许是觉得父亲年纪已老，也许觉得他已不担任要职（那时父亲任武汉政协副主席），总之当时武汉市委的某位领导在对父亲谈话时说：“徐老，你年纪大了，有些事情也不了解情况，就不要多管了！”后来全国事态的发展使父母亲深感在那个绝对一言堂上下一个调的年代，无论如何都要承认当时的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对他的态度已是非常宽容！

夫美讲述的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中国大地上真实发生过的事情。虽然反映的只是安徽省濉溪县杨庄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但管窥一斑，它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年代中国许多农村的一个缩影。在这个故事里没有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似乎也没有贪污和腐败，但却存在有组织的强迫和剥夺。这个故事的背景是当时的领导人良好的愿望，是高度集权下少数人的独断专行滥用职权，是农民群众真诚淳朴的热情和对幸福生活的憧憬。在这个故事里曾经有一个梦：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大饥荒的终于爆发就是这个神话般梦境幻灭后的结局，甚至发生了真正的“人吃人”这种人世间最丑陋最悲惨的事！

如今我们的社会终于开始进入中国人追求了近百年的讲究民主和科学的时代，那个愚昧而近乎疯狂的岁月早已离我们远去，可是现在重新回顾仍使我感到一阵心灵的震颤。我想，将来我们的后代有多少人还能知道这段历史呢？古人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又有哲人云：“读史使人明智”。是的，历史不能被遗忘。只有正视历史事实，才能对我们国家曾经发生过的失误躬身自省，才能获得面向未来的觉醒，才是自信和力量的表现。作为那个时代的过来人，我如实记录了在那个年代我家族中的那段往事经历，这不仅是对小姑一家死去亲人们的祭奠和对父母的告慰，更愿后人记住这一切，愿历史悲剧永不复演。

（徐志坚为国务院参事室原主任）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7年第3期 一个小学生眼中的“文化革命”　作者：秦维宪

1966年6月下旬的一天，我正在家里和父亲、弟弟一起擦锅子，猛然听见外面马路上锣鼓喧天，喊声大振。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立即拿着锅子跑出去看，只见马路上“雄赳赳、气昂昂”地走着一长串游行队伍，游行者均是大中学生，他们臂缠红袖章，高擎“交大反到底”、“红三司”、“红革会”之类的大旗，狂呼滥喊着所谓的“革命”口号。

我当时年仅12岁，被这一幕造反情景惊得目瞪口呆。听路人说，这是什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于是，随着游行队伍的汹涌澎湃，随着那些疯狂的学生往空中散发传单的吆喝声，我居然兴奋得拣起一根树枝敲打锅子，像海燕那样呼唤“革命”风暴的降临。40年弹指一挥间，当年的一幕仍历历在目。

“文革”对社会的大破坏，率先发端于教育领域。

1966年5月29日，北京清华附中的一群学生慷慨激昂地宣誓：要用生命和热血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遂成立了红卫兵组织。从此，这股祸水蔓延全国。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同日，清华附中红卫兵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宣称：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毛主席、党中央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6月24日，他们又贴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认为“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由此，全国各地的大中学校与北京遥相呼应，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毛泽东又连续8次在天安门城楼接见1200万红卫兵，更是将“革命”的情绪推向极致。

我们这一代人就在那股无法无天的强风暴中，被无情地剥夺了读书的权利。

我当时在上海市北京西路第五小学念四年级。“文革”伊始，从校长、教导主任到教师，人人脸呈恐惧、焦灼之色。一天上午，一支红卫兵队伍来学校点燃“革命”烈火后，一批高年级学生中的“红五类”子弟便成立了红小兵，他们顿时将学校弄得一片红色恐怖。红小兵们戴着红袖章、胸挂宝像（毛泽东像章）、手挥木棍和电线鞭子，将校园里所有的窗玻璃砸碎，大部分课桌椅被拆毁，然后红小兵们搞“集团冲锋”和“车轮大战”，对许校长、王教导主任以及众多老师进行残酷批斗，他们高呼“狠批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狠批师道尊严”、“打倒反动的学术权威”等口号，将师长们往死里整。很快，许校长被整瘫痪，因参加过三青团的封老师被活活斗死……

学校经过一番天翻地覆的“革命”，课堂秩序已不复存在，学生们基本上处于“放羊”状况，我们随心所欲地去上学，不想去就在家玩儿，或跟着红卫兵后面，看他们抄家、“破四旧”、打群架……

在一个少年的眼里，“文革”的重灾区似乎在中学。我家对面是上海市长江中学，“文革”烈火烧进该校时，几乎一夜之间，所有教室的玻璃窗、课桌椅、甚至厕所里的抽水马桶全部被捣毁。该校红卫兵和“上体司”（造反派组织）将几间教室打通，蒙上厚厚的幕布，作为他们练习摔跤、打拳击，关押、折磨“黑六类”的暗室。

我清晰地记得，从1966年6月底到1967年“一月风暴”期间，是上海市长江中学闹得最厉害的日子。该校红卫兵几乎天天揪斗老师，或者从外面抓进“黑六类”肆意摧残。他们将高帽子里灌满浆糊，套在翁世宝校长头上，不断地让他坐“喷气式”游斗，不出一个月，翁校长便被斗疯。入夜，他们将右派分子李庚生老师当作练习拳击的靶子，在暗室里打得他死去活来，发出一阵阵毛骨悚然的惨叫；李老师被打昏后，他们便用冷水将他浇醒，再继续打；有一天晚上，竟打断他4根肋骨。李老师因不堪凌辱，在一个炎炎夏日逃到郊外，投河自尽……

几十年后，我在深更半夜，耳畔会突然响起李老师的惨叫声（我家的窗子正对着关押他的暗室），可见“文革”对孩子们心灵的摧残之深。这仅仅是全国大中小学校教学秩序遭到大破坏的一个缩影。

在全国学生不要读书，社会一片混乱之际，我于1969年春天，糊里糊涂地进了上海市培明中学，成了一名中学生。

谁料，进入中学正逢上全国批判苏联凯乐夫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校园里贴满了大字报，仍然是教师无法教，学生不愿学的局面。更糟糕的是，由于社会风气恶劣，许多青少年都沾染了流氓习气。我校就有十几帮男女流氓阿飞，成天在校园里游荡；老师讲课只要脸转向黑板，背后马上会飞来一口浓痰。至于校园里打群架、赌博、抽烟、酗酒、偷窃、乱搞男女关系简直司空见惯。

我作为被耽误的一代，从小学四年级起几乎没有学到什么知识，以致1977年12月恢复高考后，我第一次参加考试，竟然连有理数四则运算都做不出，更遑论考古文考英语了。以后，经过近两年的日夜拼搏，又连考两次，总算考入华东师大历史系。我在同龄人中算是一个幸运儿。

不过，“文革”对教育的大破坏，也曾引起高层的恐慌，期间有过3次企图扭转知识荒芜局势的措施：一次是针对全国学校瘫痪、红卫兵搞大串联，高层在周恩来的指示下，提出“复课闹革命”，这样才不至于让祸水无止境地蔓延。一次是毛泽东看到“文革”中断了大学的招生和教学，便提出“走七·二一工人大学”道路的所谓教学革命，搞了几年“工农兵上大学”，至少为后来恢复高考留下了一个参照系。第三次是1975年邓小平以“整顿”为名，希冀中断“文革”混乱局面的努力，他在1975年9月26日听取科学院工作汇报时说：“科技事业要后继有人，中心是办好教育。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随后，教育秩序似乎有一些好转，但不久便被“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所中断。

上述所见，“文革”对教育的大破坏是史无前例的，它不仅扭曲了一代人的灵魂，而且留下了难以修复的后遗症。其对当时的社会，对今后的历史所造成的巨大创伤，至少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十年动乱耽误了整整一代人，造就了一支庞大的缺少文化的“蛮荒”大军。“文革”10年，除了“老三届”（指66、67、68届高、初中生）尚读到一些书外，这以后的历届中学生几乎没认真上过一堂课，从而产生了千百万文盲、半文盲。当时的中学生的文化程度之低，现在听来像“天方夜谭”。例如，我大学毕业后执教过的上海市七一中学，在1971年春季的期中考试中，语文老师出了一道作文题目《我的一天》。结果，大部分初三学生都写得乱糟糟，有一名女生竟通篇写满了“早上吃饱，中午又吃饱，晚上再吃饱，然后睡觉”这几句话，令人震惊。

“文革”使青年一代文化大面积滑坡，甚至连“四人帮”都感到震惊。1975年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在一次会议上，传达了一则知识青年的笑话。这是一封上山下乡知青写给母亲的信：“……我被县文化馆借用了3个月，最近听说要给我专政，今后还有可能上吊……”其母看罢信，当场昏倒。原来儿子把“转正”错写成“专政”，把“上调”错写成“上吊”。至于知青出身的干部追查李逵、李时珍在哪里工作、是什么成分的笑话不胜枚举。概言之，“文革”使社会成了一口不要文化、没有文化的“酱缸”。

其二，全国教学秩序被打乱后，教育这一诞生人才的摇篮几乎被人遗忘，整个社会弥漫着“读书无用论”的氛围。由此造成的恶果，便是人才的匮乏和断裂、国家科技落后、生产力停顿、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乃至发展到国民经济崩溃的边缘。

其三，中断了优秀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几千年积淀下来的伦理道德与“荣辱观”。“文革”中伦理道德被破坏殆尽，在残酷的阶级斗争中，儿子斗老子，甚至杀死老子的事不绝于耳。“文革”初期仅是从行动上摧毁优秀的伦理道德传统，至后期掀起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则从理论上彻底否定传统文化。试想，一个没有受到良好教育，不知道“人之初，性本善”，不知孔子为何方圣人的青年，怎么会懂得长幼有序？怎么会以仁爱之心待人？因此，当时社会的兽性横行便不足为怪了。

其四，破坏了中国社会艰难建立起来的人文精神和价值关怀。“文革”中的红卫兵、造反派参与打砸抢，毁掉了难以计数的名胜古迹。这与他们缺少历史教育、缺少人文教育有关。正因为一代人不知道人文精神为何物，乃至对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脉无知到了极点，甚至影响到现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文革”中长大有“不破不立”情结的地方官员，在汹涌的城市化浪潮中作决策时，根本不考虑历史文脉，以至毁掉了大量历史文物遗存，造成了中华民族无法挽回的损失。

其五，“文革”对教育破坏所造成的危害，至少要影响三代人。如前所述，“文革”中长大的一代人首当其冲。他们因为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所以在改革开放、知识重新吃香的时代，率先尝到了苦果。当下，在产业结构调整与现代化推进的过程中，下岗的许许多多职工，号称“40、50”人员，正是“文革”中没读过书的人。更因为他们缺少知识，所以他们的子女也难以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在起跑线上就输给了优秀者的子女。如此循环，他们子女的子女在几十年内都难以跳出“文革”的阴影。而且，这些弱势群体在艰难的生活中，心态肯定不平衡，遂容易产生对社会不满的因子；这种因子经过长期积累，也许会存淀在几代人的心灵中，我们不可等闲视之。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7年第3期 父亲汪锋的“半个”长征　作者：王又凯

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时有许多纪念文章和活动，其中有一篇文章说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中只有“惟一”一位参加过长征。我清楚报纸上所指的人就是我父亲汪锋的老战友贾拓夫伯伯，他跟随红一方面军走完了全部长征。但“惟一”两字我不敢苟同，据我所知，在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中最起码还有两个人参加过长征：一位是张德生伯伯，他随红四方面军进行了长征。另一位就是我的父亲——汪锋，他随红二十五军进行了长征。但他的长征只有“半个”，并且是一个非同寻常的革命者的长征，一个鲜为人知的悲壮故事。

小学时有篇长征的课文，说的是红军战士爬雪山、过草地、吃树根、啃皮带，在艰苦的环境下，为了理想，为了穷人求解放，以大无畏的革命意志和自我牺牲的革命精神去不断地争取胜利。上课的过程中老师问我，你爸爸是否参加过长征，同学们也都非常想知道，但我对此却一无所知。

我的父亲汪锋当时担任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委第一书记，他总是开会或下乡蹲点，平时很少在家。一次我趁他正好在家时问起这个问题。爸爸沉思了一会，一声不响地离开了。我想他一定没有参加过长征。可是，同学们不同意，坚持说老革命都是老红军，老红军就一定都参加过长征。两天后我又向爸爸提出了这个问题。爸爸微笑了一下，还是没有回答我。这时妈妈接过话茬说，你爸爸参加过半个长征。“半个”？爸爸肯定地点了点头。直到文化大革命时，在我父亲的检讨材料中，我才搞明白了“半个”长征对我父亲的意义。

1933年5月，红二十六军南下途中，在陕西兰田县张家坪被敌人包围，军代理政委汪锋与刘志丹、王世泰率领部队分头突围。在战斗中他腿部受了枪伤，潜到西安边疗伤边继续革命。恰在此时，陕西地下省委遭到严重破坏，书记叛变，贾拓夫伯伯侥幸脱险后，又冒着生命危险找到我父亲，通知他马上转移。随后贾拓夫去了江西瑞金，而我父亲辗转陕南领导当地的武装斗争和兵运工作，后因腿伤加重，又去了上海，在中央临时分局军委工作。

1934年各主力红军都先后离开苏区，进行长征，而当时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皖苏区，进入陕西境内。1935年中央军委派我父亲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去联系红二十五军，恢复联络和协调该军与陕西地方杨虎城部队的关系。

红二十五军是在主力离开根据地后，由留守部队和赤卫队重新组建的。由于敌人的清剿政策，广大指战员无不亲眼目睹了自己的亲人被杀害，家园被焚毁，因此都有强烈的阶级意识和对敌人的仇恨。这是一支在长征中唯一没有减员的红军队伍，是英勇善战的军队。而我父亲受命所要协调的杨虎城部是警三旅，该旅旅长张汉民是1925年参加革命的中共党员，该旅有着我党多年的兵运工作基础，有许多秘密党员，是一支倾向革命的队伍。我父亲曾担任过中共陕西地下省委军委书记，在该部队做过兵运工作。跟张汉民、阎揆要（中共党员，黄埔一期生）等有组织关系。此次受命，他应该是最合适的人选。如果两支队伍能联合行动，必将开创革命的新局面。

1935年4月，当我父亲乔装打扮、星夜兼程地赶到陕西柞水九间房该旅阎揆要团团部时，团部里一片混乱。仅在几个小时前红军设伏歼灭了该旅的大部，旅长被俘。父亲听了阎揆要讲的事件经过，当即向阎保证，他会向红军解释，并将张汉民同志要回来。在阎的催促下，我父亲连饭都没吃就又上了路，赶往红军驻地葛牌镇，在那里他见到了红军的所有领导人。

父亲急切地一再解释，证明张汉民是共产党员，是自己人，是同志，要求马上放人。随后又向红军传达了中央文件，当然文件是记在脑子里、凭嘴说出来的。文件的内容，特别是对革命对象的政策，与红军离开根据地和中央失去联系之前的内容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比如，从杀地主到要给地主生活出路等等，这话听起来好像是叛变革命的言论。我父亲只管滔滔不绝地讲，并没有顾及到气氛的变化，没有注意有人拍桌离席而去，直到几个红军战士提着枪冲进来，对他怒吼“反动派”并要揍死他时，他知道自己已经无法完成任务了，内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我猜想杀不杀我父亲在红军的领导里一定有一场非常激烈的争论，当时没有杀他确实是一个奇迹，真是万分之一的侥幸。但奇怪的是事后又为什么没有杀？就此在“文革”后我多次问过我父亲，归纳起来有四点原因。第一，他的身份高，是中央特派员，有写在蚕丝纸缝在袍子内的介绍信，因此在一时搞不清楚的情况下红军不好杀他。第二，在看押的过程中有空他就教战士文化和一些陕甘苏区的红军歌曲，因此逐渐地获得一些人缘。第三，有次夜里部队转移，而看押他的战士却睡着了，他完全可以逃走，但他却返转身叫醒战士一起追上了部队。事后有位领导问他能跑为什么不跑？他回答说自己如果从红军的队伍中逃跑，以后无法证明自己。第四，也是最后的，河南信阳是该部的老根据地，地下党正好也派人来联络，受该军的委托在上海证实了我父亲的身份。因此我父亲才能和红二十五军一起长征到陕北。

1947年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张汉民同志被中央追认为革命烈士，他被误杀是我党一大损失，而我父亲是这一过程的历史见证人。我曾多次询问过我父亲，他说当时被看押时是五花大绑的，头上套着只留眼洞的布袋，身上背着东西像个驮夫，透过眼洞他看到了张汉民和张明远（旅参谋长，中共党员）与他一样，被绳子牵着行军，大约一个月过后，先是张明远不见了，他问战士说是放了。后是张汉民又不见了，他知道大事不好，大声抗议，坚持不走了，直到见到军领导，并当面说他们是错误的。而张汉民被俘的过程也十分痛心。张部本来可以以逸待劳的截击红军，而他却尾随红军，实际上是想起到掩护作用。他还多次派人与红军联络，并按红军要求向对方提供了援助。因此，他错误地认为自己已经与红军达成了谅解，认为不会发生战斗，丧失了警惕。而阎揆要发现红军有异动，派出的联络员都未返回，情况有些异常，曾提醒张汉民，而后者却不以为然，结果阎团由前锋变后卫得以保全。由于警三旅尾随红二十五军太近，因此发生误会就成了迟早的事情。而我父亲汪锋未能起到作用，未能将历史改写，这肯定是他终身的痛苦。我想这也是他不愿意提及自己参加过长征的原因吧。他的长征确实和其他红军战士不一样，没有轰轰烈烈的战斗，没有面对敌人枪口的牺牲，没有跌宕起伏、波澜壮阔史诗般的英雄壮举。当他高一脚低一脚地在坑洼不平、崎岖嶙峋的陕南山区艰苦地跋涉时，他是作为“反动派”，天天面对死亡和内心痛苦的煎熬，被自己人押着走的。但就是这样，他一天也没有放弃信仰或失去信心，即使是死也不会离开革命的队伍。

从1935年3月九间房事件他到红二十五军时算起，到9月红二十五军胜利到达陕北，期间共6个多月，这就是父亲汪锋的长征时间。我母亲生前多次告诉我，红军要去陕北，你爸爸是个向导。这句话的含意深远，我知道它的分量。我认为我父亲的长征时间虽短，又是另类的，但它同样是伟大的。这个长征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革命是伟大的，但道路是曲折的，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因此我更加缅怀那些为革命而勇于献身的先驱，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秘密战线上的老一辈革命者，他们无私无畏的革命勇气、理想高于生命的品德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灵魂。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7年第3期 李庄的境界　作者：余焕椿

五次近距离接触

回顾2006年，最令人哀伤的事，莫过于3月3日李庄同志逝世。当时，很想写篇怀念他的文章，一想到他是人民日报前总编辑，新闻界头面人物：能上天安门、进怀仁堂、出入勤政殿采访的首席记者；第一批抗美援朝战地记者，并且是中、法、英三国记者组成的记者组组长；1954年日内瓦会议中国记者团副团长；1957年去莫斯科帮助苏联创办《苏中友好》杂志的顾问、专家组组长……这么多显赫经历，真的不知从何下笔。

我虽在李庄领导下工作27年，但受其面命耳提机会并不多，屈指算来不过五次，这五次却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第一次是刚到人民日报。按报社规定，新来大学生必须到活版车间和夜班工作一段日子。有一次给李庄送大样，他笑眯眯问我，“新来的”？我说“是，现在排字房劳动”。他说“很必要，记者、编辑要尊重排字工人劳动，看看他们是怎么工作的，亲身体会一下有好处”。短短几句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让我一生受益。后来我写稿、编稿都记住他的话。写稿字迹工整，编稿线条清晰，不出“花脸”，不“放风筝”，这样工人工作起来既快又省眼力。

第二次是“文革”期间，他已靠边站了。一天，我们在王府井百货大楼前相遇。那时人际关系有诸多忌讳，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我一脸正经，拣了句当时时尚的话：“老李，保重！”岂料他微笑如初，轻轻拍了一下我肚子，“当心，凸出来了”。我不好意思朝他一笑。逆境中，他依然腰板挺拔，神清气爽。我一高兴，进了大楼竟然不知去干什么！

第三次是我们相处最长的一段日子，大约一周，地点在大庆。奇怪的是，这回反而没一点印象。前几天翻书，书中夹着一张黑白照片，正是我们在大庆铁人事迹陈列馆前的留影，终于想起了一些。那是1975年冬，我们都在记者部，老李是“走资派”，我是“保皇派”，都是被派到“阶级斗争第一线”经受考验的。那时，许多迹象表明，“四人帮”垮台已经不远。我们既无心工作，更不愿意接受什么考验，只盼早日返京。与我们同行的还有三位年轻人，两位女生是外地派到报社来培训的通讯员，他（她）们有他（她）们的任务，彼此都存有戒心，平时很少说话，怕祸从口出。我和老李起得早，每天早晨洗漱便是我们交流信息时间。人生地不熟，有何信息可言？所谓信息，不过是听新闻广播，分析时局动向。一连几日，一无所获，都感到非常失望。

第四次是我有些事情想不清楚，到他办公室求教。详情容后再述。

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1999年下半年，我受一家出版社之约，匆匆赶写了一本书，以示告别20世纪。书名为《人民日报风云录——中国新闻内幕》。2000年8月的一天，我上门送书，请李庄同志批评指教。多年不见，老李真的老了。早听说他腿脚不好，没想到竟到如此地步：拄着拐棍，缓慢移动，脚几乎不能离地。一阵悲哀涌上心头，我赶紧上前扶他坐到身边椅子上。他还是那样和善微笑，神色也不错，同刚才乍一见面时相比，我心情顿感好了一些。我将书递过去，他看着书的封面，笑容顿失，半天不吭声。我知道坏了，一贯讲求语言朴实、表述准确、实事求是的老编辑老领导，怎能容忍“中国新闻内幕”这样哗众取宠的标题？我赶紧解释，这个副题是出版商加的，根本没有征得我同意。他表示理解，但还是摇摇头。很快他又恢复了平静，同我聊了些近况。我对他充满了尊敬和感激，他的认真、他的严谨、他的求实，一点没变。临别时我还是那句“时尚”语，“多保重”，但内涵同前次完全不同！

一桩旧案有了结果

月初，人民日报好友W从国外回来，说他在一家华文网上注册了自己的博客，上面有我关心的内容，有空上去看看。他是位有心人，善于积累资料，博客内容丰富，时事、历史、文化、音乐、美食，无所不有。有一段写人民日报“文革”，其中涉及到李庄（恕我用了真名——作者）：

一次揭批会的重点对象是老李，A青年说，李在手心上写个“江”字，神秘地说犯错误了。群众质问说了没有？老李一口咬定：没说、没写。B青年作证，老李写时我在场。老李有点急了，但还是那四个字：没说、没写。会议没有结果。粉碎四人帮后，老李解放了，我们谈起当年事，又问他到底写没写、说没说，他笑着回答仍是四个字：没说、没写。我不死心，又去问A青年，他说老李确实说了、写了。其实我当时就明白，双方做得都合乎运动特点。小青年卷进“邪气”，想摆脱；老李如承认，不但罪大，还要追查他从哪来的消息，牵连更多人，死不承认太重要了。离休后老李写回忆录，什么都写，唯我关心的旧案没写。

W博客说的这件事发生在人民日报“批邓”运动中。“批邓”是“四人帮”全面夺取人民日报领导权最后的猖狂一跳。由于有一两个老干部参与其中，出谋划策，搞得人人自危，一片白色恐怖，故有上述事情发生。W本想回国后继续追问这宗旧案，不幸老李走了，成为悬案，有些遗憾。我对此事也有兴趣，所以再读李庄有关回忆录，有了新发现。我对W说，李庄回忆录写了这件事，对当时发生的事表示理解和宽容。李庄是这样写的：

报社批邓追查俱乐部成员罪行时，有人揭发我说江青、骂江青。给我造成很大压力，我也埋怨过几位揭发的同志不够“仗义”。事后想想，在那雷霆万钧重压之下，人家“交代”一下也是不得已的，何况确实骂过，并非构陷，至少我这当事人不应该责备人家。过了一段时间，对这几位同志友好如初。（《李庄文集》回忆录上编341页）

W听了又惊又喜，陈年老账，终于有了结果，表示要立即修改自己的博客。

李庄同志可以原谅宽容年轻人，但绝不原谅宽容为虎作伥、晚节不保的老干部。“文革”前夕，人民日报处境十分困难，中央精神听不到，许多事情把人民日报撇在一边。在这种情况下，报社上上下下办事倍加小心，李庄管编辑业务，天天出报，更是小心翼翼。即便如此，也难逃脱厄运。震惊京城的删节《解放军报》社论事件，就是突出一例。这个当时被认为是“空前严重错误”，给李庄造成的压力，也可借用“空前”二字来概括。

1966年5月4日，《解放军报》发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社论。本来兄弟报纸社论可转载也可不转载，军队报纸的社论更是如此。考虑到军报这篇社论反映了毛泽东即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言论，非常重要，人民日报决定5月5日转载。李庄安排好版面，全文刊登。主持日常工作的另一位副总编辑一觉醒来，看到大样，提出要大加删节，并作新闻处理。李庄据理力争，坚持以不删为好。这位平时飞扬跋扈的人，哪里听得进去，坚持要依他说的做。老李劝阻无效，不再固执己见。交别人删节不放心，怕删出事，决定自己动手，同一版主编同时处理。结果删去两小段，一段略嫌重复，一段纯粹是对军队说的话，加起来不足500字。应该说这样做已够慎重了，删去的也不伤全文，根本谈不上是“空前严重错误”。

5月6日，康生主持会议，严厉指责，大加鞑伐，声称人民日报犯这种错误绝非偶然。李庄无奈，只好承担责任，作自我批评，写检讨。李庄写检讨在人民日报是出了名的，以往一次就能通过。这回不同，写了一遍又一遍，怎么也过不了关。个人检讨不要紧，要人民日报在报上公开检讨，令他痛苦不已。一个把集体荣辱看得比个人荣辱重千斤的人，内心痛苦不言而喻。李庄不是没有怨言，有怨言，有时甚至怒不可遏。那位坚持要删军报社论的人，事后装聋作哑，若无其事，李庄大发感慨：“我们国家怎么竟有这等人物！”

“这等人物”生活中并不少见，前面提到那位删节社论的主编，也是例子。毛泽东说人民日报公开检查影响太大，可以免了。事情本已过去，一次批斗李庄的会上，那位参与删社论的主编旧事重提，无中生有，要李庄交待“删社论究竟有什么阴谋”？李庄非常恼怒，要表现自己，也不能堕落到这种程度。还是看他在回忆录里是怎样说的：“他问得急了，我也豁出去了，就说，删社论，你我同时动手，你删的比我多得多，有几处还是我恢复了的，底稿现在校对组，可以查看。我不知道有什么阴谋，你要知道有阴谋，请当场揭发。好了，就像皮球被扎了一针，这个积极分子马上泄了气，再不那样张牙舞爪。”（《难得清醒》354页）一向宽厚，从不与人计较的老李，到了忍无可忍地步，也会愤然而起，狠狠予以一击。追问者被这突如其来的威慑力量镇住了，狼狈不堪。俗话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那种尴尬莫过如此。

苦涩的经验之谈

人民日报年长一点的同志都知道，在报社领导层中，李庄是作自我批评、写检讨最多的一个，他甚至在报上作过署名检讨。李庄长期做夜班，是报纸最后总把关者。只要报纸上出问题，首当其冲的就是他。他勇于承担责任，从不诿过于人。当然，有时是替人受过，有时是违心检讨，心悦诚服的时候也有，相对而言比较少。

1980年8月，中央撤销人民日报党的核心小组，恢复编辑委员会领导体制。与此相适应，新设立了一个编委办公室，作为编委会的办事机构。我作为办公室负责人，写检讨的事部分落到了我身上。“文革”结束后最初几年，《人民日报》大胆改革，进行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宣传报道：1978年3月26日开始的真理标准讨论；1980年7月22日开始的“渤海2号”事件报道；1980年10月中旬对一位部长特殊化的批评，以及后来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开展舆论监督等等，都是当时最有影响的宣传报道。这个时期，《人民日报》声誉很高，深受读者信任与欢迎，胡乔木也承认这是“人民日报历史上办得最好时期”。但是，人民日报的日子并不好过，批评与责难之声不绝于耳，老总们口头的、书面的检查一次又一次、一篇又一篇，弄得焦头烂额。每到年终，给中央的总结报告大部分是检讨，我参与此项工作，也很苦恼，尤其是写那些替人受过、违心检讨的检查。

为此，我曾经请教过李庄，说用“听话”“不听话”判断是非，总难令人信服。老李听了有点兴奋，说：“不听话犯错误，听话也犯错误。人民日报的事就是这样。”这可不是随随便便说的，我想这一定是积压在老李内心深处的一种痛苦，一种经验。我突然觉得这很可能也是人民日报一些领导人的共识。李庄离开他的办公桌，坐到我旁边沙发上，对刚才的话作了解释：1951年5月间，突然发动了一场批判电影《武训传》运动。这场批判对事情的性质判断失误，上纲上线，言辞粗暴，弄得好多人从此不愿说话了。批《武训传》完全是奉命做文章。李庄说，我看过一份“我们犯过哪些重大错误”的材料，不知为什么不提批判电影《武训传》？批《武训传》开创了一个以阶级斗争囊括一切搞运动的模式，后患无穷！接着他给我列举一连串事实，无一不是说明“听话也犯错误”。

李庄说的那份材料，是评论部的同志写的，内容同老李列举的事实几乎一样。老李和材料上说的都是些什么问题呢？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农业合作化后期的急躁冒进；批判“反冒进”；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的斗争；关于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完全错误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前后20多年，在这些问题上，犯的都是“左”的错误。这种“左”的错误，除了合作化后期、人民公社化、大跃进等问题上，表现为急躁冒进，超越了客观现实可能性之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主要表现为阶级斗争扩大化，严重地混淆了两类矛盾，伤害了大量的革命干部和群众，造成了严重政治后果。这一切，人民日报都在宣传上起过推波助澜作用。李庄说，我同你说这些，并非强调客观，主观上人民日报也确实犯过很多错误，比如，宣传生产建设成就方面的浮夸风，推广先进经验方面的瞎指挥风，政策宣传和理论宣传方面的片面性，都非常严重，给实际工作造成不应有的损失。刘少奇同志曾批评说，“这几年很多事情，是中央领导一半，人民日报领导一半”，指的就是大跃进时期人民日报的宣传。当我要离开时，李庄言犹未尽，问我听过“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的话吗？我说听过，还说这好像是报社前辈们的经典语言。我问他如何解释，他说，犯政治错误是认识问题，个人容易脱身，违反上级决定，就是犯组织错误，反而会成为政治问题，难免要受处分。

这是一次苦涩的经验之谈，现在想起来仍不是滋味。

“建议”吐肺腑之言

1980年发生了波兰事件。9月，乔木同志提出中国也有发生波兰事件的危险，应当采取对策，特别提到要注意宣传工作。陈云同志在此时也发出“翻船”警告，说有两种可能出波兰事件，一是经济工作搞不好，会出乱子，一是宣传工作搞不好，也会出乱子。

两位领导人发警告都提到宣传问题，这就不能不引起宣传部门的高度重视。人民日报对此并不积极，因为明知说真话不仅不会采纳，反而有可能要冒风险。但是，这是一种责任，人民日报就要认真对待。几位主要领导认真分析了波兰事件发生的原因，结合多年报纸宣传经验，给中央写了一份《从波兰罢工事件中吸取教训改进报纸宣传工作的建议》。

这个建议所作的分析，既不同于胡乔木，也有别于陈云。它实际是总结了人民日报多年的经验，尤其是“文革”教训，发出的肺腑之言。李庄同志长期值夜班，积累了大量材料，他讲究策略，文字精炼，语言朴实，起草建议书义不容辞。它虽是集体智慧的产物，但其中有李庄的境界。

建议书首先分析波兰罢工风潮爆发的原因，是人民群众长期积累对现实的不满。这种不满既包括由于波兰当局实行错误政策而造成经济状况的日益恶化，人民生活疾苦得不到妥善解决；也包括社会政治生活的许多弊端，如官僚主义、官员搞特权和贪污腐化、缺乏民主、工会不能代表工人群众利益等。并说波兰领导人卡尼亚等也承认，波兰党和政府“最严重的错误是党逐渐脱离人民的需要，不让公布这个国家的实际情况以及人民对党和报刊缺乏信任”，宣传机构“报喜和吹捧的宣传”是不对的，强调“必须推倒我们自己在社会与党之间建立起来的这座不信任之墙”。

建议之精髓在于这段分析。下面是三点具体建议：

一、党要加强对报刊的领导，使之更好地反映人民的呼声，把报刊作为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一个重要工具。党一方面可以通过报刊广泛地了解民意，在决策时更好地考虑到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另一方面利用报刊实事求是地宣传我们的政策和工作中的成就，并开展批评自我批评，监督改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以及干部的不正之风，以减少群众同党和政府之间的隔阂，增强群众对党的信任。同时，还要利用报刊加强对外国资产阶级的反动理论、腐朽思想的批判，令人信服地宣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防范和抵御外来的反动、腐朽思想感情对人民群众的腐蚀。

二、为了进一步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可以考虑让政协或民主党派出版报纸，或者恢复《光明日报》作为民主党派的机关报，它的言路可以比人民日报更宽一些，在坚持四项原则的前提下，让群众发表各种不同意见，包括错误的意见，通过讨论和争鸣以达到明辨是非的目的。

三、尽快制定体现社会主义民主的新闻法和出版法，使各种报刊和出版物有法可依，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充分发挥作为舆论工具的作用。

三点建议并无惊人之举，只是“改进”而非“改革”，但它表明的基本认识是：要防止波兰事件，根本的对策是进行改革和端正党风。如果在改革问题上摇摇摆摆，甚至设置障碍，党风又不好，出了乱子，怪宣传工作是无济于事的。

为老胡仗义执言

1984年7月9日，人民日报编委会向中央书记处汇报报社整党情况，会上，胡乔木提到胡绩伟在“文革”中领

导过报社一派群众组织，意思是说胡绩伟是造反派。在书记处会议上作这种毫无事实根据的指控，令人民日报编委们惊愕。二胡之间的嫌隙已不是什么秘密，“文革”后人民日报独立思考精神比“文革”前强多了，尤其老胡。他虽尊重胡乔木，但不再是驯服工具，不像以前那么听话了，因之招来许多麻烦，进而丢掉乌纱帽。报社内部不满胡绩伟的人利用二胡之间的嫌隙，不时往乔木那里送小报告。老胡早已感到工作不好做，多次提出辞职，直至1983年10月，获中央批准。没有想到，人已下台，还要把这种不实之事提到中央高层会议上来，显然是要在整党中进一步肃清所谓老胡的影响。

人民日报两位主要领导人非常重视这件事，秦川（社长）和李庄（总编辑）决定为老胡洗刷污水。秦川是“文革”后调来报社的，对此事不知就里。最有发言权的是李庄。李对二胡之间的关系十分清楚，问题的复杂性也看得明白，处理起来有一定难度。但实事求是、仗义执言是他做人的原则。于是，李庄起草与秦川联名，给胡乔木送上一信，郑重其事说明胡绩伟在“文革”中的情况。

信开头说，“您一直认为胡绩伟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对他有过多次正确的评价。7月9日，您在书记处会议上提到绩伟同志‘文革’中领导过报社一派群众组织‘井冈山’的问题，为此，我们慎重地进行了调查了解，现将实际情况向您作一报告”。接着，详细介绍胡绩伟在“文革”中的遭遇，最后作结论：“胡绩伟同志在‘文革’中的情况是清楚的：他并没有起来造反，也没有介入群众组织的活动和派性斗争，更未领导过什么群众组织。”

信的最后，特地对一句涉嫌老胡是造反派的话作了解释性说明：“粉碎‘四人帮’后，报社根据‘九·一三事件’以后特别是1974年‘批林批孔’和1976年‘批邓反右’中的表现，根据德、才等条件，提拔了一批中层干部，其中有12名曾经参加过‘井冈山’的同志，约占现任中层以上干部总数的五分之一。为此，报社有人说：现在是‘清凉山的头，太行山的身子，井冈山的手脚’，意思是说，社一级的领导是延安时期的老干部，中层干部是太行山来的居多，中下层干部有一批是‘文革’中参加过‘井冈山’的人。胡绩伟同志曾几次在会上批评过这说法，他并没有说‘今天参加会的全是井冈山的人’等话。”这事就这样不了了之，再无人提起。

1991年，当我离开人民日报到四川去工作，在电话中向李庄辞行时，我说，李庄同志，我要走了，我是带着许多遗憾走的，其中之一就是我还有许多问题，有些事来不及向您当面求教了。他安慰我，教我如何在新环境下工作和生活。没有想到，我回北京了，他却病了、走了，让我永远失去了机会。好在他送了一本新书《难得清醒》给我，我的那些问题和事，书中都有答案。2006年3月15日上午，我去为他送行，看着他安详地躺着，心想上帝太不公平，许多头脑胡涂人不召走，偏偏召走这么一位头脑清醒者？！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7年第3期 《共和国三次哲学大论战》序言　作者：李　锐

《共和国三次哲学大论战》的作者，杨献珍的秘书萧岛泉，为此书出版邀我作序，虽然我于哲学是外行，又未能细读全书，仍勉强答应，是深感作者为当年这种论战详加记述，为历史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大好事，值得向国人尤其从事理论研究的学人推介。

杨献珍是我们“一二·九”这一代人的前辈，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他在草岚子监狱中，就曾翻译过多部马克思著作，长期在狱中作红色教员。我同老人有过一面之缘，大概是1979年我回京复职之后，或许是1980年，在中央党校工作的老熟人张震寰来找我，说老人很想找我谈谈。原因就在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由于他对大跃进运动和三面红旗持不同看法，在党校讲坛上讲过许多“反对派”的话，如“大跃进提出要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干，但在好多地方却变成了胡想、胡说、胡干。”“钢铁粮食都是硬东西，说假话是办不到的。钢铁是一吨一吨炼出来的，粮食是一粒一粒长出来的”等等。于是在康生指使下，他被批斗了九个多月，降职罢官。在下放陕西、新疆经过实地调查后，他更是意志不摧，锐气未减，坚持自己的哲学观点：“要好好学习唯物主义，客观规律不是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在哲学上是意识自由论。”随后在恢复讲课后，老人继续批判“三面红旗”造成的恶果。同时公开宣传中国应当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管理经验，批评那种害怕资本主义而反对农民求富的欲望和行为。那次长谈，我才知道，文革时老人也遭受牢狱之灾，长达八年。

今年是杨献珍诞辰110周年，为了追思老人对国家和历史做出的贡献，作者在《一代哲人杨献珍》出版之后，作为姊妹篇，详尽地记述了三次哲学大论战的始末，即当事人杨献珍同另一方论战时双方的主要立场和观点。上世纪50年代后发生的历次政治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都是在极左的思想统治下发生的。在意识形态方面，“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以及“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哲学论战，作者对我说：尤其令人惊心动魄，生死交恶。当年我在工业系统工作，1959年我已成为贱民，这三场论战全然不知。

第一次论战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主题是：关于中国过渡时期“单一经济基础论与综合经济基础论”。以杨献珍为代表的一方提出了综合经济基础的理论，认为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由五种经济成分组成，即国有经济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合作社经济的半社会主义所有制，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个体农民所有制和国家资本主义所有制。而另一方则提出了单一经济基础的理论，认为过渡时期经济基础只能是唯一的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由于当年有违领导权威急于建设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综合经济基础论当然受到围攻和讨伐。其后果到文革十年经济陷于崩溃的边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是大家知道的，已经做了历史的决议。

第二次论战发生在五六十年代，即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一哲学命题，究竟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是黑格尔的语言，还是恩格斯的语言。以杨献珍为代表的一方认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命题是唯心主义，是黑格尔的语言，不是恩格斯的语言；而另一方则认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命题是唯物主义，是恩格斯的语言，而不是黑格尔的语言。由于这场论战正处于大跃进极度狂热的岁月，当局需要哲学界为之提供理论支持，因此，另一方就理所当然地为当局赏识和青睐，从而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而杨献珍的一方，由于坚决反对大跃进中种种唯心主义的行为，而受到当局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打击和高压。从而导致在相当长的时间中行而上学空前猖獗，唯心主义空前盛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受到严重破坏。

第三次“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论战，发生在1964年至文化大革命的前夜。一翼以康生、陈伯达等一些哲学骗子、理论奴才为首；另一翼为杨献珍作代表的理论学术界的人士。引起这场“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论争，是因为杨老在中央党校授课时讲到了“合二而一”这一哲学命题。由于国家领导人当时正以“一分为二”作为阶级斗争的理论根据，认为“一分为二”是辩证法，是普遍规律；并多次强调：“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不搞阶级斗争，搞什么哲学；搞哲学的人以为第一是哲学，不对，第一是阶级斗争；搞阶级斗争，才搞哲学。”“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说综合就是两种东西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世界上没有什么不可分割的联系，有联系，但总要分割，没有不可分割的事物。”

杨献珍是真正做学问的哲学家，他从老子“合有无谓之元”的思想受到启发，又从方以智的《东西均》一书中发现“合二而一”的提法，于是认为盖天地之万物，既是“一分为二”的，同时也是“合二而一”的。对立面的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任何事物都是由对立面或矛盾构成的，不是铁板一块的。“一分为二”、“合二而一”、“二本于一”，辩证法不应当只讲“一分为二”，不讲“合二而一”；辩证法只提“一分为二”，不提“合二而一”是只要斗争性，不要同一性。只讲斗争，不讲团结，是阉割了辩证法，是打人的理论。还谈到列宁在论述辩证法时，不仅讲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而且同时也强调对立面的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而斯大林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所以在20年代搞肃反扩大化，给苏联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现在我们有些同志不了解，还是形而上学，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

由于杨献珍的这一哲学观点和当年国家领导人的哲学思想存在着严重分歧，因此论战的结果当然以杨献珍失败而告终，不仅被撤销了中央党校校长、党委委员的职务，而且被赶出党校，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所当一个挂名的副所长。与此相反，康生、陈伯达等人则因整治杨献珍有功，而更加受到赏识和垂青，及至文化大革命，康生、陈伯达分别担任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组长、顾问。人们经过十年浩劫后方才大悟，原来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发动这场惊天动地的批判“合二而一”的运动，并非仅仅是针对杨献珍，而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前夜意识形态的一次预演、一次练兵。

萧岛泉给我的信中写道：“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人类智慧的结晶，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人民自己的产物，是人民最精致、最珍贵的、看不见的精髓。”这是古今中外哲学家的共识。不幸的是，我们的国家长期以来却常常与此相悖。一些所谓哲学家们总是喜好迎合政治时局的需要，从哲学的角度去图解、印证当政者发出的政策和指令，而不顾这些政策和指令是否符合客观实际和历史的发展规律。某些当政者则更是愉悦这些丧失理性、良知的所谓哲学家成为他们的奴婢，让他们从哲学的角度为之鼓吹和呼应，以致使党和国家蒙受无可挽回的损失，广大人民群众遭受不尽的痛苦和劫难。应当指出，哲学同政治二者是分属两个不同领域的事物，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其独立性，哲学家决不可成为政治人物手中的工具，成为御用哲学家。历史的教训是，必须确认哲学家和从事学术研究的人的独立地位，决不能因为他们的观点和言论“不合己意”，就以行政手段进行压制、打击，无所不用其极。三次哲学大论战血的教训，证明当政者如何正确处理好政治和学术的关系，是一门值得很好研究的大工程、大学问。

作者长期担任杨老的秘书，1992年杨老去世后，又受聘杨献珍思想研究所顾问、研究员，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调查杨献珍的生平事迹，探讨研究其哲学思想，从而为其独立的人格力量、旺盛的治学精神、罕见的理论勇气所感动，终于又抱病完成了这部书稿。作者的这种情怀和毅力，是值得大家学习的。希望这本书的问世能帮助我们反思当代历史的教训，促进中国哲学思想领域的争鸣和发展。

2006年11月20日

（责任编辑 赵友慈）

2007年第3期 读《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　作者：邢同义

编者按：2004年，甘肃作者邢同义的《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一书出版，和此前出版的《夹边沟记事》（杨显惠著）一同揭示了一个人间惨剧，引起轰动。2006年6月31日，《上海文学》杂志社举行该书座谈会，上海市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赵丽宏主持了座谈会。现将座谈会纪要摘要整理发表，以使读者对此书有进一步了解。

邢同义:（甘肃省委第二巡视组组长）

夹边沟是甘肃省酒泉县(肃州区)三墩乡的一个非常普通的村子,为什么叫夹边沟呢？因为当地老百姓把长城叫边墙,在汉长城的旁边有一个沟,村子在沟和边墙中间,因此叫夹边沟。1954年开始在这里筹建了一个劳改农场,劳改的是一些刑事犯罪分子和历史反革命之类的人，后来变成就业农场。1957年甘肃省大量的右派被送到夹边沟去劳教，从1958年5月开始,该农场又改成劳教农场。我手头带来的资料有这本书在兰州举行首发式时各媒体的一些报道，包括《上海文学》发的一篇通讯，著名作家邵燕祥先生给我的一封信的复印件，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杨利民先生给我写的信，以及李虎林给我写的序言等等。这本书在出版过程中前后有5家出版社开始很愿意出，后来他们顾虑很多，没出成。最后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因为兰州大学党委宣传部写了一个批准出版的鉴定意见，讲到该书稿是记述反右时期的著作，详细反映了在夹边沟农场劳动改造的右派们的生活，追忆了那个时代发生的历史事实，该书稿观点正确，客观公正，具有强烈的正义感，是一部好的警世教育教材，所以今天才得以和大家见面。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副院长、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白春礼先生为我的书题了辞，对我作品的发表表示祝贺。

我出生于甘肃省天水市。1957年我10岁时，这个小城发生的战栗让我终生难忘。这年，我家的世交、老邻居郭伯伯被打成右派分子，次年被送往夹边沟农场劳教，1960年底饿死在那里，永远离开了这座小城和他日夜思念的妻子儿女，夹边沟从此成为我的一个挥之不去的梦。后来，我在天水市一中读书时，有一位教数学的老师李景沆，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以仁慈的心对待每一位学生，循循善诱，有问必答，枯燥的数学让他讲得趣味无穷。李老师是个摘帽右派，他曾被发配到夹边沟劳教，他在那里曾经饿得皮包骨，还浮肿过。但这个虔诚的基督徒坚信上帝一定会拯救他。果然他活过来了，晚年还写了一部自传，今年他已85岁。这是个一辈子安分守己的敬业者、桃李满天下的人类灵魂工程师，夹边沟差点要了他的命。1968年我高中毕业两年后，被分配当采煤工。在工人伙伴当中有一位人称“老右”的人叫尚世洁，是解放战争时期从国民党部队起义到解放军中的上尉军医，1957年反右中被划为右派分子，后被送到夹边沟去劳教过。当时，他与我们这些普通工人已没有任何差别，一样地背着电瓶，戴着安全帽，一年四季穿着破棉衣，用不堪入耳的肮脏语言交流思想，用恶作剧的方式打发休息时间。这是夹边沟的劳教给他带来的灵魂深处的变化。8年后，我调到兰州，在甘肃人民广播电台从事了20多年的新闻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几年当中，编辑部陆续接收了几名曾在夹边沟和其它农场劳教过的得到改正的右派分子。这些人都是1957年前甘肃人民广播电台的业务骨干，但他们20多年不拿笔，20多年挨整挨批，没完没了的超负荷的体力劳动，低头认罪，他们的灵魂已被重新塑造，他们说话、工作、处事已和现实社会格格不入。1996年，我被调到酒泉即夹边沟所在地工作。

夹边沟是个幽灵徘徊在我身边，从天水到兰州，从兰州到酒泉，我身不由己，从走近夹边沟到走进夹边沟，我开始了8年的寻觅。一个个人间悲剧震撼着我的心，对死者和少数幸存者的深入了解，使我越来越深切地感到那墓穴中埋葬的不光是一具具尸体，那里还埋葬着理智、科学、忠诚、技术、执着、追求、诚实、思念、亲情、正义、坦诚。一座坟墓就是一桩冤案，埋葬理智剩下狂热，埋葬追求剩下苟且，埋葬忠诚剩下奸佞，埋葬信誉剩下欺骗，埋葬坦诚剩下阴险，埋葬亲情剩下无尽的思念，于是我记下了这一段历史，并起名《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我参考的史料中有国营夹边沟农场的《计划任务书》，《甘肃日报》1957年5月开始到年底所有反右的报道。此外我找到了30多位夹边沟劳教农场的幸存者或他们的子女，找到了当时投入劳教的2000多名右派当中以抗拒劳教罪被酒泉县检察院起诉的40多名劳教者的有关资料。现在还有很多曾在夹边沟劳教的人员及亲属继续给我提供宝贵的史料，比如死亡通知书、死难者的日记等。我们无力改变历史上发生的任何一桩悲剧，但我们不应该重蹈历史覆辙。

赵长天：（《萌牙》主编，上海市作协副主席）

我国近现代史、当代史都是一部不完整的历史，是语焉不详，不具体的历史。这本书把历史具体化了，这样才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

书中有句话给我印象很深：“在夹边沟饿死的人基本上都是比较自尊的人。在那个条件下，自尊是死亡的加速剂。”自尊实际上是知识分子最基本的东西，没有自尊就不是人呀！但我们的历史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人不能有自尊，人有自尊你就倒霉，没有自尊的人就活得很好！《恍若隔世》这本书告诉我们历史是怎样的，我们曾经历过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怎么会走到今天。我们曾经的那些很害怕见人的事情首先要承认它，才可能今后不再重复。

蔡翔：（上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多年主持《上海文学》工作）

读完邢同义先生这本书，有点像回到当年杨显惠的作品所描述的那种意境里，又重新被感动和震动。

这几年知识界开始重新讨论中国社会主义阶段的经验或教训。一方面我们要总结社会主义成功的经验，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存在一些黑暗的东西，暴力的、充满血腥的东西，包括摧毁人的自尊。对知识界来说，有邢同义先生这样的著作出版，补充了我们对那一历史时期的更加完整的了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那段历史作出更准确的判断。

吴亮：（著名文艺评论家，《上海文化》副主编，专业作家）

我看这本书时总是会想起我家里的人。我四舅解放前在大学读书，日本人打过来后到重庆去读书，1945年光复后回到上海，在闸北区一个警察局工作。他管的是经济犯罪。1948年学生运动很多，于是他就参与逮捕学生、老师，因此也成为他的历史问题，镇压学生运动，被判了三年徒刑，三年后释放。因为算一个知识分子就在上海自然博物馆做管理员。他是个知识分子，很傲慢，得罪了一个支部书记，就打成了右派，去了青海。摘了帽子以后他也是留场人员，不能回上海。我记得70年代初他与我母亲常常通信，我看了信的内容。当时大赦了国民党最后一批人员，国民党人员到营级的全部释放了，就是因为这个身份，他比其他右派人员幸运一点，回来了。他一直单身，那时他也曾给我说起过他在青海的一些事，但我不是太懂事。八年前他去世了，我想他肯定有许多故事，我觉得有点遗憾。我们都知道文革，网上我看到重庆有个红卫兵墓地，这种墓地全国不知道有多少，无名的有名的很多。巴老一直说要成立一个文革博物馆，我觉得还可以建一个“反右”博物馆。

王鸿生：（上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文艺评论家）

从不断披露的材料来看，当年中央苏区的清查AB团找托派分子到后来延安整风，到反右，到文革，再到文革后的清查三种人，我感觉有一条共同的逻辑，按照东欧的一个思想家奇志科的一个说法，“20世纪是一个伟大的解放计划和一个连绵不绝的灾难”。这就有一个复杂性在里面，我们的民族一百年走过这条道路，包括1949年以来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间，无论取得成就的方面还是大量存在问题的方面纠合在一起，我们今天重新认识重新看的时候都非常复杂。

有些悲剧的根源是天灾、是人祸还是政治、是人性、是文化？各种因素都是纠合在一起的，例如邢同义先生这本书，他调查了许多史料，没有太多的修饰和评价性的东西。这些史料都可以提供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和思考，这样的反思和对历史记忆的恢复可能需要很多人一代一代去做，是个很漫长的过程。我特别关心的是在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和邢同义先生的作品中间都可能忽略了一个方面，我特别想知道当年那些管教人员，那些整人的人，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当时是怎么回事？这一部分也是当时历史的真实，但这个挖掘起来就比较困难了。我认为这些人也构成了历史的真实图像，当中的残酷性在于当时没有患难与共，只有同类相残。

毛时安：（上海市文广局艺术创作中心主任，文学评论家）

中国有各种各样的历史，史官总是在政权下面工作，政权始终要对史官的秉笔直书进行干预。我看完这本书第一个印象是“良史”的传统得到了文学的再现。第二个我觉得其中很真实，没有回避生活中最严酷的东西。第三让我想到了人性恶的问题。书中写到农场里的犯人们彼此的揭发，已经沦为囚犯了还在相互斗争。本来自己想写一些文化大革命的回忆文章，在60年代像鲜花一样的“红领巾”、共青团员在某一夜变得那样残酷，抄家时那么横行霸道，斗老师那样凶残，只要有一种条件，人性是会变恶的。第四，人心为什么这么恶？其实人心是很复杂的。有一句话：“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一直在反省这句话。一个人如果彻底的话，的确无所畏惧。但无所畏惧，这个人就变得非常可怕。这种无所畏惧在今天还在各种各样的场合表现出来。所以我觉得那么多年没有找到一个治国的哲学，光用哲学上的斗争概念、矛盾概念去治国，与天斗，与地斗，还有与人斗，在党内也要斗，人民内部也要斗。

作品中还有一个感人的地方，一个基督教徒的右派生涯，跟他一起去的有6个人，其中5个人都先后离开了这个世界，只有这个基督徒按主的要求、鼓励，按照主的精神活到了今天。这并非说我是个宗教信仰者，但我觉得一个人应该有信仰，即使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中一个有信仰的人还能保持内心的良知和平衡，让他活到了今天。这个世界上有几种人，好人有好的信仰，坏人有坏的信仰，还有一种人什么信仰也没有，哪一派得势就倒向哪一派。今天的社会就要重新建立一种精神和信仰，人心不能再恶下去。我们要对民族、国家、体制方面的弊病进行反省，对人类自身的很多弊病进行反省。

吴俊：（文学评论家，上海师大教授，博士生导师）

通过读杨显惠先生的《夹边沟记事》和邢同义先生的《恍若隔世》这两本书，夹边沟这个概念就有了特殊的意义了。十年前，我问过我的学生，是华东师大中文系的学生，你们知道林彪、江青吗？他们说“四人帮”听说过，林彪不知道。五六年前，当代一些小说家有个说法，关于文革的一切描述都是现在中老年人集体的虚构。你听，断裂了，没法获得共识了，没有共同的价值判断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两部书以档案和实录的形式在当代出版物里能出现，历史价值要远高于文学价值。以前看过的带有实录性的书，都是一些写高级知识分子的书，这本书是我看到的较集中写中低层人士受迫害的书。

戴舫：（旅美作家，美国的大学教授）

反右运动结束以后，有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右派恢复了工作，有的还被放到领导岗位上。我曾经听到过一个人这么极端的评价，他说：右派没有一个好东西。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因为把原先这些右派放在领导岗位上以后，这些人对其他知识分子的打压，比我们这些干部还厉害。

右派恢复了身份对其他知识分子进行同样厉害的打压，这我是相信的。这说明，无论什么人，右派也好，左派也好，在某种情况下你有权力的时候，而这个权力不受到制约的时候，你个人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的时候，你对其他人的残酷性就会暴露出来。所以我觉得，最大的恶恐怕是赋予普通人能够为恶的能力。邢同义先生的这本书就可以让我们看到这种情况。反右造成了一种极端的局面，再加上当时的3年困难时期，产生了这样一种特殊的社会情形，使人性中恶的东西得到体现，两千多名右派分子在夹边沟受到了非常非常恶的待遇。

讲到“记忆”的问题，我们并不是失忆，我们是被迫不记忆，这是一个更加糟糕的情形。我们知道记忆都是有选择的记忆，在选择时都有个原则，原则是意识形态的一种构件。因为任何意识形态都会带来某种局限性和压力，超脱这个局限性是很难做到的，不仅是要反抗压迫你不记忆或迫使你以某一种方式记忆的压力，同时还要抗拒我们自己所服膺的那一套意识形态带给我们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压力。司马迁是伟大的历史学家。为什么说他伟大？我们把他和班固比一比。班固在写汉书的时候，把司马迁所写的好多东西给漏掉了，因为他认为司马迁写的这些东西不符合写历史的原则，司马迁在写的时候，超出了原则，记下了很多按这个原则来说是不需要记的东西。正因为如此，司马迁反而记录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邢同义老师这本书好在什么地方呢，其中一点我觉得他在选择这些人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他认识的人，他的选择就是有某种随机性，这种随机性当中就避免了他通过某种意识形态来选择人而带来的局限性。他把好多东西用非常真实的方法记录下来，包括那些他认为非常糟糕的被改造者的情形，这些细节具有非常大的意义。

徐俊西：（《上海文化》主编，上海市作协原党组书记，上海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文学评论家）

这本书是一本历史真实的记录，很震憾人心，很感动人。书中描述的右派的苦难、迫害，比我们平时了解的更残酷，更深刻。迫害最深的就是对人性、人的尊严的践踏。书里写到的右派都是知识分子，都是很有正义感，很讲人格，很讲尊严的。但是弄到后来，把人的一切宝贵的东西、人格的东西都践踏光了。现在我们的道德，人与人之间的诚信，那种正义的东西越来越少。这可能与我们民族的遭遇，过去的历次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留下来的这样一种包袱有关。这个问题可能要付出相当的代价才能够解决。

另外我想，大家对此类现象这么关注，对这一类作品评价这么高，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一般的知识分子中有一个情结，就是希望社会能做到以史为鉴。现在有一个很不好的现象就是掩盖事实，掩盖历史，有很多禁区。我觉得对历史上的有些事情完全可以用更正确的态度来对待。反右也好，文化大革命也好，都是亿万人经历过的事情，是瞒不住的。任何一次大的革命或运动，它不可能都是对的，其中肯定有很多错误，造成很多灾难，这些问题你只要正确对待，认识它、总结它、改正它，就能提高执政能力。

我最近到俄罗斯旅游过一次，我碰到的人讲得最多的问题就是改制。改制之前怎么样？改制之后怎么样？解体之前怎么样？解体之后怎么样？该肯定的就肯定，该否定的就否定。解体之前斯大林怎么样？我们现在怎么看的，怎么做的。社会有发展、有改进，大家都有信心。我们有我们的改革开放的方针和步骤，而且是很成功的，没有必要对过去的包袱背得太重。这一点应该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夹边沟的书上有幅照片，讲那个地方现在搞移民。移民立了个碑，而对死掉的上千名右派则没有立碑。假如哪一天在夹边沟立一个纪念右派的碑，我们的社会就大大地跨前一步了。

褚水敖：（上海市作协原党组副书记兼秘书长，文学评论家）

邢同义先生写出这么好的一本有意义的书，引起我很多思考。我在想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社会每次动荡的时候，最可怜的是处于底层的老百姓。老百姓当了右派，他的生活就不是差一些的问题，那就是连命都保不住了。

邢同义先生这本书的文学性相当强，我特别注意它的细节。比如说里面写到右派饿死以后，就草草地把他原来的衣服穿上，又把原来的铺盖铺好，把尸体一裹，一卷，然后用原来捆行李的绳子一捆就草草地埋掉了。平常我们所说的草菅人命的问题，抽象的说，不会感人至深的，这个绳子却给我很大的震撼。又比如说写到一个人到农场去时带有10块钱，这10块钱没有完全用掉，不舍得用，然后把没有用掉的5块钱，在他还没有死去的时候寄回家，因为他特别喜欢自己的小儿子，他叮嘱妻子给小儿子买点东西。这一点我特别震憾。还有一个，他写的多才多艺的右派这个人物形象我特别喜欢。那个右派是广播电台的编辑，他自己在1957年反右初期非常积极，年轻人嘛，觉得投身于运动，自己要有创造性，于是就挖空心思创作了揭发领导的所谓《西江月》，但在他沾沾自喜的时候被打成了右派，后来遭遇很惨。但这个人往往以很欢乐的形式出现，以喜剧方式写悲剧，我看了以后就很有感触。

朱鸿召：（文学评论家，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

我拿到这个书之前，实际上早就关注夹边沟了，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发的时候我就很关注。当今社会从一些具体的事例看，人与人之间的诚信都没了。从什么时间没有的？从什么时间断掉的？我觉得是一次一次的政治运动，真是叫做“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埋葬的是正义，留下的是什么；埋葬的是科学，留下的是什么，把很多好的东西都舍弃了。所以我说这些题材的描写要人去做，我觉得这是一个知识分子或者一个党政干部的良知，是真正的对现实、对未来负责的体现，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说这类题材从AB团，到延安整风，到“反右”，到文化大革命，把这些题材放到一起，怎么理解这些个事呢？

整个二十世纪人类社会历史里面有一个社会动员的问题，或者是国家动员的问题，纳粹、苏联、日本各是一种社会动员的方式。中国在这方面有自己独特的社会动员方式，这个方式里面有一个经典的论断，就是毛泽东讲的要改造人、塑造人。这个改造我理解是从延安整风开始的。延安整风和当年苏区搞AB团不一样。搞AB团的时候是肉体上消灭，延安整风毛泽东说是统一思想，改造人，但是不搞死人，所以王实味打成了反革命以后不是要把他搞死，把他养着，让他干什么？让他做反面教材，另外希望他在劳动改造中改造自己。

以后历次运动中的这个改造人我把它梳理为三大块：第一块是对进入革命队伍里的同志的改造；再一块是对敌对分子的改造，主要是对有知识分子背景的敌对分子的改造；第三块是改造右派。这个右派的主体是一个知识分子背景，就是1949年以前没有进入革命队伍，1949年以后进入到新社会，带有旧社会知识文化背景的知识分子。对这些右派的改造实际上是过去对革命队伍内部人员改造的继续，理想的改造结果就是把所有人的精神思想都改成一样的东西，一种声音，一种体型，一种行为，这样的群体一定是没有创造力的。

孙甘露：（专业作家，先锋文学的代表人物）

歌德有一句话，可以反过来说，“理论之树常青，而生命是灰色的”。这是我看这本书的感觉。我觉得这是一部感情之书，是一部良心之书，是系于“人”这个东西写出来的。我看到一些我觉得是很感动的东西，尤其是最后一篇，讲述的是上海支边建设者高尚斌先生的苦难经历。高先生临死前说，我们的不幸也是我们国家的不幸。因为中国人一直有这样的传统，所谓位卑未敢忘忧国，虽然自己很惨，但不管处在一个什么处境，总是要跟国家联系起来。但到后来所有这些东西渐渐又都被湮没，被某种力量变成被遗忘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写作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哪怕它被湮没，因为有一种虔诚的力量在里面。

刘绪元：（作家，《文汇报》笔会主编，文学评论家）

前几天刚开过一本德国小说《朗读者》的小型研讨会，蛮有趣味。我觉得这个小说并不是完全反纳粹的，但他们德国的几个人的注意力就在这一方面。德国对纳粹的认识和立法是非常明确的，纳粹在德国被认为是绝对的罪行。如果说纳粹跟日本军国主义相比，我们说日本军国主义比纳粹还要坏，这个话在德国也是不能说的，说了也是犯法的，因为他们以为纳粹是最坏的，是绝对坏的，是绝对的一种罪行。在德国这样一种对纳粹的反省，通过法律、通过制度的方式来把纳粹压到宝塔下面去的态度是非常完全彻底的。我们的态度就不一样了，我们现在报纸上不说文革，也不说反右。这会造成一种什么后果？这是非常值得忧虑的情况。

王纪仁：（上海市作协副主席，上海师大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评论家）

刚才大家在发言中觉得邢同义先生很令人佩服，认为领导同志写了这样一本书，言下之意，领导同志是没良知的。恐怕也不能这样说，我看很有良知，很有责任感。本来，世人不知道中国地图上有夹边沟这样一个地名，现在我知道有五部书是写夹边沟的，因为它揭开了冰山的一角，因为我们过去只讲光辉的、伟大的，现在它揭示了一个苦难史，虽然仅仅是冰山一角。如果我们往前推，推到反胡风，肃反，反右，一直推到文革，这段历史中有不少冤假错案。但是现在只用一个很抽象的政治结论就把这个事情封存了，这可能吗？

第二我觉得“夹边沟”成为了一个现象，不是一个地理学的概念，而是一个地缘政治的概念，这样一批右派被押解到一个山村，又遭遇了饥荒，最起码的生存权被剥夺，人性受到扭曲，这的确是触目惊心的。前几年已经有一些“反右”题材的作品，大多写的都是一些高层的大右派。实事求是地讲，这些大右派的命运非常悲惨。但大右派的事情应该写，小右派的事情也应该写。现在我觉得这个夹边沟的文学现象是不是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开始，我把它称之为文学的解密时代的开始，我们需要用文学的手法把那个帷幕拉开一点，这个真相就逐步出来了。

高凯：（甘肃文学院常务副院长）

邢同义同志的《恍若隔世》是新时期甘肃本土一部最具作者血性和文学精神的优秀报告文学。夹边沟从地理概念上来看是一个非常小的地方，在中国地图上找不到，在甘肃地图上也找不到，只有在酒泉市的地图上才能发现它。尘埃一样渺茫的影子尽管至今提起来仍然有一些人闪烁其词，讳莫如深，但它毕竟在甘肃地图上。在中国地图上企图将它遮掩或抹掉，都是绝对不可能的。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说，夹边沟应该是个非常巨大的存在，它永远标在中国历史的地图上，曾经是一个离现实很近的人造的人间地狱。

作家杨显惠是一位文化英雄，记者出身的邢同义更加令人敬佩，因为邢同义在采写这部报告文学时，已是一个在位的地方领导同志。公开运用报告文学这一纪实的文体，揭示一处巨大的伤痛，没有足够的胆识，没有一个共产党员和一个作家起码的良知和责任是绝对做不到的。邢同义同志对夹边沟苦难历史的真实记录，使我们更加珍惜今天，更加在乎明天，我们应该记住的一串关键词是回眸、凭吊、反思、警惕和进步。

（邢同义系甘肃省酒泉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7年第3期 中国古代清官的拒贿诗　作者：蒋益文

我国历史上出现过许多清官廉吏，言为心声，他们的拒腐诗文也充满正气，流芳百世。

北宋包拯，庐州人，他为官清廉，不畏权贵，民间都称他为包公。在他70岁寿辰时，吩咐家人，一概不收寿礼。但第一个送来寿礼的竟是皇帝。皇宫送礼来的太监在礼品上面写道：

德高望重一品卿，日夜操劳似魏征。

今日皇上把礼送，拒礼门外理不通。

包拯看后，立即挥毫题诗：

铁面无私丹心忠，做官最忌念叨功。

操劳本是分内事，拒礼为开廉洁风。

他这样辞去了皇帝的赠送礼品，有礼有节，言辞恳切，实在巧妙。

明朝于谦，官至监察御史，他为官清廉，为官一生家无余财，针对当时许多官员乘巡视之机搜刮钱财，回京后向上司送礼物的风气，写了一首《入京诗》予以讽谏：

绢帕麻茹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

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搜刮的危害，清廉的必要，舆论的反应，劝谏的苦心，尽在诗中。

明代况钟，于宣德五年，曾外放苏州知府，他到任后严惩贪官污吏，平反冤狱，兴修学府，关心民间疾苦，被苏州人称为“况青天”。正统五年，他任满赴京考绩，写下了一首诗：

检点行囊一担轻，京华望去几多轻。

停鞭静忆为官日，事事堪持天日盟。

简易轻便的行囊，清正廉洁的思想，超然物外的思绪，大义凛然的正气，跃然纸上，过目难忘。

明代永乐年间，吴讷任监察御史，人品刚直公正，从政廉洁自持，颇有美誉。有一次，他巡视贵州，返京时地方土司赠送黄金百两，吴讷愤然拒纳，当场在礼盒上题诗回绝：

萧萧行李向东还，要过前途最险滩。

若有赃私并土物，任教沉在碧波间。

这首诗是自警，是自律，也是对行贿人奉劝，行贿受贿，天理难容。

明代信阳知州胡守安，任满离职时曾写了《任满谒城隍》诗：

一官来此几经春，不愧苍天不负民。

神道有灵应识我，去时还似来时贫。

向城隍表达衷心，向民众表明心迹，坦荡为官，来去轻松。

明朝有位主考官叫李汰，他在福建主持科举考试时，一天夜里，有人想以黄金50两行贿，以达到“金榜题名”的目的。他非常气愤，当即写了一首拒贿诗：

义利源头识颇真，黄金难换腐儒贫。

莫言暮夜无知者，怕塞乾坤有鬼神。

主考官虽然贫穷，但正气不能丢失，暗室亏空，神目如电，人神共知。

清朝张伯行，被誉为“天下第一清官”，从来不受属下分文赠礼，备受康熙皇帝的称赞，因而晋升为福建巡抚。到任后，为杜绝送礼者，张伯行便写了一首《禁止馈送檄》，张贴在巡抚署衙门外：

一丝一料，我之名节；

一厘一毫，民之膏脂。

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

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

谁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

倘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

那些送礼者见此檄文，不敢自讨没趣，均悄然离去。禁止馈送檄自古有之，值得借鉴。

中国古代清官的拒贿诗，语言精巧，简洁明了，充满正气，至今读起来余味悠长，发人深思。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7年第4期 陆定一晚年的几点反思　作者：陆　德

编者按：由陆定一同志长子陆德整理的《陆定一晚年的几个反思》，一共十部分，这十部分的标题是：一、如何对待历史问题；二、毛主席犯的错误，我也有份；三、对林彪提出“四个念念不忘”的反思；四、惩治党内腐败问题，要有外力；五、党的“双百”方针，应该用“二元论”来解释；六、对自由、民主的认识；七、共产主义事业是个漫长的历史进程，我们过去理解得过于幼稚，犯了急躁病；八、共产主义事业必定会胜利；九、中国应该走一条不同于欧美“自由市场原教宗”理论的第三条路，来创建自己的改革发展模式；十、最终遗言。经作者同意定稿，本刊先摘发其中五部分，以飨读者。

前言

2000年6月9日，是父亲诞辰100周年，中央开会纪念了他。

父亲多年负责党的文化教育和宣传工作，他提出了“新闻定义”、“教育方针”，并积极推动形成了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在知识分子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他是各共产主义政党中担任宣传部长时间最长的人（达22年），是个马列主义理论家；他又是被海外舆论界广泛称之为的“中共党内的民主改革派”。

父亲晚年，对他的工作和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经验教训，进行了反思。我将他的部分讲话和谈话，进行了汇总和整理。父亲虽已去世10年，但他的一些认识和提法，我认为至今仍有着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现把父亲的部分反思内容，呈献给大家。

陆 德

2006年11月17日

如何对待历史问题

——对历史问题的处理和政策上，应“宜粗不宜细”；但对历史教训的分析和总结上，则应该“宜细不宜粗”。

对历史问题的处理上（注：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央的政策是“宜粗不宜细”，这是正确的。这是要求从大局出发，认清大是大非问题，统一思想认识，而不要纠缠到具体的小事中，去计较个人恩怨得失。应抛弃前嫌，顾全大局，团结一致向前看。

但在对历史教训的分析和总结上，则应“宜细不宜粗”。总结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不再重犯。对历史性的错误，分析得越透彻、越准确，吸取的教训才能越深刻，也才能防止重犯这类的错误。从“反右”、“大跃进”到“文革”，我们党有过多少深刻的教训？“一言堂”，我们又分析过几次了？从分析陈独秀的“家长制”开始，还不是屡析屡犯，就是不敢触及到它是封建主义专制残余（的根子上）。为不重蹈历史的覆辙，认真分析和总结历史的教训，是十分必要的。这是个“必要条件”。

恩格斯曾说过：“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来得快。”敢于承认错误并认真分析和改正错误的党，才是伟大的党。不要怕！（周）总理是党内最敢于进行自我批评的同志，我遇见的就不下几十次。但他在党内的威望和人民对他的信任，却是最高的。

深入分析得出的结论，还不是结束。一个结论的是否正确，还需经过时间的检验，才能完成一个历史结论（正确与否）的全过程。

惩治党内腐败问题，要有外力

——惩治党内腐败，光有“自律”不成，还要加上“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

前人民日报总编秦川的回忆文章说：1992年陆定一生日那天，对前来看望的秦川等同志讲：“秦川，我们党已经开始腐化了！”

执政党的腐败，是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问题。列宁从建立苏维埃政权后，就一直十分重视这个问题，在党内建立专门机构，监督和解决党员干部的腐败。但是，有一个问题始终摆在这里：反腐机构也是党领导的，它要听从党的指挥，如果党的领导人甚至一把手腐败了，那么该由谁来管？对这个问题，列宁也始终没有提出解决的办法来。

毛主席问“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他老人家是主张用“大民主”和“（文化）大革命”的方法去解决。如果是整个党变质了，人民活不下去了，采用“二次革命”的办法，推翻腐败政权，这是对的，历史上历来如此。但如果全党不是这种状态，只是个别或局部问题，那就不能采用革命的办法。在我们用革命的手段夺取了政权，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消灭了剥削阶级之后，我们解决内部的问题，就不能使用“革命”和“暴力”的这种手段来解决问题。“文化大革命”就是个教训。此时专政的职能，主要逐渐转向对外，而对内部，则要建立民主政治，要靠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力量，来解决贪腐问题。

靠“自律”解决党内的腐败，当然是个好的办法。利用党自身的力量和觉悟，加强自律，去克服贪腐。

但从社会学和管理学的角度，光依靠自律，是不能彻底解决党内腐败问题的。反腐中，自己既是“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这在管理学中就会出现（功能的）“缺失”，达不到预期的管理效果。就像“自我戒烟”和“强制（加外力）戒烟”一样，“自我戒烟”的成功率向来低于“强制戒烟”，就是因为没有外力。也像治病一样，小病可以靠“自愈”，大病就一定要用“外药”，要外药和内力一齐作用，才能治愈。内部的毛病越严重，就越需要用外力。

从管理学的角度看，党的反腐问题，其“裁判权”和“监督权”，一定要放在外部。在自律的基础上，再加上群众和舆论的监督作用，才能更上一层楼。反腐的效果好不好，也要民众说了才算，而不是自己。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下，权钱交易、权力资本化是个普遍现象，要增加反腐的透明度、增加群众和舆论的监督作用，才能奏效。这种监督利大于弊，不要怕别人讲话。对于群众的意见和不满，不要压制，压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要学大禹（注：因势利导）而不要学他的父亲鲧（注：围、堵）。不管是好的意见还是坏的意见，都要妥善处理。对于执政的党，它掌握着全部的“政府资源”，所以一定要强化外部的监督和制衡，才能有效抵制腐败现象。香港的廉政业绩，排在世界前列，其中有80%以上的案件，是靠外部的曝光和民众的举报。

要加强这两种监督，就必须首先要加强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

党的“双百”方针，应该用“二元论”来解释

——对待“双百”方针，应采用“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的“二元论”理论来解释和执行，而不应用单纯阶级斗争的“一元论”理论来指导。

——在“社会属性”方面，对行为主体知识分子的阶级划分，应看其政治表现，而不应以思想划线。

——“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中，自然属性是“第一性”的，社会属性是“第二性”的、派生的、被决定的。

——政策管理和“有为”、“无为”管理。

1956年4月（27日），我在中央《论十大关系》会议（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专题发言，（毛）主席很赞同，并被拍板确定为是党的“双百”方针。主席对“双百”方针，是全力支持的，他的确希望我国的科学和文化艺术能有个蓬勃的发展。但到1957年，主席的态度有所变化。“反右”斗争后，虽仍一直提党的“双百”方针，但不能认真贯彻和执行了。

在文革被关押的13年中，我对林彪、四人帮批判我的（所谓）《反动鸣放纲领》（注：指陆定一的《双百方针》讲话）进行了反思，13年的反思，我愈来愈意识到：对“双百”方针的理解，应该用“二元论”来解释，而不能用主席“一元论”的思维来解释。在这一点上，可能我与主席的思想是不同的。世界观的转变，是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一个长过程中，如何去看待知识分子，如何去贯彻执行党的“双百”方针，是个重大的问题。否则，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可能又会爆发个“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双百”方针，从字面上好理解，但要从理论上理解，恐怕首先要分清是用“二元论”来解释还是用“一元论”来理解的问题，以及，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定位，这么两个问题。

对于“双百”方针，我认为应采用“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这“二元论”的观点来进行解释。主席支持百家争鸣，但后来又提出百家争鸣实际上是两家，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老人家把“百家”变成了“两家”，把“学术争论”变成了“阶级斗争”，又回到了“社会属性”这“一元论”的观点上。郭沫若和范文澜对封建社会的划分是观点不同的，吵得水火不容，你说定哪一家是无产阶级的观点，又定哪一家是资产阶级的？学术之争嘛，应该允许百家。

同样，在“二元论”的“社会属性”方面，又有个对行为主体知识分子的阶级划分问题。是以思想（世界观）划线，还是以政治表现划线，这涉及到党对知识分子政策是“团结”还是“依靠”的重大问题。在这方面，周总理“以政治表现划线”的主张，是正确的。总理的主张，也教育了我。而林彪、四人帮的“以思想划线”并施以专政的做法，是极端反动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个例证。

就像马克思在“劳动二重性”和列宁在“企管二重性”（Duality of Enterprise Management）中所指出的，生产劳动、科学技术和管理都有其“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这两重性一样，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对于学术、艺术、技术性的问题，同样存在着“二元论”的概念。

在阶级社会中，任何科学技术，都是为阶级、为社会服务的，故有它的“社会属性”，但是，任何科学和技术，又有它的“自然属性”——它必须要符合其客观的规律，符合自然规律性。原子弹、氢弹，只要研制它，就要符合裂变、聚变的规律，不遵照这一规律，哪怕你是社会主义，也造不出“两弹”来。对这些属于“自然属性”方面的研究和发展，不能拿意识形态的东西去乱套。

马克思主义是唯物的，自然属性就是唯物的，是第一性的东西，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是对社会的认识，它是第二性的。我们必须尊重第一性的东西，不能用第二性来否定第一性，扣上个“资产阶级”的帽子，就否定了一切“自然属性”。

我们应该坚持马列“二元论”的观点，不能用阶级性、政治性这种“一元论”的观点来对待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研究和发展。凡是科学技术的东西，它的正确与否，只能从实验中、从实践中去验证，而不是其它。

对“自然属性”的问题，只有通过自由的讨论、百家争鸣、科学的论证来鉴别真伪，扣政治帽子是无用的，只能压制了科学、艺术的发展。

我提的报告（注：指陆定一的“双百方针”讲话）中，除了不要随意扣政治帽子外，在学术界内部，也不要有“门户之见”，要一视同仁，平起平坐，平等讨论，在学术上不要压制、歧视对方。这是对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外部环境，一个是内部环境，两个条件缺一不可。

是不是说凡对科学和艺术动用政治干预，都是不对的？不是！“社会属性”是它的两大属性之一。科学和艺术的发展，冲击了社会，社会也必然对它有所反弹，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关键是如何掌握这个干预的“度”和标准。干预的目的，是要促其健康和蓬勃地发展，如果是促其衰退了，就是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那这种干预就错了，就要反思。对科学和学术的问题，轻易动用运动和斗争的手段，是没有长期效果，也达不到目的的。

当时，我虽然提出了要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严格区分开来的主张，但是，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等问题，还理不清，有偏“左”的认识，是周总理教育了我。总理把为谁服务的政治表现问题，作为划分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唯一标准，而不是把世界观作为评定的标准。这样一来，“双百”方针就完全解释透彻了！（我曾问父亲：“如改革开放中，又出现了剥削和资本家，知识分子又如何界定？”陆答：“这个问题，由你们去解决。”）

作为一个执政党，主要要致力去抓大政方针，是要去创造出一个适合科学、文化艺术蓬勃、健康发展的大环境，如毛主席的“六项标准”，如党的“双百方针”等等，要在这些大的方面能“有所作为”，而对具体的学术、技术性问题，则应提倡“无为而治”，应以人为本，充分发挥每个科学家、艺术家和团体的积极性、创造性，发挥他们的潜能。“有为”和“无为”，是辩证的统一。

我们是一个政党，而不是生产党，也不是学术党，很多东西我们不懂，也不可能全懂，什么都要管，都要“越俎代庖”，想“事事有为”，结果反而会“事事不为”。

当然，唯物主义者一定要承认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另一种属性，即它的“社会属性”，科学和技术是要为社会服务的。但这毕竟是第二性的、派生的、被决定的。没有了属于“自然属性”这第一性的科学和艺术成果，你拿什么去服务于社会？哪还有它的什么“社会属性”？早已不存在了！

对马克思主义的“二元论”学说，不仅要重视对它二元论的研究，还要认真研究它的“第一性”和“第二性”的问题，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转换。没有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机械唯物论，哪会产生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有的同志只讲“单元论”，有的同志把“二元论”中的第一性和第二性关系倒置，只讲转换，不讲第一性，这些，我都是不同意的。

社会主义，是在一切社会的、科学技术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我们应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如果说以前的一切人类文明成果，这个是封建主义的，那个是资本主义的，一切都不承认，一切要“从零开始”，没有了基础，哪有社会主义？“一切从零开始”，对体育比赛可以，对社会发展、对人类文明，不能说“从零开始”，而应说“继承发展”。这个“继承”，是在兼收并融基础上批判地吸收和继承，这个“发展”，是在人类文明基础上的创新与发展。古人曰：“不积跬步，难以进千里”，就是这种道理。社会在不断进步，我们对自然的认识也永远不会完结。

我国的政治民主化，还有待时日，我可能看不到了。但总希望在科学、艺术领域，能创出一个自由研讨、畅所欲言的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促其蓬勃发展。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个好方针，认真执行将使我国受益无穷，不执行就会吃亏。听了李四光的地质学说，我国由无油国变成了有油国，不用马寅初对人口问题的意见，吃了亏。都是例证。”（摘自陆定一为“双百”方针30周年所写的纪念文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历史回顾》。）

注：陆定一对“双百”方针“二元论”的解释，以及对其中“有为”、“无为”（管理）和“第一性”、“第二性”的观点等，有详细的论述。请查阅《对父亲陆定一提出“双百”方针中“二元论”思想的回忆和整理》等文章。

对自由、民主的认识

——“自由”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核心价值部分；

——我们对自由和民主的分析，应是“扬弃”，而不是“抛弃”。

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是人类的宿求，是每个人终生追求的理想和目标。你看过西方“行为科学管理”对人的需求分析吗？（答：看过。有分5级的，有细分7级的，但以5级为主。）它说明人的需求，不仅是单纯对物质的需求，那只是低两层的基本需求，而更高的三层，是人对社会和精神的需求，是对人生、价值和自我表现的需求。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其革命和建设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实现人的自由和人与社会及自然的和谐发展。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这是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已被界定了的。《宣言》中讲：“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所以，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和基本社会形态，是一种“自由人”的“联合体”。

争取人类的自由解放，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核心价值部分。

由此可见，共产党对人类自由的追求，从来未被轻视，也从来未敢放弃。这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自由，是人类文明的标志。马克思、恩格斯是怎样来索求和达到的呢？研究马列的著作和他们的思路，他们不是通过“毁灭”和“抛弃”，而是通过“扬弃”。它与无产阶级通过“暴力”夺取政权，“彻底砸烂旧的政权”，是不一样的。对于人类文明的进化，对于自由、平等、博爱，不是采用“否定”和“砸烂”，而是采用“扬弃”的办法。

这是我对马克思主义论述“自由”的认识，也是我与一些理论家的认识不同之处。

马克思的“自由人”观点是从哪里来的？他是从对“自由主义”理论的研究和扬弃中发展来的，而且，在未来的“自由人”身上，保留了“自由主义价值”部分。

马克思是从研究古希腊哲学、民主建制、德国哲学和宗教，以及英国、法国的政治和唯物主义影响等方面入手，研究他所称之为的“真正人道主义”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雏形。从他研究的理论依据中，可以看出，是基于“自由主义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两大理论基础的。而后者（理论）则是用作对前者的批判和扬弃，即批判性地继承和发展。

传统的“自由主义”，由于长期处于私有制社会环境，故它的核心原则是“自我”。即“自由”是受个人自我利益的驱动，而在法律限定条件下的自由飞翔。马克思认为，这是私有制下对自由的核心原则。此时，人类并未达到真正的自由。马克思认为，通过革命，消灭私有制度，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人的素质，解决人与社会和自然界异化的矛盾，将会建立起一种新的对自由的核心原则。这种自由，将是“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它是涵盖了自由主义价值（“每一个人的自由”）和共产主义价值（“一切人的自由”）的这样一种对自由的核心价值原则。在这样一种理想的社会中，起源于自由主义的“自由思想”与表达共产主义的“公有（集体）思想”，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故它对传统的自由及价值，是一种“扬弃”，而不是“取消”。百多年来，在理论界，还没有什么新的“理论”，可以去驳倒马克思的这一论述。所以，自由、平等、博爱，不能狭义地理解为是“资产阶级的旗帜”、是它的“专利”。共产主义社会也包含着它的基本要素，而且，是更进步、更高级的自由和民主。公有制就是这种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

“每一个人的自由”和“一切人的自由”，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也是一种制约的关系。单纯强调“一个人的自由”，他要杀人放火的“自由”，就没有了“一切人的自由”。

至于“自由化”的问题，“自由化”说到底，就是“无政府主义”，就是无限度地放任自由。对于无政府主义，无产阶级反对它，资产阶级也是反对的。他们（注：指资产阶级）对自由有许多潜规则，并不是无度的。“自由主义”我懂得，“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不懂，在马列经典著作中，没有对它的论述和界定。

对民主和自由，第一，我们应该把口号接过来，因为这体现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核心价值”部分，且这一口号也能团结、争取更广泛的人，有广大的统一战线；第二，应该加以科学地解释，是扬弃它，而不是一味地否定它。

最终遗言：要让孩子上学！要让人民讲话！

1996年5月初，父亲陆定一病危。在父亲临终的前两天，儿子和孙子陆健健、陆继朴去探望临危状的父亲。陆定一断断续续地说：

“……要让孩子上学！……要让人民讲话！……”

第二天，父亲就陷入深度昏迷，再也说不出话来。

这是为党工作了70多年的老人，向党提出的最后遗愿。

5月9日凌晨5时45分，老人停止了心跳，离别了人间。

（注：由于我不是马列主义的理论工作者，仅是个科技型干部，故在整理父亲谈话中，难免会出现错误或有不准确的地方，望能予以指出和纠正，以使父亲的反思准确到位，达到研究的目的。）

2006年11月17日

（责任编辑 杜导正 杨继绳 杜明明）

2007年第4期 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再认识　作者：白　琳

1952年9月，毛泽东提出，要开始用10到15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的过渡。11月，他说，要消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工商业。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10年到15年或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9月24日，向全国宣布了这条总路线。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正式批准这条总路线。1953年是“一化三改”正式开始的第一年。1981年的党史《决议》把1949——1956年称为“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但在被称为新中国“建国大纲”的《共同纲领》中却没有写社会主义。毛泽东当时说法是：大概二三十年，才向社会主义过渡。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原来说的建国后至少要十年、多则十五或二三十年才能开始的“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却在三四年后就开始了。虽然这条总路线的实质被称为“发展一体改造两翼”，但实践中的实质是“改造两翼”，即消灭私有制。半个世纪后，“一体”即工业化仍然未完成，但过渡时期总路线早在1956年后就不提了，因为“三改”已完成了。

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正确性，在1988年之前很少有人公开怀疑。1981年的党史《决议》认定：“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对贯彻这条总路线的实践——社会主义改造，《决议》在充分肯定成就的基础上指出：“这项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偏差。”这是党中央在当时认识水平上所作的结论，不可能没有局限性。

中共十三大后，一些著名政治家和学者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及其实践的正确性开始公开怀疑。资深老政治家薄一波在1988年3月19日的中顾委会议上提出，为了加强对初级阶段理论的研究，要重新研究建国以来特别是50年代的历史。“新民主主义社会搞得时间再长一点，是不是会更好”？社会主义改造如果搞15年到20年是不是会更好？毛泽东在“八大”后说过在社会主义阶段，只要社会需要，可以搞私营，可他没有去做。“为什么对于事先提出、制定的本来是正确的符合实际和符合国情的一些设想、方案、政策和路子，往往不能贯彻到底，中途就被改变了呢？”应“进一步做出实事求是的研究。”薄老提出的这个思想确实很重要。于光远在1988年5月出版的《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一书中指出：“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过程中，毛泽东把刘少奇作为主要对象进行批评……实质上是批评了毛泽东自己创立和在多年中有所发展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薛暮桥在1988年10月发表的文章中说：“现在来看，社会主义改造总路线似乎提得太早……不宜匆匆忙忙消灭个体经济和私营企业。”1996年7月出版的《薛暮桥回忆录》重申了这个观点。1998年《中共党史研究》发表了胡绳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世纪之交的回顾和前瞻》，1999年该刊发表胡绳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胡绳认为，新民主主义论的最大贡献是在中国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同民粹主义的界限，找到了正确道路。令人遗憾的是建国后毛泽东很快放弃了其正确思路，急于消灭资本主义。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我党“基本上没有摆脱民粹主义”，走了弯路。1953年，中国大陆并不具备敲响资本主义丧钟的条件。如果认为趁资本主义还少就可以马上过渡到社会主义，这就是倒向民粹主义而离开马克思主义。

十三大后，一些政治家和学者之所以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及其实践的正确性产生怀疑，直接的根源是十三大报告对私营经济的再生和发展做了明确阐述：“对于城乡合作经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都要继续鼓励它们发展。”“实践证明，私营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有利于促进生产、活跃市场、扩大就业，更好地满足人民多方面的生活需要，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必须尽快制订有关私营经济的政策和法律。”翌年4月的七届人大一次会议对私营经济的地位、合法权益及发展做出了宪法规定。至此，私营经济在中国大陆又进入合法发展的阶段。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把非公有制经济定位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半个世纪后，我们重新评价过渡时期总路线及其实践的结果，需要认清以下基本问题：

一、建国初期政权稳定后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到底是什么？或者说党的工作重点应在何时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上来？

现在人们比较清楚，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以列宁的“战时共产主义”思想及斯大林对其的继承和发展为指导的。但关于党的工作重点的认识，毛泽东与列宁和斯大林是有重大不同的。1918年3月即十月革命胜利后四个多月，列宁就指出：“苏维埃政权的基本原则和实质，以及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实质，是政治任务对经济任务来说居于从属地位。”“管理国家的任务现在首先是归结为纯粹经济的任务”。他特别强调：“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并且为此）就要有更高形式的劳动组织。”（《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122、168——169页）但苏维埃政权刚刚着手把根本任务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就被历时3年的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打断了。1920年4月7日，当国内战争还在进行、但已接近尾声时，列宁就提出：“当前时期的基本特点，就是从迄今苏维埃政权全力以赴的军事任务向和平的经济建设任务转变。”（同上，第38卷第328页）同年12月22日，国内战争结束刚一个月，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说：“经济任务、经济战线现在又作为最主要的、基本的任务和战线提到我们面前来了。”（《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346页）两年后他提出：“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这种根本的改变表现在：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同上，第777页）斯大林在1921年7月说：“现在，当我们已进入新的经济建设时期，当我们从战争转到和平工作的时候，‘一切为了战争’这个旧口号就必然为‘一切为了国民经济’这个新口号所代替。这个时期要求共产党员把全部力量投到经济战线上。”（《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72页）根据以上论述和苏俄历史的实际，可以肯定：第一，苏俄是在国内战争结束前夕就开始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前完成了这一转变，没有这一转变就不会有新经济政策这样的战略性转折。第二，社会主义国家应在何时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苏俄的历史回答是：一旦巩固了新政权、消灭了敌对势力的武装反抗，实现了和平局面，就应该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上。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说，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同时又说，国内的基本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种工作重点即中心任务和基本矛盾的不一致被有的党史学者称之为“二元论”，因为这是将经济建设和阶级斗争并重。把总路线比喻为“一体两翼”，意味着“工业化”是主体，“三改”是“两翼”，如能坚持到底也不错。但正如有的学者说的：“总路线提出后的客观印象是强化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淡化了经济建设”，“阶级斗争越来越置于经济建设之上”。（石仲泉：《毛泽东的艰辛开拓》1996年版第175页）正是在确定过渡时期总路线后不久，毛泽东于1953年11月4日实际上提出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主题，就是纲。提起了这个纲，各项……工作，一切都有统属了。”（《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20页）这种以两个主义、两个阶级、再加上后来说的两条路线为纲的思想及其实践，使中国的现代化被耽误了20多年。直到1978年底才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这里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工人阶级政党掌握全国政权后，确定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角度是什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和党中央确定国内主要矛盾的角度是社会对物质和精神文化的需要与社会生产的状况，因而确定落后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的物质、精神（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列宁在确定过渡时期和平状态下的主要任务时也是从这一角度考虑的。1953年后毛泽东一直从阶级斗争和权力在谁手中来确定主要矛盾，就始终未能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到现代化建设上来。

二、提前放弃新民主主义到底对否？

50年来中国大陆的现代化进程已经做了明确的回答：在经济很落后的条件下彻底消灭私有制是有害于国计民生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从时间上看提得过早。不论个体经济还是私营经济，不仅在20世纪50年代，就是在21世纪初的今天，其积极作用也远大于消极作用。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主要内容看，它也是有明显缺陷的。1951年2月，刘少奇提出：“我们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化和工业化！在我们这里，民主化与工业化是不能分离的。”但毛泽东提出的这个过渡时期总路线却没有民主化这一内容，这是个全局性的缺陷。1981年的党史《决议》明确指出，建国以来没有重视民主制度的建设，是“‘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一个重要条件，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提前放弃新民主主义，不仅是提前消灭了私有经济，而且是不再把民主作为一个重要建设目标。1954年制订宪法时似乎重视了一下民主法制，但宪法公布后并没受到重视，从1955年开始，不断出现大小冤假错案，直到1978年。因此，提前放弃新民主主义，不仅使中国经济发展耽误了20年，而且使民主和法制建设也耽误了20多年。

三、中国大陆的社会发展和现代化需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在进行民主革命时，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大陆的第一个基本路线就是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按照“一体两翼”之说，应当以工业化为主体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但在贯彻总路线的实践中，实质却变化了。总路线提出后不久，毛泽东说：“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问题。”“总路线就是逐步改变生产关系。”他说，中央现在百分之七八十的精力都集中在抓社会主义改造。他本人是全神贯注、全力以赴。工业化这个主体在实践中并未成为主体。社会主义改造用三四年就完成了，但直到毛泽东告别人世，中国大陆的工业化之路仍不知有多长。这种忽视民主化又放松工业化、急不可待地要达到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呢？从体制框架和基本结构上看，无疑是斯大林模式：一大二公，容不得非公有经济；指令性计划经济扼杀市场和竞争机制，地方、企业和个人失去自主经营权；党政企不分，党几乎代办一切的党国制度；权力高度集中，全国集权于党，党集权于党委，党委集权于一把手书记，全党集权于最高领袖，实质上是邓小平所批评的“个人领导”；容不得持不同意见者，往往将其打为反党或反革命集团，思想文化定于一尊。

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拉得更大了。中国经济占世界的比重1955年为4.7%,70年代末80年代初则下降为2.5%。

四、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关系？

自17世纪以来，全球历史发展最强大的潮流或最无可争议的规律性趋势就是现代化。对现代化的定义至今仍未统一，但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则基本上是公认的。现代化是世界性的社会历史进程，是传统农业社会和专制制度转化为现代工业社会和民主制度的综合性过程和目标，包括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人的素质现代化和社会生活现代化的多领域多方面；具体表现为科技先进化、工业化、城市化、商品化或市场化、民主化、法制化、理性化、世俗化、社会阶层及其成员流动化、大众知识化、言论和出版自由化、社会保障化、人口生育控制化等等。由于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属于生产力和人类文明的范畴，社会主义的具体形态只有顺应现代化才能是走向成功的社会主义。

1978年末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是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就在于这次会议做出了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的战略决策，摒弃了长达25年之久的“阶级斗争为纲”。不仅如此，这也是自19世纪中叶以来第一次成功地把中华民族的注意力长久地集中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因此，这次全会不仅在中共党史上、而且在中国现代化史上都具有里程碑或分水岭的巨大意义。

由此可以看出，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基本关系是：社会主义及其具体形式必须顺应社会现代化。一大二公、高度集权、扼杀民主和轻视教科文的社会主义被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经济以市场经济为机制竞争发展，重视民主法制和实施科教兴国的社会主义所取代，是由中国大陆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复兴的需要所决定的。

党和国家的工作以现代化为主题后，仅仅拨乱反正、恢复到马列等老祖宗设想的传统社会主义就显得不够了。1982年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质上就是要创建一种与中国社会现代化相适应的新型社会主义。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邓小平就指出：现在中央的路线，就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邓小平思想年谱》第92页）这次全会后不久邓小平说：“什么是我国今天最重要的新情况、最重要的新问题呢？当然就是……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同心同德地实现现代化，“是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9、162、208——209页）邓小平说：“我们搞的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邓小平思想年谱》第333页）1987年他高度概括地说“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就是把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同上，第3卷第259页）以上论断足以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适应现代化要求、以现代化建设为主题的社会主义。

五、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不是一种社会主义？

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在全世界一直没有统一的绝对的标准。有进步的、也有落后的社会主义，《共产党宣言》还批判过一种“反动的社会主义”，可见社会主义并非都是好的。民粹主义也是一种落后的社会主义。时至今日，关于社会主义的定义据说已超过500种。中国在形成和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过程中，毛泽东和其他主要领导人所效仿的唯一的正宗社会主义样板就是斯大林模式或苏联模式。20世纪末中国经过1/4世纪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后，在中国的社会主义者中固守唯一模式的人大概为数不会多了。那么新民主主义实质上是不是一种社会主义呢？1998年冬，薄一波在纪念刘少奇百年诞辰时说：“今天看来，1949年制订的《共同纲领》不仅具有新民主主义的性质，实际上也带有社会主义的性质，特别是具有较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性质。”（《人民日报》1998年1月23日）1987年十三大确认的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点是显而易见的：领导力量、政党制度、国体、所有制成分、指导思想是相同或相近的。不同之处在于生产力水平不同，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个体经济比重很大，几乎没有外资。共产党执政与允许非公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是两者间的最大共同点。30多年后人们又重新研究新民主主义的主要根源在于，个体和私营经济死而复生，一大二公、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那20年，不仅耽误了现代化，而且出现两场大灾难达十三四年之久。如果把新民主主义也看作是一种社会主义，让其按现代化规律长期发展和完善，中国大陆的经济与世界相比差距就不可能像70年代末那么大。虽然这只是假设，但非公有经济的死而复生和迅速发展，足以发人深思：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到底是什么？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才是有持久生命力的？一大二公、高度集权和扼杀民主的社会主义在苏联坚持了50多年最终垮了，它被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竞争发展的市场经济与三权分立和多党竞争所代替。一大二公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在中国坚持了不到30年，被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竞争发展的市场经济和以富强、民主、文明为目标的社会主义所代替。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7年第4期 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　作者：江　平

我们在研究法律制度建设的时候，必然会涉及到社会主义问题。关于探讨社会主义问题，我将它概括起来，就是“三个前提”、“一个核心”和我理解社会主义应该包括的“三个层面”。只有搞清楚了这些，才能明确我们应当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

三个前提我们要探讨什么是社会主义，第一个前提是要承认社会主义的传统模式已经不行了。我们以往倡导的传统的苏联模式，说它遭遇了重大的挫折也好，失败也好，现在都不是我们应该继续坚持的东西，这一点大家都很理解。我离开苏联整整50年，今年我下决心自己再回去看看，正好赶上了导致苏联最后垮台“8·19”事件的周年纪念日。看着红场上纪念“8·19”的人们，打着红旗的人稀稀拉拉，不到200人，作为旁观者，我们都有感触，一切都时过境迁、物似人非了。而在俄罗斯现在的报刊上更多地还是引用总统普京的话，谁要是不为苏联的瓦解而痛心，谁就没有良心；谁要是再回到原来的制度，谁就没有头脑。我想这可能是俄罗斯人民的普遍想法，既为过去苏联的瓦解而痛心，但是决不愿意再回到过去。我们国家的改革在这一点上也是一样的：不能再走原来制度的老路。我们这一代人已经经过这么多年痛苦的摸索，可以说，任何以原来的路子为模式来批判今天的做法都是落后的，都是保守的，如果我们怀着改变或克服社会主义的缺点和不足的愿望来使它更加完善，才是改革。

第二个前提是我们应当承认社会主义的实践和理论是多元的，谁也不能垄断。过去我们批判说北欧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完全是虚假的、不科学的，斯大林连铁托的社会主义也认为是虚假的、反科学的，但是究竟哪个更正确呢？其实，苏联瓦解后曾有人总结，苏联瓦解的最根本原因是“三个垄断”：经济垄断、意识形态垄断、政党的权力垄断。这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第三个前提是今天我们讨论的是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里的社会主义。今天已经没有以前的那个革命形势，不是要推翻资本主义才能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很现实的看法，因为如今的社会主义不再是原来传统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不是原来传统的资本主义，它们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这两种制度在发展的过程中谁也没有消灭谁，谁也没有把握去消灭谁，结果是并存、共同发展。它们不仅并存还相互借鉴。资本主义从社会主义里学到了一些东西，改变了原来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吸取了资本主义的东西，改变了原来的某些绝对、片面的社会主义形式。在这个层面说，从资本主义里吸收到某一些好的方面的东西来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理论不应该是反动的，不应该是错误的。我们有了这三个前提，我们才可以心平气和来探讨怎么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一个核心探讨社会主义还有一个很核心的思想，这就是一个制度好坏应该以人民能否接受为标准。拿苏联和东欧来说，东欧社会主义有40多年历史，而苏联有70多年，为什么一项制度维持了40多年、70多年最后都不能坚持下去呢？因为人民最终抛弃它了。一个社会制度最终还是靠人民来选择。如果制度能够给人民带来更大的利益，更多的财富，那么人民就会拥护这个制度；如果制度不能为人民带来利益和财富乃至损害他们的利益和财富，他们就抛弃。记得胡耀邦同志说过，老百姓不管你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谁给他带来了生活的改善他就拥护谁，我想这是一个政治家最朴素的话，老百姓拥护政党主要不是靠意识形态，主要不是说你的理论有多好、纲领有多好。如果一个制度长期不被人们接受，那么必然要改革，不改只有失败。所以我们要明白的是，社会主义究竟为人民带来了什么。

实行宪政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内容包括三个层面的东西。一是经济层面，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国富民穷也不是社会主义，大家说很多了。二是社会层面，各个阶层应该是大体公平的，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这一点也都得到了大家的认同。三是政治层面，大家谈政治改革提的是宪政主义，我想社会主义从政治角度看应该是实行宪政的社会主义。

在社会主义前加“宪政”是什么意思呢？我想，它包含这样五个方面：

第一是树立宪法的权威。一个国家只要真正树立宪法的权威就可以保障平衡、和谐。美国因为有一部宪法，200多年没有发生政变，没有发生大的动乱，在这个意义上说宪法的权威应该是必要的。那么，宪法权威来自哪里？来自人民的认可。在许多国家宪法都要公决的，宪法修改都要人民来投票的，宪法应该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相比而言，我们的宪法权威还不够，我们的各级官员没有把宪法看得很重要，原因在于我们宪法通过和修改程序还不够完善，还需要改善。

第二是确立一个政治秩序。这些政治秩序所靠的就是一个权力制约。权力制约才能解决滥权。如果我们不能够真正对权力加以制约，如果宪法不制约政府的权力，没有制约的权力就走向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我们现在政治体系中的政府权力很多不是真正的权力，而是官员的权力，不是真正为老百姓谋福利的权力，所以我们才要进行权力改革。

第三是政治民主。最根本是要解决老百姓行使管理权的问题。任何一个国家都一样，不论什么制度都要保障老百姓有一个选择的权利，选举的权利，这是民主制度最根本的问题。而这选举不仅仅是基层的选举，更重要是国家最高的管理机构的选举。从间接选举走向直接选举。现在的人大代表有些也不能代表人民也无需向他的“选民”负责。当然，考虑到我国情况特殊，落实人民的选举权可以分步走。可以不必太急，但是必须前进。

第四是人民的权利。人民的权利如何保障，如何落实，如何规定。人权也好，民权也好，终究是人民的权利。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的权利终要不断扩大。现在我们国民的权利确实比过去扩大了，比如在过去我们连到国外旅游的自由都没有。今天也实现了。但是，是不是还有待于更多的扩大呢？我想老百姓无非是饭吃的好一点，钱多一点和自由多一点，我想我们如果能够满足人民的这些需求——各种方面的权利，包括政治权利、社会权利、民事权利以及其它方面应当享有的权利，我想这种制度人民肯定会拥护。

第五是我们还须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宪法不是摆在那里给人看的，宪法的权利受到违反，人民的权利受到侵犯，要有违宪的审查，或者说宪法意义上权利的保障。权利没有法律的保障，没有诉讼的保障，权利是空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宪法权利如何落实是重中之重。我们这次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监督法，虽然比起原来全国人大的监督法还没有到那个程度，但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

最后，我们也可以理解中国的事情要慢慢来，不能一步到位，但是仍然要有一个希望，要不断地在往前走。有了法律并不等于有了法治，有了宪法并不等于有了宪政。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法律，但是我们仍然没建成一个法治的社会；我们也可以有了宪法，但是我们还不是一个宪政的社会，我想既然要建立社会主义，那么这个社会主义应该体现宪政主义。

(转载自《改革内参》2006年第29期）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7年第4期 劝君少颂秦始皇　作者：王也扬

秦始皇嬴政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史家早有定论。可是半个世纪以来，对他的颂扬却常常甚嚣尘上，他的反人类的残暴行为也似乎被认为是一种正当的行为。近年一些当红文艺家更是把他的形象搬上舞台，国内外大演特演，还有人说这是在宣传和平，真是极大的讽刺！笔者不能不指出：这样的思想文化现象很不正常。

秦始皇被颂扬的理由，是他统一了中国。这值得谈谈。我们纵观古今，人类社会从早期的部落，到小国林立，到大国崛起，再到国家共同体的出现……可以说，走向统一，走向世界大同，的确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在过去时代，统一之路有两条线索，一是社会经济的进步，生产力这只看不见的手造成思想、文化的融合，要求地域、政治的统一；一是部落、民族、国家间的征服。前者是和平的、永恒的；后者则是暴力的，是人类社会野蛮时代的产物。虽然征服曾经有过推动历史的作用，但滥用暴力无论何时都是受谴责的。中国传统文化所谓“兴仁义之师”、“伐无道”，也强调暴力有其道德底线。那种视人民生命如草芥，行“无道”的残暴政权，即使它统一的国土再辽阔，也会是短命的。如何评价秦始皇统一中国呢？首先须说明，就建立统一的中央王朝而言，秦始皇不是第一人，他之前夏、商、周三代都曾建立过统一的中央王朝，因此说他是统一中国的第一人，并不准确。准确的说法应为：秦始皇是在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的第一人。所以评价秦始皇的统一，最主要的是看他开创的这种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究竟积极的意义大，还是消极的意义大。戊戌维新以来，我国思想界不断批判秦政为代表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主义，他们认为这种制度是窒碍中国社会历史进步的罪魁祸首——正是这种制度扼杀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自由和创新活力；正是这种制度使得很早就在我国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被反复摧残，终不能成长壮大。我完全同意批判者的意见。秦朝统一文字和度量衡，当然应该肯定。但正如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所指出的，“这与其说是一二人的大力使然，而其实是时代的趋势”。郭氏以自己对春秋战国时期金文的研究，认为经过两周七八百年的自然进化，当时列国文字的趋同已很明显，秦统一是水到渠成的事；秦朝的度量衡则沿用当年商鞅变法时的标准，亦非赢政主持制定。

评价秦始皇的统一，还要看它给人民到底带来了什么。是和平吗？否，是死亡。是幸福吗？否，是灾难。秦对列国发动的战争，死人无数。那时还发明了以斩敌首级计战功的办法，造成将士滥杀成风，大军所过，妇孺百姓的头颅也被一齐割下凑数。据正史记载，至秦襄公五十一年，秦杀敌人数就达130余万，其中长平战役一次便活埋赵国降卒45万，这在当年也属骇人听闻。秦统一后，人民并没有获得休养生息的机会。赢政好大喜功、穷奢极欲、横征暴敛，他为自己营建连绵百里的豪华宫苑——阿房宫，又历时数十年修筑工程浩大的骊山墓，仅后者就征用工匠70余万。此外，“北筑长城”用40余万人；“南戍五岭”用50余万人，还有其他数不尽的徭役，每年无偿强征不下300万人，相当于全国约两千万总人口的15%以上！如果除去老幼，则占了劳动人口的三分之一，许多地方男子不足就征女性顶替。这无疑是对社会生产力的严重破坏。赢政蔑视儒家的王道，崇尚法家的霸道，把韩非“法、术、势”一套付诸实施，用动辄杀人的严刑峻法威慑臣民。秦律的特点是繁酷和轻罪重罚，仅死刑就有斩（如戍边失期者“法皆斩”）、戮（先施刑受辱后斩首）、车裂（俗称“五马分尸”）、枭首（悬首级示众）、弃市（在市井当众处死）、腰斩、釜烹、坑杀（活埋）、夷族（不仅夷三族，还夷九族）等十余种；肉刑（刺面、割鼻、断足、去势等）更为普遍，受刑者“不可胜数”，以致“劓鼻盈蔂（筐），断足盈车”。还有大量的劳役刑。在筑阿房宫、骊山墓乃至长城的工地上，就役使近百万刑徒，这些人大多有去无回，死在他乡。清代《房县志》记载，北方丛林里曾生活着一种全身长毛的“毛人”，其祖辈是逃避筑长城的劳役犯，他们见人会问：长城筑完乎？秦皇还在乎？只要回答秦皇还在，“毛人”就吓得逃入丛林。这种可怕的传说被人们世代相传，映证当年赢政确把全国变成了“赫衣塞路、囹圄成市”的恐怖的大监狱。

禁锢思想，文化专制，是秦政在中国历史上开启的最恶劣的先河。秦始皇把“五德始终说”尊为全国唯一信奉的学说，有碍于“定一尊”的其他思想则被视为异端，一律封杀。“焚书坑儒”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公元前213年，秦王朝下令：凡秦记以外的史书，非博士所藏的“诗、书、百家语”都要烧掉，令下三十日不烧者“黥为城旦”（即刺面后服筑城劳役）；此后若有再谈论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即夷族）。如此严酷的法令，顿使全国鸦雀无声，长期积累的民族文化遗产化为灰烬。郭沫若评论道：“书籍被焚残，其实还在其次，春秋末叶以来，蓬蓬勃勃的自由思索的那种精神，事实上因此而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击。”（见《十批判书》）就在焚书的第二年，发生了秦始皇坑埋四百六十余儒生的事件，有种说法将那些被坑者指为因炼长生不老药“终不得”而骗了赢政的方士，但《史记》引皇长子扶苏进谏的话：“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说明秦始皇坑的主要还是“诵法孔子”的儒生。从赢政公布这些人的罪状“为妖言以乱黔首”来看，也可证明“坑儒”事件是与“焚书”相呼应，以暴力手段对付非暴力的思想言论，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的政治行为。

已故秦史专家林剑鸣先生指出，秦始皇的残暴不是一般的用“统治阶级本性”可以解释的，他要比中国历史上的其他帝王更暴虐，其罪过更大。这就关涉赢政其人的个性品格问题。与赢政有过接触的尉缭留下了这样的话：秦王为人“少恩而虎狼心”、“得志亦轻食人”。史书记载，生性多疑的赢政除身边少数宠幸之外，不让别人知道自己的行止，为此他居无定所，宫殿之间以暗道相连。一天他在梁山宫，从山上看见丞相李斯的车骑仪仗甚为隆重，面露不悦之色。此事被李斯得知，立即减少了自己的车骑。当赢政再次看到李斯的车骑时，意识到身边有人通风报信，竟下令将那天在场的人全部处死。公元前211年，一颗陨石落到东郡，有人在石上刻了“始皇帝死而地分”七字发泄仇恨，赢政闻之大怒，因捉不到作案者，遂把陨石落地周围村庄的居民统统杀死。这些事例，活脱脱显现一个独夫民贼彻底泯灭人性的“虎狼”面目。大独裁者总是孤家寡人，其亲信也多为卑劣之徒。秦始皇最后死在巡游途中的一场政变阴谋之中，政变的主谋是他身边唯一信任的侍卫长、太监赵高。史家怀疑赢政死于被赵高等人谋杀，这也不是没有可能。政变上台的秦二世胡亥继续行暴政，人民起义的怒涛已不可遏制。于是，赵高再搞政变杀了秦二世，让胡亥兄弟的儿子公子婴即位。公子婴上台后又杀了赵高，并夷其三族，自己最后不得不向起义军投降，秦朝灭亡。时距秦统一才过了短短的15年。

秦统一的历史意义，史家可以讨论。但秦始皇作为千古暴君，被永远钉在罪恶之柱上则是铁的事实。颂扬暴君是不道德也不光彩的，应该休矣。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7年第4期 陈独秀晚年重新认识民主主义　作者：尹振环

陈独秀晚年虽然不隶属于中共、托派，但他还是承认自己是马克思、恩格斯之信徒的，这一点很重要。虽然陈还没有明确提出“暴力社会主义”，但提出了民主社会主义。陈独秀早在1936年就已经郑重提出这个问题，他用“孔甲”的笔名，发表《无产阶级专政与民主主义》，指出人们对于民主主义，自来有不少误解，他说：第一，民主主义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民主乃是人类社会化进步的一种动力，它不断推进社会向善、向前。无产阶级理应把完成民主的任务放在肩上，不可在夺取政权后摒弃民主。第二，我们采取民主主义的政纲和口号，是目的，并不是手段，共产主义者同时也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绝不能把民主主义当作是与社会主义不能共存的东西。他说：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就摒弃了民主主义，文章抨击斯大林根本不懂这一点（《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469页，下只注页数）。陈独秀在1936年曾“应亚东图书馆汪孟邹之邀，推荐生活潦倒不堪的王文元到东亚”，王译编了两本书：《莫斯科审判的国际舆论》、《莫斯科审判的真相》。这就是陈独秀写这篇文章的背景（《年谱》，第472页）。另外据濮清泉回忆当时陈在狱中与濮等人议论莫斯科审判“布托联盟”案件，认为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制度“贱视民主”，“专政到人民、甚至专政到党内”，是违背马克思列宁学说的，变成了“官僚国家”，不应再称为“工人国家”（《年谱》，第469页）。这表示陈独秀这位中国启蒙运动大师理性思考后的巨大转变！即抛弃暴力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民主的。

全面发挥上述思想的是陈独秀以下的两篇文章，（一）1940年9月《给西流的信》，（二）1940年（年谱为1941年，似不确）11月28日《我的根本意见》。前封信是“在病中花了二十余日”写的。当时“惟不能用脑，写作稍久，头部即感觉胀痛，耳鸣亦加剧了。”（《年谱》，第524页）后封信看来也是高血压病中写的，这可谓陈生前的重要遗言。由于它是病中所写，所以写得不长，不可能详加论述，但它又触及产生斯大林“制度”的主要方面，而且追及它的根源。所以这两篇文献的价值非同一般，所以需要详加引用。

在第一封信中，陈说：“我根据苏俄二十年来的经验，沉思熟虑了六、七年，始决定今天的意见。”既反思苏俄二十年的历史，又反思自身与中共历史的亲身感受，可谓百感交集。

第一，不实现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必然蜕变。陈说：“我认为没有人民的政权固然不能实现人民民主，如果不实现人民民主，则所谓人民政权或无产阶级独裁（专政），势所必然的流为斯大林式极少数人的格柏乌（政治警察）政制。”这可以说是陈氏之总论。

第二，较之英、法、美的民主，苏俄的专政是退步和反动的。“我认为以人民民主代替资产阶级民主是进步的；以德（希特勒）、俄（苏联）独裁代替英、法、美的民主，是退步的，反动的，不管它口头说得如何‘左’”。从来都认为比资产阶级民主千百倍的苏联，陈独秀个人那时就竟然视之为退步和反动的。

第三，无论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民主，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民主，内容大致相同，只有实施范围和方法的不同。陈说“我认为：民主不仅是一个抽象名词，有它的具体内容，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过去认为民主是有阶级性的。或者是资产阶级民主，或者是无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民主是在否定资产阶级民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型民主。而陈独秀说：“民主的基本内容是相同的。”从下文可知，他说的“基本内容”就是指思想、出版、言论、选举、罢免自由等这些民主内容，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民主是相同的，如果不同，那就是无产阶级实施民主的范围更广泛，更真实，程度较之资产阶级有更大的进步。

第四，苏俄堕落的最大原因：排斥议会制度的同时排斥民主。“我认为民主之内容固然包含议会制度，而议会制度并不等于民主之全部内容。许多年来，许多人把民主和议会制度当作一件东西，排斥议会制度，同时便排斥民主，这是苏俄堕落之最大原因……俄国的苏维埃，比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议会还不如。”斯大林独揽党政军三大权，不要说普通的工人、农民，就是政治局、中央委员等高层领导，如果你要批评斯大林，那么无异于活腻了，要自杀。苏维埃早已成为领导人手中的玩物、装饰，无异于十分听话的表决机。这样的制度还能不堕落？

第五，民主是世界从古至今以至永久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民主是自从古代希腊、罗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并非仅仅是某一特殊时代历史现象，如果说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不同，那便是完全不了解民主的基本内容，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是一样的”。“民主”与“科学”一样，绝不仅仅是手段，革命要求达到科学与民主的目的。“民主”乃是古今中外永久反特权的旗帜。

第六，至为宝贵的三大天才发明：科学、民主、社会主义。陈说，“近代民主制的内容，比希腊、罗马要丰富得多，实施范围也广大得多，因为近代是资产阶级当权时代，我们前面称之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其实此制不尽为资产阶级所欢迎，而是几千万民众流血斗争了五六百年才实现的。科学、近代民主制、社会主义，乃是近代人类社会三大天才的发明，至可宝贵。不幸十月（革命）以来，轻率的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所谓‘无产阶级民主’，‘大众（人民）民主’只是一些无实际内容的空洞名词和门面语。一班无知的布尔什维克更加把独裁抬到天上，把民主骂得比狗屎不如，这种荒谬的观点，随着十月革命的权威，征服了全世界，第一个采用这个观点的便是墨索里尼，第二个是希特勒，首倡独裁制的本土苏俄，更是变本加厉。”陈独秀已经看到斯大林这种体制不可能产生社会主义。陈独秀视“社会主义”为“三大发明”之一，也就是说它必须与科学、民主配套并行，离了科学与民主，社会主义必将变质。

第七，不从制度上汲取教训，还会有若干个斯大林冒出来。陈说，“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后十年的痛苦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求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斯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斯大林倒了，会有无数个斯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在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才产生独裁制”。“如果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已至其社会动力耗尽之时，不必为民主斗争，即等于说无产阶级政权不需要民主，这一观点将误尽天下后世！”我理解，所谓“独裁制产生了斯大林”是指什么呢？一是“一党专政”，二是“集权于一身”。现代政党政治的特征是⑴竞争性，⑵公开性，⑶群众性，⑷选择性，⑸轮替性，党内外都不搞终身制、垄断制，定时轮换更新，调整政策，⑹监督性。对上至领袖、下至官员、他们的军国大事、家庭、男女私情皆置于媒体、公众的评头品足中。在斯大林体制下这一切都没有了，而是他“掌握了无限的权力”（列宁语），终身在职，不能批评，不受任何监督，对严重后果不负任何责任。

第八，党外无党，党内无派，免不了产生专制。“斯大林的一切罪恶，哪一样不是凭着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是怎样发生的呢？若不恢复这些民主制，继斯大林而起的，谁也免不了是一个专制魔王……”（《陈独秀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394——402页）。

第九，一张让“大家醒醒吧”的对照表，陈独秀专门划了一张对比两种制度的表：

在这张表后，陈独秀说：“每个康米尼斯特（即共产党员——编者注）看了这张表，还有脸咒骂资产阶级的民主吗？宗教式的迷信时代应当早点过去，大家醒醒吧！”

过了不久，即1940年11月28日（恐怕不是《年谱》所说的1941年），陈独秀又在《我的根本意见》一文中，提出了十五条意见，其中有三条关于斯大林主义及民主方面的意见：

……

（七）应该毫无成见的领悟苏俄廿余年来的教训，科学的而非宗教的重新估计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之价值，不能一切归罪于斯大林，例如无产阶级政权之下民主制的问题。

（八）民主主义是自从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

（九）政治上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民主主义并非和资本主义及其资产阶级是不可分离的。无产政党若因反对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对之，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

这三条意见中，有两点需要注意，首先，“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这仅从上述引文中就已是第四次提到了。为什么陈氏这样重视“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因为它们无不是官僚、专制、独裁的强烈消毒素。同时自然这也是有鉴于苏俄“思想、言论、出版绝对不自由”提出的。（下转58页）

（上接18页）可见陈独秀对斯大林问题的认识，虽然还没有触及经济体制，但已触及政治制度的各个方面，而且追溯到十月革命。其深度与广度振聋发聩！苏联解体，从1996年起，叶利钦下令将“十月革命节”改为“和睦和解日”。就在2004年的“和睦和解日”过后不久，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一项法案，以“意识形态根据已经过时”为由废除了两个“不工作的节日”，即12月12日（苏联时期的“宪法日”）和11月7日。这引起了俄共等左翼政党和某些民众的强烈反对。为了防止社会发生动荡和凝聚民众，俄罗斯国家杜马2005年6月份又通过联邦法律，做出了两项规定。第一，将每年的11月4日定为国家节日，取名为“民族团结日”；第二，将每年的11月7日定为“军人荣誉日”，恢复在红场举行阅兵仪式。前者是为了纪念1612年11月4日米宁和波扎尔斯基大公带领俄罗斯民兵击退占领莫斯科的波兰侵略者，恢复了莫斯科大公国的地位；后者是为了纪念1941年11月7日受检阅的红军战士直接开赴前线与入侵的德寇浴血奋战。十月革命的祖国早已经不纪念十月革命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也早已不再在11月7日举行游行和庆祝了。这件小事当能证明陈的先见之明。

陈独秀的上述文章，受到老友胡适的重视，予以刊布，高度评价为“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上稀有的重要文献”。傅斯年称陈独秀是“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中国启蒙大师思想上的新转变！”陈独秀到了晚年，再一次对中国进行新的启蒙。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7年第4期 三峡工程论证中的“插曲”　作者：夏永安

2006年10月，三峡工程实现三期156米蓄水目标。到2008年将比计划早一年全部竣工。但是，三峡工程从1919年提出到1994年正式动工，历时长达75年。期间，对这一特大型水利工程主张“早上”、“快上”、“缓上”、“根本不应该上”……等各种呼声和议论不断。直到现在，恐怕还有不少想法和议论。我看，这是一件好事。事关千秋功业，有议论总比鸦雀无声好。

现在，我们仅回忆一下从1985年到1992年这一段时间内，在三峡工程论证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插曲”。虽然已事过境迁，但我认为这并非是一件无意义的事，而是颇值得仔细回味。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和吸取。

一

1984年初，原国家计委主任宋平曾经就《组建三峡特区政府实行库区新移民政策的初步设想》文稿，批示给有关同志研究后提出意见。

此后，有关同志在省和国家领导多次强调要实行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精神的指导下，他们请了一位有权威的科学家指导，并支持他们编辑相关调研著述和有关方面专家学者的论文，这位科学家就是我国老一辈著名学者周培源。周老一直十分关心三峡工程，他很快就表示赞成以上有关同志编写的书，并建议将书名改为《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并向有关同志提出了他自己关于三峡工程的一系列具体想法和建议。后来，有关同志本着周老的这一指导思想，相继编辑并出版了《论》、《再论》、《三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续）》共四本论著。

“插曲”之一：当上述有关同志编辑的第一本《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行将问世之时，作为该书的编者，尚未见到样书，我国有关主管部门的某领导却首先拿到了。而且有消息传出，该领导不满意他们出这本书，不同意公开发行此书；还说主管部门宁愿出资收买全部新书（3100册），也不准拿到新华书店公开出售。有关主管部门的领导想用控制舆论以实现其“一言堂”的目的。后来，经过该书的编者一番理直气壮的申辩，第一本书总算在1987年11月与广大读者见面。

“插曲”之二：1989年4月初，姚依林副总理在七届二次人大召开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受主持招待会的某中央领导人委托，说兴建三峡工程还需要经过详细的论证。姚认为该项工程今后五年之内，即到1994年不会上马。但不久后有消息说，有些身居高位的人在不同场合说三道四，责怪姚副总理上述讲话不当，还称三峡工程还应早上快上。1989年8月间，周培源同志从一份内部文件中获悉，一些同志在广州集会宣传“八五”期间乃是三峡工程的最佳时机，从而推翻了姚副总理上述讲话的精神。

“插曲”之三：《长江长江》是一本论据充分，反对早上快上三峡工程的书。1989年初，首都新闻界的一些知名记者，他们分别来自《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他们访问了周培源、林华、孙越崎、田方等人，撰写了此书并出版了。因为当时的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已经确定了早建方案，要求此工程在1989年即动工兴建。所以记者们和被访问的专家学者都希望尽速反映不同意见，对延缓该工程上马时机起点作用。

1989年9月，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办公室写信给被访问学者之一田方同志所在单位党委，居然说《长江长江》是一本“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书。并诬称这是一本为“动乱与暴乱制造舆论”的书。并说你单位××、田方同志参加了这一活动。现将“有关材料”送上，供你单位清查和考察干部的参考……这是多么奇怪的逻辑呀！由周老等多位著名科学家和专家对记者公开发表的谈话，竟被人随便定罪，这是典型的“文革”遗风！好在，上述涉及单位的领导客观地处理了这个问题，认为学术上的争论，工程上与不上的意见对立，不能因为某本书的主编“出了问题”便牵涉到被访问者。

“插曲”之四：1992年春，水利部、能源部和中国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筹）等11个部门在军事博物馆联合举办了大规模的《长江三峡工程展览》，由水利水电等出版社编印了有关三峡工程的丛书，更准备好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兴建长江三峡工程决议案的说明》和长篇附件，迎接即将召开的全国人大七届五次会议。

鉴于三峡工程举世瞩目，事关全局，兴建此项工程是造福后代，还是贻患子孙，此时还存在很大的歧见。所以四川省、重庆市的全国人大代表们带来了有关知名人士撰写的《详陈兴筑三峡工程危害请考虑放弃方案书》等文稿，到了北京，代表们又读到周培源作为全国政协副主席赴鄂川视察团团长所写的《关于三峡工程的一些问题和建议》。

但是令代表们不解的是，同样是全国政协某副主席和全国人大某副委员长率团（20多人）考察三峡的报告，新闻媒体作了大量的突出报道，而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培源率团（182位政协委员）的考察报告，新闻媒体却从未作过公开报道。原来主要的区别在于周老报告的结论是“快上不如缓上”。真金不怕火烧，为什么在三峡工程决议案尚未表决前，和主管部门意见相左的考察报告就不能公开报道呢！？

“插曲”之五：1992年初，全国人大通过关于三峡工程的决议案（弃权票加上反对票占投票总数近三分之二）后，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关于三峡工程存在不同的意见，并防止决策中产生进一步的失误，有关人士商请周老以他在1991年7月所写的《关于开发大西南，缓上三峡工程的建议》作为《三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一书的代序，并重新发表了周老上述那篇文章《关于三峡工程的一些问题和建议》。

本来有关出版社的领导积极支持出版《三论》，并要求在扉页上和出版社共同署名“献给党的十四大代表”。不久，该书的清样已排出。不料，此书却被有关部门视为“不利于十四大的安全”，并勒令不准作为正式出版物公开出版发行，不给书号，不准送进十四大会场。十四大闭幕前，只准作为“征求意见稿”，当作“内部资料”，限量自费印刷。

在某领导人的心目中，似乎一有不同的意见公开表达，就会妨碍国家和党的安全！上述措施实在令人啼笑皆非！

“插曲”之六：黄万里先生是我国著名水利、水文学专家。他因正确反对黄河三门峡工程而被扣上右派分子帽子，长期备受歧视，遭遇坎坷。黄老从1985年起，一直坚持反对兴建三峡工程，并先后六次上书中央领导同志，却一直未受到应有的尊重和重视。

我认为且不论黄老的“根本不主张上”的主张与论据是否全面和正确，但纵观他一生为人处世的高尚品德，他在专业学识上深厚的素养和独特的见解，我国相关领导部门的负责人总是应该对他的主张与建议给予应有的关心和重视。但实际上：黄未能受邀参加有关三峡工程的会议；他反对三峡工程的陈述没有得到过任何回应。我还要提到另一个细节：2001年9月4日，在向黄万里遗体告别仪式上，李锐同志去了。他那天也正在参加水电学会召开的一个会议。他旁边坐的都是水利界的名人，而这些名人根本不知道此事：当代中国最优秀的水利专家的遗体在这一天要告别。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更是国家和民族的悲哀！

二

上述三峡工程论证过程中出现过的一些“插曲”的叙述已很能说明为什么值得回味了。一言以蔽之，我国有关领导部门和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中有些人对与其意见相左者常常采取不予置理；控制舆论，防止“扩散”；直接以行政命令封杀对方出版物；有时甚至不惜扣上政治性大帽子等恶劣手法。这些做法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已召开了十多年之后，更加发人深省！这说明以往用政治权势压制与己不同见解者的不良倾向依然存在。

三峡工程的兴建再过一年即将全部竣工。像这样一项超大型工程的质量和它的正负两方面的影响，我认为在全部完工后，可能至少要看上十几年，几十年，甚至更长一点时间，才能有比较客观的正确判断和评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到那时，我们再说三峡工程的兴建“不存在不可解决的技术、生态和投资上的问题”，说“三峡工程的质量非常非常地好”也不迟。

科学的真理从来独立于任何个人或集团的意志和利益之外。只有实行广泛的民主，才可能取得符合科学化要求的结论。

1958年，在清华大学校党委向黄万里宣布划为右派分子的处分决定时，黄冷静而又掷地有声地回答：“伽里略虽被投进监狱，地球还是绕着太阳转！”我谨借此名言结束本文。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7年第4期 为争取读书机会引出的离奇经历　作者：张玉钟

为求学假“烈士遗孤”，爱读书成“政治骗子”

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历经两千多年，到了蔡忠平身上却成了“唯成分论”，使他处处求学碰壁，一生21年的劳改厄运便由此而起。

蔡家住在莆田仙游交界处“东沙朱寨”村，是当地有名的大户，加上是有钱人家，1949年以后，大伯被镇压了，父亲母亲都成了“四类管教分子”，还有堂叔在台湾国民党军队中。

人生无法选择的家庭出身，罪恶的烙印从小就打在蔡忠平的脸上。上小学一二年级就被同学们奚落为“地主仔”，放学路上常被他们用沙子、石子追打着，吓得他不敢上学，哭着闹着要到外地亲戚家里去念书。上初中他到了上海二伯家，考取上海培光中学。但那正是六十年代初的困难时期，谁家多了外来的一双筷子都难以承受，无奈他只好恋恋不舍离开上海回到莆田，转学到笏石的莆田第十中学，校方因他成绩好而忽视了他的家庭出身，竟准予他插班入学，还当上校学生会学习委员。但那时“阶级斗争”口号越唱越响，学校发现他原来是剥削阶级子女，便劝他退学。他又转到了灵川何寨的第十八中，这里离他家更近，只念两个月书，他家“老底”便暴露无遗，他家的发迹史还成了学校阶级斗争教育的“活教材”，他又一次被退学回家。

在莆田再也无处念书了，他想起惠安南埔大前村有个“贫农”成分的亲戚，便瞒着家人，拿着上海培光中学的成绩单，假冒是“贫农”亲戚的子弟，找到惠安第二中学，学校看他成绩好就让他插班学习。好不容易等到中考（初中考高中）的前一天，他假冒“贫农”成分却被政审发现，被取消了他考试资格。

念高中的路断了。可怜的蔡忠平，当时才16岁，年幼的心灵受到了巨大的伤害。怎么办？小小年纪选择了抗争之路，他决定给时任国家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写申诉信，而且从此走上了抗争的不归路，一次又一次申诉，一次又一次遭难，而且一次比一次更为严重，但他也一次比一次更为倔强。

他向国家教育部长述说自己因成分不好而屡遭退学厄运，表达了强烈的求学愿望，要求让他重新迈进学校大门。教育部给他回信，说转福建省教育厅处理，却杳无音信。他决定赴京申诉。他不敢把决定告诉父母，哪来的盘缠？只好开动脑筋，花小钱买了从福州到莪洋的火车票，而后为了躲避查票，偷偷躲在厕所，一直到了上海终于被发现，但一个小孩子，又撒了些可笑的谎言，查票的为他稚气所感动，终未深究而放他出站。他找到在上海师大念书的堂兄，讨了钱买了火车票到了京城，找到教育部。他送给接访的人一份长达10页的申诉信，还给他看了自己的成绩单和一本中学生作文选，其中有他的作文。接访的人看了他的申诉信，深为这个小孩子只身赴京的勇气和那流利的文字、工整的笔迹所打动，问信是不是他自己所写？得到他肯定答复后，随即给福建省教育厅写信，还为他买了一张回福州的火车票。但他回到福州在省教育厅门口踯躅良久，想起上次石沉大海，心冷了半截，终鼓不起勇气进去，转念决定到南平，找到在水泥厂工作的姐姐，先混个临时工糊口。那时还有市长接待日，他壮着胆，拿着上海的户口迁移证上访市长，一位姓黄的副市长听了他的经历颇为同情，通过有关部门把他安排到峡阳林场当职工，他人生第一次有了个落脚点，这在当年也算是件很好的事，如果蔡忠平从此“安分守己”，也就不会有以后的大灾大难，但偏偏他求学欲望越来越旺，他总想自己才16岁，正是读书的大好年华，怎能白白流失？况且他选择到南平的初衷之一，是想南平离莆田有500里远，人生地不熟，总该可以摆脱家庭成分的紧箍咒。

他在峡阳林场一边做工，一边到处找书看，还自学数理化课程。恰好他看到黄国璋写的一本回忆录，黄是莆田籍的一个老革命，时任福建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他读着这位老乡前辈的书特别亲切。读着读着，他被书中写的一位与他同姓同庚的烈士遗孤所吸引，在强烈的求学欲望驱使下，他萌生了一个极为冒险的决定，假冒烈士遗孤，报名参加南平地区中考。这一考，考出个“状元”，南平地区成绩最高分，南平一中看中了他，可他并没填这个志愿，不是他不想，而是小小年纪在政治环境的重压下，不得不比同龄人更多长心眼，他知道南平一中有个管档案的偏偏是他老家人，小时候这个人还抱过他，万一被揭发了那还得了，所以他只敢报中专，福建水电学校、福建轻工学校同时录取他，但南平一中张子谦书记非常爱才，这样一个“状元”不录取岂不可惜？他电话直接打到林场，告诉他一中录取了他。这一喜讯传来，他既欣喜若狂又忐忑不安，但受读书兴趣的鼓舞，他顾不了那么多，冒再大的风险也甘愿，义无反顾地到南平一中报到。他没有辜负学校的期望，万分珍惜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整天如饥似渴泡在书堆里，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965年底，高中还未毕业，就被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看中。这是个平常学生望尘莫及的学院，很多高级干部、高级将领的后代都在这所学院就读。蔡忠平成绩好又是“烈士遗孤”，学校就把他保送到这所学院。

1966年2月，蔡忠平从南方到了遥远的北方，跨进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大门。那年他18岁，整个脑子充满了美丽的幻想。他也无数次问过自己，这样假冒对吗？他心头也难免掠过一丝丝不安，但他总是自我安慰，是社会不给我读书机会，我才想出这种点子，我不就是为了读书吗？他觉得问心无愧。当他第一天来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时，仰望着宏伟的校门，心中默默立下宏愿，我一定要争一口气，把书本当馒头啃，拿到最优异的成绩，将来当个优秀的军事科技人员，以此回报社会、回报父母。

然而，他好梦不长，刚在大学校园度过最平静的学习生活几个月，1966年9月的一天，学院教务处领导找他谈话，严肃指出他假冒烈士遗孤问题，并通知他被取消入学资格。他也只能乖乖卷起铺盖回莆田老家，而他这时还不知道，更大的灾难很快将接踵而至。

对此，蔡忠平一直不服气。纵然假冒成分千错万错，但他只是为了争取读书权利，万般无奈之下才走这条路，而且也是靠真才实学保送的。他说什么也要据理力争，他提笔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国防科工委写信申诉，要求给他继续读书或安排工作的机会。他们把信转给国务院安置办，国务院安置办回信告知他找晋江专署（当时莆田县隶属晋江专署）办理。他拿着国务院安置办的信，到泉州找到专署，公安处一部车把他直送到莆田县公安局，一到就被县公安局戴上手铐，送到雷山看守所。没过几天，没有经过任何审判程序，就宣布法院判决：蔡忠平“出身反动剥削家庭，妄图钻进国家科学尖端部门”，是个“政治骗子”，判处5年有期徒刑。

五年刑满仍关押不放，越狱逃亡成“台湾特务”

1970年2月，他们整体被转移到浦城永平劳改场。劳改最难以忍受的是饥饿，饥饿的压迫有时会派生出难以想象的智慧。1970年12月26日那一天，因这时他离刑满只有一年，已属于“轻犯”，监管干部就叫他当组长，带15个犯人上山砍杉木。这是重体力活，一个个饿得眼冒金星。炊事员“请示”组长，晚饭如何煮？按定量，一人一顿只有三两米。蔡忠平难得行使一次“权力”，眼睛转了转“命令”道：每人煮一斤。炊事员惊奇地睁大双眼：一顿吃掉一天，干部追问起来，怎么办？蔡忠平说：你就说是我定的，责任我负！果然，管教干部知道后火冒三丈，把蔡忠平叫来厉声训斥“你又犯罪”，问他为什么饭煮这么多？蔡忠平镇静地大声回答：“报告干部，今天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生日，大家提议庆祝”。“什么……”管教干部气得发抖，却说不出话来。事情得以暂时平息，这一餐吃得底朝天，每个人都从心里暗暗感激这个蔡“小弟”。五年刑满，蔡忠平心想可以重见天日了，他天天盼望通知，可是一天又一天，越盼消息越渺茫。后来他知道，自己“表现不好，滞留监管”。他想，这是什么“王法”？照此要熬到何年何月？心里越想越不服，终于作出了一个令他自己也吃惊的决定：越狱偷跑。

1972年8月4日，他在外出劳动中寻到一个机会，脱队跑到山上树林里躲藏，晚上10时他悄悄摸到平时有交往的一户山民家中，他知道他心地善良，也知道他同情他的遭遇，他是不会告发的，在他家住了两天，弄到一张地图，作了逃亡路上一些准备，还选定一条路线，从浦城穿越一片原始森林，到武夷山，再到建阳，再想办法逃回莆田老家，他太想念家中老父老母，他幸运地回到莆田，偷偷摸摸潜回老家，父母亲分别几年，自然是一场啼哭，但他在家中不敢久留。他化了名，靠着朋友帮助，先后到沙县青州造纸厂、华安金山林场做工，甚至还在漳州机场当上油库工程的小包工头。但这隐姓埋名的日子也不是个头，他思来想去，只有一条路：出国。他想到非法越境，不行！和他一起关押的就有越境的犯人，到时本来自己无罪反而真成了罪犯。这时，朋友给他介绍一桩招亲婚姻，是晋江金井的一个菲律宾侨属，他想这样一举两得，自己二十五六岁也该是谈婚论嫁的时候，而且还有可能出国，彻底摆脱自己“魔鬼”身份，实现求学愿望，再图事业发展。

他在朋友的引领下，到了那位菲律宾侨属家，与女方见面，双方颇感满意。这一天晚上他住在金井华侨宾馆，但世上的事真是太巧了，第二天早饭时他遇上一个仿佛面熟的人，住在他斜对面房间，他觉得可能是老家姓蔡的同宗、还是同学加上一点小亲戚，他是晋江公安处侦察员，如他认出自己，那还了得。对方不愧是个公安侦察员，他已经牢牢地盯住了蔡忠平，见到蔡忠平急匆匆走出宾馆，他随即拔出手枪向天射击，“乒、乒”两声枪响，并随着“抓特务、抓特务”的高喊声，这个寂静的小镇顿时乱成一团。蔡忠平却机灵地闪到金井中学的厕所里，躲了许久见没动静，就找到中山街一个劳改同伴家中，同伴的妈妈告诉他，刚才政府已来人通知，有一个莆田人特务，如看到要马上汇报。老妈妈拿了50元钱给他（当年住金井宾馆一夜才八角钱），叫他赶快离开。他知道，整个“抓特务”的国家机器已经开动，他已成瓮中之鳖，很难脱身，但他还想“挣扎”。

他想汽车站肯定被控制了，他在偏僻处雇辆自行车，特意绕小路坐到安海、过五里桥到了南安水头，在一个劳改同伴的亲戚家住了一夜。他庆幸自己来时在晋江交际处（即现在的宾馆）巧妙地偷了一张晋江专区地图。他选定了一条往北逃到仙游山区的路线，从水头到南安县城，再经梅山、洪濑，从山路翻到仙游，兴许还可脱身。可是这个时候，全晋江都已撒下天罗地网，公安部门已经认定他是经台湾训练过两年的特务（刑满后多关押一年被算在内），正在到处追捕。

这一天，是1973年7月13日，一辆吉普车终于堵住了他的去路，吉普车上的人大叫：“蔡忠平，你跑不掉了！”他只好乖乖束手就擒。

“蔡忠平，你逃到台湾两年了，把你当特务的事实如实交待。”提审人员一开口就这样发问。

蔡忠平惊出一身冷汗，真把他当“台湾特务”，就可能不加审判把他枪毙，那真会冤透了。他赶快毫不含糊地申辩：“我承认我是逃跑的劳改犯，但确实不是台湾特务，也没有去过台湾。”

于是他把五年刑满仍被关押，而后决定越狱偷跑的经过如实交待。提审的人员开始根本不相信，说他在编造故事，要他把偷跑以来的一天一天都交待清楚。蔡忠平就把如何隐姓埋名，在几个地方打工一一叙说，有提审人员进进出出，这是打电话核对他交待的情况。审到半夜，提审人员终于相信蔡忠平交待的真实性，弄得啼笑皆非，站起来打了个呵欠，大骂道：“原来只是个劳改逃跑犯，还以为抓了个台湾特务，弄得全中国都动起来。”

判无期徒刑遣送新疆，申诉加读书坚持不懈

只过两天，蔡忠平就从晋江公安处看守所押送到龙岩青草盂劳改场，原来关押他的浦城永兴劳改场已撤消并入这里。

世事真是无奇不有，奇就奇在真假也会转变。蔡忠平在晋江被当成“台湾特务”追捕，但那是假的，他不是特务，更没去过台湾。后来的演变却有点戏剧性。他被关押这里，谁也没判他加刑，没有任何法律手续却刑满不放，到了1975年6月，宣布他留队就业，但那时留队就业与劳改犯人待遇几乎无别。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蔡忠平内心本能地更加痛苦不堪。尽管他自“文革”开始就成“政治犯”，一天到晚关押高墙之内，而他却也名副其实关心政治，“文革”中的监狱书报奇缺，他对垃圾堆里的片纸只字、烂鱼臭虾的包装纸也不放过。早在年初邓小平受到诬陷时，他就在场里说，“只有邓小平中国才有希望”；“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刚发生，他就说“悼念周总理好得很”。监狱里马上召开全监大会批斗他，说是“邓小平在台上叫，蔡忠平在台下跳”，给他戴上“为邓小平鸣冤叫屈”、“是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等帽子而再次蒙受打击。这时，他确实萌生了想办法去台湾的念头。他想第一步到台湾寻找堂叔蔡荣郊，取得栖身的条件，第二步寻求继续求学的机会，他实在太想读书了，一生的罪名皆由此而起，如一辈子上不了学，那真会死不瞑目。

劳改同伴中几个人一起议论如何逃离大陆，去台湾投亲、求学、谋生。他们商议去台的蛛丝马迹很快被狱方发现，公安部门就指派一个也受过刑事处分而想立功表现的人作“探子”，假装要与他们共同策划去台而取得他们信任，蔡忠平把自己去台想法向他和盘托出。此人因受“组织”保护，说话毫无顾忌，一会儿怂恿他们组织反革命暴动，一会儿又鼓励他们书写反革命纲领，均遭到蔡的痛斥，说他“不知天高地厚”，并表示自己目的只是想去台投亲求学，绝不干伤天害理之事。但此人却已把蔡的想法添油加醋密报上去。1976年4月22日，蔡忠平在劳动时被龙岩县公安局拘留。1976年9月15日，正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没几天，为了稳定治安，当地召开声势浩大的镇压大会，枪毙一批罪犯，蔡忠平被拉去“陪斩”，去之前他把身上没用完的饭票都分给同伴，心想可能一去不复返了。但大会上只是宣布逮捕他。而后再久押不决三年，直到1979年4月24日，在没有开庭审理、没有出示证据、没有证人证言的情况下，永春县人民法院宣布他是“反革命投敌集团主犯”，判决他无期徒刑。而判决书上的日期却是1977年的。到了1983年11月，他因不服而屡屡抗争，被当成从重从严打击对象，遣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22团劳改。

就在蔡忠平被宣布判无期徒刑的第二天，他就写了上诉状，而后又提出6份补充上诉材料。他绝不服判决，他用大量的事实和确凿的证据，证明自己构不成“反革命投敌”罪。但是9个月过去仍杳无音讯，既无驳回也不答复。他提笔给邓小平写信，反映自己蒙受冤屈，他把信给监管人员看，龙岩地区公安处动员他信不要寄出去，并马上派人到晋江地区中级法院催办，这一天是1980年2月5日，只隔4天，晋江中院根本没有认真审核材料，就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结论。此后一个多月即3月14日，他被转押到福建省第二监狱服刑。

从此，他开始漫长的申诉之路。他不断地写、不断地寄，他先后寄出去的申诉信近1000封，他几乎把监狱里的每月补贴费全用于买邮票，尽管十有八九石沉大海，但他百折不挠、从不灰心。

除了坚持不懈申诉自己无罪外，蔡中平还对求学一直念念不忘。他这一生苦难皆由求学而惹祸，但他从不后悔，漫长而苦难的劳改生活一点也没泯灭他心头求知的欲望。他利用一切途径，在监狱里自学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法学、新闻学等，各种课程只要能找到书本的他都学。他还报名参加人民日报社新闻函（下转34页）（上接25页）授学习，参加《民主与法制》举办的“法制知识竞赛活动”，取得了合格证书。他写的申诉信，文笔流畅、语言华丽、旁征博引、富含哲理，正如后来为他的命运奔走呼救的新华社记者兰学毅说的，读他的申诉信就像读一篇优美的散文，亲切感人、打动人心，没有见面就大体相信他所说的是真实的。

同流“胡杨泪”感动记者，新华社内参惊动中央

1983年11月的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记者孟晓云的报告文学《胡杨泪》，主人公钱宗仁的坎坷命运牵动了千千万万人的关注，而在新疆建设兵团劳改的蔡忠平更是激动万分。他迫不及待提起笔，给这位主人公写信，讲述自己蒙受的冤屈。信寄到塔里木农垦大学数学系，钱宗仁看后更是激动万分，一种强烈的同病相怜的责任感，驱使他也迫不急待回信给蔡忠平，向他介绍一位新华社新疆分社记者。

这位名叫兰学毅的新华社记者，看到钱宗仁转来的蔡忠平的万言申诉信，不禁拍案而起。他马不停蹄地从乌鲁木齐，赶路近千公里，来到和静县蔡忠平所在的劳改场。他一身沙尘包裹，却顾不上擦洗，就和蔡忠平谈起来，一连三天三夜。采访完毕这个“反革命”犯后，他再也不能抑制自己的冲动，赶回乌鲁木齐，连夜写出一篇两千字的内参：《一个判处无期徒刑的反革命的申诉》。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看到这篇内参后立即作了批示，胡启立、陈丕显、习仲勋等中央领导也都相继作出批示。蔡忠平一案经一年多复查，终于水落石出、重见天日，撤销原判、宣告无罪。

蔡忠平获得平反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即给落实政策，第一份工作安排到劳改一支队教育科工作，一年后又调到兵团城建处工作。但他这时最想的还是读书，他念念不忘的还是他的苦难皆由读书而起，现在终有机会，如读不成书才是终身遗憾。

从此，蔡忠平恨不得把一天当成两天用，一下子报名参加两个专业的学习，出狱后的短短几年内，他同时取得了两张大专文凭。而他做到了读书工作两不误，本职工作非常出色。喜事一件连着一件。1991年11月，组织上批准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名新党员。同一年，他评上了经济师（中级职称）。他被调到了《新疆经济报》，欢欢喜喜当上记者，还被任为部主任。1993年，他调回福建老家，任《福建科技报》副总编，2006年被评为高级记者。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7年第4期 军队医疗事业的奠基人贺诚　作者：王　龙

1931年初夏，刚刚30岁的贺诚只带着一名文书就走马上任，担任了红军总军医处长。

他就是我军首任卫生部长、党和军队医疗卫生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也当过“五十年代的头号右派老爷、六十年代的走资派、七十年代的复辟派……”

北伐战争、广州起义、秘密工作、万里长征……一手握针筒，一手拿枪杆；半辈子枪林弹雨，二十年毁誉相随——翻开贺诚将军的历史，千秋功业，一生坎坷，令人感慨不已！

一封慷慨悲哀的“陈情表”遥寄中南海，毛泽东以一个诗人的感叹为贺诚挥笔平反

1972年6月28日，一封来自山西太原北郊总后干休所的信被呈上了毛主席案头：

主席：

我写这封信的目的是要求工作。

您在缔造红军初期，曾以急切心情要求中央派医生到红军工作……我愉快地接受了中央派我去您领导下的红军工作的任务。您曾指示我，大量培养红色医生，要争取俘虏医生留红军工作。我都做了。从而基本上改变了极端缺乏医生的局面。您的指示，成为战争年代留下来的良好卫生传统之一。这是我的过去。

今天，我们缺乏卫生干部的情况同战争年代相比，有很大好转，但没有根本性变化……而我呢，作为一个医生，却在长期无工作可作的情况下过生活。这使我沉痛地感到，自己的处境不如战争年代的俘虏医生。那时，他们要走，主席要我们留；今天，我要留，却有人硬要我走。……

接下来，这封署名贺诚的信对1955年中央关于他的错误决定，及长期以来因这一案子扣在他头上的“反党翻案”罪名坦陈了自己的看法：当年对他的批判和处分是不公正的，这已被十多年来党的卫生工作实践所证明。十多年来，他对中央关于他的问题所作的决定，始终抱着组织上服从、思想上保留的态度。经过十多年的工作实践，事实已替他翻了案。无论中央是否明文为他平反，他已无案可翻了，“反党翻案”的大帽子是加不到他的头上的。

信的最后这样写道：

“主席，我写这封信的心情是沉重而又激动的。但我对前途的展望是乐观的。我的未来，会死在工作岗位上，而不是死在太原北郊的总后干休所。这是肯定了的。”

毛主席伏案逐字逐句读完了这封长达四千余言的信，还提笔认真补齐了个别遗漏的字句，当天即在信的首页批示：“贺诚同志来信，请中央处理。我意应予工作。”

随后，周总理、叶剑英、李先念等领导同志都先后作了批示，为贺诚的工作安排作了部署。

一线曙色，似乎就要破云而出。

然而由于“四人帮”炽焰未息，政治环境依然十分复杂，不少干部要求落实政策，但得到的答复往往是“要正确对待自己的错误”，凡是不按要求作出检讨的，都不能得到解放。1974年底，中央考虑国务院组成人选时，周恩来总理确定贺诚担任卫生部长，由于江青等人的干扰也未实现。

时间一晃到了1975年5月。这一天闲居北京复兴门外一处机关大院的贺诚，突然接到总后通知：在家等候，一刻钟内有车来接，中央有位领导同志要见你！

一到中南海，接见贺诚的竟是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副总理！两位相识多年的老战友，邓小平笑着对贺诚说：“你有个在成都的女儿叫贺礼荣吧，她给我写信替你这个做爸爸的要求工作呢！”

邓小平接着告诉贺诚：接到你女儿的信，我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说，贺诚同志的问题我在1972年已经批了，为何现在还要议？立即又找来当时的批件，将你以前写给他那封信又仔细看了一遍，心情非常激动，当即写下了这件批示：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过去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

傅连被迫死，亟应予以昭雪。贺诚幸存，傅已入土，呜呼哀哉！”

毛泽东的这一批示，作为标志性的精神迅速传遍了国内上层，错误不在挨整的人，而在于整人的政策错了，平反昭雪成为堂堂正正的要求。不久，毛主席批准了总后勤部党委关于给贺诚彻底平反的报告，任命贺诚为总后第一副部长。挨整的老干部们纷纷来到贺诚家中，热烈道贺，击掌称快。一个灰色的时代就要结束了。

从1955年到1975年，整整20年时间，贺诚，这位功勋累累也伤痕累累的共和国将军，资格最老，挨批最多，经受了长期不公正待遇和几乎历次政治运动的清洗考验。从建国后出任国家卫生部第一副部长，受人诬告被批判为官僚主义最严重的“头号老爷”、“敌视祖国医学遗产的资产阶级奴化思想代表”，一直到文革中的“里通外国、修正主义”，陈毅、刘伯承、王稼祥都先后为他作证，洗刷罪名。他的坎坷命运和独特经历实为罕见，具有整整一代人的典型性。但贺诚毕竟坚强地活下来了，而且活到了91岁高龄，见到了云开日出的光明时刻。“人间正道是沧桑”，这是他传奇一生坚贞品德的胜利，更是一个共产主义战士信仰的胜利！

“为父报仇”被抛诸脑后，青年贺诚跻身于暴风骤雨般的革命洪流

贺诚原名贺宗霖，字润之，1901年冬生于四川射洪县龙门垭一个普通农民之家。他家早年略有田产，又是中医骨科世家，在当地还算过得去。但社会动荡，家境日窘。贺诚之父贺隆旦，一生铁骨铮铮，为人嫉恶如仇。其间，本乡地主贺金山霸占祠堂，横行乡里，爱打抱不平的贺隆旦一直不服，专门和他对着干。贺金山便找个时机以其服丧期间续弦，不守礼法为由，唆使族长派人将贺隆旦抓到祠堂用竹竿痛打了一顿。新仇旧恨，让血性十足的贺隆旦实在咽不下这口恶气，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他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了聪明好学的儿子贺诚身上。他苦撑苦熬要让儿子“读翻山”，做大官，将来衣锦还乡再报一箭之仇！

在那个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年代，一个小农之家供养一位大学生的艰难可想而知。但贺隆旦砸锅卖铁，赌了这口气要让儿子走仕途经济这条路。然而受“五四”运动影响，贺诚却对自然科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他违背父亲要他“做大官”的愿望，选择了医科大学，此后又参加革命，音讯全无。“血本无归”的贺隆旦失望至极，恨透贺诚太不争气。贺隆旦仍不服输，自己拉起袍哥继续和贺金山斗，但直到死也没斗倒仇人。复仇的希望落空了，临死前贺隆旦遥望南天，含泪叮嘱家人：“……把我埋在贺胜沟垭口上，我要望着宗霖娃儿回来！”

北京医大当时虽然贵为“国立九校”之一，但教学方法极为陈腐，既无课本又不发讲义，教师满口术语学生不知所云。于是贺诚和同学王长熙发动全班同学建议校方印发讲义，废除笔记。医大首任校长汤尔和（后任日伪教育总长，当了汉奸），是个封建霸道的家伙，他大骂贺诚等学生“不尊师长、不守校规”，甚至恼羞成怒地威胁说有“乱党”背后指使，必加严惩。

贺诚不服输，领导学生们针锋相对，展开全校罢课。全北平学生趁势响应，很快从一校的学生运动发展到同全国学生、工人的政治运动结合起来，将成星火燎原之势。当局这才慌了，怕事态扩大，只好同意汤尔和引咎辞职。

反曹锟贿选运动、欢迎孙中山北上运动、“五卅”运动、“三一八”运动……时逢王旗变幻、群魔乱舞的北洋军阀统治，也正是风云际会、英雄辈出的年代。青年贺诚热血汹涌、挥斥方遒，以巨大的热情投入时代的潮流，成为校学生会得力主将之一，并于1925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就是在这一年，在法国“闹事”的“红党分子”陈毅被押解回国，在贺诚栖身的潼川会馆，两人一见如故，操着满口川音竟夜长谈。

贺诚这样思想激进的“赤色分子”，自然被校方深恶痛绝。在校期间他几次都差点儿被清除出校，1926年夏面临毕业时，校方干脆将他列入被开除学生名单，连文凭也不发，理由仅仅是他欠了28元学费！

贺诚将自己的处境报告了党组织。党组织随即给他指明了道路：现在北伐军正需要医生，带上党的介绍信去，比什么文凭都管用！

贺诚如怀揣一团青春激情的烈焰，直奔七月流火的广州。头上呼啸着隆隆不绝的枪声炮声，耳边激荡着风雷战鼓般的北伐军歌，在简陋的战地手术台上，在炮火连天的深沟战壕中，贺诚开始了悬壶济世的特殊实习。仿佛是前生命定的天数，他手中的那把手术刀一经磨亮，就是为战争、为革命服务的。

就在贺诚情绪饱满斗志昂扬地投身革命洪流时，血雨腥风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到来了！而此时贺诚又因南北转战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变得像幽灵密布的茫茫大海上的一叶孤舟。面临数不清的诱捕和陷阱，面对风起云涌的大革命危机四伏接踵而来的考验，最危难的时刻，贺诚以夸父逐日般的精神，沿着自己信仰的道路暗暗追随党组织，捧出了一颗感人的赤子之心：

——“宁汉对峙”，他毅然脱离蒋介石的反动军队，留在武汉由吴玉章介绍当了一名普通医生；“宁汉合流”，蒋、汪臭味相投，他马上又加入了共产党力量很强的第二方面军，以伺机与党取得联系；南昌起义爆发，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气急败坏，大骂共产党“不够朋友！”，诱骗军中的共产党员自行退党，贺诚三思方举步，百折不回头，严守身份，从未动摇。

重回党组织怀抱的机会终于来了！

1927年12月11日凌晨，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爆发了！贺诚此时已调任驻广州的第四军军医处医务主任。起义开始前他就暗中联络了一部分军官并作了宣传发动工作，起义一开始，他立即召集军医处人员，宣布参加起义，原军医处长等三名反动军官企图阻挠起义，被贺诚果断处决了。

在总指挥部，戴上起义红领带兴奋无比的贺诚见到了张太雷、聂荣臻。来不及细说详情，张、聂即命令贺诚组织起工人赤卫队，马上接管所有医院，抢救起义伤员。

枪鸣弹啸，血流成河。由于敌我悬殊，加之帝国主义炮舰狂轰，起义者渐渐不支。贺诚带着他的军医处冒着枪林弹雨，穿行于炮火中抢救冒死血战的勇士们。

13日，敌人占领了制高点观音山。晚上，敌人已侵入城区，街道断电，冷枪嗖嗖。

起义无可挽回地失败了。贺诚赶到总指挥部，见到已乱成一团的人群，心如刀绞。但他很快镇定下来，开来一辆大卡车，抢出一批药品器械，一路开足马力硬闯出市区，朝起义队伍撤退方向狂追而去。

历史记载下了贺诚的功勋：他领导参加起义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医处虽然只有十多个人，但却是第四军参加广州起义的唯一一个单位，而领导起义的，是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一年多的贺诚。连很多熟悉他的人都不敢相信他竟然是共产党员！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正如不久后红四师在海陆丰重新恢复贺诚的党籍时，党代表袁裕百感交集地握住贺诚的手所说：“在白色恐怖下一系列转折关头，你的革命坚定性和奋斗精神，师部的同志有目共睹！”

枪声在闹市响起，倒下的究竟是谁？周恩来严肃地说：“你是个医生，自然知道神经、耳目的重要作用！”

1928年11月，上海威海卫路春萱里最后一幢楼房的门前，悄然挂出了一块“达生医院”的牌子。医院里一对年轻夫妇衣着时髦，经常出双入对潇洒地出现在各种社交场合。

“达生医院”是一座外表看起来很普通的三层小楼，每个房间相互连通，一道后门直通另一条街区。这所医院有个与众不同的特点是，除了例行出诊看病外，另外还专设了传染病房：门口密密麻麻摆满了各种消毒用具，病床上挂着详细的病历治疗卡，四处窗帘紧闭，弥漫着神秘与恐怖的气氛。一些特殊的传染病人一住进这里，便要严密保护，避免与外界接触。

但是如果你再仔细看一眼这些“特殊病人”，一定会大吃一惊：他们却是周恩来、邓小平、李立三、关向应……

“达生医院”就是当时党中央举行例会和政治局同志接头的掩护机关，主人便是化名贺雨生的贺诚、化名柯达文的地下工作者柯麟以及随后与贺诚结婚的周越华同志。

为严密保卫中共中央安全，与敌人进行秘密斗争，1927年12月中共中央成立了特别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共中央特委或特委），由周恩来任书记，下设中央特科，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建立的隐蔽战线，中共中央给予中央特科下列任务：保卫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了解和掌握敌人的动向，向革命根据地通报敌情，营救被捕同志和惩办叛徒。贺诚就在周恩来、陈赓领导下的中央特科秘密从事地下工作。

十里洋场，向来是纸醉金迷之所。巡捕特务、海盗流氓、巨子豪杰、三教九流……人间万象，尽汇于此。贺诚如履薄冰，殚精竭虑。周恩来此时在黄浦江边开设“松柏斋古玩号”，以伍豪、伍老板化名及身份在上海秘密主持中共在上海的地下机关工作，成为中共南方白区党的唯一领袖。他专门来到医院找贺诚谈话，语重心长地说：

“你是个医生，自然知道耳目、神经、血脉对人体的重要作用。你们的工作关系到党中央和政治局同志的安全……一定要胜过敌人，高敌人一招、先敌人一筹，成为党的耳目、神经和血脉！”

贺诚感到自己身负重任，压力巨大。每天脱去西装，他都要躺在床上闭目深思一下，反复仔细想今天一天的工作有无什么纰漏……

周恩来的担心不无道理。一年之后，一件意想不到的大事发生了。由于前中央军委秘书、叛徒白鑫告密出卖，发生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彭湃、候补委员、中央军事部长杨殷等四人被捕的恶性事件。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本应参加会议，临时因有要事未去，得以幸免。否则，恐怕历史就要改写了。

彭湃是广东海陆丰农民运动的创始人，时任中央农委书记，是著名的共产党人。意外地捕到这样一条“大鱼”，蒋介石自然是欣喜若狂。他深知上海地下党神出鬼没，怕夜长梦多，立即下令将彭湃等人就地处决。

营救彭湃，严惩叛徒！周恩来和陈赓领导下的整个党的上海保卫机关都激动沸腾了！同志们同仇敌忾，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在周恩来的直接指挥下开始了。

8月30日清晨，敌人将彭湃、杨殷等人从拘留所解往龙华警备司令部。周恩来、陈赓得知这一情报，立即命令党在上海的保卫机关一切会打枪的人全体出动，埋伏在刑车必经之地，“劫法场”！一时山雨欲来，颇似当年梁山好汉云集法场的气势。

按周恩来的指示，贺诚夫妇提前仔细侦察好了行动路线，准备了药品和包扎用具，随时准备接应同志，转移伤员。

应该说此次行动的准备是非常充分的。然而后来由于送武器的人临阵畏缩，行动迟缓（此人后来叛变），加之敌人警戒森严，未能成功。

当天，彭湃等同志不幸遇难。

消息传来，全党悲愤。周恩来随即代表党中央起草了《以群众的革命斗争回答反革命的屠杀》的告人民书，怒斥国民党的罪行。同时，中央决定严惩叛徒白鑫，讨还血债！

达生医院奉命严密监视侦察白鑫的行踪。陈赓直接负责指挥，派柯麟在白鑫所住弄堂租下最后一家房子，陈赓自己也在紧靠白鑫住处的二十七号三楼租房住下，以严密监视白鑫行动。

白鑫，湖南常德人，一九二三年左右加入中共，曾就读黄埔军校一期。为了确保这位“大功臣”的安全，国民党使了一招障眼法，在上海《国民日报》载文谎称“国民政府蒋主席鉴于白鑫系黄埔学生，误入歧途，准予保释，已于日前解往南京，带罪立功，以观后效……”

实事上白鑫未离上海，也未去南京。

做贼心虚的白鑫深知党保卫机关的厉害，从此深居简出，偷偷摸摸。但他当时身患疟疾，不得不来达生医院找与他认识多年的柯麟看病，两个虎背熊腰的保镖随时不离左右。有一次，柯麟在给他看病时伺机脱身出来，设法想告诉联络员，但却被白鑫溜掉了。

贺诚回来后，两人分析，由于白鑫从不知道达生医院的背景，对柯麟也很信任，他们向陈赓作了汇报。陈赓指示医院照常开业，并在医院附近埋伏了几名荷枪实弹的武装人员，准备在白鑫露面时一举将其处决！

然而，快一个月了，白鑫再也未见踪影。

贺诚和柯麟每天都在分析叛徒的心理。贺诚沉稳地说，为安全起见，他很可能要请你去出诊。这样你的危险要大一些，但正好借此机会想方设法搞清他的住址，掌握他的活动规律。

果然，不久白鑫就打来电话请柯麟到法租界白宫饭店为他看病。在看病的过程中，柯麟假意与之攀谈，获得重要情报：为保住性命，白已搬到上海市党部委员、特务头子范争波的公馆里居住。

尽管如此，嗅觉灵敏的白鑫还是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想逃往意大利避风。就在他出逃前夕，贺诚和柯麟及时掌握了他出国时间定于11月11日。

狐狸终于出洞了！周恩来亲自勘定了现场，制定了周密的行动计划。11月11日下午，陈赓亲自指挥专惩叛徒威名赫赫的“红队”人员在白所住四十三号周围弄堂里悄悄埋伏下来。

晚11时许，白鑫在范家最后一次晚宴，正当白鑫由范争波兄弟5人陪同，刚跨出范公馆打开车门，顿时枪声大作，数支枪口电闪雷鸣，街头行人惊叫奔逃，帽子鞋子满街都是……

第二天，大上海轰动了！几十家中外文报纸都在显著位置刊发了大叛徒白鑫毙命的消息。距离彭湃同志遇害仅仅两个月，叛徒就遭到了可耻的下场。

任务完成，大快人心。周恩来考虑到贺诚等人的安全，安排他们立即转移。临走时，小平同志幽默地开玩笑说：“庙倒龙王在，换个地方，你贺诚照样可以呼风唤雨嘛！”

金沙水拍、大渡桥横；三过草地、四渡赤水；一台X光机，凝聚着一段动人的历史

长征途中，与张国焘的斗争艰难曲折。红军初期的医疗条件相当艰苦，由于敌人严密封锁，部队药品、器材严重匮乏，手术台就搭在深山老林的茅棚中，红军战士用枪押着刚刚俘虏过来的白军医生，以自制的手术刀、钳子甚至木匠用的锯子为伤员动手术。

看到红军战士英勇奋战无所畏惧，而却要忍受病痛无情的折磨，贺诚心如刀割。他担任军委总军医处长后，立即向毛泽东提议成立红军自己的卫生材料厂、军医学校，毛泽东赞成。1932年11月20日，第一所军医学校在瑞金宣告成立，总军医处处长贺诚兼任校长。毛泽东确定了“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办学方针；开学典礼上，红军总司令朱德亲切勉励学员“要学好本领，为红军服务”。……中国军队的医疗卫生事业，从此伴随革命的历程开始了红色的旅程。

1932年秋，中央军委决定将红军总军医处改为总卫生部，贺诚任部长。当时由于国民党的疯狂“围剿”和严密封锁，苏区的药品、食盐、粮食奇缺。贺诚筹建了红军第一个卫生材料厂，生产出了大量医用棉花、绷带、酒精和一般外科器械、西药、中药，特别是创造性地改良了剂型的中药，如把粉针剂改为片剂，更为部队所欢迎。我军前、后方的药品生产、购置和供应完全统一起来，使国民党实行的药品、医疗器械封锁遭到失败。长征前夕，总卫生部不但给部队预发了3个月的药品，还自带了200担药品器材，尽管当时的药品种类还不多，质量还不高，但是解决了我军创建以来严重缺药的问题，意义非凡。贺诚和红军初期的第一台X光机所留下的动人故事，最有意思。

这台德国制造的性能较好的X光机，在当时的条件下对一穷二白的红军来说，无异于价值连城的“国宝”。当时中央苏区很需要这样一台机器，上海地下党的同志费尽了心机才搞到手，却无法通过重重封锁运进苏区。后来同志们灵机一动，把它装进棺材，假装运送灵柩才搬到了中央苏区。这其中的惊险曲折完全可以拍摄成一部精彩的电影，而这台机器在苏区也立下了卓著功勋：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时，被敌机俯射打中右下腑，就亏了它才找到弹片。红军主力长征出发前第三天，陈毅拄着一根拐杖一瘸一跛地来告别，周恩来这才知道出发前由于伤员太多，医院顾不上给他开刀，子弹还卡在腿骨上呢！周恩来沉沉说了一句：“不能让你这样留下！”马上向红军总医院联系给陈毅开刀。而总医院报告说唯一的这台X光机已经打包，不可拆箱。周恩来立即找来军委卫生部长贺诚说明了情况，贺诚马上赶到总医院去开箱取机，二话没说亲自给陈毅动了手术，取出一颗子弹头，所以后来陈毅常说“双腿是周恩来给的”。

长征一开始，贺诚就小心翼翼地呵护他这件宝贝，专门做了一个比棺材小一点的箱子把它装起来，由两个民工抬着；附件则装在两个小箱子里，由一个民工挑着。后来民工找不到了，贺诚就命令管理它的两个小年轻去抬。夜晚行军走在路上，贺诚伺候它就像皇上一样，又怕摔了，又怕碰了，前面还要人打着火把。

从江西出发以来，经过频繁的行军战斗，那些兵工厂笨重的机器，造币厂、服装厂、印刷厂的各种设备早已丢得差不多了，但作为医生的贺诚深知这台X光机的重要性，无论如何也舍不得丢掉。遵义会议后，红军总结教训决定整编机构，进一步轻装快进。贺诚对这台屡建奇勋的机器还是感情很深放不下。毛泽东知道了，只好把贺诚亲自找来耐心谈话。一见面他就笑着说：“贺诚同志，听说你有一件宝贝，很舍不得丢掉呀！”

贺诚知道说的是那台X光机，很不情愿地说：“主席，我是舍不得丢掉，恐怕你也心疼吧！”“心疼是心疼，”毛泽东说，“现在我们要打运动战，带着这些嗦嗦的东西怎么行呵！连山炮我们都扔到赤水河里去了。你这个大知识分子，情况是看得清楚的，不好好打几仗，这个长江过得去吗？”贺诚到底还是想通了，第二天派人把这台称为“照病机”的宝贝藏到了一个贫苦农家。

长征对于贺诚而言，重重的考验史无前例。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开始时，军委和中央机关编为中央纵队，代号“红星”；总卫生部属于中央纵队，代号“瑞金”，贺诚就任“瑞金司令”。也许这是世界上最奇特的一支队伍了。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司令是一位戴着眼镜的文弱医生，看看他们是如何行军的吧：队伍中有医院、卫生学校、药材厂以及中央机关的妇孺老弱。几百担架、上百匹骡马、背刀的小伙、拄棍的老人……这是红军长征初期坛坛罐罐搬家似行军的一个缩影。贺诚率领着红军总卫生部一支老弱残病三千多人的“特种部队”，步履艰难地行进在漫漫征途上。

与其说是“司令”，不如说是个“大管家”、“大保姆”。如何让这支庞杂笨重、人数众多的队伍尽量避免敌人从天空、地面发动的袭击，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是贺诚每天都绷紧神经考虑的问题。

最令贺诚揪心痛苦的一件事情是长征途中出生的红军后代。在苗区，贺子珍临产了。苗人风俗不准许外人在他们的部落里生孩子。贺诚找到他们的头人耐心交涉，最后不得不答应在他们的门上披红挂彩“冲晦气”。孩子出生后，留下二十块光洋交给当地群众就走了；女红军陈慧清临产时，敌人已追了上来，又遇上她难产。枪声越来越近，接生的医生满头大汗，负责中央纵队警卫的红五军团团长说：“慢慢生，我们先把敌人顶住！”孩子终于生下来了，只能在襁褓里塞上几块光洋，留在原地，抬上产妇就走……

这些英雄的母亲，何曾没有一颗慈爱的心啊！然而战斗实在太紧张了，她们坐在担架上说一声“我们快走！”，便继续行军。每当这个时候，总卫生部长贺诚总是拍着肩轻轻安慰她们，陪在她们身边精心嘱咐医务人员照料产妇。而他自己一个不满周岁的孩子，却留在了江西老区，生死未卜。

除此而外，长征中贺诚一手握着针筒，一手还拿起了枪杆。医生变成了指挥官，这也算是长征的一个创举吧！

后来历经战火考验，贺诚也变得老练了。长征途中屡涉险境，红军许多机关部队都被冲散了，总卫生部也多次突遭强敌袭击，甚至面临被“包饺子”的灭顶之灾，贺诚都沉着指挥，机智突围。只要远远地一听枪声，他就能判断出来袭之敌是老兵还是新兵，是一个团还是一个营。

1933年6月，中央红军在懋功和李先念的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师。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主张向荒远的川康地区退却。红军过了大雪山后，中央决定分左右两路行进，总卫生部编入张国焘的左路军。

9月，张国焘再次提出南下川康的主张。党中央多次恳切致电张国焘，均遭拒绝。9月下旬，他竟然重新将左路军经草地带回。朱德、刘伯承对此提出了强烈反对，张国焘极为恼怒，派人监视朱、刘行动，连他们的马也给偷走了，造成行动困难。后来干脆连电报都不让看了，事实上已被软禁。

形势日益严峻，到底站在哪一边必须作出抉择！在阿坝，张国焘策划的所谓“川康省委扩大会议”，贺诚代表总卫生部，拒绝出席。

作为红军的总卫生部长，贺诚公然对抗的态度令张国焘十分恼火，他要给这个不服管的家伙一点儿“颜色”看看。

在阿坝，对贺诚的斗争揭幕了。

一天晚上，专门开了一个斗争贺诚的会。会上，一些人凭空捏造罪名，蓄意挑拨一、四方面军的关系，说贺诚看不起四方面军的工农分子，耍臭知识分子脾气，支持毛泽东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最后已全是一片不堪入耳的污言秽语。在场的一位一方面军的干部实在听不下去，站起来激动地说：“你们这样斗争，只会被反革命利用！”

话音刚落，只听“咔嚓！”一声，张国焘的人子弹立马上膛了！空气顿时窒息般紧张，贺诚危在旦夕。

一旁的刘伯承见势不好，忙说：“今晚的发言我看差不多了，还是请总政委作指示吧！”

张国焘这才干咳两声，将贺诚含沙射影地严词指责一番，宣布散会。

事后，朱德、刘伯承反复叮嘱贺诚：“他（张国焘）还是打着红旗嘛，你们对他不要碰硬，要做细致的工作，用实际行动影响四方面军的同志。”“不要随便说话，不要感情用事，也不宜常往来，要避免嫌疑，不要授人以柄。”

在这种情况下，贺诚告诫总卫生部的同志：少说话，不发表什么主张，不随便议论。不求他们，也不得罪他们，只要活下来就是胜利！

尽管如此，张国焘对贺诚还是放心不下，派了六名带短枪的战士监视他，还美其名曰“为了你的安全”。

1936年10月上旬，在党中央的正确指引下，红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南下失利也宣告了张国焘分裂路线的破产。为了彻底粉碎张国焘危害红军的阴谋，朱德、刘伯承派贺诚以领药为名，先去保安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汇报张国焘的图谋。

大反攻在即，他日夜操劳，振臂高呼：一切为了伤病员！新中国成立，贺诚第四次同时兼任军、地卫生部门工作

1936年11月，受毛主席委派，贺诚以医生身份送王稼祥同志去苏联治病。

长期过重的心力负重，严重拖垮了贺诚的身体。多年来，从中央根据地到两年艰苦长征，从中国西北的黄土高原到伏尔加河大平原，贺诚一路救死护伤，废寝忘食，却没有发现自己已瘦得只剩五十公斤了！

在苏联，遵照周恩来的指示，贺诚一边治病，一边学习。虽然这里的条件比国内好多了，但抗战正急，烽火连天，贺诚无时不渴盼早日回国效力。

1947年，贺诚历经周折，终于回到了日思夜念的祖国，任东北军区后勤副司令兼卫生部长。

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严重威胁着部队。因冻伤引起的非战斗减员大量发生。为了让指战员们尽早奔向杀敌战场，在辽沈决战前，贺诚日夜奋战，响亮提出了“一切为了伤病员！”这一口号。同时，总卫生部下发了开展突击治疗两个月，争取让大批伤员重返前线的通知，提出“村村设医院、户户作病房、人人当看护。转送线长，治疗不乱；伤病员多，管理不乱”的方针。在贺诚的领导下，总卫生部还拟制了《野战卫生勤务条例》，详细规定了连、团、师、纵队到后方医院分级治疗、阶梯治疗等新方案，极为有效地促进了战时医疗保障的完善，为保证辽沈战役的顺利开展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四野入关时，除留在东北军区的卫生机构外，仅后方医院就带走四十余所，仅此一点，也可见贺诚做出了多么巨大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贺诚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军委卫生部长。

这一时期，他亲自规划和领导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恢复和建设工作，领导全国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特别是在消灭鼠疫、天花、霍乱、白喉四大烈性传染病，以及创建城乡基层卫生保健组织等工作中都发挥出了令人敬佩的才能。他提议成立了军事医学科学院，主持制定了军事医学科研方针，全面展开研究朝鲜战场上美军针对我的毒气战、化学战。其中，中国卫生工作发扬至今的“预防为主”方针的提出，尤其是贺诚的突出成就。在新中国卫生系统，贺诚的名字早已耳熟能详，令人莫不肃然起敬。

一份夸大其词的报告，一次历时二十年的蒙冤，贺诚受到全面批判

正当贺诚壮心不已地为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操劳时，厄运不期而至了。

1953年初，军委决定在军委卫生部设立政治部。《八一》杂志社社长白学光调任政治部主任。白学光到任后，到军委卫生部一些直属单位跑了一圈，走马观花看到一些现象，诸如浪费、医疗事故和工作人员不安心等，便动手写了一份卫生部领导高高在上，不了解下情的报告。武断指出：“卫生部领导忙于直属单位的行政事务，对全军的卫生业务以及直属单位的业务工作缺乏指导，甚至根本就没有指导。”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各个部门都不同程度存在一些问题，其改进需要一个过程。但白学光不顾客观形势，把一般性质的问题说得危言耸听，为党中央和毛主席提供了一份严重失真的材料。

毛主席看了由总政转来的这份报告，十分生气。他历来痛恨官僚主义作风，指出：从白学光的报告看，军委卫生部无领导、无政治，专门吃饭、做官、当老爷……

毛泽东对这位他当年手下的红军卫生部长产生了严重的不信任，批评军委卫生部犯有“极其严重的官僚主义”，必须立即着手解决。

接到毛主席的批示，贺诚立即部署了对自己工作的检查，卫生部也广泛开展了揭露官僚主义的运动。同年七月，中央军委召开会议，研究了毛主席的批示和卫生部的报告，决定改变贺诚兼职过多的情况，不再兼任军委卫生部长。

贺诚写出了诚恳的检讨：“在胜利形势下，妄想百废俱兴，急于求成，而没有考虑到主观力量和客观要求的结合。”他的问题，事实上只是工作方法上的一些偏差，而他也主动承担了相应的责任。

然而事情远非人们想像的这样简单。1955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以一场偶然的对俞平伯和“新红学”的批判为契机，全国进行思想文化战线总动员，强调在各个学术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进行批判，一场迅速波及全国范围的思想文化领域批判运动，由学术领域扩大到政治领域，并很快延伸、扩展到其他许多领域。在医药卫生界，贺诚记录在案的“前科”、“排斥中医”的资产阶级思想自然是在劫难逃了！

1955年，以不落实毛主席指示、不重视中医问题为发端，对贺诚的全面批判开始了，在“三反五反”中揭发出来的一些莫须有的罪名，也强加在了他身上。不过焦点还是集中在贺诚“压制中医、敌视祖国医学遗产”上。

一九五五年，贺诚受到登报点名批判，被撤销卫生部党组书记、副部长职务；

在中央党校学习一年多后，一九五八年初，贺诚任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党委书记，一九六三年被迫离休；

一九六六年八月，邱会作私立专案，亲自部署揪斗贺诚；

一九六八年三月，在遭受了无数次揪斗后，对贺诚的批斗再次升级，以“里通外国”的罪名抄了他的家；不久，被赶出军事科学院；

在此过程中，许多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在自身也面临重重危机的情况下，依然挺身而出，为老战友贺诚作证洗刷罪名：

陈毅同志亲笔写下证明：“我可以证明，贺诚同志在一九二五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刘伯承同志亲自接待贺诚专案组，口述了他的证明：1930年贺诚主持的军委长江五省总交通站被破坏，是由于叛徒出卖所致。贺诚随机应变，脱离了危险境地。总交通站被破坏没有暴露党的其他组织和人员；

王稼祥同志也证明贺诚1936年去苏联是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在苏蒙的历史是清楚的。

找罪证，却找出了贺诚一系列光荣的历史。邱会作看了材料，气急败坏：“贺诚专案组不是在办专案，而是在办‘转案’，是转移斗争大方向！”然而找不出有力证据，邱会作不得不恢复了贺诚的组织生活和工资待遇，补发了降为战士期间的工资三千多元。贺诚将这笔钱全数交了党费。同年十月，根据林彪的十号命令，贺诚被遣送到太原北郊土堂村。

贺诚独对孤窗，寂然如水。他只有等待，在文革遭难的困厄中，他从容不迫又激情满怀地回忆了自己的一生：多少刀光剑影，多少颠沛流离；多少欢欣失落……最终，他还是在时间的路口等到了正义，足以告慰20年的冷雨寒风了。

邓小平同志生前对给党的高级干部作传是很不提倡的。但是1986年当解放军出版社邀请他为《贺诚传》一书题写书名时，他却欣然命笔。这是对贺诚再次无言的肯定。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7年第4期 爱国华侨王唯真一家　作者：陈　健

（一）

王唯真的生命之火，在几度明灭之后，终于在2006年5月6日熄灭了。

他生命力之旺盛，令人惊叹。多少次了，觉着他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却出奇般地又回到亲朋好友之间。他患过癌症，两次开刀；他有肺病，长期服药；还有心脑血管病、小脑萎缩病等等，无数次住院治疗。由于从热带潮湿的东南亚移植到风沙干旱的黄土高原延安，因气候水土的关系，使他终生患一种名为鼻甲的病症，十几次做切除手术。三年前，他摔了一跤，我去他家看望，他躺在医院用的那种能起落的病床上，两腿打了石膏，高高地悬架在床的两帮，一条胳膊也打了石膏，不能动弹。人本来就瘦弱，这时越发瘦弱了。我回家对老伴周原说，老王这回可能真的站不起来了。时隔月余，他和夫人陈萍突然出现在我家门口，我一时无言表达我的惊愕，只是站在那里，紧紧握住他的手……

王唯真住在三里河，在皇亭子过党的组织生活，八十几岁的人，往返于两地之间，经常是乘公交车。他家中的摆设几乎和一般居民差不多，没有一样奢侈品。他搬到三里河的房子是旧的，也不装修，大门坏了，总社派人帮助钉一块铁皮，就凑和了。他从来没有装修过房子，夫妻俩连小时工也不用，一切家务琐事都由自己打理。王唯真行政十一级，陈萍也是离休的老干部，没有什么额外负担，生活应该比较宽裕，他们如此艰苦朴素，我原以为是老同志贯有的老传统，后来，当我了解了王唯真和王氏家族的历史以后，才悟出这是出于他的信仰。

他这次突然犯病，就近住到铁路总医院，我去看他的时候，已是病危时刻，但也不像先我去探望的同志所说的那样已经昏迷。他认出我。陈萍说，上午医生给他注射了贵重针剂，现在有了出奇的效果。我弯腰伏在他耳边说：“等你病情稳定回到家里，我去和你聊天。”根据以往的经验，陈萍认为这是他的病情有了转机，我凭直觉认为情况不好。我哭了。

我和王唯真的相识相交，是在黑云压顶，腥风血雨的文化大革命中。那时，我是新华社河南分社的记者，他是总社代理社长。我能忍受丈夫周原被打成右派后物质条件的匮乏，却忍受不了批斗挨骂、限制自由、强行劳动和无处不在的精神虐杀。一天夜里，我冲出分社大门，像囚犯越狱、一头受伤的牛窜出牛棚，逃到北京，闯进王唯真的办公室呼求：“王社长，你要救我……”

（二）

我一个摘帽右派的妻子，被迫走向与一个庞然大物——四人帮的暴政挑战的道路，几行简单的文字，说不透我以死相拼的愤慨和胆量。

我是普通记者，文化大革命本来与我无关，却与周原有关。虽然，文革中的斗争对象，是上上下下的当权者、是毛泽东时代的受益者，但被这些当权者、受益者在过去十七年里整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千百万受害者也列入斗争对象，且把二者捆在一起戕害，对后者揪斗之惨烈往往超过前者，大有清算几代，连根拔除之势。单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大革命就不是一个人所能发动和领导的，而是长期的极左路线发展到登峰造极时产生的一个怪胎。

我和周原当时都是新华社河南分社的记者，他打成右派后，在劳改中差点饿死。几年后回到分社，第一篇报道就是新乡县刘庄的支部书记史来贺，这篇长通讯刊在《人民日报》一版头条，并配发社论；第二篇是通讯《管理宽》，我定好题目采访一半，因客观原因交给周原采写，总社来的冯健同志听了我的汇报，对此很有兴趣，由他俩共同完成；第三篇就是他和穆青、冯健署名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这三篇东西当时在河南、在全国都引起比较大的影响，特别是焦裕禄引起轰动。这些成绩并没有使分社领导人对周原手软。文革一开始，他以为1957年又来了，首先把周原和我抛了出来。不久运动转了向，造反派又把这位分社领导揪了出来。我们原以为可以松口气解放了。不然，分社造反派头头一手揪着分社领导人，一手揪着周原，在院里一声吼叫，令人毛骨悚然。他一巴掌打到周原脸上，周原踉踉跄跄站立不住。他们知道周原是烈士的后代，多位长辈死在敌人的刺刀枪口下，却命他站在院子里向毛主席“请罪”，罪名是：盼望蒋介石反攻大陆，企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如果说，以上的迫害还属共性，下边的个例却把周原推向绝境。焦裕禄这篇通讯，被兰考的反对派宣判为“大毒草”，他们成立了揪斗三名作者的战斗队，一批批红卫兵来分社揪斗周原。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轰动全国的这篇大通讯，关于它的采写情况，口头向外介绍由作者之一的副社长穆青，文字介绍由另一位作者冯健，周原倒落个清闲。现在一说是“大毒草”，铺天盖地的“罪名”压向周原。周原对兰考的造反派说：“这篇通讯是三人合写的，有三人的署名。”他们说：“经我们到北京调查，这篇通讯主要是你采写的。”

为了配合兰考的斗争，造反派头头锣鼓喧天拉着周原游街示众。他们如此百般折磨周原，是他还有个“把柄”在他们手中攥着。周原五七年因为说实话写了三门峡的内参被划为右派，由于“秉性难改”，劳改时又说实话定罪为“攻击三面红旗”，再次遭到比五七年更严酷的批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周原举刀砍断了自己的三个指头，写了“断指血书”，这在当时叫反党。他们把周原拉到大街上，强制他举起断指的那条胳膊，向围观的群众嚷叫：“老右派周原就用这只手，写了大毒草焦裕禄。”我冒死跟在离周原不远的一群人中，怕他被乱棍打死。游街示众后，造反派头头不让家人知道又把周原送到一个“牛鬼蛇神”集中的地方，残酷批斗、强制劳动。在这之前，他们还把周原的母亲—— 一位年迈体衰的烈士的妻子赶出分社。

不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都无法用文字形容我的心情。我只有一个简单的念头：我必须争得人身自由，才能寻找我的家人，保护孩子不流落街头。但我没有人身自由。我从早晨六点到下午六点被强制性地扫大街，擦洗厕所，搬砖搬瓦，随时随地被抄家、被批斗、被训斥，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总社有报道任务下达时，由女造反派头头押解我下去采访，稿子写好交给她继续劳改。我唯一的“罪名”就是右派分子的老婆。

一天深夜，我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院里最显眼的地方，大意是警告造反派头头：你们要是跟踪我、抓捕我、限制我人身自由，一切后果你俩负责，我现在要去北京告你们。

新华社河南分社一共几十人，办公室和宿舍在一个院子里，进出口只有一扇大门，看管大门的是一位姓张的老人，大家叫他张大爷，他住的一间平房和大门紧挨着，晚上没有人出入时大门由他落锁。从五七年反右到这次文化大革命，他对周原和我都十分同情。我贴好大字报，推开张大爷的门，他和张大娘披衣坐起吓得直哆嗦。我说：“张大爷，快给我开大门，我要跑。”这正是一月底或二月初，最冷的时候。张大爷说：“兵荒马乱，天寒地冻，你往哪里跑？”我说我去北京告他们。张大爷还想劝我，我没有心思向他解释，求他快穿衣服。他因为又冷又惊胳膊伸不到袖子里。我帮他穿衣时，告诉他，我可能给他带来麻烦，如果造反派头头逼你太甚，你就说我砸开你的门，在桌子上拿走钥匙……正当张大爷打开大门，我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时又扭过头乞求他：“天亮时，请张大娘偷偷去我家看看三个孩子，叫他们不要怕，说妈妈三五天就回来。”张大爷猛推我一把：“快跑！”

分社离郑州火车站有五六站，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公交车，这时已经没有了。我一口气跑到火车站大厅，在一个角落处软瘫下来不能动。我的毛衣毛裤连着内衣因出汗湿透贴在我的皮肤上，我一会儿冷，一会儿热，这是在发烧。那时，从郑州到北京的火车，要么是晚上，要么是早晨。我等到天亮爬上火车，天黑时在总社招待所门口，因没有带任何证明不准住宿而蹲了一夜。在分社我已有几天几夜没有吃好睡好，此时整整两天两夜不进茶水饭粒，我走到王唯真的办公室，已经难以支撑了。以上这一切细写起来要很多文字。总之，我闯进了王唯真的办公室：

“王社长，我是从河南分社偷跑出来的，已经没有了退路，你要救我。”我上气不接下气，断断续续谈了我一家的遭遇。王唯真请我坐下，递给我一杯水，抓起桌上的电话要政工组的苏群，他请苏群给河南分社打电话，他说：“第一，陈健同志到总社来反映分社运动情况合理合法；第二，她是普通记者，不是这次运动的打击对象；第三，她来北京的往返路费回去要给她报销；第四，分社任何群众组织，都无权限制她人身自由、强制她劳动，她回去应正常参加文化大革命。他告诉苏群，或是给招待所打个招呼，或是给她写个便条，她现在急需住下休息……

我回到分社，上述意见都落实了。这件事轰动河南省委、省政府以及所属单位的所在区。分社周围的新闻、出版、电台、文艺、社科院等单位，有我好多朋友，他们中的许多人和我原先的处境一样，认为是“漏网”的右派，当我的这些朋友还没有“解放”，知道我“凯旋”归来，暗中串连、奔走相告，王唯真的大名也不胫而走。

最高兴的是我的孩子们，之前他们在院子里，碰见大人、孩子不敢抬头。妈妈没有出入大门的自由，奶奶被赶走，没有人给他们做饭。现在妈妈能按时让他们吃饱。小小的年纪说不出所以然，只是一个劲儿地高兴。

文革八年，河南的保守派和造反派轮流坐庄，我们的处境时好时坏，当周原为了焦裕禄这篇通讯要拉到兰考批斗时，已经到了火车站，被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闻讯阻止了，否则周原也可能早已成为乱棍之下的冤魂；省委副书记纪登奎手中有一批被保护的干部名单，周原和我（我沾周原的光）有幸在这批名单中，当我们遭难时，一辆吉普车开到我们屋门口，把周原和我抢走保护起来。1963年，穆青命周原向河南省委汇报豫东之行，主要汇报焦裕禄的事迹和宣读他写的通讯初稿时，听汇报的就是纪登奎，但纪说，我和老焦在一个单位工作过，了解他，不用汇报了。后来，纪登奎调到中央任国务院副总理，不知道在什么场合说了一句话：“穆青写焦裕禄还是好的嘛！”总社造反派闻声把穆青解放了。

虽然，我和周原与王唯真友谊的建立，是文革中的这次解救。由于我们在河南，他在北京，后来我们一家调到北京，又由于住处相距很远，来往交谈不多。这些阻隔并没有妨碍我们把他当成真正的朋友、一位可交心交底的老同志。

（三）

王唯真祖籍福建省，上上个世纪，先辈们远离故土，携儿带女去南洋创业。他们足踏新加坡、马来亚、菲律宾等国家，最后定居在菲律宾。王唯真的父亲王雨亭老先生是一位颇有见地、富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华侨儒商，他的母亲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王雨亭年轻时目睹华侨在异国他乡创业之艰辛、所受的屈辱，所在国家贫苦群众和华侨相同的命运，曾创立了平民党，办有《平民日报》，誓为天下没有地位的平民百姓争得温饱和做人的权利和尊严。后留学日本，结识了孙中山先生，成为中国最早的同盟会会员，积极参加并资助过辛亥革命。孙中山很器重他，多次派他回国发展同盟会员。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他从日本回到菲律宾，先是任陈嘉庚庞大橡胶园的主管，他的才干和人品很得陈的赏识。后来他受梁启超“人群之镜”的办报思想影响，先后创办四家报纸，一个电影公司，向世界华侨宣传共和思想；宣传华侨的创业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他的电影公司还向世界华侨介绍苏联的和三十年代中国的进步电影；他的《前驱日报》和美国华侨办的《华侨日报》、法国华侨办的《救国日报》齐名为世界华人最受欢迎的三大报纸之一。日本鬼子侵入东南亚，他的报纸旗帜鲜明地提出“抗日救国”的口号，因此被当地政府逮捕入狱。由于世界许多华侨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这一事件，王雨亭老先生才被释放。香港的地下党注意到了这位爱国爱民的华侨儒商，更看重他和华侨富商陈嘉庚、庄希泉等人的关系，吸收他为中共党员，介绍人就是当时香港地下党的负责人连贯。从此，王雨亭在党的指引下，和一些有影响的华侨巨富一起，动员组织一批批爱国华侨或他们的子女回到祖国参加抗日，不少人去了延安。另外，他协助陈嘉庚等一批东南亚的爱国华侨在抗日战争的艰难斗争中，出钱出力，他们的杰出贡献，已为国人所共识。

1949年6月，新中国召开了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陈嘉庚、庄希泉、王雨亭作为世界华侨的代表参加了会议，成为新中国第一届政协委员。这次政协会议，通过了一个著名的《共同纲领》，当时被叫做“新中国的大宪章”。这个宪章确立要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

此时的王雨亭，个人的事业、财富已不是他的人生追求，他能成为共产党的一员，投入到振兴贫弱的中华民族的伟大斗争中，这是他的“梦”，这个梦从结识孙中山先生时就开始了。现在，梦已成真——或者说梦的纲领蓝图已呈现在眼前，这可是一百年来中国人民前仆后继斗争的结果啊！

会后，他回到菲律宾，把所有财产捐赠给有关机构，带领全家老小回到祖国。

王唯真承传了父亲的思想理念和做人做事的准则，又兼有他母亲的虔诚。他从小学到高中读的是教会学校，由于多年的唱诗班的熏陶，给了他美学和音乐的启蒙。独处时，他喜欢哼几句忧郁的小夜曲，音量委婉、音色很美。他十二三岁时，利用课余时间在他父亲的报馆里，为报纸做木刻做插图，很受读者赞赏。十四岁时，读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要求去延安，他父亲劝他多学习知识充实自己。十五岁那年，因积极从事抗日活动被学校开除，被警察跟踪。王雨亭老先生亲自把他送到香港交给地下党。父亲给儿子的临别赠言是一大篇豪言壮语，主要是：“这是个大时代，你要奔赴民族解放斗争的第一线，我决不会因‘舐犊之情’忘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勿忘我平时的教诲，锻炼体魄，充实知识，为新中国的事业作好准备，别矣！真儿。”党组织由香港经越南、昆明至西安，途经八个月才把王唯真送到延安。这时是1938年10月。

（四）

王唯真由于英文好，解放以后，大部分时间在国外采访。那时，中国的国际地位不像现在，他去的国家有的还没有建交，记者生涯十分艰难，甚至有几分危险。有时他出国和妻儿拥别时，有一种生死离别之感。1964年他在巴西采访时，由于军人政变，他和其他八位同志被捕入狱，他们在狱中绝食斗争，表现出中国人的勇气和尊严。后经巴西有良知的律师的辩护和人民的声援，获释回国。文革中，他曾任新华社代理社长，中央有红头文件，是陈伯达到总社宣读这项任命。陈后来被定为四人帮集团的成员，这就引起了一场风波。陈伯达当年在印尼时，是王雨亭朋友的一名下属，王老先生知道他的身份后，曾保护过他，救过他的命。他俩的活动不在一个层次上，特别是王雨亭入党后，他的工作范围（或者说统战对象）多为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华侨富商。后来，也没有发现王唯真和四人帮有任何瓜葛。他的追悼会开得很隆重，在介绍他的悼词里，评价他在代理社长时做了三件事：（1）保护了干部；（2）保护了新华社的珍贵资料和图片；（3）使新华社的工作正常运转。

王雨亭老先生死于文革，但他在文革中没有受到正面冲击，他的儿女们在“文革”中的遭遇，对他是致命一击。王唯真的弟弟王明爱1957年被划成右派，差一点饿死在劳改地北大荒，文革中又送去劳改；王唯真的姐姐王双游夫妇都是同盟会的会员，文革中王双游被斗、养猪、挨饿、受尽折磨与屈辱，后死于胃癌；她的丈夫“文革”中入狱七年，受尽折磨，死在狱中；王唯真最小的弟弟王应凯，“文革”中先是被捕入狱，在非人的折磨下精神失常，后又转入疯人院，直到粉碎四人帮。

王唯真在代理社长期间，同样遭到残酷的迫害：批斗、打骂、抄家、侮辱，长期审查，失去自由，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加重了病情的恶化。王雨亭老先生弥留时，他的许多子女不在场。王唯真也不在场。他最后一句话是：“他们给唯真贴大字报啊！他们给唯真贴……”

有一个问题使王氏父子长期不解，王雨亭回国后职务为侨联秘书长，不知为什么只给他两间简单的平房，一间和他老伴同住，一间是保姆兼厨房。不知是不屑于物质待遇的争取、还是不敢不愿向上级反映？王雨亭从来无法在家中接待任何亲朋好友。粉碎四人帮后，他们的家人都得到平反改正。这时，王唯真才知道，他的父亲原来是长期被控制使用。据说，王雨亭的葬礼却开得很体面，大概是人已经死了，用不着再控制了，隆重的葬礼显示党和国家对他的尊重。

（五）

多种渠道形成的王唯真的思想理念，长期在国外工作生活的影响，他的文化素养、视野、胸怀和虔诚，并没有使他变得复杂难以沟通。新华社的两位老前辈彭迪、庄重，前者对我说：“王唯真太单纯。”后者对我说：“王唯真太厚道。”王唯真受父母的影响，也许还包括遗传基因，他除却上述的优点外，还具有在共产党人中少有的人道主义精神。前边说过，王唯真的艰苦朴素，不是来自老传统，而是来自他的信仰和做人的良知。抗战时期，一批批爱国华侨回国参加抗日，有的去延安，有的参加国军。参加国军的情况我不了解，参加共产党的，包括解放初期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他们中的许多人，都难以逃脱历次政治运动的厄运。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不断深入，这些回国华侨不论遭遇如何，都很难和海外的亲人通讯联系，更不能得到他们的经济援助。侨联下设一个“扶危济贫”机构，对象就是各种各样的难侨。父子俩尽一切可能捐款救助。有人捐几十几百元，他们能捐一千元。除此之外，他们还随时随地对个别难侨或他们的子女给予经济上、物质上的救助。新华社黄亭子有一对贫病交加的中年夫妇，男的叫小龙，女的患癌症。小龙的父亲是抗日战争时回国的华侨，他和妻子早已过世。小龙夫妇每天在黄亭子大院里拾破烂、拣垃圾补助生活。王唯真经常给他们一些帮助。有一次他看见夫妻俩在垃圾箱里扒破烂，立即倾其所有，把浑身上下的口袋翻了一遍，搜出了五百多元全部给了他们，连他自己乘公交车的钱都没有留，只好徒步从黄亭子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三里河家里。几十年来，从王雨亭到王唯真都过着极其节俭的生活。他们把节省下的工资都用来救助难侨了。他们把这看成是一种道义、一种责任。对于千千万万难侨来说，也许是杯水车薪，但在饥饿的年代，在饥饿和专政双重挤压下的人们，哪怕是现在看来最微不足道的物质帮助，也许就可能免去饿死的威胁。

王唯真病故后，家人在他的抽屉里发现他一生的积蓄——四千元人民币。王雨亭老人生前没有给老伴儿孙留下分文，时间走到二十一世纪，社会财富大大增加，王唯真留下了四千元，也许它只够几位新贵哥们一顿便餐，但陈萍很看重，她要把它分给儿女们，儿女们说：“妈，这是爸留下的遗产，该你自己享用。”陈萍先是苦笑，后来哭了。

粉碎四人帮后，逐渐解冻，东南亚的华侨也逐渐能回国观光、探亲、投资，也有些是寻找已死去的受害者，他们是自己的父兄、子女和其他亲人。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差一点饿死在北大荒的王唯真的弟弟王明爱，就充当向导，带领他们去北大荒认一认就地掩埋的死者的坟茔，讲解当年繁重的体力劳动和饥饿的惨状。

美国前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他的一本书中谈到中国和苏联的改革，认为中国比苏联的优越条件之一，是有系恋着祖国的四千万华侨的支持，他们中的一些人很富有、很会理财、很会经营。他指的是改革。实际上从孙中山推翻满清到抗日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华侨对国家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我看过十本以上华侨对国家贡献的书籍和资料，却没有看到一本书写他们为此所付出的代价，所作出的牺牲。

我前边说过，王唯真逝世后和追悼会前的十多天中，我多次给陈萍打电话慰问，有一次连我自己都觉得很突然地问了一句：“王唯真生前是否很痛苦？我指的不是犯病的时候，是在正常情况下。”她哎呀一声说：“他痛苦时白天茶饭不思、夜里辗转难眠，他说，有无数只手拧他的全身，从皮肉拧到内脏。”后来红红也告诉了我类似的情况。我认为王唯真的痛苦包括着巨大的思想矛盾和心理矛盾。这矛盾的内涵还包括他的父亲王雨亭。王老先生回到祖国在最初的激动自豪过后，他的经营理念、办报思想根本排不上用场，还和现实相悖逆。加以他把共产党人理想化，他的做人做事的原则和一些干部格格不入，后来和海外华侨也渐渐失去联系，他的一群子女又备受摧残，他的痛苦究竟有多深？我们已无从知晓，但王唯真知晓。他认为他的自传在华侨中很有代表性，但又苦苦写不出来，这不仅是他逐渐年老体衰，力不从心，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他对王氏家族的兴衰历史，家族成员的命运，他个人的思想情操，在现实生活的碰撞下，找不出一根思想链条串成语言文字，成章成书。

王唯真在多种疾病的折磨下苦苦挣扎，想延长生命，完成宿愿，他却遗憾地走了。他的女儿红红，在她父亲葬礼后就退休了，她要完成她父亲的遗愿。她不仅要整理父亲遗留下的断简残篇，她还要去故乡福建（家乡财产也捐赠给政府了）、去先辈们创业的东南亚一些国家，不是寻找失落的财产，是寻找几代人失落的历史。

新华社资深记者杨继绳为老干部创造了一个闪亮的词儿叫“两头真”，已被广泛认同和运用。说的是有些老干部，起初为了追求民主、自由参加了共产党，经过漫长的崎岖的人生坎坷，到老来又回到起点重新追求民主、自由。这样的老干部固然可尊可敬，但毕竟是少数。我没有充分的材料说明王氏父子是否“两头真”，但他们的“一头真”也真得令人肃然起敬。

王唯真弥留时，我去医院看他，选了几支白色的百合，外用淡紫色纱纸裹装，陈萍举着花束对着他，他凝神看着花，两眼清亮有神，脸上放出奇异的光彩。这是回光反照，我被感动了。我对病床前的男孩说：“你外公年轻时可是一表人才！”陈萍接着说：“他现在也是一表人才。”王唯真最后留下的，留给他的亲人们和友人的，是一个美丽的形象。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7年第4期 陈老总落难石家庄　作者：赵淮青

每当我路过香山知松园，看到镌刻在那块巨大石碑上的陈毅元帅的题诗：“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便情不自禁地缅怀起这位青松般高洁的人物。

1970年初夏，“文革”乱到极点的社会秩序开始少有好转，我奉调从西宁新华社青海分社来到石家庄新华社河北分社。平心而论，我对石家庄这个城市兴趣不大，这是一个新兴的城市，既没有悠久的历史，也没有古老而有特色的建筑物，连条一般城市常有的河流也没有，除了白求恩墓之外，简直找不到像样的名胜古迹，让人感到缺少历史的积淀和韵味。但我一到河北分社，一位同事便告诉我，陈老总如今也在石家庄，被下放到石家庄车辆厂。这个消息倒使我精神为之一振，对石家庄似乎也刮目相看了。

记得是1968年春天，在新华总社举办的各分社部分工作人员“学习班”上，军管小组曾经批判“二月逆流”的“黑干将”陈毅、谭震林等革命元老，但不知为什么，尽管他们骂得唇干舌燥，这些老革命非但未被批倒批臭，名声反而越批越清扬，这恐怕是那些“四人帮”们始料不及的吧！

新闻记者的耳朵长，消息灵通，就在我们的“学习班”上，所谓的“二月逆流”的真相已从各种渠道传来，加之人们善于从当时流传的《红卫兵小报》上所载奇文，作反说正解，几乎什么“机密”也保不住的。大家终于明白了：所谓的“二月逆流”究竟是咋回事。原来是，在1967年2月间，陈老总与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叶帅、徐帅、聂帅，还有谭震林、李富春等副总理，在怀仁堂和京西宾馆召开的两次政治局碰头会上，对“文化大革命”的种种劣迹，表现了极大的愤慨和极大的不理解。他们反对打倒一大片老干部；反对停工停产“闹革命”；反对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反对“弄了一批不懂事的娃娃打头阵”，对老干部、知识分子实行打砸抢，往死里整。他们实在不能容忍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指使红卫兵，把凡是真、善、美的事物，统统置于摧毁之列，把好端端一个国家搞得乌七八糟，天下大乱，大好江山搞得满目疮痍。他们舍得一身剐，站出来说话了！特别是让林彪、江青之流听了跳起来的是，陈老总竟旧话重提，说“延安整风”是整人不择手段的左的风源；还提到应该接受斯大林种种倒行逆施的教训等最敏感的问题，被当时一些红得发紫的秀才——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一伙加油添醋，肆意挑拨，报到毛主席那里，于是“二月逆流”被铁板定案。陈老总被诬为这场所谓“逆流”的“黑干将”、“黑司令”。当我们离开“学习班”之后，又听说，在党的“九大”期间，上海的黑秀才又搞了个什么《陈毅黑话录》，于会间广为散发，结果陈毅被排挤出政治局，只保留了中央委员和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头衔。这位曾经统帅百万雄兵，威震敌胆的元帅，于1969年10月，以“一级战备”为名，被发配到石家庄一家工厂“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

我到石家庄几天后，曾骑车来到市区西部陈老总的住地——桥西烈士陵园隔壁的“小白楼”招待所，当然无缘与他相见，只在门前漫步徘徊多时，却根本不见什么“小白楼”，而是个灰砖平房组成的破败的院子，院内杂草丛生，树木零落，据说原先是一处弃而不用的幼儿园。我在墙外伫立良久，怅然而返。心想，我们敬爱的陈老总确实是被发配流放，削职为民了。

从“文革”之后的揭秘档案中和出版的书报上，更使我逐渐醒悟到，陈老总本来是可以安稳地住在中南海的，条件是对“文革”少发议论，甚至不要开口。这是祸国殃民的江青曾一而再地示意过的。但陈老总根本不听这一套，而是反其道而行，他曾在一些场合表过态：“都快亡党亡国了，此时不说，更待何时！”也曾义愤填膺地说过：“那么多老干部和知识分子，都被整死了，自杀了，再不说话，老是哼哼哈哈，我这个共产党员便一个铜子也不值！”在一次会上，他还说过：“‘八大’政治报告没有写上毛泽东思想，是政治局集体讨论通过的，怎能叫刘少奇一人负责？”就是毛泽东在场，他也照说不误，比如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之前，毛主席亲自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仗势欺人，指着鼻子训斥刘少奇，声色俱厉地骂他镇压了革命小将，让他到清华大学当众检讨。此时此刻会场上噤若寒蝉，而陈老总却开口了：“我觉得这样做不妥。派工作组是当时的困难局面造成的。他去清华，下不来台怎么办？回不来怎么办？你们考虑过后果没有？有错误可以在我们这个会上批评嘛！”几句话说得会场鸦雀无声，许多人都为陈老总的命运捏着一把汗，为他担着一份心。而陈老总初衷不改，该说什么照样说。他又对归国留学生说：“把朱老总说成是大军阀，把贺龙同志说成是大土匪，这是给共产党的脸上抹黑！”“给对外使节戴高帽子，要他们在外国人面前弯腰撅屁股，这是伤害我们国家的尊严！这种在全世界面前出丑的事，我当一天外交部长就不能答应！”……陈老总这些不顾个人安危、掷地有声、正气凛然的话都被记录在案，不知感动和教育了多少心有良知的国人，也气得江青之流跳起来，自然也埋伏了他个人多舛不幸的命运。

当陈老总到达石家庄车辆厂之前，厂军管小组曾接到河北省革委会的指示，大意是：陈毅要到你厂调研和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你们要向大家讲清楚，此人一贯反对毛主席，是个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之间的人物，他参加党的“九大”，是作为右的代表出席的，他来后，厂里可为他安排一个办公室，一周上三个半天的班，与工人一起参加活动……

有一天，陈老总穿一身蓝色的干部装来上班了，他到车间与工人坐在一条长板凳上，喝着工人递过来的搪瓷茶缸大碗茶，与工人们谈笑风生。人心是杆秤，不论上边怎么指示，工人们对老总还是亲热的。老总通过谈家常，了解工人们的生产、生活情况。班组会上，大家爱听他的发言，总是忘记“他讲话不要鼓掌”的上级指示，情不自禁地拍起手来。开头，有的工人称呼老总为首长，他马上制止，“不要这样叫，我是一个老兵，叫我陈同志或老陈，不是挺好吗？”

那会儿时兴毛主席指示贯彻执行不过夜，我们分社女记者韩舞燕去这家工厂了解有关情况，有幸见到陈老总。只见他坐在小会议室的角落里，只抽烟，不发言，但小韩觉得老总那张脸还像从前一样威仪俨然。厂里有位刘师傅也曾对我说过：“陈老总的处境虽然有了这样大的变化，但他襟怀坦白，感人的真诚没有变。”老刘还说：“我与他说话很投缘。有一次老总问我：‘在厂里，你是哪一派呀？’我说：‘我是比较保守的那一派，保皇派。’老总接上说：‘我也是保皇派，最大的保皇派。’说完嗨嗨地笑起来。记得老总还说过：“我总认为，如果中央有人犯了错误，领导层用开会的形式，也可以解决嘛！为什么非要搞这么一场运动呢？实在不理解。”

我到石家庄后，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采访全省先进单位——正定县三角村生产大队。县委宣传部的干事小刘曾对我谈起陈老总到三角村参观的事，令我感慨良多。他对我说：“陈老总那次来，是我接待的，可以把全过程讲给你听听。”

有天上午，村前来了一辆灰色小汽车，最先下来的是张茜同志，她微笑着对大伙儿说：“陈老总向大家学习来啦！”她这一说倒把我的脸说得火辣辣的，因为我们中间，除大队领导外，县上领导一个也没有，我算是最大的‘干部’啦。接着陈老总也笑眯眯地下车了，我觉得老总的脸色不算好，不像照片上那么精神了，车上只有一名司机，连个警卫员也没有。我们把他们请到大队会议室，没有准备烟茶，只有大碗白开水。对这种接待规格，陈老总并不介意，依然说说笑笑，挺和蔼的。我抽的烟是两角六分钱的上海“飞马牌”，想敬老总一支又不好意思，倒是老总先开口了：“小同志，你抽的是什么烟呀？”一句话使我明白过来，老总大概没带烟，赶紧给他敬了一支“飞马牌”。老总接过烟，又掏出一元钱，请队里人到村供销社去买烟，买来的是郑州出产的两盒“前门牌”烟，他给在座每个人递了一支。他的表情挺亲切，说的四川话大家也能听懂。记得他还就近到庄稼地看了看，走访了几户社员，我们也没给社员介绍他是谁，他看到解放这么多年，群众生活依然很苦，心中不是滋味，这从他紧锁的眉头可以看出来。

石家庄地区的赞皇县位于太行山麓，抗日战争时期曾是晋冀鲁豫地区129师领导机关所在地，是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战斗的地方。陈老总来到这里，像旧地重游似的，处处有战友的足迹。我在赞皇县听说，当地领导对于陈老总并不管“接待要低规格”那一套，使他感到宾至如归。赞皇县出产的大红枣，肉厚香甜，远近闻名，县里要送他几斤，老总一定要自己掏钱。消息传到省里，不料那位“文革”初期奉命接管北京市委，后来成为河北省革委会主任的“华北王”大发雷霆，说什么“他陈毅下来是接受改造的，下乡去买的什么土特产呀！”有人对我谈起这件事，使我想起“龙困沙滩，虎落平阳”的故事，心想省里这位领导也是个老革命了，假如还有点正义和良知的话，对当年这位叱咤风云，为党为国立下汗马功劳的人物的目前处境，即便不能像周恩来总理那样明打明地加以保护，也该在暗中给予同情和关爱吧，怎可火上加油，相煎太急呢？可惜他只唯上，不唯真，向轻点说，也许是缺少点独立思考的能力吧，嗟乎悲夫！

平山县的干部告诉我，陈老总到石家庄后，第一次下乡是到西柏坡。在那里，他没有受到冷落，没有尝到世态炎凉的滋味，使他心里暖烘烘的。他见到村干部像见了亲人，与他们一起吃了庄稼人的饭，喝了庄稼人的酒，像“少小离家老大回”那样。他好久没有这样开怀大笑了，也许是因为多喝了几杯，话也多起来，他说：“我是犯了错误的人哪！”嘴角却有几分不易察觉的轻蔑，一位上岁数的村干部应对道：“你陈老总是甚样人，谁不知道呀！你可是有大功劳的人哪！”当陈老总返回石家庄时，刚走出村口，就被在田间劳动的乡亲们认出来了，大家把他围起来，每个人都想对他说几句话，恋恋不舍地目送他的汽车转过山脚。

夫人张茜在石家庄制药厂劳动，她回到住地还要操持繁重的家务。加之精神压抑，身体愈加羸弱，强打精神支撑这个“家”。当她要拆洗被褥、床单这些大件时，老总也来打打下手，可惜没人把当时这些“景观”拍摄下来。

陈老总这一生，多次被贬，多次蒙冤，所受诬陷和冷遇数不清，但每次都不能把他打趴下，而且越战越强，百炼成钢。在北京，在副总理、外交部长的岗位上，繁重的工作任务，使他忙得喘不过气来，恨不能把一天变成48小时。而在石家庄，鬼也不上门，电话铃声难得听到，文件也看不上。他有时拿出几本唐诗宋词来翻翻，在走廊上走走，听墙外凌厉的寒风，看窗外萧疏的云树，哼几句年轻时爱唱的歌，比如《马赛曲》什么的，以寄托青年时代的雄心壮志。而此时此刻，这位有胆有识有战略眼光的元帅，“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变得孤陋寡闻。虽少言寡语，却忧心忡忡。大家知道，陈老总爱好诗词，爱读也爱写。在石家庄那些日子，他偶尔也吟咏自己过去写过的诗，比如那首《赠同志》：“二十年来是与非，一生能有几安危；莫道浮云终蔽日，严冬过去绽春蕾。”还有那首“文革”初期写的：“西山红叶好，霜重色愈浓，革命亦如此，斗争见英雄！”这些诗穿过岁月风尘，包涵着无穷的追忆、沧桑和感慨，都是他喜欢温故而知新的。

尽管陈老总一生中受过多次大的打击，但他无怨无悔，宁愿承担自己光明磊落的言行所造成的一切不应有的后果。如今他似乎已经抛弃了一切个人崇拜和尊崇，放弃了一切权势和荣辱，又无可奈何地接受了一切本不该接受的命运安排。但他绝不依靠哪方神圣的恩赐，更不屑看谁人的眼色行事，有的只是博大的胸襟和悲天悯人的情怀。夜深不寐时，他时刻挂念着他的孩子们，更挂念着少奇、贺龙、陶铸……以及所有共过患难的战友们。如今他们栖身何处？他们的命运如何？这使他忧心如焚。祖国这条大船何时能端正航向呢？！

在北京，在“文革”中的头两年，陈老总没完没了地被批斗，被“砸烂狗头”，但从不低下他那英雄的头颅。中国共产党要向何处去？这位从来对祖国的命运怀有强烈使命感的人物怎能不霜雪满头，身染沉疴呢？1970年六七月间，他开始腹泻肚痛，有时夜晚痛得醒来。张茜焦急万分，而老总还大咧咧地说：“你愁个啥，会挺过去的！”

1970年9月下旬，陈老总接到要他去庐山参加“九届二中全会”的通知，只能带病前往了。未料这位从“桃花源”中来，对上层政治斗争所知甚少的人，又一脚踏进陷阱里。在会上，他被分配到“华北组”，看到有几位不指名的骂狗头军师张春桥，他也气不打一处来，骂上几句；听到有些人在发言中希望毛泽东兼任国家主席，他也随声附和，谁知又“站错了队”，真是动辄得咎，出口就错呀！

政治上的“雪上加霜”，加重了他的病情。当时林彪同伙黄永胜还在台上，他向黄请假回京治病，被黄粗暴地驳回。回石家庄后，度日如年，张茜这才给周恩来写信，周总理指示：尽快回京，径直到301医院。动身那天是1970年10月20日，陈老总从此离开了那个给他留下许多不愉快记忆的石家庄。可是谁知301医院当时还被林彪死党控制，他们的政策是：治病要为政治服务，要服从“专案”要求。屡屡告诫医务人员与陈毅划清界限，对他的病采取了敷衍和拖延的卑鄙伎俩。先推拖没有床位，后把癌症诊断为“阑尾炎”，前前后后耽误了整整半年时间。当1971年确诊为结肠癌时，病情已经是晚期，错过了有效的治疗期，周恩来总理虽然采取了多种抢救措施，也回天无力了。

1972年元月初的一个早晨，天还麻麻亮，有人敲我的门，站在门前的是著名中医大夫蒋伯鸾老人，此人在针灸上有不少绝招，是天津妇孺皆知的“金针大王”。他阴沉着脸，声音有些颤抖地对我说：“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陈老总去世了。”我的头嗡了一下，两人相对无言。这样一件平常的事，说明人心的向背，说明老百姓对陈老总的深情。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7年第4期 蔡元培与中国共产党　作者：张家康

蔡元培在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校风校格，于是，马克思主义在北大可以作为学术自由讨论，从而聚首了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启蒙者，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便是由这些人担当的。后来，他虽然和中国共产党也曾有过不愉快的“过节”，但是，他在晚年主事民权同盟、投身全民抗日救亡运动时，又与中国共产党声应气求、殊途同归。他一生救助过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历史应该铭记他的不朽功德。

卓见

蔡元培长北京大学后，给大学下了最精辟的定义：“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礼记》、《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他相信各种思想都有其存在的理由，而不应对其存有偏见。他认为，一个有远见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应该为各种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提供宽松的环境，以营造一个多元的思想、学术发展的空间。他任校长前，北京大学一仍晚清封建衙门的旧习，可谓陈腐不堪，改革旧北大已成为当务之急。北大改革千头万绪，文科改革理应率先垂范。可是，文科学长久乏其人，此事令他着急犯愁。当他走访北京医专汤尔和与北大教授沈尹默时，他们都一致推荐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并以10多本《新青年》相赠，称陈独秀“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

他和陈独秀有过交往，都曾是爱国协会会员，同在上海的一家实验室做过炸药的实验，试图以暗杀和暴动的手段，推翻满清反动政府，陈独秀的“毅力和责任心”，给他留下深刻的影响。他怀着求贤若渴的心情，登门拜访，聘请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1917年1月4日，他正式就任校长职，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可见其对陈独秀之倚重，对文科改革之期望。

于是，激荡旧中国的思想文化革命，便由陈独秀和《新青年》以文学革命为突破口，在北大以锋不可挡之势而兴起狂澜。在北大可以自由办报办刊，自由讨论各种学说和主义，一向封闭、僵化的校园，顿时洋溢着开放、自由的清鲜空气。他对北大的文科改革是满意的，时隔多年，还说自陈独秀任文科学长后，北大“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空气，遂大流行。”北大之所以能出现如此民主自由的生存空间，是得益于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蔡元培逝世后，陈独秀在忆及往事时，还极富感情地说，蔡元培“这样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

蔡元培并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但是，他却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知识，可以在北大进行研究和讨论。1920年3月，北京大学学生罗章龙、邓中夏等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扩大影响、发展会员，罗章龙草拟一启事，请他批准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他当即同意。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时，他应邀出席并发表演讲。当他得知研究会没有固定的活动场所时，便让校务处腾出二间房屋，一间当办公室，一间当图书室。这样做立即遭到非议和责难，有些人径自向他说：“今后学校不得太平了。”马克思主义从诞生的那天起，便不能见容于当时的主流话语，一直被作为异端邪说受到排斥和压抑，可是，蔡元培却能力排众议，使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北大自由讨论。

这种容纳异己、兼容并包的思想，受到北京军阀政府的严词恫吓，安福系机关报《公言报》撰文说：“蔡元培氏自长北大以来，引用非人，败坏士习，有目共睹。蔡氏夙隶国民党，比年复借教育家之美名，实行灌输社会革命、无政府等等邪说，阴为破坏举动，而己则肥遁鸣高，聚群不逞之徒为之羽翼。”他们将北大出现的新思潮视为洪水猛兽，京师警察总监朱深便告诫同僚：“诸君不可视蔡元培为一书生，当视为十万雄师，吾人不可不以全副武装对付。”在武人的森然可怖的刀刃面前，他没有退缩，而是针锋相对，为新思潮辩言。他在《新青年》发表《洪水和猛兽》一文，说：

我以为用洪水来比新思潮，很有几分相像，他的来势很勇猛，把旧的习惯冲破了，总有一部分人感受痛苦，仿佛水势太旺，旧有的河槽，不能受他，就泛滥到岸上，把田庐都扫荡了。

……

猛兽，恰好作军阀的写照。……现在军阀的要人，都有几百万、几千万的家产。

奢侈的了不得；别种好的作工的人，穷的饿死，这不是率兽食人的样子么？现在天津、北京的军人，受了要人的指使，乱打爱国的青年，岂不明明是猛兽的派头么？

众所周知，陈独秀和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作为身体力行的革命家，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为阵地，在北大集聚了一大批向往科学与民主的青年知识分子。而李大钊则是在中国最早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他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也是在北大进行的。1917年11月，李大钊被聘为北大图书馆主任，后又被授予经济、史学系教授。他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文章，都是在北大任职时发表的。

青年毛泽东也曾受到过蔡元培的照拂。1918年9月，长沙新民学会的一些成员决定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萧瑜、熊民楚、章根弟四人来到北京。毛泽东没有赴法勤工俭学，准备留在北大一边工作，一边读书。他原想搞份清洁工就可以了，没曾想为蔡元培知晓，没有让毛泽东去当清洁工，而是写信给李大钊，安排毛泽东在图书馆当助理员。青年毛泽东再也不为在京的生活犯愁了，而更重要的是他有了自学读书、结识名流学者和有志青年的机会。毛泽东由此而结识陈独秀、李大钊，从而为他的早期政治活动奠定了基础。为此，毛泽东极为敬佩蔡元培，恭恭敬敬地称其为“夫子大人”，并以晚生弟子相许。

五四运动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已在酝酿之中。1920年8月，陈独秀已在上海组建中国共产党。北大学生张国焘带着李大钊的口信，来上海与陈独秀联系。恰在此时，蔡元培也因事来到上海，张国焘出于师生情谊，往西藏路一品香旅社看望，告诉蔡元培自己现在住在陈独秀家，很受其影响，并愿意追随共产主义运动，特来聆听校长的教诲。张国焘回忆说：

一向信仰无政府主义的蔡先生表示：看来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无政府主义者始终没有组织，这是一个弱点。马克思主义者要有作为，就应该赶快组织起来。蔡先生平素是很客气的，不愿对人浇冷水，但对自己的学生们则很直率，他这次赞同我所采取的途径，显然不是敷衍式的客套话。

蔡元培对社会主义有着自己的理解和阐释，他为李季翻译的《社会主义史》所作的序说，社会主义“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意义，且含有男女平等主义。”当年的北大学生、中共早期领导人罗章龙生前在《追忆蔡孑民校长》一文中说：

蔡先生不聘请李大钊、陈独秀等到北大工作，那么共产党的活动就不会在北大开展；北大不会成为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不会成为最早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最早成立共产主义小组的地方。

追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建党初期的50几个党员中，北大的共产党员就占了相当的比例，如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邓中夏、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高君宇、何孟雄等，和北大图书馆助理员毛泽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北京大学之所以成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发源地，它的必然合理性来源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宽松环境，受惠于蔡元培博大宽阔的胸怀和容纳异己的雅量。

过节

蔡元培是个著名的民主主义者，在寻求救国的方法时，选择的是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道路。当其理想破灭时，也知道是军阀专制、政治腐败所致。然而，他却不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的理论，走的依然是一条改良主义的道路。1922年5月，他领衔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好人政府”的改良设想。“好人政府”的设想落空后，又提出辞职的要求，并发表《关于不合作宣言》，认为：“我国近年来许多纠纷的事情，都是由不知退的小人酿成的。”他甚至天真地认为，如果好人都退出政府，那么，这个腐败政府也就自然倒台。

中国共产党不同意他的改良主义的思想，陈独秀在中央机关报《向导》上发表文章说：“蔡校长为恶浊政治的空气所逼，愤而辞职，且正式发表宣言，历数政府国会之糊涂、堕落、无人格，他这种高尚洁己的品行，我们当然要承认他比一班仍在北京‘供职的小人和庸才’高明得万倍。”但是，作为“贤者”的蔡元培恰恰有着“消极”和“非民众”的“两个观念的缺点。”文章认为对待恶浊政治的态度，“必须彻头彻尾采取积极苦战恶斗方法，”必须发动“全国有良心、有能力的士、农、工商大民众。”而“好人政府”和“不合作主义”，却“走到了退避怯懦的路上去，不啻为恶浊政治延长生命。”

中国共产党的警示和老友的劝告，并没能使他觉醒过来，他还是深信不合作主义。1923年10月10日，他在比利时沙洛埃劳工大学讲演时说：“现在世界最大的问题，是劳工与资本的交涉。在俄国已经执行最激烈的办法，为各国所恐怖。也有疑中国的鲍尔希维克化的，但中国决用不着这种过虑。”“决用不着马克思的阶级战争主义，决没有赤化的疑虑。”

可是，不到二年，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爆发，他竟在致北京大学的电文中说：“间闻过激，颇滋疑虑。请纯用不合作主义促对方反省。……言论上务以平等、公道为标帜，避去偏激名词。”显然，他对五卅惨案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磅礴于全国的反帝爱国运动，心中多有疑虑，感情上也难以认同。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陈独秀和李大钊便同孙中山等商谈国共合作问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孙中山执意要实行党内合作，即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虽然，第一次国共合作取得了北伐革命的伟大胜利，但是，两个性质迥然不同的政党，在实行党内合作的实际操作过程中，确实遇到了一些技术性的问题。陈独秀对这种与国民党“捆绑成夫妻”的做法，一直持怀疑的态度。他在与张国焘的一次谈话中，甚至以推己及人的态度说：“中共如果遵照国民党的意见，取消在国民党内的党团组织，这无异是将我们的组织熔化在国民党内，没有独立性了，这是我们做不到的事。但要国民党默认中共在国民党内有党团存在，也是做不到的。”他甚至感慨地说：“如果我是国民党人，也要反对中共这种党团组织的办法。”

国民党内的一些人，对共产党这个富有朝气的政党历有成见，总想将共产党熔化在自己的组织中，吴稚晖便是最为典型的一个。1927年3月6日晚，吴稚晖和陈独秀相会，吴问陈，中国实行共产主义须若干年？这位率直的中共领袖竟不假思索地说，尚须20年。于是，吴稚晖便以此造舆论说，共产党要在20年内消灭国民党，以求得蔡元培等国民党元老，对其清党反共提案的支持。3月21日，邵元冲告诉蔡元培，蒋介石已决心与共产党分离。

半个月后，蒋介石在上海相约邵元冲、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张静江等，讨论与共产党分裂的实施办法。中国共产党已察觉到国共分裂的暗流，陈独秀为防止老友卷入这一历史是非的旋涡之中，曾约蔡元培相会于亚东图书馆，临别时，陈独秀诚恳相告：“防止党内的左倾，防止党外的右倾”。显然，“党外的右倾”，指的便是萌芽中的清党反共的倾向。

遗憾的是，他没有听从老友的忠告，而是身不由己地往斜路上滑行。1927年4月2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上海举行会议，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蔡元培、古应芬等出席，由蔡元培主持会议，吴稚晖提出《请办覆党卖国之共产派党员案》，这个议案指出：“公推蔡元培为主席，由吴敬恒提出共产党连结容纳于国民党之共产党员，同有谋叛证据一案。……姑将所开各人及各地共产党首要危险分子，经党部举发者，就近知照公安局或军警暂时分别看管监视，免致活动，致酿成不及阻止之叛乱行为。”蒋介石正是利用这一议案，于10日后，发起充满血腥气的弥漫上海滩的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终于破裂，一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丧身在枪弹刀棍之下。

在人们印象中，蔡元培乃一至善贤者，国人的历史陈述中难以有其清党反共的心理预期。然而，无情的事实是，他作为一位国民党元老，从维护国民党一党一派的狭隘利益出发，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已呈勃然气势时，他已是心有余悸，再加上吴稚晖等人的蛊惑、怂恿，他终于招架不住了。况且，他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也是一直持怀疑和排斥的态度，所以，他的清党分共纯是出于思想、政治上的自觉行动，而不是什么受他人唆使、挑拨的被动行为。

1934年1月9日，他读到香港《平民日报》的一篇文章，文章在谈到清党运动时，着意为他解脱，而将责任全诿于吴稚晖，他阅后在报上批语曰，此文“于我多恕词，而于稚晖多责备。”柳亚子是他的学生，师生情谊亲密，在《纪念蔡孑民先生》一文中，对这段“过节”毫不回护，文章说：

蔡先生一生和平敦厚，蔼然使人如坐春风，但在民国十六年上半年，却动了一些火气，参加清党运动。

当然，他的清党分共的本意，无非是两党分家。他还试图以“法治”的方式清党分共，全然没有料到蒋介石会大开杀戒，酿成惨祸。他是一个忠厚长者，决不忍戕害和杀戮青年。可是，眼前所见的桩桩血案，已是惨不忍睹，他唯一能做的是尽其所能，保护青年。“四·一二”清党开始，有人向他告密说，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朱宜权是共产党员，他立即派亲信通知朱宜权离开上海。这样，朱宜权才免遭毒手。

国民党清党后，各省都成立了清党委员会，他为浙江省清党委员会委员。浙江的清党一开始便十分严厉，凡涉嫌者，抓到便杀。4月16日晚，仅从陆军监狱提出的20多人，便在片刻间杀尽。他对此惶惶不安，第二天，便将专司此事的人找来，很严肃地说：

我们万不能随便杀人！昨天那样办，太草率，太不好了。此后必须审慎！抓人，必须事先调查清楚，始可逮捕；定罪，必须审问清楚，证据明白，才可判决；杀人，必须其人罪大恶极，经会议决定，始可执行。青年误入歧途的很多，必须使人有个反省的机会才好。

他毕竟是个重“法治”的人，一向主张保障人权，当然反对“随便杀人”。正是受他的影响，浙江成立了特别法庭和反省院，以防止乱捕滥杀。

楷模

1931年6月15日，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以所谓共产党嫌疑的罪名，逮捕了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牛兰（Noulens）夫妇。牛兰是共产国际远东局秘书，公开职务是“泛太平洋产业同盟办事处”秘书，暗地担负组织和资助中国工人运动的任务。牛兰夫妇被捕后，在狱中四次绝食，生命垂危。蔡元培与宋庆龄闻讯后，多次过问此事，并且致电国民政府：“请求特赦牛兰夫妇。”不久，陈独秀等人也被捕入狱。蔡元培等又给国民党当局去电报，要求“开其自新之路”。没想到这一纸电文，却遭到国民党南京市党部的警告，称蔡元培等“电请保释，系徇情蔽护，为反动张目。”蔡元培并没被吓倒，竟两次来监狱看望陈独秀，并为再版的《独秀文存》作序。

在参与营救牛兰夫妇、陈独秀、邓演达等的实践活动中，他与宋庆龄、杨杏佛已经酝酿成立一个组织，动员国内外一切进步人士参与行动，共同营救政治犯，以保障人民民主自由的权利。1932年12月18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正式成立，总会设在上海，主席宋庆龄，副主席蔡元培，总干事杨杏佛。12月30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蔡元培在会上发表演说，他说，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服务宗旨是保障人权，“既同是人，就有一种共同应保障的普通人权。所以，我等第一，无党派的成见，”第二，“无国家的界限，”第三，“对于已定罪或未定罪的人，亦无甚区别。”

他和宋庆龄等已将营救政治犯的私人行为，泛化为社会知名人士参与的有组织的社会性行为，并产生出具有影响的作用力。牛兰夫妇、陈独秀、许德珩、侯外庐、刘煜生、廖承志、丁玲、罗登贤、陈赓、余文化、陈广、陈淑英等人，都曾不同程度的得到民权保障同盟的营救和关心。

他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行动，为国民党当局所不容。1933年2月12日，国民党南京市党部执委作出决议：“蔡元培、宋庆龄等擅组民权保障同盟，发表宣言，保障反革命及共党要犯，实破坏本党威信，逾越中委职权，应请中央解散该团体，并于蔡、宋等以警告。”反动派不惜采取卑劣的特务手段，对民权保障同盟的主要领导人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恐吓威胁，恫吓不成，便真的下毒手。6月18日上午8时，杨杏佛为国民党特务所暗杀。蔡元培知道后悲痛愤慨，在去殡仪馆处理善后时，对《申报》记者说：“杨先生为一文人，遭此非常变故，人民生命毫无保障。”杨杏佛遇害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被迫停止活动，人权保障活动刚刚出现的一点星光，就被专制独裁的国民党政权掐灭了。

鲁迅说：“打死杨杏佛，原是对于孙夫人和蔡先生的警告，但他们是坚决的。”蔡元培不畏强权，仍为保障人权而斗争。10月，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被查禁，他连发两电，要求国民党解禁。次年3月，何香凝之婿、共产党员李少石被捕，他又给最高当局去函去电，要求无罪开释。1935年2月，瞿秋白被捕后，他受鲁迅之托设法营救。在国民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他提出：瞿秋白很有文学天才，中国不可多得，应网开一面，惜护人才。但是，却遭到戴季陶等人的坚决反对。浙江最早的共产党员徐梅坤，1927年7月在肖山县被捕后，关押于杭州陆军监狱长达九年，这年冬，由于他出具保状，徐梅坤才走出牢房。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已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可是，时为行政院外交部长的汪精卫，却暴露出明显的亲日倾向，作为多年的老朋友，蔡元培多次劝其改变态度，投身于全民族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去。一次，汪精卫在南京请他吃饭，他在席间说：“我们应该坚定，应该以大无畏的精神去抵抗，我们的后辈也抵抗。中国一定有出路。”说话间两行热泪潸然而下，泪珠滴入汤盘中，他竟和着汤一道喝了下去，举座无不感动。

他已近古稀之年，身体日渐衰弱，加之患有多年足疾，确实难以承负繁杂的社会工作。于是，他发表启事说：“虽承各方体谅，不以奔走权门，创捐巨资相责，而文书画诺，会议主席，与及其他排难解纷、筹款置产之类，亦已应接不暇，衰老之躯，不复堪此。”然而，只要是抗日的社会活动，他还是要拖着疲弱之躯，勉力担当。抗战爆发后，他担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国际宣传委员会委员，与各大学校长联名致电九国公约会议，呼吁国际社会制止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他还领衔发表全国大学校长、教授宣言，控诉日本破坏我国文化机关的罪行。

1937年11月27日，他由丁燮林及妻弟周子竟陪同到香港养病。在香港期间，他仍为全民抗战而奔波操劳。次年5月20日，保卫中国大同盟和香港国防医药筹赈会举办美术展览会，他参观后发表振奋人心的演讲，他说：

抗战期间所最需要的是人人有宁静的头脑，又有强毅的意志。‘羽扇纶巾’，‘轻裘缓带’，‘胜亦不骄，败亦不馁’，是何等宁静！‘衽金革，死而不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何等强毅！这种宁静而强毅的精神，不但前方冲锋陷阵的将士，不可不有；就是后方供给军需，救护伤兵，拯济难民及其他从事于不能停顿之学术或事业者，亦不可不有。

9月23日，他又领衔与郭沫若等致电国际联盟大会主席，要求国际社会对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制裁。

中国共产党十分关注蔡元培的抗日言行，由衷地敬佩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主义气节。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致信国民党中央并转全体国民党员信，提出在抗日的大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9月22日，毛泽东即给蔡元培发来一函，再提中国共产党关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创议，信中说：

共产党创议抗日统一战线，国人皆曰可行，知先生亦必曰可行，独于当权在势之衮衮诸公或则曰不可行，……八月二十五日，共产党致国民党书，虽旧策之重提，实救亡之至计，先生将何以处此耶？……从同志从朋友称述先生同情抗日救国事业，闻之而欢欣者，更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必为全民族之诚实儿女毫无疑义也。

他虽然没有给毛泽东复信，但是，对国共两党的抗日态度，却有着自己的独立思考。他对前来探望的刘海粟说：“现在大片国土沦丧，人民流离失所，当权者对救国大业是包而不办。”不满情绪已溢于言表。反之，他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却是心驰神往。1938年4月23日，吴玉章由欧洲回国，道经香港，前来拜访，两人亲切交谈，吴玉章重叙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话题，他听后尤为高兴，为国共两党能化干戈为玉帛，共赴国难，同抵外侮而欣喜鼓舞。他对吴玉章说：“国共能重新合作、共赴国难，为国家民族之大幸也。”

鲁迅生前曾对冯雪峰说：“其实像蔡先生也还是一般地赞成进步，并不反对共产党而已。到底共产党革命是怎么一回事，他就不甚了然，他甚至于悲愤地说：国民党为了想消灭政治上的敌人连民族的存亡都可以不顾，这是他所始料不及的。可知他同情革命者，也不过是为了民族而已。”确如鲁迅所说，蔡元培对共产党的革命不甚了然，正是因为不甚了然，所以，他才想多了解一些共产党革命的真实情况。1939年8月，已过古稀之年的他，在病中阅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和其夫人韦尔斯的《续西行漫记》。他读得很认真，在日记上记下了每一章的标题，还特别记下：“其第三章中有‘共产党基本政策，’‘论对日战争’等节，述毛泽东的意见，颇详。”“第五章之等到他醒来的时候，对于中国前途的希望，说得甚为恳切。”他对毛泽东论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尤为关注，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前途充满胜利的信心。

中国共产党始终敬仰蔡元培的高风亮节。1940年2月5日，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在延安成立，毛泽东和陈云等出席会议并讲话，公推蔡元培为名誉主席。半个月后，延安举行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毛泽东出席会议并作著名的《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的演说，会议又通过蔡元培为名誉主席团成员。3月5日，蔡元培病逝于香港。3月7日，毛泽东即发来唁电：

香港九龙奥士甸道蔡孑民先生家属礼鉴：孑民先生，学界泰斗，人世楷模，遽归道山，震悼曷极，谨电驰唁，尚祈节哀。

3月9日，中共中央又发来唁电，并派廖承志专程前来吊唁。4月14日下午，延安各界千余人在中央大礼堂举行蔡元培、吴承仕二先生追悼大会，会场悬满挽联，周恩来送的挽联是：

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

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这是对蔡元培一生精确、崇高的历史评价，中国共产党人永远缅怀和纪念这位为民族复兴而不懈奋斗的哲人和先贤。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7年第4期 “舆论监督”的一件逸闻　作者：戴澍霖

1947年8月11日，我军取得了强攻苏北盐城的重大胜利，在残敌投降的盐城中学的土圩子里，我作为刚成立不久的新华社苏北前线支社的记者，与另一位记者陈清伦，在圩内搜集敌人的乱七八糟的宣传品和零星报纸。在当年7月29日的《中央日报》第四版头条，居然刊登了《孚中暨扬子公司破坏进出口条例 财经两部奉令查明》的消息，揭露孔祥熙、宋子文的这两家公司利用政治特权，八个月内向中央银行结汇了3亿8千多万美元，占国内同期售出外汇的88%……

这使我们很纳闷：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是我们的口头禅，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怎么也骂起宋子文、孔祥熙来了？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百思莫解，只有把这当作一个谜，待日后再探究吧！

1949年4月，强渡长江，南京解放。我从《中央日报》我方地下党的同志和一些想方设法坚决留在大陆而拒去台湾的报社工作人员口中，才摸清了这档子事的原原委委。

原来那时《中央日报》的副总编辑兼采访主任陆铿，是个直性子，外号“天声”。他曾受肖乾引导，做了新闻工作。他主张“先日报，后中央”和“新闻第一”。1947年夏，孔祥熙、宋子文以“扬子”和“孚中”两公司的名义，向中央银行结汇3亿8千多万美元（当时美元与黑市价相差十多倍），从国外购买禁止进口的汽车、无线电器材等，运到上海抛售，牟取巨额利润。当年5月，在国民党的“国民参政会”上，素有“黄大炮”之称的贵州籍参政员黄宇人为此开了一炮，并吁请当局从速彻查，惊得与会参政员都面面相觑。在国民党的“国民参政会”上，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部长俞鸿钧答复这一质询时，开口闭口都是“最高当局”的“意思”和“指示”如何如何，驴头不对马嘴。这使得当时在会上采访的陆铿非常气愤。他一回到《中央日报》，就布置全体记者，集中全力设法搞到这一案件的全部材料。最后终于在青年党人陈启天主持的经济部里，将财政部和经济部的调查报告，连骗带偷地弄了出来。他随即发动好几个记者、编辑加紧誊抄，连夜派人将原件送还经济部商业司司长邓翰良。第二天，即1947年7月29日，《中央日报》第四版头条就刊出了那样的消息。这立即引起了中外轰动。上海的《申报》、《大公报》、《新闻报》都纷纷转载；外国驻南京的记者也将这个消息传到国外。宋美龄为此大耍美女之威风，一定要蒋介石追究责任，否则就和他离婚。

当天下午，蒋介石就在黄埔路的“官邸”，召集紧急会议。蒋介石在会上泼口大骂“娘希×”，一定要追究责任。同时，老蒋和他的“智囊”们还作了各种分析研究：这是个人的职业冲动，还是政治图谋？是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还是共产党人在其中捣乱？当时侍从室主任陈布雷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央日报》主笔陶希圣判断：可能是尾大不掉的陆铿等人的职业冲动而胡干的。但老蒋不相信，决定叫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李惟果和副部长陶希圣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正副部长的名义，直接找陆铿弄清消息来源，然后再作处理。

经过两次谈话，陆铿坚决表示新闻记者有不泄露消息来源的义务,并说这是必须遵守的信条。至于发表这消息的动机，完全是为国民党着想，而不是使国民党更坏。至于蒋介石说什么他是“总裁”，陆铿是党员，他以“总裁”的身份命令陆铿立即讲出消息来源，陆铿回答的是：“那好，我马上退出国民党。”

这两次交谈后，陆铿接着就打起了小包袱，准备坐牢。8月2日听说李惟果驾车来到《中央日报》楼下，陆铿即拎着包袱下楼。李惟果一见这模样，就问他这是干什么，他说准备坐牢。李惟果说：“瞎说！总裁要亲自问问你！”

李惟果边说，边把陆铿拉上汽车，直开黄埔路的“官邸”。蒋介石见了陆铿第一句就问：“什么人告诉你的？你说！”

陆铿说：“能不能让我多说两句？”

老蒋很不耐烦，但也没说“不可”。于是陆铿就将自己见到的国民党多种腐败现象脱口而出，特别把他在豫北采访王仲廉部的亲身感受，详详细细地和盘尽托。他说前方士兵艰苦作战时想喝一口水都不可得，因为国家没钱给他们买水壶；而后方的官僚们却穷奢极侈，国人的怨恨都集中在孔祥熙、宋子文身上。《中央日报》揭露孔、宋等中央大员，正表示国民党“不同流合污”，蒋总裁是“大公无私”……说了一些“捧场”的话。

陆铿一口气说了半个小时，最后要求蒋介石给予处分，李惟果马上站起来说：“报告总裁：惟果负责宣传部，有负总裁嘱托之重，请求给惟果处分。”蒋介石脸上的怒气全消了。他也跟着站了起来竟连着说：“我什么人也不给处分，我什么人也不给处分。”

于是，这场闹剧就此关门拉倒。

事后，陆铿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处获悉：原来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特使魏德迈跟蒋介石谈话时，无意中谈到这件事，竟赞扬这是“民主的表现”。老蒋听了就更加不了了之了，并以此说服了宋美龄。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7年第4期 北平《解放》报往事　作者：孟中洋

1946年2月，在北平诞生了一份名为《解放》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这是我党、我军在平津地区及华北、华中国民党统治区惟一公开发行的报纸，由于仅存三个月就被国民党查封，多年来在中共党史和新闻史上多被忽视而少有关注。一个偶然的机缘，我得到了这份报纸的一件证物，并有幸走近当年办报的于光远、孙政老人，聆听他们叙述那段艰苦光荣又惊心动魄的往事。

一枚证章引发笔者追寻历史

笔者业余有收集各类早期徽章的爱好，并以此为引子，学习现代史和中共党史。这其中就有一枚北平《解放》报证章。这是一枚外型不起眼的蓝白红相间铜质景泰蓝证章，证章的上方排列着威妥玛拼音“GIE FANG BAO SHE”（意即解放报社），中上部为红五星，中间横排“解放报社”四个红字，下面还有“北平”两字。

在得知这枚证章背后蕴藏的光辉历史后，不由萌生了以此为契机追寻那段往事的念头。但在随后查阅《解放》报史料时，却发现这段历史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加上受条件限制，能看到的资料寥若晨星。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笔者了解到于光远是当年该报五个编委中惟一的在世者，便极想拜见这位重要的见证人。2006年暮夏，在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郭德宏教授和中央党校韩钢教授的引荐下，在《解放》创刊60周年之际，终于走近了于光远老人。

抗战胜利后，国共双方于1946年1月10日签订停战协定，并在北平设立了由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三方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 根据三方协议，军调部的命令、协议、公报等须由三方的新闻机构——国民党方面的中央社、中共方面的新华社和美方的美国新闻处发表。据此，在新华社北平分社成立的同时，一份宣传我党“和平、民主、团结”方针的中央机关报《解放》，经党中央批准于1946年2月在北平诞生了。该报的宗旨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人民的喉舌，和各界同胞共同勉励，以致力于和平、民主、团结、建设新中国的神圣事业。初定三日刊，后改为二日刊。

而最早受党派遣到北平办报的人便是于光远等同志。

“解放区的新鲜空气”

首次见到于光远，是在北京医院。他因病正在住院治疗。韩钢教授后来告诉我，会面本来是定在出院后的，听说是为《解放》报的事而来，于老同意就在医院见我。由此可见这段往事在于老心目中的分量。

话题从证章谈起。于光远回忆说，当时北平还不是解放区，因此，北平一般居民都有想看看共产党人是些怎样的人的心理，我们报社和新华分社的工作人员走在大街上和坐在电车里是很出风头的。因为我们佩戴着“共产党员的标志”，即在胸前别着共产党的报纸或新华分社的徽章。在公共场所或者进行采访时，它是用来表明自己身份的惟一证件。

于光远深情地回忆起自己佩戴《解放》报证章的情形。“我经常把它佩戴在胸前，走在街上经常有人用一种友好和钦佩的眼光看着我”，“在电车里，我常看见乘客中有人以极大的兴趣盯着我佩戴的徽章。有两次那个看我徽章的人似乎是近视眼，嫌看不清楚，就凑近我的胸前来看。我就让他们瞧个够，或者把徽章上的字念给他们听。有时干脆告诉他们，我所在的解放报社是个怎样的工作单位，告诉他们我们这个报社的宗旨和基本方针。”

北平《解放》报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根据中央组织部的决定和晋察冀中央局的通知，1946年1月4日，于光远来到北平，在军调部中共代表团所在的北京饭店见到了李克农同志。李克农告诉于光远：日本投降后，国民党中央政府从重庆搬回南京，南京是以国民党为主的全国性政治中心。我们党在南京要做许多工作，党办的《新华日报》也要从重庆搬到南京。同时，日本投降后我们党中央也不能一直待在延安，也要搬出来。党中央很可能要搬到北平来，北平虽然同延安不一样，不是解放区，我们也不能把国民党的势力统统赶出去，但是城外四周围都是解放区，城里我们党的力量现在就很强，党中央搬来后，我们在北平就会占绝对优势。北平就会成为我们党为主的另一个全国政治中心。那时延安的《解放日报》就会搬到北平来编辑发行。你们来办这张报纸就是为延安《解放日报》搬到北平来办做准备的。于光远说，当时中央有一个“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提法，中国人民都希望实现和平，不再发生内战。当然我们也一刻没有放松战争的准备，一直强调要以斗争去争取和平。党中央在北平创办这样一张报纸，意义的确十分重大。

这以后，于光远便利用自己在北平的社会关系，进行了购买印刷用纸、联系印刷厂和选定报社社址等大量准备工作。随后，报社的其他负责人和工作人员陆续抵达北平，成立了报纸的编委会，由五人组成：钱俊瑞任报社总编、新华社北平分社社长，姜君辰任副总编，杨赓任采编部主任，郑季翘任编辑部主任，于光远任研究室主任。报社设有编辑部、采编部、研究室、新华社北平分社办公室、营业部、经理部、电讯组等，最多时达到80多人。

《解放》报创刊以后，很快成为北平家喻户晓的出版物，影响一天一天地扩大。于光远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有一天报社来了三个青年，但他们不进屋，就站在院子里，并说：“其实我们没什么事，就是想到解放区看看。”报社的同志一时没听懂。他们说：“就是这儿！解放报社就是解放区。我们就是想来呼吸一下解放区的新鲜空气！”说完这三个青年就在院子里做深呼吸动作。说到这里，于光远老人从病榻上欠起身，也反复做着深呼吸的动作。在场的人都被深深地感染了……

“四三事件”与“七七事件”

《解放》报一上北平街头，便被抢购一空，临时加印3000份也很快售完，被读者誉为“当代春秋，醒世金铎，读者之导师，社会之明灯”（读者来信），真正“成为国民党统治区里最明亮的和平民主灯塔之一”（延安《解放日报》社论：《论北平〈解放〉报事件并警告反动派》，1946年5月31日）。但《解放》也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恐慌，他们惊呼：《解放》报在北平相当于共产党在城里驻扎了一个师的兵力。据于光远说，报纸创刊后，就不断收到特务的恐吓信，说要来放火烧房子，丢手榴弹，并且发生了多次特务殴打报童和撕毁报纸的事件。

在多次骚扰和恐吓未奏效后，国民党当局终于撕下面具。1946年4月3日凌晨3时许，北平警备司令部、宪兵团和警察局突然出动200余名武装军警和便衣特务，包围了《解放》报社所在地宣武门外方壶斋9号，以搜查违禁品为借口，闯入办公室、寝室翻箱倒柜。随后，百余名武装军警闯入报社，以“户口登记未竣”为名，强行将总编辑钱俊瑞及副总编等29人抓走，带到警察局外二分局。与此同时，在三道栅栏41号的《解放》报临时发行处、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军事顾问滕代远住址也遭搜查，军警强行逮捕人员达41人。

事件发生后，叶剑英立即召开军调部工作人员会议，商量斗争策略。当天上午，滕代远奉叶剑英之命，举行记者招待会，向全国公布了“四三事件”真相。叶剑英会见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北平市长熊斌、军调部国民党代表郑介民、美方代表饶伯森，向他们分别递交了抗议备忘录，指出：“‘四三事件’是一次有计划、有预谋、有人指使的恶劣行为。”严正要求北平当局立即惩办肇事者，向我方公开道歉，保证我方人员人身安全和言论出版自由！

北平发生“四三事件”的消息也很快传遍全国。战斗在国统区的周恩来、董必武等，驻渝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晋冀鲁豫、山东等解放区一百多个新闻单位，纷纷发出通电，声援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斗争，抗议国民党北平军政当局的丑恶行径。

在事实面前，熊斌只好承认不该发生这一事件，口头保证以后不再歧视中共人员，并交待北平警察局负责人向被捕人员道歉。4月4日下午6时，国民党当局被迫将全体被捕人员释放。

于光远回忆说，当时五个编委，被捕去了四个，只有他一个人未被抓走。因此，报社留下的同志下决心照常出报，于光远亲自写了《特务现形记——四三事件中的一个片断》，并在走访附近居民后，写了题为《特务行凶、居民受惊，本社人员分访慰问》的新闻报道。钱俊瑞在狱中还写了一篇《我们被捕了》的抗议文章。这些文章均及时刊发在《解放》或延安的《解放日报》上。

当回忆起胜利归来的情形时，于光远提到，李克农同志专门打电话给他，让他准备了鞭炮。被捕的同志乘坐军调部执行部准备的三辆卡车归来，都把事先准备的红布横幅展开，并点燃鞭炮，沿路高呼：“反对非法逮捕！”“正义胜利！”“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于光远激动地说，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喊“共产党万岁”和“毛主席万岁”可能是第一次，或者也是惟一的一次。

“四三事件”后，《解放》报声誉大振。报纸的发行量由1万份猛增到5万份以上，成为当时北平各报中发行量最大的一种。于光远说，有个对比，当时国民党办的《华北日报》，发行量连赠送和摊派在内也不过8000份。

但国民党当局对《解放》报的压制和破坏并未收敛。1946年5月29日，军调部中共代表团通知报社，他们刚刚接到延安的电报，说蒋介石决定今天晚上查封《解放》报，指示对这次查封不能再硬斗，而要采取合法斗争的形式。第二天一早，报社的同志发现查封的布告果然贴到了大门口，理由是“近查本市许多报纸、杂志、通讯社竟未遵照规定，一面呈请登记，一面印刷发行，甚至有言论荒谬者，殊属不合，奉中央严令取缔，勒令停刊”。

据于光远回忆，当天夜里，大家等待着这件事的到来，结果一夜平静，看来，经过“四三事件”的教训，他们不敢惊动我们，怕惹出麻烦，半夜偷偷贴完就走了。北平当时还有75家进步新闻出版单位，连同《解放》和新华社北平分社，正好是77家。因此，叶剑英把这件事称为“七七事件”，说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上空前的大反动”。

《解放》报自创刊到被查封，仅存了三个月的时间。事发后，《解放日报》随即刊发了社论，陆定一代表党中央提出了抗议。报社的同志自然也是义愤填膺。为此，叶剑英同志专门召集报社全体人员作了一次讲话，指出：“国民党政府查封《解放》报与新华分社，是因为你们替老百姓说话。群众拥护和平，反对内战，拥护民主，反对独裁，你们敢于说出他们的心里话，敢于宣传真理，主持正义，敢于无情地揭露国民党反动派黑暗的、反动的丑恶面目及其法西斯反革命罪行。”“我们几个月在北平的奋斗已经产生很大的影响，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相信要不了很久会重返这个古都，那时候，这个城市将是我们的天下。”于光远说，大家听了叶剑英的话，热烈鼓掌。

孙政的故事

拜访孙政老先生，是于光远引荐的。于老告诉笔者，当时《解放》报除了从外地调来的人员外，不能没有熟悉北平情况的人。北平的孙政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来到报社的，他也是非常熟悉《解放》报历史的一位老同志。

循着这个线索，我在北京找到了位于外交部街的孙政老人寓所。孙老已78岁高龄，身体硬朗，精神矍铄。提起《解放》报社，孙政非常感慨。他说，当时办报非常艰苦、危险，但从事这项工作的人，都非常光荣和自豪。据孙政讲，他经党组织介绍进《解放》报社，同他谈话的报社负责人便是于光远，地点在位于西长安街的孟用潜等同志创办的中外出版社。他经历了报社从创刊到被查封的全过程。当时新华社北平分社和《解放》报合署办公，报社被查封、人员撤往解放区后，根据组织安排，孙政继续留在军调部新闻处，编发新华分社的《新闻稿》，一直到1947年春撤返延安。

孙政老记忆力好得惊人，对报纸往事娓娓道来，事情细节记忆犹新。回忆起《解放》报创刊的情景，孙政非常激动。他说，大约是1946年2月19日夜晚，我和祖田工同志在长城印刷厂校核创刊号清样，到深夜，四块活字版终于改清并签字付印了。于是我便在西直门门脸处叫了辆三轮车，将四块八开的活字版送往立华印刷厂印刷。三轮车在寒风中颠簸着，当时真担心有特务窜出来将字盘掀翻。承印《解放》的立华印刷厂是我党的地下印刷厂，设备非常简陋，印刷创刊号时还没有电力，印刷机主要靠工人们双手摇动那带有把手的巨大惯性铸铁轮运转。就是在这样落后的条件下印刷出来的《解放》报，竟使许多家先进转轮机印出来的国民党大报黯然失色。

孙政是“四三事件”中被捕的41名同志之一，他回忆道：当时在国民党警察外二分局中，我们几十人形成了一个战斗集体。钱俊瑞问我：“小孙，你觉得怎样？怕不怕？”我说：“他们没道理，他们很被动，我不怕。”夜间，我们分批值班，轮流休息。当军调部中共代表团派李聚奎、荣高棠等同志到外二分局慰问我们时，一直不停向警察呵斥的杨赓同志手举着点心向大家笑着说：“你们看，杨赓吃羊羹啦！”逗得大家大笑。这真是个战斗的集体、乐观的集体。孙政还告诉笔者，斗争胜利后，大家分乘卡车，在归途中一路上燃放鞭炮、高呼口号，同夹道的市民一起欢庆。国民党当局恐慌异常，竟派特务骑自行车紧追，并用水桶向车上泼水，企图将鞭炮浇湿，但终归是徒劳而已。

有资料说，北平《解放》报是中央晋察冀分局主办的。这份报纸到底是中央机关报，还是地方报纸？孙政认为，从报纸的筹备情况看，应该是党中央的报纸，这份报纸实质上是为延安的《解放日报》打前站的。从前期筹划看，是中央直接领导的，叶剑英、李克农等同志亲自部署、具体组织安排，确定的报社人员中，社长为徐特立，总编辑钱俊瑞时任新四军的秘书长，人员都是从各解放区抽调来的。因此把这份报纸看作地方性报纸是不确切的。

目前反映《解放》报史实最有代表性的，是5月29日报社被查封后，叶剑英等人站在报社门口手指查封布告的一幅照片。这幅照片上悬挂着一块木牌，上书“北平解放日报社”。这似乎与已出版的《解放》报名称有异。于光远提到，当时李克农找他谈话时，明确说报纸的名称就叫《解放日报》。但后来限于条件，只能先出三日刊和二日刊。对这张照片，孙政回忆说，其实在被查封前，报社的木牌已经做好了，因为当时已决定于6月1日改出日报。因此，拍照时，就搬出了预先准备好的这块牌子。于光远在谈到此事时也说，他们选定这个日子也有讲究，这时候我们出日报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了。那块制作好的招牌，只等出日报那天往大门口挂了。有可能特务机关已经探听到了消息，抢在我们之前动手。从两位老人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出，国民党当局对《解放》报的确是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的。

对于笔者手头的北平《解放》报社证章，孙政辨认后给予了证实。得知笔者收藏的这枚证章出自大连，孙政回忆说，《解放》报人员撤返到东北、后来辗转到大连的只有刘稚农同志一人，极有可能是证章的主人。他告诉笔者，证章是当时在报社任美编、后成为美术大师的蔡若虹设计的。蔡若虹来报社之前，美编工作是由孙政兼任的，蔡若虹设计这枚证章的时候，孙政在身边目睹了整个过程。孙政还提及，十几年前，驻京的在《解放》报和北平新华分社工作过的老同志聚会座谈过一次，当时一位同志还带来了这样的证章，但不久这位同志就故去了，我们曾派人到他家中征集过，但终究没有找到。据笔者所知，刘稚农几年前也已驾鹤西去，这枚证章的主人可能已无从查找，惟有证章承载的历史厚重将永远给我们以激励和鼓舞！

“墙上历史教科书”

“墙上历史教科书”是于光远的提法，通俗地说，就是在有历史意义的故居、旧址或原址的墙上钉上标志牌，让后人纪念和记住。

《解放》报共有两处社址，即北平西四的三道栅栏41号和宣武门外的方壶斋9号。于光远说，起初报社是没有地址的，他在北平时曾做过努力，李克农也表示这件事是应该办的，“你可以努力去办，几千块钱我们党组织是可以出的”。但直到1946年2月中旬，时任张家口法院院长的阮慕韩将其三道栅栏41号的私宅交报社使用，《解放》报才算有了固定的“家”。

于光远说，三道栅栏41号自30年代起就是北平地下党的活动地点，《解放》最早两期就是在这里编辑的，但这所房子面积不大、不够用，后通过地下党的关系，又从一银行家杨寿枢手中用3000银元购得了宣武门外方壶斋9号。三道栅栏则继续作为报社的发行部。

对《解放》报的这两处地址，当年报社的老人们有着浓厚的感情。1994年3月24日，于光远和孙政专门重访过这两个地方，但见到的已面目全非，三道栅栏住了三户人家，方壶斋原报社大门也修成了公共厕所。于光远非常感慨。他曾多次说过，《解放》报存世时间短，对这段史实，知者不多，甚至中共党史和新闻史上也少有提及。他希望能在这两处原址最近的建筑物或墙上钉一块铜牌，作为“墙上历史教科书”的一页，让后人知道。

提起这两处旧址，孙政也嗟叹不已。访问这两处地址时，孙政专门拍了纪念照片。方壶斋胡同过去报社院子前面的道路，已被一座大型商厦的地基占据了大半，以至于拍照时，照不了全貌，只能站在地基边，再后退就会掉到深沟里。

于光远常说一句话“忘记过去就把握不了未来”。孙政老人告诉笔者，十五年前，他去看望于光远，于光远提出回忆总结这段历史，决定成立由张沛、扬子江、韦韬、孙政组成的“北平《解放》报、新华社北平分社史料编写组”，并推动召开当年参与其事的老同志座谈会，把这段几乎湮没无传的光辉斗争史整理出来。但这件事情并没有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会议所需的费用和开会的场地，年事已高的孙政四处奔走联系，才得以解决。由二十余名老同志和一些有关方面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得以圆满实现。会后，在孙政的积极奔走和热心参与下，新华总社的内部刊物《新闻业务》出版了“纪念北平《解放》报和新华社北平分社创建四十周年”专辑，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了《北平〈解放〉报始末》一书，总算为这一段不平凡的历史划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

在结束本文的时候，笔者看到了这样一则令人欣慰的消息：中国青基会西四宿舍旁设立了铜牌，上书：“南玉胡同一号（原三道栅栏41号）北平地下党解放三日刊遗址，阮宅二零零六年清明节立”。据悉，该院落还设立了介绍板，全文如下：

“北京市西城区南玉胡同一号（原三道栅栏41号）是地下党员阮慕韩同志的宅院。从1934年至1946年的十年内，这里一直是我党地下工作的重要活动据点之一，并且从未被敌伪破获过。三十年代在这里活动过的早期著名革命家有：王世英、张友渔、杨秀峰、阮慕韩、南汉宸、孙文淑、张申府、刘清扬、邢西萍、何松亭、钱应麟、温健公、黄松林、阮务德、庄金林……等同志。

1935年至1937年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期间，这里是抗日救亡爱国活动的重要联络点之一。许多热血青年、爱国志士经过这里投奔解放区，原卫生部长崔月犁同志在抗日战争期间为党的地下交通员，他也曾利用这里为掩护，向解放区抗日军民运送医药等物品。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谈判期间，我党中央决定用这所院子公开出版《解放三日刊》。该刊物的负责人周扬、于光远、孙敬文同志在国民党特务的跟踪下，在这个小院里艰苦奋斗，向当时的北平市民宣传我党的政策和主张，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过应有的贡献。解放战争期间这个小院被国民党查封。”

虽然这个铜牌和介绍板还不是出自政府之手，虽然上述介绍对《解放》的叙述还不尽准确，但毕竟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我们相信，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们关注、追寻那段艰苦卓绝的光荣历史，牢记前辈们作出的卓越贡献。老一辈们的心愿一定会实现。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7年第4期 许世友和他的三任妻子　作者：王春华

记得儿时，曾听人们讲述过这样一则故事：许世友将军平日警惕性很高，时常提防有人谋害他。他不仅有飞檐走壁的神功，还有打枪百发百中的硬功夫。他办公桌上始终摆着一支子弹上膛的手枪，无论是谁，要是不喊报告进来，随手就是一枪。就这样，光老婆就打死好几个。多年后，笔者有幸到南京军区机关工作，接触了一些曾在许世友身边工作过的同志，这才弄清，那传说纯属胡编乱造。将军曾经结过三次婚，三任妻子没有一个是被他用枪打死的。

（一）

结束了少林寺的杂役生涯，许世友回到了生养他的故乡——湖北省麻城县泅水店许家村(今属河南新县)，投身到我党领导的农民运动中，担当起革命赋予他的第一职务——乘马岗六乡农民义勇队大队长兼炮队队长。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母亲见儿子长大成人，该成个家了，就四处托亲拜友张罗这事儿。不久，母亲为许世友物色了一位名叫朱锡明的邻村女子。锡明属虎，1901年出生，比许世友年长4岁，天生丽质，勤劳，本分，是村里的妇救会会员。许世友是个大孝子，又加上父亲早逝，就更加孝敬母亲。既然母亲看上了这姑娘，许世友也就谨遵母命依了娘。

1924年春天，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在娘的操持下，许世友雇一顶花轿和几个吹鼓手，将朱锡明热热闹闹地娶回了家。婚后，小两口感情甚笃，日子过得和谐美满。

可是，许世友与朱锡明仅度过三天如蜜的日子，就接到了作战命令。告别母亲和新婚的妻子，许世友率部投入了战斗。母亲和锡明在家做军鞋支前，有时还参加洗衣队上前线慰问。在那硝烟滚滚的峥嵘岁月里，锡明只能深更半夜偶尔与丈夫团聚。

朱锡明与许世友共生了三个男孩，乳名都叫“黑伢”，前两个都夭折了。生下第三个男孩，许世友仅见了一面，便迎着阵阵枪炮声，率部撤离鄂豫皖根据地，转入遥远的战场。此后，音讯杳无。

孩子长到3岁了，还没有名字，许母和朱锡明都在盼着许世友回家给取名哩。可是，一天天过去，始终等不来许世友的身影。后来，干脆也叫了“黑伢”。

兵荒马乱，战火纷飞。许母也不知道儿子是否还活在世上，听着孙子的喊叫，常常与锡明四目相对，无语凝咽。花落了又开，草枯了又荣，许世友依然杳无音信。果敢的许母终于咬了咬牙，自作主张为儿媳找了一位老实的庄稼人夏昌文。经人左劝右劝，朱锡明顺从了许母，留下黑伢跟奶奶苦度时日。

朱锡明改嫁后，没有再生孩子，有事没事常回到许母身边，与许母聊聊天，帮着做些家务。十几个春夏秋冬过去，黑伢长成了十几岁的小伙子。许母的头发全白了，她再也不盼儿子了，全当他死了。可就在这时，全国解放了，许世友的名字登在报纸上，他当了大官，是山东军区司令员。

朱锡明得知许世友还活着，既高兴，又惆怅。高兴的是，自己深深思念的亲人还活在这个世界上，惆怅的是自己已另有所属。而许世友在此之前因误听传言，以为锡明已死，已重新组成了家庭。原来，许世友出征不久，就听到传说，由于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反动武装疯狂报复，对苏区进行灭绝人性的烧杀抢掠，母亲和小妹离家逃难，生死不明，妻子和儿子不幸身亡。兵荒马乱的年头，许世友重任在肩，也无法去核实传闻真假。其实，朱锡明并没有遇难，而是带着孩子同许母、许世友的妹妹一道，背井离乡，四处流浪。一段时间里，为了照顾染病的许母，拉扯年幼的小妹和孩子，朱锡明每晚去乱坟场扒死人的衣服，回来做成鞋子和袜底卖，然后换点粮食，这才保住了一家的性命。

刚解放时，许世友接母亲到济南居住，母子二人在一起时，母亲常常向儿子讲起儿媳锡明如何如何好，如何孝顺，许世友听了，常常感叹不已。

（二）

如果说许世友的第一次婚姻是母亲包办的，那么，他的第二次婚姻却是自由恋爱的结果。

长征途中，许世友所在的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以后，红一方面军中的众多革命伴侣并肩战斗的情景，对奉行禁欲主义的红四方面军干部影响很大，于是红四方面军总部作出决定，军以上干部可以寻找革命伴侣成家。而早已战功赫赫的许世友当然身在此列。

长征结束，许世友到达延安不久，对投奔延安的四川达县热血女青年雷明珍产生了好感。经人撮合，由相识到相知，由相知到相爱，很快在延安举行了婚礼。婚后，两人你敬我爱，相处如宾。雷明珍平日里好学上进，工作上大胆泼辣，对许世友体贴入微。许世友调任红四方面军骑兵司令后，奉命征收了大批牛羊供部队食用。细心的雷明珍将羊毛收集起来，抓住点滴时间搓成毛线，为许世友织了平生第一件毛衣。

为了培养和造就更多的红色种子，许世友等一大批优秀的红军指挥员进入红军大学(1937年元月更名为抗日军政大学)学习，雷明珍被中央组织部分到延安县负责妇女工作。两人虽不在一块，但感情更深。

天有不测风云。1937年3月的一天，传来了西路军失败的消息。许多在抗大的红四方面军学员悲痛万分，许世友心疼得两顿没有吃饭。西路军的失败，当时被认为是张国焘分裂主义的一大罪行，从而点燃了清算“国焘路线”的导火索。有人把张国焘的错误与红四方面军扯到了一起。许世友忿忿不平：“张国焘是张国焘，我们红四方面军也是党领导的红军啊!”

“批张”斗争的扩大化，使许世友倍感委屈。数日后，政治上还不够成熟的许世友竟萌发了要悄悄带老部队回四川打游击的奇想，并开始了秘密准备。此事被抗大保卫处长王建安知道后向上作了报告，引起了毛泽东、周恩来的震动。许世友和红四方面军的10余名高级将领被关。

这是许世友一生中第三次被囚禁。第一次是在吴佩孚部队，他一脚踹死了一个为非作歹的老兵痞子，被关进了北洋军阀的监狱；第二次是1926年在国民革命军一师当连长时，连里两名班长抢劫民财，他因管理不善受株连而被关进国民政府的铁窗内。而这一次，则是以“组织反革命集团”罪被关进了共产党自己的囚室。这一次，也是他一生中失去自由时间最长的一次。审讯结果，已是晚上10点多了，许世友回到囚室，正遇上来给他送行李的同班同学小张。

“谁让你送的？”许世友冷冷地问道。

“陈赓队长。”小张说。

“我原以为今晚要睡凉炕了，没想到还有人关心我。”落难之中的许世友心中涌起一股感激之情。

“我要走了，有事要我帮忙吗？”小张临离开囚室，问许世友。

“请给我老婆带个口信，叫她来一趟。”许世友停了停，又对小张说道，早春天气冷，让雷明珍来时顺便将那件毛衣带来。

当时许世友觉得自己闯了大祸，对谁都是“浑身长嘴也说不清楚了”，因此把一切看得很灰暗。落难之中，许世友更加思念自己的妻子。除了儿女之情，许世友更主要的是要向她陈述事实真相，寻求理解和安慰，并为不能陪她白头到老而当面道歉。

小张走后，许世友一天天地盼。可是半个月过去了，许世友还没有如愿见到日思夜想的爱妻。

忽然，门外响起了脚步声。“是她来了!”许世友凭直觉这样想，不由得从炕上坐起来。门开了，出现在眼前的是上次来过的小张，而不是妻子雷明珍。许世友不由得一阵失望。

“这是陈赓队长送给你的一条烟。”

许世友从小张手上接过烟，轻声问小张：“上次的口信捎到没有？”

“捎到了。”小张叹了口气，接着说：“雷明珍已升任延安县妇女部长，昨天她到‘红大’，交给我一个包裹一封信，让我转给你。”说完，小张便把那封没有信封的信和包裹递给了许世友。

“信？”许世友以为雷明珍工作太忙，一时来不了，便托人捎信来安慰他。可是出乎他的意料：“许世友我恨你!我决不爱一个反革命分子!为保革命的纯洁性，咱俩的事情一刀两断，我坚决要求离婚！请你签字。”

打开包裹，再看那件曾给他带来无限幸福和温暖的毛衣，已是一包碎片。

许世友如五雷轰顶。在他最需要亲人理解和抚慰的时候，一封绝情信、一堆毛衣碎片，在许世友这位刚烈汉子的心灵上该留下了怎样的创伤！

后来在毛泽东的亲自干预下，“批张”扩大化被纠正了，许世友幸免于难，并重新带兵打仗。雷明珍对自己一时的冲动追悔莫及。多次向许世友认错并希望复婚，可许世友就是不肯原谅她。许世友随朱德总司令上太行山时，雷明珍也主动要求去抗日前线，一起到了太行山，陈赓、陈锡联曾将许世友与雷明珍反锁在一间屋里，希望他俩好好谈谈，沟通理解，可许世友破门而出，扬长而去。后来，许世友去了山东，并在那里续写了第三次姻缘。

（三）

1941年春，许世友率领清河军区独立团挺进胶东。这是他第一次踏上胶东的土地。在山东许世友整整战斗生活了十六年，他的第三次婚姻也是平生的最后一次婚姻，就是从这块英雄的土地上开始的。

许世友整天带兵打仗，生活却因无人照料越来越随便。后勤部长高大山私下里为他在根据地的工厂里物色了几位品貌皆优的姑娘。

高大山对许世友说了这事儿，许世友既不点头也不摇头，骑上马跟着高大山就走。其实，许世友心底里是很感激这位部下的。

第一个目标是根据地的皮革厂。进门以后，许世友顺着高大山的手势看去，只见一位俊俏的姑娘正在那里干活，显得十分专注和认真。许世友对高大山说：“就是她吧！”这四个字，像是询问，又像是赞同，其实二者皆有。许世友“一见钟情”，说完策马而去。将军果断的个性，从这次相亲可窥一斑。

这位胶东姑娘名叫田明兰，后来改名为田普，家境贫寒。在部队，她先在胶东军区后勤工厂工作，后到五支队做支前工作。

1943年春天，许世友和田明兰举行了婚礼。婚礼非常简单，没有喜庆的鞭炮，没有亲友的祝贺，有的只是一包喜糖，一杯清茶，还有一帮生死之交的战友。

许世友和田明兰新婚燕尔没几天，就因军务繁忙而匆匆分手。许世友上前方打仗之前，精心安排了新婚妻子的工作。他让警卫员备马将田明兰送到了胶东党校，并亲笔给当时的校长聂凤智写了一封短信：“田明兰同志目前随你校行动，请安排她的学习和工作。”聂凤智对老首长许世友十分尊重，当然对他的夫人也关怀备至。不久，组织上正式给田明兰安排了工作，担任许世友的生活秘书。从此，大家都改口叫田明兰为“田秘书”，都知道是许司令夫人。

田普与许世友婚后相伴四十余年，生有6个子女。许世友生前曾感叹地说：“田普是我一生的忠实伴侣。”并声言来世还要做伴侣。许世友逝世后，田普在一篇文章里深情地回忆道：“正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我们相识了，记得我第一次在胶东五旅见到你时对你还有些敬畏，但你那许多传奇般的英雄事迹却深深地激发了我，其后的几十年内，你成了我的严师诤友。”解放后，田普曾担任南京军区政治部干部部副部长等职，现在北京离职休养。

许世友逝世后，田普根据他的遗愿，将他的《我在红军十年》、《我在山东十六年》以及其它有关文章汇编成《许世友回忆录》，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她还组织了写作和摄制班子，以许世友童年为主线，拍摄了上下集电视剧《少年许世友》，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好评。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7年第4期 “中国的端纳”　作者：裴毅然

第一次与闻端纳是在读到“西安事变”的记述中，只知这位老外居间调停，从南京到西安，与宋美龄同机飞往，忙里忙外，穿针引线，深得各方信任，对最终和平解决事变有一份贡献。

威廉·亨瑞·端纳（William H.Donald）乃澳大利亚人，1875年出生于澳洲新南威尔士州小城里斯峪一商人家庭。青年时代在印刷所当排字工，23岁起进入新闻界。1903年以悉尼《每日电讯报》记者身份赴远东采访，不久接受香港《德臣报》聘请出任副主笔，同时还兼任其他一些外国报纸通讯员。19世纪末正值维多利亚时代(1839-1901)后期，西方新闻界梦幻般的“黄金时期”。掌握信息的记者与编辑，左右西方世界公众舆论的能力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一篇篇报道通讯犹如百发百中的“魔弹”，完全左右公众舆论，握有操纵时代风云的手柄。新闻记者通过包罗万象的记叙，大胆充当决策权威，实现对“荣誉与权势”的追求。依托这样的时代天幕，28岁的端纳踏上了中国。此时的他，生机勃勃，对民主事业怀抱信心，对积弱落后的中国充满同情与改造的渴望。

端纳参与中国政界的第一步便是成为两广总督张人骏的免费顾问，发动广州商民抵制日货，帮助张人骏摆脱日本人的高额讹诈。1904年1月，他根据自己搜集的情报，预言日俄战争即将爆发，旋得应验。端纳与袁世凯也有短期接触，多次向袁建议起用接受西方教育的留学生治理国家，但遭拒绝。1908年，他在香港结识胡汉民、宋耀如等革命党人，成为他们的积极支持者。端纳敏锐意识到庞大中国对世界的意义：“你将会知道这个最古老而人们又最不了解的国家，正在写着世界的头条新闻。只要这个巨人烦躁地翻来翻去，就没有一个人能够舒服地睡觉。”

1911年春，端纳以《纽约先驱报》驻中国南方记者的身份抵沪，联系上伍廷芳等革命党人。武昌首义后，端纳作为上海总部顾问，夜以继日地协助伍廷芳（不久出任外长）进行对外联络，参与筹建共和政府。同时，撰写大量现场报道，鼓吹革命。他还督促革命军攻打清廷在江南的最大堡垒——金陵，亲临前线予以报道。孙中山海外归来就任临时大总统，端纳成为孙中山的政治顾问，参与起草中华民国第一个政治纲领——《共和政府宣言》。

此后，端纳一直活跃于民初中国政坛，历任孙中山、北洋政府和张学良的政治顾问，1934年任南京国民政府顾问。史家有评：端纳不同于大多数西方来华冒险家，他对中国社会的改革始终抱有超越个人利益和国界的责任感，其执著度甚至超越宗教信仰。他在中国前后30余年，满怀热忱地帮助孙中山革命；一心一意为北洋政府制定改良政策，最早发现“二十一条”密约，机智地将其公之于众；帮助张学良戒烟，促成东北易帜从而避免内战；帮助中国政府抗战等等。或许他对政治抱有某种西方式野心，渴望一鸣惊人，但是他毕竟把个人建功立业的目标与改革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联系在一起。这种超越国家与民族局限的使命感，可否也能称为“国际主义精神”？

“西安事变”发生后，端纳作为蒋介石夫妇的顾问，又与张、杨原本相熟，十分适合作为居间调停人。但是，主张向西安用兵的何应钦竭力阻挠端纳前往西安谈判，坚持蒋介石已死，毋须再与西安交涉。1936年12月13日中午，端纳受宋美龄及孔祥熙夫妇委托，秘密飞离南京，先飞洛阳，等待张学良方面的“准入”电讯，12月14日拂晓再飞西安。端纳奔波于各派政治势力之间，数次往返南京与西安之间，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至少有一份参与性贡献。12月22日，他陪宋美龄专机飞西安，下面就是正沿着铁路向西安方向运动的南京军队，宋美龄十分紧张，飞机滑停前，将一支左轮手枪塞给端纳，恳求道：“请你答应打死我，如果士兵碰我的话，请你开枪吧。” 端纳耐心地望着她：“委员长夫人，士兵是不会碰你的。”宋仍坚持：“请答应我吧。” 有资料表明，还是端纳出主意让蒋宋接见周恩来，动用周恩来的影响，说服不同意释蒋的杨虎城等西安将领。

端纳政治上的成功与其外国记者身份密切相关。20世纪初，中国政治民主化呼声高涨，西方记者既对新型民主政治相当稔熟，又是利害关系相对超然的“局外人”，因此能给中国政坛一茬茬新人以信任感。同时，西方性格也使端纳“始终以一种不转弯抹角的直率来对付东方传统的迂回曲折。”端纳是幸运的，他为自己的政治理想找到了一块实验基地，并孵育出一份期盼中的收获。西方评论家认为，“在世界历史上，几乎没有人像端纳为中国工作那样，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国家里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

1940年，端纳因与蒋介石不和，辞职离华，驾艇环游太平洋，实现其儿时梦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蒋、宋急电端纳回华助战。端纳允诺，但战火使他的归华旅程极为困难。他在菲律宾登陆时，当地已为日军占领，所有欧洲人都被关押于集中营，尽管端纳隐姓埋名，还是被人认出。当时，日军正以重金通缉这个“帮中国人反击东洋的西方魔鬼”。然而，集中营里的难友无一人出卖他。1945年2月，应蒋介石的特殊要求，美国远东地区盟军司令麦克阿瑟组织了一次“洛斯巴尼斯”行动，空降兵占领了端纳所在集中营，端纳被美军直升机送往珍珠港海军基地医院疗养。可是，端纳此时因多年颠沛流离已病入膏肓，常在病榻上大口咯血。生命的最后时段，端纳十分思念中国。垂危时，宋美龄派飞机接他回上海医治，并在其弥留之际，立其床侧诵读圣经。1946年11月9日，端纳溘然长逝。他希望能长眠于中国，宋美龄在宋家墓地辟出一角，安葬了这位对中国有所贡献的澳大利亚人。作为对这位洋人的最高致敬，便是国人赠他一个绰号——“中国的端纳”。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7年第4期 综合哲学推进和谐社会发展　作者：李　锐

2005年年底，收到一位老同事寄来的《综合哲学随笔》，他同作者高亮之是浙江大学的同学。读后使我大开眼界，许多思考过的问题得到进一步的启发。首先想到的是，我1990年写的《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那篇八万字的长文中，曾对毛泽东的理论思想、哲学观点包括《矛盾论》、《实践论》作过探讨。剖析过他的“斗争哲学”思想。“动”与“斗”是他早年哲学思想的一个核心观念，既是宇宙观也是人生观；终其一生，好动喜斗，尤其实践了自己“与人斗其乐无穷”的诺言。他认为差异就是矛盾，世界无处不存在矛盾、对立，办任何事情都要经过斗争，去克服其中的矛盾，从而形成一种从理论到实践的斗争哲学。他认为哲学概念中“综合”一词，就是“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世界事物无处不存在变化、存在斗争，只有靠斗争才能最后解决问题。这样把斗争性绝对化后，就完全忽视和排斥了同一性，只有斗争性了。于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不斗则修，不斗则垮”；“斗则进，不斗则退”；“八亿人，不斗行吗”。当年在“斗争哲学”思潮的统治下，不仅从历次政治运动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我们的哲学教科书也几乎看不到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另一个重要范畴：“多样的统一”了。我写这篇长文时，深深感到意识形态对社会的干扰太过分、太可怕了，这颗苦果对当代中国造成多么惨痛的悲剧。

由于自己不是从事理论研究的学人，关于哲学问题也就到此为止，不能进一步了解古今中外哲学、思想的发展同人类历史发展的关系，即人究竟应当怎样认识历史、认识世界、认识人的本质；以及有关传统哲学思想中一些根本问题，如唯物论同唯心论的对立，什么是辩证法等等，自己并没有作过深入的研究，其中当然包括斗争性与同一性的关系。此书作者以“综合”为核心的哲学理论，很有新意，敢于对传统哲学观点挑战，敢于创新，使我十分钦佩。

读了这本书后，同作者取得联系，承蒙他寄赠我十本，使我于2006年1月26日，得以分别给中央六位领导同志寄出，并附上一封信，全文如下：

此书值得一读，特寄上。作者是老干部，自然科学家，原江苏农科院院长，在农业气象等方面有过卓越贡献。他主要利用自然科学知识来理解哲学问题，研读过古今中外哲学名著（书中摘引书目上百种），感到我们党过去的成功与失败都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与错误及对其理解分不开。受历史责任感的驱使，作者提出一系列新的观点，形成以“综合”为核心的新的理论体系。这些观点都以丰富的实例加以说明。书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一些合理的部分，扬弃一些错误的或不全面的观点（如“一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历史”，“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等）；认为我们过去对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直采取排斥态度是不对的；近代科学的产生与发展，近代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等思想，包括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等思想，都来源于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时孟德斯鸠和卢梭等人的思想；“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也同孔子的“和而不同”分不开。作者认为应当“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合理部分综合起来，构成中国特色的哲学思想。”

去年我曾推荐过建筑学家张钦楠老年写的《读史札记》。我深深感到，不熟知自然科学，也难弄通社会科学；对人类历史发展的普世规律，我们信仰的主义和理论，以及党本身的经历和怎样执政，都应有全面的反思。

我去年进八十八岁，为自己做了一首自寿诗，最后两句是：唯一忧心天下事，何时宪政大开张。

信中特别提到自然科学问题，我确实感到我们这个党被禁锢在这种“斗争哲学”一言堂的误导中太久了，我们太不懂得人类社会发展和自然界的规律了。这使我想起过去的一件旧事。上世纪50年代，我从事水电建设工作时，就深深感到缺乏科学知识是我们这个以老干部为基础的党的一个根本问题。1955年7月15日《人民日报》三千字长的社论《干部一定要学习自然科学》，是报社让我写的。文中提到工业系统中四分之三的老干部自然科学水平只相当于初中以下的程度。“有的同志认为他们是管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的，有了一些应用的业务知识就够了，不必学习自然科学。这些同志不了解，共产主义是在科学的基础上建起来的，辩证唯物主义同自然科学是根本分不开的，没有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就不能学好马克思主义。”我们现在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掌握科学，必须懂得自然界的变化发展规律。不论工业或农业，不论基建或生产，都是同自然界打交道的，如果不懂得自然界的规律，进行政治领导和组织管理是会发生困难的。”从随后发生的大跃进运动来看，这篇社论可说是一篇空谈了。

作者是有卓越贡献的农业气象专家，有深厚的自然科学基础。他从江苏农科院院长岗位上退下来后，以一种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潜心研究哲学，读了上百部古今中外的哲学名著，他发现，不论古代还是现代，东方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是非马克思主义，所有的哲学都有合理的部分，它们之间并非是互相排斥的关系，甚至可以有机地结合。他这本书的基本思想是：在当代中国，应促进“中、西、马”哲学的大综合。唐、宋两代，曾有过“儒、释、道”的大综合，推动了中国的辉煌文化。“中、西、马”的大综合，应该能推动中华民族在当代的振兴。当然，其中最重要的，是要认真吸收西方哲学中的：自由、民主、法治、科学等积极因素。

作者认为，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是相当快的，人民生活也有改善。但是国家的状况并不都如人意，社会上贫富悬殊问题突出，官员贪污腐败现象屡禁不止，政治改革严重滞后，人民还不能真正当家作主，言论、出版和学术自由还受到种种限制。在国际上，强权主义与恐怖主义都带来世界的不安宁。在这样形势下，需要怎样的哲学思想来进行引导呢？虽然，现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已同马列主义并列而提，体现了对于传统的马列主义已经有了一定的扬弃和修正。但是，对于中国优秀的传统哲学遗产，究竟应该怎样对待？对于在西方文明进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西方哲学，究竟采取什么态度？以及关于哲学本身的问题，科学同哲学的关系，辩证法问题，历史唯物论和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人怎样认识世界和人的本质问题，等等，过去都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究竟应当怎样理解，才有助于我们建立推动国家社会向前发展进步的指导思想呢？所有这些问题，密切结合中国的实际，作者提出一系列新的观点，以“综合”为核心，建立了新的理论体系。作者在“自序”中谦虚地说：“我只是希望这本小书，能引起读者一些思考，在理论上探讨一些问题，以有助于国家各方面的进步与发展。”

这里，我想谈一个问题，即我们现在习惯的指导思想，仍称为“马列主义”，这是一种误导。这一概念原于斯大林的说法：“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论是：社会主义可以在俄国首先获得胜利，“无产阶级专政是由无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获得和维持的、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无产阶级是由布尔塞维克共产党来领导的。”“我们是一党专政。”“个人独裁成为革命阶级专政的表现者、代表者和执行者。”（下转73页）（上接65页）“怎样才能保证意志有最严格的统一呢？这就只有使成百成千人的意志服从于一个人的意志。”这些列宁的话中，即表明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即等于一党专政、领导专政、个人独裁和个人崇拜。这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了。毛泽东的斗争哲学也来源于列宁。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文中说：“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引用的恰恰是这段话。

我们现在搞市场经济。市场竞争经济必须公正、平等、法治、避免垄断。我们的政治民主化也必须实施宪政，党和政府都必须受宪法的约束，一切依法而治。我希望《综合哲学随笔》这本书，不仅能澄清我们过去的若干错误指导思想，而且能推动我国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同步进行，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真正和谐的社会。

（2007年1月14日）

2007年第4期 巫宁坤教授回国落难记　作者：戴　煌

（一）

2004年春天，巫宁坤先生偕其老伴李怡楷女士应邀回国，参加燕京大学校庆。我和他素昧平生，只有过文字之交。当时，他们住在南四环中段一亲戚家里，巫先生给我来了电话，想和我晤面，并去拜访李锐老。当时已近米寿但一向为人谦逊的李锐老，说什么也要和我一道去南四环会见巫先生，绝不能让他费力劳神。

4月24日午后，我们来到南四环中段一居民区的一座楼房里，会见了巫先生和他的老伴。我们几乎畅谈了一个下午。到夕阳西下时，我们只得告辞。他把我们送到楼下，分手时还分别送我们一人一本他所著的一本书，名叫《一滴泪》。

（二）

有了这本书，才知道他第一次应邀回国是在1951年。在这之前，他的履历很简单：1938年，他作为扬州中学的一名流亡学生来到了武汉，参加了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受训三个月。后来他去了西南联大，作过左倾的学生文艺团体“冬青文艺社”的积极分子。珍珠港事件之后，他就中断了西南联大外文系的学习，为美国人士援华的“飞虎队”担任译员。1943年10月，他又去了美国，为在美受训的中国空军人员担任翻译。第二次大战结束后，他进了印第安那州曼彻斯特学院读书。两年后，他进入芝加哥大学研究院英文系。1951年新年，他眼看就要获得博士学位了，忽然收到素昧平生的北京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的急电，邀请他到燕京大学任教，人民共和国的政务院也有信表示欢迎。于是，就决定放下写了一半的有关英国文学的博士论文，决心回国任教。他的主要行李，就是几个装满了他匆匆搜罗来的左派书刊的铁皮箱和纸板箱。

1951年7月初，他到了旧金山，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的友好同学李政道博士特地来帮助他整理行装，并用端正的大字，在他的那些箱子上写上“北京燕京大学巫宁坤”。

7月18日早晨，他登上了驶往香港的邮轮，李政道还前来送行道别。他问李政道：“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李政道笑笑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他不明白“脑子”怎么洗法，就一笑了之。

8月中旬，他从广州乘车抵达北京。进入燕京大学西语系任教。他回国不到六个星期，就到中南海怀仁堂听了周总理七个小时的有关“思想改造”的报告。这时，他才想起来李政道在分手时说的“洗脑”，但又想也许不会吧。

“十一”一过，“思想改造”就成为教师的中心任务。时隔不久，全国又开展“三反”，燕京大学被定为“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堡垒”，校长成了“美帝的代理人”，教授们成了“美帝文化侵略的工具”。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成了重点批判对象。另一个重点批判对象是哲学系主任张东荪教授。他的主要罪名是为美帝效劳，尽管他在“北平和平解放”中斡旋有功，当上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不久，上级宣布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按科系分别并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他的去处是天津南开大学。

（三）

1952年11月份，他和老继母分乘两部三轮车，前往坐落在天津西郊的南开大学。他被分配去教英国文学史、美国文学选读和中译英，工作量很大，但他并无怨言，因为他是唯一一个30来岁的教授。在一次课间，他引述了鲁迅的名言：所有文学都是宣传，但并非所有宣传都是艺术。从而间接地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钦定的以政治思想正确与否而决定文艺作品优劣的教条提出质疑。

尽管有不同看法，但他出色完成教学任务之后，还勤奋翻译《莎士比亚在苏联舞台上》、《白求恩大夫的故事》，是他那时的译作。

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每次开小组会，首先洗耳恭听一名积极分子朗读文件，仿佛大家都是目不识丁的大兵。讨论时，人人都得在发言中暴露思想实际，沉默是不允许的。

除此而外，晚上全校老师还得上“马列主义夜大学”。一位年轻的男教师朗读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听苏联专家讲授的马列主义笔记，人人得做笔记，期终还得考试。这弄得很多人显得十分无聊，不停地抽烟，或者打瞌睡。有一次，他对年长的同事们说：“这简直是对教授先生们智慧的侮辱！”有人听了一笑了之，有人在背后甚至当面说他思想落后。

1954年春天的一天下午，大约有20多名的英、俄语老师开他的批判会。有人指出他所说的“洗脑”，是美帝捏造的反动谰言。有人揭露他在斯大林逝世时非常勉强地参加了悼念队伍，而且毫无悲痛的表现。巫宁坤在教学方面取得的成功，也被谴责为表现自己、损害同仁。还有人说他狂妄自大、目中无人，个人英雄主义。

1955年时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南开文学院召开全院教职员一百多人的大会，主持会议的人声色俱厉地宣布巫宁坤不仅是南开的头号“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而且是一个“反革命集团”的头目。积极分子们争着发言，大喊大叫，声势汹汹，把一个曾任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翻译官的俞姓俄语讲师，吓得当场昏倒而被人抬走。

他刚到家，有三男一女破门而入，自称是公安人员，还亮出一张“搜查证”。那个女的竟搜查已经有孕在身的巫宁坤的妻子李怡楷，并搜查已患糖尿病多年的老继母的身。翻箱倒柜地搜查这个家，把东西扔得满地。还问巫宁坤有没有手枪和别的武器、收发报机等等。他们没有找到任何“特务活动”的物证，感到很失望，临走时，就把他的信件、地址本、笔记本、文稿等等，全部带走。

这时，巫宁坤除了深感受到了侮辱伤害外，更悔恨自己不懂得“谨小慎微”。同时他想起林肯总统的名言：“该抗议的时候却保持沉默，这种罪过使人成为懦夫。”

在这期间，他听说对门俄语讲师的太太和一个在他家寄宿的先生因为“运动”的关系，双双上吊自杀了。接着他又听说南开还有其他人自杀。所有这些自杀的人，都被说成是“抗拒运动，自绝于人民”。并说：“党和人民绝对不会被他们的罪恶行径吓住。”

但是，由于自杀事件不是一个两个，“运动”马上降温。当又一次盘问巫宁坤在美国的经历、并怀疑他的爱国主义时，他开始愤怒地反抗了。他说他的一生是敞开的书。

他被软禁在家时，收到巴金夫人萧珊寄来的法文原版的司汤达的小说《巴尔姆修道院》，他就着手翻译起来。他觉得司汤达笔下优美动人的世界和心灵高尚的人物，与包围着他的龌龊的政治和奴颜婢膝的小人形成绝妙的对比。

1956年春天，出乎他的意料，党报刊登了周恩来总理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报告。周恩来检讨了建国以来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部门在知识分子工作中所犯的错误，要求各级党组织领导人和知识分子交朋友。这使巫宁坤顿感高兴。不久，中共天津市委派到南开的一位干部向他道歉，并向他保证：“这种急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今后决不会再发生。”这使巫宁坤更加深了对受人敬爱的周总理的报告所怀抱的信念。

5月中，学校人事处通知他即将调往北京一所为党中央培养机要外语人材的学院任教。他的妻子李怡楷也去该学院工作。6月中，他们夫妇带着五个月的儿子巫一丁前往北京。

（四）

7月中，巫宁坤被调去参加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翻译处工作，翻译处罗致了北京各大学的著名英语教授，

其中也包括钱钟书等人，在当时相对宽松的政治气氛中感到自由自在。有一次，巫宁坤翻译一篇发言稿，感到原文辞不达意，就脱口大声说：“这么笨拙的文字，让人怎么翻啊？”素来以言辞锋利而闻名的钱钟书，这时狠狠地盯了他一眼，接着又把一根食指竖在自己的嘴唇上轻轻地“嘘”了一声。这使巫宁坤感到自己太天真而忘乎所以。

大会闭幕后，适逢“十一”，他被邀参加观礼。他和很多人站在天安门对面的观礼台上，遥望毛泽东接受游行队伍高呼“万岁！万万岁！”他不理解对共和国的领导人，怎么能像对皇上一样山呼万岁。

返校任教后，他担任两门阅读课和一门作文课。三个班的学生都喜欢他的课，领导和同仁也时有好评。在1957年“百花齐放”的春天，他忙里抽闲地供应几家重要学术刊物的约稿。

整风运动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五个星期之后，“伟大领袖”再次亲自出马，为《人民日报》写了一篇又一篇社论，谴责目前的批评出现不少“毒草”，对“肃反运动”记忆犹新的人们，又被投入一场更残酷的“反右运动”。“伟大领袖”事后透露：这不是什么阴谋，而是“引蛇出洞”的“阳谋”。

在这之前，校党委召开教职员“鸣放”座谈会，大伙的发言冷冷清清。一天晚上，于副校长来访。言之凿凿地保证：党中央强调了这次整风必须“和风细雨”，提意见的人决不会受到任何打击报复。动员巫宁坤帮助党和党员改进工作作风。同时他表示对教职员鸣放会很不满意，提出的都是些鸡毛蒜皮。他认为大学教师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应当就重大问题提出批评意见。

以后接连两个晚上，于副校长又亲自登门，讲的是同一个意思。同时，教师党支书老刘也来敦促他大胆鸣放。他觉得自己再也没有任何理由怀疑他们的诚意，于是在又一次教职员大会上就发言了。

他首先简要地回述了他六年前中断了博士论文的写作，应邀回来为新中国工作，没想到回国后却碰上种种困难，然后重点谈到“肃反”中他在南开的遭遇，“那是毫无道理、十分荒谬的，肆无忌惮地违反民权，明目张胆地官方私刑。即便来我家搜查的人手里捏着所谓的‘搜查证’，他们有什么权利对我怀孕的妻子和生病的老母亲进行搜身？南开大学至少应向我们道个歉吧？”继而他赞扬党的“双百”方针，赞扬目前广泛征求知识分子的意见和鼓励言论自由的氛围。他引用了“防民之口胜于防川”的古训，并发挥为“防知识分子之口胜于防洪”的高度。从而他说在我们几亿人口中，知识分子少得可怜，应当鼓励他们作为民族的良心，而不应当让他们继续当封建王朝那样卑躬屈膝的士大夫。

在外交方面，他认为“一边倒”的亲苏政策，未必最符合国家利益。谈到英语教育，他对中国大学聘请“苏联专家”来指导英语教学的做法提出疑问。他说难道有一天我们还要请“苏联专家”来中国大学指导中文教学吗？

关于文艺理论和批评，他认为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政治标准第一是不全面的，因为那是由于战争年代宣传工作的需要，现在是否可以按照“百花齐放”的精神加以补充。

主持会议的于副校长对这席发言满意，后来有的教授在言谈中也表示赞赏。不久，就放暑假了，他放心大胆地着手翻译史坦贝克的《珍珠》。暑假还没结束，教职员们就忙于参加政治学习。接着院党委就要大家联系自己和联系学院“阶级斗争”的实际。

9月1号开学却并不上课，是高等学府第三次停课搞“运动”。在揪斗“右派学生”后，也揪斗教师中的“右派”，巫宁坤又一次当上了头号政治罪人，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他被定为“极右分子”，“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名列全校榜首。学校的毛校长（女）抽着一支支香烟对他说：“巫宁坤，我猜想你未必真正体会到你有多么幸运。如果你对国民党犯下了你对共产党犯下的罪，你会被枪毙，绝对没错儿。”

1958年4月17日下午，他被送到了北京南城陶然亭公园附近的“半步桥监狱”，与小偷流氓和各单位送来的“右派”混杂在一起。吃的是发霉的玉米面做的窝窝头、咸得发苦的腌萝卜。6月11日深夜，几百名“右派”登上了一眼望不到头的一长溜公共汽车，通过了行人绝迹而都有荷枪的士兵站岗的街道，到达前门火车站，登上武装押解的“专列”，一连三天三夜，到达临时戒严的滨临兴凯湖的密山小城，然后由几只大木船，把这些人都运往小兴凯湖上沼泽遍布的劳改农场。在那儿夏天修堤，冬天打冰方，有时候也割芦苇、拉爬犁、种大豆。冬天忍受着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夏天则与蚊蝇搏斗。

1960年10月26日，这些“劳教”的“右派”，由武装押送到河北省清河农场的三分场，又称宁河农场，陷入了更严重的饥饿。一名年轻的俄语教师“右派”，由于长期便秘得了肠梗阻，差点儿送了命。更可怕的是全都浮肿，也有死亡。巫宁坤的老继母和妹妹从北京，李怡楷的几位兄长从天津，轮流“探监”，给他带去黑市寻购的高价食品，但他仍然浮肿和肌肠辘辘。就这样，还要出工强劳动。有一次，李怡楷的大哥又送来高价买来的一包烙饼，同房中的一个姓刘的已经浮肿很久的原搞中国古典文学的学者，用优美的柳公权字体给他写了一张条子：“教授，我恳求您借给我一张烙饼，等内人从湖南来给我送食品，我保证一定加倍奉还。”还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巫宁坤趁别人不注意时，悄悄地递给老刘一张烙饼。第二天，这位老刘就搬到重病号集中的屋子里去了。分手前，他用他的湖南口音对巫宁坤说：“老巫，你不知道那张饼味道有多好。我内人一到，我就加倍奉还。”巫宁坤说：“别挂在心上，老刘，你要多多保重。要是你不还，我就把你的柳体字借条裱起来作个纪念。”

冬去春来，全国都渴望一个好年成和少饿死一些人。5月的一天，巫宁坤奉命带另外两名“右派”去农场的一个偏僻的角落，挖一个六尺长、二尺宽、三尺深的坑。坑一挖好，他就看到一匹瘦马拉着一部平板车慢慢走来。待快到眼前时，他看到车尾一张污秽的草垫子下面露出一双枯瘦的脚。他掀开草垫一看，吓得全身战栗：原来是老刘！他含着泪，埋好老刘后，赶车的要他们“搭顺车”回，他们三个人一个也不肯上车，宁愿自己走回去。

这件事，使他十分感伤。他想到，老刘上大学时是个运动员，一向体魄健壮，他居然那样摔手而去，下一个就不会轮到我巫宁坤！在抛去了重重顾虑，向李怡楷发出了“可能见最后一面”的紧急呼号。

（五）

确实，李怡楷是个极忠实的伴侣。1952年冬天，燕京大学撤销后，巫宁坤被调到天津南开大学时，李怡楷还是南开英语系三年级的一个学生，人称“假小子”，自行车骑得很快，冬天还爱溜冰，还是女排健将。由于巫老师讲课特别好，她有时和别的同学一起到巫老师家串门，也顺便说说自己学习的心得和问题。她面如满月，不时发出孩子般爽朗的笑声，这使巫宁坤打开了人生新的一页。

1954年7月一放假，他们就在7月8日成婚。回到南开，系领导没有一句祝贺的话，而且不给怡楷分配工作。他们就依靠巫宁坤微薄的工资过着简朴的生活。1956年夏初，巫宁坤被调回北京那所学校任教，李怡楷才被分配到英语系资料室管理英文报刊。1958年巫宁坤被“劳教”后，李怡楷一度险乎被迫放弃公职，后又把她流放到合肥的安徽大学当英文打字员。

现在巫宁坤面临生死，她好不容易请了一星期的假，到清河农场探监，亲眼看看三年没见面的现在又面临绝境的爱人。她先后两次带着三年没见过爸爸的儿子一丁和出生后从未见过爸爸的女儿一毛，在天津、唐山间的茶淀车站下车，来回轮换着背着孩子和高价购买的黑市食品，每一次行走单程18里、来回36里的石子路，与气势衰弱的巫宁坤见了三次面。在那里，她碰到了一个小学教师的妻子带着九岁的儿子，来为爱人收尸。这个孤苦伶仃的女人靠打零工养活孩子和自己都不够，哪有能力到黑市购买高价食品支援丈夫。她的遭遇使李怡楷泪流满面。她宁可冒着超假的危险，也要把巫宁坤救出苦海。

她为此决心深入虎穴，重返北京，找到了当初再三鼓动巫宁坤鸣放的于副校长。虽然于副校长借口他们夫妻二人已与这个学校没有任何组织关系再三推托，但她反复陈情，终于说服了于副校长。他最后说:“巫宁坤目前的情况太糟糕了。我们当然不愿看到他死在农场。国家需要高级知识分子，我们学校缺乏称职的教授。让校党委研究研究，看看能不能保外就医……”

（六）

1961年6月29日午后不久，巫宁坤正和几百名劳教分子和劳改犯在抢收小麦，忽然值日队长通知他去和总场来的人事干部谈话。在一个树荫下，这个中年男子向他宣布：“农场领导让你回家保外就医。这是革命人道主义，你明白吗？”“保外就要好好表现，明白吗？”

这样，巫宁坤赶快打起行囊，先到天津拜见了老岳母和李怡楷的哥哥姐姐们，然后直奔合肥。1962年暑假期间，李怡楷知道安徽大学英语专业急需高级教师，便鼓起勇气向外语系李主任兼党总支书记提出让巫宁坤重登讲台。

不久，系里就通知巫宁坤从九月份起当临时工，每月工资60元。这虽然不及他当教授时工资的三分之一，但他感到很满足。1964年7月4日，他又被“摘掉极右分子的帽子，解除劳动教养”。李主任表示：很快就可以让他转正，大幅度提高工资。

8月初，系领导决定新学年开始，分配怡楷教公共英语。因为她的爱人巫宁坤已摘掉了“右派”帽子。至于巫宁坤恢复公职一事，因学校人事处的刁难毫无结果，只给临时工的工资待遇由60元涨到70元。

1965年，一些著名的影片，如《早春二月》和《抓壮丁》在报刊上被定性为“毒草”。年底，全国的报纸大张旗鼓地批判历史剧《海瑞罢官》。“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安徽大学文科楼上也贴满了大字报。有的大字报把他画成“笑面虎”的漫画，说他是“死老虎没死”。接着他就被学生们揪斗。还有他班上的一群学生在夜间冲进了他的家，叫嚷“打倒极右分子巫宁坤！”“打倒美帝国主义！”把他拉下床，拖到楼下门口与外语系几位直挺挺跪在门前小道上的教授一起，被“革命学生”一路吆喝，连推带搡，押解到人山人海的水泥篮球场。从此，作为“牛鬼”被关押在“牛棚”，离他“回到人民的队伍”还不到两年。他的七十多岁久患糖尿病的老继母也被诬称为“地主婆”，被轰回扬州老家，不久就离开了人世。他的“临时工”工资也由70元减为30元。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先后进驻学校，对“牛棚”里的“牛鬼蛇神”的斗争和严管更加升级，并强迫他们从事重劳动。同时，还逼着他们写出了这样的“认罪书”——

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是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我们狗胆包天，竟敢反对伟大领袖，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光辉革命路线，真是死有余辜。感谢您的英明伟大，您亲自发动、亲自指挥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触动了我们的灵魂。我们庄严地宣誓：我们一定用毛泽东思想的显微镜深入检查个人的罪恶历史和反动思想，尽一切努力弃旧图新，尽快回到您的光辉路线上来。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万岁！

1968年11月，安徽大学师生员工三千人，包括老弱病残和“牛鬼”在内，徒步前往三百多里外的和县乌江公社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大家一连走了好几天，每晚途中宿营时，“牛棚”的人还得组织学习“四个伟大”或进行批斗。吃饭时，人人都得向挂在墙上的毛主席像鞠躬“请示”，背一条毛主席语录。吃完饭后再到毛主席像前“汇报”和高呼“毛主席万岁”。

这时，一些已经解除专政的“牛鬼”和尚未解除专政的“牛鬼”家属，还是工宣队的眼中钉，成了下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对象。李怡楷首当其冲地被“下放”到和县孙堡公社高庄生产队。她只有一间半堆满了犁、耙、大粪桶、尿桶、耙子、种子、化肥的叫做“公房”又暗淡无光的茅屋，蚊蝇扑面，充满了尿臊、牛粪、发霉的粮食和耗子屎的臭气。

1970年4月底，出了“牛棚”的巫宁坤又被取消了“临时工”待遇也被“下放”到这个生产队。虽然全家团聚了，但全家大小五口全靠李怡楷的57元工资过活。他们熬过了几年，林彪折戟沉沙，1973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再一次提上日程，经省革委会文教副主任杨效椿和安徽师范大学校长魏心一的一再努力，巫宁坤于1974年一月底，被调到芜湖安师大任教，恢复了每月70元待遇。1979年5月奉命回北京已改称“国际关系学院”的原单位办理“右派”改正。

（七）

1980年2月29日，他和李怡楷带着正读高三的三儿子巫一村启程回京。一丁和一毛留在安徽读高等院校。路过南京，他特别拜访了他过去读中学时的历史和国文老师羊达之。这时，羊老师已是南京师院中文系的著名老教授。他在一张宣纸上给巫宁坤书写了宋词人陈与义的《临江仙》，因为词人劫后余生，故国重游，感喟国破家亡之痛。在畅叙别后四十年时，巫宁坤曾很有兴味地谈到了这首词：

二十余年成一梦，

此身虽在堪惊。

闲登小阁看新晴。

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

3月2日，他们才到达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离颐和园不远，原是侍奉慈禧太后的大太监李莲英的私邸。一进大门，有一条短短的汽车道通向一座四层红砖楼。他一进校就听说“文革”期间有一女生被批斗逼疯，从这楼顶上跳楼身亡。这又使他想到羊达之老师给他书写的《临江仙》：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

他恢复教学后不久，即1980年10月，听说社科院外文所主办的“全国外国文学学会”订于12月在成都召开成立大会。他向学院陈院长请教可否参加。陈院长立即打电话给外文所所长冯至教授。冯教授大喜：“我们不知道宁坤还活着。”这样，他很快就接到了一个特邀请帖。

12月，200多人聚会时，他见到了许多多年不见的老友，很是高兴。其中不乏“改正右派”。在一次全体大会上，主办单位的一位苏联文学研究者作报告，题为《要文学，还是要革命？》等于重写了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写过的一篇文章，猛烈抨击现代派文学。巫宁坤认为：这篇学术报告就是老祖宗遗教的翻版，而且报告人又抬出日丹诺夫的权威，大声疾呼要求禁止“文革”以后在国内出现的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的流通。日丹诺夫何许人？斯大林手下的文化沙皇。巫宁坤感到这太荒唐了。但他对自己说：“你是客人，闭上大嘴巴。”

会议的最后一天，与会同志分成三个组进行讨论。他参加了“文艺理论组”，七八十个人。会议由冯至教授主持，讨论并不热烈，最后主席介绍文化部文艺理论处处长讲话。这位处长的开场白是介绍他上高中的儿子对他说的一段话：“爸爸，别提你说的那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啦，过时啦！没有人对它感兴趣啦。人们需要点新东西。”说罢哄堂大笑。接着，处长换了个严肃的语调说，他的儿子是被一种错误倾向引入迷途，这种错误倾向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动，现在该是扭转这种错误倾向的时候啦。最后，他以权威的口吻总结道：“我们必须在文艺理论工作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他说的“对文化大革命的反动”，好像还是赞成把全国引向崩溃边缘的“文化大革命”似的。这引起巫宁坤的十分反感。

按照会议惯例，领导干部作总结就意味着马上就宣布散会。散会的下一个节目就是告别宴会。巫宁坤觉得绝不可放弃这发言的最后机会。他争分夺秒地立即举手：“主席：我可以讲几句话吗？”尽管这有点出乎意外，主席也只好请巫宁坤发言。

他开头，也轻松愉快地回到处长讲他儿子的话，还加了一句：“处长同志，我很高兴你没打你的儿子一顿屁股。”这立刻也引起了哄堂大笑。接着，他谈到了现代派文学说：“这一点对有关的争论适用。全中国，甚至就在这间屋子里，有多少人熟悉现代派文学？在人们有机会读几本作品、并得出自己的看法以前，你有什么权利武断地下一道禁令？自封的书籍检查官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昨天大会发言的同志，依靠列宁的权威，把革命与文学对立起来。列宁那篇文章，是早在十月革命之前写的。当时他认为现代派文学在俄罗斯流传可能不利于布尔什维克革命事业，显然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把现代派文学和革命对立起来，这只能是政治幻想的虚构。至于日丹诺夫，幸好他早已带着花岗岩脑袋见斯大林去了。如果今天有谁在中国要把选择强加于人，那么我肯定会选取自由的文学而谢绝奴役人的革命！”

全场轰动。他走出会场时，有好些人和他握手，兴奋地说他“讲得好”。南京大学中文系“改正右派”张教授还拦住他说：“老巫，谢谢你，谢谢！你说了我想说的话，但我不会说，谢谢你说了出来！”他边说，激动得眼睛里含着泪水。

（八）

12月中旬，巫宁坤从成都回到北京，特地去看望了身体欠佳而没有参加成都会议的卞之琳老师。一见面，卞老师就说：“听说你在成都又放炮了？”他虽是老党员，还不失为一位忠诚的忘年交。他说：“你吃过那么多苦头，怎么仍旧这么天真？我要是你，我就会珍惜我的改正，专心搞艺术研究和文学翻译。”巫宁坤笑呵呵地作了谢答。

同时，他又去拜访了沈从文老师。他记得1973年岁末，他在高庄忽然接到沈从文老师从北京的来信，使他惊喜交集。因为1958年被划入另册后，一直和沈老师断了联系。一个月后，又来了一封仍是非常秀丽的密密麻麻地写了长达八张的八行书，语重心长地勉励他不可因贫病交迫而“自暴自弃”，并以他本人的一生经历现身说法。巫宁坤曾把沈老师的来信一字一句地读给受苦受难的妻子和三个小儿女听，连当时只有十岁的小儿子一村都听哭了。

1980年回到北京之后，他曾摸到小羊尾巴胡同五号探望了沈从文老师。沈老师和师母住的是一座破败的小四合院一间朝西的小屋，除放一张小床外就没有多少余地了。床上靠墙的一面堆满了书。听说师母还得到别处去“未晚先投宿”，比起五十年代东堂子胡同的陋室来更是每况愈下，再看看他们二老身心交瘁的容颜，真不知言从何起。可是“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室，回也不改其乐”。沈老师之音依然那么年青，仿佛“一派清波”，仿佛“生平在各个地方所见到过的河流，皆一一从心上流过。”老师从未谈过个人的困苦。他一脸佛陀的笑容，好像在说他对苦难安之若素，对生活的信念四季常青。但是，当他们谈到两位好友不幸弃世，沈老师竟潸然泪下。一是1973年，巫宁坤的大学同学萧珊，在上海经受多年的劳改煎熬之后死于肝癌，当时她的爱人巴金还关在“牛棚”里。另一位是杰出的诗人查良铮，在南开大学遭迫害二十余年，终于在“四人帮”覆没后不久，在天津因心肌梗塞逝世，还背着“历史反革命”的罪名。

说来，这种死难者太多了

（九）

在有了如此经历之后，1979年10月从芜湖来到北京办理“右派改正”，他从报纸上看到“爱国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博士又从美国回来讲学的消息，便到北京饭店的国宾馆看望老同学。李政道备课很忙，和他匆匆晤谈了一番。临别时，他特发奇想：如果当年在旧金山，是他巫宁坤送李政道回国任教，结果会怎样？换句话说，李政道还会不会成为举世闻名的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中国政府的国宾？

所以，他在这本书的“尾声”中说：我曾用一句话概括我30年来的“牛鬼”生涯：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持久的苦难决不仅是消极的忍受，而是一宗支持生命的馈赠。受难像一根绵延不断的线索，贯串着生活和历史的戏剧。或许恰恰因为受难，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占有一个无比重要的地位，所以一个丹麦王子的悲剧，或是杜甫荡气回肠的诗篇，才以人生悲剧的壮丽使我们的灵魂升华。

这本先用英文写的书，于1993年初在纽约初版，同年6月，英国、澳大利亚分别发行；稍后，被译成日、韩、瑞典文版，美国和英国所出的书还分精装本和平装本。多年来，众多亲友和世界各地的华人敦促他撰写一个中文本，但由于种种原因，他迟迟未能应命。后来香港远景出版社社长沈登恩先生远隔重洋，不辞辛劳，鼎力催促协助，他才得以弥补这一缺憾。

还该补充一句：1986年春，他在英国康桥大学作客，应主人之嘱，写过一篇自传性长文，题为《从半步桥到康桥》，发表于《康桥评论》。在这篇文章里，他简略地归纳过他的坎坷平生：“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为了不辜负他的苦难余生，不辜负千千万万同命运的死者和生者，他觉得至少可以把一家三代人在中国数十年的亲身经历忠实地记录下来。其中的悲欢离合和众多知识分子家庭大同小异。不过这些苦难人的故事可以涵盖整个新中国的一长段的历史时期。

正因为如此，这本书在美、英、日、韩、瑞典、法国、哥伦比亚、澳大利亚等国和香港、台湾的报刊，也有专文评价。在中国大陆，北京的《英语世界》独家转载了片段摘录，并发表了编者按，《读书》等书刊也有所评论。中外各家评论褒贬不一。无论是褒是贬，本书作者都认为受益匪浅。同时他认为，有人又祭起老祖宗“焚书坑儒”的法宝，那就超出文学评论的范畴了，自然另当别论。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7年第4期 彭冲在文革中处理的两件难事　作者：韦　顺

一、风雨如晦听鸡鸣

1974年1月，我从几年的特殊“学习班”“毕业”不久，中央召集每省两名新华分社记者进京学习。我作为一名学员，听了江青的“批林批孔批周公”的布置，领了姚文元“一月一次书面汇报”的“圣旨”，戴着“中央特派记者”的帽子返回江苏。上面规定，特派记者可以列席省委常委会。当时江苏省委的第一书记是刚解放出来的彭冲同志。因此我们几乎三天两头碰面。随着运动的延伸，被批判的事物也越来越多。“四人帮”在全国发起批判一本“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的画册中，有南京艺术学院教授陈大羽的一幅国画《迎春图》——雄鸡抖毛翘尾望着迎春花。他们说，迎春花代表社会主义，雄鸡两眼瞪着迎春花，就是仇视社会主义。在劫难逃，学院当然必须做批判的文章。一天，彭书记的秘书对我说，学院要召开批判陈教授的大会，书记邀我一同去听听，了解一下情况。

批判大会上，人人声嘶力竭地叫了一通。结束后，彭冲同志把学院党委书记找到一旁碰碰情况。学院书记见是单独向省委领导汇报，就说了心里话，大意是：“陈大羽同志是共产党员，工作很努力，教学有成绩，平时政治表现没问题，同事之间的关系也不错，这回没想到却因这事弄得……怎么说呢，彭书记，你看今天批得怎么样，以后还批吗？”我听着，觉得学校领导的这个汇报，既说了以往的实际情况，也委婉地表明了自己的心情，又试探着领导的指示意图。听完汇报，彭书记说：“今天的批判会开得不错，大家情绪很高很热烈嘛。不过，人在工作中，总有这个错那个错，说错话、办错事都是难免的，我们看人不能只从一时一事看，要从一贯的表现看。陈大羽，我过去接触得不多，不太了解，你们一级党委这么介绍这么认为了，是可信的。我觉得今天批判他，是为了帮助，而不是要把人往死里整，至于以后这种会还要不要开，你们党委完全可以自己定（大意）。”在离开学校返回的路上，彭冲同志就对我说：“你看，批陈的大会是不是就算到此为止？你如果没有意见，我想托你晚上去看一下陈，防止他觉得自己没错，一时想不通做出什么意外的事情来，那就不仅毁了一位学者，也会牵出更大的麻烦。”在当时的环境下，一位刚结合的省委书记，对一位“臭老九”正遇到灭顶之灾的关键时刻，想着派人去打个招呼，安慰一下，这对当事人来说，是雪中送炭，井边救人；而对自己来讲，确是冒着生死荣辱的风险。这种正义的心态，令我感动。我表示愿意跑这个腿。

当天，我装着似乎无意地在校内打听到陈教授的住址，晚饭后去拜访他。也许是彼此从来不认识，同时他也无思想准备。我一进门，陈教授很惊奇，不知来意，无从启齿。我一看他家中只有他和老伴两位老人在，也就放松了。我自报家门：“我是新华社记者，彭书记要我来看看你。”听到这句话，他似乎明白了我的来意，紧张的脸神转成了微笑的谢意。他请我坐下，马上转身去拿茶具，以他福建家乡隆重礼客的工夫茶待我。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喝茶架势，一大把茶叶先放在小壶里，然后慢慢烧开，倒在酒杯一样大的茶杯里，一口一口慢慢品着喝，叫人感到很亲切。当时，外面的形势虽然是“黑云压城城欲摧”，但室内的气氛却是轻松的。聊天中我把彭书记关心、爱护、希望和要他宽心、安心的话，既隐约又肯定地转述了。我们谈得很真诚、融洽、和谐。在这种氛围里，他不停地点头，也微笑着说些心里话：“作为共产党员，只要心地无私，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受点屈吃点亏，没啥，我谢谢领导。”几壶茶以后，陈教授带着感激和兴奋的心情要为我作幅画。我惊喜地表示感谢。他问：“你喜欢什么？”我冲口而出：“要大公鸡。”他一愣，以为我开玩笑（正在挨批的画怎么能画）。我又重复了一遍：“要大公鸡！”这时候，他忽地昂然一笑：“你真敢要，我就画！”于是但见他收拾茶具，磨墨展纸，兴冲冲似乎忘了白天挨批的事了。我站在桌边，看他从鸡冠落笔，先是从从容容，细描慢点，待画到尾部，他换粗笔，用浓墨狠劲上挑，一会儿，一只昂首凝目、挺胸翘尾的雄鸡，单爪立于舒枝展蕊、迎风怒放的红梅丛中的巨石上。画毕，教授郑重地揿章题赠，把画交到我的手里。我被教授的丹青妙笔、挥洒自如、须臾而成的画风感染，激动不已。我拿着画归来写下一首小诗：

傲然立石上 雄视遍寰中

风怒千岩瘦 寒梅偏放红

二、弭祸于无见胆识

1975年春，一位曾在省外事部门工作的熟人，偷偷地到单位来找我，神神秘秘地对我说，他有个特急特密特重要的情况要反映。我当然郑重接待。他说，现在省委组织部中，有两个穿军装的人正在私下收集“党中央常委张春桥的黑材料”，此事非同小可，他说他已给省委第一书记彭冲家信箱投了信，怕意外泄密，没讲内容，但要求立即接见，以便尽快查办上报。我问他怎么知道这件事的。他说是一位在地质机关工作的熟人秘密告诉他的。我又问他找我有什么具体要求？他说：“你们是中央新闻单位，你还是特派记者吧？有责任迅速调查向中央反映吧？”我回答他，这事确实不简单，我马上向领导汇报，给总社写情况内参，调查不调查，听总社指示。

就在当天下午，彭冲同志的老秘书丁永安打电话给我，说晚上在福昌饭店见面聊聊。那时侯，老丁我们三天两头见面，聊天是常事。晚上我应约前往，到了福昌，见一桌便饭已经摆好，骆平同志（彭冲夫人）、彭书记的前任秘书李勇也在座。几分钟后彭冲同志来了。吃饭间，老丁问我，今天有没有人找你反映情况？都谈了些什么？这时，我忽然明白，他今天约我一定是与我上午接待的来访有关。我就讲了上午接待熟人来访的情况。这时，我心里已明白，彭冲同志他们肯定已看到那封投书了，找我来，一是问我是否知道，二是想知道内容和我的态度。我汇报情况以后，也就顺便戳穿了这层纸说：“你们就是为了这事吧，要不然不会这样提问题吧？”彭冲同志听了我的话，只是看着我，没说话，气氛有点凝滞。聪明的老丁，看看彭书记一时不表态，马上站起来与彭小声耳语两句，然后对我说：“彭书记今晚还有个外事活动，得马上走，你多坐一会儿，我们聊。”于是彭冲同志也就站起身来笑笑，告辞先走了。

彭冲同志走了以后，老丁说，彭书记在政治上也是诚实稳健的，“文革”开始后，在省委书记处众多书记中，他受到的冲击最早，被批斗、游街的次数也最多，但他只讲自己的情况，从不牵连别人，不像有的省委领导，为了保自己，顺着批斗的要求讲。一年多来丁、李我们已相处得无话不说了，所以我就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彭书记对这件事的想法你们该知道一点，讲出来我们一起商量商量。”老丁马上说：“彭的想法，我们还不知道。”实际上，都知道这个问题的轻重，不敢轻易表态。我又说：“彭的想法暂时不管，你们看呢？你们是个什么想法？”老丁愣了一会儿，支支吾吾地说：“这事真假也不知道，查，从哪里着手呢？”这实际上又把皮球踢给了我。我立即坦诚地说：“你们认为要调查就调查，不要调查就不调查，先拖着。”我这个话实际上是表了态。他俩似乎听懂了，很高兴。所以老丁又说：“拖拖看，好是好，但投信的人说要彭书记立即接见，这事怎么办？”这时我想，他的话可能就是彭冲同志刚才耳语的意思。于是我就干脆说，如果彭书记真不想调查，我帮你们出个主意怎么样？他们觉得话越谈越投机，便追问什么主意，而且要能天衣无缝，不留后患。我当时觉得事情已经谈到这个份上了，就同命运共呼吸吧。我说：我可以找投信人谈一次，告诉他，我已经和省委有关部门联系过了，现在群众给彭的信，每天都塞满一信箱子，信都编了号，按先来后到顺序接见，他多少号我不知道，等着就是了。我还可以告诉他，他反映的情况，我已及时向总社反映了，总社离中央近，反映快，有了说法我马上就告诉他，如果需要调查，我会马上和他联系。你们看这个办法行不行？他们一听，认为这个点子好极了，说这么跟他说，他就不好意思再急巴巴地催接见了。我们分手时，老李说，他们尽快向彭书记汇报，彭有了说法再谈。第二天，老丁就给我打了电话，他没说他们怎么向彭冲同志汇报的，彭是怎么指示的，只是告诉我，就按我们商量的办。实际上，这就是彭冲同志对信访同志的答复。

时光到了1976年，周总理病逝后，全国马上又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反案风”运动，矛头直指邓小平同志的大恶浪。社会上流传着所谓向“四人帮”的汇报信、检举信、效忠信、劝进信，弄得人心惶惶。同时，因为彭冲同志对批邓领导不积极，南京又传出江青对彭冲同志不满的话：“彭冲,你要冲到哪里去!”这时候，对去年那封“鸡毛信”拖着不办的事，若透了风声，那后果真不堪设想。有一天，老丁对我说：“去年的事，千万不能被抖搂出来啊！”我说：“谁会抖搂出来呢？”他说怕投信的人现在乘机追起来：“为什么不接见，不查办？”我说：“那倒是个往上爬的好机会。”说实在的，那时候，好大一阵，大家真担心呐。好在几个月后，“四人帮”就被粉碎了。说起来也好笑，“四人帮”倒台后，旧话真的重提了。省委着手调查起这件事了，当然目的完全不同了。调查组找了我，不过，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7年第4期 谢觉哉日记所记彭德怀几件事　作者：余明华

（一）

一次，彭德怀在与谢觉哉闲谈时说过这样一件事：“陕北某县县志有一首描写地主生活的诗：‘冷窑暖炕一盆火，稀稀咸菜泡蒸馍。’其生活原不过如此。”

就生产关系而论，地主居于剥削地位，但就生活水准而论，中国相当部分中小地主“其生活原不过如此”。

（二）

彭德怀很少对人讲他个人的生活经历，但却对谢觉哉谈到其青年时代的几件事。彭说：“十五岁遇饥荒，里中办平粜（音tiao,读四声，平粜即卖平价米之意），某财主不肯粜，候至午后，饥民大愤，我首登屋，用档扒下他屋瓦，众人都上，把正屋瓦都下了，我以为我很有理。我五叔是穷人，站在我这边，我堂伯是富人，说我没理，从此我才知道世上的道理有两个。”

所谓两个道理，也就是穷人的道理与富人的道理。人类社会有的道理是可以相通的，例如伦理道德。然而根据不同的经济利益而产生的不同的道理则很难相通。一个15岁的乡间少年能够明白“世上的道理有两个”，这是了不起的发现，他已经能够用自己的眼光来观察世界了。

（三）

彭德怀还对谢讲过这样一件事。当兵之后，“一次大病，老婆总是哭。我说：哭什么，死了你嫁人。她说：‘你一个钱不剩，哪有饭吃。’这是真理，原来人和人只有利害关系。”

因一件普通的口角，却引出了彭德怀关于“真理”的思考。彭之所言是否即真理，姑且不论，但却验证了这样一个问题：哲学家往往是以抽象的方式诠释真理，然而在现实生活当中，真理则是具体的。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7年第4期 贪官与名画　作者：王春瑜

从现存传世画作来看，隋唐以来，妙手丹青，名画辈出。由于古代保存绘画的条件简陋，更由于水、火、兵、匪之厄，特别是战乱的洗劫，名画传世甚难。今天我们重读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可以深切感受到在“山河破碎风摆絮”的国破家亡时，人民仓惶逃难，转死沟壑，图书、文物——包括名画，或被偷被抢，或被迫弃如敞帚，任人践踏，碾作尘土，实在让人痛心疾首。因此，历代传世名画，数量甚稀，价值连城，往往成了不法之徒行贿、贪官污吏受贿的珍品。而巨贪大恶，更直接染指名画，巧取豪夺。即以明朝为例，史实昭昭，观之令人触目惊心。

明代成化（1465——1487）年间，镇守云南的太监钱能，贪赃枉法。他附庸风雅，却又不择手段，曾仗势欺人，先后用7000余两银子收买了沐府价值4万多两银子的文物。后来他调任南京守备，与另一个臭气相投的太监王赐，互相展示自己收藏的文物，并向南京不少缙绅炫耀过。明代嘉靖（1522——1566）年间陈洪谟（1474——1555）著《治世余闻》下篇卷2载谓：

五日，令守事者舁书画二柜至公堂，展玩毕，复循环而来，中有王右军亲笔字，王维雪景，韩题扇，惠崇斗牛，韩干马，黄笙醉锦卷，皆极天下之物。又有小李、大李金碧卷，董范、巨然等卷，不以为异。苏汉臣、周对镜仕女，韩班姬题扇，李景高宗瑞应图，壶道文会黄笙聚禽卷，阎立本锁谏卷，如牛腰书，如顾宠谏松卷、偃松轴，苏、黄、米、蔡各为卷者，不可胜计。挂轴若山水名翰，俱多晋、唐、宋物，元氏不暇论矣，皆神品之物，前后题识钤记具在。

这些字画，不但都是晋、唐、宋物，而且从王羲之、王维到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等，他们的作品，无一不是国宝。二柜书画在公堂展玩后，“复循环而来”，究竟有多少柜，虽然不得而知，但即使一柜，已属珍贵之极矣。

明代嘉靖年间曾任内阁首辅的严嵩（1480——1565），权倾朝野，贪赃枉法。他神童起家，善诗文，精通书画。其子严世藩，号东楼，短项肥体，眇一目，可谓人模狗样。但在严嵩大红伞的庇护下，“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严世藩平步青云，做官做到工商左侍郎，是个肥缺。他“招权纳贿，贪利无厌，尤好古尊彝奇器书画，取不遗余力。他看中的名字画，往往假手总督、巡抚、按察使的势力，对字画的主人威胁、迫害，甚至倾家荡产，丢掉性命。后来被御史邹应龙、林润相继奏劾其罪，斩于市，籍其家。其父严嵩，因与嘉靖皇帝有着多年沉湎道教，共同修炼，妄图成仙的特殊关系，被打发回老家，寄食墓舍以死。值得注意的是，抄没严嵩家产的登记簿，被保存下来，冠名《天水冰山录》成了一本书，留传于世。本书铅印厚达140页，严嵩家产之多，不难想见。严嵩的抄家物资中，不仅有大量田产、金银财宝、绫罗绸缎，钟鼎彝器等等，并有大量名人字画，“古今名画手卷册页，共计三千二百零一轴卷册”，真是骇人听闻。其中有唐吴道子《南岳图》、李思训《仙山楼阁》、阎立本《瀛州学士图》、王维《园光小景》、王维《辋川雪溪图》、黄笙《金盆浴鸽图》、周《杨妃出浴图》、戴嵩《牛图》、关同《山水图》、荆浩《山水图》；宋徽宗《秋鹰》、宋高宗题王仲《梅》、董源《山水》、文与可《竹》、苏东坡《墨竹》、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米芾《人物山水》、苏汉臣《婴戏货郎》、李嵩《士农工商》、马远《翎毛》、范宽《晓景图》；元赵子昂《观音》并《美人图》、钱舜举《花草》、王冕题元人花鸟；明代文征明《潇湘八景》、文征明《拙政园十二篇》、祝枝山《文赋草圣》、沈周《画谱》等等，无一不是国宝。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大家之作，有不少是多幅的，如阎立本《瀛州学士图》就有八轴，王维《园光小景》二轴，米芾《人物山水》竟达十三轴之多，马远《翎毛》也多达九幅。严嵩父子的贪得无厌，暴露无遗。这幅《清明上河图》，历经沧桑，流传过程，曲折离奇，后人演绎成为传奇《枕中秘》，又被改编为京戏、地方戏，我在少年时，即看过淮戏的改编本，至今印象深刻。经专家考证，现存故宫博物院的《清明上河图》，是张择端的原作，也正是当年严嵩被抄家后，归于内府的。我曾购得故宫复制、启功题戳、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清明上河图》，仔细观察，并无严嵩父子的题识，或收藏章。想来当是严嵩父子垮台后，臭名远扬，被收藏者截去题识及印章。耐人寻味的是，画上有金朝灭亡后，遗老王先生的题诗，谓：“歌楼酒市满烟花，溢郭阗城百万家。谁遣荒凉成野草？维垣专政是奸邪！”固然他痛斥的是亡宋、亡金的统治集团的腐败分子，但严嵩父子，不也是实足的奸邪吗？！

清代的贪官，不少人也是眼睛盯着名人字画。乾隆时的巨贪和（1750——1799），这几年被无聊的电视剧，炒作得沸沸扬扬，妇孺皆知。他贪污的数字之大，成了中国历史上贪官之最。据研究和的专家冯佐哲教授说，“正史、官书和档案中却没有一份完整的有关和全部家产的清单，有的只是零散的抄家史料。”但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一包档案来看，仅和在承德一处的住所中，即有“大小字画177张”。和有很高的文化素养，能书亦能画，他收藏的这些字画，绝非等闲之物，是可以断言的。惜乎文献不足征，已经无从详细查考了。

遥看名画堕污泥——每当想到那些天才画家的杰作，成了行贿者交易的筹码，贪官的赃物，不禁扼腕浩叹。但是，“古月照今尘，今人欲断魂。”今天的贪官，比起古代贪官，人数之多、胃口之大、手法之狡猾、所呈集团化趋势，都有过之而无不及。据媒体报道，不少已被判刑、处决的大贪官，赃物中均有名人字画。唯一不同的是，有些贪官不学无术，行贿者更胸无点墨，所送名人字画，常有赝品。值得注意的是，用名人字画行贿，是当今官场腐败的一大特点，具有相当程度的隐蔽性。犹忆笔者前几年参加一次小型学者聚餐会，席上有京中著名老字号古董店鉴定字画专家说：“近日有一港商来我店，问：有尺幅齐白石画否？我说：没有。只有一张小幅，有签名，未盖章，当是老人随手所画。画价十五万元。港商二话不说，付款后拿走，欢天喜地，并说：我请某要人题字，已送他一件古董，但觉得礼太薄了，所以才买此画，可惜不是大幅！”可以想见，这位港商送的古董，起码也值十五万，这位高官的区区几个丑字，即换来三十万元！近日我又在文友的餐桌上，听某著名女作家、也是艺术史专家说：她亲眼目睹某国画家卖画情景。此公尺幅八万元，尺幅以上二十万起价。有四个商人当场买画，但见画家桌上铺开四张宣纸，依次画山、水、草木、人物，纯属流水作业。商人当即在四张画前摆下四堆钱，画家目光一扫，看谁给的钱多，即在画上加画一塔、一鸟之类，扬长而去，其夫人立刻收钱，商人携画而去。他们都是将画送给高官的——常言道，天上掉不下馅饼。被赠画的高官，一转手，此画即可卖几十万元，揣进腰包，天衣无缝。他们利用权力为商人谋利，坑害国家，是不言而喻的。显然，当今官员——即使是部级高官，按其工资，是绝对买不起齐白石、张大千、范曾之类的画作的。他们如拥有这些画，或出售这些画，就应当引起纪检、监察部门的注意。目的只有一个：莫教贪官遁其形，莫让名画堕污泥！

（1月25日于老牛堂）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7年第4期 读者来信摘登　作者：张国凤　等

秉笔直书 感动读者

我是两三年前接触到《炎黄春秋》的，从此和它结下了不解之缘。每期必读，读后必有新震撼和感慨。《炎黄春秋》以“勇者不惧、诚者有信”的精神，以求实的态度披露了很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它不优柔寡断、不吞吞吐吐，不媚俗，不跟风，而是肯定、否定、揭露、批评，为广大读者劈开一片新天地，使我们感受到了久违的文化精神。

一个忘记历史的民族，是一个愚昧的民族；一个有意地磨灭历史记忆的政权，是一个非常可疑的政权。我们不但要记住历史，更要还历史以真面目。从上世纪50年代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使不只一代人的思想与精神受到了创伤。特别是十年文革，对国家的民主政治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使国家的经济遭受了巨大损失，使我们的文化遭到了灭顶之灾。走了调的政治高于一切，统治一切，生产停滞，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应该对这些错误与失误进行彻底地反悔和揭露，让我们的人民从中醒悟和反思，知耻而后勇，使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避免“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而重要的是，如果更多的不知真相，后人们甚至无从哀之。

我是出生在50年代中期的那代人，文革开始时10岁左右，正是上小学的时候，我们的命运跟着文革走，但对于很多事情不知道为什么。我从《炎黄春秋》所刊登的文章中，才知道了大跃进、文革中发生了那么多荒唐、让人不可理喻的事情，那么多人死于非命。在那些特殊的年代，人们的思想被禁锢、被愚弄，文化被摧残，人性被践踏的情景令人发指，发人深省。我相信有和我一样、并比我出生更晚的人对那些历史事件的了解是浮浅的，不深刻的。由于年龄的关系，不可能了解和理解更深层次的事实真相。我们需要像《炎黄春秋》刊登的文章，以铁的事实，以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经历的事件，用翔实的资料说明那些政治运动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与痛苦。

文革已经耽误了几代人，民主制度被践踏带给人们的是是非混乱、黑白颠倒，其影响之深导致了至今有些人说话察言观色，写文章媚上奉迎，评价历史仍欠真实，误导读者。再不能像我们这一代人，当年高中毕业还自信地认为，国民党军队没有抗战打日本，等抗战胜利了他们才从峨眉山下来摘桃子吃（夺胜利果实）。难道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学到中学不都受的这样的教育吗？而且至今我发现我们的有些教科书上写的东西仍与事实有出入。文化教育的不诚信，怎么能培养出诚信的青少年和诚信的国民。

我庆幸有《炎黄春秋》，它用事实说话，最能感动读者。我每次读后把它推荐给朋友和上大学的儿子，希望他从中了解历史真相，得到启迪，从而提高辨别是非能力。

古人说，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允许人们说真话，说实话；允许不同见解、不同观点的人发表看法，才能“百家争鸣”，才能使我们的文化更加多元，使我们的哲学领域充满生命力，使我们的政治更加民主与文明。人民已经厌倦了一言堂，厌倦了言不由衷，厌倦了遮遮掩掩，厌倦了被欺骗和愚弄。人民盼望思想的春天的到来。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张国凤

《炎黄春秋》在云南师大拥有众多的读者

去年岁末的一天，我同年已七旬的余斌老师闲谈大家关注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其中就反腐败中的监督机制，余老师引用任仲夷同志说的“用自己的左手来监督右手，是远远不够的。”我立即惊叹这句形象而深刻的比喻，并想进一步了解任老在这方面的思想观点。余老师告诉我，可向离休教师段德龙借阅第11期的《炎黄春秋》。于是我当天就如愿以偿了。我痛感与贵刊相识恨晚。贵刊已经步入“青年时代”（创刊已15年了），而我却孤陋寡闻。我专门走访了我们学校离退休工作处负责同志，知道从2004年至今，该处坚持每年订阅90份（本）《炎黄春秋》，分发给离休教职工和校级领导，并广泛传阅，大家爱不释手，一致认为贵刊“比较实在”，实践了“述过去，思未来”（详见2005年贵刊《新年献词》）。我从贵刊中得到了迫切需要的启发和教益。为了方便好好研读贵刊，我借阅并复印了2005年的16篇、2006年的24篇重要文章，主要涉及政治体制和“三农”问题，再挑出6篇文章，复印了寄给我的学生——酷爱学习和研究的中学政治课教师，得到他的共鸣。今后我一定要把贵刊当作我的益师良友，并大力宣传贵刊，促进科研工作。

衷心祝愿贵刊越办越好！

云南师大经济政法学院 李文云

民先总队第一任队长是敖北枫

《炎黄春秋》2006年第10期《林炎志谈父亲林枫》一文中说，民先总队的队长是李昌。这个说法对，但不全。民先总队的第一任队长是敖北枫，当时是东大学生领头的。第二任队长才是李昌。李昌任队长后，北平市委把敖北枫调任西城区委书记。事情是“一二·九”运动有无党的领导引起的。我向敖北枫（即高锦明）做了询问。他告诉我，“一二·九”运动确实是党领导的，当时北平有临时工委，工委书记是王健（即后来的财政部副部长王学文）。当时北平临时工委的任务有两个，一个是军运（如华北局的薄一波、刘子厚都是搞军运的）。一个是学运，学运的领导，由于地下党是多头的，除北平工委高锦明组织的一部分学校外，黄河赈济委员会的周小舟也组织了一部分学校。学运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但他们有些分歧。这些分歧在林枫建立北平市委以后才统一了。

周 明

一段文字表述有误

《炎黄春秋》2007年2月号《我对右派的内疚》一文提到了“1957年4月毛主席在《1957年夏季形势的报告》中，明确指出……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段文字表述有误。一是该报告的时间为7月，不是4月。4月属春季，整风尚未开始。二是报告的主要内容，不是动员鸣放，给领导提意见，而是“反击右派”。这与“毛主席的伟大光明胸怀”联系不上。4月27日中央发出了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全国各报均在5月1日刊登，如果说这个文件体现了党的光明伟大，还是符合实际的，但遗憾的是并未照此执行。

于俊沂

几点补正

阅贵刊今年第1期，倍感所发文章一如既往的思想性、可读性均强。现仅对几篇文章中的不实、不妥之处予以补正。《我对美国的“困惑”与“释惑”》一文中：“1979年1月1日，唇枪舌战敌对了30年的中美关系……”实际在30年里，中美两国不仅唇枪舌战，其军队还在朝鲜战场兵戎相见。《侯外庐给世间留下了什么》提及，侯外庐比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年轻约10岁。经查，郭、范分别长侯11岁和10岁，翦、吕则各大侯5岁与3岁。《父亲楚图南和几位老朋友的交往》中称：“上世纪60年代，当时提出了一个口号：‘广积粮，不称霸’”。应为：在文革期间提出了一个口号：“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王正纲

2007年第5期 张闻天与列宁新经济政策　作者：张培森

活水自有源头来，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创造，追溯其理论渊源，最早可以归结到列宁在俄国革命胜利后提出的“新经济政策”思想。然而从中共的历史上看，当列宁开始在俄国实施新经济政策不久就在中国传承列宁这一思想，并不断运用于中国实际的一位党的领导人恐怕要数张闻天了。而他在党内提出过的许多关于经济建设问题的深邃见解，可以说都与列宁这一思想有关。遗憾的是，他在这方面有许多正确意见和主张，在他生前都未能实现，甚至遭到错误的批判。今天如果重温一下张闻天的这份思想遗产，相信对我们反思过去启示未来也许会有所裨益。本文在此仅列举几个片断。

从美国传回苏俄文告

张闻天是何时开始接受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的？从可查到的资料来看，1922年他从美国发回的一篇苏维埃政府文告的中文译稿是一份可供研究的重要文献。列宁是1921年决定苏俄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一年后，苏维埃政府经列宁亲自审定发表了一篇类似白皮书的长篇文告《苏维埃俄罗斯政策之发展》。而这时正好是张闻天在美国勤工俭学，他从当时所在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图书馆中的一份英文刊物上看到了这篇文告，立即引起了高度重视，如获至宝地将它译成中文寄回国内，随后上海的《民国日报》连续三期刊载了这篇译文。

文告全文共分11部分，不仅详细阐述了俄罗斯实行新经济政策的背景和实行后的变化，还从理论上系统论述了为何要实行这个政策转变，指出：“苏维埃共和国是世界上工人与农人在事实上握到权力的第一个国家。它将要做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底变迁（即“过渡”—笔者）中的一种经济组织。它不会做纯粹的社会主义，因为这个日子尚未到来；它也不会做纯粹的资本主义，因为这种日子已在衰败了。它是过去与未来的唯一的结合——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底原素（即成分——笔者）混合的同时存在。”文章宣称这种变化正是表明“指导苏维埃俄罗斯底事业的人不是梦想者”，而是“共产主义的实际主义者”。（所引均据张闻天译文）

张闻天翻译此文的具体时间是1922年9月24日，这时距他到达美国还不到半月。为何文告对他有如此大的吸引力？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这位越洋过海的东方学子当时年方22岁，而他早在19岁时，也就是1919年在南京读书时，就曾著文介绍过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并摘录了《共产党宣言》的十大纲领，可以称得上五四时期南京地区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从那时起包括1920年去日本学习，这位年轻人一直在关注并不断思索着风靡全球的社会主义潮流。而眼前出现的这篇理论和实践结合上展示社会主义崭新观点的文告，怎能不引起他极大的兴趣。自然这时的张闻天还谈不上对列宁思想有多少研究，然而从以上这件事来看，至少表明列宁这一新思想已经开始在他脑海中扎下了根子。他通过这次留美，不仅对资本主义世界有了实际的考察，而且有幸吸收了列宁的社会主义新思想，确实是大开了眼界，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就更为实际了。

在苏区大胆主张利用资本主义

张闻天提出这一主张是30年代在中央苏区时期。这时的张闻天已是身居中共领导核心层的共产党人。如果从他那次去美国算起，已有十年时间，而这十年内，张闻天个人确实经历了不小变化：留美归来后1925年加入了中共，不久即被派往莫斯科学习，经过五年的学习于1931年回到上海时，党组织已处在严峻的白色恐怖之下，由于他留苏学习表现出众，回国后即被赋予重任，后又被提升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隔了一年，便随中央机关内迁到了“红都”瑞金。

到苏区后不久，1933年4月他在谈论苏区经济问题的两篇论文中提出了这一主张。文章明确指出：“要发展苏维埃的经济，在目前不尽量利用私人资本是不可能的。私人资本主义的部分发展，对于我们并不是可怕的。这种发展，可以增加我们苏区内的生产，流通我们的商品，而对于苏维埃政权现在是极端重要的。”还说：“当前苏维埃政权没有力量经营国有的大企业，那末利用私人资本来发展苏维埃经济，不能不是目前主要出路之一。”这里张闻天正是首次将列宁新经济政策中“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运用于中国革命政权下的经济。

为何称张闻天提出这一主张是大胆的？这就必须联系到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初党内的背景，而且首先要从苏共说起。1924年列宁去世，1925年主政的斯大林就宣告“恢复时期”终结，实际中止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开始了 “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新时期，起先从工业和商业系统中“排挤资本主义”；紧接着就转向对农村资本主义的进攻，普遍开展对富农的斗争,并宣布“废止新经济政策”；到了1930年随着“全盘集体化”方针的提出，就又从限制富农进而转为消灭富农，对资本主义成分举行“全面进攻”。在此过程中，苏共党内在建设方针问题上并非没有分歧，当时对集体化和消灭富农方针提出了不同意见的布哈林，被冠以“反党”的罪名而开除出政治局，一场争论被迅速压了下去。

而中共30年代党内在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同样是“左”的，其根源正是离不开苏共和共产国际的指导路线。早在1928年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虽然在肯定中国革命民主革命性质和克服大革命失败后的盲动主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然而六大决议关于“革命前途问题”却认为：在“革命过程里，它一定要转变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初步”，换句话说，民主革命过程中，就要向社会主义转变，这显然是超阶段革命论。而到了1930年当苏联国内开展对资本主义“全面进攻”时，共产国际更是明确要求中共也一样“和中外资本家进行残酷的斗争”。王明上台后提出的“三反”（即反帝、反封建的同时“反资本主义”）纲领，不过是国际路线的翻版。当时苏区连小学识字课本上都印着这样的口号：“左手拿着刀，右手拿着枪，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一扫光。”而这种极左路线贯彻的结果，不但政治上搞得党自身孤立，而且使得苏区经济也陷入严重困境。

就在当时中共党内这种将资本主义完全视为死敌的情况下，张闻天居然在文章中公开提出要“利用资本主义”，岂不是把自己往枪口上撞。果不然帽子立刻飞到了头上，遭到总书记博古不指名的批判，指责这是“机会主义”，是“对资本家的投降情绪”，是目前职工运动中的“主要危险”，而且要“以无情的火力反对这种危险”！随后的历史表明，中央迁入苏区后党内两位高层领导人的这场争论成了“左”倾路线分化的开始，而对于张本人来说则是自身转变的一个起点。今日来看张闻天当时之所以能够如此大胆地提出这样的见解和主张，除了他的务实精神之外，还应该说是和他在此之前用心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列宁的思想分不开的。尽管此时张闻天在整体上尚未能完全摆脱“左”的桎梏，但要看到在党内那种思想状况下，竟敢如此大胆地冲破禁区提出“利用资本主义”，其理论勇气可谓难得，意义也相当深远。

在陕北提出“新式资本主义”设想

抗战时期中共领导人在阐述新民主主义社会时都用过这样一个概念，叫做“新资本主义”。最初是张闻天提出的，他从发展经济的角度说：“实行新民主主义，就是新式资本主义”，毛泽东后来也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其性质是资本主义的，“不是老资本主义，而是新资本主义”。张闻天的“发展新式资本主义经济”是早在1942年作为一个设想提出来的。此时他已经实际从党的总书记岗位上退下来。他利用这个时间主动深入基层，来到陕北、晋西北地区，进行了长达一年两个月的农村调查，这就是党史上著名的晋陕农村调查。而他上述设想就是在晋西北兴县14个自然村调查中提出的。目前保存下来的调查报告《晋西北兴县二区十四个村的土地问题研究（报告大纲）》，和论文《发展新式资本主义》，可以说是研究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的珍贵文献。

兴县地处山西吕梁山区北部，交通闭塞，经济落后，这在中国西北地区农村是有代表性的。而张闻天通过自身的调查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农村经济“太落后”了。而造成这种落后的经济根源，就在于占据统治地位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这个当时属于晋绥根据地边缘地区的农村，抗战以来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方面尽管这个地区未曾经过土改，然而由于战争的影响和革命政权的成立，封建势力还是受到了削弱，地主变卖土地和分散土地较多，而少数地主则改为自己经营，成为经营地主。另一方面的变化则是多数农民由于党的“减租减息”政策，获得不同程度的利益，不少农户乘地价便宜之机购置土地，中农户数有所增加，也有少数中农上升为富农。

正是基于上述经济状况的分析，张闻天提出了在革命政权下大力发展农村资本主义的设想，具体说就是发展富农经济。他认为富农不同于地主靠地租剥削，而是采用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这种方式在当时是进步的，是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因此党的政策不应阻止土地自由买卖，而是引导农民向着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发展；对于地主来说，他提出的办法是可以不采用过去土地革命的办法，而是通过党的政策法令，促使地主将封建剥削转化为资本主义经营，除经营农业外也可以投资工商业。张闻天称这种方式为“和平转变”。

张闻天把以上这种设想称为“发展新式资本主义”，而且指出这不仅是边区当前的任务，也应是整个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一项长期任务。应当指出的是，这种设想还只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一种粗略的创意，可是后来批判他为“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其实他在论述中说得很清楚，他所说的“发展新式资本主义”目的就是为“将来社会主义做基础”，而且指出这种“新式资本主义”与欧美资本主义有所不同的有两个重要前提，一是“有革命政权和革命政策”，可以“调节社会各阶级关系”，二是“操纵国民生计的工商业，均握在国家手中”。因此从根本上说，仍然是运用列宁“利用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只不过是根据旧中国生产力特别落后的国情更加强调充分利用资本主义而已。只要联想一下我国2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现实，内资外资发展到这样大的规模，宏观调控不也根本上凭的就是张闻天当年提出的这两条么？

张闻天当年所论未必都十分精当，然而贯穿当年张闻天设想的马克思主义生产力根本标准的思想却是鲜明突出的，他说：“有些农民出身的干部，体贴农民疾苦，这是对的。但把改善农民生活完全放在合理分配别人的财富上，则是不对的。应主要从发展生产、增加社会财富来求民生之改善，才是比较妥当的。”他还说：“欧美各国资本主义发达，工人生活比今天中国小地主好得多，可见落后国家的地主，日子过的不如先进国家的工人。”尤其是他以这个根本标准的独特视角精辟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不同发展阶段的问题。指出：

中国社会将来才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今天则要实行新民主主义，就是新式资本主义。因为中国太落后，只有走过新式资本主义的第一步，才能走社会主义的第二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我们的理想，发展新式资本主义，是我们现时的任务，也是我们当前的具体工作。若把理想当现实，乱来一阵，会弄糟糕的。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过一段话：“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在此令人深思的是，建国后有相当一段时期我党反复强调要“兴无灭资”，甚至提出要叫资本主义迅速在中国“绝种”，其结果资本主义未能消灭得了，而给生产力带来的破坏确实是很糟糕的。然而有意思的是，如今西方某些学者盛赞当前中国的经济影响力时就恰恰把中国的经济称作“带有社会主义特色”的“中国式资本主义”。

在东北绘制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蓝图

抗战胜利后，张闻天主动要求赴东北做地方工作。他当时作为一个中央政治局委员，从1945年冬至1950年初，先后在东北北部的合江和南部的辽东两地担任过省委书记，时间长达3年多，此外他还以中共东北局常委的身份，兼管过一个时期东北全区的财经工作。他在东北的整个4年多时间内，为开拓和建设东北根据地，在剿匪、土改、保护和恢复工商业等一系列工作中均做出了突出成绩。

同时这段兼有农村和城市经济工作的丰富实践，却又使得这位具有战略思考习惯的领导者，有条件从宏观上进一步思考整个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问题，而他在全东北解放前夕为中共中央东北局起草的一份重要文件《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1948年9月），可以说就是以当时东北经济为依据而绘制的一幅整个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蓝图。这个文件上报中央后，果然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而随后不久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关于建国后经济建设方针，以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制定的《共同纲领》中的经济纲领，都是吸收了这个《提纲》的基本思想。这里不来评论《提纲》的历史价值和地位，仅举出体现在《提纲》中，以及形成《提纲》前后表现出的几点至今仍显示其新鲜活力的宝贵思想：

（一）提出了多种经济成分的经济结构。作为中央文件发布的上述《提纲》提出的是五种经济成分，即“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提纲》原稿还写有存在于当时东北地区的“外资”苏联“秋林经济”）事实上早在1934年苏区时期张闻天就已经根据列宁思想提出苏区经济的前途是上述五种经济，因此张闻天完全可以称得上是新中国多种经济结构设计的先驱。马克思主义一条基本规律就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水平。回顾我国建国初期经济之所以取得一度繁荣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应该说就是跟这种适合当时生产力水平的多种经济结构有关。而当人们一旦不顾生产力的实际水平而人为主观地改变这种多种成分结构的时候，生产力就要遭到严重破坏，1958年的教训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再来看改革开放发展至今天，我国的多种经济状况虽然无论就规模还是种类来说，都已远非建国初期所能相比，然而正是这种多元结构给予我国经济所带来的强大活力却愈加显示在人们面前。

（二）提出了“巩固私有财产所有权”的问题。多种经济结构自然就是包含私有经济成分在内的，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上述《提纲》成稿的两个月前，张闻天在东北局召开的县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一次联席会议上有篇讲话，讲话针对土改后出现的急于要搞集体化的错误倾向强调了要“巩固农民私有财产权”的问题，指出：

应该看到，今天农民的私有财产权，比封建的私有财产权是进了一步的。我们对私有财产应该有历史的观点。奴隶社会有了私有财产，比原始社会进了一步。原始共产社会好是好，但没饭吃饿死人啦！奴隶社会生产力比原始社会提高了，封建社会又比奴隶社会进了一步，今天消灭封建制度后的农民私有财产是更进了一步。所以，今天巩固农民这种私有财产权，应该说具有进步的意义，破坏这种私有财产权，才是反动的思想。在今天的条件下，就要实行共产主义，实质上是倒退的，破坏性的，是反动的。……今天巩固了私有财产权，将来才会取消私有财产权，这是与共产主义完全吻合的。真理总是具体的，要看什么经济基础与历史条件。

新民主主义社会须保存一段相当长时期的私有制，也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建国开始时的共识，而且将其写进了1949年制定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令人没有料到的是后来那样快地取消私有财产所有权，以至发展到1958年那样狂热地取消几乎包括所有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在内的个人一切所有权的“共产风”。在经过一个长时期的曲折之后，通过立法把私有财产所有权重新写进宪法的时候，再来读一读张闻天的这番讲话，不能不为其深刻的见解所折服，它启示于人们的却正是颠扑不破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真理！

（三）提出在农村大力发展商业性的“供销合作社”。张闻天当时认为这是东北大规模土改后农民的必然要求，指出：“由于封建剥削的消灭、东北的全部解放与工业的发展，农产品必然大量地商品化，农民为了发展生产，必然提出合理解决供销的迫切要求。”因此他认为“今后使农村走向集体化的道路是先供销合作然后生产合作。供销合作是今天促进农村生产的发展与准备农村集体化的中心环节。”众所周知，我国五十年代合作化的实际发展是沿着“生产合作”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道路进行。今日看来，这是两个不同的路数，前者是采用经济的办法，通过商品流通来促进生产，而后者则是比较单一的用行政的手段来提升所有制的公有水平。张闻天的思路同样来源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因为既然在过渡经济中还要保存私人资本主义和小农私有经济，作为无产阶级执政党来说，就必然有一个如何沟通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经济交往，以及如何保护小农免受私商盘剥的问题，为此列宁便提出建立合作社的办法。而列宁所提出的合作社正是商业性的合作社，至于建立生产合作的农业集体化，列宁则明确认为必须是在有了机械化的物质条件之后。而这里列宁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就正如张闻天所说的是注重“商品流通沟通城乡联系、巩固工农联盟的纽带”。

现在看来我国实际推行的合作化道路可以说是完全超越了列宁当年所设想的这个商品流通大发展的阶段，张闻天所提出的供销合作社自然也就没有能得到重视、获得广泛发展。但是人们只要回想一下建国之初，广大农民获得土地后的个体生产积极性是相当高的，当时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城乡经济的一度繁荣可以说都与亿万农民这种积极性的释放有关。由此可以想象，如果在供销合作社的支持和保护下让这种积极性再进一步获得一个较长时期的释放，商品流通获得一个更大的发展，五十年代的经济又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历史固然不能假设，然而客观的经济规律总是要顽强地表现自己的，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当中央提出建设新农村目标的时候，恰恰是建立与市场联系的各类经济合作组织的话题却又在一些地区被重新提了出来。

（四）积极主张扩大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对外经济交往。张闻天的这方面主张是随着东北以至全国解放进程而逐步提出来的。前面说过，1948年9月东北解放前夕，他在所写那篇《提纲》原稿所列举的经济成分中，就已经提出了利用外资问题。及至东北全境解放后，1949年6月他在中共辽东省委一次干部会上的讲话中谈到建设资金问题时则说，将来筹措资金也可以借外债，可以向苏联借，“也可以向美国借，但是要平等互惠”。到了建国前夕，1949年7月他在省委机关干部学校一次亲自讲授“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问题”时，就进一步讲到东北要“开展对外贸易”、要“打通东北地区的出海通道”；接着同月就同时任辽东省主席刘澜波一起，带领省委机关主管经济工作的干部，到地处辽东省出海口的营口市鲅鱼圈和安东县大东沟实地考察营口建港问题，他对干部们说：我们辽东发展经济有个优越条件，营口过去是东方贸易大港。经过这次考察和调查，他认为在鲅鱼圈建立港口，具有天然条件，积极主张修复港口。随后他又在一次省委工作会议上，根据营口市委的汇报，发表了一次长篇讲话，阐述了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地区打交道的原则。一位当时听过张闻天这次讲话的同志回忆说：“当时没有‘开放’这个词，但他（指张闻天）讲了许多和资本主义国家交往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同时语重心长地提示干部，在和资本家打交道的过程中，在工作和个人关系上应当注意的问题。”

建国后：从质疑、反思到理论探新

实践表明，斯大林领导下创建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并不是成功的模式，而我国建国后的经济在一段相当时期内应该说基本上照搬了这种高度集中的、排除市场、价值规律的计划经济模式。而对这种并不成功的模式，当时的中共领导人还不可能有全面、深刻的认识，从根本上的觉悟，这一点张闻天也不例外。但是由于他对列宁新经济政策领略较深，加之经济学的功底和不断探索求新的精神，他在建国后还是给后人留下了不少有价值的思想亮点。

（一）五十年代初就曾对苏联经济从其理论指导上提出过质疑。1950年张闻天调到中央从事外交工作。1951年被任命为驻苏大使后，苏联经济建设问题便成为他关注和研究的重点，上任后的第二年他就亲自到苏联中亚地区四个加盟共和国进行对农业和集体农庄的调查。此时又正逢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出版，不久张闻天根据自己的观察和调查，结合了对这本书的评价，曾对当时赴苏访问的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发表了一番谈话，就在这次谈话中他对苏联实行的计划经济提出了质疑，而对斯大林不重视商品经济和排斥价值规律在生产领域中的作用直接提出了批评。

他说，现在苏联流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法则是有计划、按比例的法则。但是认识和运用这个法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事情。他又说，列宁提出计划经济时是以全民统计为前提的。这种全民统计至少在现在也很难做到，而且需要（指经济生活的需求——笔者）也在不断变化之中。他同时谈了对斯大林新著的看法：斯大林这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社会要有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但是从斯大林的阐述中可以看到，他的这种肯定只是针对那种主张消灭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错误观点，而他自己并非非常重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至于价值法则，斯大林更是断然否定这个法则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起着生产的调节者作用。接着他说，现在苏联集体农庄的产品价格多年不变;集体农庄的生产规模由国家决定，主要农业生产工具（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均为国家所有。这样的规定太死了，这肯定会挫伤集体农庄经营的积极性，也会造成国家的沉重负担。但斯大林没有发现这有什么不对，反而把希望寄托在集体农庄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以产品交换代替商品交换。

他五十多年前的这番话，现在来看非常难得的一点是，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触及到了苏联经济畸形发展（工业发达，农业轻工业落后）背后一些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如果没有很深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基础，又对苏联状况有深刻的洞察，是根本不可能提出这样一些问题的。可惜的是将近十年的繁忙外交事务没有能使他沿着这个思路进行进一步的理论探讨。

（二）1962年在反思1958年教训的基础上提出开放市场的建议。众所周知1959年庐山会议张闻天因为批评“大跃进”错误而遭到批判，并为此被罢免了外交部副部长的职务。此后被安排到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当一名“特约研究员”。1962年中共中央为“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切实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在北京举行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就在中央领导人都忙于各项政策调整，采取各种措施克服“大跃进”错误造成的严重困难的时候，而被毛泽东打入另册的张闻天却独辟蹊径，从根本方针上进行思考，将1958年错误同苏俄初期一段历史联系起来进行反思，重温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诉求市场来探索新的出路。

这一年4月，他从北京出发，携带几本《列宁全集》到南方进行调研，调查的重点是刚恢复的集市贸易市场，他一路调查，一路研读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论述。阅读过程中他在书上写了不少自己与列宁思想相通以至共鸣的批注。例如在读到一处列宁谈论过去错误的教训时，他在旁注中写道：“根本的错误就在于根据昨天的经验来解决经济任务”，而“经济工作不能像政治军事工作那样能迅速达到目的，它不能凭一时的热情前进，也不能跃进，计算时期不是几个月，甚至几年，而是以几十年计算。”而当读到列宁另一段论述：“真正的革命家，如果失去清醒的头脑，一心想什么‘伟大的、胜利的、世界的’革命，在任何场合、任何情况下都能够而且应该用革命方式来解决种种任务，那他们就一定会遭到毁灭。”张闻天不但在列宁这段话下面打了横杠，而且感慨地在旁边写了五个字：“说得太好了！！！”这里连续加了三个惊叹号。而从整个这些批注可以看出他这次调查的一个主导思想，就是想借鉴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历史经验，把利用市场，搞活流通领域作为调整当时中国经济一个带有全局性的问题提出来。

调查结束后，他终于根据调查的情况正式向中央写了一份报告。报告的题目是《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意见核心的一点是建议中央有计划地扩大集市贸易，使之“成为全国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向农民宣布完成交售任务后在集市自由出卖粮棉农副产品；而且提出应允许个体商贩加入突破本地区范围的商品流通。报告写成后他在研究所内部宣读并说明这份报告稿时，更是明确指出在扩大流通渠道方面可以允许“私商搞些长途贩运”。而且直截了当地说：“我们现行的粮食统购统销制度，有点类似苏联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余粮收集制，把农民的余粮全都收来了。今后我们也要学习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办法，用粮食税和自由收购相结合的办法来代替现行的粮食征购制度。”而当有的同志当场说他这套主张是“实行自由化”时，一向温和的张闻天不禁一时激动起来争辩说：“现在建国已经十几年了，还要画地为牢，是不应该的。实行我这个办法，是会带来一系列问题的，但只要因势利导，这些问题是可以克服的。如果解决不了，说明我们共产党人没有本事。”

对照当时的实际情况是，1958年后旧有的市场体系已经遭到彻底的破坏，而任何私商的活动也都被视为绝对的禁忌。张闻天的这份意见书尽管不可避免地还带有当时的历史局限，但应该看作它是在六十年代全国原有市场体系基本消失后，最早提出的一份要求利用市场机制并恢复私有经济的重大政策改革的建议书。

（三）1963年写出在经济学理论上有重大突破的《关于生产关系的两重性问题》论文。上述意见书的提出，可贵不仅在于坚持运用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而且是伴随着新的理论探索。1958年“大跃进”掀起之后，国内学术领域各种极左思潮泛滥。当张闻天1960年冬被分配到经济研究所时，经济学界正流行一种思潮，认为社会主义建立之前的经济学范畴全都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范畴，而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则是无产阶级的经济学，应该是全新的经济学，应该创新，创造一套新的经济学范畴，甚至连“工资”这样的范畴，也要改为“劳动收入”等等。在张闻天到所之前，所长孙冶方发表了一篇《论价值》的论文，就是在价值问题上同包括上述这种极左观点在内“左”的思潮进行争辩的。他在读到这篇文章后，很赞同孙的观点，并感慨地写下了一篇笔记《读孙冶方同志的〈论价值〉》。他在这篇笔记中就直接谈到关于马克思《资本论》的经济范畴问题，指出：现在“我们的经济学家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经济范畴的使用，有一种恐惧，怕在使用中犯修正主义错误。”然而，“这些范畴虽然表现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性，但也表现一切社会化社会生产的共同性”，“人们由于过分强调阶级性，特殊性，因而忘记了共性，一般性，忘记了继承与发展。”

由此令人联想到，十月革命后俄罗斯文坛出现过一个叫“无产阶级文化派”的，认为过去所有的文化全都属于剥削阶级的旧文化，主张要创立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崭新的无产阶级的新文化。前面所说的那种“大跃进”后中国出现的经济学极左主张，也应该说同当年俄国的极左派同属一个思潮派别。自然抱有这种主张的当时是少数，多数是张闻天所说的思想上“有顾虑”。但是这种极左主张却引发了一个带根本性的大问题，即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究竟有无共同性的问题。张闻天这里明确指出了它们的“共同性”，这个共同性就在于都是“社会化”的大生产，这是对当时人们“左”的观念的一个突破，没有观念上的这个突破，就不可能提出任何利用市场的建议。然而在他的意见书送上去不久，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召开，大批“翻案风”，彭、张等人均被立案审查，张的意见书更成为他复辟资本主义的罪状。可是就在这样的巨大压力下，张闻天也并没有停止理论探索的步伐，终于在已有思想突破的基础上，于1963年写成一篇如今已为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充分证明，确为重大理论突破的论文《关于生产关系的两重性问题》。

文章将社会生产关系明确分为“直接表现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和体现“所有关系”的生产关系这样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前者是指任何社会“人们为了进行生产，依照生产技术（即生产资料、特别是生产工具）情况和需要而形成的劳动分工和协作的关系”，而后者则是指不同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品归不同所有者所有而言。前者表现的特点是，不同社会之间前后的“继承性”，并随着技术的改进而不断变化的“灵活性”；后者则往往是一种“所有”代替另一种“所有”而非“继承性”，而当一种“所有”确立以后，则是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而不易改变。文章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是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规律，即表现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对立统一的规律。”而且认为必须联系上层建筑来研究。

张闻天关于生产关系两重性的这番辩证的论述意义非同小可，尤其是其对“直接表现生产力”的这一方面生产关系的客观存在和它的特点的论述，是对斯大林错误理论的一个突破。一个长时期内苏联所奉行的斯大林经济理论就是脱离生产力而谈生产关系的，同时又把生产关系简单归结为生产资料所有制，从而也就把直接表现生产力的这一方面的生产关系排除于生产关系之外，实际也就排除了生产关系在各不同社会之间客观存在“继承性”的方面。苏联经济生活中排除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造成的长期封闭性，其理论根源即在于此。同时又由于把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的矛盾只是看成是外在于生产关系的矛盾，错误地得出把不断改变生产关系，即不断提升所有制的公有水平，视为推动生产力前进的唯一途径，造成经济发展的严重畸形和长期的滞后，应该说这乃是苏联这座大厦最终崩塌的一个深层次的根本原因。

在我国，过去一段长时期在经济建设模式上为何始终未能摆脱苏联模式？究其原因首先的一条，就是我们在经济理论上始终未能摆脱斯大林的封闭的经济理论。五十年代后期毛泽东那样热衷于追求农业集体所有制的不断升级，以至跃进到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主导这种实践的理论，其实归根到底依旧是斯大林所一直奉行的改变生产关系就能“解放生产力”的理论，不过是更加发挥到极端罢了，故张闻天批评这种理论为“不断改变生产关系拜物教”。另一方面，由于理论上根本排斥不同社会之间生产关系存在的 “继承性”，而且几乎把所有本来属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性的东西都一概视为资产阶级的异端加以批判。张闻天前面所批评的“画地为牢”，应该说首先是思想套进了这种牢笼，结果使已经遭到破坏的生产力更加走入了死胡同。

历史表明，彻底打破这个牢笼的是邓小平。在一场市场究竟姓“资”还是姓“社”的大争论中，是邓小平断言：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从而开辟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时代，而40年前张闻天提出的“生产关系两重性”的论点恰恰同时也得到了今天我国这个新时代实践的验证。10年前我国有两位经济学家高度评价张闻天《关于生产关系两重性》，称它是对生产关系进行的一次全新研究，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的一个重要发展，而今天再结合这10年来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实践来看，应该说它不仅有其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对当前人们坚持邓小平理论，坚持市场改革方向仍有着现实的意义。

纵观上述张闻天的经济建设思想，可以看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是贯穿其中的一根主线，但他不仅传承了列宁的这一思想，而且运用和发展了列宁的思想。值得人们深思的是，由于党内民主的缺失和传统观念的影响，权力往往压制了真理，以致像张闻天这样的许多真知灼见都只落得一个被视为“修正主义”异端邪说而遭受批判的命运，造成了历史极大的遗憾！

（2006年11月28日）

（责任编辑 萧 徐）

2007年第5期 纪念邓小平：坚持理念创新　作者：周瑞金

今年，是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发表15周年，也是他逝世10周年。

如果，再往前回溯，一幅有趣的历史机缘映现在我们面前：

60年前—1947年，邓小平与刘伯承挥师挺进大别山，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两年后，中国共产党打败蒋介石，建立了新中国。

40年前—1967年，“一月革命风暴”肆虐，邓小平与国家主席刘少奇被当作全国最大的走资派打倒、批斗，由此酿成十年内乱，国家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30年前—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以他特有的政治魄力和理论勇气批判“凡是派”，主导教育、科技战线拨乱反正，恢复高校招生，催发了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大潮。

20年前—1987年，他主导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绘制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初步蓝图。

15年前—1992年，在改革开放一片沉寂，“姓社姓资”争论骤兴之际，他毅然而然南下发表振聋发聩的南方谈话，推动全国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改革开放大潮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势如破竹，一往无前，使国家面貌、人民生活发生翻天覆地、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五年后，在作了最后的政治交代——编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之后，他驾鹤而行……

这就是邓小平！他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集体中的重要成员，为推翻“三座大山”，创建新中国建立了卓著功勋。他又是第二代党和国家领导集体的核心，在他一生的最后二十年，创立了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造就了一个改革开放、生气勃勃、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可以说，鸦片战争以来，我国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中华振兴，在邓小平及其继承者江泽民、胡锦涛手中得以初步实现。

今天，我们纪念邓小平，感戴邓小平，学习邓小平，就应当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继续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伟大旗帜，去完成邓小平未竟的中华民族振兴的大业！

15年来，我们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指引下，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也遇到了许多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比如，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差距拉大，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人口增长、资源消耗和生态恶化压力越来越大；社会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体制机制不完善，民主法制不健全，政府决策存在“暗箱操作”，老百姓维权十分艰难；权力与市场结合产生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大案、要案、窝案不断发生，社会正义、公平受到损害；社会诚信缺失，道德失范，人与人之间关系商品化，社会风气不好，等等。由此，近年来引发了市场化改革以来第三次大的争论。

在第三次改革争论中，质疑改革的言论汹涌，有的认为市场为取向的改革使老百姓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成为“三座大山”，造成贫富差距拉大，两极分化。有的认为改革背离了社会主义原则，这样下去会改变社会主义颜色，导致共产党下台。有的抨击市场化改革是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新自由主义是美国和平演变中国的工具，主张市场化改革的人可能是美国中情局的特务。还有个别“左派”人士，公然把我党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指责为“推行私有化”；把我党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指责为“抛弃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在政治上推行自由化”。他们甚至攻击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小康社会”等是“没有阶级性和革命性的口号和主张”，是“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东西”。

面对种种对改革的指责，我们重温一下15年前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的：“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话，今天读来，依然是这么亲切，这么深刻，这么有针对性，这么及时、重要、发人深思，真是大音稀声啊！

第三次争论中提出的问题也说明，我们不能回避改革中的重大理论问题，要勇于创新，积极应对理论上的挑战。15年前，邓小平同志曾说“不搞争论”是他的一个发明，为了争取时间干，他主张不争论。这是很对的。1992年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取得重大成就，正是不搞争论、凝聚共识、集中力量干的结果。问题是，不争论没有在思想理论上真正解决问题，到一定时候，它又会冒出来。第三次改革大争论就是如此，因此在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明确表态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以后，那些人仍然坚持争论。可见，改革发展到今天，应当坚持理论创新，使基础理论研究不断有所突破，这才能统一全党思想，更坚定地打好改革攻坚仗。

邓小平的伟大，就在于承认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失败，决心创造社会主义新模式，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如何看待所有制问题，如何看待计划经济，我们需要结合改革开放近30年来的实践，重新认识社会主义，重新研究社会主义理论，要从结构的社会主义观转变到功能的社会主义观上来。去年九月，中共中央编译局和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主办了首届全国社会主义论坛暨“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研讨会，吴敬琏、高尚全、刘吉、杨启先、王占阳、徐景安等专家学者，都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新理论。这是可喜的现象，很值得提倡。

其次，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也要作科学分析，并非都是糟粕，不能一概加以排斥。比如关于经济人的假设和人自私本性的论述，有一定理论价值，是我国启动改革的一个理论前提。又如私有制有效率的假设，也为世界经验所证明。我国改革将传统的大一统公有制转向多种所有制，国有经济退出竞争领域，鼓励私人、个体经济的发展，也是基于提高效率的考虑。当然，为了保障公共利益，由政府投资、运行和管理公有制企业，也是完全必要的。中国未来不可能全部私有化是肯定的，但私有制有效率的理论不应被推翻。再如，完全竞争和完全信息的假设，是市场化建设的目标和方向。我国目前垄断现象还比较严重，竞争很不充分，信息提供和披露也很不规范，存在许多暗箱、黑箱。要搞市场经济，实现公平竞争，就应当从法规上、制度上、政策上以至观念上朝完全竞争和完全信息化目标努力。此外，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关于政府作用最小的假设，是西方人文主义精神向政治领域的延伸。西方人文主义强调个人独立性、选择性、创造力、想象力、责任感，由此而保障人的权利，对政府机构加以制衡，防止政府滥用权力，主张政府作用最小，这也有一定积极意义。当然，我国幅员广阔，情况差别大，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是非常必要的。即使如此，保障个人创造力和活力，防止政府滥用权力干预，这对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有一定参考借鉴价值。

第三，我们要创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模式。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描述的“纯粹市场经济”并不是我们的目标。市场经济确实不是万能的，也存在固有的缺陷。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民众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政治人”，转变为追求经济利益的“经济人”，这是历史的进步，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创造了丰富的社会财富。不过，“经济人”也不是我们的理想人。“经济人”崇尚物的物质主义、经济至上的经济主义、刺激消费的消费主义，以及科技解决一切的科技主义。这样，以物质享受为目标，以自我为中心，成为“经济人”的主要价值取向。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当从以物为本位转向以人为本位，坚持科学发展，和谐相处，和平崛起，把西方现代化同东方人文精神融合起来，从“经济人”转化为全面自由发展的“和谐人”。这种“和谐人”，是创造物质财富又创造精神财富的人，具有信念又诚实可信的人，具有爱心和热心公益的人，具有理性精神并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的人。实现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我的和谐，这才真正走出一条具有中国文明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

在邓小平同志逝世10周年的今天，我们依然牢牢记住15年前他在南方谈话中说的最后一句话：“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

（责任编辑 萧 徐）

2007年第5期 “欧洲共产主义”的产生与消失　作者：张惠卿

“欧洲共产主义”是二次大战以后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为了寻找一种既不同于苏联，又不同于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模式所作的尝试，在当时不仅得到了欧洲大陆大部分共产党的支持，也得到了欧洲以外地区一些发达国家共产党的赞同，影响很大。可是这个尝试最终没有成功。大约在1983年以后，这股热潮就逐渐消退下去。“欧共”消失了，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段插曲。

形成“欧洲共产主义”的社会背景

多年以来，十月革命的道路，即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被当作唯一的样板，但许多国家在实践中却处处碰壁。特别是一些具有悠久民主传统和经济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比如像西欧各国，始终没有一个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尽管大多数已获得合法地位，有的在议会中作为一个大党而存在，有的参了政，在国内有一定影响。但这些国家究竟通过什么样的革命形式才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个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共产党的领导人已经开始觉察到这个问题，提出过应当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革命战略，但这些思想从未能取得主导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一个和平发展时期，情况有了很大不同。这些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生活上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结构、阶级结构以及阶级力量对比都相应有了改变。直接影响着国际共运和国内工人运动的发展趋势。

在经济上，随着科技革命和先进科学技术在工农业生产中的广泛应用，这些国家的生产力普遍高速发展，生产社会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工人阶级日趋白领化和知识化，新的中间阶层扩大了，出现了一个在社会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包括教授、科学家、工程师、教师、医生、律师、研究人员、技术人员、各行各业的专门家和管理人员以及其他知识分子的宏大队伍，西班牙共产党称之为“文化力量”。

在政治上，由于战后西欧垄断资产阶级的力量相对削弱，加上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已无法控制局面，而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壮大起来的左翼力量——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或称社会党、工党、工人社会党，下同）的力量则日益增长，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稳定政局，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有些国家就让社会民主党上台执政，实行改良主义。对共产党也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灵活性，加上极端仇视共产党的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法西斯政权相继倒台，这些都在客观上为西欧各国共产党提供了开展合法斗争和发展力量的有利条件。

在社会思想和生活上，由于欧洲国家的广大人民都经历过两次战争的祸害，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他们带来的苦难，创巨痛深，他们对法西斯的恐怖统治和残暴蹂躏记忆犹新。因此，人们普遍憎恶独裁专制，害怕战争暴力，向往民主自由。经济的迅速发展，也带来了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加上一些国家采取的高工资、高消费、高福利的政策，普遍优裕的物质生活，不可能再产生过去那样的革命形势。这些国家又有着比较完善的民主传统，人民受资产阶级民主的影响较深，因而对于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一类概念，“谈虎色变”，避之惟恐不及，而和平的、独立的民主道路则对他们具有广泛的吸引力。

这些年来，欧洲的许多共产党都开始认识到，不论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还是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充分考虑到本国的实际情况和特点，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本国的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而“欧洲共产主义”，正是西欧一些共产党人经过多年探索和比较研究得出的一个他们认为是可以解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道路和模式的共同答案。他们要求在没有外来干涉和控制的条件下独立自主地探索在和平民主中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

“欧洲共产主义”的思想根源

有人把“欧共”的思想渊源追溯到1872年马克思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一次群众大会上的讲演，马克思当时说过这样的话：“工人总有一天必须夺取政权……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可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如果我们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79页）

一些欧洲共产主义者也常常引用恩格斯在1895年为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所写的导言，在这篇被后人称之为“政治遗嘱”中，恩格斯根据当时形势的发展，提出1848年革命以前少数人革命的形式，筑垒的巷战形式，已经过时了。他认为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他赞扬了议会和选举的效果和作用，要求德国社会民主党充分利用普选权，进行合法斗争。

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葛兰西是欧洲共产主义者推崇的思想先驱。早在30年代初期，葛兰西在狱中写的札记和书信中，就提出了一系列他认为适合于欧洲和意大利的独立思想和主张。他提出由于西欧的上层建筑不同于列宁时代的沙皇国家，“中欧和西欧各国必须有一个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时期的战略。”“工人阶级不仅要取得政治上的领导权，而且必须在事先或同时取得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即文化领导权。”他认为，在落后的东方社会，资产阶级民主的机构不完善，国家就是进攻的目标，可以用正面进攻的革命方法夺取政权，而在比较发达的社会里，进攻的目标则是市民社会，光夺取国家政权不行，要把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的阵地夺过来。要通过多种形式的思想政治工作和道德教育方面的工作，把人民的多数争取到自己这方面来，才能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实现工人阶级的领导权。

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在长期探索“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的过程中，是最早提出反对国际共运“世界中心”的思想的。他不同意有什么“统一领导”的指导党，主张各党之间应该发展平等互助的关系；他否定苏联模式，主张各党独立走自己的道路。他提出了“结构改革”的思想，认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可能用改革内部结构的方法，通过和平、民主走向社会主义，不必诉诸武力打碎国家机器。他主张阶级联盟，要求广泛加强和扩大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力量、民主力量的团结。陶里亚蒂的“独立自主”、“结构改革”和“广泛联盟”的政治主张是意共长期贯彻执行的基本路线，也是“欧洲共产主义”理论、战略的思想基础。

战后时期，想通过和平民主的方式走向社会主义并力图摆脱苏联“指挥棒”走独立发展道路的思想，不仅在西欧各党普遍存在，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同样存在。1945年12月波兰党的领导人哥穆尔卡在华沙声称：“在人民民主政权下，社会变革可以通过演变的道路进行，向社会主义过渡也可以通过同样的道路完成。可以用和平的手段使人民民主转变为社会主义民主。”1946年2月季米特洛夫在索非亚的一次讲话中说：“各个民族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不会走预先规定的道路，不会走像苏联一样的道路，而是各按自己的方式行事。这种方式取决于本国的历史、民族、社会和文化的状况。”又说要“寻找我们保加利亚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民主德国党的领导人安东·阿克曼在《统一》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有没有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独特的德国道路》，他在文中肯定了和平的社会主义道路，声称“没有人比我们更为殷切地希望避免新的战争和新的流血……德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将不同于俄国和苏联的道路。”南斯拉夫则在关于走独立道路的问题上表现得最为强烈，南共领导人吉拉斯说：“要让各国人民都按同一方式、同一处方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想法的荒谬程度不亚于把社会主义设想为一个兵营，而各国人民都得在其中平行列队。”

而当时斯大林却要把东欧国家更紧密地控制起来。1947年9月成立的九国共产党情报局，就是为了在组织上监控他们。为便于制服南斯拉夫，他有意把总部设在贝尔格莱德。1948年2月，斯大林威逼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合并，结成一个联邦，遭到南斯拉夫的断然拒绝。斯大林一直想把东欧国家纳入到苏联的体系之内，决定分两个阶段实施：先要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组成一个联邦，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组成另一个联邦，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组成第三个联邦，然后这些联邦，即三个新的国家单位同苏联合在一起，成为苏维埃联盟的一部分。由于南斯拉夫的坚决抵制，斯大林这个如意算盘无法实现。因而恼怒之极，先对南实行经济制裁，6月间又把南共开除出情报局。日丹诺夫当时宣布：“我们有材料表明，铁托是帝国主义的间谍。”接着在东欧，也包括在西欧一些党内进行了大清洗，并发动了大规模批判和谴责南斯拉夫独立道路的运动。从此以后，只要一提到独立的社会主义道路，就被认为是违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反革命行为。苏联对各国的控制和高压空前加强了。

但是，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没有被压垮、被征服，他们在几乎来自全世界铺天盖地的攻击声中，坚定地宣布了三项原则：一、在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各国共产党一律平等，反对任何一个领导中心；二、社会主义各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一律平等；三，根据自己的传统以及文化、政治和经济条件，有关国家都有权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南共创立了自己的社会主义模式——自治社会主义。

南斯拉夫的这些思想和行动，受到了欧洲共产主义者的高度赞扬，认为是奠定“欧洲共产主义”的基石。

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本国实际相结合，领导全国人民通过武装斗争在几亿人口的东方大国中取得了革命胜利，开创了一条走向社会主义的中国式道路，这对向往走独立道路的革命的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而差不多与此同时，希腊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和西班牙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都失败了。这也促使欧洲共产党人进一步思考：工业比较发达的欧洲各国是不是应该走不同的革命道路。

“欧洲共产主义”的产生过程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内部发生了一些变化。1955年赫鲁晓夫到贝尔格莱德向南斯拉夫领导人公开承认错误，苏南签署了《贝尔格莱德宣言》。宣言不仅承认通向社会主义存在不同的道路，同时也承认存在不同的社会主义模式。

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对“欧洲共产主义”思潮的发展是一个很大的推动。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错误的揭露，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震惊和不安，它不仅证明苏联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缺陷，而苏联这个“神圣的模式”本身也在世界共产党人的心目中破产了。

同年4月，共产党情报局宣告解散。6月，陶里亚蒂发表了著名的“多中心论”的声明，他第一次把斯大林的错误同苏联的经济和政治体制相联系，指出苏联的模式已经“不能也不允许具有约束性了”，“现在正在形成‘多中心体系’，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再也谈不上有一个统一领导了”。他还说：“除非改变对克里姆林宫奴颜婢膝的服从，否则西欧共产主义运动注定要灭亡。”

当时在一些国家和共产党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解冻”气氛和要求改革的呼声，自由思想的浪潮到处激荡。这年夏秋，发生了波兰的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的裴多菲俱乐部事件，情况极为复杂。苏联对匈牙利进行了武装干涉，把这一浪潮压制了下去。一贯坚持民主改革、反对苏联控制、深受人民爱戴的匈牙利总理纳吉·伊姆雷被处死。

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出现，受到大多数欧洲共产党人的重视和欢迎。以杜布切克为首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在这年4月提出了一个系统的行动纲领，经捷共中央全会通过，涉及到社会各个领域的改革，中心是要“建立一个十分民主的、适合捷克斯洛伐克条件的社会主义社会新模式”。这种具有感染力的新思想，在东欧国家，乃至苏联国内大有蔓延之势，使苏联领导集团极为担心也相当恼火，终于在8月悍然武装入侵，用暴力把它扼杀在摇篮里。

苏联侵捷的丑恶行径，彻底暴露了它的霸主的狰狞面目，激起了欧洲及其他地区许多共产党的强烈反对。意共、法共和西共发起，动员了西欧十七个党对苏共施加强大压力，力图阻止对捷的干涉。实际上也是这三个党作为“欧洲共产主义”的倡导者联合抗苏的行动。

罗马尼亚共产党在60年代后期，也逐渐倾向这一新的潮流，积极支持西欧这些党的正义行动。

70年代以来，一些具有类似观点和倾向的发达国家的共产党相互接近，加强了联系和合作。他们通过双边会谈和其他的形式，不断交换意见，形成了一些共同的看法和主张。例如，西共代表团和瑞典左翼党领导人的会晤；以宫本显治为首的日共代表团和罗共总书记齐奥塞斯库的会晤；齐奥塞斯库同希腊共产党（国内派）领导人的会晤；意共总书记贝林格和英共领导人的会晤；贝林格又同法共总书记乔治·马歇的会晤等等。一些党和南共联盟的接触就更多了。南共联盟天然是“欧共”的积极和有力的支持者。

很自然地，大家感到需要有一个名称来概括和代表这一个新的思想，但一直找不到恰当的用语。曾经有人用“自治主义”或“改良共产主义”来称呼它，都没有被接受。

1975年在西欧报刊上出现了“欧洲共产主义”（Eurocommunism）这个词，立刻被意共和西共首先采纳了，尽管它仍然不太确切，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欧洲共产党都赞同这种主张，而欧洲以外却有一些党赞同，如日共、澳共等。不过主要在欧洲产生的这个新思潮，这个用语还是比较恰当，也比较响亮。这年7月，西共和意共的领导人会谈，会后发表了《西班牙——意大利共产党宣言》，宣称“两党在一切纲领性的主要之点上意见一致”，同时正式把“欧洲共产主义”这个名称确定下来。接着南共联盟和其他几个党也都确认了它。南共领导人卡德尔认为：“这个名称肯定反映不出这一运动的更深刻的意义，但至少大致地指明了其所由产生的时间和地域的历史条件。”

“欧洲共产主义”就这样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政治思潮出现在世界人民面前。

“欧洲共产主义”的基本观点和主张

“欧共”各党的基本思想观点和共同主张大致可以归纳为这样几个方面：

一、不承认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有一个“领导中心”或“领导党”，主张各党独立自主、权利平等，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反对必须遵守一个共同的总路线，主张“多样化中求统一”，反对忠于苏联的所谓“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二、主张通过民主的途径走向社会主义，认为十月革命式的道路并不是到处都适用，各国走向社会主义应有多种形式，具有民主传统的发达国家可以不搞暴力革命，而应充分利用现有的民主制度，通过议会选举，同时和议会外的群众运动相结合，依靠人民的大多数来取得政权，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

三、不再提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以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认为“列宁主义”这个概念是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和苏联的著作家为了“适应当时苏联党内派别斗争的需要”和“把苏共的领导权强加给国际共运”而制造出来的，承认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有重大发展，但认为他的许多论点已经过时，再说“列宁主义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是不恰当的。

四、承认党是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组织，但强调它的民主性和群众性，认为党是“新型的群众性的党”，不再提党是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党应对不同世界观的人开放，取消无神论的要求，允许教徒入党。在组织原则上，一般同意民主集中制，但反对苏联式的“民主集中制”，因为它实际上是官僚集权制。认为自己并不是国内唯一的工人阶级政党，承认社会民主党同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并在同其他政党联盟中，不要求“领导地位”，而把自己看成是同其他政党和派别平等的伙伴。

五、主张建立工人阶级的领导权，但不赞成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认为这个概念是同暴力、一党制、独裁的概念相联系的，不符合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情况。因为“无产阶级”是指工人或工人阶级的内核，并不代表整个工人阶级，更不代表全体劳动者；“专政”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希特勒、墨索里尼、佛朗哥等法西斯制度，是对民主的否定。因此，无产阶级专政，不论从“无产阶级”的概念来说，还是从“专政”的概念来说都是不恰当的。

六、在工人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主张采取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它的主要特点是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同议会民主的政治制度相结合。人民享有最充分的民主自由权利，司法独立，全体公民通过普选定期行使国家的最高权力；允许反对党有存在和活动的权利，如果在选举中反对党获得多数票，共产党遭到失败，也必须尊重人民的投票结果，放弃执政地位，更换政府，同时努力改进自己的工作，以便东山再起。因为共产党不是国家的化身，而是社会和国家的一部分，党和国家不能混为一谈。党政必须分开，一个党政不分的党如同政教不分的教会一样荒唐。

七、在对外关系上，坚持反对战争，尤其是反对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反对国际紧张局势，反对武力威胁、武装冲突，主张谈判、政治解决国际争端，反对国际军事集团的对抗，主张对话和合作，赞成不结盟运动。他们把和平的国际环境看作是本国探索在民主自由中走上社会主义的前提。主张与第三世界发展友好关系，建立国际新秩序。

在对我国的关系上，他们的态度始终是友好的，这些年来不少党都先后同我党恢复并发展了两党关系。

贝林格说过：“欧洲共产主义是一系列的立场，目的在于寻找一条适合欧洲这一部分特定条件、历史和传统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卡里略也声明：“我们主张的解决办法无疑并不适用于全世界，而只适用于我国和发展程度相似或更高的其他国家。”

“欧共”党和社会民主党

1977年3月，西共、意共和法共的领导人在马德里会晤，发表了“在民主和自由中实现社会主义”的联合声明。在此前后，这三个党又分别与荷共、英共、瑞典左翼党、圣马力诺共产党、比共等观点比较接近的欧洲共产党，以及南共联盟、罗共等独立自主思想比较明确的执政共产党，加强了联系和合作。到1978年4月西共“九大”，1979年3月意共“十五大”，1979年5月法共“二十三大”，都将“欧洲共产主义”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写进了党纲或代表大会文件中。

在欧洲，当时属于“欧共”或基本倾向于“欧共”的党，除了意共、西共和法共以外，还有英国共产党、比利时共产党、荷兰共产党、瑞士劳动党、圣马力诺共产党、瑞典左翼党、芬兰共产党、挪威社会主义左翼党、丹麦社会主义人民党、希腊共产党（国内派）、冰岛统一社会党等。亚洲有日本共产党，不过日共并不把自己纳入“欧共”党的范围，认为他们是根据自身的条件独立得出的结论。大洋洲有澳大利亚共产党，拉丁美洲有墨西哥共产党和委内瑞拉争取社会主义运动等。此外，东欧各国和苏联某些持不同政见者，也持有“欧共”的立场和观点。

从表面看，“欧共”党和社会民主党有很多相似之处，如前者主张力争在民主中和平地走上社会主义，而后者也提出用和平的方式建立民主的社会主义。这两个党在国内政策和国际战略及对外关系方面，观点都很相近。而在历史上，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本来是同一个党，是后来分裂出去的。因此，很多人就把“欧洲共产主义”看成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变种，或者说是在向社会民主化发展。

关于这个问题，一些“欧共”党的领导人一再作出声明，认为决不能把“欧洲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混为一谈。他们同社会民主党的阶级合作理论是有原则区别的。“欧共”主张变革资本主义制度，而后者只是改善它，“变革”的目的是要“取代”，“改善”的目的则是“维护”。

但是不能否认，二战结束这30多年来，社会民主党在西欧、北欧各国已经取得了极为重要的地位，成为相当强大的政治力量。他们有的早已是执政党，有的是联合政府中的重要成员，在提高工人地位、改善公众的福利待遇和物质条件方面作了很多努力，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他们也致力于社会内部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当然这种改革主要是铲除资本主义一些过分恶劣的弊端，并不触动社会制度本身。

社会民主党提出的战略目标，是建立以精神自由、政治自由为基础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并强调建立这个社会的目的是使人的个性得到自由和发展。他们不提共产主义，认为共产主义意味着独裁和极权，民主社会主义是他们的最高目标。而“欧共”党所提倡的在民主中走上社会主义，是要通过民主的方式，亦即和平变革的途径用社会主义逐步取代资本主义，以向共产主义过渡，共产主义是“欧共”最终奋斗的目标。

但是多年来的实践出现了一个鲜明的对比，那就是社会民主党在这些国家里取得了很大成功，他们固然是代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利益，而同时又确实代表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得到了广大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并在许多国家的工人运动中起着重要作用。可是“欧共”的共产党的处境却很不同，他们未能认识到资本主义还有很强的生命力，不去利用其有利的一面，在战后的和平环境下严重脱离了实际，在工人群众中越来越缺乏影响力。

更主要的是，欧洲这些共产党过去长期从属于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实际是在苏联的控制下成长发展起来的。这些年来，苏联和东欧各国的专制政权一直使西欧各国人民深恶痛绝，而这些党却始终未能从苏联的阴影下摆脱出来，使广大群众对他们敬而远之。这是他们和社会民主党产生不同命运的另一个根源。因此，他们也必须改弦更张，以改变这一不利局面。

“欧洲共产主义”的遭遇和结局

“欧洲共产主义”一出现，就立即引起国际上各种政治势力的强烈反响。它首先使西方世界疑惧和不安。美国和西方舆论界，特别是一些资产阶级政治家，把它看作是一种不可捉摸的“怪物”，是在欧洲游荡的新的“共产主义幽灵”，认定它是共产党人玩弄的大骗局、“一个特洛伊木马”。美国总统福特和前国务卿基辛格、英国外交大臣戴维·欧文等人都大声疾呼，警告大家要谨防“欧洲共产主义的阴谋”。他们说，它是“戴着假面具的斯大林主义”，“想以标榜的方式比较容易地上台，但只要一旦进入政府，就会原形毕露，建立起东欧式的专政，这等于让披着羊皮的狼钻进资本主义的民主堡垒，从而摧毁自由世界。”他们认为“这种打着民主招牌、貌似温和，还似带有人情味的共产主义比叫喊暴力革命、实行专政的共产主义对西方世界具有更大的威胁性和危害性。”如果听任其发展下去，那么要不了多久，共产主义这个“一党统治的裹尸布”就将覆盖欧洲大陆。前卢森堡首相加斯顿·索恩说：“什么欧洲共产主义，我只晓得一个共产主义，共产党人终究是共产党人，他们是不会放弃自己的目标的。”

更加激烈的攻击更来自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他们斥责“欧共”背叛了十月革命，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公然分裂和破坏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是同社会民主党同流合污。有的甚至认为这是帝国主义暗中策划的阴谋。不过东欧各国的态度有所不同，坚决反对的是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阿尔巴尼亚的霍查干脆把“欧共”称作是“赤裸裸的修正主义”。波兰和匈牙利则比较缓和，卡达尔甚至还说过：“欧洲共产主义可能是在西欧实现社会主义的一条道路。”

当时的苏联除了肆意攻击外，还千方百计地对这些党进行颠覆破坏，一面在经济上施加压力，同时在组织上分化瓦解，特别是利用这些党内的亲苏派搞分裂活动，制造事端，不少党都分成“欧式”和“苏式”两派，争论不休。

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包括正在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人，经过一度疑虑以后，都倾向于认为“欧洲共产主义是可以有条件接受的东西”，他们分析“欧共”党“以不同的形式放弃那些属于钢铁一般不可分割的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组成部分的政治口号”，这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因为“欧共”越来越多地接近民主原则，同时力图摆脱苏联共产党集权的教条主义，这正是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强大的标志。

稍后几年，大约从1977年以后，西方舆论对“欧共”的看法有所改变，美国前总统卡特和国务卿万斯就与前任福特和基辛格不同，认为：“‘欧共’给苏联和东欧带来的麻烦远远超过对北约的威胁”。他们发觉“欧洲共产主义”可能是一个值得欢迎的改良过程，因为“它对东方的官僚独裁制度比对西方的议会制度具有大得多的危险性。”一些西方学者甚至认为，“‘欧洲共产主义’意味着红色共产党变成了白色共产党，这是大好事。”

那些年，国际上对“欧洲共产主义”的评论，可说是纷至沓来，铺天盖地，但出于各自的立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欧共”各党之间，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组织状况、所处环境和经历等等的不同，存在很多差异，“欧共”党的一些领导人对“欧共”概念所作的解释，往往也不太一致，令人一时难以捉摸和接受。

一位社会主义评论家对“欧共”的特点和这几年的遭遇作过这样的生动描述：“欧洲共产主义都大概能称得上‘民主的共产主义者’：就传统、意识形态和组织原则而言，他们是共产主义者；从他们公布的目标和从他们的努力能在民主工业化国家中起作用这点上来看，他们是民主的。他们遭到苏联型的共产党人的攻击并不偶然，因为他们太民主了，而遭到民主国家的某些政治力量的攻击也不偶然，因为他们毕竟还是共产主义者。”

随着时间不断向前推移，“欧洲共产主义”始终未能摆脱这种矛盾的困扰。人们宁愿信奉已站稳脚跟并给他们带来实际利益的“社会民主主义”，而不愿相信这个新出现的即使是相当温和的“共产主义”。这就注定了“欧洲共产主义”昙花一现的结局。

法共最先放弃了这个名称，马歇说：“‘欧共’这个名词像一件太紧的衣服，已经不合身了。”意共后来也改用“第三条道路”来代替“欧共”的提法。西共则因苏联在他们党内制造了分裂活动，元气大伤，在西班牙大选中遭到惨败，卡里略被迫辞职，其他共产党也先后放弃了使用“欧共”的名称。这个风行一时的新思潮就这样慢慢消退了，消失了。

因为这些党发现，并不是“欧共”的原则和主张错了，“欧共”思想仍然是他们必须继续遵循的行动纲领，只是这个名词已造成了误解，不合时宜了。“共产主义”在欧洲人民眼中已成了一个贬词，甚至是个可怕的字眼，一提到“共产主义”，就会使人们联想到“法西斯专政”。因此他们不得不纷纷放弃“欧洲共产主义”这个名称。

卡里略在我国北京大学作讲演时曾说过：“‘欧洲共产主义’，简言之，就是要使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适用于本国的实际。”这是“欧共”思想的灵魂或内核，尽管外壳消失了，但它的内核并没有发生变化。

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各国发生的巨变，震撼了整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它表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最终遭到了失败，已不复存在了。欧洲这些共产党的处境更为艰难了，但同时也说明他们早就选择的摆脱苏联控制，走独立自主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

（作者系人民出版社前社长）

（责任编辑 萧 徐）

2007年第5期 于右任《望大陆》的家国情怀　作者：白云涛

2006年11月25日至26日，笔者有幸参加了在复旦大学召开的“首届于右任国际学术讨论会”。来自中国内地、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日本、美国等70余名学者畅所欲言，就于右任先生的书法、生平、业绩等问题，进行了紧张而热烈的交流和研讨。其中，对于右任《望大陆》遗歌的两个不同版本问题，有了新的解释。同时，会议中所反映出来的有关于老晚年的家国之痛和民族之忧，为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望大陆》遗歌内涵，提供了新的意义。

《望大陆》遗歌的两个版本问题

1964年11月10日，于右任先生病逝台湾荣民总医院。直到逝世，于老仍然没有留下遗嘱。在于老弥留之际，于老的亲友僚属李嗣璁、刘延涛、王文光、陈肇英、李崇实、程沧波，以及于老长子于望德等，会同启阅于老自用保密柜。众人期望能在保密柜中检出于老遗嘱。不料开柜之后，柜中多为于老生前日记书箚，以及为三子于中令赴美留学筹集旅费给他人所出的借据，此外并无任何贵重物品和财产契券。虽然没有寻出于老遗嘱，但众人却有一重要发现，在日记中发现于老1962年留有遗歌词一首。1962年1月24日，于老身体不适，病中用硬笔作此遗歌。歌词是：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此为日记原文，其中没有题目。有人说是诗歌，有人说是代为遗嘱。从以前于老的日记看，实际上是可代遗嘱的哀歌。后台湾发表时，加上《国殇》标题，《人民日报》发表时改为《望大陆》标题。但台湾中央社在发表时，末句“山之上，国有殇”误为“山之上，有国殇”。不久，又出现于老用毛笔书写的《望大陆》遗歌，并在有关媒体上发表。毛笔所书《望大陆》，有于老的印鉴，没有于老的署名，也没有书写日期，但书法字迹与于老一般无二。许多学者和书者都认为，于老用硬笔在日记本上写下《望大陆》后，不久又用毛笔重新书写了一个条幅。与用硬笔书写在日记上遗歌不同的是，日记中的第二段“望我大陆”变成了第一段，第一段的“望我故乡”变成了第二段，末句中的“山之上，国有殇”，和台湾中央社发表的一样，变成了“山之上，有国殇”。这样，《望大陆》遗歌就出现了于老用硬笔和毛笔书写的末句不同的两个版本。

1997年11月10日，于右任纪念馆在于老的故乡陕西省三原县开馆，展出了毛笔所书《望大陆》遗歌条幅的影印的巨幅照片，展品说明该遗歌为于老所书。此后各地数次展览，以及出版的各种版本有关于老书法画册，也大多采用毛笔所书版本，并署名为于老所书。

2003年3月18日，温家宝同志当选总理后，在举行的第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在回答台湾中天电视台记者提问“对两岸关系的看法”时，他讲：“说起台湾，我就很动情，不由地想起了一位辛亥革命的老人，国民党的元老于右任在他临终前写过的一首哀歌”，温总理背诵了于老的遗歌。对此，海内外各种媒体纷纷报道，于老的《望大陆》遗歌在海内外传诵更广。

2004年，陕西省西安于右任故居纪念馆馆长、于老侄孙女于媛，与台湾陕西同乡会总干事、于老的老部下张佐鹏取得联系，说服张老先生将珍藏的于老《望大陆》日记手迹在内地公开展出。11月28日，张老先生携带该手迹抵京。30日，该手迹和于老的其他书法作品一起，以“纪念于右任先生著名爱国诗作《望大陆》发表40周年暨于右任先生书法真迹展”为展名，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展出。统战部、国台办、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全国台联等单位的负责人都出席了开幕式，规格高，海内外来宾多，再加上首次展出《望大陆》真迹，同时展出《望大陆》条幅影印巨幅照片，海内外媒体极为关注，引起很大轰动，使《望大陆》遗歌流传更广。此次在复旦大学召开“首届于右任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复旦大学博物馆的于右任书法陈列馆，也展出了《望大陆》条幅的影印巨幅照片，展品说明中也是说该遗歌为于老所书。

对于于老毛笔所书《望大陆》，两岸三地不少学者一直存有疑问。一是上无于老的署名，也无书写日期。二是如果确为于老所书，于老不会书成两个版本而长期不为人知，且于老不会只盖印鉴不署名。三是1962年于老已经八十有四，体弱多病，书写已较吃力，即便书写，也很难书此流畅有力。四是从所书条幅看，与于老书写习惯颇有不同。对于所盖印鉴，不少学者和书者，也有疑义。有鉴于此，不少学者和书者疑为研习于老书法者所书。然而，遍询台港两地研习于老书法诸人，皆不得而知。于是，有学者怀疑是于老的日本弟子所书，尤其可能是日本的长期敬仰于老，得到于老草书真传的金泽子卿所书，但是否为其所书，长期以来未得证实。

金泽子卿，1924年生，15岁时立志成为书法家。1958年，已经修习于老草书多年，对书法已经具有相当成就的金泽子卿，经于老好友、台湾著名书法家李普同介绍，拜仰慕已久的于老为师，成为于老唯一的日本籍门徒。金泽子卿成为于老门徒后，直至1964年于老逝世，六年中，如虔诚信徒般研习于老草书。经过长期不懈努力，金泽子卿书写于体草书，特别是书写于老制定和倡导的“标准草书”，颇具于老神韵。作为于老门徒，金泽子卿还在日本成立“日本标准草书研究会”，自任会长，普及、推广和宣传于老的“标准草书”，并多次组织标准草书访问团等代表团，赴中国台湾和中国内地进行访问交流，展出书法作品。其中从1988年到2002年，金泽子卿及其门徒与中国内地进行于老书法的展览交流达八九次之多。1992年，于老家乡陕西三原县筹备成立“于右任纪念馆”，金泽子卿还募集625万日元，派弟子天田研石等飞抵三原，将捐款交付于右任纪念馆筹备委员会。

此次在复旦大学召开“首届于右任国际学术讨论会”，已经82岁高龄的金泽子卿因身体欠佳，未能参会，其弟子天田研石率13名“日本于右任书法学会”会员与会，参与交流。会上，天田研石作了“草圣于右任先生和我的老师金泽子卿先生——日中书法交流之轨迹”的演讲。本文上述关于于老与金泽子卿的师徒交往，以及金泽子卿和门徒与中国的书法交流等有关内容，即是根据天田研石文整理而成，转来介绍，不敢掠美，特此声明。

研讨过程中，主持研讨的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馆长林业强教授提出，关于于老毛笔所书《望大陆》，不少同仁疑为日本方面所书，请日本朋友给予明确答复。翻译将林先生之语译给台下的天田研石。天田研石站起回答：大家所见之毛笔所书于老《望大陆》条幅，非于老所书，为老师金泽子卿所书，这是事实。与会代表询问：金之所书，是在何时？为何不署名？天田研石回答：老师所书是在于老逝世不久，具体时间不清。天田研石并言：我们返国后，将与金泽子卿师商讨，就所书于老《望大陆》事，包括所书时间和为何没有署名等问题，会有一个明确的声明。

天田研石的回答，澄清了长期存在于人们心中的一个疑团，为此次研讨会一大成果。有的代表表示，要感谢日本朋友，解决了这个长久悬而未决的问题。

于老与老夫人裂腹恸心的悲烈之情是对《望大陆》亲情内涵的绝好诠释

于老的侄孙女于媛在会上交流时讲了下面一段话：1949年11月于老被裹挟离开大陆赴台时，我大婆（指于老元配夫人高仲林）本来是同去的，于老说你们不要去了，过一两年我就回来了。但没想到于老一去再也没有回来，从此天各一方，竟成永诀。忘记是从哪一天开始的，大婆坐在我们于家老宅门前的青石墩上，望着台湾方向，不住地叨念：你不是说，过一两年就回来吗？你为什么还不回来呀？你不是说，过一两年就回来吗？你为什么还不回来呀？久而久之，那块青石墩被大婆的裤子磨得像绸子一样光滑，她不坐时，别人谁也不敢坐了。每次大家围坐在大婆周围，陪着大婆，有的眼里含着泪，有的哭出声，都听着大婆望着台湾方向，不住地念叨：你不是说，过一两年就回来呀？你为什么还不回来呀？你不是说，过一两年就回来吗？你为什么还不回来呀？于馆长言及于此，已经哽咽，断断续续，边泣边讲。台下众人，无不动容，热泪盈眶。许多代表，情难自已，把手拭泪。

于馆长讲完不久，年近七十，与于老长子于望德为同事，两人过从甚密，并陪于老进过餐，多次出入于老家的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国戏剧学主任王士仪教授，眼睛已经哭红，哽咽着被人搀扶上台。王老先生边痛哭边讲道：我听了于媛的讲话，悲从心来，一直在台下痛哭啊！没有想到，于老夫人是那样的等啊！于老啊，大家打开他的保密柜，里面除了日记，没有其他值钱的东西，只有老夫人亲手做的一双鞋呀！他也惦念着老夫人呀！他的心里苦啊！王老先生边哭边讲，泣不成声，台下众人，不住拭泪。王老讲完走下讲台，坐下后仍然不能平静，悲泣不已，近座众人，眼中含泪，依次上前，紧握其手，不住劝慰王老。

会后当日，笔者与于媛馆长交流，询及于老夫人望台叨念于老，是偶尔之事，还是经常如此。于馆长说：天天如此，老夫人晚年时每天都梳妆整齐，然后坐在那个石头墩上，嘴里不住叨念。我们大家都陪着，围坐在周围。在与于馆长交流的同时，笔者又询及旁坐的王老先生关于于老在保密柜中珍藏鞋一事。提及此事，王老先生立即眼中含泪。他说：那是高老夫人给于老做的布鞋，于老舍不得穿，一直珍藏，睹物思人啊！于媛馆长讲道：于老赴台后，老夫人还经常给于老做鞋，托人辗转香港，送达于老手中。

有关于老与老夫人的哀伤之情，另有许多可述，依笔者所知，补充如下。

1949年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之前（4月21日），身在南京的于老，清晨即被裹挟，先至上海，后至广州。结发老妻高仲林与女儿于芝秀按照先前与于老所商，赴重庆等候于老，等候数日不见，再赴成都等候。兵荒马乱之时，尝尽颠沛流离之苦。于老急匆匆依约赶到重庆，遍寻老妻不见。11月29日，于老被胁迫登机飞往台北。在飞机上，于老悲愤书下《逾台机中》一诗，“天意抑人意？他乡似故乡。高空莫回首，雷雨袭衡阳。”背井离乡的悲痛和身不由己的苦衷，跃然纸上。

从大陆赴台湾后，随着岁月流逝，越到晚年，于老念妻之情越殷。1956年，77岁高龄的于老在《鸡鸣曲》一诗中写道：“福州鸡鸣，基隆可听；伊人隔岸，如何不应？沧海月明风雨过，子欲歌之我当和。遮莫千重兴万重，一叶鱼艇冲烟波。”悲戚哀伤之际，恨不得驾一叶轻舟，冲破浩渺无际的烟波，回到祖国大陆，与结发老妻和亲朋故友相见。

1958年，是于老与结发老妻结婚60周年的金婚之年。于老早年所穿青鞋、白袜、衫褂、衣裤，多为结发老妻亲手缝制。被裹挟赴台后，于老一直将夫人早年为他缝制的布鞋、布袜珍藏在身边。金婚前夕，于老从箱中取出结发老妻早年亲手为他缝制的鞋袜，抚视良久，睹物思人，写下《忆内子高仲林》一诗：“两戒河山一枝箫，凄风吹断咸阳桥。白头夫妇白头泪，留待金婚第一宵。”一句“白头夫妇白头泪”，道不尽的伤感，言不尽的无奈，读来令人心肝俱痛。

1959年，于老又写了一首《思念内子高仲林》：“梦绕关西旧战场，迂回大队过咸阳。白头夫妇白头泪，亲见阿婆作艳装。”末句“亲见阿婆作艳装”，表明于老可能已经知晓老妻日日梳妆整齐，哀凄心伤地翘首望归之事。上年“白头夫妇白头泪”，于老尚在日间感伤，此次“白头夫妇白头泪”，转入于老夜间梦境。梦境之中，于老夫妇“白头”相见，两老双手互执，颤巍巍哽咽无语，惟有老泪纵横，流之不已。白头阿婆作艳装，凄美之中更增哀伤。此之情，此之景，怎能不令人摧心裂腑，潸然泪下。

1961年3月，章士钊先生由香港回到北京，致信周恩来总理道：“髯翁最近给香港吴季玉先生来信说：‘今年是我妻八十寿辰，可惜我不在大陆，今年她的生日一定很冷落，不会有人理睬她的。想到这点，我十分伤心。’髯翁的这种心情，请总理予以注意。”周总理接信后，指示时任民革中央常委的屈武先生以于老女婿身份，到西安为于老夫人做八十大寿。屈武向周总理反映，以实际日期计算，于老夫人的寿辰已经过了一个星期，但按陕西风俗，是可以补寿的。周总理当即指示：陕西既然有此风俗，可以给于老夫人补寿，我们决不能为这件小事而使于先生不安。同时，周总理指示屈武还要带儿子、儿媳和于老在上海的外甥等，同赴西安贺寿。在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协助下，在西安书院于家老宅备寿席三桌，为于老夫人祝寿。参加祝寿的，除屈武和儿子屈北大、儿媳汶梅君，以及于老在上海的外甥周伯敏等于老家人外，于老原在西安的亲朋故旧，包括于老的老朋友，时任陕西省副省长的孙蔚如、省工商联主席韩望尘等20余人，也来贺寿。于老夫人非常高兴，再三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事后，80高龄的于老夫人将贺寿照片和自己给于老做的布鞋、布袜、布衣，托人辗转香港，送达台湾，送到于老手中。于老见到老夫人所捎之物，激动不已。

万里高山，隔不断日日夜夜的不尽思念；汹涌海峡，阻不住催人泪下的濡沫之情。于老与结发老妻裂腹恸心的悲烈之情，正是对于老《望大陆》遗歌亲情乡情内涵的绝好诠释。《望大陆》遗歌代表了那一代去台所有人员的心声。也只有既具高尚道德、又有身心感触、兼具诗歌文采、且至情至性的于老，才能写出如此如温总理所言“震撼中华民族”的千古绝唱。

家国之痛，民族之忧，是于老《望大陆》遗歌成为震古烁今之绝唱的根本内涵

于右任1949年11月离开大陆赴台湾时，年已七十有余，抵台不久，思乡之情即起。1951年，于老在《生日游草山》中，有“白头吟望中原路，待我归来寿一杯”句。1952年，在所作《再游柑橘示范场》中，有“同人争向中原望，天放晴光亦快哉”句。这两首诗，已经流露出浓烈的思乡之情，但因初来孤岛不久，尚未痛心疾首，悲凉哀凄。

随着岁月的流逝，与日日夜夜思念结发老妻，梦境中不断“白头夫妇白头泪”的同时，于老的思乡念妻之情一日比一日沉重，叶落归根之意一日比一日情浓，为此常常午夜梦回，热泪湿枕。

1957年《题林家绰写牧羊自传》中的“夜深重读牧羊记，梦绕神州泪两行”，1958年《书钟槐村先生酬恩诗后》的“垂垂白发悲游子，隐隐青山见故乡”，1959年《望雨》中的“更来太武山头望，雨湿神州望故乡”，1961年《有梦》中的“夜夜梦中原，白首泪频滴”。一个年过八旬的老人，白日里深受思乡念妻之苦，黑夜里“梦中游子无穷泪”，不断地伤感，不断地流泪，那是怎样一个辛酸悲苦的晚年啊！

于老一直倡导“有志者应以造福人类为己任”。1945年国共重庆谈判，于老设宴欢迎毛泽东，公开支持两党再次合作，和平建国。1949年国共两党北平和谈，于老积极促进，和谈破裂，极为沉痛。同时，于老为自己没有能够来北平参与和谈，趁机留在北平，顿足长叹不已。1949年10月，于老被裹挟至广州，于老本拟在此摆脱裹胁，转赴香港，再寻机飞往北平。因被严密监视，终未成行，并于当年11月底被裹挟赴台

于老被裹挟赴台后，孤苦生活十几年，日日夜夜经受故乡之思和亲情之念的煎熬，更是力主祖国统一。1958年11月，于老在重题《岁寒三友图》中书下“破碎山河容再造”一句。“破碎山河”四字吐露了于老内心中对海峡两岸分裂滴血的伤痛，“容再造”三字凝聚了于老内心中对海峡两岸统一真诚的希望。于老还曾书赠蒋经国，“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希望蒋经国从中华民族根本大利出发，完成海峡两岸统一大业，以求万世不朽之伟名。于老是多么地希望两岸快快地和平统一啊！

但是，在当时海峡两岸严重对峙的情况下，于老空有一腔爱国之志。百般无奈之下，一个八旬、有职无权的老人，只有以泪洗面，寄情诗书，远望当归，长歌当哭。

进入1962年，于老已84岁，体弱多病，心中悲苦。于老自知今生已不可能重返大陆，但又怎能割舍得下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心中又怎能放得下结发老妻和亲朋故友呢？在于老心中，或许觉得这次过不了这个关了。1月12日，于老在日记中写道：“我百年后，愿葬于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山要最高者，树要大者，可以时时望大陆。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22日，于老又在日记中写道：“葬我在台北近处高山之上亦可，但是山要最高者。”又过了两天，即1月24日，于老辗转反侧，一夜未眠，在凌晨写下了那首摧肝裂肺的《望大陆》哀歌，并在日记中注明：“天明作此歌”。

1963年，于老又遭到一次沉重打击。这年9月，吴季玉先生往来港台为于老传递大陆家书的行动被国民党情报机关侦知。吴在赴台时惨遭暗杀，凶手逃往香港。于老闻讯，哀伤过度，卧病在床。蒋介石派蒋经国前往慰问，许诺将凶手引渡回台，予以法办，但结果却不了了之。

此后，于老身体越来越差，终于病重不支，住进台北荣民总医院。

1964年9月，于老逝世前，长期担任“监察院秘书长”的于老老部下杨亮功教授，前往荣民总医院探视。于老头脑清醒，但因喉咙发炎，口不能言。相视许久，杨拉着于老的手问：“院长还有什么话要吩咐？”于老略思片刻，伸出一个指头。杨百思不得其解，请于老用笔书写。于老的手颤抖不已，不能握笔，未能写成。接着，于老又伸出三个指头。当时，于老幼子于中令，正举债赴美留学。杨问：“是不是对三公子放心不下？”于老摇头示意不是。杨更不解，默然良久，只得说：“等您身体好些我再来”。

这一个指头和三个指头到底何意？后来学者们终于明白，于老的意思是等祖国统一后，把他的灵柩运回故乡陕西三原安葬。于老带着难以瞑目的遗憾，溘然长逝。杨亮功教授也因未能在于老活着的最后一刻，当面向于老承诺此事，致使于老郁郁而终，耿耿于怀地赍志以殁。

对此，跟随于老30年，又是于老研究者之一的台湾书画家刘延涛先生，感慨无限。他说：怀乡是人共有的感情，只是右老的感情特别深；统一是中国人共有的愿望，只是右老的愿望特别切。

于老的《望大陆》遗歌，之所以惊天地，泣鬼神，海内外华人，千千万万传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将于老的家国之痛，民族之忧，溶而为一，为两岸人民而泣，为中华民族而歌。

为了完成于老“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的遗愿，于老逝世不久，台湾全岛发起募捐，在于老念之又念的玉山——台湾第一高峰，也是我国东南诸省的第一高峰，建造一座连台基共3米高的于老铜像。当年玉山没有索道，山险无路，向上攀岩，异常艰辛，稍一不慎，跌下去就将粉身碎骨。向山顶运输建筑材料的高山族同胞，身背或头顶装满建筑材料的藤篮，双手攀附山壁，将建筑材料一筐一筐地运到主峰峰顶。玉山主峰海拔3997米，加增于老铜像3米，进入世界4000米高峰行列。

于老铜像立于高山之巅，他面向大陆，庄而重之，遥而凝望。脚下海风阵阵，海浪滔滔。一群海鸥，起于海岛，向大陆方向飞去。

或许，于老所期望的祖国统一，就会在不太远的将来实现。山之上，不再国有殇。于老，您安息吧！

（本文完成后，曾恭请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王士仪教授、台湾于右任书法研究会陆炳文先生、西安于右任故居纪念馆于媛馆长、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郭德宏教授、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劲教授、复旦大学文博系主任杨志刚教授、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王冠英和季如迅等人阅示，并根据有关意见进行了修改，特此致谢）

（作者系中国国家博物馆学术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馆员）

（责任编辑 萧徐）

2007年第5期 “古史分期”与“百家争鸣”　作者：孙家洲

“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特指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历史转折。对它的讨论，从20世纪30年代出现以来，迄今已经有大约七十多年的时间。其中，前50年的讨论，大体是在“五种社会形态”的体系之下进行的。可以把众多的分歧意见，区分为“三论五说”。三论是：西周封建论、战国封建论、魏晋封建论；五说是：春秋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西汉封建说、东汉封建说、东晋封建说。林甘泉等先生合著的《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一书，就是全面反映这一讨论过程和关键问题的结集之作。而最近20年间，出现了一种新的动态，就是摆脱“五种社会形态”的固有模式，重新审视中国是否存在过“奴隶社会”。如果奴隶社会被否定，古代史分期之争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相对而言，第一阶段的争论，在社会上引发的关注更为明显；而第二阶段的争论则基本上局限于历史学的范围之内，其学术意义之重大或许要在未来才能够充分显示。在这场严肃而又旷日持久的学术大讨论中，许多有影响的历史学家倾注了他们的聪明才智。回顾70年来大讨论的过程，可以说它直接折射出“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否得到了真正的贯彻执行。

“古史分期”之争是“百家争鸣”的有益尝试

“西周封建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范文澜、翦伯赞。“战国封建论”的掌门人则是郭沫若。他们都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仅在文化教育界都有相当影响力，而且也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尊重。作为洞悉沧桑巨变、通达人情世故的大学者，他们互相尊重，没有因为“古史分期”上的不同观点而影响私人交谊。但是，学术观点的不同，在某些场合毕竟会出现如何合作的问题。

中国历史博物馆落成之后，“中国通史陈列”按照何种分期观点来布置，就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据曾经长期任职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老专家洪廷彦先生回忆，当初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大家都很慎重，因为这是最高级别的历史陈列，带有一定的权威性。一旦确定所依据的理论体系，必然会有利于其学说的传播。而对其它不同观点就会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在这种情况之下，参与讨论的范文澜、翦伯赞两位先生，态度特别通达，主动提议按照“战国封建论”的观点布展。从而解决了这一棘手的问题。这一陈列体系，一直沿用到20世纪末年，对扩大“战国封建论”的知名度无疑是有作用的。

1961年下半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接受“文科教材会议”委托，撰写《中国史纲要》。作为此书的主编，翦伯赞按照自己的思路，组建了一个由专家学者构成的精练的写作班子。他的《关于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为《纲要》奠定了基本框架。他的基本思路得到了陆定一、周扬等中宣部领导的全力支持。在“古史分期”上是采用郭沫若的观点，还是坚持范文澜与翦伯赞本人的立场，翦伯赞也曾经表现出犹豫和为难。他表示，古史分期作为学术问题，理应百家争鸣；但编写教材，还是使用统一的表述为好。他甚至准备采用郭沫若的“战国封建论”。与国家一级的通史陈列体系相比较，在编写历史教材的过程中，学术观点的不同所产生的问题，更加不容易协调。因为这里不仅有主编人的署名问题，而且对自己并不服膺的学说展开正面论述难免存在障碍，在写作中需要面对的困难是非常明显的。在这种背景之下，曾有人提议，请中宣部加以决断。当时的领导人表现出提倡百家争鸣的诚意，请学者根据自己的观点著述立说。陆定一明确表示，既然是翦老主编，就可以按照自己素所主张的“西周封建论”来写，这样有利于百家争鸣。他还鼓励翦伯赞：“你都不敢写，谁还敢写！”于是，翦伯赞主编的这部教材，在古代史分期问题上采用了“西周封建论”。同为教育部认定的教材，出现了不同观点的并存，实属难得。这实际上成为历史学界“百家争鸣”的有益尝试。

多年之后，在陆定一经历了“文革”的劫难复出工作之时，他依然把这一开明的决策过程当作实际贯彻“双百”方针的范例来回顾：“郭沫若同志和范文澜同志都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但是对中国历史的分期有不同的看法。当时正在编写一部中国历史教材，对于采用谁的观点有争论。有的同志要中宣部决定谁对谁错。我们认为，这是学术问题，要凭考古工作者发掘出来的东西，由历史学家去讨论决定，中宣部不能拍这个板。我把这件事情向毛主席汇报了。毛主席说，我同意你的意见，如果中宣部去管这些事，请马克思当部长，请恩格斯当副部长，再请列宁也当副部长，也管不了。”陆定一还由此引申说，社会科学应该有不同学派的并存，“学术与政治不同，只能自由讨论，不应该用戴‘政治帽子’和‘哲学帽子’的办法，打倒一个学派，提高一个学派。”他认为，这样的蠢事，历史上仅有梵蒂冈教皇、秦始皇、汉武帝干过。（转引自陈清泉《陆定一复出后的五篇文章》，《纵横》2003年第9期）

这样的“内幕”公开之后，人们才得知，当年中宣部尊重学术自由、不以政治权威干预学术争鸣的理性态度，不仅体现出陆定一等人的开明，而且是经过毛主席认可的。在此回顾著名的“双百”方针的提出过程，或许是有益的：早在1951年和1953年，毛主席就分别提出了“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两个口号，当时尚未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1956年4月28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把它们共同表述为工作方针，提出：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关于“百家争鸣”的内涵，毛主席的解释特别明确：“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那种学术也可以，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多。”四天之后，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向党内外公布了“双百”方针。它尽管实际上只是一种口号，但确实得到了全国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的衷心拥戴。时至今日我们重闻这些论述，也依然感到温馨和亲切。在当时的历史学界，真正自上而下地遵循、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的典型事例其实并不太多。也正因为如此，后人才会把60年代的“古史分期”大讨论中的上述一幕，视为“百家争鸣”的典型案例。

“古史分期”讨论折射出历史学界的思想自由度

当着“百家争鸣”真正得到尊重和实施时，“古史分期”的讨论，就会得以正常展开；而一旦它成为束之高阁的装饰物，那么包括“古史分期”在内的任何学术问题，都不可能出现讨论的生机。

“魏晋封建论”在20世纪50年代，曾经一度很有社会影响，与“西周封建论”、“战国封建论”鼎足而三。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尚钺、何兹全、王仲荦三位先生。但1959年随着尚钺受到批判，“魏晋封建论”明显受到压抑。

尚钺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老革命。1932年曾经出任中共满州省委秘书长。不久因为受到“左倾”路线的排斥而被开除出党。新中国建立之后，尚钺的知名度较高，大概与两个因素有关：其一，尚钺1929年在吉林省毓文中学执教时，其中有一位来自朝鲜的学生，就是未来的朝鲜领袖金日成。金日成尊称尚钺是自己的“马列主义启蒙老师”。其二，尚钺在50年代的史学贡献，在社会上形成影响，并为高层领导所知悉。在一次国庆活动中，周恩来总理得知围拢在身边的学生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十分高兴地对他们说：“你们的尚钺老师，论证魏晋封建说，是古代史分期讨论中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你们应该引以自豪。”著名文学家苏叔阳，就是当时在场的学生之一。多年之后，苏叔阳对尚钺和韩大成先生联合指导的研究生毛佩琦追忆往事，依然不胜感慨。

20世纪50年代的尚钺，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依托，在探讨古史分期、资本主义萌芽等当时最为引人注目的史学讨论中，做了大量的工作。1954年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不仅在国内引发关注，而且苏联、日本、波兰都出了译文本。他主持编辑的《奴隶社会历史译文集》、《封建社会历史译文集》（1955年）、《中国奴隶制经济形态的片断探讨》、《中国封建经济关系的若干问题》（1958年）等四部论文集由三联书店出版；他的《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萌芽及其增长》、《先秦生产形态之探讨》等长篇论文，相继在《历史研究》发表。这些不俗的成果，使得尚钺及其学派势头颇盛。

到了1959年，在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中，尚钺被定为史学界的代表人物，受到全国性的重点批判。他的学术观点被批判为“修正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几家有影响的学术刊物，都出了批尚钺的专号；历史研究编辑部将其中的重头文章汇集为《尚钺批判》。此后十余年，尚钺只能作为受批判的对象。在“十年浩劫”期间，尚钺及其眷属受到更为严重的摧残。晚年的尚钺在总算熬到平反之时，在最后一篇文章中如此表达他的胸襟：“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他所争的不是一时之是非，而是万世之是非；所追求的不是一时的荣显，而是客观真理。”至于谈到多年的学术纷争，他说“我们留给子孙后世的，不应该是鏖战之后的残垣断壁，而应该是一座五彩缤纷的大花园。”这里所体现的是一位学者对“百家争鸣”的由衷渴望、殷殷呼吁。

“魏晋封建论”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何兹全教授。1950年自美国归来，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执教至今。何教授的令人景仰之处在于，几十年来不管时局如何变化，都持之以恒地潜心研究，终于成为魏晋封建论的集大成者。在上世纪50—60年代的多事之秋，何教授做了理性的选择，在自述之作《爱国一书生》中，他以幽默的笔触写到：回国之后自觉地“跟着共产党走，党说什么就是什么”，向共产党“投降”的思想，在几十年的政治运动中，挽救了自己的政治生命和学术生命，很少受冲击。何教授的理性，应该视之为学术界的幸运。因为这减少了冤狱，保全了一位泰斗。特别是何教授1991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现在无疑是代表了魏晋封建论最高水平的重要专著。

长期执教于山东大学的王仲荦，发表了多篇论述魏晋封建论的文章，特别是他1957年出版的专著《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当时是全面论证魏晋封建论的代表作。

对学术问题，学者持不同观点并展开争鸣，本来是正常的事情。但在政治运动的背景之下，使某种学术观点受到压抑，就是不正常的形态了。也正因为如此，有一位很有影响的“战国封建论”学者，在“魏晋封建论”处于低潮时，以“江泉”的笔名发表文章，最早把“魏晋封建论”列为与“西周封建论”、“战国封建论”鼎足并立的学说。这说明，真正的学者，是希望在正常的气氛中展开严肃的学术批评的，因而对论敌才会给予真正的尊重。

至于在“文革”期间，根本谈不上任何正常的学术讨论。包括郭沫若、范文澜在内的学术权威，都受到了冲击。翦伯赞最为不幸，在经历了多次批判之后，1968年12月18日，绝望无助的翦伯赞与妻子一道服药自尽，以死向黑暗做最后的抗议。1966年5月—6月，范文澜也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当时正走红的“理论权威”陈伯达公开指责范文澜，逼迫他做检查。范文澜曾经连续给他所信任的同事写信，请他们“站在敌对方面”对自己“大加抨击”，“愈过头愈好”，原因是：如果自己人“不大大抨击，将来自有人出来抨击，那就被动了。”他还感叹：“人应保晚节，但晚节也不容易保。”让一位学界泰斗如此诚惶诚恐，几乎接近精神崩溃，文革期间“红色恐怖”之邪恶，由此可见一斑。范文澜要比翦伯赞幸运得多，毛主席适时地出面“保护”了。1966年国庆节，范文澜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庆祝活动。毛主席大声说：“范文澜同志，有人要打倒你，我不打倒你。”有了这简单的一句话，范文澜得以避过劫难。当然，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之下，在“分期”问题上，他不得不识趣地三缄其口了。转机似乎又出现了——1968年7月间，毛主席派女儿给范文澜传话：中国需要一部通史，在没有新的写法以前，还是按照你那种方法写下去。身处不安与无奈之中的范文澜，为此而异常兴奋，不顾疾病缠身，立即组织写作班子，制定计划，全心全意地投身到毛主席交付的工作之中。但是，长期以来承受压抑的身体，却无法承载这种过度的兴奋，范文澜病倒了。他不顾身体并未康复，迫不及待地要出院工作，他向劝阻的亲友述说着毛主席的嘱托，表达着急切的心情，“索性出来写东西吧，时不我待呀”！结果，在出院的当夜，就因病情恶化而去世了。时为1969年7月29日，距离他的好友翦伯赞被迫自杀不足8个月。郭沫若的观点虽然取得了政治支持，但两个儿子死于非命，他本人的身心同样遭受摧残。所以，后来他以最直白的语言欢呼“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既是为了民族灾难的结束，也宣泄了自身重获“解放”的真实感觉。

对于“文革”期间历史学界的概况，杨念群在《中华读书报》上有如下分析：“由于‘战国封建说’比较符合于当时意识形态构建历史理论的要求，所以被奉为正统，‘魏晋说’自然成为异端，诠释‘战国封建说’的历史著作几乎一统了天下。”这样的分析是否完全可信，或许可以见仁见智，但他道出了人们一种直接的感受。

“文革”结束之后，思想解放的春风，同样在历史学界呼唤着“百家争鸣”局面的复苏。“古史分期”的讨论，在沉寂多年之后，再度热烈起来。其中以“魏晋封建论”的复苏，最为引人注目。

1978年，在长春召开了“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学术讨论会”。发表在《历史研究》当年12期上的“会议综述”，标题就是《冲破“禁区”，百家争鸣》。它甚至可以被视为历史学界思想解放的表现形式之一。

1979年对“战国封建论”的质疑，几乎是最集中的史学话题。《历史研究》分期刊出了一批知名学者的论战文章：何兹全《汉魏之际封建说》、金景芳《中国古代史分期商榷》（上、下）、郑昌淦《井田制的破坏和农民的分化——兼论商鞅变法的性质及其作用》。尚钺以老病之躯，在《中国史研究》发表《关于古代史分期问题》，还有罗祖基《论与战国封建说的分歧》发表于《学术月刊》。其它刊物也有类似的文章刊出。而真正代表“战国说”与这股批判浪潮正面交锋的，只有两篇像样的文章：侯绍庄《怎样理解郭沫若同志的古代史分期学说》（《历史研究》）、田昌五《中国古代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问题》（《社会科学战线》），稍后田昌五于1982年出版了《古代社会断代新论》，这是当时捍卫、发展郭沫若“战国封建论”的代表作。

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的本科生，我和同学们在课堂上就感受到了对“战国封建论”的质疑和批评。郑昌淦先生给我们讲授“中国古代史”，他用了多数时间在批判论敌之说。至今我们全班同学都记得，郑先生为了节约课堂板书时间，事先把有关史料抄写成“大字报”的形式，张挂在黑板旁，还揶揄说：我从“红卫兵”那里学来了“大字报”用于教学，大概是“文革”的惟一正面作用了。他说：“战国封建论”者为了论证商代有众多奴隶，把甲骨文中的“众”（眾）字解释为“在太阳底下从事集体耕作的奴隶”，他嘲讽说：“我们现在的人民公社的农民不是也在太阳底下集体耕作吗？怎么可以把这种劳动场景与奴隶社会相联系呢！”引起的是一片笑声。

1986年8月召开的“北戴河古代史分期讨论会”，是在郑昌淦先生的筹划之下在中国人民大学北戴河休养所召开的。参与筹备工作的有北京大学的俞伟超（后调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北京师范大学的何兹全、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的常征等人，均为持魏晋封建论的学者。郑昌淦先生所作的大会主题报告，就是以倡导学术自由、反对“一言堂”为重点的。会议的气氛非常活跃，讨论非常热烈。稍后在长春召开的先秦史学会年会，也把古代史分期问题作为议题之一，在客观上延续了北戴河会议的讨论。

何兹全《九十自我学术评论》（转引自《国学网2002-12-25》）有一段话，有助于我们了解几十年来的变化：“文化大革命以前，史学界居领导地位的是范老（文澜）和他的西周封建说。文化大革命后（应该是“中”——引者注），郭老（沫若）的春秋战国封建说起而代替了范说。他们两家之说，都能和毛泽东的‘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挂起钩来，汉魏之际封建说挂不上钩。汉魏之际封建说虽然没有受过政治迫害，压制是有的。空气也有重量，那个气氛是很重的。尚钺同志的遭遇，就是我的榜样，我是看在眼里，惊在魂里的。改革开放以来，学术气氛轻松、活泼、自由多了。近年来我写了不少文章，畅谈汉魏之际封建说。不但很少顾虑，而且敢于‘主动出击’和同志们公开争论问题了。”而且，何兹全先生在《光明日报》1999年1月29日发表的《争论历史分期不如退而研究历史发展的自然段》一文，使人更加敬佩何先生的人格和学术风范。作为“魏晋封建说”的代表人物，他没有沉醉于以往的争论之中，而是理性地思考争论70年的历史分期问题，坦承“史学界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已有‘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各说各有理’的淡漠甚或腻烦情绪。”主张“我们先不要谈论分期问题，……要换个角度先研究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客观存在的自然段落。”当年大讨论中硕果仅存的代表人物，都在以超脱的眼光来回顾这一学术史了——这实际上是新时期学术讨论多元化的象征之一。

“中国无奴隶社会”说的崛起，也构成了新时期史学讨论的焦点所在。雷海宗在50年代就认为中国没有经历过奴隶制社会，他的《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问题》一文（《历史教学》1957年7月号），在60年代遭受严厉的批判，却在80年代重新赢得了声誉。特别是1986年在长春召开的先秦史学会年会上，以张广志、沈长云等人的发言，成为“中国无奴隶社会”说重新崛起的标志之一。

重构中国古代史体系的新尝试，是史学界令人注目的动态。白寿彝主编的多卷本通史，抛开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表述方式，而代之以“上古时代”和“中古时代”此类只有时间意义划分。曹大为等人在编写《中国大通史》时明确提出“不再套用斯大林提出的‘五种社会形态’单线演变模式作为裁断中国历史分期的标准”，该书把夏商周三代称作“宗法集耕型家国同构农耕社会”，把秦汉至清中期称作“专制个体型家国同构农耕社会”。谢维扬的《中国早期国家》对古史性质的判断、发展阶段的划分充满了新意。晁福林在2003年出版的近著《先秦社会形态研究》中把“五种社会形态说”比喻为“陈陈相因”的“太仓之粟”，明确指出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的社会形态无法套用旧的说法。曾经尽力捍卫“战国封建论”的田昌五，在1994年出版的《中国历史体系新论》中，也大大改变了以前的学术思路，构筑了一套新的中国古代史体系，他把五帝和夏商周称为族邦时代，战国直至清朝灭亡为封建帝制时代。这些新观点，其实是在“古代史分期”讨论的基础上加以深化而出现的。所以，不管这场争论的趋势与原本的意图出现了多大的背离，从学术发展史的意义上说来，它的重要性依然存在。

（说明：本文曾经以缩写、改写的形式，在《中国政协报》、《北京日报》发表。在撰写过程中，参考了陈其泰《范文澜学术思想评传》、王学典《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以及《庆祝何兹全先生九十岁论文集》、《尚钺史学论文选集》等论著；并曾向几位前辈学者请教，承蒙他们对初稿加以细心的审查，纠正了许多不妥当的提法。特此说明，并向上述作者和前辈学者深致谢意！修订稿如仍有不当之处，则完全由我个人负责。）

（责任编辑 萧 徐）

2007年第5期 寻找彭加木　作者：张梦君

新华社北京2006年4月13日电讯：

中国科学探险队在神秘的罗布泊东缘发现一具干尸，他们怀疑是26年前失踪的著名科学家彭加木的遗体。一支科学探险队13日在距罗布泊东缘最近的城市甘肃敦煌集结，14日一早将向彭加木失踪的区域进发，试图确认新的发现是否为彭加木的遗体。

彭加木是何许人也？对于今天30岁以下的青年人来说，这是一个陌生的名字，然而对于中年以上的人来说，却是一段抹不去的记忆。彭加木是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著名的科学家，在酶、纤维状蛋白质、动植物病毒等方面有突出的研究。1980年6月17日，他率领科学考察队在新疆罗布泊进行科学考察时，突然神秘失踪，惊动了党中央、国务院。为了抢救彭加木的生命，澄清社会上一些不切实际的传闻，从1980年6月至这年年底，中央调动了部队、直升机，组织了四次大规模的搜寻行动，最终也没有找到。

时过26年后，新华社的这一消息迅速在全国的各大媒体传播开来，一时间“彭加木”三个字又成为社会的焦点。难道尘封了26年的彭加木失踪之谜，真的就要解开了吗？

罗布泊：一口令人心悸的黑棺材

罗布泊，位于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东部，西起塔里木河下游，东至甘肃河西走廊，南邻阿尔金山，北到库鲁克山，总面积达9.7万平方公里，跨越新疆、甘肃两省地界。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山海经》中，便有记载：“东望泑泽，河水之所潜也。”所谓“泑”，即“水色黑也”。从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罗布泊和楼兰古国，一直是中外科学家探险和考察的热点地区。罗布泊的自然条件极其恶劣，不仅没有人烟，就连生物也难以生存。因此，探险家们把罗布泊比喻为，横卧在新疆东南部一口令人心悸的黑棺材。

根据记载：1949年，从重庆飞往乌鲁木齐的一架飞机，在罗布泊上空失踪，9年以后，人们在罗布泊发现一架飞机的残骸，机上人员全部死亡。1950年，解放军剿匪部队一名警卫员，骑马冲出重围突然神秘失踪，32年后，地质队在罗布泊南岸发现了他的尸体，死因不明。1976年，新疆地矿局的一辆汽车在罗布泊以北，给野外作业的人员运送物资，汽车和车上的三个人神秘失踪；7天后，当地驻军用直升机找到三具尸体。1979年，云南第九地质队28人在罗布泊遇险，地质队员濒于死亡，靠喝小便维持生命，三天后当地驻军派直升机把28人救回。1980年，新疆石油管理局野外队的三名队员在罗布泊遇险，直升机在一条直线上，每相隔10公里，发现了这三个人的尸体。1990年，新疆哈密市7个人，乘一辆客货小汽车去罗布泊搜寻水晶矿，两年后，地质队员发现三具尸体，距离尸体30公里处发现了那辆客货小汽车，另外四个人至今下落不明。1995年，米兰农场一个职工，开着吉普车带领两个亲属去罗布泊探宝，三个人神秘失踪。两年后，探险家发现两具尸体，另一个人至今下落不明，奇怪的是，吉普车完好无损，油箱里有汽油，车上也有水，出事原因令人百思不得其解。1996年6月，我国著名探险家余纯顺，决定只身徒步穿越罗布泊，然后再走塔克拉玛干无人区，打破阿根廷人托马斯徒步行走的世界纪录。然而，这位具有8年徒步行走经历的探险家只走了37公里，便在罗布泊迷失了方向，他提前几天乘车亲手埋下的食物点，虽然有食品、药品、矿泉水等，但竟然一个也没有找到，最后不幸遇难。2005年“五一”黄金周，北京吴庆斌、李清夫妇去罗布泊探险旅游，在彭加木失踪的附近，为了追踪拍摄野骆驼，竟迷失方向四天三夜，乌鲁木齐和敦煌的有关部门，前后出动四路人马火速赶赴罗布泊营救，均告失败。后来河南《郑州晚报》、郑州电视台、郑州人民广播电台的探险队，意外地发现了他们，这对夫妻才死里逃生。这只是一些有记载的失踪记录，那些没有记载的在罗布泊发现的无名干尸却无法确认。

在所有罗布泊的失踪事件中，著名科学家彭加木的失踪最为神秘。

彭加木曾经三次进行罗布泊科学考察。

第一次是1964年3月5日至3月30日，彭加木和几个科学工作者环罗布泊一周，采集了水样和矿物标本，对当时流入罗布泊的塔里木河、孔雀河、车尔臣河，三条河流的钾含量做了初步的研究，认为罗布泊是块宝地，很可能有“重水”资源。“重水”是制造核能源不可缺少的物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国花大量的外汇购买“重水”。彭加木当年不顾身患癌症的身体，主动请缨为国家搜寻天然“重水”资源。

第二次考察是1979年11月15日至12月30日，经国务院批准，中日两国电视台组成《丝绸之路》摄制组，到罗布泊实地拍摄，聘请彭加木为顾问，彭加木先期到罗布泊进行了细致的科学考察。他说：“我有从荒野中踏出一条路来的勇气，我要为祖国和人民夺回罗布泊的发言权。”这一次彭加木取得了许多科研成果，纠正了外国探险者的一些谬误。科学考察结束后，他又为中日两国摄制组找到了从古墓地，兴地山进入楼兰的道路，还重走了从楼兰环绕罗布泊到达若羌的丝绸之路中段。

第三次，就是1980年5月3日至6月17日这一次。

档案解密：彭加木失踪前的过程

知情人透露，这次罗布泊科学考察，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帆风顺的。

1980年5月3日，彭加木决定组织一支十人科学考察队，对罗布泊进行科学考察。可是5月3日正好是星期六，很多考察队员的家都在乌鲁木齐，一些队员希望在5月5日星期一出发，这样可以在乌鲁木齐跟家人一起度过星期天。尤其是这次考察，要一、两个月不能回家，很多人希望在星期天安排好家里的事情。而彭加木的家不在乌鲁木齐，他没有考虑到队员们的合理要求，还是坚持在5月3日一早出发。因为彭加木是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又是此次科考队的队长，队员们也都服从了他的决定。于是，科考队一行十人乘一辆大卡车、两辆越野车，从乌鲁木齐出发向罗布泊进发。

6月7日，科考队成功纵穿罗布泊到了南疆的一个小镇——米兰休息。按照原计划，考察工作到此结束，全队应该沿着南疆公路北上，回到乌鲁木齐。

然而，这时彭加木又提出不走平坦的南疆柏油公路，走罗布泊东线继续考察：由米兰东进，经过东力克、落瓦塞、山兰子、库木库都克、羊塔克库都克、红十井、开元、新东一号，然后取道吐尔逊北上，返回乌鲁木齐。这是原来考察计划中没有的，许多科考队员都没有跟家中打招呼，有的队员已经安排了其它工作。因为彭加木是这次科考队的最高领导，队员们还是服从了他的决定。但是，在科考中，汽车的汽油供应以及汽车轮胎的磨损和其它机械损耗，是按着行驶公里数计算的。在艰难崎岖的罗布泊行驶和在平坦的柏油马路上行驶，对汽车耗油，轮胎、机械的损耗，不能同日而语。在得知彭加木改变科考原定计划后，司机们曾经向彭提出这个问题，而彭以他是副院长不管行政而没有予以解决。

正是由于临时决定东进考察，而且准备工作不足，所以导致科考队到达库木库都克时缺水、缺油等一系列情况的发生。情况紧急，科考队不得不在6月16日夜里10点10分，由彭加木亲自草拟电文，向新疆罗布泊中国人民解放军马兰基地发出求救电报：

我们今天十二点到达库木库都克地区西大约十公里的地方。我们缺油和水，请紧急支援油和水各五百公斤，在18日运送到这里。请示作战处办理，请转告乌鲁木齐。另，捕获一头野骆驼。

长江

马兰驻军基地的领导收到求救电报后，觉察事情的严重性，立即请示上级有关领导，上级同意用飞机调运急救物资。马兰驻军基地回电：

“报告宿营地坐标”。

6月17日上午9点30分，“长江”复电：

我们无法前进，请飞机前来支援。标志：一杆红旗。地点：东经91°50’，北纬40°17’。

6月17日上午11点30分，马兰驻军基地给“长江”回电：

飞机18日到达库木库都克。你们不要动，待命。

6月17日晚9点30分，马兰驻军基地又收到 “长江”的紧急电报：

你们的电报没有提到空运汽油。这里缺汽油500公斤。18 日凌晨2：00联络，有重要情况报告。

有什么重要情况报告呢？为什么不在这份紧急电报中报告“重要情况”，而要等到凌晨2：00才报告呢？凌晨2：00，马兰驻军基地终于收到 “长江”的电报：

彭副院长17日10时一人外出未归，我们正在继续搜寻，请作战处立即告诉新疆分院常委。请派飞机搜寻并告知飞机起飞时间。

马兰驻军基地的领导更加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

彭加木失踪，科考队员紧急搜寻

原来，在彭加木给马兰基地发出求救的电报后，又对大家说，我们要尽量自己去找水，这样可以给国家节省许多的费用，用飞机运水太昂贵了，他建议开车去找水井。

然而，从库木库都克到羊塔克库都克再到克孜勒塔格，当时计算了一下，这一线路来回路程有240公里，需要一桶汽油，而当时科考队所剩汽油已经十分紧张。队员们劝他，等与部队联系后再作决定。

6月17日上午9时，科考队吃早饭的时候，彭加木又提出要向东去找水井，如果找到水井，就通知部队不要再派飞机运送水了。有的队员提出等部队直升机送水，彭加木还和几个队员争执几句，说完他离开了帐篷，坐到他平时坐的越野车里查阅地图。

上午11：30分，科考队收到驻军部队的回电，等把电码转译出来，已经快12点了。科考队副队长汪文先拿了电文走出帐篷，到彭加木的越野车里，发现彭加木并没有在车里，汪文先以为彭加木去大小便了，就回到帐篷里等彭加木。

12：30分，司机王万轩去越野车里拿衣服，在越野车里发现彭加木的地图册中夹着一张纸条，纸条有一半露在外面，他抽出纸条打开一看，上面写着：

我往东去找水井

彭17/6；10：30

彭加木出走之后，当时中午的地表温度为64℃，气温为52℃，帐篷内温度为44℃。

下午3：00时，库木库都克开始刮起了大风，漫天黄沙飞舞。到了下午4：00时，还不见彭加木回来，科考队员开始着急了，他们开着越野车往东搜寻。越野车开了一公里多，发现了一行脚印，科考队员认定就是彭加木的脚印，于是继续沿着脚印搜寻。在行驶了六公里左右的沙包上，依然清晰地看见彭加木的脚印，科考队员继续向前开，又往东开了十几公里，天渐渐黑了下来，已经看不清楚地面，科考队员只得返回库木库都克宿营地。

科考队在给驻军部队发去的紧急电报说，18日凌晨2：00联络，有重要情况报告。他们没有马上把彭加木失踪的消息报告驻军基地，因为他们对彭加木回来还抱有希望。彭加木临走时，带有装两公斤水的水壶，一袋饼干，一架照相机，还有毛衣和自卫用的匕首等野外工具。以彭加木的体质、经验和意志，是有可能在两天内走出那一带四十五公里的戈壁沙漠，到达有水草的疏勒河故道的。

当天夜里10：00，科考队员在附近的沙丘上，用红柳枯枝点起两堆火，每隔一小时打三发信号弹，信号弹可以打100米高，周围15公里范围内可以看到。司机王万轩还把越野车开上沙丘，朝东方向开亮大灯，他们期望彭加木看到火光、信号弹、汽车灯光，会朝着宿营地方向走来。

然而到了凌晨2：00，仍不见彭加木回来，科考队不得不把“彭副院长17日10时一人外出未回。”这一重要情况告知驻军部队，并请驻军部队转告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

与此同时，科考队员开始寻找彭加木的行动。

彭加木留下的纸条是：“我往东去找水井。”然而，科考队员们乘车沿着他的脚印搜寻的时候，却发现彭加木向东只走了3公里，又朝北走去；朝北走了一阵，又掉头向西，走了一个7.8公里的酷似“马蹄形”的找水路线。

更为奇怪的是，搜寻他的科考队员走到7.8公里处，彭加木的脚印突然消失，光天化日之下竟再也找不到了。还有传闻说，在彭加木脚印消失的地方，最后只发现了他的左脚脚印，右脚脚印无影无踪……

6月18日，科考队员们继续搜寻彭加木。这一天，驻军部队派直升机送来了500公斤水。科考队成员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行政处的保卫干事陈百录，还登上直升机超低空搜寻了近一个小时，依然没有找到彭加木的身影。

6月19日，直升机又冒着危险、打破禁令，给科考队送来了三桶汽油。有了汽油，科考队员开车又向东北搜寻。在10公里外的一个芦苇包上，科考队员马仁文终于有了重大发现。大约下午4点，他在一个长着芦苇的土包上发现有人坐过的痕迹，坐印很清楚。旁边的脚印与昨天和前天发现的相同，都是彭加木穿的42号翻毛皮鞋的脚印。他还发现一张椰子奶油糖的糖纸夹在芦苇杆儿上，拿过糖纸一看，是青岛食品厂生产的。他清楚记得，这奶油糖是彭加木在米兰农场休整时候买的，由此证明，彭加木肯定在这里休息过！

这一发现，令科考队员们为之兴奋，他们沿着脚印继续找了十几公里，但依然没有发现。

中央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寻找彭加木

彭加木神秘失踪的消息，在当时是严格保密的。

最早报道这一消息的，是新华社新疆分社的记者赵全章，他将彭加木失踪的消息发表于1980年6月20日的新华社内参上面。第二天，时任新华社社长的穆青看了内参上的这条新闻，说：“发公开稿！”

北京新华社总社将这一决定电告新华社新疆分社，于是，赵全章马上赶到新疆军区采访，写出公开新闻稿。新华社新疆分社立即将稿子发给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审阅。但是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不同意马上发表，提出要征得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的同意，因为彭加木不仅是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的副院长，他还是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的研究员。6月22日上午，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将彭加木失踪的消息，通报给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并希望他们做好彭加木家属的工作。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的领导得知消息，立即去彭加木的家里看望了彭加木的妻子夏叔芳，并向她“吹风”。

当时国家主管科技工作的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对新华社内参作了批示，要求千方百计搜寻彭加木。

6月23日，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在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673期上，作了重要批示：

方毅、李昌同志：

彭加木同志失踪尚未找到，他们要求中央下令派出飞机飞行十五架次。此事请和新疆取得联系，并和总参、空军研究如何派出飞机配合地面搜找。

华国锋6月23 日

大规模搜寻彭加木的行动开始了。

当地部队首长和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领导迅速成立了“找彭领导小组”。时间紧迫，经与各方协商，决定用大型直升机紧急运送先遣部队到彭加木失踪地投入搜寻，后续部队分乘7辆汽车，并配备电台3部，步话机3部，昼夜兼程赶往罗布泊。

当地驻军部队和地方政府共出动136人次，空军部队出动直升机9架次、安－2型飞机3架次。地面人员在出事地点30公里范围内反复搜寻；直升机则离地面只有30米进行低空搜索，范围扩大到60公里。安－2型飞机从甘肃起飞，一直向西进行低空搜索。机上搜索人员在空中飞行4个多小时，可以清楚看见地上突然跳出的野兔，还有一丛丛的芦苇和红柳……

然而，这样被称之为“耕耘式”的搜寻，还是没有发现彭加木的踪影。一位解放军战士长叹了一口气说：“要是彭加木穿着红衣服，哪怕戴一顶红帽子就好了。”在一望无际的沙漠里，红颜色最显眼，最容易被发现的。可当年的科考队还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他们穿的都是蓝灰色的工作服，远远望去和地面的颜色很难分辨。

这次搜寻进行了整整一个星期，在艰苦的7个昼夜里，没有任何人报告过有关彭加木下落的一丝一毫的消息。在阴云笼罩在罗布泊和所有搜寻人员心里的沉重气氛中，负责搜救的采访指挥者解放军某部参谋长朱平做了这样的总结：

我们不得不沉痛地宣布，我们最初的判断有所失误，第一次搜寻和第二次搜寻只能以失败而告终，彭加木队长失踪已经整整10天，我们再也不敢做任何乐观的假设了。如果彭加木队长还活着，他现在只能在这片死亡地带之外；因此，我们不得不结束这一阶段的搜寻工作，并请上级组织第三阶段的搜索，重点应该是东边具有生存条件的大范围地区。

朱参谋长所说的“我们最初的判断有所失误”，是指人们都认为：“彭加木不会走远，肯定就在附近。”

既然搜寻不到活着的彭加木，也应该能搜寻到彭加木的遗体和遗物。这是第三次搜寻的重点目标。

彭加木离开大本营时，身背一个铝水壶，装有两公斤水，还背一架照相机，携带一个地质铁榔头、一个罗盘、一把匕首、一个笔记本和一个灰背包，手上戴一块“上海牌”手表。

1980年7月7日，大规模搜寻彭加木的行动又展开了。这次搜寻分三路三支小分队，分别从敦煌、八一泉、库木库都克三个地点同时出发。

彭加木失踪后，他的夫人夏叔芳、儿子彭海、女儿彭荔，也怀着悲痛的心情于6月29日来到罗布泊的驻军部队基地马兰，他们坚决要求前往出事地点参加搜寻。有关领导考虑到他们的身体和安全，只同意彭加木的儿子彭海参加搜寻。

这次制定的搜寻方针是：地面搜索为主，空中搜索为辅，搜索范围加大。

在这次搜寻中，有人提出了“动用警犬搜寻”的建议。经研究，此建议被采纳。接着，分别从上海、南京、烟台警犬训练基地，选拔有丰富经验的6名警官，携带6条在平时破案中屡建战功的优秀警犬，分乘火车、飞机、汽车，聚会到罗布泊。

本指望这些嗅觉比人灵敏一万倍的警犬，在搜寻中有重大突破。没想到，来到这如同火炉一样酷热的罗布泊，6条警犬有的拒绝下车，有的水土不服，有的萎靡不振，有的脚被扎伤。强迫它们搜寻，结果全都是三条腿走路。警犬们智商不低，它们懂得把一条腿悬在空中散热，等哪条腿受不了了再换一换。上海市侯奎武警官携带的警犬“洋泾”，因脚部严重扎伤，裂开流血，心情极坏，当时就有点儿神经质，罗布泊归来终于引发精神病，六亲不认，见谁咬谁，最后不得不使用麻醉枪使其“安乐死”……

8月2日，这一次搜寻彭加木的行动结束，中国科学院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告了这次搜寻的情况：此次行动出动181人、48辆汽车，飞机搜寻29架次，飞机运送物资和人员40架次，空中搜索达100多小时，搜寻范围4000多平方公里，历时近一个月。但是，没有发现彭加木的遗体和任何遗物。彭加木失踪虽然仍是个难解之谜，但他已经没有生还的可能则已经断定。搜寻彭加木的行动也告一段落。

香港传来的爆炸性新闻，引起了再一次的搜寻行动

1980年11月10日，中国科学院宣布：再一次开展大规模搜寻彭加木的行动。导致这次行动的原因，是从香港传来了一个爆炸性的新闻。

1980年10月11日，香港《中报》在头版头条以醒目的标题刊登了大幅新闻报道。报道说：“就在北京透露出彭加木身亡大漠的同时，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与彭加木结识三十多年的老友、中国留美学者周光磊却于九月十四日晚在一个饭馆里见到了他。当时惊诧之情，读者可以想见。但还有比发现彭加木更使人惊诧的，即彭加木竟然否认自己是彭加木。而且迅即与两个同行的美国人离开了这家饭馆。”周光磊说，与他一同就餐的朋友中，有两人熟悉彭加木，他本人和彭加木30年前就认识，1979年回国时还与彭加木见过面，岂有认错人之理？

此消息经《中报》一发表，美国合众国际社立刻转发；“美国之音”也迅速广播；日本《产经新闻》马上转载；台湾的广播电台也反复播出。一时间，彭加木逃往美国的传闻和消息纷纷扬扬……

为了驳斥彭加木逃往美国的传闻，中国科学院果断决定，再一次组织大规模搜寻，时间从1980年11月20日到12月20日。这一次规模之大，人数之多，时间之长，都是前几次所没有的，人们下定决心：就是活着的彭加木找不到，也要找到彭加木的遗体和遗物。

这次大搜寻的队伍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新疆军区独立5团、通信兵部队、汽车56团、兰州407部队等八个单位组成。从地方和部队抽调油罐车、水罐车、电台车、物资装备车、越野吉普车共18辆，司机20名；携带电台3部，配有7名通讯报务员；还带有6顶大帐篷、两口行军锅、两支信号枪以及数发信号弹和生活用品。搜寻的范围是：库木库都克大本营周围，彭加木脚印消失处周围，疏勒河故道周围，八一泉周围，红十井周围。

搜寻的方法是：改变前几次为了搜寻活着的彭加木，采取跑线为主的搜寻方式；而采取“拉网”战术，点、线、面相结合的方法。分组分段，使用罗盘，两人之间的距离不得超过80米，凡是找过的地方插上红旗为标志，提出的口号是：不丢一个沙丘，不拉一丛芦苇，不留一处空白！遇到低洼地带，甚至用上了钉耙扒寻，但这次没有动用飞机参加搜寻。

时间毕竟过去了5个多月，因为后勤基地远在敦煌，油、水、粮、煤运送一次往返要六、七天，给养供应非常困难。罗布泊的冬天极其寒冷，搜寻队员长时间在野外啃冻馍，喝冰水，许多队员先后病倒。最后被迫决定，12月20日全部撤离罗布泊。

这次搜寻共持续了41天，参加搜寻的有1029人次，搜寻面积1011平方公里。最终的结果：依然没有找到彭加木的遗体和任何一件遗物，彭加木失踪依然神秘！

1981年，上海市人民政府授予彭加木革命烈士称号。上海和新疆两地，为彭加木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在彭加木的失踪地点，竖立了一个永久性的纪念碑，上面刻着：“1980年6月17日彭加木在此科学考察时不幸遇难。”

1990年9月22日，彭加木的夫人夏叔芳随著名艺术家黄宗英拍摄《望长城》大型纪录片时，专门来到彭加木纪念碑旁埋下一个铁盒子。铁盒子普普通通，长大约30厘米，宽20厘米，厚3厘米左右。铁盒子里面有彭加木的遗像，有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化学所电子显微镜室全体同志和夏叔芳老人的合影，有彭加木女儿彭荔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园的留影，照片背面是彭荔1990年9月的亲笔留言：“万分地怀念着亲爱的爸爸！”

除照片之外，铁盒子里，还有夏叔芳老人留给路过这里的人们一封充满感激和希望的短信：

衷心的祝愿，有朝一日，路过此处的尊敬的同志们能在周围搜寻到彭加木的遗体与遗物，万分的感谢与期望。彭加木爱人夏叔芳、子彭海、女彭荔。1990年9月22日

在另一张便笺上，还写有这样一段话：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加木，你带回的夜光杯已破碎，我今天又买了一对，留念。十年前曾在此找寻过你。叔芳，1990.9.21敦煌。

在“古来征战几人回”7个字下面重重地划了一条横线。这7个字或许代表了夏叔芳老人当时极其复杂与悲伤的心情。便笺最底下还有一行字：“明日将西行至库木库都克你遇难处。”

26年后新华社的报道，再一次引发了人们的关注

2006年4月13日新华社的消息，所有关心彭加木的人们为之兴奋。难道尘封了26年的彭加木失踪之谜，真的就要解开了吗？

其实，这具疑似彭加木的干尸并不是2006年4月13日被发现的，而是早在2005年4月11日，就已经被发现了，而且干尸还险些被拿去展览卖钱。这具疑似彭加木的干尸，到底是不是彭加木的遗体呢？

见到这具干尸的人得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有些人认为这就是彭加木的遗体，原因是：一、这具干尸身高1.72米左右；二、脚穿42码鞋；三、死者年龄55－60岁；四、死亡时间在30年左右；五、留短发；六、牙齿可疑。这些特征都与彭加木基本吻合。

一些人认为这根本不是彭加木的遗体，原因是：虽然这具干尸的特征与彭加木的特征基本吻合；但是有几点比较可疑：一，死者右手拇指留长指甲，彭加木没有这个嗜好；二、死者额头极窄，仅3厘米上下，与彭加木宽额头差距太大；三、死者全身赤裸，身边没有发现彭加木不锈钢链手表、皮带、翻毛皮鞋、铝水壶、铁榔头、照相机、匕首、罗盘等遗物；四、死者是头部朝北呈艰难爬行状，身边有一根红柳拐棍和一块墨绿色矿石，极有可能是从南面阿尔金山找矿的遇难者；五、发现干尸的地点距离彭加木的脚印消失处有20公里左右，如果是在普通地带没有问题，但是这里是被人们称为“死亡之海”、“生命禁区”的罗布泊，而且，彭加木失踪的1980年6月17日那天，气温高达60度，他身上没有一粒粮食，只有一壶水，这种情况，他翻越沙丘走20公里的可能性很小。

两种观点各执一词，人们想到了用先进的科学手段作为“最高法官”进行判定，这一判定的方法就是——DNA鉴定。

2006年4月17日，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所长杨焕明、北京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主任邓亚军、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博士研究员刘武等专家，对疑似彭加木干尸进行了现场DNA样品采集。

DNA也叫脱氧核糖核酸，简单地说就是人体的遗传物质。它存在于身体的每一个有核细胞中，除了血液中的红细胞，因为它没有核细胞，其它的细胞都含有DNA。因为DNA鉴定是通过遗传学的原理，而父代和子代的遗传都是遵循遗传规律的，所以它比较准确。

这具疑似彭加木的干尸尚有残留的毛发，在对干尸进行初步检验的时候，邓亚军发现干尸的风化很厉害，他们采样了干尸大腿骨的骨头、毛发、一些变质的皮肤组织进行DNA鉴定。

2006年4月26日，邓亚军博士作客人民网科技论坛，详细谈了疑似彭加木的干尸的DNA鉴定问题。

邓亚军提出：“我们这次提取的样本，我很有信心，也就是说通过我们这次的DNA鉴定，是能够非常准确地认定干尸是彭加木或者不是彭加木的。跟我同去的还有另外一个老师，我们俩对这个尸体检验的推断是一个中年男性，没有排除是彭加木的证据，我们倾向可能是彭加木。”

在对疑似彭加木干尸遗体进行DNA分析鉴定之后，还要对彭加木子女进行DNA分析鉴定，只有将疑似彭加木干尸的DNA分析鉴定，与彭加木子女进行DNA分析鉴定进行对照后，才能最后得出科学的结论。然而，彭加木的儿子彭海拒绝了。

罗布泊一次又一次传出发现疑似彭加木干尸的消息，让彭加木的家人心里一次又一次地伤痛。因此彭海提出疑问：这具疑似彭加木的干尸，有百分之多少的把握是彭加木的遗体？

专家回答：在没有做DNA鉴定之前，只能说有50％的把握。

彭海回答：“对这具疑似彭加木的干尸，除非有90 ％以上的把握是我父亲的遗体，我才可以做DNA鉴定。”

看来，要揭开彭加木这个跨世纪的失踪之谜，还要有待于新的发现。

（责任编辑 萧 徐）

2007年第5期 雷宇：民众要为他建“六公祠”　作者：张敬东

1993年7月的一天下午，邓小平在北京301医院病房，接受加拿大记者保罗·杰克逊采访，其中有这么一段对话——

杰克逊说：“古往今来，中国有许多伟人都是秘书出身的。”

邓小平说：“跟领导干部当秘书，能经风雨见世面，锻炼领导才能。西汉著名的文学家司马迁曾任中书令，就是皇帝的秘书；唐代著名诗人张九龄曾任中书舍人；《新唐书》的作者欧阳修做过翰林学士；三国时文学家祢衡做过江夏太守黄祖的秘书”，他滔滔不绝地引述古今例子，显出惊人的记忆力，“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政治秘书是孙中山的秘书宋庆龄。我们中共最早的秘书是毛泽东，负责管理文件，(19)26年改为秘书处编制，他是我的前任。周恩来、任弼时、邓颖超都做过译电员，杨尚昆长期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他自称是‘中央领导的秘书’；陈伯达、胡乔木在延安当过毛泽东的秘书，邓力群当过刘少奇的秘书，宋平是周恩来秘书，姚依林当过陈云秘书，袁木当过纪登奎秘书，雷宇当过任仲夷秘书。——从秘书中培养党政高级干部，也不失为我们拔擢人才的一条捷径。”

担任省委主要领导秘书的大有人在，为什么邓小平只讲了个雷宇作为拔擢党政高级干部的例子呢？这就异乎寻常，耐人寻味了。

与华国峰当面争论

邓小平说雷宇当过任仲夷的秘书，并不准确。雷宇在任仲夷身边那时的角色，其实就是古代的“幕僚”，现代社会称之为“智囊”、“智库”。雷宇是颇受任仲夷器重的。在粉碎“四人帮”不久的1977年2月，雷宇随同任仲夷从黑龙江调任到被毛远新把持多年的辽宁去拨乱反正、正本清源；1980年11月雷宇又随同任仲夷从辽宁调任到作为全国改革开放前沿和先走一步的广东。老前辈任仲夷特别看重雷宇做官为民敢讲真话的优良品格。2005年6月，即任老逝世前数月，在参加广州市组织的到西北地区考察途中，他动情地对雷宇夫人韩益杰说：“我从来不给自己过生日，也不愿意参加别人的生日宴请，但这几年我都给你婆婆送生日蛋糕，因为一是我熟悉的百岁以上老人不多，一个是吕正操，一个是你婆婆；二是她生了一个敢说真话的儿子。”

雷宇确实是敢讲真话的人，历来心直口快，不管对谁，较起“真”来“寸步不让”；他为自己勾勒的个性特征是“我从不盲从，不随波逐流，总有自己的主见，并且不服输。”1980年7月2日晚，在大连棒锤岛7号楼，雷宇曾就物价改革问题与华国锋争辩起来。雷宇说：我国有个方针叫做物价基本稳定，总的说没有错。但如果过分强调物价基本稳定，也会走向反面。物价总是稳定在一个水平上，就会像个大锅盖，把很多问题都盖住了。不下决心、看准机会、创造条件，迈出物价改革这一步，很多问题解决不了，经济工作这盘棋还是很难活起来。华国锋说：你站着说话不知腰痛。意思是你不当家，不知道物价改革牵一发动全身。雷宇说：这些我都懂。但也不能认为它有风险，就裹足不前，连试都不敢试啊!两人争得面红耳赤。最后，是任仲夷出来解围，他说：华主席呀，雷宇同志是我们当中思想比较解放的，请你不要见怪。其实，华国锋虽然不同意雷宇的看法，并没有流露出怏怏不乐的神情。回到省委机关，却有人对雷宇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小子胆大包天，敢跟中央主席争论!对此，雷宇不以为然，答曰：他不是让大家说吗？既然让大家说，有这个机会，我就说说。雷宇的耿直磊落由此可见一斑。

海南改革的闯将

俗语说：“三岁看到老。”雷宇早年便显露锋芒。1934年7月出生于广西横县一个破落书香之家的雷宇，自小便好学善读，在知识海洋里泡大。后来受抗日战争时期投身革命的大哥雷起予和读中学的同学、地下党员谢清波等人言传身教，11岁成为地下党情报联络站的联络员，15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6岁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成为“最可爱的人”。

“腹中贮书一万卷”，早年的经历使雷宇磨砺成一个有才华，有见识，有抱负的人；担任“幕僚”的几年间又积累了经验，积贮了激情。这个时候，他期待的是一个能实现“思想、操作一肩挑”，独当一面施展才华抱负的舞台。

机会终于来了，舞台的幕布徐徐拉开。1982年7月，雷宇调任海南行政区党委书记兼公署主任、行政区政府主要负责人。

然而，这一调任，对雷宇来说，既是机遇，又是重担。说是机遇，那时中央领导频繁视察海南，及时指导，并给予海南越来越优惠的政策；还有以思想解放、作风开明著称的改革开放“先驱”任仲夷在广东担纲、领航。毋容置疑，那的确是开发海南的黄金时段。又是重担，因为海南是个典型的“老、少、边、穷”地区，尤其是那个“边”字和“穷”字。这里所说的“边”，不仅是地理位置上，而且在人们的心理位置上，都是“天涯海角”：信息闭塞，观念落后，严重缺乏商品观念和市场竞争意识。说到这里的“穷”，更令人望而生畏。不少山村仍沿袭着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式，相当一部分黎苗族同胞住的是又窄又暗的茅草房。即使在全岛中心城市海口，贫穷落后的印记也随处可见。越穷越留不住人才，越留不住人才越穷。面对此情景，想短时内扭转局面，难!

雷宇不愧为一员改革大将，在海南开辟改革之路，他属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物。为了突破难点，打开局面，雷宇使出浑身解数，全力以赴投身于海南的开发建设。人说雷宇有“三勤”：一勤下跑。下工厂、访黎村、串苗寨、走学校，进行环岛考察，深入了解民情社情，为建设海南制定整合资源，发挥东、西、中部和山区各自优势的经济区划，勾勒全岛发展总体规划。二勤上跑。他起早贪黑，跑遍中央、国家机关中的29个部委办，不管接访人官大官小，他都诚恳耐心地如实汇报情况，争取支持。三勤外跑。积极开展招商引资，筑巢引凤，让一批基础设施逐步上马。对此，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的谷牧，深受感动，曾在一次会议上郑重其事地说：我倡导国务院各部门工作的同志，要学习雷宇同志的工作精神、工作作风、工作干劲。工夫不负有心人，雷宇在海南任职3年间，不仅在资金紧缺的情况下，扎扎实实地上了一批公路、铁路、港口、机场、微波通讯、电站、糖厂及创办海南大学等建设项目，同时开通了海口至香港的空中和海上的客运航线。更重要的是把干部群众搞开发、干“四化”的劲头鼓起来了。在全岛上下一致努力下，宝岛的平静被打破了，海南的人才外流大为减少，各项事业蒸蒸日上，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景象。

在投身海南的开发建设中，雷宇一如既往地敢说真话勤做实事，为海南争取了许多支持。令雷宇的秘书谭可诚终生难忘的是，1983年2月11日上午，雷宇在三亚海军小礼堂向胡耀邦汇报，请国家支持海南建设一个煤矿和一个电站时，胡耀邦说：“可以搞小煤窑，发动群众，不要用国家投资。”雷宇说：“耀邦同志，我想说一句不知进退的话。我是学采煤的，海南不是山西，随便找个地方都可以挖出煤来。而且，这里地质结构复杂，又是属于低热能的褐煤，需要特殊的技术设备才能处理好。这里建煤矿，我看还得国家给钱。”当时有人给雷宇递眼神，雷宇不听，据理力争，因为他想的是海南太穷，不能为了讨总书记高兴就说行啊!胡耀邦就是胡耀邦，他并没有因雷宇的言语“当众冒犯”而生气。到第二天早上，胡耀邦当着雷宇和国家计委甘子玉副主任的面，告诉时任水电部副部长的李鹏，让他转告煤炭部长高扬文，给海南解决建设煤矿的资金。1984年4月，根据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决定在北京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当雷宇在大会发言，要求中央在莺歌海天然气利用上给予海南必要的照顾时，时任总理的赵紫阳说：“海南虽然近水楼台，但不能先得月。”雷宇说：“我不是海南人，不怕打成地方主义(分子)。海南能源严重缺乏，如果在天然气利用上不对海南适当照顾，海南群众的感情都很难通得过。大家听说过吗？海南群众中流传一句话：‘宝岛宝岛，拿走的是宝，留下的是草。这句话显然不对，但确实需要考虑。”事后有人说雷宇实在不是当官的料，在大官面前总是实话实说，连个弯都不拐。然而，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说实话做实事的雷宇，正是一剂苦中回甘的良药。

“海南汽车事件”中的雷宇

说到雷宇在海南，不必要也不应该回避的一个大问题，主要是在1984年7月至11月这五个月间发生的“海南汽车事件”。关于这一事件，当年中央主流媒体未知何故，在《海南岛汽车事件真相大白》的报道中，恰恰回避了“汽车事件”是怎么引起的事实真相。据此，这里有必要说明两个事实：一是在“汽车事件”这一年的年初，海南黎苗族自治州乐东县物资局曾违反中央关于当地用自有外汇进口的17种产品只准在岛内销售的规定，将19辆从日本进口的农用车转卖到本省岛外某县。雷宇发现后，当即明确提出对该局有关领导严肃处理。与此同时，还通报处理了海南区二轻局违规将进口大批尼龙布倒卖出岛事件。二是在1984年7月，到山西太原市参加全国工商局长会议的海南行政区工商局长，在会上传回国家工商局的六条意见。按照“六条”，海南“汽车可以出岛”；内地集体、个人持区、县以上主管部门证明到海南购买进口汽车自用的，应予放行。海南区主管外经工作的负责人得悉此精神，认为是特大喜讯，并向区党委一把手汇报，明确应抓紧实施。“汽车事件”主要是这么引起的。对于国家工商局的意见，当时广东省政府杨德元副省长曾给国家工商局领导打过电话，不同意关于“汽车可以出岛”的规定，但得到的答复是“六条”意见是经过局党组讨论通过的，是符合国务院有关文件规定精神的。于是，才引发了海南大批量地从日本购进汽车：内地除西藏、青海外，所有省区都涌到海南购买进口汽车。

就雷宇个人来说，政策拿到手后，他还是很谨慎的。他说：“政策赋予权限越大，责任越重。”他当时对购买进口汽车，有个“控制”数量的设想。他算过一笔账：进口汽车1．3万辆，每辆卖出赚1万元，加上进口转卖别的机电产品，合计共能赚2亿元，用于开发海南，初步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和改善培养人才的教学条件就可以了。雷宇清楚，不是进口汽车越多就越好，如果进口转卖汽车太多，赚钱太多，必然会事与愿违。可惜，他想是这样想的，说是这样说的，但得力措施却没有跟上。比如，对进口汽车的审批权就存在着多头审批的现象。尤其是分管外经工作的行政区领导，批得过多过滥，连下属单位申请进口别的物资，他也批进口汽车。雷宇发现后立即撤销了一批批文，但为时已晚。用雷宇自己的话说：“就像开车一样，虽然你刹车了，它还要按着惯性往前滑一下。”结果，造成严重失控，共订购汽车8.9万多辆，实际进口7.9万多辆，其中上缴国家5.8万多辆，自销2.06万辆。

代价很沉重——雷宇被当作“海南汽车事件”的主要负责人，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雷宇历来廉洁从政。他在海南、广西任职共7年，没带家属，只带个秘书或司机。在海南，雷宇不像别的外地调入海南的领导一样住招待所，而是住在机关院里，吃饭就到饭堂解决。夏天的海口酷热难耐，雷宇的住房非但没装空调，连一台旧风扇也是到1984年夏天实在太热才配置的。他从不搞特殊化，生活就跟普通老百姓没什么两样。在海南如此，在广西也一样。雷宇不愿按当地区政府的安排到饭店吃住，就和司机搬到一个家属院宿舍去住，平时自己买菜做饭，有时工作太忙顾不上做饭就到街边吃盒饭。离开海南后，雷宇回到广州，住在省委干部宿舍，当时在省委办公厅任职的邓杜廉登门造访，发现这位“高干”家里竟然没有一件值钱的物什：厅里坐的是破旧的木沙发，看的是黑白电视机，房里睡的床是两张凳子上铺的木板，发黄的蚊帐挂在墙角上。

危难是一面折射灵魂真相的镜子。虽然雷宇自己承受了极大的压力，但他还是先为别人着想。众所周知，在“汽车事件”中雷宇受处分最重。但鲜为人知的是，当时断然作出大量到香港进口转卖汽车决策的，并不是雷宇。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当时雷宇外出公干，作出这一决策的是区党委一把手。因为就在此时，参加全国工商局长会议的海南区工商局长，从会上传回可以进口转卖汽车的六条意见，有关领导迫不及待地到区党委一把手家向他报信，他很高兴，当即表示根据他在佛山抓外经工作的经验，办此事宜早不宜迟，并由他指派有关领导赶赴香港洽购进口汽车事宜。如今谈起此事，有关领导记忆犹新，但局外人士却一无所知。待到清查“汽车事件”，行政区政府一把手雷宇和行政区党委一把手都被召回广州，让住在小岛向广东省委写检查，行政区党委一把手也曾如实地交代了此事的来龙去脉，并检查自己应负主要责任。可是在递交省委前与雷宇交换检查稿征求意见时，雷宇把其交代的这段话全部划掉了。雷宇推心置腹地对他说：“你这样写送到上面去，绝对没有你的好，你没有必要这样写。你今年都59岁半了，再有半年你就要退下来了。你要是在临退下来之前还处分一下子，那你以后就不好办了，生活待遇所有的都不好办了。反正我是‘封神榜’上有名的，在劫难逃。这种事，有一个出来顶账就行了。你就不要出头了。再说，我今年才50岁，我相信，只要自己不自暴自弃，中国只要搞改革开放，总有一天还会用我。”显然被劝的那位党委一把手也权衡了利弊，他上交的书面检查也就没有这一段话了。也许就由于这个缘故，雷宇便成了这一事件的主要负责人，处分最重。

“只要中国继续改革开放，雷宇还会被重用”

处分下来后，在家里赋闲3个月，雷宇调任花县县委副书记。位降未敢忘忧国，金子放到哪里都永远是发光的。在这里一年多时间，雷宇时刻关注企业的发展，特别重视解决基层所面临的问题。当他了解到该县赤坭水泥厂搞技改遇到缺乏资金的难题，而铁道部门正在花县筹建冷冻机车厂需买水泥，便主动为两者牵线结缘，动员后者“预付货款”帮前者搞技改，前者以优惠价供应后者水泥。结果，一拍即合，皆大欢喜。

1987年，雷宇任增城县委书记。他在这里工作不到一年，他深知路通才能财通。在各有关方面的支持下，他大刀阔斧地采取各种灵活变通做法，多方筹集资金，用于铺设8条公路、2座桥梁，还建起1个海关，从而破解了这个山区县交通不畅、进出口货物不方便等难题。不难想象，不到一年就干出“8、2、1”件事，会遇到多少周折，会耗费他多少精力，他会想出多少办法啊!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总是那么胆识过人，足智多谋，这就是雷宇!

说到雷宇在广州这一段，黎子流是最有发言权的。据黎子流介绍，他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便和雷宇打过交道。那时雷宇给他留下的是思想解放、作风深入、工作务实的印象。待到1990年黎子流调任广州市长时，雷宇早在该市任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当时不少同事对黎子流不熟悉，有的还有疑虑。雷宇主动作介绍，从黎子流的为人到他在顺德、江门工作显示的才干都详细叙述，使大家对黎子流增进了解，消除误解。在两人共事中，黎子流对雷宇的认识更深刻更全面，看到雷宇的脑瓜很灵活，思路很清晰，办事雷厉风行，一心扑在工作上，可以说他对广州的经济发展是倾注了全力的。而且，黎子流还惊喜地发现，雷宇从未因犯过错误受到严厉处分叹过一声气，也从未因为原来是自己的上司现在成了副手而发过一点傲气。彼此坦诚相见，配合默契，合作得非常融洽。这时在黎子流的心目中，雷宇的形象更高大，是一位不为名利，不计得失，完全把心眼放在党和老百姓事业上的好干部。

雷宇在“海南汽车事件”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后，新加坡一位老华人曾预言：“只要中国继续搞改革开放，雷宇还会被重用。”果然如此，1992年4月，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不久，雷宇被召至北京谈话，中央决定调任他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同年6月，雷宇走马上任，但不从广州乘飞机直达首府南宁，而是开车沿广西边界线一路考察而去。上任第二天，雷宇就开始边检查边调研边解决难题。他将在边境调研中了解到的各种敏感问题，及时与中央有关部门沟通，研究对策。对之前的“汽车事件”，他不回避，反而常常以“汽车事件”为前事之师，吸取教训，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对边贸问题，他坚持既要搞活，又要活而不乱。在广西任职近4年间，雷宇主要分管对外工作、沿海开放、内外贸和工商等，都取得可喜变化。特别是对外工作，他豪迈地提出“让世界了解广西，让广西走向世界”，因地制宜地贯彻落实中央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很快打开局面。据《广西统计年鉴》公布的统计数据，在雷宇来前的1991年广西全区实际利用外资6636万美元，他到来后的1992年便增至2.37亿美元，1993年9.24亿美元，1994年10.47亿美元，1995年9.64亿美元，与1991年相比，实际利用外资增长10多倍。同期外贸出口额，也从8.32亿美元增至22.46亿美元，增幅近两倍。

百姓要为他建“六公祠”

1996年，雷宇“急流勇退”，主动辞去广西的职务，回到广州照顾96岁高龄慈母的起居。雷宇幼年丧父，五个兄弟姐妹全靠母亲劳秀贞抚育成人。母亲独力支撑贫家的艰辛，雷宇看在眼里，记在心中。参军后，他奔赴朝鲜战场，浴血奋战，母亲终日提心吊胆，牵肠挂肚；转业后，他走南闯北，在外一晃就将近半个世纪，是名副其实的“少小离家老大回”。对此，雷宇一直心怀歉疚。他说，我尽了几十年忠，现在也该尽尽孝了。辞职后，他和老母亲一起生活，尽一份为人子之责。

转眼间，10年又过去了，年已106岁高龄的劳秀贞老太太仍然健旺。这全赖雷宇及其家人平日对老太太无微不至的照顾。当年看到有关“海南汽车事件”的报道时，老太太曾问雷宇到底犯了什么错。雷宇坦诚地告诉母亲，是工作错误，是管理不善的错误，是执意为老百姓办实事而没有顾及国情的错误。但绝对没有以权谋私，绝对没有做违背良心的事。老太太听了儿子的话，心里坦然了。她了解自己的儿子，一直舒舒朗朗地活成了百岁以上的老寿星。

这些年来，雷宇已经淡出公众视线，“汽车事件”在人们的记忆中也逐渐模糊了。可是2004年2月，林桃森案的平反判决，又一石激起千重浪，重新勾起了人们的回忆。林桃森曾是海南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长，是“海南汽车事件”中唯一被追究法律责任的行政区领导。对于林桃森案，雷宇多少是知情的。控告林桃森的材料说，有人在1984年12月9日上午10点钟，在林家客厅里给林桃森送了3万多元人民币。但是那个时间林桃森正和雷宇等人在广州公干还没有回到家，根本不可能受贿。雷宇当即向有关方面反映这一情况，在雷宇离开海南后，林桃森还是被捕了，海南中级法院以投机倒把罪判处其无期徒刑。林桃森以没有投机倒把的故意，没有接受赃款为由上诉，被驳回。

雷宇自始至终都惦记着这件事，他认为林桃森是无辜的，坚持为林申辩。多年来，雷宇和了解此事的同志、朋友们，始终在为林桃森的平反上下奔波，然而事情一直“搁着”。1996年7月11日，雷宇回海南访友，第一个要见的，就是探望已经病危的林桃森。他为自己的同事长期蒙冤深感不安和悲伤。讲起同志们为林桃森平反而奔走的事，当时瘫痪在床、双目失明的林桃森泪如泉涌。事隔不久，林桃森带着冤屈，离开人世。直到林桃森逝世8年后，才终于等到一纸迟来的平反判决书。逝者长已矣，但也总算是还了他一个清白，当可告慰其在天之灵了。而对此事多年奔走呼吁的雷宇等人来说，这也是一份可贵又可叹的礼物。

半个多世纪以来，雷宇干革命搞建设走南闯北，最令人感念又悲壮的是在海南这一段。记者从采访中感受到，海南干部对雷宇的感念之情，溢于言表。曾任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州长，后任海南省副省长、中央候补委员，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兼少数民族委员会委员的王学平，谈到雷宇非常激动。他说：我尊称雷宇为“雷公”。也许在海南干部中我接触雷公的时间最短，可印象最深。我陪他下基层，跟他上北京，同吃同住同工作，从中体会到雷公是勤政为民、廉洁奉公的表率。人们都说学雷锋，我看群众学雷锋，干部还应当学雷公。我以雷公为好榜样，写一副对联挂在厅里，鞭策自己。上联是“一生忠贞一生忧”，下联是“两袖清风两眼乐”，横批是句双关语“乐为黎民”。记者在采访中同样感受到，海南群众对雷宇评价很高，大凡到海南思古抒怀的人，都会去名胜古迹五公祠参观。该祠是为纪念唐宋两代被贬谪来海南的李德裕、李纲、李光、赵鼎、胡铨等五位历史名臣而建。事隔多年，如今人们向记者谈起雷宇，还感念不已，说到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海南的百姓为在“汽车事件”中雷宇受贬鸣不平，要为他建“六公祠”。据曾任广东省委办公厅一秘副科长，分工负责中央领导和省委主要领导批转文件处理工作的邓杜廉回忆，1986年7月17日，时任中顾委常委的陆定一，给时任总理的赵紫阳写过一封亲笔信。赵紫阳在此信上批示：请转广东省委林若同志。林若将此信批转省委各副书记阅。陆定一此信的大意是：原来海南行政区党委有个书记叫雷宇，我不认识其人。我去过海南一段时间，接触到相当部分干部、群众，对雷宇众口一词，评价非常高。雷宇在海南，毫无私心。在“汽车事件”中，他没侵吞一分钱。“海南汽车事件”非常复杂，他主动承担责任。在海南改革开放中，他做了很有益的探索。干部、群众非常怀念他，要为他建“六公祠”。接着，陆定一说，像雷宇这样勇于改革开放的人物，应予重用。陆定一还引用了春秋时期秦穆公善于用人的一段历史佳话，以古为鉴。雷宇在海南任职总共才3年，但海南百姓一直在怀念他。“公道自在民心”，民众认为雷宇一心为民，出错也是为百姓办事出的错，都谅解他；认为他有很强的敬业精神，有很强的改革开放意识，有很强的廉洁自律能力，为百姓做了很多实事好事，出了错还勇于承担责任，都赞扬他。所以，雷宇被撤职了，人们同情他；雷宇将离开海南时，人们挽留他。

（责任编辑 赵友慈）

2007年第5期 《贺龙大传》与夏曦　作者：李　乔

中央电视台与各大报纸每天都有一个栏目——“永远的丰碑”，介绍革命先烈的事迹。每当我看到那些革命烈士英勇牺牲的结局时，心里总感到很悲怆，同时又生出无限敬意。这些烈士，大量的是牺牲在战场上的，也有很多牺牲在刑场上，但也有的是死于我党内部“左”倾错误的“肃反”中。这些死于“肃反”的革命烈士，数量是相当惊人的。他们的悲壮而又悲惨的结局，总是让我心绪难平，忿忿不已。对于那些杀害这些革命烈士的“左”倾权势人物，我特别地感到愤恨。夏曦，就是特别让我愤恨的一个。

夏曦是王明、博古当政时党内的一个权势人物，是因投靠了米夫、王明而得势的。在执行“左”倾错误肃反政策上，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人物。1932年，夏曦任湘鄂西苏区中央局书记，兼任肃反委员会书记，经他之手，以抓所谓改组派（改组派是国民党内部的反对派，是汪精卫向蒋介石争权的产物，1928年成立，1931年1月解散）、AB团之名，不知杀害了多少党的优秀儿女，光师以上的红军将领，就杀了11人。贺龙说他“肃反杀人到了发疯的地步”。文革中贺龙受到迫害时，还曾用“恐怖”二字形容湘鄂西的肃反。毛泽东签发的第一号《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中的烈士段德昌（红三军第九师师长），一位极优秀的红军将领，就是被夏曦杀害的，另一著名红军将领柳直荀（红三军政委），即毛泽东《蝶恋花·答李淑一》词中所吟“我失骄杨君失柳”之“柳”，也是夏曦杀害的。谢老谢觉哉（时任湘鄂西省委秘书长），本来也在夏曦肃杀的黑名单中，只是因为被敌人所俘，关押在敌营中，才幸免一死。连湘鄂西苏区创始人周逸群和贺龙也受到了夏曦的怀疑。贺龙险些被当作改组派肃掉，周逸群则在牺牲以后还被夏曦怀疑为“并没有死，还在当改组派的主要头头”。夏曦还在红三军和湘鄂西苏维埃中进行“清党”，清到最后，只剩下关向应、贺龙和夏曦自己三个党员了。

这一段痛史，我每一次思及，都要扼腕叹息。最近读了刘秉荣同志写的《贺龙大传》（同心出版社出版），对这段痛史，有了更深切的了解，因此也更加感慨系之，对夏曦的恶行，也更加感到愤恨。

书中写到夏曦整人、杀人的情况，有两点给我的印象甚深，一是夏曦太残酷，二是他的杀人理论既可怕又荒谬。

段德昌、王炳南、陈协平（王、陈曾分别任教导第一师师长、政委）三位红军将领，无端地被夏曦怀疑为改组派，夏曦为得到所需要的口供，不惜使用重刑。夏曦下令说：“这三个人极其顽固，段德昌被打得昏死数次，王炳南一条腿被打断，陈协平十指打折，可他们什么也不招。对他们，我们还要用重刑，一定撬开他们的口。”夏曦还曾在十几天之内，抓了数百名所谓的改组派分子，然后将这些人十人分为一组，用铁丝穿透肩胛骨，到各村寨游街，其中不少人在游街时死去。这种残酷的刑讯逼供和残害人的方式，与封建官府的审案用刑有什么区别？与白公馆、渣滓洞的刑讯逼供有什么区别？夏曦的残酷用心，又与明朝锦衣卫的缇骑有什么区别？与军统局的徐远举有什么区别？

当段德昌知道自己将被处死时，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如今红三军子弹极缺，杀我时，不要用子弹，子弹留给敌人，对我，刀砍、火烧都可以。”这是多么英勇的气概，多么伟大的人格！苍天也要为之动容，鬼神也要为之俯首。但这却没有撼动冷血的夏曦，没有使他回心转意，夏曦居然真的就残忍地用刀把段德昌砍死了！王炳南、陈协平也在段德昌死后立即被处死。这是多么残酷、多么丧尽天良的恶行！

夏曦抓人、杀人，有一套自己的理论，既可怕又荒谬绝伦。《贺龙大传》在写到夏曦与关向应谈论关于肃反的方针时，写道：

关向应说：“肃反不能停，不过，杀人要慎重。”

夏曦说：“宁可错杀，也不使改组派漏掉一个。”

夏曦真是说到做到了，他的“宁可错杀”，竟使得两万多人的红三军，只剩下了几千人，多少忠勇的红军将士，泣血含恨而死！夏曦的杀人理论，说轻了，是典型的宁“左”勿右的理论，说重一些，就是血腥的法西斯理论。我猜想，大概谁看了夏曦的“宁可错杀，也不漏掉一个”的主张，都会油然想起蒋介石的“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难怪当时就有红军干部把夏曦称作“国民党刽子手”。也许有人会说：夏曦与蒋介石想杀的人不同。诚然如此。但试问，在杀戮红军的结果上，两者有什么不同呢？要说不同，那就是：夏曦杀了那么多红军高级将领，这是蒋介石想做也做不到的！小平同志曾说，“左”的东西很可怕，好好的一个局面，也会让它给断送掉了。每当我想起小平同志这句话，总是会油然想到夏曦的肃反。

夏曦抓人、杀人的理由和逻辑之荒谬，常常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红军将领卢冬生率两营人马打了许多胜仗，大家都为之兴奋，夏曦却因此怀疑起卢冬生，他对关向应说：“卢冬生只有两营人马，竟战绩如此之大，而我们红三军两万多人，竟被敌人追得无法立足。我怀疑卢冬生有问题，他扩大的军队，会不会是敌人故意安插的，卢冬生会不会为敌所收买？”经过关向应的劝阻，夏曦才没有抓卢冬生。这叫什么鬼怪逻辑？打了胜仗，消灭了大量敌军，却成了投敌的证据，天下哪有这样投敌的呢？这还有什么理可讲？明代民族英雄袁崇焕打了胜仗，却也被认为是投敌，但那是皇太极施行的反间计，而夏曦呢，则是无端地凭空怀疑。

夏曦的荒谬，还特别表现在他罗列段德昌的罪证上。夏曦认定段德昌是改组派，其根据是什么呢？《贺龙大传》写道：

夏曦面目一沉说：“种种迹象表明，段德昌是改组派的首领！”

贺龙说：“段德昌出生入死为革命，哪个不知，哪个不晓？”

夏曦说：“这正是改组派的狡猾之处，他们善于用伪善的面孔蒙蔽人。”

贺龙问：“你有什么证据？”

夏曦说：“证据就是打了败仗。”

请看看夏曦的逻辑是多么荒谬：为革命出生入死，倒成了伪善狡猾之处，倒成了是改组派的证据。这是什么混账逻辑！难道贪生怕死，倒成了不狡猾，成了忠于革命吗？夏曦的另一个证据，是“打了败仗”。夏曦所说的打败仗，是指贺龙率部与敌周燮卿旅作战失利的事，此役之败的责任，本在夏曦指挥上的失策，但一向争功诿过的夏曦却怀疑是段德昌暗中通敌所致，于是把打了败仗作为证明段德昌是改组派的证据。这又是在凭空猜想。前面说过，卢冬生打了胜仗，夏曦认为是卢冬生在伪装，在段德昌身上，他又认为打了败仗是因为段德昌通敌。总之，不论打了胜仗，还是败仗，反正都证明你是坏蛋，是反革命。这种随心所欲，反复颠倒，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整人伎俩，与封建王朝的酷吏，与陷害忠臣良将的奸佞，与清朝以刀笔杀人的恶师爷有什么不同？共产党人在思想方法上，本应讲唯物论，讲实事求是，但夏曦搞的却完全是唯心论、唯意志论那一套，在这一点上，他几乎没有了共产党人的气味。从他的思想方法和杀人逻辑看，他已丧失了一个正常人应有的逻辑思维和判断力，更丧失了人的良心，这就必然导致了他的行为涂上了浓重的极“左”恐怖色彩。

曾险些被夏曦杀掉的谢觉哉，曾做过一组诗，专门斥责夏曦。诗云：

“好人”不比“坏人”贤，一指障目不见天。

抹尽良心横着胆，英贤多少丧黄泉。

愚而自用成光杆，偏又多猜是毒虫。

一念之差成败局，教人能不战兢兢。

自残千古伤心事，功罪忠冤只自知。

姓字依稀名节死，几人垂泪忆当时？

黑名单上字模糊，漏网原因是被俘，

也须自我求团结，要防为敌作驱除。

这是一组极为沉痛而又燃着愤怒之火的诗，从诗的字里行间，仿佛又可以看到夏曦杀人的刀光和死难烈士的鲜血。谢老是以亲历者的身份来写这组诗的，这使这组诗更具有“诗史”的性质。

正如谢老所写，夏曦的杀人恶行，完全是他“抹尽良心横着胆”干出来的，这使多少英贤命丧黄泉。夏曦何以“一指障目不见天”？这是他的荒谬思维造成的必然结果。夏曦自以为很聪明，“唯我独革”，实际却是刚愎自用，愚顽透顶，结果只能是茕茕孑立，成了光杆。“自残千古伤心事”，谢老也许想到了诸如太平天国那样自相残杀的一幕幕惨烈史事，而眼前发生的肃反悲剧，不正是那种种“自残”痛史的重演吗？怎能不让人思之垂泪！在最末一首诗中，谢老讲到了自己险些被夏曦杀害的经历，这让人不禁想起文革中许许多多被迫害致死的老革命，他们没有死在枪林弹雨中，也没有死在敌人的黑牢里，却死在了专案组、造反派的手中！实际上，夏曦的阴魂并没有散去，“左”倾肃反的痛史，也没有真正终止，在文革中，这种痛史被大大地续写了。贺龙元帅在被关押期间，曾向夫人薛明谈起了湘鄂西的肃反，可见他是把文革与湘鄂西肃反相比拟的，同时他也深知，文革之祸，是大大超过湘鄂西肃反的。贺龙元帅没有死在夏曦手里，却死在了文革动乱中，贺龙终究没有逃过“左”祸。

1934年底，红二、六军团会合后，夏曦的肃反被制止。起初，夏曦不认错，但后来终于承认了自己的罪恶，并痛感肃反乱杀人是“还不了的账”（夏曦语）。夏曦一生，当然也做过好事，贺龙评价他是“两头小，中间大”，萧克评价他“两头好，中间错”。这个“中间”，指的就是夏曦的肃反。薄一波前几年写了一本谈党史人物的书《领袖元帅与战友》，其中披露了贺龙在谈到湘鄂西肃反和对夏曦的评价时的激愤情绪和言词，贺龙说：“为什么党内会发生这样‘左’得出奇的过火斗争和内耗事件？原因很复杂，有宗派问题，有路线问题，也有个人品质问题。而夏曦在这三个方面都有严重问题！”这段话，涉及到了极“左”现象的发生与领导人的个人品质之间的联系问题，很有启发性。实际上，从大量的历史事实来看，许多搞极“左”的人，个人品质都很成问题，夏曦可以说是一个典型。1936年2月，夏曦在行军途中落水，有些战士看见了，本可相救，但因对夏曦的肃反乱杀人非常气愤，所以没人愿意去救他，夏曦终至溺水身亡。这无疑是他多行不义的结果。

“永远的丰碑”在报道那些烈士的死因时，只报了死在战场上和死于敌人的屠刀下两种，没有报道死于错误肃反这一情况，如关于段德昌之死，只写了下面几个字：“1933年牺牲，年仅29岁。”从这个介绍看，人们一般只会误认为他是牺牲在战场上的，而实际上，他是死于“左”倾错误肃反，死在夏曦的刀下。不知主事者是出于何种考虑，但我总觉得是个缺憾。我认为，应当让人民，特别是年轻人了解历史真相，让人们知道革命的道路曾经是那样的崎岖艰险，革命的胜利是那样的来之不易，同时，也让人们从中汲取历史教训，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

（责任编辑 赵友慈）

2007年第5期 胡耀邦与电影《代理市长》　作者：欧　初

从1983年7月开始，我离开中共广州市委书记、广州市常务副市长的岗位，转任广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1984年，著名电影艺术家杨在葆来采访我，要我专门谈谈如何当市长。原来杨在葆正在广州拍摄电影《代理市长》，由他执导兼主演，因而希望深入了解广州市政府改革开放的一些具体做法。

《代理市长》的剧本，源自一出反映广东改革开放的话剧《南方的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召开，决定将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当时广东省的主要领导习仲勋、杨尚昆等，坚定执行中央关于试办经济特区的决策，同时大胆提出全省财政包干等特殊措施，使广东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先走了一大步。任仲夷1981年主持广东工作后，又开创出新的局面。我的老朋友、著名书画家李苦禅从北京来到广州，看到广州的情形十分振奋，对我说：“过去大革命时你们广东是策源地，现在改革开放广东又是策源地。”

我的次子伟雄当时是广州市文艺创作室的专业作家。受到改革热潮感染，他与合作者杨苗青、姚柱林一道，到白云山制药厂深入体验生活，根据该厂靠三口大锅起家、运用市场经济手段、大胆起用人才、发展成现代化大企业的真实故事，写成《南方的风》。广州话剧团把《南方的风》搬上舞台，受到热烈欢迎。1984年国庆期间，剧组应邀到北京演出，产生轰动效应。剧中人物大胆改革的形象，引起观众强烈共鸣。演员的台词，不时被台下的热烈的掌声所打断。

11月6日，《南方的风》在中央戏剧学院实验剧场演出。演出前，伟雄专程到当时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家中，邀请杨及其夫人、老戏剧家李伯钊观看演出，杨尚昆夫妇欣然答应。观看当晚还有北京卫戍区政委许志奋等军政领导干部，以及戏剧学院的师生员工。

当晚演出相当成功。杨尚昆接见演员时，特地谈到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刚于当年10月20日举行，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阐明了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规定了改革的任务、性质和各项基本方针政策，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杨尚昆强调：“十二届三中全会伟大的历史贡献，就是首次提出经济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我们想不到全会刚结束，广东的同志已经把市场经济的戏带到首都舞台来了。”说到这里，杨尚昆指着伟雄大声说：“所以我说，小欧同志有先见之明！”

杨尚昆的高度评价，令剧组全体成员深受鼓舞。接着，中共中央办公厅邀请剧组11月29日到中南海礼堂演出。《南方的风》于是成为广东省自行创作的话剧中第一个进中南海演出的戏。演出那天，通常观众不满三百人的礼堂来了六七百人，习仲勋、陆定一、王兆国、朱穆之等领导以及许多老同志到场观看演出。习仲勋祝贺演出成功，并特别强调：“你们要解放思想，大胆地写，大胆地演，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作出更大贡献。”

伟雄和他的合作者根据专家和观众提出的意见，将话剧剧本加以扩展，故事的背景从企业上升到一个大市，写成《代理市长》电影剧本大纲，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北影厂派剧作家马林任制片人，陈怀皑导演。

杨在葆是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他在电影《血，总是热的》中，成功塑造了一个激情洋溢的当代改革者形象，1984年荣获中国电影第四届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奖，同时获第七届百花奖最佳男主角奖。他希望继续为改革开放呐喊，因此一听说《代理市长》的故事，便马上主动请缨主演。后来陈怀皑因病退出摄制组，杨在葆又接过导演筒。

我在广州市人大办公室与杨在葆谈了几个小时。我告诉杨在葆，习仲勋、杨尚昆在广东改革开放初期做了大量工作，除了提出办特区，更重要的是为大批干部卸下了历次政治运动的包袱，为改革准备了干部基础。杨尚昆十分重视经济工作，他要我兼市委秘书长，同时兼市外经委主任，提高外经工作的地位。

杨尚昆还派一个规格很高的代表团访问香港，代表团成员包括梁湘、范华、我等几位市委书记，还有汤国良和梁尚立两位副市长。我们访港期间，会见了郭德胜、胡应湘、郑裕彤、冯景禧、董浩云等大批企业家，探讨合作途径。我们还参观了许多项目，从发电厂到股票市场，还有准备开发的大屿山以及垃圾焚化场等市政设施。

我对杨在葆说：“改革开放，先要解决观念问题。”访港回来，由我执笔，我们这次访港的负责干部联名写了一份报告，谈如何参照香港的方式，解决电力问题。我们的报告还提到香港有数千菲佣，每月工资三千元，两年一换。珠江三角洲历史有“自梳女”外出帮佣的传统，可设想组织人到香港做佣人，至于具体做法，可另行研究。杨尚昆后来提到，当时有人看到报告十分不满，说：“这是亡国奴思想！”不久广东开始筹备建广深高速公路，有人顾虑说：“建了高速公路，农民的牛走哪里？”

我在市政府工作期间，许多事情都有波折。引进外资、火柴加价一分钱、修桥修路收过桥费等等，都引发争论。鉴于当时广州全市的电话总共才几万台，我们提出按沙特阿拉伯的模式，引进外资迅速扩大电话容量，有人却强调保密问题，同时认为解放以来广州的电话容量增加速度已经足够快了。我们开过多次会，我还到北京找曾在广东工作过的两任邮政部长文敏生、杨泰芳。但直至我离开市政府，电话升级换代问题仍未解决。

广州市中心与番禺距离很近，但被河道隔开，来往不便。何贤、霍英东等几位番禺籍的港商提出投资建设洛溪大桥、以征收过桥费偿还投资的方案，几经周折后终于获批。因为建大桥牵涉很多主管部门，设计、施工过程中许多问题都要市政府出面协调解决。洛溪大桥跨过珠江后航道，为了确定桥面高度，我主持开了十几次会议确定下来。

杨在葆采访我之后，与马林两人通力协作，日夜奋战。马林改完一段剧本，杨马上接过来写分镜头剧本。我介绍的一些细节，被他们吸引到剧本中，剧组还选定洛溪大桥的施工现场作拍片的外景。

《代理市长》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归侨工程师萧子云出任瀛洲市代理市长。他怀着强烈的使命感，一上任就当众宣布要为全市人民做十件好事。为了缓解交通紧张局势，他号召农民集资建桥，并得到一批富裕起来的农民积极回应。萧子云还支持白云制药厂厂长刘力勋，大胆起用尚未平反的技术人员李华心积极研制新药，做出很大贡献。李华心的女儿、技术员李玉芳考试成绩优异，但有关部门因为李华心的“问题”不批准李玉芳出国进修。萧子云知道此事后，建议由白云制药厂出资送李玉芳出国留学。

萧子云代理了三个月市长，做了五件好事，却遭到了许多责难。一直支持萧子云的市委书记罗挺，也认为萧的一些做法欠妥。萧的妻子薇红、女儿肖肖为此感到不平。萧子云对改革坚定不移，坚信“万事利于国，万事利于民”就是和中央保持一致。他向罗挺直率阐述改革主张，还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宁犯天条，不触众怒。”为了实现上任时所许“做十件好事”的诺言，萧子云要求再代理三个月市长的职务。

片子拍摄完，杨在葆留在广东剪辑。北京电影制片厂催杨加紧完成，赶在全国电影工作会议上放映。据当时文化部负责人周巍峙的小儿子周八月告诉杨在葆，周巍峙看了《代理市长》觉得很好，说：“杨在葆是个演员，还导了部电影。”《代理市长》很快获文化部电影局批准公映，还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放映，来自全国各地的宣传部长们看完电影后全体起立热烈鼓掌。

不久，中南海的星期五电影晚会也放映了《代理市长》，胡乔木、邓力群、薄一波、宋任穷等出席观看，丁峤、石方禹、艾明之等电影界负责人也在场。电影放完，胡乔木和邓力群要丁峤等留下，批评这部电影有反气。其中一些台词，如说“过去老百姓生活苦没人管”，说“有本事的王八蛋比没本事的白痴强”。他们特别强调“宁犯天条，不触众怒”一句，一定要改。

北影厂负责人胡其明找到杨在葆，说：“胡乔木、邓力群同志对这部电影有意见，要改。”杨听了很生气，直接找电影局长石方禹问：“你不是说这部电影很好，你看了很感动吗？怎么要改？”石方禹说：“我是说过这部片很好。但是领导说了话，丁峤要我传达。我是一级官员，我要传达。你是艺术家，改不改在你。”

杨在葆坚决不肯改，马林也支持他，而且建议他写信给胡耀邦。当时伟雄在深圳体验生活，杨在葆与他通话，一致同意不作改动，同时立刻上书。杨在葆就在马林家中找一张大纸，抬头竖写为“耀邦、启立同志”，然后写道：我拍成电影《代理市长》之后，有领导同志对此有意见。我不懂人情世故，给您们写信，请抽空帮助指导。

杨在葆写完信后，谢绝了托熟人转信的提议，借了马林的自行车直奔中南海。在《代理市长》中饰演李玉芳的女演员陈丽明陪杨在葆一道去投书。他们先到中南海北门，经卫兵指点又转到西门。陈丽明当时还是军人，不方便与卫兵打交道，杨在葆遂独自走向中南海西门。

杨在葆还未开口，站岗的卫兵已经认出他，脸上浮出微笑。杨说：“我有封信，想交给耀邦同志。”卫兵请杨在葆到传达室，但传达室的值班人员说按规定不能直接收信，要杨到邮局寄挂号信。杨在葆正试图说服值班人员收下信，忽然听到背后有人说：“让他把信留下吧。”杨在葆连忙转身问说话的人：“同志，贵姓？”那人说：“姓张。”原来他就是胡耀邦的秘书张耀光，当时恰好经过西门。杨在葆告诉张，写信是为了一部电影，张耀光说耀邦在北戴河开会，信先留下，一定转到。

过了五六天，杨在葆刚回到上海，就接到胡其明的电话，说胡耀邦已经在杨的信上作了批示，将信转给负责宣传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中央宣传部长朱厚泽、文化部长朱穆之等三人。批示的全文是：“转启立、厚泽、穆之同志：我看过这部电影，我觉得不错，比那些跟四化不沾边的好得多，不知好多少倍。有点儿刺，有什么不可以？”

胡耀邦的批示一经传达，《代理市长》的上映一路绿灯。电影先在北京放映，受到高度评价。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社等先后请杨在葆等座谈。然后，杨在葆率剧组从广州开始，经武汉、郑州等地，将电影带到东北，一路掀起“《代理市长》热”。往往电影才放到一半，观众就热烈鼓掌，为剧中人物的言行叫好。有一期《大众电影》杂志还专门开出专栏，刊登了《代理市长》的精彩台词。

这部影片反映的改革胆略观念，对刚开始的城市经济改革产生强烈的冲击。辽宁省朝阳地区某矿党委书记说：这部电影没有离奇的故事，没有大美女，没有缠绵的爱情，但是好看。影片的主要创作人员事后总结说：“这部电影没有精雕细琢，艺术上比较粗糙。但当时我们有个使命感，觉得需要振奋人心的大声呐喊，需要把声音喊出来。正是这种促进改革的强烈呼号，在上至总书记胡耀邦、下至各地群众等不同阶层都引发共鸣。杨在葆凭借《代理市长》中的精彩演出，荣获第九届‘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

（责任编辑 赵友慈）

2007年第5期 父亲周扬和母亲吴淑媛　作者：周艾若

此行益阳，为纪念母亲百岁冥寿。老一辈人过生日，兴的是农历。母亲诞生于丁未年正月十八，到今天整岁百年。

纪念即回忆。母亲在这个世界上只活了35年。她去世的时候我15岁，二弟11岁，三弟7岁。

父亲诞生于丁未年十月初二，比母亲小八个多月，都是1907年出生。他们相识于外婆家。家中设有私塾。延聘的姚老师牵线搭桥，为这对两情相悦的人两全其美。尔后母亲伴父亲长沙读书，后来在上海从事地下文化工作。文化而在地下，是因为“四·一二”大屠杀那年，父亲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坚定信念，显示出那一特殊历史时期年轻人中有志者的无畏气概；他的文化生涯，也就在那血雨腥风中昂然起步。他所接触的新文化包括马克思主义，支配着他一定要推翻地狱般旧中国，有着九死不悔的决心；他要用他文化的智慧参与呼唤国运的未来，挽民族危亡于既倒。那时的生活，大体是带着自家的财产，连同各自的性命，在不断躲避特务的搜捕中，频繁找租界，不断换房子。母亲紧随左右，照顾安全，相互温存，提供资用。表面上是个普通且睦邻的知识小家庭，一切都平平常常，若无其事。父亲闭门写作，翻译，日夜埋头书案，较少出门；也常有熟面孔入室，聊天欢笑，甚至住下，便于密谈。母亲则大模大样，一桌麻将，外间望风。或教我唱歌跳舞，描红临帖，唱京戏。我最喜欢《麻雀与小孩》，这是湘潭人黎锦晖创作的儿童歌舞剧。研究中国现代音乐史的人，没有不知道他的历史地位的。但也极少有人像我心中如此珍藏这一经典至今不忘。这是一出引导儿童要懂得爱的曼妙歌舞。加上母亲独自教我，那母爱伴着母教种植我心田的东西，是一种柔和情爱的东西，奠定了我喜爱文艺的情性，以及后来我那以母爱为人类一切爱的源头的伦理认定。记得那时还带我去电影公司拍过电影，曾与扮演小贩的著名影人韩兰根对戏。长大后母亲告诉我，那影片名《粉红色的梦》，没有让我演到底。导演要我笑时我哭，要我哭时反哈哈嘻嘻。回想起来，虽然我缺乏表演悟性，但作用于我对艺术的亲热，可谓终身享受。

那年月在上海的生活，看似平常却紧张又离奇，充满惊险；虽然懵懂无知的我并不怎么觉得。却也有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个细节：住日租界虹口时，我曾写过一条“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标语。一天，听说日本人挨家搜捕共党，殴打中国警察，吓得我赶忙把标语撕毁，自行解除了警报。其实真正的危险在大人保护下小孩子是难以遭遇的。数十年后的80年代，父亲住进北京医院还没有成为植物人的时候，给身边侍候他的我二弟讲过一个30年代在上海发生的故事：两位从益阳脱逃被通缉的青年女子在上海找到父亲。其中一位据说是益阳当地农民领袖。父母商议的办法是立即在附近再租一间房子，让父亲与那个农民领袖扮成夫妻模样，另一位为小姨子，三人同住以遮人耳朵，力保安全。这情节听起来，像电视中的胡编乱造，而生活中是何等危险，充满变数。那时母亲的种种表现，令父亲数十年后仍感叹不已。他归结为这样一句：“你妈妈真是个十分纯粹的人。”

1933年国民党反动派大批追捕杀害共产党人。左联五烈士就是这年被杀害的。处白色恐怖中的日子，在老家的亲人尤其是外婆极为牵挂，于是下半年母亲领着我们回到益阳。到1937年秋冬时局十分混乱之际，偏有人暗地里从肤施（即延安）捎来一套父亲的译著《安娜·卡列尼娜》给我母亲，还带给我一件紫红色呢外套。捎东西的人是一位著名的早期女性共产党人。那些年的冬天，我总穿着它在桃江、修山脚下外婆家到处玩耍。逃难期间如此穿着，在绿色田野中额外招人注目。那时外婆已经病得不轻，母亲与舅舅围绕身边，随侍左右。两年后外婆去世，母亲悲恸欲绝。半月中每天走很远的路领着我们去外婆坟地哭诉。这是我生命经历中遭遇的最为悲惨的场景。哭坟比哭灵更惨绝人寰。也许只有集悲号与悲歌于一体，才能释放出心中深沉的悲痛。原本是最能将悲苦严严实实包裹心中的母亲，从不流露出一星半点苦楚悲情的母亲，在这荒野无人，身边只有拉着她靠着她陪着她一道流泪的两个儿子的情境中，她才会如此一缕缕申述着失去外婆的绝望心情。她深藏久蓄的无尽哭诉，也只能面对那旷野无声中外婆那座同样孤独的坟头。

生离死别，人生常态，人间苦况，尽在其中。外婆过世，母亲因无法承受的悲苦而郁悒不起，重病卧床。当时有一远房亲戚的男孩，比我略大点，已找到一份小学教师工作。母亲从被中伸出手来拉我到床边说：“艾若，你要能教个小学，我也就心满意足了。”我知道这是母亲对我的期望，但我没有回答。我不知道我能干什么。看着母亲肿胀的脖颈，而全身骨瘦如柴，说话已无力气，我只是一片茫然无望。当时家境，已一贫如洗，经济没有进项。请医生诊治，先是托人卖掉一批批皮货，后来又一批批卖掉景德镇精致的上品瓷坛。来不及卖掉时干脆以瓷器相赠酬谢医生。母亲卧室中那一排红漆玻璃立柜中琳琅满目的器皿，逐个依次消失。医生换了一位又一位。有个医生则使用一种织毛衣般粗细，近筷子般长短的什么针，先往炭火盆上烧，然后往母亲皮肉里扎，拔出后皮肤上留下一个个黑色圆圈。每扎一针，我都不敢看。我实在是不能再看了。虽然我没有听到过母亲扎针时的叫唤，我总是全身充满恐怖，神经紧缩，以至泪流满面。她就这样忍受着。月月年年，不论日夜，从不呻吟，从不喊叫着内心或皮肉的任何巨痛。直到一个连绵秋雨的寒夜，我们都已入睡，母亲悄然而逝。她没有任何遗言留给她钟爱的三个儿子。她的忧伤，她的耐力，她的遗言，连同她的厄运，一起包揽了去。她从未有过任何怨怼，只留下一生的宽厚与善良。她是一位连微笑也清澈而深蕴着人间厚德的母亲。正如父亲所赞叹：她是一位纯粹的妈妈。

母亲去世，我忽然觉得一下子长大了。随之而来的是我先后在我伯父任校长的周氏祠堂内得英小学，与村保国民小学当教员。村保国民小学就办在自家大屋正厅。有伯父的照顾，又有自家大厅做教室的条件，加上那点中学初二的学历，再加上我们全大屋兄弟姊妹都每天大唱抗日歌曲的学堂氛围，16岁那年，终于教小学了。但不知母亲在天之灵，知不知道？

接着日寇犯湘，我只得另谋出路。趁国民政府号召知识青年投笔从戎抗日救国之际，我在“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与鞭炮声中，经湘入黔抵修文县，加入了青年远征军二零五师一个以益阳知青为主组成的机枪连。在那里取得了与重庆新华日报社的地下联系。从而将我写给父亲关于母亲此时的悲情长信，转到了延安。这中间的联系人是何其芳。从此有半年多的相互通信，未曾间断。二○五师一直驻修文“阳明洞天”附近，没有挪过地方。未及出征，鬼子就投降了。投降消息传到营地当天，漫山遍野的火炬，呐喊声响彻云霄。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感受什么是普世欢腾的爱国热情。遵照何其芳指点，退伍后我没有回乡，立即奔走南京，带着他的信去梅园新村与中共办事处取得了联系。适逢国共又一次和谈。美国马歇尔从中斡旋。每周固定一架飞机在南京与延安之间往返一次。有一天原本安排了我的座位，偏偏那天通知我时，我游中山陵去了，座位让给了别人。命中注定我在继续等待下一趟飞延安的专机时，恰巧父亲也到了南京。他在办事处知道我在南京，便立即来找我。那时我住白下路表哥胡有萼家。那是一个酷热的夏夜，我正在楼下乘凉。院子里散布着外交部门的家属成员。打赤膊，著短裤，拍蒲扇，赶蚊虫，说着闲话。忽见大铁门外一西装革履客人直奔我打听胡有萼。他显然是目标明确地发现了我，而我定睛于他后顿时生出了意外的喜悦。难道是我父亲突然来到？！黄浦江边分别时我不到七岁，而此刻我十八岁了。父亲，我找你找得好苦啊！一阵兴奋，便拉着他的手进了楼门，上了楼梯，后面还有两位同样绅士翩翩的客人跟了上来。正在楼梯拐角处，他停住脚步把我拉近身边问我：“你就是艾若吗？”“是啊！”顷刻间相互证实了各自的判断，凭乡音凭相貌也能做出的判断。他便立即回头介绍：“这位是潘梓年……”我只顾向楼上喊表哥快出来。

这次父子见面后，我几次去南京新华书店楼上父亲的暂居处。而他们此行南京，是美国邀请中国学者去美国讲学。国共两党各组团应邀参加。父亲是共产党这边的团长，正在办理出国手续。这段时间内，父亲让我赶快回益阳把两个弟弟带出来，以便从上海坐船北上，走张家口先解决上学问题。我便以最快速度日夜兼程回益阳，找到两个弟弟，还有堂姊表兄等等，一起赶到南京。而父亲头天已去上海。他在表哥处留下的两个地址是上海的邓颖超与章汉夫。当我们赶到上海新华书店章汉夫所在地，又是头一天父亲已北上张家口。原来应邀去美国讲学的共产党三人小组被国民党卡住，这才折回北方。在上海我们男孩子住朱葆三路新华书店楼上，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多的进步书刊。女孩子住静安寺路周而复家。开始等章汉夫为我们买船票去天津。当时的局势是国共合作又一次破裂，北方打起来了，船票没有买成，而且保证不了我们前去的安全。在章汉夫的多方劝说后，我们只得再回益阳。从此又断掉了与父亲的联系。

解放战争中的1948年秋。我与原在青年军结识的益阳朋友周一萍等五人，从武汉北上，在驻马店化装为商人穿过封锁线到了刚解放的许昌。我与周一萍加入了当时的刘邓大军。军区立即与我父亲联系并特许我再扮商人模样回益阳把弟弟接到解放区来。于是我又一次穿越封锁线回益阳把两个弟弟，两个表妹，还有好友蒋力田等一行六人带回军区。按父亲的安排，我们六人继续北上到北平分头转入华北大学与育才中学。当我兄弟三人终于在北平见到父亲时，父亲对我们说了些什么现已不大记得，但其中的一句是无法忘却的：“我对不起你们的妈妈啊！”这是他的由衷之言。上世纪80年代在医院还对我说过不止一次。在我六岁以前的日子里，我记忆中的父母之间，只有爱与和谐；在我已经60岁的时候，我更加理解了人道主义思考的普遍真理性。我父亲压根儿就是个人道主义者。

（2007年3月7日·益阳）

（责任编辑 萧 徐）

2007年第5期 我和孟氧的交往　作者：谢　韬

1948年8月华北大学成立，中共中央请吴玉章老担任校长，成仿吾、范文澜二老任副校长，校址初设在河北正定县。我当时在新华通讯社总社工作，吴老知道我曾在金陵大学开过课程，教过书。因当时华北大学学生很多，而教师正缺，所以，吴老把我调到华大担任哲学系教员，在社会科学系担任系支部书记，做何干之同志的助手。华北大学1949年3月迁入北平，大批年青的研究生和学生留校担任教学及辅导工作，这些年青同志都是在学习和工作中表现很优秀的。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这个优秀的青年教师群体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承担了全部的教学任务。这个优秀的群体，我接触到的一些人，很多都成为新中国卓有成就的学者，成为党在新中国学术界的代表人物。如清史专家戴逸，清代医学史专家吕英凡，共运史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专家高放、理夫、刘佩弦，经济学家苏星、孟氧、方生、俞明仁，中共党史专家王奇、刘炼，近现代史专家彭明等。这些同志在各自研究的领域内都有独立的卓越的学术成就，而且在学术成就与个人品格方面都是才德双全的。但在这个优秀的学术群体中，惟独孟氧有着特殊的经历、特殊的性格。他的遭遇特别困难，1957年被打成右派，在文化革命中又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坐牢13年。面对死刑，在长达13年的监狱生活中，他依然取得了学术上的巨大成就，令人匪夷所思，其坚毅的品格令人钦佩之至。

我也曾被关押在狱中，历时十年之久，我深刻体会到这种监狱生活在精神上的折磨人和身体上的折磨人，长期关押对人身心摧残的残酷性。抛开那些改造的官话套话，实际上有一些地方有一些人就是要把人变成一部听话的驯服的劳动工具，没有精神、没有思想、没有性格、任人摆布的政治商品，是中世纪原罪论的永远背着十字架的精神苦役的负担者。在这种严酷的条件下，在面对死刑判决的精神压力下，孟氧能够镇定自如、沉着冷静、从容不迫地从事学术研究。在材料非常缺乏的情况下，他不仅仅是在经济学的本行，而且还在法律、历史、古代史和梅林的《马克思传》中的历史与理论等方面，从事着艰苦的研究。在狱中写成的每篇文章都有他自己的独到的见解和逻辑严谨的论证，这真是令人惊异和敬佩的。孟氧这种惊人的毅力，惊人的才能是来源于惊人的学术根底和惊人的人格品质，惟有这样，才能在这种条件下取得如此令人佩服的成果。

孟氧是奇才，他在青年时就选择了注释《资本论》历史典据的艰巨的课题。马克思《资本论》中涉及的知识面之广，涉及欧洲以及世界历史的各种事件，包括历史、法律、文学、哲学、经济、社会、宗教等各种知识，要追踪其中的一个词、一句话、一个典故、一个思想、一个人物、一本著作、一个争论、一个神话、一首诗、一句戏剧台词的来龙去脉，这些见于何处，何年何月何地等等，以及本意和引申意。从事《资本论》历史典据的注释，其艰巨困难，对于一个中国的三十岁左右的青年教师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工作，而孟氧做了，做得独有成绩。他的各个时期的版本，曾为很多大学重复印刷，广为流传。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2005年版本，一共注释了词条359条，40万字，从最初1954年草稿本279条15万字，几经补充修改、增订，最终由孟小灯整理完成的是最新版本。孟氧的注释成为各界学习《资本论》的重要参考材料，许多学识渊博的经济学界的专家和历史学家都从《〈资本论〉历史典据注释》中得益，提高和加深了对《资本论》的学习和理解，孟氧真的成了人们学习马克思《资本论》的优秀助手。一个人能够在一生中做出一点成绩也很不容易，而孟氧做出的是对伟大的马克思创作的具有世界第一流水平的经典著作《资本论》的历史典据的注释，他在经济学领域中做了基础的、扎实的工作，他的贡献将伴随着《资本论》而长久流传。

孟氧的讲课也是很受学生研究生欢迎的，他能把高深复杂的经济学原理结合实际，通俗、生动地帮助学生理解，引导学生独立思考，消化掌握所学到的知识，并运用这些知识来观察、分析问题。孟氧讲经济学充满论证，逻辑严密，用历史观点，把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来龙去脉讲得津津有味。他拥有中国古典文学的修养，语言词汇的丰富多彩，使他能用平凡生动的语言和例证来说明理论思想的深刻性，善于用比较的方法来阐述经济学上的各种理论和观点。他平易近人，对学生平等相待，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有一次，他在与我闲谈中曾说：一个大学如果只要求学生死记硬背课本，不让学生独立思考，不鼓励学生打破陈旧观念，不去开拓创新，这种大学的教育就是失败的。

除《〈资本论〉历史典据注释》之外，孟氧另外还有两本著作《恩格斯传·经济学篇》和《经济学社会场论》，也都是非常有分量的学术著作，尤其是《经济学社会场论》体现了他独巨匠心的创建和成就。

这篇序里，我还要特别称道的是孟氧的女儿孟小灯。一个只有中学知识储备的孩子，在她父亲被关入监牢的时候，她深信父亲是好人，是无辜的，几次冒着危险去狱中看望自己的父亲。在孟氧去世后，她夜以继日的一字一句地辨认孟氧的手稿，竟然整理出《〈资本论〉历史典据注释》，而且还整理了这些狱中的文稿。这种毅力和艰苦勤奋的学习精神，也是令人惊异和钦佩的。我为孟氧有这样的女儿而十分高兴和安慰。我见过许多我们这一辈人的子女们，在我们受难时或受难后能得到子女的理解，并有共同语言的就很不容易了，更不要说在知识悬殊的条件下去整理自己父亲的遗稿。在整理的同时，她不但自己学到了知识，又取得了成果。孟氧死而有知，他身后有如此勇敢、智慧、勤奋的女儿把他凌乱潦草的手稿整理成文而出版，一定会在九泉之下感到无限安慰!

我的这篇序写得很零乱，说了些正常写序所不常有的话，要知道像我这样年届八十六的老人，就一生波澜起伏，所闻所见，而能在晚年写这种序，是我的幸运。我老泪横流不知多少次了，面对孟氧这样的学者，这样的悲惨遭遇，这样的著作，这样的思想光彩，这样的女儿，这样的父女情深，这样的人间少有的超凡的毅力和勇敢，又有谁能不动心啊!我捧着这本书，这本来之不易的书，这本充满苦难和智慧的不平凡的书，这当中充满了多少艰辛、忍耐，而又大气磅礴。

漫长的狱中十三年的寂寞岁月，虽然很难度过，孟氧却把自己提升到历史眼光的最高点，人品的最高点，他的狱中之作，其中每一个字都凝结着作者的心血和智慧，他做了常人做不到的事。这里所留下的不是几篇普通的文章，而是一个学者的光辉人格，字里行间跃然挺立着一个悲剧时代受难者的可敬形象。从这里我们看到用墨写的文章熔融着作者用生命的血写就的思想光彩和历史的反思。暴力只能摧毁人的躯壳，而永远摧毁不了人的灵魂。流泪的人民，会在流泪中觉醒成长，孟小灯就是在这样的生活中成长的，她和她的同辈们会比我们老一辈更坚强，更拥有历史凝聚的智慧和知识的力量。

（2007年1月28日）

（责任编辑 萧 徐）

2007年第5期 给大学以“精神空间”　作者：丁芳芳

丁芳芳：董老师，您的《跬步斋读思录续集》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尤其是其中谈论教育的部分，更是引起了特别的关注。我想也是因为目前大学教育本身所存在的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的缘故。比如最近人大的“张鸣事件”,就从一个侧面说明大学的官本位、行政化等问题。请您谈谈对中国大学现状的看法。

董健：其实中国大学的问题，从上世纪90年代起，就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了。一句话，就是旧体制与改革开放的矛盾一天比一天尖锐。目前大学的状况，令国人不满，更令有识之士担忧。大学应该是什么样子，世界有公论，人类有共识。我们看到了“现有”与“应有”之间的不小的差距，故而理所当然地表示不满和担忧。

在我看来，欲知一国文化品位之优劣、精神文明之高低，以及传承人类文明之力的强弱，首先要看她的高等学府。这是因为大学是出思想、出人才的地方，是国家民族的最高文化标志，也可以说是众望所归的“精神家园”。我国明末清初的一位启蒙主义思想家黄宗羲在他的名著《明夷待访录》中说过：“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是非，而公其是非于学校。”这意思是说，国家遇到有分歧、有争论的问题，皇帝也不敢自以为是，而是交到大学里去研究、解决。天下真理不是出自最高政治权力的中心——朝廷，而是出自最高学术的中心——大学。这可以说是现代大学理念在我国最早的萌芽。西方大学产生后，大致也是这么看的。在现代，一个国家的大学应该成为最高、最大的精神产品的产地，也只有首先成为这样的产地，它才能称得上是国家的“人才库”、“思想库”。回顾历史，中国现代的大学都是在中国现代启蒙主义运动中产生发展起来的，在今天，中国大学仍然承担着现代启蒙的重任。西班牙思想家加塞特(Jose Ortega y Gasset)认为大学的任务在于向人类传授时代文化的全部内容，向人类清楚真实地展示当今个人生活必须得到阐明的巨大世界。所以他主张改变大学日益专业化、科层化和国家化的趋向，重新恢复和光大大学自产生以来就具备的启蒙主义功能和世界主义的色彩。“启蒙”西方的表达是Enlightenment, 即以理性之光照亮人的头脑。中国讲“豁蒙”、“开启民智”，大抵也是这个意思。只有这样，大学才能实现其目的：在这个“量化”、“物化”的时代培养出真正有独立思想品格和创新精神的人才，而不是把学生制作成“格式化的一代”。用爱因斯坦的话说，就是把学生培养成“和谐发展的人”，不要把学生造成“有用的机器”。

丁：要达到这样理想的目标，您认为中国的大学最缺的是什么呢？

董：中国大学最缺的是“精神空间”——从学校来说，是独立办学的权利；从师生来说，是探求真理、钻研科学的最大限度的自由。目前中国大学尽管在财政拨款上得到的支持，比起发达国家来说还远远不够，但不管怎么说，大学的“物质空间”已有很大的改善，有些学校的硬件设备一点也不比发达国家的差。但中国大学的师资水平和“产出”（毕业生与科研成果）质量却与世界一流大学差得很远。难怪人大代表洪可柱愤怒地指责说：“巨大投入没有相应有价值的产出，在科学前沿领域原创性、基础性的重大创新方面以及为全人类贡献普适的价值和思想方面，众多名校作为甚少！”这批评，这指责，应该说是尖锐、有理、有力的。

丁：这几年人们常常引用清华老校长梅贻琦“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话，同样的意思，一位美国大学校长早在1874年就说过。我想，这实质上谈的就是精神空间的问题吧？

董：是的。你所说的美国大学校长，就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创始人、该校第一任校长基尔曼(Daniel Coit Gilman)。在我国大学这几年的发展中，眼看着一幢幢大楼拔地而起，一所所经合并、升级（专科变学院、学院变大学，颇有“大跃进”虚夸之风）而来的“新大学”规模越来越大，而“大师”却不见踪影，大学的“精神”日见萎缩。精神萎缩的直接表现就是：“官场”之风未见其少，“商场”之弊又乘市场经济之势而来；创新的意识和能力下降，应付作假的“本事”看长；大学风气（学风和学术空气）恶化——抄袭剽窃，屡禁不止，非法收费，屡有所闻。几年前我曾撰文称之为“失魂的大学”。

不过，今天面对人大代表这样严厉的批评和指责，我却有一些为大学的校长、书记们与师生员工们抱屈了——问题虽然是发生在他们身上，但根源却在我国教育几十年不改的僵化体制上。这种官本位的、非民主非学术的、高度集权的僵化体制，再加商品化大潮的袭击，使大学失去了起码的“精神空间”，异化为机关衙门、异化为商场，甚至听说一些黑社会式的“潜规则”都居然被“引进”了大学的校园。大学早已失魂落魄！大学精神溃不成军！

丁：确实，把目前大学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仅仅归结于高校的领导或教师身上，不仅有失公允，而且误解了问题的根源所在。常常也听到许多高校教师反映工作压力大、各种指标考核过多、管理僵化等问题，使人整天陷于“忙”与“累”甚至“烦”之中，这种现象的背后是什么呢？

董：中国大学的头头们忙不忙？很忙！中国大学的老师们累不累？很累！他们出的“成果”多不多？单就文科来说，实在是不少，也可以说是很多很多！各种“论文”、“著作”可谓汗牛充栋，近几年博士生培养的数量，差不多是世界第一！那为什么还会引来人大代表的批评和指责呢？说起来原因并不复杂。因为这些“忙”和“累”，与那种独立自主的、遵循着教育规律的，简言之，具有基础性和创造性的大学本职工作（教学和科学研究）大都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恰如机器之空转。也就是说，做领导的并没有“忙”在真正的“大学之道”上，做教师的也大都没能够“累”在真正的科学、真理的探求和人才的认真培养上。行政性、事务性以至商务性行为侵占了大学的许多本该用于教学和科研的宝贵时间。在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垄断了各种权力与几乎全部资源的格局下，面对那些应付不完的“评估”、“检查”、“汇报”，填写不完的报表、材料，争取不完的种种标志学校“水平”、“地位”的这类“点”、那种“站”的申报（从硕博点、博后站到重点学科、研究基地不等），还有各种名头的会议、活动、接待……等等，谁敢怠慢？对许多教师、研究生来说，不是出于学问的兴趣而是为了职称、学位而不得不炮制那些买版面登在“核心刊物”上的“论文”和买书号出版的“著作”，为了能在目前体制下生存，不得不去申报并“按要求完成”那些自己不感兴趣也无甚研究价值的“项目”（这些项目由谁来选定？批准给谁做？都大有问题），再加上本单位为了“创收”（多多捞钱）而额外加在他们头上的这个“班”、那个“课”，……谁能不忙？谁能不累？

丁：谈到“忙”与“累”，我联想起据有人考证，西语中的“学校”和希腊语中的“闲暇”基本同义。这是否意味着教育的本位应该是一种“闲暇教育”与“自由教育”，其本质应该是一种自由而宽松的精神与思想的平等的对话和交流？

董：是的，“忙”与“闲”看似一个时间的松、紧问题，其实不然，而是一个“精神空间”之大、小、有、无的问题。

这个问题现代西方教育家有论述，亨利·纽曼（Henry New-man）曾发表《大学的理想》的著名演讲，其核心观点就是认为大学是为“自由教育”而设，而不应仅仅是狭隘的专门化教育。我们的老祖宗也有精辟的见解：明代思想家、戏剧家汤显祖说：“何谓忙人？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与市，此皆天下之忙人也，即有忙地焉以苦之。何谓闲人？知者乐山，仁者乐水，此皆天下之闲人也，即有闲地焉而甘之。”显然，在这里“闲”与“忙”并非指事之少与多、时之松与紧，而是指人的精神之自由与不自由，即“精神空间”之大、小、有、无的问题。汤显祖本人的传世名著《牡丹亭》（这是对人类有普适价值的贡献）就是从“忙地”到了“闲地”（处于精神自由的境地）之后才创作出来的。显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怀疑、批判，突破、创新，要做到这些，太实用、太势力（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不行，要能担待、能超脱，要有人格。这些都是成就了汤显祖和一切在科学、艺术、文学上有重大创新者的基本因素，对我们今天的大学难道就没有一点启发吗？

我曾说过全世界大学的领导和教师，恐怕没有像中国同行这样“忙”和“累”的。然而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忙”和“累”呢？当今的状况让我想到了1958年“大跃进”时的“忙”和“累”。我那时是大学二年级学生。我们“苦战”24小时（不曾合眼），用小高炉“土法”炼出了巴掌大一块“钢”，当然是废物，还敲锣打鼓向校长献了礼。狂热而蒙昧的我们浪费了资源，虚掷了精力。我们还以“大批判”开路，两月之内集体编写了一部60万言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也作为“大跃进”成果报过喜，但不久就作为废纸处理了。我们今天“鸟枪换炮”，阔气多了，但我们的“忙”和“累”，在受制于集权主义僵化体制、违背大学之独立精神和教育之客观规律这一点上，与1958年似乎并无二致。而当今的领导者在统得死、管得严、要“数字”、要“政绩”这一点上，也似乎与58年的领导者没有什么不同。细想起来，其实我国的教育领导体制几十年来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年年叫“改革”，只是“口号”有些变动而已。“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口号是不提了，但这一口号下产生的一些违背教育规律的行政化手段和行政化运作模式则并无根本改变。而这种高度集中又无监督的权力一旦与市场经济下“钱”的魔力结合，就会做出许多可怕的事，会从根本上掏空大学之“魂”，破坏人民的教育事业。“哪里的政治太多，哪里就没有文化的位置”（高尔基语）。如果政治再插上“钱”的翅膀，文化教育就更要被赶到边缘，没有什么“精神空间”了。但机器空转，虚假繁荣，骗过了不少人的眼睛，他们看不到缺少“精神空间”的教育的危机。

丁：在实用主义价值理念因为种种原因盛行于校园的今天，要保持大学的独立性，拓展大学师生自由、创新的精神空间，您认为可能吗？要想创造出这样的精神空间，关键是在哪儿呢？

董：我认为完全可能，虽然这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这有赖于我们国家的政治经济改革的和谐进行。大学的独立性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民主精神。政治改革的首要目的就是民主和法治秩序的建立，这也是大学的希望所在。从温家宝总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重要文章和讲话中，已经看到了这种希望和可能。说到大学的独立性和大学师生的自由精神、创新精神，我觉得大学校长是一个关键人物。他（她）应该是大学精神的忠实的守护神。不用说，蔡元培是现代大学校长第一人。从他的《教育独立议》就可看出他教育思想的光辉。他说：“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人去应用的。所以，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大学不交与教育家去管，必然变成官僚化、行政化的机关。1927年，蔡元培曾提出大学管理要“改官僚化为学术化”，但由于国民党一党专政与推行党化教育而未能实现。在改革开放、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已经有了实现蔡校长教育思想的条件，也完全有这种必要与可能。要防止大学的官僚化、行政化，就必须实行教授治校、教育家管教育。

有一流的校长，才会有一流的大学。大学校长不应该是政府官员，应是有很高文化修养的教育家，尤其是名牌大学的校长，应是大教育家。在我国现代教育史上，北京大学前有蔡元培，后有蒋梦麟、胡适之，清华有梅贻琦，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有罗家伦，南开有张伯苓，浙大有竺可桢，燕京有司徒雷登，等等。应该说这些前辈在当时都是一流的大学校长，也是一流的教育家。他们的政治主张、思想信仰各不相同，但尊重学术自由、维护教育独立则是一致的。今天尚在世的、为数不多的一流学者和科学家，大都是在这些学校培养出来的。建国后也有一些好校长，尽力维护大学教育的独立和尊严。像南京大学的校长匡亚明，他在“文革”之初被康生等抛出，就是因为他作为教育家在那些摧残教育的“党棍”们的眼里是个“另类”。记得“文革”刚刚结束时，匡校长复职，他不顾流行的政治框框，迅速恢复教学和科研秩序，重新聚集卓越人才。“文革”中被开除出党、还戴着“叛徒”帽子的著名作家、戏剧家陈白尘，被匡老聘为中文系教授、系主任。被武汉大学发配到街道上“监督改造”的著名学者程千帆，匡老派专人去请他到南大任教。等到几年后，他们的冤案都平反了，有些单位也想用他们了，但早被匡亚明占了先！这些在华国锋时代是“违规操作”，但对教育来说却是功德无量的、有远见有学术眼光的善举。陈、程二公的引进南大，至今传为美谈，与这两年那些花大钱互挖墙脚的做法有本质的不同。我想，一个“很会做官”、把政治看得比教育更重要的人，是不会有此善举的。在匡老领导下的南大，有官气的人吃不开，学者文人受尊敬。这是个文化价值观念问题，在不少大学里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

丁：像匡老那样一种开明、通达、远见卓识的办学眼光至今还让人怀想不已！在回顾历史时,我们甚至可以听到“世上已无蔡元培”的感慨，您怎么看呢？

董：当今众多的大学校长们，不能说他们之中没有能人，但他们均被体制安排成当官的，有的还是“副部级”，并被告之要争取当“政治家”。他们在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的面前，一个个都是“听命”的下级，只能被卷入僵化体制的“大机器”中跟着转，不可能作为独立的教育家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有的学者文人，本来还有些远见卓识的，但他们不是去冲破体制，而是慢慢适应体制，学会了做官。先是开会不习惯，不会说假话；慢慢开会习惯，会说一点假话；最后不开会不习惯，在公共环境假话连篇。这个“三部曲”真实反映了管理体制对教育本位的腐蚀。在“官本位”的大学里，行政管理人员比教学科研人员多，当官吃香，教书做学问吃憋。此为多年痼疾，迄未解决，这就是腐蚀着我国教育的大学行政化的表现。只要校长是教育家，大学有了“精神空间”，办学自主，教育独立、教授治校，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

丁：关于“高校教学质量评估”，其中的“弄虚作假”、“奢靡腐败”等丑恶现象甚至已引起公愤。全国政协委员、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王旭东说，他曾就此问题在2005年的政协全会上提交议案，但并未能得到重视。

董：评估问题确已引起公愤。首先是全国的大学都被纳入同一个评估体系之中，不分地域，不分层次，不分类型，考察的都是博士点、院士、重点学科、研究基地……的多少。全国所有的大学都朝一条路上挤。有的师范类学校，有自己很好的培养中、小学教师的传统和优势，也被迫去与那些研究型大学拼高低，去争什么博士点。甚至花钱买一个院士装点门面。一到评点时，大学的领导们就得忙着找路子、跑关系。这方面，藏污纳垢，人所共知；丑闻多多，不屑再谈。其实，现在在官僚化、行政化的管理中，实行的那些意在推动大学发展的激励模式，差不多已经完全失灵，甚至变成了教育腐败的“由头”，如学位点、重点学科、研究基地的评估，就是如此。我有《“跑点”跑掉了大学之魂》专写此事（见《跬步斋读思录续集》第185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所谓评估，已经基本上成为一种行政指令性行为，缺乏学术独立性。专家组（包括评学科点、社科项目、评奖）的组成，也缺乏学术权威性。量化管理的结果使得在评估过程中，专家被削弱了发言权和最后的决定权，使得真正优秀的人才未必能得到公正的评估，从而掩盖了一个人的真实水平。而行政管理人员仅凭统计表格就可以认定一个人的“科研水平”。

我认为这些评估之类的活动可以暂停，给各个学校以充分的自主权，任其按实际情况重新调整。大学应朝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只要教育部放开来，不要垄断一切，不要把所有大学都赶进一个模子里，允许有思想的教育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按自己的方式自由地施展才华，办各种类型、各有特色的大学，我国高等教育就一定会走出困境，得到健康的发展。

丁：董老师,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相信您对大学教育问题的深入思考会给人们带来许多有益的启迪，也希望有机会就这一问题再作进一步的探讨。

（责任编辑 萧 徐）

2007年第5期 文坛低俗化“三头主义”大行其道　作者：马识途

我们作家是从事文化工作的，对建构和谐社会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要用我们的笔，形象地、深刻地描绘中国人民在建构和谐社会中不懈的奋斗历程，描绘在各种矛盾的纠结和演化中，他们的前进与后退，成功与失败，快乐与痛苦，追求和迷离，希望与失望而终于前进的曲折过程。表彰伟大的民族精神，优良的道德风范，歌颂真善美。揭露一切阻碍历史前进、残害人民的黑暗势力，批判假恶丑。用我们的高尚的思想，优美的文采，真挚的情感，去抚慰人们的心灵，鼓舞他们的斗志，娱悦他们的生活。

但是，我近年来对中国文坛静观默察，看到在文学和影视创作中出现某些低俗化倾向。在利益的驱动下，低俗、庸俗、媚俗、恶俗之风，不胫而走。花花绿绿，摆满书市。有意打“擦边球”的泛黄作品，所在皆是。以至身体写作之类，“三头（枕头、拳头、噱头）主义”之作，大行其道。至于戏说中国历史，乱改红色经典，歌颂封建帝王，淋漓尽致展示性生活，已是充斥书市和荧屏，司空见惯了。

与此同时，一直作为文学主流的高雅文学日益边缘化。读者越来越少，出版越来越难，印数越来越少，稿酬越来越低。有人告诉我：你50个高雅文学作家创作50部高雅文学作品，平均每部只印几千册，还不如书商炒作包装一两部无名作者写的擦边球地摊文学，印它50万册100万册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听起来不觉悚然！

造成高雅文学不景气的根本原因，恐怕在于我们作家自己。反躬自问：我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到底如何？我们的确是“三贴近”了吗？我们是不是把反映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英雄业绩，反映广大人民的艰苦创业，反映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反映革命和建设的风雨历程，反映民族精神作为我们的主旋律？我不反对多样化，并且主张多样化，但是我一直不赞成多样化到“淡化革命，颠覆英雄，否定崇高”的地步。我们不能否定中国的确经历过一场天翻地覆的革命，中国历史上直到现在的确涌现过无数伟大的英雄，世界上的确有崇高的事业。在文学作品中反映这些绝不是多了，而是远远不够。

我想提一下也许没有引起大家注意的文化霸权主义问题。有些国家以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作背景，把自己强势的文化产品，输入到弱势国家，占领文化市场，潜移默化地灌输自己的主流意识，希望最后取本土的主流意识而代之。这种文化入侵和意识的占领，有时比公开的武力入侵还有效。一旦占到主流，便可以呼风唤雨，什么颜色的革命都可以搞。到了那时，受侵者悔之晚矣。对付这种文化入侵的办法，不是闭关主义，而是充分放开，取其优势文化之优，弃其不适合本民族的文化之粕，以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以之凝聚人心，振兴国家。绝不容许仰人鼻息，放弃自己的民族主流意识。在文化阵线上工作的人，对于反对文化入侵，坚持自己的主流意识，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作家要做民族精神的传承者，民族主流意识的固守者，民族灵魂的铸造者。

2007年第5期 回忆录的写作和当代人的存史责任　作者：王海光

中国当代史是发生在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急剧变动的大时代的历史。置身其中的人们，将亲身经历的历史事件，所见所闻的人与事，所感所受的情与理，以回忆录的方式记录下来，这是丰富我们民族记忆，提供文化积累价值的极有意义的事情。

一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薪火传递的文化使命。当代中国所发生的社会历史变迁，是三千年未有过的大格局。我们置身在这个社会历史变迁过程中，所经历的大起大落，大悲大喜，其复杂性可能是后来人难以想象和难以体会的；同时，由于这是一段在跌宕起伏中疾行的历史，历史场景变动极为频繁，不免会给后人留下许多空白。所以，每个历史的经历者都有责任为后人存史。正是出于此意，韩钢教授在《炎黄春秋》创刊十五周年座谈会上提出：当代人要写当代史，立刻得到了学界同仁广泛赞同。足见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能否为后人提供一个真实的历史样本，会直接影响到他们鉴往知来的历史感知能力。一份留有许多空白的历史记录，会造成人们对历史的误读和误解，甚至会对后人的历史观产生严重误导。这从我们代际传承的文化责任来说，则是“罪莫大焉”了。然而，复原历史的工作难度很大，仅仅靠留有大量文献档案材料和影像资料是很不够的，还得需要知情人的说明和补充。档案中保留的原始文字资料和当事人追记的回忆录，是复原历史不可偏废的两个方面。如果把档案文献资料当作历史现场的物证，回忆录就是历史现场目击证人的证词。历史不仅是档案文献，更多的是表现在字外文章上。当事者和知情人的记述，有着档案文献资料不可替代的存史价值。

第一，档案文献对历史的记载是有限的，文字记录缺失，文字记录不存，文字记录有误，这在历史学研究领域都是屡见不鲜的。以中共中央出兵朝鲜决策为例，迄今为止，即便是官方出版物，都未曾公布过中央高层几次会议商讨的记录。有研究者推断，很可能当年的会议没有记录。在缺乏文献的情况下，彭德怀的自述、聂荣臻的回忆、杨尚昆的访谈录，这些当事人的口述资料便显得弥足珍贵，否则，出兵决策过程很难知晓。

第二，档案文献中记录的资料，有许多是经过选择性处理的。有些重要的历史细节可能当时没有记录下来，也有些是在选择性的记录过程中被过滤掉了。以1967年“全面夺权”的决策过程为例，如果只看到毛泽东对上海一月夺权的支持和肯定，似乎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实际上，毛泽东在1966年12月26日的生日家宴上已经表明了他的意图。这次生日家宴的参加者，是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这些中央文革小组的人物。毛泽东即席讲了很长的一篇话，主题是“全国全面开展阶级斗争”，表示了他要将“文化大革命”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的决心。家宴自然不便记录，幸赖王力有个事后回忆，人们才知道“全面夺权”的来由。（《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第100——104页。）

第三，档案文献的记载对当时历史场景往往忽略不记，而这样的历史场景可能是比文字记载还重要的历史记忆，离开了这些场景就有可能说不清楚历史事件发生的真相，后人很难具有那种生动具体的历史现场感。以毛泽东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为例。公开发行的毛泽东文稿中说的是，“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但有的当事人回忆，毛泽东当时在会上讲的是，“谁叫我是党的主席呢？！”两段话的语气态度完全不一样。再以1964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为例。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并成为以后发动“文革”的起因之一。但仅从当时的会议记录上，还不足以看出来毛泽东有多么大的不满情绪。具体情况只有来自知情人的回忆。曾志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的老同志，毛泽东私下说“有人就是往我头上拉屎尿”之类很有情绪的话，只有在他们面前才能讲出来。（《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录》第432页）也正是由于曾志和其他当事人回忆了这些细节，我们才能得知毛刘分歧发生的严重性，看懂一些他们讲话记录中的弦外之音。

第四，档案文献是对当事人已经表现出来的言行记录，在这些当事人言行中的情态、感受和复杂的思想动机，是不容易把握住的。这就需要通过当事人的回忆作一补充，才能窥其真意。以1959年庐山会议为例。薄一波作为主管工业的副总理，事先准备在会上的发言稿是原要讲一讲“大跃进”的缺点和问题，但上山后看到会议的风向变了，不敢再拿出稿子来，转而又违心地参加到批彭德怀的行列中，才得以侥幸过关。（《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867～869页）他的这一段复杂的心路历程，在相当多的高级干部中具有普遍性，也只有在他们自己的回忆录才能袒露出来。

对于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历史记录，不仅要有档案文献，还要靠当事人的回忆录，否则一些重要的情节和参与者的情感心态是很难清楚的。如1959年庐山会议的真相，人们长期是知有其事而不知其详。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的回忆录出版，填补了这一段历史的空白，世人对这个重大历史事件所以由纠“左”转到反右的具体经过就全然清楚了。

二

回忆录的存史方式，最适宜保存历史发生过程中的情态。“情态”反映的是人们在历史现场中的历时性作为，描述在历史事件中不同当事人的态度、神态、言行等等现场表现，是复原历史中最难把握的知性方面。对于历史发生过程中的“道理”，后人通过文献资料的研究是能够认识清楚的；但对历史发生过程中的“情态”，则是后人难以准确摹写和真切感受到的。

梁启超先生论史，最注重历史的情态。认为情态是“过而不留”的事情，文字传写困难，为史者“摹体尚易，描态实难”。（《中国历史研究法》第39页）历史的知性本是生动鲜活，有血有肉的。历史记述一旦缺乏情态，也就成了所谓“得肉遗血，得骨遗髓”的粗劣摹本，论人述事自然不免是隔靴搔痒，得理而不得其形，得形而不得其神，历史也就成了一部生硬刻板的教科书。

或许正是由于过去的历史撰述过于刻板，近些年来又有纪实文学题材的历史作品大为流行。此类作品于史实之外，施之于作者的个人推断和合理想象，平添一些情景描述和人物心理分析，以求得历史的生动性。但这种凭借合理想象得来的历史生动性，最容易误导不熟悉历史的读者。这种例子可以说是屡见不鲜。仅举一例：有一位老将军请一个文学青年整理他参加审理林彪反革命集团案的回忆录。其中有一个细节是，林彪在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写了一个证明叶群是处女的条子。这本是针对陆定一夫人严慰冰的匿名信写的。但这位文学青年在这个问题上的想象力极为丰富，用了三四页的篇幅写叶群生性放荡。上中学时就已经失贞，在延安又和陈伯达等人吊膀子，继而色诱林彪，在新婚之夜又暗藏了一个带血的短裤冒充处女……（《超级审判——审理林彪反革命集团亲历记》第68～71页）作者从人物动作、对白都是描写得栩栩如生，犹如当夜是在现场窥视一般。尽管老将军提供了许多很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但经过这位文学青年富有想象力的再创作，谁还能认为该书还有存史价值呢？所以，在从提高历史知性的意义上讲，与其要后人凭想象编写出那些文学体的纪实历史，还不如让当事人保留下更多实实在在的历史记忆。毕竟，离历史现场最近的人对历史现场的临摹，更能接近历史的真实。

历史是有理性的一面，但非理性的一面可能更多。只有对历史情态有所了解，才能具有历史的史感，理解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合理中有不合理，不合理中有合理。当事人写当时事，一般能够有比较准确的史感。例如林彪秘书张云生写的《毛家湾纪实》，客观讲述了他在林彪身边工作的所见所闻，提供了研究林彪事件的第一手材料，史学界对这本书非常重视。后来作者和女儿一起在香港又出版了一部同类的书，篇幅更大。这或有舔犊提携之意，但新书画蛇添足的错讹地方太多，存史价值反不如前。如，龚育之对“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的回忆，李雪峰对“文革”发动情况的回忆，都是当事人写当时事，述事清晰，情理交融，有着其他人不可替代的权威性，对我们认识“文革”发生过程的复杂性是极有帮助的。

三

回忆录的写作，有“公撰”、“私撰”两种。“公撰”是有组织的集体写作方式。撰者一人的叙述，有一班人马帮助记录整理，查找核对资料，分头撰写成章。因是组织行为，资金宽裕，档案材料使用比较方便，在事件叙述上具有原始资料的权威性，同时叙述方式上最讲政治，也比较拘谨。但这类回忆录，忌讳最多。一旦牵扯到事主的历史作为，则都是相当敏感的，往往不免隐恶扬善，文过饰非，掺加私笔。这是读者不得不格外留心的地方。

“私撰”完全是个人化的写作。因是撰者亲历亲为，文责自负，忌惮较少，思想放的较开。而且因为所述之事，情真感深，印象深刻，可以提供具体的细节，所以在叙述上是以情节生动、描写细腻见长。坊间流传，多为此类。但由于当事人缺乏原始资料的参考，记忆的错讹之处在所难免，且写作动机各异，表达能力不同，所以质量差距很大，存史的价值有高有低。

存史首先须有历史的公器意识。各种回忆录中，作者的撰写动机如何，直接决定其存史的价值。那些旨在塑造自己生前身后名的回忆录，功利性极强，涉及历史必然是曲笔，涉及自己必然是溢美。如果相关的几部书对照起来看，当下就会发现其中诸多矛盾，遑论后世人们还会自有公论。所以，这种个人功利目的性极强的回忆录，并不能承担传世的作用，日后随着社会生活透明度的不断提高，公共话语范围的不断扩大，必然是价值递减的。

回忆录毕竟是具有强烈个人色彩的存史方式。即使是从对历史负责的愿望出发，作者也会有意无意地出现撰述的误区，仍会有涉及人事上的避讳之处和对自己当时言行的撇清之举。历史的大关节处清楚，未必在小关节上也清楚。这种事情在回忆录中是非常普遍的。甚至一些文情并茂、真实可信的佳品，也是在所难免。韦君宜的《思痛录》，是笔者认为近年来写得最好的回忆录之一，但个别细节也有不实之处。书中所述1943年延安整风的抢救运动中，“李锐和范元甄、黄华和王龙宝、魏东明和冯兰瑞”三对夫妇因运动离异。冯兰瑞最近著文说，这三桩家庭变故，恰恰全不是因为运动，而都另有隐情。（见冯兰瑞：《“真话”中的谎言》一文，由此可见，求真不易，存史亦难。就回忆录而言，要如实地记录自己，袒露一生心路历程，这是把自己放到一个公共的手术台上，当众自己解剖自己的事情，很不容易。像卢梭《忏悔录》那样，具有严酷的灵魂拷问能力的大彻大悟者，古今中外能有几许？

平心而论，各种各样的回忆录，多少都会有当事人自我合理化的成分在里面。这种自我合理化的要求，是人性使然。人们对曾经历过的尴尬事，为摆脱懊恼和忏悔的长期煎熬，求得心里的安宁，是需要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个相对合理性的解释的。差别仅仅在于，这种自我合理化产生的撰述误区，是有心为之，还是无心为之。有心为之，长此以往的自我蒙蔽，就会把谎言当作事实。无心为之，能够在事实面前保持住一份自我反省的清醒，能够在真假美丑的边界上把持住是非曲直的道德底线。所以在存史中出现误差时，两者的态度判若云泥。

撰写回忆录，是一项恢复历史记忆的工作，需要对历史负责，不能虚饰，不能挟私。不仅需要有实事求是地审视自己和审视他人的客观态度，还需要借助当时的日记、笔记和文件等原始资料恢复历史的记忆，特别是需要有其他历史当事人的交流、印证和相互补充。例如周海婴回忆说，1957年毛泽东在上海，曾回答知识界朋友提出的鲁迅活着会怎样的问题。学界立刻有人对此事提出质疑。随后又有黄宗英等人证实确有其事。这种“质疑——询证”的往复过程，其实并不带来难堪，而恰好是还原历史本然的要求，体现了探求真实的科学精神。许多史实或许经过这样的过程仍难求证，但是经过这样的过程人们一定会向真实又靠近一步。可以这样说，人们的个体回忆都是不可避免地有着记忆上的误差，但如果在启发大家共同回忆的群言环境中，可以最大限度地修正这个误差。

史学一途，向有“孤证不立”的老话。从存史的意义上说，不但需要大人物的回忆录，也需要小人物的回忆录；不但需要正面人物的回忆录，也需要反面人物的回忆录。从存史的价值上说，不能因人废言，也不能因事废人。无论是出于自我标榜的需要，还是出于自我辩解的需要；有公心固然好，存私心也可以，都可以将自己经历的历史写出来，公诸于众。公众自会鉴别。各种类型的回忆录越多，对校正历史记忆所起的作用越大，越能接近历史的真实。

对复原历史来讲，不怕众说纷纭的嘈杂，只怕“舆论一律”的孤鸣；不怕百家争鸣的质疑，就怕鸦雀无声的寂静；不怕百花齐放的繁芜，就怕一花独放的单调；不怕当事人的回忆出错，就怕连出错的回忆录都没有。历史的经历者，特别是经历过一些重大历史现场中硕果仅存的当事者和知情人，无论为了对自己有交代，还是为了对世人、对后人有交代，都不应带走一段历史，而应有更为积极的存史态度。

（责任编辑 萧 徐）

2007年第5期 有感于退休后说真话　作者：庞　旸

在与老一代知识分子、文化人的接触中，我注意到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即退了休，才能(才敢？)畅所欲言，说真话。比如——

董乐山，翻译过《西行漫记》《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九八四》等名作，获得过“中美文化交流奖”的翻译家，虽然年轻时代就显露出写作的才华，但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中，一直是“戴着镣铐跳舞”，只能靠有选择的翻译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直到晚年，退休前后，他才开辟了一个相对能够自由挥洒的领域——用杂文、随笔来直抒胸臆。他以锐利的笔锋，深刻的见解，抨击了文化专制主义，揭露了国民性中的弊端和现实生活中的丑恶现象，无情地嘲讽了封建主义传统和官场的腐败。他的《译余废墨》《边缘人语》《文化的误读》等集子，一时成为知识界独立思考的一面旗帜。

严文井早年是一位唯美主义的小说家，延安整风后知趣地选择了儿童文学作为避风的小港湾。后来他担任文艺界领导，讷言谨行了一辈子。退休后，他洗尽铅华，回到书斋，开始对灵魂进行严格的反思与拷问，开始了求“真”的心路历程。他说：“我仅存一个愿望，我要在到达我的终点之前多懂一点真相，多听一些真诚的声音。我不怕给自己难堪。”用他的传记作者巢扬的话说：“晚年的严文井成为了一个勇者，达到了大彻大悟的境界。他这一生，被政治折腾得七荤八素，当从怪圈中冲出来之后，他开始在自己的文章中大声呐喊真理。”他写真话，甚至不惮得罪人，就是“希望今后人人讲真话，希望中国不再重蹈过去的灾难。”

尽管在大难过后的“新时期”，韦君宜领导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成了“思想解放澎湃洪流中一朵翻腾奔涌的浪花”，但她真正写自己想写的话、干自己想干的事，还是在1985年退休以后。在她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她以“杜鹃啼血”般的无畏精神写出《露沙的路》和《思痛录》，这两部敢于吐露真言、充满忏悔意识和历史反思精神的作品，在思想文化界引起一场震动。《思痛录》出版后不到一个月就再版，一连印了好几次，被誉为“继巴金《随想录》之后又一本真正讲真话而方显品位的书”。洁泯先生说：“她是怀着明辨是非的勇敢精神而勤奋写作的。她的《思痛录》是真实的。我想，也只有勇于面对人生并说真话的人，才值得人们的敬佩。”

袁鹰曾担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人民日报》副刊部主任，是文艺界公认的一位德高望重的温厚长者。他和《人民日报》副刊一起经历了几十年政治运动的风风雨雨，在这个特殊的思想文化阵地为尽可能求真求善求美而默默耕耘，其间自有种种坎坷与无奈。1986年退休后，他开始反思亲历的这段历史，用自己的笔再现时代风云，总结经验教训，呼吁一个更加科学与民主，更加宽松与和谐的社会。最近出版的《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就是这样一本讲真话抒真情的书。书中追忆新中国办报史上件件令人扼腕的往事，为读者留下了一部“史鉴”式的作品。

随便想到上面几个例子，其实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萧乾说：“要尽可能地说真话，坚决不说假话”，是在退休后；

赵丹说出“党对文艺不要管得太死”的真言，不但是在退休后，而且是在临终前；

舒展、牧惠等老作家，写出辛辣大胆，带“刺”的杂文，是在退休后；

张中行写《怀疑与信仰》《月是异邦明》《刚直与明哲》《吃皇粮与颂皇权》等颇有见地的散文名篇，也是在退休后；

就连大半辈子研究戏曲，并未对风云变幻的政治历史多说什么的章诒和，也是（下转66页）（上接63页）在退休后写出《往事并不如烟》。这本书虽有争议，但确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它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再现了一些历史人物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为历史留下一份真实的参照与记录。

这就让人不能不想，为什么这些“说真话”的文字，都是写于或发表于作者退休以后？

固然，退休后，他们才有更多的闲暇思考，总结，疏理，感悟，并把结果见诸文字。

但一个事实是，他们退休前，大多也是从事文字和写作工作，只是那时的写作与发表，自觉不自觉地多了一些禁忌。几十年的政治风雨，早已教会人们要谨于言而慎于行，不如此不足以自保。

更重要的是，退休前，他们都有一个“单位”，都有一个或大或小的职务。他们是单位人，职务人。这就使他们的写作与发表，不能仅仅代表他自己，而不能不有所顾忌。不仅在“单位”说话做事要三思而行，就是在单位以外，在媒体、社会上发表与出版，也要谨小慎微。这就像唐僧给孙猴子套上了紧箍咒，立地画了一道圈，你只能在那个圈子里活动，稍有逾越，就会尝到苦头。

而退了休，虽然那个单位还在，但职务已卸。无官一身轻，他们与单位的联系已很松散，这时他们的写作与发表，才获得了相对的自由，才能想过去所不敢想，写过去所不敢写。就像孙猴子摘下紧箍咒，迈出师父画的圈，还了个自由身。许多“说真话”的文章，只有在这种心态和环境下，才有可能呼之欲出。

退休，使他们脱离了职务人，回归到自然人。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只要他愿意，就可以做一个“自由知识分子”“自由撰稿人”。

平心而论，能在退休后相对地畅所欲言，说真话，已经是历史了不起的进步——曾几何时，管你是什么人，都只能老老实实，不能乱说乱动——因言获罪已成为可笑可悲的历史。

但我们还是有疑问：这个进步难道就够了吗？为什么只有在退休后，人们才能获得这种身心的释放与自由？如果是凭着良心说出的真话(尽管它不一定正确)，为什么不能在退休前就得到一个自由发表的环境？人们在谈到“宽容”这个词时常爱引用一句话：“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尊重你发表观点的权利”，这样的观念，什么时候才能被我们的“师父”——以及单位的单位的领导们真正意识并奉行？

2007年第5期 每于寒尽觉春来　作者：王　光

本书的编著者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机关退下来后，致力于当代史的研究和编纂，越花甲，逾古稀，届耄耋，一干将近二十年，贡献是很大的。前年他告诉我，归他承担的任务已完成，后续工作有人接替，从此可以卸下担子，安度晚年了。我向他祝贺，为他辛劳半生，终能得到东坡先生说的“芒鞋不踏利名场，一叶轻舟向渺茫”的自在生活而高兴。同时建议他，趁健康状况尚好，不妨随兴之所至，经过独立思考，再写点自己想写的东西，把晚年生活安排得更丰满一些。他心有所动，只是未置可否。

今年春节，他打来电话，说这些年在积累当代史料的同时，还收集了不少当代人的诗词，记述了从“反右”到“文革”这段既沉重又往往荒诞的历史。他几经甄选，加以串缀，穿插进自己的感悟和议论，编写成《难忘的年代难忘的诗》一书，交我校读，嘱我作序。收到这部文稿，我一夜读完，欣喜地发现，这位长期从事理论、史志工作的人，老来转而游兴于诗词之间，把理论、史志、诗词三者生动地结合起来，的确是个很好的选择。同时，也为他老骥伏枥，嘶鸣不已，勤思不倦，笔耕不辍的精神所打动，喜看老树又抽新枝，祝愿不断地开新花，结硕果。

真诚，是这本书的最大特点。不论是读诗还是读文，令人感受到的，是一股浩然之气，一片赤子之心，一派直言无讳的勇气，一种对国家、对民族、对时代的历史责任感和道德反思精神。“文化大革命”，以及它的前奏“反右派”、“反右倾”和一系列的政治批判运动，造成的痛苦和创伤，是必须正视而不能回避或施曲笔以自解的。本书为此作了努力，值得称道。实事求是地回顾和记述历史，特别是深入解读历史的因果教训，必须从所谓“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为尊者讳”的封建道德桎梏下解脱出来，勇于自省，敢于批判，而不能事事讳莫如深。古人尚且明白“讳疾忌医，病不可为”、“讳恶不悛，卒至亡灭”的道理，何况我们这些具有开放意识的现代人呢？我们也不能以所谓“投鼠忌器”为借口来规避现实。这里所说的“器”，乃是“禹鼎”“庙彝”一类的传国之重器，而非小家碧玉闺房中的瓶瓶罐罐。把藏在钟鼎重器之中的几只老鼠撵出来，消灭掉，是护“器”，而非伤“器”，何“忌”之有？我们也无庸担心如西谚所云：“把孩子和脏水一起泼掉。”须知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是顶天立地的巨人，而不是澡盆子里的“孩子”。冲洗掉巨人身上的污垢，只能使之更加光辉健伟，怎么可能与脏水一道被委弃于沟壑呢？毛泽东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神经衰弱不足以成大事。我们必须具备唯物主义者那种大无畏精神，敢于揭自己的疮疤，排体内的瘀毒，以坦荡的胸怀面对自己，面对世界，这样才能甩掉历史压在我们身上的沉重包袱，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实现真正意义的现代化。

从“反右”开始到现在已半个世纪，“文革”结束至今也已三十年。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已成为海内外的一门“显学”。研究者有的侧重于史实的辨析，有的侧重于理论的探讨。而本书的编写者却另辟蹊径，把收集到的当代诗词加以串接剪切，以诗为经，以文为纬，诗文交织，诗史互证，对这段历史作了鲜活的记述和深沉的咏叹，读来既给人以思想上的启发，又给人以感情上的撞击，的确是一种很有意义的尝试。本书所收诗词的作者约一百二十多人，他们中间有百战疆场的开国功臣，有矢志理想的革命党人，有刚正忠直的爱国人士，有蜚声中外的名家学人，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莘莘学子，也有最富理想色彩和叛逆精神而又处于青春躁动期的“红卫兵”。他们涵盖了那个难忘年代的各个社会层面，他们的声音呼唤和刻画出了那个年代的真情实貌。他们虽然大部分不是诗人，而他们的呐喊，发自胸臆，结为韵句，是那样的率真而又卓荦不凡，的确可以称得上是时代之声。

白居易说：“诗人多蹇。”韩愈说：“文穷而后工。”拜伦说：“愤怒出诗人。”收入本书的五百多篇诗词，都是在特定的时代重压下逼出来的“穷”“蹇”之作，“愤怒”之音。这些诗词的风格各异，有的豪迈雄健，有的慷慨悲凉，有的深沉缅邈，有的亢奋张扬，有的桀骜不驯，有的凄恻婉转，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放言无拘，直抒胸臆，其势不亚于李白的“壮浪纵恣”，其情不逊于杜甫的“浑涵汪茫”。有些诗词，振聋发聩，脍炙人口，足以与千古名篇媲美。

试看在那“翩翩魔影舞神州，大地迷茫妖雾稠”的荒唐年月，在那“光天竟指鹿为马，暗室难堪尿作茶”的危难时刻，我们的时代菁英是怎样面对这一现实的。他们不减当年横刀跃马的英雄气概，笑对幽囚荒郊的悲凉晚境，戏称“平生戎马无暇日，老来偷闲学种桃”。他们气壮而情长，念念不忘“井冈晓日延河月”，发出“莫叹相逢是梦中”的感喟；痛切怀念“不死沙场死铁窗”的战友，怒发“是谁仇敌谁朋友”的天问。在无端的诬陷和凌辱面前，他们表现了“罢官容易折腰难”、“掷地遗篇作鼓声”的自尊，显示了“信许丹心托日月，敢将四体试兵刀”的倔犟，倾诉了“只要江山春色好，丹心不怯断头台”的情怀，宣泄了“岂无黄土埋忠骨，自有青山伴白头”的悲愤，也咏唱了“丈夫多难宁非福，铁槛低眉一粲然”的乐观。他们置身牛棚，身系囹圄，仍以人民的安危为念，“忍看生灵成草狗，幽窗和泪写诗篇”；仍为党和国家的前途担忧，指问“城狐社鼠猖狂甚，一局危棋付与谁”？然而，他们并不灰心失望，而是怀着“隔窗风雨看红梅”的激情，抒写出“拚将晚节护芳林”的豪气。这样的诗篇，大义凛然，气壮山河，谁能读了不为之动容！

在“左”的政策路线的阴影下，知识分子一直是个被猜疑和防范的群体，常年生活于压抑和扭曲之中。他们的诗词，隐晦曲折，沉郁愤懑，读来给人以百感丛生的况味。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当年丹心许国，一片赤诚，疾恶如仇，勇于直言，然而，得到的不是信任和鼓励，却是相反的回报。他们怨愤“文章满纸书生累”、“浮名已为多言误”，懊悔“不看风向竟扬帆”、“率真偏遇奈何桥”，痛诉“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佞幸覆乾坤”。虽然如此，仍是书生意气，宁折不挠，击节盟誓：“红羊不死丹心在，要舍余生再执言”。这种忠诚和执著，多么可敬可爱。许多知识分子，当年是迎着我们党高举的“民主”、“自由”的大旗进入革命行列中来的，然而，建国后他们看到和体验到的，与他们先前的愿望相去很远。他们为接连不断的运动、斗争、批判所苦，谨小慎微，动辄得咎，喊出“至今身在盘丝洞，处处蜘蛛结网罗”的憋闷，道出“情知精卫难填海，谁信曾参不杀人”的失落，自嘲“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椎心坦白难”的无奈。有的国学大师，为求“精神独立，思想自由”的治学环境而不可得，又不甘混迹于“文章唯是颂陶唐”的流俗之中，只落得过那种“不邀明月不清游，病锁高楼似小舟”、“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唯剩颂红妆”的寂寞生活，浪费掉多少做学问的珍贵时光。有的文学巨匠，放弃了人格的独立，泯灭了思想的光辉，时而成为虔诚的“奴在心者”，时而成为驯服的“奴在身者”，终致文思枯竭，笔重如铅，从此再无真正的创作可言，老来只能怅然发出“半生寂寞半生艰，秋色已尽唯冬寒”的叹息。特别令人悲痛的，是那些在“文革”中惨遭杀害的热血青年。他们少小辞家，献身革命，对党从无二心，只因一言获罪，终致万劫不复。在系狱待决的日子里，从“梦回冷泪湿薄袖”的凄惶，到“肠断眼枯立西风”的绝望，到“那许山河私帝王”的控诉，直到临刑前留下的“自由无价，生命有涯，宁为玉碎，以殉中华”的绝命词，谁人读了能不拍案而起，热泪长流！生者写下了“愿倾银河水，洗君芳洁身”的挽诗，然而，银河有意，世事无情，斯人长已矣，芳洁何处寻？“文革”中涌现的“红卫兵”和“知识青年”这个群体，也是整整的一代人。他们从“弄潮儿志在风雨中”的浪漫，到“一代知青路几条？”的迷惘，到“血泪文章笔下倾，写来满纸向谁呈？”的苦诉，让我们这些身为父兄的人读了能不汗颜，能不自责？而他们狂热之后的冷静，梦魇之后的清醒，几经磨难之后的成熟，正是我们国家和民族希望之所在（文中所引彭德怀、陶铸、邓拓、廖沫沙、聂绀弩、阳翰笙、陈寅恪、萧军、林昭……诸家诗句，均见本书，不一一注明作者及篇名）。

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逐渐聪明起来。读一读这本《难忘的年代难忘的诗》，对于经历过或没有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都是有益的。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建设一个理想的社会，单靠热情不行，一味蛮干不行，专横强制更不行。必须发扬民主，顺应民意，而不能独断专行。必须尊重科学，服从规律，而不能主观盲动。必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本意来理解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记住“工业比较发达，财富积累较多，以及生产力较高”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而不要抛开经济建设，没完没了地搞阶级斗争。要记住六十年前毛泽东说过的一段话：“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论联合政府》）不要做脱离实际，超越阶段，急于求成，欲速不达的傻事。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亿万人的共同事业，有赖于亿万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积极性。人们对精神独立、个性解放、思想自由、政治民主、社会主义的理性诉求，正是释放全民族的潜力，实现中华振兴的必由之路。1945年，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为政治报告的讨论做总结时，朗读了《共产党宣言》中的那句名言：“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并且强调说：“不能设想把一百二十万党员变成一百二十万块木头，不能把党员变成一模一样。”马克思在他年轻的时候，也曾义正辞严地质问普鲁士书报检查当局：“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是，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应当经常想一想这些久经历史锤炼的至理名言，它会帮助我们深刻认识那段令人痛心的历史，反省自己，警惕今人，告诫后代，开创未来。

从“反右”到“文革”已如寒冬过去，玄冰渐解；开放改革有如春回大地，伏蛰方苏。晚清诗人张维屏说：“每于寒尽觉春来。”这个“觉”字，来之不易，弥足珍贵。（作者为中共北京市委原副书记）

（责任编辑 萧 徐）

2007年第5期 《张学良：毁誉由人》序言　作者：刘济民

2006年8月30日，中国文史出版社的同志给我带来了远在沈阳的赵杰同志在纪念西安事变70周年之际即将出版的书稿《张学良：毁誉由人》，并转达了赵杰嘱我为此书作序的愿望。

关于赵杰，我的确有话要说。

这是一位奇人，是政协文史工作的一个品牌。

前几年，我初到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就听办公室的同志和一些同行，时不时地议论到地方政协文史委几位卓有成就的同志，其中就有赵杰。以后又见到真人，每年开会都有机会见几次面，赵杰谈吐文雅，又豪爽、幽默，说话直来直去，典型的东北人，是有大学问的，以后又读到他写张学良的几本书。我不只为张学良将军的伟大功绩、高尚人格、英雄气概肃然起敬，也为赵杰执着的追求、真挚的感情、质朴的文笔、勤奋不息的精神所感动。从那些书中，我感受到一种动人魂魄的、心灵的震撼。那是激情的迸发，那是心音的绝响，那是从作者心中流淌出来的篇章。

古人对史官有德、才、学、识四个方面的素质要求，一直沿用到近现代。这些年接触文史工作后，我总觉得，作为政协文史工作者，只有德、才、学、识这四个方面的素质还不够，还缺少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即感情，激情，精神，或者叫情结，可以叫史情。应该是德、才、学、识、情五个方面的素质要求就全面了。史情，应该是对政协文史工作者特殊的素质要求。

史情的形成，史情的提出，其实就是从赵杰那里受到启发，从青海、天津、安徽、江苏、北京、上海、河北、河南等各地政协从事文史工作的同志们那里得到启发，大家异口同声称之为文史情结。2004年在西安办了个政协文史干部培训班，办公室的同志嘱我讲点什么，我就着重地讲了德、才、学、识、情这五个字，尤其突出地讲了史情。讲史情，又着重讲了赵杰写张学良所表现出的那种激情，那种精神，那种情结。当时在会场上有热心人立即给远在沈阳养病的赵杰发去短信，说我在西安又讲到赵杰。赵杰同志直到现在还把几年前的那条短信保存在手机里，以为纪念。这说明我们的感情是相通的，说明政协文史工作者的情结是相通相联的。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说过，所谓对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其必附随一种对本国历史之温情和敬意。赵杰就是这样的文史工作者，他写张学良，写“九一八”，他做文史工作，可以说是德才兼备、文史兼通，温情和学识并茂。

赵杰从事张学良和“九一八”的编写、研究工作，已达20年之久。特别是近十几年来，他每年都要发表数十万字的专著。迄今为止已出版有关张学良的文史专集六本，散文集三本；有关“九一八”的专著五本。此外，他编著的有关张学良、“九一八”的专辑已难计其数。赵杰是名副其实的著作等身。他的治学态度非常严谨，他的工作作风特别勤奋。他为了写真、写活、写好张学良，不辞辛劳，忘我工作，全力以赴，多次赴台湾，去香港，渡日本、飞美国，走访大陆各地，专访张学良将军及有关人士。

在台湾，他曾三上阳明山，曾沿着将军当年在台湾生活、居住过的地方走访。1999年在美国，他曾陪伴将军一周，为将军推轮椅，他们朝夕相处，倾心交谈，能不感人！2000年6月，他率团到夏威夷为张学良百岁祝寿。20多年来，为了写张学良，写“九一八”，他在海内外究竟采访多少人，已难计其数了。真正是“等身书卷初著成，通天绝地写真情”。我们称他是当今国内外最了解张学良将军的专家和知名学者之一，是名副其实，绝不为过的。

赵杰同志对我中华民族宝贵历史的这种温情和敬意，在他的《张学良：毁誉由人》这本书里，体现得更丰满，更充沛，更集中，甚至可以说有了一种新的升华，达到了一种新的境界。

张学良这样一位民族英雄、千古功臣、顶天立地的少帅将军，他的奇特的经历，他的非凡的壮举，堪称中华第一人。人们至今谈起70年前的那桩往事，依然为之动情，为之称颂，为之惊叹不已！非常可贵的是，赵杰的这本书，不仅继续用浓墨重彩写了将军的大德大智、大勇大谋，更是细致入微地、多侧面地写了他的大情大义、大彻大悟。我们从这本书里看到的不仅是张将军的金戈铁马、叱咤风云，还让我们领略了将军的另一面，领略了他的真性情，他的凡人真趣。将军既是伟人，也是凡人，同普通人一样，是有血性、有个性的人。我们既看到了他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也看到了他的“俯首甘为孺子牛”。作者把将军冷观世事、优游清逸、毁誉由人、褒贬自适的一面写得鲜活淋漓，非常感人。那些文字，有干有华，有骨有肉，有情有趣，有声有韵，有曲有直，有灵有性；赵杰把一个独一无二的张学良展现在读者面前，真切可信，可爱可敬，可触可摸，可悟可谈，一个活脱脱的张将军呼之欲出。

赵杰写张学良的那些文章，是可以反复诵读的。读那样的文章是一种享受，是一种心灵的净化，甚至是一种圣洁的洗礼。

赵杰把他的智慧、激情、心血、辛劳，把他的创造精神，融入了他所热爱的文史事业。他的道德文章，他的辉煌的业绩，使我非常敬佩。

（2006年中秋写于无锡）

（作者系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原副秘书长，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2007年第5期 五二○事件摧毁国民党专制政权的第二条战线　作者：穆广仁

60年前，1947年的5月下旬起，一场有60多个大中城市的几十万青年学生参加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席卷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史称五二○运动。这是一场被毛泽东主席称为“第二条战线”的真正的群众运动。

说它是真正的群众运动，是因为：在内战方殷、食不果腹、民不聊生的特定情况下，学生们出于生存自救，为了维护他们以及整个人民的切身利益而自觉地、主动地举起反饥饿反内战的大旗。他们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有力支持和正确引导，从而取得历史性的胜利。

毛泽东在5月30日为新华社所写《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之中》的评论中，高度评价了这次学生运动，他说：“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之间的尖锐斗争……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过去五四运动时期和一二九运动时期的历史经验，已经表明了这一点。”

国民党政府用水龙、狼牙棒、马队、机枪等暴力手段对正义的学生进行镇压；同时，又竭力散布学潮是“有背景的”，是被共产党操纵的。当时，大文学家茅盾就驳斥这种谬论说：“我以为无论什么运动，决不会凭空发生。运动之发生必有其社会的政治的原因，而一年来政治上之失尽人心，经济崩溃，物价狂涨，内战火热，使全国人民到了活不下去的地步……这一切就是学生运动发生的背景。”

中国革命历史证明，没有广大群众为他们切身利益的奋争，没有一定的社会和政治的原因，任何力量都不能“运动群众”，“制造”、“操纵”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同时，没有像中国共产党这样的革命政党的支持和正确引导，运动可能走偏方向、遭受挫折，甚至失败。作为五二○运动的参与者，我体验到：这次运动是中共地下党领导群众运动的成功典型。

这里，不得不把五二○运动的过程作一简要叙述：1947年春，国民党政府要求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的代表机关撤回解放区，开始向中共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全面内战所需的经费，1946年占政府全部经费的60%，到1947年头几个月就增加到80%。蒋介石发布《经济紧急措施方案》，一下子把法币急剧贬值，美元对法币的比值从1946年9月的1∶3050跌到1∶12000元。这等于把老百姓手里的财产凭空夺走四分之三。四月，南京的物价比1946年12月上涨了4.3倍。政府规定大学生每月的副食费为2.4万元，到1947年5月，这点副食费只够买两根半油条。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学生伙食团5月10日贴出公告：“每月两万四千元的副食费不能维持到月底。特召开桌长会议共商办法。”

这张布告像一枚火种，立即点燃了群众的怒火烈焰。要求增加副食费、改善师生待遇的大字报在民主墙、饭厅门口铺天盖地贴出来。在要求增加副食费的文告上签名的学生约有2000人，约占四牌楼校园学生的三分之二，其中也有三青团员。有些同学结合所学专业，贴出独具匠心的大字报，被许多学校抄录、转贴，被报刊转载。如，经济系同学的大字报：《对物价指数与副食费之比例的研究》，通过1946年底到1947年5月各类食物、燃料价格上涨幅度的调查算出平均上涨4.3倍，说明副食费应提高到103200元。医学院同学的大字报：《维持最低健康标准所需各类食物分析》，说明当前副食费所能提供的食品的热量尚缺725大卡，补足最低健康标准所需的热量，每月的副食费需增加到115000元。理学院的大字报是一道几何求证题：运算结果证明，内战经费占本年度预算支出的80%，为48万亿元，运算到每月每日每时每分每秒的战费，证明每2分37秒的战费等于中大全体同学一个月的伙食费。这些闪烁着青年智慧和才干的大字报，展示着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力。

中央大学教授会此前也发表了要求提高教育经费和改善教员待遇的宣言。

运动的发展极其迅猛。11日桌长会议决定，按照2月份的标准开伙，能吃几天算几天，吃完再说，看政府怎么办。中大学生系科代表大会通过决议，自13日开始罢课，并向教育部、行政院请愿。《文汇报》在报道这一事件时称之为“吃光运动”。南京金陵大学等大专院校立即响应，上海、平津及其他大城市院校也纷纷声援，并结合本校学生的具体要求，举行罢课、请愿、示威。学生们分散的要求最后集中到反饥饿反内战的目标上来。从5月10日起的一周内，就有14个城市的27所大专院校罢课，响应南京学生的斗争。5月20日南京血案之后，斗争火焰迅速燃遍60多个大中城市，并且得到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大力支持，使蒋介石政权陷于完全的孤立，濒临土崩瓦解的境地。

中国共产党积极支持并成功地领导了这场斗争。其成功在于：

第一，是因势利导。没有那个形势，制造不出那样的群众运动；有了那个形势，才能因那个势而导之。1947年春，中共代表团（对内是南京局）被迫撤回延安后，党的地下组织改由组建的上海局领导。在中央大学从重庆复校南京的4000多学生中，尚未建立党的支部，只有个别有联系的党员。中共南方局在重庆建立的地下组织新青社却有一百几十名成员（其中有若干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员）。上海局派卫永清到南京接原由南京局联系的新青社的关系。他通过在成都入党的党员蒋祖榆（陈敏苇）与中大新入党的颜次青（新青社领导人之一）联系。当群众反饥饿的烈焰熊熊燃烧起来时，颜次青和蒋祖榆都认为，群众斗争的高潮已经来临，应当积极支持；蒋祖榆还对颜说，生活斗争必然会发展成为政治斗争（反内战）。颜次青和新青社员们立即行动起来，他和学生自治会负责人朱成学（新青社员）等人议定，紧急召开学生系科代表大会。大会以绝对多数表决通过，从13日起罢课，向教育部请愿。从13日到15日，中大、金大学生三次到教育部、行政院请愿。

斗争之火烧到这个份儿上，大规模群众运动之势已呈现，以刘晓为首的中共上海局适时作出了一个宏观决策。上海局成员沙文汉以写家书的方式通知南京地下市委书记陈修良（沙文汉之妻）到上海开会。刘晓对陈修良说：根据当前形势，学生群众在饥饿威胁下已经十分愤怒，展开了反饥饿斗争，我们应当适应群众的要求，组织一次各地学生参加的大规模的斗争。斗争的中心在上海、南京，首先在南京发动，北平、天津也同时发起。刘晓对陈修良说：“南京是蒋介石的首都，南京学生能不能打个头炮？”陈修良知道中大有一支强大的新青社队伍，还有南京地下市委领导的一些党员，当即慨然承诺带这个头。她立即回南京，向南京地下党青委书记王明远等人传达了上海局的决定，作出安排。上海地下党组织了上海14所大专院校学生7000余人的大游行，为上海、杭州、苏州进京请愿的学生代表送行。可是直到这时，卫永清和他联系的新青社，尚未与南京地下市委接上关系。新青社员们既不知道上海局的决定，更不知道远在延安的党中央2月间给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开辟“第二战场”的指示，但是他们与广大青年群众的行动与党中央、上海局的决策完全一致。因为，党的决策，是符合当时群众的斗争实际的。

5月18日，蒋介石发表“整饬学风，维护法纪”的谈话，声称要对学生“采取断然措施”。同一天政府发布《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禁止学生游行，违者将执以法绳，绝不姑宽。形势十分险恶。颜次青和新青社核心战友们面临一个严重问题：是退还是进？他们临危不惧，一致决心按照预定计划于20日举行游行示威。上海、苏州、杭州赴京请愿代表19日抵南京，于次日举行了京沪苏杭17院校6000余人的大示威游行，遭到国民党军警的血腥镇压。五二○血案激起群众更大的愤怒，把反饥饿反内战的口号加上了“反暴行”。上海地下党学委根据新出现的形势，把“反暴行”改称之为“反迫害”。此后，全国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如火如荼，在全国持续了好几个月。

第二，地下党对于群众、对于其中的先进分子，给予充分信任，充分发挥他们在斗争中的智慧和主创力。当时在国民党多次反共高潮的形势下，党组织处于非法的地下状态，不可能在斗争的前沿站出来指手画脚，下达什么指令。而且，在许多学校中都还没有建立党的组织，或者只有少许党员。在整个40年代，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主要是依靠中共南方局在大后方建立的民协、民青、新青等进步青年组织开展起来的。这些青年组织中的骨干和积极分子，在历次爱国民主运动中经受了锻炼，练就了团结群众，同国民党当局抗争、周旋的本领。5月19日晚，在临战前夕的严重关头，京沪苏杭16院校代表开会讨论五二○游行示威的具体问题。他们在是否增加“反内战”的口号问题上存在分歧。主持会议的主席团成员朱成学等，考虑到各校来京请愿要求不完全相同，为了照顾多数，游行队伍打出的大旗是“挽救教育危机”，各校游行队伍自己则可以增加“反内战”口号，从而达成全体的一致。在这个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充分显示了那一代学生领袖人物当机立断的智慧和政治上的成熟。

当游行队伍遭到血腥镇压，又被阻于国府路，与国民党的马队、军警对峙的严重关头，朱成学等人为了避免学生再蒙受重大伤亡，决定停止前进，采取群众斗争与谈判相结合的策略。他们与国民党军警、要员进行艰苦的谈判，在谈判中既坚持原则，要求政府严惩血案凶手，释放被捕同学，赔偿学生损失，撤除拦阻游行队伍的军警的五道防线；同时又有灵活性，在政府答应上述承诺、军警撤退的条件下，游行队伍可以不到国民政府门前示威，从而取得谈判的突破，赢得五二○游行示威的胜利。在这个极其尖锐复杂的斗争关头，朱成学他们只能“临场发挥”，上级不可能给任何指示。在学生与军警对峙时，王安民（现名安民，中大学生自治会副主席，进步同学）在马路上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阐明学生正义要求，控诉政府暴行。他既没有发言稿，也无须请示任何人，却令在场的40多名中外记者倾服。这时，卫永清也在现场，他只能站在马路边观察事态的发展，赞叹学生们的勇敢、才智。

第三，群众犯错误的时候，耐心地说服他们改正。青年有时会冲动，提出过高的口号，做出过火的行动。这时地下党只能耐心地讲道理，靠说服，让群众自己去纠正错误。5月20日，北平学生举行盛大游行之后，回到北大广场举行集会。会上有同学提出：定于6月2日为“全国反内战日”，号召全国大中城市一致行动，罢课、罢教、罢工、罢市，游行示威。主持大会的同学未经慎重考虑，在大会上付诸表决，以鼓掌通过，并在报端发表。针对这个“六二总罢”的号召，国民党当局决定在全国进行大规模镇压。当天，北平的地下学委（包括由华北局城工部领导的北系，和上海局领导的南系）立即发现了这个错误，分头说服学生取消“六二总罢”，改变斗争方式，在校内举行反内战活动。上海局负责群众斗争的钱瑛同志闻讯，心急如焚，指出“这种事先宣布斗争部署，同反动当局硬拼的冒险行动，是完全错误的。”她立即通知各校学运骨干，取消罢课游行，改在校内举行各种活动。处于五二○运动中心的南京学生，已经致电响应北平学生的六二号召，准备示威游行，无限期罢课。卫永清连忙找到刚刚建立的中大地下党支部的领导人罗炳权，传达地下党的意见。包括颜次青在内的骨干成员以及绝大多数新青社员、积极分子都思想不通。经过反复耐心说服，阐明当局将在六二实行大屠杀大镇压的形势，以及长期罢课已经引起部分同学的厌倦和不满的情况，终于，他们被说服了。在中大学生系科代表大会上以112票对3票的绝对优势否决了游行，结束了罢课。几十年后，当年南京学委书记王明远不胜感慨地说：“我是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我认为，五二○运动比一二九运动更加成熟，更加高明了。群众运动能放手发动，该收的时候又能及时收。运动中涌现出人才济济，很了不起。”他说，群众运动的成熟，也反映了党领导的地下斗争的路线、方针和策略的成熟。

最后，也是最根本的，共产党是靠她在政治上的影响力来领导群众运动的。而政治上的影响力则源于她提出的纲领、政策，最大程度上顺应了群众的切身要求。换句话说，是民心所向。在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高举联合国民党共同抗日的旗帜，是民心所向。抗战胜利后，她又提出建立独立、和平、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实行新民主主义，成立联合政府，又是民心所向。在整个40年代，在国统区青年中建立的民协、民青、新青等进步青年的秘密组织，就是以这个纲领为奋斗目标的。团结在这些青年组织周围的广大学生群众，也都倾慕这个纲领，虽然他们的起点很不一样。他们当中很少人学习过初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其中有些只不过刚刚从文学殿堂跨进社会科学殿堂的门槛；绝大多数是爱国者、民主自由正义的追求者、真理的探寻者。面对丑恶的现实，专制政权的镇压、逮捕、监禁、屠杀，他们寻觅真正支持他们的力量，探索正确的人生。严峻的现实使他们别无选择，包括那些读书救国论者、远离政治的清高主义者，最终大多也只能走共产党所引导的革命道路，加入到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来。

以五二○运动为代表的“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已经过去了60个年头。中国共产党成功地领导这次群众运动的经验，应当作为党的宝贵财富加以总结。今天，中共是执政党，情况已经今非昔比。但回顾那段历史，总结地下党领导群众运动的经验，包括她和群众的亲密联系，指导群众运动的某些方针、方式方法，仍然是有借鉴意义的。（2007年3月24日改定）

（责任编辑 赵友慈）

2007年第5期 怀念解放初上海中学我的老师们　作者：胡伯威

解放初（1950—1953年）我在上海市上海中学（以前叫“江苏省立上海中学”）读高中。那时的上海中学为什么好，为什么在全国赫赫有名，归根结底是那里英才荟萃。其中当然也包括学生生源好（考进上中很不容易，这有茅盾的短篇小说为证），但最重要的还是上海中学的老师棒，几乎个个都棒。至少我觉得听他们讲起课来比我后来在北大的那些老师还精彩。

广袤校园的西北角有许多一式的，带有小花园的西式平房，朝东一排、朝南一排，排成丁字尺形。这是教师的住宅，一家一套。所以说上中的教师待遇比许多大学教授都好，我刚进校就听人家说，解放前一些大学想聘请上中的教师去当教授，他们大都推辞不就。因为在他们看来，上中教师的身价和名声至少不比一般大学教授低。

我进去的时候刚刚解放一年多，所以作为知识分子的老师们都还比较鲜明的保留着自己的个性，于是给我留下的印象也是鲜明的，至今他们一个个的音容笑貌在我脑子里还栩栩如生。

头一学期第一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贺仁麟先生。他在我们班担任了短时期的班主任，据说他以前当过记者。贺先生个子偏矮，但是俊雅斯文，一袭长衫飘洒得体。说话慢条斯理，声音不大却娓娓动听。一堂堂的课听下去，你不能不折服于他的学问渊博，思想深邃，很有魅力。他教过我们政治课，也许还教过一段时间语文。那年年底掀起轰轰烈烈抗美援朝参加军事干部学校运动的时候，他在学校的有线广播台给全校同学作了“人生观问题”的专题大报告。他不是党员，他这个报告的马列主义有多少我没有水平判断，但是听得津津有味，在一些问题上很有“顿开茅塞”之感。可惜他给我们班上课直接接触的时间只有大约一两个月，我对他的了解也只有这一点点了。

讲课最精彩的，是给我们上平面几何课的老师余元庆，他体态微胖，戴一副深色框架眼镜。他说话略带宁波口音，中气足，而且讲起来抑扬顿挫，有声有色。他能够像说书先生那样来讲解逻辑严谨的几何问题。听他的课是一种享受，何况解几何题本身就像下棋一样有趣。余先生在上海本来是一位名师，他和他弟弟余元熙（也是上中数学老师，担任过教导处副主任）、原上中理科主任朱凤豪（我们进校那年他已经调到吴淞中学任校长）三个人合编的高中数学课本颇有名气。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以后，余元庆先生被调到人民教育出版社任编审，余元熙则被调到华东师范大学任教授。

由于我们一进上中就听了余先生的课，却苦了下个学期教立体几何的女数学老师汪伯珏。平心而论她也不算差，但是比之余元庆难免相形见绌，听着不过瘾，我们班上这些同学，特别是高中一年级开始就进校这一批各方面都是不错的，但是大家有一个“毛病”，对老师的教学很挑剔，甚至可以说口味很有点“刁”。第一学期学平面几何的时候余元庆先生的精彩讲课把我们的胃口吊高了。第二学期女老师汪伯珏教立体几何压力就太大了。偏偏立体几何要求有特别强的空间想象力，教的人要有超越纸面（或黑板面）的描述能力，汪先生在这方面似乎显得有点力不从心，使不少同学越听越烦躁。在课堂上开始对老师有一些不客气的表现。汪先生四十好几了，长得矮胖，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讲不清楚的时候着急起来的样子可怜巴巴的。但是同学们也因为对学习认真，听不懂的时候也着急。由于认真而较真，对她不肯轻易放过，出现了提问“轰炸”，甚至发展到起哄，有一次课堂上还把她急哭了。记得那一次是讲“全同”和“对称全同”的区别，她总把这概念表达不清楚。但是哭过之后的第二天，在一次课间休息的时候她忽然兴高采烈地走进我们教室来，手里拿着一双手套走到讲台前大声说：“你们昨天的问题现在解决了，我去问了余元熙（就是余元庆的弟弟，当时好像已经当了教务处副主任）先生，他告诉我这个问题很简单，对称全同就好像这两只手套，形状完全一样，但是一只正一只反，以此类推就是这样的”。多么可爱的老实人！讲课讲不清楚的时候她只觉得对不起大家，吃不下睡不好，毕恭毕敬去请教比她年轻的同事。找到答案后欢喜雀跃迫不及待地来告诉学生们，并不讳言是余先生教她的。就这点科学精神和诚挚负责的师德，你能说她不是个好老师？

生物老师褚圻风格别致。生物形态和分类早在初中动、植物学中教过了，所以他讲的主要是细胞学、进化论和遗传学基本理论。看起来他在遗传学方面特别有心得，也许主要是因为苏联遗传学的那场“革命”在解放初开始触动了中国学界。褚先生不甘落伍，也发表了一个图文并茂的小册子《遗传学的米丘林路线》，发给我们每个同学一本作为参考书，因为那时的教科书还没有来得及放进这些内容。这本书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批判了魏斯曼、孟德尔和摩尔根的“唯心主义遗传学”。把“物种不变”、“后天获得性不可遗传”和“染色体是遗传基因载体”等观点都斥为资产阶级的反动唯心的伪科学。热情宣传了苏联米丘林——李森科学派的“革命的唯物主义遗传学理论”。我因为一接触到达尔文的进化论就为之倾倒，给我理解生命世界的种种奥秘“开了天目”，所以觉得他批判的这些“资产阶级学说”当然都是错误的。因为，按我那时简单的逻辑，如果物种不变还有什么进化？如果后天获得性不能遗传，各种生物特性靠什么来随着自然环境的变迁而演变？那样复杂精巧的生物的一切秘密会都包含在那几对染色体排列组合的密码里，难免过于神秘而不可思议。但是，这些“资产阶级科学家”犯着什么要弄出这些“反动理论”来呢？据解释，一是为了宣传“上帝创造一切”，用“宗教鸦片”来毒害人民；二个是为了宣传“存在的一切都是永远不变的”，不许革命；三是为了反对革命人民改造大自然。后来这种给自然科学理论乱贴“阶级的”、“政治的”标签的事见多了，才知其可笑可恶，狗屁不通。不过褚先生本人的确是很有学养的，整个生物课讲得引人入胜。

地理老师陆人骥，地理知识十分渊博，但讲的时候总喜欢东拉西扯添加一些花絮，经常扯到完全不相干的地方去了。他在插科打诨的时候，表情却极为严肃，一点也不嬉皮笑脸，只在得意之际翘起下巴抿紧了他的阔嘴，瞪圆了银丝边镜片后面的眼睛，紧瞅着下面对他的宏论有什么反应。他这些题外话里往往不知不觉地偷偷塞进对自己的无伤大雅的吹嘘，偶尔还要摆摆自己的“进步历史”。

有一次他不知又从哪里开始，七拐八弯地扯到他曾经掺和进一次学生运动，他承认自己在其中只当了一个摇旗呐喊的不要紧的角色，但却也被混着“抓进去”了。这倒给了他一个表现英雄气概的机会，警察局里讯问到他的时候他“面不改色心不跳，回答问题时一字不多，一字不少，掐准分寸，大方得体”：“你是干什么的？”“学生”，“姓什么？”“陆”，“叫什么名字？”“人骥”。

讲到这里，他得意起来了：“你们看，我回答得是不是简洁而毫无破绽？要是换了别人，人家问他名字叫什么，他一定说：‘我叫陆人骥’，啊哈！既然前面已经说了‘姓陆’，又说‘叫陆人骥’，那我不是变成‘陆陆人骥’了吗？”之后，同学们在背后就改叫他“陆陆人骥”了。

“抗美援朝”深入以后大力提倡爱国主义教育，“陆陆人骥”也积极响应，在教材里加入了解放初期在毛主席“一定要把淮河治好”的伟大号召下开始筹建的几大水利工程，安徽的佛子岭水库、河南的石漫滩水库、板桥水库等（后面两个水库不幸在1975年8月大洪水中垮坝，带来历史上罕见的大灾，我正好去参加了那次暴雨、洪水的调查），他讲得有声有色注入了爱国主义和颂扬新社会的充沛感情。但是到1951年思想改造运动的时候他差点为自己那喜欢插科打诨的毛病吃了亏。团组织发动同学帮助老师改造，要大家平时注意教员们的言行，特别是在上课时有没有反动或错误言论。于是我们便很注意寻找蛛丝马迹，特别在“陆陆人骥”身上挑出过一些毛病。但具体的我不记得了，只记得他有个口头禅是喜欢在一句话或者一个词汇前面加个：“所谓”。当然也包括在一句正面的话或一个庄严的词汇前加上“所谓”，这就含有贬义了。讲地理难免涉及到政治，这个问题就大了。于是有人提出他这是别有用心，这是我们第一次学会“上纲上线”。好在那一次“思想改造”只是把他们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敲打了一下，洗了个“烫水澡”，当时没有深究，只要以后别再“犯事”。

美术老师（实际上只教图画）是我们的校长孙福熙。是“党外知名人士”，是鲁迅的朋友和学生。大概还是同乡，因为他说的是绍兴国语。从他的神态看有一点年纪了，但是皮肤白皙而滋润，头发漆黑光亮。叫他当行政领导大概不大合适，只能摆摆样子。他本来不善辞令，又不知什么原因似乎有些拘谨。他这个校长的角色好像只表现在每星期一上午全校大会上拿着稿子用他那绍兴官话念一个工作计划报告。开头千篇一律是：“饼（本）周的中心工作……”那时的“中心工作”不谈教学，总是关于当前政治活动方面的，他大概对这个很不在行，所以只好照“饼”宣科了。然后是党支部组委、副校长陈光祖讲话，这才是正戏。听口音他大概是苏北和山东接壤地区的人，在三野当过团政委，三分军人气概，七分政治家的老辣干练。像许多解放军干部那样，喜欢把棉大衣披在肩上，在麦克风前说起话来声音是脉冲式一浪一浪涌出来的，并有低沉的胸腔共鸣，营造出一种事关紧要的严肃气氛。后来在镇压反革命运动期间，学校里抓出一个姓袁的历史反革命。陈光祖在全校大会上宣布这件事的时候，附带点了孙福熙校长的名，说他温情主义，敌我不分，替反革命分子讲情开脱，犯了立场不稳的错误。不久以后，孙校长即调离上中，陈光祖升任校长。

第一学期秋天的时候，程太堃先生担任了我们的班主任，并讲授政治课。早先贺仁麟先生在这个位置的时候，讲了一些社会发展史的基本知识，而程先生开始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这对她来说有亲身经历，当是驾轻就熟。她是苏北人，解放战争时期以知识分子出身参加新四军当过连指导员。她是和陈光祖一同派到上中来的，担任党支部宣传委员。她那时年龄在三十岁左右，脸上饱经风霜，一双单眼皮略带八字形，却炯炯有神。留着解放区女同志式样的短发，戴一顶八角帽。有一次我到教员办公室和她在沙发上坐着谈话时，发现她的腿肚子之粗如同三轮车夫，这显然是行军打仗中练就的。课堂上她不仅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还密切结合当时的时事政治。那时朝鲜战争已经打了几个月了，美国在联合国旗帜下参与，仁川登陆一战使形势急剧逆转。她操着一口苏北话，从世界大局分析起：“美帝国主义别兰（必然）失败，社会主义阵营别兰取得最后胜利，同志们，这是一定的！”这句话几乎成了她那时的口头禅。后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前往纽约联合国大会发出了“中国人民的声音”。程先生特别为伍修权的“洋洋奥（二）万言驳得帝国主义者张口结舌”而自豪。

程先生作为班主任，对我们班团支部的工作和学生思想情况关心得无微不至。校团委会也号召团支部工作要取得班主任的合作，何况程先生是全校少有的党员之一。我们有重要的事情都要去征求她的意见，有重要的会议也请她来参加。她对各种问题当然比我们看得深一层，许多我们想不到的都由她指点出来。比如怎样分析同学中的进步、中间、落后；哪些对象要好好培养；哪些人和问题需要教育帮助；哪些倾向要警惕、反对、批评、斗争。

在程先生看来，我们班上“资产阶级小姐”不少，特别是几个教会女中来的，娇气十足。有对集体生活发牢骚的，有熄灯以后抱着饼干筒在被窝里嚼的，有撒娇发脾气吵架的，也有自己进步了看着别人不顺眼表现出骄傲自大的。她往往直接在她们里面谈话，做工作。后来我们班上女同学表现出明显的“进步”，“娇气”也少了。

历史老师孙运鸿年纪比较大一些，四十好几，将近五十了。面孔和身上都很瘦，不修边幅，剪平顶头，但往往留得很长。大概由于体弱，秋天早早的就穿上了厚厚的棉列宁装。不过他讲课时中气倒是很足的，一双发亮的眼睛滴溜溜转，更加强了他语言的感染力。他讲课极其精彩，引人入胜，就好像在历史事件里我们都在跟着他身历其境一样。第一个学期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在讲“从猿到人”的时候弯着腰、垂着双臂学猿人的样子。正好他又是那眼眶凹，眼睛圆，颧骨凸起的脸相，大家课后都笑：“活生生的一个猿猴。”他自己讲得最津津有味的是古希腊和罗马史，听他描述的那真是精彩盛世，人类文明的光辉童年。特别是作为巔峰的雅典贝利克理时代和东罗马拜占庭时代，他都描绘得极其细致详尽，并发出热情赞叹。而最扣人心弦的还是他讲的中国近代史，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八国联军、甲午海战、戊戌维新……成败、得失、正误、功罪，每件大事他都能分析评论得头头是道，丝丝入扣。我听着心里时常感到遗憾，为什么孙先生不早生一百年，由他去朝廷军机处当总理大臣，或者当太平军的主帅或军师，那样的话，历史的进程就大不一样了。

可是听说在思想改造的时候他受到的震撼最大，开学后遇到学生的时候，他不无夸张地拉着他们的双手，捶胸顿足，表示对过去的悔恨。虽然他究竟有什么问题，特别是政治问题，我至今不甚了了，但那时才听说他解放前曾当过上中的初中部主任，对学生管得非常严厉，近乎法西斯式的教育。学生犯了过失的时候，他的处罚是强迫他们吃奎宁粉。这和我们那个时候看到的热情和善的孙先生完全两样了。不过后来我才知道这不能怪他，解放前的上海中学不仅各方面条件比解放后还要好些，而且对学生的管教也比解放后更严厉。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进行了院系调整，有少数老师在我们毕业前已经开始往大学调了，经过了“思想改造”，他们懂得了“服从祖国需要，服从组织分配”，没有人敢犟着不肯走了。我们升大学以后，我们在的时候那些老师陆续的几乎是“一锅端”的也“升了大学”。去新建的上海师范大学的最多，也有去交大、华东师大等其他学校的，到那边都是教授，有几个去当系主任。

（责任编辑 赵友慈）

2007年第5期 为说真话舍身的林白水　作者：章长炳

中国报业的先驱林白水先生不幸被反动军阀杀害，至今已有81个春秋了。81年在宇宙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在人类社会却是一段漫长的岁月。

林白水先生福建闽侯（今福州）人，生于1874年（清同治十二年），初名林獬，又名万里、白水，字少泉，号白话道人、宣樊，笔名地雷、退室学者。自幼聪颖过人，曾拜福建名士高啸桐为师，研读经史，具有深厚的国学基础。

弱冠，应同宗林启之邀请，赴杭州参与创办求是书院、养正书塾、东城讲舍和蚕学馆四所新式学堂。清光绪二十四年，即1898年，林白水在上述四所学校担任教习，并在《杭州白话报》主持笔政（主编）。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赴沪，与蔡元培、章太炎等筹办《爱国女校》、《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等，宣扬新政，宣传禁烟，提倡社会变革，破除迷信，反对妇女缠足，在江浙一带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杭州市成立全国第一个“女子放足会”。

1903年林白水赴日留学，入早稻田大学专攻法律，兼学新闻。由于沙俄阴谋侵占我国东北三省，林白水在日本参加了中国留日学生爱国拒俄排满活动，并参加了“抗俄义勇军”。同年底回国，与蔡元培创办《俄事警闻》、《警钟日报》，号召国民对沙俄保持警惕。后又自办《中国白话报》公开鼓吹以暴力推翻腐朽的清王朝。

在《警钟日报》担任主编期间，林白水曾撰文宣扬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革命活动，并加入光复会，为孙中山先生所器重，并亲书博爱二字相赠。在辛亥革命前夕，当时具有旧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革命热情十分高涨，各种鼓吹革命的报刊犹如雨后春笋，由林白水主编的《中国白话报》便是其中之一。当时德国在山东青岛等地侵犯中国主权，林白水就在《中国白话报》上加以揭露和抨击，受到德国驻沪总领事的无理干涉。不仅如此，林白水还曾参加过邹容和万福华刺杀广西巡抚王之春的活动。行刺虽未成功，但毕竟也反映林白水是当年一位充满革命激情的热血青年。

辛亥革命后，林白水所主办的报刊，计有《公言报》、《平和日报》、《新社会日报》、《社会日报》等等。他办报的宗旨就是抨击时政，锋芒指向军阀政客、贪官污吏和奸商恶霸。在北京出版的《新社会报》就因为揭露军阀政客互相勾结、狼狈为奸，报馆被查封，白水本人入狱三个月。出狱后，《新社会报》改为《社会日报》，又因发表揭露曹锟贿选总统的文章，使报馆遭到查封，他自己又再次入狱。这是民国十二年的事情。到1926年（民国十五年）北洋军阀张宗昌进驻北京，任命其亲信幕僚潘复为国务总理。潘复为人贪婪成性，民愤极大，是张宗昌的心腹谋士。在张宗昌的包庇下曾任一年财政次长就贪污几十万银元，并在北京、天津买下几处洋房。林白水早在1923年1月25日在《社会日报》上就曾揭露过潘复，潘复一直对林白水怀恨在心，必欲除之而后快。到了1926年8月5日，林白水在《社会日报》上又发表《官僚之运气》一文，再次对潘复进行揭露与批判，并称潘复为张宗昌的“肾囊”，潘复阅后岂能容忍，立即派宪兵司令王琦亲至《社会日报》勒令林白水更正请罪，被林白水严词拒绝。于是当场被捕，未经审讯，翌晨被押至北京天桥南大道枪决。其时正值炎夏，有人见他身着白夏布长衫，白发蓬松，血迹斑斑，陈尸道旁，惨不忍睹。

一代报业先驱，就因为说了几句话，写了几篇文章，就惨死在封建军阀的枪口下，由此可见当时中国社会黑暗到何等程度，哪有什么公理？哪有什么人道？枪杆子在谁手里，谁就有了一切，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就是那些封建军阀政客们的残忍卑鄙的手段。林白水经常撰文抨击时弊，锋芒所及，横扫军阀官僚，因而他的被害早在人们意料之中。张宗昌杀害林白水，是当时社会反动势力痛恨林白水的必然结果。

林白水牺牲后，北京新闻界人人自危。《世界日报》社长成舍我先生因同情林白水先生亦被张宗昌逮捕入狱。《民立报》同时被封闭。北京城内风声鹤唳，陷于一片恐怖之中。但是，就在林白水被害的当天晚上，竟有一部分主持正义的新闻记者聚集在北京东单三条大和俱乐部开会，发表宣言，对林白水之死深表同情，对未经审讯残忍杀害林白水的军阀官僚，表示严厉的谴责。（下转72页）

（上接80页）1928年北伐成功后，北京改名为北平。当时北平第一任市长是何其巩先生，他为了伸张正义，凝聚人心，就职不久，就决定在北平浙江会馆召开追悼会，隆重追悼新闻界的两位先烈——林白水与邵飘萍先生。邵飘萍先生是北京《京报》社长，也是1926年被军阀张作霖杀害的。

何其巩先生为了宣扬国民党是革命党，革命党实行的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与封建军阀大相径庭。为了彰显新政带来的新气象，何其巩将此次追悼大会布置得十分隆重而严肃，到会代表约一千人左右。会场正面悬挂“国家正气，革命先驱”八个大字，烈士遗像两旁写有“以身殉报”与“为国捐躯”一副对联。会场内外张贴大量挽联，内容无非都是赞扬林白水与邵飘萍两位烈士的崇高品质与光辉业绩。何其巩市长带领大家向孙中山先生和两位烈士等行三鞠躬礼，并宣读祭文。然后由社会各界代表发表演说，充分赞扬烈士的正义行为和高尚人格，同时严厉谴责军阀官僚的无耻与罪恶。北平市政府这一举措当时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也是国民党当局对林白水、邵飘萍两位烈士的平反与昭雪。

纵观林白水的一生，被他抨击的军阀，除张宗昌、潘复外，还有袁世凯、吴佩孚、段祺瑞、曹锟、许世英、陈锦涛等人。林白水深知办报有风险，并且已经尝够了报馆被砸、三进牢房的苦头，但他还是不改初衷，义无反顾地坚持办下去。因为他办报的宗旨，就是要“树改造报业之风声、做革新社会之前马”，即便遭遇不测，甚至流血牺牲，也在所不惜。这就是林白水先生的可贵之处。

林白水先生的牺牲，乃是中国新闻界的不幸。广而言之，也是中国社会的悲剧。1985年7月30日，林白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为革命烈士，这已是不幸中之大幸了。林白水先生泉下有知，当含笑于九泉矣！

（本文作者系中国辛亥革命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2007年第5期 平和的进步　作者：朱　正

袁世凯称帝失败死去之后，中国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今后怎么办呢？积极参与反袁斗争的梁启超发表了一个原则性的意见。1916年9月30日他在南京军警政各界欢迎会上的演说中有这样一段话：

今后究由何道乃得为此国体立一万年不拔之基，则吾以为可以五字括之，曰平和的进步而已。所谓平和的进步者，第一可证以不进步的平和。即凡国家大事，动以变革为虑，惟保存之是好。稍有危险，即有所惮而不敢为，如是平和固得矣，而进步则何如？美其名曰平和，实则腐败而已，顽旧而已。且以方今之大势论，国际竞争如是其烈，外交大势若是其危，经济组织之变迥异前古，若政治，若社会，若教育，若生计，所应改革者正多。使我人贪此平和之名而阻塞国家新机，不惟大势所不许，质言之，则无以立国而已。其次证以不平和的进步。凡国家无论何事以猛进为主，事因猛进之故，而至于冲突，则曰此改制时必经之阶级也，此当然之代价也。凡更张之举，是否与国情相合，概置不问，而惟新是好。是动摇也，破坏也，非进步也。且用此目的，而诚能达进步之目的于一二，宁非可欣？无如此种进步，以新者之独伸，而他方必与旧者相冲突。冲突以后，或旧胜而新败，则国家复陷于复古之状态。证之数年历史，岂不若是耶？可知此种进步不惟牺牲平和，而于进步之目的，丝毫无与。不过有动有反动，而国家长此纷扰而已。今国中政治潮流虽不能一言尽，而要之一以平和为旗帜，一以进步相标榜。此两派所言，各有一部分之真理，而要不能谓为全是。盖仅有平和，不能合于世界之新潮流；仅有进步，不能为固有国情留有余地步，已如上述。故以启超所见，非合此二者而调和之，则不足以定今后之国本也。（《〈饮冰室合集〉集外文》）

我以为今天来看这段文字特别有意思。如果把“平和”换成“稳定”，“进步”换成“改革”，读起来就像是现代人的文章了。梁启超说得真好：如果拿稳定这个大道理来阻挠改革，“实则腐败而已，顽旧而已”，目前朝野同样深感忧虑的腐败现象就是明证。另一方面，梁启超也强调了稳定的重要性，没有稳定，国家长此纷扰不已，也就不可能有改革，不可能有进步或发展了。

梁启超真不愧为鼓吹政治体制改革的先驱，他几十年前的这一席发言，对时移世易之后的读者也仍是有极大启发作用的。

2007年第5期 从传统文化借鉴反腐败经验是个假命题　作者：张绪山

近年来，随着“国学热”、“传统文化热”的升温和官场腐败案的层出不穷，有人试图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克服腐败的灵丹妙方，以至产生了一个“从传统文化中借鉴反腐败经验”的设想，而且有声响日高的趋势。从动机上，论者可谓用心良苦，但严格说来，此论却是一个经不起推敲的假命题或伪问题。

“重民思想”和传统吏治文化对现时反腐败无借鉴意义

“传统文化”是一个意义十分宽泛、模糊的概念。客观地讲，“传统文化”包含丰富的内涵，对于其中所体现的人文和社会价值的意义，似不宜简单地肯定或否定。但“从传统文化中借鉴反腐败经验”这个命题所关涉的，是“反腐败”这个时代问题与传统文化中的“反腐败经验”。就具体的指向而言，“传统文化中的反腐败经验”所能包含的，不外乎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诸如“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之类的“重民思想”，一是传统官僚政治文化中的吏治经验。因此，看似玄虚而复杂的“反腐败”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实际上是要回答，传统文化中的这两个方面是否能为当今社会面临的“反腐败”主题提供有益的借鉴，而传统文化中的其他方面似乎与反腐败这个主题无甚关涉。

无庸赘言，“重民思想”确实是传统文化中重要的思想遗产之一，然而，我们必须明白，在中国历史上，“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之类的“重民思想”，所体现的不过是一些具有政治参与意识的书生一厢情愿的理想而已，执权柄的统治集团所坚信的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骨子里是不会接受的。这种书生理想在“传统文化”中从来就处于很微末的地位，历来都不曾受到统治者的重视，更没有在专制体制下的制度设计中有所体现。中国历史上的“重民思想”与近代意义上的“民本思想”不同。“民本思想”与“社会契约论”互为关联，促成了作为近代世界进步标志的民主政治和法治制度的基础。中国传统的“重民思想”从来没有产生类似的结果。

实际上，盛行于今日政坛的所谓“人民公仆论”——人民是主人翁，官员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在深度上早已超出了传统的“重民思想”。既然“人民公仆论”无法阻挡滚滚腐败之流，那么以历史上的“重民思想”，又怎能在今日的反腐败斗争中发挥作用？要知道，我们所面临的“反腐败”这个时代命题，已经不是某一种观念所能解决。“存天理，灭人欲”式的道德自律，在一个礼崩乐坏、欲望横流的时代是不会有任何效验的。唯一可行的措施不外两个方面，一是制度上的约束力和法律上的惩罚力，二是保证这种约束力和惩罚力得以落实的物质力量；这两个方面互为里表，互为条件，缺一不可：有制度和法律而无保障其落实的物质力量（具体表现为代表权力制衡的政治集团），制度和法律等于虚设，难以推行；有权力制衡的政治集团而无相应的制度和法律，则物质力量之行为无规则可遵循。传统官僚政治体制及其文化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我们知道，中国传统官僚政治在本质上是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专制集权政治。这种政治制度最突出的特征是严格的等级关系。在这种权力等级结构中，上对下拥有绝对的权力，下对上必须绝对服从。由此造成一个必然结果是，国家政治生活能否正常运转，廉洁高效，取决于两个不可或缺的条件：一是以皇权为代表的最高权力是否能保持强大控制力，二是这个最高权力本身能否保持廉洁。但问题是，最高权力在不受制约的情况下，实际上最易腐败的，一旦最高权力腐败，整个官僚政治绝对不可能保持其强大控制力和廉洁高效，因此腐败成为不可避免之事。换言之，传统吏治制度的制度约束力和法律惩罚力，其前提是不稳固的，它没有得以落实的物质力量，即不同政治集团制约力量的保障。

中国历史上，所谓传统吏治经验无非是严刑峻法，如朱元璋的“剥皮实草”之类；但专制制度下的历朝历代的严刑峻法，都永远脱不了事后惩罚的老套路，而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早已充分证明，“事后惩罚”的法律制度，不管如何严厉，都根本无法杜绝官员腐败于未萌，因为它所能做到的只是对已经形成的犯罪事实实施不得已的惩罚。

更重要的事实是，一个新王朝建立之初，差不多还能做到严刑峻法，因为新王朝的建立者都是民众反抗力量的目睹者或亲历者，亲眼目睹或亲身体验了“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惊心动魄的强大冲击力。但是，新王朝开拓者从波澜壮阔的民众反抗运动中形成的“惧民观念”，随着统治秩序的逐渐恢复而逐渐减弱，在依靠血统继承皇位的后继者那里，其影响力逐渐消失。来自“打天下”的王朝开创者本能地感悟到的“惧民观念”，从来就没有对传统官僚政治形成实质性冲击，形成相应的以民众制约官员的制度，因而谈不上对中国传统官僚政治的根本影响。一部中国历史证明，从来没有哪个王朝将严刑峻法贯彻到底，最先破坏法律的往往正是最高权力集团的成员，他们享有的特权是对法律的最严重的腐蚀剂。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充其量不过是欺人自欺的遮羞布。

在传统宗法专制吏治制度中，看不到民意对官僚政治的制约。因此，只有当整个官僚集团的腐败行为超出民众承受能力时，民众便揭竿而起，铤而走险，推翻整个权力集团，建立同样结构的吏治体制，然后再经历同样的历史循环。王朝虽有更迭，其制度结构却没有本质的变化。近代以前的一部中国历史，其实就是一部王朝更迭史；在这部王朝更迭史中，人们惟见兴衰治乱，却看不到制度上脱胎换骨的更新。所以，这部历史演示给人们的，是一幕幕成败兴亡的悲喜剧。然而，在这似乎永无休止的业力轮回的悲喜剧舞台上，角色虽有变化，但处于官僚体制之外被当作道具使用和折腾的芸芸众生，对这个相同结构的吏治体制从来没有任何制约力量。

传统吏治文化是现代法治社会的障碍

从根本上，传统吏治文化在预防和治理腐败方面是没有成功的经验可借鉴的。不惟如此，它的许多观念还成为现代法治社会的障碍。

第一，传统吏治文化的前提是“性善论”，它强调“人之初，性本善”，一厢情愿地相信帝王“禅让”和“大公无私”的美德，天真地相信君王趋向“仁政”的自觉性，对人性恶质的存在视而不见，从未提出“如果执权柄者怙恶不悛怎么办？”这种法治制度不可或缺的前提设问，从未正视官场对人性恶质膨胀的催化作用，其结果是限制君王恶性滋长的约束机制无法形成，暴政一旦形成，民众束手无策，无法求助于制度的保障，除了暴力行动别无选择。由于从未出现类似西方基督教文化背景中的“原罪论”，中国传统吏治文化缺少西方社会中作为民众共识的以人性恶为前提的“权力意味着腐败”、“绝对的权力意味着绝对腐败”的法制伦理前提。

第二，“性善论”与家国同构思想，使传统吏治伦理充满家族伦理观念，“青天老爷”、“父母官”等观念成为根深蒂固的为官意识。在具体实践中，各级官吏逐渐将自己视为法律的化身，而不是与民众一样服从法律的个体。这种为官意识成为官员特权思想的潜在意识前提。法律统治下“人人平等”的公民观念，在各级官僚那里很难被接受。

第三，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传统吏治政治中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现实，使他们以统治集团享有特权为理所当然，从来不敢设想自己是与官僚集团成员享有同等权利的“公民”。在他们的思想中，没有公民社会不可缺少的“权利观念”，只有“明君”、“青天”和“臣民”意识，现代法制社会必不可少的“公民意识”始终无法形成。中国老百姓对官员的畏惧源自“臣民”观念。

传统吏治制度具有的宗法专制特性以及它所造就的“臣民”心态，决定了它不可能为今日的反腐败提供实质性的借鉴。如果传统官僚政治及其文化真能为历代统治者提供跳出治乱兴衰循环圈的良策妙方，那么中国历史早就不会有王朝更迭了；如果传统旧制度真的具备脱胎换骨、自我更新的机制，那么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以生命为代价、前赴后继去进行的以颠覆旧体制为目标的革命活动，就完全没有意义了。说到底，宗法专制官僚体制本身的缺陷乃是政治腐败的根源。如果说“从传统文化中借鉴反腐败经验”这个命题还有价值的话，那么也是在否定意义上，即：根治今日的腐败，绝不能走传统吏治的老路；要从传统吏治文化中找到跳出治乱兴衰循环圈的经验，无异于向一个行将就木的野郎中寻求长生不老术。今日中国的官场腐败案屡屡发生的整体背景，是中国社会由传统体制向现代体制的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传统旧体制的遗留毒素未能完全铲除，现代民主体制未能完全确立和正常运转，这才是官场腐败的症结。因此，根治目下汹涌而来的官场腐败，最需要也最有效的捷径，不是走回头路，向“文武周孔”那里取经，而是要向前看，认真研究和借鉴已经完成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先进国家的吏治经验，为我所用。如果回过头去到传统文化中去寻讨所谓“灵丹妙方”，其情形无异于缘木而求鱼，也很像一个人幻想自己可以提着头发脱离地面，飞向空中。（2006-7-6）

（责任编辑 萧 徐）

2007年第6期 理论思维活跃是民族振兴的喜庆气象　作者：杜润生

《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这篇文章，在《炎黄春秋》第二期的“一家言”栏目发表之后，引发了热烈的议论。这是很好的现象。这表明我们党的理论思维相当活跃。一个党，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理论思维，一定会衰败下去。

有争论是好事。不同的观点，就是在不同方向上的探索。即使错了也不要紧。思想上的试错，可以代替行动上的试错。不同观点充分展开，在思想上探索各种可能性，比较各家观点的优劣，这是最安全的。有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们的民族就比较容易找到正确的道路，少走弯路，少走错路。理论思维活跃，有利于民族振兴。这是民族振兴的喜庆气象。

建议《炎黄春秋》利用这个机会，提供各方面的观点和资料，帮助大家活跃理论思维。

谢韬文中有一个地方说“只有民主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个提法，口气硬了，不一定妥当。现在中国并没有出现民族危机。但我很赞成独立思考。没有独立思考，十亿颗脑袋等于一颗脑袋，要错大家一起错，我们有惨痛的历史教训。

这场争论有一个作用：搞清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含义。什么是中国特色？首先是不要苏联特色，不要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这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的。那么，要不要瑞典特色？要不要瑞典式的社会主义？瑞典是800多万人口的小国，我们是13亿人口的大国，大国怎么搞？恐怕也不能全盘接受瑞典模式。

但我们可以吸收人家的好观点，接受普遍适用的一般性经验。比如，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继承和发展，资本主义可以为我所用，允许资本主义有适度的发展。我们可以结合自身情况，借鉴吸收各方面的好办法，最终形成中国自己的发展模式。这样的发展模式，可以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可以叫有中国特色的别的什么主义。听说邓小平1987年就说过，只要国民经济搞上去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人民满意了，叫什么主义都可以。

我自己没有什么主义，有主义也是经验主义。我搞农村工作，缺乏理论思维。我愿意借此机会，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

（杜润生，1913年生，山西省太谷人，1936年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部宣传部长，同年加入中共。抗日战争后历任根据地多处中共地委书记，中共中央中原局、华中局秘书长。建国后任国务院农村办副主任，离休前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责任编辑杜导正）

2007年第6期 试解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理论与中国改革　作者：谢　韬　辛子陵

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理论宣称公有制、国有化是社会主义的最高原则，隐瞒马克思关于在公有制、国有化的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的主张。这一理论上的修改，后果极其严重。我们以为，重建个人所有制，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是个行之则一言可以兴邦，违之则一言可以丧邦的大问题。

马克思设想革命胜利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道路分为两步：第一步，把原属于资本家的大公司、大工厂等生产资料收归国有，由政府控制起来；第二步，政府要寻找一定的形式将社会财富回归社会，回归人民，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个意思见《资本论》第1卷第832页：“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力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到写《资本论》第3卷的时候，由于股份公司的出现，使马克思不仅找到了把生产资料“当作共同生产者共有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的形式，而且找到了“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所有”，即“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形式，这就是股票（见《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中文版第502页）。股票这种占有方式，是“以现代生产资料的本性为基础的产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和享乐的资料”（恩格斯《反杜林论》，大字本第6分册第334页）。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小小一张股票，体现了社会所有与个人所有的统一，公有制与私有制的统一，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统一。重建的这种个人所有制，既包括共同占有、个人有份的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又包括由这个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派生出来的一定数量的生活资料，是一种以个人私有为基础的均富状态。马克思对公有制的定义，就是让自然人拥有生产资料，人人有份。这就是社会化，这就是公有制，而不是政府所有制。

列宁、斯大林，包括我们的毛泽东主席，在革命取得成功后，忽视马克思关于在“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句最重要的话，把公有制异化为政府所有制，实际上变成对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社会各阶层人民的剥夺，这是前苏联、东欧与改革前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失败的理论根源。他们先把大企业收归国有，然后又对中小企业、手工业和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一切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经济体制，一切归公。

那么谁代表“公”呢？回答是国家；谁代表国家呢？共产党执政的政府；谁代表政府呢？被委派到企业的干部，以及领导这些企业干部的政府官员。名为公有制、国有制、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一较真，一落实，实际上蜕化成一种“官有制”。把本该回归社会的财富抓在政府手里，由政府控制全部资源，政府包办所有企业，政府成为高度垄断的总资本家，全国人民都成为政府的打工仔。恩格斯早就告诫不要把“俾斯麦的国有化，都说成是社会主义的”，“否则，皇家海外贸易公司、皇家陶瓷厂，甚至陆军被服厂，也都是社会主义设施了”（恩格斯《反杜林论》大字本第6分册第332页）。

长期以来我们所受的政治教育就是公有制、国有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境界，公有制、国有化的比例越高就越好。这是不正确的，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在所有制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原则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只要适合，私有制、股份制、合作制、公私合营、中外合资等等所有制形式，都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公有制企业主要是必须由国家垄断的企业（如铁路、航空、银行），私人无力兴办的企业（如核电站、石油、天然气），以及公益性企业（如城市公共交通、邮政、自来水）。这些企业带有全民福利性质，不以赢利为主，要靠国家投资和补贴。社会自然演进的结果是混合经济，是所有制多元化。“一大二公”的追求是一种“左”倾愚昧。

不执行马克思关于“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这一条，实行绝对的国有化，这就注定了这些国家的人民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没有热情，注定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永远赶不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注定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将作为阻碍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落后的生产方式被历史淘汰。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原因可以说出许多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观察，最根本的是没有重建个人所有制。社会主义国家形成定制的那种政府垄断生产资料，名义上属于全民实际上人民没份的占有方式，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一切社会贫困、精神屈从和政治依附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5月第136页），取消“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一条，就割断了人民与“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一切联系。劳动人民欢呼革命之后发现，政府成了“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自己的“社会贫困、精神屈从和政治依附”地位并没有变化，所谓“全民所有”是一种空话。这使人民想起了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的一个著名口号：“一切为了人民，但一切不要人民参与”（萨尔沃·马斯泰罗内《欧洲民主史》，社科文献出版社1994年5月版，第35页引）。执政党不仅“代表人民”在政治上“当家作主”，而且在经济上“代表人民”掌控全国财富；在舆论上执政党还“代表人民”讴歌这种剥夺了人民一切的制度是“共产主义天堂”。年深日久，官有制企业必然成为贪污腐败的温床，成为产生特权阶层的土壤。官僚资本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必然会尖锐化起来。前苏共党员、现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一语中的地指出：“苏联和苏共垮台的基本原因是对财产、权力和真理的垄断”（1995年8月10日答记者问）。

社会主义国家只要执行马克思的第二步，在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是可以发展起来，跻身先进国家行列的。中国毛泽东时代的停滞衰退和邓小平时代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证明了这一点。邓小平这一套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判断是非的不是尘封的历史文献，是现实的社会生活，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改善程度。邓小平时代的劳动生产率比毛泽东时代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33倍。劳动生产率归根结底是马克思主义战胜“左”倾主义、正确路线战胜错误路线、真社会主义战胜假社会主义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经过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三代领导人的持续努力，还是这个中国共产党，还是这个中国，还是这些中国人，中国崛起了。2004年5月26日温家宝总理在世界银行全球扶贫大会上宣布：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从1979年到2003年，国民生产总值由3624亿元，增加到11万6900亿元，扣除价格因素，增长了8.4倍；同期，全国居民消费水平年均增长7%；按现行汇率计算，2003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90美元，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2006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了21万亿元。

毛泽东同志在民主革命时期，提出来的政纲是“打土豪，分田地”。第一步是没收地主的土地，第二步是将土地分给少地、无地的农民。这和马克思主张的第一步没收资本家的财产，第二步重建个人所有制的主张是一致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纲具有极大的动员力和号召力。毛泽东等同志领导的中国土地革命和农民的个人利益是一致的。《孙子兵法》说，上下同欲者胜。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得到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支援。这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根本原因。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共领导的那场全国土地改革是正确的，问题出在立刻搞合作化和公社化，“一大二公”，把分给农民的土地又收回来，打破了农民建立个人所有制，发财致富的梦想，用共产主义的大话和空话教育农民。我们党取消了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政纲，也就失掉了农民的支持，遭到了几乎毁掉一切的惨败。

为了使大家明了这个矛盾的尖锐性，我们讲一个村子里的真人真事。据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1960年在浙江省富阳县环山村环二大队的调查，一个劳动日日值是三分钱，就是说农民劳动一天挣来一根冰棍钱（当时最便宜的冰棍三分钱一根）。富阳地区是著名的鱼米之乡，人民历来丰衣足食。公社化后一个中等劳动力在队里干一年活，只分二元五角三分，换不回口粮。全队二百二十四户，户户倒挂，都欠队里的债。全队共有人口803人，人均欠债48元1角8分（《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共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82页）。这欠款并不是社员借钱娶媳妇、盖新房了，欠的是口粮钱。人民公社竟是这么一种制度，连社员的饭都供不起，人民连简单再生产都不能维持，还奢谈向共产主义过渡。这种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极低的劳动生产率，是农民对“一大二公”的报复。国家斩断了农民和公有财产——土地和粮食——的任何联系，破灭了农民勤劳致富的任何希望，他们怎么会有劳动积极性？

极左路线到此并没有止步。合作化、公社化还不够，还得割资本主义尾巴。农家母鸡生了蛋，老太婆拿到集市（自由市场）多卖几角钱买灯油都不行，这叫资本主义尾巴，得割掉，低价卖给供销社，拿到国家手里。国家的触角就这样直接伸向老太婆手里那几个鸡蛋。这就是按照斯大林模式，要消灭每时每刻都产生资本主义的小农经济所采取的政策。农民当然要反抗，当他们退社的要求被镇压后，他们不敢再索要自己的土地，只要求包产到户。这种经营方式，和多劳多得挂钩，和个人利益挂钩，是部分地“重建个人所有制”。但又不允。为了一个包产到户，从中央到基层，多少为民请命的好干部被整得家破人亡啊！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实行了三年，饿死了3000多万人。这不是个别政策失当，是根本理论的错误，是根本路线的错误，是根本道路的错误，是既不能带来富裕，又不能带来平等的空想社会主义，应予彻底否定。

在空想社会主义道路走至几乎山穷水尽的日子里，毛泽东退居二线，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放开手脚，挽救已近崩溃的国民经济，制止饿死人事态继续发展，救人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些和私有制沾边的政策才能挽狂澜于既倒，调动农民生产自救的积极性。刘少奇等所采取的政策，举其荦荦大端就是所谓“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负盈亏、自由市场和包产到户。“三自一包”的政策像一支巨大的强心剂一样，给奄奄一息的6亿神州注入了活力。广袤的农村复苏了。农民又有了依靠自己的劳动活下去的希望。1964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3750亿斤，比上年增加350亿斤，农业走出了低谷。对于实行“三自一包”政策，刘少奇等心里并不踏实，是一种战战兢兢、忐忑不安的心态。因为按照列宁主义和当时毛泽东的指示，这些政策具有右的性质，属于资本主义范畴。刘少奇等只是暂时利用一下这些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政策，并没有准备走多远，一旦国家渡过危机，就赶紧回头，害怕被抓住小辫子，费力不讨好。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他们更没有话语权，意识形态的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毛泽东手里。果然，危机缓解以后，毛泽东同志高扬列宁主义旗帜，批判“三自一包”，说这是资本主义道路。为什么饿死百姓的三大政策——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还被称为“三面红旗”高举着，还被说成是对列宁主义的创造性地发展；救活百姓的“三自一包”倒成了弥天大罪，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党内同志都知道“三自一包”挽救了国家的经济、政治危机，但没有一个人敢出来说“三自一包”是正确的，都得跟着毛泽东批“三自一包”，直到毛逝世后为刘少奇平反，仍不敢肯定刘少奇的“三自一包”政策是正确的，是为国为民做了好事。这就是话语权的厉害。所谓话语权在当今中国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刘少奇只在政策上拨乱反正，没有在话语权上拨乱反正，承认毛的话语权，让各级干部和全国人民喊着“三面红旗”万万岁去搞“三自一包”，尽管救了国家，救了百姓，但毛泽东同志一变话，刘少奇的盖世功劳立即变成弥天大罪。秉政者不懂得掌握话语权的重要，或在话语权上妥协投降，是要吃大亏的。

今天我们就较较真：“三自一包”究竟符合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是谁违反马克思主义？提到理论上说，自留地、自负盈亏、自由市场和包产到户就是马克思说的在“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三自一包”的继承和发展，是“三自一包”的发扬光大。从农村的联产承包制到城市国营中小企业承包、租赁、卖给个人经营，大企业改为股份制，都是要在“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明明是马克思的主张，左派同志却一口咬定这是复辟资本主义。他们的论据是列宁、斯大林，也包括晚年毛泽东同志的话。改革派直接去请教马克思。结果发现，在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才是正确的，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经，才是社会主义的正路。倒是列宁、斯大林和晚年毛泽东的论著中，特别是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有许多违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起码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要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个根本问题上，他们是彻底地错了，被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性失败证明错了，被苏联饿死1300万人、中国饿死3000多万人的血淋淋的事实证明错了。斯大林和晚年毛泽东搞的那个穷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不应成为衡量今日之是非的标准。我们要高举重建个人所有制的马克思主义旗帜胜利前进。

我们认为，重建个人所有制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可以说，改革开放的各项政策，都是为了在13亿中国人民中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让大家尽可能多地积累一点财产。尽管客观和主观条件不同，富裕的程度也会不同，但要让大家共同富起来。这是建设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是改革开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回到贫穷的大祸饭的社会主义，只有少数人靠不正当的手段发财的社会主义，都是假社会主义，都是假马克思主义，都是对这一马克思主义路线的背离。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目标是要让全国人民，包括那些老少边穷地区的农牧民，都过上小康以上水平的生活；要在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条件下，经过平等竞争，造就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就是出了比尔·盖茨那样的冒尖户也要保护。

避免两极分化是对的，但认识上有误区。有两种分化，一种是同向分化，一种是反向分化。所谓同向分化，就是大家的收入普遍增加，有的增得多一点，有的增得少一点。反向分化是少数人增加，多数人减少，多数人减少的部分进了少数增加者的钱袋。我们要极力避免的是反向分化；对同向分化不能反对，这是整个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一反同向分化，必然要走向平均主义，导致整个社会的停滞不前。有人看到比尔·盖茨有500亿美元财产，住那样豪华的房子，就产生极大的义愤。他们没看到比尔·盖茨对美国、对人类作出了多大贡献。比尔·盖茨振兴了美国乃至世界的IT业，美国经济增长80%来自IT业，解决了无数人的就业问题。他和妻子建立了全球最大的慈善基金会，他们拿出来救助非洲穷人的慈善捐款就达288亿美元，占他的财产的一半以上。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对这样的人没收财产，把他下放农村劳动，灭了这个冒尖户。所以中国出不了比尔·盖茨。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还自我欣赏说我国劳动人民地位高。现在中央改变了这种狭隘的、短视的、哗众取宠的平均主义政策，在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普遍提高的过程中，给有本事的人（他们代表先进生产力）充分的发展空间，制定《物权法》，保护他们个人合法所得的财富，是完全正确的。他们的成功不仅属于个人，也给整个社会增加了财富，和人民大众的利益是一致的。这不是修正主义，不是复辟资本主义，这就是马克思说的重建个人所有制，这就是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改革开放以后，经过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三代领导人的持续努力，开创了以重建个人所有制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将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服膺马克思、恩格斯晚年遗教，继承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彻底脱离苏联模式，回归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定位。

（作者谢韬是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辛子陵是国防大学四级研究员，本名宋科）

（责任编辑致中）

2007年第6期 如何重建马克思倡导的“个人所有制”　作者：应克复

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之后应当建立什么样的所有制，还是一个谜，这一点可从《资本论》第1卷的最后结论中得到证实。马克思写道，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后，“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不过，这种个人所有制是建立在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的。（注1）

马克思的这一思想令人费解，学者们的解释于是众说纷纭，甚至有“无解的命题”一说。（注2）

这里的难点是：1.个人所有制与私有制有何区别？2.这种个人所有制如何建立在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如何保障既共同占有，又为个人所有？值得注意的还有，马克思在这里没有提到公有制。

马克思在对未来所有制的设想中，他对个人所有权的重视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当时尚无实践经验，他对未来社会的所有制的情形不可能作出具体的描述。到了19世纪，一种新的所有制形态——股份制出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对此作出了天才的分析。由于此种所有制问世不久，尚未成熟，对它的认识不可能到位，因此，马克思对未来的所有制依然没有提供清楚的答案。以后的一个多世纪中，股份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全面认识它的本质才有了可能。

股份制既不是传统的个人所有制，也不是传统的公有制。传统的个人所有制是以个人（包括家庭）为单位的私人所有制。传统的公有制是以公法人为代理的为共同体成员无差异共有的所有制，而股份制是以个人所有为基础联合形成的差异共有制。

所谓“差异共有制”，就是参与这一共有制的集合体中的每一个成员因投入份额不等的资产，因而享有不等额（差异）的所有权，因此，集合体每一成员对其共有财产中属于自己的那部分的界区是清晰的。这是与无差异共有制的一个重要区别。这种分散的资产经自由联合为一个集合的总资产后，为了投入生产经营，集合体必须委派代理者支配运营这一资产，这样，现代法人产权制度应运而生。于是，差异共有制就出现了两权分立——法人产权（支配权）与股东产权（终极产权）的分立，前者受后者委派并受后者的监督与制约。这是与无差异共有制的又一个重要区别。这种所有制，既具有财产所有权的个体性，又具有财产运营时的集中性；前者使每个所有者对其资产有着自然的关切，后者使企业实力雄厚，适应竞争。这种所有制，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其约束机制与激励机制远胜于传统公有制，因而在现代经济大舞台上大显身手。总之，这种所有制其产权的共同占有超越了私有制产权的分散占有，而这种共同占有又由于联合体中个体占有的差异性超越了传统公有制中产权的混沌性，它兼具公有、私有之优点又克服了两者之缺点而见长，是公私兼容的二重性所有制形式。但是，这种所有制的基础是个人所有，是个人所有者自由联合的所有制形式，因此，应归属于私有制的范畴，是私有制适应现代社会生产力的伟大创新。

马克思当时对股份制虽作了深刻的分析，由于股份制促使资本的集中而产生了垄断资本，竞争又促使资本更集中于大资本家手中，尽管资本采取了“社会资本”的形式，但没有克服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因此，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股份制企业”，“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注3）马克思的意思是，它为无产阶级剥夺这种集中的资本建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准备了条件（后来，列宁也认为，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基础上产生的垄断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因此，股份制必将寿终正寝，退出历史舞台。

但是，股份制在往后的发展中，出现了由“资本集合体”阶段发展到“资本集合体”与“劳动集合体”（此时劳动者也是股份所有者）相交叉甚至相融合的阶段。劳动集合体成员开始是企业高级主管与高级技术人员，然后向一般劳动者扩大，他们以股份额可索取相应剩余。这是股份制发展的第二阶段。此时股份制的资本还仅为物力资本。股份制的第三阶段是人力资本成为股份资产中的新伙伴，并分享企业的剩余（以前只为物力资本所索取）。就是说，物力资本与人力资本共创利润，公司职员的人力资本所创造的剩余应属于公司职员。如此，人力资本所有者（主要是企业主管与高级技术人才的智力资本，然后向其他劳动者扩大）不但可以获得工资报酬，还可以索取相应的剩余。这不但表明，股份制与商品生产、市场经济共存共荣，而且还产生了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这种关系为消除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展现了可喜的前景。（注4）马克思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设想，在此不是成了现实了吗？

有人认为，股份制不是独立的所有制形式，它的性质要由持有50%以上股权持有者的性质来决定。如果50%以上的股权属社会共同体或政府，它就是公有制；如果50%以上的股权属分散的私人，它就是私有制，如此，就有了公、私两种性质不同的股份制了。其实，鉴别是不是真正的股份制，必要条件是看其是否实行法人产权与股东的最终产权的分立；这里的法人是私法人，即由股份制中自由联合体所委托的代表，而不是公法人——共同体或政府指派的代表。如果公法人垄断了企业50%的股权，在体制上就不可能真正地（而非形式上）实行法人产权与股东产权的分立制，因而仍难以克服改制前国企所存在的那些弊病。这种企业虽然也可以活动于股市的舞台上（特别是市场与股市尚未发育、民间私有经济比较弱小的情况下），但不过是披着股份制的外衣的伪股份制。这种股份制由于产权机制的缺陷尚未获得持久成功的先例。

2007年第6期 读《一篇迟到的考察纪要》　作者：吴　江

位于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东南部的瑞典王国，在1889年瑞典社会民主党成立时，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其经济状况比1917年十月革命时的俄罗斯还落后得多。从1920年瑞典社会民主党开始执政直到现在，虽然执政几度易手，但大多数时间还是社会民主党执政，在此期间（到20世纪80年代），他们把瑞典从一个落后国家建设成世界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占第二位的经济发达国家（第一位是瑞士），从社会福利来说，则是第一位，标志着分配的公平化达到了很高的程度。

以上是刚读到的《一篇迟到的考察纪要》中所写的（以下简称《考察纪要》）。这篇《考察纪要》的作者杨启先曾于1985年和1988年两次赴瑞典进行考察，其得到的总的看法是：“多年以来，对于瑞典式社会主义，我们不仅一直视为异端，持严厉批判的态度，而且时至今日，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仍然肯定的少，否定的多。其实，这是不够公平的。如果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我们就不难发现，除了其在政治上的是非暂时还难以做出一般都能够接受的结论以外，在经济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无论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人民生活的提高，还是实现分配公平、社会公正、保障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应有利益等方面，其成就都是很大的。”

这篇《考察纪要》发表在一份发行量不大的小刊物上，而且标题写明是“迟到”（即20世纪80年代的考察直到2002年3月才整理发表出来），这表明关于走向社会主义的瑞典模式至今仍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在我看来，《考察纪要》既然已经发表，而且在今天看来这个问题实无回避之必要，完全可以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加以介绍和评论，尤其在理论上。

一、走向社会主义的两种模式的历史背景及其理论表述

在理论上，还是应当从1848—1850年法兰西革命至巴黎公社事件以后的形势说起。这就不能不多费些篇幅，然后再回到瑞典模式这个问题上来。

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很长一个时期，苏联的理论家们一直把巴黎公社说得神乎其神，把它奉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个典范，事实上并非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以后的一个时期，确曾认为西方主要国家的革命形势已经来临，并为此积极从事活动。但是看到1848—1850年法国革命的失败以及资本主义几次平安度过经济危机并且生产力还得到长足发展的事实，他们开始觉察到事情并不像他们原先估计的那样，革命时机还没有成熟。马克思1850年在总结法国革命经验时就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所以，当1871年普法战争中，巴黎工人阶级趁抗击外敌、反对资产阶级投降行为之际举行起义并采取社会主义措施（主要领导者为拉萨尔派和蒲鲁东派）时，马克思并不赞成，认为时机不成熟，但当巴黎工人起义发动起来以后，马克思不是泼冷水，而是热情支持并歌颂巴黎工人的大无畏精神和英雄气概，认为巴黎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同时还深刻总结了第一次工人阶级革命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不少具有重大意义的指导性意见。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的时候说了这样一句话：“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这就是说，工人阶级革命的时机是否成熟以及社会主义社会能否实现，完全要看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的新社会因素如何而定（主要是生产力高度发展和社会政治民主化以及整个文明达到足够的水平）。

巴黎公社以后，马克思的主要精力用于完成《资本论》的写作及进一步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指导实际运动的责任大部分落在恩格斯的肩上。1883年马克思逝世，恩格斯的责任自然更加重大了。直到现在我们所说“马克思主义”，毫无疑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十月革命和列宁逝世以后，我们又从苏联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这个提法实际上淡化了恩格斯（虽然没有否定恩格斯），我想，如果列宁还活着的话，他也不可能接受这个提法。《考察纪要》的作者告诉我们，他在瑞典社会民主党人口中听到了“马克思恩格斯主义”的提法，我想，这是合乎历史事实的，总不能将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开啊！“列宁主义”是另一回事，这个问题我们下面要讲到。这里要说的是，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以后是如何在运动中贯彻他们的主张的，这是恩格斯一生中最灿烂的一页。在他最后几年的岁月中，他始终与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正像我的朋友徐琳主编的《恩格斯与现时代》一书所指出的，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国际工人运动曾一度转入低潮，到70年代末和80年代，工人运动才逐渐活跃起来，马克思主义才得到广泛传播，在这个基础上，欧美许多国家——丹麦、比利时、西班牙、荷兰、意大利、挪威、奥地利、瑞典、瑞士、匈牙利、德国、英国、法国、美国等，先后成立了工人政党。这时的工人政党多定名为社会民主党、社会党或工人党，没有定名为共产主义政党的。这也和恩格斯当时的观点有关，1894年2月恩格斯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共产主义’一词我认为当前不宜普遍使用。”这个问题还有一段历史，这里不赘。1898年7月，由恩格斯倡议，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法国工人党带头，召开有22个国家的工人政党参加的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这就是被后人称之为“第二国际”的组织。其实这个组织完全是松散的，并没有任何领导机构的设立（此前被后人称为“第一国际”的国际工人协会还设有一个总委员会），连定期集会的制度也没有，各国党确认以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为思想基础，但都独立自主地进行活动。说到这时候的指导思想，就不能不提到恩格斯在1894年（即他逝世前一年）写的《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一文，这篇文章提到他们自1848年以来对革命形势估计的错误时说：“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资本主义“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这时恩格斯根据当时的条件，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最新的经验，重新考虑了工人阶级斗争的策略，着重提出工人阶级应当把利用普选权作为“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并且说明：“《共产党宣言》早已宣布，争取普选权、争取民主，是战斗的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之一。”同时声明，我们的同志绝不会因此而“放弃自己的革命权（恩格斯说明：这当然包括暴力革命权在内——吴注）。须知革命权总是惟一的真正‘历史权利’”。

恩格斯逝世后，德国社会民主党负责人之一李卜克内西这样评价恩格斯：“他既是指路人，又是带路人，既是领袖，又是战士。在他身上体现出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历史证明这个评价是完全公正的。

恩格斯逝世前后数十年，资本主义处于平稳发展时期，欧美各国工人政党也大多处于公开活动时期，能够尽量利用普选权这一武器。进入20世纪，资本主义重新遭遇危机，并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造成“第二国际”的大分裂——出现了所谓“保卫祖国”派和所谓“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派的对立。后者是列宁提出的主张。当时除俄国在列宁领导下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外，从1918年到1923年，芬兰、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意大利等国家或地区也都相继爆发了革命并取得了短暂的局部的胜利，但最后都归于失败。惟有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于是产生了“列宁主义”的称呼（这是列宁逝世后的事情），并有“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对立。从此，就有“列宁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第二国际正统派）两个派别。随之，也就有了走向社会主义的两种模式。

这里不谈上述两个派别之间的斗争（其中反对修正主义是主要内容之一），也不谈苏联社会主义和基本上属于同一模式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得失及其取得的经验教训，这些，在中国社会主义进行改革获得成功和苏联解体以后，人们已经谈得很多了。这里只想概括地谈一谈西欧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这也只能算是引言（因为这里也不是专谈西欧社会民主主义运动，那需要另写一篇专文）。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919年成立了“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1923年“第二国际”恢复活动，并改名为“社会党国际”。从这时起，西欧工人运动就形成了两股势力（即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社会党之间）的对立，但优势和主要影响在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方面，因为它们不但吸收了绝大部分工人，而且其理论和活动比较适应资本主义国家广大中间阶层和知识分子的心理，资产阶级也比较能够接受。且不说这两股势力之间又斗争又合作（在反法西斯战争期间合作曾是主要的）的复杂情况，就是社会党国际范围内从事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党——社会民主党、社会党等本身也很复杂，它们除了一概否定暴力革命和一般接受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以外，各党的主张并不完全一致。初时大致还能奉行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时由恩格斯指导制定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后来则是各走各的路：有的比较激进，有的比较温和；有的党继续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帜，有的党则放弃了这一旗帜而主张指导思想多元化（马克思主义也在其内），并主张社会主义思想来源于多种途径；有的尚称自己是工人阶级政党，有的则称自己是人民的党或民族的党；有的主张同本国共产党合作，有的反对这种合作；等等。一些党曾不止一次地改组或重建，其倾向也前后不同。但是总的来说，1951年社会党国际重建时发布的宣言大致可看作是一种代表性倾向，这个宣言说：“不管社会党人把他们的信仰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社会的方法上，还是建立在其他方法上，不论他们是受宗教原则的启示，或受人道主义原则的启示，他们都是为共同目标而奋斗，这个目标就是一个社会公平分配、生活美好、自由与世界和平的制度。”这里没有明确写明奋斗的目标是社会主义；但是20年代的《社会党国际成立宣言》曾是肯定这一目标的，并说明：“社会主义的目的，是把人们从对占有或控制生产资料的少数人的依附中解放出来，它的目的是要把经济权力交给全体人民，进而创造一个社会，使自由人能以平等的地位在社会中共同工作。”

所以，总的方面是不是可以说：西欧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是在寻找另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十月革命不同的道路）呢？或者说，是在资本主义胎盘内逐渐培育社会主义新因素，以便渐进式地（由量的积累到部分质变再到最后质变）创造出一种社会主义社会新形态来呢？我看可以这样说。当然，这种创造往往是试验性的，不会步伐整齐或呈直线上升趋势，随着形势的改变或力量对比的变化而会反复，有时前进，有时又后退。但有一个特点：即已经前进了的阵地即使在后退时也往往不会再全部丧失掉（例如：关于福利政策和生活保障制度的实施）。总体而言，社会在不断进步。这里我举出两个例子也许有助于说明问题：一个是关于英国工党从1945年开始进行的一场改革；另一个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考察纪要》向我们介绍的瑞典模式。

英国1945年开始的改革（被社会民主党称之为民主社会主义的改革），那是在二战后西欧资本主义残破不全的情况下由英国工党领导进行的一场社会结构改革，主要措施是：矿山、银行、交通运输、地方供应企业及钢铁生产等实行国有化，即属资本主义国家所有，使经济领域中的国有成分达到20%；通过级差明显地累进所得税，使总收入的2/5通过税收由国家实行再分配；采取所谓“全民福利”的方法，对所有人实行疾病、事故、年老、伤残、失业、生育、死亡等广泛的保障，并对所有人提供免费医疗。1948年工党领袖艾德礼宣布：英国已成为“福利国家”。从此，“福利国家”之名流行起来。根据确实的材料，当时斯大林同英国工党左派拉斯基的一次谈话，甚至承认这种改革可能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之一（因此，1951年苏共曾帮助英国共产党制定和平过渡的纲领）。但是另一方面，或者说是更重要的方面，这种改革同时又使当时破败不堪的资本主义秩序得以稳定下来（按：此项改革当时是经美国默许并由美国资助进行的）。

经过二次世界大战和反法西斯斗争之后，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在社会民主党人那里有新的发展，自成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的完成大致在60年代后西欧资本主义进入稳定发展的时期，它的代表作是1959的舒马赫为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制定的《哥德斯堡纲领》。这个思想体系就其内容来说比战前社会主义民主党人的理论更适应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中广大中间阶层的心理，也是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与此同时欧洲某些共产党，如意共、法共、西共提了“欧洲共产主义”口号，试图和苏联模式区别开来，走自己的路。

现在我们就可以回过头来谈《考察纪要》所提供给我们的关于瑞典所采取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了。

二、瑞典“民主社会主义”概况

受苏联宣传的影响，我们一向对西欧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的成见颇深。其实，直至苏联解体为止，他们从未向我们客观地如实地介绍过西欧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的真实情况（包括西欧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关系），不是“否定的多，肯定的少”，而是一概加以否定。我在这里首先想说的是：其实西欧民主社会主义运动复杂而且多种多样，各国情况并不完全相同。瑞典并非处于资本主义的“心脏”地带，而只是作为其“四肢”（“心脏”和“四肢”是马克思的提法），离资本主义强权角逐的中心地区较远，所以其社会变革较能自主进行而不受或少受外国势力的干涉和影响。这里要特别指出一点，欧洲1923年成立“社会党国际”，其所属各国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工人党等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解释原则上许多方面和马克思主义不同，尤其主张“思想多元化”。瑞典的社会民主党虽然也承认“思想多元化”，但它仍坚持以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作为自己的主要指导思想。这是其特点和优势之一。

对于人们很想了解的瑞典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的状况，我在这里只是根据《考察纪要》就其要点分题加以引述介绍，即采取“述而不作”的方法。我劝读者能耐心读下去，切不可放过了解这个异邦社会主义的机会。

关于瑞典社会民主党和瑞典社会的性质问题。《考察纪要》写道：“我们一直认为，瑞典社会民主党是一个修正主义的党，瑞典社会是一个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的资本主义社会。因此，在考察中，我们曾经非常直率地提出：他们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党和什么性质的社会？他们明确地回答：时至今日，他们自己仍然认为，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党和社会主义社会。其主要理由是：从瑞典社民党的历史看，在1889年成立时，他们就没有自己的党纲党章，而完全是一字不变地采用了当时由恩格斯创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纲党章。我们访问时，他们虽然正在酝酿第七次修改党纲，但在其散发的修改党纲的宣传资料中仍然载明：瑞典社民党的群众基础是广泛的，但主要是工人阶级。只不过是明确了工人阶级不仅包括蓝领工人，也包括白领工人。……为此，他们还特地邀请我们参观了他们的党史展览馆。从展览馆的照片陈列次序中可以看出：第一位是马克思，第二位是恩格斯，第三位是拉萨尔，第四位是瑞典社民党最早的领导人布蓝亭。……在我们同瑞典社民党的一些理论研究工作者交谈中，他们特别强调说：他们所讲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有条件的，即在前必须加上‘民主’两个字，完整地说应该是‘民主社会主义’社会。如果不加民主两个字，他们宁肯你说他们是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愿你说他们是社会主义社会（从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来说，这是本文最亮的闪光点。确实，世界上只有民主的社会主义，决没有专制的社会主义——吴注）。因为那种社会主义社会，是代表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社会，对群众没有吸引力，就意味着不能获得群众的选票，就不可能上台执政，并推行社会主义政策。”

关于瑞典的经济性质。《考察纪要》说：“瑞典经济的性质，用他们的话来说，既不是完全的资本主义经济，也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经济，而是一种混合经济。所谓混合经济，就是在所有制上，实行公有制与私有制混合；在分配制度上，实行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混合；在经济运行方式上，实行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混合。其中，最核心的是所有制的混合，因为，只有做到了所有制混合，才有可能做到分配制度与经济运行方式的混合。为什么社会主义要实行混合经济，他们还以他们党的自身经历，向我们讲了一段很深刻的历史教训。

“据他们介绍，瑞典社民党在1889年成立时，瑞典还是当时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人们连最起码的普选权都没有。由于生产力发展和党的水平低，成立时提不出自己的纲领，只好全盘采用了当时恩格斯领导制定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纲党章。该党纲明确规定，政治上将通过民主选举，和平过渡取得政权；经济上将实行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管理等。经过三十多年的奋斗，在政治斗争目标方式的提法上虽几经变化，如开始提的奋斗口号是‘为争取普选权而斗争’；有了普选权以后，改为提出‘为争取进入议会而斗争’；有了议会成员以后，又提出‘为掌握议会的多数而斗争’。但纲领中的上述经济目标始终没有变。到1920年选举，社民党和保守的人民党议员加在一起超过了议会的多数（对立面主要是与皇室有关的议员），但社民党议席超过保守党，两党遂组成联合内阁上台执政，并由社民党的党魁出任首相。因为内阁是以社民党为主，社民党就有条件推行党纲中规定的经济纲领，开始用收购赎买的办法，在全国搞起来了一大批以国有制为主的公有制企业。但由于没有能够解决公有制企业如何管理好的问题，很快就导致了企业活力下降，效率效益不高，经济出现了不应有的困难。在1924年的选举中，社民党的选票大幅下降，随即被迫退出内阁，由保守的人民党上台执政。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因此把党的执政权也丢掉了。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才冷静下来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经过全党上下讨论，得出了一条十分重要的结论。就是：瑞典社民党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党，必须坚持搞社会主义，但搞社会主义，所有权的社会化，不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分配的社会化即对社会财富如何进行公平分配，以保障工人阶级和劳动者的利益。与其搞大量的公有制企业，国家投资很多，付出精力很大，但效率效益普遍不高，创造不出很多财富，要公平分配也没有强大的经济物质基础，那还不如除必须由国家举办的以外，不搞那么多公有制企业，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让私人企业去创造尽可能多的财富，由政府合理分配来满足劳动者的需要更为有利。对于私人企业在发展中可能出现的种种问题与弊病，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克服和解决：一是通过工会势力在基层进行必要的斗争；一是通过议会立法从上层加以限制。并且根据这一结论，修改了原来的党纲党章，从而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到1932年大选重新掌握议会的多数而上台执政，一直连续执政44年，到1976年才又被保守的人民党夺去。在此期间，他们把瑞典从一个欧洲经济最落后的国家，发展建设成为世界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占第二位的经济发达国家。从1976年到现在，虽然政权几经易手，但大多数时间还是社民党执政。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其全部国民财富的社会化分配部分，按国家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计算，达到了57%—58%。从而有条件把瑞典建成为一个世界上社会福利最多的国家，使分配社会化的理论在实践中运用到了淋漓尽致。”

关于瑞典实行的分配原则。《考察纪要》说：“瑞典的分配原则，据他们介绍说：是既要有利于充分调动和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与劳动效率的提高，又不能让分配差距过于悬殊，有点类似我们近些年一再强调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意思。其主要的做法是：在初次分配中始终坚持效率优先原则，即对劳动多、贡献大的人，必须做到多得；反之，只能少得。但在再分配中，要进行合理的调节，以做到最终分配的差距不致过大。因此，至今他们全国除了极少数优秀企业家，如沃尔沃汽车公司的老总那样的人物，年收入可达上百万克朗以外，绝大多数人实际收入的差距都不是很大。如政府最高领导人的工资比一般职工的工资，在税前的差距可能达四五倍，但税后往往只有两三倍。特别他们除工资以外，并没有其他级别津贴和职务消费，应该说这个比例是很小的。所以，他们在介绍时说，瑞典的收入差距在世界各国中可能是最小的；一般所谓的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在瑞典可以说已基本消除。对此，开始我们还半信半疑，但经过到几类居民的家中实地观察以后，感到确实已大致如此。”

关于瑞典的福利制度。《考察纪要》写道：“瑞典的社会福利，人所共知，在世界各国中是最多的。即除了同其他西北欧国家一样都有法定的四大保险：退休养老、公费医疗、失业和工伤以外，还有这样那样名目繁多的各种社会福利项目，以致人们把他们形容为‘从摇篮到坟墓’都有福利的国家。根据我们考察所了解的一些事例看，可以说确实是‘名不虚传’。如（1）在养老方面。一个劳动者如果退休了，不仅可以依法定期领取足够生活的退休金；而且，年老了生活自理困难，还可以住进国家举办的养老院，除了可以免费就近享受各种医疗护理外，其生活条件不比我们现在的‘三星’级宾馆差。（2）在失业方面。一个劳动者如果失业了，不仅可以定期领取法定的失业救济金，而且可以免费通过国家举办的职业介绍所，在全国范围内帮助其介绍新的工作。如果新的工作岗位同其技能条件不符，可以免费参加国家组织的各种培训。如果新的工作岗位同其现在的居住地不在一地，国家还可以资助给部分搬家费。（3）在教育方面。不仅人人都可以享受终生免费教育，而且法律规定，从幼儿园到中小学，只要有一个外籍子女在上学，学校就必须为其配备一位‘母语’教师，当然一般不是专职的，但每月必须为其讲一定时间的‘母语’课。大学教育，从入校到毕业，虽然有一定学年，但法律规定，只要学生认为找不到比较合适的工作，不愿离校，就可以继续免费读下去。因此，据他们讲，现在每个学校几乎都有一批连续读了七八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老大学生。（4）在生育方面。一个妇女生了孩子以后，不仅可以享受长达一年半的带薪假期，其中一年为100%，半年为90%，而且在第18个月时，如果检查确认又怀孕了，还可以继续享受90%的带薪休假，一直到孩子出生，重新享受18个月的带薪假期。同时，夫妻双方可以协商，如果女方工作比较重要，不能或者不愿在家休息这样长的时间，也可以由男方代替在家休假。（5）在监狱方面。对于被拘留者或者正服刑的犯人，不仅一切生活开支国家全部供给，而且每月还要发给一笔虽然不是很丰厚，但也不是很少的现金津贴。正因为有上述这些社会福利，使全国每个公民和居民的基本生活，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得到必要的保障。因此，瑞典的社会风气普遍良好，生活安定，秩序井然，真有点‘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样子。据我驻瑞使馆同志介绍，我国在瑞建馆几十年来，在瑞的工作人员，还很少遇到过被偷窃的情况。

“当然，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瑞典的这种‘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从我们接触和听到的一些情况看，至少也带来了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与矛盾。一是，这种高福利制度，是靠税收来支撑的。因此，瑞典现在国家的财政收入，占到了全国GDP近60%，在世界各国中也是最高的。即整个社会财富，差不多3／5都被国家集中去了，留给企业和居民支配的比例太小，这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特别是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税率，最高的一档曾经达到过80%以上（现在还在70%以上），等于劳动者辛辛苦苦挣来的钱，绝大部分自己得不到。导致企业和单位在需要完成紧急任务时，除八小时以外职工一般都不同意加班，认为加班增加的收入，自己得不到多少，不值得。有一些高收入的居民，如80年代初瑞典有一位世界著名的网球运动员博格，因不满瑞典的累进税率太高而不愿继续在瑞典居住，跑到英国定居去了。二是，这种高福利制度，很容易被人钻空子，利用它来获取自己本不应得到的利益。如我们在访问中曾造访过一户所谓最低收入的工人家庭，就发现了这方面的一个问题。即这家人已经有了三个女孩，但女主人又怀上了。我们感到很奇怪，就向男主人提问。他答复说，我早合计好了，我妻子在家生孩子最划算。这不仅因为，生了孩子有一年半的带薪假期，满18个月时如果又怀上了孩子，还可以继续在家带薪休假，等于我妻子长期都可以休假在家，管理种种繁杂的家务；而且瑞典政府鼓励生育，对多生孩子实行累进补贴制度，多一个孩子每月至少能多得一千多克朗的补贴，还免交所得税，这样可以明显增加我家的收入。当我们又问他：那对你有没有什么损失呢？他开始说：没有！待想了一会儿才说，也有，那就是不能到比较远的地方去旅游，因为带上老婆孩子一堆不方便……这些情况说明，瑞典这种太多太高的社会福利制度，也还有调整改进的必要。”

关于瑞典的社会公正。《考察纪要》说道：“瑞典的社会，从我们考察中了解和接触的种种事实来看，可以说是比较公正的。在许多国家中往往盛行的等级特权、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等，在瑞典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所见所闻确实不多。为什么瑞典的社会能够做到比较公正？主要是：

“1．完善的法律制度，有效限制了种种社会不公正现象的发生。例如：法律曾经明确规定：除国王以外，任何人包括首相在内，外出时都不能配带警卫。正因为如此，瑞典首相也就是社民党的主席帕尔梅，在1988年底我们去考察前不久，在下班后偕夫人乘地铁到斯德哥尔摩最热闹街区的一家电影院看电影，看完出来顺人行道步行回家，正准备进入地铁站时，被一个来历不明的凶手枪杀了，据说至今还没有破案。从此以后，才修改法律，规定首相外出也可以带警卫。

“法律还明文规定：全国只有议长、首相、外交部长、国防部长等少数几位领导人，国家才配给公务专车，其他人一律只能乘公共交通工具或用自己的车代步。这不仅大大减少了政府部门的人员编制和经费开支，而且也杜绝了利用公车办私事的种种不正之风。

“2．公开的舆论监督，有力地制约了种种社会不公正现象的滋长和蔓延。在这方面，我们1988年底考察瑞典和奥地利时，在两国分别都碰到过一件具体的事例。在瑞典时，正赶上瑞典社民党一位中央执行委员（相当于我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也是当时全国工会主席的女儿，在不应该分给住房的条件下分到了一套住房，被舆论曝光了，并公开批评这位工会主席是依靠社民党执政的特权搞以权谋私。为此，社民党中央专门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向舆论公开解释和表态，并由工会主席在会上据实说明：这件事事先他并不知情，是他女儿自己搞的，当然，他也有教女不严之责，一定尽快督促女儿把这套房子退出来，其问题按法律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从而才把这一事件基本摆平。”

关于政党和领导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考察纪要》专就这个问题写了他们在考察中所了解到的情况：“政党之间的激烈竞争和党的生存危机，迫使各级领导与公职人员必须以平等的态度对待群众和以公正的原则处理社会事务。瑞典在政治上实行的是所谓西方式的民主制度，政党之间竞争十分激烈，不仅能否上台执政要取决于群众的选票，党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取决于选票。因为，他们国家财政对各个政党都没有无条件的拨款，政党的经费来源，除党员交纳的党费和其他自筹的经费以外，较大一部分要靠政府按照其进入议会的人数，定额拨给费用。一个政党如果没有得到群众较多的选票，进不了议会，没有这笔资金，是很难长期存在的。因此，无论他们的主观愿望如何，在各项活动中，都势必要力求保持一种富而不奢、平等待人和社会公正的形象。例如：瑞典社民党虽然是一个多次上台甚至一次连续执政四十多年的大党，但他们的中央机关，在我们去访问的80年代末，还只有六十多位工作人员。一个哥德堡省的省委，工作人员只有五六个人，当我们代表团去该地访问时，从介绍情况、交流会谈、带领参观、导游一直到司机的任务，都由一个人全包了。而且据他讲，哥德堡省委所属有三四百个支部，都分散在各个社区（因法律规定，党的组织是不能进入企业和单位的），他们每个月至少都要去一遍，了解情况，指导工作或传达上级党的指示，所以是非常繁忙的。在1985年我随体改委代表团第一次去瑞典访问时，也是在哥德堡，正逢一个星期天，该省的省长和议长在邻近挪威边境的一个山顶城堡里共同设宴欢迎我们，排场虽然正规，但吃的却很简单。而且吃完饭后在城堡内一个广场招待我们听刚从莫斯科演出归来的交响音乐时，从我们代表团全体成员到省长、议长，自始至终也没有摆一个座位，而只是同一般游览的群众一起，站着听了一个多小时。特别是在归来的路上，当我们的汽车正准备上渡船时，前面一辆车突然打不着火了，坐在车门口的议长（还是个腿瘸的人）和省长一句话没讲就率先跳下车去帮助群众一起推车，一直到汽车发动起来才上车。其情景颇令人感动。”

《考察纪要》的摘要到此为止。我想这对于了解瑞典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及其所取得的成果，已经可以说得其轮廓了。

三、《考察纪要》读后感

谈到读后感，首先应当回顾恩格斯最后几年对于社会主义运动所表达的期望。恩格斯当然不可能预见到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后的种种新情况，更不可能预见到一场世界大战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点由西欧一时转移到俄国及经济落后的东方。但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后，原来寄予厚望的西欧社会主义革命浪潮消沉下去，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革命的道路如何走的问题重新提上了日程。运动不可能停止，但道路显然和十月革命迥异。这时我们有充分的理由重新记起恩格斯在1894年提出的重要策略——认为工人阶级应当“利用普选权作为工人阶级新的武器”，并且重申“争取普选权、争取民主，是战斗的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之一”——仍是适合战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中战斗的工人阶级的需要的。当然，在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世界形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严重对立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民主党运用这种策略也面临着许多复杂的曲折的情况，这一点我在上面已经提及，但是像《考察纪要》介绍给我们的瑞典民主社会主义运动及其获得的成果，至少说明在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运用这种策略并非一无所获。因此，现在我们除了关心我们自己所获得的社会主义自身的经验（包括检查、总结和改革自身），同时也要采取科学态度虚心考察西方的运动及其所获得的成果（包括失败的和成功的）。两者因国情和历史条件不同，固然有不可比的地方，但也有某些可比的或可以互相参照的地方。

关于这个问题，其实《考察纪要》本身也记录了当时考察者的想法和感想，兹抄引如下：

“通过这次访问，对瑞典社民党（和奥地利社会党）的情况有了较多较深的了解，我们都感到收获颇大。但是，对于瑞典式的社会主义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究竟有什么异同？对于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修正主义与列宁主义、瑞典式社会党与苏联式共产党的关系，究竟应该如何分析与认识，也感到有些迷惑难解。为此，在当年访问结束回国的途中，路经巴黎时，我们曾经进行了一次座谈，并邀请了几位我国驻法大使馆的同志参加。在会上会下的交谈发言中，对这个问题曾经有过两种‘不谋而合’的说法和感想。至今我还认为，很值得我们深思与参考。

“一种感想认为，第二国际理论与第三国际理论、瑞典式社会党与苏联式共产党，其所遵循的革命路线、方针和方法，都是对的或者是有道理的，两者的区别主要是所代表的国情不同。前者即第二国际和社会党代表的，基本上是当时一些社会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这些国家已经建立起了一种民主选举的制度，一个党派有可能通过选举，掌握议会多数，和平过渡上台执政，从而推行自己的纲领和政策。上世纪20年代以后，欧洲多数国家的社会党（或社民党、工党），都曾经过民主选举的形式上台执政，甚至比较长时期地执政，并推行种种社会改革的政策，对促进这些国家的经济社会甚至政治制度的改良与发展，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后者即第三国际和共产党所代表的，基本上是一些当时经济社会比较落后的国家，不仅还没有建立起民主选举制度，而且掌握着政权的反动派武装到牙齿，有权力肆无忌惮地镇压各种革命力量，不通过武装斗争，就不可能推翻反动派的统治，就不可能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并推行社会主义的纲领和政策。但是，对于后者来说，有一点在指导思想上必须十分明确，就是：用武装斗争的办法取得政权，对社会主义只是起了一个‘催生婆’的作用，按照马克思社会主义的标准和要求来衡量，有两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实际上并不‘够格’，即：（1）社会主义需要生产力水平的高度发展不‘够格’；（2）社会主义要求有完善的民主法制不‘够格’。因此，在通过武装斗争把社会主义政权‘催生’下来以后，必须下决心抓紧补上这‘两课’（这就是中国把自己定位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原因，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社会主义的准备阶段，这就是说，目前的社会还算不上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任务，就是为了补上这“两课”，以便为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准备条件。——吴注）如果能够这样地认识这个问题，在革命成功建设起新的政权以后，除非在外敌入侵的情况下，都要不失时机地集中精力抓紧抓好这两个方面的‘补课’，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可能迅速地推进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假若不是这样地认识问题，而是主观地认为，只要通过武装斗争，建立起政权，本身就是一个‘够格’的社会主义了，谁要是对此不同意或者表示某种疑义，就毫不留情地坚决加以排斥、打击甚至镇压，那就不仅很难建设成一个真正‘够格’的社会主义，而且可能变成封建半封建式的极权主义，像苏联过去的斯大林时期那样。最终不仅建不成真正的社会主义，而且会遭到广大群众与干部的反对甚至扬弃。

“还有一种感想认为，第三国际与第二国际、苏联式共产党与瑞典式社会党之间的关系，有如天主教与基督教一样，两者的‘老祖宗’都同出一家。只不过是：前者主张坚持按‘老祖宗’的原话，一字一句地照本本办事，不得逾越，有点类似于一般讲的原教旨主义（这种说法似可再议。前者是在经济落后的国家搞社会主义革命，恰恰不是按“老祖宗”的原话办事；其原教旨主义倾向是表现在另一方面——吴注）；后者则主张与时俱进，根据时代发展和社会变化，不断进行革新与创新，以更有利于扩大并推行‘老祖宗’理论的影响与主张，从而取得更大的成功和胜利。”

现在看来，走向社会主义的两种模式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正当性，也各自存在着不少问题。上面的考察当然也是正面的东西居多。关于瑞典社会及其采取的模式，各种媒体也有一些负面的评论。如为了各种社会化事业，瑞典工人的60%的工资被强制性扣留；瑞典的增值效率是世界上最高的（达23%）；由于劳动法过分强调保护劳动者的利益，旷工率平均达到20%，劳动成本必然增高。此外，即使像医疗社会化这样的事情，低收入阶层向政府交纳了资金，仍满足不了他们最起码的就医需要。这个国家的财政赤字超出了可控制的范围，几十年来的失业率高达15%，如此等等，都说明任何社会进步方面都存在着自己的问题。至于如何看待这两种模式及其关系，自然是一个应慎重考虑和仔细研究的问题。

（本文写于2002年3月，收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沟通论》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作者惠寄时略加修改）

（责任编辑吴思）

2007年第6期 社会主义路线图　作者：钟沛璋

一

人类为追求美好的未来，与社会主义有着不解的情结。远的不说，从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倡导科学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至今，已经有一个半多世纪。在这以后，从19世纪到20世纪，举起社会主义旗帜为之奋斗的政党和人民，不知有多少。中国从1903年《浙江潮》杂志最早提出要把社会主义作为中国建立新社会之理论，“以增人间的福祉而消除厄难”，也有一百多年时间。从那以来，中国人民几经挫折，几经奋斗，一直在艰难地探索到达社会主义的路线图。

1949年，毛泽东在一篇文章中，回顾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人民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他说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在中国共产党出世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大同的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惊震了世界，也极大地鼓舞了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苦苦挣扎的中国人民。毛泽东说：“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除了共产党人，当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也提出了“以俄为师”的口号。

走俄国人的路，开始还是比较谨慎的，看到经济落后又经历连年战乱的中国实际，认为当时苏联的今天，还只能是我们的明天，我们先要把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建设好。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制定了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共同纲领》，要发展包括资本主义经济的多种经济。搞社会主义还是以后的事情。毛泽东说，以后还要大家开会讨论。但是全国解放没几年，还是按捺不住要奔社会主义的急切心情，全国进行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在城里，连夫妻开的小店，都作为资本主义，要消灭干净。在农村，连农民的一点自留地，都作为资本主义的尾巴，要彻底割掉。在意识形态方面，则大搞“兴无灭资”，认为只要消灭了资本主义，就可敲锣打鼓宣布进入社会主义了。

这时原被认为是光芒万丈的苏联，暴露了黑暗可怕的阴暗面。赫鲁晓夫在苏共党代会上作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消灭异己、滥杀无辜的恶行。全世界社会主义者受到极大的震动，纷纷进行深刻的反思：什么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道路应该怎样走。

中国也参加了所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大讨论，发表被称为“九评”的许多雄文。但遗憾的是中国并没有从苏联严酷的事实中，正确总结出经验教训。毛泽东说斯大林的刀子不能丢，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也就是说，还是要继续走俄国人的路。只是“苏联老大哥”的权威不灵了，中国人要放开脚自己走了，大搞“公社化”、“大跃进”，宣布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连爱说大话的赫鲁晓夫都紧张地说，要“与中国对对表”。这一跑步的结果，出现所谓“三年严重自然灾害”，死亡几千万人，国民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全国人民陷入了挨饿的苦难。各级干部大干社会主义的心气从热情高涨的波峰，跌到灰心丧气的谷底。

严酷的事实迫使全党要进行冷静的思考。于是召开了全国县委书记以上7118人的干部大会，简称“七千人大会”。会上毛泽东带头进行自我批评，他原想“用15年时间超英赶美”，把中国建设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他承认这是“违反了经济规律”，“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在大会将要闭幕时，毛泽东还要大家开“出气会”，鼓励大家讲真话，会上一些人讲了真话。刘少奇在会上说，并不是什么“三年自然灾害”，而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并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是错误的。会上只有林彪唱调与众不同，他说目前遇到的困局，“恰恰是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的结果。”

中国的形势并没有因为召开这样空前的七千人大会而改变。大会刚刚结束半年，我党的最高领导人又发出号令：“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接着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作为躺在身边的赫鲁晓夫斗倒斗死，而把林彪作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副统帅列入中国共产党的党章。“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人民造成比“大跃进”、“公社化”时间更长破坏更严重的十年大灾害。一直到粉碎“四人帮”，全国人民才松了一口气。原本是想奔往光芒万丈的社会主义大目标，回头来看，却是做了一场又一场连续二十年的大噩梦。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胡耀邦等的领导下，坚定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国经济纳入了经济全球化的轨道，中国逐步走向繁荣。邓小平要大家冷静来对待社会主义，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说中国目前称社会主义还不够格，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要大家“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摸索出社会主义的路线图。中国农民在农村改革开始，就说：“摸摸肚子圆了，摸摸脑袋糊涂了”，现在走的究竟是什么道路。有人说是资本主义道路。有人说是挂着社会主义的牌子，走着资本主义的道路。邓小平说，先不要争论，摸着石头过河，先走着再说。

二

作为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必须有先进的理论指导，才能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地奋进。这些年来，人们边实践、边探索，逐渐认识到原来我们所走的社会主义路线，有几个大误区，这正是造成大噩梦的原因。

一是以为只要加快改变所有制，就能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大家重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发现马克思早在该书的序言中清楚地写道：“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生存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因此，资本主义不是你想灭就灭得了的，在资本主义的全部生产力还未发挥出来，还有强大生命力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社会主义在生存的物质条件成熟以前，是不能拔苗助长，自以为是社会主义就能是社会主义的。因此，正如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应该把经济搞上去。

一是以为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唯一道路。马克思在总结法兰西革命的经验时，是讲述过很多关于阶级斗争的话。但历史的发展表明，改革、改良、议会斗争，对推动社会前进同样起着很大的作用。恩格斯在晚年就更重视议会斗争。

一是认为只有“一大二公”、公有制、国有企业才是社会主义。传统公有制把全民所有制作为公有制的最高形式，盲目追求公有化程度。实践证明，无论是苏联、东欧或中国，传统公有制并没有给老百姓带来富裕、幸福。事实是全民所有制成了“全民无份制”，农民集体所有制则是农民没有制。这与马克思所主张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是不相符合的。事实证明，怎样分配，人民能否享受实际福利，才是体现是否是社会主义的关键所在。只有将剩余价值大部分归社会占有，为全体人民谋福利，提供社会保障，才是社会主义。没有为全体人民提供社会保障的社会，就不是社会主义。

一是认为搞社会主义必须依靠无产阶级专政，而把民主、自由、人道统统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而予以批判、抛弃。其结果是历经74年的苏联社会主义，忽然自动崩溃。而高举“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旗帜的中国，则陷入全国十年大动乱的灾难。

在中国，最早认识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危害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曾任五届党的主要领导人的陈独秀。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受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挥。由于指挥的错误，导致1927年中国大革命的失败。陈独秀在《告全党同志书》中沉痛地说：“我自1920年，随诸同志之后，创立本党以来，忠实执行国际领导人史大林、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机会主义的政策，使中国革命遭到可耻的悲惨失败，虽夙夜勤劳，而功不补过。”从被囚于国民党监狱，一直到最后病死于四川江津，陈独秀经过多年的反思，对苏联无产阶级专政有了十分深刻的认识，他说：“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些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史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产阶级独裁之逻辑的发展”，“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陈独秀又指出，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是不能分裂的。“我认为民主制度是人类政治的极则，无论资产阶级革命或无产阶级革命，都不能鄙视它，厌弃它，把它当作可有可无，或说它是过时的东西，在东方落后的国家，长期受封建制度束缚，没有民主的气息和习惯，更应把它当作战斗的目标而奋斗”，“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共产主义者，本是最忠诚最彻底的民主主义者。”

三

噩梦终于过去。重重的挫折，使人们终于认识到，我们不能再在以往的误区中徘徊。我们高兴地看到：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我们构建了社会主义的最新的蓝图。可以说，这是中共在总结过去种种误区教训的基础上，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阐述，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未来的希望。

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目前我国的现实，却与这张社会主义的最新蓝图相距甚远。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是要为人民谋福利。社保、教育、卫生是体现人民福利的主要方面。目前占我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和许多城市贫民没有社保，上学难，看病难，是普遍的现象。从社保、教育、卫生投入占GDP的比重看，2003年德国为34%，法国为30%，俄国、巴西、南非、伊朗在10%-27%，而我们中国却仅7%！世界卫生组织公布公共卫生社会公平排名，我国在191个国家中为倒数第4位！公共卫生投入，政府投入所占比重，发达国家为70%，发展中国家为55%，我国2000年为39%。邓小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说，称社会主义我们还不够格。人们要问，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格？二十多年来，我国的GDP不是年年高增长吗？我国的外汇储备不是已经突破一万亿美元了吗？我国高速增长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是否用的都恰当呢？

据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福恒提供的情况：从1978年到2003年，中国财政支出总额增加22倍，而行政管理费支出却增加88倍多。我国公务和行政开支占全国总支出的比例，是美国的3倍、西欧的6倍、日本的19倍，其中公款吃喝、公款出国、公车消费支出就达几千亿。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曾嘱咐胡启立：“启立，你一定要记住，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共产党人绝不可以鱼肉人民啊！”以上情况却表明，我国剩余价值的相当部分，是被官员们用去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触目惊心的情况呢？早在二十多年前，邓小平就明确地指出：“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西方政治家早就总结出经验教训：“绝对权力，绝对腐败。”因此西方国家十分警惕权力的过分集中、专制、独裁，而采取种种措施和制度，对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而在中国，常常把这一切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对此噤若寒蝉。邓小平又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又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这样的论断，与几十年前陈独秀早就指出的“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的论断，是一致的。历史的经验一再表明：再好的社会主义蓝图，必须对权力过分集中的一元化领导制度进行改革，才有实现的保证。（作者是中宣部新闻局前局长）

（责任编辑吴思）

2007年第6期 我给薄一波当秘书的日子　作者：李若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共北京大学党委指派我到薄一波同志处做秘书工作。在我之前已有两位来自老解放区的“三八式”（就他们的资历说的），在我之后，又来了一位老区的青年。我们四人组成一个秘书班子，我们的年龄、出身、经历不尽相同，对事物的认识理解有时也出现差异，但对一波同志的印象却很一致。

忙忙罹险阻，往往耗精神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一波同志是个大忙人。他的会议多，经常要参加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高级领导人召开的会议，这些会议没有特殊情况是不能请假的；还有对下属单位传达中央的指示、决议，布置工作任务的会议，这些会议的时间都要求紧迫；此外，还有他兼职单位的会议、社会团体邀请他做时事政策讲演的会议；个别人的请示面谈等等。除了会议多，需要他批阅的文件、电报也很多，每天都有几卷宗。有时候他实在批阅不过来，就由秘书替他摘要，以节约他的时间。那一时期，一波同志是无所谓节假日的，工作随来随办，甚至夜里睡了，还把他叫起来。

他为什么忙成这样子？因为兼职太多了。他是中央政府委员、政务委员、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华北军区政委、中央编制委员会主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财政部长、中华全国合作总社理事长、中央劳改生产管理委员会主任等。这么多的头衔，都是实职，没有挂名虚衔。所以他很忙是自然的。忙，不一定是坏事，但太忙了就难免忙中出错。那时我们几个秘书中，就有人预言，这样下去非出漏子不可，不幸而言中。没有过多久，就因为财政部修正税制工作做得不细，出了差错，引发了一场不亚于几年后的庐山会议整彭德怀那样的高级干部之间的党内斗争，使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小字辈”震惊得目瞪口呆。有一位参加过延安整风运动的老同志对我说，当年延安整风就是这样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批判从严，结论从宽，最后处理还是会实事求是的，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沉住气，咬紧牙挺住，绝对不能寻短，否则，人死了，还要说你畏罪自杀，死有余辜，与党对抗到底，永远也说不清了。不曾想到三年五载之后，我也遇到了几次无妄之灾，多亏听过那位老同志的点拨，我才死里逃生。这是题外话了。

那时候，一波同志正是风华正茂，精力过人，从没有看见过他因为忙碌而烦恼，有时候他还自找“烦恼”。有那样一件事，中财委副秘书长周荣鑫向他汇报工作，提到有几件事，他已经向陈云主任请示，但陈主任指示他找薄副主任就行了。一波同志说，陈云同志要集中精力研究大政方针问题，区区小事不要轻易去干扰他。再说他身体也不太好，我们要主动替他分担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这是为陈主任着想，也是为党和人民的利益着想。类似的话，一波同志对其他新来的副主任也说过。没想到在1953年全国财经会议上，有的副主任竟说这是薄一波专权，他篡夺了陈主任的权。这只能说“天知道”了。我们当中有人对此抱不平，而一波同志却说，我入党那天就当支部书记，在敌人的监狱里，我还当支部书记，以后大部分时间，我都是独当一面，搞原则领导，我也有“一技之长”。到了中财委，我才陷入事务主义，这是自觉的。说我专权、夺权的同志是对我缺乏了解，一时误会，不要介意。

重视知识，关心人才

一波同志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把主要精力投到协助陈云同志抓财经工作以后，他感到他的身边要有丰富的革命斗争和群众工作经验的助手外，还需要有财经专业知识的助手，他向中共北京市委提出给他调一个学经济专业的大学生。那时大学生中共产党员很少，出身好、社会关系简单的更少，这使市委组织部有点为难。当一波同志得知这情况后，他说出身是不能选择的，出身更不能决定人的一生，青年学生思想单纯，爱国热情高，正义感强，接受革命道理快，不要求全责备。这样，市委组织部就把我这个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的候补党员的档案送给一波同志审阅，他看过后就说，好了，就要这一个。

我踏进一波同志的办公室，第一次见面，他对我只说了两句话：不要着急，慢慢开展工作；先了解情况，向老同志学习。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他没有直接对我提什么要求，或发什么指示。但我时刻感到他对我的关心和爱护。那一时期，物价问题是国家大事。我为他绘制了全国物价指数图表和八大城市的物价日报，他几乎天天要看，还请一些有关的部长看。在开会说到物价时，他就说哪条曲线上去了或下来了，用手比比画画。他的记忆力好，对数字很敏感，常常引用报表数字说明问题。当他发现我从下属单位的报告、资料中整理出一些有价值的材料时，他就批示送给其他几位主任传阅，还要批上这是我的秘书某某整理的。这些都说明他对我的工作的认可和鼓励。

一波同志也有批评人的时候，而且批评得很尖锐。1951年，我在一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物价问题的文章，一波同志看过后说，“文如其人”，文章就像你一样，瘦骨伶仃，干巴巴的，通篇堆积了那么多的数字，就是不加分析。物价上涨，为什么上涨，有哪些因素，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要“每事问”，问出个一二三嘛，问出个究竟嘛，那样，你的文章才能起作用，才算有价值。不要为写文章而写文章。这是批评，也是教育，是我在大学课堂上没有受到的教育。

一波同志很谦虚，说他的文化水平不高。实际上他的文史知识的底子很深厚，虽不像某些人那样出口成章，语惊四座，但他也常常引经据典，而且表达得很恰当。

有一次，几个秘书和他一起闲聊，（那时这样的机会不多）说大家都感到思想水平不高，工作能力不强，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一波同志说，要好好地向毛主席学习，毛主席说，要占有材料，加以分析，找出矛盾，最后解决（原话可能有些出入，但意思不会错）。一波同志说，占有材料就是搞调查研究，收集材料，多多益善；加以分析，就是把收集起来的材料，做细致的思考论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分门别类，汇总归纳；找出矛盾就是要抓住问题的实质和关键，也就是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抓住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就会有了，所以说最后解决。当然，这是对大政方针而言的，秘书不管大政方针，但接触大政方针，能够拾遗补缺。秘书的水平高，自然能发挥较大的作用。大家共同努力吧。

新中国成立不久，请了相当数量的苏联专家来中国帮助工作，中财委系统各部门都请了苏联专家做顾问，经过三年时间的实践，一波同志感到有必要对这方面的工作做一次认真的、全面的检查，并把检查的结果向毛主席、党中央写了专题报告。一波同志说，我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已经开始，我们需要的各种专家，缺口很大，即使再聘请更多的苏联专家也满足不了我们的需要。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当前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在充分发挥苏联专家的潜力的同时，迅速培养起一支我们自己的专家队伍。办法是，凡是聘请了苏联专家的部门，要由主要领导干部向苏联专家提出工作难题，并同专家一起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是领导干部向专家学习的好机会，是已经证明行之有效的好办法；在条件允许时，集中苏联专家与中国专家共同攻关，解决难题，在取长补短的过程中，提高中国专家的水平；要有组织、有计划地请苏联专家给各级干部做专题报告，既可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又可提高干部的业务技术水平；还要开办各种训练班，请苏联专家讲课，带徒弟。经验证明，这些办法都是成功的。这是当时解决我国建设人才短缺的应急办法。正是由于培养中国专家的工作，较早就引起了中央的重视，采取了一些措施，收到一定的效果，所以在后来中苏关系恶化，苏联背信弃义，撤走专家的时刻，我们才没有陷入束手无策的困境，这中间一波同志的呼吁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

一生事业的重大转折

一波同志长期在国民党统治的“白区”工作，没有二万五千里长征那样的光荣历史。但他也从敌人的监狱里几进几出，经过生死存亡的考验。他与阎锡山建立的特殊的统一战线，他创建的太岳根据地，他组建的山西新军等，在抗日战争与反阎斗争中，功不可没。所以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对他很器重，认为他少年英俊，有培养前途，在党的七大选举中央委员时，毛泽东提名他做中央委员（原候选人名单上，薄是候补委员）。党中央迁到北平后，又要他列席书记处会议，参加书记处工作。如1949年7月10日，中央书记处决定，组织新政协党组干事会，一波同志被指定为干事会成员，和陈云同志共同负责联系财经方面的中共党员。1951年12月5日，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下列委员会：中央复员委员会，主任周恩来……中央节约委员会，书记薄一波……中央党派团体节约委员会，主任朱德……中央还指派他去上海检查“三反”、“五反”工作，去广东处理所谓的“地方主义”问题等等。这都说明毛泽东和党中央是有意识地培养他挑重担的。一波同志也兢兢业业地工作，真像一位劳动英雄说的“小车不倒尽管推”了。

但是，1953年全国财经会议上，一波同志栽了一个跟头。此后毛泽东尽管说“解除了对他的误会”，仍然给他重要的工作，但再也没有昔日的“红火”。在“文革”中，薄一波同志遭到诬陷和迫害，家破人亡。

1953年，全国财经会议之前，有半年左右的时间，因为实行新的修正税制，事前的工作没有做到家，引起市场物价上涨，人心波动。一波同志作为财政部长，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特别是他说的“公私（经济）一律平等纳税”那句话，被毛泽东揪住，把它定为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是党内分散主义的表现。还说薄一波是被资产阶级精神上的糖衣炮弹打中了的人之一。

毛泽东批判薄一波同志的最有力的武器是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毛泽东说，党的决议上说，资本主义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和社会主义经济是领导被领导的关系。限制反限制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表现形式。现在是“公私一律平等”（把这句话去掉“纳税”二字，绝非疏忽！），违背了国营经济是领导成分的路线。

我们不应忘记，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是1949年3月召开的，同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其中经济政策（第26条）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共同纲领》又提到，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第三十条）。按我的理解，对私营经济，“决议”突出的是限制，《共同纲领》则强调的是利用。两个文件出台的时间差只有半年，可以大胆地断言，人们对“决议”的精神还没有吃透，还缺乏足够的实践经验。就在这种情况下，又要接受《共同纲领》这部“临时宪法”。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当然要不折不扣地执行“决议”，但《共同纲领》是在党中央领导下、集中全国社会贤达共同制订并通过了的，它也有不可挑战的权威性。

所以，1950年4月，毛泽东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工商组讨论的一份发言记录稿上写的八条批语，条条都是“袒护”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同年5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今天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是需要的、有利的……当然，资本家要拿走一部分利润，那是必需的。私营工商业会长期存在的，我们不能很快实行社会主义……现在我们有广大的国营工商业，需要把这些企业搞好，要有所不同，一视同仁。有所不同者，是国营占领导地位，是进步的，把位置反转过来是不行的……其他则一般的应一视同仁……总的说来，这种政策对于国家和人民有利，这个利是超过了资本家的利益……一视同仁，或是如陈云同志所说的，‘不分厚薄’。这个精神在《共同纲领》第26条中已经有了，即统筹兼顾。”

《共同纲领》要求鼓励私营经济经营的积极性，如何鼓励呢？对资本家的代表人物给以高官厚禄、给他们当政协委员，可以起鼓励作用，但这只能是少数，对绝大多数资本家则缺少实惠，他们积极不起来。《共同纲领》还要求扶助私营经济发展，如何扶助呢？靠口头宣传是不够的，要有真东西。所以鼓励也好，扶助也好，最有效的办法（政策）是使私营经济即资本家有利可图。至于这个利，利到什么程度才算合适，是需要研究解决的大问题。在没有研究好之前，资本家得到的利只要合法就是符合《共同纲领》的。执行《共同纲领》的效果，可能有好坏的差别，需要总结经验教训，但不能给执行者定罪。如果一定要说执行《共同纲领》的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那么，《共同纲领》就先犯了，是谁之过？如果一定要资本家无利可图，那就是否定了《共同纲领》的经济政策，否定了允许私营经济存在的意义。一定要这样干也可以，但要经过一定的步骤、程序，打个招呼，先把干部的思想认识扭转过来。不然，就是“不教而杀”。

前面说过，毛泽东把“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紧缩成“公私一律平等”，去掉谓语，就可以使事物发生从量到质的变化。本来说的只限于纳税，现在就可以无限扩大平等的范围，好给人罪上加罪了。不仅如此，1953年6月15日，在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还讲过“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同时，他又说“有所不同，一视同仁”，不再提“不分厚薄”；有所不同的含义也和他原来说的不一样了。

应该指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些只是原则性的规定，伸缩性很大，缺乏实施细则（一波同志在1950年中财委干部会上就已提到这问题），在实际工作中，很难掌握。所以就出现当资本家高兴的时候，干部们“右”了，该打；当资本家叫苦的时候，干部们“左”了，也该打。要既不“左”也不“右”，恰到好处，完全符合毛泽东的心意，难矣哉！所以有些人才自觉或不自觉地奉行“宁左勿右”的保身法。幸亏私营经济很快就被消灭了，无意中拯救了许多的干部。

在那次全国财经会议上，有人批判“公私一律平等纳税”，说它实际并不平等，因为国营经济的利润要全部上缴国库，而私营经济的利润则全部入了资本家的腰包。另外，国营经济还要承担政治任务等等。这当然说得很对。但是，人们也可以反问一句，既然如此，人民革命胜利后，立即把私营经济消灭掉，岂不干脆？答案是，不行的，毛泽东说了保留私营经济有利于国家和人民。具体说就是有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利于社会的安定，这是大道理。批判者心里很明白，但他们不得不那么说，因为要和毛泽东保持一致，统一口径，证明毛泽东挑起政治斗争的正确性，这些人是有苦衷的，不难理解。遗憾的是时隔多少年之后，还有的学者写文章，居然比毛泽东还干净利落，把“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砍掉了后半拉，剩下“公私一律”，然后加以发挥，这大概是被前贤误导的结果了？

在党中央讨论那次财经会议的总结报告时，毛泽东问一波同志有什么意见？一波同志说，我犯了错误，愿意接受处分，但有些问题没有说清楚，毛泽东没有表态。我想这个“公私一律”就是当时最没有说清楚的问题。

忧患意识，老而弥坚

“文化大革命”后期，一波同志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住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一次我去那里探望他，主要的话题是“六十一人叛徒集团”问题，是由我的一句话引起的。我说，现在很多人都认为是刘少奇要你们出狱，要你们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事》上签字，所以千错万错都应记在刘少奇的账上，不应该叫六十一人负责。一波同志说，不，不是那么回事。他随手取出他已经写好了的关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材料给我看了。然后他说，明白了吧？我们出狱是党中央决定的，毛主席很清楚，刘少奇是执行者，他无罪，我们也不是叛徒。这时我俩都陷入痛苦的沉默之中。过了一会，一波同志说，我们的问题能否解决，还在两可之间，既不能悲观，也不能乐观。假如主持其事的人有私心杂念，那么几何公理也可以推翻。但个人的问题毕竟是小事，所担心的是党的命运，国家民族的前途将成什么样子！那时，我这个小百姓还在“牛鬼蛇神”之列哩。难以慰己，更何以慰人！但党运不兴，国家就没有出路，百姓的灾难就未有穷期，这一点我从一波同志的话里加深了理解。

以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问题得到彻底的平反昭雪。几乎在同一时间，我这个小百姓也重见天日。有一段时间，我没有去探望一波同志，直到1991年的6月1日，廖斗寅、郝正庭、张博荣和我去中南海探望他。那一次，大家皆大欢喜，谈笑风生。一波同志把他的著作《领袖·元帅·战友》和《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送给我们。中间，一波同志谈到他几次外出视察时所见到的改革开放后的可喜气象。他还回忆起黄炎培先生在延安和毛主席的谈话，关于国家兴亡的周期律问题，“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是一波同志居安思危的表现。

1996年，春节期间，杨济之、郝正庭和我一起去中南海探望一波同志，我们到时，会客室里已经有两位老同志和一位青年在座。一波同志的开场白是，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说法，叫做两个人在一起，说真话；三个人在一起，胡说八道。今天我们是七个人在一起也要说真话。接着他就说，毛主席一生说过许多话，有对的，也有错的。他有一句话，我认为是正确的，就是人人都会犯错误，当然错误有大有小，要争取少犯大错误。然后他说，中国历史上有两个了不起的时代，一个叫“贞观之治”，一个叫“开元之治”。前者只有23年，后者也不过32年，连半个世纪都不到。一部中国历史，乱多治少！他又念起“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是他居安思危意识的又一次流露。因为等着一波同志会见的客人很多，我们就告辞了。

1998年，一波同志要我参加他的革命回忆录的编写工作，在我向他汇报他参加新政协，安排党外人士那段经历时，他又提起黄炎培先生在延安和毛主席的谈话，又念了那句古老的格言。使我感到一波同志的忧患意识，随着他的年事日高而更加强烈了。那年一波同志92岁，记忆力好，思维清晰，他对书稿逐章逐句的审阅、推敲，他指出的缺点错误，使我口服心服。比如：他指出“1949年，是以蒋家王朝的覆灭和新中国的诞生而载入史册”这句话说，不对，蒋家王朝并没有覆灭，只是被赶出大陆，他跑到台湾又搞起一个“政府”嘛。他又指出，“大跃进中有的同志的头脑比我还热”，这不是说我的头脑也热了吗？书稿中提到毛、刘、周、朱、任五位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一波同志在五位后面加了“建国后”三个字，把话说得更准确了。这样的事例还有，使我深感自己的浅陋。一波同志告诫我，参加写作班子，不是叫你什么都听我的，要有自己的鉴别，对的就听，不对的就不听，行文一定要实事求是，浮夸的、华而不实的东西一概不要……

我在一波同志身边工作，前后有八九年时间，他值得我崇敬的除了他一贯的勤勤恳恳，为党为国为人民鞠躬尽瘁之外，还有在“一言堂”时代，他能对某些决策保持自己的看法。1957年，我被定为右派分子，见到他时，我说“一失足成千古恨”了。一波同志不以为然，他说，不要那么想，所谓的右派分子不过是思想上有点右倾而已，什么敌我矛盾，内部矛盾，没有那么严重。我仍然认为你是好同志，不要灰心丧气，你一定会回到党内来的。当时他对我这样的安慰，使我重新鼓起勇气，振奋精神，没有自暴自弃，妄自菲薄，二十年后，一波同志的话应验了。我怎能不由衷地崇敬他！

我与一波同志的交往长达半个多世纪，但我不敢说我对他有深刻的了解，我只是感觉到我的一生中还没有遇到第二位这样的良师益友，从这点上说我是幸运的。如今良师已经作古，学生已是风烛残年，只能将无限的哀思，都付予滚滚的历史长流了。

（责任编辑吴思）

2007年第6期 我在全国人代会上犯错误　作者：邢　卓

1978年秋，河北省的一次“人代会”上我有幸当选为全国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那年我二十六岁，这年纪从某个角度来说可属大龄青年，但在全省的131名代表中就是地地道道的“小字辈”了。由于“少不更事”，此后五年的五次会议当中我冒冒失失犯了两回错误。错误犯在这种场合，着实让人“心有余悸”。现在回想起来感觉真是又酸又辣又麻涩。

头一回犯错误是在第一次会议期间，时间是1979年3月末。那年河北代表团的驻地是西苑大旅社，在此下榻的还有另外四省市(北京市)的代表团，共五百多位代表。这天晚上，议了一天国家大事的代表们茶饭过后都怀着兴奋的心情等待下面精彩节目的开始。那天的娱乐活动安排的是—场美国电影，片名是《巴顿将军》。当时“文革”浩劫刚过不久，许多东西仍被列在“封资修”的范围，文艺园地还是荒芜一片，看烦了八个样板戏的人们渴望着新鲜的精神食粮。而“人代会”遂人所愿地使用了些特权，天天晚上给代表们安排一场外面难得见到的节目。况且《巴顿将军》这部片子早听说十分好看，市场上未准公演，这精神大餐怎能不惹得人们胃口大开？

开场时间快要到了，我正准备出屋，电话铃骤响，是居住在京城的一对夫妻打来的。男的是我家乡保定的一位好友的侄子，其叔曾向我交待说自己的大哥多年来一直有冤情在身，希望我在“人代会”上替他上达实情。我认为这是人民代表义不容辞的责任，打来电话的这一对夫妻就是来向我反映情况的，他俩已候在旅社门外。

按会上的规定，会议期间外人是不得随意进入代表驻地的，有事只能在旅社门口的接待室谈。我在接待室与这两人会了面，他们开始向我讲述自己父亲蒙受不白之冤的来龙去脉，并交给我一份材料。本想快刀斩乱麻地接待过他们就去看惹人心痒的《巴顿将军》，可二人话语滔滔，没有一点离开的意思，我也不好撂了他们就走。犯了一会儿难，我问二位：“你们想不想看《巴顿将军》？”他俩一听有内部电影，来了精神，说：“太想看了。”我说：“那就看完了再谈好不好？”他俩说：“太好了。能进得去吗？”我说：“想想办法吧。”由于看片子心切，我完全忽略了会议的不准外人进入的纪律，觉得人民群众又不是什么危险分子，人民代表本应和他们水乳交融。就急匆匆跑进大门，在小礼堂门口截住同团的两位代表，要求借他们的代表证用一用。因为进入西苑大旅社的大门必须出示代表证，本届大会代表证上没贴照片，在门卫面前只是晃一晃红本本即可，不曾见他们仔细查验。两代表听我讲明情况，很是犹豫，但抹不开面子，就把他们的代表证拿了出来，我急忙跑回接待室，秘密地将证件交给夫妻二人，让他们在外面溜达一圈，我先持证进了大门。五分钟后他们也顺利进入，并告诉我通过门卫时心情比较紧张，我说肯定没事，这里住着五百多名代表，门卫不可能个个认识。说着乐着一同进了小礼堂，巴顿将军已经演了一截，令人遗憾。

电影散场，又聊了一阵，夫妇俩还了我证件就往外走，我回了自己的房间。工夫不大，有电话来招呼我到传达室去一下，挺纳闷地到了那里，见到了那对夫妇，一位四十多岁的大会保卫人员问我：“他俩是不是代表？”我一听知道出了问题，支吾了一会儿承认了借证给他们的事实。保卫人员问我他俩的身份，我说：“问他们自己吧，我不是很清楚。”保卫人员没对我再说什么，去隔壁和不知什么人通了电话。过了会儿河北团的秘书长过来了，和保卫作了交谈，把我领了出来。在院里秘书长说：“你小子，惹祸了，等着挨批吧。”我说：“不就领进个人来嘛，人家是反映情况来的，又不是阶级敌人。”秘书长没理我，说：“睡觉去吧，明天再说。”

躺在床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今天我这错误的性质能有多严重？人民代表接近一下人民群众能算是啥错误？这夫妻俩是怎么被保安看出破绽的？代表中也有看完电影出旅社遛达的，出门历来也是不验证的，怎么偏偏盯上了他们？零点过后公交车就没了，家住东城的夫妇俩怕是要徒步走那十几里路了……

第二天，我迫不及待打探那夫妇的消息，没有人告诉我。后来，他俩打电话给我，说被滞留了一夜，当晚就有人向他们所在单位作调查，幸好两人政治上都非常清白，女的还是共产党员。我的处境也不妙，被代表团团长刘子厚叫过去训了一通，开始我还嘴硬，说干嘛这么小题大作，刘团长的眼珠子就喷了火，说：“告诉你吧，大会秘书处要通报这事，这下全国的代表都知道你了，你可出名了！”“至于吗？”我嘴上这么说，身上惊出了一层冷汗。

几天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简报上果真发出了对此事件的严厉批评，我一下蔫成了落汤鸡，那两位借证给我用的代表也受了敲打，后悔不迭。这天碰上与刘子厚团长同桌用餐，他说：“还不通？”我说：“通了。”他说：“怎么个通法？”我说：“以后得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他说：“这就对了。”我说：“这阶级斗争得讲到什么时候呢？”刘团长脸色又紧了，说：“你好好学学毛主席语录去。”

第二次错误犯在第三次会议上。保定的代表中有一位名叫赵汉章的，是某县某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此人思想觉悟高，对党中央方针政策吃得透，领导方法上也很有一套，他带领的那个村庄革命生产搞得都不错。到北京后，我和赵汉章同住一个房间，他长我十几岁，是党组织里的人，又多年做群众带头人，自然比我成熟不少，对我也就多有指教。一次分组会上，一位河北籍中央领导参加河北三组的讨论，期间他针对有些代表提出要加速发展家电工业，尽快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意见作了发言。他说：“目前中国电力十分紧张，而发展电力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需要较长的一个周期，如果冰箱彩电洗衣机什么的走进千家万户，就会使电力不足的问题更加突出，就会影响到工农业生产，所以家用电器还是暂缓发展为好。”首长的这席话赢得许多附合之声，我却心生异想，于是发言说：“请问首长家里有没有彩电冰箱洗衣机？”首长笑而未答。我说：“领导同志用起家用电器来会感到方便舒适，老百姓也同样有这种需求，不能自己用上了，就不考虑别人了吧……”话说了一半，我的腰眼被人重重地捅了一下，是身边的赵汉章干的，我意识到言语有失，截去了下文。一时间室内鸦雀无声。首长虽然仍是风仪不改面色可亲，却有一股冷气环绕场间。某市的一位领导打破僵局慷慨发言，对我的“谬论”进行了毫不留情的驳斥，接下来又有一些同志对我观点作了批判。会散了，回到宿舍，赵汉章立马对我作敲打，他说：“先甭说首长的话有道理还是你的话有道理，你就不能在这种场合发这种言。你以为你是个人大代表就不赖呆了，想说啥就说啥了，你这个代表能当不能当还不是人家一口唾沫的事儿。”我说：“大会要求畅所欲言嘛。”赵汉章语重心长对我说：“你还年轻呀，好多事情还不懂，你就听老哥的，嘴上上把锁，别总让老哥心惊肉跳的替你担心。”虽然对老赵的话我是似懂非懂，可心眼里真切地感到他对我的关爱，情感上又与他贴近了几分。

老赵有酒瘾。“人代会”上的饭食菜肴很丰盛，可平时并没有酒水供应。老赵在家时三天不沾酒会浑身难受，来这儿忍了几天就实在奈不住了，再不喝上几口怕是连觉也睡不着了。这天晚上，他从小卖铺买了瓶白酒揣回宿舍，咕咕往肚里灌。我当过内蒙知青，在塞北也炼出了酒量，不能让老赵孤独寂寞，便与他同欢共饮。住旁边屋的代表来串门，架不住酒香诱惑，也加入了啜饮的行列，很快又有人嗅到味道跑过来过瘾。原来瘾君子还真不少，索性来他个酣畅淋漓，大家就凑钱再去买酒买菜。几巡过后，鸡骨头、花生皮扔得满桌都是，等大家酒足菜饱，我就找了几张纸把残渣剩骨收敛起来扔了出去。

几天后，五届人大三次会议胜利闭幕。大会秘书处下通知让代表们把会议文件收拾整齐上缴。这是每次会议的惯例，而每份文件上确实都标有机密字样。文件除了议案草稿，就是一些会议简报，简报上多是些各省市代表的讨论发言，每份简报都按发放顺序标有阿拉伯数字，大概有三百多份。我把我的简报早早地整好，交了上去。赵汉章清理自己的简报后发现少了107和108两份，撅着屁股桌底床下反复找，找不见，急得满头是汗。我见他模样狼狈，宽慰他说：“简报不会自己飞出屋，丢不了的，慢慢找。”也帮他翻箱倒柜，折腾半天，还是一无所获，感到好生奇怪，简报能丢到哪呢？看老赵绝望得有点恐慌，我说：“两份简报，找不到就找不到吧。”老赵抹着汗说：“那可不行，这是机密文件，丢了不得了的。”我说：“机什么密呀，代表们也都是工农大众，几句发言啥密可机，会上会下不都一样说，阶级敌人要它也没用啊。”老赵不听我的，寒森森地说：“我可是犯大错误了，犯大错喽。”看到他这个样子，我后悔把自己的简报早早交上去了，不然抽出107，108，补给他就是了，我不是领导干部，背得起批评处分。老赵愁容满面，想去会务处自首，我出主意说：“既然如此，也别声张了，这么厚的一沓东西不可能挨页查呀，没人发现得了。”老赵想了想，决心依我所说蒙混一把了。简报当晚交上，次日大会安排代表集体购物，专车去了王府井百货大楼，午前回到驻地，赵汉章接到通知，说他的简报缺份，让他赶快找到补齐。赵汉章一下又成了烫水盆里的蛤蟆，饭也没吃，满屋绕着打转转。忽然，他眼珠上翻，口冒涎水，仰面朝天地倒在了地上。见到此景，吓得我大声惊呼，医务组的医生来到了，为他掐人中，号脉搏，刻不容缓地叫了救护车，老赵被抬出了大楼。

第二天早上，河北团的代表们收拾行囊，乘车往火车站去，想到被扔在北京医院的赵汉章，大家心里都沉甸甸的，我特意向会务组的同志打探赵的病情，得知是脑溢血，已控制，没有生命危险。踏上南下的列车，望着窗外春意盎然的田野，我一直在想，那两份代表的发言文稿，就这么重要？真算什么机密？那两份文件又是怎么不翼而飞的呢？忽然，我想到了那天大家饮酒作乐用来收拾鸡骨头、花生皮的几张“废纸”，对了，很可能那就是赵汉章失踪的简报，是的，一定是的!我的头皮一下子麻胀了起来，像是有一股热血也试图冲破大脑的管道，我手压胸膛，按抚住激跳的心脏，暗叹道，自己的这次错误非同小可呀，险些造成了关乎人命的大事，赵汉章知道我就是使他魂飞魄散的罪魁祸首吗？他心里或许已经是很明白的吧。天哪，来日与老赵相见，等着挨他的骂吧。（责任编辑吴思）

2007年第6期 三千日本青年来华友好联欢追记　作者：朱　良

近几年来胡锦涛同志同一些国家领导人和日本政治家会见时，曾多次强调双方青年间友好来往的重要性并达成了不少青年交流的协议。今年4月温家宝总理访问日本时指出：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中日友好的未来和希望，《中日联合新闻公报》宣布，“双方就双向实施两国青少年大规模交流计划达成一致”。

重启1984年中日青年友好联欢后续活动

1984年9、10月，三千日本青年应邀来中国举行中日青年友好联欢。这是两国青年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一次促进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群众性交流活动。很可惜的是由于某种原因，1986年底以后，不再提到这次活动，扩大这次重要活动成果的后续工作停止了。

事实证明，1984年那次友好联欢的成果是巨大的。当年参加联欢的日本青年现在已是五十岁上下的人，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积极为日中友好而努力。令人高兴的是，我全国青联已经邀请200名日本朋友于今年6月访华，举办“中日友好联欢”的后续活动。200人中大约半数为1984年友好联欢的参加者，半数为参加者的子女。还邀请曾经积极响应并推动“中日青年友好联欢”的实施的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参加这次后续活动。

着眼于人民，加强民间往来，发出三千日本青年访华邀请

1982年7月发生了日本文部省修改教科书、篡改日本侵华历史的事。日教组（日本教职员工会）带头勇敢地起来斗争，坚持应以真实的历史教育日本青少年。我国也进行了必要的斗争。当时邓小平提出：要发展扩大中日两国之间的往来。前一段我们也确有对民间往来重视不够的缺点，要纠正过来。

1983年11月胡耀邦总书记访问日本期间，按照中央批准的方案，根据“着眼于人民、着眼于未来”的精神，在日本青年的欢迎集会上，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青年，邀请三千名日本青年在1984年秋访问中国。

在向日方发出邀请之后，中央决定由团中央抓总，对外用全国青联、全国学联、中日友协的名义。还决定成立筹备委员会，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日友协名誉会长王震任主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为第一副主任，全国青联主席、副主席分别为正、副秘书长。

邀请、组成和接待三千人的日本青年代表团是一项非常复杂、细致的工作。在日本，没有一个单位能统一负责组织和派遣；中方就直接向200多个日本团体、单位发出了邀请。邀请以民间为主，也充分照顾官方，日本全国47个都道府县政府都被邀请了。这样，就把中日友好活动推向了日本全国。对朝野各政党，我们采取一视同仁，同等邀请。不要求各政党的党首担任团长，从而避免了各党派间在日中友好问题上产生纷争。我们完全尊重日方对代表团人选的决定，并且照顾左邻右舍，既有各界的知名人士和一些老朋友的后代，也有国会议员。最后日本220个团体、单位派遣了3017人，组成217个代表团，包括63名记者，其中绝大部分成员是初次来中国的青年。日方认为，中方能把日本各派、各界、各地的三千名青年集结在日中和平友好的旗帜下访华，是很了不起的。

照顾青年特点，确立正确方针

中央领导同志对这次友好联欢十分重视，总结了历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和1965年首届中日青年大联欢的经验，吸取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接待外宾那种政治说教、强加于人的教训，提出了正确的方针。

胡耀邦总书记先后六次听取了筹备工作的汇报，提出“友好本身就是最大的政治”，联欢活动采取“寓友好于交流之中”，要搞得“轻松、愉快、活泼、多样”。他强调要彻底改变文化大革命时期对外宣传中空洞生硬的政治说教和强加于人的做法；要学习周恩来总理在交朋友时既坚持原则，又富有人情味的外交艺术。王震主任在筹委会上提出，要采取丰富多彩的青年喜欢的活动形式，充分表现中国青年热情、好客、奋发上进的精神。他多次强调要让日本青年通过同中国青年接触和亲眼观察，来了解中国。

国家主席兼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先念对友好联欢也很关心。他说“日本三千名青年访华是件很有意义的事。经费问题，我提议由我方负担为好。”对这次友好联欢的费用，团中央精打精算，整个接待的财政预算是803万人民币。应该说，在当时搞这么大的活动，也是很节约的。王震主任主持了八次筹委会会议，解决了许多困难问题。举行此次友好联欢，没有中央和地方各有关部门的大力协助和支持，要解决交通、安全、住宿（当时北京的旅馆还很少）等问题是不可能的。

团中央对友好联欢的日程和节目进行了精心策划、周密部署，事先征求了日方的意见，对150多个代表团提出的800多条要求，尽量予以满足。例如：中文日文演讲比赛、围棋对局、集邮、时装表演、茶道、插花、对口交流、文艺演出等。团中央多次派人到外宾要去的六省市进行实地调查，了解全面情况和每个活动地点的情况。各地根据代表团的特点，安排了同行业友好会见、对口交流、体育比赛、参观游览等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活动。日方200多个代表团，每个团分别参观一个工厂、一个农村和一个学校，仅大学就有120多所。上海有88家农户请客人去做客并吃饭。友好联欢从9月24日到10月8日在北京、上海、南京、杭州、西安、武汉六大城市举行。3017名日本青年分四路或从上海入境或由上海出境，高潮是在北京汇合，参加了我国35周年庆典，观看了阅兵式和群众游行。因此北京和上海的工作特别繁重。整个联欢活动规模大，气氛热烈，感情交融，活动丰富多彩，突出了各地方的特点。在北京，王震主持了人民大会堂五千人的盛大欢迎宴会，胡耀邦在万人欢迎大会上讲话，会见了日方代表并同三千青年一起游园。日本朋友还应邀参加了国庆焰火晚会，在天安门广场同几万中国青年一起跳舞、唱歌、联欢。我国国家主席、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等分别参加了上述活动并会见了日本朋友。日本青年来华时，中曾根康弘首相为他们送行并致电祝贺友好联欢的成功举办。

突出“情谊”，消除偏见

在举行友好联欢的1984年，日本39岁以下的青年人都是1945年日本投降后在美军的占领下出生的。他们不了解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而受到美国反华、反共思想、意识形态以及美国生活方式的影响很深。有的青年认为中国“神秘莫测”，有的人认为“中国人民生活在紧张和束缚之中，没有个人自由”，有的人认为共产党“不讲人情”。来中国参加友好联欢后，很多人亲身体会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全团有91人在中国赶上过生日，东道主为他们准备了生日蛋糕，祝贺他们生日，他们感动地说：“到了中国真像在家里一样”。聂荣臻元帅派人把他在抗日战争中救助的日本姑娘美穗子的女儿接到家里来，共进晚餐。日本著名歌手芹洋子带着两岁的女儿亚美来参加联欢，胡耀邦送给小亚美三件礼物：中式棉袄、奶糖、巧克力。类似的事情不少，看来是小事，但是充满着情谊。

通过友好联欢，深深地触动了日本朋友的心，加深了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也加强了中国青年对中日友好重要意义的认识，增进了双方的友好感情，播下了长期友好的种子。一些原来对中国怀有偏见和疑虑的人表示“要重新认识中国”，认为中国已走上经济建设的轨道，“实现‘四化’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对外开放在经济发展中起了积极作用”。有的日本青年表示“要做日中友好的接班人，要为两国世世代代友好奔走效力。”参加南京那一路联欢的日本代表团成员表示：“没有想到在曾发生过大屠杀的地方受到亲人般的接待”，因此更加“深感内疚”，主动举行“日中不再战”的宣誓。在上海机场离境回国的青年中有80％的人恋恋不舍，热泪盈眶。

联欢工作完成得很出色

作为老共青团干部，我认为团中央对这次有三千名日本青年参加的友好联欢工作完成得很出色。首先是对中国青年进行了深入的爱国主义和精神文明教育，包括帮助中国青年学会如何同外国青年进行交往。其次各项组织工作也做得非常细致周到。例如，三千人来华前，就知道自己在各地宾馆的房号及参加活动乘坐汽车的车号。

在筹备过程中，团中央编发了面向群众的《中日青年友好联欢宣传提纲》，各地都结合实地情况通过媒体及各种渠道，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提纲》除了说明这次活动的重要意义外，要求广大青少年“人人关心联欢，个个都做友好工作”；要以热情、谦逊、文明、友好的态度讲礼貌，注意行为美、思想美、语言美、风度美；要时刻想到自己是伟大的中国人民的一分子，要遵纪守法，不能做任何有损国格、人格的事情，要通过友好联欢，反映出中国青年高尚、文明的精神面貌。对所有接触外宾的青年，不给他们设定“框框”，而是把方针、政策交给他们，鼓励大家主动大胆地和客人交谈、接触，建立友好情谊。这样做使整个活动气氛轻松愉快，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

联欢前，团中央为各地将近900名工作人员举办了一星期的训练班，对宾馆、汽车、铁路、航空、公安等部门有关工作人员及外宾参观单位的接待人员也都根据“提纲”精神进行思想动员和教育。他们都表现出非常可贵、感人的顽强拼搏精神。

这次大规模的群众友好联欢活动，直接参加活动的青年有近一百万人。上海有几十万青年自发地甚至夜间十一点钟还在街头欢迎日本青年。在联欢期间，每天围坐在电视机前观看这次联欢活动实况的青年估计有上亿人。在1984年对外开放的初期，有这么多青年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初步懂得了如何同外国朋友交往，如何主动做友好工作，改变了过去看到外国人或者回避或者围观看热闹的情况，这是有重要意义的。一大批青年干部更是受到了锻炼，增长了对外活动的才干。

由于组织和思想工作严密细致，大家认真负责，三千名日本客人没有一个人发生意外损伤，汽车队伍没有发生交通事故。9000多件（次）行李在接运过程中没有发生差错。客人丢失的50件物品被迅速找回，甚至在天安门广场国庆焰火联欢晚会上失落的4台照相机，也全部找回交还原主。

应日本两百多个友好团体的邀请，以全国青联主席为总团长的“中国青年访日友好之船”于1985年10月27日至11月12日回访了日本。中国青年代表团有504人，来自29个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包括了56个民族的青年。代表团访问了日本47个都道府县中的43个。日本200多个青年和友好团体、日本政府有关部门及各政党的负责人、都道府县的知事、议长、市长都参加了会见或活动。中曾根首相出席了招待会并致词。曾参加友好联欢的三千名青年更是十分热心积极，并且带动了一大批青年投身中日友好事业。全日本有几百万人直接参加了接待。这种举国一致的欢迎阵势是空前的，也说明了1984年三千日本青年来华参加友好联欢确实取得了很大成就。

友好联欢的经验值得借鉴

三千日本青年来华参加友好联欢虽然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现在两国青年各种形式、多种渠道的来往也不少，但是团中央组织实施的1984年那场规模宏大的交流活动的经验还是很宝贵的，特别是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方针，对青年团员和广大青年进行深入的思想、政治教育，并对所有接待、接触外宾的工作人员进行培训的经验，对于举办大规模群众性国际活动包括奥运会这样的活动，都有不少可供借鉴的地方。（2007年5月）

（作者是中联部前部长）

（责任编辑杜晋）

“赫衣”应是“赭衣”

《炎黄春秋》今年第四期《劝君少颂秦始皇》一文中的“赫衣”应为赭衣。赭（zhě）衣，囚衣，也指囚犯。“赭衣”句出自《汉书·刑法志》对秦政的评语。原文是：“至于秦始皇，兼吞战国，遂毁先生之法，灭礼谊之官，专任刑罚，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自程决事日县石之一，（日，每天；县，悬；石（dàn）之一，即一石120斤）而奸邪并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周式一

远景出版社在台湾

《炎黄春秋》今年第四期《巫宁坤教授回国落难记》一文，“后来香港远景出版社社长沈登恩先生……”，“香港”应为“台湾”之误。上个世纪80年代初，台湾活跃着一批年青出版人。沈登恩、王荣文组建的远景出版社令人瞩目，后，王荣文另建远流出版公司，远景逐渐式微。王荣文的远流至今仍为台湾出版界之佼佼者。龙文善

作者更正

《炎黄春秋》今年第四期刊登的我写的《爱国华侨王唯真一家》，有一错字，请更正。第36页左栏5行：“管理宽”，应为“管得宽”。这是我原稿中的错字。陈健

2007年第6期 钱三强三次受挫　作者：春　江

因写作《裂变之光》，我与钱三强有过几年密切接触。1986年春，当书稿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发稿以后，我向他告别的时候提出：“你是对党忠诚、有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几十年来，你认为共产党还存在哪些弱点、问题，存在哪些急待解决的弊端？你对党的感情很深，意见会更有价值，如果你愿意谈，我很想听听。如果不方便，也不必勉强。”

老科学家是一位很豪爽的人，也是很严谨的，一般说来，他是不会轻易开口的。也可能由于几年来多次交心，有了一点的信任，他热情地谈了两个多小时，

在几十年工作当中，他曾经向党组织提过几次意见，遭受过几次打击。从这些痛苦的经历中，他深深地感觉到，几十年来党的领导工作中存在一些很难解决的问题。

党的领导人，认为手中掌握马列主义，往往过分自信，过分自以为是。因此，强调统一，强调服从，忽视民主，厌烦批评，容不下不同意见。虽然有时也提出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是一旦有人提出尖锐的意见，就容易变脸。而知识分子，一般都是追求真理，独立思考，喜欢提出不同意见。党的领导人接受不了这些意见，对有独立见解的知识分子往往认为对党不忠，甚至认为是反党。歧视，打击，便自然产生。有的戴上右派帽子，划入另类，受尽折磨。而唯唯诺诺者往往受表扬，说假话、讨领导喜欢者往往得到重用。

他最后归结为一句话：“归根结底仍然是：老子打天下，老子要坐天下。”

马克思说过，历史上的政治家，在夺取政权以后，不可避免的就产生皇权思想，视天下为私有物。钱的这些话，分量很重。有些领导人思想上还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仍然存在封建主义、皇权思想。

他的态度很认真，很诚恳，亲切地告诉我：

这样的问题，长期存在，有谁能够解决？我考虑很久：邓（小平）是有魄力的，但是，他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胡耀邦有所认识，好像还没有这样的权威；解决这个难题的只有一个人，就是周恩来。他又去世了……

我有一种预感：好像还要出问题。什么时候出？我说不定。我这样的年龄，有可能看不到了，你肯定可以看到。

谈话结束了，我又回到安徽合肥。

1987年2月6日，钱三强给我写来短信：“想起几个月前那次谈话，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他还说：你写作这部书稿的时候，正是中国现代史的转折阶段与发动地点，希望今后，犯错误的机会少一点。他约我，尽可能来京，“等你来时见面再谈。”

我及时来到北京，老科学家热情地谈了六次，每一次约三个小时（半天）。

这是他最后的岁月，诚恳地讲出一些真心话，为自己所热爱的共产党把脉，特别对知识分子政策问题提出了善意的批评和建议。

第一次提出建议惹来一场风雨

1956年，钱三强带领40多名科学工作者在苏联实习考察。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从美国回国，也来到苏联和钱三强见面，并一同在苏联考察。

钱三强熟悉法国和西欧的情况，钱学森熟悉美国的情况，两位科学家一见面，互相交流信息，更增加了对开展科学事业的信心。

1950年，毛泽东对戏剧界提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1956年2月，在讨论怎样领导科学工作的时候，毛泽东又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科学和艺术界的思想开始活跃。

1957年，全党开始整风。国内各机关团体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各机关、各学校、各民主党派的知识分子都动起来，大鸣大放。这场运动，轰轰烈烈，震动了全国。

这时，驻苏大使刘晓奉命来找钱三强、钱学森两位科学家，征求对党内整风的意见。

钱三强谈到当时的情景说：

“学森刚从美国回国不久，对情况不够了解，就没有谈什么意见”（钱三强每次谈到钱学森，都是这样亲切称呼）。这时的钱三强，已经参加工作9年，入党也已经3年了。他很深沉地说：“我自认为，党对我十分信任。我既然参加了这个组织，就应该爱护这个组织。党要求我帮助党整风，又派人来征求意见，我应该讲出真心话。当时，满腔热情，没有任何顾虑。”

钱三强向刘晓谈出了心里话。他谈到法国和苏联的科学工作的管理和领导状况，第一次对党的领导工作提出建议：

法国的科学家，每年有固定的经费，研究项目，由科学家征求各方面的意见自己来制定计划，政府在一般情况下不过问，科学院的管理工作由科学家自己来管理和领导。苏联从彼得大帝时期，就吸收法国的经验；在斯大林时期，党组织在科学院也只是做思想工作和后勤工作，一切由科学家自己来管理和领导。因此，钱三强认真明确地提出建议：“中国应该吸收法国、苏联这方面的经验，改进体制，充分信任知识分子，让他们有职有权，业务和行政工作可以由科学家自己来负责，党的工作可以抓思想教育，协助科学家搞好工作。”他并且提出具体建议：“如果体制上不好马上动，可以先选拔几位有才干的科学家到领导岗位上来，参加领导工作，这会很有力地推动科学事业的发展。”

钱三强是坦率的、真诚的。他的这些建议，现在看来也是可行的，是很有价值的。

刘晓同志走后，钱学森有些不解地悄悄问：“他们想干什么？”

毫无戒备的钱三强很坦然地回答：“礼贤下士。”

钱三强自认为自己就是一位忠诚的共产党员，是在为改进党风献计献策，只是想改进党的领导，纯属善意。可是，他提出的建议，仍然被一些领导人认为是不尊重党的领导，实质上是取消党的领导，是反党言论。

“反党的言论”这顶帽子，就这样定下来了。

早在反右派运动以前，钱三强就感到科学院里有一种不太协调的气氛。

二机部直接属于国务院第三办公室领导。第三办公室由一位资格很老、威望很高的老革命、国务院副总理来领导。这位老领导当然要向周恩来负责、归周恩来领导。

周恩来根据中央的精神，一贯要求必须注意政治思想、注意组织纪律。

二机部的领导，也是根据中央的精神，第一个动作就是加强党对二机部的领导。1955年，二机部有一位部长，另外还安排了几位副部长。在领导班子中只有钱三强一个是科学家。部长是来自老区晋察冀的老干部，高中文化水平，是那位老领导的老部下。这位部长表面看来还算文雅，客气，他懂得搞科学研究不能离开知识分子。但是，从思想深处来看，他是坚信知识分子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必须脱胎换骨。他带来一位得力的助手，担任原于能研究所的党委书记。这位年轻人，也是来自晋察冀。反右派运动一开始，这位部长助手，就表现出一副敢冲敢闯的架式。有一次党内开会，他发言很激动：“这个科学院里，风气不太对头。什么你公、我公的？资产阶级思想泛滥……”

钱三强讲到此处摇了摇头：当时同志们都互相称呼“钱公、李公……”，是互相尊重的意思。这位助手就认为，这就是资产阶级风气。当时国务院第三办公室副主任宋任穷参加会议，这位老革命对他说：“你这话过火了。那不过是一个尊敬的称呼，怎么能这样认识？”

这位部长助理当时脸红了：“我是想改变一下空气，横扫一切污泥浊水。”

宋任穷说：“你还是年轻了一点，不要过火。过火了，就不那么正确了。”

虽然有宋任穷那样的老革命尊重知识分子，但是，在那种紧张的政治空气里，许多人都变了，瞪大眼睛找资产阶级。而且，时隔不久，宋任穷又被调出二机部。这股歧视知识分子的风越来越盛。

钱三强建议要增加几位科学家进二机部的领导班子，这应该说是合理的，事实上在几十年以后，已经开始逐步这样做了。但是，在当时，按照绝对加强党的领导、提高阶级斗争观念的原则进行思考，这就变成了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右派观点。钱三强既然有这样的思想、这样的观点，能不引起注意吗？能够掉以轻心吗？

在号召干部帮助党整风的时候，毛泽东曾经说过：有些共产党员不如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同志，要向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同志学习。但是，在反右派运动中，他一反常态，讲出了这样一段话：“我历来讲，知识分于是最没有知识的。这是讲得透底。知识分子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

在反右派运动中，毛泽东的“好学生”柯庆施说：“这些个知识分子用两个字就可以概括。一个是懒，平时不肯自我检查；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为了不起。”

对右派分子和右派言论的批判是很严厉的。钱三强已经大难临头了!

领导人都知道，钱三强在法国读书的时候，就参加地下党活动。邓发将军亲自到法国与他谈话，安排他如何回避国民党，如何与党联系；毕业以后，他在法国已经是博士导师，有汽车、有洋房、有优厚的待遇，科学研究的条件也很好，他却毅然回到贫穷的祖国，白手起家，艰苦奋斗；回国以后，国民党的要员热情欢迎，诱以高官厚禄，他都不为所动，默默地躲进清华大学埋头教书。国民党从大陆撤退的时候，又派专机接他去台湾，他仍然躲避不去。他是衷心拥护党的，怎么会反党？但是，灾难仍然罩在头顶。

运动的结果，几十万知识分子戴上右派分子帽子，接受劳动改造。

钱三强的右派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由于毛泽东、周恩来和聂荣臻的保护，钱三强才侥幸没有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第二次批评迎来沉重的灾难

反右派运动，对钱三强是一次很大的震动。把几十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在思想深处他没法完全接受。这些理论上的升级，阶级斗争的加强，使他感到突然和诧异。

他想把政治丢在一边，全身心投入科学事业。可是，政治这股旋风，总是来敲他的门，把他旋进去。

反右派运动以后，原子科学的大发展仍然继续前进，而且正在不断加快步伐。

1958年2月11日，中央决定将第三工业部改为第二工业部。7月1日，钱三强领导的物理研究所改为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由二机部和科学院双重领导，所长仍然是钱三强。研究所由5个研究组扩大为8个研究室和两个工程技术单位。钱三强推荐物理学家邓稼先参加核武器研究所。

9月27日由苏联援助我国建设的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和第一台回旋加速器正式移交生产。

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拒绝向我国提供原子弹模型和技术资料。中共中央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原子能事业。钱三强领导原子能研究所转入为核工业服务的轨道，承担了科技攻关和培训干部的任务，同时还选派成批的优秀科技干部输送到核工业的有关院、所和工厂，负责科技责任。钱三强推荐有组织能力的实验物理学家朱光亚担任核武器研究所的副所长。

1960年7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讲话：“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很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算的。”

钱三强积极推荐、张劲夫积极支持，中国科学院调动了四分之一的精干力量支持二机部的需要，主持协作的有裴丽生、秦力生、谷羽。

钱三强领导原子能研究所，在铀一235分离，中子物理与裂变物理，探测技术安全防护等方面承担了责任。在钱三强领导下，钱皋韵组织科学院和冶金部研究机构，研究试制扩散分离膜。钱三强组织黄祖洽、于敏等一批理论研究人员，埋头工作，为氢弹的研制作了很踏实的准备工作。

1961年钱三强推荐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长王淦昌和彭桓武，力学研究所副所长郭永怀，到核武器研究所任副所长，有力地加强了核武器的研究设计工作。

钱三强委托王方定制备强中子源，为原子弹的点火做好准备。

从以上的事实可以看出，钱三强知人善用，工作相当紧张、相当繁重。经过了轰轰烈烈的1958年大跃进，浮夸风，经过了多灾多难、忍饥挨饿的1960年，原子科学事业始终在艰难地前进着。

1962年，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检讨，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来负责第一线的领导工作。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在这个变化中，一向行事谨慎的周恩来，突然变得大胆了，勇敢了。

1962年在广州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上，周恩来兴高采烈宣布“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陈毅元帅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行鞠躬礼。这次会议很有影响，在知识分子中间唤起了一股热情。

在钱三强的脑海里，毛泽东和周恩来总是意见一致的。这一次周恩来没有请示毛泽东，发挥了个人的（也可能有刘少奇、邓小平的同意）独立思考，大胆地在知识分子这个问题上另辟蹊径了。钱三强从内心里赞成周恩来的观点。他认为，前几年，党的政策出了一些问题，现在应该积极支持周恩来扭转这一局面。

钱三强在回科学院传达会议精神的时候，心情激动，联系实际，他讲了这样一段话：

聂荣臻元帅说：他要当科学家的后勤部长。我们有些支部书记不是这样。他们不积极帮助科学家解决困难，只知道看档案、抓批判、搞运动，实际上是起了阻碍作用。

钱三强此话一出，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散会以后，原子能研究所的一位党支部书记、副所长李寿南就直接找钱三强提意见：“你怎么能够这样说，你叫支部书记今后还怎样去进行工作？”

钱三强冷静思考以后，第三天主动向李寿南认错：“我的讲话，有片面性。”

很快，毛泽东批评了周恩来的讲话，说知识分子仍然是资产阶级的，仍然要脱胎换骨，说全党开展反右倾。全国的政治形势急转直下，周恩来检讨，钱三强当然也要检讨。

钱三强的检讨并没有得到宽容，由于他是在大会上公开讲这类话的，错误开始升级，比反右派运动时的错误还要重。有人认为，钱三强是更加露骨地反对党的领导；这种人，还能留在二机部领导岗位工作吗？

不仅如此，还有一条理由是：钱三强在国外有不同寻常的关系，不利于做好保密工作。二机部是要害部门，这种人，决不能再留在二机部工作了。

理由相当充分，决定把钱三强调出二机部，不再参加原子科学的攻关活动。这个计划当然也是经过那位老革命、老领导同意的。

经过十多年的呕心沥血、艰苦奋斗，早在前一年（1962年9月11日），各部门已经大体上做好了准备，国防工业办公室向党中央写出了《关于自力更生建设原子能工业情况的报告》，计划在1964年把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在这样的时刻，把钱三强调出去，已经不会太大地影响这项工程的进度了。

事情已经闹到这一步，周恩来派人来了解情况，二机部副部长、党委副书记刘伟同志就说：“调走三强同志这个报告是谁搞的？我为什么不知道？这种行动符合党的原则吗？对一位对党忠诚的同志，能够这样随便怀疑吗？”

1978年秋，我在全国人大办公厅访问刘伟同志，这位忠厚的长者，仍在忿忿然为钱三强鸣不平：“这样一位对党忠诚的科学家，是我们的国宝，为什么要怀疑、打击？党内有一股不正的风气呀！”

为了弄清问题，周恩来亲自到二机部听了一天情况汇报，因为有外事活动，又派聂荣臻副总理来继续听汇报。摸清情况以后，聂荣臻元帅代表周恩来总理宣布说：“你们连钱三强也不相信，你们还能相信谁？”

周恩来批评了二机部的有关领导人（当然也批评了钱三强对党的领导不够尊重的言行），调出的这个计划，就没有能够实现。

谈到这段经历，钱三强对周恩来、聂荣臻十分感激。周恩来是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犯了错误、受到毛泽东批评的，仍然保护钱三强这是很难得的，是了不起的。

第三次惩罚沉重的打击

1963年周恩来曾经提出：二机部的工作要有高度的政治思想、高度的科学计划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也就是有名的“三高”原则。这几项原则，实际上是整个党组织的政治原则和纪律。根据这样的原则，二机部的领导人对钱三强的教育和要求，也在进行。

调动不成，思想教育还是要进行的。

这一次教育，对钱三强来说，更加难以忘怀。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中国人自己设计制造的原子弹胜利升空了。钱三强为之奋斗数十年的强国梦就要实现了。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扬眉吐气，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为之欢呼庆贺。

二机部的领导，却要钱三强在这天晚上7时参加一个批判会，听取大家的批评和意见，然后去河南农村参加“四清”运动。三天后，10月19日他便踏上去河南信阳的列车。

北京在开庆祝会，二机部几位领导人都参加了会、照了像，只有钱三强这位原子科学的研究专家、开创事业的带头人、二机部的副部长，销声匿迹，默默无闻。

这时的钱三强已经来到河南省信阳地区一个偏僻的农村，正在用他那善于攻克量子力学、科学难关的大脑，来计算生产小队干部多吃多占的简单数字。

这种安排，当然是花了一些智慧、经过细心研究的。那位老资格的副总理和二机部的领导人，当然是互相通了气的。在他们看来：钱三强从1957年以来，从未作过触及灵魂的检讨，思想问题越来越严重，总是强调科学，不尊重党的领导，忽视政治；总是有自己的见解，不愿做驯服工具，理应遭到这种待遇。他们认为，这是为了教育他、帮助他、挽救他。

钱三强小心谨慎地取出一张老照片给我看。这张照片，就是他在乡下摄的。那是在河南信阳农村一个生产小队里，三间大屋子，四面墙壁由于烟熏火燎，是一片黑色。墙上挂着一把镰刀、一个斗篷，四壁皆空，一无所有。钱三强带着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平静地依偎在一起。那种孤单、寂寞、凄凉，使人感到压抑，简直有点受不了。

从青年时期就立志报国，远渡重洋到法国读书，老父亲临终也未能够见上一面。四十多年，呕心沥血，披肝沥胆，废寝忘食，就是为了两弹一星上天。结果却得到这样的下场。但是钱三强坚强地忍受着。当别人问他：“照片上为什么没有你？”钱三强坦然回答：“有几个作代表就行了，缺一个两个不算什么。”

钱三强给我写下这样一段文字：

1964年，原子弹上天。上午××通知我，听听广播。5点到7点开会，对我提意见，把我送下乡搞“四清”运动。后来他们照了很多相，好像一切都是他们几个搞的。

这使我想起，十年前（1954年）入党的时候，总支书记（一位长征干部）说的一段话：“三强：你可能认为，入了党就一片光明。实际生活是复杂的。将来你会知道，党内也还有尖锐的斗争呢。”当时，我还不理解。十年后，我才理解了这句话的意义。

但在支持国家大事，我仍然是积极努力的。我现在认识到：现在改革正在进行，我们每个人都“新”“旧”共存，因此，我也有“旧我”存在。这有待于自己与同志们督促下改进。

钱三强从来不为个人的利益去找领导人诉苦、辩白。他没有这样的时间和精力，也羞于启齿。即使他向我介绍这段生活，也尽量谈得平静，他怕有损于党的威信。

建国初期，毛泽东在与陈毅同志谈话时，说到刘邦和项羽，明确指出：项羽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失败了，落得个乌江自刎。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批评曾希圣的“霸王作风”，也曾经很严厉地说：“霸王是要别姬的!”可是他自己晚年也犯了“家长制”的错误，给党带来十年浩劫。

邓小平同志说过：“要千方百计让全国人民的脑袋来代替总书记、总理的脑袋。我们再聪明也聪明不过人民。”

马克思晚年说：“我自己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世界万物无时不在变动，没有终极真理。马克思认为，一切真理，只有在运动中、辩论中才有可能求得。绝对的服从，绝对的统一，就等于抛弃了民主，也就等于脱离了人民群众，远离了真理，坠入封建专政的泥坑。那是要继续犯错误的。

（责任编辑吴思）

2007年第6期 万里三到无为　作者：朱先央

安徽省无为县1978年开始实行农业大包干，是全省最早实行大包干的县份之一。为什么无为县在当时能冲破重重阻力，在全省最早实行大包干呢？这主要应归功于时任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的大力支持。从1978年9月到1979年12月，在无为实行大包干的起步和发展的关键阶段，万里先后三次亲临无为县视察，他说：“我要把无为作为推行大包干的联系点。”他每次来，都是重点调研生产责任制推行情况，发现问题，及时作出指示。对此，笔者仅就当年亲身经历作一些追述。

引江济巢借地度荒

万里同志第一次来无为，是在1978年9月23日。那一年的夏秋之间，无为县发生了百年未遇的大旱，他一到无为，就申明：我这次来无为有两个任务，一是省委决定，要在无为县凤凰颈长江岸边引江济巢。在全省调集大型灌溉机械400多台套在那里安装，引江水抗大旱。他还查阅了县档案馆保存的无为县志，了解无为历史上大旱年份的情景，他冒着高温酷暑，顶着烈日，亲临凤凰颈长江岸边装机抗旱的现场，看望慰问正在挖渠架线装机的工人、农民和技术人员。

第二个任务是，为解决大旱之年民生问题，省委决定，借地给农民度荒。万里在县委招待所接见了正在参加县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区、镇党委书记，并作了指示。当县委汇报到今年旱情是一百九十多年以来未见的大早时，万里说：“今年大旱要保证不饿死一个人，我看到你们的县志上记载，历史上乾隆五十年从第一年秋旱到第三年春，如遇到这样情况，你们又怎么办？现在要考虑到冬季的问题和明年春季的问题。为了战胜旱灾，省委决定借地度荒，搞好秋种，灾区每人借地三分，让社员种上午季，谁种谁收，以解决明年午后秋前的口粮”。

省委借地度荒的措施，调动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更激发了农民对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积极性，第二年午收后，农民顺利度过了春荒和夏荒。午季登场时，农民没有刮饭让锅，而是就汤下面，顺手在借来的地里就种了下茬作物。这样，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责任制，在全县迅速推开。

通过生产责任制的实践，大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1978年夏秋虽然发生了百年未遇的大旱，全县粮、棉、油总产仍接近正常年景，年终收益分配统计，未实行联产责任制的地方与已实行的地方，产量对比的结论是：队不如组，组不如户。联产承包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

不要硬纠让他们去试嘛！

1979年春，正当无为全县生产责任制发展势不可挡，生产热火朝天的时候，社会上部分人关于联产承包的议论也是沸沸扬扬。有的说，这么做违背了中央政策，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有的基层干部，一面积极推行生产责任制，一面却又心有余悸，担心是否会再犯“右倾”错误；周边的县舆论更大，说无为县是资本主义泛滥了。要“防汛”，防无为资本主义泛滥的“汛”。

一时间，无为县委、县革委负责同志面临的压力很大。农业生产责任制，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到底还要不要继续搞下去？县委曾多次开会讨论。面对群众对生产责任制的热情，结合推行责任制一年来农村的实际变化，大家统一了思想认识，认为，联产责任制总的是符合省委“六条”的，虽有些地方过了头，出现了包产到户，也不可怕，过了头纠正就是了。面对外界的压力，县委提出，稳定生产队，完善作业组，纠正单干户，并形成了（79）35号文件，对稳定生产队，完善作业组，纠正单干户，提出实施上述方案的具体措施。之后从县直机关抽调二百多名干部组成纠正单干户工作队，到各区、社帮助纠正单干户。

正当此紧要关头，1979年5月29日至30日，万里第二次来无为检查工作，当听过县委负责人汇报后，他指出：包产到组后，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这不奇怪，矛盾越多越增产。关键是“包产”二字，过去只有一个矛盾，就是肚子吃不饱。现在积极性相当高，生产计划，干什么事，人人负责，个个都知道，这不更好吗！有人说生产队长没权了，如果是瞎指挥权没有了，那倒是好事。不管怎么样，我要的是粮食。增产没问题，征购任务没问题，就是中间环节（指公共积累）要做工作。在生产责任制问题上，有人怕犯错误，就不怕不增产。有的社员群众怕政策变，要向他们讲清楚，将来变，也不能变到原来的大呼隆生产。这要看群众的态度，看社员欢迎不欢迎。听说你们组织了纠正单干户工作队，下去硬行纠正，不要这样搞了，群众已经这样试了，就让他们去试嘛！到下半年秋收时再说，看看到底是否增产，出点问题也不要怕。

根据万里同志的指示，县委立即撤回了纠正单干户工作队。一时间，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在全县范围内不推自广，形成燎原之势，全县13个区、镇，72个公社，645个大队，9000多个生产队，90%以上都实行了各种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当年秋季获得了全面大丰收，粮食总产首次突破10亿斤大关。秋粮入库时，农民们敲锣打鼓，喜气洋洋交征购，卖余粮，全县当年完成征购加超购达3亿多斤，破历史最高纪录。有些粮站库容不够，就搭盖简易露天堆收购。粮食大丰收，让农民彻底告别了饥饿。推行责任制前，农民要向机关干部的亲戚要粮票，买粮充饥。现在是机关干部向农民亲戚要粮食，补充粮票不足。

要明确宣布不变不能摇摆不定

1979年12月14日，万里同志第三次来到无为检查工作，听过县委汇报生产责任制的情况后，万里说，条件相等，搞不搞责任制大不一样，你们9个粮产区搞了包产责任制，结果个个都大增产，1个区坚持以队集体生产，结果是平产，就说明这个问题。你们刚才汇报的六峰大队两块田只隔一条小田埂，条件一样，一个搞了责任制，亩产1000斤，一个未搞责任制，亩产500斤。多1斤与自己有份，少1斤也与自己有份，跟他们切身利益相联系，就能调动积极性，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这是个核心问题。搞生产责任制还可以降低生产成本，肥西是这样，你们也是这样。思想不解放不行啦！过去对一大二公、集体优越性的东西在头脑里灌得太多了。条件具备，生产条件好，领导班子强，集体是能发挥优越性的，条件不具备是不行的。现在你们这个形式是合适的，继续干下去，至少干它3年，如果条件不变，再加2年，干它5年，如条件再不改变，再干它几年，叫大家放心。各种生产责任制都可以搞，但要保证增产，要国家增，社员增，凡是这样的都是好办法。

当县委负责同志汇报到个别地方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摇摇摆摆、举棋不定时，万里说，要明确宣布不变，不能摇摆不定，有的县就是吃了这个亏。当谈到有些地方包产到户时，万里说，包产到户，也不要回避，三中全会前，我就给中央挂了号，最后秋季大增产。没有群众自觉自愿，如要硬纠，就要减产。你们先提纠正单干户，然后提坚决纠正单干户，最后提如不纠正就要严肃处理。你们不要这样提，总的要抓住三条：一是增产多，二是贡献大，三是群众生活改善。有这三条，不管什么形式，县委要明确宣布不变。今年不变，三两年也不要变。毛主席讲，群众生产，群众利益，群众经验，群众情绪，这些都是领导上要时刻注意的问题。粮食问题，一是收，你们一定要收购，不要因为粮食多了，不能因仓容不够就不收。二是调出去，我回去就落实，就全国来讲，粮食不是多，而是少。仓容不足，准备明年给你们盖，你们按5000万斤仓容写报告报省。

大包干带来大发展

“要吃米、找万里”，这是丰收后，全县农民的心声。通过1978年、1979年推行联产责任制，充分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取得了显著的效果。真正是人尽其能，地尽其力，物尽其用。

过去大呼隆最严重而后又最早搞起大包干的三溪公社的群众说，过去收多收少是大家的，现在收多收少是自家的。过去社员出工是一遍哨子不买账，二遍哨子伸头望，三遍四遍哨子才慢慢跟后逛。现在是两个组比着干，三个组赛着干，社员互相催着干，谁也不甘落后。过去是安排生产靠队长，下地干活等队长，遇到困难找队长，牲口下田喊队长，收不到粮食怨队长。现在是50多岁挑粪挑，60多岁扶犁梢，70多岁的把心操，七、八岁小孩也能看青苗。现在农民有事就抓紧干，无事就休闲玩，有的地方休闲时还唱起了倒七戏（庐剧），一面娱乐，一面庆丰收。三汊河公社群众说得好，现在真是多做多少事，多看多少戏，多收多少稻，多睡多少觉。整个农村经济活跃，集市贸易繁荣，干群情绪高涨，关系融洽，从而大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全县过去历来后进的地方，如赵坝、三汊河、板桥、雍南、三溪等地方，一年巨变，增产都在300万斤以上。72个公社中，除有3个坚持以队生产减产外，其余个个增产，产量超历史纪录的有32个。645个大队中，增产的有603个，超历史纪录的有264个。

回顾农业生产责任制给无为县带来的发展变化，确实令人振奋，成功确实来之不易。要知道当时贯彻执行省委“六条”的阻力是很大的，争论也是很激烈的。

从1978年9月至1979年12月，在无为推行生产责任制的起步和关键时刻，万里先后三次亲临无为县视察，每次都对县委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鼓励县委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当发现县委组织纠正单干户工作队下去纠正单干户时，万里及时指出，不要这样纠了，让群众自己去试嘛！省委“六条”也是可以突破的；当发现有些地方摇摆不定时，万里指出，要明确宣布不变，不能摇摆不定。这对当时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巩固发展直至成功，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

（责任编辑吴思）

2007年第6期 中国土地制度变迁与“三农”兴衰　作者：李昌平

新中国成立以来，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经济体制的变化，都与土地制度的变化高度相关。当中国市场化改革走近尾声的时候，土地制度改革必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中国的土地制度到底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变迁？每一次的变迁对政治、经济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土地制度最终做什么样的定位呢？这就是本文将要讨论的问题。

一、《共同纲领》实际上为土地国有制奠定了法律基础。

1949年9月29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一致通过《共同纲领》。《共同纲领》实际上是新中国的临时宪法，确定了新中国的发展道路——走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道路。

1949年前后在全国进行的土改（耕者有其田）还没有完全结束，1951年9月，毛泽东就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并在同年12月15日亲自为印发《决议草案》写了《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的通知，从此拉开了农村合作化的序幕。为什么要合作化呢？合作化也是《共同纲领》决定的，《共同纲领》第三十八条 ，关于合作社：鼓励和扶助广大劳动人民根据自愿原则，发展合作事业。在城镇中和乡村中组织供销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生产合作社和运输合作社，在工厂、机关和学校中应尽先组织消费合作社。

农村发展合作经济，主要是在将农业地租转化为工业资本的同时，通过对农产品的控制和对生产生活资料的控制，实现对工商业资本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与《共同纲领》第31条之规定“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是一脉相承的，也是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相一致的。

我们从这些历史文献中不难发现，因为要实现国家工业化，就要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国家资本主义化，对当时“一穷二白”且面临帝国主义威胁和封锁的新中国而言，农村土地地租（实物税）和对农产品统购统销的“剪刀差”，必然成为国家工业化原始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和手段。在我看来，《共同纲领》决定的国家资本主义战略和“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该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实现方式，实际上为国家将1947年在解放区“革命土改”推行的土地私有制转变为国家所有制提供了法律上的伏笔。

二、土改，不是给农民完全的土地产权，实际上是建立“国家所有，农民‘平均’占有土地农用权”的土地制度。

太多的学者一直认为，土改是给了农民完全的土地私有权，这是值得商榷的。

新中国建立后，在国际环境十分糟糕的情况下，同时要养活400万军队、保障城乡的有效供给、维持政府的运转和保证国家基础性工业项目上马，唯一可以靠得住的、控制得了的物质基础就是农业地租。在当时的情况下，新中国必须在巩固政权的同时实施快速国家工业化的发展战略，对新中国具有决定意义的土改必须完成两个根本任务：一是建立土地的国家属性，所有的土地都是国家的，无论是地主、富农，还是贫下中农、雇农，耕者有其（份额）田。但是，分得的田都是新中国的田，不再是旧中国的带有封建性质的私人所有的田了。确立了土地的国家属性，就确立了新政权的合法性；二是在重分土地和恢复发展农业生产活动中，建立起新的乡村组织和基层政权，同时通过新的乡村组织和基层政权获取比旧社会更多的土地地租。所以，土地是中国新政权的经济和政治根本。

对于上述的判断，我们可以从《共同纲领》第二十七条找到依据：土地改革为发展生产力和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条件……必须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农民团体，经过清除土匪恶霸，减租减息和分配土地等项步骤，实现耕者有其田。

最初的“和平土改”进行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实际的效果难以实现上述两个目标。1949年至1950年党的部级以上干部参阅的《内部参考》，每周都有新华社记者反映农会和区公所被地主、恶霸、特务、土匪控制，或破坏土改，或威胁贫农雇农，或贫雇农将政府分配的土地还给地主，或贫雇农对土改和新政府悲观失望的报道。于是在1951年，坚持和平土改的主张让位于“急进土改”的主张，在“放手发动群众”的号召下，“急进土改”一改“和平土改”时期“反动势力顽强抵抗”和“贫雇农可怜巴巴”的被动局面，激烈的斗争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一方面，土地彻底重分，消除了“老业”“祖业”思想，确立了共产党政府给农民土地的事实；另一方面，贫雇农斗倒了地主、恶霸、土匪、特务和坏分子，将混进农会组织和基层政府中的地主、恶霸、土匪、特务、坏分子及其代理人彻底清理，贫下中农完全掌握农村政权和政治主导权。“急进土改”实际上是调动多数贫困农民“耕者有其田”和“翻身做主人”的“积极性”，帮助共产党“改造”和“清除”了不太听话的、甚至是对抗的少数“地、富、反、坏” 分子，确立土地国有属性，使得经济上建立了以地租为基础的财政和以统购统销农产品为物质保证的经济秩序，政治上建立了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农会组织和以农会组织为政治基础的农村基层政权。土改为共产党建立起了“地根”经济和“地根”政治。

假如没有“放手发动群众”的“急进土改”，如果用台湾出钱赎买地主土地的办法土改，土地就不仅不能为国家快速工业化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反而还会给新而脆弱的政权背上巨大的包袱，更难以建立起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政权，也不能建立统购统销制度实行对工商业资本的社会主义改造。大陆的土改和台湾的土改是有本质的不同的，台湾的土改实际上是承认土地私有基础上的土地私人占用的重新调整；大陆的土改是在没收所有土地，否定既往的一切土地私有产权，强制确立土地国家所有属性的基础上，平均分配给耕者使用，所有的耕者实际上是国家的长期佃户。

在部级以上干部参阅的《内部参考》中，和平土改时期，每周都有1－2篇反映各地商人哄抬物价或联合起来压低农产品价格或普遍偷税漏税的报告，实物地租虽然起到了一定的平抑物价、稳定市场的作用，但对稳定市场、平衡财政和对工商业资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力不从心的。随着土改的深入，新政府有了“国有土地”稳定的地租收入和基层组织与政权。1950——1952年，农业税占中央财政收入的18.5%，如果加上地方附加和各种爱国捐款，农民对政府的实际贡献超过土地收益的40%。紧随着，1953年又在实物地租的基础上建立起“统购统销”制度，成为国家对手工业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武器。国家税收大幅增长，1953年农业税收入27.11亿元，比1950年的19亿元增长了50%，但只占当年财政收入的12.2%。

土地改革完成以后，在实物地租的基础上建立农产品统购统销，控制工商业原料的来源和销售市场，工商业资本不接受改造也不行了，国家财政收入中的企业收入和工商税收也大幅上升。实际上，三大社会主义改造是建立在“土地国有”的基础上的。土改——土地国有化，实际上是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国家资本主义化的起点。在后来的合作化运动中，土地集体所有几乎没有人以“土地私人所有”为理据进行过反抗，这实际上证明在多数耕者的心目中默认“土地是国家给的，国家说咋的就咋的”了。一直到今天，中国的绝大多数农民依然认为，“土地既不是个人所有，也不是集体所有，而是国家所有”，应该说是有历史原因的。

建国后土改的“土地证”与现在发给农民的“土地承包证”十分相似，只是实实在在的“国家所有，耕者使用”的一种确认。《土地改革法》明确规定，土地不能休耕，不能撂荒，农民没有将农地用于工商业的权利。这就说明，土改时发给农民的“土地证”实际上是产权残缺的“产权证”，没有产生过今天“房产证”这样的物权效能，仅仅是有限的产权——农地农用永佃权，甚至，这种残缺的产权也只在历史的长河中昙花一现。

三、合作化以来，农村土地建立集体所有制是虚，巩固国家所有制是实，目的是为了完成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化。

土改随后而来的合作化，建立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我们这里要讨论的是，中国是否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

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关于合作化问题》一文中进一步论述：“有些同志不赞成我党中央关于我国农业合作化的步骤应当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步骤相适应的方针，而这种方针，曾经在苏联证明是正确的。这些同志不知道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农业化而孤立地去进行的”。

合作化后，以统购统销为基础的高度计划的经济体制基本形成，国民经济的所有制形式整体上进一步朝着“一大二公”的方向发展。随后，公社既是基本经济单元，又是最基层的政府。按劳分配和按照人口分配是公社的主要分配形式，土地产权在农产品分配中不具有实际的意义，并且可以“一平二调”。

如1953年4月经中央批转的华北局《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若干问题的解决办法》，其中规定：社员土地入社，统一使用，社员按入股的土地分配一定比例的收获量。但1954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如何逐渐社会主义化问题复东北局电》，主张用降低至取消土地报酬的方式，而不是购买的方式实现“土地公有”，否定了沈阳市委打算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低价收买土地的办法。1956年3月5日，中共中央《关于在农业生产合作社扩大合并和升级中有关生产资料的若干问题的处理办法的规定》正式取消了土地报酬。其中规定：在初级社转为高级社的时候，社员的土地转为合作社公有，取消土地报酬。和50年代初期比较，土地实际上由“国家所有，农户永佃”变成了“国家所有，公社（政府）经营”；生产由农民自主生产转变为公社有计划生产；农产品由实物地租外的政府定购转变为除口粮以外的统销；生产资料由分户购买转变为计划调拨和交换——统购。

实际上，“土地集体所有”，只是有权“在国家圈定的土地上，由基层政府执行国家的生产计划和购销计划”，“集体”并没有“土地所有者”的任何权利。这类似地主和长工之间的关系，丝毫看不到“集体”作为一个产权者的任何权益存在。公社（政社合一体）化后，农村土地制度分明是朝“公”的方向进一步了——“国家所有，公社计划经营”，实际上是国家剥夺了农民家庭在土改时期获得的不完全土地产权——农地农用权，“集体所有制”只是以“集体”的名义从农民个人的手上收回了土地权——便于执行经济计划和统购统销和对工商业资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我看来，所谓的“土地集体所有制”仅仅只是国家收回农民土地权益的另一种说法而已。

1958年后的三年，全国出现了大面积灾荒，1962年9月，中央对“一大二公”“一平二调”的公社制度的左的危害性有了统一的认识，于是改进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我至今没有明白，官方文件承认的“三级（公社、大队、小队）所有”怎么就被视为“集体所有”呢？公社这个政社合一体是“集体”吗？“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实际上是“土地国家所有，社队（集体）联产承包”，实行的是“增产多交（地租），减产不少交（地租）”的“集体承包”＋“统购统销”政策。这类似于地主和雇农的关系。

“土地国家所有，社队（集体）联产承包＋统购统销”，在当时主要有三大进步：一是对社队成员有一定的激励作用，多劳动、多增产就能多吃饭；二是有利于生产资料的有效配置，促进生产发展的同时，可以节约成本；三是可以挤出劳动力搞农业生产以外的副业生产。“队为基础”的集体承包制，很快扭转了饥荒局面，农村有了一个小阳春。但“集体承包”的激励作用也是有限的，同时也无法消解“文化大革命”的破坏。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方面，“集体承包”的能量释放已尽；另一方面，随着国家工业的发展，工业品越来越多的下乡，需要交换更多的农产品。公社制度既对国家工业化失去了“原始积累”的积极作用，甚至成为工业产品和农产品交换的障碍，又对农民积极性的发挥造成了严重的障碍。

四、安徽小井庄的农村改革，是“社队（集体）联产承包”转向“家庭联产承包”的改革，在“土地国家所有制”不变的情况下，土地承包经营的微观主体发生了改变。

文革后期，公社将农业地租转化为工业资本的绩效越来越低，指望公社化为工业品下乡提供广阔市场的预期也不能实现。《论十大关系》所期待的工农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的局面落空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全党全国都在寻求新的突破。浙江、贵州、四川、安徽等地的农村从六十年代初期以来，就一直有零星的家庭承包的苗头，但都被“文革”极左的运动打压了。1978年，安徽肥西小井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个别县领导的支持下有了一定的规模，紧随其后的是“小岗村”17个村民“冒死”也要“大包干”。但小井村的家庭承包没有像小岗村那样的幸运，受到了上面的批判和打压。小岗村没有受到打压，所以，小岗村成了“家庭联产承包的发源地”。

“家庭联产承包”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有什么区别呢？在我看来，只有一个区别，那就是将过去的生产单元小队改为了家庭，是六十年代初期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进一步“右倾”。“家庭联产承包”并没有改变一些根本性的东西，如：农业地租转化为国家工业积累没有变（比过去转移的更多了），土地的承包期、税费标准、流转方式、农产品的买卖交易方式等等依然是国家说了算。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说穿了，它是真正的“土地国家所有，社队经营＋农户承包”，但它进一步增强了对农民生产的激励。落后的小岗村的“落后”农民也能“交足国家的”，让当局认识到了“家庭联产承包制度”对国家的好处；或者说是农民对国家工业化更大的贡献“买来”了“家庭承包”的自主权利。这时的土地制度——“国家所有，社队经营＋农户承包”，与“地主和佃户”的关系十分相似。

五、1977—1988年的农村土地制度——土地非农用权利集体所有，是一个特例，是农民成为中国经济增长主导力量的自然选择。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从土改以来，总的趋势是向国有化发展的，但1977年——1988年却是一个特殊的时期。这个特殊时期的土地制度，主要的特征是农地农用权表现出“国家所有、家庭经营”趋势，而“基本农田”以外的土地非农用权却是“集体所有、社企经营”的。

在这十年当中，乡镇企业、社队企业的发展占地，农民集体在保证完成国家粮食任务和公粮的前提下，基本上可以“自主决定”。一般是公社或乡镇政府“审批”，最多报县政府备案即可，不需要国家审批。这十年，是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除农业生产水平直线上升外，乡镇企业和社队企业的发展突飞猛进。1977——1988年，农村工业对工业的增长贡献，一直保持在41%的水平，1992年，更是达到71.1%。

华西、南街、大邱庄等一大批“明星村”都是在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苏南的乡镇企业和集体企业、温州和广州等沿海地区的个体私营经济也是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这十年的特殊土地政策，为中国经济突破高度计划模式的困局，形成乡镇企业半壁河山、个体私营经济异军突起的新局面，也为“多种所有制并存”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制度基础。

假如站在农民、农村的立场上评价建国以来的土地制度，毫无疑问1977——1988年间的土地制度是最好的土地制度。

在乡镇企业和私营经济突飞猛进的同时，土地也急剧减少，仅1985年，减少耕地2300多万亩，导致1985年后连续几年的粮食产量停滞不前，“粮食安全”问题引起了中央的高度关注，198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强土地管理，制止乱占耕地的通知》，农地非农用的权利开始收归国家。土地制度的这个重大转变以1987年国家正式出台《土地管理法》为标志。1988年设立国家土地管理局，土地的非农用权正式收归国有。土地非农用制度的变迁轨迹，又回归到了国有化的轨道。

1988年后，在强化土地非农用权国有化的同时，对农民原有的自留地、宅基地和农用地权利，也同时缩小了。如，宅基地和自留地过去由农民集体自主安排，88年后要集体申请政府土地部门批准；农田开挖鱼池过去集体可以决定，后由政府土地部门审批；农田水利工程附属地，过去都属于集体的，88年后都收归政府水利部门了；过去，承包费中的相当部分（约30%以上）是村社集体公积金和公益金的主要来源，后逐步被政府支配和占有。这些都说明，国家对农村土地的控制权和收益权是加强了，不是下放了，更加没有理由证明农村土地是村社农民集体所有。村社农民集体在改革开放以来，土地权益不是加强了，而是弱化了。

六、1997年的“二轮承包”，实际上是正式确立了“国家所有,农民永佃”的土地制度。宣告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度消亡。

1978年后发源于安徽的农村改革，最初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2年推广的时候，不少地方自发改变为“大包干”。“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大包干”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温铁军认为：“联产承包”是在保证农户按照集体计划进行生产的前提下，集体把土地的使用和收益权让给农民。“大包干”是集体在对农户以承包的名义按照人口分田之后，集体退出了农业的直接生产。实际上，“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承认“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而“大包干”则是带有否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性质的改革，为后来的人民公社解体埋下了伏笔。虽然民间的改革称为“大包干”，但在中央连续几个一号文件中依然表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双层经营体制”。不论文件怎么表述，实际发生的才是重要的。

1984年底，中央根据农民稳定土地承包关系的要求，做出了“大稳定，小调整，一包15年不变”的决定。贵州则根据自己的特点，做出了“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一包30年不变”的决定。1984年后，人民公社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而解体，乡村重新设立乡镇人民政府；生产大队改为了村民委员会（行政村），“队为基础”的生产小队，改为没有经济功能的村民小组。虽然“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公社制度解体了，中央规定了土地承包一定15年不变的基本政策，但是全国各地的农村以村民小组（少数地方以行政村）为单位，依然遵守承包初期“增人增地，减人减地”的约定，3－5年小调整，5－8年大调整。对于农民遵守约定的顽强，政府和学者不以为然。1997年，一次承包15年期满，由中央部署，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统一的“二轮承包”。这一次承包，规定一定30年不变，统一发放承包权证。由于1997年正是农民种地负担最重、粮价进入阶段性低谷、种地微利或亏本的特殊时期，对于这次全国统一的部署，基层没有认真执行。而贵州则在原来一直没有调整土地的基础上，继续30年不变，成为事实上的“国家所有、农民永佃”制度。

在1997年后的几年内，由于土地农用的收益急剧下降，农民负担不减反增，村民集体组织的经济基础遭受严重破坏，村民自治功能名存实亡，农村土地被廉价征用非常严重。“开发区建设和经营城市”成为这个时期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不少地方出现了“零低价”招商，一方面是投资高速增长，经济发展过热，中央政府多次启动宏观调控；另一方面是农民失地补偿不到位，造成数千万人失地又失业。

于是，中央开始着手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1998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再次明确了土地承包经营期限为30年；1998年12月27日由朱基总理签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明确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2001年全国人大通过了《土地承包法》，2003年3月1日，在家庭承包制度执行20多年后，《土地承包法》正式生效，家庭承包正式合法化。《土地承包法》对村民委员会或村民原有的自治权利，如承包的期限、承包费的多少，土地的调整与整治等等权利，全部收归国家了。《宪法》规定的“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正式成了一句空话。随着2003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人大代表会议上宣布取消农业税及其附加后，村民委员会完全失去经济基础，决定了双层经营体制的灭亡，这实际上是消灭了“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制”，进一步巩固了土地国家所有制，实际上是将三权分离：国家的所有权，集体的永佃权，农户的有偿耕种权变成了“土地国家所有，农民永佃”，集体（村社组织就像昔日的人民公社一样，失去了配置资源和收取地租的权利）面临解体。

七、50多年来土地制度演变的逻辑

国家利益至上，工业化至上，城市化至上是50多年土地制度演变的基本原则。国家权力一直是主导土地制度变迁的主导力量。为了保证国家利益至上、工业化至上、城市化至上，土地始终是政府手中的工具和筹码。当“国家”需要“以粮为纲”时，土地就无条件用作粮食生产；当国家需要占有更多的土地地租时，农民和农民集体无条件服从国家利益；当“工业化”需要更多的积累时，农民和农民集体就会做出更多的“贡献”，当城市化和现代化需要占用更多的土地时，政府便廉价占用农民的土地。土地作为生产要素，由生产者自主配置一直没有充分实现；土地作为农民的产权，从来没有让农民自主选择实现形式和经营方式。

纵观50多年的土地制度安排，可以用两句话来总结：土地的农业地租（基础地租）基本上转化为国家工业化的资本积累了；土地的级差地租基本上转化为地方政府城市化的资本积累了，但很大部分又同时流入了官商的口袋。

八、我的主张和依据

对于现阶段的土地制度安排，我的主张是：农村土地制度后退到1980年——“村民集体拥有土地农用的全部权利，自留地、宅基地、荒地和四旁地等土地非农用的全部权利和一定比例的农地依法转为非农用地的部分权利”。在此前提下，由农民集体成员依法“自主选择集体土地产权的经营形式和产权经营收益的分配方式”。

上个世纪90年代，是中国经济全面高速增长的时代，但同时也是中西部地区农村经济凋敝、农民生产生活困顿，社会冲突突出的时代。根本原因是农民的政治和经济权利全面萎缩。农民权利萎缩是与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制的虚化同步的。

1988年，农民调整农业结构和发展企业，要受《基本农田保护法》和《土地管理法》的约束了，农民在1977——1988年所享受的不完全的农地农用权利和完全的土地非农用权利被剥夺了，农民将自己的稻田挖成鱼池的权利都没有了，用自己的土地办加工厂的权利就更没有了，土地集体所有制实际上演化成完全的国有制了。这实质上是剥夺了农民的发展权利。

1988年后，由于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被“和平演变”为国家所有制，建立在农村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农民组织（社区自治组织和经济组织）失去产权保障和经济基础，逐步散失功能或名存实亡。随着农民组织化程度的降低，在经济层面，农民除在市场经济中蒙受合法资本的剥夺外，还毫无还手之力地受到了权贵资本和黑恶势力的剥夺和欺诈；在政治层面，虽然推行了村民自治，但绝大多数自治组织失去了产权和财政基础，村民自治组织实际上沦为“乞丐”，不得不成为基层政府的附庸和帮助政府征用农民土地——剥夺农民土地权利的中介，农民对政府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博弈能力，农民在地方政府和国家层面的政治生活中被边缘化了。

80年代是一个扩大农民经济权利（核心是土地权利——集体分享所有权，家庭分享农地承包经营权）和政治权利（核心是公社解体，建设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和村民自治制度）的时代。80年代的农村改革，经济上，“民有向前进，国有向后退”；政治上，“民权向前进，官权向后退”。而90年代的农村改革却反其道而行之，经济上“国有向前进，民有向后退”；政治上，“官权向前进，民权向后退”。这就是80年代的农村繁荣和谐、90年代农村凋敝冲突的根本原因所在。

中国农村发展道路，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当公社制度走投无路的时候，小岗村带给了我们柳暗花明；进入90年代，当小岗村山穷水尽的时候，苏南、温州等地的农村又给我们带来了柳暗花明；可是，十几年过去了，苏南、温州模式，在带来GDP巨大增长的同时，并没有带来中国农民福利的同步增长；在再一次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时候，2005年，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课题。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要找到与之相适应的农村土地制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土地制度呢？

我的主张是，要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要优先给村民集体占用级差地租的权利，要依靠构建新的二元体制，发展村民集体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什么叫村民集体资本主义呢？我的定义是：将村民的土地和劳动转化为村发展的资本，而不是被外来资本资本化，村民成为土地资本和劳动力剩余价值的主人。发展村民集体资本主义，就是要让村民集体的民主自治组织或经济合作组织优先占有土地非农用产权收益——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国家要为优先实现村民民主自治组织和经济合作组织的土地产权提供服务。

（作者因向总理上书直言三农困境被《南方周末》评为2000年年度人物）

（责任编辑吴思）

2007年第6期 为曹荻秋平反的争议　作者：高　奇

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主席对不少老干部要求弄清问题、落实政策的来信，做出了批示，周恩来总理抓紧解放老干部的工作，一批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得到解放。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于1972年8月成立了专门机构，配调人员集中力量从事这项工作。开始是在干部组下设一审干组，1975年6月扩大机构、充实人员，改为直属部的调查组（即局）。此事遭到了“四人帮”的严重破坏，我所经办的为曹荻秋同志平反的曲折过程，是其中一个比较典型的事例。

上海市委定曹荻秋为“叛徒”，我提出应进行复查

曹荻秋原任上海市委书记，是一位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同志，长期做党的领导工作，“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1973年9月上海市委向中央写出报告将其定为“叛徒”。

在解放老干部的工作中，涉及到不少人政治历史问题的定性处理，由于“文革”中对过去有关的许多政策规定都被批判为“叛徒哲学”，而中央又没有发布新的统一的具体政策界限，所以办理起来难度很大。不少省市都派人到中组部汇报情况，征求意见。

1975年10月的一天，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派市委组织组组长王日初到中组部汇报，征求对几位受审查的市领导干部的结论定性意见。我当时为调查组负责人之一，主管这方面工作，部里决定由我同王日初交谈。当时部里有个说法，即上海的问题非常敏感，一些事往往捅到上边（指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弄不好会惹出问题，因此不能轻易表示意见，事不得已时只能讲讲个人的看法。

接受任务后，我仔细翻看了上海报来的关于原上海市委候补书记韩哲一的审查结论材料，发现报告中提到韩哲一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却不提恢复其党的组织生活。其时，正好看到上面转来的曹荻秋写给毛主席的信，详细阐述了他1932年在上海被捕的情况，强烈反对定他为叛徒。根据这一情况，我在同王日初谈话时提出，既然韩哲一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市委就应明确恢复其党的组织生活；曹荻秋最近给毛主席写信申诉，不同意定他为叛徒，建议上海市委对此案进行复查。王日初问我，主席怎么批的。我如实告他没有具体批示。当时王对我讲的意见没有表示态度，只说回去后向市委汇报、研究。但上海很快将我的谈话的内容向张春桥作了汇报。

中组部向中央写报告否定上海市委的审查结论

对于上海市委关于曹荻秋的审查情况和结论意见，我同组内的同志对有关材料进行了反复研究，并在调查组负责人会上进行了认真讨论。认为，1932年曹在上海被捕后，一没有向敌人承认是共产党员，二没有发表反共言论，三没有供出同志和党的组织，不应当定为叛徒。但在当时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把本来不是问题的两件事认为是属于犯有错误。

一次部核心组组长（即部长）郭玉峰主持召开核心组会议，专题研究曹荻秋的问题。会上，我就曹荻秋的被捕情况和上海的查证材料作了详细汇报，具体讲了不同意定为叛徒的理由和根据。经过讨论，会议一致同意我汇报的意见，决定按此向中央写出报告。会后我主持起草了中组部关于曹荻秋审查情况和结论意见的报告，经郭玉峰审核签署后报送了中央。

张春桥蓄意将曹荻秋打成叛徒，追查我同上海来人的谈话

中组部的报告上送后，主管中组部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纪登奎表示同意，批送给其他中央领导人。时过不久，转来了张春桥在报告上的批示：“曹荻秋的叛徒不是已经定了吗？”显然，他不同意中组部的意见，而硬要将曹荻秋打成叛徒。

1975年末开始“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否定曹荻秋叛徒一事成为一个问题在部内有了争议。1976年3月曹荻秋逝世，家属据理要求及早作出结论。1976年4月5日上午，部核心组开会，要我参加，郭玉峰说：曹荻秋的事，登奎批拟可同意中组部邀上海来人商量，再向主席、中央报告；张春桥批的是，可以商量，但不同意中组部的结论。于是我又重申了原来的意见，同时强调这牵涉到执行党的政策和有类似问题的其他人结论如何定性问题，应严肃对待。会上有人一改原来的态度，发言说曹的问题属于可定（叛徒）可不定的。郭玉峰则说：这事要定，下边向上边的报告上边不同意是常有的；可考虑作特殊问题处理，不要牵扯面大了。意思是打算按张春桥的批示办理。

4月7日上午，部核心组主管调查工作的副组长听取上海派来的市委专案办负责人的汇报，说市委这次研究倾向定曹荻秋为叛徒。但此人回去又来电告知，这只是王少庸的个人意见，经市委研究，如何定还是“吃不准”。

4月23日深夜12时郭玉峰给我打电话，说：纪登奎就曹荻秋的结论问题同张春桥谈了，说上海不拿意见组织部不大好办。张春桥说，这事也难也不难，你要查一下去年组织部的人同上海来人的谈话，是从韩哲一问题谈起的，查一下就清楚了。郭问我，当时是谁同上海来人谈的，都谈了些什么？我当即告郭，是我同王日初谈的，并简要讲了谈话的内容。

4月24日下午，我同上海市委组织组取得联系，请王日初用保密电话将他笔记本上记录的我同他谈话的内容逐字逐句读给我听，我作记录后又作了复述，经核对无误后，将记录送给了郭玉峰。4月26日上午，郭玉峰找我到他的办公室，说：关于曹荻秋的事已和张春桥、纪登奎谈过了，电话稿（即我同王日初的谈话记录）也送了。张春桥说，是否由纪登奎给马老（上海的马天水）打个电话。事后纪说，这个电话如何打？先放一放，等（五一）节后再说吧。对我的追查也就拖了下来。

部领导人丧失原则，同意定曹荻秋为“叛徒”

1976年6月22日下午，郭玉峰和部核心组三位副组长集体找调查组屈清华、赵振东和我三个负责人谈话。郭说：（最近）张春桥批示，曹荻秋的问题不是可以作结论了吗？这个事原来打算写报告倾向同意上海市委意见，但市委研究说还是“吃不准”，让（我们）就近向上请示。向纪登奎反映后，纪问了张春桥，张说查下组织部就清楚了。谈话记录稿送上后纪说过了“五一”再说。以后曹荻秋妻子来京，由核心组一位副组长接谈。动员她按上海市委的安排，先火化。关于曹的结论报告，打算将上海1973年定为叛徒的意见写上，再将1975年他们“拿不准”的意见也写上，然后说我们同意他们1973年的意见，这个案子也就结了。我和调查组另两位负责人都表示，审查的情况没有变化，我们仍是原来的意见。核心组的一位副组长说：从现在情况看，只能这样办，把原核心组的报告后边改一下就行了。

事至于此，调查组已无可奈何，只好组织服从，在保留意见的情况下按部核心组定的调子改写了报告，送到了部里。

粉碎“四人帮”后重写报告，郭玉峰作了检讨

1976年10月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12月的一天，郭玉峰对我说，曹荻秋的问题要再研究一下，（报告）登奎退回来了。即76年6月上送的同意定曹为叛徒的报告纪登奎压下没有批出去，压在了那里，这次退回了。

1977年1月初，郭玉峰告我：派到上海的工作组赵振东来信，说曹荻秋的家属给先念写了报告，华国锋批给了苏振华（粉碎“四人帮”后上海市委第一书记），苏要赵振东根据曹的情况按照党的政策办。你去上海帮助研究一下，不要参加调查，由赵振东工作组对上海市委负责人写报告，报告可以提到中央组织部曾经提过什么意见，张春桥如何不同意。1月11日我飞赴上海，同赵振东等就曹荻秋的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除不应定曹为叛徒外，还应查一下张、王、姚、马等在迫害曹的问题上都搞了些什么活动，查清曹的病因，研究写出结论，以工作组的名义向市委报告。

1月16日上午，郭玉峰召开会议研究上海工作组写的报告稿。郭说：写的太长，过程不必写的这么细，可以工作组调查小组的名义写个报告，然后由赵振东附上一个简要报告，说明进行了调查，本可不定叛徒，但“四人帮”插手，硬要定；同时说明曹的死因和善后工作意见，（曹的）问题也要摘上。

1977年11月16日部核心组召开扩大会议，会上郭玉峰作检查，他在讲到曹荻秋问题时检讨说：对曹的问题，调查组和部里的意见是一致的，认为不应定为叛徒，但张春桥却硬要定。最后我们写了同意上海市委73年定曹为叛徒的报告，没有坚决顶住“四人帮”的压力。

为曹荻秋平反

1977年12月胡耀邦调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连续召开整风会，广泛发动群众，听取意见。在1978年1月2日上午的会上，我在发言中讲了曹荻秋问题的办理过程，说张春桥搞阴谋硬要把曹荻秋打成叛徒，郭玉峰不坚持原则，改变原报告不定叛徒的结论，改写向中央的报告，同意定为叛徒。胡耀邦听了我的发言后说，如高奇刚才所说，郭玉峰有什么原则？做干部工作，不坚持党性，不坚持原则，危险得很！坚持原则，无非是不当官嘛！拿原则做交易，是违反党纪国法。要抓几个“四人帮”颠倒是非，陷害人，某些同志拿原则做交易的典型，写出详细经过，有的在内部通报，有的在报上发表。曹荻秋的问题作一个案例，看张春桥耍了多少阴谋要把曹打成叛徒。耀邦并说：许多时候，往往下边的同志实事求是或基本实事求是，上边往往违反实事求是，联系到整风，还是要抓上边（的问题）。

耀邦讲话后，原部核心组的一位成员发言说：郭玉峰是围着“四人帮”转的，曹荻秋的问题大家一致同意调查组不定叛徒的意见，但郭玉峰和其他领导找核心组成员谈话，说曹是边缘人物，张春桥不同意组织部意见，看来可以定。原核心组一位原副组长发言说：事情本身我有错误，不坚持原则，丢掉了党性。第一次（报告）意见是一致的，张春桥批了以后，当时有争论，有的同志有意见，郭玉峰说老这么坚持要犯错误，把我和另两位副组长找去，引导着要定叛徒。我表示同意，还做别人的工作。

在1978年2月3日的整风会上，胡耀邦又谈到曹荻秋的问题，他说：这个会开了18次了，发言的有37位，除（写出）总的材料外，要搞些专题向中央报一下，如曹荻秋的问题。要把曹打成叛徒是张春桥的主意，其中自然涉及郭玉峰的责任。调查组要写一下事实经过。

2月11日，胡耀邦要我参加，听取上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赵振东关于上海干部问题的汇报。在谈到曹荻秋的问题时，耀邦明确表态说：曹荻秋不仅不是叛徒，而且表现是好的，是张春桥一手陷害的，郭玉峰丧失了原则。曹荻秋应当完全平反，这件事由我们两家来做，要隆重搞一下，恢复名誉。

此后不久，曹荻秋得到彻底平反。经过长达数年的曲折斗争，终于落实了党的政策，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还曹荻秋同志以公道。但斯人已含冤逝去，只能告慰其在天之灵了。（责任编辑吴思）

（作者是中央组织部干部审查局原副局长、国家审计署办公厅原主任兼研究室主任）

2007年第6期 社会选择出来的干部战斗力强　作者：冯东书

1935年下半年，东北军的张学良将军奉蒋介石之命，担任消灭陕北红军的副总司令（总司令是蒋介石挂名）开始他以为陕北红军人不多，长征转战八九个省（当时现在的四川的西部是西康省），是缺弹缺粮的疲惫之师，战斗力不会太强了。可是一接火，他就打了大败仗，他想不通。他不想再打了，想抗日，收回他的东北失地，就通过秘密渠道偷偷找来一个老共产党员刘鼎。1936年3月，张学良见到刘鼎，一开始就谈到红军的长征，他说：“在长征那样苦的条件下，红军还能打胜仗，扩充队伍，即使打败了也溃散不了，真是不可思议。”他又说：“国民党的军队打仗靠的武器装备好，弹药给养充足，人多势众，打胜了好办，打败了就溃散。红军撒得开收得拢。我的部队一撒开就收不拢，这是为什么？”刘鼎就向他介绍红军的特点，它和国民党军队的根本区别。从那以后，他就认定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他向蒋介石讲过这个观点。蒋介石当然听不下去。

1949年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刚取得全国政权时，我还是个十六七岁的毛头小子，没有参加过打仗，不知军队之事。但是我1950年2月到新华社工作以后，看到那个革命干部队伍，不能说人人优秀，但是在严格要求自己，互相关心，互相友爱，互相帮助，困难工作带头抢着做，工作认真负责，工作起来不讲价钱，廉洁奉公，纪律严明，能和群众打成一片等方面是普遍现象。这使一些我们这样的小青年参加进来，真是进了一所好学校。

那时穷，大家都为公家节省每一点钱。旧信封翻过来还要用，用过的稿纸翻过来还要用来打草稿。日常生活中看见需要做的事会自动去做，看见不对的事，也会主动出面干预。

共产党因为有这么一支干部队伍，战斗力自然强，也正是这样，它才把腐败的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打到了台湾。

这支队伍是怎么形成的呢？这是社会斗争的选择形成的。国民党开始时也是革命的，所以和共产党合作打过军阀。后来它在全国执政以后，权力的腐蚀凸显出来，国权私有，国权私用越来越严重、越来越腐败了。人们当然不满，它就必然地越来越走向压制、独裁，专制起来。于是对外国侵略软弱无力，对内到处欺压百姓，杀坚持革命的共产党和进步人士。好多人只是因为对外要求抗日，对内要求民主，反对腐败，就被当共产党抓起来杀了。这在全国群众中，特别青年学生中造成了极大的反感。而共产党高举抗日救国大旗，反对独裁，要求民主，这又在全国要求进步的热血青年中造成了极大的政治反差，于是，人们投向共产党。当时共产党在穷山沟沟里，没有全国政权，穷得很，投奔那里去干革命，实行供给制，不发工资，只发一点点津贴，甚至有时连津贴都发不出，只管粗茶淡饭。衣服也只发粗布的，有时还按时发不了。国民党统治地区的地下共产党员是提着自己的脑袋，自己挣了钱干革命的。国民党还到处设卡，派特务抓、杀投奔共产党的人。这样就把人自然地分开了，想升官发财的人，都投奔到蒋介石的国民党那里去，这就使他们那支队伍越来越没有了战斗力。而投奔到共产党这边来的就是自愿为民族独立，为民族解放，为人民利益，为民主建国吃苦、牺牲自己的人，其中有些人还是国民党里的高级干部子女。他们都有为此理想不怕吃苦、不怕杀头、不怕牺牲的精神。这种社会选择是一种天然的优胜劣汰的选择，使共产党里拥有了一支优秀的、人们拥护热爱的干部队伍，就使共产党有了战无不胜的力量。共产党的革命烈士夏明翰就义时的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很有代表性。

当然，有这么一个社会选择的基础，进了革命队伍，再加上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的模范带头作用，思想教育也就起了作用，使他们进一步有了革命人生观，学会用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去观察问题，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有遵守纪律的自觉性。这就使他们更坚强，更有科学头脑，也就更有战斗力。（责任编辑吴思）

2007年第6期 文革前高考“不宜录取”政策的回忆　作者：袁剑平

我国高校招生走过一条曲折之路，1966—1970年5年没有招收新生，1971—1976年6年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1977年才恢复正常高考。在这之前，1958—1965年的8年中，高校招生还有“不宜录取”和“降格录取”的政策。笔者是1959届高中毕业生，同学中有不少是新中国教育史上这一极“左”招生政策的直接受害者。

尘封于历史死角的一段往事

笔者的中学时代是在古城开封度过的。从民国时期一直到五十年代初开封都是河南省省会，这里代表着全省教育的最高水平。母校育才中学的师资、学风、学生在开封都是很好的。我所在的高59届共200余人，1959年高考时除了不愿升学的以外，都考上了大学，而一些尖子生却落了榜，这真让人费解。

在当时的氛围下，人们不敢询问原因，心中的疑问只好压在心底。改革开放后，“左”的错误一次次得到纠正，当年的谜团才慢慢解开。原来，我们上高三时，校方在极为保密的情况下对学生一一作了政审，除了推荐留苏生和保送生外，政审结论基本分为四类：1.可录取机密专业；2.可录取一般专业；3.降格录取；4.不宜录取。政治审查的依据，并非个人表现或学习成绩，而是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或者家长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或有海外关系尤其是港澳台关系的学生基本上都是不宜录取和降格录取者。当时高校招生时先看政审结论再看考试分数，我的同学中因此失去上大学机会的不在少数。这里略举数例。

江雪，1954年从入朝志愿军退役经考试插班到育才中学初二，始终保持门门功课5分的优异成绩。被保送入高中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小说，又是校学生会副主席、团支书，还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优秀团干部”，1959年高考时，江雪对自己的政治表现和学习成绩都是很自信的，报了北大、北师大等名校。然而，他接到的是一封这样的信：“……由于招生名额有限，今年你未被录取……”。后来，江雪才知道自己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而落榜，并获悉在1959年的文科考生中，各科成绩都在85分以上的，全省只有两人，江雪分数最高。当时有八所大学都想录取这位“省文科状元”，可是均在“不宜录取”政策面前望而却步。

范天成，是老师眼中的文理全才，高中时对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卢瑟福的原子结构模型理论，化学中的电离理论，数学中的非欧几何体系十分着迷。他兴趣广泛、视野开阔，已经在有意识地追寻前代成功学者的科研思路与方法，以期为升入大学后及早转入创造性研究做好准备，这样的学生也因家庭出身问题被“不宜录取”。他找工作时碰到一个急需语文算术代课教师的小学，听说他语文算术都能教，高高兴兴地把他领走。

吕延梅，初中时是“全5分”学生，被保送到高中部。他虽出身富农，但自恃学习成绩优秀，报了北京大学数学系。他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信封右下角印着北京大学四个字，但被蓝水钢笔划掉，改写成“开封师范学院”，又被用钢笔划掉，最终改定为“开封师范专科学校”。开封师专属两年制大专。吕延梅虽被该校录取，上的却是一年制的数学短训班，这种短训班不算学历。从北京大学一降再降，落到师专一年制短训班，吕延梅可谓1959年高考“降格录取”的典型。

“不宜录取”遍及全国

当时这样做的，自然不是开封育才中学一家，也非河南一省。受伤害的也不单是高中生，连初中生也因同样的缘故剥夺了上高中的资格；而且这样做并非一年。文革初期开封某中学档案室被撬，学生们发现正要参加高考的66届应届毕业生的政审档案，分类与前所说相同，此事曾引起轰动。这无疑证实了直到1966年“不宜录取”、“降格录取”仍在执行，只是因为“文革”突起导致高考中断，才悄然止息。经查档案，1958年河南省某市高考“不宜录取”的比例是7%，1966年是6.1%。自1958年至1966年，8年里全国遭“不宜录取”“降格录取”的高、初中生究竟有多少？只有问老天才能知道。

孙中山的孙女孙穗芳在《我的祖父孙中山》的后记中记述：“1955年，我从上海第八女子高中毕业，我三年高中的总平均成绩在90分以上，还被评为五好学生。在教师的指派下，我还负责帮助五位同学通过了毕业考试。虽然有这样的成绩……我不能进入任何大学读书。我对自己的未来非常悲观，却连哭都不敢哭……就写了一封信给祖母宋庆龄……祖母很快回了信，信上说：上大学不是人生唯一的道路。不过，她在信的最后一行提到：但愿我明年能进入大学；次年我进入上海同济大学。”孙穗芳的回忆表明1958年以前高考中也有类似的政审条件。只不过1958年以后政审涉及的内容更多了而已。

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9月出版的《荆棘路》中收录了剧作家吴祖光的几篇文章，他谈到自己因鸣放而被打成“右派”后的悲惨遭遇：“什么反右、批判、检查、劳动我们都经受了；但是使我最痛苦的是我的家庭，我的母亲、妻子、子女……再说我们3个孩子，都不许升学。长子吴刚去近郊农村‘锻炼’，次子吴欢初中读完也送到北大荒，作了7年‘兵团’通讯员，每天走70华里送信的苦役。小女儿吴霜初中毕业后，竟被原来最喜欢她的女班主任老师取消了她升学的权利，只能留在家里……”吴老在这里记述了初中不能升高中的小女儿。我的一位中学老师夫妻二人曾带过一个业余班，里面全是初中不能升高中的学生，这些学生不能升学更不能进工厂。老师说他们都很刻苦，既爱学习，又能干活，良好的学风、艰苦的环境让他们夫妻至今难忘。

集作家、画家、艺术家于一身的冯骥才也是一位天津的“不宜录取”者。在接受台湾作家施叔青的采访时，冯说：“我1961年高中毕业，考中央美术学院，我出身不好，复试完了，教师告诉我：‘你愿不愿意上李可染的山水画系？’我说：‘愿意。’最后我没有被录取，原因是我出身资本家的家庭，那时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时候。美术学院进不去了，就到‘天津国画研究会’去画画、仿古，沉浸在艺术里，……”（《文坛反思与前瞻》，新加坡，明创出版社，1989年）

遇罗克也有“不宜录取”的经历。遇罗克1942年生，北京市人，其母是解放初期北京一家有十几个工人的小厂老板，遇罗克因此成为资本家出身。1957年遇罗克的父母双双被打成“右派”。1960年他参加高考时落榜。之后，他主动报名到北京郊区人民公社当农业工人。1962年遇罗克又参加了高考，北师大准备录取他，但他所在的大队却坚决不给档案，理由仍是“家庭出身问题”。结果，他再次名落孙山。

获得首届徐迟报告文学奖的作品《胡杨泪》记述的主人公钱宗仁也是一位不宜录取者。钱1963年在湖南参加高考时是湖南省的前十名，清华要录取他，因家庭出身问题，他所在的公社不给档案。1964年他第二次参加高考，被哈尔滨工业大学录取，3个月后，因公社书记多次到学校逼迫，迫使学校将其退学。1965年他又一次要求参加高考，公社出面不准他报考。钱宗仁被迫到新疆谋生，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但是他仍然自学数学。1984年《胡杨泪》一文发表后，钱宗仁引起各方面的重视，改行到《人民日报》当记者，正当他准备大干一场时，却被诊断出已是肝癌晚期，于1985年10月1日凌晨去世，年仅41岁。

“不宜录取”最终伤害的是国家利益

“不宜录取”执行的年代并不是考生过多，而是考生不足、国家急需高等专门人才的年代，从当时河南省教育厅下达的文件可知。1959年高考因招生名额不足，部分高校于1960年又进行春季招生，还鼓励在职人员报考或保送大学。1960年4月25日河南省教育厅颁发了“关于从今年高中二年级学生中动员部分学生报考高等学校的通知”。该通知指出，1960年各类高校在河南招生17300人，而应届毕业生仅为14756人，其中因政治、健康条件不合格或其他原因不能升学的按10%估算，将为1476人，把这部分学生扣除后，还缺少4010人。经省委同意，从今年高中二年级中动员4000多名学生报考高等学校。这个不能升学的10%，主要成分是政治条件不合格的预估人数。这些学生大多数是学习成绩上等、胸怀报效祖国志向的人才苗子。

就全国看，“不宜录取”政策的执行也有较宽松的。八十年代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聂荣臻语）的蒋筑英之所以能成为万众瞩目的“当代英雄”，和他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是分不开的。他有父亲被劳改的家庭问题，竟考入北京大学，实在应感谢他的母校对他网开一面。开封育才中学前校长，在天津某中学读高中时也是老师喜欢的高材生，他报志愿时，因有家庭问题，老师曾暗示他不要报机密专业、不要报一流大学，他报了第二批录取的洛阳农机学院，被顺利录取，他至今感激老师对他的爱护。类似这样的例子相信在全国也不少。

本文提到的江雪、范天成、吕延梅均在日后的工作中做出了优秀成绩，其中两人入了党。

1998年10月31日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奖，获奖的美籍华人崔琦1939年生于河南宝丰。这一消息使我和我的中学同窗感慨不已。因为崔琦是我们的同龄人又生于河南，更因为崔琦有三个姐姐在香港的严重家庭问题。如果当年崔琦不去香港上中学，而是留在河南宝丰，他也很难逃脱“不宜录取”的命运，岂能与诺奖有缘！相反，那些“不宜录取”和“降格录取”者之中，如果有人被命运推上崔琦式的人生轨道，获得诺奖也不一定是痴人说梦。此类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反差，显然不是仅凭个人的聪明才智、技术手段等所能消除的。更需要一个崇尚文明、民主、宽松、和谐的教育生态环境，国家的繁荣昌盛才有保证。

十分有趣的是，开封作为古都汴梁，一千年前曾是宋朝的都会，我国的四大发明，有三项出自宋朝，这是因为北宋的高等教育当时在世界居领先地位。我国太学始建于西汉，经过隋唐进一步发展为教育体系完善、学科设置齐全的国子学，到了宋朝已成就了一批有专长的知识分子队伍，才推动了宋朝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繁荣。使汴梁成为十一世纪时举世向往的科技文化中心、也是举世稀有的拥有百万人口的繁华大都市。抚今追古，这一段“不宜录取”历史对我国在二十世纪中期培养科技人才队伍方面造成的损失可想而知。

“不宜录取”政策，明显烙有那个年代“左”的印记，由于它摧残人才于未成之际，受害者受的是“内伤”，具有隐蔽性，故而时至今日，“右派”公开“改正”了，国门打开了，历史上种种冤假错案平反了，而关于当年“不宜录取” 、“降格录取”对一大批潜在人才的摧残，却尘封于历史的死角，极少被公开提起。然而这段历史的教训却是不应被忽略的。（本文的相关材料由薛开震、范天成、张玉林等同志提供）（责任编辑吴思）

2007年第6期 胡宗南的未遂起义　作者：朱汉生

号称“西北王”的胡宗南，深受蒋介石宠信，曾经统领四十万大军，有着最现代化的美式装备，坐镇西北，一直是蒋介石手中的一张王牌。

但在1949年国民党大溃败的形势下，他也惶惶不可终日。

自从1949年5月19日解放军突破了胡宗南在西安南岸的战线，胡宗南见大势已去，只好放弃经营多年的老巢——西安，逃往宝鸡。7月份宝鸡被克，他又逃往汉中，以秦岭和大巴山为屏障，和解放军对峙。手中只剩下三个兵团，苦苦支撑，前景如何？他深感茫然。

一日深夜，他突然找来自己的亲信幕僚、高级参谋朱亚英面商对策。

我的父亲朱亚英原系西北军出身，因为年轻英俊，富有才华而被冯玉祥先生相中，派往德国普鲁士高级警官学校留学（全中国仅有三人在此校毕业：即他的师兄著名军事学家、原保定军官学校校长蒋百里先生；他的师弟蒋纬国和朱亚英本人），回国后他在杨虎城将军手下任少将高参、三十八军第十七师参谋长等职。他在中央陆军大学特三期（将校班）毕业后，又被胡宗南看中，调到所属的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任少将高参和副官处处长。

胡宗南的用人之道是广罗人材，备而不用，用小恩小惠收买人心，以便将来成就其在军界的一统大业。父亲虽然才华出众，多谋善断，但因系西北军出身，不是蒋、胡的黄埔系和江浙派人士，故而不能授以军权和实权，只能作为亲信幕僚使用。但胡对我父亲的态度始终是礼贤下士，待若上宾。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西安仅有两辆小轿车，市长用一辆，另一辆就给我父亲用；当时我母亲因肾结核病危，胡宗南又把美国人送给他的一箱新药盘尼西林（即刚刚临床使用的青霉素）转赠给父亲……这种手法有效地笼络了不少人才。

在蒋家王朝即将崩溃之际，树倒猢狲散，每个人都在安排自己的后路。我父亲通过自己的同乡、小学同学郭秉毅（周恩来派往四川军阀刘湘处做策反工作的老中共党员），早已与中共取得联系，准备投诚起义，并把妻儿秘密送往成都。

胡宗南在深夜召见，我父亲猜想不外乎两种情况：一个是有要事相商；另外则是自己的投诚起义行动有所暴露。于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见胡宗南。

使我父亲不曾料到的是，胡宗南原来是向他就自己的出路求教。父亲虽然不知道这位长官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但还是表示胡先生待自己优厚有加，有知遇之恩，自己知恩图报，在此艰难困顿之际，当然要为胡先生尽心谋划。胡宗南直言对我父亲说，现共党大军压境，其锋锐利，士气正盛，敌我对比，形势极为不利。有何想法，不必顾忌，可直抒胸臆。又悄悄告诉我父亲，前几天彭德怀释放了张新旅长，让他带来一封亲笔信，建议胡宗南起义投诚，共方保证以礼相待。

胡宗南说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很为难。胡表示蒋待自己可谓恩重如山，所以忘恩负义背叛校长的事他做不来。可是抵抗下去，孤掌难鸣，也难有作为。胡其实是进退两难，骑虎难下。父亲见胡宗南确如热锅上的蚂蚁，是真心实意要听取他的意见，就壮着胆子为胡宗南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大意如下：军事形势，不言自明，固守汉中历来乃兵家大忌。它虽扼守陕南和西北及西南腹地，然而地势平坦低下，进不可攻，退不可守；而共军挟胜利之师，其势正旺，锐不可挡。当初胡先生率几十万大军，进攻陕北，尚且屡遭败绩，损失惨重，自忖以今日之师，能否据守汉中？从政治形势看，蒋先生在徐蚌会战之后，始终难以扭转被动局面，现在大厦将倾，独木难撑。蒋先生自己退居台湾，却要先生力撑残局，固守这半壁江山，实非人力所及……胡宗南表示，形势的确如此，但他仍然觉得不能背叛校长。父亲回忆胡曾亲口说：“非不为也，实不能也！”据父亲的分析，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说他不是不走起义这一步，而是他觉得背叛校长的事情他无法做。

我父亲赶紧抓住这个时机进言，说张新带书，乃千载难逢之机。敦促胡宗南不要坐失良机。我父亲为胡宗南分析说，台湾现由陈诚主事，胡如战败，残兵败将即使退到台湾，又有何颜面去见蒋先生？且胡的处境一定不会好。父亲建议胡宗南不妨接受彭德怀将军建议，起义投诚！以目前手中尚有三个兵团，兵不血刃，献上汉中和西南大片土地，避免生灵涂炭。父亲对胡宗南说，这样共党必将厚待先生，今后半生，依然前途光明，先生的袍泽故旧，也都绝处逢生，此乃一举数得之策。胡宗南犹豫再三，在室内踯躅良久。最后终于下了决心，并委托我父亲全权办理与共产党方面的联系，因为我父亲在国共合作期间曾三次代表胡宗南赴延安，和共产党高层包括毛泽东都有过接触。胡宗南嘱咐父亲此事极端机密，万不可对任何人透露半点口风。父亲见此，极为喜悦，立即设想如何与郭秉毅联系，汇报此事。

但就在第二天的早上，胡宗南突收到蒋介石的密电：立即赴台，有要事相商。临行前对父亲叮嘱说商谈之事等他回来再议。

二日后，胡宗南返回汉中。一下飞机，立即下令逮捕张新，交军统监禁。然后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出来。虽然他明知此举将毁掉他的几十万大军，但仍然决心“士为知己者死”，绝不能对不起蒋校长。

我父亲见此情此景，知道事情已无法挽回。遂借口公务，出差武汉，在机场却转乘了飞机去成都。后来参加了裴昌会部的起义，投向了人民。

胡宗南失守汉中后，逃往成都，转三亚，最后来到西昌。

蒋介石见胡宗南全军覆没，怒不可遏，下令他死守西昌，与西昌共存亡。

胡手下有三个兵团：裴昌会的第七兵团在德阳起义；李振的第十八兵团在成都起义；他的得力干将李文的第五兵团在冲向雅安的过程中，在解放军的南北夹击下，不得不向解放军投诚，只有少数人逃往了西昌。

胡宗南的好友，国防部副参谋长郭寄峤直陈蒋介石：“送一名大将给敌人做俘虏，既违背了战争利益，也违反了指挥道德。”蒋介石才默许派机接胡回台。

1950年3月26日解放军逼近西昌机场时，胡宗南不得不悄然乘飞机逃往台湾，把剩下的六万人马丢给了解放军。

胡宗南飞到台湾桃园机场，根本无人理睬。只好灰溜溜地躲进他在花莲海滨的寓所，终日在家以练毛笔字，看书报消度时日。后来又遭监察院弹劾，还是在蒋介石的庇护下，不了了之。晚景凄凉惨淡，在郁郁寡欢之中，于1962年死去，时年66岁。

胡宗南一生效忠蒋介石，深得蒋介石信任，委以重任。谁也想不到，这个愚忠的“西北王”在解放大军的重压之下，也曾萌发过起义的念头。只是由于国民党的情治单位嗅觉灵敏，从张新被释一事，看出了端倪，在蒋介石的及时召见下，才阻止了这场未遂的“起义”。这段鲜为人知的史实也就存留在他和我父亲两个人的心中，是中国近代军事史上的一个谜底。

我的父亲朱亚英虽然起义了，组织上准备安排他在南京军事学院任教，但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又被错判为历史反革命，判处死刑，缓刑两年。后因在劳改中翻译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等著作立功，减刑为20年。一直到特赦最后一批国民党县团级以上人员时，才被释放，在邢台唐庄农场当了一名农业工人。他在晚年，对我叙说了这段往事，每每顿足抱怨：“竖子不可与谋也。胡宗南的愚忠，既害了他自己，也毁了我的后半生。”

我的父亲在1982年去世前，常常念叨这段往事，引以为终生憾事。我想：如果当年胡宗南听取了他的建言，也许他们两个人的晚景都不会如此凄惨。

张新的命运要好一些，他被军统监禁时，在一次混乱中逃脱，投向人民。解放后曾任浙江省政协委员，浦江县人大代表，1985年去世。

（责任编辑吴思）

2007年第6期 郭小川、水华的倾力之作为何失败　作者：郭晓惠

著名电影导演水华，一生从影37年，总共只拍了7部影片，其中却有4部获奖：《白毛女》、《林家铺子》、《革命家庭》、《伤逝》，这每一部影片都被人们津津乐道，久久怀念，“以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形象鲜明、意境隽永、手法细腻、风格质朴清雅而受到观众的喜爱和电影界同行的赞赏与敬重。”但是几乎没有人知道，水华还拍过一部非常失败的片子，是他自认为“最不成功的作品”，这就是1954年由东北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电影《土地》

《土地》的编剧是郭小川领衔的一个创作组。郭小川虽以诗歌闻名于世，他参与的几个电影也是很出色的。比如他在60年代写的艺术性纪录片《军垦战歌》的解说词，鼓荡起多少青年的热血，吸引他们义无反顾地奔赴边疆？他在57年创作又在59年受到严厉批判的长篇叙事诗《一个和八个》，被张军钊、张艺谋等改编成同名影片，成为第五代导演的开山之作，在电影史留下精彩的一笔，也是因为长诗提供了一段“任何史书，无论正史、野史，都找不到的”故事（张军钊语），描绘出极具特色的人物群像。郭小川在40年代，还写了半部生动细致的土改小说，其中人物、对话、情节都显示出他具有这方面的创作才能。

但是，据电影评论家、曾任北影《电影评论》月刊主编的马德波先生说，《土地》这样一部编导人员“花了大力气、费了可能最长的时间、很下功夫、不计成本”创作出的影片，而且是“党和国家非常看重，寄予很高的希望，并且给予了最好的条件和各方面的便利”的影片，“在艺术上却不行，不好看”。尽管经过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在农村进行免费放映等等，还是没有获得应有的反响，成为一个“艺术的败笔”。曾任中国电影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电影评论学会会长的罗艺军先生也说它是“很不成功的典型”。在电影史上，这部影片评价不高，很少被人提及，甚至已经被遗忘。

《大决战》的导演史超先生告诉我：

到现在为止，也没听说哪个人赞扬《土地》这个电影的。某些剧本很多人说不好，但也有一部分人说还可以，可是《土地》在我接触的人里就没人讲过还不错，还好看的。我有一次去湖北，听省委的人也说，大家对它不感兴趣，觉得不怎么样。

电影研究学者吴迪也说：

《土地》几乎就没反响，因为上边就没看好这个片子，不是不够好看——当时没有‘好看’这个标准，不提娱乐性，就提思想性——是思想上政治上没有达到上边要求的高度。这是互相联系的，因为政治上的要求太高，就没法感人，不感人，没有票房，就反响小，可当时又希望这部影片能够成为一个经典，一个指南，像《白毛女》一样。可他们拿各种概念、条条框框束缚这些编剧，这些编剧都是大腕，是懂得艺术的人，可就是弄不好一个剧本，讲不好故事，为什么呢？因为不让你讲好这个故事。

吴迪还说，这部影片失败与当时的电影政策有直接关系，“可以说，它是在《内蒙的春光》受到批判后成立的‘电影指导委员会’的错误指导下，盲目追求重大题材，史诗性作品的产物。”

创作组和创作过程

这个五人创作小组是在中宣部、中央电影局和中南局的直接领导下，专门从全国抽调人才成立起来的，成员还有梅白、俞林和李冰。马德波说：“为创作组选的几位导演和作家都是第一流的，由懂政策的、文学方面的、实践方面的各方面的人组成”。梅白，当时大概是湖北黄岗地委宣传部长，算是土改行家，尤其熟悉地方情况。俞林，时任中南文艺学院副院长，也是位颇有名气的作家。李冰为中南文艺学院文学系教师，发表过诗作。

创作组成员首先开始广泛地收集素材。中南局邓子恢等领导人直接安排，让他们到湖北黄冈地区新洲县参加土改，在一个村子里一蹲就是一个多月，然后又用两个月时间跑遍中南数省，和省地县乡的各级干部群众开座谈会，郭小川记下了十几万字的采访笔记。

然后进入写作阶段。大约从1952年5月开始，全组集中起来进行剧本的讨论和写作。夏天，专门安排他们北上避暑胜地北戴河住了两个半月；秋冬季节，又几次集中于黄冈或是武昌东湖的招待所。此阶段耗时一年以上。

影片到1954年2月摄制完成，其后的审查和修改又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直到1955年4、5月份才开始公映。这时，全国的土地改革已经完成，影片没有起到在我国农村指导土改实践的预期作用。而作为一部故事片，它又不好看，尽管它有一流的导演、编剧，还有一批出色的演员里坡、王一之、李壬林、叶向云、胡朋、郭允泰等。

《土地》故事梗概

故事发生在一个距井冈山几百里的乡村竹林乡，片中主角是谢成刚—— 一位年青的民兵队长，后来当选为农协主席，是个烈士之子——他的父亲在20年前领着乡亲们打土豪时被白匪军烧死。反面人物有地主兄弟二人，一红脸一白脸，老大谢子斋两面三刀，是个笑面虎；老二谢子奎横蛮暴虐，是枪团团长，外号“二阎王”。其他角色包括老实、胆小而落后的农民谢老寿、徘徊游疑的富农分子谢家富。地主的角色极尽阴险毒辣，始终在阴暗的角落里策划阴谋，开始是密谋煽动农民抢仓库的公粮，然后又编造假分田名单，挑起石、谢两大姓之间的矛盾，最后又密谋杀死谢成刚。而谢成刚始终勇敢坚定，只是有时看不清斗争的复杂性，这时他总是需要区委书记王正良的领导和启发。最后，成刚揭穿了地主的阴谋，用阶级仇恨教育了落后群众，把分散的农民团结起来，斗倒地主分了田地，走向了通往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时代背景

新中国建国后，电影被认为是“最大众化和最重要的艺术形式之一”，“是宣传党和政府政策的最有效的工具，又是教育和组织人民群众的有力的武器”，因此，是“一切艺术中最重要的艺术”；而且，“电影是国家的艺术，电影艺术作品担负着以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和对党与国家的政策进行宣传的重大任务。因此，需要有国家的计划。”（《电影创作通讯》第7、9、11期，1953-54年）这样，电影创作就处于高度统一的领导和管理体制之下，中央电影局对全国电影业的管理严密而精细，具体到每一部影片的审查和通过发行，比如，50年代初期的影片片头上都印有“中央电影局监制”的字样。而且，制定重大业务方针、决定投产哪些重要题材，都需要中央文化部、中央宣传部甚至更高层领导的审定。

另外，当时我国全方位奉行“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一边倒”政策。这一时期的电影创作，在原则上只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开放，而与西方和港台电影处于一种基本隔绝的封闭状态。因此，这一时期的中国电影从美学思想上受到苏联电影的深刻影响，在管理体制上也照搬了当时苏联的套路。

罗艺军先生告诉我们：

二战以后，也就是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苏联电影的主导方针是写大题材，搞史诗样式，通过大事件、大背景、伟大人物颂扬苏联，颂扬斯大林。代表作有《宣誓》《攻克柏林》等。把斯大林写成至高无上的英雄，实际上是为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服务。群众中也得写几个人，但不是作为个人形象，而是工人阶级的形象代表，比如《宣誓》里的老母亲。苏联的这种搞法恰恰迎合了中国一些比较“左”的人的想法。当时电影创作定的主题主要是要根据国家发生的重大事件，采取的方式是根据当时政治的需要提出一批重大主题，先定题材，题材确定以后，再派人下去体验生活，写出剧本。《土地》是其中之一，另外还有三大战役、抗美援朝、资产阶级改造等。一般剧本通不过，因为一般作家写的还是身边的生活。

写作剧本都派作家承担，大部分无疾而终，有的写成了也通不过。比如写抗美援朝，派了三个大作家写剧本：刘白羽、黄钢、华山。他们写出来了，要用一部片子概括整个战役，下面还得写战士的英勇，还有师级的、军级的，各方面都要照顾到。一般都得写两三年。最后一稿我看了，也不容易，可还是没通过。涉及的东西太多，比如金日成如何表现？他的朝鲜军队被打得丢盔弃甲，才有中国人民志愿军去，这能写吗？而且只写彭德怀，不写毛泽东行吗？如果写毛泽东，又怎么写？一般编辑不参与讨论，具体不知怎么否定的。最后真正拍成的就是《南征北战》和《土地》两部，《南》现在看还算比较好，陈毅指导过创作，他的有些意见帮了剧组的忙。《土地》是很不成功的典型。

土改的意义及电影《土地》的使命

土地改革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一项最基本的内容，在建国初期被中央定为八项工作任务之首，它是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好转的首要条件，也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重要条件。土改如此重要，就必须在土改进行过程中对农民进行指导和教育。当时有文章写道：

教育农民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任务，特别是向“汪洋大海”般的五万万农业人口进行两条道路的教育，当然是需要极其巨大而持续的宣传工作的。在这一工作中，电影艺术应该更充分地发挥它的宣传威力，因为一部影片的放映，很快地便会接触到广大的群众，产生良好的教育效果。据统计，舞台短剧《赵小兰》拍成影片之后，半年内的观众数目达1,400万人次之多，故事影片《一贯害人道》半年观众数目是1,800余万人次。（《电影创作通讯》第11期）

马德波、戴光晰在论文《评水华的创作曲线》中说：《土地》的题材来自领导意图。当时我国有些领导同志展望世界革命发展形势，预言广大亚、非、拉美发展中国家必将走中国式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认为把中国革命的重要经验用电影的艺术形式介绍给那些国家的人民，必定产生重大影响。因而主张拍摄一部有关土改的教科书式的影片，宣传土地改革的伟大意义，宣传有关土改的基本政策和实施过程，以便供人仿效。

据郭小川的笔记，人称“位老”的郑位三老人（1925年入党，建国后因病未负责具体领导工作）在剧本写作开始前指示说：这个片子有两大任务：一，巩固土地革命，认识意义重大，从农民方面看到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对此认识不够，把认识巩固起来，这才有政治力量；二，影响印度等几亿人口，以印度为第一名，这片子可以发生莫大的政治意义，中国的土改比十月革命后的土改更完备，规模更大，而且是在更落后的国家。应以此为中心任务，片子要发生政治力量，以此为出发点，以过去历史为材料，不然单纯写历史没有意义，越完成这两点，电影越成功。

具体地说，这个电影要求全面反映土改中各个阶层人物的态度和土改政策的各个方面，成为指导土改工作的教科书（陈荒煤主编《当代中国电影（上）》72页），要进行宣传和普及，从原则、理论到具体实践进行指导，要表现土改的全过程，以及实践中会遇到哪些问题、如何解决的、会经历哪些阶段、如何对待的，是搞这样一个可操作的、可具体指导实践的教科书式的作品。它的影响不仅是对印度，也包括对中国非常信任的其他第三世界国家。（马德波口述）

这部影片受到党中央的特别重视，电影局局长王阑西对郭小川说，这片子如果写得好准备拍成五彩片。那将是新中国的第一部五彩片，也是1953年的唯一一部五彩片（郭小川1952年7-8月信）。

高层领导多次做指示

在剧本写作过程中，邓子恢（领导过闽西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华中根据地的减租减息和土改，并参与中央一些重要土地政策的制定的中共农民土地问题专家）、杜润生（中南局秘书长、中南军政委员会、中南局土改委员会副主任）等高层领导多次做指示，他们——按马德波的说法——“都是最有权威的人，都是当时的‘土地爷’呵”。

1951年12月，杜润生对创作组人员谈话：对这部影片的要求：是国家出品的，代表反封建斗争的描写，反封建阶段胜利的结束，气派要大而深、广，不是仅仅写一个故事、一件事、一个村庄，不是简单的对农民生活、地主的描写，是结束过去的历史，开辟农村的将来。要有典型故事，也要有记录性的东西，党的领导要有省一级的领导。表现斗争要把人民解放军表现进去，剿匪、镇反均应写到。……新的人物如何表现？领导要合乎共产党员的标准。为了表现他，总要黑白对比。……基本群众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盲目性，一方面要写创造性。中农的动摇不要写得太厉害，消极就够了；青年要积极一点，勇敢，加上老年人的智慧，妇女获得土地又获得婚姻自由；知识分子不要挖苦得太厉害，表示与工农相结合，主要挖苦他不深入、有个人打算、小资产阶级情调。（据郭小川笔记，下同）

相隔几天，李冰从北京带来文化部副部长周扬等领导人的指示，指出剧本存在的几个问题是1，对农民的伟大力量表现不足，党的领导表现薄弱，地主气焰过高，启发群众智慧不高。2，现在的剧本受自己占有的素材包围着，概括力不足；农会副主席过分狭隘自私，中农积极性不够，狗腿子太多太嚣张，两个地主的联系不够。3，显得庞杂，像是素材的堆积。周扬直接提出，“要提高到理想化”，并具体提出修改意图：要集中全力表现阶级斗争，战略上我方应占绝对优势，在政治上经济上打垮敌人；要加强表现党的领导，县委应当出头，加强主要的人物如石强的机智和与群众的联系，狗腿子应当是流氓思想，落后农民。要重新结构故事线索。地主不要都写成反革命，不要过分强调社会主义远景，重要的是工农联盟问题。

类似的指示还有很多，可惜郭小川只记录到52年10月为止，不久他就离开了这项工作奉命调入中宣部，影片拍摄和后期修改阶段的情况他就不了解了。

看得出来，拍这部片子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所以用指挥打仗、领导生产的方法来指导艺术创作也就顺理成章。可以说，领导人是在用撰写文件的方式创作电影，或者说，用电影的形式制定一个文件，而且是一个指导全中国、甚至其他国家土改的纲领性文件。因此，各级领导高度重视，亲自进行多次的具体干预。然而，创作人员却在此干预下迷失方向，越写越写不出来。

创作过程之艰难

郭小川把这次写作当成光荣的战斗任务，他给妻子写信道：“现在担负的任务是很光荣的，通过一个影片记录下这伟大的时代，以教育如此广大的人民和我们的后代，难道还不光荣吗？”但是创作之艰难超出了他的想象，到北戴河的第二天，他在信中说：“我深深知道，我们来到这里不是休养，而是工作呵，我们的任务多么艰巨，在北京，很多同志听了我们的计划，都替我们发愁。我们商量一下，准备每天工作10小时，没有礼拜天，每天只中午去洗洗海水浴，早晚散散步，别的时间全部投入工作中。”“工作，真愁人！每一步都要遇到很大的困难。”“创作是困难的，每天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愁人的沉思中度过……这一次所遇到的困难，有时简直叫你灰心丧气，叫你感觉自己太无能，叫你罢手，坐到竹椅上思索几小时，常常一无所得……”“几天来，心情是格外地郁闷，主要是因为工作又遇到了新的阻碍，今天闷坐终日，竟无一得。这一关过了，下头就比较容易了。在这里已工作了16天，却只弄到反霸减租转到土改，现在是想写一场激烈的反分散斗争（揭露土改初期地主阴谋），想了两天，还没有出路，可见这事的艰难。”

创作组1952年5月中开始讨论剧本主题，5月底开始安排片中人物，到了8月11日，也就是他们以全部精力写作3个月之后，居然还没有动笔，只是“接近动笔的时刻了”，写作方式是先用一些天“把详细细节拟定”，然后“开始分头来写”，执笔者“原打算只俞林一人，现在为了节省些时间，决定我、俞林、李冰三个人写”，计划是“9月底以前无论如何要写出一个东西来，也许是初稿，也许是比初稿还简单一些的提纲，10月初到北京去印出，就可以分送给领导机关去审查了。”9月15日郭小川写道：很吃力……70天以来，我们没过过礼拜天，差不多是夜以继日地工作。到9月18日提纲完成，可是直到12月初“连剧本背景是否写老苏区还无法解决，搜索枯肠，仍无结果”，搞得“精神上非常紧张”。

除了领导意图与作家思想之间的巨大差异，创作组成员之间的意见难以统一也是件头疼事。郭小川说：“水华主张写个像白毛女的故事，我主张写运动的过程”，“我坚持从清匪反霸、减租减息一直写到土改完毕，历史拉得很长，人物不集中。这本是邓老的主张，我一直坚决地机械地贯彻下去。”“我们并未激烈争论，不过我怕水华不通，使我违反了中南局的指示。”这中间，到中南农村搞土改的电影指导委员会委员江青，还接见了创作组，提出了她的不同意见，也是认为应该写人物。但郭小川说自己“自恃有邓老支持，便对江青同志的话听不进去，很不尊敬地反驳了几句”。显然，拍过《白毛女》的水华和比较懂电影的江青，想从艺术规律出发，追求人物形象的塑造；而郭小川作为组长，坚持上级意图。最终，不一致的意见必须按领导意图达成一致。

创作所多次提出书面意见

当时，所有电影出厂都要经过重重审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953年通过的《关于加强电影制片工作的决定》称：“必须切实建立统一集中、层层负责的审查制度。”剧本先要通过创作所和艺委会的审查，然后由电影局审查，之后还要经文化部或中宣部的审查。

“创作所”即“中央电影局剧本创作所”，归文化部电影局领导，它的职能之一是提供经审查通过的剧本，由电影局分配到各个制片厂拍摄；它还编辑出版内部刊物《电影创作通讯》，该刊认为，讨论创作申请书、故事梗概和电影剧本，是帮助电影剧作家进行创作的基本形式。

在这种制度下，创作所为了“供给领导处理剧本时作为参考”，对《土地》剧本多次提出书面意见。1955年该所编辑罗艺军撰文，对这几次意见进行回顾检查，说1952—54年之间，“编辑部对《土地》历次文学剧本共提出6次书面意见，其中包括有编辑部成立前选稿联络组的1次书面意见，1次送审意见，及1次送审后修改稿的意见。”“这6次意见不完全由一个人执笔，而同一执笔人在不同的情况下对剧本的看法也不尽一致，因此历次书面意见存在的问题也各不相同。”文中还说，现在看来1953年3月意见的重大缺陷之一，是没有“帮助作者明确”“剧本作进一步修改时的主攻方向”是“突出谢成刚”，因为“这个正面的形象”“还不能算是已经达到了典型的高度”；重大缺陷之二是“对作品进行的分析，大都是从一些政治和艺术的教条出发，将这些教条生硬地套在作品上”。文章又说，那次书面意见曾对剧本“没有拘泥于土改过程的叙述”加以肯定，但是现在的看法是，该剧本“在创作方法上的缺陷首先表现在作品的主题的获得，更多的是来自理论概念，而不是更多地孕育于作者实际斗争生活之中的感受”，说主角谢成刚“不很像我们在生活中所熟悉的感到亲切的农民”，作者“将这个人物导向‘理想化’与‘简单化’了”。（《电影创作通讯》第17期）

读者可以看出，当时创作所的意见本身就前后不符，很不统一，一会儿考虑的是艺术创作自身的规律，一会儿又考虑到政策的图解和影片的政治任务，在这难以兼顾的双重要求之下摇摆不定。文章最后的结论是：“根据这次对《土地》历次意见的检查，深深地感受到在我们过去审查工作上存在着很多重大的问题。如何迅速提高编辑工作的质量，争取出产更多更好的电影剧本，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的课题。”但是，我们知道，创作所再努力也不可能“审查”出好剧本来，他们的多次干预、左右摇摆只能使创作人员不知所从，使他们的才思枯竭，灵感窒息，生拉硬挤地进行写作，根本就不可能写出好东西来。

《土地》的社会评价和失败原因

这样，1953年全年，算上《土地》，创作所总共只完成了13个故事片文学剧本的任务。当时文件中也反映出剧本严重短缺的情况：

“由于种种主观和客观的情况，造成了严重的剧本荒，从而也就影响到近年来各个电影制片厂的生产工作时常陷于停工待料的状态；引起广大观众对目前新的影片的数量和质量感到不满；造成直到目前在我们的文学报刊上作为文学的特殊样式的电影文学剧本，仍如凤毛麟角。”（《电影创作通讯》第9期）

产量稀少，质量也不如人意。1954年《土地》刚拍完，就有文章批评它的主要人物形象“弱于次要人物，或正面人物弱于反面人物”，说谢成刚没有谢老寿的形象生动和突出。谢老寿是此片中藏匿地主的一个贫苦农民，性格怯懦犹豫，对地主又恨又怕，内心备受煎熬，算是所有人物中惟一一个比较真实的人物，马/戴论文中说这是“唯一有个性的人物”，当然比其他虚假人物有意思了。

现在看来，此片不成功的原因，就是它远离生活，概念化、公式化，与后来的样板戏如出一辙。马/戴文章分析：“这部影片体现着当时风行的理论主张，具有一大（大题材、大主题），二高（人物高起点、思想觉悟高），三直（直接表现阶级命运，直接表现‘本质’）的特点。”文章接着把《土地》与《白毛女》进行比较，说可以看出，后者“是通过典型人物性格的展示、发展、遭遇的变化体现广大农民的命运”，而前者“则着眼于两大阶级在土地问题上的正面的、全面的斗争”，“喜儿的形象虽经水华‘纯化’，仍是一个有个性，有自己的人生追求，有自己的喜、怒、哀、乐的活生生的人物，谢成刚则是按照‘阶级本质’的概念加工定制的……他没有个人的欲望，没有自己的感情和自己的表达方式，一切都是由按照概念预制的配件组装而成的”，“一切‘应有的’那些‘本质’特征样样具备，但就是缺少艺术形象的生命”。因此，《土地》的人物让人爱不起来，也记不住。

孟犁野在《新中国电影艺术史稿》中分析道，《土地》存在的“根本性的缺陷与弱点”，是“片面追求高、全”，一是“片面追求人物全、事件全”，二是“不适当地追求人物形象的高大”。从事件上看，它“企图全面反映农村中各个阶级在土地问题上的态度和斗争”，“企图把土改工作的主要程序如清匪反霸、访贫问苦、发动群众、揭露地主制造假分田的阴谋等，都塞入取景框内”，还“企图通过一部影片概括中国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20年间的斗争面貌，体现这种斗争的全部复杂性、尖锐性与艰巨性，写出农民和地主的‘最后一次决战’”，并且企图把片子拍成“一部能使人们全面认识理解中国农民问题、土地问题的‘形象化教科书’”。这是该片失败的主要原因。

凭空拔高人物形象，或者说拔高正面人物、丑化反面人物的做法在《土地》中表现得非常突出。以第一号人物的出场为例：在一个“风刮着，雪下着”的悬崖边上，谢成刚“衬着后面盖着一层薄雪的山石和彤云密布的天空，身材显得格外高大”，和他同行的两个民兵“喘着气，冒着汗”，“筋疲力尽地返身欲坐”，说“真饿坏了……先回家喝点菜汤”再去搜查地主；而成刚则“把步枪背着，抓着枯藤，腿一撑，腰一挺，一边矫健地往上爬，一边转过脸来说着，他那沉重的声音里激动着仇恨和决心：‘二阎王就是钻进石头缝里，我也要把他撬出来！’狂暴的风雪卷着他，他奋不顾身地往上爬，山谷里震动着他那金石般的声音……”这里，给我们印象最深的，一是人为的形象拔高，二是作为仇恨的化身。仇恨实际上是贯穿整个影片的基调。

地主的形象塑造也是这样，一是妖魔化，即丑恶、凶狠的极端化，二是完全的脸谱化。如地主露面的场景：桌上摆着“残余的鱼肉酒饭”，“黯淡的灯光摇晃着”，谢子斋“咬了咬牙，气恼地拍着桌子”，或是“呲着牙，瞪着眼，哑声嘶叫着”。地主的行为总是在山洞或者密室里策划阴谋，也就是说，他们从始至终面目狰狞，恶毒透顶。

作者这样写，一方面，是土改斗争的需要。按照当时意识形态的理解，推动历史的动力是阶级斗争，也就是说，制造社会震荡、制度颠覆的动力是阶级斗争，所以，必须在人群中划分敌我两个对立的阵营，并夸大对立的程度，把矛盾极端化到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程度，然后，用仇恨发动起农民，用斗争来推动土改分田等运动的完成。

剧本与郭小川的土改小说形成鲜明对照

电影中高大完美的英雄形象令人们仰视，却令人们疏远；反面人物邪恶狰狞，仿佛地狱里钻出来的恶鬼。人们要问：现实生活中真有这样的存在吗？让我们看看郭小川在参加《土地》创作组几年前写的一部未完成小说《变乱》（载《郭小川全集》卷4）。

郭小川1945年从延安派到热河省东丰宁县当了两年多县长，在自己的家乡领导了清匪反霸、土改分田、地方建政等斗争。1948年的春天，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在一个布面横格本上用流利而细密的钢笔字写下了7万字的小说草稿，这是他拟写的长篇小说《潮河川的浪纹》的第一部《变乱》的前13章。当时，他写得非常顺畅，一下笔就是四五千字，一气呵成，速度几达每天一章，鲜有涂抹的痕迹。显然，新鲜的生活细节扑面而来，流泄到他的笔下，这部残篇与其说是小说，倒不如说是还未经过足够的构思和加工的写作素材。尤为珍贵的是，这半部小说从未发表过，对比其他几篇发表了的郭小川小说，《变乱》最真实，未经过概念化的修改。

这13章写的是一个村庄里共产党派来的干部发动群众的经过。在一个“满洲国”12年统治刚倒台、“老蒋的中央派”和“八路军派”争夺管辖权的地区，村里的执政者是甲长刘仙洲和十几个牌长，不过大局的掌控离不开宋、徐两大财主的合作，因为他们是大部分田地的主人，又有势力、有文化。当过多年甲长的刘仙洲既非富人也非穷人，他的“宗旨就是维持地方”，“对哪派也忠实热心”，“哪派来了也离不了他”，“穷人富人面前都有个好字”，他最重要的能力是调解矛盾，抹平分歧，是村庄的粘合剂——和事佬。这恐怕是乡村中最重要的角色，所谓“和为贵”、“和气生财”，“和”则生产发展，社会繁荣，“乱”则生产力破坏，社会动荡，“乱”是一般情况下老百姓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不少佃户和地主处得相安无事，认为按约定交租是守信用的表现，是应当遵守的为人处事准则。和地主宋二爷有仇的主要是年青气盛的方家宝，他们结仇首先是因为方家遭遇了天灾人祸——家宝10岁的时候父亲病死，家里没了劳力断了收入来源，欠的租子本利相滚无法偿还，家宝不得不去给人帮工；二是因为他个性强、脾气倔，不是像许多农民那种驯顺的性格；三是因为他说的媳妇被地主的儿子看上了，二人成了情敌。结果，地主家抓住他的把柄，利用权势给他告了官投了狱，又利用文化写了“头头是道、言之成理”的呈子，把他整得家底精光、人财两散。

共产党干部来了以后，便动员群众报仇申冤，斗争对象将被“均产”。不过首当其冲的并不是地主，而是一个家里是“三等户”却“比大户都恶”的郑有德，他当过“部落长”和牌长，跟官员、警察有点儿来往，常常利用权势打骂百姓、骗人钱财、霸占别人老婆。结果，在群情激奋的诉苦会上，他被众人用鞋底和乱拳活活打死。

在这个故事里，每个人物都不是简单或者完美的。最先派来“改造政权”的副区长李永，是个“不爱做政权工作”的八路军干部，一来就住到地主宽敞干净的大院子里，吃了地主的酒肉招待觉得挺受用，他没有发动群众就进行了选举，结果选出十几个“阶级阵线”不清的干部。贫苦农民李兴为人比较公正，但不识字，胆小。另一个农民鲍越如很有斗争性，却抽大烟。

可惜，作者没有找到机会写完这部大作，今天的读者无从得知，这些有血有肉的人物将怎样在这场翻天覆地的“变乱”中改变自己的命运。

另外，在同一个笔记本上，作者还记下一些创作素材，里面有几个人物素描值得一提。一个人物姓范，“是流氓，好耍钱”，在“满洲国”当劳工头时曾克扣工人工钱，清算时表现积极被选为村长，又提拔到外区做武委会工作，后来又帮助大地主报复共产党干部，最后被干部抓住用石头砸死。第二个人物是一个区干部，去抓大地主，但因大地主曾说好话救过他，就把眼前的猎物给放了，放了以后又后悔，追了一程没追上，此后这事一直不敢告人。第三个人物非穷非富，把儿媳妇当姘头，还奸过自己的妹妹，他“跟大地主骂穷人，跟穷人骂大地主”，八路军来了以后，儿子只好管着他不让出门。

我们相信，这些人物都是真实生活中存在的人物。对比这些真实的生活记录，可以清楚地看出，《土地》剧本是根据意识形态要求集体生产的遵命产品，它的人物远离作家的实感，自然难以写出生命的活力。

（本文作者是郭小川的女儿）

（责任编辑吴思）

2007年第6期 吴宓“偷书”　作者：何　蜀

著名学者吴宓，曾经冒险“偷书”。

这是发生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之中的事，是吴宓自己在日记中如实记下来的（见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续编》，三联书店2006年4月第一版）。其缘起，在于文革初期红卫兵的抄家。

1966年“八一八”之后，京城红卫兵开始“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经各大喉舌媒体《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连日里欢呼“好得很”，大张旗鼓、“狂轰滥炸”般的宣传炒作，此风迅速蔓延全国，各地争相仿效。重庆的抄家，是从8月下旬开始，由党政领导支持的官办“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赤卫军进行的。抄家对象名单，一般是由各地区各单位党政领导和公安派出所拟定的。

吴宓当时在位于重庆市郊北碚区的西南师范学院（今西南大学）任中文系古典文学教授，因年高（1966年已73岁）且思想跟不上“革命形势”，已经长时间没有安排他上课。但他在这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风暴中也不能幸免。8月31日，西师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开始抄家，中文系先抄了潘仁斋、郑思虞等教师的家。据吴宓在他那几个月日记被红卫兵搜走后所写的备忘录中记载：

“九月二日上午红卫兵（中文系）来宓舍搜查：共来四次，取去《学衡》《大公报·文学副刊》全套，《吴宓诗集》26部，吴宓日记1910至1966八月二十三日，吴宓诗文稿笔记，以及其他书物（生活资料、旅游画片、毕业证书、有关恋爱书刊、西洋名画等）。”

后来在1967年除夕之夜，吴宓在日记中补记了他给造反派组织“交待”的那次被抄家后的感想：“经过此次‘交出’之后，宓的感觉是：我的生命，我的感情，我的灵魂，都已消灭了；现在只留着一具破机器一样的身体在世上，忍受着寒冷与劳苦，接受着谴责与惩罚，过一日是一日，白吃人民的饭食，真是有愧而无益也！”

吴宓对这场“文化大革命”是非常反感的。还在红卫兵运动兴起之前，他就在7月26日的日记中记下了对这场“大革命”尖锐的评价：

“忆1923济在《学衡》中著论，谓今之中学生感情盛，意志强，而理智弱，知识、经验并乏，言论家（政客）惟事鼓荡，至若辈者弱者自杀、颓废，强者愤世嫉俗，今日本身受损，异时祸及国家社会，云云。又西人恒言：‘天下最危险之事，莫如以利刃置诸小儿之手，使之乱割，伤己伤人。’呜呼，四十年世变，至今文化大革命运动，以上之言验矣。”

8月1日，中共重庆市委驻西南师范学院工作组在全校大会上宣布：“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展两个月来，西南师范学院已经揭发出以副院长王逐萍、方敬为首的“黑帮”，号召全校革命师生继续深入揭批。吴宓在当天日记中写道：

“今知运动转入批判斗争阶段，宓不胜忧惧。众对王逐萍及方敬皆‘墙倒众人推’，纷纷从井下石。其实西师领导人中，能知晓教育、学校及学术、课程、业务为何事者，仅一方敬而已。宓以方敬为西师惟一功臣，亦宓之知己，今见其覆亡，不敢效蔡邕之哭董卓矣。”

方敬是现代诗人、散文作家、教育家，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三八”式干部，在西师分管教学业务，对吴宓十分尊重。吴宓说“今见其覆亡，不敢效蔡邕之哭董卓矣”，当然不是把方敬比作董卓，而只是借用这一历史典故来说明自己在“红色恐怖”下面临的可悲处境：不敢对有知遇之恩的人遭难表示哀痛。8月2日，吴宓在工会组织生活会上的发言被斥责为“美化方敬”、“为方敬辩护”，他又在当天的日记中再次使用了这一典故：

“哀哉！蔡邕哭董卓之死，为王允所杀，宓之谓乎？”

蔡邕是东汉末年文学家、书法家，在董卓专权时，被迫为官，官至左中郎将（故称蔡中郎）。董卓虽专横，但却很看重蔡邕的才学，对他“甚见敬重”，“厚相遇待”，董卓被诛后，蔡邕在主持诛杀董卓的司徒王允面前“殊不意言之而叹，有动于色”，王允斥责他“怀其私遇，以忘大节”，并认为“今天诛有罪，而反相伤痛，岂不共为逆哉”，竟将其下狱，后死于狱中（见《后汉书·蔡邕传》）。

8月7日，吴宓读了报上批判周扬、罗列周扬各种“罪行”的文章后，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独特的感慨：“阅报，益觉周扬尚有关心文艺、为民请命之意；此后，除歌颂毛泽东思想而外，无丝毫学术文化之存余矣。”

8月23日，吴宓在学习讨论会上的发言“遭众批判斥责”，他当晚在日记中写道：

“……自毛主席会见北京文化革命代表后，全国骚然，宓既心痛数千年中国文化之亡，又忧宓本人在运动中能否过关之事，于是近两日宓心神恍惚，已不能神志清明地控制指导自己之言动……”

他悲叹：“且自学生主政，运动之期限延长，须至1967年春夏方可望结束，是则宓决难望活至运动结束之时矣。”

在这天日记中，他还记载了下午的全校大会上学生代表要求将学院办公楼、图书馆等另命名字，院文革筹备委员会主任、院长徐方庭讲北京商店街道的改名情况等，他悲伤地写道：

“知此次由毛主席之提倡，红卫兵之活动，北京以及各地之更改恐多，不但千年中国文化，而全国社会秩序亦骚乱不堪矣。”

此后，西南师范学院的形势发生了一次又一次令人眼花缭乱的剧变。先是造反派组织八三一战斗纵队夺了权，打垮了官办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接着八三一纵队又在1967年3月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组织”，被迫解散，西师改由新成立的春雷造反兵团掌权。4月初开始“反击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八三一纵队恢复活动并得到平反，与春雷展开势不两立的斗争……但不管当权者如何演变，吴宓他们这些“牛鬼蛇神”始终处于被惩罚、被批斗、被监督管制的地位。只是直接监督管制他们的人员不断更换而已。

1967年2月8日，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一个除夕。国务院已于1月29日宣布：“当前正处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全面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为了坚决执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新的高潮，国务院决定：一九六七年春节不放假……”因此吴宓当天仍在教师“劳改队”参加了劳动（做三教学楼和中文系办公室的清洁）。当晚，吴宓在日记中悲愤地写下：

“宓在世已七十四岁，计生平过年未有如今年之悲凄者。倘于1966春死去（病殁）宁非宓之大幸；今惟祈速死而已。”

1967年5月9日，吴宓在“劳改队”劳动中，再次看到了自己被抄去的心爱的书物，他在当天日记中写道：

“1966年八九月之交，红卫兵抄去郑思虞、徐永年及宓等之书稿文物，均锁置于3121室中。今因需用该室，遂于10—11时，呼劳改队诸君往，将室中所存悉搬来教师阅览室，堆置书橱间及地上，宓之日记及《吴宓诗集》、《学衡》杂志等全在焉。旋命诸君往扫除该室竟。最后二红卫兵（学生）来，贴封条（‘1967五月九日八三一中文系大队封’）书橱巷门及宓之书物上。——宓目睹心爱之书物不得取回，不胜伤心愤恨……”

74岁的老人吴宓，就是在这样“不胜伤心愤恨”的心境中冒险“偷书”的。

1967年6月，西师两派发生大规模武斗冲突，春雷造反兵团获胜后撤走。7月，八三一纵队被赶走，春雷造反兵团打回学校重新掌权。因为两派已陷入真枪实弹的“全面内战”，重新统治了学校的春雷造反兵团无暇再紧盯着吴宓这类“牛鬼蛇神”了，而让他们几个老师组成一个学习小组，每天进行学习（读报纸和毛泽东的《语录》、著作等）。

就在这样的形势下，9月27日，机会来了。

吴宓在当天日记中记载：

“下午阴、风、寒。3—5：30学习；仍在中文系资料室。……教师阅览室门偶开。入内察视，红卫兵所抄去宓之书物，均在，然多破损。宓乘间私取回1914甲寅上半年之日记一小册。”

初次得手，显然增强了吴宓的信心和勇气。十天后，10月7日，他再次“偷书”：

“上午7∶30—11∶30中文系上班……取回宓1951日记及毕业文凭（英文）三张。”“下午3—5中文系上班……宓取回《游美同学录》一册。”

吴宓一发而不可收。两天后的10月9日，他再一次“偷书”，没想到，这次却出了意外，差点被人发现，但幸好是有惊无险。他在当晚日记中记载：

“上午宓又自中文系阅览室取回《吴宓诗集》一部，以赠与凌道新。宓仍插悬于衣内之胸前，但当众写大字报时，宓俯身左偏，《诗集》忽堕于地上。——幸坐宓后之刘又辛君，似未之见，此外无人注意。”

所谓“写大字报”，是指他们被强迫为春雷造反兵团抄写大字报。凌道新，是历史系教师，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不在他们这个学习小组，而在“劳改队”（后于1974年初被迫害致死）。吴宓在这天的日记中还写道：

“又私取抄去之书物归，今日上午是其最后（终）机会，盖今日下午即有中文系革命教职员来本室察视整理，随即用锁扃本室门，宓不得再入此室随意取回书物矣！”

但是，吴宓仍不甘心。此后他又继续了他的“偷书”行动。11月2日，他又发现了机会：

“11—12教师阅览室门开，宓乃入内，整理所抄去宓之书物，乱堆地上者，粗毕。乘间私取回（一）《雨僧杂稿》零页之大部分（已全）；（二）《乙卯日记》第一册以归。”

12月7日：

“3时，至中文系上班；众皆未到，系内无人。成君遂为私启教师阅览室门，俾宓潜入，私取得（1）《虚无夫人》卓浩然剪贴本（2）《色戒篇》（3）《印光法师嘉言录》（4）《吴宓诗集》一部。即携归舍。”

“成君”即成文辉，原为西师工农速成中学教员，后贬为中文系资料室资料员，是他们这个教师“牛鬼蛇神”学习小组中最年轻的一个，被春雷人员指定为组长。成文辉的家庭经济困难，常得到吴宓的济助，因此对吴宓比较照顾。这天日记中，吴宓还写了当晚凌道新来看他时，他“命新以《印光法师嘉言录》带交樊阅。”“樊”指曹慕樊，中文系教师，“右派分子”，与凌道新同在“劳改队”昼夜看守学校的茅厕（不让外人来偷粪）。

12月25日，吴宓“得寸进尺”，向成文辉提出要求：

“夕，成文辉来……宓托成君：……（二）得便，放宓再入教师阅览室检书物一次。——成君颔之而去。”

两天后，12月27日上午：

“成君为开教师阅览室门，俾宓入内，取得（一）《武汉日报·文学副刊》全一份（二）Just Oxford画册等，暂存。（三）《古今通俗小说》三册，付谭君读。”

“谭君”指谭优学，中文系教师，与吴宓同在一个“牛鬼蛇神”学习小组。

从吴宓的日记中可知，吴宓不但冒险“偷”回自己这些被抄走的书物，而且还公然把其中一些拿给其他同事去阅读，甚至“赠予”或托“带交”尚在“劳改队”的“右派分子”凌道新、曹慕樊阅读。这在当时若被发现，肯定是要遭到严厉批判的“传播封资修黑货”、“放毒”的“反革命”行为。然而，吴宓根本就没有考虑这些。

这可以看作是文弱而年迈的吴宓对那场毁灭文化的“文化大革命”作出的特殊的反抗。

（责任编辑吴思）

2007年第6期 萧军入党的前前后后　作者：方　朔

我的父亲方未艾和作家萧军生前是60年的至交，父亲生前曾写下5万余字的回忆录《我和萧军六十年》，最初发表在《东北文学研究丛刊》1984年8月第一辑上，后收入辽宁省政协和本溪市政协2004年4月共同出版的《历史珍忆》一书。我作为晚辈，对萧军的一生，别有一番认识和感情。

萧军写入党申请书

萧军在晚年，曾写下一首《题虎月图》的诗，可谓他一生的真实写照：“一啸群山百兽惊，苍茫独步月朦胧。饥寒历尽雄心老，不许人前摇尾生。”

对萧军稍有了解的人，大多知道他是一位20世纪30年代来自东北的作家，投奔上海后，很得鲁迅先生的爱护和提携，以发表我国第一部反映东北抗日斗争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闻名于世。他在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七周年的日记中写到：“今天是鲁迅先生逝世七周年纪念日，这伟大的人，是我平生唯一所崇拜的中国人。没有什么人，能感动我如此地深，如此地长久，如此获得我毫无保留地崇敬。我是以一种宗教的情绪在膜拜他，他凝定了我那不安的灵魂，铸定了我底那流动的意志，使我终生为文学和革命而战斗而献身！”

他公开对人讲：鲁迅是我的父辈，毛泽东只能算我大哥。萧军一身侠骨豪情，狷介耿直，独立独行。1938年、1940年，两次去延安。毛泽东在给萧军的信中赞赏地说：“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和你谈得来……”

然而，1948年中共东北局在对萧军的《决定》中，把他定为“反苏反共反人民”分子，萧军就开始被压得喘不出气来。1958年2月，《文艺报》在编辑按语中，说萧军在延安就与某些人勾结在一起，从事反党活动。1967年，姚文元在《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一文中，把他定为“反党分子”。在“革命造反派”的批斗中，把他定为“老牌反党分子”。直到1980年4月21日，中共北京市委给萧军的《复查结论》才写到：“这种诬陷不实之词应予推倒”、“恢复名誉”。此时，萧军已被驱除文坛32年，从一个血气方刚的中年人，变为饱经忧患的73岁老人了。

萧军与共产党的关系究竟如何？

有据可查，1948年，从延安到哈尔滨的萧军，给东北局宣传部副部长凯丰递交过一份入党申请书。当时已经调任到北平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彭真，向毛泽东作了汇报。8月，经中共中央、毛泽东同意，接受萧军为中共党员，并由东北局正式通知了他：“可以参加所在党小组生活”。

萧军为什么此时提出入党呢？

1945年9月，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延安的党中央派彭真等人，去东北建立东北局和民主政权。离开东北家乡多年的萧军怀着“回东北去剥国民党的皮，掘他们的根”之决心，在延安主动提出要求去东北工作，彭真当即表示同意。

11月中旬，萧军离开延安前，到毛泽东住处辞行。毛泽东又一次对萧军说：

“听彭真说，你要入党，我们欢迎，只要你自己什么时候下决心……一个党员不是说要取消他的一切特性，创造性……”

“我主要是怕自己发脾气……”

“这不要紧，发一点脾气可以的，这叫做大团结里的小摩擦……”毛泽东对萧军说了这番话，很令人感动。

1946年8月，中共东北局作出决定：任命萧军为东北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随后东北局书记彭真派专人，迎接萧军赴东北。

萧军辗转到了哈尔滨后，不顾复杂的政治环境和自身的安全，满腔热情地投入到党对群众的思想教育活动中。五十天左右连续到各单位、机关、学校，作了60多场的专题演讲，听众达七八万人。他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阐明民主政府的主张，解答群众提出的各种问题。他将群众提出的2000多个问题，分门别类，整理出四大本子，交给党和政府做参考。

1947年初，在彭真的支持下，萧军多年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亲手创办了鲁迅文化出版社和《文化报》。随着在哈尔滨做的大量工作，萧军的社会影响越来越大。

当时，东北局的舒群诚恳地劝说萧军尽快写一份入党申请书。

1948年7月25日，桀骜不驯的萧军生平第一次向东北局宣传部副部长凯丰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全文如下：

凯丰同志：

多少年来，我留在党外，这决非从任何个人动机出发，而是从革命客观需要出发——这是我个人的认识——几次和彭真、毛泽东以及其他同志谈到入党问题，我是坚持这看法，同时也觉得自己思想、感情还未成熟，因此拖到如今。

我个人感到现在已是我走入共产党内的时期了——因此我郑重提出，请求加入共产党，请你转达东北局，如何考虑给以回答。此信由舒群同志转达，并托他口述一切。此致

敬礼！

萧军

1948年7月25日

从这封信的口气、态度及所述的经过看，当时萧军提出入党，既不是心血来潮，也不是趋炎附势，的的确确是“从革命客观需要出发”，“个人感到现在已是我走入共产党内的时期了”。

这样姿态的入党申请，非同寻常，与萧军的性格和秉性相符，与他当时的经历、思想和对党的感情也是一致的，看不出有何勉强和做作。

其实，在彭真离开后，萧军已开始受到排斥和讨伐，只是心地天真的萧军并没有想到会对他采取那样的态度和手段。

让我们继续往前搜寻萧军的入党经历。

在延安曾口头提出过入党

萧军先后两次去延安。第一次是1938年，毛泽东听说他来了，主动看望并请吃饭。第二次是1940年6月，萧军携妻奔赴延安。毛泽东主动请他帮助收集延安文艺界的意见和情况，促成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和毛泽东的讲话。之后，萧军由于看不惯一些共产党人的作派，愤然离开下乡务农。1944年3月，萧军和夫人王德芬领着孩子，在延安县刘庄山沟里，度过了一段自食其力的村民生活，被毛泽东召回了延安，住在中央党校。

1944年4月11日，萧军在日记里写到：“刘白羽第一次和我谈关于入党的问题，我说对此问题我由乡里来就考虑过了，我到党校来，这就是对共产党接近的一种表示……”

1945年2月11日，萧军在看望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时，两个人直接谈到入党的问题。彭真说：“从各方面我们考察研究……知道你——更是我自己看了你日记等完全相信——是我们的同志，关于入党事，原则上毫无问题。只是我代你考虑的，只是‘纪律’，因为它是个集体啊！”

萧军的回答是：“究竟共产党认清了萧军并不是他们的敌人，是朋友，同志……大家一致为中国人民负责……我考虑过了，还是不入为好。第一，我还不能很好把握控制自己感情；第二，我不能一下放弃个人一些自由享受性；第三，我还没有决定是以文学创作占第一还是其他占第一……”

对此，彭真十分理解。他知道，一向孤傲的萧军，能有入党的要求，是很不容易的。这一天的谈话，俩人谈得极为融洽、透彻。

延安的共产党领导干部，当然都记得在延安整风期间，中央研究院批判王实味那一幕。1942年6月4日这一天，萧军坐在会场的后边，根本无法听清前面的人说些什么，只知道“王实味每说句什么，立即招来一片怒吼和痛斥声”。他不耐烦了，站起来大声喊：“喂……让他说嘛，为什么不叫他说话！”

散会后，萧军在路上向同行的人表示自己的不满，认为这种批判是“往脑袋上扣尿盆子”，被人向党组织汇报了。几天后，中央研究院派四名代表到萧军住处，提出抗议，指责他破坏批判会，要他承认错误！萧军勃然大怒，不但拒绝要求，还将四名代表轰出门。

其实，萧军与王实味并没有私交，只是有着一般的同志关系和应有的良知、良心。

1942年10月2日，早晨刚吃过饭，萧军在门口站着，王实味从山下走上来。手里拿着写好的一封信，喊萧军要单独谈一谈。在山坡许多人的注视下，王实味将手中的信交给萧军。信的开头一行是“伟大的乔、转呈伟大的毛主席、转党中央：”，这是王实味头一天写的，信中写到“为什么人在如‘象’如‘熊’更能解决问题时，却是蠢到非用‘狐狸式的小狡狯’不可呢？？……为什么说谎的是好干部，而老实人却反革命呢？……为什么鲁迅临终时要拉着许广平底手按在他心上呢？……”

萧军当天就把那信交给了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并附上几句话：“泽东同志：这是一种意外的事，今天早晨王实味在山下呼着我的名字，把这封信放在山脚下，要我代转给您。后来他又说‘做错了’让我交给文抗支书，再转给您。我就如此照办了。专此祝好。萧军”

1942年10月19日，在两千多人参加的“鲁迅逝世六周年纪念大会”上，萧军当众重提旧事宣读了《备忘录》，触犯了众怒，当场就有丁玲、周扬、柯仲平、李伯钊、刘白羽五名党内作家和陈学昭、艾青两名党外作家轮番上阵。萧军一人对众人，从晚上八点一直论战到凌晨。主持会议的吴玉章出面调停说：“萧军同志是我们共产党的好朋友，我们一定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才使萧军同志发这么大的火。大家应当以团结为重，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我们应当检讨检讨。”萧军听后主动和解说：“吴老的话还使我心平气和，这样吧，我先检讨检讨，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我的错，行不行？那百分之一呢，你们想一想……”丁玲毫不留情地回敬说：“这百分之一很重要！我们一点也没错，你是百分之百的错！告诉你萧军，我们共产党的朋友遍天下，丢掉你一个萧军，不过九牛一毛！”

萧军腾地站了起来，拍案大怒：“百分之九十九，我都揽过来了，你们连百分之一的错都不肯认账！那好吧，你们既然朋友遍天下，我这个‘毛’绝不去依附你们那个‘牛’；你那个‘牛’也别来沾我这‘毛’，从今以后咱们就他妈的拉——蛋——倒！”萧军说完拂袖而去。

这样的一位萧军，日后能要求入党并为党所接受，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早在东北就与共产党人有交往

萧军与共产党从20年代就开始有交往。在方未艾撰写的《我和萧军六十年》回忆录中，记载到：

“1928年是东北军阀变动很大的一年。6月，张作霖从北京退回沈阳时，被日本关东军使用阴谋炸死在皇姑屯，同时被炸死的还有黑龙江军事督办吴俊升。这时在地下活动的国民党公开了。东北三省都成立了国民党省党部，还秘密组织了清党委员会，对国共合作时期的地下共产党员和由关内转移来的地下共产党员，进行严厉清查，残酷迫害。

萧军来到沈阳北大营参加了军事学习，不久，王宜之也从舒兰来到了沈阳，住在工业区东北军事政治训练班学员叶开的家里。叶开是上海人，参加过北伐战争，地下共产党员，当时在地下反帝大同盟担任领导工作。在叶开家住的还有一位孙东垣，辽宁省黑山县人，是东北陆军讲武堂最早的毕业生，和张学良是同期同学。

王宜之和孙东垣有时到北大营去看望我和萧军。我们在星期日也去工业区看望他们。他们介绍我们同叶开认识，还认识了叶开的同学黄稚明。由于他们同王宜之和孙东垣是互相信任的好友，因此，同我们认识不久也信任了我们。叶开常把中国共产党的刊物《关外》杂志，反帝大同盟的刊物、宣传品不断地送给我们阅读、学习。这是我和萧军第一次接近共产党人，读到共产党的刊物。”

“九一八”事变后，萧军和他的朋友方未艾参加冯占海的抗日部队，失败后进入了哈尔滨，从事文学创作。1932年，方未艾加入了共产党，与党员杨靖宇、赵一曼、赵尚志、金伯阳、黄吟秋、舒群、金剑啸等有着密切关系。萧军和萧红生活在一起，与方未艾仍保持亲密的往来，同时还与共产党员金剑啸、金伯阳、黄吟秋、舒群、罗锋、侯小古等有着密切往来，并参加党领导的维纳斯画会、星星剧团。萧红在家中，还为党的地下刊物《东北民众报》用蜡版刻金剑啸的画稿。

萧军和萧红在哈尔滨自费出版《跋涉》小说集，被日本特务机关上了黑名单，1000册书也被没收焚毁。1934年夏天，夫妻双双逃到青岛，投奔在青岛的中共地下党舒群，萧军和萧红两人分别写出了《八月的乡村》、《生死场》，并得到党的外围组织荒岛书店、《青岛晨报》负责人孙乐文的帮助，向鲁迅先生投去一封信，很快得到回信。青岛的党组织遭到破坏，舒群被捕，萧军和萧红在中共党员孙乐文帮助下逃离青岛，投奔上海的鲁迅先生。在鲁迅先生的关怀帮助下，出版了《八月的乡村》、《生死场》两部长篇小说，由此奠定了萧军和萧红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萧军参加了左翼文学活动，在鲁迅先生逝世后又到了武汉，和聂绀弩、胡风创办《七月》刊物，险些被国民党特务绑架丢进长江，幸亏得到共产党人的救助才脱险。之后，去临汾、西安、兰州、成都。萧军在《新民报》当编辑，上了国民党的暗杀黑名单。

当时，他公然宣布：“我的资本——脑袋一颗。我的武器——尖刀一把。我的办法——两手换（拼个你死我活），到必要时就把这颗脑袋掷过去。”为了预防不测，中共地下党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通知他及早离开。萧军到了重庆，在林伯渠、董必武、邓颖超的帮助下，带着妻子和舒群等人化妆逃离，投奔延安。

入党后30多年的磨难

萧军在1948年8月被中央批准入党，并没有因此得到东北局党组织的任何关照，反而遭到东北局刘芝明（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等人的围攻和批判。

1947年，萧军在东北局的支持下，创办了鲁迅文化出版社和《文化报》，任社长和主编，在报上发表了自己写的一些言论。当年夏季，东北局宣传部自办了《生活报》，由宣传部秘书长刘芝明为领导、宋之的为主编。这样，当年，鲁迅先生领导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派和国防文学派的论争，在哈尔滨又以新的主题和形式以萧军和刘芝明为两派代表，重燃战火。萧军寡不敌众，于1948年11月20日被迫将《文化报》停刊并离开哈尔滨。

随之，刘芝明在东北地区组织了为期3个月的“萧军思想批判”，于当年5月在《东北日报》发表了东北“文协”关于《萧军及其文化报所犯错误的结论》以及《中共中央东北局对萧军问题的决定》，把萧军定为“反苏反共反人民”分子。

萧军不服从这样的处理决定，对刘芝明说：“我的文化报是白纸黑字，你的生活报、‘萧军思想批判’，也是白纸黑字，都擦不掉抹不掉。到底谁对谁不对，20年以后再看……”萧军被下放到抚顺矿务局总工会，在被扣下工作关系、组织关系和供给关系的情况下，到了北京找市长彭真，要求重新分配工作。

在北京，萧军先是到市政府的文物组当了一名考古人员，没有工作关系，养活一家九口人，每月只能领120元的生活费，难以维持。萧军还是坚持完成了长篇小说《五月的矿山》和《第三代》的创作，修改了旧作《八月的乡村》和京剧剧本《武王伐纣》。然而，出版遇阻，1954年9月，勉强再版了《八月的乡村》。10月，出版了《五月的矿山》，但很快被批判，成了“禁书”。1958年，中国文联机关的《文艺报》把萧军同丁玲、冯雪峰、艾青等“右派”的名字并列一起批判。萧军发表文章的路子无望，用4年时间学习中医，“弃文从医”也未成愿。在彭真的帮助下，只好到北京戏曲研究所当上一名研究员。1960年，萧军开始创作40万字的京剧剧本《吴越春秋史话》，1962年完成，结果是“不予出版”。

对于一名作家，作品不准出版，无疑等于将文学生命判处“死刑”。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几乎将萧军置于死亡边缘。日常的批斗、抄家、关押尚可忍受，8月23日，萧军和老舍、骆宾基、荀慧生等近30人，被押到东城区国子监“文庙”，遭到红卫兵轮番的毒打，后背的衣服被打到肉皮里……老舍就是在这天被打之后的次日投湖自杀。萧军的大儿子萧鸣被多次毒打昏死过去，幸亏在火葬场被工人发现尚有口气，给拉了回来。

文革之后，萧军已是古稀之年的老人了。1979年4月28日，接到北京市文联的通知，档案由西城区新街口办事处转到北京市作协。当年，出席全国第四届文代会，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理事。会上，作了题为“春天里的冬天”发言。

在批判“四人帮”中，萧军由于张春桥当年攻击鲁迅称赞《八月的乡村》是无原则的吹捧，被鲁迅以《三月的租界》一文予以坚决回击，因此萧军和《八月的乡村》一时间重新复生。随之，萧军出任北京市作协副主席，出版作品，出席种种活动……从1980年在政治上得到“平反”到1988年6月22日患病辞世，仅享有不到9年应有的荣誉和人身权利。

虽然经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宣传部批准，关于萧军问题的复查结论，推翻了几十年来强加在萧军头上的种种罪名，但一位作家从41岁开始，毕竟有32年的华年在悲怆中消失。

萧军是位极其坦率坦荡的人，在临终前对女儿萧耘说：“我所以追随中国共产党五十几年，是它的一个忠实的老群众，就因中国共产党所追求的目标和我追求的目标一致：一是求得祖国的独立，二是求得民族的解放，三是求得人民的彻底翻身，四是求得一个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的实现。如今这四大目标基本上全达到了，我没有什么遗憾！我从来没有反对过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我反对的只是那些共产党里的蛀虫！”

痛切的沉思

回顾萧军入党的前前后后，似乎是萧军孤傲、倔犟的性格决定了他的命运。其实，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同他一起走上革命道路的作家舒群、罗锋、白朗等人，并没有逃脱被打成“反党”分子的厄运。萧军如果像郭沫若在建国后那样做人做事，在文革中失掉儿子和人格、声誉，也是生不如死。如果像巴金、钱钟书、沈从文那样不投奔延安，就能够得以免灾或有所施展吗？萧军如果在1948年入党做了官，在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中，他能够幸免过关，能够避免丁玲、陈企霞、邓拓、吴晗、老舍、曹禺、冯雪峰等人的命运吗？

我曾有机会翻阅萧军的日记，看到他在1943年7月20日写的几句话：

“让我自己宣誓吧！我一定要保护这个党，为这个人民的领袖毛泽东而战吧，经过任何损害与挫折，决不灰心。真理是战胜一切的。”

在我的心中，有着说不出的悲怆……

（责任编辑吴思）

2007年第6期 中国第一座“文革”博物馆　作者：罗国璋

一

巴金老人生前呼吁在中国建立“文革”博物馆。他说：“建立‘文革’博物馆是件非常必要的事，惟有不忘‘过去’，才能做‘未来’的主人，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大家看看它的全部过程，想想个人在十年间的所作所为，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来面目，偿还过去的大小欠债。没有私心，才不会受骗上当，敢说真话，就不会轻信谎言。”

2004年，广东省澄海市，一座完全由民众捐资建设的 “文革”博物馆建成，圆了巴金老人的梦。中国首座“文革”博物馆是由具有历史责任感的共产党员、曾任潮州、揭阳、汕头市市长、书记的彭启安发起的，他在海内外筹措了900多万元，民众还自愿捐献出土地、山林、建材、实物、资料……历经七年岁月，冲破重重阻遏，渡过经费困难关，资料文字匮乏关，在当地干部群众和潮汕各地一批有卓识的新老领导同志的坚定支持下建成了。

澄海市是中国“文革”的重灾区之一，是“文革”危害的缩影，冤死了400多人（包括14位厅级以上领导和名人）。被残害的这些人，曾经在潮汕大地上坚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出生入死，又参与解放后的生产建设，立下汗马功劳，他们没有被日伪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枪炮所杀戮，却惨死在“文革”红色的屠刀下，还有4500人伤残，10余万人受株连。

二

“文革”博物馆位于塔园，那里山林环抱，树木葱茏，鸟语花香，登高望远，大好河山，尽收眼底。进入园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石壁上铭录着1986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还有任仲夷同志“千万不要让文化大革命的悲剧重演”的巨幅题词。园区在十三个山头上构建了“文革”博物馆、碑廊铭史、冤茔长青、恸石志恨、心碑永矗、宝塔思安、明镜史鉴、石笔书史、警钟长鸣、榕石真诚、孔圣宣仁、潮音伴月、童鹤戏春十三个风格各异的凭吊景点。

“文革”博物馆庄重凝朴，巴金老人《建立文革博物馆》和著名诗人熊鉴的《文革十年祭》石刻碑文，矗立两边。沿石阶拾级而上，一座仿北京天坛造型、雕廊画栋、气势宏伟、庄重典雅的主题建筑“文革”博物馆呈现眼前。圆形大厅正中，是巴金老人的巨幅画像。坛殿四壁，嵌着大量图片石雕，展厅玻柜展有有关“文革”的报刊、书籍、资料、图片、实物。这里有打出“文革”信号弹的发表《评海瑞罢官》的报刊，有点燃“文革”烈火《5·16》通知，有打响内乱第一炮的聂元梓的第一张大字报，有矛头直指刘少奇为“文革”火上加油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连续8次的接见，把年轻幼稚的红卫兵捧上政治舞台。有铺天盖地的大批判、大串联、大字报、大抄家、大破“四旧”、大揪牛鬼蛇神的图片和实物。夺权夺印、抢占档案、派别争斗、文攻武卫、忠字舞、红海洋、语录歌，还有一些刑具，让人们好像回到那个年代。

大厅里也有展示粉碎四人帮、审判四人帮场景的图片，以及1976年12月10日起中共中央批发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三批罪行材料。还有1981年1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分别判决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戚本禹、迟群、刘庆棠、聂元梓、张铁生等罪有应得的死刑（缓刑）、无期徒刑和15年至20年徒刑的图片和报刊。还有展示“文革”期间在澄海市故意杀害原地委副书记陈焕新、原副县长王鼎新、原县委副书记吴仁秀等10余人的凶犯陈德福被执行枪决的图片。

碑廊铭史这个景点倾注着对汕头地区专员陈焕新等16位在文革中惨遭冤死的同志怀念哀思之情，铭刻着对文革的剖析与批判。

冤茔长青这是一片墓园区，埋葬71位文革冤死者的尸骨，不能辨别身份的只能合葬。墓区砌建了台坛，树立石表，石表上镌刻“冤茔长青”四个大字。

恸石志恨在墓园山坡上一块倚山而立的大石上镌刻“恸石”二个醒目大字，凝重肃穆，直面冤茔。

心碑永矗在园区中心一处心形大石上，镌刻着李锐同志悼念胡耀邦同志的名句：“活在人心便永生”七个大字。颂扬胡耀邦同志永远活在人们心中，同时又借以怀念在文革中含冤死难的同志。

宝塔思安矗立在墓园的山顶，钢筋水泥花岗石混合结构，高36米，七层，由著名书法大师陈大羽题写塔名。塔内各层壁面分别镌刻巴金、季羡林等10位名家批判文革的文摘及赠建者芳名。塔门树立任仲夷同志题词的碑石。塔的四周各有一座6米高的石塔，有4座寄托对含冤惨遭死难的陈焕新、王鼎新、杜美宗、朱荣桂的怀念。旁边有二副对联：冤骨埋荒山，今昭雪；喜拨乱反正，得安定。见塔如见君，浩气永留存；满园春色美，当可慰忠魂。

思安塔的建立，弥补了原来塔园（地名）无塔的缺憾。

明镜史鉴在铜锣峰山坡上，依坡而上建了三座平台，一平台中间安一大石镜，两边安置十本石书，书面分别镌刻着刘少奇、邓小平、叶剑英、胡耀邦、彭德怀、贺龙、季羡林、童竹君的图像，后屏为碑壁。二平台矗立叶剑英的铜像，威严如生，他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粉碎“四人帮”，为安邦定国立下不朽功勋。三平台是史鉴山屋，收藏有关“文革”及其它政治运动的纪实著作200多本，还挂满全国各地名家留赠的诗词书画作品。值得提出的是明镜台的石镜，概取“以人为镜，可以知善恶；以史为镜，可以明兴替”之义。

石笔书史有三个平台，上平台矗立一柱巨大的石笔，直指蓝天，高10米，直径85公分，旁边安置一本未写上字的大石书。中平台竖一长碑壁，以全国作家协会主席冯骥才先生《终结文革》一文作为石笔峰记。下平台竖石笔峰碑，由杜应强先生题写，石笔石书蕴含秉笔直书之意，握起石笔在无字书上挥毫写下“文革”真史。

警钟长鸣在峥嵘交错的岩石间，一座书写警钟长鸣四字的平顶四柱亭，四角各挂一口铜钟，象征警钟，亭中竖立德高望重的任仲夷同志在党的十六大讨论会上发言的浮雕像，铭刻他“不能淡忘文化大革命”的警言。

还有纪念余锡渠同志的“思源仰余”亭和许士杰的“葑菲铭许”阁。他们都是早年参加革命，一生勤劳朴素，鞠躬尽瘁的人民公仆。

读完三千多条碑刻和对联，从上面凭吊区来到了天然岩峰上的“潮音伴月”景点。这里有两位石雕的潮乐老艺人，一拉弦，一吹呐，也许是在痛诉风雨肆虐，又像在喜庆云雾散尽日月重辉。

“孔圣宣仁”景点，有一座3米高的孔子石像，相峙的巍石勒记孔子在“文革”中被毁谤的事由。

最后来到“童鹤嬉春”景区。峰台上，一位女童，身着洁白衣裙，手托白鸽，在欢畅嬉戏。寒冬逝去，暖春来临，祝愿春天永驻人间！

三

巴老已经远走了，他来不及看一眼第一座“文革”博物馆，但是他的期望却在粤东实现了。全国2000多个县、市的执政者，我想一定不乏像彭启安那样具有远见卓识的勇士会起来鼓与呼，步“塔园”之后，建立起第二个第三个“文革”博物馆，谱写成一册厚实的中国“文革”全史。作为一名曾经为共和国诞生浴血的闽粤赣边纵的老战士，一名在“文革”中同样受难的幸存者，眼看战友们及其亲属的坟茔荻草、墓后的苍松翠柏和巍峨的纪念馆塔，我内心无法平静，特为之记，并以耄耋之年为之鼓与呼。

（责任编辑吴思）

2007年第6期 “我是纳税者”　作者：黄范章

最近，媒体常谈到“民主是个好东西”，思想上有所触动。回忆起来，我心灵上第一次受到“民主意识”深深撞击的，还是80年代初我初到美国不久的事。那次心灵撞击，十分偶然，堪谓意外收获。当时至少有三个“没想到”。

第一个“没想到”是，我这点对“民主意识”的领悟，来自一次漫不经心的聊天。我是1980年由社科院派送哈佛大学进修两年，不许延期，不许念学位，悉心进修经济学。由于以前所受的教育是西方民主是“假的”、“伪善的”，因此我到美国后严格要求自己，从不涉猎“政治学”或有关的书籍或文章，也从未去听有关这些方面的讲演或研讨会，未曾料想到一次家常聊天中被一句普通谈话引发我对“民主”的深入思考。

第二个“没想到”是，我的这点“民主意识”，既非得自名人、学者的说教，也非来自政治家关于民主理论或民主制度的讲演或布道，却是得自一个普遍美国妇女——我在波士顿的女房东一次漫不经心的聊天。

第三个“没想到”是，当时我们聊家常，根本没有任何严肃话题，整个谈话中甚至没有一句提到“民主”字样，而是她漫不经心的一句“我是纳税者”，寥寥几个字，却给我心头一震，沁人心田，通过自我内心活动，以思辨方式似乎领略到“民主”的真谛。

这里我介绍一下这段家常聊天的情节。

（一）“我是纳税者”

我和中国社科院另外4位同事有幸作为中国第一批中美交流学者分别到美国5个著名大学作访问学者，我更有幸进入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HIID）和经济系，并在离学校只须步行15分钟路程的一家公寓租用一间住房，房东是杰奎琳·斯班尼太太，虽已离婚，带着一个初中男孩，仍使用丈夫的姓，与丈夫保持友好往来。她实是二房东，替我从未见过的房东经营几间出租房，本人虽大学毕业，但只是超市售货员，是一个高学历低收入的普通妇女。

按照当时福特基金规定，我们在美国进修的两年间，可享用在美国国内旅行一次优待，可用于国内观光，也可用于到其它城市作学术访问。我想用这笔旅费访问华盛顿的学术单位和著名学者，我的指导导师杜森伯里教授（曾任总统顾问委员会委员）还热情给我写了几封介绍信，去拜访几位学者及官员。此外，我还打算参观多处博物馆。

记得一天下午，我把我去华盛顿的计划告诉了房东斯班尼太太。她听了后建议，“有一个地方你一定要去看看，那就是国会，特别是举行听证会的时候。”她又进一步说，她有时去华盛顿看望亲戚或度假时，总要找机会去看看国会的听证会。我当时一愣，不大相信她这话的真实性，因我眼前呈现出我国人民大会堂门前警卫森严的景象。我狐疑地问她，“警卫会让你进国会大厦吗？”我清楚地记得她当时一脸茫然表情，似乎对我的问题觉得奇怪或莫明其妙，立即高亢而爽朗地回答：“why not? I am taxpayer。”（“为啥不让进？我是纳税者。”）她当时讲这句话时那种坦荡豪迈的神情，至今历历在目。

尽管在这次闲谈中根本没有讨论及涉及政治制度或“民主“之类的严肃话题或字样，但她“我是纳税者”几个字却铿锵有声，在我内心深处激起一层层的思绪，至今仍萦绕于脑海，除了感受到她的“纳税意识”之外，更多的是她强烈的“民主意识”。

（二）“纳税意识”和“民主意识”

（1）“我是纳税者”首先触发我想到的是一种“主人翁”意识。杰奎琳讲这话时，其豪迈的神气，使我似乎看到一个高大的身影，矗立在白宫、国会大厦面前对他们大声说，你们（官员和议员们）是我们用税金供养的，我是你们的“主子”，你们是给我服役的。用几十年来国内妇孺熟知的一句词，就是是我“当家作主”。几十年来，我们听“人民当家作主”的教诲太多了，但人们还是觉得有点“雾里看花”，隐隐约约，还没有成为百姓的“自我意识”。

（2）“我是纳税者”，还使我强烈感受到的是一种现代市场经济的“纳税意识”，是一种跟我当时头脑中传统的“纳税”观念截然不同。传统的税收观点，完全是一种“义务”，我国农民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缴纳“皇粮”完全是天经地义的“义务”，从不敢奢望“回报”，更不敢联系到什么“权利”。然而，“我是纳税者”这句豪语所透现的决不只是“义务”观念，而是与“义务”相对应的“权利”观念，甚至是当家作主的“民主意识”，这是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共同长期培育出来的现代“纳税意识”。在杰奎琳看来，尽管她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蓝领职工，但她依法纳了税，就有权监督政府、议会是如何履行他们的职责的，有权知道和监视她缴纳的税金是如何花费的。我不知道杰奎琳过去在学校里是否有人专门给她灌输这个“纳税意识”和“民主意识”，但她当时高亢地向我吐出“我是纳税者”几个字，我深感这完全是她下意识的反映，似乎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自我意识。

这种“纳税意识”和“民主意识”，成了老百姓的自我意识，决不是一蹴而成的，而是在市场经济和法制社会中长期培育而成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刚初步建立，远未成熟，法制更不完善，更何况意识落后于存在，要培育现代“纳税意识”和“民主意识”决非易事。毕竟我国曾在封建社会中存在了数千年。至今在我国很多人的思想里，“当家作主”的自我意识并不高，封建社会长期滋生的“清官好皇帝”思想仍很流行。“包青天”、“少年包青天”、“狄仁杰”、“康熙微服私访”等等一再播放的影片，有意无意地宣传的还是“清官好皇帝”之类“人治”观念。“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是报刊、电视中经常作为正面思想来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有不少官员也常以此来“自勉”或“自豪”。从一定意义上讲，其积极意义在于要求干部（官员）要“心有百姓”，要事事为群众着想，但归根到底，它是要“官”替“民”作主，不是百姓自己“当家作主”。

（三）公共财政与民主机制

由“我是纳税者”所透现的“当家作主”意识，决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这是因为存在某种“机制”，使“纳税者”能亲身地感受到可施展其“当家作主”的职能。据我个人旅美（先后两次共4年）的观察与生活体验，这和“公共财政”及“民主”机制有关。

在市场经济下，税收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政府赖以生存和运行的经济基础。在西方，政府作为一国的政治实体，除履行国防、外交、公安、公共卫生、义务教育等政治性、社会性公共服务外，也具经济性公共服务职能。主要是：（1）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如基础设施）；（2）维护市场秩序，防止垄断，确保公平竞争；（3）实施宏观调节（由中央政府而不是由地方政府承担）；（4）支持社会保障，提供一般福利设施。政府这一切的活动的经费全部来自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这样，政府便成为“公共服务型政府”，政府的财政被称之为“公共财政”，其收入来源就是来自广大“纳税者”公众所缴纳的税金。

“我是纳税者”所体现的“当家作主”的“主人翁”精神，一方面表明是我们纳税者公众用税金供养了政府，但更重要的一面是“纳税”的义务也赋予了“纳税者”“制约”或影响政府的“权利”，但如何确保“纳税者”具有行使“制约”、“影响”政府的权利呢？这个重要问题在一般经济学、财政学的课本中是不讨论的。我的观察，政府的活动以及“官员”及“议员”的决策是否得当，除了舆论的监督外，重要的是“议会制”、“选举制”提供了这类制约机制。

据我看到的是，政府（无论是中央或地方）重大举措、活动或重要官员任命，都要受到相应议会的制约，议会常举行各种听证会来审议政府的动议，而且许多听证会是对公众开放的，但一般听众只能在楼上静静地听、看议会的进行，不许干扰会议。当然，在会议中往往夹杂了党派斗争，但有一好处， 是“透明”，使公众享有“知情权”。而且还有“问责制”，不仅议会对政府（或官员）的错误决策要“问责”，而议员在议会中的表现也是公开的，记录在案。如果说议会制约着政府，那么选举制给公众（纳税者）提供了制约议员的机制。据我房东及华裔朋友告诉我，议员跟当地居民常有联系，议员的办公室电话号码是公开的，当地居民有什么意见、要求可打电话约见议员，议员都有规定时间接待来访者，议员受理后会跟政府有关部门联系，并负责定期反馈。而议员所要求于居民的是“选票”。我旅美期间，曾多次碰上议会选举，在竞选期间我常看到竞选者本人长时间地站在街心花园竖立的横幅标语牌下面，标语上写着“请投我一票”及本人名字，而竞选者则衣冠楚楚地站在那里跟所有过往车辆摘帽致意。选民并不是根据他在竞选期间的表现，而是根据他平时在议会或其它工作中的表现及业绩（政绩或劣绩）来决定是否给他投下神圣的“一票”。这“一票”就是“纳税者”手中掌握的“制约”机制，就是他履行“当家作主”的职能。

有了这一套“制约”机制，“公共财政”才能成为现实、完整的体系。我国建立“公共财政”已有多年，但为什么还常出现“重复建设”、“形象工程”、“首长工程”呢？为什么过去几十年公共产品与服务多集中于城市而疏远于农村和偏远山区？有的地方官员两眼只看上面，只追求一时政绩，而不顾及环境污染、资源破坏，既无听证会，更缺问责制，照旧可以易地升迁。百姓对此无可奈何，更无能为力。今年两会有较明显改进，不仅政府决定加大对农村及落后地区提供公共产品（医疗、教育及基础设施）的力度，而且“人大”决定率先使用电子政务，用先进技术来增大“透明度”和公众的参与度。特别给人印象深刻的，代表、委员们坦言直陈，提出奥运的鸟巢工程、国家大剧院工程的浪费性及不安全性。国外媒体说“橡皮图章硬起来”，表明民主改革有所进步。

现在人们讨论“民主是个好东西”，他们的观点虽给人启发，但我还是同意毛主席说的“民主既是目的，也是手段。”而我更重视“手段”，手段包括“民主制度”所需要的各种机制，机制的建立需要有经济发展、文化教育、法制建设、社会设施等各方面的条件，特别要加强的是自下对上的“制约”机制。只有机制完备了，民主的目标才可达到。我们应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坚持不懈地逐步推进。

（责任编辑吴思）

2007年第6期 法国知识界认识文革的历程　作者：陈　潇　郭冬至

问：先生，很高兴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能简单谈谈您是如何了解中国文革的么？

答：我从年轻时（20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就一直保持着对中国的关注，阅读了大量关于文革的资料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的文章、传记，后来作为专业人员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我很早就是中法友谊协会的会员，在改革开放前曾经两次来中国访问，亲身体验和观察了那个时代中国的真实面貌，回国后也发表了很多关于中国文革的文章。可以说我是一个中国文革的热心研究者。

问：年轻时代您对毛泽东和他领导下的中国印象如何？是不是也非常崇拜？

答：当时毛泽东给我的印象是完美的，我把他看作一个理想的、伟大的领袖，把他所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当作最美好的社会。这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想法，实际上，当时整个法国的知识界、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都以十分理想化的眼光看待毛泽东和他领导下的新中国。法国报刊媒体发表了大量称赞和支持毛泽东的文章，大量转载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宣传，知识分子也都把中国当作一个理想社会来评价，政府和中国的关系也十分友好，而提出质疑和反对的几乎没有。当时在我们眼里，中国真是一个充满民主、自由，十全十美的国家。

问：这么理想化的看法，是不是因为你们当时还不很了解中国？

答：是的，因为当时的消息实在太闭塞了，我们能看到的来自新中国的报道十分稀少。除了有一些美国记者记录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共产党在延安的政治风貌以外，我们没有专门的渠道去直接了解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实际情况。直到很久以后，1971年，有一个意大利女作家Macchivcchi去中国访问，回到欧洲后发表了一篇文章，才算是有了比较好的第一手的材料。这篇文章仍然是在夸赞中国是如何好、如何开放和民主，但在当时已经是绝无仅有的了。就是因为只有这些凤毛麟角的消息，我们对中国的了解就十分简单，也就更容易把它想象得完美。

问：为什么单单对中国当时的社会主义有这样广泛的推崇？

答：当时的欧洲，传统的基督教信仰正在经受一场危机，很多人不再相信它。第二次世界大战又给经济和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欧洲人需要一种新的道路、新的办法，去解决他们面前的巨大的社会难题，同时也需要一个理想中的榜样。法国历来是一个左翼政治力量很强大的国家，法国共产党战后势力正盛，他们有自己的报纸和宣传机构。大部分知识分子也对政府不满，同情左翼和社会主义运动。因此，远在天边的新建立的中国政权就成了大家的一个精神支柱，成了新道路的理想模型。

问：您当时曾经亲自来中国访问，印象如何？

答：我第一次来中国是1954年，当时学校里组织中法友谊协会，会员有机会去中国访问，我主动报了名，被选中了。我们一行几十人来到中国，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之后由政府安排，参观了河北省的一些农村合作社。在那里，我亲眼目睹了中国农村的建设和农业生产状况，进一步巩固了自己之前对中国的美好想象。中国政府对我们十分友好，那次访问也很愉快。回国以后，我就写了一篇文章盛赞中国的进步，同时也积极地向身边的人宣传中国。

问：为什么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你们对待苏联和对待中国的态度完全不同？

答：那是因为我们太了解苏联，而又太不了解中国了。欧洲当时已经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共处了几十年，而且我们和俄国离得很近，历史上就多有交往，有大量来自苏联的信息。但对新中国，我们只能靠支离破碎的信息去想象。1957年，当时听说毛泽东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们都觉得非常好，毛曾经批评官僚主义，批评共产党内部的很多弊病，这都给我们留下了好印象。半年以后，听说情况发生了变化，却不太愿意相信。1967年1月，有人在《中国季刊》上发表一篇文章叫《文革的来源》，描写文化大革命背后的权力斗争，但并没有引起什么关注，事实上我们当时仍然对中国的模式寄予了很大的期望，所以即使听到了一些负面消息，也根本动摇不了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观念，我们还是觉得文革是追求平等，是打破官僚主义，是很好的东西。

问：但是斯大林也曾经批评过官僚主义。

答：是的，但是我们对斯大林的那一套很熟悉。他如何在苏联施行独裁、掌握权力、压迫民众。但当时我们从来没听过这类事情发生在毛身上。所以我们把毛当作与斯大林截然不同的两类领导者，斯大林和他的苏联是邪恶的，而毛泽东和他的社会主义中国是进步的、民主的。毛泽东在60年代曾经批评过斯大林，批评过苏联的修正主义，中国甚至在外交上与苏联决裂，这些更使我们确信他与斯大林不同，也反过来加强了我们对他的理想化思维。甚至当时法国总统d’Estaing（德斯坦，1974-1981年任法国总统）都曾经说，毛泽东是世界的一座灯塔。

问：这样的想法是何时开始转变的？

答：天主教会大概是比较早开始批判文革和毛的政策的，主要是因为大陆对天主教的迫害，消息传来中共迫害宗教自由的做法让不少法国人比较吃惊。就我个人而言，一直到1972年，我听说前一年中国当时的副主席林彪出逃坠机而亡。当时这个消息还是比较确切的，所以我开始产生了怀疑，开始想原来新中国这样美好的国家也会有肮脏的事情，政治斗争如此险恶。正因如此，两年以后，我再次借机来到中国，我要再亲眼看一看中国20年间的变化，看看这里的真实情况。

问：你第二次来华证实了你的怀疑么？

答：这次的经历大大出乎我的意料，让我十分失望。当然，今天看起来丝毫也不奇怪。有一天我去工厂里采访，墙上写着“批林批孔”等等的标语，我照了相。晚上回到旅馆，我们的导游来找我，说我照相工厂里的工人群众会不高兴。我觉得很奇怪，一般来说，只有厂长书记才会不高兴。他没收走了我所有的胶卷，我在那之前所拍的照片全都没了。那时中国的风气与50年代完全不同，我走在北京的街上问路，中国人都不敢跟我这个洋人说话。我们的行动受到了严格的控制，直到在广州机场上飞机之前，别人都已经走在前面很远，我还被留在关口，我被迫打开皮箱让工作人员进行搜查。这次访问使我产生了巨大的怀疑和反思。回到法国后，我为《世界报》撰写了一篇文章，通过讲述我这次经历，提出了一些对文化大革命的批评。可是这些批评在文章发表时大半被删除了。编辑告诉我，这些内容是不能刊登的。要知道，当时的法国知识界、传媒界长年累月地批评本国政府，而我却不能发表文章批评外国的政策。后来我写了一篇发在《Spirit》杂志上谈我到中国的见闻，叫《杯子里的旅行》，也遭到了很多人的攻击。

问：怎么攻击你？

答：当时的法国知识分子对文革和毛泽东的崇拜几乎是一边倒，各大报的主编也几乎是这样的，你都很难相信，那时的法国报纸上发表文章骂法国总统可以，骂毛泽东绝对不行！直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的时候，《世界报》征集文章纪念他的一生，也向我约了稿。我专门写了一篇带有一些批评意见的文章。最终登出来的文章总共有9篇，其中8篇是赞扬毛的，全部登在头版，而我的那篇被埋在报纸中间一个很不起眼的角落里。没有办法，到70年代法国支持毛的势力仍然十分强大，听不得半点反对意见。我们当时有几个人，对文革和毛的政策有所批评，刚好可以凑出四个人，结果被称作“四人帮”。（笑）

问：为什么当时法国久负盛名的知识分子们，尤其像萨特这样的大师，也会受到这么深的蒙蔽，去发表一些与事实不符的言论？

答：这是法国知识分子传统的一个毛病，总是喜欢对自己不甚了解的事情大发议论，而且充满了幻想。早在17、18世纪，他们就把当时在康熙、乾隆等皇帝治下的中国说成是一个太平盛世。20世纪他们对共产党中国也是一样的，萨特特别支持毛泽东和文革，波伏娃也写过一本《中国大长征》。他们抱着理想主义的态度，总是要在地球上寻找一片极乐世界。而充满神秘色彩的中国为他们提供了最好的素材。

问：法国的主流舆论是何时开始改变看法的？有什么样的转变？

答：毛泽东去世后不久，“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传到法国。1977、1978年，又传来断断续续的消息，这时法国大众才开始了解真相，才明白他们以前对中国的看法有多么不切实际，突然发现原来中国是个和苏联差不多的国家。于是全国的舆论有了一次急剧的转变，从之前的一边倒地支持毛和共产党中国，到一边倒地开始批评他们。法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带着国际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情绪，所以他们太容易接受极端化的想法，往往之前是一派论调，过了不久就完全跳到相反的立场去了。离毛去世不过几年，法国的舆论就完全成了一片批评中国和毛的阵地，到处都是对中国革命的批评，还有很多对毛的负面评价，甚至有很多矫枉过正的说法，说什么毛从小就道德败坏、利欲熏心，而很多共产党建国中真实的艰苦奋斗和牺牲都不提一句，这样极端的观点我从来不同意。当时也出现了几本毛的传记，比如英国记者，Philip.Short的，是我看过的最好的一本，还有Chang和Halliday合著的，也不错。但总的来讲，70年代后期完全是一次舆论大逆转，它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

问：最近在毛泽东去世三十周年之际，大陆一些媒体有不少人引用欧美朋友的话，广泛宣传说现在欧美人仍然十分推崇文革和景仰毛泽东。

答：据我所知完全不是这样的。有一些艺术品往往以文革为题材，但那不是出于崇拜，主要是拿革命现实主义开玩笑，至少现在法国几乎没有知识分子支持文革和毛泽东，也许有个别人，但不可能是主流知识分子，报刊媒体很少刊登有关的文章，大众对这些也不再关心，甚至法国共产党现在在法国的名声也很不好，大家觉得他们宣扬的东西自己都不相信。总之，今天绝对很少有人再歌颂文革了，也没有什么人再去赞扬和支持毛了，而是更多地把他和斯大林作为比较，把文革和法西斯相提并论。

实际上，这才是一种正常现象，那种理想化的极端的看法都是不对的。现在我们有不少深入事实的作品。我们曾经认为共产党代表了中国革命，现在我们知道，中国革命不等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它是被入侵的外敌逼出来的。共产党治下的中国和苏联一样也会有这样那样的政治弊病，比如像毛在文革中作为一个最高领导人去告诉民众反对这个反对那个，这些本来都是不难想到的。了解的加深使我们的看法完善起来，再也不会把毛这样的领导人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上了，我们把文革也作为一个国家惨痛的教训。

（毕仰高先生毕业于巴黎高师，后任教于法国高等社会学院，为法国知识界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领军人物）

（责任编辑吴思）

2007年第7期 国务院大院的记忆　作者：田纪云

我12岁就参加了八路军，一直没有机会受正规高等教育，我又无政治背景，且长期在边远的地方工作，于我，中南海挺遥远的。但是，历史的大潮却把我涌入了中南海。

从秘书长到副总理，我在中南海红墙里度过了十二个春秋，这十二年给我留下的记忆太多太深刻了，很多事使我终生难忘。在这里，我讲讲当年国务院机关的风气。

国务院办公厅在周总理的长期熏陶下，有着许多优良传统。使我感受最深的是以下四点：

第一，办公厅的工作人员来自四面八方，他们不欺生，不排外，没有这帮那伙，同志关系比较融洽，能够很好的合作共事。在内部，包括行文，从总理到一般工作人员都以同志相称，从不叫官衔。我刚到国务院时，真是有点像《红楼梦》里的刘姥姥初进大观园，不知东西南北。对于办公厅机构设置、工作运转、行文程序、各方面的关系等，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面对这种情况，我给自己立下三大任务：首先是尽快熟悉情况。我衷心感谢国务院办公厅特别是秘书局的同志们给予我的热情帮助。当时秘书局有一位副局长叫刘冰清(女同志，回族，她的爱人给华国锋同志当秘书，直至辞世)，她从周总理时代就在办公厅工作，几朝元老了，对国务院情况非常熟悉。她一有空就到我的办公室坐坐，同我聊天，介绍情况，有时也带我在大院转转，到各局处坐坐，让我熟悉情况，使我受益匪浅。二是把好文件关。因为一到国务院就分管经济方面的工作，文件比较多。我的任务是控制数量，提高质量，不能有半点差错。对于重要文件，我的办法是把有关负责人和撰稿人找在一起，集体作业，咬文嚼字，认真推敲。先后当过秘书局副局长的侯颖、周锁洪、李树文、张克智、安成信等人，经常与我在一起抠文件。这种办法也使我向工作人员学到不少知识。八十年代国务院文件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三是与群众打成一片，不搞特殊化。对此，在战争年代过来的我，有点优势，很容易做到。有段时间我的家属还没来北京，我与大家一起在大食堂吃饭，和大家一样排队买饭，唯一的特殊是秘书长们有个固定的饭桌，不要端着碗到处找位子。这一下子就拉近了与工作人员的距离。我很快结识了一大批工作人员，他们与我说古道今，谈天说地。这些，都帮助我很快进入角色，对我后来的工作帮助极大。

第二，任人唯贤、五湖四海。在我任副总理第一任期还兼任国务院秘书长和机关党组书记，是管干部的，但从来没有人到我这里来跑官要官的，我主持研究提拔了那么多局、部级干部，也从来没有人请我吃过一顿饭，或者送点什么礼品，所谓“红包”，那时还没有这个名词。而且至今也没听说那时提起来的干部，有哪个因腐败而落马的。

第三，艰苦朴素的作风。国务院机关是很节俭的。比如，从周总理时代就有一个规矩，在国务院会议室开会喝茶收费。八十年代初，与会人员喝一杯茶要放一毛钱，后来物价涨了，放两毛，喝白开水不收钱。有几年，上午开会到十二点时可以吃一顿饭，但要收八毛钱，喝酒一杯收四毛。国务院北门与院子不对称，一九八五年有人建议修正一下，但基于节约的考虑，始终未下决心。一九八六年，秘书长们商量，把国务院常务会议室桌子换成了比较时尚的椭圆形会议桌，第一次使用时赵紫阳就批评说，国务院不要带这个头。所以，当时其他会议室没有再更换会议桌。赵紫阳一贯倡导节俭，反对铺张浪费，讲排场。为了制止公费请客，曾明确规定，公费请客只限“四菜一汤”。虽然执行中有阻力，未能坚持下去，但对当时不良风气起到一定遏制作用。他严格要求干部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自己首先身体力行，在位期间，从未对自己的住宅、办公室大兴土木或购置贵重高档用品，一切从俭，不浪费国家一分钱。

第四，领导外出轻车简从，作风深入，求真务实。我在国务院副总理的第一任期内，多次陪同国务院主要领导去外地调研。那时，领导同志出去要求很严格，到各地调研，轻车简从，与陪同人员同坐一辆面包车，谈笑风生，边走边谈。经常途中停车，到群众家里、到工地现场、到车间班组看望群众，了解情况，获得第一手材料。所到各地，不清道，不戒严，不搞花架子，不搞假现场，不要地方当局事先导演。

在机关工作作风上，要求工作人员高度负责、一丝不苟，善于同各方面协商办事。国务院工作涉及到上下左右方方面面，协调任务很重。有些难度大、涉及面广的问题，往往要到下面去，了解情况，研究办法。比如有一次为解决好一个省大批下放人员安置问题，我根据总理的指示精神带领有关人员去现场办公，参加省委会议，统一认识，研究可行办法，得到了妥善解决，并对当时存在类似问题的省市，提供了思路和解决的办法，起到了举一反三的作用。

在我从工作岗位上退下之后，我仍念念不忘八十年代国务院机关的风气，不忘曾经给予我真诚帮助的同志们。有时我自费与他们聚一聚，一起吃顿饭，聊聊天。（作者系国务院原副总理）

（责任编辑 杜 晋）

2007年第7期 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阿尔希波夫　作者：阎明复

今年是中国人民的真诚朋友伊万·瓦西里耶维奇·阿尔希波夫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阿老作为苏联政府派驻中国的总经济顾问，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为中苏（俄）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做出了巨大贡献。

我和阿老第一次接触是五十年前的事。1956年6月，我作为俄文翻译跟随李富春副总理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访苏，同苏联政府商谈中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代表团的整个活动都是由阿尔希波夫同志负责安排的，他每天都到宾馆来，都要来看望富春同志。这是我第一次接触阿尔希波夫同志，当时觉得他很友好、热情、认真负责，后来在工作中接触多了对他才有更多的了解，我们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阿尔希波夫是斯大林于1950年亲自选派到中国来担任经济总顾问的，一直工作到1958年。据师哲师老回忆，1950年1月在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期间，毛主席向斯大林提出希望苏联派出总顾问的问题。斯大林说，我们将向你们派出熟练的专家。

于是，斯大林特意为中国选派了一位“年富力强，精力充沛，有造就、有经验、非常能干、积极，为人正派，认真负责，行政管理能力、组织能力都很强，对经济建设有经验、有思想”（师哲评语）的阿尔希波夫。实践证明，斯大林没有看错人。

在中国工作期间，阿老处处为中国着想，日夜操劳，做了大量工作。在中国政府聘请苏联专家方面，他主动帮助我们考虑，聘请什么领域、什么专业的人才对中国的经济建设最为需要，而在物色援华的专家、顾问方面，他也是想方设法保证来华的专家都有真才实学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在工作中他十分尊重中国同志，他也要求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尊重一起共事的中国同事，平等待人，决不能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阿老为了保证苏联援华项目的顺利实施，同中苏两国专家一起跑遍了我国的大江南北,视察过很多工矿企业和重大工程，亲自过问，具体指导。阿老对工作的高度责任心和无私奉献精神博得了中国人民的信任。

在中国工作期间，阿尔希波夫同周恩来、陈云、李富春、薄一波、姚依林等国务院领导人，联系密切，精诚合作，结下了兄弟般的友情。

1995年夏天我在莫斯科逗留期间，曾多次拜访阿老，畅谈阿老同我们熟悉的中国老一代领导人的亲如兄弟的友情，回忆起当年中国各地热火朝天的建设情景，也谈到中苏关系演变的种种原因和事件。阿老专门回忆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苏联专家在中国工作的情况。他说，苏联专家对于新中国的建设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每个部委都有苏联顾问组，由总顾问领导。派去担任总顾问的通常是在苏联最有权威的人，往往是副部长或苏联有关部门的部务会议成员。在工厂里，仿照我们的做法，都建立了工程师室和科研所，其中也有苏联专家工作。

苏联专家受到中国人的充分信任。苏联专家手中的小红本(工作证)，实际上成为去任何单位(甚至最保密的单位)的通行证。有一次发生了一件类似笑话的事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几个年轻的苏联专家(记得他们是从鞍钢来的)到了北京，在城市中心游逛。他们出示小红本后就进了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所在地——中南海。他们问清毛泽东的住处后，向警卫人员出示了小红本，说他们想同毛泽东聊一聊。毛最后接见了他们。事后阿尔希波夫从中国同志那里知道此事。当他找到这些专家谈话时，他们回答说：“怎么也未料到毛亲自见了我们”，“在谈话中，我们只是想知道他生活如何。”

阿老说，还可以举出另一个例子来说明当时彼此间的信任程度。l950年，根据中国同志的提议，他有时出席中国政府的会议。l951年，他奉召回莫斯科，向斯大林汇报苏中合作协议的执行情况。在谈话中，斯大林对他说：看来，您不必参加中国政府的会议，因为“这会使中国人难堪，一个受过压迫的民族对这类事是非常敏感的”。回到北京以后，他再未出席中国政府的会议，但中国人还是继续发给他政府会议的文件。

苏中双方对于执行各自承担义务都非常严肃认真。例如，1951年苏方企业向中国供货严重拖欠。阿尔希波夫将此报告给了斯大林本人。因此，采取了严厉措施，撤了十来名部长和副部长的职。由此以后严格执行对中国的供货协议，便成了不可违反的法律。

阿老说：中方对于履行自己的义务也是持这种态度。这可用下述一个例子来说明。五十年代，苏联缺少可兑换的外币。因此，我们请求中国用外币来支付一部分我们供应的货物。中国人每年向我们提供1～1.2亿美金现钞，这笔钱主要来自国外的侨汇。1959至1960年中国侨汇情况严重复杂化了，他们便向我们供应黄金，由我们拿到国际市场上去出售，从而弥补了我方外币之不足。

这些事实都证明，双方合作是如何密切，它对双方而言又是何等重要。

阿老也经历了中苏关系乌云密布的年代。阿老回忆说，对双方关系产生消极影响的事件之一，就是撤退苏联专家。

阿老说，一些苏联作者写文章说，1960年撤退专家是由于给专家创造的工作条件令人不能容忍，又根本不听取他们意见引起的。这种看法有一点对，但并不是全对。

苏联专家工作中的困难是从1958年中国人采取“三面红旗”的方针开始的。在这一方针的影响下，中国建设现代化企业的速度大大放慢，决定使用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传统工艺。这方面的例子就是“小土群”炼钢法。违反经济规律和技术规程，无疑给苏联专家造成了困难的处境。

在“大跃进”时期抛开了一切经济规律，认为生产发展的主要动力不是物质利益原则，而是人民群众的热情，苏联专家在这种情况下工作，当然是十分困难的。此外，中国人还取消了一长制原则，实行党委第一书记领导制。企业经理、厂长是党委成员，必须服从第一书记的决定。

阿老说，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专家的唯一出路就是寻找对中国人施加影响的新途径。说中国人是尽量有意识地为我们专家制造令人无法忍受的困难，未必是妥当的。

阿老说，撤退苏联专家是我们方面施加的压力，是对中国人桀骜不训的一种惩罚。撤退专家是苏共中央首先提出的，也是它下令撤退专家的。

赫鲁晓夫要求一周内撤完专家。为此，成立了由下述人员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外交部副部长普希金、国家经济联络委员会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铁道部长和航空部长等。当时，在华专家大约1300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将近5000人，他们分散在中国各地。撤退专家用了一个月。

这种“火速”撤专家的做法，遭到世界社会舆论的消极评论，当然，尤其受到中国人方面的非常不好的反应。我们撤退专家的主要理由是说我们当时国内自己迫切需要这些专家。中国人说，他们理解我们的问题，但他们请求推迟撤退。例如，周恩来就曾要求推迟一年、一年半或两三年撤退专家。然而，我们未予同意。

阿老回忆说，196O年夏，阿老奉命到中国安排撤走苏联专家的事宜过程中，在北京周恩来同志会见了他，周总理建议推迟一年、一年半或两三年撤退专家。在成都，陈云同志会见了他。两位老友相见，心情都很沉重，谈话坦率、真诚。陈云同志说，为了两国人民的利益，无论如何不能让事态进一步恶化。苏联应当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骤来防止决裂，要修补好两国关系上已经出现的裂痕尚为时不晚。阿尔希波夫指出，问题不只在苏方，必须双方做出努力。

阿老说，关于同周恩来、陈云的谈话，当时毫不拖延地用密电报给了莫斯科。回国后，在他的请求下苏共中央主席团听取了他关于中国之行的报告。他讲完后无一人发言，无一人表态。他也曾想单独同赫鲁晓夫本人谈谈，向他转达陈云、周恩来谈话时的真情实意，以及他们不想使事情发展到决裂地步的诚意。为此，他曾请赫鲁晓夫的助手安排这个会见。几天后，赫鲁晓夫的助手转告阿尔希波夫说：赫鲁晓夫得知阿的请求后，他调阅了由中国发来的所有密码电报，看完电报后问道，阿尔希波夫想要作哪些补充汇报。阿尔希波夫说，他想汇报他认为很重要的一些个人感受。过了几天后助手打来电话说：赫鲁晓夫又重新看了从中国发来的密码电报，一切他都清楚了，他已无任何问题需要补充了解，他认为没有必要谈了。

阿老在苏中关系面临严重危机的时刻，挺身而出，力挽狂澜，虽然无法阻止苏中关系的进一步恶化，但是他为了苏中团结的大局，不顾个人仕途的安危而坦诚直言，阿老的无私无畏的精神值得我们中国同志永远牢记。

阿老接着说，撤退专家还只是个局部问题，我们采取的其他一些措施要比这严重得多了。1959年，我们提议中国重新审定同我们签订的全部经济协议。1958年贸易总额为1.8亿卢布(按当时的兑换价计算，如按当前兑换价则为40亿卢布)。重新审定协议的结果，1959年贸易额降低35%。我们停止了向那些在建工厂提供设备。1960年，由阿尔希波夫和外贸部副部长库梅金组成的代表团赴华。他们访华的目的是撤销同中国人已经签订的合同。这样，我们就采取了国际惯例上没有先例的行动，因为只有遇到特殊情况，如爆发战争，才能中止国家间签署的协议。1961年，我方主动撤销了先前商定了的合作项目。此后，我们只是向一些尚未建成的项目补足了设备，其总量不超过原定水平的10～20‰。

原则上讲，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满可以向我们提出巨额索赔，向国际仲裁法庭提起诉讼。但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1961年，周恩来在谈话中讲：“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让我们大家都不要打官司，不要索赔，不要向仲裁法庭告状。”

在中国实际上同外部世界完全没有接触的情况下，中国同苏联间的联系大大缩小，当然给中国的经济带来沉重的打击。

阿老说，总的来说，可以同意中国人的说法：是我们苏联人最先把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了国家间的关系上。在中断同中国的联系上，赫鲁晓夫的逻辑是与中断同阿尔巴尼亚联系的逻辑一模一样的。

在后来苏中关系恶化期间，阿老没有讲过一句不利中国的话，没有做过一件不利中国的事。他多次向苏共领导人安德罗波夫、雷日科夫、戈尔巴乔夫等建议，采取措施改善同中国的关系。

80年代初，阿尔希波夫同志终于克服重重阻力，以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的身份率领苏联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受到了陈云、彭真、薄一波等老朋友的亲切会见，并同他的老朋友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签署了中苏两国的贸易协定，为改善苏中关系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关于这次访问，阿老对我说，当时苏联方面就阿尔希波夫作为苏联大使馆的客人来中国访问征求中国方面的意见。中国外交部答复说，阿尔希波夫作为苏联大使馆的客人来中国访问我们不欢迎；我们欢迎他作为中国政府的客人来中国访问。阿老说完这个故事爽朗地大笑起来。我当时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正陪同二十几位人大代表在四川、湖北视察，在途中两次被召回北京，一次是陈云同志，另一次是彭真同志，两位老领导都要会见20多年未见的老朋友阿尔希波夫，都要我介绍阿老的近况。彭真委员长会见阿老时，我有幸在场，两位老战友久别重逢，相互紧紧地握手，热烈地拥抱，催人泪下的动人场面至今记忆犹新。

80年代末，阿老受苏联领导人的委托组织苏联专家学者研究了苏中关系恶化的原因和过程，并提出了改善同中国关系的政策建议，为戈尔巴乔夫先生访华同邓小平先生就恢复两党关系进行会谈做了准备。

在90年代，阿尔希波夫以俄罗斯国家杜马代表团成员和民间团体领导人的身份多次访华，受到中国同志们的亲人般的欢迎和接待。为表彰他五十多年始终如一致力于维护苏中两国人民的友谊，为感谢他对中国的建设所做的贡献，在庆祝他80华诞的时刻，中国对外友协授予他“人民友好使节”的荣誉称号。1998年阿老走了，怀着对中国人民的永恒的友情，怀着“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的坚定信念，永远地离开了我们。阿老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今天，在胡锦涛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导下，中俄关系进入了空前的全面合作的历史阶段。让我们以阿老为榜样，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俄人民的世代友谊竭尽全力！

（作者系中央统战部原部长）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7年第7期 我从副处级一步跨进省委常委　作者：白　石

要说清这个问题，还得简单说说我的历史。我这一生颇多磨难，又富有传奇色彩。18岁在大学上学时，国民党就曾怀疑我为共产党的地下领导人，全城戒严，将我逮捕，多次审讯无结果，便被不明不白地关进大狱。解放后刚过几年好日子，1955年反胡风反革命集团时，又怀疑我为胡风集团成员，被长期看押，因无任何证据不得不将我“解放”。恢复工作不久夫妻双双又打成右派。我因为不承认任何错误、不写检查被从严惩处，开除党籍公职，劳改12年后又押送回老家交“群众专政”。又历经10年才得到“改正”。按中央规定平反后应由原单位重新安排工作，但当时单位说省委有规定一律不准回城，就地安置。我当时在妻子工作的河北省滦南县。县里说一落实政策，县里需要安置的几百人，往哪儿安排？外地来的一个也不要，哪儿来的回哪儿去。想不到落实政策以后我倒成了一个不受欢迎没人理睬的人。中央规定由原单位安排，那就找团省委吧！他们无奈收下了，让我先上组织部，但仍然没人理睬，也没人正式谈工作。看来实际是挤兑着让我走，我也就只好自己想法去另找工作了。

我以前终究在省里呆了十几年，青年时代那些同事和领导，现在许多人都是大大小小的领导干部。经过走动，包括很富裕条件很好的单位都同意接受。但我却选了一个新建的穷单位——中国科学院农业现代化研究所。办公在郊区农村租了一座小楼，住房基本上是一家一间筒子楼，没有厨房，大家都在楼道里做饭，蜂窝煤、劈柴、炊具等等也都堆在楼道里。做饭时烟熏火燎拥拥挤挤过个人都很困难。

我们一家就在这里开始了新生活。既然有很富裕的有油水的单位接受，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单位呢？多年来我生活在农村，深知农民的贫困和苦难。以前我相信过集体化的道路，还曾写教材向农民宣传。以后集体化又发展到公社化，说什么公社是金桥，是通向共产主义的天梯，我在农村十几年实际的体验这是一条死路。把农民死死捆在每人一二亩的土地上，而且只允许农民种地甚至是只允许种粮棉油等作物，生产的东西又必须低价卖给国家，是走不出贫困的，只能是荒村依旧，富裕空谈。

出路何在呢？农村的希望在哪里？这一直是困扰着我的一个大问题。现在好了，中科院——我心目中的科学圣殿、中国的最高科研机构，设个所专门研究这类问题，里面一定有很多大专家，能有幸参加这样的研究，这不正是自己的向往吗？我是多么急于解决多年心中的困扰啊！穷点苦点怕什么？只图在有生之年，做点有益的工作。

我是带着很大希望来这个所的，在这里那些困惑一定会得到答案。同时我也知道自己才疏学浅，多年在劳改队和农村，孤陋寡闻，自己只有很好向人家学习，多向专家请教。越想虚心请教，越是暴露了自己的浅薄无知，人们越觉得奇怪，所里怎么来了这么一个人？很快人们又都知道我二十多年一直在农村劳动（人们还不知道劳改十几年），有些人竟鄙视地说：“没搞过科研，不用说专业了，连一些科研常识都不懂，二十多年在农村劳动纯粹是个老社员，竟也上中科院来，真是怪事。”甚至有人说：“这种人也进中科院，简直有损中科院的声誉，连我们都跟着他丢人。”

不过农村经济研究室的几个人对我还好，室领导介绍了室里的课题，研究公社的分配制度由小队向大队过渡，还有关于1980年全国如何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研究。他们还热情地让我参加他们那个课题组。

我一听大失所望，深知这两项都是根本行不通的。公社核算由小队向大队过渡是“穷过渡”，只能是越整越穷。1980年全国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这不是睁着眼睛说梦话吗？初次见面，面对的又是自己的领导，我没敢把心里想法说出来，只是婉转地说：“这些根本不可能实现吧？”

“哎？”领导惊讶，然后又小声凑到我耳旁说：“老白同志！你怎么能这样说呢？这可都是华主席提出来的，列入了国家计划的。在这儿说说不要紧，到外边可不能瞎说呀！外人一听中科院的人和党中央唱反调，那不好啊！”我虽不同意，但也无可奈何。是啊！当时文革刚刚结束，多年来对领袖的指示不准越雷池一步。现在虽不批斗了，但人们还心有余悸，只要是以党的指示出现的，只能是奉命行事。我理解主任的心情和好意，可是我不能奉命行事，那样的课题不能实现也解决不了农民的贫困。不能公开反对，便说我新来乍到，容我熟悉一下情况，再确定课题好不好？领导说科研人员不参加课题没经费，什么事也干不了。我说我出去考察路费总可以报销吧？领导说你先了解下情况，路费出差费可以报，可是不能时间太长啊！

正好这时国家农委、中科院等单位，决定在全国选10个县进行农村基本情况的全面调查，最后每县的报告要写成一本书。这十个县就有所里的试验县——栾城县，这可是硬任务。中科院让所里和栾城县承担这个任务，这正是农经室的任务，我没有课题负担，便派我去参加，使我不仅有机会对一个县的方方面面进行长时间的深入研究，还可以到上海、江苏、四川、湖南、湖北等地的先进县去考察。考察的结果，看到广大农村都处于贫困之中，即便南方的粮棉高产地区，粮食亩产千斤以上，亩产皮棉百斤，在那个年代，产量算十分高了，但除去成本除去征购也难得富裕。

一些富裕社队主要是依靠工副业，当时叫做“以工补农”。从全国有名的富裕社队我得到了启示：只靠种植粮棉油，农民再艰苦奋斗也摆脱不了贫困，其实道理很明显，农民人均一二亩地，国家拿走一部分征购，购的部分都是低价。还要养社、队一批干部，除去生产成本，农民剩下的还有多少，不仅不能富裕，许多地方，农民辛苦一年，一家老小还填不饱肚子啊！

根本出路是必须把一部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允许他们务工经商才能摆脱困境。我看到南方一些富裕社队，都是这样。虽然有些做法和现行政策抵触，但当地领导多是睁只眼闭只眼，有些地方已经是半公开了。所以我决定进行“建立农工商综合经营的农村经济体制”的研究。在全国十个重点县调查的总结汇报时，我详细谈了自己的看法，得到了国家农委领导的赞同。我向所里详细汇报以后，就以这个题目作为我的课题，得到了所里的批准。

这样就必须摆脱“以粮为纲，一切砍光”的束缚，冲破政策上的许多条条框框，转变一提农业就是种植业，一提农民就是种地的传统观念和认识。可是当时还是人民公社体制，议论“以粮为纲”仍然是一个禁区。让农民搞商业，更是国家政策不允许的。虽然当时已开始允许少数社队搞集体企业，但当时政策却只允许三就地：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销售。不管是原材料还是产品，从外地采购或是运到外地销售，就是犯投机倒把罪，有人就是因为把自己加工的粉条运到东北去卖被判了刑。所以这种主张、这种研究是要担很大风险的。

我对这一系列的规定十分反感，搞商品经济要人尽其才，物畅其流，怎么能把人和物资都捆在当地不准流通？不仅搞工副业如此，就是农业生产也是把农民捆得死死的。

所里让我带一些科技人员到基地县一个公社搞综合试点，种什么、什么时候种、什么时候收，连什么时候浇水，什么时候施肥，都是县里统一指挥。稍有不同意见，公社、大队干部便要受处罚，扣奖金，不准评先进，气得农民们说全县只有县委书记一个人会种地。在点上的这种切身感受，又加上在全国各地的考察研究，逐渐感觉到农民长期贫困的根源，正是这种人民公社制度下的种种政策和规定，剥夺了农民和基层干部的自主权，把农民死死捆在土地上，再艰苦奋斗也摆脱不了贫困。

1979年底所里举行关于农业现代化道路问题的学术报告会。当时在社会上这也是个热门话题，争论十分激烈，最后大体上分两大派，一派主张走“机械技术现代化道路”，简称美国或西德模式。另一派主张走“生物技术现代化道路”，简称日本模式。我第一个作了学术报告，针锋相对地反驳了这两种模式，认为这两种模式目前都远离了中国国情，农民处于贫困状态国家又没有经济实力根本行不通。我讲的题目是“借鉴国外经验，走中国自己的道路”。在如何实现农业现代化，中国农村怎样才能富起来的问题上，把与有名专家、高级领导人的不同意见都讲了，实质上已把公社那一套否定了，只是没敢明确反对公社制度问题。因为当时人民公社还是公认的社会主义模式，是通往共产主义的桥梁，公开反对那还了得？出路何在？我认为中心问题是突破现行体制、政策的束缚，给农民自主权。调整农业结构和农村经济结构，大力发展畜牧业和允许农民办企业。不仅允许农民办工业，而且允许农民办商业，进入流通领域，建立农工商综合经营的农业经济体制。这些话现在已毫无新奇之处，在当时却无疑是一颗炸弹，震动了所有的人。但是也招来一些人的反对，说我一是反省委的以粮为纲，二是反中科院有的领导的现代化主张。

可是全国形势发展很快，上上下下许多人的思想都在解放。1979年我确立这个课题时，国家对农民还管得很死，除深山的孤门独户以外一律不允许包产到户。1980年中央就开了一个小口，规定边远山区和贫困地区可以包产到户。1981年中央文件便认为困难地区实行包产到户稳定几年大有好处了。1982年中央又明确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包产到户总算报上户口了。1983年包产到户不仅允许生存，而是农民的伟大创举了。有人说中央这几年关于农村的文件，是步步为营，节节败退。这也说明冲破多年左的束缚是艰难的，思想解放有个逐步发展的过程。步履艰难但不能说节节败退，而是步步前进的。不仅在包产到户的问题上如此，其他各项农村政策也都是如此。

在这种形势下，我的处境大大改观。如果说前二年还有人把我的报告作为反省委反中科院的罪证，而且这种认识还有市场时，那么现在许多人已对那种见解认为是一种先见之明了。我的“建立农工商综合经营的农村经济体制”的课题在1980年便名正言顺地列入了国家农委的课题，得到了国家的资助。1980年秋烟台全国农业经济学术研讨会上，我作为大会的第一个主讲人进行了宣讲，深入论述了建立新的农工商综合经营的农业经济体制方面的种种问题，反响强烈，获得许多专家、学者和一些领导人的认同。

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不仅课题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课题论文以国家农委课题组名义，收入了《中国农业年鉴》（1980）。我在报刊上发表了不少论文，还与人合作编写了将近百万字的《农业技术经济手册》，这是一部新的学科的大型工具书，很受欢迎，出版不久又再版。仅仅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所里许多人对我印象变了，一年多以前刚到所里的时候，不少人看不起，这时都觉得这人行，有头脑，想不到还真有两下子。

这个研究所虽然是个新建单位，但建立时正赶上平反多年的各种冤假错案，文革中被打倒的大批领导干部也得到了解放，许多老干部急待安排。研究所初建，也需要一些有威望的老领导来处理方方面面的关系打开局面，所以一开始就组建了一个年龄老化的班子。主要领导人包括有的处级领导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当时班子老化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在许多党政单位，由于多年七斗八斗，新派性加上老派性，矛盾重重，问题更为严重。

邓小平同志认为这种班子老化、机构臃肿，许多人不称职，工作不负责任，不讲效率等种种情况，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要求精简机构。明确提出了要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说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他说目前主要任务是善于发现、大胆破格提拔中青年优秀干部，强调特别优秀的要给他们搭个轻便的梯子，使他们越级上来。这也是针对当时特殊情况下提出的，因为多年来干部工作重视家庭出身、排斥知识分子，使得知识分子干部能进入省、地、县领导班子的是少而又少。要强调年轻化、知识化不采取特殊政策是不行的。

中央提出机构改革和干部“四化”以后，所领导都知道很快就要退下来，更影响了积极性，老班子的改建已迫在眉睫。中科院在1982年就根据中央机构改革要求作了具体部署，开始物色新班子人选。人们看清了这种形势，上上下下也自然都紧张活动了起来。所领导各自在挑选自己中意的人，想进领导班子的人也在领导中寻求支持。研究所里绝大多数都是大学生，许多人都符合“四化”条件中的知识化、专业化的硬指标。由于是新建所，许多人都属于中青年范围，符合年轻化的条件。有人由于职务的重要，和所领导接触频繁，感情融洽。有人善于交际，和许多人都是自来熟，有很好的群众基础。更有有心人整天围着领导转，以寻求支持。

我只是个研究室副主任，向来不善交际，只是整天如饥似渴地埋头读书、收集资料、潜心思考问题，和所领导没什么接触，和群众也很少联系，所以对所里即将来临的人事大变动，很不敏感，也不愿操心，自己觉得没这个条件，更确切地说也没这个兴趣。落实政策中是那样的艰难曲折，落实政策以后，省里县里谁也不要。这种情景，仍历历在目，刚刚稳定下来能干点事情，哪里有心思去争取当什么所领导？

谁也想不到，到了1982年所里正式酝酿接班人的时候，几经比较，几经周折，我竟成为唯一的一个被领导班子成员和多数群众所接受的所党委书记的提名人，上报中科院以后，很快得到了批准。不少人想得到这个职位都落空了，我对这个职务想都没有想过，结果却落到了自己的头上。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行了。

研究所是中科院直接领导，但主要领导的任命须征得省委同意。一般讲中科院同意了，省里也只是走个手续而已。可是谁也想不到，这个手续就是走不下来。中科院催促，所里党委书记去催促，半年过去了，仍然没有消息，这不是工作效率低的问题，也不是人们常说的拖拉作风所致。其中必有缘故，可是为什么呢？谁也想不清楚。

老书记很着急，他到省里找了多次也不给个明确答复，便决定带着我去找省委组织部，要求省委很快下文。我说这样的事我去不好吧！哪有个人要求组织对自己的任命快批的？您去就行啦！老书记说我已经跑了多少趟了，他们光应付。有你去我要让他们当面说清楚，中科院批了半年了，省里为什么老是拖着？有什么问题让他们当面说清楚。我十分为难：这话我不好说。一定让我去，我可不说话。

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王部长立即接见了我们。他也已经70左右了，人很和气。老书记发了一通脾气以后，他不仅没生气，还和蔼地笑着说，中科院批准了，省里决不会阻拦的。但是任命嘛！还得等一等。几个月都等了，不会再让你们等几个月，快了，再等一等。 老书记生气地说，我真不明白，中科院早批了，省里还有什么犹豫的？有什么意见明说，没理由又拖着不办，省委办事怎么能这么拖拖拉拉？部长说你误会了，不是省委办事拖拉，近一个时期省级机构改革，实在太忙啊！

老书记火了，再忙也不差我们所这一个人嘛！省级机构改革要紧，中科院机构改革就不要紧？而且省里各个摊子都在照常运转，我们那里可是火烧眉毛啊！现在连党组会也开不成。中科院那么重要一个所，一大摊子人都是从全国四面八方调来，新凑在一起，急需一个强有力的班子领导啊！现在整天只耍我一个老头子，我实在受不了啦！

部长还是笑笑安慰说，没多长时间了，再坚持一下吧！老书记还是不依不饶说，白石同志今天也来了，我向省委说明，他已经正式主持全所工作了，这可是名不正言不顺，对工作对他本人都是十分不利的。省委到底为什么长期不批？如果对他还有什么疑问、怀疑，也希望说明。他虽然在场，可是他是经得住磕碰的，当面谈也没啥关系。

部长连忙否认：不，不，省委对白石同志绝没有不信任或是怀疑的地方。老书记说那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长期不批？忙绝不是理由，这期间省委任免了多少干部，难道就差这一个人吗？王部长有些无可奈何，神秘地笑了笑，显然他已被老书记逼到了墙角，再想含糊推脱不行了，只好透露点实情，吞吞吐吐地说：“是这样，省委对白石同志的使用，有点想法，……不过，这一切还在考虑中，没有定。”

省委有点想法，什么想法并没有说。我经过长期劳改和群众专政，受到的怀疑和不信任太多了，在这方面十分敏感。觉得自己只是个副处，也没有在县、地党政领导机关当过领导，虽说邓小平同志多次讲过我们不能老守着台阶的旧观念，干部的提升，不能只限于现行党政干部中区、县、地一类台阶，这才能大胆破格提拔。可是实际工作中有些人又往往重视一个资历，重视个台阶。省委有点想法，是不是觉得我从副处越过正处、副厅一下到正厅，这格也破的太大了。说是没怀疑，对我这样一个多年劳改的人，是不是还有什么不信任？

倒是老书记当领导多年，一听省委有点想法，便立刻意识到可能是调到省里哪个厅局，因为一提出领导干部“四化”，学历这一条就把人们限制住了，哪里选人都很难。省里各部门很着急，都在物色接班人。很可能是省委觉得研究所大学生多，选人容易，要把白石调走。所以老书记马上着急地说：哎呀！刚才我已经说了，我们那里是火烧眉毛，好容易选了一个合适的人选，要拿到别处去，我们可绝对不能同意。部长心里明白，到时候你想挡也挡不住，而且你也不会挡了。不过这话不能说出来，只好笑笑说，好吧！我一定向省委反映你的意见。

省委的那点想法是什么？我和老书记都没猜对。

找省委以后没几天，我正在厨房和面准备蒸馒头。以前这些家务事都是妻子冯以平做的，自从去年她当上报社总编辑以后，百事缠身，下班总是回来很晚。我们早已搬到所里新建的大院上班，宿舍也在院里。研究人员又不是严格的坐班制，时间灵活，这做饭的家务事儿，便大部分成了我的事儿。正巧这天冯以平下班早，进家一看我穿着一个大花围裙，两手是面便急了，风风火火地说：“哎呀！你怎么这个样儿啦！快洗手去。”我莫名其妙。

“哎呀！你还愣着干啥？省委解峰书记找你，快！”妻子十分着急。“解书记？咱也不认识，他找我干啥？”我十分纳闷儿。她说：“我也奇怪呢！他找你干啥呢！”说到这儿她也有点犯思索。但看到我还站着不动又急了：“你快洗洗手走人啊！车在下头等着你哪！”这回我也急了：“来车了？你早说呀！”她这才有些抱歉地说：“你看这一慌我倒忘了说了。”她说一回来正好碰上一个年轻人问你住哪儿呢！我问他是谁，他说是省委解峰书记的秘书，解书记请白石同志马上去一趟，就赶紧跑上楼来也没说清楚。

坐到车里，我问秘书：“您贵姓？”秘书客气地欠了欠身：“我姓杨。”我说：“啊！杨秘书。”秘书十分不自在地笑了笑，好像承受不起这秘书的称呼：“啊！以后您就叫我小杨好了。”我觉得也没叫错呀！现在不是都这么叫吗？况且省委书记们的秘书顶小也得是个处级，和自己一样，有的还是副厅，自己怎么好不称官衔呢！我想了想，这个小杨还是叫不出口，便说：“杨秘书……”“不！不！”我一张口，杨秘书马上打断了我，连说了几个不字，然后十分爽快地说，“您就叫小杨，或者小杨子。”我一看对方态度十分真诚，绝不是客气，虽不明个中情由，只好免了这个开头语，试探地说：“知道解书记找我有什么事吗？”杨秘书从前座上扭过头来好像十分抱歉地说：“啊！不清楚。”

我和解书记没见过面，更没私人交往，什么事呢？竟然连秘书也不知道。是真不知道？还是不愿意告诉我？不管是真不知道还是保密都没法再问了。我又不善于交际，向来也不会那种自来熟，只好沉默了。可是我的心里却是七上八下地一个劲儿地翻腾。事先不打招呼，又搞得这么神秘，这是什么事呢？

终于到了，不是省委机关而是解书记的家里。一进入客厅，解书记便笑着迎过来，热情地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你就是白石同志？坐坐。”许多年来没单独见过这么大的官了，我心中充满了惶惑，虽然书记一个劲儿让我坐，但我还是拘拘束束地立在那里。可是书记却执意让坐也就只好坐下了。书记给我倒了一杯茶，他才坐下来：“今天把你找来，是通知你经中共中央批准，你进省委领导班子，任省委常委。”

“我？任省委常委？”书记的话虽然听清了，可是又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恐怕弄错，所以还是惊愕地问了一句。书记笑笑：“是啊！你任省委常委。”

“我能行吗？”我有些惶惑。书记仍然慢声慢语地解释说：“省委经过多次考察研究，根据你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表现，尤其是在反右运动中，顶住巨大的压力，没有的事情，错误的批判，一概不接受，决不说违心话，那是很不容易的。虽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几乎葬送了自己的一生。但是重新工作以后，仍然一如既往，顶住巨大压力，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在改革的道路上进行着很有价值的探索。你近几年来发表文章的要点省委几个领导也都看过，大家觉得领导班子中，应该吸收这样的人。你可能觉得自己多年没工作，又没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一下到省委领导岗位干得了吗？省委对这些问题也都考虑过，认为你会胜任的。”

“这太突然了，我怎么预先一点也不知道啊？”解书记说：“你不知道，我们却是多次考察酝酿很久了。这次进省委省政府班子的只有六个人，却是从几百个目标中挑选出来的。省委常委对你们几个已经讨论多次了。消息没透露出去，说明保密工作做得好。”

“到省委分管什么工作？”我仍然有些惶惑。解书记说：“还没最后定，初步考虑，让你分管组织。按你的性格，又比较超脱，在省里也没有什么拉拉扯扯的关系，和这个派那个派没任何瓜葛，担任这个工作是合适的。也可以分管办公厅。你回去考虑考虑，把意见告诉我。”看书记看了看表，我也看了看表，已经快12点了，便只好告辞。省委多次派工作组考察，在全所进行民意推荐投票，有一次中央组织部还找我谈话，一谈就是半天。这么大动作，为什么所领导和我都没察觉事情有变呢？我们都以为这还是为考察当所党委书记的事呢！中组部找我时，老书记倒是有过怀疑，中科院考察了，中组部怎么还来呢？他猜想准是上边对这样一个人有争议，20多年不是劳改就是农村劳动，由个副处一下当中科院研究所的一把手，是让人有点担心啊！任所党委书记，都觉得是连升三级，他哪敢还往高里想啊！谁又会往省级领导那里想呢？

八十年代初党中央提出了要进行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和省、地、市、县等机构改革，确实是一场实实在在的革命。机构改革的关键就是按“四化”要求改建中央各部及各级党政领导班子。“四化”不仅是一个口号，而是有具体杠杠、有硬指标，是容不得换汤不换药、蒙混过关或打马虎眼的。

那时的省委班子，是中央不久前调整过的，主要领导不少是被打成反革命、走资派，多年靠边站，复出后急于想干一番事业的人，反对任人唯亲。省委按照“四化”标准提出具体条件，让每个地市、厅局级单位、大专院校等各推荐两名适合进省级领导班子的人选。一下就提出600多人，经过详细筛选、考察，逐步缩小，又缩小到20人，中央也派来了工作组共同进行选拔工作。最后确定我们4人进入省委领导班子，两人担任副省长。新的省委班子包括新进的4名大学生，才有13人。新进的人中，都不是领导身边的人，而且以前一直也没在领导视野之内。中央很快批准了新的方案，说这是个搞五湖四海的领导班子，中央很满意。

（责任编辑 致 中）

作者简介

白石，河北省乐亭县人，1927年生，1945年1月参加革命。一生颇多磨难又富有传奇色彩。18岁在大学学习时就蹲了国民党的大狱。1955年和1957年又先后被打成胡风分子和右派分子。在劳改和群众专政中度过22个春秋才获得平反。但1983年初却奇迹般地由副处级一步跨进省委领导班子。曾任河北省委常委、秘书长，省纪委书记、中央纪委委员，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白石青年时期和平反后发表了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百多篇，出版过特写集、长篇报告文学。离休后潜心文学创作，出版了自传体长篇系列小说《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第一、二部（64万字，与妻子冯以平合写），首印1.2万册，几天之内又加印1万册，很快销售一空。现在第三部40万字也已定稿。这篇文章是正在写作的自传中的一部分。

2007年第7期 我看社会主义　作者：何　方

一、两大流派和两种实践

兴起于十九世纪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二十世纪已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潮流。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两种自觉的社会主义实践。一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社会主义胚胎”（或因素）的迅速发育和许多新独立国家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对后两种情况，下面还要专门讨论。这里先谈前两种实践，就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及其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和社会党（包括工党、社会民主党等）执政的国家实行的社会民主主义。这两种实践，是在马克思主义两大流派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下面对这两者作点简单介绍。

共产党执政的国家

苏联解体前，这些国家都按斯大林模式，经济上消灭私有财产、实行单一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除上层保有一定的等级制和特权外，群众中多实行平均主义），国内商品短缺，对外闭关自守，但也都有低水平的社会保障；政治上实行高度集权的一元化领导体制，意识形态上实行严格管制，禁止争鸣。因此，它们的经济不发达，社会不成熟，政权不稳定，时间一长，就难以为继。苏联和东欧国家就是在同资本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竞赛中自行崩溃的，而不是由于外来敌对势力的武装侵略或和平演变。邓小平也说，中国如不实行改革开放也一定垮台。事实确实如此。共产党执政的中国、越南由于进行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生产就得到飞速发展，国际地位大为提高。但政治上意识形态上的权力垄断没有及时大力改革，所以问题还很多，社会不够稳定。

社会民主主义国家

这主要指二战前的瑞典、芬兰等北欧的社会民主主义国家，和二战后工党、社会党几度执政的英国、荷兰、奥地利等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其实，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基本上是一回事，目前学界谈论时已通称民主社会主义，所以这里也就把两者合在一起来讲。不过细分起来它们还是有区别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社会主义因素的多少都不尽相同。1951年英国工党发起恢复社会党国际的法兰克福会议，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两方面都参加了。在会议上通过的宣言中正式提出，“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是“扩大民主，把权力交给人民”，“使自由人能以平等地位在社会中共同工作”。民主社会主义为自己规定的原则是“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经济上实行混合所有制和有国家适当调节的市场经济，建立体现平等原则和博爱精神的社会福利制度，允许意识形态多元化，上层领导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也在淡化。虽然各国的社会主义化进度参差不齐，执行和实现的程度有很大差别，以瑞典为代表的北欧国家就做得比较好些，其他称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国家就做得差些。但是它们的大方向还是一致的，社会主义的因素也都在迅速增长。以财富占有来说，这些国家平均约有一半左右属于国有资产、公用事业和社会福利的公共部门，其中瑞典的公共部门占全部国民收入的65.4%，英国占47%。在所有制问题上，瑞典社民党还力图进一步做到公平，设法将企业利润逐步从资本家手中转给工人集体。因此1983年社民党执政时搞了一个“雇员投资基金制度”，规定每年从资方的超额利润（超过50万克朗）中提取20%交给职工集体的基金会，并将雇主代职工交的养老金提高1%。他们估计，经过三五十年，基金就可占企业股份的一半，私有制就将逐渐变为集体所有制。为了抗议这一法案，资本家组织了一次有七万五千人参加的游行示威。

两种实践，两种结果

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是二十世纪两种社会主义模式在进行竞赛和比较。实践检验的结果是，民主社会主义取得程度不同的胜利和成功，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向共产主义过渡（苏联开始于1936年社会主义建成，中国实行于大跃进时期）遭到失败。这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这里就以瑞典等北欧国家为代表和苏联作点比较。瑞典、芬兰是二十世纪初欧洲最落后的国家，自然条件恶劣，但到1970年代，富裕程度已名列欧洲前茅（1980年瑞典人均产值达一万五千多美元，超过当时的美国、西德等大国），真正做到了经济繁荣、政治民主、自由充分、福利完备、社会稳定、道德良好（清廉居世界头几名，贪污腐败和犯罪率最低）、人人平等（除政治上以外收入差距也最低）。消灭了等级制和特权，整个国家，总理、部长在工作时间配用专车的不到五人，首相或总理的家庭也不配备服务人员。更没有工资的“含金量”差别极大和什么正部长级的副部长以及医疗、住房、用车等分类的“正部级待遇”、“副部级待遇”这些规定。基本上消灭了三大差别，做到了普遍富裕等等。以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人联合体为标准，民主社会主义国家探索的道路是基本正确的，而且成绩不小。这些国家实行代议制民主，有定期选举。这是人民管理和监督政府的好形式。有时人民不满社会党的政策，也会通过选举更换政府。但是由于社会福利制度一般具有能增不能减、能上不能下的刚性特点，所以上台的无论是右派还是中间派，都不能改变社会党的福利政策，也不能改变人民取得的基本权利和利益，结果就自然改变不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瑞典中右派几次短期执政都是证明。

相反，苏联的斯大林模式原本就走错了路，不但离“自由人联合体”越来越远，还导致经济落后（以前公布的许多数据弄虚作假，水分很大。1967年官方公布的国民生产总值为当年美国的—32715亿美元—67%，此后再未公布。据西方权威机构联合调查，苏联解体前1989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有5120亿美元，与加拿大相当，实际上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可见苏联当年统计的水分之大。俄罗斯官方承认，苏联的粮食产量直到垮台时还没赶上沙俄时的水平）、政治独裁（专制程度和滥杀无辜超过沙俄）、文化凋敝（文学就赶不上十九世纪），共产党领导和苏维埃政权终于被人民抛弃。当然，苏联存在的七十多年也做出了很大成绩，如提高和普及了社会福利，缩小了收入差距，实现了工业化，打败了希特勒等，但这些都付出了很大代价，且没能避免崩溃。现在中国有些人还坚持唯心史观，把苏联的垮台完全归罪于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但据我所见所闻，苏联人民并不这样看。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三国，二战前的经济水平不低于瑞典、芬兰等邻国，地理条件还优越些，但加入苏联后很快就落后了。1980年当瑞典、芬兰人均产值已达一万五千美元左右时，它们只有四千美元左右，还是苏联各共和国中最高的。至于自由、平等、民主等就更谈不上了。所以还在苏联解体前，立陶宛共产党和最高苏维埃就通过决定，宣布脱离苏共和苏联而独立。

在苏联解体期间，我有一次去了列宁格勒，那里正酝酿投票这座城市改名的问题。我曾问到坚决主张改名的一位二战中卫城英雄，为什么要换掉列宁这个光荣的名字而恢复旧名。他以沙皇时物质文化生活在欧洲的地位和后来的苏联相比，无限伤感地认为苏联的革命搞错了，说二月革命后要是也实行民主、发展经济，俄国现在决不会处于在全欧洲平均水平之下的落后地位。我们争论许久也说服不了他（其实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对德国革命的设想，俄国二月革命后的主要任务也应当是反对专制、争取民主和为资本主义发展开通道路）。

据最近（2007年初）我国权威报告所提第一次（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和第二次（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转化）现代化标准，北欧各国不但早已是发达国家，而且第二次现代化的世界头十名中就有瑞典（第一名）、芬兰（第三名）和丹麦。无论按文明和现代化的哪条标准衡量，斯大林模式的国家都大大落后于民主社会主义国家（也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决不能以起点低、底子薄为借口，看一下南北朝鲜的差距就行了。所以两相比较和衡量，民主社会主义基本上是胜利的成功的，共产党领导下的斯大林模式（包括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则是错误的失败的，其中没有一个国家获得成功。这就是二十世纪作为人类社会历史重大特点的社会主义运动已经作出的结论。

二、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

什么是社会主义，邓小平说，过去我们并不清楚。因为以往对社会主义的经典理解，就是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现在要实行改革开放，这些当然都不适用了。

在世界上，社会主义也是五花八门。据有人引证瑞典前首相帕尔梅的话说，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曾多达七十余个，遍布亚非欧拉美。如果按社会主义流派和它们的制度与政策区分，我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大类：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和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民族独立国家。

这三类中以第三类最庞杂，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有些还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因素占优势）很难分，也容易变。不少国家是某个政党和领导人上台后宣布实行社会主义，下台后是否还在实行就不清楚了。但也不能看不起这第三类社会主义国家，一则它们在三大类中为数最多，二则其中一些国家实行社会主义某些原则还相当认真。据说印度改革前执行计划经济就很严格，以至在某些地方或部门不允许超额完成任务。

至于它们（第三类）对其他两类的倾向性，大体说来，多数倾向于第一类，少数倾向于第二类。比如它们都基本上承认共产党执政的是社会主义国家。但社会党执政的就不承认，而称之为共产主义或专制主义。不过对别国社会主义的承认与否，恐怕最狭隘的还是共产党。它们主要不以社会经济状况和政治体制为标准，而只按意识形态的几项教条特别是领导人的主观意志来划分。例如共产党国家就始终不承认民主社会主义国家为社会主义。瑞典等北欧国家社会主义因素再多，也被划入资本主义世界，某些贫穷和统治严酷的国家，却被看作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由于共产党实行个人崇拜的人治，所以一国的社会性质还往往由领导来定。例如斯大林一发脾气，南斯拉夫就变成了资本主义。赫鲁晓夫发点“善心”，它又变成了社会主义。匈牙利事件后，它被开除了，但过了几年就又变回来了。中国也是多变。先是跟着苏联“一边倒”，从不承认变为承认。后来由于“反修”，自己又变了两回，而且快得令人眼花缭乱，才和铁托称兄道弟，匈牙利事件一起，又赶紧写了一篇“三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社会主义阵营存在时期，我们称苏联是老大哥，还劝大伙儿尊它“为首”。没过几年，毛泽东和赫鲁晓夫闹翻了，立即定它为社会帝国主义，还是世界战争的主要策源地。毛泽东去世和两国关系正常化后，又承认它是社会主义了。但在东方，我们还是有一大阵继续坚持毛泽东的“反修”路线，例如宁可赞赏和支持波尔布特残暴统治下的柬埔寨为社会主义，却认为多年并肩战斗共同反美的越南变修了（变成了资本主义）。

这样看来，什么是社会主义至今也还是一笔糊涂账。但是经过二百年的理论探索和近百年的社会实践，人们对社会主义总可能做点初步分析，得出一些初步结论了吧。当然，分歧还会有，争论还会继续。但是当前的问题已不只是在理论上要弄清，关键是要实践，是马上要做。如果什么是社会主义还弄不清楚，那么不但写在党章和宪法上要每个人必须遵守和坚持的这一套变成了空话，而且反倒成了一些人用来限制人们自由和随意整人的依据，更重要的还是全国人民不知道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只能跟着个别领导人的说法转。但各时期领导人的解释又不一定相同，结果就会出现重大差别。以文化为例，遇到开明的领导，主张遵守马克思主义规定的自由民主，那就会出现百花齐放、党内生活生动活泼的盛世；遇到强调专制集权的领导，就会制造各种借口，严行思想管制，坚持舆论一律，结果必然是百花凋零、万马齐喑。这是中共党史一再证明了的。所以研究一下什么是社会主义，不仅是理论界的事，而且也是各级党政领导和全国人民的事。

但是要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曾一再声明，对未来社会还没条件作出具体的预测，甚至拒绝回答人们提的这个问题。恩格斯就曾拒绝把当时人们描绘的共产主义当做终极目标，只是强调历史的发展和工人阶级以及人类的解放。因为科学预测不是算命，没有充分根据，也只能是空谈和空想。所以关于社会主义的研究和讨论，只要实事求是地抓住主要特点和当前争取的目标就行了，不宜抠得太细，描述得很具体。如果那样做，就可能限于玩弄教条和流于空想，反而于事不利。有鉴于此，我在这里粗线条地列举几点现实社会主义应具备的条件。这是个人意见，不一定对，供大家讨论。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精神和两百年来对社会主义的研究与实践，我个人的理解是，社会主义国家或社会，大体总要具备(或正在积极创造)以下几个基本条件。

1，发达的生产力和丰富的产品。社会主义本来就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而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还应继续大力发展生产，特别是那些原先水平较低的国家和地区，使社会享有丰富的产品尤其是公共产品。这样才有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要求和条件，如消灭三大差别，建立完善的福利制度等。

2，混合所有制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由于发展生产和市场经济的需要，社会主义初期必须以生产资料私有为主，然后逐渐发展到集体所有制（也就是马克思说的社会占有）和按劳分配为主。

3，自由民主，平等法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而自由则是民主的前提和基础。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威廉·李卜克内西说：“正因为我们弄清了社会主义同民主不可分割的关系，我们才称自己为社会民主党人。”没有法治的自由民主，又会成为没有正常社会秩序的无政府主义。而法治又必须排除等级制和特权，建立在人人平等的基础上。所谓平等，是指政治法律上的平等、社会生活和人格上的平等、公民在谋求利益和自身发展上的机会均等，而不是物质享受和社会责任上的平均或等同。

4，高尚的道德文化和健全的社会福利。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具有高度的精神文明和完整的社会保障。那里有发达的科学文化，人人都有学习和深造的机会。良好的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造成人际间公平、正义、互信、互助，清除腐败、愚昧、迷信、造假。社会讲求公开性和光明正大，反对暗箱作业和阴谋诡计。根据平等原则和博爱精神，建立一套健全的社会福利体系，使人人享受到幸福，社会和谐、稳定。

以上四条也许有重叠和遗漏，但无论如何都是一些重要标志，缺少一条也不能算是社会主义。例如怎样对待市场经济和单一公有制，就是近百年实践取得的重要教训。事实证明，不实行市场经济、坚持单一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是迟早要垮台的。民主和社会主义，在涵义上几乎等同。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只能是君主专制主义或法西斯主义。不讲自由，只讲愚民政策和镇压，当然也不是社会主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贫富差距过大也不是社会主义。所以斯大林模式的国家，实行的不是社会主义。不管用多少社会主义词句，在人民心目中和历史上仍然不能算作社会主义。至于改变后是不是资本主义复辟，还可用上述标准来衡量。

长期以来，国际共运中始终只认一个标准，就是只看它是不是由共产党领导。只要是共产党领导就是社会主义。否则社会主义因素再多，但不是共产党领导，就只能是资本主义。这是一种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狭隘宗派主义。必须改变这种只看标签的办法，而应按客观标准评定一个国家的性质，看它所含的社会主义因素有多少。社会主义因素多的国家，不管它是由什么党领导和人们怎么称呼，都应定为社会主义国家或走向社会主义的国家。离上述标准太远的国家，即使一切完全由共产党控制，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只有按客观标准为社会主义正名，才能恢复有史以来人民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名誉。

三、两种社会制度的趋同

现在世界上存在的主要是两种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者之间是一种继承、发展和融合的关系，不是以前人们认定的那种只有对抗、消灭和推翻的关系。人类历史也是循着这个方向发展的。这就是两种制度从原来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进一步相互靠拢、趋同，最后走向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是个什么样子，现在还只能走着瞧，但可以比较肯定的是，绝不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倒更接近社会民主主义。

进入二十世纪，随着资本主义本身矛盾的加剧和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涨，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主义胚胎也就生长得越来越快，实际上也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趋同或过渡。以美国为例，先是在群众的压力和推动下，由政府发起“进步运动”，逐步实行抑制垄断、开放和监管股票市场、提高社会福利、扩大公民参政、增加公共产品等，已经在为趋同开路。到罗斯福实行新政，可说是更使趋同进入一个新阶段。在这之前，苏联的社会主义虽然走错了路，但还是显出了摆脱危机、集中办事、普遍福利等不少优越性。以瑞典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表现出的优越性则更为突出。这些既可供资本主义借鉴，也是促使它进行调整和改革的压力与动力。二战后，三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有大量增加，从而更加大了对资本主义的压力和推动，使它进一步自觉地加速向社会主义学习和借鉴。例如，1965年资本主义国家一批代表曾聚集美国费城，召开了一个大会，叫做“世界资本主义大会”，发表《资本家宣言》，提出要借鉴社会主义的经验。由此可以看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朝这个方向调整和改革时，虽然参差不齐，但都是比较认真的。因为这不只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工人运动的压力，而且也是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需要和趋势。加之它们的基础雄厚，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又走了弯路，所以在二十世纪下半期，它们就在和平竞赛中领先，不但经济、科技得到快速发展，还率先实现了一些原为社会主义追求的目标，在物质生活、社会福利、民主政治、自由平等、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方面都走到了前面。

事实上，现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因素（即马克思说的胚胎）就已大大高于和多于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当它们消灭三大差别几十年后，也许中国才能解决毛泽东时代留下来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这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居民长期和大量向发达国家“偷渡”和移民，而不是相反的原因。无怪乎有些人从加拿大、澳大利亚、西欧国家回来对熟人说，咱们算什么社会主义，人家那才是社会主义呢！前国家领导人王震，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去英国进行调查访问后，对陪同人员谈到他的观感时说，“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重视，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前驻英使馆人员分别撰文提到的）随着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趋同的速度还会加快，而且还越来越自觉主动。例如布莱尔和克林顿提出“第三条道路”、美国有61名民主党议员成为“美国民主社会主义”的会员、欧盟的扩大和趋向均衡发展等。看来，西方发达国家“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很可能在“共产党国家”走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成社会主义）之前。

从社会主义方面来说，三大类国家都在继承和借鉴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路虽然走得对，发展一直处于世界前列，但也必须继续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的东西。例如瑞典等国由于税率高和福利高，因而影响人们的工作和劳动积极性，使社会发展放慢，国家竞争力下降。后来这些国家在政策上作了调整，就又改变了面貌，芬兰2006年在世界竞争力中已排名第一。不过整个说来，西欧国家的福利和工会问题对经济发展上的消极影响一时还难以解决，使经济增长和竞争力在最近很长一个时间内落后于美国。但应说明，由于这些国家都实行民主政治，有定期议会选举和政府换届的社会调节机制，社会党搞不好，人民就会选保守党上台。保守党执政后会采取一些抑制福利和工会及其他右的措施，但它不会造成对原有社会主义因素伤筋动骨的改变，否则人民不答应，又会把它赶下台。就是英国撒切尔夫人搞的私有化，也并不是人们原先理解的那种私有化。所以即使在右派统治下，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主义“胚胎”仍在走向成熟，只是速度被搞得慢些而已，并未改变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至于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的趋同就更明显了。苏联东欧各国采取的是彻底打破斯大林旧体制的办法。中国、越南则是对原体制进行改革，大量借鉴资本主义的他山之石，如混合所有制、市场经济、多种分配、对外开放等。由于是借鉴，所以就可多可少、可急可缓。中国、越南两国现在都搞得很不错。掌握得好，效果会更显著。

在这个借鉴和趋同问题上，还是邓小平说的，防“左”反“左”是主要的，而且也是长期的。从《共产党宣言》开始，百余年来的国际共运和先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一直都是吃“左”的亏。现在中国仍然如此，“左”是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

苏联东欧的变化早已尘埃落定，变不回去了。如何评价这一事件，至今众说纷纭。坚持原国际共运观点的人，一直把这看成社会主义事业的挫折和历史的倒退。持社会进化观点的人们却认定这是历史发展的进步，因为它结束了阻碍社会前进的经济模式、专制体制和思想禁锢。看来，这些国家的人民（他们中许多人在一定问题上，特别是对当年苏联，留恋过去也很自然）是基本上同意后一种看法的，否则他们也很容易再和平演变回去，只要选举那些共产党人执政就行了。这也不是空口宣传哪个制度优越性大的问题，而是完全可以由实践逐步证明的问题。这些国家变化的时间并不长，但绝大多数已开始显示出比变化前要优越。不但建立了民主制度，经济发展快了许多，而且原有的社会保障制度大多得到保留，不少国家还有所充实和增加。

就拿变化中走了较大弯路的俄罗斯来说，现在情况也已好转。2006年世界银行先后公布了两份有关俄中经济情况的报告。4月17日的报告指出，俄罗斯经济增长是“符合穷人利益的增长”。俄国经济从1999年开始起飞，年均增长6%，到2006年经济总量增加了70%，但人均实际收入却大大超过这个增量。联邦主体和各地方政府，以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用于教育、医疗、救济等，建立和维持了一套更加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报告预测，2012年俄可成为发达国家，202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可接近三万美元。去年10月普京访问德国回答采访记者时也说，“我们正在建设一个与我们建设了几十年的社会完全不同的新社会。我们将尽力做到遵循现代文明世界原则和民主原则，保障我国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还说，“俄罗斯不打算重返苏联时期的政治体制。我们只是在探索一种适当的体制，既能保证我国公民享有自由，又能保障他们享有管理国家和解决各种问题的权利，同时还能使国家成为造福人民的工具。”应该承认，俄国多数人民和普京的想法是一致的。上世纪五十年代，我曾有幸在苏联工作四年，九十年代又曾三次访俄。所闻所见也使我认同普京的谈话。一些俄国学者早就乐观地说，他们现在才是在真正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叶利钦当政时冒出来的那几个寡头是翻不了天的。把苏联东欧巨变说成是资本主义的复辟，是否妥当，起码还得看下去。

发展中国家宣布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更多，也都实行了一些社会主义措施，如不同程度的国有化、建立一定的社会福利制度等。但总的说来，它们和那些没有宣布实行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并无本质区别，虽然孕育着一些社会主义因素，但基本上都还是在发展资本主义，客观上为社会主义打基础。因为无论如何，对它们来说，集中发展生产力和建立民主政治还是历史必经阶段，是不能绕过去的，否则不但会走弯路，还得回过头来补课。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也是马克思后百余年来世界经验的总结。所以不少国家都在为适应这一社会发展规律而进行必要的调整，例如印度的改革及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调整。这种改革调整，实质上都是两种制度的趋同。不过发展中国家数量多，差别大，发展道路和水平也很不一样。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抓经济建设和民主政治，必然发展迅速，社会稳定，国富民丰；那些只高喊建设社会主义，实际上却一年到头瞎折腾，既不抓发展生产、又反对民主政治的国家，结果一定相反，变成极其孤立的国际乞儿。但这只能是极少数，不会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大局。

看来，二十一世纪将是两种制度不断趋同，逐步向人道、民主社会主义过渡的世纪。长期威胁着人类的世界大战，也会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大体解决（矛盾和局部冲突也许难免，因为同属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过去还兵戎相见呢）。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发展趋势。人类历史的进步是越来越快而不是越来越慢。我们祖先梦寐以求的大同世界，可能在本世纪就会在若干方面奠定基础。（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院士）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7年第7期 坚持基本路线必须澄清错误思潮　作者：刘国光　杨承训

杨承训（以下简称杨）：您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些关键时期，科学阐发党的正确路线，澄清一些模糊认识，反对错误思潮。现在又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又有各种思潮泛滥，我想有几个问题向您请教。

刘国光（以下简称刘）：您不用客气，都是为了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行研究，在前进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对此，我们可以共同探讨。

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贯彻基本路线

杨：首先是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问题。小平多次说过“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要管100年，动摇不得。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重申“坚持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这是完全正确的。可是，不少人对基本路线淡化了，尤其是喜欢片面地只讲一点，使它变了味。现在泛滥的许多错误思潮就是采用了这种手法。我觉得，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是一个根本问题。

刘：是的，党的基本路线是一个纲，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是基本路线在新时期的理论升华和展开，是基本路线基础上的创新。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贯彻基本路线。

“全面”就要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理解，不能割裂。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发展的核心问题，或称为共产党执政的第一要务，而要发展就得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又是两个基本点的含义。从经济学上说，就是现代化生产力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的有机统一。发展生产力是决定因素，邓小平强调的是“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实质上是社会主义的发展观，生产力发展离不开生产关系这个大系统。改革是为发展提供动力，属于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领域的事，其目的也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展”。这又涉及改革的方向问题，要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框架内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所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一个有机整体。

“准确”就是正确把握基本路线的科学内涵，不能加以曲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理解只要能赚钱就是发展，或者仅仅追求GDP的增长就是发展，而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本来就有明确的含义，属于经济和政治的方向问题，关键是全面坚持，一个也不能少。改革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不能离开这个大方向；开放是保持主权和增强自力更生能力的开放，不是让外国资本主义控制我们。

杨：现在看来，全面准确地理解和坚持基本路线既是实践问题也是理论问题，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路线，与基本纲领（特别是基本经济制度）、基本经验（十六大总结的十条经验）是相吻合的。现在，应当用“坚持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信念来扫清各种错误思潮，把握正确方向。

改革的正确方向是什么

杨：近几年您反复讲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的确，这个问题很重要，世界上有多种多样的改革，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满口讲的都是“改革”，国内理论界也有许多人打着改革的旗号贩卖自己的私货，请您着重谈一谈这个问题。

刘：改革进行30年，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主要原因是党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当前的改革进入深水区，遇到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有些是在探索中缺乏经验造成的，有些是对改革的曲解、干扰造成的。对于前者，经验不足，需要总结经验教训，端正前进道路；对于后者，要睁开火眼金睛，加以识别，认真排除。这样才能保证改革大业成功。当然，这个问题不是一次讲讲就行了，需要反复讲，因为有人只提坚持自己的改革方向，却不提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并把别人推到“反对改革”的方面去。好像改革既然是时代大势所趋，可以不管什么方向不方向，只要是“改革”就好。这种笼统讲的用意既有浅薄的一面，也有不善的一面。不善的是把改革中反对搞歪理邪道的人说成“反对改革”，以达到鱼目混珠、以邪压正的企图。

我们知道，改革方向的问题有讲究。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都说坚持改革，他们坚持的方向是什么？大家都很清楚。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叶利钦提出了自由民主主义。改革的结果是把苏联的社会主义颠覆了、端锅了，把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国家搞成四分五裂的资本主义国家（当然，我不是说前苏联的体制没有问题，怎么正确地改革是另一个问题）。在中国，有些人希望我们走苏东转型的道路，除了这些人，没有人赞成我们重蹈苏联“改革”导致亡党亡国的覆辙。所以，我们一定强调要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而不能笼统地讲“坚持改革方向”。

中国改革的正确方向是什么？这不是可以任意杜撰的，也不是突然提出来的，必须有所根据。没有根据，信口开河，怎么能让人跟你走。我们应当根据《宪法》、《党章》以及党中央的有关文件精神来确定改革的正确方向。这样，可以把改革的正确方向归结为以下几点：

（1）改革必须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2）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是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本质，很重要，不能不讲。

（3）根据《宪法》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4）在经济运行机制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也就是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计划和市场都得要。”江泽民同志也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是取消计划性，社会主义计划和市场两个手段都要用。

（5）政府的职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职能转向社会职能，提供公共服务为重点，这是重要问题。但不能像有些人讲的完全退出经济建设职能，仅仅提供公共产品。这是与公有经济为主体相呼应的。

以上五条可能不完全，但大体上可以回答什么是正确的改革方向。正是我们党和政府坚持这条道路，由此改革才能不偏离正确方向。这是改革的主线。正是坚持了这条主线，改革才取得了伟大成就。

杨：照您的分析，正确的改革方向很清楚。但有人说，什么是社会主义，连邓小平也说，我们不清楚。那怎么会出现清楚的正确改革方向？

刘：邓小平是说过这句话，这是在改革的初期说的。但是，经过十一届六中全会对历史问题的决议，经过十二大到十四大，经过邓小平南方讲话和一系列有关社会主义的论述，应该说，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大体有了一个清楚的认识。这是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外历史经验总结出来的结论，体现在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上，体现在我们在前面所讲的几条正确改革方向上。不能说到现在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对我们还是一团雾。那我们靠什么来进行这场伟大的改革，这些年不是瞎摸了吗？不是的。我们已经弄清楚了社会主义的大方向，总的轮廓也有了，有待充实的是细节。

应该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新东西，不能像有些人污蔑的那样，说我们现在还在搞“斯大林模式”、“毛泽东模式”、“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新的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模式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也吸收了“传统社会主义”中好的东西，排除了它的不好的东西。不能把“传统社会主义”一笔勾销，不能把毛泽东时代一笔勾销。毛泽东时代有不少缺点错误，但这个时代为中国铸造出丰功伟绩，是谁也否定不了的。

必须排除错误思潮对改革的干扰

杨：现在也有学者口口声声讲改革，但就是不讲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江泽民同志曾经讲过，存在着两种改革观，一种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改革，一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改革”。这也就是前面所说的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的关系。邓小平在1989年5月就讲过：“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可以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事实上，这个争论还在继续下去。

刘：是这样的。与我们党坚持的改革主线同时存在的还有另一条改革主线，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改革”。邓小平在1986年9月28日就说过：“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1987年3月8日讲：“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至少在本世纪剩下的十几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头五十年，都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不能动摇。”可见，邓小平预见到二十一世纪头五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在中国的顽强性，不可轻视。邓小平的预见不是无的放矢。在经济学领域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地位被边缘化。我在2005年“7·15”同教育部同志的谈话中就讲了这点。

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对市场经济一般问题的研究方法及观点，有不少我们可以借鉴学习，不能盲目排斥。但要注意它的意识形态理论的核心观点。90年代以后，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小平所说的政治思想“一手软”，自由化的核心理论观点，如“经济人”假设、追逐私利的人性论、私有制永恒论、市场教旨主义、政府职能最小化“守夜人”等，在我国经济界、理论界广泛传播，对我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施加相当大的影响。这是不争的事实。这种影响造成改革的某些局部扭曲，引起部分民众一些怨言和非议，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中国改革的正确思想和新自由主义思想的碰撞是所谓“改革第三次大争论”的起端。自由化的“改革”理论打着拥护“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到搞资本主义，也就是私有化、市场化。他们的意图是以私有化、市场化抹掉社会主义方向，把中国纳入由公有经济为主体转化为私有经济为主体的“转轨国家”行列。

一些同志不知“转轨国家”一词的内涵。有些人把中国改革和苏东剧变等量齐观，如最近有人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都属于“民主社会主义”的胜利。不知中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是坚持社会主义的；而苏东转轨是转到资本主义那里去了。他们把中国、苏联、波兰、匈牙利等都叫做“转轨国家”。目前，已经有人给“转轨国家”下了“准确定义”：“国有制为主导转为市场为主导、私人经济为主导的历史性转变的国家。”这是波兰学者科勒德科2006年10月6日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讲话里讲的，该研究中心2006年第59期《简报》刊发主要内容。因此，我们不能稀里糊涂地人云亦云，把中国也说成“转轨国家”，即把以公有制为主体转到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国家。

我历来对“转轨国家”的提法有保留意见。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对“转轨”讲得最积极，他们办有《转轨》杂志。几年前他们在北京开会时，我就讲过“转轨国家”的提法不妥当。假如把“转轨”限制在国家行政计划指令为主转向市场调节为主，还说得过去。但中国的“转轨”还要保持相当的政府调控，保证计划性。江泽民在十四大前中央党校讲话中，在解释选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而省去“有计划”三个字时说，“社会主义经济从一开始就是有计划的，这在人们的脑子里和认识上一直是清楚的，不会因为提法中不出现‘有计划’三个字就发生了是不是取消计划性的问题。”邓小平也说过，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都要用。现在一讲计划，就有人扣你帽子，就说你想回到计划经济体制去，说你反对改革。我们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不能变成“市场原教旨主义”，不能一切都市场化，把中国改革笼统地叫做市场化改革。

警惕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改革思潮

杨：您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反对不讲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以后，现在各种假借“社会主义”之名的改革纷纷出场，鱼目混珠，您注意到这个现象没有？

刘：是的。我也发现所谓“第三次大争论”的内容，在争论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些戏剧性的变化。有些资产阶级自由化顽固分子基于私有经济大发展的事实，欢呼所有制改革已经成功，经济改革已经基本告一段落，呼吁进入民主化的宪政改革，西山会议便是一例。另一些人辩解说他们不是不要社会主义的改革，但是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不同，认为社会主义的模式不同．这就应了我在过去文章中讲的，有些人只讲市场化改革，不讲社会主义；有些人假惺惺地讲一下“社会主义”；有些人任意歪曲社会主义。现在，不讲社会主义的少了，任意解释社会主义的东西多起来了。比如“人民社会主义”、“宪政社会主义”、“幸福社会主义”等等。由于社会主义在人们心目中有崇高地位，逼得反对它的人也不得不披上“社会主义”的外衣。

一个官方机构的刊物几次引用瑞典前首相帕尔梅的话说，现在社会主义的定义有160多种。想让我们在这方面达成共识，太难了。最近还是这个刊物，又推崇英国学者费里浦斯算过有260多种社会主义，瑞典艾尔法说有1500多种社会主义。他们以此引导我们来混战一场。其实，马克思恩格斯早就在《共产党宣言》中讲过有不同的社会主义：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等，并对这些“社会主义”一一加以批判，做了科学的分析。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能代表工人阶级，指导劳动人民获得解放。不是随便哪一种社会主义都可以选择。今天的中国已经做出了选择，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和我们党所采取的正确的改革方向，是我们党几十年经验教训的总结，是我们的正确选择。这就是我们的标准。怎么还要另外的选择？有些人不顾《宪法》、《党章》的规定，不顾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四项基本原则，他们这样做，实在是太离谱了。

现在有人喜欢提出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模式供人选择，花样繁多的模式，总的思想脉络离不开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那一套，骨子里都是在同正确的改革方向对着干，同四项基本原则对着干。下面我们稍稍解剖一些例子。

“社会主义新模式”。据发明者说，这个新模式是由四个要素整合起来的，即（1）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混合经济；（2）市场经济；（3）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4）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四个要素能构成社会主义吗？

（1）“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混合经济”，这里没有讲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重要的公有制为主体，只有混合经济，抽掉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2）“市场经济”，这里没有讲国家宏观调控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的市场经济就没有前提了，也不知道是什么性质了。（3）“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这里没有讲按劳分配为主体，只讲结合。我同意你的观点，是所有制关系决定分配关系。按劳分配为主体是与公有制为主体配对的。如果不讲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当然也不会有按劳分配为主体，那就只好按资分配和按劳动力的市场价格分配，引向两极分化。（4）“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只能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之上。作者说民主政治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当然是坚持社会主义最重要因素之一，但共产党领导的如果不是以公有制为主体而是以私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不是按劳分配为主体而是按要素分配的经济，恐怕这个共产党本身就要变质变色。大多数劳动人民不希望这一点，我相信中国共产党也决不会走上这条路。总之，四要素构成的“社会主义新模式”是资本主义自由化的模式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模式。

“人民社会主义模式”。人民社会主义模式之所以引人注意，是因为它是国家体制改革的重要研究机构领导人提出来的。他的“人民社会主义”具有五个特征：（1）以民为主；（2）市场经济；（3）共同富裕；（4）民主政治；（5）中华文化。以上五个特征有些用词是抄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上掩盖不住反社会主义的实质。社会主义的实质和特征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早已有规定，中国改革的创始人和总设计师早已有阐述。我们都很熟知。建立公有制，消灭剥削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了大力发展生产力，不得不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实行国家宏观调控下有计划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要实行人民民主专政。但是在所谓“人民社会主义”五个特征那里，公有制为主体没有了，宏观调控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了，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没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也没有了，用中华文化来代替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发明者一忽儿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与俾斯麦的烟草公司、铁路国有化、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混为一谈，说什么国有经济的比重不是社会主义的标志；一忽儿又不得不提一下公有制为主体和基本经济制度，言不由衷，逻辑混乱，前后不一贯。这也是“打左灯向右拐”的必然现象吧。

总之，“人民社会主义”模式五个特征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都没有了，还叫什么社会主义。一堆不着边际的词藻，任何资产阶级政党都能接受。

从“新自由主义”到“社会民主主义”

杨：最近谢韬在《炎黄春秋》《一家言》专栏发表一篇文章说，“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并且歪曲和篡改了恩格斯的原意，竟然说恩格斯也放弃了科学社会主义。这种思潮特别值得注意。

刘：在挑起“社会主义模式”混战前，那些赤裸裸不讲社会主义只要“市场化改革”的思潮，不需多少学问就可以嗅出它的“新自由主义”的味道。“新自由主义”成为过街老鼠以后，某些人一窝蜂地投向“社会主义”，讨论起“社会主义模式”来，明白人就嗅出其“民主社会主义”的味道。你从某些刊物连篇累牍地介绍和吹捧“民主社会主义”，介绍和吹捧瑞典经验，就可以看出来他们要在中国改革中打出这个旗号了。果然不错，谢韬先生承担了这一“光荣使命”，勇敢地在《炎黄春秋》推出了《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打了一个漂亮的擦边球”（港报），想要改变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在我们党和国家性质和发展道路上改弦更张。

他从外国端来的一套构成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东西，除了“福利保障制度”这一点，因为别的模式没有突出提出来，我们后面将有所论述外，其余“民主宪政”、“混合所有制”、“社会市场经济”，与他国内同行推出的先行模式大体一样，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我们也不再论述。只是在歪曲解释恩格斯1893年同法国《费加罗报》记者谈话，说《资本论》第三卷推翻了《资本论》第一卷，以此论证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正宗”上面，与他国内先行同行相比，有独到之处。但是这些“论据”，最近已被马克思主义专家们的一系列考证所击碎，我也用不着重复了。他把“民主”二字放在“社会主义”的前面，作为“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向我们党推荐的时候，难道不知道西方社会民主党人反复把他们自己思想体系的名称，在“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之间改来改去？苏东剧变以后，又把50年代起改称“民主社会主义”颠倒回来，改成“社会民主主义”，以回避在苏东剧变中已被资产阶级妖魔化了的“社会主义”对自己的牵连。他们不再把“社会主义”视为奋斗追求的目标制度，放弃要求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而满足于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点滴改良。在社会党人自己已经不用“民主社会主义”概念而改用“社会民主主义”概念的情况下，谢韬还把“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推荐给中国共产党，要求实行，岂不令人笑掉大牙。

不可否认，社会民主主义在瑞典等少数国家的社会福利保障方面，确实创造了不少好东西，这也是他们借鉴社会主义国家福利制度好经验的结果。这些国家创造的一些实际做法，回过头来也值得我们借鉴学习。但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功绩，在于它帮助资产阶级缓和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并没有取消矛盾），在于很好地保证了垄断资本的所有制和金融寡头的统治，即资本对劳动的专政。正如它的代表人物曾经承认的，社会民主主义不过是“资本主义病床旁边的医生和护士”。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项研究（徐崇温）表明，在瑞典，95%的生产资料掌握在100个大家族手中，17个资本集团支配着国民经济命脉，仅占人口总数的0.2%的人口控制着全部股票的2/3，仅占人口总数5%的富翁约占有全部财富的1/2以上。以致在社会民主党政府提出“雇员投资基金方案”时，仍遭到大大小小雇主的激烈反对，使得试图对生产资料私有制有所触动的“基金社会主义”流于失败。

说“执政者打左灯、向右拐”是非常错误的

杨：谢韬宣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政策”“都属于民主社会主义”。又说江泽民和胡锦涛迈出了新的步伐，“标志着中国走上了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

刘：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说成是“民主社会主义”，不值一驳。就连他自己举的例子，“废止单一的公有制，实行多种所有制的共同发展”来说，这项政策还有关键性的“公有制为主体”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限制，怎么能说这项政策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政策？倒是谢先生讲“为了避免修正主义之嫌，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一句话连同他讲的现在我国“只能采取‘打左灯、向右拐’的策略”，就把他的真实意思凸显出来了。就是说，现在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打左灯”，是虚的；实际执行的是“民主社会主义”，是“向右拐”，是实的。

这是非常错误的说法。我以前认为，中国的右派喜欢讲“打左灯、向右拐”，大概是出于他们有些人做贼心虚的阴暗心理，就像西山会议有人讲的，“现在不好明说，说不得”，“亮不出来”，“只能遮遮掩掩，躲躲闪闪，畏畏缩缩”地说出来，这样的心理在作怪，只好“打左灯、向右拐”。为什么呢？因为在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经过长期浴血奋战而建立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共产党关于党的无产阶级性质的规定，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国体和基本经济制度的规定，有邓小平关于四项基本原则的多次言之凿凿的申明，有中国人民捍卫宪法保卫社会主义的决心和警惕的眼光，这是想要中国改变政权性质的资本主义势力不可逾越的障碍。

谢先生的挑战，逼着我们党回答他提出的问题。是不是像他所说的改革开放一系列政策都属于“民主社会主义”？有些同志建议权威方面应当回答。我倒觉得，以我党权威之尊严，犯不着理会这样一个变更了信仰的共产党员提出来的不像样子的主张。但是可以放手让马克思主义者在主流媒体上对这种企图改变党、国性质的错误思潮，进行彻底的批判，以防它搅乱人们的思想，误导改革的方向。这是至少应该做的。

意识形态领域不但要容许“多样化”更要强调“主旋律”

杨：这样看来，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很不平静。这与建立和谐社会并不矛盾。我们要通过解决不和谐达到和谐。对于错误的改革思潮，你认为应该怎样正确对待？

刘：现在意识形态领域不是有“多样化、主旋律”之说吗？社会利益多元化后，非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思潮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要有一个度，一个边。不能让这些错误思潮把人们的思想搞的乱七八糟、六神无主，不能让这些错误思潮把改革与发展的方向引入歧途，像戈尔巴乔夫的“多元化”、“公开化”所导致的灾难后果那样。所以，在实行多样化的方针时，一定要强调“主旋律”，强调切实的而不是官样文章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强调宣传科学的社会主义，强调宣传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给宣传正确思想，批判错误思想以更多的说话机会，或者话语权。批判与反批判从来就是追求科学真理的必由之路，各种思潮的和平共处并不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如同某些同志所幻想的那样。当然，要防止利用争鸣来制造社会不和谐的杂音。

但是现在舆论界的情况不完全是这样。许多很好的马克思主义文章，批判反马克思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文章，不能在主流媒体上发表。而新自由主义的东西，民主社会主义的东西，倒是畅通无阻。近两年我写的一些力求坚持与中央保持一致（我这样看，有关领导部门也这样看）的文章，某些媒体，包括我们自己党政机关办的媒体，不愿发也不敢发我的文章，生怕沾上了“反对改革”的边。我感谢另外一些媒体和网络的信任，使我有了说话的地方。这是我这几十年从来没有过的经历。这个现象十分奇怪。不是我一个人有此感受，好多正直的作者都有这种感觉。所以，我再利用这个机会，呼吁要加强主旋律的一面，让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社会主义，真正占领舆论阵地，真正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主流指导思想。

杨：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猖狂发作，是不是同干部队伍学习马列主义不够有关？

刘：是有关系。谢韬先生从反面教训我们，必须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等，特别是要读重要的经典著作，才不至于上理论骗子的当。多年来我们注意抓干部的各种专业学习，但却很少组织党和国家各级干部认真学习马列，特别是多年不组织干部学习重要的马列原著。而我们记得，毛泽东时期对此抓得很紧。学原著，有助于了解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东西是什么，不是什么，有助于我们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不给理论骗子有空可钻。这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尤其重要。

杨：刘先生今天讲得很深刻。我想起邓小平晚年的告诫：“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要出问题首先出在内部。直到1993年9月，他还特别强调不能改变基本路线，“就是要坚持，不能改变这条路线，特别是不能使之不知不觉地动摇，变为事实”。作为代表人民利益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基本路线，排除一切错误思潮的干扰，坚持和阐发党的创新理论。

（对话人简介：刘国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学部委员；杨承训：河南省经济学会会长、河南财经学院资深教授）

2007年第7期 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及其实践　作者：吴　敏

解决权力过分集中问题以改善党的领导是邓小平抓住的主要矛盾

早在20多年前，被誉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就设计了一幅科学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这个蓝图蕴涵在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之中，是邓小平理论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邓小平文选》第2、3卷中，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著作主要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等光辉文献。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曾被党中央称作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纲领”和“指导性文件”。

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蓝图的基本框架，主要体现在以下九个方面：

其一，改革一提出的时候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而且，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同政治体制改革相互依赖、相互配合、相辅相成，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其二，政治体制改革是全面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政治体制主要是党和国家的组织制度、领导制度，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其三，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有三条，一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二是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三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让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参与管理，实现管理民主化。

其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是一个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绝不允许有任何动摇。要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其五，权力过分集中是传统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和“总病根”，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国家和人民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所谓权力过分集中，就是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书记，什么事情都由书记拍板，党的集体领导制和民主集中制形同虚设。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惟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

其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是传统政治体制的主要弊端，政治体制改革要把党政分开放在第一位，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这是一个关键。我们坚持党的领导，问题是党要善于领导，不能干预太多，干预太多倒会削弱党的领导。政治体制改革要致力于改善党的领导，党只能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其七，搞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要依靠加强法制、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确保党风和社会风气实现根本好转。党风和社会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形成贪污、盗窃和贿赂横行的世界。

其八，肃清思想政治方面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这个任务重点在于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

其九，政治体制改革很复杂，每一个措施都涉及千千万万人的利益。所以，要坚持既坚决、又审慎的方针，要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决策一定要慎重，看到成功的可能性较大以后再下决心，但改革总要有一个期限，不能太迟，步子要加快。可以设想，在党的十三大之后，大约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完成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任务。

可以看出，邓小平设计的这个政治体制改革蓝图，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为指引，以新中国成立以后三十年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为借鉴，立足于中国现阶段的客观实际，注重革除传统政治体制的主要弊端，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重要地位、总体目标、基本方针、关键任务、思想保障、战略步骤等各方面都作了较系统较深刻的阐述。在邓小平看来，政治体制改革要以民主政治体制根本取代权力过分集中的传统政治体制，这是一场矛头直指传统政治体制“总病根”的攻坚战，要把党政分开放在第一位，通过着重解决权力过分集中问题以改善党的领导。只有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政治体制改革的其他问题才能比较顺利地得到解决。

反对“以党治国”和“党权高于一切”是邓小平长期坚持的重要思想

在邓小平设计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里，之所以要将党政分开放在第一位，要紧紧抓住解决权力过分集中问题以改善党的领导这个主要矛盾，这同他长期坚持的反对“以党治国”和“党权高于一切”的思想密切相关。

早在1941年，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北方局主办的《党的生活》上发表了《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着重阐述共产党领导抗日民主政权的基本要求和基本方式，以清除国民党“以党治国”、“党权高于一切”观念在共产党内的影响。邓小平很重视这篇文章，将其收为1994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中排序第二的重要著作。在这篇著作中，邓小平着重提出和阐述的观点主要是：

第一，共产党要发展政权中的民主斗争。既然有各革命阶级的代表参加到政权中来，“必然在政权中反映出不同的利益、不同的政治立场、不同党派阶级的民主政治的斗争。”“我们共产党是不怕民主政治斗争的，因为我党的主张是正确的，只有那种不相信党的主张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只有那种投机分子、官僚腐化分子、贪污分子，才惧怕民主政治斗争，惧怕把党的面貌放在群众面前。”

第二，共产党的领导植根于群众的拥护。共产党在政权中的领导优势从何而来？“基本的是从民主政治斗争去取得，即是说，主要从依靠于我党主张的正确，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所拥护、所信赖的政治声望中去取得。”“民主政治斗争可以使党的主张更加接近群众，可以使群众从自己的政治经验中更加信仰我党。所以，只有民主政治斗争，才能使我党取得真正的优势。”

第三，“以党治国”是国民党的恶劣传统。“假如说中国是一个半封建的缺乏民主的国家，则反映到党内的是，共产党员一般缺乏民主的习惯，缺乏民主政治斗争的常识与锻炼。”“某些同志的‘以党治国’的观念，就是国民党恶劣传统反映到我们党内的具体表现。”“‘以党治国’的国民党遗毒，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的最有效的办法。”

第四，把党的优势建筑在权力上是靠不住的。一些人“误解了党的优势，以为党员包办就是绝对优势，不了解真正的优势要表现在群众拥护上。把优势建筑在权力上是靠不住的。”“过去我们有些高唱优势的同志，认为共产党员占多数了，天下是我们的了，因而可以为所欲为了，于是许多过左的错误由此而生，中间分子对我不满，进步分子非常不安，群众对党的舆论也不好。除了阿Q主义者，谁能说党已经有了优势！”

第五，党权高于一切是最大的蠢笨。一些人“误解了党的优势，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遇事干涉政府工作，随便改变上级政府法令”。“结果群众认为政府是不中用的，一切要决定于共产党。于是要钱的是共产党，要粮的是共产党，政府一切法令都是共产党的法令，政府一切错误都是共产党的错误，政府没有威信，党也脱离了群众。这实在是最大的蠢笨。”

第六，民主政治的好处就是能使党受到群众的监督。“关起门来决定复杂的政策问题，必然发生错误”，“必然脱离群众”。“民主政治的好处，正在于它能够及时反映各阶级各方面的意见，使我们能够正确地细心地去考虑问题决定问题；它能够使我们从群众的表现中去测验我党的政策是否正确，是否为群众所了解所拥护”；“它能够使我们党得到群众的监督，克服党员堕落腐化的危险，及时发现投机分子以及破坏分子而清洗出党。”

第七，党对政权的责任是指导和监督。“党对政权要实现指导的责任”，“要实现监督的责任”。“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这是与‘以党治国’完全相反的政策。”

第八，党组织没有超越政权的权力。党组织在同级政权机关的派出机构“没有超越政权的权力，没有单独下命令下指示的权力，它的一切决议，只有经过政府通过才生效力。”“不可经常地以党的名义提出意见”，“只有大的事件大的问题，才用党的名义提出主张。”“各种重要问题都要经过政府正式会议讨论。”

第九，要加强对党员和群众的民主教育。“随着民主政治的开展，民主教育比任何时候还要迫切”。“在我们各项工作中，哪一件事里面都有民主问题。我党要善于在一切工作中，一切运动中，大大发扬大众的民主主义作风，与一切不民主的现象作斗争。”“我们要在民主政治斗争中，保证党对政权的领导，我们更要在民主政治斗争中，使党成为群众的党！”

邓小平在抗日战争时期发表的这篇重要著作，明确地回答了共产党依靠什么获得领导地位，共产党怎样对自己建立的政权实行领导，为什么要清除“以党治国”观念在党内的影响等一系列基础性、关键性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的历史文献中居于重要地位，是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设计政治体制改革蓝图的一个重要思想渊源。我们现在更应该看得很清楚，因为长期坚持“以党治国”和“党权高于一切”的错误做法，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均已分别丢掉了政权，中国国民党还相继丢掉了两次，中国共产党怎么还能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呢？

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勇敢地承担起来的义不容辞的重要责任

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对实践邓小平设计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作了全面部署。在此后一年多时间里，在我党领导下，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进展迅猛，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实行党政分开、改善党的领导方面，一是致力于划清党组织和国家政权的职能，转变党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方式，逐步理顺党组织与国家政权机关以及企事业单位、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二是致力于明确中央、地方、基层在实行党政分开实践中应该分别采取的不同方式，先从中央和地方做起，随后再逐步向基层扩展；三是致力于调整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机构，撤销各级党委中不在政府任职但又分管政府工作的专职书记、专职常委，撤销党委机关中与政府机构重叠对口的部门，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不再处理法纪和政纪案件，企事业单位党组织逐步改由所在地方党委领导。这一系列的改革举措，是对党和国家原有权力结构的重大调整，触及相当一些党的领导机关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切身利益，难度是非常大的。但是，由于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坚决支持，这些改革举措的实施在总体上是比较顺利、比较平稳的。

出乎人们意料的是，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了举世震惊的政治风波；紧接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又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骤然陷入危机。面对这一连串猝不及防的国内国际重大政治事件，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再按照邓小平设计的蓝图和党的十三大的部署继续下去，而是将这个蓝图和部署基本上搁置起来了。从1989年下半年至今18年来的实际情况看，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进展状况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989年下半年至1992年2月之前。在这个阶段里，注重强调的是“反和平演变”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对政治体制改革不仅不提了，还撤销了党的十三大按照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蓝图所采取的许多重要举措。邓小平在1989年5月曾经旗帜鲜明、态度坚定地强调：“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但是，从1989年下半年至1992年2月之前两年半的实际情况来看，对十三大的政治报告几乎是整体上被改动了。

第二个阶段，从1992年2月至1997年9月之前。在这个阶段里，由于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的发表，前两年多“左”的思潮甚嚣尘上、改革开放基本上陷于停顿的状况有了根本性的转变。但是，当时在肯定和强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尽力开辟经济体制改革新局面的同时，不仅大大弱化和降低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地位，而且避开了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蓝图的主体性诉求，只将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以及法制建设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当然，在这个阶段里，也进行了以政企分开和精简、统一、效能为原则的党政机构改革，建立了国家公务员制度，这也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大范畴。但是，由于没有触及传统政治体制的“总病根”，仅仅是在技术性层面上整改，所以，这些改革的局限性非常明显，实际效果乏善可陈。从实践效果来看，1993年的党政机构改革，基本上以失败告终，不仅政企分开远未实现，还很快就出现了机构越减越繁、人员越减越多的尴尬局面；1993年施行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立于不科学的、官本位色彩很浓的职位分类基础之上，难以割断同传统干部人事制度的内在联系，《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及其配套规章所规定的多项制度在相当程度上没有得到真正实施。

第三个阶段，从1997年9月直到现在。在这个阶段里，虽然将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并提了，虽然将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当代中国“一定要高举”的“伟大旗帜”了，也提出了“依法治国”、“尊重和保障人权”、“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等一系列正确的思想理念，最近几年来在实践中又实行了一些确有成效的“亲民”政策，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关注和保护，但是，在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指导和实践部署中，多是一般性、原则性地提出要健全民主制度，加强法制建设，要求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只是对农村基层群众自治采取了一些确有成效的促进措施，而对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蓝图所要着重解决的主要矛盾，即通过实行党政分开、解决权力过分集中问题以改善党的领导的内容，则仍然没有足够的重视。

毛泽东认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和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否则，“就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的方法”。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蓝图的显著特点，就是紧紧抓住了通过实行党政分开、解决权力过分集中问题以改善党的领导这个主要矛盾。自1989年下半年以来，我们对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学习不够，重视不够，没有在政治体制改革中着力去抓主要矛盾，往往是在一些次要矛盾上绕来绕去地“打转转”，这必然导致在政治体制改革实践中“只抓芝麻，不抓西瓜”，很难从传统政治体制里挣脱出来。比如，1998年以后的几年里，在农村村民委员会选举中普遍实行“竞选”的势头很好，但最近几年，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的势头明显地减缓了，甚至还出现了严重地倒退趋向。再比如，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意味着，我们国家的一切权力均由人民选举产生并对人民负责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人民代表大会在各种国家政权机关中具有最高的权威和地位。我们要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无疑要坚持这个目标和方向，使人民代表大会真正成为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将人民代表大会应该行使而实际上没有行使的权力收归人民代表大会，确保人民代表大会对其他国家政权机关的组织、领导和监督。但是，自1992年以后的15年来，尽管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而由选民选举、监督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制度和机制并没有多少改进，人民代表大会对于其他国家政权机关的组织、领导和监督职能并没有真正行使起来，人民代表大会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种仪式性、程序性的组织形式，远未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权力机关。而且，现在一些地方又有了明确的规定，不允许人大常委会对“一府两院”职能部门的领导干部进行评议了，不允许人大常委会对“一府两院”进行个案监督了。这是一种倒退行为，何以谈得上是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完善”呢？这两个实例充分表明，在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蓝图基本上不被重视的情况下，政治体制改革实践不仅不可能有根本性、实质性的进展，已经推行了的改革还很容易重新退回到原来的老路上去。

18年来，我们为什么没有很好地看重邓小平设计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呢？一方面，20世纪80、90年代交替之际国内外发生的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客观上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推进需要审慎；另一方面，按照邓小平设计的蓝图启动根本性、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难免要面临很复杂的局面，要付出一定的政治代价，而我们对此还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这大约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是，长期不重视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一直不对传统政治体制权力过分集中的“总病根”发起进攻，致使其危害愈演愈烈，已经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十几年来，腐败现象蔓延的趋势愈益显著，因分配不公而形成的贫富悬殊愈益扩大，医疗、住房、教育这新的“三座大山”愈益沉重地压在了广大老百姓的头上。之所以如此，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不重视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蓝图而导致的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以及由此造成的权力制约机制的缺失，民主化、科学化决策机制的缺失。这种状况，实在是不应该继续存在下去了。而且，把根本性、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越是往后拖延，将要面临的局面势必更复杂，将要付出的代价势必更沉重，甚至有可能发生难以预料、难以克服的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此种令人堪忧的结果，任何稍有良知的炎黄子孙都是极不愿意看到的。只有浴火的凤凰才能获得新生，在根本性、实质性政治体制改革的熊熊烈火面前，有着悠久革命传统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必然要赴汤蹈火，勇往直前，是决不应该有任何犹豫、彷徨和怯懦的。

有的同志说，自1989年下半年之后，邓小平没有再像以前那样强调政治体制改革，这表明他已经放弃了原来设计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这个说法不能成立。众所周知，邓小平在1989年退休以后态度很明确，他决心不再过问中央的工作了，要让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独立地承担起工作责任来。他明确表示：“对中国的责任，我已经交卷了，就看你们的了。”再则，在国内外相继发生重大政治事件的特殊情况下，对原来部署的政治体制改革实践进程作些调整，暂时不再对传统政治体制的“总病根”发动攻击，在一段时间里把政治体制改革的步子放缓一些，这是合理、必要和明智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在党和国家的中枢神经系统动大手术，具有很大的风险性，不能不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但是，策略性的调整决不等于战略性的动摇。在1989年下半年之后，邓小平并没有放弃他原来设计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1989年9月，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在十年改革开放中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不会改变。十三大制定的路线不能改变，谁改变谁垮台。”在1992年初视察南方的谈话中，邓小平进一步告诫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他这里所说的改革，当然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1993年经邓小平“逐篇审定”之后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完整地收入了他设计政治体制改革蓝图的多篇论著，这更清楚地表明了邓小平在1989年下半年之后仍然紧紧抓住实行党政分开、解决权力过分集中问题以改善党的领导这个主要矛盾，从根本上、实质上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主体思路和坚定态度。

现在，邓小平逝世已经十年有余了，根据时代发展的新特点和人民利益的新要求，进一步丰富和完善邓小平设计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坚定不移地将这个蓝图付诸实施，以尽快改变十多年来因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而导致了诸多突出社会问题和弊端的不正常状态，这是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勇敢地承担起来的义不容辞的重要责任，也是对邓小平在天之灵的最好慰藉。

（文中引邓小平言论均引自《邓小平文选》1、3卷及《邓小平年谱》下册）

（作者系山西省委党校教授）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7年第7期 马恩确实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　作者：阎长贵

谢韬先生在《炎黄春秋》2007年2月号《一家言》发表的文章《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中说，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对不对？我认为是对的。不过，应该补充说，不仅仅是晚年。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开始合作创立他们学说的时候，就希望和没有否定无产阶级和平取得政权的可能。1845年2月15日，恩格斯在爱北斐特的集会上发表演说,一方面指明：“社会革命是穷人反对富人的公开的战争”，它“将以共产主义原则的实现而告终”；一方面又说，要达到“避免使用暴力和流血”这个目的，“只有一种办法，就是和平实现共产主义，或者至少是和平准备共产主义。所以，如果我们不愿意用流血的办法解决社会问题，如果我们不愿意使我们的无产者的智力水平和生活状况之间的日益加深的矛盾尖锐到像我们对人性的理解所启示的那样，必须要用暴力来解决，要在绝望和强烈的复仇心中来解决，那末，诸位先生，我们就应当认真地和公正地处理社会问题，就应当尽一切努力使现代的奴隶得到与人相称的地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957年版第624－626页）

1846年7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以布鲁塞尔的德国民主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的身份在给英国宪章派的菲格斯·奥康瑙尔的信中说：“欣悉您在诺定昂的选举中取得了光辉的成就，我们谨向您，并通过您向英国的宪章派庆贺这次辉煌的胜利。……今后战场将由于土地贵族退出斗争而廓清。而斗争也只能在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这两个阶级之间来进行了。资产阶级的战斗口号是：‘用一切办法扩展贸易并由郎卡郡的棉纺织业巨头组织内阁来实行这种措施’；工人阶级的战斗口号是：‘根据人民宪章对宪法实行民主修改’，如果这一点实现了，工人阶级就会成为英国的统治阶级。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英国工人充分了解到力量对比的这种变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961年版第27－28页）

1847年10月底－11月，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回答“能不能用和平的办法废除私有制”的问题时，说：“但愿如此，共产主义者也会是最不反对这种办法的人。……但他们也看到，几乎所有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发展都受到强力的压制，共产主义的敌人这样做无异是想尽方法引起革命。因此，如果所有这些最终把被压迫的无产阶级推向革命，那时，我们共产主义者将会用实际行动来捍卫无产阶级的事业……。”在回答“共产主义者怎样对待现有的其余各政党”的问题时，又说：“在实行民主宪法的美国，共产主义者必须支持愿意用这个宪法去反对资产阶级、并利用它来为无产阶级谋利益的政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961年版第366、374页）

马克思恩格斯在1847年12月－1848年1月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考虑到法国和其它一些国家的形势，则热烈和坚决地主张暴力革命（只谈了这种办法），他们指出：“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又说：“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84、307页）

掌握和遵循唯物辩证法的马克思恩格斯是与时俱进的，他们既坚持自己的信念，又从实际出发。在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前马克思是反对的，而爆发后，他就热情地支持和赞扬，失败后，他又认真地深刻地总结经验教训。1871年9月22日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代表会议上就德国和英国国际工人协会状况发言说：“我们应当向各国政府声明：我们知道，你们是对付无产者的武装力量；在我们有可能用和平方式的地方，我们将用和平方式反对你们，在必须用武器的时候，则用武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1963年版第700页）

1872年9月8日马克思在阿姆斯特丹群众大会上就刚刚结束的海牙代表大会发表演讲，说：“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按：指“推翻维护旧制度的旧政治”——笔者），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如果我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也必须承认，在大陆上的大多数国家中，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为了最终地建立劳动的统治，总有一天正是必须采取暴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1964年版第179页）

在80年代末，即1889年12月18日，恩格斯在致丹麦社会民主工党内的革命派格·特里尔反对其党内改良主义多数派的信中，指出：“无产阶级不通过暴力革命就不可能夺取自己的政治统治，即通往新社会的唯一大门，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在这封信中恩格斯还批评了丹麦农民党“放过拿起武器来惩罚宪法的破坏者的机会”的做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版第685、687页）而进入90年代，恩格斯根据形势的变化，则在保留享有“革命权”的同时，进一步论述了“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问题。1891年他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指出：“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英国报纸上每天都在谈论即将赎买王朝的问题，这个王朝在人民的意志面前是软弱无力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73页）当时，恩格斯认为在德国专制制度下还没有这种可能。他说，在德国宣布某种类似的做法，就是揭去专制制度的遮羞布，只能把党引入迷途。

到1895年3月，即在逝世前的5个月，恩格斯在《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认为，不仅在德国，而且在整个欧洲，都有了这种可能，都应该和可以这样做。恩格斯说：“当二月革命爆发时，在关于革命运动的条件和进程的看法上，我们大家都受过去历史经验，特别是法国经验的影响。”历史表明，“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走得更远：他不仅打破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借以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这里斗争的条件也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巷战，现在大大过时了。”“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恩格斯指出：“这是不是说，巷战在将来不会再起什么作用了呢？决不是。这只是说，自1848年以来，各种条件对于民间战士已经变得不利得多，而对于军队则已经变得有利得多了。所以说，将来的巷战，只有当这种不利的情况有其他的因素来抵消的时候，才能达到胜利。”

另一方面，恩格斯在这篇《导言》中又指出：“德国工人仅仅以自己作为最强有力、最守纪律并且增长最快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存在，就已经对工人阶级事业作出头一个重大贡献，除此以外，他们还对这个事业作出了第二个重大贡献。他们给了世界各国同志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向他们表明了应该怎样使用普选权。”“在罗曼语国家里，人们也开始逐渐了解到对旧策略必须加以修正。德国人作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的榜样，到处都有人效法。”

当然，需要指出，恩格斯特别郑重申明：“不言而喻，我们的外国同志们没有放弃自己的革命权。须知革命权总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是所有现代国家一无例外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唯一权利。”

在这篇《导言》中，恩格斯还指出了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的长期性。他说：“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从1848年起经济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刚刚确立了大工业，而德国简直就成了一个头等工业国，——这一切都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可见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以上各段引文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509－522页）在这里，恩格斯不仅修正了《共产党宣言》中“资产阶级不能统治下去了”的断语，也修正了《资本论》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的断语。

这就是恩格斯1895年所说的情况和表明的观点。时间已经过去100多年了，现在，其情况是变得好些，还是差些。我觉得是好些，而不是差些。甚至应该说，不论经济发展，还是政治发展，都不可同日而语了。拿资本主义的扩展能力来说，在今天不是还很大吗？！而又在哪个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剑拔弩张的斗争形势？！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所论述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已经不存在了。

马克思恩格斯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精神非常宝贵。在1895年3月，恩格斯在坚持一定条件下拥有暴力革命权的原则基础上（认为恩格斯在《导言》中完全放弃了暴力革命的原则是不对的，为这件事情，恩格斯当时曾不只一次地严厉斥责德国社会民主党一些人“无论如何是和平的和反暴力的策略”，即“绝对守法”、“绝对放弃暴力行为”的观点和做法），着重提出和论述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然而，从列宁起（举例说，列宁有部名著叫做《国家与革命》，其副标题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该书涉及和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十五六篇著作，包括文章和书信，就是没有和《国家与革命》的主题关系极其密切的恩格斯这篇《导言》），一直到今天，恩格斯（以及马克思）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权即“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观点几乎从来没宣传过，相反，始终处于被否定和被批评的地位。顺便说一下，1972年，即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版就没收入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这部十分重要的著作。我们过去这种做法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有很多经验教训。

马克思学说创立和发展的历史表明，在如何取得政权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始终是“两点论”，而不是“一点论”。不过马克思恩格斯在晚年，特别是恩格斯在晚年——他比马克思晚逝世12年，更强调更全面地阐述了和平取得政权即“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问题，这在他逝世前不久写的《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即也是他最后的一部著作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再说一次，就是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也不是只讲一种可能性）。毋庸置疑，现在，即马克思恩格斯逝世100多年后的今天，资本主义发展状况和世界形势都发生了绝大变化，我们更应该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创新精神，并依据他们创立的实事求是的世界观与时俱进地正确看待如何取得政权这个问题。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7年第7期 萧克将军谈“三次站错队”　作者：郭其侨

国防大学的前身，在文化大革命前叫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再往前，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建立的由刘伯承元帅任院长的南京军事学院。1970年后，撤销了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成立军政大学，校址主要部分仍在高等军事学院的大院内，校长是时任总参谋长的黄永胜兼任，政委为张秀川。1971年“九一三事件”（林彪出逃摔死）以后，因黄、张都是林彪的死党被撤职，中央军委任命萧克为校长，唐亮为政委。1978年又一分为三：军事学院（去掉了高等二字）、政治学院、后勤学院，萧克任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直到1985年8月又将三大学院合并为国防大学为止。

1985年下半年，军委要召开一次院校会议，研究军队院校的体制改革问题。萧克院长为了准备这次军委会上的发言，于1985年4月中旬出发到湖北、河南、河北的一些军事院校搞调查。他出发时带了我去，要我作记录回来帮他准备发言稿。我那时任军事学院研究部军事学术研究室主任。

萧院长调研的第一站是武汉。他当时是全国政协副主席，所以火车专为他挂了一节专用车厢。这种车厢一半是卧铺一半是会议室。中午我在卧铺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于是我就起来到会议室去看报纸。不一会儿，萧院长也不睡来到了会议室。他一进来看到我坐在里面就问：“你怎么不睡呀？”我说：“睡不着，来看看报纸。”他也坐了下来。这时，我就想起了一个话题，等他坐下了我就问：“萧院长，我过去在批林整风大会上听你说过，你说你一生三次‘站错队’，这最后一次是‘文化大革命’，没有人没站错队，这我理解，你前两次站错队是怎么回事啊？”萧老一听我提这个问题，一下来了精神，“你愿意听这些吗？”我说：“我很想听。早就想问你，但没有机会。”萧院长说：“那好，我就简单讲给你听听吧。”于是他老人家就讲了起来：

“第一次站错队是1929年6月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那时，军召开的党代表大会，几乎都要重新选举军党委和军委书记。在这次选举军委书记时，我投的陈毅同志的票，大多数代表都投的陈毅同志的票，只有林彪少数几个人投毛泽东同志的票，所以毛泽东同志落选了，陈毅接替毛泽东当了军委书记。毛泽东同志一气之下，据说跑到漳州‘养病’去了。那时刚建党不久，党内民主空气很浓，选举时愿意投谁票就投谁票。陈毅同志当选后，就化装绕道香港去上海，向中央军委汇报红四军七大的情况。当时中央军委书记是周恩来同志，周听了陈的汇报后，指示陈毅同志回去一定要把毛泽东同志请回来。陈根据周的指示，又化装成商人，几经周折返回了苏区。陈回来后，请回了毛泽东同志，并于1929年的12月在福建古田召开了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之前曾于9月开过红四军八大），毛主席在会上作了报告，并根据这个报告做了决议——即有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毛主席又恢复了在红四军的领导职务。你想，我在红四军七大的这次投票，不是站错队了吗！”

我当时听了后，心想：难怪我以前听老同志说过，毛主席曾经讲到过以前什么重要会议上投的“一票”问题，可能他老人家在心里还一直耿耿于怀，还记着谁投他票了，谁没投他票。难怪他以后那么欣赏和信任林彪呢！

萧院长接着说：“第二次站错队是我们二、六军团长征快到现在的四川甘孜时。那时张国焘在甘孜，他派了一位代表来迎接我们。这位代表来到后，就分别单个找我们二、六军团的领导谈话，说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他们率一方面军（东路军）北上如何如何错误，他们四方面军南下如何如何正确，等等。我当时不了解他们长征会师后的具体情况。那时我们六军团就一部电台，还经常坏，再加上战斗紧张，很少和他们联系，所以对张国焘代表所说的话我没有表态。也就是说，我当时没有批评张国焘的错误，这不是又站错队了吗？”

我说：“你没表态算什么站错队呀！”

萧说：“现在不是有一种说法，叫做不表态的表态吗？”（意思是说，你没有表态反对，就等于默认和支持。）

我说：“你们不是个别单独谈话吗？别人也不可能知道啊！”

萧又说：“现在不是还有一种说法吗，叫做没有不透风的墙嘛！”

我心想：原来如此！

萧院长又接着说：“我们到达甘孜后朱德总司令也在这里。朱老总立即召集我们二、六军团领导开会，向我们讲了张国焘不遵守中央指示北上而坚持南下、搞分裂等等错误。朱老总的话我们都是完全相信的。因为我从参加南昌起义，就在朱老总的领导下，以后南下广东，转战湖南，发动湘南起义，到井冈山与毛主席会师，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我都是在朱老总的领导下。在甘孜时，朱老总又把我们和张国焘等四方面军领导召集一起开会，在会上我们都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

也就在这个时候，党中央指示由二、六军团组成二方面军，贺龙同志任总指挥，任弼时同志任政委，萧克同志任副总指挥。

我听了萧克院长的这段谈话后，感慨颇多。

“站队”一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流行语。当时全国上下大大小小单位，在江青、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挑唆下，几乎都分成了两派。凡是他们支持的，就封为革命造反派或无产阶级革命派;否则，就扣上“保守派”、“保皇派”的帽子。所谓革命造反派，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在江青一伙的操纵下，成天搞夺权，揪斗“走资派”（各级领导）和“反动学术权威”（专家、学者、名人），破“四旧”，打、砸、抢、抄、抓，胡作非为。这就是他们所谓的是在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站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的，站队站对了;“保守派”不同意造反派的搞法，就是“站错队”了。于是乎站队问题就成了一个人是革命还是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大问题。文化大革命中，站错队的保守派是绝大多数，真正的造反派是极少数。

我记得萧院长在谈到三次“站错队”的讲话，是在1973年讲的。那时还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所以他用了“站队”一词。站队是以毛主席划线的，萧院长也把文革中的这种划线站队方式，套到了他历史上的那两次经历中去了，那时党内生活高度民主，哪有什么以人划线的问题呢？可见，文化大革命中那种个人崇拜的恶劣风气，发展到了何等登峰造极的地步！

萧克老将军不仅文武全才，而且品德高尚。他老人家为了党的事业，为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为了我军的建设和发展，奉献了毕生精力，从来是严于律己宽于待人。他参加了南昌起义和我军的创建;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了中央苏区和湘鄂黔苏区创建。那时他就担任了六军团的军团长和二方面军的副总指挥。可是解放后授衔时只给他授上将军衔，后来又干脆把他转业到农垦部当个副部长，无论从哪方面看，我都觉得不太公正。为什么会这样呢？是不是与他说的前两次“站错队”有关呢？只有天晓得！可是萧老从来未把这些事放在心上。

萧老现在已经年过百岁华诞了。好人长寿！

（作者退休前为解放军国防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正军职）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7年第7期 胡耀邦在湄潭的惊人之语　作者：洪　星

“继续鼓足干劲生产，准备敞开肚皮吃饭”。这是1959年春胡耀邦视察湄潭时讲的两句惊人的话。那时大跃进正在全国兴起，《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了一篇《鼓足干劲生产，敞开肚皮吃饭》的文章，引起全国强烈的反响。耀邦同志对这篇文章表示质疑。

是年元月15日，他在向湄潭县“双千人活动分子”大会讲话时，大声地问大家：“《人民日报》这篇文章提法对不对？”当时会场一片哗然，没有人回答。耀邦同志对大家说：“同志们，这两句话不完全对。应该修改一下：鼓足干劲生产前头应加‘继续’二字，敞开肚皮吃饭前头应加‘准备’二字。我们现在粮食生产还没有过关，粮食还不够吃，吃饭还要节约。要继续鼓足干劲生产，把粮食搞上去了，才能敞开肚皮吃饭。所以现在只能准备敞开肚皮吃饭。”胡耀邦这种实事求是精神，给与会同志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大跃进年代，在全国一片赞扬声中，耀邦同志敢于实事求是讲真话和他敢于破“两个凡是”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1959年1月13日，县委接到贵州省委通知，说团中央书记胡耀邦要来湄潭视察工作。县委委托我和吴华林（湄、风、余三县合并前县委书记）负责接待工作。当时我和吴华林书记商定在贵州省茶科所接待。元月14日下午5点，我和吴华林同志在打鼓坡茶山下公路旁等到了从余庆县方向过来的胡耀邦一行。他们下车后，团省委书记汪行远向我们一一作了介绍，其中有团中央副书记杨海波。他们三人乘一辆华沙牌小轿车，既没有警卫员，也没有其他陪同人员。写到这里我想到上世纪50年代贵州省委书记周林同志。那时我同他一块儿下乡，也是我们两人或三人乘一辆车，轻车简从。如今这种作风不多了。

安排耀邦同志住下后，当天晚上在茶科所客厅耀邦同志约请了部分公社党委书记开了一个座谈会。他提出一些问题，如农业生产情况，粮食亩产多少斤，集体食堂办的怎样，群众每天吃多少粮，干部作风和群众关系如何等等询问大家。会议开的生动活泼，无拘无束。大家觉得耀邦同志没有架子，敢说真话，倍感亲切。

元月15日上午，耀邦同志与杨海波、汪行远参加了县委召开的“双千人活动分子”大会。当耀邦同志走上主席台与台下听众见面时，他首先就向大家提出一个问题，问台下的同志们“鼓足干劲生产，敞开肚皮吃饭”这句话对不对？接着他回答了这个问题（本文前边已述）后，讲了如下意见：一是湄潭这个地方好，农业生产除盛产粮食外还有茶叶、烤烟等经济作物，木材也不少，应该把这些资源充分利用起来。湄潭今后应大力发展粮食生产，同时也要大力发展茶叶生产，实现茶叶县。二是整顿好公社。公社成立不能叫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标准高得多高得很。觉悟极大提高，生产极大发展，生活极大改善也只能叫社会主义。三是干部要转变作风，办事要和群众商量，不能一急就骂人。骂人是不对的，应向群众赔礼道歉。办事既要有冲天干劲，又要有科学分析精神，绝对不能蛮干。

耀邦同志讲话给与会同志极大的教育。在左倾思潮盛行的年代，他敢于实事求是讲话，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可惜三县合并后新的县委主要领导者没有听胡耀邦同志的忠告，仍旧我行我素。因此，导致发生惨重的“湄潭五九”饿死人事件，教训极其深刻。

（责任编辑 赵友慈）

2007年第7期 中国大百科全书奠基人姜椿芳　作者：杜明明／摘编

姜椿芳被一些同志称为中国大百科全书之父，在中国出版界被一些学者称为“中国的狄德罗”。

姜椿芳1931年参加革命，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创办《大北新报画刊》被日本人逮捕，在狱中坚贞不屈。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我党通过姜椿芳同塔斯社商定由“苏商”出面创办中文《时代》周刊，在上海成为抗日的一盏灯塔。解放后他除继续领导时代社工作外，又先后任上海军管会文管会剧艺室主任、市文化局对外文化联络处处长。同年创办了上海俄文专科学校（上海外国语大学前身），任校长和党委书记，培养了一大批新中国急需的俄语人才。1952年姜椿芳调任中宣部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副局长，主持《马恩全集》、《列宁全集》和《斯大林全集》的翻译和出版。他为马列主义的编译事业日夜操劳，竭尽全力。当时师哲把他誉为“沙漠中的骆驼”。

秦城“孕育出”“大百科”

“文化大革命”浩劫中，姜椿芳以莫须有的罪名被监禁，在秦城监狱蹲了近七年之久。在秦城单身牢房里，姜椿芳身心受尽折磨，双目近乎失明，但他心里却一直思考着一个问题：中国怎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惨剧？他得出的结论：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全民文化水平低，容易受不健康思想影响，因此抵制不了这样一场浩劫。他认为必须千方百计提高全民文化水平，了解世界，认清历史发展趋向。他认为，编辑、出版一部中国大百科全书是当务之急；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不能没有一部大百科全书。在狱中他独自一人默默构思着创办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计划。

1975年姜椿芳无罪出狱后，在有关各方面人士的参与下向中央写报告申请，1982年由国务院总理颁发聘书，任命他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

姜老和他的“百科迷”们就这样正式启动了这一工程。一切白手起家。没有房子，他们借国家出版局收发室做联络点；没有资金，他们向国家出版局借了40元人民币，作为临时花销之用。

最先出版的《天文学》卷于1980年底问世，接下来是1982年出版的《外国文学》卷。每一学科卷的策划，确定主编、副主编、编委会人选，编写过程中的各种会议，姜老都亲自参加。而各卷所有的重要稿件，姜老都是晚上在台灯下手拿放大镜，用他那双严重的青光眼，逐字逐句审阅的。

季羡林回忆说：“大百科出版社成立时，我参加了许多与大百科没有直接关系的学术会议。姜老每会必到，每到必发言，每发言必很长。不管会议的内容如何，他总是讲大百科，反复论证，不厌其详，苦口婆心，唯恐顽石不点头。他的眼睛不好，没法看发言提纲，也根本没有什么提纲，讲话的内容似乎已经照相制版，刻印在他的脑海中。朱光潜先生说，姜椿芳这个人头脑清楚得令人吃惊。姜老就靠这惊人的头脑，把大百科讲得有条有理，头头是道，古今中外，人名书名，一一说得清清楚楚。”

1987年12月17日，姜椿芳在极度痛苦中离开了他所热爱的社会和人民。在去世前一个多月，他说：“我不发怒，不生气，但对这个‘不生气’，我现在有一个体会，实际上在‘生气’，只是把它压下去了。‘忧愁’，‘忧’什么呢？我也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待遇，我想不通。十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被批斗，后来被抓起来，坐监牢坐了七年。在‘文革’中我没有流过一滴眼泪，但是当我看到一段悲惨的故事，我常常要流很多眼泪。一想起文化大革命，是有些‘忧愁’，也有‘怒’，是一种坚强的意志克服了这些。”

姜椿芳进牛棚

文革开始，姜椿芳在牛棚里，每天都要站在伟大领袖像前早请示晚汇报，不断地低头认罪，接受各种各样的大小会批斗，随时听候造反派和外调人员的调查。其余时间，便是写那些永远也写不完的交代材料以及进行强制性提审和惩罚，每天早晨集体早请示、请罪后，还要高唱（嚎丧调）：

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罪人

我有罪，我该死

我有罪，我该死

人民应该把我砸烂砸碎，砸烂砸碎

我是牛鬼蛇神，我向人民低头认罪

我认罪，我改造。

这时老舍已经走到太平湖边，在那里坐到傍晚后，含恨投湖了。

那时姜老还可以回家，孩子们回家也带来种种信息：北京六中创办了“劳改所”，用酷刑拷打出的鲜血在白墙上写下：红色恐怖万岁！老师被抓去严刑拷打，有几个老师被活活打死；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女学生们，将手无缚鸡之力平时备受尊重的著名女校长残酷折磨致死；某某学校红卫兵烧书鏖战了三天三夜，火光冲天……

1966年“红八月”里所发生的一切，使姜椿芳心疼得流血，他已经明白一个全民族的灾难降临了，他牙疼，彻夜失眠。天还不亮，街道上的高音喇叭就传出刺耳的歌声，起劲地响彻在漆黑的夜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嘿！就是好！

革命大字报，嘿！

烈火遍地烧，

胜利的凯歌冲云霄。

不久，北京34中的红卫兵会同编译局的造反派，十多个人浩浩荡荡来姜椿芳家里抄家。当时家里有他的老母亲、妻子和一个孩子在，他们一见这阵势，已经明白要发生什么事了。进屋后，那个领头的腰间束着戴铜扣的大皮带双手叉着腰大声呵斥：你们听着，我们是34中的红卫兵，现在到你家破四旧、抄家，你们要老老实实配合，否则砸烂你们的狗头！环视了墙壁以后，又高声骂道：为什么不挂毛主席像，真是反动透顶！一边说着，一边将家人关在一间小屋里，七手八脚将小屋的窗户用报纸蒙上，勒令他们老老实实呆在小屋里，不许出门，也不许向外看。

那些红卫兵手里拿着大木棒，为了给个下马威，先稀里哗啦砸碎一些瓷器，然后几个人大声嚷着:拣值钱的东西拿！于是，拿的拿、砸的砸，一阵噼噼啪啪的声音响过，满屋子的瓷器碎片和横躺竖卧的家具，就像当年日本鬼子进村一样。小屋里的老奶奶，看不见这一切，但那砸烂东西的响声，却像砸在她的心上，她活了这么大的岁数，看见过日本鬼子祸害老百姓，却没想到怎么自己人也学会了这一套。当时，姜椿芳三女儿的孩子小琦和她的保姆也住在家里，两个多小时以后，除了保姆住的房间外，其他全被洗劫一空。那些红卫兵个个背着个大书包，一边拿一边向书包里装，装走了姜家几个式样各异的小座钟、书柜里摆设的各种小工艺品，其中有的是国际友人送给姜椿芳的纪念品，以及照相机等,还抄走了镶大理石的红木书桌以及红木沙发和家具。

34中的红卫兵抄完家之后，又有其他学校的红卫兵去抄家，经过几次反复抄家后，姜椿芳家里只剩下睡觉的床和一个三条腿的桌子。因为外单位几次去抄家，编译局的红卫兵就在姜家的大门上贴了一张条子，上书：此院已被抄过家。他们的本意是避免学校、街道再去抄家，谁曾想却好像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思，这就给姜椿芳及其一家带来更多的灾难。那时盛行革命大串联，红卫兵和革命造反派从天南海北全国各地聚到首都北京，他们想“经风雨，见世面”，有的甚至想借此见见大人物。

那是一个星期天，一群外地的红卫兵正走街串巷，当走到西城丰盛胡同姜家门前时，一看条子就知道院内有黑帮，一个红卫兵说：站住，这里有情况，发现了敌人！于是七八个人横冲直撞进到了院里，谁是黑帮？一声断喝，姜椿芳正吃着饭，放下饭碗站了起来，以后的事情，凡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就可想而知了。他不是没受过污辱，也不是没挨过打，但那时家人没在眼前。而现在，妻儿和老母目睹了这一幕，特别是他那为革命曾经舍生忘死的老母亲，这比打死她还要难受啊！

街道上的小孩子受大人影响对所谓的“敌人”也是拳打脚踢，有一个小学校竟布置红卫兵每天要做一件对“敌人”专政的事，并要求汇报。小孩子哪里懂得什么专政，无非是体罚而已。姜椿芳为此也深受其害，因为住“牛棚”，被恩准回家的时间很少，因为门上的条子，即使回了家，也是一样的提心吊胆。有一次他在家里吃饭，两个红小兵跑进来，向他的碗里放了一把沙子，然后扬长而去。他想起在编译局食堂吃饭时，有些小孩子往他的饭碗里放鱼骨头、石子儿，他不动声色地将这些东西用筷子夹了出去。他想，这大概就是这些孩子的专政方式吧。他难过的是这些孩子正在成长，这些东西给他们以什么影响呢！

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但在当时，诚实只能给他带来更大的灾难。除了无休止的批斗和交代外，专案组专门整理了“三反分子姜椿芳在猖狂反扑”的材料上报给康生。这份报告，这样写道：

最高指示：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文化大革命以来，姜椿芳对我局革命群众和干部把他揪出，对他的历史进行审查以及红卫兵抄家等革命行动，一直是不满的、对抗的，一有机会，他就进行反革命串联和猖狂反扑！下面几件事，足以说明：

1967年6月间，当革命小将调查追问问题使姜无以答对时，姜椿芳这个三反分子竟气势汹汹地嚷道：“你们是来了解情况还是来问口供的，你们要问口供审问我，我就不谈了。”过了几天这两个同志又来调查时，姜居然威胁说：“光审问我，没法谈，我不去。”1967年10月外调人员问到关键问题时，姜竟摆出一副老党员的架势，教训起对方说：“你们搞过地下工作没有？”当对方指出姜的态度极其嚣张时，姜却非常狡猾地说：“不要误会，不要误会。”

1968年3月8日外调人员问到姜的要害问题时，姜态度极其恶劣，竟然强硬地反问：“你们是不是来考我的？”

1968年3月18日外调人员问到姜的要害问题时，姜拒不交代，公然狗胆包天破口大骂革命小将放屁！混蛋！一再恶狠狠地说：“你们不懂，你们不懂！”

1968年3月21日当专案组勒令姜交代谩骂革命小将、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扑的反动思想时，姜椿芳这个反革命分子不但不低头认罪，反而一肚子委屈地控诉起革命小将，胡说：“3月18日来的这两个青年激怒得我两天没睡好觉。我不能再做老好人了。我不能逆来顺受，他骂我，我就骂他，对方说我入党没有介绍人，以此来推断我是假党员，我推想这是陪同人员介绍我的情况时说的，是事先定好我是假党员，让他们来压我，所以我激怒了。”同时又公然提出“对方要问什么问题我弄不清楚，今后是不是可以像王惠德那样，我先问问外调者是哪个单位的，调查的中心问题是什么？总说我不老实我想不通。总的说来，我不应受这种待遇。”当专案组勒令姜今后绝对不许发生类似情况时，姜竟说：“今后尽量做到。”

1968年3月21日姜对专案组说：“我也想到我可能被捕。”并公然污蔑说：“公安部门要弄清问题也可以逮捕我。”

姜椿芳专案组1968年5月8日

一次审讯一声断喝

“听见了没有？！”

姜椿芳有些茫然，不知说什么好。

“快交代你的罪行，讲！”

姜椿芳镇静了一下，冷静地说：“我说的都是实话！”

主审官向旁边几个人使了一下眼色，然后恶狠狠地说：“你的问题铁证如山，你还想抵赖，你以为就能滑过去，休想！我看你还是得清醒清醒！”

桌前的那几个人早已站了起来，很快地围了上去。一顿拳打脚踢，姜椿芳再也站立不住，“扑通”一声栽倒在地下，眼前直冒金星。

“好哇，装死！……”

主审官两手叉着腰，大声吼道：

“今天就进行到这里，送他回号子！”

于是，两个警卫一边一个拖起姜椿芳就走。

连续数天白天审问，晚上写材料，审问时，有时被罚“喷气式”，有时罚站、挨打，一站就是一天，姜椿芳双腿已经开始浮肿，像穿了两只沉重的靴子，步履艰难。这天上午8时，他照例被两名武警带出了号子，送进了审讯室。所谓的“里通外国、苏修特务”的罪行已经讲了一遍。现在是回答讯问。

“你是怎样认识李立三、李莎夫妇的？又是怎样把‘苏修特务’李莎拉进毛选组的？”主审官胸有成竹又斩钉截铁地扔出了讯问的题目。

“我最初到李立三家是在1952年冬天，中央责成李立三召集一批人校订我和曹葆华新译出的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参加的有陈昌浩、张锡俦、曹葆华和我，我还带去中宣部斯大林著作编译室的工作人员做记录。因工作时间较长，在他家吃了午饭，但没见到女主人李莎。初次见到李莎是在1956年，校订《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的俄译文，参加者还是张锡俦和陈昌浩，我也去了。因此文章在师哲主持下译成俄文，又由中央责成李立三召集人校订。有些俄文问题，李立三问他的老婆李莎，那天还在他家吃了饭，从此认识了李莎。”回到监室后，狱方又送来了小茶几、钢笔水和纸笔，令其写交代材料。于是姜椿芳补写了审讯中没有让他说完的话。

这个交代材料交到专案组，当他再次被提审时，发现主审官怒气冲天，其他几个人也都凶相毕露。姜椿芳刚被带到指定地点站定，主审官几乎是吼叫着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老实交代你的罪行！你可倒好，不但不交代，反而指控上面！像你这样的人，就得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

年轻的陪审员站了起来，两手叉着腰大声喝道：“看样子你只有吃点苦头才肯交待，低头，再低！”一直弯到九十度。绕着弯子，又提了其他一些问题继续审讯。

姜椿芳低头弯腰，忍受着侮辱。两个小时过去，本来已经肿胀的双腿，几乎支持不住，眼前冒着金星，腰酸如裂。但是他的心智始终清楚，他咬牙坚持着，又过了一会儿，忽然眼前一黑，他向前一个趔趄，几乎栽倒，那个年轻的冲了过来就势一拳将他打倒在地。接着又是一阵拳打脚踢，嘴里还不干不净骂道：“别装死！这不是打你，是叫你清醒清醒！”

主审官接着说道：“你这个死顽固，等着瞧吧，我们有办法对付你！”

频繁的审讯和折磨，牙齿疼痛，口腔也肿了起来，有时疼得坐不住，只得在小床上来回摇摆着晃动着身体。似睡非睡中，姜椿芳好像看见杨靖宇向他走来，他仍旧穿着那件半旧的灰布长衫，两眼炯炯有神，走近时向姜椿芳伸出那一双温暖的大手……

忽然，又好像在哈尔滨十三道街那个半地下室家里的小屋里，杨靖宇打着拍子，两个人低声地唱着《国际歌》。

虽然是小声唱，但越唱越热烈，两个含着热泪的头紧紧地靠在了一起。

又恍惚杨靖宇要回前线了，那是6月初的天气，杨靖宇着一身半农民、半商人的短裤褂。往事一幕幕，像演电影在头脑里翻腾。此时好像他正在与自己握手告别。

说也奇怪，想起杨靖宇，想起和他在一起的日子，自己好像坚强了许多，牙疼的折磨似乎也轻一些了。

一天晚上，照旧进行一天中的第三次审讯。向毛主席请过“罪”后，专案组没有叫他坐下而是直接提出一些问题。当姜椿芳回答道：“在翻译《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的工作中，在使用苏联专家的问题上，我犯了错误。”

专案组一位年轻的陪审员站了起来，拍着桌子吼道：“不是什么错误，是罪行！”主审官也站了起来，无可奈何地摆摆手，示意让他说下去。

姜椿芳的陈述总是按事实的本来面目，无论讲多少遍，也无论从何处提出问题，都不会前后矛盾，也找不出任何破绽。车轮战摧毁了他的健康。

活下去为了要编大百科

姜椿芳经常翻腾一个问题：为什么会产生这场浩劫？考虑来考虑去，他认为主要是整个国家文化落后，人民知识贫乏、愚昧迷信，以致听任林彪造“神”以及“四人帮”之类野心家的胡作非为。中国迫切的问题，是要普及知识，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

他想起18世纪在欧洲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是1789年首先在法国爆发，然后遍及欧洲各国。不可否认，当时唯物主义思想的传播是这次革命的准备和先行。在这次启蒙运动中，有一个名字令人难忘，那就是哲学家狄德罗，他和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等杰出的科学家、哲学家一起，结成了“百科全书派”，和达兰贝尔一起着手编辑出版《法国百科全书》。他们用百科全书的形式，对所有历史、文艺、科学、技术等各个领域里的封建迷信、愚昧无知的观点进行批判，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各个学科和领域里的知识做了新的阐述和论证。这样，百科全书便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号角和武器。而带头做这件事的近代百科全书之父法国的狄德罗也总在他的头脑里盘旋。他读过狄德罗的传记，也搜集过有关资料，他崇敬他多年，而现在在这间狭小的牢房里，狄德罗好像在他的头脑里生了根。狄德罗一生生活贫困，只读到中学就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后来当过私人秘书、交易所的司账和家庭教师以及为人捉刀代笔，但仍入不敷出。狄德罗精通英语，经常从事些翻译……这和姜椿芳贫困的青少年时代读不起书，为谋生记过账做过家庭教师、靠翻译维持生活等等又何其相似，所以他想起狄德罗，深深理解挣扎在生存线上的他是怎样的勤奋好学。而更为相似的是，1749年狄德罗因为他所著《给有眼人读的论盲人的书简》一书被认为是反宗教的，从而被投入监狱。他在狱中也反复思考怎样批判宗教迷信、封建保守等等旧思想，最后想到了用百科全书的形式宣传唯物主义的思想，于是又对如何编纂百科全书做了种种细致的设想。有人说历史是制造吻合的能手，谁能想到在狄德罗逝世那么多年之后，有一个中国人也在狱中苦苦思索狄德罗当年要办的事。姜椿芳想如果有幸能够活着出去，他一定要用这条捡来的生命，用整个余生来填补中国文化的这个空白。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告诫自己：一定要和死神抗争。

秦城监狱在一段时间内，擅自规定受审人员必须“一侧睡”，就是只准面向牢房的观察孔睡觉，不准仰卧，不准翻身，也不准换另一侧，白天坐着也只许对着监狱口坐着。

到了1972年，姜椿芳的身体已经衰弱到极点，这时他在单人牢房里已经熬过了整整四个年头。

有一次，姜椿芳因为血压太高而导致头晕难以站立，被送到监狱医务室诊治被怀疑是“单身牢房综合症”，秦城监狱患上这种病的不少，得过这种病的描述说：“鲁宾逊和星期五在孤岛上，他们还是两个人，还可以看到动物、树木，还可以看到大海、蓝天和白云，而我只能看到四面墙。即使放风的时候也看不见人。他们把我放在一个放风间里，就把门锁上了。我在患上‘单身牢房综合症’后，一度身体处于严重的脱水状态，差不多有一百多天，每天晚上都要依靠安眠药才能勉强睡上半个小时，人被折磨得疲弱不堪。这种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生活，令我九死一生。”

姜椿芳疲弱的身体被怀疑得上了这种病，为了防止丧失语言能力，他在牢房中常常自言自语，为了使头脑不至于迟钝，他有时数数，开始顺着数，然后倒着数；为了保持记忆力，他开始回忆他所结识的人，从相识到他所了解的朋友的一切，一个一个地想，使他的头脑总是处于活动状态之中。

姜椿芳素来热爱诗歌，有一段工作非常忙碌，还要每天背上一首唐诗，这已成为他的习惯。现在漫漫长日终日枯坐，背诵诗歌也是他防止失忆和痴呆的一种手段。他常常一首接一首地反复背诵。

由于长久对着门和窥洞枯坐，全身已无一点力气，他想尽办法制造活动的机会，屋的一角是便池，他多上厕所，借机来回走动；坐牢已四年，来时发的囚服早已破旧不堪，狱中规定，由嫌犯自己缝补，棉服也要自己拆洗。姜椿芳经常要求拆洗缝补，这也能增加一些活动量。

由于三叉神经受损，面部开始剧烈地疼痛，晚上疼得睡不着觉，实在忍不住时，就在枕头上晃动；白天疼得坐不住，严重时，恨不得一头撞到墙上，也许那能够结束这剧烈的疼痛和眼前这一切。但是，他不能，他要争取活着出去，他要拼上性命去圆一个梦，一件对中华民族有利的事。

光是剧烈的疼痛还好一些，麻烦的是，由于面部神经抽动，嘴闭不上，无法咀嚼，饿了两天，几乎站不起来了。他要求到医务室看病，监管人员理也不理，看也不看，蛮横地甩出三个字：“自找的！”

姜椿芳清楚地知道，如果他再不进食，不维持这一口气，几天后的夜里，他就会被人不知鬼不觉地拖出去，只是狱方的花名册上6902的名下，多了“病故”两个字而已。面部如果不扯动，尚且疼痛难忍，但现在必须去碰它，他要活，就不能坐以待毙。于是，他强忍剧痛，将食物搞碎，一点一点地用手送到喉咙里，然后再用力吞咽下去，每吞下一点食物，都要疼出一身汗，他以惊人的毅力对抗死神。

1972年9月25日监狱医务室记下了他的健康状况：

6902病犯，右下肢内髁部皮下大片状淤血，双下肢指凹性水肿，经常稀便，血压100——180，双眼发胀，眼压高。

这时，他的健康已经被摧毁了，入狱时血压正常，现在变成了高血压，入狱时有轻微青光眼，写出材料毫无问题，此时几乎双目失明，有时几乎摸着写。

据曾在秦城监狱坐牢多年后来获平反的穆欣讲：“曾见一份调查秦城监狱当局肆意破坏社会主义法治，采取法西斯手段残酷迫害革命老干部情况的材料，揭发这里打骂、体罚成风的事实：‘拳打脚踢、喷气式、扭胳膊、揪耳朵、撕头发、撞墙、棍子打、大铁钥匙捅、罚站、脖子里塞雪球、冬天里拉出去冷冻’等等，形式多种多样。杨奇清同志1968年遭到毒打，肺部受了严重内伤，以致过早逝世……”

有人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向中央反映了秦城监狱的法西斯暴政情况。1972年毛泽东将原铁道部长刘建章（“文革”中被关押）夫人反映秦城监狱虐待在押人员的来信批给周恩来，提出对“这种法西斯式的审讯方式”“应一律废除”，并下了一道指示，给各监狱约法三章：1，让犯人吃饱；2，让犯人睡足；3，没有病症时才可以审讯。从这时起，秦城监狱才有了变化。

姜椿芳的期盼没有落空，光明战胜了邪恶，他终于等到了这一天。1975年春邓小平重新上台，姜椿芳无罪出狱，他拖着极度虚弱的身体，立即着手进一步研究编纂大百科全书。在有关各方面人士的参与下，他直接向中央写报告，得到中央同意，并于1982年由国务院总理颁发聘书，成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

姜老和他的“百科迷”们启动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工程。

在最艰苦的岁月，姜椿芳脑海里总是浮现着哲学家狄德罗，这位和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等杰出人物结成的“百科全书派”，对18世纪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姜椿芳在牢狱的深夜辗转不眠，咬着牙面对人格侮辱和多种刑罚，心里就是有这个强烈的信念——一定要编出一本中国的大百科全书，这是向封建主义愚昧宣战的号角和檄书。正因为如此，历尽千难万险，这部中国大百科全书终于和人们见面了。

当我们翻开这厚厚几十本的人类智慧结晶，我们就不会忘记姜椿芳，这位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呕心沥血的伟人。

（本文摘编自《中国现代百科全书奠基人姜椿芳传》）

2007年第7期 华尔街上的中共大亨　作者：伊　里

华尔街是美国垄断资本的心脏，从1792年创建以来，就牵动着美国和世界经济的命脉。任何公司能在那里占有一席之地，便是财富与实力的象征。曾经有一位中国青年，凭着对党的赤胆忠心，在华尔街闯出一片天地，成就了辉煌的业绩。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真实故事——关于华尔街中共大亨的传奇。

投身抗日洪流，成为“红色大亨”

舒自清，原名舒鸿源，祖籍浙江省奉化县舒前村。1918年2月8日，出生在上海市虹口区一个贫民家庭。他靠自学成才，十八岁就成为英国义茂利会计师事务所最年轻的审计师，又受聘为上海洋行的高级职员。“一二·九”反帝爱国运动使他从“科技救国”的梦中醒来，加入了上海职业救国会，在中共地下党员张困斋的启发下，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积极投身于抗日活动。“八·一三”事变，日寇使上海变成了血腥的地狱。舒自清愤怒地对张困斋说：“日本人欺侮我们，是可忍孰不可忍！国民党腐败不抗日，再这样下去中国就要亡了！我要到陕北去找朱德、毛泽东和共产党。”张困斋回答说：“这边也有朱、毛的抗日组织，留在这儿作用更大！”舒自清听了喜出望外，他请张困斋做介绍人，于1937年10月参加了革命队伍。组织上调他到党领导的进步团体“华联同乐会”支部工作，和卢绪章、杨延修、张平、朱祖贤等同志一起，把救亡运动搞得热火朝天，团结了大批金融界青年和爱国民主人士。

1939年9月，日寇步步紧逼，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全国形势愈益恶化。周恩来决定组建党的第三条秘密战线——广大华行，作为绝密、备用的组织。如果政局发生突变，第一条战线（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等公开机构）和第二条战线（国统区、敌占区党的各级地下组织）瘫痪，它将起而代之，发挥作用。除了极少数高层领导是中共党员外，这个公司和其他商贸机构没有区别。按照周恩来“长期隐蔽，不断提升社会地位，当好‘资本家’，但又要‘同流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的指示，以“财神爷”、“大老板”的面目作掩护，采取单线联系，独立作战的地下工作方式。卢绪章出任总经理，具体领导这条战线。他们后来为根据地输送了大量情报、物资和经费，帮助中央领导人往返国统区，成为党最隐秘的地下掩体和经济支柱。

卢绪章走后，舒自清临危受命，接任了“华联同乐会”的党团书记。敌人想用高官厚禄收买舒自清，都被他以“对政治没有兴趣”为由而谢绝。碰了软钉子的敌人露出了狰狞面目，1940年9月18日晚上，特务气势汹汹地闯进“华联同乐会”抓人，舒自清恰巧不在躲过了劫难，上级立刻安排他到重庆广大华行工作。当时战火纷飞，行程艰险，一路上辗转走了八个省，于11月初到达重庆。开始让他主管广大药房，后来接任了广大华行重庆分行经理，民孚、民安等公司的董事，广大华行副总经理。在商海的激烈博弈中，为了表示廉洁自律，他毅然改名“自清”。

遵照周恩来广交朋友，保持灰色面貌，当好“资本家”的指示，舒自清结识了大批医药界和各界的名流。后来遇到的许多棘手问题，都请他们出面化解。广大华行采用送干股、贴高息、合伙经营、私下津贴等办法，与国民党高级政客张军光，蒋介石侍从室专员、陈果夫的亲信施公孟，军统少将梁若节，航空检查所所长严少白，医药司司长俞松筠，重庆卫生局局长王祖祥等达官显贵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连税务局局长也成为他们的座上宾，不但没找麻烦，还指点广大华行如何应付税收检查。

舒自清为人豪爽，爱交朋友，他利用自己出身奉化，常与“四大家族”的人混在一起，请客吃饭、打桥牌、搓麻将，联络感情，刺探情报，寻找商机。有一次陪孔祥熙夫人打牌，唯恐赢了会触怒太太、小姐，但输多了又是党的损失，因此，只打四圈，故意输个50块钱左右，即借口有约会婉言告辞。这一招很讨众人的欢心，不久“输先生”名声大噪，重庆上流社会纷纷传言：“广大华行有蒋氏的背景。”

保护色搞好了，社会关系也打开了，舒自清开始拼命为党挣钱。他利用“前方马瘦，后方猪肥”的状况，广纳投资，扩展销路，使他们的西药生意财源滚滚。太平洋战争爆发，国际贸易通道断绝，进口货行情大涨。广大华行抓住机会，利用自己的贸易渠道赚了个盆满钵盈，总资本翻了几番。还凭借信用和关系到中央银行贷款，转手高息放出；利用宋美龄的航空委员会特批乘坐飞机的便利，异地倒卖黄金、美钞，不断获利。通过孙科，他们得知苏联有意与中国做买卖，而且商品价格低廉。广大华行决定利用国民党的合法途径去做这笔巨额生意。谈判准备周密，进行顺利，舒自清和公司领导出席了签订代销苏联鹿茸精、山道年、碘片合同的宴会，双方都很满意。与苏联的贸易大大提高了广大华行的商业信誉，利润也非常丰厚。

从中国到美国，创业历尽艰辛

1944年，法西斯已成强弩之末，国际形势即将发生重大变化。毛泽东在会见美国外交官和记者时指出，战后中国建立民主政府，首要目标就是实现国家工业化。我们需要美国的援助与经济合作，这对中美双方都有好处，也会大大促进世界的稳定与发展。周恩来指示广大华行，以前的其他任务都不要做了，要想尽一切办法去赚钱，大力开展中美贸易。于是总部准备派年纪最轻、英语流利、业务纯熟、尚无家室之累的舒自清去美国创业，把公司的活动资金三十万美元，抽出三分之二交给他做原始资本。

舒自清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项危险而艰巨的任务。他马上去找蒋介石的小舅子毛庆祥，用三十万元的重金开路，以毛领导的“中国生产促进会”的名义，很快就搞到了去美国的签证。在秘密潜入红岩村接受周副主席的指示后，于1945年1月动身。他的美国之旅真是九死一生，飞越喜玛拉雅山时几乎坠机，被迫滞留印度达数月之久，横渡大洋时又遭到日本军舰追袭，总算有惊无险踏上了洛杉矶城的土地。

下船的第一印象就是美国非常富庶！虽然战争还没结束，但是街上行人穿着都很体面，市场货物充足，到处蕴藏着无限商机。舒自清非常兴奋，决心要放手大干！他先去芝加哥伯特药厂，除了接洽定货业务外，还想拿到他们在中国的经销权。当时西药在中美市场差价很大，一般可以卖到美国成本的四倍，利润高昂，所以他决心要做西药的生意。没想到此行并不顺利，先是门卫瞧不起他那身在印度花七卢比买的斜纹布西服，不让进去。后来老奸巨猾的销售部经理又不肯按期发货，虽然在舒自清金灿灿的八万美元的攻势下，最后同意三个月内交货，但是却傲慢地拒绝把在中国的代理权交给“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公司”。决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舒自清当机立断准备去纽约——这个世界贸易中心争取新的机会。他听到人们议论美国共产党说：“我要有十万美元就决不去参加”。心想：“我有二十万美元，还是要当共产党，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

舒自清住进帝国大厦旁边著名的五月花旅馆，这一天希特勒投降了，纽约大街小巷都挤满了载歌载舞的人流。舒自清也非常激动，他认为法西斯德国的崩溃为日本侵略者敲响了丧钟。在战后的世界，中国要想占据重要地位，强大的经济实力是基础。他这个过河卒子必须勇往直前。1945年6月1日，广大华行美国分行正式开张。

为了使公司有一个高起点，舒自清首先瞄准了那些世界著名的大药厂。来到礼来公司营销部，舒自清不禁叹为观止，和这个成立于1876年的药业巨头相比，伯特药厂简直不值一提。销售部主任接待了这位年轻的中国商人，可是没容他讲完来意，就打断道：“先生，我们在中国有固定的贸易伙伴，谢谢！我很忙。”舒自清刚刚离开，他就耸耸肩膀对秘书说：“Whoishe？Ayoung Chineseboy！”去惠氏、辉瑞、默沙东等公司的遭遇和礼来大同小异，没有谁认真对待舒的提议。美国人的自大和对中国的无知令他既愤怒又沮丧。但是，早年的艰辛生活造就了舒自清倔强的个性，他仍然积极寻找新的突破口。11月底，舒自清辗转找到了上海时期的老朋友纽约花旗银行副总经理，他一口答应帮忙，并说：“美国人对中国市场早就馋涎欲滴了！”

过了几天，美国六大药厂之一、排名第二的施贵宝公司中国部经理帕克·格林约见舒自清。舒自清立刻全副武装起来：戴上金边眼镜，说话、动作尽量缓慢，显得庄重沉稳，领带别针用纯金的，还买了一块劳力士金表，销售策划书及代理协议等商业文件也早已准备妥当。总之，一定要让对方认为自己是有实力、可信赖的资深商人。格林曾经在上海工作过，对中国的情况比较了解。这时施贵宝高层十分看好中国市场，准备大举进军，花旗银行副总的推荐，使他们对广大华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舒自清还在格林太太的生日Party上，赠送了真丝领带、金表、金首饰等重礼，格林表示，要向上级力争把中国的代理权交给他，决不放过这个互利互惠，赚大钱的机会。

两周以后，国际部总经理魏克约舒自清面谈合作事宜。这是施贵宝公司的重量级人物，只要他点头，事情就成了。舒自清在会面前详细了解了他们对中国市场的战略、要求合作者的条件、预期的利润目标、将采取的销售方式、与合作伙伴的分成等等，并对魏克的资历业绩、性格爱好、工作作风进行了考察，有针对性地准备了好几套谈判方案。他详尽地向魏克介绍了广大华行及中国市场的情况，强调他们是按照西方的经营理念运作，早已形成遍布全国的销售网，有实力、有信誉，业绩卓著，如果合作保证每年生意可以做到百万美元以上，纯利润不会少于五十万。他的发言深深打动了这位老谋深算的商人，双方合作的意向基本肯定了，但是关键的利润分成却迟迟没有提及。舒自清心里很着急，表面却装得若无其事。他了解到施贵宝有一批存货盘尼西林，正是国内奇缺，要用金条来换的特效消炎药，就主动提出马上购买十万美元的药品。魏克当即拍板，把施贵宝在中国和东南亚独家经销西药的代理权交给舒自清，每单生意给他百分之十的代理费。这和他心中百分之十五的比例有相当差距，但是看来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了，舒自清仔细权衡利害后，认为不能错过机会，来日方长，等买卖做大了，还怕他不涨代理费吗？1945年12月，广大华行美国分行与施贵宝公司签订了正式合同，舒自清马上买进了十万美元的盘尼西林和其他药品。他的公司在纽约崭露头角。

打败宋子文，驰骋华尔街

正当春风得意的舒自清包了专机，把第一批西药紧急运回国内时，在上海亚细亚大厦的广大华行总部，却发生了一桩离奇的盗窃案。价值五万美元的金砖和美钞，本来严密封存在总经理办公室的保险柜里，一夜之间统统不翼而飞。这是为中央领导参加政协会议准备的经费啊！当时把卢绪章急得团团转，他要求警察局迅速破案，又向各分公司十万火急调头寸，还要严防消息传出引起市面恐慌。就在他一筹莫展之际，接到舒自清药到上海的电报。卢绪章喜出望外，马上在报刊电台猛登广告，还派人把大街小巷都贴满花花绿绿的“盘尼西林真灵”、“维他命保命丸”等宣传标语，霎时间茶楼酒肆人人议论广大的美国新药。不出一周，药品全数卖出，光盘尼西林就赚了十万美元。

美国分行与施贵宝皆大欢喜，舒自清没费周折地就将代理费提高到百分之十五。接下来的几笔生意总额达到了一百万美元。舒自清意气风发，充满了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豪情壮志，又把眼光转向了钢铁、化工、机械等领域，还在留美的学者中广招人才。总公司的订单源源不断涌来，美国厂商也纷纷上门接洽业务，舒自清又与杜邦、摩根等垄断财团做成进口化工原料、五金等数量可观的买卖。公司名声大振，搬到华尔街120号。野牛是华尔街的图腾，任何公司如果能挤进这里，就是成功的标志。在美国，名声和信誉是一笔宝贵的无形资产。这时，舒自清领导的美国分行再也不是默默无闻的小角色了，他们可以堂而皇之地贷款，赊账，用别人的钱生钱，再美美地大赚一笔。

1946年夏天，美国分行的西药生意如日中天，横扫了中国市场，使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也眼红起来。他托美国前国务卿史坦汀·纽斯向施贵宝的老板要中国的代理权。魏克故意把消息透露给舒自清，使舒自清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他装出不在意的样子反问：“你们了解宋子文的官僚公司吗？我听说蒋总统对他很不满意啊！而且中国政局要大变了。”几句话击中要害，魏克表示：宋是搞政治的，舒是有力量的企业家，我们相信你。但是却打算乘机压价。舒自清针锋相对，要求把代理费提高到百分之二十五。魏克愣了片刻气急败坏地说：“舒，你有没有搞错？连宋都得来求我们呢！”舒自清气定神闲地提出，可把今年的生意做到五百万，最后不但如愿以偿，还免除了广告费。

他一鼓作气，不但做进口生意，又开始向美国出口大豆、桐油、猪鬃、肠衣等中国土特产，也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为了扩大影响，他经常在公司租用的豪华公寓里操办酒会，打牌、跳舞，招待美国商界大佬，华侨领袖，社会名流，国民党去美国的党政军警特高级官员，及中国工商界赴美的巨子。一时间他和美国分行声名远播。大家都认为舒自清有实力、有后台，是新兴的买办大资本家。

为了保密，舒自清和中共地下党没有横的联系。当时中共美国支部领导人司徒慧敏曾向组织汇报，说舒自清是四大家族的忠实走狗。解放初期，他在地下党领导人刘少文家里碰见了舒自清，十分惊愕，刘少文为他们介绍说：“司徒，这就是你向我报告的四大家族的人啊！”在座的同志都哈哈大笑起来，司徒慧敏这才知道舒自清也是共产党。

1946年圣诞节前夕，舒自清在著名的希尔顿饭店举行盛大酒会，招待各界头面人物、新闻媒体、国民党领事馆官员及访美的军政要人。美国出口委员会主席举杯即兴发言，称赞他年轻有为，善于把握机会，国际贸易做得非常出色，与会者报以热烈的掌声。酒会非常成功，又提升了广大华行美国分行的社会地位，扩展了影响力。不久，总部接到舒自清的报告：“美国分行生意总额一千万美元，利润二百万美元，净资产翻了十番……”在那时这是很了不起的巨大收益。大洋彼岸送回的钱和物马上被投入到日益激烈的人民解放战争中。

正当舒自清的事业达到顶峰之时，接到了美国征兵局要他去服兵役的命令。按照法律，在美国的中国公民也要到前线去当兵。舒自清非常着急，因为离开一天，就会损失数万美元。他托国民党《扫荡报》驻美记者沈杰飞，利用进出白宫、联合国的特许证，找到征兵局局长罗希礼中将，请求撤销这道命令。几经周折，最后从国民党驻联合国的军事代表团，开出一份舒自清在中国参加过抗战的证明，避免了重大的损失。

上级指示要在纽约搞一个地下接待站，安置去美国的同志。舒自清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妻子黄雨清。经过调查比较，他们买下一家中餐馆“羊城酒家”。楼下开饭店，楼上可以住宿。在美国开餐馆很不容易，要与当地的香堂、黑社会搞好关系，羊城酒家就曾经因为没交保护费而被砸坏数次。还得排除地方帮派的干扰，例如店里的广东帮和福建帮就势同水火，互相拆台。当时黄雨青已经怀孕数月，每天坚持上班十几个小时，任劳任怨，与丈夫配合默契。她出身名门，美貌多才，思想进步。舒自清的厚道、开明和才干深深打动了她的心，使她义无反顾地与丈夫同甘苦、共患难。

本来舒自清还准备投资实业，在美国轰轰烈烈大干一场。后来国内解放战争发展迅速，党指示他暂时收缩而没有继续。1948年底，由于地下党高层出现叛徒，第三条秘密战线的同志有暴露的危险，12月17日，舒自清按组织的命令撤到香港。临行前他满怀深情地抱起几个月的女儿对妻子说：“如果三个月后还没有我的消息，你就自己把孩子养大吧！”

四.新中国的外贸专家，含冤受屈丹心不改

在美国的四年中，舒自清以丰富的贸易和财会经验，高超的英语水平，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在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和贸易环境中，独当一面，充分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打通多条贸易渠道，为我党举行国共谈判和政协会议提供了宝贵的外汇；并向国内进口大批西药和其它急需物资，为新中国的创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些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深受他的感染，后来也追随他回来，为建设新中国出力。纽约分行副总经理高平叔，一个留洋的经济学家，就曾经感慨万分地说：“真没想到老舒也是共产党，如果人人都像他那样大公无私，一心为民，中国就有救了！”

舒自清回到香港后，担任华润公司总经理。他把自己在广大华行担任副总经理的股份红利十万美元全部交了党费，还说：“我是为革命才回国的，不需要一分钱存款！”为了打破禁运，支援抗美援朝和国内建设，舒自清夜以继日地做了大量工作。战争结束时，他主动放弃了海外优越的生活条件，回到国内，在外贸战线上又做出了新的成绩。他是一位精明的外贸专家，在商场上往往屡出奇招，克敌致胜。中国的猪鬃大王古耕虞，曾经称赞舒自清是“商业奇才”。在建国初期他就提出，应该扩大对西方国家的出口，以及举行广交会的创意，并为实施这个战略付出了辛勤的汗水，此举为我国贸易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由于出色的业绩，组织上选派他参加万隆会议的筹备工作，为促进与亚非国家的经济交流，他埋头苦干，不负重托。

虽然工作上舒自清得心应手，可是政治上却屡遭挫折，每次运动都成为“运动员”，还怀疑他有经济问题。审查的结果：舒自清虽然手上有过成千上万的黄金美钞，却始终一清二白，甚至连他应得的金钱也交给了组织。尽管如此，舒自清还是遭到歧视和打击。三年困难时期，被下放到农村劳动，他仍然毫无怨言，对党充满了信心。

60年代，他到中央调查部担任美国研究所所长。文革中，由于舒自清夫妇的特殊经历，被造反派当作“美国特务”批斗得很厉害。不久，他们被秘密关进北京市秦城监狱。造反派说，因为舒自清是孔原的人，孔原是周恩来的人，舒自清又是周恩来派到美国去的，所以康生同志亲自批示抓捕。舒自清被当作“政治重犯”单独关在小囚室，日日两餐都是菜汤、窝头，根本填不饱肚子。冬天屋里冷得像冰窖，为了保持足够的体力，他坚持每天跳踢踏舞锻炼身体。看守开始对舒自清十分严厉，后来发现他乐观开朗、很有学问，就渐渐转变了态度，有人还偷偷跟着他学英语。舒自清在坐牢的五年里重新系统学习了马恩列斯的原著，特别是《资本论》，出狱时光读书笔记就装满了一麻袋。

1972年10月，周恩来总理指示要落实干部政策，形势稍有好转。1973年1月，黄雨清已报病危七次，舒自清的身体也很不好，在许多老同志的帮助下，他们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被放了出来。虽然头上仍然戴着沉重的政治帽子，没有工作，妻子濒临死亡，孩子四分五散，舒自清仍然急切地关注着我国的经贸工作。他曾设想，要用外国的钱来办中国的事情；在一些地理位置合适，条件较好的地区，不妨实行特殊政策，吸引外资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建立跨国公司，采用西方经营理念，融入世界经济大潮，使我国外贸工作与国际接轨……这些超前的观念难能可贵，但在当时还不可能实现。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了，舒自清也获得第二次解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他的才能有了用武之地。在外贸部担任国际贸易研究所所长时，他凭借娴熟的外贸经验，利用信贷和买卖期货操纵国际糖价，一举为外贸部赚了二亿美元，这在改革开放初期确是了不得的成绩。他还广泛收集外贸信息，编纂报刊，后来成为各省领导人重要的招商引资、进出口贸易的信息来源。还为国家培养了大量急需的高素质外贸人才。江苏、深圳、海南、宁波、厦门、上海等处，都能见到他活跃的身影。国务院的领导同志对他在建立特区、引进外资等方面提出的首创意见非常重视。他当年的一些部下，现在早已成为亿万富翁，舒自清利用这些老关系，促成了许多中外商贸项目。他又提出融资建立跨国公司，为国家挣大钱的设想，可惜由于各种复杂因素未能实现。1988年离休后，他仍然离而不休，为开发经济、吸引外资积极出谋划策。

1989年6月7日，联合国准备在芬兰赫尔辛基召开国际关贸会议，舒自清为参加会议亲自写了发言稿，力主中国加入WTO，并雄辩地阐明这不但对中国有利，更对世界有益。可惜壮志未酬，便于6月1日中风倒下，没能成行。身患重病后，他还念念不忘地关心外贸体制改革和加入关贸协定的问题。1996年5月1日在弥留之际，他颤抖地竖起两个手指，对未竟之事深表急切与遗憾。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7年第7期 我的极左经历　作者：吴　思

假如四人帮在权力争夺中获胜，极左派的命运会有什么不同？

尽管高层权力斗争风云变幻，最终决定一种社会理想成败的，还是它在社会基层的可行性。极左派在文革中推行的农村政策是：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大寨模式可行，极左派的理想就可行。大寨模式行不通，极左派早晚要退出历史舞台。

文革末期，我在学大寨的最前沿，在极左翼，向更左的方向冲锋，亲身体会到极左派前进的艰难。极左派名声不好，他们的视角很少被顾及。不过，我在左翼受挫的经历，对我理解晚年毛泽东的失败和中国极左势力的衰落大有帮助：我的焦头烂额之处，也是他们举步维艰之地。

一、义务劳动受挫

下乡插队之前，我在中学当了几年团支部书记，按照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中的教导，多次组织过“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到农村后，我接任第三生产队的团小组长兼青年突击队队长，又把“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搬到了农村。

我们村口的南山上有一片荒坡，第一次义务劳动就是在荒坡上刨坑栽树，建一座“共产主义青年梨园”。1976年4月一个星期六的傍晚，收工之后，我们青年突击队四十来人义务劳动两个小时，种上六七十棵梨树。这是我们村历史上头一回搞义务劳动，大家很好奇，连在校学生也跑来参加。效率高，干劲大，挑水爬坡都是一路小跑，义务劳动大获成功。

初战告捷，按照当时的俗套，我作《流汗歌》一首，发在黑板报上。诗写得很矫情，把符合正确路线的一分情绪夸张地感受为五分，表达为十分，努力自我感动并感动别人。

在胜利的鼓舞下，我又有了更宏大的设想：将不计报酬的义务劳动，从每周一天逐步增加到两天三天，最后取代有报酬的劳动。在我们生产队，然后在我们村，率先实现共产主义的劳动分配形式。这种设想的理论基础是：按劳分配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给多少报酬出多少力，以人们的私心为基础，助长雇佣劳动思想。不计报酬的义务劳动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萌芽。我的计划比大寨还要左。大寨当时的劳动报酬形式是“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工分”，被后人讥为“大概工”，但劳动报酬与劳动态度和劳动成果多少有一些关系，因此就残留了雇佣劳动的痕迹。我打算消灭这点痕迹。

一周后，我组织了第二次义务劳动，人数稍减，但干劲也不小，补栽了三十多棵梨树，给上次栽的树浇了水。公社广播站很快就在大喇叭里表扬了我们青年突击队，还提到我的名字。

第三四次义务劳动，分别给苹果园和梨园浇水。众人的新鲜劲渐渐消退，参加者越来越少，有事请假的越来越多。列宁在《伟大的创举》里提出过一个设想：共产党在取得政权之后，如何判断入党积极分子的动机是否纯正？他建议把“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作为一面筛子。经受住半年以上考验的，才能吸收入党。党员经受不住考验的，还可以清除出党。这个想法当然不错，可是，把这面筛子用到我们生产队，恐怕过不了多久，筛子上边就剩不下几个人了——说不定只剩我一个。进一步说，我这个剩下的孤家寡人，动机是否纯正仍然成问题：我能经受住较大的考验，到底是因为我热爱劳动或热爱人民呢，还是因为我有更大的野心？

一天晚上，我召开团小组会，讨论义务劳动中出现的问题。我猜想，大家的新鲜劲过去了，再往下走，必须调动蕴藏在青年心中的更深刻的精神力量，启发大家的觉悟，读书学习，思考人生的意义，树立人生榜样，等等。没想到，这个会成了对我的批评会。几位团员在会上联合指责我，说大伙热情衰退的主要原因就在我身上。我利用了大伙，干活是大伙出力，出名却是我个人的。大家不愿意继续被我利用，成为我捞取个人荣誉的工具。

这种指责是有道理的。毕竟公社大喇叭只点了我一个人的名字，其他人的面目模糊为一个集体。从结果看来，我迅速得到提拔重用，这种说法也可以得到支持。但利用大家捞取个人荣誉确实不是我的初衷，至少我没有意识到这种动机。我意识到的就是前边描绘的宏图大略。至于我想在实现宏图大略的过程中捞取什么私利，这一点不妨讨论，我也有兴趣加深自我认识，但我肯定不认那笔小账。我的抱负或野心没那么小，不在乎大喇叭表扬之类的蜗角虚名或蝇头小利。稳定军心，稳住阵脚，哄着大家死心塌地跟我走，更符合我的长远利益。

问题在于，我不在乎，人家却觉得亏了。而且是精神物质双双亏损。我刚来，根基尚浅，会上没有一个人替我说话。

按照党团生活会的规矩，我必须先作自我批评。我很想在自我批评之后发动反击，说他们试图逃避义务劳动，用对我的指责掩盖自己的懒惰和自私，掩护自己临阵脱逃。但是争吵起来，公开决裂，以后的义务劳动就更难组织了。这种仗只能由别人替我打前锋，我本人出面属于赤膊上阵。于是，我更加广泛深入地征求了大家的意见，做了自我批评，深挖了个人名利思想，重新部署了黑板报小组的宣传工作，请大家今后对我多多批评监督。原定议题取消，下一次义务劳动也没有安排。

几天以后，我被任命为生产队副指导员，进入生产队领导班子，团内职务由别人接任。我的极左宏图也不了了之。

我感觉松了一口气。当时有一句话流传颇广，据说还是毛主席说的：“在命运的迎头痛击下头破血流但仍不回头”，我把这句话抄在日记本上自我激励。这次及时的提升，免去了我预感到的一连串头破血流的失败。

当然，这种分析已经是事后诸葛亮了，那时我并未深想。现在深究起来，我感觉松了口气，就是因为我朦胧地感觉到，“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这棵幼芽在我们团小组内难以存活，更长不大。这还没涉及什么大东西呢，无非是一两个星期拿出两个小时，还有公社大喇叭里的那点荣誉分配，同志们已经摆出一副决裂的架势。这点东西尚且不能承担，一旦人数扩充到整个生产队，时间扩大到每周三五个工作日，关系到半数以上物质利益的分配，那时，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中寄以厚望的“劳动群众本身自由的自觉的纪律”，又如何担当得起？我们心里究竟存在多少支撑这种自觉纪律的“伟大的英雄主义”？

列宁指望那种奋不顾身的英雄主义能够战胜小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在革命精神基础上建立的劳动组织能够创造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因而取代资本主义。但在我发动的实战中，不过几个回合，英雄主义就败于利己主义，青年突击队也面临散伙的危险。当然，将来我可能更老练，根基更稳固，大权在握，手下有人打前锋，还可以动用强制手段，让反对者不敢说一个不字。不过，在那种情况下，维系义务劳动的还能算“自由的自觉的纪律”吗？

二、向自留地让步

我第一次和贫下中农打架是在1976年5月上旬。生产队的麦子正在浇灌浆水，社员自留地的土豆还在旱着。谁浇谁不浇、早浇或晚浇，与收成关系甚大。当时队里的三级扬程水泵老出毛病，我敢拆敢修，又是生产队副指导员，便由我负责带着一帮社员日夜轮班浇麦。

我主张先集体、后个人，集体的麦子不浇完，不向自留地供水。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看来，自留地是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领域的残余，在此基础上，小生产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必须时时加以限制。我信奉这套理论。

开头几天，有一些社员向队委会提意见，抱怨自留地浇不上水。指导员和队长向我转达了意见，我用几句大话将他们顶了回去。但形势一天比一天严峻。渠道常被扒开，社员偷偷截水浇自留地。有一回，麦田里的社员很久等不来水，顺着渠道巡上来，发现有人扒水又不敢制止，就找到我，说断水了，让我查查原因。我顺着水渠往下走，看见大队书记的婶子在扒水浇自留地，就上去训了她一顿，堵上口子。她骂我祸害贫下中农，我骂她给贫下中农丢脸，偷大伙的东西。这种事情时常发生，浇麦进展缓慢。

为了打退小生产的进攻，我发动了舆论攻势。我借助团支部的力量，召集本队团员和青年积极分子开会，讨论用水中的两条路线问题，还在黑板报上发表小评论：《危险的口子》，再通过大队的大喇叭广播出去。

这种从报纸上学来的招数不太管用，夜里总有扒口子的人。我在明处，扒口子的人在暗处，再说我也不可能一天24小时不间断地巡渠。负责浇麦子的社员怕得罪人，既不巡渠，断水了也不报告，我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再往后，浇不上水的社员愈发急了。一天下午，我在巡渠时看见一位年近四十的正牌贫农扒水浇自留地。我过去制止，他先说好话，不管用，便骂我不顾贫下中农的死活：“你们知青有饭吃，就往死里整我们贫下中农！你干脆一铁锨劈死我得了！”说着还伸过头来。我看说空话没用，便自己动手堵水渠，我堵一锹，他扒一锹，你来我往，演变为推推搡搡，我脚下一滑，一个趔趄跪在一块尖石上，当时膝盖就肿起来了。那汉子怕事，立刻住手，仓惶退走。我又一次得胜，一瘸一拐地回去了。

我摔瘸了的故事很快就传开了。于是，大队书记出面，召集贫下中农协会开会，众人纷纷发言，痛斥那位扒水的贫农：你爹咋死的？忘啦？——他父亲看见日本鬼子进村，心里害怕，拼命往家跑，日本人让他站住，他照跑不误，结果让日本兵一枪打死了。——那会儿你咋不敢闹？现在，人家北京知青到咱山沟来，受这么大罪，还不是为了咱们好？你倒敢闹啦？如此这般。那贫农点头哈腰，态度诚恳，连声认错。大队书记给我撑直了腰，做足了面子之后，当场任命我为贫协小组副组长。

我当时多少有些疑惑，贫下中农协会这么有威信？忆苦思甜这么管用？我们打起来他都不让步，一提他父亲的死因立刻就觉悟了？后来，处理过几次类似冲突之后，我才明白他真正怕什么。按照村里的常规，两人动起手来，一旦有人受伤，就可以让对方赔一笔医药费和误工补助，外带探视赔礼必须携带的点心匣子。看不出伤来，尚且要装病开药讹他一笔，像我这样膝盖肿得老高，换了普通社员，至少要扒他一两个月的工分。我是知青，如果回家休养，再加上路费，那费用就更没谱了。

事情闹大以后，一直不爱管事的指导员也召开队委会，专门研究用水问题。我说了自己的观点，主张先集体后个人。队长并不和我正面争论，他说我的主张是对的，但毛主席让我们关心群众生活，贫下中农的吃菜问题也应该重视。再说，分给社员自留地也是毛主席的政策，地分给人家了，就不能不让人家种，不能不让人家浇水。他建议白天集体浇麦子，夜里社员浇自留地，谁先谁后，由抓阄决定。队委会七个成员，六个同意他的意见，我只好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

话说回来，我不服从又能怎么样？腿脚灵便时尚且把不住水，现在瘸了，我更不能不识抬举，与所有人为敌。

后来，我当了生产队的一把手，有权一个人说了算了，再遇到类似的情况，照样被迫让步。假如不让步，迫使人家执行我的命令，就等于逼着人向我辞职。我们生产队方圆五六里，沟壑纵横，数千棵干鲜果树，大大小小数百块粮田，哪面坡上的哪棵树果子该摘了，需要几个工，哪块田该锄了，需要几个工，这些知识我不懂，没有多年经验的积累也休想掌握。队长一撂挑子，我就抓瞎了。就算我本事大，什么都懂，我也只能带一拨人干活，其他生产小组，老人妇女和各种专业队，如果没有干部招呼着，众人能在地头一坐一整天，根本就别指望出活儿。我本想让社员多为集体做贡献，如果干部撂挑子了，大家全在地头坐着，岂非求益反损？

三、社员激励机制的缺口

农民对集体大田和自留地的亲疏是可以计算的。

刚插队的时候，我对农民普遍偷懒的现象很不理解。按照当时的意识形态信条，工人农民爱国家爱集体爱社会主义，不应该偷奸耍滑。我问一位贫农为什么不好好干活，他反问道：“有我多少？”这话我听见了，但没有往心里去。十几年之后，我才领悟了这句话的深意。

我们第三生产队有57户人家。假设每户人口劳力相等，在集体的大田里，我刨57镐，才为自家刨了1镐。反过来说，我偷懒少刨57镐，自家才损失1镐。这种体制极其有效地激励偷懒，同样有效地惩罚劳动。自留地则不然。那里的每一镐都是为自家刨的，真所谓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对我们生产队的社员来说，自留地对劳动积极性的激励效率是生产队的57倍。结果，自留地和庭院仅占总耕地面积的7%左右，但社员像绣花一样精心伺候，每年收获的烟叶粮食和蔬菜，价值将近家庭总收入的三至五成，能与生产队90%多的耕地分庭抗礼。

我们生产队的激励效率只有自留地的1/57，这还算好的。1958年人民公社兴起的时候，规模动辄万人，连生产队和大队的干部都不用对劳动成果负责，结果闹出了一场大饥荒。饥荒迫使极左派撤退，在“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一线构筑防御工事，同时伺机反扑。大寨大队和昔阳全县取消“三自一包”，实行大队核算，又把前沿推进到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中线阵地。大寨大队80户人家，从物质刺激的角度看，其激励效率只有自留地的1/80，还不如我们生产队。

总之，如果把自留地比作社员的亲儿子，集体大田就是50竿子甚至80竿子打不着的远亲，其疏远程度如同陌路。

顺便交代几句：我没有计算工分差别对劳动者的激励作用，因为这种作用在我们村并不存在。名义上说是按劳分配，实际是按年龄和性别分配。男壮劳力一概评10分，女壮劳力一概评8分，老人孩子根据年龄体力评4至8分，地主富农比正常标准低一档。真实规则偏离名义规则，是因为这样做阻力小，就好像现在评职称，论资排辈，评委会只卡硬条件，否则就难免纷争大起，既得罪人又摆不平事。我一度不知深浅，试图打破这套不分好歹的规矩，把一位敬业的老饲养员从八分半提高到十分，结果孤军奋战，在队委会上几次争吵，只给老饲养员争到9分。老饲养员感到社会压力，私下找我，求我别替他争了。

对比自留地和大包干，大寨模式在激励机制方面存在如此巨大的缺口，农村基层干部如何弥补呢？常用的办法有三种。

第一种，以身作则，道德感召。

普通社员刨57镐，我刨87镐，107镐。我让你们占我便宜，你们好意思吗？有不好意思的，自然会多刨几镐。大寨的陈永贵，大寨大队的几个党支委，尤其是贾进财，都是这么干活的。这种感召是有效的，只是效果不那么可靠——它不仅依赖干部行为的感召力，还要依赖众人良心的敏感程度。

我和附近公社的一位先进知青聊过这种作用最佳状态。他讲了一个故事。他们公社有一个村，队长干活拼命，为了集体不顾家，结果和老婆打架，老婆喝农药自杀了，丢下四个孩子。他们队里的社员特别感动，不用招呼就出工，干活全不惜力，谁偷懒大家就骂他没良心。收工后大伙还轮着去队长家带孩子，替他种自留地，帮他家打的柴禾堆了一房高。我们两人唏嘘之下，笑叹自己没有老婆，想感动大家不知还要等多久。

第二种，思想教育。

思想教育也有两个层次。所谓提高阶级觉悟，无非是让众人认清自身利益与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的一致之处。这种以物质利益为基础的教育，说到底，避不开1镐与57镐的关系问题。算得越透彻，偷懒越有理。假如人家偷懒而我不偷懒，一位社员反问我：那不是让人家剥削了吗？这是第一个层次。在这个层次上我们算不赢偷懒的社员。

第二个层次，倡导“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创造共产主义新人。毛泽东试图培育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公而忘私、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新人，“对工作极端地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极端地热忱”。

在蜜蜂和蚂蚁的社会中，这种个体确实存在，但一个社会性昆虫群体其实只是一个繁殖单位，近似于人类的一个家庭，而不是血缘关系疏远的一个生产队或一个村庄。工蜂工蚁与本群体姐妹的基因重合率达到75%，而人类的父母与儿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的基因重合率不过50%。蚂蚁蜜蜂的献身精神是有生物学基础的，正如人类对家庭和亲人的关爱也是有生物学基础的。拥有这种利他精神的物种可以在进化中获得竞争优势，从而保住甚至扩大自己的基因分布区域。极左派鼓吹以社会阶级为基础的献身精神，而社会阶级并不是遗传繁殖的基本单位。极左派的这种企图，简直就是要创造一个连“造物主”也不知如何设计的新物种。

当然，毛主席说了，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人类确实有一种精神力量，问题在于，在激励机制的缺口中，这种精神力量顶得了多少镐？顶三五镐还是57镐甚至80镐？在我们生产队，平均而论，这种不在乎回报的纯精神力量，似乎连三五镐——缺口的7%——也顶不上。极左派坚决反对一切利用人类利己之心的政策，说那是调动私心，因此狠批物质刺激，禁止各种承包制度，迫使基层干部集中力量创造共产主义新人。如此极端的政策，固然符合两种激励机制的竞争逐步升级、走向破釜沉舟的逻辑，但也意味着关闭93%的能量，依靠7%的能量推动农业生产。结果，产品严重匮乏不说，在我的感觉里，那7%的精神力量也被折腾得筋疲力尽，历尽摧残之后，剩下的还不足3%。

第三种，政治压力。

所谓政治压力，对我来说，主要体现在大庭广众之下训人。大家干活的时候，如果有人站着聊天，半天不动弹，我就吆喝一嗓子：“动弹啦动弹啦，要聊回家聊去！”再严重点，就在出工前不点名地警告一番。“有人思想成问题啊。我数了，一上午铡草不到二百下！一分钟还铡不了一刀！给谁干呢？给你自己干呢！你偷懒，不是剥削大伙嘛！再不自觉，咱们就拉出来说说！”如果有谁反抗，顶嘴带脏字，我就狠狠扣他的工分。我对社员如此凶悍，以至我们队的小孩哭，当母亲的会拿我来吓唬孩子：“哭，哭，再哭吴思来啦！”

当然，作为平衡，也要经常表扬劳动态度好的社员。

保持政治压力，我认为是填补缺口的主要手段。以我们生产队而论，那56镐的缺口，假如以身作则和道德感召的力量可以补上6镐，思想教育可以补上4镐，政治压力就可以补上16镐甚至20镐。于是26镐至30镐有了着落，剩下的26镐到30镐则难以弥补，体现为怠工造成的净损失。

这种估计，用来解释大寨，肯定低估了政治思想工作和干部带头作用的力量。大寨的社员很少怠工。但用这个比例解释我们生产队，解释全国的情况，未免过分乐观。大包干之后，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留在家里的人，劳动质量明显提高，劳动时间却大大缩短，由此可见，公社体制下怠工的净损失不止一半。

八亿农民怠工，中国受不了，全世界都受不了。极左派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没有能力弥补激励机制的缺口，就守不住集体经济的阵地，更别提继续前进了。

四、干部激励机制的缺口

算到这会儿，一个新缺口出现了：那些以身作则、进行思想教育、维持政治压力的干部，他们的动力来自何方？普通社员激励机制的缺口靠他们勉强补上了一半，但在这一半的背后，补缺者自身的激励机制，也是千疮百孔，随时有瓦解的危险。

我当生产队指导员的第一年，平均每两个月，生产队长向我辞职一次。其他五位队干部也穿插其间。撂挑子的原因很多，为了省事，仍旧以水渠为例。

有一天，大队书记的堂兄忽然将通过他房后的水渠拆毁，几十亩麦田的封冻水没法浇了。他说水渠渗水，把他家的房基洇了，要求队里挖地三尺，用水泥浇筑这段水渠。我们去他家看了，一丝水痕也没有，为了这种莫名其妙的担心，就要断水半个月，大量耗费贵如面粉的水泥？生产队长认定大队书记支持他堂兄刁难自己，立刻找到我，宣布辞职。

这位生产队长年近五十，是个心高气傲的人，农活很好，自留地和庭院收拾得妥帖至极。他看前任队长一而再，再而三地撂挑子，什么事也扛不住，多次耽误队里的农活，心里有气。所以，我请他出山，一探口风就觉得有戏，按常规三顾茅庐之后，他就接手上任了。没想到刚上任就遇到了这种挑战。

拆水渠的汉子大约三十六七岁，精灵鬼怪，好讲三国，是我们生产队的人尖子。新队长也是人尖子，便有了几分竞争关系。新队长不肯受他的气，所以一遇挑战便派人去硬修断渠，那汉子干脆往断渠上一躺：要动家伙就往我身上招呼。派去修渠的石匠自然不肯为了队里的事打架，就找了队长，队长又气哼哼地找到我，说这是受大队书记的指使，没法干了，宣布辞职。其实他夸大了挑战的来头。大队书记私下跟我说过不少新队长的好话，请他出山当队长也是大队书记的建议。

我上门问那闹事的汉子，为什么早不闹晚不闹，队长刚上任就闹，是不是对人家有意见。汉子说，早就想闹，看前任队长溜肩膀，怕吓着他，就忍到现在。新队长不是本事大吗，怎么也这副德行。现在想来，这话其实也是斗气。庄稼急用水的时候他不敢断，怕激起众怒。庄稼不用水的时候，我们又不怕他断。浇可有可无的越冬水之时，最是打劫的好机会。结果，僵持数日，经过四五次往返谈判，闹事的汉子放弃挖地三尺的要求，只要用细水泥把他屋后这段水渠抹上一层，就容许过水了。

此事解决了，队长的心却凉了，死活不肯再干。于是，我又拿出对付前任队长的老办法，吃过晚饭就到他家做“思想工作”。其实也没什么可说的，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句话：“大伙的事，都不干谁干呢？你也不干我也不干，秋后大伙喝西北风？”然后就端过他家的烟笸箩卷大炮，喝他家的茶，有一搭没一搭地闲扯几句，每天熬他到半夜，按照常规，熬到第五六天，再坚决的人也会答应继续干。遇到特别顽固的情况，我还会拉上其他队委会成员，甚至拉上大队书记，一起做他的思想工作，一起去熬他，轮流去熬他。

按照左派的革命逻辑，干部干部就是先干一步，除了责任义务和指挥别人的荣耀，当干部几乎没有物质方面的好处，全凭革命精神的支撑。在那57镐里，他们只有1镐，但他们却要晚上开会，处理琐事，白天操心安排农活，带头多干，督着别人多干，不时还要干点堵人财路的事，得罪几个路子多的能人。这就意味着，他们付出了两到三镐，所得只有1镐。他们让普通社员搭了便车。

当然，干部偶然也能在招工招生等好处出现时优先一把，但那不是主要因素。如果特权多、待遇好，就像大公司高薪雇佣管理人员一样，也可以构成强大的激励体系，但这条路与文革的理想背道而驰。当时正在抓“党内资产阶级”，“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主要罪状就是利用特权搞腐败。众目睽睽之下，那时的特权收益比现在少得多，在干部比普通社员多付出的10镐中，平均起来，特权未必能抵偿两三镐，缺口依然存在。

地主和资本家都有足够的动力监督雇工的劳动，正如雇工也想方设法逃避监督一样。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双方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构成均衡，维持着经济的运行。但是，地主资本家监督管理的动力来自剩余索取权，监督带来的收益完全归他们自己，亏损也要由自己承担。这种物质利益的奖惩机制是有效的，但被视为资本主义道路。在大寨模式中，干部监督管理的收益全归大众，他本人的收益主要来自精神和社会地位方面的荣耀。那么，干部的社会地位、当干部的精神愉悦和指挥别人的荣耀能不能补偿那些额外付出呢？这就因人而异了。

前任队长，开头觉得还能补偿，干得时间长了，荣耀和地位带来的愉悦淡化了，就觉得难以补偿了。干得越久，与怠工和占小便宜的社员的冲突就越多，对人性和自己的服务对象就越失望。最后，原来还有几分的同情心和责任感消磨殆尽，轻蔑和愤懑越来越重。队干部找我撂挑子的时候，往往会撂下一句狠话：“这帮东西，饿死他们也不屈！”

新任队长，支撑了大半年后，荣耀感同样淡化了，对前任队长缺少担当的义愤消失了，儿子又进公社农机修配厂当了工人，继续当干部的利益相对下降，于是，遇到一点小麻烦就辞职了。最后我请出一位有残疾的中年人接替他当了队长。如果我继续熬他，未必不能再使他撑半年，但我失去了熬他的兴趣。

和那些辞职的干部一样，我对人们的一般看法越来越坏，温情越来越少。开始，我希望自己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生活得彼此分不开，想他们之所想，急他们之所急，努力去热爱人民。当干部不过一年，有一天，偶然和其他公社的先进知青聊天，说到社员偷懒的现象，我咬牙切齿地冒出一句：“一群牲口，恨不得拿鞭子抽！”话一出口，心里一惊。我这是怎么了？本想热爱人民，怎么反倒滋生恨意？本想当人民的勤务员，怎么心里成了奴隶主？我隐约感到有什么地方出了毛病。

五、反向改造世界观

这又扯出了我心里的一个漏洞。队委会激励机制上的缺口，由我这个一把手负责填补。我凑凑合合地补到60分及格的水平，但我心里的缺口谁来补呢？

按照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中的要求，“对工作极端地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极端地热忱，”这个漏洞似乎可以自我填补。就好像饿了要吃，渴了要喝一样，热爱人民就去为他们服务，从而得到自我满足。但在我的感觉中，这种纯情感的东西，在与工农大众的冲突中会逐渐冷却，缺口越来越大。靠爱和情感补不上。

我们村流传着一首顺口溜：“大队干部搂，小队干部偷，社员缝个大兜兜。”描述了众人踊跃占集体便宜的场面。如此描述有些过分。我的印象是，在正常年景，五分之一偷，五分之三搂，五分之一不偷也不搂。每到偷窃收益最高的季节，队委会就推出我当一个月的护秋员。我是外来的愣头青，敢得罪人。几个月护秋员干下来，每天想贼防贼，练出了一双贼眼。我每隔三五天抓一个贼，创造了我们村看秋历史的最佳战绩。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在这种检验和调整之中，我的世界观悄然转变。多年之后，我接触到西方经济学对人的基本假定：人们理性自利地追求利益最大化。这个说法让我眼前一亮，好像揭去了看秋练出的贼眼的最后一片蒙子。

现在回首往事，我才意识到自己的世界观确实得到了改造，只不过和毛主席指引的方向截然相反。在贫下中农的教育下，我的眼睛和眼中的世界彻底改变了，从醉眼陶然的一片粉红，变得越来越像老鼠，善于在黑暗中发现利益和危险——贼眼贼亮。

回顾对农民感情的变化，我还有一个惊奇的发现：当年的愤恨现在又变成了赞赏。过去，意识形态教条把工农大众描绘成精神最干净、关心集体、大公无私的圣人集团，抬高了我的期望值，一旦失望就滋生恨意。现在，高调的意识形态转变为人类理性自利的假设，期望值已经降低，对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憧憬也变成了对利益制衡体制的信仰。此时心态平和，把千方百计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视为当然，发现一点自我约束也知道珍惜。再看农民与统治集团斗智斗勇，包括当年与我斗法，妙手连发，不禁欣赏起他们的反抗策略。由此看来，现实主义培养同情和温情，理想主义反倒助长仇恨。

顺便提一下，我对工人阶级的感觉比对农民更糟糕。1974年，我曾在当时最革命的石油战线当过一个月的翻砂工，发现工人们每天只干三四个小时的活儿。我多干了，就有热心的师傅劝我注意群众影响：你这样干可能提高定额，连累大家，群众会对你有意见。后来我在大港油田干活儿，以中上等速度干两个小时，师傅就过来制止我们，说一天的定额已经完成。我大惑不解：号称最先进的领导阶级为什么也偷懒怠工？多年之后，我看到刘少奇在安源煤矿组织罢工的经历，工人得势之后，每天只干半天活，整得公司承受不了。李立三在路口拦截工人，不许他们早下班，工人就骂他是资本家的走狗，还动手打他，气得他大哭而去。刘少奇为此苦恼很久，还请教了来访的美国共产党领导人，大家都不知如何是好。

跳出马列主义教条之后，我才闹明白一个浅显的道理：工人农民和地主资本家一样，每个阶级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种互相冲突的追求构成均势，社会因此正常运行。确实有自觉精神这种东西，但仅靠某个阶级的觉悟和自律是不够的。任何一家独大的格局都会损害全局并最终伤及自身。这种来自生活经验的认识就是我转而信仰利益制衡体制的根据。

随着世界观的悄然转变，我的浪漫情怀越来越淡，理性和算计深入骨髓，本来依靠理想和信念填补的缺口也进一步扩大。干部当到第二年，我隐隐约约地意识到，自身力量补不上那二三十镐的大缺口。我对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前途深感悲观。极左派描绘的共产主义理想越来越显得渺茫。我开始怀疑继续死撑下去的意义。

在真实的心理活动中，这个变化过程体现为拉锯般的冲突。革命热情逐渐冷却让我深感恐惧，便调动起全部力量与之对抗，精心呵护心中的每一颗火种，鼓起腮帮子吹出火苗。这时我写出了此生最革命的几句诗：“火红的党旗呼啦啦地飘！我们是党旗上的镰刀！我们的热血在党旗上燃烧！”我迫切需要用热情的大话给自己加热。

总之，靠精神力量或世界观改造补不上缺口。那么，靠行政升迁如何？

如果像国营企业那样，出色的管理者可以得到行政体系内部的升迁，这当然是有效的激励。不过，农村干部能够进入干部系列的概率极低。大寨出了一个政治局委员，一个中央委员，这种概率，在全国上百万个村庄里，连二十万分之一也没有。建筑工人的年度死亡率是十万分之八，这种死亡风险几乎不在职业选择的考虑范围之内，而成为中央委员的概率还不到这种不值考虑的概率的6%。对农民来说，成为公社干部的机会也小到了不值考虑的程度。一旦升官的概率低到一定浓度，激励就不再普遍有效。反过来，撂挑子，争取更多的闲暇，才是获得福利最大化的策略。这也是农村基层干部的实际选择。

结论：干部激励机制的缺口，靠行政升迁的路也补不上。

不过，这条路可以列入我的考量。我是知青，又是先进典型，从大队领导升到公社领导再升到县委领导的概率远高于常人。我当时确实也如此预测自己的归宿。问题在于，追求升官的个人前程，还能算共产主义的人生观世界观吗？我想走这条路，到底是为了对革命做更大的贡献呢，还是为了个人的名利地位呢？我糊弄自己说，地位越高，对社会的贡献越大，这是为了革命。但我怀疑自己是自欺欺人，而且可疑程度超过六成。

假如毛泽东长命百岁，我在学大寨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我会变成什么样子？

如果没有升官，如果我和农民一样需要养家糊口，大概用不了几年，我的肚子就会告诉我什么是真理。如果我因为学大寨积极而很快升官，恐怕我会继续与农民作对，加大向小生产进攻的力度，在更大的范围内割资本主义尾巴。

顺便插一句，我的升迁完全是由上级领导决定的。甚至在入党之前，公社副书记和大队书记就找我谈话，内定我为生产队指导员兼大队党支部副书记，连群众意见都不必征求。继续听党的话，继续与农民作对，对我的升迁有益无害。

如果我在明白是非之后升了官呢？我会为了自己的前程昧着良心推行极左路线吗？我会像安徽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那样默许大包干吗？我不知道。官场也是改造世界观的好地方。

六、临阵脱逃

以极左的标准衡量，我的插队经历就是一连串的失败。青年突击队的义务劳动首先受挫，以共产主义义务劳动替代雇佣劳动的梦想破灭。限制自留地或曰资产阶级法权的努力以退让告终。建立坚强的领导班子的企图也一再失败。屡战屡败之后，我失去了发动进攻的锐气，和多数基层干部一样转入守势。

每年深秋，种完冬小麦后，县里都要开二十多天的三级干部会，简称“三干会”。先在公社开，再转到县里开，整党整风，建班子。我连续参加了两年，每年的重点都是解决干部撂挑子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干部激励不足的问题普遍存在，年底便是干部撂挑子的高峰。我们听大量鼓动报告，接受上级给我们打气，学习先进典型，互相批评并自我批评，听革命前辈训我们没出息，听公社书记跟我们说好话，说大话，再集中解决几个让人灰心丧气的难题。最后人人过关地表个态，承诺再干一年。那么，经过多年的筛选沉淀，什么人留在干部队伍里？

我们听过一个生产队长的报告，题目是《当队长有瘾搞管理没够》。许多有管理偏好的人，当领导感觉轻松愉快的人，组成了生产队干部的群体。他们有个人特色的选择偏好降低了当干部的成本，提高了当干部的收益。只是这种人比例很小，经过长期沉淀积聚起来，也未必能补上激励缺口的两三成。

各级领导竭尽全力，只能勉强维持这种均衡。这是学大寨运动维持不垮的最后一道防线。这道防线漏洞百出，但最高司令部一轮又一轮地动员发令，干部队伍像环环相扣的战阵和各级督战队一样挺在那里，经受着八亿农民海潮一般扑向自留地的正面冲刷，经受着农民和农村干部大面积怠工在内部和背后的淘洗。

僵持之中，恢复高考了。

我曾经在公社大喇叭里放出大话：“招工不走，招生不去，永远扎根在贫下中农的心里。”这句大话悄悄给升官的前程留了一条路，却完全堵住了进工厂和上大学的路。

一位和我同样肩负重任的知青朋友劝我：“我试着扎根了，但我发现贫下中农的心里是一片沙漠，你扎根其中也无法成活。”他考上了清华。可是我的大话余音缭绕，报名高考无异自打耳光。我咬紧牙关，不理父母的请求，不报名，不复习，默默抵制了那年高考。伙伴们在考场中答卷的时候，我正爬在树上打核桃。秋色西来，天高云淡，我胸中激荡着自我牺牲的悲壮感。

1978年，社会大变动的各种迹象越来越显著，大队书记和公社负责知青工作的副书记先后找我谈话，表示支持我参加高考。我表面上显得不太情愿，答应考虑考虑，暗自却高兴有这个就坡下驴的机会。我自欺欺人地想：上大学也是为革命，本事大了可以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那年夏天我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一所我认为最具理想主义和革命精神的学校。考分到达村里的时候，正是护秋的季节。人们大呼小叫地找到我，说我的考分特别高。我半信半疑去大队广播室看了成绩通知单，果然远远高于录取线。我心中一阵狂喜，却故作镇静，不紧不慢地踱回宿舍，提了镰刀，按照往常巡山的路线出了村。走到荒僻处，终于按捺不住，一口气跑上十几层楼高的山梁，毫不气喘，兴犹未尽，又蹦了几个高。平静下来后，我为自己的反应大吃一惊，也为自己的大喜感到羞耻。我怎么这样？不是上不上大学无所谓吗？我那么想离开农村吗？我还以为自己对农业学大寨的伟大事业恋恋不舍呢。由此我也得到了一条经验：人们往往并不了解自己。

新鲜劲过去之后，我心底的羞愧露头了，而且数年挥之不去。我食言了。我怕苦了。我临阵脱逃了。同时我又感到大为轻松，真切体会到什么叫“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我不必在一场预感到失败的战争中苦苦支撑下去。

（责任编辑 致 中）

2007年第7期 我是怎样被“补”成右派的　作者：季　音

反右派斗争是上世纪中国发生的一场灾难，无数人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希望、工作、家庭甚至生命。尽管时光已逝去半个世纪，但往事历历，难以忘怀。

1957年夏季，中国的政治形势由原来和风细雨的整风运动，突然变成了狂风暴雨式的反右派斗争。斗争的对象主要是知识分子，新闻界是重点之一。

人们通常都把反右派视为是1957年的事，称之为“沉重的1957”。其实，这个运动到1958年并未停止，而且来了个“补课”，继续扩大“战果”，斗争之激烈不亚于1957年，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是在1958年被推入右派深渊的，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为右派鸣不平”招来大祸

1957年反右派斗争狂风骤起时，我在人民日报驻上海记者站担任首席记者。如同过去的历次运动一样，最初我对这个运动基本上是拥护的，这出于一种习惯，就是说带有相当大的盲目性。我是在抗日战争前期参加革命的，亲身经历了包括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内的一个又一个辉煌胜利，参加了毕生难忘的1949年开国盛典的采访。生活使我形成了一个坚定信念：凡是党中央作出的决策都是对的，都要无条件执行，党指向哪里，我就奔向哪里。反右派斗争开始了，我作为一个党报的记者，理所当然地投入了采访报道．写了不少新闻和通讯。

现在回过头来反思，我当时的报道大都是强词夺理、强加于人的，既没有冷静的独立思考，也缺乏深入的采访和听取当事人的申述，只是按照编辑部领导的意图和“红头文件”精神行事。反右派斗争是新中国第一场全国规模的“左”的运动，我在前期未能坚守一个记者应当客观公正、坚持真理的职业道德。

我对反右派发生明显的怀疑和动摇是在运动日益扩大时，我所熟悉和信赖的一些朋友先后“落难”，使我大为吃惊。最先传来的是人民日报社国际部东方部主任蒋元椿被划为右派的消息。蒋曾和我在第三野战军新华社前线分社共同做过战地记者，我们在战争第一线上曾共度过一段艰难岁月。他是一个为人耿直、对工作认真负责的好同志，业务能力很强。抗美援朝时期，他作为新华社评论员，以“江南”的笔名写了大量抨击美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的评论文章，名噪一时。批判他时，我在上海，听说他获罪的主要原因是“鸣放”期间，在国际部《呼风唤雨》的墙报上贴了一张题为“圣旨口”的小字报，主要批评胡乔木在领导国际宣传上作风不够民主等问题，可能意见说得比较尖锐。我想即使意见不够正确，对这么一个好同志，怎么能只根据一件事就轻率地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不久，从北京到上海，一些熟人先后“落难”的消息不断传来，使我更加茫然。

这年6月，我到南京参加人民日报驻上海、江苏、浙江三个省市记者站碰头会，大家互相交换情况，研究当前的报道问题。会间，我偶然看到一本新华社的“内参”，上面有一篇介绍南京大学反右派斗争的报道，说南大揪出了一个大右派刘敬坤，是历史系助教。我看了不觉一惊。刘敬坤是在南京搞地下工作时入党的一个共产党员，解放前在中央大学读书，据说在学生运动中表现很不错。解放初期，他被分配到南京市委宣传部工作，曾和我共事一段日子。刘敬坤出生在苏北洪泽湖畔一个渔民家庭，从小生活很苦，因学习成绩优异，免费上了大学。他读书很用功，历史知识渊博，为人厚道，不善言辞，压根儿不会看风使舵、拍马溜须那一套，为人处事方面是个“低能儿”。这个老实可靠又有些“书呆子”气的同志，怎么会成了右派？据“内参”说，他“恶毒攻击党的教育改革政策”。

读了这份“内参”，我对反右派斗争的“疑惑症”又发作了，用后来批判我的话说，就是“禁不住跳了出来”。我对旁边的几个人说：“内参上关于刘敬坤的介绍，不少都不符合事实，他明明是劳动人民家庭出身，却说他是地主子弟，还说他乱搞男女关系，他曾经在恋爱问题上遭受过挫折，这与乱搞男女关系是两回事。南京大学党委书记陈某，是我在部队时的一个熟人，我要去找他核实一下情况。”我强调说：“前两年我们在肃反中曾经搞错了一些好同志，可要吸取教训，这回不要再整错了人。”旁边一位好心的同志劝阻我说：“现在运动正在火头上，你可别去干这种蠢事，弄不好要犯错误。”

我听从了劝告没有去南大，可是心上的疙瘩没有解开。我回到上海后，不几天，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找我了解情况。我告诉他最近去江苏听到的一些事，谈话中禁不住又把南大刘敬坤的事捅了出来，复述了一遍。

柯庆施听了，“唔唔”几声，没有表态。

万万没有想到，我这次在南京和几位同事的随便议论，日后被人指责为“为右派鸣不平”，招来了大祸。

“向党交心”的陷阱

1958年春，全国狂风暴雨式的反右派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党宣布继续整风。4月间，人民日报记者部电话通知我到北京参加记者会议，一是继续整风，主要是反对骄、娇二气；二是研究人民日报记者站与当地新华分社合并问题。我赶到北京。一天，记者部副主任汪×神秘地对我说：“新华社一个叫彭××的同志寄来一封检举信，揭发习平(我的妻子，和我同在上海记者站任记者)在她面前散布过许多反党言论，问题相当严重。”汪×随即简要叙述了习平的所谓反党言论，什么农村在推行统购统销中征收粮食过了头，弄得农民成群拥到上海来买大饼；农村推广双轮双铧犁主观主义，强迫命令，大批犁积压销不出去；特别尖锐的是，认为胡风不能算是反革命，等等。

我听了惊得说不出一句话。这彭××是习平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在苏北解放区时就在一个单位工作，过从甚密，无话不谈，形同一对亲姐妹。我心想，平时闲谈中信口说了些什么过头的话，理应当面提出，帮助纠正，为什么要等到政治运动来了才检举揭发，背后捅一刀呢？太可怕了！

我对汪×说：“习平这些错误言论，应当给予批评，正好这次记者部整风，不妨利用这个机会帮助她一下。”

记者会开始了，整风被放到一边，主要由习平作交待检讨。现在看来，习平上述议论都没有错，都是符合实际的，可是那时绝无辩解权，只能检讨。习平对彭××的揭发一概认账，但这没有用，人们认为她的检讨不深，态度不端正。

“习平应当向党交心，彻底交待自己的内心思想活动。”主持会议的汪×这样提出。

“向党交心！”这是多么神圣的字眼，对一个党员来说，无话不可对党言，对组织是不应当有任何隐瞒的，这是党历来的教导。这天晚饭后，我和习平一起来到中山公园，边走边谈，帮助她逐年逐月回忆往事，鼓励她下决心向党交心，以取得同志们的理解。习平逐渐理出了一条思想脉络，认识到自己在这几年的政治风浪里思想上确实发生了动摇，对彭××的背后议论不是偶然的。我鼓励她把自己的思想活动在会上全盘托出，她同意了。我们这次谈话很愉快，几天来的沉重心情随之消失。

第二天会上，习平真诚地说出了自己的全部思想活动。她刚说完，汪×立即站起来大声说：“大家都听见了吧？这不是个道地的右派又是什么？她今天还在会上继续放毒！”

听了汪×的话，我真气极了——名为向党交心，实则设置圈套，这太卑鄙了！我起来发言说：“像汪×这样对待一个同志的思想检查，以后谁还敢再向党交心呢？”

我的发言，招来了一片反驳。从此，对习平的批斗升级，实际上已定性为右派分子。

不几天，斗争的矛头开始转向我。有人提出，季音是习平的黑后台，习平的反党言论肯定是从季音那里来的。我预感到厄运正在向我走来。

记者部的会议继续举行。一天，会议刚开始，浙江记者站的刘×站起来说：“我要揭发季音。”接着掏出一个本子念起来：“1957年6月某日，季音在三个记者站会议期间，为南京大学的右派分子刘敬坤鸣不平……”他声明这是记者站会议当天记下的日记。

我听了不觉心往下沉。在那个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的年月，就是有那么一些人专门在背后记黑账以整人。但我并不慌张，我说，刚才刘×揭发的与事实有出入，我不是“为右派分子鸣不平”，我是看到批判材料中某些事实有出入，怕整错了人，出发点是为了维护党的利益。

我的说明遭到一片猛烈的谴责，说我至今还站在右派立场上，污蔑反右派运动过火，继续向党进攻。我当然不服气，于是与反右积极分子们处于尖锐对立状态。

一天，有人在会上又抛出一份揭发材料：“右派分子蒋元椿曾企图改组人民日报编委会，在背地里拟了一个新编委名单，其中就有季音，季音必须老实交待与蒋元椿的黑关系！”

好家伙，居然想改组人民日报编委会，篡夺报社的最高领导权，那还了得！

我听了不觉一愣，就如实回答：“我根本不知道这回事，蒋元椿要把我的名字列入新编委会名单，那我有什么办法！”我当时还以为这个揭发确有其事呢。

“想不到季音的觉悟这么低，像这样一件大事，他竟然回答得那样轻松！”一位参加会议的报社领导说。领导人的话当然分量不同，于是又引起一片对我的声讨：“季音的态度太恶劣了！”

若干年后，我们的“右派”问题都已平反。我偶尔问起蒋元椿这件改组人民日报编委会的事，他苦笑着回答：“哪有这回事！全然是捏造。”他说，最后把他划为右派的罪名中，根本没有这一条。

以无中生有的手法吓唬被斗者，从对方嘴里套出一些所谓“交待材料”以整人，这就是当年一些“反右英雄”们的伎俩。

“红皮白心萝卜”

真是阶级斗争出智慧。说那些反右积极分子毫无创造，那是冤枉了他们。对我的批斗，就充分表现出这些“英雄”们的创造性。由于我“态度恶劣”，不肯“主动交待”，加上我在反右斗争以来既未鸣放，也未在报刊上发表过任何“毒草”，实在抓不到多少“罪行”，何况在我的头上，两年前还刚戴上了一顶先进工作者的桂冠，所以批斗会往往处于对立僵持状态。如何把我批倒批臭呢？一天会上，显然是根据会前的安排，一个思维敏捷的人首先站起来发言：“我们不要被季音的表面现象所迷惑，他是个红皮白心萝卜，别看他皮是红的，内心是反革命修正主义！”

红皮白心萝卜，多么生动而形象的描述！在这位发言者的启发下，会议走出困境，对我的批斗又掀起了新的高潮，不但会上狠批，而且在办公室外的走廊两旁，贴满了大字报，中心内容是：季音是一个“红皮白心萝卜”，是一枚在人民日报社埋得很深的定时炸弹。

我平生没有经历过这种狂轰滥炸式的党内阶级斗争。人有脸，树有皮，面对一片大字报的声讨，我怎能无动于衷？

在那整人成风的年代，“整态度”也是一种被普遍采用的手法。对方不肯就范，就扣上“态度恶劣”的帽子，声言如果态度不好，即使无实证也照样可以定罪，而且从重惩处。我就被斥责为“态度极端恶劣”。有些好心人劝我：“你不能与群众对立，还是端正态度，主动检查自己，争取同志们的谅解。”也许是我软弱，也许是我政治上幼稚，在巨大的压力下我让步了，决心向党交心，写出一份份交待与思想检查，搜肠刮肚，寻思在头脑里曾经闪过的种种念头。我写道：“在胡风反党集团材料公布后，我思想上有过疑惑，觉得这是文艺思想之争，似乎不应列为反革命……”

我再次上当了！向党交心的思想检查，成了送上门去的现成“反党罪行”。把我定为右派的“罪行”，第一条是刘×揭发的“为右派分子鸣不平”；第二条便是“他认为胡风不是反革命”。写定案结论的人在这里耍了个花招，用了“他认为”这个含糊其辞的字句。我在哪里“认为”过？不交代，就从被整的党员向党交心的思想检查中掐头去尾，罗织罪名，如此整人，未免太缺德了吧！

记者部那几个为首整人者，也曾煞费苦心地去搜集我的“罪行”，他们曾派专人乘飞机去上海调查，据说找了记者站若干人，但一无所获。他们心里有鬼，既不去找直接领导我工作的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也不去找市委书记柯庆施核对材料。30年后，即80年代中期，我在北京见到石西民同志。他说：“听到你被划为右派的消息，我们都大吃一惊，报社为什么不派人来听听市委的意见呢？”我无法回答他，这只能由当事人来回答。他们的调查，为什么绕过了最应当调查了解的对象？显然，他们明白，那样调查对他们整人不利。

那时候，满肚子委屈的我，多么希望党组织有人能听听我的申诉。但不幸，一切门都关上了。我找新调来的机关党委书记，他断然拒绝谈话；一切熟人见了面都掉头而去。使我终生感激的是，曾在上饶集中营里共过患难的两个战友陈念橡和黄迪菲，这时闻讯前来看我。对着两位老战友，我惟有以泪洗面而已。在那“左”风狂吹的日子，他们也只能以“接受考验”这样的话来慰藉我。

处在绝境中的我，心头却依然存有一丝希望：也许理智会战胜邪恶，那些整人者最后会给我网开一面吧？

大约是6月的一个下午，报社在五楼大厅召开了批斗右派分子大会，说是批斗会，实际上是宣判会。我换上一套整洁的衣服，坐在第一排，恭听判处。奇怪的是，此时我既不沮丧，也不悲伤，心情反而出奇的平静。会场的讲台前悬挂了一长幅红布，上面写着：“批判右派分子季音、习平、高粮、杨建中大会”。我名列第一，显然是最严重的一个。上台批判我的是记者部的著名记者田×，他也是这次记者部反右斗争的主要领导成员，由他来批判我，想必他是我这个“专案”的关键人物。他在批判发言中说，季音是一个埋得很深的右派，把这个阶级敌人挖出来，是党领导的反右派斗争的伟大胜利。他在批判了我“为右派分子刘敬坤鸣不平，不信任党组织对刘的揭发和批判”等罪行之后，着重抨击了我在上海的工作。他说，季音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真是笑话！他根本就没写出一篇像样的文章(这是发言大意)。我听了感到奇怪，先进工作者头衔不是我伸手要来的，而是我在外地工作期间，由报社群众选出来的，你这样说，岂不是在批判群众？

1958年6月10日，人民日报社整风领导小组作出了“关于右派分子季音的政治结论”，决定划我为右派分子。8月27日，由上级党委正式批准。这中间，有一个小小的变化，最初报社给我定得相当重，据说是开除党籍，取消工资，每月只发50元生活费。中央直属机关党委批准时把我降为第四类，保留工资，但降五级，开除党籍。我的妻子习平也同时被划为右派分子，工资降两级。这样，家庭中工资收入减少了一半多。那时我们赡养着两位老人，五个一岁至八岁的孩子，全家九口人，每人每月平均生活费只有20元。幸亏那时物价低，还不至于挨饿。

当然，最痛苦的不是生活贫困，而是政治上的绝望。我从16岁走进革命队伍，包括最艰苦的战争年代，从没有离开过党，现在我却被赶出门外，沦为“阶级敌人”。

多年来，我始终不解，我既未参与鸣放，从未在公开场合发表过任何攻击党的言论，又未写过所谓“毒草”文章，再看我过去的整个政治表现，即使按照当时党中央颁发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也是怎么都划不进去的。为什么非要把我置于死地而后快？何况，即使在鸣放会议上提过意见或者在报刊上发表过文章的人，他们也是响应党的号召，帮助党整风，理应采取真诚欢迎的态度，实践“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诺言，不应出尔反尔，把他们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曾担任过中央组织部长的宋任穷同志，在他写的题为《几个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一文中说，到1981年，全国共改正被错划为右派的人为54万，占原划右派55万人的98%以上。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吃惊，又多么发人深思的数字啊！

我的右派冤案得到改正以后，不止一位当年曾参与整个批斗过程的老同志对我说了真心话：“季音呀，老实告诉你，那时把你整成右派，主要是有些人出于嫉妒，你那时太红啦，又是先进工作者，调到报社后工资连提三级，出足了风头。他们决心要整你，正好抓住了机会。”听了这些过来人的真话，我无话可说。嫉妒是条毒蛇，它会使人变得狠毒而残忍。不幸的是，有些名为共产党员的人，甚至是著名记者，竟也摆脱不了这种可鄙的心态，非把所嫉妒的人整倒才罢休。

不过，话说回来，我之所以遭此厄运，也并非全仗这少数几个人的能耐，最根本的还是当时“左”的大气候给他们提供了整人的机会。1957年9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严肃对待党内的右派分子》的社论，上边说：“必须指出，在反对党内右派分子的斗争中，也有一些同志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温情主义……他们对于同党外右派分子的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党员’，往往姑息宽容，不愿意把这些人划为右派分子，特别是对于一些应该划为右派分子的老党员，更加惋惜，心软，下不了手，这种情况已经妨碍了某些地方、某些单位反右派斗争的深入。……”这篇社论传达了9月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甚至某些句子也同三中全会的文件完全一样。“温情主义”这项意味着右倾的帽子，是谁都不愿意戴的。这样就使得当时已经扩大化的反右派斗争更加扩大， 1958年又来了一个“补课”高潮，我就是在“补课”中被补进去的。

在这场斗争中，人民日报社共“挖”出右派分子29人(已全部改正)，据说占职工总数的5%。若以编辑部人数计算，则将近10%，可谓“战果辉煌”。但编辑部各部划右派的情况很不一样。不少部一个右派都没有，记者部多达9人，占记者部总人数的1／6左右，为全报社各部之冠。由此可见，记者部主持运动者在反右派斗争中是立下了“丰功伟绩”的。

反右派运动是人民日报社编辑部知识分子的一场灾难，更是人民日报社记者队伍的一次浩劫。

1987年11月，我的右派问题得到彻底改正，一切污蔑不实之词被全部推翻，从此结束了长达20年的苦难。不过应当说，挨整的那些年我并未完全虚度，处在社会最底层，最能体察人生的世态炎凉，看到了过去看不到的众多社会现象，学到了许多在通常情况下难以学到的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幸未必是灾难。美国作家海明威说得好：“每一个人在这世界上都受挫折，有许多人后来反而在折断的地方长得最结实。”

如今，一切都已成为过去了。如同滚滚长江东流水，历史在前进，社会在进步，这是最重要、最值得高兴的。

历史最公正。“历史本身就是审判官”。（马克思）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7年第7期 骇人听闻的云南沙甸惨案　作者：周　康

最近见到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会编辑出版的《云南文化大革命运动大事纪实》，在“大事件”篇中有一节“沙甸事件”的记叙，读后引起我尘封了三十多年的回忆。我在“文革”后期，从下放的农村调回原单位不久的1975年7月下旬一天中午，所在单位的“革委会主任”突然来办公室找到我，告知要我代表单位去完成一项“紧急任务”。具体是参加“省级机关工作队”，要立刻乘车连夜奔赴离昆明200多公里的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县的鸡街公社沙甸生产大队“回民闹事”现场作善后工作。我们这30多个来自省直机关的工作队员，都是这样在单位负责人指派下毫无思想准备仓促来到沙甸，住在离沙甸数百米的鸡街糖厂等处一个多月，亲身经历了沙甸被枪炮袭击的整个过程，参与具体的善后工作，对遭受炮火之后满目疮痍、断垣残壁的沙甸进行重建的规划安排。

我们这个工作队是由当时云南省民族边疆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李长猛（回族）带队，他和我是在40年代云南大学时的同学，这次不期而遇碰在一起。他曾参加中共中央1975年1月在京召开由云南省委、省革委及有关州县负责人及群众组织代表组成的解决云南沙甸回民事件汇报会，对这次沙甸回民事件整个过程知之颇详，他在工作队会上或私下和我谈了一些事件经过及许多鲜为人知的情况。现结合史料，写成此文。

一、“文化大革命”埋下了祸根

沙甸地处从开远至个旧公路的中途，是昆明至个旧、蒙自的必经之地。它已有数百年历史，在云南是较大的一个回族聚居村寨，有1500多户、7200多人，在其相邻处还分布了大庄、茂克、新寨等几个较小的回族聚居村。

沙甸事件是从“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血雨腥风里开始的。当时，造反派把沙甸回族群众的宗教信仰当作“四旧”破除，清真寺被当作“封建堡垒”加以封闭。群众礼拜活动被禁止，伊斯兰教经典被查抄焚毁，阿訇、教长和虔诚信仰宗教的群众被批斗。这些做法严重违反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在政治上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整个事件的发展是随着“文革”的深入开展而不断加温并激化的。1968年3月，“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其主要负责人谭甫仁积极推行了林彪“以人划线，层层站队”的错误路线，主观地将全省群众组织，分成誓不两立的“八派”（八二三无产阶级派）和“炮派”（毛泽东主义炮兵团）两派。省革委负责人公开声称“八派”是革命造反派，而“炮派”站错了队，是“保皇派”。此时沙甸的多数群众因倾向于“炮派”观点，被认为站错队而遭到打击、迫害。在与沙甸相邻近的个旧、开远、蒙自等市县革委会对站错队的干部群众施行大事抓捕、揪斗、游街示众的“红色恐怖”。有的干部群众为避免遭受迫害，自发来到沙甸避难，多达500余人。与之对立的另一方个旧、蒙自等地的造反派组织，此时大量散发传单，四处粘贴大字报、大标语，散布“沙甸集聚着炮派武斗干将，有上万人枪及四部电台，准备武装暴动”的流言蜚语，将沙甸诬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反革命基地”，扬言是“马蜂窝要用捅马蜂窝的办法，以巩固文化大革命成果”。1968年12月上旬省革委会以“宣传毛泽东思想”为名，派出一个加强营编制的宣传队到沙甸“捅马蜂窝”。他们逐户搜查强行把外来避难的干部群众集中关押办“学习班”，进而把他们打成反革命的“滇南挺进纵队”。不久，开远、蒙自革委会派人到沙甸把避难群众押回单位，实行专政，挂上“滇南挺进纵队政治土匪”的牌子。沙甸的宣传队还把回族群众200多人集中起来进行吊打批斗，其中84人被扣上“反军乱军黑干将”罪名，使用种种刑罚，造成14人被迫害致死，160人被打致残，并采取极端恶劣手法，强迫群众学猪叫，学猪拱，丢猪骨头到回族群众饮用的水井里，严重违反民族风俗习惯，极大伤害了民族宗教感情。那些“站错队”而被迫外出的群众被扣劳动工分，致使受害者生活困难，并在所谓“第二次土改”中查抄了140多户“地主”、“富农”及其子女的财物，强行将一部分人迁往非回族村居住以进行“改造”。

二、瞒上欺下，不断激化矛盾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中共云南省委按照中共中央指示，从上到下逐级传达林彪外逃有关文件。通过学习，许多干部群众强烈要求纠正“划线站队”错误。1972年初，沙甸一些群众写信或到北京上访，要求落实民族宗教政策，开放清真寺，让群众进入寺内做礼拜，为受害群众平反。并反映一些基层干部多记工分、多分粮食，要求撤换这些基层干部。文山、玉溪等地的回族群众也不断向中共云南省委反映类似的问题，但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1973年10月，沙甸群众为了做礼拜，自行打开了被封闭的清真寺。消息传出后红河州和蒙自县的革委会立即派出由部队和地方干部组成的近百人的工作队进驻沙甸搞“反复辟”，封锁道路，不准回族群众到清真寺做礼拜。群众绕道进去，工作队即用高音喇叭进行干扰，并说“打开清真寺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1974年4月“批林批孔”运动中，工作队又扬言“批林批孔要结合批清真寺”，并点了沙甸群众代表马伯华、马绍华、郑全书等人的名，逼得他们上京告状。5月10日，他们到京后即写信给周恩来、邓小平，希望中央责成云南省委撤走驻沙甸的工作队（宣传队），落实民族宗教政策。中央办公厅信访局将此信摘报中央政治局，5月14日中共中央就沙甸问题对云南省委明确指示，认为云南此类事件已多有发生；为此，提出应由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主任周兴亲自抓一下民族政策的落实，并把有关情况报告中央。周兴即按照中央要求亲自到沙甸调查处理，召开各种会议，听取群众意见，群众提出四个方面意见：1、落实民族宗教政策，打开被关闭的清真寺。2、纠正“划线站队”错误，对被批斗群众给以平反。3、清理生产队工分账目，撤换多拿多占的基层干部。4、将沙甸改为经济作物区，增加口粮供应，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上的困难。周兴对开放清真寺，准许群众进入清真寺内做礼拜和纠正“划线站队”错误问题没有表态，对另两个问题则表示可以解决。但在实际工作中对已答复可以解决的问题也未完全兑现。在此情况下周兴却向中央报告：“沙甸问题已经解决。”不仅如此，1974年9月云南省委还发出通知规定：“已经关闭或改作他用的清真寺不得再打开作宗教活动场所，已经强行打开的清真寺，要在作好工作的基础上，由群众自行关闭。”这一通知传达下来，回族群众不能接受。于是组织几百人到昆明上访，继后又有红河、文山、玉溪等地回族群众1000多人到昆明游行，并两次爬上开往北京的火车，要求赴京告状。在这矛盾不断加深的情况下，红河州革委会却在鸡街成立了主要针对回族群众的“鸡街地区民兵值勤指挥部”，将矛盾推向极端。沙甸回族群众也成立了“沙甸回民兵团指挥部”与之对抗。从这两个“民兵指挥部”相继成立后，双方都剑拔弩张，大有决一死战之势。不到半个月就在开远、蒙自、建水等地发生群众抢夺军队枪支，并出现严重武斗，造成人员伤亡日益严重的动乱局面，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

三、“性质变了”，动用武力进行镇压

1974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指出：在云南红河沙甸、玉溪、文山等地区发生的武斗事件是错误的，中央决定通知沙甸的群众代表及红河州委、州革委、个旧、玉溪、建水、蒙自、文山、开远、通海等县市负责人以及省革委及其常委中的有关人员（指结合进省革委领导班子的造反派头头）等共34人于1975年1月6日到北京汇报，重点讨论解决云南局势的是非问题。提出首先收缴武器，停止武斗，进而通过学习讨论提高思想，增强团结，恢复社会秩序。在此期间，中共中央还发出《关于禁止抢夺武器的通知》，指出利用民兵组织搞武斗是错误的，不要成立“民兵指挥部”或“民兵团”之类的机构，不要给民兵发枪。责成有关部门立即收缴被抢夺的武器。在京的云南省委常委对执行这一通知，作出了“坚决拥护，保证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的保证，提出六项措施以确保完成。但在实际工作中，在收缴武器时，又出现偏袒一方压另一方，引起回族群众更为不满，抢枪武斗事件仍然不断发生。为此，云南省委常委又在北京召开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为时长达三个月之久（从1975年2月17日至5月27日）。当时的中央领导王洪文、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吴桂贤、吴德、苏振华等曾参加会议，并在会上讲了话。最后形成经中央审查批准的《中共云南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向中央的报告》，声称要纠正过去执行政策上的缺点错误，必须认真落实党的民族政策。据此，省委、省革委决定派出工作队，在解放军协助下进驻沙甸。文件传达到基层，沙甸回族群众鉴于1968年“捅马蜂窝”时被残酷打压的惨痛教训，不让工作队进村，要等去北京的回族代表带来解决问题的精神才让工作队进村。于是，省委、省革委又发出《关于解决沙甸问题的通知》的文件，检讨了曾在划线站队、清理阶级队伍中发生逼供信，对回族群众风俗习惯尊重不够等，但这些文件发出后并没有实际措施，回族群众与民兵的武斗仍不断发生，工作队仍进不了村。在接见时，王洪文一再说：“如再不让进村，就要打‘土围子’了。”

6月下旬，省委向中共中央汇报并提出“军事包围，政治解决”的方案，中共中央未同意。6月20日中央一些领导人又接见了省委和红河州委负责人，指出对回民问题要有一个基本估计，要做好面上的工作。同日也接见了沙甸群众代表马伯华等十余人，指出云南回民问题主要是执行政策有缺点错误，受阶级敌人所利用，要马伯华等人作好群众工作，欢迎工作队进村，要彻底收缴散发在民间的枪支弹药，并指出要解散武装组织，停止串连等。并且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一个经毛泽东圈阅的指示，强调要彻底收缴枪支弹药及武斗凶器，拆除武斗工事，不准在基层夺权，基层干部要回村抓革命促生产，回族群众应欢迎解放军及工作队进村。回族代表马伯华等人知悉这一指示后，向中共中央及毛泽东主席写了保证书，翌日即从京返回沙甸等各村寨。对工作队进村的问题，马伯华等人提出只能进少而精的工作队，进入村内不要抓人等，这些要求和省里安排出现分歧并发生争执。马伯华等人及时向中共中央写了报告，批评省委向中央反映问题“不符合实际情况”。此时省委向中央也写报告，强调马伯华等人的错误是抵制对抗中央指示，还积极进行武斗准备。因此认为沙甸问题“性质变了”，甚至具体说回族群众组织公开发出请帖，要在8月1日到沙甸附近的大庄过“圣节”。“这可能是进行暴动”，由此作出“政治解决已无可能”的错误结论，向中共中央提出应采取军事解决的请示。经中共中央批准，在省委书记周兴的亲自坐阵下，于7月29日凌晨开始调动驻于邻近的解放军部队，对沙甸以及附近大庄、新寨、田心、茂克、车白尼等回族聚居村实行军事包围。黎明时分，开始用榴弹炮轰击，其中沙甸、茂克两村遭到非常严重的损害，大部分房屋被毁，并造成包括马伯华等人在内130余人死亡的严重后果。

我们工作队是在部队清理了被炮击现场之后才进入沙甸的，此时明确工作队的任务是，为被毁坏的房屋进行实际勘测，作出恢复重建规划，由原来各家各户分散式建筑改为相连式分户建筑，其中清真寺等公共建筑则在原址按原面积恢复重建，计算出所需材料及费用后由省财政等有关部门落实实施。这些工作都是由分批来到沙甸的工作队具体实施的，直至一年以后才建成结束。

由于整个“沙甸事件”是被定性为“反革命武装叛乱”，当作敌我矛盾处理，因而采取了如此严厉的武力解决的办法。虽然在事后派出的工作队采取及时修复被毁房屋，安抚伤残人员等措施以缓解敌对情绪，但终因混淆了矛盾性质，严重破坏了党群关系和军民关系，加深了民族隔阂，在政治上造成的损失无法估量。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党委才于1979年2月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报经中央批准联合发出通知为“沙甸事件”平反，检讨了执行民族宗教政策上的错误，彻底推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

现在虽然已事隔30多年，但当年进入沙甸时看到的断垣残壁、血迹斑斑的情景仍历历在目；死伤者的家属哀哀痛哭的声音仍在耳际回响。我心中在问，这到底为什么？为什么在好端端的地方，在没有外国入侵的和平岁月，却被人为地制造出这样的大惨案、大悲剧？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7年第7期 情系国殇墓园　作者：秦伯益

祖国西南边陲“极边第一城”云南省腾冲县的西南郊，在四季葱翠的来凤山下，在长流不息的叠水河畔坐落着已有整整60年历史的国殇墓园。这里埋葬着1944年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光复腾冲时壮烈牺牲的8000英灵。这是1945年为纪念这些抗日阵亡将士而建立的我国第一座烈士陵园。它建立最早，规模宏大。60年间，几度兴废，几度修复，至今气势恢宏，庄严肃穆。虽然墓园地处滇西边远，却每年总有世界各地数万人士前来凭吊，前来缅怀。人们不忘历史，不忘英烈，向抗日阵亡长眠于此的将士们表达自己浓浓的情，深深的敬。

走近墓园就见正门上方原云贵监察使李根源先生的园名题词“国殇墓园”，进门后穿过30米左右两侧耸立着森森翠柏的林荫甬道，就正对大殿“英烈祠”。“英烈祠” 殿基有蒋中正题、李根源隶书石刻“碧血千秋”，字体凝重含悲，催人情涌。殿前和殿内有于右任、孙科、卫立煌、龙云、黄琪翔、霍揆彰、周福臣、阙汉骞等国民党要人题写的多幅匾额和楹联。如陈诚题：“冲锋陷阵慷慨成仁；光复汉物万民欢腾”。何应钦题：“气壮山河成仁取义；光昭日月生荣死哀”。殿正中是孙中山像，上悬“天下为公”，下刻“总理遗嘱”，两侧题“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外侧悬当时的国旗和国民党党旗。殿后即墓地“小团坡”。坡前正中石刻是于右任题“天地正气”，书法大气磅礴，豪情洋溢。两侧安置“盟军阵亡将士纪念碑”和“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再往前，就登上约30米高的“小团坡”墓地。墓地底面西南狭，东北宽，呈“钟”形，寓意“木铎警世”、“警钟长鸣”，毋忘国耻。坡顶矗立着“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光复腾冲阵亡将士纪念塔”。塔基四面刻“民族英雄”、“还我河山”及碑文等。最令人难忘的是纪念塔四周密密齐齐的小块墓碑。小团坡整个均分为8块扇形墓地，每块墓地自上而下依原作战部队序列和职衔高低整齐地排列着9行上圆下方的墓碑，碑上镌刻着烈士的军衔和姓名，共72行，3346块，下面埋有烈士的骨灰。身临此境的人，见景思情，无不肃然起敬，怦然心动。正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步出墓园时，蓦见墙角处还有一矮小的坟头，坟碑上书“倭”二字，使人联想到杭州岳王坟前跪着的秦桧夫妇，而“倭”的处理方式似乎更寓深意。

腾冲是抗战后期我军收复的第一座被日军占领的城市，是沟通中国抗战后方与东南亚，尤其是缅甸的重要战略要冲。日军占领它，既是为了打通滇缅公路，以便驱军南下，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也是为了切断我大后方与国际间保存的惟一通道，以便阻绝国际对我抗日物资的补给。为此，日军在腾冲重兵驻守，高沟深垒，意欲长久占领。为攻打腾冲，国军以卫立煌将军为集团军司令，动用了两个军、六个师的兵力，历时四个月，大小四十余战，强渡怒江，仰攻高黎贡山，力克腾冲日寇守军。破城后，又经激烈巷战，肉搏厮杀，硬是将据守城内的3000顽寇全部歼灭，无一漏网。我方的代价当然也十分巨大，死伤军民18000人，收复后的腾冲，已是一片废墟。正是这样的代价，赢来了腾冲的光复，破灭了日军挺进东南亚的迷梦，保证了国际物资补给线的畅通，鼓舞了全国抗日军民的士气，标志着战略反攻的开始。

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惨烈的一场战争，也是中国人民作出了最大牺牲的一场战争。同时，抗日战争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取得最大胜利的一场战争。这一胜利是国共两党通力合作，共赴国难，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同仇敌忾，前赴后继，英勇杀敌的结果。这一胜利使中国人民从此摆脱了列强的欺侮，开始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全国人民的胜利，是全中华民族的胜利。

由于国共两党意识形态和建国主张上的分歧，抗战胜利后没有能够共同分享胜利的果实而开始了又一回合的国共斗争。对于抗战胜利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诠释和宣传自然也就各执一词，甚至相互诋毁。关于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全国解放后在大陆已经澄清，本文想说的是国民党抗日的一面。这是我，一名老共产党员，对国民党抗日的真诚认同，也是对过去我们片面认识的由衷反思。

“只反共，不抗日”，这是解放后长期以来我们对国民党在抗战中表现的基本评价，事实上这评价是片面的。国民党当时是执政党，国民党军队驻守全国各地，负责正面战场的全面防御，守土有责。国民党军队与日军的关系是，国军在明处，日军在暗处，日军主动。日军可以有选择地重点进攻，国民党无法回避，打得赢要打，打不赢也只好打，打败了只好退。共产党军队和日军的关系不同，日军在明处，共产党军队在暗处，共产党主动。共产党没有自己的领地，没有固定的驻军，没有守土的直接责任，而是深入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正是国民党负责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建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两者的良好结合，构成了这一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壮美画卷。没有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击，共产党很难抓住战机，深入敌后，有力地牵制日军；同样，没有共产党深入敌后，牵制日军，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将遭遇日军更大的攻击，导致更多的失败。正是国共两党当时的合作，才有力地打击了日寇，才能以弱而穷的古老国家最终战胜强而富的新兴帝国。再从国际范围来看，正是国共合作后牵制了几百万日军，才使日本没有力量再北上攻击苏联，或南下攻击东南亚、西印度洋，直至中东和澳洲，这才保证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对中国抗日战争的重大国际贡献，当时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都曾充分肯定过。

可是，60年前，抗战胜利后的喜庆焰火尚未消散，中华大地上的内战烽烟再度燃起。当然，天无二日，国无二主，以当时形势来看，国共之间必有一战，最后共产党胜利了，这也是当时国共两党民心向背的必然结果。历史总是胜利者的历史，于是解放后我们一直按照我们自己的观点述说着抗日战争的历史。如果史实果真就如我方过去所述，那么，国殇墓园中埋葬着的几千名英烈到底为谁而战？为谁而死？国殇墓园外，全国还有多少抗日阵亡的忠魂散落在历史以外？我是2005年5月初寻访国殇墓园的，回京后，以上沉重的历史疑问久久萦绕心头。什么时候才能还历史以真实？

2005年7月7日，北京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经重新布展后正式对公众开放。3天后我去参观，大喜过望。这次改版后的展览内容凸显了“国共合作，共赴国难”的重大主题。从“九一八事变”后的“嫩江桥抗战”、“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战”到“卢沟桥事变”后的“淞沪会战”、“忻口、太原战役”、“台儿庄血战”、“武汉会战”、“长沙战役”、“滇西大反攻”等国民党军队进行的著名战役和“平型关战役”、“百团大战”等共产党军队进行的著名战役在展版中都同样得到了反映。国统区广大知识分子和国家干部及敌占区工农大众的抗日活动也都同样得到了反映。马占山、蒋光鼐、蔡廷锴、傅作义、卫立煌、张自忠、佟麟阁、李宗仁、邓宝珊、杜聿明、赵登禹、戴安澜、冯玉祥、薛岳、张学良、杨虎城、郑洞国等国民党抗日将领和众多共产党的抗日将领、工农群众中的抗日英雄、爱国华侨中的抗日英雄和来华支援中国抗日的国际友人的照片一起都同样高悬展版，供人瞻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展示着伟大战略家毛泽东在整个抗日战争中高屋建瓴地起着战略指挥作用。展厅中同时展示了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他说：“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指出“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有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说明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确实也有决心抗战的一面。我注意到很多观众在看到国民党军队抗战事迹时连连点头，还有人在那张台儿庄车站上李宗仁的全身照相前留影。我则在滇西战役的展版前驻足良久。当看到远征军滇西大反攻、强渡怒江、攻克腾冲等图片时，一股难以名状的欣慰涌上心头。尤其令人信服的是最后一张统计表记载着抗战期间共歼灭日军154万余人，其中东北抗日军民歼灭日军17万余人，敌后战场歼灭日军52.7万人，正面战场歼灭日军85万余人，国民党的贡献得到了如实反映。人民群众从历史的真实中感知，国共两党合作，其利断金。

我为国殇墓园中抗日英烈们的事迹得到了历史的如实肯定而高兴，我也为国殇墓园外千百万抗日英烈的事迹得到了历史的如实肯定而高兴。历史最终是人民写的，只有被人民的历史所肯定的胜利者才是真正的胜利者。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7年第7期 三代人的宿命　作者：王宏任

在我的收藏物中保存着三件珍品：一个往来收支簿、一张证明书和一个带罩的煤油灯。这三件物品是我们家族历史的见证，也是我们党和国家历史的一个缩影。

爷爷的收支簿

这是一个128开的粉红色布面硬皮的小册子，上面有银色的“工作与学习”字样，下面用工整的小楷写着爷爷的名字：王振伯。扉页上是“社员王振伯往来凭证”，上面盖着“香河县孙家止务胜利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圆形印章，下署日期 “1954年3月12日”。这个至今已经五十多年的小本子被我家三代人保存的完好无缺，蓝黑墨水写的每笔账目都非常清晰，这是我们村合作化时入社的账目凭证。

爷爷是个热心公共事业的农村社会活动家，在周围几十个村子里都是个办事的能人，人称 “半官府”。解放前夕，爷爷曾救过一个被伪军追赶的人，这个人正是解放后的香河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张子明。新政权建立后，张书记第二天就带人拜访爷爷，爷爷当时成了个红透天的人物。那时新政权的村长、村支部书记和他们的下属天天在我家办公。爷爷有极强的协调能力和组织能力，给新政权出了不少好主意。土地改革中，我家定为中农成分。那时的爷爷坚决听共产党的话，党说啥就是啥。

1954年村里成立合作社时，爷爷作为铁杆儿革命派把所有家产都入到社里。这个小本的第一笔账是：驴一头，折价200万元（合现在人民币200元，下同），车一辆，折价120万元……连大型农具如水车、犁、耙等，我家入社物资总折价是450万元，在全乡是最多的。他受到县委书记张子明的表扬，说他推动了合作化运动的进展。

入社后，爷爷当了半年副社长，后来强调要贫下中农掌权，爷爷自动退下来（他不退也会让他退的），成了普通社员。他那时经常生病，奶奶也有病，想从社里支点钱看病，总是回答没钱。那时我们全家八口人，只有妈妈一个青壮劳力，爸爸在外工作每月工资三十多元，四个孩子，三个老人，困难可想而知。很快，由初级社转为高级社，入社物资打破村与村的界限，我家入的那头大草驴分到别的村去了，爷爷哭着去找高级社长要他那头驴，新社长根本不听爷爷的话，反而质问爷爷什么成分，是否有变天思想。爷爷长叹一声，悔之晚矣，他成了落后社员。

随着公社化的“一平二调”，各户入社的资产都“平调”了，爷爷的车没有了，水车早坏了，他说那水车要自家用能用20年；没入社前，全村有40部水车，入社后到1958年，全县的水车全都毁坏，机械化程度严重倒退。爷爷一生的劳动成果都贡献给合作化了，他自己成了不受欢迎的穷光蛋。当时我家三个人劳动养不活七口人，每年欠社里的钱，欠钱就从入社物资里扣，扣到1958年不许再扣了，因为爸爸有工资，得交现钱了，于是爸爸的工资就成了全家的活命钱。

1959年冬天，全家挨饿，爷爷拿着小本子找公社干部要钱，被训了一顿，说他配合“帝、修、反”向人民公社进攻。爷爷一病不起，到1960年春天，他和两个奶奶饥饿而死，死时还攥着那个小本子。爷爷死后还被划为地主，张子明也被打成“叛徒”，他们都遭到了恶毒的批判。如今这本子上还欠我爷爷389块5角6分钱，但是没人再提这笔钱，也没人对爷爷这些真心拥护共产党而受到挫折、委屈的人道一声歉。

爸爸的证明书

爸爸前年去世，临终时还念叨着他的《证明书》。

《证明书》上写着：“王春林同志响应党的号召支援农业第一线，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特此证明。1962年7月15日”。下面有参加工作时间：1946年7月。原任职务：教师（其实父亲是小学校长）。备注：生产补助费和其他费用已发给本人。骑马缝中有半个“香河县人民委员会”的带着国徽的印章。爸爸17年工龄只领回来不足七百元的补助费。

爸爸是高中毕业即参加革命的热血青年，他在历次运动中“一心听从党召唤”。1962年的下放运动，是国家为了调整国民经济而做的不得已的退步，把大跃进前后过热发展的经济冷却一下，其下放重点应是解放后扩招的工人干部。可是工作难做，谁都不愿下放，于是他们就做爸爸这批解放前参加革命的干部的工作。领导让爸爸当带头人，说让他先写申请带动大家，最后可以考虑爸爸的情况，不作下放处理。于是爸爸就真的写了申请，还真心劝他的几个朋友写申请，结果是他们都被下放了。爸爸体弱多病，本是不能下放的。但这时领导的谈话口气变了：你已经写了申请，是你自己的笔迹，你还能欺骗党和人民吗？不过他们应许：过两三年经济一好转，立即把爸爸招回来重新工作。于是爸爸就回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了。可悲的是爸爸身单体弱，不能干重活。所以，他从来没有挣过满分。

爸爸希望国家形势好转，他在劳动之余还给村里办板报，给农民读报讲时势。有人劝他别再这样“积极”，爸爸还反过来作对方的思想工作，苦口婆心地劝对方端正认识，正确对待党。

不久“四清运动”开始，工作队把爸爸当积极分子，让他带头学文件，带头批判“四不清干部”。爸爸当积极分子当得赤诚无比，他带头按文件要求给一个“四不清干部”上纲上线（这个干部确实鱼肉乡里，在三年困难时期大发“饥饿财”）。但没有几天，“四不清干部”“解放下楼”，他纠集几个被爸爸批判过的“四不清干部”，合伙陷害我家，异口同声地说给我家扛过长工，说我爷爷是漏划地主（其实土改时我家只有七亩半地，是土改的分地户），并逼着爸爸承认，承认可以不戴“地主分子”帽子，不承认就是“反动地主分子”。过于相信党的爸爸只好委屈地承认了，于是我们全家被逐出革命阵营，成了改造对象。

“文革”中爸爸被打成“国民党残渣余孽”，据说是爸爸上高中时，当地国民党部把所有高中学生都写在国民党员的名单中，这叫“集体入党”，入党者大多不知道。不知道也不行，入了名单就是反动国民党分子。爸爸老实忠厚，没有被游街，可是挨了几次斗争，他站在台上挨斗时，许多人在下面叹气。划成地主的我家终于被扫地出门，全家六口人被从我家三间正房、三间厢房的小院赶到两间霉烂潮湿、摇摇欲坠的长工屋中，过起了被专政的“地主”生活。爸爸此时开始后悔不及了：假如自己不听那个领导的话，不写申请，不会下放农村；假如自己不听工作队的话，不当积极分子，不批判“四不清干部”，能有这个下场吗？千错万错，都是自己“积极听党的话”惹的祸。爸爸很长时间陷于忏悔之中，深感自己给家里带来灾难，给爷爷带来恶名，有时甚至想自杀。多亏那张“证明书”给他些许的希望，他隐忍地活下来了。

改革开放后，我到县政府办公室工作，我向县长反映了我父亲的情况，县长指示让有关部门解决，那个部门领导找我父亲谈话，问我父亲是否犯过错误，父亲说没有；问是否和当时领导有矛盾，属于被打击报复？善良的父亲也说没有。领导无奈地说：“那您的问题现在暂时无法解决，因为对于自愿申请下放农村的干部我们没有招回的政策。”爸爸说：“不是说经济一好转就让我们回去吗？”领导说：“现在北京、天津的下放人员有了极少数的补助费，咱们河北还没有，我想会有吧。您耐心等待吧！”于是爸爸真的耐心等待，但直到去世也没等来结果，爸爸死不瞑目！

妈妈的煤油灯

我保存的那盏煤油灯是五十多年前几乎家家都有的那种带玻璃罩的煤油灯，我保存它是因为我妈妈当年曾在这个灯下努力学习、刻苦识字。

共和国初建的那两三年，农村兴起“扫除文盲”运动。妈妈当时正是二十四五岁的青春年华，又是干部家属，于是带头上“识字班”学习，带头参加共青团，还当了团小组长。每天中午，妈妈和她的姐妹们结伴去识字班学习文化，一路上说说笑笑、打打闹闹。那是洒满阳光、给人希望的年代。

傍晚，妈妈从田野回来，洗把脸就叫几个团员去村公所最高的房上去喊“广播”，她们用马粪纸卷成的喇叭，把报纸上的新闻“喊”出去。为了这半小时的广播，妈妈每天晚上要在油灯下反复熟悉两个小时。所以让妈妈牵头作这个工作，因为爸爸是中学教师，他有字典，那时候字典可是贵重的东西。为了这本字典，许多青年女子到我家来找妈妈学习文化。

随着我渐渐长大，妈妈的伙伴们不再相聚，也不再学习。因为“合作化”使人们天天一块儿劳动，话都在地里说完了，而劳动的结果与宣传的有很大距离；“统购统销”后的农村，几乎家家缺粮，吃不饱饭了，还谈什么主义；“反右”波及到农村，看到几个在外边工作的人被打成“右派”，受到犯人一样的待遇，人们的心冷了，相互提防着对方；尤其是“三面红旗”狂舞时，所有人都形同囚犯，整日苦累在田间，夫妻分居，子女难顾，吹牛皮说大话，从吃没滋没味的大锅饭，到收去每家的铁钉铁锅去大炼钢铁，人们不再对未来抱什么希望，昔日的青春蓬勃、蒸蒸日上的豪情和力量都枯萎了。

灾难还在继续，饥饿的年代来了，妈妈的伙伴们有的饿死了，有的出外要饭被人奸污致死，有的因为偷了一把麦子被戴上坏分子帽子，每天干完活儿后还要和“四类分子”一块扫大街……妈妈则拖着病弱的身体每天下地劳动，疲惫不堪、满脸愁容。

“四清运动”来了，一个当年和妈妈结拜姐妹的女人当了分团政委，她听信了某些“贫雇农”的意见，把我家定为地主，扫地出门，接受改造。妈妈虽是贫农出身，可是已经嫁给了地主家，也只能和地主一起接受改造。阶级斗争的急风暴雨使人与人之间成为仇敌。妈妈对新中国的热忱想往，对党的一片忠心，都被抹杀、埋没于那莫须有的“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里。漫长的十四年，妈妈在痛苦委屈中苟活，形同在狱中服刑，没有欢笑，没有希冀。

改革开放后，妈妈已经六十多岁了，她看到一个个久被压抑的儿女走出农村进入大学、机关、企业，她笑了，她把那盏煤油灯交给我，要我好好保存它、珍惜它。

我自己的经历

我在这个拥护革命的家庭中成长，父亲让我从小就作个革命者。我小时的玩具是宣传新思想的“小人书”和革命领袖像：马、恩、列、斯、毛、刘、周、“十大元帅”和金日成、马林科夫、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基洛夫等等，还有反映他们生平的书籍。我从小学二年级到六年级始终是班长、中队委、大队委，我以优异成绩考上县一中仍然是好学生，我雄心勃勃的想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这些名校，可是，家庭成分使我理想破灭，“地主子弟”使我成了贱民。我努力自拔，想凭写作来创造前途，我真心实意地歌颂领袖、党、社会主义。我有一篇歌颂家乡的散文《运河放歌》，我充分发挥想象力，把家乡写得如诗如画。文章发表在《河北日报》上，地委宣传部长看了，心情愉快地到县里来参观美丽的运河，县委书记领他找到我，问我写的是哪里的风光。我说是过去的运河，是未来的想像。县委书记把我狠批一气，说我作假。我违心地承认了错误，发誓再也不写文学作品了。从此开始画画，写小评论，天天说社会主义好，即使这样，在“文革”中我还是被打成了“反党集团成员”，剪头发、抹黑脸、挂黑帮牌、戴无常纸帽、沿街游斗。我心中非常委屈：我是从小到大、从里到外都拥护革命、党、社会主义和毛主席呀！这是我应得的待遇吗？我们三代人真心革命，却遭此厄运，这革命还叫革命吗？

所幸赶上“改革开放”，我和弟、妹后来凭考试出来参加工作，当了干部，家里落实政策，父母算享了十几年改革开放带来的幸福。只是我亲爱的爷爷、奶奶受尽了饥饿、劳累、精神的磨难而没能赶上好日子。在中国有千千万万像我家一样的遭遇者，我们都不会容许历史的悲剧重演。我完全同意巴金先生的意见：如实地建“文革博物馆”，把这种“史无前例”的罪行毫无隐瞒地昭示给后来者，让善良的人们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和谐社会。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7年第7期 父亲梁蔼然的地下工作经历　作者：梁福申

我的父亲梁蔼然解放前长期从事地下工作，是我党派在冯玉祥、鹿钟麟总部的情报小组组长，给党提供过有重要价值的情报，特别是军事战略情报，受到过周恩来、董必武的多次表扬和毛泽东的接见。但我对父亲的经历，过去知道的甚少。“文革”结束后，特别是我离休后，在我的要求下父亲才详细地给我谈了他的过去。父亲在旧中国坐过国民党的牢房，解放后也曾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十年动乱期间更是蹲过牛棚，受到严重迫害。但他始终信念如一，无怨无悔。父亲逝世已十六年有余，他在解放前的许多经历，尽管至今鲜为人知，却与许多尽人皆知的大事相关联。

亲历西安事变

1931年7月，父亲经当时在中共党员、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南汉宸领导下从事情报和高层联络工作的申伯纯介绍来到西安，入陕西省民政厅，三年后被派往南京杨虎城的办事处工作。1936年春天，被时任西安绥署交际处长的申伯纯调任交际处上校总务科长。自此，父亲在申伯纯的引导和影响下投身革命，并身历和目睹了西安事变前后一些事情的细节。

东北军奉蒋介石之命在陕北“剿共”失利后，全军发生了动摇，要求停止内战、打回东北老家去的呼声高涨。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处境更为困难，不仅人数少，装备也差。东北军的入陕使西北的局面更加复杂化，让杨虎城产生了危机感。而蒋介石利用这种矛盾，使张、杨互相猜忌牵制，以达操控目的。杨虎城为摆脱困境，与张学良共存共处，决定把东北救亡总会负责人高崇民（当时被国民党当局通缉）从天津接到陕西做张学良的工作，共商联共抗日大计。申伯纯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父亲，而父亲当时并不认识高崇民其人。申对父亲说：“你到天津要住最阔气的交通旅馆，然后到法租界某处找他，不要带任何信件，全凭口说。”父亲到天津在交通旅馆住下后，即按地址找到高崇民的住处不遇，留下了姓名和住址。当天下午三点，高崇民偕同袁晓轩（父亲后来的入党介绍人，抗战初期曾在八路军总部工作，1941年在洛阳叛变）来了，邀父亲到他的住处。寒暄过后，父亲说：我是申伯纯先生派来的，接您到西安去。高问：为什么这个时候接我去？父亲答：这个我不知道，只是派我来接您。高随即把话题岔开，问起了西安各方面的情况。谈到下午五点，高崇民邀父亲到旅馆吃饭，饭后问道：你是不是还要在这里住几天？父亲答：依高先生的意见而定。高说：好！我现在还不能答复你去不去，一两天内会答复的。高崇民后来告诉父亲，他和袁晓轩回去后详加分析，都认为我父亲诚实可信，并推断此乃杨虎城授意申伯纯所为。第二天中午，高崇民又与父亲闲谈中问了一些到西安后住哪里之类的问题，并说：我去不去，明天答复你。到了第三天中午，高直截了当地说：我可以去西安，但我们不能一起走，你可以先回去，8月某日在潼关黄河边上接我。

父亲回到西安，向申伯纯作了汇报。申说：你在潼关接到高先生，就直接把他送到三原东里堡杨虎城公馆。届时，父亲如约在潼关接到高崇民。

几天后，父亲还曾接受申伯纯交给的任务，接送中共派往第十七路军的代表张文彬到杨公馆与高崇民多次秘密长谈。张文彬曾任两广党委书记，西安事变时陪同周恩来和杨虎城会谈。据父亲回忆，张行踪甚密，戴着口罩，途中很少讲话。

1936年11月，蒋介石抵达西安，进驻临潼华清池。蒋的将领陈诚、蒋鼎文、卫立煌、关麟徵等及国民党要人邵元冲等也纷纷前来，住在西京招待所。西安一时车水马龙、冠盖云集。父亲所在的交际处自然要忙上加忙。蒋在新城大楼举行过不少次大规模的宴会，都由交际处承办。发请柬，摆席次，排坐位，甚至还要五洲大药房制造蒸馏水，因为蒋请客从不备酒，以蒸馏水替代，每次派一个副官和交际处的人同去监制。交际处的副官向父亲请示说：“他们要的蒸馏水太多，五洲大药房赶制不出来，如果掺点假是可以的，那就得在蒋手下的副官身上下点功夫。”父亲问：“怎么下功夫？”答说：“那好办，你就不用管了。”后来父亲去五洲大药房，见到交际处的副官正陪蒋派来的副官吸鸦片，旁边有妓女陪同。蒋的随员们还提出买狐皮大衣的要求，交际处也应付了好几件。此外，每天晚上，交际处都用十来部汽车接蒋的随员进城看易俗社演出的秦腔戏。杨虎城下了口头命令，要满足这些人的所有要求。

12月12日深夜，父亲从戏园里应酬回来，将汽车送入车场。杨场长叫住父亲问道：“你知道出了什么事？为什么将所有大汽车全调走了？”父亲答：“不知道。”随后匆匆步行回到新城机关。值班的副官告诉父亲：“张副总司令现在新城，和杨主任在一起，他的卫队进来四五十人，不晓得出了什么事。”父亲出去看了看，未见异常，就回去睡了。到了凌晨两点多，值班副官将父亲叫醒，说：“今晚一定有事，你起来看看吧。”父亲赶紧起身穿衣出门，见赵寿山旅长正从外面走来，父亲与赵熟悉，便上前打听，赵说：“你回房睡觉吧，不要问。”说罢便向杨公馆走去。父亲正纳闷间，忽见手枪兵都上房了，开始严加警戒，任何人不准出门。到早晨6点，警察局方向响起枪声，进而宪兵团方向也响起枪声，后来枪声大作，几乎遍布全城，足足响了一个多钟头。到早晨8点，枪声渐绝。

父亲走出办公室，看到一些警卫奔走呼号，手里拿着“兵谏书”，见人就发。父亲要了一张，读后甚感兴奋。此时，忽见新城大楼门前停下一辆汽车，车门打开后，几个人将蒋介石架进了大楼。早晨8点多，父亲乘汽车到申伯纯家，申正在房门口走动，显得十分焦急。见到父亲，急问究竟。父亲将那张“兵谏书”给他看，申读后也激动得几近落泪。他不假思索地问：“现在能出去吗？”父亲说：“可以出去。”两人随即同车进新城。

事后高崇民告诉我父亲：“这场严重的斗争，只有张、杨两人知道，谁也没有参加。在事变后的夜间，我被找去，研究捉蒋后如何处理。我提出‘兵谏’这个古典名词，结果被他们采纳了。”

彭德怀点名入党

抗战爆发后，1938年6月，鹿钟麟出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冀察战区总司令兼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主任委员。申伯纯任冀察战区政治部代主任。父亲也随鹿进入敌后，任省政府秘书，后因工作得力，甚得鹿钟麟的赏识，年底被鹿提升为河北省政府主任秘书。

此期间，蒋介石颁发了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挑起国共两党间的政治摩擦，进而在一些地区发展为军事对抗。鹿钟麟也想借机扩充实力，开始频繁活动。他的实力得到扩充后，便坚定了在河北排除异己的决心。他采取一系列措施，在冀南地区和八路军争地盘，抢夺政权。父亲作为申伯纯的助手周旋其间，注意团结进步势力，孤立顽固分子，并很快就和鹿左右的实力派人物结为好友，用以抵制鹿身边的顽固派。他配合中共地下党员和八路军代表不断同国民党方面破坏抗日的行为进行了机智勇敢的斗争。1939年2月，日军发动九路兵力围攻鹿钟麟部所在地——冀县。鹿率党、政、军三方面人员突围而走，奔波二十多天。完全摆脱敌人后，鹿钟麟亲自集合下属，清点人数。省党部人员已全部丢光，省政府也仅存梁蔼然一人。父亲还随身保管着省主席大印，由此更得鹿的信任。

后鹿钟麟进入太行山，落脚贺家坪与天门关一带。3月，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路过附近，鹿前往会见。刘伯承以诚恳的态度相劝，晓以团结抗日的大义，鹿钟麟唯唯而应。

1939年5月，彭德怀邀鹿钟麟在山西辽县下庄开会，谈判解决河北地区“磨擦”问题。随鹿前往的有八九人，父亲作为鹿的秘书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前申伯纯同父亲分析情况，两人共同认为鹿钟麟周围的顽固派不会当着彭德怀的面公开提出反共主张，申让我父亲把那些顽固分子攻击我党我军的言论综合成若干问题，在会议时相机提出，以配合彭德怀驳斥顽固派的谬论。会前鹿钟麟派申伯纯去迎接彭德怀。

会议开始后，鹿钟麟先讲了几句开场白，随后韩梅岑（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书记长）讲了一段客气话，未涉及政治问题。彭德怀点名请王孝绪（省政府秘书长）、王钊志（教育厅长）谈谈。二王不是口吃就是谈不出什么实质问题，致冷场约一刻钟。鹿钟麟急得不行。父亲于是请示鹿钟麟要求发言，鹿当即允许并作了介绍。彭德怀也应允。父亲在发言中把二王等平时说过的指责八路军的话综合为五点和盘端出：一、游而不击，阴谋夺权；二、敌来我走，敌去我来；三、保存实力，壮大自己；四、名为抗战，实是篡权；五、苦了百姓，富了自己等等。彭德怀在父亲讲完第一个问题时马上说：“请你等一等。”他拿出笔来记录并向父亲核实后，再让父亲讲第二个问题。父亲发言后，彭德怀即根据父亲提出的问题一一作了回答，并对抗战前途、要打持久战、应作长期艰苦的打算等等问题作了详细全面的阐述，一共讲了四个小时。会后彭回到住处，问申伯纯（申此时已离开鹿钟麟到八路军总部任秘书长）：“今天这个‘小顽固分子’是个什么人？”申告诉彭：“是我久共患难的老弟梁蔼然。”彭又问：“他入了党没有？”申答：“尚未。”彭说：“应该立即吸收他入党。”当年9月申伯纯派袁晓轩到贺家坪约见鹿钟麟，而其主要任务则是吸收父亲加入中国共产党。

情报生涯——重庆

父亲于1939年9月成为中共秘密党员。年底被鹿钟麟从河北派往重庆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受训。次年3月，鹿钟麟也由河北只身来到重庆，住在巴县冯玉祥公馆，并邀我父亲一同住闲，以待岁月。父亲随后和冯的秘书如赖亚力、王冶秋等人也渐渐熟悉起来。

1940年5月底，父亲到曾家岩50号八路军办事处找到以前的熟人王梓木，告诉他自己已于去年在贺家坪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申伯纯和袁晓轩介绍的，特来接洽组织关系。王梓木随后打电报向彭德怀询问。7月得到回电后，即约父亲来曾家岩50号，通知他已接到证实其为中共党员的复电，并带他去见周恩来和董必武。周恩来对我父亲说：“我的意见你就在鹿先生处工作好了，不必再回前方了，具体的事，以后王梓木同志会和你谈的。”又说：“你可以帮助鹿先生认识当前的国际和国内形势，你自己也要在这方面多下点功夫，加深对客观事物的了解。”

1941年1月，王梓木告诉我父亲，已将他和冯公馆的参谋周茂藩、副官赵力钧编成一个党小组，由父亲任组长。这成为父亲情报生涯的起点。

1941年1、2月间，国民党召开中央全会，鹿钟麟等均出席。其间所发的国民党中央机密文件，大部分和“反共”相关。鹿每次开会回来，都将文件交父亲替他保存收藏，这对于父亲的工作相当有利。紧跟着周茂藩于3月份到国民党军令部第五厅当中校科员，主管国际情报。那里出版一种秘密文件，每周一期。周先拿给冯玉祥看，冯阅后交给父亲，父亲即设法抄送周恩来。父亲的工作量逐渐增多，经常忙到后半夜。这样的状况持续了一年多后，因“国际情报”降临了一场生死攸关的危机。

1942年8月的一个星期天，父亲到歌乐山看望鹿钟麟。中午，赵力钧的夫人石联玉匆忙找到我父亲说：“周茂藩今天十点前被特务逮捕了。”原来，早上军令部集合突然检查文件，周找不见父亲，只得亲自到曾家岩五十号找到王梓木取回文件。不料，特务们紧随其后，当他返回军令部大门时便被逮捕了。父亲问清情况，立即叫石速归，协助暂住父亲寓所的中共党员张韵波、张玉芝夫妇掩藏寓所的文件，同时与王倬如商议对策。他们分析，如果父亲离开，会暴露许多破绽，使我党的工作蒙受很大损失，而且周茂藩也无人能够张罗搭救了。如果父亲不走，只要周不供出实情，局面就有回旋余地。于是，父亲决定留下即返住地，一切仍如往常。事发的第四天晚上，父亲接到了一人送来的小纸条，上写：“特园廿四号梁蔼然速救我，给送信人一百万元。藩”。父亲立即付钱，并因此判断自己没有暴露，可以放心大胆地开展营救工作了。父亲思之再三，决定请鹿钟麟亲自出面找军事委员会负责人何应钦。因为何与冯玉祥是冤家对头，利用他们的矛盾设法解救周茂藩。果然，据鹿钟麟回来讲，何一见鹿就说：冯先生那里的周茂藩出了问题，被逮捕了，你知道吗？鹿表示唯唯。何又说：这是极为严重的泄密问题，恐不能宽恕！鹿说：你跟冯先生关系一向不和，现在又出了周茂藩这件事，如果如此你们二人的僵局不是更严重了吗？何尚坚持己见。鹿说：这个问题请何先生从长斟酌一下，为了解除你和冯先生的误会，我希望你借周茂藩这件事给冯先生点儿情面，请三思。后经鹿钟麟的再次说情斡旋，何终于免了周的死罪，1944年初周茂藩获释，仍继续跟随冯玉祥工作。

1941年6月，经王梓木介绍，父亲又结识了在军令部任职的几个军官，与他们时有过往。这些人经常走动，只要遇到重要新闻或者新的军事变化，就会私下交流，引为茶余酒后的话题，从无忌讳。其中一个叫刘杜的中校科员家里孩子多，生活很困难，父亲便经常给他送些钱去。他也经常把主管的几个战区军事情报资料拿出来给我父亲看。通过这个渠道，父亲获悉并传递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

这期间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插曲。1941年底，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赵守钰将军从西安来重庆，住在鹿宅，临走时提出要父亲担任他的驻渝办事处主任，并择日专门请鹿钟麟吃饭，提出此事，鹿表认可。赵于是说：“今天我很高兴！这些年我的第一个秘书是吴黎平，这个人很有才干，不想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早就走了。我的第二个秘书吴波，跟了我好几年，日子较久，人极精明勤谨，但未料到他又是中国共产党，于1936年到延安去了。现在又请了梁蔼然同志来，担任我的驻渝办事处主任，我很高兴！希望你总不是共产党了吧？”鹿钟麟及同席的秦德纯、余心清等听后都哈哈大笑。

1942年，父亲曾获悉德军将进攻斯大林格勒的行动情报，随即报送给周恩来，后又按周恩来的指示，转告了苏联驻华使馆武官处。苏联驻华使馆武官安德烈夫马上找到父亲，认为这个情报非常重要，对父亲的情报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不久，德军便向斯大林格勒发动了空前猛烈的进攻。

1944年，鹿钟麟被蒋介石任命为兵役部长，父亲经请示董必武后，随鹿上任，充当他的机要秘书，名义为少将部附。父亲所管的文件主要有全国各部队的实力人数统计表册及驻防变动情况，每月至少变换一次，此外还有鹿钟麟参加军委会议的重要文件等等。所有这些，父亲都照抄一份，秘密送到曾家岩50号。直接领导父亲工作的是薛子正。紧要的时候，几乎天天都送，持续了近一年。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与蒋介石在重庆举行国共谈判期间，有一天兵役部的同事简柏找到父亲说：“我听陈诚的秘书对我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陈诚说：‘我们现在的复员就是动员。’这句话就是：不管谈判如何，中央军肯定要向北推进！”父亲意识到问题的严重，马上写成材料转到曾家岩周恩来处。第二天王炳南便来找父亲，核实这句话的出处，表示这句话“太重要了”。同时邀父亲直接去张治中公馆见毛泽东。不久之后的事实，就验证了这个情报的重要性。

1945年10月初，十一战区参谋长宋肯堂及新八军军长高树勋、四十军军长马法五来重庆面见蒋介石后，将带兵开赴北平。鹿钟麟曾设宴招待他们，父亲是陪客之一。席间父亲感到这些人都气焰冲天，有人问及八路军会让你们过去吗？他们都一笑置之，根本不放在心上。席间，父亲得悉北上的还有三十军鲁崇义部和三十二军唐元良部总共四个军北上，即把这些情况一一写出，报周恩来处。后来，这些部队在行至邯郸附近时，被我八路军打得落花流水，高树勋便是这一战起义的。马法五军长被俘，其他两军也大败而遁。这是和谈后国共对垒的第一战，父亲的情报工作无疑起了关键作用。

情报生涯——北平

抗战胜利后，全国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父亲所在的情报小组也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他与王倬如（冯玉祥的机要秘书）等同志言及此事，共同认为北平已成为极为重要的战略要地，应转赴北平开展工作。父亲把这个想法和董必武谈了，董必武当即表示：“你们的想法很好，要再认真考虑到北平开展工作的计划。”

父亲和王倬如随后制定了一个详细的计划，包括利用冯玉祥、鹿钟麟和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的旧关系，在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谋得适当职务，作为工作掩护；在北平创办一个印刷厂，作为据点开展工作等等。这个计划得到了董必武同志的同意，并作了如下口头指示：“一、到北平后，要先站稳脚跟，然后再和党联系。你把工厂先办起来，有个立脚点，党组织会主动找你的。二、要踏踏实实埋入地下，不要冒出来。不要把自己搞得红彤彤的，还是灰色的好，但是有些同志做不到这点。三、要多和党外人士交朋友。要钻到国民党内部去，不要把自己的人集中在一起议论不休，这样意义不大而且有害。”

父亲等人决定，自筹资金建厂，不要组织出钱。同时商定，梁蔼然暂留重庆负责筹措资金，王倬如则带着两人十多年的宦囊所得及临时凑的一些钱（总计黄金250余两）先到北平筹建印刷厂。最后定名“长城印刷厂”，开业后梁蔼然任董事长，王倬如任厂长。

父亲根据当时的形势和实际情况，先找了冯玉祥和鹿钟麟两人，冯对出版印刷事业很感兴趣，当即应允出资100万法币，鹿出于对梁的信任和支持，出资600万法币，投资额最高。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在参谋长张知行的劝说下，不仅出资200万法币，还题写了“长城印刷厂”的匾额，这对于父亲等人的情报工作也是一种有力的掩护。张知行是父亲的结义兄弟，他自然知道父亲等人并非买卖人，办印刷厂也并非为了赚钱，一定另有所图，但仍大力相助，出资200万元法币，并对营业状况不加过问。父亲的筹资进展顺利，事先开列的筹资对象名单无一人拒绝，共筹得2380万法币。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现在的北京胶印二厂，其前身就是父亲等筹资创建的长城印刷厂。当时的股东，除去了台湾的外，只有父亲和鹿钟麟先生始终没有提取分毫股金，全部捐献给了国家。

1946年7月，父亲离开重庆飞往南京。周恩来在梅园新村听取了父亲的汇报，他对父亲的工作颇多称许并给予鼓励，最后嘱咐父亲到北平后，有事可找徐冰、薛子正两同志。11月，父亲与王冶秋从南京来到北平，两人都在十一战区长官部挂了少将参议的名义。

不久，徐冰在王倬如家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参加者有梁蔼然、丁行之、王冶秋、朱艾江、王倬如等五人。徐冰把这五人编成一个情报小组，梁任组长。这个小组的任务是为党做情报和统战工作，直属党中央，和地方党组织不发生关系。就在这次会上，由梁蔼然、王冶秋介绍王倬如、丁行之两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个情报小组利用长城印刷厂作掩护，利用孙连仲等人作“后台”，卓有成效地开展了一系列的地下情报和统战工作。此前父亲和王倬如已设法将韩梅岑和张知行的儿子送往解放区参加革命，后来赵寿山（曾任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温朋久（曾任驻瑞士使馆参赞）、姚警尘（曾任军委二部办公厅副主任）等三同志秘密来北平，经父亲和王倬如的安排，全部安全进入解放区。

1947年2月，国共谈判破裂。徐冰在王倬如家召开最后一次秘密会议，五位情报小组成员全部到齐。徐冰说，内战已不可避免，中共代表团将撤离。你们这个小组要留在北平，要更深地埋入地下，以后通过党的秘密电台联系，过些时候派人和你们接头。军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撤离前，薛子正曾带父亲去见叶剑英，听取对情报小组如何开展工作的指示。一个月以后，一个自称姓白的同志到西砖胡同找王倬如，奉党的命令来和小组联系，并向王介绍一位住在西城的叫董秋明的女同志，有情报通过她传递，并叮嘱除董外，小组其他同志不要去秘密电台。后来，董秋明和我父亲及小组其他同志也取得直接联系，他们有了情报均直接交董。董还和王倬如约定，每星期二上午到印刷厂和王见面，如因故未到，次日一定在王家中见面。

1947年9月底，董秋明突然失去联系，第二天小组成员朱艾江得到消息：余心清（党外人士）已被捕，特务去抓王冶秋，王已逃离，王妻被捕。父亲和王倬如分析，电台一定出了问题，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已很危险。父亲原打算回家略作安置后逃离，哪知特务早已守候在家门口，随即被捕入狱。事后获悉，9月下旬的一天深夜，我方电台正在工作，被敌人监听，在突袭之下，电稿未能销毁，加之电台台长叛变，我地下情报小组遭到破坏。包括余心清和父亲等人在内的100多人被捕，打入敌人军队内部的丁行之等五位同志在雨花台被杀害。此事还牵连到上海、南京、沈阳、天津、兰州、热河等地，被捕同志达800人之多。这就是当时轰动全国的“共谍案”。

父亲被捕后，于当年11月解送南京，关进国民党国防部监狱，其间鹿钟麟和中共地下党曾多方设法营救。1949年初蒋介石“引退”、李宗仁代理总统后释放政治犯时获释，1949年3月经香港回到北平。住在翠明庄期间，周恩来、董必武、李维汉曾来看望或宴请父亲。随后，父亲被任命为新政协筹委会秘书处处长，全身心地投入到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中。

（责任编辑 徐庆全）

2007年第7期 北欧四国社会模式的见闻与思考　作者：关　山

2004年，我赴芬兰、瑞典、丹麦、挪威学习考察。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认为，北欧的社会模式，可以为我们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改革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迪。

富足、和谐、文明的北欧

直觉比理论更重要、更可靠。民主社会主义是不是社会主义，好不好，到北欧走一走、看一看，就一目了然、一清二楚了。虽然这次考察时间不长，甚至可以说是走马观花，但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廓清了我多年的疑惑。

1．共同富裕，社会公平

北欧最震撼我心灵的感受就是没有穷人。在北欧考察期间，我没看到一个乞丐和流浪汉（卖艺者倒是有，但非常文明和敬业，更不会主动问你要钱）。北欧是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的高福利地区，劳动力人均年收入折合人民币值25万元左右，其中挪威最高，劳动力人均年收入约30万元人民币，大部分家庭人人有汽车，家家有游艇，而且社会公平，收入差额小。由于采取强有力的高税收、高比例的公共开支和“从摇篮到坟墓”的普遍福利制度，北欧各国均形成庞大的中产阶层为主体的社会结构，基本消灭了穷人。安徒生《卖火柴的小女孩》所描述的那种悲惨生活在当今北欧是绝对不会出现的。

北欧的富裕和公平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而且是渗透到“骨髓”里面去了，体现到精神层面，体现到制度、教育、文化和社会风气中去了。在北欧，社会和谐安定，风气很好，监狱很少，犯罪率很低，基本上没有盗窃行为。人们非常敬业，精神可嘉，首相、王储这些达官贵人出门上街一般都不带保镖。

2．重视环保，环境优美

北欧的环境保护得很好，城乡富丽幽美，蓝天白云，碧水青山，空气清新。大街小巷（除了人行道有烟头和狗粪之外）十分整洁、窗明几净，极少见废纸片、废塑料袋等垃圾；城市河道河水清澈，水鸟成群，堪比九寨沟的海子。在北欧，视野之内，所到之处，都没有发现冒黑烟的大烟囱，也没有发现有哪条河道小溪被污染。自来水是可以直接饮用的。为了环保，丹麦大力提倡人们使用自行车，哥本哈根市政府还为此投放了几百辆自行车免费供市民、游客使用。在哥本哈根，我们目睹着这些车手“大爷”在自行车专用道上飞驰，行人和汽车都为他们让路。北欧的绿化很好，芬兰的森林覆盖率为69%，瑞典为54%，我们乘车从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到丹麦的哥本哈根，再到挪威的奥斯陆，沿途所见，都是茂密的森林和草地。城市绿化也很好，挪威的奥斯陆、芬兰的赫尔辛基、丹麦的哥本哈根，都可以说是建立在森林中的城市。芬兰的赫尔辛基，海边不少房子的屋顶也绿草如茵，这种草皮屋顶造价是普通屋顶造价的三倍。

3.基础雄厚，资源丰富

所历四国，经济、教育、文化的硬件设施都非常完善、先进。供电、供水、供气等市政设施先进完备且全走地下管道。机场、港口、车站都非常现代化，道路宽阔，四通八达；城市规划布局合理，建筑典雅古朴，风格各异，内部装修豪华且富有艺术品位；网络普及，甚至一些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庄也设有网站，连士多店都可刷卡；大学、图书馆、博物馆、艺术馆、音乐厅、剧场戏院众多，设备现代化。北欧地广人稀，矿产、海洋和森林资源极为丰富。

4．重视教育，国民文化水平高，素质好

北欧政府十分重视教育，早在十九世纪初就实行了义务教育，现在从小学到大学（私立的除外）都是免费教育，对符合入学条件的外国留学生也不例外。只有2500多万人口的北欧，现有近400所高校，还有众多的在职培训和成人学习机构，50%以上的成年人接受过高等教育。北欧各国政府和高校十分重视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每年资助大约4万名北欧学生前往国外学习，同时接纳3万国外留学生。北欧人热爱学习，追求知识，公园、地铁、公共汽车、机场、候车室随处可见埋头看书的人们。只有517万人口的芬兰拥有各类图书馆3000家，人均图书占有率居世界前列，科技论文产出率超过美国和英国。文化水平高，素质自然就高。北欧人待人接物热情大方，乐于助人，彬彬有礼，谈吐不凡。在斯德哥尔摩的一间普通商店，我想为妻子买件衣服，当我结结巴巴、连比带划用英语告知店员我妻子的身高体型后，这位店员竟然到街道上找了一位体形身高与我妻子差不多的小姐来当模特。这位小姐非常热情大方地穿上这件衣服在我面前来回走了几回。成交后我也没看到店员给她小费。这种乐于助人和敬业的精神令人感动。

5.政治清明

北欧国家是世界上公认的最廉洁国家。自1995年起，“透明国际”每年发布世界各国清廉状况排名，北欧国家其清廉指数一直名列前茅，芬兰已连续五年被透明国际评为全球最廉洁政府。这些国家都实行“三权分立”政治体制，行政透明和公开，舆论监督到位，所以权力得到了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极少公务员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现象。芬兰、瑞典、丹麦、挪威腐败案件每年仅有几十件。北欧的公共部门一切开支和每个人的收入都是公开的，所有档案都对公众开放，接受市民和媒体监督。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在有关网站上找到官员们公务宴请的费用和出差的报销清单。虽然瑞典、丹麦、挪威这些国家实行君主立宪制，保留国王，但早已有名无实，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改良演化，这些国王和王亲国戚都已平民化。皇宫和首相府（住所和办公室除外）也免费对公众开放。我们参观瑞典斯德哥尔摩市政厅时，恰逢市长在此宴请外国来宾，但并不拒绝我们参观。

6．尊重历史，保护文物

一个民族的发展居然以劫掠开始，这大概不是什么光彩的历史吧！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维京人），包括瑞典、挪威和丹麦人恰恰就是这样一个民族。但他们并不讳言这段历史，还为此建起了众多的“北欧海盗时代”（公元793年至1066年）博物馆，如哥本哈根的海盗船博物馆、斯德哥尔摩的历史博物馆、奥斯陆的维京海盗船博物馆。我们参观了维京海盗船博物馆，一条只有一千余年历史的维京海盗船被当作国宝精心保护起来，向人诉说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至于芬兰，其正视历史的理性更让人感慨万端。在我们参观的赫尔辛基首相府前的市中心广场（按我们的理解，其政治地位相当于我们的天安门广场），耸立的不是芬兰的民族英雄雕像，而是俄皇亚历山大二世的青铜雕像。在俄国殖民统治结束后仍然在首都的中心广场保留原殖民统治者的雕像，足以证明芬兰人正视历史的气度和理性（亚历山大二世的确对芬兰的发展起过积极作用），不因人而废物，不因人而废言。

当然，北欧也并非尽善尽美，由于激励不足，我总感到有点吃大锅饭的味道；由于人们过分追求自由和享受，以致离婚率很高（60%左右），星期六、星期天不少商店关门，以致于我们找餐馆吃饭都成问题。这些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独特的经济社会制度

北欧国家由于地理位置、历史、传统、文化等方面接近，并在经济社会制度选择方面有许多相似性和共同的特征，因而形成了独特的北欧模式。其主要特征是：

1.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体制

北欧各国都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和主体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工业、农业、金融、外贸等部门，基本上都掌握在私人手里，生产和流通几乎完全依靠市场机制。北欧的经济不仅是私人的，而且是垄断资本主义的。瑞典、挪威、丹麦和芬兰都是资本高度集中的国家。在瑞典，占总人口不到0.2%的资本集团，占有全国公司股票的2/3。国有经济的比重不高，且主要集中在提供其服务的国有公共部门，如教育、医疗、铁路、航空和能源等。电话、电信等领域都已实现充分竞争，政府在这些领域只规定一定的原则，以保证普遍服务的实现。

2.高福利

北欧国家是早已闻名于世的福利国家，各种福利补助内容复杂、体系庞大、名目繁多，涵盖了儿童津贴、病假补助、医疗保障、住房补贴、失业救济、养老保险等各项内容。公民从娘胎开始直到进入坟墓，几乎样样都由国家“包起来”。以瑞典为例，孕妇除了分娩住院有补助外，坐出租车到医院分娩，不论多少次都可获得政府三分之二车费的补助。小孩出生后每月可领取约1000元人民币左右的补助，一直领到18岁；16岁以前补助费由父母支配，16岁以后可由本人自立账户，自行支配。除了幼儿园要视家长经济情况酌情收费外，读小学、中学、大学都免费，只收书本费和住宿费，每月还可领取约800元人民币补助。生一个小孩，母亲有一年有薪假期（原工资的80%），父亲有一个月全薪产假呆在家中带小孩做家务（芬兰两个月，挪威是女权国家，有四个月）。对于社会上的所有弱势群体，如失业者和病人都有全面的照顾政策。生病超过一个月，雇主给85%的工资，超一年即由国家支付75%的工资，每次看病只需支付挂号费，治疗和药费由雇主和国家支付。失业者领上年平均工资的75%，一年后领失业救济金，与中等收入的职员工资差不多。如此政策，要是没有社会公德，还不如多生孩子不工作。总而言之，北欧国家都切实做到了幼有所托，学有所教，病有所治，老有所养，劳动者和所有弱势群体生活有保障。

3.高税收

“羊毛出在羊身上”。实行高福利政策的资源，其实都来自劳动者创造的财富，只是通过高税收由国家实施再分配罢了。这些国家的个人所得税，征收率一般都达到30%-50%，高收入者的纳税率甚至达到70%-80%，也就是说，劳动者的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甚至四分之三的收入都交了税。瑞典的遗产税最高达98%，也就是说上一代留给子女的财产，最少时只剩下2%，几乎等于没有。芬兰连信教也要征收百分之一的宗教税。这些国家的税收大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0%-55%。与我们不同的是，这些税收绝大多数都用于国民的福利，而不是用在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公费旅游等行政费用上。

4.共同富裕

北欧国家普遍实行“收入均等化”政策，就是利用累进所得税和转移性支付，使社会各个阶级之间的收入与消费水平通过再分配趋于均等化。这种高福利、高税收的结果必然是共同富裕。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人类发展指数，北欧诸国的基尼系数历年来都排在工业化国家的前列，都在0.25至0.26之间，均属于收入差距最小的国家。有关资料表明，北欧这些国家最高收入阶层与最低收入阶层税前相差17倍，税后只相差3倍多一点，因此贫富不悬殊。而在法国则达7倍，英国、意大利更多。据统计，北欧的贫困率很低。如在瑞典，贫困人口大致占3.5%，这些“穷人”年收入也在10万人民币左右，对我们而言，早已是富裕的小康。

北欧模式最大特色就是把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制度与高福利高税收的均贫富制度有机地结合起来。这确实很有意思，一方面，北欧坚持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大力发展和保留了私有制；另一方面，它又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建立了庞大的公共财政和福利部门，实施宏伟的贫富拉平计划，大大拉平了贫富差距。不强调在生产领域的集中，但在收入再分配领域实行集中。这是北欧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这样做，同时拥有了经济上的财富与效率和社会上的公正与权利，避免了传统社会主义和传统资本主义各自的缺陷。

北欧国家选择这种独特的经济社会制度，与长期执政的社会民主党的指导思想不无关系。近百年来，北欧国家大部分时间都是由社会民主党单独执政或者与其它党派联合执政。社会民主党的指导思想的纲领是政治、经济、社会、国际四大民主，主张用改良渐进的办法“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核心是力图以平等和公正的分配把经济增长与私人所有制相结合，“通过实行社会的经济民主，消除阶级差别和一切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现象”，“让平等、关心、合作和互助”精神贯穿于整个社会。实践证明，他们是成功的，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和谐、民主、和平、公正、稳定、繁荣、文明。

几点重要的启示

百闻不如一见。这次出访，确实让人开阔眼界，发人深省，体会颇多。

启迪之一：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文明是多样的，社会主义模式也是多元的，我们的理论和实践都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长期以来，在我们的话语中，民主社会主义就不是个好东西，我们把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伯恩斯坦、考茨基这些人）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叛逆，称之为修正主义。而恰恰正是这种修正主义，得到了北欧广大人民的支持拥护。近百年来，北欧各国的社会民主党等左翼政党长期执政（如瑞典的社会民主党，自1920年至今83年中执政了75年），他们信奉的就是民主社会主义。他们认为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不适合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主张用民主的手段，通过投票选举、议会斗争的方式执政，用改良、渐进的“和平长入”方式，逐步改造资本主义，以实现经济民主、共同富裕的民主社会主义。实践证明，民主社会主义成功地化解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不共戴天的仇恨，融合了传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各自的优点，成功地使资本主义在民主的制度下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创造了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模式。邓小平曾完整地阐述了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按此标准，北欧无疑是社会主义。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事实胜于雄辩。一个主义、一个制度好不好，本质上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实践是检验主义、制度好不好的唯一标准。如果一个主义、制度不能给人民带来利益、财富和幸福，不能给社会带来和谐、公平和正义，这样的主义和制度人民终究会抛弃它。因此，我们应该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和陈腐的理论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立足于新的实践，立足于时代的前列，深入研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兼容性，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吸取本国和外国一切科学的具有人类社会普适性的新经验、新思想、新成果。

应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要尊重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中国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使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社会和谐，关键是要从中国国情出发，抓住机遇，学习和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政治文明、经济文明和社会文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启迪之二：中国必须坚持走循序渐进的改革改良的道路，在改革过程中始终保持社会稳定，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不断完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建设和谐社会。

发展离不开稳定的环境。北欧基础设施雄厚、社会富裕，关键在于他们近百年来坚持走改良的道路，政策没有大起大落，保持了社会稳定，在社会发展中没有对基础设施和生产力造成大的破坏。我们所到北欧四国，少见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大部分的公共设施是几十年前的，有不少还是上世纪初的。和北欧相比，虽然我们在基础设施、生态环境、人均资源、公民素质、人均GDP等方面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我们的经济有很强的活力。从我们的收入水平和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方面衡量，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与他们相比虽有差距但还是不错的，真正的差距是制度和公民的素质。回过头来看，我国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政治经济文化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说明我们循序渐进的改革路子走对了，改革的取向、步伐、措施是正确的。北欧坚持走改良社会而不是暴力革命的道路，较好地实现了在稳定中推进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发展。试问，连皇帝都可改造成为虚君，演化成公民，还有什么不可以改造的呢？这种循序渐进的改良主义确实很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借鉴。

要稳定就必须关注弱势群体，缩小贫富差距。列宁曾说过革命的主要原因是贫富悬殊，贫苦阶层无法忍受。北欧的基尼系数在0.25-0.26之间，是世界上最公平、公正的地区。而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45，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这应引起我们深思和反省，切实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地区之间和社会阶层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着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促进共同富裕。否则，稳定将成大问题。

启迪之三，要大胆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学习民主社会主义好的东西。

在信息化、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离不开学习外部先进的东西。据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北欧是世界上最发达、共同富裕而又最具竞争力的地区，北欧是世界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地区；北欧是世界上环境保护得最好的地区，被世界认同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就是由挪威女首相布伦特率领的联合国工作组制定的；北欧国家是给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最高的国家……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北欧已经成为世界上文明程度最高的地区，有很多值得我们中国学习借鉴的东西。当然，由于国情不同，我们绝不能照搬北欧模式。例如，他们鼓励生育的国策，中国就万万学不得。但是，他们有更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人类文明。如循序渐进的改良策略，权力制衡的民主制度，公开透明的廉政制度，重视环保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教育兴国、人才立国的基本国策，关注弱势群体、消除两极分化的措施，尽职尽责的敬业精神，尊重历史、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态度……总之，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抛开那些不合时宜的政治成见，虚心学习借鉴他们那些先进的制度、思想和文化，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在全球化时代真正汇入人类文明的大潮。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7年第8期 深化对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认识　作者：高尚全

深化对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认识，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很长时间内，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基本上以计划经济、公有制、按劳分配为特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逐渐丰富，人们不断要求深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我体会，可以从共同富裕、社会和谐、公平正义等多个角度来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一、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邓小平同志讲过，“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

把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本质，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因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生产力不发达和人民对物质文化生活需求的日益扩大之间的矛盾，发展生产力，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是解决这个矛盾的根本出路，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是全体人民的共同愿望。

对于共同富裕的实现途径，小平同志提出，坚持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根据我国国情做出的合理判断。因为我国的基本国情就是发展不平衡，大家不可能在同一个时间富起来，总是有先有后，先富帮后富，最终才能实现共同富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总体上有了很大提高，但同时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社会成员之间的差距呈现扩大的趋势。这个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就会挫伤人们的积极性，影响社会的和谐和稳定。为此，中央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任务时，就明确提出了到2020年，“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

二、社会和谐

共同富裕抓住了生产——分配这一主线，对生产力发展提出了要求，也对社会财富分配提出了要求。但这主要是就经济范畴的规定，而没有对社会主义的社会发展做出深入的规定和论述，这与发展生产力是当时最亟需解决的问题有关。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总体上已经进入小康社会，人民温饱问题基本解决，而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出现了失衡，发展生产力的目的作为一个问题重新被提出来。这些都需要从新的角度特别是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认识社会主义本质属性。我们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

十六大《报告》提出，“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紧紧把握住这一点，就从根本上把握了人民的愿望，把握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这些判断丰富和发展了小平同志的共同富裕理论，不仅包含了发展生产力的内容，而且强调了社会发展，并明确指出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目的。

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全面分析新世纪新阶段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应该是和谐的社会主义，并且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和重大战略任务。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这是根据我国新世纪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提出的重要论断，是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这一理论创新在实践发展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深化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其重要性在于让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的认识不能局限在经济建设、生产力发展上，也要重视社会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

三、公平正义

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是人类几千年的美好梦想。我国古代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说法。共同富裕本质也隐含着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进一步把公平正义提高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上来。

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指出：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是，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等。现实社会生活中存在的许多不合理、不公正、不平等的现象，正在形成影响社会公平正义的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不解决，势必影响社会的和谐，影响人们对社会主义公平正义本质的信念。正因为如此，六中全会《决定》强调：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温家宝总理在最近的文章中提出，把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作为社会主义的两大任务之一。只有逐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才能极大地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和促进社会和谐。因此可以说，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不仅是解决现实矛盾和社会问题的需要，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而且是维护社会主义公平正义本质的要求。

四、对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认识仍然需要在实践中深化

共同富裕、社会和谐、公平正义既是社会主义的三个基本属性，也是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任务和现实课题。但是也要看到，我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不断解决旧矛盾、产生新矛盾的过程。无论是共同富裕，还是社会和谐，以至社会公正，都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

当前，我国处在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国内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深层次矛盾逐步显现，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明显增多，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并存，对我们加深对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认识提出了迫切要求。同时，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实践决定认识。人们对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认识也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这也是不断认识矛盾、解决矛盾的过程。随着社会主义实践日益丰富，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认识也将不断深化。

五、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

胡锦涛总书记最近强调指出，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下，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最大限度激发人民群众参与热情和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把共同建设、共同享用和谐社会贯彻于和谐社会的全过程，真正做到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建。

把人民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主体，首先表现是把人民作为创造财富的主体，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主体，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改革发展为了人民，必须依靠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社会主义是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以民为本的社会主义，是把人民利益、快乐幸福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最高准则的社会主义。离开了人民的福祉，就是空想的社会主义。只有这样，才能使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才能实现共同富裕，才能实现人民幸福、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就是人民社会主义。(作者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7年第8期 七千人大会的功绩及其局限性　作者：李靖炎

张素华同志耗时十年写成并出版了专著《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一时间洛阳纸贵。这是大好事。这表明我们中国人并不是不能以史为鉴，不善于从自己的历史性错误中学习的族类。我现在还无缘拜读这本大著，但是《炎黄春秋》2006年第11期上李彦春同志的评介文章是看到了的。

我们这一代人探索知识和认识真理的路是非常艰难曲折的。我们在解放前就接受了党的教育，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但实际上主要学习的是斯大林主义。在解放以后的很长时间内，大家都忙于各自的专业工作，在政治上只是跟着党走。虽然一次又一次“左”的政治运动在我们的头脑中积累起越来越多的疑问，但是夺取政权前中国党取得那么辉煌的成就，认为这个党干什么总是好的。受这种影响，加上历来所受到的“左”的教育却使我们失去了应有的自信，不去不敢独立地深入地去思考这些问题。往往只是在倒了大霉以后，方才去向马、恩、列宁的著作请教。

“大跃进”所带来的种种闹剧和在农村中见到的悲惨的实际，却不能不使人对党的最高领导的正确性产生了怀疑。1959年的庐山会议更令人怀疑他是不是明知有错，但偏偏就是不改。七千人大会及其后所采取的纠正措施使人重新燃起了希望。但是迟迟不为彭德怀同志他们平反，却始终令人心存疑虑。

“大跃进”夺去了数以千万计的农民的生命。我们这一代几乎人人都亲身尝过长期处于饥饿或半饥饿状态的滋味，人人都讲得出许多亲身的经历、亲眼所见和亲耳听到的第一手材料。如今有关的报道和著作国内外都已经有了一些，但是对于造成如此巨大灾难的内在原因的分析，却由于诸多忌讳而难于深入。毛泽东同志所主导的七千人大会自然很难完成这种任务。何况为了深入地认识任何一个复杂的事件，相当长的时间总是必需的。认识总会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

我们亲身经历了几乎是接踵而来的十年“文革”浩劫。又经过多年的深思，自信在有关的问题上，我们一些看法大的方面应该是不会看错的。

（一）不应该孤立地评价一个历史事件，必须把它放到更大的历史过程中去加以考察，还应该联系当时整个国家和世界的实际形势。

为了较深入地认识“大跃进”，不仅要联系此前的农业合作化，毛泽东同志对邓子恢同志的显然不实事求是的“小脚女人”的呵斥，他对周总理和国务院所领导的“反冒进”的错误批判，还应该联系“反右”斗争和此前的一系列“左”的政治运动，当然还必须联系后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农业学大寨”和“穷过渡共产主义”。还应该把中国改革开放前农村的凋敝状况跟改革开放以后的蓬勃繁荣发展相对比。当然还应该联系世界上的科技革命和与“大跃进”约略同时发生的一些外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经济大起飞。

为了正确评价七千人大会，不仅要和1959年的庐山会议相比较，还应该跟后来的划时代的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对比。不仅要看到国家最高领导人在七千人大会上作了检讨，还要联系到后来的文革，看他的自我批评到底兑现了多少，哪些兑现了，哪些并未兑现。不仅要看到七千人大会上的民主气氛，还要看到经过庐山会议的残酷教训，人们毕竟学聪明了，会上还是有人写匿名信来揭发问题。很明显，他若不匿名，会后很快就会遭殃。不仅要看到七千名代表精神焕发，还要想到他们中有多少人后来在文革中惨遭迫害，有多少人甚至死于非命。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的悲剧命运是尽人皆知的。

（二）谎报浮夸在“大跃进”中所起的作用

“大跃进”从一开始就带有大闹剧的性质。对于这一点，我们这一代，人人都讲得出一大堆极其可笑又可气的故事。“大跃进”是跟谎报浮夸相始终的。若没有谎报浮夸，也就根本不会有那些放“卫星”的轰轰烈烈的场面，“大跃进”也就根本掀不起来了；否则至少也会像“文革”末期的“批邓”运动那样，受到广大群众自发但是有力的抵制。

把各级干部的谎报浮夸视为“大跃进”失败和大量饿死人的根本原因或主要原因，究竟是不是合理呢？

谎报浮夸并非“大跃进”所特有的现象。它是一切缺乏充分的民主监督的政治体制所不可避免的孪生祸患，古今中外皆然。日本人在二战中就因此出过极大的洋相（美国舰队在进攻菲律宾前先佯攻台湾，消灭了日本第一航空方面军全部800架战机，然后突然转向。驻台日军司令为掩饰其惨败，竟谎报消灭了美军舰队。于是日本人连夜举行提灯庆祝游行，贻误了援菲战机。（见《太平洋战争史》）。在我们，谎报浮夸，“大跃进”以前就有，现在有，而且可以断言，在政治体制改革完成以前，仍然还会有。不能指望干部都像圣人，不能指望所有的干部全都合格。即使所有的干部全都合格，也不能指望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坚持原则。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不能简单地用谎报浮夸来解释“大跃进”的失败和大量饿坏饿死人的现象。

“大跃进”中一个特殊点是众多上级强迫下级哄骗自己。上级心里也知道下级的汇报靠不住，但是他们自己也得向更高的上级汇报，因此也就管不了那许多了。党的干部队伍，就整体而言，在“大跃进”的严峻考验下败得很惨，虽则这种考验是根本不合理的。

我在“四清”工作中的直接上级是一位基层法院的副院长。他是一位文化不高，但是智商甚高的农民出身的干部。他告诉过我“大跃进”时他们区的既可笑又可气的事。区里的干部到市里去汇报，被指责少报粮食产量的所谓瞒产，在会上受到了拳脚的批判。他一肚子气没处发，回到区里招来公社干部，也照此办理。挨了揍的公社干部回去又去揍大队干部。大队干部当然也如法炮制。

如此这般强制性的谎报浮夸当然大大增加了问题的严重性，但仍然不足以说明为什么会饿坏饿死那么多的农民。造成农民被大量饿坏饿死的直接凶手是严重的谎报浮夸的精神与统购统销制度的结合。对此梁志远同志的两篇回忆性文章（《炎黄春秋》2003年第1期与第7期）对安徽亳县在“大跃进”中的遭遇有很具体的叙述。

统购统销是我国为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所采取的一个重大举措。按照它的“多余多购，少余少购，不余不购”和“多需多销，少需少销”的政策，本来不会有什么问题，顶多是对大粮户的生产积极性有抑制。但是“大跃进”开始以后，粮食连年大减产，1959年比1958年减产15%，1960年比1959年又再减产15.6%；反之，工业用粮和城市人口却有所增加。因此全国粮食供应极为紧张。在此情况下，那些谎报超高产的地方自然要被高征购。完不成卖粮任务的地方就被指责为瞒产私分。干部在强力的威逼下实在无法，只好卖掉农民的口粮、种子和饲料，于是农民大批饿坏饿死。

这是当时七千人大会所能找到的原因，但是显然还存在着另外的更深层次的原因。

（三）农民大量饿坏饿死的深层原因

如果“大跃进”时农民们仍然是土改后那样单家独户地搞生产，粮食掌握在农民的手中，他们便不会有谎报浮夸的兴趣，也不会轻易地向粮食收购机构低头。就是拼老命，他们也决不会让人夺走他们维持生命的口粮、种子和饲料，“大跃进”中大量饿坏饿死农民的事也就不会发生了。

如果农业合作化以后掌握粮食的权力仍然在农民自己手中（如列宁的合作化计划所设想的那样），干部真的只是他们的公仆，只有农民大会才能决定粮食的处置和去留，那么，农民也同样决不会卖掉他们的口粮、种子和饲料。他们甚至会比单家独户时更坚强有力。

根本的问题是，在当时那样的人民公社中农民被剥夺了一切，掌握粮食的权力全都集中在公社干部的手中。甚至连让每个农民吃多少斤粮食，都由公社一级的干部决定。而公社干部既可能为他们的个人利益而谎报浮夸，在受到上级的威逼利诱时也就会卖掉农民们的口粮、种子等等。这些公社干部本来就是由上级委派才当了干部的。前苏联和南斯拉夫都攻击我们的人民公社是实行农奴制。我至今也不知道当时中央是怎样反驳他们的。也许是无言以对。人民公社化以后，农民实际上被束缚在土地上还失去了迁徙的自由。他们想进城要饭，是要被公安部门当作“盲流”而押回原籍的。

农民的无权状态正是他们会大量饿坏饿死的深层原因。这是七千人大会总结不出来，甚至连想都不能想的问题。但实际的情况就是如此简单而残酷。

我们的这种剥夺农民的“合作化”是从斯大林那里搬来的，也跟斯大林的“集体农庄化”一样，有民粹主义的性质，也同样是违背列宁的合作化计划的精神的。

（四）“大跃进”中粮食产量连年大减的根本原因

1959年与1960年的粮食连年大减产，不仅是解放以来从未有过的，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在和平时期发生这种全国规模的连年大减产，恐怕也是少有的。

若非这种全国性的粮食连年大减产，即使是严重的谎报浮夸与统购统销相结合，也不可能造成那种简直是史无前例的和平时期大饥荒。

那么到底是什么造成了粮食的连年大减产呢？

大量饿坏饿死农民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他们被剥夺了一切权利。造成农业连年大减产的根本原因也同样在此。人民公社化以后，农民失去了一切，他们也就失去了仅有的生产积极性。

我以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确怀有一种民粹主义性质的特殊迷信，深信中国农民有一种极大的拥护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因此他一而再地废弃他原先预订的合作化进程表，一再要求加速再加速，痛斥邓子恢同志为“小脚女人”。他深信只要建立起他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农民们就会发挥出无比巨大的力量，即所谓的“精神原子弹”，从而创造出各种人间的奇迹。正是由于这种大得几近无法想象的信心，他这位农村出生，半生战斗在农村地区的伟大革命家，才会被1958年的那些荒谬无稽的农业“卫星”哄得晕头转向，以至于提出了“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那些农业“卫星”要骗住城里人或者不难，但是骗住了农村出身的伟大革命家，却实在是个“奇迹”。

实际上我国的合作化运动从一开始就带有强使农民“自愿”的性质。只是由于邓子恢等一批同志处事稳妥，才没有出现大乱子。但经毛泽东同志的一再催逼，到了1958年大搞人民公社化，终于酿成了大祸。

斯大林的集体农庄化，毛泽东同志晚年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柬埔寨的波尔布特的“没有货币的社会主义”，搞的都是剥夺农民，结果也都同样是人为地造成了大饥荒。它们同样都不符合列宁提出的合作社计划的精神。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在1930冒着杀身之危在一个地区党代会上指出，斯大林的“集体化”根本不符合列宁的合作社计划。列宁是希望通过农民对自身利益的关怀，自愿地结合成为合作社，从而走向社会主义。现今在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种类似的农民合作组织也是很发达的。它们在帮助农民解决各种困难，发展农业生产力，特别是在推广先进的科学技术上，起着重大的作用。我国台湾地区的农业合作组织就办得很有成效，令人羡慕（见《炎黄春秋》2006年第11期李昌平同志文）。

毛泽东同志晚年的悲剧首先在于他这时已不能真正了解农民与农村的实情，却又有太多的民粹主义情绪，生怕在农村中出现资本主义经济。他看不到在经济极其落后的国度，农村中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其实是意味着社会的巨大进步。他对资本主义国家农业的现状更是太缺乏了解。在他的晚年，他也不愿意知道不符合他的心意的实情，否则经常向他反映实情的田家英同志也就不会在文革中有那样悲惨的下场了。

我以为毛泽东同志晚年有些跟斯大林一样，都犯了迷信政权万能的历史唯心主义错误，总以为利用强权就可以任意创建理想的社会关系。他们的这种唯心史观是跟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表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精神正好相反。马克思指出：“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历史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历史证明了正确的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斯大林幻想他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会使苏联变成世界性的产粮大国，毛泽东同志晚年幻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可以使中国在“1965年或1972年以前”进入共产主义。实现他们这些幻想的努力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严重的饥荒。这是历史对于政权万能的历史唯心错误者的惩罚。不幸的是，巨额的罚款却要由人民群众来付出。

所有这些当然都不是七千人大会当时条件下所能正确总结得出来的。所以毛泽东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以后继续坚持他的“左”的农业路线，至死也没有改正，只是形式变成了“农业学大寨”而已。

对于“农业学大寨”带给农民的苦难，万里同志有几句极其沉痛的话。他受命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后，亲自在安徽农村作了广泛深入的调查。他说：“四人帮在安徽的爪牙抓学大寨特别积极，弄得安徽农民的“生活特别困难……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样子，门窗都是泥土坯的，桌子凳子也都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这能算是社会主义吗？”

国务院负责抓农业的前副总理田纪云同志发表了一篇很重要的总结性的大文章《回顾中国农村改革历程》（《炎黄春秋》2004年第6期）。在引言部分，关于农村改革（主要指包产到户）他用极精炼的文字作了这样一个总括：“虽然开始时困难重重，但由于它顺民心，得民意，故犹如长江之水，滚滚东流，不可阻挡，不可抗拒，迅速普及神州大地。农村的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它不仅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解决了全国人民建国以来没有解决的衣食温饱问题，而且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坚实的物质基础。”这实事求是的几句话其实也正好从反面为晚年毛泽东同志至死坚持不改的错误的农业路线作了一个总结。

（五）“大跃进”的目标必然要落空的根本原因

毛泽东同志晚年发动“大跃进”，是想让生产力的发展大大加速，迅速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他的本意是想通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极大地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从而创造出各种人间的奇迹。但是由于相应的错误做法这个目的不仅没有达到，反而酿成了史无前例的大祸。

今天回顾起来，不难看出，即使当年全无谎报浮夸，粮食没有连年大减产，毛泽东同志晚年理想的这个目标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真能调动起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生产当然可以有所发展，但是我们当时那种完全脱离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只想单纯依靠劳动群众笨重劳动的积极性，就以为可以创造奇迹的意图，也是决不可能实现的。

毛泽东同志晚年在“大跃进”中所搞的，正是这种完全脱离现代科技的群众运动。最有代表性的实例就是“大炼钢铁”。大量一点也不懂炼铁的农民和城市居民被召集起来用最原始的方法炼铁，以便完成国家钢铁产量一下子翻一番的艰难任务。他们到底炼出了些什么，早已尽人皆知了。“后院炼钢”至今还是国际上的一个笑话。当时为此不仅破坏了大量林木与环境，甚至还破坏了一些历史文物。云南大学主楼“会择院”前的一个石头座子上原来放着一尊造型很优美的铜大炮。它是在清末的援越抗法的战争中立了功的，一炮打死了侵略军的一位将军。不料此时竟也给火化掉了，以便去凑炼钢的数。

为了“大炼钢铁”1958年全国许多粮食烂在田地里。当时我在劳动工地上亲耳听到高音喇叭的广播，一位区委书记就因为同意让一些农民回去收割，而被立即开除出党！

为什么党的最高领导竟会如此企图依靠完全脱离现代科技的群众运动来实现生产的大跃进呢？这可能是由于延安时期的“大生产运动”的成功，使他晚年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既然359旅靠锄头扁担开发南泥湾能取得很大成功，那么全国当然也可以。他没有想到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主要是依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只靠加强简单劳动量来增加生产，而没有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要想显著地改善人民生活，增强国家的实力，通常是很难做到或做不到的。而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发展。这是现代人的普通常识，但也是七千人大会那时候很难总结出来的。

毛泽东同志晚年也提倡科学实验，但是他的“科学实验”往往是跟现代科学脱节，不受现代科学的指导。“大跃进”中各级领导的“实验田”遍及全国，但是最后什么有科学意义或生产意义的结果也没有。

（六）极左势力与科技知识分子阶层在改革开放前的处境

党在解放前长期战斗在极其落后的地区的农村中，这不免会使党有脱离世界现代先进的科学文化的危险。全国解放时，党的干部队伍就整体而言，文化素质较低，远远不能适应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作为很不发达的落后国家的劳动人民的政党，其成员的文化素质偏低些是不可避免的。相对于代表剥削阶级的政党，这是一个不必讳言的劣势。但是如果能正视它，并没有什么可怕。只要采取各种具体措施来帮助和严格要求各级干部尽快提高文化水平，也就可以了。当时在长期的艰难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干部，通常都是智商超群的。关键的问题是讳疾忌医，死不承认这是个严重的缺陷。

不幸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晚年的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也犯了战略性的错误，他不是鼓励和严格要求各级干部努力掌握科学文化，却鼓吹什么“只有外行才能领导内行”等等，致令许多人不仅不以自己的文化偏低为耻，不去努力学习，反而以自己是“大老粗”为荣，似乎文化越低，政治品质就越好似的！这种“越穷越革命”的意识，正是19世纪与马克思主义为敌的巴枯宁主义的思想基础和阶级基础，也同样是20世纪各不发达国家党内各种极左思想的基础。具有这种思想意识的人在党内的大量存在，正是极左势力能够在党内长期占优势的重要原因。这种缺乏现代科学文化素养的干部们，在“大跃进”中大搞不要现代科技的群众运动，其实也是很自然的。

中国党内有许多左翼知识分子。正是他们和一些知识分子化了的工农干部，保证了党的先进性和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使之不至于在解放前变成为农村贫民的党，也在解放后保证了党没有变成为彻底极左化的党。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他们在党内的处境往往也很困难。糟糕的是，他们自己也往往这样认为，而不知道自己正是工人阶级的最先进部分——科技知识分子阶层在党内的代表，因而在复杂的党内斗争中常常缺乏应有的自信，难以充分地发挥作用，致令极左势力得以长期稳居优势。另一方面，他们自身也需要通过诸多的磨砺和与极左势力的复杂斗争，逐步摆脱自身思想意识上所受到的斯大林主义的影响，真正地掌握住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思想。

党内的极左势力由于代表着非工人阶级的城乡贫民，不仅掌握不了现代科技，反而鄙视科学技术，歧视和迫害科技知识分子。他们主观上是极其革命的，但是客观上，实际上，却是一种阻碍国家建设，甚至是开历史倒车的力量。这对他们自己和全国人民来说，都是一种悲剧。他们在党内的强大，是有其阶级的根源和社会历史的原因的。归根到底，是由于解放前的旧中国实在太落后，致令非工人阶级的城乡贫民成分对党的领导层起了太大的影响。他们的负面作用在解放前不易表现出来，但是在解放后，中共已经由革命党变成了执政党，需要党领导国家进行现代化的建设时，就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了。“大跃进”正是他们的一次大表演。

所有这些当然都很难在七千人大会那种时代背景下所能总结出来。中国人民幸运的，中国共产党幸运的是在邓小平、陈云、叶帅、胡耀邦等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率领下，在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创建新型社会等战略和战略目标的确立，党已经彻底否定了过去在对待科学技术与科技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的愚昧错误。如今中共正努力把科学的发展观贯彻到自己工作的一切方面。这正是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根本保证。

（七）1959年的庐山会议所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

如果不算十年浩劫，1959年的庐山会议无疑是党的历史上最暗淡的一页。显然，若没有毛泽东同志在那次会议上的非理性的狂怒，“大跃进”中饿坏饿死的农民也就不至于数以千万计了，数以万计的优秀党员也就不会在“反右倾”中遭劫。需知早在1959年初，有些地方就已经有上百人饿死并已上报了中央。1959夏季全国粮食已经告急，一些城市已经只有几天的存粮。在这种情况下又发动“反右倾”，狠整反映真实情况，狠整怀疑大跃进的好干部，就不只是发疯了！

但是对党来说，真正严重的并不是当时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个人责任问题，而是党中央竟无力对最高领导人的这种非理性的行为加以制止。任何人都不是圣人，任何人在个人认识上、品质上都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关键在于党的集体要能管得住他，不让他任意作为

我个人认为，作为我们一个共产党来说，党在庐山会议上打了大败仗。几乎所有的参加者心里都清楚谁是谁非，但是只有张闻天等几个敢于维护真理。党竟无力保护自己最优秀最卓越的领导成员！个人专权的领导人既然可以这样对待彭德怀、张闻天等同志，当然也就可以如法对待刘少奇或任何其他的人。最高领导人能在庐山上这样干，自然也就可以在日后掀起十年浩劫。

既然连党的政治局委员都没有写信表述自己的看法的权利，哪里还有什么党内民主可言？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随着“反右派”的“胜利”，全国的民主气氛已经荡然无存（许多党员也都成了“右派”），只是有在党的高层内还残存着一点。庐山会议后，连这最后的一点民主也化为乌有了。

党都成了这种样子，还怎么能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民主、法治、富强、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呢？

这些当然也都不是七千人大会所能涉及的问题。

20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最丑恶、最给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丢脸的现象，无过于“个人崇拜”了。它本身就意味着人民的愚昧和无权，民主与法治的缺乏，个人驾凌于党之上，把革命同志间的战友关系变成了“圣上”与臣下的君臣关系。这哪还有什么先进性可言？彭德怀同志一贯地坚决反对个人崇拜。他的同志们最初却大都认识不到有这种必要。彭总在庐山上的遭遇使他们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已经太迟了。

马克思对篡夺了法国大革命成果的君主专制主义——波那巴主义是深恶痛绝的。他在《路易·波那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尖锐地指出了其十大特征（参见尹振环先生历时30多年的力作《马克思与秦家店》，见《炎黄春秋》2007年2月号）。不幸的是，这十大特征竟把苏联的斯大林时代和我们的极左时代（特别是庐山会议和文革时）形容得惟妙惟肖，致令引起了当时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不悦，1972年出版的马恩选集中不仅没有此书的任何章节，连恩格斯对此书的几篇评价也都没有编进去。

那些在庐山上不敢坚持原则，昧着良心批斗彭德怀等的人，很快就遭到了历史的“报应”，因为他们自己也在“反右倾”尤其是几年后的“文革”中倒了大霉，甚至更惨。

历史是无情而公正的，历史对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也做出了客观的结论。他给彭德怀等同志下的政治死刑判决书很快就因为农民的大量饿坏饿死而弄得自己焦虑不堪。虽则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天才的谋略家，很快就用七千人大会化解了这个严重的危局，但饿坏饿死了数以千万计的农民毕竟不是一件小事。斯大林死后的命运也自然影响中国最高国家领导人的心态。虽然文革之初，狂热的红卫兵把最高领导人看得犹如某种新兴宗教的教主，但是到了垂暮之年，领导人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人们对“文革”是“支持的不多，反对的不少”。对于像最高领导人这样极其心高气傲、功勋盖世的伟大的历史性大人物来说，这种承认其实是非常凄凉的。而政治道路上的分水岭正是1959年庐山上他对彭德怀、张闻天等人所下的政治死刑判决书。对庐山会议上的错误只要没有勇气认识和纠正，那就只有一步一步地走下去，越走越远，直到掀起十年浩劫。

与这种凄凉正相对照，从彭德怀同志在得知林彪事件后，对看押他的极左的走卒们的挖苦嘲笑态度来看，彭德怀对于历史是充满了信心的。

在这个问题上，我重说一遍，中国党、中国人民是比较幸运的，虽则人民和党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未免太大了。但是，1、“大跃进”与“文革”所导致的恶果严重削弱了极左势力的威望；2、极左的群众运动不仅严重地伤害了党的最优秀的好干部，也伤及整个干部队伍，包括其中最迷信个人的那部分干部，也迫使他们不得不进行思考，致令极左势力陷于空前的孤立；3、人民生活水平的一再严重下降，长期没有好转，使广大人民群众对极左的领导完全丧失了信心；4、邓小平同志在“文革”（1973年）中复出后所采取的让群众和干部通过自己的亲身的体验来判别是非的马克思主义策略，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干部与群众的思想觉悟；5、中外之间，大陆与香港之间，经济、文化、人民生活水平上差距的急剧扩大，迫使人们不得不进行深思；6、党内、党外的马克思主义者经过痛苦的磨砺，空前地成熟起来，党中央领导的关于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大讨论更大大地促进了这一过程。

所有这些都保证了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开辟了中共和新中国的光辉的新时代。

（八）历史的评判

毛泽东同志期望在“大跃进”中，通过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而在生产的快速发展上创造奇迹。但是事与愿违，反而给国家和人民招致了严重的灾难。

造成这种预期与实际如此截然相反的结果的诸多内在原因，都不是那种时候毛泽东同志所主导的七千人大会就能科学地总结出来的。它们所涉及的深层问题更不是七千人大会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会涉及的。结果是当时那种极左思想并未受到应有的批判，以至极左思想从1966年开始，再一次给国家、人民和党造成了更为深重的“文革”十年浩劫。经过“大跃进”，尤其经过“文革”的惨痛经历，中国广大干部和群众终于有所觉醒了，正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1978年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终于开始了对极左思想的艰难的清算。

任何人不顾实际情况，违背历史的规律办事，都会事与愿违，受到历史的惩罚。

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以后，把“毛泽东思想”一词界定为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从而把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理论贡献也包括在其中。这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张闻天、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许多人都做出了贡献。

事实上毛选四卷中所有最重要的文章都是党的高层领导集体反复讨论修改的结果，并不是毛一个人的创作。

另一方面，这样也就把它和毛泽东同志个人的思想，特别是他的晚年思想区隔开来。这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毛泽东同志个人的想法中，固然有着真理，也含有天才的火花，但是确实也有某些不科学的东西。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是个充满动乱、遭受帝国主义欺凌迫害的落后国家。在这种资本主义经济极不发达的国度，左翼知识分子怀有某种民粹主义思想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只能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学习才能加以克服。

十月革命使中国人听说了马克思主义，但是真正学到的却几乎全是斯大林主义，后者本身就含有民粹主义的成分（在农业集体化问题上）。除了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这样的大知识分子能够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外文著作外，其他的人大都只能阅读为数极少的几种翻译著作。在这种情况下，要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其实是不大可能的。何况他们又都投身在紧张的革命战争、革命斗争中，极少有机会潜心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论水平低些是难免的。因此也更容易全盘照搬斯大林的那一套，何况党在很长时间内又必须服从为斯大林所控制的共产国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我们的毛泽东同志竟能提出符合中国实际的新民主主义论，实在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显示出了中国人的智慧，值得所有的中国人为之感到自豪。

解放后国家有系统地翻译出版了马、恩、列宁的全集，为学习马克思主义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此时若能在学术上有充分的自由民主，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必可有极大的提高。但遗憾的是我们基本上只学习照搬了《苏共党史》为版本的是斯大林主义的那一套；后者又与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传统相结合，在某个时期又形成了个人集权。这些后来反过来严重地阻碍了党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水平的提高。这给我们国家的建设带来严重的后果。

（作者曾任云南省政协常委）

（责任编辑 杜 晋）

2007年第8期 一个无人监管的市场——电信市场　作者：何　伟

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电信事业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一举改变了中国电信事业的落后局面，走在世界的前列，使中国近一半人口享受到信息时代的实惠。这对于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加快信息交流，拓宽交流的空间，推进人们智力的开发，跟上时代的步伐，都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可谓贡献巨大，功不可没。这应归功于电信部门的管理和电信企业职工的努力。

在我们肯定这些成绩的同时，也应看到还有不足之处，社会上对电信行业怨气还不小，我用人们又吃肉又骂娘来形容。现在的问题一方面如何使人们肉吃的更好，另一方面要研究人们为什么会骂娘。我认为人们骂娘的主要原因是电信市场缺乏监管。一是行政工商管理进不来，二是物价部门不能过问，三是质检部门无责任，四是信息产业部门无任务，其本身又没有一个监管会，不像电力部门有电监会、银行部门有银监会，电信市场监管属于真空。因此霸王条款、套餐忽悠、价格混乱，市场无序，信息不透明，付费和服务不对称，双方权利不平等，等等，人们有受制之感，有上当受骗之惑，有怨无处诉，只能骂娘，以发泄心中的不满。

第一、霸王条款。电信企业利用手中的垄断权，强制客户接受不合理的收费。

一是开放初期收取座机的初装费。记得当时装一部电话要收5000元，如果不想排号等待，想提前装机再交2000元。谁也不知道这些收费是根据什么服务和什么成本计算出来的。只知道电信部门利用人们想获取官本位才能享用的电话权，就借机捞一把。其数量之大已占到当时电信企业资产的1/3，对当时电信事业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虽说这一收费是愿打愿挨，但其资产就无偿的归电信企业所有，既不付息也不还本。这严格说来违背市场经济原则，侵犯他人的物权，是一种无偿索取，从良心上讲电信企业是有“原罪”的，有负于全国人民。所不同的是这些集资没有归私人所有，被电信企业占有，只能用中国特色来自慰。

二是目前座机的月租费，不论用机时间多少必须交纳同额费用，否则就停机，如不按期交纳，还要罚滞纳金。人们问这样收费的根据是什么，为什么不按用机时间来收费。业内人士说这是国际惯例，而不是为了钱。可是月租费也不少，全国一年至少600多个亿。既然强调按着国际惯例办事，请问：收这么多的初装费也是国际惯例吗？

三是手机双向收费。我国手机双向收费，起因于手机初步进入中国市场，当时作为奢侈品。因手机数量少，价格贵，一般人用不起，就采取了双向收费。这在当时来讲无所谓合理不合理。但问题在于2001年，手机已普及化，成为人们的生活必备品，国务院总理已签令取消双向收费。由于消息外泄，使香港的电信股市大跌，不得已派当时的电信部长到香港去稳定股市，宣布“两年之内不取消双向收费，”使电信股价得到回升。可见当时不取消双向收费是权宜之计，待到时机成熟时再取消。可是从2001年到现在已经过了好几个两年，股市也比较稳定，而双向收费照收不误。人们不免要问：电信企业这种霸王条款还要坚持多久，消费者还要继续纳贡到何时？

仅举以上三项，足以说明电信企业利用垄断力，违背市场经济原则，进行不公平的交易，使社会向电信企业交纳垄断费用，数量有多少，局外人不得而知，只有电信行业清楚。仅电信企业的利润率高达20%，这在世界上同行业是罕见的。有了高额垄断利润，就能享受高额的垄断工资和垄断福利。这就成为电信霸王条款横行无阻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利用套餐套钱，忽悠消费者。电信企业出台了多少套餐，业内人也说不清，有人估计至少1万种。出台正当的套餐，方便消费者的使用，应当受到欢迎。但由于套餐太复杂，又不透明，连推行者也说不清楚，这样，人们就感到电信企业忽悠消费者，进行套钱。

一是手机买卡费的套餐。其一、手机买卡设计时间限制，到时没有用完，有存钱也停机，必须去续卡，否则余额被没收。其理由是电信企业给你准备的设施和服务你没有充分利用，没收余额作为电信企业为其准备服务费的补偿。如果这个理由能成立的话，公交车上的月卡也可以效仿，因为给你准备的公交车没有足月使用，而所准备的服务和成本照常付出，因此余额要没收。同时各超市商店也可效仿，凡进超市不买商品的都应交费，因为超市为你准备的服务和设施的费用都需要补偿。以此类推，作为消费者还有活命吗？

其二、手机超时余额不续卡就被没收，逼着去买卡。顾客为了手机中的余额不被没收，就想买一个小额卡来补救。谁知所有零售网点一律规定，买10元的卡加3元，买30元的卡加一元，买50、100元的卡不加价。消费者为了不被明目张胆的宰，就被迫买大额卡，可是到时用不完又有被停机被没收的危险，再续大额卡，这样消费者就被永远套牢。

其三、零售商的小额卡加价出因何在，没有人解释，是批发商没有给零售商让利，还是批发商让零售商这样做，逼着消费者买大额卡，还是零售商私自加价，批发商对其没有约束，总之不论问题出在哪里，都认为是电信企业套餐行为，是忽悠消费者来套钱，把账都记在电信企业的头上，败坏电信企业的声誉。

电信业的预售卡本来属于先付款后消费，全国持卡人有几亿，仅预付款数额就非常可观，只这一项电信企业就获得非常丰厚的利益。他们不仅不回报消费者，反而设计套餐来圈消费者的钱。先设定手机持卡使用时间，如果到期未用完，先停机，后要没收预付款的余额，逼着消费者去买卡；如要买小额卡要加价，最高加价30％；为了不被宰，只能买大额卡，买大额卡到时用不完又面临停机和没收余额的威胁。

以上仅是套餐的一例，其他套餐花样翻新，但万变不离其宗：步步为营套消费者钱。本来电信消费者对电信企业有依赖性，双方交易在权益上就不对等，消费者是弱势群体，受制于人。现在又用套餐来圈钱。谁来主持公道，维持市场秩序，使消费者不再被愚弄。

二是目前一些体育比赛和文娱活动，电视台主持人号召人们来参与，猜中者经过抽签，可得什么、或什么奖。同时告诉观众，联通是什么号码、移动是什么号码、小灵通是什么号码，还说一次收费1元。不知这些收费电视台和电信企业怎样分成的，其中有哪些猫腻，局外人就不知情了，只知道这是通过手机来骗钱，大人嘱咐小孩千万不要参与，避免受骗上当。

第三、电信是一个无序市场。目前我国电信行业市场非常混乱，无人监管，统一市场还没有形成。

一是手机收费各自定价，全国没有一个统一价格。北京每分钟是0.6元，上海每分钟是0.3元，西部地区以及西藏才一二角钱。西部收费低可以理解，为了支援西部地区的发展，但可喜的是西藏地区电信企业已盈利，不应作为北京的客户高收费的借口。北京和上海都是国际大都市，而价格相差一倍，就令人费解。一说因为总部在北京，办公大楼、职工宿舍都在北京，用地多、房价高，北京就应收费高，这个道理讲不通。总部在北京其费用应由全国的电信收入来负担，而不应由北京人负担。二说北京的房价高，就应高收费，这个理由也说不通，上海的房价比北京还高，为什么收费反而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同一商品应当同一价格，没有听说因房价不同，收费标准就不同；可是房价大致相同的北京和上海，收费标准反而相差一倍，使人不可理喻。三说来北京出差人多，往回打手机占了北京的线路，就增加了开支，要对北京人高收费，这是谬论。北京外地人多，用话率高，不应北京人负担，如同公交车，外地出差人多，增加北京公交车的支出，是否北京坐公交车的人要加价。占用北京线路增加工作量，要加价，有背市场原则。因为在现有设备利用率越高，表明需求增加，其成本会越低，为什么反而高收费。

二是有线电视的收费。开始每月收6元，没过两年就涨到12元，涨了一倍，近几年又收18元，又涨了两倍，这种三级跳的涨价依据何在，有线公司自己说了算，到时不交费就断线。根据电信业的情况，一般是设备安装初期收费高，在现有设备不变的情况下，用户越多，费用支出越低，为什么有线电视老涨价，对这些事情谁来管。另外有线电视收费和服务不对应，断路收不到也不减费，播什么内容也没承诺，利用客户的电视机，占用客户的时间，耗用客户的电，播放大量收费的广告，还强迫客户看，这个市场谁来管。

三是国际电话的收费为什么这么高。要论我国的电信设备不见得比发达国家先进，职工的工资在国内比其他行业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比较低的，论持机人数之多、市场之大，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按道理讲我国的国际电话投资成本比较低，为什么收费比国外高，逼得人们不用国内长途，而用国外长途，使肥水流向外人田。不知这一问题何时才能解决。

总之，以上所举电信市场的混乱，是管中窥豹，只见一斑。前不久，国家发改委某负责人在一次媒体通报会上，就直接指出：通信运营商提供套餐、短信、手机上网等服务存在一定价格欺诈行为。紧接着国家发改委又通报，2006年全国查处通信价格违法案件同比上升65.59％。这就表明我国电信市场的混乱。电信行业是一个高科技的新产业，人们对它比较陌生，涉及人数众多，很容易受骗上当。而我国市场经济也属初建，在法制和秩序方面还不健全和成熟，在无人监管的情况下，电信企业就利用手中握有的垄断权和新科技，一会儿用国际惯例、一会儿用中国特色、一会儿出台霸王条款、一会儿用套餐来愚弄群众，要从一条牛身上谋四张皮，群众能不骂娘吗？美国的市场经过几百年，市场秩序和法规比较完善，而他们的监管部门对微软的垄断还起诉，说明政府对电信市场监管的重要性。目前在我国对电信市场进行监管，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应赶快来整顿这一混乱市场，使人们少骂娘。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7年第8期 北京市困难时期商品供应追记　作者：高智勇

（一）缘起

1958年的“大跃进”，由于工作严重失误，左倾错误在各个领域泛滥成灾，造成国民经济失衡。伴随而来的是“大跃进”后期发生在全国（大陆地区）的空前大饥荒。

这场灾难同样波及“首善之区”的北京，出现了有史以来很少遇到过的商品匮乏，食物短缺，市场紧张。

然而，幸运的是，北京作为首都，有着独一无二的“政治优势”。党中央采取非常措施，全国各地区、各兄弟省市皆以“政治大局”为重，用行政手段压缩当地人民的基本需求，全力以赴支援北京。居住在京城的平头百姓也沾了光，——最低生活水准得到维持，且远远高于外省市居民生活水准，而此时神州大地饿殍遍野。

（二）民以食为天

京城用粮全靠外地调入，自1959年以后，调入发生困难，越来越少。曾一度出现库存用粮不够维持六天需求的紧急状态。当时全市人口不足400万（享用商品粮待遇的“非农业人口”），遵照党中央指示：居民口粮低标准供应，把自1954年“统购统销”后实行的居民“凭证”供粮改为“凭票”供应。凡是在京有正式户口（所谓“吃商品粮的”）每人按月发放粮票。粮票分为：粗粮票，面粉票，大米票……粮食定量依年龄大小，因人而异，从婴儿降生的3斤、少儿6斤、儿童8斤……至成人21斤不等。此外还依身份不同，指标各异，如在校大中学生、机关干部、特殊工种……略有所增加。其中面粉供应占总定量20%，大米占10%，其余供应粗粮——玉米面、白薯干、有时即高粱面儿、鲜白薯等杂粮。

婴儿发给奶证，每日两瓶，每瓶半磅。满周岁的，供应1瓶，再掺兑“代乳粉”。代乳粉票和婴儿糖票，每月各发一张。凭票到指定商店可购代乳粉1市斤（由黄豆粉、大米粉及少许奶粉掺兑而成）和黄砂糖2两（古巴产的）。

由于口粮标准低，副食品短缺，人们饥饿，加之受社会影响，粮管部门在定量变更及旧粮票销毁的管理上时有漏洞出现，一时间贪污、偷盗、倒卖粮票以及印制假粮票的案件屡有发生，1961年1市斤北京市粮票黑市价格3元（当时生产第一线的工人80%以上月薪为三四十元），1市斤全国通用粮票黑市价格4元，1市斤北京市面票黑市价格5元。

当年，作为多数居民的“骨干”副食品猪肉自1959年元月起凭票供应。凡是在京有正式户口的，每人每月三张票（分为上、中、下旬各一张）每票供应鲜肉1——3两，依货源状况而定，肉少时供应1两，肉多时不得超过3两。但自同年5月起，把每人每月的三张票削减为两张（上半月、下半月各一张）。

1960年猪肉货源急剧减少，到当年7月起已无鲜肉可供应居民，即月市场投放陈年肉罐头顶替鲜肉供应。数张票集中起来可买到一盒（听）罐头。

1961年起，将原发放的每张肉票面额最多3两削减为2两。同年4月，用库存的鸡、鸭、鱼罐头顶替鲜肉。6月到年底，对居民停止供猪肉。

牛、羊肉自1959年元月起凭票供应。凡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居民，在京有正式户口的，每位每月发给“清真肉票”三张，票面标明：上旬、中旬、下旬，每张票一次性使用，可购鲜肉1——3两（牛、羊肉二者选一）。货源不足时，曾从西北调入骆驼肉顶替牛肉供应。同时规定：下货（内脏）顶替鲜肉分量。

据官方统计：1961年北京市人均肉食消费量是8两半（全年），是有史以来北京居民消费水平最低的一年。但仍远远高于其它兄弟省市。（统计数字见《北京副食品商业志》2002年版）

1960年，蔬菜被正式划为“国家二类商品”。强化“产销统管”体制。对居民实行凭票限量供应。凡是在京有正式户口的，每人每天供应鲜菜2两（100克），但品种不限。萝卜、土豆、白菜等任择其一。但以土豆居多。另外还发放有少量的“葱票”，持票可购买到少许葱、姜、蒜等，主要由“居委会”安排，重点是照顾基层革命军烈属。但有时出现凭票也无菜可买的情况，仍可持票买到腌菜或咸菜（腌酱菜也凭票供应）。

冬贮大白菜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户供应数斤，十余斤不等，这要根据货源状况而定。

鸡蛋自1958年元月起就实行限量供应，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户每月供应1市斤，但超过十口人的“大户”，每户每月增加1斤。

1960年至1961年，鸡蛋对普通居民停供。仅按中央有关规定，对“特需”人员提供，如在京的领导干部，全国顶尖级的知识分子；驻京外交人员等。

花生和瓜子一年“品尝”一回。每逢春节光临，每户居民凭证供应花生半斤（含皮）和瓜子2两（熟）。花生与瓜子属油料作物，早在1953年即被列为“统购统销”物资。国家有关部门对此一直掌控很紧。直到1965年以后，才由每户居民每年供应半斤改为每人供应半斤和瓜子2两。这是后话。

食糖供应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人每月供应2两。水果块糖或黄砂糖二者选一。黄砂糖是从古巴进口的。

食油供应按在京正式户口，每人每月发放油票一张。凭此票可购食油三两，品种以豆油或棉籽油（当时叫卫生油）居多。花生油则在年、节期间少量投放市场。

此外，春节每户额外增发“节日补助油票”一张。凭此票可购香油（芝麻油）1两。

食盐供应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户每月供应1市斤。大粒粗盐或精盐，任择其一。超过十口人的“大户”可增加半斤。

稀黄酱每月每户凭证供应半斤（无包装，自备器皿），超过十口人“大户”增加半斤。

芝麻酱供应逢三节（春节、国庆、五一）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户供应1两（50克），无包装，自带器皿。

此外，逢年过节还有粗粉条2两，粉丝1两，花椒半两、大料半两、木耳半两，黄花半两，碱面儿半两，皆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按户供应。

酱油（低档）、醋（散装）基本是敞开供应，但每次购量不得超过3斤。所幸——不限次数。群众称之“限量不限次”。

糕点食品自1958年下半年起，供应趋紧张，毕竟是粮油制成，为弥补日常饮食热量不足，许多居民抢购充饥，出现排长队“景观”，市场经常脱销。自1959年春节起，正式实行凭证限量供应。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户可购1市斤，但品种任选，主要是三大类，蛋糕、桃酥、江米条，其它花样儿品种不多。后来由于糕点原料短缺，自当年9月起，由凭证供应改为“凭票”。每户每月发给糕点票和饼干票各一张。凭票购买糕点半斤和饼干2两，同时另加收北京市粮票4两（全国通用粮票不行）。

茶叶自1959年起被划为“国家二类物资”。鉴于当年基本国策“以粮为纲”，茶田大幅压缩，改种农作物，产量锐减，市场罕见。

1960年中秋、国庆两节，居民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户供应茶叶1两（低档）。

1961年春节，每户居民凭证供应茶叶1两（低档）。1962年，货源更紧张，市场脱销。考虑到“政治影响”，不得不从中央各大机关、部队招待所、宾馆等单位库存茶叶中回收一小部分填补首都市场“空白”。据官方统计：当年回收茶叶达484公担，缓解了市场紧张。同年国庆，每户居民凭证供应1两（中档）。郊区农户供应半两（低档）。在企、事业单位有正式“集体户口”的单身汉凭《个人购货证》每人供应2钱。

北京的餐饮业（各类餐馆、饭庄）奉市委之命于1960年7月30日实行就餐收粮票制度。自古以来，北京餐饮业闻名遐迩，名菜佳肴，应时迭出，烹制精细、选料考究，滋味各异。然而，这一历史形成的特色，自1953年实行“粮油统购统销政策”后，发生根本性转变。原料采购受到严格限制，其经营品种、饭菜质量大打折扣。继而是1956年的“公私合营”，管理体制变更，许多老字号餐馆、饭庄被“合并”，撤点，有相当一部分关门歇业，剩下的勉强维持，但要隶属于新成立的国营“饮食公司”管理。此时仍基本能敞开供应，主要提供些大众化的主食馒头、烙饼之类。可是到1959年底，又发生变化，当时由于粮油茶肉蛋短缺，北京附近周边城镇（天津、保定、石家庄等地）的大小饭馆率先实行就餐收粮票制度，加之当地居民口粮标准低，副食品奇缺，许多外地居民集中涌入北京，专程觅食就餐。一时间京城大小餐馆门前出现前所未有的排长龙景观。人流云集，彻夜不散。从晚上开始排（次日早餐），清晨早餐过后又排起午餐队，午饭后又开始排晚餐队，晚餐过后又开始排次日早餐队……循环往复。往往一家多人轮番上阵，同时又有大批本市居民也加入队列……毕竟此时主食尚不收粮票！此状况引起中央高度重视，不仅粮油消耗量大，且局面混乱，“政治影响”太坏。对此，经中共北京市委提议，并报请党中央批准，自1960年7月30日零时起，北京市辖区内的饭馆，餐厅一律凭票供应。仅保留少数高档饭馆，不收粮票，但价格昂贵，高价菜肴，非普通居民所能享用（计有东安市场内的东来顺、王府井大街路东的萃花楼饭庄、西单北大街的曲园酒楼、王府井大街北口路东华侨大厦内的大同酒家约18处）。欲到这些高级饭馆用餐者须提前一日在饭庄门前预约，领取“号牌”，次日凭“号牌”入座用餐。每日“号牌”数额有限。

1960年11月14日，党中央发出紧急指示，要求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的群众运动，以渡困难。党中央根据科学院的建议，向全国人民推荐了若干种代用食品。例如玉米秆粉、小麦秆粉、橡子面粉、小球藻等。党中央要求大规模地动员群众，自己动手，土法为主，自做自吃。为了做好这件事，中央成立了领导小组，设立了专门的办公室，并要求各地区也要设立相应机构，负责对这一运动的具体指导。

由于口粮标准低和副食品严重短缺，人们摄取热量不足，不少群众患了浮肿、肝炎等疾病。经医院确诊“无误”可领取“康复粉票”一张，凭票到指定地点可买“康复粉”一份（麦麸、豆粉与砂糖掺制），每日用开水冲食数次。据老者回忆道：“疗效还行”。

（三）确保“特需”万无一失

北京作为首都，集中了党中央、国务院、人大、政协、解放军、公安等首脑机关的一大批领导干部。为了保障这一特殊群体的日常消费，坚持“为党中央服务”的主旨，北京在物资和商品供应工作中坚持确保重点、照顾特需、全力以赴、万无一失。

“特需”又称“特供”。机构正式名曰：“北京市食品供应站”。坐落在东安门大街34号，对外通称：34号。从不叫全名。它的前身是原公安部八局五处——食品保卫处。早在我党建政之初，为了保卫伟大领袖及其战友们的人身安全和身体健康，公安部曾设食品专供站，即：中南海特需供应站。这个“特需供应站”对外称：北京饭店招待所，起初是处级单位，下设四科一室，并管辖几个专用生产基地，规模较大者是巨山农场，专为中央领导人生产、特制、加工优质的粮油、菜蔬、水果、肉、鸡鸭、蛋、奶……等副食品。基地建有专用屠宰厂、肉食加工厂、糕点糖果加工厂、熟食制作车间、检测化验室等专门设施。这些设施当时皆属最先进的，甚至连猪舍、养牛场……皆聘请苏联专家设计与建筑。

此后，随着政权稳固，特需供应工作越来越完善，不断充实。到1956年，这项长期“政治任务”由公安部正式移交北京市负责。移交时隶属北京市第三商业局，后又划归二商局，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充实，不断完善，并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长效机制，沿袭至今。

“特需”主要“特”在三个方面：第一安全（绝对安全、万无一失），其二高质量、高水准，第三方便。为了做到这些，食物从原料生产、采摘、采购、监测、加工、制作、化验、包装、调运、配送、验收……等各环节，皆由专职人员、专门车间、专用设备、专库、专车……进行。做到：“数量、质量、品种、及时、安全”五个保证，一丝不苟、绝不松懈、全力以赴、万无一失。

“特需”商品包括：粮油食品、猪牛羊肉、禽类、各类蛋品、各类海鲜、乳品、生猛野味、糕点、糖果、小食品、调味品、罐头、烟酒茶，熟食、鲜菜、干果、硬果、蔬菜、杂货……及日用品、招待品等等，丰富多彩，应有尽有，且精华荟萃。

特需供应无小事。为了做到绝对安全，其业务干部和职工皆由市商业局选调，但保卫干部和化验人员则由公安部八局任命和市公安局选派。工作人员不仅是“政治可靠”思想过硬，而且其出身背景、家庭成分皆经严格审查。他们不仅认真执行中央制定的“特供政策”和“组织纪律”，还能把服务对象“需求什么？喜好何物？”深入研究、探索，认真落实。由于工作成绩优异，服务对象满意，受到中央多次表彰，曾有9位同志先后荣获毛主席接见。

享有“特需”待遇的干部的特供标准依每人的权位高低、官职大小、级别不同，有所差异，除享有“一级勤务”的首长之外，二级首长、三级首长……逐级逊色。如人大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简称四副双高）中央明确规定：除按照北京市居民定量供应之外，每户每天再供应鲜肉1斤，每月供给鸡蛋6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2条，食油、果蔬等适量。

正、副部长一级的，除享有北京市居民待遇之外，每人每月再供给鲜肉4斤，鸡蛋3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2条，鲜菜、果蔬不等。

正副司局长一级的，每位每月再供鲜肉2斤、鸡蛋2斤、白糖1斤，甲、乙级香烟各一条。

除在中央、人大、政协、国务院之外，而在北京市、地方上的国营大企业、大单位任职的，凡是行政七级以上的，每人每月再供给鲜肉4斤、鸡蛋3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2条。

行政七级以下、十三级以上的（当时干部划分为25个行政层级，十三级以上属“高干”）每位每月再供给鲜肉2斤、鸡蛋2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一条。

行政十三级以下、十七级以上的，除享受普通居民的低标准供应之外，每位每月仅能得到2斤黄豆、1斤白糖的额外“关照”。群众诙谐地称呼这个档次的是“糖豆儿干部”。

除此之外，还有“军特需”、“国宴特需”、“两会特需”、“外国专家特需”……不一而足。虽皆属“特供”范围，但规格不一，标准各异。这里仅以体育运动员为例（与外国不一样，我们是“举国体制”，体育经费皆由国家拨），对即将参加国际比赛（注：困难时期在京仅举办一次国际赛事即26届乒乓球赛）在京集训的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和领队，每人每天供给鲜肉2两半。

凡是达到国家“运动健将”一级水平的，在京比赛期间，每位每天供应鲜肉4两（据考：当时享有这一待遇者仅两位：陈镜开（举重）、穆祥雄（游泳））。

对即将参加全国比赛的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和领队，在京集训和比赛期间，每人每天供给鲜肉1两半。

“侨汇供应”：困难时期为尽可能多赚外汇，充实国库，党中央决定“对在大陆的侨眷实行商品供应优惠政策”。凡是从境外汇入的外币，折合成人民币超过100元的，可凭“侨汇券”增加供应粮食6公斤（大米、面粉和豆类各占1/3）、食油1公斤（花生油、豆油二者选一）、白糖2斤，鲜肉2斤（猪牛羊肉任择其一），此外还有棉布10尺。

（四）艰辛的时尚

大饥荒引发出连锁反应——物资匮乏。1960年党中央决定：减少民用棉布供应。布票按人头发放，凡是在京有正式户口的（吃商品粮的）每人全年四尺五寸，实际够打补丁用。当时的拆洗缝补业总有做不完的活儿——您送去无论多么破旧不堪的衣物都能补好，做上。打一块补丁，除了收钱，还要按尺寸大小收取布票。

1964年后，情况稍缓，发放布票略增。除布票外，还发行过：棉花票、绒衣票、汗衫票、背心票、裤衩票、胶鞋票、棉鞋票……有一时期，买缝衣线也收布票，一寸布票可买一小团。生了娃的妇女，发给“油布票”一张，凭票可买到三尺油布。

为了分配有限商品，还发放过：肥皂票、火柴票、烟筒票、铁炉子票、铁锅票、铝壶票、生炉子用的“劈柴票”和“炭煤票”。还有大衣柜票、大木箱子票、木床票、圆桌票、闹钟票、手表票、电灯泡票、缝纫机票、自行车票等。这些票都是一次性的，按票面规定的数量购买。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市1961年度凭票供应物品达69种，还不包括“凭证”的。

1961年底又发行“工业券”。从此，除凭证和凭票之外的商品皆“凭券”供应。工业券发放是在职人员按其工资收入比例，平均每20元工资配一张券。购买范围较广：毛巾、毛毯、毛线、手帕、电池、轴线、铁锅、铝盆、铝饭盒、搪瓷面盆、搪瓷口杯、搪瓷便盆、线手套、铁壳暖水壶、竹壳暖瓶、运动鞋，雨伞、棉胶鞋、缝衣针、缝衣线、油布雨衣、夹胶雨衣，人造棉制品，尼龙内衣裤、皮鞋、闹钟、收音机、腰带、刀剪、进口刀片、各类箱包、巧克力糖块及定量之外的香烟、茶叶、白酒等。

城里供应紧张，京郊大地的农村更困难。由于办“人民公社”，社员被迫吃“集体食堂”，淳朴的农民响应党的号召，把自家铁锅、铁勺等家伙无偿捐献出来，投入高炉熔炼，大炼钢铁。1961年“公共食堂”办不下去了，各家农户不得不重起炉灶，但又买不到铁锅等炊具，纷纷涌入城里寻购。然而，市区的商品几乎全都“凭证”或“凭票”供应，农民根本买不到东西。

因此，农民不得不忍饥挨饿，把省下的点滴口粮和小土特产与城市居民进行调剂、私下交换，换一点生存必须物品。针对这种现象，中央发指示：任何人不得私下进行物品交换、买卖、贩运。1961年10月9日，北京市工商、公安部门全面出击，仅一天之内就取缔、查获私下交换物品案件13977起（罪名黑市交易），抓获69913人。公检法机关“从重从速”审查处理1万余名，“依法”逮捕100余名，管制34名，“劳动教养”100余名，拘留700余名，“劳动教育审查”1000余名，其余的强制遣送原籍或由所在单位领回去处理。

（作者系北京市二商局干部）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7年第8期 我亲历公审布哈林和苏联六十年变迁　作者：苏　飞

我进入了东方大学

天空上阴云密布、风雪激荡，这预示着一场暴风雪的来临。1935年冬，我尚在东北一个大学读书，时值学校放寒假，我是因事来校的。就在这一瞬间，一辆日本宪兵队的小汽车戛然停在门前，从上面跳下来两个穷凶恶极的宪兵，他们立即将我逮捕。

我虽然口中喊冤叫屈，但是心里明白，我是1933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在白区工作时间长了，不管你地下工作经验有多丰富，如何小心警惕，不可能一点也没有破绽，一点也不留蛛丝马迹。我也是一样，我的第一次战斗洗礼就这样开始了。

世界上若论对待自己的牺牲品、猎物的残忍性、狠毒性和刽子手的坚决性，除了德国法西斯盖世太保外，恐怕没有人可以和日本宪兵队相媲美了。由于日本鬼子张冠李戴、证据不足，我又咬紧了牙关，死不承认，加上校方的营救，我算是死里逃生、幸免于难，获得假释。

出狱后，形势并不乐观，日寇紧紧跟踪盯梢，毫不放松，后来又第二次逮捕我幸而脱险。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满洲省委组织决定，派我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东方雷鸣，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千秋万代的帝制王朝。时隔六年，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洪流冲垮了根深蒂固的沙皇统治。这两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都发生在东半球。

列宁和孙中山结下了伟大的友谊，1920年代，中苏两党、两国政府达成协议，在莫斯科建立一所为中国革命培养领导骨干的大学，这就是东方共产主义大学。大批的党内领导骨干，都来这所大学学习，如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罗亦农、刘伯承、叶剑英、傅书堂、杨尚昆、甘泗淇、周保中、伍修权、唐有章、陆定一、王明等。连蒋介石也亲来莫斯科观摩，至于他的儿子蒋经国、冯玉祥的儿子冯维国，据说，都在这个学校学习过。后来东方大学又改名为斯大林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九一八”事变以后，随着政治形势的改变，莫斯科决定将东方大学化整为零，改成几个分校，设在莫斯科郊区。然而从中国不远千山万水，历经险阻、越过敌人的道道防线、边境哨卡，能进入东方大学则更不容易。

1936年，我终于和在东北抗联的一个大队长，安全地抵达了莫斯科。

幽静校园外肃反扩大化

早在列宁生前，斯大林就当上了联共中央总书记。他是一个苏联少数民族格鲁吉亚人，初露头角，锋芒毕露。列宁辞世后，他日益专横，大权独揽，践踏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及至1930年代中期，党内的个人迷信，已经发展到顶峰时期。全党人人自危，包括党中央、政治局、高层领导人士，老布尔什维克，功勋卓著的将军元帅，被陷害者不计其数。这就是所谓肃反扩大化时期。

这个时候入境苏联求学，实际上是飞蛾投火。然而我们这些盲目的马列主义信徒，毫无所知，全然不觉。

我们头脑里充满了革命意识，来到莫斯科以后，发现一派革命大好形势，我们兴高采烈，其实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距离只有一步之遥。

白云飘忽，疏影朦胧，悠悠天际，望断红尘。1937年暮春，莫斯科郊区东方大学分校。

学校的环境非常幽静，周围一片苍翠，草细风微，云淡风轻，翠杉苍桧，十分宜人。而学校院内更是凝青绽翠，柳绿花红，树荫深处掩映着一栋栋的小木楼，校舍就在这里。这里生活条件优越，设备完美，在这里潜心学习，简直就是一种享受。原来这里是过去沙皇贵族的一座庄园。

我们的教员都是苏联红色教授学院毕业的专门人才，他们精通马列，具有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多方面的渊博知识，而且都是关心中国革命的联共党员。

和我们同聚一室学习的有，来自国民党白区和东北敌占区的同志，有来自抗联游击区的战士，有来自朝鲜本土的地下党同志，其中中朝各有几名女同志。有的满目风尘，两鬓飞霜；有的一身征尘，满脸豪气；有的风华正茂，气质非凡。大家一见如故，意气相投。

正因此，我们对校外风云一无所知，我们与世隔绝，对笼罩社会的气氛并无觉察。

我亲历了公审布哈林

布哈林是1920年代苏共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他对马列主义有相当的修养，列宁很器重他，曾经称他为“我们党内的理论家”。他曾写一些有关共产主义知识的通俗读物，后来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在世界传播。他还曾提出过，要想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必须让一部分人，在农村先富起来等等。

列宁谢世过早，党内斗争激烈，斯大林把布哈林当作异己，视为政敌，必欲除之而后快。

头两天国际上（即共产国际）来人通知，说明天叫我们组织听广播，公审布哈林。听后，组织讨论，会议记录国际上派人来取。组织上叫我负责组织听广播，开会讨论，作记录等等。

第二天苏维埃法庭公审布哈林及其团伙的广播开始了，我们全体学员都集中在一楼大厅里，鸦雀无声，聚精会神地收听广播。

莫斯科没有派人来，由我担任翻译，同声传译，这对我来讲，是个沉重而艰巨的任务。我在苏联初来乍到，俄文水平有限，还是个蹩脚半通的翻译，只得勉为其难地承担这一任务。

公审开始后，从一般程序逐渐转到实质性问题上来。对公诉人提出的布氏如何进行反党、反列宁、反社会主义的活动等问题时，布哈林一一予以承认，对于他与国外反动势力勾结，提供有关苏联国家机密的情报，甚至准备刺杀列宁等罪状时，他也全部予以承认，尤其令人不解的是，他答复问题神态自如，若无其事，而听众席上倒有时哗然。

整个公审过程进行得非常顺利，如行云流水，十分流畅。公审过程中，也未出现任何意外，假如被告布哈林在法庭上，对他的指控一一予以否认，予以推翻，那会引起一场轩然大波的。

公审宣告结束了，一段时间里大厅里一片沉寂。有人锁眉沉思，有人沉默不语，也有人表示不能理解，当然也有人表示愤慨，仇恨满胸。我宣布稍事休息后开始讨论。

讨论会开始了，在厅里静悄悄，人们面面相觑。入党不久，涉世不深的同志，对布氏的生平经历不甚了解，对国际和苏联的情况所知甚微，不敢妄加评论。而有斗争经验，比较资深的同志，若有所思，若有所忆，脑子里可能还翻腾着不少问号，还未得到解答。最后终于有人打破了沉寂的空气，他似问非问地说：“布哈林何以堕落到这种令人震惊的地步，他的所作所为令人发指，我表示愤慨！既然他已经承认了全部犯罪事实，无产阶级的法庭，对他应该严加惩处！”

当时与会的人，无不认为无产阶级法庭的权威，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接着有人颇有感慨地说：“看起来，一个共产党员，不管你领导地位有多高，理论知识有多深，如果不彻底进行思想改造，蜕化变质，腐化堕落，就有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布哈林就是一例。他完全是罪有应得，咎由自取！”

还有人情绪激昂，声色俱厉喊道：“打倒布哈林，布哈林罪该万死！”

最后大家提出处理意见，与会同志一致认为，对布哈林应该处以极刑，我也赞成并举手通过了。

我神秘失踪，到了反革命成堆的地方

1937年4月末，我突然神秘地失踪。苏联内务部神不知，鬼不觉，偷偷摸摸将我逮捕，校内无一人发现。当时众说纷纭。有人猜测：“要是他奉命回国，也不应该不辞而别啊！”有人寻思：“他一个人去莫斯科，也不至于走失，他能讲俄语啊！”也有人想得更远：“他是不是被国民党、日本大使馆绑架去了！”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在苏联国土上能发生的事情。

学校的课程和一切活动都停下来了，因为我既是班长，又是翻译，还是党组织的负责人。这种状态不能持续太久，过了一段时间，其他学员也开始步我的后尘，陆续失踪。最后只剩下一个年轻的女孩儿，她还是一个孤儿，她算幸免于难（此人现还健在）。

1940年代后期，我在苏联北方见到了一个朝鲜女同学，她是在学校最后被捕者之一，我们一见面，她不禁失声痛哭，我被捕后学校里的情况，是她提供的。

原来我们的分校早已被列为怀疑、监视的对象，周围布满了克格勃工作人员。这是当时一个特工人员、专门负责我们学校的人，后来他也身陷囹圄，一次偶然机会相遇，他亲自对我说的。学生的名字他都知道，我问他为什么入狱，他指指自己的舌头，意思是祸从口出。他们长期跟踪，一无所获，这时中共驻莫斯科副代表康生，不止一次地向苏方建议，将我们隔离起来。于是决定先下手为强，拿我开了刀，我们全校学生都被逮捕，全部是反革命、日本特务等等。天下竟有这样事，党代表告发、出卖自己的同志。

我们这些人都是来自斗争前线，在刀光剑影中和敌人周旋的地方，平时嗅觉灵敏，警惕性都很高，可是为什么在莫斯科我们却这样麻痹、毫无觉察而束手就擒呢？

我们这些狂热的马列主义信徒，来到莫斯科就像回到自己家里一样，如同回到母亲的怀抱一样，什么嗅觉、警惕性都已消磨殆尽。如果我们中间真有阶级异己分子，混进来的奸细，日伪特务，我想，他们倒一定会有所觉察的。

在莫斯科“布特尔卡”监狱，经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痛苦的思想斗争，我们这些人含冤莫诉，有口难分，经过拘留、审讯，都被打成了奸细、特务、反革命、人民公敌。刑期有长有短，流放地方各异。这时我，可能不仅我一人，想起了公审布哈林的情景，这是否同出一辙，是否大同小异，是否是一个翻版，缩影？

后来风餐露宿、跋山涉水，历尽艰辛来到了劳改场所，服苦役的北极圈地带。这里寒风凛冽，六月里还飘着雪花，是一个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极限世界。这固然惊人，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到了反革命分子成堆的地方，周围大大小小都是反革命！我们一尘未染、纯洁的心灵在想，今后应该怎样生活，什么是我们的处世哲学的原则？

和我们同样罹难的人，是真反革命，抑或是假反革命，和我们同样的反革命，还是和布哈林同样的反革命？开始我们还有戒心，洁身自好。后来发现这里有原边疆党委书记库兹缅科，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著名学者、地质学家克列姆斯，天才女高音歌唱家鲁斯兰诺娃，苏联足坛名将斯塔罗斯钦兄弟等等。与之相比，我们相形见绌、微不足道。

这就引起了我们一连串的思索，有时彻夜难以交睫。这个地方自然、生活、劳动条件十分恶劣，加上繁重的体力劳动，精神上的巨大压力，我们学校除个别人从那里生还外，其余全部殉难，葬身于北极川冰雪之中。

看起来，对敌斗争并不最可怕，可怕的是出现这种局面，即几个人，更可怕的是一个人，他的权力无限大，唯我独尊，独断专行，为了自身的需要，他有权力给别人贴上各种各样的标签，叫你有口难分，沉冤难诉，这种局面未免太可怕了。这里我想起了大仲马的一句话，他说：“最可怕的枪子，不是敌人的枪子，而是自己人的枪子。”

斯大林执政三十余年，数以百万、千万计的遭受迫害者，无辜惨遭杀戮，集中营劳改犯遍布全国，人们动辄得咎，恐怖气氛笼罩全苏联，这样惊心动魄、令人心寒胆战的迫害、政治斗争，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形象，和马列主义的原则立场是背道而驰的。

布哈林遗孀不辱夫命

关于布哈林的轶事，这里还有一段插曲。早在1930年代，布氏已有预感，他在劫难逃。一次他突然跪倒在他夫人的石榴裙下，他说：“你一定要答应我一件事，否则我就长跪不起。”

夫人满口应允，并请他起来。

他说：“党内的斗争形势日趋严峻，看起来，我已难以幸免，我现在口述一遍我的申诉，你不能笔记，只能背诵下来。等有一天党内出现了真正的民主，你才能向中央申诉，为我申冤。”

等他的夫人背下来诉词之后，布氏才放了心。过了不久，布氏去参加苏共的一次会议，就再也没有回来。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布哈林的遗孀认为时机已到，才向中央提出这次申诉。

布氏平反以后，他的遗孀还写了一本有关布氏生平的书《布哈林》。这本书问世以后，风靡一时，畅销全国，很难买到。我虽不惜重金，希望一观而后快，但可惜未能买到。

《布哈林》一书发行后，社会上掀起一股对布氏在公审法庭上的表态的评价热潮。当时流行一种说法是，布氏在法庭上根本不应该承认自己没做过的事。也有一些饱经世故，比较资深的人士则认为：“布氏当时的处境，唯一的希望就是尽快一死，别无他求。什么罪状他都可以承认，但求速死是他唯一的解脱。”也有人认为，在公审的法庭上，根本不是布氏本人，而是替身。

这些身经百战的老党员，在艰苦的革命岁月中、沙皇的监狱、西伯利亚流放、充军发配，什么滋味都尝过了，而斯大林的迫害他却不能忍受，斯大林时代的残酷到何种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苏联解体前后我重访旧地

1991年苏联解体。这在全世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72年铁打的江山，固若金汤，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的苏联，竟然毁于一旦。

十月革命的爆发和辉煌胜利，是上一个世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最伟大事件。它的失败和消亡，也是上一个世纪人类社会最突出和重要的事件。十月革命改变了人类的历史进程，给人类的思维输入了新鲜的活力，丰富了人类文化。毫无疑问，它的消亡，不复存在也会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1980年代后期，我有幸重访苏联、旧地重游，我心情无比激动。我登上了北京——莫斯科国际列车，往事哪堪记省？1935年隆冬，在夜色掩映中，我们三人，老交通，王队长和我从边境小镇半截河出发，呈三角形，冒雪沐风向苏联行进。突然暴风雪来临，在膝盖深的雪中匍匐前进，边境哨所日本军的犬吠声，一阵传来，我们心胆俱裂。入了苏境，边防军官迎接我们，他说：“大瓦里什，你们辛苦了！”

我们身上的汗水，已经湿透了棉衣。

火车进入了苏联境内，远东、西伯利亚、贝加尔湖，我站在窗前眺望，参天古树，烟云迷漫，岳林相接，湖光山影。一会儿出现了遥望无际的白桦林，像婷婷玉立的少女，婉约多姿，一尘不染。我神思遐想，心醉。及至到了贝加尔湖，水光激荡，水天一色，山光云影，烟雾微茫。一路上风光无限，景物依稀，岁月易变，幽赏难期。

两幅图画，两种情景，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情，无限憧憬在困扰着我。

到了苏联，我惊奇地发现，苏联还是老样子，丝毫未变。

这些年来，苏联经历了勃列日涅夫历史停滞时期，他因循守旧，无所作为，时光虚度。后来上台的契尔年科，未能显示自己的才能就病危逝世了。这样，戈尔巴乔夫就当上了苏共（下转第23页）（上接第21页）中央第一书记。

在寒风萧瑟中，我重访和我在一起度过北极圈白夜的老难友，孰知这些风雨患难中的朋友，几乎凋零殆尽。我终于找到了一位还活着的鬓发披霜的老难友，他见着我哽咽不语，泣不成声，满腔幽怨，一言难尽。他说：“老朋友，咱们是怎么活下来的，简直是天方夜谭！我们失掉的太多了，太多了……”

我思忖，这个无限委屈的闸门要是打开，不，不能打开，打开，一泻千里，我们的感情是受不了的。我说：“咱们不是还活着嘛，你看，你是俄罗斯人，我是中国人，感情是没有界限的，来，咱们共饮一杯酒。”

我的朋友，眼中饱含着泪水，笑了。

苏联解体后，我再次重游故地，这次是来到了俄罗斯。一如既往，先去莫斯科红场，瞻仰列宁陵墓。从远处就看见那里排着长队，人们川流不息，络绎不绝涌向克里姆林广场中心。我也排队，拥进人流。进入陵墓后，人们肃然起敬，围绕列宁的遗体环行一周，只见这位世纪伟人，神态自如，态度安详，像睡熟了似的躺在红毯上。

人死无知，列宁岂知十月革命已经被葬送了。从陵墓出来，阳光无限，天霁晴明，微风轻拂，心清似水。很多人还依依不舍，久久不肯离开这里。

苏联解体后，据说，当局曾数次计划拆除列宁陵墓，把列宁的遗体迁出莫斯科红场，移往他的故乡乌里扬诺夫公墓。但是莫斯科市民和全国广大群众，反对此举，数百人声明，我们将静卧在列宁墓周围，要想移动他的遗体，除非先越过我们的尸体……

在暮色苍茫中，我离开了红场，列宁虽死犹生，他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公审布哈林事件，已经是60多年前的往事了，早已被历史的烟尘湮没。新世纪展开了新的人生画卷，那次收听公审广播，参加讨论，后来神秘失踪的人，可能一个也没有了，我还活着，白发惊回首，当时的情景，风云变幻的人生，都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永远难以忘怀的记忆，我不应该忘记，也无权忘记！（2003年5月）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7年第8期 苏飞冤案平反何其难　作者：于　彬

我和苏飞在《人民画报》社同事多年，他一生坎坷多难，曾三次被捕入狱，流放和服刑前后达十五年之久。而最令人无法理解的是苏飞在文化大革命中以“苏修特务”的罪名被捕入狱，1981年8月刑满释放后，他这个罪名至2006年没有得到改正和平反！这是我二十多年来一直希望能揭开的谜团。

苏飞1933年春在哈尔滨入党，在黑龙江省委的领导下，为东北抗日联军做过大量工作，对革命是有贡献的。他1935年12月因遭叛徒出卖，被日本宪兵队抓捕，后经组织营救而暂时获释。但日本宪兵队仍对他暗中盯梢，准备随时再次逮捕他。黑龙江省委鉴于苏飞当时处境很危险，遂于1936年1月派他去苏联学习。

可是苏飞万万没有想到，他在苏联东方大学学习一年多之后，于1937年4月22日突然被克格勃的秘密警察逮捕，硬说他是“日本特务”，并把他流放到北极圈地区，服刑达五年之久。这件事使苏飞百思不得其解，他是为抗日救国才被日本宪兵队抓捕的，而到了苏联之后他这个抗日战士竟变成了“日本特务”，这完全是黑白颠倒。直到2002年此事才真相大白。有人于1997年在苏联克格勃的解密档案中，找到了王明和康生给克格勃提供的一份“绝密”〈存档文件〉即“35个有问题的中国人名单”，这份名单中就有苏飞的名字。这份文件的落款是“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王明、康生”，有两人的亲笔签名。王、康二人竟不分青红皂白，不经审查甄别就建议克格勃将这35人“隔离（流放）”或者“驱逐出境”。苏飞阅后才恍然大悟，原来陷害他的不是别人，正是他当年十分敬重和信任的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正是在他刚到莫斯科不久就找他谈话的康生！这使苏飞回忆起那次谈话的情况，康生挖空心思地追问当初日本宪兵队抓捕他的每一个细节；紧接着他又追问苏飞的入党动机，整个谈话持续了七个小时之久。苏飞感到康生那次谈话根本不像同志之间的谈话，而是在审问犯人。

苏飞于1942年刑满释放，并于1943年应征入伍，但由于他的“日本特务”罪嫌没有得到平反而只能当苏军的后勤兵；1945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也是由于同样原因，他找不到工作，只能再回北极圈去干地质勘探队工作。苏飞于1947年同苏联姑娘苏玛丽结婚。他被流放，和后来当后勤兵以及在地质队工作期间都是在北极圈地区，前后共18年，那里天寒地冻，滴水成冰，生活极其艰苦。直到1954年苏飞才在我驻苏大使馆的帮助下，携妻子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苏飞回到祖国后，到北京火车站去接他们的是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帅孟奇大姐。1956年组织上给苏飞恢复了党籍，定为行政级十三级，分配在外文局工作，继后被任命为《人民画报》社编委、总编室主任和外文局出版部副主任等职务。

在60年代初，中央成立了《毛泽东选集》翻译委员会，苏飞被借调去任翻译工作。这个《毛选》小组的组长是康生，有一次他召集全体组员会面，当编译局领导向康生介绍苏飞时，说“苏飞同志俄文水平很高，在苏联又是坐牢，又是劳改。”康生听到此神情一愣眼睛盯着苏飞好一阵子，似已认出了苏飞。从此他的厄运又开始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苏飞就被外文局的造反派揪出去批斗，戴高帽游街，并被打得遍体鳞伤。苏飞的妻子苏玛丽也于1970年5月7日被当作“苏修特务”遣返回苏联。到1971年8月苏飞被北京市公安局以“苏修特务”罪名逮捕，被关押五年之后，才于1976年由北京市中级法院宣判他犯的是“反革命罪”，判刑十年。苏飞被关押期间，专案组人员对他施用种种手段进行逼供信。当时负责苏飞案件的不是外文局，而是中央专案组，谁都知道中央专案组是康生负责的。真是无独有偶，这一次陷害苏飞的又是康生！现在康生的狰狞面目已尽人皆知。当时他为了掩盖其在莫斯科期间同王明勾结的阴谋和许多不可告人的勾当，对于凡是了解他的情况的革命同志都挖空心思加以陷害，甚至连在伊万诺沃第一国际儿童院学习的那批中国学生都不放过，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都被扣上了“苏修特务”、“叛国”和“通敌”等帽子关进牛棚或监狱，受尽各种酷刑折磨。现在这些同志早已得到了平反，而苏飞的问题至2006年仍然被挂在那里。虽然苏飞曾多次提出过申诉，要求对他的不白之冤平反。可是，这些投诉如石沉大海，迄今无下文。苏飞还能有多少时间等待呢？北京市中级法院给苏飞定罪的唯一证据是在1970年5月至1971年8月苏玛丽被遣返回国这个期间苏飞给她写的四封信，专案组硬说那四封信是向“敌国”提供重要的“军事”和“政治”情报。苏飞给他妻子那四封信究竟写了些什么呢？文化大革命初期国内政治异常混乱，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揪斗，并冠以叛徒、内奸和工贼三大罪状；开国元勋彭德怀元帅以及许多其他元帅和副总理等重要干部被靠边站，游斗、毒打，甚至有不少被折磨致死；李立三和陈昌浩等被逼自杀……苏飞对这一切很不理解，就在信中告诉了他的妻子。可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这竟成了他“通敌”的罪状。在当时绝大多数群众对此都不理解，街头巷尾议论这些事的现象比比皆是。而且各大专院校的大字报所透露的情况远多于此。

苏飞于1981年8月刑满释放，出狱后生活十分悲惨。他没有公职，没有工资，没有公费医疗，近30年来他每月只能领到少得可怜的一点生活费养家糊口。苏飞妻子苏玛丽于1988年再次来到中国同老伴苏飞相聚，心中一直期盼着苏飞的冤枉能得到平反，到2000年，她因身体不适又回到俄国，于2002年怀着无限的遗憾离开了人间，终年79岁。现在苏飞已是91岁高龄的孤寡老人，一旦生了病，身边无人照料不说，连就医的钱都没有。

年复一年的等待，年复一年的期盼。在苏飞的反复申诉下，在一些有关方面的关注和支持下，苏飞的冤案终于平反了。2007年2月12日北京市高级法院正式通知他：经法院调查，北京市中级法院1976年对苏飞“反革命案”的判决是错误的，现宣布苏飞“无罪”。苏飞的苦难总算走到了尽头。

（责任编辑 杜明明）

2007年第8期 1992年一次不平凡的随行采访　作者：雷仲予

今年是邓小平南方之行并发表重要谈话15周年，也是这位伟人逝世10周年。广东的传媒从1月下旬开始，连续发表纪念文章，回顾和评论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读报之余，15年前我作为新华社记者采写国家主席杨尚昆考察广东而又目睹邓小平南行风采的往事，又一幕幕浮现在脑际。这是我几十年记者生涯中一次不寻常的采写经历，历久而不忘。

邓、杨在深珠的活动多在一起

1992年之初，已经无官在身的邓小平离京开始南方之行前，通过工作人员给中共广东省委打招呼：他此次到广东来是休息的，不听汇报，不要陪餐，不题词，不见报。按照这“四不”口径，中央新闻单位没有一个记者随行，广东省委开始时也只安排广东电视台、深圳电视台4人跟随拍摄，留下一些资料而已。

1月19日，邓小平一行乘专列抵达深圳，当天就游览市容，参观皇岗口岸。车队进进出出，引起敏感的香港传媒的注意。已经前往深圳陪同邓小平的广东省委书记谢非，考虑到邓小平此次到广东来，虽说是休息，但也有特别的意义，日后有可能见报，要有所准备，所以交代身边的省委副秘书长陈开枝立即通知新华社广东分社派人来，跟随采访，把握情况。当时，我在新华社广东分社副社长的岗位上，分管新闻报道业务。陈开枝从深圳打来的电话是我接听的。他说，中央领导同志到深圳，请通知牛正武同志（另一位副社长）火速赶来。当时，我以为“中央领导同志”就是国家主席杨尚昆。因为在这前几天，广东省委已经正式通知我们新华社广东分社，国家主席杨尚昆即将来广东考察，要求安排记者随行采访，这项任务由我承担。所以，我在电话中对陈开枝说：“我们已经做出安排了。”但他急切地说：“不是，另一位。”我问他是谁？他不便在电话中告诉我，只说了三个字：“掌舵的！”我一听也就明白了。

牛正武于19日傍晚赶到深圳。《深圳特区报》也派出文字记者陈锡添跟随邓小平采访。

1月21日，即邓小平已到达深圳的第三天，杨尚昆一行飞抵深圳，我也就开始跟随杨尚昆采访。

邓小平下榻深圳迎宾桂园，杨尚昆则住在蛇口一处宾馆。两位老人家在深圳会合后，连续两天的考察活动都是一起进行的。1月21日参观中国民俗文化村和锦绣中华微缩景区；22日参观仙湖植物园，两人在一处缓坡草地毗邻的地方，共同挥锹栽上了两棵高山榕。在这一天参观植物园的过程中，邓小平、杨尚昆还谈到了他们从1932年到1992年长达60年的交往，情真意切。

1月23日，邓小平一行离开深圳，在蛇口港乘船去珠海，杨尚昆则继续在深圳考察。1月26日，杨尚昆结束了在深圳的考察，也从蛇口港乘船去珠海。先期到达珠海的邓小平参观了珠海生物化学制药厂、亚洲仿真控制系统工程公司。1月27日，邓小平与杨尚昆一起，考察了珠海江海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月29日下午，邓小平一行离开珠海，前往顺德市（现佛山市顺德区），参观珠江冰箱厂（现海信科龙公司），当天傍晚从广州东站乘专列前往上海，结束了在广东11天的行程。杨尚昆结束在珠海的考察后，继续前往中山市考察，2月1日从佛山乘专机回北京。

从1月21日到2月1日，我跟随杨尚昆采访，向他送审稿子，他对我已经认识了。杨尚昆结束了在广东的考察以后前往机场，我随省委的陪同人员一起到了机场送行。在停机坪上，送行人员靠前一一同杨尚昆握手告别。我是一名记者，任务是采访，与送行人员保持了一点距离，也没有趋前同杨尚昆握手告别。可是，杨尚昆却向我走来，一边说着“还有一个，还有一个”，一边同我握手。这一幕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在邓小平、杨尚昆在广东考察期间，我的任务是采写杨尚昆的考察活动，而邓小平的考察活动则由牛正武掌握。但是，这两位老人家由于在多个场合同时出现，我也有幸近距离目睹邓小平南行的风采，并聆听到这位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在南行之中一些重要谈话。

在稿子中透露一点邓小平谈话精神

邓小平、杨尚昆一前一后来到深圳，一直没有向外宣布。但是，两位老人家在深圳的参观、考察活动，基本上是公开的。他们接触了很多干部、群众。邓小平在参观深圳国贸中心大厦时，许多群众见到他出现的那一刻，热情欢呼“小平，你好！”抢着要同他握手。杨尚昆在考察中也接触了不少群众。他漫步沙头角镇中英街时，街道两边的群众纷纷涌上前来，热烈鼓掌欢迎。所以，邓小平、杨尚昆在深圳的消息成为街谈巷议的热烈话题。香港和海外的传媒，凭着其锐敏的触角，很快就有了行动。三五成群的境外记者，天天蹲在邓小平下榻的深圳迎宾馆门口，观察进进出出的车辆，探窥车上坐了什么人，到什么地方去，然后做出各种猜测性报道，真真假假，虚虚实实。通过传媒“出口转内销”的方式和其他渠道，全国乃至世界的目光，纷纷投向深圳，关注邓小平的活动。

可是，我们新华社只能按兵不动。邓小平南行已经打过招呼不见报，就是我当时采写杨尚昆考察深圳、珠海的稿子，尽管不少场合有邓小平、杨尚昆同时出现，我也只能报道杨尚昆而回避邓小平。在发稿时间上，我按照过去的“惯例”，准备等到杨尚昆结束在广东的整个考察活动以后才发一个综合稿子，没有急着做发稿的准备。谁知1月25日中午，杨尚昆在深圳的考察活动即将结束，明天就要前往珠海，陪同考察的广东省委的领导同志考虑到邓小平、杨尚昆在深圳的消息，在外面已经闹得沸沸扬扬，我们不能再沉默了，所以要求我当天就要发一个消息，报道杨尚昆在深圳的考察活动。这下我就急了，匆匆吃了几口饭，立马躲进房间写稿。

提起笔来写稿，要突出什么主题思想呢？杨尚昆在深圳考察了几天，有时还是与邓小平在一起考察的，也讲了不少话。在深圳期间，我直接听到邓小平的谈话不多，但间接听到的倒不少。各种信息和迹象表明，邓小平在深圳各个场合的谈话，强调继续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开放，把经济建设推上一个新台阶。邓小平的谈话精神对杨尚昆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于是，我就抓住杨尚昆在深圳考察期间的讲话中能够体现邓小平谈话精神的话重点突出来，把它写进这条消息的导语中：“国家主席杨尚昆在深圳特区和蛇口工业区考察时强调，要坚持改革开放政策，要更放宽些，更大胆些，比现在还要放开。”

稿子写完后，已经接近吃晚饭的时间，我速将稿子送到杨尚昆的住处，当时他的秘书也在。我将稿子交到这位秘书的手中以后，就坐在客厅等着。不一会儿，这位秘书就把稿子退给我。他对稿子的个别字句做了一点修改，签上“已经审阅，同意发稿”八个字，落款“尚昆同志处”。

我拿到稿子以后，飞快出门，以最快速度把稿子发往新华总社，总社也于当晚向外播发，次日《人民日报》等全国各地报纸采用。

从1月26日到2月1日，杨尚昆在珠海、中山考察。在这期间，我直接或间接听到邓小平南行谈话的内容就多了起来，杨尚昆向当地的干部、群众的讲话，体现邓小平南行谈话精神也更明显了。我在2月1日从中山市发往新华总社的第二条稿子《国家主席杨尚昆考察珠海、中山》的导语中，就特别写上“杨尚昆在考察中强调，过去十年改革开放取得了很大成绩，今后我们要更坚定地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改革开放要更大胆一些，步子更大一些，发展更快一些。”从后来看到的邓小平南行谈话的文字记录稿来看，杨尚昆在讲话中强调的这“三个一些”，完全体现了邓小平南行谈话的精神。

杨尚昆到广东的深圳、珠海、中山考察，我分段发了两个稿子，打破了过去新华社对中央领导人到一个省考察要等全部行程结束后才发稿的“固定模式”。这是当时的特殊情况逼出来的。这两个稿子，写作上没有什么特别的长处可言，但因为它透露了一点邓小平南行谈话精神，所以格外受到受众的关注。在完成文字发稿的同时，我也给新华总社发去了几张用“傻瓜”相机拍摄的照片，也被选发了。

值得历史回味的东西很多

1984年1月，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邓小平，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尚昆、王震南下广东深圳、珠海考察，提出“不是收，而是放”的指导思想，全国的改革开放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在我国历史发展重要关头的1992年之初，邓小平以一位革命老人之身，不顾高龄又与身为国家主席的杨尚昆一前一后南下广东，在深圳、珠海共同度过了几天。这绝不是一种偶然和巧合，值得后人解读。

邓小平在这次南行中，发表了关系中国的现在和未来发展方向的一系列重要谈话，又一次促进了全国人民思想的大解放，推动神州大地新一轮改革开放大潮的涌起，为当时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奠定了思想基础。邓小平留给后人这份珍贵的政治遗产，具有开启时代的非凡意义。

然而，邓小平如此重要的南行谈话，见报过程却相当曲折，耐人寻味。由于邓小平坚持自己不开见报的口子，尽管当时香港和海外的传媒对邓小平在深圳的活动已竞相做出许多揣测性的报道，我们新华社虽有记者随行也不敢轻举妄动。跟随邓小平采访的《深圳特区报》记者陈锡却有备而来，他不管开不开口见报，抓住一切机会，详细地记录了邓小平在深圳每天的活动和谈话内容，悄悄地写成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伺机见报。在邓小平离开深圳两个月后的3月25日，终于以大篇幅推出了这篇通讯。3月30日经新华社全文转发了这篇通讯后，《人民日报》等全国众多报纸刊登，海外不少传媒也摘要发表，引起了轰动效应。邓小平在珠海的活动，《珠海特区报》记者后来也写成通讯发表。他们也热切希望新华社转发，但为时已晚，只好由《望》周刊予以刊登。至此，我国大众才从正式渠道对邓小平南行和谈话内容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当然，在这前后，北京、上海、广东等地的报纸，也连续发表评论文章，从侧面披露和阐发邓小平南行谈话的重要思想。2月28日，党中央以中央红头文件的形式，把邓小平南行谈话的内容发至全党，在全党和全国掀起了一个学习邓小平南行谈话精神的热潮。

邓小平南行和谈话的见报问题，由开始不开口子到后来开了口子，而且口子开得越来越大，报纸通讯、评论，个人署名文章，还有电视，铺天盖地，刮起了一股“邓旋风”，吹遍大江南北，传遍全世界。当然，这个口子不是邓小平本人开的。应当是说话算数的相关权威人士点头支持才开的。但是，到底每一个口子是怎样开的？多年来无论是口头流传，还是见诸文字，对这个问题的解读都有不同的版本。看来，只有直接的当事人说话，或由历史学家去考证，才能有个准确的答案。

当年，全程陪同邓小平在深圳、珠海考察的中共广东省委副秘书长陈开枝，2004年曾经写过一本《邓小平南方之行》的书，他对见报问题自有一番见解：“一个退休老人‘休息’，兴师动众，见于报章，不是他的心愿，不是他的作风。”“但是，随后11天的‘休息’，却并没有完全按照老人家的初衷而进行下去。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群众对他的爱戴，对他的企盼，以及他这次‘休息’所造成的影响，都使这次‘休息’的性质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也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关于邓小平南方之行和南方谈话的新闻大战就这样悄悄地拉开了帷幕。”

陈开枝的这段话，也是对邓小平南行和谈话见报问题的一种解读吧。

（责任编辑 杜 晋）

2007年第8期 一篇“内参”引出的悲剧　作者：杨克现

1965年秋，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30周年纪念日前夕，我奉新华总社之命，到陕北子长县采写瓦窑堡市新貌一稿。这是总社预约的“长征路上新气象”系列中的排在最后一幕的稿件。

瓦窑堡，是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之后走向抗日战争的历史名城。1935年12月，党在这里召开了具有重大意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提出了抗日战争的任务与策略。

一进入瓦窑堡市，我发现这个坐落在黄土高原狭谷地带的历史名城有着鲜明的特色。在这里，它的窑洞房舍高高低低、重重叠叠，全都半依山坡而建造。道路四通八达，市井还算繁荣。然而，这座标志着红军长征历史转折的名城一切有关党中央、中央红军、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活动遗址，全都尘封闭锁在茫然的历史之中。问街道行人、居家市民，皆全然不知不晓。我踌躇街头，感到茫然。

找子长县县委、县政府，干部都是中青年一代。他们对我关心的问题一无所知。向他们索要历史档案，他们连一纸历史资料也找不到。几经交涉，县委才抽出办公室一位青年干部，说是先帮我做一些寻找历史线索的工作。他好容易打听到昔日的红军大学、中央党校的所在地——县城关小学。可我们进校之后，找不到任何标记。又说城外马路边黄土坡下有毛泽东躲避日寇飞机轰炸的土窑洞，说有一棵杏树作标记，我们二人亲临其境，无不感到诧异。一则，那窑洞太小，只能蹲进三两个人；二，窑洞外是有一棵杏树，但枝干过细。估计不过十来年的树龄，而要作为红军时代的杏树，树龄起码应当在三十年以上。

大半天都过去了，我要瞻仰的党中央、红军总部、毛泽东主席故居等遗址，连个影子都没有找到。这才想到，莫非这些当年核心秘密的遗址至今仍未解密。要解密，就非得有当年熟悉情况的红军老人指点才行。试想：现在三十年都过去了，接班人是青年一代。三十年前的老红军，随着革命的发展全都走空了，谁还会留在这小小的县城呢！？

那天，已到了深夜睡觉前。办公室那位青年同志来找我，说是已经打听到一位退职在家的老干部，是当年的陕北红军，听说还担任过瓦窑堡市什么“长”呢！这人名叫赵通儒。也就剩他一个人了。

“这样的人，只要有一位我就不虚此行。”我兴奋，只等待第二天去拜访他，连晚上睡觉，也梦见一位头戴八角帽的老红军……

第二天清晨，我们走进老人的窑洞，见到了赵通儒。他头发花白，风度儒雅。临窗桌案上摆着一幅尚未完成的花鸟画，由此联想到，他退职多年，赋闲在家，已经过上了一种与世无争、潇洒清闲的生活。我报告了身份，说明了来意。他赶快为我们让座，沏茶，也就毫不推辞地以长者的神态，讲起当年亲自参加陕北红军接待中央红军的故事来。

他兴高采烈，侃侃而谈。他谈话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两件事。一是中央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大多数人都是衣不蔽体、破烂不堪。陕北红军想到中央红军一路征战的种种艰苦，眼看冬天快要到来，立即动员一切力量，安排驻地，解决住宿问题。同时，也抓紧时间落实赶制棉衣棉被的工作。十天半月，一番忙碌之后，总算在隆冬到来之前，完成了一种大家认为是非常艰难却又光荣的任务。二是，为欢迎中央红军，陕北红军还尽其所能筹办过一次盛大的欢迎宴会，互相联欢。为筹备这个欢迎宴会，杀猪宰羊自不必说，还多少动用了海参、鱿鱼、虾仁之类的海味。宴会本来进行得颇为欢快，不料有人节外生枝，无端地指责说，这场宴会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是对中央红军的腐蚀。陕北红军中接待工作人员，拒不接受这种指责。官司打到毛主席那里，倒是毛主席为陕北红军解了围，说两军庆祝会师，略备酒肴，也是人之常情，才结束了这场小小的风波。

老人对于节外生枝的指责似乎还有点意见。他说，要不是陕北红军有这块根据地，还不知道中央红军此时在什么地方怎样过冬呢？！意见中也带有陕北红军的自豪。这情况使我有点惶惑。因为我来瓦窑堡前，曾读过毛选，似乎毛选上有个注解说到中央红军来到陕北，挽救了陕北红军事情。怎么注解没有提到陕北红军这些功劳呢？

最使我感动的是，老人介绍完毕，竟不辞劳苦，热情地领我们去瞻仰党中央、毛主席当年的革命遗址的情况，他直把我们领到一处一排全是青砖砌成的窑洞的巷子里，如数家珍一般点出中央最高层住过的窑洞来，还分得出：哪面窑洞是毛主席与贺子珍住过的，哪面是周恩来与邓颖超住过的，朱德与康克清住过的，还有洛甫即张闻天的，共产国际代表李德的，以及董必武、吴玉章、谢觉哉的窑洞，等等。所有这些昔日的革命领袖住过的窑洞遗址，此时此刻全都锁着窑门，不为外人所知，除非像他这样亲历的人才能说得如此清楚。我们走近一个一个窗户向窑内看去，里面还放着各种紫红色的古旧式的家具，只是窑洞墙壁四角挂满了蜘蛛网，冷冷清清，实在有一种物是人非的凄凉感觉。

回西安后，便将瓦窑堡遗址的观感整理成一份“内参”稿，交给了分社领导包小白，这份内参直发北京新华总社，同时抄一份上送中央西北局。我原本的期望是，从中央到地方，都应当重视一下瓦窑堡革命遗址的保护和修缮工作，并对这些革命遗址给以权威的说明，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很快有了批件。这批件下发到西北地区所有地委一级领导。

陕西分社社长包小白接到了这个文件，立即兴冲冲地向分社职工传达了批示的内容：说批语高度评价了撰写内参的新华社记者的政治思想水平，又说，记者的水平当在许多地委书记以上云云。包小白补充说，这既是记者的荣耀，也是新华分社（当然也包括社长自己）的荣耀。我级别为17级，尚无资格看这个批件。但听传达也使我这个采访时处境难堪的记者意外地受宠若惊起来。

1965年，发生此事的时间已在八届十中全会三年之后。此时，重提阶级斗争一般干部多少都知道一些，却不知道事事都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也不知道三年前有一本《刘志丹》的小说，被批为“利用小说反党也是一大发明”，株连到不少无辜的人。我这篇内参也被卷入“陕北救红军还是红军救陕北”的争论之中。那位导游老红军的话，被当作“陕北救红军”的言论，这是当时不能容忍的言论。我这份内参很快被中央西北局批示拔高以后，竟然连累到中共子长县委，连累到为我热情作导游的老人。有消息说，中共中央西北局（也许还加上中共陕西省委），立即派出了工作组去到瓦窑堡，整顿县委，斗争了为我作导游的陕北红军老人。于是我受宠若惊的心情全然消失，思想反倒格外沉重起来，从为人道德来说，仿佛自己做了一件洗也洗不干净，对不起子长县委，特别是对不起那位退职在家的陕北老红军。他，一位老红军本来在家养老，颐养天年，醉心丹青，久已与世无争，何苦因为给新华社记者作了次导游，为陕北红军说了几句好话，反而无端地遭到批判斗争呢！？再说，党中央、毛主席在瓦窑堡的革命遗址怎么整理，怎么修葺，怎么说明，都应当是党的高层该管的事情，为什么硬要下放给成年累月忙于人民群众生计的子长县委、以及早已作了平民百姓的红军老人来负责呢！？

最惨的事情是那席卷一切的文革风暴。全国上上下下都卷入了颠三倒四的大批大斗之中，一切都难以尽述。瓦窑堡那位为我作导游的老人命运又会怎么样呢！？三年后，我从一位陕北来的干部口中听到，那位瓦窑堡热情为我导游的红军老人，在“横扫一切”中惨遭毒打早已死于非命了。我惊呆了。我苦苦地想，难道新华社记者自认为普普通通的一篇内参，一经人为地拔高，被当作“荣耀”的事情，竟会使得一位红军老人惨遭横祸，早知道这世事阴差阳错到这样的地步，我何苦要写这份内参？后来，粉碎“四人帮”后，虽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大力拨乱反正，纠正了那个年代各种荒唐的错误，然而，直到现在，我每回忆起这桩历史，就情不自禁地感到无限的悲哀和不平！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7年第8期 叶剑英在土改中保护华侨　作者：郑　群　刘子健

20世纪50年代初，新生的人民政权在广东开展了一场土地改革运动。在纷繁复杂的斗争中，作为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的叶剑英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坚持缩小打击面，保护大多数，“团结广大人民”的指导思想，从广东地处东南沿海、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工商业发达、民主人士多的特点出发，提出一系列符合广东实际的政策措施。

一、首先提出华侨绝大多数是劳动人民，以团结广大人民

叶剑英是中国共产党内较早认识华侨工作重要性的一位领导人。他出生在侨乡广东梅县，早年曾到南洋当侨工，对华侨的辛酸血泪史有着深切的了解和同情。

1949年8月，叶剑英奉命南下，主政华南。9月他在江西赣州召开华南分局扩大会议，负责解放广东的二野四兵团、四野十五兵团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研究制定解放广东的方针、政策、作战计划等问题。叶剑英在会上作了《关于解放广东的若干问题》的重要报告，他指出：“广东人遭受外族压迫，生活困难，有许多人远涉重洋，到安南、暹罗、缅甸、马来亚、苏门答腊、爪哇、婆罗洲以至美洲、澳洲各地去。”“这些华侨除了极少数发财致富之外，绝大多数在几重压迫之下过着极端困苦的生活。因此，他们对外族的压迫十分仇视，对祖国的解放十分热望，常常不惜将自己血汗所得的微薄工资输献给祖国的革命，孙中山搞革命就得到华侨的很大帮助。”

1950年初，刚解放的广东各地城乡面临春荒问题。叶剑英为尽快稳定社会秩序，解决群众生活，并为解放海南筹备军需物资，约见泰国华侨领袖蚁美厚，拜托他设法从国外购买和租运7万吨大米和其他日用、军需用品等。蚁美厚欣然领命，奔波穗港之间，几经曲折，终于完成任务。这是解放初期叶剑英重视华侨作用的一个范例。接着，叶剑英在华南分局下设立土改小组，研究土改中的华侨土地问题。1950年5月6日、7日召开高干会议；同年8月召开华侨工作会议，专门听取华侨问题的汇报并作研究。在此期间，叶剑英主持起草“华侨土地处理办法”。先后多次召开华侨座谈会和民主人士座谈会。还派李坚真带工作组深入基层调查。

据土改时调查统计，居住海外的粤籍华侨约为647万余人，占全国华侨1100万的60%，占广东总人口3000万的20%，约五个人中有一人是华侨，加上眷属人数就更多。全国侨汇大部分集中在广东，抗战前，全国每年所得侨汇3.2亿元，广东占2.6亿元，高达80%，是我国外汇的主要来源。这“是广东的特殊情况，这些特殊情况是要估计到的”，“作为解决基本问题的参考”。广东华侨在国内的土地和房屋，大多是其本人辛勤所得汇回国内购置而来，与一般的封建地主剥削阶级有所区别。如果征收他们的土地，华侨动的户数相当多，在政治上的损失大，对于今后争取华侨回国投资国家建设没有好处。因此叶剑英在高干会议中心小组汇报会上说：“最好对华侨土地决定不动，否则土改时会为这个问题花费很多时间，原则不易确定，下面执行时容易有偏向，造成纷乱局面，反而不好。”同年9月12日，叶剑英在主持制定第三个《土地改革中华侨土地处理办法》（草案）呈报中央的“说明”中，进一步明确指出：“在广东六百万华侨中，绝大部分是劳动人民，他们在国外辛苦工作积剩下来的血汗钱，多在国内农村中购置多少土地，作为家庭生活的保障。他们的少量土地，除用作家属耕种外，往往由于劳动力缺乏，而租给其他农民使用。小量土地出租情形很普遍，他们很担心在土改时其小量土地被分掉。”。这里，叶剑英首先提出了华侨绝大多数是劳动人民的全新观点。这是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分析华侨问题的重要成果，它把华侨绝大多数划在劳动人民的范畴，是团结的对象。这在五十多年前是一勇敢之举。它的意义在于纠正了一些人以为华侨就是资产阶级的错误认识。

二、首先提出保护华侨劳动人民小量出租土地的政策思想，保护华侨的正当权益

既然华侨绝大多数是劳动人民，是团结的对象，那么他们的土地就应该受到保护。这样，叶剑英首先提出了保护华侨劳动人民的政策思想。在他主持草拟呈报中央第三次修正稿和1950年11月2日经广东省政府第41次行政会议通过并予颁布的《土地改革中华侨土地处理办法》，就含有鲜明的保护华侨的特色。

从标题看，是土地处理办法，而没有“财产”两字，这就严格规定了土改处理的范围，限制在土地方面，而不涉及房屋、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等财产。

从条款看，该办法鲜明地提出保护华侨劳动人民（工人、职员、小商贩、自由职业者）的小量出租土地，其每人平均土地数量不超过当地每人平均土地数百分之二百者（例如当地每人平均土地为二亩，本户每人平均土地不超过四亩者）均保留不动。超过此标准者，亦得酌情予以照顾。条款中还提到华侨中无地或少地的贫苦眷属应分给与农民同样的一份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计算保留与分给土地时，国外的人口应与国内家庭人口并入计算；严格区别出国前就是地主者和出国后其家庭上升为地主者的界限；保护侨汇；华侨地主的房屋、家具、耕畜、农具、粮食等均保留不动。

该办法符合广东的实际，体现了保护和照顾华侨的精神。如果按照叶剑英提出的办法进行土改，华侨的正当权益就会受到保护。1950年11月6日，中央颁布《土地改革中对华侨土地财产的处理办法》，吸收了叶剑英处理华侨小量出租土地的意见，但在基本内容上有不同。一是不提华侨劳动人民；二是不提保护华侨劳动人民的小量出租土地；三是土改的范围扩大到华侨的财产方面，提出没收地主华侨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房屋原为农民居住的外，其他不动。这就如叶剑英所预料的：“原则不易确定，下面执行时容易有偏向。”但是，叶剑英服从中央。在中央的办法颁布后，他公开宣布以此办法为依据，原广东之办法着即废止。尽管如此，在实际工作中，叶剑英还是千方百计地保护华侨的正当权益。为此，他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做了许多工作。

（一）积极稳妥地领导三县土改试点。

1950年10月，华南分局选择兴宁、揭阳、龙川三县作土改试点，由省土委副主任李坚真为团长组成土改工作团。在李坚真率领省土改工作总团去3个土改试点县时，叶剑英约李坚真又作了一次谈话。叶帅再三嘱咐：“要不折不扣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要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团结大多数。广东华侨多，工商业比较发达，要特别注意保护工商业和华侨的利益。”工作团在试点县深入群众，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组织贫雇农代表会，使贫雇农成为土改的领导和骨干力量，同时，组织群众诉苦，斗争恶霸。然后划分阶级，没收、征收和分配土地、财产。即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乡村中多余的房屋；没收地主放的高利贷。地主其他财产及经营的工商业不动，不追浮财，不挖底财，地主在城市、集镇的房屋以及在农村直接用于工商业的房屋均保留不动。保护了华侨、侨眷的正当权益。三县土改取得重大成绩，废除了封建土地制度，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农民分到土地兴高采烈，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1951年三县粮食比1950年土改前增产，兴宁增产1070万斤，揭阳增产2313万斤，龙川增产20%。《南方日报》1951年3月14日以《揭阳土地改革中侨属得到了保护和照顾》为题，报道了该县在土改中“适当保护和照顾了华侨家属的利益”，他们表示衷心感谢人民政府。该县梅岗区在土改中，3310户侨眷受益或受到照顾的达97.8%。华南分局和叶剑英对三县土改给予了充分肯定。1951年3月，方方代表分局对三县土改进行总结，认为三县土改试点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为全省土改提供了成功经验。

（二）严禁追余粮追至海外。

风云骤起，三县土改被批判为“和平土改”，说广东缺乏“农运高潮”，“对农民缺乏感情”，“照顾其他阶级多”。三县土改试点遭到否定。1951年4月，广东全省63个县共1500万人口地区（后增至85个县）铺开土地改革运动，土改一哄而起，进入高潮。叶剑英所忧虑的也是他一直告诫不要重犯的“左”的错误出现了，造成了破坏工商业、伤害华侨、伤害民主人士的严重偏差；在所谓满足群众要求的口号下，无限度的清算，乱捕乱打，追挖底财，追余粮侵犯了侨汇，追至国外，逼死侨眷，根据侨汇评阶级，等等。中央侨委主任何香凝1952年7月给方方的信说：“不少国外华侨对我土地改革中某些偏差表示不满，对我政策表示怀疑，说农会及村干部过火斗争使用肉刑（据知：台山、开平两县均已发生逼死侨眷现象），罚款和退租押太重，农会管制侨汇，根据侨汇多少来评阶级，划阶级时把小土地出租者划成地主等，……这些偏差现象引起国内侨眷和国外华侨若干的不安和动摇，……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不少侨眷为了因侨汇而被提升阶级成分，怕斗争，怕征，怕借，因而纷纷写信给国外华侨不要寄钱回来，或少寄，甚至将原款退回，这既影响国家的外汇收入，也影响广东几百万侨眷的生活。这些偏差如不及时纠正，对国外华侨的争取、团结、教育工作将有严重影响。”我驻印尼大使馆连发两电报致外交部和中侨委，要求追缴余粮应以国内财产为限。电报称追要侨汇抵偿果实情况颇多，侨情惶惑。恩平一侨眷夫妇怕被追侨汇而一起自缢身亡。全省各地自杀现象严重。

对于追余粮问题，叶剑英、华南分局早已明确禁止追至海外，曾多次发出指示坚决禁止此类行为。但是，1951年下半年，叶剑英、华南分局与中南土委会在追余粮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同年12月，中央侨委党组作出九条指示，不准追至海外。而中南土委会在复电中，却称除出国前是地主者应严外，有一种出国前虽不是地主，但国内在（其）出国后已上升为大地主，国外亦已上升为大资本家者，可依法清算。中南土委会主张对这些人“不应只以国内财产为限”。中南土委会这一指示与中央侨委党组九条指示不一致，叶剑英和华南分局再次请示中央。中央再次明确表态：“严禁追要海外汇款抵交斗争果实”。华南分局深入贯彻中央指示。

对华侨的另一严重偏差，是大量侵占侨房。全省“动的面积达百分之八十至九十”。虽然土改后作了一些处理，但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到真正重视和认真处理，全省土改错没收华侨房屋，据广东省侨办统计，至1991年底止，全省按政策应清退的农村侨房共1698万平方米，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用于我省落实侨房政策的总拨款已达5.0880亿元，尚未能彻底解决问题。2000年4月全省侨务工作会议称：我省由于过去受“左”的错误影响，侵占侨房现象十分严重。……我省20年来共拨款6亿多元。落实侨房政策面积达2915万平方米。可见问题的严重性。

（三）撰写文章纠正“左”的偏差。

对土改运动中出现的“左”的偏差，叶剑英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并不畏风险，竭力纠偏。1951年6月30日，叶剑英在中山纪念堂向省直机关干部作了题为《纪念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周年与华南当前的斗争任务》的报告，他在肯定运动所取得的成绩的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他说：“在重点地区，运动是比较正常而有成绩的。但由于少数领导运动的干部，立场不够正确，政策不易掌握，误以为‘左’就是坚定，打吊就是坚决，要满足群众要求，可以无限度的清算和追究；所谓‘不打不服’。乱捕乱打，单纯追挖底财现象，已有不少地区发生，这是其一；其二，在非重点的面上，由于干部不足，没有干部去领导，以致没有控制。而农民又斗争心急，在少数勇敢分子号召下，闻风而起，三五成群，进行无领导无组织的自发斗争。在这里出现了大村斗小村，大姓斗小姓，强房斗弱房等宗派斗争，乃至违反政策及侵吞果实，贪污浪费；其三，既然斗争可以自发，运动可以不要领导，不要组织，就给反动地主由此找到了可乘之机，起来破坏运动，一面利用我们工作上的错误，或曲解我们的政策，进行合法破坏；一面利用我们组织上不纯，和管制上的薄弱，进行非法破坏。若将这三方面的情况汇合起来，就在某些地区形成一场敌我不分的混战的局面，整个斗争形势表现为复杂化了。领导的困难和工作的缺点，就在这里。”叶剑英接着指出：“在土地改革运动中领导者必须善于依靠群众创造力，善于引导群众的自发势力进行正确的斗争。并克服由自发势力所引起的混乱状态，引导自发运动走上土地改革正常的轨道。”要“向干部、群众，交代清楚政策，说明哪些应该做，哪些可以做，哪些不能做，哪些怎样做。把政策界限，加以划清，把工作方法，明白指示。那么，运动中产生出来的某些偏向和错误，是可以而且应该避免的。”他在讲话中叙述了毛泽东和我党30年从事农民运动的经验，阐明在解放后应该如何开展土地改革运动的问题，指出：“如果在三十年农民运动和土地改革斗争中，曾经产生许多缺点，犯过许多错误，这些缺点和错误已经被毛主席和党中央纠正过，这对于我们华南来说，就不应该重蹈覆辙。对人民事业不负责任的错误，对领导人，是不能宽恕的。”叶剑英对问题作了非常深刻精辟的论述，对纠正运动“左”的偏差起了重要作用。

当时，最大的纠偏，莫过于制止对自己同志和朋友的伤害。时任中央公安部的部长到广州指导“三反”、“五反”工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称：广东党内有相当一大批坏分子（其中包括贪污腐化分子、阶级异己分子、恶霸分子和与敌人始终保持联系的内奸分子）占据着重要工作岗位，“很多反革命分子混入党内”，“广东现有的几万个土改队员，亦有大批的坏分子”。于是大搞“土改整队”、“清理中内层”、“整顿旧基层”、反“地方主义”运动。有人要大开杀戒，以杀人开路，以杀人发动群众。叶剑英、方方再三强调要把党的政策交给群众，反对乱打乱杀。美洲爱国侨领司徒美堂在家乡开平的侄子司徒程南被指为“地主恶霸”，判处死刑。叶剑英急电“刀下留人！”及时制止了一起错杀事件。叶剑英还保护了蔡廷锴、李章达、莫雄等民主人士免遭伤害。这时，叶剑英已被批判为“土改右倾”，被大会点名对土改 “动摇”，被迫多次检讨，他还是竭力保护方方、罗明、曾广等，保护下属。他曾痛心地说：“主帅无能，累及三军。”主动承担责任，以便让大批干部过关。

三、首先提出争取华侨回国投资建设，并作了有益的探索

早在1950年3月22日，叶剑英在参加广东省政府召开的广州各工厂厂长联席会议的讲话中，就把华侨资本作为发展工业的一个有利条件。1950年8月11日在华侨工作会议上，叶剑英和与会者专门研究了海南种植橡胶与华侨投资问题。会议指出，华侨对投资海南岛种植橡胶树表示很关心，要求到海南实地考察。会议认为，华侨投资，要有明确的条例规定，优待范围与放宽尺度问题，都要解决，华侨才可能投资。叶剑英在会上作了指示，指出：“华侨要归国，随时可以回来，我们表示欢迎。”“有劳动力的华侨回来要介绍职业，有资本的要指导他们投资，本着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使他们有利可图，安心经营。”这是建国之初最早提出争取华侨回国投资建设的重要思想。

为了做好争取海外华侨回国投资建设的工作，团结海内外爱国人士为建设新中国共同奋斗，叶剑英选调享有统战工作能手称誉的饶彰风任华南分局统战部副部长，协助他做好统战工作。同时安排在港澳工商界和海外华侨中有较大影响的邓文钊等民主人士在省政府担任重要职务，还指示各地专署设立侨务机构，配上编制，专门负责华侨事务。

1950年4月，印度尼西亚有影响的进步华侨、为祖国的解放事业出过力的巨港橡胶厂的经理薛两清回国观光，到了广州。叶剑英让饶彰风接待他，并亲自请他吃饭，鼓励他说，祖国很需要像他这样的爱国华侨回国投资。给薛两清很大鼓舞。到各地观光后，薛于9月返回印尼。行前，饶彰风对他说，希望他回去组织华侨支援祖国建设。1951年春，薛两清联系王源兴、黄洁、李祝朝、施子卿等华侨朋友各自带着家眷、资产回祖国参加建设。同年2月，在叶剑英重视和支持下，饶彰风推动海外华侨、港澳同胞在广州组织“华南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这是我国第一家吸收华侨和港澳工商界人士投资的公私合营企业，由邓文钊任董事长。同年8月，又帮助薛两清、王源兴等人创办“广东华侨工业建设有限公司”。“华企”和“华建”成立后，利用其特殊的地位和它们与海外的关系，积极参与抗美援朝，为国家抢运物资工作，反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同时为国家争取外汇，稳定物价，开办工厂企业，支援祖国建设等方面都作出了积极贡献，为争取海外华侨投资祖国建设作了有益的尝试，积累了成功的经验。

叶剑英还把华侨看作是垦殖橡胶的重要力量。1951年初，中央根据我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需要，决定在华南地区建立橡胶生产基地。同年11月，华南垦殖总局在广州成立，叶剑英兼任局长，拉开了规模巨大的垦荒殖胶序幕。叶剑英号召农业大专院校师生和归国华侨加入垦殖队伍。当时回广东定居的华侨中，有不少是从马来亚橡胶生产国归来的，有些原来就是橡胶工人。叶剑英安排有经验的华侨橡胶工人进行技术培训，然后派赴各地橡胶园当技术人员。据统计，南方大学就培训了1200名华侨技术员。叶剑英还多次听取爱国华侨陈嘉庚的意见。他向林业工程部队的负责人说：“陈嘉庚先生是种橡胶的里手，很有经验，要虚心向他学习。”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以海南岛为主的橡胶种植基地基本建立起来，为中国后来的橡胶事业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华侨政策得到端正和贯彻，使海外华侨重新感觉到党和祖国的温暖，热烈拥护和支援祖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1979年至1998年，广东实际利用外资962亿美元，除了对外借款外，外商直接投资和其他投资793.53亿美元，其中华侨、港澳同胞的资金约占80%，建成“三资”企业57665家，还捐资兴办公益事业26615宗，约人民币155亿元，广东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使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一事实雄辩地证明了叶剑英的远见卓识。因此，1986年叶剑英逝世时党中央为他致的悼词指出：“他在领导广东省的土地改革中，根据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同广东省的实际结合所制定的一系列具体政策，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郑群：广东省政协原副主席、广东省委统战部原部长；刘子健：《广东党史》杂志主编）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7年第8期 杨尚昆五次回四川　作者：杨汝岱

编者按：今年8月3日，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杨尚昆同志诞辰一百周年，谨发此文以兹纪念。

杨尚昆同志是我非常崇敬而又接触较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走上省委领导岗位后，就认识了尚昆同志。除了到北京开会见面外，他先后五次来川视察，我多全程陪同。在接触中我发现这位德高望重、叱咤风云的革命元戎，对人民、对故乡有赤子般的情怀，他思想敏锐、办事果断而又平易近人、豁达幽默。在他面前，我一点也不感到拘束，就像面对自己亲近的长辈和老师，可以畅谈自己的心里话。党的十三大以后，在中央开会的次数多，得到他的鼓励和教诲也比以前多。1993年我到全国政协工作后，同尚昆同志见面的机会就更多了。在纪念尚昆同志百年诞辰的时候，一些渐行渐远的往事又重现在我的眼前。

1986年，是我党我军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曾与尚昆同志一起战斗的刘伯坚烈士的百年诞辰，烈士纪念碑在刘伯坚同志故乡川北平昌县揭幕，尚昆同志受中央委托出席典礼并讲话。刚过一个多月，又逢朱德同志百年诞辰，尚昆同志不顾道路崎岖，再受中央委托赶到川北仪陇县城，在纪念大会上作了满含深情的讲话，他特别回顾了自己曾长期在朱老总领导下工作，尤其是抗战前期在华北的时候，更是经常同朱德同志见面，亲聆教诲，使自己受到极大的鼓舞和教育。接着，我们又陪同杨尚昆和康克清同志，赶到马鞍镇琳琅山麓的朱德旧居和纪念馆，还顺着一架木梯，登上了曾作为朱德卧室的小阁楼，看到总司令少年时用过的条桌、木椅、砚台、桐油灯、竹背篮，见物如见人，尚昆同志的神情庄重而肃穆。今年是朱德同志一百二十周年诞辰，我刚去过仪陇琳琅山。朱德旧居和纪念馆已建成红色旅游的4A景区，瞻仰的人群络绎不绝，尚昆同志在朱德旧居园中栽下的桂花树更加枝繁叶茂了。

1987年，是重庆“三·三一”惨案六十周年。杨尚昆同志的四哥、他早年革命的领路人、中共四川地方委员会的第一任书记杨公同志就是在这次惨案中死于敌人屠刀下的。尚昆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参加了四川省、重庆市隆重举行的纪念大会。革命谊重如山，手足情深似海，凝聚为他在讲话中对烈士、亲人特别深沉的悼念，也饱含着以革命、建设的胜利告慰忠魂的欢欣。会后，我从重庆陪尚昆同志回到他阔别六十年来魂牵梦绕的故乡潼南。他生怕给基层带来接待上的麻烦，回乡时轻车简从，就下榻在县委招待所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普通客房里。杨公烈土陵园离城两里，是文革后迁葬新建的（原来的墓在“文革”中因江青诬蔑“杨尚昆家没有一个好人”而被挖坟砸碑），小平同志为陵园题额，墓前广场塑立了烈士的雕像。尚昆同志代表中共中央为陵园揭幕，并在园内亲手种植了翠柏。那天晚上，县剧场举办文艺晚会，尚昆同志在傍晚便装徒步穿行街道，走了一里多路来到剧场与民同乐，沿途同乡亲们招手、点头，亲切交谈，体现出党和人民的鱼水深情。第二天我陪他回到城西10公里的双江镇老家。尚昆同志家的旧居当时已相当残破，按照他的意见作为社区“群众文化活动中心”使用，他对旧居派上了新用场表示欣慰。尚昆同志对家乡的一草一木满怀深情，故居的每个角落都勾起他对往事的回忆。见到乡亲们无不问寒问暖，了解家乡的变化和群众的生活，还特别喜欢家乡的饭菜，炒回锅肉、拌侧耳根、泡桂花蒜吃得津津有味。他同基层的同志边吃边聊，听取意见，调查下边的实情。“仰缅先烈，寄望后人。书赠家乡人民”的亲笔题词，表达了尚昆同志此行的万千思绪。

1993年9月，在他响应小平同志关于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的号召，已经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国家主席的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之后，他再次回到四川，提出要上峨眉山金顶看一看，身边工作人员担心他年事已高，劝他不要上去，可他壮心不已，坚持要上，我便陪他登上了海拔三千多公尺的顶峰。那天金顶阳光普照，尚昆老人精神焕发，谈笑风生，没有丝毫倦意，还对峨眉山的建设和发展，谈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就在那次回川期间，87岁的尚昆同志还专门到成都指挥街省人大宿舍，拜望他读成都高师附中时的老师、也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张秀熟同志。尚昆同志一进客厅，就健步上前，握住老人双手，一边大声说：“老师，我看您来啦！”当时张老已98岁高龄，耳朵有点背，尚昆同志紧靠他的轮椅坐下，在老人耳边问候起居安康，庆贺老师百岁大寿，祝老师中秋愉快。尚昆同志为张老送上了生日蛋糕、中秋月饼和大幅寿桃国画。两人愉快地谈起成师附中的往事和成都城市的变化。尚昆同志还向张老请教养生诀窍，张老风趣地说，我的窍门就是“抽烟、喝酒、不运动”，心无挂碍，顺乎自然。看到这样浓郁温馨的师生情、战友谊，在场的人都深受感染。

尚昆同志非常关心四川的工作，他为四川改革和建设的每一个重大成就而由衷地高兴，也为四川城乡、特别是农村还有许多人没有脱贫而忧心。他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许多鼓励和教诲。他说，四川省委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很坚决，纠正农业生产上的瞎指挥，搞活农村经济政策，支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很快解决了群众的吃饭问题。四川省委敢于实事求是，在全国第一个取消了“人民公社”的牌子，对各项改革率先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在对过去省委工作给予实事求是的充分肯定之后，他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四川是个大省，情况千差万别，领导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四川是我国人口最多的省份(注：当时川渝尚未分治)，农民是个大头，一定要把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始终作为党政工作的重点，大力发展县域经济，稳步地尽快地使全体农民真正脱贫致富。遵循他的教导，在九十年代初有人置疑改革方向的时候，我们始终坚持走改革开放求发展之路，向着富民兴川奔小康的目标不懈地努力。

尚昆同志是邓小平理论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实践者。当姓社姓资的争论干扰和束缚着人们前进脚步的时候，1992年初，小平同志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尚昆同志陪同视察。我知道这个好消息后，心情十分激动。不久，中央政治局开会传达了南巡谈话，接着又发了正式文件。尚昆同志对我说，小平同志的南巡谈话意义十分重大，针对性很强，你们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谈话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心声。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要敢于试、敢于闯。要弄清楚小平同志讲的社会主义的本质，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发展才是硬道理。尚昆同志的点拨，加深了我对小平同志南巡谈话的理解，对我是很大的帮助。

尚昆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八年了。他的远见卓识和赤子情怀令我崇敬和怀念，这种崇敬和怀念将伴随和激励我继续走好今后的人生途程。

（作者为四川省原省委书记、全国政协原副主席）

（责任编辑 赵友慈）

2007年第8期 杨崇瑞开拓中国妇幼卫生事业　作者：夏俊生

几年前，北京市东城区卫生局局长王炜和北京市东四妇产医院的领导在向我介绍东四妇产医院的历史时，送我一本东四妇产医院创办人杨崇瑞的画册。看完画册，杨崇瑞的传奇人生令我感动，总觉得这样一位杰出的女性，不应被后人忘记。

如果提起我国著名的妇产科专家林巧稚，年龄大一点的中国人都知道。但被林巧稚称为“老师”的杨崇瑞，却很少有人知道。其实，杨崇瑞与林巧稚都是我国著名的妇产科专家，都是在北京协和医学堂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高材生，都是为了事业终生未嫁的杰出女性，又都是在1983年去世。杨崇瑞比林巧稚大十岁，是我国最早的女医学博士、我国近代妇幼卫生事业的创始人、我国助产教育的开拓者；曾被联合国国际卫生组织聘为国际妇婴卫生专家，担任过联合国国际卫生组织妇婴卫生组的副组长；是新中国卫生部首任妇幼卫生局局长（后改为司长）。只是由于她在1957年的“大鸣大放”中发表了支持马寅初先生节制生育的意见，成了“右派分子”，被打入另册，从此在媒体上销声匿迹，不被人知。

杨崇瑞墓碑上的几个第一，说明了她在我国乃至世界妇幼卫生事业上的地位：在我国第一位把现代科学的妇幼卫生知识从城市大医院送到农村；第一位提倡新法接生，是全世界率先培训接生婆的人；第一位在我国创办助产教育，办起了示范性的助产学校及附属产院，并把培训的骨干分派到边远落后地区；第一位在30年代即提倡并办起节制生育指导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第一任妇幼卫生司司长。

杨崇瑞1891年出生于河北省通县燕郊镇兴都庄（现属河北省三河市）的一个农民家庭，1906年就读于北京贝满书院，1917年毕业于协和医学堂，成为我国最早的女医学博士。从协和医学堂毕业后，杨崇瑞先到山东德州博士医院任主治医师，1920年进入天津南关下头妇婴医院任主治医师，1921年到协和医院进修后留在医院妇产科。在协和医院妇产科期间，她在灯市口慈商工厂为女工、孕妇体检和治病，在朝阳门外设立妇产科门诊，还到北京郊区和河北省农村调查妇幼卫生状况，提出了当时产妇死亡率为千分之十五、婴儿死亡率为千分之二百的调查数据。

1925年，杨崇瑞获得奖学金到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进修，对美国、加拿大和英、法、德等西方许多国家的公共卫生、妇产科及助产教育进行了参观、实习。这使她感受到公共卫生事业对保障民族健康的重要，特别是西方国家用受过严格训练的助产士接生与国内由接生婆接生造成的母婴高死亡率形成了鲜明对照，使她立志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祖国的妇幼卫生事业。1927年回国后，她毅然由妇产科转到公共卫生科，任协和医院公共卫生科教授兼国民政府卫生部技术室兼任技正，负责全国的妇婴卫生工作。1928年，她又兼任北平市妇婴保健所所长，建立保婴事务所。保婴事务所的主要任务，是对接生婆和助产士进行监察，对孕妇婴儿进行身体检查，对婴儿保健事业进行宣传，对婴儿的死亡进行统计和对孕妇进行训练，等等。

杨崇瑞认为，要在落后的中国推广新法接生，关键是培养新法接生人员，最快捷的办法就是对接生婆进行培训。1928年，她在北平办起了我国第一个接生婆讲习所（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培训班），第一批培训30人，平均年龄54岁。她办的接生婆讲习所先后对360个接生婆进行了严格训练，使她们成为新法接生员。据说，其中还有为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接生的原皇家接生婆。

为了在中国像西方那样培养经过严格训练的助产士，杨崇瑞到处奔走呼号，终于使当时的国民政府成立了助产教育委员会。1929年1月，正式批准杨崇瑞主持创办了全国第一所示范性助产学校——北平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学校附设一所产院，杨崇瑞亲任校长。1929年10月，她租赁灯市口71号民房筹备建校，录取本科生10名，附设招生10名的助产士训练班。12月7日，附设产院设立10张病床，开始收治产妇。1930年8月，杨崇瑞购买了交道口南大街84号被称为“蓉玲公主府”的房产，同时购买了相临的麒麟碑胡同6号民房，把其改建为三层楼，1931年8月竣工后，这里成为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和附属产院的新址，即现在的东四妇产医院。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所新法接生的妇产医院。

杨崇瑞之所以在麒麟碑胡同旁边开办妇产医院，是经过精心考虑的。因为这里是当时北京的产婆集中之地，也是“麒麟送子”传说的发源地。

麒麟碑胡同清末称口袋胡同，30年代改为麒麟碑胡同，是个拐了几道弯的200米长的小巷，西口在交道口南大街，南口在今天的平安大街张自忠路，明朝时就已是产婆的聚居之地，居于巷西侧的多为皇家产婆，巷尾则为民间产婆。因明朝大将军仇鸾家住胡同西口，仇府门前立有一个雕着汉白玉麒麟的影壁，麒麟碑胡同由此而来。

传说明朝末年皇帝有个十分疼爱的小女名叫玲儿，16岁时与住在原仇鸾府的恭王相爱，皇帝闻之大怒，将恭王发配统镇边关。玲儿愤而离宫，5年没有音信。后其兄战死边关，玲儿哀其兄回京，但发誓永不回宫。皇帝怜爱女儿，遂将玲儿寝宫迁于麒麟碑胡同恭王府侧，称为蓉玲公主府。玲儿公主独居府中，终身未嫁，但非常喜欢小孩。凡在府前出生之子，必抱其抚爱。久之，京城降子之户，均前往公主府抚典。玲儿遂被民间誉为再世菩萨。麒麟碑胡同的产婆群体不断壮大，麒麟送子之说传遍京城。

东四妇产医院院内立有杨崇瑞的铜像，基座上的“牺牲精神造福人群”八个大字，是杨崇瑞为北平国立第一助产学校题写的校训，也是现在东四妇产医院的院训。杨崇瑞聘请朱章庚、林巧稚、潘光旦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协和医学堂的教授在国立第一助产学校任教，并对毕业生提出了有独立管理助产学校及产院的工作能力和会骑马、骑自行车以方便下乡、到山区工作等严格的要求。由于第一助产学校教学质量高，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声誉，当时被称为北京八大学府之一。在创办北平国立第一助产学校之后，杨崇瑞又创办了南京中央助产学校，并兼任这两个助产学校的校长，1937年她还创建了武汉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分校，抗战后迁至重庆。杨崇瑞为全国各省市选派助产教育人才，对各省市的助产教育工作进行指导，协助各省市54所公立和私立助产学校提高教学质量。十年间她从北平国立第一助产学校教职员中派往各省助产学校任校长、附属产院院长或教导主任的就有20多人，使全国54所助产学校都达到了在政府立案的水平，为我国各地培养了第一批妇幼卫生工作者和新法接生人员。据统计，仅北平国立第一助产学校从1929年到1939年就毕业各种学生255人，大多派往各省市公立卫生机关及边远地区服务。

为中国妇婴卫生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杨崇瑞，受到世界同行的尊敬。1937年初，她受聘为国际联盟妇婴卫生专家，对欧亚各国的妇婴卫生状况及助产教育进行考察。11月，回国参加抗日战争，参加红十字医疗队，组织伤兵医院，从事妇婴保健工作，编写了《妇婴卫生纲要》、《妇婴卫生学》、《简易产科学》等妇婴卫生教材及一套妇婴卫生挂图发行各地。1948年10月，杨崇瑞被联合国国际卫生组织聘为国际妇婴卫生专家，担任了联合国国际卫生组织妇婴卫生组副组长。

新中国成立后，杨崇瑞怀着对新中国的向往和满腔热忱，毅然辞去了她在联合国国际卫生组织有着优厚待遇的职务，于1949年11月回到祖国，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第一任妇幼卫生局局长（后改为司长）。在任期间，她主持制订并组织实施了全国妇幼卫生工作的宏伟计划，建立起省有妇幼保健院、地区有妇幼保健所、县有妇幼保健站的全国妇幼三级保健网，使我国妇幼卫生工作得到全面发展。到1957年，全国共培训接生婆、接生员66万人，妇幼保健员9000多人，助产士由1949年的13000人增加到35774人。新法接生迅速在全国普及，短短几年就基本消灭了严重危害我国妇女和儿童健康的产妇产褥热和新生儿破伤风。1955年和1949年相比，北京市婴儿死亡率从千分之一百一十七下降到千分之四十四点五；产妇死亡率从千分之七下降到千分之零点四。

更令人钦佩的是，早在30年代，从事妇幼卫生工作的杨崇瑞就预见到我国人口增长的严重性，开始宣传和进行节制生育工作。1933年，她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陈达、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雷洁琼3人共同发起成立了节制生育咨询部，开展节制生育工作。他们利用《北平晨报》的《人口》副刊，宣传节育，提倡“限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她还在东单煤渣胡同46号开设了节育咨询门诊。这是北京最早从事计划生育宣传和实行技术指导的实践。1936年，她和当时同样热心节制生育的林巧稚大夫等邀请美国节制生育的倡导者山额夫人在协和医院礼堂讲学。这一活动，还受到一些国内报纸的攻击，可见当时提倡节制生育的社会阻力之大。

杨崇瑞创办的北京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到1951年并入北京医学院时，共办本科33个班，另有护士特科研究班等许多其他班次。附设产院改为北京医学院附属产院，1957年由北京市卫生局接管改为东四妇产医院，到20世纪末至少有11万人在这里降生。

杨崇瑞被打成右派以后，在国内销声匿迹，在世界妇幼卫生界的影响却没有消失，特别是她培训和利用传统接生婆的创举，至今在发展中国家仍有现实意义，得到国际卫生专家的高度评价。1991年9月6日，我国卫生部等单位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杨崇瑞博士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席詹姆斯·格兰特为纪念大会来函说：杨博士“是杰出的初级卫生保健的先驱者之一。她是改造旧接生婆的第一位倡导者。她在二三十年代的工作是后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949年及1950年在中国工作的基础，并为以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世界范围内改造旧接生婆的工作奠定了基础。”詹姆斯·格兰特让人在纪念大会上宣读了他的书面讲话，肯定杨崇瑞“在半个世纪前的思想和具体行动深深地影响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卫生组织40多年来的工作。千百万儿童生存下来莫不与此相关，同样重要的是从20年代到30年代，她帮助建立了初级卫生保健的基本原则，这些基本原则从50年代到60年代首先在中国群众中使用，又在1978年世界卫生组织和儿童基金会在阿拉木图召开的会议得到认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每年有一千万婴儿出生，培训现代助产士会需要很多时间。从而在乡村和城镇，应当有效地利用传统的接生婆。她相信，在许多国家被称为接生婆的人是可以培训的，使她们领会接生的关键所在是清洁，处理好脐带，尽早识别难产的征兆，这已被后来的实践所证实。在北京，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在很大的范围内实行了她的想法。1948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中国的第一个项目就包括培训传统的接生员，根据这些成功的经验，她的想法传到其他国家。今年（1991年）6月在墨西哥城第一次培训传统接生员研讨会上，我在致辞的时候就想到：杨博士的这些概念仍然非常重要，甚至在今天，墨西哥30%的接生工作仍然由传统的接生婆承担，但她们没有得到过正规的训练。所以，在墨西哥正在引进一种国家的培训制度，这正是杨博士创立的。”“接生用的产包是杨博士早年创造的，至今仍无很大的改变。”

杨崇瑞这样一个为我国乃至为世界妇幼卫生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世界著名的专家，因为发表了支持马寅初先生节制生育的意见，1958年被错误地打成“右派”后，被贬到《中华医学杂志》当编辑，1979年平反后任中央卫生部妇幼司顾问，仍在关心着我国的妇幼卫生事业发展。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她在全国政协五届三次会议上提交了一份恢复助产教育的提案。1983年，杨崇瑞93岁高龄时病逝。

杨崇瑞终生未嫁，生活俭朴，把一生积蓄的6万多元完全献给国家。卫生部妇幼司将她的捐款交给北京医科大学校友会国立第一助产学校校友分会建立的杨崇瑞基金会，用于奖励妇幼卫生教育、妇幼保健及妇幼保健科学研究等方面有重大成果或突出成绩的人才。

杨崇瑞创立的东四妇产医院，主要业务用房是400多年前明朝木结构的古建筑，目前正在进行整修。北京市东城区卫生局局长王炜说，东四妇产医院所在地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翻建扩建后完全可以成为一个旅游参观点，让人民在这里回顾我国妇幼卫生保健事业的发展历程和追思杨崇瑞博士对于我国妇幼卫生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7年第8期 平型关大捷参加者高成贵　作者：余春水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80周年，又是“七·七”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全面抗战70周年，也是我党领导的八路军取得首战平型关大捷和新四军建军70周年纪念日。在这么多重要纪念日到来的前夕，我特地拜访了现已90岁高龄的老红军、平型关大捷的参战者、新四军老战士高成贵，倾听高老讲述他征战南北的动人故事。

高成贵，1918年6月生于陕北延川县一户贫苦农家。1935年8月参加刘志丹领导的红军，1936年7月入党。1935年9月，高老所在的陕北红军与第一支到达陕北的长征队伍红25军胜利会师，9月18日两军合编为红15军团。新组建的红15军团为粉碎敌军对陕北根据地“围剿”，迎接党中央和毛主席率领的中央红军到来，在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副军团长刘志丹指挥下，先后进行了劳山歼灭战、榆林桥战斗。11月初，红15军团与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中央红一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在毛主席亲自指挥下，红一方面军参加了具有奠基礼意义的直罗镇战役。

东渡黄河进军山西

1936年1月，中央军委决定以红一方面军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2月17日发布《东征宣言》，旋即东进，讨伐山西军阀阎锡山。高成贵所在的15军团75师突破黄河天险，进入山西。当时，天气寒冷，还下着小雪，有的战士光脚行军。虽然红军将士缺吃少穿，武器简陋，条件艰苦，但作战勇敢，过了黄河，第一仗就是直捣义牒镇，在缴获敌人的物资中高老还分到了一床棉被。我军打石楼，转战晋西北，一路长驱直进，重创敌军，威逼太原，给土皇帝阎锡山以沉重打击。迫使阎锡山撤回犯陕之师，从而减轻了对陕北根据地的压力，并使我军在人力、物力上得到补充。而我军也付出了惨痛代价，深受高成贵爱戴的著名红军将领、副军团长刘志丹，75师参谋长毕士弟等优秀指战员，就是在东征的战斗中壮烈牺牲的。

5月上旬，为巩固和发展根据地，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以实际行动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实现红军三个方面军胜利会师，中央军委决定东征军回师陕北。高成贵随部队西渡黄河回到陕北。

西征会宁三军会师

5月19日，红15军团，奉命出师西征，此时，高成贵已调入73师交通队当战士。他们从延川王家坪出发，经安塞、靖边越长城，进抵绥远边境宁条梁。这是沙漠地带，刮风沙子满天飞，高成贵他们头天挖好的工事，第二天就被沙埋上了。吃饭也弄得满嘴是沙！高老说他们73师夜袭小板桥镇，因敌固守，一时难以攻克。军团首长派刘华清等冒险前去与敌谈判，取得了成功：我军撤围，敌人打开城门迎进我军，并送了一些我军急需的大米和布匹。受到彭德怀司令员的表扬。

西征中，兄弟师攻城略地，进展顺利。6月中旬，73师趁75师围攻预旺城之时，继续向西发展，6月12日攻克宁夏同心城，14日克王家团寨，21日进驻七营，继之又包围了杨郎镇，威逼固原县城。我军一系列战斗行动，震撼了陕甘边境之敌。

8月，15军团，从宁夏固原县黑城镇出发，经海原向甘肃打拉池挺进。15军团骑兵团奉命奔袭会宁城，经36小时长途疾进，歼敌400余人，一举攻克会宁城。高老所在的73师担任前卫，勇猛前进，歼敌一个团，扫请了红二、四方面军北上道路障碍。10月10日，历经千难险阻，转战万里的红一方面军（含先期到达的红25军）、红二、四方面军，终于在甘肃会宁城胜利会师了，战友们激动得鼓掌欢呼，握手拥抱，互相交换着自织的毛衣、袜子、毛手套等小礼品，场面热烈、伟大、震撼人心。高成贵参加了在县城孔庙召开的三军会师的联欢大会。会上，来迎接二、四方面军的陈赓师长，代表红一方面军致欢迎词，然后大家聚精会神地聆听朱德总司令宣读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庆祝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师的贺电。这是高成贵第一次这么近距离见到敬爱的总司令，心情非常兴奋。他说：“那时，朱总司令年已半百了，又经万里征程的艰苦磨难，显得有些消瘦，但却毫无倦容，依然精神矍铄，讲话铿锵有力，掷地有声，赢得了热烈掌声。我们在会宁住了两晚上，又奔向攻打山城堡的新战场。”

访谈中，我请高老谈谈当红军时，对什么事的印象最深？“苦，很苦！”老人脱口而出。他说整天行军打仗，敌强我弱，与敌周旋，整天跑路，敌人严密封锁，使我们缺吃少穿，冷饿交加，真的累得不行！供给极端困难，群众苦，部队也是好苦好苦啊！

出师抗日首战平型关

集思上寨运良筹，敢举烽烟解国忧。

潇潇夜雨洗兵马，殷殷热血固金瓯。

东渡黄河第一战，威扫敌倭青史流。

常抚皓首忆旧事，眺望燕北几度秋。

这是聂荣臻元帅在86岁高龄写的一首《忆平型关大捷》诗句。晚年的高老，每每读到聂帅这首感人的诗篇时就非常激动，他的思绪又飞回到亲历平型关战斗的惨烈场面上去了：那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迎来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新局面。1937年7月7日日寇蓄意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件”，7月20日，根据我党与国民党达成的协议，红军编为国民革命军。红15军团奉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15师344旅，旅长是老军团长徐海东。8月24日部队在师长林彪指挥下东渡黄河，挺进华北抗日前线。为了配合第二战区国民党军作战阻滞日军攻势，八路军总部于9月中旬命令115师进至平型关以西一带。高老说，他永远忘不了平型关战斗：“当时，我在344旅687团交通队任班长。（那时的交通队即后来的警卫连，由警卫、通信、电话三个排组成。）平型关，是山西灵丘到太原的必经之地，地形险要。两边高山陡峭，公路在山底下，路窄，有一二十里长，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大口袋，敌人钻入这个口袋，就是插上翅膀也是难以逃遁的。师首长决定利用有利地形采用‘拦头、斩腰、断尾’的战法痛歼疯狂不可一世的日军。我们早早地埋伏在两边的高地里，25日晨，骄横的鬼子和大批辎重车辆长达一二里，由东向西大摇大摆而来，7时许，全部进入我师设伏地域。我团的主要任务是“断尾”，在拐弯处将敌退路切断，鬼子的第一辆车掉进了沟里，后面的就一个跟着一个撞上去了，我们在上面迅速用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阵猛打，日军一下子给打蒙了。但鬼子很快就清醒了，拼死往上冲。他们装备精良，又都是武士道的死硬分子，很顽强狡猾，枪法也很准，有的躲起来了，拒不缴枪，我们就扔手榴弹，炸得敌人鬼哭狼嚎，横尸荒野。我还亲手打死了三个鬼子，激战中，我连也伤亡了十几个人，我的手也被弹片擦伤了，后来，我还领到了国民政府颁发的残废证，现在还留有疤痕呢！经过反复拼杀，血染山河，我们终以劣势装备一举歼灭日军精锐之师1000多人，缴获大批枪炮弹药、车马等军用物资。平型关的巨大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沉重打击了鬼子兵的嚣张气焰，振奋了全国的民心士气，提高了我党我军的声威。我能参加这次举世闻名的战斗，感到光荣和自豪。”

第二故乡安度晚年

高成贵，1940年随八路军115师从太行山南下山东，几经辗转来到苏北，编入黄克诚任师长的新四军3师。后因战争形势发展需要，3师指战员开赴东北，高成贵等少数人作为骨干留在新四军，继续坚持抗击日寇的武装斗争。1945年10月4日高成贵与1938年参加新四军的俊俏安徽姑娘孙素相识、相知、相爱，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们患难相随，喜结百年之好。1948年高成贵调入华东野战军第24军，任团政委、师政治部主任、军干部部部长等职，在皮定均等首长指挥下，历经苏中七战七捷、淮海、渡江和抗美援朝等重大战役的生死考验。1957年高老调来安徽，任省军区干部部部长、省武警总队政委、南京军区安徽生产建设兵团副政委等职，从此，他在第二故乡安徽生活、工作达半个世纪，与安徽人民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工作勤勉，把一腔心血倾注到军事发展和支援安徽的地方建设之中。1982年8月从省军区顾问（正军职）岗位离休。

高老人离休了，思想却没有离休。他与风雨同行62个春秋的孙素老人，依然关心国家大事，关注老少边穷地区的进步与发展，向灾区和贫困地区捐助钱物。同时，他还热心公益活动，担任安徽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顾问等多种荣誉职务，并经常应邀参加重要的纪念会、座谈会，接受采访、提供战斗纪实资料……他家订阅了《解放军报》、《参考消息》、《作家文摘》、《将帅名录》、《党史博览》等多种报刊和党史、军史资料，每天孜孜不倦地坚持学习，与时俱进，保持着一个老革命者的高风亮节。2002年，为建设川陕红军纪念碑，二老捐款2000多元；2003年回陕北探亲时，他们又给县委捐了2000多元。

采访结束了，我起身告辞，腿脚不便、走路蹒跚的高老拄着拐棍执意要把我送出家门，送出庭院。站在路边，老人拉着我的手，谦虚而又诚恳地说当红军时，自己还只是一名普通战士，服从命令，不怕牺牲，奋勇冲杀，其它情况了解甚少，加之事隔70多年，许多细节淡忘，所谈虽是亲身经历，但都是粗线条的，很对不住你啊……看到慈祥的老前辈对采访这样的认真负责，使我很为之动容。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7年第8期 李宗仁在老河口　作者：朱　芒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和他统率的战区部队，在极为复杂、严峻的局面中，经襄樊抵达老河口。

日军为巩固对武汉的占领，力图以武力与“谋略”分化、瓦解国共抗日力量，“覆灭”敌后新四军和正面战场部队。国民党五中全会作出积极反共的决定，同时对李宗仁、桂军及其它杂牌军监视掣肘吞并；后方贫困，民不聊生，面对十分艰难的处境，李宗仁仍以民族大义为重，基本坚持了他自己提出的“先国难而后私仇”与日寇“焦土抗战”不为瓦全、打败侵略者，收复大好河山的爱国主义思想。

日军占领武汉后，“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茨力主“西进”，中路经随县、枣阳、襄樊、老河口，由陕入川，直逼重庆。五战区部队(包括新四军五师)是时辖有18个军43个步兵师，部署于武汉外围鄂中、鄂西北大洪山、桐柏山、随、枣、襄樊、老河口和南阳。日军无论是巩固其对武汉地区的占领还是继续“西进”，五战区部队首当其冲为其严重障碍。而襄东的得失，对全国正面战场战局影响重大。1939年5月，日军纠集第3、13、16师团10万之众，妄图在襄东一举“覆灭”五战区部队主力。李宗仁作了相应部署。战役展开于大洪、桐柏、随、枣数百里的广阔地区，战斗十分激烈。史志记载：“174师在随县与敌激战于襄花公路沿线，日军充分施展机械化优势，坦克开路，轻重机枪排射，中国军队既无平射炮，又无穿甲弹，敌人坦克所过之处，状况惨烈。174师牺牲之大，为抗战以来所罕见。”174师与敌拼杀急需友军呼应支援，而拥有10万之众的中央军嫡系部队汤恩伯军团却与敌稍一接触，即擅自放弃阵地，从随阳店一带后撤至南阳，致使李宗仁的全面部署敞开大口，日军无所顾忌地长驱直入，形势急转直下。此时，李宗仁又接到重庆统帅部的“电令”，“一、令孙连仲部以主力推进至新野、邓县，协调汤军掩护汉中；二，汤集团军尔后可以南阳为后方，联系孙连仲部掩护京西公路；三，张自忠尔后准备以南漳附近山地为游击根据地，孙震部担任襄樊方面之游击。”

李宗仁如执行这个命令，将放弃襄东全部地区，不仅部队、群众伤亡惨重，而且因随、枣、襄樊、老河口被日军攻占，敌人可以东保平汉铁路交通，巩固对武汉三镇的占领，北控信阳，与华北日军相呼应，南掩汉宜公路侧翼，西扼川陕咽喉，形成纵横鄂豫、威逼川陕之势。是时，日军主力已对大洪、桐柏五战区主力构成包围。

在此紧要关头，李宗仁果断严令汤恩伯自豫西南下投入战斗，同时命令原部署的39军、13军夹击随枣公路之敌，以纵队变横队对敌形成反包围，向日军发起攻击。1939年5月15日，五战区全线反攻，辽阔的鄂西北战场，狂风怒吼，黄沙蔽日，遍地烽火，敌我尸横沟渠。李宗仁指挥的随枣之战，如襄樊史志所评：“是抗日的国民党军队正面作战、共产党领导下的游击队敌后作战、人民群众配合作战的一次全面抗战，给嚣张一时的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促进了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

在此后的枣宜会战、豫南会战、鄂北会战等战役中，李宗仁坚持背水安营，在老河口坐镇指挥。在华北日军骑兵窜至距老河口50华里的孟楼镇、老河口市民惶惶不安之时，李宗仁则悠闲地带着养子李志圣骑在马背上逛街；他在田埂观察敌机轰炸，参谋刚把他拖向掩体，炸弹在距他所站田埂不足百米的地方爆炸，他镇定自若，还在询问老河口机场扩建问题；1942年五战区军队反攻日军据点随县擂鼓墩，李宗仁由老河口奔赴前线，偕22集团军总司令孙震、127师师长陈离，在可以清晰听到枪炮声的一个师的火线指挥所督战。“……战斗在向白热化发展，李宗仁房内电话铃响声不断，战斗非常激烈，官兵们因为李长官和孙总司令亲临前线，战斗情绪非常高昂，……李宗仁拿起话筒，通讯兵同时接通总部、军、师部电话，李宗仁下达命令，孙震复述：正面进攻打得很好……全力阻击随县城内增援之敌，争取时间，一举而歼灭之……战斗胜利结束，李宗仁舒展了严肃的面孔。在鄂西北老河口6个年头中，李宗仁统率五战区部队在正面战场与战斗在敌后战场的新四军的共同对日作战中保卫了大片国土，使人民免遭日寇蹂躏。

1939年，在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军民共御日寇最关键的时候，蒋介石却数次派代表在香港、澳门与日本政府代表秘密和谈。1939年1月，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作出了“溶共”、“限共”、“防共”、“剿共”的符合于日寇诱降和反共的决定，制订了《共产党问题处置办法》等一系列反共文件，同时向五战区派遣了集“三工”——党工、政工、特工于一身的军统、中统特务张元良和特务机构，多次电令李宗仁“鄂中非新四军防区，必须立即撤走，否则第五战区当以武力解决”。还下达了“解决江南新四军方案”和“江北新四军限期撤至黄河以北”的命令，任命李宗仁为华中剿共最高总司令。同时，蒋介石默许了山东沈鸿烈提出的“宁亡于日，勿亡于共，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的反共口号，在各地八路军、新四军与日寇浴血奋战之际，从背后袭击八路军、新四军及后方机关，惨杀工作人员和亲属。一直支持正面战场对日作战的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遭到反共派的多次袭击。蒋介石极力要把李宗仁推向反共最前线，然而，两人当时对共产党的态度还是有所不同，蒋是“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李则是“先国难而后私仇”。李宗仁清楚地知道新四军配合正面战场支援友军的重大意义，在随枣、枣宜及其它战役、战斗中，新四军五师李先念司令员率部横渡汉水，分兵两路，攻大洪山，破北兆山，威震武汉，武汉日军被迫戒严3天。共产党领导的各地方武装如鄂北抗日游击队等，在不同地区配合正面战场，从敌后、敌侧给日军以沉重打击，牵制、削弱日军的进攻力量。日军档案资料中评述新四军：“这支出没无常的游击军，是对皇军的极大威胁，”李宗仁的部下125师师长陈仕浚记述：“如果不是新四军从敌后牵制，削弱了日军大量兵力，拖住敌人，现在正面战场形势更为严峻。”几次战役中日军不敢深入，正是惧怕新四军从大洪、桐柏、大别群山地区出击，直插日军在华中的指挥中心武汉。诚如李宗仁说“抗战像一道箍，把国共两党紧紧箍在一起。”

1940年，中共华中友军工作部部长项乃光叛变，向李宗仁一股脑儿把在五战区军队和地方的共产党员及与中共关系密切的军队将领和地方人士向李密报。其实，此前李宗仁对战区共产党的情况，如他的机要秘书尹冰彦所说已“了如指掌”。李宗仁对在抗战中有赫赫战功的77军副军长何基沣、127师师长陈离、副军长刘汝珍等“不捕不杀”。重庆电李宗仁追查何基沣“通共”，并不顾当时正在枣宜之战前夕，将何押解重庆严厉审讯。战事开始，李宗仁异常焦急，电蒋把何放回。蒋不准。当战役进行激烈，张自忠将军率部与日军奋力拼杀期间，李再电蒋放回何基沣，蒋仍不准，直至张自忠将军牺牲。李宗仁长叹“如果何基沣在，不会有襄河之败，张自忠将军不致于牺牲。”127师师长陈离与陶铸、李先念“关系密切”，陈向新四军五师赠送子弹、电台、棉背心等，支援五师抗日。中共鄂西北地下组织交通员邱东泉在老河口一次空袭中，丢失了200多名党员的名单，经战区调查室中校科长庞郁生经办，李宗仁将名单交中共鄂西北党组织负责人王翰。对著名的共产党人钱俊瑞、胡绳、曹荻秋、张佐华等，李顶住蒋介石的压力予以安排，将钱俊瑞安排在战区干部训练团任政治总教官，张佐华也被安排到干训团；对进步文化人臧克家等“礼送出境”。李宗仁司令部参议刘仲华是中共党员，李宗仁常与刘促膝交谈；由延安派到老河口的使者面见李宗仁，由当时在老河口作地下工作的中共党员马识途接应也受到李的礼遇。故而，当李宗仁五战区向蒋介石所作的“剿共报告”中说到“一年间桂军第7、第8、第84军及游击部队，共发动剿共作战124次，伤死俘获共军6700多人”时，蒋介石不予深信。

据日本陆军省军务科石井秩大佐的记叙，日军大本营一直认为“支那国共合作是抗日的最大力量……”必须瓦解这个联合。“陆军中央部看到国内外形势的发展，痛感有必要进行‘桐工作’和‘和知工作’，其它谋略可以缓行”。这两项“工作”，是日本离间国共两党联合抗日，对蒋介石、李宗仁诱降，分化瓦解的“谋略”计划。其中“和知工作”是日军第十一军特务机关针对第五战区的。其核心内容是“对五战区的敌军，置重点于策动广西、四川军的反叛，借此使战区走向崩溃；其次，如能对该战区的中央军及旁系军加以影响，也要不失时机进行工作……引导其丧失战斗意志和走向投降、逃亡……”

在日本军国政府的谋略下，继汪精卫投降日寇之后，仅在1943年以前，就有20多个国民党中央委员、58个国民党将领投敌。

面对日寇的分化、诱降谋略，李宗仁态度鲜明。1939年1月，“李宗仁、白崇禧电请国民党中央明令通缉汪精卫”。3月，上海《申报》发表了李宗仁亲笔题字：“……日军阀不思悔改其侵略之计，必自掘坟墓，凡我国民，只宜团结一致，有中途徘徊妄想妥协求和者，即是甘心屈辱投敌，中国人皆得而诛之……”

对受中央军排挤并随时有可能被推上“剿共”和对日作战前线而被消灭掉的杂牌军队将领，李宗仁总是以情，理，晓以民族大义，并给予必要的帮助。对于深受委屈的张自忠，李宗仁更是充满了理解、同情和尊重。张自忠见李宗仁时，李“对张握手让座，温言抚慰，亲如家人”。张更是早闻李为抗日的“热血将军”、当年曾与蒋平起平坐，如今为了抗日而甘作蒋下属一个战区司令，内心甚为敬佩。张说：“像这样的好长官，今后我必矢志矢勇，报国报效知己、肝脑涂地，在所不惜”。后来张自忠壮烈牺牲，李宗仁“哀痛特甚，为之食不甘味者累日”，挥笔题写了“民族之光”四个大字刊载于战区《阵中日报》上，正如他对川军将领邓锡侯、孙震所谈：“过去的事不必提了，诸位和我都在中国内战中打了20多年，回想起来，也大无意义，败不足耻，胜亦不足武。现在总算时机到了，我们各省军人，停止内战，大家共同杀敌报国。我们都是内战炮火中余生，幸而未死，今后如能死在救国战争里，也是死得其所，希望……从今以后，大家一致和敌人拼命。”

为巩固后方，增强国民抗战意志，李宗仁积极支持在司令部驻地老河口周边地区办工厂、建学校，并严令少将警备司令苏新民（后为梁家齐）严肃军纪，认真治理，禁烟禁赌，“军民人等一律执行”。苏新民坚决执行李的命令，与违令赌博的司令部将领黄建平、地头蛇兰震甲等，都曾直接对面交锋，李宗仁本人也婉言规劝部队中有吸鸦片恶习的将领戒掉烟毒。为筹建“平民医院”，李宗仁带头捐款，又把自己的随身保健医生孙荫坤调到这个医院任职。在战争年月，“平民医院”治愈了无数伤、病军民，仙人渡一位雷姓农民的大腿被日机炸成重伤，曾在这个医院免费住院一个多月，直至伤愈出院。

在老河口，人们至今仍记得另一桩事：美国14航空队P47机队人员，在机场旁调戏光化中学一女学生，该女生吓得掉进一条深沟里，伤势严重，李宗仁闻讯后十分气愤，他召来美国P47机队负责人加以申斥，表示一定要严肃处理。后由中美双方联合组织军事法庭，调查审讯，最后裁定：将肇事人员开除军籍.十日内由美方押送回国。P47队负责人向光化中学道歉，送受伤学生进医院治疗。中美“备忘录”四份，副本由中国政府寄送美国军部，一份寄美军在华总部查照。

当时，五战区境内有两股著（下转第51页）（上接第45页）名的地方武装势力，一为豫西十三县民团总指挥别廷芳，此人是个抱着“人不离土，枪不离手”的土霸王；另一个是老河口袁冲山区的陈别山，陈是拥有枪弹武器和“内三保”、“外三保”势力很强的帮伙。李宗仁委派原五路军参谋长张任民，参议刘汉川为代表，专程会见别廷芳，告诫他在国难当头应抗战保国安民；对陈别山也派人去晓以大义。在以后的豫南会战中，别廷芳动员民兵7000余人与国民党军队共同对日作战；陈别山也为抗日作过一些贡献。

抗战后期，蒋介石为了便于发动内战“剿共”，特别是便于进攻华中新四军的需要，同时也为使李宗仁不能“拥兵自重”，改任积极反共的刘峙为五战区司令长官，而任李宗仁为“位尊而无实权”的汉中行营主任。

当1945年2月李宗仁离开老河口时，群众夹道簇拥相送，鞭炮声由司令部门前鸣响数里直至汉江河边。李宗仁下车步行走过浮桥，频频回首，与送行者依依惜别，离开了他曾驰骋数载，英勇抵抗日军侵略而铭记于心的鄂西北大地。老河口人为纪念他抗日的业绩，特地在第五战区司令部门前立下一块上书“李上将军德邻公驻节之地”的雕刻石碑。

李宗仁离开老河口距今60多年了，在中华民族遭受空前苦难的悲惨年月和老河口人共同度过六个年头，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李宗仁在那一段的表现，一定程度影响着历史。

（责任编辑 赵友慈）

2007年第8期 高端权力介入与中国心理学沉浮　作者：薛攀皋

权力可以促进科学发展，也可以阻滞科学进步。然而，科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却不会听命于权力。中国心理学的发展道路曲折坎坷，它与遗传学同命运也曾被取消过。不同的是，遗传学被禁止是20世纪50年代初照搬苏联政治干预科学酿就的苦果；而心理学的灭顶，却是在1956年总结教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之后重蹈遗传学的覆辙。

（一）心理学是一门相对年轻的科学。虽然古代中外的哲学著作中都已有心理学问题的论述，然而心理学从哲学思辨中独立出来成为科学的心理学，却是以1879年冯特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建立世界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为标志，到1949年新中国诞生时它仅有70年历史。心理学在中国的历史更短，迟至1917年才有了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北京大学）。

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心理活动的本质及其发生与发展的规律。心理活动是人脑对客观世界事物的反映，是人脑的高级机能，又受到社会的制约。因而心理学既不同于一般的自然科学，又不同于社会科学。有人认为它偏于社会科学，有人认为它偏于自然科学，又有人认为它是中间科学或中介科学。心理学界对心理学的对象和任务，动物心理和人类意识，心理现象和生理现象，阶级性、个性和心理活动的共同规律，研究方法问题，以及心理学的研究方向等等，同样有不同认识。对年轻的心理学来说，这些问题都是发展进程中的正常现象。国家高层的主管机构、官员或关心科学的高端政要，能否理性地面对心理学界的实际情况并处理有关问题，对心理学发展影响至巨。

（二）从新中国建立起到“文化大革命”，在这期间发生的事关中国心理学的荣辱、起落、浮沉，都同高端权力的介入有关。

1．1952年，陆定一和文委科学卫生处全面干预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研究工作。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受中共中央宣传部（简称中宣部）领导并受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简称文委）指导。中宣部科学处和文委科学卫生处具体联系中国科学院。这两个处是一套人员对外挂两块牌子。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简称心理所）是当时全国唯一的心理学研究机构，所长曹日昌是中国共产党员，早在1939年就自觉运用并倡导以辩证唯物主义指导心理学研究工作。1951年底心理所向文委呈报1952年度的研究工作计划，1952年1月8日，科学卫生处提出了书面意见（简称“意见”）；四天后，中宣部长、文委副主任陆定一（主任为郭沫若）在中南海召见曹日昌谈话（简称“谈话”）。“意见”和“谈话”在“向苏联一边倒”的政治大背景下，给心理学贴上政治标签，认为世界上只有苏联的心理学是先进的，而西方国家的心理学是“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都应予以批判。科学卫生处强调：“中国心理学本身没有基础，却又承继了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心理学的影响，体系庞杂。”因此，心理所的“基本任务”、“中心任务”应致力于唯物主义心理学的基本建设工作，为唯物主义的心理学而斗争，研究苏联心理学的成就应用于中国，反驳各种资产阶级的心理学说。陆定一指示：心理所应该揭起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基础的中国心理学的大旗，明确表示拥护和反对什么心理学说。陆定一和科学卫生处指责心理所的工作计划看不到有上述的意图，严重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科学卫生处对该所的研究计划，从内容、目的到方法，一一予以否定。陆定一指出除心理卫生组可以按原计划工作外，其他劳动心理、儿童心理、教育心理、实验心理等研究组的计划，都得重新制订。

心理所召开了全所研究人员会议，讨论“谈话”、“意见”和修订计划问题，并写出了报告。报告出于对高端领导的尊重和礼貌，虽然表示基本上同意“谈话”与“意见”，但坦陈有些意见提得“相当草率”、“有些片面”。报告对研究工作计划，除个别因人力暂停外，都是“继续原来的研究”或“照原计划进行”。对陆定一责成该所到社会上批判“资产阶级的”心理学，报告没有作出承诺，只提出由资料组收集散见各刊物的文章，请所内人员审阅并在所里具体批判。

高端领导对基层单位的科学研究工作管得如此之宽、之细，实属罕见。他们的意见提得并不在理，自然难以令心理所研究人员心服。以曹日昌指导的“小学儿童犯规问题的研究”为例，该课题拟调查统计北京市若干所小学儿童犯规的事实，分析其与儿童年龄、性别、年级、智力、成绩、家庭、学校环境的关系。科学卫生处认为用这些方法“是得不出什么结果、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的”，指责为什么不像苏联马卡连柯那样把集体生活和共产主义教育作为改造“问题儿童”的基本方法。笔者当年就此请教过首都的教育学家。他们说：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大量无家可归的流浪儿童和违法少年儿童出现，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马卡连柯通过组织高尔基工学团和捷尔任斯基公社，收容这些“问题儿童”过集体生活，让他们接受道德品质教育，使一批批“问题儿童”被教育改造成为有道德有文化的苏联公民。马卡连柯所教育的“问题儿童”同心理所要研究的“问题儿童”毕竟性质不同。要说研究儿童犯规问题只能用马卡连柯的方法与经验，未免失之武断与偏颇。“意见”里有许多这一类的事例。

1952年6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既是文委科学卫生处又是中宣部科学处的副处长赵起草的《为坚持生物科学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斗争》号召全国生物学界发起一个广泛深入的学习运动，学习苏联米丘林生物科学,彻底批判摩尔根主义，改造中国生物科学的各个部门。从而在我国，首开以党政手段支持一个学派、禁止另一个学派的先河，摩尔根遗传学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在全国被迫停止，中国遗传学遭到浩劫，直到1956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简称“双百”方针）时才得到纠正。因此，心理所不唯上，以自己的方式抵制陆定一和科学卫生处的欠妥指示，坚持做应该做的工作，陆定一等也未追究，从而使中国心理学当时避免了同遗传学一起被禁止的厄运。

2．1956年，中宣部提出并经周恩来同意：心理所的任务应该由心理学家来讨论，党组不必先行对此做出决定。

1956年5月“双百”方针问世，明确公示对于学术性质、艺术性质和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它自由，反对用行政手段进行干涉。

1956年5月18日，中国科学院党组就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室（1953年心理所因故改组）同南京大学心理学系（1955年高等教育部决定停办该系）合并组建新的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仍简称心理所）向中央报告。报告称：心理所建成后，它的任务是“在我国建立唯物主义心理学的理论体系，展开关于心理活动的物质本体、心理的发生与发展、基本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等方面的研究。并与有关业务部门合作开展教育心理学、军事心理学、医学心理学、劳动心理学与文艺心理学的应用研究。”6月19日，中宣部在向邓小平的报告中，除同意中国科学院建立心理学所外，并提出：“心理学对象、任务与研究方法，是世界科学界未能取得一致意见的问题。因此，心理学研究所成立后的任务，应该由心理学家来讨论，科学院党组可以不必先对此做出决定。”7月8日，总理周恩来签署：“同意中宣部意见，退中宣部办。”中宣部的正确意见，可以说是“双百”方针在心理学的具体体现。

8月18日，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科学院心理所。随后，中央任命心理学家潘菽和曹日昌、丁瓒为该所所长、副所长。扩建后的心理研究所，研究技术队伍壮大了，该所与中国心理学会的领导力量也得到加强。心理学工作者沿着自主编制的《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十五年规划》和国家十二年科学规划中的《心理学学科规划》，开展研究工作,中国心理学的教学与科学研究呈现蓬勃生机与繁荣景象。

3．1958年，历史出现倒退，康生与中宣部负责人发动批判心理学运动。

1958年6、7月间，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康生，借“教育革命”之机，与中宣部负责人策划一场波及全国的心理学批判运动。他们说建国以来我国高等学校的教材，尤其是社会科学教材，基本上都是从苏联翻译过来的，如果苏联变修了，应从何入手批判？康生提出，苏联的教育学对我们的影响很大，是不是先批判教育学。中宣部负责人说：我们引进的凯洛夫教育学是斯大林时代的产物，如果批判，不就乱了吗！他建议批判心理学。于是康生决定：就批心理学吧！康生还定调说：心理学是党性的阶级分析的社会科学。7月初，中宣部将批判心理学的任务迅速下达给北京师范大学，康生是这所大学的名誉教授，意思是这把批判之火先从北师大点燃，再烧遍全国。7月底，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心理教研室两条道路斗争运动开始，教授彭飞、朱智贤和全体讲师受到批判围攻。北师大的心理学批判运动，很快跨越校园扩及北京、天津，乃至全国心理学界。仅8月中，北师大就连续召开了三次千人以上的批判大会，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也都成为批判对象。《光明日报》推波助澜，在两个月内刊发了40篇批判文章和批判运动的详细报道。9月，高等教育出版社以惊人速度出版了北师大编的两集《心理学批判文集》。

心理学教学和科研工作中有缺点错误，应该批评，如有人用生理现象去解释一切心理现象等等。但是批判运动却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以偏盖全，简单粗暴地全盘否定心理学。用动物实验，斥之为生物学化；研究心理现象与大脑活动的关系，被斥之为生理决定论。他们认为不应该从进化史上研究意识起源问题，不该研究人的心理活动的共同规律。他们主张人只有阶级心理，没有共同的心理活动规律；阶级分析方法是心理学研究的唯一方法。凡此种种，都是为了论证康生的论断：心理学完全是一门社会科学；心理学的任务只能是研究“工人阶级的心理”与“共产主义的精神面貌”。

原本是学术性质的问题，被肆意作为政治问题进行批判。心理学被贴上了“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的反动的伪科学”，而这场批判运动是“心理学领域中兴无（产阶级）灭资（产阶级）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受批判者被指责为“举资产阶级白旗”的“反动资产阶级专家”，被剥夺了反批评反批判的权利；反对批判运动的干部和党员，被说是犯了“立场错误”，或被责令检查，或被罢官，有的被取消党员资格。全国心理学的教学与科研的正常秩序被打乱了，也造成了心理学界主要是青年教师和学生们的思想混乱。

这场批判运动延续到1959年初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前才停止。然而，在心理学界以及有些部门全盘否定心理学的思潮并没有及时受到触动，就为“文化大革命”中心理学被取消埋下了祸根。迟至1978年4月13日，教育部应广大心理学、教育学工作者的强烈要求，委托副部长张承先在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上宣布：1958年的心理学批判运动，把心理学打成“伪科学”，把一些心理学家当作“白旗”拔，由此批判了一些同志，这些做法完全是错误的。那次批判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必须彻底平反，并为受批判和牵连的同志恢复名誉。

4、1958年底，周恩来批评在教授中“拔白旗”是错误的；胡乔木认为心理学家在批判中应当坚持真理采取攻势。

1958年12月28日，周恩来召集主管意识形态，包括宣传、教育等部门负责人陆定一、康生、胡乔木、张际春、周扬、杨秀峰、张子意等到西华厅开会，研究、分析各有关部门在“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周恩来批评了执行知识分子政策上“左”的作法，并指出在大学教授中“拔白旗”是错误的。……

1959年1月，中宣部根据周恩来指示，由陆定一、胡乔木、周扬多次召开会议，检查党组在1958年工作中所犯的错误。胡乔木认为1958年以来的各种批判运动中，以对心理学的批判最不讲理。1959年3月13日、21日，胡乔木在分别听取中国科学院心理所所长潘菽和副所长曹日昌、尚山羽，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有关人员汇报心理学工作时说：心理学研究的对象是心理、意识。意识的形成有生物学的基础，也有社会的制约，说它只有阶级性是错误的。人是有共同的心理活动规律的。心理学是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科学基础，要靠这些研究成果，彻底战胜唯心主义。动物心理也要研究，把人当作动物和认为人与动物毫不相干，都是错误的。排除实验，心理学怎么进行研究？心理学不能解决阶级性的问题，任务要提得恰当，把不是心理学的任务加在心理学上，不是发展心理学而是消灭心理学。所谓共产主义的心理学是空谈，是回避科学研究。表面上对心理学要求很高，实际上是取消心理学。胡乔木认为心理学家在批判中应该坚持正确的意见，采取攻势。学术讨论要说服人，现在应当把复杂的问题一一提出来，大家研究一一答复，多写文章，进行宣传。

康生和中宣部负责人发动批判心理学运动造成的混乱局面，还得由被批判的心理学家们出来收拾。1959年3月31日，心理所邀请北京有关单位的心理学工作者80余人座谈；同年5月11日至16日，心理所会同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6个单位举办学术报告讨论会，与会心理学工作者400多人。座谈会和学术报告会针对1958年批判运动给心理学界造成思想上和理论上的混乱问题，诸如心理学的对象、任务、研究方法、学科性质，进行了讨论。会议在有些问题上有了基本一致的看法，如多数人同意心理学是没有阶级性的，不能分为无产阶级的心理学和资产阶级的心理学等。有些问题还有较大分歧，如心理学的任务等。对依然有分歧意见的问题，中国心理学会副会长、心理研究所副所长曹日昌在总结发言中说，在科学研究中同一的研究对象或问题，常常有观点不同的科学工作者，从不同的角度或不同的侧重点进行研究从而形成不同的学派。心理学的情况显然也是如此，这是可喜的现象。有不同意见的心理学工作者都应该各抒己见，争鸣辩论，坚持真理，虚心学习，对各种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展开友谊竞赛。他呼吁：心理学的任务重，研究的问题复杂，必须多路进军，由有关单位协力进行。各单位可按其业务性质与特点，安排重点工作。与此同时，有关报刊也发表心理学家的文章，对有分歧的问题继续深入讨论和争鸣。心理所与中国心理学会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共同主持制订新的研究规划，为心理学在我国进一步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在研究领域和技术方法方面，心理学工作者对信息论、控制论、无线电技术、电子计算机和人工模拟等给予密切关注。对国外心理学的学习介绍，从以往只注意苏联，扩展到欧、美、日等国先进成果与经验；并从以往单篇论文翻译过渡到综合评价。因为研究环境的相对稳定和宽松，中国心理学重新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5、1965年10月姚文元向心理学发难，“文化大革命”中心理学遭受灭顶之灾。

姚文元于1965年10月28日在《光明日报》化名“葛铭人”（“革命人”的谐音）发表《这是研究心理学的科学方法和正确的方向吗》（以下简称姚文）。两周后的11月10日，他在《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他左右开弓，前者，成为中国心理学被取消的前奏；后者揭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姚文元早在1959年4月20日在《新闻周报》发表过《外行读报谈“心理”》，批判心理学家谢循初关于人的心理并不都有阶级性的观点。这一次他借批判心理学家陈立关于儿童抽象概括能力发展的实验报告《色、形爱好差异》，老调重谈，武断地认为阶级性是心理学研究的唯一对象，阶级分析是心理学唯一正确的研究方法。心理学不研究人的阶级性，而去研究心理发生发展的共同规律，就是“资产阶级腐朽的心理学”、“伪科学”。姚文元说：“世界上劳动人民热爱红色，而那么一小撮人有一种奇特的心理，见红恐惧，谈红色变，于是对红色深恶痛绝。劳动人民一见红花、红旗，便感觉美丽、激动、愉快。这是否‘涉及阶级利益’，恐怕不能说没有关系。”姚文元大概不知道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的国旗中起码三分之二以上都带有红色，而他们的政治信仰和社会制度却是五花八门的。

姚文元当时是上海市委宣传部的干部，还算不上是高官，因为批判《海瑞罢官》有功，身价百倍飙升，1966年5月28日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因而，他对心理学的全盘否定更具煽动性。中国心理学界和心理所的造反派都以姚文元的文章为标准划线，认为对姚文元的文章“是拥护还是反对，反映出心理学界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心理研究所的三位副所长曹日昌、丁瓒和尚山羽全都以有病之身受批斗迫害辞世。驻心理所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心理所革命委员共同编制的心理所体制改革方案声称：姚文元文章“提出了心理学为谁服务的根本问题，击中了要害。在心理所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对资产阶级心理学的批判已经势不可挡。”《方案》诬蔑说：“资产阶级心理学”“从20世纪初开始从欧美传播到中国，一直是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服务的”；解放十七年来，“心理所的领导权长期掌握在叛徒、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手中”，“资产阶级的反动理论贯穿在我所的全部工作中”。对心理所首选的处理方案是撤销“这一机构，全所人员下放劳动”。在未获上级批准的情况下，驻中国科学院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无视心理所职工的强烈反对，抢先行动于1969年6月撤销心理所，把该所大部分研究技术人员下放湖北潜江中国科学院五·七学校劳动。不久，高等学校的心理学课程停开，不少心理学工作者被迫改行。心理学在中国遭到空前浩劫。由于心理学工作者不断抗争，在上级干预下，1973年1月，中国科学院革委会承认当年撤销心理所、北京植物园等“没有认真调查研究，是轻率的、错误的决定”，通知恢复组建心理所。1977年6月24日国务院批准重建心理研究所。

6.1975年，胡耀邦说，心理所的方向任务要你们自己提出意见。

1975年，“文化大革命”进入第十个年头，邓小平复出主持全面整顿。7月中旬，胡耀邦等奉派到中国科学院进行整顿。10月6日，胡耀邦到正在恢复组建的心理研究所调查研究。当负责人希望他为研究所指明方向任务时，胡耀邦快人快语说：你们应该自己提出意见，自己坚持意见，这个方向不对走不通，走另一条路。心理学的高峰，我不晓得有多高，是从南坡爬还是从北坡爬？我不知道，总要攀上去。在你们面前有心理学的珠（穆朗玛）峰，你们现在爬了多少？跌了多少跤？走了多少弯路？跌了跤没有关系，人不跌跤成长不起来。你们登不上去，下代再攀。胡耀邦反复强调：方向问题我讲不明白，希望你们能具体化，在具体化中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偏差，困难是有的。关于心理学研究工作中的唯心论和唯物论的问题，胡耀邦说：不要把百把年来的（心理学）都说成是唯心论的。唯物论的有没有？倾向于唯物主义的有没有？我不相信（没有）。要采取一种研究态度，对科学问题、学术问题要冷静、客观，要占有材料，不要采取轻率的态度，不要贴标签。胡耀邦理性对待心理学，观点鲜明，态度明确，与“文化大革命”以来全盘否定心理学的极左思潮，大相径庭，催人振奋。

胡耀邦在中国科学院的整顿仅四个月，形势就有明显好转。由于邓小平的全面整顿实际上发展成为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系统纠正，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随着邓小平再度下台，胡耀邦也被停职反省，科学院的整顿夭折了。但人们在正反两方面的鲜明对比中思考，越来越多的人对“文化大革命”持否定态度。

心理学的大起大落，是“双百”方针在贯彻执行过程中曲折、反复的缩影。它表明，当高端政要正确地执行“双百”方针，心理学呈现一派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景象；当高端政要无视“双百”方针，肆意混淆学术问题同政治问题的界限，实行行政干涉，心理学便停滞，倒退，最后难逃被消灭的厄运。

（三）毛泽东曾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然而，向“双百”方针的基本性和长期性发起挑战的，恰恰是参与方针的酝酿、讨论甚至提出者，以及本该记取历史经验教训，模范贯彻方针的高端政要们。

“双百”方针的核心是两个自由，即艺术上不同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学派可以自由讨论。这是国家民主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讲民主，是说要有国家政治上的民主制度和充分的民主生活来保证两个自由。我国宪法虽然规定：“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但在轻法治重人治的年代，法制建设滞后，科学、文化事业同样面对的是有法不依又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宪法的规定没有落到实处，公民的合法权益经常受到侵犯。当法制体系不能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非法律程序的人治是否体现法律的公正性，就完全取决于党政领导者个人的政治品质、道德素质和认识水平。人治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也能取得某种程度的成功，但其决策与实施过程中的主观随意性太大，难以避免重大失误。正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高端政要反复无常，他们的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与制约；滥用权力造成的重大失误，也没有相应的问责机制，国家、社会、人民为此付出的沉重代价，是无法长期承受的。

科学事业的健康发展，除了需要正确的方针政策和健全的法制，还需要诚心敬畏科学发展规律，尊重人才，尊重知识，有高度民主意识、法治意识的高层管理者。不要以为掌有了权力就拥有真理，就可以搞一言堂，随意对科学问题作最终裁决，以长官意志强加于人，这是封建文化专制的残余、现代愚昧的表现。“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一段时间里，我国高端政要中非理性地干涉科学的事件屡见不鲜。邓小平说：我们在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土地所有制方面是成功的，是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正确贯彻执行，科学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与繁荣，同样呼唤国家体制和制度问题的政治改革。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7年第8期 李立三夫人李莎回首往事　作者：孙维熙

李莎教授是俄罗斯人，出生于1914年3月20日。她是中国第一代革命老前辈李立三同志的遗孀。

李莎教授于50年代初在北京俄专教授俄语时，我曾经旁听过她老人家的讲课。1951年我曾陪同从事鲁迅研究的苏联汉学家柳芭·波兹德涅耶娃同李莎一家在青岛休养所共度过月余。所以，李莎教授是我俄语学习方面的启蒙老师，也是我的良师益友和老前辈。2005年秋，我在瞿独伊（瞿秋白、杨之华同志的女儿）老大姐的陪同下前往探望李莎教授。见面后，大家相互拥抱，高兴异常。现今，92岁的李莎教授仍然精神焕发，思路敏捷，谈吐清晰，2006年夏在北戴河休养时老人还经常下海游泳。她跟我的多次谈话中，像讲故事一样的谈了她这一生中的愉悦、幸福、艰难和坎坷。笔者不揣浅陋，笔录了李莎教授的谈话。

一

1931年，正当苏联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年代，李莎积极响应布尔什维克党的号召报名到远东去参加建设，到了与中国毗连的伯力。李莎被分配在远东出版社任技术编辑。因工作出色，很快就被批准加入了共青团，由于李莎出身于贵族，团组织给予她两年的候补期，以进行“考验”。在远东出版社的编辑人员中有不少中国的革命者和共产党人。在那里她结识了几位中国朋友。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的有刘长胜（曾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杨松（原名吴绍宣，党校教员，1938年回到延安后病逝。）、吴玉章（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等。李莎对这些中国革命者十分敬佩，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33年，李莎从远东回到了莫斯科。深秋的一天，她到刚从远东返回莫斯科的杨松夫妇家做客，巧遇李立三在场。杨松介绍说，“他是我的朋友李明（李立三的化名），在赤色职工国际工作。” 李莎说，在她面前端坐着的这一位满头黑发、一双明亮且富有智慧的眼睛，看上去也不过二十多岁的中国青年吸引了她。她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天的偶遇使她与李立三，同时也使她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时李莎并不知道李明就是中国大名鼎鼎的李立三。俩人的交往日益友好，日益密切。一年之后的深秋，李立三奉命到阿拉木图建立秘密交通站，目的是恢复共产国际与中国苏区的联系。李莎并不知道此事的底细。她心想，李明肯定是秘密回国。他们分别之后，李莎十分挂念，从此再也没有联系。

李立三离开莫斯科后，在一次从远东回来的友人的聚会上，一位中国朋友向她打听李立三的情况。李莎表示不认识李立三这个人，但是，她突然想到在远东工作时曾看到过一本正在印刷的书——《与李立三主义斗争》。李莎问这位朋友“李立三主义”是什么意思，对方回答说，李立三在中国党内是有名的领导人之一，是一位大政治家，犯了大错误，受到批判。李莎心想，李立三肯定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于是她反问这个朋友，“你为什么向我打听李立三？”这位朋友告诉她，“听说你同李明很要好，李明就是李立三。” 李莎惊呆了。她内心暗暗思忖，现在的李立三在哪里？恐怕再也见不到李立三了。她盼望着同李立三能再次重逢。直到1935年的盛夏，她正在准备大学考试，突然有电话找她，她终于听到了朝思暮想的李明的声音。

分别近一年的重逢，两人有说不完的话，自然是高兴异常。就在这次莫斯科河边的会面，李明就是李立三的事实得到了肯定。李立三十分坦率地谈了他在政治上所犯的错误，以及他在国内和国外的婚姻、家庭、子女的情况。李立三特别表示了他的生命是属于党的，总有一天他将服从党的调遣回国参加地下工作，到那时俩人总得分手，也可能是长期的永久的分手。通过相互间的接触和交谈，李莎对李立三的了解更加深刻了，她对李立三更加倾心，更加信任。

李莎幼年丧父，20年代初，正值苏维埃国家经济困难，灾荒伴随着饥饿之际，为求生存，李莎的母亲只好把唯一的儿子送到富农家当牧童，带着六岁的女儿到莫斯科去谋生计。艰苦的童年生活，使李莎磨练得更加坚强。她14岁就读于半工半读的印刷技术学校；17岁就奔赴远东自谋生路；20多岁考进大学靠250个卢布的助学金养活全家。李立三对这样一位聪明活泼，吃苦耐劳，坚强而豁达、比她年轻十四五岁的俄罗斯姑娘产生了一种难以言表深深的疼爱之情。他们决定结为终生伴侣。按照党的规定，结婚前必须通过党组织的批准，于是李立三带着李莎到共产国际的招待所去见中共代表团领导人王明。李莎发现王明的态度十分冷淡，李立三对王明也保持着相当的距离。最终，王明对他们的结合总算未予否定。

李莎的亲友都对这桩婚姻担忧，提出了种种劝告，李莎毫不动摇。

1936年2月，22岁的李莎与36岁的李立三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工作人员居住的一间十多平方米的房间结婚了。由于房间太小，婚礼就在隔壁康生住的30多平方米的房间举行。当时康生外出不在家。据李莎回忆，参加婚礼的有：陈云、杨之华携小女独伊、欧阳钦、曹轶欧（康生的妻子）等十多位在莫斯科的中国人。新婚宴席是大家动手做的中国菜。李莎说，“简朴的婚礼伴着大家的欢声笑语和由衷的祝福，把我和李立三的命运连在了一起！开始了我们志同道合，风雨同舟的人生之路”。

二

李莎教授回忆说，“从1936年同立三结婚到1946年回国，在这十年当中，我同立三共同只度过了大约两年的平安生活，其余八年，都是在艰难困苦，惊恐忧患的灾难中度过的。”

1936年，斯大林掀起了一场“镇压反革命”和“肃清托洛茨基分子”的运动，当年苏联负责镇反的是克格勃的头头、杀人不眨眼的叶若夫。中共在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和康生也模仿苏联“镇反肃托”的做法。他们在会上宣布，“要把我们党内的奸细、叛徒、汉奸、坏人来一次彻底清理。”据李莎回忆，康生和王明在这次运动中给不少中国革命者，扣上“叛徒”、“特务”、“托派”帽子送交苏联的保安机关，这些同志大部分被流放或被处死。

据李思慎同志（60年代曾任李立三同志的秘书）撰写的《李立三红色传奇》记载，王明对李立三从30年代初就积下怨仇。当年，王明从莫斯科回国希望在中国担任重要职务，当时，正是李立三在上海主持中央工作。他同担任中央组织部秘书长的康生商量后，决定让王明到上海南洋烟厂担任支部书记工作。王明对此事耿耿于怀。1930年1月12日王明在上海出席工联召开的一次会议时被捕。当年被捕的20多人被引渡到国民党的上海警察局。由于王明身着工人装，监狱没有发现他的真实身份，一个印度人巡捕对他说，“只要你想办法搞点钱来，买通关系就可以出去。”于是王明就给他的挚友潘文郁（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曾在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写了一短函，让这个巡捕送到中央秘密机关。这种做法严重失密，致使一些机关被迫转移。1930年2月18日在党组织积极营救下，王明得以出狱。由于王明违犯党纪，中央决定给以党内警告处分，应当讲是很轻的了，他却怀恨在心。1937年的一天，李立三在公共车上丢失了提包，两天后从车站找了回来，并没有造成什么失密事件。王明和康生毫无根据地给李立三加以“泄露共产国际的重大机密”、“欺骗党组织”的罪名。是年秋，他们把诬陷李立三的材料送交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从此苏联内务部就对李立三秘密监视。李立三多次要求回国，王明和康生以“对错误认识不深刻”为由不予批准。之后，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经过调查，认为对李立三“严重违反保密制度”的证据不足，需要重新调查再做结论。就在此时，李立三所负责的外国工人出版社中文部在出版共产国际七大文献时，排字工人在“七次大会”中将“大”字误排为“犬”字。李立三经过调查，是排字工人错把“犬”字补入“大”字铅字格中，是偶然弄错。王明和康生把此事提高到“阶级斗争”新动向、“反革命事件”的高度，立案追查李立三的责任。1937年11月王明和康生在即将回国的前夕，密谋策划，由康生亲自密告苏联保安机关：“李立三是托派，他是一个危险人物。”

王明、康生回国后，王稼祥同志担任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他支持李立三回国，第三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也表示同意，预定于1938年2月25日由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开会讨论决定。而苏联内务部却抢先于2月24日凌晨逮捕了李立三。给他加的罪名是“日本间谍”、“托洛茨基分子”、“恐怖集团首脑”等等。任务是刺杀斯大林，执行推翻社会主义苏联的使命。李立三被关进了牢狱。

李立三被带走之时对李莎说，“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党、对不起苏联人民的事情。我是清白无辜的。你去报告中共代表团。”

李立三被捕后李莎就作为“人民敌人的老婆”被赶出了招待所。李莎确信李立三是清白无辜的。她把李立三被捕前留的话报告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临时负责人陈潭秋，陈述了李立三的冤屈。当她向自己工作的单位外国语学院团支部汇报时，团支书令她“好好反省！”外语学院团组织召开全院大会处理李莎的问题时，令她当机立断同李立三离婚，彻底划清界限……李莎眼含愤怒的泪水，低头不语。李莎回忆说，“我坚信李立三不是敌人，我决心帮助他，我一句话也不说了。”最后，大会主持人问李莎：“你是要你的‘特务’丈夫，还是共青团团证？”她说，“我热爱党，热爱团组织，我愿意进步，但是我确实没有发现李明有任何可疑的地方，我不能同李明离婚。”她走到主席台前再次说，“我相信党，也相信李明，在没有审查清楚问题之前，我的良心不容许我胡说。”她暗下决心“豁出去了！”她未做任何思考，把团证交给了大会的主持人。李莎被开除了团籍。

莫斯科的牢狱很多，李立三到底被关押在哪一个牢狱？李莎回忆说，“那时候我还在学习，利用课余假日，我跑了若干个牢狱，在那个可怕的年代跑监狱寻亲人的很多，每到一个牢狱都要排队达数小时之久，到了窗口，得到的回答都是‘没有李明这个名字’。”李莎没有失望，继续寻找，跑了半年之久，终于在莫斯科远郊的塔岗卡监狱找到了李立三。由于是“政治犯”，不允许与家属见面。最后，争取到每月通过狱方可以转交50个卢布给“犯人”。李莎每月从她仅有的维持家庭生活的250个卢布的助学金中挤出50个卢布送到监狱管理人员手中，以便转给李立三。后来，李立三被释放出狱后对李莎说，当他第一次收到她送的50卢布，他激动地大哭了一场。在狱中，吃不饱，又没有蔬菜，好在允许个人买东西，他才能活下来。李莎监狱寻亲人的行动深深感动了李立三，使他感到无限的温暖，更加增强了他在狱中的斗志。

李立三充分意识到，他被捕不仅仅是他个人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声誉问题。因为在他被捕时所定的罪名中明文写着“以李立三为首的在莫斯科的中国人的反苏维埃的托洛茨基反革命组织”。李立三在狱中理直气壮地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利用写交待材料的纸上书斯大林，向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申诉。牢狱中的黑暗是可怕的，为了能证明李立三是“反苏分子”、“人民的敌人”，苏联内务部不惜派假囚犯企图引诱李立三上钩，这个假囚犯故意大骂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李立三却正言厉色地警告对方，“不许你对共产党和斯大林任意污辱！”李立三这种鲜明的立场感动了那个假囚犯，最后他握住李立三的手说，“你真是个好同志！”1939年夏，肃反高潮已过，苏联内务部叶若夫被撤职枪决。历史就是如此地反复无常。

1939年11月14日，苏联内务部不得不在事实面前宣布结束对李立三的审查，“立即释放”。李莎说，这一天晚上她听到敲门声，开门一看是李立三站在门前，她惊喜万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她一生中最最高兴的时刻。

李立三是出狱了，但并没有恢复他的党籍，由于是从牢狱出来的人，找工作艰难，四处碰壁，原在共产国际的宿舍已被占用，无家可归。只好在岳母家同李莎的哥哥、嫂子、侄儿住在一间房中，中间挂一幅布帘。每天的生活只能靠李莎250卢布的助学金和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每月发给的一点卢布来维持一家五口的生活。最后在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曼努尔斯基的帮助下，作为一名普通工作人员进入国际工人出版社工作。由于李立三是坐过牢的人，被当作“可疑分子”对待，不能参加重大节日的游行活动，不能到“红场”。

1941年希特勒入侵苏联，全国人民奋起抗敌，李立三积极要求以普通士兵的身份上前线，也因“政治上不可靠”而被拒绝。他只好参加了修工事，挖战壕的民工大队。他从不计个人得失，从无半句怨言，整夜值勤。

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李莎携老母从莫斯科撤到外地，李立三留莫斯科坚守岗位。一家人又是两地分居。直到莫斯科保卫战取得胜利，一家人才得以团圆。

卫国战争期间，苏联人民的生活十分困难，人们连土豆都吃不上，只有黑面包是按人头供应。李立三每天清晨三四点钟就要到商店排队领取每人每天800克的面包。冬季莫斯科的气候冷的可怕，室内没有暖气，人们只好戴着皮帽、穿着皮衣方能睡觉。为了生存，苏维埃政府号召到郊区种土豆，李莎一家每周日都到郊外去种土豆，以解决充饥的问题。

三

1945年的除夕，是李莎全家最为高兴的时刻。苏共中央联络部通知，李立三在中共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并通知，李立三可以无条件回国。李莎说，“这真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新年礼物。”李立三像孩子一样，激动地热泪横流。

1946年1月16日，李立三一个人先启程回国了。李莎和小女英娜留在了莫斯科。在那个年代，很难获准带外国妻室返里。李莎担心这次的分别恐怕将同李立三永远难以团聚了。1946年秋，罗荣桓同志去莫斯科治病，带去了中共中央与苏共中央联系批准李莎可以到中国的文件。李莎说，“真是转运了，这又是一次出人意料。”在莫斯科的亲友听说李莎要带孩子去中国，纷纷劝阻，“不能带着孩子到战乱的中国”，“不能再去过那种艰苦、动荡的有生命危险的生活”等等。李莎回答亲友们，“我嫁给了我真心爱的、敬佩的李立三，我是中国人的媳妇了，中国有句古语，‘嫁鸡随鸡飞，嫁狗随狗跑’。”李莎的母亲却十分开明，同意自己的女儿去中国，以后，这位俄罗斯老母亲也到了中国。

1946年9月李莎携女儿英娜在林利（林伯渠同志的女儿）、孙维世（孙炳文烈士的女儿）的陪同下离开了莫斯科回国。李莎说，“我同林利和孙维世结下的友谊是因为音乐家冼星海。”1945年冼星海病重落难莫斯科，走投无路之际，他到莫斯科国际工人出版社找到了李立三，李立三当即把他接到家中，在那30平方米的房间中，一半住有李莎的兄嫂，中间拉了一幅布帘，另一半就接纳了冼星海和他的犹太族夫人，在这十几平方米的半边房中还有李莎的母亲、李莎夫妇和小女。李莎把床铺让给病中的冼星海夫妇，她和李立三、小女打铺睡在地上。当时莫斯科供应紧张，李莎夫妇不仅要为冼星海寻医治病，又要尽心尽力地为他们的生活奔波。李莎回忆说，在此期间，林利、孙维世等到李莎家看望冼星海时，看到李莎一家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接待冼星海夫妇，无不为之感动，从而解除了她们对李立三的偏见和误传。从此，李莎同林利、孙维世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冼星海在李立三多方奔波和帮助之下最后住进了医院，由于他身患血癌，于1945年10月30日在莫斯科的医院中病故。

李莎同女儿英娜在林利和孙维世的陪同下1946年10月6日乘火车到达了哈尔滨，路上走了整整12天。就在这一年秋天李莎的第二个女儿雅兰降生在这里。哈尔滨当时处在东北战场的最前沿，中共东北局作了紧急的战备动员，其中包括组织东北局干部家属进行紧急的救护训练。东北局领导人的家属，如林彪的妻子叶群，吕正操的妻子刘莎，高岗、王首道的夫人等都参加了救护训练。李莎积极地参加了集训，并以优异的成绩闻名于东北局机关。1947年哈尔滨俄语专科学校建校，李莎是这所学校的首批外籍教师，也是北京俄语专修学校成立后的第一批外籍俄语教师。直到1996年春，在课堂突发心脏病，才被迫终止了教学生涯。半个世纪来，她为我国培养了大量的优秀的俄语人才，大多成为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力量。几十年来，她不仅直接给学生讲课，而且为学院的教师开设辅导班，除此，还担任中央编译局和外文出版社的顾问，参加过俄文版《毛选》、《毛泽东论军事》的校订工作。

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日趋恶化之后，李立三同李莎的关系也随之成了问题。1959年夏，康生借庐山会议之机，开始散布“李立三是里通外国分子”。后来，又有人给中央写诬告信，说李莎是苏修特务。李莎回忆这一段历史时说了几句很有意思的话，30年代末因为李立三的“问题”，苏联的组织逼我同李立三离婚，其结果是不仅没离，我却到了中国。这一次是中国方面的组织劝李立三和我离婚，其结果又是没有离成婚，我却真正成了中国人的媳妇。1964年李莎加入了中国国籍，继续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从事教学工作。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更大的灾难临头了。李莎说，做梦也没有想到，她竟成了以李立三为首的苏修特务集团的“上级”，这个集团包括杨尚昆、李维汉、张锡俦（原北京俄语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赵洵（原哈尔滨俄语学院副院长）、林利、欧阳飞（烈士之后，在狱中患精神病）等等若干人。在此期间，身患重病的李立三在几天之内被造反派“批斗”、“审讯”达二三十次。1967年6月21日在中共华北局机关礼堂召开批斗由中央文革点名的“苏修特务”李立三、李莎的大会。不少人想看看这个“洋人特务”，因此大礼堂挤得满满的。李立三身体很不好，站在台前，面容憔悴，站立不稳，矢口否认他是特务。李莎被迫弯腰90度。她说，“我的腰几乎要断了，衣裳也湿透了，看到李立三身体支撑不住几乎要倒在会场上，真是心疼如刀割，这是我们夫妻俩最后的一次会面，是在批斗会上……”会后，李莎被送回了家，李立三由造反派押送到三里河的一个关禁闭的地方。就在这一天李立三离世而去。7月4日造反派在华北局机关全体干部大会上宣布：李立三畏罪服安眠药自杀，自绝于党。李莎说，在那种被关进牛棚的情况下，大量的安眠药是哪里来的？迄今还是个谜。

6月22日下午，几个造反派闯进李莎的家里，怒目相视地对李莎宣布：“你被逮捕了！”当天这一伙人把李莎押到北外教学楼住了一夜，次日，一位公安人员对李莎说，谢富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同志让你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就这样，李莎无奈地乘上公安部的囚车到昌平的秦城监狱。同日，李莎的两个女儿——英娜、雅兰也被关进了同一个监狱，但彼此不知下落，母女三人也都不知道他们的亲人李立三已离开人世。

李莎说，“被捕后，我的第一感觉是，进监牢比在外边挨批斗好！”从此，李莎就住在这六平米的囚室。李莎回忆说，这囚室很干净，没有臭味。只是空间狭小，小步走十几步，大步走五六步。囚徒统统换上黑衣服。“我穿的囚服是两膝带有补丁，后臀部也补有一块大补丁。我心想，这可真像一个穷困潦倒的农村老太婆了。”“看守我的人要求我每天一定的时间正襟危坐于离地只有八寸高的木板床上，夜里睡觉开着电灯，那是真不好受。”“我没有名字了，我的称呼是77号”。从1967年到1972年初，每天吃的是窝窝头，喝的是一碗漂着小虫和碗底沉淀着泥沙的菜汤，李莎说，“我每天都挺饿，可是还饿不死”。在狱中的日子里，最初还不时地审判，让李莎承认李立三有罪，承认她是“苏修特务”，是“特务上级”，“由于我不认罪，他们恼羞成怒就命令我站着交待，连续三个礼拜，一般都是在夜里10时左右直到次日的三四点钟，轮番的审讯，进行残酷的精神折磨。”李莎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她说，“事实是不能伪造的”。

1972年初，毛泽东下了指示，第一，要让犯人吃饱；第二要让犯人睡足；第三，犯人生病期间不能审判。从此以后，停止了对犯人的虐待，伙食有了改善。李莎开玩笑说，“吃馒头了，还能喝上菜花汤，我心里想，在这里再住几年也没关系”。

在牢狱一个人没有坚定的信念，没有一种良好的心态，难以耐得住这种令人窒息的寂寞。好在“囚犯们”可以读到《毛选》和《人民日报》。李莎说，“我在狱里学了不少中国字。我的阅读能力大大提高了。”八年的牢狱生活没能使李莎灰心丧气，她日夜盼望的和思念的是她共过事的战友、她的学生和同甘苦共患难的丈夫及儿女。

1975年的5月22日，突然通知，要她离开秦城监狱，但并不是回家，而是要把她送到山西运城去“养老”。李莎问陪同的一名女公安人员“李立三在哪里？”，对方回答说，到了运城再告诉你。李莎并没有多想，而是满怀喜悦的心情期待着到运城后可以同自己的丈夫一起“养老了”。她回忆说，到了运城，把她送到运城地区的一个农科所，并不是牢狱。农科所为李莎腾出一间房，周围是农田。自从这个“政治犯”到达后，专款为之修筑了高高的砖墙，派有专人看管。李莎说，这可比秦城监狱自由多了，可以呼吸新鲜的空气，看到蓝蓝的天，晒晒太阳，在小院内种花、养鸡，还可以去农贸市场去买菜，到商店去买生活日用品。李莎说，“一上大街，就热闹了，当地的群众惊奇地围上来，参观我这个从未见到过的蓝眼睛、大鼻子、白发苍苍的‘洋婆子’。有时要出动警察才能解围。”在农科所这块流放地，李莎表示很满意，冬天室内很冷，农科所的人教给她生炉子；她喜欢养鸡，农科所的人帮她搭起鸡窝。连负责监护她的人员都把“阶级斗争”这根线模糊了，常常到李莎的住房同她下跳棋。李莎回忆说，“农科所的工作人员和监护者对我都很好。我房间里有一台九寸黑白的电视机，是女儿给买的。每到晚上，房间里全是人，大家边看电视，边说笑，甚是欢乐。使我困惑的、担心的是，李立三到底在哪里？”直到1976年春节期间，她的两个女儿英娜、雅兰被获准去看望她时，才告诉她，李立三是她被捕前一天离开人世。她简直不敢相信经受了千难万难的丈夫会自杀！？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她也才知道，两个女儿受牵连，在秦城牢狱被关了两年，小女儿雅兰的病根是在牢中留下的。李莎在谈这些极其痛苦、凄惨的过去时，她一再说，这都是历史，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

李立三的秘书李思慎同志因受李立三的牵连先在汉沽农场劳动改造，后被调到甘肃天水工作。1978年11月底到北京出差，来到李英娜家探望。当得知李莎仍流放山西运城时，李思慎同志百感交集，甚是难过。他得知李英娜给中央组织部写信一直没有回音，他建议，专门给胡耀邦同志写封信，“只提出一条要求，就说妈妈年纪大了，一个人在山西无人照顾，要求把妈妈接回北京。可以晚上6时以后亲自送到胡耀邦同志家里去，千万不要邮寄。”12月4日晚英娜带着她的小孩像串门一样到了胡耀邦家里。耀邦同志没回家，是由儿媳安黎接待的。安黎一再嘱咐，“放心吧，一定交给爸爸。”12月5日胡耀邦就在信上批示：“先把人接回北京。”中央组织部及时向北京外语学院传达了胡耀邦的批示。并说，北京的手续不要办，把人接回来再说。已经通知山西省委组织部，你们派人到山西去就行了。那真是当机立断，雷厉风行！

1978年12月19日李莎从山西运城返回北京。

1979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对李立三、李莎“里通外国”、“苏修特务（下转第80页）（上接第57页）分子”等明确宣布纯属冤案，予以平反昭雪。

1980年1月7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决定李英娜等因受株连被关押审查实属冤案，应予平反，恢复名誉。

1980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为李立三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公开为李立三恢复名誉，平反昭雪。

1984年11月18日是李立三诞辰85周年，中央批准李立三在湖南醴陵的故居正式对外开放，胡耀邦同志题写了匾额。

李莎恢复工作之后，于1979年被评教授职称；1980年被批准享受专家待遇；1983年起担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李莎谈到对胡耀邦同志的深切怀念时，老人眼中汪着泪水。1986年7月12日她亲笔给胡耀邦同志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得到您和中国党组织的周到关怀，我知道这是党和人民对立三同志的怀念，也是对我的鼓舞。”“我知道中国有‘草环相报’之说，这是表示一个受到知遇之恩的人的心情的。我也怀着同样的感情，将有生之年努力工作，把我的全部精力献给立三同志的祖国（也是我的第二故乡），以报您和中国党对我的关怀和照顾。”（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7年第8期 寻访数学家陈景润　作者：顾迈南

我和著名数学家陈景润由素昧平生到不由自主地为他奔走呼吁，以至为他写了十数万字的内参，实在是因为我从内心里反对那场动乱，同情“文革”中科学家们的遭遇所致。

说起来，那还是上世纪70年代初的一个春日。一天，我在中国科学院参加一次报告会，听当时科学院的负责人武衡在报告中说：“我国年轻的数学工作者(他没敢讲名字)在数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做出了一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

听到这里，我的精神为之一振。因为“文革”迫使许多科学家都中断了研究工作，现在听说有人竟然做出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因此便立即询问坐在身旁的科学院的一位局长：“武衡指的这位年轻的数学工作者是谁？”

“咳，他叫陈景润，快死啦！他是个怪人！”

我听了心想，既然做出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又快死了，此人一定非同寻常。于是，我决定访问这位怪人。

第二天，我便来到中关村的中科院数学所，说明来意后，接待我的那位“革委会”负责人，用疑惑不解的目光注视着我，慢吞吞地说道：“噢，你找陈景润啊，你找他干什么？”

“我想找他聊聊，听武衡说，他作出了一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

那人眯缝着眼睛，沉吟片刻，说：“这个人（指陈景润）生命力很强，中关村医院来了几次病危通知单，说他快死啦，而他至今还活着……”那位造反派苦笑了一下，又说：“反正他也不能去工厂、农村搞成果推广，他搞的那项基础研究也没啥用处，我们都懒得理睬他，这不，他来了！”

陈景润就这样站在了我的面前。我打量着这位采访对象，不禁惊呆了。当时，正是暮春时节，而他还是“全副武装”——穿一身厚厚的棉裤棉袄，戴着蓝棉布的鸭舌帽。在场的人们大概看出了我的惊讶，解释说因为陈景润患结核病，长年发低烧，因而着装厚。

“陈景润，这位是新华社记者，你要老实谈问题！”大概习惯了被人斥责，陈景润听了造反派头头的训斥，并不介意。他那浓浓的黑眉毛下一双大眼睛依然充满了笑意，不停地边冲着我点头“谢谢，谢谢……”

在此后大约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我找陈景润本人和数学所业务处的负责人乔立风等人，作了几次访谈，过后，写了两篇内参，一篇题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景润作出了一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另一篇题目是《助理研究员陈景润近况》。

两篇稿件大概的内容是：1942年，德国数学家哥德巴赫，给大数学家欧拉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提出了两个猜想，一个猜想是：任何一个大于2的偶数，都是两个素数之和；第二个猜想是：任何一个大于5的奇数，都是3个素数之和。欧拉给哥德巴赫回信说，他相信这两个猜想是对的，但是他说他不能证明。

稿中说：“18、19世纪的数学家都试探过，都没有能够作出证明，以致到了1900年，德国数学家布尔伯特在第二届国际数学会的著名演说中，把它作为19世纪最重要的未能解决的数学问题之一，留给了20世纪的数学家们解决。要证明这个猜想是那样艰难，以至于德国数学家朗道1921年在剑桥大学召开的国际数学会上，无奈地说：‘用现今的数学方法，要证明哥德巴赫猜想是力所不及的。’”

内参稿中还写道：“自从德国数学家哥德巴赫提出那个著名的猜想以来，在20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前150年研究它的工作进展始终不大，直到后来才陆续有些成果……

陈景润兴奋地注视着国内外数学家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在数学所他对人说：‘我不想和中国人比高低，我要和外国人比高低！’1965年冬季的一天，陈景润交给王元(华罗庚的学生、当时数论组负责人)一篇论文，题目是《表大偶数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论文共有50多页，经过认真研究，王元宣布：论文的论证是正确的。同时也提出证明还要进一步简化。因‘文革’开始，在1966年5月的《科学通报》上，仅发表了1页纸的简报，从简报发表到全文发表的6年中，国外数学家都知道陈景润宣布的研究结果，但谁也不相信是真的。1972年《中国科学》复刊后，陈景润在该刊发表了一篇关于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论文，题目是：《表大偶数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共有20多页。他把原来的证明作了大量的简化与改进。王元等人看了论文，惊喜地发现：从1960年到1972年，陈景润研究哥德巴赫猜想，做出了超越前人的独创性成果，既超过了国内的水平，也超过了国际上的先进水平。”

在《助理研究员陈景润近况》的内参中，我写了陈景润原系厦门大学图书馆的管理员，1956年，他寄给华罗庚一篇题为《塔内问题》的论文，对华罗庚《堆垒素数论》中的5个定理进行了修改，华罗庚看后，说：“他(指陈景润)真有想法！”随即把陈景润调到数学所。

内参还反映说，陈景润患有严重的结核病，体力不支时，就买些便宜的人参泡水喝，3年困难时期，他把自己节省的数十斤粮票捐给了灾区……我还引用数学所科学家们的话说：“陈景润从事的这项基础数学研究工作，虽然一时还不能用在工农业生产上，但在国际上却是有影响的，因此，希望有关部门能关心关心他，给他治治病，让他把哥德巴赫猜想继续研究下去……”

两篇内参稿件，及后来我采写的十几万字的关于陈景润的内参，都受到编辑部的热情支持，内参组的张书忱等，看后都迅速编排成动态清样送给了党中央的各位领导。内参送上去以后，很快我便接到当时的国务院科教领导小组的通知，一天深夜要我陪有关领导（其中有迟群、武衡等人）去中关村看望陈景润。

1973年4月25日凌晨3时左右，我们乘坐几辆小汽车来到中关村数学所的宿舍，这天，陈景润和往常一样还没有睡觉。他把门打开以后，映入眼帘的景象令人震惊：这是一间大约只有6平方米的小屋，靠墙放着一张单人床，床前放着一张三屉桌，桌上床上到处堆着书籍、资料，窗台上，地上，放着破饭碗，药瓶子。碗里还有干了的酱油。一人说，为了节省，陈景润平时不吃菜，用酱油泡水喝……天都快亮了，床上的铺盖还没有摊开呢！

门打开以后，陈景润呆呆地站在床和桌子的夹缝里，惊恐不安地望着我们这些不速之客，结结巴巴地说：“对不起，我……”

武衡是位刚获得“解放”的“走资派”，他大概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在那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月里，竟然还有这样奋不顾身地钻研学问的人。半晌，他说：“陈景润同志，跟我们走吧！”

陈景润就这样踉踉跄跄地跟人们走了。在这之前，武衡对我说，“毛主席、周总理，还有江青等人都看了内参，批给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要他关心一下陈景润，并按内参提出的要求，给陈景润治病……”原来，武衡等人是奉命来带陈景润治病的。这天深夜，他们把陈景润带到清华大学的一个会客室里，坐下来以后，对他传达了毛主席对他的批示。陈景润听了，喃喃地说：“谢谢，谢谢……”“谢谢毛主席的关怀，我没有做出什么贡献。”

在场的内科专家张孝骞等人，给陈景润作了检查，说：“你需要做系统的持续的治疗，需要休息，增加营养，只要你肯住医院，你的病是可以治好的。”

几天以后，陈景润便被送进了解放军309医院。

住医院是陈景润很不情愿的，这中间还有个故事。

送陈景润进医院的那天傍晚，我随国务院科教领导小组和中科院的负责人再次来到数学所的宿舍，见我们来了，陈景润满脸不高兴的样子，他迟迟不肯动身，并明确表示不想住医院。研究所的负责人问他为什么？

他说：“再来了运动，你们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是修正主义苗子，住医院花国家的钱，还要受批判的。”

经过一番耐心劝说，他总算勉强同意跟人们走了。

不久，来到309医院，由于事先打过招呼，因此医院很重视接诊工作，各级医护人员都来了。护士拿来了病号服要陈景润换时，他死活不肯换。见这情形，迟群把在场的医护人员赶走以后，说：“陈景润，把存款单拿出来吧！”

陈景润无奈地从棉袄里掏出了一个塑料口袋，递给迟群，迟群随即递给了同去的数学所所长赵蔚山。

“这样吧，我念，你记！”

“你这包里共有多少钱？”

“不知道，现在我的脑子很乱！”陈景润说。

他被迫掏了一包又一包，最后算下来共有6000多块人民币，两块手表。

“这些存单请你们所长带回所里，放在保险柜里给你存着。你在这里安心养病，等病好了，回到研究所时再还你。”陈景润听了，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住院期间，他还是偷偷跑回所里，要回了存单，自己保存。）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陈景润的病情大有好转，我不时地去医院看望他，随时把他的情况通过内参向党中央反映。从这以后，我和陈景润成了好朋友，他从一次次无形中受到党中央和中科院领导的关怀中判断，我大概是他唯一可以讲真话、可以信赖的朋友。

陈景润成名后当上了人大代表，有一年，人代会开会期间，我和他在京西宾馆相遇。那天，他精神焕发，满面笑容，他对我谈了成为名人后的种种苦恼，也谈了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进展。谈话中，他对我诉苦说，有很多记者老是围着他转，弄得他很烦，有的记者甚至夜里去敲他的门，使他无法工作。他问我怎样才能摆脱这些记者。

“深更半夜地来敲门，谁知道他是记者还是小偷？”

“不过，你例外，顾大姐，你随时可以来找我！”他笑着说。

听了他的这番话，我心里很不舒服，我对他说，记者都是我的同行，人家采访报道你，是好意，你不应该把半夜敲门的记者和小偷等同起来看待，并表示，以后我也不会随便地打扰你……

“四人帮”垮台以后，科学界恢复职称评定工作，他被第一批评为研究员，科学院还给他安排了宽敞的住房。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陈景润被安排坐在了主席台上，并做报告。他在报告中，向来自全国各地的上万名科技人员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他说，我只不过是攀上了科学的一座小山包，我的经历和千千万万个科学工作者的经历都说明，要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必须苦战！

他在报告中，还用整整一段的篇幅，讲述了新华社记者对他的帮助。

陈景润成名以后，成了街谈巷议的传奇人物，有些事越传越玄，以致以讹传讹，歪曲了事实的真相。一年以后，他被邀请到美国访问讲学，传说他不准备回国了。回国后，为了公开辟谣，编辑部又让我采访了他。

1979年6月里的一天，我再次来到陈景润的小屋门前(这时，他还不肯搬入新房)，正要敲门，他从房里迎了出来，笑着邀请我屋里坐。这天，他情绪很好，除了人显得胖些外，看不出有什么变化。

“你还住在这间小房子里呀？”见面后，我说。

“早就叫我搬家，我没搬。现在大家住房都很紧张，我只有一个人，这就足够了。”他说。

谈话就这样开始了。他兴致勃勃地对我谈了访问美国的观感，并说，美国以及英、法、德等国的一些大学和研究所都邀请他去讲学或短期工作，由于他感到国内还有许多工作要做，都婉言谢绝了。

陈景润说：“现在学术活动以外的事太多了，太分散精力了，我非常想静下心来念书，不然，我就要落后了。”他说，他在出国访问期间收到了中外人士的上万封来信，他很想每封信都答复，可是实在没有时间啊！

我对陈景润的最后一次访问就这样结束了，离开了他的小屋。可是，脑子里无论如何也驱散不了对这间小屋的记忆。在这间6平方米的窗子上糊着破报纸的小小陋室里，陈景润十数年如一日，他每天早起晚睡，忍受着长年发低烧的病痛，有很长一段时间拿着80%的病假工资(改革开放以前，陈景润每月工资只有87元人民币，每月还要给他老父亲寄15元)，日夜潜心研究高深的数学理论，共演算了6麻袋稿纸，如今，他成名了，可是他还是他。

这次访问以后，我写了篇通讯，题目就叫《他还是他》。新华社播发后，1979年6月7日，《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刊出。

从哥德巴赫提出那个著名的猜想，到陈景润的论文发表，中间经过了200多年的漫长岁月，有多少数学家绞尽脑汁，呕心沥血地钻研它，最后都失败了。因而陈景润的成功就格外引人注目。

英国数学家哈伯斯坦和李希特合著的《筛法》一书，写完了10章，正准备出版时，“陈氏定理”忽然问世，作者决定推迟出版，又立即以《陈氏定理》为题，专门写了第11章。

1979年法国出版了古今一千多位大数学家的传记，陈景润也列在其中。那年，美国科学院副院长来华访问时，惊问陈景润：“是什么力量和毅力，使你大力推进了如此之难的哥德巴赫猜想呢？”

英国数学家赫晋黎，在写给陈景润的信中惊叹道：“啊，你移动了群山！”

人生苦短，如今，陈景润已经驾鹤西去。不久前，他留在人世间的遗物、手稿，已经被永久地陈列在了庄严雄伟的中国国家博物馆里，供世世代代的中国人瞻仰、缅怀。他的名字和事迹，同中国历史上所有的英雄人物一样，将永垂青史。能享受这种礼遇，是他生前万万没有想到的。

（责任编辑 杨 鄂）

2007年第8期 媒体老将赵超构　作者：张　循

在老《新民晚报》，无论总编、看门的、剃头的，无论当面、背后，都尊称社长赵超构（笔名林放）为“老将”。

老将告别人间，不觉十又五载。几乎年年，不止一次，我在梦中见到他，梦醒时分，偶尔想写点什么，但转念又罢——大凡写名人者，或谬托知己，抬高自己；或忌于种种，为尊者讳。如今吾亦老矣……

我能读懂老将吗？

我从复旦毕业分配到《新闻日报》，又从《新闻日报》关门于1960年8月与冯英子等7人分配到晚报。当我踏进圆明园路50号那栋破大楼，坐在十几个记者挤于一室的办公桌前，当时的心态：此非久留之地也。

有缘忘年交

一天，老将在走廊的贴报栏前，不无自豪地笑呵呵说：我在马路的报栏前，有时看到读者用自来火一根根点火，读大千的长篇连载。言者无意，却安定了我那颗浮动的心。

作为记者，最大的安慰是自己的文章有人看。一次，我的一篇通讯刊在一版头条，并醒目地配了老将的一篇言论，一下子我似乎觉得老将与我这个新兵之间的距离缩短了。1961年我从记者调任编辑，自知古文基础差就到复旦旁听《楚辞》，每周两小时。每天看完大样后的一段空隙时间，老将总喜欢到编辑组来聊天，一则上午一篇言论脑子需要休息，再则与编辑们海阔天空，有时可捕捉题材。老将考我：“九歌有哪些篇？”我答不上，就反考他：“离骚能背几句？”，“帝高阳之苗裔兮……哈哈”，背不下去，哈哈打住。老将对几位老编辑很尊重，常叹后继无人，他很欣赏陈亮的四版，如同“螺丝壳里做道场”，似苏州园林曲径通幽，小小版面，能囊括当天的大小新闻。他鼓励我向老编辑好好学习。

1962年10月，全国第3次晚报会议在上海大厦举行，晚报是东道主，我担任会议记录，老将在会上作如何写小言论的专题发言。我记录速度快，还把插言者的话全记了。会后，老将请我把记录整理成文，并请编委曹仲英润色，曹老总仅改几字，就以原稿寄新华社办的《新闻业务》刊发，稿费被几位老编辑、老报人敲竹杠大吃一餐，我应邀参加。这是我第一次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流合席”。

我喜欢泰戈尔的诗，寓哲理于心灵中，有时作些记录。一天我把《飞鸟集》中“你看不见你的真相，你看见的，只是你的影子。”划下浓浓的蓝笔时，老将在背后朗读了这句，作沉思状。也许晚报编记、新老之间有些疙瘩，他鼓励我把每天看到、听到、想到的有意义的事写下来。总编束纫秋也常来聊天，认为此举不错。于是我每天在做完手头工作之余，就在当天的大样背面，以夹叙夹议的形式写一篇《学艺手记——看到，听到，想到》，张贴在走廊的贴报栏上，天天不断，时达一年之久。

《手记》招来的矛盾和“杀身之祸”是几年后“文革”中才有所领悟，当时我是沾沾自喜的。每天早晨走廊里热闹非凡，记者们都知道，我议的都是社长、总编、老编辑当天对稿件的褒贬之见，一时间，赞同的，异意的，反对的，在《手记》上“跟贴”，百家争鸣。

我其实是“传声筒”，却自以为沟通了编记关系。

大约1963年秋，老将应约到复旦做报告（讲课），他请我一起去，为他记录。也许，反右的前车之鉴，让他感到有个记录备案，以应不时之需吧。没想到，某副总编（党组委员）当即找我说：“你不是他的私人秘书，他做报告，你去干什么。”我一时没反应过来，心里颇委屈，转身找党组书记兼总编老束，老束稍迟疑说：“那就不去吧。”老将听说我突然不去，半晌不作声，说“这报告我不做了！”办公室主任周光楣感到很为难，她愿去为他记录，但老将终究还是推辞了。

这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百思不解——身为社长的一个小小的合理要求，为什么给某君轻易地否定了，身为总编看似十分尊重社长的党组书记为什么犹犹豫豫地支持了某君，平易近人的老将又为什么执拗了

我是1956年复旦入的党，时年二十。高中毕业后我分配到闸北区政府，全国第一次普选闸北区试点，我在办公室掌大印却没有选举权，区政府上上下下都称我为“小公民”。我到晚报编辑组后，老将也戏称我“小张循”，碰巧老将的次子与我的弟弟是交通大学同班同学，所以老将夫人生病我到瑞康里看望、吃饭，似乎工作关系之外加了丁点私情。一次豫剧《社长的女儿》在沪公演得好评，报社一些好事之徒不嫌附会，戏称我为“社长的女儿”。

老将长我二十六岁，我们谈话却很投缘。当时我对苏联变修、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三年自然灾害等诸多问题心里都有不少疑惑，有时问老将他常听而不答。他欣赏独立思考，但党员应该是党的驯服工具哦，他戏地评道：“张循不驯”。有时我好管闲事，他描画我的个性随手在纸上写了四个字：“狗逮耗子”。老将教我秘诀：向老编辑学，要“偷”一手。我任文艺版编辑时看戏较多，谈起川剧变脸、京剧武功，老将很是兴致勃勃。当时青年话剧团演出《年青的一代》，我深受感动，老将也赞叹这样的好戏多多益善。晚报副刊登载董天野作画、陈振鹏赋词的《胆剑篇》长篇连载，我们几乎天天赞赏不已。老将赞赏记者冯小秀没日没夜泡在球场上的敬业精神，夸奖其体坛述评独具一格，他还夸奖记者毛绿嘉与越剧演员、京昆新秀交友，稿件写得生动。那时副食品紧缺，组织上对高干、高知有照顾，有时老将下午没事，招呼几个人到文艺会堂吃点心，戏称“鬼魂西行”[英国影片名]，我也参与。

大约1964年秋，一天下午老将照例来编辑组坐坐，他刚在编辑组长的椅子上坐下，我问了他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问题：“老将，你采访过延安，毛主席又接见过你多次。你为什么不入党呢？”老将一时语塞，稍作思考，似笑非笑地说：“我与你接触多些，有人批评我腐蚀青年党员，我，还能入党？”这句话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我常自问：老将德高望重，人所公认，“向老报人学业务”，是老束说的，怎么变成“腐蚀”我呢。

1965年初，毛绿嘉被调到一所中学，她是两航起义人员，1956年由老将介绍进了晚报。其实中学并不需要教师，她坐了几个月冷板凳。老将为此默然。此前，另一位与老将谈得来的欧阳文彬在党内受批判，她的问题是“丧失立场，严重右倾，留党察看两年，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降两级，后调离晚报。

老将似有所悟，再不有说有笑了。

1965年秋，我参加“四清”工作队，分配到金桥公社住入真正的牛棚，与农民同吃一锅，下乡七个月，思想、生活有了新的变化。

1966年4月，一天突然接到人事科长王玲电话，叫我回报社看大字报，参加运动。报社俱乐部、走廊贴满了揭发老将、老束、老报人的大字报，揭《学艺手记》点我名的大字报，辟成专栏，“名列前茅”。我看写者都是青年记者、党员，矛头通过《手记》指向老将。幸好我每天撕下《手记》原稿存放在抽屉里，那天晚上我把所有《手记》抱到人事科，交组织审查。也许是“四清”工作队员的经验，我每天早到、晚归，“看到、听到”之外，一言不发，看到老将彼此点头而已。我心里明白，老束已靠边，领导运动的是某君。我想：《手记》白纸黑字均在，何罪之有？

文革十年，一场浩劫。在这鬼哭狼嚎的年代，多少罪恶借革命之名以行，每一个人都自觉、不自觉地作了表演。

上海是“四人帮”的根据地，而《新民晚报》又是王洪文与徐景贤殊死争夺的要地。晚报除靠边者外，几乎都参加造反派，一是“指挥部”，与工总司挂钩，一是“井岗山”，与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挂钩。“指”派以批“走资派”为主，“井”派以批牛鬼蛇神为主。两派与报社外的造反派都有联络，在夺权、出报、停刊，斗“反动学术权威”、斗“走资派”诸问题上，武斗不止，越演越烈。一批老报人朝不保夕，画家董天野被批斗当场打掉门牙，后投江自尽；冯英子、乐小英被打得鼻青脸肿，苗进被梳子钢刺打得血流满面。批斗老束、老将更是两派的主课，相比之下，老束受苦更多；老将在群众中威望高，在密不通风的牛棚里，话不多，耳失聪，造反派有时明批暗保，较少找他麻烦。不过，在全市批斗会上，也免不了吃苦头。

在晚报的文革十年中，令许多人惊讶的是：1969年8月20日上海市体育馆（今卢湾区体育馆）五千人参加的新闻、出版系统大会上，以现行反革命之罪当场将我逮捕入狱，轰动一时。晚报编委张林岚十多年后对我说，他当时一身冷汗湿了衬衫，有趣的是由他执笔的晚报史对此一字不提。也许，人们真的以为我当初有“罪”？其实，就以文革时的标准我也没问题：当时宣布的罪名是在“毛主席万岁”上打××，而事实是我作为编辑删去大段口号，用的是编辑符号，“井”派一名校对偷原稿以造假；其他罪名，均系捕风捉影。我很清楚，一点也不屈服，高呼口号入狱。想起1968年12月23日“井”派头头某君（复旦同学）张贴了一张《把社长的女儿押上历史审判台》大字报，我在旁贴一小字报《奉陪到底》回敬，如今，真的在劫难逃了。

性格决定命运。我死不认罪的强硬态度令主审我的晚报三结合干部某君束手无策，某君共审我9次，诱供，逼供，每审都要我揭发“反动权威”。其间，我被反铐半个月，我不出卖任何人，关押14个月零4天后，于1970年10月16日以“敌性内处”释放，送到奉贤五七干校劳动。那天中午在食堂见到老将，他仅说了一句，令我难忘：“少吃点，不要太油”。这是关切，更是默契。一个月后，我的丈夫某空军干部专程来干校办理离婚手续，我泪流满面，无言以对。此刻，方体会到这冤案的分量！

老将在干校，人称“这干瘪老头，劳动拼命呵”，他已逾花甲，肺有病，挑水满担。老束的劳动活是最重的，我与乐小英常搭挡拉粪车。奉贤海滩边，晚饭后散步，看夕阳西下是我们最大的快乐。

1972年2月13日工军宣队宣布老将“解放”，事先要我在会上发言批判他的资产阶级办报思想，其时我还戴着敌性内处的“现反”帽子。

不久，老将被安排到辞海编辑室；我于1973年10月也被安排到二十四史校对组；1976年2月公安局撤销对我“敌性内处”的判决，1978年彭德怀平反，11月我“为彭德怀鸣冤叫屈”的党纪处分也得以平反。

“四人帮”下台后老将情绪颇佳，他、张编委、毛绿嘉和我四人每隔一些日子聚餐，谈各种小道新闻，议四人帮种种罪行，彼此无所顾忌，老将开心地说：“我们也是四人帮！”他惋惜地对我说：“你的时间都在‘翻案’中度过，可惜了。”我说：“我不平反，死不瞑目。”

老将在十年动乱中，表面上不关他事，实际上对形势非常关注，当时他在车间劳动，对报社印制的各种讲话、材料都阅读不略，所以对文革的发展轨迹，江、王、张、姚的罪行心里都有一本账。一次聚餐说笑时，我说社会上议论“五人帮”呢，他正言道：“老人家有错误，但与他们不同嘛，他发动文革，也许是防修反修。”一次我们议论老报人为什么那么怕某君时，张编委说：“1965年姚文元著文批判法国音乐大师德彪西，好几位老报人认为姚文元不说理，更不懂音乐，以势压人，议论纷纷。没想到文革中某君抛出一张张大字报，淋漓尽致，原来当时某君一边佯看大样，一边暗暗在抽屉铺底的纸里作记录。此事在牛棚里当作警世名例传颂。”老将说：“今后我决不与某君同坐一室，否则，天天胆战心惊，一定少活五年。”

碰撞与理解

大约1980年初，晚报有望复刊，当时我在《社会科学》杂志任编辑，与刚刚复出的宣传部副部长陈其五因稿件来往联系较多，他对我文革遭遇很同情，给我多次通信。一次老将要我陪他去看望陈部长，他想摸摸底由谁组班。我到辞海与老将一起乘15路电车到康平路100弄看望陈部长。陈从医院出来不久，躺在床上，见到老将很激动，欠身说：“应该我去看你，你长我几岁，我一直记挂着你呢。”彼此谈些文革遭遇后，老将问起晚报复刊的事，陈说此事由另一副部长分管。不过，你有什么想法，我也可过问。我们告别后，老将对复刊的事很少再议。

在晚报筹备复刊阶段，一次老将认真地对我说：“你不要回晚报，你斗不过他们，晚报的派性阴魂不散。”我很不以为然，心想平反后我曾特地到辞海编辑室找老束，向老领导报告我是冤案，老束解释说，那时他靠边，不知情，他祝贺我得以平反，相信我今后会好好工作。所以我想：我在晚报定冤案，晚报复刊我理所当然该回晚报！如果老束、老将复职不请我回去，我决不找上门去，说不定《社会科学》总编钦本立还不放呢。

令我生气的是1982年元旦晚报复刊，某君如愿以偿从电台调回晚报，且是老将提的名，真刺心！

我不回晚报原本没意见，八十年代初，意识形态领域“左”的思潮盛行，社科院的黄逸峰院长、《社会科学》的钦本立总编都是党内受过打击的有水平的领导者，在他们领导下工作，心情舒畅，我写了不少批判左倾思潮的杂文、文学评论。不过，老将干嘛提名某君。

其实，好长一段时间老将的心情颇为落寞。一次我到他家，他指着墙上的一幅画说，这是程十发新画的，原先的《钟馗捉鬼》抄家没了。他望着书架说：“这些书一本本买来，也算老朋友了，但今后我不会再看；东戡学电、刘芭学水利，他们也不会看，你喜欢什么自己拿，多多益善。”真的？我疑惑，于是，他帮我挑。我把最爱读的陀司妥也夫斯基的《死屋手记》取下，接着挑选《战争与和平》、《简爱》等当时尚未开放的名著，由东戡捆扎成两大捆，我如获至宝拎回家。

我为提名之事很生气，翻着老将的赠书，心里不是滋味。终于，我向他爆发了！

1983年9月13日下午，我事先让刘芭约定，老将已坐候在沙发上，他身穿圆领汗衫、短裤、拖鞋。我上楼，向他45度鞠躬，他问候老母好，我坐定就开门见山：“我今天来向你通通气，免得将来又做糊涂事——我实在对你不大信任了。”老将哈哈大笑说：“我不要你的信任。”

当我说到时任宣传部长的王元化对我的冤案十分重视，又告知考察办两位同志向我了解某君，要求我写材料时，老将听得很认真，很兴奋。我说：“希望你不要像两年前那样，当我向陈其五反映问题时，你却提名某君回晚报，幸好我的冤案人所共知，陈部长不怀疑我。所以，你的做法实际上是出卖张循，讨好某君。希望这次你不要再讲糊涂话了。”，“我不接受你的意见——我是为你好，你到晚报肯定第二次被整。”，“我不回晚报，并不等于要你推荐某君啊”，老将默然。我说：“我听你讲过三次以上，见到某君胆战心惊，可如今每次回家，某君没上车你不开车——不知究竟是你改变了看法，还是一个两面派，背后说坏，当面捧场？”老将被我问得面红耳赤。

我又说：“还有一事，你是十分错误的。你为什么给某君的爱人写序，他是反右先锋，王中老师挨整他带头，他写过许多吹捧“四人帮”的文章，你为这样的风派人物写杂文集序，是否想到要对读者负责？”老将解释说：“他还是系主任嘛。”我说：“是的，说不定，他的系主任正是你的序为他铺了台阶！你不明白你在人们心目中地位，希望你，一言一行要对人民负责！”我又说：“我这两条意见你不接受，我也不期望你会接受，不过，我相信，深夜独自沉思时，你会同意我的意见的。可以说，在这个世界上，像我这样对你讲话尖锐的人找不到第二个了。我将永远不收回我的意见，假如你感到刺耳、难受，我可以向你表示歉意，但我仍坚持我的意见。”老将用手抚着胸口说：“假如三天之内，我心肌梗塞了，你将负全部责任啊！”我哈哈大笑说：“我这些话，归根到底你听了是舒服的。世界上任何人谁不犯错，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我今天仍然是信任你的，否则我就不来了。”老将连连说：“我不要你的信任，不要你的谅解。”

停了一会，老将说：“你的话，站在你的立场上看问题，可以说是正确的，然而，你为我想一想，我的处世哲学是无德有才取其才，既然他们都要些这种人，还叫我怎么说呢。”说着，他激动起来：“你们共产党内，出了那么多的坏蛋，你叫我一个党外民主人士如何抵挡得住？他们这伙人上下结成一块，上面还有后台——你可知道，晚报的筹备组，有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让这些人筹备，还能怎样？总编辑名单中，当初还没有张林岚。你叫我怎么说，他们根本就没我这个人。我说过当西哈努克亲王，又不让我当，再三动员，我是没有办法啊！提名某君，还不是晚报老束、某副部长一再暗示，与其他们不好意思提，不如我来提，免得讲我不容人嘛！”，他又说：“你想，我能不考虑考虑自己么？我每月260元，有儿有女，这么一套房子，我只求保全不求伸手，他们宣传我风格高，不要新房子，其实，什么时候给过我合适的房子？”我见他激动，又讲了心里话，赶紧说：“我的话讲过头了，你不要计较啊。”

过了片刻，讲到戒酒戒烟，他笑笑说：“我如今不抽烟也不喝酒了，而是天天打太极拳。”他到书架前拿出一本《太极拳术》给我翻阅，说：“我不仅天天学打”——他做出手舞的招式——“而且，我在生活中也在打太极拳，你打的是少林拳，咱们拳术不同。”最后，谈到某君问题，他表示不要过早乐观，“我比你阅历深，我现在要看看，对这样的人如何处理？”

他送我下楼时，太陡的楼梯连我都怕，我表示向市里反映一下，老将说：“我的事不要你管，狗逮耗子！”他拖着鞋送我出门后，站立良久。

这次谈话我们都动了真情，次日，我作了追记，内心颇歉疚。我感到，老将的为人历来是责己严对人宽，以德报怨是他的特点，我是否太过偏激？后听毛绿嘉说，老将向她提过这次谈话，老将说：“她有她的道理，我有我的难处。”1984年1月初，市委宣传部考察办经过大量调查，对某君文革中所犯严重错误，报宣传部部务会议讨论，会议由副部长龚心瀚主持，论定某君在文革中犯了严重错误，处以”严重警告”，令其办理离休手续，结论由副部长孙刚向其宣布。某君在接受处理的同时，要求给以正高职称。晚报许多老人奔走相告。此后我们再不提旧事。

晚报复刊十年中，老将倾心投入工作。我们不多见面。

1984年秋，一天他与张林岚、陈念云、徐鞠如来我家晚餐，祝贺我与某校长结婚，他为我高兴，真心地希望文革阴影在我身上磨灭，破例喝了点酒。

1989年5月底，我患中耳炎住院手术，他为我庆幸，后来他说：“你如不住院，很可能上街游行了。”我重返《新闻报》工作后，面临种种矛盾、困难，《新闻报》在夹缝里求生存，我个性强，所以不主动去看老将。

长期来我对文革苦难紧锁心底，90年代初，改革开放推动了人们思维模式的转变，我与少数友人忆及文革时已能平静，自如。一次，老将听我说曾被反铐，他很吃惊，问“那吃饭，睡觉怎么办？”我没具体描述，仅给他看手腕，说:“我骨骼小，当时比较瘦，还能对付，反铐半个月后开铐，手腕血肉模糊，腕上青痕一年后才消。”老将听了，摇头又点头:“难为你了，换了我，恐怕铐一天就要去见上帝了。”

1991年7月1日下午，我没去上班，又不甘在家枯坐，先看望张伏年，他鼓励说《新闻报》办得比过去好，有味道。转身我去看望赵清阁，她是我的作者，晚年与保姆相伴，我常去陪她聊天。她多次说想去拜望赵老，我看她这天气色很好，劝她去，她起身想走却又说走不动，于是我径直到相邻的大楼看望久违的老将。老将坐在藤椅上，猛然见我，高兴得双手鼓掌“欢迎欢迎，热烈欢迎”，顿时我内心自责那么久没去看望他。老将随手赠我两册杂文集，翻开扉页问写什么，先生乎？女士乎？我脱口说：“老友嘛！”老将想了想说：“我同你相识三十一年，称得上是老友了。”当即写上“张循老友留念”，我高兴得拍手称好。他又拿了昨天一篇谈文字的杂文叫我评论，随后表示最怕得老年痴呆症，现在自己是全部“组合件”（指安装起搏机）了，临走他要我三个月看他一次，至少去看赵清阁时别忘了顺道看看他。老将的话让我感到淡淡的哀愁，我望着他，突然感到他老啦。

1992年春节，听说老将生病，我与刘芭约定一起去看她爸。大年初九，2月12日下午两点多，我们轻声进病房，见老将鼻子插管吸氧，平躺着，我心里有点难过。他见了我们就半身坐起，说不要紧，能坐。刘芭觉得老爸脸色比昨天好些，我们安慰他几句要他睡下。他睡了一会儿说，还是坐着舒服，他要我和他说说话。我说：“好，你不要说话，让我给你讲讲新闻。”他从枕下取出助听器自己塞了耳塞。这时刘芭有点事想出去一会儿，老将点点头。我把椅子搬到他床边。老将说:“强强的材料我已交给丁法章了。”我点头道谢，心想老将病重还念及我侄儿进晚报的事，而他最爱的小女刘芭想进晚报，他从不张口。我有点鼻酸，就想讲些让他高兴的事。于是，我告诉他《新闻报》已电脑排版，并有自己的电脑房，我国将发行股票，我买了认购证，我采访朱基他没时间，我急中生智向他提意见，朱市长当即让会议室的贵宾稍等，转身到办公室接受我近20分钟的采访，老将听得很有兴趣。我怕他累了，要他睡下，他觉得冷还是坐着舒服，于是我坐到床上与他并靠着，用我的手捂他的双手，不说话，静静地坐着。不一会儿，刘芭回来了，已是晚饭时刻，我拿出保暖瓶中的鸡汤，老将喝了汤，还吃了半碗粥。大约5点多，东戡来换刘芭。我们看他睡下，就各自回家。没想到，晚上9点不到突然接到电话告知老将不行了，我心如火燎赶到医院，正看到东戡给老将穿袜子，老将穿一身蓝卡叽中山装，旧的，他的脸很安详，如同睡眠。东戡、刘芭和我默默地跟随着，直到把他送进太平间。我们返回时，我看到束纫秋、丁法章坐在会议室，大家沉浸在悲痛中，我没与他们说话，与东戡、刘芭告别后独自回家了。

追悼会上，我请社科院陈燮君写的挽联：“想老百姓心头事，做普通人代言人”挂在墙角，我默立墙边，泪不自禁。我突然想起：1981年5月底老将生病住院我去看望，电视播放宋庆龄逝世并于临终入党的新闻，我问老将：“你有没有考虑过入党啊？”老将回答说：“我想过，不过我觉得我在党外要比入党起的作用大。”我想：老将不愧为我们党的铮友，他与巴金呐喊着讲真话，意在帮助党消除些消极因素，他有时未能讲真话，是不愿与某些党的干部相对立。

也许，我至今尚未读懂老将，但确实，难以忘怀。

（作者自白:我与老将1983年那次对话，始终挥之不去，它不仅于次日记入笔记，更铭刻在我的脑海里。

当时，我对他有一股无名的气，后来渐渐明白，在左的思潮占统治地位的中国，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讲真话何其难啊!

我慢慢懂得，这是执政者的政策问题，制度使然。）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7年第8期 拿破仑的失败与专制之痛　作者：施京吾

“大革命结束了！”

1799年12月15日，拿破仑当选为法兰西第一共和国临时执政府首席执行官，他在宣布新宪法时说：“大革命是按发动革命时的那些原则确定的，现在革命结束了。”大革命真的结束了吗？或者说，发动革命时的那些原则真的得到确定了吗？

顾准在《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一文中却问到：“罗伯斯庇尔不死，而且彻底胜利了以后怎样？也许，答案是罗伯斯庇尔自己会变成拿破仑，不过这个拿破仑也许不会称帝，不会打算建立一个世袭的皇朝，也许，区别只不过是这一点点，这种区别在现代看来，无关重要。”

显然，拿破仑比罗伯斯庇尔走的更远，他不仅称帝，而且建立了一个世袭皇朝；不仅成为法兰西的一个时代，也成为欧洲的一个时代——由此，我们不得不再问一次：大革命真的结束了吗？

对于任何一个运动“如果只考虑到它的思想意识，而不考虑到它的拥护者的气质和社会状况的话，就不能看出它的深度。”法国历史学家乔治·勒费弗勒在其上下卷《拿破仑时代》这部史学界公认的史学名著里，所要揭示的正是这个问题。

拿破仑作为法国大革命政治遗产的继承者，面对全欧洲封建势力的围剿和法国国内保皇分子仇视这样的社会环境，他捍卫了大革命的成果，巩固了大革命的成就，而他本人也野心勃勃、私欲膨胀，这是他的气质。正是这样的社会环境和追随者的气质，使大革命最终为共和国缔造了一个皇帝：拿破仑·波拿巴。他出现，使大革命的历史变得极其复杂和富有内涵。如果我们试图对法国大革命做出全面而深刻的思考，就不能仅局限于大革命本身，更在于它的继承。

1769年8月15日，拿破仑诞生于法属科西嘉岛一个没落贵族家庭，他性格顽劣、争强好胜、沉默寡言，10岁时便被父亲送往法国东部布里埃纳的军校，以期得到管教，可他在学校里继续发挥着凶悍的性格，既打败了比他大的同学又使他更加冷漠和孤独。5年后，拿破仑以优异成绩被保送巴黎军校深造，不久却因父亲病故中断学业而入伍从戎。1785年10月，他成为一名炮兵少尉。

1785年到1789年7月，正是法国大革命的前夜，年轻而无所事事的拿破仑孤守青灯，彻夜长读，“正是在这一时期，拿破仑开始接触伏尔泰、卢梭等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并成为启蒙运动的信徒，可他对启蒙运动先驱们的信仰又显得非常异类，1800年8月，他在卢梭墓前说：“未来的事态将会表明，假如卢梭和我压根儿都没有在世间活过，也许会对世界的安宁更有好处”。是的，“拿破仑”这个名字注定了世界不得安宁。

在1793年12月的土伦战役中拿破仑一举成名，很快被提升为炮兵准将。不过，还没等到拿破仑大显身手，却因雅各宾派身份受到罗伯斯庇尔的连累，被排斥在法国政权的主流之外。

革命道路从来都不是平坦的，王党分子也从来没有甘心过失败，在王党分子的反攻倒算面前，曾经严厉制裁过罗伯斯庇尔的热月党人显得手忙脚乱。历史的奇特在于，从大革命的方向上看，雅各宾派与热月党人都是“革命阵营”里的“革命战友”，可罗伯斯庇尔在剪除异己的时候没有丝毫的心慈手软，热月党在清算罗伯斯庇尔时也同样毫不留情，当面对大革命的真正敌人，却显得那样无所适从、惊慌失措。

然而，法兰西毕竟还有个比罗伯斯庇尔更加罗伯斯庇尔的拿破仑！革命遭遇危难之际，热月党想起了被冷落多时的拿破仑，并向他发出邀请。此时，拯救大革命的成果，成为共和国、也成为拿破仑的头等大事。年仅26岁的炮兵准将出手果然不凡，很快用他擅长的大炮平定了“葡月事件”，也轰开了他的辉煌历程。此后，拿破仑以卓越的军事天才为自己赢得了巨大声誉，也维系了孱弱的督政府，他在法兰西的地位扶摇直上，声望如日中天。

1799年夏末，眼看无能的督政府就要丢失了意大利，正在远征埃及的拿破仑得到这个消息，他以极其敏锐的政治嗅觉，察觉到这是一个重大转折的时机，决定立刻返回法国。军人出身的拿破仑与律师出身的罗伯斯庇尔就是不一样，当他发现这个督政府已经不能担当领导法国的重任、也没有能力继承大革命遗产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承担起了拯救法国的使命，在回到巴黎不久，便发动了历史上著名的“雾月政变”，这一天是1799年的11月9日，法兰西纪元的雾月十八日。他在五百人院门口架起的枪炮迫使共和国的议员们屈服了。于是，他成立了一个临时执政府，并攫取了法兰西第一执政的地位。

说到“雾月政变”就不能不提西哀耶斯。正是这位法国大革命元老怂恿拿破仑政变并竭力推荐他为第一执政，西哀耶斯实指望控制拿破仑，未曾想，却反被拿破仑拿捏得俯首帖耳。西哀耶斯既是政治家，又是理论家，他以《论特权》、《第三等级是什么？》等四本薄薄的、被尊称为第三等级“教材”的小册子，便鼓动起了第三等级的革命热情。他鼓动了法国大革命又策划了革命的结束。

“雾月政变”一个月后，拿破仑正式就任法国临时执政府第一执政，并宣告法国大革命结束了。

法国大革命的结束并不意味着自由与平等已成为人民手中的公器，也不意味着法兰西从此建立了现代民主制度，而是意味着拿破仑专制的刚刚开始。拿破仑上台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新宪法，以便为非法的政变手段寻找合法的根据：“这部共和八年宪法，仓促拼凑在一起的有九十五条，除了夜间不得搜查民宅以外，并无一处提到公民权利。”人们“从全部宪法中所能看到的，就是个波拿巴”。在拿破仑看来，宪法的重要性只在于必须体现拿破仑意志并由拿破仑来颁布。那位竭力鼓动拿破仑造反的西哀耶斯呢？尽管他是《网球场宣言》、《人权和公民权宣言》起草人，也参加了这部宪法草案的拟订，可宣布时已被拿破仑修改的面目全非，所有关于平等和制衡的原则都成为拿破仑专权的附属产物，西哀耶斯不仅被排除在三个执政以外，拿破仑还把他赶进了元老院。面对拿破仑，不仅西哀耶斯，整个法国都束手无策了。后来的历史又狠狠地恶心了西哀耶斯一回，当皇帝拿破仑为贵族颁发联合勋章时，贵族的队伍里竟然站着六十多岁的、曾经严厉反对贵族政治的西哀耶斯。“以毒攻毒”的药方拿破仑使用的得心应手。

新宪法以3011107赞成票对1562反对票的绝对高票得到通过。投票只是个过场，重要的只是权力。法国大革命的果实出现了逆转。

法国历史学家米涅说：“推翻了旧政府并彻底摧毁了旧社会的法国革命有两个明确的目的：一个是自由的政体，一个是比较完善的社会制度。”但我们没有看见自由的政体，更没有看见比较完善的社会制度，我们所看见的只有拿破仑的独裁统治。大革命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

拿破仑毕竟继承的是大革命的遗产而不是波旁王朝的遗产，他是以资产阶级代言人的面目出现的，他上台以后进行了有利于和平的宗教改革，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刺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尤其重要的是他亲自参与了《法国民法典》的制定，成为世界上第一部反映资产阶级革命成果的民法典，因此又被称为《拿破仑法典》。“他在其生命的最后岁月曾回忆到：‘我真正的光荣并非打了40次胜仗，滑铁卢之战抹去了关于这一切胜利的记忆。但是有一样东西是不会被人忘却的，它将永垂不朽——那就是我的民法典。’”可是，资产阶级法权正是建立在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基础之上的，波旁王朝的教训拿破仑压根没有吸取，否则，他就没有滑铁卢！

拿破仑以强有力的专制手段推动着法兰西的前进，并随着他在欧洲战场的节节胜利全面加速了自己的独裁统治。

1802年5月，他利用自己的声望要求法国举行全体公民投票，同意自己为终身执政。8月，法国人便热情地满足了他的要求。于是，在共和体制下出现了一位独裁者，这昭示了共和的失败，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名存实亡了。

大革命开始以后的法国人突然地变得健忘起来。恐怖时期，他们就忘记了曾经所许愿的人道主义精神，现在，他们连大革命的动机也忘的一干二净。接着，当拿破仑以“法国人民的安宁与幸福”的名义再次提出建立波拿巴世袭王朝的时候，整个法兰西沉默了，法国人民被彻底驯服了。

1804年12月2日是个极富历史性和戏剧性的日子。在巴黎圣母院，拿破仑迎来了自己加冕的时刻。当年事已高的罗马教皇庇护七世颤巍巍地准备把皇冠戴到拿破仑头上时，令人惊讶的一幕发生了：拿破仑一把夺过教皇手中的皇冠给自己戴上，并且宣誓要忠于自由和平等。自由？平等？真不知道谁见过专制体制下自由和平等的。

一夜之间，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变成了法兰西第一帝国。

一位美国学者说拿破仑有一种专横暴力的人格：“他贪得无厌地追求同胞们对他的自我做出尊崇的姿态，他对自然界的客观变化过程或美的环境都没有持久的兴趣。”确实，拿破仑从来都自诩为不一般的人，礼仪和道德对他都不适用，他用自己的惊人之举向全体法国人表明，这个皇冠不是法国人民的赋予，也不是什么神授，是他凭自己对法国的贡献得到的。他把全体法国人民对他的信任、对法兰西前途和命运的关切绑架到个人意志的战车上。帝国扩张、专制统治和贵族政治卷土重来。自此，拿破仑已不再为法兰西而战，他个人的事业与法兰西的事业已经截然分开，拿破仑依然是拿破仑，但法兰西却不再是共和国。短短15年的时间，法国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上。正如1801年7月15日在教务专约签订仪式后，拿破仑手下一位叫戴尔马的将军所指出的一样：“这是一次无聊的宣教仪式；只不过少了一百万人参加，这一百万牺牲性命去推翻的，就是您今天所恢复的东西。”而他登基时另一位叫奥热罗的军官说的更绝：“典礼盛况空前，万事俱备，唯缺五十万人拼死将这一切结束！”

一百万人性命的牺牲，换来的是一个新的帝制，然后再打算用五十万人的生命去推翻它，这就是拿破仑为大革命带来的后果。浪漫法国人，在拿破仑时代却怀着浓重的英雄悲情。

《拿破仑时代》这部煌煌巨著在一开始就写到：“受到各方面攻击的法国人，首先从自己的思想上倒退了。他们蔑视那些仍处于‘奴隶’地位的外国人，而以自己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而自高自大起来。共和国在转向对外征服的时候，利用这种感情来激发自豪感和自利心；然而，这种感情同时也就开始背离革命的理想主义，从而失去了它的纯洁性。拿破仑从一开始就喜欢这种大大有利于他准备执掌政权的演变。”大革命的胜利制造了法兰西的狂妄，也制造了拿破仑的专制。法国人忘乎所以了。

必须承认，大革命后的法国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是很恶劣的，反法联盟的长期存在、王党分子内外勾结的疯狂反扑、各政治派别的明争暗斗，都需要有一个像拿破仑这样的政治强人来捍卫大革命的成果，在保卫法兰西的利益上他居功至伟，不论如何形容他的伟大并不过分。问题在于，在巨大的民族利益面前是否就一定可以同时掺杂着巨大的个人利益？当个人利益超出民族利益的时候，对民族会造成怎样的后果？不论是如何的政治强人或民族英雄，都不能把自身的利益凌驾于民族利益之上，更不能以民族利益为借口来要挟这个民族。如果真的视自己为“民族英雄”，那么就请把人民从自己的战车上释放。恰恰，这是所有专制统治者都不愿意面对的。拿破仑称帝之后，其个人野心膨胀到了极点，对整个法兰西不再是种福祉而是一种祸害了。

当拿破仑取得1805年12月2日“三皇会战”的胜利、1807年末粉碎了第四次反法联盟之后，他的权力、声望连同他的帝国都鼎盛到了极点，他不仅是法兰西帝国的皇帝，几乎是整个欧洲的皇帝了——他的悲剧帷幕也由此拉开。在他的专制统治下，拿破仑越来越像“路易们”了，从野心上他很像强权的路易十四，走上了帝国式的道路；而统治术上则更像不得人心的路易十五。在他的专制政府里，二流人物和旧制度下的官吏愈来愈多地充斥了各个职位；贵族的地位也逐渐恢复到了波旁王朝时期；拿破仑把自己打扮的更像一个贵族，不仅开始使用“圣名”，还休掉了皇后约瑟芬，娶了奥地利公主为妻，这位公主不是别人，正是路易十六王后的侄女，于是，他就成了死去的路易十六的“侄女婿”；他甚至想制订一份全帝国的“个人表现和德行统计资料”以控制法兰西的思想；疯人院里关押着诗人德索盖斯和医生富尔，因为诗人“赞美”了拿破仑是一条伟大的变色龙，而医生则在拿破仑登基时高呼“不自由，毋宁死”；秘密警察在各种公共场合鬼鬼祟祟地探听着什么；拿破仑对法律的态度是“想把那用来反对政府的律师舌头割下来”；早在1800年，拿破仑就把全法国的报纸由当时的73家压缩为9家，但拿破仑仍然不满意，他叫嚣希望那些诉诸舆论的印刷品“必须印刷的很少”，而且还要“越少越好”……在他的身上，我们看见了所有专制帝王的共同恶习，不论这种专制来自封建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或者是其他什么主义，任何人、任何政权只要染上了专制病，其症状大抵是一样的。

直接导致拿破仑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大陆封锁政策的失败和战场上的失利，在这两点上都集中地体现了专制体制的僵化和专制统治者的刚愎自用。

大陆封锁政策是一个几乎遭到所有经济学家反对的政策，却在拿破仑的幻想中化为现实。他“没有充分估计到英国资本主义的牢固基础，也不了解它的现代化结构”，却企图将此作为战争的机器。英国一个叫伊韦尔努瓦的御用政论家在《大陆封锁的效果》一书中写道：“你们的封锁顶不了什么事！你们的巧安排真是了不起，你们一心要把人家饿死，人家却吃得胀破了肚皮。”虽然文字读起来十分粗俗和轻佻，听起来也十分滑稽，但却道出了实情。本来大陆封锁主要针对的是英国，英国却得到了多得多的意外好处。而法国不仅没有从这一政策中得到决定性的利益，反而把欧洲诸国拖的疲惫不堪，激起各个被占领国的强烈反抗。从1808年5月开始，连绵6年不绝的西班牙人起义，是拿破仑的专制统治开始动摇的标志。

作为一个杰出的、伟大的军事家的拿破仑，对什么时候可以进行战争、将如何进行战争、进行怎样的战争准备，他应该是了如指掌的。可是，专制却会使人迷失心智、使人能够在所有的问题上变得极其颟顸和昏聩。穷兵黩武的拿破仑这时什么都忘记了，将战争、不断地战争作为维持其帝国统治的法宝，许许多多法兰西优秀青年的血流淌在帝国扩张的沙场上。当他于1812年发动俄罗斯战役的时候，注定了他崩溃的到来。俄罗斯战役没有取得预想的胜利，反使第六次反法同盟顺利建立，随后于1813年的莱比锡会战中拿破仑再度战败，战火终于烧向了法国本土。已经被无休止的战争拖的筋疲力尽的法国人，终于对拿破仑感到了厌烦，1814年4月1日，他们成立了新的临时政府；3日，元老院和立法院联名宣布废黜拿破仑；6日，拿破仑在枫丹白露宣布退位。他苦心经营的法兰西帝国大厦在短短的几天里就轰然倒塌了。帝国的灭亡，不比罗伯斯庇尔的上断头台的速度慢多少，在这一点上，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尽管其后“百日王朝”的回光返照、滑铁卢之战留下了英雄的悲壮，却已经是落日的挽歌。拿破仑的失败是他自己的选择。

托克维尔曾经说过，法国大革命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乔治·勒费弗尔在《拿破仑时代》中体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法国革命转向建立起独裁统治决不是一个偶然事件；一种内在需要驱使它这样做，而且，这也不是第一次。这场革命终于导致一名将军的独裁统治，这也不是个偶然事件。”与英国哲学家培根建立的经验主义哲学不同的是，法国的笛卡尔建立了唯理主义的哲学体系，而“必然性”正是唯理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它映照着法兰西的历史和生活。

真正使拿破仑感到英雄气短的是他退位后，接替他登上王位的是一个封号叫普罗旺斯伯爵的人。这个人早在“雾月政变”后不久就两次写信给拿破仑，建议两人联手恢复波旁王朝，并许以许多利诱，直到快一年后的1800年9月7日，拿破仑才给他回信。信中拿破仑写到：“您不应再抱回到法国的希望，您如回来，必须踩过十万具尸骸。请为法国的幸福和安宁着想而牺牲自己的私利，历史会给您记上这一笔账。”现在，登上拿破仑王位的正是这个普罗旺斯伯爵——他就是路易十六的弟弟——路易·斯塔尼斯拉·格扎维尔，他自称“路易十八”。尽管后来的历史学家认为他继承的是拿破仑而不是路易十六的王位，但，当我们不得不重新面对“波旁王朝”时，同样也不得不回忆起法国大革命的目的、不得不回想起拿破仑那掷地有声的回答——而现在，一切都显得是那样可悲。

路易十八没有给法国“幸福和安宁”，拿破仑也没有。

拿破仑作为法国大革命的政治继承人，他的称帝对大革命无疑是莫大讽刺，然而历史更加无情，波旁王朝的复辟给了拿破仑一记响亮的耳光。专制，给法国大革命、给拿破仑留下了永久的痛。

一切企图将人类命运、社会命运、国家命运以及个人命运寄托于专制的人，都请站在“历史”这面镜子面前，并且摸摸自己的脸！

（责任编辑 杜 晋）

2007年第8期 斯大林时代的苏俄史学界　作者：金　雁

一、以党性原则为准绳的史学观的确立

从20年代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通过党内斗争确立了在党内的领袖地位以后，既要为自己的领袖地位提供历史根据，也需要反驳流亡在海外的托洛茨基与白俄学者对俄国革命史的描写，起初，斯大林组建了几套班子，但编写党史都没有取得所预想的效果。斯大林意识到整个史学领域是个统一体，仅仅要求党史这一块孤军深入，很难拿下整个阵地。要扭转史学界“客观性、真实性、公正性”为标准的传统，就必须全面控制史学阵地。为此，首先要在史学界来一个“意识形态净化运动”，清除掉那些“自以为是”的史学家。只有以“党性原则”、“党的意图”作为准绳，才能写出令人放心的历史。这第一步是要下大力气改造史学队伍，把他们训练成“坚持党性原则”的史家。

首先是《真理报》上连篇累牍的发表文章，强调党性与客观性是一致的，要求史学家必须改变刨根问底地穷追“真实性”的传统，而对史学家来说“意识形态纪律”就是最高原则，“和党保持一致”与追求“客观性”是不矛盾的，“党中央是最高的裁判员”（葛罗米柯语）注1。历史科学的作用是“圆满地解释党和政府的历史性决议”。苏共中央宣传部门不断告诫历史学家，你们“写的不是一般的历史，而是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史，是政治作战史，我们的历史是无产阶级革命壮大和创造性的世界历史”，“我们必须在一切地方极其明确地强调党作为群众的领袖和组织者的作用。要揭露目前居住在侨民中间的自由主义者的狡诈伪善，他们当时的报刊，以及后来的回忆录虽然提供了这方面的大量材料”。但是他们的“忠实历史”的提法有很大的欺骗作用。资产阶级的实证主义的“实录直书”的历史记述方法是不适应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的“公正性、客观性”的“伪善说法”是与党性原则相对立的。历史研究中的唯一指导思想就是“党性原则”。学术活动必须服从于政治路线。党的历史是“党意识形态活动的一种特殊形式，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在这里完全不适用”。我们要用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战胜伪科学的历史学。凡是脱离了烘托布尔什维克党“这条主线的历史就不是历史”。现在个别历史学家竟然对党的历史说三道四，这是令人发指的“缺乏意识形态纪律的行为”，客观上是在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效力。作为党的宣传员，不仅要消除掉过去的历史记忆，而且要抵制那种认为“历史应当真实可信、不讲情面”的傲慢想法。应当明白：苏联的历史研究摆在第一位的不是追求“客观性”、“真实性”，不是从确定某个历史现象出发，而只能服从唯一的原则——党性原则。注2

这个时期，联共（布）中央除了谴责“资产阶级史学”，还批评一些老布尔什维克的回忆作品中许多“不正确或不准确的提法”，“完全是随心所欲的”，没有统一口径的。

1917年前的布尔什维克几乎是个政治侨民党，包括列宁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央委员都长期流亡国外，几个国内的中委又多在偏远的流放地。施略普尼科夫是沙皇垮台前在俄国政治中心坚持斗争、并参与了二月革命的唯一一名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同时他作为彼得格勒五金工会主席，也是该党很少几个直接从事工人运动的老革命家。1923年出版了他根据亲身经历和第一手资料写的《1917年》一书，反响很大。但是此时这本书被指责为竟然“使用了资产阶级的史料——《俄国晨报》，对俄国革命进行了孟什维克式的解释。”施略普尼科夫对这种指责很气愤，回应说：什么叫“无产阶级的史料”？你们有吗？注3

今天人们都知道《俄国晨报》是孟什维克报纸，而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两大派。与主要在国外流亡者中活动的布尔什维克不同，孟什维克的活动主要在国内，尤其在大城市的工会中影响远远超过布尔什维克。因此沙皇倒台后发展迅速的几个最大的工会组织（如全俄铁总），乃至二月革命后早期的工人代表苏维埃都由孟什维克控制。俄国国内工人阶级的声音主要也是通过《晨报》这类孟什维克出版物发出的。施略普尼科夫作为布尔什维克工会活动家并不认同孟什维克的派别立场，并且在与孟什维克争夺对工人影响力方面贡献巨大。但是不仅在反对沙皇时期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乃至比较激进的一些立宪民主党人是盟友，就是在1917年2月到10月之间，布、社、孟这三个当时社会上习称的“社会主义党派”与以立宪民主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派别的对立也常常是主要的政治分野。建立排斥后者而包括前三者的“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曾经一度是布尔什维克也赞同的口号。只是在十月革命后，孟什维克才被镇压并被戴上了“资产阶级”帽子。

可见施略普尼科夫在讨论二月革命时引用《晨报》是很自然的。慢说该报并非“资产阶级”的东西，就是“资产阶级”传媒，引用其资料也不等于认同其观点。然而奉命批判者认为：施略普尼科夫的书引用了《晨报》，而且“引用的党的文献比其它书少”，还“竟然说二月革命是‘自发的’”。这把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作用置于何地？注4这就足以对施略普尼科夫的书进行封杀了。

在此过程中形成了所谓的布尔什维克“新史学”。在它看来，白俄史学家号称是在“真实地记述历史，”说什么他们的写作是建立在档案文献的基础上的，这是托洛茨基之流的疯狂叫嚣。作为无产阶级的历史学在对待史料的态度上要与境外的“白俄侨民史料对着干”，要建立一套属于我们自己的“历史文献学”，把他们那种所谓“公开、透明”的真实历史彻底驳倒。

二、《无产阶级革命》杂志事件

20年代末意识形态的大转变的条件已经具备，斯大林终于等到了一个绝好的机会，1930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在第6期上刊登斯维尔德洛夫大学世界史教研室的史学家斯卢茨基的一篇文章《论战前危机时期布尔什维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政策》。斯卢茨基在文章中谈到，“没有找到足够的文献资料证明列宁对第二国际的以考茨基为首的中派主义进行过不妥协的斗争”，他认为列宁对德国社民党内存在的危险估计不足。这篇文章本来是站在比列宁还“左”的立场上论述俄国布尔什维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参与国际共运中派别斗争的情况。《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并不认可斯卢茨基的观点，但这样“左”的观点无论如何扯不上“资产阶级的”，当时的尺度下完全可以存在。更重要的是，文中讲的事实本来平淡无奇：作为马恩的嫡传弟子考茨基当时在第二国际各党中享有极高的理论权威，作为“中派”领袖他又是左右都要争取的人望，今天打开那一时期的文献，列宁对考茨基的尊敬和盛褒比比皆是。即便在十月革命后列宁与考茨基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关键问题上最终决裂后，他也仍然承认考茨基在许多问题（如土地－农业问题）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地位。因此本着学术争鸣原则，发表斯卢茨基的一家之言，在当时并不是很出格的现象。

但这篇文章成为斯大林拿史学界开刀的导火线，令斯大林恼火的并不是斯卢茨基比列宁还左或者还右，而是决不能允许那些自以为是的史学家评判作为“正义化身的领袖”。如果此例一开那不是很多党内的历史旧账都可以翻腾出来随意讨论、谁都可以对已经取得胜利的俄国革命历史指手画脚了吗？因此，斯大林需要借斯卢茨基杀一儆百。1931年10月斯大林公开发表了《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的一封信——论布尔什维克历史中的几个问题》，盛气凌人地对斯卢茨基的文章提出“坚决抗议”，指责他把“早有定论”的“布尔什维克的公理”拿出来讨论，而《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给这种“诽谤列宁”、“诽谤布尔什维克”的“历史的伪造者”“提供讲坛”，刊登这种“反党的半托洛茨基主义的论文”等于给反革命开辟论坛。斯大林以“政治正确”的权威大加指责斯卢茨基掌握一点文献资料就敢对无产阶级领袖评头论足，骂他是“啃档案的老鼠”。斯大林宣称：党中央已有定论的东西不是随便什么学者就可以质疑的，占有“原始的文献资料”也不能作为了解历史的凭证和历史研究的基础——难道原始资料就没有阶级属性吗？白俄文人使用的档案史料还少吗？斯大林质问道：以这种方式“掩盖他们的无知和欺骗性还不明显吗？需要什么样的文献资料，除了啃档案的老鼠以外，谁都知道检验一个政党和领袖人物首先要看他们的行动，而不能只看他们的宣言”。注5尽管谁都知道恰恰是档案中埋藏着大量与公开“宣言”有异的“行动”，但在斯大林这只“猫”的盛怒之下，史学界“啃档案的老鼠”们销声匿迹，人们只能把社论当“行动”了！

然而斯大林借这件事决不仅仅是要刹住历史学家“啃档案”的风气，他还要借此开展一场大清洗。以《无产阶级革命》杂志事件为契机，苏联开始了30年代对史学界的“反自由化”和“重塑运动”，当时“反对腐朽的自由主义”成为苏联所有报刊的通栏大标题，由此拉开了史学领域整肃的帷幕。所有的史学机构都按斯大林《信》的精神进行自查，各史学部门、出版机构展开大规模的清查和整顿，首先从组织上改组史学战线，一大批史学家被进行组织和行政处分，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后来又把他们说成“托洛茨基私货的贩卖者”、“托洛茨基主义的伪造者”、“暗藏的托洛茨基分子”而予以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被勒令停刊整顿一年，斯大林给该编辑部的定调是“孟什维克化的唯心主义”、“腐朽的自由主义”的藏污纳垢之地。

1931年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在给共产主义研究院主席团的信中说：“我所为了执行斯大林同志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指示，进行了以下工作：审查了历史研究所科研人员队伍，对那些伪造布尔什维克主义历史和不能完成对历史科学当前提出的任务那些工作人员，免除他们在研究所的职务，……改变了研究所的组织结构，建立了研究当代史的工作小组”。共产主义研究院列宁格勒分院在工作总结中说，根据斯大林的《信》中的指示，“我们在历史战线上开展了广泛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历史领域中的揭露工作，根除了托洛茨基主义、卢森堡主义、孟什维克反革命匪帮”。注6接下来整个史学界都成为重灾区，被点名批判的人延伸到所有的史学学科，1932年有一份报告中说：“每一个写过历史著作的人都被指责为托洛茨基主义的私贩或纯粹的托洛茨基分子”。注7

这场运动过后史学界元气大伤，尤其党史学界几乎全军覆灭。顽固分子从肉体上消灭，20年代出版过党史著作的老布尔什维克史学家布勃诺夫、涅夫斯基、梁赞诺夫、科诺林等相继被捕遇害，对20年代最有名的党史研究者雅罗斯拉夫斯基大加批判。在这个过程中，把普列汉诺夫、布哈林、苏汉诺夫、波格丹诺夫等理论家著作都被“彻底翻腾一遍”，要把他们的理论观点清扫一空。其他人则“重新改造”成与领导保持一致只会机械地按照《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公式写作的传声筒。在党中央定调“官方解释权”的“遵命史学”以后，史学研究方法千篇一律，都是先有结论然后填充史料，众口一词，不允许有个人风格的独创精神、不允许以历史的客观性为借口而违背“意识形态纪律”，学术争论和理论探索完全停止，很少有人敢说真话，编辑们大都畏畏缩缩，只关心一件事，“可别犯错误”，“可别出什么事”。注8“使历史的面貌符合执政者的观念，对历史研究采取先入为主，提出明确的意识形态目标和分别评价好坏”的做法，从此统治了历史研究。

三、搬倒波克洛夫斯基及其“学派”

在《无产阶级革命》杂志受点名批判的同时，另一个打击目标是“波克罗夫斯基学派”。波克罗夫斯基是1905年的老党员和党内的理论权威，1917年十月革命期间他是莫斯科工人代表苏维埃的主席，而且与列宁私交甚笃，十月革命后一直主管教育部门，曾任副教育人民委员，协助卢那察尔斯基工作。波克罗夫斯基是苏联早期科学机构和学校的创始人，先后创办共产主义研究院、红色教授学院、历史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协会、中央档案馆、社会科学研究所联合会等一系列学术机构，主编《阶级斗争》、《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红色档案》、《共产主义学院通报》等多种学术刊物，培养了大批苏维埃“自己的学者”。1929年他当选为科学院院士，他的学生遍布整个史学界和理论界，几乎可以说苏联所有第一代“红色历史学家”都和波克罗夫斯基有或多或少的师承关系，战前的大多数史学家都在红色教授学院或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研究生班听过波克罗夫斯基授课，在他生前死后他以及他的学生编写过多部历史教科书和苏联通史，波克洛夫斯基因此被称为“苏联史学之父”。

毫无疑问，波克罗夫斯基也是个“为革命而研究”的人，作为俄国传统史学的终结者和“红色教授之父”，实证主义史学界并不看好他的贡献。但是波克罗夫斯基作为革命前已经成名的左派学者毕竟还遵守正常的学术规范，并不是个存心杜撰“历史”的人。他的理论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甚至是“极左”的，但却未必是“斯大林主义”的。其中许多内容并不符合斯大林时代的需要。例如作为从西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派学者，他对旧俄斯拉夫主义传统否定多，而对“伟大帝国”肯定少，同时对西方乃至蒙古等外部因素推动俄国发展的作用评价较高（典型的是：在古罗斯国家起源这个老问题上他倾向于西方流行的“诺曼起源说”，而不赞成罗蒙诺索夫倡导并得到沙皇支持的斯拉夫起源说），这与斯大林时代借助斯拉夫主义和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进行统治的需要相矛盾。作为革命前反对沙俄的激进学者，波克罗夫斯基热衷于批判历史上的专制主义，激烈抨击沙俄历代“暴君”，这让内心崇拜伊凡雷帝的斯大林也很不舒服。

更重要的是，波克罗夫斯基革命资格老，与列宁都以朋友相待，不是那种俯首称臣接受斯大林耳提面命的人。他属于思想虽左但为人比较正派的老一代，在史学界“德高望重”，对下属也相对宽容。实际上在20年代苏联史学界并不存在以波克罗夫斯基为中心的流派或者体系，在学术界还保持相对正常的争论氛围的情况下，他的学生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很多人并不赞成波克洛夫斯基的看法，他们撰写历史教科书基本上反映的是个人的观点。其中不少人在波克罗夫斯基本人生前就对他进行过学术观点的商榷和质疑。总之，波氏之所以影响很大主要是因为他资历深，被列宁所欣赏，既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创者，又培养了众多的史学家。但以他来命名的“史学体系”主要是后来为了大清洗的需要而附会的。

20世纪20年代末，波克罗夫斯基已经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史学净化运动”中多次检查，并长期抱病不出。但斯大林的目的是通过批判波氏而整肃整个史学界，所以并没有因波克罗夫斯基自我批判而善罢甘休。1932年波克罗夫斯基去世，对他的批判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反而骤然升级了。1934年基洛夫遭暗杀，史学界首先成为大规模镇压浪潮的重灾区。当年列宁格勒史学单位所有的第一把手都被撤换，据1937年新成立的苏联科学院列宁格勒历史研究所所长讲，该系统内揭露出来的“破坏分子”在科学院系统名列第一，光是列宁格勒分所20人当中就有14人被捕。注91935年镇压的势头扩展到莫斯科和外地省份，中央马列研究院、共产主义学院历史所、莫斯科大学、红色教授学院、莫斯科文史哲学院、国立图书馆、出版社、档案馆等单位负责人相继落网，很少有人幸免于难。各加盟共和国历史所以及大专院校历史系人员，只要曾经在波氏任教的地方有学习经历的统统成为“污点”，被无休止地上纲上线，成为政治迫害的理由。

1936年1月26日联共（布）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再次通过决议，指出某些历史学家，特别是研究苏联历史的历史学家中还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而实际上是对历史科学的取消主义和反科学的观点”，这些错误首先是“紧跟波克洛夫斯基学派。”注10随着这一决议发表，对波克洛夫斯基的批判规模越发扩大，给他的学生们扣上各种帽子，什么“史学界的暗杀集团”、“托洛茨基派的思想大本营”，当时的一篇很有来头的文章中说：“内务部揭露出来的波氏学派是人民敌人”，是“进行暗害活动的基地”，这场史学领域的运动从1929年一直持续到1938年。随后扩大到整个教育领域，“1937——38年几乎所有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教育部全部被摧毁，其中牺牲的不仅有教育部的许多工作人员，而且还有几万名普通教师”。注11

四、斯大林钦定“教科书”

1934年5月16日，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联合做出《关于苏联各学校教授本国历史的决定》中指出：需要统一编纂世界古代史、中世纪史、近代史、苏联史、殖民地国家近代史五套教科书，并普及推广。“苏联各学校中的历史教学情况不能令人满意，教科书和教学本身都流于抽象化和公式化，不是依照年代次序叙述最重要的事件和事实以及历史人物的特点，而是向学生讲授一些社会经济形态的抽象定义，这样就以抽象的社会学公式代替了本国历史的系统叙述”。注12从表面上看，这个要求从史实入手改进历史教学的决定是相当有说服力的，因为意识形态的社会发展阶段理论来图解、简化复杂的历史过程的确是当时的大弊。但实际上《决定》的言外之意并不在此，它指责历史学过于“抽象”，主要用意是要“具体”地突出个别历史人物，尤其是加强对斯大林的宣传，形成个人崇拜。

然而，由于决议的措辞表达得模棱两可，史学家们不得要领，在对俄国历史作了系统的编排以后，新教材仍然不得过关，几易其稿后仍大受指责。这令史学家们苦恼，他们不理解重新编写的教科书无法通过的症结所在。后来中央明确指示“要加强现代史部分”，特别指出教科书把历史叙述截止在1923年，而没有将历史写到1934年以来，即没有写到斯大林时期，这被认为是个“大错误”。注13

1934年8月，斯大林、日丹诺夫、基洛夫三位重量级的国家领导人联名对历史教科书发表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在历史教科书中要讲述“执政的苏联共产党内的派别斗争”，特别是讲述俄共（布）“对托洛茨基主义即对小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斗争”；1937年，斯大林撰文再次强调在党史教材中要突出反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历次反党集团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凸现出以斯大林为代表的一派胜利就是党的路线的伟大胜利。斯大林强调说：“如果不做这样的说明，联共（布）历史上各种流派的斗争就会被看作是不可理解的纠纷，而布尔什维克就会被看作是一些不可救药的好闹纠纷和好打架的人”。注14后来斯大林经常绕开教育人民委员（当时政府的部长都称“人民委员”），直接钦定教科书，或在不通知教育人民委员的情况下做出教育方面的重大决策，例如《关于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决议》，就是在不通知教育人民委员布勃诺夫的情况下做出的。

当时按照斯大林的要求，苏联成立了“历史教科书专门委员会”，对所有的问题如何撰写都有专门的指示，比如将俄国十月革命的意义定义为“人类历史开辟了新纪元”，并将世界近代史划分为以巴黎公社、十月革命为界的三个阶段。该委员会还规定：不能把1789年法国革命称为“大革命”，而应称为“资产阶级革命”，对1917年十月革命不能容许简单地称为“十月革命”而应该标准化地称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苏维埃革命”。对于历史上乌克兰、格鲁吉亚、中亚等地并入俄罗斯帝国的过程不能写成征服，而必须强调“自愿归并”于俄罗斯大家庭。对于党内的争论应该怎样写，规定尤其严格，对列宁前后期理论上的矛盾之处必须加以消除，因为“列宁主义是统一的，不能有两个列宁”。如此等等。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都有非常具体的指示，列出一个长长的单子，比如30年代的饥荒一直都是“禁忌”话题，有人就因为提到“30年代的饥荒”这几个字就作为“反革命宣传”而被捕。

1938年，在斯大林亲自参与撰写与审定下，《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这部被誉为“共产主义的圣经”、“马列主义基础的百科全书”的大作就是按照“加强党对党史编写的统一领导，对联共（布）的历史和马列主义基本问题的解释必须置于联共（布）的监督之下，不允许任何随意解释”的文件精神撰写的“新党史的样板”。同年11月中央下发的有关宣传《简明教程》的文件中说，这一伟大著作的问世“将使以前出版的一系列党史教科书在介绍党的历史问题中随心所欲和观点混乱的现象一去不复返了”。注15后来苏共中央把这种“官方解释权”进一步用中央文件的形式确定下来，规定未经苏共中央和克里姆林宫的同意，不得对执政党、领袖人物和国家的历史进行任何有别于官方的解释。一直到苏共二十大以后，《简明教程》的地位才逐渐被苏共中央国际部部长波诺马廖夫主持编写的《苏联共产党史》取代。

五、小说家主编的官修“正史”

更为荒唐的是：30年代苏联史学界还出现了“小说家挂帅编历史”的怪现象。当时的许多专业史学家尽管已经绝对驯服，但是职业习惯仍然使他们不适应于“创作”历史。他们可以听话地对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闭口不谈，视而不见，但要把历史上根本没影的事“创作”出来，还是显得功力不足。于是斯大林想到了小说家高尔基。

高尔基作为革命前的左派作家是布尔什维克的老朋友，但在十月革命后初期因同情被镇压的孟什维克和其他派别的社会主义者而一度与布尔什维克闹翻。他抗议对知识界的大逮捕，尤其对列宁政府1918年1月武力解散全民普选的议会并屠杀抗议的工人感到痛心疾首，把这一天比为沙皇时期的“流血星期日”，并激愤地写下“来复枪驱散了近百年来俄国最优秀分子为之奋斗的梦想”注16等文字，成为著名的“不合时宜”者，并因而于1921年出走国外。但是随着苏俄政权的日渐巩固、民主希望已经破灭，苏联工业化成就与国力的发展引起了他的民族主义认同，尤其是国外生活的不顺利等种种原因，使得高尔基在1920年代后期逐渐“转弯”，开始不断回国“参观”，在斯大林异乎寻常的隆重“礼遇”下，他终于在1931年回国定居，从此“痛改前非”，从“不合时宜”者转变成为斯大林在意识形态方面重要的宣传家。注17

基于“补偿式表忠心态”，高尔基此时在宣传上特别高调，在大清洗的初潮时期，他以那“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名言”，对无数“人民的敌人”（许多是他过去的朋友）落井下石。血流成河的清洗高潮虽然是在他死后，但那舆论的制造他无疑功不可没。而在历史问题上，这位文学家更常常言那些受“事实”束缚的职业史学家所不敢言。加上他多年旅居海外，在国际上颇有影响力。因此斯大林想到了让他来领衔修“史”。于是文学家高尔基俨然坐上了苏联史学界第一把交椅，成为为斯大林塑造“新史学”的带头人。他从意大利回国以后不久，就领导一批人写作了“俄国文学史上第一次颂扬奴隶劳动的可耻书籍”（索尔任尼琴语）《斯大林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史》。这部“史诗”把那个“古拉格群岛”式的劳改工程描绘为充满“理想”色彩的“共产主义工程”。当年的“人道主义者”这样赞美斯大林的集中营：“对人这种原材料的加工，比对木材进行加工不知要困难多少倍”。注18

《白波运河史》的“成功”，进一步体现了高尔基的“史学”才能。选中他来主编斯大林时代最重大的历史学项目——多卷本《内战史》，便十分顺理成章了。

“十月革命”之后的苏联内战，不仅以高达数百万的死亡而成为俄罗斯有史以来最残酷的国内战争，而且是布尔什维克历史上树敌最多的一场冲突。它对外与14国“干涉”者冲突，对内处决了沙皇全家，不用说是旧俄势力的死敌；镇压了立宪民主党，成为自由派（推翻沙皇后二月共和体制的主导者）的冤家；驱散普选议会，又与民主派决裂；取缔二月革命后苏维埃中的主导力量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又得罪了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当时的社会主义者指第二国际阵营中的所有左派党）；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得罪了“爱国主义”势力，而击溃各地分离势力又与各种非俄民族主义结仇。在阶层方面，没收土地与工厂固然得罪了地主与资本家，实行“仇智主义”和取消言论自由得罪了知识界，余粮征集制与严惩“背小口袋者”又得罪了农民，禁止罢工和取缔全俄铁总等革命时最重要的几个大工会，又把相当大的一部分工人推到了对立面，最后对喀琅斯塔得水兵的严厉镇压，又使曾是十月之夜攻打冬宫主力的波罗的海水兵也从布尔什维克最有力的支持者变成了造反者。

所有这些各种“主义”各个阶层的反布尔什维克人士大量流亡海外，他们中有不少史学家，带走了许多资料与档案。到1920年代末，就1917年以后的这段历史他们已经写出多种大部头著作。这些著作左中右倾向不一，往往彼此辩驳，但共同点是对布尔什维克不利。它们在世界上、尤其在国际知识界影响广泛，自然对苏联体制的道义合法性构成威胁。然而，布尔什维克方面的历史学对此的回应却十分无力：由于“啃档案的老鼠”大量被清洗，敢于“创作”历史的能人尚未大量产生，余下的只有把历史变成干巴巴几条“规律”的理论家，他们写出来的东西正如前述关于历史教材的《决定》所言：“流于抽象化和公式化”，“以抽象的社会学公式代替了本国历史的系统叙述”。这种“左派小册子”在国际学术界根本无法回击那些卷帙浩繁、资料丰富的反布尔什维克史学著作。

于是斯大林想到了高尔基，他既不是“啃档案的老鼠”，也不是理论家。他的文学天赋无疑可以使斯大林式史学著作变得“内容丰富”起来，于是让这位小说家挂帅，组织一大批史学家成立了阵容庞大的写作班子，开始编纂《苏联国内战争史》。注19按照斯大林的设想，这部书的重点并非叙述战争过程本身，而是要从战争与革命的前因后果来全面展示和解释20世纪以来的俄国历史。这部大部头史书的编写工程从1932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60年，第一卷于1938年出版时高尔基已经去世。而第5卷问世时已是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时代，苏联又一次面临“史学革命”，“上面的精神”变了，于是这部大书尽管是十月革命后苏联史学界投入最大的工程，却在出齐时就受到冷落和非议。

然而这部晚年高尔基为之呕心沥血的大作已成为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齐名的斯大林时代两大史学“名著”。《内战史》第一卷与《简明教程》几乎同时出版：《简明教程》是官修党史，《内战史》是官修国史，前者主要对党员解释党内斗争，因而篇幅不大，更像一本政治理论著作。而后者要在国际学术界争夺话语权，因而当时被誉为“资料最完备”。但高尔基对“资料”的认识当然不同于“啃档案的老鼠”。他在谈到该书的编纂方针时说，“因为我们的历史是世界无产阶级的指南，它的国际意义是无容置疑的，必须认识到在这种背景下过滤杂音和分歧是时代要求的，比如党内的某些倾向就不能在历史学中表现出来。”他明确提出：不能承认十月革命时布尔什维克的土地纲领是借用的社会革命党的（尽管列宁著作中明确提到这一点），不能承认新经济政策是由孟什维克提出来的（尽管今天俄国史学界都承认这个事实，而当时这也不是秘密），对谈论十月革命以前还是在以后的国内战争年代同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争论，必须“摆正立场地加以叙述”，注20——这意味着把民粹派（社会革命党）当年激烈谴责“资本主义”而鼓吹集体经济、抨击“虚伪民主”而鼓吹“人民专制”的话，以及包括列宁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者与自由主义形成“文字同盟”批判民粹派时强调资本主义进步、西方民主优越的话全部消除，以显示社会革命党这个“资产阶级——富农”党、“资产阶级民主派”与代表“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的斗争是多么一以贯之。这也意味着仿佛“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从来就是两个敌对的政党，而不是同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中的两个派别。这还意味着1917年2——10月间俄国似乎只有一个“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一个“无产阶级”的苏维埃，而不是有五届（一届比一届更左）的临时政府和“流水席”式的苏维埃，而且最后一届临时政府的主要成员就是前苏维埃的领导人……

受到这种“小说家编写历史”的“经验”启发，苏联当局又想让高尔基除《内战史》外再主编《工厂史》、《农村史》乃至《地铁史》等等，几乎把他扶立为苏俄全方位的“历史总管”了。尽管大包大揽的高尔基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实际上没有完成这几部“官书”中的任何一部，但是他关于编写这类书籍的许多言论足以获得这样的评价：高尔基在回国后的几年时间里完成了布尔什维克话语下“只存在革命与反革命两维图像的历史学科的奠基工程”。（转自《探索与争鸣》2007年8月号）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注1 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东方出版社2006年，545页。

注2Л·А·Сидорова， Оттепель в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науке. Сове-

тская историограия первого послесталинского десятил-

етия. М.,1997,с.176.

注3 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1卷，506页。

注4 《Правда》12.25.1930г.

注5 斯大林：就布尔什维克历史的若干问题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的一封信。见《斯大林全集》第13卷，86页。

注6 安．尼.阿尔季佐夫：《波克罗夫斯基学派史学家的命运》见《历史问题》，1994年第7期，译文见中央编译局《斯大林研究》1995年，第5期，250－274页。.

注7 陈之骅主编：《苏联史纲（1917-1937年）》下册，人民出版社1991年，733页。

注8 《俄罗斯苏维埃新闻期刊史纲（1933-1945）》，莫斯科1968年，62页，转引自马龙闪：《苏联剧变的文化透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201页。

注9 安．尼.阿尔季佐夫：《波克罗夫斯基学派史学家的命运》见《历史问题》，1994年第7期，译文见中央编译局《斯大林研究》1995年，第5期，250－274页。

注10 《Правда》3.28.1937г.又见《反对波克罗夫斯基的历史观点》译文集，三联书店1962年，第6页。

注11 麦德韦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上册，357页。

注12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人民出版社1961年，287页。

注13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人民出版社1961年，295页。

注14 刘彦章：《斯大林年谱》，人民出版段2003年，445-470页。

注15 Пропаганда и агитация в решениях и документах ВКП（б）М.,1947.с365-381.

注16 参见金雁：《火凤凰与猫头鹰》文集，三联书店1999年，113－119页：《读不懂的高尔基》，

注17 关于晚年高尔基的争议甚多。即便在批判斯大林的人中也形成了两种相反观点：一种认为高尔基晚年一直在以曲折的方式与斯大林斗争，甚至他的死都可能是斯大林所害。另一种认为他晚年完全听命于斯大林，是后者的奴才与工具。事实上人是复杂的。高尔基的“痛改前非”不能说一点没有真正思想转变的因素，但个人利益的权衡是主要动机应当毫无疑问。所谓的“曲折方式”恰恰意味着：回国后他对当时的苏联也许有自己的想法，但形成的文字、包括解密档案中的文字足以说明他在行动上是完全驯服的。所谓斯大林谋害他的说法更完全没有事实依据。

注18 《Правда》11.15.1930г.

注19 过去对《内战史》的缘起有过种种说法。有人说编写该书并非斯大林的意愿，而是高尔基为了曲折地表现对农民的同情，而主动争取撰写的。根据如今公布的解密档案，可以说这种猜测完全不可信。

注20 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1卷，525页。

2007年第9期 从苏东剧变看什么是社会主义　作者：林蕴晖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东欧和苏联社会主义各国先后倒台。曾被认为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突然间发生这种多米诺现象，人们对其原因见仁见智。历史地看，这与最初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否有着直接的关联呢？

一个老共产党人的反思

1989年冬，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相继易帜以后，保加利亚共产党前领导人日夫科夫对社会主义在本国的失败有过如下反省注1。

日夫科夫说：我们有个弱点，就是记载下来的巨大成就有时压抑了我们总结失利的原因和后果的能力，从而使我们对采取注意事物根源的方法不感到必要。在新的形势下，事情已变得越来越清楚，失却这种新的方法不仅使我们面临困难，而且使我们面临对社会主义本身命运攸关的非此即彼的抉择。后来我用一句短语表达它：“要还是不要社会主义。”那时，我并不完全清楚，社会主义的哪些地方需要改变。或者说，是应该改变还是更换。

接着，日夫科夫回忆了1987年5月在北京同邓小平会见时的谈话。他回忆说：

我在北京同邓小平谈话时谈到了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困难，从而也谈到了社会主义的命运。邓小平在谈中国发生的事件和过程时，像是要总结他说过的话，并提醒我注意一件他显然认为特别重要的事，说：“现在我正准备去见马克思。”

我很清楚，邓小平在谈话中插入这句话并不是为了标新立异，也不是提醒我注意他已年迈，或者想暗示他的历史作用。他是在说自己对国家对人民的责任，对未来的责任。他是在讲述一个为社会主义贡献一生的领导人的责任。对邓小平来说，“见”马克思意味着要对如何解决他的伟大国家的问题、如何克服“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扭曲和颠倒、新社会如何解决人的问题作出总结。

我一边听着邓小平讲话，一边在眼前幻化出我们共同体各国的社会主义悲剧。我们将向马克思做什么样的总结呢？显然，在这个总结中不能漏掉马克思如何经常从源头、从主要方面被伪造。他被伪造得已不成其为马克思了。还有，不能漏掉马克思所奠定的原理怎样没有被进一步发展，以致使我们能从所处的死胡同里找到出路。特别重要的是，它没有被进一步发展到让我们能够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

由此，日夫科夫不无遗憾地说：最使我失望的是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问题仍没有完全弄清楚。在很大程度上马克思仍旧像斯大林著作中已定型的那样。而这种情形，总的来说，在斯大林死后也一直保留下来。问题越来越紧迫。却没有找出那种决定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这里指的是社会主义的原则。“几十年来，社会主义就是按照那些为它后来的垮台奠定了基础的‘原则’建立起来的。”

社会主义的垮台，源于它最初建立的原则。这就是一个老共产党人的总结。

被奉为经典的社会主义原则

什么是原有社会主义各国“最初建立的原则”呢？

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未曾有过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把理想变成实践的首先是列宁。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先后提出过两种不同的过渡战略：一是1920年前的军事共产主义；二是新经济政策。前者要求一举消灭包括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私有制，由国家对生产和分配进行统一管理；后者则允许资本主义、商品、市场在国家监督下存在和发展，以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建立社会主义必备的物质技术基础。由军事共产主义转到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对过渡时期学说的重大修正，是一个战略性的转变。

值得注意的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也是逐步发展着的。最初，他曾经提出新经济政策是一种退却，在1923年的《论合作制》中，列宁明确阐明：“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注2在联共党内，对新经济政策的理解本来就有不同，列宁逝世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随着城乡资本主义的活跃，斯大林认为退却已到了终点，该是向资本主义进攻的时候了；布哈林则坚持沿着新经济政策继续前进。事情的发展是，布哈林的“应当对全体农民，对农民的所有阶层说：发财吧！积累吧！发展自己的经济吧！”“我们恰恰是要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等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关于农业社会化的道路、关于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等问题的正确主张被扭曲，并被打成“富农代言人”，“右倾投降主义集团”，以至“人民公敌”。

从此，由《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布哈林所作的政治结论，就成为各国共产党人对持与布哈林相仿观点人的政治坐标。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阶级斗争越尖锐，以及不同党内机会主义集团作斗争并把他们打垮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论断注3，也被认是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共同规律，成为取得政权的各国共产党人遵循的经典。优先发展重工业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构成完整的社会主义所有制，中央统一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体制，以上构成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成为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经典模式。

二十世纪的历史证明，过去实行“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各国，无一不是高投入低效益，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计划经济所导致的是短缺经济；无产阶级专政异化为专人民的政。苏联和东欧各国，在政治上哪一家不是历史欠账太多，没有民主自由；经济上物资短缺，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

走不出死胡同的苏东改革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针对多年积累的矛盾，苏联和东欧各国先后起步进行改革。

（一）在政治和经济全面提出改革纲领的，首推匈牙利。

由拉科西为首的匈牙利领导集团在国内强制推行苏联模式，也危机四伏。在苏共中央的干预下，曾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纳吉·伊姆雷被恢复名誉，并被推举为匈牙利部长会议主席。纳吉力图纠正拉科西照搬苏联的优先发展重工业、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夸大阶级斗争和滥用无产阶级专政等错误，强调要发展人民民主，应遵循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思想建设社会主义。他指出：“列宁主义学说认为，新经济政策是掌权的无产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小生产者农民基于商品交换的经济联合的基础上，旨在实现战胜资本主义因素和建成社会主义的政策。为了实现后者，甚至也要利用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因素，即不是直接通过产品交换，不是不要市场和回避市场，而是利用市场和通过市场战胜资本主义因素和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纳吉认为，“害怕自由市场，害怕农民经济的发展，害怕由于新经济政策而引起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复活，……这是极端‘左’倾的农业政策的代表者的特点，他们宁可倾向于某种‘军事共产主义’，也不倾向于一个正确地形成和被正确执行的新经济政策。用列宁的话来说，‘左’派最危险的错误是，‘把自己的愿望……当作了客观现实’。”注4

纳吉的主张，无疑触到了苏联模式的要害。因而，引起恐惧资本主义的拉科西集团和苏共领导人的不满。1955年3月，在苏共领导人的支持下，纳吉再次被拉科西指责为宣传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执行右倾路线，并被开除出匈党中央委员会，撤销一切职务。

（二）贝利亚和赫鲁晓夫的改革。

从贝利亚到赫鲁晓夫，首先是有限度地改正三十年代以来的冤假错案，削弱内务部门的超越法律的权力；强调加强集体领导。

赫鲁晓夫在经济上的改革措施：

在农业方面，主要是改组机器拖拉机站制度，使集体农庄获得了对农业的经营自主权。但是，赫鲁晓夫并没有改变集体农庄的模式。他同样认为，集体农庄庄员自留地和饲养业的发展，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和集体农庄市场的活跃将导致社会主义经济的解体和产生新型的剥削分子。

在工业和建筑业方面，赫鲁晓夫主要是改革“条条”管理形式为“块块”管理形式；建立经济行政区；改进国家计划工作；扩大地方在经济管理中的权力。但是，这种分权措施并不能根本解决计划体制的弊端，只能形成“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恶性循环。

在计划和市场问题上，赫鲁晓夫更是含混不清。1962年9月，哈尔科夫工程学院教授叶·利别尔曼发表《计划、利润、奖金》的文章，提出要以“经济手段（利润、奖金、价格、货币等）”代替“行政手段”来刺激企业的生产，把奖金直接同企业的利润和赢利联系起来，根据赢利率来评价企业的工作，“赢利率越高，奖金也就越多”。利别尔曼的主张，引起了苏联经济学界的一场大讨论。讨论由如何使企业关心最大的生产效果开始，深入到计划经济和物质刺激方法、计划指标和企业如何利用生产基金、企业活动的经济刺激和奖励方法等问题。根据赫鲁晓夫的建议，苏共中央决定采纳这些建议进行试验。但是，无论是利别尔曼的建议，还是赫鲁晓夫的试验，其基本倾向在于改进苏联的计划经济，远不是要将苏联经济引向市场经济。

可见，赫鲁晓夫的改革，从根本上说，只是在原有模式的框架内搞修补，并没有认识要改变原有体制的模式。对此，国内的苏联问题专家有如下评说：在国内改革问题上，与其说赫鲁晓夫失之于离开社会主义方向，还不如说失之于未摆脱传统的体制而改革不彻底。赫鲁晓夫既没有改变斯大林时期的经济管理理论和产业结构，也没有完全抛弃行政命令的管理体制和方法，既没有调动起工农群众真正的生产积极性，也没有依靠一批得力的智囊、充分发挥知识和科技的力量。注5

（三）“布拉格之春”的夭折。

1968年春，东欧的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了史称“布拉格之春”事件。“布拉格之春”的实质是什么？事件当事人之一在回忆录中写道，这实际上是一场强加在捷克斯洛伐克——中欧和东欧的一个比较发达的国家——头上的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的危机。这种模式同捷克斯洛伐克的现实和传统是格格不入的，它导致了政治、经济和道德危机。“布拉格之春”是试图在另一种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来解决这场危机的尝试。注6

当年4月，捷共中央全会通过的《行动纲领》提出了以下的改革设想注7。政治方面：一、改革党的领导体制。在强调共产党的领导作用的同时，主张不要以党代政。党不是通过统治社会的方式，而是通过最忠诚地为社会自由、进步的发展而服务的行动来实现自己的领导作用。二、发扬党内民主。三、发扬社会民主，要确保公民拥有宪法规定的自由和权利。四、强调民族阵线的作用。民族阵线要以马列主义观念作为政治领导的观念。各政党都是伙伴，不分为执政党和反对党，不同观点和争论通过政治协商解决。五、工会的中心任务应该是捍卫工人和劳动人民就业和劳动的利益。经济方面：一、扩大企业的权限。企业有权自由决定自己的领导，有权独立自主地进行经营管理。二、成立工厂委员会，作为企业领导机构的直接组成部分。三、提倡生产和贸易组织可以搞多种多样的结构，允许“小型社会主义企业”的发展。四、取消外贸垄断。生产和贸易企业有权选择进出口机构进行外贸，也有权进行独立的外贸活动。国家将根据市场情况采取适当的调节措施。五、农业合作社将完全独立进行经营，也有权经营其他业务，也可以直接向居民和零售商业网点出售部分农产品。外交方面：执行独立的对外政策。

这个行动纲领的突出之处，是触及到共产党领导的方式，提出了要改变以党代政的传统体制。莫斯科认为，杜布切克等捷共新领导的这个纲领，不只是对“社会主义大家庭”的背叛，而且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于是，1968年8月20日苏联出兵占领捷克，镇压“布拉格之春”。俄罗斯科学院美国加拿大研究所原所长阿尔巴托夫，在他所著的《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一书中，对苏联领导人当时所以作出如此决策作了如下分析：除了对所发生的事件的虚假报道和不真实的描绘之外，在这种致命的决策中起巨大作用的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其中之一是“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模式，根据这种模式，任何背离你自己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不是社会主义的观念，就等于是背叛，是犯罪。我想，勃列日涅夫是赞同这些模式的，并使自己确信：如果不干预事态的进程，就是背叛社会主义事业，或至少是会损害自己作为苏共和苏联领导人的地位。”注8可见，“布拉格之春”的夭折，完全是苏共领导人维护斯大林模式的牺牲品。

（四）卡达尔也难越雷池。

卡达尔是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后开始主政的。他在整顿秩序和稳定政权的同时，就将经济改革的问题提上日程，并于1957年开始迈出改革步子：一、扩大企业自主权，减少指令性计划指标，缩小由中央直接分配的产品范围；实行企业利润分红制；授予少数企业进行自主的外贸活动权。二、允许发展小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并用各种优惠鼓励私人小手工业的发展。三、在农业政策方面废除农产品义务交售制，代之以基于合同制的国家自由收购制度。注9

1965年11月，匈党中央进一步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指导原则的决议注10，开始了引进市场机制的经济体制改革。1966年5月匈党中央正式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原则》和《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注11。确定：一、在社会主义成分占绝对优势的同时，作为合法存在的私有成分，包括小手工业、零售商业、自产自销和非农民辅助经济仍有存在的必要。以利于发展生产力，从根本上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二、国家仍是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组织各项经济活动的中心，同时必须自觉地利用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三、为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可以让企业经营单位自主地制定计划。国家用贸易制度来代替由官方统配原料和产品的做法，充分利用受计划和调节手段控制的市场机制，把“直接管理”与“间接管理”相结合，把利润作为中心，并运用价格、利润、税收、工资、奖金、利率等工具调节企业的活动，使企业生产适应国民经济计划的运转轨道，更好地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有效活动服务。在经过一段实践之后，1968年全面改革开始出台。卡达尔当时指出，经济改革的实质是：通过经济调节手段、工厂自主经营以及劳动集体和劳动者个人的物质利益，来实现社会主义的计划经营。注12

从六十年代经济体制改革开始起步，计划和市场就成为一个争议的焦点。正当1968年匈牙利改革进入全面实施阶段，遇上了苏联镇压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事件。不久，苏联报刊指责匈的发展是“违背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原则”，“助长了资本主义倾向”，要匈来个“方向性的转变”；同时对“市场社会主义经济”加以批判，向匈施加压力。民主德国对匈的改革展开了公开论战。捷克斯洛伐克的新领导批评卡达尔“搞西化”，经济机构正在脱离党的领导，敦促匈立即“刹车”。与之同时，匈党内部的争论也趋激化。在此情况下，卡达尔不得不谨慎从事。他在捷克事件5年后说过，这一事件对匈的改革“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他因此而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迈步，从而失去了许多时机。

由于卡达尔等领导人囿于传统的苏联模式的框架，把计划经济和国家所有制的公有制形式，当成社会主义的固有本质；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始终无法从原有模式中突破出来。因此，到八十年代中期，国民经济开始滑坡，增长率下降，每年只在1%上下浮动。政府不得不用大量的财政补贴来维持居民的生活消费，这类补贴占每年国民总收入的32—35%以上；同时，又错误地将大量资金用于去拯救经营不善的企业（八十年代起，政府每年都得拿2000亿福林补贴这类亏损企业），结果，不仅没有取得好效果，反而引起生产停滞，整个国民经济陷入绝境。注13由经济危机，引发政治危机。这就是何以在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和“公开性”的冲击下，匈党内部思想发生混乱，以致最终倒台的原因。

以上表明：苏东各国起步改革的时间虽早，但谁也无力摆脱原有的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模式。每一步改革碰到问题正如日夫科夫所说：“要还是不要社会主义。”因此，谁也无法走出斯大林的死胡同。

邓小平在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上的历史功勋

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提出质疑，这对批了几十年修正主义的老一代领导人来说，是一个极其严峻的挑战。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作出了巨大贡献。正是他向人们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注14又说，总结历史经验，最重要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注15

贯穿苏东改革几十年姓“社”姓“资”的争论，最根本的还是守着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公式——公有制+计划经济+专制统治。1989年开始出现的多米诺效应，苏联和东欧各国共产党，相继亡党亡国，正是原有制度丧失活力而导致灭亡的反映。不然，如何解释，经过几十年共产党教育的人民大众，居然不再要这种社会主义，而会选择资本主义呢？这个历史现象，不正好说明这种被扭曲了的社会主义，是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产物吗？

由鉴于此，邓小平指出，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注16这就是说，不能按一个先验的模式去判断什么姓“资”还是姓“社”；而要看其是否利国利民的实际结果。

建国后三十年曲折发展的历史教训正在于此。由于强行按那种违背规律的主观意志去建设社会主义，必然只能靠行政命令去推行，实行强迫以至采取镇压的手段；为使人民顺从，必然制造个人迷信，用领袖的“权威”来驾驭局势；为了统一意志，就要搞“舆论一律”，不允许新闻和言论自由；为了统治的稳定，就不能允许不同政见的存在，并使无产阶级专政成为专人民的政。

以三个有利于的原则建设社会主义，就不只是经济上从所有制、分配方式、资源配制方式应该遵循这三条原则继续改革开放；而且在政治体制方面，也应遵循这个原则进行改革，因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最根本的还是要靠人的解放。邓小平就曾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他还曾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

邓小平的高明之处还在于，他强调了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但他并没有给尔后的什么“中级阶段”、“高级阶段”画蓝图、划框框。而是给后人的实践留下无限的空间。

总之，社会主义只能是遵循三个有利原则进行实践的产物，既不可能是先验的固定模式，也不能是逻辑的产物。

（责任编辑 萧 徐）

注1[保]托多尔·日夫科夫著：《日夫科夫回忆录》，新华出版社1991年1月版，第226—227、228—229页。

注2列宁：《论合作制》，1923年1月6日。《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87页。

注3《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7月版，第330、395—396页。

注4纳吉·伊姆雷著：《为了保卫匈牙利人民》，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版，第219、225页。

注5陈之骅主编：《苏联史纲（1953—1964）》，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210页。

注6[捷]伊日·贝利康著：《永无尽头的春天——一个布拉格共产党人的回忆》北京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99—200页。

注7马细谱主编：《战后东欧——改革与危机》，中国劳动出版社1991年4月版，第521—525页。

注8[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188页。

注9阚思静著：《卡达尔与匈牙利》，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134—135页。

注10阚思静著：《卡达尔与匈牙利》，第163—165页。

注11阚思静著：《卡达尔与匈牙利》，第166—169页。

注12阚思静著：《卡达尔与匈牙利》，第186页。

注13所引数字见阚思静著：《卡达尔与匈牙利》，第12、251页。据前民主德国最后一届政府——莫德罗政府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克利斯塔·卢夫特说：70年代，国内的消费增长比本国生产的增长还要快。社会福利政策所需金额的相当大一部分是靠向所谓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借日益多的外汇来提供的。1989年11月任职时，她所知道的外汇总额为100亿美元。其中由西德巴伐利亚州总理施特劳斯筹划的两笔金额各为10亿西德马克的“自由财政贷款”。[德]克利斯塔·卢夫特著：《最后的华尔兹——德国统一的回顾与反思》，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61—62页。日夫科夫曾说：“民主德国是当时我们常开玩笑说的‘尽管居民生活水平高，但还吃着两头母牛的奶的国家’（从经互会和通过与联邦德国的特殊关系从共同市场）”。《日夫科夫回忆录》，新华出版社1991年1月版，第237页

注1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7页。

注1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

注1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2页。

2007年第9期 于光远素描　作者：龚育之（遗稿）

本文是育之的一篇没有完成的遗作。今年二月，他说要写一篇描述于光远的长处和特点的文章，作为对《祝于光远九十寿》一文的补充，因为“祝寿”文只概述了于老的工作和贡献。二月二十三日，他写出一个题为《于光远琐记》的提纲，接着就断断续续地口述文章内容，由我作记录。其间，经历了两次病危。四月下旬起病情逐渐平稳，但是每天要躺在床上做“血滤”八至十个小时，口述很难进行。他寄希望于病情好转，每次只透析四小时以后，仍然按照他平时的习惯，一段一段仔细地进行补充和修改，并把文章的副题改为《于光远素描》。然而他的心愿没有能够实现。现在文章的开头和第一、二段给他朗读了三、四遍经他亲自修改过，其余大部分给他读过。文中的小标题大都采用了他提纲中的话，提纲中还写有“干校”等，但他没有来得及向我讲述，只能付缺。

——孙小礼

2007年6月26日整理成稿，7月8日定稿

我的第一个上级是赵，第二个上级是秦川，第三个就是于光远了。一九五四年中宣部单独建立科学处，由胡绳和于光远任正副处长，但胡绳是中宣部副秘书长来兼处长，并不能常来管事，常在科学处的是光远。一九五五年胡绳调走，光远成为处长，一直到一九六六年中宣部被砸烂。所以，光远是我在中宣部里长达十二年的直接上级。

初识

建国初期，于光远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很有名气，他是中宣部理论教育处的副处长（处长空缺。这里顺便说明一下，当时中宣部是部处两级设置，不设局），又是中宣部主办的《学习》杂志的总编辑。一九五○年的一天，他到清华大学来，找学生中的一些党员干部开座谈会，理学院支部是何祚庥、罗劲柏、胡则维、我和孙小礼等几位党员去参加了。何祚庥侃侃而谈，他至今说，他记得自己提出了自然科学阶级性的问题。别的与会者也七嘴八舌，各抒己见。说些什么我可全都记不得了，但记得讨论中于光远忽然问道：“你们这里有谁看过《‘学习’初级版》吗？”

全场哑然。

《“学习”初级版》是附属于《学习》杂志的一个小型刊物，大学生们以为是给文化不高的工农干部或者初中学生读的，所以一般都不看。

接着，于光远说了一篇话：大学生要学习政治常识和经济建设常识，基本常识学好了，理论才能钻得深。当时《政治常识读本》正在《“学习”初级版》上连载（以后还刊载过《经济建设常识读本》）。

于光远的这番话，我至今记忆犹新。这恐怕不能说是一种广告词，而是他这位十几年前的大学生，又做了十几年理论宣传工作的老干部，根据自身的真切体会对当时的党员大学生的中肯赠言。

选兵和练兵

于光远到清华来开座谈会，单纯是为了了解大学生的理论学习状况吗？我一直觉得还有为中宣部选兵的目的。当年何祚庥一毕业，就被调到中宣部理论宣传处，成为了光远的部下。第二年，我和罗劲柏也被调到中宣部。我想这与光远那次到清华去考察不无关系。

光远的一大长处是善于选兵，他陆续从大学里调来了学过物理、化学、生物、医学、地理、农学、工程、经济、哲学等学科的一批年轻教师和毕业生。在科学处聚集了一批年轻人，年轻，就比较有朝气。

光远在中宣部负责联系科学工作应属最佳人选，因为，他从名牌大学物理系正规毕业，又有从“一二·九”到延安的革命经历，这样的人不容易找。但是光远自己却不愿意，他说，他从自然科学转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已经十多年了，再转回到自然科学，弯子太大了。可是，一九五四年以后情况变了，中宣部单设科学处，既联系自然科学，也联系社会科学，这样，光远就顺理成章地到了科学处。

中宣部科学处对于光远来说，确实是很合适的工作岗位，而我们这些年轻人被他选到科学处来，则关系到今后的方向、道路和前景，是关乎一辈子的大事。我们本来都是准备从事自然科学专业工作，期望在专业上有所作为，乃至大有作为的。现在情况不同了，当时年轻人能到党中央机关工作，好像很光荣，很神气，但是又什么都不是，没有职称，没有学衔，怎样发展自己呢？我们也想把自己培养成像于光远那样“学贯两科”，既懂自然科学又懂社会科学的新型干部，近学其师，又谈何容易。他们老党员经历过的历史、条件，我们是不可能再经历的。

于光远善于选兵，也善于练兵。对于科学处里的这批年轻人，他很理解、很关心、很开明，很注意对我们的训练和培养。

对于新参加工作的原来学自然科学的大学生来说，把握政治方向，加强理论素养，应是第一位的。这一点于光远是毫不含糊的。但是，他更强调在实践中培养、在干中学。那时有些大学生到机关好几年了还只是接电话、干杂事，当所谓行政干事，参加不到业务工作中来。于光远则不然。他重视实践中练兵、参与中练兵、民主练兵。他放手让年轻人参加很重要的工作，尝试在重要的工作中让年轻人得到学习和提高。比如，一九五四年党中央对中国科学院的两次报告作批示，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于光远也让我们去参加。

于光远从不以权威自居，做任何工作，都不是处长一拍板作了决定，干事们只是去执行。他经常召开会议，发扬民主，和我们年轻人平等地讨论问题，甚至热烈争论，要每个人都充分发表意见。他也善于听取不同意见，有时经过讨论，他会改变或修正原来的决定。

于光远勤奋过人，无日无夜地学习、思考和工作。他的床头总挂着铅笔和纸片，夜里想到什么就随手记下来，以免忘记。他常在晚上召集我们开会，集思广益，讨论问题。有时一直讨论到深更半夜，他困倦了，大家都困倦了，他就在会议室里睡一下，也让我们休息一会儿。他打个盹之后，再接着和我们讨论。

他不但督促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特别注重学习哲学和自然辩证法，训练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观察和分析问题，而且还要我们在专业方面继续加深学习。对于专业知识，光是大学毕业是不够的，不能适应工作的需要，这对我就更加突出，我只读到大学化学系三年级。于光远给我们每周两天时间，分别到科学院各相关的研究所去进修。我去的是原子物理研究所，由郭挺章研究员指导我学习量子化学。为此，我同时自己补习高等数学、原子物理学、量子力学、放射化学，还参加翻译了苏联的同位素化学教科书。

那时，我的身体很不好，患慢性肾炎，浮肿无力，但是工作还是干得很起劲，在学习方面自我要求也很高，既要努力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希望拓宽专业知识，从化学到物理学，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我处在四个边缘：健康和工作的边缘、学习和工作的边缘、物理和化学的边缘、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边缘。我感到有压力，也有烦恼。于光远理解我们，总是给予我们鼓励，想办法使我们得到锻炼和提高。作为处长，他能这样做，是很不容易的。

何祚庥分配到中宣部工作，虽说是联系中国科学院，没有完全脱离专业，毕竟跟专门从事自然科学专业研究有所不同。何祚庥当然服从党的需要和调配，但是，他从来执着于物理专业。记得他在清华大学当理学院党支部书记时，工作很忙，但物理功课仍然抓得很紧。在食堂排队买菜，他还拿着厚厚一本《原子物理学》的俄文原著在啃，同学们笑话他，他也不在意。他到中宣部后，很早就向部领导和处领导提出了他的愿望：在中宣部工作几年后，请允许他回到自然科学专业研究的岗位上。领导开明，都表示同意。在科学处，何祚庥是很得力的一位年轻干部，但他一再要求领导实现对他的承诺。一九五六年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于光远以及部领导终于点头，使何祚庥如愿以偿，年底就到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去从事专业研究了。

顺便说一下，何祚庥一九五一年到中宣部，正好赶上从供给制改为工资制。他学识比较广博，又能说会道，主意也多，并有地下党和党支部书记的经历，所以一下子就给他定为十八级了。我和罗劲柏一九五二年到中宣部，没能进入这一门槛，而是按照大学毕业生的“统一价格”，定为二十一级。一九五四年评级的时候，于光远说：“龚育之的级别太低了。”于是给我提了两级。“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揭发：中宣部的各个处，为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都在准备提副处长，龚育之受于光远重用，连提两级，是准备提名做副处长的。对于提副处长这件事，后来光远回忆说，其实他当时虽然觉得龚也不错，但认为科学处首先应考虑的副处长人选是李佩珊。

批判与建设

在科学处，遇到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事，于光远虽然不能不说些应景的话，但他是从来不感兴趣的。关于这一点，我想至少有以下两个事例可以说明。

一九五四年，批判胡适派唯心主义，报刊上发表了很多文章，编选出了八个文集。当时我也想凑个热闹，写篇文章，去同于光远商量。他则不以为然，对我说：“你再写一篇，无非是给这八个集子再增加一篇。我们还是做一些研究工作吧！”于是，他就同我商讨起怎样编写《论科学提纲》，这个提纲是准备和科学处内外的一些同志进行研究以后编写的。这件事虽然因为受到政治运动的干扰而没有做成，但是开了一个头，还保存下来一个底稿。

一九六四年，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宣部组织了好几个工作组分别派到有关单位去。去孙冶方为所长的经济研究所的工作组，他请科学处副处长林涧青担任组长。对孙冶方“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批判，作为处长的于光远则置身事外，没有参与。

于光远和苏星主编的那半本《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在一九六一年出版以后，影响很大。于光远到医院看病，医生一看到病历本上的名字是于光远，就立刻说：“我们读过你的《政治经济学》，后半本什么时候出版呀？”但是后半本，即社会主义部分却迟迟没有写出来。光远从来不愿意利用别人的已有成果拼凑成书，他希望在自己有了比较成熟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才撰写后半本《政治经济学》。为了研究社会主义经济，于光远热衷于找一些人在他身边，同他一起讨论，一起研究。他曾发起“周四座谈会”，联系实际讨论经济方面的理论和政策问题，地点就在沙滩中宣部大院里的教育楼。可以说，对于社会主义经济，他探索了一辈子，讨论了一辈子，撰写了一辈子！然而在“文革”中，于光远却成为经济学界被批判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之一。

通达和稳重

于光远平时不管机关党的工作，但是政治运动来了，作为处长，他也不能不过问。

一九五五年，反胡风运动中，全国各机关都清理内部的暗藏反革命。我们科学处一位同志的弟弟在另外一个机关工作，被怀疑是暗藏的反革命。那个机关决定对其弟弟隔离审查，同时要求我们机关配合，叫这位同志在其弟弟隔离审查期间不得去看望。

有一天，那个机关向我们反映：这位同志去看过弟弟，要我们了解一下情况。于是，我和罗劲柏受党支部的指派，向这位同志盘问。不料这位同志竟谎说是到医院看病去了，没有去看弟弟；在我们一再追问下，才承认自己只是顺便去看了看弟弟，没有说什么。我们认为这位同志“不老实”，并把这个问题向光远作了报告。光远却轻描淡写地说：“关心自己的弟弟，去看望一下，这是人之常情。我看算不了什么问题，不必抓住不放。”这番话，使我们脑子开了窍，转变了思路和态度，不再把这件事当作什么问题。

肃反运动中还发生过一件事。外单位有人揭发说：有一个很大的反革命集团，其人员分藏在好多个机关，包括中宣部科学处。当时由一个大的机关主持这一大案的调查，凡有该集团成员的单位都派人去协助工作。于光远把我派去了，他向我交待说：“你去，就是听一听。”主持调查的机关对于追查这个集团的劲头很大，但是我听来听去，不过是一群在敌伪占领时期的大、中学生，他们苦闷，他们求友，他们也萌发着青春时期的爱情，经常结伴到西山去游玩。他们之中有人向往延安，甚至去过延安；有人向往重庆，甚至去过重庆……如此而已，算不上什么反革命活动，说不上什么反动集团。这样，在我们科学处，就始终没有把怀疑某人是反动集团成员的事提出来，更没有要求本人作交待。

三年前，这位同志去世了。在于光远发起的追思会上，我才第一次把这件事情说了出来。此前，科学处的同事们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

肃反中的这两件事，使我深感于光远的通达和稳重。正是他的这种通达和稳重，使科学处的这两位同志都受到了保护。

要反复讲科学重要

于光远说，中宣部专设一个科学处，我们科学处就要宣传两条，第一条是宣传科学重要，要反反复复地讲科学的重要性，因为党内还有很多人不懂得科学的重要；第二条就是要讲办事的科学性，也要反反复复地强调办事要讲科学。

一九五六年开党的八大，这是建国以后召开的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得很隆重。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国民经济建设报告、邓小平作修改党章报告。有上百人作了大会发言和书面发言。于光远就是在大会上发言的一个。大会发言不仅要印发，还要在报纸上刊登，影响是很大的。当时，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等人为什么都推举于光远在大会上发言呢？一方面是由于中宣部科学处代表党的机构，另一方面是于光远有管理科学工作的历史背景，联系科学界的时间也比较长。记得他的发言主要是发挥了他认为科学处要反复讲的那两条，还讲了党怎样领导科学工作，怎样贯彻双百方针，党的干部怎样由外行变成内行等等。通过八大发言，于光远就成为了人们公认的党联系科学界的代表人物。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于光远曾写过文章帮着鼓吹小麦高产，他后来觉得这是作为科学处长一件丢脸的事。他还到毛主席那里汇报过一个省委报告下面把苹果嫁接到南瓜上长得多么多么大的事情，而事先没有核实，这也是一件丢脸的事。这两件事是他反省自己作为科学处长不科学，只记得“相信群众相信党”，忘记了相信科学，而当了弄虚作假的传声筒的例子。这些事他在科学处里讲过，后来还公开写过文章。他不但要自己记取教训，还要人们都记取教训。

整风反右中的科学处

一九五七年整风，光远派我们下去听意见，即到科学院和大学去听意见，这样就产生了中宣部《宣教动态》登载的傅鹰的那两次发言，引起毛泽东注意的那两篇批示。主要由于这两篇批示，傅鹰受到了保护，没有被划为右派。可惜中宣部的这个反映和毛泽东的两次直接讲到傅鹰的批示，没有能够在实践中起到保护知识分子的作用。

中宣部并不管科学院的反右，中宣部内部的反右主要也是机关党委干部负责，当然行政负责人也不能不管。

科学处划了三个右派，一位学物理的大学生，一位学哲学的大学生，一位学工程的中专生。可能迫于当时的形势和于光远本人的困难处境，他没有能够像过去那样保护这三位年轻人。

我没有想到，当时提倡鸣放就是为了“钓鱼”，我的确参加过一次为了“钓鱼”的鸣放会。大约一九五七年的五月下旬，上面已经决定反右，但没有往下部署，说是“光阴一刻值千金”，赶紧让那些右派言论放出来好反击。于是，中宣部机关在六月五日召开了一次鸣放会，主题是“等级和特权”，这是当时社会上也是机关里的热门话题。部领导同志都没有参加，由一位被交了底的中层干部主持，参加的都是年轻干部。我和罗劲柏商量作一个联合发言，由我在会上讲。我们无非是讲要注意干群生活差别呀，批评现行工资制度呀，要研究巴黎公社原则和按劳分配原则呀……会上的所有发言当即被整理成大字报公布，后来还编入中宣部机关的一本《言论集》。因为有这么一个编印本，我才得以保存了一份发言稿。现在重看，意见很天真、充满书生气，建议不切实际，要说是观点错，恐怕主要还是“左”的错误。没有料到，这个发言转眼竟成为反右中的一个问题。反右时最大的案子是“章罗联盟”，我和罗劲柏的联合发言，在中宣部也被人们戏称为“龚罗联盟”。

于光远和钱

于光远是中宣部里最有钱的人，也是最不在乎钱的人。

他每个月都请科学处办公室的一位服务员给他在上海的母亲寄钱，他母亲每次都在回信中说明收到了多少钱。回信中所说的钱数总是少于他所寄出的钱数，原来是被那位服务员偷偷克扣了。然而于光远却马马虎虎，竟从来没有觉察。

这位服务员是个小偷，而且是个惯偷，偷过很多人的钱。一次作案时，他被抓获了，并被起诉到法院。他供认说，偷于光远的钱最多。法院开庭审理此案，通知于光远作为证人出庭。可是于光远在回答法官的询问时，却一问三不知，说不清楚他的钱是什么时候怎么被偷的，更说不清楚被偷了多少钱。他那副狼狈无奈的窘态，惹得法庭上下哄堂大笑。于光远的这一轶事，在中宣部里很长时间都被传为笑谈。（这里，顺便坦白交待一下，在法庭上，那个服务员还供认：曾在龚育之挂在办公室的上衣口袋里偷过钱。而在此之前我也毫无察觉。）

于光远之所以有钱，是因为他稿费多。上世纪五十年代，全国各地都学习他编写的《政治常识读本》和《经济建设常识读本》，印量极大。后来，他和苏星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是当时全国唯一的一部政治经济学读本，印量也极大。他的稿费当然就特别多。稿费怎么用？那个时候时兴的方式是交党费。于光远用稿费交了很多党费，但也没有全部交，他留下一部分，以便自己来支配。他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比如，资助一些公益事业。中国人民大学的剪报公司，也就是今天的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最早就是于光远出钱办起来的。中宣部机关幼儿园、中宣部建游泳池，他都是资助人之一。

八十年代有人批判于光远“向钱看”，其实他是赞成两句话：既要“向前看”，也要“向钱看”；“向前看”是坚持方向，“向钱看”是重视生产，重视经济效益。至于他自己，对钱可是从来不在乎的。

农村“四清”中的于光远

一九六四年秋，我们都到北京郊区参加“四清”。于光远也去参加了农村“四清”，但他不隶属于由常务副部长许立群挂帅的中宣部工作队，而属于刘少奇组织的“机动队”，蒋南翔是队长，他是副队长。机动队不固定在一个地方，于光远当时又兼任国家科委副主任，是副部级，可以坐着专车到各村转转看看。他不像我们那样只在一个村子里蹲点搞“四清”，而是对了解农业技术方面的研究成果，以及在农村大田生产中应用、推广农业技术的情况感兴趣。

“四清”时，于光远把两位帮他写《政治经济学》的大学教授送到我所蹲点的生产小队。两位教授把生产队的账目做了彻底清理。原来小队的会计自己总是交待不出两箱玻璃的去向，只好承认是自己贪污了。两位教授花了好几天功夫，终于把小会计的一笔烂账查得清清楚楚，证明他没有贪污这两箱玻璃。这件事，小会计满意，小队长满意，社员们也满意。为小会计澄清了两箱玻璃的事，使他极受感动，他主动坦白说，他曾经贪污过几斤芝麻。

大教授帮小会计查清了账目，当时被传为美谈。

这件小事也说明：搞“四清”，搞任何运动，都必须有科学的态度，绝不能搞“逼供信”。

“文革”之初的于光远

“文革”之初，因为“二月提纲”没有涉及于光远，所以他当时还比较轻松。我已经被点名批判，而且批判的来势很猛。

一天，中宣部组织大家去沙石峪参观那里“千人万担一亩田”的造田成就，顺带参观东陵。我已经是被揪出来的批斗对象，于光远还是要我一起去，大概是想解除一下我的紧张情绪吧！

在汽车里，于光远对我说：“你现在这个情况，再在中宣部工作很难了，到哲学所自然辩证法组去吧！”

他不是抛弃我，而是安慰我、爱护我。然而他对形势的发展完全估计不足。不久，砸烂中宣部“阎王殿”，部长、副部长、处长、副处长，都被当作“阎王”、“判官”揪了出来，于光远自己也被揪出来了。不单涉及“二月提纲”，不单涉及“方求”文章，还涉及整个中宣部。连哲学所的造反派也来中宣部煽风点火，也来要我写交待和检查，也来揪斗我和于光远。有一次哲学所批斗于光远，还要我去陪斗。

记得于光远曾向人描述他的第一次挨斗，形容他被戴上高帽子的状态怎样可笑。看来他是故作轻松，其实他的心情是不可能轻松的。

强将手下无弱兵

很多人说中宣部的科学处是一个出人才的处。

于光远领导科学处，时间不过十二年，拿自然科学方面来说，人员不过十来个，就有所谓“十来年，十来条枪”。他的部下，科学处的干事们，后来几乎个个都是不同岗位的得力骨干。

“强将手下无弱兵”，这是光远爱说的一句话。在科学处，他为干部的成长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和环境，提供了广阔的思维空间。他鼓励我们结合工作和专业进行研究和写作，支持我们开拓新的领域进行思考和探索。

党的十五大期间，我遇到明廷华，他也是光远领导下的科学处的干事。他笑眯眯地对我说：“你注意到没有，在十五大的与会者中，从我们科学处出来的人竟有五个！”我倒没注意，问他，他扳着指头数，果然是：大会代表有三人：郑必坚、明廷华、龚育之；特邀列席代表有两人：于光远、林涧青。郑必坚曾两任中央委员，林涧青曾任中央候补委员。

科学处出了院士！

于光远是一九五六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第一批学部委员。

科学处还出了自然科学方面的院士！

中宣部的干部要成为自然科学研究方面的专家自然不可能。但是从中宣部出来，到自然科学研究机关长期做专业研究，取得成就，则是可能的。何祚庥就是一个。

有人说，科学处人才多，“右派”也多。当年被划为“右派”的侯德彭后来相继任广西大学校长、广西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科委主任、教委主任，还担任过广西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陈远在山东也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科学处这些人后来的发展和当选，当然不全是由于在科学处做过工作，但在科学处做过工作，在于光远的领导下受过思想、理论和政治训练，这对后来的发展和工作，不是没有意义的吧！我自己就深有这样的体会。

于光远的凝聚力

“文革”之后，拨乱反正，中宣部恢复了，成立了新的中宣部，但科学处没有恢复，自然科学工作完全划归国家科委管了。

科学处不存，但科学处这一批人还在，友谊还在，于光远的凝聚力还在。尽管经过了不少风风雨雨，但毕竟我们有过一段共同的经历，有共同的回忆和共同的感情。所以，中宣部科学处在北京的同事们，形成了一个惯例，每年至少聚会一次。起初是轮流在各家聚会，每人带一道菜去。后来条件好了，就到餐馆去，近十年都在文采阁。虽说是轮流做东，实际上于光远请客的次数最多。每次聚会，大家亲切交谈，忆往瞻前，十分愉快。

近些年来，于光远每年都要发给我们一封他亲自写的新年贺信，讲述他一年里的工作和身体情况。他那永不停顿的进取精神，每年都给予我们新的鞭策和鼓励。

（责任编辑 徐庆全）

2007年第9期 胡耀邦，生前办过《理论动态》　作者：郭宇宽

郭宇宽（以下简称郭）：在履历中胡耀邦同志学历低，可是在各种工作岗位上都提出过很多思想创新，这是为什么？

沈宝祥（以下简称沈）：耀邦当年是有名的红小鬼，在延安的时候就爱学习，爱思考，这也是当时毛泽东特别欣赏他，把他当好苗子培养的原因。我感觉耀邦同志爱学习和他谦虚的性格有关，他总是觉得自己不足，要弥补，在多年的革命工作中胡耀邦一直坚持读书学习。他的爱人李昭有一次跟我说，耀邦同志回到家里，也不大说话，一到家就是躲起来看书。再就是写文章，他对于文章总是改了又改，从来不让秘书代笔。而且他一直从骨子里亲近知识分子。我们党内有很多优良传统，但也有过一些不良传统，有代表性的就是长期轻视有时甚至敌视知识分子，把知识分子视为异类。这有很复杂的背景，但在文革时候更是发展到极致，动辄斗争改造知识分子，以大老粗为荣。而耀邦同志一有机会就要为知识分子说话，尽可能给知识分子创造宽容、宽松的环境。他虽然党性很强，但骨子里不喜欢条条框框，不仅马列经典，有意思的书都要找来看看，特别喜欢亲近新鲜的思想知识。

所以我们这些正规大学毕业生眼里也非常佩服耀邦的理论修养，而且越接触越佩服。他谈起话来特别善于引经据典，非常有水平，就像陆定一说的，他是“从红小鬼到大知识分子”。他总有新东西，和我们聊天常常这么开头：“哎，我最近读了一本书……”他在给我们写的批语中曾引朱熹《观书有感》诗中的两句：“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他重视实际，博览群书，又善于思考，他的源头活水不断。

艰难求索的心路历程

郭：你觉得这样一个从小参加革命的红小鬼，开始反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沈：总的说，耀邦不是一个盲从的人，在各个工作岗位上工作都很有创造性。他一直提倡要创造性的贯彻中央精神，反对片面强调服从，也敢于承担责任，他当陕西省委书记时对于中央推行的四清运动就是抵制的。

郭：可是他一路都是毛泽东提拔的，在文革的条件下，对于毛泽东的错误他敢于怀疑么？

沈：这种认识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不要说胡耀邦，当时政治空气相当压抑，我们大家都是这样，只是觉得这个社会不该这样，但一些问题究竟出在哪里，那个年头谁敢质疑毛主席，那是现行反革命啊，可以说想都不敢想。耀邦同志自己对毛主席更有很深的感情，对于毛主席的风度气魄可以说非常崇拜。但他又听毛主席说过：“我是不让权的”；“我是不做自我批评的”，这和他心目中一个无产阶级领袖的形象是矛盾的，觉得很困惑。有一次他和我谈到，过去毛主席对他一直很好，文革中他挨了整，他非常苦闷，便给主席写了一封信，可是石沉大海。从那个时期起，他对毛泽东也产生了怀疑，觉得毛主席不再是在延安时期那个和蔼可亲的毛主席。

但即使这个时候他的反思也是很不深刻的，记得刚开始，谈到毛主席打击右派的做法，他也不敢怀疑这一做法本身的合法性，只是嘀咕：“怎么可能有这么多右派呢？”

四人帮被抓起来以后，他对叶帅说的文革后的国家大计：“中兴大业，人心为上。停止批邓，人心大顺。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可以说是经过反复思考，被称作“新隆中对”，条条都抓在点子上。但是仔细推敲就会发现，这些思考仍然停留在实际工作层面如何推进，没有触及理论根子的问题。真正深入的思考是随着实践开展的，接下来就会自然而然地遇到理论根子问题，要停止批邓怎么可以？“邓小平是走资派”是毛主席定的，不批邓不是反对毛主席么，这在那个年代可是死罪呀。要平反冤假错案，可不少案子也都是毛主席拍板的。不把一些理论根子上的问题搞清楚，做事情就推进不了。

在这样的工作探索中，他后来真正意识到毛泽东也是人，特别要把毛泽东的错误思想和毛泽东思想区分开来。

郭：那他对于文革的认识过程是怎样的？

沈：他对文革一直是反感的，但到了后期他集中思考的问题，就深刻了，不仅仅是咀嚼自己遭受的打击，而是思考这个文革在我们这个民族是怎么发动起来的？有一次他聊天中说：我就想不通为什么日本鬼子这么厉害，抗战八年都打完了，这个国家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能搞上整整十年。

后来，在1977年5月他在党校大会上总结说，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之所以在中国能够通行无阻，靠的就是两样：（当时，还不能讲毛泽东的错误，只能讲林彪、“四人帮”）一是“以假乱真”，把一些私货说成是马列主义、社会主义来欺骗广大人民群众，像君臣关系，家长统治，无限权力，株连抄家，其实都是封建主义的东西；再一招就是“法西斯专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言论专制，思想专制，谁有不同意见，谁敢反对就把谁抓起来。这两招相互配合，在这个国家就可以横行无忌。

走出文革的阴影

郭：经历了文革的历练，很多人变得谨慎世故了，这有没有影响到当时的胡耀邦？

沈：他不是那样的人，经过文革，人和人都不敢相互信任，到处都非常压抑，可耀邦同志到哪里就把一团春风带到哪里。他对人特别真诚，从来不把人往坏处想，遇到普通群众也一点没有架子，坦诚地交流观点，从不说套话。我给他汇报工作，他常会叫我“老沈，别急走，坐下来聊聊。”其实我比他小很多。他和你聊天你感觉就是和一个普通朋友，和你坦诚相见，有时候讲高兴了，他让你坐在沙发上，自己站着走着说半天。

郭：可是他毕竟是卷入了政治漩涡的人，总得有一些政治斗争的经验吧？

沈：他理解的政治不是争权夺利，而是为人民服务。他觉得人都会犯错误，他不愿有了权力就把人一棍子打死，对别人特别宽容。他特别痛恨整人，反感人与人之间的仇恨，别人可以伤害他，但他不愿意伤害别人，过去刘澜涛在陕西整过他，他掌权以后绝不报复，反而厚待刘澜涛。他在文革中吃了很多苦头，可文革过后，他一直呼吁“冷处理”，生怕带着情绪过激的报复。1987年学潮时他也提倡要“冷处理”，这也引起很多对他不利的非议。

郭：这似乎有一些违背常理。

沈：确实他这样的人很少见，但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对别人非常宽厚，对于自己却特别严，有赤子心肠。有一件事可以看出他的品格，记得他在团中央的时候，出国访问，回来才得知，一些同事已经被打成右派，他非常难过，当时的政治压力下他没有为打倒的人站出来说话，他一说话自己也要被打倒。他为此一直自责，明明这不是他的责任，他也可以以旁观者的姿态说几句漂亮话，但文革过后他挨个给这些人鞠躬道歉，总觉得自己良心不安。

郭：耀邦同志是不懂得那些权术，还是懂得了也不愿意去用？

沈：当然我们很早也隐隐为他有些担忧。他这样的人绝没有害人之心，也缺少防人之心，有人已经在背后整他的材料，他还对人坦诚相见。除了他性格的真诚以外，我觉得他在文革以后，把形势看得过于乐观了，低估了斗争的复杂性。当然他对这个党感情太深厚了，总不愿朝坏处去想，他和我们谈话即使在压力再大的情况下也很乐观，只是有时候提到党内的不正之风，他会非常愤怒。

那些风云激荡的日子

郭：胡耀邦同志推动思想解放的工作是从哪里开始的？

沈：中央党校是耀邦同志恢复工作以后的第一个岗位，当时他到中央党校当副校长，自然大材小用了。当时中央党校的情况不比现在，当时党校的房子都被林彪在文革中批给总参了，记得胡耀邦就在别的单位的院子里找了一套房子办公，他一个星期在党校住五天，记得他的起居室只有13平方米，非常简朴，他天天吃食堂。有些像是历史的巧合，就在这种环境下谁知道耀邦把中央党校办成了推进社会变革的思想理论阵地。

当时“文革”还没有结束，没有拨乱反正的提法，他刚来就找到我们几个人，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找我。他召集大家说，咱们要办一个刊物，把混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给纠正过来。当时不像现在各系统都有机关刊物，那时候中央党校办出《理论动态》真是独一份。那时我们几个人就叫“理论动态组”，没有主编，耀邦同志是实际的主编。他作风非常民主，过几天就召集大家开会，开会就是大家在一起聊，气氛轻松，看看当前有什么紧要的问题，讨论中就形成了策划，从选题，写作，改稿，定稿，每一个环节耀邦都深入参与，那时候我们工作真是常常通宵达旦，非常紧张。第一期印了三百份，送给谁的名单都是耀邦亲自定的，接着就连连加印，我们每一期的选题几乎都会成为当时领导干部中讨论的焦点。

郭：工作中有没有遇到干预，比如上级封杀？

沈：当时不像现在，办刊很简单，基本没有什么人干预，也没有什么审批程序，我们只要印了就发，包括华国锋最初都很支持，两次表扬我们，到后来涉及真理标准讨论才有一些压力，但也没有影响我们的工作，在业务上我们很独立，只是在政治上能感到压力。

比如中央给耀邦一个任务，要中央党校总结第九、十、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当时斗争刘少奇这些事情因为是毛主席定性的，还被当作经验来总结，不敢说是教训。这实际上是交给中央党校总结“文革”的任务。对于如何总结，我们内部有争论。而胡耀邦明确提出，总结不能根据中央文件，也不能根据某一个人的讲话，要看实践、看结果。这和当时党中央的态度是有距离的。当时大多数人还不敢想这些问题，还有一些人看透了，但是装糊涂不说，耀邦同志这种点破窗户纸的勇气，体现了他政治家的魄力。带着这种锐气，《理论动态》上就搞出了真理标准大讨论，这次论战打个比方就好像放开了思想解放的总阀门，其他一系列问题都摆上了台面。有一段时间我们搞“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当时搞生产是为了完成上级交给的光荣任务，是为了让毛主席他老人家放心。我们提出来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首先是为了人民的生活。当时余秋里误解了我们的意思很生气，因为当时大庆是提倡“先生产后生活的”，觉得我们是否定大庆，就去告状。耀邦同志开会告诉我们，“惹乱子了，有人给我们扣了‘反大庆’的帽子”。我们有些紧张，但他接着一句“不过也不要紧”，让我们都乐了。

郭：在他离开中央党校以后，是如何参与《理论动态》工作的？

沈：耀邦把这本杂志看得非常重，12月他去当中央组织部部长，专门找我们几个来开会说，组织安排我新的工作。当时我们都觉得很突然。他接着说，我还要和大家共命运，《理论动态》我决不会不管。后来，他经常把他的一些策划想法告诉我们，风雨无阻，每期稿子都由他审阅，他都在第一时间处理，最长不过第二天。有时候我们稿子不够尖锐，他就会批评我们“不敢抓主要矛盾”，后来他当了中央宣传部长，还是一样。我们的稿子从送中组部到送钓鱼台，后来他搬进中南海办公就送中南海。他也和在中央党校一样常常召集我们一起开会，1978年那一年，后来我查笔记发现我们光是到他家里开会就有11次，在他办公室开会就没法统计了。1981年六中全会上他成为了党中央主席，9月29号，他专门把我们叫到中南海勤政殿开了整整半天的会，像平常一样谈了很多当时的理论问题。他没有说告别的话，但我们都明白他的心意，以他这样的位置以后不能再具体领导我们的工作了，他只是叮嘱，你们大家一定要继续把这本杂志办好。

后来我再也没有为了杂志的事打扰过他，但每年12月31日我都会代表编辑部给他汇报我们一年的工作，他总是非常热情地问候大家。有一次我不在办公室，中央办公厅专门到党校找我，我还以为出了什么事，原来是转达耀邦的问候。他一直把《理论动态》放在心上。耀邦去世后，我总也忘不掉，那时我们在一起办刊时的点点滴滴。记得有一次他特别有兴致，对我们说：“等我死了以后，你们讲情义可一定要替我记上一笔，胡耀邦，生前办过《理论动态》。”

（责任编辑 赵友慈）

2007年第9期 我在“三线”亲历文革　作者：胡　阵

1964年秋，毛泽东一声号令，近四十万铁路工人和铁道兵战士火速开进大西南的深山老林，开始了“大三线”的铁路建设。头一年打通了川黔线，第二年打通了滇黔线，第三年便集中兵力于大小凉山腹地，穿崇山峻岭，越急流险滩，在绵延一千多公里的线路上，开始了举世闻名的成昆铁路建设。工程规模之大，环境之险，进度之快，在中国铁道建筑史上可谓空前。

为了统一指挥，统一号令，中央决定由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书记、大三线建设总指挥李井泉兼这项工程的总指挥，铁道部长兼铁道兵司令员吕正操任副总指挥，并从全国各地调集八百多名风华正茂的青壮年干部（铁道部、铁道兵各占一半），按军队建制，组成了“西南铁路建设工地指挥部”（简称“西工指”）。随着丈夫一道，我也成了这个战斗集体的一员。

两年过去了，成昆铁路以堪称“神速”之势完工过半。边陲小城西昌的老彝胞们仍然过着“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太平生活。驻扎在这里的铁路建设指挥部也远离城市喧嚣，一门心思、全神贯注、争分夺秒地指挥着全线施工。然而，正当此时，不祥的1966年伴着“文化大革命”的凶险足音和邪恶身影，渐行渐近，悄然而至。

“桃花源”中风波起

事情是从政治部收缴每人手中的《论共产党员修养》开始的。这本历来是共产党员必读的小册子怎么了？人们疑团重重。

一个阴霾的上午，西工指全体干部突然接到通知，到大礼堂去收听铁道部召开的电话会议。这会开得离奇，既无主题，又无议程，也不知谁在主持。九点钟北京那边宣布开会，随即叫喊声，口号声，呵斥声，争辩声，乱成一片。习惯了铁道部那种井然有序、指挥若定的会风的干部们不得要领，满腹狐疑。铁道部肯定出事了。

两天后，漆黑的夜晚，一支神秘的小车队开进西工指大院。来人是李井泉和他的副手程子华。这样两位执掌着西南一方大权的显赫人物到了西工指，既不听汇报，也不作指示，连面都不曾露。原来李井泉是从成都一次万人批斗大会上被“抢”下来的，连夜逃离成都，到了西昌。李井泉的逃亡只保住了自己一条命，妻儿老小相继被迫害致死。两天后，小车队又在夜幕掩护下向着昆明方向逸去。车队的神秘来去，留下了无数的问号，人们更加惶惶然而无所适从。西工指这台高效灵活运转的庞大机器突然出了故障，吱吱嘎嘎，乱摇乱晃，眼看就快不行了。

为了不让这条倾注巨大国力修筑的铁路功亏一篑，西工指党委向全线数十万筑路大军发出“战斗动员令”，要求排除一切干扰，确保成昆铁路1968年7月1日通车。动员令被简称为“6871”，迅速传达到工地每个战士、工人和干部。在短短几个月里，“6871”成了万众一心的奋斗目标。然而，这一良苦用心不过是枉费心机，全线施工迅即瘫痪，西工指也在劫难逃。

一天，机关食堂忽然多了几个学生模样的孩子。本来，家属子女来探亲是常事，谁也没在意。然而，正是这几个孩子，一夜之间就在指挥部的每个角落涂满了歪七斜八的大标语。几位身居高位的部长、司令、政委转眼成了被指名道姓的牛鬼蛇神，“炮轰”、“火烧”、“油炸”……一个个血腥的动词让人不寒而栗。

那几个自称“红西南”的学生娃放了这把野火之后，就若无其事地到别处继续串联点火去了。和成千上万在那个年代被魔怔了的孩子一样，他们只管行动，不问结果，视“革命”如游戏。然而，正是他们带出的信息——西昌深山里居然还有这么个藏龙卧虎的去处，却调动了更多孩子们的好奇心，招来了成都地区各式各样的“红卫兵战斗队”。来者不知道指挥部是指挥什么的，指挥部也不知道战斗队是来战斗什么的，大家都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红卫兵呼喊的就是一个主题：造反！造反！造反！原本的和谐安详被乖张暴戾所替代，到处是腾腾杀气。他们撒下的种子很快就开出了邪恶之花，西工指的群众闻风效法，各种“造反”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全无敌”、“从头越”、“丛中笑”、“争朝夕”……名目繁多，花样翻新。无数的誓言，无数的旗帜，造反！造反！造反！人们无暇思考，无法停顿，七八百不久前还在秩序井然工作着的人们，茫然地卷进了至今都不可理喻的“文化大革命”。西工指这架庞大的机器终于瞎了火，一纸“6871动员令”转瞬成了“以生产压革命”的反革命铁证。

造反组织纷纷贴出大字报，发布各自的政治宣言，“誓死捍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血战到底”……谁也说不清毛主席受到了什么威胁，自己要向谁开战，要革什么人的命，要造什么人的反，但谁也不敢提出这些疑问。我所在的政治部迫于形势，也在一天夜里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战斗队”，这样，我也成了“造反派”。各“战斗队”组建之初都是兵工混成，大家本来是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聚合到一起的，都是很好的同志和朋友，现在也还是携手刷大标语，携手贴大字报，携手造反闹革命。然而，就在此时，一股名为“派性”的妖风飕然而至，在少数人的操纵下，“兵”和“工”一夜之间就被强行分割开来，昔日的亲密战友转眼成了冤家对头，针尖麦芒，水火不容，争斗长达四年之久。从唇枪舌剑到大打出手，再到真枪实弹，血溅墙头。然而，没有是非，没有对错，也没有胜负。

初识恐怖滋味

正当兵工两边闹得不可开交之际，一队现役军人突然进驻机关大院。这支番号“501”的小分队，是从石家庄铁道兵学院派来的学生兵。三十多个横眉竖眼、人高马大的小伙子，军服崭新，皮靴锃亮，气势汹汹。他们似乎很有来头，很有仗恃，机关对立的两派立即情势大变。一派如添翼之虎，斗志昂扬：一派如失怙弃儿，惶惑无主。

“501”的第一号公告就是宣布吕正操是反党篡军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西工指是反党篡军的“吕家王朝”。铁道兵一派组建的“红战旗造反总部”是机关唯一的革命造反组织，其他都是“保皇党”。“501”和“红战旗”很快合二为一，以指挥部主宰自居，不断地发号施令，导演了一幕幕反人性的恶剧。

一天上午，广播通知机关全体干部到大礼堂开会。在一片哄乱中，“501”的几名学兵反扭着铁道兵副司令员郭维城的胳膊进入会场。他们狂暴地揪掉将军军服上的领章帽徽，把军帽狠狠地扔到地上跺了又跺。一个学兵大声宣布，郭维城已堕落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投靠“吕家王朝”的黑干将，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时，吕正操在北京被江青点了名，成为铁道部和铁道兵造反派联合揪斗的对象。在西昌，揪斗郭维城就成了必然。郭早年曾任张学良的秘书，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儒将，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和建国前后的铁路抢修抢建中屡立战功，如今却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侮辱毒打。当时，我只觉得心都要蹦出来了，好像末日来临。而这一出“杀猴吓鸡”的戏，以后又反复上演多次。郭维城无数次地被揪斗，他那魁梧的身躯被压弯到九十度以上，双臂反剪，几乎被拧到脑后。初冬的天气，他头上的汗水却不停地流淌。这样惨不忍睹的摧残折磨长达半年之久，将军的尊严在泥淖里被践踏。和他同时被反复揪斗和惨遭毒打的，还有1926年就参加共产党的老革命、指挥部副政委刘建章，曾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黎光，以及由铁道兵总部派出而被判定已“投靠”他人的参谋长张治安等。

“501”学员的恶行激起铁路职工强烈的愤怒，他们不时和“501”的学兵激辩。一位机关报社的编辑是个壮族同志，人称“老壮”，年轻气盛，常常将“501”驳得无言以对。他们因此设下陷阱，蓄意加害于他。一次辩论中，对方故意问他叫什么名字，“老壮”说：“你们没有权利问我的名字。”对方挑逗说：“难道你的名字那么高贵？”“老壮”说：“就是高贵。”对方进而设套地问：“难道比毛主席的名字还高贵？”“老壮”猝不及防地回答：“就是最高贵！”这一回答令他落入了陷阱，立即被对方揪住，说他是个胆敢把自己置于毛主席之上的“现行反革命”。十数名“501”学兵把他打翻在地，拳脚交加，打得鼻青脸肿，血流满面，然后游院示众，最后被关进一间不足五平方米的黑屋里，不见天日长达三个月之久。我亲眼看到满脸淌血，被捆绑游斗的“老壮”，后来也亲耳听到“老壮”叙述在黑屋里的遭遇。

“红战旗”夺权

正值此时，上海“一月风暴”狼烟骤起。张春桥、王洪文宣布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夺权的乱象迅速向全国辐射。西工指的“红战旗”也乘乱夺了权。1967年1月23日上午，我看到二三十个军人押解着西工指的几位领导人走进办公楼。其中有铁道部副部长，铁道兵副司令员，政治部主任，参谋长等。在二楼的小会议室，几个造反头头让他们围站在会议桌边，大声宣读了所谓的夺权声明。声明文字很短，大意是说西工指党委执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现在把“党政财文”大权交给“红战旗造反总部”。根本不允许他们说话，即责令每个人在夺权声明上签字。往日叱咤风云的部长将军们此时像绵羊般驯服，轮番乖乖地签字画押。倒是围观的群众议论纷纷，愤愤不平。这时从人丛中突然钻出一位敢于对抗的铁路干部，是一位专攻定点爆破的工程师，他义愤填膺地说：“你们不能签这个字！这是要上对中央，下对群众负责的！”当然，这种反抗只不过是“螳臂当车”。这位工程师后来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当权力一旦落到一派人手中，白色恐怖立即降临。先是对西工指领导人实行军事看押，接着便是镇压对立派的群众。高音喇叭里一遍遍地广播“夺权声明”，宣布除“红战旗”外其他一切组织都属非法，全体人员必须无条件地服从新政权。当天傍晚，指挥部下属铁道兵某师一下子开来五辆大卡车，打着响应毛主席“解放军要支持左派”的旗号，运送数百名全副武装、刺刀出鞘、子弹上膛的士兵进驻机关。他们宣称“红战旗”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这个权“夺得对！夺得好！”“谁反对红战旗就砸烂谁的狗头”。铁道部的干部职工从未见过这么大的阵仗，被猝不及防地击垮了。

“红战旗”对铁道部人员使出软硬两手。软的一手是收编，把干部职工按司、政、后系统收编到麾下，强制脱掉军衣，摘掉领章帽徽，成为“红战旗”的二等公民。硬的一手是镇压，凡反对夺权、拒绝收编的则压服、打服。这时，西工指主要领导人都已军事看押，后来又一个个揪回了北京。死老虎不再有批斗价值，打击的重点就放在了铁路中层干部身上。他们把干部部长打成“保皇司令”，交给机要处一批年轻战士去批斗。这批年幼无知的新战士三句话没说完就拳脚交加，几乎是天天批斗，天天殴打，会场如刑室，四处血迹斑斑，干部部长差一点被活活打死。司令部办公室主任被交给专案组秘密审讯，直审到胡言乱语，神经错乱。就是认了罪的，也没有好下场。一位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在认罪的大字报上写“我辜负了毛主席和党对我的培养教育”，只因“和”字写得潦草，像一个“私”字，被“501”学兵当即抓住，说是恶毒攻击毛主席有“私党”，殴打游行批斗关押数月。对一般干部也不放过。司令部通讯处的一位工程师被打成“保皇狗”，任机要秘书的妻子被打成“保皇母狗”，年仅七岁的儿子被打成“保皇小狗”。他们当着孩子的面羞辱父母，当着父母的面欺凌孩子，把自己和野兽划上了等号。机关食堂一位大厨只因反对夺权，被打成“反动技术权威”，罢了他厨师的官，夺了他掌勺的权。他们一天一个噱头，施暴成了日课。在那二百多个日日夜夜，铁路干部职工饱受屈辱和惊吓。我害怕天明，天一明就会有熟悉的同志被点名；我害怕广播，一广播就是杀气腾腾的批斗；我也害怕天黑，怕漫漫长夜噩梦袭人。

一天深夜，和我们毗邻而居的组织部副部长的家突然被抄了，这是后来大规模抄家的开始。他们说是来抄“黑材料”，把衣物被褥翻得乱七八糟，什么也没抄着，便扬长而去。我知道下一步抄家该轮上我们了。其实那时的家极其简陋，既没有可抢的财物，也没有可抄的“黑材料”。唯一担心的是随身带到西南来的各自的日记和结婚前后的数十封书信，那是我们青春的轨迹和感情的见证，是弥足珍贵而绝不愿示人的。我们决定把它烧掉。深夜，像作贼一样，一本本日记和一页页书信被一片片撕碎，一团团烧毁，当时那种沮丧和愤懑哪堪向后人诉说！

“红战旗”为了争取下属工程局职工的支持，不得不对机关职工显示几分宽容，组织了一支兵工混编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前往甘洛，我也被编入其中。甘洛位于成都与西昌之间，是成昆北段铁道部工程局的所在地。到甘洛不久就目睹了一场惨剧。工程局政治部宣传部的部长不堪凌辱，钻到一辆卡车下自杀，由于是辆空车，加之车速慢，未能殒命轮下，只是轧断了一条腿，血流如注。造反派闻讯赶来，不是赶紧救人治伤，而是立刻摞起两张高桌，把他硬架上去，实行现场批斗。他们说他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是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连他是吕正操的远房外甥也被当作十恶不赦的罪过。批斗者声色俱厉，唾沫四溅。被斗者面无人色，惨不忍睹。更令人战栗的是，这位再也不愿经受摧残的干部，当夜用小刀划开自己的肚子，把肠子拉出来，终于自杀身亡。

到甘洛的第三天，我和另外两人被派到一个叫翘脚河的工地。那是一片荒山野岭，工人们在山坡铲出一片平地，围上芦苇席，人与荒野就只一席之隔，吃住都在芦苇篷里。若不是数百工人聚在一起，是很难抵挡豺狼野兽袭击的。然而，就是这种地老天荒的角落，文革也没有放过它。

我们刚到这个工地，就碰上揪出了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罪行是他上厕所时，用印有毛泽东头像的报纸擦屁股。“作案”当时，人赃俱获。这件事使工地上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人与人之间的猜疑和防范迅速升级，不同造反组织的工人更加敌对。立即有人要我们对此事表态。在那样的气氛下，我们哪敢多说什么？造反派十分不满，气势汹汹地质问我们是来干什么的？对工地的文化大革命是怎么看的？……这时的我们只能说，来工地是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得熟悉情况之后才能发表意见，好不容易把这批年轻气盛、怀着敌意的工人对付走。眼看工地的形势已经威胁到我们的人身安全，工人们也完全不买“红战旗”的账。干嘛要在这可怕的地方担惊受怕？三十六计走为上。所幸我们在翘脚河时间很短，没有串联，没有“支左”，否则，势必铸成大祸，脱身不了，后果很难设想。

“红战旗”向下属工程局派宣传队纯属引火烧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但没有获得铁路工人的支持，反而把成昆北线工人造反派的注意力引向西昌。最终把“红战旗”赶出西工指的正是这些工程局的工人。

“六一七”树起了反旗

我在甘洛的这些天，北京的风向标又在转向，西工指也在起变化。先是持枪“支左”的某师撤离机关，后是协助夺权的“501”学兵全部返校。不可一世的“红战旗”一下子失去了左膀右臂，元气大伤。机关大院到处是三五成群窃窃私语的人，司、政、后的铁路职工都在串联，新的风暴即将兴起。

风暴中心生成于机关印刷厂。清一色的印刷工人个个自认是货真价实的无产阶级，造起反来无所顾忌。看到夺权的那批人声威大减，就率先发出了彻底否定夺权的呼声。一时间，几十个原属铁路职工的造反组织重整旗鼓，通通树起了反旗。“砸烂黑战旗”的口号甚嚣尘上。压迫和反压迫的争斗迅速演变成你死我活的刀枪相见。

铁路职工一旦崛起，便接受教训，不再各自为战，而是“集中兵力”，将所有的战斗队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统一的战斗群体。那天是1967年6月17日，这个联合起来的造反组织就定名“六一七”。

铁路职工另树旗帜，士气骤涨，声威大振。西工指地处邛海之滨，芦山之麓，既无街衢，也无人家，铁路职工这一派却三天两头敲锣打鼓，示威游行，彩旗猎猎，口号震天，砸烂打倒，乐此不疲。这时铁道兵一派则采取守势，尽量克制，不出击，不争辩，甚至不接触。这一来，“六一七”更加无所顾忌。尤其是那些年轻的工人，无班可上，无工可做，浑身精力无处发泄，就把打派仗当作游戏，唯恐天下不乱，乱得不够。只要兵工之间稍有争执，他们就立刻赶去，大打出手，以图一快。在成昆北线施工的十几个工程处的工人造反组织也纷纷来机关串联，无一例外地站在“六一七”一边。到处是“砸！砸！砸！”“打！打！打！”的喧嚣，令人日夜不得安宁。

在西工指机关乱成一团的同时，整个西昌局势也急剧恶化。地方两派的武斗不断升级，真枪实弹相向。各派都出现了慷慨赴死的黄继光、邱少云式的“英雄”，死后就被埋在所谓“烈士陵园”的荒山野岭里。每当夜深，九公里外的西昌城曳光弹横空乱舞，机枪声彻夜不停，仿佛是大屠杀的前夜，恐怖啃噬着每个人的心。

在铁路工地，接二连三有工人来指挥部造夺权者的反。当权的“红战旗”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工人来到指挥部，根本不问皂白青红，看见穿蓝衣服的便视为“同一条战壕”的战友，看见穿黄衣服的轻则辱骂，重则蜂拥而上，饱以老拳。“红战旗”一派终于招架不住，全体撤离指挥部机关，搬往成昆南段铁道兵的一个施工点去了。这样的撤离，实际是对夺权的自我否定。他们中间的激进分子咽不下这口气，时时准备报复。最不愿撤离的是通讯站里的一帮年轻战士，在撤离不久的一天夜里，组织了一个小分队，带着武器，乘着军车，闯回机关大院。小分队的出现，引起铁路职工的惊慌。那时，四川的各种造反组织手里都有枪械，有些还拥有大炮、坦克、装甲车，甚至战舰，所以基层工地来的造反派都带着枪。就在那个月黑风高的恐怖之夜，人影憧憧，彼此害怕，终至开枪对射。“红战旗”当场死亡一人，不敢恋战，匆匆撤离。临走留下大标语：“血债血还！”工人造反派一见闯了大祸，纷纷逃回工地。死者是西工指通讯站的站长，一位木讷忠厚的技术干部。他本人并不是打派仗的激进分子，只因担心下属的年轻战士闯乱子，才随车同来，谁料想竟死在乱枪之下。另一次枪击死人的事更是离奇。“六一七”得到情报，说“红战旗”次日凌晨将有一辆吉普车前往成都，意图不明。为了弄清情况，就求助于西昌地方造反派，请他们在必经路口设卡查问。次日天亮前，当车行至哨卡时，由于司机情绪紧张，拒绝停车，导致地方造反派向吉普车开枪，后座一人中弹身亡。事后得知，死者并非军人，而是一位铁路干部。他倦于派仗，商得“红战旗”一位朋友的帮助，同意他搭乘便车，回东北去探亲。可怜还没走出西昌，就命赴黄泉。这两件命案都不了了之，文革中这种事实在太多了，生命在那个年代几乎不值一文钱。

造反大楼里的自我囚禁

为了躲避报复，“六一七”几百人一下子迁出了机关大院，挤进一座被命名为“造反大楼”的三层楼里。这座楼原是军阀刘文辉为蒋介石修的“行宫”，解放后被用作铁道部第二设计院的院址。大楼背山面海，居高临下，好守难攻。一座仅供少数人享用的楼房，居然能容下几百人，“战斗”长达年余，也算得上是“蔚为壮观”。至今我还保存着一张“造反大楼”的全景照片，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二层的门窗统统用砖头封死，墙上留着一个个射击孔，既可向外窥视，又能伸出枪筒射击。顶层门楼上悬挂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和“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那时大家都用毛主席像做护身符，要是对方敢向这些护身符射击，那先就成了“反革命”，不战而败。大楼防守严密，只在楼的右边留一进出的狭窄侧门，由两个持枪手警卫。顶楼前后设有哨位，昼夜二十四小时有人持枪站岗放哨。四百倍的地质勘测望远镜不时搜巡山下的公路、邛海的水面和楼后的陡岩松林，如大战将临，大敌当前。“造反大楼”成了一座武装到牙齿的军营，然而住在这座杀气腾腾的军营内的，却并不是一群彪形大汉、杀人魔王，而是几百个文质彬彬的干部、工程师、技术员、编辑、记者、画家、摄影师……他们满怀激情来为祖国的大三线建设奉献青春，却在那不可理喻的年代变成这种不可理喻的模样。

随着西昌武斗加剧，邮路完全断绝，西工指数百名铁路职工自从撤离机关大院后便和家人失去了联系。“造反大楼”好似汪洋大海里的孤岛，楼里的人有说不尽的孤寂、恐惧和迷茫。从68年初到69年夏季，几百人自我囚禁了一年有半。多亏“六一七”的勤务员们，是他们利用文革前掌管的部分资金，冒险到周围农户去采购粮食和菜蔬，这才维持了数百人的生计。作为“六一七”的一员，我也是沾了这份光的。文革中，特别是在大小凉山这样的深山老林里，不论你愿意还是不愿意，都得参加一派，否则，不仅没有吃饭的地方，死了都没人埋你。如果不是当年大家都还年轻，真不知会发生什么悲剧。

在指挥部机关，从铁道部调来的一批中层干部处境更是艰难。自从大当权派一个个被揪回北京，这些中层干部便身不由己地上升成主要目标。“六一七”为了表现革命造反精神，不为对立派所垢病，时不时要从他们中间拉出几个来批斗一番。好在丈夫平日处世低调，人缘尚好，群众并没给他吃太大的苦头。只是有一次，在“造反大楼”的食堂里，当他正在作检查交待时，一位青年工人一时兴起，端起手中的卡宾枪，对着天花板就是一梭子，会场立时大乱。事后我问丈夫：“怕不？”他说：“不怕。是他自己心里烦，不是冲我来的。”是的，干部和群众哪有那么多的怨仇？无限度地上纲，无休止的批斗，干部受苦，群众嫌累，大家心里都很烦。

大约在住进“造反大楼”两三个月后，突然从西昌军分区传来通知，叫西工指的中层干部一律集中，到距西昌几十公里的一个叫马坪坝的山窝子里，和地方干部一道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这些中层干部就这样被军分区派来的卡车匆匆拉走，糊里糊涂地离开了西工指机关。我们夫妇在危难中分手，前途难卜，惶惑不已。

学习班开办一段时间后，允许家属去马坪坝探望，我和小马决定走一趟。到了那里，夫妻见面十分拘谨，不知说什么好，更不敢深谈，我们的探望和探监也差不多。意识到不可久留，我俩次日一大早就返回了“造反大楼”。然而，就是这样人之常情的事，在铁路职工内部却引起了不小的争议。渐渐的，人们开会不再通知我们，“保夫派”的冷言冷语也传到我们耳中。一次对亲人的探望竟使我俩被排除在“自己人”之外了。我和小马决计搬出“造反大楼”，回到机关大院去住。我们估量，即或“红战旗”杀回来，好像还不至于要我们的命。

我们搬出“造反大楼”，没人阻拦，也没人帮忙，大家都麻木了。机关大院四层的办公主楼早已空无一人。我和小马，还有一位带着三个孩子的单身母亲，三个女人和三个孩子，就这样潇洒地把原来可容几百人的办公大楼“占领”了，但一日三餐仍要到造反大楼去打饭，否则只有饿死。

逃离西昌

西昌军分区那个“学习班”几乎和所有的“学习班”一样，是支派的。对西工指的两派，自然是支兵不支工。铁道部去的干部，首先就得承认“红战旗”是“革命造反组织”，“大方向是正确的”，是“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丈夫他们在低头认罪的同时，也说了一些违心的话。这些话传回“造反大楼”，引起铁路职工的强烈不满，骂这些干部都是软骨头，回来一定要好好“收拾”他们。“学习班”在经历了一段紧张批斗后，气氛有所放松。除认定的“牛鬼蛇神”外，其余的人允许请假回家看看。一天，小马的丈夫和我的丈夫相约，偷偷回了一趟西工指大院，不幸被“造反大楼”的望哨发现，立即来了几个人，令他们过去“谈谈”。这一谈，从晚上六点一直到次日凌晨三点。我焦急等待，忧心如焚。等到丈夫回来时，只见他疲惫不堪，满脸通红，知道他挨了打。我问他：“伤着哪里没有？”他苦苦一笑说：“没有。”随即就呼呼入睡了。第二天，在好心朋友的掩护下，丈夫避开望哨，溜到邛海边，沿着芦苇丛，像越狱的囚犯一样逃跑了。

三个女人和三个孩子住偌大一座院子和偌大一幢楼房，可谓宽敞舒适。每天，我独自坐在窗前，一边看着邛海和对岸的峰峦，一边想念着故乡和亲人，有时不禁潸然泪下。这样的生活，如此寂寞，也难长久。一天，大院忽然传来久违的嘈杂声。二三十个地方造反派手持冲锋枪，押着指挥部通讯站的几个工人，强迫他们来大院掘地。这些人是从西昌城里来的，开着架有机关枪的大卡车，冲向“造反大楼”，说是要“抓头头”，“收缴枪支”。进机关大院掘地三尺，就是要找埋藏的枪支弹药。这事本来就十分荒唐，自然什么也找不到。可他们见到收音机、手表、毛毯等物品却如获至宝，喜不自胜，拿起就走。不久又来了一拨人，腰间别着手榴弹，明晃晃的大片刀绑着红绸，攥着黄铜军号，亦真亦戏的。他们冲上我们住的大楼，挨个房间搜查，把我们这些妇孺赶到操场，站到已列队的人群中间。一个一手挥大刀一手舞手榴弹的男人用地道的四川话大喊：“谁是头头？谁有枪？给老子交出来！哪个不说砸烂他的沙罐儿（脑袋）。”他们逐个盘问，遍体搜查。当盘问到我们时，我们说是带孩子来探亲的家属，什么也不知道，这才躲过一劫。

我们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西昌太凶险，必须马上离开。可离开谈何容易？任何交通工具都没有，总不能带着孩子徒步走出崇山峻岭吧？所幸天无绝人之路，次日来了一辆军车，要把铁道兵的档案转移到军分区，以防地方造反派冲击抢劫。在这危难关头，人性毕竟战胜了派性，负责转移档案的铁道兵干部很爽快就允许我们搭乘他的军车离开，这不啻于救了我们的性命。兵工本都是善良百姓，都是相亲相敬的同志，何来真正的仇恨？

就在那个恐怖之夜，“造反大楼”的全体人员也如惊弓之鸟，一夜之间逃散一空，谁也没有想到通知我们一声。“造反大楼”又成了一座空城，如果我们次日走不了，立刻就会陷于没吃没喝的绝境。

我们离开后，西昌城里的造反派全都得知有这么一所大机关有利可图。他们蜂拥而至，明火执仗地抢劫和破坏。全套载波通信设备被捣毁，文件、档案、书籍丢失殆尽，大小财物洗劫一空，拿不走的统统砸烂。文革后期铁道部曾派专人去收拾残局。回来的人说，那里除了满目疮痍，再也找不到一件完整有用的东西。一个中央直接领导，全国通力支援，担负着提升中国国力重任的庞大建设机器就这样灰飞烟灭。

此后，我决心不再回西昌。然而，西昌的山，西昌的水，西昌的人和事，却时时萦绕心头，挥之不去。去年，我终于摆脱不了越四十年的牵挂，改变了自己的决心，又去了一趟西昌。山川依旧，往事如烟，故地徘徊，怆然欲泪。西昌有芦山邛海令我无限眷念，西昌文革如一场噩梦令人不堪回首。

（责任编辑 萧 徐）

2007年第9期 关于唐纵日记的回忆　作者：李　锐

在1995年1月《同舟共进》上，曾看到朱正的《一次没有实行的改革》文，他就唐纵日记中的材料，介绍了抗日战争后期国民党内部围绕政治改革问题的一些谈论，很引起我不少回忆。当时就着手写一篇谈唐纵日记的文章，拟了一个草稿，但一直没有最后定稿，压了十多年，清理杂件中找出，现在整理出来。

第一个通读了唐纵全部日记的人，就是我。1949年南下到湖南时，我任《新湖南报》社社长。大概是1950年初，省公安厅厅长同我谈起，他们得到唐纵的全部日记。那是唐在离开大陆去台湾之时，交给一位朋友保管的；长沙解放后，那个朋友就主动交了出来。公安厅长知道我对这类东西特有兴趣，就全部交给我一览。日记从1927年唐纵进黄埔军校六期写起，直到1946年底。一律用写钢笔字的黑皮笔记本，大小一律，好几十本，字也端正。由此，可以看出这个人生活严谨，工作也认真踏实，深得蒋介石器重。抗战时，蒋让他当侍从室第六组的组长。侍从室主任是陈布雷，成员自是蒋的亲信幕僚和智囊，代蒋草拟文告，调查情况，执行交办任务。这第六组主管情报工作。在国民党的情报系统中，唐的地位仅次于戴笠，做过军统局的帮办；到台湾后，任内政部次长，警察总署署长。当年他不但与蒋常有直接接触，常去蒋家；同国民党内许多高层人士也有颇深的关系，知悉较多政坛内情。因此，他的这部日记，对于了解那一段国民党统治的历史，诸如党内部各派系的情况，抗日战争的态势，国民党同共产党的关系，以及蒋待人处事的习惯等等，都是一种极为难得的很有价值的资料。当年没有复印机，我只能把自己认为重要的内容打上记号，请字写得好的报社编辑柳思抄了一厚本。

我还记得，唐纵的日记本里夹了不少蒋介石写的批示条子，都是约半寸宽、两三寸长的小纸片，包括“中正”签名，字写的很端正，内容极短，只是几个字的批复或交办某事。唐纵收集了好多张，很珍重地将它夹在日记的相关部分，我还特意取出两张夹在那个摘抄本里。

1952年我调到北京后，同田家英谈起此事。田将这个抄本要去了，还转告中办主任杨尚昆（杨当年负责这方面的工作）。杨看到了这个抄本后，于是下令将唐纵的全部日记调到北京来了。

我在燃料工业部主管水电建设工作后，彻底投笔从工，以后也没再同田谈起过唐纵日记之事。杨尚昆大概是不满足于只看我的抄本，才下令把全部唐纵日记原件从湖南调来，作为研究用的资料。

回想当年，我是以很大兴趣阅读这几十本日记的，特别是其中读到我们党的部分。我一面看，一面以自己的回忆来对照，有关亲身经历的那些事情，国民党方面是怎样看待的。其中我印象最深刻并确切记得的，是这样一条：1942年8月23日，唐纵在日记中有此一段：现在延安情况很混乱，可惜我们在共产党内没有一根内线，得不到确实的情报。我就回想起延安“抢救失足者运动”时期那种种可怕的情况来了。抗战初期，一批批满怀热情的青年，不畏艰难险阻，千里闯关，从国民党统治下的大后方来到延安，投奔共产党，还包括在边区长大的。这些天真纯洁的青年，在这场“抢救失足者”运动中，都受不了逼供信，在斗争会上“坦白交代”自己的“特务身份”。一时特务如毛。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打出了一万五千个特务（韦君宜的《思痛录》中有细微的描述）。可是国民党方面的唐纵，这一特务机关的首脑，他慨叹的却是在延安“无一根内线”！就是说，没有一个同他们有联系的打入共产党内部的真正的特务分子；我说，只要有一个，他也不会这样说了（当年从境外潜入陕甘宁边区的特务是有的，延安保安处就逮捕过这样的特务，但是都不属于正牌子的军统特务）。而我们却一时闹得八公山上，草木皆兵，自称“特务如毛”了。这事于我有切肤之痛，我也是抢救运动中在保安处关了一年多（当年共关了老号、新号好几百人）。在逼供中，我受的刑罚还是较轻的，只是带手铐，挨耳光，坐矮板凳、长时站立，以及五天五夜不让睡觉而已。

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谈到了“抢救运动”的错误。他说，在当着共产党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在肃反问题上搞错了很多人，走过这样一段弯路，包括我自己在内。抗战时期，出了山东省湖西肃反的错误，在延安又来了这样一个“抢救运动”。我看，延安犯的这个错误非同小可，因为延安是有全国影响的。他又说，特务本来是少少的，当着潮流起来的时候，没有例外地觉得特务相当的多。关于特务，从前的估计是“瞎子摸鱼”，究竟有多少并不知道，现在知道了只是极少数。在这次“七大”上，毛表示，对搞错了的同志，要向他们赔不是。

在这篇讲话中，毛甚至还对他在江西打AB团一事承担了个人的责任，他说：“内战时期，我（按：他没有加“们”字）就打过AB团，”他还说：“1930年一二月就打AB团，我讲不要搞肉刑，结果还是搞了。那时候杀了许多人，应该肯定地说，许多人都杀错了。”

从1985年开始，十多年中我主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时，曾统计过十年内战期间各苏区的肃反，从打AB团起，共杀了十万人。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数字（因为红军最多时才三十万人）。于是延安“抢救运动”时的“九条方针”，才有第一条“一个不杀”的规定（也杀了几个，如王实味）。回顾历史，根本问题在：对打“AB团”事件及整个“肃反”运动，从没有做过认真的总结。我们从历史发展过程看，为什么从1930年开始的，这种自相惊扰，施用酷刑，自相残杀的可怕的运动，一直不断，且规模越来越大呢？从本质上说，当然同中国的农民战争（痞子运动）和暴力革命有关。内战时期打AB团起的肃反运动，当然还同当年我党尚处于弱势，也与领导者多疑与个人维权等原因有关。延安整风文件中，斯大林的“布尔塞维克化十二条”有一条是：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苏联大规模肃反是1936年开始，比中国打AB团迟）。抢救运动当然也属于向苏联学习经验，不过规模大大超过，变成“特务如毛”了。在这种运动中，总是强调要提高警惕，擦亮眼睛，要认清敌人，不要错把敌人当做自己人；为什么不提醒，要警惕莫将自己人当做敌人呢？这就关系到对“人”的尊重问题。中国是一个几千年封建专制传统极深的国家，也是有农民战争传统的国家，从来没有过“人权”的思想传统。在革命运动中尤其战争中难免伤人、死人，但是养成对人的生命都无所谓的习惯，死多少人都无所谓，无动于心，只是说说“韭菜割了还能长出来、人头掉了长不出来”这样的俏皮话。看来这确是一个根本问题。

既然七大会议上讲了那样一段话，为什么1949年后，依旧一个接一个政治运动，而且规模越来越大，不断地伤害着党内党外的好同志、社会精英、乃至知识群体，最后登峰造极，发展到“文化大革命”，甚至党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直到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都当做反革命来肃了呢？这种中外历史上没有过的似乎难以理解的惨痛教训，其原因还有待更深入研究，这篇短文中暂不谈及。

唐纵日记的抄本送给田家英之后，再也没有回到我的手中。有时虽也想到其中的一些内容，苦于无法查到。这次看到朱正的文章，才知道群众出版社已将这部日记整理为《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一书出版。于是找来一看，上面提到的那一条有关内容乃1942年8月23日，书上只摘录了这样两行：

“晚在罗家湾座谈会讨论共产党问题，切实检讨，对共产党毫无内线，所得报告，皆空泛无所据，至可惊叹”！

“毫无内线”之意，我记得很准确。印象太深刻了，事隔多年也不会忘记。我记得还有几句交代背景的话，如说目前延安很混乱之类。看来，8月23日的这些内容，在整理出版时给删掉了。还有一些我依稀记得的段落。在这本书里也没有查找到，看来被删之处甚多。我以为，像这样有重要价值的书，最好不要删节，应按原貌发表；即使确实有一些一时不宜公众阅读的内容，删节的也应限于必须删节的，尽量少删多留为好。这是六七十年以前的日记，在我的记忆里，似乎想不起有什么必须删节的部分。我希望此书能重新完整出版，深信必将受到史学界的欢迎。

听朱正说，他的这篇读书札记在《同舟共进》发表时，也删去了三分之一左右，他说，那是受了杂志篇幅限制而作的技术处理。我向他索阅了原稿，以为其中不乏可供参考之处，曾希望原稿重新发表一次，可这也是办不到的。

（责任编辑 萧 徐）

2007年第9期 美方档案揭示的“八一七公报”　作者：高　峥

1982年8月17日，中美两国签署了关于解决美售台武器问题的联合公报，习称“八一七公报”。它与中美上海公报和建交公报一起，并称为处理两国关系的三大基石，在官方文件和学者著作中频频提及。近年来，随着美国一些外交档案的解秘，“八一七公报”谈判前后的某些细节渐为人知，耐人寻味。现将美国方面的材料整理如下，供读者参考。

故事追溯到1976年10月29日，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召集了国务院的紧急会议。这次会议有两个议题引人注目。一个是毛泽东去世后中国的形势发展。当时四人帮刚刚垮台，会上有人预言：“华国锋成功的概率是五对五，而邓小平能否复出，将是形势转折的关键。”另一个议题涉及到台海形势。基辛格指出，如果台海发生武装冲突，美国不能侧身其中，因为“去跟我们承认的国家开战，为了一块我们承认属于他们的国内领土而战，实在非常荒谬。”有人在会上说，“长远来看，台湾独立可能是唯一的解决方案。”但基辛格认为，“理想的解决方案应该是，台湾决定加入北京，或者双方能自行达成协议。”这次会议反映出美国对台海冲突的关切和分歧。这些分歧最终导致了在中美建交之后，美国国务院“亲中派”和“亲台派”在美国对台军售问题上的较量和斗法。

时间到了1981年，“亲中派”以基辛格的继承人国务卿黑格(Alexander Haig)为首，包括了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何志立（John-Holdridge），国务院中国科科长洛普(William Rope)和驻华临时代办傅立民(Charles Freeman)，试图着手解决对台军售问题。黑格最初的意图是，一方面，向北京提供最先进的武器和科技，另一方面，又继续向台湾出售新型喷气式战机。在他看来，这种方案的好处显而易见。从政治上看，美国可以据此显示台湾关系法的战略意义，安抚那些反对废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人。从经济上看，批准台湾的军火订货，又是里根总统对他忠实的支持者诺斯洛普公司的酬谢。至于北京方面，能够得到最需要的先进的武器和科技，想必也会乐见其成。事实上，最欢迎这个方案的，倒是白宫和国务院的“亲台派”。里根的国家安全助理艾伦和美国驻台代表李洁明，正在积极奔走，力图促成对台出售FX战机的交易。但是，中国政府强烈反对美国继续向台湾提供武器，特别是FX战机。

是年8月，黑格通知北京，他已经拟订好了一份向中国出售武器的清单，并急切盼望北京的军购首席代表刘华清来访商谈。但是，他被告知，刘的访问已被取消。与此同时，邓小平接见了香港媒体，明确地表示，美国的做法，将导致两国关系的倒退。邓的警告绝非虚声恫吓。早些时候，在荷兰政府决定向台湾出售潜艇之后，北京驱除了荷兰驻华大使，并召回了自己的大使。国务院中国科的官员私下议论道：“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美国和中国闹翻的局面。”傅立民从北京得到的消息颇不乐观，而洛普则忧心忡忡。10月3日中国副外长章文晋访问国务院，洛普做谈话记录。他对章文晋所说“情况会急转直下”印象深刻。事后他立即呈交黑格一个备忘录，建议里根总统利用在墨西哥坎昆出席南北高峰会议之机，通知中国领导人，美国已经决定不向台湾出售先进战斗机。他引用了中央情报局的报告，声称台湾并不需要此类战机，并且强调这个问题的政治影响非同小可。他指出，中央情报局持有同样看法，“如果美国向台湾出售先进战机，可能导致美中关系出现裂痕。”

黑格对洛普和国务院中国科的反应十分不安。他把何志立，洛普和少数几个官员叫到办公室，告诉他们，他找到了一个新的解决办法。第一，向中国出售武器的事，可以继续进行。第二，将FX战机的交易掉包。让诺斯洛普公司作些改动。国务院可以对北京说，这是对美国一直向台湾提供的F—5E台湾现役战机的改型，并非FX。改型后的战机具有FX的全部性能，但外界无人知晓。洛普立刻表示反对，他说：“如果我们这么干，结果一定穿帮。”黑格认为北京不会知情。但洛普坚持说，这是瞒不了北京的。他们可以从国际防卫杂志的报道中发现其中奥妙，而且他们的朋友，像前助理国务卿豪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等人，也会把真相告诉北京的。

和许多国务院的中国问题专家一样，洛普毕业于耶鲁大学，曾是1973年美国驻华联络处最年轻的外交官，对中国事务具有极大的兴趣和了解。他不是一个唯唯诺诺的官僚，而且相信，如果美国试图掩盖事实，结果必然“适得其反”。于是他联络他的耶鲁校友傅立民，以及国务院负责政治和军事的办公室主任帕特和何志立，希望一起来说服黑格。但与黑格同为西点军校的毕业生何志立，虽然支持洛普的观点，却不愿拂逆上司的意愿。

在坎昆南北高峰会议上，中美两国领导人会面，谈及美国对台军售，但没有达成任何共识。问题交给了两国外长解决。黑格原打算在10月23日会见中国外长黄华时，阐述一下他的计划。但是，他却无法开口，因为黄华交予黑格的一份外交公文，口气之强硬让他瞠目结舌。

在这份外交公文中，北京明确要求美国停止对台军售。这一目标可以分期实现，但美国必须确定最终日期。在现在和最终日期之间，美国对台军售的水平不能超过卡特政府的水平。而且，必须逐年递减，直到最终完全停止。黄华说，如果美国政府拒绝这一要求，北京将降低两国关系的层次，召回大使。黄华还说，希望美方在一周内给予答复，因为届时他将赴华盛顿面晤里根，向他表达中国的立场。令黑格更为惊讶的是，黄华与里根会面时，果然态度强硬，丝毫不怕激怒总统。他估计，黄华一定得到了北京最高层的详细指令。

黑格感到气愤和挫折，也认识到事情可能会是“一场大灾难”。他又找来何志立、洛普和他的高级幕僚们商讨。众人一致认为，他们无法确定“最终日期”。但是，洛普仔细研究中方文件，突然感到，北京的立场并非没有转圜余地。北京要求美国对台军售逐年递减，更为关键。他指出，卡特政府的最后一年，对台军售特别高，达到了8亿3千5百万美元。黑格可以向北京承诺，美国无意超逾这个界限。洛普认为，北京实际是在寻求一种原则性的与过渡性的安排，因此双方可以妥协。最后黑格和他的高级幕僚们决定，利用中美上海公报发表十周年之际，再次发表一项联合公报，宣布双方在对台军售问题上的原则共识。洛普提出，美国同意对台军售逐年递减，但以北京同意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为前提。紧接着，他又设想，不久前北京公布的叶剑英对台声明，可以证明和平意愿是北京的“长期政策”。感恩节当天，洛普和他的工作班子受命赶拟总统的备忘录，在此基础上，国务院起草了可供中美公报使用的美方文本。黑格立即批准了这份文稿。1981年12月初，它被放到了里根椭圆形办公室的桌子上。

“亲台派”极力反对切断对台军售。他们以国家安全助理艾伦(Richard Allen)为首，包括时任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的伍夫维兹(Paul Wolfowitz)，国防部负责国际安全的部长助理阿米塔奇(Richard L.Armitage)以及驻台代表李洁明(James Lilley)等。艾伦在一次与中国大使晤面时，曾粗暴地打断大使对中国立场的说明，提前退场。阿米塔奇支持国防部一而再、再而三地否决对华技术转让申请。李洁明接到黑格指示，让他说服台湾接受美国最终停止军售的决定，他却回电说行不通。伍夫维兹更是两次撰文，公开批评黑格对北京让步太多。但是到了1981年底，形势发生了有利“亲中派”的变化。首先，艾伦因受贿丑闻下台。其次，波兰危机严重，可能引发美苏冲突。美国朝野意识到，在这种形势下，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是对付苏联挑战的必要手段。

1982年1月，里根下决心解决军售问题。1月6日，洛普奉命草拟了总统的决策备忘录。美国新任驻华大使恒安石(Arthur Hummel)，开始负责与北京的谈判。何志立、洛普、负责欧洲事务（包括波兰）的国务院官员戴维斯(John Davis)等六人组成的谈判小组飞往了北京。从美国方面披露的材料看，接下来七个多月的谈判充满了戏剧性，需要专文描述，这里暂且不表。值得自豪的是，谈判尚未开始，中国就已经占据了主动，把对手推到了它的政策底线。8月17日，联合公报最终签署。对美国来说，最重要的一段文字是：

“美国政府声明，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

由于里根的坚持，洛普文稿中“最终停止”军售的提法，变成了比较含混的“最后的解决。”联合公报签署后，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召见了恒安石。邓用开玩笑的语气对美国大使说，希望美国逐步递减军售的幅度，一年不会少于一美元。其中深意，自然不言自明。如果美国能够严守联合公报的诺言，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哪怕再慢，“最后的解决”也会是“最终停止”。

八一七公报是对“亲台派”的重大打击。但是此后，美国政府并没有完全信守公报的原则。特别是1992年，李洁明、伍夫维兹和钱尼（Richard B.Cheney，时任国防部长）联手促使布什把F—16战机卖给台湾。中美关系经历着起伏，美国国务院中国专家的仕途亦是如此。在一段时间内，“亲台派”的力量又占了上风。黑格将军为促成中美谈判不遗余力，与“亲台派”多次冲突，并且竭力阻止里根向台湾出售军事零件。1982年6月，他却不得已提出辞职，挂冠而去。不久，何志立被外放到印尼做大使（伍夫维兹接替了他在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的职务），傅立民被调离了驻华使馆和中国科，洛普则被调去处理南欧和土耳其事务。他们的涉华工作，为期不可谓太长，但是，他们的努力和贡献，却令人长久铭记。

（作者系美国马里兰州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 徐庆全）

2007年第9期 任鸿隽“科学”理念的社会意义　作者：张绪山

一

任鸿隽（1886—1961）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卓越的科学活动家，科学社创始人之一。1909—1911年留学日本，1913—1918留学美国。留美期间曾任《留美学生季报》总编辑，并于1914年发起成立中国科学社，创办《科学》月刊。1918年10月回国后，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1923年参与“科学与玄学”论战，是丁文江之外科学派的主要战将之一。1922—1925年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东南大学副校长。1925—1935年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专门秘书、董事、干事长等职。任鸿隽终其一生都在为科学思想的传播和科学精神的培育奔走呼号，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奠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新文化运动以后，“科学”与“民主”成为中国社会追求的目标，“科学”的威望已经确立起来。胡适在1923年说：“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科学与人生观〉序》）但是，对于舶来品的科学，整个民族对其本质的认识是肤浅的，不消说普通民众，就是大多数文化人，对于“何为科学”、“何为科学方法”这样的根本性问题仍然是不了解、不清楚的。因此，任鸿隽不得不煞费苦心，首先从“科学”思维的常识讲起，向国人阐明“何为科学”、“何为科学方法”的基本道理。

对于“科学”的理解，任鸿隽不同于同时期大多数文化人的泛化倾向，他对科学的定义是：“科学者，知识而有系统之大名。就广义言之，凡知识之分别部居，以类相从，井然独绎一事物者，皆得谓之科学。自狭义言之，则知识之关于某一现象，其推理重实验，其察物有条贯，而又能分别关联，抽其大例者，谓之科学。是故历史、美术、文学、哲理、神学之属非科学也，而天文、物理、生理、心理之属为科学。”他强调科学方法对于科学的重要性，“今之物质与数千年之物质无异也，而今有科学，数千年前无科学，则方法之有无为之耳。诚得其方法，则所见之事实无非科学者。”他非常赞赏并多次引用哈佛大学校长爱里亦脱（C.W.Eliot）关于东西方思维习惯差异的见解：“东方学者驰于空想，渊然而思，冥然而悟，其所习为哲理。奉为教义者纯出于先民之传授，而未尝以归纳的方法实验之以求其真也。西方近百年之进步，既受赐于归纳的方法矣。……吾人欲救东方人驰骛空虚之病，而使其有独立不倚、格致事物、发明真理之精神，亦唯有教以自然科学，以归纳的论理、实验的方法，简练其官能，使其能得正确之智识于平昔所观察者而已。”任鸿隽认为，“驰于空想”而惰于实验是国人探求知识的习惯，是传统思维的大缺陷，是中国不能产生近代科学的重要原因。（《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科学》第1卷第1期。）

为了说明科学研究以自然事实为研究对象的实验特质，任鸿隽反复强调，“科学的本质，是事实不是文字”，科学家以自然界的现象为研究对象，应具备进取精神并掌握实验原则这两个前提：“第一，他们以为自然界的现象，是无穷的；天地间的真理，也是无穷的。所以只管拼命的向前去钻研，发明那未发明的事实和秘藏。第二，他们所注意的是未发明的事实，自然不仅仅读古人书，知道古人的发明，便以为满足。所以他们的工夫，都由研究文字，转到研究事实上去了。惟其要研究事实，所以科学家要讲究观察和实验……要是专靠文字，就可以算科学，我们只要卖几本书就够了，又何必费许多事呢？”（《何为科学家》《新青年》第6卷5号。）他反复强调，“我们的东方的文化，所以不及西方的所在，也是因为一个在文字上做工夫，一个在事实上做工夫的原故。”中国几千年求学方法上的一个大毛病，就是重视心思而轻视官感，换言之，就是专事立想，不求实验，其表现是，对正心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学问讲得天花乱坠，对于自然界的现象始终没有一个正当解说，脱不掉以故纸堆为研究材料的老路。

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为“科学方法”，以逻辑原则为科学方法的全部，从这个原则出发，强调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与近代西方科学家研究活动的一致性，认为顾炎武、阎若璩的方法同伽利略、牛顿的方法是一样的，戴震、钱大昕的方法同达尔文、巴斯德的方法也是一样的。（《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由于忽略了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方法中的实验原则，胡适将墨子、程朱和清代的中国学术都称为“科学方法”，墨子、朱熹和清代朴学大师都变成了“科学家”。

针对胡适等人所坚持的这样“科学”概念，以及以“整理国故”来落实其“科学方法”的做法，任鸿隽明确表示不以为然：“近来我们的朋友，很有表彰汉学的科学方法的；其实他们所做到的，不过训诂笺注，为古人作奴隶，至于书本外的新智识，因为没有新事实来做研究，是永远不会发见的。”（《中国科学社第六次年会开会词》《科学》第6卷第9期。）他突出地强调近代科学方法的实验本质：“凡言近世科学的历史，必推英人培根为鼻祖。因为他注重归纳的方法，主张凡学须从实验入手。这实验两个字，就是近世科学的命根。”（《外国科学社及本社的历史》，《科学》第3卷第1期。）又说：“今之科学，固不能废推理，而大要本之实验。有实验而后有正确智识”。（《吾国学术思想之未来》《科学》第2卷第12期。）这样的科学方法论，在新文化运动一代文化人中是非常突出的，不独有别于人文学者胡适，也有别于同为科学家的丁文江。

丁文江在当时被认为是“科学化最深的中国人。”作为著名的地质学家，其工作性质使他非常清楚实验原则对科学研究的意义，然而，他在很多场合对科学方法作了泛化的诠释（至少在科、玄论战时期是如此），如认为，“科学的万能、科学的普通，科学的贯通，不在它的材料，而在它的方法。爱因斯坦谈相对论是科学，詹姆士谈心理学是科学，梁任公讲历史研究法，胡适之讲《红楼梦》也是科学”。（《科学与人生观》）将爱因斯坦、詹姆士、梁启超和胡适的研究相提并论，实际上只是突出了其研究活动的相同点，即逻辑原则。他之所以如此，乃是客观环境使然。在中国文化传统缺乏严密逻辑体系的事实面前，丁文江所希望看到整个国民都能像他一样，“天天求真理，时时想破除成见”，“无论遇见什么事，都能平心静气去分析研究，从复杂中求简单，从紊乱中求秩序”，“拿论理来训练他的意想”。科学研究所要求的逻辑原则，是普通人加以努力也可以做到的，但实验则不同，它不是空口白话或几本书就可以办到，而必须经过严格的训练并且具备相当的设备才能实行。他对科学方法的解说显然与他普及科学的使命有关。

二

爱因斯坦认为，西方近代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成就为基础的：一是以欧几里得几何学为代表的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二是文艺复兴时期证实的通过系统的实验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的重要结论。（《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574页。）换言之，严密的逻辑原则和系统的实验原则是科学思维方式的两大基本要素。任鸿隽的“科学”理念所强调的正是这两个原则。

科学在本质上包括两个部分：一是科学各学科取得的具体成就，一是统御科学各学科的思维方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提到的“科学”概念，大多数情况下指的是它的思维方式。科学精神包括两个方面的重要内涵：一是坚持客观事物有规律可循的信念，没有这种信念人们就不会去从事研究活动。这是形而上的方面。二是坚持获取知识的两种最基本的程序，即逻辑和实验，不通过这两种程序人们就没有认识客观事物内在规律的途径。这是形而下的方面。这两个方面使科学区别于迷信和巫术。因此，坚持“科学精神”或“科学态度”，说到底，就是坚持以严密的逻辑和系统的实验手段的密切结合，作为认识世界、获取知识的根本途径。逻辑推理和系统实验二者缺一不可，仅以逻辑推理还不能保证一定达到真理，因为逻辑不以实验（而且是反复的实验）来检验，其本身并不能在论证中区别诡辩论，只有“系统的实验”才是思想认识正确与否的终极检验标准。在社会活动中，“系统的实验”主要表现为具体的社会实践。“实践出真知”这句话所强调的，正是实践的最终检验作用。坚持逻辑推理和系统实验二者在认识社会和自然事物中的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性，意味着掌握了科学精神的精髓。

“大革文化命”时期，“一句顶一万句”的口号响彻云霄，甚至连那些经历了新文化运动洗礼的人们都被迫信从；“大革文化命”结束后，又有人提出两个“凡是”。从科学思维的角度，“一句顶一万句”和两个“凡是”的错误在于，它们都是以政治权威作为真理的评判者。以权威（政治的、宗教的、学术的）的思想为判断真理的标准，意味着忘记了科学思维的基本要求，其错误在于：一是任何权威的思想本身并不能证明自己就是真理，它本身必须同其任何思想一样接受理性逻辑的审视和评判；二是它是不是真理，关键在于它是否经得起实践（实验）的检验，权威的思想不能享有不受实践检验的特权。单纯地以所谓的权威理论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违反科学的根本要求。

我们注意到，在当下“传统文化潮”升温的氛围中，有人试图从传统文化中找到“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以证明这些东西在中国属于“古已有之”。于是，《中庸》里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被一些人总结为“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其实，包括《中庸》在内的中国传统经典所教给人们的，只是有关“人事”的学问，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哲学，属于任鸿隽早已批评过的“冥然而悟”的修身功夫。谈“科学精神”离开“客观事实”这个前提和科学思维方法这个手段，是不可想象的。

新文化运动之后的80余年中，科学在中国的发展成就，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难以想象的。不过，据此断言科学精神已深入人心，为人所正确掌握和领会，则是言过其实。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坚持“科学精神”或“科学态度”就是坚持“科学思维方式”这一核心要点远未被人们透辟理解。人们讨论“什么是科学精神”，往往列举出诸如“怀疑”、“无私”、“公正”、“客观”、“实事求是”、“精益求精”、“创新”等等一些特点为主要内容。这些内容不能说与“科学精神”全然无关，但绝不能说得其要领，因为这些特点只是“科学精神”的“外围”而不是核心。所以，我们看到的事实仍然是，“科学精神”至今还处于说不清、道不明的状态。有的学者感到难以对“科学精神”给出一个严格的定义，于是干脆认为这个名词是一个“模糊概念”，甚至说“科学精神不是1+1=2”！但问题是，既然连从事专门研究的学者都说不清“科学精神”为何物，又怎能让我们的普通民众对“科学精神”有清楚的了解？既然不能有清楚的了解，又怎能要人们弘扬这个莫名其妙的“科学精神”？可见，对“科学”这个名词的熟悉和滥用，并不说明掌握了“科学精神”的精髓。确立和普及科学精神——即坚持科学的思维方式——在我民族仍是任重道远的艰巨任务。

（责任编辑 徐全庆）

2007年第9期 言论自由是民主的必要条件　作者：资中筠

自“五四”运动先驱们提出“德、赛”二先生，曲折走来到今天，终于“民主是个好东西”公开见诸权威报刊，最高领导人公开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进而阐明：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民主不再冠以“资产阶级”，我们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公开讨论了。这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

民主是对专制而言，作为一种制度，其核心一是公民参与，二是权力的监督。人类在文明进步中经过长期摸索，建立起一种机制，保证公民最大限度地参与公共事务，同时明确各类掌权者的权限，并受到各方监督，杜绝某一个人或一小群人有“说了算”的至高无上的权力，这就是民主制度。我们一般想到民主，往往先想到议会和选举，于是又会联想到议会和选举的种种流弊和实施的困难。事实上，如果没有完善的配套机制，单纯的选举并不能真的体现民意，而且确实可以弊病百出，中外“贿选”、“黑金政治”例子举不胜举，不必赘言。实际上民主制度是一项系统工程，其必要组成部分是法治和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是指的公开表达意见，不是私下议论。民众议于野，自古以来就存在，尽管专制君主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甚至使出密探举报、鼓励互相揭发等等手段，也很难杜绝街头巷议。但是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一部分，必需有公开发表，形成“舆论”的途径，那就是新闻媒体和各种出版物。因此言论自由与新闻出版自由分不开，而且必须受到法律保护。新闻自由至少有以下几层意义：

首先，保证公民的知情权。“公民参与”必须建立在知情的基础上。新闻媒体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传播真相，所谓“知情的公众（informedpublic）”才是行使民主权利的前提。美国开国元勋之一杰斐逊有一句名言：“在一个文明国家，若指望在无知中得到自由，过去从未有过，将来也决办不到”。消除无知，一是普及教育，二是发展新闻事业。毋庸赘言，愚民政策是与民主不相容的，如果公众参与政治，那么他们必须有机会了解与其在政治体制中的地位——国家的主人——相称的信息。

舆论更主要是实行监督的功能。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已经没有争议。监督有两种：政府内部的互相监督和公众的监督，而后者更重要。因为，如果只有政府内部的监督，而不为广大公众所知，也无法参与，那么无论制度设计得多么精致严密，最终流于无效。中国历朝历代不乏“言官”的设置，“谏议大夫”、“御史”、“监察”等等，也不乏直言敢谏尽责的官员，甚至以身殉职，但总是正不压邪，无法挽救朝政的腐败乃至灭亡。即使在现代，如果设想西方国家的国会的争论都是在秘密中进行，公众不得与闻，媒体不得报道，或只许根据权威发布的内容报道，那么，难免形成暗箱交易，议员虽是民选，其作为选民代言人的资格就值得怀疑了。现在基本的事实是，除了某些涉及国家安全的特殊议题外，欧美国家大部分讨论都在众目睽睽下进行，每个议员的立场、对议案投票的记录都是透明的，才能使各方权力和利益得到公众的监督。

在民主制度中，新闻自由的基石之一是自由批评政府及其官员的权力。而对于在位者，运用手中的权力压制批评是一种很难抵挡的诱惑。所以，即使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在独立前后，争取新闻出版自由也是在与政府干涉的反复斗争中实现的，而且同法律的完善过程相一致。美国独立之后，那些高呼“不自由，毋宁死”的开国元勋们成为执政者。他们如何对待反对自己的舆论，关系到美国向何处去的选择：是继续进行社会变革，把那些战斗口号付诸实施，还是地位一变，立场就变，转而压制言论自由？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宪法通过以后，紧接着通过的十条修正案，称《权利法案》，至关重要。因为它用明确无误的语言杜绝了任何侵犯信仰、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的法律的出台。同时，开国的执政者的决心也非常重要，特别是杰斐逊以坚定的信念维护新闻自由不遗余力。

在台下时倡导言论自由是一回事，对杰斐逊最大的考验是在他当选为总统之后，对待反对政府的舆论是否采取“叶公好龙”的态度。那时的反对言论并非温文尔雅的说理，而是包括无所不用其极的恶毒谩骂乃至人身攻击，并且对公众是有影响的。这种攻击把他折磨得“痛苦不堪”。不过总的说来，他还是忍了下来，坚持做到不借助强制，光凭自由讨论来宣传和保护真理，来保持政府行动和观点的纯洁和正直，以此作为对民众判断力的信心的考验。对于那些真正的造谣污蔑如何处理？美国后来通过的有关诽谤罪的法律确立了“只有事实真相才可以用于诽谤诉讼辩护”的原则，而废除了旧的从英国继承来的政府可以以“煽动性诽谤”罪起诉公民的法律。这就是把政府与私人放在了完全平等的地位。从此新闻界以及任何个人对政府以及上至总统的任何政要的揭露、批判，和对私人一样，是否构成“诽谤”，只看是否属实，与对方身份无关。也就是说不能因为被批评的是政府官员就构成“煽动”或“危害社会”罪。在这种法律制度下，美国各届领导人经得起“骂”，也是一种基本功。

这种新闻自由对美国的社会改良，最终避免动乱保持稳定，起了极大的作用。特别是在关键的历史时期和事件上，总是先有强大的舆论，然后有改革的法律、政策、措施。例如20世纪初期美国在急剧工业化过程中两极分化日益尖锐，权钱交易，政治腐化严重，此时美国新闻报刊重拳出击，对各种社会不公、丑恶现象、富商、高官痛揭痛批，出现了著名的“耙粪”文学，与其他社会进步力量共同促成了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进步主义”改良运动，对美国一个世纪的长治久安有深远影响，新闻工作者获得了“人民斗士”的美誉。还有我们熟悉的上个世纪60年代的反越战和民权运动等等。平时无处不在的对时政和社会黑暗面的揭露批判不断，对社会起到净化作用，更不必赘言。

就在今天，小布什政府的内外政策无时无刻不在舆论的监督批评之中。9.11以后一个短时期内美国人感到空前的危机，有一种同仇敌忾的情绪，新上任的小布什政府得到了不寻常的支持。大约从2002年下半年起，国内置疑布什政府政策取向的声音逐渐升起，包括反对攻打伊拉克。随着美国占领伊拉克之后的局势混乱，付出的生命和财政的代价日益高昂，更重要的是，以反恐为名，公民权利受到侵犯，反对的意见日益强烈。翻开《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主流大报，几乎没有一天没有批评政府内外政策的深度报道和社论。使美国在全世界蒙羞的虐俘事件，率先曝光的也是美国和英国的媒体，美国国防部长曾要求电视台晚一些发表那些照片，免得美国士兵在伊拉克处境更加不利，却遭到媒体拒绝。这种揭露，尽管一时间使美国政府处境尴尬，但是事实上促使政府采取措施使坏事得到控制，实质上当然对美国有利。

批判者的武器主要还是美国宪法的“权利法案”，而维护现政府政策的反批评者的武器则是“爱国”和“安全”，即指责批判者危害反恐斗争是不爱国行为。对此，批判者的回答是：他们保卫的是美国的立国之本，如果这一凝聚各族裔美国人的原则精神遭到破坏，美国就将变质，就不再是美国，也就无所谓“安全”。最激烈的言论是：美国不毁于恐怖主义，而将毁于决策集团中“新保守主义”之手。

可以设想，如果美国政府官员有权力压制新闻，对待逆耳之言或封报刊、或追究罪责，甚至以危害国家安全罪逮捕有关人士，他们未必不会这样做。事实上，当政者已经尽其所能缩小和掩盖真相，但是在美国的制度下他们无权封杀舆论，这就是美国的自我纠偏的机制，也是其希望所在。不但如此，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主播丹·拉瑟因为独家率先报道美军虐俘丑闻，获得在纽约颁发的64届“皮巴迪广播节目奖”。举报虐俘事件的美军士兵约瑟夫·达比也获得著名的《肯尼迪勇气奖》，报刊高调报道。说明媒体和公民自揭家丑的传统和勇气还是得到承认和鼓励。虐俘事件可能是一个契机，唤起美国的社会良知，促使思想精英重新全面审视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政策和理念。

讲美国，只是举例说明一种普适性的内涵和民主的必要条件。当然，有一点是不言而喻的：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实施民主的形式和途径有所不同。说它不言而喻，因为纵观历史，横观世界，即使方今已经公认的欧美民主国家的发展历史和具体形式也都是不同的。这点无人否认，所以根本不必担心全盘照搬某一个外国的制度，即使有人想照般也搬不了。相反，过分强调“国情”却足以成为阻碍民主进程的借口。现在更需要强调的是民主普适性的内涵。

另外，思想、言论自由更深层次的意义是，有助于造就善于独立思考、心胸坦荡、富于正义感、诚实勇敢的高素质国民。一个众声喧哗的社会当然比“万马齐喑”的社会有活力。一国的国民如果长期思想禁锢，从小就培养察言观色，按一定“口径”发表言论，不敢讲真话，甚至已经不知独立见解为何物，长此以往，民族精神只能不断萎缩，靠虚骄的豪言壮语，是振兴不起来的。这样的精神状态而求其堪与世界竞争的创新能力，或出现世界级思想和学术“大师”，无乃缘木求鱼乎？

（责任编辑 萧 徐）

2007年第9期 科学是民主的温床　民主是科学的保障　作者：章立凡

“科学的发展观”是当今中国大陆的主流话语。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举国上下不会有异议。本文要说的是——民主也是发展观，科学与民主，是社会发展观的两个方面。

我这样说是有根据的：自五四运动迄今，“科学与民主”历来相提并论，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要建设一个现代化“大国”（且慢侈谈“崛起”），没有科学或没有民主，都是无法想象的。最近，胡锦涛主席着重提出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历史上有科学而无民主的“大国”，不是没有出现过。例如法西斯德国和极权主义的前苏联，科学不谓不发达，却难逃崩溃命运，殷鉴犹自未远。返观本国历史，古代科技文明有“四大发明”，至今为人津津乐道，但封建专制主义崇尚道统而鄙视科学，斥之为“奇技淫巧”，最终在西方科技文明的坚船利炮前败下阵来。可见，没有民主也会窒息科学的发展。

中外的专制政体，不论有无科学这个“第一生产力”帮忙，都逃不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毛泽东在1945年与黄炎培的“窑洞对”中宣称：“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我们已经找到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在这一时期的毛泽东著作中，对民主宪政、自由和人权等都有充分的表述。由是看来，他在野时是认同民主的发展观的。

毛泽东多次表示过对发展科学的重视，对科学家的态度也远比对人文学者宽容，即便到了“文革”时期，仍主张“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他在1956年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就与反对苏联在遗传学领域抬高米丘林学派压制摩尔根学派有关。如果言行一致，“双百方针”就不仅限于文化上的指导意义，同时成为科学与民主之社会发展观的组成部分。

遗憾的是，当处于执政地位并垄断了社会资源后，对民主的说法开始变调：“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毛泽东此后的一系列作为，就越来越偏颇了。没有民主，就难于有科学决策，“反右”后没有人敢讲真话，才有了全党全民头脑发昏的“大跃进”，造成了2000万的人口负增长。

在全国大饥荒的背景下，中国研制成功了第一颗原子弹，这无疑是科学成就，但“就算是死一半人，剩下的一半人还可以在废墟上重建我们的家园”的豪言壮语，决不是科学的发展观。利用“大民主”手段发动“文化大革命”，推翻了依照宪法选出的国家主席，也决不是民主的发展观，因为“文革”不仅违宪和侵犯人权，而且将国民经济推到了崩溃的边缘。

正如邓小平所说，毛泽东“违反了自己正确的东西”，这也是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早有定论的。共和国的历史教训已经证明：科学与民主不可偏废，如若没有民主，即便倾全国之力尽科学之成就，发展观也仍然是不科学的。科学与民主发展观的缺位，令中国大陆的现代化进程至少推迟了二十年。某些人至今不许触摸历史的耻部，但一个不知反省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更谈不上发展观。

中国在“文革”结束后告别“阶级斗争为纲”，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工作为中心” 后，改革开放中的发展观问题一直没有妥善解决：靠领导“拍脑门”决策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比比皆是；伴随经济繁荣产生的官场腐败一发不可收拾；资本二度原始积累的罪恶，左右两方都在强烈抨击；社会分配不公造成的贫富悬殊，令改革备受争议。

有卫道士以“黑窑奴工事件”为口实质疑改革，谴责人吃人的剥削，疾呼腐败将致“亡党亡国”，抵制中国加入经济全球化。他们也在伸张自己的民主权利，同时却拒绝反省僵化的意识形态，反对政治体制上的民主探索。这些同志们对亡党的担忧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找到了病开错了药：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农业社会的乌托邦主义已无路回头，中国改革绝不可刹车倒退，中国也绝不会灭亡。

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第一次原罪，是十九世纪鸦片战争以后开始的，到共和国成立时，已历时一个多世纪。建国时确定的经济方针，是私人资本主义还要发展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但决策者急于进入社会主义，提前发动对资改造，消灭了市场经济，接下来发动的“大跃进”和“文革”，带来了深重的经济、政治灾难。我们的发展观出了问题，才使现代化吃了夹生饭，生产力发展低下的后果是平均分配贫困，人民没有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鉴于这种历史教训，中国在1980年代回到原先的出发点，开始向市场经济转轨。改革开放使民营经济迅速崛起，资本开始了新一轮原始积累，同时也成为政权滋生腐败的营养源。社会转型的前后反复，令资本犯下两次原罪，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社会成本重复支出，这是以往发展观缺少科学与民主造成的。政府未能“节制资本”，需要质疑的不是改革，而是有待体制的改革。

我国历史上缺乏民主传统，公权力长期得不到有效的监督，特权很容易垄断资源，无偿的剥夺比有偿的剥削更可怕。激起全社会公愤的黑窑奴工事件，本质上是社会人权问题。一些地方政权的黑社会化，其实是会党政治传统的孽种。贪污、浪费和官商勾结下的巧取豪夺，侵犯的是公众的财产权利；危害人民利益和健康的伪劣产品，是对财产、人身权利的双重侵犯；以邻为壑罔顾民生的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侵害的是中华民族及其后代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追究产生这些社会罪恶的根源，归根结底在于没有让人民强有力的来监督政府。惟有人民有权，才会政府有能。

目前处于“工程师治国”时代的中国，比起“外行领导内行”时代已是一大进步。工程师的思维特点，是设计周密，计算精确，专业性强，如今各种社会项目率以“工程”命名为时尚，不谓无由。但社会是发展中的活体，而非钢筋水泥浇筑的工程，没有百年不变之理，体制必须适应社会的变化。将社会建设视为工程，难免囿于“技治主义”的视角而“以手段为目的”，亟需拓宽人文视野，着眼于道德、文化的重建，建设一个公民社会。

在“文革”造成的道德文化真空下，信仰出现危机，全民趋于功利，科学未能免俗。决策过程中流行一时的“专家论证”，如今已大大贬值，于是封建文化沉渣泛起，欲乘机填充社会工程架构中的思想空间。这种“传统与现代”的低层次组合，前途仍然是“科学与专制”，社会不可能良性发展。没有民主撑腰，科学与文化在专制之下都是婢女，在利禄面前只有腐败。中国科学拿不到诺贝尔奖，学术出不了大师，原因就在于此。

上文已经指出，以科学技术辅佐专制，中外历史不乏先例。今年流行于民间的奥斯卡获奖片《窃听风暴》（又名《别人的生活》），是监控思想的又一范例。自由表达和交流思想，是一项基本人权，科学理应服务于社会的文明开放，科技工程在公权力下介入亿万公民的生活，只会增加不安定因素，影响社会和谐。历史潮流滚滚向前，随时“触及灵魂”的时代早就结束了，控制思想的科学技术，是对科技文明与进步的莫大讽刺。

以“赛先生”挟制“德先生”或以民生换民主，都不是很健康很完善的社会发展观。从“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到“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是执政理念的进步。从“科学的发展观”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框架日趋完备，科学、民主和法制都讲到了，关键仍在于实践。对政治体制的选择与改革，不仅仅是执政党的事，更是中国人民的事。全体公民根据宪法享受自由并行使权利，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与监督，公平分享经济繁荣的成果，是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保证。

科学是民主的温床，民主是科学的保障，民主和科学一样，是社会发展观的两个方面。“科学与民主”不仅是人类的普世价值观，也曾是中国社会各进步阶层的社会理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快五十八年了，理论界不久前还在清谈“民主是个好东西”这样的常识，我不知是喜是悲……

（责任编辑 萧 徐）

2007年第9期 孙冶方的“最小最大”公式　作者：冒天启

“最小最大”是一个古老而朴素的经济学常识，但却被我国经济学界公认为是孙冶方公式。

孙冶方是上个世纪初踏上革命道路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50年代中期开始，他以自己创造性的理论研究，引领了一个时代经济学的发展方向；他以崇高的道德情操和治学品德，给经济学人树立了做人治学的榜样。在党的十二大，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以他命名的“经济科学奖”在全国享有崇高威望。

孙冶方经济思想可以归纳为一句话：价值规律内因论和商品生产外因论。用最小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有用效果，即“最小最大”是他整个经济学思想的一条主线。“最小最大”本来是一个古老而朴素的经济学常识，但孙冶方却以恩格斯“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的思想立论，创造性地运用于我国经济实践，用“最小最大”总结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教训，批评在“政治挂帅”下所出现的高消耗、低效益的痼疾；用“最小最大”判断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真假，批评自然经济论和“大锅饭”的弊病；用“最小最大”批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重新编写中国的理论经济学。他用大半生的科学研究实践，使“最小最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绽放出了新的理论光彩。

孙冶方由“最小最大”而形成的主要理论包括：价值规律是任何社会化大生产都不能取消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效益低、浪费大，就是因为缺乏价值观念，要改革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企业是独立核算的生产单位，属于简单再生产范围以内的事是企业应该自己管的“小权”，国家多加干涉，就会管死，要改革国家对企业的管理体制；利润是考核企业经营好坏的综合指标，在价格合理的条件下，降低成本和增加利润，都是企业技术水平高低、经营管理好坏的综合指标，利润指标是企业管理的“牛鼻子”，要改革企业内部经营管理体制。流通是社会再生产的物质代谢过程，要研究流通中的各种具体问题，包括：流通渠道、购销形式、网点设置等等。到70年代末，孙冶方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斯大林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他批评斯大林对生产关系的定义，认为斯大林把所有制形式从生产关系中独立出来，简单地看作是一种“归属”关系，用政治运动来调整财产归属，把基于经济的所有，变成了基于暴力的占有，破坏了社会正常的经济利益关系。

孙冶方经济思想和改革主张，是左的指导思想日益膨胀的50年代中期后逐渐形成的。在那个令中国知识界心悸的年代，孙冶方独树一帜，为宣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把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党性和经济学家的科学性高度统一，历经坎坷，进行了艰苦不懈的努力，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思想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篇。经济学界公认：孙冶方是我国经济学界对自然经济论的最早批判者；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实行改革的最早倡导者；是创建社会主义经济学新体系的积极探索者。他的理论活动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极具开拓性。孙冶方在他从事科学研究的大半时间里，面对无休止的运动、批判和斗争，很少享受到一个科学家所应有的人格尊严，但他不畏权势，独立思考，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为真理而勇于献身。60年代初，他曾被当作“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遭受批判，他毫无顾忌之虑，坦然地对批判者说：“错误的观点已经流行了半个世纪，要解决几十年的疑案，是要冒几分险的，尽管你们给我敲警钟，提警告，说这是修正主义，但我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以后也不准备检讨。”“文革”开始后，孙冶方被投入了监狱，他却毫无怯懦之意，坦诚地对监管人员说：“死不足惜，名声毁了也不要紧，但是我长期从事研究的经济观点不能丢，我要为自己所坚持的真理活下去，要在死之前，把自己的见解留下来让群众去裁判！”在监狱的这一特殊环境中，他坚持对经济学问题的思考，用默忆的方法，对《社会主义经济论》22章183节在脑海中过了八十五遍，坚持每月一次，长达七年。他出狱上车对接他的军宣队员的第一句话是：“我是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变自己的观点！”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铮铮铁骨。但是,孙冶方在学术讨论中，却平等待人，虚怀若谷，欢迎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意见，勇于放弃那些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观点，构建严密完善的理论新体系。他不唯上、不唯书，把经济学研究始终面对实践，身体力行，多次深入农村、工厂，写了大量的研究报告，把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高到理论上加以研究，提出针对性很强的政策建议，表现了一个科学家务实求真、强国富民的胸怀。孙冶方的高尚情操和治学品德，是经济科学发展的一笔宝贵财富。

经济学归根结底是一门实践的科学。进入90年代，我国经济实践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孙冶方经济理论的基本框架。孙冶方价值规律内因论，是在对斯大林“自然经济论”的批判中确立的，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但是，他的商品生产外因论却又受到了传统思想的影响，否认全民所有制内部还存在商品货币关系，这真实的反映了一位经济学家对历史的抗争和历史对他的束缚。从孙冶方留给我们的众多学术遗产看，他撰写《社会主义经济论》的本意是要用马克思的《资本论》模式去取代斯大林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以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产品为出发点，以最小的劳动耗费取得最大的有用效果为贯穿全书的红线，把费用对效用的比较即价值范畴贯穿于各章节，分析社会主义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社会再生产总过程，从而揭示社会主义经济的内在运行规律。这种“过程法”即对经济运行过程的研究方法，无疑要比“政策汇编法”、“规律排队法”高明得多。但实践表明：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并没有搞清楚！不成熟的实践，自然也就很难产生成熟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所以，他的《社会主义经济论》时至今日，也仅仅是我国经济学思想史上一篇很有价值的学术思想资料。

经济学研究，需要良好的社会环境。孙冶方的一生，有两个颇让后人不解的数字：一个是他从事革命活动而被投入白色牢狱七天；另一个是他从事理论探索而身陷红色囹圄七年。何罪之有？是闹剧，还是悲剧？为了克服这种荒唐，有了区分政治与学术、思想问题的政策界限。这似乎很高明了，但孙冶方在1981年5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此话现已为大家所接受，我也欣赏过。但是仔细一想，把政治、思想、学术（或科学）三者并列提，这对不对？如承认是对的，那就承认政治可以是无思想或非思想的，可以是不学无术或非科学的，而思想和科学则是超政治的。问题出在何谓“政治问题”，根据一般含义，“成了政治问题”即是“违反党纪国法的问题”，这是对政治的曲解。”因此，在他晚年，以自己的亲身体会，反对“以言治罪”的文化专制主义，也以辛辣的笔调批评那种闻风起哄的“风派”，从而为经济学研究呼唤一个有体制基础和法律保障的社会环境。

1983年2月22日，孙冶方离开了我们。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领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述和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理论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坚持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新理念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奠定了新的方向，一代代新人不断涌现，一个个新思想层出不穷，中国在和平发展，中国在和平崛起，如果孙冶方还在世的话，他一定也会对这个空前的历史变革感到深深的欣慰。

（冒天启：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87年底开始随孙冶方撰写《社会主义经济论》，任孙冶方的学术秘书并读在职经济学博士，孙冶方病逝后，受托参与整理遗稿。1985-1987年，1995-1996年先后去苏联莫斯科大学、列宁格勒大学等高校访问研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经济研究》常务副主编、《经济学动态》主编。现任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励基金评奖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

（责任编辑 萧 徐）

2007年第9期 我的校长李品珍　作者：胡竞成

2005年5月，我们衡阳铁路职工子弟第一中学高20班同学在武昌聚会。这些年届古稀的老人，自1956年高中毕业分手后，穿过半个世纪的风雨，从祖国各地走到一起倾诉衷肠。回忆高中生活，大家都忘不了李品珍校长给我们德、智、体、美的全面教育。最近，由彭水梅主编、杨泰波作序的《大写的人》一书出版。想不到看起来个子不高、举止文雅、和蔼可亲的校长李品珍，竟是名震湖南宁乡、福建永安、曾与郭沫若、羊枣共同战斗的老革命！还是卓有成就的《红楼梦》研究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至今97岁高龄，仍奋斗不息。

(一)创办《沩风》宣传真理

李品珍1911年9月生于湖南省宁乡县一个自耕农家庭。他1925年投身政治活动，1926年加入了共青团，1927年担任共青团宁乡县第四支部书记。他1930年入省立一中（毛泽东同志母校）前后，大量阅读进步书刊，始有了“爱与创造”人生观的构想，1931年作长文《生命论》，阐释“爱与创造”人生观。1935年9月15日，李品珍与同学黄鼎青自掏腰包创办《沩风》半月刊。利用《沩风》，将经过三年思考的“爱与创造”人生观重新阐释，认为：“这是唯一的合理人生观”。我惊奇地发现：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我们努力实现的创新型社会先进思想，原来70多年前已在李校长心中萌芽了！

《沩风》在揭露、批评宁乡教育落后的同时，还发表了哲理性很强的文章，很受读者欢迎，成为宁乡乃至长沙很有影响的刊物。李品珍也以此为阵地，发表了大量政论、杂文，如：《论热情》、《道德论》、《青年论》等，观点鲜明，战斗性很强，使国民党顽固势力坐立不安，C.C组织几欲点名取缔。

（二）抗日救亡虎口脱险

1937年9月，李品珍根据中国共产党动员全民族实行抗战的宣言，自觉行动起来。他用毛边纸办起《抗战壁报》，同时，开办“抗敌讲座”，以显浅易懂的语言宣传抗日，观者听者如潮。10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2月，发起为前方将士募捐寒衣活动，将被盖20床、棉背心100件、毛巾100条、力士鞋50双，敲锣打鼓送到抗敌后援会。接着，针对日本鬼子在战场上施放毒气，他又办起了20多人的看护训练班，使八人成了正式护士，一人成了战地医生。1938年2月，他被任命为中共宁乡县工委书记兼任第一女校支部书记。

李品珍在宁乡建立了坚强阵地，自然为国民党顽固势力所不容。1941年农历除夕，他与祖父正在守岁，突然有人敲门。当中医的祖父以为有病人便打开门，来人一见李品珍，就叫喊，接着又拥入一伙人，为首的亮出驳壳枪：“不许动，房子已被包围了！”说着“叭！叭！”两枪示警。李品珍故意做出顺从的样子，被两个特务押出柴门。走到门外水塘尽头，听见他们耳语：“就在这里！”他知道他们要杀人了！随即一个“猛虎洗脸”，反身卡住持枪特务的脖子，特务来不及回神，李品珍已乘势将他一甩，反身从一丈多高的塘基上跳到塘下田里，接着双腿一弹，风也似的掠过了四丘稻田，弯腰跑进对面山下小水沟，后面追上来一串枪声，居然都没有打中。李品珍终于顺利冲进了夜色笼罩下的森林脱险。特务们只好在归途捉了一名农民交差了事。

这次历险，在当地百姓中传开，成了“那样斯文的李品珍会飞檐走壁，被捉住还能甩开五个拿枪的特务、跳过两米多高的围墙成功逃脱”的英雄传奇。

（三）奔走革命并肩羊枣

摆脱了特务追捕的李品珍，开始了长达两年九个月的革命流亡生活。他改名李达仁，先后潜至衡阳、桂林、香港，以笔名史任远为《野草》、《青年生活》、《力报》、《广西日报》及《开明日报》撰稿，为茅盾主编的《笔谈》（香港刊物）、张铁生主编的《青年知识》（香港刊物）及《时代批评》撰稿。1943年10月16日李品珍来到福建战时省会、战时我国东南地区“文化名城”永安，被聘任《建设导报》主笔。该报发表了大量进步文章，评述抗战和反法西斯斗争局势，揭露和抨击国统区腐败丑恶的现实。李品珍写了20多篇社论，受到广大读者欢迎。

李品珍还和谌震等人创办了东南出版社，谌任社长，李任经理。初期印行了当时的名著《天下一家》、《东京归来》、《联合国概观》后，许多作者将他们的著作拿到永安出版。其中有郭沫若的《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夏衍的《水乡吟》等。郭沫若收到绸面烫金的《浮士德》时，简直爱不释手，一再说：“印得很好，很好！校对、装帧都好。”亲自给李品珍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长信加以赞扬。后又把花了15年心血研究、刚刚才编好的《先秦学说述林》送东南出版社印行。此书后经郭老增补，后来成为《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现存北京“郭沫若著作陈列室”。正是由于李品珍带头艰苦创业，东南出版社在当时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先后印行了30余种七八万册进步书籍。

李品珍还收集于潮（乔冠华）写的《方生未死之间》、茅盾写的《论“生活的三度”》等文章汇编成一本集子，定名《方生未死之间》。这是东南出版社出版物中最富战斗性、现实性的读物之一。李品珍为这本书写了5200字的长序。他写道：

“……我们负担着民族的不幸历史的重担，不能不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里走完人家两个世纪才走完的路程，我们的工作繁重，任务艰巨。

……只有人性的充分发扬，人间生活才会至真至善至美。人性的体现方式是爱与创造的生活。爱人类，爱万物，爱生活；创造生活中的新事物。”

《方生未死之间》的序言不但在当时引起强烈反响，而且在后来的反饥锇、反迫害、反内战运动中起了很大的动员作用，广州中山大学的学生上街游行时曾朗诵这篇序言，作为动员的武器。

1944年6月新闻巨子羊枣（杨潮）到永安，被聘为《民主报》主笔。羊枣请李品珍等组成“社论撰写委员会”。从1944年8月至1945年7月，共发360篇很有战斗性的社论，其中李品珍写了70篇，达10万字。今天，我们回头再看看《养成实事求是的作风》、《为民主政治进一解》、《改善儿童教育》、《完成历史的使命》、《论东南文化建设运动》、《论国民大会》、《世界政治的坦途》等篇章，仍具有现实意义。

1944年9月，羊枣创办《国际时事研究》周刊，任主编，李品珍、谢怀丹任编辑。从1944年9月1日出刊，到1945年6月26日停刊，共出了39期，是当时东南地区最畅销和具有较大影响的进步读物。李品珍积极协助羊枣工作，对羊枣的政治军事论文十分钦佩，他在《羊枣与〈国际时事研究〉》一文中赞叹：“羊枣的军事评论的杰出，表现在他对每一次军事局势的重大发展的前因和各种可能的后果分析得那么透彻，敌对的双方战斗的结果往往恰如他所分析。他不但熟悉战斗双方的历史和地理，甚至对双方指挥人员的战斗性格和其指挥才能的特点都力求作尽可能多的了解，因而更有利于判断双方在战场上角逐的必然结果。”“……连那些精心绘制的战地形势图，也无不出自羊枣一人手笔。”

国民党顽固势力终于对羊枣、李品珍等伸出了罪恶之手。1945年7月11日，永安少将特务俞嘉庸按顾祝同密电，命令立即逮捕重要“共党分子”福建省主席刘建绪的随从秘书谌震、福建省政府参事杨潮（羊枣）。7月12日谌震等3人被捕，7月15日羊枣、李品珍等4人被捕。后又将逮捕范围不断扩大，被捕者共达29人。这正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在永安发生的震惊中外的事件，被称为“永安大狱”。其中，优秀共产党员、著名记者、杰出的政治军事评论家羊枣遭捕半年后被虐死狱中，故又称为“羊枣事件”。

羊枣被虐死狱中激发的抗议和要求释放政治犯呼声达到高潮。仍囚在狱中的李品珍一方面联合狱中难友，向全国寄发“快邮代电”，另一方面通过重庆的好友林一青，将永安大逮捕情况报告民主人士冯玉祥、宋庆龄、罗隆基，罗隆基曾当面质问蒋介石。狱内狱外的斗争，特别是全国形势的好转和强大抗议力量，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在1946年4月8日下令释放尚囚禁在永安监狱中包括李品珍在内的12名政治犯。

（四）教书育人义无返顾

1953年12月李品珍来到衡铁一中任校长。衡铁一中的前身是创建于1943年的交通部部立衡阳铁路扶轮中学。学校地处一个黄土小山岗，设施简陋，卫生条件差，当时学生纪律松弛、教职工思想比较混乱。李校长一上任，便深入各环节了解情况，制定治校方案。他认为：实施德、智、体教育方针，还必须重视美育与劳动教育的作用。他遵循马克思“按美的规律改造世界”的思想，提出“要把学校办成一件艺术品”。他启发学生树立“爱与创造”人生观，使衡铁一中迅速改变面貌，一跃成为名校，高考成绩连续三年（1954——1956）在中南六省名列第一，是湖南四个省级先进单位中唯一的学校先进集体。

严格自律，为人师表是李校长带领大家建校的法宝。第一是“勤”，同学们曾议论：李校长为何精力充沛，我想他是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第二是“信”，他视“诚信”为进入“爱与创造”生命流的基本条件之一，在李校长身上，从来是遵循“言必信，行必果”的原则办事的。第三是平等待人。一天中午，学生没吃饱饭，纷纷向总务科提意见。李校长亲自向学生道歉，立即让厨房再做饭，并以此为鉴，整顿食堂。

李校长曾说：“学生入校，首先要将其调教成为一个活人。”又说：“我认识到，训斥学生是错误的，批评学生也欠妥，教育学生的正确方法应当是帮助、引导和鼓励。”这一教育思想很快被老师们所接受，从此确立了衡铁一中的新校风。所以师生关系十分融洽。

我们最爱听的，是每周开周会听校长讲话。他的话很有哲理、深入浅出，经常博得师生的热烈鼓掌。有一次他讲“爱与创造”人生观，说：“有的人心无大志、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这不是人生观，是‘猪生观’。”我至今还有深刻印象。

我们最热衷的，是学校的各种课外小组活动，我们做雪花膏、肥皂，感光纸、简易显微镜、电路实验、矿石收音机、飞机模型、湿度计等，有趣又能培养动手能力，使我完成了从理性到感性的认知过程，对于我后来的学习、工作、生活都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我们最快乐的，是参加学校的各种文艺活动。学校有舞蹈、话剧、合唱、乐器等团队，遇有庆典、汇演活动，每个班级还排练文艺节目，有的节目还获得市里大奖。连我这个不太爱活动的人，居然也参加排练空军舞，至今我还没有忘却那时所学的“走鸭子步”。

李品珍校长就是这样，把素质教育做到了细微之处。学校在社会上享有很高声誉。有的市民说：“不用看校徽，就知道这是衡铁一中的学生，气质那么好！”当时省教育厅准备进一步推广衡铁一中的办学经验，终因接踵而来的反右运动而搁浅。

“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李品珍在韶关铁中任校长。在那个没有人性的年月，虽然他为学校的教育、建设呕心沥血，仍然在劫难逃。他被监督劳动长达七年之久，轮番批斗、“即兴批斗”达四五十场之多，人格被侮辱、肉体被摧残、肋骨被打断，被囚禁在身子伸不直、腰不能弯的人间地狱。八届十二中全会永远开除了刘少奇党籍，韶关铁中党支部也作出了永远开除李品珍党籍的决定。直至1972年底才宣布“解放”。

后来，李校长回忆：“‘文化大革命’横直是‘造反有理’，也得讲理的地方，我也就得工夫去想自己受委屈的事。”1973年4月他又回到教育岗位，1975年去梅村主持广铁二中农村分校的工作，不到一年，把广铁二中农村分校办成广州市教育局系统的先进单位。直到1976年11月离休。

（五）大爱无垠创造无限

李校长离休了，但他对“爱与创造”人生观的追求没有离休，他仍然选择了继续奉献。开头，他一方面研读英译本《红楼梦》、《红岩》、《青春之歌》及《林海雪原》，一方面做《宁乡人民革命史》编撰工作，继续积极宣传“爱与创造”人生观，做青年的引路人。从1980年至今，他以70到90岁高龄，不断向各地学校的学生、教师、机关干部职工、工厂的工人做革命人生观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报告数百场，听众达数十万人。

李品珍对《红楼梦》的研究，自上世纪40年代开始，写出多篇红楼梦人物评论。1944年东南出版社出版的《贾宝玉的出家》一书中，李品珍写了长序；1948年香港千代出版社出版了李品珍写的《林黛玉的悲剧》一书。离休后，他为该书补入三篇文章，以原书名由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2001年又将新作六篇加入，仍由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增订精装本。

1984年，《宁乡人民革命史》被中国历史学会及中国出版家协会从2000多种史学著作中评为28种“爱国通俗历史读物”之一。

同年，李品珍看到家乡森林破坏严重、水土流失惊人，当时已73岁的厅局级离休老人，喊出“誓染故乡山水绿”的豪言，自带行李，自带钱粮，不要国家一分钱，还带上90岁的老母亲，与其他16位离退休干部一道，离开大城市，住进偏僻山乡的破房，过起了没电、缺水、漏雨、连睡床都成问题的老游击队生活，在宁乡办起了“老战士林场”。短短三年，他们为家乡义务植树4100亩、40余万株，带领群众造林3000余亩。他连续多年被评为广州铁路局优秀共产党员，1989年6月获全国老龄委颁发的“老有所为精英奖”。1991年被中组部评为优秀老干部。老战士林场亦被广州铁路分局委托珠江电影制片厂拍成电视片《金涛绿浪》。

李品珍校长在20岁萌发“爱与创造”人生观，就是主张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他立志“缔造爱与创造的人间天国”这个理想，贯穿着他近百年的人生轨迹，至今97岁高龄仍矢志不渝。他说：“过着爱与创造的生活的人生，便是有价值的人生。”

（责任编辑 赵友慈）

2007年第9期 怀念父亲李宇超　作者：李晓光

2006年4月14日是父亲李宇超百岁诞辰。

父亲18岁投身革命，1968年1月11日“文化大革命”中去世，终年62岁。

一

父亲李宇超，山东诸城人，地主家庭出身，在诸城高等小学毕业后，1921年入济南正谊中学，受五四运动影响，1923年起接触进步书刊，开始革命活动，被推选为正谊中学学生会长。

1924年夏，在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济南地委负责人王尽美领导下，于佩文介绍我父亲参加国民党，并由王尽美介绍秘密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任济南团地委第一支部（正谊中学支部）书记，参加帮助国民党发展山东组织的工作，并任国民党正谊中学的一个区分部书记。团三大社青团改称共青团后，他任团地委候补委员。在反帝、反军阀斗争中，坚决贯彻共产党的主张，团结发展进步力量。年底，他参加了济南“非基督教运动周”活动，担任济南非基督教大同盟委员会委员。

这时期王尽美和1925年初来山东任中央特派员的尹宽对我父亲的思想帮助最大。

1925年初父亲在正谊中学毕业，他在共产党安排下到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学习，并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宣传委员会委员，接受该委员会主席恽代英领导。五卅运动中，他是反英、反日游行的积极分子，曾与英国巡捕搏斗劫救被捕同志并遭逮捕。被释放后，他受组织委派，同康生、孟超、于达赴山东宣传和组织声援五卅运动。

二

1925年10月，父亲参加中共中央第一次军事训练班学习，由贺昌介绍转为中共党员。结业后，根据中共中央军事部负责人王一飞、颜昌颐的指示，任中共山东军事特派员做兵运工作。1926年夏，调回上海任浦东军事工作员兼商务印书馆工会工作。

父亲1926年与母亲在上海结婚，母亲牛淑琴（后改名刘叔琴）是山东桓台人，1905年10月出生，1924年入党，1925年任济南女师第一个党支部书记，1926年因声援北京“3·18”惨案被学校开除，转入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学习。

1927年2月，父亲调江浙区党委参加组建沪中部委（书记康生）任部委委员、宣传部长。他和母亲都参加了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4·12”后，父母亲更坚定了革命意志，放弃了去苏联学习的机会，留在国内继续斗争。1927年冬，他们一起调到中央秘书厅文书科工作，同战友们为党中央印制秘密文件、宣传材料和党内刊物。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政治局委员彭湃同他们在一个党小组过组织生活。

1929年春，父亲调到中央训练班学习。6月，母亲担任中共六届二中全会的掩护工作。会后，他们一起调全国总工会党团，父亲任宣传部文书，母亲在秘书处工作。这年冬，父亲调中央军委训练班任书记，母亲调训练班掩护机关。刘伯承、李硕勋都曾来讲课。11月间，在周恩来领导下，父亲参加了处决叛徒白鑫的行动。

1930年夏，李立三主持成立了中央总行动委员会，父亲奉派参加总行委机关工作。某日，顾顺章把一个说有特务嫌疑的人带到训练班，父亲批评这是对训练班的安全不负责任，因此被认为思想右倾，对组织不满，随即调离工作，给予党内警告处分。三中全会以后平反，同母亲一起调到中央特科工作。

在中央特科，父亲曾在负责情报的二科和负责行动的三科工作。郝在今著《中国秘密战》一书说陈赓、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潘汉年、陈养山、欧阳新、刘鼎和李宇超都是“中共的情报奇才”。父亲参加过在周恩来领导下采取果断措施保卫党中央机关安全的行动；曾接收处理许多重要情报，看过何孟雄被捕就义前宁死不屈驳斥敌人的“供词”记录；1931年4月，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打入国民党的钱壮飞立即逃离南京向中央报告，父母亲担任了掩护钱壮飞在上海安全的任务。

三

1931年6月，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中央机关采取应变措施，父母亲调中央组织部招待处做联络工作，两个月后，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不久，父母亲调内部交通工作，父亲任内交主任。1932年9月至1933年3月，父亲任中央宣传部秘书，与母亲一起掩护中央宣传部机关。宣传部负责人张闻天、杨尚昆等常来这里。

1933年，临时中央迁往中央根据地后，在上海成立了由李竹声为书记的上海中央局，代表中央领导白区工作并负责与共产国际的联系。1934年6月，上海中央局遭敌破坏，李竹声叛变，盛忠亮接任书记。10月盛忠亮被捕叛变，黄文杰接任书记，父亲任秘书长。这时上海地下党的处境已非常艰难，党的机关不断转移。在此前后，父亲受命布置从左联调来的廖沫沙建立上海中央局同江苏省委间的警报站。但数月后目标暴露，廖沫沙等人被捕。

1934年底，陕南特委军委负责人汪锋去上海治伤，父亲根据中央局决定向汪锋传达任务：一、恢复与杨虎城所属陕西省警卫团张汉民（共产党员）部党组织与上海中央局的联系，上海中央局决定该部要待有更大作用时起义；二、恢复红25军与上海中央局的联系；三、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意见转告红25军，肃反时对地主、富农不要消灭肉体，对富农不要扫地出门，要给生活出路；四、还要找一下红26军。汪锋于1935年3月间回到西安，张汉民部后被红25军误会打散，张汉民被杀。汪锋为营救张汉民被扣，后平反。

盛忠亮被捕叛变后，上海中央局遭受了第三次严重破坏。父亲接到敌人要动手的消息后，数次递送紧急警报，此次中央局多处机关被破坏，中央局书记黄文杰等被捕，父亲是少数脱险者之一。

四

1935年5月初，党组织决定父亲同刘秉琳经西安去川陕苏区，因西安接头处发生问题，父亲返回上海后失掉组织关系，从此开始了寻找党的艰难岁月。

9月，父亲想通过文艺界同党联系，先找不相识的《涛声》编者曹聚仁转交一封信给鲁迅先生，信中暗示想找党的同志，若能帮助，请寄一本月刊，否则寄一本半月刊。10天后，他收到一本《论语》半月刊，封袋字是鲁迅亲笔。为了找党，父母亲宁过艰难生活，不谋任何职业。一年过去了，父亲痛感远离斗争，“这不是生活”。于是再次请周建人转信给鲁迅。发信后9天，即有上海党派人与他联系。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党组织曾派人与父亲取得联系说要他到苏区，不久又说不再找他联系了，于是组织关系又告中断。

1937年8月，父亲通过《救国日报》与潘汉年取得联系，潘要他参加与党有关系的第三别动队（全称军委会江浙皖行动委员会别动纵队第三大队），由负责人朱学范安排帮助整理情报，并送一份给潘汉年。工作一段时间后，他又向潘汉年表示要去延安找中央解决问题，潘写了给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的介绍信，于是他只身奔赴延安。

五

1937年10月中旬，父亲到达西安，请八路军办事处熊天荆转交潘汉年给李富春的信，并给洛甫（张闻天）发了电报，洛甫复电同意他去延安，但数日后又通知在西安解决问题后再去。这期间他被国民党宪兵以“汉奸嫌疑”罪名逮捕，经八路军办事处证明被释。以后经一再争取终于在11月上旬到达延安。但过了不久，他被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软禁，要他写“交代材料”，从此开始了一年的监禁生活。直到1938年11月6日，六届六中全会结束时才宣布解除监禁，释放后一面工作，一面继续审查。直到1942年2月7日，中央作了结论（组织部长陈云签署），证明他与上海党的破坏无关，在政治上没有任何问题，失掉组织关系期间，仍坚持为党工作，决定团龄、党龄合并按党龄计算，恢复1924年以来的党籍。在长达五年的被监禁、审查中，他虽受了委屈，但从无怨尤。

父亲1941年冬调到中央研究院政治研究室，1942年7月以后调边区政府交际处时恢复党员身份。1943年春，父亲调行政学院参加审干工作，任高级研究班主任。他坚持实事求是，认真贯彻党的政策，审查出有问题的人最少，没有发生冤假错案，行政学院有许多学员因此提出“要求组织派李宇超当院长”。但后来行政学院与延安大学合并，周恩来点名要父亲参加招待中西记者团工作，他被再次调任交际处秘书，进行统战工作并配合隐蔽战线的斗争。

六

1944年冬，父亲抱定“有生之年，皆为报党之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随王树声、戴季英纵队南下河南。当时我在的安塞保育小学的弟弟北婴因患麻疹转肺炎病逝，但并未动摇父亲出征的决心。王戴纵队出发前，毛主席、朱总司令、叶剑英、林彪、陈毅都讲了话。父亲任河南区党委城工部长，刘少奇同他谈了话，还由刘宁一介绍了城市工作经验。王戴部队进入河南后，因先期到达的皮定均、徐子荣支队已在豫西打开局面，需要干部，父亲被留在豫西任地委委员、宣传部长，并参加了豫西干校的授课教育和主持《豫西日报》等工作。《豫西日报》是河南解放区最早的8开油印和石印小报，比《河南日报》前身1948年创刊的《豫西日报》早三年。

1945年8月日寇投降。中共决定撤出豫西，地委及各县地方干部、干校学员编为河南军区豫西分区教导团（父亲任教育长）。10月，部队遭保安团袭击，父亲胸部受伤，子弹从前胸射入，经肺脏从后背穿出，所幸较快痊愈。休养期间，他先后挂职豫南区党委宣传部长、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王戴纵队）联络部副部长。1946年1月，父亲到宣化店任中原局统战部科长，4月派赴武汉以“董必武公馆”为掩护同吴德峰做情报工作。这时国共谈判已频破裂，秘密活动极为艰险，他以中共执行小组中校军官身份建立了五处情报关系，工作两个多月。6月，国民党进攻中原一触即发，武汉工作结束，吴德峰飞北平，父亲回到宣化店，随中原军区第一纵队司令部突围，王树声指示父亲化装离队去武汉。从武汉登机回北平时，父亲被国民党宪兵扣了一天一夜，他坚持不写“未受虐待”的字据，经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交涉才获释。后在周恩来、董必武同志关怀下，从南京转北平返延安。

七

父亲1946年8月回到延安，中央组织部干部处分配他到保安处帮助工作，任机关党总支书记。这时一年前已在山东参加革命的哥哥和我与他取得联系。当他知道我们都已入党时来信说：“由于我党革命事业之发展，已把你们一代吸收到这个无产阶级先锋队之中了，正是毛泽东时代你们有此发展，这是很光荣幸福的，必须用一切力量努力学习和工作，要无限忠诚的牺牲自己的一切。”

1947年2月，父亲参加由李卓然、周兴率领的西北局工作团到米脂杨家沟土改。5月，中央组织部介绍他到晋冀鲁豫中央局，7月随军进入鄂东地区，任罗（田）麻（城）工委委员、麻东工作队队长，配合军事行动开辟新区发动群众工作。11月下旬，国民党大举向大别山区进攻，父亲随部队突围至豫皖边，留中原中央局，在李雪峰、陈少敏、刘子久领导下进行土改工作，不久调回后方。1948年5月，华北局成立，父亲于8月1日返华北局组织部，调任冀中河间地委宣传部长、副书记。1949年4月，为迎接全国胜利，他任冀中南下第二地委书记兼南下第二干部支队政委，同司令员万振西带队南下准备接收南京。到合肥后，因坠马负伤，赴济南养伤，6月间调华东大学任副校长兼党委书记。

八

1948年成立于潍县的华东大学，在济南解放后迁到济南，父亲调去工作了10个月。当时党政军急需大批干部，他为此做了许多工作，使一批学生提前毕业参加了工作。

1950年2月，父亲调任中共山东分局统战部副部长，并兼任济南市委统战部长，做了大量工作，参加了全国一、二、三次统战工作会议。因工作需要，父亲1951年1月兼任山东省宗教问题委员会委员，1952年10月兼任山东省政府人事厅副厅长，1953年1月兼任山东分局工商委员会委员。他认真贯彻党的政策，广交朋友，尤其重视团结知识分子。著名学者王献唐先生因一般历史问题遇到麻烦时，他亲自登门拜访，报告有关领导予以解脱安排公职，主持山东省文管会工作。山东大学创办《文史哲》杂志，经费拮据，他从统战工作经费中拨款支援。交际处归统战部领导，他参加过许多党内外的接待工作：1950年接待出席全国英模大会的华东代表；毛主席、董必武到济南都向他问起王尽美遗属情况，在毛主席和董老的关怀下，山东分局指示他安排王尽美之母到济南由公家赡养，与他比邻而居，度过晚年；1952年毛主席由杨尚昆、罗瑞卿等陪同到济南，他也参加了接待工作。

1953年11月，父亲调任山东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兼党组书记，1956年5月调任山东省副省长。他任副省长六年多，不仅努力搞好自己分工的工作，而且关心其他方面的工作，凡是能出力做的，都积极去做。他分管手工业局，为此钻研过工艺美术。后来负责基建工作，兼任建设厅长、党组书记、基建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山东省建筑工程学院院长、党组书记。在1958年大跃进中，他实事求是反对浮夸风，曾指出山东“农业大丰收展览会”展品中的虚假现象。他支持一些重大项目的设计和施工，主持了对山东城乡基本建设规划的调查工作。他在基本建设工作中的一些实事求是的言行，在反右倾时一度被认为右倾，被迫作检查。但不久山东省委安排他去北京领导人民大会堂山东厅的装修工程，他和有关专家、施工人员通力合作，圆满完成了任务。

解放后，父亲以“革命不应后人，当权不必在我”自勉。他在山东工作十三年，这期间山东党内发生过多次错误的斗争事件，他总是尽可能的采取实事求是留有余地的态度。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搞运动，凡自我批评或批评别人，必须尽量客观地进行分析……绝不要过左过右地提意见……激一时之愤，逞一时之气，快一时之意，取一时之宠等等个人主义的东西，必须经常警惕，因为我们时常在有意半有意或无意中躬自蹈之。”他还指出：在党内正常生活困难日多的情况下，实事求是说易行难，但这是必须遵守的原则。

九

1960年代父亲患肝炎后，向中央组织部提出调动工作的要求。经山东省委、华东局同意，于1962年10月4日调任华东局副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

1964年10月，他参加罗毅率领的华东局社教工作团，到安徽全椒县进行社教工作。他在蹲点中，以较大精力研究了改善农村住房建设问题，从改变农村浪费土地及节约建材、降低建房费用、便于生活等方面考虑，提请安徽省委指示安徽设计院派建筑设计人员参加规划，以两个村庄作典型，制作一套标准设计方案，作为安徽试验推广的参考。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曾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任质斌谈起父亲在安徽社教期间关注农民住房问题，仍极称道。

十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父亲是最早受冲击的干部之一，最早被贴出了几十张大字报，被扣上“修正主义”帽子。8月24日，一部分机关工作人员打着“机关红卫兵”旗号，以“扫四旧”为名，首次来抄家，砸烂了一些器物。次日，父亲被撤销华东局机关党委书记职务，受到造反派的围攻和斗争，逼他进行检查。12月9日，他被宣布“靠边审查”。华东局机关也已陷于瘫痪。但他没有擅离机关，而是出以公心，坚持在自已的宿舍里接待上访群众，至1967年1月23日共接待1800余人。他以个人名义规劝他们不要丢下生产和工作，不要武斗，不要乘机发财，并介绍他们与华东局接待员联系，为他们垫付路费、饭费，送他们书籍、鞋子和衣物。

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后，华东局和上海市委被上海“造反派”夺权，许多党政负责人被打倒。在1月17日“炮轰华东局”大会上，他同华东局、上海市委许多部委办以上负责人被逼上台挨斗。他被批斗时，因申辩、不低头下跪而遭毒打。此后，他被“勒令”每日8时至18时在机关管制劳动“交代问题”，并被第三次抄家。冬天，有以“杨尚昆专案组”“中央调查组”名义的“外调”人员逼迫他“交代”上海地下党及周恩来、康生等人情况，他拒绝回答，遭到外调人员的训斥和侮辱。11月28日，他被再次批斗，“造反派”贴出了污蔑他是“大叛徒、大特务、大地主、大少爷、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的大标语，扬言已经“开除”他的党籍，12月起拒绝收他的党费，扣发他的工资，仅发每月50元生活费。1968年1月11日，他不堪折磨，含冤离开人间，表示了他最后的抗议，临终遗言郑重声明：“我没投过敌，没出卖过任何党的组织，我的确对敌斗争是闯过来了。我已经写过的证明材料以及自己的东西，内容都是真的，可以全部收回作参考。”

父亲去世后，造反派第四次去抄家，到3月还揪着母亲不放，逼她“揭发李宇超，老实交代问题”。母亲回顾了父亲的革命历史，写成大字报回答他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党中央关照下，由上海市委于1979年2月22日为父亲平反昭雪。结论指出：他是在迫害杨尚昆的“专案组”于1967年12月对他逼供后含冤去世的。经过复查，“他历史清楚，政治上没有问题，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立场坚定，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了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不论是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还是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他都为党做了大量工作，为人民革命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少贡献，尤其是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期，曾掩护党中央机关的安全，对党有过重大的贡献。全国解放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他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地为党为人民做出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他为人光明磊落，正直无私，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地位，是我党的优秀党员和好干部。”1979年3月20日，在上海市龙华革命公墓为父亲举行骨灰安放仪式。上海市及原华东局领导同志和他生前友好、各界人士数百人参加了悼念活动，中共中央和全国各地800多人送了花圈和发来唁电、唁函。

母亲于1990年12月30日逝世，走完了60多年的革命征程。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7年第9期 萧军与毛泽东　作者：张毓茂

我和萧军先生是忘年交。在上一世纪50年代初期有幸拜识先生。那时他正身处逆境，对我这个敢于同他交往的东北小老乡，十分亲切，无话不谈。谈的最多的是关于鲁迅和毛泽东。

萧军说起毛泽东，总是充满尊敬和爱戴的感情。他认为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伟大人物，文治武功，都是前人所无法比拟的。在延安时期，萧军与毛泽东有过一段亲密的交往，书来信往，毛泽东经常邀请萧军“惠临一叙”，称赞萧军说：“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萧军是非常讲义气重感情的人，对于领袖给予的关怀和友情，铭刻在心，终生不忘，即使在被严厉批评、遭受不公正处分的二十年里，也始终没有动摇对毛泽东亲切的感情。

萧军先生说，他第一次到延安是1938年3月中旬，那时萧军因反对阎锡山倒行逆施，愤而辞去“民族革命大学”的教职，想到五台山去参加抗日游击队，直接投身前线的战斗，为此途经延安。毛泽东听说萧军到了延安，就派秘书邀请萧军见面。萧军却以不便打扰为由辞谢了。想不到第二天毛泽东却亲自登门拜访，并在招待所宴请了萧军。这下子把萧军深深地感动了。萧军晚年回想这一往事，还感到愧疚。他说：“毛主席当时真是礼贤下士，平易可亲，气度非凡。和毛主席相比，伟大的是毛主席，自己年轻气傲，就太渺小了。”在延安逗留期间，萧军曾应邀参加了不少活动，又曾见到毛泽东。如在陕北公学开学典礼的会场上，毛泽东看见萧军时就把他介绍给在场的陈云、李富春、成仿吾等同志，拉着萧军一起在操场上会餐。在尘土飞扬的大风中，轮流地共喝一个大碗里的酒，开怀畅饮，高谈阔论，放声大笑。那种“大风起兮云飞扬”的豪迈壮观的场面，非常投合萧军的脾气，使他激动万分。直到晚年回想起来，仍然神采飞扬，心向往之。

萧军第二次去延安，是在1940年6月，从此生活和工作在延安，直到抗战胜利。萧军刚到延安，感到这里一切都是那么新鲜、光明，到处生机勃勃，充满活力，便满腔热情地投入工作。他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简称“文抗”）的理事，以后又被推为七个主席之一，还担任了《文艺月报》编辑，“鲁迅研究会”主任干事，《鲁迅研究丛刊》的主编等等。在从事大量的文化社会工作的同时，萧军仍继续撰写他的长篇巨制《第三代》，还不时在《文艺月报》、《解放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杂文和评论。萧军到延安的初期，工作辛勤积极，心情是十分振奋的。

然而，萧军生性豪放不羁，坦率直言，却不注意方式。这就使他在人际关系上很快出现了矛盾。比如，他在《文艺月报〉上发表文章批评何其芳的诗《革命，向旧世界进军》和周立波的小说《牛》。说何其芳那首诗“我感觉不到情绪、形象、音节、意境……只是一条棍子似的僵化了的硬棒棒的东西。”萧军甚至说“这不是诗，何其芳不适宜写诗。”如此尖刻的批评，自然引起何其芳等人的反感。当时刘雪苇曾出来为何其芳辩护，萧军又在报上同刘雪苇展开激烈的争论。再加上革命文艺队伍从上海左联时期就开始出现的宗派主义倾向，在延安也仍然存在，就更使萧军感到苦恼、烦躁。这时，周扬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文学与生活漫谈》。烦躁的萧军看了这篇文章就更烦躁了。周扬这篇文章在论及延安当时文艺界情况时，指责了一些作家，说他们写不出东西却把原因归之为没有肉吃……周扬的指责激怒了萧军。他便与艾青、罗烽、白朗、舒群等开了一个座谈会。由萧军执笔，把大家意见归纳为一篇文章。题目是《〈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漫谈集录并商榷于周扬同志》。这篇文章针锋相对地说：人要吃肉，是生理需要，和吃饭、睡觉、结婚一样都是正常的。只有三种人不想吃肉：一是发下了宏愿决心不吃肉……二是生理上有不吃肉的毛病，三是像周扬同志那样有自己的小厨房可以经常吃到肉……此外，还讲到凡是到延安来的，都不是为了吃肉，是为了来革命；正如周扬到延安来不仅仅是为了当院长、吃小厨房和出门有马骑……一样。文章也寄给《解放日报》，却被退回来，艾青、罗烽等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但争强好胜的萧军却认为不公平，太不民主。在萧军看来，既然周扬可以写文章批评别人，为什么反批评的文章得不到发表呢？他对这种“宗派主义和行帮作风”十分反感。这期间，萧军还碰到一些其他不愉快的事，懊恼之余，便想索性离开延安回重庆去，以便直接和反动派进行短兵相接的斗争，省得在这里生闲气。

1941年7月下旬，萧军到毛泽东那里去辞行。毛泽东感到十分意外，便诚恳地询问他为什么要离开延安？希望开诚布公地提出来。毛泽东的热诚感动了萧军，他便直言不讳地批评了某些同志的宗派主义行帮作风，也指出了所见到的延安的一些不良现象。当然也谈到了同周扬的有关争论和《解放日报》的不公平做法。毛泽东非常认真地听取了萧军的倾诉，虚心地接受了其中合理的部分，同时对有些问题做了深入的分析和解释，对萧军的偏颇和局限，也没有一味迁就，做了平等的朋友式的批评和劝导。萧军是一个豪爽的硬汉。毛泽东的理论素养和人格魅力，使萧军感佩和倾倒。至于他和周扬的争论，毛泽东并没有表示什么倾向性意见，只是给萧军出了个主意：

“《解放日报》不发表你们的文章，有什么了不起！你们不是有个《文艺月报》吗？可以在那上面发嘛！你看怎样？”

萧军心情舒畅地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接着又问毛泽东：“在文艺方面，党有些什么政策呢？”

“哪有什么文艺政策？现在只忙着打仗、种小米，暂时还顾不上呢！”毛泽东诚恳地请萧军提建议，萧军便把自己近来考虑的想法和盘托出：

“党应当制订有关文艺的政策，使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有所遵循，统一思想和行动，加强团结，更有力地引导革命文艺工作健康发展。”作为具有高深文化素养的革命领袖，毛泽东早已在构思和设计文化战线上的战略部署，为了鼓励和安抚萧军，并把他纳入革命文艺发展轨道中来，毛泽东便因势利导地支持萧军的建议，说：

“这个建议很好，你别走了，帮我收集一下文艺界各方面的意见和情况，作为将来制定文艺政策时的参考，你看怎样？”萧军当时即爽快地表示：一言为定，不走了。

萧军回家以后，立即把手里现有的一些材料陆续寄给了毛泽东，并于7月8日给毛泽东写信，向他借阅《毛泽东抗战言论集》，同时要求再次见面谈谈。萧军等了将近一星期，未见毛泽东回信，他便不耐烦了，又萌生去意。7月15日萧军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泽东同志：

本月八日曾有一函奉达，想已收到。惟迄今不见回示。我推测原因或许不外以下三种：1.信未收到。2.近来工作忙。3或是我的要求“不可能”或有“越级”等嫌疑。如属第一、第二两项，我还愿再等一星期，如属第三项，我也就决定不再干求了。我所以要和您作一次谈话的原因，除开施政纲领之中引起我一点不能决定的疑惑外，附带还有把一年来在边区的观感，尽情说出，虽言一得之愚，对于党的本身，或有小用。因为我到边区一年有余，近来很想到大后方行走行走，此会晤算作“告别礼”也可。余无他求。敬祝近好。附上第一信收条。

萧军

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五日

8月2日，萧军接到了毛泽东的复信：

萧军同志：

两次来示都阅悉，要的书已附上。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而引起隔阂，故没有即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该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的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的强制的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如得你同意，愿同你再谈一回。敬问

近好！

毛泽东

八月二日

从这封信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对萧军这样知识分子的心理和特点，是非常了解的。当时的毛泽东非常能听取不同意见，非常能团结和吸引各种来到延安追求革命的人，也非常善于做思想教育工作。萧军后来遭到那么不公平的待遇，受到那么残酷的折磨，即使不是毛泽东亲自授意，至少毛泽东是知道的。但萧军一直对毛泽东心悦诚服，没有丝毫的抱怨情绪。毛泽东去世时，萧军当时还处于逆境之中，但却失声痛哭。这固然说明萧军对党对领袖忠贞不贰的情操，但也显示出毛泽东作为领袖的魅力是何等深远。

萧军接到毛泽东信后，立即回信。表示毛泽东“诚恳地指出我的病根，这是值得尊重感谢的！”承认“缺乏信心”，“走极端”、“不善于调理人我关系”是在社会上碰钉子的主要原因。萧军又十分苦恼地说，“一个人和自己格斗所费的力气，那是十倍于敌人的啊！”同时萧军又心悦诚服的表示，“我是很羡慕你那样从容宽阔的，但这一时是不容易学习的。”萧军向毛主席提出请求：“如果可能，将来可以随时寻你去谈谈。”

从此以后，萧军成了毛主席座上的常客。毛泽东热情耐心地接待萧军，也想通过萧军了解和团结更多的文艺家。萧军呢，他也很希望更多地从国统区来的作家们见到毛泽东，像自己一样得到毛泽东的关怀和教诲。有一次，他在和毛泽东谈话时说：

“现在有大批的国统区作家到延安来了。他们到延安来投奔革命，都想见见您。艾青、罗烽、白朗、舒群都有这种愿望，你能不能抽个时间和他们见见面呢！”

“群贤毕至，有失远迎啊！”毛泽东亲切风趣而又深表歉意地说，同时要萧军转达他的问候，“你代我向大家问好，过几天我一定去看看大家。”

8月11日傍晚，毛泽东从杨家岭住处漫步来到萧军等作家在“文抗”的住处。萧军喜出望外。一边请毛泽东到自己住的窑洞里坐下，一边赶快去通知艾青、罗烽、白朗、舒群和其他作家。由于毛泽东事先并未通知他要来，所以罗烽、舒群都未在家等候。只有诗人艾青在家。他像过节日一样，脱下平时穿的旧军装，换上仅有的西装，系上一条漂亮的红领带，显得笔挺、潇洒。这显然是为了向领袖表示欢迎和敬意的一种礼节。艾青很兴奋也很拘谨。萧军却很随便，一则生性豪放，不拘小节；再则他与毛泽东多次交往，知道毛泽东平易近人，喜欢无拘无束的交谈，便毫不在乎地在毛泽东谈话时插话，开玩笑……毛泽东不但不以为忤，而且在谈话时也不时和萧军、艾青开玩笑。那时领袖与作家间的亲密朋友关系，萧军终生铭记难忘。

这次谈话一直持续到深夜，毛泽东才由勤务兵点亮了马灯陪着下山而去。萧军望着毛泽东远去的身影，望着夜空中闪烁的星斗，心中有说不出的虔诚的感情，他一时间好像回到小时候读的演义小说中去，心想毛泽东不正是旧小说中下凡的星宿吗？……

第二天一早，毛泽东来信：

萧军同志：

昨晚未晤罗、舒二同志，此刻不知他们二位及兄都有暇否？又艾青同志有暇否？又各位女同志有暇否？如有的话，敬请于早饭后惠临一叙。我们谈通一些问题，是很好的，很必要的。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八月十二日早

应毛泽东之邀，萧军、王德芬夫妇，罗烽、白朗夫妇，艾青、韦荧夫妇，还有舒群，一同到毛泽东住处做客。毛泽东还请了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宣传部部长凯丰前来作陪。毛泽东同大家非常亲切地畅谈了有关文艺和文艺界方面的许多问题。中午，毛泽东招待作家们吃午饭。当时，毛泽东在团结知识分子方面所做的工作，确实热情体贴，亲切感人，无懈可击。作家们也确实心悦诚服地拥护党，热爱自己的领袖毛泽东。

受毛泽东之托，萧军不断将收集到的文艺界资料寄给毛泽东。也经常到毛泽东那里畅谈，有时一谈就是一整天。有一次萧军同毛泽东谈到深夜，越谈越高兴。毛泽东把他在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占主导地位时期所受到的排斥和打击，都向这位党外作家倾诉。萧军听到毛泽东曾受过十一次处分，感到很震惊，又为毛泽东能如此正确对待自己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而深受感动。回家之后连夜写了一篇《论同志之 “爱”与“耐”》等文章。文章中引用了毛泽东谈的有关受处分的事情。萧军把文章送给毛泽东审阅。萧军文章中的一些观点，如提倡所谓“真正的爱”，“且不管你爱的是什么”，对那些“在血和铁底试炼中，偶尔软弱了，做下了一点使革命的尊严受到损失的人，而后仍然回到革命队伍来战斗。不管别人对这样人如何看法，我是尊敬他们，比对那些从来没有见过铁和血，在‘保险箱’里逞英雄的英雄们，似乎更尊敬些。”毛泽东当然不会赞赏萧军这种关于“爱”的观点，但在当时，毛泽东只是删去了有关他在党内受处分的事例，并没有反对萧军文章的发表。直到十五年后，在所谓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中，萧军这篇文章连同王实味、丁玲、艾青、罗烽等当时写的几篇文章，一起重新公布，当作大毒草进行“再批判”。再批判的《编者按语》就是毛泽东亲自撰写的。可见，当时为了团结萧军，争取萧军走上毛泽东思想轨道，作为高明的政治家，毛泽东对萧军是相当克制和容忍的。

就在萧军同毛泽东畅谈的那天夜里，毛泽东曾认真地建议萧军弃文从政。毛泽东说：

“萧军同志，你改改行好吗？”

“改什么行？”萧军有点莫名其妙。

“入党，当官！”

“哦，不行！不行！”萧军虽然有点受宠若惊，但立即谢绝了。萧军说：“入党，我不是那材料；当官，我不是那坯子。我这个人自由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太重，就像一头野马，受不了缰绳的约束，到时候我连自己也管不住自己，我还是在党外跑跑吧！谢谢您这么看得起我！”毛泽东见萧军是这样态度，便哈哈大笑。说：“也好，你什么时候想通了，什么时候提出来，我们欢迎你！”在革命队伍中，大约像萧军这样公然拒绝领袖要其入党的指示的人，恐怕不会有第二个人。毛泽东对此虽然一笑置之，但他对萧军的政治态度和为人处世，必定有了深刻印象。

在入党问题上，萧军尽管没有接受毛泽东的指示，可是对毛泽东交给他收集文艺界资料供给毛泽东制定政策参考的工作，却是做得非常认真，非常细致，不断地交谈，不断地通信。毛泽东也不断给他指示。1942年4月13日毛泽东写信说：

萧军同志：

来信敬悉。前日我们所谈关于文艺方针诸问题，拟请代我搜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祈随时示知为盼！

敬礼！

毛泽东

四月十三日

毛泽东在同党内外同志充分交换意见后，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通过这次会议，明确文艺运动的发展方向，研究和制定党的文艺方针政策。这次会议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伟大意义，一直被史学家大书特书。然而，古怪的萧军在为会议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之后，却不打算参加。因为他知道自己心直口快，脾气急躁，有时冲动起来，自己也管不住自己，如参加座谈会，很可能在某些问题上和别的同志发生争论，冲突起来很不愉快，何苦呢！所以便借口要到附近各县去旅行，请毛泽东代他向三五九旅旅长王震要一张通行证。毛泽东回信说：希望他“迟一些再出巡”，以便同他商量召开座谈会的事情。萧军又给毛泽东写信，坚持要求去旅行。毛泽东再次写信留他：

萧军同志：

准备本星期六开会，请你稍等一下出发，开完你就可走了。会前我还想同你谈一下。不知你有暇否？我派马来接你。月报1-14期收到。谢谢你!

敬礼

毛泽东

四月二十七日早

毛泽东给萧军的礼遇，可谓高矣！当时延安没什么交通工具，出门都以步当车，从这个单位到那个单位，少则几里，多则几十里，很不方便。少数领导同志为了节省时间，才用骑马代步。毛泽东用自己的马去接萧军，一方面说明毛泽东急于同萧军研究问题，另方面也是对萧军格外尊重。见面后，毛泽东再次恳留，要他开完会再走。盛情难却，萧军只好留下了。

5月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大礼堂召开。毛泽东、朱德、陈云、凯丰、贺龙等出席了会议。到会的文艺界人士一百多人。会议由凯丰主持。毛泽东致了开幕词后，就请萧军做第一个发言。萧军有点犹豫。丁玲悄悄鼓励他说：“你是学炮兵的，就第一个开炮吧！”萧军想了想，就站起来第一个发言。题目是《对当前文艺诸多问题底我见》。他谈了六个问题：一、立场。我们要站在什么立场写作呢？第一为求得民族的解放；第二为求得人类解放。一切是为这“解放”而服务。二、态度。科学的态度——要严肃，要客观，把握住事物和人的最本质的东西。三、给谁看？第一要使读者读得懂；第二要使他们发生兴味；第三，能使他们从感觉到思维；第四，再由思维到行动——又复归于社会。在内容上尽可能深而又深；在形式上尽可能浅而又浅，提高和普及要并行，朦胧和模棱的作品要不得；要健康，要团结，要向上。四、写什么？多写进步的，典型性较大的，必然的，尖锐的一面，“从卑污中寻出美来——发扬它；从美中寻出卑污来——消灭它”。五、如何搜集材料？不要特殊化、居高临下，犯“牧师式”的毛病。作家应是下海——生活的海，去取珍珠的人。先到那些最复杂、变化最快、斗争最尖锐、明暗度最显著的地方去。六、学习，要支出，也要收入。在学习速度上，别人进一步，他们要进三步；在学习宽度上，别人可以不知道他的东西，他一定要知道别人的东西；在学习深度上，一定要懂得事物最本质的东西，等等。萧军在论述这些见解时，口若悬河，肆无忌惮。当然，有些话也相当偏激，如过分强调作家的“自由”和“独立”，甚至说鲁迅在广州就不曾受哪个党哪个组织的指挥……激起了胡乔木、吴亮平等党员作家的反驳（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54页）。萧军在争论中所举的事例，不免又触及了一些人。虽然他的发言后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时，删掉了这些事例，但话既出口，人，也就得罪了。抛开这些不说，就萧军的文艺见解而言，固然没有毛泽东后来总结讲话那样气势磅礴，深刻精辟，可是他从创作的实践感觉出发，也确有独到之处。在总的方向上，是符合毛泽东的文艺思想的。

这次座谈会充分发扬民主，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即使对毛泽东的见解，有不同意见，也毫无顾忌地进行商榷。如戏剧家张庚就公开表示不赞成毛泽东关于普及与提高的说法（见《文人毛泽东》232页）。毛泽东对不同意见，认真听取，充分尊重，深入研究。因而，在许多重大原则问题上，经过激烈论辩，达到一致意见，统一了思想认识。不过，萧军在争论中又同某些同志伤了感情，使他很苦恼。在休会中，他顾虑复会后继续发生冲突，不愿再参加会议了，便又向毛泽东提出要动身去旅行。毛泽东回信说：

萧军同志：

会要到十六日才开，如果你觉得不能再等了，你就出发吧。

此复即致

敬礼

毛泽东

五月五日

萧军当时任性得出格，想怎样就得怎样。但毛泽东还是宽容的依从了他。萧军夫人王德芬却觉得萧军太过分了，劝萧军说：“你怎么可以开会开到半道就溜了呢！不是太不通人情了吗！有什么意见，大家可以商量，别闹个人意气，让毛主席一次又一次地留你，不觉得难为情吗？”萧军听了妻子的规劝，也觉得自己过于任性和偏激。决定把会开完再走。

5月16日座谈会复会。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到5月23日会议闭幕。毛泽东做了总结讲话。这就是著名的《在延安文艺界座谈会上的讲话》。傍晚时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和全体与会同志在大礼堂前合影留念。在这历史留影中，人们争先往前坐，要离毛泽东近些。萧军却远远地站在最后的台阶上。他当时的心情比较复杂。他几次想离会而去，不单是因为与同志们争论伤了感情，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尖锐批评的非马克思主义观点中也包括萧军的文艺思想。丁玲、艾青、罗烽等党员作家，都纷纷做检讨，表示悔改。唯独心高气傲的萧军，在感情上一时还转不过弯来。所以，会议一结束，萧军又给毛泽东写信，要求毛泽东向王震要一张通行证。毛泽东复信说：

萧军同志：

来信收悉，王旅长现在县，俟他回来，即与他谈。

此复

敬礼

毛泽东

五月二十五日

这是毛泽东给萧军最后一封信。从此萧军与毛泽东交往的黄金岁月，也就结束了。王震不归，萧军只好静候。然而，还未等王震回来，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这就是著名的“王实味事件”。正是“王实味事件”，使萧军未能实现其旅行计划。

1942年延安整风时，发生了“王实味事件”，不但当时引起了广泛的社会瞩目，而且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这个事件也把萧军牵连进去。此后萧军一直背着“同情托派分子王实味”的罪名。萧军和王实味本来素不相识，一个在“文抗”工作，一个任职在中央研究院（前身为中央马列学院），从来没有什么交往。那么，萧军怎么竟搅到“王实味事件”里去了呢？

王实味是位翻译家，杂文写得也不错。早在北大读书时就加入共产党。他虽然对敌斗争很英勇坚决，但性格孤僻、高傲，在党内的人际关系总是弄得很紧张，一度脱党。1937年10月，同一些向往革命的青年到了延安。先在陕北公学，后到马列学院（后改称中央研究院）工作。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时，王实味在《谷雨》和《解放日报》等报刊上接连发表《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等杂文，还办了壁报《矢与的》。同青委的《轻骑队》、西北局的《西北风》等壁报互相呼应。有几期《矢与的》还贴在布上，挂在延安最热闹的地方——南门外。看的人川流不息，像赶庙会一样。王实味他们主张“首先针对着我们自己和我们阵营的工作”。在杂文中，王实味强调艺术家要做“改造灵魂的工作”，要“揭破一切肮脏与黑暗，清洗它们，这与歌颂光明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他尖锐抨击“‘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级制度”，指责“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并与前线流血牺牲相对照……这与当时延安歌颂光明的主潮立即形成激烈的冲撞。一时间王实味成了延安明星式人物，出尽了风头。毛泽东后来回顾说：“党要统一思想才能前进，否则意见分歧。王实味称王称霸，就不能前进。1942年，王实味在延安挂帅，他出墙报，引得南门外各地的人都去看，他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我们承认打了败仗。于是好好整风。”（转引自戴晴：《王实味与野百合花》）

所谓好好整风，包括展开对王实味等人的严厉批评。丁玲、罗烽、艾青等人都写了被认为有错误倾向的文章，都受到了批判，但这些人不久都承认了错误，做了检讨，党也宽恕了他（她）们。而王实味则不肯承认自己有错误，因而批判就不断升级。许多往日与他接近的朋友们都起来揭发他，说他散布“托派理论有些地方是正确的”，“斯大林人性不可爱”，“拉狄克是个可爱的人”，“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应负责任”，“苏联对季诺维也夫叛国案的审判是可怀疑的”等等。今天回顾，王实味这些言论，没什么骇人听闻之处，甚至有一定的真实性，但在当时的延安，是被视为大逆不道的异端邪说。尤其是关于托洛茨基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曾经是非常尖锐非常严重非常可怕的问题，谁若与此沾边儿，万劫不复。而王实味在批判他的大会上，公然表示他仍然“保留”他原来的托派观点。甚至说：“我的错误，只有我自己能够清算，别的人，不论哲学学得怎样好，也不会弄清楚的。”王实味这话固然十分狂妄，可是，在当时的延安确实没有多少人真正了解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论，更没有人敢探究托洛茨基派与斯大林斗争的真相。那是一个谈托色变的年代啊！王实味这种态度，自然被认为顽固不化，死不悔改。对此，康生大喜过望。他有了用武之地。这个人当时正担任中央社会部部长，是个狠毒险诈的阴谋家，他一生制造了无数冤假错案，残害了无数革命同志。王实味一案，不过是牛刀小试而已。毛泽东最后把王实味判定为暗藏的敌人，原因可能很多，而康生的罗织周纳，无疑起了重要作用。于是，王实味由思想错误，而政治错误，最后是作为托派分子、国民党特务分子而逮捕囚禁起来。五年后，1947年胡宗南军队进攻延安，王实味也被押出延安，关在兴县的监牢里。6月12日兴县遭到敌机轰炸，当地公安部门向中央社会部请示如何处理王实味。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和副部长李克农批示处决王实味。7月1日夜，将王实味砍杀后扔进一眼枯井里。据说，毛泽东得知王实味被杀，雷霆震怒，要李克农再赔他一个王实味。李克农不敢分辩，不断地检讨，请求处分。毛泽东以后又多次提到王实味不应杀掉。这些，当然都是后话了。

在批判王实味不断升级的时候，有一位既是王实味的朋友又同萧军熟悉的作家，跑来找萧军，希望萧军能仗义执言，救救王实味。因为这个人知道萧军同毛泽东交往密切，幻想毛泽东能看在萧军的面子上从轻发落王实味。这个人政治上天真幼稚，非常糊涂。他不明白，批判王实味是毛泽东“统一党的思想”的部署的组成部分。毛泽东在遵义会议获得了军事领导权。六届六中全会获得政治领导权之后，就开始着手在思想领域清算王明的教条主义，以便在全党树立起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权威。本来，这场运动并不要王实味充当什么重要角色。他们既不是对象也不是动力。他们应该做的是好好听报告，好好参加讨论，结合自己的思想好好写心得或总结。然而，他们却大叫大嚷地跳出来……

遗憾的是，萧军毕竟不是政治家。他对王实味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缺乏清醒的认识。他自恃与毛泽东有交情，便轻率地承担了说情的使命。毛泽东听了萧军的倾诉后，是很不高兴的，但却宽厚地原谅了萧军的鲁莽。毛泽东告诉萧军，王实味的问题很复杂，不但犯了政治错误，还有托派和国民党特务嫌疑问题，要萧军不要管自己并不了解的事情。萧军碰了个软钉子，但他一向粗心，以为不要管就不管吧，也没有多想。可是，萧军找毛泽东给王实味求情的传闻很快不胫而走，引起一些同志的误解和强烈不满。不久，在延安召开的“鲁迅逝世六周年纪念大会”上，与丁玲、周扬、陈学昭等党内外七名作家论战。会后又写了《备忘录》上呈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过去，凡萧军给毛泽东写信，总是很快接到回信。这一次，事情这么大，毛却没有回信，根本不予理睬。萧军却还不清醒，竟然与王实味来往，还给他向毛泽东转信。王实味在十月一日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一信，申诉他的痛苦心情：“为什么说谎的是好干部，而老实人却是反革命呢？”“救救我吧，把我送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去哟，我要安静要安静呀！不一定要颐和园北戴河或莫干山呀，看看吴满有家里能有一席之地没有？我必须离开中央研究院，必须！”萧军转信时又给毛泽东写了一信：

泽东同志：

这是一种意外的事，今天早晨王实味在山下呼着我的名字，把这封信放在山脚下，要我代转给您。后来他又说“做错了”，要我交给“文抗”支部再转给您，我就如此照办了。专此祝好。

萧军

一九四二年十月二日晨

毛泽东仍然没有回信，还是不予理睬。事情到了这地步，毛泽东的态度已经清清楚楚了。他对萧军不听劝阻继续过问王实味问题，无疑十分反感。换了别人，这时早该知趣回避。但萧军却锋芒不减，顶风而上。当然，王实味问题，历史已经证明这是一大冤案。今天党已经为王实味平反昭雪，恢复了他革命者名誉。可是，当年萧军对王实味的情况，也并不十分了解。他到毛泽东那里为王实味说情，是一种单凭直觉的感情冲动，并非是一个成熟的革命政治家清醒的理智判断。毛泽东对萧军的宽容和厚爱不是无限的，他是不能容忍萧军在重大政治问题干扰他的部署的。他对萧军的冷落，其实就是一种无声的批评，可惜萧军当时并未体察和理解。1945年8月抗战胜利，萧军从延安告别毛泽东主席，重返（下转第36页）（上接第56页）哈尔滨，从此再没有见到毛泽东。尽管如此，萧军对毛泽东是非常热爱和崇敬的，直到晚年，仍然感念不已。毛泽东主席逝世时，萧军先生满怀悲痛赋诗悼念。

诗云：

万众同悲殒大星，古今中外拟何从？

一生赍志拯中国，天地为心济世穷。

八亿黎庶活化雨，千年古木挹春风。

谆谆遗教篇章在，涕泪抛将读大经。

“四人帮”覆灭后，党中央为萧军先生彻底平反，称赞“萧军同志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是一位有民族气节的革命作家”。晚年，萧军先生重返文坛，焕发青春，又写了不少好作品。应该说，萧军先生在大节上是遵照了毛主席的教诲，没有辜负领袖的期望。

（责任编辑 萧 徐）

2007年第9期 鲁迅的一世纪　作者：朱　正

一

鲁迅作为一个著作者第一次出现在读者的眼前，是在1903年，二十世纪刚刚开始，到今天是一百年出头了。这年6月，日本东京出版的《浙江潮》杂志第五期上刊出的《斯巴达之魂》，作者署名自树，这是鲁迅公开发表文章的开始。

义和团之乱引起了八国联军的入侵。1901年9月，清廷接受了谢罪、惩办祸首、赔款等等屈辱的条件，签订了辛丑条约。接着各国联军开始撤退。可是俄国却拒不从东三省撤兵。几经交涉，到1902年4月8日，中俄才签订东三省撤兵条约，规定俄兵于十八个月内分三期撤退。到了1903年4月8日，俄军应该退出沈阳、牛庄、营口、辽阳和吉林，可是不退。俄国反而向中国提出七项新要求。这就激起了中国人的愤怒。4月27日，上海张园开拒俄大会，反对俄国对东三省的新要求。4月30日京师大学堂学生大会，拒绝俄国要求。愤怒的情绪扩大到了国外的留学生中间，4月30日，东京中国学生拒俄义勇队成立。5月2日拒俄义勇队改名为学生军。鲁迅的好友许寿裳就参加了这一活动。拒俄义勇队成立，即函电各方，在致北洋大臣袁世凯函中说：“昔波斯王择耳士以十万之众，图吞希腊，而留尼达士亲率丁壮数百扼险拒守，突阵死战，全军歼焉，至今德摩比勒之役，荣名震于列国，泰西三尺之童无不知之。夫以区区半岛之希腊，犹有义不辱国之士，可以吾数百万万里之帝国而无之乎!”鲁迅的这篇《斯巴达之魂》，写的就正是这次德摩比勒（今译温泉关）之役。文章气势磅礴，该刊编者许寿裳说，“文中叙将士死战的勇敢，少妇斥责生还者的严厉，使千载以下的读者如见其人”。可以认为鲁迅是以这篇文章参加拒俄运动，他的写作活动从一开始就是怀着救国的、爱国的目的。这种态度，一直贯穿着他整个一生的文学活动。

鲁迅在日本留学。他看到，刚刚经过明治维新的日本，同晚清的衰败之象，对比是太强烈了。这更加深了他的忧国之心。在将两国比较的时候，他还采取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国民性。在他晚年的一封信中说：“日本国民性，的确很好，但最大的天惠，是未受蒙古之侵入；我们生于大陆，早营农业，遂历受游牧民族之害，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但我们还要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2005年版《鲁迅全集》第14卷第410页，以下《鲁迅全集》的引文出处只注卷次及页码，不注书名）。许寿裳在《怀亡友鲁迅》一文中回忆说：“鲁迅在弘文时，课余喜欢看哲学文学的书。他对我常常谈到三个相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他是为了探索救国的道路，为了改变国家的命运思考这些题目。

正是这些思考决定了他对人生道路的选择。“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第一卷第438页），使他一度学医；后来受到刺激，“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第一要着，是在改变国人的精神，从而选定文学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

在这些年里，他读得多，也想得多。因此，他1907-1908年在《河南》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就不只是反映出一种爱国的激情，还有他自己的不少思考了。

刊登在《河南》月刊第五号（1908年6月）上的《科学史教篇》，扼要地介绍了外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值得注意的是，在生产活动、应用技术跟理论科学的关系问题上，文章不但指出了“实业之蒙益于科学者固多，而科学得实业之助者亦非鲜”（第一卷第33页）这种两者“相互为援”的关系之外，更指出了“至十八世纪中叶，英法德意诸国科学之士辈出，质学生学地学之进步，灿然可观，惟所以福社会者若何，则论者尚难于置对。迨酝酿既久，实益乃昭，当同世纪末叶，其效忽大著”（第一卷第32页），以见理论科学的研究并不总是可以立竿见影地应用于实际生活中，强调了理论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尽管一时还看不出它有什么用处。

这篇文章论证了科学在推动社会进步、提高人类生活品质方面的巨大作用，但是它同时提醒读者，不能因为强调科学的重要性而忽视了其他方面的精神生活。人群既需要牛顿，也需要莎士比亚；不但需要波义耳这样的科学家，也需要拉斐尔这样的画家；既要有哲学家康德，也要有音乐家贝多芬；既要有达尔文，也要有卡莱尔这样的史学家。

《摩罗诗力说》介绍了以拜伦为代表的被人称为“恶魔派”的诗人。后来，鲁迅在《杂忆》一文中说：“那时拜伦之所以比较的为中国人所知，还有别一原因，就是他的助希腊独立。时当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国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复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应。那时我所记得的人，还有波兰的复仇诗人密茨凯维支；匈牙利的爱国诗人裴多菲”（第一卷第233-234页），后面这两位，在《摩罗诗力说》里也都作了详细介绍。此外，还介绍了挪威的易卜生，英国的雪莱，俄国的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等等。

鲁迅在介绍了这些他所喜爱的、引起他心的共鸣的作家之后，想起了中国。他问道：“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悲哀的是，他接着答道：“家国荒矣，而赋最末哀歌，以诉天下贻后人之耶利米，且未之有也。非彼不生，即生而贼于众，居其一或兼其二，则中国遂以萧条。”（第一卷第102页）文章里没有说的是，它的作者，已经决定自己来担当精神界之战士的使命了。

鲁迅在《河南》上发表的文章，《文化偏至论》和《破恶声论》这两篇最可注意，它显出了作者对中国现状的深思。那时，中国必须变革，可以说是已经成了关心国家命运的知识分子的共识。在东京的中国人，从政治上的亡命客到留学生，有主张民主革命的，也有主张君主立宪的，活动很多。鲁迅自己参加了留学生的一些活动，观察了不少号称爱国志士的人物，了解到了他们的主张和作为，于是在这两篇文章里对这些作出了自己的评价。

出国留学，目的是给中国图富强。到外国学些什么才好呢？鲁迅看到的是：“后有学于殊域者，近不知中国之情，远复不察欧美之实，以所拾尘芥，罗列人前，谓钩爪锯牙，为国家首事”（第一卷第45-46页），“眩至显之实利，摹至肤之方术”（第一卷第29页），“试按其关，乃并方术且非所喻，灵府荒秽，徒炫耀耳食以罔当时”，“掣维新之衣，用蔽其自私之体”（第八卷第27页）。

鲁迅以为，学外国，重要的还不是那些应用技术之类。“然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柢在人，而此特现象之末，本原深而难见，荣华昭而易识也。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假不如是，槁丧且不俟夫一世。”（第一卷第58页）提出了“立人”这个首要目标。具体的纲领，鲁迅提出：“诚若为今立计，所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第一卷第47页）假如能够做到这一点，“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第一卷第57页）应该指出的是：他在这里说的“世界之思潮”，主要是指尼采的学说。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就说过，他在弘文学院，就爱读尼采的书了。明白了这时鲁迅所受尼采的影响，就可以知道他这些文章里写的“少数”和“多数”，并不只是个数量的概念，而是尼采所说的“超人”以及与之对立的庸众。他是把希望寄托在超人身上：“今之所贵所望，在有不和众嚣，独具我见之士，洞瞩幽隐，评骘文明，弗与妄惑者同其是非，惟向所信是诣，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毁之而不加沮，有从者则任其来，假其投以笑骂，使之孤立于世，亦无慑也。则庶几烛幽暗以天光，发国人之内曜，人各有己，不随风波，而中国亦以立。”（第八卷第27页）“与其抑英哲以就凡庸，曷若置众人而希英哲？则多数之说，缪不中经，个性之尊，所当张大”（第一卷第54页）。显然，这英哲就是尼采说的超人了。

二

1911年的革命推翻了清王朝。鲁迅成了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的官员。十多年之后，他在一封信中说：“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自然，那时恶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总失败。一到二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即渐渐坏下去，坏而又坏，遂成了现在的情形。其实这不是新添的坏，乃是涂饰的新漆剥落已尽，于是旧相又显了出来。使奴才主持家政，哪里会有好样子。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第十一卷第469—470页）

这样，又回到国民性的问题上去了。这时他给《猛进》周刊编者徐炳昶的信中，说得更加痛切：“看看报章上的论坛，‘反改革’的空气浓厚透顶了，满车的‘祖传’，‘老例’，‘国粹’等等，都想来堆在道路上，将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强聒不舍’，也许是一个药方罢，但据我所见，则有些人们——甚至于竟是青年——的论调，简直和‘戊戌政变’时候的反对改革者的论调一模一样。你想，二十七年了，还是这样，岂不可怕。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也不会有好议员的；现在常有人骂议员，说他们收贿，无特操，趋炎附势，自私自利，但大多数的国民，岂非正是如此的么？这类的议员，其实确是国民的代表。我想，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还是这一句话，虽然未免可悲，但我以为除此没有别的法。”（第三卷第22-23页）

他想到的唯一的办法，是循着《新青年》开创的路走下去。陈独秀1916年创刊的《新青年》（第一卷名《青年杂志》），旗帜就是民主和科学。1918年9月鲁迅开始在上面发表文章，“虽然不是最主要的作者”（陈独秀《我对于鲁迅之认识》），但就倾向来说，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第四卷第468页），“记得当时的《新青年》是正在四面受敌之中，我所对付的不过一小部分”（第一卷第307页）。

在《新青年》杂志上，陈独秀，钱玄同，吴虞等人的文章，对中国文化传统特别是儒家思想持激烈的批判态度。鲁迅为了批判专制主义的文化传统，批判旧的伦理观念，反对保存“国粹”，也写了好些文章。他说：

什么叫“国粹”？照字面看来，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了。换一句话，便是特别的东西。但特别未必定是好，何以应该保存？

倘说：中国的国粹，特别而且好；又何以现在糟到如此情形，新派摇头，旧派也叹气。

我有一位朋友说得好：“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

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第一卷第321-322页）

试看中国的社会里，吃人，劫掠，残杀，人身卖买，生殖器崇拜，灵学，一夫多妻，凡有所谓国粹，没一件不与蛮人的文化（？）恰合。拖大辫，吸鸦片，也正与土人的奇形怪状的编发及吃印度麻一样。至于缠足，更要算在土人的装饰法中，第一等的新发明了。（第一卷第343页）

反对了保存国粹，就要引进外国的观念：

即使所崇拜的仍然是新偶像，也总比中国陈旧的好。与其崇拜孔丘关羽，还不如崇拜达尔文易卜生；与其牺牲于瘟将军五道神，还不如牺牲于Apollo。（第一卷第349页）

主张保存“国粹”的人，对于引进“西学”，一种态度是抵制和排斥。鲁迅描写说：“从前排斥外来学术和思想，大抵专靠皇帝；自六朝至唐宋，凡攻击佛教的人，往往说他不拜君父，近乎造反。现在没有皇帝了，却寻出一个‘道德’的大帽子，看他何等利害。”（第一卷第316页）即以“道德”的名义来抵制“西化”或曰现代化。

另一种态度要开明一些，主张将“西学”和“国粹”调和起来。鲁迅描写说：“闻所未闻的外国人到了；交手几回，渐知道‘子曰诗云’似乎无用，于是乎要维新。维新以后，中国富强了，用这学来的新，打出外来的新，关上大门，再来守旧。……‘西哲’的本领虽然要学，‘子曰诗云’也更要昌明。换句话说，便是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本领要新，思想要旧。要新本领旧思想的新人物，驼了旧本领旧思想的旧人物，请他发挥多年经验的老本领。一言以蔽之：前几年谓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几年谓之‘因时制宜，折衷至当’。”（第一卷第352页）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当然不失为一种主张。若问：这种主张能不能行得通呢？能不能够“早上打拱，晚上握手；上午‘声光化电’，下午‘子曰诗云’呢？”鲁迅回答说：“‘西哲’易卜生盖以为不能，以为不可。所以借了Brand的嘴说：‘All or nothing！’”（第一卷第353页）。

这些不过是举一点例。在鲁迅的文章里这一类意见还可以摘引出许多来。我们还记得，批胡适的时候，批过他的“全盘西化论”，批胡风的时候，批过他的“民族虚无主义”。那么，怎样来评价鲁迅的这些意见呢？依我看，这些意见不多不少就是全盘西化论。不要以为这只是他在《新青年》时代的观点，到了1934年他还说，“即使并非中国所固有的罢，只要是优点，我们也应该学习。”（第六卷第84页）这可是毛泽东说的他已经“有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后期的杂文”（《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53页）。应该看到，固有文化的保守性或者说惰性是很大的，即使以全盘西化为目标，努力接受外国的先进文化，旧文化的惰性也会对接受的幅度加以强有力的限制，并不会失掉固有文化的特征。鲁迅说过，“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第四卷第14页）把话说得极端一点，绝对一点，在事实上也有他的必要吧。

时间过去几十年之后，回过头来看就一切都明白了。要不要保存“国粹”，要不要现代化（即“西化”的同义语），这问题早已由生活给出了答案。我们对鲁迅以及当年许多为此作了努力的人们满怀崇敬和感激之情。经过他们的努力，“国粹”一词，是早已没有人再说了。不过近年又出现了一个类似的新词，叫做“亚洲价值”论。这是“国粹”（“中国之粹”）的放大，性质却是相同，提出来也是为了抵制世界先进思潮。预料它最终也将同五四时期喧嚣一时的国粹论同其命运吧。

三

1917年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在俄国夺取了政权。为了摆脱孤立的处境，于1919年建立了第三国际。第三国际即派人到各国去组建共产党。1921年维经斯基来到中国，找到了陈独秀、李大钊这些激进的知识分子，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

这些历史上的大事件，在发生的当时，鲁迅似乎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反应。他还是在书斋里写他的《彷徨》，写他的《野草》，办他的《莽原》。晚年，他在答苏联国际文学社问中，说他当初“对于十月革命还有些冷淡，并且怀疑”（第六卷第19页），是确实的。至于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袖人物陈独秀、李大钊，是《新青年》的同人，鲁迅了解他们，知道他们都是为了中国的改革和进步而努力的人物，虽然他并没有参与他们的活动，可是同情他们的事业。他1926年9月从厦门寄给广州许广平的一封信中说：“此地北伐顺利的消息也甚多，极快人意。”（第十一卷第546页）可以看出他的态度来。

然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从1928年初开始，创造社、太阳社对鲁迅发动了猛烈的批判。创造社中人好些是共产党员，太阳社几乎全是共产党员。冯乃超、李初梨、钱杏、彭康、潘汉年、弱水（潘梓年）、石厚生（成仿吾）都写了文章。骂得最出格的是杜荃（郭沫若）的《文艺战上的封建余孽》，说鲁迅“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以前说鲁迅是新旧过渡期的游移分子，说他是人道主义者，这是完全错了。他是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谛!”“不消说他是根本不了解辩证法的唯物论。”说鲁迅和陈西滢、高长虹的论战是“猩猩和猩猩战”。

鲁迅写了《“醉眼”中的朦胧》、《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等好几篇文章反驳冯乃超、李初梨他们。对于署名杜荃的这一篇，鲁迅回答说：“在这样的社会里，有封建余孽出风头，是十分可能的，但封建余孽就是猩猩，却在任何‘唯物史观’上都没有说明”（第四卷第213页）。

因为这些人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来批判的，鲁迅要弄明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说：“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第四卷第6页）

到了1929年，这一场批判就停了下来了。这是因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李立三的干预而停下来的。1930年3月，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的人一起组成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左联里一些年轻的共产党员，柔石、殷夫、冯雪峰，很接近鲁迅，鲁迅对他们有很好的印象。

鲁迅以他过去在文学工作方面的成绩和声望，以他现在的政治态度，成了左联的领袖和旗帜。对此，鲁迅自己也是重视的。他在《两地书》序言中声称：“我现在是左翼作家联盟中之一人”（第十一卷第5页）。但是在左联那些主持工作的人那里，只不过是想借重他的盛名罢了。比方说，左联秘书处编印的内部刊物《文学生活》，就对鲁迅保密，不给他看。（见第十三卷第358页）在他致胡风的一封信中，这样说起他在左联的处境和心情：“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的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的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无措，我不敢对别人说关于我们的话，对于外国人，我避而不谈，不得已时，就撒谎。你看这是怎样的苦境？”（第十三卷第543页）

可见这并不是怎样愉快的合作。为了不能让敌对者看热闹，只得隐忍着。这分歧的公开表露，是1936年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之争。鲁迅发表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第六卷第546-558页）。他在致杨霁云的一封信中说：“其实，写这信的虽是他一个，却代表着某一群，……因此我以为更有公开答复之必要。倘只我们彼此个人间事，无关大局，则何必在刊物上喋喋哉。……投一光辉，可使伏在大纛荫下的群魔嘴脸毕现”（第十四卷第138页）。这篇长文中被鲁迅称为“四条汉子”的周扬、夏衍、田汉和阳翰笙（第六卷第554页），不就是中国共产党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的成员吗!积累了几年的矛盾，一时爆发，当然有点显得猛烈。这时，鲁迅正在病中，他给王冶秋的信中说：“我病倘稍愈，还要给以暴露的，那么，中国文艺的前途庶几有救。”（第十四卷第149页）只是他没有能够再好起来，写此信之后三十四天，他就与世长辞了，没有能够把他想说的话说出来。

在左联的这段时间里，鲁迅还参与了一些与文学无关的活动，像自由大同盟，民权保障同盟，反战会议。这些都是不无风险的活动，如杨杏佛，就因为是民权保障同盟的总干事而遭到暗杀。这团体不惜以伪造的文件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胡适不赞同这个做法而被开除。有意思的是同盟的副会长蔡元培在开除胡适之后写给胡的一封信中说：“弟与语堂亦已觉悟此团体不足有为；但骤告脱离，亦成笑柄；当逐渐摆脱耳。”（《蔡元培书信集》，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下册第1487页）果然，不久他就退出了。

也影响到写作上。参加左联之后，鲁迅接受了并且转贩了第三国际的一些宣传。例如，“九一八”日本占领东北，鲁迅说这“是进攻苏联的开头”（第四卷第318页）。又如《我们不再受骗了》（第四卷第439—441页），全面为苏联辩护，连物资匮乏而出现的排队购物，连大镇压中的冤案都加以讴歌。今天读来，真不能不为他受到蒙蔽而叹息。对于他这几年的文章，王元化说：“在这几年中，纵使从鲁迅身上也可以看出当时的某些思想倾向的影响。早年，他经常提到的个性、人道、人的觉醒……在他的文字中消失了。直到他逝世前，才开始超脱左的思潮，显示了不同于《二心集》以来的那种局限性，表现了精神上新的升华。”（《思辨短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90页）

他在逝世前，对苏联的看法也有了些改变。1972年12月25日胡愈之在鲁迅博物馆的座谈会上谈有关鲁迅的一些事情，其中谈到1936年二三月鲁迅没有接受邀请去苏联休养这一件事的时候，最初的记录稿中有一段是这样说的：

再后他又说：“苏联国内情况怎么样，我也有些担心，是不是也是自己人发生问题？”鲁迅是指当时斯大林扩大肃反，西方报刊大事宣传，他有些不放心。这也是他不想去苏联的一个原因。（转引自严家炎《论鲁迅的复调小说》，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52页）

四

1937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一周年，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的纪念大会上讲话，说：“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43页）

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说鲁迅是“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等等等等（《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98页），做出了一个政治领袖能够作出的对于一个作家的最崇高的评价。

这样公开表明对鲁迅的推崇是有其现实的必要性的。那时正是在艰苦的抗日战争中，一个月以前，中共中央才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指出了当时的一个严重情况：“资产阶级政党正在拚命地同我们争夺知识分子，日本帝国主义也在利用各种方法收买和麻醉中国知识分子”（《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18-619页）。鲁迅在知识界有着广大的影响和很高的声望。一些知识分子原来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并没有很多了解和同情，是毛泽东对鲁迅的赞颂引起了他们的共鸣，而投身到这一运动中来的。

这些人来到延安，带来了从鲁迅书中得到的左倾态度，带来了反对国民党，拥护苏联和拥护共产党的态度，这当然很好。可是他们同时也带来了从鲁迅书中得到的批判精神，有些人还带来了从鲁迅学到的写杂文的本领。这可是成了问题了。1942年5月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中，有一段就是专门反驳“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这一论点的，毛说：“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但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72页）他说这些，就是指不久以前王实味写的《野百合花》，这正是一篇“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的杂文。鲁迅说过，“清朝虽然尊崇朱子，但止于‘尊崇’，却不许‘学样’（第六卷第54—55页）。”他写这几句的时候，大约并没有想到这也将是他自己的命运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精神”在全国推行。鲁迅更加受到尊崇。现在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他被尊崇的程度就是他被歪曲的程度。像《我们不再受骗了》这样的文章被选进了中学的教科书。号称出版史上盛事的第一个注释本《鲁迅全集》却并不是真正的“全集”，不但抽掉了大量的书信，还删改了一处鲁迅的原文，注释中的曲说就不必提了。

在1957年3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大会小会上多次讲话，动员知识分子消除顾虑，大鸣大放，在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中，毛说，假如鲁迅还在世，“大概是文联主席”（《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54页）。这是安排给郭沫若的职位。成问题的是他不像郭那样会凑趣，能不能像郭那样当好这文联主席很难说。

毛这话是三月份讲的，过了三个月，风云突变，整风鸣放变成了反右派斗争。报纸上的许多说法都同三个月之前完全不同了。7月7日，正是反右派斗争的白热化高潮之中，毛泽东同上海知识界三十六位代表人士“围桌闲话”的时候，翻译家罗稷南问：“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毛的回答是：“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其实人们不必假设什么，只要看看同他接近的人的命运，胡风在1955年就遭到整肃。冯雪峰、萧军、丁玲、黄源等人，到了1957年全被打倒。以鲁迅的个性和气质，大约不难推测那可能的命运。

到了文化大革命中间，对鲁迅的“尊崇”和歪曲同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被尊为“亚圣”，出版了他的《全集》，即重印1938年版二十卷集，以取代周扬掌权时候出的十卷集。在那些年里，除了《毛选》之外，也就只印造了这一部个人的多卷集了。报刊上常常出现他的“打落水狗”之类的引语，作为打击“走资派”的棍子。是的，这“尊崇”，就是把他棍子化。

说到歪曲，例如1966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社论《学习鲁迅的革命硬骨头精神》：“他高举无产阶级革命文化的大旗，坚决拥护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势不两立。”“鲁迅在长期的斗争生活中，在毛泽东思想的引导和鼓舞下，……终于成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我们学习鲁迅，就要像他那样，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灵魂”。假如没有写“像他那样”这几个字，人们还不能说这文章不通，写上了，那么，鲁迅不但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灵魂，而且他还遵照林副统帅所教导的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了。

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个“上海市委写作组”，它的“文艺组”下面又有一个“鲁迅传小组”。据古远清《“石一歌”与“文革”匿名写作研究》（载广州《鲁迅世界》2001年第一期）说：“其名单由上海市委写作组‘总指挥’、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徐景贤亲自审批。最后被批准进入这个写作组的成员共十一个人，谐音为笔名“石一歌”。他们的任务，就是塑造出一个符合当时政治需要的鲁迅来。他们写的《鲁迅传》，陆续在《学习与批判》刊物上发表，到1976年4月，将前半部汇编为上册出版，几个月之后“四人帮”垮台，当然也就没有下册了。他们“影响”更大得多的作品是《鲁迅的故事》，不但上海大量印行，有些省还租型重印，我看到的一本湖南的重印本，一次印数就是三十二万册。这十一个作者都是会写文章的人，他们从文献中找到一句半句话作为素材，再来进行艺术（政治）加工。他们歪曲材料到什么程度，这里只举一例。

1933年4月11日鲁迅日记：“是日迁居大陆新村新寓。”在这之前半个月，3月27日日记：“下午移书籍至狄思威路。”就这十个字，石一歌的生花妙笔就把它铺衍成一篇《秘密读书室》，说“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了。……鲁迅在家里存放和阅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就非常不方便了。”“于是……租了一间房子，专门收藏他的书籍，并作为自己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秘密读书室’。”“多少个漆黑的夜晚，鲁迅来到这里，用纸张罩着电灯，聚精会神地读着读着。”“街上囚车飞驰，窗外寒风呼啸，然而，马克思主义的光辉驱散了阵阵寒气，温暖着他的全身。”如此等等。

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呢？鲁迅书多，如果全都搬到大陆新村新寓里去，占地很大，一家人住着那一套房子就嫌局促了。于是在迁居之前先租定一间房子堆放一部分藏书。从他写给友人的一些信件中，人们可以了解到这是怎么一回事。唐向他借书，他回信说：“《清朝文字狱档》本有其书，去年因嫌书籍累赘，择未必常用者装箱存他处，箱乱而路远，所以不能奉借了。”（第十四卷第76页）1936年3月7日致沈雁冰信：“礼拜一日（按：3月2日），因为到一个冷房子里去找书，不小心，中寒而大气喘，几乎卒倒，由注射治愈，至今还不能下楼梯。”（第十四卷第42页）可见房间里的箱子是乱放的，找书很麻烦，且都是不常用的书，路远不能常去，房间里又冷，稍不小心即受寒气喘……除了确实另租了一间房子存放书籍之外，有哪一点同石一歌所说的相符呢？这样把一切生活琐事都政治化，和实际情况相距就远了。

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年里，鲁迅渐渐回到他应有的历史定位上。他卸下了“亚圣”的冠冕，也解脱了当棍子的使命。人们对于这一位二十世纪中国最重要的作家和思想家，进行了多方面的深入的研究，让他的文学遗产和思想遗产，永远在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事业中发光发热。

（责任编辑 赵友慈）

2007年第9期 “真空罩”下：1920——30年代的苏联　作者：金　雁

内战结束后的苏俄

十月革命后又经历了1918年-1920年的国内战争，不但使俄国的经济极度萎缩和自然经济化，社会文化领域也完全丧失了19世纪下半叶文化上黄金时代的繁荣。比如战前的1913年俄国大约出版了2万种图书，而1920年只出版了3260种，而且主要是执政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宣传品。许多人，包括曾经反抗过沙俄专制、相信自己追求的是比“资产阶级社会”更自由的社会的那些“老派的布尔什维克”们都认为，内战时的严酷是迫不得已，1921年内战结束，革命渡过了最紧要的关头之后，党内外都企盼着布尔什维克党曾经许诺的“政治自由”。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内战时也讲过在得到政权、清除内乱以后会放松“专政”的阀门，还人民一个“民主社会”。当时的说法是：“（自由）条件不成熟是因为政治反对派还存在，这将导致新诞生的制度夭折。”

但人们发现：和平到来后“自由的条件”似乎更加“不成熟”了。1921年4月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在《论粮食税》一文中说，“我们要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不论他们是公开的或装扮成‘非党人员’的，统统关进监狱。”注11922年对这些过去的“社会主义同志”——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逮捕变成大规模的行动。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局因此得以顺利完成“在较短的时间内彻底消灭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任务。俄共中央委员会提交给党的十一大的《关于党的巩固和新任务》的纲领中说，俄国共产党“是国内唯一合法的政党”。不允许任何政治派别出版物“以写作为掩护”毒害人们的思想。注2

从《白天》到《长夜》

但那时到底还不同于后来的斯大林时代，最厉害的铁腕尚未出现，人们还在与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玩捉迷藏：最典型的故事后来常被人提起：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波特列索夫，俄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最早一批社会民主党人、著名的《火星报》创办者之一和列宁的老战友，当然也是孟什维克首领之一，他原办有一家报纸叫《日子》。十月革命后孟什维克的媒体纷纷被关闭，但除文字外并未参加任何反抗活动、而且又与列宁是老搭档的波特列索夫却得以坚持下来，整个内战期间都维持出版。然而到和平时期，当权的老朋友逐渐不客气了。1922这一年，它先后被查封了6次。但老资格的波特列索夫本人并未失去自由，于是，每一次被查封他都换一个新的名称再次出版：先叫《白天》，查封后改出《夜》，再被封又改叫《深夜》，然后是——《午夜》，——《漫漫长夜》，——最后一次叫《未来的日子》……注3报名恰如其时。直到1922年夏天，持不同意见的学者和知识分子200多人被驱逐出境。波特列索夫也在其中，他在国内的报纸才最终停刊，而“未来的日子”则成了他的期待。（在国外波特列索夫又办了新的《白天》）1922年6月8日，人民委员会决定成立图书出版总管理局，以统一全国的书报检查机关，它的明确职能是：预审各种出版著作、期刊并作政治上的把关，开列查禁书单、管理出版社、杂志社、印刷厂、图书馆、并唯一有权举办图书定货会。

米亚斯尼科夫事件

然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还是使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一定的松动，而当时执政的俄共（布）也急需革命后新社会秩序的复苏和新政权下的文化繁荣。于是在新经济政策的大背景下，众多的私人出版机构纷纷开办，图书出版总管理局的预审和政治把关尺度也相应作了调整。1923——1925年，剧目审查委员会共审定了3686部电影，没有通过的有632部，占16.3%，1923——1926年审查剧目1106部，禁演134个，占12%。可见当时还未出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局面。那时关于言论和出版自由的呼声再次高涨，对此党内也有强大的动力，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瓦尔金事件和米亚斯尼科夫事件。

1921年4月，全俄肃反委员会特派员瓦尔金首先上书中央，要求允许“苏维埃中有反对派”，建议给他们“法律允许内的自由”。紧接着5月份一位有15年党龄的老党员米亚斯尼科夫向列宁写信，信中特别强调必须“给予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说这曾经是俄国共产党建党时期宣布的“主要任务”，兑现这一承诺将会大得人心，激发群众中的革命积极性。米亚斯尼科夫在信中说：“我们需要制订一个言论和出版自由法，使那些发昏的热心人不至越轨。必须把全国最大的日报之一办成各派社会思想进行论战的报纸。苏维埃政权将拥有像罗马帝国一样的胸襟，用自己的钱供养起攻击他的人。这也将是我们俄国条件下的出版自由，我们的任务是使我们的出版自由主要为遵守法律的人所享用，而不是为资产阶级所用。”注4米亚斯尼科夫没有说明那些“攻击”布尔什维克但又不是“资产阶级”的人是谁，但这似乎不言自明：十月革命后一个时期内人们并不认为工人阶级或者社会主义运动只能有一种声音。立宪民主党也许是“资产阶级”的，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不是，他们只是社会主义运动或工人运动中的其他派别，1917年布尔什维克曾经呼吁与他们组成“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虽然后来转而镇压他们，但像米亚斯尼科夫那样的人显然认为那是内战中的非常措施，和平到来后还是要“关系正常化”的。

但是政治局否定了瓦尔金的建议，米亚斯尼科夫则被开除出党。从此全党噤若寒蝉，再没有人敢提“政治自由”，在党内斗争中一次次地把“敢讲真话的人”剔了出去，只留下那些识时务者和知趣者。社会民主党曾经强调的“社会主义民主和自由”已经被连根拔去，形成了“权威与自由之间的紧张对立”。

“真空化政策”

苏共中央当时尽管拒绝了米亚斯尼科夫的建议，但新经济政策时代毕竟还是有点舆论空间，就像那时有市场成分一样。但是到1920年代末，国内的私人媒体又一次遭遇查封停业，多元化的文学出版活动完全停止。“大转变”以后私人出版社全被取缔。这时所有的新闻媒体都在国家文化安全单位和新闻检查机关的一元化控制下，按理说出版审查制度的作用理应降低。没想到新闻检查和出版限制反而常规化、制度化了，查禁书目、勒令停演的比例大大上升，而且掌控的尺度较20年代大为缩小。按当时苏联人自己所说，30年代采取的是封锁消息的“真空化政策”。斯大林以渲染“一国社会主义的敌对包围圈”来动员社会，以清除“异教”的方式来保证意识形态的神化和整齐划一的思想，重弹民粹主义精英领导群氓的老调，提出普通老百姓是“没有鉴别能力”的，只有规划未来社会的领导者才知道真理。而对一般人来说，真理就是顺从，真理就是争当螺丝钉，他们只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材料”，而要成为建筑者使用的便捷材料，就必需有“真空化”的头脑。用别尔加耶夫的话说“人不被当作自由的、有精神的生物”，而“被当作必须驯服与加工的生物”。

当时苏联学者与外界的交往被终止。他们与世界学术界的联系完全隔绝，只聘请个别为苏联唱赞歌的左翼作家来访，而且让他们参观的也只是“波将金的村庄”注5。在反对“世界主义”和抵制崇洋媚外的口号下，苏联科学家不再参加国际会议，也不再举行国际科学家的会议，文献资料的交流降低到沙俄时期的几十分之一，而且陈旧得几乎无法使用。中央组织局更换了共产主义研究局和各意识形态机构的大批干部，以替换那些党不信任的知识分子，解散了几乎所有的民间团体和文艺派别，建立了由中央统管的权属统一的学术团体。为形成命令畅通的组织领导系统，当时明确提出，人文社会科学的认知功能必须退居到第二位甚至第三位，它的第一位功能是歌功颂德的“宣传”功能。

焚书

为了维护社会主义的“纯洁性”，需要有一个无产阶级的“真空”环境以避免遭到毒害。做到“清除环境”的第一步是焚毁“政治上有害的图书”，消除“人民敌人”的腐蚀和毒害，这期间苏共中央向各地的图书馆下发了清除和销毁书籍的清单。在这次“焚书”中被销毁的外国和过去的图书资料是惊人的，1938年被宣布为政治反动的图书达10375706册、宣传画223751份，有55514种外文报刊被销毁。注6从此后“‘人民敌人’的成千上万册图书从各个图书馆中取缔，只有少数个人敢于在自己的私人藏书中保留这些书籍。”注7就是过期的报刊杂志也被停止使用和销毁。苏联史学家直到1980年代末几乎接触不到国外的书刊信息，完全生活在一个自说自话的封闭圈子里。

随着斯大林体制的完全建立，整个知识界受到了严厉的监视与制裁。20年代苏联学者与外部的联系中断，苏联学者对西方同行一无所知。在1917年以前浑然一体的俄罗斯知识界已经一分为二为“白俄学者”与“苏联学者”。一部分流亡在外，另一半在国内遭到贬黜，革命将他们分裂成两种不同的人。1932年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改组文学与艺术团体》的决定，建立统一的作家协会，进一步把文学变成“统一的党的机器上的小轮子、螺丝钉”。从20年代末到二战前夕，社会完全原子化，知识分子成为无所依托的“有罪阶层”。对知识界而言这是俄罗斯历史上最暗淡的年代，也就是所谓的严寒“结冰”时期。能够发表和出版的大多是粗制滥造、矫揉造作、千篇一律的奉命文字，生活在苏联国内的学者对外面解释说“生存压倒了一切”，“对知识分子来说，那是一个令人厌恶的年代”注8。而那些保持人文精神的学者都把自己视为19世纪俄国最后的代言人，从学术传承上他们都说自己属于俄国，绝口不提苏联。他们觉得19世纪文化是自己的真正家园和避难所。

“真空罩”打开以后

然而这种“真空”的“无菌世界”使苏联失去免疫力。正如麦德韦杰夫说的：“苏联时期的很多东西不仅是靠暴力维持的，也是靠欺骗和伪造维持的，建在‘铁幕’后面的苏联社会缺乏民主制度和传统，不具备进行意识形态和经济竞争的机制。它不允许异己思想和反对派，粗暴的拒绝任何外来的批评，借助镇压手段来保护政治上的无菌状态，结果社会丧失了对各种疾病的免疫力。而这些疾病在别的社会很容易对付。”麦德韦杰夫因为讲了这些话而被开除党籍、公职并被流放。但是到1991年苏联剧变、苏共被解散时，几千万浑浑噩噩的党员像当年顺从斯大林统治那样低眉顺眼地接受现实。苏维埃与人大会场上，几千名“党信任的”代表鸦雀无声，唯一一个起来抗议的人，就是这个当年被开除而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中刚刚恢复党籍的麦德韦杰夫！

一个大国如果只有在精心隔离的环境中才能够生存和发展，就像一个失去了免疫系统的肌体只有在玻璃罩下靠人造食物才能生活一样，一旦玻璃罩打碎，社会就开始崩溃，这种制度在历史上注定是要失败的。

（责任编辑 萧 徐）

注：

注1 《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230页。

注2 参阅《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334页、第43卷30页。

注3 С·В·Тютюкин，меньшевик

страницыистории，М,2002,стр523

注4 《自由思想》1992年第1期。

注5指俄国历史上叶卡特琳娜女皇外出视察，宠臣波将金在女皇路经之地搞的粉饰天平的假村庄，俄国人讥称“波将金村庄”。

注6 格·维·日尔科夫：《19-20世纪俄罗斯书报检查制度史》莫斯科2001年，339页。

注7 罗·伊·麦德维捷夫：《让历史来审判》896页。

注8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持不同政见论文选编》外文出版局1980年，279页。

2007年第9期 莲花峰七勇士　作者：张天来

（一）

2007年7月5日，“七七”事变七十周年两天前的上午，我们一行四人，走在莲花峰的一条山脊上，探寻67年前发生在这里的故事。

我接触这个故事，是从去年秋开始的。那天是我们单位组织一些人到天津蓟县参观游览。在盘山烈士陵园的陈列馆里，当壁上出现一位老军人的形象，耳边响起年轻女讲解员清脆如铃的声音：“在抗日战争期间，盘山发生过‘莲花峰七勇士’的故事，就像‘狼牙山五壮士’一样。”她说的是在抗战初期的1940年，七名八路军战士，在完成阻击敌人、掩护部队转移 任务之后，从莲花峰顶西侧跳下了山崖。这声音如洪钟，似惊雷，让我这七旬老者迟钝的心灵，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首先是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蓟县人，在我的同胞中出现了如此顶天立地的英雄集体，怎能不感到光荣和自豪呢？！接着就问自己：这样一桩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发生在你的故乡，你为什么竟然一无所知，亏你还作了几十年的记者？！

于是，今年6月，我邀摄影记者吴力田一起两探蓟县，又飞四川，寻访英雄的家属亲朋、生前战友和众多知情人士，搜集大量有关史料，为读者提供这份报告。

1940年春天，晋察冀军区冀东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十三团团长包森，率领人马来到盘山东北部深山里的梁庄子，开始了创建盘山抗日根据地的伟大斗争。他是陕西蒲城人，延安抗大毕业，1938年跟随宋（时轮）邓（华）支队来到冀东。他那勇敢的独立作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战斗作风，给了敌寇很大的打击。他领导的那支队伍，硬是在遵化活捉了日本天皇表弟、宪兵大佐赤本。疯狂狡诈的日本侵略军为扑灭将要熊熊燃起的抗日烈火，紧紧盯住了包森，纠集强大兵力，分几路向着梁庄子猛扑过来。敌强我弱，部队只能转移。警卫班长马卫东率领6名警卫战士，主动向包森副司令请求担任阻击任务。

七勇士开始由东坡攀登莲花峰，走的就是我们今天的登山路。他们用密集的火力把敌寇吸引过来。一次次地隐蔽射击，一批批地杀伤敌人，像牵牛鼻子般把敌人牵到莲花峰顶。直到最后，子弹和手榴弹打光，又用尽了山顶上的石块。当石块也打光，敌人围上来的时候，为了祖国的荣誉，为了中国人的民族尊严，7名“誓死不做亡国奴”的青年勇士，由最陡的悬崖跳了下去。

在七位勇士中，六位警卫班战士光荣殉国，贡献了人类最宝贵的生命，把鲜血洒在了祖国神圣的大地上。班长马卫东被树枝挡了下来，摔成了相当严重的脑震荡。深山小村里的一位农民救护了他。

（二）

莲花峰七勇士这种感天动地的壮举，人们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就给予了重视。最早报道此事的是十三团二营教导员王文。他就是蓟县人，参加过1938年冀东抗日大暴动。后来，他成为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并曾经担任司法部副部长。1941年，他一到二营就听到人们动情地传说着隶属二营的警卫班战士跳崖的故事，深深地受到感动。这一年，王文的简短报道刊登在十三团的《生活报》上。这是七勇士事迹最早的一次见诸报端。

当时《生活报》的编辑是十三团宣传干事，后来成为著名的军旅作家的刘大为。包森副司令员1942年光荣牺牲之前，不止一次地向刘大为交待任务，要他深入细致地采写莲花峰七勇士的动人事迹。包森特别详细地介绍了马卫东英勇杀敌的许多故事。为此，包森副司令向刘大为赠送了一支钢笔。刘大为不久就调离十三团，而且他在后来的60多年的写作生涯中，无论他怎样努力寻找，却始终没有能够探访到马占东的踪迹。

新中国诞生以来的几十年间，人们仍然在怀念莲花峰七勇士。蓟县档案馆馆长王雪松，也是蓟县抗战时期的老干部，而且也办过报纸，当然也了解七勇士的感人故事。他通过马占东家乡的亲属，找到了马占东在四川的通讯地址。在广泛搜集并在马占东来信提供许多材料之后，王雪松撰文歌颂莲花山七勇士的事迹，发表在1989年3——4期合刊的县办刊物《山里红》上。这是报刊上对于莲花峰七勇士的第二篇文字记载。

2002年2月，83岁的马占东在四川省军区干休所与世长辞。遵照他的遗志，他的妻子、儿女由四川护送他的骨灰到故乡，将其埋葬在盘山脚下瓦岔村北的一片墓地中间。

老人的去世，引起了人们更多的关注。首先，是青年业余作者、县国税局干部杨银华，在2002年3月的天津《今晚报》上报道了60几年前的这一动人故事。同年，寻找马占东60多年的已近80高龄的军旅作家刘大为，闻讯由北京赶来墓地，抱着墓碑悲愤地说：“你让我找了60多年。”他满怀深情地赶写两篇文章，发表在《天津日报》和天津《公益时报》上。2004年，80高龄的刘大为逝世。在他逝世之前出版的文集中，我看到了有关莲花峰七勇士的纪念文章。我们可以说，刘大为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60年前包森副司令员的委托。

在采访七勇士的过程中，有两种想法在我的头脑上越来越加浓重，这就是：莲花峰七勇士的动人故事，为什么竟然沉睡了60多年，至今仍未能如同“狼牙山五壮士”那样家喻户晓？！与此相关联的问题则是，七勇士中幸存者马占东，在60年的漫长岁月中，为什么没有想方设法把七勇士的故事传扬开来？！

（三）

马占东1919年出生在盘山脚下瓦岔庄的一个雇农家庭，六七岁刚刚具备劳动能力的时候，就给地主当长工，常年在野外放猪。1935年起，他担任蓟县地下党组织的交通员。1938年，宋时轮、邓华支队挺进冀东，他入伍成为一名八路军战士。1940年，随包森开辟盘山根据地，担任警卫班长。任何一个并不刻意追求名利的人都会认为，马卫东参加革命的历史，怎么说也应该从1935年算起，而且当年蓟县地下党的几位负责人已是河北省的高级干部，完全可以为他作证。而马卫东却怎么也不肯去找这些当年的战友。而且坚决不许孩子们去找。他硬是把应得的报酬坚决地拒之门外。

当着我们跟随马占东的深深的足迹，走到他的尽头，我们就看到了一位在熊熊战火中走出来的只讲奉献、不计报酬的英雄。家乡的父老乡亲只知道马老莲花峰跳崖的往事，而且牢牢地记住了他所说的“情况忒紧，没办法啦。宁肯跳崖，也不能当俘虏。”这一段虽然简短却铿锵有力，感人肺腑的话。之后，他在北方和南方接连参加了打垮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无数次战斗。新中国诞生之初，他又走上抗美援朝战场，在打击不可一世的美国侵略者的战斗中，立下了战功。回国之后，他又接到命令，率领三个团的指战员，奔赴四川西昌，指挥了大小凉山的剿匪战斗。

在战火的煅炼和考验当中，他一步步地由连长晋升营长，又晋升为团长。肩上的重担不断在变化中增加分量。唯一不变的是他的身先士卒的战斗风格。几乎是每一次大小战斗激烈进行当中，他的岗位都不在指挥所，而是战场的最前沿。这是一切称得上“优秀指挥员”的必备品格，最神圣的地方就在最前线。

他就这样在前线上打了好多年。在战争中一只眼球被打掉，他自己竟然不能准确记得时间、地点，更不记得是被什么人打掉的。只有他80岁老伴至今还记得，他的眼睛伤残是在同日本鬼子交战中被炸的。他身经百战，九死一生，体内取出和留下的弹片共有多少，他自己也并不准确知道。他老伴知道，直至逝世，身上还有18块弹片没有取出。他只是跟家人说起过，有一次战斗负伤，外科医生想要锯掉他一只伤势相当严重的胳臂，引起他怒火万丈，在昏迷前大声吼叫：“谁给我锯掉胳膊，我枪毙他！”这一吼，把外科医生的潜在能召唤了出来，团长的胳膊完好地保存下来了。任何正常人都会相信，马卫东的这种怒吼，完全不是为了自己。

在我们的访问的人们当中，我要特别介绍一下马卫东的一位战友所提供的情况。这位战友是马占东在西昌剿匪时的政治部主任兼副团长，后到四川省气象部门工作的冯玉贞。冯老今年已85岁高龄，但对几十年前的老战友的表现，却记忆犹新。冯老同马老在西昌剿匪战斗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钦佩马老，首先是马老那种身先士卒的精神。他时常带领全家到干休所看望老团长。马占东往事重提，对冯老说：“谁都知道前边有危险，那时候只有我们两个经常上第一线！”冯老记得十分清楚，有一次正在吃饭的时候，有人报告土匪来了，大家放下饭碗，拿起枪就追，跑在最前面的仍然是团长。冯老还深情地谈起在西昌剿匪时一次党委扩大会议上，马占东讲述剿匪和战斗艺术。怎么做到有理有节？怎么剿？怎么抓？由于包含着他的丰富的战斗经验，所以讲得十分精彩。在座的县委委员们对这位团长钦佩极了。县委书记问冯玉贞：“团长什么程度？”冯说：“大学毕业。”又问：“什么大学？”冯说：“高粱地大学。”

朋友，看到这里，你是否对马占东没有向外界讲述七勇士跳崖事迹，更没有留下六位烈士的姓名，能够有所理解了呢？！一个不怕苦，不怕死，不要名也不要利的人，当然不会主动向外界宣扬自己，原因是他们忘记了自己。

马占东闪光的思想和行动，在和平的年代里继续坚持了下来，让我们听到了这位“高粱地大学”的毕业生的出色的表现。

（四）

走在莲花峰的山岭上，七勇士的事迹在我眼前不断地显现。马占东的高大形象在我眼前好像是活了下来。马占东代表着共产党人的一切优良品质，集中到一句话就是：只讲奉献，不谋私利。他就像是一块纯度最高的金子，没有杂质，任何大染缸都没有办法让他遭到污染。我想，在七勇士特别是马占东面前，一切不合格的，只知谋取私利的所谓“共产党员”，都应该低下头来。

（责任编辑 赵友慈）

2007年第9期 汤恩伯与南口战役　作者：吴家林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至当月月底，平津两市被日军占领。日本侵略者为了实现“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迷梦，决定日军分兵三路：一路从平汉线南侵；一路由津浦铁路南犯；另一路则沿平绥线西出南口，向晋察绥奔袭，直接战略目标为山西。

南口是扼冀察与山西的咽喉，其地形多崇山峻岭，关隘重叠，易守难攻，乃古今兵家必争之地。

日军也清楚认识到南口在军事上的战略地位。从平绥路进军山西，可以夺取整个华北；另外可以清除后侧之威胁，保证日军顺利南下。日本政府抽调精锐部队有：铃木重康率领的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酒井镐次率领的独立混成第一旅团，以及板垣征四郎率领的第五师团共计兵力在七万人以上。因此南口天险对日军来说，是势在必得。

汤恩伯在南口防御，主要依靠两个人。一个是第四师副师长陈大庆。汤军急援南口，当地仅派参议作形势之联络，对南口方面的地形，还是陈大庆自己去摸清楚的。他在横岭城，组织临时司令部，用电话指挥前线部队作战，听取敌情，随时遣调布置，同时向后方高级长官报告，或传达上级命令。他对于前方地形相当熟悉。

另一位是第八十九师师长王仲廉，他访问怀来城内八旬老者，询问八国联军是如何攻下南口天险的？8月4日，“为明了南口一带地形现象，以便战术应用，达成战略目的”，他携副师长、参谋长、旅、团长诸人，同往南口及两翼山地视察。接着采取了缩小南口正面防御阵地，固守两翼高山作战计划。将南口车站……改为前进阵地，而将主阵地移至南口及两翼山麓、山腹。”总之利用“复杂地形”，决定配备纵深阵地，以阻敌军，达到持久战消耗敌人之目的。

汤恩伯是蒋介石的嫡系，蒋很赏识汤的才华。汤经常向蒋呈递“手本”献策。第十三军在百灵庙一战后，奉命屯兵平绥路，其指挥部设在平地泉。7月9日，当汤恩伯听到卢沟桥事变的消息，立即上电蒋委员长：“卢沟桥事变传来，愈感边防危急，职除督饬所部坚固驻地防御工事外，并饬属随时准备待命中。关于冀察当局方面，亦正设法联络中。”第二天，汤便收到蒋的回电：“所见甚是，希妥为准备应付时局外，并对于冀察方面密切联络，务期中央与地方融成一气为盼！”接着汤恩伯给第一战区的军政要人宋哲元、冯治安、秦德纯等去电称：“本军戍驻边陲，责任卫国。贵方如有所需，请时予指示，誓率所部，为贵军作后盾。”一星期以后，汤恩伯又上电蒋委员长暨军政部长何应钦，表示十三军将士誓死抗战的决心。平津两地陷敌，日军向北平的沙河、昌平一带集中，南口战役即将揭幕。

汤恩伯是南口战役的前敌总指挥，又兼第十三军的军长。旗下兵力近六万人。包括两个军、两个师及一个旅。而第十三军是南口战役的主力；全军人数有两万八千人。第十三军是中央军嫡系部队，其素质和装备较其他部队为优秀。

从7月底至8月底，蒋介石几乎每天给前敌总指挥汤恩伯发指令。有时一天两三次。1937年8月18日，蒋介石致汤恩伯电：“汤总指挥，兄部无线电报应每日晨、午、晚三次与京中通电，怀来等据点城防工事已成否？盼复。中正手启。”

8月13日，汤恩伯给罗芳团长电令称：“南口阵地，关系国家对抗战之成败……尤其吾人赖以抵抗强敌者，为战斗精神，而非大兵与精良之武器，吾侪誓死决不离开阵地寸步。人生百年，终须一死，好汉死在阵头上，即为军人光荣之归宿。”“请以此意转告与吾侪同生死、共患难之全体官兵，倍加努力，争取胜利为盼！”又给王仲廉师长电示：“南口阵地，即为吾侪光荣之归宿。我死则国生，我贪生则国死，吾侪宁死尽以维护此阵地，并不幸求生还也。并转告全体同生死之官兵们！”苟吉堂在《南口之役》一书中称：中国军队“固守南口之恶战，已达白热化，有形之实力，固已对敌战斗作最有效之使用，而在无形的精神因素上，亦已发挥到最高限度，形成有我无敌之气势，此实为汤总指挥守备南口指挥作战之伟绩。”

作为战役的前敌总指挥汤恩伯责任重大：他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指挥好这一场战役，打好这一场仗。他把总指挥所放在怀来城内；但经常去师、旅、团指挥所，与下属将士商讨如何打击敌人，同时还鼓励官兵为国争光。汤恩伯只有两个传令兵随身跟着他，那么卫兵、勤务兵呢？早已加入火线去了。他到前方去指挥，对着兵士沉痛地说：“我们要好好的打呀！”他只能说这样简单的话了。他一看到自己的兵士，眼眶里就充满了泪水。兵士们见到这样一个人，也认不得他是谁了。猛然认出，这是军长呀！当他们想过来这个人与他们的关系之时，也感动得流出泪来。

著名记者范长江在当时《大公报》上报道：“汤恩伯先生因为日夜辛劳的结果，瘦得不成样子，两个眼睛深深的凹入，整个身体剩下了皮包骨头。”“故日夜操劳精密指挥，已半月未曾得一安眠机会，整天和电话、地图接近，时时注意敌人一尺一寸的移动”。

8月25日，日军猛攻横岭城和居庸关；接着日军随即在飞机、大炮的支援下，攻击怀来城。这样，长城线上各据点守军已处在日军前后夹击态势下。张家口已失守；卫立煌部队仍未联络上。加上居庸关、横岭城告急。汤恩伯当天晚上将战况紧急电告蒋介石。蒋于26日上午来电，仍叫“死守阵地，切勿再退”。作为前敌总指挥的汤恩伯，经过周密分析和正确判断，决定于下午1时30分下令要全军突围。退却令下达后，第二十一师、第八十九师分两路突围，都到甘家堡、辛店集结。第七十二师、第四师经洋河左岸，向土木堡一带集结。独立第七旅固守怀来，并掩护其他部队转移。第八十四师，向长安岭、沙城一带集结。第九十四师，一部开赴涿鹿担任城防；另一部占据延庆以东阵地以掩护二十一师、八十九师转移。总指挥部已转移至桑园。撤退令到达各固守点时，各部队仍在与深入围困我阵地的敌人激战，各处的战场几乎是交错混乱的胶着状态。为了脱离接触，激战昼夜不停。直到8月27日，转移中的部队，仍与四面来袭的日军苦战。汤总指挥再令各部分别向广灵、蔚县、谢家堡、龙门口、马水口等地集结。

南口激烈的攻守战，历时20多天，中国军人以伤亡33000人以上的代价，歼敌15000人。第十三军是这一场战役的主力，伤亡12600人，占全军人数28000人的45%以上。这一场防御战，中国军人打得勇猛、顽强、悲壮、机智。打掉了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创下了一次战役日军死伤万人以上的纪录，延缓了日军攻占山西的时间，使日军“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迷梦破灭了。当时，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周刊短评写道：“不管南口阵地事实上的失却，然而这一页光荣的战史，将永久与长城各口抗战，淞沪两次战役鼎足而三，长久活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中。”

（责任编辑 赵友慈）

2007年第9期 中条山战役引发的“笔墨交锋”　作者：王　鹏

《大公报》渝馆总编辑王芸生撰写了一篇题为《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的社评，发表在1941年5月21日的《大公报》重庆版上。为此，当时正在重庆的周恩来同志连夜疾书一信致《大公报》负责人，对社评涉及的在山西南部中条山战役中，有损八路军的言论给予澄清。由此引起了的“笔墨交锋”，曾经轰动重庆城。

中条山位于山西省南部，横亘黄河北岸，东连太行山，西接吕梁山，瞰制豫北、晋西，屏蔽洛阳、潼关，是抗战期间日军进击华北的要地。1938年春，日军占领晋南长治后，中国军队为了减少损失，不以扼守城镇为目的，分散于晋南山区进行游击作战，建立了以中条山为基础的游击根据地。在而后的二、三年内，日军曾对中条山地区发动了十多次围攻，企图摧毁中条山根据地，消灭黄河北岸的中国军队，但终未得逞。1940年秋，八路军在华北发起的“百团大战”，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日军在重新检讨了自己的作战方略后，制定了《剿共办法纲要》，决定采取一切措施，剿灭共产党的势力。但在1941年上半年，日军在选择打击目标时，却改变了原有计划。他们认为，八路军在进行了“百团大战”以后，战斗力恢复得很慢，而晋南中条山地区国民党卫立煌部队长期牵制日军四个师团，山西境内的阎锡山部队又无意与卫立煌合作。因此，日军决定首先击破晋南国民党军队后再全力对付八路军。

1941年3月，日军进犯中条山的迹象已很明显，各地不断有敌情上报，而蒋介石却置之不顾，一再敦促卫立煌所属庞炳勋、高树勋部，限期由晋南、豫北入冀，继续进攻八路军，而庞、高部却强调种种困难，仍按兵不动，情绪低落，疏于防守。国民党军队的某位高官不得不承认，“中条山山地险要，各部与敌对阵将近三年，而未积极加强阵地工事构筑”。4月初，日军开始在中条山地区集结，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这才电令黄河沿线“各战区应速加强阵地及河防工事”。4月18日，何应钦在洛阳主持军事会议，将敌情、匪情（诬指八路军）相提并论，而第一、二战区军以上长官对日军大举进犯前毫无思想准备。4月20日，何应钦再次召开军事会议，才提出对中条山地区作战指示和注意事项，但因指挥系统繁细，迟延费时，各地国民党军队对敌“如常时而毫无万分一之准备”，出击部署未及传达和实施，而日军于5月7日下午开始全面进攻国民党军队。

日军从东、北、西三方面发起对中条山地区的中国守军的进攻，经过近三周的激战，国民党军队主力陷入重围，给养中断，损失惨重。一部分士兵突围南撤，沿途又受到日军的截击，溃败四散。在这次中条山战役中，中国守军被打死4.2万余人，被俘3.5万余人，日军以一比二十的极小代价，打败了中条山地区的所有国民党军队，占领了中条山地区，他们惊呼：“这是事变以来罕见的战果。”

日军在军事进攻的同时，还到处散布谣言,以混淆视听。日语对华广播说：“以中条山为中心盘踞于山西省东南之第十八集团军（注：即八路军，下同）主力，于我军攻击重庆军时，不但始终持对岸观火态度，且出动游击队威吓重庆军侧面，并乘机解除败残军之武装”，“日军与共军素不彼此攻击”，以挑拨国共关系。其实，在中条山战役中，八路军对友军进行了积极的配合。初期，陈赓太岳部队在应卫立煌之约进入中条山及汾南三角地区，担任同蒲、自晋路南段交通破袭任务，从侧面控制日军。八路军还应何应钦的要求，在平津、平保及太原北铁路线部署了较大规模的游击战，并在临汾、安阳灵活出击，使日军交通中断二、三日，拔除了中条山根据地日军的一些据点，有利地牵制了日军，掩护了国民党军队的南撤。

国民党为转移国人的视线，逃避不抵抗的罪责，也利用自己手中的新闻媒介，传播什么“八路军不愿和国民党中央军配合作战，乘机扩大地盘”等谣言，一时间真相难明。国民党军队虽吃了败仗，却得到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们的同情，在舆论上占了便宜。但蒋介石仍嫌不够，指派第二侍从室主任陈布雷请《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渝馆总编辑王芸生出来说说话。当时在重庆，《大公报》作为一份民间报纸，影响比《中央日报》大得多。蒋介石这样做，是要进一步掩盖事实真相。在张季鸾的安排下，王芸生撰写了那篇《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的社评。社评在引述日军的谣言后说：“这些说法，固然大部出自敌人的捏造，惟既播之中外，其事实真相，自为中外人士，尤其我们忠良各界亟愿闻知。因此，我们热诚希望第十八集团军能给这些说法以有力的反证。”

此时正在重庆的周恩来，看到5月21日《大公报》重庆版的这篇社评后，感到事关真伪曲直，需要认真对待，用事实给予“反证”。因为当时《大公报》在读者眼中的分量，周恩来是清楚的，蒋介石之所以要《大公报》出来说话，其原因亦基于此。为此，周恩来当夜疾书一封长信给《大公报》的张季鸾、王芸生，说明晋南战事真相；第二天一大早就派人将信送到李子坝建设新村《大公报》重庆馆。周恩来的信写得非常委婉，首先说：“季鸾、芸生两先生：读贵报今日社评《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爱国之情，溢于言表，矧在当事，能不感奋？”信中一方面驳斥敌寇的谣言，另一方面历陈八路军的抗战业绩和共产党团结抗战的诚意。信中说：“我们可负责向贵报及全国军民同胞声明，只要和日寇打仗，十八集团军永远不会放弃配合友军作战的任务，并且会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的。”最后提出希望：“敌所欲者我不为，敌所不欲者我为之；四五年来常持此语自励励人。今敌欲于积极准备南进之际，先给我以重击，并以封锁各方困我，力不足辅之以挑拨流言，和平空气。我虑友邦人士不察，易中敌谣，故曾向美国通讯社作负责声明，已蒙其十九日在上海广播，不图今日在此复须又一次声明。我信贵报此文是善意的督责，但事实不容抹杀。贵报当能一本大公，将此信公诸读者，使贵报的希望得到回应，敌人的谣言从此揭穿。”

接到周恩来的信，《大公报》负责人张季鸾、王芸生也很重视，他们不顾重庆一边倒的舆论氛围，毅然接受了周恩来提出的“将此信公诸读者”的建议，于5月23日在《大公报》重庆版上全文刊登了周恩来的来信，并配发社评《读周恩来先生的信》，再次呼吁国共合作，团结抗战。周恩来的信发表以后，在国统区引起反响，起到了澄清事实、纠正谬误的作用。这篇《读周恩来先生的信》的社评，是张季鸾先生扶病撰写的，他在社评中说：“读周先生的来信，关于此点得到圆满答复，就是十八集团军一定协同作战。我们知道周先生这几年对于促进团结抗战，尽力之处特多。在现时，几乎是政府与延安间惟一有力的联系。此次给本报的信，我们不但相信其有根据，有权威，并且相信他正为此事而努力。”社评还重点提出了对处理好国共关系的希望：“最好借此次在晋协同作战为起点，对于统帅部与十八集团军之间的许多应妥善处理的事情，都协商解决，重新再建团结的壁垒。”社评最后说：“最好毛泽东先生能来重庆，与蒋委员长彻底讨论几天，只要中共对于国家前途的基本认识能真实成立一致的谅解，则其他小的问题皆不足障碍合作，而这种团结抗战的新示威，其打击敌人的力量，比甚么都伟大。在此意义上，盼周恩来先生今后更多多尽力。”在这里，张季鸾始终把共产党当作政党看待，并放在与国民党对等的地位，是有远见的。

周恩来看到自己的信在《大公报》全文发表，对张季鸾的气度给予了应有的评价。周恩来的信是在批驳《大公报》社评的错误观点，而《大公报》能够在自己的版面上发表批驳自己观点的来信，且又不得不冲破国统区的新闻管制，这是需要有一定勇气的。周恩来曾经对张季鸾有这样的评价：“作报社的总编辑，要像张季鸾那样，有优哉游哉的气概，如腾龙飞虎，游刃有（下转第76页）（上接第73页）余。”张季鸾提出的“毛泽东先生能来重庆”的希望，在1945年8月28日得到了实现，而张季鸾已在1941年9月6日病逝，他再没有机会对国共和谈发表见解了。

通过这次“笔墨交锋”，王芸生对周恩来有了深刻的印象，对他爱憎分明、坚持真理、忠于事业的精神深为敬佩，特别是对“敌所欲者我不为，敌所不欲者我为之”的名言，牢记在心，折服不已。为此，王芸生将周恩来的来信一直珍藏着，在以后的十数年间，无论是遭国民党的追查封杀，还是辗转迁徙，他始终将这封信保存完好，直到1955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新闻系时，才将这封信作为新闻史研究资料交予系主任安岗。现在，此信完好地保存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内，成为历史见证。

（责任编辑 赵友慈）

2007年第9期 涉及吴奚如平反的几封信　作者：李向东

1979年10月下旬，丁玲刚搬入木樨地新居不久，楼适夷来看她，带来一个消息：吴奚如来信了！

听到这个仿佛十分遥远的名字，一下子让丁玲回忆起四十多年前的往事，1937年抗战刚一爆发，延安组成西北战地服务团，中宣部的朱光在成立大会上宣布：丁玲任主任，吴奚如任副主任。他们从延安出发，开往山西抗日前线，一路行军，一路宣传。那是一段多么令人怀念的豪迈生活！丁玲急切地说：“快把信给我看！”

“冰之、适夷二兄：告诉你们一件喜事，中央对我的历史问题作出了正式结论，不是叛徒，恢复我老红军、老干部的政治身份。党籍问题不作恢复之类处理，因我在当年向中央提出过退党书，但也指出我是有错误的。

“这次审查我，中央采取了一种特殊办法，即将我的申诉书交中央负责同志们传阅，直接作出决定，不交中组部审干局及中央纪委论处，因问题涉及到汪东兴、彭真、张平化、黄火青等同志，甚至涉及到毛主席，因他老人家当年误信康生和彭真的谎报军情，在西北局高干会上，宣布我是‘叛徒和特务’也。

“我曾去信中组部，说我即将来京出席文代会，请届时邀请彭真、汪东兴、张平化等有关同志和我开一辩论会，弄个水落石出，因我1946年的错误结论，是他们作出的。

“难怪中宣部对我所写的有关胡风的文章《鲁迅和党的关系》，忽然解禁，可以公开发表。但愿我写的《论胡风的生平功过》的长文也解禁，公开发表，痛快何如之！据何林告知，我那长文现存党中央档案馆，成为历史文献了。

“匆此上达，容后见面时畅说。”

吴奚如也称得上是老资格共产党人了。他1925年进入黄埔军校，在校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任叶挺独立团政治处副主任，1928年任湖北省委常委、军委秘书、军委书记。1933年到上海参加左翼作家联盟，1934年调入中央特科。1938年离开西北战地服务团之后，调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周恩来的政治秘书，后来到新四军，任江北纵队政治部主任，皖南事变中不幸被捕。但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他受到审干扩大化的迫害。1942年底，在西北局的高干会上，毛泽东误信了康生等人的不实汇报，讲话中说：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反革命奸细、托派反动分子，以党员为招牌进行他的活动。吴奚如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是个文化人，是参加高干学习组的人，“皖南事变”的时候，国民党把他抓住了，以后又把他放出来，叫他到我们这里来闹乱子。

吴奚如提出申诉，不被理解，一气之下提出退党。此后，他在东北解放区从事工会工作，后来回到武汉，从事写作和教育工作。所以吴奚如的所谓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所谓“叛徒”，一是退党。

丁玲收到吴奚如的信后不久，吴奚如就来到北京，出席第四次文代会。11月6日中午，丁玲与陈明一起，去看望这位老朋友，陈明当年是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宣传股长，他们回忆起当年的往事，尽情地开怀畅谈，尽兴地开怀大笑。会议结束之后，11月20日，吴奚如夫妇来看丁玲，但丁玲由于气管炎导致糖尿病加重，这时已经急诊住进友谊医院。陈明留他们在家里吃了午饭。吴奚如回到武汉后仍然不放心，于12月17日写信来：

“冰之姊：临离开北京时，曾率内子到你处告别，不意你病了，进医院治疗，心情极为怅惘！曾托陈明兄转致慰问，愿已告愈！古人有言：‘别时容易会时难’，我真意识到这话的深意。回首卅多年前，在哈尔滨匆匆分别后，谁也不知道谁还能活到现在，但愿这次的北京之会，不是永诀！我们真的老了，离坟地不过‘五尺之遥’（托尔斯泰语）。望你珍重，首先要使自己健康，别的放在第二位，写作亦然，不知以为然否？”“我是一到冬天，就像草木一样衰竭——多病，‘与草木同朽’，人与自然有共性。望随时告我平安！”

本来吴奚如在北京登门看望丁玲时，是想要告诉她一件事，他与聂绀弩一起，在文代大会上准备提出给胡风平反的问题。周扬听说后，找他们谈话，说中央有精神，不要纠缠历史旧账，要顾全大局，劝阻了他们。

但这时吴奚如已经写了两篇为胡风说话的文章，一篇是《鲁迅和党的关系》，一篇是《论胡风的生平功过》。当时胡风问题还是一个“禁区”。吴奚如是在上海左联时期认识胡风的，他对胡风有好感，说胡风在联系鲁迅和党的关系上有功劳，他也不相信胡风会是“反革命”。这两篇文章，吴奚如本打算在刚刚创刊不久的《新文学史料》发表，但未能遂愿。其后，《鲁迅先生和党的关系》在武汉的文艺刊物《芳草》上发表，据说《芳草》还因此受到了批评。11月29日吴奚如致丁玲信中说，“12月份的《芳草》，要登我一篇论胡风生平的长文，你想看看吗？”指的就是此文。

1980年2月，吴奚如的儿媳妇戴行健从北京回武汉过春节，谈到丁玲陈明想要一本《芳草》看。2月14日，吴奚如给他们写信说：

“这期的《芳草》有我一篇短文，无非为了澄清不少人对胡风的诬蔑，因写作时传闻胡风已死，更是为了纪念他的缘故。这篇短文原是为《新文学史料》写的，另外还写了较长的两篇，遵照中宣部的决定，双方文章都不再公开刊出，但夏衍以老卖老，公然把他的文章交《文学评论》发表。以此，廖井丹同志就批准我的及何林等人的文章一律发表，除我在《芳草》上发表的这篇外，还有另一篇将在《鲁迅研究资料》发表。而专论《胡风的生平功过》的长文，发表还未到时候，原稿存中宣部，节录稿在我这里。《新文学史料》编辑组有抄印件。《芳草》一发刊，被人抢购一空，引起轰动，据说外省都有人寄信来购买，可是已无存本可寄，我的两本也被人借去看，至今借来借去不还给我，因此暂不能寄给你们，但有一份附印（复印）件，现随函寄上一阅，其实，这不过是游击战的一兵发的一枪而已。因我参加省政协（我被增选为所谓省政协常委）及省文联会议，迟了几天才写信奉达，乞谅！祝愿冰之健康，陈明愉快！弟奚如”

以后吴奚如写信，抬头均为“丁玲姊”或“冰之姊”，而落款都是“弟奚如”。

吴奚如1985年2月27日在武昌去世，在处理丧事时，他的亲属要求为吴奚如恢复党籍，彻底平反。这个问题湖北省无力解决，他的子女来到北京，向有关方面申诉，并向吴奚如的好友寻求帮助。3月11日晚上，吴奚如的三个子女来到丁玲家里，希望她能向有关方面反映情况，把申诉信件转交到胡耀邦总书记手里。丁玲答应了，次日上午，丁玲去看李锐，讲了吴奚如的情况，希望能得到中组部的帮助。李锐说，这个事情，如果在周总理生前，比较容易处理，现在恐怕很难了。他收下了丁玲带来的信。

3月18日，丁玲陈明飞往桂林，参加全国高等学校文艺理论研究会第四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在广西，他们接到聂绀弩夫人周颖3月21日的来信。聂绀弩、周颖夫妇与吴奚如关系甚好，1933年在上海左联时期，他们就是邻居，住在同一寓所，胡风也常到他们那里吃饭聊天。1935年，党中央特科要吴奚如物色一些上海左翼文化人到特科系统工作，吴奚如就挑选了聂绀弩，因为“他和国民党许多上层分子，包括康泽在内有故旧关系”。（见吴奚如《我所认识的胡风》）

周颖信中说：

“关于亡友吴奚如的问题，已于18日写信给邓大姐了，具名是您（丁大姐）和我，还有朱惠朱端绶两姐妹。邓大姐是会看到这信的，还不知结果如何。今天我给李锐同志通了电话，他说组织部还无回音，我请他再为询问，奚如的子女还在北京等着，李锐同志已答应将询问情况告我。他们给胡总书记的信准能送到，只是也无消息。据长春说，武汉方面也无动静，好像他们对奚如停放殡仪馆也满不在乎。我们这做朋友的为奚如不能很快安息，十分焦虑不安，不知如何是好。您们还能想到什么办法？”

朱端绶，她的爱人熊瑾玎，在党内有一著名的绰号“老板”。1928年党的六届中央机关在上海，他们夫妇的住处就是秘密的中央机关办公地，那时他们就与周恩来非常熟识。全国解放后周总理邓颖超对他们老夫妇也一直十分关照。朱慧是朱端绶的妹妹，吴奚如的前妻，抗战爆发前，吴奚如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做教员时，丁玲与他们夫妇住过邻居，过从甚密。

在热心的周颖、丁玲等人积极奔走活动下，吴奚如的党籍问题终获解决，1985年5月18日，吴奚如的儿子吴长春给丁玲阿姨、陈明叔叔写信：

“我欣喜的告诉你们，父亲的党籍得到解决，党龄从53年算起（因组织上查阅档案时，发现53年有父亲要求解决党籍的文字材料）。事情办得比较顺利，是因为中央组织部打长途电话给湖北省组织部，叫他们1、解决党籍；2、丧事要办得隆重些。这样，省文联这些人才不得不办。在办理此事的过程中，处处得到像你们这样的父亲的老朋友的帮助，出力出智。我们全家都十分地感激。”

（责任编辑 萧 徐）

2007年第9期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古今谈　作者：官伟勋

晋文勾践死里逃生艰辛倍尝终成霸主；殷纣周幽沉湎酒色，国破家亡成了遗羞千古的著名昏君。从刘汉、李唐到元、明、清，哪一个开国君主不是生于忧患？哪一个亡国之君不是毁于安乐？事迹凿凿，示意昭昭。所以有识之士无不把孟老夫子说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句作为至理名言，不时提醒自己。

一

安乐之所以能令人致死，用一句俗话讲，因为它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它能让人在没有痛苦没有畏惧，而且是在心荡神逸的舒舒服服的心态中，“自觉自愿”地奔向自我毁灭的深渊。

安逸享乐离不开酒色财气。财是基础，气是权势，酒是饮欲，色是情欲。其中尤以色欲为甚，它常常是抓权捞财的潜在动因。“食、色，性也！”“男女乃人生之大欲。”不要说一般凡夫俗子，即使佛门弟子因淫心缠绕激情难耐“欲自断根 ”，决然“以刀自割其势”以求“塞源除根”者，《法句譬如经》等经书里就多有记载，《太平广记》也记有“释空如均求不破色而自宫”之类的极端行为。不独中国和尚，国外如《新约全书》中不也有“有人为登天而自宫”之说吗（见钱钟书《管锥编》）？可见，所谓 “佛曰断根不如断心”的教导，确为有据而发，而且带有国际性。

能自“断心”自然好，但谈何容易！好色既是天性，且是“大欲”，想断就能断得了吗？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有的人就是宁肯断头也是不肯断这心的。不是说欲火难填、“色胆包天”吗？为了色欲，天都不要了，还要命？ 《春秋》二百多年间，亡国五十二，弑君三十六。其中许多都与淫乱私通有关。我们共产党对干部教育不能说少，要求断绝此心以“克己复礼”的意思不能说讲的不明确不透彻，然而，依然有那么多人贪污腐化包二奶养情妇！可见，教育是必要的，但仅凭这类教育是绝对塞不了源断不了“根”的！

在安乐日久而又没有有效制约、与“食色本性”的本能驱动下，一朝权势在手，日日盛宴夜夜歌，看不够的秀色，饮不完的美酒，听不尽的阿谀逢迎，收不完的礼——在这种高温腐蚀缸里日复一日地泡着，泡久了，多硬的骨头也泡酥了，多坚强的意志也泡成汤了！

安乐是如此的厉害，所以用“安乐”为手段致敌于死者，不绝于书。越王勾践“以美女宝器”离间了吴国君臣，使吴遭了灭顶之灾。齐国不动干戈不动刀，送了几十个女人就把刚刚崛起的鲁国搞垮了。勾践的事，早已家喻户晓；齐鲁间事，《史记·孔子世家》有生动记载。

孔子在鲁国当了大司寇兼丞相，很快便把鲁国治理得不仅路不拾遗，而且连一向掺水卖羊肉、猪肉，掺水卖粥的也不再掺了。人们安居乐业文明经商。男女分行，礼让成风。齐国紧张了，鲁国称霸，齐国最近，怕首先遭兼并。有人主张献地求安。大夫黎锄说不忙，先设法阻遏其发展看看，不行再献地不迟。他劝齐王选出80个美女，给她们穿上极其艳丽华美的服装，教她们学会令人心荡神逸的“康乐舞”，外加三十驷文马，送给了鲁君。此计果然见效。鲁君一看就迷上了，一连三天不问朝政，连祭祀的烤肉分给大夫这样的重大礼仪都不顾了。孔子说道：女人厉害呀！她们的嘴能离间君臣，能败坏国政。我这个官不能当了，走吧！再呆下去就危险了！

满腹经纶名扬四海的孔老先生，也只好挂印下岗，雇了车，带上徒弟，饥一顿饱一顿地周游列国另谋高就去了。鲁国呢？很快便衰败了。哀公十六年，孔子卒。不久，“三桓攻公，公奔于卫”，如邹，如越，到处流浪，最后“死于有山氏”。之后，“三桓胜，鲁如小侯，卑于三桓之家。”鲁周已名存实亡。

16世纪意大利一位政论家说：“安乐为人生之大敌，其难御远过于苦困”。古人曹大文慨叹的：“人只念救苦救难观世音，何不念救安救乐观世音？”（《管锥编》）观世音自然是不存在的，他也救不了谁，但能说出这样的话，却是对人生有着丰富阅历而又具备异常观察能力的人才说得出的！

二

一个有见识的政治家，一向把邻国饱经患难自强不息而居尊位的人，视为可怕对手。楚国大将子玉力主发动对晋国的战争，楚王说：“晋侯（因遭骊姬谗害）在外逃难十九年，什么艰难险阻他没遇到过？什么样的人他没有见识过？他遭受那么多挫折，受了那么多罪，他已深知民间疾苦，所以他能很好地对待他的子民。这样的人，老天都会帮助他！我们与这样的人为敌，是很难免失败的！”子玉不听，结果惨败。勾践卧薪尝胆、身自耕作、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节下人， 其夫人也自己织布做衣服，伍子胥听说了，大为震惊，寝食难安。他一再对只重视齐国轻视越国的吴王发出严重警告：“此人不死，必为国患”，齐国是疥癣，勾践才是心腹大患，力劝吴王趁勾践还没有强大，赶快彻底灭掉他。掐一个树苗容易，拔棵大树可就难了。吴王不听，结果终于被忍辱负重韬光养晦、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越国彻底打败，自己落了个被俘自杀身亡的可悲下场。

忧患是灾难是坏事，但若正确对待，它会成为砥砺人才的极其可贵的宝石。许多人耳熟能详的“西伯拘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这些人都是耀眼巨星，他们全都是惨遭迫害或屡罹忧患后而功成名就永垂青史的光辉人物。司马迁自己不也是在遭受了令他想起来就愧恨得汗流浃背的宫刑后，而发愤写出了光耀千古的巨篇——《史记》吗？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饿其体肤，劳其筋骨……”的确是富有哲理的结论！

三

忧患能造就人才，但绝非人人经历忧患都能成材，只有那些有理想有抱负而又自强不息的人才能成材。安乐会致人死地，但安乐也绝非能致所有身处安乐的人于死地，防患于未然的明智之士也还是有的。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句话的全句是：“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可见，安乐会不会导致灭亡，是有前提的，即：国内没有深明法度以法治国的士子，对国外之敌不感到有任何威胁而松懈麻痹苟且偷安，不肯兢兢业业励精图治的时候，这样的国家才是一定要灭亡的！如果有“法家拂士”治国，又能发奋图强力戒安逸，自然就不会灭亡了。孟老夫子的这些话是就国家说的，对个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生于安乐而又避免安乐之害不是命定的不可改变的。事在人为。

战国时期赵国发生的一件事，就很可给人以启示。秦国来打赵国，赵向齐国求救，齐要赵以长安君为质。当时是赵太后当政，长安君是她老人家的最疼爱的儿子，她哪里舍得？谁劝说谁遭怒斥，并称：谁再想来说服我，我就唾谁。老态龙钟的触砻，好像腿很疼的样子慢腾腾地来了。他先从彼此的健康、吃饭怎么样说起，后来谈到老了，说唯一不放心的是小儿子，想死前在宫里为小儿子谋个差事以了心事。太后问，男人也爱小儿子？“嘿，比女人还厉害呢！”“不可能！比女人差远了！”触说：“我看您爱燕后比爱长安君深多了。”“哪里？比长安君差多了。”触说：“爱谁不爱谁，要看是不是为他做长远打算。我看燕后出嫁的时候，您哭的那么厉害，直到她上了车，您还抓住她的脚哭。祭祀时您还祈求她不要回来，让她在那里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世世为王，不是吗？”“当然。”触问：“三世以前，赵王之子孙还有为侯的吗？”“没有了”。又问：“不光赵，他国还有传及三代的吗？”“老妇没听说还有。”触说：“这叫近者祸及自身，远者祸及子孙。并不是君主、诸侯的儿子都不好，而是因为他们位尊而无功，俸禄优厚而没做过什么实际工作，还让他们身居要职而挟重器的结果。像长安君，您给他那么高的地位，又封以最富饶的土地，还让他管那么多要害部门。而不让他为国建功立业，一旦山岭崩（您不在了），长安君还能在赵国呆得下去吗？所以我认为您爱燕后胜过爱长安君！”赵太后恍然大悟，立即决定派车百乘送长安君去做人质了。（《国策》）

专制时代给头头提个不同意见很难，弄不好要掉脑袋。触砻的“提意见法”曾为众多官员所仿效。这在民主时代不足为训，但他的道理讲的的确到位。

孟老夫子的法家拂士治国与居安思危的主张，以及触砻对如何正确对待君主子弟的主张，都抓住了封建时代防止因安乐而致亡的重大的根本的问题。

孟子和触砻所处的时代，是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期。那时的经济结构简单，主要的农业附有少量的手工业、商业。孟子与触砻的办法，遇到能听得进去的君主，可以管一阵子，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那毕竟是个人专制的时代，是个靠人治的时代，人在政在，人去政息。因而，由忧患崛起到安乐亡国的循环往复现象，就成了难以摆脱的血腥怪圈。

四

“死于安乐”这一警告是否还有现实意义呢？还是有的。尤其对于脱胎于旧制度旧体制不很久的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在这样的国家，总是难免或明或暗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旧意识与旧体制的残余与影响。而其中最重要最有害的影响之一就是特权意识，以及由于体制的缺陷，由这种意识导致的特权阶层实际上的存在。

所谓特权，主要表现为用人权以及对财与物的支配权。凡是在这三个方面，行政权力机构的成员，有超越体制享有个人专断的权力的时候，特权就出现了，腐败也就会跟踪而来。这如同蝇趋腐肉、蛆拱败鱼一样，是很自然的不可避免的。

在有特权存在的地方，也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公平与社会公正。因而，所谓群众监督之类，往往就成了纸上谈兵的表面文章。

防止安乐恶性演变的关键在于消除任何人凌驾于集体之上的特权，在于社会公平与社会公正，在于使人民所赋予的权力切实为民所用，为民所享。惟其如此才是釜底抽薪“塞源断根”的治本之策。为此就需要通过不断改革不断完善新经济所呼吁的新的管理体制，以完成历史所赋予的这一使命。我们已经认识的这个问题，我们也在探索并开始解决这个问题，但积习太深，难度不小，成效不彰，尚任重道远。但，只要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安乐所孕育的危机，就会像一棵没有去掉引信的炸弹，不知什么时候会爆发。

当科学民主的体制能管住任何人，令任何人都无权超越制度行事的时候，全民才会踏踏实实地享受到长治久安的和谐盛世。

（责任编辑 致 中）

2007年第9期 对《军队医疗事业的奠基人贺诚》的补正　作者：李　鹏

我拜读了《炎黄春秋》今年4月号中的文章《军队医疗事业的奠基人贺诚》，文章讲述了贺诚将军传奇的一生，资料珍贵，很值得一读。对于29页中描写贺诚参与营救彭湃同志一部分，做一些小小的补正。

一、文中提到“由于前中央军委秘书、叛徒白鑫告密出卖，发生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彭湃、候补委员、中央军事部长杨殷等四人被捕的恶性事件。”第一，1929年8月24日，在沪西区新闸路六一三弄经远里十二号二楼主持召开江苏省委军委会议时，因白鑫告密出卖被捕的共有5人，分别是彭湃，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事部部长杨殷，中央军委委员、江苏省委军委秘书颜昌颐，江苏省委军委委员邢士贞和上海市总工会纠察队副总指挥张际春，不是文中所说的四个人。（见人民出版社《彭湃传》P222，中央文献出版社《浦江魂——白色恐怖下的周恩来》P123）。第二，据人民出版社《彭湃传》的生平年表，《浦江魂——白色恐怖下的周恩来》和六大的相关资料，彭湃在1928年7月六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彭湃在八七会议时曾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因此，在他被捕时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不是文中所说的中央政治局委员。

二、文中提到“8月30日清晨，敌人将彭湃、杨殷等人从拘留所解往龙华警备司令部。”这里时间有误。查人民出版社《彭湃传》P250的年表：“8月28日，彭湃等被解押往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 中央文献出版社《浦江魂——白色恐怖下的周恩来》P126：“28日一早，要把彭湃等人由警察局转移到龙华警备司令部。”可见，时间应为8月28日。

三、文中提到“然而后来由于送武器的人临阵畏缩，行动迟缓（此人后来叛变），加之敌人警戒森严，未能成功。”这个说法不够准确。人民出版社《彭湃传》P224根据《访问李强、柯麟记录》（1979年8月《未刊稿》）讲述事实如下：……负责运送新买枪支的，是在北四川路、老靶子路间，以开“三民照相馆”作掩护的同志。他把新买来的驳壳枪装在小皮箱里，驾机器脚踏车赶到了设在同字路的中央军委特科。特科的同志马上取出了枪，发现枪上涂了一层保护黄油，需要把它洗净后才能使用。于是又立即买回煤油来洗擦。洗净以后，参加营救行动的同志在李强的带领下，装扮成外出拍电影外景的队伍，乘卡车出发。这时比预定出发的时间已晚了一、二个小时。营救的地点选在枫林桥附近。这是由水仙庙看守所押送“犯人”到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监狱的必经之地。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可是押送彭湃同志的囚车却一直没有到来。后来才知道，由于拖延了出发的时间，在他们赶到枫林桥附近时，押送彭湃等同志的囚车已经开过去了。

以上所写的内容，如有错误，还请批评指正。

祝《炎黄春秋》杂志越办越好！

2007年第10期 完善我党领导的几点想法　作者：李　锐

在党的十七大即将召开之际，作为一名入党已过七十年的老党员，我衷心祝愿大会取得积极成果，为经济发展、政治民主、依法治国、国家富强、世界和平做出新的贡献。

我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经过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建设已经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但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未紧紧跟上去，拉了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建设的后腿，国家进步显跛足前行之象，危机丛生。因此，关于党对国家领导的性质和方法，我个人以为应该有进一步的反思和认识。

陈独秀在1942年去世前写的文章里，批评斯大林的专制独裁时，曾经这样谈到民主问题：“最浅薄的见解，莫如把民主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如果有人反对或鄙薄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法西斯主义；这不是反对资产阶级，而是帮助资产阶级更凶横地、更露骨地迫害无产阶级。”“民主不是哪一个阶级的概念，而是人类几百年斗争才实现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政权以前，一直把反封建专制列为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夺取政权以后，遗憾的是我们淡化甚至抛弃了这个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错误地将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当成主要敌人。从“三反五反”，批判《武训传》，批判俞平伯，批判胡适，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肃反，批判“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到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剥夺资本家直到农民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在意识形态领域定于一尊的同时，全面地垄断了国民经济。接着更进一步进行所谓“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发动反右派斗争，剥夺了整个社会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继而超英赶美的“大跃进”、“反右倾”，以至“文化大革命”。1949年后直到改革开放之前，总计全国挨整人数上亿，整死饿死人数几千万。除生命和财富的巨大损失外，更有精神财富的巨大损失，知识分子精英大量消亡，整个知识界成为“臭老九”，教育遭到严重破坏，社会道德沦丧，真令人痛心之至。这是民主和权力制衡体制未能建立的惨痛恶果。我总记得1978年年尾，在安徽省合肥的医院中和老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一起待命回京平反复职时他对我说的一句话：谁能监督毛泽东呢？

过去发生的这些问题，以及当前存在的一些危机，我以为首先起源于我们党的内部。我们党现在是执政党，中国要从根本上杜绝发生上述问题的根源，就必须进一步地有效地消除我党的“特权地位”。从当前来说，我党首先要带头模范地执行宪法，依法保障人民享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等公民权利，以便使我党接受来自群众和舆论的监督，保证执政的权力不被滥用。关于党本身的民主化，我在十六大的意见书中有过五点建议，现在仍就此作三个方面的说明。

（一） 要认真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科学发展观的前提是科学历史观。从战争年代到执政以后，从理论到实践反思“专制体制”的过程及其后果，这仍是我们尚未完成的一项巨大任务。

在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历史决议，是为了否定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从而树立了毛泽东思想和他本人的领导地位，但对内战时期苏区打AB团和延安抢救运动等错误，都未涉及。

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主要总结“文革”十年，虽然指出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但仍过分强调毛泽东同志的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地位。对反右、大跃进、反右倾、文革等严重错误，我以为尚未作出全面的深刻的总结，而且近二十多年来我们又一直把它们划为禁区。这样就不可能从那些造成严重后果的错误里吸取有益的教训。

譬如反右运动就是很值得回忆反思的。最近我看到中央党校杜光老教授的一篇文章，介绍北京大学学生在反右前夕“鸣放”的情况。当时学生们在校园中张贴的大字报，或要求“确保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或高呼“自由、民主、理性万岁”；或指出“是否民主，是衡量一个社会制度好还是不好的标准”；或表示“任何人都不能也不配恩赐人民以民主，民主是人民自己的”；或明确说：“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本身没有阶级性，所以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区别”；很多大字报在分析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根源时，明确肯定不民主是产生这“三害”的根源：“斯大林的错误，波匈事件，我国三大害，都是偶然的吗？不，都是一个根源：不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体现在制度上，就是不民主的统治方法。”

北大学生当年讲的这些话是发人深省的。当年如果不反右派，我党采纳了他们的这些意见，那我们国家不是早已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了吗？建国后我们的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1966年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运动，给我们党和国家带来了无比惨痛的教训。我们只要认真地加以总结，就必定可以转化为非常宝贵的财富。恩格斯说过：“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不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错误中学习来得快。”

（二） 我以为我党的改革是中国现在所有改革成败的关键，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因为我党处于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核心地位，党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前提。从革命战争年代到和平执政年代形成的高度集权的专制型政党，转变为依靠民主和法治管理国家的现代执政党，这是我们还没有完成的历史任务。这个转变可说是党自身的一场革命。改革开放近三十年，伴随市场经济发展和民营经济壮大，带来各方面的变化和进步，已为这场革命准备了经济基础、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1980年邓小平所作的报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曾尖锐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十三大政治报告进一步提出了党政分开的改革方案，并开始付诸实施。邓小平后来还说过，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也不能动。我认为1980年邓小平这个报告与十三大的政治报告这两个文件，仍然值得我党继续学习，并制订出逐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措施。

1989年我在哈佛大学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时，听到一些西方学者称我们这个国家为“党国”(Party state)。为了改变以党代政的传统做法，我在十六大书面建议中曾提到，应由人大制定《政党法》、《参政法》。执政党必须严格守法，切实履行“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承诺。执政党自然要对国家进行领导，但它实现领导的途径，只能是依靠自己主张的正确性，通过党员活动，取得人大和政府的同意，形成法规和政府行为。因此，各级党委及其设立的各种机构，无权越俎代庖直接管理党外和政府的事。司法系统应该独立，不该受政党的直接干涉。党的宣传部门也无权直接控制政府和社会有关言论和出版等涉及公民自由权利的事务。党的各级纪检机构应该与党委平行，不应由同级党委领导，不应直接插手国家监察部门的工作。各级领导干部的选拔制度，应从差额选举发展到逐步实行竞选制，包括中央领导人在内。事实证明，十三大实行差额选举产生了良好效果。

现在每年有以多少万计的贪污腐败、违法乱纪案件，贪污腐败已扩散到学校和医院，种种统计数字，令人惊心动魄。官员腐败如此普遍，主要是权力失去强力制约的制度造成的。光靠加强教育自律，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和严肃处理腐败案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仅治标还要治本。必须变专制型体制为实施宪政的民主体制。这应该成为党内党外的共识。我衷心希望党的改革在上述两个文件的指导下稳步前进。

（三） 尊重宪法，实施宪政，就要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宣传宪法，学习宪法，使之成为生活中的必需品，在每个成年人中形成公民意识，以行使公民权利、履践公民责任为荣；大中小学都应开设公民课程，以培养公民素质；从而完成“五四”以来尚未完成的民主与科学精神的启蒙运动。建国以来，我们修改和公布过七次宪法，实际上往往徒具空文。锦涛同志接任总书记后，第一次讲话就着重谈宪法，给人以莫大的希望。服从宪法就是服从民主。国家政权和执政党都应该奉公守法，官员不能越轨行事。

尊重宪法，实施宪政，我建议首先开放言论、新闻和出版自由，迅速制定《新闻出版法》；进一步转变我党宣传部门的职能，使之成为促进思想解放、保障实施宪政、维护公民自由权利的部门，而不再是思想、言论、新闻、出版的监管控制部门。如果连言论自由都没有，社会怎样和谐？“一个懂得尊重思想的民族，才会诞生伟大的思想；一个拥有伟大思想的国家才能拥有不断前进的力量。”我们要有勇气在这方面认识并改正过去所有的失误。我国已经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承认和尊重人权与民主的普世价值；在国际交往中我国政府倡导协商与合作，在国内我党宣布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治国方针，这样，就应当在民主与法治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言论与新闻出版的自由，改革政治体制。锦涛同志最近在不同场合一再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要我们全体党员大力宣传“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八个字。这是同他在党校讲话中四个方面的坚定不移相一致的。今年3月16日上午，家宝同志也在200名国内外记者会上庄重地说：“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些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要“保证人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就是要创造一种条件，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锦涛同志和家宝同志这些讲话都非常好。我相信中央领导同志都在考虑政治体制如何改革的问题。大家盼望将这些讲话逐步落到实处。

中国经过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又逢经济全球化的信息时代，我们的经济总量已居世界前列，中国已经解决了千百年来渴望解决尚未解决的温饱问题。中国人民为此欢欣鼓舞，衷心感谢党感谢政府。中国现在又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全面改革的大好时机。各方面包括深化经济改革，都督促我们快点走上民主化、法治化实施宪政的康庄大道。我们可不能错过这个大好时机了，时不我待，机不再来。让我们认真解决一百多年来中国还没有解决好的宪政大问题。实行宪政并不是削弱共产党，而是要促进共产党的现代化，取得广大党员、干部和全国人民的更衷心的拥护；也会进一步改善我们的国际形象，有利于两岸的统一。过去我们摆脱不了专制传统，为“权威主义”所左右，以为制服“一盘散沙”，就靠“有人说了算”；总是担心一旦落实公民权利，开放了言论自由等，就会乱套，社会就不能稳定，于是“稳定压倒一切”成为大政方针，形成了稳定压改革的死局。殊不知民主是个好东西，不会添乱，只会促进社会的稳定。这已为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来实施宪政，走改良主义道路（英语中“改良”和“改革”是一个词）的成就所证实，尤其社会党执政国家成效更为显著，从而第二国际战胜了第三国际。（现在社会党国际有各类成员党和组织168个，有50多个成员党在其国内执政或参政。）当然，各国有各自不同的情况，他们的模式与经验，我们不应照搬也照搬不了。但他们的许多经验，我们可以借鉴。我们在这方面有重大的历史教训，也应该认真总结一下了。

我相信我的这些看法，凡属年届耄耋的老党员，尤其“一二·九”运动的一代大都会同意的，因为我们当年入党，就是反对蒋介石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专制统治，为了创建一个自由、民主、富强、繁荣的新中国而奋斗啊!

我已吃九十一岁的饭了，能不能看到十八大，自己并没有把握。1963年同田家英话别诗中有联句：“关怀莫过朝中事，袖手难为壁上观。”过九十岁生日时，又做了一首自寿诗：“来到人间九十年，回看往事未如烟。曾经实践五不怕，留得头颅搁铁肩。”“铁肩”有点自吹自擂，由于“双肩”不合平仄，用了个“铁”字，这也是一种自我激励的话。

2007年8月30日完稿

（责任编辑 杜 晋 吴 思）

2007年第10期 中共抗战时期的民主主张与实践　作者：王铁群

中国革命的根本任务是争取中国的独立自主与人民的民主自由。1922年中国共产党“二大”确定了把中国建成“真正民主共和国”的奋斗纲领。此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苦探索，发展了民主政治的思想，为赢得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有力保证。

毛泽东思想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达到成熟的，民主政治思想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得到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高举民主政治大旗，坚决反对蒋介石专制独裁统治，产生了丰富的民主政治思想。

1937年5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作了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报告共分3个部分：“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的目前发展阶段”；“为民主和自由而斗争”；“我们的领导责任”。在第二部分，毛泽东提出了实现“民主”的两项具体目标：一是“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二是争取“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

毛泽东的这个报告，正式拉开了中共延安时期反专制争民主斗争的大幕，树起了反专制争民主的延安精神的大旗。

中共反专制争民主的基本思想主要有：

（一）主权在民是民主国家的基本特征

中国共产党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为主，大力传播民主的价值和民主的正义性，强调判断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国家，最基本的标准是看这个国家是否主权在民。

1944年2月2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论选举权》，文章指出，公民有否选举权，是评判一个国家是否民主的主要的标准，真正的民主国家，人民都享有普选权：“选举权是一个民主国家的人民所必须享有的最低限度的、起码的政治权利……如果人民没有选举权，不能选举官吏和代议士，则这个国家决不是民主国家，决不是民治国家……凡是真正的民主国家，就必须让人民享有选举权。”文章指出，选举必须是真正的普选制：“不仅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选举权，而且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被选举权。”文章强调选举不能规定什么资格条件：“不仅不应该以资产多寡、地位高下、权力大小为标准，而且也不该以学问优劣、知识多少为标准。唯一的标准就是能不能代表人民的意思和利害，是不是为人民所拥护，因而也就只有让人民自己去选择。如果事先限定一种被选举的资格，甚或由官方提出一定的候选人，那么纵使选举权没有被限制，也不过把选民做投票的工具罢了。”

1945年9月27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民主的正轨：毫无保留条件地还政于民》，文章再次强调民主国家主权在民的原则。文章指出：“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一个国家是不是实现了民主，执政当局是不是有诚意实现民主，就看他是不是把人民应有的权利，毫不保留地交给人民。”

《新华日报》还发表了许多文章，介绍英美国家的民主精神和民主制度，指出：“民主的潮流正在汹涌，现在是民权的时代，人民应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身体的自由是真理，实现民主政治是真理，真理是要胜利的，所以高举民主的大旗奋斗着的世界和中国人民是一定要胜利的。”

从以上言论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媒体对民主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这是延安精神的思想基础，是中共在抗战时期领导民主运动的理论根源。

（二）中国人要学习美国的民主理念和民主精神

中国共产党当时也崇尚美国的民主。毛泽东要求“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美国官员应当对中国官员谈论民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编《党史通讯》1983年第20-21期《1944年毛泽东与谢伟思等人的谈话》）毛泽东强调中国人尊重美国人的民主理念，鲜明地提出：“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欢迎它。”（同上）

中国共产党曾经大张旗鼓地介绍和宣传美国的民主理念和民主精神。《新华日报》这方面的文章很多。

7月4日是美国的国庆日，每年的这一天，《新华日报》都要发表文章纪念。

1943年7月4日《新华日报》发表纪念文章《民主颂——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文章指出：“每年这一天，世界上每个善良而诚实的人都会感到喜悦和光荣；自从世界上诞生了这个新的国家之后，民主和科学才在自由的新世界里种下了根基。”1944年7月4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社论指出：“民主的美国已经有了它的同伴，孙中山的事业已经有了它的继承者，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的势力。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了的工作……在庆祝美国国庆的今天，我们相信，与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过去的工作一样，与罗斯福、华莱士现在的工作一样，我们的奋斗只能得到一个结果——胜利。”

每逢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的诞生日，《新华日报》也往往发表纪念文章。1945年4月13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纪念杰斐逊先生》，文章指出：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和倡导的《权利法案》，早已“成为整个民主世界的基本观念了。人有天赋的人权，人的自由与尊严不该为不正势力所侵犯与亵渎，人民是政府的主人而不是奴隶……这从十八世纪以来，应该早已经是全人类共知公认的常识了。可是，在今天，在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世界上还有根本不承认人民权利的法西斯蒂，还有企图用不正暴力来强使人民屈服的暴君魔鬼，还有想用一切丑恶卑劣的方法来箝制人民自由、剥夺人民权利的‘法规’，‘条例’，‘体制’；还有想用‘民主’的外衣来掩藏法西斯本体的魔术家和骗子，那么我们在今天这个民主先锋的诞生的日子，就格外觉得自己的责任的重大，也就格外觉得杰斐逊先生精神的崇高与伟大了。”

从以上言论可以看出，那时中国共产党对西方先进的民主制度和民主精神是积极宣传和学习的，这反映出中国共产党是顺应浩浩荡荡的世界民主大潮的，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三）中国的根本问题是缺乏民主，共产党的任务是建立民主国家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缺乏民主的国情看的非常清楚，1944年6月12日毛泽东在答中外记者团时指出：“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的缺点就是缺乏民主，应在所有领域贯彻民主”——1944年6月12日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1944年6月13日《解放日报》）

1944年3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19周年大会上发表演说，也强调中国没有民主。他说：“我们今天纪念孙中山先生，讲到他的遗嘱，真是无限感慨。遗嘱中说，国民革命的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我们知道，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对外独立，对内民主。可是孙先生已经逝世19年了，这个目的，还没达到……民国本是应该实行民主的，但国民党执政已经18年了，至今还没实行民主。这不能不说是国家最大的损失。”（周恩来：《“人民真有发言权的国家才是真民国”——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大会演说词》，1944年3月12日）

那么，中共领袖认为在中国如何才能实现民主呢？周恩来提出了三个先决条件：“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同上）刘少奇指出，共产党及其军队“永远不会忘记革命的任务是争取中国的独立自主与人民的民主自由”，因此，“凡是八路军、新四军所到之区域，只要可能的话，就不能不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不能不实行三民主义的政治，不能不建立抗日各阶级的统一战线政权”。如果不建立这种抗日民主政权，就不能赢得抗战的最后胜利。他说：“有人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污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刘少奇强调，敌后抗日民主政权，“只要一有可能，当人民的组织已有相当的程度，人民能够选择自己所愿意的人来管理自己事情的时候，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就毫无保留地还政于民，将政权全部交给人民所选举的政府来管理。”（《刘少奇选集》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2—176页）

一党专政是反民主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建立民主国家，决不会“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刘少奇代表中国共产党向中国人民发出的庄严的历史承诺！

（四）要实现民主，必须结束一党专制

独裁专制是和民主自由相背的，要实现民主，必须结束一党专制。这是中共媒体反复强调的一个基本思想。

1941年10月28日《解放日报》发表文章《结束一党治国才有民主可言》，文章指出，一党专制是民主的死敌，党派只有竞争才能生存：“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唯有党治结束之后，全国人才，才能悉力从公，施展其抱负；而各党派人士亦得彼此观摩，相互砥砺，共求进步，发挥政治上最大的效果。有人说，国民党有功民国，不可结束党治，使之削弱。不知国民党今日的弱点，都是在独揽政权之下形成的。当其他党派起来竞争时，国民党只有更加奋勉、添加新血液、振起新精神，日趋进步。因此结束党治，不会使国民党削弱，只会使它加强起来。”

1945年1月28日《新华日报》发表友谷的文章《是不是代用品呢?》，文章指出，一党专政下的所谓国会和舆论是“代用品”：“法西斯国家中也有国会，有舆论，但国会和舆论都在法西斯的统治包办之下——是代用品!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货，不是代用品。把一党专政化一下妆，当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虽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国的人民都在睁着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来欺骗我们啊!”

1944年3月5日《新华日报》发表了郁敏的文章《强大而民主》，文章指出，民主是真正强大的力量：“我们必须看出，民主本身就是一个力量。一切财富，一切国防的武器，只有和民主结合在一起，才能算是真正强大的力量……限制自由、镇压人民，完全是日德意法西斯的一脉真传，无论如何贴金绘彩，也没法让吃过自由果实的人士，尝出一点民主的甜味的。”

《新华日报》还发表文章，对那些反对民主、维护一党专制的借口进行批驳。针对“国情特殊论”，1944年5月17日《新华日报》发表《民主即科学》一文，指出真理不分国界，民主适宜一切国家。文章说：“科学为求真理，而真理是不分国界的……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这和机器工业比手工业生产更好一样，在外国如此，在中国也如此……”针对“稳定压倒一切”论，1946年5月17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谁使中国不能安定?》，文章指出：独裁专制者希望的“安定”，“并不是全中国的安定，并不是全中国人民的安定，而仅仅是他们坐在压迫人民的宝座上的‘安定’。他们那个小集团可以统治全国、为所欲为的‘安定’。”文章指出：“中国人民早已知道什么是拨乱反治的办法了，那就是——停止内战!取消特务！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五）新闻自由是民主的基础

1945年3月31日《新华日报》发表《新闻自由——民主的基础》，文章指出：“在中国，提起‘新闻自由’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据统计，国民党政府为管制报纸、通讯社、新闻记者及图书杂志出版事业、书店、印刷所和戏剧电影，颁布了二十九种特别法规……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民主的中国报纸，就厄运重重，动辄得咎。”文章收集了许多材料，文章指出，言论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有无言论自由是判断民主还是独裁的重要标准：“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标帜；没有新闻自由，便没有真正的民主。”“一个国家，如果其所统治的人民没有起码的说话自由，则其统治必属独裁。而以现时术语称之，则为法西斯的专制，断乎不能是民主。”

文章指出：言论出版限制使人民愚昧和无知：“十数年来，因为检查制度的树立，使报纸的使命，未能充分达成……报纸之所提供于国人的，几乎全国一致、千篇一律!”这种做法的“终极的结果，便演成人民的无识和不知”“使人民的脑子一型化、僵化硬化”。

文章号召人们不做懦夫，不做奴才，使报纸为民主服务，“我们要建设真正的民主政治，自由世界应从报纸能尽自己的责任、替人民服务、用公正的舆论来监督政府指导政府开始。”

1945年9月1日《新华日报》发表时评《为笔的解放而斗争——“九一”记者节所感》。文章指出，新闻从业者戴着重重的枷锁：“有消息不能报道，有意见不能发表，每天做应声虫，发公式稿，替人圆谎，代人受罪，在老百姓中间造成了‘报纸上的话靠不住’的印象，圆谎八年，把中国新闻事业的声誉和地位作践无余；而使我们羞惭的是在这么长的年月中，中国新闻记者竟默认了这种不合理的制度，不仅不能用集体的力量来打碎这种铐在手上的链子，挣脱缚在喉间的绳索，居然有不少自称新闻记者的人为这种制度辩护，用国情不同之类的话来替这种制度开脱。”

1946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发表了陆定一的文章：《报纸应革除专制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文章指出：“戈培尔的原则，就是把所有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等完全统制起来，一致造谣，使人民目中所见，耳中所闻，全是法西斯的谣言，毫无例外。到了戈培尔手里，报纸发生了与其原意相反的变化，谣言代替了真实的消息，人民看了这种报纸，不但不会聪明起来，而且反会越来越糊涂。看德国，不是有成千成万人替希特勒去当炮灰么。”

文章指出报纸有两种：“一种是人民大众的报纸，告诉人民以真实的消息，启发人民民主的思想，叫人民聪明起来。另一种是新专制主义者的报纸，告诉人民以谣言，闭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变得愚蠢。前者，对于社会，对于国家民族，是有好处的，没有它，所谓文明，是不能设想的。后者，则与此相反，它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对于国家民族，是一种毒药，是杀人不见血的钢刀。”

除了上述反对专制独裁争取民主自由的思想外，中国共产党的媒体还强调“要实现民主，必须有一部人民的宪法”、“自由结社，是人民的基本权利”等等。可见，中共在延安时期的民主思想是非常丰富的。

（六）陕甘宁边区的民主实践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大力宣传和倡导民主政治的思想、价值、观念和制度，努力向国民党政权争民主并推动国民党实行民主的政治改革，而且以身作则，在自己的工作和行动上积极探索民主政治的发展道路，认真实践民主政治的原则。

中共民主政治的实践主要表现在陕甘宁边区及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民主选举和建立三三制政权方面。

早在1937年5月，陕甘宁边区就制定了《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也先后制定颁布了选举条例。

对选举，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都非常重视，许多地方成立选举委员会、选举训练班，认真组织，积极培训。各边区都印行了大量宣传品，仅晋察冀边区就印了100余种报刊，像阜平的《大家选》，曲阳的《民选》，定县的《民主洪流》等。各根据地还组织了成千个村剧团、宣传队和歌咏队，他们走村串街，宣传选举的重要性，如晋察冀边区的戏剧《选村长》，用农民喜闻乐见的方式说明选举的重要性。

在抗日根据地，大多数选民文化素质不高，所以在乡村选举中往往会加上一些变通措施。中国人富于智慧，人们想出了许多世界选举史上闻所未闻的投票方式。村选比较普遍的方式是红绿票法和豆选法，此外还有画圈法、画杠法、画点法、烧洞法、投纸团法、背箱子和举胳臂等。其实选举的关键不在于选举的技术问题，而在于人民有没有发表意见的权利；在于人民能不能实现自己的意志，真正无拘束地拥护某个人和反对某个人。

选举是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民众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所以参加选举的积极性很高。根据统计，陕甘宁边区1937年第一次选举中，参加选举的选民一般占选民总数的80%，差一点的地区也在半数以上。在1941年的第二次选举中，仅据曲子县的统计，全县选民共25175人，参加选举的为20223人，占80.4%；另据吴堡第六区的统计，全区选民3505人，参加选举的为2961人，占84.5%；总计全边区参加选举的选民占选民总数的80%以上。（宋金寿等编《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7、243-244页）通过选举，敌后抗日根据地民众认识到了自己的权利和尊严。

截至1944年10月，抗日民主根据地人口共达九千万，都建立了选举产生的地方各级政府。边区农民通过投豆子、举胳膊，选举出了他们满意的官员。这种广泛的民主选举活动，对提高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推动政治民主化进程，无疑起着重要作用。

“三三制”原则是毛泽东首先提出来的。即根据地政权共产党员占1/3，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1/3，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1/3。“三三制”从1940年试行，到1941年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普遍推行。

在“三三制”政权中，共产党虽处领导地位，但不是一党控制，更不是由共产党一党包办。中共许多领导人都强调实行“三三制”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中共一党专政。董必武指出：“三三制”“这个制度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反对一党包办，反对一党专政，而和各党派、无党派的各阶级人士，更好地团结合作。”（董必武：《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

谢觉哉指出：“三三制是共产党约束自己的一个制度，人民不选或少选共产党员，共产党无权去要求他选或多选。但当选的共产党员若超过三分之一时，共产党就得辞去一些。为甚么要这样?因要革命须要有坚强的领导的党，而处于优势的领导的党，很容易走到把持包办。把持包办，不但广大人民不满意于当政的党，对党的本身，也很不利。党得不到群众的拥护，其党必归于失败。”（谢觉哉：《三三制的理论与实际》）

那么，中共如何实现对“三三制”政权的领导呢？中共对参议会和政府的领导，是靠“占1/3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2页）如果说服无效，“党团意见未被参议会及政府通过时，必须少数服从多数，不得违反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中国现代史资料选集》第5册补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12页）可见，中共对“三三制”政权的领导是间接的，不是直接的、强制性的。

由于实行了“三三制”，陕甘宁边区和抗日根据地的“天”成了蓝蓝的天。在抗日战争时期，许多考察过根据地的中外人士大都认为，根据地是中国最民主最清廉的地方。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不畏千难万险,奔赴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正是因为那里有着“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的环境。

1940年前后，陈嘉庚比较了国共统治区的人民状况后下结论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后来的历史果真被他言中。

中共民主政治的思想和实践，促进了人们的民主政治觉悟，推动了中国民主运动的发展。现在探求中共胜利的原因，可以发现正是中国共产党民主政治的思想和实践，才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实现了全民族的大动员，最终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赶走了蒋家王朝。在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当时的民主，就不可能有后来的胜利。中共民主政治的思想和实践对今天中国的民主发展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推动作用。

（作者系河北大学马列教研部教授）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7年第10期 农业集体化理论是怎样失足的　作者：辛子陵

对于夺取全国胜利以后建设一个什么国家的问题，早在一九四○年一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就明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设想。一九四八年九月八日至十三日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少奇作了《关于新民主主义建设问题》的报告。在预测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时机时，毛泽东插话说：“也许全国胜利后还要十五年。”注1根据毛泽东这一提法，刘少奇在一九四九年七月四日在党内作的《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性质与政权性质》的报告中说：“在中国，从现在起到实行一般民族资本国有化，还需要经过许多步骤，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这一段时间到底需要多久？这要看国际的和国内的各种条件来决定，我们估计或者需要十年到十五年。”注2这“我们”二字是代表中共领袖集团的，主要是毛刘二人的共识。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中央委员会一致同意毛泽东报告中所勾画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经济、政治形态。这种共识的法律性表现是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是周恩来主持起草的。

在政协开会期间，刘少奇在会上讲话说：“有些代表建议把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前途写进共同纲领中去，但是我们认为这是不妥当的。因为要在中国采取相当重大的社会主义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如在共同纲领上写上这一个目标，很容易混淆我们在今天所要采取的实际步骤。”注3所以《共同纲领》中没有写中国未来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从九月三日至九月十一日，毛泽东对《共同纲领》至少作了五次修改。《共同纲领》通过以后，起临时宪法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都应该受它的约束，在它规定的范围内行动。

《共同纲领》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国家即人民民主主义国家。”第三条规定：“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

建国初期，刘少奇关于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思想就是这么来的。理论上的根据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法律上的根据是《共同纲领》。

一九五一年三月，刘少奇在起草《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的第二条中说：“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它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在将来要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最后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而斗争。”这是第一次明确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口号。

这年五月七日，刘少奇在中南海给马列学院一班学员作《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的报告，讲了以下要点：

一、“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经济”。“新民主主义阶段”将是很长的，大概在十五年到二十年之间。

二、这个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不爆发，经济建设的任务就不变。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不爆发战争，我们的任务就一直是经济建设，要把中国工业化。”

三、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五种经济成份，将各得其所，都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经过这个阶段，“社会主义与半社会主义经济，比重要逐步增大，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比重、个体经济的比重，要相对缩小……以便逐步地稳当地过渡到社会主义。”

四、国民经济得到恢复之后，应以主要力量发展农业、轻工业及必要的军事工业；然后建立和发展重工业。他认为只有先发展农业、轻工业，安排好人民的生活，积累资金，然后“才有可能集中最大的资金和力量去建设重工业的一切基础。”

五、反对过早地“动摇、削弱、直到否定私有制”和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步骤。他认为，实行社会主义，就意味着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要触动私有制。中国的产业落后，过早地实行工业国有化，只会伤害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对发展生产不利；在农村，国家拿不出机器、化肥等工业品以满足农民的需要，实行集体化也不可能。他说，无论城市还是乡村，“私有权在今天中国的条件下，一般地还不能废除，并对提高社会生产力还有其一定的积极性”。在农村对私有制“又动又不动是不对的。太岁头上动土。你去动摇一下，削弱一下，结果猪牛羊杀掉”，是对生产力的破坏。注4刘少奇的思想是一贯的，早在一九四八年九月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所作的《关于新民主主义建设问题》的报告中就说：“过早地消灭资本主义的办法，则要犯‘左’倾的错误”。“消灭了以后你还要把它请来的”。这时的毛泽东悄悄地改变着自己原来的一些想法，悄悄地丢弃了《新民主主义论》。他不同意刘少奇关于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观点，但他隐忍未发，可能是还没有完全想清楚，他要再看一看，再想一想。

毛刘分歧的导火线是山西省委的一个报告。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七日，中共山西省委书记赖若愚写了一个《把老区互助组提高一步》的报告给华北局和中共中央，原文如下：

山西老区的互助组织，基础较大，历史较长，由于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战争时期的劳、畜力困难，已不再是严重的问题，一部分农民已达到富裕中农的程度，加以战争转向和平，就使某些互助组织中发生了涣散的情形。我们去年曾强调地提出了“组织起来与提高技术相结合”，解决了一些问题，但这一涣散趋势，并未完全扭转。从实践证明：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农民自发力量是发展了的，它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这就是互助组发生涣散现象的最基本的原因。当然这也不是说，目前已发展了多少富农，而是说富农方向已经是农民自发的一个趋势，这一问题，我们是很注意的。如搞不好，会有两个结果：一个是使互助组涣散解体；一个是使互助组变成富农的“庄园”。这是一方面的情况。在另一方面，也有不少的互助组织，产生了新的因素，老区互助组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使得互助组必须提高，否则就要后退，必须在互助组内部，扶植与增强新的因素，以逐步战胜农民自发的趋势，积极地稳健地提高农业生产互助组织，引导它走向更高级一些形式以彻底扭转涣散的趋势，这是十分重要的。

一、那么，我们应如何增强新的因素，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呢？最根本的问题有二：

第一、互助组织仍是私有基础，同时公积金也不可能保持互助组内等价的生产关系，所以公积金出组可以带，按互助组成员享用公积金也不妥当。而我们的认识，却与之相反，认为：增强公共积累，按成员享用这一原则在互助组见诸实施，它虽然没有根本改变了私有基础，但对私有基础是一个否定的因素。对于私有基础，不应当是巩固的方针，而应该是逐步地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所以公积金应当是出组不带。

因而在公积金问题上，重要的归纳为以下三点：（一）按土地应产量征集；（二）为全组成员所有（不以征集时土地产量多少为准），每个成员在公积金的处理上，都有自己的平等权利，一人一票；（三）出组不带。至于公积金征集多少？我们认为这不是原则问题，可根据生产发展的情况和组员的意见确定。

第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分红问题。应采取按劳力、按土地两个分配标准，按土地分配的比例不能大于按劳力分配的比例，并要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步地加大按劳分配的比重。

总之，我们认为，把“公共积累”和“按劳分配”这两个进步的因素，在互助组织逐步地增强，它将使老区互助组织大大地前进一步。尚需注意解决的几个比较具体的问题。第一、公积金如何使用的问题。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比重应多一些；公益事业数目不要太大。第二、在已有公积金的互助组，新吸收组员应予优待，但也应带一定的股金。第三、国家对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应予优待。

上述意见，妥否？望示。注5

以薄一波为书记、刘澜涛为副书记的华北局于五月四日给山西省委写了一个批复并报中共中央。批复全文是：

《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意见已阅，你们抓紧对互助组领导，注意研究新发生的问题是对的。但你们提出：

一、用积累公积金和按劳分配办法来逐渐动摇、削弱私有基础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是和党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策及《共同纲领》的精神不相符合的，因而是错误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任务只动摇封建私有、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官僚资本主义私有；一般地动摇私有财产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任务。目前你省有相当数量地区的互助组需要提高和巩固，但提高与巩固互助组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充实互助组的生产内容，以满足农民进一步发展生产的要求，而不是逐渐动摇私有的问题。这一点必须从原则上彻底搞清楚。

二、农业生产合作社，全省只能试办几个作为研究、展览和教育农民之用。即便试办，也要出于群众自愿，不能强行试办，更不宜推广。我们同意长治地委试办七个，但这七个是否出于群众自愿，请你们加以检查。

三、另据武光汤同志估计，山西全省参加互助的农户达百分之五十五（不包括临时小型互助），是否过高？即便如此，亦还有近一半农户未组织起来。因此，以山西全省来说，仍应把进一步组织起来的任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加以注意。详由出席此间互助组会议诸同志面达，你们讨论研究后的意见望告。注6

刘少奇在看了山西省委的报告并听了薄一波的汇报之后，从理论上对山西省委的观点几次提出批评。

第一次是五月七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刘少奇说：“山西省委在农村里边要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苏联叫共耕社），这种合作社也是初步的。”“这种合作社是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可是单用这一种农业合作社、互助组的办法，使我们中国的农业直接走到社会主义化是不可能的。”“那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是实现不了的。”“我们中国党内有很大的一部分同志存有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这种思想要纠正。”注7

第二次是七月三日对山西省委报告的正式批复。刘少奇批示全文是：

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或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山西省委的这个文件，就是表现这种思想的一个例子，特印发给各负责同志一阅。注8

在写上述批语的信笺的天头上，又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写了一则批语：“五号下午二时，马列学院一班来春耦斋上课，此件请印发给学生，并发给各中委和中央局。”

第三次是七月五日刘少奇给马列学院一班学生讲课时，联系到山西省委的报告，他说：“对农民自发力量表示害怕。用‘提高农业生产互助组织，引导它走向更高级一些的形式，以彻底扭转涣散趋势’，这完全是空想。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得更高，数量就会更少。它完全不能阻止，还要增加农民自发趋势。”“企图在互助组内逐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制走上农业集体化，这是完全的空想。”这种想法“在目前是冒险的，‘左’的，带破坏性的，在将来是右的，改良主义的。”“目前的互助组或供销社都不能逐步提高到集体农庄。集体农庄是另外一回事，要另外来组织，而不能‘由互助组发展到’，也不能‘由供销社发展到’。”注9

第四次是在修改华北局七月二十五日向中央作的《关于华北农村互助合作会议的报告》时，经他修改的报告有两个重要的思想，一是先工业化后集体化问题，他说：“农业集体化，必须以国家工业化和使用机器耕种以及土地国有为条件。没有这些条件，便无法改变小农的分散性、落后性，而达到农业集体化。将来在这些条件下普遍组织起来的集体农场，对于目前的农业劳动互助组来说，是一种完全新的组织。在集体农场组织之后，目前形式的互助组就没有必要了。”二是回答了新富农出现怎么办的问题，他说：“富农已开始发展，但并不可怕，到将来适当时期可予以限制，如实行农业累进税等；现在即提出限制富农政策来阻止和避免农村阶级分化，不但不可能，而且对发展农业生产是有害的，所以也是不对的。上述错误思想的实质，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注10

刘少奇改造小农经济的路径是先机械化后集体化，毛泽东的主张则相反，先集体化后机械化，后来发展成为两条路线的斗争，到文化大革命中，更上升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两条道路的斗争。刘少奇的主张是基本正确的。按刘少奇的意见办，合作化、公社化、大跃进等错误可以避免，待到实现了农业机械化，自然就走上了欧美国家家庭农场的道路，根本就用不着合作化了。

在中共党内领导层，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准备是不足的。据王力说：“毛主席最大的弱点是没有系统地读过《资本论》。这是上层领导的通病。”“对陈伯达、胡乔木两位，毛泽东认为他们最大的短处都是没有读过《资本论》。别人他并不要求都要通读《资本论》，而中国的大理论家，没有读过《资本论》是不行的。”注11毛泽东的主要理论顾问是陈伯达。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可以像十八世纪的手工工场那样依靠分工提高生产率的观点，毛泽东是受了陈伯达的影响，而陈伯达自己并没有弄通原著，误导了毛泽东。这个理论错误，后果非常严重，后来毛泽东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认认真真地搞合作化、公社化，搞大跃进，以他那样高的智商犯那些常识性的错误，都是以这个理论为精神支柱的。

毛泽东看了山西省委的报告、华北局的批语和刘少奇的批语之后，经过一段思考，找刘少奇、薄一波、刘澜涛谈话，明确表示：“我不能支持你们，我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他的论点是：

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的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制基础，也是可行的。注12

请读者不要忽略上面这段话。历史巨人毛泽东在改造小农经济的问题上就是在这里失足的。他的整个的社会主义空中楼阁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理论基础之上。毛泽东对自己这一理论创造是非常重视的。在民主革命阶段，他创造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解决了工业不发达、工人阶级太弱小的前资本主义国家如何进行革命、夺取政权的问题，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共产党人都认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他如果能够绕过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一下子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起一个富裕、文明、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毫无疑问，那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更大的发展。有这两大理论贡献，他将使斯大林黯然失色，而与列宁相比肩，理所当然地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导师和领袖。

当强迫命令的农业合作化运动遭遇农民抵抗造成农业减产的时候，毛泽东和他的主要理论助手陈伯达进一步研究，为什么十七世纪欧洲的手工业工场依靠分工可以形成新的、提高了的生产力，而二十世纪中国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不能依靠分工产生新的、提高了的生产力呢？为什么表面看来貌似相同的事物竟不能产生大体一样的结果呢？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早就回答了这个问题。十七世纪欧洲的手工业工场和二十世纪中国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除表面相似之外，本质上是不同的。进入手工业工场做工的是一无所有的雇佣劳动者。他们到工场做工是自愿的，是别无选择的谋生手段。被“说服动员”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中国农民却不同，他们是有土地、有农具甚至有耕畜的小私有者，具有独立经营发家致富的生产资料和经营能力，入社等于剥夺（立即剥夺或逐步剥夺）他的生产资料，不允许他发家致富。马克思把农民、制造业者和商人看作是社会一般的分工，这个分工构成了社会的经济基础。这是一个大的分工概念。个体农民属于这个大的社会分工的概念，属于“社会内部的分工”，与“工场内部的分工”是有区别的。他说：“社会内部的分工和工场内部的分工，尽管有许多相似点和联系，但二者不仅有程度上的差别，而且有本质的区别。”“工场手工业分工以生产资料积聚在一个资本家手中为前提；社会分工则以生产资料分散在许多互不依赖的商品生产者中间为前提。”“工场手工业分工以资本家对人的绝对权威为前提，人只是资本家所占有的总机构的部分；社会分工则使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互相对立，他们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注13陈伯达经过进一步地研究发现，既然农业合作社社员与手工业工场工人的区别是：一个是小私有者，一个是一无所有的雇佣劳动者，那么，加速对社员的社会主义改造，割掉他们的小私有者的尾巴，让他们成为对土地没有产权的农业工人，成为彻头彻尾的无产者，再辅以大规模的、反复地、持久地宣传教育，让他们破私立公，就定能使农业合作社像十七世纪的手工工场一样，产生提高生产效率的奇迹。因为集体化产生分工，分工提高效率，这是一般公理。陈伯达是毛泽东的理论尖兵，他在前面探索，把他的新发现告诉毛泽东。毛泽东就一步紧于一步地加快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由互助组到初级社，由初级社到高级社，由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三年时间就让农民与土地脱了钩，把土地改革给农民的恩惠全收回来了。农民个个成了“赵光腚”（电影《暴风骤雨》中土改工作队依靠的积极分子）。照毛泽东和陈伯达的设想，这下农民赤条条无牵挂，只能在生产队里拼命干活了，活命只有这一条路，致富也只有这路一条。但公社照样不增产。为了制造增产的效果，于是乎搞“大会战”，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铁姑娘队”，“老黄忠班”，腊月天叫社员脱光膀子抖干劲。这些虚的东西登报广播造政绩可以，但年终一结算，打的粮食更少，社员更穷了。这下陈伯达也傻了眼。

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是常青的。我们结合实际生活说一说工场手工业依靠分工是如何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农业合作社为什么不能做到这一点？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视察一个生产扣针的手工工场时，发现了分工协作所造成的巨大生产力。他生动具体地描写了全过程：

一个工人抽铁丝，另一个工人把它弄整齐，第三个工人把它切断，第四个工人把它磨尖，第五个工人镟光它的尖端，以为装置针头之用。单是针头的制造，又分两个或三个独立的作业；装置针头成为一个特别的作业，磨光扣针又是另一种作业；甚至把扣针包在纸内也成为一类完全特殊独立的工作。这样一来，制造扣针的劳动约分为十八种不同的作业，在有些工场内每一种作业都由独立的工人去执行……我看见一个工场，只雇用十个工人……这十个工人每天能造扣针约十二磅。每磅有中等长短扣针四千多个，因此，这十个工人共能做扣针四万八千多个。倘若这些工人各自独立，互不配合，那么，在他们之中自然没有一个人能在一个工作日做出二十个扣针，甚至连一个扣针也做不好。换言之，他们能做的，还不及现今在各种不同的作业巧妙地分开和互相配合的条件下，所能做出的二百四十分之一，甚或四千八百分之一。注14

毛泽东期望中国的个体农民通过组织起来（建立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进行劳动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什么总是缘木求鱼越搞劳动生产率越低呢？从根本上说，这是农业生产的生物学特性决定的。

第一，农业生产的主要生产资料——土地，是散布在广袤的空间中的，无论是种麦、种稻或是种杂粮，你不可能把它装进工场的车间，这就不具备像生产扣针那样每人完成一道工序流水作业的条件，农业生产这个特点被称做空间上的“广延性”。

第二，农作物的生产有一定的周期，播种、管理、收获都有一定的季节，先做什么，后做什么，不能颠倒，也不能提前或者推后。北方种麦，有农谚说：“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就是秋分前后那十来天播种，错了季节就要减产或绝收。这个特点叫做时间上的“继起性”。

再怎么组织起来，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都不能打破农业生产的时空结构，将不同地段和不同节气的农活归类集中作业。“广延性”和“继起性”这个时空的“硬件”是打不破的。有些特殊的农活需要一定规模的集体劳动，如打井、修渠、灭蝗等，这是自然给定的条件下产生的集体劳动的需要，不是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如果从这里面看出“社会主义因素”来，秦始皇修长城，隋炀帝挖运河，就都是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了。在一定的自然和技术条件下，农业生产的各种组织形式中，一家一户的单干，以农户为基本经营单位，是效率最高的、实现收益的最大化的经营形式。这是人类社会几千年选择的结果。

这里有一个情况要分清楚：以道义为目的的济贫和以提高生产率为目的的经营。土改后的农村中往往出现劳力强、有牲口的作田能手土地不够种，寡妇家分了地但无人种的现象。寡妇家可以把地卖掉，可以出租分成，如果政府不加干预，几年后就会出现劳力和土地的最佳配置，使土地产量最大化。这是一个农业社会自然调适过程。但毛泽东把这类情况看得过于严重了，认为这是新的两极分化的苗头，要用互助合作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碰巧那位寡妇儿子参军了，她成了军属。村支部组织代耕队把她家的地给包了。寡妇当然感激，给帮她种地的乡亲送水、送饭、洗衣服，这种事例一宣传，一拔高，几位代耕军属土地的农民成了互助合作的带头人，农村就出现了互助合作的高潮。互助组、合作社里，都有几户烈军属和鳏寡孤独困难户。强劳力给寡妇种地，寡妇给他们送饭、洗衣服，这种互助合作是产生不了提高生产率的效果的，所产生的效果是寡妇家地里也有了收成，但这个收成不会是最高的，如果最高产量是亩产五百斤，寡妇家亩产三百斤就不错了。这与手工工场基于提高工效增加总产量的劳动分工，是不可类比的事情。

毛泽东忽视了手工业工场和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一“本质的区别”，为了防止土改后的农村出现贫富两极分化，不准中农和富裕中农冒尖，强迫他们入社，让他们富帮穷，强帮弱，惜老怜贫，这在道德领域是无可非议的，但在经济领域是违反规律的，是行不通的。毛泽东的农业合作化主张更多的着眼点是济贫，是慈善家的观点，而不是经济学家的观点。从农业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实践证明，大锅饭，养懒人，它产生不了提高生产率的效果。

分工合作不能提高农业的生产率，不能多打粮食，所以至今先进国家的农业仍然是家庭农场，而没有“组织起来”。自奴隶社会解体后，农户天然就是农业劳动单位，它不需要组织起来，任何超越农户的劳动组织形式，不管叫什么名字，叫合作社，叫公社，叫集体农庄，叫农业公司，叫规模经营，都会损害农业劳动的效率。这是我们走了二十年合作化道路应该得出的基本结论。

毛泽东是农民占多数的中国共产党内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他的社会主义理想基本停留在儒家的“大同”思想上，这种大同思想的经典表述是：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

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到要“使人类进到大同境遇”。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毛泽东很自信，以为自己找到了。

毛泽东找刘少奇、薄一波、刘澜涛谈话之后，刘少奇立即表示赞成主席的意见，重新处理中共山西省委的报告，并收回了已经印发的在马列学院一班讲课的讲稿。

但事情并没有完。一九五一年九月，毛泽东委托五谷不分的陈伯达主持召开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通过了陈伯达起草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据说草案写好后，遵毛泽东的指示，陈伯达送给熟悉农民的党员作家赵树理征求意见。赵树理讲了老实话，说据他的了解，现在的农民没有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只有个体生产的积极性。那时毛泽东还能听一点不同意见。他说：“赵树理的意见很好。草案不能只肯定农民的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也要肯定农民的个体经济积极性。既要保护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又要保护个体农民单干的积极性。既要防右，又要防‘左’。”九月会议之后又对文件作了修改，至十二月份，仍以决议草案的形式发到全国县委和城市区委一级。

这第一个互助合作指示写得很全面，一方面，另一方面；一种倾向，另一种倾向，都关照到了。但基本精神是“左”的，并没有重视赵树理说的“农民没有互助合作的积极性”的意见，是提倡、发展合作社才作这个决议的。后来由互助组而初级社，由初级社而高级社，由高级社而人民公社，毛泽东在中国开始了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破坏最烈的空想农业社会主义实验。

经过土地改革，农村土地占有情况和阶级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追随毛泽东“干革命，闹翻身”的贫雇农们，大多数成了中农和富裕中农，革命革到他们头上来了。合作化运动从一开始就脱离了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基本群众。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请读者看一篇权威的史料。

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给上级机关写了一篇调查报告：《一年来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他说：“土地改革彻底改变了解放区农村的社会关系。封建剥削者地主阶级大大削弱了，在土地改革实行彻底的地区，他们都已转向自己劳动或经营工商业；富裕中农，特别中农大量增加；贫农减少，赤贫绝迹。许多典型材料都证实了这个趋势。如太岳长子县六个村，地主全数转入劳动，富裕中农由三十七户增至五十五户，中农由四百六十四户增至九百五十户，贫农由六百三十八户减至三百八十九户，赤贫由一百八十九户减至七户。”这六个村一千四百零一户中，中农和富裕中农占了一千零五户，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七十一点七。注15

“依靠贫雇农！”谁敢说不对呢！在政治上、在道义上他处在无懈可击的地位；如果不同意他的政策，说你是富农利益的代表，是农村资本主义势力的代表，你就站在了无法辩解的在党内受审判的地位。这就是共产党内“左倾”的厉害。心里明知道它不对，明知基本群众不赞成，但你得高声喝彩，在行动上努力去贯彻执行。既然“少奇同志”都受了批评，谁还敢再替那些土改前的贫雇农、现在的中农和富裕中农请命呢！于是，全党上下一致全力推进互助合作运动，而且各省各县在做法上比学赶超，进展速度越来越快，公有化程度越来越高，唯恐自己的辖区落后，总之一句话，越来越“左”。

毛泽东确是出自崇高的愿望，高尚的动机，但他阻碍了、窒息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应该出现的一段富足康乐的太平盛世没有出现，出现的是贫穷、浮肿病、饿死人等等。据卫士长李银桥回忆：“一九五九年九月三十日，毛泽东吃过两次安眠药，仍然未能入睡。他的办公桌上堆满文件和电报。饥荒已经笼罩全国。安徽、山东、河南等省发来了饿死人的绝密电，这些内容只有政治局常委才能看到。”“十一”那天，毛泽东照常登上天安门城楼，接受子民们三呼万岁。“国庆节之后，毛泽东立刻南下视察。专列开入山东时，沿途土地龟裂，到处是白花花盐碱。进入安徽后，情况更糟糕，大田里看不到丰收的庄稼，却插着一堆一堆的红旗。”毛泽东“嘴里不断喃喃：为什么是这样呢？为什么？人民当家做主了，不再为地主种田，是为人民群众自身搞生产，生产力应该获得解放么？！……”这是这位一辈子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伟大人物的悲剧。

（作者系国防大学四级研究员，本名宋科）

（责任编辑 吴 思）

注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版，上卷第47页

注2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8册第554页

注3《刘少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上卷第435页

注4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版，上卷第58～60页

注5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9册第327～328页

注6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9册第326页

注7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版，上卷第188页

注8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版，上卷第188～189页

注9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版，上卷第189页

注10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版，上卷第190～191页

注11《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702页、第1057页

注12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版，上卷第191页

注13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1卷第12章

注14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近代史教程》，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分册第21页

注15于光远：《一年来的解放区土地改革》，《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2月版，第330～331页

2007年第10期 《新人口论》五十年祭　作者：马大成

马寅初作为我国最早留学美国的经济学博士，在1920年3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七卷第四期上发表了《计算人口的数学》一文，表明他很早就关注中国的特殊的人口问题。20世纪30年代初，他在上海交通大学等学校专门设课讲解人口和资源问题，介绍马尔萨斯和汤姆逊等的人口理论。他对马尔萨斯人口论中的酷刻寡恩的、悲观的人口论调进行了批判，提出了适宜人口的观点，还提出了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方法。他认为：一要改变“多子多福”的家庭观念；二是发展教育事业，使人人具有专门技艺，人人均得高等工作；三是发展民族工商业，扩大对劳动力的需求。然而当时动荡的中国还不是解决人口问题的时机。

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国解决人口问题创造了条件。包括马寅初在内的一些有识之士，积极建议中央人民政府开展人口普查。1953年，新中国进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普查的结果，至1953年6月31日止，中国的总人口达到601938035人，出生率为37‰，估计自然增长率为20‰。从此，马寅初对新中国人口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且把它列为自己的重点科研项目。马寅初认为毛主席和共产党在中国老百姓中有着巨大的威信，正是解决中国人口问题最好的良机。

1954年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后，马寅初以全国人大代表身份先后三次到浙江视察，详细地调查了农村人口出生、死亡、增长的真实情况。用他自己的话讲，“浙江旧时的十一个府，我到了十个，浙江有代表性的乡村都去过”。1955年7月12、13日马寅初在一届人大二次会议浙江小组会上作了《人口问题与科学研究》的发言，得到了邵力子、王国松、竺可桢、赵忠尧、顾功叙的支持，而宋云彬认为马老的观点是马尔萨斯的。14、15日宋云彬、陆士嘉、张琴秋等对马寅初继续进行批驳，希望能阻止他将“发言”提交大会，马老坚持己见于15日下午将发言稿提交王国松，沙文汉看后大惊。15日晚，王国松与竺可桢同到马家长谈一夜，王、竺二人反为马老说服。19日马老又提出其人口观点，众皆起而攻之，有的说马老的观点是马尔萨斯的，是以失学、失业为名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不满；有的说苏联都没讨论人口问题我们也不要讨论；有的认为马寅初的观点将成为帝国主义及反动派攻击中国的口实。马寅初感到当时的空气不适合提出人口问题，于是就说：“大家可以不同意我的意见，我暂时收回发言稿，但我认为，我的意见和主张是正确的，我将对这一问题继续进行调查、研究、补充、完善后，下次人大会上我还将提出来。”马寅初自动收回了发言稿，静待时机成熟时再在大会上提出来。

1956年2月27日，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整风问题的讲话。4月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在艺术上“百花齐放”，在学术上“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学术界、文化界气氛一时变得活跃起来。后毛泽东在1957年2月27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到人口问题时，说：“关于这个问题，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或者设一个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因为要解决技术问题，设一个部门，要经费，要想办法，要宣传。”马寅初感到时机成熟。在1957年3月1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马寅初作了“要控制人口、有计划地生育”的发言，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的一致赞同。毛泽东说：“这一条马寅老今天讲得好，我跟他是同志。从前他的意见没放出来，有人反对，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政府应该设机关，还要有一些办法。”马寅初受到了极大的鼓舞。1957年4月1日，马寅初在中华医学会节育技术指导委员会成立会上谈人口问题时说：“毛主席和党中央非常英明。从‘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政策出来后，过去多少不敢谈和不能谈的问题都开始谈了，可以想见今后学术界的繁荣和兴旺，我愿意把这个问题摊开来，提供大家研究讨论。”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治气候下，马寅初加快了整理《新人口论》发言稿的步伐，准备提交一届人大四次会议讨论。

1957年，毛泽东在有关人口问题上的论述还有很多。1957年5月8日，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有关人口问题写道：“我国人口增加很快，每年大约要增加一千二百万至一千五百万，这也是一个主要问题，近来社会上谈这个问题的人多起来了。对于这个问题，可以研究有计划地生育办法。如果这个办法可行的话，也只能在人口稠密的地方研究实行，只能逐步地推行，并且要得人民的完全合作。”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第八届第三次全会上说：“我主张中学要上课，要教育怎么样生孩子，怎么样养孩子，怎么样避免生孩子，要生就生，要不生就不生。”从这些史料分析，当时毛主席是赞成计划生育的。毛主席希望中国的人口“有时候少一点，有时候停顿一下，有时候多一点”。并且党和政府也制定了一些节制生育方面的政策，只是与马寅初的计划生育有些距离。后来毛泽东在人口思想上的转变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反右”声浪下左的思想的影响；二是当时中国正在掀起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大兴水利，大炼钢铁，中国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下，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加上劳动力使用不当，使得领导人感到劳动力匮乏，坚定了毛泽东原有的社会主义条件下人口问题的观点。

风云突变！在1957年5月8日起由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帮助中共整风的座谈会上，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人的发言引起了中共和毛泽东的警惕。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送中共高干阅读。6月8日，《人民日报》刊出了社论《这是为什么？》，毛泽东发出了反击右派进攻的号令。同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霎时间知识界黑云压城。在当时不仅人口问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马寅初的两篇文章《联系中国实际来谈谈综合平衡理论和按比例发展规律》和《资本主义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已有人进行责难。这时是否将“新人口论”的发言稿提交在6、7月召开的一届四次人代会，有朋友劝马寅初等等再说。对于“新人口论”的产生，马寅初在北大针对他的人口论批判会上是这样解说的：“我去年发表的新人口论，这个新人口论如何来的呢？因去年小学生上不了中学，中学生上不了大学，张教育部长在政协会上报告说：‘国家不能解决，没有这样多的钱，所以要动员学生到农村去’。很多教育界的人说：‘可以开放民办学校’。我视察浙江温州时，一个农民告诉我，农村中一个礼堂还不如温州市马路上的一个厕所，他们对城市居民有很多意见，农民在生活上要向城市看齐。因此我提出人口问题，是向党上一个建议，要快快注意人民的不满情绪，并非吓唬党，现在的党天不怕，地不怕，谁敢吓唬？”

1956年，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高潮，各项事业突飞猛进，国家对教育事业非常重视。1956年仅教育部所主管的普通教育和师范教育事业的经费，就占国家总支出的4.96%，占整个文教卫生总支出的38.5%，但报上仍登载，很多小学生升不了中学，中学生升不了大学。此时有着火热赤诚爱国之心和强烈民族责任感的马寅初心急如焚，他认为，人口问题是关系到民族存亡的大问题，现在不解决，将来就更困难。如果这次人代会不提出来，以后恐怕就再也没有机会了。而且他不愿像哥白尼那样在踌躇了三十六年后，才在临死前的病床上，不顾任何威胁，公布他的“太阳中心说”，向教会的迷信挑战。于是在1957年7月3日，马寅初毅然而又不适时宜地在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新人口论》。提案认为，经过土改，阶级矛盾已经解决，今后的矛盾主要是生产矛盾。人口多，资金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矛盾，控制人口刻不容缓。并说政府若不设法控制，将来农民难免会把党的一切恩德变为失望与不满，解决的办法就是计划生育。7月5日，《人民日报》以人大代表提案形式作了全文发表，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关注。祝贺和称颂的信件雪片似地寄到马老居住的东总布胡同32号和北京大学，其中就有陈伯达、胡乔木等人的贺信。但就在收到祝贺信件的同时，全国人大召集人会议上却布置浙江代表团对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批判。

随着反右运动逐渐扩大，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同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在《不许右派分子利用人口问题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的文章中，对马寅初人口理论进行不指名的批判。此后，周恩来总理找马寅初谈话，肯定马寅初计划生育的主张，但指出《新人口论》有几点缺陷：“（一）没有提到党政的领导；（二）写完后没有同人民代表做几次集体讨论；（三）太悲观，看不到组织起来的人民的力量。”马寅初欣然接受周恩来总理对《新人口论》的批评。在后来出版的《新人口论》全文前，加了这样一段话：“由于党和毛主席的英明的领导，人口的控制已有了办法，1957年10月26日发表的《1956年—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第二十九条第三项规定：除了少数民族的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行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过重的生活负担，使子女受到较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就业的机会，我相信有了这一项规定，五亿农民中多子多福的思想，一定可以尽快扭转过来。”马寅初对原文作了部分修改，增删了一些材料，删去了如“波匈事件的原因之一，就是由于政府只顾工业化，不顾人民需要，使人民对于工业化的热望一变而为对生活的失望，因此出了乱子。”等刺眼文句。1958年2月，一届人大五次会议召开。在反右的压力下，这个会议上，代表们或对自己的思想作痛哭流涕的检讨，或大贬知识分子不过是不识“五谷”的识字分子，或大谈“除四害”的贡献。当时热衷于人口控制论者如吴景超、陆钦范等已被打成右派。但马寅初不愿放弃他“有计划生育”的主张，在这个会上他作了“在最近一次最高国务会议听了主席的话有感”的发言（后稍作修改以《有计划地生育和文化技术下乡》为题在2月10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以作为对《新人口论》提案的补充。从提案的内容可知马寅初在人口问题上不像过去那样焦灼了，尤其对党政领袖们对人口问题的关注表示欣慰和愉快，把原来的悲观观点改正了过来，变得乐观了。周总理对马寅初的这次发言非常高兴，当了解到马寅初的《我的哲学思想、经济理论和政治立场》一书将要出版，并且里边插有《新人口论》一文时，周总理建议马寅初说，“把第一篇（指《新人口论》）大大地改一下或者不要放进书内，第二篇（指《有计划地生育和文化技术下乡》）编进去。”但那时书已经印好了，第二篇已来不及插进去，所以马寅初向周总理提议组织一个中国人口问题研究会。1958年夏，北京大学成立了由陈岱荪、樊弘、赵靖等教授组成的“人口理论研究会”。马寅初在“研究会”成立的会上说：“批判我的新人口论就不应该只批判第一篇，而应该把两篇文章连起来一起批判。”“新人口论写完的时候没有同人民代表大会同志们作几次集体讨论，不经过集体讨论，而要使人人的意见趋于一致，是不可能的，不但现在不可能，将来也不可能的。因此，我向总理建议由中国革命史教研室同志们来组织一个人口问题研究会，讨论时我也来旁听。这样大的问题单是北大研究还不够，最好复旦、武汉等几个大学也来研究，比较正确些。单是北大拿出去的东西，全国各大学未必会接受。多几个综合大学来研究，写出来的东西可以看成是全国性的。”其实马寅初的人口理论，当时在中共高层、北大的人口理论研究会和全国各地都不乏支持者。就是在马寅初遭到全国性大围攻时，仍然有人致信马寅初表示对他的支持，但是不敢具名，只写上“读者谨上”。

1958年1月28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人多好还是人少好？我说现在还是人多好。”1958年3月23日毛主席在成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宣传人多，造成悲观空气，不好。应该看到人多是好事，实际人口七亿五到八亿时再控制。”同年4月15日，毛泽东主席在《红旗》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介绍一个合作社》的文章，文章说：“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多干劲大。”

1958年3月底，北大出现批判马寅初人口理论和经济学思想的大字报。

1958年4月19日，北大党委给北京市委打报告：“㈠对马寅初的右派言论，可以在小型谈心会上给予批评。㈡对马寅初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思想也可以小会批判，目前不宜开大规模批判会。”时任北大党委书记江隆基的女儿江亦曼回忆：“父亲按照中央指示，曾同马老谈话劝马老在人口问题上，可在北大内部讨论，但是马老是坚持真理啊！”

当时，批判马寅初主要是在学术方面，重点是马寅初人口论中悲观的论调。

事件的转变是从1958年5月开始的。著名经济学家、原北大马寅初校长助理严仁赓回忆说：“1958年5月4日，那天我主持会议，我看的很清楚，陈伯达在北大六十周年校庆纪念大会上作讲话，讲话的内容就是他在《红旗》上发表的《在毛泽东旗帜下》的内容，但是中间突然加了一句话，‘马老您要作检讨’。从那时起就开始酝酿对马老的批判。”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不点名地批判了马寅初的人口论。刘少奇也在大会工作报告中指出：“某些学者甚至断定，农业增长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他们认为，人口多了，消费就得多，积累就不够多，……他们只看到人是消费者，人多消费多，而不首先看到人是生产者，人多就有可能生产的更多。显然，这是一种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

1958年6月5日，北京大学党委继续向北京市委、国家教育部和中央宣传部打报告，提出在校内对马寅初的观点进行批判，并要求外界报刊予以配合的意见。

在陈伯达、康生的策划下，一个声势浩大的批马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但是智者不惑，无私者无畏，马寅初没有在康生、陈伯达组织的强大阵容面前退却，而是单枪匹马，出来迎战。出于爱护，一些朋友如陈云、张治中、周培源、陈立等纷纷劝说马寅初偃旗息鼓，连他最尊敬的好朋友周恩来总理（“最得人心的党员”是马寅初对周恩来的评价）也再一次找马寅初谈话，希望马寅初以大局为重，作个深刻检讨。原国务院新闻办八局局长杨建业说：“马老只要作个检讨，中央准备安排他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在强大的压力面前，马寅初经过了痛苦的思索后，致信周总理以“学术问题贵于争辩，愈辩愈明，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为由拒绝了周总理苦心的劝告，并在《新建设》上发表了 “附带声明”和“重申我的请求”。表示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对那些爱护他的朋友尤其是总理表示感忱和歉意。马寅初严正声明为了学术尊严“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而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1959年12月15日和12月24日，康生两次指示中宣部、北京市委、北京大学、《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五个单位，要求“学术问题政治问题一起批判，把他的洋奴思想剥开批臭，把他的政治面目彻底揭露”。“要像批判艾奇逊一样批判马寅初，批他右派也可以”。“要将大字报贴到马寅初的门上去……把马寅初批臭后调离北大”。许涤新知道后将此事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当即作了指示，“马寅初是国际国内都有很大影响的经济学家，他很爱国，一个人有爱国心不容易，不能批为右派。”马老在周总理的保护下虽没被定为右派，但被迫辞去了北大校长的职务。马寅初并没气馁，在此同时召开的全国政协会议上他坦诚直言大跃进的失败“不是因为人手不够，而是因为效率太低”。博得了会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大江东流去，永远不回头。往事如烟云！奋力写新书。”马寅初是一位真正的学者，不管是高居“庙堂”，还是远居“江湖”，他心里始终装着国家与人民。闲赋后，他开始静心地写未完成的“农书”。“在此后长达二十年的默默无闻的生活中，马寅初同志仍关心着党和国家大事。六十年代他曾上书中央领导同志，对学习毛泽东思想，防止个人崇拜等问题，坦率陈词。”

1979年7月9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实践作了公允的裁判，二十多年的是非终于得到澄清，真理在马寅初一边。”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7年第10期 黄克诚：“我这个人是敢讲真话的”　作者：王贵胜

1955年，黄克诚被授予大将军衔。在共和国的开国将领中，他是因讲真话被罢官次数最多的一位。他一生以敢于直言著称，从不察颜观色、人云亦云，也从不患得患失、违心屈服。

有人讲，黄克诚天生后脑勺上长“反骨”。他一生都勇于扮演“反派”角色，在关键时刻始终以唱“反调”出名，其中影响最大的有10次。

黄克诚第一次唱“反调”，是1927年12月反对“暴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黄克诚回到湖南省永兴县，开始秘密组织农民武装起义。蒋介石的大屠杀早就使一些革命者心里窝了一肚子火，在一次特别支部大会上，黄克诚传达了湘南特委提出的暴动口号，与会人员一听就像点着了火药桶，要求立即行动。黄克诚说：“暴动的事，我赞成，但时机还不成熟，缺乏群众基础，等组建起工农武装队伍后暴动也不迟。”他的同窗好友马上指责他：“胆小鬼，就你怕死，我看你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其他人纷纷加入群起而攻之的行列，这是黄克诚第一次作为右倾机会主义者遭到批判。

黄克诚第二次唱“反调”，是1928年1月反对“烧房子”。湘南暴动后，湘南特委提出所谓“焦土战略”，命令各县大烧大杀，以此阻止敌人的进攻，老百姓为此不得安生。黄克诚在讨论湘南特委的指示时，坚决反对这种错误政策：“烧房子的做法不得人心，我不赞成。”县委书记严厉地对他说：“就由你负责烧县城，看你烧不烧，否则我就给你处分。”黄克诚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指挥部队只烧了衙门、祠堂和个别商店，而把县城的大部分房屋和商店保留了下来，但是他被撤销了县委委员职务。

黄克诚第三次唱“反调”，是1930年7月反对“攻打武汉”。当时，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了中央领导机关，把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看成是决定中国革命胜负的关键，提出了“攻打武汉、饮马长江”的口号。1930年7月中旬，红三军团、湖南省委、湘鄂赣特委在平江县举行联席会议，作为支队政委的黄克诚提出：“现在提出夺取武汉的主张是不现实的，因为目前我们根本不具备夺取武汉的条件。”他的发言立即受到与会者的严厉批评，指责他的观点是“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军团政委贺昌试图说服他承认错误，他拒不认错，大声表示：“现在不服，将来也不服，准备再和你争论20年。”据此，红三军团撤销了准备任命他为纵队政委的决定。彭德怀对他说：“提了没用不如不说，下一次你少放炮。”他说：“这做不到，明知不对，让我不说，杀了也不干!”

黄克诚第四次唱“反调”，是1931年夏反对“肃反”。当时，黄克诚担任红三师政委，被从反“围剿”前线召回，肃反委员会交给他一份“AB团”分子名单，要他照单抓人。他据理力争，愿用脑袋担保这些人没有问题，结果遭到严厉训斥。他便让点名要抓的人暂时上山躲起来，此事被肃反委员会发现，躲藏的人不久被杀害了。黄克诚质问肃反委员会的人：“为何滥杀无辜？”结果肃反委员会将他逮捕，以“同情和包庇反革命，破坏肃反”的罪名，欲将他处决。军团长彭德怀闻讯后，火速从前线赶回，要求“刀下留人”，黄克诚才幸免一死，但被撤销了师政委职务，到军团司令部当了一名秘书。

黄克诚第五次唱“反调”，是1932年10月反对“打赣州”。黄克诚任红三军团第一师政委不久，临时中央再次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指令红军攻打赣州。他和军团长彭德怀吵了起来：“彭老总，你这是半个立三路线!”结果打赣州失利，黄克诚为减少损失，带领部队主动撤出战斗。赣州战役后，红三军团政治部专门为黄克诚开了一个广昌会议，集中批判他的错误，与会人员指责他“一贯右倾，对抗中央路线”。他据理力争，拒不检讨，还批评上级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又一次被撤销师政委职务，到红三军团教导营担任政委。彭德怀找他谈话说：“再提意见，你就要被撵出红军了。”他说：“我又不是哑巴，怎么能有话不说!”

黄克诚第六次唱“反调”，是1935年1月反对“硬拼”。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挫败后被迫长征，攻占遵义后，黄克诚向上级建议：“老根据地已经丧失，主力红军又受到重大打击，剩下的部队已经不多了。当前应保存实力，尽量避免与敌人硬拼，为中国革命保存一点火种和骨干。”结果，他被怀疑对革命悲观失望，缺乏信心。部队进到西昌，红三军团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黄克诚又被点名批评为“右倾机会主义”。他再一次被撤销师政委职务，到师司令部担任侦察科长。

黄克诚第七次唱“反调”，是1942年反对饶漱石搞“小动作”。当时，饶漱石任中共中央华中局代理书记兼新四军政委，独揽党政军大权，采取不正当手段，排挤新四军军长陈毅。黄克诚时任新四军三师师长兼政委，他实在看不惯饶漱石的所作所为，在华中局扩大会议上拍案而起，批评饶漱石：“无论如何，让陈毅军长离开华中，是个很大的损失。毛泽东和朱德同志在一起工作多年，彼此也有过不同意见，但他们却始终团结合作得很好。你刚来不久，就想把陈毅同志挤走，实在不应该。你这种做法很不光明磊落，不是共产党人的作风。”他的直言不讳的批评，使饶漱石敢怒不敢言。

黄克诚第八次唱“反调”，是1943年7月反对“抢救运动”。1943年7月15日，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动员报告，掀起了所谓“抢救运动”，要求对全党干部进行一次组织审查，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当时中央有指示，谁也不敢不执行。黄克诚在所领导的新四军3师7旅搞了一下试点，发现有一半的人需要“抢救”，感到这与当年中央苏区抓“AB团”分子如出一辙，便一边向上级打报告表示反对，一边下令在本师不搞“抢救运动”。一些好心人劝他说：“和上面对着干，会有麻烦的。”他说：“我一个人有点麻烦没有关系，要是那么多人都有麻烦，可就真麻烦了。”“我宁愿错放，也不能错杀。”为此，他又被扣上一顶“右倾”的帽子。

黄克诚第九次唱“反调”，是1946年5月反对“四平决战”。1946年4月，国民党军队集中8个军的兵力攻打四平，林彪指挥10万大军与敌人在四平一线展开激战。毛泽东非常重视四平之战，从4月6日至5月19日，先后给林彪发去10多份电报，中心内容是坚守四平、死守四平。黄克诚从大局出发，主动向林彪提出从四平撤退的建议。黄克诚看到林彪对他的建议不予理睬，便于5月12日直接致电中央，建议四平保卫战适可而止，不能与敌人硬拼。5月19日，毛泽东以军委名义给林彪电报：“如果你觉得继续死守四平已不可能，便应主动放弃四平，由阵地战转为运动战。”显然，毛泽东采纳了黄克诚的建议。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有一次毛泽东与黄克诚谈起四平保卫战时说：“固守四平，是我决定的。”黄克诚说：“是你决定的也是错误的。”毛泽东一时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才自言自语地说：“那就让后人去评说吧。”

黄克诚第十次唱“反调”，是1959年7月反对“浮夸风”。当时，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因反对“大跃进”等“左”的错误，上书毛泽东提出不同意见，在大会上受到批判。黄克诚在会议中间被叫到庐山批判彭德怀，却在会上公开表示同意彭德怀的看法。中央常委刘少奇、周恩来等找黄克诚谈话，要他与彭德怀划清界限，但他仍“执迷不悟”。实在不行，毛泽东亲自出马与他谈话，指责他是彭德怀的政治参谋长、“湖南集团”的首要人物、“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与彭德怀是“父子关系”，黄克诚一一进行了辩论，反对强加给自己的几顶帽子，最后表示：如果说我的观点与彭德怀的观点基本一致，我还是承认的。黄克诚在关键时刻的表现，让毛泽东深深失望了。8月2日，在批判彭德怀的中央全会上，有人要黄克诚对彭德怀“反戈一击”，被他断然拒绝。结果，黄克诚被撤销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职务，打入“彭德怀反党集团”，一顶右倾帽子整整戴了20年。

黄克诚一生因讲真话被多次批判、多次罢官，但他始终无怨无悔、矢志不渝，始终是“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到了晚年，黄克诚在被罢免20年复出后，更是以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鲜明态度，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以敢于捍卫真理的巨大勇气，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对一些重大敏感问题坦诚地讲出自己的真话。

1980年11月，黄克诚在中纪委会议上说：“如果把建国以来我们党所犯的错误都算在毛泽东身上，让他一个人承担责任，这样做不符合历史事实。过去解放新中国，建设新中国，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都尽了一份责任，功劳大家有份。现在把错误都算在一个人身上，好像我们没有份，这是不公平的。我们应当来分担应当分担的责任，那才符合历史事实，符合唯物主义。”黄克诚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受到毛泽东的错误批判和不公正处理，20年后，他能够以公正的态度评价毛泽东，使许多人深为感动和敬佩，他的这番话也说出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共同心声。邓小平在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过程中，始终把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作为“最核心的一条”，作为“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问题”，反复强调：“对毛泽东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政治问题。”邓小平特别强调：“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人都正确，只有一人犯错误。这不符合历史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由此可见，邓小平和黄克诚对这个重大问题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

黄克诚在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时，敢于突破一些历史禁区和思想禁区，讲别人都不敢讲的真话。特别是他对林彪的评价，在当时的政治气氛和历史背景下，确实需要超人的政治勇气。当时，《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写了关于林彪的条目，请黄克诚审定。他读完条目后对秘书说：“林彪的条目不能这么写，这样是不能向后人交代的。如果说熟悉林彪的人，我现在算是一个，也只有我这样的人说话了。‘文化大革命’期间，虽然林彪也是整我的，但我还是要说他一些好话。”黄克诚让秘书把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的有关同志召集在一起，开门见山地对他们说：“你们写的这个条目，需要修改。你们要学司马迁，要秉笔直书，要对历史负责。林彪在我军历史上是有名的指挥员之一。后来他犯了严重罪行，是死有余辜。在评价他的历史时，应该分为两节：一节是他在历史上对党和军队的发展、我军战斗力的提高，起过积极作用；另一节是后来他对党、对军队的严重破坏，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这两方面都写明确，不含糊其辞，才符合历史事实。”黄克诚用历史事实客观地评价林彪：“我这个人是敢讲真话的。现在我也要说林彪几句。他和我早就认识了，井冈山会师就见到了他。以后我们分了合、合了分，有不少的接触。在红军时期，朱毛手下战斗力最强、战功最大的是红四军。据我了解，林彪有指挥能力，算得上一员战将。要承认这个事实。林彪生前我这么说，林彪死后我还是这么说。有人说林彪不会打仗，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态度，也不符合历史事实。”黄克诚说了红军时期，又说抗日战争，再说进军东北。他说：“林彪在东北是有很大贡献的。去东北的时候，大概只有10万人，进关时有120万部队，这不能说没有他的功劳。如果我们说林彪是个不会打仗的人，只有鬼才信。辽沈战役，他的功劳不能抹掉，也是抹不掉的。当然也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但他是东北地区和部队的主要领导人，这历史功绩不能抹掉。”“建国以后，军队授衔，那是经过毛主席、经过许多同志反复考虑、权衡，才评出十大元帅，国内外都知道。如果把他写成一个一无是处的人，不仅不符合事实，而且也难令人置信。”有人提醒黄克诚，“文革”中林彪可是整过你的呀!的确，黄克诚被批斗时，给林彪写过一封信，希望林彪就一些知情的事说一句公道话，然而林彪不但没有为他说话，反而加重了对黄克诚的批判。黄克诚说：“不管他怎么对我，反正我是要公道地对他。”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有多少人屈从于权威、屈从于淫威，最终选择了说假话，真话几乎成了遥远的绝响。黄克诚作为一个“死不悔改”的直言者，终生与真话为伍，终生与真理为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写的人。1949年10月，黄克诚曾为一位死难者题词：“威武不能屈，临难不苟免，是真正的人民英雄。”综观黄克诚的一生，他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为真话而生存，为真理而斗争，从来没有出卖自己的良心，也从来没有出卖自己的灵魂。1986年12月28日，黄克诚逝世。他的夫人唐棣华在挽联中写道：“即死无憾矣，仰不愧天，俯不怍人。”挽联写得恰如其分，黄克诚确实当之无愧，应该永恒地雕刻在他的墓碑上。

(作者系总后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7年第10期 张闻天在外交部主持反右运动　作者：萧　扬

张闻天一直是以尊重和爱护知识分子出名的，所以对1957年那场名为“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实为整知识分子的反右派运动，不但思想上毫无准备，而且也格格不入。但是，由于职责所在，他还是在视察驻外使馆的中途被召回国主持外交部的反右派运动了。用周恩来的说法，是请他“挂帅”。这就使张闻天承担了一个相当困难的角色。他不能不在全国统一部署和部内“左倾”习惯势力的多重压力下，左右周旋，尽其所能地保护知识分子，减轻运动给外交部工作带来的损失。

一

反右运动开始时，张闻天正在巡视我国驻东南亚各国使馆的工作。这种巡视，深入细致，真正解决问题。据胡乔木回忆，周恩来对此颇为赞赏，认为在张闻天以前或以后的外交部领导人员都没有这样做过，说明他“在外交部工作做得比较认真仔细”。张闻天自己对这种巡视确是全身心投入。他这次出国，先后视察了驻印度、巴基斯坦等国使领馆的工作。正在视察驻印尼使领馆时，国内反右运动开始了，周恩来也接连去电催促他回国主持运动。但他却仍然坚持将驻印尼使馆和驻缅甸使馆的检查工作全部做完，至于参加运动，反倒显得并不着急。

张闻天离开北京是2月27日，正是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做人民内部矛盾报告的那天，回到北京则是7月14日。短短的四个半月中，国内形势发生了令人头晕目眩的变化。外交部在姬鹏飞主持的运动领导小组领导下，反右运动已经进行了一个多月，运动领导小组的会议也举行了三十多次。部内各单位批斗本单位右派分子的大小会议热火朝天，东楼大礼堂还开了火药味甚浓的全部大会。被斗的当然都是知识分子干部，其中许多人还颇为张闻天所欣赏。例如浦山，系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1951年曾经作为伍修权的特别助理出席安理会，后来又作为谈判班子成员参加板门店谈判。薛谋洪，北京大学1951年政治学专业研究生毕业，除英语、法语外自学俄、德、西班牙多种语言，外交部研究室（原来的政策研究委员会）的写手。林致惠，自学成材的俄语干部，当时外交部翻译室数一数二的俄语译员。曹棉之，新闻司主管动态调研的科长，编写《临时通报》的主力。这些同志在1956年干部调整级别时曾经连调两级——那时张闻天主张对于优秀而又级别偏低的干部越级提拔，全部有十几名干部获此优遇。现在，他们中半数成了右派，浦山还曾被揪到全部大会的台上，与浦山同一办公室的毕季龙被布置到台上当面揭发，台下则“打倒”之声震耳欲聋。这种事态发展，显然出乎中途接手的运动主持者张闻天的意料，也决非他所乐见，但形势已非他所能扭转。

张闻天从东南亚回到外交部时，全国反右之火正在愈烧愈旺。毛泽东7月9日讲话说，“右派还要挖，不能松劲，还是急风暴雨”。同一天，毛泽东还写了中共中央通知，点名批判的右派人数要增加，对右派学术方面的“反攻”要扩大。接着就是《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宣布同右派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8月1日，毛泽东又写了《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强调对右派“必须在中央一级和省市自治区一级各机关深入地加以挖掘”。外交部怎么办？前一阵部内各单位已经斗争了一大批右派，是按照部署继续深挖，急风暴雨，使斗争升温，还是灭火，降温？在那种形势下，灭火是不可能了。但是降温的事情张闻天确实在做。

7月24日、26日、27日，张闻天接连主持外交部运动领导小组第34次、35次会议。从现有扼要的条文式的会议纪要上看，张闻天在这几次会上强调了以下几点：右派材料涉及这些人的政治命运，要重新审查，要经过批准；对右派批判揭发要充分说理，不要追动机；要区分中右和右派。其用意很明显，一是减弱群众斗争以势压人的火药味，二是尽量少划右派。

那些年代的过来人都明白，政治运动中的“追动机”是怎么回事。一件最平常的事，经过七追八追，可以追出反革命的动机来。比方说，外交部鸣放中主要话题之一就是所谓大使安家楼问题。总务司在报房胡同盖了一栋公寓楼，安排一些大使和司长们入住。公寓楼的条件按现在的眼光看并不怎么样，但是比起当时一般干部很少有暖气和单独卫生间的居住条件来，当然好得多。鸣放中许多人觉得不公，有些人批评这是特权。反右中如果追这些人的动机，就可以追出有意挑拨群众对党不满的动机来。追动机，还有追组织（许多子虚乌有的反党集团、反革命集团就是追组织追出来的），都是多次运动中惯用的手法。既然是政治斗争，目的是打倒或震慑政治对手，也就用不着多费唇舌，尽可以把所谓“摆事实讲道理”放在一边，用最简便的追动机追组织的办法，就可以制造出犯罪故意和犯罪事实，达到铸造罪名致人于死地的目的。毛泽东说，反右派斗争“主要是政治斗争”，思想斗争不占主要成分。既如此，在各个单位的实际操作中，追动机追组织这一套传统办法就会被代代相传的运动积极分子自然套用，用不着谁来教给。张闻天要求充分说理，不要追动机，这违反作为政治斗争的运动规律，要贯彻反倒要克服相当大的阻力。

二

更为重要的是少划右派。

张闻天回到外交部时，部里已经定了一批右派，张闻天对此不满意。例如对于前述浦山之被定右派，我那时在张闻天身边工作，就多次听见他私下表示过对主持者的责怪。对曹棉之被划，他质问有什么理由。新闻司的年轻科员潘其俊也在右派名单之中，他说：“那个小女孩，怎么也算右派？”但是，这些都木已成舟，在当时的气候中，即使以张闻天的权位也不好改变。他只能尽量挽救尚未定案的斗争对象。中央强调某些国家机关等“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是右派分子活动的主要场所，要求“深入挖掘”，张闻天实际上却是反其道而行之。他在各种会议（部领导办公会议、运动领导小组会议）上反复强调，划右派要特别慎重。各单位要求划作右派的人太多了，要研究，不要把一般认识问题定成反党反社会主义，能不划的尽可能不划，有些可定为中右。发表过右派言论的多半是一些“秀才”和有能力的知识分子干部，一旦戴上右派帽子，不但他们的政治生命从此断送，我们也不好再使用他们了。有些单位领导运动的负责人思想一时扭不过来，张闻天还分别找他们谈话。亚洲司的专员谢爽秋是老资格的地下党员，抗战初期曾以《扫荡报》记者身份采访毛泽东，平日有些文人习气，讲话随便一点，鸣放中不知讲了些什么，司里一些同志要将他划为右派。张闻天不仅在会上尽量拖延决定，还专门找司里运动领导小组的两位负责同志做说服工作：能不划就不划嘛！谢爽秋得以免于被划。对于外交部直属的外交学院教员王绍坊（他曾经留学伦敦经济学院，著有《中国外交史》），张闻天也劝说学院副院长何戊双：我看过他写的书，写得不错，不要划右派吧，让他去教教书。可惜在当年那种气氛下，连张闻天说话也不灵，王绍坊还是难逃厄运。外交部直属的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陈翰笙，是著名学者和老党员，鸣放中也讲了一些话。据时任外交部党组秘书的何方说，几次党组会上讨论，不少人认为陈翰笙应划右派。张闻天虽然不同意，却找不出理由说服大家，只是设法拖了一阵。最后想了个办法，说陈翰笙长期在国外，很少经受组织生活锻炼，所以说话没个准头，应该把他当作党内的民主人士处理。大家也就接受了张闻天这个不成理由的理由，陈翰笙于是免于被划。办公厅一位秘书，工作积极努力，就是有时会传播些有影无影的绯闻逸事、小道消息，一次瞎说张闻天的夫人刘英过去是某人的妻子。支部为此坚决要划此人右派。汇报到党组会上，与会的党组成员刘英竟哈哈一笑，说哪有这事，完全是胡说八道，但也不是什么政治问题。此人于是逃过一劫。愈是在最后定案阶段，这类口舌之争，这类交锋和反复就愈多。

三

外交部虽然也是知识分子成堆，被认为应该是右派活跃的地方，但是鸣放期间真正涉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所提六条标准的言论并不多。较多的是对于生活福利和干部工作中一些具体问题的意见，例如前述大使安家楼问题之类。那时中国共产党执政不久，个人集权体制的弊端暴露得还不像后来那样明显，一般干部和群众的热情很高，外交部干部包括一些被定成右派的人并没有发表什么制度层面的言论。只有研究室（主任是乔冠华）和新闻司（司长是龚澎）的一些人有些不同，例如浦山、关在汉、李肇新、曹棉之、薛谋洪等。他们大多解放前接受过反蒋民主运动的洗礼，或曾留学，经历过西方民主政治的熏陶，很多人同乔冠华、龚澎熟识，并且由他们介绍来外交部工作。鸣放期间，他们常到乔家聚会，乔冠华、龚澎夫妇同他们一起谈天论地，他们自然受到鼓舞，回到本单位也就跟着鸣放。其中确有不少言论涉及基本制度问题。例如，他们提出过两党制问题，认为即使不搞两党，也可以在党内搞两派，以便相互监督。本来实行言论自由，这些言论完全可以自由发表，但是当时（甚至今天）显然犯忌，而且被认为属于“尖端”。所以运动一旦转入反右，这些人就首先被本单位抓住，在张闻天从东南亚回到北京以前已经被打成右派。在这些言论材料面前，张闻天也不好说话了。

接下来就是乔冠华和龚澎的问题。当时他们两位仍然继续正常上班，部里也没有宣布什么。但是研究室和新闻司的斗争对象所写材料不少都牵涉到乔、龚两位，这些人还因乔、龚两位未受触动而感不平。部里干部，特别是了解情况的司一级的干部不少也认为不公，不满张闻天迟迟不处理两人问题。有些人还正式提意见催促。龚澎当年的一位同学曾找何方代向张闻天反映。新闻司一位副司长也说部里对新闻司的运动态度不明确，张闻天在会上将他顶了回去。张闻天确实不愿将乔、龚两位打成右派，但是又承受着来自下面的这些压力。他的策略是拖，一是拖到冷处理，二是拖到陈毅部长上任以后。在周总理兼任部长的情况下，乔、龚不论如何处理，都不能不通过周总理并取得他首肯，而这样做无异于给他出难题。周总理在处理身边工作干部的这类问题上总是采取回避态度的。1958年我在外交部党组一次扩大会上任记录，就听周总理在会上说过，反右中有人反映总理办公室某人有问题，他就让办公室自己处理。这样，乔、龚的问题就拖到了1958年。那时外交部的右派已经定案，要下放农村的已经下放。3月31日和4月1日，陈毅主持外交部党组会。张闻天发言，还是像平时那样温文尔雅。他说，乔冠华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单纯业务观点和个人主义，但不是右派。他鸣放期间有错误，但是反右开始以后立场正确。他多年来积极为党工作，成绩还是比较显著的，工作能力也比较强，今后还可以为党工作。陈毅最后发言，采取了“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办法。他严词批判说，乔冠华提的都是要害问题，我们要给他全部端回去。还说，乔家是裴多菲俱乐部，乔冠华是外交部右派头子，一旦右派翻天，他就要黄袍加身。但是落实到组织处理，陈毅也主张不划右派。乔冠华（还有龚澎）就这样过了关。

但是，这件事并未到此为止，而是又有戏剧性的发展。张闻天在乔冠华问题上所起保护过关的作用，在他1959年庐山蒙冤以后竟被一百八十度地翻了个儿。1959年12月3日，在外交部的批判大会上，一位曾在1957年要求张闻天早日处理乔、龚问题并要何方代为反映意见的司长，一变而慷慨激昂地斥骂张闻天、刘英“整人”，要求重新审查乔、龚结论。乔冠华自己后来填写干部履历表“受过何种处分”一栏，也特地写上是张闻天给的处分云云。不论那位司长是否因为乔、龚最后并未倒台而想与之重新修好，也不论乔冠华对张闻天确有误会还是觉得说整自己的人后来已被打倒比较有利，这大概都可以算是又一场运动（不是反右运动，而是反右倾运动）中张闻天的额外“收获”，或者也可以算是运动西洋镜中折射人世百态的一景吧。

四

一番斗争，对右派的斗争。一番争斗，在右派定案问题上的争斗。外交部的右派终于定案。被戴上右派帽子的共有多少人，现在记不清楚了。我问过外交部的一些老人，有说二十余人，有说三十余人，要以档案为准。不论哪一数字，占当时外交部总人数的比例不超过1%至1.5%。不论与全国55万右派占500万知识分子11%相比，或与其他国家机关相比，这一比例都小得多。

定案之后，便是处理。按照当时做法，右派是要送去劳动作为惩处的。张闻天则念念不忘尽快重新使用这些干部，所以外交部并没有把所有右派都送去劳动，而是留了一些在机关，相当一批留在国际关系研究所，后来不少成为研究所的研究骨干。送去劳动的也有不少就近下放在北京周围，同外交部其他下放干部一起，不属劳动教养，也不属监督劳动，而属一般干部劳动锻炼性质。张闻天考虑右派的处境，嘱咐不要让他们“混不下去”，他们下放时不让向当地群众公布其右派身份。有的干部对此思想不通，在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外交部的批判会上借当地农民的话讥讽说：“外交部特殊，右派也特殊；外交部保密，右派也保密。”其实特殊的事情并不仅此一桩。张闻天（还有刘英）还批评支部成天要右派汇报思想。

大约过了不到一年，张闻天就指示并多次督促将一些右派调回分配工作。他说，右派分子凡有点才能的都要使用。他首先指名调浦山。人事司主管干部不同意，说浦山迄今不服，仍需劳动改造。张闻天说：“在乡下可以改造，在机关工作中也可以改造。”刘英也说：“回来做脑力劳动也是改造。”

关于是否必须体力劳动才能改造，还有一次思想冲突。人事司提出，留在机关的右派分子，每人每年至少需要劳动四个月。张闻天反对，反问：为何要劳动四个月，脑力劳动不是一样可以改造吗？

按当时惯例，右派即使留在机关，也不能从事原来的工作，尤其不能从事意识形态工作。国际关系学院的右派留在学院的也不再教课，只做些资料工作之类。张闻天对何戊双说，可以让右派讲课。他们讲课时，你们也可以去听听，他们知道的材料多，我们知道的少。要用其所长。在无产阶级政权下，是可以用他们的才的。在1959年1月28日外交部党委讨论国际关系学院工作的会议上，他进一步说，右派分子也可以教马列主义。作为一门课程，只要能把知识讲清楚就可以了。说右派教课影响不好，是年轻人幼稚。应该做思想工作，不要群众一说什么就怕。这些人是国家财产，放着不用是浪费，要造成一种环境让他们能教书，造成一个友好的环境来使用和改造他们。

不用说，张闻天在右派处理问题上的主张和为此辩护的论据，以及他在整个运动中对右派的保护本身，都是顶着最高权威和主流意识，逆流而上的。他以政治局候补委员（1956年八大以前还是正式委员）的身份只当一个副部长（这种安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堪称空前绝后），当然明白，自己已经是处于何等边缘化以至随时可以被弃如敝屣的境地。尽管如此，他还是在反右运动中这样做了。这就是张闻天，就是那个后来在庐山慷慨陈词的张闻天。

五

反右运动的许多特征同建国以来乃至建国以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一脉相承。张闻天对待反右运动的态度，还可以从他对待其他运动的态度得到印证。这里只谈外交部的肃反运动。

外交部的肃反运动迟至1955年7月21日，即毛泽东6月3日提出要将反胡风斗争发展为“揭露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一个半月以后，才由张闻天作动员报告。不久，张闻天就于8月5日去北戴河休假，一个月后回来，发现部内运动出现偏差。一些干部因为思想问题被当成“反革命”，领导运动的同志强调克服右倾，要求“连续作战”、“限期突破”，一些单位采取了限制人身自由、搜查和拆阅私人信件、甚至体罚等逼供信手段。张闻天着手纠正偏差。

他首先说，“运动搞左了”，“现在应该反左，不是反右”。这一估计明显犯忌。当时毛泽东正连续批转国家机关党委和河北、上海、广东等地报告，推广运动中反右倾思想的经验。直接领导外交部运动的国家机关党委更点名批评外交部的运动落后，部内不少人也认同这一看法。其实，运动高潮中只准反右，讳言反左，早已成了规律。

张闻天宣布停止群众性的肃反运动，转入专案审查。这又是犯忌的。毛泽东批转的各地报告中正不断强调要坚决克服不积极发动群众，不敢大胆让群众在小组会中开展思想斗争的倾向。而且利用群众斗争造成声势、施加心理压力，胁迫斗争对象“缴械投降”，本来就是历次运动的传家法宝。张闻天不但在这次运动中停止了小组群众斗争的形式，而且在肃反运动总结中写上：“大多数干部的问题只要经过审干的方式就可以获得解决，采取群众斗争的办法是错误的。”这句话已经如此明白，差一点就是“不搞运动”了。

运动七斗八斗，最后竟没有斗出一个反革命。张闻天要求对错斗的干部赔礼道歉，做好善后工作。这件事虽然费了不少唇舌，还是说服各单位运动的主持者照办了。不少被错斗的干部，第二年还被提了级。但是在做总结时有些人强调对于重点对象最后都作了正确结论，不愿承认斗错了的事实。张闻天坚持写上：运动“虽然未冤枉一个好人，但是确曾错斗了一些好人”。

还有一个控制数的问题。张闻天在总结中说，运动中的错误是由于“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错误地认为不超过中央规定的控制数字，不会发生偏差”，“我们运动中初定的重点对象，虽然没有超过百分之五的控制数，但实际上是不符合于外交部干部的实际情况的”。这就是说，不能凑数，不能唯控制数是从。

如何估计运动的成绩成了一个大问题。运动办公室所写总结稿使用了“成绩是基本的”这一当时必不可少的标准公式，张闻天坚决不同意。他的提法是：有成绩也有错误，“贬低运动的成绩和积极作用，或是不敢正视错误，或缩小错误而夸大成绩，都是不对的。”这个总结因为争论太大，一直拖了两年才做出。

1955年过去了，1957年过去了，张闻天奉命两度在外交部的运动中“挂帅”。然而帅上还有帅，此帅即使在外交部这块弹丸之地稍逾彼帅之矩，也是要付出代价的。1959年来了。张闻天受清算，罪名中果然有一条：否定肃反，包庇右派。说实话，包庇右派的罪名倒也符合实际，虽然不应该是罪名而是功绩。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到了张闻天获得死后平反，外交部的右派们（尚且在世的和找得到下落的）获得改正之时，他们却被告知，他们当年之所以被划为右派，全是张闻天的过错。作出这种违反事实的宣布，究竟出于何种心理，出于何种运动的规律，也许只有宣布者自己才能讲清。

（作者系《世界知识》出版社原总编辑，曾任张闻天秘书）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7年第10期 习仲勋在土改中防左纠偏　作者：贾巨川

1947年11月底至次年4月，习仲勋在领导陕甘宁边区土改中，提出了一系列的思想、观点、方针、政策，不仅及时纠正边区土改中的极“左”倾向，使这场伟大的群众运动循着正确的轨道前进，而且对于各解放区以至全国解放后进行大规模的土地改革，也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一、风起“义合”偏差渐现

1947年7月底，习仲勋协同彭德怀组织指挥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和陇东、三边战役后，根据党中央小河会议决定离开前线，回西北局主持工作。这时，摆在他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和中共中央批准的《中国土地法大纲》，组织领导好陕甘宁边区土地改革。

此时，《中国土地法大纲》下发到了西北局。10月10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全国土地会议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以“没收地主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的政策，代替过去“征购地主土地”的政策。为了传达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部署边区的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西北局决定召开一次陕甘宁边区干部会议。

11月1日，会议在绥德县薛家渠对面的阳湾空地正式召开，时称义合会议。习仲勋、贺龙、林伯渠等分别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西北局宣传部长李卓然关于全国土地会议精神的传达，以较多时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检查以往工作的基础上，作出了彻底完成边区土改和认真进行整党的决议，研究了具体实施办法，并由林伯渠、贺龙、习仲勋联合签署发了布告。

但是，义合会议期间，一些不很正常的情绪也逐渐露头。会议没有把边区里老区（占三分之二）和新区（占三分之一）的不同情况区分开来，没有划清一般地主和恶霸地主的界限，没有对中农、工商业和三三制等政策解释清楚，片面地强调“依靠贫农”和“平分土地”，在反对右倾时对防止“左”倾注意不够，因此，造成了会后在边区一度出现“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翻底财，“搬石头”，侵犯中农利益，破坏工商业，对地主富农和基层干部乱斗乱杀等过左的作法。这些异常情况，使习仲勋疑窦顿生，忧心忡忡。他在以后曾检讨性地说过这样的话：“义合会议潜伏一种‘左’的情绪。”具体表现为：在土地工作问题上未能具体地分析边区的实际情况，规定具体方针；未能作出划分阶级的规定和禁止用肉刑。特别是康生、陈伯达在晋绥地区土改中搞的让“贫雇农打天下，坐天下”、“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左”的做法，成为合法系统的经验在会上得以流传，致使会议开展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变成过激行为的批判斗争。

当时参加会议的延属地委书记白清江回忆说：“在传达全国土地会议精神时，就讲了许多‘左’的东西，提出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口号，还以晋绥地区把五台山大庙炸了个稀巴烂作为典型事例宣扬。会议气氛非常紧张，将吴岱峰、高峰、周兴等一批分区党政军领导干部叫到台上进行批判，稍有分辩和不满，就被拉了下来。当时我们参加会议的人，也觉得接受不了，但不能说，不敢说，只好顺着大流走。我也注意到，会议主持之一的习仲勋，说话较少，神情郁闷。”

义合会议后，各分区、县也召开了会议，积极开展了大规模土地改革和以整党为中心的各项工作。但是，在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中一些“左”的做法在一些地方蔓延开来，在个别地方发展到严重程度。绥德县在土改中甚至斗争了担任陕甘宁边区副议长的开明绅士安文钦，没收了他的浮财，并把他“扫地出门”。

习仲勋在调查研究中发现，一些农村不加区别地平分一切土地，把财产较多、生活较好的农民当土改对象，把已转化为农民的旧地富又拉出来斗争，甚至把在我方任职之公教人员，其家中缺乏劳力者，也定成地主、富农。在枣林坪街，把店铺大部查封。在延家岔，贫农会上规定谁斗地主不积极，就用乱石头打死。在辛店贺家石工作团所领导的农会上，规定民兵吊地主，打干部。许多群众斗争会上，总是有几名打手，专门捆、打、吊、拷，弄得人心恐慌。习仲勋在一份调查报告中写道：土改一到农村，就发生极“左”偏向。凡是动起来的地区，多去强调“贫雇农路线”，反对所谓“中农路线”，都是少数群众(不是真正的基本群众)起来乱斗、乱扣、乱打，乱没收财物，乱扫地出门。最严重的是佳县，有好几个村庄，连贫农、中农的东西都一律没收。干部家属幸免于斗者很少。张达志（时任晋蒙军区副政治委员）家人也被斗，索要银洋。有的烈士家属也被扫地出门。佳县乱搞不到5天，竟一塌糊涂。我看一有“左”的偏向，不到半月，就可把一切破坏得精光。在机关学校中，也发生“左”的事件，如边保（指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的马起来斗争马班长，也叫贫雇农翻身。如绥德干小（指绥德分区以招收干部子弟为主的小学）把地主出身的校长夫妇(老党员)赶走，整出的十几名都是八九岁的干部子弟。虽则事不普遍，但影响所及，人心不安。闹得农村极度紧张，弄得大家都有顾虑。

针对一些地方在土改中出现的“左”的偏向并呈蔓延滋长的趋势，习仲勋陷入深深思考之中。当一些同志汇报工作时，他总是要仔细谈谈在运动中的防“左”纠偏情况，并再三叮嘱工作中要讲政策、讲纪律，切莫头脑发热。当他了解到安文钦被批斗时，便严肃批评了这种错误做法，指示要按党的政策予以纠正。尽管习仲勋做了一定努力，但对于彻底扭转“左”的思潮，还必定是有限的。

二、中央会议防左纠偏

正在土改政策出现偏差和摇摆的时候，习仲勋接到了参加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的通知。他感到兴奋的是，关于土地改革方针政策的讨论与确定，被列为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

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这是一次参加人数较多并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因为是12月在杨家沟召开的，习惯称之为“十二月会议”或“杨家沟会议”。

杨家沟会议分为两个阶段，从12月7日至24日为会议准备阶段，25日至28日为正式会议。会议准备阶段分为政治、军事、土改三个小组进行讨论，习仲勋参加了由任弼时主持的土改小组的讨论。讨论集中围绕土改政策特别是正确分析阶级问题进行。习仲勋、李井泉等根据自己的调查研究特别讲了陕甘宁和晋绥地区土改的情况。

会议期间，毛泽东为了起草好会议的主题报告，逐一同参加会议的同志谈话，调查研究，听取意见。习仲勋向毛泽东汇报了陕甘宁边区战争、生产和群众生活情况，并如实地谈了自己对边区土地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和形势发展的看法。毛泽东听得非常专注，并不时提出一些问题来让习仲勋补充回答。谈话结束时特别勉励习仲勋说：你们长期做实际工作，没有时间学习，这不要紧，没有时间可以挤。我们现在钻山沟，将来要管城市，现在就要抓紧理论知识的学习。你一年读这么薄薄一本，两年不就两本了嘛！三年不就三本了嘛！这样，十几年就可以读十几本，不就可以逐步精通马列主义了嘛!毛泽东接着又说：一个人的经验是狭隘的，它受时间、地点、条件的限制，要使经验上升到理论，就得学习。只凭老经验办事，不能适应新形势。

中央扩大会议正在进行之时，著名开明绅士、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在义合病逝。习仲勋由此想到了在土改中违犯政策冲击民主爱国人士的问题，即与林伯渠向毛泽东建议，在为李鼎铭开追悼会时要有党外人士参加，特别请受到批斗的安文钦以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身份致悼词。毛泽东表示赞成说：三三制还是成功的，三三制政策还要坚持。下面做法过火了，伤及了开明士绅，但还是要保护他们。要做好安文钦、霍子乐等民主人士的工作，要他们参加追悼会，报纸上还要发消息。毛泽东又风趣地说：美国记者爱泼斯坦在延安访问时曾讲过，共产党真厉害，把地主、开明士绅请出来当了副主席、副议长。现在一搞土改，又把他们的浮财给分了，赶出家门。有朝一日这位记者再问起安文钦先生时，你们怎么交待？后来在西北局、边区政府和习仲勋的过问下，归还了安文钦的财物并赔礼道歉。安文钦非常高兴，对党和毛主席的关怀表示感谢，又愉快地回到自己的住宅。

25日，会议正式开幕，毛泽东首先发表讲话，他着重讲了目前敌我形势、统一战线和英美苏关系三个问题。27日，任弼时在会上发言，对纠正土改运动中“左”倾错误提出了较为系统的意见和建议。28日，毛泽东在会议闭幕时作结论说，反对美帝国主义、打倒官僚资本、打倒封建制度，这三个目标是立得正确的。团结中农，团结中、小资产阶级以共同反对三个敌人，这个方针是正确的。反右的问题在土地会议等几个会议上已解决了，现在要解决新的问题，就是在对待中农，对待中小资产阶级，对待党外人士问题上出现了“左”的偏向。好比一河水，这河水十个浪头八个是好的，但在对待中农和中小资产阶级、对待党外人士问题上发生了偏向，这两个浪头就不是好的。“左”倾成为一种潮流的时候，共产党员要反对这种潮流。地主阶级作为整个阶级是要消灭的，但作为个人就要分别情况对待。

习仲勋从毛泽东深入浅出的讲话中受到深刻启迪。他尤其感到会议通过的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是伟大历史转折时期一个纲领性文件。回答了如何取得解放战争胜利以及怎样打倒蒋介石，怎样建立一个新中国的重大课题。

杨家沟会议结束之时，新的一年又开始了。1月2日，习仲勋在绥德召集分区党、政、军、土改工作团员干部二百余人，以全天时间传达了毛主席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讲话。习仲勋在会上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认真学习毛泽东的报告精神，分析事物，认清时局，积极工作。他特别提出要在土地改革中注意划分阶级与救灾问题。他说：“只有正确地分析阶级，才能正确执行《土地法大纲》。我们一方面要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消灭地主阶级，平分土地，满足贫雇农要求，以贫雇农为骨干，坚决团结中农，才能胜利完成土改。但同时我们应当注意纠正在划分阶级时把中农定成富农的过‘左’偏向。因此我们在放手发动贫雇农热烈讨论、严格划分阶级界限时，应以生产手段(在农村主要是土地)占有与否，占有多少及与占有关系相连带的生产关系(剥削关系)为根据，并随时发现偏向，随时纠正，使土改运动正确前进。”会后，习仲勋接连召集工作团负责同志，详细研究、逐条领会毛泽东报告精神，听取各工作团的汇报，阅读各种资料，具体分析土改运动出现的问题。他还走出窑洞来到附近村庄，广泛听取农民群众和各方面的建议意见。他在获得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想法，决定将调查研究中发现的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的问题归纳整理，写信向党中央、毛泽东报告。

三、调查研究上书言事

1月4日，即杨家沟会议结束后的第七天，习仲勋致信西北局并转中共中央，就检查绥属各县土改中的问题，向中央作出汇报。全信内容包括5个方面：(一)毛泽东报告发表后，获得了党内外热烈拥护。大大地安定了人心，把一切工作都推上了轨道。干部都觉得有了信心，增加了力量，都认为更有把握完成土地改革任务。(二)苏维埃时期的老区，有许多问题与抗战时期情况是不同的。首先是老区成分一般定得高，群众不满意。其次中农多，贫雇农少。平分土地对我不利，最好以抽补方法解决少数农民少地或无地问题。第三，地主、旧富农也比新区少得多。如果在老区再沿用地主富农占中国农村百分之八左右的做法，必然会导致错误。第四，对老区地主，应查其剥削关系及是否参加劳动与时间长短来决定。第五，在老区发动群众运动，要坚决反对“左倾形式主义”。(三)绥德分区领导上虽有明确决定，但是，在群众发动起来的地方，一般的都是过“左”。这种“左”的情绪，不是群众原来就有的，而是干部带去的。要将运动引向正确的方向，这还是一件很艰苦的工作。(四)在选贫农团、农会领导土改的成员中，要由能代表多数群众利益，并为全村、全乡群众所拥护的人来担任，工作团不能包办代替和搞其他形式主义。(五)许多地方是搞群众自发运动，这种为数不多的、盲目的、而为各种动机不纯分子所鼓动起来的群众斗争，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必将造成许多脱离群众的恶果。对此，必须派得力干部参加进去，改造和掌握领导，使自发运动变为群众的自觉运动。他在信中特别指出：“陕甘宁边区的老区(全国解放区的一块特殊地区)是有许多问题同新区有其基本上的区别，望能在土改方针及方式上，随时注意，适合当地的具体情况。”

时刻关注全国各解放区土地改革发展的毛泽东，看到习仲勋这封如实反映农村实际又颇具真知灼见的信后，心情十分欣慰，即于1月9日给西北局及贺龙、习仲勋发来电报：

贺龙、习仲勋及西北局各同志：

(一)习仲勋同志1月4日给西北局及中央关于边区(老区)进行土改工作的信业已阅悉。

(二)我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及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

（三）提议仲勋同志巡视绥属各县（带一电台联系各地委），明方同志延属各县及各县土改工作，每县只住几天，不要耽搁太久，并请考虑派文瑞同志(和他将问题说清楚)去三边、陇东、关中巡视一周，是否可行，望酌定。

1月5日，习仲勋从绥德到子洲县检查工作。7、8日两天，连续同延属地委负责同志李景膺、李景林谈话。9日，又约三边分区的同志了解土改运动进展情况，同时参加子洲县召开的土改检讨会，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习仲勋在子洲县停留了9天，通过与各地领导座谈和从群众中调查访问，一些地方的真实情况反映到他那里。义合会议后，各县普遍召开了土地改革会议，但是运动的发展极不平衡，偏激极左的做法蔓延滋长。特别是在已开展起来的地方，已经出现了一些人混水摸鱼大捞一把而鼓动起来的所谓自发斗争。子长县栾家坪土改变成了干部党员之间的斗争；涧峪岔附近的四朴塔斗一个反动旧保长，竟逼其妻剖腹自杀；交口五六十名群众住在地主家里进行斗争，杀羊宰鸡，每日三餐，早上米饭，中晚馍馍面条，吃喝了八九天，临走时又乱拿一气……

8日，习仲勋致信中共中央西北局，列举了子洲土地改革中存在的9种不良现象：一是把中农甚至错把贫农定成富农进行斗争，只要有吃有喝的人，就是斗争的对象。二是地主富农不加区别一律斗争和拷打，用刑很惨，把马刀烧红放在被拷打者的嘴上，也有用香燃油去烧，这是破坏党的政策。肉刑一定要坚决废除，任何共产党员不得违犯，否则应该受到党的纪律制裁。三是凡定为地主富农者，个个必斗——斗必打，打必拷，“大锅里头煮牛头”，把大量时间放在逼要地、富的底财上，将他们扫地出门。四是不艰苦地深入发动群众，而是被搞所谓斗争冲昏了头脑。五是在贫农和中农之间划了一道鸿沟，把贫农团神秘化。六是不能正确对待老党员老干部。七是曲解土地法关于暴力手段没收土地的含义，认为就是要多吊拷人，多打死人，多用肉刑来贯彻土地法令。八是凡搞斗争的地方，大吃大喝成风，既不利于救灾，又浪费了胜利果实。九是在土改运动中干部包办代替多，没有形成群众自觉的行动，要创造党内一种新作风。

习仲勋在信的最后一段特别谈到了党的报纸对土改工作的重要指导作用。他说：《边区群众报》的确进步了，望坚持下来，力求改进。各地同志反映都觉得能过瘾，对他们有帮助，能起到指导工作的作用。我觉得更应以土改中的实际经验，更有意识地解决运动中发现的一些普遍性的问题。这方面的材料很多，望能很好地总结和报道，成为西北局很好的指示。关于救灾问题，报纸要多写文章和通讯，这是当前一件大事，群众都眼望着共产党到底怎样办。篇幅尽量维持四版，满足干部要求。请卓然同志尽最大力量办好报纸。

写完信后，习仲勋想起还有一件事没有提及，复提笔写道：“各地土改中斗出之白洋元宝，可允许各县有计划地从敌区换粮食，这比定价收回、政府处理更便利，更有积极意义，绥、米已这样办了。又及。”

1月10日，西北局将习仲勋这份调查报告转报中共中央。当时中央正在致力于纠正全国土改中的偏差，这份来自基层、事实充分、观点明确、分析透彻的材料对中央正确地指导工作无疑是十分及时和宝贵的。当时已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主持中央工委工作的刘少奇看后批示：“留交中央各同志阅。中央已阅。”

14日晚，习仲勋经过近半月调查研究后回到义合镇薛家渠驻地，15、16日连续两天主持召开西北局会议，进一步传达和讨论中央十二月会议精神，统一思想认识，进而根据陕甘宁边区的实际情况，把中央决定的各项政策具体化，提出使土地改革循正轨进行的步骤和办法。17日，又召开了有640多人参加的边区级干部大会，传达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联系陕甘宁边区实际，讲了八个方面问题。

边区干部会议后，习仲勋又召开了绥德延家川、义合两区土改工作团会议，同90名与会干部一起总结检讨工作，统一思想认识，明确方针政策。同时作出决定，由西北局副书记马明方、组织部长马文瑞带队，分别去三边、陇东、关中等地检查指导土地改革和救灾工作。

19日，习仲勋就陕甘宁边区近期的工作特别是防止和克服土地改革中“左”的偏向问题，再次致电毛泽东。他不无忧虑地提到，由于晋绥土改“左”的影响和义合会议潜伏的不良情绪，边区土改强调“贫雇农路线”，反对“中农路线”，导致少数不是真正的基本群众起来，弄得农村人心不安，关系极度紧张。他在电报中提出边区土改中9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即：(1)土地革命地区的农民，实际上已都不是贫农，而是中农；边区的劳动英雄，还是勤苦劳动，热爱边区的，但因有余粮往往被当成斗争对象，这与劳动致富方针不符，对党对人民是莫大损失。拟规定，凡劳动英雄与干部家庭在处理前必须经过超一级的批准。(2)在土地革命地区中农占优势，在抗日战争中经过减租减息地区，也发生了基本变化，这次所斗争过的地、富，实际上其中三分之二都已自己连续劳动在七年以上。应按现在的情形妥善对待，既不脱离群众，又不多树敌人。(3)老区有些乡村贫雇农很少。有的是好吃懒做，抽赌浪荡致贫的，如由这些人领导土改，就等于把领导权交给坏人。在老区就要不怕中农当道，真正的、基本的好群众在中农阶层及一部分贫农中。(4)不要再算老账，不管重大或轻微的旧账，都一概不究既往，否则会引起社会上极大动荡，对我不利。(5)只要不是死心塌地的投敌分子，均采取感化争取政策。(6)对恶霸应有明确的定义，不能扩大化，特别不能株连其家人亲属。(7)老区土地应以调剂为主。(8)边区土改要首先解决好人民生计，要同生产救灾结合起来。(9)救灾中要形成一人一户、一村一乡去解决问题的新作风。

习仲勋的这份报告产生于他半个月的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之后，是在占有大量翔实可靠的事实根据的基础上，加上对各类材料、数据的分析研究、归纳梳理精心写成的。他不仅客观地反映土改运动真实情况，而且提出极富创见性和普遍指导意义的真知灼见。毛泽东在接到报告后第二天，即20日以《同意习仲勋皓信纠左偏意见》为题，复电习仲勋：

(1)19日来信完全同意。

(2)望坚决纠正“左”的偏向。

(3)同时注意不要使下面因为纠正“左”而误认为不要动。

同日，毛泽东又决定将习仲勋的电报转发全国各解放区，并在转发电报上特别批示：

“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凡犯有‘左’的错误的地方，只要领导机关处理得法，几个星期即可纠正过来，不要拖延很久才去纠正。同时注意，不要使下面因为纠正‘左’而误解为不要动。”

1月19日，为了慎重对待党外人士，习仲勋与马明方联名向各分区发出通知，指出：凡在土改过程中，对参加三三制的党外人士，应慎重处理，县以上非党人士的处理，务希由地委提出意见，经西北局批准。县以下及小学教师中的非党人士，须经地委批准后，才能处理。

习仲勋的报告引发了毛泽东对全国不同地区土地改革的更多思考。2月6日，他又致电习仲勋等人，就在老解放区半老解放区及新解放区实行土地法的内容、步骤及农会的组织形式应有所不同问题，征求他们的意见。电文最后写道：

“以上各点究应如何才算适宜，请井泉、仲勋于数日内电告，同时亦请一波电告自己的意见。”

2月6日，习仲勋经过深思熟虑后，即于2月8日复电毛泽东，就分三类地区进行土改问题向中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首先对三类不同地区的概念作了界定，即：“日本投降以前解放的地方为老解放区；日本投降以后至全国大反攻时两年内所占地方为半老解放区；大反攻以后所占地方为新解放区。此种分法，非常切合实际。因而在实行土改的内容与步骤上应有所不同。”他进而建议：由于陕甘宁边区中农占有土地多，如果平分，必然会动摇农民对土地所有权的信心，挫伤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故不宜平分土地；老解放区不能搞贫农团领导一切，因为贫农团内有由于地坏、地远、人口多而致贫的，有因灾祸生活下降的，也有不务正业(吃喝嫖赌)而变坏变穷的。这种贫农团一组织起来，就必然向中农身上打主意，“左”的偏向也就由此而来；要把发扬民主与土改生产相结合，反对干部强迫命令作风；解决中农负担过重的问题，“这一倾向，十分危险，有压倒中农、破坏农村经济繁荣之势。”

习仲勋的意见再次受到党中央的重视。毛泽东亲笔修改校订了习仲勋发来的电报稿，并批示：转发晋绥、中工委、邯郸局、华东局、华东工委、东北局。

习仲勋在领导土地改革工作中，十分注意总结和推广典型经验指导全面工作。绥德县义合区黄家川村工作组，从老区实际出发，采取以抽肥补瘦、填平补齐方式，调剂土地，既满足了贫雇农的要求，又巩固地团结了中农，促进了生产发展。习仲勋即以西北局名义上报中央并转发各分区，中共中央肯定了黄家川经验的普遍意义。3月12日，毛泽东将黄家川经验同晋察冀平山县、晋绥区崞县三个典型在全国推广。习仲勋还写了《关于1948年的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关于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若干领导问题》等多篇文章，适时地总结经验。他一再要求：“为了及时指导运动的健康进行，在领导方法上，各地委和县委必须指派四五个到六七个能够代表地委和县委的负责干部分头巡视，随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帮助各地总结经验，交流经验，这样使党的领导机关随时了解运动发展的情况，抓住当前运动的每一重要环节，有效地把运动推向前进。”

正是由于习仲勋和西北局其他同志的共同努力，及时发现和纠正“左”的偏差，使陕甘宁边区的土地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至1948年4月，在占老区、半老区总人口一半(约60万人口)的地区中，调剂土地九十万亩，彻底消灭了这些地方的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解放了生产力，发展了边区的经济建设，调动了广大人民支援解放战争的积极性。（责任编辑 李 晨）

2007年第10期 关于私有化的一点思考　作者：林　若

老区的人民要脱贫奔小康，根本的问题是要靠发展生产。生产发展了，有了经济基础，很多问题就能够迎刃而解。生产不发展，没有经济基础，光靠政府从上面去帮助，帮助了这个村，帮助不了那个村；帮助了好几个村，帮助不了全部的老区，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现在中央号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我反复考虑过，社会主义新农村怎么建？是不是盖了几栋新房子就是社会主义新农村了？现在很多地方都在拆旧房建新房，以此显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面貌，但这还不能算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央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含义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所以，建社会主义新农村，首先要发展生产，搞好经济，让农民富裕起来。要发展生产，就要革除农村现行的一些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和机制，一些旧的政策规定。比如说，耕地、土地是集体所有，现在承包给私人经营，私人经营期是15年，15年期过后再延长15年，之后怎么办呢，总是留着一个时间的限制在那里。我种一棵树要成材，要十几年时间，刚刚成材，又要变动了，土地又要收回去了，怎么办呢？当前我们现行的这个政策，我个人认为它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又比如山林，广东是七山一水二分田的地方，山林面积很大，山林面积大的地方多数是农村、老区、山区，老区山区要把生产发展起来，就要解决山林权属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谁去发展？我最近看到一个报道，福建在考虑把山林分到各家各户，福建可以这样做，我们广东也应该考虑这个问题。这是调动千百万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一个最有效、最直接的办法。

民营企业过去叫私营企业，那时视“私”为洪水猛兽，胆战心惊，惟恐反得不彻底，因此，民营企业长期发展不起来。如果一开始就放开手脚去发展，现在我们的形势就大不一样了，起码可以赶上周边那几个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从这一点上说，我们过去做了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事。

马克思说过：“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胞胎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3页）按我的理解，马克思在这里讲的社会形态，无非是公有制、私有制。人类社会的发展经过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现正处在资本主义社会阶段，都是私有制。按马克思说“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早在上个世纪初，列宁写了《帝国主义论》，他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垂死阶段，资本主义的垂死期”，但到了现在它垂而不死，还在发展之中，马克思讲的私有制也还在继续发展之中。从二战到现在60多年了，私有化的浪潮带动了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

私有制是发挥人的积极性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为什么一部自行车是公家的，没有人去管，很快就坏了；如果是自己的，就经常关注它、修理它、保养它，自行车寿命很长。所以我说，人的观念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改变这个观念的时候，这个私有观念还在发挥作用，我们要充分利用这种生产关系，不应过早地改变这种生产关系。很多地方在改革当中提倡发展私有经济，使它在这个历史阶段没有过去之前，促进生产的发展。刚才讲到福建把山林分到各家各户，山林是自己的了，我就要好好经营，比你目前是集体的只是承包给你多少年经营，多少年以后再重新标包、重新投包，经营的信心和下的成本、下的劳力经营就大不一样，发展速度也大不一样。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一个客观规律来进行改革，加快生产的发展。

我们过去视私有制为万恶之源，想过早消灭私有制。新中国建立后，过早的宣传集体的优越性，过早实现合作化和公社化，过早提倡共同富裕，怕两极分化。实践证明，脱离社会发展规律，过早消灭私有制，使我们吃了不少苦头。直至现在一些人仍心有余悸，把私有经济说成“非公有制经济”，不愿讲私有经济。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回顾一下，毛主席搞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不成功，土改后不久就搞合作化、公社化，束缚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发展不起来。上世纪80年代包产到户，才解决这个问题。土地没有私有，但农民有使用权，才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没办法，没饭吃啊，包产到户一包就灵，生产就发展起来，吃饭的问题解决了。现在俄罗斯也搞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也搞了不少国企，但生产上不去，撒切尔夫人上台后，全部改为民企，经济又发展了。又如亚洲的“四小龙”，拿韩国来讲，它是朝鲜战争结束后才开始建设的，我们中国也是这样，但韩国的整个体制没有大的变革，仍然延续它原来的私有制，所以经济发展很快，“四小龙”也是这样。从这些对比中，可以看到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在体制改革当中，在各种问题的探讨当中，我们不应当再回避这个问题。这是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值得我们认真去探讨。

（这是中共广东省原省委书记林若在广东省老区建设促进会理事长座谈会上的讲话）

（责任编辑 杜 晋）

2007年第10期 宋振庭其人其才　作者：刘仰东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刘景录曾给宋振庭当过几年秘书。我是偶然间从一份简历中看到了刘景录教授的这段经历，随即萌发了采访他的念头。5月27日上午，我如约敲开刘景录教授的家门，他的书房外面，是一个用心布置过的阳台，一副藤桌椅而外，还有一台微型CD机。我就是在这个阳台上，伴着音乐和一杯清茶，享受着刘景录教授“娓娓讲来”的往事。

履历中的宋振庭

刘景录和宋振庭有直接工作关系，是上世纪70年代后期的事情，但刘景录的话题，一直追溯到更早的宋振庭的家世和经历。

宋振庭在中共高级干部中，以博学、多识、能写而受到瞩目，具有相当高的社会知名度。但他的身世和“书香”本不搭界，他生在东北边陲延吉市一个底层的个体手工业工人家庭，父亲是没念过书的皮匠，却很有眼光，靠自学能识文断字读报，尽力让几个子女都接受良好的教育。九一八事变后，宋振庭的父亲因为抗联募捐鞋，险些被日寇杀害，后因老百姓请愿，得免一死，被驱逐出延吉。宋振庭是中国共产党的同龄人，在北平六部口的北方中学读初中时，即投身革命，加入了进步学生组织民族抗日先锋队。七七事变后，他和大批热血青年一样，在抗日烽火中几经周折，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到延安后，他先入抗大，后调马列主义学院，随艾思奇学哲学。上世纪80年代，刘景录随宋振庭重返延安时，还陪他特地到以前住过的那孔窑洞看了看。

到延安的第三年，宋振庭被华北联大（前身为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指名调到联大，18岁就当了联大教育科长。当时，他和张春桥都是华北联大的科长，曾同住一间屋子。如果照这样的轨迹发展下去，用宋振庭自己的话说，“也许我后来就成为有成就的马列主义理论家了”。

但是，宋振庭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他向往前线生活，再三请缨而获准，1943年初，22岁的宋振庭腰上别着一支盒子枪，来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曲阳县参加抗战，还是用他自己的话说，“过了三年李向阳式的游击生活”。他摸过炮楼，负过伤，大腿上留有碗口大的伤疤。一次遭日军追击，他突围时跳了崖，在一个山洞里困守若干天，华北联大以为他牺牲了，还张起横幅开过他的追悼会。也正是在这两年游击生活中，他结识了后来的妻子——曲阳民政助理员宫敏章。

从任曲阳区大队政委时算起，三十年间，宋振庭当过市委书记、地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副省长）、中央党校教育长，他的最后一个职务，听上去有点虚——中央党校顾问。

刘景录告诉我，单从这份履历上看，在党内，宋振庭学历（初中毕业）不高不低，资历（1937年入党）不深不浅，是典型的“三八式”干部，建国后在各级党政领导岗位上拾级而上，类似的人物不可胜数。但履历就宋振庭这个人而言，只是一种人生轨迹的表象，或者说，是人生轨迹之一。如果仅凭这份履历看他、估计他、评价他，宋振庭就不是宋振庭，至少不是一个完整的宋振庭了。

“凡是人类能知道的我都想知道”

这是马克思对小女儿说过的一句话，宋振庭一直把它奉作信条。当然，追求这样的境界，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是不言而喻的。

建国初期，吉林省省会设在吉林市。宋振庭白天坐办公室，晚上和周末的光阴都花在了书上，星期天从不出门。刘景录曾多次听宋振庭回忆那段拼命读书的日子。可以说他除了上班，就泡在书堆里，出差住院也书不离身。常常是周围的一切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闹出不少不识人间烟火的笑话。宋振庭的一个侄子告诉刘景录，那时每逢周末从学校回家时，看到的情景是地上铺一张凉席，宋振庭在当间捧读，或躺或坐，环围四周的，是一堵堵书墙，这就是他业余时间的全部天地。工作中他也“创造”机会，忙里偷闲看书。他经常出席一些“陪绑”的会议，逢这种场合，笔记本下面总有一本书，他的阅读速度飞快，一次几个小时的会议下来，差不多能翻完一本小册子。所谓博览群书，用在宋振庭身上，是再贴切不过的了。当然，“博览”之外，他也有偏好，比如《红楼梦》，他看过三四十遍。刘景录是这部作品的电视连续剧改编者之一，也不曾把《红楼梦》读这么多遍。

后来，省会搬到长春，那里有吉林大学、东北师大等几所著名学府和一些文化机构，宋振庭如饥似渴地获取知识又多了一条渠道。长春的名学者张松如（笔名公木，《解放军进行曲》词作者）、杨公骥、于省吾，以及成为右派后被宋振庭请过来做博物馆副馆长的张伯驹，都成了他三天两头求教的对象，并因此而彼此引为知己。1962年的一个晚上，宋振庭为《诗经·大雅》里的几个词向于省吾请教，进而双方一同切磋探讨，这个电话竟打了一个半小时。

宋振庭的知识结构是相当驳杂的，文史哲自不必说，其它如经济、诗词、戏剧、音乐、中医、书画、宗教、考古、围棋等等，都在他的涉猎视野之内。他的兴趣之广泛，也非同寻常，他晚年曾说过：“每天早晨打开收音机，没有一个节目是我不感兴趣的。土壤、肥料、沙漠、海洋，祖国各地，世界纪游，我哪一个都爱听。”“打猎、射击、骑马、射箭、划船，我都要学一下。”患癌症后，他还请骆玉笙来给他上过两堂单弦课。

1978年夏天，刘景录随宋振庭出差，路过济南时，顺便去大明湖看了一次瓷器展览。临入门时，宋振庭问刘景录：“你懂瓷器吗？”刘景录摇头答云：“不懂。”猜想宋振庭大概是想找个人作讲解。不料行至展柜前，宋振庭竟充当起讲解员的角色。从硬瓷讲到软瓷，从白瓷讲到青瓷、彩瓷，讲到宋代的官窑、汝窑、哥窑、定窑，一直从商代讲到清代。把刘景录和陪同的主人都说愣了，甚至馆内讲解员也闻声过来讨教。尽管刘景录对宋振庭的博雅早略知一二，但如此博雅，还是出乎想象的。

1981年夏天，刘景录随宋振庭在青岛疗养。一次，宋振庭的妻子买回一条鱼，他便从“糟白鱼”的做法说起，一直谈到东来顺、烤肉宛的历史，“满汉全席”，八大菜系……周围参与闲谈的三四个人由于对烹饪知识的缺乏，竟不能置一词。

上世纪80年代，刘景录将自己刚完成的一本书《韩愈评传》送给宋振庭，宋便由这本书谈到对韩愈的四点认识，再次大出刘景录所料。刘景录说，宋振庭对韩愈的几点看法，完全是触及骨肉的内行人的见识，很让人钦佩。

宋振庭“出口惊人”的事情，并非一两个孤例。刘景录还提到，“文革”前，宋振庭和傅抱石谈了一次画，傅事后对关山月说：“想不到东北还有这么一个人，地方官里还有这样懂艺术的人。”粉碎“四人帮”后，一次宋振庭和赵朴初同在北京医院住院，宋与赵谈佛学，过后赵朴初说，想不到老干部中还有对佛学如此深通的人。学者冯其庸也曾用同样的语气和刘景录提起，宋振庭有一次到冯家，看到墙上的一幅画，脱口而出：这是××笔法。还有一次，北方昆曲剧院请宋振庭去看《牡丹亭》的彩排，他竟能整段整段背杜丽娘的唱词，令在场的行家大为惊诧。

刘景录说，宋振庭不仅兴趣广泛，记忆力惊人，他还是一个资质相当聪敏，悟性和破析能力都相当“厉害”的人。在中央党校当教育长时，常听各教研室汇报，对于不同专业的理论问题，他都能即时进行破析。刘景录对此有切实的体会，他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宋振庭脑子里好像有一台粉碎机，进去的东西经过它的分解和破析，出来时完全是另一个样子。而宋振庭自己则说，“我不是思想家，但是一个独立思考者。可以夸张一点说，我不是用双脚站在地球上的，而是用自己的脑子站立于世界”。

结交三教九流

与宋振庭阅历相仿、担负过各级领导职位的共产党人，都有许多“老战友”，宋振庭也不例外。例外的是，宋振庭还有许多各行各业的朋友，除前面提到的因切磋学术而成为知交的几位著名学者，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朋友圈里，还有“唱戏的、说书的、士绅、狱卒、和尚、尼姑、老道、官僚、买办、商行、东来顺掌柜的”，而且他和他们，并非泛泛之交。他也因此时时顶着压力，付出过相当大的代价，甚至有过被开除党籍的危险，吉林省委常委曾就此专门开过他的批评会。“文革”中，他更是因此罹罪，首当其冲，惨遭批斗。

宋振庭和张伯驹的交谊，已传为佳话。张伯驹曾说，共产党里他有两个朋友，一个是陈毅，另一个是宋振庭。张伯驹成为右派，无处立足时，被时任省委宣传部长的宋振庭请到吉林作省博物馆副馆长。1963年，周恩来和陈毅到吉林，陈毅当着周恩来的面对宋振庭说，张伯驹先生是我的好朋友，我把他交给你很放心。宋振庭一直对张伯驹执弟子礼，两人情意甚笃，直至1982年张伯驹去世。宋振庭调中央党校工作后，有一年冬天，刘景录陪宋振庭造访张伯驹。当时张住在后海附近的两间平房里，室内陈设简陋，客人坐在凳子上，屋里生着炉子，烟熏火燎。刘景录感慨说，这对于曾是直隶总督的过继子，有“民国四公子”之称，继承过万贯家财，过过一掷千金的日子的张伯驹来说，反差之大，可谓从生活的顶峰跌落到最底层。更令刘景录感慨的是，身临反差如此之大的境遇，张伯驹言谈自若，没有丝毫失落感，一副平和、恬淡的神色。不俗、不恶、不卑的节操和人格魅力，尽显其中。说到这里，刘景录用了鲁迅的一句话来为张伯驹作注：“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宋振庭的朋友中，有一批画界名家，如傅抱石、吴作人、许麟庐、周怀民等。他和傅抱石的结识，有几分传奇色彩。1961年夏天，傅抱石和关山月画完《江山如此多娇》后，联袂作东北之游。宋振庭作为省委宣传部长，尽了地主之谊。一次，两位客人和省内一些画家谈画，宋振庭也在场。他插话时提到古代一本画论的观点，引起傅的在意，语含诧异地问：“这部书你也看过？”因为这是一本即使专业画家里也未必有多少人读过的著作。此后数天，他们作了多次推心置腹的长谈，宋振庭对傅抱石的画作了包括不足在内的整体的、一针见血的评论，傅听后整衣鞠躬，说：“你是我的老师！你把我近年来很多苦恼的问题点出来了。”他们不仅交流心得，而且交流身世，成了一见如故的朋友。傅一般不轻易给人作画，那次一气给宋振庭画了两张。回到南京，他对妻子罗时慧一口气说了十字真言：“人活一辈子有些事很奇怪，这次在东北认识了宋振庭，我们虽是初交，两人却一见如故，两心相印，三生有幸，四体不安，五内如焚，六欲皆空，七情难泯，八拜之交，九死不悔，十分向往。”其实，他们在长春单独交谈的时间，加起来也不过三十小时。

宋振庭另一个过从甚密的朋友于省吾是旧官僚出身，当过张作霖时代的沈阳税务总监，后来成了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吉林大学教授。“文革”挨斗时，他说过一句后来在学术界流传甚广的“名言”：“在有钱人里，我是最有学问的；在有学问的人里，我是最有钱的。”刘景录套用他的两句话来比况宋振庭：“在同样级别的领导干部里面，宋振庭是读书比较多的人；在读书多的人里面，宋振庭是党政职务比较高的人。”

宋振庭的朋友中，还不乏远离尘世的出家人。出家人和一个共产党员，在信仰上是截然对立的，宋振庭主动和他们交往，对方的戒心不难想象。最初也确是这样。如长春护国般若寺里的澍培，是近代佛学界辈分最高的法师，法华宗（又称天台宗）的大家，此人在佛学界甚有地位。他对宋振庭，从客客气气、敬而远之，彼此对坐几个小时喝了几壶茶而不说一句话，到相互交流、探讨、争论、敞开心扉，直至这位法师把传衣钵的度牒拿出来要送给宋振庭。1979年，宋振庭调中央党校工作，行前去向他告别，离情别绪，场面依依。一位和宋振庭有过深谈之谊的尼姑对宋振庭说：“我们僧人不讲假话，过去知道你是个官，不敢跟你多说。你真不简单，对我们佛教的事知道那么多。”

刘景录所谈到的，仅仅是宋振庭难以尽数的各路朋友中的几个。刘景录说，宋振庭帮助过他们，也从和他们的交流中得到不少教益，尤为难得的是，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他让这些朋友增添了意想不到的亲切感和信任感。

宋振庭的建树

一个有智识、有资质、有才干的人，一旦能量被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发挥出来，必然有所建树。除了日常担负的工作，刘景录提到了宋振庭的几个具有“贡献”意义的事情。

抢运《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洋洋近八万卷，纂修于乾隆年间，是世人皆知的国宝之一。当年共缮写七部，分藏于杭州、扬州、镇江、沈阳、热河、北京的圆明园和紫禁城，有南三北四之说。刘景录1961年在辽宁图书馆见过当年日本人为保护沈阳的《四库全书》而用钢筋水泥专门修筑的书库，可见其价值之高。战后，保存最为完好的热河一库被国民党接收委员会主任张家劫至长春。1946年4月，人民解放军退出长春那天，《东北日报》接到急令，需要一个懂得古书的人抢运这部《四库全书》，任务最终落到了宋振庭的肩上。他带着八个新兵，雇了一大串马车，亲自押车，往返五六趟，才把整部书搬上火车，运往他的家乡延吉市。任务完成后，宋振庭留在家乡，出任延吉市第一任市委书记。妻子后来装扮成要饭的，一路“乞讨”到延吉，才和他团聚。这七库国宝，历经战火和动乱，或焚毁，或散失，我们今天还能看到一部保存完好的《四库全书》，应该说宋振庭功不可没。

主持创建吉剧。

1958年，周恩来曾在庐山的一次会议上对东北的同志说：“各地都有地方戏，你们啥也没有，评剧源于唐山落子，不是东北的。”“你们东北是工业基地，钢铁、电力、煤炭等都居全国前列，还有大豆高粱，但你们的文化艺术太差了。”作为省委宣传部长，听到总理直截了当的批评，宋振庭很受刺激，经过深思，决意并提出创建吉剧，他向省委请缨，亲自抓这项工作。

1959年冬天，大约有两个月的时间，宋家每天晚上聚集着一帮人，有写剧本的，有设计唱腔的，有导演，连弹带唱带争论，每天闹到后半夜。他们本着“不离基地，采撷众华，融合提炼，自成一家”的指导思想，在反复切磋、探讨、争论之后，一个新剧种终于在东北诞生了。他们带着《桃李梅》、《包公赔情》、《燕青买线》等剧目进京演出，引起轰动。得到了周恩来的首肯和曹禺、王朝闻等戏剧界权威人物的称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为吉剧发了专版。当中的《桃李梅》，是宋振庭夜里躺在床上突发灵感得来的创意——用三种花隐喻三种不同性格的女性的命运编一出戏。后来全国有十六个剧种移植演出过这个剧目。

谈到这里，刘景录十分肯定地说：“可以这样说，没有宋振庭就没有吉剧。”

打造一个一流博物馆。

吉林省博物馆是1952年开馆的，也正是在那年，31岁的宋振庭出任省委宣传部长。长春并非古都或历史文化名城，开博物馆，没什么底子。多少年后，吉林省博物馆藏品的综合评估却在地方博物馆中名列前茅，这与宋振庭多年为此付出的大量心思是分不开的。

十几年间，宋振庭或拨款（每年一二十万），或亲自带队跑北京琉璃厂、长春的文物市场，采购了大量珍品。宋振庭曾和刘景录讲过这样一件事：一次，他在旧货市场看到传世名画《归庄图》，要价700元，宋振庭一时掏不出这笔钱，又怕珍品流失，就卖了自己和妻子的两块手表，凑足数目，买回这幅画，后来又按原价转让给省博物馆。60年代初，他带人在北京琉璃厂采购书画，在一家画店里发现几十张张大千的作品，当时，张大千人在台湾，头上顶着“反动文人”的帽子，其作品无人敢问津，售价低廉。宋振庭对随同人员说：“张大千的艺术在将来会有让你们想象不到的大价钱。”他断然决定，买下能见到的张大千和另一位画家溥心的所有真迹。

宋振庭甚至下过这样的决心，把文物市场上张大千和溥心等人的画买绝，把书画扇面、成扇和名人书札买绝，把博物馆办成某些学科和研究领域的中心和基地。

那些年，每年都有大批珍贵的书画藏品进入吉林省博物馆，总计达四千多件，其中齐白石、张大千、溥心等人的作品都在百件以上，在国内地方博物馆中，居领先地位。吉林省博物馆也因此跃为一家一流博物馆。

宋振庭的最后几年，是在胰腺癌的折磨中度过的。去世前半年，他在写给夏衍的信中说：“1957年反右，庭在吉林省委宣传部工作，分管文教、电影。在长影反右，庭实主其事，整了人，伤了朋友，嗣后历次运动，伤人更多，实为平生一大憾事。对此往事，庭逢人即讲，逢文即写。我整人，人亦整我，结果是整得两败俱伤，真是一场惨痛教训。” 在这封信里，他用了“黄泉在望”四个字，看得出，他是在作临终前的反思和道歉。晚年的宋振庭，不仅能直面自己的过失，更能直面死亡，作为一个重病患者，他热爱生活（重病在身，还写了大量文章，画了大量作品），却从不回避死亡，不仅写了《我怎样看待死》，还在各种场合平静地谈到死，甚至是乐观地看待死，这种豁达和超然，非理性和无畏精神作支撑，是断难做得到的。刘景录还记得，宋振庭被用担架送进一辆红旗牌救护车去医院时，还对前来送行的中央党校办公厅主任开了句玩笑：“老史呀，去八宝山是不是也是这个走法？”

采访结束时，刘景录教授拿自己和宋振庭作了一个对照。刘景录是科班出身，大学毕业后，虽说也兼任过各级行政职务，但一直没有离开科研岗位；宋振庭则恰好相反，他初中毕业即投身革命，一直担负党政部门的领导工作，靠自学成材。两人实则殊途同归，都著述颇丰。宋振庭以一个老干部的身份，一生写了数百篇杂文，保护、关心许多文化人，在文化事业上有前面提到和不曾提到的创见和建树，确实是非常难得和不同寻常的。

（责任编辑 萧 徐）

2007年第10期 张东荪：中间势力代言人　作者：傅国涌

1943年7月，一个从日本人牢狱里出来不久的燕京大学教授派私人代表，和十八集团军代表彭德怀签订“七七抗日协定”。

1944年9月，他缺席当选为民盟常委。1946年1月他是出席“政协会议”的38个代表之一。

1946年底到1947年春天，他还以民盟秘书长身份做“调人”，奔走于南京、上海之间，不停地与蒋介石、司徒雷登、马歇尔会晤，斡旋和平。

1949年初，他为攻、守双方所倚重，介入北平和平解放的斡旋，正是他代表傅作义将军出城谈判，发挥过关键作用，以一己之力参与书写了历史。事后毛泽东曾在颐和园一次会上说：“这是张先生的功劳！”1950年他本人也自述生平著书十多册，“实不抵此一行也”。（传421页）

这个“张先生”就是张东荪（1886—1973）。他是政论家、哲学家，也是在野的政治家，他做过报纸、刊物的主笔、主编，做过大学教授、代理校长，他是国家社会党的创始人之一，是民盟常委、秘书长，在20世纪前半叶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常常能看到他的背影。他的思想在那个时代很有代表性，他就是胡绳说的“第三种力量”最有力的代言人，自辛亥革命以来，他以思想言论影响社会，尤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急如星火的民族危亡与激烈的社会变动中，他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份扮演了不可替代的历史角色。他有多次机会，可以做大官，或者做北大校长，但他对地位、官职从无兴趣，他在意的是思想、学问、文章，更在意的是中国的和平进步。辛亥革命以来，他执笔论政，自30年代起参与组织中国国家社会党，后来又是民盟的领导人之一，曾直接卷入许多重大的政治事件。

不过，他自己说过，“至于我自己早已自知是不适宜于党派生活的一个人”。储安平1947年在《观察》周刊发表的《中国的政局》名篇中说：“张东荪先生也不适宜从事实际的政治生活，他是一个哲学家，一个思想家，他在政治方面最能贡献的还是在思想及言论方面。”同年，熟知他的《时事新报》老同事俞颂华说得更清楚：“只要中国国内和平之局一旦实现，我相信他便不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与党派生活，而要完全埋头于研究和著述的文化工作，做一个太平世界的学者。他目前参加政治活动，发表政论，完全出于他对中国对世界的一种责任感……一言以蔽之，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学者，不是一个党人，也不是一个政治家。”“我相信，他在学术研究工作上，在教育与著述上，对于国家的贡献，比较他在政治上、政党上的贡献更大。”（俞颂华文集321、322商务1991）

他主张“教书的要与闻政治”，反对天塌不管，但同时他强调不要“离开自己的岗位”。他认为以公民资格对国事发表意见，并不就是“干政治”。他之所以挺立在20世纪前半叶的急风暴雨中，首先来自他这种自觉的知识分子意识，他在思想言论方面的影响力。

一

“方今社会为嫖赌之风所掩，政治为私欲之毒所中，吾侪几无一席之地可以容身。与其与人角逐，毋宁自辟天地，此学灯一栏之由立也。其旨有三：一曰借以促进教育，灌输文化；二曰屏门户之见，广商权之资；三曰非为本报同人撰论之用，乃为社会学子立说之地。”

1918年3月4日，上海《时事新报》创办“学灯”副刊，这是张东荪在创刊号发表的《学灯宣言》。时年33岁。从此，“学灯”与《晨报》副刊、《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合称为“五四”时期的三大副刊，成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重要平台之一。

他曾亲自主编过这个副刊，多少受到他影响的俞颂华、郭虞裳、李石岑等先后主编。对教育问题一直非常重视，对社会问题、劳动问题、产业组合、妇女问题和其他社会改良问题都很关注，致力于输入新道德、新思想、新文艺，与《新青年》、《新潮》立足于“破”，猛烈挑战固有的旧传统、旧道德、旧思想、旧规范、旧文艺不同，“学灯”认为有了新的，旧的自然会消亡，这是新陈代谢的道理。为此，他与年轻气锐的北大学生傅斯年之间还发生过一场小规模的笔战。

也是在这年12月26日，梁启超前往欧洲考察前夕，曾在上海和他、黄溯初作过彻夜长谈，相约把重心转到思想文化上来。1915年12月18日，梁启超南下上海，策划倒袁，他们虽神交已久，却是第一次见面，他们一见如故，从此往来密切，引为同党。直到梁谢世。实际上在此之前，围绕在梁启超身边的一批朋友（包括二张、蒋百里、俞颂华、郭虞裳等20人）已发起一个学术团体“新学会”，想从学术思想上谋根本的改造，作为新中国的基础。1919年9月以这个学会的名义办了《解放与改造》杂志，由张东荪主编，对当时各种社会问题进行评论，介绍社会主义新思潮，打出了“改造社会”的旗帜。1920年，梁启超从法国回到上海，雄心勃勃，要办报办刊办大学，推动留学，组织学术社团，还要办贸易公司、轮船公司，这是他在欧洲的设想，中心就是文化运动。当年5月《解放与改造》改名为《改造》，由新成立的“共学社”主办、蒋百里主编。其精神与《解放与改造》一脉相承，宣传温和的社会主义，主张脚踏实地的社会改良。

“共学社”在4月创立，比“新学会”基础要广泛，提出“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的目标，核心人物还是梁启超、二张、蒋百里，但蔡元培、张謇、张元济、熊希龄、范源濂、张伯苓、严修、林长民、张公权、丁文江等名流都列名发起，出任董事会，评议会中有徐新六、舒新城等人，各界精英捐助的经费比较充足，包括穆藕初、聂云台等大实业家都在其中。除了办刊，共学社还曾邀请国际大学者来中国讲学，如罗素、泰戈尔及德国哲学家杜里舒等。本来还要请经济学家凯恩斯、哲学家柏格森等来，因故未成。当然最大的成就还是编译新书，1922年就出版了40多种，总计大约有一百多种，有许多社会学、哲学方面的书籍引入，涵盖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思潮。

二

张东荪是杭州人，出生在直隶（今河北省）内邱县，他父亲是当地县令。他幼年丧母，1893年1月，当40岁的母亲病故时他只有7岁，父亲带着他和他哥哥扶棺回杭州。张传的作者说，很可能他们两兄弟就没有随父亲回北方任所，而是留下杭州读书，比他大12岁的哥哥张尔田担负起了教育弟弟的责任。他的旧学根基就是少年时代打下的，16岁时他对哲学发生兴趣。1904年他获得官费留学日本资格，在东京帝国大学读的就是哲学专业。留学时期他就显示出了“救世”的志趣，1906年与蓝公武等同学在东京发起“爱智会”，当年10月创办《教育》杂志，只出了2期。卢梭的《民约论》影响他的一生，他喜欢西方哲学，尤其喜欢他们的自由主义，与他原有的传统中国的个人主义相结合，形成了“极端的个人自由主义”。1911年他学成归国，曾在太和殿参加洋殿试，面见尚不懂事的宣统小皇帝，被授予格致科进士。

1911年5月，他在《东方杂志》发表第一篇政论性质的文字《论现今国民道德堕落之原因及其救治法》。辛亥革命后，他曾在新生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做过秘书，孙中山辞职，袁世凯接任临时总统，许多人北上参加袁政府工作，可他不愿去。在同时代的人中他很早就作出了自己的选择，那就是办报办刊、书生议政的道路。1912年4月起，他任上海《大共和日报》编辑，同年11月梁启超创办的《庸言》在天津问世后，他是主要撰稿人之一，就国会、总统、宪法、教育、财政、道德、行政权和行政裁判等当时最热门的问题发表看法，他赞同章士钊等人倡议的“毁党造党”说，提出“在野主义”，认为政党初创，正在“养气时代”，当务之急是养成国民的政治常识和道德，而不是急于掌握政权、进入议会。同盟会与其他几个党派合组国民党，把在南京临时政府任过职的人一律作为党员，他的名字也在其中，他从没有承认过。梁启超组织进步党，他的朋友很多都是该党重要成员，但他没有入党，也向来不与闻他们的党的活动。

1914年1月，他和谷钟秀在上海创办《正谊》杂志，以促进政治改良、培育社会道德为宗旨，一共出了9期，到1915年6月停刊。1914年4月，他与丁佛言在北京办《中华杂志》，到1915年1月停刊，出13期。这个时期，他提出“社会与政治分离”、“多数政治”、“以议代政”，反对人治，主张建设“法治国”。他进一步发挥梁启超首先提出的“对抗论”，阐述“对抗论”的价值，实际上就是认同西方两党制为代表的互相对峙、互相监督、和平竞争、轮流执政的模式，以及社会与政治分离的观点。1914年春，章士钊提出为政之本在于“有容”（即“不好同恶异”）的“政本”论，与他的对抗论相辅相成，他十分赞赏这一观点，撰文呼应。当年有一种说法“深度要算丁佛言，激烈当数张东荪”。其实他的言论是很温和的。只是不容于当国者罢了。

当古德诺的文章出笼时，他就发表了《对于古博士国体论之质疑》。此前，他和梁启超一样，对袁世凯曾有过幻想，“迫之使入正轨”，也就是想把强悍的袁带上宪政的轨道上。一度他被袁政府通缉，避居租界。他自称“在反袁一幕中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1915年10月，他与李剑农、杨端六等在上海创办《新中华》杂志，以圣心的笔名写了《联邦立国论》等一系列有关联邦制的文章，认为联邦制的精神就是自治与分权，他还计划就具体的省制、中央政制、中央与各省权限的分配等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因为反袁护国战争的爆发而中断。

袁氏亡后，出于对地方军阀割据的忧虑，他对联邦制的研究没有继续下去。那个时候他希望孙中山、梁启超合作，到晚年写诗还认为“孙梁应携手，舆论可一新”。1916年初，他在《国本》一文就提出了“贤人政治”，1917年11月，他在《东方杂志》发表3万多字的长文《贤人政治》，这是他思考十年的思想产物，此文实际上标志着他激情澎湃的第一个书生议政时代的结束。

三

面对剪不断、理还乱的时局，他已决心告别政治，把注意力转到思想文化上来。这年年初，他接任上海《时事新报》主笔，这是张元济等于1911年5月合并了1907年、1908年先后创刊的两家报纸《时事报》与《舆论日报》而成。

1916年4月张君劢任该报主笔，年底北上，移交给张东荪，他们俩是老相识，早在1907年在留学日本时就见过面。直到1924年辞职，他在这里干了八年之久，他亲自主持“时评”、“论说”栏目，将《时事新报》办成了“议论最真实，消息最灵通，材料最丰富，为人人必读”的大报之一，与北京《晨报》、《国民公报》相呼应。8年的功绩不可小看，就其大者而言，1918年3月点亮的“学灯”，一开始就使用白话文，从周刊到周二次、三次，1919年1月起为日刊，星期天休刊。1921年5月新增《文学旬刊》，9月又有《社会主义》旬刊问世。

1920年，梁启超决定让他出任中国公学教务长、代理校长，到1922年春交给张君劢等。1924年再次到中国公学出任学长（其时正废除代理校长），主持大学部。直到1927年被国民党接管，前后两次，只有4年多时间，而且经费短缺，学潮不断，他创建一流的“社会科学大学”的理想没能很好地实现，但他作了不少努力。俞颂华评价说，他办中国公学有两大特色，一是毫无党派成见，专门聘请好的教授，二是积极充实图书设备，提倡自由研究的学风。

四

1927年蒋介石的势力抵达上海，张东荪也被列为“学阀”，在国民党的通缉名单上。“报纸完全变为他人的喉舌不能说自己的话了”，他从此彻底脱离报界，转向哲学研究。先是在东南大学、光华大学任教，1930年秋，应司徒雷登邀请前往燕京大学。他在大学讲坛上介绍西方哲学，努力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著述相继问世。司徒雷登崇尚自由研究的学风，教授教学上不受任何拘束，可以放言高论，发表自己的独特见解，校长都予以保障。然而单纯的哲学生活没有持续多久，“九一八”发生了，受民族危机的刺激，1931年10月，很久不谈政治的他和张君劢发起政治团体“再生社”，1932年初由他执笔起草了《我们所要说的话》及98条政纲，提出“修正的民主政治”这个著名主张，试图折衷、调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倡导“混合经济”，也就是要将他认为的苏联式经济平等、英美式政治民主、思想自由融于一炉。此后，他就是沿着这一思路走下去的。接着，他们（还有罗隆基、黄炎培等）又创办《再生》月刊，并正式成立“中国国家社会党”。这是他第一次直接参与组织民主党派。对此，他的解释是，这完全是“为了国民党的‘党外无党’一句话而激成”，他们俩相约，“他日如国民党有一天放弃了一党专政，我们的党便自动宣言解散”。他说“我对于这个誓言是始终留在心上”。还有一个意图他没有明说，他们想在国共之外再造一个新势力，即第三种力量。

他当时的主要角色还是论政，批评国民党当局的专制、无能、腐败和内外政策，主张抗日。除了《再生》，他和梁实秋、冰心等人还办了《自由评论》。他的政治是业余政治，是公民资格问政而已。他的职业还是燕京大学的哲学教授，论政、组党活动都是专业之外的事。到了抗战前夕，随着民族危机的迫近，他参与组织了“北方救国会”，他对共产党的看法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开始主张联合抗日。细究其中原因，与他对苏联经济成就的肯定有关。

此前，1919年9月1日，《解放与改造》创刊号发表张东荪的《第三种文明》一文，将人类文明分为三种，一是习惯与迷信的文明（宗教文明），二是自由与竞争的文明（个人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文明），三是互助与协同的文明（社会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文明），他主张从第三种文明下工夫。这是他首次公开赞成社会主义。当年12月他发表《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长文，不过他讲社会主义，不主张从破坏现有制度入手，而是从精神上传播新思想、新道德、新人生观、新生活法入手。与陈独秀、李大钊他们的主张不一致。1920年，陈独秀筹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以及建党的秘密会议都曾邀请他，不过商谈几次，观点不同，他就退出了建党筹备。当年下半年他们之间爆发了一场当时影响很大的“社会主义论战”，一方是他和梁启超、蓝公武、蒋百里等人，另一方是李达、陈望道、邵力子、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等人，论战一直持续了一年多。

30年代（1931年到1936年）因为他公开批评“辩证法的唯物论”而引发了一场“唯物辩证法论战”，他的论战对手包括叶青、艾思奇、邓拓等。双方论战文章编辑成书的就有几大本。在这次论战中，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五种形态”、阶级与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等问题都提出了尖锐的质疑、非难和批评。

五

卢沟桥事变后，他于1938年8月毅然回到沦陷的北平，借燕京大学的“孤岛”，为抗日尽心尽力，给共产党根据地输送大学生，购买珍贵无比的药品和其他物资，提供情报，利用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斡旋一些事情。1941年12月8日，孤岛沦陷，他和许多教授都被日军以“抗日”嫌疑逮捕。狱中他四次自杀未遂，曾与日本看守厮打。1942年6月9日保释出狱。1943年，他以一介书生，派代表叶笃义到山西太行山的十八集团军总部，与副总司令彭德怀签订书面的“七七抗日协定”，那是何等的书生意气。协定的内容三条，1、在抗日战争中，十八集团军方面努力向日军进攻。2、在抗日战争中，张东荪方面努力做好瓦解伪军、伪组织的工作。3、在抗战胜利后，双方合作争取和平民主建国（《虽九死其犹未悔》第1页，北京十月文艺1999年版）。他曾让叶笃义带话给重庆的张君劢，“不要向国民党靠拢，不要向国民党一边倒，要走中间路线”。实际上，他走的却是罗斯福所说的“居中而偏左”的路子，这从他“五四”时代就赞成社会主义、主张“第三种文明”，我们不难找到某种内在的线索。

抗战胜利后，他与共产党合作，做联合政府的梦。1946年他拒绝出席共产党不参加的国民大会，不惜与相识40年的老朋友、老搭档张君劢在政治上分道扬镳。蒋介石邀请他，他以“燕京课忙”予以拒绝。后来他斡旋和平才到南京，蒋介石请他吃饭，劝他参加政府，他拒绝了，“最好还是保留一个将来能参加和谈的身份”，气得蒋踢桌子下的狼狗。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当时正在欧洲访问、倡议和平，有人将他和华莱士相提并论。

他当时的想法就是政治上取英美的自由民主主义，经济上采取苏联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自认为是不偏不倚，采双方所长，融在一炉。1946年6月，他发表《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重申在抗战期间提出的——“中国必须于内政上建立一个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中间的政治制度，……这个中间性的政制在实际上就是调和他们两者。亦就是：在政治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他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一个折衷方案，用意就是想把国民党“稍稍拉到左转”，把共产党“稍稍拉到右转”，从而建立起一个“联合政府”，这个“联合政府”必须是建立在共同纲领基础上的，“这个共同纲领，就是具有中间性的，因为各党所共同承认的纲领必是由于彼此协商，互相让步，而得着一个折衷与调和”（中国人民大学1958年《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第四辑175—179）。他把自己的这套兼顾“文化自由”与“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理论称为“新民主主义论”（或“新型民主”），与毛泽东的著名提法一样。1947年4月他在《观察》周刊发表《追述我们努力建立“联合政府”的用意》，明确共产党提出“现在是实行新民主主义的阶段”，“这和我们所主张的民主可说几乎完全相同。”（第四辑，239—240）

包括张东荪在内许多代表“中间势力”的知识分子，他们的选择背后固然有现实政治的及其他方面的原因，其中不能忽略的一点就是他们在思想上相信“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他们当时普遍相信苏联有经济平等，希望能在英美与苏联之间找到一种适合中国的模式。这并不是张东荪等个别人的见解，而是当年盛行的一种思潮，代表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心声，类似的言论出现在《观察》、《时与文》、《周报》《时代批评》、《大公报》等许多报刊上。计划经济以及可能带来的平等让千百年来怀抱大同梦想的中国人心仪，他们理想的“联合政府”，与毛泽东提供的“联合政府”纲领在很大程度上产生共鸣，都不是偶然的。

六

张东荪一生扮演的主要角色还是哲学教授，他留下了《思想与社会》、《理想与民主》、《知识与文化》、《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等著作。在上个世纪40年代后期的《观察》周刊等报刊上，张东荪这个名字出现的频率很高，包括他在内的知识分子或许都没有预料到后来发生的一切，包括自身的命运。

俞颂华说他是“彻头彻尾的自由主义者”，他所理解的自由主义和胡适并不一致。他喜欢独来独往，特立独行，不愿受任何约束，“铁的纪律”是他所头痛的。他的立场到后来基本上属于自由主义偏左（或中间偏左）的一翼。他的自我定位就是一个“文化自由主义者”，1948年2月，他在《政治的自由主义与文化的自由主义》文中说：“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可以形成一个党，或名为自由党，或名为民主党。而文化上的自由主义并不须有固定的内容，只是一种‘态度’，而不是具体的主张。无论何种学说或思想，只要由严格的逻辑推出，有充分的事实为证据，换言之，是由于科学方法而成，则都可为文化的自由主义者所承认。”其时，民盟已被国民党解散，他在思想上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并不奇怪，他断言“政治的自由主义在今天二十世纪已是过去了”，“文化的自由主义是人类文化发展上学术思想的生命线。中国今后要吸收西方文化，进一步要对于全世界文化有所贡献，更不能不特别注重这个自由。”文化的自由，首先是一种批评的精神和容忍的态度，在他看来，没有一个学说与思想是不能批评的，也没有一个学说与思想是不能容忍的，在文化自由的尺度下，就没有任何定于一尊的学说与思想。这些观点其实与胡适并无差距，可是当1948年11月胡适在北平广播电台作了《自由主义》的讲演后，他发表《知识分子与文化的自由》一文，批评胡适将自由主义等同于“平和改良主义”，认为那是“完全忘记了历史”，是对当权者的迁就，是精神不独立的表现，而真正的思想自由与学术自由应该是建立于精神的独立之上的。这些评判是否准确，现在大概已经明了。

可以肯定的是，张东荪一生都在追求他心目中的精神独立，他虽然参与了那么多政治活动，但基本上只是一个论政而不是从政的人，他论政的出发点无非都是为了民族尊严、人民幸福，在20世纪前半叶的社会大变动中，他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份坚持独立的思想，以言论影响社会，他说：“人人都有独立自尊的人格，对于任何事情都可有自己的判断，不可欺蒙、亦不可压迫。”正是独立自尊的人格成全了他这个“文化自由主义者”，他的作为超越了“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的宿命，也有别于古代士人的清议传统。他坚持的社会民主主义、中间偏左只是一个特定时代的产物。

张东荪80岁时填“沁园春”一阕自寿，虽说“休回首，似泥中（拽）尾，亦曰荒唐”，虽说只剩下“有酒聊浇铁石肠”，然，无论他的“憎命文章”，还是平生经历，“虏狱刑还”，“围城劝解”的一幕幕，都并不像他自己所解嘲的：“应笑书生不自量。”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7年第10期 中国大学生与美国飞虎队　作者：张　彦

熟悉中国现代史的人大概都知道，在抗日战争时期，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建的战时大学“西南联大”与曾经取得援华抗日辉煌战绩的“美国飞虎队”（即“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同在云南省的首府昆明。但是，可能鲜为人知的是：一部分联大同学和一部分美国飞虎队员之间曾经建立过特殊的深厚友谊，并且引发了后续的一系列传奇故事。

1937年，抗战爆发后，中国节节败退，以至将政府迁至西南后方的重庆。当时，中国几乎无空军可言，日本飞机则集中对重庆、成都、昆明等后方城市，进行狂轰烂炸，伤亡惨重。在此期间，除了苏联曾以少量飞机支援中国以外，真正向中国伸出援手的是美国。当时，美国还没有向日本宣战，于是以“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名义派出约300名空地勤援华人员和100架D-40C型飞机来到中国，也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以陈纳德将军为首的“飞虎队”。他们首次作战就打下了10架日机，煞住了敌人的威风。1941年，美国对日宣战后，飞虎队改编为美军“第十四航空队”。1943年以后，飞虎队战果辉煌，共击落2600架敌机，击沉或重创军舰44艘，击毙日军官兵6万余人。但是，有2500多美国飞行员为中国抗日战争献出了年轻的生命。2005年，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时，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讲话中还特别表彰了美国飞行人员所作的突出贡献。

书店巧遇

1944年春的一个星期天，联大中文系学生、同时又是中共联大党支部书记的马识途（时名马千禾），正在南萍街上逛书店，进来了两个美国士兵，东翻西看，似有所求，但一无所获。他们发现马识途正捧着一本英文的《苏联文学》杂志，喜出望外地走过来自我介绍：一个叫迪克，一个叫莫里斯，都是飞虎队的，想找关于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的书。而且，嗓音洪亮，毫无顾忌。老马听了不免有点紧张，左顾右盼生怕被什么特务听见，连忙低声告诉他们这样的书这里是没有的，即使有也是中文的。“你们想了解什么？也许我可以帮助你们。”两个美国兵听了，高兴极了。老马随即带他们去了附近的一家茶馆，开怀畅谈起来。富有洞察经验的马识途发现，这两个美国人确实真心想了解中国，并非别有用心，但是不得其门而入，何况他们又不懂中文。他感到义不容辞应该予以帮助，满口答应给他们介绍一些能说英语的中国大学生。对此意外的收获，两个美国兵甚为满意。

无巧不成书。此前不久，在昆明圣公会主教举行的一次社交活动中，基督教青年会的学生干事李储文也结识了两个风华正茂的美国兵贝尔和海曼，渴望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谈话中，听得出来，他们具有进步思想，很关心周围所发生的一切。而且，从他们口中还了解到，在美军军营里与他们同样心情的大有人在。促进国际青年之间的了解和友谊，本来就是青年会的职责。李当即表示乐于相助，一定设法满足他们的愿望。

当时的云南省，是地方军阀龙云的天下，与蒋介石的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一向存在着尖锐而微妙的矛盾。为了促进抗日和民族解放运动，在中共南方局领导下的云南地方党组织，正积极贯彻执行着广泛开展爱国统一战线的工作，包括上层的和国际的。由马、李两个渠道反映出来的这个特殊需要，很自然地受到高度的重视。一个以马、李为核心的开展国际友谊工作的无形小组形成了，前前后后参加这项活动的，除了马、李和我以外，还有英文较好的联大同学许乃迥、周锦荪、涂光炽、何功楷、吴明等十人，我是坚持始终者之一。美方先后参加者也将近十人，除了上述四人外还有杰克·爱德尔曼、耶尔·佛曼、尤金·莱西等。

从此以后，差不多每两个星期，我们相聚一次，人数不等。或在李储文主持的青年会学生服务处，或在大观楼公园的绿茵草地，甚至乘船在五百里滇池上荡漾。包饺子吃中国菜，或者开美国罐头野餐，大家有说有笑，无拘无束。每次，不可缺少的中心内容自然是高谈阔论，交流思想。我们介绍中国的时局，他们叙述美国的情况，彼此都觉得新鲜，相互都感到很受启发。越来越深入，大家都有相见恨晚之感。

相见恨晚

这些美国青年都很热情、开朗、坦率，憧憬着一个公正、理想的社会，一个和平友好的世界。从谈吐中，听得出来，他们显然来自美国社会的基层，对于贫富不均和种族歧视极不满意。他们满腔热情地来到中国，是为了和中国人民一起抵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没有想到，在昆明看到：一面是衣不蔽体的乞丐，一面是穷奢极欲的达官贵人，有的甚至利用美援物资大发国难财。他们自然十分沮丧，总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当他们听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完全是另一种景象，就迫不及待地想了解那边的情况。

对于我们这些勤学苦读而又忧国忧民的中国大学生，和这些美国青年频繁接触以后，无异于打开了对外间世界的一个窗口，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和思路。至今回想起来，在人生的旅程中，这一段不平凡的经历，给我们每一个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

很快，我们的“高谈阔论”演变成了“相互支援”。为了帮助这些年轻好学的美国人真正了解中国，我们为他们口头上或者书面翻译了一篇又一篇《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上的文章。他们不仅自己认真听，还以各种方式转回国去传播或者发表，无形中成了中美人民之间的一条信息通道。遇到特殊情况时，我们就采取大兵团连续作战的方式进行突击。记得，毛主席的重要报告《论联合政府》刚出来时，联大党支部也只有一本油印本。为了能尽快传播出去，我们邀集这些美国朋友来到学生服务处，为他们组织了“接力长跑”式的全书口头翻译。我们翻译了一整天，他们也就记录了一整天。大家虽然都筋疲力尽，但都为能及时地完成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任务而感到欣慰，因为从中看到了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蓝图。

1944年10月，美国总统在蒋介石的坚持下，突然免去史迪威将军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和中国战区参谋长的职务，调回国内。这事件的背后，实际上暴露的是美国政府与蒋介石已不能容忍史迪威对中国抗日军队一视同仁予以支援的方针，目标已经转向准备战后的中国内战了。当时，“史迪威事件”在美国国内也引起了轩然大波，报刊杂志都纷纷揭露其中内幕，特别是大量国民党统治下的腐败黑暗。从美国朋友那里得到这些材料以后，我们马上组织力量，突击翻译编辑成书出版，名为《攻错集》。秘密发行后，引起强烈的反响。

由于昆明当时满街都是美军，每当联大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必同时散发英文宣传品。这些英文传单，往往都是经过这些美国人润色过的。有时，开着吉普沿途为游行队伍照相的，也是他们。我们和这些美国士兵的友好合作，一直发展到他们把中国大学生请进美军军营去演讲，可谓登峰造极了。那是一个夏天的晚上，贝尔和海曼开了一辆卡车把李储文和我以及另一位联大同学载往昆明东郊的第十四航空队军营。一间不是很大的会议室里，灯火辉煌，已经坐满了几十位美军官兵，期待着中国大学生的光临，因为这是有史以来头一回。我们一进门，立刻受到热烈的掌声欢迎。贝尔在开场白里特别谈到了我们之间不寻常的友谊，还宣布今晚将由我向大家介绍“中国的解放区”，又是一阵掌声。当我刚站起来准备讲话的时候，一个举着相机的美国军官走过来了。比我们有政治经验的李储文连忙上去阻止了他的拍摄，婉言谢绝地说：“请原谅，他很害羞，不喜欢人家给他照相。”事后，我才明白，这是避免引来政治祸害的高招。

这一晚的会虽然开得非常成功，但却仍然给我们的友谊活动带来了麻烦。不久以后，联大校园里就传开了，美军军营也已经同国民党派人来向学校当局追查：那天晚上去演讲的学生是谁？所幸的是，除个别人以外，我们这些人和美国兵来往时用的都是英文名字，无从查考，最后也只能不了了之。可是，我们的美国朋友却因此倒了霉，上了“黑名单”。他们在部队邮局工作的朋友悄悄地告诉他们：“命令已经下来，所有你们的信件从此要经三重检查！”但是，这并没有吓倒我们的这些美国朋友，相反，他们更加坚决地追求真理。

1944年冬，日本侵略者虽然已经开始走上下坡路，但仍然朝着中国西南方向发动疯狂的进攻，作最后的挣扎。贵阳吃紧，昆明震动。美国朋友们向我们透露，如果日本人真的打来了，他们空军将转移阵地，问我们有什么打算？我们说，我们可能像华北抗日根据地人民一样，到云南农村去打游击。他们听了，大为兴奋，并且表示愿意和我们一起去打游击，也许还能在技术上发挥作用呢。他们态度严肃认真，没有半点开玩笑的意思。

三十年后的1974年，在纽约的迪克帕斯特在美中友协的刊物《中国与我们》上，曾经这样回顾这一段难忘的经历：“出于对我们中国朋友安全的考虑，我们把日本可能以伞兵突然袭击昆明的消息尽快地传给他们。我们没有料到，他们对我们这几个引人注目的外国人的关切，远超过我们对他们的关切。一天以后的深夜三点，我在营房睡梦中突然被人摇醒。一看，竟是张彦。他告诉我，他们开会讨论了日本可能进攻的消息，并让他连夜骑自行车来通知我们：会议决定，如果袭击真的来了，就请我们几个美国人参加他们的政治行动，他们将保护我们安全转移。袭击虽然最终并没有出现，但是，我永远忘不了这次的邀请。这是美中两国人民团结友好的一个多么美丽的象征。”

1945年8月，日本终于投降了。这时候，我们的美国朋友们对中国的形势已经相当清楚了。他们也和我们一样，预感到中国上空正积聚着内战的阴霾。1985年，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的一篇文章里，当年的一等兵海曼曾经这样回顾过当时的情景：“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以及胜利之后，价值成百万美元的战争物资，都被转到了国民党军队手里。尽管，在这场人人皆知必将爆发的内战里，我国政府曾经正式宣布是保持中立的。作为空军基地的一名秘书，我经手处理过许多各种各样的记录，我当然清楚这当中是怎么一回事。上面的命令是将一切不便于运回美国的武器装备就地销毁。然而，事实上，我们只是把它们整整齐齐地摆在那儿，让等在一旁的国民党军队来取走。”

见毛泽东

这时候，我们的这些美国朋友，带着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和对中国前途的忧虑，纷纷复员回国。在回国之前，贝尔、海曼和爱德尔曼千方百计希望能向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人物当面陈述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当时并不知道他们已经和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有了很长的接触。于是，通过我们的介绍，他们三人在回国途经重庆时，联袂来到了中共重庆办事处。完全出乎他们意外，出面接见他们的竟是久已闻名世界的周恩来，而且是那样的热情和亲切，使他们感到无拘无束，可以侃侃而谈他们的由衷之言。早就听说毛泽东嗜好抽烟，他们于是留下了几条他们从军营领来的香烟，请周恩来代为转赠。这一天，他们无不为夙愿已偿而感到十分兴奋。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几天以后，突然来了一个通知：毛泽东主席邀请他们三人去共进晚餐。听了以后，无不欣喜若狂。他们久久地琢磨，这个邀请包含着什么样的重大意义。四十年后，贝尔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况：“我们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期待着那顿晚餐。他是在中国历史上如此伟大的人物，他是一个整天忙于世界历史上重大事件的人物，而他却愿意抽出时间来会见三个极其普通的美国兵。那是因为，在他心目中，中美人民的友谊是十分重要的。

那天下午的情景，至今依然历历在目。海曼、爱德尔曼和我，快步穿过狭窄的通道，走向一座灰色的房子，登上台阶。我们等候在楼下的一间屋里，门上挂着竹子编制的帘子。过了一会儿，帘子掀起来了，毛出现在我们面前，穿的是军装，满脸笑容地向我们表示欢迎。当大家围着大圆桌坐下来以后，毛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感兴趣，仔细地听着我们说的每一句话。他问起我们家里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家庭以及我们对战后生活有什么打算。他不会说英语，但他在听中文翻译的时候总是两眼看着我们。通过翻译，我们谈到战争的意义，世界和平的重要性，还有中美友谊等等。席间，他曾多次举杯祝酒。他要求我们，回去以后，要把自己在中国所见到的一切如实地告诉美国人。他肯定地预言：中美两国人民将永远友好下去的。”

对于他们赠送给他的几条香烟，毛泽东除了感谢以外，还风趣地透露给他们：“你们好慷慨呀，你们的大使赫尔利来延安时也只请我抽了一支烟！”

杰克·爱德尔曼在回忆文章中也说： “我站在这样一个伟大人物面前，不免有点敬畏的感觉，他比大多数中国人高得多，有一种大将风度。他对我们以及我们对美国人民如何看待中国革命所作的估计，很感兴趣。几年以前，有人告诉我，毛在《关于重庆谈判》文章里，有几句话部分地涉及到我们这几个美国士兵：‘我这次在重庆，就深深地感到广大的人民热烈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我又看到许多外国人，其中也有美国人，对我们很同情。’因此，我们也算小小地触及到了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之一。”

毛泽东1945年在重庆谈判过程中接见三名美国士兵，已经成为历史上的一个亮点。毛主席与他们在红岩村的合影，已作为中美人民友谊的象征永远留在中国的博物馆里和人们的心中。

历史剧变

在这以后，历史，特别是中国的历史，发生了剧变。美国政府支持的蒋介石政权，终于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所推翻，一个崭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10月1日诞生了。但是，美国政府却依然无视铁的事实，继续以威胁、封锁、打击等手段，千方百计企图扼杀这个新生事物于摇篮之中。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完全敌对的历史阶段。我们和我们的美国朋友的关系，自然从此中断了，而且一断就是30年。但是，这并没有能够切断我们之间彼此的思念。

然而，历史似乎总是在作弄人。在这风雨交加的三十年里，位于太平洋两岸的中美两国都发生过政治灾难，我们和我们的美国朋友们都未能幸免。

在五十年代，“麦卡锡主义”白色恐怖一度笼罩美国，进步势力普遍受到打击。我们的那些朋友几乎无例外地都不同程度地遭了殃，有的上了“联邦调查局”的“黑名单”，有的受到监视，有的找工作困难重重。他们的“罪名”，就是因为他们“热爱中国人民”，支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等等。当年与毛泽东以及中国朋友们的合影，自然都成了“罪证”。他们不得不把这些照片小心地埋在地下，以致相纸至今还保留着阴湿的黄色水迹。尽管如此，打击威胁没有丝毫动摇他们对新中国的向往，未能阻止他们积极投入支持美中人民友好活动。他们当中，许多加入了当时活跃在美国的进步组织“远东民主政策委员会”，反对美国对亚洲实行的侵略政策。到了七十年代，他们几乎无例外地都成为人民团体“美中人民友好协会”的积极分子，为争取美中关系正常化而奔走呼吁。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在中国的“麦卡锡们”四人帮的眼里，我们这些与美国人有过来往的人无不是应该被打倒的，我们因此都吃尽了苦头。强加在我们头上的“罪名”，从“里通外国”到“国际间谍”，无奇不有，荒唐之极。不过，我们心里却始终亮堂，在中美人民之间建立友谊，何罪之有？

寻根之旅

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新中国不仅没有被扼杀，而且越来越壮大，朋友遍天下。到1972年初，美国总统尼克松终于乘坐他的空军一号专程到北京作“破冰之旅”，与周恩来谈判，共同发表了使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上海公报》。从此，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从这时候起，我们的美国朋友们就开始了他们的“寻根之旅”。就在尼克松访华的同一年，迪克帕斯特就首次在战后踏上中国领土，强烈地期望与他的中国旧友重逢。遗憾的是，他虽然乘兴而来，却不能不败兴而归。因为，我们已经失去联系近三十年，而且是天翻地覆的三十年。他们只有我们的英文名字和当年的照片，又无地址，从何找起？何况，那时候，我们这些人都是“文革”中失去自由的“审查对象”，有的还在干校劳动改造。即使他真的找上门来，我们又怎么能被允许去接待他呢！迪克虽然深有感慨地在老朋友中传播了这一信息，但他并没有死心。随后，他在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一个战争时代的美中友谊的故事”，首次公布了美国大兵与中国大学生之间的这一乱世情谊，还刊出了我们当年在昆明的合影。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这个刊物传到了我的手里。谢天谢地，我们终于有了这些美国朋友的下落了。可是，在那种日子，我除了将喜悦和兴奋深深地藏在心里，还能做什么呢？

美国友人的又一次“寻根”，是在1976年的夏天。这时，文化大革命已接近尾声，但是斗争依然激烈。以贝尔和海曼及其家属为主要成员的“美国二战退伍军人访华代表团”，兴致勃勃地重新来到了阔别已久的中国。贝尔和海曼手捧着贴满当年照片的相册，像上麦加朝圣似的重访了昆明、重庆……走到哪问到哪，寻找他们念念不忘的中国老朋友。可是，愿望一个个都落空了。直到访华的最后一站，才在上海找到了当年唯一用中文姓名的李储文的下落。他当时是上海国际礼拜堂的牧师，但政治上还没有“解放”，又怎么能见外宾呢？幸而，当时主管旅游工作的领导干部岳岱衡思想解放，大胆地批准这一特殊的会见，由李储文与夫人章润瑗出面在和平饭店设宴招待。

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会料到，这将是一个何等激动人心的老友重逢。双方也都浮想联翩，期待着这一刹那历史时刻的到来。然而，当时从思维到行动都统治着每个中国人的“政治气氛”，却把一切都扭曲了。会见时，李储文夫妇虽然内心无比激动，却不能不强压着自己的感情，只作了一般性的交际谈话，不敢多说一句。海曼夫妇把已经长大成人的女儿特意带到主人跟前，十分激动地对她说：“就是这些中国朋友，改变了你爸爸一生的道路！”这时，深受感动的李储文夫妇多么想把早已在脑海里汹涌激荡的千言万语一股脑都倒出来啊！但是，他们没有，只是以微笑和紧紧的握手来表达自己的激动心情。为什么会这样？贝尔和海曼不能不带着一个莫大的问号离开上海回国。直到中国改革开放若干年以后，他们才慢慢回味出来为什么会这样。

在这次访华过程中，他们最大的欣慰是在重庆红岩村革命纪念馆里一个意想不到的发现：墙上挂的竟是他们31年前与毛泽东主席的合影！对于当时的惊喜和兴奋，贝尔40年后仍然记忆犹新。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那是七月的一个炎热的下午，我突然看见了墙壁上的那张放大的照片，因时间悠久已经变黄了，然而笑容与意义依然如故。我连忙跑出去叫我们二战退伍军人和他们的家属赶快都来看！大家都惊奇不已，也兴奋不已。我问讲解员：是什么时候开始挂这张照片的？讲解员的回答是：1958年。那不正是冷战时期吗！这实在难以让许多美国人想象：即使在那个时候，中国人民依然如此重视与我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接触。”

在向同伴们满腔热情地叙述了当年与毛泽东共进晚餐的每个细节之后，贝尔还告诉大家：“毛讲话时，对我们的未来，对所有青年的未来，充满了感情与乐观。因为，他相信，青年在塑造世界中将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就在这个时候，毛提醒我们，太阳快要下山了，如果我们想照相的话，就趁光线还好的时候到花园里去。我们于是这样做了，把这个最令人鼓舞的历史时刻记录下来了。我一直把这照片视为十分珍贵的纪念品，但是使我感到吃惊的是中国人也同样如此珍贵它！”

“直到今天，”贝尔继续写道，“我还能感觉得出来，在那次旅行中，成百只伸过来与我紧握的手是那样的温暖和有力。因为，无论走到哪里，只要人们一听说我们1945年与毛的历史性聚会，立刻伸出他们热情的手与我们紧紧相握。在工厂里，在教室里，在饭店里，在托儿所里，我们不知有多少次被要求对他们讲述我们那永远难忘的故事。”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这个噩耗传到大洋彼岸，在我们这些美国朋友中引起了极其强烈的反应，纷纷在他们的刊物上发表悼念文章。海曼的一篇还曾被《人民日报》译成中文发表，题目是《一等兵怀念毛主席》。他开门见山就说：“我刚刚听到这个消息，一个过路人偶然提到，毛泽东去世了。我突然间感到，我的内脏里似乎有个什么东西停止跳动了。为什么？……我是一个美国人，在纽约出生、成长、居住。然而，毛泽东却如此直接影响到了我的生活。这是为什么？学者也许会告诉你，毛是一个诗人，一个史学家，或者一个革命家。而在我的记忆中，他是一个热情、冷静而又十分可亲的人，他有一种风度可以立刻使人无拘无束。他对身边人的那种亲密关系，深深印在我的心中。毛和工人、厨师、服务员以及其他领导人之间，是一种温馨的友情关系。我实在看不出来，这里面有一星半点高人一等的傲慢气息。

“脑子转了这一大圈后，我现在有点明白了，为什么在听到毛主席逝世时我的内脏会感到突然停止跳动。毛泽东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引航人，是他领导中国人民有生以来第一次集体地并团结一致地站起来了。我在1944至1945年间所十分熟悉的那些中国人，就是他的一些学生。他们，再加上最近亲眼见到的新中国，都是我的老师。”

历史转折

197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正式建交，两国关系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我们和我们的美国朋友的友情，也因此不仅获得了复苏，而且得以继续大踏步地向前发展。

真巧，与此同时，我也被任命为中国第一大报《人民日报》的首任驻美记者。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第一天，我万分惊喜地发现，一盆怒放的郁金香已经在我屋里等候着欢迎我了。送花的人就是贝尔和海曼以及他们的夫人。在彩色的标签上，他们写道：“热烈地欢迎你，我们的老朋友！祝你在新的历史阶段里作出更大的贡献！”面对这盆极不寻常的鲜花，一股暖流顿时涌上心头。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难忘的往事一幕幕重现在眼前，历史顷刻倒退了三十多年。

我多么希望马上就见到这些阔别已久的老朋友啊！可是，他们现在还远在几百公里外的纽约。于是，我就拿起电话先给他们报个到。谁知，海曼一听是我的声音，高兴得跳起来了。我说：“等我将来去纽约采访时再去看你们。”他说：“不行！我们已经等了三十多年了！不能再等了！我们明天就来看你！”果然，第二天一大早，贝尔和海曼两对夫妇乘飞机来了。历经那么多极不平凡的岁月，我们终于要见面了。而且，这次重新见面的地点，不是别处，而是中国驻美国的大使馆，五星红旗在上空迎风飘扬。这是多么巨大的历史演变！相距还有十几步远，我们都已经举起自己的双臂了。虽然都已由翩翩少年变成了两鬓斑白，我们今日重逢却一点也没有陌生的感觉。昆明的聚会，仿佛不过是昨日之事。三十余年的分离，瞬时化为乌有。我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谁也没说一句话，只是用湿润的眼睛互相仔细地打量着。

在四壁都是中国古画古玩的客厅里坐下来以后，我们不约而同都产生一种困惑：这三十多年的事，从何谈起呢？积攒了三十多年想说的话，今天又怎么能说得完呢？最后，大家终于意识到，在我们的友谊史上，今天只是开始了新的一章。

从此，中美两个大国的关系有了长足的发展，我们和我们的这些美国朋友们也感到好似如鱼得水能在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我在美国工作期间，这些人都成了我最亲切的向导、顾问和帮手。我发现，对于这些美国人，在中国的那段经历，无例外地都在自己的生活历程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在任何时候，一个个都是促进美中友谊的积极分子。他们的家属和朋友也随之对中国产生了特殊的感情，往往是全家倾巢出动前往参加友好活动，甚至还带动了他们的朋友和邻居。到中国去，已成为这些人经常列入日程的重要项目。当年随海曼访华寻根的侄子大卫只不过十几岁的孩子，对于他长辈们的故事感受极深，随后以这个故事为基础花了十年的功夫写成小说《战火中的友情》出版，现在正在改编成电影剧本。友谊的种子，业已生根发芽，传到了我们的第二代、第三代。

随着时光的推移，我们一个个都越来越老了，有的甚至已经不幸离开了人世。但是，那段难忘的情怀依然灼热地燃烧在我们幸存者的心中。2004年秋，86岁的迪克·帕斯特和他的90高龄的夫人竟鼓足勇气坐着轮椅再次访华，与我们相约一起到昆明作60年后的重聚。乍看起来，这好似一个梦。但是，这个梦终于成真了！90岁的马识途由成都飞来，已届耄耋之年的我和老伴从北京赶去，我们又重聚在我们友谊的发源地昆明，圆了我们共同的一个伟大的梦。我们重履了我们当年经常聚会的大观楼，我们在西南联大的旧址与当今的大学生们一起回顾了这一段极不平凡的历史。一时间，佳话传遍春城。

在昆明的告别宴会上，早已成为著名作家兼书法家的马识途，亲手将一个条幅送给迪克帕斯特留作纪念。上面，写着他为这次奇迹般的重聚所留下的《七绝》：

三个老头重聚首 六十年后话沧桑

二零零八犹期许 北京再会希勿忘

（作者系《今日中国》杂志原第一副总编辑）

（责任编辑 萧 徐）

2007年第10期 给毛主席打电报的故事　作者：沙　漠

打电报曾经是我生活中的重要内容，非常非常重要。

那段时间，打电报的频率相当高。收报人永远是同一人,内容也永远一样。我相信很少有人有我这样的打电报经历。

那是特殊年代。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拉开了帏幕。

造反有理！天翻地覆。

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自己解放自己。我和丈夫黄中敬，不顾两人同为摘帽右派的身份（早已摘帽，当然是人民群众，当然是可以造反的），自己解放自己，起来造反了，组织了战斗队，戴上红袖章，雄赳赳气昂昂，浩浩荡荡进京串联造反。

在首都参与、观阵了几次批斗会，见到首都造反派一个个杀气腾腾、剑拔弩张，有的还动武，让人触目惊心！这是不是体现了毛主席教导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一时感情上难于接受。“要文斗不要武斗”也是毛主席教导，二者如何统一？深感必须努力学习加强理解，对“造反有理”的教导决不能怀疑、动摇。

串联回来后，我们两人站在小屋中央领袖像前庄严宣誓：誓死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互相勉励着，要经得起各种考验。参加革命已十七年，直到今天才真正革命了。满屋子贴了许多毛主席像和黄中敬书写的许多毛主席语录。

我们是怎样的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啊！反右把我们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们虽认罪但心里……如今早已摘帽，回到人民队伍，绝不会再耿耿于怀，我们有颗永不变的红心。

谁料形势突变，我们和另外几人，被大字报的汪洋大海包围，一片打倒声，霎时间我们俩双双被推入牛鬼蛇神行列，在牛棚中苦苦煎熬。

牛鬼蛇神分两档：“住读生”、“走读生”（这是大家后来起的名）。

“住读”：囚禁在本单位，接受批斗，写交待材料、揭发材料，写检查。不许乱说乱动，丧失人身自由，不能回家。

“走读”：白天上班接受批斗、陪斗，写交待材料、揭发材料、检查材料，不许乱说乱动。有部分自由，允许下班回家，闭门思过（周围有多少监视眼睛）。

我们俩进牛棚是因为都曾是右派（早已摘帽），并无现行。

老黄“住读”。因为他过去是“极右”。当时“住读生”只他一个，独领风骚。囚禁他的是后院一堆放杂物的小破屋，大约四五平米，无窗，有一摇摇欲坠的小门。15瓦的昏暗小灯供他日夜写材料，由专人看管，不得和任何人接触。

我走读。上下班制，晚上回家接着写材料，思过。

我们难得相见，有时开批斗会时，遥遥相望，便相互半举右臂握拳致敬（这举动风险很大，牛鬼蛇神岂容互致敬礼）。

我们的革命权利被剥夺，但我们无限热爱毛主席、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红心夺不走。

我两次被武斗。第一次武斗，由于拒不挂黑牌，被来青岛的中央戏剧学院一红卫兵猛一掌打坏了满口牙，没能制服我。第二次武斗，是第一次武斗的继续。中央戏剧学院的红卫兵请了一群来青岛串联的首都红卫兵，来势凶猛，围观者众。陪斗的十多人，只打我一人，杀鸡给猴看。拳打足踢皮带抽锥子扎，我没有哼一声，我心里有红太阳，何惧之有！红卫兵要夺我深藏在内衣里的红宝书，被我死死护住了！我凛然，像英雄一样。但当我看到一稚气未脱的女娃儿——首都小红卫兵，她还那么小，战兢兢向我举起皮带，喃喃着“我不怕，我不怕……我打，我打……”闭着眼用无力的小手打将下来时，我惊呼孩子啊！眼前一黑，昏倒了，心碎了。

拖着伤痛之躯，回到了家。面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像），含着热泪向他致敬，表忠心。没说一句话，我已无力开口，倒卧在床。

恩准在家养伤。

遭武斗引发了心动过速，伤病交加无人照料，孤凄感油然而生。一儿、一女响应毛主席号召，支边，支农，都远离了我；老黄关牛棚，无法顾我；周围的人们，谁敢来看我一眼，问一声。人人遵照毛主席教导要分清敌我，对待我必须立场鲜明，不啐一口已是仁慈。

我像处在冰的世界，但我的心是热的。我忍住伤病，每天挣扎着下床，面对着毛主席像，坚持“早请示”、“晚汇报”。认真朗读背诵毛主席语录或“老三篇”，整个过程不允许有半点差错，多读一字少念一字都是对毛主席态度的大问题。我高度集中，一丝不苟，天天如此，从不懈怠。我为自己能独自一人自觉进行而感到自豪。

我经受了考验。我天天坚持，却缘何我还是冷！我可以在遭武斗皮肉受苦时十分坚强，而面对周围的冷酷却又变得如此脆弱。

我受不了，死的念头多次浮现。但我无权死，那是对革命的背叛，更是在毛主席脸上抹黑。

救救我啊！谁能救我！

叫天不应，呼地不灵！我猛地意识到，自己处在危险状态，这是革命的动摇性！是对“造反有理”心存怀疑，是对毛主席的不忠！我不能原谅自己。

我突发奇想，给伟大救星毛主席打电报求救！毛主席是人类大救星！只有毛主席能给我力量！唯有打电报给毛主席，不断表忠心，我才能得救。

于是，打电报的故事开始了。

规格内容全都是统一的：

收报人：“毛主席”

电文内容：“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岁万万岁！祝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无论是五一、七一、八一、国庆、新年、春节，各种节日（除儿童节外）无一例外，还有伟大领袖的生日，我都及时打电报向他致敬，高呼万岁！受批斗委屈痛苦时也打同样的电报向他表忠心（我们挨批斗的频率很高）。打电报必须趁人不备，偷偷从家里溜出来。幸好邮电局就在附近。

打电报的费用是从我每月15元的生活费中省吃俭用节省出来的（老黄也是15元）。幸而那时给伟大领袖打电报有很大的优惠，记得好像是打三折，例如：三分钱一个字只收一分钱一个字（记不清具体数字）。

我不认识邮电局职工，每次去都是低着头，来去匆匆。次数多了，不免引起别人注意，偶然便会看见投来的异样目光。我一脸严肃，除了“给我一张电报纸＂、“多少钱”外，从不多说一句话，唯恐言多语失。

冬去春来，我持之以恒。我的虔诚感动了邮电局的人（我已感受到她们的目光，和善中透着同情，或许还有着怜悯），也感动了自己。“打电报”产生了巨大力量！我挺住了。

不记得打了多久电报，打了多少电报，记得清的是“打电报”是戛然而止的。一天，我又去打电报，柜台里的那位工作人员向我点头致意，我心头一阵热。付款时，她开口了：“同志（那年月革命群众彼此称呼同志），你打了那么多电报，他能收到吗？”听到她的问话，我泪已满眶，摇摇头迅速地说：“不知道。不能，当然，当然不能收到，他日理万机……”“那你为什么不停地打？”她声音很轻很轻。我强忍着泪，想对她笑一笑，刚一咧嘴，却是哭意，猛转身飞也似地逃离了邮电局，怕自己会禁不住嚎啕大哭。

是啊，为什么？我不停地问自己。从那以后，打电报就此中止。

电报虽不打了，忠于毛主席的红心并没变。后来脑子里渐渐出现了许多问号：神在哪里？神能救我吗？……为什么我如此敬神，爱神，神却不怜我，不救我？为了神，我甘为贱民、为人奴，这还不够吗？我还有自我吗？渐渐地，我的红心跳得慢了、缓了、无力了……

粉碎四人帮后，我认识了邮电局那位女同志小刘。一天在公园相遇，她热情地问：“阿姨，我特别想问问你，当年你打电报的事，那真是个谜。你的行为在我们那里是独一无二的。虽然谁也不问不说，可心里都在猜想，你肯定有大的冤屈！我们都很同情你，想帮你，可谁敢？有时你来晚了，还担心你出了什么事？后来你不来了，大家还惦念你呢。你能对我说说那到底为什么吗？”

我哈哈大笑，用手击头，“这里出了毛病，精神失常，我是个疯子。你别以为是笑话，真的，我灵魂已扭曲出窍……人家把我打入十八层地狱，我还不停地打电报喊万岁……”

小刘瞪大了眼：“我不懂，你怎么会这样？”

我问：“你懂‘造神’吗？”

她点头，“不就是把毛主席当神吗？那时人人都把他当神，可谁像你……”

我说：“全民造神，不分文化高低，也不分男女老少。在那疯狂岁月，近乎全民皆疯，我离疯只差五公分了，我是造神运动的极端分子、狂热分子。如若有‘造神奖’，我应该得大奖……其实，我演的是悲剧，一场大悲剧。”

小刘全神贯注听着，眼里噙满了泪，无言地走了，没有回头。她听懂了。

打电报的故事讲完了。

反躬自问：这场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文化大革命，那些罪大恶极者自当严惩不贷，但像我这样的狂热分子是否也该认领各自的罪责！推波助澜，是起了不小作用的啊！不能因为你也吃足苦头，受到了惩罚，便可逍遥法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自问”，我是发自肺腑的。细思量，吓出一身冷汗！

（这是一个完全真实的故事，没有虚构，没有编造）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7年第10期 《安徽老年报》的老人们　作者：叶道理

换岗

1990年春天，年过花甲，我从《合肥晚报》编委的岗位上办过离休手续，退了下来，旋即来到暂时借用合肥市记协和合肥晚报社新闻研究室办公的《安徽老年报》社报到，加盟“再就业”、“二次创业”的行列。虽然每月只领到60元“劳务费”，却和四十年前走出华东大学到解放军连队当文化教员时每月发几块钱津贴同样感到新鲜。

老年报编辑部新来的“年轻人”

老年报编辑部的几位“老编”都是我在合肥晚报社工作时的老领导、老同事以及曾在《安徽日报》当编辑时的老同行、老熟人，比我早点离休，兴奋地欢迎我：“小老弟来了，你是这里的年轻人，还是老叫法，叫你小叶！”两小间十一二平米的办公室，摆满了借用的五张桌子两只书柜，再无容身之处；所用的稿纸、稿签、版样纸，都是暂时挪用在晚报社上班时存下的；好在排字、印刷也就便由晚报印刷厂承担，先排印后结算。这种借腹怀胎产子（出报）的日子，越来越别扭。当时担任省委顾问委员会常委、原省委宣传部长欧远方亲自与各主管部门协调，抓赞助，定办报方针，他的夫人、原合肥市委分管媒体的宣传部副部长邹人煜抓班子、编务和出版发行，我这个新来的“年轻人”，被聘为副总编辑兼办公室主任（只兼一段时间），除编稿外，兼做文秘、公关先生。以主管部门或老年报名义草拟请示、报告或征订通知，从执笔、送审、打印、校对直到分别送请省委各部门领导签字、盖章，多是我一手包办。有的厅、局长或秘书奇怪地问我：怎么不派个年轻人来办？我回答：我就是老年报的年轻人。再说，出入领导机关、领导人办公室，没有记者证，连门卫这一关也闯不过。至于持欧老的亲笔信请求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批点计划外补助经费，除了记者证，还要靠我自己几年前从事党政报道结识的部门关键岗位人士传话或透露领导人行踪，才能免吃闭门羹。1992年5月，为了取得全国发行的公开刊号，欧老亲自出马，趁赴京开会机会，带我同行，会议期间，利用休会或晚上时间登门拜访新闻出版署署长、中宣部新闻局、新华总社以及调到国务院工作的原省长王郁昭等。各省到北京有关部委请求解决问题叫“跑部”，往往要以贵重礼品当敲门砖，欧老却只带了两听他自用的“铁观音”分送两位好友，此外都是空手进出“京官”之家。几次还是在老友家吃晚饭，深夜才回到宾馆。

不知是欧老哪一位老友的促办之功，以及省新闻出版局的力荐，两个多月后，《安徽老年报》的公开刊号批文下来了，我受命趁热打铁，跑所有要跑的部门，办各种需办的手续，几个月跑丢了两部旧自行车。白手起家创业的艰辛与克服困难获得成功的快慰交织在一起，一切劳累、苦涩、年龄和疾病都忘得一干二净。“老编”中最年长的是曾获得合肥市劳动模范称号的陈金铎，他被聘为副总编兼一版主编，编、排、校一身包揽，他把在《合肥晚报》几十年养成的“以社为家”的敬业习惯带到老年报社来了，一年四季每天总是提前半小时走进办公室，整理房间，收看新闻，翻阅当日早报的要闻，捕捉适合老年人口味的信息，一一记下备用。就连双休日和法定长假，他也是常在办公室里度过。他到老年报社后因心动过缓经院方催促领导强令入院手术安上心脏起搏器，十八年来，已更换两次，大家笑说他是“机器人”。从欧老、邹社长、陈金铎到每个办事人员多有这种敬业精神，所以2001年全国老年报第十届年会在我省举行时，全国老年报协会和参加年会的几十家老年报负责人联手特别购赠一尊铜质黄牛送给邹社长，上书“俯首甘为孺子牛”，以表达对这种敬业精神的崇敬之心。

欧老、邹社长把鲁迅先生“俯首甘为孺子牛”改了两个字，叫做“俯首甘为老者牛”，他们身体力行把这种精神贯注到创办一张安徽省报刊史上从来没有过、以几百万老年人为对象的“杂志化”读物上，一改以往办“机关报”的套路，革除“居高临下”、“指手画脚”、“官话”、“套话”等陋习，把“五个老有所”定为报纸的核心内容，把为老年人服务作为唯一宗旨，为老人说话，请老人发议论。因此，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典型，上山植树造林、下海经商办厂、办学校、办医院、古稀人上大学等等都成为报纸头条或要闻，占了一版主要位置，而会议新闻、领导讲话，非用不可的，也只是简编、概括，点到即止。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上风言“老年人再就业是在与年轻人争饭碗”，欧老亲自上阵撰稿用鲜活的事实论证老人再创业是拾遗补缺，是对成熟人才资源的尊重和开发。他还针对有人把揭发阴暗面、批评社会和官场丑恶现象与“唱响主旋律”对立起来，把群众抵制行政机构不当作为，作为破坏稳定局面等论调，连续发表了《十论舆论监督》，说出了人们想说不敢说或不知道怎么说的话，其中多篇被全国多家老年报转载，并被全国老年报好新闻评比作为系列论文评为特别奖。

老年人是个弱势多病群体，老人把心理健康和生理健康看得很重，老年报以一个整版刊发保健知识、保健咨询解答、医学讲座，许多老人都把这些切身有用的文稿剪贴装订成册。应读者要求，报社把它们汇集成册，先后出版了《生活知识手册》和《单方集锦》。一印再印，购书人从省级领导到乡村老妇、城市低保居民。报纸的老订户年年续订，新订户逐年增加。

老报人都深知，办报中的一大难题是很难做到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的统一，舆论监督更是难上加难。欧老驾鹤西去之后，邹社长接棒撰写，约请众多有识的作者扩大稿源，进而发动群众参加“老有所议”，一年一个专题：《世纪回眸》、《我与老年法》、《老来干啥》、《世象杂议》、《老境难题如何解》、《营造宽和的小气候》以及《怎么做文明老人》等等。每次讨论后做小结、评奖。社科院原副院长、著名学者于光远为本报创刊十周年题词：“……以推进社会进步为己任的志士，怕的是辜负了满头白发，多少年战斗过来了，难道还顾虑重重，不敢记事实，讲真话，做真人吗？”国家新闻出版署原署长杜导正评价本报：“我现在经常翻的报纸还有二十种，《安徽老年报》是我仔细读的一种，它常有给人启迪的见解；提供的健康长寿知识科学可行，它文章考究精彩，我以为是一份可贵的好报。”原《解放日报》总编王维在叙说办报难题后说：“拿少奇同志的要求衡量（按：指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统一起来）《安徽老年报》，当然不好说它都做到了，但我觉得办这张报纸的同志是在朝少奇同志所指引的方向努力。正因为如此，它受到读者的欢迎，发行量逐年上升就是一个明证，可不可以说《安徽老年报》在解决上述难题中已经破题了。”

这些鼓励和鞭策，更加激励老编们不敢懈怠，不敢轻言年迈而生退却之意。

《安徽老年报》是完全走向市场的单位，实行全员聘任、自收自支，自负盈亏，邹社长趣说这是“小鸡啄米，自叨自吃”。既无意扩版，也无力扩编，不得不长期聘用离退休人员。至今十八年了，我们这个省级群团报纸中发行量较大的单位，仍然是无定员编制（即无固定财政拨款）、无办公房和员工宿舍、无车子的“三无”单位，但比起初创时期，已经是小康境遇了。当初老年报连结算印刷费都有困难，李世农、张恺帆、潘锷、程光华等原省级领导非常焦急，德高望重的恺老带头捐款并在老年报上呼吁全省老年人都来捐助老年报；时任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委的潘锷捐款一万元；原分管财贸口的副省长胡坦欣然出任安徽老年报董事会董事长，邀约部分企业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参加董事会，解决老年报的燃眉之急；恺老为赞助单位一一写了条幅、对联。他的书法名闻省内外，是人们非常珍爱的艺术品，我们把这些“墨宝”连同欧老为一些地市书写的条幅、中堂，装裱后分别送给各家。后来，有人戏说此等解困方式形同讨乞。我们这份报纸在社会各界的关怀和努力下，两次被评为全省优秀报纸、一级报纸，一次被评为编校质量先进单位，两度被省工商局授予广告发布诚信单位和文明单位称号，颁发了铜匾和奖杯。邹社长、陈老和我先后被省新闻出版局评为优秀编辑，受到主管部门通报嘉奖。初次获得先进单位称号时，省老龄委第一副主任郑也特意从并不宽裕的办公经费中挤出180元，为每位编校人员发了奖，钱数虽少，却使大家感到特别的温馨和快慰。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7年第10期 南天一柱——编辑《怀念任仲夷》感言　作者：关　山

任老生前常说：形势比人强。这话当然有道理，孙中山就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事在人为，有些时候，英雄确实会创造历史。在任仲夷主政广东五年里，他至少有两次顶住巨大的压力力挽狂澜。

一次是1981年全国治理整顿，当时有人提出“缓改革、抑需求，重调整，舍发展”的方针，任仲夷从当时广东的实际出发，以非凡的勇气和智慧顶住了这与小平同志原来给广东的指示精神相违背的做法，不但不“缓改革”、“舍发展”，而是“冒死挺进”，善于“变通”，坚持用改革的办法解决改革的问题，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的问题，勇闯物价关，加速发展，这才使广东和特区的经济在那几年获得高速增长，真正在全国“先行一步”。

另一次也是最能体现任老大智大勇的则是1982年，中央召开“两省会议”，专门研究广东、福建问题。面对当时广东个别地方出现的走私贩私问题，有人借题发挥，小题大作，以偏概全，上纲上线，横加指责，说什么这是“资本主义又一次向我们的猖狂进攻”， “广东这样发展下去，不出三个月就得垮台”， “宁可让业务上受损失，也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甚至说“特区变了颜色，成了租界”，连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也迫于压力作了检讨。有人趁机想收回给广东的特殊政策。又是任仲夷，冒着被摘乌纱帽的风险坚决顶住。他实事求是，据理力争，即使“二进宫”（两次被招进京检讨）也义无反顾。有失误要改正，批评可以挨，检讨可以写，违心的话不得不说，但执行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政策坚定不移。省里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两省会议”精神，不少人都认为会“杀气腾腾”，但没想到任仲夷却开得“热气腾腾”，不但主动承担失误的责任，保护了一大批干部，而且明确表示“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绝不能动摇改革开放的信心和方向，进一步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如果当时任仲夷见风使舵，唯上唯书，溜须拍马，凭他过去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的突出表现和在黑龙江、辽宁的辉煌业绩，作为“封疆大吏”的他也许会官升一级。但他出自老共产党员的良知，念百姓生活之维艰，负改革之重托，在关系改革开放命运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无私无畏，旗帜鲜明，敢于实事求是，坚持从广东的实际出发，以无所畏惧的勇气和高超的政治艺术顶住了否定改革开放的逆流，保住了广东这块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保护了广东大批敢闯敢冒的干部，保持了广东改革开放的势头。因为他心里非常明白：广东退一步，全国就退一百步！

这就是任仲夷对改革开放巨大的贡献。他给广东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绩证明了改革开放和创办特区是正确的。这也是他在广东干部工作中享有崇高威望的根本的原因，同时，他也为后任者们立了一杆标杆，激励他们奋勇前行。

（作者是《怀念任仲夷》的编委）

2007年第10期 彭德怀一九六六年永川煤矿考察记　作者：张鸣羊

在“文化大革命”的黑风恶浪即将袭来的1966年4月，被谪居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三副主任的彭德怀元帅，专程来到永川花果山煤矿进行“亦工亦农换工制度”的考察。

在到来之前，上级通知（大意）：一、第一把手有意识回避；二、对彭的言行作好记录；三、事后写出报告。中共江津地委根据这一通知精神，安排由分管工业的地委副书记江风接待，地委工交部秘书崔德普作记录，并事后整理上报。在地委江风等人的陪同下，彭帅于4月26日、27日赴永川花果山煤矿召开了厂社干部、老工人、轮换工人及职工家属等一系列座谈会，广泛听取意见。他自1965年11月调到西南局建委工作以后，在不到半年的时间中，经常深入工厂、农村进行调查研究，比较大的活动就有三次：第一次是到重庆、广安、南充、自贡、威远等地，主要调查了解了五机部的三零八、三三八厂及自贡地区的天然气；第二次是到成昆北段和攀枝花，调查了解了铁路和钢铁基地的建设；第三次是到宜宾、珙县、泸州、永川等地，调查了解了芙蓉煤矿、特别是永川花果山煤矿的亦工亦农、厂社结合试点；随后顺道又去了大足县，调查了解农业生产、小五金生产以及文物工作等情况。

彭帅在花果山煤矿不但要矿长介绍，更找工人座谈；不但关心工业生产，也关心农业生产；不但听取正面意见，更虚心听取反面意见。当他听到“公社有30%左右的青年可以作为轮换工”时，他关切地问“假设每年有30%到矿作轮换工，对农业生产有没有影响？我们要吸取1958年大跃进的教训，不能把农业劳动力抽多了，使农业生产受到影响。”当他听到矿里负责同志谈到“在未实行轮换工前，职工平均年龄为40岁，轮换后，现在职工（包括干部）平均年龄为28岁”时，彭帅说：“农村搞生产抢栽抢种，与旱灾作斗争需要青年，矿山也要青年，你们搞厂社结合，亦工亦农的青年劳动力能解决矿里轮换工的需要吗？”接着又问：“他们轮换进厂时间五至七年对身体健康影响怎样？”他要求厂、社的负责同志认真思索这些问题。当在座谈会上谈到煤炭生产中的一些问题时，彭帅强调说：“煤炭是基础工业，它上不去，其它工业也难于上去，我们一定要千方百计抓好基础工业，1959年我在上海招待所，陈云同志也在那里，陈云同志当时问我，老彭你看今年一千万吨钢铁能否上去？我反问说，你的看法呢？陈云同志说，我看不行，现在煤炭在吃老本，煤炭不落实。那时我不懂煤炭吃老本，现在懂了，基础工业上不去，就会影响其它工业失调。”说到这里，彭帅列举了大同的例子，他说：“那一年不是大同发生问题吗？这就是因为失调嘛！国民经济的发展总是按计划、有比例地发展，这是规律，离开了规律就会比例失调。”彭帅在老工人座谈会上，一再动员他们对亦工亦农轮换制提反面意见，看这个制度有些什么问题和缺点。当陪同前往的地委工交部主任曹新民谈到“厂社结合，是坚持两种所有制”时，彭师说：“1958年成立公社不成熟，就是混淆和打扰了两种所有制，如鸡、鸭、鹅……都归了集体。工农联盟问题，列宁讲过必须建立在互利的基础上。”彭帅视察花果山煤矿后回到永川，下榻地委招待所时，对地委的同志说：“办任何事情都要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从实际出发，讲求实效，不能弄虚作假。1958年我回老家，两个弟媳都欺骗我，一个说稻子亩产1000斤，我不信。另一个说，亩产1100斤。第二年，我又回老家去，结果是亩产300斤，连自己家里人都说假话，这不是浮夸是什么？这种浮夸风实在不好。”

彭帅身着青布衣衫，无烟酒嗜好，在花果山煤矿吃了两餐中午饭，矿里在饭菜安排上比一般客餐稍好一些，他多次打招呼，严肃地对矿的领导说：“搞这么好的伙食太特殊了，是个浪费，同职工们一样吃，不是很好嘛！领导者不能只管自己吃好，要首先让群众吃好。”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美德，多么令人钦佩啊！曾经当过四年煤窑童工的彭德怀同志，对煤矿、对煤矿工人有深厚的感情。他在花果山煤矿深入到井口、运输场地、工人宿舍、职工家属住宅和厨房等地和职工亲切交谈，询问生产安全、工人生活和身体健康情况，问寒问暖，挚情感人。彭帅在见到矿里轮换退下来休息的老工人时，一再亲切地问：“你们回去的生活怎样？有什么困难？”当老工人回答“没有什么困难”时，彭帅说：“有困难可以反映，祝愿你们好好安度晚年！”并说：“今天找你们来座谈，耽误了你们一天的工分，由我给你们解决。”被在座的地委和矿里的负责同志谢绝了，老工人也坚持不要，说“这一天工分没有什么”。工人走后，彭帅又提出“给他们每人一块钱”，也被矿里同志谢绝了。在几次座谈会上，彭帅都叫他的秘书买了几包香烟来招待工人，并问工人：蒋介石要打回来，你们怕不怕？工人们异口同声地回答：不怕，有了共产党、毛主席我们才翻了身，我们不让蒋介石打回来。共产党、毛主席英明领导我们革命得来的江山，我们要坚决保住。这时，彭帅满意地哈哈大笑。

彭帅关心党和国家大事。在4月27日晚上，当地委副书记江风向他谈到当前农业抗旱和专、县工业生产情况后，彭帅说：“备战、备荒、为人民是毛泽东思想，这口号是对的，必须搞备战，美帝国主义在越南的炮口是对着我们的！备荒，这也是对的，通过两三年每个农民能不能够储备八个月到一年的口粮？主席在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到现在已经十年了，那个时候提出工业分布投资没有很好研究，原来以投资额90%投入内地，10%投入沿海，没有很好执行。现在看，十大关系更有现实意义了。”

彭德怀元帅的永川之行，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到基层厂矿调查研究。可是却遭到再一次的歪曲、中伤、打击，既有三条监视性的“通知”于前（还布置参加座谈会的人只准谈哪些，不准谈哪些），又有写黑材料告黑状于后。在林彪、江青发动的围剿《海瑞罢官》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的情势下，西南局建委办公室于1966年5月31日写的《关于彭德怀同志半年来的主要情况简报》，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给彭帅的永川之行，扣上“对主席心怀不满”、“继续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有意找缺点、挑毛病”、“仍然是伪君子的一套手法，到处施行小恩小惠”等帽子，给对彭德怀元帅的迫害升级提供炮弹。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7年第10期 苏联亡国的原因　作者：思　源

建党93年、执政74载、拥有近2000万党员的苏联共产党于1991年8月25日宣告自动解散，身后留下最丰富的遗产是一大堆问号。苏共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据我研究，苏共的悲剧之源，不在于个别问题上的失误、失策，而在于党和国家政治体制上的失败，在于背离了宪政民主的世界潮流。

宪政民主作为一种国家政治制度，是主权在民、公民权利至上，从而与君主专制的主权在君、君权至上相区别。宪政民主的具体内容虽多，其核心内容就是两项：一是民主选举，二是分权制衡。

宪政民主发端于十七世纪，成熟于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已经成为世界宪政潮流。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苏俄的政治体制建设，是顺此潮流还是逆此潮流？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新生的红色政权选择了反潮流的道路。于是乎，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苏联国家亿万公民的命运，祸福安危，就此埋下了伏笔。

苏共反宪政潮流，略举四例：

一、“党外无党、帝王思想”

在1917年第一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以及当选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曾占居多数；后来第二次、第三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及中央执委会中，虽然布尔什维克占多数，但也还是多党制，其他党派都合法地存在和活动。在作为中央政府的人民委员会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有7位担任了部长级官员。

从1921年起，苏维埃中的一切非布尔什维克政党均被取缔。次年，俄共(布)“十二大”决议，要求对各种反苏维埃党派和社会革命党以及孟什维克进行镇压。其他政党就此消失，俄共(布)成为唯一的政党，此后七十年再也没有来自外党的竞争压力与纠错鞭策力了。

二、“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党外有党、党内有派”本是社会常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生活的绝大部分岁月里都是如此。但是，1921年俄共(布)(以下简称“党”)第十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提议，专门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不论按何种政治思想意见纲领组成的派别，禁止任何派别在党内的存在。

“禁止任何派别”，实际上有一派是不被禁止的，那就是党的一把手(譬如说，后来担任党的总书记三十多年的斯大林)自己这一派就不被禁止。不但不禁止，而且他还可以搞“一派专政”，“合法”地动用一切手段去镇压和消灭自己不能容忍的任何派别。

列宁也许没有想到斯大林会滥用制度的缺陷。但是，党的机体中的癌细胞毕竟已在此时植入!尔后的岁月中，虽有健康细胞的生长，终究难免被癌细胞所吞噬。

就在列宁辞世10年后，1934年党的“十七大”在选举中央委员会委员时，有270多名代表对斯大林投了反对票，而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所得票数竟远远高于斯大林。于是，基洛夫自然而然被视为斯大林的竞争者和反对派。同年，基洛夫被暗杀，凶手也随即被暗杀；杀害凶手的凶手又被暗杀。接着，基洛夫所信任和重用的干部统统被以暗杀基洛夫的罪名处决，后来又陆续将基洛夫在世时列宁格勒的领导干部基本上全部消灭了。这还没有完，紧接着便以追查刺杀者的名义在全苏开展了长达数年的大规模肃反运动。而那次“十七大”的党代表究竟哪些人投了斯大林的反对票，谁也搞不清楚，于是绝大多数人都成了斯大林怀疑和打击的对象。其中陆续有1108人被捕，多数死于狱中。大会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人(约占70%)被枪决。

世世代代、党内无派，何止千奇百怪啊!

三、以党代法、滥杀无辜

在没有宪政分权的制度中，以党代政、以党代法是像水往低处流一样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冤狱遍于域中便在所难免了。1934年，苏联各州都成立了“三人小组”，由他们，而不是由司法机关决定了对数十万苏联人的判决。就在基洛夫被暗杀后几天，根据斯大林的提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修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的决议》。它规定要从重从快判决，不允许被告申辩和上诉，死刑判决后必须立即执行。这就叫做杀人没商量了。据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米高扬回忆录，苏共“二十大”以后查明，从1935年1月至1941年6月的六年半中，苏联大约有2000万人遭到迫害，其中700万人被枪毙，这还不包括死于集中营及押解途中的人。被杀害者有两万多人是当局为了灭口而处死的特工人员。他们先前曾经是专政工具，尔后根据专政的需要，不由分说就变成了专政对象。

据统计，对十月革命进行过政治领导的24名党中央委员中，有14人先后被斯大林杀害；从军事上领导过十月革命的60名彼得格勒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政委中，有54人被斯大林杀害。第一届人民委员会共有15名委员，除了列宁和斯大林以外的13人中，有9人先后被以革命的名义处死。斯大林时期所杀的共产党员人数，让沙皇俄国望尘莫及。岂只是“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它从一开始就是斯大林铲除异己的清党运动。

1988年2月，《莫斯科共青团员报》报道：在斯大林1953年去世之前，全苏联共有1200万人进了劳改营，2000万反对农业集体化的农民被判徒刑或流亡。

苏共二十大虽然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平反了不少冤假错案，但尔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实践仍在继续，党内外持不同政见者被关进集中营和精神病院的消息时有所闻。

苏共和苏维埃政权敢于这样肆无忌惮地给自己四面树敌，新仇旧恨、层出不穷，亡党亡国的祸种就这样有增无已。

四、内定选举、自挖墙脚

民主选举的根本原则是要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志。而选举人的意志往往与领导者的意图不一致，怎么办？在宪政制度下，领导者必须尊重选民的选择，否则就是违宪违法违纪；而在斯大林那种集权制度下，领导者往往内定选举结果，然后用各种手段去要求保证实现领导意图。这后一种办法，从领导者的角度来看，当然是大好事。而对选民来说，内定选举就是假选举、真欺骗。久而久之，不可避免导致权力体系基础动摇。

1918年12月2日全俄中央执委会发布《关于乡与村苏维埃改选程序的指示》，规定所有乡与村的苏维埃均应进行改选，由中央自上而下派出官员建立选举委员会。富农、商人和反革命分子被剥夺选举权，苏维埃代表候选人由上而下征求意见，等额确定，再提交选民公开投票。这种变相指定的选举办法后来成为斯大林时期的一种不成文法。1936年苏联公布新宪法，表面上扩大了选举权，改进了选举法，似乎也搞普遍、平等、直接、秘密选举。然而，上述不成文法依然起决定作用。各级苏维埃代表候选人都是由党组织内部决定，等额交给选民投票，虽说选民可以另选自己的意中人，其实未列入候选人名单的人根本无法当选。

内定选举就像是按剧本演戏，翻来覆去演了70多年，不断地消耗苏共和苏维埃政权的合法性。

宪政制度下的民主选举好比肥沃的土壤，它能打断腐朽的链条，一茬一茬出新苗，使病树前头有可能出现万木春的机会。而斯大林那种内定选举则是由前任领导指定自己喜欢的接班人，老树培养病树，病树培养歪脖子树，到头来在一棵树上吊死。这使它失去了吐故纳新、制度变革、重振旗鼓的活力源泉。

待到历史翻过了那沉重的一页，民主选举的时刻终于来临，1991年6月12日俄罗斯首次举行总统直选。选民真正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投票了，他们把占总票数57.35%的4559万多张选票投给了叶利钦，使他一举以高票当选为俄罗斯总统。而4位俄共候选人则分别以16.85%、6.81%、3.74%、3.42%的得票率被俄罗斯选民淘汰。

宪政民主，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不是吗？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7年第10期 晚清电报和铁路的性质之争　作者：雷　颐

中国传说中早有“顺风耳”的神话，表达了古人对万里之遥却能瞬间互通消息的盼望；早有关于“日行千里”、甚至“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的种种故事，表达了古人对万里之遥却能即刻到达的憧憬。

然而，当把“顺风耳”变成现实的“电报”、把“日行千里”变为现实的铁路在近代真的要来到中国时，却遇到了今人想象不到的巨大阻力，不仅没有被当作明察远见的“仙卿”和缩地成寸的“神灵”，反而被顽固派严厉质问电报究竟“姓什么”、铁路究竟“姓什么”，因其产生于西方而被斥责为会污染中国文化、破坏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奇技淫巧”而遭到强烈抵制、反对。

所谓“电报”，是后来从日本引进的“新词”、新译名，当时国人更多将其称之为“铜线”或“电线”。近代中国外患频仍、内乱不断，时时军情紧急，能够瞬息万里的电报无疑是一直身处危境的清政府的当务之争。然而，“电报”却被认为有害，不必说“顽固派”坚决反对，就是以“开明”著称、一心要学习外国“船坚炮利”、“师夷长技”的某些“洋务派”官员开始对电报在军事和经济上的重要性也缺乏认识。所以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他们不仅不热心创办电报事业，甚至与顽固派一样表示抵制、反对。专门负责处理与北方“外夷”包括通商在内的各类交涉事宜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奏称“铜线、铁路”这两件事“于中国毫无所益，而贻害于无穷”；江西巡抚刘坤一认为“以中国之贸迁驿传”，根本不需要铁路和电线；福建巡抚李福泰指责电线、铁路都是“惊民扰众，变乱风俗”的有害之物；甚至曾国藩此时都认为无论是外国商人还是中国商人，只要架电线、修铁路都将使“小民困苦无告，迫于倒悬”，结果都是“以豪强而夺贫民之利”，所以不仅不能同意外国人架线、修路，而且同样要禁止中国商人架线、修路。值得注意的是，李鸿章的观点却与众不同，他在给“总理衙门”的信中说：“铜线费钱不多，递信极速，洋人处心积虑要办，将来不知能否永远禁阻。鸿章愚虑，窃谓洋人如不向地方官禀明，在通商口岸私立铜线，禁阻不及，则风气渐开，中国人或亦仿照外洋机巧，自立铜线，改英语为汉语，改英字为汉字，学习既熟，传播自远，应较驿递尤速。若至万不能禁时，惟有自置铜线以敌彼飞线之一法。”然而，李鸿章的意见没有得到包括其他洋务派官员的支持、赞同，朝廷当然也未采纳他的建议。

事实很快就证明李鸿章判断正确。从1870年开始，经过种种活动、努力，清政府同意英国大东公司和丹麦大北公司在海上敷设电报电缆，愚昧地认为不经陆路就对中国主权无损、就不会“惊民扰众、变乱风俗”。英国大东公司获取了上海迤南各通商口岸海口设置海底电缆的权利，不久就将印度经新加坡到中国南部沿海到香港的线路敷通；而大股东是沙俄皇室的丹麦大北公司获取了架设从海参崴到上海、香港的海底电缆，很快也将这一线路完成。到1871年6月，中国实际上已被纳入世界电报网络之中。这样，外国在中国经商、谈判各种事项都可以“瞬息万里”传递信息、下达命令，而中国依然故我，不许架设电报线，仍靠马匹驿道传递信息、下达命令。在这种“信息战”中，优劣对比委实太过悬殊。

在这种鲜明对比中，原来反对创立电报事业的洋务派官员纷纷改变了自己的观点。1870年出使法国的崇厚就经常用大北海线与“总理衙门”互通电信，主管“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开始认识到电报的便利。曾国藩在上海租界内实情观看电报，赞不绝口。李鸿章更明确地说电线将在中国盛行，应改驿传为电信。但真正使洋务派下决心架设电报线的直接因素，还是70年代中期日本对台湾的进犯。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清廷派洋务派官员沈葆桢为钦差大臣率兵援台。到台后，他深感台湾孤悬海外，与福建联系极不便利，“欲消息常通，断不可无电线”，必将影响军机大事。他看到外商能越洋架线，信息往来无阻，便上奏请朝廷正式提出中国应架设福州陆路到厦门、厦门海路到台湾的电线。

然而，在海疆如此紧急之时，顽固派仍然反对兴办电报。如工科给事中陈彝在1875年9月的一道奏折中坚决表示要禁止架设电线，认为电线可以“用于外洋，不可用于中国”，因为：“铜线之害不可枚举，臣仅就其最大者言之。夫华洋风俗不同，天为之也。洋人知有天主、耶稣，不知有祖先，故凡入其教者，必先自毁其家木主。中国视死如生，千万年未之有改，而体魄所藏为尤重。电线之设，深入地底，横冲直贯，四通八达，地脉既绝，风侵水灌，势所必至，为子孙者心何以安？传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藉使中国之民肯不顾祖宗丘墓，听其设立铜线，尚安望尊君亲上乎？”在顽固派的逻辑中，电报的性质姓“天主、耶稣”，兴办电报就是入洋教、是背祖叛宗，背叛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人架设电线就是不孝，不孝必然不忠，架设电线必然导致不忠不孝，罪莫大焉！

几经波折，沈葆桢、丁日昌等在福建、台湾架设电报线的努力最终未成。

1879年，为加强海防，也是为了作一试验、探索，李鸿章于大沽、北塘海口炮台试设电报以达天津，效果良好，他高兴地向朝廷奏报说“号令各营，顷刻响应”，增强了他架线设局的信心。1880年，中俄伊犁交涉军情骤紧、俄国已经开始侵略新疆，新疆与内地联系仍慢而又慢，李鸿章不失时机于这年秋再次上奏，详陈必须立即架设电报线的理由：“用兵之道，必以神速为贵”，所以西方各国“欲通万里海洋，欲通军信，则又有电报之法”。只有中国仍靠驿递，“虽日行六百里加紧”，但与西方电报相比迟速大为悬殊。在俄国彼德堡谈判的曾纪泽数万里之外发电报到上海只须一日，但将电报从上海送到北京要从轮船转寄，最快也要六七天，如果海路不通，驿递则须十日。“倘遇用兵之际，彼等外国军信，速于中国”，将对中国大为不利。总之，战争“全赖军报神速，相机调拨，是电报实为防务之必需之物”。这些理由，今日看来都是“常识”，但那时却是被排斥、有待普及的“新知”。他以正在俄国进行的中俄谈判和自己年前在天津作的试验、探索为例，具体说明架电报线的紧迫性与可行性。李鸿章深知经费、经营管理方式与主权是朝廷最关心、最担心的问题，所以在奏折最后部分专门针对朝廷的疑虑提出了具体解决办法：“旱线”（即陆线）从天津到上海所需不过“十数万两”，可先从淮军军饷项内拨款开办，等到办成后仿照轮船招商局的办法招募商股，分年缴还本银；经营方式自然是“官督商办”；由于中国目前没有这方面人才不能不雇佣外国专家，但他明确提出要设立电报学堂培养中国学生“自行经理”，“庶几权自我操，持久不敝”。

险恶的现实和李鸿章的透彻分析，使清廷终于顾不得电线究竟“孝不孝”“忠不忠”，立即允准李鸿章着手办理电报局。1880年10月，李鸿章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同时设立电报学堂，这是中国近代电讯事业的开始。

电报在近代中国的命运如此坎坷，而铁路的命运则更加艰难。直到今天，铁路对一个国家国计民生仍有重要意义，在一百多年前，没有汽车和飞机，铁路的意义之重要更不待言。但是，修建铁路在近代中国引起的反对却最强烈，争论时间最长也最激烈。

洋务派造炮造船，当然知道修建铁路的重要，所以从19世纪70年代起就不断提出修建铁路的主张。1872年，俄国出兵侵占我国伊犁，李鸿章借机提出改“土车为铁路”的主张，指出俄国侵占伊犁，“我军万难远役”，如果不修铁路，新疆等西北边境就无法运兵，而且不仅俄国想侵占西北，英国同样垂涎云南、四川，如果中国自己开采煤矿、修建铁路，则列强将有所收敛，而中国“三军必皆踊跃”，否则，中国将面临更加紧迫的局面。但这种完全符合实际的救时之策，在当时却遭到一片反对，据说“闻此议者，鲜不咋舌”，视为骇人听闻之论。1874年，日本派兵侵略我国台湾，海疆告急，李鸿章又乘机提出修建铁路的主张。这年底，他奉召进京见恭亲王奕时，力陈中国修建铁路的重要，并请先造清江到北京的铁路，以便南北交通。奕向来支持洋务运动，当然同意李鸿章的观点，但他深知修铁路将会遇到顽固派的强烈反对，恐难实行，所以对李鸿章说此事“无人敢主持”。李鸿章仍不甘心，希望他有机会劝说慈禧、慈安，但奕回答说“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由此可见修铁路的阻力之大，而李鸿章便不再直接谈此问题，转而不断策动他人提修路建议。1876年，丁日昌担任福建巡抚后，李鸿章要他上疏建言因台湾远离大陆，只有修铁路、架电线才能血脉畅通，才可以防外安内，不然列强总会对台湾垂涎三尺。1877年，清廷表示同意丁日昌所请，但此事却因经费短绌而中止。转眼几年过去，到1880年，中俄伊犁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更加紧张，两国之间的大规模军事冲突一触即发，运兵成为重要问题。在这军情紧急时刻，淮军将领刘铭传应召进京，就防务问题提供对策。到京后，刘在李鸿章的授意下上《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正式提出修建铁路的主张，并认为这是自强的关节点。刘折中具体提出应修从北京分别到清江浦、汉口、盛京、甘肃这四条铁路。但由于经费紧张，不可能四路并举，建议先修清江浦到北京线。局势的演变和刘折的说理充分，清廷似为所动，命令分任北洋大臣和南洋大臣的李鸿章、刘坤一就此发表意见。

修建铁路是李鸿章的一贯主张，而刘折本就是他的授意，所以他立即洋洋洒洒地写了此折，约四千言，将压了几年的想法一吐而出。他知道反对修建铁路的最大阻力是“道义”、“传统”、“祖宗成法”，所以他首先必须进行“意识形态自卫”或“意识形态证明”，论证现在修建铁路与中国古代圣人刳木为舟、剡木为楫、服牛乘马、引重致远本质一样，目的都是以济不通、以利天下。如果现在不用火车，就如同早已用舟车的“中古”又放弃舟车回到茹毛饮血的荒蛮时代，必然要落后于人。针对顽固派一贯坚持的理论，即认为机器是败坏人心的“奇技淫巧”，他强调机器能使“人心由拙而巧，器用由朴而精，风尚由分而合”，而且，“此天地自然之大势，非智力所能强遏也”。机器能使人的心智由“拙”而“巧”、“朴”而“精”，既是一种“知识论”，但同时也含有肯定进步观念的价值观，他以此反驳机器使人心败坏的“道德论”，确有说服力。然后，他再概述国际局势，强调铁路在列强兴起、强盛中的作用。从国际形势再说到中国面临的险境，自然引申出修建铁路的“九利”，在这“九利”中，经济与军事是富国强兵最重要的。对这“九利”，他不吝文字，详细陈说，以期打动朝廷。具体的修路方案，他完全赞成刘铭传的主张（其实，刘的方案本就是他的方案），先修清江浦到北京线。他当然明白，朝廷必然会担心修路经费和主权问题，所以直陈由于所需资金庞大，无论是官还是商，都难以凑集，只能向洋人借债。但他强调，在借洋债时必须在合同中订明一切招工、采购材料及铁路经营等事，都“由我自主，借债之人毋得过问”，而且还规定不许洋人附股，强调与海关无涉、由日后铁路所收之利归还借款。他不仅提出了由名望甚高的淮军将领刘铭传主持修路，甚至提出可用淮军“勇丁帮同修筑”，可谓中国“铁道兵”的首倡者呢。

由于创修铁路于国计民生确实至关重要，且是李鸿章的多年心愿，所以一折书后他感到言犹未尽，同时又附上《议覆张家骧争止铁路片》，对张家骧等反对者的观点作了进一步反驳。张等认为，修铁路会使市镇繁华、民众富裕，因此会更加刺激列强侵略野心观点。对此李鸿章反驳说，“洋人之要挟与否，视我国势之强弱”，我们如果能自强、百姓富裕，“洋人愈不敢肆其要求”。相反，如果“我不能自强”、百姓贫穷，则国势更弱，将更受外人轻蔑、更易为外人侵凌。李鸿章顺势进一步论述了民富与国强的关系：“盖强与富相因，而民之贫富又与商埠之旺废相因”，如果像张家骧等人那样因担心列强侵略“而先遏斯民繁富之机”，其实未必能阻止列强的侵略；他甚至退一步说，即便这种百姓贫穷之法真能杜绝别人的侵略野心，“揆之谋国庇民之道，古今无此办法也”。对反对者提出的铁路将“有碍民间车马及往来行人，恐至拥挤磕碰，徒滋骚扰”的观点，他则不厌其详地描述了国人当时闻所未闻的铁路与普通道路交叉时的两种解决办法：一是“旱桥”，即今天的“立交桥”之法，另一是“于两边设立栅门望，火车将至则闭栅以止行人，俟火车既过，然后启之之法”。最后他情绪颇为激动地写道：“士大夫见外侮日迫颇有发愤自强之议，然欲自强必先理财，而议者辄指为言利。欲自强必图振作，而议者辄斥为喜事。至稍涉洋务，则更有鄙夷不屑之见横亘胸中。不知外患如此其多，时艰如此其棘，断非空谈所能有济。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若事事必拘守成法，恐日即于危弱而终无以自强。”他还鼓励朝廷说：“臣于铁路一事，深知其利国利民，可大可久。假令朝廷决计创办，天下之人见闻习熟，自不至更有疑虑。”

然而，尽管李鸿章的一折一片入情入理、情理并茂，但顽固派的反对更强烈、力量也更强大。如有人上奏指责说：“观该二臣筹划措置之迹，似为外国谋，非为我朝谋也……人臣从政，一旦欲变历代帝王及本朝列圣体国经野之法制，岂可轻易纵诞若此！”把修筑铁路说成是“为外国谋”，将改革者说成是汉奸、卖国贼，而把自己打扮成“爱国者”，凭借一套具有“道德优势”，但实际虚假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话语打压革新者，是近代以来顽固派的惯用技俩。实际上，正是反对变革的顽固守旧，才是中国积贫积弱的重要原因，真正误国害国的，正是这些顽固派。

还有人上奏说铁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是惊动山神、龙王的不祥之物，会惹怒神灵，招来巨大灾难……更有反对者奏称说铁路“行之外夷则可，行之中国则不可。何者？外夷以经商为主，君与民共谋共利者也；中国以养民为主，君以利利民，而君不言利者也”，修铁路是“蠹民”的“邪说”。对铁路，也要问一问究竟是姓“以利利民”的中国式君主制还是“与民共谋共利”的外夷式君主制，问问它究竟是什么“性质”，这种传统，其实非常深厚呢！

洋务派重要人物、南洋大臣刘坤一以圆滑著称，知道反对修铁路者力量强大，所以上奏时态度模棱两可，认为修与不修各有利弊，最后要求清廷饬令刘铭传再仔细推敲修路的利弊后再作决定。

由于反对者力量强大，而洋务派并没有理论创新，很难从“道德”、“意识形态”层面反驳顽固派的诘难，清廷于1881年2月14日发布上谕：“叠据廷臣陈奏，佥以铁路断不宜开，不为无见。刘铭传所奏，著毋庸议。”这次修铁路的争论以顽固派力论铁路姓“外夷”不姓“中国”、不适合中国国情而战胜洋务派结束，中国的近代化再次受挫。

近代中国的“顽固派”从来不从技术层面论证、反对“新事物”，而是将是否应当兴办电报、兴修铁路这种技术问题提升到“道德”、意识形态层面，从“政治”、“道德”、“意识形态”的“高度”来否定新事物的合法性。“电报”居然能被上纲上线到“忠”、“孝”的高度；修建铁路居然能被上纲上线到是否“以夷变夏”的高度。从道德和意识形态上否定设立电报、兴修铁路，从而使新事物的主张者、兴办者居于“不道德”的“道德劣势”，再次说明“泛政治”、“泛道德”、“泛意识形态”传统的深厚。从“文革”中“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和改革开放中一直不绝于耳的“凡事都要问一问姓‘社’姓‘资’”声中，依然可以看到这种对什么器物都要问“姓”什么的传统依然强大。

导致大清王朝最终灭亡的因素当然很多，而这种凡事都问“姓什么”当是原因之一；这种“姓什么”之争，使清王朝的自强之机屡被延误。或许，清王朝如此愚昧顽固的“自取灭亡”并不值得人们为之挽惜哀叹，但它的这种愚顽对民族、社会的生存和发展的严重影响，却使我们不能不深思：这种凡事都先要问“姓什么”究竟是维护了传统文化还是耽误了传统文化？对统治者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究竟是“爱国”还是“误国”、“害国”？究竟是促进还是阻碍了社会发展？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7年第10期 从粮价看秦家店　作者：尹振环

这些年来，影视传媒对秦皇汉武炒得沸沸扬扬。自然这跟伟大人物的肯定有关。章太炎的《秦政记》说：“古先民平其政者，莫遂于秦。”“世以为秦皇为严，而不妄诛一吏也。”又说：“其视孝文，秦皇犹贤也。”1957年6月13日毛泽东与吴冷西的谈话，也表示了类似看法：“高祖之后，史家誉为文景之治，其实文、景二帝乃守旧之君，无能之辈，所谓‘萧规曹随’，没有什么可称道的。”（吴冷西《缅怀毛泽东》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06页）所以我们从来没见过文帝上银屏，也很少听到对文景之治的赞歌。从帝王的丰功伟绩、雄才大略看，秦皇似乎“贤”于汉文帝。如果变换一个角度，比如从粮价上看，结论会不同吧？

战国前期，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粮价为“石三十”（《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有两条律文证明秦统一前的官定粮价也是石粮三十钱。还有《管子·国蓄》也有同样例证。秦统一天下五年后，即公元前216年，粮价竟高达“米石千六百”（《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一年）。即粮价涨了五十余倍。验之历史，这个粮价会有什么结果呢？《汉书·食货志》说：“汉文帝二年（公元前47年）齐地饥，谷石三百余，民多饿死，琅邪郡人相食。”王莽末年，“米石二千”，“天下户口减半”。由此看来秦始皇“米石千六百”时，岂不是也在大量饿死人？秦末大乱，无粮价记载，恐怕斗金难换斗米。但汉初就有粮价记载了：《史记·平准书》曰：“汉兴……米至石万钱。”而《汉书·食货志》则曰：“汉兴，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这些与粮价“石三十”比，已是天价。当然，这不能归罪于汉，基本上属秦始皇造就。而汉文帝时“粟米十余钱”，多得发霉（《史记·律书》）。一个是“人相食，死者过半”，另一个是“天下殷富”，从老百姓的角度他们能说秦始皇贤于汉文帝吗？而且由此我们还可以观始皇之兴亡成败与贤明的。

一、“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秦始皇13岁登基，38岁时灭六国，统一了天下，尤其是29岁至38岁这十年，胜利一个接着一个：公元前230年，“韩王安降，尽纳其地”，前228年“得赵王”，前225年“魏王请降，尽取其地”，前224年“虏楚王”，前222年“得燕王喜”，“虏代王嘉”，“降越君”，前221年“得齐王建”。其胜利之迅速，举世震惊、景仰。谁能说不是“功过五帝，地广三王”呢。它令秦始皇心醉、目眩，深信“自古莫如己”，还有哪位帝王比自己更伟大、更正确、更光荣？因而在他统一天下后，立即犯下致命的错误。不过在转入这个问题之前，先要解析另一个问题：即秦灭六国、一天下的伟大胜利，秦始皇个人因素占多大比例。其实这是秦的地理位置、他的祖宗、敌国、政敌，更重要的是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共同培植出来的。

先说民愿：“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虽然是知识分子的感叹，但也是人之常情。春秋战国两百年的烽火连绵，将会生出何等对和平、安宁、家人团聚的渴望？“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战国末年，当时七国的人口，据说只有二千万，或者还不到。楚国号称拥兵百万，少的国也有三十万。秦灭楚之战，出兵六十万。秦的人口以五百万计，兵民比这么大。有人估计七国之兵，合计起来在三百五十万左右，也就是说，将近人口的五分之一，这还不算为战争服务运粮等人力物力。五口之家，要拿出一个主要的男劳力当兵，还要拿出将近一半甚至百分之七十的收入投入战争，而战争胜负难测。试想，这对战争的主要承受者农民及战士、及其妻室儿女，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滋味？秦始皇之所以能够秋风扫落叶一样的“吞二周而亡诸侯”，“振长策而御宇内”，最主要原因就是渴望和平炽烈、普遍、不可遏止的民心、民情、民愿吧？这跟陈涉“一夫作难七庙堕”的历史背景一模一样。

再说地理位置。正如贾谊所说：“秦被山带河以为固”，四面环绕山水，皆有天然屏障，十分坚固。六国困于险阻不能进。而六国所处多为平原丘陵，无不是易攻难守。

其三祖宗。秦始皇续六世余烈，他的祖宗已将秦国领土早已扩展到四川、山西、河南、河北、乃至贵州的某些地区了。掌控极为丰富的人财物与战略要地。秦王政（始皇）登基后不久，李斯这样估计形势：“秦之乘胜役诸侯，盖六世矣。今诸侯服秦，譬若郡县。”名为诸侯，实为郡县，因此灭诸侯，成帝业，天下一统，“有如炊妇扫除灶上之不洁”。

其四，商、韩等崭新的政治哲学，为秦开帝业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商鞅变法以来，秦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是战争体制：人民受到严密组织控制，全民纳入耕和战，实行高度中央集权与严刑峻法，励行大动人心的军功奖励（斩敌一个“甲首”，赏给爵位一级，田百亩，宅九亩，农奴一人）。这些大大“有异于六国”的政治哲学，完全可以想象它会产生多大的作用。

其五，六国各有打算，离心离德。六国在贤智良将的辅助下，也曾“同心并力攻秦”，但均因形不利、势不便而失败了，到后来，六国名为未忘亡秦，实为只顾己利；疲弊、散漫、腐败。

这就是秦始皇统一前面临的基本历史条件。不能把一统天下的功劳全归之一人。已成的历史条件与历史走势，比任何伟大的个人要强大万倍。

普列汉诺夫在他的《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一文中，曾经引用了俾斯麦于1869年4月16日在北德议会中所说的一段话：

“诸位，我们既不能忽视以往，也不能创造未来。有人常将自己的表针移前一些，以为这样就可以把时间加快，但这实在是一种错误，我希望诸位加以避免。一般人通常过分估计我对于我所依靠的那些事变的影响，可是始终没有一个人想到要我来创造历史。这种任务是我同诸位联合起来行动也办不到的，虽说我们联合起来便能与全世界相抗。然而我们毕竟不能创造历史；我们应等候历史去自行造成。我们用火来温暖果树，决不能加速果子成熟的过程。我们把尚未成熟的果子摘下来，是只会妨碍果子成长而使其腐坏的。”

应该承认这话基本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可贵出于这位“铁血宰相”之口，他对于德国，有些像秦皇之于中国，只不过二者头脑的复杂程度不同。俾斯麦对于分裂为三十多个邦的德国统一，以及改变欧洲的整个格局（德、法、英、俄的力量对比），还有以后的德国突起，起到相当大的作用。说出上面的话，更显可贵。自然李斯用炊妇扫炉灶来比喻一统天下，有夸张鼓励的成分，但用今天的话说，并非只有伟大的天才才能办的。不然，那死后不到一年天下就沸腾了，以及统一天下后许多致命错误又何以解释呢？

二、“秦政制”显示撮制四海的巨大优越性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终于一统天下，依照法家理论建立了高度集权国家：一，“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二，集三皇五帝之尊称，号曰皇帝。独控文、武、威、德“四权”，固操臣民生杀贵贱富贫“六柄”；三，“命为制、令为诏”，皇帝命令高于一切；且至尊、至贵、至重、至隆。首先建成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双层次专制主义全能国家：即皇帝对于统治阶级的专制主义，统治阶级对于人民的专制主义。从这一点看，秦始皇之功勋是任何人任何时候也无法否定的。不过秦始皇所创建的这种国家，既能创造世界性伟大灿烂辉煌的奇迹，也会造就世界性罕见的悲剧。秦王朝虽未能“传之万世”，但他的政治体制，却在中国传之二千多年：即毛泽东所说的“历代都行秦政制”，这种“秦政制”，在秦统一天下之前后就充分显示出它“撮四海，运于掌握内”（柳宗元语）的巨大优越性。统一后其优越性是：

⒈ 全国推行郡县制。商鞅在秦主政，就在全国置县，今天的话说：实行全国一盘棋、一股劲。正是运用这种体制，使秦所向披靡，所以统一天下后，始皇决计用李斯建议，在全国普遍推行郡县制。柳宗元说：秦之所以革者，从制度本身来说是大公无私的，但“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封建论》）。不过这个弯子转得太急、太直了。而且秦始皇马上运用这种制度役使近二百万劳力，大兴土木，“暴其刑威，竭其货贿”，将天下投入苦海。尽管如此，“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全国无一地、无一吏敢说个“不”字。

⒉ 统一度量衡，统一法度，车同轨，书同文。春秋战国几百年，早已苦于各国法度、文字、度量衡的五花八门。所以商鞅等人已在秦和一些国家统一度量衡，各国文字也在渐趋于同。秦皇一天下后，在全国立即实行“五同”（同法度、同伦、同文字、同度量、同钱币），划定疆域、通水路、去险阻、少关隘……这自然是功莫大焉。

⒊ “收天下兵（器）聚之咸阳”。这一举措，显然为了防止六国死灰复燃，战乱再起，因而它会受到万民的拥护。同样“徙天下富豪于咸阳十二万户”，也为防止战乱的。

⒋ 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公元前216年，此年即粮价上涨五十余倍，是否因此才想起“令黔首自实田”呢？在多年的战乱与“力役三十倍于古”、人口减少、田土大片荒芜的情况下，土地问题根本不是占有的两极悬殊，而是无人耕种。下令“自实田”，不过是自报所种所垦的土地，落实赋税徭役罢了，把它说成是“确定土地个人私有制”，未免太拔高。但着手解决土地问题，值得肯定。

三、“秦政制”立即造就世界罕见的人间悲剧

章太炎对“千古一帝”厚爱有加，但不得不说“秦皇微点”——稍微有些缺点：“独在起阿房及童男女三千人资徐福；诸巫食言，乃坑术士，以悦百姓，其他无过。”（《秦政记》）而焚书坑儒不过弄死几个“巫术方士”以取悦百姓罢了。而对于“专擅于一人”的制度，“病病者寡，其余荡荡（平等）平可浣准矣”！平得像水准仪校正过的一样。这样的“微点”算得了什么呢？且看以下几个致命性的“微点”：

⒈ 滥用民力。前面说秦始皇统一之后，五年粮价猛涨五十余倍，其主要原因，一是灭六国，“工程”空前巨大，从公元前236年至统一天下的前221年，秦无年不战，无岁不征。交战规模少则数十万，多则一两百万。要不然怎么能在秦始皇二十九岁至三十九岁之间灭六国（多国）呢！它必然影响整个经济：生产缩减，粮食储备用尽。《管子·参患》曰：“一期之师，十年积蓄殚；一战之费，累代之功尽。”在这十五年中何止一期、一战？老子曰：“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果然这十五年中，公元前242年“受灾”，前235年“大旱”，前232年“地动”，前230年“民大饥”，前228年“大饥”，前227年“大雪雨”。可见天下一统之后，财穷力尽，粮缺物匮，粮价自然看涨。二是统一后，秦始皇依然“刚毅戾深”，“刻削仁恩”，“急法，久者不赦”，他根本就没有让人民休养生息，而是急急忙忙修宫建殿，“治驰道，兴游观”，搞起皇帝旅游来。五年之中，三次出巡，并且办了以下六件事：⑴ 大兴土木，大修宫殿楼阁。秦每攻灭一个国家，便模仿该国的宫室建制，在咸阳北阪附近仿造。东西八百里，离宫别馆林立，楼阁宫殿，彼此相连，分别安置从诸侯国掳来的美女和钟鼓。这就需要“徙天下富豪十二万户于咸阳”，既可控之防之又可用之以广人气。⑵ “作信宫渭南”，后改名为“极庙”，“自极庙至郦山，作甘泉前殿”。⑶ “筑甬道，自咸阳属之”，即在驰道外筑垣墙，天子于中行，外人不见，从咸阳一直连到北地。⑷ “治驰道”，《汉书·贾山传》曰：“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市，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观毕。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隐以金椎，树以青松。”⑸ “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作琅邪台”。⑹ “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药”。尤其前四项工程，要调用多少劳力，司马迁没有交待，但显然它是公元前216年粮价上涨五十倍的主要原因。那么这之后的滥用民力有账可查的就有：

公元前215年：燕人卢生到海上寻仙药，回来后上秦始皇谶纬图书，书上说：“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取得黄河以南大片土地。

前214年：五十万人屯守五岭。

前213年：命令不正派的狱吏去修长城及屯守南方越地。筑长城，用多少人，史无记载，至少不下十万二十万吧？

前212年：续办了四件大事：一是开辟大道，通到九原，直抵云阳，挖山填河，直接往来；二是“受宫刑，徒刑者七十余万人”，分别修筑阿房宫与郦山；三是徙三万民众到郦邑，五万民众到云阳；四是始皇下令：“咸阳附近二百里内，设立宫观二百七十座，建夹道、驰道，使之相连”，夹道即天子专行道，用墙相隔，外不见内。

前211年：“迁北河榆中三万民众”。

前210年：七月秦皇死，二世继。这一年，立刻继续阿房宫的工事，同时派兵安抚四方夷狄。征召五万屯兵卫咸阳，这批人加上狗马禽兽，每天耗费大量粮草，预计现存粮草不足支应，就向郡县征调，命令运输粮草的人都要自己携带食物，这样一来，必然“法益刻深，胡亥一年七月，戍卒陈胜等反……”

以上即是“米石千六百”之后，秦皇死前六年民力兵力调用清单。有账可计的就有一百六十五万人以上。如果加上各地地方守卫兵力，以及地方使用的民力，将在二百万左右。能否调得出这么多人？颇值得怀疑。姑且减去十之二，也有一百六十万人。当时人口不可能有大的发展，以二千万人口、八百万劳力计，等于占用了劳力的五分之一，且全是男劳力。《管子·八观》说：“什一之师，什三毋事，稼亡三之一”。十分之一的人去当兵，有十分之三的人为其提供经费和辅助劳役，实际上是十分之三的人不务农——“稼亡三之一”。《管子》还说：如果“稼亡三分之一”，而又没有积蓄的话，就会出现饿殍戴道。三十万人御胡，五十万人守五岭，恰恰是“什一之师”。而这“什一之师”，如《管子》上篇所言：“什一之师三年不解，非有余食也，则民有鬻子矣”！岂止是“三年不解”？除了这一笔“什一之师”外，就是那修阿房建坟墓的七十万人，及修长城的一二十万人，这又是一个“什一之师”，并且又是“三年不解”的。秦始皇前一个“三年不解”，必将饿殍戴道卖儿卖女，秦皇却弄出两个“什一之师”。后果如何？秦皇虽然非常崇拜商、韩，但并没有弄懂《管子》，上例即明证。就连《孙子兵法》、《孙膑兵法》也未必读过。《孙子兵法·作战》曰：“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并且再三警告：“粮不三戴”，不三次转运。远输的结果必然是“百姓之费，十去其七”。孙武之时，尚可以“因粮于敌”、“务食于敌”，而统一之后，已经无敌可食，只有自己的百姓出，这就不能不来个“远输”，如以咸阳为中心，国土的半径约在一千六百里，就以八百里计，往返所食与所运的数量之比是可以想象得出的。这不仅单运人食之粮，还运畜用之草。甚至郡县输往咸阳的粮草的劳力们还要自带自己的食粮。可见，从战争观点看，秦皇的作为大犯兵家忌。那么多谋士没有一个出来哼一声。只能让其增大赋税、增大徭役。李斯后来就承认了：“戍漕转作事苦，赋税大也。”《汉书·食货志》说：“秦收泰半之赋”（师古曰：三分之二）。“秦之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二十倍于古”，这不是造谣。当时早已不是“苦不堪言”，而是实在无法活下去了，铤而走险的路是统治阶级强推上去的。陈胜振臂一呼，天下云集，小小的一根导火线，引燃天下的怒火。这笔账不能全算在二世身上。御胡与守五岭，尚有几分公意，其余无一不是为了一己之欲。李斯说：“治驰道，兴游观，以见主之得意。”因游观（今日谓之公费旅游）与显“得意”，而去修驰道，纯粹是享乐。《史记·蒙恬传》说：“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挖山填谷千八百里。”这里也说的是“游”。古埃及的法老给自己修坟墓——金字塔，不过动用了二十万人，被人警呼世界第一，他哪知道咱们的秦皇，为了寻欢作乐，显示恩威，竟然使用上百万的人力，占用整个国民产值的一半以上。

⒉ 滥用暴力。之所以能够横征暴敛，役使这么多人力，自然得靠严刑。一个家庭让他拿出他的收入的十之六、七给你，如果没有刀斧相逼，很难办到。“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受割生殖器的、判刑的人已达七十万人，并且居然还活着。这够惊人的。受其他刑法的呢？还有受刑后就死了的，所谓“刑者相半于道，死人日积于市”，看来一点也不假。始皇时严刑主要对象是被统治阶级与统治阶段的下层，而至胡亥、赵高之时，严刑对象发展到大臣、诸公子。章太炎说：“世以为秦皇为严，而不妄诛一吏也。”不妄诛一吏，却有七十万隐宫徒刑。顶尖级的“学者”，竟然说这样的话，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⒊ 刚愎自用，仇士口。儒、道、法三家皆主张君道无为，而秦皇则是“万事皆决于上”。秦始皇也并非一开始就这样自智自用，他的“自古莫如己”的刚戾横蛮，也是统一后逐渐发展而来的，这从他的五次刻石颂扬秦皇的功德，可以看出他是如何逐渐膨胀的：比如公元前210年第五次即是他死前一年最后一次刻石，这时已经是怨声泣泪四起，火山待爆之时，而此时再刻石竟然是：皇帝“德惠修长……圣德广密，六合之中（东南西北外加天地），被泽无疆（像天那样覆盖普照，像雨那样润泽）。皇帝并宇，兼听万事，远近毕清（爆炸前的沉默）……”这种步步升高后的颂声，生动的反映秦始皇得意的步步加浓。终于在这种颂声和得意之中，变瞎、变聋、变得不知天高地厚，可惜他至死还以为他无所不能、无所不胜、无所不对。他变聋变瞎的原因，一是谀词与颂声，二是法家一贯的仇士与民之口的政策。而焚书坑儒，则集仇士民之口之大成。它有五项内容：⑴ 史官非秦记皆烧之（其他各国的历史统统不管不要，砸烂这面“镜”！）；⑵ 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烧之；⑶ 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偶，一对。不要说三、五人相聚谈论，两个人谈一下诗书，也得腰斩，弃之市朝示众，也许这是世界绝无仅有之口之策）；⑷ 以古非今者族（灭父母、兄弟、妻子三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⑸ 若欲有学，以吏为师，以法为教。这五条，第一，它是“禁口律”（马克思的话）。第二，禁思律——不准思想。书都烧了，思就难了。第三，禁镜律——不准照镜子。历史是一面镜子，不准以古非今，以外非中，或以古正今以外正己，岂不是不准照镜子？第四，只有一样不禁：民愚不禁，歌功颂德、报喜、报乐、报密不禁。如此这般下去，不聋不瞎不蠢，还往哪里走？！焚书的举措，自然会引起知识分子的背后议论，进而引发名震后世的坑儒。章太炎说这是为了“悦民”，不知根据何在？焚书之令，也许尚未引起某些人的重视，坑儒就证明那令是说了算数的。秦皇的长子扶苏为了此事说了几句恐天下不安的话，请他老子注意，这就惹怒了秦皇，被下放到边境监军。连自己的长子、接班人，都不能说一句规谏的话，不亡才怪。

⒋ 谀谀诺诺的奇灾大难。难以设想秦皇后来所办的桩桩蠢事，都是他一个人的责任。既有历史根源，也有理论根源（商、韩理论），还有制度原因（战争体制、郡县制），还有秦皇本人性格、心理、能力、乃至生理病理上的原因。更有他的周围左右的人的促成推动作用。正如前面已经分析过的，秦皇的早期还是用人唯能，可是到了后来，成了唯谀、唯顺、唯酷。赵高这样的人不去谈他，下面专门谈李斯这个中心重要人物，他具有罕见的才华，但对权位利禄的贪恋也是罕见的。他本来是荀子的弟子，而儒家的道德说教对他不起作用。他是带着改变“耻莫大于卑贱，悲莫甚于穷困”的强烈欲望入秦的。开始他投在吕氏门下，得到吕不韦的信任。吕氏免相、被逐，他当然不会同进退。他向秦皇的第一个建言，就是投其所好，饰其所美，他因而所得到的差事就是对六国政要进行贿赂、离间、违者暗杀。他的第二个建言就是那有名的《谏逐客令书》，名是驳皇，实为谄媚讨好。因而由小小的“郎”晋升为“廷尉”（掌管刑法），那些严刑苛法自然少不了李斯的心血，堆积如山的尸体与刑余之徒，也有李斯的功劳。他的确在“饰政教、兼六国、立社稷、一文字、平度量”等方面建立了丰功伟绩，但是他也在滥用民力、滥用暴力、使秦皇、二世纵情极欲上，犯了讨好、迎合、鼓吹、纵唆的罪行。如此之滥用民力及其严重后果，李斯心里有数。如此荒谬杀戮的严重性及其后果，李斯也一清二楚。事无巨细一人包办会有什么害处，李斯会有所察。不准巷议、不准腹诽，会带来什么，李斯当真就一点不清楚？动用了七十余万人修坟建宫，李斯就没有一点点不以为然的念头？一次又一次的刻石颂德，李斯当真一点也不知晓其中之水分？所坑之儒有多少正确部分，李斯果真这么糊涂？……如果说，胡亥不知道，蒙毅、蒙恬不知道，甚至连秦皇本人不太知道，这尚可信。如说李斯不清楚，那就太小看他了，他明明心里有数，但是口里不说；他明明知道这样下去要糟糕，但嘴里却不停的主上贤明圣智；他明明是在违心违学违理违情的去写去办，但却演得入木三分，不愧为第一流的演员，有人会说李斯“利令智昏”。不，哪里是智昏？利令智昏只管利禄权位，哪怕你洪水滔天世界末日。他一听赵高劝他参加篡位的话，马上就知道必然会“宗庙不血食”的，但是因为赵高一说扶苏上台，蒙恬必为丞相，哪有你的戏唱？也只好（只好！）随他们（胡、赵）去办；一听扶苏、蒙恬身死，他也和胡、赵一样“大喜”。李斯的儿子“为山川守”，农民起义已经席卷到那里，自然有人背后议论李斯。他恐惧了。适逢胡亥问他：“如何恣志广欲，长享天下？”如何“专用天下适己”？李斯为了讨好胡亥，说出一整套骇人听闻的混账话，这些在《史记·李斯传》中有详细记载，不可不读。

⒌ 道已易，政不改。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其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理应有所不同。即贾谊说的“攻”与“守”之势异也：“夫兼并者贵诈力，安定者贵顺权，此言攻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以取之守之无异也。”贾谊与司马迁懂得辩证法。取自然要用战争手段，必须“高诈力”，以“诈”与暴力为主。兵不厌诈。管你什么道德不道德，只要取胜就行。但是天下一旦到手，“道已改”，情况、条件、对象都已经改变，这改变了的情况条件所产生出来其规律——“道”自然“已改”。这时必须“贵顺权”。顺应时势，谨慎使用权力。不能再以“高诈力”为主要手段了。难道对自己的人民、臣僚，也要以诡诈、暴力、谎言作为主要的手段？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既要再建不朽的功勋，又要穷奢极欲，只能“政不改”。他太习惯于“高诈力”与商、韩这一套了。固然这套办法十分迷人：威高、权重、无所不至、无欲不从，省心省力、顺手快当。加之灿烂辉煌的胜利使他眩目与心醉。他认为他无所不能，翻山倒海，不在话下。他要纵情极欲，他要盖世功名。战争中人民可以忍受这样的苦难，为什么现在又不可以了呢？有了抵抗，他就镇压，他就拚命疯狂的强化。胡亥不仅继承了这份遗产，而且将“高诈力”推向更加荒谬的程度，对准最高统治阶级的内部。于是乎夭亡不可避免地降临了。

四，从给人民带来什么看孰贤？孰可称道？

最后再回过头去，稍微谈谈汉文帝，看看是谁给社会带来稳定、和平、安居乐业、生产力发展，谁又给人民带来饥荒与死亡，以及生产力的破坏殆尽。这才能看出孰贤，孰可称道。《史记·律书》说：

“文帝之时，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可谓和乐乎？太史公曰：‘文帝时，会天下新去汤火，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民乱，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未尝市井，游敖嬉戏如小儿状。孔子称有德君子矣！’”

由秦始皇“米石千六百”，再到秦末之际的“米石至万”，竟降至文帝时的“粟米十余钱”，由“千里无鸡鸣”到“鸣鸡吠狗、烟火万里”，真是天上地下。老百姓难道会说秦皇贤于文、景吗？不会吧。同时，最后汉文帝也并非“没有什么可称道的”。第一，那粮价相差数百千倍的事实，首先就应该大加称道。第二，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以利民”，皇帝皇后常穿粗糙服饰，“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第三，“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这与秦始皇的大兴土木，建阿房，修郦山，穷奢极欲，不顾民之死活，反差太强烈。第四，秦始皇禁止“入则腹诽，出则巷议”，焚书坑儒就是镇压诽议者和防止诽议。汉文帝二年，下令群臣：“悉思朕之过失，及见知思之所不及，乞以告朕。”同时要“举贤良方正能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第二年又再次下令：“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术（下非上），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以群臣不敢尽情也，而上无由闻过也。”因此废除诽谤妖言罪。第五，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五次刻石“诵皇帝功德”、“颂秦德”，而短短的《史记·汉文帝本纪》，竟记有汉文帝十余次自称自己“不德”、“德薄”、“不能远德”。第六，汉文帝还有几项创举：⑴ 废密祝。秦时有过，密祝移过于下，文帝废之；⑵ 除肉刑。这大不同于秦皇的“刑者相半于道，死者日积于市”；⑶ “除收诸帑诸相坐律”。秦一人有罪，并坐家属，文帝除之；⑷ “除田之租税”。秦始皇“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二十倍于古”，简直无法与之相比。同时，汉文帝对匈奴的侵扰，也并非不作为，而是三次发兵征讨。由此可见，文帝的节俭克己、不扰民、自谦自律、向臣民求闻己过与自己之见、知、思之不足、废除苛法，岂不值得称道，值得千古称贤？也值得今天学习的（以上未注出处，皆为《史记·秦始皇本纪》）。

秦始皇这个名字显示着历史的重大转折：由割据纷争的天下成为大一统的天下；它象征着灿烂辉煌伟大的胜利，也象征昙花一现的夭折；它象征着统一和战乱的结束，也象征着残暴、酷虐、专横和更大战乱的再起；它象征着人民中蕴藏着的巨大创造力，也象征着倾天下为一人；它象征着文化的一统，也象征着文化的摧残、思想的禁锢、百家争鸣的终结。尤其对于“士”来说，这是一个阴森可怕的象征，只要一提秦始皇，就会有种“条件反射”：自由的思索、自由的议论、自由的探讨、自由的写作、自由的教学已经永远终结。一个黄金时代宣告结束。漫长的中世纪启幕了。如果概括到一点上，那么就是象征着双层次专制主义全能国家在中国正式诞生了。对于秦皇的滥用民力、滥用暴力、视民如草芥、破坏生产力、禁锢思想、窒息社会进步、历史早有定论的暴君、暴行，一味离谱地吹捧赞扬 ，只会自损国家民族形象，贻笑千古。

（作者系贵州省委党校教授）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7年第11期 《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一文商榷　作者：薛德震

编者按：1983年3月7日，中国文联主席周扬在中央党校作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报告。这篇报告因谈到了“异化”和“人道主义”，受到了胡乔木、邓力群等同志的批评。此后，“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成了当时“反精神污染”的一项主要内容。作为“反精神污染”的重要成果，胡乔木发表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长篇文章。但是，也有不少同志不同意胡乔木这篇文章的观点。事情已经过去了20多年，人们已经淡忘。但是，最近有人又拿出胡乔木这篇文章中的观点来质疑“以人为本”。薛德震同志为此写了一封信。本刊全文发表。

中原同志并《胡乔木传》编写组全体同志：

你们撰写的《胡乔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一文和中原同志署名的《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胡乔木》一文，我拜读了。胡乔木同志是我国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正如你们所说是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他是我所崇敬的长者，对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所做出的贡献我是永不忘、时刻怀念的。所以，对你们所写纪念他的文章，我是非常赞成的。但是，有一点，我稍有不同意见，今特提出商榷并望赐教。

一、关于人道主义问题

中原同志在《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胡乔木》一文中，对乔木所撰《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所作的评价，我觉得不太恰当和全面。乔木同志这篇长文的突出贡献和具有创新意义之处在于他肯定了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熟悉中国“文化大革命”前后历史的人们都还记忆犹新，就是在“文革”前我国理论界长期批判人道主义，普遍流行的一种观点便是人道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凡讲人道主义都是唯心主义的，都是反动的。到了“文革”期间更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造反派加给刘少奇、邓小平的一顶政治大帽子，便是他们宣扬“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推行人道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有时还不点名含沙射影地用这种观点批判周恩来。在实际行动中，则对广大老干部、革命群众大搞法西斯式的“全面专政”，血淋淋的暴行盛行，制造了多少冤、假、错案。在清算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篡改马克思主义的罪行时，人们从理论上进行严肃的反思，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应当是讲人道主义的，应当是要实行人道主义的，所以提出了应当研究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但是，就是在这个时候，某些“资深教授”仍然坚持传统观点，在1983年在北京召开的一次有关人道主义的学术讨论会上，这些教授非常坚定地重申人道主义只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唯心主义的、反动的，马克思主义是不应当讲人道主义的。正是在这之后，乔木在其发表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长文中，以鲜明的态度肯定应当讲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当时，主张有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理论工作者认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同马克思主义是相通的，所以，对乔木同志的这一理论上对“左”的传统观点的突破是支持的、拥护的，认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是一个很大的贡献。

但是，这篇文章也留下了隐患，留下了自相矛盾和理论上的偏颇之处，给在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上坚持传统观点的人们留下了理论上可以利用的空间，这便是该文提出要区别人道主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是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一个是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

首先乔木同志作这样的区分，在逻辑上说是自相矛盾的，在理论上是不周密的，是讲不通的。

有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二十多年前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大争论，争论的其实就是这个问题。主张有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人们，实际上也就主张有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指导下的人本主义。在党中央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后，那些曾经反对讲有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的人们也承认有“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了。这是一种可喜的进步，但是他们仍然坚持乔木同志的区分，说“以人为本”只能在伦理道德的意义上讲，不能在其他意义上讲，并以此来质疑科学发展观。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包括伦理道德观）本来是一致的，是一整块钢铁。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是可以将这三观分割开来，说自己的价值观可以是唯心主义的，而世界观、历史观则是唯物主义的？如果有人如此说，那是不可思议的。但乔木同志这样区分，则留下理论上的误区。

马、恩从创立唯物史观起，到他们成熟时期以至晚年的论著中，在有关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及其规律的论述中，有一根主线或者说是核心主题就是有关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问题，贯穿始终，其中包含了丰富的科学的、唯物主义的人本主义的内容。为了证明这一点，我在《“以人为本”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一文中，采用编年叙事的方法，引用了马、恩大量原著来加以论证。（见拙著《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20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8—113页）在作了这样的翔实引证后，我说：这样的唯物主义的人本观，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后，在他们成熟时期直至晚年的大量著作中，不但继续存在，而且不断深化、升华，构成完整的共产主义理论体系。在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中马、恩作了这样经典性的表述：“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的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经典名著《资本论》中，马克思又进一步指出代替资产阶级旧社会的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马克思主义的人本观的基本特征是唯物主义的、是实践的，所以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直截了当地将唯物史观定义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

第二，将人道主义区分为历史观与伦理道德观两种不同含义，而且认为只在伦理道德观的含义上讲才是唯物主义的，在历史观的含义上讲则是唯心主义的，不仅在逻辑上是矛盾的，在理论上是不周密的，而且并没有超越旧的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恰恰是重蹈了旧人道主义的窠臼。从哲学发展史来说，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实践的人本主义，是对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旧人道主义的超越和扬弃。在什么地方超越和扬弃了呢？最根本之点就在于以往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家、空想社会主义者把他们的人本主义、人道主义只局限于被剥削被压迫者的伦理道德的诉求，并且希望通过对资产阶级进行道德说教来实现被剥削被压迫者的解放。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正是在批判了这种关于“爱的呓语”之后建立起来的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的解放的科学理论，正如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回顾马克思是怎样创立了唯物史观时所说，在费尔巴哈那里，爱随时随地都是一个创造奇迹的神，可以帮助克服实际生活中的一切困难。费尔巴哈的道德论是和它的一切前驱者一样的。它是为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情况而设计出来的；正因为如此，它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不适用的，而在现实世界面前，是和康德的绝对命令一样软弱无力的。理由很简单，因为费尔巴哈不能找到从他自己所极端憎恶的抽象王国通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但是，恩格斯强调说：“费尔巴哈没有走的一步，必定会有人走的。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新宗教的核心，必定会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卷第241页）这种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包含着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解放，到全人类的解放，再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等丰富的内容。把马克思主义的“以人为本”仅仅局限于伦理道德的范畴内，实际上仍未跳出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旧人道主义的窠臼，现在应该是从这种窠臼中解放出来的时候了。

对于历史上种种人道主义的思想属性，只能从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的角度加以区分，而不应从是历史观还是伦理道德观去加以区分，这样去区分是区分不清楚的。历史观、伦理道德观都是从属于世界观的，都是由世界观所决定的。说一种思想、观点是历史观，还是伦理道德观，并不能区分客观存在是唯物主义的还是唯心主义的性质，因为历史观或伦理道德观既可以是唯物主义的，也可以是唯心主义的，不能说它具有历史观含义就一定是唯心主义，也不能说它只具有伦理道德观含义就一定不是唯心主义。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既是他们的历史观，也是他们的伦理道德观，其思想属性都是由他们的世界观所决定的，他们把其人道主义搞成道德说教和道德诉求，就是由世界观所决定，仍然属于唯心主义。

第三，这样区分，在实践中也是不可行的，是会造成危害的。

乔木同志在长文中再三地说只能在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含义上讲人道主义，不能从历史观含义上讲人道主义，但他在长文中自己并没有真正坚持这一原则。乔木同志在自己的文章中，对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内容和我们党在自己的工作、实践中所要推行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作了非常详细、具体的说明（见单行本第35-50页）。他的这个说明大大超出了伦理道德的范畴。这些内容涉及了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包括伦理道德等方方面面，可以说是全方位的，这难道同世界观、历史观毫无关系？他所阐述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这些实践内容，同现在党中央所制定的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的许多要求是相通的，并不矛盾。

乔木同志为人道主义的设限，在他讲要实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时自己并没有遵守，现在有人却要用这个设限来框限党中央所制定的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这样做怎么能全面、准确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呢？

二、关于异化问题

你在文章中引用乔木同志的原话说，“异化”概念应当严格限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即“阶级对抗的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不能将“异化”概念用于社会主义社会。这就提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异化”是一个哲学概念、范畴，还是一个有特定阶级性的、只能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概念、范畴，例如矛盾、量变、质变、否定之否定等等，历史上的诸多哲学家都使用过，不同的哲学家都赋予它们以自己的特定的含义，但是，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的改造，赋予它们新的内涵和外延，便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范畴。熟悉哲学发展史的人们都知道这一点。“异化”这个概念，哲学史上的不少哲学家用过，黑格尔用得更多一点，但他是在唯心主义的意义上，具有思辨的、神秘的形态，而马克思、恩格斯则紧密地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相联系，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在分析劳动异化时开始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从当前经济事实出发吧”，接着就展开了对劳动异化所反映的各种经济关系以至人与人的关系的论述。在作了这样的论述后，马克思又作了这样的总结：“我们已经从经济事实即工人及其产品的异化出发。我们表述了这一事实的概念：异化的、外化的劳动。我们分析了这一概念：因而我们只是分析了一个经济事实。”马克思“从经济事实出发”，最后又归结为“只是分析了一个经济事实”，由此可见，马克思的劳动异化论完全是建立在现实的经济事实的基础之上的，因而是唯物主义的。（详见拙著《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20论》第233-234页）经过马克思的这番改造，“异化”概念就脱去了黑格尔加给它的神秘的绝对精神外化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具有了全新的含义。

马克思不仅对“异化”概念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改造，而且对“异化”概念作了一个哲学定义，即“把主体颠倒为客体以及反过来的情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中文第1版，第49卷第49页）人作为主体，如果创造出来的客体，不但不为人服务，不满足人的需要，反而反过来成为制约人、危害人、主宰人的一种力量，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这就是马克思给“异化”所下定义的哲学含义。我曾在《我参与讨论胡乔木论异化的文章》一文中说：“‘异化’概念实在是一个充满辩证思维的哲学概念和范畴，是我们非常用得着的一个哲学概念和范畴，人们无论是在改造自然界、改造社会还是改造人类自身的过程中，都可能会发生异化现象。因此我们不应该埋葬它，为它举行什么葬礼。”（见拙著《人的哲学论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300-302页）

马克思、恩格斯使用“异化”概念比较多的是用它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异化现象，但也不仅仅限于此，他们还用它来说明精神领域的宗教崇拜现象、经济领域的商品拜物教与货币拜物教现象、政治领域的权力异化现象以及人们在改造自然时不注意生态环境保护而遭到惩罚的现象，等等。

说“异化”概念只能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能用于阶级对抗的社会，其实也是不符合事实的。马、恩生活于严重阶级对立、对抗，阶级斗争异常激烈的资本主义时期，所以他们主要是用“异化”概念来揭露资本主义社会，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们作为无产阶级的伟大的思想家，在总结法国无产阶级发动的巴黎公社革命的经验教训时，1891年恩格斯在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所写的导言中，就强调要用民主的方法防止社会“公仆”异化为社会的“主人”。马、恩如果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活，如果面对现实生活中还存在如此多的异化现象，我相信他们也会用异化这个哲学概念来进行分析和研究的。写到这里，让我想起了上个世纪50年代毛泽东曾经批评过斯大林和前苏联的某些哲学家否定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矛盾的哲学上的错误是没有坚持辩证法。事实证明毛泽东的批评是正确的。毛泽东讲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而且提出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正是为了正视矛盾和正确处理矛盾、解决矛盾。现在人们肯定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无论是改造自然、改造社会，还是改造人类自身，都可能会出现异化现象，也正是为了正视异化、认识异化、预防异化、克服异化。那种认为矛盾、异化等哲学概念和范畴不能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思维方式及其心态，是应当抛弃了。

乔木同志在文章中还说，“异化”概念是马克思早期著作中常用的、不成熟的概念，在其成熟时期著作中就很少用了，甚至不用了。这也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我在《驳在异化问题上所谓两个马克思对立的观点》、《异化劳动论与马克思两个伟大发现的关系》两篇文章中，大量引用了马克思成熟时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剩余价值理论》和《资本论》等著作中使用“异化”概念的文字，作了辨证。（见拙著《人的哲学论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180-213页）这里就不赘述了。

乔木文章中还说：“在马克思全部读过并参加了部分写作的恩格斯的主要著作《反杜林论》（1876-1878年）中，都没有使用异化概念。”让我们来看看事实，这种说法是否能成立。正是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论述过扬弃劳动异化对于实现共产主义、对于人类实现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的重要意义。恩格斯指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自下而上斗争停止了，于是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受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恩格斯说：“至今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卷第634页）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1884年3月底至5月26日，为了完成马克思研究古代史的遗愿，写了一部名著即《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是在这部名著中，恩格斯还在毫不含糊、毫不犹豫地使用“异化”概念。恩格斯称产生国家后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吏为“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的代表”。（同上书第4卷第172页）又说，国家是“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同上书第170页）

请注意，恩格斯在其晚年还如此明确地使用异化概念，证明异化概念的确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富有辩证法思想内涵的一个概念。逻辑学上讲，使用全称肯定判断或全称否定判断，要十分慎重，因为人们一旦讲出一个与你的判断不相符的例证，那么你的整个判断也就崩溃了。

三、结束语

对于一位将近80岁的体弱有病的老人来说，要亲自执笔撰写出一篇三万多字的长文，在体力、精力和逻辑思维方面，都会是相当困难的，所以在人们拜读乔木同志的这篇文章时，会有逻辑不够谨严、思维不够清晰之感，这是人们能够谅解的。但是我相信，这篇文章的献词会是他亲自撰写的。他在献词中说，谨以这篇讲话式的论文献给三方面的同志们，其中包括“也献给一切曾经抱有或继续抱有不同观点的同志们，他们的观点使作者获得了写作本文的动机和展开论证的条件，如果本文对他们提出了某些批评，这也完全属于正常的同志态度。”在长文的第一段还说：“我今天的讲话不可能涉及争论中的很多问题，只准备就几个主要问题讲一些意见，跟大家一起讨论。说得不对的，请大家批评、指正。”在结尾处又再次强调地说：“我今天的讲话，在开头已经说过，只是参加讨论，并且只涉及人道主义和异化的一部分问题。对这一部分问题，在一次讲话中也不能说得很透彻，其中一定还有不周到和不准确的地方，再一次恳切地希望大家指正。不赞成我的讲话的基本观点的同志，我也恳切地欢迎他们参加争论。真理愈辩愈明。对于这样一些复杂的理论问题，唯有进行客观的深入的细致的研究和讨论，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这段话说得是何等的好啊，是这样的谦逊和大度，是这样的真诚和恳切，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我社老社长曾彦修同志曾经在乔木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过，他曾对我说过，在延安时期和建国初期，乔木不但自己写文章十分注意逻辑的严谨，而且指导别人写新闻、写文章也十分注意逻辑上的问题，对于逻辑上的错误十分敏感，总是耐心地加以分析和纠正。乔木同志的这篇长文与他以往的文风有着很大的差别，出现了如此多的逻辑上的自相矛盾和分析、判断上的失当。中原同志在自己文章的末尾说：“像所有的大学问家一样，胡乔木的思想理论、学术观点难免有历史和认识的局限，也难免存在着矛盾和偏颇。”这种说法是实事求是的，我很赞成。在这封公开信中，我比较具体地谈了这方面的问题，我相信会得到你们的谅解。历史和人民是公正的，任何人物，即使是伟大的建立了卓越功勋的革命领袖，也要接受历史和人民的检验，所以写他们的历史，为他们立传要坚持的根本原则就是实事求是，这是对历史人物的最大的尊重和爱护。

在乔木同志发表这篇长文之前，我已经写了若干篇关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文章。这篇长文发表后，我响应乔木同志的号召，二十多年来不断地撰写与他抱有不同观点的文章和专著，但我一直没有指名道姓地同乔木同志商榷。看了你们刊载于《胡乔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书中的文章，考虑到你们正在撰写《胡乔木传》，本着尊重、爱护和对乔木同志负责，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和不为贤者讳的精神，写出了上面这些意见，供参考，说得不对的，请批评指正。

薛德震

2007年9月9日

2007年第11期 试析当前社会矛盾与党内权力制衡　作者：辛　宇

当前，我以为有两个重大问题值得大家高度重视。一是正确认识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二是不失时机地进行党内“权力制衡”的试点。

一、中国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

1、所谓社会的主要矛盾，通常是政治问题而非经济问题。因为，经济领域的矛盾经过日积月累的量变，从而质变为政治领域的矛盾。所以，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具有最大范围的普世性和普适性。表现于没有经常性剩余食物和有了经常性剩余食物，分别是氏族公社和奴隶制社会面临的经济问题，但如何妥善处理（对这一经济问题集中反映的政治问题），才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

2、所谓政治问题，通常是权力问题而非路线问题。人类社会发展史证明，经济问题的解决，通常依赖于科技；而政治问题的解决，通常依赖于权力。曾经一个时期，用神话路线来掩饰权力是可笑的。路线与权力相比，很难物化并更难固化，而权力则是路线之争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3、所谓权力问题，通常是民主问题而非教育问题。因为，民主不仅是权力的合法合理性来源，而且是生命力的来源（十六大报告关于“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的论断，可谓一语破的）。民主既能对权力的产生进行积极的选择，又能对权力的运行进行有效的制约，还能对权力的变质进行积极的防御。民主与权力是先天关系，教育与权力是后天关系。权力不源于民主，必然先天不足。

4、所谓民主问题，通常是权利问题而非素质问题。因为，民主与素质是间接关系，与利益是直接关系。权力来自权利，权力才能真正代表权利；权力回归权利，权力才能真正属于权利。

5、所谓权利问题，通常是制度问题而非思想教育问题。因为，思想教育只能影响权利的行使，而不能保障权利的行使。只有通过制度对权利与义务关系进行合理的物化并固化，才能广泛、长期、稳定地保证绝大多数人能够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

6、中国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因为，不仅在中国，而且在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所出现过的任何时代，其“社会生产”都必然落后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7、中国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也不是有的学者所说的“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见《中国青年报》2005年11月16日杨鹏：“中国当今社会主要矛盾是公共品匮乏”）因为，任何时代的“公共品供给”，都必然慢于“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

8、中国历朝历代社会的主要矛盾，通常不在生产领域而在分配领域。一言以蔽之：不患寡，而患不均。相对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寡”带有必然性。历史上有为的统治者和有为的政党，往往能够通过改革制度环境，变“多寡”为“少寡”，变“大不均”为“小不均”。因此，表现于经济领域的生产资料占有不均和分配不均，需要政治领域的权力进行调节。如果政治权力无法在生产领域和分配领域进行有效调节，或者政治权力也严重不均，一个朝代也就结束了。

9、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比西欧早出现而晚灭亡，长了差不多一千年。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在经济上实施均田（除皇田外）。几乎历代统治者最初都是靠分田调动拥戴者的积极性而取得胜利，用防止土地兼并而站稳脚跟。二是在政治上实施均权（除皇权外）。首先，执行权与监察权分立，使监察权独立于执行权之外，从而能对中央及地方行政官吏进行较有效的权力制衡。在皇权以下，开创了世界上最早的三权分立的先河。其次，举荐或开科取士，打开了各个层次人士进入政权的通道，实现了较大范围的权力均沾。隋唐的科举，开创了西方文官制度的先河。

10、中国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既不是社会生产落后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因为改革开放28年，是建国以来国民经济发展最快，持续时间最长的时期）；也不简单地是公共品供给落后于公共品需求（目前政府所提供的公共品种类远多于此前的任何一个时期）。因为上述两种“落后于”的所谓主要矛盾，是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存在的，带有普遍性，而没有中国的特殊性。我以为，近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体制已大体市场化了，而政治体制（特别是权力来源和权力结构）却基本停留在计划经济时期。因此，中国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在不少地方和单位，越来越表现为权力的代表性滞后于人民日益增长的权利意识。

二、形成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两大原因

136年前，马克思根据巴黎公社72天的经验教训，作出了一正一误两个对于后世极为重要的论断。但是，由于受苏联模式的影响，“用等级授职制来代替普选制是根本违背公社精神的”，这一正确的论断，至今也未能在各社会主义国家全面推行；公社应当是“同时兼有立法和行政的工作机关”，这一错误的论断，却导致“议行合一”的党委领导体制沿袭至今。（见马克思《法兰西内战》）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原因固然很多,但根本原因大致有二：一是权力来源欠合法。在长期执政中，仍然长期坚持以实现领导意图的任命为主的等级授职，使广大群众越来越不相信苏共是其利益的忠实代表；二是权力结构欠合理。苏共长期坚持的“议行合一”领导体制，使党内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制衡，导致了特殊利益集团与人民群众的严重对立。

我以为，权力来源上的先天不足，权力结构上的后天不顺，既是苏东剧变的重要原因，也是导致我们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两大原因。

立党为公，就要普选任官。在战争年代和计划经济时期，用“等级授职制”（任命制）来代替“普选制”（选任制）还有其合理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合理性乃至合法性都遭遇到严重挑战。20多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已经说明，我们对死的物都很难用计划进行优化配置，那么对于活生生的人才，我们能用计划性的任命制，实现其优化配置吗？为了减少计划性任命制的主观因素，这些年来，在干部选拔上，组织部门增加了不少客观量化指标。但是到最后我们才明白，这种重治标而轻治本的做法，其结果反而催生了两个怪胎──“年龄缩水”与“文凭注水”。其实，马克思早就指出：社会也像现代大企业那样，总会把适当的人放到适当的位置上去，尽管有时会发生错误，总能很快地纠正过来。村乡两级的普选式民主直选已经充分证明了这点。

执政党要长期执政，作为执政党党员的“一把手”，就不能过度集权。应该说，“议行合一”的党委领导体制是战争年代的产物，它在方便权力运行，提高权力运行效率的同时，也加大了权力运行的风险。长时间的照搬照抄苏联模式，不仅强化了党委的“议行合一”领导体制，并由此而形成党委书记大权独揽格局，衍生出拥有最后决定权的“一把手体制”。文革十年浩劫，之所以无法避免，追根溯源，其弊端不在个人素质，而正在于“一把手体制”。但是，“文革”结束快30年了，由于还缺乏对那场十年浩劫最深刻的认真反思，我们更多地只看到对毛泽东同志个人崇拜所引发的问题，而忽视对严重缺乏权力相互制约的“党委‘议行合一’领导体制”及其“一把手体制”的深度剖析。时至今日，在不少地方和部门，邓小平同志27年前所指出的那四种状况，即“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的状况，尚无多大改变；“民主集中制还没有成为严格的制度”的状况，也无大变化；“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的状况，还在继续；“很少强调必要的分权”，“很少反对个人过分集权”的状况，还未引起应有的重视。不仅“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而且有些地方各级“一把手”的过度集权的状况，创了我党执政以来的历史新高。

绝对的权力，必然绝对地要出问题。集党内决策、执行、监督权于一身的“一把手”，其出问题的概率，必然远远大于其他领导干部。没有科学的分权，就必无有效的制衡。这既为理论所推导，更为改革开放以来地方党政“一把手”违纪违法案件易发多发的实践所印证。民主永远与过度的集权成反比，与科学的分权成正比。

没有普选让广大党员充分体现选举者的意志，被选举者手中的权力，就很难向党员群众负责；“一把手体制”下的过度集权不能分解，一言堂、家长制的局面就难以解决。世界共运史早已反复证明，没有科学合理的党内权力结构，发展党内民主则难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党内监督也难以做到及时有效，党员的主体地位既难以体现也无法坚持。改革开放这些年来，党内民主未能走在人民民主的前面，因此其示范和带动作用也很难体现出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广大地区“主人们”日益增长的权利意识与不少地方和单位“公仆们”权力代表性不够之间的差距，也就逐渐成为中国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

三、如何解决中国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

打天下者坐天下，是中国老百姓的共识。因此，毛泽东晚年犯大错误，老百姓可以接受；邓小平也犯某些错误，老百姓可以承受；此后的领导人即使犯小于他们的错误，老百姓却难以忍受。邓小平曾指出：“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执政党的地位决定了避免犯大错误，避免出大问题，关键在党内；解决中国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关键同样在党内。我们党想在经济、文化、政治利益上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既是党的性质宗旨所规定，也为长期执政所要求。但是想代表的愿望不等于能代表的现实。十六大因此提出：“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制度”，“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为构建和谐社会，密切干群关系，不断消除不和谐因素，努力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科学发展，胡锦涛总书记明确对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提出“为民、务实、清廉”的号召，并要求努力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近两年，党中央和中央纪委在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的实践中，认识进一步深化。从“权力运行机制”可能有问题的感觉，到达成“权力结构”确实有毛病的共识。对这一共识的具体表述，已经由十六大时“建立健全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上升到“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而从党内权力相互制约入手，既能有效地推动党内民主的发展，又能较好地解决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

第一步：党委分权

我们不允许多党轮流执政，也不允许党内搞派别之争。因此，在不准分党、不准分派的给定前提下，要巩固长期执政的地位，党内权力相互制约势在必然。目前，“一把手”违法乱纪居高不下，不是教育、监督没下功夫，而是集决策、执行、监督三权为一身的党委“议行合一”领导体制使然。“议行合一”领导体制，适应于需要高度集权的战争年代和计划经济时期，也适应于个体户作坊和私营企业的早期发展。但是，现代企业几乎都采用了将决策、执行、监督三者权力分开的权力结构。而先进企业管理制度通常是同时代社会管理制度的样板和先驱。

据此，建议沿着50年前党的“八大”已经开了的头继续走下去。改变近20年各地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原地踏步的状态，往前走一步──变党代表常任制为党代会常任制。即：以现行党委会为框架，分设党的决策机关──常委会；执行机关──执委会或书记处；监督机关──监委会或纪委会。通过党内“权力三分”，以改变在同一地方或单位，没有哪个组织和个人，可以对（实行“议行合一”领导体制的）党委，以及（由此而派生出来的集党内决策、执行、监督权力于一身，实行“一把手体制”的）党委书记，进行有效监督。科学的党内权力相互制约，只会更好地聚集党委、执委、监委班子的人气。因此，这种党内权力相互制约既符合党的“八大”精神，也符合51年前毛泽东关于建立“党的国会”的设想。同时会加强和改善而绝不会削弱党的领导。随着党内权力的科学分解，发展党内民主也必将取得实质性成效。

第二步：党政分工

经过28年武装斗争而夺得天下的执政初期，党政无需分工，既可以也可行。执政近60年，党政分工则势在必行。一部人类进化史，可以简称为社会劳动分工史。执政党的进化，同样离不开科学的分工。以党代政，党务与政务就没有区别；以党代政，党的领导就会等同于党的管理；以党代政，党委政府两块牌子就只需要一套人马；以党代政，叠床架屋的机构设置就难以避免；以党代政，执政成本就会居高不下；以党代政，就会使党身处行政一线成为矛盾焦点。从某种意义上讲，党的先进性建设也应体现在有无科学的党政分工上。执政58年，党政分工实难推进（个别地方和部门甚至将改革初已取得的分工成果又退回去了），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党内权力相互制约的前提基础。太多的事实不断证明：党内如无科学的权力相互制约，党政难有合理分工。

第三步：党政分开

党政合理分工是前提，党政明确分开是结果。十六大党章明确规定：“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如果说党政分工是加强党的领导的第一步，那么党政分开则是改善党的领导的第二步。党政分工，是为解决执政后日益严重的“党不管党”状况，是为保证“常委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党政分开，则是为实现由党在执政中的微观管理向宏观领导的科学转向。只有在党政分开的前提下，我们党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科学的定位：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才能由具体事务的执行者、管理者，上升为宏观战略的决策者，大政方针的制订者，立法建议的提出者，重要干部的推荐者。

邓小平不仅是我国经济“三步走”发展战略的总设计师，而且也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总设计师。认真研读邓小平文选，就会深刻地领会“党内分权”、“党政分工”、“党政分开”的“三步走”发展战略。

结论

社会主要矛盾的形成大多缘于制度设计的缺失，而较少出自方式方法的不当。邓小平同志以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在20多年前就看到了“权力过分集中”这个制度设计的“总病根”。于是这位伟大的总设计师立足于战略的高度，为我们勾勒出权力分解、权力分工、权力分开的路径图。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的影响，我们在“权力三分”上试点不够，推进不够。党内外“主人们”日益增长的权利意识与不少地方和单位“公仆们”权力代表性不够之间的差距，日渐成为中国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面对这一态势，我们党不仅在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中尖锐指出：“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而且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总病根”的认识，已从权力运行机制上升到权力结构。这既是对历史的直面，也是对现实的正视。

1、古今中外具有雄才大略的统治者，之所以从政治上去解决经济问题，是因为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懂得：政权直接提供的服务，不是经济财富，而是制度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讲，28年前明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所以正确，因为这是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一种矫枉过正；“十七大”后，我们完全可以明确地提出以制度建设为中心了。

2、不少地方和单位“公仆们”权力代表性落后于“主人们”日益增长的权利意识，日渐成为中国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执政半个多世纪，我们党对民主的认识，已经由毛泽东时代的“手段论”发展到邓小平时代的“目的论”，进而上升到江泽民、胡锦涛时代的“生命论”。我以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和“坚持党员主体地位”的论断，就是从理论的高度，对这一主要矛盾的深刻认识和积极回应。

3、要确保地方各级党委“权力相互制约”的顺利进行，必须借鉴经济体制改革，先搞“特区”试点。既有人“埋单”，又可将风险控制在最小范围。同时，要加强对地方党委权力相互制约的领导，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央的权力则只能加强。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7年第11期 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回顾与思考　作者：何　方

今年是俄国十月革命90周年。我是在学习和讲授《联共党史》中长大的，所以从小对十月革命就有深厚的感情。1938年以来，参加的纪念活动也有几十次。但是实在没有想到，列宁亲自缔造的布尔什维克党和占地球六分之一领土的苏维埃大国，进行了七十多年社会主义建设、打败了希特勒、成为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竟在十多年前，平平安安地自行解散，不复存在了。最使我感到惊奇的还有，统一的苏联红军也都和平地一下分成了十五个新独立国家的国防军。那一阵我正在莫斯科、塔什干等地访问，由于思想上的老框框还很多，所以对苏联东欧的红旗落地感到十分惋惜，认为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严重挫折，对当地群众表现出来的兴高采烈感到不可理解，也同接触过的人们辩论过。回到国内见到的，更是许多人的怅然和沮丧情绪。据说有些领导同志曾提出要写一篇高举社会主义红旗继续前进的社论，意思是领导世界革命的责任已历史地落在了我们的肩上。多亏邓小平发现后立即制止，并提出“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的方针，才把局势稳定下来。

此后我改行学习中共党史，这就需要重温一些理论书籍和查阅一些史料。正好这时俄罗斯当局陆续为大批档案解密，我虽然只直接间接看到很少一点与我写《党史笔记》有关的材料，但却发现自己过去受造神造假的影响极为深重，不但戴了有色眼镜学理论因而没学懂，还对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造假也信以为真。按理说，中共党史有四分之三以上是我亲自经历过的，有条件辨别真假和是非了吧。然而不然。这是由于：一则在严格保密的条件下，自己不可能了解事件真相和全貌；二则接受了照顾大局的革命功利主义学说；三则长期的纪律约束养成不论真假都要和主流舆论保持一致的习惯。只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近十多年来改习党史后，才觉得头脑逐渐清醒了些。现在就根据新的认识对十月革命谈几点个人的看法。

一，我们过去了解的十月革命是不够真实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一次中央开会，有人提到现在有的文章要重新评价布哈林。一位老领导同志就说，怎么能为布哈林翻案，他不是刺杀过列宁吗？这就是上了电影的当。不久前崔永元写了一篇短文，题目是《中国还不具备为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拨乱反正”的能力》（口气大了些，一个搞文艺的人哪能代表中国的学术理论水平），提到他做的《电影传奇》节目，包括苏联过去的影片。但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却正式告知：“在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之前的，别做了。《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历史的真实不是电影里所讲的那样，不能再影响下一代！”崔永元就说，“过去的电影是载体。我们从电影出发，把新的旧的好好讲讲。”可他们并不觉得我们现在具备“拨乱反正”的能力，因此毫不客气地问，“你现在能好好说说‘托派’吗”？这一问，有道理。因为我们至今还没有给多年来挨整的托派正式平反呢。在十月革命及其后叱咤风云的托洛茨基早已被从历史上抹掉了，一个当时并不出名的斯大林却成了仅次于列宁的主要角色。我们中国过去以《联共党史》为主要教材培养出来好几代人，在事情已大白于天下时却并没有作应有的拨乱反正工作，致使许多人还保持着旧观念，总在为苏联和斯大林模式辩护，牢牢抓住列宁、斯大林两把刀子，给改革开放添乱，想使中国倒退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去。可见，辩证地批判《联共党史》、恢复十月革命的本来面目，不只是少数学者的学术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国民主化、现代化和成为文明国家的一个大问题。因此必须恢复十月革命的本来面目，不能再继续重复苏联过去那种造神造假的做法了。

二，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俄国的二月革命，是人民自发起来推翻沙皇专制统治的民主革命，从资产阶级到无产阶级的各政党都参加了。由于是自发的，所以胜利后有点群龙无首，并很快形成两个并存的政权。一方面是以立宪民主党为主组成的临时政府，一方面是同属于第二国际、被称为“社会主义党派”的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参加的苏维埃。前者本来就缺乏群众基础，加上七月事件中开枪镇压游行示威群众和组织前线（第一次世界大战）进攻遭到溃败，已经完全丧失军心民心，处于风雨飘摇、不能自保的境地。苏维埃则有雄厚的群众基础，可以比较容易地夺得政权。所以列宁在《四月提纲》中也提出采取和平手段，通过在苏维埃中争取多数来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这就使二月革命后的七八个月里，国内政治斗争的重点是在参加苏维埃的三大政党之间进行的，而且力量的消长变化也非常快。孟、社两党由于不同程度地支持和参加临时政府（最后一任总理克伦斯基就是社会革命党人）、主张继续战争，因此在斗争中力量遭到迅速削弱。布尔什维克既有深得人心的政策口号（和平、面包、土地），又有列宁的坚强领导和出色的组织工作，再加上灵活的策略手段（例如原先支持选举成立立宪会议，后因得票不到四分之一，遂用武力加以取缔），就使它取得十月革命的领导权，然后回过头来镇压孟、社两党。列宁也从此和第二国际彻底决裂，另行建立了第三国际。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学界以至当局，对十月革命的看法已有很大变化，认为二月革命仍属革命，而十月革命则是不流血（或者很少流血）的政变了。

三，列宁改变了十月革命的性质。根据马克思主义（例如恩格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教导），在那些专制落后的国家，革命的首要任务是：争取民主，实行宪政，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通道路。但是，列宁修改了马克思主义，要在专制落后的俄国先拿下政权后，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和促进世界革命。马克思原先设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也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而且只适于较短时期。但列宁却把它变成少数对多数的专政，还公开主张一党专政以至领袖独裁。他说，“有人指责我们是一党专政……我们就说‘是的，我们是一党专政。’”还说，“个人独裁成为革命阶级专政的表现者、代表者、执行者。”到内战结束后的1921年，列宁在《论粮食税》中更直截了当地说：“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不论公开的还是妆扮成非党分子的，他们的安身之处应该是监狱。”他又在1922年提出，俄共“是国内唯一合法的政党，不允许任何政治派别出版物毒害人的思想”。金雁教授在谈到这些情况时还介绍了曾是支持十月革命重要力量的喀琅施塔得水兵的“叛乱”，其实是一件冤案。两万六千名水兵中有十分之一是布尔什维克党员，他们只是不赞成一党专政，要求实现原先承诺的民主自由。但列宁的答复却是坚决镇压，说：“我要让你们几十年里不敢再打反对派的念头。”就这样，列宁硬是把本应将二月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实现民主宪政的十月革命，变成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革命（所以后来斯大林规定，十月革命不能简单称为“十月革命”，必须称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并靠一党专政来维持。这就造成苏联的先天不足和后天失调，导致最后崩溃。

四，十月革命创造的社会主义模式不可能成功。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大实验，不仅影响到俄国和以俄为师的国家，而且影响到了全世界，使社会主义运动成为二十世纪一个主要社会潮流，对推进人类历史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包括成为资本主义自我改革调整的压力和动力），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但是整个说来，这一伟大实验基本上失败了。搬用十月革命创造的苏联模式的国家，没有一个是成功的。有人说这是武断，可就是拿不出半点根据，举不出一个具体国家来。失败的原因，一是资本主义仍然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转向社会主义的条件远未成熟；二是十月革命后实行对经济、政治、思想的垄断，是历史的倒退、是对二月民主革命的反动。在经济上，邓小平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但苏联模式的国家经济发展却都大大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在驻苏使馆当研究室主任，亲身经历到苏联物资的严重短缺和群众生活特别是住和行的困难。1955年，欧亚各国经济已全面恢复到战前水平，但苏联东欧国家却大大落后于西欧。当时的说法是，苏联受战争破坏严重和西欧有美国的援助。其实这并不能说明问题。日本和德国破坏得更严重些，但恢复和发展很快就超过苏联。战后的历史也表明，没有一个国家（特别是中等以上的）是靠外援发展起来的。东西德在比赛中，东德落后的差距就越拉越大。一次宴会上，我曾当场看到时任东德总理的格罗提渥同李富春谈话，他要中国支援若干万吨大豆搞人造黄油，说东德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民主橱窗，怎么也要赶上西德。李说，中国目前经济还很困难，人民生活艰苦，大豆也很紧张。格说，中国那么多的人，为了共同事业，每人少吃一点就可解决我们的问题。最后的结果不得而知，不过按照我国的政策，是必然会给予一定支援的。奇怪的是，那时的兄弟国家在一起常常互相诉苦，但对群众和对外宣传却总要大肆夸富，其水分之大简直惊人。例如苏联1976年最后一次宣布它的经济总量已达美国的67%，可是后经世界银行等四大权威机构调查统计，苏联解体前的经济总量还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可见，过去中国从苏联学来的各种统计也不能再引用了。再以芬兰为例。当年它是沙俄最落后的一个省份，十月革命后取得独立，到1980年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已达一万五千美元左右。而比它条件好的苏联波罗的海三国人均产值还不到四千美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俄国虽然落后，但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经济地位已名列世界第五，现在恐怕掉到第十几位了，主要还是靠地大物博资源多。

政治上，十月革命造成的历史倒退更明显。米高扬在苏共二十大的发言中曾提到，“二月革命的结果，俄国劳动人民获得了民主自由，而这样的民主自由甚至在当时被称为最民主的美国也是不曾有过的。”但十月革命却用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取代了人民才得到的民主自由。所以普列汉诺夫在1918年说，“布尔什维克不能给人民以民主和自由，他们在半年的时间里查封的报纸杂志，比沙皇当局在整个罗曼诺夫王朝时代查封的还要多。”列宁对这些也从不隐晦。他在1920年12月10日回答西班牙工人代表的话就是：“我们从来都不讲自由，而只讲无产阶级专政！”正是在这种专政下，单是斯大林搞农业集体化期间就连镇压带饥饿整死了近千万人。至于平时对干部、知识分子的迫害，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已有揭露。斯大林死后不久，苏联当局开始为一些受迫害的人平反。有些从监狱和流放地回来的人住进了莫斯科的精神病院和各种疗养院。我曾去看过其中的一个，有不少院士、教授等高级知识分子被整得东倒西歪，精神失常，给我留下的难忘印象只有两个字：真惨。

其他方面的情况就不用多说了。

五，有没有一个“十月革命的道路”。在上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的反修大论战中，我们一再强调“坚持十月革命的道路”，还把它说成是全人类的也就是所有国家必然和必须要走的共同道路。这条道路可以简单归纳为：武装夺取政权，实行长期的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和推进世界革命。反对和批判的是赫鲁晓夫“三和”（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两全”（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修正主义。现在看来，这个提法我个人以为可能是个伪命题。因为实际上并不存在我们所解释的那种普世的“十月革命的道路”。第一，十月革命并不是我们以前了解的那样，它并没有经过什么严重的流血冲突。所谓“炮轰冬宫”、“攻打冬宫”等，那都是电影编的。上引米高扬的讲话就说，“事实上，十月革命几乎是和平完成的”，是形势的变化“使得苏维埃不必经过严重的流血而取得了政权”。第二，二战后产生大批社会主义国家是出于两种情况。一是苏联在红军解放的国家里直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多少带有强加的成分。如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至今仍认为是被占领，有的国家甚至提出索赔问题。二是在战后那场民族民主革命高潮中，一些国家共产党处于领导地位，在取得民族独立和民主革命（这是正确的）胜利后立即和平过渡到了社会主义。可以说，没有一个国家是无产阶级用暴力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得到胜利的。第三，恩格斯在百年前已经看到无产阶级很难用暴动和巷战夺取政权。今后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无产阶级已不复存在（起码是很难界定）、中产阶级占绝大多数的条件下，哪还会产生什么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城乡差别已基本消灭，更谈不到农村包围城市。根据以上所说，当年赫鲁晓夫提出的“三和”“两全”，反倒比我们当年坚持的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主义更有道理一些。我们党现在执行的方针政策何尝不是更接近“三和”“两全”？而且我们现在坚持的专政，也不是以前解释为实质上的无产阶级专政。至于一些至今仍大骂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人，无非是表明他们留恋过去和阻碍历史发展的愿望罢了。

六，十月革命与中国。毛主席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倒是确实的。只是那一声炮响并不是炮轰冬宫，送来的也是与马克思主义并不相同的列宁主义和斯大林模式。除此以外，十月革命后的苏联，还直接指导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也帮助改组了中国国民党。这就使国共两党虽然政治上完全对立，但一些组织原则却同出一辙，如坚持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等。中共不但以完全布尔什维克化为建党目标，还受封建专制和游民传统的严重影响，使中国党在自己杀自己人的“肃反”（如打“AB”团）等问题上还走在了苏共的前头。中共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伟大的成功的，但我们取得胜利后，又“走俄国人的路”，要立即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并且照搬斯大林模式，进行三大改造，要实现全盘苏化，对内搞以阶级斗争为纲，搞无产阶级专政，“一大二公”，对外实行闭关自守（叫做“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这就使我们在很大程度上置身于世界和时代潮流之外，让新产生的官僚阶层关起门来瞎折腾。结果是中国白白断送了三十年千载难逢的发展良机，到“文革”末期沦为一个专制落后的欠发达国家。经济上，从1955年总量占世界比重4.7%降到1980年的2.5%。后来粉碎“四人帮”，中共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实行了完全正确的改革开放，才使我国扭转了这一下降趋势，使经济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这不是说十月革命对中国没起过积极作用。中国革命的胜利和胜利后建立起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没有苏联的帮助也是不可想象的。但总的看来，所起的消极作用还是主要的。连胡乔木都说，“发生文化大革命的悲剧，追根溯源还要追到斯大林。”胡乔木还公开批判列宁，“按《‘左派’幼稚病》的说法，领袖专政是完全合理的。”他又说，“列宁建立了一个集中制的共产国际，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原则错误。”“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俄国要变成全世界的统治者。”（以上均见《胡乔木谈中共党史》）连胡乔木对列宁、斯大林和十月革命都能有这样一些反思，实在是难能可贵。作为后来者的我们，又过了二十几年，对十月革命进行辩证地重新认识，不但应该得到允许，而且还迫切需要。因为中国在经济上摆脱苏联模式的约束，实行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按照列宁学说建党等一些问题上，我以为我们尚未完全摆脱布尔什维克化和斯大林那一套框架。我以为我们如果也能适应世界和时代潮流，像走经济市场化道路那样，稳妥地在我党领导下实现政治民主化和政党现代化，那我们中国就一定会得到更好更快的发展，中共与中国肯定可以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认真吸取苏联走过道路的教训，避免重蹈覆辙，这才是对十月革命最好的纪念。

（责任编辑 杜 晋）

2007年第11期 十月革命后俄国政局演变　作者：尹　彦

俄国十月革命两个月后，布尔什维克的党解散了民选的立宪会议。过了半年，苏维埃内的多党制宣告结束，一九二二年底，俄国多党制为一党制彻底取代，这两项重大决策根据苏联七十多年社会主义实践来看，是弊是利？是祸是福？值得反思。

一、解散民选立宪会议意味着什么？

召开立宪会议，制定宪法，成立议会，取代君主专制，使政治民主化、法治化、规范化、现代化，使宪法凌驾于最高统治者、政府、议会、政党、军队之上，是各国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事。在俄国最早提出召开立宪会议的要求是十二月党人，以后在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得到广泛传播。所以，1903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就将召开立宪会议列入自己的党纲。明确提出：“建立人民专制，即国家整个最高权力掌握在立宪会议手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坚信，只有推翻专制制度，并召集由全民自由选举的立宪会议，才能完全、彻底、巩固地实现上述各种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但是这件事一直到二月革命之后，才有了希望。1917年3月2日，临时政府曾宣布要召开立宪会议，但拖延了选举的准备工作，6月14日（27日）宣布立宪会议定于9月17日（30日）召开。8月上旬临时政府决定将选举推迟至11月12日（25日）。列宁、布尔什维克党一而再、再而三地抨击以时间急促为理由的拖延。十月革命是在媾和、把土地交给农民、尽快召开自由选举的立宪会议这三项名义下发动和成功的。列宁多次说：“将保证按时召开立宪会议。”并说：“只有我们的党掌握了政权才能够保证立宪会议的召开，我们的党在掌握政权之后，就要对其他政党的拖延提出控告，并证实这种罪行。”所以十月革命后，人民委员会即认可了上述立宪会议选举日期，选举于11——12月举行，在某些边远地区于1918年1月举行。对于这次选举，列宁是肯定的：“立宪会议是通过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按比例代表制来选举的。这种选举制是最完善的选举制。”这说明列宁对立宪会议的选举制是肯定和满意的。

1917年11月12日—14日（25—27日），首都彼得格勒进行立宪会议选举。16号公布了最后选举结果。布尔什维克党得票42.4万张，6个席位；立宪民主党得票24.7万张，4个席位；社会革命党得票15.2万张，2个席位（包括左派社会革命党1个席位），布尔什维克得票最多。美联社记者问列宁对选举结果有何看法时，列宁说：“我认为这次选举是布尔什维克党取得巨大胜利的证明。”并认为立宪会议定会批准人民委员会的全部措施的。“决不会有多数人反对我们。”在答复哪些党将参加新的人民委员会时说：“我不太清楚。但我认为，除了布尔什维克党以外，只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这是首都这个工业比较发达地区的情况，后来加上其他农业地区，情况就不同了，立宪会议选举共得4450万张票，布尔什维克党得1060万张，占23.82%，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共得2630万张，占59.10%。列宁在《立宪会议和无产阶级专政》一文中，分析了总共79个选区中54个选区的投票结果。54个选区在1917年11月份投票的总数是36,262,560张票（下面数字相加为3.622万张票），以下四类党派合起来计算结果是：

布尔什维克党　　　　　902万张，占24.90%

社会革命党　　　　　　2090万张，占57.71%

孟什维克党　　　　　　170万张，占4.69%

立宪民主党及其它

地主资产阶级政党　　　460万张，占12.70%

合计　　　　　　　　　3622万张，占100%

这些数字说明布尔什维克只得到近25%的选票。不过列宁分析了各地区的选举结果后说，在立宪会议选举时，在纯农业区，代表农民的政党社会革命党占优势，他们得了62—77%的选票。“在各工业中心，布尔什维克比社会革命党人占优势。”更重要的是在首都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得票占45%，社会革命党人得16%；在莫斯科，布尔什维克得56%的选票，社会革命党人得25%的选票。布尔什维克比后者多一倍多，列宁说这叫“在决定性时机和决定性的地点，即在两个首都占压倒优势”。此其一。其二，“我们在全部军队里得到差不多半数的选票”（投给社会革命党人的188.5万张选票；投给布尔什维克的有179.1万张选票）。但在两个首都附近乃至离两个首都不远的各方面军中，布尔什维克得到压倒多数的选票，“拿北方面军和西方面军来说，布尔什维克得选票100万张以上，而社会革命党人得42万张选票。”

由于总的投票使布尔什维克党成了少数党。自然其它党必然提出“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即布尔什维克交出政权。对布尔什维克党来说，这自然是不能接受的，刚得到的政权，岂能拱手让人？对于这一点，列宁在1917年11月14日（27日）作了回答：“至于立宪会议，有一位报告人说，它的工作将以国内的民意为转移；但我要说：依靠民意吧，可是不能忘掉步枪。”这是“枪杆子出政权”的最早版本。布尔什维克党预定于1917年11月28日召开立宪会议，但到会代表不足半数，立宪会议不能如期举行。不过这一天，一些人民自由党人进行示威，要求“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遭到镇压。当天人民委员会通过“逮捕反革命内战首领”的法令，逮捕了一些人民自由党活动家，其中包括当选的立宪会议代表，人民自由党事实上被取缔。同时决定立宪会议延至1918年1月5日开幕。12月23日政府宣布在彼得格勒实行战时状态，忠于布尔什维克的部队被调入首都。1918年1月5日（18日）立宪会议在彼得格勒塔夫利达宫召开，以切尔诺夫为首的社会革命党中派在会上占优势。他们拒绝讨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不承认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社会主义性质法令。布尔什维克当即退出了会议，随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也退出了会议。第二天——1月6日（19日），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法令，解散了立宪会议。这自然引起其它党的坚决反对，他们指责“人民的少数代表，赶走了人民的多数代表”，而且是“用射击驱赶的”。

对于上述行动，列宁用1903年普列汉诺夫的话作了解释：“所有的民主原则应该完全服从我们党的利益。”革命胜利、革命利益是最高法律。“有那么一天，我们党会反对普选权，在革命热情迸发的情况下，人民选出了一个很好的议会，那么我们应该力求使它成为长期的议会，如果选举的结果不能令人满意，那我们就应当力求解散它，不是过两年，要是可能的话，过两周就解散它。”据此接着列宁说：“对社会主义的敌人，在一段时间内，不仅可以剥夺他们的人身不可侵犯权利，不仅可以剥夺他们的出版自由，而且可以剥夺他们的普选权，而不好的议会力求在两周内将它解散。”因此代表农民利益的社会革命党人在伏尔加河流域、西伯利亚等地的苏维埃选举中获胜，自然也就给予以解散。

列宁还说：“把召集立宪会议的要求列入党纲是完全合理的。因为在资产阶级共和国中立宪会议是民主制的最高形式。但苏维埃共和国则是更高的民主形式，而且是能否保证痛苦最少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唯一形式。革命利益自然高于立宪会议。”其实，革命有顺应历史潮流的革命，也有逆潮流的、超前的、性急人的革命。这种革命往往是超理智、极大破坏生产力、违背绝大多数人民利益的。这种“革命利益”是否也要“高于一切”呢？列宁没有说。

这些不过是表面上的道理。其背后的硬道理一如列宁上面所言：在立宪会议选举中布尔什维克在军队中大胜。因为军队投票赞成积极拥护和平的布尔什维克党。不仅在北方战线、西方战线、波罗的海舰队，布尔什维克分别获得61%、67%、57.5%的选票，更重要的是在大的卫戍部队，即彼得格勒与莫斯科分别获得79.2%、79.5%的选票。易言之：枪杆子对于解散立宪会议起了关键作用。

二、从多党制到一党政府，再到一党制

一党政府不等于一党制。清一色社会党人政府，虽然是多党制中的一种，但并不等于多党制。多党制即代表不同阶级、不同主张，以一两个大党为中心的多党并立的体制。十月革命前后，俄国就经历了多党制、清一色社会党人政府、一党政府，最终走向一党制的。

列宁在二月革命后说：“在不自由的国家里，管理人民的是未经任何人选举的沙皇和一小撮地主、资本家与官吏。在自由的国家里，管理人民的只是人民自己选举出来的人。在选举时，人民分属不同的政党，一般都是每一个阶级分别组成自己的政党，例如，地主、资本家、农民和工人都各自组成自己的政党。因此，在自由国家里，管理人民是通过政党的公开斗争以及他们之间的自由协议来进行的。”可见列宁是肯定当时的多党与多党竞争和各党自由竞争、自由协议的。

比起封建君主专制下的朝廷集议，最后由君王“兼听独断”，多党制自然是巨大的历史进步。各阶级、各阶层有了自己的政党，有了参与政治的组织条件，通过政党竞争表达各自的意愿。最后则完全取决于多数选民的选票。这比起封建朝廷内的帝党、后党、太子党、宦党、朋党与拥兵自重的大臣、军阀暗中的勾心斗角、阴谋诡计、刀光斧影、凭借军队、流血政变，不知要先进多少倍。十九、二十世纪的民主共和国无一例外都实行多党制。《共产党宣言》说：“共产党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目的是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这“一切无产阶级政党”，说明不仅社会是多党的，也说明无产阶级也不是一党的。十九和二十世纪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工人政党就说明这一点。1920年3、4月间，列宁在同《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的谈话中就谈到英国“所有的工人政党”——一是工党、二是独立工党、三是英国社会党、四是社会主义工人党。还有许多独立工会。而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来说，也还有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两大党派。列宁认为与孟什维克相类似的各集团还有人民社会党人、统一派、合作社派，以及参加俄国立宪会议选举的乌克兰社会民主党人。这已经是另外一层意义上的“多党”了。到了今天，比如印度的共产党就分成三个：印度共产党、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印度共产党（马列主义）。这应该是当代共产党的多党制。二月革命后，苏俄也经过多党制。1917年2月27日—3月12日成立的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由15人组成执委会，孟什维克杜马党团领导人当选为主席，劳动派分子克伦斯基及另一位孟什维克当选为副主席。委员中有两名为布尔什维克，后来又有10名士兵和水兵代表被选进执委会，内中又有两名布尔什维克。这岂不就是苏维埃之内的多党制？

马克思、恩格斯根本就没有设想一党制。十月革命之前，虽然无产阶级专政写进了1903年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共同制定的党纲，但是压根儿也没有设想到一党制。相反1917年9月6日（19日），列宁的《革命的任务》一文还设想了这样一种多党制：即前面所引证的“五保”：“⑴保证革命的和平发展，⑵保证人民和平地选举自己的代表，⑶保证各政党在苏维埃内部进行和平的斗争，⑷保证通过实践来考验各政党的纲领，⑸保证政权由一个政党和平地转到另一个政党手里。”（分为五点为笔者加）这岂不就是一种和平的理想的苏维埃的多党制？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推翻了临时政府，再加上布尔什维克获得过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过半数的选票，自然更有权组织政府，由于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愤然退出大会，拒不参加布尔什维克组织的政府，左派社会党人也犹豫了三个月。所以这才有三个月的时间全部是布尔什维克的一党政府。尽管如此，列宁草拟了许多法案，仍然是肯定多党制的。在1917年11月21日（12月4日），列宁又说：“在我国，不同的政党相继掌过权；当政权最后一次由一个政党转到另一个党的手里时，发生了一次变革，一次相当猛烈的变革，然而，如果有罢免权的话，只要进行一次投票就可以了。”“罢免权，真正的监督权。”这说明在“一党政府”早期，列宁还是肯定多党制的。左派社会党人后来参加了政府，但为时不长，只有三个月就退出了人民委员会，但仍留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中。1918年春夏，因强力推行“余粮征集制”与签订屈辱的布勒斯特和约，引发内战爆发，右派社会革命党和一些孟什维克与俄国军队、外国武装干涉力量联合起来，发动了反苏维埃政府的斗争，招致1918年6月14日整个右派社会革命党与孟什维克党被开除出苏维埃，报纸被查封。1918年7月左派社会革命党因刺杀德国大使挑起武装叛乱，也被开除出苏维埃，报纸遭禁。这样1918年7月苏维埃内多党制政体实际宣告结束。

1918年10月，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中宣布：苏维埃政权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其实此时的民主、法制正陷入混乱无序中。不过同年10月，孟什维克在承认十月革命的“历史必然”，以及左派与中派社会革命党明确放弃武力推翻苏维埃政府的任何尝试后，又允许这两个党活动，出版自己的报纸，参加竞选。而到了1921年3月喀琅施塔得叛乱，所有反对党派及部分军队都参加了。政府此时甚至失去工人阶级剩下最后的那部分人的支持。党面临可能丢掉国家政权的危险，胜过国内战争时的危险，此时不得不：第一，实行新经济政策。第二，党内禁止派别活动。第三，加紧对其它政党的控制与镇压。因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参加与组织工人骚动，要求取消共产党专政，要求国家政权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掌握在劳动者手中，所以全国展开了逮捕这些党的党员的行动。列宁在1921年4月21日的《论粮食税》中说：“我们则要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不论他们是公开的或装扮成‘非党人员’的，统统关进监狱。”尤其是最早主张进行新经济政策的孟什维克。通过实施新经济政策后，这才使政权巩固下来。1922年3月，列宁在党的十一大上说：“凡是公开宣传孟什维主义者，我们的法庭应一律予以枪决。”1922年5月列宁建议在刑法典中“应把枪决（也可代之以驱逐出境）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的一切活动。”1922年春，季诺维也夫在十一大作报告，宣布布尔什维克是“唯一合法的政党”，有必要“不给我们敌人的政治自由”，1922年俄共十一大把它变成决议。同年十二大代表会议强调要在“较短的时期内彻底消灭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这些政治力量。”1921年上半年任何出版自由、集会自由、言论自由，都被认为是“致人死命的药”和“自杀”的行为。1922年8月1日通过了《关于行政驱逐》。1922年底完成数十万人的驱逐，驱逐与逃亡国外者达二百多万人，多党制为一党制彻底取代。

1945年斯大林曾对罗斯福、丘吉尔说：“经验证明，只有一个党才有利于国家稳定。”这应该是至理名言。一个党，一呼亿应，亿众一心，对于御敌，对于建设，少了许多牵制，去掉无数麻烦，能迅速集中全国的力量作出令世界震惊的成绩。但是它的弊病也已令世界怵目惊心。沙皇时代列宁指出，如果没有出版自由，没有党派在选举中竞争，“人民揭穿骗局，查明真相的办法会少得多。”列宁十月革命后说的“罢免权，真正的监督权”，是对选择政党来说的，自然也包括各级官吏。罢免权的另一面是选择权。没有罢免权，没有选择权，没有多党，就等于缺少了异体监督、民意监督、舆论监督……依靠一个党自体的监督，其自我约束力到底有多大？再加上没有法律的约束（1906年列宁就说过：“专政就是不受限制的、依靠强力而不依靠法律的政权。”），剩下的约束力、影响政权力的因素还有哪些呢？最高领导人的失控是否是必然的？这正是需要用力去思索的历史大问题。

三、“想越过人民是不行的”！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有两个“决不会”的论断：“不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他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这“决不会”的思想，十月革命前列宁也曾说过、并重复、警告过：俄国并未作好“直接实行社会主义的准备”。然而十月革命的胜利，列宁与布尔什维克告别了自己过去的构想，急急匆匆走上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列宁1917年11月4日（17日）说：“现在我们粉碎了资产阶级的桎梏。社会革命不是由我们凭空臆造的，而是由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宣布的，在代表大会上没有一个人反对，一致通过了宣布社会革命的法令。”责成政府“采取渐进的、然而是坚定不移的步骤走向社会主义的纲领”。不过这里要补充，孟什维克及社会革命党右派、中派等当时是退出了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以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决定。岂能说是“一致”？列宁不仅宣布“我们正在大踏步地向社会主义前进”，而且宣布“我们能够促进革命，将帮助西欧各国人民发动不可战胜的社会主义革命。”“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万岁！”“西欧各国的无产阶级定会完全帮助我们。”事后来看，把希望寄托在世界革命的支援上，应该说是一种失误，同时农奴制残余的恶势力有待铲除，土地革命尚待解决，农民的忍饥挨饿，极为贫困，没有文化，愚昧无知，一如汪洋大海，他们还很难说什么“社会主义”愿望。1917年，在俄国的工人无产者只有300万人，占总人口不过2%，连贫农、城市半无产者算上，也不过10%左右，何况他们也分左、中、右，依靠他们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基础，未免单薄。况且，铁路工人、印刷工人和军工厂工人反布尔什维克的情绪不亚于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全俄铁路员工代表大会就曾力主成立“清一色社会党人政府”，并提出侮辱性的要求：列宁与托洛茨基不得参加政府。后来又通过“全国政权应归立宪会议”的决议，起码这说明党还有脱离本阶级的可能。再按照党员数量来看，二月革命前，布尔什维克不足二万人（一说2500人），1917年4月七大会议时发展到8万，8月初发展到24万。当时孟什维克党的党员是19.3万，而社会革命党的党员已达100万。所以社会革命党是俄国国内最大的党。但是这个党分裂为几派，不团结不统一，因而还不能称之为最有力量的党。作为民粹派的卓越继承者，社会革命党极大地影响着广大农村农民，而且1917年大城市的杜马选举证明，在大城市也有很大的影响力。而立宪会议的选举，社会革命党得到近58%的选票，超过布尔什维克132%。这半数以上人民的意愿是不能忽而不视的，不能跨越的。

同时，仅仅以从第三版《列宁选集》第三卷中，略选几则注释，说明民心趋向社会革命党人的程度：

1．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17年6月在彼得格勒举行。出席代表1090名，绝大多数属社会革命党与孟什维克人，布尔什维克只有105名代表。（864页）

2．全俄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17年5月在彼得格勒举行，各省及军队选出农民代表1115名，社会革命党人537名，孟什维克94名，布尔什维克9名，人民社会党人4名，劳动派分子6名，无党派人士136名（14名倾布），党派背景不详的329名。（863页）

3．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是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召开的，1917年11月11日至25日（11月24—12月8日）于彼得格勒举行。省、县、各方面军、集团军、师、农民委员会代表330名，其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195名，布尔什维克37名，右派和中派社会革命党人65名。关于政权问题，通过要求成立“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的决议，以及平均使用土地权的决议。（896、897页）

4．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17年11月26日——12月10日（12月9——23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在790名有表决权的代表中，有303名右派和中派社会革命党人，350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91名布尔什维克。大会起初以不多的票数通过了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提出的要求把国家权力交给立宪会议。但在布尔什维克党团的坚决要求下，重新进行了表决。右派和中派社会革命党退出了大会。大会选出了由250人组成的执委会，其中108人（布20人、左派社会革命党81人、其它7人）被选入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

列宁曾经只字未动地采用了社会革命党人的土地纲领。这一举措大大增加了布尔什维克所得的选票。但是，在农村，在中小城市，布尔什维克党支部、党员远远不如社会革命党人，在革命发展的和平时期召开的近500次农民代表大会上是根本不受布尔什维克影响的情况下进行的。布尔什维克作为参加单位仅出席了37次省及县代表大会。如果考虑到俄国农民居于大多数，多听农民的意见和建议，考虑他们赞成什么，拥护什么，反映农民的利益和要求，保留一个代表农民利益的政党，也许会少犯许多错误。列宁自然清楚这一点，但他更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工农联盟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布尔什维克达成协议的基础，这是一种真诚的联合，真诚的联盟，如果他们明确地说我们所经历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联合、联盟的前提是必须同意所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所以1918年夏天，在农村中“发生了和举行了十月革命”，即组织贫农委员会后，左派社会革命党随即退出了政府，以示抗议。内战爆发，外敌入侵。农民为了捍卫刚得到的土地，与布尔什维克站在一起，打退了白军与外敌入侵。但是，以下种种又将农民推向了对立面：坚决推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行粮食专政，强制征收剩余农产品（列宁说有时是征收农民的一部分必需粮食），严禁私人贸易，取缔私商、关闭市场；不仅把大企业、而且也把中小企业实行国有化；实行最严格的分配原料及产品制度；对一切阶级实行普遍义务劳动制，实行不劳动不得食；经济管理高度集中化，统一管理和协调各有关经济部门。这固然有利于战胜军事与政治上的敌人，但卡死了贸易流通，扼制了农民（尤其是善于经营的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居民供应恶化，投机蔓延。生产力大幅度下降：1920年，耕地面积虽然只比战前减少7%，但谷物总产量却减少一半，单产减少1/3，棉花产量仅为战前6%，工业品产量相当于1913年的1/7，大工业为1/8，生铁为1/22，日用品极端匮乏。经济危机迅速转变为政治危机，1920年年底到1921年春，各地普遍爆发农民起义，乌克兰、俄罗斯东南部、中部、西部、伏尔加河沿岸，如失控的野火，群起反抗，二月下旬一些城市发生工人骚动，莫斯科哈莫夫尼基区数千工人罢工，并号召红军战士参加他们的示威，反对经济状况恶化。彼得格勒也出现骚动。更典型的是1921年2月28日喀琅施塔得的军队叛乱。这个曾被誉为“红色水兵”“红色喀琅施塔得人”“革命的主力”（十月革命时，除了二万赤卫队之外的主力），竟然打出了“要苏维埃，不要布尔什维克”的口号。而且他们是以捍卫十月革命原则的名义，不受共产党人的破坏为理由，要求实行自由选举，自由贸易，“为劳动人民的真正权力而斗争。”这对极左的理论与政策是极大的刺激，使之反省。叛乱虽然被有组织的军事力量极其残酷的迅速平息下去，却同样迅速的催生了“新经济政策”（1921年3月）。起义、叛乱，使列宁认识到“想越过人民是不行的”。承认在四年间犯了很大错误，“做了许多蠢事”，“没有促成生产力的提高”，“在农业方面要指靠‘中农’”，最后则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这种看法根本改变如果限于经济方面，恐怕就缩小了它的意义。新经济政策只涉及经济体制的某些方面的改革，而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虽然还不可能同时出台，但列宁还是设想到了改革党内的政治体制。局势及党自身的利益使他还不能去彻底考虑社会政治体制改革，总之，列宁还没来得及走完这一步，便与世长辞了。

恩格斯说：“如果这样一个领袖在自己所代表的阶级进行统治的时机还未成熟，为了这个阶级统治必须贯彻一切措施的时机还未成熟……他是被迫而不代表自己的党，自己的阶级，却去代表当时运动使其统治条件已经成熟的那一个阶级。他不得不以一些空话、诺言来应付自己的阶级，硬说那个异己的阶级的利益就是自己的利益。”列宁时期的党代表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最多不过占总人口的10%左右，还包括流氓无产阶级，就算纯无产阶级的产业工人，也丧失了阶级性。其它就是贫农了，总起来也不过占人口30%。而贫农并不是一个先进的代表社会未来的阶级。实行“新经济政策”，主要代表农民包括贫农阶级的利益。果然，奇迹出现了：小农的“自发势力”，无时无刻不产生资本主义的小农经济，竟然神奇般地拯救了俄国，使它走出了死路。从饥馑、饿殍遍地、经济崩溃中解脱出来。历史经验又一次证明“想越过人民是不行的”，想越过资本主义历史发展阶段是不行的，可惜好景不长，二十年代末期的农业集体化，又一次越过人民，使苏联又一次长期处于经济匮乏之中。那么，苏联解体以前的党，又是代表哪个阶级呢？这是值得细加研究的问题。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7年第11期 我在解放战争中的三年采访　作者：谢文清［遗稿］

1945年10月中，我随延安干部团经过20多天日夜兼程行军，从延安经张家口到热河省的承德市，热河省委从干部团中扣下一批干部，把他们留在热河工作，我是其中之一。我们俄文学校的干部大约留下了五六个人。我记得有何方、苏丹、杨信恭等。冀热辽中央分局宣传部长赵毅敏同志特地接见我们，还请我们吃了顿饭，这是我们抗战八年以来最丰盛、最美味的一餐。在承德住了一个星期后，我和杨信恭两人又被派去赤峰市工作。当时，热中地委设在赤峰。地委书记宋诚同志也接待了我们。当时赤峰市驻有苏联军队一个师政治部。因苏军进入东北后，有些违犯纪律的行为，所以这个师的部队均驻扎在市郊的军营里，只有政治部的十多个军官住在市内。我和杨信恭到赤峰后，热中地委就分配我到苏军政治部当翻译，杨信恭在军分区当翻译。但我当时的俄文水平实在可怜，苏联军官同我谈事，说了几十句，我只听懂三五句。因为我们在俄文学校三年多几乎全是搞“运动”，只上了半年俄文课，而且学的全是语法，名词变格、动词变尾，从来没见过苏联人，也没开口讲过俄文，所以一遇到苏联人就傻眼啦，听不懂，更讲不出口。但我的俄文读音却十分标准，苏军少校马尔德诺夫和大尉沃罗比约夫都很喜欢我，要我同他们一起生活、办公，住在一起，日夜讲俄文。热中地委书记宋诚同志也认为这样挺好，地委有事同苏军交涉时，就到苏军政治部找我。这时我开始每天讲俄文，听、说能力日渐提高。我每天的工作是翻译一些俄文宣传短文，如《苏联简述》、《苏联妇女》、《苏联各民族》和《苏联教育》等等。夜晚就收听张家口和重庆的广播新闻，同沃罗比约夫大尉(懂汉语)一起译成俄文供苏军政治部领导人参阅。吃的是军官食堂标准，面包、红菜汤、猪排、蜂蜜等等，比延安生活水平大大的提高了。偶尔出城去苏军部队走走，全是摩托化，十轮大汽车排满兵营，炮车、装甲运兵车列阵严整，但其中许多都是美国造，如大炮、装甲车和军官乘坐的吉普车等。轻武器如转盘冲锋枪、机关枪等都是苏联制造。这时我才体验到美国确实是反法西斯战争的兵工厂，连苏军的装备中也有许多美国制造的重武器。苏军武器管理十分严格，我想跟他们要一支手枪防身，但他们不给，尤其是苏制武器，一粒子弹也不能给中国人。日本制造的武器则可以通融，后来他们送给我两支日制手枪。马尔德诺夫少校确实是个会作政治说服工作的人，他曾连续两三天利用晚饭的时间同我闲谈，主要是向我解释苏联为何不能给中共武器援助。因为，苏联政府同国民党政府有正式外交关系，而美国又是支持国民党的，苏联在四年反法西斯战争中损失太大，再也无力同美国打仗了。而美国工业力量十分强大，兵员和武器都在战争中受过了考验，力量蒸蒸日上。苏联实难同美对抗，所以不能援助中共打内战。我记得，1945年底，有两个美国记者要来赤峰市访问，要采访苏军指挥官，也要采访当地政府和解放军指挥官。为了应付这两个美国记者，马尔德诺夫少校费心筹划，作了周密的准备，他建议，赤峰市的解放军部队一律改称“热河保安部队”，臂章都换成“保安队”，理由是：因为国民党也要派军队来赤峰驻防，但被苏军拒绝了。苏军拒绝的理由是：赤峰只有苏军驻防，不允许其他军队进驻。苏军撤退后，中国军队，不管是国民党军抑或共产党军，都是中国军队，谁都可以来，苏军不管。但在苏军撤退之前，国共双方军队都不得进驻，以免引起武装冲突。因此，解放军赤峰部队必须改称“保安队”，即地方治安警察武装。只有这样，才能使美国记者接受。这两位美国记者都会说汉语，但不懂俄文。因而，马尔德诺夫少校要我参加会见美国记者。我的身份是“苏军中尉翻译官”，穿上苏军军装，肩章是一条杠两个星，沃罗比约夫大尉同我并排而坐，我们两个就合作担任翻译。美国记者的汉语也不怎么的，半瓶醋，我的俄语也很差劲，沃罗比约夫大尉的汉语倒是比较好些。就这样，我们连比画带“洋经邦”，总算应付了两个多小时的美国记者的采访，好像演戏一般。

有一次大约是1946年1月初，我们解放军一个小勤务员，大约只有十四五岁，找苏军政治部的卫兵讨子弹——盒子枪子弹。此种子弹的直径与苏制转盘冲锋枪的子弹相同，卫兵将此事报告了中尉连长，连长立刻将这个小勤务员拘拿，讯问他为何向苏军战士索要弹药，按苏军纪律，武器弹药是绝对不许转让的。这个小鬼吓得直哆嗦、哭脸，被禁闭了两三天。此事后来上报到热中军分区，军分区政治部派人到苏军政治部找我商量如何要回这个小鬼。我向这位苏军中尉连长解释了大半天。我告诉他：我们解放军有些游击队十分缺乏武器弹药，往往是缴获敌人武器，但缺乏子弹，所以常常向战友讨子弹，互相转让子弹。他们不了解苏军纪律，触犯了你们的军法。但念在他还是个不懂事的孩童，就饶他这一回吧！那位苏军连长请示了马尔德诺夫少校后，释放了我们那个小勤务员。

又一次，苏军大尉沃罗比约夫带了一个囚犯来到政治部，这是苏军野战部队捕获的。此人向苏军炮兵部队索讨炮弹，也是违犯苏军军纪。我问他为何向人家要炮弹？他说，他从锦州撤出时带了几门A2式平射炮，但没有炮弹，他想苏军可能有。此人三十多岁，满口四川口音。我问他是什么部队？他说他是解放军辽西地方部队，想组建一个炮兵连。但苏军怀疑他是土匪，是奸细，要审判他，可能判他重刑。此人痛哭失声，乞求救他一命。我听他是四川口音，便问他“四川人如何到东北来参军”？经他说明，我才弄清楚，原来他是从延安来的，同我一样，是延安来东北干部团的一员。他在延安军事学院炮兵队学习过，原是西路军的干部。到热河后被分配到辽西军分区炮兵营当营长，到处寻找日本投降后散失在民间的武器，组建解放军。我问他延安的情况，他对答如流，件件对头。原来我们还是同学哩。我是1942年军事学院工程队学员，而他是炮兵队学员。后来，1943年我们工程队同延安大学俄文队合并成立了俄文学校，脱离了军事学院。那时，炮兵队又合并到军政学院去了。这位营长不懂得苏军纪律，以为苏联老大哥一定会热情帮助他组建炮兵，所以就向苏联驻军索要炮弹。沃罗比约夫大尉对我说：索要苏军武器弹药是可能被作为奸细处理的。就是苏联援助你们武器，也只能由苏联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办理，苏军部队根本无权向外国人转让自己的武器。又是经我再三向马尔德诺夫少校解释，说明这位营长是我在延安的同学，马尔德诺夫少校又请示了上校师长维克多夫，经军令处同意，才释放了我们这位炮兵营长，并且还送给他几门日式平射炮。

1946年3月，苏军从热河撤出，撤回到蒙古。我和杨信恭两个随苏军部队去到中蒙边界上的一个名叫“攸告吉尔”的小村庄。这是热中地委和热中军分区交给我们的任务，是要侦察一下苏军撤兵的路线，以便将来万一有事时同他们联系。我和苏军撤到攸告吉尔后，由一位上尉科尔丘克接待我们，请我们看了几场电影，住了半个月左右，就派一个骑兵排把我们送回中蒙边界线。送了我们两匹马，一袋面粉，二十多瓶牛肉罐头，几斤白糖，两支日本造步枪和数十发子弹，两支日本手枪和一个指北针，每人一套西装，一双皮鞋和一件尼绒大衣。还告诉我们：向东南方走，逢山爬山，遇水过河，五六天后即可回到赤峰。我们两个在边界上向科尔丘克上尉告别后，就直奔东南方向去。整整走了一个星期，穿过莽莽大草原。3月时光，大地还盖满一尺多厚的白雪，这倒好，我们一路上倒是不愁没水喝。一路上经过许多牧场，每个牧场上都堆放着一米多高的牛粪堆，虽然有白雪覆盖，但却都是晒干了的牛粪，我们俩就把牛粪点燃取火、烧饭。我们的马背上驮有牛肉罐头、面粉、油、盐、面包等等，但就是没有水果和蔬菜，直到第七天早晨，我们才听到东南方有鸡鸣和狗吠之声，不用问，肯定那里有村庄。我们俩高兴了起来，跨马蹬鞍直奔鸡叫的方向。果然远远就望见一个有十多户人家和一个小林园的小小村落。我们进村下马，又向村民问路，哈哈，好得很，都是汉人，说的是东北话。村民见我们穿的是西装，高头大马，身背武器，多少有点恐惧，我们耐心解说，并拿出面包、罐头给他们吃，这才对我们放心。经过询问，我们才知道这里已是林西地区（翁牛特右旗），而且是解放区。在这个小村过了一夜，第二天我们就赶到了林西。巧得很，林西县长正好是我的一个老战友，名叫苟先学，是我1940—1941年在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第二旅第四团第一营营长。其时我是他的部下，是第一营第三连的指导员。蒙老苟的盛情款待，我和杨信恭在林西住了两三天，把马和枪都交给了老苟，就乘长途汽车返回赤峰述职。到赤峰后，杨仍回热中军分区，我仍回热中地委。但这时已用不着俄文翻译了，因为苏联军队已经撤离，地委书记宋诚同志拟派我去赤峰市委任宣传部长。但我从未做过地方工作，抗战八年我都是在军队和军事学校工作学习，不会做地方党委的工作。于是，就派我去赤峰中学做青年学生工作，职务是教导主任。当时，我的党组织关系是在热中地委组织部，要想再返回军事部门是比较费事的。热中地委执意要留我在赤峰市工作，我也就服从了。

1946年4月初，我去赤峰中学任教导主任之职。校长是原来的老校长，教务主任是从延安来的胡健同志，后来市委又派了一位姓丁的同志来赤峰中学。但胡健还不是党员，丁和我两个人也不能成立党支部，于是我们两个就被编在热中地委组织部的党支部过组织生活。记得组织部长姓郭，但记不起名字了。后来我和郭部长还介绍胡健同志入党。胡健夫人尚逊是赤峰附近一个县的县委书记。胡健带着两个小女儿在赤峰中学工作，又教书、又管理学校教务，还要抚养孩子，倒是十分辛劳。这两个小女孩大的叫妞妞，小的叫胖胖，长得十分可爱，我常逗她们玩。

在赤峰中学呆了约五个多月。在此期间，我同学生们相处得十分友善、亲密。课外组织学生展开文化体育活动，演些解放区的秧歌剧和话剧，成立了一个业余剧团，有约摸30来个学生参加。到8月间，我又带他们去赤峰以南解放军驻地演出慰问解放军。到10月底，赤峰陷落，国民党军队占领了赤峰。我这30来个学生就都参加了解放军。

当时，在赤峰有一家日报叫《民声报》，是热中地委的机关报，四开小报。我一时心血来潮，把赤峰中学学生的文体活动写了一篇报道在《民声报》上发表了，不料这一来，竟被《民声报》社长何为和同志和总编辑鲁荻同志看中了。他们恳劝我去报社工作。经热中地委同意，我就被调到了《民声报》社担任编辑工作。

地委另派一位山西解放区来到东北的丁某到赤峰中学接替了我的工作。从此，我开始干起新闻工作。

初进《民声报》，我一点也摸不着头脑。因为我本是个高小毕业生，从未接触过新闻工作。这时，倒有几位解放区文化界和新闻界的名人如周立波、华山、秋浦等人在这家报社工作，这给了我一个极好的学习机遇。我就跟他们学编报、写标题、排版面，并且也不时出去采写些短新闻、特写等。这个《民声报》同时也是新华社的一个分社。当时各解放区的报社大都兼新华社分社。所以我们也时常给新华总社发去报道。我也就是一名新华社记者了。

1946年10月，赤峰失守，《民声报》和从承德撤出来的《冀热辽日报》合并成《群众日报》，李锐同志任社长，暂时移到林西出版，还兼新华社冀热辽分社。1947年年初，我担任《群众日报》和新华社冀热辽军区前线记者，被派到第四野战军第八纵队随军采访。这是因为我原来是个军队干部，比较熟悉军事和部队生活。这样，我在1947年初随同冀热辽军区政治部主任黄志勇同志带了一个步兵连作掩护，从林西出发开往赤峰以南。这时，冀热辽地区的军事形势正处于相持阶段。国民党军已经占领了几乎所有大、中城市，解放军则撤到广阔的农村地区发起土地改革运动，然后动员分得土地的农民参军保卫土改果实。这一着棋走得实在高明。不过半年多工夫，从1946年后半年到1947年初，解放军就发展壮大起来了。新兵经过短期训练，就可以作战。因为农民子弟分得了土地，所以士气很高。到1947年春，冀热辽军区的解放军就已转守为攻了，在国民党占领的各个中小城市之间寻捕战机打运动战。因为此时解放军还没有强大的炮兵，所以还不宜硬打攻城战，最好是把敌人引出城市到野外打运动战。因为敌人在野外没有坚固的防御工事，比较容易攻击。我就骑着一匹马，带着一支手枪在八纵和十一纵各师、团、营到处活动采访，给《冀热辽日报》发回了五六十篇部队生活和战地报道，其中有些由报社转发给新华总社采用。在我的写部队生活和战斗通讯的作品中，比较成功的是关于1948年4月20日解放军攻克隆化战斗的报道(爆破英雄董存瑞就是在这次攻坚战中牺牲的)。

隆化是位于承德和赤峰之间的一个小县城，当时由国民党第13军的一个团驻守。前文已提到，1947年春，解放军经过1946年土改、整训和扩军，已经壮大起来，虽然还不能攻坚，但已经开始反攻打运动战了。所以在1947年4月间就以一个师包围了隆化县城，目的是“引蛇出洞”，把南面驻守承德的敌军或北面驻守赤峰的敌军引诱出来，在野外伏击打运动战歼灭之，从而缴获一些重武器以武装自己。但是敌人已经看清了解放军这一手，就是不肯上钩，承德和赤峰的敌军硬是不肯出城去增援隆化守军。因为敌人知道解放军攻坚能力很弱，攻不下隆化城，他们用不着冒野外被歼的危险去增援隆化守军。果然，1947年4月解放军在隆化部署的“攻城打援作战方案”就未能成功，城也未攻下，援兵也没诱出来。但是，到1947年夏末和秋初，解放军在锦西以北的杨杖子地区却诱使敌军上钩了，国民党军队从锦州、锦西等城市出动了三四个师到热中找解放军。因为敌人也不能老是消极守城而坐看解放军在农村发展壮大，也想凭仗其精良装备逞逞威风以振奋士气。岂不知这正是解放军指挥部求之不得的好事。敌军几个师进至杨杖子山区，立足未稳，尚未建筑起防御工事，解放军就神速地抓住了敌军一个师发动猛攻。八纵、九纵两个纵队以主力攻歼敌军最薄弱的一个师，其余部队掩护、打援，激战一个昼夜，就干净利索地歼灭了敌军一个师，并立即转移到远远的地方去了。当敌人再调大兵来援时，已找不到解放军的踪影了。经过杨杖子战役，解放军不但缴获了大量新式武器，主要是大炮，而且士气大振，学习了运动战经验。随后又在初冬季节在叶柏寿、凌源、平泉、埠新等地区打了几仗，又缴获了一批美式武器。这样到1948年年初，冀热辽全区解放军就已转入反攻，主动权就完全掌握在解放军手中了。国民党军队只能死守城市，被动挨打，根本不敢出城野战了。就是在此种军事形势下，解放军在1948年4月下旬，又一次包围了隆化县城，摆出的架势依然是围城打援主要是打从承德方向前来增援的国民党13军部队。赤峰守敌是93军，前来增援的可能性极小。但解放军此次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并不完全是“虚围城、实打援”，而是要“动真格的”了，如承德守敌不出城增援，解放军就要强攻隆化城了，那么，为什么解放军看中了隆化城必欲攻取而后快呢？因为该城位于承德、赤峰和叶柏寿诸市之间，是各地守敌互相联系、支援的中枢要道。解放军只要攻占隆化，赤峰之敌就陷于四面楚歌的困境，承德守敌也失去一臂。

隆化的地形十分险峻，该城西北靠约500多米高的苔山，由城区沿坡而上，山后是峭陡的石壁。城南、城东和城北皆是开阔地。因此，必须先攻占苔山才能控制全城。一年前解放军围攻隆化之所以未能攻克，一则是因主观上并无攻城的决心，二则是因苔山上守敌防御工事十分坚固，而解放军又很少炮兵。但这一次情况却完全不同了，如承德守敌不来增援，就坚决攻占隆化城。解放军经过一年的战斗和整训，已经建立起了一支威力较强的炮兵，有了一些攻坚实力。

从四月中旬开始，解放军就把隆化城包围得水泄不通，围城备战，针对地形训练攻城战术和构置攻城器具。约有50—60门山炮和较大口径的平射炮都部署在苔山西对面的山峰上，主攻部队是十一纵的×××师，冀热辽军区司令员程子华亲临指挥，而董存瑞所在的部队是新近才组建起来的一个独立师，该师战斗经验太少，武器配备也不够充足，所以只担任佯攻任务，从隆化城的东、北方向佯攻隆化城。因为都是平川开阔地，所以只能挖深沟慢慢接近隆化城，以吸引守敌注意，牵制其兵力，从而减轻攻苔山部队的压力。大约是5月25日凌晨，我军开始总攻击。其时我们几个记者，包括张维冷同志都在炮兵阵地后面的山坡上的密林中，程子华司令员的指挥所就设在此山坡旁的一个小山坳中，这是高纬度地区。凌晨4点钟天就朦朦亮了，无风无雨，大地一片宁静，东方现出鱼肚白光，风和日暖，典型的暴风前的寂静。但猛然间，半空中有几道白色的光束高高飞起，信号弹在朦朦亮的天空中蜿蜒起舞，紧接着就传来了震耳欲聋的隆隆炮声。“炮兵发言了”，攻城部队的战士们个个摩拳擦掌，听到炮兵开炮时特别振奋欢呼，霎时间，对面山顶和山坡上烟火弥漫、飞腾。我军炮兵齐鸣，猛轰苔山上敌军阵地，打得敌人不敢露头。我攻城勇士们组成的战斗班组就利用敌人被我炮兵压制的时刻迅猛攀登云梯攻上苔山。这时，我军炮兵就升高炮口、延伸轰击苔山山腰，使敌人山下部队不能增援山顶守敌，以利我攻城步兵前进。这时，我为了看清地形和战士们的战术动作，就下到了×××师指挥所。这个指挥所在总攻令下达后三个多小时，约午前10时左右就登上苔山顶峰。从山顶向下眺望山坡，可以清楚看到步兵的搏斗和拚杀。有位李副师长躲在一块一米多高的大石块后面，拿着望远镜在观察地形和指挥作战。我想给他拍一张照片，就手持相机离开这个大石块，从侧面拍照。但李副师长命令他的警卫员立刻把我拖回大石块后面，这时敌军机枪正冲着我射击，只见身后子弹打在地上冲起“噗哧噗哧”几股尘土，好在我还是拍下了两张战地照片，不幸的是，李副师长这时又向前沿走去，顺着山梁往下走，又不时拿起望远镜观察敌情，被一颗流弹击中头部就光荣地牺牲在苔山顶峰下一个通向隆化城的山脊上。

董存瑞所在的独立师这时也从北面猛攻守敌，但他们缺乏炮兵，只能挖地道，用炸药包在敌人碉堡下轰炸敌人。董存瑞就是在用炸药包（敌人没见过，称它为“土大炮”）在敌人一个碉堡的地下坑道中点燃导火线时因未能迅速撤回而牺牲的！

只用了半天多时间，解放军就全部攻占了隆化城。我军攻下苔山后，城区敌军已是瓮中之鳖，缴枪不杀、放下武器了。当天下午，程子华司令员就下令把“隆化中学”改名为“存瑞中学”，以纪念这位解放军勇士。因为董存瑞就是在这个中学附近的地下坑道中献身的。

这里必须交待一笔，在隆化战斗中还有几位爆破英雄也是壮烈牺牲的。比如在我写的《挂帅和点将》一文中提到的几名“元帅”(爆破手)和“大将”(专门负责用火力掩护爆破手，由爆破手点名掩护自己的机枪射手)中，就有两人在攻击苔山敌军碉堡时光荣牺牲的。因为在战斗结束后我急于写战报和通讯，来不及去连队查看阵亡将士名录，所以当时未能写明他们之中有谁阵亡。事后，过了半个多月后，我去他们连队看望当时组织“挂帅点将”战术组的老战士时，才获悉也有几位“元帅”和“大将”在攻击苔山守敌时英勇牺牲了。董存瑞牺牲的消息因为很快上报到了军区首长，所以我们记者组就立即派柏原、刘彦等去独立师采写董存瑞的英勇事迹。我当时是要尽快写出主攻部队攻取苔山的报道，所以未参加采写董存瑞的活动。

就这样，在三年解放战争（史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我就是一个人、一匹马游流在热河、辽西和冀东几个野战部队中，有时活动在纵队、师、团指挥机关，但大部分时间却活动在连、营部队，同下级官兵们生活在一起。解放军有一条规矩：新闻记者在战斗中不得去营、连指挥所采访，因为这会增加基层部队的警卫任务，妨碍他们执行作战任务。所以，平时我常去连队采访，但一到火线交锋时，人家就“送客”了，把我送到团以上指挥所。1948年10月，我又奉命去采访辽沈战役中解放锦州的大战，辽沈战役结束后，我才从前线回到后方(热河赤峰附近以南一个“营子”)，并在年底随报社经喜峰山进入关内，紧接着又以新华社记者身份被派到天津西四野第二纵队去采访平津战役——解放军攻占天津市的大战役。写了两篇有关解放天津的报道，使我感到光荣的是，解放战争大决战的三个大战役，我参加了两个大战役(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的采访报道。我虽不是战斗员，也并非指挥员，但至少这两年(1947—1948)我是同解放军指战员们共同生活过来的。我文化水平虽不算高，但总还写了五六十篇反映解放军建军、生活和战斗的新闻通讯。但我自己知道，我只是个“战术记者”，即只能写些局部的战斗、生活等，而写不出对战争全局的观察与分析的军事报道，在我的新闻作品中出现的人物几乎全是战士和班长、排长等，连连级军官都很少提到，更谈不上师、军等有战略地位的指挥员了。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7年第11期 1946年宪政运动的失败及其教训　作者：肖建生

1945年国共两党的重庆谈判，是在日本明确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面临着“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关键时刻举行的。在国共两党签署的《双十协定》中，明确提出了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各党派合法平等的基本原则，其后在1946年初，国民党、共产党、民盟、青年党以及无党派人士的代表一起，在重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和谈签订了军队国家化协议、和平建国纲领协议、政府组织协议、国民大会协议和宪法草案协议，达成了宪政的共识，这就是要改组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政府，通过一部民主的宪法，用和平的方式，建立一个两院国会制、责任内阁制和省自治制度的民主宪政国家，从而为中国保障人权、走向现代文明奠定基础。

所以，重庆谈判和政协会议是一次文明转型的运动，是中国走向宪政新生的一次历史性机会。但遗憾的是，国共两党最终还是以武力解决问题，致使这场文明转型运动最后归于失败，使中国在20世纪痛失了最后一次走向民主宪政的机会。它又一次证明，在中国这个具有悠久的专制传统的国家里，一种和平、自由、平等和公开竞争的新文明的生成，是非常艰难的。其中的历史教训是非常深刻的，是值得中国人永远记取的。

今天我们来研究这段历史，首先应该看到，这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概率极小的事件，这是因为它发生在一个特殊的社会背景之下。二战结束之后，中国出现了两股强大的政治力量，这就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当时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共有人口1亿，100万军队，土地占国土总面积的1/4。国民党管辖的地方有3亿人口，军队430万，土地占国土总面积的3/4。这是两个建筑在强大的军事力量基础上的政治集团，而且长期以来处于敌对状态。按照中国历史上“成王败寇”的传统，他们只会通过战争的方式来决定胜负。但当时国际形势不允许他们这么做。当时美苏之间还没有出现冷战的形势，两个大国都希望中国各方通过谈判和平建国，不发生内战，加上国内要求和平的呼声非常高涨，所以中共和国民党都不得不停战。如果他们无视国际的压力而要进行内战，必然失去国际的援助和国内舆论的支持，而任何一方如果失去国际的援助和舆论支持，都很难在战争中取胜。由于国共这两大政治集团的暂时妥协，从而为各民主党派提供了活动空间，并为政治协商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从参加政协会议的代表就可以看出来。当时国民党代表有孙科、陈布雷、陈立夫、王世杰等8人，共产党代表有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等7人，青年党代表有曾琦等5人，民盟代表有张澜、罗隆基、张君劢、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等9人，社会贤达有傅斯年等9人，共38名。在38名谈判代表中，民主党派和社会贤达代表占了23名的绝对多数，而且谈判各方都有一票否决权，说明在国共对立的形势下，民主党派和社会贤达处于举足轻重的位置，也说明会议是在各党各派力量处于相对均衡的情况下召开的，因此有相对公平的游戏规则，体现了政治力量博弈之间的平衡与妥协的宪政精神，是符合民主宪政的基本要求的。

这样一种政治生态的生成，在中国的历史上虽然是极其偶然的事件，但是它蕴涵的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是不能被人们忽略的。

发生在1946年的宪政运动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并不仅仅体现在它提出了两院国会制和责任内阁制的政治设计，因为这些政治设计在辛亥革命时就被移植到中国，它最大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就是把保障人民自由的权利，放到了宪政设计的核心和关键位置；第二就是把地方自治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把建立一个联邦自治的国家作为各党派重要的宪政目标。

首先是人权保障。

二次大战发生之后，鉴于德国、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给人类带来的深重灾难，《联合国宪章》根据罗斯福总统提出的“四大自由”的重要思想，将“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作为联合国的基本宗旨之一。《世界人权宣言》更宣布：“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于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已被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

中国是这些文件的签署国，国民党政府固然应该承担落实这些原则的义务，中共当然也必须遵守这些基本原则，毛泽东当时就以中共中央主席的身份宣布：中国要实现“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新华日报》1945年10月8日）。可见，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在当时对联合国确定的基本原则和人类现代文明都是有共识的。

在1946年1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5项协议中，清晰地体现了当时执政的国民党和在野的共产党、民盟、青年党以及社会贤达对人权保障的现代文明的共识。

如在《和平建国纲领》中规定：“确保人民享有身体、思想、宗教、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迁徙、通讯之自由，现行法令有与以上原则抵触者，应分别予以修正或废止之”；“严禁司法及警察以外任何机关或个人，有拘捕、审讯及处罚人民之行为，犯者应予惩处”；“确保司法权之统一与独立，不受政治干涉”；“保障学术自由，不以宗教信仰政治思想干涉学校行政”；“废止战时实施之新闻、出版、电影、戏剧、邮电检查方法”；“修正出版法，将非常时期报纸、杂志、通讯登记管制办法，管理收复区报纸、通讯社、杂志、电影、广播事业暂行办法，戏剧电影检查方法等，予以废止。”

在宪草修改12条原则（即“宪法草案案”）中规定：“全国选民行使四权（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名之曰国民大会”；“立法院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由选民直接选举，其职权相当于各民主国家之议会”；“凡民主国家人民应享受之自由及权利，均应受宪法之保障，不受非法之侵犯；关于人民自由，如用法律规定，须出之于保障自由之精神，非以限制为目的。”

这些都表现了当时中国各党各派对人权问题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使中国的文明有了与人类现代文明的潮流同步发展的可能性。在抗战胜利后短短1年多的时间里，全国约有近百个政党在各地宣告成立或公开活动，这种自由组党参政、舆论自由议政的局面，让人们看到了中国政治多元化和人权保障时代到来的曙光。

其次是地方自治制度。

按照民主宪政主义的理论，对政府权力的限制，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在民主选举的基础上，中央政府实行立法、行政和司法的三权分立的体制，这是权力之间从横的方面的互相制衡。同时，还要从竖的方面对权力进行制衡，这就是要建立联邦制的地方自治制度，以消除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的影响。有了这两个方面的制约，才能防止个人专制独裁的发生。地方自治，就是地方官员不由中央任命，而是在制定省宪的基础上，实行村、乡、县、省各级地方官员的民主选举，然后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与事权，从而把属于地方的自治权交还地方，地方也实行三权分立的体制，在这样的基础上构建联邦制国家。这也是复合共和的政治设计。

晚清时开始的君主立宪的改革，虽然提出了地方自治的主张，但由于满清政府很快就被推翻了，所以没有来得及实行。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国第一次用宪法的形式规定了中央实行议会制度和总统制下的责任内阁制度，三权分立，相互制约，但并没有规定实行地方自治制度。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建立起中央集权的一党专制和个人独裁的国家，迟迟不愿结束训政，还政于民。在1936年颁布的《五五宪草》中，根本就取消了“中央与地方之权限”一章。抗战胜利后，各在野党派都希望修改《五五宪草》，仿效美国的联邦制度，实现在和平的、自由的、自治基础上的统一，这已成为当时社会的共识和时代潮流。尤其是共产党对地方自治的要求是相当强烈的。

在政协会议上通过的《和平建国纲领》规定：“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而上之普选，迅速普遍成立省、县（市）参议会，并实行县长民选。”

在会上通过的《宪法草案案》的12条原则，第八条规定：“地方制度：确定省为地方自治之最高单位；省与中央权限之划分依照均权主义规定；省长民选；省得制定省宪，但不得与国宪抵触。”

应该说，仿效美国的联邦制度，实行选举基础上的地方自治，是符合中国当时实际的政治选择。它的积极作用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可以通过实行选举基础上的地方自治，使共产党在解放区获得合法的执政权，实现国家和平的统一，不再发生内战。

第二，在地方自治的基础上，国共两党在自己执政的地方，可以展开政治上的竞争，各地只要不违背宪法，这种政治多元局面就可以使各种不同的政治试验能在较短的时间里同时进行，可以有多种社会政策和经济模式的试验和选择，比如说，资本主义模式、新民主主义模式或者社会主义模式，均可以得到实践的机会，因而使有利于提高国家实力的制度和模式被发现、采用和被创造性模仿，结果不管是哪一种制度和经济模式能够在竞争中胜出，对人民来说，都是一种福祉。

第三，可以养成人民独立、自由、自治和守法的习惯，提高民族的素质，并可以对中央政府造成有力的制衡，防止专制和官僚腐败的发生，保护人民的权利，政府不可能随便向人民收税、收费、说谎和滥施暴力，随意侵占人民的财产，如以建设的名义随意拆迁人民的住房等等。

地方与中央的相互制衡，能够有效地维持各党各派之间的势力均衡，使各党派之间出现谁也吃不了谁的平衡状态，这是民主、共和、宪政制度的前提条件。宪政的秘密就在于“两个魔鬼平等竞争比一个天使统治好”，两个魔鬼平等竞争就是民主，而一个天使统治就必然是专制。所以民主、法治、共和和宪政制度的生成，其土壤首先不是人民的参政，而是社会上层力量的多元化，这种多元力量的相互制衡，才导致民主与人权的生长。正是在这一点上，政协会议所达成的协议，的确显示了弥足珍贵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应为人们所珍视。

但是，政治协商会议所达成的宪政设计最后没有付诸实践就夭折了，它所设计的民主、共和和宪政的伟大目标犹如水中之月，镜中之花，这一沉痛的历史悲剧足以让后来的中国人永远的反思。

为什么国共两党最终会走向决裂而导致战争呢？今天我们来分析这个问题，首先不能从抽象的政治原则出发，而是要具体地研究当时历史事实特别是事实的细节部分，从中找到正确的答案。综合当时国际国内和各党各派的具体情况，我们认为1946年民主宪政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如下：

首先是责任内阁制度政治结构设计思想的失败。

所谓政治设计的成功，就是说，实际执行的结果与设计的预想基本一致。但是政协会议关于责任内阁制度的设计，是以和平建国、民主宪政为预想，结果却导致了国共的分裂与战争，这当然不能算是成功的政治设计。也就是说，当时的政治设计出了问题，有重大的缺陷，所以不是实践的问题，而是政治设计思想的失败。

有人说，是因为蒋介石和国民党想继续独裁专制，所以不想接受政协决议，最后导致战争。这也许是一个原因。不过，细想一下，当时由于共产党这一具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而又积极要求民主的反对党的存在，对国民党形成了有力的制约，加上国际上的压力，所以国民党表述的愿意放弃一党专制，而实行民主宪政，和平建国，应当不完全是虚伪的口号。

在这样的形势下，如何设计一个让国共两党都能接受的政治结构，是当时各民主党派的主要任务。如果这个政治设计让国共两党都能接受，那么，国共两党必然就会放弃战争，而选择和平建国。如果这个政治设计只有共产党接受，而国民党不能接受，或者只有国民党接受，而共产党不接受，那么都无法达成一致，结果就只能是选择战争。而政协会议的责任内阁制度的政治设计，恰恰只有共产党和其他非执政党能够接受，而国民党不能够接受，这就导致国共的决裂。

我们来看看当时的情况。当宪法草案进行讨论程序后，国民党与各在野党的争论十分激烈。当时可供选择的宪政模式有3种蓝本，即孙中山提出的五权宪法、西式宪法和苏联宪法。国民党认为1936年公布的《五五宪草》符合五权宪法遗教，主张把它作为今后宪法的蓝本（主张总统制），民盟等中间派人士则主张西式宪法，而中共深知苏联式宪法尚不适合于当时中国的现实，所以也希望实行英美式宪法，即实行美国式的总统制，以打破国民党垄断政权的格局。周恩来曾对马歇尔说过：“我们要英美式宪法，假如能像美国宪法那样，我们便满意了，只怕不可得。”可见当时的宪法之争本质上是五权宪法与西式宪法之争。但西式宪法也有两种，一种是美国的总统制，一种是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也就是责任内阁制。所以不管是五权宪法还是西式宪法，总统制都是选项之一。

当时国民党主张总统制，而共产党也主张总统制，因为美国的民主宪政制度实行的就是总统制。如果以美国总统制、两院国会制和地方自治的政治设计为蓝本，而不是以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下的责任内阁制为蓝本，那么，政协会议达成的“宪法草案案”就必然会为国共两党所接受。因为总统制下的总统，既是国家元首，也是国家实际的执政者。当然他是由全国人民选举出来的，他的权力也要受到国会两院的制约，但毕竟是有职有权的国家元首。对蒋介石、国民党来说，虽然一党专制的体制被打破了，个人独裁无法继续下去了，但是毕竟还是国家的实际执政者，特别是对蒋介石本人来说，这个地位是可以接受的。而对共产党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够改组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政府，通过修改宪法，实行总统制，打破国民党的一党专制，打破蒋介石个人独裁，使共产党有了合法的政治地位，能够与国民党平等竞争，参加政府，并可以通过国会制约国民党，特别是有了地方自治的政治设计，使解放区的存在有了更大的独立自主权和法律保障，共产党当然也是可以接受的。

然而，很遗憾的是，政协会议后来却设计了责任内阁制，使本来比较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所谓责任内阁制度，就是总统只是国家的象征，并没有实际的权力，执政的权力掌握在内阁总理或者行政院院长的手中，而内阁总理或者行政院长是由人民投票选举产生，并不由总统任命。在这种制度下，担任总统的人，虽然地位很高，但是没有权力；而担任内阁总理或者行政院院长的人虽然有实际的执政权，但随时有被倒阁的风险，地位并不稳固。

当时设计这种政治体制的，主要是张君劢等中间党派的人士，他们认为要防止国民党一党专制和总统个人独裁，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中国青年党主席曾琦认为总统制有两个危险：“（一）是容易走到反民主的方面，（二）是容易引起革命，招致混乱的局面。”“反之而行内阁制，则有两种好处：（一）可使元首居于超然的地位，不负直接行政责任；（二）可使政府随时有新陈代谢的作用，内阁的更迭容易，不至于引起革命”（见《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卷，重庆出版社，1989年）。民盟张君劢认为，实行责任内阁制之后，虽然总统仍然保留，但总统不再享有巨大的权力，只是名义上是国家的元首，其作用跟英王相似。他们认为这个政治设计是理想的设计。

对于宪法草案的修改，确立责任内阁制度，在野的各党派当然一致赞成。但是，这个一厢情愿的政治设计却给蒋介石出了一个大难题。因为政协宪草原则决定采用责任内阁制，“而这样一个宪法是最不利于蒋介石的，因为蒋介石只能摆在最高地位，只能做总统而不能做行政院长，没有实权了。就是降格做行政院长吧，也随时有倒阁的危险”（梁漱溟：《我参加国共和谈的经过》，见《中华民国史资料丛刊》增刊6辑）。

英国当年之所以能够选择责任内阁制，是因为有国王的存在，而这个国王被教会和贵族剥夺了政治上的权力，国王没有办法，同时，国王是世袭制，可以世代相承，所以国王是可以接受君主立宪制的。日本可以实行君主立宪的责任内阁制，是因为日本天皇本来就是没有权势的。明治维新之后，天皇一度掌握实权，但二次大战后又被美国剥夺了实权，天皇也没有办法。而蒋介石当时完全不是这种情况，他是名副其实的国家元首，可以说掌握着绝对的甚至是无限的权力，现在一下子要当一个有职无权的空头总统，显然是处于一个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心理上是不可能接受的。这样就必然把蒋介石一下子推到反对政协决议的立场上去了。在国民党1946年3月1日召开的六届二中全会上，国民党内很多人反对政协协议，坚决要求修改“宪法草案协议”。

前面我们说过，这次政协会议是中国历史上概率极小的事件，机会也是稍纵即逝。能不能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考验着中国政治家们的智慧。但中国的政治人物没有很好地抓住这一机遇，致使中国的民主宪政运动功败垂成。

这些民主党派政治智慧缺乏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对政治结构没有深刻地理解，对总统制的看法显然是不正确的，说总统制容易引起革命这是主观臆断，美国实行总统制200多年并没有引起革命，也没有引起政局混乱，就可以证明。事实上，无论是总统制还是责任内阁制，都是现代民主宪政体制，并没有先进和落后的分别。

他们政治智慧的缺乏，还在于他们缺乏对人性弱点的深刻洞察。他们认为蒋介石过去曾有过专制的历史，所以必须要用责任内阁制来限制蒋介石的权力，殊不知人都是贪恋权势的，这是人性中固有的自私的弱点，也就是说，实行责任内阁制度，必须要有一个人愿意做有职无权的总统。它的前提是，这个人必须具有高尚的道德和非凡的勇气，愿意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牺牲自己个人的利益，主动限制甚至放弃自己的权力，而促成责任内阁制的实现。但蒋介石不是圣人，不可能放弃实际上的国家元首地位，去当一个有名无实的总统。这是参加政协会议的所有代表都必须首先考虑和接受的事实。只有在这个前提下，去设计政治结构，才可能有成功的希望。这个结构很明显就是总统制。

他们政治智慧的缺乏，还在于他们缺乏对中国历史的深刻洞察。从历史上看，责任内阁制在中国没有成功的先例。其主要的经过是，辛亥革命成功后，宋教仁主张在中央政府建立责任内阁制度。当时被选为总统的人是孙中山，面对宋教仁建立责任内阁制度的主张，孙中山坚决反对，他不愿意担任一个有职无权的空头总统，而要当一个有职有权、负实际责任的名副其实的大总统。因此，民国初年的南京临时政府选择了总统制。

可是，当孙中山要将大总统的位置让给北方的袁世凯的时候，又将《临时约法》中的总统制改成责任内阁制，他想以此来限制袁世凯的权力，防止袁世凯独裁。他不曾料到的是，正是这个制度安排，限制了袁世凯的总统权力，使袁世凯十分不满，因此千方百计地破坏责任内阁制，甚至不惜以暗杀宋教仁为代价，终于导致与南方民主派的决裂，造成“二次革命”以及解散国会、解散国民党和解散责任内阁的严重后果，导致民主制度的失败和袁世凯独裁专制，最后复辟帝制的结果产生。如果孙中山不是将总统制改成责任内阁制，而是继续让袁世凯实行总统制，也许后面的一系列事件不会发生。

袁世凯死后，中华民国恢复了《临时约法》，恢复了总统制下的责任内阁制，结果，担任民国总统的黎元洪和担任内阁总理的段祺瑞矛盾越来越尖锐，最后导致府院之争，使得政局不稳，社会动荡，并引起了张勋复辟帝制，使中华民国陷于极大的社会危机之中。显然，这是政治结构设计不完善造成的结果。

其次是制宪程序草率。

美国1787年宪法的制定和批准过程是相当慎重的。首先由参加制宪会议的各方代表经过协商达成了“宪法草案”，然后由13个州进行讨论批准（其中有9个州批准即算通过），然后再由全国制宪会议通过。而中国当时政协会议达成的宪法草案案的批准程序，在国民党一方，只是在1月31日下午，由国民党中常会讨论后就授权代表签字。在共产党一方，是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决定签字。然后在5月5日召开的国民大会上通过，成为宪法。

与美国宪法的制定和批准的程序相比，中国当时的宪法制定和批准程序，少了各省（通过人民投票）批准的程序。而这个程序恰恰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各省批准的过程中，必然有一个反复讨论的过程，从而使各党各派和全体人民对宪法的政治设计，能够在争论中实现思想上的统一。美国当年就发生了一场美国历史上最激烈的论战。著名的联邦党人的论文就是在此时发表的。通过激烈的论战，各州终于统一了看法，并于9月17日在制宪会议上通过了《合众国宪法》。可是中国的制宪过程少了这个程序，少了一个统一思想认识的过程，而思想认识的不统一，必然使宪法的通过和实施遇到困难和矛盾，并最终功败垂成。

美国人当年对宪法的制定和批准之所以非常严肃，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人类社会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而不是靠运气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这不仅事关本国人民的福祉，也事关人类的命运，“假使我们选错自己将要扮演的角色，那就应当认为是全人类的不幸”（见《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4年出版）。可是中国人在制定宪法的过程中，过于关心和计较党派眼前的利益，而忽视了国家制度建设对于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意义，更缺乏对人类的使命感，因此没有把制宪工作当成千秋万代的大事给予高度的重视，更没有把宪法的批准权交付人民，以人民的意志为依归，实际上还是承袭了权谋政治的历史传统，所以无法导致公开、公平的现代文明的产生。这实在是中国人的不幸。

（作者为《湖南日报》资深编辑）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7年第11期 中国核事业中的科技知识分子　作者：言　实

上世纪60年代，中国原子弹、氢弹、核潜艇相继研制成功，在全世界引起了很大的震撼。美国斯坦福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悉尼·德雷尔为他同事斯坦福大学中国政治问题教授刘易斯和国际安全与军备控制研究中心薛理泰,在经过十多年研究后合作写成的《中国原子弹的制造》一书所作的前言说：“读者很想知道一个工业、科学资源有限的贫穷落后的国家怎么能取得如此复杂的技术经济成就,而且令人吃惊的是,这一成就是在‘大跃进’的严重政治动乱中和‘三年困难时期’实现的。”他回答读者是：书的作者研究认为，“中国的核武器计划之所以取得成功，重要的是领导人长期以来放手使用本国科学人才，发挥他们的潜力。”这是一位外国学者对中国核事业中知识分子政策的赞誉。

党和国家的光荣，也是知识分子的光荣

原子弹、氢弹、核潜艇是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成果，是技术和知识高度密集的产品。党和国家深知要建立和发展中国核事业，必须充分依靠和发挥科技知识分子的作用，积极而审慎地吸收了一大批科技人员来从事这项关系国家安危的重要事业。此中有三四十年代留学欧美，造诣深厚，享有声誉的老科学家、老专家；有新中国自己培养（包括部分留苏回来）的品学兼优，勤奋努力，年富力强的中青年科技人员；还有大量朝气蓬勃，刚从学校毕业的大学生。他们怀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在党的领导下，为了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不辞艰辛困苦、艰难险阻，超乎寻常地忘我劳动，顽强拼搏，攻关夺隘，勇于攀登，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为我国核事业作出了炳耀史册的伟大贡献。

中国核事业的成功，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与骄傲，中国人民和海外炎黄子孙的光荣与骄傲，也是中国科技知识分子的光荣与骄傲。在这项伟大事业中，党和国家实现了既定的战略目标，改变了世界的力量对比和战略格局，世界从此对中国刮目相看；科技人员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最高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使自己的作用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得到了国家和人民的崇敬和奖赏。

爱国的深刻的历史情结

中国知识分子饱经沧桑，他们投身于核事业，有个深刻的历史情结。

近代中国，自鸦片战争后100多年来，屡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欺负、压迫，清末朝廷和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国家积弱积贫，人民受苦受难。知识分子、特别是上世纪初出生的知识分子，面对深重的国难，心中产生很深的郁闷和苦恼，他们纷纷出国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和发展工业经验，想走“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道路，但都没有走通。最后还是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使他们看到了民族复兴的希望，纷纷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把“报国”、“救国”的愿望落到实处。钱三强等一批老科学家就有这种亲身经历。

钱三强1937年抱着“科学救国”的思想留学法国，1948年回国想把国内核物理人才聚集起来，开展核物理科学研究，先后找了当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北平研究院副院长李书华，但都婉言谢绝，不予支持，使他碰了壁，感到很失望。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党中央十分重视钱三强，安排他参加新中国成立前第一个出国代表团，到巴黎出席世界和平大会。他想到自己是核物理学家，又在巴黎学习和工作过11年，建议利用这个机会，带一些美元去托他的导师约里奥·居里，买一些开展核科学研究需要的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代表团副秘书长丁瓒问他要多少，他说要20万。丁瓒感到惊诧，他也意识到要这么多外汇可能太冒失，心中忐忑不安。可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就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进北平城后两三天，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就会见他，说他提的那个建议，中央研究过了，认为很好。清查了一下金库，还有这个力量。估计20万美元不是一次使用，决定先拨出5万供他使用，并说明用款时只要同代表团秘书长刘宁一商量就可以了。这件事使钱三强极为感动，心如潮涌，热泪盈眶，新旧对比，他进一步认识到共产党是真正为国为人民长远发展，高度重视科学事业的。

事业的正义性和神圣性的激励

中国科技知识分子投身于核事业，还因为这项事业的正义性和神圣性。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发愤图强，无私奉献。

新中国成立后，帝国主义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曾多次扬言要对中国使用核武器。面对帝国主义的核威胁和核讹诈，以及后来赫鲁晓夫集团的背信弃义，广大科技知识分子同全国人民一样，义愤填膺，同仇敌忾，为了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他们响应党和国家的召唤，纷纷投身于核事业，决心以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来报效祖国，为国争光，为民争气。王淦昌在刚发现了反西格玛负超子，蜚声于世界物理学界的时候，组织上要求他转到核武器研究上来，他毫不犹豫当即表示“愿以身许国”，以后就隐姓埋名在青海高原工作了17年，参与组织领导核武器研制，解决了一系列重大技术问题。周光召听说苏联毁约停援，撤走专家，立即与在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一起工作的同志联名写信，主动请缨，要求回国参加核武器研究，并在原子弹理论计算中解决了令人困扰难解的关键数据问题。于敏素来以基础科学研究为乐，不喜欢搞应用研究，而且正在原子核理论方面有可能取得重要成果的时候，组织上突然要他改行搞氢弹理论预研，经过一番短暂的思想斗争，他欣然接受并全身心地投入，在突破氢弹原理上作出了创新成果。程开甲回国先后在浙江大学和南京大学任教，当国家核事业需要时，他即服从组织调动，秘密地参与核武器研制，后来又转到新疆核试验基地，组织领导了核试验和核测试技术工作，保证核试验成功并全面收效。总之，许多科学家和工程专家参与核事业，都有个共同的理念，这是国家的最高利益，是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是强国之梦的历史责任，谁都必须尽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力量以赴命。

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感召力

科技知识分子全身心地投入核事业，还由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感召力和亲和力。这就是在政治上充分信任，在工作上大胆放手，在生活上热情关怀。核工业系统的科技人员深切感受到党的重视、信任、关怀和理解，工作是努力的，心情是舒畅的。虽然有时也受到大的政治运动的干扰和影响，有的科技人员因此也受到一些委屈；但这毕竟是一时的，他们认为从总体上说，二机部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还是稳当的、比较好的。

（1）政治上充分信任。众所周知，研制核武器是国家的高端机密，因此对参与核事业的工作人员在政治审查上必须严之又严。世界核大国都是如此，无一例外。我国一些高中级科技人员，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甚至个人经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条件下，或多或少都被认为有问题。怎么看待这些问题，当时二机部掌握的原则是，家庭问题看本人，历史问题看现实，只要本人已经交代清楚了，现实表现是好的，一律予以信任选用。宋任穷部长说的好，“这些人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要求他们各种关系都很清白是困难的。我们的党政干部和军事干部，我们的孩子政治上最纯，可是他们干得了吗？”刘杰副部长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们为什么、又怎么能离开社会历史条件，在纷纭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去寻找那种完美无缺的完人呢？对科技人员的政治要求，还是应该从实际出发，只要他们爱国，又有真才实学，就要大胆选用，充分信任。”后来事实也证明，这些科技人员被吸收参加核事业，心理上充满了自豪感和光荣感，政治上没有思想负担，在科技攻关、生产建设、艰苦创业中，竭尽全力，拼搏奋斗，发挥了重大作用，作出了杰出贡献。许多人成为各级科技领导骨干，有的还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

（2）工作上大胆使用。中国核事业起步几乎完全是一张白纸。1950年，中国科学院将原南京中央研究院物理所一部分与北平研究院原子学所合并成立近代物理研究所时，专业人员只有吴有训、赵忠尧、李寿楠和钱三强、何泽慧等十来个人。近代物理所成立后成为分散在国内外中国核科学工作者聚集的中心。先是彭桓武、金建中、王淦昌、忻贤杰等调来参加筹建工作。以后陆续从国外回来的科学家有郭挺章、金星南、肖健、邓稼先、朱洪元、胡宁、杨澄中、杨承宗、戴传曾等。党中央、国务院、科学院、二机部都十分重视这批科学家的使用，根据其专长和经历作了适当安排。吴有训任近代物理所所长，钱三强任副所长；半年后，吴有训出任科学院副院长，钱三强继任近代物理所所长，王淦昌、彭桓武任副所长。后来以这个所为基础，由苏联提供一堆（反应堆）一器（加速器），于1958年建成原子能研究所，又于1984年改名为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这是中国的核科学技术综合性研究基地，由此先后派生了12个新的科研机构，在中国核事业发展中起了“老母鸡”的作用。

当时钱三强年富力强，比较活跃，党中央给予高度重视，请他参加多项重要的国内外政治活动，由此在社会上颇有影响和声望。1956年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并经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决定成立原子能事业部时（对外名称为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简称二机部），委任他为副部长（仍兼任原子能研究所所长）、党组成员，分工主管科学技术工作。党组书记、部长宋任穷、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部长刘杰与他合作共事中，对他十分尊重，高度信任，在科技建设和发展方面一切重大问题，都同他商量，听取他的意见，然后由党组集体讨论决定。1960年苏联毁约停援，撤走专家；宋任穷调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刘杰继任二机部部长后，在选调高中级科技人员，组织我们中国自己的专家队伍，同科学院各研究所开展科技大协作，还有首次核试验的技术准备包括组建核试验技术研究机构、基地的组建等，都充分发挥了他的作用。关于氢弹理论预研这样高度机密的超前战略部署，也是刘杰首先同他商量，并决定由他亲自组织实施，在原子能所先行一步。刘杰在自己写的《协同之光——中国原子弹、氢弹、潜艇核动力研制纪实》一书中，对钱三强有高度评价，说“三强同志是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长期以来，他在普及原子能科学知识，建立综合性核科研基地，引进和吸收外来技术，选调优秀科学技术专家，组织重大科技攻关和科技协作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有独特的贡献，起了别人起不到的作用。”

二机部领导对其他一些科学家、专家，作为学科和工程带头人，也都委以高级技术领导重任。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等担任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吴征铠、张沛霖、曹本熹、陈国珍、姜圣阶、吴世英、吴焕霖等分别担任扩散、冶金、化工、分析、建筑、安装等专业总工程师，负责技术指导和把关。在关键时候有他们在，大家就心里踏实，知难不慌。更多的实际工作，主要依靠比较年轻一点的科学家、专家，如朱光亚、邓稼先、周光召、于敏等人，他们在核武器研制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在地质、矿冶、核燃料循环各个环节，也重用了一批中青年科技骨干，担当中高级技术领导职务。他们30岁左右，年富力强，学有专长，是科技攻关的中坚力量，在第一线指挥作战，冲杀拼打，锐气十足，不怕困难，勇于创新，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

二机部领导对刚毕业的大学生，也注意加强培养使用，鼓励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工作实践中锻炼提高。特别是倡导发扬技术民主，形成一种平等自由的氛围，使他们能够与老科学家和老专家们平起平坐、畅所欲言地讨论技术问题，提高他们在技术攻关中的参与深度，从而促进他们更快地成长。

（3）生活上热情关怀。核武器研制基地、核燃料生产工厂、核试验场都在戈壁荒漠、深山高原，自然条件和生活环境十分艰苦。许多科学家、专家从国外回来，或从上海、北京等大城市调来，到了西北这样地方，在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上，就出现了巨大落差。二机部领导充分理解他们的困难，要求各研究所和工厂，从多方面采取措施，创造条件，为他们工作和生活排忧解难。如1963年原子弹研制到了关键时刻，大批科技人员到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会战，基地领导就决定将新建楼房全部腾出来，给科技人员住，而基地党政领导李觉、吴际霖、赵敬璞等人，却全部住帐篷。冬季来临，寒风凛冽，楼内温暖如春，帐篷四面透风，冷暖对比，使科技人员十分感动。

特别是60年代初，全国经济严重困难时期，甘肃、青海两地粮食和副食供应紧张，核工业基地和工厂不少人患了浮肿病、肝病，刘杰、刘伟等主要领导多次向中央和有关部门请示汇报。中央领导十分关心，周恩来和聂荣臻亲自打电话，指示军队和地方调拨黄豆、鱼肉给以支持。粮食部一次就拨给西北核基地数百万斤黄豆，青海省调拨了四万只羊。商业部和解放军总后勤部还在兰州设立了二级批发站，加强对西北地区核工业工厂和特种部队的生活供应。海军和各大军区调拨一批猪肉、黄豆、鱼、海带、鸡蛋、豆油等副食品，还有各种水果。对这些东西的分配，聂荣臻还特别交代“全部分配给每个专家和技术人员。领导和行政工作人员一律不分。”各单位党政领导严格执行规定。科技人员拿到这些当时称之谓“科技豆”和“科技肉”的食物，都特别感谢党的关怀和照顾。

在紧张工作和艰苦生活中，二机部领导还特别强调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科技专家前来报到，部长刘杰和其他主管领导，以及研究所、基地、工厂主要领导工作再忙，也都要挤时间亲自接见或去住处看望，向他们介绍情况，问寒问暖，征求意见，从工作分配到安排吃住，从安全警卫到医疗保健等环节，考虑得十分细致周到。刘杰还常在节假日进行家访，同科技专家促膝谈心，谈工作、谈生活、谈家庭，彼此视为知己，互相推心置腹。在工作上，党政干部深入科研生产第一线，与科技人员和工人同甘共苦，共担风险。如原子弹、氢弹理论研究的关键时刻，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部长刘西尧就经常深入核武器研究所了解情况，指导工作。浓缩铀厂主机热处理和核部件冶炼加工厂技术攻关最紧张的时候，主管生产的副部长袁成隆，就长时间蹲点在现场，同科技人员一起，分析研究问题，帮助出主意。所有这些，使科技人员感到有领导在场，心里更加踏实，情绪更加高涨，工作更有信心。

历史的源泉与知识分子的功勋

中国核事业的成功，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英明决策，周恩来、聂荣臻等同志正确领导和亲切关怀的结果；是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领导下，核事业广大科技人员、工人、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艰苦奋斗、共同努力的结果；是全国各地方、各部门、各行业大力协同、热情支援的结果。当时作为核事业的主管和执行部门——二机部，贯彻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极大地调动了科技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和潜力，使他们在事业成就中立了功，获了奖。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布关于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决定，其中核科技专家就有于敏、朱光亚、陈能宽、周光召、程开甲、彭桓武、王淦昌、邓稼先、钱三强、郭永怀等十人。这是他们的崇高荣誉，也是所有参与核事业的广大科技知识分子、工人、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的光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拨乱反正，大大发展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已经蔚然成风。知识分子、特别是科技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空前提高，这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需要，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保证。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核事业必将更好更快地发展，科技知识分子也必将在核事业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责任编辑 杜 晋）

2007年第11期 钱昌照与资源委员会　作者：冯世勇

钱昌照（1899—1988)，字乙藜，江苏张家港人，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政治活动家。20世纪30年代初，他首倡和发起成立了国家资源委员会，并长期担任这一机构的主要领导人，为当代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解放后，他积极投身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曾出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兼计划局副局长，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后历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副主席，民革中央委员、常委、副主席，积极参与国家重大事务的协商和大政方针的制定，特别是在经济建设、教育发展、海南开发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提案和建议。

本文拟就钱昌照先生对资源委员会的成立、发展所作的贡献做一简要的论述，以资怀念。

工业救国，亲身力行

钱昌照出生于江南名门望族，早年留学英国，先后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牛津大学，并利用课余到西欧各国进行考察，西方“工业救国”的理论和实践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1924年钱昌照学成回国，由著名爱国实业家张謇举荐，他遍访当时国内实力派张作霖、张宗昌、冯玉祥、阎锡山、吴佩孚、孙传芳等诸路军阀，企盼寻求“工业救国”的远大理想。但其时国内正值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年轻的他虽满怀爱国之志，可是却报国无门，令其失望不已，于是，钱昌照一度在上海潜心苦读，钻研中国历史，后与沈性元完婚。

沈性元是浙江嘉兴人，她的姐姐和姐夫都是很有名的人物。姐姐沈性真，早年热衷于社会改革，辛亥革命时曾在上海组织女子军事团，抗日战争中又创办上海南屏女中，晚年寓居海外，所著《亦云回忆录》颇受史家青睐。性真的丈夫是国民党元老黄郛。辛亥革命时，黄担任沪军第三师师长，与都督陈其美、团长蒋介石是拜把兄弟。北洋时期，他担任过外交总长、教育总长兼国务总理；后来又先后担任上海特别市市长、外交部长等职务。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因姐夫黄郛的关系，钱昌照先后出任外交部机要秘书和蒋介石的秘书。由于工作勤奋，能力过人，深得蒋介石赏识和器重，不久升任为由蒋介石亲自兼任部长的教育部常务次长。就这样，钱昌照顺利进入了国民政府的政治舞台。

1931年9月，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揭开了侵华战争的序幕。忧国忧民的钱昌照敏锐地意识到这只不过是日本侵华的第一步，抵御外侮的道路还很漫长。他认为中国政府必须及早准备，集中国内人力、物力和财力，团结国内文化界、实业界等各方面的精英人士，加强国防建设，以应付日后不可避免的更大规模的中日战争。同年冬，钱昌照向蒋介石提议，设立一个国防设计机构，机构由国内著名学者和实业界人士组成，其任务是对全国的军事、国际关系、教育文化、财政经济、交通运输、土地、粮食和专门人才等方面进行调查研究。这一提议很快得到蒋介石的重视和同意。

1932年11月1日，国防设计委员会(资源委员会的前身)正式成立。委员会隶属于国民政府参谋本部，蒋介石亲任委员长。经钱昌照提议，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先生担任秘书长，同时，蒋介石任命钱昌照为副秘书长。委员会成员共39人，几乎集中了当时国内各领域德高望重的专家学者和实业家，人员名单基本上由钱昌照事先拟定。

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之后，由于蒋介石基本不过问具体事务，翁文灏又身在北平，主持地质调查所的工作，所以，钱昌照义不容辞地担当了该机构日常事务的领导工作。他将委员会下设秘书处、调查处、统计处等3个处和军事、国际、教育文化、经济与财政、原料及制造、交通运输、土地粮食及人口、专门人才调查等8个组。每个部门分工明确，职责到人。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委员会各部门从成立到1935年4月，都程度不等地进行了深入细致、卓有成效的工作，其中有许多基础性的调查统计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比较系统的、大规模的国情摸底，为后来的运作积累了必不可少的有益经验和教训。

尽心尽责，成效显著

1935年4月，国民党军事机构进行大改组，国防设计委员会正式易名“资源委员会”，主要执掌资源的调查研究、资源的计划及开发、资源的动员等。蒋介石亲任资委会委员长，翁文灏、钱昌照先生分别任正、副秘书长。但其时翁文灏正在河南焦作担任中英合资的中福煤矿整理专员，同年底又出任行政院秘书长，没有过多精力过问资委会。因此，资委会主要工作仍然由钱昌照担当。

资委会成立后，钱昌照将工作中心逐步过渡到以加强重工业建设为主，将精力用于兴办工矿企业。当时的中国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基础相当脆弱，布局又很不合理，钱昌照在资委会成立之初，就提出了一个有关重工业建设的五年计划，将发展重工业提到了议事日程。

但是，发展重工业，首先必须解决资金、人才和技术三大问题。对此，钱昌照克服重重困难，显示出了非凡的魄力和胆识。针对资金问题，他提出了“尽量利用外资”的思想，认为：“中国的‘国民所得’很少，每年积蓄能力极有限，资本市场又没有组织起来，要想加速度的工业化，非利用外资不可。一个物质比较落后的国家，第一步的工业化，往往利用外资。……政府所规定的利用条件，不妨放松一点。外资的流入，绝对没有可怕的理由，就看我们能不能利用。”

1936年，在钱昌照的提议下，资委会组成了以开滦煤矿华籍总经理顾振为团长的访德代表团，并与德方签订了一个1亿金马克的周转信贷合同。合同规定，在限度之内，中国可以向德国购买军火和兵工厂以及重工业的设备，中国以所产钨、锑、桐油、生丝、猪鬃等农矿产品抵付。这堪称资委会利用外资的经典之笔——这笔合同不仅为发展重工业解决了设备及相关技术问题，同时也为抗战初期抗击日本侵略提供了物质上的帮助。

关于人才问题，钱昌照尤其重视。他认为：“若是仅仅建设一个厂，开发一个矿，能生产，有盈余，不算是成功。建设一个厂，同时训练可以建设三个厂、五个厂的人才；开发一个矿，同时训练可以开发三个矿、五个矿的人才，才是真正成功。”他1948年在北京大学经济学会的演讲中也谈到：“中国时代够大，人不够大。必须放手放心的物色人才，培植人才，爱护人才，千万不可扎篱笆，扎了篱笆人家走不进来，自己也走不出去。”

在具体工作中，钱昌照摸索了一套完备的、行之有效的选拔和培养人才的办法。如：利用高工资、高待遇吸引和激励员工。选拔优秀员工出国学习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抗战爆发后，资委会先后七次选派了700多名高中级技术骨干和管理人员赴美学习和考察。另外还与重点大学联合，吸引这些学校的学生毕业后到资源委员会工作。这些举措，为中国当时及后来的工业发展培养和储备了许多优秀人才。

对于发展重工业中的技术问题，钱昌照提出了“尽量利用外国技术”的著名理念。他认为“科学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一切建设，需要技术，要是自己没有把握，切莫负起过重的责任。创办重工业，总得迎头赶上。……我们技术不如人，就得认清事实。夜郎自大，势必误国。”资委会在重工业建设过程中，除了选拔优秀人才出国深造，还聘请了不少外国技术专家，购置国外先进设备，与外资合作办厂，以弥补自身的不足。

应该说在当时，钱昌照的思想和实践是超前的，是站在历史发展的前列的，正因为如此，国民政府的资委会成为那个时代少有的亮点之一。

苦心经营，蓬勃发展

本来，按照钱昌照的设想，资委会在1936年实行战略调整，着手实施《重工业建设计划》，准备花大力气兴建冶金、化工、机械、能源、电器等重工业厂矿，力争在5年内改变我国重工业基础薄弱、分布不合理的状况。为此他亲自在江西、湖南、湖北等地选择厂址，与外商洽谈合作事宜，并先后上马了钢铁厂、机器厂、电工器材厂等一批企业。但是，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中华民族进入了全民族抗战的新阶段，钱昌照先生及其领导的资委会不得不进行战略调整和转移，实施重工业的宏伟计划受到了中断和停顿。

抗战初期，钱昌照先生考虑到战争的艰巨性和持久性，提议政府资助上海主要民营企业内迁后方，继续进行生产，以利于抗战。这一方案很快得到了通过，并由资委会牵头负责，财政部、军政部、实业部协助操办此事。这一时期，在钱昌照为首的资委会的直接指挥下，共有146家上海民营企业顺利西迁，约占上海民营工厂总数的10%。另外，钱昌照建议政府紧急拨款，抢购沿海城市的战略物资如水泥、钢材、木材等，以防战事所需。

1938年3月，为适应抗战需要，国民政府进行机构改革，资委会由军事委员会改隶经济部，翁文灏兼任主任委员，钱昌照任副主任委员，其时，翁在国外访问，具体工作仍由钱昌照负责。改组后的资委会工作范围扩大到工业、矿业和电业三个方面，其性质也由单纯从事重工业的计划和筹建，转而成为重工业的建设、管理和经营三者并重。

为了增强国力，为抗战提供更多的物质保障，钱昌照克服重重困难，呕心沥血，翻山越岭，足迹遍布了西部的山山水水，苦苦探求重工业的发展之路。从1938年到1941年底，在这段抗战最艰苦的时期里，资委会却在钱昌照的领导下发展迅猛，先后创办了近80家厂矿。到1945年抗战结束时，资委会所属单位达128家，其中厂矿企业达119家。在兴办企业的实践中，钱昌照依据不同情况，主要采用独资经营、与地方政府或实力派合营、收购或兼并民营厂矿、参与投资而不主办等形式，谋求重工业的发展。这不仅为抗日战争提供了有力的物质援助，而且大大改变了原先不合理的工业布局，为中国的近代化进程积累了宝贵的财富。

1945年8月，抗日战争宣告胜利结束。抗战胜利后，资源委员会升格为部级机关，成为行政院的直属单位，钱昌照任委员长，负责全面工作。当时资委会的主要任务是接管敌伪企业、调整工业布局、拆迁日本工业设计(后停止)及编制重工业建设五年计划。

当时中国国内百废待兴，百废待举。经过钱昌照的不断努力，资委会先后接管了敌伪在东北、华北、台湾等几个主要地区的工矿企业。钱昌照还频繁地南下台湾、海南，北上平津、东北，组织协调，统一指挥。在东北，资委会接办了117家企业，经合并而成18家单位；在华北，成立了华北钢铁公司、天津电工厂等7大公司；在台湾，成立了3个处、7个公司。通过接管以上地区敌伪的企业，资委会的实力大大增强。

在钱昌照的苦心经营下，资委会的事业蓬勃发展。截至1947年4月，资委会已经拥有了数百家大中型企业，几乎囊括了全国钢铁、冶金、机械、电力、电机、煤矿、石油、化工、水泥、造纸、制糖等一系列工业部门，主要产品的生产能力在全国占主导地位，职工人数也增加到近30万人，成为国民党政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庞大经济机构。

三峡工程，半途而废

在此期间，钱昌照主持的一个重要项目，就是兴建三峡水利工程。

三峡工程的筹备工作是从1944年5月开始的。当时盟军在欧洲战场进入反攻阶段，中国抗日战争也胜利在望。为了给战后工业发展提供充足的电力资源，钱昌照邀请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美国垦务局总工程师萨凡奇前来我国考察。萨氏来华后首先勘察了都江堰、大渡河等地，随后乘木船沿长江三峡考察，认为在黄陵矶可以筑坝。考察结束后，他提出《扬子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详细论证了工程方案、工程造价、综合效益、中美技术合作等问题。

次年5月，经国民政府批准，三峡水力发电计划技术研究委员会正式成立，钱昌照任主任委员，三峡工程的勘察设计进入实际运作阶段。为了协调并调度各方面力量，由资源委员会牵头，会同有关部门对三峡工程的前期工作做了分工：工程勘测由资委会所属全国水力发电工程总处负责，工程设计由美国垦务局负责，坝址钻探由地质调查所负责，水文调查由扬子江水利委员会负责，社会和经济调查由资源委员会负责。此外，美国方面还负责航空测量，并派高级工程师柯登来华协助萨凡奇工作。根据萨凡奇的构想，为了预防氢弹袭击，电厂要放在水下，大坝要能够抵挡常规武器的轰炸。大坝建成后，由于坝身不高，发电能力为1056万千瓦，只需要淹没万县，移民30万。三峡工程完成后，交流电供电范围在方圆1000公里左右，最远可将电力送到上海。除发电以外，还要办几个化工厂，并兼顾航运、防洪、灌溉、都市供水、水产养殖等方面，所以他认为“这是一个多元计划”。

三峡工程方案出台后，立刻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那么后来又何以半途而废呢？按钱昌照的说法，三峡大坝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是一项“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工程。在他主持筹备三峡工程的最初两年里，光工程设计就耗用了100多万美元。他估计，假如“再花100万，1948年就可以施工”了。然而让他始料不及的是，事情却突然发生了变化。

变化与宋子文的辞职有关。1947年初，迫于贪污腐败的种种劣迹传闻的压力，宋子文于同年4月辞去了行政院院长的职务。而在国民政府中，宋子文一直是钱昌照的“坚实后盾”。宋、钱相交，可以追溯到钱昌照担任国民政府秘书的时候。钱昌照曾回忆说：“我自认识宋子文以后，彼此之间的关系非常好。孔、宋有矛盾时，我支持宋。当我在资委会的工作中遇到问题时，他总是支持我的。”抗日后期，钱昌照在蒋介石面前逐渐失宠，而与宋子文的关系却更加紧密。与此同时，随着国民党政府的政治上腐败、经济上凋敝、军事上节节败退，国统区的情况日益恶化，广大老百姓民怨沸腾、民不聊生。目睹此情此景，钱昌照深为痛惜抗战胜利后一度出现的新中国建设蓝图，因蒋介石挑起的内战已经失去一展的机会。

1947年4月，经过冷静、反复而又全面的思考，钱昌照终于带着无限遗憾、失望和深深眷恋的复杂心情辞去了他亲手创办的资委会委员长职务。等他一走，行政院很快下令停止与三峡工程有关的一切活动。

1948年8月，钱昌照出国考察。解放前夕，钱昌照放弃了国民党政府的多次邀请，毅然投奔中国共产党，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安排下回到了北平，并受到了毛泽东的亲切会见。回到了祖国人民怀抱的钱昌照，将自己后半生的才智献给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7年第11期 终身后勤工作者杨立三　作者：李　琴

1927年“三湾整编”时，杨立三被任命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副官，成为我军第一批后勤工作者。此后，他一直战斗在我军后勤保障这个岗位上，直到1954年去世。周恩来评价说：“杨立三同志的革命事业心和埋头苦干，不计较个人得失的精神，是共产党人和革命军人的楷模。”聂荣臻同志称赞杨立三是“我党我军中长期地专心致力于一项专门业务，任劳任怨，廉洁奉公，一直到死而后已的具有优良革命品质的干部。”

上下求索寻找革命

杨立三的经历颇富传奇色彩。他曾这样自嘲说：“既信佛，又信‘我们在天之父’；既读孔孟之书，又读金刚经，又念新旧约，唱赞美诗，这是何等的矛盾和混乱呵！”这其实也是上世纪20年代急剧变化中的中国的写照。

杨立三，1900年12月8日生于湖南长沙金井乡一个佃农家庭，儿时，帮父亲干农活，只读过几年私塾。青少年时，受反帝爱国思潮影响，投身到倾向孙中山的一支湘军队伍，湘军恶习多，他感到厌恶，于讨伐陈炯明失利后，返回家乡。出路何在？他感到前途渺茫，便上山进了和尚庙，每日诵经吟诗，消磨时光，甚至幻想做一个遁世者。朋友不赞成他就此消沉下去，劝他入基督教，告他基督教会门路多，或许在那里可找到一条出路，这样他又受洗成了基督教教徒。每忆及此，常感慨系之。

1925年发生“五卅惨案”，长沙各界举行集会声援上海工人反帝爱国斗争，杨立三精神大振，立即联络同学在金井家乡开展声援活动，并由此走上领导农民运动的道路（曾任乡、区农民协会委员长）。192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5月21日，湖南发生“马日事变”，他在两个连的追捕下，离家出走武汉。在武昌，时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的周恩来介绍他到以叶挺为师长的第二十四师，被编入师新兵营，任新兵营第一连第一排排长。南昌起义前夕，新兵营被编入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

义无反顾上井冈

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的领导人全部是共产党员和黄埔军校毕业生。1927年7月下旬的一天，警卫团奉命开赴南昌参加武装起义。行动前，共产党员连长黄瓒要杨立三将全连部队准备好待命。翌日晚，全连即登上轮船开赴南昌，杨立三描述说：“歌声起处，军旗飘扬，舳舻直下，破浪中流，站在船的最高处，远望浩荡长江，其雄伟难以形容。”遗憾的是船行至中途，发现九江方面有反动军队布防，团长卢德铭决定弃船登岸，步行前往，但在赶到南昌附近时，起义部队已撤出南昌向南行动，部队遂折向西进，由江西修水县赶到湖南文家市参加秋收起义，成为“秋收起义第一团”。

秋收起义失利，损失惨重，5000余人的部队剩下不足三分之一。杨立三难过地说：他离开仅三天的那个连（他已调到师部工作），干部全部牺牲，仅归来30余人。下一步怎么办？是继续攻打长沙？还是退到农村？干部意见分歧，彻夜争论。杨立三说，他对毛泽东说服大家退到农村去讲的一段话印象深刻，毛泽东说：“这次湘赣秋收暴动，虽然打了两个小小的败仗，这不算什么，我们的斗争才开始。我们有湘、鄂、赣、粤已经组织的千千万万的工人和农民，他们正在和我们一道与反革命作斗争。我们的力量是伟大的，反动派并不可怕。只要我们团结得紧，继续勇敢作战，我们是能够胜利的。”

亲历毛泽东建军思想的创建

大浪淘沙。从文家市出发时还有1500人，到了井冈山，就只剩下700余人，许多人离队走了。在师部常听到“多少人多少人又开小差走了”的报告；在一些人群中，常有人相互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往哪里去？”连日急行军，给养困难，天气又热，许多人生病，拉痢疾，害疟疾，并且时有国民党部队袭击，在此情况下，一些人或离队返乡或离队另谋出路。毛泽东对此持宽容态度，采取愿留者留，愿走者走，留走自由方针。对离队回家的，按家乡远近，发路费3至5元。部队减员后，新成立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被缩编成团，称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

部队缩编后，杨立三任团副官，负责全团经费开支、食宿保障等事项，谭政任团文书，何长工和张宗逊任团参谋（原师长因不愿意担任团长到井冈山后投靠国民党，后被蒋介石枪毙）。行军路上，尽管环境恶劣，工作艰苦，杨立三从没气馁过。何长工说：“杨立三在最悲观的时候也不低头，从没有愁眉苦脸的时候，他有朝气，很活跃，热情是他最大的特点。”杨立三对自己的评价是：“由于环境对我的压迫严重，我只有一条路，就是下决心跟着党走，到井冈山后，有些党员因环境恶劣而偷跑了，我始终没有动摇过。”

在从文家市到井冈山约一个月的艰难行军中，毛泽东高瞻远瞩，作出了一系列与中国革命成败攸关的重大决策。杨立三学到许多，懂得了许多。概括起来，有三方面：

一、通过启用中国工农革命军番号，认识到要革命就要建立人民自己的武装。由于参加军旗设计，对革命军更有一种特殊感情。杨立三、何长工和陈明义是军旗的主要设计人。他们所设计的军旗为红底，象征革命，旗中间有一黄色五角星，五角星中间有一幅由黑色镰刀斧头组成的图案。

二、通过南昌和秋收两次起义的失利，以及“攻打城市”还是“退到农村”的激烈辩论，认识到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攻打城市不可能取胜，只有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建立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三、通过在江西永新县境内进行的“三湾整编”，认识到革除旧军队的腐朽管理体制和作风，建立人民军队的新管理体制和作风的必要和正确。新管理体制和作风包括连队建党支部，成立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政治地位平等，生活民主管理等提高部队素质的措施。

简而言之，毛泽东的建军思想：要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建立人民自己的军队，实行新的建军思想，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已深深扎根于杨立三的脑海之中。

在反“围剿”战斗中

杨立三是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战后勤保障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第一次和第二次反“围剿”战时，他任中国红军第一方面军总部副官长兼方面军总经理处处长，统管后勤的组织计划和粮秣等物资的筹供。第三次反“围剿”战时，他一度身兼三职：方面军总部副官长、总经理处处长，和新成立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财政部部长。第三次反“围剿”战胜利结束后，根据地扩大，红军进军福建前，中革军委成立后方办事处，统管留在赣南和闽西根据地的单位。杨立三被任命为后方办事处主任。第四次反“围剿”战时，杨立三任中革军委新成立的兵站运输部部长。此前，他担任过供给部部长、兵站部部长、军需处处长，所有这些都属后勤保障工作（苏区未设后勤部）。

红军当年发布的后勤保障训令、通令、命令等，多由杨立三草拟，以朱德总司令、毛泽东总政委名义发出（后来以方面军名义发出，再后来，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出）。第二次反“围剿”战时，为筹集粮款，杨立三以方面军总部名义连发五道命令给各部队催办。当发现作战部队不尊重经理部门工作，自行其是时，又以朱德总司令和毛泽东总政委的名义发出通令，严令部队纠正，所列举的问题包括：经费支付不经过经理系统由师部直接批发；做事绕过经理系统只受师长、政委指挥；调动军需人员不通知经理处，下级政委到军需处吵闹，等等。

在毛泽东被迫离开红一方面军后，第四次反“围剿”战由朱德和周恩来指挥。这次反“围剿”创造了红军战史上史无前例的大兵团作战范例，后勤保障的成绩也最为突出。所设兵站比历次反“围剿”战都多，所建运输线也最长而且呈网络化。运输线以宁都、瑞金和兴国为中心展开，总长达2000里左右。运输线沿线，每30里设一兵站，兵站分大中小三种，超过30里设中站或大站。人员物资前送后运，文件信函传递，均由兵站负责。大站和中站配备有医疗力量，处理轻伤轻病。沿运输线两侧三四十里处预储有粮食弹药，可随时送往前方。

《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评价反“围剿”战的运输工作时说：“兵站和兵站运输的严密组织，是第四次反‘围剿’后勤工作的突出特点。”周恩来曾在《红旗报》上撰文称赞“兵站的运输工作做得好”。杨立三对自己的工作也颇感自豪，说：“凡是我派出的人员，无论他们走到哪里，我都能了解，能掌握。”在缺少现代通讯及交通的苏区，做到这点，该是多么不容易啊！

穷管家难当

中央苏区前期，部队开支主要靠作战缴获和打土豪劣绅的土围子。由此可筹到大量粮食，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块银元，几百两，甚至上千两黄金。所得除留部分作军用外，大部分分给受土豪劣绅盘剥欺压的贫苦农民。但土围子没打多久就打完了，部队开支只能靠作战缴获和有限的财政收入。部队生活相当艰苦。

穷家难管。为保障部队战斗力，在制定供给标准时，杨立三常绞尽脑汁，反复核算。当基层因衣食困难，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时，他亲自帮助基层干部解困。这里有两个事例：

1931年红军猛增到7万人，服装厂小，完不成服装制作任务，经研究，决定把钱发给个人由个人自制，制装费3角5分钱。办法下达后，有战士到瑞金市场询问，回来发牢骚说：光买布就要4角1分钱，3角5分钱做什么衣服，买些花生塞塞牙缝吧！杨立三知道了，便带上警卫员朱达到瑞金亲自作市场调查。朱达说：杨立三从叶坪赶到瑞金城，流着满头大汗，从南到北，到处打听布价，买灰色布确实买不起，他就打听白布，核算了一下，买好的白布，一套服装要3角钱，次的也要2角8分钱，若再送染房染色，还得花5分钱，光买布和染布就得花3角5分钱，还没算上针线和裁缝的工钱呢！他又核算一番，想买好白布自己染色，花3分钱买染料，后又打听裁缝的工钱，要5分钱，一一加起来，共是3角8分钱，还做不成，他算了又算，决定买次白布交个人自己缝制，只请人裁剪。这样核算了一下，一套服装，次白布2角8分钱，染料3分钱，裁剪费2分钱，针线2分钱，总共恰好3角5分钱。他高兴地说：就这样定了，自己缝，总共3角5分钱。朱达赞赏说：“我真佩服他这种精打细算的本领。”

再一个是吃“包子饭”的故事。一次，杨立三到兵站巡视，看到人们争先恐后抢饭吃，一抢，饭就不够吃了。兵站站长方镇告诉他，兵站是个“食宿站”，过往人员多，粮食紧张，按供给标准做饭，人们担心饭不够吃，总要“打冲锋”，争先恐后地抢，可做多了，粮食超支，报销不了。也给上级打过报告，上级批复必须按标准，定量做饭，严格控制，超支不能报销。兵站实在为难。杨立三听了，便建议兵站用蒲草包米蒸“包子饭”，开饭时，大家按定量领取，就不会再“打冲锋”抢饭吃了。地方招待所得知部队做“包子饭”的事，便也改做“包子饭”了。一个让红军官兵头痛的问题就这样迎刃而解。

1932年经济情况好转，杨立三在供给中增加了一项茶叶费，受到部队中有饮茶习惯的南方人的欢迎；一项会议茶点费，满足了部队开展活动的需要。待遇向技术人员倾斜，这是政策。按规定，医务、无线电机务、枪工等人员享有技术津贴，每人每月数元至10元，特需人才的津贴，可报中革军委专批。

战友情深谊重

长征途中，周恩来生病，走不得路，杨立三坚持同战士一起抬周恩来过草地。草地严重缺氧，随处有置人于死地的陷阱，不知吞噬了多少人的生命。整整六天六夜，杨立三寸步不离周恩来，双肩磨破了，脖子一歪就痛，他忍着痛，硬是把周恩来安全地抬出了草地。他呢，走出草地便病倒了。十九年后，杨立三病逝，周恩来总理参加追悼会，并讲话，讲至一半，突然脱离讲稿，声音低沉地讲述了发生在长征路上的那段往事。与会者屏气聆听，感动至深。而更让人感动的是，追悼会结束后，周恩来冒着凛冽寒风（1954年北京的12月十分寒冷）驱车赶往八宝山，为杨立三执绋送葬，落葬后，又绕墓穴一周向杨立三作最后的告别。这是多么高的礼遇，又是怎样的深情呵！

周恩来和杨立三两人重感情，众所周知。然而，周恩来为杨立三执绋送葬，又岂仅是出于他们之间的个人感情，他是在以此向在极端困难的年月不惜为革命奉献一切的同志表示敬意呵！

杨立三和周恩来相见于1927年革命处于低潮时。那年，周恩来因“四一二”反革命事变，由上海辗转来到武汉；杨立三则在反革命“马日事变”后，在反动政府追捕下由长沙来到武汉。在武汉，经组织介绍，杨立三见到周恩来，杨立三庆幸找到党领导的部队，周恩来为杨立三成功摆脱敌人的追捕感到欣慰。

他们再次相见是在1931年年底。这年，周恩来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杨立三则已在红军后勤领导岗位服役四年多。翌年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名义率部东征，周恩来随军赴前线驻扎在福建长汀，负责调动兵力，筹集给养，保障前线需要。杨立三被任命为由周恩来领导的新成立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主任，负责领导留在江西、福建的后方机关、工厂和医院。任职期间，他把一些修械所改建成初具规模的兵工厂，给周恩来留下深刻印象。

在中央苏区，杨立三先后两次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他很钦佩周恩来的品格和才能。长征路上，他认定“革命不能没有周恩来”，所以执意抬周恩来过草地。此后，在抗日战争初期的东征战役，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时期，杨立三都是周恩来后勤工作的主要助手。1948年有段时间，他和经济学家薛暮桥每晚10时至次日2时都要按时到周恩来办公室，协助处理财经和后勤工作。日积月累，周恩来对杨立三的人品、才能，工作业绩，甚至他在工作中受到的委屈，都十分了解。蓦然听到他病逝莫斯科的消息，不禁悲从中来，伫立桌前，良久不语，过后对后勤部的同志说：杨立三是抗美援朝劳累过度病倒的呀！惋惜、爱怜之情，溢于言表。

肩负敌后财经和军火保障的重任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央军委成立总兵站部，杨立三任部长（对外联络用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十八兵站分监部少将分监），负责建立连接陕北后方与山西战区的兵站运输线，为第115师、120师和129师提供后勤保障。1939年1月，中央军委成立后方勤务部，杨立三被任命为副部长兼兵站部部长（叶季壮任部长兼军事工业局局长）。一个月后，杨立三即调往山西八路军前方总司令部筹建总部后勤部，任部长兼政委（1943年被任命为总部副参谋长兼后勤部长）。

杨立三到任后，一边组建后勤部机构，一边主持由彭德怀挂帅的华北财经委员会的日常工作。此后，在整个抗战时期，在总部和北方局的领导下，杨立三都是全边区财经工作的主要主持人，兼职包括边区财经委员会主任、军政联合办事处主任、银行董事长等。

1939年春,杨立三来到前方总部时，后勤工作百事待举。朱德总司令要杨立三尽快建兵工厂，生产武器弹药。此前，左权参谋长已选定一处比较理想的兵工厂厂址，并成立了军事工业科。只是军工科只有科长、秘书、警卫员和饲养员四人，还没有开展工作。

建工厂，生产武器弹药，首要任务是调配科技人员。在党中央和总部领导的支持下，杨立三利用他在苏区管过兵工，长征中照管过科技人员，熟悉这方面人才的条件，经多方努力，当年就从各地调进多位专家，有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东京大学，德国柏林大学的科技专家，有留英的冶金博士，有毕业于清华、北大、北洋大学等国内名牌大学的大学生等。还招募来一批曾在阎锡山和国民党政府兵工厂工作过的技术工人。这样，当年7月，军工科就升格为军工部，科长刘鹏升任军工部部长。

军工部成立后，以部队修械所为基础，当年建兵工厂4个，到1941年年底，就有14个兵工厂投入生产。这些兵工厂大多没有专门厂房，而是利用民房和庙宇进行生产，工厂间有的相距几十里。后勤部与军工部相距达四五十里。红骡子是杨立三的坐骑，他常骑着它到兵工厂实地了解情况，到军工部参加例会。他喜欢与专家和第一线工人面对面地交谈。

例如：

——1945年3月15日，杨立三到苏公村炮弹厂检查工作，与梁速征、李作锦、薛海月、玄仁贵等50余名职工交谈，对工厂组织机构、生产情况、职工生活、工资待遇等作了广泛深入地调查。

——1945年4月7日，杨立三给军工部解答和解决了26个有关军工生产和生活的问题。（见《军工史料》大事记）

兵工厂初建时，只能造手榴弹，后来逐渐研制成功步枪、掷弹筒、一二0迫击炮等武器，在炮弹生产方面，则是从复装子弹开始的，后逐渐发展到批量生产各种迫击炮弹，自制无烟药和炸药等。周恩来曾以赞扬的口吻谈到杨立三领导军工积极研究和提高技术所取得的成就。杨立三本人也深感自豪，说：“在抓军工生产工作中，学到不少东西，也创造了一些经验。”

“五0”小炮（即掷弹筒）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明的一种单兵小型火炮，体积小，携带方便，适于山地作战。这种小炮对我军威胁极大，彭老总十分恼火，说：我军在阻击日军发起的近距离冲锋时，战士常被敌人“五0”小炮压得抬不起头，甚至造成很大伤亡。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经同军工部部长刘鼎研究，刘鼎说，技术上问题不大，关键是缺原材料，例如造炮的钢材，造炮弹壳的灰口铁和造炮弹的硫酸，太行山都没有（刘鼎是留德专家，1940年春调任军工部长，原部长刘鹏改任副部长）。

为解决原材料短缺问题，杨立三躬亲巨细，安排部队负责提供造弹壳用的铁路路轨，党政单位负责收购民间的碎铜和铜元供造弹头用，派专人通过地下组织到敌占区购买必须外买的原材料。他还下发“普通鉴别材料法”，详细说明各种材料的外观、性能、比重以及科学而简单的鉴别方法，以保证所收集的原材料合用。

为了真正负起领导军工生产的责任，杨立三不仅在实践中学习，还潜心研读军工专业书籍，自学物理、化学等基础知识，在他的藏书中，财经类和理工类书籍占了相当一部分。1944年新建枪弹厂的投入就是杨立三首先测算出的。《军工史料》大事记记载说：“1944年8月9日，杨立三经过调查研究，初步测算出新建一个月产6万发的枪弹厂需职工100人，压力机、打眼机、小钻车各一部，碎铜1300公斤，铜元900公斤，煤炭2万公斤。”

军工部部长刘鼎这样评价杨立三：“杨立三同志是领导军火生产的好领导，是军工技术干部的同行，是军工生产开创新局面的勇士。”“军工泰斗”刘鼎以“好领导、同行、勇士”评价杨立三，足见杨立三在军工职工中享有的威信。党内元老董必武对杨立三孜孜不倦学习科学，不断更新知识的精神赞赏有加，曾题词勉励：“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有幸运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应该首先拿他们底学识为人类服务。”

在平汉战役中

1945年9月，国共重庆谈判还在进行，国民党十万大军已聚集在郑州和新乡，准备打通平汉线北上，一场恶仗就要在平汉线上打响。杨立三奉命拆除平汉铁路以阻止国民党军北上，并为打运动战准备战场。破路工作组织严密，几十万党政军民，破路的破路，搬运器材上山的搬运器材上山。200多公里的铁路拆除了，还把拆下的道轨、枕木、道钉、道栓、道帽，等等，全都搬上了山，或掩埋于地下，或沉入河中，储存了起来。

平汉战役（又称邯郸战役）打响后，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率部一万余人起义，副司令长官马法五被擒，战役10月24日打响，11月2日结束，历时仅10天。准备打运动战的战场没用上，拆下的铁路路轨等却成就了一条在解放战争中立了战功的铁路——邯（郸）涉（县）铁路。

邯涉铁路长不过100.6公里，但行经50多公里山路，还有两道河，工程难度大，但更难的是寻找铁路工程专家。经过杨立三和戎子和（1946年7月内战爆发后任晋冀鲁豫军政联合办事处正副主任）发动有关方面四处寻访，最后竟找到五位领军式的人物。其中三名是著名铁路工程专家詹天佑的学生、另有一名列车调度专家和一名机车专家。五位中，三位都被国民党抓捕过，两位曾险遭日军活埋。其中，险遭日军活埋的詹天佑的学生、铁路石桥专家李芝圃是向邓小平报批后，杨立三亲到黎城给县政府打了借条，从监狱里领出来的（李被当作恶霸地主、国民党特务已投监判刑10年）。

1948年12月，在围歼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的黄维兵团战役中，25日，在江苏宿县战场上，黄维兵团的几十辆坦克在解放军黄色炸药包的轰击下乱作一团，司令官黄维的坦克动弹不得，解放军乘势围上去把黄维活捉了。所用炸药包，就是太行兵工厂生产的，将炸药包运下山的是邯涉铁路的火车。

歼灭黄维兵团一战是淮海战役承前启后的关键。刘伯承司令员对战役大获全胜倍感欣慰，在见到后勤邯郸前方办事处的同志时，说：“若晚十分钟炸药跟不上，黄维就会跑掉了。你们立了大功。这是我对后勤供应最满意的一次。”邓小平政委在写给军委的《歼灭黄维兵团作战总结》中说：“因我炮火较弱，我们曾大量地使用了土造的炸药抛射筒，收效极大。这种武器须制式化起来，大量制造，携带亦极方便。”

周恩来副主席在听了杨立三有关筑路专家和筑路情况的汇报后，感慨万千，赞曰：“中国历史上的一奇！”

值得一提的是，极具传奇色彩的邯涉铁路的故事，直到2001年在《栈道》一书问世后，才为人知晓。“铁路魂”是宋任穷同志给该书的题词，也是对该铁路的崇高赞颂。

“将军莫问输将事”

“十万貔貅彻夜驰，华东子弟出征时，将军莫问输将事，一鼓全歼匪五师。”（输将，运送之意，泛指后勤供应。“匪五师”指以邱清泉兼任师长的国民党“王牌军”整编第五师。）这首诗是杨立三1948年5月底在山东阳城送别粟裕南征时所作。“将军莫问输将事”一句表达他将全力以赴保障粟部后勤供应的决心，“一鼓全歼匪五师”一句表达他对粟裕率部南征必将获胜的信心。不了解内情的可能把这首诗当作应景之作，可对杨立三和粟裕来说，却有着不同一般的内涵，“心有灵犀”，尽在诗意中。

按照军委原先的部署，粟裕本应到闽浙赣执行机动作战任务。粟裕（时任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考虑渡长江南下作战可能失多得少，不如留在中原作战有利，便向军委坦陈“渡江作战”与“留中原作战”的利害得失，最终得到毛主席的理解和赞同，命他加入中原作战部队，争取实现歼敌主力于长江以北的新战略。送粟裕渡黄河南下中原作战，杨立三有感于粟裕的胆识，遂有了上述诗作。

杨立三这次赴华东是奉周恩来副主席之命为整顿部队南下后的后方而来。当时留在华东后方的有7万多人，问题相当多，若不妥善处理，必将影响前方作战。当时，军委已决定中原战役的后勤保障由晋冀鲁豫和华东共同承担，以晋冀鲁豫为主。并统由杨立三负责组织，调配。为方便杨立三工作，军委任命杨立三兼任华北军区后勤外线司令负责支援各地作战部队的工作（1948年时华北已是关内各解放区的大后方）。1948年整个后半年，杨立三都奔走在山东各地，组织大连到胶东的海上运输线，督导济南解放后的接收工作，组织协调华东、中原、华北三大战略区合力保障淮海战役的工作等。并就其所见所闻所思提出将来管理全军乃至全国事务的建议。

从山东返回党中央驻地——西柏坡后，杨立三即主持召开全军后勤工作会议、全军军工会议和军械会议，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规划全国解放后全军后勤工作的蓝图。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出席会议并讲话，勉励大家为实现后勤工作的现代化、正规化努力奋斗。周恩来在讲话中还高声宣称“我是后勤工作的总头”，给予与会者以极大的鼓舞。朱老总关于“近代作战的胜利与否，一半的责任在后勤工作之好坏”更使大家感到责任重大。

迎战后勤建设现代化正规化

全国解放后，杨立三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

1949年，正当后勤部筹备于12月10日召开全国军费预算会议，编制1950年军费预算时，12月2日，政务院通过了包括军费在内的全国总预算，确定军费按每人全年4000斤小米计算。这样，原准备召开的以编制预算为议题的军费预算会议便改为以分配预算为议题的全国财务会议了。经研究，全军570万人预算共230亿6930万斤小米，其中作战费和军工费由军委掌握，不作分配，军人生活费、服装费和工杂费三项，平均每人全年1554斤小米。这就是我军后勤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起步时的经费，虽说少的可怜，却已是政府当时能够拨出的军费上限了。“以较少的钱办更多的事”，“要有整体观念，从国家财政经济建设和4万万5千万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去考虑问题，防止和克服单纯军事观点。”这是杨立三当年对后勤人员的要求。

世事多变。刚刚迎来后勤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新时期，朝鲜战争便于1950年6月爆发了。7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东北边防军，杨立三奉命提出边防军和东北军区经费的解决原则，组建三个东北军区后勤部分部（分别负责三条兵站运输线），为志愿军一旦入朝参战作准备。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参战。之后，在整个抗美援朝期间，作为周恩来军委副主席和聂荣臻代总长的助手，杨立三常夜以继日地工作，战事紧张时，经常连日在聂代总长处办公，处理一叠又一叠的急电，想方设法解决运输问题（运输是入朝人员和物资的瓶颈）。与此同时，他还被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物资进口全权代表，主持从苏联进口武器装备事宜（包括外贸部自苏进口设备）。

后勤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一波三折，但始终没有停步。总后勤部成立之初，最急迫的任务是建全总部机构和统一全军后勤规章制度，尽快使工作运转起来。恰在这时，抗美援朝的担子又加了上来。工作千头万绪，可贯穿杨立三工作中的主线始终是加快人才建设，强化科学管理。

杨立三直言不讳地指出：“后勤各部门都是技术部门，都有科学知识。要有技术才能掌握技术，否则就不能办事。”他认为：“现代化就是科学化、技术化，没有科学知识，就不能完成现代化的后勤工作。”“不学习业务就是放弃了武器。”“不会使用自己武器的人，就会挨人打。”在他的倡导下，50年代初的总后勤部，老干部学文化，新老干部学业务学理论蔚然成风。

尽管日常工作繁忙，杨立三也从未放松筹建后勤院校的工作。截至1952年年底，共建各类后勤院校20多所，其中，后勤学院是报毛主席批准建立的后勤最高学府，其它院校包括军事医学科学院、军医大学（数所）、兽医大学，以及财务、军需、油料、运输、卫生、军械、汽车拖拉机管理等专业学校。授课老师有苏联专家，有杨至诚、余秋里等我国经验丰富的部队领导和外聘的“薪金制”教员。在抓正规学校教育的同时，杨立三把在职干部教育作为干部队伍建设的重点，提倡“上级教育下级”，“一级教育一级“，上下级“在教学过程中提高工作效率”。他本人给机关干部上的第一课是《后方在现代战争中的意义、作用及其任务》。

为鼓励教职员和业务部门干部群策群力编写教材，杨立三提出：“教材写出后可用原著作人的名义发表，并给予表扬和一定的物质酬劳。”尽管军费紧张，杨立三仍规定：“学校有关教学的必不可少的设备，应尽可能设置。”这是他抓办学工作中的两个细节，从中可看出他对建后勤学校考虑之周密。杨立三重视教育源于他长期的革命实践，也与他当过小学教员有关。

早在1949年秋，在军委后勤部与华北后勤部合署办公，杨立三兼任华北军区后勤部部长时（1950年1月，两家分开，杨立三不再兼华北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在部党委扩大会上的讲话中，就提出了建设现代化正规化后勤，必须实行科学管理和学习科技知识的问题。此后，他在各种场合30多次的讲话和发表在《八一杂志》及《后勤通讯》的10多篇文章中，谈到科学管理和学习科技知识的占四分之三，出现频率最高的词，除“后勤”之外就是“科学”。

后勤是怎样的一门科学呢？杨立三说：“它是这样一种科学，它要求把后勤庞大的、复杂的、繁重的、千头万绪的工作以最先进的方法，从原则到具体，作到有条不紊、无差错的、合理的、充分的使用物资，不间断的给军队以物质保障。”指出：“这是很大一门学问”，要能按要求把东西送到部队，非常重要的是加强“工作的计划性、预见性和组织性”，“提高科学管理能力”。再就是进行“精密的计算（包括物资种类、数量、包装、运输、储存、分配等一系列的工作）”。他认为“精确计算可使物资发挥最大限度的作用。”

针对有人说“后勤不过是做些具体的事务工作”的论断，杨立三说：“的确，后勤是最具体的事务工作，因为后勤要供应的物资都是具体的东西，如果要发一百双鞋，就不能发九十九双半，这是再具体也没有了。但是请不要忘记了，世界上一切的科学，其研究的对象都是具体的事务。如果一定要说具体事务工作没有科学，就只好让那些高谈阔论者去当唯心的玄学家吧！”

杨立三一生不敢稍有放松的一项工作是财务监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及贪污腐化。他要求“财务部门严格地担负起监督的责任。”指出：“财务监督是以预算为中心”，“在财务监督的三个步骤中——预算时的监督，执行预算中的监督与决算监督，要特别抓紧预算时监督，它是监督过程中最主要的一步。”他还要求“将财务监督的室内报表审核与室外实地检查两种形式紧密结合起来，即一方面在各项费用的预算、拨款、报销三个环节上加强审核，同时又有重点地到各用款单位去实地检查，以此来与室内的审核相对照，使自己心中有数。”“有组织，有计划地贯彻各种制度，克服贪污和浪费现象。”

杨立三本人一生生活艰苦朴素，对某些制度内的待遇也常断然放弃。战时，配他两名警卫员，他常保留一个；全国解放后，配他一名厨师，他仍不在家开伙，吃食堂。

“有事情总要做”

1953年10月，军委把总后勤部的财务部分离出来，使之成为中央军委直接领导的部门，称“中央军委财务部”。杨立三被任命为军委财务部部长。经军委决定，财务部的职责是组织、领导和监督全军一切财政经济活动（这个部是根据苏联经验设置的，试行近4年，于1957年5月重新并入总后勤部）。

杨立三到任后不久，因发现患脑癌，经军委决定，于1954年7月赴苏联治病。赴苏前，他的病情已相当严重，头昏头痛，左脸麻木疼痛，右臀部有时痛得不能走路。但他写信给战友时，仍说：“不管病怎样地折磨我，有事情总要做，我想趁能工作的时候多做一点才好。”

在不到8个月的工作日，杨立三忍受着病痛的折磨，抢时间完成了两项堪称具有历史性的工作。一是全面系统地重新修订了各项财务规章制度和办法，制定出新的财务工作条例、预算决算条例、预算科目、会计制度、杂项收入处理办法、合同条例、各项经费单据及预算决算报表处理办法、工程建设拨款办法等八项条例，并将其汇编成《军事财政法规》，使之成为我军依法理财的依据。再就是同黄克诚副总长兼后勤部部长一起研究制定了部队实行薪金制的办法，并审阅签发《中国人民解放军薪金津贴暂行办法》及其7个附件的草案。这几个文件既是我军实行薪金制改革的历史性文件，也是杨立三生前签署的最后的重要文件。《薪金津贴暂行办法》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后，于1955年1月起在全军实行。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7年第11期 难忘我尊之为师的范长江　作者：庄　重

说起与范长江的关系，先举一例：我本是新华社的门外汉，是范长江把我引进新华社的大门，又是范长江言传身教，引我在新华社开步走，一走就走了40年，从青年到皓首。我生于1917年，范长江1909年出生，仅比我年长8岁，但是，我始终将他作为我尊敬的师长。

70年前—1937年8月，范长江在汉口主持召开全国记者代表大会，成立中国青年记者学会（青记）。它就是中国记协的前身。

提到记协，我便想起中国记协的创始者和最初的主要领导人范长江。中国有范长江才有记协。范长江是记协披荆斩棘的开路先锋。

好像是天公作美，我有幸曾经两次与范长江一道工作，一次在淮阴，一次在上海,长江都是我的直接领导者。

1937年2月，范长江访问延安，毛主席与他通宵谈话长达10个小时，范长江思想政治上出现一个飞跃，他衷心拥护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实行新民主主义、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反对蒋介石一党专政。他按照毛主席指示回上海后进行百余次大会小会的公开宣传。

1938年秋，范长江离开《大公报》以后，决定独立自主创办新闻事业。1939年初，他在桂林成立国新社。1939年5月，经周恩来介绍，党中央批准，范长江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重庆、桂林、香港三地的活动，由周恩来、李克农、廖承志分别领导。1941年，范长江在香港创办了《华商报》。

皖南事变后，蒋介石两次密令逮捕范长江。范长江化名化装逃出虎口，辗转来到上海，在地下党帮助下于1942年7月7日进入苏北抗日根据地。范长江一到苏北，如鱼得水，干劲倍增，积极活动，一百多天里办成了几件事：

（一）创建新四军苏中分社（下设两个支社），新四军第一师师长粟裕当社长。

（二）在新四军军部成立“华中新华社”，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钱俊瑞任社长（不久改由范长江继任）。

（三）9月6日，延安《解放日报》刊登了范长江采写的两篇《苏北根据地观感》。9月16日，毛主席在给陈毅的电报中表扬了这两篇通讯。

（四）建立新华社淮南分社，包之静兼任社长。

（五）建立淮北支社，张景华兼任社长。

这期间，范长江在苏中还开办电务人员训练班，选调赵元龙当班主任，为新华社的发展准备电务工作干部；派戈扬北上筹建新华社苏北分社。在阜宁停翅港，范长江请罗列捎信给苏中二分区副专员陈同生（陈农菲），商量关于恢复“青记”问题。陈同生为原“青记”理事。

以上是我现在还记得的几件事。在这么短的时间，范长江穿过多少道敌人封锁线，跑了多少里路，做了这么多的工作。很难想象，他耗费了多少智慧和精力。他的这种行动和精神，让我钦佩不已。

1945年日寇投降。两淮——淮阴、淮安相继解放。中共中央华东局决定创办《新华日报》（华中版），指派范长江负责筹备工作。范长江只用一两个月的努力，就筹备好了。1945年“一二·九”，《新华日报》（华中版）在淮阴创刊。范长江任社长，恽逸群任总编辑。

这时候，“华中新华社”更名为新华社华中分社，谢冰岩兼任分社通讯部主任。不久，范长江在淮阴创办华中新闻专科学校，任校长，调谢冰岩任教务长，由我继任分社通讯部主任。1946年二月，新华社华中分社扩大成华中总分社，范长江任社长，人员增加至100多人。总分社下设4个分社、10多个支社。报社通讯部就是总分社的通讯部，我被任命为部主任。报社通讯部是虚的。总分社组织机构相当大，通讯部是主体，实际上主管总分社的全部工作。通讯部副主任虽然先后有张黎群、戈扬、吴青、乐静、陈笑雨、孙明、吴江等六七人，但前四位副主任不久就调走了，陈笑雨又来的晚，所以总分社总是很忙。

与范长江初次见面时，我问范长江：“华东局民运部长派我到运河码头做码头工人的工作，成天在码头上跑来跑去，你是怎样发现我把我调来的？”范长江笑了笑，说：“这很简单。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我一到苏北，就想办报。要办报，就像打仗，首先要调集精兵强将，组织一支勇敢善战的队伍。我经过调查，掌握了华中根据地所有新闻干部名单。谁能做什么工作，我心中有数，预做安排。所以，华东局说一声‘办报’，我马上将一份干部名单送请华东局审查批准任命。这样，也就把你调来了。”范长江说简单，我觉得他很不简单。在我心目中，范长江不单是一位著名记者，也是新闻界一位有远见卓识、雄才大略的战略家。范长江具有“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帅才，堪称中国新闻界的一帅。

起初，我对新华社业务知之甚少，是门外汉，不知从何下手，感到很为难。我向范长江求助。我说：“长江同志，我没做过新华社工作，我拜你为师，当小学生，从A、B、C学起，请你多多费神帮助我啊。”范长江见我态度诚恳，跟我谈过几次话。每次谈话，他总是热情地鼓励我。他说：“我知道你在抗日根据地办报有经验，凭你的经验和能力，完全可以做好你目前的工作。不然，就不会调你来了。”他又说：“我看，你首先要树立坚强的信心。万事开头难。只要你有信心，鼓起勇气，克服困难，就会取得胜利。”“新的时代，新的环境，许多新的东西，我也不懂。工作中有困难，是难免的。你有困难，我能解决的，一定帮你解决。最可靠、最有效的有两条：依靠党，依靠群众。这两条合起来就是两面刃，加上个人的积极努力，困难便可迎刃而解了。”

范长江跟我谈得最多的是关于新闻采写问题。归纳起来，有三条原则：（一）新闻要真实、客观、公正，让事实说话。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新闻报道不能有半点虚假。对笔下所写的事实，必须认真核实。（二）要有全国观点。首先要分析新闻有无普遍意义，估量它在全国、全世界会有多大的影响。有的新闻须加背景和注释，让读者一目了然。（三）新华社是消息总汇。新华社发稿应以短消息为主。消息短，发得快，才有竞争力，报纸和广播电台的采用率才会高。

事情过去60多年了，范长江跟我讲的话，我记忆犹新，受益匪浅，终生难忘。

1946年5月，范长江调往南京，我与恽逸群、包之静、谢冰岩等人到机场送行。范长江在南京担任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新闻处长兼新华社南京分社社长。7、8月间，他陪同滕代远到两淮访问，和我见过一面。11月，中共代表团从南京撤回延安，范长江被任命为新华社副总编辑，主管特派记者。1946年9月6日，我被任命为新华社特派记者，解放战争中在华东战场采访，自然归范长江管。1947年8月，我军转入大进攻时，总社副总编辑陈克寒亲临前线总结华东前线分社经验并通报全国。所以后来范长江对我说，他很了解我在前线的情况。

我与范长江第二次相遇合作共事是在上海。1949年5月，我军发起上海战役。5月24日夜间，华东局和“三野”总部乘数十辆大卡车冒雨从苏州出发，进入上海苏州河以南市区，大家被雨水淋成落汤鸡，下车后静静地站在马路人行道边待命。华东局和上海市、“三野”的领导同志在原“励志社”开会，迅即展开接管工作。新华社“三野”总分社进驻苏州河北岸的新亚酒楼。那时闸北火车站至吴淞口、高桥一带炮声隆隆，我军还在聚歼残敌。我是“三野”总分社副社长，奉命作为军代表协助范长江接管国民党中央社。范长江和我首先来到外滩附近的圆明园路接管中央社。范长江对中央社冯有恒、温时若等数十人讲话，宣布接管政策以后，立即去汉口路接管《申报》，筹备出版《解放日报》。原来，党中央早就决定《解放日报》改在上海出版，作为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机关报，并任命范长江为社长、恽逸群为总编辑。范、恽两人10天前在丹阳就组织好了办报班子，等着上马了。5月27日，上海全境解放，《解放日报》在上海创刊。

范长江还被任命为上海市文管委副主任，另两位副主任是夏衍和钱俊瑞。主任陈毅（兼）。

新华社上海分社5月25日成立，26日开始发稿。华东总分社6月1日在上海开始发稿。社址设在圆明园路文汇报大楼。

6月初，华东局任命范长江兼任新华社华东总分社（兼上海分社）社长，任命我为第一副社长兼总编辑，丁九任副社长，戈扬任副总编辑。华东总分社组织机构很大，人员来自几个方面，彼此不熟，任务繁重，要报道上海新闻，要抄收总社电讯稿在上海发行，还要领导十几个分社的报道工作。当时，山东、江苏、安徽还没有恢复省的建制，仅苏、鲁就有10个分社——苏南分社、苏中分社、淮海分社、南京、徐州两个特别市分社；鲁中南分社、胶东分社、渤海分社、济南、青岛两个特别市分社。初解放的上海人口有250万，百业凋敝，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困难。市委和军管委的重要任务是恢复秩序、恢复生产，救济灾民，解决“一黑（煤）二白（白米白面和棉花）”的供应问题。敌机还常来骚扰。总分社里里外外，困难重重。我对范长江说：“我是‘土包子’，没在大城市工作过，乍到上海，任务重，困难多，我能力有限，感到有些吃不消，请你多多帮助我！”范长江说：“我肩上的担子并不比你轻。我的首要任务是要倾全力办好《解放日报》，不辜负党中央的重托，同时要把文管工作做好。上海有报纸、通讯社、广播电台和期刊、出版社100多家，情况复杂。有公办的、有私人办的、还有外国人办的。要区别对待，有的可继续办，有的要没收，有的要合并，还有的要停办，大批人员要清理安置，没饭吃的要救济。我得一家一家的接管，上门了解情况，开大会小会，有的要个别谈话，宣传和落实政策。仅《解放日报》和文管会这两方面，我把吃饭睡觉时间都用上了，工作也做不完。我顾不上新华社了。总分社，你就全权负责吧！”他鼓励我说：“现在是考验我们共产党人的时候，千万别打退堂鼓啊！这困难，那困难，都是胜利发展中的困难。我们迎着困难上，困难总会克服的。”他又说：“总分社，我是兼社长，我已经自顾不暇了，难以兼顾，事实如此。”

范长江说得如此诚恳，如此动情，全是肺腑之言。我感到惭愧，觉得不该再向他提什么要求了。但是，我还是说了几句。我说：“你兼总分社社长，是华东局任命的，这是改变不了的。我向你报告工作，是我的责任。你白天没有时间，晚上我到你家里汇报，好吗？”范长江说：“我在上海没有家，也不需要家。老婆沈谱在北平工作，好照顾她老父亲（沈钧儒），没有随我来上海。夜里，我在哪儿工作，困了就在哪儿打个盹，就算睡觉了！这已成了我的习惯。我同夏衍同志约好，半夜到他家，与他谈接管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往往谈到天快亮了，就在他家床上合眼睡一会。”

那时候，范长江定下了一个制度：每天晚上9、10点钟在解放日报社开一次“飞行集会”，他指定我去参加。“飞行集会”由范长江主持，参加会的有《解放日报》总编辑恽逸群、副总编辑魏克明、秘书长陈虞荪、总编室主任刘时平、编辑部主任张映吾，还有金仲华、刘思慕、陆诒、李纯青等人，一间总编室坐得满满的。范长江一到就开会。他先传达华东局、市委和军管会的有关宣传的指示，以及一些重要情况。传达完，问大家有什么意见，接着，安排第二天的《解放日报》版面。“飞行集会”时间极少超过一小时。有时范长江在会上提出要写社论，就对恽逸群说：“恽老，请你就这件事写篇社论，明天见报，你写好了，给我看一下。”

“飞行集会”开完，我都要在总编室逗留片刻，了解有哪些重要新闻可以及时发给延安新华总社。我亲眼看到范长江夜生活的一些片断。有几次，范长江听见楼外敲梆子挑担子卖夜宵的叫卖声，连忙掏出几毛钱，对值班的工友说：“我没吃晚饭，请你给我买一碗阳春面。”他吃了面条，就坐到靠边放的一条一尺多宽、五尺多长的大木凳上，对刘时平说:“我要躺一会儿，解解乏。”他随手拿些旧报纸当枕头，躺下像醉汉一样，很快就发出鼾声。我目睹这情景，一阵心酸，暗自低声说：“长江呀长江，你太辛苦了，……”

这就是我面前的范长江，新闻战士范长江，人民记者范长江。

我的脑海里常常放映范长江的影像：

——“八一”南昌起义，硝烟炮火中的范长江；

——北平街头卖豆浆、面包挣钱糊口，入北大苦读的范长江；

——不畏艰险，过草地爬雪山，寻觅红军足迹前进，采访“中国大西北”的范长江；

——参加热河抗日义勇军，在长城喜峰口、内蒙古百灵庙前线采访军民英勇抗击日寇的范长江；

——只身入陕采访西安事变和奔赴延安访问的范长江；

——采访“台儿庄大捷”和“徐州突围”的范长江；

——为新闻事业，鞠躬尽瘁的范长江……

我亲身感受：范长江本人及其著作，是我们新闻工作者的一部宝典，是智慧和创造力的宝典。

范长江虽然离开我们37年了，但是他仍然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

今年七月，我写了一首小诗忆长江。诗曰：

笔走龙蛇惊风雷，杏坛桃李竞芳菲。

岁月如歌人远去，英名业绩千古垂。

（2007年8月写于北京）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7年第11期 防止制度成为腐败的孵化器　作者：何　伟

对于腐败问题，人们历来是深恶痛绝。我国目前所揭发的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人数越来越多、数额越来越大、级别越来越高。这就表明，我国的腐败问题不只是犯罪人的品质问题，还有制度问题。如果只是个人品质问题，那只是个案，没有什么可怕的。如果是制度问题就带有普遍性，这才是可怕的。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讲：制度是“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程序或行动准则。”这就表明它是维持社会秩序正常运行的一个规则，人人都必须遵守，不依规矩不能成方圆。这种制度规定要尽量完善，公平、公正、公开、合情合理，不应有任何偏颇；在执行中要依法行政、廉洁，不应有任何私情。所以，制度本身就有一种防止腐败的作用。如果制度不完善或在执行中不公正，又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制度不仅不能防腐，反而会成为腐败滋生的温床。所以，反腐不仅要抓大案要案，还应从制度上找原因，使其不断完善，使制度起到反腐的作用。

（一）无制度容易产生腐败

目前有许多腐败问题与部门的经济利益有关，如乱收费、乱罚款，这与制度外的奖励提成有关；一些事业单位的收入不上交，成为单位或上级福利基金的来源。如各级学校利用名牌的社会资源，办各种培训班、特长班、研究生班、考研培训班等。这些收入都没有明确制度规定，其收入有的进入私人腰包，有的作为单位福利，有的与上级主管部门分成，成为腐败的一种来源。再如各大机关，利用手中掌握的公权，建培训中心、宾馆、疗养所，出租公房、拥有出版社，研究院和研究所进行咨询、培训等等一切收入，都不上交国库，作为本单位的制度外的收入。以上仅列举两项，其他一些创收方式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不胜枚举。全国这种制度外的收入是多少，谁也说不清楚。这些无制度创收的危害太大。一是鼓励各机关占用公有资源，多多益善；二是各单位发的补贴互相攀比，有的单位收入太多，不敢过高发给个人，就用各种名义把它花掉，如以出国考察之名进行免费旅游，限额消费，甚至进行私分；三是一些下级单位，为迎合上级，就设法满足上级这种欲望，做得冠冕堂皇，无任何纰漏可击；四是以小单位的利益而损大公；五是发现问题不好治罪，因他是为单位的利益，而没有进入私囊；六是所有这些制度外的收入均不纳税，每年流失多少无法统计，等等。对这些制度外收入大家都心知肚明，责任管理者也从中获利，形成无人揭发，无人制止，无人问津，大家都心照不宣的坐享其成，形成一种无法制度。这样各单位就把创收作为追求的目标，使一些清水衙门的水也浑了。这种腐蚀作用非常普遍，下至乡政府，上至国家领导机关，范围很广，党、政、军、警，监察、法院、监狱等，无所不包，凡吃皇粮的，不论是公务员，还是事业单位，不论是在职的、还是离职的都人人多少有份。如果领导上认为公务员的工资低，可以光明正大的提工资，不应让各单位在制度外私筹资金，进行机关补贴，既形成苦乐不均，又为腐败大开方便之门，造成严重后果，应该赶快制止，使其不再蔓延和继续。

（二）应尽快使一些制度完善

应当肯定，我国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制定的许多制度和政策是正确的，对促进改革开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获得重大成就。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它的不足和不完善之处。

（1）制度不配套，有的方面滞后，使腐败有机可乘。最近揭发上海和湖南郴州市的社保基金大案，就表明改革的制度不配套。对社保基金的管理，虽然改掉了中央的“五龙治水”，但没有建立起一套完善有效的管理制度，实际上归各级地方党的一把手管，无人监督，就容易出问题。

现代社会的组织有三大支柱，一是政府，一是市场，一是社会组织（NGO）。三者互相分工，相互联系，组成一个有机整体，推动社会正常运行。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包揽一切，既代替市场，又管社会，结果管不了，也管不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市场从政府中分离出来，依据市场原则进行运行，取得很好成就。而对社会组织，政府还基本没有放手，有许多还在政府管辖之下，就容易出问题。对社保基金的管理本来应有一套完善的制度，应有一个独立社会机构来管，政府进行监督，就可避免上海、郴州问题的发生。现在是各级领导者都重视市场建设，而忽视社会机构的建立，许多中介机构，不是没有，或者是半官方组织，不能独立、公正、客观的来发挥作用，还不是一个独立、自治的机构，这就表明制度不健全，社会在运行中会出现半身不遂，使腐败有机可乘。

（2）一些制度“破”的彻底，而“立”的不够，会使腐败容易滋生。对教育制度、医疗制度、住房制度的改革都是必要的，破除了供给制度的弊端，提高效益。但在旧的制度破除之后，而新的制度立的不够，结果形成了以创收为目的的弊病，出现了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形成新的三座大山，群众怨声载道。这些问题的出现，一是新的、有效的管理制度没有形成，或不完善，或者有制度没有严格监督执行，形成虚设。二是市场不是万能的，也需要政府管理，特别一些公益事业，其改革是为了克服平均主义，引进竞争，提高效率。如果制度不完善，管理不到位，完全交给市场，就会把国家的包袱转嫁到群众头上，一些人或单位会混水摸鱼，从中获利，产生腐败，这样就事与愿违，改革是不会成功的。

最近国务院八部委联合发文，要求对北方城镇居民供暖进行改革，必须在今年冬季到来之前落实改革措施，如不能落实者，必须在今年9月份前以报告形式向中央说明理由。看来，这比公车改革的决心大的多。本来将原来的“单位包费，福利供热”向“用热商品化，供热社会化”转变，这对于提高供热效益，节约能源，降低消耗，减少污染，是有意义的。如果政策考虑的不周严，会适得其反。这一制度改革所引起每家每户的管道改造，装阀门、买计热表等等费用，增加群众多少负担。按国家有关部门规定，改革后的供暖费，单位负担80％，各户要负担20％，这一项又增加了群众的负担。而那些没有单位的，以及下岗失业人员，谁来补80％。东北已经改革的地区，群众普遍反映：室内温度降低了，家庭开支增加了。许多居民关闭阀门，又用火炉取暖。这样做反而增加了资源耗费，加大了污染，加重群众负担，政府受埋怨，只有企业获利。应注意到：商品化是一视同仁的，不能照顾困难户，对富人是“锦上添花”，对困难群体是“雪上加霜”，政府的责任应该“雪中送炭”，扶持弱势群体，而不是放手不管。否则这种改革就会失败，引起群众不满，所带来的后果不亚于经济上的腐败。

所以，在改革中“破”和“立”必须统一起来，建立新制度从某些方面讲，可能比破旧制度还难。旧的破了，新制度没有建立或者不完善，就不能避免腐败现象的产生。

（3）一些制度单项看是成功的，而综合看来就会产生腐败。从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城市建设取得重大成就，有的已达到现代化。可是这其中也隐藏腐败。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对楼、堂、馆、所的建设都有限制，而现在完全放开，全国各地党、政、军、社会团体，以及事业单位的办公大楼，越盖规模越大，越盖档次越高，越盖越豪华，广场有许多已超过天安门广场。形成横向攀比，纵向上行下效，最典型的是媒体曝光的郑州市一个区盖的办公大楼如同美国总统办公、居住的白宫一样。一个进行干部培训的学校，用绿琉璃瓦、大理石盖了两座高级楼，他们学校自己人嘲笑地说：“远看像座庙，近看是××，没有和尚和老道，腐败分子在深造。”这还不够讽刺吗？过去在清朝，一些王公贵族的住宅建筑都有标准，超过者即为犯法。现在各地盖办公大楼的钱都是用农民的土地换来的，应想一想，失地农民的困难。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对不同级别的办公大楼也有一个制度规定，应反对豪华奢侈、追求享受，提倡艰苦朴素，勤俭节约。

（4）有一些制度没有与时俱进，腐败也会应运而生。有人说：政府的公车、出国、宴请三项费用年耗9000亿元，如果属实，这也是腐败。其中公车弊端人人皆知，但改革迟迟不动，为什么涉及到官员的改革这么难。离退休领导干部保留公车，这在当时是对的，退下来待遇不变，能减少干部制度改革的阻力。另外，当时退下的这些干部基本上都是一些老同志，在职时薪水很低，对他们有些照顾也是应该的。但现在不同了，退下来的已经是比较年轻的干部，他们在职时收入不少，却和原来的老同志享受同样待遇，这就不合理，能否采取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特别是那些曾担任国有大企业的领导者，在位时享受企业的高薪，退下后又享受政府的部长级待遇，这是非常不合理的。这就说明，一些制度也应与时俱进，应不断改进不断完善，才有利于减少腐败现象。

（5）执法不公是产生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现象，如权钱交易，以权谋私、行贿受贿、乱罚款、乱摊派等等，所造成的腐败不言而喻。这些都是明知故犯，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这种组织腐败比经济上犯罪危害还大，因为它所腐蚀的是组织神经，会使整个机体麻痹和瘫痪。

（三）应赶快纠正执法中的不公之风

应该赶快纠正 一些政府官员在执行政策时以权谋私，把执法与创收结合起来的腐败现象。

（1）、政府官员要有一个正确定位，即自己不是群众头上的官员或老爷，而是为纳税人服务的公务员，因为自己的薪俸是纳税人提供的。我们现在许多官员在口头上讲为人民服务，其骨子里我是长官，一切都应当听我的，否则就用手中权来处理，不能和群众站在一起。这是一种腐朽思想，会脱离群众，导致党群对立。

（2）、在政策的制定和制度的完善上，不能完全由主管部门说了算，应由各级人大来主持，广泛举行听证会，由人大通过，政府执行。这样就能避免制度的不完善或偏颇。

（3）、对官员的监督要有一个定位。对官员的监督应以群众监督为主，上级监督为辅。2006年中央加大了反腐败的力度，揭发出几个高级干部的大案，群众拍手称快，但感到不足。他们说：“中央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中纪委监督太晚，群众监督太难。”道出了群众要求监督的心声。如果能发动群众监督，就不会出现云南某县花了47万元用油漆去绿化一个荒山头，来蒙骗上级检查的荒唐事。没有群众监督是一种典型的腐朽。

（4）、如何加快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进度，这在当前来说是最重要的。各级人大是民意机构，如何发挥人大监督政府及其官员的作用，是目前当务之急。一是人大代表应减少政府官员的比例，因为自己当代表无法监督自己。二是人大代表应当专职化，才有利于发挥监督的作用。三是人大代表要真正代表民意，能起到群众无法起到的作用。

（5）应发挥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一些媒体在有利于舆论导向的前提下，应有较大的自由报道的空间，这对腐败是一种威慑力量。

总之：制度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应严肃对待。应确认制度建设是反腐之本，治罪腐败是反腐之末。因为好制度能使坏人变好，坏制度能使好人变坏；制度执行的好，使坏人无机可乘，执行的不好，就自我打开腐败之门；上级遵守制度是根本：腐败虽然在下边，但根子在上面，不能正己，焉能正人。如在拨付经费时留有缺口，允许下边自筹，等于自我打开防腐的篱笆。应该提倡廉洁光荣，腐败可耻的道德观，在每一个人的心灵中筑建一座反腐的长城，这应成为我们追求的最高境界。

（二○○七年二月于阳春光华家园）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7年第11期 从国际透明指数排行榜说起　作者：李　凌

1993年，在德国柏林成立了“国际透明组织”（Transparency Intemational简称透明国际或TI）。这是一个非政府、非营利的民间组织。它以推动国际和各国的反腐败活动为宗旨，它成立以来，多次主持或参加国际和地区性的反腐败会议，出版了大量有关反腐败的出版物，每年发布一期“世界廉洁排行榜”（亦称世界腐败排行榜）。

透明国际立场中立，不依附于任何国家、任何政治党派，它所做的反腐败报告的目的是提高全世界对腐败的危害性的认识，交流经验，促使各国采取反腐败的政策和措施。透明国际是目前公认的研究反腐败问题比较全面、比较权威的国际机构，透明国际根据各国商人、学者以及分析人员对各国腐败情况的观察和感想作出评估，其数据是从国际重要的研究报告，如号称世界权威的“盖洛普”、“政治与经济风险组织”、“世界经济论坛”等机构的调查报告中，提取有关各国的腐败程度和数据，再综合起来作出评估，给出分数，作为清廉指数（或称腐败指数），采取10分制：10分为最高分，表示最清廉，0分为最腐败，8.0—10分之间为比较清廉，5.0—8.0分之间为轻度腐败，2.5—5.0分之间为腐败比较严重，0—2.5分为极端腐败，廉洁排行榜有很大的国际声誉，在世界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下面是透明国际近几年对全世界若干国家（地区）的清廉排行榜，顺序按清廉指数排列，括号内的数字表明清廉指数得分。

1997年对50个国家（地区）的廉洁排行榜择述如下：1、丹麦（9.94）；2、芬兰（9.48）；3、瑞典（9.35）；4、新西兰（9.23）；5、加拿大（9.10）；6、荷兰（9.03）；7、挪威（8.92）；8、澳大利亚（8.86）；9、新加坡（8.66）；10、卢森堡（8.61）；11、瑞士（8.61）；12、.爱尔兰（8.28）；13、德国（8.23）；14、英国（8.22）；15、以色列（7.97）；16、美国（7.61）；17、奥地利（7.61）；18、（中国）香港（7.28）；19、葡萄牙（6.97）；20、法国（6.66）；……40、中国（2.88）；……50、尼日利亚（1.76）。

在以上50个国家（地区）中，中国排名第40，得分为2.88，属于腐败比较严重的国家行列。

其它几年，透明国际给中国打分为：1995年2.16；1996年，2.43；1998年，3.80。

2003年，对133个国家（地区）的廉洁排行榜择述如下：1、芬兰（9.70）；2、冰岛（9.60）；3丹麦（9.50）；4、新西兰（9.50）；5、新加坡（9.40）；6、瑞典（9.30）；7、荷兰（8.90）；8、澳大利亚（8.86）；9、挪威（8.80）；10、瑞士（8.80）……66、中国（3.40）……132、尼日利亚（1.40）；133、孟加拉国（1.30）。

在133个国家（地区）中，中国排名第66，得分3.40分。

2004年，146个国家（地区）的廉洁榜为：1、芬兰（9.70）；2、新西兰（9.60）；3、丹麦（9.50）和冰岛（9.50）；5、新加坡（9.30）；6、瑞典（9.20）；7、瑞士（9.10）；8、挪威（8.90）；9、澳大利亚（8.80）；10、荷兰（8.70）……71、中国（3.40）……145、孟加拉国（1.50）；146、海地（1.50）。

在146个国家中，中国排行第71，得分3.40分。

据《参考消息》2006年11月6日报道，透明国际公布了2006年的世界廉洁排行榜，顺序如下：1、新西兰；2、芬兰；3、冰岛；……5、新加坡；……15、香港；……17、日本；……26、澳门；……42、韩国；……（以上是全文照录，不知为什么，没有看到中国大陆的位置，有人猜测可能是因为排行太靠后，所以被编辑删去了）。

从以上排行榜中，我们可以看到，排在廉洁排行榜前面的都是由信奉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长期执政的国家，这些政党的名称各不相同，有的叫社会民主党，有的叫民主社会党，有的叫社会党，有的叫工党等等。它们的政纲和效果也不尽相同。但大体上都主张：1、通过民主选举进入议会参政、执政；2、实行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混合经济；3、对高收入者实行高税收；4、对全国国民实行高福利。实践证明，实行这些政策的国家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水平比较高，公民的人权自由也有保障。当然，实行这些政策也有问题，高税收使资本和某些特殊技能的人才外流，企业的产品成本高在国际市场上价格较高缺乏竞争力。因而，主张实行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有时也会被选下去，但即使比较保守的政党上台执政，也不敢对一些福利政策作大幅度修改，否则就会在下次选举中下台。信奉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也会根据形势和选民的意愿适当修改自己的政纲，因而重新获得选民的信任，重新执政。这些已经是广为人知的了，下面重点说一下长期位居世界廉洁排行榜前列并高居亚洲廉洁榜首的新加坡。

二、新加坡也是实行民主社会主义的国家

长期在新加坡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在1954年成立时曾名为社会民主主义党，并于1966年参加社会党国际。该党领袖李光耀曾多次出席社会党国际会议，1976年才退出。

李光耀称自己是个社会主义者。对他来说，社会主义意味着社会公平，缩小社会差距，人民都有较好的生活，自由与和平。人民行动党执政的理念是建立一个民主社会主义的新加坡，在经济上，它主张实行混合经济即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经济模式来发展生产力，以造福人民，它的政策向弱势群体倾斜，因而有人称之为“平民社会主义”。

在政治上，新加坡基本上采取英国议会民主制，即通过多党民主选举，由在议会上占多数议席的政党执政。由于人民行动党多年以来政绩显著，政府高效廉洁，每次选举都获得多数议席，因而连年执政。

新加坡面积狭小资源贫乏，连粮食和水都要靠马来西亚供给，上世纪四十年代，在日军占领期间，又被日本残酷掠夺，五十年代人民生活十分贫困，失业率高，乞丐遍地，住房拥挤。针对这种情况，在竞选时人民行动党承诺，如果执政，将努力发展经济，解决失业问题和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该党执政后就为实现这承诺而奋斗，他们深知，如果执政后违反承诺就会被选民抛弃。

从1959年起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新加坡的经济迅速发展，现在已成为东南亚地区的重要金融中心、运输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人均GDP从1965年的410美元提高到1995年的2.4万美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冠，全世界第9，失业率从1999年的4.6%下降到2001年3.4%。

新加坡政府很重视居民的福利，对教育投入大量资金。1980年教育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14.6%，1993年提高到22.3%。政府还建立了医疗保护基金和教育保护基金制度，帮助贫困户支付医疗费用和贫困家庭子女入学。政府还制定了“工业赔偿法”，该法规定，所有雇主必须为其所雇佣的从事体力劳动的雇员和月收入在1200新元以下的非体力劳动雇员缴纳工业灾害保障金，因工受伤和永远失去劳动力的职工获得赔偿。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新加坡建立的中央公积金制和为低收入户建设了大量的“组屋”，实现了“居者有其屋”的理想。

中央公积金制度规定，每个领工资的雇员(包括政府机关的公务员和国营企业、私人企业的职工)必须从每月工资中提出约20%的份额参加公积金。每个雇主(包括政府机关、国营企业、私营企业)必须为其所有雇员提供相同数目的金钱作为该雇员的公积金(这和北欧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的高税收相似)。两者相加，即每个雇员除每月领取的工资外，另有约相当于本人工资的40%的公积金储蓄，这笔钱由国家统一管理，但属于雇员所有，不过平时不能用，只能用于本人的医疗费，子女教育费，购“组屋”费以及养老。

通过这种制度国家掌握了大量公积金，1998年达到720亿新元，相当于当年GDP的46%。政府用这笔资金遏制通货膨胀：为建屋局提供资金并为贫困户购买“组屋”提供长期低息贷款，利息比银行还低，偿还期长达25年。

政府通过有关征用土地的法律，并建立建屋局专门负责有关建“组屋”的事项，该局经费由政府拨给，不以盈利为目的，初期为适应广大贫困户和单身汉的需要，大量建造25—80平米的小套间，以后由于经济发达，人民收入普遍增加，就逐渐不再建小套间，而主要建每套120平米以上的设备齐全的居室。由“雪中送炭”到“锦上添花”。

如公务员因贪污犯罪，他的公积金全部被取消，因此这种制度对遏制贪污也起到积极作用。

通过几十年的努力，新加坡人的居住状况已得到根本的改善，98%以上的居民已解决住房的问题，人均面积达到25平米。据调查，一般职工的月收入平均为2000新元，每月公积金储蓄为40%即800新元，如工龄为40年，该职工的公积金达38万新元，加上利息、公债等共约为50万新元，购买120平米的房子约需10万新元，足够了(注：1新元约相当于人民币5元)。

三、它们是怎样成为廉洁国家的

上述位居世界廉洁榜前列的国家所采取的肃贪的具体措施虽有所不同，但有些基本原则是相同的，因而都取得良好的效果。

总的精神是：透明度高，公民具有作为社会评价的充分知情权，有自由的舆论监督，使各级官员很难暗箱作业；另外，建立了强大的监督力量，监督者的权力独立于被监督者之外，其权力甚至比被监督者的权力更高，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以权力制约权力，实行有效的监督。

现综合这些国家在廉政建设上的特点，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一、对政府的公务员有严格的廉政要求，如必须定期公开申报本人及配偶、直系亲属的财产情况，包括动产、不动产、贵重首饰、银行存款、股票、股息、证券、版税等收入，并随时接受有关部门的查询。新加坡还规定公务员不得购买与本单位有业务关系的公司的股票，不得经商，不得接受礼品，只能接受没有商品价值的纪念品，如果有商品价值的纪念品推辞不掉，收下后必须向上级报告，按价付款，如自己不买，则上交国库；不得接受任何形式的贿赂或变相贿赂；不得进入酒吧、歌舞厅、红灯区等等。这些规定都向公众公开，以利公众监督。

二、政务公开，如连年高居廉洁排行榜一、二位的芬兰，法律规定：除有关国防、外交、情报机密外，各级议会和政府各部门的政务、财政收支、政策、法令、档案和法院审判记录文件，以及各级公务员的岗位职责和公民的各种权利义务等等一律公开，对社会透明。这些措施都是必要的。因为他们知道，即使内部的文件规定得再严格，但不让群众知道，就剥夺了公民作为评价的知情权，官员们就可以暗箱作业，群众对违法事件也无从知道，无法举报，无从监督。

三、建立了新闻法、出版法等法律，因而，有公开的舆论监督，各种报纸、杂志、电视等新闻媒体只忠于事实，只服从法律，出版前不受检查，对包括执政党在内的任何政党的领袖、任何高官（及其亲属）如有渎职或其它违法行为，传媒都可以自由揭露，或提出质疑。当然，被揭露被质疑的人如认为自己没有问题，也可以公开申辩，说明事实真相，取得公众的谅解，还自己以清白。另一方面，如媒体或公众认为仍有嫌疑，也可以继续揭露或质疑，或在国会上对有关官员进行质询。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官员及其家属的任何违法行为都很难长期隐瞒，一旦被揭露，轻者下台，重者身败名裂，甚至可能使该官员所在的执政党被选民抛弃（类似案例，我们近十多年从媒体中知道很多，不必再一一列举）。这些国家和地区，不是没有贪污丑闻，但因为有这一套公开的自由的舆论监督机制存在，丑闻很容易被揭露。因此，即使是执政党的领袖和高官，在作出决策时不能不谨慎从事，对自己及家人的言行，不得不进行自我约束。

四、选民和自己选出的本区的议员之间有着直接的密切的联系。如选民发现某政党的某高官有不法行为，可以向议员提出，议员是专职议员，经过调查认定后，他即可对该官员提出质询、弹劾和法律诉讼。

五、有坚强的、独立的监督和反贪机构。如丹麦议会设有大法官，专门代表议会监督各部门的官员，大法官由各党议员组成的议会选举产生，议会为大法官的活动制定规则；但在大法官行使职权时，议会也不得干涉；大法官的权力大于执政党的总理和大臣，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监督。

芬兰的议会督察员和政府司法总监是国家和政府机构中的最高监督官，一般由著名法学家担任，他们的主要职责是依法监督总统、内阁成员以及政府高官是否遵守法律、是否履行职责。

四、对我国的启示

以上国家的有关反腐倡廉措施值得我们借鉴。但有的同志可能认为，自由的舆论监督、提高透明度、政务公开、公布官员们的财产等等，只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情特殊，不能采用，这使我想起邓小平同志的“猫论”。

1962年，正当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被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被严厉批判的时候，邓小平同志说：“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生产关系上不能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就是有些包产到户的，要使他们合法化。”1992年小平进一步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是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正是这个有名的“三个有利于”的伟大理论，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人们从害怕姓“资”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在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的主导下，敢于放手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各种非公有经济，促使我国的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我国目前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贪污腐败依然十分严重，使国家遭到重大损失，使党的形象受到重大损害，成为人民群众最为痛恨的大问题。我们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反腐败，为此，我们有必要重温“猫论”，进一步解放思想，打破姓“资”和姓“社”的思想禁锢，不管是哪个国家（地区）的、凡是经过实践证明能够有效地遏制腐败的措施，都应借鉴，结合实际合理采用。

60多年前，在著名的“窑中对”中，毛泽东对黄炎培说：“我们已找到了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说：“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

按照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这些意见来分析，前面所提到的居于世界“廉洁排行榜”前列的国家（地区）所采取的肃贪手段，其实都是对官员们进行有效监督的措施，是人类政治文明建设的共同结晶。其中有许多应该加以吸收，成为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清廉国家的必要举措。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7年第11期 问题在权不在色　作者：肖　荻

西谚有云“上帝欲其灭亡，必先令其疯狂”。如今，一些巨贪在走上断头台前如疯似狂地包二奶，而且出了一批又一批，成为贪腐活动里既血腥又刺目的一个焦点。

据报道，贪官包二奶北京达95%，广州、深圳、东莞则100%。成克杰与情妇李红，相互勾结狂贪被处决。胡长青坐飞机幽会情妇，内幕暴露吃枪子儿。厦门海关原关长杨前线为讨二奶周兵一笑，触犯刑律掉脑袋。包二奶的下场如此惨烈，够上“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喻世明言”了吧？岂知，“三言”后面还有“二拍”。令人一再拍案惊奇的是，刑场子弹的爆炸声，对蠹虫硕鼠们竟似清风过耳。最近济南人大常委原主任段义和，愣是指使其帮凶把年轻貌美、索要无度的情妇柳海平炸成两节！日前已被处死刑。天津原政协主席宋平顺其下场就更干脆，自杀身亡。或曰，这些水平超众、职权赫赫的高官怎么搞的？难道真像“玉堂春”里红蓝袍挖苦王金龙时说的“黄楝树下抚瑶琴，望乡台上栽牡丹”——“临死还要贪花”吗？他们也太色狼了吧？

应该说，这些高官不像社会上那些色狼、淫棍那么下三烂。他们道貌岸然、四轮生风，出将入相时不是主席台，就是前三排，讲话出口成章，很是威风八面。而且，此前他们在某些节骨眼儿上还真能耍把两下子，不然怎么会步步高升呢？但，问题就出在这个“高升”上。在他们初出茅庐，还是穷小子、小人物那阵儿，倒也筚路蓝缕，艰苦奋斗，与糟糠之妻相濡以沫，一家子窝头咸菜其乐融融，借给他个胆子也不敢胡来。后来某伯乐看打了眼，认为这厮还行，一提再提，青云直上，权力和欲望就一起蒸腾起来了。原来，权力这东西是把双刃剑，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它既可助人为善，也能诱人作恶，特别是当权力缺乏监督的时候，有些人便会无限度地自我膨胀，直至在他的权力领地上要当土皇上。于是，演绎了一万遍的“绝对权力产生绝对腐败”，就再演一回。“当年皇帝三宫六院，我何不左拥右抱？”于是，放纵自我、权色交易，一发而不可收拾。搞二奶越多越好，赏二奶出手逾万，“肥肉”项目都批给情妇，顷刻间成为亿万富翁……贪财贪色互为促进，放浪形骸，欲壑难填，把公共权力异化为他的万宝囊和淫乐宫。由此可见，包二奶之风越刮越猛，并非是官员中横空出世跳出一批色狼，关键还是出在权力缺乏监督，人变坏了。近日报刊上有的猛炒贪官包二奶之类的桃色纪实文章，把勾搭成奸写得浓艳煽情。如写黑龙江女巨贪韩桂芝如何到宾馆诱惑上级，头一次如何、二一次如何、第三次如何、终于使该领导意马心猿、韩桂芝投怀送抱，细节不厌其详，犹如现代版的“挑帘裁衣”。有人还把包二奶的贪官评出“十大冠军”，曰“数量奖”、“青春奖”、“管理奖”等等。以上这些，茶余酒后加以调侃或宣泄愤懑，是可以理解的，但若把贪官包二奶均看作问题出在色欲与色诱，把笔墨仅仅放在卿卿我我、打情骂俏的床头戏上，这就模糊了焦点。贪官包二奶，无论多么鸳鸯蝴蝶、多么丑态百出，其根源在于专权而又缺乏监督，这是百病之根。众多事实证明，此弊不除，好人会变坏、坏人会更坏。贪官之所以割了一茬又出一茬，下一茬比上一茬还疯狂，原因就在于权力太集中而又缺监督，使人性中的黑暗面如苗中之莠，疯长不已，刀枪不入，肆无忌惮。期待这些病入膏肓者忽而良心发现、回头是岸，是不可能的，唯一有效的办法是从制度上、结构上分散权力、有效监督，把监督变成富有威慑力的真刀实砍。

举目四望，对权色交易的整治，在人类文明中不乏借鉴。在我国，越是高层人物，生活腐化往往被“保密”、被“宽容”，媒体上休想见到批评，小道消息被批为“造谣”，顶多被雅称为“游龙戏凤”，小小老百姓出事则叫“流氓活动”。在法律面前不能人人平等。老外则相反，普通人红杏出墙是小事一段，但公共人物不能肆无忌惮，尤其公共权力不能滥用。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搞莱温斯基，媒体、在野党、独立检察官和媒体毫不客气追究到底，但，只作公开痛批；前世界银行总裁沃尔福维茨滥用权力给女友加薪，则痛批加下台。因为他利用公共权力谋私了。以色列前总统卡察夫搞性骚扰，并有铁证，下台！因为纵容高官胡来，等于政权威信的自杀。香港前广播处处长朱培庆欢场猎艳被曝光，谢罪下台！对官员劣行强有力的舆论监督和行政制裁，并非他们如何爱惜羽毛、不伤风化，而是其巩固执政力的一种阀门。我们这里一个小小的江苏省原建设厅长徐其耀，直到二奶搞了146个才犯事，他也太“不辞辛苦”啦，咱们的各种监督，也太迟钝、太颟顸、太软弱啦！是不知情呢，还是“为尊者讳”呢？由此可以推论，还有多少“权色交易”仍在“保密运行”中呢！这不是自我丧失公信力、自我削弱执行力，又是什么呢？如何从根本上兴利除弊、革除这一顽症，不值得我们深入反思吗？

2007年第11期 江苏清查“五一六”冤案　作者：潘祝平

“文化大革命”期间，说是北京出现了一个“5·16”组织，被认定为反革命阴谋集团。北京的“5·16”组织，究竟是怎么回事？该不该在全国搞清查？笔者不明真情，不便评论。

就江苏来说，并不存在“5·16”组织。然而自1970年4月起，江苏却掀起了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清查“5·16”运动，1971年形成高潮，历时三年多，打击面之宽，手段之狠，前所未有。酿成了建国以来江苏涉及人数最多的一起冤假错案。

十三万人被打成“5·16”

当时江苏主要领导人认为，“5·16”组织在江苏已遍布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具有群众性、隐蔽性、顽固性、欺骗性，十分反动，十分危险。根据这一判断，全省作出了“破口、围点、扫面、深挖”的清查部署，打了一场全歼“5·16”的人民战争。

很快在省地市县各级，设立了由军队“支左”人员组成的权力很大的第二专案办公室（南京称“320”办公室），简称“二办”，统管清查工作，有权拘留、逮捕、关押、审讯“5·16”涉案人员。省“二办”还设立了关押“5·16”要犯的看守所，并从部队调来一个连负责看押警戒。各级“二办”皆由党的一、二名主要领导人，避开党委集体单线领导。受兼任江苏省党政“一把手”的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委托，省“二办”由主持省委日常工作的“支左”大员吴大胜独管。这起冤假错案，“二办”虽非罪魁祸首，但充当了冷酷无情的打手。

江苏清查“5·16”涉及范围很广，造成打击面严重失控。“文革”中的群众组织，被视为“5·16”极易进入的黑窝，其成员大都成了清查对象。这些群众组织在“文革”中都犯有各种不同程度的错误，有些还犯有打砸抢和参与派性武斗的严重错误，但其成员的绝大多数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却当成敌我矛盾从中打出了成批“5·16”。少数坏头头有罪行应依法惩处，但与“5·16”并非一回事。此外，原地方党政机关及其它机构，在“文革”中被称为“旧机关”，其工作人员被视为“旧人员”。认为这些“旧人员”中有不少人对“文革”、军队“支左”、军管等，有抵触不满甚至反对情绪，易与“5·16”气味相投，也成了清查对象。这些“旧人员”中的原各级地方领导干部，成了清查重点，尤其是被打成“走资派”、“三反分子”、“叛徒”、“特务”、“假党员”的领导干部，往往被当作“5·16”的黑后台、黑顾问深挖。有不少领导干部已经“三结合”进入各级革委会也不能幸免。省“二办”为了深挖全歼“5·16”，还列出31个问题，不管有未填表参加“5·16”组织，只要沾上其中一条，都要戴上“5·16”帽子。

1970年4月清查开始后，省“二办”就曾扬言，江苏不挖出十几万“5·16”说不过去。1975年彭冲主持省委工作后，当年5月3日省委调查研究组的调查报告透露，江苏在三年多清查中，果然有13万多人被打成“5·16”分子，其中南京市就有2万多。据当时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从各地市县法院收集的信息，在清查“5·16”中全省共死亡2000多人，伤残人数更多。仅以溧水县和滨海县为例便可说明。溧水县死亡36人，被严刑拷打重伤100多人；滨海县死亡18人，伤残60多人。

南京大学成为清查“5·16”的突破口

南大被认为是“5·16”敌情最严重的单位。1970年4月开始清查时，首先将南大作为突破口，吴大胜亲自直管，派省党的核心小组（当时省委尚未恢复）成员迟明堂蹲点，要求造出声势，搞出经验，推动全省。

南大经过四个多月的清查深挖，关押“5·16”分子108人，点名“5·16”248人，挂上“大名单”的“5·16”嫌疑分子1154人，共有1560人卷入了“5·16”漩涡。其中有21人跳楼、自缢、卧轨自杀身亡。

南大为何能在较短时间内打出成批“5·16”？虽然也搞“政策攻心”，但主要靠所谓“军事压力”，大搞逼供信。连续战斗几昼夜（最多13个昼夜）攻下“顽固堡垒”，通宵达旦取胜于拂晓，宽严大会上戴手铐，小分队滥用十几种体罚等等，主要靠这些手段逼出“5·16”，也逼出了人命。一位吃尽苦头的受害者事后谈及当时的处境是，“站不完的队，受不完的罪，写不完的交待，流不完的泪”。南大大搞逼供信经验，在全省流毒很广。

南大作为突破口，不仅在教职员工学生中打出了成批“5·16”，而且揭出了地方领导干部和军队领导干部的“5·16”问题。这两点突破非同寻常。

在南大蹲点的迟明堂，是一位“三八式”的地方领导干部。南大被打成“5·16”的一位中层干部对其泄愤检举后，迟明堂也被打成了“5·16”。1971年2月靠边审查，1971年10月隔离审查，不久被武装押解投进监狱。这一突破为日后成批地方领导干部打成“5·16”开了先例。省“二办”奉命抓紧对全省地市厅局级以上地方领导干部进行排队摸底，排出了一批涉嫌“5·16”问题的对象。在省级领导干部中占72%，厅局级领导干部中占38%，十五个地市领导干部中占41%，地市一把手中占69%。以此为依据加紧了对各级地方领导干部的迫害。

在江苏“支左”的军级要员吴大胜等三人，也被南大一位“5·16”骨干泄愤检举。虽未能触动吴大胜，但另两位“支左”要员，一位被无端怀疑，一位被蒙冤审查。此后省“二办”奉命大整军内涉嫌“5·16”问题的干部材料。据1975年5月3日省委调查研究组的调查报告，在查获的省“二办“秘密档案中发现，被整理材料的军内干部有298名，其中军级以上干部84名，仅南京军区机关的军级领导干部就有11名。此举大大超越了江苏的范围，也大大超越了吴大胜的职权范围，经何权威授命？想必大有来头。

省五七干校变成集中审查关押“5·16”的营地

江苏清查“5·16”，在南大突破后，省级机关首当其冲。当时省级机关连同省五·七干校共5000人左右。清查“5·16”在两部分人员中进行。一部分是省革委会机关及所属各部门各单位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留守人员”，另一部分是进入省五·七干校的“脱产人员”。1971年干校的人数占省级机关干部的60%以上，因此干校承担了省级机关清查“5·16”的重任。

在省级机关“留守人员”中清查“5·16”的高潮在1971年。经过“春季攻势”，到1971年6月，被打成“5·16”的占33.4%。其中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占55.5%，处级干部占42%，一般干部占30%。为了扩大战果，不久又发动“秋季攻势”，到1971年11月，挂上“大名单”的“5·16”嫌疑分子多达2400余人，连同已经打成“5·16”的，竟占省级机关干部总数的70%以上。

省革委会常委成了清查的重中之重，45人中有25人打成“5·16”，其中有8名军队“支左”干部。其余除吴大胜、杨广立、蒋科三位“支左”领导人外，都挂上了大名单，作为“5·16”嫌疑分子“背靠背”审查。省革委会领导人之一的彭冲竟也挂上了“大名单”。

“二办”认为省农业局的班子是“5·16”搭起来的，把所有“留守人员”关在机关内43天搞深挖。有一位同志爱人难产、岳父生病，不但拒绝其请假，还要狠批“资产阶级人性论”。外面来人联系工作，除派人监视一楼值班室，还在三楼放望哨监视传达室。宜兴一位同志来联系毛竹问题，疑为“5·16”同伙关了半天。水科所一位下放干部来找局领导，也疑为“5·16”同伙关了两天，勒令交待问题，最后要当地派人领了回去。消息传开后，好几个月谁也不敢来省农业局。

省农业局64名“留守人员”，有39人打成“5·16”。打成“5·16”的局领导占60%，处室负责人占62%，党支部委员占80%，党员占64%，党支部几乎成了“5·16”支部。

省科技局被视为“5·16”的黑据点，“二办”认为科研单位是“5·16”的重点。1000多人的直属科研单位，打成“5·16”关押100多人，逼死5人，挂上“大名单”的“5·16”嫌疑分子400多人。有的科研单位100%的科以上干部和80%的一般人员都打成了“5·16”。

省科技局在清查“5·16”最紧张时，直属科研单位的工作几乎全部停顿。1972年的一个重大科研项目大面积集成电路新工艺，组织了科研所、高校和工厂的科技人员三结合试制队伍，经过一年多努力，就在科技成果快拿到手的关键时刻，南京大学、南京工学院参加科研的师生，奉命回校参加深挖“5·16”，科研课题中途而废，使200多人辛勤劳动，投资500多万元试制出来的设备束之高阁。

省五七干校，1971年有3000多人，除原在干校搞“斗批改”未分配的1000多人外，其余是在清查“5·16”开始后陆续进来的。1971年4月，已在省革委工作的100多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被点名为“5·16”后首批送进干校审查，到1971年底已增加至200多。首批进干校的省革委会常委、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老红军朱辉等10多位老同志，都是从办公室被“请”走的，回家取衣物也不允许。其他涉嫌“5·16”问题的干部，也一批批被点名送进干校，有些是半夜破门从床上拉走的。已经下放在南京钢铁厂的60多名干部也被装上卡车押进干校，下放在外地的也一批批揪回干校。到1971年底，干校3000多人中，点名为“5·16”审查的有1600多人，挂上“大名单”的还有400多人。其中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被点名审查的占80%以上。干校已变成集中审查关押“5·16”的营地。

在干校各处墙头和宣传栏上，仇视“5·16”、批臭“5·16”、深挖“5·16”、全歼“5·16”的标语口号随处可见，到处呈现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在干校被审查的对象一律与他人隔离。按南大“通宵达旦取胜于拂晓”的经验，不分昼夜的车轮战成了惯用手段，罚站10多小时（最长19小时）更是常见。不少受害者实在吃不消，被迫承认参加了“5·16”，却又遭来更大祸端，继续穷追猛打逼交“联络图”同伙，使清查形成了滚雪球。一时间干校出现了一种景象，干校内的“5·16”口供一批批送出去，干校外的“5·16”审查对象一批批送进来，清查的雪球越滚越大，“5·16”越滚越多。

为了做到“一个不漏、一网打尽”，干校还发动“以毒攻毒”，要被审查者检举揭发专案人员和小分队成员中的“5·16”。这就给被审查者泄愤检举的机会。以干校一大队为例，一名小分队长今天斗人，第二天进了密封室；一名大队核心小组成员，今天要“5·16”缴械投降，第二天办了他的学习班，要他缴械投降；大队的一名主要负责人也挂上了“大名单”，成了“5·16”嫌疑分子。“以毒攻毒”的结果，在干校引起了一场混战。

1971年下半年，干校多次召开宽严大会。9月份的一次宽严大会要宣布对几名“5·16”顽固分子从严处理。为大造声势，动员干校周边农村的部分干部群众参加。一些农民见会场周围有荷枪武装警戒，误以为干校要杀人。干校虽未杀人，但超越司法机关的职权，给从严处理者戴上手铐宣布法办。

清查“5·16”成为南京市头等大事

南京市被认定为“5·16”大本营，将清查“5·16”作为头等大事，与“一打三反”结合，全力以赴。三年多时间内，全市各条战线各个领域，从上到下先后组织了2万多人的清查“5·16”专案和小分队队伍，举办了各类揭批斗学习班3900多个、2万多期次，进入学习班的多达20多万人次，全市上下共召开坦白会、批斗会、宽严会等1200多场，收到举报材料2万多件。在1971年6月至10月，4个多月内就有5000多人打成“5·16”，其中骨干600多人。到1972年底，2万多人打成“5·16”，逼死300多人，仅市商业系统就有33人自杀身亡。

原市委市人委领导成员，除岳维藩、郑康二人外，都视为“5·16”黑后台，遭到批斗审查。原市委书记处书记刘中，在“文革”初期即因历史问题冤案被关押批斗开除党籍，清查“5·16”时又挂上钩。此时刘中身患癌症要求查病，却要刘中“先查思想后查病”，结果因延误治疗而早逝。原副市长房震戴上“5·16”黑后台帽子逼供未屈服，竟用酒灌醉，妄图房震“酒后吐真情”套取口供。原市级领导成员中一位女同志在学习班承受不了逼供信的折磨，被迫承认了“5·16”黑后台，仍不放过，直至逼交出300多名“5·16”组织网络后才罢休。

市级机关清查“5·16”，以最先清查的市公检法机关为例，便可知其激烈程度。一位在此主管清查工作的军队“支左”人员，事先即预言，市公检法机关的“5·16”有一个加强营。强攻的结果，南京市公安局正副局长、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副院长，全部打成“5·16”。处级干部除一名副处长外，无一幸免。600多干警，159人打成“5·16”，逼死4人，挂上“大名单”的“5·16”嫌疑分子400多人。市公检法机关几乎全军覆没。

其它市级机关清查“5·16”也相当激烈。市革委会机关450余人，至1971年底已有107人打成“5·16”，加上挂上“大名单”的200余人，也占70%左右。

南京市各系统的基层单位，清查“5·16”也搞得“轰轰烈烈”。如华东电子管厂在一个动员会上，就有几百人上台坦白交待“5·16”问题，并检举揭发别人，有的竟能一下子开出几十个“5·16”干部名单。结果全厂近半数的干部和职工都成了“5·16”。又如江南光学仪器厂，要求所有干部职工都要坦白交待和检举揭发“5·16”问题，人人都要过“5·16”关，搞得人人自危。很多干部职工稀里糊涂地成了“5·16”。

江苏其它地市清查“5·16”也不甘落后。以盐城地区为例。原地委常委13人，打成“5·16”的6人，挂上“大名单”的4人；中层干部84人，打成“5·16”的43人，占51%。地区公检法机关500余干警，打成“5·16”的327人，占65%。

江苏清查“5·16”的冤假错案，是十年浩劫的一部分，不应被遗忘。因史料不全，本文虽未能作全面回顾，但也可使读者从片断情况中得知江苏这场浩劫的部分真相。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7年第11期 贵州湄潭事件　作者：刘兴盛

1987年，笔者参加了《湄潭县志》的编纂工作。在查看史料时，阅读了“湄潭事件”发生的经过及历史面目。

当时湄潭县是由凤冈、余庆和湄潭三县合并而成的大县。全县总人口60.5万人，其中农业人口56.57万人。

事件主要发生在农村，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4月初，历时5个月之久，全县共饿死12.451万人。死亡人数占全县总人口的20%强，占农业人口的22%。事件中，全县死亡绝户达2938户，遗下的孤儿寡崽4737人，外出逃生的农民4737人。最为惨绝、目不忍睹的是出现了人吃人的事件。这场祸及全县农村的大灾难，史所罕见，骇人听闻。悲剧已经过去47年，如今旧事重提，痛定思痛，把真实历史整理出来，供大家借鉴。

（一）

事件前，全县农村经过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兵团作战、大办食堂等的反复折腾，早已民力疲惫，财力、物力空虚，几乎山穷水尽了。许多生产队除集体饲养的几头耕牛外，其它六畜濒临绝迹，森林严重被毁，广大农民的吃饭问题面临绝境。食堂以人定量，长期缺少油水，农民普遍吃不饱，以瓜菜相添。时间久了，对长期体力劳动的农民来说，实在吃不消。1959年粮食只收了3.22亿斤，比上年减少32.6%，其它农作物减产更为严重。然而，1958年大跃进中膨胀起来的浮夸风，不但未止息，反而变本加厉了。当时，湄潭县委主要负责人把全县粮食总产定为8.462亿斤，虚报5亿多斤。数字虽可观，没有粮食等于零。为了兑现8亿多斤总产，一场骇人听闻的反对瞒产私分和反盗窃运动的斗争，就在全县展开了。

（二）

1959年11月，湄潭县召开五级干部大会，布置开展反瞒产运动。会上首先动员号召各公社、管理区、生产大队和小队干部自报粮食产量。报得多的就表扬，准其先回家；报得少的就是瞒产，瞒产就是“反革命”，不准回家，必须重新报“实”产量。会上穷追硬逼，气氛十分紧张，一直要等报的产量与县领导事先框套的数字基本吻合才放过关。树为“红旗书记”的绥阳公社××，开始就称反出瞒产1200万公斤，县领导派出专车将该社开会的干部送回公社。回社后就布置假现场，先在粮食下面堆满乱草、秸秆、糠壳、石头等，上面从国仓中运去粮食盖起来，让人参观。1959年12月初，湄潭县先后组织数千基层干部到该社参观学习，由该社领导进行经验介绍，又让该社事先训练好的10名反瞒产“标兵”到全县各公社介绍反瞒产经验，大造声势。12月底，遵义地委又亲自在该社主持召开全地区反瞒产现场会议，介绍经验参观假现场。各公社回去后如法炮制，立即行动，在全县农村搞开了反瞒产私分的斗争。

全县农村停粮断炊以后，对长时间口粮标准低、瓜菜代，不见油荤的广大农民来说，真要命了，普遍浮肿，走路拄棍棒，东倒西歪。一些农民开始纷纷逃荒活命，更多的农民到处剥树皮、挖野菜来填肚子，时间长了就不行了，饿得连家门口都迈不出去，只有在家等死。1960年元、二月份死人最多，全县每天都有上千人死亡，许多农民全家死绝，床上地上摆满死尸。整个农村哀鸿遍野，饿殍满地，实在使人惨不忍睹，耳不忍闻，视者落泪，闻者伤心。

情况如此严重，并没有引起上级的重视，仍然一股劲地反瞒产，捉“鬼”拿粮，大喊大叫要坚决打退“资本主义”的猖狂进攻，彻底粉碎“富裕农民”的瞒产私分活动，把生产队干部当作集体瞒产私分的头子而横加折磨。各地成立搜查队、打虎队，闯进农民家里翻箱倒柜，没收财物。凡是能吃的东西全部收光，硬把群众置于死地，有的群众反抗，就遭毒打，有的被打伤致残，有的被活活打死。群众说：“国民党又回来了！”

有的群众不堪忍受饥饿之苦，到饭店抢饭吃，有的拦路抢东西吃，甚至偷宰耕牛，盗窃国家粮食。县委主要负责人不调查这一时期偷盗的原因，反而开展反盗窃运动。1960年元月，县里召开有关干部会议，布置反盗窃运动，开展大搜大捕，凡是平时犯有小偷小摸的人通通抓起来。在凤冈、余庆和义泉设立关押点，成立临时法庭，就地宣判，并采取先捕后批准，先出布告后判刑，判处10年以内徒刑由公社批准等违法行为。在下面设立“劳改队”、“教养队”，抓来的群众，白天由民兵持枪监督劳动，晚上开会斗争，一斗就动刑。被非法关押的群众达2794人（经批准的有65人），关死的就达200余人。这些被关押的群众，除极少数是惯偷外，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基本群众。在这场反瞒产、反盗窃运动中，动用的酷刑有：割手指、缝嘴巴、用铁丝穿耳朵和脚后跟、点天灯、猴子搬桩、吊鸭儿浮水，拖死猪、火钳烧红烙嘴巴、枪毙活埋等等。实在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四）

在开展反瞒产的同时，决定从农村抽调10万民工（实际集中7万民工）大垦万亩茶园，万亩果园，大修万头养猪场，大修水利，大修街道，拆毁大量民房等建筑设施，使许多人无家可归，民工体力消耗大，又吃不饱，在工地上拖死的不少。为了凑足10万民工，农村已经大量死人了，还继续征调，有的农民拿点树皮野菜，拄起棒棒上工地，还未走到就倒在路边死了。就是到了这种时候，许多群众对我们的党和政府并没有完全绝望，他们说：“这些事情党中央和毛主席一定不知道，要是知道了，是不会放过这些人的。”有的农民临死前还在念叨：“毛主席，你老人家赶快派人下来打救我们吧！”

1960年元月，贵州省副省长吴实同志到遵义地区视察工作，发现沿途一带情况严重，在桐梓县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吴实同志骂开了：“先不要说党的原则，你们多少有点良心没有，人都饿死了，你们还不安排生活，还在反瞒产。”各县根据吴实同志的指示，先后开仓发粮，停止了事态的发展。而湄潭县委主要负责人却一直顶着，并对地委表态说：“湄潭没有死人”，仍不发粮食。遵义地委副书记×××忍不住了，对湄潭县委说：“你们县要赶快采取措施，开仓发粮。”县委主要负责人又顶了回去，并说：“情况不是那么严重，不会出死人事件，妖风刮到我们县委头上来了，我是不怕的，十二级台风也刮不倒我。”他这一顶，湄潭县多死了几万人。

事件中，县委主要负责人加强了邮政通信检查，凡是向上级反映情况或控告的材料，都被卡下来，把消息封锁得死死的。县委第一书记个人就扣住51封信件，两封未具名的交公安机关侦察。凡是反映情况的人都受到各种打击迫害。1960年4月，省、地委派出工作组到湄潭调查，县里继续捂盖子。绥阳公社党委负责人重操故技，以保护首长为名，把群众赶上山去不与工作组接触，又把严重病号和孤儿集中关起来，在一间烤烟房里就关死36人，又组织人力把尸体丢在土坑消洞里。该社后面的两个大消洞里面，丢了几百具尸体，还有未断气的就往里面扔，扔下去还哇哇地叫，群众把这个消洞叫“万人坑”。

据统计，在这场反瞒产、反盗窃运动中，全县被活活打死的群众1324人，打伤致残的175人，关押死的200余人，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撤销一切职务的1680人。

（五）

1960年4月，“湄潭事件”暴露后，省、地委派出工作组，采取紧急措施全力抢救，做了大量工作：

一是开仓发粮，安排群众生活。粮仓一开，农村死亡基本停下来了。当政府开仓发粮的消息一传开，许多人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地说：“天亮了！老天爷睁眼了！我们有救了！”

二是抢救病号。全县成立临时医院250个，每个管理区至少一个，大的管理区2至3个，住院病号6300余人，免费治疗，采取营养、药物等方法医治，完全康复后出院。

三是收养孤儿。全县成立23所孤儿院，每个公社至少1所，把4735名孤儿集中在孤儿院抚养。

四是对失去儿女的孤寡老人，都接进敬养院，吃穿由集体包下来。

五是全县在事件中外出逃荒的农民4737人，由各公社通过亲朋好友打听下落，由公社派专人带钱带粮去接回来，帮助他们安排好生活、生产，重建家园。但也有些人至今音信杳无，可能永远长眠在他乡异地了。

六是全县7万多青壮年妇女，由于长期营养不良，有严重闭经、脱宫、腹痛等妇科病，组织医疗部门进行治疗，使她们很快恢复了健康，积极投入了生产救灾工作。

由于采取以上有力措施，劫难后的农村开始复苏了。许多农民说：“共产党又回来了，人民得救了！”

（六）

“湄潭事件”揭开后，为了平息民愤，挽回影响。省、地委工作组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的材料，最后对“湄潭事件”作出了结论。查明公社党委被坏分子掌握领导权的6个，占公社总数的33.3%；管理区党总支腐烂的31个，组织不纯的51个，共82个，占管理区总数的60.3%；犯有严重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在职干部377人，等等。公社和管理区是当时县以下的两级主要政权组织，却烂掉了50%以上，情况当然是严重的。工作组向地委写出报告，提出八条处理意见。有了结论和处理意见，紧接着就号召全县干部和群众揭“湄潭事件”的盖子，开展“新三反”，不久又搞开了“整风整社”。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斗争的烈火越烧越旺。

1960年6月，原县委第一书记×××被定为蜕化变质分子，依法逮捕判刑，公社领导也抓了几个。县里组织了庞大的专案队伍，把有问题的几百名干部集中审查定性办集训班。于1960年8月，公开枪决了副县长兼绥阳公社党委书记××（1983年3月平反）；另外，还枪决了兴隆公社中华管理区大队支书×××。后来人越抓越多，在“整风整社”中，一次会议就抓了30几个干部。在这场斗争中，又处分了大批干部。

围绕“湄潭事件”进行的“新三反”、“整风整社”运动，本来是为了总结教训，平息民愤，挽回影响，调整党群关系。而实际上是以“左”反“左”，不但于事无补，反而把事态重新扩大，并没有找出造成“湄潭事件”的真正原因，接受沉痛教训。而是把事件的全部责任一锅端给下面，让你吃不完兜起来。这种以“左”反“左”的做法，只能是抱薪救火，错上加错。

后来，党中央发觉了这一问题，指出这类事件，主要是总结接受教训，一般不要追究个人责任，才停止了事态的继续发展，“湄潭事件”才算真正结束了。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7年第11期 吴光远活捉张辉瓒　作者：吴　方

《张震回忆录》第一章第12页的第三小段中有这样一段回忆：“分校没有校舍，租了大户人家吴氏大娘的一间房子作教室，吴大娘待我很好。她儿子叫做吴冬生，与我同班，我俩成为要好的朋友。两年后，我转入校本部上课。不知怎的，吴冬生没有来，此后我们失去了联系。后来得知，他改名吴光远，1930年后也当了红军，转战湘鄂赣边，并随红6军团长征。1945年，他又跟着王震率领的支队准备南下广东，曾任某部政治委员，在途经鄂西的一次战斗中牺牲了。”看到这里，我的眼泪不由得夺眶而出，打湿了眼前的书页，啊，爷爷，这就是我的爷爷啊！

爷爷，王首道同志在他的回忆录《忆南征》中也多次写到了您啊！刘志坚同志、方强同志也时常提起您。甘渭汉、江渭清、方正、喻杰、曹振辉、何德全、余卫、黄吉民、吴早生、侯前进、颜莆、赖卫雄、吴自力、方正平等同志在您牺牲后都不断地给我们家以关心帮助。他们没有忘记您临终的托付，把小小年纪的我和姑姑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带到大城市抚育、培养。在北京、在南京、在长沙，我们受到了很好的教育。每次开家长会，首长就是我们的家长，爷爷，您的在天之灵真的可以得到欣慰了啊！

静静的思念中，泪眼朦胧中，我仿佛望见您一身戎装，跨着高头大马，正风尘仆仆的朝我走来，您深情地对我说：“孩子，别难过，能用我们的鲜血换来你们的幸福，那正是我们的福气啊！”

毅然从军投身革命

我的老家在湖南平江长寿镇，这儿的人尚武，从小就要背上三斗三升米拜师学艺，土名儿叫“告打”。奶奶对我讲，她和爷爷都告过两年打。也进过私塾读了三年书，后来爷爷又进国民小学读书，在长沙一中读书的日子里，他受到了五四思想的熏陶，参加了学潮，上了黑名单。为了躲避警察的抓捕，他回到了由毛泽东主席的老师方维夏创办的平江县立第二高级小学（简称“二高”，这是一个多年级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大班的学校）。在“二高”，他受到了党组织的培养。在共产党员毛简青、吴钦民的支持下，1927年初组织了长寿区少年先锋队，担任大队长。他领着全区少年先锋队员，手持红缨枪，配合农会站岗放哨，写标语送情报。爷爷常常半夜三更跑三四十里到加义、拥江、黄金洞送信，一点也不害怕，穿过深山老林成了他的家常便饭。

平江，地处三省交界处。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传说刘伯温辅助朱元璋成就大业就是从这里开始的。“长寿”是朱元璋亲封的地名。

1928年7月，彭德怀部队也在这块兵家必争之地起义了。国民党增派了多支部队，实施了严密的军事和经济封锁，妄图剿灭这支起义部队。为了支持爷爷，曾祖母将街上的“茂兴和”铺面当掉一个门面给方利昌卖肉，当了40担谷交给彭德怀的部队，部队给她打了一个借条。

黄金洞在清朝就有英国开采的矿山，当时由英国运来蒸汽机，还是湖南省开通工业用电的第一家，后来收归国有。在出金的最高年份，产量曾占了全国产量的五分之一。山中怪石林立，地下矿道四通八达，就像迷宫。矿警队队长也参加了革命，这支矿警队表面是护矿队，实际上是一支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武装。

为了保存革命实力，彭德怀的起义部队进入了黄金洞。当时江西、湖北和平江本地的工农民众也纷纷到黄金洞参加红军，内山的队伍扩充很快。国民党的封锁也更加严厉了，很快，部队用盐就成了大问题。当时，盐在平江、长寿是凭良民证供应的，其他地方没有卖的。秘密农会就将筹办600斤食盐的任务交给了爷爷。

爷爷和曾祖母凭着亲朋戚友的关系，借到了几十个“良民证”。你5斤，他10斤的，很快在柳家园收集了672斤盐。但是怎么能把这些盐运到黄金洞呢？

镇边的招军山上修建了一座大碉堡，重机枪封锁了通往黄金洞的要道。所有出镇的路口岗哨林立，戒备森严，盐运不出去。正在无计可施时，爷爷看到仁寿桥的一伙农民上街收粪。粪桶很大。爷爷灵机一动，办法来了，他扯下“茂兴和”挡阳的油布篷，叫曾祖母缝了4只口袋，用油纸把172斤盐包好放进口袋然后再放进4只大粪桶里，上面盖上大粪。他和堂兄一前一后跟着仁寿桥的农民出了城，藏在仁寿桥背后的一位可靠的农民田里，派人连夜送给了红五军。

紧接着，他又找了几位可靠的做木工的亲戚，将十几担粪桶改装了夹层，将余下的盐全部送到了黄金洞，保障了部队的战斗力，得到了彭德怀与邓萍同志的夸奖。此事在平江流传很广，在电影《怒潮》中也有特写的一笔。

由于斗争环境越来越恶劣，爷爷也进山了。组织了一支游击队，活跃在卢洞、前川一代。

1930年7月，为了配合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团攻打长沙，爷爷带领一个班化装成被打散的金井挨护团丁，沿途探听敌军虚实。及时将敌150师师长危开钊率7个团，分兵两路准备围剿平江红八军的情报报告了彭德怀军长。红八军先头部队得知这一消息后，在圣卦尖、瓦屋尖、锅盆尖布置了埋伏，红五军从殷家洞包抄后路，将进犯平江的左翼敌军侯鹏飞团全部歼灭。又乘胜追击，将金井民团守敌击溃，一举攻进了长沙城。

彭德怀军长见爷爷有文化，点子多，又不怕死，而且写得一笔好字，就要他留下来。同年8月，编入红五军一师三团任团部宣传员。

9月，红五军转战江西。9月14日，爷爷参加了攻打江西萍乡的战斗。10月5日，他在攻打江西清江县临江镇时，奋勇冲锋。他第一个爬上城墙，向反扑的敌人扔去了2棵手榴弹，炸死、炸伤敌军20多名。

战斗结束后，他由团政委黄春莆、江华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跟随着彭德怀上了井冈山，与毛主席、朱德领导的红四军胜利会师。党中央给红五军派来了党代表滕代远。从此，爷爷就浴血奋斗在抗敌前线。

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毛主席词《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

万木霜天红烂漫，

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岗千嶂暗，

齐声唤，

前头捉了张辉瓒。

这个活捉张辉瓒的人就是我的爷爷——吴冬生。

1930年10月，蒋介石先后调集10万兵力，任命国民党主力第18师师长张辉瓒担任前敌总指挥，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一次围剿，血腥地镇压革命。霎时，井冈山地区乌云密布，中央红军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党中央指示，一定要保卫苏区。爷爷奉命带领一师三团宣传队配合地方武装迷惑敌人。假造部队番号，假设路标，丢上一些烂草鞋，贴上一些宣传标语，设上几处大的火堆，牵着敌人的鼻子在山区打转转，并派人将敌军行动的情报送达红军指挥部，指挥部根据情报，采用了粟裕师长提出的龙岗设伏的作战计划。

10月29日，红军由吴应生当向导带路，冒着凉凉的秋雨利用山沟树木掩护，一路急行军40多公里，在半夜秘密到达龙岗地区，立即分散埋伏在周围各个山头。

天刚蒙蒙亮，就看见敌人窜进了红五军一师的火力网，随着一声令下，我军轻重机枪一齐开火，雨点般的手榴弹把敌人分成了首尾不能相顾的几段。爷爷和地方武装迅速抢占了万功山。整个龙岗地区，一片喊杀之声，冲锋号响彻山谷。战斗中，他和战友们冒着密集的枪弹，勇敢地冲向山下，在山沟中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战。他凭借着自己的武功根底，用刺刀挑倒了两个敌人。捡到了一只转盘枪，猛一扣，没有响声，呵！好险！原来倒下的敌人正准备装子弹，就被他刺死了。他弯腰取下敌人手中的子弹，很快换上，就朝左边冲去。远远看见几个敌人正往树林里跑，就拿枪把一盘子弹全打出去，打死打伤了几个，剩下几个人以为是大部队冲上来了，就丢掉枪当了俘虏。

那几个俘虏都说自己是被迫当兵的，要求宽大。爷爷见一个俘虏肚子很大，衣服小的连扣子也扣不上，就围着他转了一圈，问他是什么人，担任什么职务。那俘虏回答姓匡，是18师的团部书记官。爷爷见他回答时一头大汗，而且神色慌张，四处张望，就知道是一条大鱼。这时，战友们都冲上来了，红五军和红二十二军全部都混合在一起了，抓的俘虏也很多。当爷爷押着俘虏走过俘虏群时，听到一个俘虏小声地对另一个人讲：“看，师座。”爷爷立刻警惕起来，大声对那个自称书记官的俘虏说：“嘿！你就是张辉瓒！”张辉瓒知道再也无法隐瞒下去，只好乖乖的承认了。

粟裕师长将捉到张辉瓒的消息报告了毛泽东主席，毛主席高兴极了。

在龙岗一处平坦的大坪里，俘虏们列队站在大坪的右边。爷爷和吴应生将张辉瓒押上前去，张辉瓒一见到毛主席就鞠躬行礼，口称“润之先生”，说在广州与主席见过面，别后怎么钦慕敬仰。毛主席简单地同他谈了一些革命道理，并分析了一下革命形势，又问了敌军内部的一些情况。张辉瓒表示愿意捐钱，捐药，捐枪给红军，请求主席免他一死。当时毛主席也交代好好看管他，不要杀。

但是由于张辉瓒的部队军纪不严，烧、杀、抢、掠，民愤极大。张辉瓒被押到吉安时，当地民众一致要求公审。在公审大会上，愤怒的民众将他杀掉了，还把脑袋用木盒装了，顺河漂流而下。

报国疆场男儿本色

爷爷在1931年3月至6月中央苏区反第二、第三次围剿中均立下了战功。1932年2月被提拔担任了红五军一师三团连指导员。在攻打赣州的战斗中，背部中弹，仍坚持战斗。1933年春，他参加了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创造了磨盘战术，在江西的赣州、遂川、广昌、黎川都得到了有效的运用。在激战黄石后，组织调他担任了兴国县教导团政委。在教导团，他性格温雅，风度翩翩，与团长配合默契，深得全团学员的拥护。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1934年10月，他带领教导团随中央红军踏上了漫漫长征路。

在大渡河畔，和战友们一起抢渡天险。爬雪山时，他根据当地居民的经验，总结了一套科学的过山方法：口含辣椒，不停不坐，空气稀薄，慢步向前。这个口诀使过山的部队降低了非战斗减员损失。

历尽千辛万苦，胜利走完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到达陕北后，组织上安排爷爷在八路军政治部工作，后调任延安留守兵团组织部部长。

在延安的日子里，他多次写信回家。现把1937年写给我奶奶方竹青的信节选如下：

“你的来信我于昨天已经收到，打开一看，使我快慰极了。

我们部队仍然在洛川县一带，在此非常时期我们驻守的地区陕北已成为直接与日本鬼子作战的国防前线，任务非常伟大啊！我们现在时刻准备与日寇决一死战，保卫国土。”

国共合作时，爷爷在写给他伯父伯母的信中说：

你于五月十日寄给我的信均收到，请勿念。阅读来信知道你们玉体安康使得我心里更乐意努力工作，近来如常，请勿远念。我仍在延安八路军留守处政治部工作，一切都好。现在抗战形势更加严重，日寇进占徐州后更加疯狂地向陇海路、津浦路、平汉路进攻，要占领武汉、河南、西安等地以完成他们的第二期作战计划。但正因我国抗战将士的英勇，给了敌人许多打击。现在我国上下一致都是为着保卫武汉而努力。近来平江我地的民训与抗日救亡工作做的怎样，以后来信望告。余言再叙，敬祝福安。男光远十月十二于延安。

我爷爷在延安期间受组织派遣多次回到湖南筹集军费，在平浏一带购买药材运回延安。

国共合作破裂后，平江陷入了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余正坤同志被残酷杀害。嘉义惨案震惊了世界。毛主席写下了《制裁反动派》一文。向广大人民揭露蒋介石的真面目。

长寿街离嘉义只有20里，地下组织损失也很惨重。敌人把被杀害的党组织和农会干部的人头挂满了河南桥。老革命方甫生的一位堂兄，还被用棉被裹住，浇上煤油挂在桥边的一座铁塔上点了天灯。

为了种田和开铺方便，我奶奶与曾祖母分别住在两个地方。奶奶带着儿子住在西岸店铺不远的吴家大屋，地名叫留佳里。曾祖母带着孙女住在号称“小南京”的长寿街中街的“茂兴和”酱菜铺。曾祖母会做衣服，还是“茂兴和酱菜”的传人。她做的酱菜曾经销到东南亚。

一天下午，一队伪军领着日本军队将“留佳里”团团围住，放火烧毁了吴家大院。当时奶奶领着儿子正在金介山拣药，望见自己房屋所处的地方火光冲天，就想回家救火救人。刚跑下山，就被叫做李亚白的农民劝住：

“嫂子，莫送死啊！留条根给光叔啊！”

听到这里，奶奶猛然醒悟，就挑着唯一的家当——拣药的箩筐逃离了灶家洞。靠乞讨、做小工维持生计。儿子改名“狗伢子”，自己对人讲是“珍大嫂”，三年时间没有回长寿街。

她们与爷爷保持的通讯联系也中断了，爷爷从传到延安的消息中知道老房子被毁，妻子和孩子们烧死了。就以为妻子在农会中跑过交通，送过情报，就相信他们一定是烧死了。心里很悲痛。爷爷在延安的工作紧张繁重。组织上就介绍并批准他与正在延安搞宣传工作的贾淑珍同志结婚，贾淑珍有了孩子后被安排在延安纱厂工作，后转到中央保育院任干事。

1944年3月爷爷被调到中央机关工作，担任了刘少奇同志的机要秘书。1945年初，党中央决定派遣一支队伍挺进华南，深入敌后，到湖南、江西、广东去重新创建根据地，实施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当时，组织上考虑到爷爷在湘鄂赣打过游击，筹过钱粮、药品，熟悉地形，就想派他在359旅5支队担任政委，随同王震、王首道同志南下。后又考虑到机要工作重要，迟迟不肯下调令。爷爷得知这一情况后，几次申请才得到批准。他和杨胜宗同志巧妙地摆脱了国民党第九战区司令薛岳部队的围追堵截，越过长江天堑，通过几道封锁线，终于在1945年3月来到了湖南湘阴，在“白鹤洞”建立湘东党支部，策反了湘阴县维持会，促使保安大队队长苏钦昂率部起义，暂编为“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一师”。排除了敌军的干扰后，党组织恢复和发展得很快，迅速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湘阴县委员会，爷爷担任了第一任县委书记。3月下旬，召开了抗日联盟代表大会。有文家、忠义等26个乡保长、开明士绅和坚决抗日的积极分子130人出席大会，成立了“湘阴抗日民主政府”。

爷爷和杨胜宗根据王震和王首道同志的指示，进一步发动民众，在湘阴、汨罗、岳阳、浏阳、平江建立了湘东军分区。杨胜宗任司令，爷爷任政治委员，胡政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骑马纵横在这片重新开辟的根据地上，队伍迅速扩充了3000多人，编成了三个抗日大队，像一把锋利的钢刀插在洞庭湖区，与日军进行了殊死的战斗。

抗战胜利，爷爷和杨胜宗同志奉命北返延安。9月21日从湖北鄂城胜利渡过了长江天险。10月16日，部队在黄陂县陈家畈进行整编，恢复了359旅的番号，加入了中原军区野战军第二纵队序列，保卫中原军区的西部和北翼。

正是在这个时候，我爷爷从交通员的情报中知道前妻和孩子（也就是我的奶奶和我的父亲）都活着，而且回到了长寿街，高兴极了。爷爷征得组织的同意，1946年年初随部队来到湖南平江的南江桥，准备接我奶奶和我父亲到延安。奶奶和爷爷匆匆见过面后就返回家中收拾东西，由于爷爷的母亲是小脚，在临行的前一天，不幸在井边担水时摔断了脚，考虑到家中无人侍奉，奶奶未能成行，只有我父亲被带到武汉，并参加了革命。

回到延安后，爷爷写了一封三页的信，将三页信纸很仔细地粘成了一大页折成书寄给了奶奶。信中，爷爷请奶奶不要改嫁，替他侍奉好母亲。母亲一生辛苦，有钱都被他替部队买药、买盐，母亲的“茂兴和”都被他当掉了。心里是一个心病，如今却手脚伤残，请她代为行孝。又告知奶奶，由于当时的种种原因，经组织介绍和批准，已经与山西大同的贾淑珍结婚，已有两个孩子，大的3岁叫小明，小的5个月叫小光，还请奶奶谅解。并强调说他和贾淑珍的儿子也是她的儿子。

中原突围中牺牲

爷爷在南征北战的两年里，同八路军战友们一起跋涉了数以万计的大好河山，跨经8省，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对国民党顽军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解放战争中，爷爷调任第一野战军一纵队政治部主任。为了全中国都获得解放，他随同一野一纵再度南下，参与了著名的中原突围。

我出差到济南军区所属的一处工厂工作时，军区副政委方正同志告诉我，中原突围是异常惨烈的战斗。

1946年11月23日，上午，爷爷所属的部队在湖北省南樟被敌军包围。他们且战且退，退到了保康地区境内。伤亡很重，如不及时突围，部队就很危险。爷爷决定留下打阻击战，掩护王震、王树声、张才千带领主力部队突围，自己殿后。战斗从上午一直打到下午太阳落山。当阻击的部队准备趁着夜色突围出去时，一颗炮弹击中了前线的指挥所，一块大弹片将爷爷的腹部划开来，殷红的鲜血湿透了军装。

方正同志讲，他离爷爷大约也就20米远，当时也负伤了，他看见爷爷将腹腔流出的肠子塞了进去，用大布手巾堵住，用衣服扎紧，仍然指挥着部队突围。在一个小山包上，失血过多的爷爷从马上跌倒下来，这时，追兵又离他们只有10多里远了，重伤员转移到了密林之中，大部队紧急向房县方向进发，摆脱了追兵。方正同志领着一支小部队，将重伤员分配到山中各个隐蔽地点。由于没有医疗条件，爷爷的腹部血一直没有止住，脸色苍白得可怕，很快呼吸急促，死在担架上了。

爷爷牺牲时仅45岁。在战争环境里，战友们无法找到棺材，就找老乡买了一口大缸，将爷爷装进缸中，在山里挑了一处凹地，请当地农民协助掩埋了。还砍了一棵棕树，取中间一段用刺刀刻上爷爷的名字并填了墨，插在了坟前。老乡怕反动派挖坏墓地，就把插的树桩全部埋了进去。

1949年11月，平江解放了，南下的大军浩浩荡荡的经过长寿街向西进发。王首道同志带了四担粮食和一些边币来看望爷爷的母亲。看着年已七旬的老母亲和奶奶期盼的眼神，他没有将实际情况告诉他们，只紧拉着刚从街上看过热闹回来的我上下打量，问到：“这是孙子么？”奶奶答：“是。”王首道同志就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条吊着石蝴蝶的金属链子挂在我的脖子上，亲了一下我说：“孩子，今天碰上军队里年纪大的，他们就是你的爷爷。年轻的就是你的叔叔和伯伯。记住，将来长大了想读书，就来找爷爷，也可以找叔叔和伯伯。”

1950年下半年，平江开始发放烈士家属证，王震同志附了一封亲笔信给家里，到这时奶奶才知道我的爷爷已经为国捐躯了。

1953年12月23日，彭德怀和习仲勋同志亲笔为我们签发了一份革命军人牺牲证明书。书中说：吴光远同志于1928年7月参加革命工作，在一野一纵任政治部主任，不幸于1946年11月在鄂西保康战斗中光荣牺牲，除由我军祭奠英灵外，特怀哀悼之情，敬报贵家属，并望引荣节哀。持此证明书向湖南省平江县人民政府领取抚恤金及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爷爷英勇地牺牲了，他戎马一生，未留下任何遗产，却给子孙们留下了无上的光荣。他用自己的热血，为一个新世界的黎明抹上了一道鲜红的曙光。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7年第11期 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政治危机和突破　作者：郭宇宽

“我们必须关心政治”

在世界各地华人都有“一盘散沙”的口碑，而在马来西亚，你的印象会完全不一样，这里的华人政治参与的热忱和合作精神，让我最初感到不可思议。我这次到马来西亚的一个工作，是给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华语大学生辩论赛作辅导和点评，而难于置信的是这样一个有来自世界各地几十所大学辩论代表队的大规模活动，居然都是由一些华裔大学生办起来。我太了解中国大陆学生的状况，没有老师组织，几乎做不了什么事情。而马来西亚的一帮华裔学生居然能自发、自愿的组织起来，我亲眼目睹他们从联系赞助、场地，到接待、联络媒体，安排得井井有条，那种服务的热忱实在让人感动。他们告诉我华裔学生的社团在马来西亚大学里往往都是最活跃的。后来我在大马考察期间更是在各个领域都能感受到当地华人的团结和对公共事务的热忱，从白小事件的捐款，就可以看出马来华社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甚至华社可以靠自己的组织办出有“马来西亚第二教育部“之称的董教总，其他宗亲会，华人会馆，慈善组织，商会，也在政治上相当活跃，任何公共政策一出台，华社就会有大量的讨论，认为不合理的地方就会组织陈情，并形成了一个相互联络支援的网络，而且我还发现在大陆经常会听到的一个组织里勾心斗角的话题，在马来西亚也比较少见。即使这样我还总是听到大量的抱怨，说今天的马来华人不够关心政治，可想而知马来西亚华人对政治的重视。

我一开始很奇怪，问了很多人一个问题，为什么马来西亚的华人，这么关心政治，而且这么善于合作，乐于合作，他们的回答都觉得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不关心政治就是不关心社会，不关心社会，怎么能保障自己的利益呢。甚至有几个年轻学生反问我，难道中国大陆不是这样么？让我不知如何回答才好。一个曾在英国留学，接触过比较多的大陆人的学者这样比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陆的华人真是太老实了，好像只努力做自己的事情，其他都不关心，我们那时在英国大学只有几十个马来西亚华人，一年就搞了好几次很有规模的学术研讨会，其他活动就不要说了，大陆有几千个留学生，什么活动都没有，除了大使馆召集，也不搞什么组织，我都要走了，才听说他们搞了个舞会。”

马来西亚的华人身上真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反思和借鉴的地方。

强势的少数民族

在马来西亚你很难不为华人感到一点自豪。在十九世纪中期中国大陆百姓受饥荒和动乱之苦，很多华人飘洋过海到南洋讨生活，甚至被半哄半骗贩到南洋，从一些文学的描述来看，那是一段筚路蓝缕的血泪史，华人在马来干得都是当地人不愿意干的锡矿苦工，境遇大约和今天的黑煤窑的奴工差不多。

但不知是几千年的文化基因，还是流淌的血液就与众不同，这个民族真是有着强悍的生存力，华人身上那种类似“新教伦理”的刻苦、坚韧、勤俭的特性是如此强大，只要统治者对他们压迫的不是太过分，他们很快就会在经济上取得成功。按照教科书的说法“不到三十年”，华人便在马来西亚的工商业中逐步占据优势，从一开始在锡矿做苦工，到从酋长手里把锡矿承包下来，进而用积累的资金开发橡胶园、油棕园，投资其他工商业。马来西亚的典型华人家庭是这样的，家里开一个餐厅或者商店，全家都在工作，从来不知道休息和享受，年轻人上完公司或者机构的班回家再作第二份工，挣了钱用于再投资和孩子的教育。到建国前华人已经成为大马除了英殖民者以外最有经济实力的族群。

华人在马来西亚社会各个领域的进取性都是咄咄逼人的，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却给占人口大多数的马来族很大的压迫感。一位中学老师告诉我一个故事，曾经当地教育机关组织各校办马来语辩论联赛，结果各校打到决赛，辩论员全是华裔学生，当地教育局临时叫停，要求补充马来裔的辩手。这位老师的意思是，用马来语辩论，华人孩子都领先，可想而知华人在学习上的优势。

占人口多数的马来族的政治人物，为了平衡华人的优势，从建国之初起，在各个领域都要给马来族制定很多保护条款。比如在公立大学都要给马来族保留名额。有人告诉我，假如凭考试成绩，重点大学90%的名额都会被华裔囊括，目睹马来华裔青年的好学上进，我相信这不是吹牛。很多马来华族朋友，都有这样的经历，在学校里成绩远远好于马来族同学，但却在升学和奖学金等方面不得不让给马来族同学。这种政策一直延续到今天，并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马来西亚主流媒体上“煽动族群不谐”被视为非法，而在华文网站的讨论区里或者博客里可以看到很多这样关于“马来特权”的讨论：

“为什么几乎所有公立大学的正副校长是马来人？

为什么几乎所有加油站持牌者是马来人？

为什么重大工程几乎无一例外的包给马来人？

为什么98%的发展乡村预算给了马来乡村，华人新村只占2%？

为什么小学预算，华小只占了2.5%，淡小小1%（即印度裔泰米尔语小学），国小占了96.5%？

为什么不管穷或富有，马来人可享有7%——15%的买购屋子的折扣？

为什么40年来，只有5%的政府奖学金给了非土族？

为什么武装部队和警察的中高级指挥官必定是马来人？

为什么从来没有任何马来机构被限定有华人员工，但华人机构却被限定要有30%的马来员工？”

这些在马来西亚都是没有人会否认的事实，但所有这些讨论，最后都只会得出一个让人无奈的结论“华族在马来亚遭受压迫”，因此很多马来西亚华人对文化上的祖国有很深的感情。

但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大陆的开放，逐渐知道了大陆过去几十年的动荡和人民的灾难，反观在马来西亚即使这样“遭受压迫”，华族毕竟在这片土地上安居乐业，几十年来都过着至少是中产阶级的体面生活，又有一种幸运和感激，大马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杨白杨先生九十年代拜访大陆后写下在南洋华界很有影响的《神伤中国》，就是矛盾心态的典型反映。

同时这又给马来西亚华族带来一种强烈的政治危机感，回大陆已经很难了，而且回大陆环境也并不理想，再失去马来西亚这片乐土，就彻底成了无根的人，所以马来西亚华人最大的忧虑就是在政治上被边缘化。印尼华人的教训就在眼前，假如不在政治上占据主动，当种族主义抬头的时候，或者野心家煽动社会对有产者的仇恨，富足的华人就和犹太人一样成了待宰的羊羔。这种危机意识大概是马来西亚华人热心公共事业，积极投身政治的主要动力。

华族参与政治的三股力量

我经过调研的观察，将大马参与政治的华人势力概括为三股，我将他们称作“大声公”、“合事佬”和“新锐派”。

“大声公”是别人给白小保校工委会主席熊玉生起的外号，他嗓门大得出奇，说起话来声震屋宇，我觉得这个词特别传神，很能代表一些华裔草根社会活动积极分子的形象。拿熊玉生来说，原本只是在白沙罗新村居住40余年的一个普通村民，为了白小事件，因为嗓门大，敢说话被村民推举出来当代表，据说多次遭到政府有关方面的威胁警告都不动摇，现在是当地活跃的政治人物。这些人在马来西亚华社中很多，平时干着自己的生计，有时也在宗祠、圣庙里兼职当义工，人缘很好，他们不见得文化程度很高，但是急公好义，一旦觉得华社利益受到侵害，就跳出来打抱不平，很多人因为抗争激烈，被抓到看守所里也不在乎。这批华人也是大马华人政治影响力的基础。

“和事佬”我用来形容以马华公会为代表的中庸力量，在很多政治议题上，它一方面要维护华族权益，满足华社日益高涨的平等要求；一方面又要照顾执政联盟核心巫统代表的马来族立场，所以很多时候马华公会都在扮演左右劝说的和事佬角色，为此它也遭到很多抨击，认为它软骨头，没有原则。但它其实在教育就业等很多领域都在为维护华族权益努力，比如马来西亚警察收入比较低，再加上马来人垄断了几乎所有警界高层职位，所以几乎没有华裔青年愿意投身警界，这造成治安纠纷中，华人往往感觉和警察打交道没有自己人而受欺负，马华公会就发起一项“壮大警力”运动，推动华裔青年和警界交流，鼓励华裔青年投身警界，改善警界和华社的沟通。类似的事情可以看出其温和但是建设性的作用，对于有人批评马华公会和巫统沆瀣一气，背叛华族利益，包括黄家定这样的马华高层总会用忍辱负重的姿态耐心解释“我们华人总得朝中有人吧”。

“新锐派”是我指一些更加有活力的较为年轻的政治精英，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些有过海外留学的背景，他们有些在反对党任职，有些搞NGO组织，常常对当权者采用挑战的姿态，比如民主行动党前些日子就挑战马华，要求和马华高层公开辩论。他们关注的领域也有很多普世价值的色彩，比如2001年开始，木材商出身的报业大鳄张晓卿，在马来西亚大举收购华文媒体如《马来西亚前锋报》、《星报》与南洋报业，这被认为得到马华公会和当时马哈蒂尔政府的支持。这样的事情在传统华社并不会引起太大关注，不管哪个老板买，反正报纸还在华人手里就行。但在我称做“新锐派“的政治活动家、公共知识分子眼里这就酿成了轩然大波，他们意识到马来西亚有限的华文报纸假如被一家垄断，这会损害大马媒体言论的多元性，这样以“中华魂”自命的张晓卿成为官商勾结、妨害言论自由的众矢之的。甚至大马约百名自由撰稿人，他们联合拒绝给张晓卿控制的《星洲》、《光明日报》等媒体供稿，宁可在博客上发文。

这三股力量构成了有趣的政治生态光谱，在涉及华族利益和社会公共问题的议题上，有时也相互批评，但总体上构成了交叉火力，保证了华社的声音在各个层面都被倾听。一次和几个不同派别的议员和社会活动家聊到这个情况，马华阵营的国会议员魏家祥先生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不同的声音都是需要的，我们华人参政，在朝、在野都要有人才正常嘛。”

超越族群政治的努力

很多上了年纪的华人都为多年来马来西亚华族相对受到压制的命运扼腕叹息，一些人认为如果在当初华族坚持团结奋斗马来西亚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华人占主导的国家。但历史是很难假设的，据1947年人口统计，这一年马来西亚的总人口中，马来人占43.3%，华人占44.9%，印度人占10.4%，华人比马来人多一点，华印两族相加超过半数，此情况引起马来土著大为关切和恐慌。而英殖民者正好求之不得的利用族群矛盾，一方面南洋华人当时受大陆共产主义思潮的影响较深，英国从自身利益出发也不甘心马来“赤化”，所以把自己打扮成马来人的保护者，打压限制华族，以此转移马来土著民族主义者的斗争方向和独立目标，从而巩固英国殖民统治。

那时以陈祯禄为代表的华人领袖，审时度势，着眼大局，以妥协换取华族的生存发展空间和基本公民权，但这也留下了族群政治悬而未决的阴影。是容忍一个马来族享有特权但华族也可以安居乐业的国家，还是追求一个更加公正种族平等的社会，这样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为了这方面的政纲不同，甚至引发国家分裂——1965年的新加坡独立；最严重时在1969年5月13日吉隆坡衍发为较为严重的族群冲突，史称“513事件”，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后来官方公布，骚乱中89人死亡，272人受伤，305人被捕，政府在处置时有“拉偏架”之嫌，偏袒马来暴徒，华社受到严重打击。而根据新纪元学院院长、民权工作者柯嘉逊的新著《513-1969年暴动之解密文件》引用大量解密的证据和国外记者的资料证明，这场骚乱，是由巫统和一些马来族激进势力蓄意挑起的。

幸运的是那样的危机在大马没有全面激化下去，也源于华人的政治参与和沟通机制，包括马来上层的清醒认识，比如马哈蒂尔从上世纪六十年代撰写《马来人的迷惘》(The Malay Dilemma)到后来的一系列演讲，都痛心地承认马来人尽管享有众多优惠特权，依然在经济上竞争不过华人，“华人交的税最多”，进一步告诫自己的马来同胞，马来西亚离不开华人的贡献。而且华人积极的政治参与，也使各执政派别都把华人视为需要重点团结的力量，马来西亚已经奠定了基础的民主选举，多党竞争的政治基础，如果任何政党忽略了争取华族的支持，它基本上不大可能在政治上成功，这种制衡保证了马来西亚相对的政治稳定。

尽管如此，马来西亚华社依然有很强的危机意识，由于马来族的高生育率和鼓励印尼马来裔的移民，而对马来族的政策倾斜，又让很多华人青年赴澳洲、新加坡、台湾寻求发展，根据2004年的统计，马来西亚华人人口已经降低到了25%，而马来族超过总人口的65%，这让华社强烈忧虑，未来华人的政治影响力会被边缘化。包括马华公会在内的一些华人团体，都在各种场合鼓励华裔妇女多多生育，以避免华人被边缘化，一些华人会馆和宗祠甚至提出要给多生孩子的华人家庭发奖金。但可想而知这样的号召，在注重生活品质和个人自由的华族年轻人身上不会有太大效果。

我在接触一些前面所提到的“新锐派”都表示未来华人如果要在马来政治中站稳脚跟，就不能仅仅依靠族群立场和族群选票来维持，唯一的出路在于重构马来西亚的政治生态，推动马来西亚的政治更加民主文明，让各族群都受益，他们强调自己首先是一个马来公民，其次才是一个华人。所以他们努力投身反腐败，争人权，求民主的社会运动，超越传统族群政治的范畴，在很多议题上实现了跨族群的联合，一个华族青年引用一个我们很熟悉的话“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

比如他们和马来和印度裔的“新锐派”联合在一起，抗议国阵联盟通过不公平的选区划分，及操纵国家资源的手段长期一党独大。

抗议政府利用行政手段，打压自由媒体，垄断新闻执照。

抗议和执政党关系密切的贪腐低效的“国有企业”垄断石油、天然气等暴利生意。

比如最近马来政府单方面决定提高高速公路收费，这些高速路由纳税人的钱修建，而政府又在缺乏透明度的状况之下和私营大道公司签署大道私营化合约，于是引发了今年二月有在野党参与的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示威队伍中，华裔和马来青年携手并进，我看到照片，一个马来老伯摇旗呐喊时，一些华裔青年保护在周围，令人感动。

而同样今年爆出的照片丑闻“华裔女郎警局被逼裸蹲”，大陆一些媒体都做了报道，往往强调是华裔受辱。而反对党的年轻女国会议员郭素沁小姐则从人权角度抨击让嫌犯裸身站蹲搜身这种警界陋习应该彻底革除，不是种族问题，而是对所有妇女的侮辱，也是对基本人权的侵害。

一些在野党不再像国阵联盟里的马华、巫统和国大有鲜明的种族色彩，包括前副首相安瓦尔自从受马哈蒂尔当局迫害入狱，出狱后组建人民公正党，以在野党身份挑战巫统，他的纲领就强调超越族群政治的平等公正，我在他的团队中就见到了不少华裔骨干，比如全国宣传主任蔡添强就是以“民主斗士”之称的著名华裔社会活动家，我把他也归为“新锐派”。

更可喜的是，我看到年轻一代华人更加懂得反省自身的局限，欣赏异族身上的差异和优点，不像老一辈华人往往有很强的文化优越感，称马来族为“番佬”。这两年马来西亚流传一个人所皆知的笑话，看到中国的宇航员上天了，马哈蒂尔很着急，想找一个宇航员代表马来西亚飞上太空，证明马来西亚也能发展航空事业，先找出一个身体很好的马来人，他说“啊！？上太空啊，好危险啊，我家里还有老婆孩子呢，我不去。”没办法又找了一个印度人，也提出同样的要求，印度人想了想说：“这事好危险啊，这样吧，你给我100万令吉我就干。”马哈蒂尔很不爽，心想居然敢跟我谈条件，又去问一个华人，华人很爽快：“好办，只要你给我300万令吉。”马哈蒂尔快气疯了：“你居然比印度人要价还高？！”那个华人说：“不要急嘛，你给我三百万，我花一百万雇那个印度人去上太空，剩下200万，我再给你100万回扣，不是大家都有好处么？”这个大概是华人编的笑话里，对自己华人文化的调侃和讽刺也是非常辛辣的。

我也见到一批华裔年青人，都能用很欣赏的目光看马来人身上的优点，比如我见过有人讨论，华人活的太累，像蚂蚁一样工作，从来都闲不下来，马来人就会享受生活。我还听到华人青年告诉我华人也有缺点就是太功利，不像马来人那样善良热情，在马路边上你车抛锚了，主动停车下来帮忙的通常是马来人。

有这样的胸怀，祝福也相信马来半岛的华人会有更加光明的未来。

（责任编辑 赵友慈）

2007年第11期 从“卡廷惨案”说到为尊者讳　作者：张登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40年斯大林和当时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主要成员签字批准，秘密杀害了两万多名波兰被俘军官和被押侨民，埋葬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等处。1943年，埋尸被德国占领军发现，斯大林和苏联政府对这一残酷暴行，千方百计地抵赖，一桩推诿罪责的公案，由此开始。

如果说当时斯大林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能促使他公开宣布：处死这批波兰人，因为“他们都是苏联政权的顽固的、死不改悔的敌人”（贝利亚给政治局报告中语），那么，事情要简单得多，

但是斯大林动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制造了一个弥天大谎。他甚至组织了一个以布乐坚科院士为首的调查委员会，经过“认真调查”，发表了一份特别报告，详细而严密地“揭露”卡廷惨案是德国人制造的。战后，他甚至指使苏联检察长鲁登科要求纽伦堡法庭确认纳粹在卡廷森林犯下的罪行。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所有苏联领导人仍对卡廷真相讳莫如深。就连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所作“秘密报告”也只字未提卡廷的事。是他们不了解情况吗？不！“现在已经众所周知，隐瞒卡廷真相的不只有斯大林政治局，而且还有全部苏共中央总书记。”这是贝利亚的儿子谢尔戈·贝利亚在《我的父亲贝利亚》中说的（该书俄文版出版于1994年）。我认为他的话合乎情理，是可信的。

谎言所以能维持50年之久，只有一个原因：“为尊者讳”。卡廷事件太沉重，影响斯大林的名誉，而斯大林的名誉就是苏共的名誉。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历史是任人捏造的。但捏造的历史毕竟不能持久。总有一些有勇气的政治家、思想家会认识到：因为某一位统治者的个性扭曲而铸成的沉重的十字架，不应该永久套在人民的头上。

1989年3月22日，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党中央国际部长法林联合给苏共中央写报告，要求公布卡廷内幕。“正确地说明事实真相，具体责任在谁，这种行动的代价将小于因目前的无所作为造成的损失”（本文未注明出处的引语均引自《世纪档案》）。

对这三位政治家的其他方面应如何评价，我不知道。但他们对卡廷事件的意见，肯定是勇敢而正确的。

他们的意见被戈尔巴乔夫为首的政治局采纳了。1990年4月13日，塔斯社承认了卡廷事件是“斯大林主义的严重罪行之一”。同一天，戈尔巴乔夫亲自向来访的波兰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交出部分材料，并向受害者亲人表示慰问。苏方的行动得到波方的赞许。

1992年10月14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的特使将两包有关卡廷事件的“特密档案”移交给波兰总统瓦文萨。这桩震惊人类的公案告一段落。

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但我却反复思索着1990年发生的事：苏联人认罪了，波兰人表示赞许。我想，如果戈尔巴乔夫，甚至于以后的叶利钦也坚持“为尊者讳”而三缄其口，事情会怎样呢？戈尔巴乔夫曾为自己的行为作过解释：“讲这个悲剧不轻松，但应当讲。只有讲出实情，才能达到真正的革新和真正的相互谅解。”（见谢尔戈·贝利亚《我的父亲贝利亚》）这位苏共末代总书记，现在变得人微言轻了，但这句话肯定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应该能给以后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一些启发。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7年第11期 读者来信　作者：陈华东

《炎黄春秋》编辑部：

我是贵刊多年来的一名忠实读者，每期到来，当以先睹为快，随后即在友朋中相互传阅之。贵刊诸多鞭辟入里掷地有声的华章佳作，充分展示了你们的办刊宏旨，不啻为我的退休生涯注入了一份激浊扬清的醒目剂、清脑剂和营养剂。盖缘于此，岂能不深深感佩于怀乎？！

一份深受国人爱戴之重点刊物，每天收到海内外的来稿来信当不胜枚数。愚不揣浅陋，亦曾于去岁以试一试之心态先后向贵刊奉上两篇分别题为《一首民间珍藏的柳亚子佚诗》和《喜读〈李普今年八十八〉》的拙作，其结果当然不出我的所料，未予采用。对此，我释然坦然且怡然，因为我终于有了向我敬重的《炎黄春秋》投稿的经历了。

今致函贵刊，意欲提一点既不成熟也不起眼的小建议，仅供参考：

贵刊每期定价5.80元，诚乃廉价者也，与其内涵价值实不相符。我想，如若在提升纸张、印刷和图片等质量（这在当前浩如烟海的报刊中至关重要）的前提下，提高一点价格将会受到广大读者欢迎的，这样在杂志的外貌品相上也就做到名实相符了。当然，如能再增加一点页数，那更是锦上添花了。

兹因稿件多人手少所致，贵刊也难免会出现一点小小的失误。但因贵刊乃是广大读者心目中的至爱，大家希望她至善至美当在情理之中。为此，谨借此机会奉告以往一事：我曾就去年刊出的文章中出现的两点小差错（一是所谓的“胡风分子”冀方乃冀之误，另一是柔石的生卒年限有误）向贵刊致一短笺，但却无回应，恐系无暇顾及而致也。尽管如此，兹因爱之心切，故仍想就如下我所看到的一点小差错向贵刊提出，当请明察。

2007年3月号：P74页“编者按”中的“2006年6月31日”一行字，如系6月，则不可能有“31日”，显然这是一处错敲键盘或笔误所致。

2007年4月号：1、P18页右下角的（下转56页）乃（下转58页）之误；同样地，P58页中段左上角的（上接15页）乃（上接18页）之误。2、P67页、71页在戴煌先生撰写的《巫宁坤教授回国落难记》一文中两帧照片下所附的一行注脚，其中“作者”和“作者夫妇”的用法似有不妥，容易与本文作者产生混淆。

读者陈华东 谨启

2007年4月28日于开封大学

2007年第12期 近距离感受邓小平　作者：田纪云

众所周知，小平同志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这个评价名符其实。

近距离感受邓小平

1985年至1987年是我与邓小平同志接触最多的时期，因为那时我在国务院与万里一起主持日常工作，同时又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每年总有几次陪同总书记和总理去邓的家里向他汇报请示工作。

记得我第一次去邓的家里是1985年7月11日，那是向邓汇报价格改革的思路和初步方案，由我主讲，赵紫阳作补充。邓对于价格改革持非常积极的态度，他认为早晚要过价格改革这一关，迟过还不如早过。他说：“改革的意义，是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所以，改革不只是看三年五年，而是要看二十年，要看下世纪的前五十年。这件事必须坚持下去。”“物价改革是个很大的难关，但这个关非过不可。不过这个关，就得不到持续发展的基础。十二届三中全会以来九个月的实践证明，物价改革是对的。……改革的势头好，要坚持搞下去，这个路子必须走。今后即使出现风波，甚至出现大的风波，改革也必须坚持。否则，下一个十年没有希望。”后来他多次强调，搞价格改革是要冒点风险的，但只要搞改革就会有风险，小乱子难免，只要不出大乱子就行。他也同意，价格改革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方针，走一步看一步，顺利时就步子迈大一点，发现问题就及时调整，把步子放慢一点。

1985年下半年出现了物价上涨过高的情况，人们对调整工资也有不少意见。中央书记处决定召开一次党政军机关干部大会，由我给大家讲一讲经济形势问题。机关干部大会是次年1月6日召开的，会议由胡耀邦主持，中央、国务院主要领导差不多都参加了，由我作了《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的报告，针对当时经济工作中的一些认识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胡耀邦、杨尚昆、王兆国也讲了话。随后向邓作了汇报，他说，中央机关干部大会上的报告讲得好，可作为中央二号文件发到全党（一号文件是农业问题）。

1986年6月10日，赵紫阳和我又向邓汇报经济形势，当时整个经济形势是好的，但农业滑坡的局面未见大的好转。造成粮食生产滑坡的原因，主要是领导层在农业连续五年大丰收，全国性出现卖粮难、卖棉难、卖肉难等形势下，对粮食生产过分乐观，认为粮食问题已基本解决，不能再继续鼓励农民多种粮食，并采取了一些限制粮棉生产的措施，如不再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的余粮，取消奖售物资等，挫伤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我们到邓的客厅刚刚坐下，邓就说，紫阳啊，农业问题要注意呀！农业一旦滑坡，三、五年转不过来。邓小平平时比较严肃，但很少见他发脾气，批评人也是和颜悦色。

邓在听完汇报之后说，当前经济情况总的是不错的，是不是有三个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将会影响我们经济的发展。

“一是农业，主要是粮食问题。农业上如果有一个曲折，三五年转不过来。粗略估计一下，到2000年，以十二亿人口每人800斤计算，每年要增产一百多亿斤才能达到这个目标……有位专家说，农田基本建设投资少，农业生产水平降低，中国农业将进入新的徘徊时期。这是值得注意的。我们从宏观上管理经济，应该把农业放在一个恰当位置上，总的目标始终不要离开本世纪末达到年产9600亿斤粮食的盘子。要避免过几年又要大量进口粮食的局面。”

“二是外汇问题。外汇短缺，外贸发生逆差，会不会拖我们的后腿？中国有很多东西可以出口。要研究多方面打开国际市场，包括进一步打开香港、东南亚和日本市场。”“要打开出口市场，关键是提高产品质量。质量不高，就没有竞争力。逐年减少外贸逆差是战略性问题，否则，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就不可能，总有一天要萎缩下去。”

“三是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1980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

邓小平讲的三个问题都是战略性的，十分重要。赵紫阳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很快采取了加强农业、加强外贸工作的措施，提出了沿海发展战略的设想，并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1986年12月19日上午10时，赵紫阳、姚依林和我向小平同志汇报经济形势和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一坐下，邓小平就说：改革要过几关？我讲了“过五关斩六将”，但究竟要走几步？去年走了一大步，今后还要走几步，花多少时间？

赵紫阳回答说：要研究一下才能回答清楚。姚依林汇报了86年经济形势，在讲到外债时，邓小平插话说：外债不怕，但要用于生产，用到补财政赤字那就不好。

接着，赵紫阳汇报了下一步改革的设想。改革的问题，重点讲了调整钢材价格、原材料价格、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以及提高粮食价格和金融改革等问题。在讲到提高粮食价格，同时提高职工工资时，小平说：“学校伙食要解决一点，300万人，加点钱，解决一点，伙食改善一下。”

关于1987年工作，邓小平强调说：明年工作重点是两条，一是农业，增加粮食生产；二是搞活企业，从长远看搞活大中型企业更重要。

在讲到金融改革时，小平同志说，金融改革的步子要迈大一些，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我们过去的银行是货币发行公司，是金库，不是真正的银行。对金融问题，我们知识不足，可以聘请外国专家做顾问嘛。

在讲到要把大中型企业经营权交给企业家时，邓小平说：这个问题没解决，主要是老框框的束缚。其实许多经营形式，都属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手段、方法问题，既可为资本主义所用，也可为社会主义所用，谁用得好就为谁服务。

在讲到要重视基础设施建设时，小平同志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问题。基础设施，包括电力、交通、港口、铁路、通讯、原材料等，这些都涉及到发展后劲的问题。

在讲到要利用外资时，邓小平说：墨西哥过去借了多少外债，不能说都是失败的，有得有失。巴西人均外债4000元，墨西哥人均2000元，由落后国家发展到中等发展水平。他们用外资多了。我们要学习他们勇于借外资的胆略，但要适度，不能借得太多。但不能认为他欠债多就是失败的。

最后，邓小平说：关键问题还是粮食、外汇这两个问题，不要忽视。再花大量外汇买粮食不行。另外，电子工业太分散了，为什么不与左邻右舍挂钩，联合起来搞？太分散，各搞各的不行，那样质量上不去。汽车工业如何得组织起来，也要研究一下。形成企业集团，就形成力量，信息也就比较灵通了。

对于企业下放，邓小平说，企业下放，政企分开，是经济体制改革，也是政治体制改革。下放的阻力来自婆婆太多，听说经委有上万人，必须精简，计委一定要小。这些人在中央机关工作多年，多数都还有一定知识，到基层去竞选厂长、经理，显示自己的本领去嘛！

1987年7月22日，在北戴河办公期间，邓小平在一份关于与南韩关系问题的材料上作了重要批示，大意是：与南朝鲜实现关系正常化不能再拖了，……随之，中央、国务院决定成立中、韩经济协调小组，由我任组长，在与南韩未正式建交之前，许多经济交往，都是由这个小组首先研究提出意见报中央、国务院决定的，这对后来中韩正式建交，确实起了促进作用。

1987年11月初，胡、赵和我，向邓汇报沿海发展战略问题，这个问题是赵紫阳经过大量调查研究后首先提出的，汇报时赵主讲，讲得非常详尽生动，主导思想是在沿海两亿人口的地区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把这个地区的近两亿人口甩到国际市场上去，到外国找饭吃，把国内市场让出来给内陆地区。还讲了沿海的有利不利条件以及需要在政策上解决的问题等。邓听后非常兴奋，当即表态，这是一件大好事，要放胆地干。1988年1月23日，小平在一份关于加快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报告中批示：“完全赞成。特别是放胆地干，加快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1988年9月12日，邓小平在听取关于价格和工资改革方案时又说：“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的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

从我与邓小平的直接接触中，我认为邓小平的确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家和实践家，他虽然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又不受任何教条的束缚，一切着眼于实际效果，所谓“黑猫白猫”论可能是他的基本哲学观点。他思想敏锐、高屋见瓴、胆识过人，雷厉风行、势如破竹，言必行、行必果。毛泽东夸他棉里藏针，柔里有刚，人才难得，我看是符合实际的。

小平同志的历史功绩

邓小平首先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他是同毛泽东等老一代革命家一起，率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打碎旧世界、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之一。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粉碎“四人帮”之后，在中国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毅然决然地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两个凡是”错误路线，把中国推向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

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下于1978年末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真正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在报告中，他强调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要打破林彪、“四人帮”大搞禁区、禁令，制造迷信的僵化状态，把人们的思想从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下解放出来。他肯定了由胡耀邦领导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明确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强调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他说：“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对于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压服的办法，要真正实行‘双百’方针。”他指出：“现在我们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应该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自主权。”在这个报告中，他第一次提出了“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的观点，提出了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先富起来，以带动其他地区、其他企业、其他人，使全国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的观点。在这个报告中，对党的干部路线，对于如何评价毛泽东都作了明确阐述。邓小平的这篇讲话，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定下了基调。

在邓小平的主导下，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得非常成功，是一次真正的拨乱反正的会议。全会果断地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确定了全党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政治路线。全会指出，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应着手认真地改革，认真解决党政不分、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实行分级分工分人负责，等等。全会决定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全会肯定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全会还对党的领导成员作了调整。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那些在文革中搞打砸的、帮派思想严重的、出卖灵魂陷害同志的人很快被赶下了领导岗位，大批挨批、挨斗、靠边站的老干部重返工作岗位，大批冤假错案得以平反昭雪。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及其以后的一系列重大政策调整，大得党心，大顺民心，它像一股强劲的春风迅速吹拂神州大地，使万物复苏，鲜花盛开。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建设经济特区、实施沿海发展战略、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等等，都是在小平同志的倡导和支持下，由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重大决策。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超越和平》一书中说，二十世纪是最不幸的世纪，它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半个世纪的冷战，冷战中无数次的局部热战，给世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牺牲。但正是这个不幸的世纪造就了无数的英雄，造就了一批出人头地的领袖人物。毛泽东就是在中国大地造就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伟大领袖人物之一。他又说：“一般来讲，出色的革命领袖都不是优秀的国家建设者。革命领袖必须摧毁旧体制，国家建设则必须建立新体制。”在我看来，小平同志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而且也是一位优秀的建设者。

（责任编辑 杜 晋）

2007年第12期 中南海“黑旗事件”　作者：容全堂

《杨尚昆生平纪事》一书记载：“1958年，春，毛泽东认为中办秘书室在整风反右中‘扶右反左’，杨尚昆因此受到批评。”据当年在中南海经历过这段历史的同志回顾，该书所说的：“扶右反左”是指中南海“黑旗事件”；“受到批评”是指撤销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简称：中直机关党委)及杨尚昆担任的党委书记。笔者通过翻阅资料及走访一些当事者，以“回归”当年的事实真相。

中办秘书室的整风是“文革”的预演

1956年党的八大以后，何载同志为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简称：中秘室）负责人、兼任中南海党总支书记（下属：居仁堂后楼支部、机要室支部、秘书室支部），主持秘书室的全面工作。中秘室有工作人员70多人，从阅历来讲，主要有两部分人员组成，一部分是从各地、各部门选拔的经历过革命战争年代的老同志，一部分是建国初期从高等院校选调的青年学生，戚本禹和林克（毛主席的英语导读)就属于这类干部。同任何社会单位一样，中秘室毫无例外的要加强管理工作，何载以负责人的身份对好的给予表扬，对不合时宜的提出批评，难免有时方式方法比较简单，有时显得急躁一些，尤其是对几位年轻干部要求严，批评多了点，个别同志由此结下了思想疙瘩。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号召广大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全国迅速掀起了整风运动的热潮，普遍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大鸣大放。5月4日中秘室开始整风运动，曾受到何载批评过的几位年轻干部，在中秘室整风运动动员会后，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言词尖刻，语气强硬的提出要大鸣大放，由远及近地联系中秘室的情况，对何载同志开始了揭发批判。

趁着整风运动的势头，戚本禹等人贴出大字报，罗列了何载子虚乌有的三个问题：向中办领导做了假汇报，说秘书室人员对本单位整风不感兴趣，对社会上整风有兴趣；有人攻击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何载利用他们为骨干，把整风中的积极分子打成右派；在整风运动中，何载、王文（时任中秘室科长兼党支部书记）接见了人民大学学生林希翎（1957年反右斗争时定为右派），对她的翻案表示同情和支持。

除此之外，还把一些同志在会议上的发言，向组织的思想汇报……采取无中生有、断章取义，随意上纲上线、乱扣帽子的方式，以片面和不实之词张贴大字报。

王文因接待过林希翎的上访，首当其冲地成为批斗的重点。戚本禹等人以“拖观点”的方式对王文进行批斗，王文如实谈了对林希翎的看法。然后又在批判中无限拔高、上纲上线。他的发言被篡改为反动言论，变成被大字报批判的材料，也成为后来定王文右派分子的依据。

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简称：“四大”），多数同志认为大字报鸣放的问题与事实不符,多次反映无人理睬，也不许当事人申辩。大鸣大放一浪高过一浪，罗列的问题混淆视听地占据了上风，好像真有其事。大字报铺天盖地诬陷何载是“野心家”、“阶级异己分子”、“政治扒手”、“骗子李万铭”……除大字报外，还多次召开对何载、王文的批斗会，会上居然出现过推搡、打人等现象。更为严重的是还发生了几起查抄事件。中直党委、中办及中南海党总支对这些行为持反对态度，戚本禹、林克等人就喊出：“踢开支部、总支、中直党委和中央办公厅闹革命”口号。发生在中南海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打人、查抄等一系列非常规的做法,当时就有人认为这是践踏党纪国法、破坏党内民主,时隔8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与此有着惊人的相似,人们评论中秘室的整风运动是“文革”预演和试验是恰如其分。

中央文件规定整风提意见建议要：“和风细雨，与人为善，治病救人”，何载感到一些人的做法与中央精神不符，请示杨尚昆同志怎么办，他答复：认真听取意见，虚心接受。从6月下旬开始，何载专事写检查、反省材料，接受批斗，不许参加任何工作会议，导致他难以开展正常工作。也就在全国反右斗争告一段落的9月份，领导决定调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的王刚（己故）、李东冶两同志分别接替何载担任的秘书室负责人和中南海党总支书记的职务，9月底，派何载同志到十三陵水库参加水利建设。

1957年整风期间,社会上有人因写大字报进行大鸣大放,在反右斗争中被定为“右派”分子。而在中秘室，则是戚本禹、林克等人写大字报开展大鸣大放，把其他同志定为“右派”分子。实践证明，处理敌我矛盾不能用“四大”的方式，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也不能用“四大”的方式。1980年1月中旬，邓小平同志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指出：“四大”的做法，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从来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

中南海“黑旗事件”子虚乌有

中秘室的运动比全国慢“半拍”，全国范围的反右斗争在1957年夏末己经结束，而中秘室的整风才刚刚结束，从9月份开始了一场持续达一年的争论，焦点是围绕着何载的问题究竟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右派”性质的问题。

戚本禹等人认为何载被调离中秘室，是整风和反右斗争的成绩，积极性愈来愈高，更加活跃，四处联络，多方活动，在中南海又掀起了新一轮大字报浪潮。针对戚本禹等人的做法，持反对意见的同志也开始写大字报，质问：“戚本禹究竟要干什么？”

据说，刘少奇同志看到中南海四处贴着大字报，便找中秘室的整风小组的同志谈话，明确指出：在中南海张贴大字报影响不好（当时国际友人常来中南海），不利于领导机关办公，不要晚上在瀛台秘密串联，毛主席常去那里散步，会干扰和影响他的工作。对领导同志有看法、有意见，属正常现象，可以写小字报，也可利用晚间或节假日时间，在西门政治局会议室开会提意见反映问题，不要在中南海贴大字报，这种方式不妥当。

中直机关党委看到少奇同志出面过问此事，从领导整风运动的角度考虑，经党委书记杨尚昆同志同意，以机关党委的名义向中办秘书室派出刘华峰(中直党委副书记)、晓岚(中直机关人事处长)为正、副组长的工作组。党委对何载问题作了认真研究，提出“问题严重，内部性质，批深批透，治病救人”的“十六字”方针。尽管这个提法不够科学严谨且打着“左”的印痕，但党委还是明确指出何载问题的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不属于右派性质的错误。工作组遵循党委的指示，协助中秘室继任领导组织、引导整风运动。秘书室多数同志认为这一指示和做法，符合中央精神，符合中办秘书室的实际，符合对何载同志的客观评定。

1958年3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浪费、反保守的指示》，各条战线迅速掀起“双反”运动的高潮，中秘室贯彻落实文件精神时，大家自觉不自觉地联系秘书室整风运动的实际。绝大多数同志拥护中直机关党委的指示和做法，认为何载在工作上的错误，可以批评教育，但不是敌我矛盾。戚本禹等8人则始终坚持罗列的三个问题，不仅无限上纲上线，而且坚持要把何载定为右派分子。

争论意见此起彼伏，形成泾渭分明的两种不同看法。戚本禹等8人把两种不同意见比喻成两种不同的旗帜，主张定右派的，他们认为举的是“红旗”，不同意定右派的，他们认为举的是“黑旗”，何载成了“黑旗”代表人物。

自称是举“红旗”的，置中直机关党委的指示而不顾，私下向江青（利用其特殊身份）反映秘书室的整风动态，说他们8个人被人跟踪、信件被检查、个人历史受到审查，认为中直党委、中办及秘书室领导是在袒护和包庇何载。他们越部门串科室，以串联的方式鼓动群众不要听机关党委的，散布要撤换领导的言论。其言其行激起主持公道群众的愤懑，也引起了组织和领导高度重视。4月14日中直党委副书记曾三和秘书室负责人王刚两同志遵照杨尚昆同志的指示，专门召集秘书室工作人员会议，组织大家学习列宁的《左派幼稚病》。继任的党总支书记李东冶同志，召集居仁堂后楼党支部、机要室党支部、秘书室党支部党员会议，对他们进行批评教育。批评的主要内容是，欢迎他们对领导提出批评或建议，但不要夸大事实，不要无限上纲，要分清延安和西安，等等。但自称是举“红旗”的人不承认错误，认为领导上压制批评，反对“左派”，扶助右派。

戚本禹后来回忆说：“当时许多中央领导人都认为青年人批评中央办公厅领导是反党，唯有毛泽东说，青年人可以批评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如果这就叫反党，那么我也反党，我愿意同他们一起挨板子。”

1958年3月9日至26日在成都会议期间，有人把中秘室的情况反映给毛泽东，毛听后说：“想不到我的身边也发生了新的‘八司马事件’。唐肃宗时期，柳宗元、刘禹锡、王叔文等8个人实行变法改革，受到了大地主、大官僚的打击，被罢官、撤职，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八司马事件’。戚本禹这些人因为对中央办公厅和政治秘书室领导人的右倾错误有看法，提了一些批评，就要把人家打成‘反党’，简直是岂有此理！依我看，中直党委应该撤销，政治秘书室也要撤销，真正受到处分的不是林克、戚本禹这些人，而是整他们的人！”

返回北京后，毛泽东在5月3日，召见了杨尚昆、刘华峰、王刚（已故）、晓岚、李鉴、戚本禹、林克等人，听取两种不同的意见。在这次汇报会上，毛泽东批评了中直机关党委和中南海党总支的干部，说他们压制批评，一些年轻人提点批评意见，不是反党嘛！一位曾参加汇报会的同志回忆说：在毛主席批评后，如果中直机关党委和中南海党总支的同志当场承认错误并做出自我批评，这件事也就算过去了。但在毛主席批评后，中直机关党委干部晓岚不服气，正面顶撞了毛主席，她说：他们攻击中直机关党委，反对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主任，这还不算反党吗？毛主席听后勃然大怒，说：哟！反对杨尚昆就算反对党吗！我看需要成立一个调查组，查清后再处理。

在毛主席一言九鼎的时代，虽说是查清后作处理，但他对此事倾向性的态度已决定了调查了解只是走个形式。

1958年7月中南海党总支在春藕斋召集居仁堂后楼党支部、机要室、秘书室党支部党员会议，会上传达了毛主席关于中办秘书室运动“拔红旗、插黑旗”的指示。据当年参加会议的同志回忆，党总支负责人在会上讲：“原来党总支批评教育的同志中有一位秘书室的干部林克，他同时又是毛主席办公室的秘书，帮助毛主席学习英文。当时毛主席南下视察，几次问到为何林克没有随行，主席秘书叶子龙找各种理由来解释，最后主席要林克立即赶到南方（长沙）。”总支负责人还说：“林克‘挨整’过程中也没有剪发剃胡须，一副狼狈样子，一向关心身边工作人员的毛主席见了十分痛心，问他出了什么事，林克忍不住流泪向毛主席哭诉了他们‘受迫害’的经过，说领导派人对他们进行盯梢，检查他们的信件，审查他们的历史，扶右反‘左’，等等。毛主席听了林克的汇报，认为林克、戚本禹等人打的是红旗，不是黑旗。”

受一面之词和片面汇报的影响，最高领导人一边倒的态度，被戚本禹、林克等人加以利用，在中秘室实施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仅有70多人的中秘室，王文、何载等4人被打成右派，曾三、刘华峰、李东冶、王刚（已故）等18位同志做了“反党错误”的结论和处分，还给张希曾、程之、张殿克、景文焕等50多位同志做了“立场不稳，思想右倾”的鉴定，装入本人档案。受“黑旗事件”错误处理的人，占中办秘书室80％左右人员。中直机关党委、警卫局、中办直属单位受牵连的同志也不在少数。受处分、受牵连的同志调走的调走，下放的下放。这些蒙受不白之冤的同志，历经磨难，饱尝了阶下囚的苦楚，有的妻离子散，有的致病致残，有的精神失常，有的含冤离开了人世。有一位云南大学毕业在中办秘书室工作的同志，被下放到云南偏僻山村任小学教师，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都未平反，原因是档案中装着中秘室“立场不稳、思想右倾”的鉴定。戚本禹、林克擅自将“立场不稳、思想右倾”材料装入同志的档案，犹如给这些同志政治生命压上一座大山，将他们置于长期超“负荷”的重压之下。

中秘室人员构成是经过严密的组织程序，不应该有右派、“反党错误”、“立场不稳、思想右倾”的人，实际上确实也没有右派、“反党错误”、“立场不稳、思想右倾”的人。经过历史的见证和考验，被打成右派的4位同志、定为“反党错误”的18位同志、鉴定为“立场不稳、思想右倾”的50多位同志，是经得住风雨洗礼和艰苦磨练的好党员、好干部。尽管他们明明知道“黑旗事件”是一宗冤案而深感委屈，但由于对毛主席的敬爱和从大局考虑而无怨恨，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和劳动之中，这充分体现了因“黑旗事件”而蒙受不白之冤的干部具有坚定的党性和崇高的精神境界。

中南海“黑旗事件”的始作俑者戚本禹，带着在中南海“黑旗事件”预演所取得的经验，8年后荣升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由于“王关戚事件”，1968年戚本禹被判18年徒刑进入秦城监狱，成为极“左”思潮的牺牲品。林克在香港回归前的1997年3月1日在香港出版的《毛泽东人间相》一书的说明中提到，当此书成稿时，经再三考虑还是加上了“中办秘书室整风——‘黑旗事件’始末”一个章节，依然坚持用1958年盛行的极“左”观点写“黑旗事件”，书籍出版发行不久，他在香港不幸病逝，不难看出40年前的中南海“黑旗事件”是他心头的“郁结”。

1979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宣布：“黑旗事件”是一起大错案，予以彻底平反；为王文、何载等4位被错划右派的同志彻底平反；推倒强加在王刚（已故）以及18位同志身上的一切不实之词；对张希曾等50多位受到不公正处理的同志恢复名誉。1980年经中央批准，恢复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委员会建制，后更名为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一个局级干部怎么能制造出一个“路线”

在两种不同看法争执中，戚本禹等人把中直党委、中办及秘书室认为何载问题属于人民内部性质的意见，无限上纲到是“执行了一条没有何载的何载路线”。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路线”是党在一定时期确定的目标和它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和总的方针政策，它与党的重大会议及党内代表人物密切相关，一名区区的局级干部是谈不上有一条“路线”的。这种提法的用意就是给何载扣上“路线”之名，可以起到一箭双雕之目的，既能加重何载问题的性质，又可以打击同情和支持何载的领导和干部。

在这种上纲上线的思想驱使下，戚本禹等人控制的中秘室领导小组，1958年8月形成了长达5000多字的“关于何载错误结论”。结论给何载定了4个罪名：1、“诋毁毛主席”。有一来信反映一木匠制做神龛供奉着主席像，每日烧香跪拜三次，要求给予表扬。何载同志对此事提出了不同看法，呈送杨尚昆、邓小平同志，小平批示：“请河北省制止。”这原本是一件维护领袖形象的事竟被结论为“诋毁毛主席”。2、“污蔑1942年整风，说‘抢救运动’中制造‘红旗党’事件。”早在1952年夏天一个晚上，戚本禹几位年轻人问何载当年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是怎么回事，何载以亲历者的身份讲了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的情况，明确说明这是两回事，特意强调“红旗党”是康生一手在抢救运动中酿成的事件。6年后的他们把两件事混为一谈，却硬生生结论何载是“污蔑1942年整风”。3、“同情和支持右派分子”。何载、王文两人奉命在中南海西门接待过林希翎；何载按规定将石油学院教授罗伟之（1957年反右斗争时定为右派）建议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来信批转给高教部。这是工作人员正常履行公职的行为，竟被结论为“同情和支持右派分子”。4、“陷害积极分子，抗拒整风和反右斗争”。从整风运动一开始（1957年5月）何载就是被鸣放的对象，受到了批判，9月离开中秘室，被定为“黑旗”代表人物，整风和反右斗争中已无权、无力，既没有发言权，也无申辩权，有何权力“陷害”别人，有何力量“抗拒”运动。恰恰是中秘室领导小组的这一结论，通篇体现着对何载的“污蔑”和“陷害”。

透过“中秘室领导小组关于何载错误结论”，丝毫也看不出与“路线”关联的人和事，其手法是张冠李戴、移花接木，强行将何载同志定为全国唯一的党内右派分子（当时右派分子之前没有“党内”两字），开除党籍，降六级，搬出中南海，下放劳动。

上纲上线的做法，也运用到对党组织的评定。1958年8月26日，中秘室整风小组在戚本禹的控制下，对秘书室的运动作了总结： “秘书室支部的‘资产阶级黑旗路线’是得到中南海总支、中直党委负责人的直接指示和支持”，这三级党组织犯了“方针路线上反党错误”，这是“扶右反左黑旗反党事件”。中央根据这一总结，撤销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委员会和杨尚昆担任的书记职务。中办秘书室负责人继任者王刚（已故）和一些坚持何载问题是内部问题的同志，受到严厉的批评，认为他们“扶右反左”，“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是“黑旗反党”。

“插红旗、拔白旗”运动源自中南海“黑旗事件”

毛泽东主席余怒未消，1958年5月8日—23日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3次以秘书室整风为话题，引申出要“插红旗、标新立异”，他要求各个山头，村落，各个机关、部队、工厂、合作社，都要插红旗、拔白旗。

5月8日下午，毛主席讲：“我们要学习列宁，要敢于插红旗，越红越好，要敢于标新立异。标新立异有两种，一种是插红旗，是应当的；一种是插白旗，是不应当的……红旗横直是要插的，你不插红旗，资产阶级就要插白旗，与其让资产阶级插，不如我们无产阶级插。资产阶级插的旗子，我们就要拔掉它，要敢插敢拔。”此后，全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在农业、工业、科技、教育、文化、军队等领域，对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浮夸的人以及所谓具有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人被作为“白旗”拔掉，反之就是“红旗”，要予以支持。

在工业领域，以完成产品购销好坏实行“插红旗、拔白旗”，产品销量大就是“红旗”，产品销量少就是“白旗”，促使工矿企业弄虚作假、虚报浮夸风盛行。在学校特别是高等院校是以思想改造、思想批判为中心，把著名教授、学者及“轻视劳动，自私自利”的知识分子作为“白旗”拔掉；“插红旗”就是批判“参加劳动是浪费人力资源”和“教材神秘论”，教学改成开会，搞红专辩论。在军队系统，普遍开展“反教条主义”，军事院校，整肃了一批知识分子干部。在史学领域，刮起了“史学革命”之风，只讲阶级斗争、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史学研究丧失了自由、平等的探讨。在农业领域，把反对“密植”及按传统耕作方式进行生产的干部，视为“白旗”拔掉；对学习“密植”一亩耕地播几百斤种子的干部看作“红旗”予以树立。“插红旗、拔白旗”在许多地方造成人为紧张，有的地方和单位刻意在未被打成“右派”的人员中搜索“白旗”对象，使一大批人因此遭殃。据1978年落实政策的同志提供，仅以山西、湖南、河北、甘肃、陕西等省的不完全统计，在农村竟然有20多万乡镇党委成员及农村党支部书记被拔了“白旗”，不是打倒就是开除党籍。这场离奇的运动由于违背经济社会基本规律，来势虽然迅猛，但暴露出严重的问题，随着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中央纠“左”开始，“插红旗，拔白旗”运动便寿终正寝。

（责任编辑 萧 徐）

2007年第12期 虾子区“四清”运动　作者：洪　星

1964年，党中央派出了有中央国家机关、解放军总政治部等组成的阵容强大的工作团来贵州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运动）。中央为什么要把贵州作为“四清”的重点？原因很多，但我认为这是和曲解了贵州省委在三年自然灾害后，特别是遵义地区发生“五九事件”后所采取的一系列正确措施，纠正当时左的错误，恢复和发展贵州经济的正确做法是分不开的。

1959年，当时遵义地委继续贯彻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反右倾、鼓干劲”的左的指导思想，坚持大办公共食堂，推行供给制，在粮食上搞高估产、高征购、反瞒产、反富裕农民、打击农村基层干部，助长了虚报浮夸、强迫命令等违法乱纪的歪风，导致这年年底和1960年春，遵义地区农村，特别是遵义县和湄潭县发生严重饥饿、浮肿和非正常死亡现象。为了挽救局面，省委在全省采取了许多正确措施：缩小人民公社规模，纠正“一平二调”，取消公共食堂，推行“三包一奖”，试行“大包干”分配办法，恢复自留地，允许社员搞家庭副业，开放农村集贸市场等，让农民休养生息。因此，从1962年后全省农村经济形势有了好转，各项工作走向正常秩序。到1964年，全省整个经济形势根本好转，呈现出新的生机。1963年省委书记周林同志在视察湄潭时，曾给我讲过：这两年省委工作重点是抓农业和农村工作，待农村经济形势好了，要重点抓一下城市经济工作和城市的建设。后来徐健生同志（当时副省长）也给我讲过：说在63年召开的全国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期间，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听了他的汇报后，对贵州这几年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了高度评价和赞扬。

但是，1964年8月我看到了刘少奇同志在昆明召开的西南地区地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其中点了贵州省委书记周林的名，认为贵州近年来这些做法是搞资本主义。这使我很震惊。我预感到形势变了，周林同志要挨整了，贵州要挨整了。少奇同志在讲话中认为：敌人拉拢腐蚀干部，建立反革命两面政权，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强调社教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群众运动。犯有严重四不清的干部有受地富反坏影响的根子，也有上面的根子。这次“四清”运动不仅要挖下边的根子，也要挖上边的根子。这就意味着贵州搞资本主义的根子有可能是周林同志，要挖上边的根子，也必然要牵连到周林同志。不出所料，不久之后，中央于1964年10月份改组了贵州省委，由四川省长李大章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接着，改组后的省委决定在全省开展“四清”运动。1964年10月21日省委正式通知遵义地委：遵义县作为全省“四清”运动的重点。由省委派出工作团领导运动。

省委“四清”工作团是由中央、中央国家机关、解放军总政治部和省直机关、各地、州、市、县、区、公社抽调干部组成的，共4731人。其中遵义地区1400人，我们湄潭县120人。工作团设总团，由国家劳动部副部长李正亭同志担任团长和党委书记。下设10个队。我们湄潭县由县委副书记、县长陈邦海带队，我协助他工作。我们编在第九队，由解放军画报社×××任队长，陈邦海同志任副队长，我任支部委员。第九队下设五个组，我任第一组组长，八一电影制片厂导演舒凡任副组长，著名电影演员王晓棠任秘书，八一电影制片厂场记陈静任记录员，同我编在一个组的是我县各区、社的同志蒋胜隆、万林、张锡忠等12位同志。参加工作团的人员全部于1964年10月28日到遵义报到，参加集训。

这次集训为期一个月，主要内容之一是：对由贵州省各级抽来参加工作的干部进行全面审查，查阶级、查观点、查立场。规定每个队员必须交待从7岁起的历史，凡政治不可靠、思想作风存在严重问题，在“五反”中暴露有严重错误而又没有认真检查的都不能参加工作团。同时规定，在每个人自我检查交待后，还要开展互相检举揭发。交待或揭发些什么内容呢？在今天看来是非常可笑的。例如我自己就检查交待了：从7岁起上抗日小学，14岁参加革命，15岁入党，来到贵州后曾给省委书记周林当过秘书，1959年在湄潭工作时曾被作为右倾分子调贵州大学工作，调回湄潭后为了恢复身体，曾经领导批准，买过两斤白糖，一条哈德门香烟，一双水胶鞋，一件雨衣，一对五羊牌电池等等。我的以上检查交待工作团领导总的认为还是好的，但他们认为我给省委书记周林当过秘书应当作为重点审查对象。所以工作团派了两位同志（解放军总政干部）专门找我谈话，要我检举揭发周林同志的问题。他们告诉我周林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在政治上长期否定阶级斗争，搞阶级调和，向敌人让步，导致贵州资本主义复辟，社会主义倒退。还说，目前省里正在对他的问题进行揭发批判。他们要我同周林同志划清界限，揭发他的问题。当时我想到周林同志在劫难逃，我也因此会受到株连。然而我以事实为根据把问题讲清楚了。经过几次交谈，两位解放军干部不仅认为我没有问题，而且认为我是正派的，至今回忆起来我觉得这两位解放军干部也是正派的。他们没有对我采取过“左”的手段，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在第一阶段的自我交待检查、互相揭发中有不少同志被清退回去，还有个别干部因想不通自杀。这是工作团集训中不应该发生的历史悲剧。

集训的内容之二是学习双十条（即“前十条”和后十条）和“六十条”。但重点是学习中央批转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四清”工作的经验（简称“桃园经验”）。这个经验强调这次“四清”是一次比土地改革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因此工作队学习中首先进行了反右倾，然后学习桃园工作队的具体做法，即：扎根串连，发动群众，组织阶级队伍，开展夺权斗争，然后进行“四清”，最后开展对敌斗争。这个所谓经验，是一套极“左”的东西。

这次集训的纪律是极其严格的。规定学习期间工作队员不准互相到其它队、组去串门，不准一人外出，出入上街要二人同行。不准买零食吃，更不准到饭店吃饭，一次陈邦海县长和陈光文商业局长二人外出吃羊肉粉，还喝了一点酒，回来后被发觉，工作队当晚召开支委会对陈邦海进行了批判。王晓棠是著名的电影演员，曾在《山间铃响马帮来》、《野火春风斗古城》等影片中扮演角色，当时遵义市有很多群众都想见到她。但规定她出门必须带一个大口罩，让人们认不出来。一次我县张大彬来信给我说，他想见见王晓棠。我叫他以给我送邮票为由门岗才让他进来，终于见到了王晓棠。由于纪律严，在集训中也不能同她多讲话，一次同组的禹朝廷同志在交谈中问她拍电影情况，她当即回避了，使禹朝廷很难为情。

省委“四清”工作团集训于11月26日结束后，又进行了重新组合，全团人员一分为二，一部分到遵义县参加县直机关“四清”，大部分参加遵义县虾子区农村四清。工作团总部设在虾子区，下设8个工作大队，43个工作队，440个工作组，另有一个区级机关工作队。我们湄潭的同志被重新分配到虾子公社四清工作大队、山羊大队工作队。虾子公社工作大队长是刘冀平（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副队长是李舒田（北京人大会堂保卫处处长）和王荣。山羊大队工作队长是李卓冬（省民政厅办公室主任）、副队长是龚松甫（解放军总政）。我是大队工作队支部委员，分工负责齐心、白杨两个工作组工作。齐心生产队工作组长是蒋胜隆，白杨生产队工作组组长是李秉清。参加山羊大队工作队的同志来自四面八方，除我们湄潭的同志外，还有解放军总政、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新华社贵州分社（王金福等）、省民政厅以及仁怀、风岗、余庆县的同志。春节前夕又有贵州工学院一部分师生编入我们队。

在1964年11月28日进入虾子区这天，总团调集了80多辆大卡车，分两批将队员送到虾子区。一路上浩浩荡荡、歌声嘹亮，每过一场镇，人们都以惊奇的目光注视着这支庞大的队伍。当时我们自己也感到格外自豪。我们于当天到达山羊大队后，下午参加生产劳动，晚上就住在事先选好的“根子”家中。

工作队入村后，首先向新组合的队员宣布纪律（工作队会议是选在一个山坡上开的）。接着向当地大队和生产队干部以及“四类分子”分别宣布约法几章。工作队的纪律是：不准在干部、中农和“四类分子”家中吃、住，不准到非指定的群众家中，特别是干部家中吃饭，不准吃群众做的好菜，否则就会被腐蚀；不准到虾子区街上买零食吃，如葵花子、花生等，更不准到饭店吃饭喝酒；不准打扑克，下象棋。记得我县曹国仁同志从湄潭家中带来一瓶包谷酒，放枕边，每晚睡觉时喝两口。后被人检举，工作队领导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由于对工作队员的种种限制，致使不少人得了浮肿病，也包括我自己。为了治病工作团采取措施：一是给每个队员发两包黄豆粉作营养补充；二是给每个队员轮流休假10天。本地人回家，外地的到遵义市休息。经我与我们工作队领导商量，由我回湄潭抽一名炊事员来队部办伙食，自己开火。我利用回家休假机会，叫我县派了老厨师祝云山同志随我回到山羊大队给我们做饭。由于工作队自己开伙，生活得到改善，大家的病情也逐步好转，身体得到恢复，对此工作队的同志对我非常感谢。

至于对生产大队、生产队的干部的限制就更严了。如：不准破坏发动群众，不准躺倒不干，不准打击报复，不准搞攻守同盟，不准分散财产，不准外出等等。严令四类四分子：不准乱说乱动、不准造谣破坏、不准拉拢干部、不准东走西窜等等。工作队入村后气氛十分紧张，特别是中央、中央国家机关来的同志由于不了解情况，更把虾子区看成是一个资本主义世界，以为到处都是阶级敌人，使他们晚上不敢出门了。

工作队入村后不久“四清”运动正式开始。虾子区的“四清”运动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访贫问苦，找根子，发动群众开展夺权斗争。在这一阶段，先后介绍了青山堡大队和三渡关公社发动群众夺权的经验。他们的经验主要是高举“四清”旗帜给贫下中农撑腰，猛压“四类分子”，急刹干部威风，长贫下中农志气，造四清声势，打开斗争局面。根据各工作队一个多月发动群众检举揭发问题所收集的情况，当时工作团党委对虾子区的问题作出了如下错误结论：“在前省委少数领导同志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指导下，出现了全省范围的大退却，社会主义阵地失守，造成资本主义泛滥。”“虾子区也刮起了单干风——全区农业单干半单干的生产队占37.5%。场镇上资本主义泛滥让出了社会主义市场，造成私商大发展。区委所在地有不少‘千字号’、‘万字号’投机倒把分子。农村许多人弃农经商，区委核心也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虾子区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是严重的尖锐的。”“虾子区2069名干部中有30%左右的人问题多、民愤大、性质严重，实际上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属夺权对象。”基于上述判断，就紧接着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夺权斗争。1964年12月27日，工作团在青山堡召开了1000多人参加的夺权斗争现场会。虾子公社各工作队都派领导前往参观，学习经验。我们山羊大队工作队领导参观回来后，又经过一段充分准备，于1965年1月13日也进行了夺权。全区夺权斗争持续到元月下旬才结束。在这场夺权斗争中，全区有567人受到错误批判，305人被撤职，占干部总数的14.7%。全区87%的公社，83%的大队和60%的生产队被夺权。同时还从干部和群众中挖出一些所谓地主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富农分子，有的被管制，有的被判刑，特别是在夺权中，不少地方发生违法乱纪行为，对被斗争的对象，实行民兵营看管，武装押送，查封财产等。由于极左政策和错误行为，全区有10人因不忍被辱而自杀，弄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工作队北京来的同志也十分紧张，为此工作团还专门发了武器，让他们外出时随身携带。

第二阶段是贯彻落实中央《二十三条》。中央《二十三条》早在元月27日已发到虾子区工作团了，但未传到基层。2月4日（即正月初三）我参加了工作队集中学习“二十三条”，总结前段工作。这时根据省委关于从遵义工作团抽调2000人支持面上“社教”的指示，我们山羊大队工作队抽出45人到面上参加社教。“二十三条”下来后，省委和工作团党委都有一些贯彻意见。2月13日工作团党委书记李正亭同志在工作团党委扩大会上总结发言说：前段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主要是：一是对干部缺乏一分为二的观点，对干部严肃多热情少，思想上有片面性；二是对夺权缺乏全面平衡，有的定高了；三是发生简单化做法，如民兵看管，持枪押送；四是工作队人数过多形成人海战术，包办代替。初步承认了前段“四清”夺权的一些错误。他强调指出，“前段斗争的夺权对象90%是不该斗的，要复查。”接着工作团于1965年2月25日在虾子场召开了有7000人参加（包括贫下中农、干部及家属、地富子女）的大会。还破例让“四类分子”代表列席会议。会上传达了省委书记李大章在修文县贫下中农大会上的讲话。讲话中讲了对“四不清”干部处理的政策界限，即：1964年从严，1963年从宽，1962年以前不算。会后，全区根据“二十三条”精神总结了前段的经验教训，对被批判和被夺权的干部进行了全面复查。

根据“二十三条”精神和工作团党委要求，我们山羊工作队立即着手开展工作。我的主要精力是抓白杨和齐心两个生产队的复查工作。这两个队的工作组同志多数来自湄潭区、社的领导干部，对农村基层工作体会深，对贵州情况了解。我和蒋胜隆、杨德学以及贵州工学院的曹硕、周逸芳共同先后召开了这两个队的贫协会、干部会、干部家属会，向被错误处理的干部传达“二十三条”精神，做他们思想工作。我在会上主动检查了我们工作中的失误。我说农村基层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他们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希望贫下中农正确对待他们，不要歧视他们并对被错误处理的干部进行了适当安排。我们做了这些工作使两个队的干部和群众谅解了我们，使两个队的干群关系更加融洽。

经过一个多月的总结复查工作，虾子区共宣布解放了1404名干部，占干部总数的67%，被处理的干部降到占干部总数的2.3%，达到了团结95%以上干部和群众的要求。“二十三条”下达后，纠正了“桃园经验”的错误做法，对前段运动中发生的问题作了一些纠正，但由于“二十三条”的指导思想仍然是“左”的，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此问题并未彻底解决。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按中央拨乱反正的政策，遵义县委派出工作组作了大量工作，才使当时被错误处理的干部得以彻底平反纠正。

第三阶段是组织建设。虾子区原有基层党支部46个，党员559人。运动开始，工作团认为全区好的和比较好的党员277人，觉悟低的71人，问题多的111人，性质严重的100人。党员中有8.6%是各级干部。在这次整党中经过教育，允许登记的党员404名，暂缓登记的57人，合计461人，占党员总数的83%，不予登记的29人，退党的34人，开除党籍35人，共98人。（这些被错误处理的党员，也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平反的。）在运动后期吸收新党员250人，其中26人不要预备期，党员由原来559名增加到718名，做到每个队都有党员。与此同时还对公社、大队、生产队进行了民主选举，共选出社队干部2116名，其中1034名为新成长起来的积极分子。原有干部只有50%当选，还建立了贫下中农协会、民兵班、排、连组织等。

在这一阶段，工作队复查工作做得是认真的。针对有些地方对于自己纠正错误，总怕给“翻掉”的思想，工作团党委指出：“只要是事实，就不怕被翻掉。不符合事实的，迟早要翻案，与其别人来翻，不如我们自己翻。敢不敢实事求是，是敢不敢革命的问题。”同时在工作方法上提出了三允许（允许本人作补充交代、更正；允许别人为他申辩；允许翻案）、“三对面”（工作人员、本人、贫下中农代表对面核实）、“一通过”（召开群众大会通过结案材料）。在处理上还规定了若干政策界限。最后处理结果：戴地主、富农分子帽子的6人；反革命分子帽子的3人，坏分子帽子的9人，阶级异己分子帽子的4人，蜕化变质分子帽子的6人，投机倒把分子帽子的1人，共计29人（占原有干部总数1.28%）；开除党籍19人，开除公职5人（共占原有干部总数的2.39%）。这就大大减少了处理干部的面，这在当时来说能够做到这种程度也很不容易了。当然这些干部的彻底平反纠正，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以完全实现。

工作队从一开始入村，到运动结束，每个队员一直坚持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坚持抓生产，抓农田基本建设，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工作队在虾子区期间，帮助当地修了不少水利工程，仅全区新建水轮泵站就有5处，安装抽水机17台，新增灌溉面积3000余亩，帮助土变田480多亩，群众是满意的。

整个四清运动于1965年4月20日结束。由于“四清”工作队在个别领导人“左”的思想影响下，在对待工作队员工作上和认识上的不同意见，也采取了一些错误做法，因此使一些同志受到不白之冤。我所在的山羊工作队就是其中之一。我们湄潭县和工学院的几位同志负责两个生产队，工作中兢兢业业，在运动中坚持真理，实事求是，抵制上级一些错误思想和一些过左的做法，但却受到工作队少数领导和一些思想品德不好的人的非议，以“莫须有”的问题对我们几位进行错误的批评和作出错误的鉴定：说我们不执行领导指示，与领导分庭抗礼，工作上另搞一套，搞小集团等等。后来我们得到虾子区公社工作大队领导刘冀平、李舒田等同志的支持，才责成山羊工作队给我们的错误鉴定予以纠正，不白之冤终于在我们离村之前洗掉了。贵州工学院周逸芳同志当时写了一首诗：“此风此浪从何起？真稀奇，心中疑，同志不能存友谊，认识不能有分歧。任凭风流来打击，行得正，心不虚，革命道路多离奇，区区小事焉能比？狂风恶浪能行舟，让事实除稀稀，歪风邪气无地立，胜利永远属真理。”表达了对这种错误做法的极端愤慨和真理必胜的信念。

虾子区“四清”运动于1965年4月底全部结束，工作团决定5月2日解散。山羊大队于4月30日召开群众大会与我们话别。5月1日我们与白羊、齐心两个队老乡依依不舍告别，返回湄潭。

虾子区“四清”特别是“桃园经验”其教训是特别深刻的。它的根本错误就是否定了贵州省委、否定了贵州广大干部。把贵州省委当作复辟资本主义的祸根，把全省作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是极不公平的。对此，周林同志在他调西南局工作之前，通过邓小平向毛主席党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对贵州“四清”运动的一些做法提了一些意见。同时对贵州存在的问题承担了责任。他说：贵州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贵州出现的问题和发生的错误应由他个人负主要责任，请不要追究基层干部的责任。由于中央一些领导人对贵州的错误看法，从中央调集大军对贵州开展“四清”运动，后又从全国各地抽调干部支黔，准备对贵州各级领导班子来个大换班、大调整、大改组，这对贵州干部是一个严重打击。当然，不少参加过贵州“四清”运动的中央和国家机关的领导同志，经过5个多月的实践，他们逐步了解了贵州、逐步转变了对贵州的看法。曾参加过虾子区“四清”的同志说：这次虾子区“四清”，是唱了三出戏：开始是“苏三起解”，洪洞县里没有一个好人；中间是“三岔口”，自己打自己人；最后是“将相和”，大家团结起来搞社会主义建设。从“四清”运动总体上来讲，我认为是我党指导思想上一大失误。尽管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集体财产、经济账目进行清理，对少数干部在集体经济管理上存在的问题和干部作风问题进行清理、整顿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把经济问题、作风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无限地拔高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则是错误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84年6月4日党中央在批转贵州省委《关于彻底解决贵州“四清”问题的请示报告》中作了正确的结论：1964年贵州的四清运动，是在“左”的错误指导思想下进行的，当时认定省委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性质的错误”……这种估计和分析是完全错误的。由此造成的冤假错案予以彻底平反是完全正确的。中央批示下达后，在四清运动中被错误处理的干部才得到彻底平反恢复了名誉。

1995年，我到北京看望周林同志时，他详细向我讲了当时贵州“四清”的起因和毛主席看了他的报告，及时采取措施纠正错误的过程。他语重心长向我讲了这样一段话：“往事依依，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回首贵州1964年‘四清’运动，它是贵州历史上一大灾难。它早于‘文化大革命’两年，但错误性质是一样的。对于我们每一位经历这场运动的人，都有责任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去回顾这段历史，避免重犯，但是有些同志在其著述中回顾这段历史时，对‘四清’运动含糊其辞。这是对待历史的态度吗？古人司马迁在其宏篇巨著《史记》中尚能遵循对待历史‘不虚美’、‘不掩恶’的原则，难道我们今天写党的历史就可以背弃这个原则吗？我已是80多岁的人了，我们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认真对待历史，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让后人引以为鉴。”这是周林同志的肺腑之言。如今，周林同志已经走了，但他这段肺腑之言，我会永远牢记。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7年第12期 中国需要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　作者：杜　光

读罢《北大教授与〈新青年〉——新文化运动路线图》，一个主要的感受便是：打消了对新文化运动的神秘感神圣感，一股恬淡的、平实的历史感油然而生。作者张耀杰在这部书里所展示的，既有新文化运动前辈的慷慨激昂，大声疾呼，也有他们的交往离合，矛盾纠葛；他们在思想上的交融与对立，事业上的合作与分歧，从相应相求到分道扬镳，贯彻于新文化运动的全过程。作者运用丰富的历史资料，描画出了新文化运动的路线图，可以为我们现阶段的思想解放运动，提供有益的经验教训。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反封建反专制的民主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成果，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已经为文化普及和知识传播带来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但新文化运动先贤们所弘扬的科学民主等西方先进文化，却磨难重重，举步维艰。蔡元培倡导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大学教育精神，尽管曾经在北京大学和后来的西南联合大学等校辉煌一时，但经过五十年代初的“教育改革”和文化大革命的摧残，现今已淡然了。张扬个性的个人主义、强调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半个世纪以来更是不断遭受着严厉的批判。这些事实表明，新文化运动的反封建反专制的主要任务，迄今仍未很好地完成。正因为这样，我们才仍然继续承受着文化专制主义的压制。在文化领域之外的政治、经济、社会诸领域，也存在着严重的专制主义影响。因此，我们现阶段依然面临着反封建反专制的民主革命任务；而为要完成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就必须吸取新文化运动的经验教训，在全国范围开展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以接续民主革命的尚未完成的功业。

新文化运动为我们提供的经验教训，首先是必须再次高举科学民主的大旗，把新文化运动的赛先生德先生请回来，使我们的国家发展成为一个科学的民主的国家。几十年来，科学与民主在我国的发展很不顺利：在狭义的科学领域，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层面上，我们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在广义的科学领域，在社会科学和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态度的层面，却长期被禁锢，乏善可陈。建国以来，从反胡风、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到文化大革命，指导方针上的反科学思想，权力意志决定论的主观唯心主义，曾经给我们中华民族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失。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统筹兼顾、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可以说是总结了几十年来的经验教训，是治疗不科学发展观和不科学指导方针的良药，值得欢迎。问题在于如何在实际工作和社会生活里切实贯彻。它需要坚持不懈的启蒙教育，才能成为我们全民族的共识。

至于民主的普世价值，却一直受到权力体系的歪曲。近几年来，对民主的贬斥持续不断：有的重弹“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的老调；有的把民主仅仅归结为“多数决”，排除权力制衡、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等实质民主；有的借口中国人民素质不高，不具备实现政治民主的条件；有的甚至把倡导民主的言论斥之为“西化”、“资产阶级自由化”；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出现这种民主恐惧症，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些人受专制主义的浸染过深，观察问题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掺杂了专制主义意识。新文化运动的健将钱玄同在1922年4月8日致周作人的信中说：“中国人‘专制’‘一尊’的思想，用来讲孔教，讲皇帝，讲伦常，……固然是要不得，但用来讲德谟克拉西，讲布尔什维克，讲马克思主义，讲安那其主义，讲赛因斯，……还是一样的要不得。反之，用科学的精神(分析条理的精神)，容纳的态度来讲东西，讲德先生和赛先生固佳，即讲孔教，讲伦常，只是说明他们的真相，也岂不甚好。”（《北大教授与〈新青年〉》第162页，以下引用该书只注页码）这一段精彩的话，可以一针见血地点破当代的民主恐惧症的本质，那就是“专制”、“一尊”。

虽然如此，争取民主的舆论，在报刊和网络上还是不绝如缕，时时可见。尤其是去年俞可平发表《民主是个好东西》以后，呼唤民主、宣扬民主、谈论民主的声音日见强烈，为新启蒙运动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第二个经验教训是必须争取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新文化运动是依托民间自由报刊的舆论阵地才能开展起来的，没有《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副刊》、《新潮》这些民间的自由报刊，就不可能有新文化运动。1936年《新青年》重印时，蔡元培、胡适等人都题词评述。蔡元培说：“《新青年》杂志为五四运动时代之先锋。”胡适说：“《新青年》是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划分一个时代的刊物，最近二十年中的文学运动和思想改革，差不多都是从这个刊物出发的。”（第72页）我们现阶段要开展新的启蒙运动，更需要自由的报刊书籍等出版物。因为当代新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要总结、反思新文化运动以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经验教训，在总结经验教训的过程中，正确判断和认识西方近代文明成果（包括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吸取其中有益的精华。这个特点，决定了新启蒙运动将是全国范围的全民性的文化运动。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法国的启蒙运动有过孟德斯鸠、卢梭、伏尔泰、狄德罗等那样一些思想家、政论家；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有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鲁迅、周作人等文化大家的推动。而在当代，由于五十多年来的文化专制主义，铲除了任何可能产生具有独立精神的自由思想家的社会条件，没有哪一个人可以充当启蒙者的角色。新启蒙运动将是一个广泛参与者相互启发、相互切磋的群众性活动。在广泛深入的探讨和争论的过程中，还原历史真相，发现科学真理。如果没有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没有大量的民间自由报刊作为相互启蒙的平台，就谈不到新启蒙运动。其次，需要我们来总结的这些岁月的经验教训，老年人和中年人都是亲历者（中年人主要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亲历者），对于这些年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政策、社会政策的是非得失，大家都有着切身的感受和体会。在对历史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和反思时，每一个人都有权利也有条件发表意见；所有公民都兼具启蒙者和被启蒙者的双重身份。当然，由于知识水平和思想认识的差异，在新启蒙运动中的作用会有大有小，但无论如何，民众的广泛参与是新启蒙运动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这只有实现了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才能成为事实。但是，长期以来，在舆论导向文化统制之下，所有报刊都成为执政党的喉舌，新闻从业人员实际上没有多少采编、报道、写作的自由，普通老百姓更不可能利用报刊来表达自己的心声和呼求。因此，要推进新启蒙运动，就必须批判以至铲除文化专制主义，大家都来高声反对，使文化专制主义成为过街老鼠，面对人人喊打而不得不退却逃脱，使报刊媒体成为公民大众的工具和武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基地。

第三，除了《新青年》等刊物外，新文化运动还有一个重要基地，就是北京大学。蔡元培于1916年接受黎元洪颁布的大总统令，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他是“抱着整顿北大的决心出任校长的”。（第34页）他办学的指导思想，就是“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正因为如此，所以北大一时人文荟萃，群贤毕至。1917年1月，《新青年》编辑部由上海迁到北京后，从4卷1号开始，三年内都是由北大教授轮流编辑的（先是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沈尹默、陶孟和，后来还有李大钊、高一涵），他们同时也是《新青年》的主要作者。兼任北大讲师的周树人（鲁迅）从《新青年》4卷5号到9卷4号，共发表了54篇作品。这个事实说明，在新文化运动高潮的几年里，推进新文化运动的主力，都是北大教师。“五四运动”发轫于北大，绝不是偶然的。张耀杰在他的书里这样评述：“《新青年》的异军突起与北京大学在思想教育界独占鳌头的特殊地位，有着密不可分的依存关系。”（第75页）“如果没有……北大师生志同道合的风云际会，就不可能有《新青年》四至六卷的辉煌鼎盛，连同‘五四运动’及新文化运动的波澜壮阔。随之而来的中国文化史、教育史、思想史乃至于政治史，也将会出现大不相同的另一种变局。”（第93-94页）这是十分恰当的评价。

当今的新启蒙运动也离不开新闻媒体和高等学校这两大基地。高等学校是高级知识分子和青年知识分子的集中之处，他们将是启蒙运动的骨干力量。但自从1952年“教育改革”后，大学教育“以俄为师”，现代大学精神荡然无存，高等学校衙门化、官僚化；九十年代加上产业化、市场化，又把教育和教师推进追名逐利的泥坑。今年4月28日，北京大学举行建校109周年纪念活动，北大校长许智宏对返校的校友们讲述北大精神，引了四位北大先贤的名言，其中特别提到蔡元培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其实，“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岂止是北大精神，它也应该是一切现代大学的精神所在。蔡元培说它是“世界各大学通例”，当然也应该是我国大学教育的通例。我们只有按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来改革大学教育体制，才能把它们改造成为新启蒙运动的基地，使教师和大学生成为思想解放的先锋，在启蒙运动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第四，从《北大教授与〈新青年〉》一书里，我们可以发现，即使是像陈独秀、钱玄同这样一些思想解放的闯将，反封建反专制的先锋，思想上也难免拖着专制主义的尾巴，对于与自己意见相左的观点，缺乏应有的宽容精神，有时显得粗暴、武断。如陈独秀1917年5月1日在《答胡适之“文学革命”》一文中说：“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文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第146页）陈独秀的这种“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极端立场，不能不表现在《新青年》上，以致胡适的老同学汪懋祖从美国给他来信，说《新青年》“如村妪泼骂，似不容人以讨论者，其何以折服人心？”（第157页）从美国归来的任鸿隽也规劝胡适：“愿兄等勿专鹜眼前攻击之勤，而忘永久建设之计，则幸甚。”（同上）其实胡适是不赞成这种极端态度的。他在给钱玄同的信中就说：“适意吾辈不当骂人，乱骂人实在无益于事。”（第159页）钱玄同后来也有所觉悟，他在1920年9月25日给周作人的回信中说：“仔细想来，我们实在中孔老爹‘学术思想专制’之毒太深。”（第161页）

反封建反专制的先锋有时也表现出“学术思想专制”的态度和作风，是不足为奇的。我国有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传统，它渗透于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千百年来，人们耳濡目染，心口相传，代代不绝，至今不衰。我们这一代以至下一代下两代都难免会沾染专制主义的遗毒。特别是几十年来，专制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面貌出现，通过政治思想教育与政治运动的惩戒，使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态都留下不同程度的专制主义痕迹。不久前谢韬在《炎黄春秋》发表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文章，好几个地方召开批判会，对他进行批判，有些人在发言时使用起文革式的语言，充满了专制主义的色彩。在新的启蒙运动中，我们一定要避免这种“学术思想专制”的作派。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利参与总结经验教训，探讨西方文明和传统文化，也有义务尊重其他参与者的见解。我们应该把胡适说的“宽容比自由更重要”当作待人处事、论文讲史的座右铭。宽容，就是要尊重别人的自由权利。只有每个人都尊重别人的自由，才能获得自己个人的自由。新文化运动前辈的某种程度的那种“学术思想专制”，无疑对新文化运动及此后的社会发展也产生了消极不良的影响，我们应当引以为戒。

第五，从历史的高度来观察新文化运动先辈的分歧和分裂，以及它对此后社会发展的影响，可以发现许多值得注意的经验教训。张耀杰的书告诉我们，在《新青年》的同人里，有英美派，也有法日派，它们之间存在着可以察觉的差异和矛盾。后来一派趋向和平改良，一派趋向暴力革命。书里详细介绍了他们的分裂过程：1919年10月，陈独秀邀约《新青年》同人在胡适寓所商议，决定由陈独秀收回主编权，从第7卷起再次归陈一人编辑。（第59页、83页、93页）过了不久，陈独秀把编辑部迁回上海，由陈望道负责编辑，参加编辑的还有沈雁冰、李达、李汉俊等。1920年中国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成立，《新青年》的编辑都是它的成员，《新青年》自然而然地就成了它的机关刊物。这个变化反映在第7卷以后的《新青年》上，引起了北京同人的不满。陈独秀在1920年12月16日给胡适、高一涵的信中解释：“《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内容，以后仍趋重哲学文学为是。”（第65页）但这个表白已经无法扫除北京同人的疑虑。胡适认为：“今日《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Russia的汉译本。”（SovietRussia即《苏俄》周刊，是当时在纽约出版的宣传苏俄社会主义的政治刊物，《新青年》翻译转载过这份杂志的一些文章。）（第69页、71页）他在1921年1月2日给陈独秀回信说：《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此是已成之事实，今虽有意抹淡，似亦非易事。北京同人抹淡的工夫决赶不上上海同人抹浓的手段之神速。”（第65—66页）他提出三个解决方案：1、“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2、“将《新青年》编辑部的事，自九卷一号移到北京来”；3、“暂时停办”。（第66页）陈独秀收到胡适回信后，分别给李大钊、陶孟和写信，表达自己的愤怒。胡适在1月22日致信李大钊、周树人兄弟、钱玄同、陶孟和、高一涵、王星拱、张慰慈等北京同人，仍主张“把《新青年》移到北京编辑”，多数同人表示赞同。但是，《新青年》的性质已经发生变化，北京的同人虽然想改变这种状况，但鞭长莫及，无可奈何。分裂既已成为事实，新文化运动也不能不随之落幕。

新文化运动最初是以思想启蒙为主旨的，陈独秀、胡适等人的目标是改造国民性，摧毁旧传统。陈独秀在1915年创办的《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上发表《敬告青年》，对青年提出6条要求：1、自主的而非奴隶的；2、进步的而非保守的；3、进取的而非退隐的；4、世界的而非锁国的；5、实利的而非虚文的；6、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在第1条里，他指出：“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在第6条里，他说：“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中卷第3—7页）解放、自由、科学、人权等现代观念的提出，开启了新文化运动的大门，经过几年的讨论、辩驳，问题必然会引向如何实现这些观念，是和平地实现，还是通过暴力？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和无政府主义的流行，使和平与暴力的天平向暴力一侧倾斜；苏俄十月革命的消息传来，无异在天平的暴力一边又加上一个砝码。《新青年》迁移到上海被共产主义者所掌握后，重点从思想启蒙向鼓吹暴力革命转移，这就完全超越了新文化运动的使命。当然，历史已经选择了暴力革命，这里的利弊得失，尽管很值得研究探讨，但本文的主旨不在这里，无意详加分析。我国现阶段所面临的民主革命，应当吸取中外历史上暴力革命的教训，消除一切有可能导致暴力革命的因素。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国民财富迅速增长，绝大多数人口已经摆脱贫困；如果发生暴力革命，改革和建设的成果势将毁于一旦，人民将陷入痛苦的深渊。这是谁也不愿意见到的前景。因此，新启蒙运动应当鼓吹现阶段民主革命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特质，把民主革命的三大形式——改革开放、维权运动和启蒙运动，放在合情合理合法、有理有利有节的轨道上。

但是，社会的发展往往会越出人们的善良愿望。民主革命究将采取和平还是暴力的方式，主要不取决于处在弱势地位的普通老百姓。在三大革命形式里，最有可能发生变数的是维权运动，我们宣传要把维权运动放在合情合理合法、有理有利有节的轨道上，但许多与权贵豪强相勾结的地方权力部门，却习惯于、也热中于对维权民众进行暴力镇压，以致往往激起暴力反抗。近几年来，网上曾多次报道维权民众焚烧警车、捣毁办公室、反殴镇压者的事件。这就表明，当暴力镇压超过了维权民众所能容忍的限度时，软弱可欺的老实人忍无可忍，也会以暴易暴。这种现象目前还处于分散的状态，不至于产生严重的后果；但一旦暴力镇压到处都点燃星星之火时，燎原之势就不可避免了，民众将突破维权运动的范畴，把维权运动转化为暴力革命。要避免这个可怕的前景，就必须限制以至剥夺不受制约的专制权力，严惩滥用权力镇压民众的贪官酷吏。执政当局只有站在维权运动一边，为维权民众主持公道，才能消弭发生暴力革命的可能性。

新文化运动的经验教训是十分丰富的，它对我国现阶段的新启蒙运动和整个民主革命，都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北大教授与〈新青年〉》一书以特殊的体例和笔法，为我们提供了新文化运动的翔实资料，这种努力是值得称赞的。

（责任编辑 萧 徐）

2007年第12期 中共能跳出七十年兴亡周期圈吗　作者：石　山

2007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86岁生日，从新中国成立时算起，也已58年，无论从哪方面讲，都是一个老党和执政时间较长的党。我作为一名老党员，抚今追昔，一方面为今日党的事业兴旺发达、国家繁荣昌盛、中国经济和中国模式得到国内外的重视和认可而欢欣鼓舞；另一方面又对党内现在存在的诸多问题，确有一些忧思。本着居安思危精神与君子和而不同的中国优良传统，特真实地把自己的忧思写出来，既供参考，又备他日查阅。

第一，当前党内政治生活的真实情况，和而不同是主流还是同而不和是主流？

和与同的关系，是我国历史上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凡是做到和而不同的，大家心情舒畅，畅所欲言，人际关系比较和谐，经济发展、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反之，一人或一个小集团说了算，不允许有不同意见，人人自危，人际关系紧张，社会生活死气沉沉，实际上是山雨欲来的寂静，是一个闷局，接踵而来的往往是大动乱、大变革。这方面的经验实在太多了。孔子有感于当时的形势，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标出君子小人之别，用心可谓良苦。毛泽东在上世纪50年代曾希望我国出现一个新政治局面，特点是：“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他认为这种局面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毛选五卷456—457）应该说毛主席这种见解与历史上和而不同的论点，在精神上是一致的，是非常好的设想。可惜在毛主席的晚年，他领导了反右派、反右倾等运动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却又背离上述想法，弄得人人噤若寒蝉，全社会万马齐喑，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政治上冤狱遍中国，他老人家原先的希望完全破灭，教训实在太沉重。

粉碎“四人帮”后，我党领导中国，进行了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使党和国家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大进步，人们的心情变化大，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化更大，这是谁都感觉到的、认可的、拥护的。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可以与乘客随意谈论朝野大事而毫无顾忌，“谤议于市朝”这一喜人局面竟在今日中国出现了，虽然党对它还没有奖励办法。网上议论更是内容丰富生动活泼。

但是，目前党内在和与同的问题上，究竟进步到什么程度，我以为还是一个应该进一步弄清楚的大问题。形势愈好，我党作为执政党，愈需要清醒。我的看法是，我们的实际生活中，是提不同意见的人得到重用和提拔，还是唯唯诺诺的人得到重用和提拔；是实干的人得到重用和提拔，还是弄虚作假、耍嘴皮子的人得到重用和提拔？我以为这才是最真实的考核干部的尺度。群众中广为流传的“数字出官、官出数字”议论，就是不少干部群众给我们的鉴定。现在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是：人们不讲真话。许多领导干部慨叹：“很难听到真话和不同意见，迎合型干部太多”。下面则慨叹：“讲真话吃亏，不说为佳”。有人反映：现在讲成绩，层层加码，到中央一级成了无限大，完全失真。讲问题和缺点则层层减码，到中央一级仅存空壳，也完全失真。这两个金字塔现象所反映的干部心态不一定十分准确，但也实在太可怕了，其原因更值得我党认真思考。

两种慨叹，一个是想听听不到，一个是想讲不敢讲。本来人们是愿意讲真话的，弄得不敢讲了，根本原因是怕招祸。谁能给他祸呢，当然是各级有权力的人。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各级领导人，能不能听不同意见并择其善者而从之，有不同见解的人能不能受到尊重并受到公平对待。如果社会上因言得祸的事不断发生，当然就没有人讲真话了。粉碎“四人帮”前，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惨痛教训，粉碎“四人帮”后，我们有改进，但不能说已经解决。

一个听不到真话的社会，表明这个社会还是同而没有和。领导听不到真话就是最大的政治问题，说明脱离群众，人们不信任他。我党应该接受教训，并摆脱一切现实的虚假现象，研究群众目前不讲真话和领导听不到真话的现象，找到根本原因，认真解决听真话与讲真话的问题。我希望各级领导干部从自己做起，讲真话，讲到做到，身教重于言教。群众是最有能力区别真话与假话的。“知政失者在草野”，东汉的思想家王充早就认识到这一点。只有上面讲真话办实事，才能换来群众讲真话办真事。

第二，不少干部中的几股歪风冷了许多群众的心

当前，干部队伍中几股歪风盛行。

一是豪华摆阔风。许多政府的“衙门”和官员宅第，愈来愈豪华气派，也愈来愈脱离群众，引起民怨与民怒。群众称“衙门”集中的街道为腐败一条街，称官员豪宅为贪官营。按照政府规定的标准和干部固定收入，他们不可能建设这样的“衙门”与豪宅，但修成了而且一些贫困地区也这样做了，资金从何而来呢？上级是不管还是管不住呢？这股风看来愈演愈烈，群众的心则愈来愈冷，党政领导的威信愈来愈低。有的群众说，再也看不到“老八路作风”了。这一声叹息包含着无限怀念与无奈，也含着一线希望。

二是迷信风。关于这个问题有不少报道，有的是调查资料，有的是理论上的批评，说得最清楚的是风水师们。一个调查资料说，有近三成的“县处级”干部迷信相面。《求是》杂志论文，则批评少数干部不信马列主义信鬼神。风水师们讲的就具体多了，“县处级以上干部中，相当一部分有风水方面的顾问，有不少人还聘请专职风水师为他规划”，“风水师和官员们的交易是悄然进行的”。“相较于商人，官员们更想念一些‘玄’的东西”。为了掩人耳目，风水师们不穿唐装，不留胡子，而是西装革履，打扮成一个推销员模样，出入官府和豪宅。官员不直接出面，有商人代办并买单，当然他们得到的更多。外电报道：“迷信风水现象在中国抬头”，或说：“鬼神迷信在中国抬头”。有报道说，有名的大寨大队，现在有人投资3000万元盖一座庙宇搞旅游。一些干部的迷信风与社会上的迷信风，究竟谁影响了谁，它们反映的是何种内心世界？

三是豪赌风。中国的豪赌已“享誉”世界，他们成了许多国家、地区赌城的常客，我国周边国家、地区都建设专门赌场迎接他们。澳门特区的赌场更是内地豪赌者的佳处，有材料指出，澳门赌场内地赌徒占到93%。官方统计，中国每年流失到国外的赌金达6000亿元，官员输的钱往往都是公款。商人参赌的也大都是官商，真正的民营企业家以创业为主，很少这样干的。这股赌风使中国人在全世界丢尽了脸，群众的愤怒是十分自然的也是应该的。对这股恶风党和政府似乎束手无策。

四是“跑部钱进”风。这已成为潜规则了，下面振振有词。“不跑部就拿不到项目，不用钱就进不了门。跑部钱进是下面的不得已之举，是逼出来的，含着眼泪干的。”送钱已成了一门大学问，神龙见首不见尾，不露痕迹，其妙无穷。比较公开的则是“项目车”是小干部干的，给小单位和个人一个小项目，不用说话就有一辆轿车送上供他使用，油和司机的开支也不用管。在这种潜规则支配下，下面的花样就更多了，风气也就愈来愈坏，上面的管理限制办法，永远跟不上形势。

还有一些风，如公款吃喝风、包二奶风、外逃风等等，就不细说了。

上述种种歪风的总的结果是：我们不少党政机关的办事能力愈来愈低下，出现了所谓的“体制性迟钝症”，处理事件拖拉，往往把一件民意小事情，酿成民怨甚至民怒，成为群体事件，社会安定大受影响。最近发生的两件事就充分说明这一点。一是山西黑砖窑事件。人贩子在河南郑州市等地方抓劳力，通过他们的交通线送到山西各地的黑砖窑，强迫劳动，过着非人生活。此事长期存在，两省的有关部门毫无作为，任其胡行，有的基层单位甚至与他们勾结共同作恶。这里的党政机关的无能已到了何等地步，岂仅是“迟钝症”而已。二是太湖兰藻事件，这是自然现象，完全可以预测到，南京市就有中科院的一个湖泊研究所，对太湖当然十分了解，为什么他们的信息就不能进入省市决策领域？太湖水质关系广大群众生活，当地领导却毫不了解即将发生的严重事故。特别严重的是三江三湖治理已实行多年，为什么还发生这样的事。这两件事太令人震惊并陷入沉思。国家环保部门已明确指出，我国已进入污染高发期。每一个污染源都与当地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高发期的特点及其对周围群众的影响，应早作研究并制定对策，再不能临时被动应付了。

第三，能请群众来监督干部吗？

上述种种歪风在我党我国还不能说处处如此，日日如此，但是若不能及时坚决刹住，不仅会破坏当前的大好形势，如果久拖不决，那就会彻底冷了群众的心，他们必然由怨而怒，势将酿成大祸。群众的耐心不是无限的，我们党的威信也不是天生，更不是一劳永逸的。

现在的问题是，单靠领导机关的力量能否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回答是否定的，无数实践已证明这一点。下面对付上级的监督和检查规律，已弄得清清楚楚，对付办法更是天衣无缝，现在这套监督和检查办法可以说收效甚微。我们处分几个干部可以做到，但改变不了风气，一阵风过后，一切照旧。群众早就总结出一条检查规律：“河水突然清了，表明领导要来检查，河水又污浊了，表明领导走了。”领导得到的是假象，但误以为真，十分高兴。群众却认为下级玩弄领导又成功了。受苦受害的是当地群众，淮河沿岸现在出现不少癌症村，就是最明显的证据。他们既看笑话，对官僚主义的无能，心中怨气和愤怒也随之而来。这种情况是相当普遍的，许多报道都反映了这个情况，下面传说的笑话就更多了。

中国的官场是一个大染缸，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传统，积淀太深厚，是一股强大的传统力量，严重影响着我们党。对干部个人来说，这种坏传统坏作风很舒服自在，是很难抗拒的。我们如果没有强大的监督力量制度力量，很难解决大染缸这个大问题。

要彻底解决干部中存在的上述种种歪风，唯一办法就是请群众来批评、监督。他们的监督是全天候的，无时无处不在，谁也无法躲藏。干部干坏事总要伤害一些群众，受伤害的人当然愿意揭发，只要领导支持加以保护和奖励，举报和揭发就可以形成风气和制度，一切歪风就无处隐匿，久之就自然刹住了。如果监督还包括各级领导的决策和工作上的失误，以及一切形式主义的做法，其作用就更大。我以为必须包括这些内容。

请不请群众来监督干部、监督党和政府的决策和工作，是考验我党领导层是否决心依靠群众改变作风和改进工作、发展大好形势的试金石。

请群众来监督干部和我们的工作，要有一套办法和具体制度，要明确规定群众享有的权力，有一定的运行方式，还应有对干部打击报复的处分办法，所有这些都得认真执行。实行起来当然有困难，但不实行这一套，我们遇到的不仅是困难而是灾难。

群众路线，是我们的传家宝，请群众来监督干部和各方面的工作，必将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这个力量是巨大的，一定会成功，效果一定会很好。

第四、怎样跳出历史周期律

毛泽东和黄炎培关于这个问题的著名对话，是大家熟知的。黄提出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都未能逃脱“其兴也焉，其亡也忽焉”这一历史周期律的支配，希望中共能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律。毛泽东回答说已找到了，新路就是民主，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深表赞同，这是1945年7月发生的事情。据说，1949年我军接管北平时，傅作义也提出类似的问题。他说，国民党执政20年就腐化了，结果被人民打倒，共产党执政后，30年、40年后会不会也腐化？（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册P157）可见，这个历史周期律问题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任何执政党都要遇到和解决的问题。

我以为可以从国内经验和国际经验来探索和思考，寻找跳出这个周期圈的办法，特别是怎样实行毛泽东提出的办法。

从国内经验讲，人们关心历史上三个黄金时代及其以后的变化。第一个黄金时代，史称文景之治包括汉武帝的开拓疆域。从文帝开始到武帝末年共94年，之后逐渐衰败，最后是王莽专权和称帝。第二个黄金时代，史称贞观之治直到开元之治共114年，如果算到安史之乱则129年。之后唐朝进入衰败期直到灭亡。第三个黄金时代是清初的康、雍、乾三朝共133年。之后就是内忧外患频繁，虽然消灭了太平天国运动，也未中兴起来，末期的“戊戌变法”更遭到镇压实行不了，最后被辛亥革命推翻。为什么黄金时代之后就是衰败或大乱（如唐朝）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大问题。我国现在的形势可说也处于黄金时代，但我国的经济高速增长还能维持多久，未来前景怎样，也已是今日人们思考和议论的话题，各种观点都有。从整个中国历史看，黄金时代少而且较为短暂，动乱时代则较多而长，这个问题也值得深思。

从国际经验看，有人提出70年现象问题。指出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被世人誉为北大西洋的民主模式，执政71年后失去政权。苏联共产党执政72年后解散，苏联也随之解体。似乎70年是一个坎。另外，中国国民党在连续执政70年后也失去政权。上述三党失去政权各有自己的具体原因，但脱离群众、不顾群众疾苦，不能妥善处理各种社会问题，内部腐化堕落等等，似乎又是共同的。还是唐朝杜牧在《阿房宫赋》一文中提出的论点：“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人也。”就是说统治阶级自己打倒了自己。所谓七十年坎是现象，是长期执政的党放弃自我管束和改造，许多社会问题、环境问题不能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不能解决，统治集团和广大官员生活优裕和腐败盛行。群众无法忍受只能另找他人来帮助自己保护自己，也就是我们常讲的官逼民反。责任在官而不在民。不是民弃官，首先是官弃民。

想通了，解决办法其实十分简单，因为真理总是简单明了的。执政党要做到，一方面实行党内民主，定期改选领导集体，让有作为而清廉的人来领导，解决党内老化、腐化问题。另一方面真正实行政治民主，请人民来监督执政党和政府的干部。两者结合，上述种种问题就能彻底解决。也就是毛泽东对黄炎培所说的实行民主的办法。现在要弄清的问题是：毛泽东为什么说的好，但执政后不但没有实行民主，而且反其道而行之。我们党执政快60年了，直到今日，这党内党外民主，也还实行的不好，没有完全执行。难点究竟在哪里？唐太宗与魏徵的故事最能说明问题。接受批评能防止错误发生，但唐太宗有时也很难受，甚至想杀这个田舍翁。只愿自己说了算的统治者，当然不愿意有人监督他。这就是英明的君主与昏聩君主的区别所在，结局也不大相同。现在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我们自称是人民公仆，为人民服务，对群众监督总应该有新的认识、新的态度。要为人民服务，又不愿听人民的意见和接受人民的监督，岂不是自相矛盾。结论应是：长期执政的政党要想继续执政打破70年这道坎，必须解决自身腐化和脱离群众问题，除自身不断改革外，唯一有效办法就是严格的强有力的群众监督，这个婆婆非要不可。官员们的不舒服、不自在是很自然的，换来的是群众拥护和社会稳定、和谐，国运昌盛，全国人民大自在、大满意、大舒服。值得，完全值得。

（作者石山，我国著名生态经济学者，曾任中国生态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原顾问）（责任编辑 杜 晋）

2007年第12期 怀念段君毅同志　作者：王　光

名人辞世，留给生者的记忆，大约可分为两种。一种：公认的品德，服众的才识，亲和的身影，绵绵的思念；另一种：由不得人的褒贬，理不清的是非，猜不透的谜团，说不完的故事。段君毅，这位在中国人民求解放、谋发展的艰苦历程中跋涉终生的战士，属于前者。

我生也迟，和段老相见恨晚。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前前后后不过数年。受到的教诲和启迪，却非时间所能计算。我敬佩他的战功，他的政绩，而在我的脑子里铭刻至深的，是他的品德。对我来说，段老不仅是我的领导，而且是前辈，是长者，是老师，是我为人处世的榜样。

功勋卓著，平民本色

段老是中国早期革命学生运动的组织者，“一二·九”学运时期曾任全国学联的执行主席。为了唤起民众，共赴国难，他奔走呼号于黄河上下、大江南北，成为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放下书本、走出课堂、奔向民族解放斗争战场的先驱。抗日战争时期，从延安到山东，他驰骋疆场，转战千里，创建泰西根据地，扩展鲁西解放区，勇挑冀鲁豫行署主任的重担，为建设万众一心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并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流血流汗，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解放战争时期，他先是晋冀鲁豫军区的战勤司令，继而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的后勤司令，以超凡的组织才能，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为刘邓大军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飞越长江天堑和进军大西南提供了可靠的战勤保障，立下了赫赫战功。新中国成立后，听从国家建设的需要，他脱下戎装，转而从事经济工作和地方工作，为创建第一代汽车工业，形成初具规模的机械工业，整顿和发展铁路事业，领导四川、河南、北京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推进改革开放，呕心沥血，倍尝艰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段老的一生，丰富多彩，功勋卓著。然而，从他的嘴里，谁也没有听到过任何有关他自己“过五关斩六将”的片言只语。他从不居功自傲，彰显自己。退下来后，组织上要为他立传，最大的困难，就是从他那里能搜集到的，全是上级的指挥若定、班子的齐心协力、烈士的英勇牺牲、人民的艰苦奋斗等一类材料，而“套”不出半句他自己的故事来。对那些喜欢自吹自擂并藉以要权、要利、要官的人，他常有诤言，甚至严厉的批评。他最不爱听的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这类怨天尤人的话。他说：“三座大山压在中国人民头上一百多年，谁没受苦，谁无‘苦劳’？尺寸之功，涓滴之劳，就成为要官的本钱，共产党哪有那么多的官给你当？”粉碎“四人帮”后，在拨乱反正、平反昭雪的过程中，有的干部要求在这方面或那方面改写履历，借以“提升”自己，以致在群众中流传“党龄越改越长，年龄越改越小，资历越改越老，学历越改越高”这类顺口溜。段老深为恼火，专门把组织部的同志找来，交待要从严审查，并且指出这是一种“政治上的不正之风”。在老一代革命家中，段老是真正戴过方帽、披过黑袍、拥有学位的知识分子，然而，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却始终保持着一个普通工人、农民、士兵的朴素本色，无半点虚饰。他爱读书，学而不倦，在家中那间办公兼卧室的大房间里，四壁皆书，琳琅满目，有马列经典，有经史子集，还有不少现代人的作品。每次出差、开会，枕边必置有一本或李白、或陆游、或龚自珍的诗词集。然而，在大庭广众之下，朋友交谈之间，他极少引经据典，以示博学。他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根底，写得一手遒劲挺拔的毛笔字，然而，每到一地，遇到有人向他求字，他必婉言谢绝，不肯提笔。有一次，当他谢辞了一个单位要他题字的请求后，归途中，可能想考一考我的古文常识，问我，“墨猪”“涂鸦”这两个词作何解？我说：“都是古人对那些字写得不好却喜欢到处给人题字的人说的挖苦话。”回答大体正确，他点头认可。段老身为一部、一省的主要负责人，事多，会多，讲话多，本来可以组织一个专门班子为他起草讲稿，然而，除了代表组织在正式会议上作报告外，日常工作中，不论大会小会，都是自己作准备，用自己的语言，讲自己的观点，话都不多，言简意赅，很少由人捉刀代笔。有些不大不小的官员，逢会讲话必令秘书起草，甚至把别人代笔的东西当成自己的“文章”“文集”公开发表，他深不以为然。在一次座谈会上，他曾提到：“耀邦同志在位时，中央专门发过一个文件，要求领导干部讲话要自己动脑，自己动笔，不要事事靠秘书。”可惜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以后他也不再提此事。在我的记忆中，“不务虚名，会干实事”，“为政不在多言”，是段老的口头禅，也是他的座右铭。这种品质感动了许多人，也感染了许多人，使他们的精神得到升华。

一个天性“左”不起来的人

段老是位思想邃密而行为审慎的领导者。从他的言行中可以感受到，在他的身上兼有辩证唯物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双重训练，待人厚道宽容，是一个天性“左”不起来的人。在曲折激烈的党内斗争中，仅就我同他相处的那一段时光而言，从来就没听他说过“矫枉必须过正”这类过头话。而经常挂在嘴边的，却是“实事求事”、“恰如其分”、“适可而止”、“留有余地”等等反复的咛嘱。“文化大革命”中，他挨批挨斗，受苦不少。事后提起，从无怒色，也无怨言，而是对狂躁的群众采取谅解和宽容的态度，对有错误的干部采取教育和帮助的态度。“文革”后期，他和赵紫阳同志相继“解放”，出任四川省委的领导职务。赵为第一书记，他为书记。为了让紫阳同志有一个较为从容的工作环境，每逢造反派寻畔，都是他挺身而出，与之应对周旋。一次造反派揪斗他，从成都揪斗到广元，又从广元揪斗到北京，持续达数十天。事后谈及这段经历，有人问他，挨了多少打？他乐呵呵地说：“还好还好，我不和群众硬顶，群众也对我实行‘无产阶级政策’。他们在火车上闲极无聊，打扑克三缺一，还拉我去凑数哩。”粉碎“四人帮”后，清查与“四人帮”有关的人和事，有些同志出于义愤，采取开千人批斗大会，令被斗者跪地交待，晚上也不许回家等过激做法。遇到这种情况，他总是耐心说服，坚决制止，劝阻大家：“不能沿用‘四人帮’那套办法来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要按党的政策办事。”由于他的坚持，保证了清查工作的顺利进行，也使得被“文革”破坏无余的党风为之一正。对于历史上多次以极左为特征的党内斗争，以及那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轻率杀人的搞法，许多都是段老亲身经历过的。他恪守纪律，缄口不言。然而，深藏心中的那份伤痛，有时是可以觉察得出来的。一次，我去他家中探望。他的老年性痴呆症正在发展，思维和语言断断续续，很难连贯。言谈间，他陡然提起一位同志的名字，那是他在冀鲁豫时期的一名部下，为政勤奋，英勇善战，深得群众拥戴。由于有人陷害，被诬为“叛变投敌”，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段老深知其人，力排众议，星夜讨得上级“同意复查”的一纸批文，策马狂奔，高呼刀下留人。然而，到达目的地，死刑已被执行。他痛心疾首，引为终生恨事。说到这里，他激动不已地叫司机立即备车，要到某某单位找某某人为这位同志平反。家人劝他，事情已过去半个多世纪，当事人、知情人死得一个不剩，到哪里平这个反去？他执意不从。秘书、司机无奈，只得拉着他出去转了几圈，才慢慢平复下来。

段老视野开阔，对新事物敏感，是改革开放的积极拥护者和力行者。1978年粉碎“四人帮”不久，他和吕正操将军结伴出国考察，经他建议，不去西欧北美等资本主义大国，而去了北欧号称福利国家的瑞典和东欧敢于对苏联说“不”的罗马尼亚，可谓见事敏锐，独具慧眼。在罗马尼亚，他指名要求参观罗、南在多瑙河上联合兴建的铁门水电站。主人告诉他，筑坝建站的当时，苏联和南斯拉夫交恶，双方剑拔弩张，冒的风险是很大的。参观结束，主人请他发表意见，他一语双关地说：“逆流筑坝，功在人民。”翻译把他的意思流畅地传译过去，主人大为振奋，连连称谢。在瑞典，他首先发现，政府用征收高额累进税的所得，来不断提高对全社会的福利保障，是防止两极分化的一个好办法。当时我国的改革才刚刚起步，两极分化的问题尚未凸现，段老能及早提出这个问题，是很有远见的。经过几天的参观，他还看到，瑞典最大的制造商ASA公司总裁家的生活设施，就品种来说，同一个普通农民之家竟是相差无几，只不过规格、品牌、豪华程度更胜一筹而已。城市和农村毗邻交叠，绵密平展的公路把城乡连成了一体。“白领”和“蓝领”的生活质量都不错，经过税收调节，实际收入已相当接近。他不由感叹地说：“看来马克思关于消灭三大差别、实现共产主义的想法，只有在类似瑞典这样的土地上才能产生。”这种一时的感叹，可能他说过就忘了，以后再也没提起，而对我却是极大的启发，在后来的多次会议和多种场合，都曾借用过这个观点。

当断即断的“大将风度”

段老对工作极端负责。长期的军旅生活和繁重的经济建设，养成了他夜以继日、不计晨昏的工作习惯。在他的日程表上，每天工作不是上、下午两个班，而是上午、下午、晚上三个班。这晚上一班的时间往往比上、下午都长。至于周末、节假日，那是从来没有过的。在段老的领导下工作，能“熬夜”是起码要求，也是“基本功”。他身体力行，大家也心甘情愿。段老重实践，反空谈。不论做部门工作还是地方工作，他下乡、下厂、下基层、下现场的时间都比在机关的时间多得多。在四川、河南、北京工作期间，年年春播、夏种、秋收、冬藏，段老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县、区、乡、镇乃至田间地头度过的。连大白菜收割、西瓜上市、过冬煤供应，一直到春节肉、油、蛋、糖等人民生活物资的货源保证等，他都要亲自过问。在铁道部工作期间，为尽快改变铁路乱象，提高运输效率，他七下编组站、八下机务段，部长的身影时时出现在烟雾弥漫的机车“窝”里，密如蛛网的线路群中，或是七嘴八舌的工人交接班会上，一时传为佳话。当时，四处能源告急，工厂停产，为迅速解决晋煤外运问题，他下矿井，跑码头，从产煤的大同到出海的秦皇岛，足迹遍及各个关键站点，周而复始，不只一次。为了正确制定新线建设和旧线改造的相关政策，他带领一批专家和有关人员，视察了华东、东北的几条干线之后，回师西向，在中原、西南、西北的广袤土地上作了一次绵延数千里的大巡视，那年的春节便是在陇西高原的冰天雪地里度过的。坚持这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作风，需要精力，需要魄力，更需要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献身精神。段老平时工作严谨，大事必请示中央，必听取下级意见，必反复与领导班子成员商量。但是，到作决定时，却十分果断，敢于任事，勇于负责。有时，为了解决某一重大问题，他会半夜三更把人们叫起来开会，或临时中断出差，半途折返，争分夺秒地把事情办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举行的为期一个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为了及时处理河南拨乱反正中几个棘手问题，他毅然向中央告假三天，返回郑州，召开省委常委会，当机立断，迅速决策。当时中央工作会议正开到紧要处，他还是中南组的会议召集人，许多同志劝他暂缓，但他权衡利害，还是星夜兼程地赶回去了。事后证明，这告假三天，对保证河南干部队伍的团结和政治稳定，开辟河南工作的新局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常说：“当断不断，输个精光蛋。”这话看似粗俗，确属真理。看到段老在决策时的明快敏捷、雷厉风行，不仅使我受到教益，而且深感震撼。我想，什么是“大将风度”，这大概就是大将风度吧。这种作风需要学，但真正学到手谈何容易！

善诱掖，启愚蒙，沐我心胸

段老关心干部，爱护干部，尊重干部，善于使用干部，在干部中间具有很强的亲和力和感召力。这是他不论到哪里，都能很快调动人的积极性，创造出色业绩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方面，作为曾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我的切身感受是很深的。段老到铁道部不久，组织决定我去当他的秘书。那时“文革”刚结束，改革未开始，拨乱反正尚无头绪，经过长达十年的折腾，我的思想很乱，甚至消沉，想离开政治工作，到技术业务部门去找个“安身立命”之所。段老找我谈话时，我清楚地流露了这种情绪，说自己已四十八岁，不宜再当秘书。甚至唐突地说：“也不擅于做鞍前马后的工作。”段老理解我的心情，没有说半句责备的话，而是婉转地对我说：“你来，一不管事务，二不管生活，只办两件事：一是帮我熟悉铁路业务；二是协助我做些调查研究。”还似庄似谐地说：“两年为期，到时放人。”段老的宽厚和诚恳，使我大感惭愧，第二天一大早就上班去了。两年之后，段老果不食言，主动征求我的意见，为我安排了工作，这时倒是我离情重重了。不久，中央调段老去河南任省委第一书记，他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问我愿不愿意再跟他工作一段时间，最多一年，届时放我回京。我痛快地回答：“一年没问题，三年也没意见。”到河南后，发现那里的工作并非预想的那样困难，许多老同志都出来了，拨乱反正也已初步理出头绪。段老知道建国初期我已在河南工作过十五年，并无久留之意。三个月后，便挑选了一位接替我的同志，让我提前回京。我恋恋不舍地对他说，三个月太短了，没有办成什么事，愿意继续工作一段时间再走。倒是他劝我说：“还是早点走好。时间长了，工作都挂上身，就走不掉了。”这种对干部设身处地的体贴和关怀，使我感动不已。两年多后，中央又把段老调回，出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承担了更加繁重的任务。我打电话给他，说想去看看他，他说白天找他的人多，晚上派车来接我。到了晚上九点多钟，听到铃响，我去开门，发现来接我的不只是司机，还有他的老伴陈亚琦同志。两位老人对我的关怀深深打动了我，令我受宠若惊。段老很劳累，但精神很好。他满怀信心地说：北京干部队伍的素质普遍高，人才多，经济已具一定规模，社会秩序和风气都还好，特别是在中央的眼皮底下，有利条件很多，做好工作不难。当前一是要搞好干部队伍的团结，一是要安排好群众生活。由此入手，踏踏实实地干，情况会越来越好。一席谈话，使我受益匪浅。我敬服段老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善于认清形势的主流，在诸多矛盾中善于抓住主要矛盾。特别是领悟到一条道理：作为领导者，要调动积极因素，就必须善于发现积极因素，特别是要善于从积极的方面做工作，而不能满眼全是“问题”，成天忧心忡忡。闲谈中，段老问到我的近况，我说了一个念头：如有可能，想换一换环境，到地方做点实际工作，增加一些新的知识和体验。他赞成我的想法，让我到北京来，这个想法很快得到市委同意，又经过一番磋商，把我从铁道部调到了北京市委。此后，虽不再朝夕工作在他的身边，他也一般不再直接向我布置任务，但仍在他的领导之下，接受他的教诲和指导，使自己不断得到提高。又是两年过去，段老已七十四岁高龄，健康状况不是很好，中央关心他，决定让他退居二线，专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一次我去看望他，顺便征询他对我工作的意见，他沉吟片刻，调侃地说：“你颜色淡，能和大家处好，能把工作做好。”这“颜色淡”的三字考语，使我一时谔然，不知所云。事后琢磨再三，想来是两层意思：一是我平时工作低调，不喜张扬；一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不喜亲亲疏疏。段老可能是肯定这两条，要我坚持下去。几天后又见到段老，我把这两条理解告诉他，问是否符合他的想法。他笑而不答，看来认可。从此，“颜色淡”三个字在我的心中由不自觉变成自觉，在工作上和人际交往中确实起了好的作用。但由于自己性格上的弱点，有时也有副作用。如工作遇到较大阻力时，就想打退堂鼓，心萌去意；人际关系太复杂时，便乐得清高，孤傲不群。这当然不是段老期望的。在此之前，一次出差途中同段老聊天，谈到如何正确对待个人进退问题，我非常坚定地说：“到点就退，绝不恋栈。”他表示赞赏。但是，后来没有实现这个诺言，而是被调到另一个部门，“超期服役”，直到六十七岁。整整五年，我没有见到段老，但心中时时都挂念着他。偶尔，他也给我打个电话，三言两语，问问近况，时间都在半夜，说明他依然很忙。我非常担心段老的健康，怀念在他的领导下工作的那些日子，以及在那些日子里融洽相处、真诚相待、夜以继日地并肩战斗的同志们。1997年9月之后，我终于退了下来，首先想到的就是去看望段老。那时他的身体状况已经很不好。我告诉他：我已经退了，离休手续也办了，关系已转回北京。他连声说：“回北京好！回北京好！”我问他，退了之后干些什么好？他清晰地回答了两字：“读书！”一股暖流瞬间涌过我的心头，因为他的指教和我的愿望完全相符。从此，我离开城市，移居乡里，以读书为乐，使老来生活得到充实而富有生气。

我这一生，遇到过许多好的领导。有的是我革命思想的启蒙者，有的是我工作顺利时的提携者，有的是我身处逆境时的呵护者，有的是我为人处世的点拨者。然而，集所有这些于一身而使我受益无尽的，是段老，是君毅同志。现在屈指算来，段老永远离开我们已经三年多了。而对我来说，一切都恍如昨日。他的人格力量，他的意志品质，他的学养情操，他的音容笑貌，都将长留我的心中，引导我继续沿着正确的路走下去，直到生命的终结。

（2004年3月8日段老辞世的次日，我写过一篇悼念他的短文，拟载入他的纪念文集。此文是在那篇短文的基础上补充改写而成。—作者）

（作者为中共北京市委原副书记，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原常委兼秘书长）

（责任编辑 徐庆全）

2007年第12期 龚育之和他的“党史札记”　作者：韩　钢

本书后记，本该由它的作者龚育之同志来写的。令人痛惜的是，今年六月十二日，龚育之同志驾鹤西去，永远不可能写后记了！

这是龚育之同志的第三部党史札记的集子，去年十二月就初编好了。二○○四年出版《党史札记二集》后，他又陆续写了若干篇札记，可以编一部新集子了。去年十一月中旬，他第二次住院又出院后不久，我去他家，谈起这件事。他嘱咐我先帮他初编，再送他审定。集子很快初编好了，可他患肺炎第三次住院，病情严重，无法看稿。我想等他病愈出院后再说，却不料他再也没能出院，最终竟撒手人寰。

这部集子是龚育之同志去世后，补入他病中的新作编成的。叫什么书名呢？那次谈新编集子，他说不打算再用“党史札记”，考虑换一个含义宽泛些的名字。现在他不在了，书名怎么确定？替他起名？没有作者的授权，也很难准确表现作者的意图和风格。在《二集》后记里，龚育之同志曾说到“二集”这书名的来历。他原想用另外的书名，恐“误导读者”而放弃，一时想不好别的书名，便仿照了鲁迅的三部杂文集。他说：“我既想不好别的书名，就仿照鲁迅编《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的先例，称自己这本集子为《党史札记二集》吧。”既然替他起名不合适，那就依他所说，也仿照鲁迅的“且介亭杂文”系列，叫《党史札记末编》吧。他的夫人孙小礼教授赞同这个办法。“且介亭杂文”系列是鲁迅的最后三本集子，前两本是鲁迅自己编的，最后一本因鲁迅病逝，由他的夫人许广平编定。呜呼，此情此景与鲁迅当年何其相似！《二集》出版后，人们希望再读到他的“三集”、“四集”、“五集”……无论如何没有想到，他的“札记”止于“三集”，他的“三集”成了“末编”！

《二集》出版时，龚育之同志年届七十五，这个年纪如今不算高龄；可他身体却不好，二○○○年至二○○三年三次为治疗脑梗塞住院，年轻时患上的肾病已发展到相当严重的肾功能不全，肾性贫血也日益加重。记得《二集》出版座谈会上，有人送他八个字：“身体第一，兼顾写作。”这也是大家的希望。他很欣赏这八个字，表示接受。但后来的情形，却正好相反。前不久，孙小礼教授著文回忆：“他还是像以前一样劳累，只是按时吃药按时打针而已，根本不把病的严重性放在心上。他或是专心地、手不释卷地读书看稿，或是全神贯注地坐在电脑前边思索边写作，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我劝他，甚至求他休息一下，而他不看完某一章、不写完某一节，决不肯休息。”（《花堪折时直须折——病中的龚育之》，《学习时报》二○○七年九月十七日）《末编》诸篇，除零星外，都是他在这样的情形下写作的。尤其令人感动的是，去年他病重住院甚至报病危之后，仍在思考和写作；实在不能亲自动笔，他就在病榻上口述，由孙小礼教授记录整理成文。他去世之后，我曾感叹：最后这些日子，龚育之同志是用生命来坚持工作，还是以工作在延续生命？细细想来，我的问题真是多余。对这位生命不息、思考和写作不止的学者而言，生命与工作的含义难道有什么区别吗？

《末编》的札记，一仍其风格，无论凝重还是轻快，都是龚育之同志对历史严肃回顾和思考的作品，有些是颇费心思和功夫的。近几年我在从事教学和研究的同时，帮助他做些查阅资料、校订文稿的事情，对此有些直接了解和亲身感受。

二○○五年七月，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召开理事会换届。他担任会长届满，将卸任退职。大概会前一个多月吧，他告诉我学会请他讲话，他不打算作什么讲话，而想就党史研究的形势作一个发言。还发来电子邮件：

韩钢：

本月后期将开学会换届的会，我得准备一个发言，请你帮助考虑一下。我初步想了个题目：《党史学界内外的良性互动》，上次跟你简单提过。现在都叫喊党史学界日益萎缩（停开党史课，停办党史系，专业机构人员青黄不接等等），然而，党史内容的刊物不少（有无统计？），党史题材的作品销路不错，口述历史搞得不少，则是兴旺现象。国内领导人的回忆出得不少，算界内还是界外？地方党史研究时有新内容（这一期《炎黄春秋》讲向明事件的文章，去年四川地方刊物的一个事件），算界内还是界外。国内作者的回忆或著作，在境外出版，在境内影响甚大，又如何算？如何良性互动，而不是相互隔绝，形成官方党史和民间党史的分隔和对立。你研究过民间党史研究的问题。历史决议前后，有良好互动。历史决议的形成，有党史学家参加，但主要不是党史学家，而是全党领导干部。请你先想一想，约个时间，再谈谈。

龚育之同志向来恶应景、厌空话，讲话为文每有新鲜的内容和观点，从不人云亦云。看来信就知道，他会讲一番自己的话。按照他的要求，我准备了一些书面材料，包括一些统计数据。随后的长谈，他谈了不少想法。

近些年来，一些人抱怨党史研究在“萎缩”。从高校课程设置改革、本科专业招生减少和专门机构人员精简的情况看，龚育之同志认为这些现象都是存在的，但不赞成简单地说“萎缩”。在他看来，有萎缩，更有繁荣；繁荣中也有不少问题，要健康繁荣，还要做多方面的努力。他举了党的领导人的著作、年谱、传记和党史通史著作、回忆录大量出版，还有党史类、传记类图书和刊物的行销作例。

我感触最深的是，他特别谈到了自费印刷物和境外出版物。这两类读物近些年来通过种种渠道，在学术界乃至社会上颇流行。怎么看待这种新的研究动态和特点？龚育之同志很通达。他说，老人退休之后，写点个人回忆，因种种原因只能自费印刷，送亲赠友，并不出售，无可厚非。其中提供一些档案里缺失、“正史”里失记的史料、史实，有些还有相当价值，对研究是有助益的。即便所述无关紧要、不涉高层，那也从一个角度折射了历史。当然，如果能够正式出版那些有较大价值的自费印刷物，就更好了。又说，境外出版物，有些起初在内地不能出版，后来不是又在内地出版了嘛。即使内地不能出版的一些境外书，也有参考价值。比如一些“文革”人物在境外出书，有的有反省，有的则自辩。就是自辩，也应该听听，至少可以从中了解他们现在对那段历史的看法。何况，这些书总会提供一些史实，对弄清历史细节的真相有益。他觉得，解决这类问题，完全可以采取既满足学术研究需要、又减少负面社会影响的办法。还举了八十年代初内部出版张国焘《我的回忆》、王明《中共五十年》等等“灰皮书”为例，说明这办法的可行。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待这样的问题，我以为，这是民主的和科学的态度。任何对历史的叙述或解释，都是一种参照系，或者接近真实，可以帮助人们弄清真相；或者背离真实，可以提醒人们去伪存真，都有助于人们更客观地认知历史。

龚育之同志还谈到了党史界内外的互动问题。话题是从“官方研究”和“民间研究”说起的。顺便说一下，在上面那封电子信件里，他曾说我研究过民间党史研究的问题。其实我只是近些年来对此比较关注，有些零星的梳理罢了，谈不上“研究”。他是不大赞成“官方”和“民间”这类概念的，认为很难划得清楚。他用的是“党史界内外”的说法。他注意到，界内与界外的研究有差异、有分歧，而界内界外缺少交流。他说，存在分歧和差异是正常的，但是有差异、有分歧才更应该交流；党史界内外应该形成良性互动。他最初考虑的发言题目，就是《党史学界内外的良性互动》。还说，八十年代作历史决议前后，党史界内外是有过良好互动的，形成过党史研究的高潮。

前面说了，他告诉过我，他不想以会长的身份讲话，也不想给人以做全面概括的印象，只想谈谈他对党史研究形势的一些观察、他读书的一些感受、他的一些思考和看法。但是我感觉，从主张党史界内外良性互动这一点说，他恐怕带有最后一次以会长的身份，对党史界表达一种期望的意思。

准备这篇发言稿，他花了一个来月的时间。然后就有了收入《末编》的札记《党史研究：萎缩还是繁荣？》。《百年潮》、《学习时报》发表之后，反响热烈。《新华文摘》等报刊转载或转摘，人民网等几十家海内外网站纷纷全文转载。

《萎缩还是繁荣》发表不久，他打来电话说，林蕴晖同志送他一本书《走出误区》，他准备写篇东西推介。林长期从事党史教学和研究，是有相当影响的专家，对“文革”前十七年的国史尤有系统和深入的研究，著述甚丰。《走出误区》是他新出的一本文集。我以为龚育之同志就是写一篇书评，后来才知道，他要写的不是一般的书评，而是长篇论文，这就是那篇洋洋洒洒三万言的札记《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观点回顾党的历史》。

林著提出了当代中国历史和理论的一些问题。在龚育之同志看来，这些问题的中心思想，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观点回顾党的历史，因而促使他较为系统地回忆和回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观点在党的历史上提出、形成和确立的过程。他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梳理资料，厘清脉络。还让我帮他查阅资料，包括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理论界讨论的资料。他和我为此往来的电子信件达五十余封，仅他发给我的就有二十封。除了核实史料、校订文字外，也有观点的讨论和说明。

龚育之同志曾说过：理论来自历史，又受历史实践的检验。这也是他一贯的学术研究理念。写这篇理论性质的文章，他不是就理论讲理论，而是展开丰富的历史背景、历史过程，在历史叙述中阐发理论，在阐发理论中融入历史。特别是把自己的经历摆进去了，这也是他的经历方面的优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酝酿、提出和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观点和理论的一系列文件：一九七九年叶剑英在国庆三十周年大会的讲话、一九八一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九八二年中共十二大报告、一九八六年中共中央关于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一九八七年中共十三大报告，龚育之同志都参与了起草。他把起草文件过程中的所历所见所闻，穿插、渗透到理论的阐述之中，提供了许多以前未知的历史情况，使文章丰满、生动而富有张力。读者可以从复杂的历史背景和曲折的历史进程中，加深对这个观点的理解和认识。

就我所见，这是他梳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观点的形成过程最为详尽的一篇文章。文章一发表，几十家网站转载，果然又是一番广泛反响。

二○○六年，陆定一同志诞辰百年。龚育之同志写了长篇回忆文章《我所知道的陆定一》，从五月初写到七月他患病住院后。陆是党内长期主管宣传工作的领导人，担任中宣部长达二十二年，经历坎坷而丰富。从五十年代初到“文革”发动，龚在中宣部工作，是他的部下。文章写得很长，十二节，四万多字。其间，他也嘱咐过我查阅资料。为了核对一些史料和史实，我们还在电子信件里讨论过。

这也是一篇产生了较大影响的文章，其中有两节特别受到关注，一节是《陆定一不当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一九五五年中国科学院建立学部委员制度，中宣部长陆定一主持其事，自己却没有当学部委员。龚育之同志详细讲了事情的原委，说这是一件有意义的、值得称道的事。有什么意义？官员不参评学部委员，有助于维护评审的学术标准和公正原则。龚育之同志回忆的这桩往事，立起了一个正面的历史标杆，自然引起学界和社会的共鸣。或许想“以古鉴今”吧，文章被多家网站转载，许多人纷纷回帖。

另一节是《陆定一的最大失误》。龚对陆非常敬重，这篇回忆文章就是明证，不仅因为陆曾经是党的领导人，是他的老领导，更因为陆在历史上有过很大贡献，在工作上有过许多业绩。比如“双百”方针，龚育之同志说陆定一积极参与了它的提出和决策，称他是“这个方针的权威的阐释者和创造性执行者”。但是，龚育之同志并不为尊者讳，讲陆的贡献、业绩，也不回避陆的失误。他记叙了陆的一个最大失误。六十年代初期，陆定一不同意周恩来、陈毅等人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摘去“资产阶级”的帽子，当时在高层引起不小的分歧。经过如何？结果怎样？龚文有详细叙述，读者自可去看，这里不费笔墨。反正，“文革”结束之后，回头再看这件“公案”，错的是陆定一，对的是周恩来、陈毅。当然，陆的失误，是在当时“左”倾错误的大背景下发生的。这一节篇幅不短，八千多字，差不多占全文的五分之一。显然，他不是轻描淡写而是郑重其事地回顾这一失误的，目的当然在记取教训。

说实话，他把这一节稿子发给我时，我有些意外：纪念陆百年诞辰，还讲他的失误？我读过的纪念回忆文章不算太少，讲失误的少见。但是，有贡献，也有失误（或许还有龚文没有说到的失误），这才是真实的陆定一。讲他的贡献，也讲他的失误（“文革”结束后，陆自己坦率地承认了、反思了他的这一失误，这也是值得称道的一件事），这才是客观地回忆陆定一。历史学科真正的价值，就在于还原事情的本来面目；历史学家应有的品格，就在于不为任何有碍还原的因素所左右。网上纷纷转载龚文这一节，可能是因为一般读者不大了解这一段历史。不过，我猜想，是不是也包含对这种求实、求真的科学精神的肯定呢？

龚育之同志写党史札记，是从一九九九年开始的。那年，他卸去身兼的两个“官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辞去这两个行政职务，是他几次向高层领导人请求的结果。有人说龚育之同志是学者里最好的官员、官员里最好的学者，我却始终视他为学者、为老师。他生活最主要的内容，就是读书、思考、写作，这是真正的学者的生活方式。他为人处事，总是透出学者气质和学者风度。他讲课、作报告、同人谈话，儒雅大度，平等谦和，从来没有“嗯”、“啊”之类的官式拖腔，更不会居高临下地说教和训诫。很多人都说，龚育之怎么看都不像官员，而像学者。在我看来，他不是像学者，他就是学者，学者才是他的本色；至于那些官职，不过是辅色。不再担任行政职务，对他来说，褪去了官员的辅色，而学者的本色则更加凸显了。

退下来做什么？龚育之同志说：“我希望作为一个‘自由撰稿人’，继续写一点东西。”这就有了他的“党史札记”，还有其他作品。“写一点东西”，于他是再寻常不过的事了，前面说过，那是他的生活方式。退下来的他，写的可不止“一点东西”。粗算一下，从卸任到病逝的八年里，他的新作逾一百二十万字。写得最多的，就是“党史札记”，八九十万字，受到多方读者的好评和持续关注。

“自由撰稿人”的说法，是引起了一些细心而敏感的读者注意的。我以为，他这样说带有诙谐。“无官一身轻”嘛，硬性的事务少了，自己的时间宽裕了，比起在职当然自由了许多。但又不纯粹是诙谐。长期在中共中央理论工作部门任职，卸任之后，希望在自己的理论和学术研究中，更鲜明地作独立思考，更多地用独立语言表达。在我看来，这是“自由撰稿人”说法所透露的一种理念。

有个例子可以佐证。二○○四年，邓小平百年诞辰，龚育之同志与人合作，写了一本书《重读邓小平》。那是他在几篇旧作的基础上，补充、修改而成的。一个主要的修改，是原作里说的“第一代”、“第二代”之类的提法，新著一概不再沿用。他在解释这样修改的原因时，说了下面一番话：

我知道，“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小平同志在一九八九年提出来的，党中央的文件沿用至今。我懂得这些提法的重要的政治含义也拥护这样的政治含义。但是，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在自己的文章中，是不是可以用别样的提法，即拥护这样的政治含义但文字表达上略有不同的提法，而不一定一字不动地采用正式文件中的提法呢？我认为是可以的。

写到这里，想起一件小事。二○○五年，于光远同志九十寿辰。龚育之同志曾经是于老多年的老部下、老同事，同于老结成了相知很深、友谊甚笃的朋友。在“于光远学术思想研讨会”上，他作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发言《祝于光远九十寿》。他把于老建国以后的经历分为三个时期：五六十年代在中宣部算第一个时期，七十年代后期到国务院政研室以后算第二个时期，退出“一线”后到现在是第三个时期。谈到于老的第三个时期，他说：

退下来以后的第三个时期，我以为，对他来说，是一生经历中更重要、更富于成果的时期。无官一身轻，他有了更多的可以自己支配的自由时间，有了更广阔的从事学术活动的自由空间，思想境界上也更加挥洒自如，独立思考了。

这段对于老的概括，相当传神。说的是于老，又何尝不是他本人思想境界的一种体现、他自己现实生活的一种写照呢？！

一家规格不算低的大报要摘发他的发言稿，但要求删去上面那段文字。龚育之同志答复：不能删，我已经讲得够含蓄了，没有什么可忌讳的。对方再告：并无忌讳，限于篇幅，仍不能恢复。龚答：必须恢复，如不恢复，则不同意发表。后来的结果是，发表时恢复了那一段话，但付印时还是被删去“独立”二字。龚育之同志给我发来电子信件，讲了这件事。说到删去“独立”二字，他就写了两个字：“一笑。”顺便说一句，《炎黄春秋》杂志后来刊发了他的发言，全文照登！

最后就本书的编辑作点说明。《末编》凡三十六篇，除去四篇，都是龚育之同志近三年来的新作。那四篇，《一个希望》是他在《竺可桢全集》一至四卷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由樊洪业、潘涛先生整理，潘涛先生提供；《回顾：五年和八十年》、《中国科技政策的历史、理论和实践》、《物理，永恒的辉煌》等三篇，是他去世后孙小礼教授从他的旧作中找出并提供的。

根据前两集的体例，《末编》仍分为两辑：“党史札记”和“往事琐忆及其他”。《回顾：五年和八十年》是对九十年代后期并上溯到五四以来崇尚科学、反对迷信的历史的回顾，《一个希望》提出了近现代史料整理编辑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故归入“党史札记”一辑。“往事琐忆及其他”一辑，收入了五篇文章。前三篇是他对自己经历的回忆，其中《我在清华的三年》是他很花了些功夫写的。《中国科技政策的历史、理论和实践》是他八十年代写的一篇书稿提纲，提纲设计的框架相当完整。据孙小礼教授说，龚育之同志当时准备系统研究这个问题，因另有工作而搁置。提纲有些内容也关涉党史，但限于主题和体裁，不便归入“党史札记”。《物理，永恒的辉煌》是他在“物理与人类未来”研讨会上的发言，谈到了自然科学家对社会的影响和社会责任问题。文章的编排，依《二集》成例，以发表时间（未曾发表的以写作时间）为序。

龚育之同志治学以严谨著称。尽管我想努力像他一样，认真细致地编好这部集子，编校方面仍然肯定存在不当或差错，期待读者批评指正。二○○七年国庆假日

（本文系龚育之著《党史札记末编》编后记。该书由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12月出版）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责任编辑 萧 徐）

2007年第12期 周扬为高校文科教材建设立军令状　作者：郝怀明

中央决定尽快编出文科教材周扬立下“军令状”

1958年开展教育革命，片面强调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打破了原有的教学秩序，批判了原有的教材，许多院校采用领导、教师、学生“三结合”的方式编书，有些院校甚至出现了学生编书教师照着讲课的怪现象，许多院校根本就没有教材可用。已经编出的教材，由于对遗产和老专家否定过多，编书青年知识准备不足，片面强调“革命性”，忽略科学性，教材质量一般很低，大都不宜继续采用。加之当时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纸张匮乏，质量低劣，许多讲义印在五颜六色的有光纸上，字迹不清。

1959年底，文化工作会议向中央书记处汇报，高等学校的教材问题立即引起了中央的关注。邓小平总书记提出，要好好抓一下这件事。1960年9、10月间，在中央书记处的一次会议上做出决定，要尽快编出一套好的文科教材。1961年初，中央书记处再次讨论了高等学校的教材问题，明确指示：高等学校的教材要分两步走，先解决有无问题，再逐步提高；要本着“未立不破”的原则，采取“选”、“编”、“借”（即选用过去比较好的、编写新的、翻译借用外国的）的办法解决教材问题。并要求做到“从无到有，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印刷清楚”。书记处书记彭真受邓小平委托，找周扬谈话下达任务，要周扬立下“军令状”，限期解决文科教材问题。

周扬立即行动，于10月27日，召集高教部、北京市委大学部、北京几个主要高等学校的负责人座谈文科教材问题。周扬说，要总结教育革命的经验，在此基础上提高教育质量，出一批人才，出一批教材，下决心解决问题。他要市委负责，分文、史、哲、政、经、教6个组，就文科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材编写、师资培养、学生阅读书目等方面进行研究，提出多种方案。

深入调查研究广泛交换意见

建设文科教材，发展学术事业，关键是要正确对待知识分子，贯彻“双百”方针。在教育革命和学术批判中，不少专家、教授受到了冲击，以北京大学为例，中文、历史、经济、法律、西语、物理、化学等7个系共有教授、副教授76人，受到批判的就达33人，将近半数。毛泽东说，当时在学术界掌握书本知识比较多的还是老一代专家。周扬对老专家、老教授特别尊重，在北京，他登门拜访了冯友兰、朱光潜、钱钟书、金岳霖、郑昕等知名人士，听取他们的意见。冯友兰在谈到前几年师生关系时说，我们不是老师，而是“侍读”。这种师生关系反常的状况，1959年3月周扬在广东省考查工作，拜访中山大学著名教授陈寅恪时，陈也谈到过。他火气很大地问周扬：周先生，新华社你管不管？周说有点关系。陈说1958年某月某日，新华社广播了新闻，说大学生教学比老师还好，只隔了半年，为什么又说学生向老师学习，为何前后矛盾如此？周扬回答说，新事物要实验，总要实验几次，革命，社会主义也是个实验。买双鞋，还要试那么几次。陈对周的解释不大满意，说实验是可以的，但是尺寸不要差得太远。陈的意见给周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来之后，他对广东文化界领导人说：“大学文科学生集体编教科书，这种热情是好的，但是把老教授丢在一边，学生还没有懂。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要向老教授学。就是要打倒，也要把他的一套学问学了，才能打倒。我们就是要赶快把老教授的知识全部接受过来。广东不是有个陈寅恪，他肚子里就是一部历史书，我们就要把这一历史书学过来。他也是读了一辈子书才有这样一部活历史的。”上述冯友兰、陈寅恪的意见，周恩来、邓小平得知后都十分重视，他们在谈到要尊重老专家时曾多次加以引用。

1961年2月，周扬来到上海进行调研。在一周之内，他连续开了7次座谈会，分别听取了各大学党委书记，中文、外文、哲学、经济学、历史、教育、文艺理论、艺术教育等各方面专家、学者的意见，并坦陈己见，和大家共商高校文科教材编选和文科建设问题。

周扬和党委书记们座谈时，讲了破和立的辩证关系。他说，破和立的问题，从长期来看，不破资产阶级思想，不能立无产阶级思想。但是在当前，是不立不破，大学教材经过教育革命、学术思想批判，已经破得相当多了，破到牛顿三大定律上去了。现在要提出相反的要求：未立不破。像打仗一样，到了一定阶段要巩固一下已有的阵地。目前未立不破这个方针对我们有利，逼着我们去立。像盖房子一样，已经拆了很多房子，人住得很拥挤了，就要盖，不要继续拆。新的盖起来了，需要再盖新的再拆。当然，不拆就不能盖，但光拆不盖不行。

高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的召开，教学和教材编选指导思想的确立

1961年4月11日至25日，在认真调查研究，充分准备的基础上，高等学校文科和艺术院校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在北京召开了。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老专家、老教授和青年教师，有校院长和系总支书记，还有中央一级和省市宣传、文教部门的负责同志。这次会议，北京草拟了文、史、哲、经、政、教、外7个专业的教学方案，上海草拟了5个专业的方案。艺术也提出了音乐、美术、话剧、戏曲、舞蹈、工艺美术、电影7个专业的教学方案，这件事是由林默涵抓的。这次会议的任务就是讨论和确定几个主要专业的教学方案，特别是讨论和确定教科书编写计划。

4月12日，周扬在会上就这次会议的任务作了长篇讲话，总结1958教育革命的经验，就文科教学中的几个关系问题和教材编选方针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

首先，关于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1958年教育革命扭转了轻视政治、只专不红的倾向，但又发生了忽视知识、忽视业务的现象。周扬总结在红与专问题上的偏差，对这两个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他说：“红”的标准，对大学生首先要求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思想，愿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同时要求学生能领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受一定生产劳动、实际工作的锻炼。看一个人政治上好不好，并不是看他开会开得多不多，他马列主义教条背得多不多，革命术语讲得多不多，“读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著作，有一点生产劳动和实际工作的锻炼，能够努力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努力去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这就可以了。不能要求大学毕业生，都成为马克思主义专家，也不能要求每一个学生都成为政治活动家。”在“专”的方面，“要求学生具有基本的理论知识，基本的历史知识，基本的社会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训练（特别是写作能力的训练）。”周扬还针对当时“白专道路”使用过滥，以致在学生中造成不敢读书、不敢钻研学问的不正常风气，对什么是“白”也下了个界定。他说，“只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才能说白。至于一个人不喜欢集体活动，不合群，脱离群众，孤高自赏，有一点个人主义，这也不能算白。”周扬认为，“红”和“白”都是政治概念，是政治立场、政治态度问题，不能无限制地扩大到世界观去，甚至扩大到一切生活细节上去。既不能把有唯心主义世界观就说成一定是“白”，也不能把有个人主义的学生，或者在业务上比较努力，但政治上进步较慢，还处在转变过程中的学生，都指责为走“白专道路”。今后不要再用“白专道路”来批评学生。周扬还说，政治与业务的关系表现在课程的安排上，政治是灵魂，是统帅，这是不能动摇的，但不等于说政治课、政治活动一定要很多。教学方案对政治课在教学中所占的比例作了规定，不得超过20%。学生在学校期间要多读点书，要达到每个专业所要求的最起码的标准。周扬说：“政治是统帅，帅不是兵，兵要多帅只有一个；政治是灵魂，灵魂不是肉体，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又无往而不在。政治是统率一切，渗透一切，而不是占据一切，代替一切。”

其次，关于书本知识和活的知识的关系。周扬说，学校应以教学为主，可是在教育革命中，学校普遍把教学挤到了一个不重要的地位，生产劳动搞得太多，政治活动搞得太多，教学时间被任意挤占，学生的基本理论知识、基本历史知识以及基本技能的训练，在一些学校里有所削弱。学校是传授知识的地方，要把人类几千年来所积累的知识的精华传授给学生，就必须以教学为主。但同时也要给学生一点实际的知识，活的知识，使他能读活书，活读书，不变成书呆子。这次制定的文科教学方案规定，学校以教学为主，结合生产劳动和科学研究，使学生不只是读书，同时也有一点生产的知识，有一点斗争的知识，其时间分配的大体比例是，劳动和科研时间加在一起不得超过学时总数的三分之一，即教学（包括课堂教学、课堂讨论、学生自习）与劳动（包括生产劳动、基层工作、社会调查）、科学研究（包括写论文、听学术讲座、参加学术讲座）的时间分配为七三开。

再次，关于论与史的关系。周扬说，1958年以来出现的“以论带史”的提法，从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统率史料这个意义上讲，这个话有它的积极意义，但这个提法是不全面的，有缺点的，甚至是不正确的。“因为‘以论带史’，很容易给人一种印象，好像只要有论，史就带动起来了，就有了史，而实际上恰好相反。所谓论，如果不是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是讲具体的结论、具体的规律，这个论应该是史料研究的结果，而不能在研究之前。”“在这个意义上讲是史料研究把论带出来了，不是论带出史来了。我们研究历史，不能先有一个公式，先立下一个结论，然后再找一些史料来套，来证明。这样做法是直接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历史应当从史料出发，包括文字材料和地下发掘的材料；研究现状应当从现状出发。否则就容易鼓励一种风气，好像有几个公式，有几条规律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了。”著名史学家翦伯赞写了《对历史人物研究的若干意见》一文，在文科教材会议期间送周扬阅，对“以论带史”提出批评，周扬拍板发表。随后，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写出《历史教材和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对历史教材和历史研究中的一些偏向提出批评，周扬看过后批示说，吴晗讲的那些偏向确实存在，应该批评。

关于古与今的关系。周扬说，过去大学厚古薄今的倾向相当严重，反对“厚古薄今”，把青年的兴趣引导到注意现实问题，这是对的，近几年来，厚古薄今的风气大有改变。但反对“厚古薄今”，并不是说不要去重视历史，不要去重视历史遗产的研究。他以文学史为例，说过去现代部分与古代部分的比例是1：6，1958年以后成了1：1，两千多年的文学史和“五四”以后四十多年文学史各占一半，这当然是不适当的。周扬认为，在研究文化遗产这方面来说，应当是古比今多一些。3：1是起码的。陆定一认为可以达到4：1。在周扬看来，古代和近代相比，不仅时间长，内容丰富，而且经过历史的淘汰，遗留下来的多为人类文化的精华；而现代的东西因为时间较短，尚未来得及经过时间的反复检验，还不够稳定。所以，在古今比例上要有个适当的规定。

关于中与外的关系。周扬说，我们应强调研究中国，研究中国的现状，总结中国的经验，整理中国的遗产。但是注意研究中国并不等于不注意研究外国的东西。这方面我们也有所削弱，中学停止英语课是欠考虑的。周扬说：“我们对世界的知识知道得相当少。世界经济、世界历史、世界文学，许多方面我们都不甚了了，知识相当贫乏，有些甚至还是缺门。以中国为主，但一定要研究世界。毛主席历来都是提倡中外古今法。中外古今法就是全面的历史的观点，只有今没有古就没有历史观点，只有中没有外就没有全面观点，过去我们专门搬外国不对，现在不研究外国也不对。”“中国是处在世界之中”，西方世界要研究，亚非拉美也要研究。研究外国，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认识中国，建设中国。周扬还从我国文化发展史论证说，“历来文化高涨的时期都是由于吸收了外来的营养，隋唐是这样，‘五四’文化运动是这样。我们要有一个新的文化高涨，学术繁荣，要大量吸收外国的先进东西为我们所用。”这次课程里规定外文都是必修的，至少一门。课程设置也体现了面向世界的精神。

周扬在讲话中还谈到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重视基本技能的训练，文科学生要重视写作的训练。这里要解决一个文与道的关系问题，提倡文与道的结合与统一。

周扬在会上对教材编选提出三点要求：

一是观点和材料的统一。教材不可能百分之百正确。这是谁也写不出来的。我们力求观点和材料的统一，根据材料引出观点。观点和材料脱离，毛主席认为这是很坏的方法，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只罗列一堆材料，不讲内在联系，不作分析，不能引出正确的结论，不是经验主义吗？只发一大通空论，没有材料，没有事实根据，不是教条主义吗？都是主观主义。所以我们还是力求观点和材料能够做到统一，力求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力求材料确实、充分。

二是要求教材比较全面。所谓比较全面，一个就是正面反面都有，不要只讲一面。教材和选本都要包括两面的东西：正面和反面。学生正反面都看过，可以丰富他的知识，防止思想的僵化，防止武断、片面。总而言之，世界上的事情总要有比较，没有比较就不行，思想就要停滞。中国人不是有一句话么：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这是经验之谈，不比较就没有办法判断。这是关系到一个对我们青年后代怎么培养的问题。再一个是对研究的作家和作品要全面。现在我们有的时候评价一个人不看他全面，只拿他的一部分来代表他，或者拿他一部分坏的，或拿他一部分好的，我看都不对。所以，我觉得选教材，不但是正面反面要选，对一个人的作品也要选全面。这样使得青年学生对历史的发展有个全貌，不至于把古人想得太好，或者想得太坏，尤其是不要把古人想得太现代化。

三是集体写作和个人写作的问题。由于1958年教育革命中编写教材，强调“大兵团作战”，当时的学术带头人大都被斥之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批判，在教材编写中没有发言权，致使这些教材的编写事实上缺乏适宜的主持人和骨干力量。在周扬看来，精神劳动必须以个人独立钻研为基础，必须重视个人研究和个人写作，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实行必要的协作，才能获得成效。他说：集体写作和个人写作，两种形式都鼓励。集体写作，我们偏向于小一点，自愿结合，不要搞什么大兵团。还是三、五人、五、六人，大体上观点比较接近，自由结合。后来，周扬把这种采取自愿结合，集体编书的方式称作主编负责制。主编多是著名的专家、学者和教授，对全书的编选和争论的问题，有最后决定权。这样有利于保持教材观点的一贯性和完整性，保证教材的质量。

最后，周扬希望与会的党内外同志对文科教学问题、教材问题充分地、自由地、无所顾忌地发表意见。什么话都可以讲，说教育方针不对的话，也可以讲。从教育方针，一直到教材编写，从政策一直到思想，从政策到业务，都可以议论。希望同志们勇敢地接受、出色地完成编写任务。

周扬的讲话，针对性很强，既有理论性，又有可操作性，在会上引起了热烈的反响。

5月19日，周扬以中央宣传部的名义就这次会议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题为《关于高等学校文科教学方针和教材编选工作的报告》。报告说，会议研究和总结了几年来文科教学工作的状况和经验，认为教育革命的方向是正确的，成绩是巨大的，但在工作中也存在不少的问题和缺点。会议就有关文科教学的若干带根本方针性的问题，如培养目标、教学、劳动和科学研究三者的正确结合，各种课程的比重和相互联系，以及如何在文科教学中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等重大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在经过党内外充分民主讨论，逐步达到统一认识的基础上，修订了文科7种专业（语文、历史、哲学、政治、政治经济学、教育、外语）和艺术院校7类专业（戏剧、音乐、戏曲、电影、美术、工艺美术、舞蹈）的教学方案的草案，并且相应地订出了224门课程的教材编选计划，包括教材297种（其中文科126种，艺术171种）。随后，文科教材编选计划经多次修订增删，到次年5月，除政治理论教科书的编写已另有安排外，确定的文科7个方面14个专业所需的教材共有273种，其中教科书130种，参考教材143种。工程可谓浩大。中央于6月17日批转了这个报告，在批语中说：“教材建设是促使高等学校秩序稳定和教学质量提高的重要环节之一。各地党委必须重视这项工作。担负编写任务的地区，除领导督促外，对人力调配和物力支援方面的问题，亦应当以大力解决。”

“学术上你们负责，政治上我负责”

文科教材会议之后，在以周扬为首的文科教材办公室的领导下，高校文科教材建设的工作便扎扎实实、卓有成效地开展起来了。

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之后，在民族饭店召开的一个小会上，周扬拍着胸脯对专家、学者们说：“学术上你们负责，政治上我负责。”与会者听了很受鼓舞。据当时在文科教材办公室工作的徐汝京回忆，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高兴地说：“这下我思想解放了。”著名哲学史家冯友兰教授还赋诗一首，表示他放下了思想包袱，愿跟着党为文科教材建设出力。那时，全国政协会议正在举行，毛泽东在接见与会代表时询问了冯友兰编写中国哲学史的情况，周恩来还特意向毛泽东介绍这次会议上任芝铭（冯友兰的岳父）、冯友兰、孙维世（任的外孙女）是“三世同堂”，冯友兰的这首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的：

怀仁堂后百花香，浩荡春风感众芳。

旧史新编劳询问，发言短语谢平章。

一门亲属传佳话，两派史论待衡量。

不向尊前悲老大，愿随日月得余光。

老专家、老教授们的心情之振奋和感动，由此可见一斑。

老专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但如何发挥好青年的作用，处理好新老之间的关系，还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文科教材编选工作的初期，青年和老专家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很协调的。据当年在文科教材办公室工作的刘金印回忆，有一次开会，老专家被安排坐在前面的沙发上，青年人坐在后面的椅子上，这本来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可是有的青年却觉得被批判的人被尊为上宾，自己仿佛受到了冷落，为此心理很不平衡，情绪很大。从这样一件小事，也可以看出当时在教育革命和学术批判的情势下师生关系紧张到了何等程度。周扬深深感到：“如何对待老专家，如何使青年和老专家团结合作，就成为一个关系到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学术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因此，在教材编写工作过程中，他既注意发挥老专家学术带头人的作用，又注意发挥青年的积极性；既提倡青年要尊重老专家，向老专家学习其长处，同时，又切望老专家也要关心青年，培养青年，青、老互相学习，团结合作。

周扬对文科教材建设注入了极大的心血。他认为,我们国家要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需要有两支强大的队伍，一支是强大的科学技术队伍，一支是强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在他看来，高等学校文科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编选高校文科教材则既是学术建设，同时也是理论队伍建设，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基础工程。他在中宣部分管文化和科学，他对中宣部文艺处的同志表示，今后他要多花点精力在科学方面。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他的精力当更多的是放在社会科学，尤其是放在文科教材的编选工作方面。在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之后的两三年中，他差不多每月都要召开几次座谈会，同各门教材编写组的同志商讨教材编选问题。有的月份，这样的讨论会竟达8次之多，仅《文学概论》提纲讨论会就开过5次。在每次座谈会上，他都认真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坦诚抒发自己的见解，从编写的指导思想、基本观点、篇章结构、具体内容，到表达方式方法，进行广泛的探讨，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张，供编写组同志参考。据统计，他在这方面留下的讲话和文稿达数十万言之多。他的这些讲话，汪洋恣肆，才情勃发，充分展示了他的才华和学识，以及面对种种棘手的矛盾和问题，总能提出妥善处置办法的领导艺术。

中心任务是“出成果出人才”，“用摧毁的方法搞不成文化建设”

在主持文科教材编写过程中，周扬发展他在前几年提出的文化建设的思想，进一步提出了文化、科研单位的中心任务就是“出成果，出人才”，并以此作为检验工作成绩的有无和大小的标准。周扬多次强调文化、思想、学术发展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需要积累。没有积累，永远不能提高。对古今中外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化遗产必须采取科学的审慎的态度，不能对遗产采取简单、粗暴的做法。1961年8月16—18日，周扬在天津饭店听取《教育学》编写组汇报后的发言中尖锐指出：“那种动辄搞运动、搞斗争、整人的作法，不以平等态度待人，都是问题，要纠正。我认为积极分子要有两条：第一、政治积极读书也积极；第二、自己积极也要带动别人积极。有些积极分子知识不够，只有一种本领，就是斗人，而没有受过别人整。”在周扬看来，用摧毁的方法是搞不成文化建设的。1961年8月5日，他在美学组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盲干是干不通的。如果盲干能搞成文化建设，那我赞成。文化不能用摧毁的方法。如果用摧毁的方法，那么，摧毁的不是资产阶级的，而是我们自己。这一点一定要自觉。”基于这样的思想认识，周扬第一次提出了文化、科研单位的中心任务是“出成果，出人才”的思想。1961年三、四月间，在中宣部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部所属各研究所领导干部会议上，当许多同志谈到政治运动不断，许多研究所都被迫停止了业务工作时，周扬说，政治运动是必要的，但是不应当干扰正常的研究工作。许多工厂也搞运动，但是绝不允许停止生产专门搞运动，因为工厂的任务是要生产出产品来。研究所同样也有任务，就是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生产出研究成果和科学著作，同时也培养出一批研究人才。这些任务同样不能因为政治运动而停顿。李佩珊回忆说：“周扬的这段话虽然是对哲学社会科学部所属各研究所讲的，同样也适用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所。此后就被概括为‘研究所的任务为出成果出人才’，最先在《科学十四条》中采用，并且一直延用至今。”在教材编选期间，周扬多次强调，就文化学术部门来说，工作成绩的有无和成绩的大小，不是看你批判了几个人、几本书，而是看你培养出多少优秀人才，出了多少优秀作品。他说：“将来检查你这个单位有些什么成绩，就要检查你培养出了多少人，有多少著作，有几个演员，演了多少戏。”他还说，一个出版社办得好不好，要看你这个出版社积累了多少好书，培养了多少出色的编辑。出版社没有出版好书，书印得再多不算是你的成绩。学校没有好教员、好教材，也不算你的成绩。周扬的这些讲话，可谓旗帜鲜明。在以往强调阶级斗争的岁月中，人们往往把整人视为成绩，仿佛整人整得越多，否定别人的创造成果越多，才越是成绩。周扬首次把“出成果、出人才”作为文化、科研单位的中心任务提到人们的面前，令人耳目一新。

周扬还主张社会主义要有自己的学术权威。他说：“学术就是要搞权威，我们就是权威太少。”“权威是从掌握知识来的，不是哪一个人给的。他有人家所没有的知识和观点，讲话就有权，就叫权威，这难道不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吗？难道只让过去有权威，资本主义有权威，社会主义就不要权威？”“校长、党委书记的工作做得好不好，就看你这个学校有多少名教授。校长的权威是建立在教授的权威的基础上。你的教授是第一流的，校长就有权威了。蔡元培自己在学术上并不是什么权威，但他兼收并蓄，北大集中了一批权威教授，他就有权威了。”

周扬关于文化建设需要积累的思想，和由此而来文化建设的思想，以及与此相关的检验文化建设工作成绩的标准的思想，不仅当年在文科教材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且也为今天的人们所珍视、所记取。

1962年5月5日，在文科教材编选工作开展一年之后，周扬以个人名义向中央书记处并周总理送上《关于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情况和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报告首先汇报了一年来的工作情况，对今后的工作，提出必须坚持党内外新老专家合作的原则，在编写过程中必须保证学术争论的自由，集体编书必须实行主编负责制，以保证每本教材观点的一贯性和完整性，必须建立由专家组成的专业组，分别领导各专业的教材编选工作，需要统一计划和调动组织全国的学术力量。周扬在报告中说，这次编选教材数量很大，门类很多，包括文、史、哲、政、经、教、外语等14个专业所需的教材共273种，为了便于进行学术领导，保证教材的质量，建立了8个专业组。8个专业组及组长分别是：中文组——冯至，历史组——翦伯赞，哲学组——艾思奇，经济组——于光远，教育组——陈元晖，政治教育组——许立群，外语一组——李棣华，外语二组——季羡林。每组设副组长若干人。党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

经过大家的努力，编选的教材陆续脱稿付印。到1965年6月底止，已出版新编选教材68种165本，已完稿和已付印的有24种33本，加上正在编选的教材共156种367本，占计划编选教材的一半多一点。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这批教材力求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总结中国的经验，整理中国的文化遗产，吸收外国文化经验，观点大体稳妥，材料比较充实，资料比较准确，在观点和材料的结合、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方面比过去有明显进步。经过实践和时间的考验，证明是一批好教材。

文科教材编选，不仅解决了高校文科教学之急需，而且促进了学术研究的开展，推动了理论队伍的建设。参加编选教材的新老专家普遍反映，他们在政治、业务两个方面都有收获。实践证明，主编负责，充分发挥学术带头人的作用，正确实行集体写作与个人写作相结合，既是进行教材建设的好方法，也是培养人才的好方法。正是在这种青、老互相尊重、合作共事的良好环境和气氛中，文科教材的编写工作才得以顺利完成，大批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周扬非常热衷于抓文科教材建设，还颇有点雄心壮志。他对参加教材编选的专家们说：编教材不是突击任务，可以搞五年、十年，甚至一辈子。你们如果有兴趣，我愿意陪你们搞下去。他在各专业组长会上也说：教材编选工作要长期坚持下去，三年五年，十年、三十年、五十年，要搞出世界承认的学术著作，让外国人来中国学文化，找学术，翻译我们的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世界哲学史、世界文学史。他鼓励大家立志达到这个水平，要为此长期积累力量。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愿望和宏大的理想！可惜，不期而来的“文化大革命”打碎了周扬的这个美梦，文科教材建设这项巨大的基础建设工程不仅未能继续进行下去，就连他几年来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成果，也成了他的又一大“罪状”。

我国高校教材在解放前主要是搬欧美的，解放后主要是搬苏联的。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有计划地组织全国学术界、教育界的力量，主要是北京、上海一些主要大学和研究所的力量，以如此巨大的规模编选高等学校文科教材，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转眼40多年过去了，现在回过头来看，周扬当年主持高校文科教材建设，充分发挥老专家的作用，总结他们多年来积累的知识，体现当时我国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作为文化积累的一个阶段性成果，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我国文化建设史上，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一件带有“抢救”性质的大事情。周扬及那一代专家、学者功不可没。

（责任编辑 萧 徐）

2007年第12期 范长江为《大公报》写通讯　作者：王　鹏

范长江（1909-1970年）是我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开拓者和领导者之一，杰出的无产阶级新闻战士；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社社长等职。他的名字与中国现代新闻史是分不开的。

范长江初识胡政之

1935年初，年仅25岁的范长江就产生了当时看似“想入非非”的“考察西北”、“了解红军”的愿望。他曾设法与《世界日报》的老板成舍我等多家报社联系，均未接受他的采访计划。当他向天津《大公报》投书谈了他的想法，《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1889—1949年）接信后，陷入了深思。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面临两大问题，一是中华民族面对日军入侵问题，二是中共政权问题。这两大问题也是读者所关心的大话题。1935年5月，范长江从北平到天津《大公报》社，拜访了该报总经理胡政之，他很爽快地采纳范的采访计划。范长江对胡政之并不陌生，在胡主编的另一份时事性周刊《国闻周报》（1933年和1934年）上，范就曾看到过有关江西苏维埃政权的资料（如连载的《赤区土地问题》、《赤区土地问题之实际与批判》、《赤区的合作社运动》、《中国赤区的商业政策》、《中国赤区的农业政策》、《中国赤区的财政政策》等等）。范长江回忆说：“我第一次看到苏区的原始资料，是《国闻周报》所连载的‘赤区土地问题’等。《国闻周报》是天津《大公报》出版的。这个材料上登载江西苏维埃政府一些有关土地革命的政策‘法令’，以及许多有关土地革命的文件，都是原件，不是改写的文章。”这些报道和资料，对他是一种启蒙教育。在范长江拜访胡政之时，胡对范的采访愿望和写作计划大为赞赏，并说了许多鼓励的话，并为其写了许多介绍信，以备沿途遇有困难时使用。很快，范长江就被《大公报》社聘为旅行记者，还发了“记者证”，且预付了稿费。范长江回忆说：“我想如果我能弄到《大公报》旅行记者的身份，到中国西部去旅行，就可以接近红军，甚至于进入红区，那我所关心的最大问题就解决了。旅行记者行动自由，文责自负，《大公报》不付工资、差旅费，支付稿费，但可以借支。我想这是一个好办法，也可能成功。于是我去天津找胡政之。……我提出到中国西南西北去旅行，为《大公报》写通讯，……只要给我一个证件，一个名义，介绍一些地方旅馆和社会关系就行了。”这样，范长江就有了《大公报》记者的身份，别小看这个小小的“记者”身份，范长江曾说过：“《大公报》那时在全国声望很高，有了《大公报》的正式名义，又经常在报上发表我署名的通讯，还有《大公报》在全国的分支机构可以依靠，虽然我的经济情况那时还很困难，常常捉襟见肘，但我活动的局面已开始打开了。”

《大公报》是1902年在天津创刊的老牌报纸，20世纪30年代中期已发展成为北方大报，中经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的再次创业，与南方的《申报》、《新闻报》南北鼎立，堪称全国报纸的“三杰”。《大公报》的张季鸾、胡政之均系无党派人士，说话超脱，言论果断。他们在舆论界有很大的影响，社交广泛，人脉熟稔。同时，《大公报》为了采访和发行的便利，在全国各地建立了40多个办事处（分销处），它们与各地也有经常的联络。这样，范长江的旅行采访，就有了切实的保障。

范长江成名于《中国的西北角》

《大公报》的张季鸾、胡政之始终关心西北问题。早在范长江旅行考察前，张季鸾也曾到西北访问，并于1935年7月30日在《大公报》上撰写《西北纪行》一文，引起读者的注意。《西北纪行》一文中有这样的记载：“绥德以南丹州以北，数百里间，几全成赤化区域。……赤化民众殆有六七十万，有枪者逾万，此数字如何姑不论，惟十余县赤化蔓延，则为周知事实。……陕北地势，在种种意义上，今后将日增其重要。延（安）绥（德）榆林，历代本为重镇，现时形势，又成边防要区。余以为亟应有安民固边之经常计划，……关于军事问题，兹不具论，惟可言者，陕北根本上是政治问题，非真正的军事问题。……陕北因穷而乱，因乱而愈穷，现时所需者，为凡入境军队，绝对勿征发，勿筹款，且须办赈济。”其中，张季鸾指出的“政治问题”是有远见的，也是《大公报》同意范长江旅行考察西北的原因。

从1935年7月起，范长江以《大公报》旅行记者的名义，从四川成都开始了他的著名的旅行考察。这时，中国工农红军正在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由于国民党的新闻封锁，红军的情况很少为一般读者所了解。红军北上对整个中国政治动向的影响，成为范长江当时注意的中心问题之一。另外，范那时预测，一旦抗日战争全面展开，沿海一带必不可久守，抗战的大后方肯定在西北、西南一带，而荒僻的西北地区的现状却很少为人所知，因此有必要对这些地方进行考察和研究，让读者更多地知道西北和西南的情况，这是记者当务之急的任务。这次旅行考察，历时10个月，马不停蹄，舟车劳顿，行程6000余里，足迹遍及西北五省区，历尽艰辛采写了大量的旅行通讯，陆续寄回天津在《大公报》发表，第一次在全国性的大报上，真实地报道红军长征的行迹和西北近况，揭露了西北地区当权者的种种弊政，把西北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民族等问题展现在读者面前，字里行间对于西北民众悲惨生活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尤其是国统区的读者，第一次听说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闻所未闻，叹为观止。其中有客观记述红军长征过程以及动向的《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还有跟踪采访红军长征的《长安之瞥》、《毛泽东过甘入陕之经过》、《从瑞金到陕边》等，更有考察河西地区少数民族与汉族关系的《弱水三千之“河西”》等。再如范长江撰写的《陕北甘东边境上》一文，对刘志丹部队作了精辟的描写和分析，他在报道了大量事实的基础上，鲜明地指出刘志丹同历史上所有绿林好汉不同，并且指出了其所以不同的社会原因和历史原因，他写道：“自刘志丹开始活动以后，情势大不相同。刘为保安人，最熟悉地方农民痛苦，他同时受过黄埔时代的新的政治训练，并受过共产党组织的熏陶，所以他的活动有目标，有方法，有组织，把个人主义的绿林运动，变为与社会合为一致的社会运动。”在叙述了刘志丹分土地、反捐款、反派款后，他又分析说：“以实际利益为前提的民众，当然赞成刘志丹的主张，而愿为之用命。”范长江接着又写了毛泽东率领红军长征后到达陕北，与刘志丹的会合；彭德怀对蒋介石追兵的猛烈反击，从而揭示出红军能在陕北立足的重要原因，并评述道：“两种势力无处不在斗争中，不过，对实际问题有解决办法者，终归是最后胜利者。”尤其是范长江追逐长征中红军，跟踪采访，他的通讯真实生动，分析问题鞭辟入里，备受读者重视。早在1936年初，范长江就能作出这样深刻的报道，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随着范长江旅行通讯在《大公报》上连载，广大读者开始了解共产党和红军长征，一时间范长江名声大震。曾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震同志有过这样的记忆：“我对长江同志的鼎鼎大名是在报纸上熟悉的。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江西苏区进行艰苦的长征。当我们经过长途跋涉来到甘肃、陕西地区时，收集到一些报纸，发现以长江署名的文章，在我军还未长征前即判断我们可能要放弃江西苏区实行战略转移，分析了红军为什么要离开根据地进行转移，并对红军长征过程和下一步的动向作出了估计，大家感到很惊讶，都对长江同志的过人才华而赞叹不已。”《大公报》出版部于1936年8月还将范长江通讯结集成册，定名为《中国的西北角》，在全国范围公开发行，出现了读者抢购潮，“未及一月，初版数千部已售罄，而续购者仍极踊跃”，不得不再版9次，发行十几万册，脍炙人口，风行全国，被誉为和斯诺的《西行漫记》一样，“是一部震撼全国的杰作”。此书发行的数量之大，再版的次数之多，影响之深远，在当时都是不多见的。

为了《中国的西北角》一书的发行，《大公报》及其所属的《国闻周报》还刊登了大量的广告，为这部书的发行宣传和造势。最近笔者在翻阅民国时期报章，看到一条《大公报》为《中国的西北角》第五版的发行所作的广告。在广告中，有述：“本报记者长江先生所撰西北纪行，……自刊印单行本以来，各界争购连印4版，未及三月，即已售罄。此书销行之广，为空前所未有，现第五版已出书即日发售，印行无多，惠购从速。”此书发行之好，可见一斑。

胡政之看到《中国的西北角》如此之畅销，还专门安排《大公报》及其所属的《国闻周报》刊发书评和读后感，借此再推发行。1936年10月5日出版的《国闻周报》，刊登了北平周飞撰写的一篇读后感，描述了读者此时的心境。他写道：“我以最大的愉快，在《大公报》上陆续看过长江君的游纪以后，又得重读他结集起来的这本《中国的西北角》。在读着的时候，我随着作者的笔尖从成都而兰州而西安，从繁华的都市到偏僻的山野，从古老的废墟到景色如画的贺兰山旁，它随处给我以新鲜活泼的刺激，随时给我以深思猛省的机会，数年来我没有读过这样一本充实的书籍，没有领略过比读这本书时更大的快慰。”一篇读后感，把一般读者阅读此书时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此外还应顺便提一句的是，在刊载范长江的西北通讯之前，《大公报》即有大量有关红军长征的消息。仅如范西北之行启程的1935年7月，在这个月的31天中，《大公报》就有24天发表了关于红军的报道，可说是包括了全国各地红军的情况。概括起来，有四方面的内容：第一，关于红军长征：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的情况；红二、三军团长征的情况；红二十五军长征的情况。第二，关于陕北红军和留守中央苏区的红军：陕北红军方面的情况；留守中央苏区红军的情况。第三，社评和时评：分析性的评论，尤其是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两大主力会师川西后，下一步的去向；国民党高层人士的访谈。第四，有数篇旅行杂记与红军长征有关，如前溪的《蜀游杂记》、张季鸾的《西北纪闻》等。

中共领袖人物形象现身《塞上行》

范长江外出采访回到天津后，受到《大公报》社同仁的热烈欢迎，这时他已经成为该报的正式记者，后又与胡政之、张季鸾（该报总编辑）赴沪，创办《大公报》上海版，任通信课主任，统筹对外采访工作。1936年12月12日爆发了“西安事变”，举世震惊，其中内幕是各报社争抢的新闻。《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和总经理胡政之又找到范长江，要他利用人地两熟的优势，再次去西北采访。范接到任务，既兴奋又感到责任重大，他还想起胡曾多次对他说过的，有时一个事件的发生，因时间、地点、人物、环境的诸多因素，它可能是划时代的，很可能会在历史长河中刻画深深的印记，“这次如果不赶快去，也许要错过最后机会了！”这次范长江再去西北，情况就不同了，他不但有了正式的“记者”身份，而且报社还为他支付差旅费；这时的长江已是新闻界的“名人”，地方官吏和普通读者一听到“长江”的大名，如雷贯耳。他在一篇通讯中曾记述过他的这次旅行的真实目的，他写道：“记者于事变（指西安事变）后奉社命从绥远到兰州，因已确知周恩来在西安，且知已到西安附近，曾到过彭德怀、贺龙等的部队，我很想借此机会，会会这般神秘的人物，一探政治的究竟。”

范长江于1937年2月2日到达西安的当日，遇到了突发的东北军特务团团长孙铭九等9人反对撤兵，枪杀了第69军军长、主和派将领王以哲和参谋长徐方等4人（史称“二二事件”），范被阻隔在城门之外，无法入城。2月3日，范找到《大公报》西安分销处的李天炽。经李的介绍，范见到了邓宝珊，后又受到杨虎城的招待。2月4日午后在杨虎城公馆，范长江见到了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范是这样描述他对周的初步印象：“他有一双精神而朴质的眼睛，黑而粗的须发，现在虽然已经剃得很光，他的皮肤中所藏浓黑的发根，还清晰地表露在外面。穿的灰布棉衣，士兵式的小皮带，脚缠绑腿，口音夹杂着长江流域各省的土音，如果照普通谈话的口音判断，很有点像江西人。”

周恩来见到范长江后，迎上前握手，并高兴地说：“我们红军里面的人，对于你的名字都很熟悉，你和我们党和红军都没有关系，我们很惊异你对于我们行动的研究和分析。”周恩来的一席话，打消了范长江原有的与共产党领袖不好接近的顾虑。彼此寒暄之后，周恩来另有安排，又约5日“作竟日长谈”。5日清晨，范长江如约再次来到杨公馆，与周详谈中共与西北军的联系、中共在西安事变所扮演的角色等读者关心的诸多问题。周恩来坦诚地说，1936年夏他与张学良在延安正式见面，他们当时主要讨论张所提出的两大问题。范长江对此是这样记述的：“第一，蒋委员长与抗日关系问题；第二，用法西斯方法谋中国之统一问题。周对第二点认为难能成立。因为无论名义如何，中国在实质上难有法西斯政治之存在。至于前一点，共产党由土地革命的阶级斗争，转到各党派联合抗日的民族革命，已经变了一步。但是那时共产党的‘抗日’，还是‘反蒋抗日’，即要能‘抗日’，必先‘反蒋’，即不推翻蒋之统治，无法抗日。”范长江继而进一步记述了中共态度的变化过程：“张、周见面之后，张之见解，以为‘抗日’非‘拥蒋’不可，不拥蒋，无法抗日。而对蒋委员长之艰难计划与准备，就其所知者以告周，颇使周发生相对影响。……共产党在陕北之中央委员，已不足法定之全体会议人数，临时最高之决定机关为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得到周恩来之报告，引起极大之辩论，结果，参考张学良所提供之新材料，与将国内外大势重加研究的结果，认为有转而‘联蒋’进至‘拥蒋’之必要。这样转变的政治路线，就是‘统一的民族战线’，对内主张和平统一，对外主张团结御侮。……张学良与周恩来正式接洽之后，共产党意中希望以张学良为媒介，以与蒋委员长协商，谁知张学良之政治技术运用未能灵巧，终于爆发了出人意料的双十二事变。”

周恩来对范长江一再澄清有关中共参与了西安事变预谋的奇谈怪论。范长江记述道：“双十二之突发，共产党并未参加预谋，其关系人员之入西安，乃在事变四日之后，彼等在西安工作，首先在理论上反对狂热的群众与青年干部，明白指出双十二为革命政党所不采的‘军事阴谋’，谓此举有酿成长期内战的非常危险，故力主和平，因此遭受青年派强烈之反对。”

在周恩来的引荐下，范长江还到西安新城后面的尚贤庄从前一位德国牙科医生的诊疗所见到了叶剑英。范是这样描述叶剑英的：“一位三十左右，精干结实，相当瘦长，穿学生装，戴八角帽的汉子，和我一齐进入一间小办公室里。……叶剑英的风度，有几分西洋人的味道，广东东江人的口音，还多少存留在口边。1927年广州暴动的基干是那时张发奎先生的教导团，而叶剑英是张发奎最相信的参谋长，同时亦为策划与指挥广州暴动的最中心人物，张发奎先生事前对叶毫不疑惑，依为腹心，则叶之政治军事技巧，不能不称为相当老练。”叶剑英向范长江透露：“双十二之前，叶曾应张学良之邀，秘密来西安，住张学良公馆附近，与张研究东北军之改造问题，叶对于东北军之训政工作提出意见。他之说法，很使张学良受影响。”

在对周恩来采访后，范长江大胆地对他提出要去延安探访的请求，周爽快答应，并派车送去。2月6日，在博古和罗瑞卿的陪护下，经过3天的行程，他于9日下午到达延安城外的中共交际处，受到热情接待。在前往延安的颠簸途中，范长江不时与博古攀谈。博古这位长征路上的风云人物，给范留下的深刻印象是：“他今年刚三十岁，身材中等，很有学生活泼气。”“他一度作过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现任中华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我们首先谈战争，特别是关于红军行动经过。”这个“行动经过”，就是红军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博古向范畅谈到了红军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层层包围和遇到的重重困难，联筏为桥过乌江，金沙江偷渡，彝地歃血为盟，强渡大渡河，奇袭腊子口，终于到达陕北。博古像讲故事一样，出神入化，绘声绘色，娓娓道来，范长江不停地在小本子上记，还不时刨根问底，紧追不舍。在讲到“过乌江”时，博古说：“那里没有桥，渡船也被省军破坏，水急而深，又没有普通架桥材料，大家到了河边，皆望河兴叹，河那边还有人把守。后来刘伯承赶到，乃集中所有工兵人才，尽力想法。首先泅水过去十几人，赶走守兵。然而各种架桥尝试，皆告失败。乃发动工人伐竹，削竹为篾，绞篾成索，编篾成筐，以索系筐，筐内盛石，抛入水中为锚，作成急水中架桥之基础，然后编竹为筏，以锚牵筏，联筏为桥，而乌江天险始得渡过。”范长江和博古、罗瑞卿等乘坐的是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自购的一辆旧车，挂着东北军王以哲部的车牌，一路基本畅通，但沿途山间土路崎岖，颠簸劳顿异常。车上没有水，博古说得口干舌燥，仍不厌其烦地讲着，没有一点架子。博古胸怀宽阔，信念坚定，尽管他在长征途中被解除“总书记”职务，但一说到长征，说到红军将士的英勇事迹，他的那种激情和自豪溢于言表。他又继续讲述“激战腊子口”的情况，他说：“最后一次险地，在甘肃岷县境白龙江上腊子口。白龙江上游是雪水流石峡中，水中无船，且寒不成泅涉。腊子口两岸绝壁，在绝壁上凿石开小道，至不能再开处，乃架一木桥至对岸绝壁上，仍沿壁凿小道，以通于平地，故此地如将木桥拆却，十万大军到此，亦只好徒呼奈何。甘肃方面守兵，仅置一班人于桥之两端碉堡内，桥亦未拆，而戒备松懈，故被红军奇袭，遂过最后之天险。”

范长江进入延安城后，“满街是黑衣红星青年人，服装较外间为完好。商业亦较热闹。下午至红军大学休息。……红大，那时已改为‘抗日军政大学’，校门上贴了许多欢迎我的标语，因为中国新闻界之正式派遣记者与中国共产党领袖在苏区公开会见者，尚以《大公报》为第一次也。标语中有一条是‘欢迎长江先生’，‘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看了有几分不好受。”在抗大，范长江第一个见到的中共领导是林彪，林时任抗大校长。范对林彪的印象：“他是三十岁刚过不远的人，穿一件灰布棉大衣，中等身材，冬瓜脸，两眼闪烁有力，说话声音沉着而不多言。不过，无论意见与用词上，他的立场很坚决，一点不放松。他领我去看他们学生的活动，有些在打乒乓，有些在打篮球，教官们和他们混在一起，没有人介绍，很难分别，因为服装都是一样的不好。寝室内务，不大讲究，官长学生之间，也无多礼节，他说他们不赞成形式主义的。自然他们是以红军作蓝本，而苏联红军的兵学原则，是法国拿破仑的遗留，重自由，重活泼。和德国兵学派的重形式者，完全相反。日本学德国，中国有些部分又是学的日本。红大的教育方针，是自动多于被动，讨论多于上课，室外活动很注意，每日上课时间，最多不过三四小时。”

在延安，范长江的采访活动不受限制，由于时间紧迫，他连轴转，马不停蹄，连吃饭的空隙都搭进去了，一口气“闪电式”采访了11人（包括林彪）。他对所采访的中共领导人和知名作家均留下深刻印象，记下了鲜活而生动的描述：

——吴亮平。“宣传部的吴亮平先生，他小小个子，清秀的面庞，无论他吃过多少苦头，还保留着书生面目。他的外国语文很漂亮，苏区对外英文广播，就是他担任。他说话是清楚、明白、有系统，并有平和而坚定的见解。美国记者斯诺入陕北，就是他给毛泽东作翻译。他是一位漂亮的宣传家。”

——廖承志。“这是廖仲恺先生的哲嗣，何香凝先生的痛爱者，他会好几种外国文字，会书、会唱、会写、会交际，而且会吃苦，这是红军中多才多艺的人物。《红色中华日报》现改为《新中华报》的就是他主编。”

——刘伯承。“身体看来很瘦，血色也不好，四川人有这样高的个子，要算‘高’等人物。他之有名，不在到了红军以后，西南一带，对‘刘瞎子’的威风，很少人不知道的。他作战打坏了一只眼，身上受过九次枪伤，流血过多，所以看起来外表不很健康，然而他的精神很好，大渡河也是他打先锋。行军时，飞机炸弹还光顾了他一次，幸而不厉害。他在莫斯科曾经令伏罗希洛夫敬佩过。‘红军总参谋长’是每个战斗员都知道厉害的。”

——林祖涵。“一位老者”，“老而益壮”。

——朱德。“已有50多岁了，而面目仅如40岁人之健壮。他说他每天打篮球，说话完全四川音。‘半生军阀，半生红军’，他自己笑着自道。他说红军作战没有什么秘诀，只是政治认识透到每个战士，和群众基础工作得到许多便利。”

——丁玲。“我们初见，而不想到见面在这样地方。她打算在陕北搜集些材料写东西，将来当有些特别的东西出现。”

——张闻天。“现任中共总书记张闻天先生（洛甫），戴着不深的近视眼镜，出现于人群中，他的谈风轻松精利，不似曾过完重山者。”

——徐特立。“他居然从江西走到陕北，这是了不起的事件。”

——张国焘。宴会中，只有张国焘先生没有来，说是病了。饭后，我特地去看他，因为我次晨要走，不看他一次，觉得很抱歉。他现在是红军总政治委员，我们去时，他果然已经睡了，他立刻起身，咳嗽很凶，他的风格带严肃性、深沉性，这是另一作风。”最后，范长江采访的重头戏是毛泽东。

2月9日晚，范长江来到毛泽东所住的窑洞，两人谈了一个通宵。范有精彩描述：“许多人想像他不知是如何的怪杰，谁知他是书生一表，儒雅温和，走路像诸葛亮‘山人’的派头，而谈吐之持重与音调，又类三家村学究，面目上没有特别‘毛’的地方，只是头发稍微长一点。”“他那个窑洞内，除了一个大炕之外，还有一张木椅，一张桌子，一条木凳，一盆木炭。木桌上放了许多纸条，还有经济学和哲学书籍，桌上燃起油烛。他对于窑洞发生了感情，因为它冬暖夏凉，适宜居住。他说薛仁贵回窑回的是这种窑，不是南方的砖窑。他因为过去行军作战关系，作计划下命令，都是夜间，于是白天在卧式轿里睡觉，夜间才紧张的做事，弄成和我们新闻编辑一样的日夜颠倒。他用脑过度，脑血管膨胀，经常兴奋，不容易睡着，神经受点影响。如果行军时，身体有劳动机会，睡觉可以好些。他平常很爱读书，外间舆论的趋势，他很清楚的和我谈论。”范长江事后曾深情地回忆过这次采访，他说：“在延安，毛主席教导我一个通宵，这十小时左右的教导，把我十年来东摸西摸而找不到出路的几个大问题全部解决了，我那天晚上之高兴，真是无法形容，对于毛主席的敬爱心情，由此树立了牢固的根基。”

在与毛泽东谈话结束时，范长江向他提出要留在延安，搜集材料写长篇著作的想法。毛主席思索片刻，毫无迟疑地答复说：“目前最重要的是把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利用《大公报》及其他各种可能的办法，向全国人民作广泛的宣传，动员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可见《大公报》在毛主席心中的地位，是很重的。毛对范耐心而又略带命令的口吻说：“你应该马上回到上海去，作宣传工作，写书可以以后再办。”范接受了毛的意见。

2月14日傍晚，范长江回到上海《大公报》社。他谁也没见，一头扎进该报总经理胡政之的办公室，向他汇报西安和延安之行的情况。当胡政之了解了“西安事变”的真实情况后，立刻让范动笔，准备第二天见报，这与范的想法，不谋而合；同时，胡告诉范，他已安排《大公报》附属刊物《国闻周报》于2月8日出版的一期，登载了毛泽东夫妇、朱德、彭德怀、林彪、萧克的照片。范长江就在胡政之的办公室奋笔疾书，悉心写稿，范写一段胡看一段，且帮助斟酌一些关键的提法和用词。当晚10时，文稿草就，胡政之顺手加了一个看似较为中性的标题《动荡中之西北大局》（其实这个标题是有内涵的），并即刻派人送国民党上海新闻检查所审稿。不成想，此稿未能获得通过，胡政之把文稿略加修改，决定“抗检”，冒险发表，还嘱咐《大公报》天津版同时发表。15日，由长江署名的《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一文，由《大公报》上海版和天津版同时刊发，引起读者的强烈反响。恰在此时，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开幕，蒋介石在这次会议上对于西安事变的经过，完全讲了一套假话，根本不提中共和西安事变的关系，更没有提中共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释放蒋介石的事，至于蒋介石已口头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几条，他因此才被放出来的事，更不提及了。当时《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在南京采访，因该报发表《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一文，被蒋介石叫去怒骂一顿。蒋介石如鲠在喉，如芒刺背，吃了个哑巴亏。

通过《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一文的发表，范长江加深了对胡政之的认识，对他有较高的评介：“在对于这个新闻的把握和发表坚决方面，胡先生的作法，实在是可以称道的。”1937年3月29日毛泽东曾亲笔致信范长江说：“长江先生：那次很简慢你，对不住得很。你的文章我们都看过了，深致谢意！寄上谈话一份，祭黄陵文一纸，藉供参考，可能时祈为发布。”毛信所提到的“那次很简慢你”，是指范的延安之行；“文章”，就是指《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一文。卢沟桥事变后，当范长江要求派《大公报》记者进入山西的八路军采访时，毛泽东立即去电彭雪枫将军：“欢迎《大公报》派随军记者，尤欢迎范长江先生。”1944年6、7月间，《大公报》记者孔昭恺参加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在欢迎宴会上，毛泽东让孔坐在首席，并举杯对他说：“只有你们《大公报》拿我们共产党当人。”这里，毛泽东也是指的范长江的通讯。范在通讯中不称共产党和它的军队为“匪共”和“匪军”。这一切都说明，毛泽东对范长江是很器重的，对《大公报》这块舆论阵地也是不想放弃的，且存有感激之情。

1937年7月初，在胡政之的安排下，《大公报》再次把范长江近期撰写的通讯，汇编成册，取名《塞上行》，初版以至6次再版，发行数万册之多。此书的出版和发行，对激励全民抗战有着积极的意义，对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产生有效的影响。特别是书中《陕北之行》一文（1937年7月12日出版的《国闻周报》也曾单独发表此文），更是引起读者的极大兴趣。一位苏州的读者吴平投书《国闻周报》（1937年8月26日出版），谈了他对中共人士的看法：“在西安事变中，共产党是最惹目的力量。长江君到西安后，先分析当时领导的政治理论；更与有力分子周恩来相见，因而知道共党的转变：在理论上，由阶级斗争变为民族革命解放战争，在策略上，由‘反蒋抗日’变为‘联蒋抗日’乃至‘拥蒋抗日’。延安之行以后，他更介绍给我们许多由传说而变为神话式的人物。从他的笔下，我们可以很活跃地认识毛泽东、朱德、博古、叶剑英、廖仲恺先生的哲嗣承志、女作家丁玲，他们的谈吐，他们的行动，他们的思想，他们对于团结抗战的愿望，他们放弃军事暴动的决心……这些动人心魄的叙述，栩栩如生地，让每一个读者理解到西安事变急转直下的因由，也理解到此后中国内政外交动向的轮廓。不佞读《陕北之行》及《西北近影》两章里，是以最愉快的心情将它一口气读完的。在西安事变及其解决之中，我们都如黑夜摸索，读了这薄薄的几篇短文，才如拨云雾以见青天，重新走入明朗的境界。”

《塞上行》一书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以极大的热情向国统区的广大读者介绍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生气勃勃的面貌，介绍了中共著名领袖人物，宣传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次正确认识共产党的机会，其功绩是不可埋没的。

抗战烽火中的《西线风云》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范长江等作为《大公报》通讯课主任和战地特派员，全面负责该报战地采访，哪里有战斗，哪里就有他的身影。他安排和带领记者奔赴抗日最前线，奔赴卢沟桥、台儿庄、徐州等战场，采写了许多悲壮而生动的战地通讯，记录了人们牵肠挂肚急于了解的一些重大事件。

在战地前沿，范长江经常是用军用电话直接向上海《大公报》编辑部口述稿件。在编辑部守候的王芸生常常是在深夜接到电话，速记成文，直接送到印厂排字上版，消息之快，许多读者都为之惊叹。范长江在《大公报》上发表了大量战地通讯，确实起到了鼓舞士气的作用。范长江的这些有血有肉的战地通讯，主要报道抗战主战场的战况，他以广阔的视角真实地记述了前线军民浴血奋战的壮烈场面和业绩，反映和分析了我方的困难、矛盾和失误，并激励和鼓舞人们克服困难，坚持抗战，树立必胜的信心。如《卢沟桥畔》、《血泪平津》、《我们要以决死的心来保卫山西》、《忆夜战场》、《保卫前方》、《陷落前的宛平》等等，当时曾被传诵一时。《大公报》又一次把范长江诸君通讯结集成册，取名为《西线风云》。当时在上海抗敌前沿的《大公报》负责人王芸生为《西线风云》的出版写了“序言”。“序言”中说：“这本《西线风云》，是晋察绥战场上的战时通讯，是同事长江兄等的活动成绩。他们几位出生入死的在战地内跑，随着国军的脚迹，冒着敌人的炮火，记录下这些可歌可泣可悲可慨的事迹。这些文字曾输送给读者不少的悲歌感叹，虽不敢说对于国家有了什么贡献，在新闻记者的本分上，他们总算尽职了。我愿国人于读这本书时，不必多挂念这几个报人的艰难，务要切记着这一个地带在我们国家命运的重要！”

抗日战争初期出版的《西线风云》，仍是读者争购的热门读物。当时虽兵荒马乱，但《大公报》依然努力办好发行，不断进行广告的形式推介此书。广告词是这样宣传的：“太原失守了！我们对日战争的主战场——西战场起了变化。但是要知道这种变化不是偶然的，是有许多复杂的过程。如要了解这种变化的过程，接受这种血的教训，请看长江先生新编的《西线风云》。”以吸引读者的注意力。

范长江的旅行通讯，能够顺利的在《大公报》上连载，并结集出版，胡政之功不可没。《大公报》为范长江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机会，而范长江的通讯第一次宣传了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也为《大公报》在读者心目中树立了“敢言”的形象。胡政之确实对范长江关爱有加，为他的采访一路开绿灯，对刊载他的通讯确实不惜版面。范长江回忆说：“当时《大公报》一些老干部对于我在旅差费方面用得较多，很有意见，主张限制我的活动范围，把我固定在某一个地区，不要到处乱跑。胡对他们说，这几年我们《大公报》在销路上打开局面，主要靠范长江吃饭，不要去打击他。他从来没有在政治上说过我的不是。他甚至于对我示意，要我将来继承和主持《大公报》的事业。……从1935年到1938年，除《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一文，胡政之要我写得隐晦一些，并作一些小修改外，差不多是我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我怎么写，《大公报》就照我写的原文发表，从来没有删改过。至少我没有发现他们删改过。蒋介石在南京发怒一事，胡政之告诉我后，也没有批评我。上述这些事实，使我非常相信《大公报》是有‘民间报纸’、‘独立言论’的作风。”范长江早期的新闻实践，有《大公报》社培养和重用的成分，但与范自身的努力和奋斗也是分不开的。

短短三年时间内，一位普通记者的通讯结集成册，由《大公报》出版了三本书《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西线风云》，这是破例的，既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也在新闻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作者为北京市政协办公厅副主任）

（责任编辑 萧 徐）

2007年第12期 故园长吟将军颂　作者：孙　奇

孙奇，任辽宁省委副书记、政协主席时期，适逢张学良将军传达信息：适时要回大陆探亲。孙奇为迎接张学良返乡曾参与了准备工作和相关决策。去年恰为西安事变70周年，辽宁省政协学习宣传和文史委员会联合几家单位，在东北大学汉卿会堂，召开了“纪念西安事变70周年暨张学良逝世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共同研讨“西安事变与张学良的国家统一观和抗日观”。孙奇同志应邀作了“为迎接张学良返乡有关记事”报告。他的报告，以日记记载为主，立时引起关注和反响，视为不可多得的珍贵历史史料，对于张学良研究，补充了空白。会后，对这一报告，国内外的专家学者纷纷来函索取。为飨读者，这里发表的《故园长吟将军颂》一文，标题选取孙奇同志在张将军百岁华诞日，发到檀香山的祝寿电的诗句。

为“迎归”吴学谦、王兆国来辽

1991年4月16日，星期二。上午，时任国台办主任王兆国同志从北京打来电话告知：“我陪吴学谦副总理等，拟于4月23日晚，从北京乘火车去沈阳，是考察和了解与张学良将军有关的情况，请省里做些准备。”

4月17日，星期三。上午，我与省委常委、副省长陈素芝同志召开省委统战部长刘庆奎、省政府副秘书长张鸣岐、省台办主任张仁寿、省教委主任陶增屏、省公安厅副厅长祝春林等有关同志商定，做好接待吴学谦副总理等来辽宁视察准备事项。

4月18日，星期四。王兆国同志再次电话告：“吴学谦副总理一行，乘4月22日晚10时从北京发的加挂公务车，23日晨到锦州，开始工作。30日返回北京。请把日程具体安排一下。”我即找张仁寿同志来，按王兆国同志交待的时间，安排出吴学谦等人来辽宁视察的具体日程，密传中央台办。

4月20日，星期六。下午，我与陈素芝、张鸣岐、张仁寿等人同去大帅府实地察看现实情况。大帅府为三进四合院，第一进院是张学良将军事迹展览；第二、三进院由省图书馆做藏书库。大青楼三层，一、二层是省文联、省作协、省书协等办公处，第三层是文联职工家属住着。小青楼是省图书馆及一部分外单位职工家属住着。赵四小姐楼是沈阳市文史馆办公处。帅府正门有省图书馆临建两栋书库堵着，只能进人，不能出入车辆，影壁墙也被挡在里边。原帅府门前影壁墙外广场，被一些棚户住宅占满。为此要研究整顿改变，包括帅府院内外环境。

4月22日，星期一。下午，我与陈素芝、张鸣岐、张仁寿等乘火车去锦州，迎接吴学谦、王兆国一行来辽宁。

从北京来的领导欣慰张作霖墓园完好

4月23日，星期二。晨，去锦州站迎接吴学谦、王兆国一行。吴学谦等人乘坐的271次列车，5时24分正点到达锦州。下榻北山宾馆，早餐后，即乘汽车去锦县(现凌海市)驿马坊，看张作霖墓，墓地北面靠山地势平坦，上面是张作霖之母王氏墓，下面是张作霖与其第一夫人赵氏合葬之墓，墓碑完好，墓地四周是个较大的苹果园，并有一圈砖墙，形成一个完整墓园。

中午12时24分，我们同吴学谦副总理一行乘193次火车加挂离锦州赴沈阳。全树仁、岳岐峰在友谊宾馆迎候。

视察张氏帅府研究恢复东大

4月24日，星期三。上午，全树仁、岳岐峰等陪吴学谦一行视察张氏帅府、大青楼、小青楼、赵四小姐楼等。

午后，我陪同吴学谦一行到辽宁大学，东北工学院去考察。“辽大”校长冯玉忠详细汇报了辽宁大学情况并谈与原东北大学的历史关系；东北工学院党委费书记、校长蒋中乐详细汇报了东北工学院，与原东北大学的渊源关系，原东北大学老教授及校友现在“东工”里有70多人。并讲到最近张捷迁(原东北大学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来沈阳、在东工住一周，了解东工情况，并探讨了恢复东北大学的可能性。

传达信息：张学良要回大陆

晚7时30分，在友谊宾馆9号楼，吴学谦，王兆国开个小会。省里全树仁、岳岐峰、孙奇、陈素芝、刘庆奎、张鸣岐、张仁寿等人参加。

吴学谦主持，王兆国同志谈张学良要回大陆事。他说：“周总理曾对张学良评价：‘千古功臣’。小平同志去年12月8日看了《大参考》登载张学良答日本NHK电台记者后，告彭真同志，要做好工作。当时，江泽民、杨尚昆、李鹏、吴学谦等就研究如何做好工作事。并责成吕老（正操），杨拯民负责联系，在此之前也有其它渠道联系。进一步联系，是通过他的侄女张闾衡，在张学良去美国后，张闾衡已去见张学良三次，已转达了中央领导对他的问候。张学良表示一定要回大陆，但现在不是时候，一个月以后再定。我们表示派特使去联系，张表示欢迎，愿与见面，并提出几个可以去的人，有吕正操、杨拯民、阎明复、阎明光。他表示，中央特使要快些去。估计可能在5月中、下旬，因6月3日是张学良生日，又是他父亲忌日。方式拟由邓大姐写信，以小平同志名义请他回乡，派特使送信。小平及中央领导指示，先不要对外宣传，舆论加以控制。”

为张将军返乡做准备

吴学谦同志接着说：“中央近日将派吕老(正操)代表中央去美，邀请他回大陆。目前要选好住宅，他回来住在哪里？长期住的房子在哪儿合适？他回来后，必然要回家乡看看。回到沈阳后，又可能看看他的原住宅，一看还保存的完好，就可以了。”

王兆国同志说，大帅府门前被几栋仓库堵着，应该拆迁，把大门敞开；小青楼是张作霖弥留之际住处，张回来可能要看，现在住那么多人，很乱，应该倒出来。

吴学谦说，“‘东北大学’恢复事，我看在东北工学院恢复较合适，它的前身是‘东大’的一部分，原‘东北大学’校友又较多，张捷迁又到‘东工’探讨过，在这里恢复，张学良可能会满意，此事还要听听张学良意见。”

最后定，由孙奇牵头，徐少甫、陈素芝三人成立一个小组。确定有关部门人员参加，有几个人办具体事，研究解决具体问题。

4月25日，星期四。午后，在友谊宾馆9号楼，向吴学谦、王兆国汇报有关情况。省里全树仁、岳岐峰、孙奇、陈素芝、刘庆奎、张仁寿等参加。刘庆奎汇报与张学良有关的事项；陈素芝汇报辽宁省对台、外事等有关工作情况。

去抚顺，看元帅林

4月26日，星期五。我同陈素芝同志陪吴学谦、王兆国去抚顺，重点是看“元帅林”情况。去时是从大伙房水库乘船到元帅林，亲身感受到由于水位变化，两岸码头坡都较陡，对年过九旬老人，上下船都不方便，就议定张将军回来时要从公路直接去元帅林。当时有的路段翻浆，抚顺市长丁兆民同志表示市里一定要把公路修好。元帅林附近要建一个公厕。

27日、28日，我陪吴学谦、王兆国去鞍钢、营口市鲅鱼圈港视察；在大连视察了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又去旅顺参观了旅顺博物馆、蛇馆，又到东鸡冠山、二龙山参观了日俄战争遗址。

29日早8时20分，吴学谦一行乘飞机返回北京。我当天返回沈阳。

整顿帅府环境，迎张将军归来

4月30日，星期二。我和省委常委、副省长陈素芝，在政府白楼开会，省委统战部长刘庆奎、沈阳市常务副市长任殿喜、省政府副秘书长张鸣岐、省台办主任张仁寿、省文化厅副厅长李起云、省公安厅厅长郭大维等人参加。

先弄清“帅府”院内与大门前实际情况。一、文化厅汇报：帅府门前影壁墙内，现有省图书馆两栋书库，700多平米，内放366架期刊、杂志。二、沈阳市汇报：影壁墙外，棚户区现住27户，80多口人，住户很杂，分属很多单位。小青楼里现住9户，26人。

经讨论议定：一、堵帅府正门口的两栋书库内存书搬出，由文化厅负责；二、影壁墙外棚户区27户居民，小青楼9户居民全都迁出，省财政拿100万元动迁，由沈阳市负责安置；三、棚户区房屋及两栋库房拆除，帅府门前绿化，恢复原来面貌，都由沈阳市负责；四、帅府三进四合院和小青楼做必要的维修，由沈阳市完成；五、省图书馆、省文联、省作协目前搬出大青楼有困难，但要负责把大青楼周围环境清理好，做到规整、清洁。对上述任务，在5月20日前全部完成。省要积极安排，抓紧把大青楼单位、住户尽早搬出。

5月7日，星期二。下午，我与王兆国同志通电话，向他报告这段省里为迎接张学良将军返故里所做的部署，特别是决心把小青楼及棚户区居民全部迁出，把阻挡帅府门前的两栋书库、棚户区全部拆除，影壁墙外广场绿化、恢复原貌等。他表示满意。他说：“中央去美见张将军的特使，近一两日出发，有什么消息再告知你们。”

1992年1月17日，星期五。上午11时，王兆国同志从北京来电话说：“吕老(正操)从美国归来，给中央写份报告，我建议复印给辽宁省委一份，不知看到没有？”我说：“目前还未看到。”他又说：“吕老说，估计张学良将军今年会回来，可能在5月份。

胞弟回乡探路，“大哥”不久会回来

1992年9月17日，星期四。中央台湾事务办公室通知：“张学良之弟张学森及夫人、女儿张闾衡、张闾芝4人，定18日乘6110航班，20时50分到沈。”并说：“张学森此行是阔别60余年后，首次回家探亲，实际上是为张学良将军回大陆做准备，要做好接待工作。

因全树仁同志明早要去北京并出国，我与岳岐峰同志约定，晚10时到小白楼(省长办公楼)开会，有副省长张荣茂，统战部长刘庆奎，省政府秘书长崔玉昆，省台办主任张仁寿等人参加。当时议定：副省长张荣茂去机场迎接，孙奇在友谊宾馆8号楼前迎接并陪晚餐；19日中午11时省长岳岐峰在友谊宾馆接见并宴请；省台办主任张仁寿全程陪同；到沈阳、抚顺、大连时，各市要一名主要领导接见并宴请。

9月18日，星期五。晚9时，我在友谊宾馆8号楼等候迎接张学森先生一行。9时30分，张先生一行到8号楼，到贵宾室稍坐。张学森说：“我很早就想回来看看，已经离开家乡整整61年了，‘九一八’事变那天晚上，我离开的沈阳，那时我才11岁……”在晚餐桌上和他商议活动安排时，他说：“我是先看家，后看社会，我得先回帅府看看我小时住过的地方。”当谈是否去驿马坊(张作霖墓园)时，他说：“相信我大哥不久会回来，那时我再陪他去看墓园。”当谈到他幼年生活时，对东北酸菜白肉血肠特别感兴趣，遗憾的是当晚并无这道菜，我告诉明天中午，省长宴请张先生时，一定要选好酸菜白肉血肠这道菜。

9月19日，星期六。上午11时，我陪同省长岳岐峰在友谊宾馆接见并宴请张学森一行。张学森谈道，他大哥(张学良)很想回大陆看看，回老家看看，还想看看他父亲墓地……并说，这次回去，要向他大哥报告这边情况。岳岐峰说：“我代表辽宁省人民政府和家乡人民欢迎张学良将军回家乡看看。”

恢复东北大学，东工正名东大

1993年4月22日星期四。“东北大学”正式恢复，在辽宁体育馆召开大会——恢复东北大学的庆祝典礼。张学良将军派原“东北大学”秘书长宁恩成先生从美国赶来，代表他参加“东北大学”复校庆祝典礼；并由张捷迁先生带来了张学良应聘为“东北大学”名誉校长的应诺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钱伟长专程来沈参加了东大复校庆典。

这时，是张将军回大陆、回辽宁老家的最好时机。中央领导曾派特使去美请他回来，辽宁的乡亲盼他回来，辽宁省为迎接张将军回大陆、返家乡做好了一切准备。家乡人在等啊!

1993年9月，我过到省政协工作，对台办工作不再接触。因省政协设有“台港澳侨委员会”，有时也涉及与台湾有关事务。

在张学良将军百岁寿辰活动之际

2000年，迎来张学良将军百岁华诞。他出生于1901年阴历4月17日，已往都是按阴历过生日。1928年阴历4月17日，是阳历6月4日，这天是他父亲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军给炸死的忌日。从此，凡是阴历4月17日与阳历6月4日相碰时，他的祝寿活动或提前或推迟。2000年适逢赵一荻88岁大寿，所以张学良夫妇的祝寿活动，在赵一荻的生日——5月28日同一天举办。

3月29日，星期三。上午，省政协委员、省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赵杰同志和办公室主任孙援同志到我办公室来谈工作。我问他：“关于张学良将军百岁华诞的事，你们有没有考虑？”赵杰说：“听有关方面信息，‘对张的生日要低调’。”我沉思后说：“别处低调，我们辽宁怎么办？辽宁是张将军的家乡啊!老一辈革命家已肯定张学良是‘千古功臣’，是历史上扭转了时局的关键人物。两岸当前还有统一问题，也有启示意义。辽宁应该有活动，省政协一定要有活动。”

经与赵杰商量定，辽宁省政协做4件事：一是：派赵杰代表省政协赴夏威夷，参加张将军祝寿活动；二是：生日时，以省政协主席名义给张将军发贺电；三是：省政协与海城市共同举办，家乡为张将军祝寿活动；四是：省政协与全国政协商议，在北京共同举办张学良将军百岁华诞书画展。

5月28日，星期天。中午，省委书记闻世震同志电话：“吕正操秘书转达吕老意见，提到阎明光从美国来电话问：‘张学良百岁华诞，辽宁方面无反应，问怎么安排的？’”我向他报告了省政协安排的四项活动，并说明正在进行中。他说：“省政协安排的可以，就以您政协主席名义发祝寿电吧！”

当日，省政协正与全国政协在北京共同举办张学良将军百岁华诞书画展。我即给在北京的赵杰同志通电话，转告了吕正操的问话。请转告肖作福同志，明天，见到吕老时，向他报告辽宁省政协的活动安排。

5月29日，（美国时间5月28日），星期一。我给张将军百岁华诞的祝寿电发往檀香山。电文是：“白山黑水忆功臣，炎黄子孙中华魂；故园长吟将军颂，百岁华诞世纪人。”

5月31日，星期三。赵杰与孙援同志来找我说：“省政协代表赴美，到美国驻沈阳领事馆签证，被拒签了。”生日即将到了，时间急迫，怎么办？我立即给省政府外事办公室领事处王兴刚同志打电话：“请省外办出面，以我的名义，向总领事先生讲，赵杰这个小组是省政协派往夏威夷给张学良将军祝贺百岁华诞的，请他们助成此行。”还好，半个小时后，王兴刚同志回话：“已和美国驻沈领事馆联系了，他们表示给赵杰一行人签证。”辽宁省政协的祝寿代表，如期抵美，参加了张将军的百岁华诞祝贺活动。

6月2日，星期五。上午九时，我同鞍山市政协主席郎英、海城市政协主席吕明盛等同志到海城火车站迎接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吕正操老。见面，我自报姓名，说代表辽宁省委欢迎吕老回家乡。他（1905年生）虽95岁高龄，头脑清醒，反应很快，认出我了，因我以前曾接待过。

10时30分祝贺张学良百岁华诞开始。吕老、张学思夫人谢雪萍、杨虎城长子杨拯民、长女杨拯瑛及张学良将军亲属多人，辽宁省政协部分委员，同海城市委、市政府、市政协领导一起，参加张学良将军百岁华诞祝寿活动。首先，吕老献上用毛笔写的“吉人天相”四个大字，下边小字写“祝张将军百岁华诞，并祝赵一荻90岁生日（实是88岁）学生吕正操叩首。”我在祝寿活动中，有一篇讲话，香港《大公报》记者李岚女士，将它以署名文章形式发表于6月2日《大公报》上。

噩耗传来

2001年10月15日，星期一。从夏威夷传来噩耗：张学良将军于夏威夷时间10月14日20时50分，与世长辞了，终年101岁。

张学良将军，离开台湾，赴美居住十年，曾3次传递信息，想回大陆，回家乡看看。可是，在他有时机、有条件回大陆，回家乡看看的时候，他并未回来。我认为这是张将军晚年一大憾事吧！

（责任编辑 徐庆全）

2007年第12期 黄敬与埃德加·斯诺红区之行　作者：兰铁白

上世纪80年代初，遵机械工业部党组指示，我和刘新同志撰写《黄敬》传略，于198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收入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0卷。为撰写该传略，我曾拜访各历史阶段和黄敬工作有关的百余位老领导、老同志。在拜访当时国务院老部长李葆华、社科院法学所负责人张楠和曾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知名人士陈翰伯同志时，他们都忆及黄敬与埃德加·斯诺及其前夫人尼姆·威尔斯的交往。

1981年7月14日，张楠说：“当年我曾经是黄敬同志的地下交通员，他曾带我到斯诺家观看斯诺在红区拍摄的纪录影片，当场有五六个燕京大学的学生，由斯诺亲手放映给我们看。他边放片边讲解，黄敬翻译，大家都很兴奋。”

1981年7月17日李葆华告诉我：“1936年秋，我在北平任市委书记……以后我被党派到山西工作，……后来黄敬任北平市委书记。黄敬同志跟我讲过他和斯诺及其前夫人都很熟悉。斯诺的《西行漫记》是我们在山西翻印的。”

7月31日，陈翰伯跟我说：“斯诺在燕京大学夏德仁教授家里也放映过这个纪录片，夏德仁是美国人，也同情和支持我们的学生运动，燕京大学比较安全，国民党军警不能随便进去搜查。”陈翰伯还说：“我和黄敬、姚依林都是盔甲厂13号斯诺住家的常客，我与黄敬相识还是斯诺夫妇介绍的。”

受《黄敬》传略审稿人人民大学胡华同志的嘱咐，我一直想进一步搞清黄敬曾参与促成斯诺红区之行的事迹。

1979年4月，尼姆·威尔斯曾越洋寄信给王福时，王即译刊于当年的《读者》期刊第5期。该信说：她有俞大卫（黄敬）就斯诺赴红区一事给她夫妇的信。她的信中说：

“他（指埃德加·斯诺）对1936年是如何安排去保安的，……俞大卫也参加了这事的安排，……我有大卫提到这一事的信，……”

“我（指尼姆·威尔斯）的延安之行是由俞启威（即俞大卫，后来名叫黄敬）安排的。他在‘一二·九’运动后常去我家，他对我谈到了五月在延安举行共产党代表大会。（笔者按：应为代表会议）我决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前去会见埃德加过去没有能会见过的红四军和红二军的人物。因为在代表大会期间是能会到他们的。……大卫是北京共产党的书记（但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一点），是这次大会的代表。他说他同我应坐同一次车前往，但要假装彼此并不相识。我们就这样做了。”

“（黄敬的）信上说，曾把这事告诉了当时在天津的第一号人物，这是指刘少奇，……”

1984年《读书》杂志第二期，刊有作家肖乾所著《海伦·斯诺（即尼姆·威尔斯）在回忆》（《〈我在中国的岁月〉读后》一文，对于斯诺夫妇与黄敬的“战斗”友谊，描绘最为具体而深刻。文中说：

“西安事变发生后，1936年12月14日塔斯社电讯称：‘正当南京政府努力统一中国以抵抗外侮之际，张学良本人却对外来侵略一直采取不抵抗政策。如今，他竟敢举起所谓抗日的旗帜，而实际上他是在帮助瓦解中国并制造混乱。’”

“海伦读后立刻电话给当时驻北平的塔斯社记者，要求他先不要散发这些通讯稿，她要当面向他提供事件的真相，甚至要求他打电报给莫斯科，指出他们完全搞错了，那个苏联记者拒绝她的意见。挂上电话，她又要求俞大卫（即黄敬）到塔斯社去阐述中共的观点，黄敬开始为难，可敬的黄敬胸怀毕竟比那个苏联记者要宽阔多了。他事先写好一个‘备忘录’，……然后就同去了苏联大使馆——自然也是徒然。”

综前述，使我理所当然地想到海伦·斯诺现仍保存的“大卫提到这事的信”应该是搞清黄敬曾参与安排斯诺红区之行这一史实的重要依据之一。于是我请陈翰伯同志向海伦·斯诺函索有关资料。

与此前后，我还致函当时在大洋彼岸工作的我国驻美大使章文晋同志，请他玉成此事。

1984年中，收到章文晋亲笔复信，并且附寄来海伦·斯诺惠赠的黄敬用英文写给她夫妇的亲切信函复印件，及一些当年珍贵材料复印件。

尼姆·威尔斯所惠赠资料大体有三宗：

第一宗是黄敬当年给斯诺夫妇的“提到这事”的三封信，即其英文手迹的复印件，每信的上端或下端，均附1983年尼姆·威尔斯在复印时的英文打字说明。其中一封是1936年3月25日黄敬在天津发给斯诺夫妇的信，试译如下：

“亲爱的Peg和Ed：

我于23日给您们写了一封信，不知您们收到否？

今晚我就要去南方了。我相信我在任何地方都会好，请不要替我担心，因为我现在是一个‘绅士’了。

Ed的问题将在数日后决定，这二人之一将会告知您关于这个问题的考虑，关于这个问题我已尽可能地向他们做了说明，我想他们没有理由拒绝您的要求。我希望它将实现。在您开始的旅行之前，请给我写信。

祝好！

当我到达后，我将给您们写信。

大卫

1936年3月25日于天津”

（这封信的下端是尼姆·威尔斯于1983年复制手迹时的英文打字说明，意思是：以上是1936年俞大卫的来信，谈的是埃德加·斯诺要求俞与在天津的刘少奇商量安排他访问红区之行的事。）

第二宗资料：

尼姆·威尔斯1936年2月25日笔记复印件。

1983年海伦·福斯特（即尼姆·威尔斯）注，意思是：上述复印件证明1936年2月25日俞大卫曾来我家（北京）访问，并带来新的消息，即口号必须更改，——这表明刘少奇已经到达，因为那是刘的政策。在谈话过程中，我把大卫的话记录了下来，关于他的谈话记录，足足有79页，我已将它们收集在我的选集中，（现存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大学hoover学院，11号信箱），就在那一天，或那个时间前后，埃德加·斯诺完全出于他个人意愿，要求大卫帮助他获准打破对红区的新闻封锁（时间是1936年），黄要请示在天津的刘少奇，他做了请示，在斯诺1968年再版的《西行漫记》中有记载”。

第三宗资料：

尼姆·威尔斯对以上资料英文打字说明，摘译如下：

“我在收集有关中国革命历史的旧笔记的复印件，发现埃德加·斯诺要求黄敬（俞启威大卫）为他安排红区之行的证据。

……

我记得关于整个事件过程的顺序是：

12月9日学生示威后，黄敬(俞启威，我们叫他俞大卫)常到北京盔甲厂13号我家来访，我总是将听到的作笔记。（我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有大卫的谈话原始记录，在尼姆·威尔斯卷第11箱，卷上标签写‘中国学生运动……俞大卫’，还有标为‘尼姆·威尔斯的作品，笔记，俞大卫’，共有79页铅笔写的笔记。）

在1936年2月的某个时候，当时我们已不止一次的见到俞大卫，那一天大卫来告诉我们，有一条新的路线即‘统一战线’，埃德加·斯诺要求黄敬研究一下，能否为他安排批准去红区访问，作为一名新闻记者去访问，以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向世界报道那里的情况。

1936年3月大卫去天津后，25日来信说他已尽力做了说明，还说‘在您开始您的旅行之前，请给我写信’，这表示刘少奇已批准此事，尽管大卫从未告知我们谁在天津——这样的问题在当时是绝密的。

1936年5月底或6月初，埃德加等待这次旅行的安排等得着急了，他去上海见孙中山夫人，……事先他已写信告知孙夫人有关他的这一计划，就我所知写了不只一次。在他回北京之后，他提到徐冰给他带来一封信，是刘少奇授权写的，刘是中国北方的主要共产党人，可能是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因此，如果孙夫人从中共中央委员会得到授权的话，那可能是从刘少奇那里得到的，他可能已经同在西北的毛泽东联系过。这就是全部情况，在当时了解这些情况是不可能的。

埃德加访问西北红区，是刘少奇认可的这一点，在1968年《西行漫记》修订本中做了说明。第419页‘由徐冰（Hsuping）给了我采用显隐墨水书写的信，他当时是东北大学（Tungpei）的教授’。‘1960年，当时的上海市长柯庆施（柯于1965年去世）告诉我是刘少奇授权让他写的此信，刘少奇是中共中央北方局地下党的领导……’

1983年5月26日

海伦·福斯特·斯诺于康涅狄格州麦迪逊。”

综合阅读了斯诺前夫人惠赠的上述珍贵资料以及陈翰伯同志、张楠同志的回忆介绍，“黄敬曾参与促成斯诺红区之行”这个史实的面貌看来是“明朗化”了。恰恰在1985年12月4日《北京晚报》发表了一篇访问黄华同志的文章，其中讲到：“‘一二·九’运动后，黄华入了党。临近毕业时，我党安排斯诺去陕北。斯诺想请黄华为他做翻译，问他愿不愿意去陕北，这真是天遂人意，他立即同意了。报告当时的中共北平市委书记黄敬并经同意后，他就化装成东北军的士兵，辗转进入陕北，协助斯诺向外界报道了陕北人民和红区的情况。”使我感到更加清楚地印证了这一史实。

黄敬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又是革命青年知识分子与广大工农兵相结合的出色代表，后来是参与创建和坚持抗日根据地有突出功绩的领导干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胡华同志说，党的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同志说过：多出几个黄敬同志这样的区党委书记，抗日战争胜利就会快些。解放以后，黄敬是天津人民的好市长；是建设和发展我国机械工业和科学技术事业的领导者和开拓者之一。而最令人怀念和最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他那一步一个脚印走过的又红又专的道路。他在领导学生运动时期，学习数学成绩之优秀，曾让北大知名教授江泽涵等为之赞赏。解放以后，特别是当他担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乃至担任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兼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的那些岁月里，他更加坚韧进取，与时俱进。他利用晚间学习马列理论、阅读中央文件、阅批工作报告，乃至按章节顺序习作高等物理习题。如此持之以恒，理论联系实际，在建国后八九年的时期里为国家做出出色贡献。

令人痛惜的是，就在他年华正富的46岁，参加“南宁会议”后不久，于1958年2月13日，遽而病逝，使我感念久久，不克自己。

我衷心感谢章文晋同志和我国驻美使馆的同志，在他们的关怀帮助下，获得这些宝贵的革命文物以期传世，此文所提到的有关老同志和尼姆·威尔斯，有的已经辞世，逝者难忘；生者应当努力工作、学习，只争朝夕而不舍昼夜。

（97.7.20）

后记：

上稿是我于10年前，惊闻海伦·斯诺仙逝而怀念之作，当时身体欠佳，初草即搁置；近日仲夏炎热，夜不能寐，忽忆尼姆·威尔斯逝世已10周年；而黄敬同志逝世亦将近50年。回想我在他身边七年间，竟然一字一句也未曾听他讲过他与斯诺夫妇的“战斗”友谊，从而使我更加浮想联翩，深思切切，乃在尧天同志的帮助下，将上稿完善成文，以抒多年怀念之情。

（责任编辑 赵友慈）

2007年第12期 昔日大寨的一次思想大震动　作者：冯东书

山西昔阳、大寨在1978年夏天出现过一场思想大震动。这年夏天，中共昔阳县委第一副书记李喜慎（书记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兼），和大寨党支部书记郭凤莲参加中国农业考察团去美国考察了一个月。他们在那里看到了现代文明。食、住、行，样样现代化，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这一下麻烦了，他们回来向县里干部做了报告，照实讲下去，马上在干部思想上引起了震动。这个过去以批判资本主义而闻名世界的地方，思想乱了，过去一系列的观念动摇了。这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事，是全国改革开放以前的事。可以说，他们是全国第一个发生思想震动的地方。

为什么这样一个批判资本主义全国最出名的地方，人们出了一趟国就发生了这么大的震动？这和我们过去那种封闭起来搞宣传教育有直接关系。过去我们在宣传中，把资本主义和失业、饥饿、挨冻、工厂倒闭、抢劫、强奸、环境污染等直接连在一起，什么不好，什么就是资本主义的，不说人家生产、科学的发展。这样的宣传教育，使广大的干部、群众实际上并不知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到底是什么样子。现在去世界上经济、科学最发达的美国看了一个月，眼前看到的和过去听的宣传对不上号，反差如此之大，心理就承受不住了。

有人说，不能科学地说明资本主义，就不能产生和接受科学的社会主义，看来这话有道理。过去批判资本主义，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搞清什么是资本主义，农村办工业被说成是不务正业，是资本主义。昔阳农民当时一人一年平均只能吃到一斤多肉，一两斤油，想多吃点，也被说成是资产阶级思想。想穿美一点的衣服也被批判为资产阶级思想。我们过去那样简单、表面的批判资本主义，又不让大家知道世界上的实际情况，结果是造成广大干部、群众对到底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甚至什么是封建主义，都搞不清楚。1978年10月，我调回北京了，去昔阳拿我留下的东西，见到中共昔阳县委第一副书记李喜慎，他和我聊起美国的见闻来，笑着说：“美国这个国家真怪，州长做报告，下面人可以乱提意见。州长的老婆也不安排一个好一点的工作。”可见他眼里的社会主义，就是他做报告，下面不能随便提意见，谁升了官，一家人都能鸡犬升天。我说：“你们昔阳是谁官大，谁就有理，陈永贵官最大，陈永贵就什么都对，你们应该反封建。”他一下愣了。他长期把一些封建主义的东西当成了社会主义的东西。

这当然不能怪李喜慎、郭凤莲这些农民出身的干部，应怪我们的宣传教育，我们过去那种封闭式的主观主义灌输，是十分苍白无力的，一旦开放以后，面对了事实，就会烟消云散。而一切宣传教育最后都是要面对事实的。

1986年7月前，我为编写新闻采访学教材（总社交给的任务），到大寨的国际旅行社去住了七十天。全国不学大寨了，那里安静了，没有客人去，整个大楼里就只住我一个人。

旅行社有个厨师，小名叫“石头”，大家叫他“小石头”，大名郭建设。他是大寨边上武家坪村人。陈永贵在北京当国务院副总理，吃不惯北京高级厨师做的饭菜，专门把他从昔阳调到北京做贴身厨师。他会做昔阳的拉面、饺子、抿蝌蚪（一种面食，）等。后来他又在北京的大饭店里向高级厨师学了一手做京味宴席的手艺。1980年，陈永贵下台以后，从东城区交道口副总理院搬到西城区木樨地22号楼住，不再配厨师了，石头就到我国住联邦德国大使馆里去当了厨师（那时东西德还没有统一，联邦德国是西德）。他在西德干了三年，因为家属搬不到北京，他又回到了昔阳，在大寨国际旅行社做饭。有一次吃饭时，他和我聊起来：“现在拉我出去枪毙，也是人家好。”他说：“不是光物质生活好，看人家那个社会文明！”这要在十年以前，就够批判他三年。

还有一个郭小荣，原来是武家坪村的一个生产队长。20世纪70年代初，他也出国转了一圈。1986年，有一天吃完晚饭，他和我神聊起来。他说，坦桑尼亚大选时，他曾问一位坦桑尼亚朋友：“你准备选谁？”他朋友说：“我要听听他们的演说才定，现在还不能定。”郭小荣说：“你看人家那选举，我们什么时候有过那种选举？”他开了眼，竟说出了这种大不敬的话。

过去那种思想教育笑话不少。

这里还要讲一个令人深思的笑话。“文革”中批判“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外交路线，报纸上、广播中大讲要支援世界革命，昔阳、大寨当然要跟上这个调，在思想教育中讲要“站在虎头山，眼望天安门，胸怀全世界”，昔阳在学大寨运动中，用这句话教育全县社员，以提高大家多打粮食支援“亚、非、拉美”，即支援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有一次，大寨党支部书记郭凤莲和我们在一起时说，皋落公社的一些老年社员在地里休息时讲到“亚、非、拉美”时说：“压肥（沤农家肥）咱们倒是年年压，就是拉煤有点远，要到黄岩会去拉，有几十里地哩。”郭凤莲说着也笑了。“修正主义”，原是几十年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共产国际与第二国际斗争时用的词，过去只在共产党的高层里讲，“文革”中拿到中国农村里来批判，农民搞不清怎么回事。一个山沟里的农民，要理解离他们很远很远的事，这种“政治”确实有点儿脱离实际，有点儿太远、太玄了。经不起考验，只会起反作用。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7年第12期 反右派斗争的历史关节　作者：朱　正

1957年发生的反右派斗争历时不长。如果从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算起，到9月23日邓小平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作《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宣布“斗争一般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才不过三个半月的时间。可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关节。要探究它发生的原因，就得追溯到三十年（比方说吧）之前，而对于后来历史的进程，又发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这影响一直到五十年后的今天依然存在，我不能预料这影响还将存在多长的时间。深入研究这短短几个月里所发生的事件，不但有助于理解这以前的历史，也有助于理解这以后以至今天所发生的许多事情。

这可以从这事的起因说起。为什么会有这一场反右派斗争？我们回顾一下两方面的情况。在发动者这一方，毛泽东从他政治生涯的开始就对知识分子有潜在的某些成见，对于主张“旧民主主义”的中国民主同盟，早就有排除出政治舞台之心。这一方面，李锐的《毛泽东与反右派斗争》一文已经根据文献说得很清楚了。这里只说一下对立面的情况。

这里以罗隆基为例。1930年初，他和胡适、梁实秋合作出了一本《人权论集》，主题词是拥护人权，批评国民党统治侵犯人权的理论和实践。书中十篇文章，罗隆基写了《论人权》、《告压迫言论自由者》和《专家政治》三篇。在三位作者当中，要算他走得最远，在《论人权》一文中他说了：

“对压迫的反抗”是人权之一，也是法律的保护者。这就是洛克所谓革命的人权。到了人民所要的法律不能产生，或者产生了的法律失了效力的危险时候，人们就得运用他的革命的人权了。

一切的人权，都可以被人侵略，被人蹂躏，被人剥夺。只有革命的人权是永远在人民手里。

书中的另外两位作者就没有表示这样的意见。不仅这样，罗隆基还希望知识分子能够形成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从而对国家的前途发挥自己的影响。他在一篇书评中谈到中国“文人做武人的走狗”的情况：“如今国内一班声名赫赫的长衫政治家，哪一个不是奔走匍匐于武人跟前，都是一班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奴才。”他“不禁为文人的身份悲，为国家的前途悲”。他设想：“倘使中国的文人，安心定分，自己早拿定主意，去创造文人的势力，中国今日的局面，或不至此。”就是因为这个想法，他参与创建了中国民主同盟这个知识分子的政党，隐隐然成为国民党、共产党之外的第三大党，进而在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斗争中，同共产党合作，行使他说过的“革命的人权”。

毛泽东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联合政府”的口号，他说的联合政府是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无党派分子组成的（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67页）。不过，在这次大会的结论中，毛泽东说了这样一个意见：“民主同盟是旧民主主义，我们是新民主主义，这是基本的区分。民主同盟可以跟我们联合。”（《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386页）

不要小看了他说的这个“基本的区分”，它预示了最终会要同这一合作者的决裂。这里简单地说一说这个问题。其实，民主主义就是民主主义，并无新旧之分。陈独秀就认为，没有必要强调“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区别。他在1940年写的《我的根本意见》的第八条就是这样说的：

民主主义是自从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列宁提“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时，并没有承认反对党派之自由。

把“民主主义”称为“旧民主主义”，而另外提出一种跟它颇不相同的主张，叫做“新民主主义”的，其实就并不是民主主义了。

附带讲一下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按说，民主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属性和本质内容之一，不能设想有什么不要民主反对民主的社会主义。而提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人却认为，这是社会主义之前的一个发展阶段，因此有所谓“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一说。如果这里说的是指苏联模式（或曰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倒是合乎事实的：给民主主义加上若干限制，就成了新民主主义，再加上更多的限制，就成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了。

毛泽东说得完全正确，民主同盟要的是旧民主主义，对于新民主主义改造是颇为抵触的。到了1957年，这区分终于采取了猛烈爆发的形式。可以认为，这一场反右派斗争就是新民主主义同旧民主主义的斗争。

有意思的是，今天人们重读当年《新月》杂志上刊载的罗隆基批评国民党的文章，有的竟同1957年被批判的右派言论颇为类似。例如《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第二卷第十二号）一文中，批评国民党的“党在国上”，说：“国民党革命成功，可以说‘党在国上’，其他的党革命成功，当然亦可以说‘党在国上’。这当然成了继续不断的‘党天下’。”这是不是可以认为是储安平的“党天下”论出现的预告呢？在《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评”》（第二卷第八号）一文中，批评说：“从此以后，国家的一切官吏，考试的时候，先考党义，一切考试官，要在党内有深长的历史。官吏考试以后，各机关用人，尽党人先用；各机关裁人，尽非党员先裁。换言之，今后的‘党治’，是以党员治国。”而储安平的那篇关于“党天下”的发言中说的：“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两人说的，只是后来储安平的说法更形象一点。罗的这篇文章里还说：

计算计算，现在国民党员到底有多少人。国民党员占了全国智识阶级几分之几？占了留学生，大学毕业生，大学生，全体几分之几？中国人才已经是可怕的少数。国民党内部的人才，当然又是这少数的少数了。就把全国的官吏都让给国民党员去做，恐怕人数也分配不下来，责任也担当不下来。

这种现象，在储安平的发言里是这样说的：

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

罗隆基在批评国民党的时候，话还要说得更重一点。就说在这一篇里吧，他还说了：“党员治国是政治思想上的倒车，是文官制度上的反动，是整理中国吏治的死路，是国民党以党义治国策略上的自杀。”到了1957年，他也好，储安平也好，都没有说这样的重话。

当毛泽东说民盟要的是不同于新民主主义的旧民主主义的时候，就是把它看作一种异己的政治力量了。1949年他连续撰文评论艾奇逊的《白皮书》，他知道民盟这些人就是白皮书所寄以希望的“民主个人主义者”。这以后，大小政治运动不断。从思想改造运动开始，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适思想的批判，都是针对知识分子的，而像三反、五反、土改、镇反这些运动中，不少知识分子都受到了或深或浅的牵连。这些运动给知识分子造成的伤害，这里只引被安排为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的数学家傅钟孙的一段文章：

每一个政治运动起来，虽然这个运动名目不叫斗争，不管它叫学习也好，思想改造也好，肃反也好，每一运动起来，知识分子就心惊胆跳。对于统治者衷心奉承而一再受白眼、挨耳光，这是史无前例的。我想不起来有哪一个兴朝盛世是这样糟蹋知识分子的。

在这一连串的政治运动中，这里只讲一场1955年的肃反运动，这是反右派斗争之前的一场对知识分子的最大迫害。肃反运动是从反胡风引起的。胡风是一位长期追随共产党的左翼文艺理论家，从来没有什么异端的思想，竟也被视为异类了。开始是批判胡风的反动文艺思想，进而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再进而扩展为遍及全国历时一年的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即肃反运动。这一运动可以说是反右派斗争的重要铺垫，与反右派斗争有甚深的直接的关系，这里得稍微多说几句。

肃反运动的打击面广。据胡乔木撰写的1957年7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提供的数字，立案审查达一百四十万人，遍及全国党政军机关、工青妇团体、工商企业、大学师生、中小学教职员等等，都按一定的百分比预先确定审查对象。这类人约占当时知识分子总数的四分之一。

肃反运动的错案率高。据前引胡乔木撰写的社论中的数字加以计算，就可以知道错案率高达百分之九十四以上。这还是执笔撰写社论那时的数字，实际上比这百分之九十四还要更高些。即如这篇社论中所举出的第一个典型案例，“曾经是内务部户政司司长的周维斌，原来是叛变投敌，做过日伪警察局长而且负有血债的反革命分子。”而在《百年潮》月刊2007年2月号上一篇署名文章指出“这是一件冤案。周维斌不是一个叛变投敌的反革命分子，而是一个为革命做了大量秘密地下工作，特别是为中共接收哈尔滨地区作出了重大贡献的人。”至于像潘汉年、杨帆一案，胡风集团一案这些著名大案早已平反，更是大家都知道了的事。当年肃反运动所定的案，后来没有翻过来的，想来是有也不多了。

现在法学思想中有一重要原则，就是法律不溯既往，除了根据案发以前所制定及公布的一切法律之外，法庭绝对不得判定任何人的犯法行为。而肃反运动是彻底破坏了这个“法律不溯既往”的原则，甚至创造出了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的专用名词，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在旧政权担任官职都算作一种犯罪。如果把这一部分人除开，肃反运动的实际战果，据前引胡乔木撰写的社论提供的数字，“现行犯有三千八百余名之多”，在立案审查的一百四十余万人中间，还不足百分之零点三。

看了这几个数字，人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到了1957年整风鸣放期间有那么多人对肃反运动提出质疑，有那么多人诉说在肃反运动中所受的冤苦。而这些人就成了右派分子的一大来源。

现在一些人谈到反右派斗争，总说有多少万人受了委屈，多少万家庭吃足了苦头。这种说法并没有说到点子上。反右派斗争是通过打击这批知识分子来打击促进中国民主化、法制化、现代化的主张。我们且来看看当年批判了一些什么“右派言论”吧。比方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这岂不就是要求干部队伍知识化、专业化，干部应该懂得自己从事的专业么？比方说，像经济学家陈振汉主张的引进外资来中国办工厂，经济学家高方认为中国原来没有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现在还要“补课”的见解；法学家杨兆龙认为立法工作进展慢，像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至今还没有颁布，以致造成错捕、错押、错判的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贾潜说的政策是政策，法律是法律，我们是司法不是司政策，党具体过问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就是违法，以及他还说了“有利被告”、“无罪推定”、“自由心证”等等法学原则。所有这些，都被当作右派言论批判掉了，从而完全颠倒了是非，使后来许多方面的工作都走了一大段弯路，多年之后才陆续有所扭转。要谈反右派斗争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首先就要从这个角度、这个层次来谈。

反右派斗争对后来历史进程的影响，首先一件就是导致了“大跃进”的发生。1958年9月5日毛泽东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几亿劳动群众，工人农民，他们现在感觉得心里通畅，搞大跃进。这就是整风反右的结果。”事实也确是这样，能看出点问题，敢提点批评意见的人，这时多已被划为右派，被剥夺了发言权，那些没有划右派的知识分子和干部，也在反右派斗争的余威震慑之下，噤若寒蝉，毛泽东的种种离奇幻想都可以毫无阻碍的付诸实施了。“大跃进”所造成的大灾难，人们都知道，这里就不多说了。

在这以后，还有十年“文革”，“文革”以后的政治风波，直到今天愈演愈烈的腐败现象，其中都有五十年前反右派斗争的影响。这一切，不可能在一篇几千字的短文里说清楚。所以我说，这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历史关节。

（责任编辑 萧 徐）

2007年第12期 论国人的“大师”情结　作者：张绪山

一

目下的人们，无论是在纷繁的资讯媒体，还是在众多的聚会场合，都会接触到“大师”这个名词，由“大师”组合的名称，形形色色，不胜枚举，尤以其与“学术”、“思想”和“艺术”诸方面的组合为最多，也最为响亮。曾几何时，“大师”这个称谓给人的感觉是那么神圣、崇高，令人向往但又遥不可及，孰料时移世易，现在竟成了寻常之物。“大师”的桂冠到处飞扬，“大师”们的身影随处可见，这般光景，真让人不由自主地生出“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慨叹。

对中国社会的需求而言，各行各业“大师”群体的涌现，应该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然而，仔细想来，又有点不对头。所谓“大师”，不管人们对它的认识如何歧异，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凡当得起“大师”称号者，必定是人类文化事业中凤毛麟角的卓越人才，罕见的人中菁华；真正配戴“大师”桂冠的人才，即使在人才辈出的时代，也不可能多如过江之鲫，更不用说在平庸大行其道、腐败沛然难御的当下。

经历了思想专制造成的百花凋零的文化荒芜时代，我们的社会确实需要众多“大师”作为民族思想文化事业的脊梁，重塑民族的灵魂。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我们的时代是否真是一个“大师”辈出、群星灿烂的文化盛世，以致“大师”桂冠到处飞舞？换言之，国人头脑中这个“大师”云集的时代是真实存在还是一种幻象？目下所谓的“大师”真的配得起严格意义的“大师”桂冠吗？这涉及到对“大师”观念的理解及对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的认识。

恩格斯在评价群星闪耀的文艺复兴时代时说过一段非常有名的话：“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以我的理解，这里所说的“巨人”，就是我们今天所惯用的“大师”。文艺复兴时代那些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巨人，在思想、文化和科学方面所创造的业绩，结束了一个旧的信仰时代，同时也开启了一个理性至上的新时代，从此文明进程走向了新纪元，其贡献是划时代的，足以流芳百世，彪炳千秋。像达·芬奇、伽利略、莎士比亚那样在人类历史上不多见的巨人，除了“大师”这样的名称,恐怕很难找到更恰如其分的称呼。

“大师”、“巨人”是时代潮流的产儿，又是时代精神的体现；是继往开来、影响时代潮流的杰出人物。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演变开始于19世纪中叶之后。以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传统社会受到西方社会的全面冲击，开始向现代社会转变，与此相适应，中国思想学术也开始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艰难蜕变。这种蜕变经几十年的缓慢积累，到20世纪初叶终于显现其突兀峥嵘的面貌：新文化运动的出现是这一演化过程的具体表现。新兴学者团体的形成，一批融会中西、贯通古今的思想、学术巨人出现，成为中国走向世界文化前沿的桥梁。正如文艺复兴时代，这确是一个需要“大师”且产生了大师的时代，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胡适等可视为现代中国文化“巨人”的代表。

然而，不同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这是胡适对新文化运动的称呼——为时极为短暂，它的繁荣未及充分展开，便为激烈的国内冲突和可恶的外族（日本）入侵所打断，剧烈的社会变革以及与之相随的社会动荡，终结了转折时代大显身手的第一代文化巨人的创造活动。

在新文化运动谢幕以后登上文化舞台的新一代思想学术人才，在内忧外患的环境中饱受煎熬，但凭着此前的积累和坚韧而顽强的开拓，为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这一代文化巨人以陈寅恪等人为代表，融会东西学术文化传统，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学者；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以其开创性贡献确立了其学术地位。然而，在此后的时代中，除了一部分人（如赵元任等）机缘凑巧，能在国外继续拓展自己的事业外，大多不能以自然之态，尽展其学术才华，赍志而没，壮志未酬，为自己和后人留下巨大的遗憾。但是，以既有的成就和才赋气象论，这一代人很多称得上是严格意义上的学院派的“学术大师”。

新文化运动以后出生的一代学者，所接受的教育基本上承继了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自由主义传统，并且在50年代以前基本完成了其应有的学术研究训练，本应该是走向世界学术舞台的一代。然而，这一代人在进入盛年之后，遇到的是一个与其生活和思维迥然不同的环境，意识形态的改造和无休止的“阶级斗争”耗费了他们最珍贵的年华。由于环境的恶劣，这一代人几乎均未尽展才华，其学术思想成就，毫无例外地受到极大限制。他们的学术成就不但没有承续其老师辈的学问，反而大多不如前辈，当然，其中也有少数例外，如钱钟书、季羡林等。但概而言之，称得上“大师”者少而又少。此非笔者个人臆断，乃诚实学者的共识。何兆武先生在许多场合说过：“我们这代人大多是废品”。齐世荣先生数次参加清华大学校庆校友聚会，每次都很严肃地说：陈寅恪先生一辈学者中产生过一些世界级的学术大师，我们这代人中，虽说有些人做出了一些成绩，但没有人可称得上“大师”。何、齐两位先生现在都是八十几岁的老人，属于我们所说新文化运动以后诞生、成长的一代，他们的看法是冷静而客观的。

至于40年以后出生的一代，基本上是在新式教育模式下成长的一代，所接受的教育基本是以意识形态为中心，教育形式单一，文化养料贫乏；更重要的是，经过无休止的政治运动的折腾，无端失去许多宝贵的时光，不具备成为“大师”的土壤，因此难以与“大师”称号相配。60年代以后出生的一代，其成长条件姑且不论，其学业成绩正处在扩展过程之中，不可提前定论，故不可过早以“大师”桂冠相赠。

如此说来，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其实并没有多少真正的“大师”。

二

在没有或少有“大师”的时代，我们却看到了莺歌燕舞、彩霞漫天、“大师”桂冠到处飞舞的景象。这种名实不相符合的现象说明了什么？

中国文化传统中从来就有“好大”的因子。这种因子的生成，缘于历史上中国文化的较早发达。“中国”与“物华人丰”、“人杰地灵”之类观念的联系，很早就已建立起来。战国时代就有这样的说法：“中国者，聪明睿智之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必行也。”（《战国策》）此后，“中国”观念在地域上虽有变化，但这种“天朝上国”心态几乎贯穿于两千余年间未曾改变，并且被反复强化，有增无已。

清朝建国之时，西方文化已捷足先登，呈现强劲的进取之势，满清帝国却墨守成规，自以为是，甚至在尝到吃败仗的滋味，仍然拒绝向西洋“蛮夷”学习，直到19世纪末甲午一战，庞然大物的“天朝大国”竟然败给一向不放在眼里的蕞尔小国，于是举国震惊，如梦方醒。此后割地赔款，噩梦相寻。“好大”的资本既已丧失殆尽，萎靡情绪笼罩朝野，“万事不如人”的自卑感如影相随达数十年之久，成为整个民族的巨大心理负担。

这个心理负担造成的阴影曾因1949年政治变化有所改变，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扬眉吐气的局面。然而，刚刚振奋起来的民族自尊心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和引导，旋即被引向了歧途。革命的成功，急于求成的“超英赶美”，自我膨胀的“大跃进”，以“思想超越”的方式表现出来。首先是领袖的榜样。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对马克思公开挑战：“不要怕嘛，马克思也是两只眼睛，两只手，跟我们差不多，无非是脑子里一大堆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做的超过了马克思。马克思没有做中国这样大的革命，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马克思革命没有革成功，我们革成功了。这种革命的实践，反映在意识形态上，就是理论。西方资产阶级能办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为什么办不到？要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鼓励思想解放，但本质上却是自我拔高，因为“我们”——实际上即“我”——既然在“实践”上已超过了马克思，而理论是实践在意识形态上的表现，那么“我”在“理论”上当然也超过了马克思。按照这样的逻辑推论下去，超越了世界无产阶级理论导师的人，自然就是新的更伟大的理论导师。然而，历史再一次与中华民族开了个大玩笑，欲速不达的“超英赶美”和大跃进不仅没有带来物质上的进步，反而让中国人民饱尝了饥饿的痛苦，付出了几千万人的生命代价。及至“文革”狂飙突起，领袖思想被捧上了天，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顶峰”，中国人民似乎终于看到了超越西方的一天。但经济和思想上的“好大”都没有结出真正甜美的果实，随着国民经济接近崩溃的边缘，幻化的“超越”肥皂泡也随之破灭。

邓小平以务实的风格和罕见的勇气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作为起点，他着力做到的，是使人民抛弃陈旧的教条和不切实际的“好大”积习，认真正视中华民族的落后现实，急起直追。经过近三十年的努力，市场经济体制终于确立，自19世纪中叶以来苦苦探索的现代化改造事业，在经济层面上似乎终于看到了曙光。

经济建设成就促生的乐观情绪，使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好大”积习也渐次出现。邓小平一再发出的“韬光养晦”的告诫似乎被逐渐淡忘。前些年流行一时的“中国可以说‘不’”所反映的“积弱不再”的急切心态，近年来日见高涨的“大国崛起”呐喊之声，使人明显地感到浓重的“大国”情结下一种似曾相识的思潮在强烈地涌动，并逐渐凝聚成一股力量。

与此相伴生的，是一种文化上的自我膨胀。这种自我膨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儒学复兴意识演为思潮，“儒家文化拯救世界”的论调逐渐高涨，许多人沉浸在这种鼓噪中手舞足蹈而不自觉；二是文化盛世到来的幻觉令许多人兴奋不已，许多耗费国家巨大且宝贵资源的“盛世工程”纷纷上马，演为愈演愈烈的趋势。与这两个征象互为里表的，则是“大师”桂冠的漫天飞舞。

然而，仔细观察便不难发现，这“大师”云集的“盛况”是完全人为“制造”的结果。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中专”升格为“学院”，“学院”升格为“大学”，已经蔚为潮流；与此相适应，全国高校你追我赶的“硕士”、“博士”扩招，国家干部在职“攻读”学位，已经使中国成为“制造”硕士、博士数量最多的国家；“博士后”已演变为“博士”之后的学位。在教职人员队伍中，“博导”已经成为教授之上的职称。“博导”的近乎泛滥，使那个比“博导”更高贵的“大师”称号应运而生，于是各地“大师”云集的“盛况”成为必然。前些年流行一个说法：“博士到处走，教授不如狗”，随着“大师”群体的出现，现在几乎可以说：“教授到处有，大师不如狗”。正如滥发钞票必然造成货币贬值，“大师”桂冠的随意制造，其结果是“大师”称号的严重贬值。

可以说，经济的初步繁荣和悠久的大国心态，促生了“大师”群星灿烂的幻觉。我们之所以说它是幻觉，是因为它违背了一个基本原理：文化的发展繁荣并非与经济的发展繁荣并时共步，也不是仅仅有经济发展这一个条件所促成；即使我们的物质力量真的达到了一定的发展高度，“大师”群体的养成也需要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几代人的努力。法国革命时，革命党人以“保皇”罪名砍掉了化学家拉瓦锡的脑袋，当时就有人说过一句至理名言：砍掉这颗脑袋只需要几分钟甚至几秒钟，但长出这样一颗脑袋则需要几百年。同样，19世纪中叶以来我民族历经艰辛而培育的学术氛围，和20世纪初叶以来积累半个世纪的人才，包括其中的真正的“大师”级人才，在一个时期内早已被摧毁殆尽。这样的人才空缺绝对不是一代人可以填补的；而要出现“大师”级的卓越人才，则更需要时日，绝不是短短30年可望看到的，更不用说这风雨激荡的30年间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是在极端困难的重重阻力中前行。

或问，中国何时才能形成“大师”辈出、群星灿烂的局面？答曰：“大师”并非凭空出现，乃是时代的产物；一个时代如果能有三个必要条件重合，则可能导致“大师”群体的出现。这三个条件：一曰聪明颖慧、好学不厌之人才；二曰学者享有充足的闲暇；三曰学者享有完全的思想自由。这三个条件缺少其一，皆不足以造就杰出人才。

就中国庞大的十数亿人口而言，聪明颖慧、好学不厌的杰出人才，从来不曾缺乏；所缺乏者，惟思想自由与充足的闲暇两个条件。所以，中国走向世界的第一代学院派学术巨人于此者感触深刻，分别从自身境遇而着力强调之。梁启超在1921年明确指出：“欲一国文化进展，必也社会对于学者有相当之敬礼；学者恃其学足以自养，无忧饥寒，然后能有余裕以从事于更深的研究，而学乃日新焉。”（《清代学术概论》）他所强调的是学术活动必需的闲暇。陈寅恪则以其家学渊源，留学欧美近二十年的独特经历，对于东西方学术精神的深刻认识，体会到中国传统“俗谛之桎梏”对于中国思想学术的戕害，所以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特意表出：“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他对《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表达的这一见解，终生奉从，老而弥坚。

两千余年前古希腊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形而上学》一书的开头有一段千古不易之论：“最初人们是由于好奇而开始哲学思考的，先是对身边困惑的事情感到惊讶，然后逐渐对那些重大的现象如月亮、太阳和星辰的变化，以及万物的生成产生疑问。一个感到疑难和惊奇的人会觉得自己无知，人们是为了摆脱无知而进行思考的，显然他们是为了知识而追求知识，并不是为了其他有用的目的。事实可以证明，只有当种种生活必需品全都具备以后，人们才会去进行这样的思考。我们追求它并不是为了其他的用处，正如我们将一个为自己而不是为他人而活着的人称为自由人一样，在各种知识中惟有这种知识才是自由的，只有它才是为了它自身，才是自由的。”人类历史上辉映文化天空的思想巨人们，其生活环境、个人经历各不相同，而学问兴趣和贡献迥然殊异，但之所以成为大师，其创造活动则脱离不了相同的必备的条件，即天才的兴趣、思想的自由和生活的闲暇。如此说来，我们则不得不问：目下的这个时代具备这三个基本条件吗？

（作者为清华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萧 徐）

2007年第12期 戊戌维新派为何求助袁世凯　作者：白云涛

关于戊戌维新时期的袁世凯，长期以来，人们都揪住其戊戌告密不放，似乎袁世凯告密导致变法失败。人们大都不去想：为什么维新派在做孤注一掷的最后一击的时候，不去求助别人，而去求助袁世凯？因为袁世凯也是力主变法维新和支持康、梁变法维新之人。

一

甲午战败，丧师割地赔款，举世震惊，袁世凯也在其列。当袁世凯闻听李鸿章已经在日签约，又听说中国须赔偿日本两万万白银，还要把辽东、澎、台割让给日本，不胜悲痛。袁世凯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说：“大局至此，唯有痛哭而已。”为此，他于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三日（1895年5月7日），上书光绪帝师傅、军机大臣李鸿藻，痛陈战后危局，力主变法自强。

甲午战前十余年，袁世凯担任清“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大臣（“略其名而行其意”的监国大臣），长期处理朝鲜内政外交，直接感受世界大势之变，再经甲午战败割地赔款刺激，使他对国际交涉也有了颇有见地的认识。他说：“历观中外交涉情形，万国公法，指势力相均者言之；两国条约，为承平无事者言之；强邻奥援，又为彼图自利者言之。”袁世凯的这种认识，套用现在的话，实际上就是“弱国无外交”。

甲午战争，中国因何而败？袁世凯认为原因有二：一是没有做好战争准备工作；二是“练兵诸统多未得人”，兵不精将不良，战则败，败则溃。袁世凯同时强调：甲午战败，自然令人痛心，如若朝野上下从此发奋，正是中国由弱转强一大契机。

袁世凯始终认为日本是中国最大的敌人。他在担任驻朝通商大臣期间，在上李鸿章的《朝鲜大局论》中，主张坚决同日本力争朝鲜。他说：“朝鲜近在肘腋，北则咫尺盛京根本之地，西则控扼津烟咽喉之冲，无朝鲜则无东壁也。……故缅甸可容，越南可缓，而朝鲜断不可失。”袁世凯这种对朝鲜之于中国国家安全重要性的认识，深刻精到，远超时人。甲午战后，国际形势大变，袁世凯对国家安全又有了新的认识，危机意识更强烈了。

马关条约签订，有些官员“嘻嘻相庆”，认为和局已定，幸免无忧了。但在袁世凯看来，中日虽然议和，但中国将来之危，实甚于未和之前。他指出：甲午战前，“倭寇与我限隔岛屿，不得不步步持重。”现日本“北控辽海，南踞澎台”，占据我国领土，使用我国资源，驯化我国民众。久而久之，被日驯化之民，与日“性情渐相通洽”，为之所用。如果我们不奋发自强，军政泄沓，数年之后，与我“酣睡同榻，咫尺相逼”的日本，“吹求衅端，突然再举”，“似不但奉、吉、闽、浙非我所有，即燕、齐各省恐亦保全无术。大局之危，必有大甚于今日者”。

这里，袁世凯已经预料到日本占据朝鲜、辽东、台澎后，下一步将是东北、华北、华南，这种忧虑与日本的大陆政策颇相吻合，也与日后日本侵略中国的步骤，首先吞并朝鲜，进而东北、华北、华南，最后向中国内地推进，大体相近。

甲午一败，丧师割地赔款，泱泱天朝上国，顿成举世公认弱国，不但日本处心积虑继续谋我，列国也虎视眈眈，阴欲瓜分。处此危难之际，中国如何自保？袁世凯提出：“惟望以今此之款为喘息之计，仍即卧薪尝胆，厘庶政，修战备，决不可顷刻歇手，必须时刻存一恢复之志，务期蓄一恢复之力。”“处今日之势，欲弭衅端，杜外侮，舍亟求富强之道，有他策？”在袁世凯看来，中国的出路，归根结底，还是要变法自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而自强之道，首在练兵。

甲午战后，时人多有反思。袁世凯把战败之因归结于军事将领无能，战争准备不足，虽然也是事实，毕竟稍嫌浮浅。以此次战败为契机，朝野发愤，由弱转强，大多数维新党人和当国朝臣也都有此思想。与众不同的，是年仅36岁的袁世凯，对甲午战败之后国家民族长远命运的忧虑。这种深沉的忧虑，不仅在当时，即使现在读来，也觉很是难得。也正是因为袁世凯有此深远忧虑，耿耿忠心可鉴，又有在朝鲜编练新军的经验，不管是当国朝臣还是封疆大吏，以致维新党人，一致举荐他主持小站练兵事宜。

应该承认，上述种种，是袁世凯主张变法自强和对康、梁等鼓吹变法持支持态度的思想基础。

二

思想是行动的基础，有其言当有其行。

1895年夏，康有为上光绪皇帝第四书遭遇尴尬，上书递送都察院、工部均遭拒绝。这时袁世凯主动协助，将上书递送到督办政务处，请与自己关系亲密的督办军务大臣荣禄，转递送给光绪皇帝。虽然荣禄拒绝，但袁世凯对上书的支持，使康有为将其引为变法维新的同道中人。

1895年8月底，康、梁等在北京发起成立强学会，袁世凯和把兄弟徐世昌（时为翰林院编修）也捐款入会，并都被列为发起人。学会每十天在松筠庵集会一次，或讨论时局，筹划变法，或举行演说大会，宣传变法维新。袁世凯经常与会，表现活跃。当议及开办图书馆和报馆时，袁世凯首先慷慨解囊，捐款500金，随后到处联系募捐。在袁世凯的大力活动下，官员认捐极为踊跃，其中直隶总督王文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各认捐银5000两，李鸿章也表示认捐2000两，因甲午主和签约，康梁拒绝。

此一时期，袁世凯与康、梁交往甚多。袁世凯不时前往探访康、梁，“饮酒商谈”，交流思想。袁还曾与康“坐以齿序”，称康为大哥，大赞康有“悲天悯人之心，经天纬地之才”。袁常常以在朝鲜经历，大倡变法、练兵以匡救时局，“人皆喜聆其言论，目为一世之雄”。康有为对袁世凯也很赞赏，并请侍读学士徐致靖奏荐，建议光绪帝对袁世凯“加官优奖”，同时通过谭嗣同向光绪帝递上密折，言袁编练新建陆军，手握新军，建议光绪帝“抚袁以备不测”。1896年12月，袁世凯赴天津小站练兵前，康有为特地约集众人为袁饯行，餐后观十二金牌召岳武穆剧。

在天津小站练兵时，袁世凯又与在天津的著名维新人士严复建立了密切联系。严复时任天津水师学堂总办，与同为维新人士的北洋大学堂总办王修植、教授育才馆的夏曾佑、著名学人及维新人士杭慎修等，共同创办了《国闻报》。戊戌期间，严复连续在《国闻报》上发表二三十篇鼓吹变法维新和回击顽固派攻击的文章，他在《国闻汇编》上连载的译著《天演论》，以进化论为武器，大倡变法维新，振聋发聩，影响深远。那时，几位同仁经常聚在王修植家里叙谈。据严复后来在给杭慎修所著《学易笔谈》写的序言中回忆：袁世凯每个周六都从小站赶来参加，“斗室纵横，放言狂论，靡所羁约”。当时，杭慎修还与袁世凯开过玩笑。严复记述说：“时君谓项城，他日必做皇帝。项城言，我做皇帝，必首杀你。相与鼓掌笑乐。”

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既是维新党人，也是朝野文官，还是学富五车的文人学士。尤其当时的康有为、严复，无论是在国学还是西学，书法还是文章，都堪称一代宗师。袁世凯一个武将，能够和这些文人学士的维新党人称兄道弟，相处无间，彻夜长谈，放言无忌，可见彼此是志气相投的，都是主张变法图强的。

戊戌前期，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天津，袁世凯走到哪里，就和哪里的维新人士亲密接触，逢人大谈变法维新，练兵求强。同时，袁世凯也尽其所能，为康、梁、严等维新派掀起变法维新热潮做了不少协助工作。应该承认，袁世凯是真心希望变法自强的，对变法维新的宣传也是起了相当的积极作用的。

三

戊戌期间，袁世凯也留下了若干反映其变法图强思想的文献。

其实，早在甲午战后不久，36岁的袁世凯就因力主变法图强，引起了光绪皇帝的注意。

康有为上光绪帝第四书不久，1895年8月2日，光绪皇帝召见倡导变法的袁世凯，令其条陈变法事宜。仅仅过了20天，8月22日，袁世凯就将洋洋一万两千言的《遵奉面谕谨拟条陈事件呈》递上。条陈首先阐述变法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同时和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一样，袁世凯也从古圣先贤寻找依据，以示变法维新“古亦有之”，驳斥顽固派“用夷变夏”的反对变法谬论。和大多数维新派一样，袁世凯也主张效法日本，变法自强。

如何变法自强？袁世凯认为，变法应该从储才、理财、练兵、交涉四个方面入手，并提出储才9条、理财9条、练兵12条、交涉4条具体变法措施。其中储才九条和交涉四条为政治改革方面内容，归纳起来主要有：一，设立馆院，罗致各地通晓中外情势之才，并聘请精通各种学问的西洋人和旅外华人入馆，令其专研西学西法，作为朝廷施政依据。二，改革八股取士制度，摒弃寻章摘句之学，选士以讲求实学为标准，使旧式八股章句之才，“尽变为经济应世之才”。为西学、新学人才开设特科，分西律、技艺、军务三途，仿照正科，按生员、举人、进士逐等考选。这里，袁世凯提出了要对新式西学人才给与进士、举人、生员等政治待遇，以便彰扬新学。三，开办新式学堂，培养理财、建造诸方面的新式人才。四，注重外交，慎选驻外使节。“必须能胜其任，素知彼国情形者，始可派以前往”。五，裁汰冗员，精简吏治，创办新法，挹用洋才。综合储才九条和交涉四条，涉及政治、军事、文化、外交等重大改革措施，基本思想是仿照西方，实行近代化变革。

袁世凯的理财九条主要是“仿照西人久著成效之新法”，振兴经济。其中第一条铸银钱、第二条设银行、第三条造纸币，为近代化的币制改革。第四条振商务，是繁兴商业，设立商会，发展近代商业。第五条修铁路，具体措施是广集商股，举借外债，以官督商办形式修筑铁路。第六条开矿藏，主张开发矿藏时鼓励商办，保护矿主。第七条办邮政，发展近代邮政。第八条造机器，鼓励、扶助开设工厂，凡是“具有良法、资本，愿设各项机器商厂者，均可查核批准，令其妥实经理”。亦即大力发展私营经济。第九条饬厘税，是以海关管理方法清理厘卡。理财九条的核心思想是发展近代工商业，推进中国近代化以自强。

袁世凯的条陈，对局势分析透彻，其改革内容十分广泛，而且大多切实可行，与时人的变法主张，甚至与闻名天下的公车上书相比，毫不逊色。短短二十天的时间，袁世凯能够奏上如此内容丰富深刻，而又切实可行的变法条陈，由此可见袁世凯对变法自强是早有深刻思考的。

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12月俄国强占旅顺，其他列强纷纷效尤，亡国灭种迎面而来，倡导维新浪潮更劲。在维新党人不断上书要求变法维新的同时，1897年12月，主持小站练兵的袁世凯急匆匆赶到北京，也向当国的帝师翁同连上两个变法说帖，力促维新。在说帖中，和康有为一样，袁世凯首先痛陈民族危机：“俄已俨然认东北数省入其版舆，英复隐然视大江南北在其掌握，倭饲浙闽，法图滇、桂，鹰瞵虎耽。”“德人既发难于先，诸国将效尤于后，沓来纷至，群起而与我为难。”接着阐述变法之必要性：“中国目前情势，舍自强不足以图存，舍变法不足以自强。一国变可保一国，一省变可保一省。”最后条陈当务之急的“用人、理财、练兵三大端”，提出应“不以文例相绳，不为浮言所动”，“仿行西法，试行变革”。如此，“不出十年，可冀自强，五洲各国，孰敢蔑视”。至于守旧的勋旧疆臣，未便屏弃，可厚禄养之，崇秩荣之。1898年3月，与康有为上书光绪帝第五书痛陈民族危机，疾言变法的同时，袁世凯又携带“瓜分中国画报”，进京面见翁同，“深谈时局，慷慨自誓”，向翁同指看画报，“切言必分必合之道，必须大变法，以图多保全数省”。

由上述袁世凯言行，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康梁在最后的危机关头孤注一掷地去求助袁世凯。其实，读袁世凯的上述文字和读康有为的上皇帝书无甚区别，只不过老文人康有为文辞更加对仗工整，语调更加铿锵有力而已。也就是说，此一时期袁世凯和康有为变法思想的脉络大体是一致的，袁世凯是真心希望变法自强的。1901年清末新政，菜市口戊戌六君子的血迹未干，别省官员心惊胆战，大多观望，惟有袁世凯大张旗鼓，大力推行新政，把直隶省搞成了新政模范省，变革的深度和广度远超戊戌，就是一证。因戊戌告密，就强说袁世凯的维新主张和支持维新是混进维新队伍，搞政治投机，假维新，不是实事求是的历史态度。

四

关于袁世凯告密问题，现在史学界有政变前告密出卖维新志士和政变后告密以求自保两说。港、台史家早有政变后告密以求自保的论者。1999年，内地著名清史学家戴逸先生详细考证此问题并认定是后者，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港台和内地，认为不是袁世凯的告密导致西太后政变，而是西太后政变导致袁世凯告密的学者越来越多。

其实，政变前告密和政变后告密，对戊戌变法的失败都不起决定性作用。一个社会性大变革，不会因为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的行为而成功或失败的。我们可以列举出许多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但依笔者看来，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还是保守势力太强和帝后权力之争失衡所致。也就是说，社会变革的时机尚不成熟。慈禧太后绝对不会反对图强，也未必一定反对变法，但在她的内心中，不管怎么变法，都要保证满洲权贵的绝对统治地位，既使变法，也要慢慢来，政局不能乱，稳定压倒一切。袁世凯当然也主张变法自强，但他不主张伤害既得利益集团，须“步步经理”。据他所记述的9月20日向光绪皇请训时所奏：“如操之过急，必生流弊。且变法尤在得人，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等赞襄主持，方可仰达圣意。至新近诸人，固不乏明达勇猛之士，但阅历太浅，办事不能缜密，倘有疏误，累及皇上，关系极重。”

但通观整个百日维新，自6月10日请训完慈禧太后，得到准许变法的允诺后，刚刚掌政的光绪皇帝初生牛犊不怕虎，诏令一个接着一个，103天维新，颁布180多道新政上谕。同时，大力提携年轻的维新党人，罢黜阻碍变法的守旧大臣。变法维新，动静太大，太过急促，农工商政，军制武备，牵一发而动全身，诏令好发，实行起来却难。尤其是取消闲散重叠机构，裁汰冗员等机构改革，废除满人寄生特权，允其自谋生计等等新政，一竹竿横扫一大片，伤害方方面面的利益太广。改革也好，维新也好，很大程度上是权力和利益的重新调配。新政真的全面实行，大量守旧官员就要丢掉饭碗子，八旗子弟也不再有悠闲日子可过。守旧大臣人人自危，一方面抵制诏令，你发你的上谕，我这里“置若罔闻”；一方面纷纷到“老佛爷”那里告恶状，说小皇帝和维新党人“变更成法”“斥逐老成”“位置党羽”，敦请“老佛爷”重新训政。而康、梁以及戊戌六君子等维新派大多是六七品的小文官（直至9月5日光绪才特别给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等四人以四品卿衔，担任军机章京，推行变法），一二品督抚大员以上中主张和支持变法的只有光绪帝师父翁同、湖南巡抚陈宝箴、编练新军的袁世凯等寥寥数人，根本不具备实行新政的政治基础。守旧大臣一鼓噪，“老佛爷”天威震怒，回到宫中重新训政，维新派当然一触即溃，彻底失败。

所以，袁世凯告不告密，以及不管是政变前告密还是政变后告密，戊戌维新都逃脱不掉失败的命运。如果是在政变之前告密，至多加快了政变步骤，如在政变之后告密，也至多为守旧派迫害维新派提供了更大的口实。

五

有学者大胆假设历史，认为如果袁世凯按照维新党人的计划，杀荣禄，围颐和园，逼慈禧交权，可促使变法成功。这实在是假设者的一厢情愿。6月11日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开始变法，老谋深算的慈禧15日就强迫光绪任命她的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统帅董福祥甘军、聂士成武毅军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9月初，慈禧太后对光绪皇帝的维新变法已有不满之意，9月上旬荣禄就已将聂士成部移驻天津陈家沟，董福祥部移驻北京长辛店，以备不测。9月18日白天守旧大臣到颐和园敦请慈禧重新训政，深夜谭嗣同与袁世凯在北京密商回天津杀荣禄后提兵围园劫后，可19日慈禧已从颐和园回宫，21日就重新训政了，光绪皇帝就被挂起来了。就算袁世凯有为国为民不怕诛九族的政治觉悟，天津至北京一百多公里，要求袁世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一口气也不喘，当夜返回天津，19日杀荣禄，打开武器库装备军队，然后倾其所有，提兵所部7000兵马，首先打败驻扎天津的清军3万多人，再北上打败驻扎北京的清军6万多人，尤其要必须打败能征善战的聂士成武毅军和董福祥甘军数万人，在21日之前杀入皇宫，劫持慈禧，救出光绪，也实在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果真如此，结局无非是戊戌六君子变成七君子，菜市口多一个袁世凯的肥胖脑袋落地而已。

也有的学者言道：起兵勤王，围园劫后，行不通也就罢了，但并不能因此而告密，如不告密，慈禧不会行此大狱，维新派就有可能保留较多的元气。意思是袁世凯完全可以不起兵不告密，静观其变，让维新党人跑路。甚至还有的学者就荣禄所说“袁乃我的人”，说袁世凯可能是打入维新派内部的坐探。不告密，当然是好，也有可能多几个维新党人跑路，后来辛亥革命时多几个保皇派。但是，设身处地的想一想，谭嗣同深夜密访，劝说袁世凯立即举兵，诛杀荣禄，围园劫后，袁世凯也曾当面表示对光绪帝忠诚报效，说如光绪帝确有密诏（密诏至今未见，史家有疑），诛荣禄如杀一狗尔。这是何等的惊天大事？如果按照维新党人的计划起兵，也就算了。如果不起兵，“老佛爷”必定重新掌政。这事不主动说清楚，不管是光绪皇帝还是维新党人，万一招认出来，那就不是自己的脑袋不保，而是诛九族的灭门大罪。另外，现在我们因为把慈禧太后给做了卖国贼、刽子手的政治定性，言谈话语之间，轻轻松松地劫了也就劫了，杀了也就杀了。但在当时，慈禧“老佛爷”是大清王朝高高在上的实际统治者，国家的最高决策人，办事决绝，出手狠辣，人人畏服。连27岁的光绪皇帝，面对慈禧，也就是自己的母后（虽然是过继的儿子），都战战兢兢的，时人甚至比作“羊儿虎母”，大臣们就更不敢轻举妄动了。别说劫了杀了，就是言语之中稍有不敬，都是革职甚至砍头的大罪。袁世凯纵有天大的胆子，真要“围园劫后”，动手之前也得思量思量。所以，谭嗣同密访后，袁世凯心情沉重，“反复筹思，如痴如病”，内心思想斗争很激烈。最后选择告密，当然很不光彩。但换作是读者，面临诛九族的灭门大祸，你又如何？见风使舵，顺风行船，哪块云彩有雨，奔哪块云彩而去，是古今官场自保的不二法门。如果袁世凯是在政变之前告密，另当别论。如果政变之后告密，大局已定，唯求自保，实在可以理解。

不管是政变前告密，还是政变后告密，事实俱在，后果已成。我们可以惋惜袁世凯未能善始善终，但不能像要求现代革命者应该具有为理想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的崇高觉悟那样，去要求混迹官场十几年的旧时代的袁世凯。

六

戊戌维新失败，维新党人遭迫害自不待言。主张变法和支持维新的朝野大臣也脱不了干系，自然遭到整肃。整肃之前，慈禧太后提出“朝廷政存宽大，概不深究株连”的精神。即便如此，翁同、陈宝箴和在湖南协助陈推行新政的翰林院编修江标、翰林院庶吉士熊希龄等均革职永不叙用，协助康梁创办强学会的翰林院侍讲学士文廷式、代康有为递送奏折的御史宋伯鲁、保荐林旭的礼部侍郎王锡蕃、在湖北推行新政的湖北巡抚曾、多次上新政奏议的刑部主事张元济、上书请变服制的工部主事李岳瑞、任吏部主事的陈宝箴之子陈三立等也同样革职永不叙用，介绍康有为给翁同的户部右侍郎张荫桓、向光绪帝密荐康有为和谭嗣同的礼部尚书李端革职戍新疆，弹劾顽固派的礼部主事王照被下令革职严拿，王逃亡日本，但其兄王燮其弟王焯均被革职下狱，就连追捕康有为不及的飞鹰舰舰长刘冠雄也被革职下狱。“概不深究株连”，牵涉已经如此之广，治罪已经如此之重，真要玩狠的搞“株连”，不知多少人要被砍了脑壳。

话再说回来，和袁世凯伙同维新党人“谋逆”相比，上述众人之罪实在微不足道。袁世凯如不告密自保，自己的脑壳被砍应该是必然的，实行不实行“概不深究株连”政策，诛不诛杀袁世凯的九族，就在“老佛爷”的一念之间了。另外，就袁世凯戊戌期间主张变法和支持维新的言行看，按照上述受惩人的治罪标准，即使没有“谋逆”这件事，给他来个革职发配也是绰绰有余的。当时朝廷也有人说袁世凯先与维新党人搅在一起，不清不楚，先同谋，后出首，“首鼠两端”，提出治袁世凯的罪。荣禄用身家性命担保袁世凯是“忠贞之士”，还说：袁乃我的人，无所谓首鼠两端。一力承担，保下了袁世凯。荣禄保袁世凯，不完全是因为袁是自己下属，两人关系亲密，主要的还是因为赏识袁世凯能办事，懂练兵，是个人才。

从旧式宫廷斗争的角度来看，戊戌时期是近代以来宫廷内部斗争最激烈的时期。其特点是维新与守旧之争同帝后两党争权夺利之争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诡谲多变。朝臣夹在中间，个个如履薄冰。老成持重大臣，如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盛宣怀、王文韶等，未必不主张变法维新，但他们深知夹在帝后之间的凶险，总的态度是寡言少语，冷眼旁观，静候其变。前期袁世凯左右逢源，以致维新派引为同道，光绪帝依为干城，后党的荣禄视为心腹，但不期然维新党人谭嗣同深夜来访，劝其“诛杀荣禄，围园劫后”，一下子把袁世凯推进宫廷斗争的漩涡中心，凶险至极。但在最后的危急关头，尽管袁世凯采取的是很不光彩的告密形式，毕竟毫发未伤的全身而退了。现在的我们可以指责袁世凯出卖志士，卑鄙无耻，但如此凶险局势，居然化险为夷，也反映了袁世凯纵横官场之能。袁世凯的这种在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纵横捭阖的本事，在辛亥期间发挥得淋漓尽致。

1914年1月，袁世凯以民国大总统的身份，以“特阐幽光，用彰先烈”为名义，对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予以“从优奖恤”。同年9月，内务部又按照袁世凯旨意，在京师给“六君子”建立祠宇，并将六君子史事宣付清史馆立传。袁世凯的这些举动，表面上说是“用示崇德报功之意”，并“以昭激劝”民众，表示自己崇尚进步和改革，或许还有表示对戊戌六君子的歉疚之意。

（作者系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国家博物馆学术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馆员）

（责任编辑 赵友慈）

2007年第12期 北宋的“城市革命”　作者：施　亮

中国古代的工、商、贾是三者分开，互不相属的。工即手工业，也就是生产环节；商指长途贩运，即流通环节；贾则是坐守待售，可称市场环节。中国封建统治者对市场的控制和管理，历来是非常严厉的。所谓“抑商”政策，主要体现在抑制商业活动的最后阶段，即商品的交易过程。所以，他们牢牢把握住市场不放。在汉、唐以来的城市规划中，把一切交易行为集中到“市”里去进行，由官府委派的胥吏来进行严格管理和限制。但是，到了北宋时期，社会经济在各地普遍发展，手工业生产迅速扩大，长途贩运已经在商业活动中不占主要地位了。而家庭手工业作坊则很繁荣，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户主即作坊主人，兄弟子侄就是帮工，自产自销，街前的堂屋为店铺，后院的住所即作坊，于是，工商贾合为一体，也就更需要对城市经济制度进行改革。

北宋政府顺应了这一时代趋势，坊墙毁弃，市巷融合，已经允许沿街开设店铺了。这是一场“城市革命”，使城市生活越来越多元化，也促进了商业繁荣。在《考古》杂志1963年第11期曾经刊载一幅北宋时期东京城规划示意图，从图中可以发现，随着城坊制度的变革，城市的市场不再是官家特设的管理区域，城内不再划分方形之坊，而是大街小巷纵横，店铺鳞次栉比。《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末年，不少店铺甚至设到了皇宫附近，“自宣德楼一直南去，约阔二百余步，两边乃御廊，旧许市人买卖于其间，自政和间官司禁止。”

当时，冶铁、采矿业及兵器制造等手工业工场都由官营，其中规模最大的官营兵器制造所就有军匠三千七百人，东西作坊工匠约五千人。而民营手工业相对规模较小，大都是适应居民日常生活的手工业作坊及店铺，经营范围是市民日用品、饮食业及特色工艺品等方面。据古籍记载，民间开设的商业行市约有四百十四行，有川广生药市、象牙玳瑁市、金银珍珠市、丝绵市、故衣市、花朵市、肉市、米市等，亦有金漆桌凳行、南北猪行、青器行、青果行、海鲜行、纸扇行、麻线行、蟹行、鱼行等。在一些繁华街道，设有高档的酒楼，美酒佳肴，山珍海味，歌妓相伴，名士满座；亦有小街陋巷中的饭铺，平民百姓更愿意光顾，喝酒吃肉，丰俭随意，举杯小酌，猜拳喧嚷。我们看到古典小说《水浒传》和《金瓶梅》，都有描写宋代社会生活场景的生动篇章。书中可看出，当时许多城镇已经具备了近代市镇多样化多功能特点，市民生活是很丰富的。在宋人笔记《东京梦华录》、《梦梁录》、《都城纪胜》等记载，那时城市的商业贸易繁荣，也使文化消费及服务业昌盛起来。宋代杂剧开始兴起，一些读书人科举不得意，便为艺伎填词谱曲，甚至还亲自参加演出。宋杂剧的产生为以后元朝戏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城市的服务业也很多样化，有走街串巷叫卖羊肉、干果和杂货的小贩货郎，又有修路、箍桶、掌鞋、刷腰带、修璞头帽子、补角冠的帮工匠人，亦有修整房屋，泥补墙壁，打水砍柴，杀鸡宰鹅的杂作人夫。倘若有人出门游玩，又懒得步行，城市中还有专门行业，“自有假赁鞍马者，其价不过百钱”。甚至还有专门为人家操办婚喜丧事之人，只要花钱雇请后，会很利索地按主人要求及风俗习惯，把事情办得井井有条。据史料记载，宋代的都城东京人口最多时达到一百四十万至一百七十万，而从人口构成看，经营工商业及其它服务行业的人已占总户数十分之一。

由于宋代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很高，因此“四夷朝贡，曾无虚岁。”东京成为全国贸易的中心，也成了外国使节、宗教教徒和商人非常活跃的城市。当时，中国对外交通干道已从秦汉隋唐时代的丝绸之路，转向东南海道。朝鲜（高丽）、日本、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印度、阿拉伯、东非各国商人，纷纷从海路到中国做生意。其商品种类很多，以香料、药物、犀角、象牙及高级手工艺品为主。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也更加深了城市经济繁荣。

宋代的“城市革命”，是中国城市从封建的农业经济泥沼中挣扎出来的第一步。这时，城市经济结构的多元化使整个社会结构呈现复杂局面，尤其是商品货币经济带来的新因素，也对人们的文化心理开始产生重大影响。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7年第12期 知难行更难　作者：匡志宏

中共十七大报告在第五部分“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中提出，“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在2006年3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六条必须坚持的原则之一。毫无疑问，发展方式，或者说增长方式，已再度成为中央关注并着力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其实，中国经济应该以怎样的方式继续增长，中国应该走一条怎样的发展道路，早在2003年末2004年初就已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热议的话题。在一片“重化工业化是中国经济不可逾越的阶段”的鼓噪声中，在各省市从轻工业向重工业转型的愿望与趋势汇成了一股席卷全国的大潮流时，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他通过查阅大量发展经济学的文献，对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进行了梳理，同时收集了有关的经验数据对照我国经济发展情况进行了分析，最终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即：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历史上经历过不同的发展阶段，各个阶段采取了不同的增长模式；投资驱动的早期增长模式是一种缺乏效率和必然带来严重社会后果的增长模式；作为“重化工业化是中国经济不可逾越的阶段”这一观点主要论据的“霍夫曼定理”是一种反映工业化早期增长模式的过时理论；中国作为一个后进国家，应当力求避免落入这一陷阱。而且，以重化工业投资作为带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驱动力量，更是与我国的资源禀赋状况相冲突，因而决不可行。

他把这一探索的过程与结果写成了《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一书，并于2005年11月在上海出版。其时，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刚刚于10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相隔仅一个月）。应该说这是一本在关键时刻推出的重要著作，阐述的又是一个对中国未来走向至关重要的问题，受到广泛关注是题中应有之义。为此，在第一版两次印刷15000册的图书基本售罄后，吴先生又对其中的部分内容作了认真的修订，并很快于2006年2月推出了修订版。然而，在同年3月“十一五”规划纲要发布后（又仅相隔一个月），该书遭到了冷遇，从7月份开始，出版社陆续收到各地书店的退货。2007年4月，尽管该书获得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评出的首届全国信息化理论研究优秀成果特别贡献奖，主办方也特意在颁奖仪式上邀请了颇具影响力的南方某报到会，但相关的消息并未在该报上露面。尽管这是一本曾在“十一五”规划的制定过程中发挥过极其重要作用的书，尽管作者已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在一切可能的场合推荐这本书，然而，这本书在出版社仓库里尘封的库存无言地说明了一切。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平研究员曾以《在增长的迷雾中抉择：行难知亦难》为题评论吴先生的这本书，颇有深意。笔者以为，增长方式的转变，其实是一项知难行更难的艰巨任务。

在2003年末2004年初，主流媒体上刊发的不少关于工业化问题的文章似乎都是有理有据的：“世界各国经济基本上是沿着农业→轻工业→重工业→高新技术产业→服务业的轨迹向前发展。”“发展缓慢、竞争力弱的国家和地区的典型标志之一，是重型工业的产品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突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只有经过重工业化的阶段，才能真正成为工业强国并进入经济发展的第一阵营。”期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新型工业化道路研究”课题组更根据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和我国经济学家张培刚分别于1931年和1949年发表的研究成果，发表了研究报告。这篇报告论证了中国“当前经济既不是总体过热，又不是局部过热，也不是没有新特点的正常发展，而是中国工业化已进入以重工业重新大发展为主要特点的历史新阶段。”

而有足够理论支撑的这次过度投资热潮，与过去历次的经济过热一样，很快便造成了煤、电、油、运的高度紧张状态，并带来了长达一年之久的“宏观调控”。这一问题为什么会反复出现？从活生生的中国经济社会现实出发，吴敬琏先生对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在这本书中，通过对发展经济学理论脉络的梳理，他发现，在主要依靠物质资本积累和其他资源投入驱动的早期增长模式之外，一些先行工业化国家早已转向主要依靠人力资本积累和效率提高驱动的现代增长模式，这无疑将对经济增长模式的认知向前作了推进。而采用现代增长模式，正是中国应该选择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为了打消人们的顾虑，不把现代增长模式当作发展中国家遥不可及的梦想，吴敬琏先生集中分析了各国的发展经验，他发现，事实上，先行工业化国家在转向现代增长模式时，经济发展水平并不高，有的甚至低于不少现在的发展中国家。而这些国家之所以能够实现转变，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三个主要源泉的开发，即“与科学相关的技术”的广泛应用、服务业的迅速发展，以及信息通信技术向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渗透。

通过对这三个现代经济增长的源泉的分析，吴先生明确了新型工业化的方向，即技术创新和服务业发展，并提出了通过大力发展服务业提高国家整体效率的鲜明观点。他论证了现代服务业对经济效率的贡献，并用大量数据论证了服务业比重提高是国家发展中的普遍规律。他通过分析指出，在今日中国，对前述三个经济增长源泉的开发并非没有可能。加上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可利用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从相对低效的农业向相对高效的城市非农产业转移的机会，实现建立在效率提高基础上的增长。

自2004年7月吴敬琏先生提出对先行工业化国家的早期经济增长模式和旧型工业化道路的质疑之后，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随即进行了回应，认为“大国的发展不能绕开重化工的道路，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很快，争论“重化工业化道路”的正反两大派别形成。如同在以往历次的争论中一样，吴敬琏再一次将自己置身于风暴中心。但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从赞成我的观点和反对我的观点的同行那里汲取营养，”他的理论体系更趋严密。在发表了题为《中国应当走一条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的长文后，他进一步修改、增补和扩展，形成了《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一书。然而，在该书出版后，他面临了巨大的压力。网上的谩骂不绝于耳，甚至有人荒唐地将他的主张视为卖国行为。他为此忧心忡忡，因为在他看来，增长模式的选择实在是一个对国家发展至关重要的选择，某种程度上称得上生死攸关。坚持真知无疑需要巨大的勇气。

令人欣喜的是，吴先生的意见得到了政策制定者的高度重视和肯定。从“十一五”规划开始，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成了中国发展的坚定选择。

然而，知之不易，行之更难。以为增长方式就此可以顺利实现转变，无疑只是良好的愿望。

早在1996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就把“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规定为“九五”（1996—2000年）的一项基本工作任务。十年弹指一挥间。为什么今天中国经济面对的仍然是同一个问题？

在第十个五年计划（2001—2005）把经济结构调整和升级规定为五年经济发展的“主线”之后，2002年中共十六大也曾明确提出“走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然而，用巨额资本和资源投入力求本地经济进入“重化工业时代”的潮流正是在2003—2004年达到了顶峰！

在吴敬琏先生看来，经济增长方式难以转变的更深层次原因，是与传统工业化道路相配套的体制和政策遗产仍然广泛存在并继续发生着作用。吴先生将其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把数量扩张作为主要目标的旧思想和老做法没有彻底改变；二是各级政府继续保持着过多的资源配置权力和对企业微观经济政策的干预权力；三是财政体制的缺陷使各级政府官员有动力和能力进行过度投资营建“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四是要素价格的严重扭曲鼓励高资源投入、低经济效率项目的扩张。因此，“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不断被复制出来，根本原因在于这种增长模式乃是现行经济体制的必然产物。”

基于这些深层次的原因，吴敬琏先生指出，“转变增长方式的要义，在于铲除传统增长模式的体制基础，建立和健全新增长模式的制度环境。”而要建立一个有效支持这种转变的制度基础，“其中关键的关键，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建立有限和有效的政府。”他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效率，必须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限制各级政府配置资源和直接干预企业与个人微观决策的权力，实现党政分开、政企分开，避免政府‘越位’，把政府不该管的事交给市场、企业、商会和其他社群组织，矫正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价格的扭曲，关键在于实现价格市场化，把定价权还给市场，要素价格由它们本身的稀缺度而不是由行政官员决定，市场机制才能够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这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要条件。”而这也正是十七大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并列为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两大关键的原因所在。

然而，正如吴先生在书的最后所指出的：“由于政府改革的实质是政府的自我革命，而自我革命往往是比较困难的，对于在旧体制中有种种权力和利益的人来说就更加困难。”因此，这本书被一些人冷落是在所难免的，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更是任重而道远。

（责任编辑 萧 徐）

2007年第12期 《炎黄春秋》2007年（1—12期）总目录　作者：佚名

标题作者 期·页

[新年献辞]

坚持邓小平理论毫不动摇……………本刊编辑部1 · 1

[特稿、专稿]

同文学艺术家谈心……………………………温家宝1 · 2

我们也和总理谈谈心…………………

袁鹰冯健高放章诒和李锐雷颐吴思

完善我党领导的几点想法…………………李锐10·1

近距离感受邓小平…………………………田纪云12·1

【春秋笔】

《历史研究》的片断历史……………………李妍1 ·46

父亲楚图南和几位老朋友的交往…………楚泽涵1 ·52

政治运动对学术研究的影响和教训………刘导生3 · 1

废除《六法全书》的缘由及影响……………熊先觉3·10

巫宁坤教授回国落难记……………………戴煌4·66

张闻天与列宁新经济政策……………………张培森5· 1

纪念邓小平：坚持理念创新…………………周瑞金5·10

平型关大捷参加者高成贵……………………余春水8·40

李宗仁在老河口………………………………朱芒8·43

关于唐纵日记的回忆…………………………李锐9·25

美方档案揭示的“八一七公报”…………高峥（美）9·28

任鸿隽“科学”理念的社会意义……………张绪山9·31

中共抗战时期的民主主张与实践…………王铁群10·4

农业集体化理论是怎样失足的……………辛子陵10·10

1946年宪政运动的失败及其教训…………肖建生11·27

中国核事业中的科技知识分子……………言实11·33

钱昌照与资源委员会………………………冯世勇11·38

【人物志】

申伯纯与西安事变的情结…………………申晓亭1 ·36

侯外庐给世间留下了什么…………………刘仰东1 ·41

感谢巴金敬仰巴金…………………………丁磐石3·30

“六多”将军范明……………………李敏杰赵仕枢3·37

大饥荒中的县委书记王永成…………………马钟3·43

寻找彭加木……………………………………张梦君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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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宇：民众要为他建“六公祠”………………张敬东5·37

《贺龙大传》与夏曦……………………………李乔5·43

钱三强三次受挫………………………………春江6·32

万里三到无为…………………………………朱先央6·38

萧克将军谈“三次站错队”…………………郭其侨7·33

胡耀邦在湄潭的惊人之语…………………洪星7·35

中国大百科全书奠基人姜椿芳…… 杜明明摘编7·36

华尔街上的中共大亨…………………………伊里7·42

杨尚昆五次回四川…………………………杨汝岱8·34

杨崇瑞开拓中国妇幼卫生事业……………夏俊生8·36

宋振庭其人其才——访刘景录……………刘仰东10·40

张东荪：中间势力代言人……………………傅国涌10·45

龚育之和他的“党史札记”…………………韩钢12·29

周扬为高校文科教材建设立军令状………郝怀明12·34

范长江为《大公报》写通讯…………………王鹏12·41

【亲历记】

1975年湖南省委工作队纪事………………陶涵1 ·27

我对美国的“困惑”与“释惑”………………张彦1 ·31

我在七千人大会上写了封匿名信…………明朗2 ·16

王庭栋谈“潘杨王事件”及其历史教训……………

…………………………王庭栋李仁安姚监复2 ·18

我对右派的内疚……………………………段仁汉2 ·21

我组织反苏游行的经过……………………张世惠2 ·24

三年困难期间小姑一家的遭遇……………………

………………………徐志坚口述王海燕整理3·55

一个小学生眼中的“文化革命”………………秦维宪3·61

彭冲在文革中处理的两件难事………………韦顺4·74

谢觉哉日记所记彭德怀几件事………………余明华4·76

我给薄一波当秘书的日子……………………李若愚6·20

我在全国人代会上犯错误……………………邢卓6·25

三千日本青年来华友好联欢追记……………朱良6·28

国务院大院的记忆……………………………田纪云7· 1

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阿尔希波夫……………阎明复7· 3

我从副处级一步跨进省委常委……………… 白石7· 6

我亲历公审布哈林和苏联六十年变迁……苏飞8·18

苏飞冤案平反何其难…………………………于彬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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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一次不平凡的随行采访……………雷仲予8·24

一篇“内参”引出的悲剧……………………杨克现8·27

于光远素描——我的第三个上级……龚育之（遗稿）9· 7

胡耀邦，生前办过《理论动态》

——访沈宝祥教授…………………………郭宇宽9·14

我在“三线”亲历文革…………………………胡阵9·18

中国大学生与美国飞虎队………………张彦10·51

给毛主席打电报的故事……………………沙漠10·58

《安徽老年报》的老人们……………………叶道理10·61

我在解放战争中的三年采访………谢文清[遗稿]11·21

【求实篇】

两位总编把反映群众呼声视为天职——杨西光、杜导正

与《光明日报》读者来信……………………王忠人2 ·49

徐国民开仓放粮记…………………………周立义2 ·54

陈独秀晚年重新认识民主主义……………尹振环4·16

三峡工程论证中的“插曲”…………………夏永安4·19

为争取读书机会引出的离奇经历…………张玉钟4·22

于右任《望大陆》的家国情怀………………白云涛5·20

“古史分期”与“百家争鸣”…………………孙家洲5·25

中国土地制度变迁与“三农”兴衰…………李昌平6·41

为曹荻秋平反的争议………………………高奇6·48

社会选择出来的干部战斗力强……………冯东书6·51

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及其实践…… 吴敏7·25

马恩确实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

………………………………………………… 阎长贵7·30

叶剑英在土改中保护华侨……………郑群刘子健8·29

从苏东剧变看什么是社会主义………………林蕴晖9· 1

《新人口论》五十年祭………………………马大成10·18

黄克诚：“我这个人是敢讲真话的”………王贵胜10·23

中南海“黑旗事件”……………………………容全堂12· 5

虾子区“四清”运动…………………………洪星12·10

【沉思录】

没有民主就没有共产党………………………吴敏3·22

陆定一晚年的几点反思………………………陆德4· 1

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再认识

——半个世纪后的思考……………………白琳4· 7

给大学以“精神空间”——关于大学教育

问题对董健先生的访谈…………………丁芳芳5·54

文坛低俗化，“三头主义”大行其道…………马识途5·58

回忆录的写作和当代人的存史责任………王海光5·59

有感于退休后说真话…………………………庞5·63

高端权力介入与中国心理学沉浮…………薛攀皋8·46

防止制度成为腐败的孵化器………………何伟11·54

从国际透明指数排行榜说起………………李凌11·57

问题在权不在色……………………………肖荻11·61

中国需要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杜光12·15

中共能跳出七十年兴亡周期圈吗…………石山12·20

【一家言】

谁的红色何来经典………………………张鸣1 ·76

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谢韬2 · 1

“总起来看我还是比较乐观的”

——李锐谈社会主义与中国……………笑蜀2 · 9

说不尽的大国兴衰……………………………资中筠3·14

“五四”今年过米寿……………………………彭迪3·19

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江平4·12

劝君少颂秦始皇………………………………王也扬4·14

理论思维活跃是民族振兴的喜庆气象………杜润生6· 1

试解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理论与中国改革

……………………………………谢韬辛子陵6· 2

如何重建马克思倡导的“个人所有制”………应克复6· 6

读《一篇迟到的考察纪要》

——评介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吴江6· 8

社会主义路线图………………………………钟沛璋6·17

我看社会主义…………………………………何方7·12

坚持基本路线必须澄清错误思潮——著名经济学

家刘国光与杨承训的对话… 刘国光杨承训7·18

深化对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认识……………高尚全8· 1

七千人大会的功绩及其局限性………………李靖炎8· 3

一个无人监管的市场—电信市场……………何伟8·10

言论自由是民主的必要条件…………………资中筠9·34

科学是民主的温床，民主是科学的保障……章立凡9·37

关于私有化的一点思考……………………林若10·38

《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一文商榷

——致程中原同志的一封公开信…………薛德震11· 1

试析当前社会矛盾与党内权力制衡………辛宇11· 6

反右派斗争的历史关节……………………朱正12·59

论国人的“大师”情结………………………张绪山12·63

【往事录】

回忆红二十八军一次未完成的长征………朱国栋1 ·65

我的大学母校——莫斯科航空学院………周密1 ·69

1925年：加拉罕清华演讲引起的风波…金富军1 ·73

雇工是怎样获得“准生证”的………………徐庆全2 ·35

毛泽东与鲁迅的诗交………………………冯锡刚2 ·42

核工业404基地创业回忆…………………周秩2 ·45

标题作者 期·页

傅斯年为梁思成兄弟写信求助……………耿法3·46

刘半农在“三一八惨案”前后………………刘育辉3·50

重庆武斗与文革墓群………………………庞国义3·52

蔡元培与中国共产党………………………张家康4·45

“舆论监督”的一件逸闻……………………戴澍霖4·51

北平《解放》报往事…………………………孟中洋4·53

五二○事件：摧毁国民党专制政权的第二条战线

……………………………………………穆广仁5·69

怀念解放初上海中学我的老师们…………胡伯威5·73

为说真话舍身的林白水………………………章长炳5·80

文革前高考“不宜录取”政策的回忆………袁剑平6·52

胡宗南的未遂起义……………………………朱汉生6·55

我的极左经历…………………………………吴思7·47

我是怎样被“补”成右派的…………………季音7·56

骇人听闻的云南沙甸惨案……………………周康7·61

情系国殇墓园…………………………………秦伯益7·64

三代人的宿命…………………………………王宏任7·67

北京市困难时期商品供应追记………………高智勇8·13

莲花峰“七勇士”………………………………张天来9·67

汤恩伯与南口战役……………………………吴家林9·70

中条山战役引发的“笔墨交锋”……………王鹏9·72

张闻天在外交部主持反右运动……………萧扬10·27

习仲勋在土改中防左纠偏…………………贾巨川10·32

江苏清查“五一六”冤案……………………潘祝平11·63

贵州湄潭事件………………………………刘兴盛11·67

吴光远活捉张辉瓒…………………………吴方11·70

故园长吟将军颂

——为迎接张学良返乡记事………………孙奇12·49

黄敬与埃德加·斯诺红区之行………………兰铁白12·54

昔日大寨的一次思想大震动………………冯东书12·57

【群言堂】

说文解字话和谐……………雷鸣谭举正王瑾1 ·75

任仲夷“政改”思想值得重视………………周瑞金2 ·26

《大国崛起》引发的思考……………………钟沛璋2 ·28

新闻永远是一面镜子………………………冯东书2 ·32

【挚友情怀人篇怀念集】

让子孙后代记住任仲夷这个名字…………杜瑞芝1·15

赵树理怎么成了“贫下中农的死敌”………赵德新1·22

哭梁湘………………………………………辛业江2·55

父亲陶菊隐写北洋军阀……………………陶端2·58

父亲汪锋的“半个”长征……………………王又凯3·64

李庄的境界…………………………………余焕椿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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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医疗事业的奠基人贺诚………………王龙4·26

爱国华侨王唯真一家………………………陈健4·35

陈老总落难石家庄…………………………赵淮青4·41

胡耀邦与电影《代理市长》…………………欧初5·46

父亲周扬和母亲吴淑媛……………………周艾若5·49

我和孟氧的交往……………………………谢韬5·52

父亲梁霭然的地下工作经历………………梁福申7·70

李立三夫人李莎回首往事……………………孙维熙8·52

寻访数学家陈景润……………………………顾迈南8·58

媒体老将赵超构………………………………张循8·62

孙冶方的“最小最大”公式……………………冒天启9·39

我的校长李品珍………………………………胡竞成9·41

怀念父亲李宇超………………………………李晓光9·45

南天一柱——编辑《怀念任仲夷》感言……关山10·64

彭德怀1966年永川煤矿考察记…………张鸣羊10·65

终身后勤工作者杨立三……………………李琴11·42

难忘我尊之为师的范长江…………………庄重11·50

怀念段君毅同志……………………………王光12·24

【文坛事】

萧军与毛泽东…………………………………张毓茂9·50

鲁迅的一世纪…………………………………朱正9·57

【遗闻录轶闻录】

许世友和他的三任妻子……………………王春华4·59

“中国的端纳”………………………………裴毅然4·62

【文荟苑文荟园文史苑】

郭小川、水华的倾力之作为何失败？………郭晓惠6·57

吴宓“偷书”……………………………………何蜀6·64

萧军入党的前前后后…………………………方朔6·67

中国第一座“文革”博物馆…………………罗国璋6·73

【品书斋】

薛禹谷《微生驻痕》读后……………………张劲夫1 ·58

读和凤鸣著《经历—我的1957年》…………朱正1 ·61

《共和国三次哲学大论战》序言………………李锐3·72

读《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邢同义供稿3·74

综合哲学推进和谐社会发展

——《综合哲学随笔》再版序言……………李锐4·64

每于寒尽觉春来

——《难忘的年代难忘的诗》序言………王光5·64

《张学良：毁誉由人》序言……………………刘济民5·67

知难行更难…………………………………匡志宏1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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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

涉及吴奚如平反的几封信…………………李向东9·74

【古今谈】

马克思与“秦家店”…………………………尹振环2 ·62

会馆演绎的官商故事………………………张鸣2 ·66

平和的进步……………………………………朱正5·76

从传统文化借鉴反腐败经验是个假命题…张绪山5·77

拿破仑的失败与专制之痛

——法兰西的悲情时代……………………施京吾8·68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古今谈………………官伟勋9·77

戊戌维新派为何求助袁世凯………………白云涛12·67

北宋的“城市革命”…………………………施亮12·73

【古镜台】

“学而优则仕”传统之功过说………………张绪山1 ·78

中国古代清官的拒贿诗………………………蒋益文3·80

贪官与名画……………………………………王春瑜4·77

晚清电报和铁路的性质之争………………雷颐10·70

从粮价看秦家店……………………………尹振环10·74

【他山石】

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回顾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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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十月革命”九十周年之时………何方11·10

十月革命后俄国政局演变…………………尹彦11·14

【海外事】

中日关系六十年的一些大事………………朱良2 ·70

韩国向汉字文化圈回归……………………詹小洪2 ·78

“欧洲共产主义”的产生与消失……………张惠卿5·13

“我是纳税者”………………………………黄范章6·75

法国知识界认识文革的历程……陈潇郭冬至6·78

北欧四国社会模式的见闻与思考………… 关山7·76

斯大林时代的苏俄史学界……………………金雁8·73

“真空罩”下：1920—30年代的苏联…………金雁9·64

苏联亡国的原因……………………………思源10·67

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政治危机和突破………郭宇宽11·75

从“卡廷惨案”说到为尊者讳………………张登善11·79

【编读窗】

读者来信摘登………………………………张国凤等4·79

对《军队医疗事业的奠基人贺诚》的补正…李鹏9·80

读者来信……………………………………陈华东11·80

【总目录】

2007年1-12期总目录………………本刊编辑部12·77